姚一鸣

六十年代生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沪上出版社、书店等，现在机关工作。平时喜集藏旧书，业余以写文为主，作品多刊于《藏书报》、《博览群书》、《上海滩》、《闲话》等报刊，已出版《文学背后的故事》。对近现代知识分子及出版史料方面有所兴趣，居于沪地，能集海上文人之雅趣，是为幸。

蜜蜂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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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旧书局/姚一鸣著．—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55-1050-7

Ⅰ．①中…　Ⅱ．①姚…　Ⅲ．①图书出版－文化史－上海市－清后期～民国　Ⅳ．①G23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91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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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书局

作　　者　姚一鸣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50-7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序

我是一个爱书之人，虽然淘书的时间也不算长，沉浸于其中也感受到了一种乐趣。平时特别爱看书话一类的书籍，体悟着前辈们的爱书热情，他们或从书店或从旧书摊上，总能淘到一些有意思的旧书，写成文字和大家分享。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除了一些常见的书话作品以外，在不少的老期刊中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其内容并不比书话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有些随性的文字，无意中留下了珍贵的书林史料。

在这些书话作品中，如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黄裳的《上海的旧书铺》、阿英的《城隍庙的书市》和《西门访书记》、郑振铎的《求书日录》、高震川的《上海书肆回忆录》等，都是有关上海书业的名篇。近年来也出版了不少有关上海书林的书籍，如《百年书业》（上海书店出版社）、《旧时书坊》（三联书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等书，都对上海的书业有所介绍，且文章和作品中多为作者的亲历，对于了解上海过去的书业都是大有帮助的。另如《上海出版史》（上海社科出版社）、《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等大型丛书中，亦会有一些有关上海书业的篇章，但所占比例不多。

阅读中也渐渐发现，并没有一本专著对上海书业情况有个全面的描述，199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由朱联保编写。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完整地介绍了近现代上海出版业。但写作此书时作者已年过花甲，全凭着记忆来描述，相关史料的运用较少，且有些篇章多有错讹。于是我设想，能否写一本上海书林全景式的文稿。这个写作的计划便在心中渐渐地滋生，我开始有目的有步骤地看一些相关的书籍资料，渐渐地文稿的雏形便在构思中有了眉目。

虽然平时我也写一些淘书的札记，及旧书赏读的文章，且多有发表；之前也写过几本文稿，但要真正地写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的。首先是文稿的所涉内容范围，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反映和描述上海的书业，其实从题目“中国旧书局”便可知是断章式的描述，而非全史式的，本拟的题目是“上海书业百年”，但后一想，这样为书业作史，不仅难度更大，且力所不能及；其次是文稿的体例，是集中写还是分段写，又以怎样的一种写作形式来表达，因为近现代上海的书业规模不小，各种各样的书局、书店和书庄多如繁星，选择的标准即是在文化人和爱书人笔下留着深刻印象的，这样就可以确定适合写作的进程；其三是语言风格，尽量用平实的语言来描写和表达，尽量写得生动有趣，这也是写作的目标。

在最后的写作之中，定下来的体例即是以书局的历史来折射上海的书业，首先定下的年限为从晚清到1949年为止，即使如此，涉及到的书局也有几百家，只能从中加以选择，所依据的是《上海出版史》（上海社科出版社）上的范畴。选择和筛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写作体例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尽管以前也喜欢看书话类作品，但远没有到精读的程度，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精读了不少和上海书业相关的文章及书籍，慢慢地全书的构思逐步完成。

开始尝试写了大约有一万余字，其中即碰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旧时的书局均涉及出版，大多为前店面后出版，这可能也是近代出版业的特点。而文稿所叙的主要内容是以图书的销售为主的，中间也可以穿插不少和淘书相关的故事。为此写作的范围无形中又扩大了。但细一想，书林的范畴其实也是包括出版的，从另一方面而言，上海书林的发展是和出版息息相关的。只是在写作内容的比重上，应该有所侧重。基于这样的一种写作思路，使文稿能继续下去。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怎样使文稿写得通俗一些，写得有趣一些，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所一直追求的。在具体的写作中，我把所涉及的五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书局分为了古书、古旧书、新书、杂志等几个类别，而其中古书、古旧书以销售为主业，但也自己影印和出版图书，新书主要都是以出版为主业，销售为副业的，如民国时期的几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北新书局等，这些民间出版机构都拥有极丰富的出版物，为繁荣近现代的出版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杂志代理公司不仅代销各类杂志，并且自己也编辑出版杂志。这种种的特点构成了上海书林独特的风景线。

其实上海书林的发展，和上海整个城市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从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开埠，外来文化深深影响了上海城市发展，上海实际上也成了近代文化的聚集地，从纷至沓来的西洋人，到南来北往的全国各地人等，构成了海派文化中海纳百川的地域性特点。具体表现在上海的书林中也是如此，从最早的洋人所办书店和出版机构，到以商务印书馆为龙头的民间出版业的兴起，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从中国传统的国学典籍，到西学著述的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输入，带动书林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向前发展。

此书只是在资料辑佚的基础之上，努力地去展现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上海书林所透现出的文化底蕴。通过对近百年来上海书林的断片式描述，从一家家书局的沉浮及淘书者的珍贵回忆，努力地去勾勒出上海的书香氛围。并且在这种书香氛围之中，去感受近代书香文化的脉络，从鲁迅、陈乃乾、黄裳、郑振铎、高震川、叶圣陶、黄永年、阿英、唐弢、叶灵凤、曹聚仁、周作人、纪果庵、朱遂翔、周越然、马栋臣等人的回忆文字中，着力去展现近百年书林的风风雨雨。

或许，这也是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

是为序。

2013年中秋前于灯下

引

作为近代有名的现代大都市，上海从其开埠之初始，就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一方面是上海独有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它东临大海，有着迅捷便利的交通优势；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不少西方人到上海来传教、经商、办学堂、办学校、办报刊、办实业等，西方的列强们带来侵略和殖民的同时，也催生了上海近代化的进程。

自晚清到民国，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从晚清开始，中国几个重要的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商务印书馆、译书公会等，出版和翻译了大量的西书，如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几何原本》、艾约瑟和李善兰所译《重学》、李提摩太和蔡尔康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上海译书局《民约通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西国近事汇编》等，这些西学的书籍为晚清社会带来了难得的科学和文化。

上海最早的书业，在辛亥革命以前，主要都集中在棋盘街一带，即江西中路至河南中路的福州路东段；还有麦家圈，即福州路山东路附近；还有广东路中段的宝善街，以及汉口路一带，这是晚清上海书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云集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上海地区的书业，构成了特有的文化氛围。沿河南中路、江西中路、山东路、广东路、汉口路、交通路等一带，实际上成为上海书林的缩影。那时有名的书店有扫叶山房、尚古山房、千顷堂、会文堂、仓海山房、宝善书局等，原大都在上海县城内的老城区，后陆续都搬迁至棋盘街一带，逐渐成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县城北面郊区被辟为了租界，西方侵略者的扩充和蚕食，使租界的面积逐步向西面郊区延伸。随着西方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开始涌入不少的西方传教士，他们设立教堂，开办学校，办报刊，办销售出版机构，办实业。在传授西方宗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早期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中，如广学会、土山湾、墨海书馆、格致书室、申报馆、申昌书局等，到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出现，形成了上海书林真正的繁荣。

上海最早的书店，是在清朝中叶的黄文正书店，地址在上海县城的大东门外。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墨海书馆创办，其后又有美华书馆、土山湾慈母印书馆、格致书室、同文书会等相继创立，除了出版宗教书籍以外，也自办发行销售。清咸丰年间，上海也出现了以销售古书为主的旧书店，大多集中在上海县城南市四牌楼一带，并渐成规模。清同治年间，上海县城旧书店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有尚义堂、醉六堂、绿荫堂等书坊。清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美查创办了《申报》，后又在清光绪二年（1878）开办了点石斋书局、申昌书局，成为晚清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就在同一个时期，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专门从事印售木版和石印书籍，成为那个时期沪上最大的古旧书店。其后又出现了文瑞楼、同文书局、鸿文书局、千顷堂书局等古旧书店，兼营出版及自印自销，在晚清上海具有一定的规模。

清宣统三年（1911），陈立炎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揭开了上海旧书业繁荣的序幕。至此，来自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江南书贾纷纷到上海开店，其中有抱经堂、来青阁、汉学书店、传薪书店等，他们以销售古书为主，形成了一定的书业市场；亦有来自北方人所开的旧书店，如来薰阁、忠厚书庄、富晋书庄、修文堂、萃古斋等，他们和南方人所开的书店形成竞争之势。这些古书旧书店的业主，大多具有相当的目录版本、文物考古、装裱字画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坐店，上门收购旧书，还派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民间旧书，并加工整理，编辑目录，影印善本，极好地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瑞芳等于上海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商务印书馆成立了编译所，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使商务印书馆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学、中学、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出版和销售各类书籍，使之成为民国期间最大的出版、发行、销售机构。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后，1912年陆费逵又成立了中华书局，1916年大东书局创立，1917年又成立了世界书局，1926年章锡琛又办了开明书店，另外有影响的书局还有大江书铺、新月书店、亚东图书馆、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正中书局、上海书店、创造社发行部、良友图书公司、新亚书店、北新书局、群益书店、作家书屋、新文化服务社、内山书店、晨光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形成了民国时期上海书林的繁荣景象。

以商务印书馆为龙头的民间出版、发行、销售机构的大量涌现，有力地促进了民国出版文化的发展。由于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大多集编写、出版、发行、销售于一体，更好地加快了图书发行业的成长。从民国初期开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上海的各类书刊发行企业将近二百余家，它们以上海的福州路为中心，形成了上海书业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虽然在抗战期间和上海沦为孤岛的时间里，上海的书业也遭受过重创，但不少文化人为之前仆后继，延续了沪上书林的薪火。

民国时期民间出版机构大量涌现，出版的图书品种和数量也大大地增加，也带来了图书发行和销售的发达。河南中路的平望街书店林立，形成了极好的销售氛围。福州路山东路一带也成了有名的文化街。而国际饭店北面的牯岭路（现在的黄河路）一带，也集中了尚古山房、鸿文书局、沈鹤记等七八家小书店，另有几家印刷厂和装订作坊，被称之为小文化街。来青阁、富晋书庄等古书旧书店在汉口路，还有旧书店分布在卡德路（今北京路石门路）、辣斐德路（今复兴路）、常熟路、华山路一带。在上海老城厢的南市一带，也有不少旧书店和旧书摊。

在上海书林中，也有一些专业的特色书店，如清光绪十一年（1887）由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室，专营科技图书和文具用品仪器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成立了科学仪器馆，专营自制的理化仪器、西学译刊、科学图书等。清光绪三十年（1904）西泠印社又在上海创立，门市专售金石、考古、美术图书，也兼售字画和印章。1912年有正书局也在上海开业，专售佛教一类的图书。1935年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开业，销售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类期刊。这些专业书店在上海书林中的比重并不算大，但丰富和充实了上海书业的层次。

上海书林中除了专业特色书店外，还有一些外文类的书店，如清咸丰十年（1860），英国人伊文思创办了伊文思图书公司，主要经营外文类图书。清同治九年（1870），英商开设的别发书店，专营西文书籍的印刷出版，在书林中小有名气。1897年商务印书馆也设有专售西文书的西文部，中国书商开设的西文书店还有：大华杂志公司、中外书局、中国科学书社、东亚书局等，还有日本人所办的内山书店、金星堂、至诚堂，德国人所办的璧恒公司、派立贡书店等。1932年严幼芝创办龙门书局，专以销售中西文具，翻印原版西书。这些外文类的书店，体现了上海书林的多样性及中西文化的融合。

上海书林在图书的销售上，除通过开店的形式为主以外，还通过邮购、预订销售、流动供应、展销等销售形式，以此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其中邮购和预订销售最为盛行，旧时的不少书店书坊，都会编印图书目录，以此来推销图书。而通过邮购的形式早在清光绪十一年（1887）即有著易堂书局最早以邮购来发售图书，之后格致书室也用此方法来销售图书。而其中商务印书馆以邮购作为主要销售渠道，不仅专设了邮购处，而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每天都能有三四百单的邮购业务，并且利用和一些银行的合作、免收邮购费用等，加大了邮购业务在商务印书馆销售中的比重。其后如中华书局、生活书店等也都以邮购来拓展渠道。

邮购业务的盛行也出现在古旧书业之中，和一般的新书局不同，古旧书店大多缺少自己的出版物，虽然也影印和标点一些善本，但大多数的古旧书店都是以贩售书作为手段的，所以邮购也是特别的用心。在徐雁编著的《中国旧书业百年》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了各书局编印的各类书目，从而可见古旧书店在邮购旧书上的用心。周振鹤的《晚清营业书目》，也罗列了古旧书店邮购旧书的销售手段。这种以邮购方式增加图书销售的方法，在之后的书业中一直沿用着。

另一种图书销售的形式为预订销售。英商点石斋书局最早采用招股集印图书，出版《古今图书集成》，书价600银两，规定集1500股，以四分之一价优惠，每股规银150银两，读者在三年内分三次付清股款。清光绪十三年（1889），蜚英馆书局招股发售《大清一统志》，书价56银两，以1000股为额，对折优惠，每股28银两，分8银两、20银两两次付清。（银两指膏火银，合0.72银子，相当于现100元人民币。）清宣统三年（1911），点石斋书局开办预订《点石斋画报大全》，书价44银圆，对折优惠，读者先预付洋10银圆购取预约券，半年后再付12银圆。（1银圆相当于现50元人民币。）1918年8月，群益书社《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书价5元，实行预约，预付洋4元。1926年10月，商务印书馆预约郑振铎编《文学大纲》精装四册，定价纸面8元，布面10元，预约价分别为4.8元、6元。（元指银圆或国币，1元相当于现30元人民币。）三十年代，中华书局《中华大辞典》《实用大辞典》《中华汉英大辞典》等十种图书加印普及本，发售预约，售价仅为原价的三分之一，预订三种以上再打九五折，预订六种以上再打九折。（材料引用自《上海通史》）

书业的繁荣或凋零，折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盛衰变幻。上海的书业历史悠久，在古代上海，街坊间就有图书销售的书肆。宋元时期，时属江浙的松江、金山地区官府、私家和书坊都有刻本流传。明清时期，刻本问世者甚众。维新运动后，新学书籍的需求量大增，木刻业无法适应，铅石印迅速发展。清光绪三十年（1905）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成立，标志上海现代书业真正形成。那个时代的各类书店迅速发展到两百家，出版的图书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书刊发行业日趋发达。河南中路的棋盘街和福州路一带书店林立，被誉为“文化街”。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书业进入繁盛时期。

上海的书业形式多样，特别在民国时期，就有的编、印、发三位一体，有的出版兼发行，有的专营发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最大。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诸多第一。陆费逵于1912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华书局，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专业出版社，拥有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的雄厚人才资源，《二十四史》等是该书局的代表书籍。由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等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的大东书局，除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外，还出版了一批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州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具有学术、史料和文献价值的图书，该书局还承印国民党政府钞票、印花税票等。由沈知方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的世界书局，先是以出版小说为主，后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在教科书出版业中与商务、中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上海书业虽然不比北京、南京、苏州和浙东地区历史久远，但却能后来居上以致成为中国近代书业的中心，有着其独特的原因。就政治环境而言，在战乱的情况下，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风港和聚居地。前清的遗老遗少、激进的革命人士、学者教授、书家藏家，一时风云际会，聚集一隅，造就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图书需求市场。就经济而言，晚清以后，上海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开放的人文政策，迅速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繁荣的经济催生了书业的迅速发展。据《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民国时期，上海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多达五百余家，出版的书刊总量占据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就地理环境而言，毗邻上海的苏州、浙东均是书业发达地区。民国时期，两地有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如苏州的玉海棠、群璧楼，南浔的嘉业堂、适园，宁波的天一阁、醉经阁等，有力助推了上海书业的发展。

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是沪上书林早期销售和出版古书的代表书局。扫叶山房的创立最早可溯至明万历年间，由苏州洞庭山席氏创建，先设店于苏州阊门内，是吴门之地最大的古籍收藏和刻印、销售的书局。在清同治年间（1862—1870）进驻上海，共开有两家店，分别是同治年间设立在上海县城彩衣街的南号分店，清光绪六年（1880）设立在上海棋盘街的北号总店。

扫叶山房是明清之际江苏常熟席氏所建刻书坊，清代最著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民间出版销售机构之一，也是席氏用作坊刻图书的字号名，扫叶山房的店号引用了古人的“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之意。席氏刻书始于明万历时，扫叶山房的店主人席氏，先世居住于苏州洞庭东山，在明末清初之时，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而特设扫叶山房。其后又将汲古阁书版翻刻流传，极好地传承了中国古代典籍的有序流传。

扫叶山房刻书最初见于明朝，时雕版印刷流行，有《十三经》《十七史》等多种古籍刊行于世，又辑录了唐人诗百家付梓印行，所刻书的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席氏扫叶山房曾新刻《全唐诗》，在康熙帝南巡时被官员奉献于皇上，引为佳话。扫叶山房共有五个分号，洞庭山席氏于苏州阊门、松江开设书坊，后又在苏州、上海设分号，迅速发展为时年上海最大的书店。民国初期又增设上海松江的马路桥、武汉汉口的四官殿等分号，增添石印设备，迁总店至棋盘街扫叶山房北号，出书更多，成为清代最著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民间出版机构之一。

扫叶山房刻书、出书甚多，其中包括了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字帖、医书、旧小说等，开本样式均为石印线装，并采用连史纸和有光纸印制，较一般坊本更为精善，为那时的书林所称誉。据民国中期刊行的《扫叶山房书目》记载，售书达两千余种，有《旧唐书》《旧五代史》《二十三史》《契丹国志》《东都事略》《元史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元诗选》《千家诗》《随园全集》《徐霞客游记》，以及大型的类书《佩文韵府》《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扫叶山房还出版有刊物《文艺杂志》（1915年）。扫叶山房前期除出版书籍外，主营批发，并兼营零售。

扫叶山房所刻的医书十分有特色，其中初版的有《服气图说》《曼陀罗华阁丛书》《生产合纂》《外科心法要诀》等。在清代中后期是江浙书界所刻医书最大的，而江浙书界又是全国最大，因此它是清代中后期全国最大的医书出版机构。按内容统计，医经八种、基础理论三种、伤寒十二种、诊法五种、针灸推拿二种、本草十二种、方书二十种、临证各科四十五种、养生三种、医案医话医论五种、综合性著作十三种。扫叶山房所刻医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可见其刻书规模之大；另外，其刻综合性医著达十三种之多，而综合性医著内容多，部头大，消耗人力物力亦相对大，可见其刻书力量之强。

扫叶山房所刻的医书有《外科证治全生集》《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医学心悟》《本草医方合编》《医方集解》《瘟疫论》《验方新编》《瘟疫论补注》《金要略论注》《傅青主男科》等。其刻医书的各个版本大多有数部保存下来，则可说明其刻医书销售数量多，内容精，从另一个方面反映扫叶山房刻书的规模之强大。

扫叶山房自创办以来，网罗旧籍保存古书，在清末民初以来，不断地扩大刻书和销售的规模，使一些原来传本较少的古书也得以流传。尽管坊间对于扫叶山房刻印销售的书，好像离宋椠善本有些距离，且爱书人认为他们的书很一般，但扫叶山房石印书籍所做出的贡献，在上海书林中是有目共睹的。王汉章曾言：“自洋版（铅石印法）盛行，（坊刻）不能不稍有逊色，然见重于当代学者间自若也。其势力以江浙为最，而集中于上海。最著者为洞庭席氏之扫叶山房，其余如苏州之校经山房，杭州之西泠印社，上海之著易堂，文瑞楼，江左书林，皆能有所成就。”（王汉章《中国近三十年来出版界》）

扫叶山房在清末民初上海书林的地位是江南老字号的代表，虽然分号仅几家，销售的图书范围较广，在那个年代不少人的心目中，扫叶山房是必不可少的。上海扫叶山房在近代共有两处：上海县城彩衣街的南号分店，上海棋盘街的北号总店。经营者为席家的席念曾，职工共有十余人，大多来自江浙一带。“扫叶山房北号，业主为席念曾，经理为马蓉荪，独资，营业为发行所，地址在棋盘街；扫叶山房南号，业主为席念曾，经理为席少吾，独资，营业为发行所，地址在大东门内彩衣街。”（1917年《上海书业公会档案》）至1923年北号经理改为马庸生，南号经理改为顾子安。

清末民初扫叶山房之经营情况，有“上海扫叶山房发兑石印书价目”为例，“本坊设立上洋英大马路抛球场南首及城内，赐顾者请至本坊，另备书目以便购取，庶不致误”。所售书目有：《十朝圣训》《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文献通考》《小学三种》《宋本说文解字》《海上名人画稿》《申江胜景图》《历代状元策》《雍正朱批上谕》《汲古阁文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七种纪事本末》《古事比》《六朝唐赋》《宋本切韵指掌》《翰苑分书》《九秋诗》《鸿雪姻缘图》《草字汇》《小试四种》《目耕斋小题全集》《水流云在轩试帖》《小尺山房往返尺牍》《曾文正公神道碑》等。（资料来源：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从扫叶山房的书目来看，其销售的图书门类还是相当广泛的，特别是其中有着不少科举应试的书籍，在当年也是极受欢迎的。在扫叶山房两家分店的销售中，各类的图书均是有着不错的业绩的。

作为以刊行发售古籍为主的专业书店，扫叶山房在经营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这既有政局变动的原因，也有社会动荡的因素，更有战事破坏的挫折。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除以后，扫叶山房营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该局资本，为古书同业之冠，总计三万五千余元，出版各种古书之多，亦为全国同业之冠。该局创于清光绪年间，当时科举未废，每年营业，恒达百万元。民年以还，营业逐年减少。”（《申时经济情报》，见上海档案馆《上海书业公会档案》）与科举相关连的书销售更是一落千丈。又如1935年社会局势的动荡，使古书业深受影响。“近年百业凋敝，致销售益减。该店现并兼营扇册书画等物，勉图增益。其出版除刻印木版经史子集、古典诗词等书籍外，以碑帖营销较畅，销路首推南洋一带……”（《上海书业公会历史沿革》，见上海档案馆《上海书业公会档案》）

从扫叶山房的发展来看，在进入民国以后它的主营业务日渐萎缩，由于所翻刻的古书多以实用为主，渐渐地失去市场，转向以销售兼营扇册书画碑帖为生，往日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亦已不存。虽然历经多次的改变，但效果依旧不理想。扫叶山房的颓势已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但扫叶山房在不少读书人的心目中依旧有着美好的印象，如著名作家汪曾祺就在《谈廉价书》一文中写道：

扫叶山房是龚半仙的斋名，我在南京，曾到清凉山看过其遗址。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白连史纸，字颇小，但行间加栏，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所印书大多几册成一部，外加一个蓝布函套。挑选的都是比较严肃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我不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觉得是个有心人……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在上海四马路。扫叶山房出的书不少，嘉惠士林，功不可泯。我希望有人调查一下扫叶山房的始末，写一篇报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将是有意思的一笔，虽然是小小的一笔。我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都已失去。前几年架上有一函《景德镇陶录》，现在不知去向了。（汪曾祺《谈廉价书》，选自三联书店《买书琐记》）

扫叶山房在1920年代后因不能与时代并进，主营业务渐趋衰落，以售碑帖字画为主。抗日战争后，它出书与批发业务日趋萎缩，改以门市销售为主。上海解放后，扫叶山房仍继续营业，1954年歇业，1955年正式停业。作为一家有着百年以上古书刻印和销售业务的书店，扫叶山房就此画上了句号。

大同译书局

大同译书局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是由梁启超联合维新派人士共同集资创办的。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这就明确规定了大同书局的译书范围。

大同译书局的地址设在大马路（南京路）泥城桥的西省，为了更好地拓展自己的业务，另外又在四马路（福州路）中西药房的对面设立了分局。大同译书局的出现，和晚清提倡的维新思想是大有关系的，作为早期开埠的现代大城市，在上海宣扬进步的维新思想，从而来改变民众的思维及社会的观念，那么出版和销售图书报刊，是一种极有效的方式。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梁启超，显然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大同译书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晚清社会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对于国外优秀文化的译介至关重要。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官方译书机构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所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兼及军事、教育、商业等，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民间所办的译书机构，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包办和专营。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有志的救国人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方文明的力量，更想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促使那个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活跃的状态。四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大同译书局的创立恰如其时，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稍后设编译所，开始参与编译图书，如《严译名著丛书》饮誉全国；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译书的大量出现，加速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创立，从而唤起了中国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民主革命的进程。

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任经理（康广仁为康有为的幼弟。戊戌政变时被捕，与谭嗣同等同时被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具体负责出版和发行业务。大同译书局创办之初，梁启超便派友人赴日本采购应译之书，经过译书局同仁的努力，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便译书十余种，其中有《俄皇大彼得改制考》《瑞士变政记》《意大利侠士传》《日本书目志》《俄土战记》等。同时还出版有大部头的《经世文新编》，康有为著述《孔子改制考》《新伪学经考》《四上书记》《六上书记》《中西学门径》等。梁启超曾言：“民之患，由于不读万国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蔽，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成，故译书实乃改革第一急务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创办大同译书局进行译书和出书，是为他的维新革命造势。

康有为著述的《孔子改制考》一书，试图用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统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挑战。“方今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孔子改制考》中的许多文章热情地称颂民权，认为百姓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第八卷《孔子为制法之五考》说：“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又说：“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与向背名之，非谓其黄屋左，威权无上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言民权、倡大同，假托孔子的名义，用封建统治阶级最尊崇的权威孔夫子来打击政治上守旧的顽固派，以减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

大同译书局除译书和出书外，还在福州路分局进行门市销售业务。虽然那个时代，民众对于译西图书的接受还有一个过程，为了扩大译书的销售范围，大同译书局门市施行了送书上门的业务，书局雇有专门的送书人员，读者购书后可送货。虽然这样做增加了书局的成本，但对于推荐译书是大有帮助的。大同译书局同时还兼办邮购业务，通过编印和散发大同译书局图书目录，方便读者函购书局的各类图书。

在早期的图书促销活动中，大同译书局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在书局成立之初，即在《湘学报》《知新报》上刊登图书广告，还在《时务报》随刊附送《大同译书局书目》。在书局成立后的第二年，又在当年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登新书广告，从而表明了大同译书局在图书促销活动中的力度。不仅如此，大同译书局还利用优惠折扣等吸引读者，书局规定如购书数量多还可享受到一定的优惠折扣，就拿《中西学门径》的购书优惠而言，如购五十本可享受九折，购一百本可享受八折。大同译书局在促销上用了各种手段，很好地保证了图书的销售。

大同译书局的创立，通过大量的译书及出版销售，促进了近代思想的启蒙。且在西学东渐中首当重任，西学思想的传播与扩展，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关键动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西方新知识和新型思想方法的冲击和启发下，中国传统学科都经受了一番改造。大同译书局的译书，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师夷长技”更新了“华夏变夷”观念，“商战为本”更新了“重农抑商”观念，“义利统一”更新了“重义轻利”观念，“民主民权”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男女平等”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等），从而大力加快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进程。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8月间，大同译书局正拟由官府拨给经费，转为官办译书局之时，因维新变法梁启超遭追捕，大同译书局也就此结束。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又名“土山湾印书馆”，是早期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上海建立的印刷出版销售机构。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成立于清同治九年（1870），地址位于徐家汇肇嘉浜中段的土山湾孤儿院内，在印书局成立的当年，便盘入了一家外国的印刷机构，买进了印刷机器，添置了一些中文铅字模，开始印刷和出版中文书刊。“慈母堂”是土山湾孤儿院内一所小教堂的名字，所以土山湾印书馆早期出版的中文图书，都用“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之名。

出任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负责人的分别是严思愠神父和翁寿祺修士，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版了用活字排印的第一本中文书籍《弥撒规程》，是专为教徒作弥撒之用。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建立的原始目的就是在于传教，所以早期印刷出版的中文书籍，大多是围绕着圣教福音内容。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和江南传教事业的发展，原有的书籍已不能满足教会的需求，于是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又编译出版了不少中文宗教书籍，如白多玛的《圣教切要》、陆安德的《真福直指》、沈则宽译《地狱信证》等；同时出版了便于传教的上海方言教理，有管宜穆著《圣教切要》、凌云译《方言教理详解》等，其中《方言圣经》一书，就是用上海方言翻译的《圣经》。

沈锦标在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曾言：“回忆五十年中，诸君或排字、或印书、或刻字、或铸字、或装订、或发行，莫非尽为圣经贤传及一切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善，本与传教神父讲道之功可并行媲美。”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印行发售之书籍，虽然大部分都在天主教徒中传阅，但也在晚清上海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虽地处徐家汇，远离上海老城，但信徒们却为了圣明教理，会赴土山湾购买宗教书籍。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出版的书籍，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打开了一扇窗，诚如史式微神父所言：“土山湾印书馆远东闻名，它出版的所有的书铺就了一条黄皮肤的人们与其他肤色人们之间交流的道路。”（史式微《中国概况》）显然，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在传播圣教的同时，对于在中国民众和信徒中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是很有信心的。在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出版的书籍中，除传播圣教的宗教书籍以外，所出的西文科技书刊主要是天文地学类、气象类和生物学类。其中有《徐家汇天文台磁学与气象学月报》《中国佘山天文年鉴》《中国大地震目录》等。

在所有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出版的图书中，不得不提到一部影响深远的丛书，那就是“汉学丛书”（Variétés Sinologiques），是由土山湾光启社负责长期研究出稿，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出版的。从1892年由法籍耶稣会传教士夏鸣雷神父编写的《长江口的崇明岛》，到1937年华籍耶稣会传教士张正明撰写的《中文书法和手势》，将近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印书局共出版了几十种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其内容大至中国的帝王陵墓，小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极具学术价值。如晁德莅的《中国文学教程》、董师中的《中国官话指南》、夏之时的《法文中国坤舆详略志》、蔡尚质的《长江中下游地图》（以上各书均曾获法国汉学最高奖）、禄是遒的《中国迷信研究》等。

而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书为华籍耶稣会神父黄伯禄所著的《中国大地震目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震研究的专著。1906年，时已花甲之年的黄伯禄，读到了法国地震专家巴罗的《中国大地震目录》，让他感到震惊，从没有一个本国人对地震有着系统的研究，因此当天文台神父们找到黄伯禄，他不顾年老体弱，自此开始了中国地震学的研究。耶稣会为了支持黄伯禄的研究工作，特指派了两个外国助手：管宜穆神父和田国柱神父，来协助黄伯禄的地震学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1909年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出版了《中国大地震目录》第一卷，收入“汉学丛书”第二十八种。黄伯禄在序言中写道：“在这部作品中，我记录下了所有我能够找到的公元前1767年到公元1895年的中国历史和年鉴中提到的地震记录。”书中共记录大小地震三千三百二十二次，所列的参考书目中，有中文参考书目二百九十一种，外语参考书目五种，黄伯禄均逐一阅读，并译成法语。当黄伯禄正竭力准备出版《中国大地震目录》第二卷时，不幸与世长辞。他的两个助手管宜穆神父和田国柱神父完成了《中国大地震目录》第二卷，并于1914年出版。为了纪念黄伯禄为学术研究做出的贡献，《中国大地震目录》第二卷作者名中依然有黄伯禄。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除出版图书以外，还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中文期刊，如《益闻录》《圣教杂志》《圣心报》《圣体军月报》等。其中《圣教杂志》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主办的最有影响力的教会机关刊物，它集宗教传播、新闻、政论和学术研究等内容为一体，在传播教义、指导教会发展方向的同时，还以天主教与社会问题为讨论对象，站在教会立场上发表看法和主张，与社会恶俗现象做斗争，在扫除积弊、移风易俗、废孔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的出版物中，还有一些中文著作的外语译本，如管宜穆神父翻译的张之洞《劝学篇》、德利贤翻译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等，很好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以自己的出版实力，通过印刷技术的不断改革和创造，其出版物在教会出版机构中占有将近三分之一，成为中国天主教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自创建以来，逐渐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文献出版印刷的重要机构。最初的土山湾孤儿院是为了接纳孤儿工作习艺而设立的工场，却无意间掀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重要一页，为封闭的中国开辟了通往世界的渠道。以土山湾为核心的慈母堂印书局和工艺美术机构，组成了其在现代文化史上特殊的地位，其中以印书局的出版和销售与宗教科学有关的书籍，而引人注目。虽然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所出书刊大多和宗教有关，其销售的范围也十分的有限，但在近代中国影响还是十分的深远。

土山湾慈母堂印书局出版的主要书籍有：《圣教切要》《真福直指》《耶稣降世传》《正教奉褒》《四末真论》《通史辑要》《万物真源》《圣方济格杀勿略传》《训真辩妄》《天主实义》《教要解略》《圣经直解》《七克真训》《奉慈正义》《圣女玛加利大传》《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圣女斐乐默纳传》《上海方言语法》《官话指南》《五洲括地歌》《扬子江上游图》《五洲图考》《皇朝直省地舆全图》《词文释例》《法文初范》《奇年奇行》《养心神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欧亚纪元合表》《奉年广义》《量学问答》《墨澳觅地记》《西学关键》《哲学提纲》《土话指南》《法文中坤舆详志》等，其内容涵盖了天主教义、人物传奇、科学著述、地理、语言文字、论述、历史等，都为早期教会出版物中的精品，在那个时代教会出版机构中占有绝大的比重。在中国近现代的书业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申昌书局

申昌书局初名申昌书画社，成立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年（1876）前后，是由申报馆主办的发行机构，主要兼营书报刊的业务。清光绪八年（1882），申昌书画社（申昌书局）随申报馆一起，由汉口路江西路口迁往汉口路山东路口。清光绪十九年（1893）申昌书画社正式更名申昌书局，继续发行申报馆、点石斋印刷的书刊、书画等。申昌书局是晚清上海有名的印刷发行机构。

说到申昌书局，不得不提到申报馆。《申报》是由英国商人美查（1841—1908）联合几位外商投资创办的。《申报》行世七十多年，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名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在报纸和新闻以外，这家报馆在期刊和图书出版方面也不乏重要贡献，申报馆的期刊与图书出版，几乎与报纸的出版是同时的，创立当年就出版了《瀛寰琐记》（月刊），随后相继创办了《四溟琐记》（月刊）、《寰宇琐记》（月刊），1884年又创办了有名的《点石斋画报》（旬刊），此后则有《教育与人生》（周刊，1923年）和《申报月刊》（1932年）等，这些期刊既有随报附送的，也有单独发行的，在近代中国出版史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报业经营自始至终都是《申报》的主业，兼营图书出版主要是为了发展营业，申报馆出版图书是很经济实用的，首先利用报馆现有机器印刷设备来印刷出版图书，是对于报馆生产力的一种充分利用；同时出版图书也可以和报纸进行互动与优势互补，多种营业互动才能有效地取得利益。除了设立本馆出版部出版图书外，《申报》的主人美查在旗下开办了几个书局，即报馆所附属的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这三家都是单独经营的书刊印刷出版机构。

申昌书局便是其中之一，创办之初的申昌书局，主要出版印刷发售石印的画报一类的出版物。例如在1884年出版的由吴友如所绘的《申江胜景图》，就标有“申报馆申昌书画社发售”字样，申昌书局初创立时以从事石印添描着色的辅助性工作为主，后逐渐发展成为专事图书出版的书局，既是为了有利可图，同时也是为了帮助《申报》和中国文化社会和市民社会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图书的出版也给报纸的发展扩展了空间。

申昌书局的出版物，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读物，包括旧说部和工具书这两大类。如袖珍本“聚珍版丛书”。聚珍版是活字版的雅称，中国旧时有用铜活字、木活字和泥活字排印的书籍，以清朝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最为有名。申报馆充分发挥铅活字清晰小巧的优长，出版了旧小说袖珍本，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这些由申昌书局用铅活字排印的小说、笔记之类的书籍，先后出版了有一百六十多种，包括《儒林外史》《何典》等。“聚珍版丛书”开创了中国铅活字印刷的先河，其版本可与武英殿本媲美。美查也自称他出版的书“敬遵武英殿聚珍版之制，校印各种书籍，清奇浓淡，不名一家”。

申报馆、申昌书局除了出版旧籍以外，也出版翻译的西洋小说。梁启超曾在《读西学书法》中对申报馆、申昌书局出版的西洋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前申报馆印有《昕夕闲谈》，亦名‘英国小说’，乃彼中说部之书，读之可见西俗，惜仅成上半部耳。”这部小说最初是在申报的杂志《瀛寰琐记》连载了差不多五年，其后出版了单行本。《昕夕闲谈》由蠡勺居士用当时的白话翻译，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申报馆、申昌书局的出版物，在当时的销路均不错，为美查积累了不少的资金。

申昌书局依托申报馆的强大资源，在清末图书画报的出版和销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申昌书局在上海本埠的销售点即设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申报馆的底层。申昌书局曾在《申报》上刊登有关的图书发售广告：

启者，本馆以印刷各种书籍发售为常。如远近之君子，有已成未刻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或装订好后，送书十部或百部申酬谢之意，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如有罕见之本，宜于重刊者，本馆价买，或送数十部新印之书，藉以报酬；至于原本，于刊成之后，仍可璧还也。

点石斋书局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图书，获利丰厚，引发了国内民间资本纷纷自设书局，开始了大规模石印图书的热潮。申昌书局先后编辑了《申昌书局书目》及其续编，从中或可一窥申昌书局出书的大致面目情况。这些书刊的印行，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保存。《申昌书局书目》也是早期的发售图书书目。

《申昌书局书目》全名为《上海申昌书局发兑石印铅版各种书籍》，书目直排，上下五栏，框边左侧有通览文字：“本局向设三马路东首申报馆洋房，坐南向北，门面发兑石印、铅印各种书籍，图画、碑帖，名目繁多，不及备载，倘蒙赐顾，价目格外克己，幸垂鉴焉。”（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从申昌书局广告文字看，可见当年书局营业之盛况。《上海申昌书局发兑石印铅版各种书籍》中共罗列和介绍了近千种书目，选取一些，兹所列如下：

《国书集成》 | 每部实洋贰佰元
《钦定铅印二十四史》 | 每部实洋五十六元
《经籍通纂》 | 每部洋十元
《皇清经解》 | 每部洋十八元
《古经解汇函》 | 每部洋六元
《十一朝东华录》 | 每部洋十二元
《十朝圣训》 | 每部洋十八元
《资治通鉴》 | 每部洋十四元
《纲鉴易知录》 | 每部洋一元两角
《钦定四史》 | 每部实洋五元
《大清律例》 | 每部洋一元六角
《金石萃编》 | 每部洋七元
《阮氏钟鼎》 | 每部洋一元
《随园三十六种》 | 每部洋五元
《文献通考》 | 每部洋五元
《箅经十书》 | 每部洋一元
《本草纲目》 | 每部洋三元
《四书五经类典集成》 | 每部洋二元二角
《铅印大字廿三子》 | 每部洋四元
《支那通史》 | 每部洋一元二角
《西域四种》 | 每部洋二元
《小题正鹄》 | 每部洋一元
《洋务丛钞》 | 每部洋四元
《西学十六种》 | 每部洋三元
《海上花列传》 | 每部洋一元

（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

申昌书局销售业务的发展，随着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多，加上晚清时期石印图书画报的风行，上海本埠的销售也十分的火暴，申报馆前的申昌书局营业处，常常是人满为患。申昌书局为了进一步扩大销售的业务，又在北京、南京、汉口、杭州等地设立了申昌书局分号，在广推申昌书局图书的同时，也为《申报》扩大了影响。石印书局由上海而至全国，迅速地扩展开来，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其中上海申昌书局的带动和影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申昌书局的出版工作，随着1909年《申报》开始成为民族资本企业，1912年史量才接盘《申报》后而宣告结束。

广学会书店

广学会书店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立的出版销售机构，清光绪十三年（1887）11月创办于上海，原名为“同文书会”，清光绪十八年（1892）改为中文名“广学会”。最初广学会为出版印刷发行的综合体，并且与美华书馆、申报馆、格致书室建立了供销的关系，并通过这些协作单位来销售广学会的图书。广学会发起人为英国传教士韦廉臣，第一任董事长为英国人赫德。广学会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编译出版了大量宗教、政治、科学书籍，发行了《万国公报》，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极力传播西方近代的自由文明和民主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确立了广学会的宗旨：“在中国以及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开放中国人的思想。”在韦廉臣看来，宣传和传播西方近代文明，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但韦廉臣的想法并未得到来华传教士的认可。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中，宗教类书籍并不占多数，而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却恰恰是这部分非宗教性书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广学会开始在上海设立门市部，发行和销售广学会的书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学会迁至河南路445号，进一步扩展销售的份额。光绪十六年（1890）韦廉臣去世，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继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上任后，即对广学会的读者对象进行调查分析，从而制订出版销售策略，他广泛结交社会上层人物，通过广泛传播西学来影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他尤其注重上层官僚及士大夫阶级，甚至利用科举考试，在试场散发广学会书刊。

在李提摩太领导之下，广学会在每次乡试、省试及恩科考试时，派人在试场门外，将书籍免费赠送给赴试的举子。每年，广学会都会在二百多个考场外免费散发书籍，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恩科乡试时，广学会把《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等文章制成小册子，在十省府的考场外分发，共发出六万余册；另外是将出版的书籍免费赠送给清府和地方的一些高官，以求影响他们的认知。清光绪十四年（1888），广学会即将刚刚印刷出版的《格物探源》两千册分送给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济南五地的官场，另一西学小册子《自西徂东》，光是南京一地就送出了一万册。通过散发广学会书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李提摩太认为，若不能改变帝国陈旧的政治体制，外国社团投入再多的慷慨也无济于事。而要改变帝国的政治体制，首要之务就是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这将由中国各省政府稍微明白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后自己来做。我们也不必试图结识帝国的所有满大人，更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在中国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读书人。然而，最重要的官员和那些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先生以及一小部分的读书人和他们家中的妇女和孩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可以接触到的。”李提摩太上层策略得到了清政府高层的响应，获得了中国高层官员的尊重和认可。两江总督张之洞、曾国藩的女婿山东道台聂缉槻向广学会捐资一千两白银，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则买了一百本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京城的高官。聂缉槻任浙江巡抚期间，又劝导官员和士绅在一年中购买了价值一千六百两白银的广学会书籍，以此来支持广学会的事业。

广学会每年要出版书报数百种，早期主要出版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宗教书籍偏少。民国十六年，广学会决定把编辑出版重点转移到宗教灵修书籍方面，读者对象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和政界官员转移到信徒或与基督教有关的人士方面。广学会出版的主要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女铎报》《福幼报》等。其中《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在十九世纪末，一些主张政治改革的中西人士常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维新变法的主张，清府中的一些大臣也纷纷订阅《万国公报》。广学会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籍，如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卜舫济编著的《基督本纪》、林乐知的《五大洲女俗通考》、瑞思义的《万国通史》、花之安的《自西徂东》等。宣传宗教方面的书籍有：《新旧约释义全书》《宗教伦理百科全书》《普天颂赞》《四福音大辞典》以及海斯丁的《圣经辞典》等。

广学会书店成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那一年广学会在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建造了一幢九层大楼，广学会便搬迁于此，并在底层创立了新的销售机构，这就是广学会书店，于1932年7月7日正式对外营业。广学会书店除了发售本学会的图书报刊外，还寄售本埠和外埠的教会书报、教育书籍、圣经、儿童读物等，是那个时代较大的销售宗教书刊的书店。其实从晚清时期起广学会便在全国各地建立广泛的销售网络，至二十世纪初广学会在全国的销售机构已近四十处，广学会图书的销售额将近两万美元。外地的教会和传教士也纷纷向广学会邮购相关宗教书籍，使广学会的书刊在宗教界有着极高的声誉。

广学会书店自成立以后，形成了沪上宗教书籍的销售热潮，广学会出版的不少宗教书籍，成为基督教信徒们争相购阅的目标。如海斯丁的《圣经辞典》《圣经》等常常供不应求，其他西学译著，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林乐知的《五大洲女俗通考》、花之安的《自西徂东》等，亦是销售不错。通过这些西学译著，使国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从西学著述中了解到了不少相关信息，从而使国人的思想观念有了更大的进步，为培养近代新知识群体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广学会曾迁往衡阳、重庆、成都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回上海。1950年代中期，广学会书店和青年协会书局、中华浸润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书店联合成立“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广学会书店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格致书室

格致书室创办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事务。地址设在上海汉口路473号（后又迁至汉口路407号）。格致书室以专门销售中文科技书刊为主，其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的书籍占有较大比例，也兼售一些其他的书籍。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科技专业书店。

格致书室创办人傅兰雅（1839—1928），原名John Fryer，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贫困的家境使他从小养成了发奋学习、努力向上的性格。他自幼向往中国，于是萌生来华工作的愿望。后得政府助学金就读于伦敦海布莱师范学院。傅兰雅二十一岁时，受聘前往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至京师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1865年，南下上海任英华学塾教习。复于1868年转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编译，并主持馆务。1874年，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1875年主编第一份科学期刊《格致汇编》。1885年创办当时唯一的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格致书室也曾被称为“中国青年学生学习西学的麦加”。傅兰雅一生在华二十余年，翻译、出版过逾百种科学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1860年傅兰雅启程来华。傅兰雅来到中国后，很快掌握了中文，头几年辗转香港、北京、上海，于1868年脱离教会，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译书生涯。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曾国藩创办的我国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当时生产中苦于对现代科技知之甚少，急于翻译西方各种科技著作，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主事徐寿等人“因想一法，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故向官方建议设立翻译馆，获曾国藩批准，于1868年6月开馆。傅兰雅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个专职外国译员。

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签订的合约规定，“除译西国格致制器外，局中不可另有他事以分译书之心；傅先生亦不在外另办新闻纸馆及一切别事”（《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为傅兰雅划定了译书范围和工作要求。初时，傅兰雅应聘于江南制造局，基本上还是看中了它的优厚待遇（月薪白银250两，相当于年薪800英镑）和为中国政府工作的荣誉。因此他一方面为自己“恶补”自然科学课程，一方面抓紧时间埋头译书。几年下来，成绩斐然。后来，他从工作中逐渐看到了此项工作的意义，思想开始转变。他后来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说：“余居华夏已二十年，心所悦者，唯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

傅兰雅和格致书室对中国近代的科技翻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的二十余年间，江南制造局与教会人士翻译刊行的西书共三百五十三种，而傅兰雅在徐寿等中国译家的配合下，一人即译出一百二十九种，内容涉及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地质、动物、植物、农业、铁路等学科。在格致书室期间，傅兰雅与合作者共编译了《矿学须知》《地学须知》《重学须知》《光学须知》《化学须知》《热学须知》《曲线须知》《声学须知》《力学须知》《水学须知》《三角须知》《画法须知》《天文须知》《代数须知》等几十种科技书籍。

到了1888年，在全体译员的努力下，格致书室出售之书已多达八百七十八种，销量达几十万册。傅兰雅除翻译科技著作外，也翻译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的著作，如《国际法评注》等。1885年译刊的《佐治刍言》对康有为的重要著述《大同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896年译刊的《治心免病法》对谭嗣同“仁学”世界观的形成，也产生过重大作用。为表彰傅兰雅所做出的贡献，清朝政府特授予他三品官衔。

格致书室最大的贡献，是由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创办之初，曾通过上海申报馆发行，因此早期的《申报》中有关于《格致汇编》的珍贵报道，包括系列书评、申报馆告白、主编傅兰雅和其他机构告白等。从这些投射中，能够看出《格致汇编》这份传播西学的刊物在晚清中国社会的反响。同时也体现出《申报》在宣传出版物方面的过人之处。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是中国近代第一份科学普及期刊，开创了在当时封闭、落后的中国进行科学启蒙、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先河。

格致之名，得自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格物致知。《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后两千余年，学者们对这个命题给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到了晚清，格致一词已专指从西方传入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盖取其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其知识之意。傅兰雅对刊名没有更多推究，在他眼里，格致仅是代表科学技术的一个词汇。他更关注的是，新的期刊要在促进探究精神的同时，努力在中国传播通俗易懂的实用科技知识。然而中国人（连那些对西洋有相当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却要从这刊名中找出微言大义，并对这第一份科技期刊寄予厚望。中国自晚清开始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出版物，在《格致汇编》出版之前，已有一些报纸、期刊出现，但都是新闻类或综合类，间或发表一些科技文章。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期刊，《格致汇编》是第一份。

《格致汇编》光绪二年（1876年2月）创刊，此后每月出版一期。至光绪四年二月（1878年3月），因傅兰雅送妻子回英国治病而第一次停刊；1879年秋，傅兰雅返回中国，第二年，即光绪六年三月（1880年4月）复刊。此次复刊，仍然每月出版一期，直至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1月），因亏本较多而第二次停刊；第二次停刊后，因“数年来西国格致之学日新月异，视前辑者已成陈迹矣，苟不随时译公同好，大失辑《格致汇编》之本心，况有远近诸友怂恿劝续声不绝耳”（《格致汇编》第五年第一卷《格致汇编馆告白》），傅兰雅于光绪十六年（1890）再次决定复刊。这次复刊，改为季刊，每期增加了页码。至光绪十八年（1892），因傅兰雅要赴美参加世界博览会，《格致汇编》第三次停刊。

格致书室作为晚清的专业书店，有着教会的背景，利用在全国各地的教会势力，在上海的科技书刊的出版和销售取得成功以后（至1888年图书销售品种近九百种，数量达十五万册，书款达两万多银圆），又先后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沈阳、烟台、厦门等地开设了格致书室分销处。同时格致书室还开展邮购和批发业务，兼售科学仪器设备、照相器材、字模印具等，至1897年销售达十五万银圆，成为那个时代极具影响力的书店，汉口路407号格致书室门市部常常人满为患。傅兰雅和格致书室也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者。

格致书室具体歇业时间不详，应是在1912年以后了。

文瑞楼

在晚清上海早期的书林中，有一些以收售旧书为主的书店，在新书店没有出现以前，上海的书林以这些旧书店为主，据相关资料记载，这些书店有纬文阁书底、慰记书庄、广明书局、醉六堂、理文轩、蒋春记、文会书社、经香阁、著易堂、何秀记、古香阁、文通书社、广益书局、广百宋斋、千顷堂、藻文书局、扫叶山房、韵记书庄、六艺书局、彪蒙书社、萃文斋、源记书庄等几十家。文瑞楼即是其中之一。

它们有大有小，但共同的特点是既卖书又印书，同时翻刻前朝的线装经史子集著作，以及医书、通俗小说等。由于无人专门审订，错讹较多，但在晚清上海那个时代，它们是作为书林的主力军存在的。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所载：“再如用某某堂作店名的，如著易堂、千顷堂、会文堂等，亦以印售木板和石印的经史子集、医书、通俗小说等为主，都是线装本，用连史纸、有光纸、毛边纸印刷，有的外加布套、纸套。这些古旧书店原设在上海县城内即南市区，后来陆续迁到租界内棋盘街一带。”

清光绪六年，华莘斋在上海县城创办了文瑞楼，创办人和店主人为周蔼如。作为清代末期创办的民营出版发行机构，文瑞楼依托上海和江浙一带的旧书资源，在上海县城开展图书销售和出版业务。在所有古旧书店中，文瑞楼并不算太有名，它不像扫叶山房那样有悠久的历史，也不像广益书局那样能时不时地出几本好书，但周蔼如善于经营，通过出版一些线装经史子集著作，以及医书、通俗小说等，如王鸣盛撰的《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在同类的书店中印书和销售也算有些特色的。

文瑞楼销售的主要图书有：

线装铅印本：《三国志》《古今辞类纂》《彭公奏议》《曾惠敏公》《长生殿》《五代残唐》《治平十议》《注八家四六》《药性赋》《医学心悟》《赋学正鹄》《山海经》《黄帝内经》《廿三子全书》《方舆郡国合刻》《纲鉴易知录》等；

线装石印本：《文选集腋》《董立方遗书》《十三经集句》《勾股六术》《空策从新》《九数外录》《诗经集句》《算学启蒙》《列国陆军志》《西域四种》《行素轩五种》《针灸大成》《小题题镜》《续阅微草堂笔记》《古今名人画》《五注楚辞》《兵书十种》《路史》《三才略》《英字指南》《蒙古游牧记三种》《汉学师承记》《梦花赋海》《攒花小堂》《各省课艺》《九朝纪事本末》《左传事纬》《星命万年》《元史译文增补》《皇朝藩丛书》《戏法图记》《定庵全集》《尚古录》《阮氏钟鼎》等；

铜版书：《文选课灵》《四书题镜》。

（材料来源《上海书业公所书底挂号》，光绪三十年。选自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版）

从文瑞楼营业的书目来看，可谓是门类齐全，文学、医学、应试、军事、历史、地理、卜卦、书画等，各种均是有一些。但从这些书目看来，其中如《勾股六术》《英字指南》《算学启蒙》等均与古代科学有关，也表明了如文瑞楼这样的旧时书店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也在做着必要的改变。而文瑞楼得以在晚清上海早期的书林中小有名气，则得益于发行的《吴友如画宝》。

《吴友如画宝》十二卷二十四册（后续至六十多册）。《吴友如画宝》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包括《古今人物图》百余幅，《古今百美图》百余幅，《海上百艳图》百余幅；第二卷为《中外百兽图》《海中外百鸟图》《海国丛谈图》合集；第三卷为《山海志奇图》和《古今谈丛图》合集；第四卷为《风俗志图说》《名胜图》《花卉》《满清将臣图》等，洋洋大观。其中《风俗志图说》《古今谈业图》《古今名胜图说》各卷，描绘了清末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众生相，淋漓尽致又画精刻微入木三分，图画中的达官显贵、巨商大贾、才子佳人、睿智顽鲁、老鸨妓女、地主农民、流亡地痞、贩夫走卒无不形神惟肖，而他们的故事正是凭吴友如的生花妙笔，通过报纸迅捷地传到四面八方。这些作品内容无所不包，都是当时市民阶层茶饭之余，街头巷尾所津津乐道的。其他或是域外奇谈，海筮怪异；或是儿童百态纷陈，憨态可掬。《吴友如画宝》中每图之后必有妙文一篇，读画读文皆有妙趣。

吴友如在绘画上别树一帜，其画名远播南北。吴友如逝世后，上海文瑞楼搜集了他的遗作，汇成《吴友如画宝》。这是一部包罗万象、蔚为大观的画集，这在当时，也可说是国画艺术的创新，风俗时事的写真。文瑞楼凭着出版《吴友如画宝》一书而畅销多时，不仅狠狠地赚上了一笔，而且吴友如的绘画及《吴友如画宝》一版再版，自然是供不应求，极大地提升了文瑞楼在上海书林中的知名度。市场上也出现了吴友如另外出版的画册，但以文瑞楼《吴友如画宝》最好。

文瑞楼在上海书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上海书业公所的成立作为见证。1905年，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成立，标志上海现代书业的形成。而文瑞楼的周蔼如，在书业公所担任了重要职位，并主持书业公所同义会工作，负责专做施医药、施材、埋葬等。1930年5月，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指定叶九如、丁云亭、徐鸿云、乌仁甫、周菊亭、王松亮、周蔼如、沈继先（以上代表书业公所）、陆伯鸿、盛相荪、张叔良、陈协恭、沈知方、徐宝鲁、王淡如（以上代表书业商民协会）、李志云、毛剑云（以上代表新书业公会）十七人为书业团体整理委员。

文瑞楼在上海书林存续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1937年由于抗战的爆发，文瑞楼停止了营业。

艺苑真赏社

艺苑真赏社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人为秦文锦。先设地址在汉口路277号，1938年7月又在福州路294号开设分店。艺苑真赏社是一家专事销售和出版金石字画、碑帖、印谱、拓片的书店，在旧时上海书林享有不小的知名度。

艺苑真赏社创办人秦文锦（1870—1938），字炯孙，号云居士、息园老人，斋号为鉏彝斋、古鉴阁。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三十二代世孙，清代著名画家、篆刻家秦祖永之孙。秦文锦自幼十分聪颖，尤其擅长诗词书画，从少年起即潜心学习历代祖先收藏的各朝碑碣拓本，从中汲取相关的知识。后来又承续祖上的传统进入仕途，曾官至福建淡水盐场大使。荣归故里后，潜心于对古代名人字画、文物的研究，精心梳理，颇有成就。尤其对甲骨钟鼎、秦汉籀范等，探究尤深，所以自取斋名为“古鉴阁”。

秦文锦曾随驻日使节赴日本考察交流，广交同好，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尤对于书籍装帧及锌板蚀刻珂罗版印刷最为上心，为他之后创建艺苑真赏社打下了基础。清光绪年后期，秦文锦与其父亲开始尝试珂罗版印刷，以木刻板印刷了《桐荫论画》《画学心印》《八家印跋》《三国志图像》及《锡山秦氏诗钞》等各类的印本，以精良的印术引起了当年书林的好评。

清光绪三十年（1904）秦文锦选址上海三马路（汉口路）277号，创办了艺苑真赏社，正式开始销售和出版金石字画、碑帖、印谱等。“艺苑真赏社”取名以其祖父秦祖永之高超鉴别力为象征，真赏艺苑珍品，寓意深刻。且弘扬“经营不改琴书乐，贸易犹存翰墨香”艺苑真赏社经营主旨，发扬“师古创新，服务大众”之精神，采用先进的印刷技术珂罗版照相印刷术，出版了秦家历代所收藏的碑帖、书画，制成印本出版销售，其印本以纸墨精良、纤毫毕现，而受到读者的好评。

秦文锦和艺苑真赏社坚持陆续出版发行了古今国粹文物字画、碑碣摩崖石刻、钟鼎彝器铭文，以及秦汉书瓦、六朝造像等五大类早期原始拓片之印本，秦文锦锲而不舍、艰苦经营，所出文物字画等门类齐全多达百余种，封面名录皆出自秦文锦工整古朴之手泽，选的母本既朔古善，装帧又极为考究，故可为同类印本中翘楚者，誉贵当时，在清末民初的珂罗版印刷出版中独树一帜。有名的画册有《燕寝怡情图册》和《张黑女墓志》，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风貌之演变。

此外，为便于书画爱好者临摹习字及书画家题词、应酬运笔之需要，秦文锦还独创一格，分别以篆、隶、魏、楷等字体之不同碑帖，取其单字，构句造意，重新组合，汇成各类诗句，编辑成册，取名《碑帖集联》《联拓大观》等印本出版发行，一时大受欢迎，从而大大提高了印本实用价值，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碑帖集联》《联拓大观》等印本不仅在沪上书林行销，艺苑真赏社成为书画爱好者的购书场所，且印本畅销于日本、东南亚一带，大大提高了艺苑真赏社的知名度。（以上各类印本，如今已成为人们收藏、观赏之珍品。）师古创新，服务民众，艺苑真赏社不愧为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一颗闪亮星星。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也被战火所蔓延，一时间社会物价暴涨，百业凋零，同行纷纷关闭。1938年，秦文锦病逝，面临重重困难，其子秦淦、秦涛两兄弟牢记祖辈遗愿，勇挑重担，继承父业，坚持经营出版发行。

秦文锦长子秦淦（1894—1984），字清曾，近代著名画家，自幼随父学研书史绘画，及长，善国画，尤擅工笔山水花鸟。长期协助父亲苦心经营艺苑真赏社，业绩显著。秦淦长期协助父亲经营，并创编“碑帖集联”，即按照不同的碑帖之文字内涵，精心创作配画，并成系列，取名《校碑图》，甫一问世，震动画坛，当时社会贤达、文人墨客纷纷为其题字题跋，其中有社会著名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吴昌硕、张骞、郑孝胥等，极大提高了艺苑真赏社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秦文锦次子秦涛（1897—1968），字松曾，虽任职于上海电报局，但他继承家风，对金石碑帖、彝器字画早已熟烂于胸，还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其父逝世后，毅然辞职，下海经商，面向民众，及时重点开拓价廉物美的石印碑帖印本，受到市场欢迎。同时分别在上海福州路294号和无锡新生路开设艺苑真赏分社，所销售的各类石印碑帖印本均取得不错的市场业绩。

作为一家在上海书林专门出版和销售美术类书刊的书店，艺苑真赏社存续的时间不算短，在业界也具相当的影响力。艺苑真赏社创办人秦文锦不仅印书销书，对金石字画、碑帖、印谱、拓片等颇有研究，并且秦文锦自己也是个收藏家，历藏碑帖、书画，且多为精品。这对他能经营好艺苑真赏社，是大有关系的。艺苑真赏社印制出版的珂罗版画册，如今已成为人们收藏、观赏之珍品。

全国解放后的1955年公私合营时，艺苑真赏社并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

会文堂书局

会文堂书局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人为沈玉林、汤寿潜，书店经理是陈鉴堂，店址设在上海河南中路325号。会文堂书局是清末民初上海书林中专门出版和销售石印线装诗文集和演义小说的。

会文堂书局最初的出版物和上海书林其他的一些书局相似，多出版和销售石印线装诗文集，由于没有特色，书局的销售也很一般，沈玉林、陈鉴堂等便开动脑筋，开始出版一些演义小说之类的读物，如石印本《吴三桂演义》，是据清代佚名本改出，小说描写年轻时的吴三桂文武双全，胸怀大志，对明末时期朝廷的弊病洞若观火；而在李自成攻陷京城，掳走陈圆圆之后，吴三桂面临多种选择时矛盾犹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短见和在个人感情上的软弱，促使吴三桂做出借兵报仇的重大失误。引清兵入关后的吴三桂面对满人背信弃义，不得不在叛明降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深入缅甸，残杀明裔；后迫于清廷撤藩压力，又不得不妄自称帝，反抗清朝，最后终至败亡。《吴三桂演义》最早是海左书局的印本，会文堂书局亦跟风出版，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会文堂书局为了书局的效益，也会跟风出一些教科书，在那个时代的上海书林中，出版教科书是很赚钱的，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等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在市场上有较大的影响力。会文堂书局自然也不想甘于人后，也出版了经蔡元培鉴定的《最新初等小学教科书》多种，以及范震亚编译的《化学原理》等，在推向市场后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教科书出版并非是会文堂书局的主业，其书店的经营方向，还是以出版线装诗文集和演义小说为根本。

会文堂书局最初的出版物始终不入流，为此鲁迅先生曾在信札中有过反映：“学吴友如画的危险，是在只取了他的油滑，他印《画报》，每月大约要画四五十张，都是用药水画在特种纸上，直接上石的，不用照相。因为多画，所以后来就油滑了，但可取的是他观察的精细，不过也只以洋场上的事情为限，对于农村就不行了。他的末流是会文堂所出的小说插图画家。”（鲁迅致魏猛克信，选自《鲁迅全集》）鲁迅先生所指的“会文堂所出的小说插图画家”，就是一些会文堂书局所出插图本演义小说。

会文堂书局所出的演义小说，最为成功的即是由蔡东藩所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自1916年出版第一部开始，到1926年9月近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十一部演义，包括《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史演义》等，其中《民国史演义》由蔡东藩和许厓父合著。蔡东藩先生的这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从秦汉写到民国，全书共一千余回，五百多万字，写了近二千二百年的中国历史；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是中国历史通俗史著的经典。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出版以后，广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最初是以石印插图本的形式刊行，到了1935年又发行了铅印本，虽然此书作为历史知识来讲，还是有不足，但内容是够丰富的，叙述是有系统的，销售也很好。鲁迅先生在信札中也谈到过“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不过出版家因为成本贵，不大赞成，所以近来很少插图本。历史演义（会文堂出版的）颇注意于此，帮他销路不少，然而我们的“新文学家”不留心。（鲁迅致孟十还信，选自《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在信中指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插图，足以见此套书在当年的知晓度。会文堂书局1926年进行了内部的改组，店名也改称为“会文新记堂书局”，店主也改由徐桴（曾任国民党军需处长），店经理由徐宝善（据传是徐锡麟的后代）担任。在这以后会文堂书局出版了卢冀野的《太平天国文艺三种》等，同时又出版了一些法律方面的书籍，虽然会文堂书局（会文新记堂书局）还在出版书销售书，但早已背离了原先的出版轨迹，在上海书林中渐渐消循。

会文堂书局（会文新记堂书局）一直存在到全国解放的1949年以后，才加入了通联书店。

广益书局

广益书局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魏天生、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等合伙创办，初名为广益书室。总店设址于上海河南中路137号，1928年又设发行所、门市部于福州路338号世界里西侧，是上海书林早期有名的书店之一。

早期的广益书局，多出版一些科举考场用书和童蒙读物，包括科举考试策略和试题解析之类，一时也比较受欢迎；蒙学读物则出版《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千家诗》《千字文》等。广益书局也出版一些早期的蒙学教科书，如《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女儿经》等，但在新式教科书的冲击之下，这些教科书已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再加上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所出教科书市场占有率极高，广益书局在教科书出版领域也渐无所作为了。

1904年广益书室正式改名为广益书局。但随着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除，以及商务印书馆等新式书局的出现，广益书局的发行和销售出现了严重滑坡，濒临破产的边缘。广益书局便进行了改组，邀请魏炳荣出任经理，周菊亭为协理，聘胡寄尘（怀琛）、陆保璿为编辑主任，出版古籍、医学、卜算等用书，力争扭转颓势。

广益书局早期出版物中较有影响的有《天则百话》（日本加藤弘之著，吴建常译）、《神州光复志演义》（雪庵著）、《俗语典》（胡朴安、胡怀琛合编）、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胡怀琛编的《冯春航集》等，其他还出版有《庄子集解》《增订篆字殿版康熙字典》《伤寒论集注》《绘图针灸大成》《四体三字经》等书。这些出版物在图书市场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广益书局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17年他们盘下了彪蒙书室，1925年又和世界书局合作，盘下了广智书局，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1934年广益书局看到亚东图书馆等出版标点本旧小说有利可图，便成立了副牌大达图书供应社，并以此名义大量排印出版加标点的通俗小说，与新文化书社等展开竞争。虽然广益书局出版加标点的旧小说装帧简陋，以牛皮纸为封面，字体密密麻麻，无插图，错字又多，但因书价低廉，从三折到二折、一折半，销路极好，也为广益书局赚到了不少钱。大达图书供应社“一折八扣书”在出版上是那个时代上海书林中最具盛名的。相比较而言，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标点本旧小说，比之新文化书社等要稍好一些。

对于广益书局出版加标点的旧小说，有王大炜的回忆：“广益书局是家专门售章回小说的书店，总部在上海，成都的广益在春熙路上……半人高的书摊板上平放着各种小说供人翻阅，除少量大达书局的《东周列国》老版本以，多数是广益自己刊行的章回武侠、剑仙和演义小说……几乎历代出版过的小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当然包括三国、水浒、济公、西游，而且还是绣像插图，封面彩印，精美无比，同时也出售一些才子佳人言情小说，如西厢、红楼、三笑等和大作家张恨水先生的诸多名著，后来冯玉奇的艳情小说也在其中。”（《四川政协报》）从王大炜的回忆中可知，广益书局在后期也销售过张恨水、冯玉奇的通俗小说。

而林语堂也对翻印古书的“一折八扣书”出版，有自己的见解：“翻印古籍，成本不高而利润不薄，书贾与读者双方便宜，且因此使古书普及流行，确实是件好事……书价一便宜，读者便增多，故不论版本好坏，提倡大家之习惯，其功就不小。”（林语堂《翻印古籍珍本书》）林语堂对翻印古书的评价还是颇为中肯的。

1937年由于抗战的爆发，广益书局受战事的影响，营业额锐减。广益书局改由周菊亭为经理。1943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六百万元。由魏炳荣任董事长，刘季康任总经理，有职员三十余名，仍以出版通俗小说为主。1947年参加“小五联”（广益书局、北新书店、大中国图书局、新亚书店、中联书局），担任一部分“国定本教科书”的印刷发行工作。广益书局拥有石印印刷厂和铅印印刷厂，在北京、成都、广州、汉口、开封、长沙、沈阳、南京、南昌、重庆等地设有分店。

全国解放后，广益书局并入了四联出版社等单位，发行业务并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

古书流通处

古书流通处成立于民国早期，是江南最大的古旧书店。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有对古书流通处的详尽描述：

陈立炎名琰，杭州人，营新书业于上海。其所设六艺书局，涉讼时与食旧廛同时闭歇，翌年复设古今图书馆于交通路。于旧书不求甚解，苟有所遇，则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糊涂赚钱而已。但其为人颇有胆识，善结交，书业公会之成立，多赖其匡助，故同业诸商颇信任之。抱经楼藏书之出售也，价在两万元以上。其时上海旧书店寥寥无几，营业皆狭小，资本亦短浅，对此无敢问鼎。立炎得沈知方、魏炳荣之助，毅然往购。比之宁波，为范氏所知，诉于当地官绅，援旧案拘之。上海书业公会同人联名电请保释，复请人再三疏通，历旬日而事解。卢氏书虽全部运沪，惟其旧刻《四明志》数部，则仍留归甬人保藏。时知方任中华书局副经理，别自设进步书局编辑所于三马路惠福里，遂辟进步书局楼下西厢房，以陈抱经楼藏书，而颜曰古书流通处。（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

三十年来，大江以南言版本者，书肆以古书流通处为第一，藏书售出者以抱经堂为第一。古书流通处初开幕时，列架数十，无一为道光以后之物，明刻名抄，俯拾皆是。入其肆者，目眩神迷，如堕万宝山中。今之抱残守阙自命为收藏家者，曾不足当其一鳞片甲也。抱经楼藏书目录，钱竹汀曾为之作序，但仅记书名册数，尚未刊传，余拟据原书勘对，笺其板刻。但古书流通处主人被迫于偿债，匆遽散售。其第一批售于某君者，不论抄刻，任选一千册，获值一万元。书皆原装，每册厚至二三百页，且大半有曹倦圃、朱竹垞诸人手跋。若在今日，每一册加衬纸，可改装六册，其价当百倍矣……（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

古书流通处自惠福里迁麦家圈仁济医院隔壁，再迁广西路小花园，前后九年，规模阔大，俨然为同业巨擘。凡藏家之大批售出者，悉为其网罗，如百川之朝宗于海焉。其中最著者为缪筱珊之艺风堂及嘉定廖谷似（寿丰）两家之藏。筱珊退隐沪上，宦囊不丰，既与张、刘两家联系，亦时藉旧书买卖以补修脯之不足。其《艺风堂藏书记》正续编中最精之宋本，若魏鹤山《渠阳诗注》《窦氏联珠集》等，生前已转归他人，死后，其子僧保、禄保以遗书悉数售于古书流通处。当时依据《藏书记》点交，虽仅缺二十余种，然所存者，大抵为后印模糊或残缺抄配之本，抄本书亦什九新抄，几无一完善精品，殊无以副其藏书之盛名……（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

从陈乃乾的文中可看出，作为文献学家的陈乃乾，有着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而这一切正是得益于他曾供职的古书流通处。陈乃乾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仲鱼后裔，在青年时即刻苦学习古籍版本知识，早年就学于东吴大学国文系，在校期间酷爱读各类古书，经常流连书肆之中，对版本学有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又经先辈徐蓉初、费景韩的指点，并师从于藏书家徐乃昌，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古书流通处，辅助店主陈立炎从事古书交易，从中学到了不少古书版本知识。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有从民初至二三十年代沪上旧书业的详尽描写，由于亲身所历，其中惟对于古书流通处着墨最多。

古书流通处店主陈立炎，原来是六艺书局的店主，对古书等并不十分在行，只是做一些小打小闹的生意，但陈立炎极有胆识，在得到书业界的沈知方、魏炳荣两位之支持后，以两万多元的高价收购了卢青厓抱经楼全部藏书，有了丰富的古书资源后，遂即开设古书流通处。但迫于经济压力，遂使抱经楼藏书很快售出。古书流通处也做一些古书作伪的事，常年雇佣三名抄书人，每天以旧绵纸、桃花纸等传抄各书，而后钤盖伪刻之抱经楼藏书印，冒充抱经楼抄本。他们还影印过汲古阁毛氏抄本《宋人小集》，书后另附八种所谓知不足斋抄本。其实就是古书流通处所聘抄书人从读画斋刻本传抄之赝本。然而他们这种以真带假的方法却蒙蔽了不少人。

“名曰流通处，志不仅在于赙售之间，而欲使之兼具出版之械能。辄以古书一经售出，则如黄鹤飞去，不可后返。凿以其在手之日，焉之影印，则以一化百，乃可普及。”（胡道静《陈乃乾文集序》）可见古书流通处不仅销售和贩卖古书，而且也自己刻印古书，为了使珍贵的古籍得以流传下去。古书流通处刻印的书有：《章太炎丛书》（《章氏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崔东壁遗书》《栋亭十二种》《南宋六十家小集》《百一庐金石丛书》《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九宫大成南北词曲宫谱》等。

古书流通处刻印的书中，以《章太炎丛书》（《章氏丛书》）最为有名。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思想家。他富于民族思想，先后担任《时务》《昌言》等报编辑，并创爱国学社，鼓吹革命。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也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5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主持《民报》。辛亥革命后，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幽禁。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辛亥革命后，日渐脱离政治，专意治学。在学术上，章太炎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各方面都有所建树，一生的著述颇丰。

《章氏丛书》由章太炎亲自审订，1915年由右文社出版铅印本，1919年浙江图书馆刊行木刻本，1924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再次刊行木刻本。《章氏丛书》内容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史》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议》一卷、《齐物论释》一卷、《齐物论释（重订本）》一卷、《国故论衡》三卷、《检论》九卷、《太炎文录》（文录二卷、别录三卷、补录一卷）、《菿汉微言》一卷等。（《太炎文录》只收入一些诗文，早期的斗争文章未选；《检论》由章太炎著名的《訄论》增删而成）《章氏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但依然有章太炎诸多重要文章未及选入，于是在1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什、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出版，共收入《广论语骈枝》等七种十七册。章太炎去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但还是有不少刊漏。

在古书流通处刻印的书目中，另有一部《曲苑》编印本，得到了胡适的推荐，认为是青年学习国学的必读书，《曲苑》汇集了有关戏曲的书共十四种，其中如焦循所著的《剧说》、梁辰鱼所著的《江东白苎》等，均是不可多得的珍本，陈立炎的古书流通处加以编印出版，是一件惠及后人的好事。

鲁迅1922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过《曲苑》一书：

昨日偶在直隶官书局买《曲苑》一部（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说》引《茶客余话》说《西游记》作者事，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商务馆排印之《茶客余话》，不记有此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丛书》中，然舍间无之。《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局，可推之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北京出版社《鲁迅书话》）

民国藏书家周越然，也有着对古书流通处的回忆：

余初购古书，尚在民初小花园古书流通处时代。精写本或明末刊本，每册之价不过一元；铅字本或洋装本，因不入时，又非古书，全不上场。是时来青阁与博古斋似已成立，皆在福州路。但向之购书者，为数寥寥无几，因民初学者，注重新书，厌见古籍，情愿以《皇清经解》正续两编，换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册也。后来流通处取消，中国书店成立，购古书者，日见增加。再后来新文运主张改用白话文，而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愈多。至民国二十年左右，明初小字本，清初精刻本，价较十年前约大十倍，且稀见如凤毛麟角。余“起劲”（湖州土语）购求古书，在民国十年左右。当流通处极盛之时，余年岁尚轻，资格尚浅，不敢“抛头露面”，只一躲躲避避之“起码”顾客而已。但亦有所得，如缪荃孙之手稿《云自在堪随笔》是也。（周越然《余之购书经验》）

古书流通处另编有两期的图书目录，详细情况亦有回忆：

民国五年（1916）上海有古书流通处之创设，主人为海盐陈立炎，颇有阅历，初出书目，但无定价，仍以讨价还价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凡同行或熟人及图书馆向购可打九折，门市则无折扣。如是经营，营业大盛，购者亦称便利，外埠邮寄往来，殆无虚日，各省内地读者亦可购到喜爱之书。（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

1929年因陈立炎年老体弱，便将全部古书让给中国书店。古书流通处便由此而结束。

修文堂

修文堂书局的出现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

在民国时期书业的旧书铺中，大体上可分为南北两派，其中南派即是以江浙一带的书贾为主，地域以苏州和淮扬等地为主，他们以江南特有的文化底蕴和眼光，传承着书业的薪火；北派则是从北京、天津等地移来的书局分店，经营这些书局的老板们，一般都具有十分扎实的版本和目录学知识，为人十分的豪爽，善于结交各类的书业朋友。修文堂的主人孙实君即是来自北京。孙实君和他的兄弟孙助廉（另一书局修埂堂的经理），原是在北京隆福寺经营旧书肆的，随着上海的文化地位日隆，兄弟俩便商量着来上海发展。

孙实君经营的修文堂书局，其店名沿用在北京时的招牌，地址在上海有名的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五凤里，其实这只是一间普通的弄堂房子，也没有店招，但生意却很不错，生意全靠常来买书的熟客，当然这也和孙实君的为人有关，孙实君一身长袍，满嘴的京片子，为人温文尔雅，有一副北京掌柜的气度，来的客人无论买书或不买书，他都一样的对待，并时不时地和人聊上几句，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有了这份情感，书局的销售和名气也渐渐地大了起来。

修文堂书局以经营线装书为主，和北派旧书铺尚古书大有关系，他们认为古书的流通比新版书好，且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孙实君自信地认为即便远离福州路、棋盘街、麦家圈等旧书聚集地，只要他的书好有价值，一样的会有生意。事实证明孙实君的经营理念和策略是正确的。并不显山露水的修文堂书局存续的时间不算短，虽然多次迁址，但老客户始终都在。孙实君经营的修文堂书局，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一直到1949年后的公私合营中才宣告结束。从而说明这样一家由私人经营的书局，如果没有好的销售是支撑不下去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修文堂书局也碰到过相当大的困难，生意渐显清淡，但孙实君一样挺过来了。

在上海书林的旧书铺中，修文堂不算太有名，但却成为不少读书人爱去的地方，也留下了有关的记录，黄裳在《上海的旧书铺》一文中曾如此写道：

实君眼光好，也有魄力。跟藏书家很熟，常能找到好书，不过要的价也很贵。我在他那里见到过一本中统本《史记》，其实是明初游明翻刻，纸墨俱精。有女史沈渱屏楷书小跋，是平湖陆氏奇晋斋旧藏。又见一部万历刻初印的《花草粹编》，明时原装，外有樟木匣。这都是书林名物，要价奇昂，只能摩挲一遍而已。不过有时也能得到善本，如宋刻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残卷，尚是宋时蝴蝶原样，历数百年而展卷如新。实君又从刘晦之家收得宋本书影一束，曾以宋刻《隋书》两页见赠，纸墨晶莹，夺人目睛。有昭文张氏藏印，至今犹在箧中。实君曾从上海城内买得旧书一批，中多残册。有吴氏拜经抄本《汲古阁珍藏善本书目》一册，兔床手校，藏印累累；又鲍以文抄本《巨鹿东观集》一册，我初收抄校本，见此狂喜，终以所藏旧本书一车易得，也算是收书以来豪举。（选自三联书店版《旧时书坊》）

从黄裳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黄裳去修文堂书局收书时，应在抗战期间的1940年前后，其时正是古书惨遭颠沛流离之时，以黄裳的独具慧眼，自然从残册中也能觅得珍本，不过以一车旧书易得善本，也是代价不菲。孙实君经营的修文堂书局有着不少珍贵的古书，可见其在古书版本上的造诣，也是修文堂书局能长期吸引老客户，得以长久生存下去的原因所在。

孙实君是个经营古书的商人，但也不是唯利是图，有时也对爱书的青年极具人情味，据王运熙先生回忆：“四十年代前期，修文堂旧书店搬到了我家所住的那幢房子里。我常常去该店看书，有时买几本便宜的。店主人孙实君先生很慷慨，我买不起的，常借给我看。记得我当时曾借了一套商务本的《王静安先生遗书》，看了好几个月。”（王运熙《王运熙自传》）从中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修文堂书局是搬过家的，店中对于熟悉的顾客是可以借书看的，从孙实君的身上也可看出旧书商贾的文化味来。

修文堂书局确实拥有一些珍贵的古代珍本，要在竞争激烈的旧书业中得以生存，必须要有一定的旧书资源。为了市场，修文堂书局主人孙实君必须具有良好的版本知识和敏锐的商业眼光。经营修文堂一方面为了生存，为了保存中国传统的优秀典籍；另一方面作为书局经营者的孙实君，在千方百计地搜罗珍贵古籍的同时，也为不少学者最初接触古籍，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黄永年，就从修文堂书局获益良多，如他曾回忆道：

解放初我在修文堂见到乾隆时原刻作者校样的《苏州府微显志》，是详记其地人物士女的书，记得《缘督庐日记钞》中提到过，是民国初叶昌炽为藏书家刘承干鉴别所收书时记下来的，公私书目均不见著录，就赶快以廉值把它买来。《艺风藏书记》（续记）还有缪荃孙自己在晚年批上价钱准备出售用的，我见过三部，一部当年在修文堂，一部没有《续记》在苏州某店，我都没有买，一部是谢刚主（国桢）先生的，他晚年送我了。从这书上所批的可知民国初年的书价，稍后京沪各大旧书店所出书目也都有售价，嘉道时的书价则可看黄丕烈的题跋。（黄永年《古籍版本漫谈》）

我当年在上海修文堂旧书店见过一部缪氏晚年自己在上面批有售价的《艺风藏书记》，其中有的书批“真元本”，可见未批“真元本”的所谓元本就有问题。在修文堂见过一部缪氏旧藏的《风俗通义》，是明万历时胡维新刻《两京遗编》的零种，卷九、卷十还是抄配的，但《藏书志》却定为元本，这岂不是明明在欺人？至于综合的版本目录，如莫、邵两家也都脱误累累，有的是原批之误，有的是传抄致误而付印时未能校改。《书目答问》及范氏《补正》虽然校印比较认真，但原书仍存在着某些错误，新印本未能校正。（黄永年《古籍版本漫谈》）

黄永年先生还曾在修文堂书局淘到过珍本，那是在1950年前后：

刚解放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前，从常去的修文堂书架下面发现一部《礼仪注疏》，是顾广圻据黄丕烈所藏宋严州本和宋单疏本合编、嘉庆时由张敦仁用方体字精刻的本子，张敦仁还刻了一部仿宋的《礼记郑注》，也很有名，价颇贵还不难得，独这《礼仪注疏》极为罕见。抗战胜利初我曾在吕贞白师寓所见过一部黄纸毛装本，莫棠旧藏还写有长跋，现在这部则是白纸印本八大册，整洁如新。修文堂其时设在霞飞路后改淮海路的某弄一号，老板孙实君是沪上旧书业的魁首，可对此书偏未注意，只以旧人民币二万即后来的二元卖了我，行话所谓卖漏了。（黄永年《买书经验杂谈》，刊于《藏书家》第五辑）

黄永年是常去修文堂的，但看的多买的少。至于《礼仪注疏》卖漏了，恐怕和修文堂书局后期的经营状况不理想有关，以孙实君的眼光和水准，决不会廉价售掉珍本。也许在黄永年眼中的难得之本，在孙实君的眼中并不稀罕。解放后的旧书经营已比不得过去了。曾见过一本修文堂的《修文堂书目》，十六开油印，用纸粗糙，但其中却有将近二十种书目，分经史子集分别罗列，从中可见得修文堂书局的线装古籍的经营范围和品种。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修文堂书局在公私合营中并入上海旧书店，孙实君也暂时任领导之职，发挥着他的余热。

来青阁

来青阁书庄成立于民国初期的1913年，在当年上海的旧书业中小有名气。

来青阁书庄是民国时期书业南派的代表，店主杨寿祺是苏州人，原设书局于苏州护龙街余坊巷口，1913年开设分店于上海福州路青莲阁楼下，后迁至汉口路706号。来青阁书庄资金较为雄厚，所售的善本书也颇多，店主杨寿祺经营态度友善，在旧书一行中颇有声望。他精通目录学，善于鉴别各类古籍版本，虽是行家却从不为此自傲，相反遇上不懂善本书的顾客，总是耐心地加以说明，开出的价格也很公道，深受顾客和藏书家的信任，为此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也使来青阁书庄声名远扬。

杨寿祺的善经营和好人缘，使来青阁书庄在文化人中口碑颇好，有事没事大家都会去来青阁书庄喝喝茶聊聊天，可以彼此交流一下古旧书的信息。来青阁书庄处于福州路汉口路，又是书业集中之地，成为藏书家常去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陈乃乾、黄裳、郑西谛等，常常是来青阁书庄座上客，为此他们也从来青阁中淘到不少的珍本，并写文流传。黄裳就曾在文中写道：

来青阁主人杨寿祺，是书市中老辈。年纪大了，常住苏州，偶来上海。好吸鼻烟，鼻子下方总是黄黄的。好像有什么病，一直摇头不已。他和西谛是熟人，每收曲本附图者，必归西谛。老辈自有收书途径，曾收得宋本《江湖小集》，哄传书林。一次在苏州，他取出“镇店之宝”两部书给我看，一部是明初黑口本《虎丘志》，天一阁旧藏；另一部是明初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商务印书馆影印底本。说是年纪大了，打算让出。他每来沪，囊中总带来几本旧书，虽非铭心妙品，也有颇有意思的。我曾得一册清吟堂本《绝妙好词》，是吴枚庵手校本，丹黄杂下，后有贝简香跋，是从吴氏遗书中选得的。来青阁有点像三马路上的一座文艺沙龙，买书人无事都来店里坐坐，海阔天空地聊一气，话题总离不开旧书。中国书店歇业后，经理郭石麒成了行商，他的根据地就在来青阁……（黄裳《上海的旧书铺》，选自三联书店版《旧时书坊》）

对于来青阁书庄郑振铎也有着美好的淘书记忆：

晨起，精神不振，恐怕又要伤风了。连忙喝热茶数盅。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在来青阁偶见明黄笳惠刊本《山谷题跋》四卷，姑购得之。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观看。汲古阁本《津逮秘书》里收得不少。但单行明刊本却不多见。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灯下，读《山谷题跋》，不觉尽之。（郑振铎《求书日录》，选自金城出版社《废纸劫》）

郑振铎时常能从来青阁书庄淘到好书，如大多为有关戏曲方面的：

余于来青阁收的明刊戏曲最多，战后半载间，寿祺凡有所得必归之余。戊寅秋日，寿祺电告余，收得明刊白绵纸《蓝桥玉杵记》，末并附杂剧二种。余立即驱车至来青阁，细阅一过，爱不释手……时正奇窘，然终以半月粮购得之。亟付装潢，面目焕然如新刊。（郑振铎《新镜全像蓝桥玉杵记传奇》跋）

亦有画家颜文樑对于在来青阁购字画的回忆：“来青阁主人杨寿祺，先生读书诚正学堂同学也，通晓古今书籍版本，设来青阁书坊于上海三马路，经营古今书籍，兼印售画片、月份牌等美术制品。寿祺多礼，新正遇友于途，亦必当街跪拜，不稍苟简……”（钱伯城《颜文樑先生年谱》）颜文樑对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有着较好印象，曾购了不少水彩、风景等一些画片。从中可知来青阁书庄在当年文化人心目中的印象。

但作为旧时比较成规模的旧书店，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有时收古籍善本，如不加注意也会惹上麻烦的，甚至是官司诉讼，如民国期间有人窃取天一阁藏书售于沪上的书局，就牵涉到了来青阁书庄、古书流通处等好几家书局。为此，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曾有所记录：

民国三年，有乡人冯某串同党徒，夤夜越墙而入，窃出书籍数千册，陆续运带至沪，初售于交通路六艺书局主人陈立炎，每册仅二角许，后改售于来青阁，得价稍善。立炎所得仅数十种，散售于各家，《适园藏书记》著录之书经注疏其最著也。来青阁所得甚多，去其畸零不全者，尚得七箧，转售于食旧廛书肆……冯某之窃天一阁书也，同时窃出碑帖数种及范氏祖先小像数卷。碑帖为何，今不可考，惟宋拓麓山寺碑后归藏园傅氏者，确为其中之一。窃书后三月，沪市渐有传闻，而范氏则未知之也。时江阴缪筱珊（荃孙）以前清遗老作海上寓公，负版本目录学众望，上海藏书家若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皆月致修脯，请其鉴定藏书及编校丛书。闻天一阁事，亲往食旧廛求一观，食旧廛坚不可认，筱珊怒，因驰函范氏究其事，范氏检视阁藏，始知确有遗失，遂派人来沪侦访，历旬日，不得踪迹，乃设计在申新各报大登广告，略谓“阁中被盗，失去书籍多种，但无关重要，不愿收回。惟有先祖遗像手卷两卷，自明以来历经名人题识，世代保藏，务请送还，当以万金为酬，决不追究”云云。冯某利令智昏，亲赍手卷往，冀得万金之赏，遂被拘入捕房。讯问后，招出售于何家。于是六艺书局、来青阁、食旧廛三家皆对簿公堂矣。时租界尚为会审制，开庭数次后，判决冯某及同党监禁十年，三书店皆罚金了事。范氏则尚不甘服，越四年，陈立炎以购抱经楼书至宁波，范氏即就地拘之，念旧恶也。

此件购置天一阁窃书案，是当年轰动沪上的书林新闻。或是明知为窃取善本之物，但禁不住诱惑，六艺书局、来青阁、食旧廛三家书局均卷入其中，多为利益所驱动。三家书局中，六艺书局为陈立炎所主持，来青阁为杨寿祺主持，以杨寿祺的为人和经营之道，能见古籍珍本而忘乎，足见范氏天一阁藏书之精。窃书诉讼案发生后，六艺书局和食旧廛均先后停业，唯有来青阁书庄一家，在杨寿祺的主持下，依旧经营着。

而来青阁书庄在之后的经营中，曾收得一部宋版《江湖群贤小集》，轰动当年的书林。那是在1947年前后，湖南长沙有位李姓的书商，偶然收购到一部南宋书棚本《江湖群贤小集》，此书曾为清代曹寅所收藏，曹寅即曹雪芹的祖父。李姓的书商得书后，马上联系了北京琉璃厂邃雅斋的刘英豪，并附去书的纸样。刘英豪接信看纸样后，认为南宋书棚本《江湖群贤小集》刊本距今已近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可能性不太大，认为此书可能是民国十年古书流通处据明汲古阁景宋抄的影印本，就没有当回事，也没回信。李某久未悉北京邃雅斋回信，便托人携书至上海，知上海是个大码头，可能会有识书者。当时汉学书店的郭石麒经人介绍，见到了南宋书棚本《江湖群贤小集》，以郭石麒对古籍版本的见识，认为这是本难得的珍本，但无奈汉学书店无力购进此部书，便介绍给了来青阁书庄的杨寿祺。杨寿祺一听说是南宋书棚本，以他对古籍版本的认识，恐颇难得。一看果是好书，便马上和史家荣等找对方商议，无奈此人为李姓书商委派，也做不起主。杨寿祺经过反复和对方商量，总算答应把书先留下，并给对方一笔路费先回湖南长沙。后杨寿祺又派人请古书专家徐森玉再鉴定，始知此为难得一见的宋椠善本，遂决定以十两黄金购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拿出十两黄金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在这难得一见的珍本面前，再贵也得拿下。杨寿祺通过李姓书商处了解到，知此《江湖群贤小集》的大致来历：原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藏书者带此宋本逃难，不慎将书遗忘在长沙汽车站的顶篷上，有人拾到后售于湖南长沙李姓书商。杨寿祺来青阁书庄得南宋书棚本《江湖群贤小集》后，消息在书林不胫而走，北京琉璃厂邃雅斋的刘英豪也得了这个消息，特地到上海，在同道的陪同下到来青阁书庄一看此书，不由得面红耳赤，为自己错失珍本而追悔莫及。郑振铎从徐森玉处得到消息，也去来青阁书庄看过此书，叹服为好书。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赶到上海，和杨寿祺商购此书，其间郑振铎、徐森玉两位也有意于宋版《江湖群贤小集》，无奈钱财和权势均敌不过蒋馆长，终被南京中央图书馆购去这稀世珍本。南宋书棚本《江湖群贤小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来青阁书庄也因此书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书庄生意也由此大有起色。

1956年公私合营中，来青阁书庄并入上海古籍书店，并专事古旧书的收购。

中国书店

中国书店创建于1929年，地址在南京东路西藏路口的大庆里内，是沪上有名的古旧书店。

中国书店的创建得益于古书流通处将所有图书全盘清出。早期的店主人为金颂卿，浙江秀水人，为人十分的正直，有一定的古籍版本知识，因而和江南的藏书家都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如嘉业堂刘氏、适园张氏、艺风堂缪氏、宝礼堂潘氏等。虽然中国书店和当年的书业集中地福州路、棋盘街、麦家圈等有些距离，但凭着从古书流通处盘来的大量旧书，以及金颂卿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和全国各地的书店，特别是北京琉璃厂等有着良好的协作关系，中国书店的生意还算兴隆。

但金颂卿老先生过世后，中国书店人心为之一散，在销售的业务上很快走了下坡路。不少原在中国书店从业的人员均各自外出开店，其中郭石麒和杨金华两人合伙在汉口路开设了汉学书店，并一举成为上海书业的后起之秀。在中国书店经营中，金颂卿老先生实已不主其事，而实际的经营交给了陈乃乾，陈乃乾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仲鱼后裔，他曾在上海进步书店、古书流通处等处工作过，后助金颂卿办中国书店，编印了《清代学术丛书》《经典集林》《周秦诸子斠注十种》《重订曲苑》等稀见古书。

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是如此回忆他在中国书店的经历：

中国书店之初始也，余实主其事。余性木讷，不善贸易，更不善与人论价，故旧书买卖与余个性极不相宜。其所以毅然任此者，盖抱两种改革希望，欲藉此以自试也。当时买书者和卖书者皆注意善本书，开卷之前，必先问棉纸乎抑竹纸乎？黑口乎抑白口乎？藏印为谁？题跋为谁？至其书之内容何若，异同何若，悉可不问。但得棉纸印者必是佳书，黑口者当然更佳，有名人藏印及题跋者自必格外可贵，而清代之精校精刊，以及极有价值之经史要籍，反束之高阁，弃若敝屣。学者苟欲求一参考书，询之旧书店，率瞠目不能对，即郑重托其搜访，而书贾以不能获重价，不为措意。迨中国书店开幕后，力矫此弊：凡清儒著述之有用者，极力提高其价值，有较时价高至十倍者；而遇普通旧本书，则极力贬抑之。一时同业咸为惊异。富商购藏善本书，例须由书肆先将样本送阅，数日后再行选择议价，惟至中国书店购书者，必照章付价取书，绝不宽价，亦无登门送阅之事。若南北学者苟需用某类参考书，则尽力为之搜求；即一时无力偿值者，或赊或借，各如其愿。此种做法，似非一般商人正规，然业书者自当为学者服务，此为余决心改革之一端，而上海各旧书店之注意近代刻本自此始……

从陈乃乾的回忆中，可知他经营旧书是很有些想法的，陈乃乾也想从中国书店的经营中做一定的尝试，即不再仅仅关注书的版本价值，而是从书的内容出发，对近世所刊之书也要相应的关注；另外不赊账卖书，也是为了保护经营者的权益，但这样无形中会得罪一些老客户。陈乃乾的创新和改革并不算成功，但却为书业开了先例。陈乃乾的另一项变革为印行书目，加强彼此的商业流通。中国书店是以经营古书和旧书为主，并无自己的出版物，旧时的古旧书交易，信息并不通畅，本地和外埠间，非得当面看书议价，陈乃乾想改变这一状况，利用印发书目来增加交易。为此印有《中国书店书目》。

在所见1926年的《中国书店书目》中，按经史子集丛书编排，共有将近一千二百余种书目，并附补遗、再补遗四百余种，并刊有“书目内所列价值均为实洋，不折不扣”字样，还有“外埠购书章程”和“中国书店历年出版书籍目录”等。书目中的重点还附有提要，如中国书店代售中国图书刊行会影印本《说文假借义证》：“泾县朱珔撰，以说文假借一义，证以群经、史、汉、周秦诸子及汉、碑、文选所引，旁敷曲畅，悉有依据，以视《说文辨字正俗》（李富孙）、《十经文字通正书》（钱玷）、《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诸书，繁简不侔，精确可信。全书二十八卷，向由朱氏家刻，刻版甫成即遭兵燹，故传本极少。今由本会借朱氏家藏刻版样本，据以影印，用上等中国毛边纸，分装二十八册，每部售实价八元。”中国书店此类销售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中国书店的销售经营中，和不少当年的文化人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以金颂卿、陈乃乾经营书店的方式，“若南北学者苟需用某类参考书，则尽力为之搜求；即一时无力偿值者，或赊或借，各如其愿”。这种经营方式受到了文化人的欢迎。如郑振铎就是其中之一，不仅是中国书店的常客，有时也相助一臂之力，如郭石麒在汉口路开设了汉学书店，郑振铎便相助不少。在郑振铎所写的古书题跋中，有些篇章便提到了中国书店：

《丽则遗音》（元杨维桢撰，六册，明汲古阁刊本）此为铁崖赋集；汲古阁附刊于《铁崖古乐府》后。前数日下午，于中国书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捡堆于桌上乱书。较可注意者，有《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及此书，并为汲古阁刊本。且均属初印者。余思之而未言。唯嘱留下《丽则遗音》。石子当时亦未言欲得之。明日再过，则肆中人言，《古乐府》和《复古诗集》已为石子购去。惜《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古今名公《百花鼓吹》（《唐诗》五卷、《宋元明梅花鼓吹》二卷、《梅花百咏》八种、《牡丹百咏》二卷，明万历三十六年梁溪公松居士，尊生斋刊本）抱经堂从杭州携来一批书，余得万历版《乐府先春》。数日后，至中国书店，又在乱书堆中，获见《百花鼓吹》及清人某氏之《百花词话》，亦为抱经堂物，闻已售之北平文殿阁。余渴欲得《百花鼓吹》，即取归。明日再来之，则《百花词话》已为程守中先生所得。余方斥去万历杨氏原刊本之《唐诗艳逸品》，乃忽发兴欲得此书，思之，不禁自笑其多事。然《艳逸品》尚有朱墨刊本可得，《百花鼓吹》则绝罕见，且所附之宋元明《名家梅花鼓吹》二卷及《梅花百咏》等尤不易得见之诗篇。《梅花百咏》传世者向仅中峰禅师及冯子振撰二种，《夷门广牍》中则仅有冯作及周履靖之和作。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梅花百咏》一卷，为元韦徳珪撰。今此书于中峰、子振、徳珪所作外，别有王达善、于谦、周正及无名氏几种，且附弡豫源之《牡丹百咏》，故必欲得之。此类书虽无甚大意义，然亦元明文学资料之一种，不宜听其沦落也。（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谱双》（明未知撰人，不分卷，明正德刊《欣赏编》本）沈氏萃芬阁散出，某肆得《元十家集》《升庵词品》及正德本《欣赏编》，求售于余，价甚廉。余嘱其留下。明日过之，悉为他人所得。余尤喜《欣赏编》。为之懊丧不置。一月后，托中国书店于杭州某肆收得《谱双》一册，盖《欣赏编》中之零种也。具人物图，且有生动之趣者，《欣赏编》中亦有此种。得此，可不备全书矣。余于书，本不作收藏想，只视为取材之资而已。类似此书，本不必求全也。（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陈乃乾在中国书店根据测海楼藏书目中的善本和旧刊本，根据刊本行格、序跋、印鉴等，辑成了《测海楼书目》四卷，于1932年刊行，受到了书业内的一致好评。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书店停止了营业。

富晋书社

富晋书社开设于1930年前后，其亦是一家北方人在沪开的古旧书店。

富晋书社店主为王富山，河北省冀县人，原在北京琉璃厂东首开的富晋书社，店主为王富山的兄长王富晋。1930年时，扬州的王某要出售测海楼的藏书，写信给北京直隶书局的宋魁文，并约定在上海见面。宋魁文便携友彭某等南下至上海，并由扬州王某陪同，到扬州吴引孙家看藏书。吴氏测海楼的藏书有将近六百箱，虽无宋元的刊本，但多有明朝的刊本及清朝精刻本，特别珍贵的是其中二十余部精抄本地方志。当时吴家要现大洋四万元，吴家不想再卖祖上的书赚钱，但也不想贱卖。宋魁文几个人经过商议后，只肯出三万六千元。多次商议都无法定下来，时正逢将过春节，宋魁文几个人便留下彭某一人，其余的回北京过春节去了。

宋魁文在京过节时，因觉如收购吴氏测海楼藏书将可大大赚一笔，一高兴无意中透露出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富晋书社的王富晋耳中，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怎可放弃。王富晋也顾不上过节，马上赶往扬州，看到吴氏测海楼的藏书后，喜不胜收，决定购下。但碍于宋魁文的面子，对吴家说是富晋书社和直隶书局共同购书，但宋魁文的代理人彭某知道后坚不允。王富晋不想让如此好的生意从手中溜走，就一面和宋魁文的代理人彭某敷衍，一面私底下和吴家谈妥并订合同，以四万元的价格购下吴氏测海楼的全部藏书。一直到王富晋付款取书，彭某才知事情，马上告知远在北京的宋魁文。

宋魁文得知后决不甘心煮熟的鸭子飞了，急急忙忙赶往扬州阻挠王富晋取书。一方面扬言愿出更高的价格收吴氏测海楼藏书；另一方面散布谣言说王富晋买书是为了出售给日本人，并联合当地乡绅官府等，给王富晋提书造成困难。这样一来，王富晋见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于心不甘，但款已付，无论如何要把测海楼藏书运走。王富晋便赶到上海，找了蔡元培（教育部）、董康（司法部）、胡朴安（江苏省民政厅长）等，向法院递了起诉状，并且委托熟悉南北书业的陈乃乾从中调解。经江苏省法院受理和陈乃乾从中的调查，测海楼藏书不能销往国外，一纸判书王富晋胜诉，吴氏测海楼的藏书不久后全部运抵上海。直隶书局的宋魁文竹篮打水一场空。

吴氏测海楼的藏书中，明刻《八闽通志》《延安府志》《广西通志》都是难得的孤本。陈乃乾把测海楼藏书目中的善本和旧刊本，根据刊本行格、序跋、印鉴等，辑成了《测海楼书目》四卷，于1932年由中国书店刊行。富晋书社收得的测海楼藏书，为了避嫌，出售时先由北京图书馆、上海涵芬楼、中华书局图书馆、大东书局等先行挑选，也算是把善本书留在国内。富晋书社也因收得测海楼藏书发了一笔不小的财，王富晋不仅使北京富晋书社生意蒸蒸日上，而且寻思着在上海开设分号，销售图书馆挑剩下的书和一些方志，上海富晋书社就此成立。

上海富晋书社地址在汉口路云南路口，虽然离福州路有一段距离，但以王富山师承其兄长的挑书眼光，加上有测海楼藏书为底子，生意亦是不错。上海富晋书社据此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努力从经营地方志和大部头书、丛书上下功夫，并且和上海涵芬楼、中华书局图书馆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定期为他们提供目录、配供图书，得到了这些单位的赞许，上海富晋书社生意也日益红火。同时，富晋书社也销售旧期刊杂志，并可缺本配售，为书社带来了不少的人气。

金陵大学在得知富晋书社收得测海楼藏书后，因有不少地方史志对大学研究有用，特派万国鼎、刘国钧等三人专程赴上海采购。但由于晚来了一步，在上海富晋书社并未挑到中意的古书。“据云此次赴沪主因，在购测海楼之方志，唯富晋书社已将其中元明方志三十余种（内钞本元方志一种、明刻本及钞本三十四种、清刻本一种，共三百一十本，其中一部分为天一阁旧藏），索价两万元，即对折也须万元，因之未能购买。”（《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金陵大学采购组虽在富晋书社无甚收获，但在中国书店、来青阁、受古书店、博古斋等处，购得书约九十部，费银一千六百余元，并在回南京后的报告中写道：“盖上海聚书虽多，各书铺稀罕之书，书目未出，书已为捷足者先得……近来各地竞购方志，日人尤出重价求之，稀见者更为各方争买，以致价格飞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这是最好的经验之谈，也是绝好的书业史料。

在黄裳的《上海的旧书铺》中，有对上海富晋书社的描述：

三马路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书店街。由西向东，这里有富晋书社，是北京迁沪的分号。主人王富晋、王富山，因收得扬州吴氏测海楼书，就在上海开了分店。王氏兄弟门庭高峻，主顾不多，但存有不少好书。曾给我看过一部明刻小说《隋史遗文》，白棉纸精图，厚厚一叠，真是惊心动魄的东西。他们好像并不以经营旧本书为重，而以收售珂罗版金石书及近代大部丛书为重点。有一次收得一部《四部丛刊》三编，中缺一本《三辅黄图》，懊恼得很。店中恰有一册嘉靖四明薛晨刻本《黄图》，恨恨地说，要是一册丛刊就好了。在他看来，嘉靖白棉纸书是比不上近代石印本的。

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有一些题跋涉及到了富晋书社：

《痦堂乐府》（清黄兆森著，不分卷二册，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余十余年前获得石牧《忠孝福》传奇，未加重视。唯盼能得其所著《四才子》。然终不可得。真州吴氏藏书散出，为王富晋所购，待时索价，价奇昂。中有《四才子》之二，装一函。余狂喜，不惜重值购之。（引自北京出版社《郑振铎书话》）

上海富晋书社除了经营古旧书和旧期刊杂志，也参与影印出版社图书，为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在几年的时间里，影印和出版了大量珍贵的古籍，如《禁书目录》《太霞新奏》《殷契构成》《说契》《研契枝谭》《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曲谱》《文镜秘府论》《说均》《说文古籀补》《绘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四声切韵表》等书。但如果为谋利私自盗印古书，是要受到惩罚的。1930年代王富山、王富晋兄弟也因私自翻印《金瓶梅》，而使富晋书社惹上了麻烦。

那时发现了一部明崇祯刻本《金瓶梅》，袁同礼、徐森玉、赵万里等几人私人合资购入，并以“古佚小说刊行社”的名义将它原色原大影印出来，同时配以《金瓶梅》插图二百幅，由北平图书馆出版，每部定价一百大洋，以所得利润补偿书价。当时鲁迅先生在上海也义购一部，文化界传为美谈。不久，琉璃厂的富晋书社店主王富晋为了谋利，暗将此书私自盗印，被北平图书馆察觉后，该馆为维护版权利益而与富晋书社对簿公堂。经判决对富晋书社予以处罚，并将富晋书社封门停业数日。虽此事为北京富晋书社所为，对上海富晋书社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上海富晋书社一直营业到1950年后，公私合营后并入上海旧书店。

抱经堂

抱经堂书局原开设在杭州，是杭州早期最大的古旧书店，1938年在上海愚园路静安商场开设抱经堂书局分店；1940年又在上海汉口路704号开设第二家分店。是南派有名的古旧书店。

抱经堂书局主人朱遂翔，生于1902年，浙江绍兴人。幼时从绍兴来到杭州，在清河坊文元堂书局做学徒，拜师学习古书业务。在做学徒期间，朱遂翔时刻留意从师傅处学习相关知识，包括版本知识、藏家类型、古书流通等。在文元堂书局时，眼见杭州清河坊文元堂书局主人杨耀松廉价购得小字批注棉纸书（实为劳季言批校本），重新拆册装订，以高价售于北京书估，一时供不应求，两月内销售一空。朱遂翔见贩售古书买卖利润不薄，遂起念准备自己也开店，以他在文元堂书局学到的知识，可为此一展所长。

于是在1927年，朱遂翔便脱离文元堂书局，在杭州城站附近，开设了抱经堂书局。在经营中，朱遂翔善于挖掘古书的资源，不仅时常到宁波、绍兴、萧山一带乡下收书，且出手大方，使得乡间不少人愿意售书于他；同时朱遂翔也和同行书业间搞好关系，如杭州拜经楼、松泉阁，上海秀州鼎记书店、春秋旧书店等，一旦他们有什么善本书，朱遂翔便以高价收之。另一方面，朱遂翔则善于把握经营时机，紧紧抓住一些有财力的大买家，如杭州盐商王绶珊就是抱经堂书局的大客户，朱遂翔善价收来的古书均售于王绶珊，如铁琴铜剑楼宋版书、邓氏群碧楼藏书等。如此经营之道，使朱遂翔的抱经堂书局业务蒸蒸日上，一举成为杭州早期最大的古旧书店。

但朱遂翔心中总有着遗憾，杭州的古书生意买家有限，而他最大的客户王绶珊居于上海，不如到上海这个大码头开家分店，这样不仅市场更大，而且能更好地服务好王绶珊。朱遂翔和抱经堂书局，实际上成为王绶珊的购书顾问，朱遂翔不仅为王绶珊免费修补古书，还让他的伙计上王府帮忙整理图书，发展到后来王绶珊购书都要朱遂翔先过目，出于多方面考虑，朱遂翔在经营杭州抱经堂二年多后，在上海开设了抱经堂书局分店，而上海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朱遂翔便举家迁来上海，把杭州抱经堂作为了后方的仓库。

朱遂翔奉王绶珊为大客户，但有时也耍些小聪明。有次，和朱遂翔有业务往来的上海春秋旧书店严慕陵，收购到一部宋刻本《吴郡志》，送到王绶珊处，开价一千元，王绶珊就喜欢旧刻的方志一类，但他拿不定主意，就先让朱遂翔过目。朱遂翔一看宋刻本《吴郡志》是好书，就想自己拿下，他对王绶珊说此本恐非南宋原刻原印，不建议买下，王绶珊便退回了此书。上海春秋旧书店店小利薄，压不起这些钱，严慕陵只能硬着头皮找到朱遂翔，朱遂翔就以五百元购下宋刻本《吴郡志》。朱遂翔拿到书后，即对此进行重新装订、衬纸、包角、配夹板等，把原来的十册变成了二十册。改头换面后又送至王绶珊九峰旧庐，并说此部《吴郡志》才是宋原刻原印，王绶珊未辨其中原委，加上又相信朱遂翔，便以二千五百元购下。消息传到春秋旧书店严慕陵耳中，便上门找朱遂翔讨个说法，在友人的调解下，朱遂翔又赔了几百元了事。

在黄裳《上海的旧书铺》中有对抱经堂书局的描述：

三马路抱经堂主人朱遂翔一直是为王绶珊收书理书的，王氏身后九峰旧庐藏书的部分精本为朱遂翔所得，藏在小楼上秘不示人。他的店还开着，也还是满壁琳琅，但他并不靠这个挣钱，在另处开了一爿小工厂，专造金笔，生意很好。他就天天在柜台上闲坐。孙助廉找他闲话，称赞他目光远大，看得准，适应了当时文化建设的潮流，比老本行出息好得多。说得朱遂翔飘飘然，接着叹气道，可惜本小力微，能再添一笔投资就好了。说来说去说到了那批书上，现有的资产为什么不变成活钱增资开厂呢？终于打动了朱遂翔的心，不久，温知楼上的长案就摆满了王家的善本。（黄裳《上海的旧书铺》）

可知王绶珊在故世后，他的九峰旧庐全部藏书，后由朱遂翔售于修埂堂（温知书店）。黄裳从中也觅得不少好书：

差不多每天中午饭后，我总要到温知楼上去看书，真是奇书异册，应接不暇。这中间就有著名的杭州猫儿桥书肆刻的三十卷本《文选》的残卷。助廉取出《临安志》给我看，其中正有猫儿桥在。原书纸墨晶莹，书香袭人，纯是北宋风格。虽然赵万里据书手年代定为南宋刻本，但仍不能推翻改临安府之前的杭州题名，也否定不了灼然可见的北宋刊书风格。最后还是不能不收入《中国版刻图录》开卷第一书。没好久，助廉竟从青岛又收得同书的另一残卷，真不能不佩服他搜书的手段之奇妙……（黄裳《上海的旧书铺》）

以朱遂翔的精明和能干，以及他对古书版本方面的知识，抱经堂书局在上海三十年代的书业中也是小有名气的。抱经堂书局所售出的古旧地方史志，都是具有相当质量的，如售予王绶珊九峰旧庐的瞿氏铁琴铜剑楼《资治通鉴》《司马温公集》等版书，都是珍稀之物，后这批书在王绶珊死后被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收藏。朱遂翔作为一个书林从业人员，虽在抗战后不再经营，但也为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如他晚年所写的《杭州旧书业回忆录》中也有上海书林的回忆。在谈到古旧书店的书目时，朱遂翔写道：

在上海方面，应以隐庐及中国书店所出书目为最好，且最完备，每年出一次，日本人购者为多。富晋书社及来青阁等书店亦先后继起，发刊书目；而彼时之北京书目，都不肯南寄，因定价比较高，恐南来购书受其影响也。自此以后，南北书店皆有书目，亦皆有定价，其价格率互相参考而定之。其时，各地图书馆为充实内容计，亦大购旧书，此为旧书业最称兴旺之时期。

对于朱遂翔抱经堂书局售王绶珊书，亦有回忆：“杭州盐商王绶珊大量收购旧书，尤喜购各省府县志，因本人居上海，故杭州各同业皆送书至沪，数年来所购之书，其价达四十多万元。中有铁琴铜剑楼宋版书及傅氏双鉴楼、邓氏群碧楼藏书，仅此三部分之书，计价已不下十余万元，十年以来当推王氏购书为最多，且多为善本，皆为经目而代编入书目者。余一年之中，在他处接洽业务，约有四月，在杭时除自主书局外，兼为王氏理书……王氏在抗战时期亦溘然长逝。”（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在朱遂翔的晚年，他已将抱经堂书局经营中的经验传予后人：“余自愧衰年，诚已不足有为，然窃尝思之，营旧书业者固当精熟版本、目录之学，尤需阅历广泛，不断观摩，俾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致蹈入空虚。”（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书业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古旧书业也不例外，朱遂翔的抱经堂书局为了摆脱困境，除继续经营古旧书以外，转向了经营文具用品，开了一爿小工厂专造金笔，并将原来的图书门市部缩小，而辟外间专门陈列文具，把抱经堂书局的招牌改为沪光钢笔厂。朱遂翔也不再掌管店务了，并退回杭州居住，店务交给了他的儿子朱庭杰。朱庭杰曾拜过上海来薰阁陈济川为师，但学到的仅是皮毛，抱经堂书局的生意就此一落千丈，沪光钢笔厂也在抗战胜利后遭窃，并就此而结束了营业。

忠厚书庄

忠厚书庄是旧时北方人至上海开设的古旧书店，时间大约在1914年，店主人为李紫东，河北衡水县人。忠厚书庄地址位于南市区带钩桥路（今山东南路），1916年迁至北京东路浙江中路附近，1921年又迁至九江路，1932年迁至汉口路704号。1941年，黄廷斌和袁西江两人投资入股，和李紫东一起，组成了新的“忠厚合记书庄”，地址在汉口路704号。过了几年后，李紫东去世。

忠厚书庄店主李紫东，早年在燕京从事古书生意，对于古书版本有着较强的鉴别能力，忠厚书庄开店于上海，得益于李紫东与当年的一些藏书家建立起的良好关系，如蒋孟萍、潘明训、董康、刘晦之、叶德辉等都和他有往来；同时他也为沪上的一些名人们供配图书。在书庄的经营业务上，因店主李紫东长期在北京等地进行旧书买卖，积累起了丰富的古书销售经验，什么样的主顾需要什么样的书，在李紫东心里了如指掌，这也是他从北京到上海，生意越做越好的原因。马栋臣1939年曾从北京来到上海富晋书社，在文章中曾谈到李紫东及忠厚书庄：

此时上海已有多家北方人来沪开设的古书店，最早的要算李紫东开设的忠厚书庄。李老板比我大50岁，好喝酒。忠厚书庄的生意很好。他有两个大买主。一个是哈同大管家姬觉弥。李老板把书送去，差不多都能买下，过几天去取钱就是。有一次李老板送来的书比较珍贵，值五百元大洋，姬老板一高兴，就付现钱。李老板一看呆了，说拿不动啊，姬觉弥就叫了一个保镖拿着，跟着李老板一起回到书店。另一个大买主叫叶德辉，湖南有名的大藏书家。李老板能投其所好，把他要的书给留着，叶德辉很满意。叶德辉还给李老板写过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忠厚书庄。大约在1941年，李老板把书庄让给了黄廷斌、袁西江二人，他们在忠厚书庄的招牌上加了“合记”二字。（马栋臣《古书店从业记》）

李紫东开办上海忠厚书庄，得到了北京琉璃厂“文友堂书店”魏文忠、魏文厚兄弟的资助，所以忠厚书庄之名正是取自于魏氏兄弟名字“忠厚”二字。李紫东为人忠厚，又极讲信誉，在古书圈内颇受好评。平时李紫东不事享受，即使赚到钱也为人低调，但他在古书业务上却有冲劲，以丰富的古书销售经验，在经营的几十年间，经手的宋元旧刻、名人抄校本不计其数。但李紫东经手的古籍珍本，一不卖给外国人，卖给外国人只能赚一次钱，卖给国人可以把珍本留在国内，赚更多的钱；二是不卖给政府机关，不想做那种低三下四的买卖。从中可看出李紫东的为人。

李紫东做生意，常立即成交，以取得佣金。例如1930年间李将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曹子建集》等十种宋版书，以大洋八万元，售给杭州盐商九峰旧庐主人王绶珊。又如：南宋孤本宋寥氏世彩堂刻本《韩柳文》，《韩文》藏于祁阳陈清华家，《柳文》藏于南海潘宗周家，各想所得，互不相让。后经李老先生从中说合，动员南海潘氏将所藏《柳文》以现洋一万元售给祁阳陈清华，使这部珍贵的书破镜重圆，又成合璧。仅这两笔生意，就得到了一笔不小的佣金。（高震川《上海书肆回忆录》）

李紫东的忠厚书庄，由于所选古书甚好，也得到了不少文化人的青睐，如郑振铎就是忠厚书庄的常客，为此也购到了不少的好书。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就有不少的题跋涉及到了忠厚书庄。

李紫东的忠厚书庄至抗战期间，古书业务一度消沉，原来熟悉的藏书家也多迁往内地，再加上李紫东主要以做宋元旧刻为主，一般的古书较少涉及，生意也大不如前。李紫东本人也年纪大了有些力不从心，遂用店面和招牌与黄廷斌和袁西江组成了新的“忠厚合记书庄”。袁西江原供职于中国书店，中国书店歇业后，袁西江分得一部分的存书，则投资于忠厚合记书庄；黄廷斌原供职上海富晋书社，他善于理财，工作十分的认真负责。两人合作经营忠厚合记书庄，生意倒也不错。其中袁西江由于精通古书业务，又善于与人打交道，就主要负责对外销售；黄廷斌工作严谨，又有兄长工作于钱庄，所以主要负责店内事务。老店新开的忠厚合记书庄，又重新焕发了其活力。如郑振铎等文化人士常常光临书庄，给忠厚合记书庄带来了不小的人气。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黄永年，曾写有《记得自忠厚书庄的善本书》，所记其在1950年代初期在忠厚书庄淘善本书的经历，需要说明的是，黄永年文中“忠厚书庄”应是“忠厚合记书庄”：

回忆起来，在忠厚书庄袁君手里买到的第一部善本书，应是明覆宋十卷本附拾遗的《韦苏州集》。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细白绵纸印，衬装两厚册。每册多加钤“天籁阁”、“墨林山人”以及“阵岳之印”、“南武”、“杏庄”等印记。书尾还题有“康熙五十五年平原杏庄珍藏”一行，则项氏诸印当是这康熙五十五年归陆氏前就伪加以充宋本的。因为这部明覆宋也实在覆得精彩，百些页简直和南宋早期的建本无大差别，而不像嘉靖时覆宋本老是呈现方板的欧体字格局……（《藏书家》第八辑）

大约在这以后不久，我又从忠厚书庄接连欣得两部善本书。一部是鲁九皋《山木居士集》，素纸大本装四册，原为周越然所藏，钤有“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长条白文印，洁净可观。有孔继涵题记，谓：“《山木居士集》，同年江西建昌府新城县鲁洁兄所著。乙未之冬，寄周书昌兄，借抄其福。孔继涵记。”并钤“孔继涵印”、“荭谷”两印……再一部是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毛太纸印黑格抄写，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分订两册，钤有“塘栖朱氏结一庐图书记”朱文大方印、“遂翔经眼”白文印以及九峰旧庐藏书诸印，是清咸同时朱学勤旧藏，入民国后经杭州书商朱遂翔售归王绶珊九峰旧庐，50年代又从王家散出之书。（《藏书家》第八辑）

看来即使到了1950年代忠厚合记书庄依不乏好书，作为刚从复旦毕业的黄永年而言，搜集古书更多的和他所学的专业有关。当然黄永年淘书所去的不仅仅是忠厚书庄一家，“当时我去的更多的是汉口路广西路口的温知书店和福州路的传薪书店，再就是淮海路某里弄1号的修文堂，还有也在汉口路的来青阁，去忠厚书庄的次数不算太多，可能由于它地方窄狭，只占半间店面，不像温知书店、修文堂那样可以坐下来休息闲谈。但给我的印象，在旧书业中它的档次还是高的，袁君是懂版本的。只是当时好书太多，往往顾不上买……”（黄永年，《记得自忠厚书庄的善本书》，选自《藏书家》第八辑）

忠厚合记书庄经营至1956年，在公私合营中并入上海古籍书店，黄廷斌和袁西江均担任业务骨干。忠厚书庄、忠厚合记书庄宣告结束。

传薪书店

传薪书店成立于1920年代，地址在福州路260号，店主为徐绍樵，专营木板石印图书及铅印的旧书、期刊、碑帖等。店主徐绍樵原和人合作办大酉书店于汉口路714号，后迁址汉口路663号改为二酉书店。因意见不合徐绍樵遂独立开传薪书店。

传薪书店店主徐绍樵是扬州人，在书业中喜欢买卖破烂的古旧书，在传薪书店内书架上、地板上、台子上都乱七八糟地放着不少旧书，有时一套书可能散放于几处，读者进店挑书可不受拘束，不管买与不买，徐绍樵都笑脸相迎，所以为人大大咧咧的徐绍樵极有人缘，不少读书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往传薪书店跑，或许从不起眼的旧书堆中，有时也会挑到好书的。徐绍樵做生意灵活，价格也公道，传薪书店于是成为读书人淘书的好去处。

徐绍樵传薪书店在经营中，自然不能和来青阁、富晋书庄、抱经堂等大书店相比，但店小也有它的经营特色，首先在收购上，传薪书店敢收来青阁、富晋书庄、抱经堂等大书店不能收的旧书古书，且出价十分的公道，所以有的卖家愿意把书售给传薪书店；其次是徐绍樵在销售上采用薄利多销的原则，有的书只要稍有赚头即售，有的书不赚钱也卖，这样可以加快资金的流转，有人戏言“传薪书店收来的书，不在店里过夜，就要当天处理掉”，这就是徐绍樵传薪书店能长久生存的原因；其三是徐绍樵能紧紧地抓住老客户，如郑振铎、周越然、黄裳等，都是传薪书店的常客，有什么好的古旧书，徐绍樵总会帮他们留着。

而其中最为传奇之售书，当属徐绍樵传薪书店售予郑振铎的明刻《十竹斋笺谱》初集。郑振铎以收集古代戏曲和版画见长，他在谈到《十竹斋笺谱》初集曾言：“余收集版画书廿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郑振铎《劫中得书记》）郑振铎知道徐绍樵常往扬州、泰兴、南通一带收书，便托付于他寻求《十竹斋笺谱》。徐绍樵在收书途中，不忘郑振铎之托，功夫不负有心人，徐绍樵在淮城某地一藏家处，见到一部明崇祯刻本胡曰从编《十竹斋笺谱》，便马上告知郑振铎，郑振铎欣喜若狂，急忙催促徐绍樵不惜以重金购下。经过一番努力，徐绍樵如愿购下了《十竹斋笺谱》初集四册，带回上海交予郑振铎。郑振铎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绍樵突抱书二束至，匆匆翻阅，笺谱乃在其中，绍樵果信人也”（郑振铎《劫中得书记》）。1940年郑振铎请北京荣宝斋用木刻水印翻印出版了此部《十竹斋笺谱》。

在黄裳的购书经历中，徐绍樵的传薪书店亦留下他的不少记忆：

离我工作地方最近的是四马路河南路口的传薪书店。几乎每天中午都要进去看看的。主人徐绍樵，江北人，是一个大胖子，给我留下的是赤了膊拿着一把芭蕉扇在店堂里走来走去的印象。这家店有一个开间门面，左右两排书架，摆满了旧书，中间是一条长案，也堆满了零乱的书册，大抵是些晚近常见的本子。不过有时也能找到有意思的零本书。我的一本康熙刻彭鹏的《中藏集》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绍樵不大懂得版本的，却有本领找到好书。他是江北人，常能从苏北买到大批旧书。他与郑振铎相熟，西谛的书跋中常提到他，他为西谛买到过《十竹斋笺谱》《石仓诗选》，都是从淮上访得的……绍樵与藏书家相熟，能从他们手中取得好书，像周越然、周由堇、九峰旧庐都是，九峰王氏的书，身后分给后人，五六十年代分几批散出，绍樵买得过两三笔，大部是清刻，间有明本，曾见有明活字本《白氏长庆集》残卷，有一叠之多，由孙实君买去。我也选得多种，最可喜的是康熙刻《楝亭集》，桃花纸印。访书多年，所得只是几种残卷，这次才算得到了全书。最后一次王氏书出，三册红格抄底本《九峰旧庐藏书目》也一起挟来，绍樵以之相赠……（黄裳《记徐绍樵》）

上海四马路有传薪书店，主人徐绍樵。我从这家店里买残本至多。绍樵对手中的残书总是说头本在郑先生（西谛）那里或书主家还有旧书一屋，残本必尚在，不难配全。可是开出的支票到底也不能兑现。我也不以为意，残卷又有什么不好。从绍樵手中所得残本有两种值得一说。其一是淮阴张致中的《符山堂集》，存二册。绍樵说馀卷在郑公处，不知信否。书是致中子张韶手书上版的，极工整的颜体楷书，世人只知他所刻的顾炎武《音学五书》，而不知有此。卷中遇钟陵、皇祖处都空一格，可知是明清之交墨版。撰《茶馀客话》的阮葵生是张氏乡人，也未能见，甚可珍重。（黄裳《书之归去来》）

徐绍樵中风，未见几一月矣。前日雨夕，偶过访之于其小楼上，已能起坐，言时泪莹然，言几不及相见也。又言家境艰窘，持此一册书见示，云新得自故家者，尚是清初旧钞，乐意轩吴氏藏本。即并其他清刻零本四册同得。赠以五十金为卒岁资。残年凄紧，可令慨叹。同时尚见汪阆源旧藏宋元之际麻沙刻本《后村先生诗集》残本十册，又正德刻《怀麓堂集》极精，亦缺数卷。“南行稿”、“北上录”皆汇刻入之，是为最足本也。有金元功藏印，金氏以棉纸补抄两册，亦精绝，却不及得之矣。并识于此。丁酉腊月廿七日晨窗记。（黄裳《毛诗指说》）

徐绍樵和传薪书店之名，因贩书和不少文化人有所接触，也留下了不少篇章。黄裳有篇《记徐绍樵》的专门文字，叙述详尽，以徐绍樵的古书版本水平和大大咧咧的性格，在那时的古旧书业中并不出众，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书贾，却有着独到的经营方式，以诚心待客之心，受到了爱书人的好评。另有版本目录专家黄永年也写有《记传薪书店》一文，记叙了书店的一些历史。

常去买线装古籍的旧书店是在解放初参加工作以后。这时的传薪书店还是老样子，一开间门面，两边高至屋顶的书架塞满书，书架底下桌子上也是书，房子中间一长条似是用门板搁起来的，上面还是书，自然都是线装古籍绝无铅印洋装。其脏且乱则好像从未清扫整理过，但好书可真多。记得这中间一长条上在1952年上半年就堆过一排明嘉靖本白绵纸书，有闻人铨本《旧唐书》、汪文盛本《后汉书》、顾崇德本《黄帝内经》、赵府居敬堂本《内经》《灵枢经》，这都已够进入北图善本书目的资格，还有闻人铨本《周礼注疏》和白绵纸黑口赵体字的《四字真经》，更是少见著录的珍品。价钱也很便宜，除《旧唐书》部头大要稍多一些，其余都不过几元钱（当时用旧人民币叫几万）。无奈当时是供给制，随即改包干制，仍无力多购。至于两边桌上的好东西就更多了，还不停地售出收进新陈代谢。1950年我就在左边桌上花两元钱买了部翁方纲手批的卢刻《经典释文》。稍后可说的是一部装在小木箱里的《韩昌黎集》明东雅堂本。这个本子当时还不算太稀见，可这是部白皮纸精印大本，而且干净得连图章都不曾盖过，当时错过未买，以后再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韩集》。右边呢，出现过一部旧抄本《恬裕斋书目》，是《铁琴铜剑楼书目》的原稿，还经劳格用蝇头小楷批注过。（黄永年《学苑零拾》）

徐绍樵此公还颇守过去旧书业的道义，有些地方很够朋友。有一次，他拿出一大叠竹纸毛订的小本子，问我有没有用？我一看，原来是清嘉道时藏书家倪模的《经锄堂书目》手稿。过去只知道倪模有个《江上云林阁书目》，有刻本也极少见，这部写成提要的《经锄堂书目》更是一向无人知晓的孤本秘籍。于是我说“当然有用”，他说“有用你就拿去吧”，我说“总得付点钱”，给了三元。点了一下二十八本，有点缺，他说“收进来不缺，黄先生你先拿去，我再找”。过不久他找了一本给我，以后又找出三本把书凑齐了，再没要过一分钱。店的上边是层小楼，楼上也放着书。我记得上去过两次。一次是晚上，看了好久没有可买的，有部弘治黑口本《陶学士集》也不吸引人。这时上海旧书业中资格最老的修文堂孙实君也来了，挑了一册万历沈弘正刻本《小字录》。这本书我也注意到，只因不是明活字本不想要，孙说：“你黄先生不要，我就买了。”当时大书店去小书店挑书是常事。还有一次在楼上新收的书里看了两部嘉靖本，一部通津堂本《论衡》，杨守敬旧藏，可惜有缺页抄补。我买了另一部钱应龙本《白氏长庆集》，金镶玉四大套，缺点是黄绵纸印……（黄永年《学苑零拾》）

徐绍樵的传薪书店虽在旧书业中不起眼，但为不少文化人沙里淘金提供了极好的场所。黄永年最为遗憾的是未能在传薪书店遇黄裳。1956年在公私合营之中传薪书店并入上海古籍书店。

博古斋书肆

博古斋书肆原来开设在苏州，后于1917年在上海汉口路惠福里弄口设分店，是一家专营古旧书的书店，同时也影印一些古籍丛书，在上海书业的古籍影印中小有名气。博古斋书肆是上海书林早期南派所开书局之一，店址紧邻福州路，持续开店时间也不长，但却有一定的影响。

博古斋书肆的主人柳蓉春，号蓉邨，苏州洞庭东山人。原在苏州护龙街567号闾邱坊巷口开设博古斋书坊。柳蓉春有一个绰号叫“柳树精”，大概与他长得瘦长有关，又正好姓柳，做生意不苟且有关，才有了这样略近贬义的绰号。但在从事古旧书生意上，柳蓉春却绝不含糊，博古斋书肆柳蓉春最大和最得意的一笔生意，即是把书售于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浙江吴兴刘承干的嘉业堂，在近代赫赫有名，1924年刘承干在家乡南湖镇建成了占地二十亩之广的藏书楼，楼名“嘉业”。柳蓉春和刘承干做古书交易，极讲信誉，刘承干在日记中曾提到博古斋：“蓉村在敝处交易有年，其人诚实可靠，决不有所游移……蓉村谨慎，非长美可比也。”这里蓉村即柳蓉春，长美乃是江宁书贾钱长美，可见柳蓉春做生意相当诚信。

柳蓉春在经营博古斋书肆期间，还收到过清末藏书家莫绳孙的藏书。据《中国藏书家通典》记载：莫绳孙曾官至两淮候补监盐运史，后去职长期独居扬州，继承其祖父与父亲的“影山草堂”藏书，编辑和刊印了莫友芝编撰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书。莫绳孙晚年家境渐贫后，“影山草堂”藏书相继散出。莫绳孙曾致函给缪荃孙，有心将藏书出售给京师图书馆，后来藏书在去世后散出，先后被端方、潘景郑等人收藏去数部，其余被书商柳蓉春购去。

柳蓉春在博古斋书肆经营中，以懂版本、信誉好而著称，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苏州离上海很近，晚清自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越来越显示出其特殊之地位。柳蓉春和所有江南的书商一样，想要把博古斋书肆做大做强，更有影响力，必须要到上海这个大码头开店。在筹备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柳蓉春在书业同仁的相助下，于1917年在上海汉口路惠福里弄口设立了博古斋书肆分店，一时也跻身于上海书林，以其不凡的古书经营，博得了爱书人的一致好评。

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一文中，对柳蓉春的博古斋书肆有详细的描述：

其时三马路惠福里弄口有博古斋书肆（今艺苑真赏社隔壁），与古书流通处仅隔数武里，新得莫友芝藏书，插架亦富。主人柳蓉春，苏州洞庭东山人，外号人称“柳树精”。虽未尝学问，但勤于研讨，富于经验，且获交于江建霞、章硕卿、朱槐庐等诸辈，习闻绪论，遇旧本书，入手即知为何时何地所刻，谁家装潢，及某刻为足本，某刻有脱误，历历如数家珍。家本寒素，故积致小康，每得善本，辄深自珍秘，不急于脱售。夜深人静时，招二三知音，纵谈藏书家故事，出新得书，欣赏传观。屋小于舟，一灯如豆，此情此景，至今犹萦回脑际也。影印大部头丛书之事，博古斋实开其端，所印有士礼居、守山阁、墨海金壶、拜经楼、百川学海、津逮秘书、六十家词诸种，以一人之力而翻印旧书至数千册，可谓豪矣。蓉春殁后，其子元龙有神经病，初则广置田产，忽而长斋绣像，曾不数年，隳其家业。（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选自三联书店版《旧时书坊》）

从陈乃乾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柳蓉春的博古斋书肆在当年还是小有名气的，无论是售书还是翻印古书，都不落人后。虽然柳蓉春的博古斋书肆在收售古书上，不如来青阁、富晋书庄、中国书店、忠厚书庄等，可也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尤其在翻印古书上，柳蓉春有着独到的眼光，博古斋书肆精印的《士礼居丛书》《守山阁丛书》《拜经楼丛书》《墨海金壶》《百川学海》《津逮秘书》《六十家词》等书，有些是收买了版子刷印的，有些是自己刻印的，这些丛书的发行，不仅印数不小，销量也不差，使博古斋一度在旧书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如影印吴骞的《拜经楼丛书》，包括了以下书目：《诗谱补亡后订》《陶靖节集》《谢宣城诗集》《国山碑考》《桃溪客语》《愚谷文存》及《续编》《诗谱补亡后订》《拙政园诗集》《许氏诗谱钞》《孙氏尔雅正义拾遗》《孟子外书》《小桐溪吴氏家乘》《阳羡名陶录》并《续录》《拜经楼诗话》《拜经楼文集》《拜经楼诗文集》《论印绝句》《万花渔唱》以及《桐溪客话》《四朝经籍志补》等，都为善本佳作。在鲁迅的日记中，就有购《拜经楼丛书》的记录：“二十四日午后同稻孙至琉璃厂购《述学》二册，八角；《拜经楼丛书》七种八册，三元。得二弟信，十六日发。收十六日《民兴日报》一份，又十九日者又一份。晚袁文薮来。蒋抑卮来。”（鲁迅《壬子日记》）

又如《百川学海》，又称《左氏百川学海》，宋代左圭辑刊，成书于南京咸淳九年（1273），是我国刻印最早的丛书。《百川学海》传世主要有三种版本：一是宋咸淳原刊本，今通常所见者为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氏涉园据以影刊，缺卷据明弘治华氏覆宋本摹补，民国十九年（1930）依宋本目次编印者，即今通常所说的“宋咸淳本”。二是明弘治年间无锡华氏刊本，民国十年（1921）上海博古斋曾据此本影印，通称“明华氏本”。三是明代重辑本，所辑何人不详。流传较广的是陶氏涉园影宋本。博古斋书肆精印的《百川学海》“明华氏本”，是乃佳本。

博古斋主人柳蓉春在1924年病故，博古斋即由其子柳企云继承，不过博古斋的辉煌已经不在。柳蓉春娶妇殷氏，生有一子一女，子柳企云，女柳月娥。柳企云娶顾佩玉为妻，柳月娥嫁朱尚和，后两人不和仳离。柳月娥回家依靠老母和长兄生活。柳企云于1938年因病去世，博古斋就落到三个女人手中，乃是殷氏和女儿柳月娥，以及媳妇顾佩玉和第三代尚幼小的三子一女。此时上海博古斋书肆已不存，苏州博古斋也已日薄西山。

博古斋书肆于1939年停止营业。

来薰阁

来薰阁书店是北方来上海开书店的代表，原在北京琉璃厂开店。1930年代末开来薰阁分店于上海，地址在上海威海路永吉里93号，后又迁至广西北路281号。来薰阁书店主人为陈济川。来薰阁书店为古书的南北交流调剂，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来薰阁书店原开在北京琉璃厂，其祖上曾于清咸丰年间在京设来熏琴铺。到1920年代陈连彬接手后改为来薰阁琴书处，后又将书店扩建成“来薰阁”、“琴书处”。这家小店主要经营的是木刻本和铅印石印书籍。陈连彬年龄渐大，加上北京琉璃厂古书经营竞争激烈，来薰阁书店生意一直没有起色。1922年陈连彬的侄子陈济川来到了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原是北京隆福寺文奎堂书店的学徒，师从王辑五。陈济川在文奎堂书店和一些日本学者有售书上的往来。

陈济川自接管来薰阁书店后，把在文奎堂学到的书店经营相关知识用到实践中来，特别是把在文奎堂书店结识的日本学者引来来薰阁，这些日本学者中，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长泽规矩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君山，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青木正儿等，这些日本的学者都十分喜欢中国的古书，曾邀请陈济川来薰阁去日本办古书展销会。1928年陈济川曾东渡日本，并由此结识了日本经营古书的文求堂、临川书店、汇文堂书店等，加强了中日之间在古书上的交流。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在《来薰阁琴书店》中写到过陈济川：

主人陈济川就在这间屋里。但他非常非常地忙，转眼间就离开这屋的情况也很多。或是出去接阅、分捡同行不知从哪里买来的一堆书，或是到书业总会去碰头见面……他是琉璃厂古书店中唯一有创新意识的人。在那与日本人做买卖的书店还很少的时代，积极主动地与日本人交朋友的，就是他。他还两度来日本，在东京、京都、名古屋开古书展销会。同行们对他这种海外兴业行动，半是嫉妒，半是观望，而他以可观的收益证明了他的成功，也给同行们的观望者一个漂亮的回答。另外，在民国初年，当北京大学崛起一批年轻的思想家时，其他的书店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勇敢地与这些人接近的，也是他。与此相关联，对于以往古书店已不关心的戏曲、小说类书籍的热心收集和买卖，也是他。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中国口语文学的人，而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恩惠的，绝无仅有。（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选自三联书店《旧时书坊》）

自陈济川经营来薰阁书店开始，他兢兢业业，不仅牢牢地抓住日本学者的购书需求，而且刻苦地学习古书的版本知识，以自己善于营销的技艺，渐渐地在北京琉璃厂做出了名声，生意也逐渐地兴隆起来。陈济川便想着要扩大经营，就想到了来上海开设分店。于是在1930年代末期，陈济川在上海威海路永吉里开办了来薰阁书店上海分店。由于陈济川要北京、上海两头跑，就委托表弟张世尧担任上海店的临时负责人。陈济川懂书又善于交朋友，上海来薰阁书店开张后生意也很是不错。

上海旧时书林生意的好坏，书店里古书的货源十分重要。陈济川深知其中的经营之诀，所以他在古书的收集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如1937年陈济川的来薰阁书店和天津宏雅堂合伙，收到了上海著名藏书家张钧衡的部分藏书。张钧衡是吴兴南浔镇人，号适园主人。科举失败捐官兵部车驾司候补，在上海经办盐务、典当、酱盐业，并经营房地产，投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及慎大钱庄。张钧衡以其雄厚资财，大举收购图书。先后收有朱氏“结一庐”、张氏“小琅环福地”、吴氏“拜经楼”、顾氏“芝海楼”、韩氏“读有用书斋”、杨氏“观海堂”等藏书家的旧藏。并在南浔建“适园”，藏书十万卷。主编《适园藏书志》十三卷，为其家藏书目，由缪荃孙代笔，计收录善本书七百六十三部，有宋版四十五种，元本五十七种，黄丕烈跋本二十六种，名人手抄手校之本百余部。张钧衡卒后，藏书由长子张乃熊继承，有部分售于重庆中央图书馆。另一些被陈济川等收去。这使来薰阁书店的古书销售更是如虎添翼。

陈济川经营的来薰阁书店，在收售宋元版古书上，还不能和来青阁、富晋书庄等大书店相比，如收得的张钧衡适园藏书，多为元代以后的本子。另外来薰阁书店进入上海的时间也晚，是在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所以在书店的经营之中，不得不以金石考古、地方志书、大部头丛书为主，这也是陈济川经营的来薰阁书店的局限性。但陈济川在经营中，自有高招，那就是和专家学者做朋友，除和一些日本学者以外，和中国的不少学者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胡适、郑振铎、王统照等，陈济川为他们选书和购书提供便利，无形中也提高了来薰阁书店的知名度。

如《海上书林忆馀》对陈济川和来薰阁书店赞赏有加：“来薰阁主人陈济川，营业颇具特色，店面‘架子货’无甚可观，但常见其店伙包装大批书籍，邮寄外埠，其交易范围之广，其他估所冀及。文教界人士有关美术考古的著作，彼认为有利可图者，辄为之代印代售。”（徐雁编著《中国旧书业百年》）可见陈济川编印书目，邮寄图书，生意做得煞是红火，经营者对有利可图自不甘人后。但陈济川也算是个有良心的书贾，有一年的售书行为，在书林坊间传为美谈。

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的图书资料相当的缺乏，给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有时好不容易购得一些古书等资料，但由于战时沦陷区和内地邮路根本不通，阻碍了古旧书的收购。如时在内地成都的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急需一批甲骨学方面的资料，就托陈济川的来薰阁书店，购下了于省吾编著的《双剑誃殷与骈枝》《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书。为了顺利将书籍寄给胡厚宣教授，陈济川将书拆散后装在信封里，陆续寄给成都。这种化整为零的做法使胡厚宣教授收到了这批书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厚宣教授见到陈济川，要付给他钱。陈济川说什么也不要，令胡厚宣教授十分感动地说：“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后胡厚宣所编《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年）等书，均交由来薰阁书店出版。

抗战爆发后，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郑振铎，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处境十分危险。陈济川毅然决定让郑先生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郑振铎以来薰阁为聚会点，与徐森玉、王伯祥等进步文化人士经常碰面，商讨救书事宜。郑振铎专门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俗文化，对包括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尤其对有插图的书刊，有着强烈的兴趣爱好。陈济川在收购书籍时便会予以留意。郑振铎最爱逛的书店就是来薰阁，不管在上海还是北京，几乎日日必到，每来必有所得。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太音大全集》，两册，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还有历代名家题跋。郑振铎闻讯大喜，奈何囊中无钱力不从心。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凡遇好书）力所不及，则节衣缩食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在来薰阁的耐心留存下，此书终被郑振铎购去。后编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中。

来薰阁书店亦与许多有实力的旧书铺一样，投入资金编印坊本，共计有：《胡氏书画考》三种，《古文声系》二卷，《段王学五种》，《段契摭佚》一卷附《考释》一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不分卷，《书经》六卷，《诗经》八卷，《山带阁注楚词》六卷附《余论》二卷，《楚词说韵》一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越谚》三卷，《广韵》五卷，《南唐二主词》一卷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薰阁书店并入北京中国书店，上海来薰阁也因此而结束了营业。

萃古斋

萃古斋书局创办于1944年7月，地址在上海常熟路B19号，专售古旧线装本和旧平装本。虽然创办的时间比较晚，但是那个时代西区颇负盛名的一家旧书店。萃古斋书局的店主人是于士增。另有两名合伙人马栋臣和赵洪江，还有八名股东：周叔廉、吕桂丛、卢桐伯、沈长明、孙煜峰、许宝华、瞿季刚、李祖来等。

萃古斋书局的店主人于士增早年是北京文华堂书店李善言的学生，于士增跟着师傅学到了不少古书版本方面的知识和旧书店经营的经验。后也短时工作于上海富晋书社。在北京的旧书业跌打滚爬多年后，于士增有次偶买奖券中了个大奖，本来就想自己创业的他，拿到奖金后，在中南银行的支持下，就在上海开了家萃古斋书局。之所以不在北京开而在上海开，于士增心里自有打算，他认为上海进出的古旧书多，藏家也不少，在上海书林占有一席之地，对书店的发展也有好处。而于士增将萃古斋书局开在上海西区的常熟路，看似远离福州路平望街等书肆集中地，其实西区的常熟路附近住着不少文化人和金融界人士，常常可收到一些好书，也可做成不少生意。

合伙人之一的赵洪江，原在北京直隶书局工作过，并拜宋魁文为师，与傅九海是师兄，在收售古书和门市营业上很有经验。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赵洪江和师兄傅九海离开北京直隶书局，而做起了买卖古书的掮客，两人在北京等地收了不少的古书，专门卖给美国的夏威夷图书馆。但这家图书馆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把中国的古书做成洋精装的样子，书背还要烫金，这样便于图书馆上架。为了做成生意，赵洪江和师兄傅九海只能找些书店先取书后付款，并借钱改装古书。这样做生意的风险是如果上家不给钱，下家书店处将难以为继。赵洪江、傅九海在合伙贩书于美国夏威夷图书馆的过程中，由于战事紧张等原因，随船运往夏威夷岛的商船失踪了，所运的书自然也石沉大海。这让赵洪江、傅九海两人焦急万分，同业书店纷纷向他们索债，赵洪江、傅九海只得好话说尽，赔尽了全部的家当以后，两人只能灰溜溜地各奔东西。

另一名萃古斋的合伙人马栋臣，原是北京富晋书社老板王富晋的学生，后被派往上海富晋书社工作。马栋臣和萃古斋书局于士增原都在上海富晋书社工作过，两人既都是河北深县的老乡，又是同事，自然共同的话就多了一些。于士增看中马栋臣人老实，且又有丰富的收售古书经验，便拉了马栋臣入伙。马栋臣在《古书店从业记》一文中，有对萃古斋书局创办的详细描述：

1944年，于士增得到中南银行老板的支持和鼓励，想离开富晋自己开店，约我和赵洪江、于树枫入伙，不久就在常熟路开设了萃古斋书局，店招牌是请张元济写的。这时上海是沦陷区（英法租界还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进步人士受到压迫，有的去了内地。在上海的郑振铎常常东躲西藏，有时不能回家，便住在来薰阁的阁楼里。耿济之也是一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为维持生计，与郑振铎合开了一家蕴华阁书店，一半卖书，一半卖文具，地址也在常熟路。他在书店靠近门口的窗户下放了一张写字台，一边照看书店，一边写作，还能随时观察门外的动静。如果看到郑振铎等熟人来了，立即起身迎进。如果看到来的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陌生人，立即从后门走掉，免遭麻烦。大约在1947年，耿济之把蕴华阁卖给了萃古斋，职工孙景润也到了萃古斋，孙后来去了中国书店……（选自三联书店《旧时书坊》）

于士增等开设的萃古斋书局，在抗日战争期间，本身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在由于战事原因其他的古旧书店纷纷难以为继之时，萃古斋书局能艰难地生存下来，靠的正是于士增、马栋臣等人的悉心经营，以及和当年文化界人士不同一般的关系。有时收书卖书也要讲求一点策略和方法的。于士增的萃古斋书局帮助郑振铎、耿济之等进步文化人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抗战胜利以后，萃古斋书局的生意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从内地到上海来了不少的官员，他们为了装有文化摆场面，就买部百衲本《二十四史》放在家里，可以附庸风雅充充门面。为此，把萃古斋书局所存的货都买完了，甚至连局刻本也热卖，常熟路的门市部自是生意兴隆，这令于士增等十分的开心，生意的红火意味着萃古斋书局可以更有所发展。于是在1946年的春天，于士增等又在南京太平商场设了萃古斋书局的书摊，温知书店也开了分店。由于那时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汇集了不少文化界和政界的要人，南京太平商场旧书摊处买书的人也很多，连于右仁、王云五等也常去看书。但是这样的繁华景象并未持续多久，1947年随着内战的爆发，古旧书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萃古斋书局便把在南京太平商场的书摊给撤了回来。

萃古斋书局的良好声誉，有时也会吸引不少文化人来淘书。如黄裳有时会赴萃古斋书局，据马栋臣回忆：

有一次，我从霞飞路一户人家收到一批书，其中有很多英文书。书尚未整理，黄裳来了，他挑选了几种，清初刻的词曲小说，价比较高。另外有一部《礼仪》，我当普通书卖给他，后来才知道是天一阁的明抄本，书上没有盖章。天一阁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书根上写的书名不论字数多少都是从右至左顶头写的。黄裳是书店的常客，他也经常介绍一些人来书店看书。（马栋臣《古书店从业记》，选自三联书店《旧时书坊》）

萃古斋书局在经营中还加强和同业之间的交流，“我又曾在传薪书店徐绍樵那里买到四本顾曲斋刊《元曲选》。徐说是不全的，很便宜。后来查目录，才知道这书没有全的，北图有十三种，上图有十六种，很稀少。后来这四种卖给了上图。徐绍樵还弄到一批商务版的《四库全书珍本》，除《西清砚谱》等外，都论斤卖了废纸，很可惜。”（马栋臣《古书店从业记》，选自三联书店《旧时书坊》）

全国解放后的1956年，萃古斋书局并入了上海古籍书店。

受古书店

受古书店是上海书林的一家小型古旧书店，开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店主人是翁阆仙。地址在福州路442号。

翁阆仙是江苏扬州人，对于版本目录学比较熟悉，常常混迹于江南的书肆和书林之中，培养了他精明强干的性格。翁阆仙在上海除受古书店外，还开设过好几家旧书店。最初是在汉口路人民大舞台对面开过一家小书店，由于初涉古旧书业，缺乏经营的经验，不久后便关门歇业了。但翁阆仙并未因此而气馁，马上又在浙江中路229弄27号另开一家书店，且生意也稍稍好了一些，积攒起一定的书业人脉和经验，翁阆仙便在福州路442号开设了受古书店，也算跻身于上海书林了。

翁阆仙自己也十分喜欢书籍，但不是宋椠明刊，是历代所印的通俗小说、唱本之类。一旦在收书之中发现此类本子（如果有些插图则更好），有复本的话翁阆仙都会自己留下来，发展到后来即使没有复本，只要喜欢，翁阆仙也会自己留存，不仅可以阅读，也可以收藏。那个年代书坊间此类历代所印的通俗小说、唱本等，并不算稀罕，常可收到。书林同道则诧异于翁阆仙的癖好，但翁阆仙却不以为然，并自得其乐。以他的版本水平，应收藏宋椠明刊，但作为生意人的话，自知宋椠明刊是可以售出大价钱的，个人的喜好是敌不过生存重要的。翁阆仙深知个中滋味。

受古书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买到过武进恽家的部分藏书。武进恽家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恽南田的后代。恽南田（1633—1690），名格，字寿平，号南田、云溪外史、白云外史、东园客、草衣生等。常州武进马杭上店寿山村人，为清初画坛“四王吴恽”六大家之一。恽南田自幼家贫，以卖画为生。善花鸟画，继承宋元花鸟画传统而有创新，画法工整，色调柔秀清新，自成一格，人称其为“没骨法”。他的“没骨”花卉在中国画坛有极深刻的影响。恽南田精楷书，取体褚遂良，风格秀逸。诗文也有成就，一生有《瓯香馆集》《恽南田画跋》等多种著作传世。

常州武进恽家虽非名门，但以恽南田在画界的影响力，自然佳书不少。受古书店收到的武进恽家的部分藏书，共付款几千大洋。但在付款取书清点时，发现所收的这批书中有不少的残本，翁阆仙马上和恽家交涉，要求降低整批书的售价。武进恽家自觉理亏，又急着要用钱款，就少收了受古书店两千元钱，最终这批藏书以四千元成交。翁阆仙的受古书店为此狠狠地赚了一笔。其后翁阆仙便在福州路河南路转角中华书局的对面，又开了国粹书店、六艺书店。至此，翁阆仙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

阿英就有在受古书店的不成功淘书的经历：

有一回，我在四马路受古书店看到了六册残本的《古学汇刊》，里面有一部分我很想看看，开价竟是实价十四元，原定价只有三元，当然我不买。到了饱墨斋，我问店伙：“《古学汇刊》有吗？”他想了半天，跑进去找，竟从灶角落里找了二十多册来，差不多是全部的了。他笑嘻嘻地说：“本来是全的，我们以为没有用，扔在地下，烂掉几本，给丢了。”最后讲价，是两毛钱一本。这两毛钱一本的书，到了三、四马路，马上变成了两块半以上，真是有些恶气。不过这种机会，毕竟不多的。（阿英《城隍庙的书市》，选自三联书店《阿英文集》）

翁阆仙的受古书店不仅收书售书，有时自己也会影刻出版一些书籍。如《绘图侠义小说平妖全传》《绘图三国全传演义》等，所影刻出版的书均是翁阆仙喜欢的历代通俗小说。但翁阆仙为了利益驱动，也干过一些弄虚作假的事，为书林同业所不齿。翁阆仙弄虚作假的方法是“把有些明朝翻刻宋本，也有的后人仿宋刻本，撤掉前序、后跋上的年号和刻书家的牌子，以冒充宋刻本。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后人伪造的。对于初学古书的人，就会受骗上当。这样的书成了既不是宋刻本，又不是明刻本的四不像。据说，他还把不全的宋元旧刻残本挖掉目录，重新装帧成册，冒充全书”（高震川《上海书肆回忆录》，选自上海书店《古旧书讯》）。

翁阆仙的这种作伪书的不检点行为，为上海书林同业所深知，所以尽管他开了好几家古旧书店，始终名气都不太好。可能在旧书业中，古书作伪的事一直都有，在同业竞争激烈的书林中，一家书店的声誉十分的重要。翁阆仙的受古书店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行业规范，但文化太浅、又把利益看得太重，致使像翁阆仙的受古书店这样的小书店，成为过眼云烟也很正常。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新中国解放前夕，翁阆仙年龄渐渐地大了，身体也不大好，已不能胜任书店的经营了，于是回到扬州老家去养老了。受古书店的经营则交给了他的三个儿子。而这个时期恰逢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即将跨台，弄得社会上也是人心惶惶的，一般的读者根本没有心思买书，受古书店自然也是十分的萧条。此时翁阆仙已避居在扬州乡下，不再过问书店之事。不过从心里面说，翁阆仙还是希望自己创下的家业能传承下去，受古书店的经营也能好起来。

不久，上海解放了。虽然古旧书业务还是很一般，但文具的生意却明显地好了起来。翁阆仙的三个儿子便把受古书店、国粹书店的图书全部下架，搬运到浙江中路的仓库里。书店门市部则全部陈列文具。不久后，经营受古书店的翁家三兄弟也分家了，大儿子翁培栽分得了受古书店，二儿子翁启宇则分得了国粹书店，三儿子分了六联书店。翁阆仙创下的家业一分为三。又过了不久，翁阆仙在扬州老家过世。晚年的翁阆仙在扬州也藏有一些善本书，后都捐给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

受古书店在公私合营时歇业。

文明书局

文明书局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人为无锡的俞复、廉南湖、丁宝书三人，初称为文明编译印书局，注册资本五万元。设立发行所于上海河南中路交通路（昭通路）口，在商务印书馆的西首。文明书局是晚清时期较大的印刷和出版机构。

俞复（1866—1931），字仲还，无锡人。光绪二十年举人，赴京会试时，参加公车上书，思想趋向于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与吴稚晖等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参加励志学社并任副会长，讲授数理化等新知识，鼓吹反清革命，后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1）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先后任锡金军政分府民政部部长、无锡县民政署民政长、无锡市公所总董等职。民国六年任上海文明书局经理，并与丁福保等人发起成立“少年进德会”，出版季刊《少年进德汇编》。著有《宝凤阁随笔》等书。

廉南湖（1866—1931）是清末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三十岁起任清政府的户部郎中，在京时以诗闻名京师，因看不惯朝中腐败而辞掉官职，南返故里，曾协助创办无锡早期的学校“竞志女学”、“三等学堂”等，是早期中国教育的实践者。丁宝书（1866—1935），字芸轩，是著名书画家，自幼酷好国画，从画家高研五习翎毛花卉，后又拜恽寿平为师，兼以写生。晚年精参华嵓，所作神采生动，古艳雅逸。曾任上海文明书局编辑，辑印《中华古今画范》《张子祥课从画稿》，均足津梁后学。著有诗画作品《芸轩画粹》《丁芸轩题画诗集》等。

文明书局初称文明编译印书局，最初将无锡三等学堂所编《蒙学读本》印刷出版，到清政颁布学堂章程以后，文明书局根据章程编印了多种教科书，参与编写的人有朱树人、丁宝书、丁福保、秦瑞玠、庄俞等，是较早编印系列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机构之一。文明书局敏锐的商业目光，使得其在初期的教科书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文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中，包括张相文编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等。所出版的各类教科书有：丁福保编《初等小学读本》《初高小算术教科书》、蔡云编《初小体操教科书》、华文祺的《生理卫生》、杜就田的《博物学大意》、王季烈的《植物学》等，其中还有翻译的教科书，如虞和钦译的《最新化学》、麦鼎华译的《中等伦理学》等。至1913年文明书局开始编辑出版成套的各类教科书，有张景良编《新国文教科书》十二册，俞复、丁宝书编《新国文》六册，顾倬编《高小国文读本》，丁宝书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也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的课本。文明书局的早期教科书出版，已自成体系。

文明书局出版的早期教科书，为新式教科书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早期教科书的体例和编排上，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虽然其中也有译自日本的教科书，但翻译的质量较高，出版后也大受欢迎。文明书局早期出版教科书，所涉范围十分广泛，除常用的国文、算术、常识、历史等常备科目以外，还出版各类自然科学的课本，极大地丰富了教科书的品种和市场。

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之间存在着不一样的关系，在中华书局成立以前，陆费逵曾任文明书局襄理，沈知方、陈协恭、沈鲁玉、吕子泉都曾任文明书局的高级职员，而创办文明书局的俞复，后在中华书局担任印刷所所长。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文明书局除在河南中路交通路设发行所和门市部以外，又在南京东路香粉弄口另设分销处。而文明书局外埠的图书销售，在中华书局成立后，全部依托中华书局在全国的分局经销。所以在中华书局编印的图书目录中，都随附有文明书局的书目。

民国初年，由于中华书局的创立，给予文明书局很大的压力。其实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后，就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展示了其强劲的势头，文明书局已成颓败之势。到民国初期，中华书局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教科书出版领域的竞争，以低价倾销等竞争手段，使文明书局的出版和销售大受影响，终于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只能将文明书局盘给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接办后，对文明书局加以整顿，增设了编译所等机构，并委派王均抑（文濡）主持其事。中华书局继续以文明书局名义出版和销售图书。

在这期间，由中华书局领导的文明书局，也石印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如出版《说库》（第一部），由王均抑编样，文明书局在民国四年（1915）印刷发行，全书共有六十册。收汉魏至明清笔记一百七十种。后又以进步书局名义印行《笔记小说大观》二百二十种，分五百册出版。《笔记小说大观》内容更为宏富，所收内容与《说库》不相重复，且装帧一致，堪称姊妹篇。此外文明书局还出有《清代笔记丛书》四十一种，以及《广四十家小说》等。中国历代笔记名作，于兹搜罗殆尽，在学术和史料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上述《笔记小说大观》诸书均为线装袖珍本，价格低廉，携带方便，既可以整部购买，亦可拆零供应，因此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民初石印业不景气的情况之下，翻牌了的文明书局可谓独辟蹊径，创出一条新路。

文明书局另设副牌进步书局，由王均卿负责，至1932年并入中华书局。文明书局还出版了不少早期珂罗版画册，其时国内尚无照相铜版技术，赵鸿雪在廉泉（廉南湖）支持下试制成功，所印名人书画碑帖《百花图长卷》《潇湘八景图》《黄山胜迹图册》《兰亭序十二种》《黄庭经五种》等，印刷精美，颇为畅销。

在文明书局的发展过程之中，在翻译欧美小说领域也有过尝试，曾出版过数十本文言翻译的欧美小说，其中以林纾译《黑奴吁天录》（1905年）最为有名，这本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译述的小说，文明书局出版的是早期铅印本，销行甚广。其他的译文作品还有林纾译著的《劫外昙花》（1914年）、周作人译波兰显克微支的《炭画》（1914年）、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石麟移月记》（1915年）等；另外又出版了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撰的《海上繁华梦》初集、二集、三集，一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19年以后，文明书局还出版过《吴稚晖白话文抄》《梁任公白话文抄》《胡适之白话文抄》等书，也有一定的影响。

文明书局在早期通俗文学期刊出版上，也小有建树。1915年8月由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创刊，至1921年6月停刊，共出版十五期。《小说大观》为季刊，每期厚达两百多页，以小说为主，每集刊长篇小说三四种，短篇小说十余篇。内容有政治、外交、历史、社会、伦理、家庭、学校、言情、纪实、警世、军事、侦探、神怪、滑稽、科学等各类小说，亦有译作。除小说外，尚有剧本、笔记、日记、宫词、外传、蠹余录等栏目。各种作品多为文言。每集篇首有铜板插图十余幅，内容为仕女、名画、风俗、名胜风景等。主要撰稿者有叶楚伧、陈蝶仙（天虚我生）、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毕倚虹等。文明书局除《小说大观》季刊外，还出版有《春声》月刊（1916年创刊，出六集，姚鹓雏编辑）、《小说画报》月刊（1917年创刊，出二十一期，包天笑、钱病鹤主编）等，在旧派文艺圈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作为从晚清至民国的出版销售机构，文明书局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文明书局依托教科书的出版，在上海书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位于河南中路交通路的文明书局门市部也是销售良好，其除教科书以外的出版物，同样有着不错的销售。但自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出现，文明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在这两大书局的冲击下，开始显现出疲态。相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完善的编发印售体系，没有建立完整运作方式的文明书局，很快地难以为继。后期的文明书局归于中华书局的管理之下，持续在出版和销售上重又焕发了活力。虽然缺少了教科书一大块出版，但在其他书刊的出版上反而比以前更为繁荣，虽这种繁荣是在中华书局的框架之中，但一样体现出非凡的出版实力。

文明书局民国初年盘给了中华书局，但其之后的业务随中华书局继续发展着。

商务印书馆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十日，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康等四人共同集资，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三号创办和成立了商务印书馆。

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有几台印刷机器的印刷作坊，而作为商务印书馆成长的最大基石，即是新式教科书的印刷和出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出版教科书的最初尝试，他们特地聘请了谢洪赉将一套英国政府为印度殖民地编写的《印度读本》译成汉语，由商务印书馆分成上下两册出版，书名分别改为《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出版后一时大受欢迎，一周内售出三千本以上。又有杜亚泉编写的《文学初阶》出版后也销售良好，令夏瑞芳等大受鼓舞。

商务印书馆在首批出版物获得成功后，即得以增加设备，扩大再生产。馆址也由江西路德昌里三号迁至北京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商务印书馆又吞并了一家日本印刷所——修文印刷局，并翻译和出版日本的教科书。夏瑞芳等商务印书馆经营者认为，光靠印书或译介日本教科书，不能使商务印书馆有更大的发展，如果要使商务印书馆做大做强，必须有自己出版的图书。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立了编译所，专事翻译外国书刊和筹集出版稿件、编撰教科书，并特邀张元济来主持编译所。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他的学问和经验，可以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张元济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请来了蔡元培暂时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人一职。蔡元培认为翻译外国课本不适合中国学生，有必要为他们编写一些合用的课本，并请爱国学社的教员们来编写新课本。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蒙学课本《最新国文教科书》，以及算术、历史、地理等新教科读本，受到各地新学堂的欢迎，销量很大，影响甚广。但不久后蔡元培因“《苏报》案”而前去青岛避难，张元济便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职。

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出版物有：《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以及《国学文编》《亚洲读本》《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商凤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期间曾有如下出版物：《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地质矿物大辞典》等。商务印书馆自此在出版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张元济在编译所期间，多方罗致人才，起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编辑，并聘请一批熟悉中西学术的新人如严复、林纾、蔡元培、伍光建等，介绍西方学术，比较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学术著作。这些译著风行一时，曾一版再版，其中尤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学术著作影响最深，对沟通中西文化、培养社会人才，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务印书馆1903年在河南路设立发行所，由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任所长，全面负责商务图书在本埠和外埠的发售。之后历任所长有沈知方、吕子泉、李拔可等。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编译所、印刷所一样，是相对独立的业务部门，早期主要以发售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为主，兼营商务的其他书籍。在相关发行工作中，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与外地同业间形成批销关系，1903年于汉口设立了商务印书馆第一个分馆，之后又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多个分支机构，显示了商务印书馆雄厚的出版发行实力。

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八十余亩的总厂，包括四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并且又在闸北天通庵路设立第五印刷所，并先后在北京、香港设立分厂。还陆续在国内各省市及香港、新加坡等处设立分支馆。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河南路211号建造总发行所新楼。1914年收回日股，成为完全华资经营的企业。在这期间，总经理夏瑞芳被刺身亡，先后由印有模（锡璋）、高凤池任总经理，王云五进馆任编译所所长。经过几次增资，到1922年资本增为五百万元。1924年在宝山路总厂对面建成东方图书馆及同人俱乐部新厦，编译所也随之迁入。1930年成立总管理处，由王云五任总经理。到1932年前后，上海总馆职工人数已达四千五百人，居中国出版界之首位。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地处闸北战区的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炮火炸毁，损失巨大，被迫停业。同年8月复业，“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原印刷厂业务停顿，另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戈登路（今江宁路）建立印刷工厂。抗日战争期间，总管理处内迁，先设长沙，后迁重庆，并在上海、香港两地设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曾被日军查封。抗日战争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此时，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已大为缩小，职工人数仅为六百人。

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书刊中，除教科书、字典等以外，还包括古籍出版、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在古籍出版方面，主要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和《丛书集成》等。《四部丛刊》是一部综合性的古籍丛书，在以后的十四年间，又出版了续编、三编，各五百册。《丛书集成》出版于1935年，收辑历代丛书百部，子目中删除重复者，实得四千一百种，约两万卷，四千册，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学术专著的总汇。

商务印书馆早期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其中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八种学术名著，及林纾翻译的大量欧美小说最为有名。严译名著、林译小说后又编成丛书发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还有《帝国丛书》《说部丛书》《大学丛书》《世界丛书》《百科小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万有文库》等，其中由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出版于1929年，第一集收入图书一千余种，分装二千册，第二集有二千三百余册，堪称中国学术丛书的经典。除了出版上述大量图书以外，商务还出版了颇具影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等几十种期刊。多年来商务出版的书刊，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出版机构，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拥有一流的编辑和作者。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如：蒋维乔、杜亚泉、叶圣陶、胡愈之、茅盾、郑振铎、竺可桢、任鸿隽、朱经农、陶孟和、何炳松、周建人、王伯祥、顾均正等都在该馆工作过。许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是在商务出版的，如：鲁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怀旧》、老舍的最初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冰心的第一部小说集及诗集等都由商务出版。

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提到两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倾尽全力的张元济和王云五。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是清朝的进士，曾参加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之后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后，他曾主持过南洋公学译书院，办过《外交报》等。在主持译书院工作时，他去商务印书馆联系印刷业务，即与商务印书馆主要创办人夏瑞芳结识、交往。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张元济认定“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1902年，他加入了商务印书馆，从此与夏瑞芳通力合作，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商务印书馆，夏瑞芳任命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奉现给了商务印书馆，他不仅编辑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后又出版了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成为民国教科书市场的龙头。张元济主持创办“涵芬楼”，收藏大量宋元善本古籍，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并且编成了《续古逸丛书》，搜集二十四史的最好版本，经亲自校勘，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一生著有《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等。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印刷小厂，办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使商务一跃而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

1921年，经胡适的介绍王云五入主了商务印书馆，给商务印书馆注入了新鲜血液的同时，王云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不仅保住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的优势，而且领导商务印书馆走向了另一个高潮。王云五（1888—1979）是广东香山人。王云五早年入上海一五金店当学徒，业余时间在夜校学习英文。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等校教授英文。1907年春起担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2年王云五加入国民党，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任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他的出版商生涯。1921年，商务印书馆为了适合新文化形势的需要，特邀请胡适任编译所所长，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任后，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聘请专家学者主持各部门，并且引进了一批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担任要职（如任命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等，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加强了商务印书馆出版队伍的力量。

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上海的书林中，占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在上海福州路河南路的发行所，是沪上书林最大的门市。作家徐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他在商务印书馆门市的购书经历：

那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很大，简直像一个皇宫，比中华书局小不了多少，真是琳琅满目呵，走进去就不想出来。那么多的好书，书是香的，是美的，我的魂都掉在里面了。书是贵的，但也真是比较便宜的了，书是那么精彩的东西，几毛钱就能买一本了……（徐迟《我爱书店》，选自三联书店版《买书琐记》）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于1954年将商务印书馆总部迁至北京。

附文：《我与商务》⁽¹⁾（周越然）

我最初看见商务印书，最初步入它的发行所，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阴历）七月。那时吴兴闹学，我失去“馆地”（教员职），一时找不到新的，故而来申求学，作进一步的研究。我意欲投考南洋（即后来的交大），因为我的算学太差，恐怕不及格，所以改考复旦。

有一天考罢归来，家兄问我道：“你要不要到商务去看看？”我答道：“好，好，我想去买几本新书。”

我们兄弟两人，寄居在后马路的湖州旅馆，叫做谦泰栈的。我们向南走，经过昼锦里——不多几步，即抵达目的地。我一进门，马上就看见一件奇物——高高悬于天花板之下，啪啪啪地旋转不已，粗粗看它，似分二片，仔细再看，似为四片，我已经读过物理学，知道它是借电力推行的，不过我不知道它的名称，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自己想道：“我不管了，姑且让我冒险地站在它下面试一试罢。”我觉得“清风徐来”，额上的汗马上就消灭了。……我料想诸君已经猜到那件“奇物”的名称了罢——电扇（电风扇）。后来全市通行，全国通行，当时吴兴没有，上海也少，所以我见了不认识。商务采用机械总较他人为先，我再举一例：自动电话。商务闸北全厂装置自动电话，远在旧英法两租界“第一区”装置自动电话之前。

我讲了半天商务的电扇，还没有提到它当时的地点。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向南走，经过昼锦里——不多几步，即抵达目的地”。那个地点，就是福州路山西路转角，也就是现在华美药房所在之处，也就是最初聚丰园所在之处。那个地点，是商务的临时发行所；它正式的发行所，就是河南路现在的发行所，当时正在建筑中。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我没有见它本身之前，它的出品早已到了我们的吴兴了——什么国文教科书呀，什么地理历史呀，什么物理化学呀，什么《吟边燕语》呀，什么《英华字典》呀，什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呀。我最爱好的，我视为最有实用的，是那本《英华字典》。其次则为“初阶”和“进阶”。

我在教会学校念了好多年英语，后来又在本城及乡镇中教初级英语，总觉得西洋原本，不宜作初学外国语者的课本，又觉得初学外国语者，非自己有一册可靠的字典，随时翻查不可。当时商务出版的《英华字典》和初阶进阶，虽不得称为尽美，译文甚为明白，有功于初学者非浅。我很佩服商务，曾经暗暗发一誓道：“他日倘我所学有成，定当为商务服务，定当为它编一部完备的字典或外国语教本。”我于民国四年（1915）一月进商务，为它编了三十多册书。

我真的达到了我的目的。

商务在福州路聚丰园址的时代，即我初次亲见它的时候，依比较言，已经发达了。它最初在江西路某弄中，专为他人印件，资本不过四五千元。那个四马路时代的资本，究竟多少我不知道，大概总在二十万元以上。到了民国二年（1913），始由二十万变成五十万。后来又增资多次，至五百万元。当时（约民国十四年）白米之价，每石至多十元。五百万元可以购买白米五十万石。倘依现在黑市米价计算——每石二千四百元——那么五百万元等于十二万万元！真的不小了！商务股票，每股百元。现在的市价是五千元以上；其实还太小，应该为二万四千元。

商务的发起人，共有三位。一位是夏先生，两位是鲍先生。夏先生名瑞芳，我曾经见过。我会见他的那一天，就是他遇难之日。那一天我到闸北宝山路编译所去拜访邝耀西（富灼）博士。邝博士和我谈话之际，却巧夏先生从里面跑出来。他与邝博士打招呼，邝博士就用英语为我们做介绍。大约一小时后，我雇了车又到河南路发行所来购书。那时大门口有许多闲人，又有几个中西巡捕（警察），我大胆地跑进大门，耳中听得：“夏先生中了枪，中了枪了。”后来我晓得他当胸中了一枪，死了。（民国三年一月十日，时年四十三岁。）

夏先生任商务总经理，共计十七年。

他为人宽宏大量，商务同人个个都赞成他。年幼的时候，他肄业于清心堂，后又入同仁医院学医。十八岁后，始入《文汇报》馆习排字。学成，入《字林西报》馆、美华书馆为排字领袖。光绪二十二年，他与两位鲍先生，自营印刷业，创设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我国倡言维新，学子竞译日本书，以期启发国人。夏先生亲赴日本，有所得，即仿效；又必请通人抉择，再四订正而后印行。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变平定后，我国复行新政。

夏先生以为教育最重小学，特设编译所，编订教科书，延海盐张菊生（元济）先生为所长。自此之后，直至“八•一三”止，商馆共出辞典、教科书、参考书、杂志、小说等，约计两万种左右。

夏先生除了办商务外，还注意社会公益。他在本城（青浦）创设小学，又为清心建造校舍，又资助孤儿院。他的事迹，决非我在本篇中所能尽述，他日有暇，我当写一本数万字的小册子。

其他两位发起人，一位是大鲍先生，名咸恩，一位是二鲍先生，名咸康。大鲍先生咸恩，我似乎没有见过。二鲍先生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我们几乎每天见面。

他很优待我。他知道我编的书容易销，所以十分瞧得起我。现在商务的总经理，鲍庆林先生，就是他的“大郎”（日本语，作“长子”解）。大鲍、二鲍两先生，都当过总经理。商务旧时的总经理，还有印有模、高凤池、王显华等先生。

在过去最盛之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工作部分有三：（一）编译所，（二）印刷所，（三）发行所。它们的上面，有董事会和总务处。除了上海的印刷所外，北京、香港还有印刷厂。除了上海的发行所外，各省还有支店。上海的发行所在河南路，印刷所和编译所则在闸北宝山路。闸北的印刷编译两所，及附属性的俱乐部、图书馆，都毁于“一·二八”事变中。河南路的发行所依旧存在。董会、总处、三所、分厂、支店等的组织及管理，都有很详明的章则。商馆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曾经辑印一本册子，叫做《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非卖品，共198页）。那本册子，除总管理处组织系统表及主管人员录外，共载章则七十余种。另外还有一种册子，叫做《商务印书馆同人服务待遇规则汇编》（非卖品，共159页），辑印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共载章则三十余种。倘然我们把这两本册子，细细地阅读，那么商务组织的健全，管理的周密及发展的原因，都可一一推想而得。我从民国四年进商务服务，到现在几几乎三十年了。我说“几几乎”，因为我曾经离去过数年。我虽然在商务服务很久，但是对于印刷发行的情形，不甚明白。我所知道的，大概皆在编译所方面。

我现在把编译所的组织在下面约略提一提：

编译所的主管者，称做所长。我进编译所的时候，还是张老先生当所长，后来的所长是高先生、王先生。编译所分工办事，有下面各部：（一）国文部，（二）哲学教育部，（三）数学部，（四）生物学部，（五）百科全书部，（六）华英字典部，（七）出版部，（八）英文部，（九）史地部，（十）理化部，（十一）辞源部，（十二）（十三）杂志部，（十四）事务部等。编译所的定期刊物有（一）《东方杂志》，（二）《教育杂志》，（三）《妇女杂志》，（四）《小说月报》，（五）《小说世界》，（六）《儿童世界》，（七）《英文杂志》，（八）《英语周刊》，（九）科学及其他。常年在所工作的编译员，约三百人。馆外编辑，尚不在内。

编译所自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起，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止，前后二十八年共计进用编译员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其中有日本人四人：（一）长尾槙太郎，号雨山，（二）中岛端，号复堂，（三）大田政德，号毋山，（四）加藤驹二，号鲭溪。

当此二十八年中，商编进用东西留学归国者七十五人：内法国毕业者两人，英国毕业者三人，美国毕业者十八人，日本毕业者四十九人，国名不详者三人。现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李圣五先生（英国毕业）也是工作人员之一。他当过《东方杂志》的主编，也当过编审部的部长。民十左右，薪水最大者，每月银三百两（邝富灼）；最小者，每月四元（胡愈之），民十后商务曾经“玩”过电影。当时出的影片倒也不少，倒也到处通行。梅兰芳最早的古装片，恐怕还是在商务拍的。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已经忘记了。

194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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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越然，《六十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创立于上海，创办人有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继方等，是民国时期民间出版机构的代表，在综合实力上排商务印书馆之后，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出版和销售机构。

陆费逵发表的《中华书局宣言》中言：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最近史事亦忌直书。哀我未来之国民究有何辜，而受此精神上之惨虐也。同人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府：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小学用书业已蒇事。中学、师范正在进行。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乔皇灿烂。俾禹域日进于文明，华族获葆其幸福，是则同人所馨香祷祝者也。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下：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申报》1912年2月23日）

中华书局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了“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适应新时代的内容，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

1913年沈知方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1913年设编辑所，先后担任编辑所所长的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在渐渐的成长之中，陆费逵功不可没，他以前在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学到的经验现在开始派上了用场。

中华书局成立之时，先于福州路东首租三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1913年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二十九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中华书局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和八十八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同年，又在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了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四十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

1916年中华书局发行所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五层楼大厦，店面共有十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这也成为民国时期上海书林的新地标。

中华书局在1917年前后，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去局长职务，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

中华书局因教科书获得利润后，迅速开展各项业务，从1913年起，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开始设立分局，至1916年，全国各地共有中华书局分局四十处，形成了较为广泛的销售网络。中华书局精印古书中最著名的是《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选择经史子集中之要籍，采用聚珍仿宋版字精印，版式一律，字体美观。分出三种版本，其线装本订为二千五百册，洋装布面本订为一百册，纸面本订为二百八十册；《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永乐大典》以后又一部大型类书，将原书一万卷共五千册以九页拼成一页照相缩印，分订线装八百册。《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出版后大受欢迎。

在中华书局的发展历史中，创始人兼总经理陆费逵，是一个对中华书局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幼名沧生，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陆费逵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他的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历任《四库全书》总校官等。陆费逵十七岁在南昌创立正蒙学堂，十九岁创办新学界书店于武昌，担任书店经理，在店中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书籍，并积极参加当年的革命活动。1905年春，革命党人刘静庵借助圣公会成立了革命团体“日知会”，陆费逵不仅参与其中，而且为“日知会”起草章程，并担任评论员，发表文章宣传革命。1905年秋天，陆费逵辞去曾任新学界书店经理一职，与张汉杰、冯特民共同接办了汉口吴趼人创办的《楚报》，并任《楚报》的主笔。《楚报》遭查封后陆费逵逃至上海。初到上海陆费逵在昌明公司书店任经理兼编辑，同时筹办上海书业商会，继续从事着他所喜欢的图书编辑及发行工作，1906年陆费逵到上海文明书局任职，兼任文明小学校长和上海书业商会补习所教务长。后陆费逵又进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第二年又升任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讲义部主任。1912年和戴克敦、陈协恭、沈继方等人创办了中华书局。以出版教科书起步，通过不断的努力，克服种种的困难，使中华书局成为民国期间著名的出版发行机构。1941年7月陆费逵病逝于香港。

中华书局在民国时期上海的书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福州路河南路口的中华书局的大楼前，在唐驼题字的“中华书局”招牌之下，所有到中华书局批发或购书的读者们，无不如同进入了书的海洋一般，门类齐全的图书，往往会令人目不暇给。在中华书局的边上就是商务印书馆，两家书店并存在河南路上，成为那时上海书业的代表。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不仅种类齐全，有学术、古籍、字典、课本、科学等，而且也出版各类的期刊杂志，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出版、发行、零售为一体的企业。

中华书局的发行所除在各省市、香港、新加坡设立分局外，上海的发行所先在河南中路汉口路之间，1916年搬入自建的四层房屋，即今河南中路福州路转角门牌221号，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发售书籍及文具仪器。抗战期间某年，发行所楼上失慎，烧毁文具仪器等，颇受损失。太平洋日美战争爆发，该发行所亦被日军封门月余。发行所负责人早期称店长（如李黙飞时），后称所长、副所长，负责人有薛季安、潘公望、周子欣、王祖廉、沈彬翰、郭农山、梅韵清、潘达人、赵侣青、蔡同庆、王竹亭等。（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

中华书局在上海书业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华人一代代努力的结果。曾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的舒新城，写文总结出了不少中华书局成功的经验：

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营业；同时觉得过于亏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能两面都“打折扣”。这就是说，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重大损失者，也只好弃之。换句话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因此，我们在营业上无惊人之成绩，在教育与文化上也无特殊的贡献，而成为所谓中庸之道的“中”字了。（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选自《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

上海解放后，中华书局上海发行所与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开明书店等联合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中华书局的编辑部又拆分成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辞海编辑部等几个部门，负责人有舒新城、金兆梓、李昌允等。1956年中华书局总部迁往北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遂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分支机构有台湾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等，在海外继续从事出版事业。）

大东书局

大东书局1916年在上海创办，早期是由吕子泉（崇德人）、王幼堂（绍兴人）、沈骏声（绍兴人）、王均卿（吴兴人）等四人合资经营的私人企业，经理为沈骏声，总店店长王幼堂。1924年大东书局改制为股份公司，成立董事会，设监察人。发行所初设于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福州路昼锦里，1921年迁到福州路110号，1931年又迁到福州路山东路转角310号有正书局原址。大东书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集出版、发行、销售为一体的机构。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等四人分工合作，他们都是出版业的行家里手，把大东书局经营得有声有色。

大东书局主要出版有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等。其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是书局的主要业务，在无法撼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的前提下，在教科书的质量上下功夫，如沈百英、蒋息岑编辑的《国语》课本，梁东园编辑的《历史》课本，王味辛编辑的《社会》课本，胡颜立编辑的《自然》课本，薛天汉、俞子夷编辑的《算术》课本等，参与编辑者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行家，所以所编的教科书能切合时代对教育的要求，一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教科书发行量全国民间出版机构排行榜上，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之后，列第四位。大东书局经营的实力也由此大增。

大东书局在创立初期至大革命时期，出版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显示了大东书局在出版上的进步性。其后又出版了《四库全书总目》（陈乃乾校）、《曲海总目提要》（近代董康撰）、《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曹炳章编）、郭沫若著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亚森•罗频探案全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周瘦鹃译）等书。另外大东书局在期刊的出版上也有特色，如《紫罗兰》（周瘦鹃主编）、《星期》（包天笑主编）、《游戏世界》（周瘦鹃、赵苕狂编）等，在当年也极受欢迎。

《曲海总目提要》由近代董康据《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撰述。《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是在清康熙末年先后编成的两种戏曲目录，著者不详，两书内容、体例基本相同，现均无完整本传存。董康根据部分残本，采用《乐府考略》《传奇汇考》的原文，按作品产生年代先后，分别卷帙，编成《曲海总目提要》。汇录了自元至清代乾隆年间近七百种戏曲剧目，叙述了它们的情节，并辑录了很多考证材料，所叙述的作品，很多现已失传或为世所罕见，今人只能从中窥见大概。因此《曲海总目提要》为今人研究古代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成为便于查检的重要的工具书。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出版《曲海总目提要》铅印本，剧目不分杂剧、传奇的类别，无索引。但《曲海总目提要》依然是古代戏曲目录的重要著作。

大东书局设有印刷厂，地址设在北福建路二号，并先后合并了上海大东橡皮印刷公司、别美彩色照相制版公司、龙飞印刷公司等，逐步发展成为铅印、胶印、凹印、制版和装订几大工段齐全的全能印刷厂。除印书籍外，还承印钞票、邮票、印花税票、证券等。其多种经营并未削弱书局的图书销售业务，在福州路大东书局门市内，图书和杂志等的销售也是成绩不错。大东书局为扩大本版书刊的发行，在全国大中城市设分局十六处。另附设东方舆地学社，专门编绘出版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地图，每年重印十余次，销量达十万册以上。1931年，大东书局曾创办法律函授学社，聘请法学名家二十余人为学校授课，学生报名入学者月数百人。

大东书局在通俗文学书刊的出版上也是独具特色，如周瘦鹃、孙了红等人采用白话文翻译的《亚森•罗频案全集》就曾风靡一时，并形成了侦探小说的热潮。大东书局所出版的通俗文学期刊，如《紫罗兰》《紫兰花片》（周瘦鹃主编）、《星期》（包天笑主编）、《游戏世界》（周瘦鹃、赵苕狂编）、《半月》（周瘦鹃主编）等，都表现出1920年代旧派文学的昌盛，像周瘦鹃、包天笑、赵苕狂等编刊高手，把这些通俗文学期刊办得极具趣味性，得到了市民阶层的欢迎。大东书局也凭着在通俗文学书刊出版上的实力，成为继出版教科书外的另一桶金。

大东书局经理、创办人之一的沈骏声，是当时著名的南社成员之一，也是创办世界书局沈知方的侄子，在图书出版和经营上很有一套，且善于和读书人交往。如中国近代的藏书家董康，身居政府要职，曾任法律馆纂修、大理院推事、财务总长等，且一生嗜书如命，曾多次赴日本访书，有《书舶庸谭》详记其事。董康极喜古书，不仅大量地购置古书，还抄书和复制古书。1927年1月，董康写信给大东书局经理沈骏声，寄出一本《传奇汇考》（《传奇汇考》由清初无名氏编撰，共四十六卷，著录杂剧、传奇六百八十四种，是古代戏曲目录提要著作）。请沈骏声石印留底，并且请陈乃乾、孟森校勘错讹，以便传世。隔了一个月，董康又写信，寄上李贽评本《西厢记》，希望大东书局能影印出版，又将此书中所绘的人物，收入《千秋绝艳》中。《书舶庸谭》中有所记载：“满架残编勤爱护，此中事业有千秋。”是为书林佳话。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书业也因战事的来临而有些凋零。沈骏声显然预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未雨绸缪地和大东书局的同人们商议书局事宜，准备把印刷设备、图书等分别运往江西和香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沈骏声和大东书局加紧向内地的转移，已有部分的设备和图书运抵重庆。但在这紧要的关头，沈骏声由于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43年病逝，终年仅四十九岁。沈骏声的不幸离世，给大东书局以重大打击。为此，大东书局为找不到顶替沈骏声的人选而发愁。书局的经营一时也陷入了困境。

为了缓解大东书局所面临的困境，经过努力和商议，由原来董事陶百川和杜月笙接管了书局的经营。陶百川原供职于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和大东书局的沈骏声有着不错的关系。陶百川曾为大东书局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出过力。在接管了大东书局后，他们对书局进行了改革，并利用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增加了承印钞票、邮票、印花税票、证券等业务。同时，也出版了《法学杂志》《法令周刊》《司法判例》等书刊，并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七家成立了联合组织，共同出版教科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东书局又由杜月笙出任总经理，并将官僚资本引入，使大东书局又重现了生机。

1943年大东书局结集出版了黄仁宇的第一本书《缅北之战》。黄仁宇时任驻印军新一军军长郑洞国的上尉参谋。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印度岌岌可危，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中、美、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的补充、训练大致完成，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时机业已成熟。1943年2月黄仁宇和一群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过驼峰到达印度的蓝伽姆，此后一年半黄仁宇参与了反攻缅甸的行动，并且成为一名前线观察员，当起了战地记者，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十余篇文章。这场缅北之战对黄仁宇的人生观显然有一定的影响。他写的这些战地通讯，结集成了《缅北之战》出版。

1949年，大东书局被军管，官股部分被没收；1956年，大东书局职工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华书店、大东印刷厂。1956年底大东印刷一、二、三厂奉命内迁广西南宁，组建广西民族印刷厂。民国时期的第四大民间出版机构大东书局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创办于1928年，创办人章锡琛。1928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参股人有刘叔琴、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吴仲盐等。原地址在福州路山东路口，后迁至福州路268号营业。在民国时期的民间出版销售机构中，开明书店以雄厚的实力和充满文化气息的出版物而名列前茅。（上海书林另有一家开明书店，是晚清光绪年间杭州人夏颂莱创立的，是专印售古旧书的书店。）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1889—1969），别名雪村，浙江绍兴人，近代出版家。出身小商人家庭，幼时入塾读书，求学于东湖通艺学堂。1909年从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小学及师范学堂教员。1912年民国元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国文部编辑，并参与编辑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等报刊。1919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印书馆为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1925年，《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后遭人攻击，商务印书馆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离开商务印书馆后，章锡琛在胡愈之、郑振铎等的支持下办了《新女性》杂志，并且创办了开明书店。

1928年由刘叔琴、杜海生、丰子恺、胡仲持、吴仲盐等人发起，改组成立了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据章锡琛回忆，“开明”这个名称，最早建议者为孙伏园，“开明书店”店招也是由孙伏园所书写。对开业不久的开明书店鼎力支持的，有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立达学会的会员，以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如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夏丏尊、匡互生、朱自清、胡愈之、周建人等，他们都是章锡琛的好朋友和同事，共同对文化的追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通过出版发行大量中外名著，来体现文化人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贡献。开明书店开业不久，就以认真的编辑精神、精美的装帧，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开明出版的图书和杂志都特别讲求装帧和插图，而担任此项工作的有丰子恺，还有他的学生钱君匋，他们共同承担了大部分封面设计的任务，而且在插图绘制上也是精益求精，在当年的出版物市场独树一帜。其中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叶圣陶编的国文课本，丰子恺装帧和插图、《开明活页文选》等，最具特色，也形成了开明的品质，出版以后极受欢迎。

开明书店编辑和出版的图书还有“开明青年丛书”，包括朱光潜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阅读与写作》等；“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包括叶圣陶创作的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等；“开明文学新刊”，包括了茅盾、老舍、叶圣陶、巴金、夏丏尊等著名作家的小说、散文、戏剧集，如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的《倪焕之》等。文学方面还出版了茅盾的《蚀》《虹》《三人行》《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灭亡》《新生》，高尔基著沈端先译的《母亲》等名著。在古籍和工具书方面，出版了《辞通》《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六十种曲》《十三经索引》《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在文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开明书店编辑的教科书中，叶圣陶和丰子恺编的《开明国语课本》最具盛名，课本全部是选用的创作或再创作来编辑每一篇课文，以确保能发展儿童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开明国语课本》的内容紧扣儿童生活，从儿童们周围的事物开始学起，再逐渐拓展和延伸到社会。所用的材料活泼隽趣，充满了适合儿童的素材，并且兼容博取，文章力选各种体裁，力求广泛，课文中的字、词、句、语调切近儿童口吻，以适应儿童学习的心理。初小年级《开明国语课本》，其中的文字用手写体，由丰子恺写并绘插图。《开明国语课本》的特点是，形成了图画与文字有机配合，并由极富教育经验的叶圣陶和丰子恺编绘，这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是很新颖的做法。《开明国语课本》初版后印行达四十余版次。

在开明书店的教科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读本》（一套三册），装帧精美，图文并茂，适合中学生学习。1928年8月《开明英文读本》第一册出版，1929年9月《开明英文读本》第二、第三册出版，英文读本中插图由擅长儿童画的丰子恺所绘。由于林语堂对英文十分精通，编起书来驾轻就熟，使《开明英文读本》有适应儿童学习英文的特色，较先前社会上的同类教材更胜一筹。所以在很短时间内，这套《开明英文读本》便为全国许多学校采用作为课本，风行一时。开明书店也借助《开明英文读本》，赚取了不少的利润，并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出版界站稳了脚跟。同时开明书店又配套出版了《英文文学读本》（林语堂编，两册）（当年还出版有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文法》三册），从而使英文读本系列化。由于《开明英文读本》及配套图书的种种优长，它一出版便在教育界和学校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开明英文读本》成了独领风骚的课本。开明书店也因此套书而与世界书局产生了版权纠纷。

1930年世界书局沈知方见《开明英文读本》销售日益火暴，十分眼馋，想请人仿照《开明英文读本》的样式和内容，编写一本同类读物。而在具体的做法上，世界书局没有像开明书店那样，不惜重金聘请林语堂等名人学者来编辑，而是请来了大学刚毕业的林汉达从事编写工作，书在编成以后，定名为《标准英语读本》，公开向全国各地发售。世界书局为扩大宣传，在多家大报打出广告，声称自己的教材“采取直接教授法，注重表演，学习者既循自然，又有兴味”，“取材精审，体裁活泼，生字平均，成语丰富，文法简易，会话自然，语音准确，插图新颖”等，尽力宣传《标准英语读本》。

此时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销路正佳，对于开明书店来说也是赖以生存发展的法宝。现又有一本同类型的《标准英语读本》出版，自然十分注意。就在这时，有人向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举报：世界书局那本英语教科书《标准英语读本》同开明书店的《开明英文读本》很相像，莫不是有抄袭？章锡琛一听马上命人买来一套，送交林语堂审核。林语堂对这种影响书店、同时影响自己受益的情况，当然格外关注。林语堂将《标准英语读本》与自己编的《开明英文读本》一比较，便马上认为：《标准英语读本》形式上全与《开明英文读本》基本相同，而且有不少课文都是从《开明英文读本》里照抄照搬上去的，其他类似处、雷同处也有不少。林语堂便与章锡琛相商，他们便将两书中抄袭、雷同处一并附上写信通告世界书局，希望他们停止出版，对教材有问题地方进行改编。开明书店并在报上刊登大幅广告，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作为标题，试图在舆论上压倒世界书局。

同时，章锡琛请开明书店的法律顾问袁希濂写信给世界书局，抗议侵犯了著作权，同时向世界书局提出严厉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发行《标准英语读本》，并赔偿损失”。世界书局当时在上海的出版界，其实力排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位列第三，比起刚起步的开明书店来，自然也要强大许多。面对开明书店强大的宣传压力，世界书局毫不退缩，沈知方见到开明书店刊出往来信件作为“抄袭”证据做法，非但不承认抄袭行为，一面请律师对遍登各报的开明书店广告宣传予以批驳，一面率先启动法律程序，向租界特区地方法院对开明书店提起“诽谤罪”诉讼。

面对这般情形，开明书店感到无奈又可笑。他们是受害者，现反而成了被告。虽然当时开明书店手里有着世界书局抄袭的证据，可在那个司法不公，政治黑暗的时代，开明书店仍没有充分胜算。章锡琛一方面仍在报纸上发文进行辩证，希望获得舆论支持，一方面与林语堂一起将两部教材的雷同、相似、抄袭之处，加以对照说明，送交南京教育部鉴定（教育部之前曾为开明书店所编英文教材发过执照），希望能保障著作权。教育部编审处经过反复商议，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反复讨论处理办法与方案。最终批准了开明书店的请求，认为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开明英文读本》的行为，决定对世界书局版的《标准英文读本》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

教育部审查结果下发之后，由上海市教育局转令开明书店。当晚，开明书店马上将“世界书局英文教科书被教育部禁止发行”的这份部批文件，连夜制成照相锌版，做成大幅广告，迅速送各大报刊登出。此时正值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对世界书局、开明书店讼案判决之时。见到教育部审查最后结果，法院当然不能判开明书店在报上宣传世界书局抄袭为诬枉，只能罚金三十元草草了事。世界书局抄袭开明书店教材事实成立，这不仅让世界书局事实上输了官司，而且因为他们的课本《标准英语读本》被判“停止发行”。这一审查和判决之后，许多已经采用了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的学校，纷纷要求世界书局退书还款，甚至还殃及世界书局其他的相关书籍，这样的多重打击结果可想而知。而在另一方的开明书店，因为官司的实际胜利，经报纸的宣传，等于为自己所出林语堂教材打了难得的广告。从此之后，《开明英文读本》销路直线上升，连老资格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同类教材也望尘莫及。

开明书店的章锡琛，有着许多的文化人朋友，如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夏丏尊、匡互生、朱自清、胡愈之、周建人等，章锡琛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这令章锡琛常常感到自豪，当朋友们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信任买卖关系。文稿的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对作者利益有保障的好出版机构。开明书店对作者的利益保护，既做到能善待书稿，又能合理付酬，印得认真而又好看，少有错误，不随便修改作者的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一直很好，不少作者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书店的这种尊重作者的做法，保证能拿到好的稿子，也就是开明书店能出优秀的出版物、高质量教科书的原因所在。

开明书店还出版了不少的期刊，最为有名的是1930年创刊的《中学生》杂志，先后担任主编的有金仲华、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顾均正等，《中学生》杂志发行量大、出版年份长，成为影响不少青年的读物。开明书店出版的期刊中，除早期出版的刊物《新女性》月刊、《文学周刊》以外，还有立达学会的同人刊物《一般》，以及1937年创刊的《月报》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开明书店排印书刊的美成印刷厂全部毁于战火，损失惨重。章锡琛等拟将开明书店迁至汉口，因书籍、纸型被日军劫走，章锡琛只得停业。1941年在广西桂林设立开明总办事处，重组董事会。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重又迁回上海。

1950年，开明书店迁往北京，在公私合营中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创立于1917年，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创办人为沈知方，地址设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营业。世界书局是一家综合型的出版、发行、销售机构，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书林的综合实力上，排列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后列于第三位。

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沈知方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到了他父亲一代，已经是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是靠摆旧书摊为生的。沈知方少年时，就被他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十八岁的沈知方进入了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沈知方的学徒生涯，四处赶考卖书，让他熟悉了各地的书业行情，培养了浓厚的商业意识，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沈知方在商务供职，虽没有被重用，却深得老板夏瑞芳赏识。夏瑞芳坦言一旦让沈知方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瑞芳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1912年，商务印书馆的劲敌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第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书局挖了墙角，陆费逵委之以重任，沈知方出任中华书局副局长一职。沈知方在到中华书局以后，促成了各地有影响和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众多分局，解决了中华书局初创时期的资金、人力不足，而要与商务印书馆展开竞争，开设分局是势在必行。沈知方这个办法，投资少，收效快，竞争能力强，确保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迅猛发展的需要。沈知方在中华书局的表现，深得同仁赞赏。在1913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华书局股东会议上，局长陆费逵所做的报告中，有专门一段对他的评价：“沈芝芳（知方）君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印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已两月余，极称得力。”

1917年初，中华书局的副经理沈知方提出辞职，他在辞职信中是这样写的：“因他方关系兼办别业，以致事务纷繁，日不暇给……所办华昌火柴公司正在扩张，中华制药公司亟待进行，兼筹并顾则力有不支，舍彼就此又势所不能。”在中华书局协股东查账中，发现董事兼副局长的沈知方，亏欠公款三万余元，加之当时建设厂房、添置设备耗资过大，使得中华书局的经济出现了困难。基于这个原因，沈知方不得不离开了中华书局。

沈知方在离开了中华书局后，1917年在上海重操旧业，以三千元的资本在上海闸北义品里，及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其昌旅馆，作为营业基地，出版和销售各类图书。所出版的图书，比较正规的，用广文书局名称；属于投机的，用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名称，因自己无门面，委托大东书局代为发行。后因用“世界”名称的书销路最好，故只用“世界”一名，不用另两个名称了。1921年正式将世界书局改为股份制企业，并且凭着他多年的图书出版销售经验，一步步将世界书局发展成民国有名的民营出版机构。

世界书局地址设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营业，沈知方把所租店面漆成红色，号称红屋，一时颇受世人注目。其实这个时候世界书局已出版各类书籍将近二百多种（包括用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名称的），并经售其他书局出的书籍，用廉价赠品方法，大事宣传，一时营业鼎盛。1921年至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一百余人，并设编辑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及虬江路，又在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设分局。改组公司时资本为银圆二万五千元，选出了董事沈知方等五人，又设监察两人，其中一人是广益书局老板，其他有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华侨领袖陈嘉庚，还有纸号老板等，可见沈知方在融资方面的高超水平。总经理沈知方全面负责公司业务，下设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及编辑所、印刷厂，各部门有专人负责，可谓规模初具。大有和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展开竞争的态势。

世界书局创业之初由于势单力薄，多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书籍，和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说和迷信算命等书。随后又出版了一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社会人士所用的公文程式之类的书，以适应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极为学生界所欢迎。还出版了一些当时名人的传记，如《孙中山全传》《模范军人冯玉祥》《当代名人轶事》等，销路均不错。在出书的同时，世界书局也出版了一些定期刊物，以配合世界书局的宣传，扩大书局影响力。这些刊物有严独鹤、张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张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半月刊）等，这些刊物都是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的鸳鸯蝴蝶派刊物。

世界书局另一出版优势在于通俗小说，主要是鸳鸯蝴蝶派的武侠、侦探等各类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将旧说部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硬面洋装，廉价发售；另一部分是特约撰写章回体的作家，如严独鹤、不肖生、施济群、江红蕉、王西神、程小青、李涵秋等。这其中有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鹜》《满江红》《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出版后经竭力宣传，一时风行国内外，多次重印，畅销许多年。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广东领导革命军酝酿发动北伐战争，世界书局鉴于大革命形势为全国人心所向，由广州分局搜集宣传性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以后，用广州世界书局名义印行出版，如《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不平等条约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随着北伐军的进展，首先发行于南方各省。世界书局之所以在北伐军尚未到达长江流域和上海之前，即敢出版配合大革命的宣传书籍，是沈知方的商人本性，觉得出这类书可名利双收；同时世界书局在租界，可依赖租界势力作护符。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世界书局除改编小学教科书、增出初高中教科书外，并注重一般新书的出版。其中由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一百余种，有沈雁冰、杨贤江、陈望道、夏丏尊、洪深等进步作家撰稿，曾风行一时。

抗战爆发以前，世界书局也出版过不少经史子集古书，影印的《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资治通鉴》《诸子集成》等，选用善本加圈点校勘，变线装为平装普及本，出版后一时大受欢迎。后又出版了胡山源撰《明季忠义丛刊》五册，裴小楚主编《青年自学丛书》，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孔另境主编《剧本丛刊》五集，苏信译《俄国名剧丛刊》，贺之才译《罗曼·罗兰戏剧丛书》，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

在抗战期间，世界书局还出版有陈鹤琴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图画课本》二十余册，林迭肯（林汉达的笔名）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丛书”十余种，如《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国语拼音课本》及《连写字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等，这些书是进步的，为中国文字改革提供了不少研究的资料。

然而，世界书局毕竟是个民营企业，不论由谁主持，趋时附势、出书赚钱是其主旨，因而在其中期也出了一些不好的书，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传记等。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政客为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对其所崇拜的清代曾国藩的著作汇编成《曾文正公全集》，几乎人手一编，世界书局印行此书，销路颇佳。此外，还出版过所谓《青年成功丛书》，灌输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又接受三青团所编的《蒋主席青年问题言论集》，为蒋介石反动思想张目，影响极坏。

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为军营，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

沈知方去世以后，由陆高谊任职上海世界书局经理。陆高谊是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之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第一女子师范校长、之江大学附中校长。1933年入世界书局，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后任经理，迨1934年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后，陆高谊乃总揽全局。1945年7月抗战胜利后，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董事复选董事为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为总经理，官僚资本进入世界书局。

后期的世界书局也出版了一些好书，如1947年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三辑共二十七种，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曾引起轰动。还有毕修勺译的《左拉小说选集》，马客谈、李清悚主编的《少年科学文库》，李熙谋主编的《少年应用科学丛书》等。

世界书局的诞生，是与沈知方的出版理想实现紧紧相连的，一开始从底层于微弱之中起步，经过曲折和坎坷，居然在出版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书籍的过程中，得到了“歪打正着”的结果，很快地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这是沈知方始料未及的。“世界”之名字，似乎成了沈知方的“护身符”。再加上他的经营头脑，又懂得图书行业的技巧，并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了解当时读者的阅读需求，能在读者还未感悟时，新的出版物已经摆在了读者的面前。沈知方虽然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但毕竟也有失算之时，最后只好被民国四元老之一的李石曾所代表的官僚资本侵入世界书局，从而控制了书局。此时，沈知方也知命数将尽，只好辞去经理一职，改任监事，而让位于陆高谊。之后，沈知方再也无处可施展才华了，只好自己开了家启明书店，由其次子担任经理。另外还自辟“粹芬阁”藏书室，聊以自慰。

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世界书局被军政府接管，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现代书局

现代书局创办于1927年，创办人为洪雪帆，初设于虹口海宁路一个里弄内，后迁至福州路山东路口商报馆。有张静庐、沈松泉、卢芳等先后加入。现代书局由洪雪帆任总经理，张静庐任经理。1931年现代书局改组为股份公司，并设立发行所、门市部于福州路286、288、290号，即岭南楼西菜馆楼下的三开间门面。现代书局是一家集出版、销售为一体的新型书店。

洪雪帆在大革命失败后，从湖北宜昌烟税局回到上海，正在寻找着一些事情做。洪雪帆见老乡张静庐办的光华书局生意不错，便也想办一家书店，但何来的资本做投资？幸好洪雪帆与上海实业界的虞洽卿有些亲戚关系，在虞洽卿的支持和张静庐的一再怂恿下，他便办起了现代书局。旧时的书店，都是出版、印刷、发行、门市一条龙的，洪雪帆初办现代书局，自己也不大懂图书经营和销售，又是老乡张静庐出手相助，从光华书局拿来一些出版的书稿，并进了一批光华书局的图书以充斥门市的销售，这样洪雪帆的现代书局就在福州路上站住了脚跟。

但洪雪帆深知，办现代书局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便又托张静庐介绍叶灵凤、潘汉年来编辑《现代小说》月刊，出版后销路亦是不错。后张静庐又推荐朋友卢芳进现代书局，被洪雪帆委予负责出版发行等业务。接着现代书局又联系田汉，为之主编了《南国月刊》，专登田汉的剧本和谈戏剧方面的内容；请郁达夫主编了《大众文艺》，这是一本专刊创作和翻译的综合性月刊，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蒋光慈自愿来现代书局主编了《新流月刊》，这是第一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刊物。

卢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现代书局早期的一些出版状况：

现代书局除出版革命文艺杂志外，还出版了很多世界名著，一大批中篇小说及当时别的书店不大肯出的剧本形式的文学作品。创造社出版部被封后，郭沫若的一些著作多数是拿到现代书局来出版的，潘汉年曾自称是“创造社的小伙计”，代表来接洽郭的文稿出版事。郁达夫也曾把自己的书稿移交给现代书局出版。所以这几年现代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的《划时代的转变》（《反正前后》）、《创造十年》《沫若诗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蒋光慈的《丽莎的悲哀》《菊芬》《最后的微笑》《异邦与故国》等，郁达夫的《屐痕处处》《饶了她》《达夫代表作》，洪灵菲的《流亡》《归家》，张资平的《最后的幸福》《飞絮》，茅盾译的《文凭》，洪深译的《西线无战事》，周起应（周扬）译的《新俄文学中的男女》等。戏剧方面现代书局出版了《田汉戏曲集》一至五集，《洪深戏曲集》，陈大悲的《幽兰女士》，马彦祥译的《热情的女人》等。现代书局请了华汉（阳翰笙）来编面向大众的社会科学书籍，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运动史》《经济学概论》《唯物史观研究》等书……现代书局为迎合读者口味也出版了一些“三角恋爱”题材的作品，但同时它毕竟敢于出版很多像商务、中华等其他大书局不大敢出版的倾向革命的左翼书刊，影响很大，超过光华，在那时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上曾一度被公认为第一家进步书店。（卢芳《我所知道的上海现代书局》，选自《古旧书讯》）

早期的现代书局，出书的内容倾向于革命性，但老板洪雪帆则没有任何政治的倾向，他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生意人，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什么书好销就卖什么书，现代书局的出版物一时间也有着不错的销量，在上海书林间也小有名气。

1932年随着淞沪战事的爆发，上海的书林受此影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洪雪帆对现代书局也进行了相应的改组，张静庐的联合书店并入现代书局，带来了不少社会科学、新闻学方面的出版物，以充实现代书局。同时洪雪帆将现代书局从私营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洪雪帆任经理，张静庐任副经理，卢芳任门市部主任兼印刷部主任，原有国民党政府背景的李赞华见现代书局已没有他的位置，也溜之大吉。（1931年现代书局因出版进步书刊，被政府找麻烦。洪雪帆找潘公展帮忙，潘要现代书局答应出四种民族文艺刊物，并把李赞华安插进现代书局，卢芳被迫离开现代书局。）

洪雪帆又在现代书局成立了编辑所，由叶灵凤负责。其较大的作为便是由张静庐请了施蛰存来主编《现代》杂志，这是一本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的大型文学刊物，以其办刊立场的不左不右而受到了当年文坛的关注。《现代》杂志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给现代书局带来了一定的声誉。

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于上海，前两卷由施蛰存编辑，第三卷起由施蛰存、杜衡合编。六卷一期出版后，改由汪馥泉接编。1935年5月出至六卷四期，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现代》杂志的作者队伍相当广泛，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周起应、沙汀、楼适夷、魏金枝、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杜衡、杨邨人、韩侍桁、沈从文、周作人、赵景深、李金发、苏雪林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著名短篇小说有：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彭家煌的《喜讯》、沙汀的《土饼》、艾芜的《南国之夜》、杜衡的《人与女人》、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长篇有：巴金的《海底梦》、老舍的《猫城记》；话剧有：欧阳予倩《同住的三家人》、杨晦的《伍子胥》；评论有：茅盾的《徐志摩论》、韩侍桁的《文学上的新人》、苏雪林的《论闻一多的诗》《王鲁彦与许钦文》等。《现代》杂志还展开了“第三种人”、“文艺自由问题论辩”等论辩。

《现代》杂志的成功，给现代书局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但现代书局的发展，注定是不平坦的，其中既有当时书林在战事临近的困惑，亦有现代书局本身洪雪帆的不熟业务，更有国民党对现代书局的制约。在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有对后期现代书局的描述，其中多涉及书局门市部的相关情况：

我们回到上海，已经是淞沪抗战后十余天。一切商店都关着门，现代同样关着门。半个月后因读者在火药气氛中迫切需要精神食粮的调剂，书店这文化杂粮铺，老关着门，到底没有什么意义；何况也多多少少可以做些生意，解决不曾逃难回去的店员们的膳食费用，我们主张先开门。第一天，不料门市收入竟达到三百六十元，打破现代门市收入的红录。从一批进一批出的读者们的需求看来，战事照片复制的画报，最受到欢迎。于是叶灵凤先生以出版部主任资格就自己动手来编制一本“淞沪战影”……现在这握着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科书营业的商务既自动停顿，正是其他的教科书同业推广自己出版物的唯一难得机会；而且事实上，也因商务的停顿，各种应用读本供不应求，营业也自然而然增高起来。（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出版社）

自1933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在文艺领域的高压政策，现代书局的出版物不少在被禁之列，其中包括郭沫若著作等一大批进步的作品（光1934年春现代书局被禁图书就达一百四十种之多），这给现代书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洪雪帆为此十分着急，使本来就不甚团结的现代书局管理层再度产生纷争。那个时候，洪雪帆为摆脱困境而想去广州开设分店；张静庐也因现代书局的经济压力，而远赴四川收账，但这一切进行得并不太顺利。

1935年现代书局的经济再次遭受困难，不得不吸收资金再次改组，有国民党政府背景的范争波、陈群入股现代书局，由于张静庐、卢芳等不想有外来势力干涉现代书局的出版和销售，加上现代书局内部的纷争，就先后离开了现代书局。张静庐自办了上海杂志公司。不久现代书局创办人洪雪帆因病过世。

最后现代书局因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不得不关门大吉。

附文：《从一张照片唤起的记忆》（纪弦）

在我回扬州以前，在上海四马路逛书店时，在现代书局买了一本《望舒草》，坐在火车上一口气读完了的。《望舒草》是戴望舒的第二部诗集，所收作品，皆为以“散文的音乐”写的自由诗；而其第一部诗集，则系以“韵文的音乐”写的格律诗，我从未读过。不过后来，他那首早期代表作《雨巷》，我还是在一部选集中看到了，觉得也和“新月派”的作风差不多，没什么可取处。大概也就是在买书的同时，我交费订阅了现代书局发行的纯文艺大杂志《现代》月刊，并获得几本优待订户的赠书。现代书局老板名叫洪雪帆，是一位纯粹的书商，毫无政治背景。《现代》的三位编者是：小说家兼散文作家施蛰存、小说家兼批评家杜衡和诗人戴望舒。而事实上，编务全由施蛰存一手包办，他们两位是不大管事的。施蛰存是江苏松江人。杜衡和戴望舒都是杭州人。杜衡也姓戴，他的本名戴巍成不常用。他的另一笔名苏汶，比杜衡二字更响亮。他们三位，素有“文坛三剑客”之称，而以施蛰存为老大。但在当时，留法的戴望舒尚未回国。杜衡和戴望舒都比我大几岁，施蛰存则大我十岁。当然，在他们三位面前，我算是个小老弟了。而在我尚未读过《望舒草》以前，更早一点，我已读过李金发的作品。李金发留学欧洲和把法国的象征主义带到中国来早于戴望舒，但他从不参与文艺界的活动，也很少和文艺作家交往，而戴望舒则成为实际上的诗坛领袖了。戴望舒的《望舒草》和李金发的两部诗集，在当年，普遍地为一般文艺青年所爱读。当然，我也深受其影响，这是不必否认的。而较之李金发，戴望舒所给我的影响更具决定性。于是，从1934年春开始，我的诗风为之一变：我已不再写那整齐押韵的格律诗了。我认为：诗之所以为诗，并不在于押韵与否，形式上的工整，亦非诗精神之所寄；而除了打破格律的束缚，不押韵，以免以辞害意削足适履之外，则自由诗在声调的控制和节奏的安排上，实较之格律诗更活泼些、更自然些，也更富于变化些。所以我说：格律诗是形式主义的诗，自由诗是内容主义的诗。自由诗的音乐性高于格律诗的音乐性；诉诸“心耳”的音乐性高于诉诸“肉耳”的音乐性。随着我的诗风之转变，我最初的“诗观”也因而确立了。于是我开始投稿，使用笔名路易斯。我以《现代》为第一目标，其他文艺杂志放在一边。没想到，1934年《现代》的五月号上，竟把我第一次寄去的稿子刊载来了。这给我以莫大的鼓励，而且使我信心倍增，虽然那首小作并不太好。接着，九月号的《现代》又发表了我的重要作品《时候篇》，从此，我遂成为自由诗的选手，“现代派”的一员，而奠定了我在文坛上的地位。我从十五步开始写诗，直到二十岁才崭露头角，这不能不说是颇有耐心的吧。除了《现代》，其他文艺刊物也经常有向我索稿的。我的作品，遂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大受读者欢迎。不过当时发表诗作，有些刊物是不给稿费的。像《现代》，我就从未拿过他们一毛钱的稿费。《现代》登诗，一向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成作家的作品，如戴望舒，那是有稿费的；一类是青年诗人的“诗选”，如我和徐迟、金克木、玲君、南星、艾青、禾金、侯汝华、陈江帆等，是稿约上言明不给稿费的。但是一般青年诗人，仍以能有作品发表于《现代》为一大光荣事，盖因施蛰存主持编务，对于“诗选”一栏，宁缺毋滥，选稿特严之故。所以凡是有作品发表于《现代》之“诗选”栏的，就不啻已被公认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了。我本无藉藉之名，如今既已一跃而跻身于名家之林，则前往上海参加文艺界的各种活动自是免不了的。但我在沪交游是有所选择的：和我最要好也最受我重视的，就是徐迟等“现代派诗人群”以及以杜衡为中心的“第三种人集团”各位作家；而在这个圈子以外的文艺界人士则属泛泛之交。当然，我跑到现代书局楼上《现代》月刊编辑部去看我们的施大哥，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接受他的教诲，那是常有的事。多么的可惜啊！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死后不久，1935年春，《现代》就停刊了，接着，书局也关了门。但是以“三剑客”为首的文艺自由运动，却并未因此而中断。

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创办于1913年，创办人是汪孟邹和汪原放，两人为叔侄关系，且均为安徽绩溪人。先设址于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棋盘街平和里，因拆迁搬至福州路江西路福华里，于1919年又迁至广东路棋盘街西首。亚东图书馆是当年出版和发售新书刊较早的一家。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亚东图书馆曾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印刷和发行地，以及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主要人物陈独秀、胡适、陈乔年、毛泽东、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都与亚东图书馆有过联系。

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其兄长汪希颜与陈独秀交往甚密，并介绍汪孟邹和陈独秀相识。1903年冬汪孟邹在安徽芜湖长街上，开办了一家科学图书社，这是家既卖图书又卖文具的新书店。此时，陈独秀在安徽安庆与房秩五、吴守一筹办《安徽俗话报》，并想把它交给科学图书社编辑和发行，《安徽俗话报》仅办了二十三期，于1905年停刊。1922年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中题词道：“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辛亥革命成功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汪孟邹便到安庆找到了陈独秀，想谋个差事。陈独秀说：你还是到上海开一个书店好了，就叫亚东图书馆吧。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将汪希颜的儿子汪原放从芜湖召来上海，在福州路惠福里办起亚东图书馆，后来又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因为翻造房子，又从平和里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亚东图书馆迁来迁去，一直离不开狭窄的弄堂，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汪孟邹要将书店迁出弄堂。后亚东图书馆因经销北京大学书籍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终于迁至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

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民国前四、五年有一种新的运动，即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代替维新运动起来了，青年人志气更加蓬勃了。那时我已经在芜湖开了一家书店，名叫科学图书社（光绪二十九年开办的，直至抗战时期芜湖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才闭歇）。代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又发行了一个白话文的半月刊，名《安徽俗话报》，老友陈仲甫（独秀）先生编辑。到了民国二年（1913），我就从芜湖来上海，另创一个书店，就是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我与新书业》，刊于1947年《大公报》）

陈独秀帮助亚东图书馆起草了《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并编写《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交给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创办初期的亚东图书馆，在日本印行了《中国四大交通图》《中国地理地图集》等书，利用日本先进的印刷技术，很快在国内图书市场打开了销路。不久后陈独秀又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给亚东图书馆带来不少的生意。北京大学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当时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杨敏曾、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也都由亚东图书馆经销。亚东图书馆因此而扬名。

而后亚东图书馆又协助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1915年在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下，陈独秀便想让亚东图书馆帮助他办一本杂志。汪孟邹极表赞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亚东图书馆的生意本已十分清淡，加之又在承担《甲寅》杂志的印刷，已经没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但汪孟邹凭借自己在业界的关系，找了几家书社，最后选择了同行老友群益书社的陈子寿、陈子沛兄弟，让陈独秀与他们洽谈。结果，群益书社同意和陈独秀合作。这份杂志便是《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九卷五十四期。《新青年》是最早的一份思想启蒙刊物，也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没有标点，有的甚至未分段落，读者看着十分吃力，亚东图书馆很快地看到了标点古典小说的商机，汪孟邹、汪原放在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后，1920年8月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正式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之作《水浒新叙》和《水浒传考证》。标点的《水浒》一上架便销售一空，并一印再印，且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亚东图书馆便又陆续标点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古典文学名著。亚东图书馆标点古典小说的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1924年1月24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说，亚东图书馆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陈独秀找到汪孟邹，让亚东图书馆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用。《向导》印好后，亚东图书馆还承担了它的发行工作。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抓紧赶排《独秀文存》。这时，陈独秀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受到反动势力的忌恨和迫害，亚东图书馆还能出他的书，是要有一定的胆量的。《独秀文存》出有一、二两集，第一集的内容多为民主与科学，第二集却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亚东印了第一集，便再也没有胆量印第二集了。

亚东图书馆在之后的几年中，出版了不少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早的作品，如新诗集有《尝试集》（胡适）、《草儿在前集》（康白情）、《蕙的风》（汪静之）、《冬夜》（俞平伯）、《流云小诗》（宗白华）、《踪迹》（朱自清）以及1919年《新诗年选》等；出版了俞平伯、朱自清等创办的《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两本辑刊，集中了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刘大白、顾颉刚、沈尹黙等名家的作品，出版后极受欢迎；后又出版了尚在起步阶段的文学新人的好几部长篇小说，如《少年飘泊者》（蒋光慈）、《小雪》（超超）、《翠英及其夫的故事》（汪静之）等，几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推波助澜作用的巨著《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显示了亚东图书馆在新文学早期出版领域的成就。

1936年，亚东图书馆遵照陈独秀的建议，拟订了一个新的出版计划，其中便有编辑《民族革命家丛书》一项。汪孟邹请陈独秀帮助物色人选，他推荐王文元担任编辑，王文元没有编辑这套丛书，却化名译编了《苏联党狱之真相》和《苏联党狱之国际舆论》，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这期间，亚东图书馆还出版印刷了法国作家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亚东一发不可收拾，又印了托洛茨基的几本书，还印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几本小册子。

从亚东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来看，创始人汪孟邹、汪原放未必在书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在亚东图书馆的背后，却有着陈独秀、胡适等大家的支持，汪孟邹以一个顺乎时代潮流的出版家的胆识，出版了不少足以载入史册的新文学作品和一些出版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书籍。如果讲这就是亚东图书馆的“生意经”的话，那么正是书商的“生意经”，成就了亚东图书馆之后的辉煌。

但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籍越来越趋于革命化，如出版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在国民党政府高压的文化政策之下，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籍屡度被禁。同时作为亚东图书馆幕后支持者的陈独秀命运多变，多次入狱，这也影响到了亚东图书馆的发展。自从1932年以后，亚东图书馆便走向了衰亡。它所出版的书籍，以及亚东图书馆门市的生意，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1953年2月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这样，创业于1913年的亚东图书馆，走尽了它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同年，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也病逝于上海。

北新书局

北新书局于1925年3月原设于北京，最初店址在北京翠花胡同。北新书局主持人是李小峰、孙伏园，主要经售新潮社出版物等。鲁迅对于北新书局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曾出版鲁迅著作多种。1926年，因发行鲁迅编辑的《语丝》杂志，被进占北京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封闭。1926年6月北新书局迁往上海营业。

1925年初，北新书局正式对外开张营业，店址最初在北京翠花胡同路北的一个院子里。曾当过书局练习生的萧乾先生曾回忆说，书局本身占三间南屋，两间打通的是门市部，靠东一间是编辑部，老板李小峰和他的太太住在里院。李小峰是江苏江阴人，191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随后加入新潮社，任干事，负责《新潮丛书》和《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发行工作。后和孙伏园创立北新书局。

“五四运动以后，北大成为新思潮领导之中心，当时出版界异常沉寂，多数未能担负出版任务，李小峰等有鉴及斯，继承北京大学新潮社之精神组织出版机构，定名北新，发行新文艺新思潮书籍，嗣短期内出版书籍风行全国……”这段对北新书局的介绍，是它初创时的情形。北新书局的创立和新潮社有关，北新书局与新潮社在历史渊源上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北新拟倚重新潮社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号召力和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办好书局。从人力资源上看，北新书局的创办人李小峰是新潮社的早期成员之一，先后负责过记录、校对和出版发行工作。从经费来源上看，北新书局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发行《语丝》及《新潮社丛书》的一些利润，代售别家书刊的些微回扣，以及李小峰在新潮社出版的几种书的版税。说北新书局是新潮社生命的延续。在共同处理新潮社出版事务的过程中，李小峰与孙伏园萌生了创办书局的念头，这一设想得到了鲁迅等人的支持，鲁迅一直期待着一个符合个人文化理想的出版机构，北新书局适逢其时地诞生了。为了表示对新潮社的尊敬与承继关系，书局便得名为“北新”，即北京大学新潮社之简称。

1926年6月北新书局上海分局成立，该分局的成立为北新书局的南迁做了准备。1927年10月27日，北新书局被封门，李小峰的堂兄李丹忱与同学王寅生被逮捕关押。直到年底，张作霖退出北京，两人才获得保释。这让逗留南方的李小峰断了回京之想，将书局总部迁往上海，因此而迎来了书局的兴盛时代。可以说，北新书局在北京发芽开花，在上海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也为上海书林的新文学的出版和销售，增添了一抹亮色。

北新书局在上海迅速的发展，其在书业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在1928年12月5日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上，北新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现代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新月书店等二十家出版机构为其会员，选举九家为常务委员。北新书局以全票当选常务委员，显示了其在新书业界的龙头地位，这也是北新书局全盛时代的标志。新书业公会各成员提出了许多议案：如统一书籍批发折扣，统一与外埠代售书店交涉欠账问题，统一打击盗版行动，与教育部交涉书籍审查问题，援助被查封的创造社，提议成立流动书店，商定出版公会期刊等。

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鲁迅译编和著作达三十九种之多，其中创作七种、杂感十一种、翻译九种、论著九种、艺术三种。此外，还有关于鲁迅研究的著述二种，即李长之著的《鲁迅批判》和李何林编的《鲁迅论》。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民国任何一家出版社难以望其项背。从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到第一本杂文集《热风》，许广平由此感叹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是“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鲁迅自己则说：“我以为我与北新的关系，并非‘势利之交’……我并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为我的书销畅好而来要稿的。”

除了为鲁迅出版著作，北新书局还承接了大量其他作家的新文艺作品。周作人1925年至1940年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的著作分别有：《泽泻集》《谈虎集》《永日集》《过去的生命》《自己的园地》《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秉烛谈》等。郁达夫也在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达夫散文集》《达夫短篇小说集》《日记九种》《迷羊》等，特别是记录他与王映霞恋爱过程的《日记九种》以其内容的新奇大胆和表达的热烈奔放轰动一时。1932年，《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家全集，此外，冰心还在北新书局出版了《寄小读者》《冬儿姑娘》等。1926年，徐志摩的第一部散文集《落叶》由北新书局出版。次年，译作集《曼殊斐尔小说集》和译作《赣第德》（法国凡尔泰著）由北新书局出版。1928年，林语堂在北新书局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翦拂集》。此外，柳亚子、刘大杰、章衣萍、徐祖正、梁遇春、沈从文、刘半农、江绍原等人在新文艺史上有影响的一大批著作均出自北新书局。

鲁迅对北新书局的关注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1928年北新书局将章廷谦校点的《游仙窟》排上出版日程，却屡被延误，鲁迅便不停地催促李小峰，因为郑振铎等人也在校点排印《游仙窟》，一旦先出版，北新书局自然受到影响。孰料郑振铎等人的速度更慢，郑振铎等人在《文学周报》上的讨论等于是给北新书局做广告一样。事后鲁迅为此而自嘲不已：“不料现在北新本小峰已给我五本了居然印行，郑公本却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讲，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广告也者。呜呼噫嘻，此实为不佞所不及料，而自悔其性急之为多事者也。”在鲁迅与北新书局的交往中，曾发生了有关版税的纠纷。

从1929年初开始，北新书局对鲁迅表现出明显的怠慢，到了七月份还未付版税。这让依靠版税生活的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鲁迅于1929年8月13日正式委托律师索取版税。最终在郁达夫等人的调停下，双方明确债务并约定还款方式与时间，案件和平落幕。虽然版税纠纷让双方彼此疏远，但是在北新书局的困难时刻，鲁迅一方面为之叹息，另一方面也尽力扶持。这正是鲁迅的光明磊落、故人情重之处。1931年3月北新书局因为出版进步书籍被封，鲁迅将《三闲集》《出了象牙之塔》交付北新书局出版。

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发生了一件侮辱伊斯兰教事件。

这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刊行了林兰著《小猪八戒》一书，书中对伊斯兰教与信教回民进行侮辱。事件发生后，一回民持书到该书局质问，局方态度强硬，并将回民逐出书局。上海回民闻讯大哗，集会商定由上海十坊礼拜寺组织联合会，一面向南京政府呼吁，一面聘请律师为法律顾问，依法起诉。10月26日北新书局被捣毁，据报载系回民所为。回民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真相，公开否认捣毁北新之事。此时南京政府内政部电复上海回民教长达浦生，要其协助查办此案。回民方面遂选派代表达浦生、马天英、伍诛霞、穆华庭等四人赴南京请愿。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开会讨论，宣布政府“爱重回民，维护宗教”，并令《南华文艺》停刊，惩办撰稿人，查封北新书局，惩办负责人。同时禁止北新书局举行记者招待会。当局并令有关部门对教科书中有侮回教内容者加以修正。行政院于11月8日宣布“民族平等、信教自由”。此事件遂平息。

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在上海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期刊七十六种。此次查禁共波及书店二十五家，北新书局自然难逃此劫，共有九种书籍被禁，鲁迅的《而已集》《三闲集》《伪自由书》；蒋光慈的《一周间》《冲出云围的月亮》；柔石的《旧时代之死》等名列其中。其实1930年之后，北新书局的出版方向渐渐远离新文艺。李小峰在经历了几次书局被封、丧兄之痛之后，不愿意与现实政治相抵触，书局的出书重点向儿童读物和教科书转向，文艺图书虽还有零星的出版，但已不再是“战斗的文学”。鲁迅对北新书局也因版税及志趣不投等原因从偏爱转向了疏离。对于北新的转变，鲁迅说：“如果他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言下不无惋惜之意。从此，北新书局慢慢淡出了新文艺出版的视野。

上海北新书局因《小猪八戒》事件后，停止了营业。后借“青光书店”之名悄悄营业，抗战胜利后恢复原名，设办事处于淮海中路四明里六号。1956年公私合营时，上海北新书局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

附文：《在北新书局作练习生》⁽¹⁾（萧乾）

北新书局那时在翠花胡同路北一个院子里。书局本身占三间南屋，两间打通的是门市部，靠东一间是编辑部。老板李小峰和他的太太住在里院。书局只有一位编辑。这是五四运动后期带点同人性质的新型出版社，出过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江绍原、徐祖正的作品。鲁迅还为他们编了个刊物——《语丝》。

如果把当时每天进出翠花胡同的文学界人物开列出来，也许会占那个时期半部文学史。那时周作人还为“三•一八”烈士写过挽联，同鲁迅一道笔诛女师大的学阀，兄弟二人（书局里分别称他们为“大先生”、“二先生”）在合编着《语丝》。1936年我在上海见到鲁迅先生时，曾问他可还认得我这个多次给他送过稿费和刊物的小徒弟。

他定睛望了我好一阵，然后亲切地笑了起来。那时见的作家多了——除了冰心大姐，如今几乎全都早作了古。经常来的有大嗓门、连续喷着香烟的刘半农，细长身材、总穿着府绸大褂的章衣萍，最早写爱情小说《兰生弟日记》的徐祖正，《性史》的作者张竞生和哲理小说家冯文炳，还有江绍原、钱玄同……

练习生的工作当然就是打杂。有时给作家们送稿费，有时跑邮局。

经常干的是校对，尤其是校《语丝》和多种图书。搞上一天，油墨气味常使我发昏。我尤其害怕送稿费。那么厚一叠子钞票，万一丢了我怎么赔！每次都是请伙伴替我用手绢把钱绑在我的腕子上，这样好一路骑车死死盯住它。我去过多少趟八道湾周家，还特别喜欢去中剪子巷谢家，因为我同冰心的弟弟谢冰季从小在崇实就是同班同学。她收下钱并不马上让我走，总留我坐上一会儿，喝口水，亲切地问长问短。

有一天，老板给了我一个新差使：到红楼北大图书馆去抄书。要求我不漏一个字，不错一个字，连标点符号也要一笔一画地不改样。

这个差使不但对我日后从事文学工作是极好的训练，也使我精读了一些作品。徐志摩译的《曼殊斐尔小说集》就是我一篇篇从《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抄下来的，那可以说是我最早精读的一部集子。

北新书局的门市部柜台上陈列的书籍也是五花八门。有令我捧腹的《何典》，也有害我哭湿了枕头的《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喜欢C．F．女士的民间故事集《徐文长》，刘半农从巴黎图书馆抄来的《太平天国文件》也引起我的兴味。这些书，白天抽不出时间读，下班后照例可以选一两种带回公寓里去看。北新书局可以说是我的又一个课堂。在这里，我接触到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种种思潮，也浅尝了一些文艺作品。思想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华林的《新英雄主义》。

那薄薄一本书，我读了不止十遍。读它之前，脑子里净是些光宗耀祖、个人奋斗的思想。这本书谈到了比个人小圈子更高超的理想。现在回想起来，都谈得很模糊，很抽象，但它却曾领着我走入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我还贪婪地读过潘家洵译的易卜生的作品，曾把《国民公敌》最后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抄下来贴在墙上，作为我的座右铭。那时我的头脑是个大杂烩！

在北新书局干杂活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徒弟。我们年纪不相上下，工作内容也差不多。他们一个黑粗粗的，另一个白嫩嫩的。由于我是练习生，在待遇上就大不相同。徒弟晚上睡在办公室的长桌上，我则住在红楼对面的大兴公寓。我一个月五块钱，饭就和老板一家同桌而食。可徒弟要等我们吃饱了才准上桌。

记得第一天，那个面色黑的少年跑来招呼我去吃饭。我把校样放下，压上镇尺，才去就座。老板对我说：“你只要好好干，生意兴隆了，会给你加钱。”

我只怯生生地提出了准许我晚上带回几本书去看的要求。老板含糊地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那招我吃饭的学徒却和比他矮小一点的伙伴一道在院里捆书册，及至我们放下筷子，他们才被唤进来。老板剔着牙，晃晃悠悠地领头走了出来。两个徒弟用剩菜残饭填起肚皮。

我回头，看见那个粗壮的少年在狼吞虎咽，那肤色白皙的却尽对着屋角发愣。

“为什么不少吃点，多给他们留些呢？”隐隐像有个声音在责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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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良友图书公司1925年由广东人伍联德在上海创办，是一家以图像出版物为主的民营出版和销售机构，其门市部设在四川北路851号。良友图书公司总经理为伍联德，另有助理人员马国亮、余汉生、陈炳洪等。

良友图书公司创办人伍联德是广东台山县人，从学生时代就爱好美术，在岭南大学读预科时，和同学陈炳洪翻译《新绘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获得了好评。伍联德毕业后由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了美术编辑，编辑《儿童教育画》，并为《儿童世界》首创美术图案字，也为商务印书馆图书设计商标等。因不能发挥其所长，三年后离开了商务印书馆。自行创办了《少年良友》（四开单张的小报），因未能打开销路而失败。

1925年，伍联德在上海女子商业银行董事长欧彬女士资助下，和同学余汉生在上海先办良友印刷所，创办了良友印刷公司，用他的美术特长及对出版的兴趣，投身于出版事业。七个月后，伍联德单枪匹马集稿编写，由他主编的大型《良友》画报诞生了。1926至1927年间，伍联德先后去新加坡、槟城、吉隆坡、美国考察出版业。回国后，三次扩大招股十万元，改组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26年2月《良友》画报正式创刊，伍联德自任主编。创刊号初版三千，随即再版几次，并一炮而打红。其后出任《良友》画报主编的有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张沅恒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使《良友》画报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良友》画报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来报道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大事，在海内外华人世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良友》画报并非是纯文学刊物，但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代表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田汉、丰子恺、老舍、施蛰存、穆时英等，几乎无一不乐于在《良友》画报上亮相，或以作品，或以照片，或以手迹，《良友》画报在当年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26年1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也设址北四川路851号。一楼设有良友图书公司门市部。经销多种画报和书籍画册，如本版的《良友》画报、《泛报》《现代妇女》《艺术界》《体育世界》《中国学生》等，以及代销的书刊。一时门市部生意兴隆，这给伍联德以极大的信心。良友图书公司在完成最初的创业后，也积极拓展自己的业务。从1927年5月到1928年4月相继成立了良友图书公司香港分局、广州分局、梧州分局等。1929年5月，良友图书公司与各分局资本划清，在广州的改为广州良友公司，在香港的改为香港良友公司，在梧州的改为梧州良友公司。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繁华的上海，能够出入书业这个行当的，以江浙一带的人士居多。广东人以会做生意而闻名，在上海的餐饮和百货业都卓有成就。而要进入出版领域，似乎并不是广东人的强项。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就是个例外，不仅自创良友出版印刷公司，还做出了惊人的出色成绩。他一手创办的《良友》画报，高峰时发行四万余份，全国销量排名仅次于《生活》周刊，位列第二，人称“良友遍天下”。阿英说，中国的画报发展，从晚清到1940年代分为四个时期，1926年2月创刊的《良友》画报，则作为第四个时期的中坚，代表着画报的影写版时代。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发展，除了创办《良友》画报以后，伍联德还试图在出版和销售上再有作为。1932年秋，良友图书公司建立了文艺书出版部，聘请赵家璧主干其事，曾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及《中篇创作新集》《一角丛书》《万有画库》等进步的文学系列书和单行本，计约二三百种。装帧精美，独创一格，作者有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成为那个时代上海书林最具特色的出版机构之一。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良友文学丛书》等，堪称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壮举。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赵家璧主编，全套书共分为：《建设理论卷》（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诗集》（朱自清编选）、《戏剧集》（洪深编选）、《史料•索引》（阿英编选）等十卷，书前由蔡元培撰写总序，各卷编选者还分别就所选内容写了长篇导言，编选创作的七卷，共收小说八十一家的一百五十三篇作品，理论的三卷选辑了近两百篇理论文章，系统地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创建的过程。《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系统反映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

《良友文学丛书》是一套现代作家的创作集，由赵家璧主编，1933年1月至1937年6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丛书以收入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长篇小说有：巴金的《雾》《雨》《电》、张天翼的《一年》、老舍的《离婚》、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王统照的《春花》等。短篇小说集有：何家槐的《暧昧》、施蛰存的《善女人行品》、老舍的《赶集》、凌叔华的《小哥儿俩》、叶圣陶的《四三集》、郑伯奇的《打火机》、茅盾的《烟云集》、鲁彦的《河边》。散文集有：郑振铎的《欧行日记》、茅盾的《话匣子》、丰子恺的《车厢社会》、俞平伯的《燕郊集》等。还有朱光潜的《孟实文钞》等文艺论集，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一天的工作》等。共计四十六种。《良友文学丛书》显示出以左翼和进步作家为主的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良友图书公司四川路原址沦为战区。8月15日起迁至江西路264号继续营业。《良友》画报、《电影画报》《妇人画报》及《知识画报》等因纸张供应不足不得不暂告停刊。11月起《良友》画报复刊。为适应战时需要，另出《战时画报》，八开月刊，由香港良友公司代为发售，主要销往华南及南洋各埠；《战事画刊》，五日刊，逢星期一、六出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售。

另据在良友图书公司工作过的马国亮回忆：“良友所印行的杂志、图书、画片、歌曲等，销路甚大，赢利不少。仅《良友》画报每期销达四万份，纯利就有三千元。共患难易，共乐安难，公司内部的几个主持人内讧不已，演变到势不两立，都想独占。”（马国亮《家璧和我》）对此赵家璧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当时伍联德已辞去良友图书公司经理，由余汉生继任。他看到恢复公司已不可能，而《良友》画报在香港海外有它固定的销路，便把画报先迁香港，解散职工百分之九十五，所留只有我和其他职工两人。他在香港把《良友》画报用他岳父的名字登记作为独资企业后，便向上海伪法院宣告良友公司破产，我们三人同被解雇了。”（赵家璧《生平自传》）1938年1月《良友》画报迁往香港，自该月起在香港出版发行。同年6、7月间，良友图书公司高层伍联德、余汉生、陈炳洪等矛盾激化，并最终导致向上海租界法院申请破产。《良友》画报在香港出至138期后停刊。

良友图书公司破产，这让热爱良友的读者、股东、职员等十分的失望，赵家璧决定维护良友图书公司利益，要回“良友”的招牌。1939年1月由复兴银团接管前良友图书公司全部财产，赵家璧牵头登记重新注册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地址设在四川路33号企业大楼。1939年2月《良友》画报在上海复刊，复刊号按序排为第139期，张沅恒出任主编。1941年12月《良友》画报出版第171期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良友复兴公司与商务、中华等书店遭日军查封。1942年4月公司启封后，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赵家璧与张沅恒避走桂林，良友复兴公司在桂林懋业大楼复业。

1946年因股东内讧，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宣告停业。

神州国光社

神州国光社创立于清末的1908年，创办人为画家黄宾虹及邓秋枚等。店址先设于河南路泗泾路口，后又移至福州路384弄的复兴里内。神州国光社原是以出版影印的金石书画等画册为主，后期也出版社科类及历史文学类读物。

创办人黄宾虹（1865—1955），近现代画家、学者。原名懋质，名质，字朴存，原籍安徽，出生于浙江，1907年后居上海三十年。前二十年，主要在报社、书局任职，从事新闻与美术编辑工作，先后任《神州国光集》《国粹学报》等刊编辑；后转做教育工作，先后任上海各艺术学校的教授，1937年由上海迁居北平，被聘为故宫古物鉴定委员，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及北平艺专教授。作为近现代画家著名的画家，黄宾虹在中国画创作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生平编著有《美术丛书》《古画微》《红楼画谈》《画学通论》《金石书画编》等。

早期神州国光社的出版物中，由黄宾虹主编的古今名画集《神州国光集》（前二十一期由神州日报社出版，二十一期后改为《神州大观》出版），精印古今名画、书法、印谱等几百种，出版后大受欢迎。在鲁迅先生日记（1913年2月12日）中有所记录：

赴厂甸阅所陈书画。买《画征录》一部三册，三角；《神州大观》第一册，一元六角半，此即《神州国光集》所改，而楮墨较佳，册子亦较大。拟自此册起，联续买之。（选自《鲁迅全集》十四册）

而那时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最有名的即是黄宾虹、邓实合编的《美术丛书》。1911年3月开始分册出版，初集十集，每集四册；至1914年底出齐续集（或称二集）十集，亦各四册。计两集八十册。到1920年出版了后集（亦称三集）十集，成为一百二十册。1928年起补辑四集四十册（黄宾虹编纂，分上、下两集），至1936年出齐，共计四集一百六十册，均系线装本。《美术丛书》计收书二百八十一种。所收各书，以论书画者为主，而论画者尤多。此外，凡关于雕刻摹印、笔墨纸砚、磁铜玉石、词曲传奇、工艺刺绣、印刷装潢及一切珍玩的论著，亦广为搜辑，堪称集美术论著之大成。

神州国光社虽然出版了不少金石书画画册，但到了民国的中期，销售额开始逐年下降，由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黄宾虹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术创作和社会活动中去。1928年陈铭枢（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出资盘下该社，由黄居素任经理，王礼锡任总编辑。添置机器厂房，扩大业务范围，成立读书会和函授学校，并在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除了继续出版销售美术书刊外，出版重点改为社会科学和文艺译著，创办了《读书杂志》《文化杂志》《十月》《学术界》等刊物。

神州国光社在改换了主人以后，把出版方向也转移到了出版社科文艺书方面来，在这段时间里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书有“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丛书共有《庚子国变记》《三朝野记》《倭变事略》《烈皇小识》《避戎夜话》《东南纪事》《虎口余生记》《甲申傅信录》《信及录》《扬州十日记》《东行三录》《三湘从事录》等十二册，出版后大受好评，并一版再版。邓铭枢曾对出版此套丛书有所回忆：

从一九三四年起，神州留下来的人员，因政治无保障，经济上也极度困难，故又继续遣散一批。由于经济力的支绌，编辑力量大部丧失，已无力量出版新书，只有廉价销售原来神州留下的书画册，维持职工生活费。后来经理陈葆元，把整个业务委托李朴生经营，自己去另寻出路。由于李亦不善经营，不久又闹亏空，接着也辞职走了。一九三五年由方天白继任经理，在方任职期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亟，蒋介石政权的魔掌已伸入上海租界，书刊印行已受更大的限制。神州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出版了一部由程演生、李季、王独清等合编的“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全书达四十册，共三百种……

1933年，因陈铭枢在福建参加抗日反蒋，该社各地分店全部被查封，许多书刊被查禁。上海总店因地处租界而幸免于难，但已难以立足，遂另外申请成立“言行出版社”，出版《科学知识小丛书》等书。1937年起，方天白任经理，后由俞巴林负责。1941年上海沦陷后，先后迁汉口、韶关。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复业后出版了《郭沫若归国秘记》等书。

1945年神州国光社并入新知识出版社。

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1917年开设于虹口区，地址在虹口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斯高塔路（现山阴路）十一号，是一家专售日文书籍的书店。

内山书店的店主人为内山完造、内山美喜子。1913年3月，一位名叫内山完造的日本人，被日本大阪眼药会社参天堂派到上海推销药品，从此在上海生活居住了三十五年，并在此创办了内山书店。内山完造生于1885年，日本岗山人，十二岁起就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来到上海后，内山完造最初推销药品。191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结婚后，偕夫人内山美喜子同赴上海，并于1917年以美喜子的名义创设了内山书店。书店最初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觉醒社出版的《逆境之恩宠》等基督教福音书出售。后在读者的建议下，增加了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等一般性读物，营业额也迅速上升，主要的读者大多是旅居中国的侨民等。

1924年，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1928年，又将与其相邻的房子买下合并，内部用白灰粉刷一遍后，设了两个出入口，书店里边全部改造为可放书架的格局。1929年，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十一号营业，书店的规模也逐渐增大了。内山书店经营中以诚信为本，内山完造信仰上帝，对中国人、日本人一视同仁，他把这种信仰带到书店经营中，就体现出一种大胸襟，内山书店的书籍全部敞开陈列，读者可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可供读者休息和看书的长椅和桌子；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有茶缸，免费为过往行人供应茶水。任何人在书店都可以赊账，店方从来不催账。很多年后，郭沫若、叶灵凤等在回忆与内山书店的关系时，都坦承自己还有一笔无法还清的债。

1927年，日本国内出现了“一元书”热。内山书店把握住了这次机会，迅速把“一元书”向在上海的日本人推销，这些人包括教会中的友人，银行、商社、公司中的读书人，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学生等。内山书店除了向读者销售图书以外，还以其日本经营者的特殊身份，成为一处进步文化的避难所，在内山书店不仅有销售大量的马列著作等书籍，而且出售当局查禁的进步书籍，代售《铁流》等进步文学读物。从1932年起，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

内山书店销售的图书主要有：日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漱石全集》《福楼拜全集》《美术百科全书》《静静的顿河》《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经济学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世界文学全集》《大众文学全集》等；中文版的图书有当时被禁售的鲁迅著作《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还有《士敏土之图》（木刻）、《铁流》（曹靖华译）、《木刻纪程》《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海上述林》《引玉集》等。还有内山完造所著述的《上海漫语》《上海夜语》《上海风语》《上海霖语》《上海汗语》、中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等。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出现了在中国的书店买不到，而在内山书店则可以买到的书；中国的书店不敢经售的书，内山书店也能经售。内山书店不仅是一处图书销售的场所，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四川北路是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常常在内山书店聚会。内山完造在书店创立了“文艺漫谈会”，漫谈会在中日文化界人士之间进行，中国方面的参加者有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留日回国的“海归派”青年文学艺术家，日本方面的参加者则大多是生活在上海或来沪访问的著名文化人士。其时，参加漫谈会的中日文化界人士就政治、文艺等问题自由交流，形成一种良性的文化互动。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往位于四川北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买书，从此成了书店的常客，也结识了内山完造，并成为挚友。内山完造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面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麻烦你把这本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某某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说：“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

鲁迅第一次到内山书店是1927年10月3日，据《鲁迅日记》上记述，这天是鲁迅与许广平一同去的，共买书四种四本，花费十元二角。自此以后，鲁迅常常光顾内山书店，并购买了大量书刊。据《鲁迅日记》披露，从1928年到1935年的八年间，鲁迅累计去过内山书店五百多次，买书一千多册。鲁迅在内山书店买书，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在书店挑选新书，二是通过内山书店直接从日本邮购，由店员将书送到自己家里。内山书店还成了鲁迅与日本友人相会的场处，有五十多位日本左翼作家抵沪时内山都在书店里邀请鲁迅与之会面。内山还支持鲁迅办了三次版画展览。

在内山完造的笔下，鲁迅已不仅仅是一个读者，而是一个朋友，一个战斗者：

从此以后，每当先生写东西累了，或者看书倦了，都会来我店里坐上一会儿。不久后，经先生介绍，我们又认识了许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我们的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错把先生当成店里的老板时，先生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我不仅读过先生笔下如鞭子一般犀利的文章，也看到他满眼热泪的样子。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只不过我虽然心里理解他支持他，但也担心这鞭子的力量实在有限。对此，我也只好沉默不语了。先生曾经痛心疾首感慨中国怕是将来会变成阿拉伯那样的沙漠，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他必须战斗。在他那双仿佛洞知一切的眼睛里，那一望无尽的蒙古沙漠似乎正在步步逼近。我的眼前不由得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面朝沙漠站立着这样一个民族，这些人身着寸缕，饥饿难挨，骨瘦如柴的手臂上青筋暴露，他们咬着牙瞪着眼，最后的武器只剩下赤手空拳。漫天黄沙中这一群饥饿悲惨的身影清晰可见……（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

内山书店对于鲁迅而言，兼具“书店”和“沙龙”这两种文化空间的特色，并逐渐成为鲁迅特有的媒介。特别是在1930年鲁迅参加自由大同盟和“左联”之后，内山完造的国籍使得他有条件为鲁迅提供一定的安全保护。在日常生活上，鲁迅后来的住处由内山完造以中国店员宿舍的名义租赁，连房租、水电、煤气都是由内山完造代办。鲁迅往外发出的文章由书店代转，寄过来的书信和稿费也由书店代理。在非常时期，内山完造还为鲁迅提供避难场所。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与内山书店有密切的联系，双方还互赠家乡礼物、年庆物品等，鲁迅还多次通过内山书店避难，在内山书店会见了萧军、萧红等文学青年，通过内山书店转交了红军将领方志敏托交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书等。

可以看出，内山书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给鲁迅提供了各种书籍、期刊等新型文字媒介，还在于它本身便起到了媒介作用，鲁迅通过这个空间逐渐建立自己的共同体，并与外界进行交流，成就了其犀利的思想。许广平曾回忆道：“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对内山书店曾作如此评价：“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民强令内山完造归国，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至此书店停业。1981年上海人民为纪念内山完造和他从事的书店事业，特在内山书店原址竖石，上书：“此店为日本友好人士内山完造所设，鲁迅先生常来店买书、会客，并一度在此避难，特勒石留念。”

新月书店

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地址在上海法租界麦赛尔蒂罗路（现兴安路）159号，另在福州路成立了新月书店门市部。新月书店是由胡适和徐志摩创办的，其以出版和销售新文学书籍为主。

新月书店是以股份制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创立的，初期投资资金为五千元，实际到位才三千余元。新月书店专设了董事会，胡适担任了董事长，董事有：徐志摩、潘光旦、闻一多、梁实秋、张歆海、宋春舫、徐新六、吴德生、谢家菘、董任坚、吴经熊、余上沅、张嘉铸、饶孟侃、叶公超等，其成员大多是为新月书店编写图书的著作人，亦有少数是纯为了投资的。《申报》刊有“新月书店启事”：

我们许多的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创办人：胡适、徐志摩、宋春舫、徐新六、张歆海、吴德生、张禹九、余上沅同启。（《申报》1927年6月27日、28日）

新月书店作为一个由诸多文人合资所办的书店，除胡适、徐志摩、宋春舫、余上沅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外，张歆海和吴德生在政界都有着一定的关系，张禹九、徐新六都有着银行的任职背景。可见新月书店创办之初即有雄厚的资金来源和广泛的人脉关系，是准备在出版界和文化界大有作为的，因而书店有着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利用各类广告大肆为新月书店作宣传，从而在当年的文化产业中争得一席之地。新月书店的同仁们常在胡适和徐志摩家聚会，商讨书店的发展事宜，并决定在福州路272弄中和里之西，设立了新月书店门市部，由余上沅任经理，全面负责新月书店出版的图书以及代销图书的发售。

新月书店创办后的第二个月，即出版了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徐志摩和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这两种书甫一出版即受到了好评。新月书店在创办的第一年中，即出书十四种：计有徐志摩著《巴黎的磷爪》《翡冷翠的一夜》，陈学昭著《寸草心》，沈从文著《蜜柑》，陈春随著《留西外史》，胡也频著《圣徒》，潘光旦著《小青之分析》，余上沅编《国剧运动》，陆侃如译瑞典卡尔戈伦的《左传真伪考》，梁实秋著《骂人的艺术》，陈西滢译法国莫洛亚的《少年歌德之创造》，张君励著《苏俄评论》等。新月书店的出版势头之迅猛，是一般小书局所难以企及的。

到了1928年新月书店全年的出书到了二十三种，包括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沈从文、陈西滢等的著述，其中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版再版，成为新月书店的畅销书。新月书店出版的图书，其优质的水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新月书店的出版发行等因地方太小，而从法租界麦赛尔蒂罗路搬迁至平望街，后又再度搬迁，1929年夏天营业部迁至福州路山东路，编辑部搬至九江路四川路口的中央大厦二楼。新月书店也因出版《新月》杂志，而再度蜚声沪上书林。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办、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创办于上海。徐志摩、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任编辑。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发表文章说：“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过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徐志摩《新月的态度》）《新月》月刊的署名主编为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实际主编为梁实秋、罗隆基，在发表不少“新月派”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刊发了一些政论性的文章。文学作品比较著名的有：沈从文的《雨》《灯》《绅士的太太》，废名的小说《桥》，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欧阳予倩的剧本《潘金莲》等。政论性的文章有：胡适的《人情与约法》《我们走哪一条路》，罗隆基的《论中国的共产》，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等。在梁实秋任编辑《新月》月刊二卷六七期合刊上，发表了他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文章，对革命文学公开进行攻击，表现出《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不同的文学主张。

《新月》月刊最高发行量达三千余份，其畅销也带动了新月书店其他图书的销售，也极大地提高了新月书店的知名度。在1928年底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上，对二十余家新书业的小书进行了表彰，其中新月书店以出色的销售成绩而名列其中。1929年的新月书店有着庞大的出版和发展计划，由叶公超和梁实秋牵头，准备出版一套“英文名著百种丛书”，委派专人翻译校阅，内容涵盖诗文、戏剧、小说等，但这个计划最终并未实现。至此造成新月书店出版和销售的萎缩，梁实秋曾言：“说到新月书店，也是很有趣的，我们一伙人怎么会经营书店？”

其实自余上沅1928年6月不再担任新月书店经理后，后几位继任者潘孟翘、张禹九、萧克木三人，都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经验，使新月书店走上了下坡路。一方面由于新月社内部的纷争，使新月书店和出版的《新月》月刊方向由文艺转向了政治，从而引起了闻一多、饶孟侃等的不满，供稿也不像以前那样的积极了；另一方面《新月》月刊文祸不断，新月社同仁们常常在文章里抨击国民党政府，常常遭国民党政府的查禁，导致《新月》月刊脱期，也给新月书店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亦殃及书店的经营。

为此，新月书店的经营也想过不少的办法，1931年初他们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准备发起三五读书会，希望仿效其他成熟书店和出版社的做法，通过举办读者俱乐部的做法，来增加新月书店的经营辐射面，增加书店门市的销售，以获得部分的流转资金。新月书店创立读者俱乐部的此种做法，是为摆脱困境所做出的一种努力，虽然未必有效果，但徐志摩把邵洵美拉入新月书店和三五读书会，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邵洵美也因此担任了新月书店的经理，并带来了一部分的资金，使得在新月书店的困境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起色，邵洵美因此也得到了新月书店同仁的认可。

而真正使新月书店走向衰亡，是1931年11月徐志摩意外飞机失事而身亡。作为新月书店的精神领袖，徐志摩的去世给新月书店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新月书店主编的“现代文化丛书”，出了八种以后不得不中止了（另一原因是淞沪抗战的爆发）。另外的损失还在于新月书店看上去是胡适、梁实秋、徐志摩、潘光旦、闻一多等共同组织管理，但除徐志摩以外，其余的人均不在上海，显然是徐志摩在新月书店用力最勤。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新月书店大部分的周转款项，都有赖于徐志摩。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大股东，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的大哥张公权是当时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银行两家是新月书店的主要经济支柱，徐志摩一过世，贷款便发生了困难。

《新月》月刊出至四卷七期后终刊了，新月书店也于1933年12月正式倒闭了。而接收新月书店的是商务印书馆和邵洵美。胡适和潘光旦出面找王云五，商务印书馆盘下了新月书店本版书和所有库存；邵洵美接下了新月书店的门市及全部图书，并在原址开出了时代图书公司。

一轮新月，就此陨落。

光华书局

上海光华书局创立于1925年，地址在山东路口太和坊弄堂口，原是海员工报社，后迁至福州路的光华堂药房。创办人为张静庐、卢芳、沈松泉。上海光华书局是较早出版和销售新文学书刊的书店。

1925年的春天，原在泰东图书局工作的沈松泉，和好友卢芳准备一起办一家书店，他们找到了时在商报馆编副刊的张静庐，三人便一拍即合，筹备起办光华书局之事。但那时没有启动资金，张静庐便动用他在出版界的人脉关系，可以要到一些作家的稿子，也可在印刷厂、登广告等处赊账，于是张静庐、卢芳、沈松泉凑了几十元（1元相当于现30元人民币。）启动资金，租下了山东路口太和坊弄堂口原海员工报社的房子，凭着他们年轻人特有的冲劲和勇往无前的精神，像模像样地办起了光华书局。

对于创立光华书局初期情况，张静庐曾在文章中有所回忆：

我们可以自豪的是，在光华书局以前，上海还没有纯粹的新书店——它是第一家。四马路上也不是书店的汇集地段，它又是“偶然碰巧”的第一家。看看现在四马路居然成了上海著名的文化街，想到那时候，只有孤零零的一家破旧书房，难得跑过几个买书的朋友，真不胜今昔之感！（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

上海光华书局创立之初，便找到了创造社的周全平，想要一些出版资源，正好周全平想出一本半文艺半政论性的《洪水》半月刊，张静庐他们问上门来，正好交由光华书局出版。于是光华书局便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上刊登《洪水》半月刊将要出版的消息。《洪水》半月刊出版后，销量不错，张静庐等为此大受鼓舞。但其实出版《洪水》半月刊是冒一定风险的，从刊名看就有洪水猛兽之意，时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恐怕会有不必要的麻烦。光华书局一开始就出刊物，弄不好会赔钱。周全平等考虑到光华书局初创的艰难，每期只要光华书局付五十元的编辑费。

为了光华书局的发展，张静庐、卢芳、沈松泉等也是想尽办法，他们又找到了在学艺大学的郭沫若，为了支持光华书局，郭沫若把刚创作完成的、纪念五卅惨案的剧本《聂荌》交给光华书局出版。后又出版了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剧作集《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也出版了周全平的小说集《梦里的微笑》、倪贻德的小说集《东海之滨》。由于早期光华书局的出版物多为创造社成员的作品，而此时创造社出版部还未成立，光华书局成了实际上创造社的代为出版机构。

在早期的光华书局中，期刊杂志的出版是他们的一大特色，除创办《洪水》半月刊外，在1926年至1928年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光华书局又先后出版了好几种刊物，有叶灵凤、潘汉年编的《幻洲》半月刊，高长虹编的《狂飙》周刊，倪贻德编的《新艺术》半月刊，朱维基、芳信等编的《火山》月刊，狮吼社编的《新纪元》，叶灵凤编的《戈壁》半月刊等。为此，不少新文学作家编的刊物都愿找光华书局出版，如施蛰存就回忆道：

大概是民国十七年的夏天，戴望舒、杜衡和新从北平南归的冯画室（即冯雪峰）都住在我家里。在种种文学的活动之中，我们向上海光华书局接洽好了给他们编一个三十二开型的新兴文艺小月刊。名字呢，我们费了两天的斟酌，才决定叫做《文学工场》。当时觉得很时髦，很有革命味儿。我们编好了第一期稿子，就送到上海光华书局去。谁送去的，现在可记不起了。过了二十天，到了应该在报纸上看见出版广告的日子。一翻报纸，却遍寻不见我们渴盼着的广告。这天，代替了杂志创刊广告的，是光华书局寄来的一封快信，信中很简单地说他们不能给我们刊行这个杂志了，因为内容有妨碍。于是，我很记得，望舒和画室专程到上海去了。次日，他们回来了，带回来了我们的新兴文学小月刊第一期全部纸型。（施蛰存《绕室旅行记》，选自华东师大出版社《北山散文集》）

有了这些期刊杂志的出版销售，表面上看起来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带动其他图书的销售。光华书局位于福州路的门市部销售也有所上升。由此光华书局有了开分店的打算。

1927年随着北伐革命的胜利，和上海光华书局关系密切的郭沫若，也任国民革命军要职。于是张静庐和沈松泉便到南昌找到了郭沫若，说了他们想开分店的打算，在郭沫若的支持下，在杨不平的帮助之下，光华书局南昌分店很快开张了，卢芳从上海寄来的几批书刊一销而空，这给张静庐等以极大的信心。于是在其后光华书局又分别在杭州、北平、武昌三处设立了分店。杭州的分店地址在保佑坊，是由沈松泉的亲戚张松涛投资，店面比上海光华书局的总店还大，实际上成了光华书局的特约经销处。

著名作家冯亦代在少年的读书活动中，对于光华书局有着极好的印象：“我再进书店门时已有十一二岁了。离我家不远的保佑坊开了一家新书店，叫光华书局。开幕日我的一个同学便带我去了。这里面卖的都是新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我想我之日后爱书成癖，与这家书店不无关系。我在这里买到了郭沫若、郁达夫的书，以后又买到了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我当时的头脑正如一块会吸水的海绵，这几位大师的著作，滋润了我的心田。我不但读他们的书，而且从他们那儿学会了写作……跑书店竟使我日后成了一位弄笔头的人，实非我始料所及。不过因为弄笔头，就更增加了我对书的兴趣。”（冯亦代《书痴》，选自三联书店《买书琐记》）冯亦代常去的虽然是光华书局的杭州分店，可一样能说明光华书局所售的新文学书刊对当年的青年人所产生的影响。

光华书局在开好几家书店，增长销售的同时，也不忘继续在出版好书上下功夫。虽然如以资金而论，光华书局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但有张静庐等出版的奇才，在出版新文学书刊上，不输于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光华书局出版的当年作家作品有：郭沫若的《幼年时代》、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杨荫深的《一阵狂风》、徐葆炎译王尔德的《莎乐美》、朱维基和芳信译的《道生小说集》、丁玲的《自杀日记》、胡也频的《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叶灵凤的《离婚》、郁达夫的《小说论》、戴望舒译西班牙小说《醉男醉女》、张资平译日本小说《衬衣》、黄天鹏的《新闻学概论》、王独清的《独清文艺论集》等，出版的书中以创造社的作家居多。

光华书局自1920年代末期，开始走下坡路了。先是张静庐脱离光华书局，其离开的原因并非合伙人间有大冲突，而是张静庐想寻求新的发展。张静庐的离开，对于光华书局是一个绝大的打击，以他的人脉和能力，能使光华书局在新文学书刊的出版上有更大的作为。（张静庐离开光华书局后，曾自办联合书店，后并入现代书局。）其次是光华书局的出版物多为新文学书刊，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先是福州路的门市被砸，又有北平分店被勒令停业，并有店员被抓。而最为主要的冲击在于，光华书局出版的新文学书刊遭到了当局的查禁。据沈松泉在《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一文中介绍，1933年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二百二十八种书刊中，光华书局就有二十九种，占光华书局出版的整个新文学书刊的六分之一，使光华书局大受挫折。

作为一家没有雄厚实力做支撑的小书店，但却是第一家销售新文学书刊的新书店，光华书局靠的是张静庐、卢芳、沈松泉等的通力合作，靠的是创造社作家们的支持，以及和诸多新文学作家的良好关系，其中张静庐的穿针引线，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存续十年的光华书局尽管销售和出版均能保持一定的水准，但缺乏必要的长期发展规划，在出版上又偏重文艺书籍，一旦遭遇变故则难以为继，其境遇也反映出新书店早期的局限和困境。

1933年5月，光华书局因无力偿还债务，被法院勒令停业。此时距光华书局开业正好十年。

上海杂志公司

上海杂志公司创办于1934年5月，是张静庐脱离现代书局后创办，先设门市地址于福州路300号，与方冬亮的群众图书公司一起营业。后于1936年迁至福州路324号营业。上海杂志公司以贩卖期刊为业务内容，是我国第一家专门发售出版杂志的书店。

上海杂志公司创办人张静庐（1898—1969），浙江镇海龙山乡西门外村（今慈溪）人，1910年毕业于龙山演进学校，次年去上海一家酒行当学徒，业余自学写作。1914年自费编印《小上海》《小说林》《滑稽林》等小型报刊，不久停办。1916年赴天津，任《公民日报》副刊编辑。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静庐参加上海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主持过机关报《救国日报》编务，并参加上海工人的大罢工，被推为上海代表之一赴京请愿，反对政府出卖胶济路权益，后遭拘押。

1920年张静庐出狱后复至上海，主编《新的小说》。后参加创造社，任《商报》编辑。1924年与人合办光华书局等，从事进步书刊出版。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静庐参加反帝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与人合办现代书局，均任经理。1934年创办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读书生活》《译文》《战地》等进步刊物。抗日战争期间，于长沙、广州等地设分公司，出版抗战书刊，历任重庆、上海联营书店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计划处长、北京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长等职。著有《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在出版界二十年》等，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

在193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动荡，读者的购买力有所减弱，加上那时单本的新书出版的并不多，而各种各样的杂志由于售价低廉，易于销售，很受读者的欢迎。因而杂志的出版和销售有着较为可喜的市场潜力，张静庐正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也把握住了这样一个商机，首开先河地独营成立了专以代销和出版杂志的上海杂志公司。上海杂志公司的门市销售中，把所有的杂志都像图书一样的分门别类，公开任人翻阅挑选，这样的一种销售杂志方式，以前是不曾有过的，给广大的读者带来新鲜感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门市部的销售。

上海杂志公司不仅代理销售各种杂志，而且也出版自己的杂志，如专门刊登翻译作品的《译文》（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因和鲁迅有纠葛休刊，此为复刊，由黄源主编）、综合性文艺刊物《作家》（由孟十还主编，多刊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偏重于杂文的《中流》（由黎烈文主编，鲁迅主持的一本新文学刊物）、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总发行）、《文学丛报》月刊（由王元亨、马子华主编）、《自修大学》（由平心主编）、《文饭小品》（由施蛰存、康嗣群主编）等。

上海杂志公司在经过一年多的经营，稍有资本积累后，开始把业务拓展到图书出版领域。1935年9月，古籍的出版在中国出版界方兴未艾，且有着广阔的市场，张静庐便邀约施蛰存、阿英等名家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由诸多名家负责编辑校对，以“珍本大众化”和“丛书杂志化”为宣传号召，广泛征订，预约出书。所谓珍本大众化，就是将一些流传较为罕见的古籍，用低廉的价格将它们选印出来，供应给一般大众读者；而变丛书杂志化，就是规定该丛书的刊行，每逢星期六出版一部，其情形类似于定期出版的周刊杂志，并且为避免读者阅读时感到枯燥和单调，更是有意将诗、词、文、曲调剂开来，在出版时间上错杂分配，形成《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丛书杂志化”的特色。

在当时出版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书局都在大张旗鼓地出版古籍丛书，张静庐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做这样一种选题安排和出版策略的尝试，从商业竞争的角度而言，应该说是别具匠心的。尽管在实际出版中，由于计划得不够严密，加上印刷技术等方面的限制，该丛书在出版后，在编选和校印的质量上并不尽如人意，曾遭到鲁迅、邓恭三等人的公开批评。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同时，其竞争对手还不仅仅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书局，在出版古籍丛书的角逐者中，还有如上海中央书店这样一些平时出版“一折八扣书”的书店。

1930年代中期，北京发现了一套明刊本《金瓶梅词话》，一时出版界趋之若鹜，纷纷以出版《金瓶梅词话》为赚钱之手段。《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也收入了《金瓶梅词话》。当时，上海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也在请人删节、标点《金瓶梅词话》，交印刷厂排印，特别提高排字工资，要求印刷厂赶在上海杂志公司以前，把他们的《金瓶梅词话》抢先印出。张静庐听到这个消息，估计他的书势必要落后一个多月才能出版，这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于是张静庐请平襟亚吃饭，直截了当地和他谈判，晓之以理，许之以利。张静庐说，他的《金瓶梅词话》是整个丛书之一种，“词话”的销数，连带影响到丛书其他各种的销量。而中央书店的“词话”是单种书，销数多少，和其他书没有关系。因此，张静庐要求平襟亚把排好的“词话”让上海杂志公司先印一版，然后将全副纸版送给中央书店印行。所有排字工资都由上海杂志公司负担。谈判的结果是，平襟亚接受了张静庐的建议。于是张静庐用他的机智，保证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顺利出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张静庐将上海杂志公司迁到了汉口。为了配合抗日的宣传活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一批政论书籍和剧本，如《飞将军》（洪深著）、《八百壮士》（崔嵬著）、《民众基本论》《出狱前后》（均章乃器著）、《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张静庐著），还有《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汉奸的产生和扑灭》《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活跃的肤施》《大众剧选》（抗日剧本）、《全面抗战的政治形势》《告大时代青年》《改良教育与学生救国》《青年军事常识》《高粱红了》（诗剧）等书籍。

上海杂志公司在武汉出版了由作家李辉英主编的“战地报告丛书”，计有碧野的《北方的原野》、田涛的《黄河北岸》、张庆泰的《在西战场》、姚雪垠的《战地书简》、李辉英的《军民之间》、张周的《中华女儿》、曾克的《在汤阴火线》、师田手的《背叛祖国的罪人》、黑丁的《沁河岸上》、石光的《鲁北烟尘》等。叶以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丛书”，计有刘白羽《游击中间》，舒群的《西线随征记》，罗烽的《莫云与韩尔谟少尉》，天虚的《两个俘虏》，陈克寒的《八路军事兵队》，刘白羽、王宗祀的《八路军将领》，吴奚如的《阳明堡大战》等。这两套丛书对武汉人民了解前线形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除在武汉设有总店外，还在重庆、广州、长沙、柳州、桂林、贵阳、金华、昆明建立分店达十二处。1943年至1944年期间，张静庐在重庆任上海杂志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继续出版宣传抗日的书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静庐又回到了汉口。张静庐本想把上海杂志公司迁回福州路324号原址，但未能如愿。上海杂志公司尽管在抗战开始后即迁往内地，但它在上海书林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全国解放后，上海杂志公司一度与几家出版社联合成立文艺联合出版社。1956年公私合营时，上海杂志公司并入新文艺出版社，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附文：《小小计划初步成功》⁽¹⁾（张静庐）

上海杂志公司到现在五年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初创到廿五年春为贩卖时期，虽然这期间自己刊行过《读书生活》半月刊和《文艺画报》等，但仍以贩卖为主要业务。廿五年春《译文》复刊起到廿六年夏为杂志出版时期，这期间，以自己刊行杂志为主要业务，而以出版新书为副业。从“八•一三”抗战发动到现在止，为抗战宣传时期，为配合抗战宣传而编印战时新书，以刊行杂志为辅助。先来谈谈第一时期。

虽说是贩书，以很少的资金，很狭隘的门市，没有号召能力的一家新开的小书店，要在有历史，有地位，有雄厚资金的一群新书店中间生长起来，真是毫无把握；何况又有人替你布满着天罗地网在你的四面八方！那么当然需要有种新计划，这计划要配合很少的资金，周转偶感不灵，就会立刻倒塌下来的。

说来本也是平凡得很，这小小计划是属于贩卖的，实现快、齐、廉三点。杂志营业和书籍贩卖有些不同，它含有时间性，失了时效就没有人请教了，可是如何能够比别人家快到，早一天拿出来卖给读者，倒是煞费苦心的事。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之常常不恤亏本。商人口里的亏本，本来不容易使人相信的，俗语说“千卖万卖，亏本不卖”，你的所谓亏本，在听的人也不过当你是“商人宝鉴”里的一句术语而已。实在说来，我们却真的在做亏本生意。举个例说：那时本公司门市上出卖杂志新书，都是照实价打九折的。良友图书公司将这一期《良友》出版后三天之内，决不批发给同业的，除非是到他们门市上去零买。零买要照实价计算，不折不扣。为要快到，我们就不恤以实价四角一本，向他买来，立刻在公司柜上卖给读者，仍照向例九折收款，这样做，卖去一本，亏本四分。这就是亏本的实例，但是“快”到底实现了！

至于齐，那只要你肯留心，不管它有人请教没有。一本刊物的出版，无论如何专门性，总有它的读者。比如关于天文学的杂志，向来不为书店所愿售，因它是冷门货。更因它销得不广，出版处将每期的印数限制了，不愿多印，你要它，非提前约定，还得先付书款。这在从前是没有一家书店肯干的。现在我们为要力办到齐备，当然顾不得损失与否，卖得了或卖不了。留心地搜集起来，也有四五种呢！

第三是廉。读者购买力薄弱，没有资力买新书，也很少有余资多买杂志，虽是杂志比较新书便宜。为要减轻读者的负担，公司方面用着两天生意一天做的办法：譬如一天要做三十元生意的利润。可以维持一天的开支。现在呢，我们用廉价的办法，使它做到六十元来维持一天的开支。一而二，二而一，目的还是同样的。普通商业上的口头禅叫做“薄利多销”。

这些都是贩卖书店应注意的起码条件，并不是难做到或做不到的。然而在那时候，大家似乎都不肯注意到。也许，上海书店都是靠出版的，贩卖是无所谓的热闹门市罢了，所以更不在这上头用功夫。我们则不同，既然完全靠贩卖为主要业务，不得不走着别人所不愿走不会走的崎岖小路。

小小计划的初步成功，真出乎意料之外，一天的营业，当然只限这一天狭隘的门市，从十几元收入增高到二百多元；第三个月统计达到九千六百元，比较任何有历史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书店相差无几；有的更可以超过它，专靠门市一部分零星买卖的话。

从五月一日开始到十月底，公司方面居然赚到了几千元钱，这时候是纯粹贩卖，当然以赚钱为目的的，没有钱，什么计划都谈不上。因为那时候的我，真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一位被朋友抛弃了的穷光蛋呀！

有了几千元钱，就决定要扩大我的事业，改进我的业务，再钻进出版界的圈子里去，实行我的“走曲线”的出版线路。于是再加上一个女朋友的协助，凑足额定的资本，正式呈请实业部注册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

负无限责任的股东，当然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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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张静庐著《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正中书局

正中书局1931年由陈立夫创立于南京，是一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国民党官营出版机构。正中书局的总局在南京，在上海设有分局，地址在福州路384弄复兴里内，在河南中路泗泾路口设有门市部。

正中书局上海分局的负责人是王丰榖，其总局的参与者中有吴大钧、叶溯中、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张道藩等。后又经扩充后，正中书局设有营业、编辑和印务三所，并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等地有分局和发行所，正中书局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很快在当时的出版界站稳了脚跟。曾出版过十多种丛书，如“社会科学丛书”、“中国文艺丛书”、“新生活丛书”、“正中科学知识丛书”等。正中书局还编辑发行过《时事月报》《中国文艺》《教与学》等刊物。

“正中书局在中国出版界中虽然是一个没有多少历史的后辈，但是自成立以来，就以突击作战的方式向读书界、向出版界都表现了急起直追的精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正中书局档案》）由于受官方从发行和经济上的大力扶持，正中书局发展迅速，很快地就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界站稳了脚跟。

正中书局创建之初，侧重于编辑中学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编辑的名为“新中国教科书”，内容以中学程度为主，科目有《新编国文教科书》《外国舆地教科书》《普通教育代数教科书》《高级小学自然》《高级中学化学》《高中本国史》《生理卫生学》《算术教科书》《物理学》《童子军》等。参与编辑者为吴大均、叶溯中、张达善、顾澄、寿孝天、骆师曾、章涛等；在1930年代中期各编印了初中、高中、师范、简易师范等各类教科书各两套，在销售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据1937年《国立编译馆工作计划成绩报告》，是年一月至九月份，正中书局先后呈报国立编译馆的教科书达一百九十二种，可见其在教科书市场的勃勃野心。）除了出版中学教科书以外，正中书局还先后印制了《中小学音乐教材》《民众课本》《短期小学课本》等，其试图在教科书市场中抢得一些份额的目标昭然若揭。

正中书局作为一家有着国民党政府背景的出版机构，其出版教科书和课外读物的目标是中学程度，而区别于一般对于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重视。正中书局之所以能在教科书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和书局的政府背景大有关系，比较别的出版机构需花重力推销教科书，而正中书局只须教育部的呈文，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小学音乐教材》《民众课本》《短期小学课本》等，均设有专门的分销处，目的在于强制分销。如果仔细分析正中书局介入教科书市场的竞争，并不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是为了获取利润或发展教育，而是在于从意识形态领域上，更多地渗入国民党推行的思想文化政策。所以在正中书局的教科书出版中，渗入了不少的国民党政治因素在其中。

1936年，正中书局接收上海新民印刷厂的机器，筹设上海印刷厂，并于次年将南京三民印务局并入，南京三民印务局改为第一印刷厂，上海的改为第二印刷厂。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一、二印刷厂分别停工，次年迁往重庆。1937年，正中书局进行机构调整，设经理室、编审处、业务处，撤销出版委员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中书局发展迅速，很快在当时的出版界站稳脚跟，被称为全国六大书局之一。

抗日战争，正中书局迁往重庆，业务有所发展，在重庆设有三个分局，在桂林、贵阳、宜昌等地也设有分局，在昆明、广州等地派有专员。抗战胜利后，正中书局迁回南京，在全国二十七个分支机构先后恢复营业。战后正中书局拥有四家印刷厂，接收的敌伪上海、北平、青岛印刷厂以及原有的重庆印刷厂，拥有印刷机近百部。抗战初期，应形势需要，正中书局编印大量战时读物，后仍以教科书、自然科学、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党政要人的著作为主。

1949年后，正中书局迁往台湾继续营业。

儿童书局

儿童书局创办于1930年代初，创办人为张一渠。原设于浙江路广东路口的东新桥，后迁至福州路424号，是一家专门出版和销售儿童图书的专业书店。

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1895—1958），浙江余姚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第五中学，后考取浙江政法学堂求读，未及毕业即回余姚小学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任职于余姚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并兼任县参议员之职。但仕途未必适合张一渠的发展，于是在1928年他来到了上海，初在上海总商会担任《商情月报》的主编，由于才华初露而引起关注，第二年便被泰东图书局赵南公看中，应聘出任泰东图书局经理之职。并自此开始了在上海书林和出版界的闯荡生涯。

1930年代初，张一渠、石芝坤等人集资创办了儿童书局。为了专心做好儿童书局的工作，张一渠辞去了泰东图书局经理之职，并任儿童书局的经理。张一渠多次招募集股，并委任潘公展为董事长，以此来扩展儿童书局的经营规模，取址福州路424号设立门市部，出版了陈鹤琴、陶行知、董纯才、俞子夷等教育家的论著，及一些儿童的书刊，极受当年儿童读者的欢迎。张一渠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书画家，工书画，能诗文，擅长金石，作画以性灵为主，著有《墨林挹秀录》等。

儿童书局以推进儿童教育为主旨，出版了不少优秀的儿童书刊，如陈伯吹主编的《常识画报》《儿童杂志》《小画报》，教育家陶行知、科学家丁柱中合作出版的《儿童科学百科丛书》，尤其丰子恺的《儿童生活漫画》，以“艺术心”和无穷诗意养护童年，以培植美术教育与儿童生活相结合。教育家陶行知在儿童书局也出版了《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集》《知行诗歌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古庙敲钟录》等图书。

儿童书局还出版了不少儿童文学的丛书，如“晓庄丛书”、“儿童科学丛书”、“儿童学术丛书”、“儿童故事丛书”、“小朋友丛书”、“中国名人故事丛书”、“儿童百科丛书”、“世界发明家丛书”等二十余种。出版后一时大受欢迎，儿童书局也践行着张一渠以优秀的儿童书刊影响儿童教育的设想。

1934年前后，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等先后加入儿童书局，陈伯吹任儿童文学编辑部主任一职，加上著名画家丰子恺的客串，无疑使儿童书局如虎添翼，出版了更多的优秀儿童读物。如陈伯吹主编了《常识画报》《儿童杂志》等儿童刊物，陈鹤琴编的《儿童国语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儿童南部国语》等，陈鹤琴、梁士杰主编的小学教学参考书《儿童活叶文选》《儿童书信范本》《毛笔字练习帖》等。丰子恺出版了《幼幼画集》《儿童生活漫画》等，并为儿童书局的书刊作装帧插图。

现代作家章衣萍就为儿童书局编写了历史人物故事等几十种儿童读物。如儿童书局出版的“中国名人故事丛书”三十种，其中除《岳飞》《花木兰》是和他夫人吴曙天合编的以外，其他各种均为章衣萍所编写。章衣萍为儿童作书十分的认真，他在《马援》一书的序中写道：“无论做什么文章，没有比名人做传记，更使我感动而且麻烦的了……我平生作文章，很少起草稿的。但这番替儿童书局写中国名人故事，有时竟不能不起草稿，而且再三修改。我为什么要这样小心呢？怕的是唐突古人，贻误少年读者而已。”章衣萍另还为儿童书局著有《儿童演说四讲》《儿童作文讲话》《我的儿时日记》《寄儿童们》《给小萍的二十封信》《我的祖母》等，章衣萍为儿童所写的书，语言浅显，通俗易懂，自然不做作，极受少年儿童读者的欢迎。

1936年，随着儿童书局的进一步发展，门市部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张一渠便增资增股，又在北四川路设了儿童书局分局，并在广州、汕头、汉口、长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设立了分销处，儿童书局的图书遍及全国。但好景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儿童书局的销售也大受影响，全国各地的分销处也陆续关闭。1939年，在上海福州路的儿童书局总部，也把一半的门市租给了中华图书文具公司，并与之合作成立了儿童书局图书文具有限公司，试图以文具的销售来弥补图书销售的不足。

现代作家周作人曾在儿童书局出版过一本《儿童文学小论》，共收入《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童的文学》《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十一篇文章，表现出周作人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前记中写道：

张一渠君是我在本省第五中学教书时候的同学。那时是民国二年至六年，六年春季我来北京，以后没有回去过，其时张君早已毕业出去了。十九年冬忽然接到张君来信，说现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出儿童一切用书，叫我给他帮忙。这事是我很愿意做的，因为供给儿童读物是现今很切要的工作，我也曾想染指过的，但是教书的职业实在是忙似闲，口头答应了好久，手里老是没有成绩，老实说，实在还未起手。看看二十年便将完了，觉得这样迁延终不是事，便决心来先编一小册子聊以塞责，待过了年再计划别的工作。写信告诉张君，他也答应了，结果是这一册《儿童文学小论》。

张一渠是周作人早年在浙江绍兴五中教书时的学生，原名张锡类，时间约在1917年之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张一渠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出儿童用书，便向昔年的老师周作人约稿。如此张一渠不仅仅是出版家，还是早期儿童教育的倡导者。和周作人的关系既在师友之间，也算出版方与作者的关系了。

周作人曾写信给张一渠，言：

一渠兄，昨得快信，欣慰无似，承垂念尤感厚意。惟鄙人此刻不能移动，因家中人多，北大方面已特准留平，俟日后再看情形。其实愚夫妇及小儿本来共只三人，而舍弟携其情妇在沪，妻儿四人舍弃不顾（近一年来不寄分文），不能不由此间代管，日用已经加倍，若迁移亦非同行不可，则有七人矣。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亦在（并非在上海的那一位），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如上述七人有法子可以南行，此事亦有问题也。小女已出嫁，现其婿往西安北平大学教书，亦寄寓舍间。鄙人一人即使可以走出，而徒耗旅费，无法筹家用，反不如不动稍可省钱，近来在译希腊文之古神话，向编译会支点款（前有希腊拟曲一册已由该会出版），目下聊可敷衍过去，殊不能有远大计划耳。琐屑家事不宜妄陈，惟此系实在理由，故述一二。匆匆奉覆，顺颂近安作人启。十一月十三日（《小莽苍苍斋遗存文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儿童书局改名为儿童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潘公展复任董事长，儿童书局的出版和零售业务逐渐恢复，但在这一时期儿童书局的出版物已大不如抗战以前，比较有影响的是丰子恺的《幼幼画集》，1947年出版由黄源编、陈鹤琴校订的《从盘古氏到蒋主席》彩色历史故事集四册，内共收入了六十八篇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另外儿童书局出版的陈鹤琴主编的《儿童故事》杂志，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主编陈鹤琴曾说：“《儿童故事》里的故事没有一个是从原文直译出来的，个个都是重新写过、编过的。国外的情形与本国的不同，为适应中国儿童的心理，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情节是特别选择，特别叙述的。”

儿童书局在全国解放后接受了军管，1950年改组成为新儿童书店，其出版资源部分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

群众图书公司

群众图书公司设立于1920年代中后期，地址在福州路300号，和光明书局相邻。

群众图书公司创办人是方冬亮，江苏无锡人，原来是赵南公主持的泰东图书局职员。1923年脱离泰东图书局，在福州路租房子开了家小书店，书店的门前还摆有书摊，销售一些国民党宣传的小册子及一些旧书刊。旧时书店常自印出版一些书刊，群众图书公司也不例外，他请人标点了一些古书，如《古文观止》《陶渊明集》《阅微草堂笔记》等，但这些书销路并不好。为此方冬亮在生意不景气的情况下，租了一部分的店面给黎明书局，一方面想方设法解决书店的困境。

1930年前后，方冬亮请人编了一部《吴稚辉全集》，时年吴稚辉正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任职，时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吴稚辉全集》出版后即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方冬亮的群众图书公司为之一振，但不法书商见有利可图，不久后社会上就出现翻版书，以廉价抢去了群众图书公司的不少份额，方冬亮为之吁之徒呼奈何。但方冬亮经营的群众图书公司以书摊起步，在竞争激烈的上海书业能站稳脚，靠的是方冬亮聪明的头脑，他觉得要使群众图书公司生存下去，并有所发展，还必须紧跟出版的形势，来编辑出版一些有销路的图书。

基于这样的思路，方冬亮便又请了曹聚仁、陈思等编辑了几本各种选本，计有《小品文甲选》《小品文乙选》《小说甲选》《散文甲选》《书信甲选》；同时又请谢燕子编了《戏曲甲选》，吴坤仁编了《幽默文选》等，这样的选本不必花太大的力气，同时又有不错的销售，何乐而不为之。而方冬亮最为得意的是，以群众图书公司这样的实力，请杨霁云编了本鲁迅的《集外集》，共收鲁迅的新诗、旧诗、讲演、序跋等六十八篇，并得到鲁迅的认同，鲁迅亲自校订并作序，在序中鲁迅对国民党的文网进行了批判。杨霁云编鲁迅《集外集》1935年正式出版。当年以群众图书公司这样的小书店，能出版鲁迅这样名家的选集，使群众图书公司一时声名俱起，方冬亮也渐渐地摆脱了困境。

方冬亮从出版鲁迅的《集外集》中尝到了甜头，又联系李大钊的亲友，准备在群众图书公司出李大钊的《守常全集》，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守常全集》移至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出版。方冬亮并未因此挫折而沉沦，而是在做好群众图书公司门店销售的同时，不忘编辑和出版图书。不久，群众图书公司又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由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其中《大众哲学》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1936年11月鲁迅去世以后，方冬亮马上托曹聚仁搜集相关的纪念文章，编成了《鲁迅手册》一书，并于1938年初出版，受到了文化界的好评。

方冬亮经营的群众图书公司，在渐有起色之后，又参与了当年不少期刊杂志的出版。1931年群众图书公司出版了由曹聚仁主编的《涛声》旬刊，刊物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倾向于新文学，出版两年以后，于1933年停刊。鲁迅在《涛声》旬刊六十八期上作《祝〈涛声〉》一文，在补记中写道：“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涛声》上，果然发出《休刊辞》来，开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缴还登记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我们准备休息一段时间了……这真是康有为所说似的‘不幸而吾言中’，岂不奇而奇也哉。”表达了鲁迅的一种愤慨。群众图书公司在《涛声》旬刊停刊后，于1933年又邀曹聚仁和徐懋庸联合主编了《芒种》文学半月刊，想继《涛声》未竟的事业。但办至第一卷第八期后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但实际上北新书局仅出版了两期（九、十期合刊和十一期终刊）。

1935年，群众图书公司又参与了由留日中国作家创办的《杂文》（出至第四期后更名为《质文》）的出版，《杂文》第二卷改由中国杂志总经销。1936年，群众图书公司担任了方之中主编的《夜莺》创刊号和第四期的经销。同时也承担由吴玉章主编、在巴黎出版的《救亡日报》国内总经销。方冬亮经营的群众图书公司参与不少报刊的编辑和发行，也提升了公司在国内书业的影响力。

群众图书公司曾租一部分的店面给黎明书局，1934年前后黎明书局搬离，方冬亮又将店面借给了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但到了1935年，上海杂志公司迁到福州路324号去了。群众图书公司只能独家经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的书业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方冬亮经营的群众图书公司也举步维艰，代销的书商账款无法结清，公司的门市生意也一落千丈，尽管方冬亮兢兢业业，但也难以支撑下去了，他不想看着苦心经营的群众图书公司倒闭，就问文怡书局的周老板商借了几百元钱。谁知所借钱款为当年“拆头寸”的类似高利贷，利滚利使方冬亮不堪其负。无奈之下，方冬亮只能将群众图书公司盘给了文怡书局，周老板也将群众图书公司改为文怡书局，继续经营。方冬亮亦日子越过越贫穷，只好在自家居住的成都北路上摆个书摊度日。后又在南京西路摆过书摊，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

群众图书公司作为一家小型的书店兼出版机构，之所以能在那个时代的书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不在于其销售的图书有多么的珍贵，也不在于书局有多大的影响力，群众图书公司只是一家并不起眼的小书店。但其经营者方冬亮，由于在泰东图书局工作过，有着相对丰富的书业经验，尤其在书刊的出版上，方冬亮能紧跟书业的形势，出版了不少好书刊。尤以出版鲁迅的《集外集》最为盛名，而其参与编辑和出版的一系列刊物，如《涛声》旬刊、《芒种》《杂文》《夜莺》《救亡日报》等，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方冬亮经营的群众图书公司，本小利薄，一直未能有更大的发展。在书业竞争十分激烈的上海，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撑，在抗战爆发后便难以为继，只能无奈地接受关门的命运。

在解放初期，上海市政府对一些旧书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方冬亮在成都北路上和南京西路上的书摊也接受了改造，并和当年新华书店的同志经过选址，在上海人民公园的四号门，开设了上海第一个新书亭。1956年公私合营中，方冬亮进入上海旧书店，直至退休。群众图书公司也早已成明日黄花。

水沫书店

水沫书店是1928年创立的小书店，其前身为第一线书店，创办人为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实际上由刘呐鸥出资，在上海横滨路宝兴路口，租了店面办起了第一线书店。同年改名为水沫书店，地址搬迁至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是一家专门出版和销售新文学书刊的小型书店。

创办人之一刘呐鸥（1900—1939），原名刘灿波，从小生长在日本，入东京青山学院读书，后毕业于庆应大学文科。学成回国后，又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法文，结识了施蛰存、戴望舒等好友。二十年代末刘呐鸥倾向开始趋于进步，于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又经营水沫书店。出版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进步书刊，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作品。1929年，与施蛰存、徐霞村、戴望舒等在上海合编《新文艺》月刊，发表过一些进步作品，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其后，又创办《现代电影》杂志。“一•二八事变”中水沫书店被毁，刘呐鸥后又赴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1939年奉汪伪政府命筹办《文汇报》，并担任社长，报纸未出，而于1939年秋被暗杀身亡。著有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等。

第一线书店成立后，便出版了由施蛰存、戴望舒主编的《无轨列车》半月刊。这本小三十二开的文艺半月刊，其取意是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无轨列车》的创刊号上，推出了冯雪峰以笔名“画室”发表的《革命与知识阶级》，这篇文章在当时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正确地评论了鲁迅的文章。在《无轨列车》上还发表过施蛰存的小说《追》（描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杜衡的小说《黑街寡妇》（描写上海工人罢工斗争），还有《高尔基访问记》，及刘呐鸥的小说，戴望舒、姚蓬子的诗作等。

第一线书店是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几个文学青年，在当时社会热潮的感召下，积极参与到革命文学的创作活动中去，凭着他们的热情，也想在上海的书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创办的。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就已办过小型刊物《璎珞》和未及出版的《文学工场》，能顺利出版《无轨列车》对于刘呐鸥、施蛰存是一种胜利，无形中出现了现代派文学的雏形。但正是由于《无轨列车》半月刊鲜明的风格和有些左倾的思想，1928年底出至第六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而勒令停刊。第一线书店也因受到相关警告而不得不关门。

在施蛰存的回忆文章中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刘呐鸥愿意拿出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和我合作。他做老板兼会计，我们做编辑兼管出版发行事务。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无轨列车》。这是刘呐鸥取的刊名，他的意思是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我们把《文学工场》里的文章也编了几篇进去，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这才在《无轨列车》创刊号公开发表。同时，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也是刘呐鸥取的店号，叫做“第一线书店”。呐鸥亲自写了五个美术字，做了一块大招牌，挂在二楼阳台外。这个新开张的书店，除了经售光华、北新、开明等书店的出版物，自己出版的只有《无轨列车》。为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开一家书店，这是毫无出版经验的三个青年干的傻事。第一线书店这块招牌，一挂出来就被官方注意，时常有人来问长问短。《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禁止，书店也被警告停业。（《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一线书店关门歇业后，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便开办了水沫书店，地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所经营的书刊和第一线书店相类似，由于刘呐鸥、施蛰存他们所销售的书刊比较适合一般文学青年的阅读口味，一时水沫书店的销售也很是不错，据当事人施蛰存回忆：“读者的反映都很好，也有边远省市的书商上门来批购。书店总算站住了。”水沫书店在初步取得成功，并在上海书林站稳脚跟后，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便又想到了出版图书，毕竟他们办水沫书店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文学梦想。

经过这一挫折，我们改变办法，在北四川路公益坊租了一幢石库门住宅房子，挂出了一块小招牌：“水沫书店”……最初我们出版了一些比较平稳的文艺书，例如我的小说集《上元灯》、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蓬子的诗集《银铃》、胡也频的《往何处去？》，还有雪峰介绍来的柔石的《三姊妹》。这些出版物，读者的反映都很好，也有边远省市的书商上门来批购。书店总算站住了。一九二九年，我们印出了刘呐鸥译的《艺术社会学》，接着又出版了望舒译的《唯物史观文学论》。这使雪峰很高兴，当时他正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础》，他表示愿意交水沫书店出版。他又告诉我们，鲁迅也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大家一谈，就产生了一个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计划。我们托雪峰去征询鲁迅，能不能由他主编这个丛书。雪峰和鲁迅一谈，鲁迅立即赞成。他愿意支持我们，但不能出面主编。于是在鲁迅的指导下，雪峰和望舒拟定了十二种书，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〇年五月，陆续印出了五种，以后就被禁停止。（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水沫书店除施蛰存提到的出版物以外，还出版有“新兴文艺丛书”三种、“今日文库”二种等，同时还印行了胡也频和柔石的小说集，郭建英和林疑今等人的外国文学译作等。1929年刘呐鸥、施蛰存、徐霞村等合编了《新文艺》月刊，发表了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等小说；穆时英刊发了其小说处女作《黑旋风》；戴望舒等发表了一些诗作。《新文艺》月刊所发表作品，已具上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意味。《新文艺》月刊出至八期后停刊。

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新型书店，水沫书店（第一线书店）是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了实现他们的文学梦想而创立的，虽然仅仅存续了几年的时间，但也出版了不少好的书刊。水沫书店的门市销售尽管逐渐成衰落之势，相比较而言，水沫书店的前身第一线书店门市销售要稍好。到了办水沫书店时，更多侧重于图书刊物的出版，且形成了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群，为上海书林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水沫书店也在炮火中被毁而停止了营业。

大江书铺

大江书铺创办于1928年，创办人为陈望道，合伙人有汪馥泉、施存统、冯三昩等。为配合当年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陈望道等筹资成立了大江书铺，最早设址于虹口区东横浜路景云里584号。大江书铺是一家专出进步书籍的书店。

陈望道（1891—1977），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浙江省义乌人，早年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相关知识，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学校教授。1920年4月底，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陈望道亦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译者。著有《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年），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做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对修辞格式做了全面的概括。另著有《美学概论》（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因明学》（世界书局，1931年）。

为什么要创建大江书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书林中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就在横浜路的一条小街上就有好几家的新书店，但特色并不那么明显，陈望道就与汪馥泉商量，想办一家“范围略宽，为科学、思想、文艺的传播机关”。按照陈望道的设想，是要把书店办成传播先进和优秀文艺的机关。即“有点特色，本钱似应大一点……我的计划书铺，有一大方针，即经济条件与人同等，而以我们质上量上的努力竞胜它”（陈望道、孔令境通信）。

大江书铺在创建以后，即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书籍，如由沈端先（夏衍）翻译的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出版时书名改为《母》，分上下两册），出版后大受欢迎，一年内重印了两次。但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1929年4月又出版了鲁迅翻译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日本片上伸著）、《艺术论》（苏联卢那卡尔斯基著）等书，均收入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丛书”，出版后也大受欢迎。后鲁迅又翻译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用“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实际上也由大江书铺出版。

大江书铺在1928年10月即创办了《大江月刊》，由陈望道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的译作《捕狮》（译自法国作家腓立普的作品），《大江月刊》第二期又发表鲁迅的译作《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自日本作家片上伸作品），同年12月《大江月刊》出第三期后终刊。鲁迅在大江书铺还主编过一本《文学研究》季刊，在刊物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翻译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俄国普列汉诺夫作），但《文学研究》仅出一期即止。

其他在大江书铺出版的作品还有：沈端先翻译的《初春的风》（日本作家青野季吉著，1929年）、谢六逸译的《接吻》和《日本近代小品文选》、潘念之译的《蟹工船》（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著，1930年）、傅东华译的《两个青年的悲剧》、陈望道译的《艺术简论》（日本作家青野季吉著，1928年）、陈望道译的《苏俄文学理论》（日本作家冈泽秀虎著，1930年）、冯雪峰译的《现代欧洲艺术》、汪馥泉译的《文学的作者与读者》（日本作家片上伸作品）、丰子恺译的《音乐概论》和《音乐的听法》、施存统和钟复光合译的《近代社会思想史要》（日本作家平林初之辅著，1929年）、施存统和周伯棣合译的《经济史纲》（日本作家石滨知行著，1932年）、潘念之译的《社会制度发展史》（日本作家高桥清吾著，1930年）等。从所出书目来看，大多为翻译作品，这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出版特色，其译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理论、经济等，从中可见大江书铺的出版风格。

当然大江书铺也出版一些创作作品，如有茅盾著的《宿莽》《野蔷薇》，丁玲著的《韦护》，刘大白著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白屋文选》《白屋诗选》等，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和大江书铺出版的大量译书相比，还是显得稍逊一些。大江书铺虽也有图书销售，可是是以图书出版作为重点的。由于不少书籍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多次受到国民党政府查禁。

大江书铺处于东横浜路景云里，离鲁迅的居住地不远，所以鲁迅先生成了大江书铺的常客，鲁迅不仅把诸多的译稿交由大江书铺出版，而且还为大江书铺主编了《文学研究》等刊物。如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1928年9月26日，午后寄陈望道信并稿。下午得小峰信并《奔流》《语丝》《北新》。得冯雪峰信，晚复。”（此稿便是《大江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鲁迅译作《捕狮》）“1928年10月25日，午后往内山书店。往一日本书店买《日本童话选集》一本，《支那英雄语物》一本，共五元一角。陈望道来并交大江书店信及稿费十元。司徒乔来。”（此处大江书店即大江书铺）

1931年陈望道因保护左派进步学生，被国民党特务密令暗害，不得不暂时离开了复旦大学，大江书铺的事也无心照顾。在上海书林的激烈竞争之中，陈望道、汪馥泉、施存统毕竟是文弱书生，经营上多有不善，加上大江书铺出版的大量的书籍因趋向革命而屡遭国民党政府查禁，也使大江书铺经济上亏损严重，后来到了无法再维持下去的地步。

于是在1933年，大江书铺迫于经济亏损，经陈望道等几个合伙人商议决定，将全部财产和库存图书盘给了开明书店，大江书铺正式停业。

小说林社

清光绪三十年（1904）8月，由曾朴（曾孟朴）、丁芝孙、徐念慈共同在上海创立了小说林社，曾孟朴任总理，徐念慈任编辑。小说林社登记时负责人为“孟芝熙”，实为曾孟朴、丁芝孙、朱积熙三人合名。并办小说林书店，小说林社、小说林书店地址设在了棋盘街（河南中路）上。后又增设发行所于棋盘街，印刷所和编辑部于派克路。

为什么要创办小说林社？晚清以降小说之风盛行，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理论名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创办小说林社，是呼应了小说界的革命，同时又和曾朴的文学主张相符，即要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所以小说林社“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并征集创作小说及东西洋小说的译本。

小说林社成立以后，出版了不少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其中有《孽海花》（曾朴）初集和二集、《风洞山传奇》（吴梅）、《轩亭秋杂剧》（吴梅）、《新法螺先生谭》（徐念慈）、《瑶瑟夫人》（李涵秋）、《冷眼观》（八宝王郎）、《新中国歌唱》（金松岑）、《福尔摩斯再生案》（柯南•道尔著，奚谷译）、《巴黎秘密案》（佚名著，君谷译）、《黑蛇奇谈》（威登著，张瑛译）、《影之花》（傅兰仪著，曾朴译）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小说林社创办者曾朴（1872—1935），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考因试卷污染落选。其父为其捐官在京城任职，后又入北京同文馆学习法语，结识陈季同后阅读了大量法文著作，为之后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打下基础。后曾朴舍弃仕途经营蚕丝业。1904年创办小说林社和小说林书店，1907年出版《小说林》杂志，并且创作和出版了著名小说《孽海花》。光绪三十四年（1908）小说林社经营陷入困境后，又入政界，曾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后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辛亥革命后加入共和党，先后任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反对军阀之间的战争。1926年再度离开政界，并与其子曾虚白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修订并续撰《孽海花》。1931年回家乡颐养天年直至病故。曾朴的主要著作有《孽海花》《鲁男子》《未理集》《补后汉书艺文志》等，并译有《九三年》《钟楼怪人》《欧那尼》《夫人学堂》等，为近代著名的小说家和翻译家。

曾朴办小说林社，意在大力提倡译著小说，以迎合当时社会对于小说的需要。但在小说林社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由曾朴根据金松岑（天翮）创意而撰写的小说《孽海花》的出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吴江金一原著，病国之病夫续成。本书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如旧学时代，中日战争时代，政变时代，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小说界未有之杰作也。”（《孽海花》广告语）从此段广告语可知此书的影响力。初时《孽海花》只能偷偷印行，怕惹不必要的麻烦，想不到出版后好评如云，其实也为小说林社的壮大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曾朴在小说林社成立一年后，增设发行所于棋盘街，印刷所和编辑部于派克路，且广罗各方人才，大量发行著译小说。小说林社在扩充业务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坎坷和曲折。“小说林小说既风靡了一时，其他书局自然也从风而起，商务印书馆的刊行林译小说实亦受了它的刺激。时商务出小说复以教科书为营业中心，徐念慈见而起竞争之心，以为彼可以教科书为号召，我曷不以参考书为贡献，于是在股东会提议扩大编辑部增出参考书；时先生尚虑此举所含冒险性太大，然股东会一致赞成徐君的提议，于是其议遂决。”（《曾朴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小说林社不恰当的扩充，偏离了赖于生存的小说出版，曾朴已觉风险太大，但拗不过股东们的急功近利，为小说林社最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1907年2月，小说林社创刊了《小说林》月刊，由曾朴、徐念慈、黄摩西主编。设图画、文苑、小说、短论、评林等栏目。图画栏刊登了一些世界著名文豪的肖像和小传，颇合当时读者对于西方文学了解的需要。刊载的人物有雨果、大仲马、狄更斯等。而《小说林》的评论和论著较为出色，影响也最大。有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徐念慈《小说林缘起》《丁未年小说界书目调查表》《余之小说观》、觚庵《觚庵漫笔》等，总结文学界现状、强调小说艺术功能和社会价值，是小说理论之新起点。

《小说林》的主体还是小说创作和翻译，除了曾朴的《孽海花》以外，还有李涵秋、徐卓呆、李慈铭、吴梅、包天笑等的创作，而翻译作品在刊物中占较大比重，主要有法国雨果《马哥王后佚史》（曾朴译）、《苏格兰独立记》（陈鸿璧译）、美国威登《黑蛇奇谈》（陈瑛译）、日本押川春浪《新舞台》（东海觉我译）等。《小说林》的另一个特色为刊载了不少有关秋瑾的专题诗文和戏曲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讴歌了秋瑾反清忧民的爱国热情，主要作品有《秋女士瑾遗稿》（共21首），《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胡寄尘），《轩亭血传奇》（啸庐），《碧血碑杂剧》（龙禅居士）等。此外“新书介绍栏”先后评介了最新出版的著译小说近五十种。《小说林》共出版了十二期，于1908年10月停刊。

自小说林社不恰当的扩张后，试图也出版一些教科书和参考书，还有一些博物辞典，但都大量积压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曾朴原希望以《小说林》月刊来带动小说林社其他书的销售。但清末正处于小说的繁荣时期，和李伯元的《绣像小说》、吴趼人的《月月小说》、陈景韩的《新新小说》等相比，《小说林》月刊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一旦销量不好资金无法流转，只得关门大吉，从而也导致了小说林社的结束。

曾朴和小说林书社所处的那个年代，正是清朝日趋没落的时期，随着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涌入，和以梁启超、康有为等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新政的推动，社会正处于变革和维新的前夜。从曾朴个人来说，他虽是晚清的举人，但却有着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也是个顺应时代潮流的有识之士，如积极支持反帝制复辟运动。而表现在曾朴的文学思想上，除了《孽海花》的创作以外，其对于法国文学的推荐和介绍，是具有巨大的贡献的。曾朴大量翻译了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如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就是由曾朴最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并且此后又翻译了《雨果戏剧全集》。深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曾朴，认为法国文学是“他灵魂所饥渴地期望着的食粮”。一旦机会成熟，曾朴把他的热情全部地付诸于文学的事业上去。

由于印刷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认识到了小说的重要性，而以小说的形式来抨击时政，提倡维新和革命，又顺应当时民众对文化的需求，所以形成了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而当时小说写作的动机，“一是愤政治之压制不得不作，二是痛社会之混浊不得不作，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天缪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晚清小说真实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并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谴责小说，而曾朴所作《孽海花》正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曾朴所创办的小说林社，在为“小说界革命”添了一把火的同时，也是曾朴实现自己文学主张的绝好机会，小说林社出版了一大批创作和翻译作品，为当时小说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小说林社同时也是晚清出版机构中，比较有特点的一家，其作品的出版都具一定的水准，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作品，如曾朴《孽海花》《福尔摩斯再生案》《巴黎秘密案》等，以及出版了十二期的《小说林》月刊。小说林社虽然生存的时间并不长，却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小说林社和小说林书店于辛亥革命前后，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告结束，所有库存图书均盘给了有正书局。

真美善书店

真美善书店创办于1927年，创办人是曾朴、曾虚白父子，设址于福州路山东路，门面朝西，真美善书店以出版文艺类书刊为主。

曾朴是光绪十七年的举人，也可算作是晚清的遗少。出身于常熟官僚家庭的曾朴自幼酷爱文学，曾在北京同文馆学习过法文，结识陈季同以后曾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和论著，为以后翻译雨果及法国的戏剧作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曾朴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写和续写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孽海花》。曾虚白是曾朴之子，原名曾焘，字煦白，笔名虚白。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8年在上海与其父曾朴创办真美善书店，主编《真美善》月刊。1931年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2月在上海创办《大晚报》，任总经理兼总主笔。抗战时任国民党军委第五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副院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

曾朴曾任内阁中书，并在上海筹办实业。光绪二十九年舍弃仕途经营蚕丝业。光绪三十年与徐念慈等在上海创立小说林书社，创办《小说林》杂志，先后出版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多种，并支持民主革命。这是曾朴从政界到出版界的第一次。过了几年，小说林书社因资金困难倒闭后，曾朴再入政界，曾任候补知县、江苏临时议会会员、江苏财政厅长等职，并支持反袁斗争，反对军阀战争。1927年曾朴已五十六岁，他又重入出版界，和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开设了真美善书店，并创办了《真美善》杂志。

对于曾朴来说，早年对于法国文学的痴迷是曾朴二度出山的重要原因。曾朴早年曾学习过法文，受陈季同影响后开始更努力地自学法文，曾翻译了雨果的大部分戏剧和小说《笑面人》《九三年》等。曾朴受法国文学的影响颇深，认为法国文学是“他灵魂所饥渴地期望着的食粮”。法国文学的薰染已深深地映入曾朴的灵魂之中，一旦时机成熟便迫不急待地暴露出来。至少在上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活动中，曾朴和真美善书店的出现，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渐被接受的过程。在曾朴的《孽海花》中依然有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光芒，而在随后创作的自传体小说《鲁男子》中，曾朴更推崇崇尚自我、张扬个性的思想。曾朴对于创作《鲁男子》曾言：运用自己所吸收的西欧文化，融合我国固有的优美艺文，然后凭熟练的技巧和细腻的描写，写出一生的历史。

曾朴在新迁至棋盘街马斯南路的真美善书店编辑部内，还和一群文人经常聚会谈文聊书，努力营造出一种法国式沙龙的气氛。经常来的有邵洵美、傅彦长、梁得所、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叶圣陶、朱应鹏、陈望道等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人物，之所以能聚到曾朴的沙龙，在于一些有关出版和写作的共同话题，还在于曾朴对于法国文学和雨果的精彩论述。

《真美善》杂志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病夫（曾朴）、虚白（曾虚白）主编，《真美善》杂志编辑所编辑，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发行。初为半月刊，1928年5月出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月刊，1931年4月起改为季刊，出新一卷一期，同年7月出新一卷二期后停刊。前后五年共出版八卷47期。

《真美善》是曾朴、曾虚白父子为实现文学梦想的出版物。“真美善”三字原来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口号，是针对文学的内质和表现形式、目的而言。《真美善》主张“改革文学，不是替旧文学操选政治或宣传的”。这倒颇契合当时环境对文学的要求。杂志内容创作和翻译并重，其中曾朴父子的作品占到将近三分之一，其中尤以曾朴的作品为多，每期都有他的诗作、翻译、小说、文艺评论等，其著名小说《孽海花》《鲁男子》都是先刊于《真美善》上，然后才出版单行本的。曾朴在《真美善》上实现了他积蓄已久的热情和才华，是他浪漫情怀的诗意外化。《真美善》上除了曾朴父子的作品以外，还有崔万秋、苏雪林、曾季肃（曾朴之妹）等的作品，也出版过几期女作家的专号。《真美善》杂志最后因真美善书店的经营不善关门而停刊，之后曾朴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著译，其苦心经营的精神家园被吞没了，那般火一样的热情也熄灭了。

四年以后的1935年6月，曾朴在老家去世。真美善书店也交由他人经营，曾虚白则去办《大晚报》去了。

时代书店

时代书店创办于1930年代初期，创办人为邵洵美，地址设在霞飞路（淮海中路）240号，门市部在望平街。时代书店的得名来自于《时代画报》，“时代”二字原来是英语Modern的意译，含有“时新”、“摩登”之意。

《时代画报》原是由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黄文农等几位画家自办的刊物，起初有模仿《良友》画报之意，出了一期以后，由于无财力支持的缘故，便觉难以为继。他们便找到了邵洵美，希望他能接手将《时代画报》办下去。邵洵美本来就喜欢美术和办刊，既有这机会，便一口答应了来。邵洵美本来就有金屋书店，一直想办本画报，接下了《时代画报》以后，他便办了时代书店。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著名诗人、散文家、出版家。1923年初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同年东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27年回国，与盛佩玉结婚。1928年开办金屋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1930年11月任“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理事。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1934年编辑《人言》杂志。1936年3月至1937年8月主持《论语》半月刊编务。著有诗集《天堂与五月》（光华书局）、《花一般的罪恶》（金屋书店）、《诗二十五首》（时代图书公司），论文集《论幽默》（时代书店）、《火与肉》（金屋书店），翻译作品《汤姆莎耶侦探案》（上海出版公司）、《我死了的生活的回忆》（金屋书店）等。

邵洵美因为热情投资办报刊，办书店，热心于文化出版事业，被誉为现代文坛的孟尝君。（徐志摩等在上海开设新月书店时，因经营不善，两年下来因亏空太多，要招新股，邵洵美关闭自己的金屋书店，加入新月书店，后来又不得不一人独资。《生活》杂志与创造社的善后事务处理，邵洵美都出过力。）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旨，常在亏损累赔的情况之下，亦会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也是确有其事。

邵洵美投资办《时代画报》和时代书店的钱，是他那时正好分到了一笔钱，是处分老家同和里房产的钱款。邵洵美便像模像样地办起了时代书店（时代图书出版印刷发行公司），找好了厂房，又添置了相关机器设备。邵洵美最初寻找到的是杨树浦平凉路的一处房子，但由于地方小而显得有些局促，邵洵美又寻了从法国学习印刷技术归来的苏州人高元宰，努力想提高《时代画报》等的印刷质量。同时把在望平街的门市部也装修一新，并请张光宇设计了“时代”商标图案，挂上了“时代书店”的招牌，把金屋书店结束，图书和财产以及债务等，全部过户给了时代书店，邵洵美是要想在图书出版界大干一场了。

高元宰在时代图书出版印刷发行公司印刷厂，还特地试制了彩色的影写版，提高了印制画报的质量，但印《时代画报》一个月只要三天的工作量，邵洵美也不让费重金购置来的设备闲着，而《良友》画报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同样拥有良好的印刷设备。时代书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接到了《申江画报》每星期一次的半页报纸印件，但也不足以抵耗印刷设备、软片、纸张、原料等巨额耗费，时代书店在发展中也是困难重重。

正在这时，恰逢那个时代杂志出版十分的风行，邵洵美便和林语堂一起创办了小品文刊物《论语》半月刊，出版后一时大受欢迎。《论语》成为那个时期销路最好的刊物。《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主编。第二十七期起改由陶亢德主编。第八十三期起署郁达夫、邵洵美二人编辑。邵洵美实际负责。第一百零六期起署“文字编读邵洵美”。第一百一十期期起，“文字编读”又增林达祖一人。1937年8月1日出至第一百一十七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6年12月1日复刊为第一百一十八期，仍由邵洵美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一百七十七期。

经常为《论语》半月刊撰稿的有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老舍、郁达夫、丰子恺、简又文、老向、陶亢德、邵洵美等，鲁迅、茅盾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使《论语》半月刊成为当年一流的散文小品刊物，并形成了“论语派”小品文创作流派。《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以明末公安竟陵派“独抒性灵”的小品为榜样，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

随着邵洵美时代书店接办出版《论语》半月刊获得成功后，时代书店便把出版期刊杂志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凭着邵洵美的人脉关系和热情，时代书店还出版了《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漫画类刊物，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邵洵美趁热打铁，又编辑出版了《人言》周刊、《十日谈》旬刊等刊物，使时代书店成为专出期刊杂志的书店，在社会上有着较大的影响。时代书店所出版的《时代画报》《论语》半月刊、《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都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刊物。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代书店也受到影响而暂时停止了营业，在上海成为沦陷区以后，邵洵美的时代书店只能暂停营业，《论语》半月刊等也停刊了。时代印刷厂的一些设备卸下后寄放在徐家汇附近的栈房里，准备胜利后再重新复苏。抗日战争期间的邵洵美，虽然时代书店暂时歇业，但并未停止他的出版活动，在美国朋友项美丽的帮助下，他办过《大英夜报》来呼吁民众支持抗战，在“八•一三”战事以后，又办了中文的《自由谭》和英文的《公正评论》两份刊物，继续着他的出版梦想。

抗战胜利以后，邵洵美想复苏时代书店，把原来的出版事业再办起来，但由于种种的原因，编辑《时代画报》时的班子已散，无法再组织起来，影写版的生意也接不到，时代书店的复苏困难重重。唯有《论语》半月刊复刊了，还能给邵洵美带来些许的安慰。由于资金缺乏，人心涣散，勉强复苏了的时代书店也是举步维艰，邵洵美心里明白，时代书店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已是不可能了。

全国解放后，时代书店关闭，时代印刷厂也并入国有企业。

美的书店

美的书店创办于1926年，创办人为张竞生，与友人合资所办，地址在上海福州路500号（福州路山东路豫丰泰酒菜馆楼下），出资最多的友人谢蕴如就任总经理，张竞生自任总编辑，另外请了几位临时编辑。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张江流，广东饶平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改名“竞生”。张竞生早年曾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院学士和里昂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要教授伦理学、风俗学等。1923年张竞生提出著名的四项“爱情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夫妻为朋友之一种，引起了一场论战，先后有几十篇文章参与讨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蔚为壮观的一幕。

张竞生还在北京大学首开性学课，又在《京报副刊》发表文章公开进行性意识、性经验调查，均让时人侧目。1926年，张氏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名声大噪。一方面，购买《性史》的读者趋之若鹜，据林语堂说，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与此同时，有利可图的书局纷纷跟进，《性史》第一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印再印，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的各类的《性史》更是一哄而起。另一方面，舆论大肆抨击《性史》，张竞生被讽刺、批评和谩骂者冠以“性学博士”的称号，《性史》的阅读也受到百般阻挠。张竞生一再声称：“这部《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与艺术的书。”但偌大的中国，似乎只有周作人公开表示了支持。

张竞生在《性史》风波之后，到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美的书店开张之后，生意兴隆，张竞生他们所编的各种书籍经常很快销售一空。美的书店编印的书籍主要有：《性育小丛书》，这是从艾利斯著作中所论各种性问题编译而成，通常每个专题约一两万字。丛书采用平装本，封面上都印有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因丛书定价低廉，因而购者踊跃，非常畅销。另有普通文艺类书籍，包括美学、宗教、艺术等，以及浪漫派文艺和文艺丛书，如《卢梭忏悔录》《茶花女》之类。

此外美的书店当然也出售张竞生编著的书籍，如张竞生著《性史》、第五版《美的人生观》、第三版《美的社会组织法》、张竞生编《浪漫派主义》等，这些书也成为美的书店的畅销书。1927年张竞生又创办《新文化》月刊，封面上印有“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新文化》月刊内容包括“社会建设”、“性育”、“美育”、“文艺杂记”、“批评辩论”、“杂纂”等栏目。创刊号上就展开了有关“妇女承继权”问题的讨论，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吴稚晖、蔡元培、张继等人都在“赞成妇女承继权者签名书”上签名。《新文化》月刊以充实新鲜的内容非常吸引读者。月刊的印数曾高达两万多份，成为当时少见的畅销杂志，也为美的书店带来了不少的人气。

美的书店能够兴旺一时，还与其书店的经营特色有关。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别说是书店了），店堂里的店员一直是男性的职业，但是美的书店却别出心裁，大胆雇用年轻貌美的女店员。不难设想，这样一家以编印销售性学书为特色的书店，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当然是非常轰动的。张竞生自己对此也非常得意，他后来回忆说：“这间小小的书店，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言语中充满了自信。

另外，美的书店还向社会各界发出征稿启事：“本书店自负要从丑的、无情的、禽兽交的中国社会里打出一条美的、热情的、有艺术性的性教育大道路来。凡有关于新文化及情感性的译著，本书店极愿代为出版流通。所有版税当比别处书店高：约从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为率。并于投稿时就可先支些数目，以后每月底就能清算，就将应得版税尽数拨交版权人，一洗时下书贾侵剥著书人利益的弊端。”

这一广告对译著者无疑颇具吸引力，美的书店借此占据了稿源市场的先机。但同时代的人对张竞生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讲解过性知识、思想开放如鲁迅者，也说“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轻脸白的女店员，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鲁迅尚且如此，其时上海滩对张竞生和美的书店的揶揄、挖苦、讽刺与排挤就可想而知了。

美的书店并非世人眼中的诲淫诲盗之所，它还是有一定的文化抱负的，除了普及性学与美学外，该书店还提出了庞大的翻译计划。张竞生拟投入十万元资本，以数年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两三千本世界名著，他雄心勃勃地动员：“诸先生为文化计，为利益计，幸勿漠视下头所拟的计划。若能努力使其实现，而使我国于数年之内无论何种学问皆有完善与系统的译籍，则不久我国思想界定能起极大的变动，于各方面和文学、科学、哲学、实业等，必能放出极大的光彩。这种关系于我国文化的前途，更非区区的利息所能计较了。”

张竞生列举的译书计划，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界最大规模的译书计划。当年胡适接到北大学生聂思敬带来的张竞生译书公开信后，也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也许是受了张竞生这个同行的启发，一年后的1929年，商务印书馆才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开始编辑万有文库，但汉译世界名著只在其中占据了一小部分，无法与张竞生自成系统的庞大译书计划相比。

为了实现自己前无古人的译书计划，张竞生开始扩股，以一次入股美的书店股本1000元以上者为限。同时，征求外埠合作机关，计划在汉口、广州、天津等地设置美的书店分店，扩大美的书店在全国的业务。但就在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在出版界大展宏图的时候，美的书店却受到上海书商控告，控告者称张竞生的《第三种水》为淫书，又说他专事淫秽宣传出版，从中渔利。美的书店由此遭受到上海临时法院的多次处罚，上海邮局也封杀了美的书店的邮寄业务，以致国内及南洋、美国等处代理的书店所欠款项无法寄来，门市部难以维持日常开支。

走投无路的美的书店只好于1928年下半年关门，张竞生美的哲学探索也随之破灭。

中央书店

中央书店创办于1927年，创办人为平襟亚，地址设在福州路328号世界里内。中央书店也以中央书局、万象书屋等名义出版过书刊，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书林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中央书店创办人平襟亚（1892—1978），笔名网蛛生、襟亚阁主人、秋翁，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家乡任小学教师，1915年到上海，初在《时事新报》等报刊撰写杂文。平襟亚曾和沈知方合作，以东亚书店的名义出版了《刀笔精华》《中国恶讼师》等书籍。1926年撰长篇小说《人海潮》，翌年创办以出版长篇章回小说为主的中央书店。曾为《平报》《福尔摩斯报》等撰文。1941年创办《万象》月刊，并在该刊逐期发表《故事新编》及《秋斋笔谈》。

1926年平襟亚在《笑报》上发表了《李红郊与犬》一文，暗讽当时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女作家吕碧城。吕碧城读后，认为平襟亚故意影射自己，侮辱了她的人格，于是诉讼之于租界法庭。平襟亚闻讯赶紧躲避到苏州，为时将近一年（此事后由报界前辈钱芥尘出面调解两人才和解）。平襟亚在苏州足不敢出户，为消烦解闷，撰写了长篇小说《人海潮》，凡有五十回共五十万言，叙述了他在上海的交游和见闻，半年脱稿，署名网蛛生。1927年《人海潮》以中央书店的名义出版，轰动一时。平襟亚由此一举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平襟亚后又续作《人海新潮》等书。

中央书店创办后，多以出版长篇章回小说及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等，如“国学珍本文库”，有《小窗幽记》《金瓶梅词话》《广笑府》《折狱新语》《袁中郎集》等书，在古书标点本出版领域小有名气。叶灵凤曾如此描述平襟亚的中央书店：“在上海一向是办小报的，后来又挂牌做律师，经营过‘一折八扣书’，印过《古本金瓶梅》和其他所谓‘珍本小说’，中央书店颇赚了一点钱。”1932年中央书店还出版了王定九编的《上海门径》一书，介绍了上海的名胜文化娱乐等，极受欢迎。

平襟亚中央书店还涉足“一折八扣书”出版，和广益书局、大达图书供应社、新文化服务社等展开竞争。所谓“一折八扣书”，即“定价一元，门市一角，批发八分”，实际上并非零售一折、批发八分，而是照定价三折、两折批去，五折六折卖给读者，书商获利两倍以上。“一折八扣书”是由福州路上的一位书商樊春霖发明的，上海书业在抗战爆发前流行（“一折八扣书”不必付稿费，也无版权纠纷，且此类廉价书以便宜的白报纸印刷，可获利巨大）。平襟亚虽然不是“一折八扣书”的首创者，但他却是这种廉价书的推行者和改进者。为了尽量获得厚利，一般的“一折八扣书”都用小五号字排，书页上印得密密麻麻，看起来十分的吃力，封面使用粗劣的牛皮纸以节约成本。平襟亚则对此进行了改进，他用仿宋体五号字排印，只用断句，不分段落，小说还配上绣像插图，请画家画上彩色封面。如此一来，中央书店比别的书局的“一折八扣书”看上去精美，销路也更好一些。中央书店靠“一折八扣书”赚了不少钱。

但平襟亚并不满足于此，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由陈蝶衣和柯灵先后主编了《万象》杂志，曾一时风行，历时四年多共计四十三期，汇集了郑逸梅、程小青、周瘦鹃、徐卓呆、孙了红、包天笑、胡山源、阿英、师陀、王统照、李健吾、唐弢、石挥等作家，是那个年代有名的方型刊物（平襟亚和张爱玲因《万象》稿费一事有过纠葛）。后又出《万象十月刊》若干期。平襟亚以“秋翁”的笔名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了《故事新编》《秋斋笔谈》《书城猎奇》等。平襟亚又以万象书屋的名义出版了《丁玲文选》《秋斋笔谈》《名家书简》《书法大成》等书，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全国解放后，中央书店加入通联书店。平襟亚亦从事弹词写作，先后编创的长篇弹词有《三上轿》《杜十娘》《钱秀才》等多部作品。

天马书店

天马书店创办于1932年，创办人为韩振业、楼适夷、楼炜春，楼适夷并主持编辑工作。店址设在江西北路368号。天马书店是一家专门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书店。

1932年秋天，楼适夷找到了楼炜春，想办一家具有进步意义的书店，取名为“天马书店”，寓含天马行空之意。楼炜春便找了在县参事会的韩振业，他因清党流至上海，听了楼适夷、楼炜春想办书店的建议后，愿意出资八千元办天马书店。于是在1932年底，天马书店便在江西北路成立了，由韩振业出任书店经理，楼炜春任副经理，楼适夷主要负责编辑工作。

天马书店甫一成立，即拟定详细的出版计划，准备在半年内出版八至十本书。第一步即出版重要作家的自选集，由楼适夷分别联系了鲁迅、茅盾、郁达夫、丁玲、老舍、叶圣陶、王统照等。在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之下，天马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鲁迅自选集》，出版后颇受好评。周作人也送来了他的小品文自选集文稿，由于文稿的体裁不同，以《知堂文集》的名义出版。而天马书店出版最成功的一本书是楼适夷编选的《创作的经验》，约请了鲁迅、茅盾、张天翼、丁玲等十六位作家，各写了一篇谈创作的体会，鲁迅特写了一篇《〈阿Q正传〉的成因》。《创作的经验》出版后很受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在半年的时间里重版了两次，成为畅销书。

在创建后第一年中，天马书店即陆续出版了郁达夫的《忏余集》、茅盾的《茅盾散文集》、王鲁彦的《小小的心》、楼适夷和叶以群合作编译的《文艺创作概论》、楼适夷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周作人的《苦雨斋序跋文》、洪深的《洪深戏曲论文集》等。天马书店出版的图书大多数销量都很好，天马书店在上海书林由此也站稳了脚跟。天马书店的出版物注重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早期所出书均由陈之佛担当封面设计和整体装帧，特别是陈之佛为天马书店设计的飞马店标，在每本书封面封底的内衬各印有一页奔腾似的两匹飞马，象征着天马书店业务的蒸蒸日上。

天马书店出版了不少新文学作家的进步作品，渐渐地书店也成了作家们的聚会场所。据楼炜春回忆：

书店设在北四川路的第一年中，有不少作家常来书店，大都是找适夷谈点什么。其中叶以群来书店的次数最多，那时叶也是左联成员，在泉漳中学教书。冯雪峰、丁玲、阳翰生等也来过书店多次，每次我带他们上三楼我的卧室里坐下，让他们和适夷交谈。我在底层做自己书店的事，但不离开书店，也不让其他人上三楼去，这是适夷对我提出的要求，我照他的叮嘱办……（楼炜春《记天马书店》，选自《古旧书讯》）

天马书店不仅出版了《鲁迅自选集》，也和鲁迅先生有着一些联系：

鲁迅先生虽然没有亲自到过书店，但他和书店关系很密切。“一•二八”事变以后，因为周建人先生失掉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职业，家庭负担较重，他又不愿意受鲁迅先生的经济帮助。有一天，鲁迅先生向适夷提出来，要书店出面请周建人先生为特约编辑，每月由鲁迅先生拿出一百元，以书店名义作为特约费送给周建人先生。但此事因韩振业的考虑，书店没有接受先生的提议。几年以后，书店在经济上遇到困难，经过一次改组。负债方面，有一笔积欠鲁迅先生的版税，书店提出，要求先生以书店欠款作为股金入股。这事先生也没有同意，但答应在书店无力归还之前，决不索债，其爱护之心，始终如一……（楼炜春《记天马书店》，选自《古旧书讯》）

1933年9月，楼适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传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来查封书店，韩振业迫于各方的压力，劝阻楼炜春脱离了天马书店。由于楼适夷的被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了天马书店的不少图书，使书店在出版销售上陷入困难，经济上也蒙受了不少损失。但天马书店依旧苦苦地支撑着，靠着楼明山、潘念之、楼尹庚几人，还计划出版“天马丛书”，有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入编，但又被查禁。

1935年韩振业病逝，天马书店业务真正走向了衰亡。在抗战期间虽然辗转武汉、广州等地，但已无力为继，不得不停业。

亚光　地学社

亚光與地学社创立于抗战时期的1938年，创立人为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三兄弟，地址设在上海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亚光與地学社是一家专门编绘和出版、销售各类地图的书店。

1938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金擎宇从香港回到上海，和兄长金振宇、金纬宇见面以后，深感敌寇惨无人性的烧杀抢掠，造成民众的颠沛流离。全国人民无不关心国事，迫切需要详细的地图可随时查阅，但那时书林之中出版地图的书店，因战事原因大都不营业，市场上地图也奇缺。有感于这样一种现状，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三兄弟出于爱国的目的，也很快看到了商机，便合资创办了亚光與地学社，参与人员除了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三兄弟外，另有金振宇之子金立辉和金竹安。

亚光與地学社成立以后，为着满足读者殷切的期待，很快便集中力量编制《袖珍中国分省详图》，在编制上金家兄弟用尽了全力，日以继夜地赶制，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对地图的悉心编绘上，有的地方用手工写字，水陆交通也尽量标注清晰，所以这本《袖珍中国分省详图》一经出版，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成为当年的热销地图读物，亚光與地学社亦因此奠定了发展的基础。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三兄弟由于地图的出版和销售更有了充足的信心。

在此基础之上，亚光與地学社图谋新的发展，从1939年开始增加了黄镜湖、黄镜澄等编绘人员，充实了亚光與地学社地图编绘的实力。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东南各省详图》《袖珍世界分国详图》《小学中国地图》《中学中国地图》等十多种各类地图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些地图册一版再版。由于战事的日趋激烈，上海通往各地的邮路也已中断。为了使内地的读者也能读到亚光與地学社的地图册，便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十多个城市分别设立办事处，广布亚光與地学社的营业网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千方百计地把亚光與地学社的地图册发往内地，采用分期、分批、分路由专人护送至分理处，亚光出版的地图得以送到全国读者的手中。

亚光與地学社这么做，有时需耗费大量的成本，比如有一批地图因战事交通阻塞的原因，只能先运往广州再运到内地，各种辗转致利润已所剩无几，但当亚光與地学社得知内地都在使用他们的地图册，金家兄弟的内心是无比高兴的。立足于上海的亚光與地学社，以他们精心绘制出版的地图册，正在走向全国，也为上海书林争了光。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也沦为了“孤岛”。亚光與地学社在上海经营的困难也是越来越大，甚至有传闻要抓金氏兄弟。在此紧急情况下，金振宇、金纬宇、金擎宇三兄弟商量将亚光與地学社迁往内地。主意一旦定下，他们便行动了起来，先托人将图版设法带到内地，然后人员等辗转浙江、福建、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历经四个多月的艰辛于1942年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期间，亚光與地学社在艰难的环境之下，设法重印了《袖珍中国分省详图》，以及单幅中国和世界地图，以满足读者的急需。同时又尽快地出版了《中印缅边界形势图》《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形势图》等，切合了当时形势的需要。同时金擎宇和金仲华又合编了《我国沿海地图》（共分七幅，采用中英文对照），出版后较受欢迎。另亚光與地学社还和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合作，准备邀请一些史地专家，编写“中国历史演义”和“史地小丛书”，为抗战胜利后亚光與地学社的复苏做准备。

1945年抗战胜利后，亚光與地学社便考虑在上海复业，金擎宇、金纬宇赶回上海以后，便根据新资料加紧修改整理沪上的存版地图，陆续又编绘出版了《中国分省精图》《世界分国精图》等，以及中国和世界的挂图、中小学挂图等，一时又恢复了亚光與地学社在上海地图出版领域的地位。同时亚光與地学社又聘用了凌大夏、张家驹、马宗尧、刘思源、董石声、卢锦高等，使编绘地图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战前不同的是，亚光與地学社不光自己发行和销售，部分地图的发行业务，则委托给了“大中国图书局”（周兴垓、丁君匋、陈铎、顾颉刚等创立，设址四川北路）。

经过八年抗战后，上海的图书市场中，不少的机关、学校及个人读者对新内容的地图需求量很高，亚光與地学社重印了以前出版的几十种地图，又新出了几种，但马上就脱销，虽一再加印也是供不应求。亚光與地学社根据图书市场的需求，扩充了编印者的队伍，建立了特约制版车间和印刷工厂，集中精力重点绘制出版了《中国分省教科地图》《世界分国教科地图》等，配合当时中国地理科目的教学，受到了教育界的好评。同时还继续编制三百万分之一《中国分省地图》，做了详尽的编绘，出版后很快畅销全国，满足了当时不少读者对于地图的需求。

在全国解放前夕，亚光與地学社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做着准备，据金擎宇回忆：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迅即南京解放。“亚光”同仁在欣喜之余，立即想到新中国已现晨曦。于是集中编绘力量，夜以继日赶制《新中国大地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1月，四百万分之一和六百万分之一两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同时出版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几乎月月再版重印，销售量之大，是我社从未有过的。这也使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新中国地图事业的光辉前景，备受鼓舞。（金擎宇《记亚光與地学社的创设和发展》，选自《出版史料》）

作为一家专业出版地图的书店，亚光與地学社在全国解放后继续着他们的出版事业。1950年秋天，亚光與地学社在四川北路的溧阳路1114弄1号继续营业。一直到1954年公私合营中才结束了亚光與地学社的使命。

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创办于1932年7月，创办人是邹韬奋，生活书店前身为《生活周刊》社。生活书店早期设址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后又设生活书店门市部于福州路378号及福州路384弄4号二楼，此为生活书店最鼎盛的时期，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南路6号（淮海中路口）复业。

生活书店的创办要从《生活周刊》说起，1925年10月《生活周刊》创刊，原是黄炎培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初由王志莘主编，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由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所载文章短小精悍，针对社会时弊进行批判，“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重，邹韬奋利用《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使《生活周刊》成为著名的抗日救亡刊物，销售量也是逐年增加，最高时达到十五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由于《生活周刊》鲜明的政治倾向，以及在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引起国民党政府当局的不满。出至第八卷第五十期时被查封。

当时正值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为了救亡图存的急迫需要，邹韬奋和胡愈之等人共同倡议，以《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为基础，由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集资，共同创立合作社性质的生活书店，并推举邹韬奋为理事长，徐伯昕为总经理。先后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的有胡愈之、张仲实、张友渔、胡绳等。生活书店成立以后，分别创办了《大众生活》《新生》周刊、《妇女生活》《文学》月刊、《世界知识》《译文》等，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3年年底，《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生活书店迁移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桃源坊后，才在那里建立了最早的门市。1934年生活书店迁到福州路复兴里。1938年初，生活书店将福州路复兴里的门市部结束，另在福州路378号用“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名义开设门市，继续营业。

生活书店在成立到抗战爆发前的短短五年中，出版了图书近四百种，有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胡绳的《新哲学人生观》、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有“生活周刊选本”《海外游记》《游踪》《小言论》《深刻的印象》等，又出有黄炎培著《黄海环游记》、邹韬奋著《事业与修养》等，还有成套的《青年自学丛书》《世界文库》等，这些书刊以其鲜明的政治进步性和学术性，在读者中赢得很高声誉。

生活书店也出版了不少文艺方面的书籍，如有郑振铎、傅东华合编的《我与文学》，内收矛盾、巴金等五十九位作家的自我介绍，鲁迅译《桃色的云》（俄国爱罗先珂著），黎烈文译《红萝葡须》（法国赖纳著），臧克家著《罪恶的黑手》，叶圣陶著《三种船》，郁达夫的《达夫所译短篇集》，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宋春舫著《宋春舫论剧二集》，陶行知著《行知诗歌集》，关露著《太平洋上的歌声》，夏衍的剧作《赛金花》等。起步不算早的生活书店，在新文学书刊的出版上走在了上海书林的前列。设在福州路378号及福州路384弄4号二楼的生活书店门市部常常是挤满了前来购书的读者，让其他的书店都望尘莫及。

抗日战争初期，生活书店总店先后迁到武汉、重庆，这时已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迅速开展。在重庆、成都、桂林、西安、昆明等五十多处设立了分店，还设立香港、新加坡两处分店。在这个时期，生活书店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文艺阵地》《理论与实践》等新期刊，并继续出版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哲学社会科学著译，中外文学名著及很多宣传先进思想文化和鼓励抗日救亡的通俗政治书籍和文艺读物。

这一时期生活书店主要出版的书刊有：茅盾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四册（《二三事》《收获》《原野》《黎明》）、沙千里的《七人之狱》、胡愈之编《苏联革命和中国抗战》、夏征农编《鲁迅研究》、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端木蕻良著《大地的海》、胡兰畦等著《淞沪火线上》、曹靖华译《铁流》（据三闲书屋重印本）、罗稷南译《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著）、钱亦石著《中国外交史》、艾思奇著《中国化辩证法》等，虽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书店一如既往地出版着不少的好书，为战时的民众带去有益的精神食粮。

在生活书店的经营中，邮购工作是重要业务。1937年上半年，生活书店拥有邮购客户六万多户，邮购读者在书店的存款余额近十万元。生活书店的批发业务也颇具规模，全国经常有三百多个代销单位分布在各大中小城市。生活书店在全部营业额中，本外版的出版物各占百分之五十。生活书店在193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建立了电话购书服务业务，直到日军侵占上海才停止。抗战前生活书店只有武汉、广州两处分店，后来又陆续在西安、重庆、长沙、成都、桂林等地开设分店，共达五十五处。

生活书店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附属于生活书店的二、三线书店，也会出不少的进步书刊，如华夏书店、韬奋出版社、骆驼书店、文学出版社、峨嵋出版社、知识出版社、兄弟图书公司等，他们也出版了诸如胡绳《理性与自由》（华夏书店）、韬奋《经历》（韬奋出版社）、傅雷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骆驼书店）、鲁迅《花边文学》（峨嵋出版社）、曹靖华译俄国拉夫列涅夫《第四十一》（文学出版社）、丁玲著《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知识出版社）等，充实了战时生活书店的出版业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生活书店迅即在重庆南路6号公寓大厦楼下建立门市部，于1945年10月开业，一时不少老读者光顾，门庭若市。但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由于生活书店多出版进步书籍，于1947年12月重庆南路门市部被迫结束。生活书店为了继续生存和战斗下去，又迁至福州路复兴里四楼继续营业。1948年2月，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密令的前夕，生活书店等三书店紧急撤离上海，迁往香港暂避。在香港实行合并。1948年10月26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在香港成立，三店合并任务正式完成。

生活书店等三书店在全国解放后迁回内地，组成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引用书目：

1．《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八册），张静庐辑，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2．《上海通史》（十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3．《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福州路文化街》，文汇出版社。

5．《中国出版史料》（近现代部分），山东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

6．《中国旧书业百年》，徐雁编著，科学出版社。

7．《上海史》，唐振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8．《旧时书坊》，秋禾、少莉偏，三联书店。

9．《申报的兴衰》，宋军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0．《书报话旧》，郑逸梅著，学林出版社。

11．《买书琐记》，范用编，三联书店。

12．《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朱联保著，学林出版社。

13．《上海研究资料集》（正续编），上海通社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14．《晚清营业书目》，周振鹤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15．《上海书业公会档案》，上海档案馆。

16．《中国藏书家通典》，李玉安、黄正雨著，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17．《古书版本丛谈》，黄永年著，凤凰出版社。

18．《学苑零拾》，黄永年著，华东师大出版社。

19．《藏书家》（一至十辑），齐鲁书社。

20．《郑振铎书话》，郑振铎著，北京出版社。

21．《陈乃乾文集》，胡道静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2．《吴友如画宝》，上海书店出版社。

23．《申报介绍》，上海书店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4．《扫叶山房史研究》，杨丽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5．《蠧鱼集》，黄裳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26．《废纸劫》，郑振铎著，金城出版社。

27．《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8．《鲁迅回忆录》，许广平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9．《鲁迅全集》（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30．《古旧书讯》（期刊），上海书店出版社。

31．《出版史料》（期刊），上海书店出版社。

32．《上海商务印书馆》，（法国）戴仁著，商务印书馆。

33．《鲁迅书话》，北京出版社。

34．《阿英文集》，三联书店。

35．《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36．《六十回忆》，周越然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37．《书舶庸谈》，董康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38．《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萧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39．《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40．《良友忆旧》，马国亮著，三联书店。

41．《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42．《新月》月刊，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43．《北山散文集》，施蛰存著，华东师大出版社。

跋

本书稿最初的起意是在和朋友的闲聊中，即写一些有关书林的相关史料笔记，结合一些自己的淘书经历。但在搜集相关资料，阅看一些书林的文章时，遂起意写作上海书林的旧事。一个不经意的起念，则开始有了写作的框架。但在如何写，运用怎样的一种体例上，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的。

因为爱书，所以此书的写作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对于上海书林、上海书业的描写，这个过程有些艰辛，但也充满着写作中学习的快乐。对于书林中的人和事，对于近代上海书林浓浓的书卷气，则身受感染。有时在想，近代上海书业之繁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社会始终都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文化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但作为传统书业的命脉没有断裂，从晚清上海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带动了新闻出版和古旧书行业的荣兴。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新兴书业的出现，为上海书林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之中，也是有些偏差的，按当初最早的设想，是以书林的史料和趣闻为主，主要材料来源即是前人的一些有关书林的叙述，这样抄书的部分也就多了一些。但是写着写着，又落入了一种固定的介绍模式中，时间上也限制在晚清至1949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所写的这些近代上海五十家大大小小书局、书店，大致可分为古书业、旧书业、新书大书局、小书店等，而所占的比例也是尽量的能均衡，偶会有附录一些特殊的史料。可能在具体的写作中，并不会局限于名声的大小，而是从整个沪地书林的实际出发。除非特殊的情况，一般不加入写作者的评判，而是把书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写清楚。

由于时间的仓促及笔者的水平所限，写作之中必有所疏漏，可能也有论述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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