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与相识／ 刘 聪

吴湖帆既夸赞周鍊霞有女词人兼女画家的才华，同时又不无以赵明诚和赵孟頫自许并暗表君子好逑的意思。我们知道，赵明诚是金石收藏家，赵孟頫是书画家，均极贴合吴氏的身份。而周鍊霞与吴湖帆相较，诗词虽过之，书画却不逮，恰如李清照之于赵明诚、管道昇之于赵孟頫。因此，这两个典故可谓使用得十分巧妙。

小万柳堂纪事／ 艾俊川

掌故家的笔下，时常会出现廉泉、吴芝瑛夫妇的身影，而他们的事迹，多赖掌故以传。不过细究起来，现在读到的小万柳堂故事，几乎都和真相有些距离，云环雾绕，难言信史。这固然是掌故的局限，却难免终成读者的遗憾，因此有必要让小万柳堂走出旧掌故，显露真面容。

唐孙位《高逸图》轶事／ 柳向春

虽然杨宽认为将《高逸图》公开展出三日达到了“辟谣”的目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正如杨宽自己所述，这场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1957年7月2日陈梦家在给徐森玉信中，就对杨宽的做法极不以为然……

狄平子的鉴藏生涯／ 励 俊

民国时期，海上书画鉴藏活动十分活跃。收藏家以庞虚斋、狄平子、叶遐庵、吴湖帆和张葱玉为最知名。如今，庞、叶、吴、张皆有表彰，唯独狄平子声名式微。其身后惨淡如此，不免令人唏嘘。

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 胡文辉

梁鸿志用力于收藏，不超过三十余年，于时代，于个人，都只是片时春梦而已。不过，他以失败的政治家之身，而能坐拥“三十三宋”，终是私人收藏史上的壮观，也是名士史上的艳谈，也足可傲骄了。

沪上学书摭忆／白谦慎

卷子还没打开，我问陈先生，此卷是否有何绍基的题跋。陈先生答：“有。”我马上意识到，这即是我十七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件《哭子诗卷》。于是，我站了起来，兴奋地和陈先生握了握手，告诉他，这是一件我苦寻多年的艺术精品，它和我多年前在上海学习书法的经历有一段难忘的因缘。

画坛轶趣（上）／ 周昌谷

那时的学生，很关心洋的东西，创作是极力提倡“单线平涂”的时候。而黄老先生在台上，大谈三代六朝，说：“昆仑山上有块五彩斑斓的石头，就有了水彩画。”台下就轰轰然，听的人很少了。

钱默存收女弟子／ 范旭仑

1992年到1994年，何灵琰年年回乡，“数次回国想探望先生，而每次都被告知，先生一直住院不见访客”。“我遵奉大夫嘱托，为他谢客谢事，努力做‘拦路狗’，讨得不少人的厌嫌”（杨绛《钱锺书手不释卷》）。

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 雪 克

夏公从不冬烘，亦时尚。闲暇之时，偶与二三知己饮酒小酌，赋诗唱和，听听戏曲，看电影和汇演外，尤喜跳舞，且乐此不疲。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一度兴起交谊舞，一次夏公乘兴，在校礼堂跳到夜半仍不肯休，师母在家久等不归，亲身前往，满脸怒容，硬把先生找回了家中。知其事者，一时传为笑谈。

读书种子谢兴尧／ 柯愈春

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路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批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

金“译匠”与沈仲章的人间“天缘” ／ 沈亚明

《译匠天缘》发表于1997年，算来又有二十年了。我想象父亲和金克木伯伯，如今正在“天”上续“缘”，指点星宿，戏谈“译”趣，笑议“匠”、“家”之功败得失，回顾“黄金的青春与希望”。

“走出疑古时代”的背后 ／ 雷燮仁

顾李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个人交往，都是学术界经常关心的话题。尤其是“文革”中顾李之间的关系，李如何有“特别的机会”通读顾的日记，李如何成为顾的邻居，以及顾的书籍被抄而失散等问题，特别引发好奇之士的关注，包括我这样的非学界人士。

《沁园春·雪》在延安的流传／ 宋希於

柳亚子的那篇“考证”文章只说：“写在纪念册的一份，当然在我那儿保存着。我从重庆还到上海，这纪念册便带了过来。”他隐去了一个重要关节未提，那就是他曾将这本纪念册托人带去延安，请中共各方面的负责人题字留念。

高贞白与来维思／ 许礼平

来维思生日时留下的照片，让我们今日得以瞻见当年大师风采。而更难得的是照片题识上保留了高贞白在1935年前的用名“Ko Nu Shih”。高曾透露“我在上海、南京做事，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在1935年废去不用了”。

香港的《掌故》月刊／ 何家干

一般来说，用真名发表的和记录文艺界人物、风土习俗的文章，真实性都比较可靠；以笔名发表的，事关政治事件和军政界人物的回忆录，读者需要十分小心。刊物的封面说得很清楚，收集“野史，轶闻”，这很容易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自然不可避免。

艺林烟火录（二）／ 唐吟方

海派艺术家皆自信，勇于自我肯定。其中以刘海粟、张大千最突出，不光常送别人高帽子，亦善择高帽自戴。

编后语／ 严晓星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与相识

刘 聪

一

翻检吴湖帆早年交游的种种资料，笔者始终未见到周鍊霞的名字。

比如，1939年潘静淑逝世后，吴湖帆以亡妻名句“绿遍池塘草”为题，广邀友朋一百二十人作画题咏，这是当年吴湖帆朋友圈的一次集体亮相，但在1940年出版的《绿遍池塘草》图咏集册中，我们却找不到周鍊霞的身影。再比如，吴湖帆现存的《丑簃日记》，详细记录了吴氏1931至1939年间的交游活动，涉及人物甚夥，但在日记里，我们也看不到吴、周二人曾经交往的记录。

看不到记录，会不会是吴湖帆故意避而不录呢？恐怕又并非如此。笔者翻阅过大量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在40年代，周鍊霞艳名方炽，不知有多少小报记者成天追逐于“鍊师娘”的石榴裙边，对其轶事趣闻大肆报导。但在这些报导中，同样也见不到吴、周二人曾经交往的证据。那么，吴湖帆与周鍊霞到底订交于何时呢？

据笔者所知，周鍊霞最早出现在吴湖帆的著作里，是在1954年出版的《佞宋词痕》中。《佞宋词痕》除正编有部分词作写明与周鍊霞相关外，所附外篇《和小山词》也全部由周鍊霞抄录。在卷末，周氏还题有《念奴娇》一首：

高楼梅景背西风，掩映疏枝繁朵。篆缕萦回沉水细，正是词心初可。片玉仙音，小山雅韵，拍倩红牙和。举头新月，入时眉样刚妥。 其奈绿草池塘，黄昏庭院，寥落无萤火。唤起采毫留墨沈，替写闲愁些个。六叠清平，双声红豆，调入伊州破。湘帘低卷，燕巢梁上重作。

癸巳新秋，庐陵周茝校录，代和《清平乐》末六首，并题此解。

从词后跋语看，在癸巳年（1953）秋，吴、周二人已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周鍊霞不仅替吴湖帆抄录了《和小山词》，还代作了其中六首《清平乐》。

《和小山词》中周鍊霞题词

此外，在吴湖帆梅景书屋的收藏中，已知四件藏品上录有周鍊霞的题跋。三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一是宋版《梅花喜神谱》，周鍊霞题“癸巳元宵，抱真、鍊霞同观”；二是南宋佚名《樱桃黄鹂图》，周鍊霞题“癸巳新春同观，抱真、鍊霞”；三是元佚名《山水三段图卷》，周鍊霞题词一首，落款云“癸巳春分前二日，随声《鹧鸪天》，螺川鍊霞题”。另一件是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宋拓《化度寺塔铭》，周鍊霞题“癸巳上元同观，抱真、鍊霞”。四件藏品上的题款时间也均在1953年（癸巳）。

《梅花喜神谱》中周鍊霞观款

《樱桃黄鹂图》中周鍊霞观款

《山水三段图卷》中周鍊霞题词

再查近年拍卖会，吴、周合作的书画也不少见，但最早的三件同样都作于1953年。一是周鍊霞所绘《烛影摇红图》（北京保利2014年秋拍），上有吴湖帆所书《醉花阴》一首，周氏款云“癸巳五月，鍊霞”。二是吴湖帆、周鍊霞合画的《荷花鸳侣图》（上海朵云轩2014年春拍），吴氏款云“癸巳夏日，对玉山顾氏瑞莲写照，鍊霞补鸳鸯，吴湖帆并题”。三是周鍊霞所画《仕女图》（上海朵云轩2014年春拍），吴氏题《菩萨蛮》一阕，并跋曰“癸巳中秋，润色绿蕉并题，吴倩”。

周鍊霞绘《烛影摇红图》　 吴湖帆、周鍊霞合绘《荷花鸳侣图》

在三四十年代完全不见彼此订交的记载，但到1953年却频繁出现了各种交往的证据。无论是《佞宋词痕》中涉及周鍊霞的内容，还是吴湖帆藏品上周鍊霞的题跋，或是吴、周二人合作的书画，三者都是从1953年开始的。时间上的一致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吴、周二人会不会就是在1953年之前不久才订交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陈巨来《记螺川事》的记载：

冒鹤亭屡屡以她诗词绝妙告于湖帆，力为介绍。二人在鹤老家一见生情……事为吴第二夫人顾抱真所知……

虽然《记螺川事》不可全信，但也并非全不可信。陈巨来对各种细节虽常常信口开河，但是对一些事情的背景也不敢完全虚构。笔者以为，对吴、周二人订交的背景，陈氏所云即不无参考价值。从陈巨来的叙述中可推知两点：第一，既然吴、周相交，“事为吴第二夫人顾抱真所知”，那二人订交应当发生在1942年吴湖帆续弦顾抱真之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30年代的《丑簃日记》和1940年的《绿遍池塘草》中遍寻不到周鍊霞的踪影；第二，吴、周相交，既然是冒鹤亭因周鍊霞“诗词绝妙”向吴湖帆“力为介绍”的结果，那订交必然发生在冒鹤亭对周鍊霞的诗词造诣有所了解并予以认可后。

周鍊霞绘《仕女图》，吴湖帆题《菩萨蛮》一阕

查《冒鹤亭先生年谱》，冒鹤亭与吴湖帆倒相交甚早，在20年代末，冒、吴二人即共同列名为编纂《清词钞》的发起人。而周鍊霞第一次出现在冒氏年谱中，时间很晚，已是1951年4月的事：

先生七十九岁生日，同人设宴于苏渊雷钵水斋为先生祝寿，到者计卅二人，已知者有吴湖帆、陈季鸣、钱瘦铁、唐侠尘、江寒汀、周怀民、朱大可（名奇）、马公愚、吴青霞、周鍊霞，三子景璠陪侍。

苏渊雷的钵水斋在上海长乐路，因有花木山石之盛，故当时常举办各种文酒雅集。在冒鹤亭七十九岁的寿宴上，周鍊霞第一次出现。但在之后的一年里，年谱中都不见冒、周二人有进一步来往的记载。看来，周鍊霞参加冒鹤亭的生日宴，很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文酒之会，在与会的数十人中，冒与周都是主人苏渊雷的朋友，但二人并未因这次聚会而彼此熟识。冒与周有较多来往，是周鍊霞在年谱中第二次出现后的事。（在1951年的雅集上，吴湖帆也曾与会，据后文可知，吴、周当时已然相识，但尚未订交。“订交”是指彼此结为朋友并有所来往，而“相识”只是互相认识而已。）

周鍊霞第二次出现是在1952年4月，冒鹤亭八十寿宴后不久：

先生赴苏渊雷家看海棠，时钱瘦铁、唐侠尘、黄蔼农、瞿兑之、周鍊霞、吴青霞合作《钵水斋看花图》，先生题一绝句，晚归。

同一月中，年谱又载：

周鍊霞招邀午餐，先生赴之。同席者有孔小瑜、钱瘦铁、唐侠尘、周怀民、吴青霞。“余嘱小瑜写作，图名曰《螺川诗屋雅集》，鍊霞七岁子昱中得与。”后先生作《题螺川诗屋雅集图》，“仿工部饮中八仙歌作也”。此后，钱瘦铁等人提议每周举行画会，主人轮流，先生偶与赴之数次，或集会于先生寓所数次……

冒鹤亭八十寿宴，年谱中未见周鍊霞参加的记载，这恐怕是因为冒、周当时还未订交。但不久，冒鹤亭到钵水斋看海棠，与周鍊霞重逢。之后，“周鍊霞招邀午餐”，众画家作陪，冒、周二人从此来往渐多，彼此熟稔。1952年6月，周鍊霞还为冒鹤亭八十寿辰补送了寿礼：

周鍊霞以寿诗扇面来呈先生，“写作均佳，今日之黄皆令也。若遇吴梅村，当有四律诗赠之”。

冒鹤亭所谓“写作均佳”（年谱中的引文系采自冒鹤亭日记手稿），是说周鍊霞“写字”与“作诗”都很好。而周鍊霞所作“寿诗”，其实是一阕《虞美人》词，收在《女画家周鍊霞》里：

碧桃花下蟾光满。人与诗同健。一杯相照祝千秋。犹是当年水绘旧风流。  纷纷彩笔传南北。都作添筹客。笑扶鸠杖傲神仙。细数几回沧海化桑田。

首句“蟾光”即月光，冒鹤亭生日在旧历三月十五，正值满月之际。“水绘旧风流”指冒鹤亭先人冒辟疆曾栖隐于如皋水绘园的旧事。“彩笔传南北”则说冒氏八十寿辰时收到京粤两地众多友人赠诗赠画之事。“添筹”典出《东坡志林》，据说海外神仙每见沧海变成桑田，就往屋中置一筹码，后来筹码放满了十间屋，这是祝寿的典故。结句“细数几回沧海化桑田”用《神仙传》中麻姑的典故，既指老诗人冒鹤亭阅尽了政权更迭与世事变化，又与前述“添筹”之典暗相照应。一首小令，用事遣词皆工切允当，难怪冒鹤亭读后赞不绝口，作出“今日之黄皆令”的评价。黄皆令是明清之际的女诗人，与名士大夫多有酬唱，曾作《和梅村鸳湖四章》，在当时广为传颂。黄皆令生值板荡之际，一生坎坷，曾以鬻书画自给，以之比周鍊霞，亦恰合身份。

因此，从年谱看，冒鹤亭对周鍊霞的诗词才华有所了解并予以认可，应当是在1952年6月读到周鍊霞所赠寿诗后的事，而冒以周“诗词绝妙”向吴湖帆“力为介绍”，也当发生在1952年6月之后。按前文所述，1953年元宵节，周鍊霞已在《梅花喜神谱》与《化度寺塔铭》上题写了观款。那么，吴、周订交应当是发生在1952年6月至1953年元宵节之间。

在2014年保利秋拍中，恰巧出现了一幅由吴湖帆赠送给周鍊霞的没骨荷花，据说来自周家后人的委托。画上吴氏自题小词一阕，款云：“用晏小山《破阵子》韵写为螺川同志一粲，倩庵，壬辰七月。”壬辰七月即1952年8、9月间，这幅赠画说明两人在当时已然订交，且从落款“螺川同志”的称呼看，赠画应当是发生在两人订交之初。“同志”作为那个年代最为普遍的人际称呼，恰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当时还比较生疏。在同场拍卖会中，另一幅吴湖帆书集宋人词句的对联，亦为螺川诗屋旧物，落款已云：“鍊霞如弟正集宋词。癸巳新春，吴倩。”而上海图书馆所藏潘静淑影抄的《雪岩吟草》，同样是吴湖帆赠周鍊霞之物，卷尾吴湖帆题：“癸巳三月，赠紫宜如弟诗余赏读，倩庵手志。”从壬辰（1952）到癸巳（1953），不过半年多的时间，“螺川同志”就已变作“鍊霞如弟”和“紫宜如弟”了。这种称呼上的变化，不正是两人关系在交往中日趋亲密的表现吗？同时也可看出，“同志”云云，一定是吴湖帆在两人订交之初才会使用的一种泛泛的称呼。

吴湖帆赠送给周鍊霞的没骨荷花（局部），画上吴氏自题小词一阕，款云：“用晏小山《破阵子》韵写为螺川同志一粲，倩庵，壬辰七月。”

至此，我们已不难将吴、周二人订交的大致过程梳理如下：1952年6月，周鍊霞补送寿诗，冒鹤亭读后向吴湖帆“力为介绍”，不久，吴、周订交。8、9月间，吴湖帆赠周鍊霞荷花一帧以作纪念，交往数月后，吴又赠联、赠书等，对周的称呼也已从“同志”改为“如弟”。从1953年开始，周在吴的藏品上撰写题跋，与吴合作书画，还为吴抄录了《和小山词》。二人来往之频繁，关系之亲密，此时已不难想见。前述各项证据，互参并观，皆若合符节，说吴、周二人订交于1952年夏秋之际，可以定谳矣。

在吴、周订交一年多后，冒鹤亭又应周鍊霞之请，在女画家所藏《花卉六段锦》上撰写了一段跋语。《花卉六段锦》是明人陈淳所绘的六帧花卉，花卉旁有时人评语及题诗。此画最有意思之处，是在册尾已有冒鹤亭1903年为他人所写跋语，五十年后，画归周鍊霞，冒鹤亭重睹此物，复作题记云：

五十年前为人题此卷项，紫宜都讲出以见示……画凡六幅，每幅皆有紫岫评语，谛宷之，知紫岫名席倩。紫宜方与吾友吴湖帆为文字交，紫岫、紫宜既同其字，湖帆又与席倩同名，何妨请湖帆补作六幅，紫宜自评之，使后之观者诧为联珠合璧，亦一段奇缘异事也。癸巳大寒，八十一叟冒广生识。

癸巳大寒，即1954年1月20日。原来，画上写评语的紫岫名席倩。而周鍊霞字紫宜，吴湖帆名倩，二人名字中恰巧各有一字与之相同。因此，冒鹤亭作题跋时，联想到吴、周二人，便说“紫宜方与吾友吴湖帆为文字交”。一个“方”字，正说明在1954年初，即冒鹤亭写题跋时，吴、周二人订交还不算太久；而“文字交”云云，则可知吴、周二人在交往中是以文字切磋为主。或许有读者不解，吴、周二人皆以画家名世，为何却以文字订交？

翻开1954年影印本《佞宋词痕》，冒鹤亭的序言落款却为“庚寅八月”，庚寅即1950年。出版四年前就请人先写好序言，说明吴湖帆出版词集的打算由来已久。但当时，或许吴氏自知词作尚不成熟，不光自己一直在修改删订，也常常请他人润色指正。据《冒鹤亭先生年谱》，1952年2月冒鹤亭就为吴氏改定《莺啼序》词，同年3月又为吴氏改定《大酺》词。当时沪上词坛，老宿凋零殆尽，而冒鹤亭年开八帙，精力也有限。恰在此时，冒鹤亭发现周鍊霞“诗词绝妙”，便向吴湖帆“力为介绍”，促使二人订为“文字交”。订交后，吴、周二人联吟、唱和，既以切磋词艺为乐，又共同为《佞宋词痕》的出版做准备。1953年秋，周鍊霞不光为吴湖帆抄录了全部《和小山词》，还代作了其中六首《清平乐》。1954年初，《佞宋词痕》出版，吴湖帆将与周鍊霞相关的大量词作，进行了隐晦的处理，统一编入词集的第五卷里。1954年清明，周鍊霞游杭州，赋寄吴湖帆《采桑子》十首。十首小词，写得情致缠绵，且每首开篇都以“填词侣”相呼。这里的“填词侣”，不正是“文字交”的另一种说法吗？其实，吴湖帆不光结交了一位“填词侣”，这位“填词侣”更成为了他当时创作的灵感来源。

而在周鍊霞游杭前不久，吴湖帆读到了冒鹤亭为《花卉六段锦》所写的跋语。不过，他并未按冒氏的建议补画花卉，却为“填词侣”题写了两首《鹧鸪天》：

清秘灵鹣席上珍。重游水绘着缤纷。采毫颊缀三分色，湘梦奁开六幅裙。 脂潋滟，粉氤氲。诗中画里唤真真。倩扶花伴姑仙紫，五百年前疑是君。

六叠清平绝妙辞。春风秋色种相思。三生慧业眉先扫，双影临池花底期。 开万紫，斗红宜。珠联小字倩芳菲。新妆旧曲回重数，十二阑干合凭伊。

鹤翁为紫宜题及贱名，紫宜索画六花，因倚《鹧鸪天》二阕题后，吴倩，甲午上元夜。

在冒鹤亭提议、周鍊霞又“索画”后，擅场丹青的吴湖帆为何不去作六幅花卉，却来填两首小词呢？或许对吴湖帆来说，补绘六花虽说驾轻就熟，却实在无法表达心中缠绵的情意。而词这种体裁最宜言情，且彼时吴、周二人又以文字订交，对词的创作正充满热情。填两首小词，吐露心声，或许才是对“填词侣”最好的回报。

二

吴湖帆与周鍊霞在1952年订交之前，是否相识？有论者以为，既然吴、周同为1932年成立的中国画会的会员，那二人应当在30年代初就已相识。但是，这种说法纯属猜测，毫无证据支持。其实关于吴、周二人相识的经历，并非无迹可循，我们不妨先从一首小令谈起。

《佞宋词痕》卷五中有《南乡子·题画二首》，其一云：

笔阵雁排空。白雪芦花绛雪枫。眼底流霞忺共酌，生风。斗茗才华倒印红。 喝火忆相逢。鹧语犀心一点通。双管灯前脂粉饰，谁同。待看当头月正中。

笔者曾推断，《佞宋词痕》卷五中的作品都与周鍊霞有关，那这首小词与周鍊霞又关系何在呢？试检《冒鹤亭先生年谱》，发现1953年6月有云：

先生为文怀沙作《青霞画李易安像》及《湖帆画枫叶荻花鍊霞补雁》两首。

文怀沙是冒鹤亭的弟子，与吴湖帆亦有来往。年谱中，文怀沙请冒鹤亭为两幅画作题诗，其中一幅“湖帆画枫叶荻花鍊霞补雁”，与《南乡子》中的“笔阵雁排空。白雪芦花绛雪枫”正相吻合，描绘的都是枫叶、芦荻和秋雁。看来，吴湖帆与周鍊霞的确曾合画过一幅“枫芦秋雁图”。而从《南乡子》“双管灯前脂粉饰”推断，词中所写也是二人双管齐下的情景，“待看当头月正中”更是说二人曾合画到夜深之际。那么，《南乡子》会不会就是题咏吴、周合画的“枫芦秋雁图”呢？

若画中之雁真为周氏所补，那词中先咏秋雁，次写枫芦，以示对周的尊重，倒合情理。而“眼底流霞忺共酌”，点出“霞”字，也不无暗示此词与周鍊霞有关的意思。所谓“流霞”，既可能指天边的晚霞，也可能是形容如流霞般的美酒。或许，吴湖帆一边与周鍊霞“共酌”美酒，一边看她笔下“生风”，添补秋雁。

上片末句“斗茗才华倒印红”，则是吴湖帆对合画之人的称赞，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典故。赵明诚与李清照常常在饭后斗茶，猜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猜对者可以先饮。因此，“斗茗才华”即指女词人的才华。二是赵孟頫、管道昇夫妇的典故。元人吾竹房有印镌“好嬉子”三字，即当时俗语“好玩”的意思。一次，吾氏将“好嬉子”印颠倒着钤在管道昇的画作上，别人以为盖错了，赵孟頫看后却说：“没有错，他是说妇人会作画，倒好嬉子（倒也好玩）。”后来，“倒印红”就成为形容女画家的典故。

与吴湖帆关系密切，又符合女词人和女画家双重身份的，只有两人：一是潘静淑，二是周鍊霞。翻检《佞宋词痕》，可知正编五卷都是按特定内容严格划分的，其中与潘静淑有关的词作已全部收入卷一，且多为哀感悼亡之作，如为题画词，也一定会写出画名，并尽量注明本事，吴湖帆实唯恐他人不知其伉俪情深。而这首《南乡子》却收入卷五，且情调欢娱，又隐去了画名。除周鍊霞外，岂能有他人？这里，吴湖帆既夸赞周鍊霞有女词人兼女画家的才华，同时又不无以赵明诚和赵孟頫自许并暗表君子好逑的意思。我们知道，赵明诚是金石收藏家，赵孟頫是书画家，均极贴合吴氏的身份。而周鍊霞与吴湖帆相较，诗词虽过之，书画却不逮，恰如李清照之于赵明诚、管道昇之于赵孟頫。因此，这两个典故可谓使用得十分巧妙。

至此不难看出，《南乡子》虽云题画，其实只是从画中的枫芦秋雁起笔，转笔即称赞合画者周鍊霞的才华，最后再回忆二人合画到深夜的情景。通观全词，唯“喝火忆相逢。鹧语犀心一点通”尚不易解。“喝火”、“鹧语”云云，倒不难猜出是《喝火令》和《鹧鸪天》这两个词牌的简称，但它们与吴、周二人有何关系？《喝火令》是怎样“忆相逢”？《鹧鸪天》又如何“一点通”？

2016年初，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吴氏手稿《佞宋词痕第二册》时，发现吴湖帆《喝火令·和鍊霞》之后所附周氏的两首小词恰是《喝火令》与《鹧鸪天》：

喝火令

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小楼深夜雨潇潇。采笔生来花并，相对洒冰绡。 芳草春仍遍，池塘梦易消。只从粉本识丰标。不见莲踪，不见窄裙腰。不见惊鸿照影，依旧绿波遥。

《佞宋词痕第二册》之《喝火令》（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鹧鸪天

百感人间绮语生。鹧鸪啼破一声声。笔画旖旎淋漓处，鬓影参差飘渺情。 真与幻，醉还醒。行云流水本无凭。天涯芳草迷沉绿，只为通犀一点灵。

据词前小序“题绿遍池塘草图画册”，可知两词原是周鍊霞为吴湖帆悼念亡妻的纪念册《绿遍池塘草》所题，大约写于吴、周二人订交之初。其中，《喝火令》已收入《女画家周鍊霞》，而《鹧鸪天》却为集外佚作。不难发现，《鹧鸪天》结句“只为通犀一点灵”，不正是《南乡子》中的“鹧语犀心一点通”吗？如果《喝火令》也能与“忆相逢”有关，那就可以确认，稿本中的两首小词就是《南乡子》所说的“喝火”与“鹧语”了。

按《喝火令》之大意倒不难解，是说吴氏夫妇当年妙笔成双，相对作画，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如今春草依旧，好梦易消，后人却只能凭悼念画册想见潘静淑昔日的丰采，而无缘一睹斯人的容貌。整首词中，唯“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看不出与潘静淑有什么关系。这两句词到底是何含义？会不会与“忆相逢”有关？

笔者在通读《佞宋词痕》影印本后，发现吴词中也有不少篇什提到了“红罗荐酒”，而这些篇什恰恰又都编入与周鍊霞有关的第五卷中。如再细细揣摩，我们发现凡提及“红罗荐酒”者，无不与“相逢”有关。这里举卷五中的三首为例：

柳梢青

怕识干戈。箫吹碧玉，酒荐红罗。知己平生，相逢有几，愁外消磨。 年光流水如波。凭危阑、纹犀奈何。风雨无情，燕莺能惜，花底春多。

少年游

红罗酒倩意丝丝。依旧好风姿。多少缠绵，几经怜惜，人语怕归迟。 修蛾点绛情何限，纤手捻花枝。讳道相思，暗期密约，只有两心知。（重逢）

洞仙歌

携手联吟惯。把池水隐隐，春风吹浅。想青笺嫩约，紫箫深院。缃桃掩映宜人面。荐酒罢、盈盈留一眄。红罗绾。道不恨相逢，何处重经晚。 缱绻。暗期草草，絮语匆匆，会少情长，况似染骨相思，换得碎心如剪。双栖好梦梁间燕。纵惹爱、沾身花雨遍。尤眷恋。自翩翩、极目潇湘又无限。并步散。待了却从头愿。便飞来飞去，翠楼帘卷寻常见。

为什么提及“红罗荐酒”者，都会与“相逢”有关？笔者以为，这里的“相逢”，就是初次相识的意思。周鍊霞《喝火令》之“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其实就是吴、周二人初次相识的场景。而吴湖帆《南乡子》之“喝火忆相逢”，正是说周鍊霞《喝火令》中有回忆吴、周相逢的词句。

第一首《柳梢青》之“箫吹碧玉，酒荐红罗”，不就是周鍊霞所说的“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吗？之后“知己平生，相逢有几”，则是吴湖帆感叹在自己一生中遇不到几个像周鍊霞这样的知己。

第二首《少年游》亦见于手稿《佞宋词痕第二册》，手稿中词后有小注“重逢”二字。故知“红罗酒倩意丝丝”是吴湖帆初逢周鍊霞时的场景，而“依旧好风姿”则是后来重逢时的感受。

第三首《洞仙歌》“荐酒罢、盈盈留一眄。红罗绾”，是对当时场景细节的追忆。“道不恨相逢何处重经晚”，则是词人感慨与周鍊霞重逢太晚的意思。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红罗荐酒”、“碧玉敲诗”都是吴、周初次相逢时的重要场景，因此，周鍊霞作《喝火令》时，才写此二句先回忆自己与吴湖帆相识的经历，之后才将笔锋一转，续写悼念潘静淑的内容。后来，吴湖帆在题咏与周鍊霞合画的“枫芦秋雁图”时，想到女画家还曾为自己填过《喝火令》与《鹧鸪天》，便以“喝火忆相逢。鹧语犀心一点通”两句来纪念二人之间的这段翰墨因缘。

至于“酒倩红罗荐”，据《洞仙歌》之“红罗绾”，可知能被绾起的“红罗”必定是红罗袖，用红袖代指女性，为诗词中所习见。而“诗催碧玉敲”，据《柳梢青》之“箫吹碧玉”，可知词中的“碧玉”即“碧玉箫”。两句词的含义，当是说吴、周初识于某次文酒之会上，席间周鍊霞曾向吴湖帆荐酒，其时还有吹箫赋诗等韵事。

笔者不惮辞费，解读吴湖帆的《南乡子》，考证周鍊霞的《喝火令》，都是为了引出吴、周二人初次相逢的经历。《佞宋词痕》外编《和小山词》中还有一首《少年游》，也极可能与吴、周初逢有关：

绿杨连苑，绯桃露井，袖印亚阑红。诗寻燕语，歌酬莺款，绰约美人风。 芳菲会上，丹青引里，几度忆曾逢。可念当初，无言一笑，临别太匆匆。

首句“绿杨连苑，绯桃露井”与《洞仙歌》之“紫箫深院。缃桃掩映宜人面”（暗嵌“紫宜”二字）何其相似？应该都是对吴、周二人相逢环境的真实描写，而非一般的泛泛之笔。第三句“袖印亚阑红”不由让人想起“荐酒”的红罗袖。而下片“丹青引里，几度忆曾逢”，若与《和小山词》中另一首《鹧鸪天》之“丹青引里早生逢”合看，可知两词背后必有相同的本事，一定都隐藏着词人与某女主人公相逢的一段故事。或许，“丹青引”即指吴、周初识时“箫吹碧玉”的曲子？可惜当时萍水匆匆，吴、周二人并未熟识，不过周鍊霞临别之际的“无言一笑”，还是给吴湖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至于这样浪漫的相逢到底发生在何时呢？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吴氏另一部手稿《佞宋词痕刻后稿甲午起》中，笔者发现了一首作者未刊佚作《抛球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线索：

十载相逢晚景投。词心可可两绸缪。蓝田片玉千金暖，清梦春宵一刻稠。 重缀鸳鸯谱，爱宠声名画里修。

从手稿上的修改痕迹看，“词心可可两绸缪”原作“红罗荐酒意绸缪”。此处再次可证，吴词中凡提及“红罗荐酒”者，无不与“相逢”有关。然而这里更重要的信息，是首句“十载相逢晚景投”。“晚景投”者，晚年投契订交之意。按前文所考，在吴、周订交的1952年，周氏虽未满五旬，而吴氏已年近六十，故词中曰“晚景”。这一句自然是说吴湖帆与周鍊霞相识十载，才于晚年投契订交。

依前人干支纪年的习惯算法，从1952年往前倒推“十载”，吴、周相逢很可能是在1943年。又因《洞仙歌》有“缃桃掩映宜人面”，而桃花的花期一般是在阳历3、4月间，那吴湖帆与周鍊霞很可能相逢于1943年的春天。

极为巧合的是，笔者曾于1943年4月1日的《社会日报》上，读到主编陈灵犀的一则《猫双栖楼随记》：

星期六之夕，雄白先生宴海上劳斋，湖帆、笙伯、待秋、唐云、叔孺、若瓢、青山农、天健、瘦铁、清磬、楚生、公愚、野萍、午昌、雪泥、光弟、幼蕉、阿稳诸君子，暨鍊霞、左玉、青霞女士等，俱列席。翩翩群屐，谈笑风生，诸君都妙笔生花，清才绝世，其书其画，无不纸贵洛阳，名重鸡林，以主人盛情雅意，乃纷纷摛笔泼墨，写图以留纪念，顷刻成二十余帧，俱皆妙趋自然，活色生香。而湖帆先生辈，多已封笔，不复临池，亦以雄白先生之请，慨然走笔，虽着墨无多，而雅韵欲流，尤觉可珍也。来宾凡五席，肴出郇厨，风味绝胜，其地又整洁绝尘，陈设清幽，坐谈灯前，心神都怡，故至深宵两时，始尽兴而散……

文中的“星期六”是1943年3月27日，“雄白先生”即金雄白。彼时金氏正主办《海报》，故与沪上画家文人多有来往。而金雄白招邀的这次文酒之宴，时间上正好与从1952年往前推“十载”相吻合，而且恰是在“缃桃掩映”的季节里。笔者曾查阅过大量上海小报，在所见40年代周鍊霞参加的聚会中，这也是唯一一次有吴湖帆共同参加的记载，不能不说实在是太巧合了！

然而，我们仍不能因此就认定这是发生“酒倩红罗荐”的那次雅集。因为，陈灵犀的文章未提及任何与“红罗荐酒”或“碧玉吹箫”有关的信息，而且，吴词中所谓“十载”，也未必就是整整十载，不排除只是大概十载的可能。不过，吴、周二人相识于40年代初，还是可以断定的。只是十年之后，二人竟能彼此投契，成为人生知己，这恐怕又是他们当初自己都未曾料到的。

〔附记〕

本文选自拙作《中年才识愁滋味——吴湖帆与周鍊霞》（未刊稿）之第二章《文字订交》与第三章《红罗荐酒》。在第一章《从〈佞宋词痕〉谈起》中，笔者曾推断1954年版《佞宋词痕》卷五中的作品全部与周鍊霞有关，这些作品是吴氏心血所在，他既想留存入稿，又怕因此会将他与周鍊霞的亲密关系暴露于世人面前，大干物议，因此才进行了各种隐晦的处理，再统一编入词集的第五卷里。后来，吴湖帆在《鹧鸪天·佞宋词痕刻成五卷书后》中说“陶潜晦隐非缘老”，即承认了“晦隐”的事实。他说不是因为自己老了，才要隐晦词中的男女之情，而是因为自己像陶渊明一样，所咏者为“闲情”，所以才不得不有所隐晦耳。陶渊明写有《闲情赋》，赋中的“闲情”专指某种不合礼教的男女之情，并非“闲情逸致”的意思。

小万柳堂纪事

艾俊川

民国以来，喜欢谈掌故的人，总爱谈小万柳堂主人廉泉（1868-1931）和吴芝瑛（1868-1934）夫妇的轶闻逸事，这自有道理。廉泉以江南名士，富收藏、广交游，拥有上海和杭州两座小万柳堂，都是极一时之盛的园林。吴芝瑛则冒险安葬秋瑾，负有侠义之名，并以诗文书法得享盛誉。这样的人物，是天然的掌故主人公。

于是掌故家的笔下，时常会出现廉泉、吴芝瑛夫妇的身影，而他们的事迹，多赖掌故以传。不过细究起来，现在读到的小万柳堂故事，几乎都和真相有些距离，云环雾绕，难言信史。这固然是掌故的局限，却难免终成读者的遗憾，因此有必要让小万柳堂走出旧掌故，显露真面容。

廉泉与吴芝瑛既擅诗文，又与人合股开办文明书局，印书方便，著作也多。文献足征，为重新认识小万柳堂打开方便之门。二人的著作，人们今天最熟悉的，恐怕还是吴芝瑛编著的《帆影楼纪事》，它所涉事件虽小，影响却大，并且贯穿起主人一生几个大关节。拨开小万柳堂迷雾，不妨从《帆影楼纪事》入手。

一、廉李公案真相

《帆影楼纪事》揭出廉泉与李鸿章后人之间的一段公案。此书出版后，廉家曾“广送海内知交”，流传自多，已有很多文章写过，再从头介绍未免辞费。但本文要顺利写下去，总要道个来龙去脉，所以还得简单复述一下。

光绪三十年（1904）旧历十一月，廉泉受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之聘，为李家编辑校印《李文忠公全书》。他辞去户部郎中一职，南下江宁，设立书局，主持《全书》的编校。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全书》刊刻完成，廉泉撤销书局，委托李光明庄刷印装订，自己则辞谢薪俸，义务负责监印、销售等后期工作。印刷所需款项由廉泉从李经迈开设的庆丰成洋货庄申领，再转付给李光明庄。

到宣统二年（1910）十月，《李文忠公全书》刷印装订完毕，李家尚欠李光明庄银洋三千一百八十余元。当时庆丰成已经停业，廉泉与李经迈商定，用安徽的购书欠款三千两，结清与李光明庄的欠账。不料安徽书款迟迟未结，辛亥革命爆发，这笔账无人理会，变成烂账，李光明庄的东主李仰超（名鸿志）只好向廉泉讨还，六七年里催询不下数十次，因廉泉与李经迈无从谋面，事情也无法解决。

民国六年（1917）中秋，李仰超又来上海索债，此时李经迈也住在上海，避不见人。廉泉行将东游日本，乃于9月27日致信李经迈说明情况，要求他即日派代表当面清算，以了首尾。李经迈收信后并未作答，忽于10月1日通过哈华托律师（Platt，Maceod & Wilson）发来一封西文的律师信，声明“不承认对李光明庄有欠款之事，完全拒绝再提此事，并不能再付分文”。这封信和李经迈的做法激怒了廉泉与吴芝瑛，遂引出《帆影楼纪事》的出版。

《帆影楼纪事》由吴芝瑛具名，汇集了廉泉就李光明庄清欠一事与李经迈和哈华托律师的往来信件，也汇集了此前有关《李文忠公全书》刷印、结算的函件、账目，直言李经迈存心抵赖，并痛骂他“没良心”、“䩄然于立直动物之丛”。由于编校《全书》期间廉泉曾向李经迈借过一笔巨款，后来用家藏三王恽吴名画抵偿，两事有些关联，吴芝瑛又将此前编撰的《小万柳堂王恽画目》附在后面，一并影印出版，广为散发，争取舆论。

书编完后，廉泉于11月8日乘春日丸赴日。舟行海上，他作《题芝瑛帆影楼纪事》诗一首：“阅世方知厌老成，轮囷肝胆为谁倾。挑灯纪梦余孤愤，扶病抄书依晚晴。万本流传偿笑骂，一编生死见交情。匣中宝剑分明在，忍向夷门说不平。”看来心中舒了一口气。

《帆影楼纪事》“万本流传”，少不了李家的一本。果然，李经迈读后自有会心，立即编书回击， “将哈华托复书及聘请律师作复时所用之刊书交涉事略暨拒绝廉君所请理由编为此录，并略书颠末于卷端，以质诸天下后世”，在旧历十月请人抄写，也是影印出版。为了让廉氏夫妇反躬自省，书名就题作“自反录”。

编著《帆影楼纪事》时期的吴芝瑛

李经迈提出的拒绝付款理由，梳理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廉泉是印书的经办人，并且是他提议用安徽书款来清偿李光明庄尾欠的，因此追讨安徽欠款并与李光明庄结算是廉泉的责任，不是李经迈的责任。

东游日本时期的廉泉

二、廉泉未经李经迈同意，在庆丰成冒领银洋一万六千元、银三千两。印刷商的欠款是由廉泉侵吞公款、不愿退赔造成的，李家不追究已属宽仁，不会再为他垫款。

三、廉泉开办的文明书局翻印《李文忠公全书》牟利，导致正版销售不畅，给李家造成损失。

《自反录》是用来“质诸天下后世”的，写印精工，中英文对照，发行量应该不小，但流传下来的似乎罕见。以前人们谈起“廉李公案”，都是说到《帆影楼纪事》为止，直到辛德勇先生收得一本《自反录》，将它与《帆影楼纪事》对读，在《藏书家》第八辑发表《迷离帆影楼》一文，此书才广为人知，那时已是2003年。李经迈提出的理由特别是后两项，都是性质严重的指控，足以动摇人们对廉泉的信任，如辛先生是廉泉和吴芝瑛的同情者，读了李经迈所言仍不免有所困惑。站在今天看，在这场舆论战中，《自反录》防守反击，可以说为李经迈挽回一局。

《自反录》传到廉家，又被吴芝瑛寄给廉泉。此时的廉泉在日本神户置办了又一所小万柳堂，娶妾生子，已不想过问那些陈年旧账了。无奈李经迈的指控太过严重，影响远溢出事件之外，再加上事涉文明书局，书局股东纷纷来信要求解释，他不得不写下事关这一事件的第三本书——《自反录索隐》，对《自反录》逐条驳斥。这本书由日本女抄书人藤田绿子手书，用珂罗版印成巾箱小册，精雅可爱。此前，绿子已为廉泉抄写过《南湖东游草》。

《自反录索隐》共八篇，从廉家的角度对《李文忠公全书》的编印过程及李光明庄尾欠由来进行说明。也许是因为该书出版于日本，更是少见，至今未见有人引用，但其内容对了解事件真相大有裨益，现撮述于下。

第一篇“李集之继述”。此篇说明吴汝纶去世之后，《李文忠公全书》编纂后继无人，经李经迈再三敦请，廉泉为继述吴汝纶未竟事业，同意接手，于光绪三十年冬挈家南下，在江宁设局编刊李集，从李家月支薪银二百两。

第二篇“全书之编录”。因为《自反录》中说廉泉等编校李集的工作“不过经理刊版校雠误字而已”，语颇不屑，廉泉特述他与孙揆均（1866-1941，字叔方，又名道毅，号寒厓）编录全集之辛劳。其中数事可资考据：一是《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八十卷、电稿四十卷，吴汝纶生前并未寓目，系孙揆均据档案编辑，为归功于吴氏，未署己名；二是当时刻工恶习，预领工钱后往往逃走，或相率罢工要求加价，难以应付；三是奏、电二稿的封面书名是由邓毓怡（字和甫）模仿吴汝纶笔意写成的，并非吴氏亲笔。

日本女抄书人藤田绿子

第三篇“刊印成本及售价之收入”。从光绪三十年（1904）旧历十一月设局，到三十四年六月全集刊成，“编录清本、缮刻版片以及同人薪俸、局用火食”共用洋二万六千余元；嗣后刷印装订共付银洋一万五千元、规元一千零二十两，尚欠三千两。而廉泉经手卖书，实收书价二万四千两。其后的第四篇还提及一个有趣的“风闻”，李经迈“当日所领得之刻集公款六七万金”，照此统计，李经迈通过刻印《李文忠公全书》，获利在四万两以上。

《自反录索隐》首页

第四篇“庆丰成借款与恽王之让渡”。《自反录》“冒领巨款”的指控，让廉泉最难忍受，为此他详细申辩：

《自反录》曰“先后在庆丰成冒领银三千两、洋一万六千元，并未得李公之允许，事后方以‘周急’二字了之”云云，不知庆丰成借款是泉个人与该号银钱之往来，且曾为友人绍介存款于该号，凡存款与借款，有该号经理吕吉生先生完全负责，于公子之为东家者本不相干。泉之借款，由庆丰成支付者，只洋一万六千元，其银三千两，则在经售书价二万四千两内借用，并非庆丰成支款。两项各有结单，由吉生转交公子，当时并语吉生，愿照市认息，与经手印刷支款如风马牛之不相及。阅《帆影楼纪事》中所刊南湖经手刷印处收付清单及宁垣撤局时泉与公子书有“庆丰成周急”之语，公私界限，本自分明，安得以“冒领”二字加以恶名。借款本可从容筹偿，因庚戌之秋一病几死，又值庆丰成号收账停止营业，乃以恽王吴画精品三十种，不论价值，抵偿前欠。时公子在京师，电商许可，特属江趋丹先生到吾病榻点收画幅，旋由公子专使赍京，除结清借款洋一万六千元、银三千两外，尚欠庆丰成尾款三百余元，由吕吉生凭当日往来折算，泉如数补缴，此当日情事也。

第五篇“减印四百部之原因”。《自反录》说，廉泉冒领经费，化公为私，导致印刷经费不足，最终少印《全书》四百部。廉泉的说法是，《全书》刊成，初拟刷印二千部，由各省订购分发学堂，但除了北洋、山东和安徽共订购一千三百五十部外，各地并无响应，不得不减印四百部。

第六篇“文明翻版之被诬”。否认李经迈指控文明书局翻刻小版致使正版销售大受损失的说法，声明“文明书局是有限公司，非廉泉个人营业，倘有翻刻《李文忠公全书》之事，该局经理人自当负责。若被诬也，则对于文明书局名誉之损害，李经迈亦当负完全责任”。

第七篇“印刷尾款之结欠”。重述《帆影楼纪事》所记李家拖欠李光明庄书款的过程，补充廉泉与李经迈交涉的细节。

第八篇“结论”。谴责李经迈混淆是非、拖累书商。书的最后透露了一个信息：李经迈向李仰超提出有条件解决尾欠问题的方案。廉泉“差幸此事已有转圜地步，该商生机不致遽绝，爰就《自反录》所及者，加以引申，名曰‘索隐’，俾天下后世阅是录者与吾《帆影楼纪事》者，得据以判断焉”，就此结束了申辩。

读过上面三种书，可以发现，这桩公案的是非曲直还是清楚的。售卖《李文忠公全书》的书款均汇给李经迈，廉泉辞谢薪酬，义务负责监印和售书事宜，未从售书中获利，其间损失也应由李家承担。至于廉泉在庆丰成的借款早已还清，与印书也没有关系，《自反录》说他冒领巨款，未始不是在混淆是非。大概舆论战打起来，李经迈也意识到这一点，事件遂向积极方面发展。民国七年（1918）2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个《南京李光明号启事》，道出这件事的结局：

启者：本号承印《李文忠公全书》书价尾欠，已与廉惠卿完全脱离关系，自行直接办理，呈请皖省发给欠价，并报告李府，业于阴历去岁腊月登报声明。嗣接皖督函开尚须行查等因，本号与李府情商，请其先行垫付皖省欠价。李府因刊书之事向未与本号直接，其后种种轇輵，人皆以本号为名，别生枝节，今垫付此款，为防弊起见，立合同摘录如下：

一、李光明号承认，以后任何举动、任何印刷品于《李文忠公全书》之事如《帆影楼》、《自反录》二书中所载者，悉由李光明号与之严重交涉，不听即行控告。二、皖省尚欠一百五十部之书价，李光明号承认清理，不得中止。三、此项合同必须登报声明，并聘请律师在会审公堂及沪宁两处官厅存案，仍由李光明号东仰超函知廉惠卿查照。

李光明号东仰超登布。

公案以李经迈垫付欠款了结。

有意思的是，李经迈与李仰超所立合同的第一条，要求以后不得再提此事，当然是要封廉家的口，但即使自家《自反录》中的内容也不得传播，就很有点乾隆禁毁《大义觉迷录》的意味了。这说明李家已看出舆论对己方不利，还是尽早停火为好。

不过，李家的部署还是晚了点。藤田绿子抄写《自反录索隐》，时在戊午年（1918）新春，此年旧历元旦为公历2月11日，李仰超发启事时，廉泉人在日本，书已经写完，说不定也已印好，这才给后人留下一份史料。如果当时廉泉受到二李合同的节制，也许会放弃声辩，那么这桩公案的真相，就只能迷离下去了。

《帆影楼纪事》等书记录下的廉李公案，或说李光明庄公案，是廉泉、李光明庄和李经迈之间的债务纠纷，后来演化为通过出书相互攻讦的舆论战。对廉、李两家来说，此事在经济上都不算大事，也未进入法律程序，更多是一场名誉之争。有些文章说廉家为此赔累甚巨乃至破产，实为无稽之谈。

二、小万柳堂始末

廉泉与李经迈的合作，虽以不愉快告终，其间也发生过愉快的事情。《李文忠公全书》顺利刊印是其一，廉泉借助李家的财力，在上海和杭州建起两座小万柳堂，是其二。

《自反录》指控廉泉冒领巨款虽然不实，廉泉向李家借贷则是事实。廉泉对借来的折合近二万元银洋的用途，但云“周急”，其实是修了房子，用李经迈的话说，“问之则以为买山之资，廉君夫妇方徙倚于其中，即今日著书标以为名之帆影楼也”。

光绪三十年冬廉泉出京的时候，十分困窘。他在《自反录索隐》中说：“浮沉郎署者十年，一旦携眷出京，谈何容易。逋负累累，将及万金。乃出书画碑版，由陶杏南先生绍介，售于同官户部之张笃孙，得数千金。芝瑛又悉售其珠饰，始得了债成行。”而他到上海不过一年，就以万两白银的大手笔，从怡和洋行买办潘澄波手中买下小万柳堂，显然与他可以容易地获得贷款有关。

《自反录》说廉泉冒领之事发生在丙午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小万柳堂的购置应该就在这一年。此堂本来只有一栋房屋，廉泉接手后加以扩建，筑东西二楼，东楼名为帆影楼，两楼之间的连接处为翦淞阁。工程到当年夏秋已经完成。廉泉《南湖集》卷三有《丙午中秋小万柳堂作》四首，其四云：“十年梦落沧洲迥，今日新堂有主人。”从此，上海多了一所著名建筑，吴芝瑛也被称为万柳夫人。

上海小万柳堂造好不久，杭州西湖之南湖附近的小万柳堂也开工了。工程开始时间不太清楚，但至晚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已在进行。

这年旧历十月，吴芝瑛在《时报》连续发表诗文悼念秋瑾，流露出为秋瑾营葬之意。十一月，杭州大悲庵尼慧珠致信吴芝瑛，称庵旁有余地三亩，愿献为秋瑾葬地，并请吴芝瑛来杭时登报预示日期行程，以便接洽。吴芝瑛遂于十二月三日在《时报》上刊登广告说：“慧珠鉴：芝瑛筑小万柳堂于南湖之滨。初十前仍来湖上，寓丁家山刘庄（水竹居），请来庄相会。”结果慧珠届时并未前来，多方打听未找到此人，甚至连大悲庵也无人知晓，献地一事不了了之，但可见西湖小万柳堂那时已在建造中了。

上海小万柳堂图，原刊于宣统元年（1909）第七十三期《图画日报》

旧历十二月，廉泉在西湖西泠桥畔为秋瑾营建墓地，二十二日秋瑾灵柩下葬。此时，廉家遇到第一次财务危机。转年的正月二十一日，吴芝瑛致信徐寄尘说：“妹因葬秋事，无识之亲友群相疑忌，恐有不测之祸。平日缓急相恃者，皆一变而为债主，至有挟洋势来迫债者，客腊几至不能卒岁。世情如此，可为一叹。今将上海住宅抵出，而西湖新筑，拟草草了事，为移家之计，不知能如愿否。”至二月十二花朝日，吴芝瑛来到西湖秋墓吊祭，作诗四首，其四云：“不幸传奇演碧血，居然埋骨有青山。南湖新筑悲秋阁，风雨英灵倘一还。”自注“余今在南湖之滨结茅数椽。中建一阁，名为悲秋，以为纪念”。此时工程殆将完竣。至八月，廉泉举家移居杭州小万柳堂，这也是廉泉自号南湖的开始。现在介绍西湖名胜的书，都说蒋庄即小万柳堂的第一期建筑始于1901年，并无根据。

民国初年的西湖小万柳堂

如果对吴芝瑛了解不深，也许会以为她向徐寄尘自诉窘状，是对葬秋有所怨艾。实际上她说的全是实情。或因借贷建造花费浩大，沪、杭两堂建成后，廉家就一直债台高筑，可以说，“小万柳堂保卫战”贯穿了廉泉和吴芝瑛的后半生。

宣统元年（1909）春，西湖小万柳堂住进不过半年，廉家债务已恶化到新旧两堂都难以保有的地步。好友孙寒厓闻之，终夜不寐，写信慰问，廉泉则寄诗以宽解，至有“沧洲何处是，不敢问前津”之语。迁延至第二年九月，庆丰成洋货庄歇业，本不急着还的债务需要一次还清，廉泉最后用家藏三王恽吴名画抵偿，度过危机，这在《帆影楼纪事》和《自反录索隐》中已反复说明。

以画抵债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未能解决廉家的根本财政问题。进入民国后，廉家家境每况愈下，小万柳堂的售卖也进入实施阶段。

先是西湖小万柳堂被卖给江宁人蒋国榜（苏盦），经蒋氏添建改造后，更名兰陔别墅，世人称为蒋庄，至今尚存。这宗交易的过程未见明确记载，但根据当事人说法，大致可以勾勒还原。

1931年6月9日《申报》刊有散原老人的《兰陔寿母图记》，引述蒋国榜之言说：

辛亥武昌之变起也，金陵亦乱，举家苍黄奔沪渎，适弟国平夭逝，吾母忧伤殆不胜。国榜遂贸得杭之南湖廉氏宅，为改建而新其桥亭，题曰兰陔别墅，冀娱吾母，杀其悲。

今日所见谈及小万柳堂与蒋庄沿革的文章，多谓交易发生在宣统间，当是根据陈散原转述的这段话。但“辛亥武昌之变起”只是蒋母丧子忧伤的前因，这宗交易实则完成于民国六年（1917）。

《南湖集》卷一有《得寒云天平山中书报以诗》，末句注云“寒云乞让南湖一曲”。诗作于丙辰即民国五年（1916）末，此时湖庄尚由廉氏支配。吴芝瑛于民国七年（1918）编辑的《剪淞留影集》，收有吕公望（字戴之）的两首诗，其一为《夕照亭雅集奉酬南湖居士》，诗云：“返棹扶桑述异闻，携尊相就坐斜曛……南湖权作西湖主，袖稿知无封禅文。”也说廉泉是湖庄的主人。这次雅集，廉泉有《吕戴之将军单骑过我越日复携尊酒饮我于夕照亭赋此陈谢并示童伯吹师长》诗，味其诗句“渡江漫撒英雄泪，拄笏同看处士云”，当作于吕公望被迫辞去浙江督军兼省长之后，其时已在民国六年（1917）年初。

在《剪淞留影集》中，吕诗之后就是蒋国榜的两首诗。其一题作《作呈南湖先生》，诗云：

宁忍去故国，偷生系扶桑……素心隔天末，感叹惊归装。贱子历忧患，志意谢翱翔。中诚仰高躅，饥渴夙未偿。芳讯获心许，良觌劳远望。先用拜嘉贶，抠衣待升堂。结邻谬自托，末学伤微光。庶以附令名，报答不成章。

廉泉是在从日本归国之际，同意出售西湖小万柳堂的，此时蒋国榜与廉泉还未相识。他的第二首诗《赋尘南湖道长》有长序，说：

南湖昨以湖居割爱，欣志一诗，便拟稍加补葺，为南湖留一纪念，专设一榻，藉答高谊。因念湖山，叠为管领，得闲便是主人，觉今日之云岚署券，反为多事，知不免为达人呵也。

这说的是交易达成、签署契约以后的事。《南湖集》卷二有《芝瑛书来述五弟颇恋恋于南湖一曲不知其已易主人也诗以答之》一首，当作于戊午（1918）正月，可知湖庄易主时在民国六年丁巳。

那么，为这宗交易，蒋国榜付出多少代价呢？1930年11月9日《申报》刊慧剑《西湖印象记（三）》说，“此宅先本属之无锡廉南湖，原名小万柳堂。廉后为宿逋所苦，蒋遂以三万金得之，稍加修葺，焕然一新”，若所言有据，可称价值不菲了。

在售卖西湖小万柳堂的同时，廉家也在为上海小万柳堂寻找买主。

1913年6月1日《申报》刊出樊增祥的一组诗，题作《南湖芝瑛贤伉俪将以小万柳堂乞人致书子培谓余能受者当以廉价相让心感之而力不赡也为诗谢之》，其一云：

十年种柳绿成围，叶叶枝枝绾别离。廉者不求贪不与，孟城来者后为谁？（有人愿出值四万金，君固靳弗予）

其三云：

三载吴淞江上居，瞻园鹤俸渐无余。姜家纵写云岚券，也是空言博士驴。

从诗句看，这说的是上海的小万柳堂。这次生意没能成功，但恰好为文坛增添韵事。这一年，海上诗人频聚小万柳堂，读画赏花，迭为唱和，是帆影楼筑成后迎来的最风光年头。

不过，在此前后的小万柳堂，也不是初建时的小万柳堂了，因其附属的南园由汪兰皋（文溥）帮助已被卖去。《南湖集》卷一《有马山中怀汪兰皋题所临书谱卷子》，“云岚署券关风谊，夜壑翻松起怒涛”，自注：“割去南园，还我小万柳堂，兰皋力也。”这个南园位于柳堂之南，吴芝瑛曾记之：

园在小万柳堂南，故曰南园。地可六亩，环以垂杨数百株，中为球场，面场编竹为屋，繁花匝之，时鸟弄音，若能与主人同乐者。当窗植芭蕉十数，尤于深秋听雨为宜。西南两面有溪流环抱，斗折蛇行，由吾菜畦而过，潮来可行小船，至柳荫而止。西南隅有亭，耸然而特立，登其上者见平畴弥望，悠然有高世之想。园成，主人因以自号。

此园一去，柳堂不免减色。

由于多方筹措，上海小万柳堂又得保十年。到1929年，廉家的债务大山再次压来，此时廉泉已腾挪无术，小万柳堂在历经多次抵押、赎回后，最终卖掉。卖房过程当时有一篇翔实的报道，刊于1929年9月7日的《申报》：

小万柳堂让渡记

陈元良

小万柳堂出售消息，报纸曾揭载告白，但其成交经过情形，社会人士，知者甚鲜。迩予探悉内容，特志崖略于后。

小万柳堂地处沪西曹家渡一百八十号，占地五亩余。远离市廛，幽静荒僻，而交通却又便利，无轨电车及公共汽车均可直达，恰合闹中取静之意。因进口长廊两边植有杨柳无数，绿荫四盖，故以为名。先本为潘澄波先生所有，在二十余年前，以万金出让于廉南湖先生，计道契三张，由爱尔德洋行注册。彼时只有洋房一所、茆亭一角而已。南湖先生风雅士也，名满江南，胸有丘壑，经营布置，花石池沼，亭台楼榭，宛然入画。其夫人吴芝瑛女士亦文学士，门上题眉即为其手笔，秀媚纤丽，人多悦之。伉俪唱和其中，一时传为佳话。

后因营业失败，乃由其娇婿粤人连炎川介绍，计银三万五千两、月息二百五十两，以三年为期，复押于潘君。奈廉先生境遇未佳，到期无力取赎，乡人悯其遇，同乡会为设维持会，储款农工银行，按月代为付息。又一年，终以命运多舛、宏猷莫展，无已，乃恳唐绍仪先生婉向潘君说合，潘君慨然允诺，愿照原数折减二千两，任廉君赎回。后由吴稚老及孙寒厓向杨杏佛先生接洽，以三万五千两出售于法租界亚尔倍路国立中央研究学院，已在上月交付纹银三万两。剩银五千两，俟两月后，再为交清。因南湖先生虽旅居旧都，而夫人及爱媳仍寄寓其中，且其媳黄雪兰女士，身怀六甲，不日分娩后，即须荣任江苏教育厅高级职员也。闻中央研究院主要课程为地质学，余如文学、美术及音乐诸科，亦皆完备，供人研究，其性质似与普通学校稍有差别。将来迁入，莘莘学子，吟佳句，弄管弦，穿林渡水而来，诚为沪西最优美之学府也。未知南湖先生，追想名园，低徊往事，能不感慨寄之欤？

此文虽称翔实，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即小万柳堂的买主“国立中央研究学院”，多了一个“学”字。去掉这个字，其实正是中央研究院，如此才能由杨杏佛经手买入。其“主要课程为地质学”，则因中研院最初将此楼拨给地质研究所使用。后来地质所搬出，南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进驻，海上名宅一举化身学术重镇，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妙安排。

陈元良想知道南湖先生对小万柳堂易主有何感慨，他其实应该看看后来出版的廉泉《梦还集》。这卷诗的最后一首，是《送芝瑛南还即题棠阴话别图》，前有长序，略云：

丙午夏，余营小万柳堂于沪西曹家渡，与芝瑛徙倚其中者二十有三年。一曲淞波，行将易主，不无三宿之恋。今岁首夏，芝瑛送女砚华于归津门，语余欲保留别业，计无所出。阅两月，将挈砚华南还，先期来谒忠靖祠，小住兼旬。春姬适归宁神户，所遗七岁男牛与平湖、小湖侍，芝瑛爱之逾所生。一日于海棠树下摄影……芝瑛此行，病苦颠连，南北数千里，出入烽燧，端赖令茀与兄苓泉居士药裹关心、损金见贶，老友麦君佐之于其南也，为戒归艎、供盘飧之费。鲍叔知我，不能措一词，但有涕泪而已。摄影次日，芝瑛即就道，余送至正阳门外，握手旗亭，索然而返，篝灯书此，分贻我爱诸君，达悃曲焉。戊辰六月十四日。

戊辰即民国十七年（1928），此时小万柳堂尚未卖出，但已到无计可留的地步，廉泉所述老病困苦之状，令人怃然。其诗云：

兼旬小住泬寥天，亲故难禁聚散缘。萧寺闻钟偏在客，云岚署券不论钱。乡心枨触凭谁问，生计艰难仗汝贤。肝胆照人今有几，关山行矣倍潸然。

略解萧闲能忘世，清溪绕屋忒风流。于今姓氏畏人识，别后园林似旧不。赌墅到头还自悔，剪淞留影肯遗羞。写经楼上娟娟月，难写清闺万里愁。

所谓“赌墅到头还自悔”，当指廉家经济状况如此不堪，与廉泉此前参与上海多个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并以亏空收场有关。小万柳堂一去，结束了廉泉和吴芝瑛的时代。此后廉泉借居北平翊教寺，于民国二十年（1931）11月15日辞世，吴芝瑛移居无锡廉氏祖宅，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1日辞世，二人棠阴一别，再未相见。

三、吴芝瑛书法的亲笔和代笔

廉吴夫妇徙倚小万柳堂、编著《帆影楼纪事》，正是吴芝瑛以善书得享盛名的时候。《帆影楼纪事》一直被看作是吴芝瑛“瘦金体”书法的代表作。不过，作为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女书家，吴芝瑛的书法也一直笼罩着代笔疑云。

早在民国初年，吴芝瑛的字尚广受欢迎和好评的时候，代笔的说法已出现了。1917年5月出版的《留东外史》，就借“英雌”胡蕴玉（影射傅文郁）之口，说吴芝瑛的书法均为廉泉代笔。虽为小说家言，也反映了舆论所向。

再后来，指出吴芝瑛书法代笔的人就更多了。安迪先生《吴芝瑛的代笔》一文（刊于2015年9月13日《深圳商报》），就拈出顾颉刚和陈定山的说法，他们都是比吴芝瑛晚一代的人。安迪的文章说：

《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卷十三写道：“予少年时，桐城吴芝瑛书名藉甚，观其笔姿劲挺而纤细，亦确似出于女性。及壮，见无锡孙君书酷似吴，询诸人，乃知吴夫廉泉号南湖者馆于家，而为吴作字，吴遂得名而孙君晦，乃吴氏没，乃得解放出廉家，卖字自活而标出其真名也。”（263页）

顾颉刚没有说代笔者孙君叫什么名字。近读海豚出版社新出陈定山《春申续闻》（2015年7月版），其中说到吴芝瑛：“夫人书法深得欧褚精髓，书名满大，仆小时数侍几席，或谓夫人书出无锡孙寒厓代笔，余固不信也。其后廉氏与孙失欢，寒厓特作榜书、楹帐（帖）张之无锡梅园，乃与芝瑛夫人书笔无二，人遂认为孙固吴之捉刀人，而廉氏亦不辩。”（67页）

顾颉刚和陈定山的说法代表了民国以来人们对吴芝瑛书法代笔的普遍看法，启功先生也持此论。孙寒厓的女儿孙寒华（1910-2002，字小厓）为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等单位合编的《状元孙继皋》撰写《内阁中书孙揆均》一文，内云：

世传女书法家吴芝瑛为鉴湖女侠秋瑾立碑传记、为救国上两宫太后书、写经等文字多半出自孙揆均代笔。

可见，无论是舆论还是孙氏家人，都认为孙寒厓是吴芝瑛的代笔人。孙寒厓就是和廉泉一起编校《李文忠公全书》的孙揆均。

还有别的说法，如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858条说：“吴芝瑛所写之《楞严经》，乃汪兰皋代笔。”汪兰皋即武进汪文溥（1869-1925）。

对吴芝瑛的代笔有这么多说法，但一直未见到基于书法本身的研究。实际上，只有通过对作品的鉴定，才能解决吴芝瑛的书法是否代笔、是部分代笔还是全部代笔、代笔人到底是谁等诸多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世传吴芝瑛法书尤其是印刷品甚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纤秀挺拔的“瘦金书”，但从作品看，早期和晚期面貌不同。廉泉在《澄清堂帖》第九跋中说：

紫英书法董文敏，甲辰（1904）南还，乃与寒厓同习崔敬邕墓志，一变香光之面目，后写《楞严经》，自谓有得于元公、姬氏二志笔意。

可见其风格前后有变。现在见到的吴芝瑛前期作品，如甲辰九月写就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未纪年月的《小万柳堂摹古》等，都是有些圆熟的董体，且带闺阁气息，与孙寒厓的字体不同；即便有人代笔，也非孙氏所代。既然无从比较，不妨看作亲笔。

国家博物馆藏有吴芝瑛为安葬秋瑾事宜写给徐寄尘的十几张明信片，时间在1907至1912年之间，字体接近董体。实际上与廉泉书法一比对便知，这些都是廉泉的字，而不是吴芝瑛的。不过，这些书信也不好说是廉泉为吴芝瑛代笔，说廉泉以吴芝瑛名义写信庶几近之。在葬秋的整个过程中，吴芝瑛并未出面，事情均由廉泉代劳，与徐寄尘的往来联络也由他一并包办。从信的内容看，廉泉是一个富有社会和官场经验的人，他提出的各种做法均切实可行，但不幸全被徐寄尘等人否决，导致后来墓被平毁、人陷险境的最坏结果。

作于1907至1910年的《南湖诗意》册，由吴观岱绘图十二叶，吴芝瑛对题十二叶，每幅图上还有吴芝瑛的题跋。细审这些题字，明显分属两种字体，一种是典型的“吴氏瘦金书”，另一种则是混杂苏、董笔意又笔画加长、加细的字体。具体到每个字，写法也有不同，有些书写习惯非常顽强，如对“宝盖头”左边“点”的写法，一种是从右上落笔，向下拉，与横画相连；一种是左下落笔，向上挑，并与横画断开。这些特征让两种字体很容易区分开来，也说明吴芝瑛书法确有代笔。

《南湖诗意》册中的《哀山阴》诗

《哀山阴》诗和《戊申花朝西泠吊鉴湖》诗中“宝盖头”的写法

《南湖诗意》册中《庚戌九月廿二日与云阶宫保子固中丞同游杭州南高峰》诗中“宝盖头”的写法

孙寒厓书《张奚两先生合传》中的“宝盖头”写法

前些年蒙孙寒厓的外孙阮祖望先生赠送家藏寒厓手书《张奚两先生合传》的清晰图片。这件作品写于宣统二年（1910），与《南湖诗意》册年代相当，又是精心结构之作，正可用来对照他的其他字迹，包括代笔字迹。

在《张奚两先生合传》的前两页，就找到好几个带“宝盖头”的字，它们的左“点”是左下落笔向上挑，并与长横断开的。这种写法是孙寒厓书法非常个人化的特征，正好可以建立一个简明的鉴定标准。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按图索骥，看看哪些作品是孙寒厓代笔，哪些是吴芝瑛亲笔。

在《南湖诗意》册的十二叶对题诗文中，有《题空谷团年图》、《庚戌九月廿二日与云阶宫保子固中丞同游杭州南高峰》和《拂云楼秋兴八首》三叶的“宝盖头”与孙寒厓的写法相同，可确定为孙氏代笔，画幅上的题跋也是代笔。其余九叶应为吴芝瑛亲笔。其实吴芝瑛的亲笔书法比起代笔更见苍劲，特别是悼念秋瑾诸作，至情流溢，尤为杰出，并非虚得其名。

《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是最为廉吴夫妇看重的第一巨作，曾意欲在北高峰“建塔藏之，以俟夫五百年后知者”。经放大比对，知前两卷为吴芝瑛亲笔，后八卷为孙寒厓代笔，属于两个人的合作，但只署了一个人的名字。郑逸梅说“乃汪兰皋代笔”，不确。

《鉴湖女侠秋瑾墓表》是吴芝瑛影响最大、写入书法史册的作品，被看作吴芝瑛书法的代表作。自清末到民国，其影本印量多得无法统计。吴芝瑛在给徐寄尘的信中说：“昨又拜读大著《秋君墓表》，纵横矫悍，如见其人，一结尤得史法。今日扶病写之，书迹蹇劣，嫌与高文不称，是否可用，乞酌之。”也说是自己的作品，但通过对比，可知它确是孙寒厓的代笔，让人不免叹息。

鉴湖女侠秋瑾墓表（局部）

《鉴湖女侠秋瑾墓表》中的“宝盖头”写法

《帆影楼纪事》和《小万柳堂王恽画目》，以及《澄清堂帖》的十二次题跋，均为代笔。文明书局及小万柳堂自印书的各种题签、题跋，绝大多数也为代笔。那种典型的“万柳夫人瘦金书”，其实并不是万柳夫人的书法。

无论亲笔还是代笔，吴芝瑛的重要作品一直在廉家珍藏。民国十八年（1929）4月14日，廉泉邀请男女宾客二十四人，到位于北京西城翊教寺内的良弼祠看海棠，同时展览吴芝瑛墨迹二十一种，上述各种除《澄清堂帖》题跋外均在其列。当时沪杭两座小万柳堂已经易主，廉吴晚境凄凉，展览这些作品意在能以善价卖出，以弥补负累，后来是否如愿，不得而知。当时李蘧庐（名作宾）抄得目录，编为《万柳夫人墨迹总目》，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仍是一本巾箱小册。

《万柳夫人墨迹总目》中著录的作品，如今仍存世间的，有浙江博物馆藏秦宝瓒绘《西泠悲秋图》卷，内装有秋瑾亲书兰谱及吴芝瑛抄写秋瑾遗稿，不知是否亲笔。另有秦宝瓒绘《潭柘养疴图》，前数年经北京歌德国际拍卖公司卖出，有吴芝瑛署首及跋尾，观其署首系寒厓代笔，跋尾大概也难出其外。近年来各拍卖会拍卖的吴芝瑛作品十余幅，无一亲笔。迄今笔者所见吴芝瑛后期亲笔墨迹，唯有国家图书馆藏致端方一札，真可谓墨林星凤了。

吴芝瑛后期书法大多数为孙寒厓代笔，已无疑义。自光绪三十年后，二人“同习崔敬邕墓志”，书法风格互相接近，不能排除是有意的安排，但《哀山阴》诗等吴芝瑛亲笔书法，并没有明显的《崔敬邕墓志》特征，所以“同习”云云也可能只是掩饰的托词。从传世数量看，吴芝瑛的应酬之作不多，寒厓代笔题写的多是文明书局各种出版物的题签、题跋，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份工作。

顾颉刚说孙寒厓“馆于家，而为吴作字，吴遂得名而孙君晦，及吴氏没，乃得解放出廉家，卖字自活而标出其真名也”，未免言过其实。孙寒厓的母亲侯氏与廉泉的继母侯氏是姐妹，廉泉三岁丧母，由继母抚养成人，三个弟弟皆侯氏所生，孙、廉二人是亲近的表兄弟，又是同年举人，一生踪迹颇为紧密，用廉泉的话说，“四卷《寒厓集》，与有关系者十之七八”，孙寒厓代笔自有其道理。编辑《李文忠公全书》时，廉泉与孙寒厓共事数年，廉领局事，孙任编纂，看似孙馆于廉家，实际均受雇于李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寒厓为吴芝瑛的几项重要作品代笔。宣统以后，孙寒厓四出游幕，入民国后廉泉久居日本，二人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解放”一说无从谈起。至于陈定山说后来“孙廉失欢”，更无其事。南湖晚年穷困衰病，得到寒厓精神与经济上的支持。他与吴芝瑛的身后事，也得寒厓相助，至今北京潭柘寺外的廉泉墓前，尚立有孙寒厓书写的墓碣。若言孙寒厓因两家失和而自暴代笔，只能说是厚诬古人了。

唐孙位《高逸图》轶事

柳向春

一

在中国近代的文物流通史上，“东北货”是个大家周知的特殊名词。“东北货”代表着皇家收藏的精致水准与质量，因其大多是千百年来流传有绪的精品。“东北货”大概出现于1945年左右，而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还时有所见，其中最常见、最知名的，大概就是书画了。这批丹青佳作，甫一面世，就为广大藏家所追捧。时过境迁，这些佳作现在大都收藏于国有机构之中，其中尤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最，盖1952年9月，当时的东北博物馆将已入藏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清宫散佚书画一百二十九件一次性地拨给了故宫博物院。而在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中，其实也有数种“东北货”，如孙位《高逸图》、赵佶《柳鸦芦雁图》等，就是此中的佼佼者。

《高逸图》为绢本设色人物画，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无作者款印，现存卷首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墨题“孙位高逸图”五字。孙位作品据《宣和画谱》记载，宋时内府藏有二十六件，而流传至今仅此一件。孙位，一名遇，浙江绍兴人，自号会稽山人。据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承名世1965年在其所撰《论孙位〈高逸图〉的故实及其与顾恺之画风的关系》一文中的研究，此图当为《竹林七贤图》残卷，描绘的是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但在北宋时此画已经残缺，仅存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人。而所缺失之三贤，应该是最头上的嵇康和最后面的向秀、阮咸三人。现存画面，以四个士大夫为主体，列坐于华美的毡毯上，在他们旁边或身后，各有童侍一人。此画构图采取树石与人物相间隔、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相衬托的手法，既能突出主要人物，又将各个人物的动作情态统一于和谐的环境之中。画家通过娴熟高超的技法，出色地刻画出魏晋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唐代是人物画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时期，而孙位《高逸图》卷就是其中的杰出典范。从《高逸图》上所钤的收藏印鉴来看，此画北宋中期曾由驸马李玮庋藏，后入宣和内府（钤有“御书”、“宣和”、“睿思东阁”印），嗣经清代梁清标（钤有“蕉林秘玩”、“秋碧堂”印）及清内府（钤有乾隆、嘉庆、宣统诸玺）收藏。而此图之得为上海博物馆所藏，则是经当时的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购置转拨的。

二

大概在1951到1952年间，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的张珩，曾经在给当时的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

森老台鉴：惠示并邮票五万元均收到。承询宋徽宗《柳鸦芦雁》卷，近日见到，确系上品。细按题跋四家，后二家是真迹。前邓易从、范逾二跋，与故宫赴英艺展出品之《池塘秋晚》卷后邓、范二跋辞语大同小异。且考之《宋史·职官表》，莘公入枢密年代亦有出入，跋称九十余禩，《池塘秋晚》又称百有余年，实仅五十年左右，不应相差几及一半，故决其皆为伪作也。然二跋虽伪，仍不害于画，未识尊鉴以为何如？据称文管会出价一亿七千万，未知确否？京中爱好文物诸君以此卷在京未以示人即行南下，深恐流至香港，曾联名致函公会，对靳某加以警告，渠始携归……此间又见有孙位《高逸图》一卷，宣和标题，画大人物四段，真唐人妙笔，与旧藏张萱极近，为所见诸画之冠。他日如去上海，幸留意及之。

张珩此函仅署11日，而并无年月，但据相关记载，函中所言的《柳鸦芦雁图》，是1951年1月31日由上海文管会自论文斋购入，而孙位《高逸图》则是于1952年8月10日费三亿元（旧币）购于靳伯声之手。故而此函必然撰于这一时段之内。而函中又曾提及“郑公留沪已久，当时晤谈”，据陈福康所著《郑振铎年谱》，西谛于1951年4月16日至沪，未几即赴浙，至5月初返沪，6月13日返京。则张珩此函如非作于5月11日，即作于6月11日。但函中既然说到“留沪已久”，则6月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大概在1951年6月份的时候，张珩提醒徐森玉先生，北京市面上出现了孙位《高逸图》，希望上海方面予以留意。但张珩函中并没有说到《高逸图》与靳伯声有什么关系，可见他尚不清楚此画究竟出自何方。（不过，张珩后来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曾经说：“此图为位传世唯一真迹，靳伯声从东北携示，昂不能致。”可见，在靳伯声携画南下上海之前，张珩终于知道了此画的来源，并曾经眼。）事实上，论文斋原是北京琉璃厂论古斋萧维邦的徒弟刘子衡在宣统二年（1910）开设的。到了1944年，刘子衡将论文斋的全部货底倒给靳伯声，从此由靳伯声经营，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也就是说，论文斋与靳伯声其实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东北货”出现不久，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就得到了相关消息，于是邀靳伯声同去收购，两人所收之物，大都是名冠一时的佳作，其中尤为知名的如展子虔绘《游春图》、杜牧书《张好好诗》、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宋人绢本《听琴图》等等。而他们购置的这些“东北货”，其实大都来源于同一人——焦序生。焦序生，原名增级，早年随同其师傅侯润田在长春设立了当地第一家古玩店——华北天古玩店，主营翡翠宝石，兼营古玩字画等。1946年“东北货”出现之后，焦序生自己所开的增古斋开始专门从事这一生意的中介工作。当时，北京古玩业由八家合资组成的“八大公司”来长春收购珍贵书画等物，而与“八大公司”有生意往来的，主要就是焦氏的增古斋。他先后经手的“东北货”有唐代的《写经》长卷、阎立本《职贡图》残卷，五代的胡瑰《番骑图》手卷、董源《山水图》手卷，宋代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稿》手卷、赵葵《潇秋意图》手卷、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手卷、赵光辅《蛮王礼佛图》手卷、苏轼张即之《书画松赋》手卷，金代的张圭《画龟》手卷，元代的赵孟頫《诗画四篇》手卷，明代的黄希宪《渔村图》手卷、文徵明《桃园行》手卷，清代的张宗苍《山水图》手卷等四十四件。而其中与本文相关的，就是他经手售与论文斋经理靳伯声的唐代孙位《高逸图》和宋徽宗赵佶《柳鸦芦雁图》。焦序生过手的这些“东北货”，很有可能都是出于一人之手，就是曾任伪满禁卫军班长的金香惠。金氏是辽宁盖平人，他有高中文化水平，又当过小学教师，对古代书画略知一二。在伪满皇宫的浩劫之中，他抢劫获取各色书画共四十多件。

如上文所言，靳伯声以三亿旧币的价格，将《高逸图》售予了上海文管委。但事实上，这笔款项并没有及时交付给靳伯声。据网上获见的一份上海文化局的文件，《高逸图》的货款是在三年之后才交付的。这份文件说：“关于孙位《高逸图》及《卤簿图》之货款，前经局务会议讨论，决予拨付。后据财务室称，因该项文物是否作没收财产，及原议价三万另四百元有无暴利问题，均未能明确，故未遽付款。兹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复称，对暴利部分不作处理，且以上二图卷已出售，故亦未列入没收之内。因此，我的意见，该款仍应拨付。当否？仍请局长核批。职沈之瑜。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四日。”下钤“沈印之瑜”朱文方印。旁又有红色铅笔批：“同意拨付，陈。10/18。”沈之瑜是当年上海市文化局的党组成员、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专门负责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业务。而陈则是当时的文化局长陈虞孙。可见，直到1955年的10月，这笔货款才付与了靳伯声。当然，货款之所以未付，可能并非上海博物馆方面的问题，而是靳伯声此前因经济问题被捕入狱。直至此时，大概刚刚刑满释放而已。靳伯声从此之后也不再是私营古玩店的店主，而成为北京宝古斋的一名普通营业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之前所说的货款三亿元与此处所说的货款三万另四百元，其实并无不同。这是因为从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币与旧币的兑换比率为1∶10000，即一万元旧币（第一套人民币）兑换一元新币。而这里另外的四百元，大概就是《卤簿图》的价格。也就是说《高逸图》的价格，前后并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尚未付款，但靳伯声其实早就把《高逸图》原画交付了上海博物馆。而上博在购进《高逸图》不久，就费金四百八十元之巨，邀请沪上知名的装裱行家刘定之将此画加以修整。且为了让更多热爱古代艺术的群众有机会一睹千百年前艺术家的杰作，1953年曾委托国际书店重印此画。对于这次复制，上海博物馆方面显然极为满意，曾特意于1953年底撰写感谢函云：“这一回我馆委托你处印刷的孙位《高逸图》，由于你处工人同志的工作精细，使成绩非常地突出，这对于发扬祖国伟大艺术的优良传统是有很大贡献的。我馆对你处工人同志的努力，深为感谢，并请接受我们崇高的敬礼。此致，三一印刷公司全体职工同志。”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但事实上，另外一场风波，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三

上海的博物馆事业开端很早，由法国人于同治七年（1868）建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院（即震旦博物院），是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而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建立的上海市博物馆，则是国人自己在本市建立的一所博物馆。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这一博物馆改名为上海市立博物馆，由杨宽出任馆长。1950年9月13日，新政权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召开委员会议，决定筹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所以，在次年的11月，上海市立博物馆就并入了上海博物馆筹备处。195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于南京西路三二五号正式开馆。设史前时代、殷商时代、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时代、宋元时代、明代、清代及近代工艺品等陈列室，而原来的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则出任了副馆长一职（馆长暂缺）。

新的上海博物馆虽然是由上海文管委牵头筹备规划成立的，但因其中职员大都是原来上海市立博物馆的老班底，所以与上海市文管委的矛盾不断。杨宽在其回忆录《历史激流：杨宽自传》里写道：“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图书馆从五三年起归上海市文化局领导，脱离与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关系……上海市文管会从南京西路迁到天平路，由徐森玉升为主任。但是文物收购委员会仍然由文管会和博物馆合作组成，徐森玉是主任，我为副主任。所有两处收购的文物，均须经收购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又说道：“当然我很清楚，如果我同他们同流合污，就可以得到进一步提拔，如果我坚持原则，不理睬他们，将来遇到什么政治运动的时机，就会受到打击甚至陷害。”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当时的华东文教委秘书长，后来又转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徐平羽和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

杨宽认为二徐自己也收藏文物，难免有假公济私之嫌，故而坚决拒绝与他们同道。但事实上，徐平羽虽然是文化部门的官员，但他本人并非文博系统中人，收藏一些书画文玩，并没有什么不妥。更何况，他的这一收藏爱好始于1946年，并非是成为文化部门官员后凭借其权势来达到收藏目的。另外，杨宽自传中提及，为了让市政府的相关领导了解、支持博物馆事业，他们曾集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屡次邀请相关领导到馆参观，并讲解说明。也就是说，徐平羽一直对收藏文物兴致勃勃，恐怕也与当时上海博物馆的主动培养分不开。而徐森玉自己的收藏，则基本上是早年所集，从上世纪30年代初故宫文物南迁开始，他就为了国家的文物、图书事业仆仆道途，不遑宁处，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思顾及自己的收藏？连他最疼爱的千金留学、大婚，他都无力赞助，打算出售早年收藏的汉魏残石来应急。如果他真的一直从事收藏，又何至于此呢？另外，徐森玉的早年收藏，全部寄存在北京北长街十五号的三时学会之中，直到1954年12月由当时的科学院择选收购，此前此后，别无长物售出或流传。故杨宽此说，实在有些不太可信。但无论如何，透过杨宽的这些描述，他与以徐森玉为代表的上海文管委的矛盾，可说是暴露无遗。而其总爆发，就是以这幅孙位的《高逸图》为诱因的。

《高逸图》的入藏，无疑使得上海博物馆的藏品更加丰富多彩，也使得上博书画收藏的分量大大增加。上海博物馆的郑为曾在其撰写的《祖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上海博物馆介绍》一文中，就专门提到了《高逸图》，他说：“在中国艺术史上，隋唐五代的绘画是有辉煌成就的。陈列品中唐书法家怀素的‘苦笋帖’和画家孙位的‘高逸图’卷，是现存唐代绢本书画中的瑰宝。怀素对于后来草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高逸图’可以使我们看到唐代绘画中写实主义的伟大传统。”虽然当时大家还都不清楚这幅画所描绘的具体内容，但郑为的文字，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上海博物馆对这件藏品的重视。前面已经提过，上海博物馆在得到这幅《高逸图》后不久，就将其拿去复制，以便化身千百。但问题正是出在这次复制过程中。1953年12月27日，陈梦家在给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的信中说道：“孙位《高逸图》前曾一再观览，最所心爱。今遭妄人妄动，而致折断。窃以为此事不可付诸浩叹，而需加以检讨也。”说的就是《高逸图》在复制过程中遭到损坏的情形。不过，事情虽然发生在1953年底，可真正爆发却是四年之后了。

四

1957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了《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充满民主气氛》一文，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昨天开始大会发言。到会代表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恳切的、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大会下午二时开始，六时结束。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着活跃的民主气氛。”就在这次会议中，徐森玉先生做了口头发言，指出了当时上海博物馆存在的一些问题。《解放日报》以“几件国宝都遭损坏　边搞边毁令人心寒”为题，对徐先生的发言作了全文报道：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森玉在发言中，痛切地谈到有许多文物因为上海博物馆管理不善，已经被破坏了。他说：有一柄战国时代的剑，这柄剑柄上有战国时原绳编织的装饰。从这装饰的花纹上可以证明战国时代人民的工艺美术达到怎样高的程度，这是历史和艺术的国宝。但这宝贵的编织物，被上海博物馆的人员亲手撤下，无法还原了。又如有一幅唐代大画家孙位的《高逸图》绢画，是国宝。但是又在工作人员的手上遭到了折损，把绢丝折断，一条条的不知变成了多少条！其余文物如汉简、磁器的破损也不必多举了。他说：这两件事，经群众抗议，经我们批评，文化局领导上也承认必须处理，但至今三年，不见文化局各级领导的一字下文。而损坏这些文物的工作人员反而升官加级了！徐森玉说：最近，文管会为了筹备工作汇报的展览会，向各有关机关商请协助博物馆处理所谓“次品”的书画，经鉴定，挑出许多上品真迹来，它们至今还放在“冷宫”里。这也和博物馆的一些年轻党员同志的不负责任分不开。这些党员有一副领导者和专家的面孔，称王称霸，指挥一切。他又说：像文化局各级领导到博物馆负责干部这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如果不能立即得到纠正，那上海文物工作就无法根本改善。因为一面搞，一面毁，使搞文物的人寒心丧气！

对于徐森玉对上海博物馆的批评，杨宽自己是这样记述的：

（1957年）5月间，大规模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由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主持，他坐在讲台的旁边主持会议，并用笔记本记录每个人的发言。第一天的大会上，徐森玉起来发言，藉向党提意见的机会，造谣说我们博物馆在复制古画的时候，损坏了那幅名贵的绢本“高逸图卷”，图卷的绢已裂开有一丝一丝的条纹，并说我要负起破坏国宝的主要责任，应该请领导查究。他还说，因为有人包庇，不但没有查究我，反而“加官进爵”了（指我兼管上海历史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他说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气愤，当时会场上有录音，隔天电台就加以广播，报纸也作为重要新闻而刊登。

文化局当然对此很了解，局长陈虞孙亲自赶来博物馆，劝我不必生气，不必在会上和徐森玉争辩，反正事实俱在；但是我坚决主张在会上加以反驳，以正视听。第三天我就在大会上作出答覆，并且当场宣布，从这天起这张名贵图卷在隋唐五代陈列室中展出三天，希望关心这件事的人们都前去看一下，原画是否完好无损，而且指出我们制作复制品正是为了保护原画，今后就可用复制品陈列了。次日电台广播了我的答覆，报纸也刊登了我的辩白，因此这三天内有不少观众前来察看这幅画作，“高逸图卷”的知名度大增。

正如杨宽所说，1957年5月17日的《解放日报》头版中，即刊登了一篇《文物保管真情》的文章，记述了杨宽所做的说明，文章说：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杨宽在发言中，首先就前天徐森玉先生发言中对上海博物馆文物保管上的一些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说，1952年，上海博物馆刚建立，各部机构和制度不健全，保管设备很差。有一把战国时代的剑，柄上所绕的丝带上面一层松断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的，陈列工作人员见到后就把松断部分接了起来，重新围绕整齐，绕得走了样。另外，1953年，文化部通知上海博物馆制作孙位《高逸图》的复制品，这张一千年前的孙位《高逸图》是绢的，原来有着数不清的裂纹，再加过去卷动次数比较多，和我们保管不够好，有了些折纹。我对这事是要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上也很重视这件事，进行了检查，有关人员层层检讨。但由于文化局的官僚主义，在处理结束后，没有向各方面说清楚，外界就风风雨雨一直说个不停。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叶浅予来看这张画，才了解真相。他说：外界这样天天给我们敲警钟，对我们说来也有好处，但也带来了消极因素，有好多人天天提心吊胆，有的不敢拿文物，有人拿到手里就发抖，本来可以不出毛病的，一抖也就抖出毛病来了。他并对文化局的人事部门分配干部乱点鸳鸯谱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最后他提出两点建议：一、适当解决文物工作上的分工合作问题，解决文物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如名胜古迹的保管，废铜废纸的抢救，应该是文管会的事，现在都由文化局在干。二、希望领导上不要把文化事业当作机关办，博物馆不仅是文化机构，也是科学机构。

杨宽在文中说的当时曾就《高逸图》受损一事做过处理，确实是事实。在事故发生不久，杨宽就曾责令上海博物馆对这一事件进行反省、学习，并将此事及时上报了上海市文化局，又组织了馆内相关部门人员集中进行讨论、反思。但文物受损的事实俱在，也是无可辩驳的，显然并非其后来在自传中所言的“造谣”。《高逸图》的受损状况，据刘定之当时的评估认为，此画非重新装裱不能补救折裂纹路，可见是比较严重的。杨宽的辩驳虽然及时，且把责任部分地归结到上级部门文化局官僚作风问题上，但其实并不能减轻他在此事上所应负的责任。

不仅如此，虽然杨宽认为将《高逸图》公开展出三日达到了“辟谣”的目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正如杨宽自己所述，这场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1957年7月2日陈梦家在给徐森玉信中，就对杨宽的做法极不以为然，以为“杨某对先生在报上无理取闹，识者皆耻其所言，公道自在人心也”。

五

社会舆论显然也并没有按照杨宽自己设想的那样发展，杨宽又记述道：“然而这场风波并没有因为我的答覆而结束……（夏玉琛）原是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人员。夏玉琛趁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来访问保管部的时机，发表长篇谈话，指责博物馆没有做好保管工作，以致有不少陶瓷器破碎。《新民晚报》作为重要新闻，加上大标题，发表了他的谈话全文。”他又说道：“（博物馆工作人员）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预谋的行动，企图把我打倒，由徐森玉取而代之。因此整个博物馆中没有一个人附从他的。到这个时候，我就不再做任何答覆，也没有要求《新民晚报》刊登更正的消息。我一点也不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攻击我的借口，只能无中生有地造谣。”事实上，《新民晚报》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5月15日，而杨宽的答覆发表于5月17日，孰先孰后一望便知。他说的不再答覆云云，显然并不成立。

《新民晚报》发表的对夏玉琛的采访，即1957年 5月15日该报记者马蓝的署名文章《视宝藏如废物的人们》。在这篇文章中，马蓝分别用“视宝藏如废物的人们 名画古物当作次品废品被打进‘冷宫’”、“损坏唐代名画 文化局佯推不知”、“古剑上三道编织 当作废物全部拆去”、“签定时意见不一 真迹被判为摹品”、“曾经提出不同的意见 回答是这种精神很好”、“储藏室设备较差 木箱里乱堆古物”、“次品中整理出藏品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等为小标题，对当时上海博物馆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乱象，作了报道。这篇文章中，主要的采访对象就是上海博物馆保管部的编目组组长夏玉琛，而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保管部主任徐孝穆的报道，只是集中在最后两个小节而已。在文章的最后，马蓝以讽刺的口吻写道：“‘西晒的大太阳’也会晒到文化局和文化部的办公室的吧？不知道他们那里是冷，还是热？——记者心里这样想。”显而易见，作为一家主要面向市民的新闻媒体，《新民晚报》的这一负面报道对上海博物馆的公众形象，很容易造成极大的破坏。而杨宽一方面对一个闭门会议上的言论不依不饶，置顶头上司文化局长陈虞孙的劝说而不顾，坚持反驳；另一方面，却对面向公众的负面新闻做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模样。虽然其自传作于几十年之后，但他透露出来的两种不同的面向，却也很值得深思。结合徐森玉发言中所说的“而损坏这些文物的工作人员反而升官加级了”，则其用意所在也就很清楚了。

因为这篇记者的报道，作为杨宽直接下属的夏玉琛此后的日子显然不会好过。杨宽自己说道：“按照当时整个文物界反右派斗争发展情况看来，在我们这个博物馆中有材料可以定为右派分子的，只有夏玉琛这个人，因为他捏造博物馆破坏古物的事。当时，《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所写的号召文物界揭发右派分子的文章，其中就举出了夏玉琛在《新民晚报》上诬蔑上海博物馆的事作为例子。”又说：“……大家看到翦伯赞的文章后议论纷纷，看来夏玉琛也因此感到非常紧张，受到自己良心上的责备；当他看到我的时候尤其显得紧张，怕我拿出翦伯赞的文章来。因为翦伯赞这篇文章刊登在《文物参考资料》的第一篇，具有社论的性质，在当时文物界的运动中，具有权威性。”正如前面提到的，上海博物馆损坏文物的事情，事实俱在，不容否定，而杨宽却说是出于夏玉琛的“捏造”，则其叙述的片面性可想而知。杨宽提到的翦伯赞一文，指的是翦伯赞的一篇名为《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在文物事业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发言，是在文化部党组召开文物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中的讲话。这期的《文物参考资料》卷前，有一个这次座谈会的发言特辑。翦伯赞的发言，排在当时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后面，是该刊该期的第二篇文章，无论从性质还是地位上，似乎都无法与社论相比拟。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翦伯赞讲道：“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和其他部门的右派分子一样，也是否定成绩，夸大缺点，他们说政府‘视宝藏如废物’，把‘名画古物当作次品废品，被打进冷宫’……所有这些谬论，无非是把解放后的文物事业说成漆黑一团。”其中所言，正是《新民晚报》那篇报道中所写。

不久之后，杨宽又记述道：“夏玉琛在惶乱了许多天之后，终于在一天的全体大会上站出来勇敢地揭发这件事的真相，指出徐森玉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事先在徐森玉家中，经姓谢的画家和姓潘的书法家一起商量起草的，并且得到了徐平羽的同意。”姓谢的画家和姓潘的书法家，分别指的是谢稚柳与潘伯鹰。杨宽的这一说法，估计应该是事实。但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徐的发言就是个阴谋，只能说明徐对这一发言甚为重视而已。而夏玉琛则每天处于重压之下，终于力不能负，据杨宽说：“夏玉琛在揭发之后隔了两天，突然跳楼自杀了。他从二楼陈列室的阳台上往下跳，跌在原来跑马厅看台的棚顶上，再滚到地上，震惊了博物馆全体人员。”虽然夏当天被送往医院救治，杨宽曾去探望，但对于这一悲剧的发生，哪怕是在数十年之后，杨宽也没有觉得与自身有关联，他总结道：“看来由于他揭发了徐森玉和徐平羽勾结的阴谋，感到无路可走而走上了自杀之路。”

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也就是1957年的6月，上海博物馆迎来了它的第一任馆长王一平。王一平当时是上海市委常委，由他兼任馆长，显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与他一同到任的，还有一位言行副馆长。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王一平和言行的到来，是不是代表了什么？现在还缺乏关键性证据，不敢妄测。杨宽的自传中，曾经不点名地描绘了一位文化局派来的女干部，说的应该就是言行。在杨宽的笔下，这位女干部在主持会议时会“慌了手脚”，在处理问题时会“完全失去威信”，正因为她“威信扫地”，所以只好“草草收兵”，结束了在上海博物馆的任期。杨宽总结道：“于是这里的反右派斗争就在这样一场大风浪后结束了。”

上世纪50年代《高逸图》所经历的这场风波，当时貌似已经处理妥当，但实际上，画的损伤并没有得到切实处理。直到1985年，上海博物馆决定再次组织力量，重新装裱修复这件作品，由上海博物馆顾问、书画鉴定家谢稚柳亲自选定了安徽省博物馆的国画名家徐子鹤来负责。而徐子鹤也不负重托，以生花妙手使这幅绝迹终还旧观。

狄平子的鉴藏生涯

励 俊

民国时期，海上书画鉴藏活动十分活跃。收藏家以庞虚斋（1864-1949）、狄平子（1872-1941）、叶遐庵（1881-1968）、吴湖帆（1894-1968）和张葱玉（1914-1963）为最知名。如今，庞、叶、吴、张皆有表彰，唯独狄平子声名式微；稍具识见者，不过略知《青卞隐居图》（今藏上海博物馆）为狄平子旧藏而已。其身后惨淡如此，不免令人唏嘘。

狄平子的书画题跋同样湮没无闻。这些散佚各处的题跋，涉及清末民初书画流转、名流交游踪迹等，颇有他人未道之言。今从旧日札记中摘选若干，略施钩抉，以存掌故。

一

明清两代，狄氏乃是溧阳大族，世代皆有书画藏品。然经太平天国一役，几乎毁遗殆尽。经狄平子之父狄学耕（1820-1897）苦心经营数十年，书画珍藏再次蔚为大观。尽管狄学耕在政坛默默无闻，但他的藏品在清末堪称一流。其中赫赫有名者，莫过于董其昌榜额 “天下第一王叔明” 的《青卞隐居图》。

《青卞隐居图》曾是乾隆内廷之物，著录于《石渠宝笈》，嘉、道年间为工部侍郎李宗瀚秘藏。李宗瀚出身“园林半城，富比王侯”的盐商世家，以碑帖收藏而闻名。咸同之际，李宗瀚家族衰败，《青卞隐居图》为狄学耕所获。另有多件明代书画随之入藏狄氏，比如文嘉的《秋江别棹图》。狄平子曾有题跋，文曰：

休承此幅专守衡山家法，而逸韵秀色几有青出于蓝之概，当为休承画中第一精品。同治末年，先君子得之李春湖学士家，与六如《南州借宿图》同时来种石轩画麓。屈指近六十年矣。

《南州借宿图》见载于《金匮藏画评释》，亦有狄平子题识，云：

……春湖学士在南书房时，得内府藏画不少，此其一也。当时不敢轻以示人，秘玩而已。覃溪学士亦未及见者，以此故也……

覃溪学士指翁方纲。翁、李两人交情莫逆，李宗瀚最有名的唐拓《孔子庙堂碑》及淡墨本《大观帖》等皆有翁方纲跋文。但李宗瀚对《青卞隐居图》讳莫如深，外人无从知悉。显然，这与怀璧有罪的大环境有关。这不，后一任藏家狄学耕稍有声张，便摊上事了。

狄平子《青卞隐居图》长跋云：

先君子生平嗜古，所藏宋元剧迹中，此幅及宋人《五老图》皆属见著录者，向不轻易示人。同治初年，先君子宦游豫章，有王霞轩者来权赣章，欲夺此《青卞图》不得，而隐恨于中。岁戊辰（1868），先君子实授都昌宰。邑俗悍，有两村械斗案起，不听弹压。王乃藉词委道员以重兵驻邑境，相持年余。至欲加乡人以叛乱之名，而洗荡其村舍。先君子力争。王乃属道员讽以意，谓《青卞图》必不可者，或《五老图》来亦可解此厄。先君子乃叹曰：“杀身吾所不畏，《清明上河图》之事固愿蹈之。不甘以古人名迹任人豪夺以去。惟因此一画幅至多杀戮无辜之愚民，则抚衷诚所不忍，不能不权衡轻重于其间也。”于是遂以《五老图》归之，事乃解。向例，邑有军事，一切供给皆邑宰任之。综计因此画所费，已数万金之多。至光绪癸巳（1893），其子幼霞以五老册售于盛伯希祭酒。其时，徐颂阁协祭函来询此事之颠末。先君子约略其词，托言以友谊相赠，未以实情相告。今岁易周星，记其真相以告后之藏此画者。

王霞轩，即王必达（1824-1881），是李宗瀚的同乡后辈。他以军功受知于曾国藩，仕途颇为通达。同治初年，王霞轩升任饶州知府，都昌乃其属县。狄学耕被顶头上司施以手段，只能将珍藏拱手相让。当时，友人赠他一联“惯遇途穷权忍泪，渐喜无人问藏名”，正是这种无奈心理的写照。

二

咸同之际，一些江南书画文物流散到江西。狄平子《山水云槎图》题跋云：

明季四大家文沈真迹尚易观，唐仇二家真笔绝少。吾生平所见精品不出十余件。此卷《云槎图》用笔秀逸，直逼宋人，诚为艺林至宝，铭心绝品也。唐仇双璧更加文衡山题诗，四家已得其三矣。同治壬申（1872）先君子得之豫章，是岁即余降生之年。每展玩时，取言此卷与儿同岁，至其善守之勿失。今先君子去世已二十年矣，每忆庭训，不胜黯然。庚申冬日重付装池，敬题数语于后。

《山水云槎图》在清末民初颇有名气。上世纪30年代，狄平子租借金城银行保险柜寄存书画精品，《青卞隐居图》与此画在列。《山水云槎图》后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购，藏于上海博物馆，事见《朴园日记》。

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八大山人《杨柳浴禽图》是狄家旧藏，有狄平子的跋文二则，其一云：

此撝叔兄旧藏也。先兄积堂公书匣中存撝叔手书柬帖零件极夥，皆主吾家时所书者。先君子每谓撝叔书画终不免江湖气息，以此家人均不重视，今遂无一存者。此幅以有白门李氏藏印之故，撝叔视为美玉之玷，乃留先兄处，当时曾临此幅画意于扇头，今亦不知何往矣！幸此幅尚存，因记其缘起于右。甲子八月中秋后一夕，溧阳狄平子题于宝贤盦。

撝叔，指晚清书画家赵之谦。《寒松阁谈艺琐录》曾说“撝叔至江西后，画亦不多作。予仅见王小初太守有屏八幅，任筱沅中丞有屏四条，及贻予书画纨扇一握而已”。如今看来，赵之谦在江西时所作未必少，只是有受者弃之如敝履。

同治十一年（1872），赵之谦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当时，他颇为穷困，致友人手札云：

……到省数月，未获一差，日用应酬支持不易。……

刘坤一接任江西巡抚后，推荐赵之谦去编《江西通志》，然而也未解穷困。札云：

……此间志书一差，弟之薪水按月仅三十金，八口之家焉能敷衍？……

两札俱见《悲庵手札真迹》。赵之谦大概是在这一时期去的狄家。狄平子称赵之谦为兄，后者实则年长四十余岁。狄平子幼年习画，不知是否出自赵之谦教习？

《杨柳浴禽图》跋文之二云：

江右有画估李溥泉者，金陵人也，以寓公自居。凡书画经其收得，辄加以“白门李氏珍藏”一印。其时李芋仙丈与先君及程丈石逸、赵兄撝叔等相约谓：李氏此印实为书画之劫，无异名姝遭强暴之污。嗣后遇名迹倘有白门李估一印者，同人概不受留，使彼伧或知所警。此幅亦因有此一印，故撝兄遵约乃以赠先兄，不复取归，当时名流风趣如此，因更志于后方。丁卯六月避暑印空轩，无依道人平子又记。

李芋仙，是曾国藩的幕士李士棻（1822-1885）。咸丰末年，湘军渐成反攻之势。据说湘军收复失地时，往往大肆掠夺，有“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之说。李士棻就在此时偶得王蒙《秋壑鸣泉图》，后来被狄学耕用宋刻善本换去。狄氏得到《青卞隐居图》后，《秋壑鸣泉图》之名遂为所掩。此外，狄学耕还藏有两幅宝爱的元画，一幅是黄公望《松溪高隐图》，一幅是倪云林《怪石丛篁图》。后者如今藏于上海博物馆。

狄学耕嗜画若性命，室内悬挂这些历代笔墨，狄平子寝食其中，自然耳濡目染。为了参验古画，他常常废寝忘食而乐此不疲。

三

光宣之际，狄家的书画藏品有较大的散失。《平等阁笔记》卷四称：

先君子暮年见世局日非，欲尽挽救之力，此数年间，计售去书画近二百件。最后余由日返京时，又经仁和陈兰洲君鬻去数十件。大都为铭心佳品，而四王恽吴最精之作尤复不少。当时价格且不甚昂，今则几二十倍矣。

狄平子早年毁家纾难，筹款支持康、梁的维新运动。如今看来，部分钱款恐怕是卖画所得。当时，四王吴恽的画作已经很昂贵；此后价格一路扶摇直上，甚至超越宋元画作。《天咫偶闻》记载：

近来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如“四王吴恽”之画，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册有至千金者。古人惟“元季四家”尚有此直，若明之文、沈、仇、唐，每帧数十金，卷册百余金。宋之马、夏视此，董、巨稍昂，亦仅视“四王”而已。

《天咫偶闻》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狄平子“由日返京”则在两年之后。此前，狄平子因“勤王讨贼”起义事败，遭清廷通缉而逃亡日本；狄平子转道返京，目睹了清帝国首府文物零落、满目疮痍的惨景。他在笔记里写道：

……仪銮殿为日据，三海物荡然无存矣，惟仪銮殿中重器则均尚在。……颐和园内各处，皆一空如洗。佛香阁下排云殿内，什锦橱数十座，高接栋宇，均存空格，可想见当时。其中榻列之品，不知凡几，各国游客，皆争取一二物，谓留为纪念品。遂至壁间所糊之字画，窗间雕刻之花板，亦瓜剖豆解矣。……颐和园中，则碧犀宝石翡翠珠宝等件居多。近数十年，各督抚臣工，搜剔民间宝物，悉入此中矣。

嗟乎！圆明之劫，继以颐和，是何异敛全国之精粹，聚而歼之，较之杀人盈野者，其惨益剧，其痛弥永矣。

起义之路早已失败，大概有一笔筹款无处可用，狄平子转而抢救文物，在北京城里收购了不少唐宋古画，包括李唐《骡背秋风图》、李权《寒林飞瀑图》等。这批古画托名者居多，有些甚至不到代。想来，狄平子此前只看过几幅家藏的元画，对中高古书画还是欠缺眼力的。

在北京期间，两位杰出的鉴藏家对他产生了影响。一位是《无益有益斋论画诗》的作者李葆恂，狄平子对他推崇备至，称其“识见之超，鉴别之精，诚为中国第一法眼”。另一位则是以甲骨收藏闻名的刘鹗，两人是江苏同乡。有一次，狄平子在海王村荒肆买到半截《荷亭消夏图》，另半截据说被外国士兵扯去了。隔了几天，他就带着半截画去刘鹗家，与刘家所藏的胡廷晖摹本比较，相互参验。刘、狄两人还交换过书画藏品。一幅托名管仲姬的《吴江初雪图》为狄平子易得，其题跋曰：

庚子拳匪之乱，刘铁云得之于王文敏宅。时文敏已殉难，其宅为外人所据。余爱其用笔秀逸不让吴兴，以香光、蝯叟两字卷易之。甲子春（1924）重付装池，因记其缘起。

刘鹗晚年怨家遍地，被清廷秘密通缉。系狱前，狄平子曾为之奔走。1907年12月，《时报》刊出一则《刘鹗藏品估价》；半年之后，刘鹗被流放新疆，名下产业全部充公。这则《刘鹗藏品估价》见者不多，特引录如下：

抱残守缺斋主人收藏金石书画为海内巨观，主人居京师积二十年之久，当百宝荟萃之区，经无限名家考订，故诸品皆为希世之珍。近因宿债日重，故全数出售，由小号经理，凡鸿鉴大家，祈早购为幸。

商太卜藏龟大小一万二千片 价银一万二千元

此品系商朝太卜所掌之物，刀笔所书，每卜一次，记之于龟，洵中国最古之文字也，于己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全数为抱残守缺斋主人所得。

三代秦汉印章两千余方 价洋六千元

三代古玺，大者每方价五六百以至千金，此中大玺十余方，小玺七百方，汉官印百余方，私印千数百方，至精至纯，稍有可疑者即行剔去，印谱分四集，记四十八本。

周秦汉三朝瓦当 价洋五千元

汉瓦恒见，秦瓦即稀，周瓦尤罕。此中如道德顺序、羽阳临渭、羽阳千年、井干不流等，皆周瓦之至精者。其他为世所不见者约数十品，内有画瓦十余品。共计一百九十余品，无一同范，比之潍县陈氏，奇品为多，海内藏瓦，推为第一。

宋拓碑版

北宋拓怀仁圣教序，共推海内第一本，三千元。宋拓九成宫，一千六百元。宋拓皇甫碑未断本，一千二百元。宋拓麓山寺，一千元。

唐宋名人书画

唐颜鲁公三表原稿卷，二千元。宋米元章书送李愿归盘谷序，一千元。五代董源巨然山水二幅合装一卷，一千二百元。五代徐熙水禽图卷，一千二百元。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卷，一千五百元。宋许道宁云水出山腰图卷，一千二百元。宋夏珪寒山图卷，八百元。宋米友仁临安山图卷，一千元。宋赵千里仙山楼图卷，七百元。宋郭熙山水卷，八百元。

刘鹗的这批藏品很快星散各处。其中《琉璃堂人物图卷》为狄平子购取，今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其题跋数则，摘引如下：

……此卷为抱残守缺斋主人刘君铁云所藏，清季末叶时，以质巨金于钱肆，展转入余平等阁，画笈生色不少。

……

此卷本刘铁云故物，忆前清光绪末年时，李文石、王子展共为赏鉴，其论与余合。文石审定书画均精，子展对于书法鉴赏亦确。今三君久归道山，与琉璃堂人物同为古人矣。乙丑冬日狄平子志。

李文石即李葆恂，王子展则是王存善（1849-1916）。王存善以藏书闻名，其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奸王克敏。

四

光绪末年，上海聚集了不少维新同仁。《青卞隐居图》上出现了几则题记，引录如次：

光绪丙午（1906）四月，沤尹、太夷同题。

光绪丁未（1907）十月，上虞罗振玉观。

……

光绪戊申（1908）四月游沪，得从平等阁观此神品；余家旧藏《山居图》，他日当携来就质也。闽县陈宝琛识。

四位题跋者都是光绪末年政坛的活跃分子。沤尹、太夷，分指朱祖谋与郑孝胥。宣统帝溥仪继位后，郑孝胥和陈宝琛积极谋事，成为末代皇帝的左右手；朱祖谋则无意复出，寓居海上填词校刻。罗振玉是刘鹗的儿女亲家，曾与狄平子等人共同创办东文学社，资历最浅；他最终也投奔了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重臣。这些都是后话了。

陈宝琛题识的这一年， 是维新党人面临命运选择的重要时点。狄平子受到江苏籍立宪派领袖张謇影响，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他一方面回购保皇派股份，全资经营《时报》，另一方面则发展有正书局，以珂罗版精印书画古迹为号召，出版了大量的金石书画图籍。

1908年，有正书局推出了《中国名画》第一集。此举被张謇称为“以美术为实业教育之新鲜空气，用意良远”。是年冬，《中国名画》第二集刊行，卷首有罗振玉的序言，文曰：

……

平等阁主人英英如云，醰醰好古。慨横流之澒洞，怯名迹之榛芜。是用尽发旧藏，并征百氏。琳琅辐辏，吴越好事之家；模写精能，欧美发明之术。八万四千之宝塔，成于崇朝。什一千百之菁华，珍兹片羽，冀以永留名墨，广被人间。

……

振玉小有搜罗，粗谙鉴别，睹兹盛举，颇发幽情。索我弁言，贻君小引。冀夫笔精墨妙，随江汉而长流；玉躞金题，与昆仑而永固。光绪戊申冬十月望上虞罗振玉叙。

此序实为东文学社高才生王国维的手笔。关于罗、王两人的关系，已是老生常谈，就不展开了。序言中平等阁主人是狄平子的别称。平等阁即是斋号，也是藏画之处。为了支持《中国名画》，狄平子不但动员南北收藏家提供藏品，而且“尽发旧藏”。据笔者统计，《中国名画》收录的平等阁藏画约有一百六十八件，包括贯休《渡海罗汉图》、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等唐、五代画迹二十种，李权《寒林飞瀑图》等两宋作品五十三种，黄公望《松溪高隐图》、郭宗茂《芦花双鸭》等金元名画二十二种，文衡山《踏雪骑驴图》等明代画作四十九种，以及王原祁《仿巨然山水》等清代画作三十四种。1919年，张大千陪同李瑞清、曾农髯去平等阁看画，据说所藏“宋、元、明、清都百数十幅，皆一时妙绝之尤物”。这个数字与《中国名画集》历年所刊大致吻合。有正书局还以单行本形式刊印过不少平等阁所藏的书画、法帖。据此估算，狄平子的书画藏品总量约在三百件上下。

如今，有论者以为庞虚斋的藏品家底来自狄平子，误矣。两人年辈和成名时间相近，藏品不可能同源。清末民初之际，“大贾贵于王侯，卿相贱同厕役”，洋务买办和红顶商人的实力最为雄厚；狄平子虽然薄有产业，但财力远不及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1909年，庞虚斋出版了《虚斋名画录》，共著录历代名画五百余件，足以称雄东南。无论是宋元书画，还是明清名笔，狄平子都难与庞虚斋颉颃。当然，偶有一两件书画胜出是有可能的。狄平子题跋《恽南田着色桃花》，曰：

瓯香老人画轴真迹最少，而花卉较山水尤希，以虚斋收藏之富，亦仅《荷花》一幅。清末时又转归武进盛氏。今刻闭置画箧，无人展视，饱供蚁蠹，殊可惋惜。此幅虽属绢本，而点采天然，气韵出逸，端称神品。

狄平子编辑《中国名画》，与南北收藏家皆有往来。对于虚斋的鉴藏家底，狄平子是清楚的。武进盛氏，当指洋务派首脑人物盛宣怀。以资产论，盛家富可敌国，庞家亦甘拜下风。盛宣怀曾计划筹建愚斋艺术馆，召名家汪洵、陆恢为之掌眼，陆续收了一些书画。不过，他的热情有限，艺术馆最终不了了之。可见，收藏固然仰赖财力，真知笃好亦不可缺。

五

1921年，《时报》经营巨亏。狄平子将其盘给黄伯惠、黄仲长兄弟。脱离报业之后，狄平子更专注于书画，并陆续买入一些新的藏品。

有一次，有人带来一幅清人虞沅《饥禽觅食图》上门求售。这幅画年代近，作者无甚名气，本来卖不出价。但来人告诉狄平子，古画商有意将此画去款，伪充宋元名笔卖给外国人。狄平子闻听，立刻照价付款。后来，他在题跋中写道：

近年来，明人画幅多半为画估截款易以宋人名号。此径残酷无知识之举动，亦文艺界之浩劫也。呜呼！譬之杀人死者不可以复生，刑者不可以复续，此画得救，如人之得庆更生也。因喜为题记。

平等阁的一些明清书画，就是这样救赎而来。狄平子跋清人颜峄《雪夜归鸦》，文曰：

桐客画，国人既不知名，画估遂多涤去其款，易以宋人名字，以博重价。而数十年中，日人收去者复不少。以此，国内所存者寥若星辰。六法以宋维正字，自元明以来，宋人面目日为沦没。桐客画能神形俱到，即可借以窥测宋画之一斑，其可宝正在此。而画史却不载其名字，真可怪矣。

……

颜桐客画专临写宋人遗稿，神形俱似，但画史向不载其名字。经日本人收买后，国人始知有颜峄其人。丁卯冬得此幅，乃知其字为桐客。此幅系随意点染，与平时临仿之作不同，尤堪爱玩。余旧藏有《湖天渔乐图》一轴，与此堪称伯仲。

老一辈的书画收藏家，大多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欧美收藏家在沪大力收购高古书画，许多有价值的书画被卖到国外。狄氏对此深感痛心。有一次，他从古玩店购回王振鹏款的元画《货郎图》，高兴地题跋道：

旧见《货郎图》多署名苏汉臣，孤云此图或是仿宋唐人旧稿，旁立妇女小儿，衣饰眉目之古旧，使无孤云章款，几疑为唐人画笔矣。画中器物之多，大足为考古者研究之资料，极可宝贵。己巳冬月得之沪上古玩肆中，其时外人收画者少，此幅遂得留存国内，诚幸事也。

在沪上行医的英国医生珂师藏有不少古代书画。即将归国养老之际，珂师医生忽然去世，这批藏品暂留寓所。狄平子得知后，立刻以重价购取，所谓“出塞之明妃遂作归汉文姬矣”。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其中一幅宋画送去装潢竟然遭人临仿作伪。狄平子得知后颇感无奈，只能解嘲说“鉴赏家终能辨别也”。

1935年，故宫文物将赴英国展览，先期运抵上海。狄平子等人被选为评审委员，对书画文物进行审查复选。饱览内府珍藏名迹之余，狄平子向同为评审委员的吴湖帆谈起《睢阳五老图》的流散经过，唏嘘不已。其实，这两位名家早在1929年就有交集。当时，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沪举办，两人均有国画创作入选。当时《美展汇刊》编辑陈定山写了一篇报道，将参展的国画家分为六大派，狄平子和吴湖帆两人均归入文人派。作为唯一的中国画家代表，狄平子还向宾客致答词。

1935年4月6日，故宫参展文物评审委员沪上雅聚。吴湖帆在日记里写道：

与叶遐庵合请伯希和等四英德委员，假张葱玉住宅。狄平子携带山樵《青卞图》、唐贤首国师墨迹卷二种。叶遐庵带马远《踏歌图》。蒋穀孙带元〈宋〉楼璹《耕织图》二大卷，乾隆题字有数十则，元仇远等题字，项子京旧物也；及王烟客大山水册。张葱玉处获见张彦辅《竹石》（孤本）、顾定之《墨竹》轴。余自携梁楷《睡猿图》与《化度寺碑》，碑后伯希和题一法文跋，陆云伯为余译之。

当时，上海的富贵阶层有收藏书画的风气。不过大部分人属于斗富，只在乎画家的名气和画作贵贱，对于真伪鉴赏一知半解。张葱玉虽然是富家子，但没有这种习气。年纪轻轻的他，当时已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这次聚会，令张葱玉和狄平子这两代收藏家有了交集。

狄平子晚年健康状况不佳，糟心事也遇到不少。上海沦陷之后，《青卞隐居图》受人觊觎，不断有日本人、汉奸上门打探。总算狄平子竭力持护，保得名迹周全。那些维新同仁的老关系想必都用作挡箭牌了。此时，狄平子有意出让藏品。1939年，张葱玉去狄家看画，归来之后在日记里写道：

与临泽、和庵至狄氏观画凡百许事，其中惟唐子华《摩诘诗意》、唐六如《藕香图》、邵弥《竹枝》为可观。狄氏以收藏闻名，今所见若此，甚矣，真鉴之难也。

这第一次上门，见不到好东西也是难免。张葱玉年轻气盛，话不免有些过。平心而论，狄平子名士气重，眼光确实略旧，但他的藏箧还是很深的。幸好，汤临泽（1887-1967）是有正书局旧人，与狄平子关系不错，对平等阁藏画知根知底。经过这位中间人撮合，张葱玉陆续买到一些精品。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盛懋《秋舸清啸图》，就有张葱玉题识“狄楚青丈旧物，临泽为余得之”云云。

1941年，狄平子在沪上病逝。未久，狄氏后人析产，平等阁藏品星散四方。最令人瞩目的名迹——《青卞隐居图》引得吴湖帆、朱省斋、陈定山等各路收藏家纷至沓来，不料却扑了个空。最终，这幅名迹被金融大亨魏廷荣收入囊中。十多年后，陈定山在回忆文章中指责主持析产的叶遐庵从中渔利，干没狄家的吴镇《墨竹图》。这桩公案聚讼至今，容另文详叙。“干没”肯定是子虚乌有。这件吴镇《墨竹图》如今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其上有狄平子的题跋，文曰：

梅华庵主仿东坡《风竹》一枝，用笔劲而雅，深得长公遗意。先君子藏庵主画佳者，为绢本山水一轴、纸本山水手卷一，及此而三，今均在余处。病起展视，追想当年与南弟侍立时，评论三者之高下，事隔三十年，南弟去世而已三年，惟此画无恙，不禁慨然。

画无恙，人已逝。收藏家的命运，大体如此。

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

胡文辉

一

梁鸿志是只活在传奇里的人物。

作为北洋官僚的余裔，他跟不少同时代的名流一样，身上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素养和作风，精于诗文，深于学问，喜藏鉴，好声色，可是，由于他的汉奸身份，其《爰居阁诗》及《诗续》罕有流布；他曾在刊物上陆续连载过札记《爰居阁脞谈》，但数量未多，更未结集成书——不像与他同门同命的黄秋岳那样，身后有厚厚一册《花随人圣盦摭忆》传世。因此，世人之于其人，纵闻其名，亦不知其文。他只是个传说。

而我在此，只想谈谈梁鸿志传说的传说——仅限于收藏一道，而且仅限于“三十三宋”一事。

梁鸿志的“三十三宋”，颇为知者艳称，大凡述其生平，多会涉及。所谓“三十三宋”，顾名思义，即三十三件宋人手迹。50年代后流寓香港的收藏家朱朴（省斋）说过：

生平所见宋人书法名迹，私人收藏中，自以梁氏爰居阁旧藏之“三十三宋”册为甲观；至于公家收藏，则当然要推故宫博物院（按：指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宋贤书翰”册为第一了。（《记“宋贤书翰”册》，《画人画事》，香港中国书画出版社1962年版）

身为梁鸿志的乘龙快婿，朱朴的话自然是有分量的。

今人谈收藏，似乎喜欢说“专题收藏”，而从专题收藏的角度来说，“三十三宋”自是高不可攀的。试看书画和鉴藏大家吴湖帆，曾集有《清代七十二状元书箑册》，已堪称高品位的专题收藏（见苏州博物馆编著《苏州博物馆藏清代七十二状元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但若跟“三十三宋”一比，仍未免寒伧，真如屌丝遇上高富帅了。

不过，凡言及“三十三宋”者，多甚简略，甚而多有讹误。如身属梁氏“朋友圈”的陈器伯（寥士）回忆：

抗日战争前，梁再度居沪，在毕勋路买下一所巨丽的花园洋房，林木蔚翳，有城市山林之致。梁在新宅招致一班骚人墨客，赋诗论画，兼赏古玩，因藏得三十六件宋代古物，故又自称“三十六宋斋主”。（《梁鸿志与伪维新政府》，《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又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综合卷》，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

但就连陈器伯，也将“三十三宋”误为“三十六宋”了。又如沦陷时期供职汪伪银行界的孙曜东曾说：

梁鸿志谁都看不起，他曾以诗文称雄文坛，古文底子很厚，曾收藏了宋代人的三十三封信，其中包括苏轼的信，故名其书斋为“三十三宋斋”……（《说不尽的梅兰芳》，宋路霞整理《浮世万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所谓“三十三封信”，恐怕也不可靠，“三十三宋”应当都是手迹，但未必都是书信。不过，由他们所闻所述，我们仍可相信，梁氏曾以“三十三宋斋”为其室名。

以一人之力荟集如此多的宋迹，未必没有伪品。曾随叶恭绰参与梁氏饭局的黄萍荪说：

酒酣耳热之时，客人们怂恿梁出示传家宝以一饱在座眼福。梁欣然上楼捧了下来，原来所谓传家宝乃是三十三位宋名家手书（梁自称“价值连城”）。后生们于此道是外行，难辨真伪，但见名鉴赏家的图章累累而已。……据说，曾有日本行家愿出五十条金条要梁割爱，梁一口咬定非百数莫言；但事后叶恭绰曾说，“名家手书”云云，实除东坡一页可信外，余皆存疑。（《梁鸿志二三事》，《汪伪群奸祸国纪实》；又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一卷《军政人物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叶恭绰在藏鉴上的经验和能力无可怀疑，但他即便真的私下“踩”过梁鸿志，也未必没有“羡慕嫉妒恨”的成分吧。

二

抗战胜利后梁氏系狱，入罪，以至被祸，“三十三宋”一时不知所踪。关于梁本人当时所得的信息，以同狱的金雄白所记最多，也最详：

原“维新政府”旧人中，搜罗古代书籍字画最多的，要推陈群、梁鸿志两人。……梁鸿志一生收购不少宋代字画，以及古版孤本，平时摩挲展玩，爱不忍释。一声胜利，其家人想寄藏他处，而为他所阻止，他说：“我无事，这东西将来还是我的；否则一经搬迁，即易散失，即使由别人拿去，还是让它留个完完整整的吧！”所以全部珍藏，还是好好地放在上海毕勋路他的家里。谁料梁鸿志避匿苏垣，尚未被逮，忠义救国军陈默部队进驻，放在案头上的一幅苏东坡的真迹，立刻不翼而飞。许多宋明版的书籍，家人眼睁睁地望着兵士们已经用来拭秽了。在提篮桥狱中时，忽然一天把梁鸿志提审，原来在陈默家里发现了上面有梁名字的扇面，因此有劳法院查问，似乎陈默还因此被羁押过一时。梁鸿志开庭后回来告诉我说：“我这次被逮，生命不足惜，毁家无所憾，但有两事将永不能释然于怀。……像苏东坡墨迹那样的稀有国宝，而竟落入于武夫之手。”（《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0年版，第87页。类似记述参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春秋杂志社1961年版，第41页；《梁鸿志死前两憾事——细说汪伪之一章》，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梁鸿志博闻强记》，《江山人物》，香港星岛出版社1983年版）

这里说的“让它留个完完整整的”，主要即针对“三十三宋”而言，因为作者在别处就同事有异辞：

在“维新政府”诸人中，他与陈群两人搜罗古物最富……至于梁鸿志除购得若干宋明版本，与珍本、孤本，以及抄本外，更有宋代字画三十三幅，因以名其斋曰“三十三宋”。当他走避苏州以前，坚嘱家人不许携置他处，深恐一经搬动，难免散佚，他说：“我无事，仍为我有；我不免，则籍没归官，仍求完整。”不料在接收之初，即已被搜劫一空，最后真由政府接收的，早已所剩无几。（《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四册，第34页）

不过，或因当时内外隔绝，传闻失实，或因后来时过境迁，记忆变形，金雄白的说辞虽非空穴来风，却几近颠倒事实。

郑振铎1957年12月16日有这样的日记：

十一时许，到紫光阁（按：今在中南海）武成殿，看梁氏妾丁捐献的三十一通宋人尺牍，其中以辛稼轩一通为白眉。（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89页。按：此事由陈麦青先生拈出，见其《关于朱省斋》一文，收入《书物风雅》，中华书局2013年版）

由“梁氏妾丁捐献的三十一通宋人尺牍”云云，很容易联想到梁鸿志的“三十三宋”。同是在1957年，潘伯鹰有诗《三十三宋人法书册子藏于梁众异爰居阁。梁既见法，其姬人丁氏以献公家，而章行严丈实始终之。行丈有诗，奉同》：

锦函朱记杂行书，两宋人才俨接裾。绿绶夸曾钟鼓飨，玄珠护自狴犴余。试凭一诺千金际，追想三生十索初。惟有丈人生死谊，直从亡质溯知鱼。（《玄隐庐诗》卷十，黄山书社2009年版。按：第四句“狴犴”代指监狱，第五句“一诺千金”当谓梁氏挥金购藏，第六句“十索”借用隋代歌伎丁六娘《十索》诗，扣紧梁妾丁氏）

以潘的诗题与郑的日记相印证，所述当是同一事，则“梁氏妾丁”即梁鸿志的“姬人丁氏”。可是，潘从章士钊（行严）那里得来的名目是“三十三宋人法书”，仍是梁氏之旧，而郑所记的却是“三十一通宋人尺牍”，应以何者为是呢？考虑到郑时任文物局局长，又系当天日记，其记录或较潘的转述更为可靠，我觉得可暂时接受“三十一通”之说。总之，在梁氏身后，其原藏的“三十三宋”并未散出，至多只是稍有遗佚。

根据潘伯鹰的诗，在捐献一事中，章士钊是很重要的参与者，这也不出情理之外。章与梁鸿志本是旧交，很推重他的诗才和学问，抗战后曾为他出庭辩护，60年代更长期收留他的遗腹女（据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此时他居间让丁姨太捐出“三十三宋”，恐怕不仅是为国宝的保存着想，也是为梁家的处境着想吧。

说到这里，还应当回过头来，看看40年代末期署名“连城”的一篇掌故文章。此文谈及梁鸿志身后的“逆产风波”时有云：

有一陈姓者代表张梁氏（梁鸿志的已嫁女儿），告发梁赵慧真及梁丁慧贞隐匿应该没收的逆产。所告发的事实根据梁孝成生前写给他阿姊张梁氏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到梁鸿志有金条四百多根，美金若干万元，古人名画及宋元版本书籍极多，均被赵丁二姨太隐匿。信中并特别强调书画中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三宋名人手书墨宝一大册，内有王安石，苏东坡，辛家〈稼〉轩，岳珂等在内，本系故宫之物。……这三十三宋大册页中有一页辛弃疾的墨迹，曾在从前龙沐勋（按：龙榆生）所主办的《同声》月刊上用铜版影印过，梁鸿志的友人中见过这部册页的也颇不乏人，不能说是子虚乌有之词。……大概正当胜利之初，上海在极度混乱中，梁鸿志所收藏重要的书籍字画以及那一册三十三宋，或者已被捷足先登的同志们劫收了去，也未可知。（《梁鸿志生前死后》，《子曰丛刊》第一辑，1948年）

我们现在既知道了丁姨太捐献的事，则证明“张梁氏”诉梁氏两位姨太隐匿包括“三十三宋”在内的财产，确非诬告。至于连城猜测“三十三宋”有可能为接收人员私下夺取，则与金雄白“被搜劫一空”的说辞不约而同——当时的“接收”成了“劫收”，乱象纷纭，故连城、金雄白才会有此怀疑或想象。

此外，朱朴在关于台北故宫所藏“宋贤书翰”一文里，还有一个注：

此文既刊之后，获悉“三十三宋”册已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得，其中辛稼轩一页，且已于《文物精华》第一集刊出；特此附记，以志欣快。（《记“宋贤书翰”册》）

这样，不论是“三十三宋”，还是“三十一宋”，总之梁鸿志这份专题收藏的下落是清楚了。

三

接下来的问题：“三十三宋”到底是啥“三十三”，具体包括了哪些宋人的手迹？

对于梁氏原藏册页，假若北京故宫仍保留其原状，或者只要存有捐献的档案，这个问题都不难求解。但我于此，既无所闻，亦有所疑，姑仍辑录手头材料，略为稽考一二。

前引连城的文章有这样一句：

内有王安石，苏东坡，辛家〈稼〉轩，岳珂等在内，本系故宫之物。

又孙曜东说：

……他最为珍爱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中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曾巩、陆游等人的手迹），已成为戴笠的战利品……（《梁鸿志及其最后的几首诗》，《浮世万象》）

其中苏东坡一种，前引金雄白的回忆已提及——按他的说法，东坡手迹在战后接收时已为外人劫夺。另有辛弃疾一种，郑振铎、朱朴也都提及了，朱氏更谓手迹见于《文物精华》；据查检，当即赵万里《陆游、辛弃疾的手稿和其他著作》一文所介绍的“辛弃疾到官帖”（见《文物精华》〔一〕，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按：此件今题“去国帖”，彩色图片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宋代书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10-211页），赵文同时介绍了“陆游自书成都感怀诗卷”，但应非梁氏旧藏，否则朱朴就应两人并提，而不是只及辛弃疾一人。

陈巨来作为艺坛后辈，曾与梁鸿志交往密切，有《记梁众异》一文，在回忆民国画家赵叔孺时也兼及梁氏：

席后，梁氏并出示三十三页宋人墨迹求审定。余亦侍观，今只忆王安石、辛弃疾、岳珂三札矣，半山字至劣，辛亦平平，惟岳珂字特佳耳。岳珂之字，写作“”，据考据，宋时以上饬下之札签名例减笔也云云。（《赵叔孺先生轶事》，《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辛弃疾《去国帖》

持此与连城所记对勘，则王安石、岳珂两种，亦可确定其有（按：故宫博物院今藏岳珂《郡符帖》，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宋代书法》，第184-185页）。

除了以上四家，我还有点怀疑，是不是包括韩世忠之子韩彦直的一种？梁鸿志有诗《题韩蕲王翠微亭题名拓本》（《爰居阁诗》卷九，民国刊本），诗题自注引原拓云：

绍兴十二年，清凉居士韩世忠因过灵隐，登览形胜，得旧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男彦直书。（按：此迹今已不存，亦未见宋人著录，始见于乾隆年间丁敬《武林金石录》。）

诗中更颇涉及韩世忠父子的书法问题：

磨厓彦直笔，佳儿异豚犬。六龄工擘窠，九重器瑚琏。（史称忠武子彦直、彦质、彦古，皆以才见用。又彦直年六岁时，即能为擘窠书，尝上殿拜御赐。）传家眉山法，典重非熟软。至今潭国书，旧宫宝残茧。（忠武以绍兴十二年封潭国公。清宫旧藏忠武书札，笔法似苏长公。）战瘢余四指，柔翰无由展。岂类刘安成，捉刀恃姝娈。（忠武以累战负伤，两手仅余四指。又刘光世与岳武穆、张魏公题名严州乌石寺，刘不能书，命侍儿意真代之。姜尧章有诗曰：“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涴绿苔。”见《鹤林玉露》。）

拓本在性质上已隔一层，自异于手迹，但也是宋迹之遗，梁氏投注于此的心意是无甚差别的，即令不宜归入“三十三宋”之列，至少可视为“三十三宋”的外编吧？不论如何，由梁氏此诗，也很可见他于宋人书迹的学识之深了。

《韩世忠翠微亭题名》图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十三册）

另，龙榆生1937年有词《临江仙·爰居以手拓韩蕲王绍兴十二年翠微亭题名见示，率拈蕲王词韵赋之》（《忍寒词选》，《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2页；《忍寒诗词歌词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页），陈方恪亦有诗《爰居阁主人属题韩蕲王西湖翠微亭石刻拓本》（潘益民辑注《陈方恪诗词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皆缘此事而发，兹不具引。

位于杭州灵隐风景区的翠微亭（新修）

四

还有一事值得述论。北宋蔡襄有“自书诗卷”手迹，清亡后自内府流出，曾为文博名家朱家溍之父朱文钧（翼庵）珍藏，朱家溍述其后续谓：

先父逝世后，抗战期间我离家到重庆工作。家中因办理祖母丧事亟需用钱，傅沅叔世丈代将此帖作价三万五千元，由“惠古斋”柳春农经手让与张伯驹。此帖在我家收藏了二十余载；在张家十数载，随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等名迹一起捐献给国家。自此以后，蔡襄此帖便入藏故宫博物院。（《从旧藏蔡襄〈自书诗卷〉谈起》，《故宫退食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此件彩色图片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宋代书法》，第24-27页）

关于此事，得手的张伯驹后来也有忆述：

朱氏逝后，其嗣仍宝之不肯以让人。庚辰岁翼庵氏之原配逝世，其嗣以营葬费始出让，由惠古斋柳春农持来。时梁鸿志主南京伪政，势煊赫，欲收之，云已出价四万元。时物价虽涨，然亦值原币二万余元。而朱家索四万五千元，余即允之，遂归余。（《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署名“丛碧”，见张伯驹主编《春游琐谈》卷三）

此处张于梁鸿志不无贬辞，意在合时，而未能免俗；若说梁“势煊赫”的话，那他出价更土豪，居然饿狼口中夺脆骨，又怎么说？另，此事孙曜东晚年也曾提及。在沦陷时，张伯驹到上海任事，被人假借汪伪特务机关抓捕，因有孙的帮忙才告脱身，遂有孙的如下回顾：

伯驹为了感谢我，拿出他的一件宝贝藏品：北京〈宋〉蔡襄自书诗册送给我。我怎么能收呢，那时他人刚回来，惊魂未定，最要紧的是要回北京去，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况且我知道，这部蔡氏诗册是他花四万五千块钱买下来的，当初是清宫秘藏，在溥仪未被赶出紫禁城时，就被太监偷出来卖了。萧山朱翼庵从地安门市肆购得。朱氏夫妇去世后，其后代为筹营葬费才卖出来。梁鸿志已出价四万元，伯驹出价四万五千元，终于收归己有。这样一份千年瑰宝，伯驹爱之尤深，我决不能夺人之所爱，遂坚拒之。（《“大怪”张伯驹及其被绑票的真相》，《浮世万象》）

蔡襄自书诗卷（局部，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宋代书法》）

关于蔡襄诗册出售的价格，张伯驹、孙曜东两家所说一致，而与朱家溍所述有所出入（或许差价即归中间人），但其他细节大体契合，其所述当可信据。如此说来，梁鸿志也曾极为垂青蔡襄诗卷，“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可终究擦身而过，未免有些遗憾，否则，他就可以将室名升级为“三十四宋斋”了！

自然，就梁氏的结局来看，“三十三宋”也罢，“三十四宋”也罢，总是过眼烟云，自身既难保，多此一“宋”，又何为者？而且，不论是梁氏原藏的“三十三宋”，还是张伯驹豪取的这件蔡襄，最后都分别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不是殊途同归了吗？

梁鸿志用力于收藏，当始于居京为官时，即北洋政府时代，至战后被处决，不超过三十余年，于时代，于个人，都只是片时春梦而已。不过，他以失败的政治家之身，而能坐拥“三十三宋”，终是私人收藏史上的壮观，也是名士史上的艳谈，也足可傲骄了。

〔补记〕

近阅蔡登山先生《叛国者与“亲日”文人》（台湾独立作家2015年版）一书，又得几条有关线索。其《“佳人做贼”的梁鸿志》一篇，引了经堂（朱朴）的《记爰居阁主人》，原文说道：

……那篇梁氏自撰的“爰居阁记”高悬在上首，和它遥遥相对的，是谭瓶斋所书的“三十三宋斋”一块匾额。后来我曾问起过梁氏关于“三十三宋”的意义，在我的揣测，以为不过和陆氏“皕宋楼”之类收藏着三十三种宋刻罢了。不料梁氏回答我的，却是三十三种宋人的书画手迹，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咋舌了。（原载《古今》杂志第三期，1942年5月）

此文我曾过眼，但后来已无印象。还有《朱朴与〈古今〉及其他》一篇引了沈鹏年的回忆，原文如下：

朱朴仍对梁特别尊重，不仅梁的国学根底深厚，更因他是清代中丞、“江苏巡抚”梁章钜的后裔。梁章钜政绩、文名卓著，富于收藏。传到众异手里还拥有两宋（北宋和南宋）苏东坡、黄山谷、米南宫、董源、巨然、李唐等书画名家真迹三十三种，故自称“三十三宋斋”主。这些国宝级极品的珍藏不能不令朱朴为之咋舌。（《文以载道、秀出天南——悼文史大家金性尧》，《行云流水记往》下册，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二版）

此外，近承宋希於提供黄萍荪晚年的回忆文集，其中《梁鸿志生前死后侧记》一文提及：

……他又从铁柜中捧出《宋贤墨宝》一巨册，内列王安石、苏东坡昆仲、辛稼轩、岳珂、曾巩、欧阳修等合计三十三人手迹。遗憾的是自己不是鉴赏家，真赝莫辨，见主人着重其事，只好顺着恭维一番。（《前辈风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以上这些文字，凡具体涉及“三十三宋”人物者，皆出于晚年回忆，考虑到作者的身份及其行文，恐不足尽信，尤其沈鹏年的说法更显得信口开河。姑录以备考。

沪上学书摭忆

——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白谦慎

2002年夏，我到台北参加纪念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书画家江兆申先生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在台北多逗留了几天，观览公私书画收藏，其中之一便是石头书屋所藏书画。书屋主人陈启德先生从事建筑业，为人儒雅，不但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还成立了石头出版社，专门出版艺术史和昆曲的书籍，在中文读书圈的口碑甚佳。

那天陈先生为我准备了一些明清书画。每当我看完一件后，他便会递给我下一件，并报出那件作品的名称。当他告诉我下一件将是傅山的行草《哭子诗卷》时，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和当时已经完稿的英文版《傅山的世界》一书中，都详细地讨论了一件题为《哭子诗》的傅山手卷。由于傅山书写过不只一本《哭子诗》，我无法确定这卷是否就是我曾讨论过的作品。卷子还没打开，我问陈先生，此卷是否有何绍基的题跋。陈先生答：“有。”我马上意识到，这即是我十七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件《哭子诗卷》。于是，我站了起来，兴奋地和陈先生握了握手，告诉他，这是一件我苦寻多年的艺术精品，它和我多年前在上海学习书法的经历有一段难忘的因缘。

傅山《哭子诗卷》（局部）

1972年，中国步入“文革”后期。在林彪事件之后，政治空气明显松动，各地的文化活动开始逐渐复苏。那年9月，我进入上海财贸学校财经八班（亦即金融班）学习。这个学校由“文革”前的上海银行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商业学校等数所中专合并而成。金融班的老师除了原来银行学校的一些老教员外，还调集了上海银行系统的一些优秀业务人员担任。上海历来是中国的金融重镇，在过去，银行业被称为“百业之首”，从业人员的素质非常高。有意思的是，在上海银行系统，字写得好的老职工非常多，包括我在财贸学校的一些老师。在打字机还未普及的时代，银行的一些票据（如定期存款单等），都需手写，银行对书写十分重视。在“文革”前，上海银行学校有书法课，老师是刘景向先生，写得一笔端正的楷书。我入校后，书法课还没有恢复，但老师们在和学生的接触中，经常会提起写字，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学生中也有练习写字的风气。

1973年上半年，在语文老师任珂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萧铁（德新）先生。萧先生出身常熟望族，退休前在华东化工学院工作，退休后在家写字自娱，有时教教友人的孩子们书法。萧先生的家离我家很近，走路不到三分钟。萧先生的字以颜体为根基，后专攻怀素大草。在他那里，我虽未学草书，但却认识了不少草字。萧先生常在报纸上练字，去他那请教的小朋友们，都用报纸练字。我那时练字，中楷写在毛边纸上，稍大些的字，也写在报纸上。去向萧先生请教时，他常会抽着烟斗，拿那一枝沾着红颜料的毛笔，在报纸上圈圈点点，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时间便在满室的烟草味中悄悄溜走。萧先生的常熟口音很重，虽说上海话和常熟话同属吴语系统，可刚开始时，我还是很不习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听懂他的话。好在书法是视觉的，看他用笔，看他圈点，也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

萧铁先生

“文革”中学书法的条件并不好，能买到的碑帖很少。上海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即朵云轩，“文革”时改名为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从古代字帖里辑出来的字和摹仿的字（因为有些繁体字要改为简体字），做成文字内容反映时代革命精神的字帖，如《王杰日记》、《智取威虎山》等。一些工厂的工人用晒蓝纸复制一些书法资料，或是用半透明的描图纸来双钩一些借到的古代碑帖或墨迹，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有一次，萧先生借到一卷文徵明的行草书《游石湖长歌》卷，非常精彩，萧先生先用描图纸双钩出一本，原作还给友人后，我又根据萧先生的双钩本钩摹了一本。在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机缘接触原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最珍贵的学习机会了。

1973年下半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作王弘之先生（1919-2006）。王老师祖籍湘乡，父亲王伯秋（1883-1944）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母亲孙婉是孙中山先生的次女。王老师在上海长大，自幼在父亲的督导下学习书法。当时上海居住着一些湖南籍书法家，如曾熙（农髯，1861-1930）、符铸（铁年，1886-1947）等，和王伯秋先生过从甚密。王老师少年时便有机会向这些乡前辈请教。王老师毕业于沪江大学政治学系，这所教会学校的许多课程用英文讲授，所以，王老师的英文很好。1949年后，很少有和政治学相关的工作，由于国学修养好，王老师就在银行学校教语文。看到我喜欢写字，王老师就经常给我一些指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指导我写字，是我们师生之间正常的交往。但王老师对我说，他有个邻居字写得很好，等我毕业后，他会介绍我认识。我那时并不知道王老师是孙中山的外孙，父亲是民国政界的一个人物。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养成了事事仔细小心的性格。在那个时代，社会上通行的罪名之一就是“用封建文化腐蚀青少年”，而大多数喜好书法的前辈，都和清朝、民国的统治阶层脱不了干系，“出身不好”。即便此时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不少，但介绍一个在校的年轻学生认识社会上的老人，王老师还是相当谨慎，他不想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如果王老师不主动介绍我认识老先生，自然更不会惹麻烦上身。只是，在那个缺乏正常学习传统文化的年代里，遇见愿意学习的年轻人，前辈们总是垂爱有加。

王弘之老师

1974年，我从财贸学校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工作。有了正式的工作，就算是走向了社会，标志着成熟了。毕业后不久，王老师果然带着我去拜访他的邻居——金元章先生（1905-1993）。王老师和金先生住在静安区延安中路的明德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离我的工作单位很近，离我的家也不远，骑自行车几分钟就能到，我常去拜访。

金元章先生

金先生是杭州人，父亲金承诰（1841-1919）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善山水，工治印，喜仿汉人粗朱文。金家是杭州的大家族，金承诰先生曾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师母也出身名门，是西泠印社社长王福庵先生的外甥女。像金先生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在“文革”中大多会受到冲击。但金先生在50年代就提前退休，在家赋闲，平时除了去领退休金外，和原单位没有什么联系。“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单位的造反派早已经记不起有这样一个人，他因此逃过一劫，家中的一些艺术品（主要是印章和印谱等）也得以幸存。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金先生的退休生活却相对平静。白天不下雨的话，他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喝茶聊天。回到家里，便是写字、画画、刻印。我认识金先生的时候，他正好七十岁。虽为古稀老人，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每日临池不辍。楷书临的是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敬客书《王居士砖塔铭》，隶书喜临《曹全碑》，行草则广涉诸家。金先生习字，喜欢将半透明的描图纸蒙在帖上，用朱墨摹写。他的褚体楷书和曹全体隶书，都写得温文尔雅而端庄灵动。

金先生虽为世家子弟，自幼家境优越，但绝无纨绔气。他性格直率豪爽，乐于助人。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有些艺术家生活困苦，金先生曾慷慨地帮助过他们。他和沪上的浙籍收藏家和艺术家如高络园、唐云、张大壮、钱君匋、来楚生等交往甚密，在上海的书画圈很有口碑。书画圈的友人出现纠纷，有时也会请金先生出面调解，主持公道。由于他交游广，我去他家请教时，常能看到墙上挂着一些书画家的近作，这给了我很好的观摩机会。

除了写字、画画、刻印外，金先生还会很多和书画相关的技艺。比如说，他在毛边纸上双钩的碑帖，线条很细，但匀称有力。打完印章后，他会从乌贼鱼骨头上刮下粉末，保护印色。他能用国画颜料打很好的界格，并自制信笺。他还会刻扇骨、笔筒，做各种拓片。金先生比我大整整五十岁，他七十五周岁那年，我们曾合作过一把扇子，他为我画了一个扇面，另一面我写了小楷，他在扇骨上刻上了他画的梅花。师生俩的岁数相加，正好百岁。

我认识金先生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了两年，高考恢复。1978年秋，我考上北大。临行前去向金先生告别，金先生拿出一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珂罗版双层宣纸单面精印的《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上面写着送给“谦慎小友”的题辞，作为赠别礼物。金先生知道我喜欢写小楷，特意指出这本画册后有何绍基的小楷长跋。打开一看，里面的何绍基小楷果然精到之极。我把画册带到北京，它伴随了我在燕园的求学生活。1986年赴美留学，它又随着我到了太平洋彼岸。

我到北京读书后，参加了北京大学燕园书画会的活动，和同学一起筹建了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翻开了我的艺术生活的新一页。不过，我和在上海的书法老师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每次寒暑假回上海省亲，也都会去向几位老师请教。金先生也不时会把他的书画作品寄给我。1979年夏，金先生和他的四位朋友到北京旅游，还专门到北大来找我同游圆明园。那年金先生七十五岁，和他同来的朋友，最大的一位八十一岁，最年轻的一位六十五岁。当他们到我的宿舍时，我的室友才惊讶地发现：白谦慎原来有这么多的“老朋友”。那天，由我带路，我们从北大出发，步行了近一小时，抵达圆明园，在那里凭吊古迹。一路上说笑，个中愉悦，自不待言。

1982年，我大学本科毕业，由于当时政治学在我国刚恢复不久，亟需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留校在国政系的政治学教研室任教。也就在这一年，我的书法论文《也论中国书法的性质》在《书法研究》上发表，我给金先生送去一本，他非常高兴，专门赋诗一首：

忘年交谊实难忘，七八老翁二八郎。谈印论书共研讨，少年远比老年强。

诗后有跋文云：“谦慎与余相识十载以来，商讨书法篆刻，过从甚密。自去首都深造，学业更为精进，书法以及著述、治印作品时见于报章杂志，深得读者赞赏，余称其‘少年远比老年强’诚非溢美之辞。壬戌初冬杭人玄木海上玄庐精舍。”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重新检视那时我的书、印、文，都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金先生的诗和跋，是他见到一个晚辈的进步，欣喜之余给予的鼓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化生活也越来越繁荣，学习书法的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即“文革”中的东方红书画出版社）等开始陆续出版古代碑帖。进入80年代以后，上海开始落实归还抄家物资的政策，一些没有被毁坏、盗窃或遗失的抄家书画，逐渐回到原主之手，能够观赏到原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85年暑假，当时已在北大留校任教的我回上海探亲，在苏州大学工作的北大同学华人德（北大学生书法社创始社长）到上海来看我。8月21日，我们一起去拜访金先生。已经八十一岁的金先生兴致很高，专门带我和华兄一起拜访他的老朋友、收藏家郑梅清先生，观看一些“文革”中被抄走、新近归还的书画，其中一件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傅青主的《哭子诗卷》。打开卷子，我们立即被卷中奇肆跌宕的行草书所震撼。当时金先生已听说手卷主人有意转让给某博物馆，但议价未谐。为了能留住这一墨迹的神采并得以时时寓目，金先生提议我们集资请他的友人林树楠先生拍摄全卷，每人手中能有一套照片。不久照片拍好了，我带着这套照片返回北大。

一年后，我便去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留学了。在艰苦的留学生活中，书法一直伴随着我。除了练字外，我还在罗格斯大学的东亚系担任中国书法课的助教，在当地的中文学校教华裔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练书法，并于1990年春和友人在罗格斯大学画廊策划了美国第一个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览。同年秋，在张充和、王方宇两位前辈的推荐下，我进入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学习和研究书法由业余爱好变成专业。

由于初到美国经济拮据，转到耶鲁后学业紧张，阔别祖国六年后我才于1992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由于那时我已决定以傅山书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所以回国后我还将去山西实地考察。在给王弘之老师的信中我提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到上海后，我去看望金先生，六年未见，自然是高兴之极。金先生虽然已经八十八岁了，但精神很好，健谈如故，每日还是写写画画。他详细询问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谈及自己，他说年事已高，家中所藏的一些清代原拓印谱和来楚生先生为他刻的印章，都已转让给了来先生的一个学生。就在我准备告辞时，金先生想起了什么，说：“小白，听说你的博士论文要写傅山的书法，我这里还保存着《哭子诗卷》的胶卷，或许对你的研究有用。”说完，他打开写字台右侧的抽屉，取出黑色的胶卷盒，交到我的手中。

拿到胶卷，我真是喜出望外。虽说我还保存着七年前拍摄的那套照片，但毕竟那时暗房条件不够好，冲洗质量一般，而且照片的尺寸也比较小，要作为艺术史论文的附图，总显不足。如今有了胶卷，就可以在专业的暗房里把照片放得更大更好了。

1996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获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经过六年的修改，英文版《傅山的世界》于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经过翻译、增删、修改后，此书的中文繁体字版于2005年由石头出版社刊行，次年大陆三联书店印行了简体字本。无论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在《傅山的世界》中英文版中，1985年在上海所见的《哭子诗卷》都是我讨论的最后一件傅山的作品。它作于1684年，是存世傅山作品中的最后一件，在独子傅眉（1628-1684）死后不到一年，傅山也去世了。傅山年轻时，妻子张静君便去世，此后并未续弦。1644年鼎革后，才情很高的傅眉没有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而是追随父亲做了前朝遗民。在动荡而又艰难的岁月里，父子相依为命四十年。而今白发人送黑发人，傅山的悲戚可以想见。傅山作了一组诗，哭傅眉的忠、孝、才、志、赋、文、诗、书、画……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抄写这组诗，在诗中、在书写中寄托自己的哀思。而此时的傅山已经人书俱老，充沛的感情，娴熟的笔法，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和挥洒。1985年，金先生带我观赏这一手卷时，距它的书写时间刚好三百年。（关于傅山去世的时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傅山卒于1684年，一种意见认为卒于1685年。我持1685年说。）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仔细观赏傅山的原作。七年后，选择傅山作为我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后的第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2006年三联版《傅山的世界》在大陆问世后，多次重印，总印数已近五万册，读者可谓众矣。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两位书法老师——萧铁先生和金元章先生，却未能看到它。1984年寒假我未回上海探亲（此时我已在北京成家），1月下旬，我照例给上海的几位老师发了贺年片。2月上旬，收到萧先生的明信片。这时正好我的中学同学童金龙兄到北京出差，我托他带些北京点心给萧先生。不意同学回沪后来信说，萧先生不久前脑溢血去世。萧先生生于1904年，享年八十一岁。他的晚境并不好，经济拮据，身患疾病。萧先生去世后，孑然一身的萧师母也搬到侄女家去住了。1992年我回国时，张充和先生托我带信给她的老友樊伯炎先生。樊先生住在上海新村，离我家很近。他是萧先生的老友，我曾请萧先生托他为我画过一幅山水扇面。樊先生告我，他曾在公共汽车站遇见萧师母。得知师母尚健在，便请樊先生代我打听师母的地址，以便探望。最终也没有结果。

萧铁先生的明信片

金先生在1993年2月14日因感冒引起肺炎并发症去世，享年八十九岁。1992年夏的重逢，竟成永诀。从金先生游二十年，他教我写字、刻印，不曾收过我一分钱。见我喜欢刻印，为我广求上海名家的印蜕，借给我他珍藏的清代名家原拓印谱，并曾送我两本当代名家的原拓印谱，一本是来楚生的肖形印谱，一本是赵石、邓散木、来楚生诸家印谱。而《哭子诗卷》的胶卷，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最后一件，也是和我的艺术史生涯直接相关的珍贵影像资料，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金先生去世后不久，师母也去世了。上世纪90年代，我平均两年回国一次，我一直想找到金先生的后人，打听安葬金先生和师母的墓地。1996年访求无果。1998年，上海延安路要建高架桥，明德里临街的房子拆除，等我回国时，二十年前经常叩访的金先生旧居已荡然无存。不过，我并没有放弃寻找金先生墓地的希望。当年金先生的孙子金昇从东北考上清华大学时，金先生曾托我在京照顾他的爱孙。我曾和金昇联系过，只是学校对学生的生活学习都安排得很好，年轻人本不需我的关照，以后也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或许有一天我能找到金昇，能前往金先生的墓前祭拜，了却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画坛轶趣（上）

周昌谷

黄宾虹栖霞山居

解放初，黄宾虹先生自北京到杭州艺专任教，卜居栖霞岭。他老年变法，积宿浓重，水墨华滋，陈伯衡先生笑谓之“拓碑一样”。一次在艺专上课，那时的学生，很关心洋的东西，创作是极力提倡“单线平涂”的时候。而黄老先生在台上，大谈三代六朝，说：“昆仑山上有块五彩斑斓的石头，就有了水彩画。”台下就轰轰然，听的人很少了。

但是到黄先生家讨画的人，却是不少，有些人连偷带讨，裱成一本本册页。一般黄先生总是有求必应的，黄先生的座后，画幅堆积如小山一般，有时同时成批上色，用绳子晾着，陈伯衡先生笑谓之：“作坊一样。”一次学校派工人金某某服侍他外出，黄先生一定要送画给金，金说我是工人，不懂画，一定不收，黄先生说：“好的，你放着，好的。”一定要他收下，金才收下。直到二十年后，为了这张画，金的门槛差点为人踏破，金才知道真是好的。

有一次在外西湖十八号艺专的大门外，对马路湖边，掇了把藤椅，请黄老先生坐在柳树下，请他画一幅中国式的铅笔风景写生。黄老先生将自己头上的柳树画得低低的，左边高耸的罗苑也画成低低的矮房，远山一直升高。在当时洋画视平线透视的教育之下，大家看了，都以为很奇特。黄老很少作大幅，有一次作了一幅八尺立轴，是送给研究室的，想不到挂处漏雨，将半幅远山以上的空白，漏成黄水斑斓，重裱也去不掉，很难看而毫无办法。黄老先生说还是让他来设法，结果将画拿去，黄先生在水迹之处加上一个壁立的近景岩壁，就像透过窗门框看风景一样，误笔成蝇，真是十分奇妙。

这种事，他以前也有，因为后来我看到他有多幅山水，是画在画过人物的纸上的，远看是幅山水，近看仔细寻，还能找出人物轮廓。也有的画，颜色上在反面的，这倒是他自己可能光线不亮眼睛不好时弄错的，使裱画师傅很为难了。哪一面朝上才是呢？

黄宾虹先生九十大寿，仪式极为隆重，并展出了黄老的作品及黄老先生的藏画，私人藏画有这种水平，是很少的。记得有仇十洲画人物，王铎画笋、山水，等等许多精品，约百十来幅。那天大会，美院师生、来宾济济一堂，寿星长须大袍，坐在太师椅上，神态茫然，好像入定一般。当一位领导讲话，说道：“黄老先生描画了祖国壮丽山川，热爱祖国，为祖国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代表浙江人民向黄老先生九十大寿表示深切的祝贺、衷心的感谢。”他回过身去，向身后太师椅上的黄老先生一鞠躬，想不到黄老思路可能在黄山峨眉之间，神游八表，什么都没有听见，一瞬间十分尴尬。正在这时，可能黄老思路已到雁荡西湖，正好莞尔一笑，这位领导转身又继续讲了下去，尴尬局面就度过去了。事后，陈伯衡先生对我说：“这老头，想到哪里去了！”

那时，藏书画之风不盛，黄老先生虽然有求必应，但讨画者并不是轧破门槛——我就没有去讨过一次，倒并非不爱，我总觉得艺术家的劳动是辛勤伟大的，不能轻易去讨。记得前年我妹妹有篇文章登在《西湖》上，是说随着陈伯衡先生去访黄宾老，老人谈话时，她捡了一些画稿，后来带给我看，我很赞赏，并叫她今后还可多捡一点云云。这话，是与我的性格不相合的，恐怕她记错了。我自己讨都不敢，怎能唆使别人去捡，岂不成了偷画教唆犯了？我记得她曾拿了一幅她为艺专一位友人讨的字给我看，字是行书，诗我背不出了，画却没有见过。

一次在苏白公祠艺专男生宿舍的楼梯窗口，字纸篓中，就丢着一张黄老的草稿。那时黄老尚健，或者因为这张草稿太简单了一点，许多人经过字纸篓前都曾捡起看了，但又丢了下去，直到好几天后，才被识货的人捡去。

九十寿辰展览会后，莫院长要了一幅最好的，朱先生要的也好的，记得上题：“宿雨初收，晓烟未泮，兹以西泠山水写之，画不足观也。”当时大寿帮忙教员每人都要到一幅，我是研究生，没有资格。

1955年黄老先生谢世后，仪式亦十分隆重。一大车一大车的人载着一车车的花圈送他，由体育场会场送到南山公墓，一路上并无哭泣之声，因为前头有画像、大幅标语，所以路人知道是个老人，但市民当时也并不知黄宾虹为何许人也，只听说：“这老头有那么好的福气，活了那么老，死了又有那么多的人送他，想来他定然是个好人！”真是巷语街谈，盖棺定论。

1956年黄老本人的画和藏画本来是全部赠送给美院的，文化部还拨款造了陈列馆。但是当时的领导却推托不要，原因不知道，可能是对中国画的虚无主义吧！后来改赠博物馆，浙江文化局回赠了一万元钱，并家属每月的生活费。要说一万元，现在黄老一幅仇十洲就差不多了。黄老的画一百张扎成一捆，有数千幅，后来沈志昭去博物馆裱画，说：“以我的速度一辈子也裱不完。”1957年还在外西湖，说帮助党整风，可以提意见，我只提了一条，说：“黄老先生是美院教授，拒绝接受黄宾虹先生所赠藏画和本人的画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举动。”后来，听说向领导提意见，等于向党提意见，等于反党，就要当右派分子，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不是向本院领导提过了意见吗？还好，这记录也可能没有交上去，领导人却因别的事成了右派。

1957年，我搬到栖霞岭住，这时黄老先生的旧居成了“画家黄宾虹先生纪念室”。我常去那里，看画，怀念老人。最好的是雨天，没有参观者，我可以通过黄师母，坐在黄宾虹先生画桌的座位上，仔仔细细看黄老先生用过的笔墨纸砚、画稿，背后挂的是放大的黄先生照片，两边一副对子，是巴慰祖写的，看着想着，可以坐个半天。

后来美院搬到南山路，我也搬出了栖霞岭的宿舍，想不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却看到黄老的《栖霞读书图》，似对分离十三年的老朋〔友〕一样，这使我很喜爱。一是黄老旧居的写照，二是画得好，三是我也在栖霞岭住过，四像是旧友重逢。此时价已很高，买不起了，只有摩挲再四，以俚句记之曰：

栖霞岭上读书时，顾影虹庐夕照迟。二十三年风雨骤，人尘重对喜题诗。

让它记录我们二十多年的变化吧！

近来，有人造黄老先生的画卖钱，这似乎并不稀奇，历代的骗子都是这样干的。稀奇的是有人自己造了，却自己再写文章吹捧，真不知人间羞耻事，以为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看懂黄老先生的艺术，这就未免太妄自尊大了。

“倒潘运动”与“五同学被捕”

这还是在看到1981年第一期《新美术》七十一页那篇短文之后，所想到的。那时距潘老先生含冤去世还只十年，很多当事人还在，有人为了装扮自己，却就将历史搞混乱了。

我是1948年夏天进国立艺专的，入学后不久，就发生了五同学被捕的事情，从来也没有听说五同学被捕是为了“护潘运动”。短文中说：“在斗争中我和五位同学被捕入狱……”这样就成了六人被捕，显然是造句不当，应该是“……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同学被捕入狱……”。五位同学是李伏雨、萧传经、陈艺翁、冯启唐和王礼贤（？），我进校时间短，不知有否记错，此事问杭州书画社的李伏雨同志应更清楚。抓人的目的，是因为浙大和艺专的学生运动，三青团等分子告密、破坏、递黑名单，以致带领提人，目的在捉共产党。捉人那天是深夜，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其实捉的五人中，当时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他们被〕关在小车桥。王钢同学还发起募捐，救济在狱的五位被捕同学。被捕的背景还有一说：即当时辽沈战役早已打过，北京亦已和平解放，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解放军已迫近长江北岸，国民党被迫谈判，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国民党对真正的政治犯又不愿释放，于是就临时捉一些次要的，写了自首书再放掉，真是一举两得。五同学的被捕不知前后两个原因中的哪一个，反正是当作政治犯抓了，有的是写了自首书的，后来又放了。那时的潘先生德高望重，还是“心阿兰若住持”、“懒道人”，是不大过问政治的。“不畏暴力”、“到处奔走”，托人到监狱探望是过甚其词。潘老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将他说成是国民党的座上客、大红人，固然是不妥当，但是将他说成是一个革命者、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妥当的。有此未必为潘先生增辉，舍此亦未必为潘先生减色。总之，五同学的被捕并不是为了组织反对“倒潘运动”的“护潘运动”。将这一笔政治太浓的色彩抹在潘老脸上，虽然有如贴金一般的光辉，但是毕竟太显刺眼，而与潘老真正脸色调不和的了。

五同学是被营救出狱，还是国民党已经达到目的，不清楚，但是总之放出来了。这时已到1948年的冬天，很多进步同学到断桥迎接，在竹竿上缚了脱下的上衣当作旗帜，并将五同学抬了起来，一时断桥拥挤，永华公关汽车为之停开，交通阻塞，情况热烈，到平湖秋月苏白公祠前的操场上，还照了相。当天晚上在大礼堂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会上高喊“打倒反动派”！那天晚上当局和反动学生都偃旗息鼓，但我看那情况想：“第二天肯定要走掉的了。”果然，当夜会后听说就宿在金沙港，动身到四明山去了。

“倒潘运动”在1947年春，在五同学被捕的一年半之前，两事不相关联。我问过罗崇艺（尗子），他说是“中西画之争”，他是站在潘先生这边的。这是一说，又一说“倒潘”是三青团、青年军，幕后是有人操纵的，行为亦鲁莽可笑，因为潘先生左右的教师学生中，不问政治、脱离现实〔的〕大有人在，而落后的也不少，所以“倒潘”的旗号有反陈旧反保守的一面。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此事我曾问过潘先生本人，潘老说：“我当校长，并不是由我自己决定要当就当的，是教育部的命令。有人当过校长，以为校长永远是他的，我当校长时，他要我将校长还给他，我说由教育部决定，我没有意见。他校长拿不到，就鼓动学生闹风潮，其实，幕后也与朱家骅有关，说明教育部在相争，也说明国民党中央在相争。”潘老的话，透过表面，将本质都说清楚了。潘老赠画给短文作者的事，短文作者将它写在1946年，也是错误的。解放以前，除国画系同学外，其他人很少能与潘老接触，潘老也很少赠画给一个预科一年级的学生。我见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已毕业在国画系当教员，短文作者复员回来学习，在国画系当了同学。“大跃进”时，系领导要求老先生不要分散在家，每天上午到系教师进修室学习。在西大楼三楼朝北最西一间，当时尚未装玻璃柜。一天，我在会议桌上放了笔墨纸砚，老先生就画了起来。这时短文作者（教室在三楼朝南中间一间）拿了一幅四尺对开的条幅来，要潘老作画，潘老碍于情面就画了一幅墨竹。当时邓白先生是国画系主任，生气地说：上课时间，同学怎么跑到进修室讨画？短文作者如获至宝，就将湿淋淋的墨竹拿走了。1958年讨画之事历历如在目前，将它说成1946年，提早了十二年，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此外，关“牛棚”时，从1966年9月开始有牛棚的第一天起，直到1969年牛棚解散回到系里为止，我从头至尾一直是牛棚副组长，但是我从未一天见到短文作者这个“牛棚伙伴”。他可能关在别的地方吧！到桐庐建校舍当小工，已是1970年的事了，牛棚解散是在1969年，又何来牛棚伙伴呢？集队请罪潘老跌得头破血流，被短文作者送到医务室，我作为一个副组长竟不知道，真是太“牛”僚主义了。1968年可能是抓叛徒，我没有资格在场，也可能我记得1966年，第一次游斗，在陈列馆前下过雨的泥泞跑道上，要潘老敲锣，潘老是绊了一跤的，跌得仰面朝天（并没有头破血流），而扶他的也不是短文作者，游斗的第一天也还没有发明白袖章呢？

一篇一千字的短文，竟是年代颠倒，错误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一个镜头，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81年潘老纪念馆成立，仪式隆重，那些迫害潘老的打手们当然销声匿迹，不敢露面；在拍电视时，我冷眼旁观，看到短文作者见镜〔头〕快要转到华君武同志时，他却从对面墙脚下一脚窜到华君武同志边上的空当中，胸部一挺，入了镜头。这就是一个最明白的注解。只要电视录像一放，就清楚了。

王爷溥心畬

1948年溥心畬到了杭州，那时艺专的校长汪日章请他来艺专教书，溥心畬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一幢小洋房，二是要一部包车（不是小轿车，是私人的人力车，设备比出租的讲究些，那时有包车就算不错，据说小轿车全杭州也只三辆，大概是国民党省主席才有一辆吧。汪日章也只是有一辆私人人力车的包车）。因为全校也只有汪一个人才有这个条件，所以没法答应，溥心畬始终没能在艺专教书。

有一夜溥与小老婆上跳舞厅，回家时，小老婆与她的姊妹坐在前一辆人力车上，溥在后一辆。小老婆只管讲话，到里西湖与姊妹先回了家，溥的车夫没有跟上，问溥住里西湖几号，溥心畬说：“我也不知道几号，只知是门朝西湖开的。”里西湖的房正门都是朝西湖开的，这可到何处去找。后小老婆等久了，才出来将他找回去。大凡王爷，都与皇帝差不多，不会穿衣服、扣纽扣，反正有人服侍。当别人告诉溥心畬，小老婆自己抽好香烟，反将差的香烟给他抽，溥心畬说：“不会的，我是王爷，她自会给我抽好的，她自己抽差的。”

溥心畬是王爷，用的纸、笔、墨、砚，都是清宫藏的贡品，自是笔墨精良。宫内看的画精品多，条件好。他的诗、书、画，都是有一定素养与水平的，比起养画眉、喂细狗、抽大烟、玩窑子这类周总理谆谆嘱咐引以为戒的“八旗子弟”却是好多了。

50年代我到七里泷钓台，看到有溥心畬写的一块碑，一首七绝，前二句忘了，后二句是“千年不改桐江水，自有王孙痛哭来”，遗老的口气盎然，对清朝的灭亡、失去江山，是十分痛心的，我想一定早已砸掉了。所以他解放前就去了台湾，也是不奇怪的。

颜文樑勿吃咖啡

颜文樑先生性格幽默，为人风趣。原创办苏州美专，解放后任杭州外西湖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外面的声音，也随着人的心情而变化，比如解放以前，我到杭州来玩，买不到二等车票，只好坐三等，听那火车开动的声音，好像在讲‘介撘、呒没、二等、车。介撘、呒没、二等、车……’，一路听到杭州。这次心情高兴，坐在车上，一听火车的声音，却不是‘介撘、呒没、二等、车’了，却是‘高高、兴兴、高高、兴兴……’，一路听到杭州。”

开学典礼后不久，大家陪他去看博物馆，那是50年代，他看到两个躺着的木乃伊，说：“勿是格。”“勿是格。”“勿是躺拉浪格”“是坐拉浪格”……一直念着到十八号校门口。忽然说：“噢！我想起来了，巴黎博物馆的木乃伊，是坐拉浪格。”

反右时，他参加上海美协开会，他耳朵不好，但每次总发一次言，以为不发就不积极，一次错将给别人提意见的人，当作了自我检讨。他接着就给这位提意见的人，提一点意见，但又怕太重，伤了感情。他说：“对他么，耐说呒没意见么，是有格。耐说是啥格意见，又是呒没大要紧格，耐说到底是啥格意见呢，说出来也是勿要紧格，他格缺点么，说起来我也有格，耐说是缺点，也可以说是缺点格，耐说勿是缺点，也可说勿是缺点格，耐说是到底是啥格缺点呢？就是同我一样格，就是走到街路上厢，看到漂亮格女人，要多看两眼格。”一时，弄得哄堂大笑。

他爱洋古董，最喜古典洋台灯，收集有数十个，都装了电灯，有的一开是一盘水果，他很高兴。他也爱由女学生陪着上咖啡馆，有时还跳舞。50年代女学生很多是穿旗袍抹口红的。反右中，有人提他意见，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问他你今后还吃不吃咖啡，他说：“我再也勿要吃咖啡哉！”

他耳朵不好，头颈弯，两眼总看地下。“文革”时，将他揪到杭州，游街时，别人低头很累，他却正好。一次要“牛鬼蛇神”按高矮排，并要自报姓名及所犯的罪，他与刘苇先生最矮，排在最后，什么事又听不见，他很急，就对刘苇先生讲：“刘先生，刘先生，哩在上头讲点啥？”还拉刘的衣裳，刘只怕红卫兵看见，连连摇手，叫他“勿要响、勿要响”。他说：“哩在上头叫我勿要响吗？”

又一次，在牛棚中过了春节以后，突然，红卫兵要检查什么，要“牛鬼蛇神”排队，将身上东西全拿出来搜查。他在脱到布鞋时，有点顾忌，给红卫兵看出来，脱下他的鞋子一看，原来他撕了一小条大字报的红纸头垫在鞋子内，在上头写着“新春大吉”。

〔编者附记〕

这一组《画坛轶趣》（初题“坛外轶征录”，后改现题），凡七篇，是当代画家周昌谷（1930-1986）的遗作。据陈朗在《何以艺为：周昌谷评传》（台湾朗素园书局2016年版）中介绍，这是2012年周昌谷的妻子王含英病重时，请家中小辈清理亡女周天绛住宅时发现的周氏手稿之一，约写于80年代，未见发表记录。《何以艺为：周昌谷评传》选用了其中的四篇半，并有所匡正，如提到妹妹捡黄宾虹画稿一事与事实有出入，且有误解，又指出溥心畬去台湾已在解放之后。现经陈朗、周素子伉俪提供手稿全文，并授权《掌故》发表。在整理过程中，除明显的错字径予更正，个别漏字加〔 〕补上，余皆尊重原文，不作改动。

钱默存收女弟子

范旭仑

何灵琰，民国十二年（1923）生，细挑身材，大眼睛，白皮肤，月眉玉齿，鸭蛋脸上有两个深酒涡。父亲何竞武中将，与徐志摩、蒋复璁雅故。经徐森玉介绍，1945年1月，何灵琰拜钱先生为师。一年后徐森玉又为钱先生在国立中央图书馆找到饭碗。钱先生1944年11月作书致徐森玉：

今雨能来，古道可感。何女士从学事，既承尊命，不敢固辞。惟不才病齿，间日就医，俟阳历新年开课，何如？每周二次，时间当与何女士面洽，不敢复劳吾丈骑驿。但不才又着手新作一书，张彦远之无益遣有涯，陈师道之有益苦无多，聊堪自解；微恐此馆不能持久，姑暂定以寒假终了为限，及期再议。何女士名门淑媛，重以吾丈道地，不才决破例往教。苟遇风雪，或偶援《北梦琐言》四不出之成说，何女士万勿先过。其他节文，悉从捐弃。难用出世之法，而寡适俗之韵，以省事不着相为尚，亦不向虚空中钉橛之旨。此乃开宗第一义，务求亮察。余容面白。即叩

森翁吾师日祉

愿学钱锺书顿首 二十六日夜

近 事

藕孔逋逃到几时，斤将伤鼻火然眉。回心急作明朝计，折节甘交昨暮儿见《隋书》卷四十一。分得杯羹无乃忍，缝成尺布亦堪疑。生涯自断兴龙柏，便有春风总不知。

中秋夜月

赢得儿童尽笑欢，盈盈露暧挂云端。一生艳说当头满，四野哀嗷彻骨寒。楼宇难归风孰借，山河普照影差完。旧时碧海青天月，触绪年来未忍看。

森丈匡谬正俗 钱锺书稿

“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钱先生《汉书》笔记；参看《礼记集说》笔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朱子曰：与孟子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语意相类。”），“往教”自是“破例”。钱先生虽讽冒孝鲁收女弟子（《得孝鲁书却寄》：“乃引婵娟来，女弟比小仓。我笑且骇汗，逊谢说荒唐。”），而己亦见猎心喜，欲炙形色，是亦“破例”之一端也。《容安馆日札》第八十一则：

Noctes Atticae述当日哲学家卑己屈躬，登门往教，如恐不及，而弟子宿酒未醒，为师者枯坐以待。道尽解放之前补习教师苦趣，较之Palladas of Alexandria诗仅叹教书生涯清苦，学生赖束脩者（The Greek Antholog， IX， 169， 173， 174；“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tr. W. R. Paton， III， pp. 89， 91），可谓每况愈下。门馆与学塾不同。参观Joseph Hall，Virgidimiarum， 明人《绣谷春容》卷九下层《卷堂文》、《村学先生自序》，又《坚瓠五集》卷三《馆师叹》条引诗，又《醒世姻缘》三十三回，慨乎言之。

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己之情景会心。日札第四百三十则亦道及“四不出”：

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三《四事吟》：“会有四不赴，时有四不出”，自注：“公会，生会，广会，醉会；大寒，大暑，大风，大雨。”《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三《四事吟》引《复斋漫录》谓国初孔拯侍郎遇雨，向坊叟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热不出，风不出，雨不出，未尝置油衣也。”孔公顿忘宦情，早于康节。

——“远害要慎出入”也。张陈语见论于日札第四百七十七则又《管锥编》论陶弘景文。“新作”即《围城》。诫令“万勿先过”以期“不着相”，自为夫人地（《管锥编》论虞通之文）。据何灵琰说，她是在教学终了时，“父亲为了答谢钱先生，专门带着我去探望钱先生”。何灵琰于师母不着一字。

何灵琰

钱先生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何灵琰宝藏钱先生的来函，曾选印数通。约晤便笺：

徐森丈来，知清恙，甚念。学校大考在即，尚望善自珍卫。授课事可于考后开始，弗急急。不才于二十日上午十时后当造府商定功课。此颂

灵琰女士侍安

钱锺书顿首 四日

太夫人敬候

“太夫人”名淑筠。何灵琰《春分感怀》袒露：“没有一封能够完全读懂，只于能看懂的只言片语中，揣测先生的意思。更可笑的是，每次回信的大任，竟然交由我的母亲来完成。”

因岳父病逝，1945年3月30日，钱先生作请假条：

灵琰女士文几：

不才须赴苏州奔外氏之丧。如得车票，今晨便行，至迟不过后日。少则十日，多则半月必归。特此请假。王右军《兰亭序》始于“暮春三月”，而终以“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真有同感。匆布即颂

侍安

钱锺书顿首 星期五晨

“暮春三月”是丘司空的俊语。

又谢馈杂帖：

前奉一书，想尘览。今日蒙厚馈，佛云量己功德，殊汗颜也。校课减为一次，实出万不得已。日力无多，化身乏术；水底百东坡，山头千子厚，每为神往耳。何日为便，尚望电话示知。匆匆即颂

灵琰女士侍安

槐聚手奏 中秋前一日

太夫人前为请安。

呪竹生孙喜满盘，馋獠更啮绕窗残。绝知为笋衫堪脱，政使无鱼铗不弹。吞却浑疑法身是《五灯会元》卷三慧海云“青青翠竹，总是法身。不成食笋，便是食法身”，咽来聊作日华看《云笈七籖》卷二十三：学道者宜食日月精华，笋乃日华之胎。伯仁自爱清虚甚，食肉由人笑瘦寒。食笋戏作

清明时节昏昏雨，名唤清明滥到今。恰似重阳无实际，满城风雨是重阴。清明口号

灵琰女士吟存

槐聚近作

似作于1945年9月19日。“佛云”日札第六百九十二则用过：“佛言受供养云：审己功德，量彼来处。”柳苏之丽，《谈艺录》作“山头亿子厚，水底百东坡”。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泛颍》：“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东坡后集》笔记札之。“校”是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何灵琰也是钱先生学堂上的学生。《食笋戏作》前此未见，自注则《管锥编》用之。

弟子馈送枇杷，钱先生致谢函云：

承惠佳果，感刻感刻。清恙想差，甚念。雨后微凉，伏惟晚来胜常。即颂

灵琰女士刻祉

钱锺书顿首

《千字文》中字无不可拆，惟枇杷二字连贯成文，不能分拆。贵乡李莼客侍御尝强欲拆之，见《越缦堂日记》同治十四年五月初三日下，告博一笑。又古人云无润不墨、无犒不力，戋戋之数，尊记却而不纳，殊失大雅。兹附上，烦代犒之为幸。又及。

太夫人前敬此请安。

黄柑相奉右军帖，红棉同分灵祐禅。此亦洞庭三百颗，先尝带涩已欣然。

江州送橘值重阳，为说青青尚待霜。别有洞庭三百颗，先秋早作佛妆黄。

小诗奉谢灵琰女士馈枇杷。枇杷甚甘而诗曰带涩者，以用仰山送果与沩山之典束缚使然。为胡适之见，又将大骂用典，讲八不主义矣。留此资二次文学革命者之口实。一笑。

槐聚戏笔

托杨必致一函想达。

何家馈遗必不责报偿，而钱先生雅尚往来——足见“礼”者非揖让节文（code of courtesy），乃因事制宜（decorum）之谓。《越缦堂日记》笔记：“五月初三日言枇杷二字可拆。”《墨庄漫录》笔记末书“无润不墨斋”五字。那两绝专为何灵琰作，他处未见。杨必是何灵琰的同学，钱先生的高足。跟杨必同宿舍的孙探微，《燕巢日记》论《泠然斋诗集》卷一《夜读杜诗四十韵》之“唇绽齿微现”齿及：“按孔子、欧阳修皆露齿，据此则少陵亦然。何孙探微之多也！”

这是1946年6月8日书，钱先生往教已毕——

灵琰女士文几：

不晤数月，伏想佳善。卒业期近，当应留洋考试，以阁中高才，真如拾芥。不才与有荣焉。家君返锡，不才全家归省，今午方来沪。知荷嘉贶，是益我素餐之愧也。舍弟返璧，甚合鄙意。望向堂上善为说辞是幸。小诗一律，纸尾呈吟鉴。余不备。专此布谢，即叩

侍安

钱锺书顿首 八日夜

尊翁、太夫人前请安。

春间宋明女士招饮，极道阁中清才冠世。并闻。

还 家 予未入里门十二年矣。

出郭青山解送迎，劫余弥怯近乡情。故人不见多新冢，长物原无只短檠。重觅钓游惊世换，惯经离乱觉家轻。十年浪迹江湖遍，又卧虚堂数柝声。

宋明，不知何许人。这“吟鉴”里面总有文章。何灵琰《钱锺书·围城·才人》追忆：

开始，钱先生负责辅导我的英文，而后没有多久，钱先生发现虽然我对英文没有兴趣，但是中国文学还是有不错的基础。所以，我们每每上课的时候，竟然最多的是谈论中国诗词。实际上，我现在的文学功底是从钱先生那里得来的。那个时候，钱先生已经着手小说《围城》的写作，所以，《围城》总是少不了的话题。那时每逢上课的时候，钱先生总要先把他又新写出来的章节拿给我看，上课时英文的教授只占据一小部分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讨论《围城》。有一回，钱先生和我说，在《围城》里，以我为原型写了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会画画儿、写不好字儿的太太。那个时候，我很奇怪，觉得我们之间不像师生，倒像是朋友。和钱先生在一起，我最喜欢的和最怕的就是钱先生那调皮的眼神和微微翘起的嘴角。每当看到钱先生的这个仿佛是嘲讽的表情，觉得既滑稽又紧张，滑稽自不必说，而紧张的是不知钱先生又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

那时候，钱先生每次下午两三点钟到我家来，上完课后，我们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的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叫上两客嫩鸡焖面，一边吃东西，一边继续讨论《围城》，所以，《围城》里的人物都有谁、出自哪里、以什么人为原型，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烂熟于心。

假如何灵琰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记起杨绛那篇《记钱锺书与〈围城〉》，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会想到它：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

汪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锺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对于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中角色的原身，钱先生1983年复戴开元书得意于自家艺术的成功：“在北京、上海和美国都还有人说自己是书中某某女角呢！”上海容稚蘅，北京赵萝蕤——实乃杨季康耳：“我充当了唐晓芙的模特儿”（杨绛报李黎书），而恼恨读者把自家当作孙柔嘉（《槐聚诗存》中“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诗所谓“恼煞声名缘我损”）。

何灵琰到美国学纺织设计，曾和胡适、顾献樑、周策纵、吴讷孙、唐德刚等同结白马社。夏志清《追念钱锺书先生》：“那时不少有钱人家把子女交钱锺书补习，现居纽约市的何灵琰女士，曾拜徐志摩为干爸，当年也跟钱读过书。”又《胡适杂忆序》：“白马社里三位新莎菲女士，我只认识何灵琰，她是徐志摩的干女儿，在上海时期曾跟钱锺书习写诗词。何灵琰有个未发表的《琬琰集》，其中旧诗词数十首。”吴祖光为何灵琰作《戏瘾、乡愁、爱国心》：“她送我一本她的诗词《琬琰集》，还告诉我，她曾师从钱锺书学诗，师从赵尊岳学词，师从张大千学画，师从朱傅茗学昆腔等等。一个在大洋彼岸搞西方纺织设计的女科学家，却沉湎于故国的诗、词、歌、画，那么认真执着，以致诗词成集、粉墨登场。”钱先生1979年复傅璇琮函云：“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陈斌《前尘梦影》记录：

徐志摩的干女儿何灵琰在美国，自称曾从钱锺书先生学诗，又将钱先生1938年所作《题叔子夫人贺翘华女士画册》绝句说成是钱先生给她的题画诗，以讹传讹。我曾就此事问过钱先生，得到的答复是：“何灵琰女士曾从弟补习英文，非‘诗弟子’，亦从未以诗篇题其画。承询并闻。”后来我在香港《大公报·艺林》版上对此作了澄清。杨绛看到钱先生信中提到何灵琰一事，纳闷地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她告诉我：“钱先生这首诗是写给冒效鲁的夫人贺翘华的，何灵琰冒名顶替，到处吹嘘，钱先生很生气。”杨先生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手里拿着的都是钱先生的墨宝，我得把它收回来。”我大惊，恳求道：“还是留在我手中吧，做个纪念也好。”杨先生端详着我，见我有些怕冷，又似乎还算可靠，也就不忍相强了：“好吧。那你得把它们收好。别像社会上那些人一样，用钱先生的墨宝作招牌，招摇过市，谋利骗钱。”

“题叔子夫人贺翘华女士画册”则是诗家日后的张大门面，原本作“翘华夫人画中人也而复工画允以大作见惠诗简孝鲁坚兹宿诺”或“简孝鲁索翘华夫人画”。不少半吊子错把钱先生示人之诗当成赠己之作，何灵琰非老于文学，不像是虚诞诬妄之徒。

“冒名顶替”教人想起另一桩同性质的故事。钱先生1966年把自作的三首情诗钞录在王隼《大樗堂初集》后（《清诗纪事初编》笔记）——殆惧狮吼而效雉藏；晚年自编诗集，又将那些情诗解释为1991年代杨绛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作（《槐聚诗存·代拟无题七首》）。

1979年4月，钱先生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何灵琰特地前往迎迓：

哥伦比亚大学的礼堂人头攒动……我挤上前去，终于握住了钱先生的手，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希望他能叫出我的名字。经片刻，我终于忍不住了：“钱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何灵琰啊！”先生的眼神在游移，是啊，我自责，我有何德何能让这位我一直高山仰止的文豪记住我的名字呢？“三十多年前，您做过我的英文老师。”我没有放弃。“Julia！”久违了，我的这个英文名字，今天竟是从一位我敬仰已久的先生口中说出，如何不令我感动不已。

1985年10月，何灵琰登门拜访钱先生。1992年到1994年，何灵琰年年回乡，“数次回国想探望先生，而每次都被告知，先生一直住院不见访客”。“我遵奉大夫嘱托，为他谢客谢事，努力做‘拦路狗’，讨得不少人的厌嫌”（杨绛《钱锺书手不释卷》）。

杨绛晚来创作《我们仨》，有云：“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周节之，方资敏，而何灵琰给悄悄地用凤姐所云“掉包儿的法子”削籍销匿了。

2008年4月，何灵琰在北京小住，于万维网“开一个有关名人的”博客，名“擦肩而过”，钱先生几帧手踪遂尔流布。

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

雪 克

一

先生，浙江温州人。忠厚长者，向无机心，不通政治，穆穆然，温温然，一学人也。

夏公不通政治，此举三例。

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鼓干劲， 争上游，又红又专，组班子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公开出版，广受关注。一时间，复旦、北师大学子均有跟进成果。此风很快刮到了浙师院，中文系学生奋起效仿，提出了“超北大”的响亮口号，一鼓作气也赶出了一部。系古典组教师谁人不知，“大跃进”乃党中央三面红旗的组成部分，是当时最大政治，切不可以纯学术观点对待这一新生事物。说到原作得失，或附和，或委婉，莫不适可而止。唯我夏公直言不讳，评价不高，竟脱口说出了“超北大变成了抄北大”，当即遭到了学生的回击，终于被拔了白旗。

一是同教研室蔡义江兄告我，也是“大跃进”时，公问曰：“义江，三面红旗我知其二，国旗、党旗是也，唯第三面是军旗还是团旗，实不能定。”答曰：“全错。”公愕然。

一是1963年学期结束前，政治形势由于广州会议的召开，一度宽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报告引用夏公诗作“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飞上头，拿它不动重如山”，意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时间，无论教研室政治学习会，还是私下交谈，都显轻松，同仁间又露笑脸。夏公这时早把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灭资兴无”的挨批、检讨的经历，丢在了脑后，未免又“放肆”起来。可好景不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吹响，夏公对此，竟浑然不觉。

古典文学教研室老教授多，瞿禅公外，计有王驾吾焕镳、胡宛春士莹和平湖陆维钊诸公，济济一堂，向来是系甚至全校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开学后，第一次教研室的政治学习，本组教师外，还来了两位政治系（或马列室）的老师，校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总支书记亲临主持，令人肃然，众皆默默。书记点名让我作好记录，要求原话一字不漏。我知不善，不禁惶惶，唯有领命而已。山雨欲来，风已满楼，久经运动，谁不谨言颂圣，唯我夏公仍唱暑期前之老调，毫不收敛。会后，书记嘱我带上记录到夏老家，让他认真审查一遍，不管他在会上原话如何，如想改，尽量改；不要马上带回，可以明天去取。书记的一番话，让我颇费斟酌，心思不定。这些话表面看来，是为批夏搞一份靠得住的材料作依据（经本人改定，难以推到记录之言非其本意身上），但我多年在他领导下工作，颇知他的办学理念和为人。凭这一句“想改尽量改”，似不难看出有些想放夏公一马的意思。怀着这样的心情，见了夏公。本想明确告知又一场批判风雨就在眼前，但实在不敢。问题是夏夫子实在太不懂政治了，他是政协常委，说不定在什么场合以表扬我的话说了出来，那我的下场比他老人家的被批，可就遭厄多多了。最后只能说一句“务必看看最近的报纸”，离开时又补了一句“别忘了啊”。本以为会有效果，谁料到修定之稿，凡改动处，都更直白、更明确、更露骨，让人啼笑皆非，徒唤奈何。后果自是可想而知了。

问题当然严重，可充其量也就是不容声辩的批判而已，对夏公而言，树大招风，这类经历已不止一次，多一次忧患，说不上伤筋动骨。坦然处之，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比起1957年反右期间，为保护自己早年博学多才的弟子任心叔铭善先生免受戴帽之罪，一度深夜失眠，多次劝任向党检查认错，并为其开脱而无果，弄得心力交瘁，公内心的压力与痛苦，恐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这是1963年间的事，离开我不担任夏师助手而专职执教于古典组，已有五六年之久了。回顾前尘，我是1956年开始担任助手的，时间不长，不过一年多，是老人家提名把我要来的。可是听夏师的课，早在1952年调到浙师，以及1958年初中止此职，直到难以正常授课前，除了下放劳动，从未间断过。尤其当助手期间，总是堂堂必到，悉心受教。先生深沉好古，早岁即浸淫经史，规循两浙学术，博极群书，精研奥义。执教以来，先后授课《诗经》、《楚辞》、《左传》、《庄子》、《诗选》与《词选》等多门。追源述流，胜义纷纶，时令学子叹为观止。每次登门请益，进室所见，先生不是手持书卷，就是伏案撰作，扬搉风雅，忘倦。献身学术，感人至深。毕生所嗜，则诗词一途。作为词学宗师，讲诗、说词，更是如数家珍。各派各家，知人论世，从无时尚的时代背景、主体思想、艺术特色以及阶级局限之类的说辞，均为诗话词话式的，点到即止，引人入胜。授课间，常脱离讲稿，即兴发挥。说着说着，突然停顿，唉的一声后，随即妙语如珠，脱口而出，山阴道上，又入胜境。讲说作品，无论《诗》、《骚》，乃至唐宋以降，堂堂篇篇，必吟诵玩味，肺腑真情，沁人心田。说到高兴处，不时告示诸生，这句画一个圈，那句两个圈，多则三圈，带给学子们无尽的艺术欣赏和想象的空间。

作为诗人，先生少年取法随园（袁枚）和两当轩（黄仲则），并从林半樱公学为词。上世纪20年代后期，公二十六七岁，与谢玉岑氏同执教于温州十中，结为莫逆之交。青年才俊，诗词唱和，均近于白石，业已声闻早著，为时传诵。谢氏早殁，公终生不忘。后，先生致力梦窗，晚年则出入苏辛。其尊高词体，自出机杼，从不为绮靡之作，《月轮楼词》之清丽温雅，匠心独运，广为学人所尊慕。当然，学人也往往是多样的，各有自己的性情与爱好。夏公从不冬烘，亦时尚。闲暇之时，偶与二三知己饮酒小酌，赋诗唱和，听听戏曲，看电影和汇演外，尤喜跳舞，且乐此不疲。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一度兴起交谊舞，一次夏公乘兴，在校礼堂跳到夜半仍不肯休，师母在家久等不归，亲身前往，满脸怒容，硬把先生找回了家中。知其事者，一时传为笑谈。

夏师对我，悉心培养，关怀有加。词学极盛于两宋，向重体格与神致。跟先生学词，亲授词诵词法，多承謦欬：强调研究诗词作家，以熟读、背诵各家作品，明音律、辨声调为先，重在基础，进而穷搜广求，细大不捐，综贯博考，勤于思辨，不拘于先贤之成说与时论，贵在个人之见解。先生重吟诵，曾为我详释吟诵节奏，一应本于原作情感，缓急、起伏之间，切忌雷同。诸如说辛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上篇写醉说梦，激扬奋发以身许国，紧接下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诸句，宜句句急下，一气呵成，不可停顿，以显示作者英雄豪壮之气，而末句五字“可怜白发生”则要拖长音节，一字一吟，方能力压全篇，与作者“老景沧浪，慨叹人生”，浑成一境，自成妙造。亲口咏诵，扣人心弦。其他如论稼轩词的“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种种，至今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谈到治学经验，先生不时强调，切戒浮夸，要下笨功夫，嘱我慎写文章，“说有容易说无难”。当时年轻少知，感受不深，可有一个鲜活的例证很快就发生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与刘肇熏操南先生受教研室委派，于1956年赴金陵参加南京师院举办的文科科研讨论会，有篇探讨最早见于《玉台新咏》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文章，作者上台报告，通过对该篇几个语词的考辨，认定作品时代不能早于“六朝”。我坐在离南京大学胡光炜小石教授不远处，先生年老耳背，话没听清，经身边助手相告，立即缓缓站了起来，斩钉截铁两个字：“不对！”当场朗朗背诵了几篇西汉碑文片段，文章所考几个语词赫然在焉。啥话没说，就坐了回去。无须讨论，这篇论文就被否定了。从此，“易难”之说让我终生难忘。随着马齿日增，读书越多越觉少，同样的课程越开越不敢开。

当助手期间，夏师曾应出版社之约，签订合同，出版倚声赏析之作。为此，每周由先生口述两三首，我记录，据之整理成文，最后经先生改定。日积月累，书稿即将写就，由于形势起了变化，没有印成。日后，这些单篇先后发表在各类报刊上。撰作这类普及性读物的事，心叔先生并不认同，数次进言劝止，云从先生也不以为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夏公自有主张，以普及词学为己任，一直不为所动。

在系多年，绛帐春风，受益难以尽述。自惭荒谫愚慵，缺乏形象思维，质木无文，无所建树，空费先生心血。60年代起，为应教学需要，改攻先唐，尤以先秦为主，精力所及多在经子、古史、古文献之间，唐宋诗词之学日渐荒落，早已无从置喙，愧对先生教诲，难再弥补。

三

回顾夏师往事，内心一片祥和，总想避开“文革”，不愿涉及，却老是挥之不去。既然记忆清晰，仅就个人所历所见，也说上几句吧。

“文革”对夏公而言，可谓苦难多多，几遭灭顶。万幸，总算挺了过来。运动来势汹汹，高深莫测，小将外，谁不惶惶。可开始批斗时，在杭大中文系，还是有人敢笑的。记得1966年的秋季，“文革”号角已经吹响，萧山有场文艺汇演。主其事者，邀请中文系教师莅临，夏公亦与焉，坐大客车前往。事被批判，所有教师，无论老青、党团员或群众，全部台上站定，一位学生开口就是：“锣鼓声声，跳下一车牛鬼蛇神！”不分青红，一律成鬼，禁不住受批者一片笑声。又一位批得更绝：“什么教授、权威，一堆狗屎堆！”他把“屎”误读为“米”，又一次哄堂。从此，“狗屎（米）堆”三字成了牛棚中同仁的自嘲语。

“文革”初始，是省委领导的，对杭大很快就定下了打倒原学校副校长林淡秋（时已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中文系夏承焘教授的“林夏战役”，树了两个活靶子。二人立即陷入了全校师生共讨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几次批斗大会后，林困禁在杭大宿舍家中，小规模批斗、游斗、示众外，难得外出。直到造反派夺权后，才回到宣传部，与几位部领导关在了一起。夏公则几经周折，终被关进系之牛棚，大会小会，批斗连连。夏、姜（亮夫）二公，年近古稀，衰病缠身，劳动改造仍难获免，被命在校内挑担施肥浇地。一位血压不时高得吓人，一位双目视力低下几近失明，都无从迈步，蒙兵管小将施恩，改为两人一前一后合抬半桶，一步三摇，粪尿溅身，状不忍睹。在牛棚，学毛选，念语录，熟读甚至背诵老三篇，写汇报，作检查，挨批斗，自是常课。一次红卫兵进棚，指定夏公背诵“毛主席四个伟大”，老人家哪里背得出。呆了半天，终于憋出了一句“伟大的毛主席”，想不到一个耳光，打了个既清脆又响亮。可他始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啥挨了这一巴掌。有个阶段，集中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目的是让棚中人交代反党言行，认罪伏诛。唯我夏公最为当真，反复思考，终于“深深体会到”自己实实在在就是共产党的俘虏。话说得越真诚，听的人越其妙莫名，一位终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寰宇的教授，手无寸铁，从未与党和解放军为敌，怎么竟成了解放者的俘虏？这算哪门子的“体会”，而且还是“深深”的呢！

说到挂牌游斗，校园内已无印象，记忆清晰的是一次头戴高帽、胸挂黑牌招摇于三街六市。监管者为照顾老人和体弱者，批准彼等集中乘公交车，余众由大右派陈公企霞领头，敲着锣，不时高呼几声“我是牛鬼”，途经保俶路，沿湖畔，直奔市中心解放路十字路口南侧。一座高台业已搭就，上面方桌叠方桌，直到高顶单桌一张，上再加凳子一个。“牛鬼”一个个先后爬上，东西南北各鞠一躬，低头认罪，配以高音喇叭，揭发罪行。年轻人尚可勉强，对老衰者而言，真是危哉险矣。印象中夏、姜、王驾公诸老，蒙准未上高层，人身安全尚称无虑。可轮到老病号副系主任孔成九却难获免。不敢仰视，只能默默祷告。万一他唱了“伐子都”，这位1938年参加工作的曲阜孔老夫子后裔，就真的是有来无回了。上帝保佑，大家都平安回到了学校。

终于熬到副统帅折戟沉沙的“文革”后期，牛棚散伙，所有“牛鬼”大都回家不再劳动。想不到在中文系甚至全校几乎只剩下夏公和陈公企霞两位，或者还有我不知道的个别人，处境没有任何改变。陈的事，省里也做不了主，要等北京，那时江青还在风头上，谁都懂得。可夏公呢，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要跑一站路，到系的公共场所扫地，搞清洁卫生，风雨无阻，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禁不住跑去问系里负责人——“你问我，我问谁？你也不想想，这样的名教授，是系里能做主的吗？！”自知他说得不错，可仍难解谜团，不死心。过后又当面问了校领导，回答同样无解：“学校无权，这是上面的意思。”话说到这个份上，谁敢再问“上面”，对普通群众而言也就到头了。以窃之见，校领导或者另有什么人其实知道而不想明说，那就不可强求，只能闷在肚子里。话虽如此，难免与二三友好私下议论，均以为问题应在于原省委决定的“林夏战役”，需要等待省里新的批示文件。

过后不久，1975年间，夏公申请离杭去京定居并获准成行。居京两年后，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春，举国欢乐，1978年底终于告别妾身未分明的处境，等到了杭大党委为先生发文正式平反昭雪。晚年又逢盛世，旧交新知，社会贤达，宾客盈门。吟咏唱和，促膝谈心，广受尊崇。1986年5月2日以心肌梗塞住院，11日病危，期间，林乎加、贺敬之、吕志先、叶至善、王顾明等多位同志到病房探视问候。抢救无效，遽归道山，在京八宝山殡仪馆礼堂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四百多位各界人士参加告别，习仲勋、乔石、胡乔木、邓力群、张劲夫、张爱萍、赵朴初、叶圣陶等敬献花圈。先生的词学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享尽哀荣。

夏承焘先生1974年在杭州西湖断桥

先生晚年居京十多载，心系故土，素有回杭意愿，平反后，学校不止一次派专人商谈均无果。1983年后窃因公赴京，校领导亲口嘱咐我以学校代表身份，再行探望争取，并谓原住房等诸多问题，尽量提出，全可妥善解决。见到先生，悲喜交加，恍如隔世。那时先生思路已不甚清晰，然其怀恋故土之情仍不能已，问长问短，话不外此。可有心无力，难以成行，也就只能徒唤奈何了。

先生生前虽未能再回杭垣，幸者遗愿实现，骨灰归葬于浙江淳安千岛湖青山丛林之间。享年八十有七，名扬中外的“一代词宗”，永远安息在湖光山色之中。笔者有缘，曾会同浙师院三位中文系首届研究生班老毕业生樊维刚、姜海峰、何均地，于1995年10月间赴千岛湖扫墓祭奠，距恩师仙逝已近十年矣。

读书种子谢兴尧

柯愈春

读书种子谢兴尧，是我五十二年前的上级，时任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我那时是刚从学校分配到报社工作的三门干部。一直到他去世前夕，他与我谈话与写信的内容都是书本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他在这里说的是一句含蓄的牢骚话。谢兴尧家，先世没有土地房屋，穷极潦倒，轮到他父亲，成了好学之士，于是以读书传家。

父亲出联曰“至穷无非讨口”

父亲谢泰来，由外婆家抚养成长。

早年，与清末状元骆成骧同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合住一间号舍，师事山长王闿运。《凌霄一士随笔》云：

骆成骧为诸生时，与射洪谢泰来同肄业成都尊经书院，均苦贫，每以膏火寄家用，而勉忍穷愁。一日，泰来慨然书一联之上句曰：“至穷无非讨口。”讨口，川中方言，谓乞食也。属成骧对之，成骧乃书“不死总要出头”作对。后成骧掇大魁，官至山西提学使，泰来亦于甲午捷乡试，以知县官陕西。成骧家开肉铺，比状元报至，乃歇业，谑者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骆成骧是川南资州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殿试时，甲午中日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李鸿章到日本议和，日本正进军台湾。相传骆的殿试对策中，有“主辱臣死”之词，光绪帝以为得了知己，亲自拔为一甲进士第一。

骆成骧晚年，在成都办一所国文专门学校，课以四书五经，川中高级将领倾慕状元之名，多以子弟送至门下学经。谢兴尧在成都上中学时，带上父亲的信去见骆状元，见他五十岁出头，戴瓜皮帽，穿旧式长袍，系着腰带。后来多次去见他，有一次骆老对谢说：“王壬秋（闿运）对当时的大臣曾国藩、曾国荃带的湘军不满，著了一部《湘军志》加以讥评。曾国荃命门人王定安另撰一部《湘军记》予以反驳。”骆于晚年任成都大学国文系教授，谢随同乡到皇城去听他讲书。据说骆于民国十五年（1926）去世。

谢泰来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学说，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中举时二十四岁。两次进京会试，落第，考取北京八旗官学教习。八旗官学是旗籍贵族学校，在北京郎家胡同，民国后改为北京第一中学。教习是官学中有身份的教师。谢泰来应举人大挑，光绪末年分发陕西，先后任褒城、沔县、宁羌等县知县。民国初年任南郑县知事，民国二十年（1931）去世。

解放后不久，大约1950年，齐燕铭（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父亲托人打听谢泰来的消息。甲午战争后八旗贵族学校的学生闹事，反对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齐是蒙古族，也参加闹事了，被当局抓捕，谢泰来将他保释出来。齐家听说谢教习有个儿子北京大学毕业，这样找到了谢兴尧，如见亲人，感谢不止。

五知一辈子没有到过家乡

谢兴尧又名谢五知。五知的老家是四川射洪县张家林村，但他一辈子没有到过家乡。光绪末年生于陕西南郑县大西区喜神坝，那时全家住在乡下，只有父亲一人住在南郑县衙。六岁时母亲去世，由祖父、祖母抚养。继母对他没有能力照顾，冬天常穿空心棉袄。先在私塾读四书五经，十二岁时，被送到离家（喜神坝）八十里的穆家坝去上高等小学，从此便离开家庭。

读完了小学，考取成都华西中学，寄住在父亲的朋友张姓家。华西中学是所教会学校，原来以为这所学校的英语好，其实学校只注重口语，不重视作文。谢家人多，兄弟姐妹近十人，有的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面；又有亲戚要求接济，父亲经常赋闲，家中对他的供给常常中断。

谢兴尧，1996年

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但他向往的是京都的北京大学。

谢一生没有回老家，是因为回不起。1956年前后出差成都，看亲朋花的钱，连续三年每月扣一百元左右工资。

自选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史研究》

谢兴尧考取北京大学是1927年，读的是文科史学系。系主任朱希祖，是一位研究南明史的专家，搜有不少孤本秘籍。教授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陈垣先生讲史学概论及名著选读，陈寅恪先生讲西北地理，马衡先生讲考古学。四年级时自选论文，题目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导师是朱希祖。朱先生号逷先，二十年后谢写有《追记朱逷先先生》，发表在《新生报》副刊，即谢主编的《文史周刊》。

大学后期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时在1931年。国学门包括文字、音韵、史地、考古及民俗等内容。研究所主任是沈兼士，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

在北大沙滩红楼，住在理科宿舍马神庙西斋，谢住天字号，经济系千家驹住地字号，两人常有往来。千家驹比谢低一级。

五四之后，北大的学术空气新鲜活跃，派别纷呈。为学提倡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国文系教授吴虞要“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号称“疑古”。谢兴尧心怀立新，在学术中独喜自由主义。

“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

谢老九十岁那年，我请他到我家吃饭。提前一天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吃海参烧猪肘。席间我问他：“将来我要写点你的事迹，主要写些什么呢？”他笑了笑说：“有个人对我的批评，我终生难忘。”老人精神矍铄，讲他年轻时进入太平天国研究圈子的故事。

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离毕业还有半年，谢常写些有关太平天国的笔记、杂文，投于《北平晨报》副刊。1930年底，副刊主编于非闇来谈，约写连载文章。邓之诚教授为他的连载起名“洪杨卮谈”。卮谈，意思是慢慢谈，一点一滴地谈。当时常见的，只有清朝方面的官书及一些中外私人记载。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少得很，有英国人林利著《太平天国外纪》，国内有王锺麒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之类。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就其整体来说，还是一片荒漠之地。

读曾国藩的集子，看到奏折中说，“俘物多少，送军机处”。清军奏报中，也常有“‘逆书一束’、‘功劳簿’、‘黄衣黄旗’等送军机处”的报告。谢兴尧猛然省悟，想到要找清代军机处，看曾国藩统率下的清军送去的那些物件，主要是查寻长毛旗子、长毛功劳簿、长毛户口本。还要读当时的原始文件，包括洪杨与清廷两方面的文件。从实物与档案入手，系统研究以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

这些军机处的原始档案，当时是不让人看的。那位沈兼士先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明清档案资料都由他掌管。沈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的，是谢的长辈先生。谢向沈先生提出看军机处档案的请求，沈先生批评说：“储存档案册的房子那么高，档案一直放到屋顶，哪里有立身之地？”军机处的档案保存在景山西侧的大高殿。恰巧遇到一位熟人，他叫单士元，是国学门研究所的同学，具体管理清代档案。单先生对他说：“我这里有两条规定，一是不许带毛笔和墨盒，只能带铅笔与纸片。二是给你扛来一架梯子，你要看什么，自己爬上去翻阅。”想读军机处档案的愿望实现了。楼上堆积档案的灰尘，足有两寸厚。查了好几天，没有发现长毛旗子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长毛功劳簿。档案上另纸写“道光某年某月”、“咸丰某年某月”、“同治某年某月”，都用墨笔写在高丽纸上。从道光朝看起，往后按年翻阅。当时看档案的，还有蒋廷黻，看中英外交档案。

意外地发现一个文件，就是天德王洪大全的口供。这个口供的内容与价值，谢写成文章发表。研究太平天国的罗尔纲先生说是假的，后来证实是真的，罗先生做了自我批评。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路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批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多少年后，一直到晚年，谢老还感慨深沉地说：“俺之‘初出茅庐第一功’，即沈先生所推荐。”

当时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大都接触的是官书，官书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旧档。军机处的档案，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不能发表或不可公开的资料。其中关于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都是书本中没有刊载的。奏折中的附件，常常是十分重要的密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窥见朝廷政策的内幕隐秘。

《北平晨报》从1930年12月31日开始，在第五版《北晨艺圃》连载谢的文章。以“洪杨卮谈”为题，一直至1932年4月16日，长至十六个月，连续刊登一百零六次。这样续写连载，时间拉得很长，涉及内容广泛，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

南宋吕祖谦说：“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矣。”年轻人正确的学术起步，为他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词志疑

上世纪80年代初，谢老有几次写信让我去查找他在《北平晨报》副刊所写的连载文章，他自己也去找过，都没有找到。最近我去国家图书馆，发现存有缩微文献。

《北平晨报》下设一个十分有名的副刊，题为《北晨艺圃》，连载张恨水的《满城风雨》，还有其他一些名家的作品。从1931年1月19日起，至2月4日止，连续六次刊载谢兴尧《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词志疑》，总题仍冠“洪杨卮谈”。文中开头总评说：

太平天国为咸同时一大政变，亦即辛亥维新之先声，固不仅满汉位置之消长，实近代史最重要之一页也。惜其国祚仅十三年，及其灭后，未及百年，事迹已渺不可稽，所可见者，非国内之偏袒官书，即海外之片段纪载，皆苦语焉不详，或非实象。入民国后，扫除忌讳，而又往往誉之过情，近来切实研究洪杨事迹者渐多，将来或有所发明也。惟洪杨之史籍，既枯寂而虚伪，凡史家所视为瑰宝者，仅忠王李秀成之供词，可为洪杨之简略战史，而其内容疑问亦多。

又叙述撰文缘故说：

余尝研究太平天国史，近又于故宫博物院档案内，发现曾国藩奏折一件，颇有关系，乃从朱逷先先师处借阅，聊纾己见，先成此篇，以供专门家之考镜。

文中就三件事提出疑问与辨析：第一是对李秀成未得解京或就地正法之旨而先行杀戮，主要原因是曾国藩顾忌廷审时泄露攻破金陵后军士所获库藏，还有以往奏报军功与事实不符、李秀成誉曾而毁清廷；第二是李秀成供词，至少经两度修改，原本五万余字，刊本仅其三，所改之处多系于曾国藩不利之事实；第三是被曾国藩删去“十要”、“十误”等内容。

此文一出，当时顿为师友所赞赏，亦为学界所称道。

恩师邓之诚助编太平天国专集

谢兴尧在大学期间及以后，接触最多及得助最大的是邓之诚。邓先生教中国通史，他讲通史时，特别注重西北地理、官制、海上交通及教士译著，谢听课时注意到邓先生有许多新的见解。

邓先生住海甸蒋家胡同二号，谢经常到他家里长谈。1930年读到四年级时，谢交不起饭费，有人介绍他到山东第一师范去教书，他打算休学一年，攒点积蓄再续读。谢去向邓先生辞行，先生默然不语，思索后说：“先不必走，且等一等。”不两天，邓先生来信叫他去，说已经替他谋得事做，在南长街北京市立女子一中教高一、高三两班的国文，每月三十六元。在毕业后的次年，即1932年暑期，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请邓先生去兼课，邓先生介绍谢去代理，不久转为教员。院长由校长沈尹默先生兼任。以后任史地系讲师，教隋唐五代史和明清史，开始月薪四十元，后来加教一门课，月薪八十元。在女院任教五年之久。

生活仍难以维持。1938年，邓之诚先生建议说：“把你写的关于太平天国史的文章搜集起来，再将稀见的太平天国资料辑入，可以卖钱糊口，也有益于学界。”花了半年多时间，编成《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线装三册，邓先生帮忙印成一百部，陆续卖书度日。张孟劬老先生为此书题签。张尔田字孟劬，杭州人，曾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撰有《张君孟劬别传》，1947年上半年发表于北京《新生报》的副刊《文史周刊》，时谢任周刊主编。民国初年修《清史稿》，张老先生主修《后妃传》及《诸王传》，有《遁堪文集》传世。《太平天国丛书 》第四辑为史料选录及当时有关人物信函，因有照片多幅，无力续印，未能刊出。谢自藏有关太平天国中外书籍多达百数十种，曾拟辑成专书而未如愿。

他经常谈起的师长，还有陈寅恪先生，陈老的治学方法令人敬佩。1984年6月，谢老听说我买有一部陈寅恪先生著《柳如是别传》，让我从琉璃厂为他购买一部。阅后叫我去他家里，谈及此书说：

柳如是出身虽贱，但他肝肺清楚，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河东君的为人，又可接触清初的人事，读此书也可学习作者的治学方法，即通过一人而解剖整个社会。（我插话说：“李一氓先生有文评论说，柳传有枝蔓之嫌，可半之。”）一氓同志说得对，篇幅可减去一半。

将柳如是放在当时社会的四面八方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揭示的不是柳如是一人，而是清初的一段历史。

王芸生约写太平天国专稿

大学快毕业时，祖母与父亲相继逝世，老家没有最亲的人，北京就成为他的故乡。大学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除专攻洪杨史实以外，喜欢钻研北京的风土人情，也留心文物建筑。

《洪杨卮谈》引起学界的普遍注目，一些学术杂志向他约稿。《华北日报》约写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洪杨建国杂记》、《洪杨建国续谈》就是这时所作，发表在第八版副叶，从1932年10月18日至1933年3月24日，共登七十二期。这两篇杂文，他晚年自编杂著中未收，《自传》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也未曾提及。最近发现有缩微文字存世。

《洪杨建国杂记》中先说：“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当先处于旁观地位。”继又称：“其政策之最要者，厥为打破贫富阶级，提倡男女平等。所颁‘天朝田亩制度’，即其立国精华之所聚，实为共产制度之先驱，社会革命之前导。”这时正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激烈紧张时刻，将洪杨革命与共产制度相对并论，加以肯定，十分难得。

此后不久，《国闻周报》主编王芸生来信，约他在中山公园叙谈。赴约后，见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也在座。王先生说：“《国闻周报》想每期登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也登清代的其他文章，请萧先生与谢先生轮流执笔，每月各写二篇，不能间断。”《国闻周报》是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谢从1934年底开始，连续写了一年多。最后一次交稿是1937年6月，题目是“太平天国在河南”，署名老长毛，登在十四卷第二十三期。所写太平天国方面的文章有《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由朱案谈到洪门及其五子》、《太平天国前记》、《乌兰泰与洪杨》、《太平天国史事杂录》，也有考证《水浒传奇》的《梁山泊》。这时所写的杂文，大都收在《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

这期间，也为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写稿。编录所作为《太平天国史事论丛》，1935年春出版，胡适起的书名，收有《大英博物馆藏太平天国史料考》、《朱九涛洪秀全姓氏考》、《钱江传》、《太平天国国际关系史略》等十二篇文章。

与简又文结伴办《逸经》

30年代中期，谢住米粮库胡同，与陈垣、胡适两位先生做邻居，经常去串门。有一次胡适对谢说：“燕京大学教授简又文想见见你，他住在东单新开路，有工夫可以去会会面。”谢早就注意了简又文，他当时常在《雨丝》及《京报》副刊上写文章，大半根据外国材料，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稣教的关系。简所写《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谢以为是有价值的学术文章。简搜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日记、汇报等，都是原书和图片，资料珍贵。

大约在1935年春，谢与简见面后，都以为对方所知所藏，可补自己之不足。谢以为，国内存储有关的档案十分丰富，可以一边整理一边写成评论文章。此后一年，与简失去联系。

简又文从上海给谢写信，打算在上海办一个杂志，专门研究太平天国，已经筹备就绪，迫切邀谢同办。同行相亲，也为了实现学术目标，谢辞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按期到了上海。谢住在金神甫路租的小屋，雇一娘姨做饭，后来迁至拉都路。简又文住在大西路。简拿出五百元创办费，取名《逸经》文史半月刊，民国二十五年（1936）3月5日出特大创刊号。杂志创办时全体只有四个人，简自任社长，谢任主编，住在简家的他的小姨子兼作会计，管钱，简的老朋友、神州国光社主笔陆丹林任编辑。当时的分工是，主要稿件和事务，尤其是政治稿件，都由简又文负责，谢负责向北方学界约稿，兼任校稿、编稿，陆丹林约上海方面的文稿兼校稿。这时谢每月拿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谢与简又文都是喜谈洪杨的太平天国迷，简封谢为尧王五千岁。谢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自署老长毛。二人无形中形成一个共同的“偏见”：只要是太平天国史料，便是宝贝，并尽量从各方搜辑。中国方面除自己所藏外，又从南昌胡氏、北京萧一山等处征求文献。谢每天到徐家汇藏书楼去录咸丰时代的外国报纸。外国方面则托友人王有三（名重民，受北平图书馆之命到欧洲征辑文献）亲到英法德各图书馆、博物馆找材料。王从外国搜集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典籍。这样，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洪杨的文章，读者视《逸经》为洪杨专刊。杂志取材主要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讲究趣味性，朴实古茂，冲淡隽永。邀约的作者，北京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许钦文、谢冰莹等，多是名流。

《逸经》出版后，据说每月可赚三四百元。大约办了一年，谢要求回北京，主要原因是他约徐凌霄写的稿件，简不满意，让人难堪。谢觉得简又文有时盛气凌人，表现出主人对待雇员的神气。谢原来想去徐家汇天主堂和南洋中学读旧报及地方志，搜罗太平天国的资料，因去郊区来往甚不方便，目的无法达到。《逸经》杂志办二十一期后，谢告辞回京，由陆丹林接任主编。

简又文字永贞，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广东新会人。九一八事变后的秋天，他离开燕京大学，到冯玉祥西北军当政治部主任，后来当了国民党立法委员。撰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亚洲学会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简又文也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拓荒者。

谢兴尧回京后，即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的邀请，到开封任河南大学史地系教授，时在1937年春天，不到一年回京。

图书提要应是一篇浓缩论文

我学的是图书馆学，从做学生起就留心图书提要的撰写，听说谢老是写作古籍提要的专家，经常有意识地请他谈些这方面的知识。

有一次他给我几张高丽纸油印的提要，说：“这是我当年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写的样稿。”他补充说，那时是为了糊口才干上这一行的。他陆续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佚事。

参加过《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撰写的学者，先后有一百多人，到他九十多岁时，这些人大都已不在人世。当时他是年纪最轻的，现在他是真正的元老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由王树柟、柯劭忞、江瀚诸人发起。在成立时就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作为目标，以承续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提要》，其经费由我国庚子赔款支付。乾隆年间是全国征书，各地选送，民国时只能以购买古籍作为基础。当时南北古籍的价格正廉，主持购书者是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伦明。徐氏原任北平图书馆主任，在旧书业中颇负声望，对于稀见版本及稿钞写本的识别，可谓精深。凡所选购古籍大都是有关的学术著作，或为人所未知，或不被人留意，时称冷货。伦明字哲如，图书见闻博洽专精，尤其留心稀见绝本，富有收藏，是享誉学界的通学斋书店东家。东方所藏，凡经徐、伦二人之手所购之书，其精粹足可与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媲美。东方图书馆的古籍，解放后归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有，存放在华侨大厦西侧的一座三层古式小楼上，那里旧时称为余园，与文物研究所是邻居。

后来元史专家柯劭忞精力不济，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加入，桥川于1934年起主持东方多年，一直至1944年。

委员会以东方藏书为基础，组织学者撰写提要，谢由邓之诚先生介绍参与撰写。开初，天文算术方面的提要找不到专家主持，由谢承担撰写，所涉多级并算之类，只好用火柴杆比画。此后接写太平天国内容的笔记，以及其他杂史之类。谢老说：“合格的图书提要，应该是一篇浓缩的论文。介绍作者要概括这个人一生的特点，叙述史料要梳理其中的独特价值，评论图书要发现书中与众不同的开创意义，总之重在创新，切忌平平。”谢老所说，撰写图书提要，不光重视其人，尤其需要注重创新，此说让我受益匪浅。

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编纂人成绩统计表》，谢兴尧于教书之外，1935年开始承担部分任务，至1942年止，共撰写提要八百零三篇，领稿费一万一千多元，其中包括提要整理费四百元。据谢自己说：“我曾替谭其骧领过稿费。”谭其骧先生也说：“谢曾替我领过稿费。”谢所领稿费中，有谭其骧先生的一部分。山东地方志提要，谭与谢都参加撰写，谭知道谢生活紧张，这部分提要后来就让谢撰写。

为修改我的一篇稿件，我曾于2001年1月12日下午5时找谢老。我问到《续修四库提要》的稿酬，他说：“当时报刊的稿酬千字五毛，提要千字五元，上乘者十五元。”我问：“当时一元是什么概念？”他回答说：“当时一元钱可以请一次客，贫寒人家三两口可以凑合一个月。”我说：“稿费不低么！”谢老点点头。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罗琳，领头清理东方藏书及《续修提要》稿，开初由我带领找过谢老好几次。罗通过谢弄清了不少当年有关续修提要的事，对谢说：“你百岁时，我穿长袍马褂来向你作揖。”后来罗琳先生见到我，问起谢老，我说“走了”，罗顿露惋惜之情。

老翰林说“要注意吃饭的事情”

从大学毕业到北京解放，十七年来，谢兴尧教书虽然经常失业，但稿费足可养家。为什么他全家经常处于揭不开锅的窘境？

有一位老先生叫傅增湘，是清末的翰林，很有学问，日本人几次请他去鉴别古籍。曾任直隶提学使，五四时他是教育总长，学生没有针对他，因为他支持学生运动。他是谢的乡前辈，那时他七十多岁，谢三十多岁，成了忘年交。二人经常来往，时在1943年前后，老先生住在石老娘胡同。他见谢有少年科第之气，酷爱买书、藏书，还有小古董，花去很多钱，于是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旧式士大夫有个坏脾气，叫不事生产，后来流为传统。不事生产，就是不种田地，不做买卖，吃什么？”意思是让年轻人留心经济，注意经营吃饭的事情，不要潜心古玩，玩物丧志。老先生见谢有一方“赵飞燕印”的朱字，讲这番话可能是有感于龚定庵而发的。龚自珍为了买下“赵飞燕印”，把所有衣物包括在北京的财产都变卖了，以后弄得没饭吃，就离开北京回南方去。有个伍崇曜（《粤雅堂丛书》编者），广东十三行中的人，很有钱。他见龚没有饭吃，就对龚定庵说，你将飞燕印典押在我这里，你要用的钱都由我支付，不够再来取，要多少取多少。龚自珍交印画押。这书呆子挥霍无度，结果上了大当，玉印取不回了。玉印被收藏家辗转玩赏，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玩物丧志，谢老对我说，这是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忠告。

主编《文史周刊》仍不忘洪杨事迹

抗战胜利后，他辗转于教书与写稿，时常失业。经朋友傅芸子介绍，替《新生报》编《文史周刊》。1946年冬，国民党在北平创办《新生报》，为了增加报纸的文化学术气氛，陆续开辟了三个副刊性质的专刊，邀民主人士主持。一是《语言与文学》，由朱自清主编，每星期一出版；一是《故都文物》，由溥心畬主编，实际是傅芸子主持，每星期五出版；一是《文史周刊》，由谢主编，每星期六出版。傅芸子与收藏中国古典小说的弟弟傅惜华住在东四十条汪家胡同，谢住六条，距离不远，经常往来。

《文史周刊》创刊于1946年12月14日，次年6月12日停刊，出了二十六期，内容分明清史事、太平天国史评及文史杂记等，作者有邓之诚、谭其骧、谢国桢等。谢兴尧自己写有多篇，其中《读陈援庵先生〈通鉴胡注表微〉》，介绍陈先生的爱国著作，陈先生借胡三省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抗日时期坚持大节。谢又写了一篇《易代之事》，数说社会变乱，小之如政局演变，大之如改朝换代，人物浮沉，天花乱坠。文中以明清之际为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入京，冯铨身为明朝大臣，投降义军；不到几天，清军入都，礼部尚书钱谦益迎降。一百年后修史书，乾隆帝以钱谦益“大节有亏”，耻入《贰臣传》，高居榜首。

谢编文史专刊的目的之一，是阐述太平天国史，其中有答复邓嗣禹的询问，题为《太平天国国际关系》，前后分四期刊出。其他有《与洪杨有关的教士》、《太平军入永安》、《太平军去后之广西》、《太平侦探潜入北京》等数篇。

《文史周刊》存世半年，发表文章近百篇，内容注重史迹，文字力求务实，如今查阅者甚众。

邓拓托人物色的文史专家

在谢老去世前五年，我在《社内生活》写了篇小文，题为《淡泊者长寿》，记他的健康之道，文内说“是邓拓同志请他到报社来的”。报社的朋友看后对我说：“这件事不能一笔带过，应该充分展开写。”我给谢老打电话，希望约个时间谈谈进报社的事。

两天后，谢老约我谈话。

北京解放前后，谢住东四的九条胡同，或去学校上课，或为报刊写稿。1950年秋天，遇见二十年前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老朋友谌亚达，他是大书法家沈尹默的东床，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谌说出版总署需要稿件，你为何不将旧稿整理一下去联系出版？大约一个月后，经谌亚达介绍，谢带着稿子去出版总署，应约见到了中央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叶蠖生，还有出版署的金灿然，他们说稿子可以出版。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定为《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

这一年的冬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也注意到了谢兴尧。他看过谢在上海办杂志时写的一些文章，以及其他报刊上登载的一些文章，大多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杂文。那时，谢出有太平天国的专著数种。邓找到出版总署的金灿然，金经常在《人民日报》写评论，邓让他与谢联系。有一天，叶蠖生、金灿然给了谢两封信，一封是叫谢送交人民日报社的，一封是让送交人民出版社的。谢将一封送到人民日报社后，邓拓接见他，看信后随即说：“你就在人民日报工作。”当场把谢交与理论教育组组长贺笠，贺笠说：“你一两天后就来报到。”谢又把另外一封信送到人民出版社，王子野接见，问谢情况，谢说《人民日报》叫我去。对方说：“既然人民日报要你，你就去吧。”

到人民日报后，在理论教育组当编辑。老邓嘱咐说：“你原来写文章都署名，这里一般文章不署名，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当时《人民日报》创刊不久，在王府井，一些大学的教授谢都熟识，他们来报社时由邓拓和谢接待。学者以北京大学的最多，也有中国人民大学的。

进报社后，谢被定为行政十二级，享受正局级待遇。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理论教育组当编辑期间，1951年秋，受邓拓派遣，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报社袁水拍是成员，同行者有诗人徐放。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团，用名李进，谢不知道，谢后来说，险些没有乱说。回京后，调查团写有《武训历史调查记》，1951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前后，受邓拓委派，参加由文化部组建的《水浒传》调查组，聂绀弩和谢赴江北一带调查施耐庵遗址，写成材料上报。老邓每次开完工作布置会，都要单独嘱咐谢，不要外说。

一拍即合的根本是爱书本子

邓拓于1958年9月调离人民日报时，写了一首留别诗，其中说“文章满纸书生累”。谢藏有旧石图章，篆刻极精，文曰“书生习气未能无”，邓见后握在手心抖动，不忍释手，谢因以相赠。邓与谢，可谓气味相投。

十年前，我在浙江图书馆读清人别集，在善本室见到一部珍贵古籍图录，偶然发现有邓拓的藏书印章，书名为《欧阳文忠公集》，卷首书名下钤“邓拓珍藏”印，我顺手用相机拍下。最近去白石桥国图大馆及琉璃厂中国书店查此书下落，竟无收获。我的朋友窦水勇先生，在中国书店接触这类图书多年，我向他请教，他说：“中国书店藏有《欧阳文忠公集》，是南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吉州刻本。前些年市场拍卖的，有元刻本，也有元刻本配明天顺刻本。邓拓曾经收藏这本《欧阳文忠公集》，不知流落何处。”老邓的这本收藏，购于上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应该是谢陪同他一起买的。

喜欢收藏是邓、谢的共同爱好。50年代，尤其是1957年以后，老邓常常让谢陪伴去北京琉璃厂，摩挲古书。邓拓为中国书店赋诗说：“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末署“壬寅冬日戏改邵康节诗一绝，以谢中国书店诸同志之辛勤劳动”。壬寅应是1962年。邵康节即邵雍，北宋理学家、诗人。

邓拓写《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其资料来源大体由谢兴尧提供。人民日报图书馆有份《参考咨询记录》，每查资料都记明要求查询者姓名及查询内容。据记录，自1960年至谢退休，共为老邓查证资料一百多次。为老邓查核资料，谢老一般不亲自下库，大都由谢布置图书馆的张今吾、井成泉、孟宪谟、海松岩等人効劳。张今吾是编制报刊索引的专家，思维敏捷，埋头苦干，动作利落。我1964年到报社，谢老是馆长，老张是谢老的得力业务助手。总编室领导与我谈话，让我向老张学查对，编索引，上夜班回答报纸各版提出的事实疑问。井成泉，抗战后任《华北日报》副刊编辑，号谙斋，谙即哑巴的意思，暗含有学问者沉默寡言之意。所写馆阁体楷书严谨秀洁，报社图书馆古籍封套标签都是他书写的作品。

报社图书馆要为报纸宣传服务

有一次送代买的书，我问谢老：“你在人民日报图书馆长任上，最得意的是什么事？”他不假思索地说：“自我1956年从理论部赴任图书馆长，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让报社图书馆该有的书全都有了，这叫初具规模。”他又补充说：“这些书刊，不少是我与老邓一道去琉璃厂觅回来的。”他说到各类图书，线装书中的地方志，珍本不少；革命报刊，不乏稀见之物；革命根据地的图书，有些本子不易找寻。还有傅山批明末刻《老学庵笔记》之类，都是少见的有用之书。

我问他：“像报社这样的图书馆，为什么放在总编室管辖？”谢老说：“那是老邓的意思。老邓为图书馆规定了一项任务，就是为《人民日报》的宣传服务。为报社人员一般的业余阅读服务，那是次要的事。”他补充说：“图书馆的夜班、集中重要图书的参考室，就是专门为报纸宣传服务的。”我说：“你说的意思我听懂了，也有体会。我们图书馆收藏的党报《新中华报》、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都由图书馆编有好多种索引，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比现在的百度检索要早得多，这就是贯彻为报纸宣传服务的方针。还有参考咨询，又叫查对，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当天见报稿的查对核实任务。”谢老说：“为报纸宣传服务是个实事，把这些事情做好，很不容易。”

谢兴尧，与邓拓时代的人民日报图书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饭之恩不可忘

在邓拓的追悼会上，谢老写诗悼念老友，小序中特别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常蒙老邓留饭，让我饱餐一顿”。所谓“留饭”，说的是上餐馆。去的地方有几处，一处是东安市场里的湘蜀餐厅，另一处是六部口的鸿宾楼，有时也去王府井的全聚德。当年韩信未遇时饿形于色，漂母让他饱餐一顿，明末屈大均写诗云“艰难惟一饭”。谢老在这里所说的一饭之恩，较此更为深刻。

谢兴尧在进入人民日报以前的四十多年，颠沛流离，艰苦度日，他教过的女学生说他“衣着破旧”。他在人民日报工作十七年，于1966年4月19日退休。退休后，他平时说得最多的是人民日报图书馆的王德增。“三家村”起火后，谢受牵连，被审查挨斗，工资一度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五十元。老王负责总编室的工会补贴，每月给谢或补五十元，或补一百元，让他的家庭经济紧张有所缓解。

谢一生勤于写作，解放前所写尤多。据他自己说：“到人民日报后，爱写的趣味小品，报刊不愿刊登。布置要写的批判文章，自觉沉重，写不出来。”晚年点校数书，有《万历野获编》、《水窗春呓》、《荣庆日记》等书。辑其所作，编有《堪隐斋随笔》、《堪隐斋杂著》。我为他找到所写文章一百多篇，藏书家姜德明从30年代杂志找出所著数十篇，他自己存有近二百篇，旧作共有四百多篇，大部分没有汇集出版。

太平天国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谢老九十九岁高龄时，他把我叫到身边问：“外界对太平天国有什么新看法？”我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告别革命》，从陈胜到太平天国，还有孙中山、五四运动，都在否定之列，因为都是革命。老人问：“为什么革命就被否定？”我告知：“人家说革命破坏生产力，洪秀全起来革命，破坏了生产力。现在满目都是曾国藩，书店的书架上，曾国藩一占就是数百种。”老人有点气愤，说：“曾国藩杀了那么多的人，他没有破坏生产力？对于满清朝廷来说，曾国藩是功臣，是远远超过满族官员的功臣，但对中国百姓来说，曾国藩是罪人。”

太平天国运动，在清末时期，对朝廷官员来说，尤其是在皇帝眼中，是一帮造反的土匪、破坏社会的渣滓，大恶不赦。在一般人眼中，甚至在一些学者面前，都以社会动乱的制造者目之。在国共长期相争中，舆论一律将中共当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当中共，口诛笔伐，原因就是二者都是革命。谢兴尧在厨室不炊的境遇中，开辟从发掘故宫档案的角度评述太平天国史事，肯定太平天国是一次革命运动，是“共产制度之先驱”，振聋明目，发人深省。

活了一百零二岁

谢老2006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按身份证生于1906年9月28日。

谢老九十八岁那一年阴历八月，他让保姆老王给我打电话，说想见见聊聊。晚年他住在人民日报大院，与我的住地相邻。我去后，见他坐在小厅桌旁的椅子上。他让我坐下，附耳小声对我说：“再过几天，八月十一日，我就要上白玉楼了。”白玉楼，指唐代诗人李长吉临死前梦见玉帝召赴天楼的事。我说：“凭你说出这样的话，天帝眼下也不会召见你。”他缓缓地对我说：“早年到北京后，我的英语不好，补了两年英语，我隐瞒年龄两年。”我一想，老人是在说，他生于1904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再过几天就一百岁了。

因为有两年时间没有着落，谢老本人在不少文中所涉纪年不相吻合，但有不少记载露出事实。《学史漫谈》中说到，他在北大预科得益的两门必修课，一是《国学概论》，一是《文化集要》（《堪隐斋杂著》第52页）。这就是说，他上过北大预科，预科学期为两年。1942年所写《书林逸话》中说：“余自民国十四年寄迹故都。”（《堪隐斋随笔》第26页）他在文中及口头一再说，民国十六年（1927）考取北大本科。时年实为二十三岁。

北京有位著名中医萧龙友，是谢父亲的要好同学，谢兴尧初到北京时，他父亲托萧先生照管。萧先生的儿子萧璋与谢兴尧十分要好，是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与谢同一年级。萧璋于上世纪60年代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北宋年间的黄庭坚，曾告诫那些铁槛红墙家的后代说：“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

谢兴尧以才气名世，读书种子也。

金“译匠”与沈仲章的人间“天缘”

——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二）

沈亚明

《译匠天缘》是金克木伯伯晚年写的一篇回忆随笔。顾名思义，重在“译匠”之“天缘”，但读来却处处可见人缘。

穿插于三四个段落之间，有一位沈君仲章的影子多次浮现：沈仲章陪伴金克木夜观星空，怂恿金克木翻译第一本天文读物，给金克木当物理知识的后盾，替金克木把译稿传给天文学权威过目，还继续帮助“设计”——找原料、找销路、找住处，乃至连找人做饭的事都安排妥当了……

读了金克木伯伯的这篇散文，才知道在他与宇宙星辰结缘之时，父亲沈仲章曾与他形影相随，为他左右牵“缘”，共同上下求索。

沈仲章助金“译匠”与天结“缘”

金克木最初在文中引出我父亲，是这么写的：“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越来越大，还传染别人。朋友喻君陪我一夜一夜等着看狮子座流星雨。朋友沈仲章拿来小望远镜陪我到北海公园观星，时间长了，公园关门。我们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来，看了一夜星。”

父亲也好几次对我“吹”，他曾被关在北海公园，与一位朋友彻夜观星。印象中父亲说过，那位朋友是金克木。但在读《译匠天缘》之前，我还不敢确定。因为有时我听故事，得了情节忘了名字。父亲说的梗概大致如下：

他俩刚进园时，天色尚亮。两人特意等天黑，暗了才可看星。夜幕降落之初，一边观天一边聊天，完全忘了时间。待想到该回家了，大门已经关闭，出不去了。干脆，呆里面得了。结果，看了一夜的星，谈了一宿的话。

少年时随父亲夏夜游湖，他多次连讲带“演”，因此我对一些浪漫情趣，留有多感官的记忆：

园里的北海，长满荷叶莲蓬。两个年轻人琢磨，在“海”中望银河当更有意思。于是来到湖畔，解开一条小舟，轻轻划离岸边。然后收桨荡漾于水面，随波漂流。不知不觉“误入藕花深处”，虽然没醉却也不思归路。索性横卧船内，拨开荷叶，仰视夜空，辨认星座。时间久了肚子饿了，也不起身，把手伸到船外，折下几个莲蓬，剥出莲子充饥。如此逍遥一整夜。

我每次听父亲重述那一夜，总可以从他的表情和语调中，感染到一种回味无穷的美滋滋。

许多事回过头来看，似乎老天早有暗示。在叙述自学按星图观天象之前，《译匠天缘》有那么一段，追忆金克木与天文学的最初接触，是“偶然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看到一篇文”。他给报社寄了一封信，希望作者“继续谈下去”。编辑发表了这封读者来信，题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后来那位作者果然“出了书，题为《秋之星》”。我想，莲蓬成熟之时，通常是夏秋季节吧？金克木和沈仲章，嘴里嚼着新鲜莲子，眼睛盯着初秋之星，也算应了暗中缘分？

回到《译匠天缘》，在北海过夜那段的末尾，金克木写道：“他劝我翻译秦斯的书。”从上下文看，“他”是沈仲章，这就是本文开头“怂恿”一词的依据。可是在当时当场，金克木“没有把握，没胆量，没敢答应他”。

接下来的一段说，不久之后，金克木终于鼓起了勇气。他觉得，“译科学书不需要文采，何况还有学物理的沈君和学英文的曾君帮忙”。

“学物理的沈君”就是沈仲章。父亲考入北大时，选择了物理系。几年后转到文学院，拿了哲学系的学位，再考回北大法学院的经济系。但是，父亲的许多师长、同学和朋友仍然认为他是读物理的。比如张砚田，在《记刘天华先生》一文中，就说沈仲章“于物理系毕业后，转而从事语音学的研究”。金克木在他另一篇随笔《关于“伍记”》中，也提到“沈（仲章）是物理系毕业的”。

继续听金克木往下说他的人缘与天缘，紧接着的几句是：“于是我译出了秦斯的《流转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几个字，托人带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陈遵妫先生看。”听起来，父亲还是译稿的第一位读者，至少最初几位之一吧？

我不清楚父亲在南京或天体研究方面有什么人缘，但通过他，金克木“攀”上了天文学专家陈遵妫。“稿子很快转回来，有陈先生的两条口信。”谁传的口信？按原先传递渠道，很可能也是这位沈君仲章。但父亲没有对我提过这事。

得到陈遵妫对译名和投稿两方面的指点之后，金克木把稿子寄出去了。“第一次卖出译稿得了钱”，还不少，“两百元”！于是，他“胆子忽然大了，想以译书为业了”。如此依仗天缘人缘，金“译匠”由业余走上了“专业”之路。

金克木接着写，他尝到了“译书卖稿”的甜头，辞职去了杭州，又翻译了一本《通俗天文学》，又换得了钱。回北京后，“下决心以译通俗科学书为业”。他还把自以为是的选择理由，说得振振有词。看来金克木的振振有词，说服了好朋友沈君仲章，得到了支持。

首先是“货源”：“沈仲章拿来秦斯的另一本书《时空旅行》，说是一个基金会在找人译，他要下来给我试试。接下去还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没原料。”

这位“他”，管得真够宽的。既然金克木想以“译匠”为生，就得安排生活。“他在西山脚下住过，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绍我去住，由老人给我做饭。”

父亲在北大期间的几个主要住处，我大概知道。第一处是沙滩的同安公寓，第二处是北大西斋，期间换过寝室。大约在哲学系毕业之后，他被赶出了学生宿舍，曾与李述礼等合租过校外的一个小院子。可能“西山脚下”就是这一处？记得父亲说那个院子空气和阳光都很好，李述礼当时患肺病，正适合他康复疗养。当然，也可能“西山脚下”是父亲临时住过的地方。后来，因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北平留守处需要人，父亲最后又搬回沙滩，一直住到1937年8月。

再来关注金“译匠”：他对沈仲章言听计从，一切顺利进行。“我照他设计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领来了稿费。”不错，有吃、有住、有订货、有酬劳，金克木认为，“有了活下去的条件”。

沈仲章同金“译匠”分享“人缘”

金“译匠”的“天缘”，总有“人缘”相伴，《译匠天缘》中提及多位朋友。

从上下文看，陈遵妫与沈仲章逃不脱有直接或间接的“瓜葛”。其他名字中，我特别熟悉两个：曹未风和崔明奇，两人都是父亲的好朋友。

金克木说，他翻译出了第一部天文学书稿后，由沈仲章托人带给陈遵妫先生看。陈遵妫指点他，“一是标星名的希腊字母不要译，二是快送商务印书馆”。提到出版，就引出了曹未风。

初出茅庐的金克木“没有勇气直接寄去，把稿子寄给了上海的曹未风，请他代办”。因已有人捷足先登，商务印书馆没收那份译稿。曹未风就替他做主，把版权卖给了中华书局。金克木又翻译了一本《通俗天文学》，“再托曹未风去卖给商务，又得一笔钱”。总之，金“译匠”生财有道，曹未风功劳不小。

我不清楚父亲和金克木哪个先认识曹未风，谁给谁搭的桥。下面仅仅说一下我记忆中的曹未风。

常听父亲提曹未风，可惜我年龄尚小，曹伯伯就去世了。父亲去参加了追悼会，没有带我去。（父亲母亲凡有师友去世，会向孩子简单介绍那位逝者，但不带我们去参加葬礼。只有伯特利高级护士学校伍英哲校长的追悼会，母亲带我去了。）

我对曹未风这个人，记不住模样，但对他的一些书，却无法忘却。上世纪50年代，发行过一批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单行本。每出一本新的，他必送一本给沈仲章，我家积攒了不少。可以说，我是从小“看”着那些书长大的。

怎么回事？这得从头说起。我并不是那种两三岁就十分“了了”的神童，六七岁前“不识字”。快上小学了，父亲才教我学拼音，然后让我自己查词典认字。我以为“识字了”，便什么书都能看了——书上不就是印着字吗？于是我就爬上父亲膝头，“抢”他手中的《汉书》、《左传》，又踏上凳子沙发，逛书架“街”看“橱窗”。有一溜薄薄的小册子，比我一二年级的课本还要薄还要小，被我看上了，那正是曹未风的莎氏戏剧汉译本。

当我伸手可及、父亲也允许翻阅的书渐渐减少，我的视线常常扫向那排小册子。父亲看出了我的企图，对我说，你太小，看不懂莎士比亚的东西，别碰这些书。平时我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可那万恶之源的书本“诱惑力”太大。父亲不在旁时，我犯了规。一本接着一本，悄悄地翻开了曹未风的书。感谢曹伯伯善解“小人”意，他那一本本小册子很薄，很轻，很好“偷”。

许是做贼心虚，曹译莎剧我看得很快很粗。果然，一点儿也不好看！父亲所料不差，小孩子哪看得懂莎老翁？大凡知识浅薄的，常免不了爱轻易作结论。肚子里没藏多少诗、年龄还在个位数的小学童我，居然敢一言以蔽之：“外国无好诗！”就这么，我牢牢记住了曹未风。

再来简单说说崔明奇。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金克木与崔明奇结缘，由沈仲章促成。

金“译匠”说，在他“生意”不错的阶段，“教数学的崔明奇拿来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大众数学》，说他可以帮助我边学边译”。崔明奇与沈仲章同一年考入北大，崔伯伯读数学，毕业后也一直教数学，生前最后一个职位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

沈仲章（右）、崔明奇（中）和林津秀，1946年摄于苏州（金木婴提供）

父亲和有的朋友常把崔明奇写作“崔明琪”。一开始我以为，大概是金克木错把“琪”字写成“奇”。但是，后来看到一封崔明奇写给我父亲的信，落款是“明奇”。看来，金克木没写错。

不过父亲是崔明奇的密友，写成“明琪”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崔明奇去世早，没有留下子女。他的遗孀林津秀领养了一个女孩，大我一岁，取名林琪。津秀阿姨告诉我，“林”是她的姓，“琪”是纪念崔明琪。

现在知道崔明奇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很少了，但在关于数量统计学家林少宫的资料中，常常提及林少宫选择数学以及返回祖国，都受到姐夫崔明奇的影响。崔明奇的夫人林津秀是林少宫的二姐，林津秀一家从大姐珠秀到小弟少宫，个个都是沈仲章的好朋友，熟得就像自家兄妹一样。

父亲与崔明奇以及林家姐弟手足情长，说来话也长。我打算在本小系列之三，聊聊金、沈、崔、林的友谊。这里只说一件事，因为关联到曹未风。

1949年上半年，父亲还是个单身汉。崔明奇和林津秀没有孩子，常把沈仲章招去小住，继续“学生时代”。解放军进驻上海的那天，父亲正在复旦大学宿舍崔林的家。他们仨不知道外面已经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第二天起来，觉得四周特别静悄悄。正是曹未风兴冲冲地打来电话，通报三位朋友：上海解放了！革命成功了！

朋友的兴奋，感染了朋友。那时的知识分子敢议时政，大都对当局有所不满，期盼重大变革。听到“革命成功了”，三个书生结队，昂首挺胸，挽手迈步，从复旦第二宿舍走到了江湾镇。他们三人不党不派的，也不知道自己早已大大落伍，还兴兴头头的，一路哼着二三十年代学生中流行的革命歌曲，像《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之类的，算是自发的“庆祝游行”。

对“不党不派”得补一条注：就父亲而言，他后来也如此。崔明奇受沈仲章影响，也坚持了许久。他们的共同好友中，胡曲园、李述礼、陈洪进等，大学时就是地下共产党。曹未风暗中为易权做准备，父亲也心知肚明。另一些朋友如张砚田等，则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其他还有多位是民主党派的活动家。

因为父亲表态独立不羁，几方人士都曾转向动员崔明奇。据说有人还埋怨，都怪沈仲章，崔明奇学了样。但根据复旦大学档案馆替我查的资料，崔明奇在1952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而林津秀热情满腔，一向比较左倾。我敢肯定，说服林少宫归国为新政权效力，这位二姐出了大力。

崔林这一批朋友，表过不提。最后说一下金“译匠”的另一位“天缘”朋友，清华大学的侯硕之。

金克木有一篇随笔《人世流星》，专为纪念侯硕之而作，称后者为“只见过两面而终身不忘的朋友”。我知道父亲也有不少清华的朋友，但是否有缘相识侯硕之，不清楚。

《人世流星》从另一个角度谈到秦斯《流转的星辰》中译本：“不约而同有三个人翻译。一是南京天文台的人，译出书名是《闲话星空》，商务印书馆先出版。一是侯硕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生，译出书名是《宇宙之大》，开明书店接着出版。第三个是我，照原书名译作《流转的星辰》。”这段话可与《译匠天缘》所叙，互为映照。金克木认为，三个译本中，侯硕之“译得最好”。

正因为金克木与侯硕之都翻译了这同一本书，两人才有缘结识。那是另一位沈姓朋友牵的线，那位沈君元骥说：“两个译者都是我的朋友，你们也作个谈天文的朋友吧，我来介绍。”读了这段逸事之后，我更相信，金克木的“天缘”，总离不开人世间的朋友缘分。

沈仲章被金“译匠”传染“天缘”

上文提及，金“译匠”不仅自己染上了夜观星空之癖，“还传染别人”，沈仲章便是“受害者”之一。父亲说过多次，他受金克木影响，对天文学一度非常感兴趣。而且，父亲不仅鼓动协助金克木翻译天文学读物，自己也偶尔客串。

客串之事与胡适有关。上篇曾略述，1933年底或1934年初，刘半农把沈仲章叫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任教，同时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兼职。胡适当时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也是考察团理事会的常务理事，父亲与他常有接触。有一次父亲为了工作去请示胡适，知道找胡适的人多，可能得等一会儿才能说事儿，就带了一本书。父亲当年有个习惯，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书，有空就翻几页。轮到他与胡适说话时，胡适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就要过去看了一下封面。

那是一本英文科普通俗读物，作者是英国的一位爵士，内容涉及天文学的最新成就，文字雅俗共赏，引人入胜。胡适看了书名和作者，对沈仲章说，他没有读过这本书，可知道这位名作者专写科普读物，文笔生动活泼。接着说，这种书很好，应该把你手中的这本翻成中文。

胡适是认真的，不久派关其桐来找沈仲章了。关其桐说，胡先生记得你上次看的那本天文学读物，要你把它译成中文，他已经与我们基金会商量过了，由我们资助出版。

关其桐是位著名翻译家，翻译了很多西方哲学著作。当时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任职，具体部门是编译委员会，专门组织翻译稿。父亲认为，那个基金会的资金来自庚子赔款。

父亲在那个时段，工作上的一大任务就是翻译学术著述。比如，为西北考察团翻译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戈壁滩之谜》（Riddles of the Gobi Desert），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翻译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唐代长安方音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罗常培还让沈仲章翻译关于八思巴文的研究、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论著等等。

至于翻译那本天文学读物，不算正业，而是额外。尽管也是遵照上司胡适的嘱咐，还是业余客串。父亲从1935年或1936年开始翻译那本书，不少部分是金克木帮他翻的。正文译完交了稿，已经是1937年夏天。不久，日军占领北平，父亲为救护居延木简，匆促逃离。

1938年到1941年父亲逗留在香港，为居延木简拍摄照片，编辑制册。父亲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特派员，常驻商务印书馆，与商务几个大头头王云五、李伯嘉、王巧生等，在同一个小餐厅吃午饭。有天王云五对他说，你翻译的那本天文读物的书稿，转到了商务印书馆，已经登在出版目录上了；但是，我们发现还缺插图解说词，请你尽快补译。可是父亲带着汉简逃难，一路意外惊险连连，没把英文原版带在身边，商务印书馆只好到国外再去订购。英文版到手之后，父亲赶出了完整的翻译稿，交给王云五。但不幸的是，日军打进香港，这部译稿失踪于战火。

《汉音源流考（一）》（局部），沈仲章译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考》片段（《益世报》1936年8月13日）

除了翻译天文书，观天识星也成了父亲的诸多爱好之一。通常是他独自一人流连户外，在静默中与星辰沟通。不时也约有缘之友，一起登高夜游，聊天说星。

天缘还连着情缘，父亲与他的女友，就是在明净的星空之下定的情。各自认了一颗特亮的恒星，用希腊文星名作为昵称。抗战后期两人失去联系，父亲登报寻找。因种种原因，写真名不妥。比如，沈仲章的名字与居延汉简相联，日本人不一定会放过。父亲出入日战区时就用他上小学时的本名，但那个名字，没有保持联络的朋友不熟悉。于是父亲想了一个办法，把只有“你知我知”的希腊文星名，用接近的国语发音改成了中文“姓名”，希望那一方明白其中的特殊含义。

沈仲章引金“译匠”涉“缘”音乐——《朱颜》中的学唱

《译匠天缘》既谈“天缘”，也少不得要说“译匠”。而“译匠”技之所长，想当然就是“译”。下面拖一条小小的尾巴，摘引萧伯青（又名萧从方）的几句回忆文字，作为对金克木“译”绩的补充：“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刘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由刘先生的学生们在协和礼堂开了一个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会的节目说明书还是由沈仲章同学去找金克木先生译成英文的。” （《忆刘天华先生补》，《音乐研究》1984年第四期）

别小瞧这条小小“译”绩。其意义第一是金“译匠”跨越时空，与刘天华谱写的“天籁之音”攀缘，第二是“译成英文”。金克木自己回忆的“译匠”建树，都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金克木把中文译成英文，目前我就见到这一条记录。中翻英的难度当然要高得多。

提到金克木因沈仲章而与音乐有“缘”，小尾巴又带出了一条稍大的尾巴。金木婴2014年秋天发给我一个电邮，其中有如下内容：

我父亲（金克木）曾应老友朱锡侯先生的夫人范小梵之请，口述了他与朱先生的交往，后来我整理成文，收入我父亲文集。其中一段提到了你父亲（沈仲章），内容如下：

另外还有一回，沈仲章来了。沈仲章正在跟一个从意大利回来的人学唱歌，唱得很好。他们说，那就请他教我们唱。我跟沈仲章一说，沈仲章说，好啊，你们都会音乐，都拉小提琴，我是弹钢琴的，咱们就唱歌。我问，唱什么呢？他说，“桑塔露琪亚”。于是要我们几个站在一起。我从来也没学过唱外国歌，唱“桑塔露琪亚”，他们三个学过音乐的人当然没有问题，很容易唱，先唱调子，接着“桑-塔-露-琪-亚”就唱起来了，结果我的音阶全都不对，学数学的段遐坡在中学学过唱歌，可是也不行，唱得也不好。只有那个中学生和他们那三个学音乐的人唱得好。结果胡闹了一通，唱了个“桑塔露琪亚”，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歌，记得这个曲子，英文歌词，因为唱的是英文。

依木婴姐的指点，我找到上述引文出自《朱颜》，收于三联书店2011年版《金克木集》第六卷。我印象中，《桑塔露琪亚》原是一首那不勒斯船歌，译成意大利语出版后流传，再转译成其他语种。父亲领朋友们用英文唱，估计因为是大家都会的外语。

父亲与音乐的缘分，有太多可写。下面就“沈仲章正在跟一个从意大利回来的人学唱歌”这句话，说说我脑子里冒出来的事。

父亲热衷于意大利美声唱法，起于1932年或更早。这只是我的推算，参照事件是刘天华在那年6月去世。为什么这两件事会有关系？略议如下：

父亲在北大当学生期间，跟随刘天华学习音乐五年，师徒情谊深厚。1932年6月刘天华染上急病去世，父亲非常悲伤，都不愿再碰恩师手把手教过的乐器了。在小圈子里流传，沈仲章曾作如是说：“二胡？拉倒了！提琴？甭提了！”

刘天华有不少二胡高徒，但在他去世前后，正在身边的学生中，沈仲章被公认为二胡大弟子。而且，父亲不仅会多种乐器，因有物理学基础，乐理知识也相当扎实。汇编《刘天华纪念册》时，父亲充当了主力，明确分工是协助刘半农，负责文字部分，但乐谱部分，凡涉及乐理及五线谱方面的问题，大家也找沈仲章。父亲参与发起并一直主管的北大音乐学会，到了1932年已差不多五年。导师们除了刘天华，其他几位如杨仲子、陈德义、赵丽莲等，都与沈仲章很熟，不再把他当学生，而以朋友相待。

刘天华在北京大学先在音乐传习所，后在音乐学会当导师，而他的教授职位是在北平大学。北平大学比较松散，是由几个专科学院联合组成的大学。其中艺术学院的前身是艺术专科学校，当年人们沿用老的简称“艺专”，父亲也习惯说“艺专”，下面我跟着这么说。父亲说杨仲子是艺专的校长，有的资料说是“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大概是一回事儿。刘天华的不少二胡弟子如陈振铎、蒋风之等，都先后是艺专的学生。陈振铎可能毕业略早些，1932年蒋风之还未毕业。

刘天华突然去世，艺专失去了一根台柱子。杨仲子跑来找沈仲章，要他顶替刘天华，从1932年秋季开始，去艺专教二胡。父亲哀痛未消，一再婉辞。艺专则多次恳请，连聘书都发出了。最后，父亲找到个“绝妙”的借口，说他已经报考了艺专，不能又当老师又当学生。父亲说过，艺专当时有位外国老太太，专教意大利美声唱法，父亲跟她学声乐。老太太发现沈仲章是块男高音的好料子，有心培养他。

参照对比以上几件事发生的时段，我认为，1932年父亲报考艺专前，已经开始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但仅凭这几件事，我还无法进一步推算，金克木说的集体学唱“桑塔露琪亚”，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本小系列首篇介绍，父亲第一次与金克木相遇时，“对西方歌剧很感兴趣，正在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因为父亲没分清世界语和意大利语，上前“用几句初级的意大利语”去与金克木“搭讪”，不搅和不相识，两人从此成了朋友。这也是个可以参照的时间点，可惜也没有确切日期。

至于“一个从意大利回来的人”，我担心可能金克木弄混了。我记得，父亲跟“从意大利来的”（没有“回”字）外籍老太太进修美声唱法，跟“从意大利回来的”（有“回”字）华裔陈德义学习西方音乐理论。

愿友情之“缘”长续于人世“天”间

金克木说，七七事变后，他靠当“译匠”谋生的计划，成了泡影。

抗战时期金克木漂泊各地，滞留过香港、湘西、印度……每一处都因条件限制，不能夜观天象。

略去与父亲不相干的地点，就谈谈香港。金克木在另一篇散文《保险朋友》中说，他到香港是去找亚工，也就是沈仲章。《译匠天缘》里对香港只有短短一句：“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

其实不然，1938到1941父亲居港四年，常常在夜晚带着手电筒、望远镜和星象图，登上附近山顶去观察星空。有一次，父亲替“木屋三友”之一徐迟（另两位是戴望舒和沈仲章本人）解闷，“勾引”他外出“移情”看星星。后者大为赞叹“那样工整的，美丽的天体结构”，还认识了许多星座（《江南小镇》第271页）。

《译匠天缘》倒数第二段写道：“80年代起，城市楼房越多越高，天越来越小，星越来越少，眼睛越来越模糊。现在90年代过了一多半了。我离地下更近，离天上更远了。”

我读这一连串“越来越”，感慨金克木伯伯垂垂老矣。而六十多年前陪他北海观星的沈仲章，早已于1987年离世。人间天上两茫茫……

金克木（左）与沈仲章，1946年摄于上海（金木婴提供）

黄金的青春与希望

今在何方？

已如吹啸着的风

风去茫茫！

《译匠天缘》文首，金克木摘引了以上四行诗句，并说明：“这是我第一次翻译的一首诗中的一节，是从世界语译出的，三十年代初发表在北平一家报纸的副刊上。”

《译匠天缘》篇末，金克木又以这么一个长句子作结：“从一九三七年起，做不成译匠，望不见星空，算来已有整整六十年了。”

读罢不免思绪茫茫……

根据我借到的《金克木集》第六卷，《译匠天缘》发表于1997年，算来又有二十年了。我想象父亲和金克木伯伯，如今正在“天”上续“缘”，指点星宿，戏谈“译”趣，笑议“匠”、“家”之功败得失，回顾“黄金的青春与希望”。

我许个心愿，本文发表之后，我当与金伯伯的后代相约一个时间，共望长空，借助星辰，传递我们的思念。

〔补记〕

初稿完成后，继续思索时间顺序，与金木婴讨论了若干参照点，概述如下：

1. 金克木的几本天文译著最早出版于何时？

《通俗天文学》初版是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流转的星辰》则于1941年3月由中华书局发行。这两个版本也许就是最初的版本。根据《译匠天缘》，金克木交译稿时，就“卖”得稿费。而正式出版的日期，显见晚得多。

2. 金克木自述，他对天文学感兴趣，始于《从天上掉下来的信》。该文发表于何时？

多年前金木婴曾查过《益世报》“读书周刊”，未看到该信，但找到一篇《评〈宇宙壮观〉》，刊载日期是1935年12月26日。推想《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应该在此之前。

3. 金克木与曹未风何时相识？

金克木在《悼子冈》中说，上世纪30年代初期，彭子冈大学一年级，住在他朋友曹未风新开的秋城女子寄宿舍。金木婴查得彭子冈1934年高中毕业，上大学应从1934年秋开始。由此推算金与曹二友相识更早。《译匠天缘》中的两次“卖稿”也支持这个说法。但仍难确定，沈仲章何时结识曹未风。

4. 沈仲章教唱“桑塔露琪亚”大约在何时？

《朱颜》里说，1935年金克木与朱锡侯等同住一个小院。金木婴说，友人们在那里跟沈仲章学唱歌，应该也是1935年。

对父亲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我仍然认为始于1932年或更早。金克木使用时态语词“正在”，只因沈仲章对声乐的爱好持续了很多年。上世纪30年代中期，北平曾举办沈仲章、刘海槁（即刘诗昆之父刘啸东）等男女声四重唱公演，正式售票。相关之事，日后另叙。

5. 金克木什么时候开始“迷”上天文学？

我认为应在1935年之前，而父亲陪他夜观星空，据《译匠天缘》叙事顺序，早于金克木着手翻译天文学读物。

金木婴回应：“《译匠天缘》前面先提到1931年江淮水灾，再说到《从天上掉下来的信》，时间大概相隔不远。后面说翻译天文书时已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那应该是1935年，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北海观星应在1935年之前，1931年夏之后。如果知道他们在北海观测到了什么星座，就可以知道大致是什么季节。文中提到的狮子座流星雨每年11月14至21日左右出现，不过陪我父亲看流星雨的是另一人。”

我十岁刚出头时，曾对一本抄家“漏网”的《少年天文学家》爱不释手，夏夜与父亲识星谈天。如今早忘了。木婴姐说得有道理，照录。

我仍在关注金克木与沈仲章交往中的时间顺序，相关的人、事、物、情、景……及其“影子”。

最后，向金木婴、金木秀、李绮年、陈体仁、石汝杰、徐维源、许平和复旦大学档案馆致谢！

“走出疑古时代”的背后

——从《日记》看顾颉刚与李学勤的交往

雷燮仁

顾颉刚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到1980年去世，凡二十六年，近一半的学术生涯在历史所度过。李学勤1952年离开就读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54年进入历史所工作，与顾颉刚有过二十六年的同事关系。上世纪90年代，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顾李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个人交往，都是学术界经常关心的话题。关于顾李之间的个人交往，李学勤在文章或讲话中有过几段回忆。比如他曾说：“历史所的人都知道，我和顾极好，我和顾住街坊，并是邻居，我们一起住了十几年，并有很多请教，知道他的情况，他的思想。”又说：“我个人是比较仔细地读过顾的日记。当然早期日记不太全了，可是我敢说，因为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在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李的《回忆初次见顾颉刚先生》（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还回忆了初次见顾颉刚时，顾对他的关心和帮助。某些历史所老人和新人对这段陈年往事的回忆和解读则有不同，尤其是“文革”中顾李之间的关系，李如何有“特别的机会”通读顾的日记，李如何成为顾的邻居，以及顾的书籍被抄而失散等问题，特别引发好奇之士的关注，包括我这样的非学界人士。

新近购得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顾颉刚全集》，拜读顾先生名著大作之余，不免很俗气地翻看顾颉刚日记中与李学勤有关的记载。据日记人名索引，李学勤在日记中共出现四十三次，李学勤之妻徐维莹在日记中共出现四次。仔细翻阅，有些以姓氏简称代指，或者姓氏加职官类的人名，不在索引之列。以这种方式提到的李，在日记中还有好几处。此外，在顾的学术笔记中，也有两处提到李。

一

李学勤第一次见到顾颉刚，据李的回忆，是在1955年，地点在历史所图书馆外的一间小房：“1955年，听说顾颉刚将要调来历史所，为了安排工作和生活，要到所里看一看。这一天，我正坐在图书馆外一间小房间中独自看书，顾突然走了进来。我是早就从书刊上的照片识得他的风貌的，当即站起来向顾问候。”（李学勤《回忆初次见顾颉刚先生》）对照日记，顾颉刚1954年8月22日下午3时到北京，次日到历史所。顾到北京不到一周，8月28日，“索介然、李学勤来”。揣摩顾的日记体例，估计是索介然与李学勤联袂造访顾宅，若是分头造访，应记为“索介然来，李学勤来”。8月30日，顾到历史所，“到图书室参观，晤索、李、宋诸君”。“李”当是李学勤。

此后半年内，顾与索、李多次交谈或见面（9月18日、9月30日、10月20日、11月18日、11月19日、12月2日），有时记“与索、李谈”，有时记“索、李来”，地点或者在图书室，或者不详，估计是在顾的办公室。9月30日那次，顾颉刚姨丈王应伟来，“与同到图书馆借书，与索、李二君谈”。李学勤与顾第一次在图书馆见面，顾介绍李去见王应伟。李拜见王应伟时的情景，在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甚详（李学勤《回忆初次见顾颉刚先生》），时间当在9月30日之前。11月29日那次，李是与曾毅公、索介然一同造访顾。曾毅公对李踏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帮助极大，曾、索又同为满族，估计相熟，故而携同造访。顾颉刚从1954年1月起开始与曾毅公交往。顾搬家到北京后不到一周，曾毅公即登门拜访，与李初次造访顾宅为同一天。11月6日，顾到历史所，李还独自一人来过。

1955年日记中，还有两则与李学勤有关的记载，如11月8日到所，“李学勤来”，11月10日写信给李学勤。

从顾颉刚1954、1955年的日记来看，顾、李交往还是颇为频繁的，且多为“谈”。谈了些什么，日记中没有记载，但学者见面交谈，且谈的地点经常在图书馆，所谈内容理应与学术有关，请益、教导居多。顾写给李的那封信，书信卷没有收入，写了些什么，谈学术还是谈其他，无从得知。李回忆说“有很多请教”，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所言不虚。

顾颉刚1955年5到8月撰写的学术笔记《古柯庭琐记》“《山海经》赖《汲冢书》而传”条说：“李学勤君告我，甲骨文‘王亥’，亥字作‘’，足证《海经》操鸟之说。”（《顾颉刚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页）1962年夏天撰写的《壬寅夏日杂钞》“甲骨文中之王亥”条，再次提起此事：“数年前，李学勤同志示甲骨文三条，如下：……”（《顾颉刚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85页）是顾李这段时间学术交流的真实记录。

1956至1959年，日记中记载的顾李交往明显减少，且多为“晤”、“遇”、“同会”，所晤、同会之人亦甚多。这几年，是李早期学术研究的勃发期，《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郿县李家村铜器考》、《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论殷代亲族制度》、《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战国题铭概述》，以及专著《殷代地理简论》，都在这几年发表、出版，至今仍是相关领域难以绕开的名作，常被征引。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应先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以及“非王卜辞”、“商代日名系死后卜选”、“战国文字分齐、燕、三晋两周、楚、秦等系”，或成为后来新的研究的基础，或得到新的发现证实，或引发学术争论，或成为学术定论（参见《李学勤早期文集》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顾颉刚看书读文、撰文写稿，日记中都有记载。日记中所记顾看李的著作，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8月3日 “看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奴隶社会》，未毕”。另一次是1966年6月2日“看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1958年的这一次颇有意味，因为在后来几天的日记中并没有“续看”或“看毕”的记载，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李当时认为，“在公元前的中国史上，有五个显著的社会变动时期，即（1）夏商之际、（2）商周之际、（3）两周之际、（4）春秋战国之际、（5）秦汉之际”，这五个变动时期的前四者属于“早期奴隶制时期”（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原载《文史哲》1958年第8期，收入《李学勤早期文集》）。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如“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虽然承继王国维之说，亦有李自己的一些观点，如推测洛达庙型类文化（今称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已经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而顾颉刚虽然认为禹是动物，是神，跟夏没有关系，但并不怀疑夏的存在。1933年，他在燕京大学开春秋战国史时所编的《春秋战国史讲义》中说：“在西周和东周人的记载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周的前边有夏和商二代。……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收入《顾颉刚全集》第四卷，第114页）应该说，李的这篇文章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观点并无大的冲突，顾不是因为观点相悖而看李文“未毕”，多少是可以肯定的。是李的文章不入顾的法眼，还是顾的阅读兴趣很快转移，不敢妄加猜测。

李自己回忆，这批文章中的一些提法，是他近年“走出疑古时代”观点的萌芽。如以《周礼》印证金文的“执驹”，已经可以看出那时他已主张《周礼》之可据（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这或许是那几年李与顾交往渐少的一个潜意识的思想背景，当然也可能因为李埋头著述，或纠缠于政治运动，无暇请教、交流。

进入60年代，直至“文革”开始，从日记来看，顾李之间的交流更少，仅有五次记载。一次即是前面提到的“看《殷代地理简论》”，三次是“同会”（1960年1月19日）、“团拜”（1963年1月24日）、“同席”（1963年9月30日），还有一次是到吉祥剧院看北昆演出，“遇李学勤夫妇及其子缙云”（1961年12月10日）。前辈学人多好京昆艺术，顾日记中有很多看戏记载，常记观感点评，间记趣事轶闻，收集起来，对京昆艺术史的研究必有助益。如1961年5月2日记裴艳玲一段：

今晚无意中买到戏票，在公园音乐堂中观河北青年跃进剧团演《宝莲灯》，即去年在北戴河所见者，饰沉香者为女子，年十三，武功极优。惜无戏报，不知其名。问之人，谓是“崔衍龄”，亦未知即此三字否？

后从报纸上，知其名为裴艳玲，其父为武生，其人勤学苦练，听党的话，为少先队员。

顾误记裴艳玲名为“崔衍龄”，但记李学勤之子李缙云名不误，至少可说顾李两人虽然经过1957年的“反右”及之后的多次运动，私交尚可，可称熟络。裴艳玲后来成就突出，两获“梅花奖”，2009年获戏剧界最高荣誉“梅花大奖”。至今京昆界获“梅花大奖”者，仅尚长荣、裴艳玲二人，可见顾颉刚品戏论人之眼光独到。

二

“文革”开始后，顾李之间的交往多与政治运动纠结，公事、私谊难分。李学勤被某些历史所老人、新人所非议、批评、痛斥的端由，都发生在这段时间，是解读、重构顾李交往真相的重点。

日记显示，1966年“文革”劫难开始后，不出三个月，即蔓延到顾李所在的历史所。先是批斗尹达的爱将，不久“揪出”尹达，顾颉刚随即也被打为“反动史学权威”。1966年8月13日：“今日所中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把反动史学权威顾颉刚揪出来’，列诸罪状。自今日起，予亦成管制分子矣。”从“文革”开始，到1968年12月23日工宣队及解放军进驻历史所，两年多的日记，都不见有关李学勤的记载。在工宣队进驻之前，历史所造反派（日记称历史所“文革”小组）的头头是傅崇兰、王恩宇，日记中屡见王恩宇训斥顾颉刚的记载。

“文革”初期的两年，顾颉刚虽然受到严重冲击，日记中有不少写检讨、被批斗、遭凌辱的惨痛记载。比如，1966年9月7日记：“今晚离所时，外院三个女孩，约十一二岁，想为职工子女，向予抛石子，掷后脑。予告以‘要文斗，不要武斗’，渠等曰：‘你这个老头儿特别坏，要武斗！’予遂听其所为，急步出门。看街上所贴传单，有假红卫兵自京到津，实行武斗，有被殴死者。予已到当死之年龄，又何惜此生命，特尚未达改造之目的为恨耳。”一代宏儒，为女童所辱，可见当时顾之悲惨，读来令人心酸。但读书生活和学术研究并未完全中断，例如，顾的学术笔记《高舂琐语》（收入《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卷十三），大部分即撰写于这段时间。工宣队进驻后，虽然造反派已被打倒，但顾颉刚的读书生活和学术研究却被迫终止，几乎每天到所，“朝请示、晚汇报”，学习、批斗、交代、劳动，没有一条读文史古籍的记载。

李学勤的名字再次见于日记，是在1969年3月11日。前一日，历史所某人来，“谈活思想，命写批判尹达大字报”。次日，“写大字报迄”，“将大字报稿交李学勤”。3月21日，“参加三连一排彻底批判尹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罪行会”，“评予大字报为毒草，予伏罪”。此后几天不得不重新写，并抄上大纸。3月29日，“将大字报底稿再抄一份，送李学勤”。李在其中是仅担任传递角色，还是另有任务，不得而知。顾当时被编入三连一排一班，顾、李似编在同一排，排长可能是林永匡。3月4日“开会，讨论苏修侵珍宝岛事”，“林永匡主席”。4月10日到所，“学习”，“听李学勤自诉。林排长来，申斥我曹”，故有此推测。李学勤为何自诉，也没有记载。

“三连一排”阶段，顾屡遭历史所同事揭发、批判、训斥、质问，还有8月29日专门的“斗批顾颉刚大会”。当时历史所的中青年一代，以及某些顾早年的弟子，不少人都参与了，言辞当属激烈，顾记为“责”、“受责”、“训斥”、“申斥”、“驳”、“质问”，散见于这段时间的日记。李学勤自然也在其中，如4月24日“李学勤和另一人来，训我”。当然，批顾者也常被其他人批，或者自我批评。

在“斗批顾颉刚大会”之前，8月20日，“林永匡令我出看大字报，知我的头衔是‘反革命分子’及‘反共老手’”。8月28日，“重看本排贴出予之大字报，标题为‘打倒反共老手顾颉刚’，‘打倒反革命分子顾颉刚’，其内容为1，一贯反共；2，裴多菲俱乐部‘吴县同人会’之组织；3，反对人民解放军”。是日“冒雨往返，衣裳尽湿，固缘天热，亦由体衰，不意高年，得此揭发”，今天读来，可叹！8月29日“斗批顾颉刚大会”，日记中记载有多人“批评”顾，“使予知一生思想反动，反工、反农、反军，总根源在反党反人民，予服罪”。李是其中之一，且顺序靠后。斗批会后，有关顾的大字报继续贴出，日记中多处记载“下楼看关于我的大字报”，如“杨向奎说予研究边疆问题为的是反共”，等等。

批顾为“反共老手”，“所言大抵抄自《日程》，亦有凭空撰出者”。顾颉刚从1913年开始写日记，自称《颉刚日程》。查日记，顾的日记被历史所取走，是在1967年12月22日，历史所某人“嘱予归家，检出日记，交所审查。归，理出日记四十八册（自一册至四十九册，内缺第三十册）”。历史所来两人，“取去，并取走残存信札若干”。是年日记末附有收条原件，收取者并非李学勤。

三

《顾颉刚日记》终于1980年，时间跨度达长达六十七年，约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从1921到1967年，日记基本上是连续的。作为近代学人的日记，其分量可与《静晤室日记》（金毓黻）、《胡适日记全编》、《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夏鼐日记》等相埒。余英时撰有《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一书，是台湾版《顾颉刚日记》的序言。《顾颉刚全集》将日记编为十一卷。若论记载之详，首推第十卷，即1964-1967年。1966、1967两年，即“文革”开始前后，加记大量所思所见所闻，对研究“文革”历史，尤其是学人在“文革”初期的遭遇，弥足珍贵。

日记被取走审查后，顾仍然每天记日记，其中1968年上半年那本被顾的夫人烧毁；1972-1975年因经常生病住院，身体日衰，中断了；1975年恢复，直至逝世，也是断断续续。“文革”后期，顾因受命主持整理二十四史，恢复了自由，得将被审查的日记索还（参见顾潮《顾颉刚全集》日记卷前言）。比较取走审查前后，特别是斗批顾颉刚最厉害的那几年，日记内容明显简单了，很少夹记所思所见所闻。1967年以后共十三年的日记仅编为一卷，与前面四年一卷无法相比。或许是审查给顾颉刚所带来的余悸未消吧。

哪些人参与过顾颉刚日记的审查？除了李学勤自己说过“有特别的机会把顾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从日记来看，看过的人很多，人名可考的则有李学勤和另外一人。如1969年7月22日，“李学勤招谈我的日记与笔记”；7月18日，到楼下另外一人的办公室，“被询历年所行各事及日记中所载予与往来之人及其近况”。

顾潮说，参与审查的人“从中寻出父亲‘罪行’有两大册油印本”（参见顾潮《顾颉刚全集》日记卷前言）。这两大册油印本，李学勤是否参与？李若参与，是李独自一人完成，还是众人合作，那就只能问当事人了。至于谁是历史所第一个给顾颉刚贴大字报的人，日记没有记载；但日记记载了贴第一份大字报的时间，前面已经指出过，那是1966年8月13日，即日记被取走前一年半，日记被李学勤等人审查前两年。

不仅顾的日记被取走，顾所珍藏的图书、笔记、资料也被取走不少。顾潮在《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卷前言中说：

“文革”初期，家中书库被历史所红卫兵封，以防他处来抄。“在运动终止前，予遂不得随意看书写稿”（1966年8月22日日记）。1969年10月下旬，“为备战，所中来人来书库检善本及地图若干去”。1970年夏，历史所将取去的书送还一部分（《年谱》p389）。1971年夏，周恩来批示由先生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书库随之开封，这一年读古籍，略理书库中书（《年谱》p389）。1973年，向历史所索还1968年取去之笔记稿件，“加以检点，颇有缺失”（《年谱》p390）。大量阅读古籍，作题跋，从上海图书馆所编《历史文献》第一至四辑连载的《缓斋藏书题记》中，可见许多是这一年题写的。1995年春，军事科学院的常富春同志告知，1972、1973年间在中国书店买到先生的《古代地理丛考》的抄件，由此可知“文革”期间仍有书稿散出。

复核日记所载，这次为备战而取书，是在1969年10月22日，“饭后所中王同志等八人来，入书库，检保密文件及详细地图、关于边疆书籍，备战也”。23日，被告知回家理善本书，“所中人不来助予理书，欲自出打电话催之”。24日，“九时，李学勤等四人来，理予善本书及地图等，予助之，惫甚”；“李学勤等又来，予助理书，以动，大劳”。25日，“李学勤来”，未记为何事而来，估计仍与取书有关。当时历史所人不多，而取书是力气活，所里派来取书的应当全是年轻人。李学勤时年三十六岁，年轻，且观其学术活动，也是对顾颉刚所藏图书之内容最为了解的人之一，同时读书人多爱参观别人的书房，尤其是名家的藏书，因此可以大致推断李学勤参与了取书的整个过程。但此次取书，缘出备战，系组织行为，与李个人无涉。至于1968年取去笔记稿件，不见于现存的下半年日记，估计是在上半年，因何原因而取，何人来取，已不能考。

四

从以上不厌其烦的考证不难看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历史所不少人都做过足以让后人批评乃至痛斥的荒唐事情。而且，顾颉刚不也批判过他的老师胡适，而顾的弟子童书业不也批判过他吗？还是俗话说得好，“谁也别说谁”，无论是当年的老人、老老人，还是未曾亲历其时其境的新人、后来人。

工宣队进驻学校、研究机构后，造反派组织迅速衰落，但工宣队执行的仍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进驻单位的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种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因此，1970年后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日记记载，1969年11月14日，李学勤和另一人来，“谓近日所中甚紧张，明日须赴所”。次日到所，“由金连长召集全班会，告解放军已退出，将来由工人阶级主持工宣队”。至此顾颉刚的境况略显宽松，不必日日到所。12月4日，“看《左氏会笺》”，顾颉刚中断了近一年的文史古籍阅读重新开始。

1970年8月6日记，“历史所人员除病号外全到河南，不去者病号昌群、马雍、厚宣、良琼及予，及看守书籍之谢友兰，约十人，占十八分之一”。对顾颉刚的批斗告一段落。李学勤自然也在下放干校劳动之列。李学勤后来说：“我也去过干校，但是时间很短。我是1970年去的干校，1971年郭老要修改《中国史稿》，就把我调回来了。但《中国史稿》也搞不了了。发现马王堆帛书以后，文物局就想把我调去，但这边搞运动一直不放。我是1975年初正式过去的，实际我从1974年就已经写这方面的文章了，一直到1978年才回来。”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学科多领域探索——访李学勤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之后一个月，李学勤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日记中，1970年9月5日，“李学勤之妻、子搬来，在大周所退室”。显然，李在干校，没有回北京搬家。

顾颉刚1954年到北京后，“住干面胡同大屋，凡大屋六间，小屋三间，学部向房管局租来（连西头三间）为百二十元，而予仅出四十元”。“文革”开始后不久，1966年8月22日，造反派令“侯外庐及予两家限于半个月内迁出”。8月29日，“所中红卫兵来封房”，“留西边三间（即张政烺旧居）供住宿”， “历七个多月，全家局促于三间屋中”。次年4月6日，“让出西头三间，移住东屋六间”，“此后当将书物逐渐让出，使将来可供集体宿舍，向一般人看齐，不复自恃‘权威’，要求特殊化，庶可安居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也”。

半个月后，顾宅终于成为“集体宿舍”。4月23日，“今日西屋周、张、周三家俱迁入”。三家所住西屋情况如何，是否正房，因没有到顾宅实地考察过，不得而知。但日记中也透露些许信息：“新来之周家，夫妻两口外又有丈人、丈母，故住最西头一间，将厨房拆去。尚有两室，人家看了都不愿住，以面积仅十五平方米，又无卫生间，实不适于居家也。”李家在周、张、周三家搬入顾宅后搬入，“在大周所退室”，应该是历史所的安排。李家搬入顾宅后不久，钟家也迁来，“住西屋，与小周及李学勤家毗邻”，钟家入住的可能即属“实不适于居家”的剩余两间。

李家迁入顾宅后，与顾家关系怎样，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从日记中与李学勤之妻有关的几条记载来看，关系还算融洽。李家搬入顾宅几个月后，“李学勤之妻介绍一临时工来洗衣”。顾的日记中经常见到对保姆离去后生活不方便的抱怨。李妻介绍洗衣临时工，说明与顾妻多少有点交流，也算得上是一点微薄之关爱。在李学勤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前，李妻之妹携女金玮住李家。日记中几处见到“李学勤夫人抱妻姨甥来谈”（1971年6月4日）、“遇李学勤之妻妹及其女金玮”（1971年6月6日）以及“晤金玮”、“与金玮嬉”（1971年6月9日、10日、12日）等记载。6月7日还特别记载：“与金玮戏，此儿才四月，见人则笑，真可爱。”可以说，“真可爱”的小儿金玮为逆境中的顾颉刚带来不少欢乐。

日记中李学勤1971年7月9日回到北京那天的记载特别值得玩味：“李学勤已归，未来看我。”隐约透露出顾颉刚希望李学勤来看他，说明顾这时并不怎么记恨当年李审查日记、指责顾为“反共老手”一事，宽宏大量，显长者之风。

附带说一下，学者记恨“文革”中给自己贴大字报的同事、弟子，可举一例：如顾颉刚老友容庚（《顾颉刚全集》每卷封底的对联“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哪有闲时”，即顾颉刚自撰、容庚所书）。据新近出版的《容庚传》（易新农、夏和顺著，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文革”期间容的研究生贴大字报《坚决砸烂容庚这把“鬼锁”——揭露容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容的弟子张振林已被省委借调准备开展“文革”的材料，被叫回中大，批容庚的大字报已经写好，大家都已签名，留下最前面一个空当。这样，他虽是最后签字，排名顺序却第一。“文革”十年，容庚一直对这份大字报、对张振林耿耿于怀，感觉这份大字报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容庚传》第310、311页）。在《容庚传》首发仪式上，容的另一名弟子陈炜湛说：谈容庚就离不开“文革”，谈“文革”就离不开中大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容庚的。陈炜湛满脸愧疚地说，那张大字报，是他起草的，学生对不起老师。大字报贴出来还不算，学校方面要求印在纸上，后来就发表在《中山大学校报》上。那张大字报对容庚造成巨大伤害，“文革”十年中，容庚的怀里一直揣着那张载有大字报的校报，见人就数落对学生批老师的不满（见《深圳商报》2011年1月12日）。

但李学勤没来，顾略显失望。李为什么没来，是忙于家庭团聚，还是有所顾忌，不愿与“反动史学权威”来往，后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顾在李回京之前三个月，受命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已经恢复自由，且受到高层重视。李远在河南干校，是否得知？若得知，李还有没有顾忌，不难猜想。过后几天，7月16日，顾在宅中“遇李学勤”，两人有没有交谈，没有记载。若是点头相遇而过，顾宅已入住多家，每天所遇之人不少，日记没有一一记录。可以推测，顾李二人这次相遇，多少有些交谈，不然顾不会记入日记。

五

自此至打倒“四人帮”，李学勤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顾的日记中。两人同处一宅，有没有再“遇”，有没有交流，都不得而知。顾主持二十四史点校；李则读书撰文，参加编《中国史稿》，整理出土简帛，运动来时也不免卷入其中。打倒“四人帮”以后，学术研究恢复正常，李已经升任历史所硕士研究生导师，与张政烺一起带金文方面的研究生，见于顾颉刚1979年4月日记后所附刘起釪所写导师名录。而李学勤的名字最后一次见于顾颉刚日记，是在1979年9月28日，是日顾颉刚“到历史所，开学术委员会，选举若干人为研究员及副研究员”，李当选为研究员，见于顾所记当选人员名单。顾在日记中时常臧否、月旦人物，是日所记，饶有趣味：

按投票者二十人，田昌五只得九票，尚未及半数，而竟得为研究员，只以尹达作主席，而田为尹之私人，故不避公开作弊也。此之谓“民主”！

本所先秦史组评选田昌五云：“他文章数量虽多，但学术水平也不是都很高，论证不够扎实，有些论点走极端，因形势变化而有所摇摆。写文章很快，但不是通过自己深入学习掌握详尽的材料而提出看法，文风不是以理服人。他任本研室副主任，又是党员，不怎么管事，对青年人的研究很少关心和培养，只致力于个人研究。”

其实，他无所谓“个人研究”，只是抄袭前人所著而已，所谓“誊文工”也。

顾肯定没有投田昌五的票，但有没有投李学勤的票，不得而知。以李在1979年前的著作与研究成果，包括《李学勤早期文集》所收，以及70年代中后期参与整理出土简帛等，与同时升任研究员的王毓铨、林甘泉、刘起釪、何兆武、牟世安、田昌五相比，虽谈不上佼佼出众，也绝非忝陪末座之人。顾对李，应在赏识之列。

顾颉刚1980年去世后，几本纪念文集中都有李学勤的论文或怀念文章，以表对顾的尊敬与怀念。其中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的《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李学勤曾以历史所副所长的身份奔走相助（参见黄葵《师恩难忘——纪念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2日）。90年代，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引发学术争论和学者私议。如李零追忆俞伟超的话：“他也认为，古书和古史，很多还是很有根据。这类问题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一旦进入政治，一旦陷于个人恩怨，就是死结，越辩越乱。他的说法是，顾颉刚先生早就走出疑古时代了，×××怎么这么无耻，把顾先生的大旗抢了去，说成他自己的发明。”（见李零《第一推动力——怀念俞伟超老师（摘录）》，《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怀念卷》第144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其实，俞伟超说“×××怎么这么无耻”，正是“一旦陷于个人恩怨，就是死结”的最好注脚。

李学勤后来出任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后，国内外的批评较多，有学术争论，可以探讨；也有政治批评，如国际上有人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不值一驳。还有一些对该工程学术道德的怀疑，引发某些人对李学勤“文革”期间表现的道德批判。平心而论，学术讨论中也有意气之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只要你不赞同我的观点，你的观点就是错的，则大可不必。倘若由某些反对夏商周工程结论的学者来主持这项工作，估计他们推出的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人更多。至于道德批判，我觉得网上看到的一段话特别精彩：“高调的道德主义素来是弱势者用以自卫的匕首，但是一旦他自身成了强势者，也往往会做出同样的事。”谨以此语来结束我们对顾李交往的索隐与钩沉。

《沁园春·雪》在延安的流传

宋希於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最早是因为在1945年重庆和谈期间写赠给柳亚子而流传开来的，这是今天大家较为熟悉的史实。柳亚子自己曾写过一篇《关于毛主席咏雪词的考证》（原载《文汇报》1951年1月31日）略述经过。他说当时见到《沁园春·雪》便和了一首，将两首词一并抄送《新华日报》，请他们发表。可是此时毛泽东已飞回延安，《新华日报》要发表毛的作品却非得征得毛本人的同意不可，结果最后只把柳亚子的和作给发表了，外人却由此知道了毛一定有原词。后来这首词终于被人披露了出来，“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大和而特和，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高潮”。

不过柳亚子感慨各报当时辗转传抄，不免有误。他说毛当时写给他的手迹（他称之为“真真的古本”）原有两份：

一份是毛主席写在信笺上给我的；另一份是替我写在纪念册上的，字句完全相同。后来，写在信笺上的一份，被友人画家尹瘦石同志拿去了……写在纪念册的一份，当然在我那儿保存着。我从重庆还到上海，这纪念册便带了过来。蒋共和谈破裂以后，我由上海再度亡命香江，听说我家中的人，留在上海的，还把这本纪念册和其他在蒋匪政权下认为反动的东西都藏到四层楼上的复壁中间呢。解放以后，才取了出来。我去年十月南归后再北上，便把那些东西都带到北京来了。

经过大致就如柳亚子所述。而关于此事的其他细节，如毛泽东是如何将其写赠给柳亚子，又如何由人辗转发表，怎样受到“赞成者”的追捧和“反对者”的攻讦，都早有了各路学者的详细阐释，本文也就不再赘述。这里倒是想谈谈前人不大注意的一个问题：《沁园春·雪》在延安又是怎样流传的呢？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毛泽东1945年10月7日致柳亚子信中语）所填，旋置之行箧，久未公开。关于这首词在延安流传的最早线索，恐怕要数朱德在多年后的一首和词。此词原载《朱德元帅丰碑永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文献资料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今已收入《朱德诗词集》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全词如下：

沁园春　受降

我依毛泽东韵写。

红军入满，日寇溃逃，降旗尽飘。我八路健儿，收城屡屡；四军将士，平复滔滔。全为人民，解放自己，从不向人言功高。笑他人，向帝国主义，出卖妖娆。 人民面前撒娇，依靠日寇伪军撑腰。骗进入名城，行同强盗；招摇过市，臭甚狐骚。坚持独裁，伪装民主，竟把人民当虫雕。事急矣，须鸣鼓而攻，难待终朝。

《朱德诗词集》的编者将此词系在1945年8月，甚是。由词题及词意，确能看出这是当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不久所作。此时八路军方面夺取了不少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扩大了控制区域，国民政府方面也调兵遣将，接受各地日军的投降，彼此都有指责对方“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在。朱德当时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曾与蒋介石为受降之事提出交涉，此词正咏出了这其中的博弈，朱德坚定于自己的立场，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沁园春·受降》既然写于这年8月，比起毛泽东在10月抄录《沁园春·雪》给柳亚子的时间就早了两个月。这便衍生了不少可能性。考虑到与此同时，毛泽东已萌生动身去渝之意，这是否意味着他已有了要在重庆向人披露此词的想法呢？耐人寻味。

毛泽东为柳亚子写在纪念册上的《沁园春·雪》手迹

除了朱德，在延安的其他中共领导人要看到《沁园春·雪》一词，还得等到毛泽东给柳亚子抄示此词以后。而此中缘由，颇与柳亚子其人的“好事”有关。柳亚子已谈到毛泽东在重庆给他题写了两份“字句完全相同”的《沁园春·雪》词，可毛为什么要这么做，柳就语焉不详了。关于其中内情，萧永义先生有个有趣的分析，他认为柳亚子比较看重这种具有特殊价值的墨宝，柳大概注意到毛写在信笺上的第一份咏雪词没有题上下款，也没有署名和用印，所以才带上自己的纪念册，抓紧毛即将离开重庆的宝贵时间，请毛再行题写一遍。果然，这次毛就加上了“亚子先生教正”的上款和“毛泽东”的落款。毛没有印章，柳亚子还特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给毛刻了一方朱文印“润之”，一方白文印“毛泽东印”。萧永义特别指出，柳亚子在毛的第二份手迹上加盖印章，甚至是毛离开重庆之后的事情了，以至于两方印章竟然没能请毛带走（略见《毛赠柳词何以有两幅》，收入萧永义著《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柳亚子其人“好事”如此，也算是旧文人习气发作，不难理解。

毛泽东离渝返延后的10月23日，柳亚子在纪念册上的毛词之后写上了自己的和作：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渺渺；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和词后并有一跋。关于这篇跋文，历来的录文皆有误字，今据清晰影印件重录于下：

余识润之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及一九四五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函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耳，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并写入纪念册中，附润之骥尾，润之倘不嫌唐突欤？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亚子写于津南村庑下。（钤“柳亚子”白文印）

纪念册上的柳亚子和词并跋文

关于这本纪念册，柳亚子的那篇“考证”文章只说：“写在纪念册的一份，当然在我那儿保存着。我从重庆还到上海，这纪念册便带了过来。”他隐去了一个重要关节未提，那就是他曾将这本纪念册托人带去延安，请中共各方面的负责人题字留念。这本纪念册今藏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曾有专文披露（见陈小梅、刘扬《柳亚子〈沁园春·雪〉纪念册背后》，刊于《中国档案》2011年第2期），册中内容也已辑入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据张明观言，册页背面还粘贴一纸，内容如下：

柳亚子先生从重庆带来纪念册一本，托毛主席代请延安党政军民文各界诸负责同志提〔题〕字，并托周副主席在最近带出给他，因时间迫促，希接到纪念册后，即在册上提〔题〕字签名，交来人带下。（据柳亚子先生意见，提〔题〕字用毛笔、钢笔都行，字体不拘，如能写篆、隶则更好，写些什么，听便。）此致敬礼。昆仑办公室，十二月六日。

据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披露，当时延安的有关工作人员还准备了一份各方面负责人的名单及住址，由工作人员逐一请他们在这本纪念册上题词。“昆仑办公室”应该是毛泽东办公室的别称。曾在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担任文化教员的刘坚夫晚年忆及1938年前后的情况时说，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办事机构曾称为“昆仑办公室”，“昆仑办公室”的秘书长是李六如（见刘坚夫《暮色黄昏志更坚》，收入孙明山主编《历史瞬间》〔四〕，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按李六如当时正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两相对照，当可释疑。后来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时，随同转战的中共中央相关机构还曾称为“昆仑纵队”，也可证明“昆仑”这个代号一直沿用。

《沁园春·雪》写在这本纪念册的卷首，自为延安的诸位“负责同志”所注意。这样一来，这首词在延安就大范围地流传开来了。《沁园春·雪》此时在延安的流传，便在时人的日记中留下了痕迹。《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45年12月14日记载：

题柳亚子纪念册（录中秋诗）。柳册上有毛主席初到陕北看大雪词，沁园春，似未见过，录下（原词略——原编者注）。

翌日，谢觉哉步毛词之韵和了一首《沁园春》，他把和词也抄在了日记中：

沁园春 用毛主席韵为诸孩作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脩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学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娇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材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谢觉哉彼时虽然年高体弱，但工作依然忙甚，这天晚上尚“参加枣园中央会议”，“回已十二时”。平常抚育孩子大概也耗去了这位慈父不少宝贵精力，填词相和算是娱乐了。谢觉哉曾将这首和词出示给词友钱来苏（名拯，字太微）欣赏。钱来苏的诗词集《孤愤草初喜集合稿》（自印本，《卷头语》之“续记”写于1951年8月，当出版于其后不久）中收有一首诗，当是读了谢觉哉的和作后所写。这首诗是：

谢老以词见示戏答数语

毛主席词如苏髯，公之词亦近幼安。大风气象倍磅礴，游戏文章妙自然。我于斯道未入室，西施在座何敢前。怀抱琵琶起敛衽，请问善才怎拨弦。

为何可判断此诗就是读了谢觉哉的和作后所写的呢？因为在《孤愤草初喜集合稿》中，紧接着此诗的正是两首步毛词原韵的《沁园春》：

沁园春 哀蜀，用毛主席咏雪韵

蜀国堪哀，金紫横拖，裘带轻飘。踞中枢大帅，居然石桂；列牙诸将，尽是泚滔。橐满金珠，腰缠宝玉，暗算山头那个高。其流品，只褒谗妲媚，燕妒环娆。 虎冠噬肉偏娇，翻泼骂饥民效细腰。尽据穴分肥，俨同狗盗；凭城肆虐，恰比狐骚。狡狯乔装斑斓怪石，没羽非同小技雕。时迫也，挽强弓劲弩，莫待来朝。

又 咏史，秦、楚

统一兵兴，千里田芜，万户灰飘。看长城北转，空留壁立；大江东去，尽管沙滔。点点飞磷，丛丛战骨，仅伴霜天小月高。六王毕，却阿房一炬，燎尽娇娆。 当年郑袖含娇，无朝暮君前竞舞腰。况外纳张仪，明施间谍；内疏正则，枉赋离骚。最是上官子兰群竖，偷献连城更巧雕。谁复楚，要江东子弟，策马星朝。（杜牧之诗：“江东子弟多英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钱来苏的这两首词对国民政府的举动大加攻讦，词意之辛辣可与朱德所作颉颃，而所翻花样过之。回过头看，《谢老以词见示戏答数语》一诗中，正是将毛、谢两首《沁园春》词作比较。“大风气象倍磅礴”喻毛词，而特以“游戏文章妙自然”追谢意，还算评价得当。不过钱来苏虽说“我于斯道未入室”，却仍有和词，且和了两首，看来他真是谦虚。

这之后的12月18日是黄齐生先生的六十七岁生日（他生于清光绪五年阴历十一月初六日，合阳历1879年12月18日）。这一日，黄齐生也步《沁园春·雪》之韵，填了一首《六十晋七感咏》。此词今已收入谢孝思编《黄齐生诗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沁园春 六十晋七感咏

盖读毛、柳、钱、谢诸公之作而学步也。

竟夜思惟，半世生涯，转类蓬飘。念圣似尼山，原称混混；隐如桀溺，乱避滔滔。教禀津门（天津严范孙师），师承南海；许与梁谭比下高。羞怯甚，笑无盐嫫母，怎解妖娆。 不识作态装娇，更不惯轻盈舞秀腰。只趣近南华，乐观秋水，才非湘累，却喜风骚。秋菊春兰，佳色各有，雕龙未是小虫雕。休言老，看月何其朗，气何其朝。

从词前小序，可知彼时黄齐生不仅见到了《沁园春·雪》原词和柳亚子的和词，也读到了钱来苏、谢觉哉等人所续之作。而几天之后，黄齐生又填了一首《沁园春》，以和柳亚子的和作。此词亦收入谢孝思编《黄齐生诗文选》，今据原件影本录出：

沁园春 和亚子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沫若）舍联欢，君嗟负负；衡（沈老）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似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只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骚。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有居邠亶父，走马来朝。

黄齐生《沁园春·和亚子》手迹

此词手迹影本见于周永林编《〈沁园春·雪〉考证》（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3年版），系尹凌《〈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若干史实材料补遗》一文附图。词作末署“乙酉冬至日，石公于延水”，可知是写于1945年12月22日（阴历乙酉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的。此后黄齐生更将他与钱来苏的和词寄给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康生。其中内情，又可以从几年前出现在拍卖会上的一封康生信札中看出端倪。这封信说：

石公黄老丈尊鉴：

尊函敬悉。天严寒，丈与灵璧勿枉驾枣园，待元旦后，晚当趋前贺节，敬聆教言。

捧读丈与钱老《沁春园》和词二阕，觉琳琅满目，知二老乃词林圣手也。原稿已呈毛主席，复抄二份，分寄总司令与续范老矣。

前言为丈涂画一帧，至今未能奉上，愧甚！盖以手中宣纸已尽，更因少年学画未成，迄今荒芜已三十年，恐为长者笑耳。明春自渝购得纸后，定当献丑，以求斧正。即颂

近安！

康生

十二月二十八日

康生1945年12月28日致黄齐生信（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2007秋季拍卖会）

黄齐生晚号石公，“灵璧”当指时在延安第一保育院工作的隋灵璧（她也是康生的诸城老乡），“沁春园”自是“沁园春”之误。这里提到的“总司令与续范老”，当然是指朱德与续范亭了。如前文所述，朱德早已读过毛词并有和作，而今本《续范亭诗文集》中未见和词，大概自叹不懂此道的续范亭“又嫌平仄太费力气”了吧。

信里提到的呈上的和词，仅有黄齐生、钱来苏两家，未提及谢觉哉的前作，看来谢老常去枣园开会，和作大概早已给毛过目。而从康生“原稿已呈毛主席”的话倒推，则可能黄齐生的去信中，有请他向毛泽东代致之命。

康生复黄齐生的这封信，更当与毛泽东一天之后复黄齐生的信对读：

黄老先生道席：

新词拜读，甚感盛意！钱老先生处乞代致候。敬祝六七荣寿，并颂新年健康！若飞寄来报载诸件附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样，我们就能看懂康生和毛泽东分别复黄齐生的两封信的内容了。毛既然“敬祝”黄齐生的“六七荣寿”，足证康生已把黄齐生所填的和词（“新词”）送到他处，钱来苏处亦“乞代致候”，自然是钱来苏的和词也一并收到了的缘故。“若飞”即黄齐生的外甥王若飞，时在重庆。揆诸上下文义，王若飞所寄来的“报载诸件”，恐怕就是重庆那些亲国府文人所和的《沁园春》词了。意识形态的相骂，在毛泽东看来，自有“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之处，想必黄齐生对看之时，也当付之一笑。

高贞白与来维思

许礼平

高贞白遗存的旧照片，有一张是餐叙后合照。照片背面有英文题识：

To Ko Nu Shih

with best wishes and remembrance from

John Hazedel Levis.

Peiping，August 1934

题识者John Hazedel Levis，就是高贞白日记中的“来维思”。高氏在1937年的日记有：

……来维思是英国人，父亲在新沙逊洋行做经理，他出生上海，但不懂中国语文，亦未有意学习，却又喜爱中国音乐，颇能研究古乐的声律，能拉二胡。一九三三年往纽约演奏中乐，又在彼邦进修音乐理论。他的父亲虽然很有钱，但他不向父亲伸手，十多年来都是自食其力。他从美国回上海后，经人介绍到北平向刘复、郑颖荪、汪孟慈问业，他们都是对音乐很有研究的。（按：郑颖荪当作郑颖孙，汪孟慈当是汪孟舒之误。汪孟舒是当时北平著名的古琴大家。）

至于来维思又怎样和高贞白相识的呢，原来他俩同住一所公寓因而相识。这公寓是北平灯市口新开不久的北辰宫，是高太太找到的。

按高氏1934年日记记有：

二月十一日星期日，妻子从学校来，她一见我就说，她已经给我看中了一家小旅馆了，地方要比校友会好得多，设备也新式。

这家小公寓就是北辰宫，高贞白与妻子当即去参观，高贞白十分喜欢。在这公寓未正式开业时，高氏先已入住。

高氏日记：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是阴历甲戌年正月初一日，我在上午八点多钟搬家，叫了三辆洋车载行李书籍，自己又拿了两个小提包，搬到北辰宫了。忙了整个上午，一切停妥，然后和太太一起下楼到饭厅吃中饭。

高更自记说：“我成为北辰宫第一个住客了。全老板大喜，立即向十多个员工宣布我是他的第一位贵宾，以后永远享受房金八折的优待。”

就在这公寓里，他认识了杨千里，而且跟杨学习篆刻。高在《大成》第五十五期《故人杨千里》一文中，就说道：

一九三四年二月北辰宫开幕，未正式营业前我已由燕大校友会搬去居住，所以老板永远优待我，得享八折“特惠”。

……有什么名人学者来住宿，账房的人总是通知我，有时在饭厅进膳时，老板走来有意无意的介绍，两年以来都是这样的。

而和来维思的相识是在有一次，“他打从我门前经过，见我房间很多西文书，又见我清早起床就伏案写字，因天热，我把房门打开招风，好生奇怪，便敲门进来自介绍，我们便做了朋友”。

而“郑颖荪来找他谈天，没有人为他们翻译”，高就帮上忙。来维思比高大两岁，很谈得来，时时结伴出游。出游势必会拍照，那就无意中为后人留下雪泥鸿爪。

高贞白1937年日记载：

我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北平与之相识，八月二十一日他（来维思）三十岁生日，前一天约我和郑颖荪（按：当作郑颖孙）、汪孟慈（按：当为汪孟舒）老先生和他的女儿、孙克懋、金信正小姐（朝鲜人）、刘玛莉小姐在东兴楼吃饭，藉资庆祝，叫我千万不可泄漏是他生日。到时，他很高兴，要了很多菜，我暗示他不可，恐怕他没有这许多钱付账。结果会账时还缺十九元多，由我们几个男宾分担。他很坦白的说：这几天很穷，家里的钱未汇到，可又要热闹、开心，倒累了我们了。

这天来维思生日留下的这张餐叙合照，据高贞白日记可知是摄于北平东兴楼，时间是1934年8月21日。照片中正中站立的是来维思，来的左边是汪孟舒，右边是郑颖孙，高贞白站在右端，高前坐者为其夫人林翠寒。其他人中当有汪孟舒女儿、“孙克懋、金信正小姐（朝鲜人）、刘玛莉小姐”等。

谈北京掌故，少不了清末的“广和居”，因为那是文人雅士的流连之处。至少黄秋岳、高贞白的笔记上都有专篇记载过。

但“北辰宫”呢，除了萧红提过，高贞白提过，似就要数邓云乡了。邓氏所说更能令人望风怀想那公寓的生活：

来维思三十岁生日聚会，1934年8月21日摄于北平东兴楼

餐叙合照背面来维思的英文题识

公寓有大有小，房间有考究有简陋，价钱自然也不相同。当年著名的大公寓，如西单白庙胡同里面大同公寓，东城灯市口北辰宫公寓，报子街同兴公寓等等，有的是好几进大院子，有的是宏丽的老式三层楼房，有比较宽大的高等房间，套房包租每月房饭约三十元。那都是带有小客厅的套房，是十分阔气的了。当年不少名人也多住在公寓中，鼎鼎大名的刘师培，当年就常年住在大同公寓中。至于小公寓，那就更多了，如在西城二龙坑一带，学校集中的地方，一所旧四合房，再有一小间厨房兼茶炉而外，所得十三间房，房东兼做掌柜、记账总管，找个亲戚什么侄子、外甥之类做伙计，内掌柜管厨房，这样一挂牌，小公寓就开起来了。十三四个房号，住满客人，一个月除去开支，再赚个三五十元钱，不成问题，这比把房子租出去吃房租合算多了。

公寓生活是十分潇洒的。如同院相处和美，异乡学生长期居住，有家庭般的温暖。对寓中伙友三节（端午、中秋、旧历年）开赏， 一进大门的柜房门口，便可见用红纸写着端午节赏：“一号张先生赏二元，二号钱先生赏一元五角……”更觉喜气洋洋，这也算公寓特有的景象吧。

1934年8月摄于北辰宫寓所。左起：林翠寒、高贞白、陈介白（贝满国文老师）、来维思

来维思生日时留下的照片，让我们今日得以瞻见当年大师风采。而更难得的是照片题识上保留了高贞白在1935年前的用名“Ko Nu Shih”。高曾透露“我在上海、南京做事，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在1935年废去不用了”。（《文化界奇人陈彬龢》，《大成》第八十二期，第52页）

再说回这位来维思，与高贞白一样家境富裕，但就是不肯向家里伸手。他专门研究中国音乐。在与高认识两年之后，已出版了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l art（《中国音乐艺术的基础》， Peiping： Henry Vetch 1936）（ 1963、1964年有再版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高氏曾撰文说到当年两人的交往，让我们知道来维思在廿二岁时还去过高贞白的家乡汕头。高日记中载：

一次我谈到北平缺少游泳地方，汕头的妈屿口风浪险恶，但最合游泳，泳术不精者切不可尝试，汕头电灯公司（按：高贞白侄儿伯昂主持）的德籍总工程师恩嘉孟就是自恃泳术高明，一九二六年七月一个下午和一班朋友往游泳，遇风浪溺死。

巧得很，原来当时来维思也在场。“恩嘉孟和巨浪斗争了五六分钟后，力不足，一个大浪撼来，他大呼求救，他（来维思）首先游到他面前，一手拉着他，然后双手要抱他的腰，无奈大浪又至，把他冲开数丈，到众人合力把他拯起，已返魂无术了。”（1937年8月21日日记）

1937年，高贞白在汕头画展取得成功之后去上海，准备在上海开展艺术生活。而此时来维思也在上海。高在上海没几天，值卢沟桥战火爆发，日军攻打上海，高贞白伉俪仓皇出逃，得到来维思帮忙。

高贞白香港出生，留学英国，拿的是英国护照。当战乱时，自然想到随英国撤侨的队伍逃难。但寻不出护照，补领的话需要英国人签字担保。高只好求助于来维思了。具体细节，高日记有详尽载录：

入行李房打开日记箱子，寻出香港出生证及往英国时香港辅政司署签发之身份证明书，又寻得伦敦警察总部复二房东梅逊先生信，谓高君在香港出生，即为大不列颠子民，故在英国居留，无须至附近警署登记。各件检齐后，而不见英国外交部发给之护照，翻箱倒箧，上穷碧落不之见，焦急之至，倘寻得护照，当可往英国驻沪领事馆登记，附撤退侨民之船往香港也。但既找不到这等证件，可以到领事馆补领护照，必需有英国人签字为证人，来维思可助我矣。（1937年8月17日日记）

于是高贞白访来维思。

晚饭后，已无飞机出现，谅无空战之事，又不闻枪炮之声，坐洋车至赫德路口，下车后，缓步至来维思家中，伊正在楼下大厅上聆收音机新闻。据云其父母在日本避暑，姊妹群已避往香港，故屋中人甚少，遂上其三楼，来维思所居也，其二岁女儿已能步行矣。请其为我保证人而不言护照失去，来维思答应。坐谈至九时许辞出，来君伴余出行，行至爱文义路口乃握别。

此时高贞白心中稍定，感觉良好。有谓“月色佳绮，不闻枪炮炸弹之声，心境泰然，与平时夜行无异”（1937年8月17日日记）。

继而剧情又有新的发展。“八月十九日（七月十四日）星期四，晴。……忽忆护照二册置于大号皮箱中，乃与内子合力将皮箱从墙架上取下，中有一小皮箱，启视之，赫然见护照在焉，一为英国，一为中国，中国所发者为伦敦中国总领事馆也。然英国之护照已逾期，应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重行签证，当时在北平漠然置之。今有利用之处，欲借其力，亦甚可耻。本为堂堂正正中国人，而竟携有护照二张，可笑孰甚。当年取英国护照，而未将另一护照作废，而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之利，过桥抽板，余何能免。”

立即去办证。

午后二时，坐洋车至福州路之汉密顿大厦，排队入英国领事馆，馆员见我护照。谓应于二年前重行签证才是。余曰：“然，其时香港居住，遂不急急，而竟忘却矣。”英人不再问，付签证费八元五角。既签之后有效期间至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便须换新护照。撤侨登记处已关门，明日上午方办事。（1937年8月19日日记）

8月19日，来维思电高贞白，“约后日至其家吃茶，后日乃来维思生日，三十三岁矣”。

高贞白为了感谢来维思帮忙，又为贺其生申，写画刻印作贺礼。来维思生日前夕，“为来维思作一印，视之不佳，另作一画赠彼生日。伊在北平时，我尚未学画，今见此，当使惊奇也”（1937年8月20日日记）。

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十六日）星期六。晴。热甚。五时许已醒，闻枪炮声。……三时四十分，同（七弟）往来维思家中，贺其三十三岁生日，赠以拙作小画一帧，伊补赠我生日礼物领带一条。同在楼上四人共吃茶，既而有一女子至，坐谈良久，乃下楼在大厅上，来维思弹钢琴。该女子去后，余等又上三楼来维思之范围闲坐，遥望虹口一带火光烛天，而红光之上又有缕缕乌烟，下边之人命财产不知损失多少？……

六时矣，将辞归，主人不肯，固留片时，乃复坐下谈天，至六时五十分乃与主人夫妇握别。雇得车归，是时太阳未尽下山，新闸路一带行人少，两旁树木在日光反映下更觉青翠，车行颇速，南风吹衣，既无飞机在头上飞行，心境为之一畅，亦忘记身在炮火包围之绝代城市矣。

来维思太太，亦英国人，也有来头。“其父Marshall是上海英商会主席。她小时候已相识，来维思到北平研究音乐，后来她也从上海来游，偶然相值，半年后在上海结婚。”当时高贞白在南京外交部当官，托上海中国银行旧同事卢逢清安排一个银盾，上刻“永结同心”等吉语，送往相贺。高贞白有时周末去上海，也住他家。

上海炮火连天，高贞白伉俪要撤离，但船票难求。高拟与七弟托西门子大班帮忙，但似把握不大。日记云：“七弟匆匆归来云西门子大班告渠，明日有船往香港，如彼愿去，则明日下午四时伊将与之同往德国领事馆买船票。如我有意同行，可与之同往见西门子大班，请其代买多二张。乃与七弟同往见大班，据云：船位多少尚未可知，即七弟本人之船位亦未知有否也。乃决意不去，我既有护照，迟早可成行也。”（1937年8月21日）

最终还是来维思帮忙。“八月二十四日。……午后来维思来，伊打电话往英领事馆问‘加拿大皇后’号邮船，尚有船位否？答云只有三等票，留以给撤退难民者，每张五十元。此船明早开行也。”高贞白即刻回家收拾行李，“忙了三小时。夜后八时许，雇汽车运皮箱六个、打字机一具至来维思家中，言明来回车资二元，半小时后来接。与来维思夫妇吃茶闲谈，珍重握别”。

高贞白撤离上海，“初时颇虑行李太大太多，自己无法持携”，只携“大衣箱三件，手提小皮箱一，藤篮一”。岂知英帝国撤侨考虑周详，“一路有英国水兵代为搬运，不劳我们动手”。高深悔不多携几件也。

高贞白（左一）、来维思（左三）、林翠寒（左四）等，摄于1934年8月24日

高贞白伉俪在“加拿大皇后号”上住了两晚才到香港。在船上正好阅读来维思惠借的大仲马所著《皇后的项链》英译本。高谓此书“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这部小说也随高到香港，高曾去信来维思，谓“看后寄他”，来说不必，所以此书一直在高手中。高贞白与来维思分别两年后失去联络。抗战胜利后翌年，是1946年5月，高去上海，曾往赫德路来寓造访，但“已人去楼空了”。1992年高贞白过世后，这部《皇后的项链》，可能跟随高贞白其他书籍，一起进入高寓所附近的三益书店了吧。

尚幸高贞白旧照片仍有若干保存下来，尤其是保留了来维思题识的合照，从而让人追念高、来这段战乱中的异国情谊。

香港的《掌故》月刊

何家干

香港一直号称自由社会，这种自由也充分表现在出版上。创办一份杂志或者报纸，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既严肃又麻烦的事，在香港却是“易过借火”。只要有一点本钱，能赔得起前面三期的稿费和印刷费，就可以开张了。大陆鼎革后，跑到香港的军政界文化界人物如过江之鲫。这些过气人士经济上小有积蓄，可暂不事生产；政治上不甘心大陆政权旁落，一肚子牢骚要发，再加上其时有很多政治力量背后支持，办杂志报纸，风行一时。《掌故》杂志，就是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本小型文史杂志。和《掌故》杂志同时创刊的文史杂志，在香港还有很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沈苇窗主编的《大人》和《大成》，此外还有姚立夫主编的《春秋》和高伯雨的《大华》。《大人》、《大成》和《大华》更多地偏向于文史和艺术。《掌故》杂志的内容风格和《春秋》比较接近，开本和页面也几乎相同。《大华》停刊复刊到最终倒闭，前后几年时间。《大成》和《春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前后绵延几十年，出版了好几百期。《掌故》从1971年9月创刊，历时六年，前后出了七十二期，对一个文史刊物来说，寿命不算太短。

《掌故》的刊名是集颜真卿的字，封面多采用中国传统图案和香港本土画家的中国画，素雅大方，封底登载的是比较珍稀的民国名人手迹和大陆风光图片。除了偶尔推介书刊杂志和港台出版社的书目外，这个杂志基本上没有广告。据编者介绍，这本杂志没有任何机构和政治团体支持，有限的办刊资本完全靠私人赞助。

在第一期的发刊词里，编辑对创办这一刊物的宗旨，作了很明确的说明：刊物的同人有感于中国没有一本权威的近现代史，想利用该刊物登载和搜集中国近现代史的有价值资料。虽然杂志封面印有“野史，轶闻，人物，风土”，人物、风土的内容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小，只是一点点缀，登载篇幅最大的还是近现代史资料。这方面的资料来源确实很多。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经历过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内战这几十年事件的老人依然健在，稿源非常丰富。登载的文章大多是撰写者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这也是这本刊物最有价值的所在。

笔者手头有五十期《掌故》杂志，还有大约二十多期失收，现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对刊物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香港的《掌故》月刊

近现代史料这部分是刊物最主要的内容，涵盖的时间从清室覆灭、民国肇兴直到大陆的“文革”后期，前后时间长达近八十年。重点的内容，还是集中在大陆鼎革前的半个世纪。民初的史料：同盟会早期的历史，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的细节和亲身经历者的回忆，洪宪和张勋复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经过，对民初重要人物的回忆，如袁世凯、张勋、孙中山、黄兴、赵声、陈少白、朱执信、章太炎、黎元洪、宋教仁、邓演达等。北洋政府时期到抗战前的史料：北洋军阀时期的直皖、直奉内战和人物，如连载的吴佩孚、冯玉祥（简又文撰写）、张宗昌传。东北军进关前后的史料：军队的建制，军力分配，内讧、分化和最后消亡。东北义勇军的组成和抗战。日本关东军的历史，其在东北的侵略史和抗战胜利后的灭亡及其残余势力的去向。“满洲国”的史料：其“开国”的过程，政治制度，和日本的关系，“满洲国”的人物。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和开垦。九一八事变。华北政局和冀东政权，七七事变前中日双方在华北和上海一带的军事摩擦。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经过。国共内战和几次围剿，中共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长征的内幕。这几段历史涉及的人物众多，如“满洲国”建国的从龙之臣的关键人物，郑孝胥、罗振玉等；东北军的风云人物，张学良、郭松龄、吴禄贞、杨宇霆和王以哲等；抗日名将马占山、杨靖宇、苗可秀、韩先第、谢文东（即国共内战中被解放军击毙之“座山雕”也。谢带领民众抵制日本人在东北的开垦，让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殖民付出沉重的代价）；新旧军阀孙传芳、阎锡山、陆建章、孙殿英、韩复榘等。又如关东军和活跃在华北的日本核心人物土肥原、冀东政权和殷汝耕落水的前后经过、西安事变亲身经历者的回忆（西安事变时被扣押的万耀煌将军的文章），以及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物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抗战到大陆鼎革期间的史料：七七事变的发生细节和亲身经历人物（时任宛平县长王冷斋的文章）的回忆，七七事变初起时的抗战，上海和南京保卫战的几次重要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的分析对比，蒋汪的再次分裂和汪精卫出走河内的前后经过，低调俱乐部的产生和影响及其人物，以及抗战名将张自忠、佟麟阁、翁照垣、谢晋元、郝梦龄、薛岳、胡宗南等。其他如抗战时的几次重要战役如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台儿庄大捷，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占领香港的史实（国民党驻港最高领导人陈策将军的回忆录），开罗会议未公布的史料，外蒙独立的经过；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皖南事变的细节；军统局的内幕和戴笠的生平事功（军统局职员郑修元的连载文章）；抗战期间民间地下武装和韩国抗日组织；国共内战的几大战役，东北和平津战役，“太原保卫战”及为“党国尽忠”的五百完人，国共川康之战，大陆鼎革后残余的国民党部队在滇边的活动等。和这段历史相关的历史人物回忆多与抗战和国共战争有关，人物众多，不再一一列明。1949年之后的史料：关于这段时期的文章不是很多，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大陆鼎革后，对外封锁，海外很难了解大陆，仅有的一些信息多来自外媒，如同雾里看花，很难知道真相。这方面的文章多是评价当时中共政治人物，如林彪、周恩来等。二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报禁仍未完全解除，评价台湾政治和人物，也需要十分小心，一般除了一些已获“国府”定论的人物，对敏感人物的回忆和记述，下笔依旧需要小心。

编者对辑录近代史料，可谓用心。每逢一个事件的纪念日，便集中力量刊载和该事件相关的数篇文章，有时刊物某期只登载一个历史事件的专辑，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满洲国”建国、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五卅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专辑等。同时编辑室会配发收集的相关背景史料。该刊资料室提供的史料非常丰富，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史料。对部队的建制，军力的分析，东北军、日本关东军、八路军军佐题名录，重要战役军事实力对比，士兵伤亡统计等等，都有切实的数据。这样一个民间刊物能有如此翔实的资料，实在奇怪。在第二十四期，刊物的资料室发表了何应钦访日时对冈村宁次的谈话，披露了抗战胜利后豁免日本战争赔款和遣返日俘日侨回国时允许日人携带三十公斤物品的重要细节。这都是难得一见的史料（附录的编者按中对当时的“国府”要人为了私谊牺牲国家利益，义愤填膺，大表不平）。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和评价，刊物也常常集中刊发几篇相关的文章，比如连载陈纪滢的《胡政之与大公报》，就刊载青年党党魁李璜回忆胡政之的文章。如此做法，可以让读者对事件和人物有全方位的了解。

《掌故》从第二期开始，每期连载名家的文章。这些连载的文章有不少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文艺价值，其中的翘楚有日本人矢原谦吉的民国随笔《谦庐笔记》、《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的《胡政之与大公报》、日人矢原愉安的《张勋复辟始末》、任鸿隽的回忆录、李素的《燕京旧梦》、罗石补的《二十年前滇边行》、龙吟的《细说长征》、严静文（即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司马长风）的《周恩来评传》等。这些连载后来大多由香港掌故出版社出版了专书，一纸风行。

这本杂志和同时期出现的文史刊物《大人》、《大成》最大的不同是，撰写者多用笔名，连刊物主编岳骞本人也用铁岭遗民等笔名在刊物上登载文章，这给甄别文章的史料真实性带来了很多困难。也有不少文章是作者用真名发表的。一般来说，用真名发表的和记录文艺界人物、风土习俗的文章，真实性都比较可靠；以笔名发表的，事关政治事件和军政界人物的回忆录，读者需要十分小心。刊物的封面说得很清楚，收集“野史，轶闻”，这很容易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自然不可避免。

尽管如此，在刊载的文章中，特别有价值的还是有很多，尤其是那些用真名署名的文章。由于撰写者多有亲身经历，其真实性较一般的耳食之言，可信度要大得多。其中有关政治的：郑学稼对晚年陈独秀的回忆，对托派重要人物李麦麦的记述；用五的《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回忆陈春圃》；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之生平与识见》。有关学术和文艺的：张玲惠的《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陈凤翔的《读章太炎先生家书》，心波的《黄克强先生的诗词曲》，庄练的《王国维与罗振玉》，朱礼安的《许地山占卜故事》，张王法的《苏曼殊的生平和译著》，芝翁的《袁寒云才气纵横》、《陆小曼与翁端午》，余少飒的《陈融的〈读岭南人诗绝句〉》，胡士方的《知堂老人的晚年》（查不到胡的生平资料，他和文艺界人士甚为熟稔，发表了很多回忆文艺界人物和介绍民俗的文章。这篇记述周作人晚年的文章附录了周二先生给作者的三通书信手迹。其中有封信，知堂直指其三弟周建人的第二任太太王蕴如女士为周建人的“姘头”。真不知道，一向提倡人的解放，毕生关注妇女和儿童的知堂怎么会说出这样的昏话来），陈敬之的《南国诗人黄晦闻》，陈定山的《我的父亲天虚我生》等。

这份刊物的调子明显是偏右的，从登载文章的内容和撰写者的身份都可以看出来。尤其好玩的是，在遇到孙中山（“国父”）和蒋介石（“今总统”）的名字时，都要在上面空出一个字，以示尊重；很多文章涉及中共人物时，还不惜加上一个“匪”字。1975年，“今总统”蒋公仙逝，刊物集中登载了很多怀念蒋公盛德的文章。如《蒋公光辉照耀地中海》，大多不知所云。这其中，有著名学者余英时的一篇长文《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敬悼蒋总统逝世》，颇可一说。余氏在该文中，称蒋介石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以蒋氏北伐统一中国、取消列强不平等条约和率领全国取得抗战胜利为佐证，但余氏又拿蒋氏在抗战期间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实在让人无法苟同。蒋氏此书，更多的是为一党专政张目，与民族主义基本毫无干系。在这篇文章中，余氏反复申说“士”即知识分子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力，认为蒋介石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典范。如此观点，连区区不高明如我，也不能赞一辞。即便不说大陆变色前的特务横行，蒋氏退到台湾一隅后，处理雷震一案就是最好的反面例子。

除了登载现代史料，这本杂志也留出少量篇幅刊载地方风土、人文传奇类的文章，如孙殿英盗墓、郑继成狙击张宗昌、胡士方系列民俗文章（谈京韵大鼓、犁铧大鼓、秦腔、相声）。还有文章谈民国期间北方横行的土匪和邪教，谈地方风景、特色饮食、文物古迹、风俗流传等。这些文章，也大多出自港台的名家。有时也会转载大陆作者的文章，如赵万里的《重整天一阁藏书记》等。从第八期开始，在刊物的最后一页，开了个“香港诗坛”的旧体诗栏目，名家不多，登载的内容大多是记游和吟咏风月，诗的水准也很平平。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掌故》杂志的主编。此人名岳骞，真实姓名叫何家骅，用过的笔名有“越千”、“铁岭遗民”等。1949年去了台湾，上世纪50年代辗转到了香港，主要从事写作。他曾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秘书长。何氏和国民党军政界人物应该很熟悉，在《掌故》杂志上偶然能见到他和台湾政界人物交往的一些信息。何氏写的东西很杂，以小说为主，兼及论述、传记和旧体诗词。他写了很多以中共人物为传主的传记和虚构小说，罗列史料，发些议论，大多没什么价值。如《毛泽东出世》、《毛泽东走江湖》、《红朝外史》等等。光看这些书的名字，就知道是一些茶店说书类的东西。他还在《掌故》上连载了十多期《折戟沉沙说林彪》，罗列史料，夹叙夹议，也一样看得让人头大。有时候稿件不够，他能用不同的笔名在同一期上发表好几篇文章。何家骅最有价值的著作，是穷三十年之力编制的《民国生卒年表》一书，网罗四千余人，对每一人物的生卒年月均作了细致考订。这本书可以上接汪宗衍先生的《疑年偶录》，为研究民国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艺林烟火录（二）

唐吟方

速速速

1963年黄惇十六岁，该年即以篆刻作品参加江苏印章书法展，当时刻古玺样式，结构错综奇嵌，颇似老手，水平实不在今名手之下。装帧设计家速泰熙，当年亦有印作与展，署名“速景瞻”。黄惇成年后与速泰熙友善，二人时相走动。某次，黄惇问速泰熙：江苏印章书法展有作者名“速景瞻”，我寻访多年不得其人，速姓很少，兄知其人否？速当即表示：那就是我。某次余访黄惇，以时人刻砚相示，掌中把玩，刻款：黄惇兄雅玩，速速速。黄惇问余：知道何人所刻？答以不知。黄惇乃告此作者速泰熙。“速速速”实是“速叔叔”逗乐称法。询其原委，说其小女幼时每见速泰熙，辄以“速叔叔”称之。今黄惇小女黄朋长成，任职于上海博物馆，专事古代书画研究。

“宝超”原为“宇超”

李宇超建国后任职华东局，是党内为数不多懂文学艺术的高官。彼与华东名画家素有交往，上世纪50至60年代屡得潘天寿、傅抱石等画家绘赠大作，笔墨精好逾常。后之售者惜其家声，将上款“宇”字添窜成“宝”字，为结构所限，宝字只得从简体。待“宝超”款字画现拍市，买家观后皆悬疑不决。观其“宝”字写法怪异，不合常理，笔画亦不得书写之势，然细审作品，笔墨特精。某买家颇细致，预展数日，日日往观，反复比对，又透光检视，发现“宝”字同他字笔迹墨色相异，推断该字为人改动，非出一人之手。再细察，发现“宝超”原为“宇超”。

诸乐三还画

黄羲1931年作《林逋放鹤图》赠诸乐三，画题：“林逋字君复，尝隐西湖之孤山，刻意好学，不求仕进，性好梅爱鹤，有客至，童子放鹤，即棹小船归。辛未冬日，黄羲写于沪上。”1966年“文革”开始，社会盛行破“四旧”，积学旧家，人人自危。诸乐三虑及梅妻鹤子题材与新社会倡导不相谐，遂将此画归还同在浙美任教的黄羲。黄羲接到旧作，于画上复作一跋，跋曰：“此中大可作反面教材，必须细加反省，方能领会大革命的意义，方能重新创出政治服务的方向，方不辜负乐三先生的革命友谊。1966年8月30日黄羲并志以待焚之。”当年追随黄宾虹的青年画家甚众，宾翁独赏黄羲，于友人诸乐三还画事，可见黄羲为人处事有方。

金篆斋

书斋名有前人用之，后人仍袭之。今拍卖盛行，前贤名人题匾时有所出，购者亦有用之者，然多矜其书迹。前人用之，则必事出有因。张叔未得周秦汉魏官私铜印四百枚，筑室贮之，于道光八年（1828）自颜其室为“金篆斋”。后八十八年，匾额为吴石潜所得。石潜亦好蓄古印，1916年所藏古铜印已逾八百枚，超过叔未“金篆斋”一倍。吴昌硕闻之，特为石潜“金篆斋”题五言长诗，诗云：“藐翁吾先师，信石不信金。金因作伪多，此语诛其心。槜李张清仪，古癖由书淫。藏印四百方，铸凿窥璆琳。金篆颜其斋，翠墨传至今。吾宗印富储（石潜藏闳玺秦汉印八百余钮），指画昆吾临。对此擘窠书，如醉还酒斟。如移女床山，如坐丁研林。如凤遇铁箫，如操投青琴。清仪久不作，印学谁知音。效颦惭老夫，臂力疲不禁。饶舌欲胡为，聋矣还宜瘖。丙辰嘉平，吾宗石潜归自武林，谓以重值购得是幅，狂喜欲跃，属为书其后耑。安吉吴昌硕时年七十有三。”

生活待遇

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进入画院者俱一时画坛俊彦，国家根据画家的地位、影响力给予不同的生活待遇和照顾。如院长丰子恺为全国政协委员及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享受每月肉四斤、蛋三斤、水果五斤、糖一斤待遇。副院长贺天健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及中国美协理事，享受俱乐部就餐券十五张、肉三斤、蛋两斤的待遇。姚虞琴属统战对象，又是文史馆馆员，享受肉三斤、蛋一斤、饼干一斤、水果三斤的待遇。其余如王个簃、张大壮、吴湖帆等分别以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市委委员、上海政协委员名义发给俱乐部票子。“文革”前民主党派和文艺界均有自己的俱乐部，主要为有社会知名度的著名艺术家提供服务，所谓“俱乐部就餐券”类似招待券。当时文艺家的生活待遇，和该文艺家的政治地位与知名度挂钩。

1956年在上海生活的中国画家人数

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对全市画家进行摸底，统计结果显示共有知名画家一百七十八人。分选入画院的、已入文史馆的、有固定工作岗位和无固定工作的四类，无固定工作的部分画家主要从事工艺美术，如画制檀香扇、宫灯或设计刺绣图案。如殷梓湘、申石伽靠画扇面为生，张大千弟子郁慕贞、郁慕娟姐妹生活来源靠画绣花图案，冯超然弟子沈绮文、黄宾虹弟子朱砚因也以画檀香扇为活。另外如王个簃弟子曹简楼，江寒汀弟子乔木、钱行健，江寒汀女儿江圣华，吴待秋之子吴䍩木，王一亭之子王传焘，程瑶笙弟子王韵笙，吴湖帆弟子俞叔渊等都没有工作。

画竹专家朱屺瞻

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成员唐云、潘天寿、王个簃、谢稚柳、刘海粟、伍蠡甫、吴湖帆、傅抱石、贺天健、陈秋草等人分别提名画师名单。贺天健提名的画师，每人都写了推荐理由，如傅抱石承继传统而发展者、丰子恺承继人物断簪笔法之传统而变者、王个簃由吴昌硕传统而发展者等等。贺天健提名朱屺瞻，专门注明“画竹专家”，与提名白蕉注明“画兰专家”属同一类。实际上朱屺瞻当时已涉足山水画创作。考朱屺瞻画竹之名，当与其1946年所绘梅竹长卷有关，该卷用笔泼辣恣肆，一片天籁，当世众多名家为之题跋，在贺天健眼里，朱屺瞻画竹最有特色，故有此称。朱屺瞻当年填写的简历，经济状况一栏说：从前依靠商业上剥削得来的钱，现在生活费用已得到工资来支持，但是尚还不够，不能不要依靠赎卖定息来增加生活上的费用。

右派画家林风眠

林风眠与潘天寿先后担任国立艺专校长，彼此艺术立场不同，各据一端。潘天寿致力于传统国画的现代化，林风眠则从纯艺术的角度，探索西方绘画的民族化道路。建国后因艺术政策的转变，林风眠的艺术主张逐渐边缘化，最后淡出浙美，成为上海中国画院一位挂名画师。潘天寿因倡导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新中国画坛的领袖人物。1961年7月25日潘天寿在浙美传达康生、陈毅文艺方针讲话后发言，云“我们这校，在右派就是西洋好的，如林风眠留法生都看不见中国文艺，中国必然淘汰，这就是殖民地思想”。

黄永年的洁癖

黄永年对书有洁癖。某次请弟子去书店买某书，弟子购归，次日又要弟子换书，称此书封皮有绳索勒痕，殊不耐。黄对同辈藏书家黄裳藏书颇不以为然，黄裳得书，好写跋，人以“黄跋”称之，黄永年闻之，辄云：他姓容，黄裳是笔名，哪里是黄跋。

徐邦达古画题跋

并世鉴定五大家古书画题跋，以启功形式最多，文字俏皮，庄谐并出。徐邦达存世量最大，晚年应公私藏家之请，时有所作，考辨最精审，据理论说，要言不烦，及作者、年代、交游、脉络、传承，兼涉后世收藏流布鉴赏，文字虽不及著述详赡，然能突破体系，合经验心得感觉于神悟，当为邦达鉴定生涯最后硕果。余曾建言故乡徐邦达艺术馆，收集徐先生暮年题跋文字，汇成一编，以见其晚年鉴定精旨。邦达古书画题跋亦用诗词，周汝昌称为奇才。举邦达题怀素《食鱼帖》：“担杖声名动帝乡，难将戒律约僧狂，食鱼无份也枯肠。为报一疏扶羸疾，岂同争坐忆颜行，绿天追配墨华香。”写素师性格，又及以蕉叶当纸故事等等，纵论书史，殊见宏博，且左右逢源，真可谓才情蓬勃。

眼宽二家

杨仁恺、史树青二家，向以眼宽闻名。传二家过眼书画，好题真迹。曾当面请教二家，何故多定真迹？答以鉴定事，有些固可立判，有些则须从长计议，吾辈以鉴定为职事，四方藏家持以求鉴，若一味从严定伪，后之鉴家何为？况鉴定事，有赖知识认识，吾生有涯，认识无涯，于古书画宜多留余地。言之恳切，出于至诚。又，二家晚岁看画又趋严酷，余曾引藏家至杨、史二先生处求鉴，藏家拟以重金相报，峻拒，且云：不可以的。于此可见，所谓眼宽，实相对于眼严诸家而言，且不同场景下，宽严交互，固不可一概而论。

珍重名家手迹

上世纪80年代左右，报纸介绍经历过“文革”的老书画家，称“老书画家被责令写检查，他们的检查才贴出来，就被爱好者连夜揭走”。当时觉得尽管中国经历“文革”浩劫，民众对文化仍怀敬重之心，且具高度审美能力，懂得艺术精神价值，故对名家寸缣尺素珍重有加。二十年来余留心寻访此类遗迹，尤关注各大拍卖行的拍品，迄今无一所见。近观上海中国画院文献展，发现展品中有五六十年代画展展览前言之墨迹，稍感欣慰。原件出于白蕉、钱瘦铁、来楚生等名家之手，因其为实用文书，比纯粹书画更加珍贵。上海中国画院对此类墨迹保存如此完好，亦令人感叹。

永和年款古砖

浙江绍兴、余姚、长兴、安吉、上虞一带出土古砖甚多。绍兴一地尤多永和款古砖，仅永和九年砖即有十来种之多，俱为阳文楷书，点划披拂多含隶意。当地爱好者效法古贤，以永和款古砖集拓于一纸，蔚然大观。永和款古砖，清人已有发现，张燕昌《金石契》记载有一款“永和九年七月十”砚，以带永和九年铭文砖琢成。从铭文观之，发现时已有残阙，砚背刻有梁同书砚铭：“顽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荡蹫几沧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断甓犹传晋永和。”该砖亦以其铭与右军兰亭同年而矜贵，砚台今藏天津博物馆。

施蛰存、武慕姚金石之交

施蛰存为研究金石碑刻，广事收集。其收集拓片途径，除古旧书店购买外，尚有外出搜求拓制。另外，又与人交换或委托各地友人访求。开封武慕姚为施蛰存金石友，亦有碑刻之好，曾代施在开封寻访碑刻。武与齐燕铭、李苦禅同学，著有《氈椎闲话》。施武之交，武慕姚有诗纪之，诗题：“顷获读蛰存先生寄白凤札，附笔许于碑志副本中择赠一二，失喜走笔申谢。”其一：“《元钦》而外爱《侯刚》，朴茂清奇韵自长。莫羡前贤夸创获，此中古趣亚崔张。”其二：“得失匆匆过眼尘，补香犹自费精神。遗珠纵返橱仍寂，古色平分累稚人。”

江南五色笔

张振维1948年就读国立西湖艺专，当时即有才名。其有小诗：“江城杨柳眼边深，小雨连朝作画阴。绝海旌旗他日梦，春风桃李故园新。过江人已今非昔，去国诗难叹复吟。独上高楼聊买醉，坐看落日下平林。”潘天寿极赏其才，谓：“颇见诗工。难得难得！”黄宾虹更乐见之，赋诗相赠：“天末云霞散绮罗，秋高青紫入林阿。喜君五色生花笔，占取江南秀色多。”后师友以宾老有此诗，因以“江南五色笔”称之。

《朱曼妻薛氏买地券》

方去疾晚年写篆书，有左右倾侧之习，有人以此论去疾受秦诏版影响。曾见温州平阳出土东晋《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拓片，始知去疾晚年篆书突破常规，与其故乡此券有关，为其爱乡梓表现。此券原石经方介堪之手归温州博物馆后，介堪为增此券名人品题，曾命人作墨拓，分赠当代学者名流。1964年夏鼐回温州，介堪持拓相赠。其题跋：“右券湮没已久，近始于平阳陈氏故居发现，归温州区市文管会保存。石质粗劣，截为二段，文字尚清晰可辨。……残文篆意似国山天玺，温州有文献可征者，当以此为最早，与浙中汉三老忌日记并重矣。”诗人姜东舒亦得原拓一本。东舒广征当世学人金石家题咏，如韩登安、陆维钊、刘慎旃、沙孟海、夏承焘、朱孔阳、胡士莹等，沙孟海对此券缺笔字现象作考释，认为“此券缺刻竖画诸字，亦是漏刻，非省笔”。

西泠印社七十周年发展社员

西泠印社成立七十周年，其时印社社员只有二十五人，杭州市文化局拟扩至五十人左右。当时吸收新社员极为郑重，由老社员推荐人选，再集中讨论，尔后派专员上门征求意见。入社不亚于入党。陈巨来为人极狷介自负，亦以厕身其中为荣幸焉。

海派名家勇于自信

海派艺术家皆自信，勇于自我肯定。其中以刘海粟、张大千最突出，不光常送别人高帽子，亦善择高帽自戴。大千以画坛顾炎武自居，凡画坛有声于时者，每人皆赐予赞语。徐悲鸿骂刘海粟为“野鸡”，又不吝赠大千“五百年来一大千”豪语。吴湖帆亦不甘示弱，刻“五百年后人论定”示世。至于陆俨少，表达自己时看似羞涩，细味亦豪气干云，与大千、海粟实无多让。俨少论某古代大家，称：彼亦学黄鹤山樵，大家都是同学。陈巨来“文革”后常常跟人说：“日本贵宾每至上海，必至上海友谊商店指索要买拙作。而上海同学同行每每以弟死讯至海外。”

白石与画敌合作

齐白石寓京华，排白石最力者姚华、王梦白。世有人明知彼此有隙，坚请彼此合作。更有甚者，持王梦白仕女倩白石依样作画，缘求画者为熟人，又给足润格，白石勉强应命，画成题字，则毫不客气述己态度。又有人持姚华彝器画，请白石再作补缀，画上已有姚华绘牡丹，且有其题诗两首。其一：“脱手墨花又笔花，不教山寺伴袈裟。天台仙书云礽在，应返人间问阮家。（谓伯元太傅拓本，多出寺僧所复，故云。）”其二：“盖悬一枝道姓名，罗纶多事亦多情。如何入画兼香味，色色和成骨董羹。（蜀罗梓卿纶嗜谜，尝以黄牡丹三字射予姓名，因书此以实之。）癸亥人日集寒匏簃题，茫父姚华。”白石情面难却，只得补笔，然画成后题记，颇不高兴。其文言：“此幅寒匏翁欲余添上几笔，余以为姚茫父题记后，不可著墨。蛇无足，何必苦添？然寒匏翁之意未可却，记而归之。癸亥正月白石山翁。”

评论中信口开河

篆刻评论中，常有道及某印人勤奋，治印极多，后必举刻印数目，若平生治印超过二万云云。余正师某次谈及，谓此种说法不实在。问其故，则曰：存世百龄印人，以日均一方计，平生只三万多方，且此人生而能印，老且强健，无论闲忙病事，皆能持之以恒，又其每刻一印，无不如意。故有体验印人皆不持此说，以其无实据也。

编后语

推出《掌故》第一集时，我们原不曾妄自菲薄，但反响之大仍然超出预期。媒体和读书界的关注不谈，半年之内加印两次，也颇能说明问题。在第一集编后语中，我们推测作者对《掌故》的信任与耐心来自他们对掌故这一文体的热情，现在或可以进一步说，同样的热情也蕴藏在大多数支持《掌故》的读者心中。我们自身的成绩当然有限，惟适逢其会，乃能推波助澜。至于因为《掌故》而引发的对掌故内涵、写法、历史的考察，甚至促使很多人去思考掌故与史学的关系、掌故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等富有启发性的话题，就是意外之喜了。

作者队伍的扩容，在这一集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刘聪先生是周鍊霞研究专家，由他来写“吴湖帆和周鍊霞”系列，无疑最是得心应手。艾俊川先生长期关注小万柳堂故事，让小万柳堂“走出旧掌故，显露真面容”，堪称探求真实与平衡趣味的绝佳之例。柯愈春先生与学者谢兴尧为至交，用十七个片段写出前辈风貌，非外人所能道者。许礼平、白谦慎两位追记各自交游的长者往事，其文醇，其思远。同为一代人的范旭仑、雷燮仁关注看似不足道的细节，却都着意由外而内描摹人物，星花旧影，耐人寻味。我们还首次在中国大陆发表已故画家周昌谷先生的未刊旧作，并期待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同类稿件。

而在第一集精彩亮相、读者已不陌生的“老作者”们，这回也都出手不凡。尤其是备受赞誉的雪克老人，回忆一代词宗夏承焘，距离、角度都恰到好处，趣味情致更微妙可喜。柳向春、胡文辉、励俊都从艺术史上的名作入手，聚焦人与物在历史中的浮沉进退。继第一集追溯“掌故”的源流之后，此番还特意邀请何家干先生介绍四十年前香港的《掌故》月刊，一来向这本同名刊物致敬，二来也正视掌故易于“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的不足，作为警醒。瞿兑之曾期待，“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这就使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我们做得如何，就要看读者诸君的观感了。

严晓星 丁酉惊蛰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