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爱华传

——洋医生的中国心

[英] 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 著

李雅明 译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钟爱华传 / （英）波洛克 （Pollock,J.）著；李雅

明译.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26-2801-4

Ⅰ . ①钟… Ⅱ . ①波… ②李… Ⅲ . ①钟爱华，

L.N.（1894 ～ 1973）－传记 Ⅳ . ① K83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9829号

图字: 01-2013-624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S.A. under the title “A Foreign Devil in China”

Copyright © 1971, 1988 by World Wide Publications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目录

英文版出版说明

简体中文版（第一版）出版说明

序

前言

第一部分 代代相传

第1章 宝贵遗产

第2章 青梅竹马

第3章 职业棒球手

第4章 中国来鸿

第5章 初到清江浦

第6章 仁慈医院

第7章 “四先生”回来了

第二部分 中国情

第8章 德州商人

第9章 医治与扩建

第10章 书籍和刺刀

第11章 女儿的童年

第12章 安睡清江浦

第13章 大撤退1927

第三部分 战火纷飞

第14章 欢喜归来

第15章 黑热病

第16章 最大的长老会医院

第17章 “有趣的集合”

第18章 增援与悲剧

第19章 宣教的意义

第20章 婴儿哭声

第21章 吉斯勒夫妇

第22章 敞开的大门

第23章 日军侵华

第24章 安全港

第25章 清江浦陷落

第26章 日军统治

第27章 引路的手

第28章 未完成的乐章

第四部分 新工场

第29章 卡罗来纳第一把刀

第30章 邻居作家

第31章 调解员

第32章 拂晓前起床

尾声 重返中国

跋 遗产长存

无论是在个人的生命上，还是我所从事的事工中，

我其实也深受钟爱华医生的影响。事实上，回头看来，

我深信上帝之所以让路得成为我的妻子，

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钟医生成为我的岳父！

——葛培理

写给他的孙辈

英文版出版说明

本书英文原版书名直译为“在中国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这是因为贝尔医生（Dr. Bell）在中国时，中国人还把外国人称为“洋鬼子”，鉴于当时中国遭受了来自外国的各种不公待遇，这样的称呼也不无道理。

但对于数以万计得到医治并心存感激的患者而言，贝尔医生就是“钟爱华”。中国人视他为真正的朋友和战友，皆因他对中国人民的爱，他充满奉献精神的服侍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最了解钟爱华的中国人民就热切地盼望他回来。钟爱华是最早收到返回邀请的宣教士之一。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和其他国家的交往更加频繁。在这新的时代里，真理的种子正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钟爱华医生欣喜的了。

简体中文版（第一版）出版说明

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英文版第二版翻译而成，除保留英文第二版的内容外，还新增了《跋：遗产长存》这一部分，增录了葛培理和葛钟路得的儿子，即钟爱华夫妇的外孙——葛福临（Franklin Graham）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感人故事，其中包括参与援助四川“5.12”地震受灾人民等。新增内容告诉人们，钟爱华医生的遗产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序

《钟爱华传》第一版出版于1971年。此后，作者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在我妻子葛钟路得（Ruth Bell Graham）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一些员工的协助下进行了修订，新增了一些关于钟医生的感人故事，同时也补充了他后来当选为美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主席的经历。

1988年，我和妻子来到中国，访问了钟医生曾经行医25年的医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钟医生当年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命因为钟医生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有些人因他精湛的医术恢复健康，有些人则因他为上帝所作的见证而在灵魂深处重获新生。

无论是在个人的生命上，还是在我所从事的事工中，我都深受钟医生的影响。事实上，回头看来，我深信上帝之所以让路得成为我的妻子，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钟医生成为我的岳父！

我的岳父一生中分别在三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是棒球领域，他有机会进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其次是宣教领域，他在中国做了25年的医疗宣教士；第三是写作领域，他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编辑和作家之一。而我可以为他再添一项：他是我个人最忠实的导师。他一直做我的督导，直到1973年离世。在那之后的每一天，他的智慧、处理事情的方式和原则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

在我认识的所有基督徒中，钟爱华绝对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他一心一意委身于基督，坚定不移地让上帝的话语来指引他的生活。他每天天亮之前就起床，花一个小时读经祷告，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天的生活。他的生活可以用节制和专注来形容，而他所到之处也会因为他的出现而充满喜乐。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而彻底地用来侍奉上帝、服侍他人，常让我们这些有幸近距离接触他的人深感赞叹。他对人的怜悯、体贴、仁爱，他对真理的负担，甚至他的幽默，都源自于他紧紧跟随基督的心志和对圣经原则永不妥协的坚持。钟医生以主耶稣为榜样，在自己的服侍中，将医治人的疾病和宣讲那亘古不变的信息这两件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那信息就是带来救赎和生命改变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我本人非常欣喜地看到钟医生的传记能够在修订之后重新出版。约翰·波洛克极其细致地研究了这位非凡人物的一生，并详细描述了他同样杰出的妻子和他美好的家庭生活。阅读这部传记，你将了解钟爱华一家在中国经历的酸甜苦辣和他们返回美国后的丰富生活；你会找到钟氏一家力量和勇气的来源。《钟爱华传》第一版于钟医生离世之前出版，第二版补充了他在世最后一段时光的内容。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钟医生的身体状况不断下降，但那却是他最为忙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一段日子。同时，修订后的传记也记录了1980年钟医生的儿女们回中国寻访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经历。

钟爱华医生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但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的生命是对福音大能的见证，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任何境况下都要对基督誓死忠心。上帝没有呼召所有人都从事和钟医生一样的工作，但上帝呼召我们都要爱基督，忠于基督和他的话语，并且和周围的人分享那大好的消息。

愿本书成为对每位读者的激励！

葛培理（Billy Graham）

写于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特市

（Montreat, North Carolina）

前言

写作这本书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经历之一。钟爱华医生离世四年前，即1969年，葛培理牧师邀请我为他的岳父写一本传记，于是有了《钟爱华传》（英文原书名为A Foreign Devil in China），该书于1971年出版。

从传记第一版出版到1973年8月2日与世长辞，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钟爱华医生非常忙碌。当选为美南长老会主席后，他承担的事工也越来越多。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记录他的故事。

在写作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个人与钟爱华医生的友谊也不断加深。我们信件不断，跨越大西洋，穿梭于北卡罗来纳和德文郡之间。直到有一天，我接到路得的电报：“钟爱华医生今晨归入天家。”

本书再版之时，恰逢葛培理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钟爱华多年前祷告并渴望看到的事，但在当时看来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离世前，他一生工作的果效表面上看好像被冲刷殆尽，但他“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林后5:7），深信事实并非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需要了解复兴背后的故事，而钟爱华提供了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开始为写这本书作准备的时候，钟爱华发现了当年他在中国写给母亲的八九百封信。这些信都写在极薄的纸上，虽然没有整理过，但都完好地保存在箱子里。当时他写信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向父母通报个人和家庭情况；二是为母亲和代祷小组提供最新消息和代祷事项。

钟爱华是天生的作家，而这些信的读者都是一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人。在按照年代顺序整理、复印这些信件时，我被这宣教家庭日复一日的生活深深震撼：在内战、匪患、饥荒、瘟疫和终日轰炸的环境下，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热情和生活乐趣的家庭。钟氏一家的生活温馨而鲜活，跃然纸上。这就是葛钟路得和她的姐妹与弟弟的童年生活，而他们似乎每分每秒都在享受这种生活。

事实证明，这些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医疗宣教士在中国工作的最佳记录。当初钟爱华在写这些信时完全没有想到，他也在为后代做记录。这些记录成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最精确的原始材料。他忠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切恰恰为现在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奠定了基础。

传记第二版完整记录了钟爱华的一生，但并没有止于1973年或1974年（在这两年间，钟爱华和妻子弗吉尼娅相继离世），而是加入了1980年中国还未完全开放时，钟爱华的儿女们回访中国清江浦（现淮安市区）的经历，以及1988年葛培理夫妇访问中国的经历。他们共同见证了钟爱华在华25年的传奇生命。

第一版《前言》列出了所有协助这本传记出版的人。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提供额外素材的葛培理夫妇，以及钟克莱（B. Clayton Bell）博士，约翰·埃克斯（John N. Akers）博士和卡尔文·蒂尔曼（Calvin Thielman）博士；感谢埃克斯博士帮忙编辑。感谢拉斯·巴斯比（Russ Busby）帮助整理照片素材。同时也感谢露西尔·莱特尔（Lucille Lytle）和米丽娅姆·范·德·德弗（Myriam van der Doef）夫人帮助联络和打字。感谢原稿打字员，来自北德文区比迪福德（Bideford, North Devon）的威廉斯（J. E. Williams）夫人。感谢额外材料打字员伊冯娜·格里菲斯（Yvonne Griffith）和露西尔·莱特尔。

约翰·波洛克

罗丝·阿什（Rose Ash）

1988年，写于英国德文郡

第一部分

代代相传

1894～ 1920

弗吉尼娅·莱夫特威克·贝尔

（Virginia Leftwich Bell）

钟爱华

第1章

宝贵遗产

大山、矿工和老式的大房子共同组成了钟爱华的儿时记忆。每逢星期天，老马乔治都会载着钟氏一家穿梭于林间小径，前往深谷中的小教堂。一路上，马车里的欢歌笑语总是不绝于耳。

1894年7月30日，钟爱华（本名莱缪尔·纳尔逊·贝尔，Lemuel Nelson Bell）出生在一个温馨甜蜜的家庭里。他在家中排行最小。若是追根溯源，他应该是弗吉尼亚州苏格兰－爱尔兰裔的第五代。弗吉尼亚高谷地区就是他的表（堂）亲参与开辟的。在查理二世[1]时期，钟氏先祖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便从苏格兰迁移到了爱尔兰，下一代又从爱尔兰迁移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不幸的是，宾州的荷兰人也不喜欢他们。这些长老会信徒后来被迫迁往谢南多厄（Shenandoah），在蓝岭（Blue Ridge）和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y Mountains）之间为弗吉尼亚开辟了新的疆界。

钟爱华的其中一位先祖曾参加过奋兴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的布道会，在那之后也开始热心寻求领人归主。怀特菲尔德在1740年写道：“在弗吉尼亚，苏格兰－爱尔兰人所行的善举是最多的。他们刚到山区定居不久，不种植烟草，却种植很多对日常生活有用的作物。”怀特菲尔德本人从来没有翻越过蓝岭，但他的影响力却在山的另一边传播开来。山区牧师和长老们都对福音充满热情，教会礼拜中散布着喜乐和生气。他们甚至一改传统，允许在礼拜中大量使用诗歌。在1800年间，高谷地区奥古斯塔县（Augusta County）的两位牧师就是钟爱华的高外祖父（即他外祖父的祖父，以及他外祖母的祖父）。

其中一位，就是在廷柯岭（Tinkling Spring）传道的约翰·麦丘（John McCue）牧师。麦丘牧师博学、幽默，有点好胜却广受爱戴。虽然托马斯·杰斐逊[2]曾提出愿意亲自栽培他成为律师，但他却主动放弃了律师生涯。麦丘有一颗宣教的心，他是第一位在绿石县（Greenbriar County，位于现在的西弗吉尼亚）传道的长老会牧师，之后来到廷柯岭。他十分高寿，直到1818年一个主日，在去讲道的路上从马背上摔落，不幸身亡。

另外一位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牧师，也曾从马背上摔落且摔伤了头部。他是如此博学，以至刚恢复知觉时只能说拉丁语或希腊语。他在位于斯汤顿（Staunton）北部几英里处的迪法恩斯堡（Fort Defiance）的古石教堂（Old Stone Church）讲道——当然，用的是英语。

麦丘和威尔逊两位牧师的后代难以计数，但巧合的是两人成群的儿女中各有一位当了医生。而在两位医生的儿女中，托马斯·麦丘（Thomas McCue）和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喜结连理。他们的小女儿，路得·李·麦丘（Ruth Lee McCue，出生于1862年，名字中的“李”是为纪念弗吉尼亚的英雄罗伯特·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 Lee]）就是钟爱华的母亲。不知何故，人们喜欢叫她“科拉”（Cora）。科拉在父亲修建的贝尔维迪尔（Belvidere）种植园长大，那里离古石教堂很近。

科拉长大后爱上了她的远房表亲钟哈维（James Harvey Bell）。哈维的家谱中有两位是古石教堂的长老：一位是富有的种植园主亚历山大·纳尔逊（Alexander Nelson），另一位是华盛顿军队里的委员钟约瑟（Joseph Bell）。钟约瑟的小儿子于1800年与玛丽·安·纳尔逊（Mary Ann Nelson）结婚，婚后二人搬到山区。这对夫妇在壮丽的戈申峡谷（Goshen Pass）附近的石桥县（Rockbridge County）开垦了800亩的农场和林场。为了纪念他们，大牧场（Big Calfpasture）河谷如今仍被称为钟氏谷（Bell’s Valley），也就是现在的美国州际高速公路42号。他们的儿子钟马绍（Marshall Bell）后来与夏洛特·克劳福德（Charlote Crawford）结婚，生了12个孩子，次子就是钟哈维。

钟哈维后来任郎代尔（Longdale）矿业公司物资供应的负责人。这家矿业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从钟氏谷30英里以外的阿勒格尼山脉的上部开采铁矿石，也就是越过詹姆斯河（James River）河畔的克利夫顿福奇（Clifton Forge）区域。1882年，哈维与20岁的路得结婚。他们的第个三孩子就是钟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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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出生时的房子，也就是当时矿长的住所，已经和所有矿工小屋一起被拆除了。郎代尔矿区的所在地现在是“华盛顿丛林”（George Washington Forest）的娱乐区。但在19世纪末，那里是一个儿童乐园。

钟爱华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钟哈维刚满40岁，中等身材，身体结实，面色红润。钟哈维年轻时身强力壮，一次他背着好几个人走到秤上去称体重，结果称出700多磅。他的外甥女认为他是“最体贴的人”。而且他唱歌的声音非常好听。钟爱华曾回忆说：“父亲很有幽默感，受人爱戴，因为他总是看到别人好的一面。他是大家的‘亲密朋友’，无论黑人白人都喜欢和他相处。他对所有人都有礼貌，好像人人都很喜欢他。”

钟哈维是个快乐的基督徒。他的儿子这样形容他：“在父亲的一生中，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是多么忠于基督。”

钟哈维的妻子路得负责带矿工的孩子上主日学。钟爱华出生时她32岁，深色的头发十分浓密，总是扎得很整齐。她有很好的商业头脑，意志坚决，充满活力，非常体贴，很少对人严厉。她深深地相信祷告会带来改变。她常常为孩子、邻居和教会祷告，而且她的祷告也常常是具体而又恒切。这样恒切的祷告有时甚至让人感觉她的负担关切看起来更像是担忧。她也是天生的家庭看护者，既注重实效又非常有激情。钟氏夫妇二人从小都生长在佣人众多的环境中。但在郎代尔，据他们的邻居描述，夫妻二人治家是非常节俭的。虽然不缺钱，但他们操持家务的助手只有未婚的表亲玛吉·克劳福德（Maggie Crawford）和负责照顾孩子的家庭教师。

年轻的家庭教师路得·西伊（Ruth See）后来前往巴西宣教。她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更深远的影响来自他们的朋友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ice）。在19世纪初，普赖斯是神学院的学生。在钟家居住期间，他在矿工中举办了不同寻常的复兴聚会。钟爱华出生前两年，普赖斯受美南长老会差会（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派遣前往中国宣教。在那之后，钟家对宣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星期天下午，钟夫人常常会给孩子们朗读书籍，而宣教士的书多半成为她的首选。

在钟家，星期天一直被尊为主日，而且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都以家庭祷告为标志。钟爱华回忆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的核心就是上帝的话，也就是圣经。母亲承担着较大的教育责任，她一直教导我们将圣经视为最终权威和判断标准。父母并没有刻板地要求我们过宗教生活。我们常感到他们的基督信仰热心而且纯正，虽然不常挂在嘴边，却非常真实，也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所以父母一直被邻里视为很棒的基督徒。”

钟爱华儿时对教会和宣教的兴趣，可以在他写给美南长老会周刊《基督徒观察》（The Christian Observer）的信（由母亲代笔）中找到：“我是一个四岁零八个月的男孩。我可以向我的老师西伊小姐和我的牧师麦克唐纳（C. W. McDanald）先生背诵儿童版《教义问答》（Child’s Catechism）。现在已经开始学精简版《教义问答》（Shorter Catechism）。我能背诵整篇《诗篇》23篇，《诗篇》19篇的绝大部分，《罗马书》12章的一部分，还有《哥林多前书》差不多全文，还有其他一些经文。”此外，他还写道，“我常常引用经文，唱诗特别大声。妈妈说她很怕我会成为吵闹的卫理公会会友，而不是像她和爸爸那样的苏格兰—爱尔兰裔长老会会友。普赖斯牧师在中国浙江创办了一所学校，我们这里的儿童宣教团已经开始支援那里的一个小朋友。”

钟爱华比他的哥哥麦金（M c Ki m）小六岁多，比姐姐诺尔玛（Norma）小将近十岁，所以他更像是家里的独生子。虽然对游戏和户外活动有极大热情，但如果一直待在山里，钟爱华很可能会成为内向的人。1900年，他六岁时，钟家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从郎代尔搬到了韦恩斯伯勒（Waynesboro）。那是一个位于蓝岭的罗克菲什风口（Rockfish Gap）下面的工业小镇。在那里钟家购置了一栋三层的农家小院，里面有一个炮塔和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韦恩斯伯勒离贝尔维迪尔种植园仅16英里。种植园里有果园、牧场和美丽如画的蓝岭高山风景。在那里钟爱华和他外祖父家族的亲戚有很多往来。他的外祖母会向他讲述外祖父托马斯·麦丘的故事：当年用红砖建成了自家房子后，托马斯·麦丘释放了所有奴隶（钟爱华的曾祖父钟约瑟从未使用过奴隶）。但其中一个奴隶因为看到主人基督般的怜悯而自愿留下来侍奉。钟爱华亲眼看到了南北战争遗留下来的大火焚烧的痕迹。当时谢里登（Sheridan）照上级指示在撤退时执行了“焦土政策”：命令联邦士兵烧掉整个镇子。钟爱华也听到了他婶婶贝蒂（Betty）的传奇故事：当时一个四处抢劫的军官要抢她的胸针，贝蒂一边大叫“给你”，一边将胸针的针尖狠狠插入军官的手掌。“夫人，”军官最后将胸针还给贝蒂，并且加了一句：“我敬佩您的勇气。”外祖母讲到这里时说，军官没有杀她，真是一个奇迹。

贝尔维迪尔种植园：钟爱华的母亲出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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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恩斯伯勒，钟哈维先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店，后来他改行做起了贸易，30年间，辗转四个州销售衬衣、打猎服、外套、帽子之类的商品，收入颇丰。后来钟家雇了一个白人当佣人，需要时表亲玛吉也会帮忙。

钟爱华在韦恩斯伯勒的生活丰富多彩，因此他脚步轻快，笑容灿烂。1910年，16岁的钟爱华进入高中最后一个学年，此时他已经成为学校棒球队队长。他从来没有玩过美式橄榄球，因为他在六岁时膝盖摔在铁质玩具上，软骨严重损伤，而且70年后这伤痛仍然影响着他的生活。据钟爱华回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都在打棒球。”不是在比赛，就是在练习。“我真的会花几个小时一直向对面的墙投球，然后接球，之后在地上拍一下，再继续投球。”当时钟爱华有六英尺高，胳膊和肩膀都很结实，担任球队的投手。他诡异的弧线球让无数击球手黯然出局。和许多前辈一样，他在弗吉尼亚州也越来越有名。

比赛和练习从不会让他疲倦。他和好朋友——学校的第一位守垒员——埃德·韦兰（Ed Wayland）会在大山中连续数小时徒步旅行。他们旅行的路线就是现在的天际公路（Skyline Drive）和蓝岭林荫大道（Parkway）。钟爱华自己组装了一艘小船，他们计划从南河（South River）和谢南多厄出发驶向大海。“他（钟爱华）是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埃德·韦兰回忆说，“凡所决定的事，他肯定会去做。不过航海计划我们倒是从来没有成功过。”

除了棒球和大山，钟爱华对书也有无比的热爱。高中校长金姆勒（Kimler）教授是一个要求严格但内心仁慈的人，他说钟爱华并非在所有科目中都表现出众，但在一些非常难的科目中他会表现得非常优秀。钟爱华学习十分刻苦，他会尽快完成功课并给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虽然不是最聪明的，却总是走在同龄人前面。他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涉及传记、历史和英美文学，而阅读对学校里的功课也有极大的帮助。他对侦探小说也有很大的兴趣。父亲钟哈维总是很得意，因为他们是“钟约瑟”的后代。“钟约瑟”是公认的福尔摩斯原型，不过柯南道尔使用的真正原型是来自爱丁堡的外科医生钟约瑟，他死于1911年并且从未离开过苏格兰，因此并非是钟爱华的曾祖父“钟约瑟”。不管怎样，钟爱华一直保持对侦探小说的热爱。

钟家在第一长老教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积极参与侍奉。教会的牧师，斯特里布林（Stribling）博士和从1910年开始接替他工作的沃索尔（Walthall）博士都和钟家保持着像家人一般的关系。钟家从来不会在主日餐桌上做“牧师批评家”的工作。“我们所接受的训练告诉我们，永远不可以去批评牧者，”钟爱华回忆道，“斯特里布林牧师是一位充满热情的传道人，略带苏格兰风格的沃索尔博士也同样如此。两位都是传讲纯正圣经真道的牧师。”布道是教会的重要工作之一。1906年1月，钟爱华11岁半的时候，他在教会的布道会上走到台前，决志信主。那是他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要委身于这位从未怀疑过的永活的基督。在那之后两周，经过面试，钟爱华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

22岁时，他曾写道：“从决志信主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固定地参加教会礼拜和主日学，有时也会带主日学的课，同时也是教会青年弟兄团契的成员。但我其实并没有参与真正的事工。”在南部，大多数高中生会随家人一起参加某个宗派教会的主日礼拜，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太普遍的，是像校长金姆勒教授这样的平信徒，每天早上在学校的小礼拜堂分享一段简短的圣经信息。有些年轻人无动于衷，而个别学生则公开或私下地对此表示反感。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学校棒球队队长，钟爱华所树立的榜样是很有影响力的，尽管他当时的信仰程度也仅仅是自己决心过洁净、信靠、体面的生活。但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信实又低调的基督徒。

4岁时的钟爱华

钟爱华的学习和运动成绩给金姆勒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关于钟爱华的评语中写道：“我已注意到他是学生中的领袖。”

钟爱华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埃德·韦兰曾评价说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坚韧精神”。高中学校杂志则有点开玩笑地评论道：“（钟爱华）总会让你赞同他要做的事情，至少会让你嘴上赞同。”他语速很快，直到你同意他的观点他才会停下。因为他几乎不怎么生气，他的劝说总是极有效果。在很多方面，钟爱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特质：幽默、关爱朋友、一流的讲故事能力。钟爱华没有感到被呼召成为牧师，他有强烈的感动要终身做平信徒。他常常想要到母亲对怀有强烈负担的海外宣教工场去宣教，但他所知道的海外宣教士，不管是在中国宣教的弗兰克·普赖斯，还是来过钟家的其他宣教士，都是在教会全职侍奉的牧师或传道人。钟爱华认为全职侍奉教会是去海外宣教的必要条件，而这又不是上帝对自己的呼召，因此，他觉得自己大概永远成不了宣教士。棒球队队长的未来是去做一名律师。父母也同意他的想法。

同时投了赞成票的，还有他的未婚妻。

[1]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斯图亚特王朝的苏格兰及英格兰国王。——译注

[2]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译注

第2章

青梅竹马

弗吉尼娅·迈尔斯·莱夫特威克（Virginia Myers Leftwich）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和一头金黄色的秀发。她比钟爱华矮七英寸，但年龄比他大两岁零三个月（出生于1892年4月12日）。他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两家之间大概相隔五个街区。

钟家刚搬到韦恩斯伯勒的时候，他们就相识了。但高中以前，他们并没有真正注意到对方。弗吉尼娅极其风趣，个性非常讨人喜欢。她会弹管风琴、擅长钢琴，而且声线优美，常是她父亲浑厚男中音的最佳搭档。

弗吉尼娅的父亲道格拉斯·李·莱夫特威克（Douglas Lee Leftwich）是一位经常奔走于全国各地的家具经销商。他的爱好是制作上等的橱柜，同时他也特别喜欢音乐。他曾经在南部很多地方举办过专业音乐会和朗读会。用别人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坚定而严格的人，但同时你又能感受到他的关爱”。

弗吉尼娅的母亲是沃滕贝克（Wertenbaker）家族的成员，也是杰斐逊任总统期间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图书馆管理员的后裔。弗吉尼娅的亲戚里有一些是将军和上校。而普林斯顿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杰斐逊·沃滕贝克（Thomas Jefferson Wertenbaker）教授就是她的舅舅。弗吉尼娅的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和丈夫道格拉斯一直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弗吉尼娅是家中的长女，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身材修长，总是以精力充沛且开朗活泼的形象出现在人面前。钟爱华和弗吉尼娅都喜欢打网球，也都是学校戏剧社、文学社以及合唱团的成员。他们既能单独演唱，也表演二重唱。有趣的是，钟爱华的声音也逐渐转变为浑厚的男中音。弗吉尼娅也喜欢观看体育比赛。“我参加的所有比赛，她都在场。”钟爱华回忆说。

莱夫特威克一家是浸信会会友。在韦恩斯伯勒，浸信会和长老会的联系非常密切，双方经常互相邀请对方的牧师过来讲道。夏天时，双方还会在主日晚间举行联合礼拜。弗吉尼娅的家庭没有钟家那样的属灵深度，但弗吉尼娅的父母每周日都会去做礼拜。弗吉尼娅九岁时在会众面前受浸正式归入基督。后来她在主日学带课，也是青年姊妹团契的带领者。高中时，她的信仰并没有引起别人特别的注意。“那时我的信心缺乏积极主动的一面，”她在1916年写道，“我也没有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上结出太多果实，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缺乏渴慕的心。”

相同的爱好、相似的个性、共同的基督教信仰——钟爱华和弗吉尼娅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双方也都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另一半。钟爱华早熟的一面弥补了双方的年龄差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出超越自己年龄的成熟。”1910年8月13日，两人外出散步时，钟爱华向弗吉尼娅求婚，后者欣然接受。那时钟爱华16岁，弗吉尼娅18岁。

对弗吉尼娅而言，与钟爱华订婚意味着抛弃从1906年开始在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去海外宣教的想法。她要嫁给钟爱华，做律师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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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在韦恩斯伯勒高中的最后一个学年（即1910～1911年）可谓风光无限：学习成绩优异，极受大家欢迎，同时还担任校报经理。金姆勒校长回忆说他在任校报经理期间，带领大家成功度过了“金融危机”。

在钟爱华任队长期间，校棒球队两次赢得冠军头衔。学校年报宣称：“在钟队长的带领下，韦恩斯伯勒高中组成了历史上最好的球队。球队的训练开始得很早，到3月初，球队已经处于极佳状态。这支创造历史的球队，不仅防守出色，击球也异常精准，丝毫不受对方投手的影响。就连触击打上垒得分这样难得一见的精彩场面也频频上演。钟爱华作为主力投手，和接球手拉斯米歇尔（Rusmiselle）一起，铸成了让击球手们无计可施的铜墙铁壁。”

在赛季的前六场比赛中，钟爱华率领的球队共得93分，仅失14分。作为奥古斯塔县的冠军，1911年他们参加了州冠军赛，并赢得州冠军。

弗吉尼娅总是在观战的人群中。同学们开玩笑说钟爱华的口头禅就是“弗吉尼娅在哪儿”。但这对未婚夫妻也有闹别扭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意见有些分歧，钟爱华为了发泄情绪，竟爬到了镇供水管水箱的窄梯上，只要滑倒一小步就会有致命危险。埃德·韦兰回忆道：“这一举动吓坏了弗吉尼娅。她当然不想要钟爱华做这么危险的事，但钟爱华还是爬到了水箱上。他实在是太大胆了！”

钟爱华确实有过人的胆量。有一次，时值寒冷的10月，埃德在钟爱华家过夜。钟爱华鼓动他到家附近的河里去游泳。埃德和他后来一起偷偷摸出去，在黑夜冰冷的河水中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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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钟爱华而言，要上哪所大学似乎是已经注定了的——40英里以外位于莱克星顿（Lexington）的“华盛顿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他的亲戚大部分都从那里毕业。约翰·麦丘牧师和威廉·威尔逊牧师当年也在那里接受教育，而当时学校的名字还叫自由大厦（Liberty Hall）。在罗伯特·李将军任校长期间（1865年至他离世），华盛顿学院（Washington College）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整个莱克星顿就是围绕这所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发展起来的。而后者也是乔治·马绍尔（George C. Marshall）和乔治·巴顿（George S. Patton）早年接受军事训练的地方。1911年，当钟爱华踏上谢南多厄河山谷间小路的时候，这个平静的小镇只有两辆摩托车。小镇周围有美丽的大山和壮丽的地平线，还有在秋天时看起来格外美丽的丛林。

这块土地是钟爱华所熟悉的，因为郎代尔离那里不远。钟爱华最喜欢的表兄亚历山大·纳尔逊，也曾在这所大学里任数学系教授，而且他女儿仍然住在莱克星顿。钟家已经联系好让钟爱华住在长老会牧师艾尔弗雷德·格雷厄姆（Alfred Graham）博士的家中。学校大多数的学生都住在当地人家中，格雷厄姆家就住着六位学生。虽然有相同的姓氏（同姓Graham），但格雷厄姆一家与来自夏洛特的葛培理的家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埃德·韦兰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他在自己住的地方总是吃不饱。后来他搬到钟爱华住的格雷厄姆家，和他成了室友。“我们在一起非常愉快。在那里我们吃得很饱。”格雷厄姆夫人对待在她家住宿的学生就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乔纳·拉莱克（Jonah Larrack）是住宿者中的一员，他靠清洗格雷厄姆家的老马来支付住宿费用。他说：“这家人对我们这些男生非常包容。有时候我们会在楼上闹得天翻地覆，但他们会很理解我们。”

乔纳·拉莱克回忆起当年某天晚上，他去到钟爱华的房间。“他当时正趴在大桌子上给心爱的人写信。桌子上放着弗吉尼娅的照片。夸张的是，他会放四五面镜子在照片周围，镜子中都要出现弗吉尼娅的形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是：‘这样才有灵感！’我们常常拿弗吉尼娅取笑他。”

同样受欢迎且擅长体育的拉莱克对钟爱华有着深刻的印象。“爱华强健而又帅气，看起来像是优秀的运动员。他既是好基督徒又是好学生。我自己学习成绩一般，但爱华在功课上特别用功。他是‘老黄牛’型的人：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既忠心又投入，总是抱有积极的心态，而且从不动摇。他明白自己做事情的原因，并且会全心投入。他是一名优秀的基督徒，稳定、可靠、懂事、值得信赖。有时他不会赞成同伴的一些做法，而当他做同样事情时，他能以成熟又让人受益的方式完成这件事。”钟爱华从来不是个古板的人。就像他自己很多年后说的：“对我而言，做一名基督徒一直是一件高兴而又光荣的事情。”有钟爱华在旁边，生活好像都变得更加美好。

“华盛顿与李”大学有非常好的法学院。钟爱华准备攻读法律学位，并像他的兄长麦金一样，年轻时就开拓成功的职业道路。麦金是一名土木工程师，22岁时就成为公司负责人。他的公司负责巴西南部所有的公共项目，公司总部位于里约热内卢。麦金虽然不是一个积极活跃的基督徒，但后来曾非常慷慨地支持钟爱华。

钟爱华和哥哥麦金一样能力出众，而且才17岁的他（1911年）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即便成不了杰出的学者，他也可以在法律行业达到任何高峰。“华盛顿与李”大学的校长丹尼（Denny）在一封保密信中写道：“钟爱华有杰出的才华、出众的品格。他会为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而且他能坚持不懈地去完成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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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与李”大学是长老会基督徒创立的大学，而身为圣公会教徒的罗伯特·李将军也巩固了学校的属灵遗产。学校以长老会传统为基础，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钟爱华和他同时代的同学，都“与老师保持着极其融洽的关系，而且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听到过任何破坏基督徒信心的言语”。

钟爱华和埃德·韦兰的属灵活动都是围绕着格雷厄姆博士的教会展开的。教会的正面是希腊风格的圆柱和门廊，教会塔顶是底座厚实的殖民风格尖顶。教会的石墙与高处鲜红的大学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会建于1843年。教会所在的土地曾经属于威廉·麦丘医生。斯通威尔·杰克逊[3]曾经是教会的执事。

钟爱华加入了教会的唱诗班。他加入后不久，唱诗班就开始招募独唱者。唱诗班的成员之一是爱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同学比尔·汉斯哲（Bill Hanzsche）。二人多年没有见面，虽然比尔身高没有钟爱华高，但爱华还是在心里仰望他，以他为榜样。

比尔·汉斯哲是“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s）的主席。和组织中其他成员一样，他也签署了宣言：“我们愿意并且渴望，若是上帝允许，成为海外宣教士。”而钟爱华当时心中充满了因母亲宣教梦想破灭而萌发的哀伤。除此之外，格雷厄姆博士有一个兄弟叫吉米（Jimmy Graham），在中国南方一个叫清江浦的地方做宣教士。在钟爱华听起来，这个地名的发音几乎不可能发准。吉米·格雷厄姆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也是一位牧师。由于受到这些影响，钟爱华心中的想法开始一分为二。这些年来，他一直试图按照圣经中的经文生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他常常觉得他应该当宣教士，但又很确定自己不会成为牧师，虽然他很喜欢传讲上帝的道。钟爱华因为疑惑而放弃当宣教士的想法，一面仍然确信自己会成为律师，然后用经济援助和祷告去支持宣教工作。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11年12月一个周日的晚上。

那一天，比尔·汉斯哲和钟爱华从教会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

“你有想过成为一名医疗宣教士吗？”比尔问道。

就在那一刻，钟爱华突然想通了。

他后来回忆：“就在那个时刻，我明白了上帝要我做什么。不是几天后渐渐明白的。在那一刻，上帝好像通过有声的管道在和我说话： ‘这就是我想要你做的。’那感觉就像布满乌云的天空中突然放出一道闪电。”

钟爱华当晚立即写信给弗吉尼娅，说他们将来会成为医疗宣教士。到星期一早上，完全没有担心弗吉尼娅会如何回信的钟爱华从法律预科转到了医学预科。做医生的想法在钟爱华看来是很自然的。他知道自己家谱中的医生们：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和因为伤寒病而英年早逝的威廉·麦丘（William McCue）。医生的血液在钟爱华身体里流淌。

1910~1911学年韦恩斯伯勒高中网球俱乐部。弗吉尼娅·莱夫特威克，后排右二；钟爱华，后排右三。

弗吉尼娅怀着欣喜之情给钟爱华回了信。但是她的父母却不是很高兴。“我已经为宣教事工和宣教士们祷告了很多年，”当钟爱华返回韦恩斯伯勒过圣诞节时，莱夫特威克夫人对他说：“但我并没想过让自己的女儿去宣教。”钟爱华感到莱夫特威克夫人的语气中并没有怨恨，更多的是惊讶。到1915年9月，弗吉尼娅在填写宣教预申请表格中的“父母赞同你去宣教吗”一栏时，写下了“部分赞同”。但到了1916年7月，她已经将该回答改为“和解”。和解的工作确实已经完成，父母对他们的宣教志向表示完全支持。

钟爱华的父母对于儿子的决定感到非常激动。对于钟爱华而言，1911年12月那个晚上，在莱克星顿位于教会到住处之间的某一点，从那时那地开始，“我的生命只有一个目标：成为医疗宣教士。”

1911年的韦恩斯伯勒高中棒球队。队长：钟爱华，前排居中。埃德·韦兰在钟爱华右边。

[3]斯通威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1824~1863），南北战争期间著名的南军将领。——译注

第3章

职业棒球手

梅斯维尔（Maysville）位于肯塔基州（Kentucky），历史悠久，以烟草闻名。这一天是7月4日，即美国独立日。梅斯维尔的市长坐在棒球场看台上，紧张激动地关注着场内主队与来访宿敌的较量。双方已经进入第七局，比赛仍处于焦灼状态，比分持平。现在正是主队进攻的时刻。

一位身材高大的队员出场了。市长从未见过这名队员，但听说他是来自以服装零售而闻名的韦恩斯伯勒的大学生。他到这里本是应朋友之邀，来帮助主队热身。而现在他以替补击球员的身份被教练派上了场。

钟爱华第一棒便击出了本垒打，将自己和已经在垒上的队友送回本垒。主队就这样赢得了比赛，整个赛场沸腾了。市长不顾一切冲到场中，紧紧抱住钟爱华说：“梅斯维尔的东西你随便挑！”

虽然偶尔能击出这样决定胜负的一击，但钟爱华在球队的主要责任仍然是投手。当时“华盛顿与李”大学的棒球队拥有校队历史上两位最佳投手：一位是后来效力于职业球队底特律老虎队（Detroit Tigers）的哈里·莫兰（Harry Moran），另一位名叫杰普·埃弗瑞德（Jap Efrid）。钟爱华作为投手的才华也因此难以施展，但他仍然是球队不可缺少的一员。暑假期间，除了偶尔参加比赛，钟爱华大部分时间都跟随父亲去全国各地拓展服装销售业务。他大学期间的五个暑假基本都是在全美各地做服装销售。这些年轻时累积的商务经验，使他掌握了如何将商品出售给本来没有购买欲望的顾客的技能，从而极大地锻炼了他与人交往的能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钟爱华和他后来的女婿葛培理在年轻时都做过四处奔波的销售员。

1912年秋天，钟爱华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获得了医学预科必需的学分。当年9月，他在位于里士满（Richmond）的弗吉尼亚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Virginia）注册。这所领先的州立高等学府在获知钟爱华要成为医疗宣教士的意愿后，减免了他的全部学费。“在医学院的四年我从未付过学费。学校主动减免了我的所有学费，而我自己从未这样要求过。他们应该是将这看为对医疗宣教事业的小小贡献。”钟爱华回忆说。

18岁的钟爱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稳重成熟：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卷卷的棕色头发，同时有一张英俊又惹人喜爱的面庞。

医学院的课程任务非常艰巨，而钟爱华也极为刻苦，最后顺利通过了所有考试。最难的一门课就是无机化学。讲授这门课的教授既古板又严格，以让学生通不过考试而闻名。而解剖学的教授却截然不同，他以摒弃著名的教科书《格雷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而闻名。他自己编写了教科书。而外科学教授穆拉特·威利斯（Murat Willis）和保罗·豪尔（Paul Howle）都对医疗宣教有很大兴趣。他们非常认同钟爱华选择的道路并积极鼓励他，而且对他在外科方面的才华和热情赞赏有佳。

经人介绍，钟爱华加入了一个名为欧优派（Omega Upsilon Psi）的医疗协会，并搬到了协会之家居住。协会之家位于医学院和国会大厦之间的格雷斯大街（Grace Street）上。钟爱华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在医学院期间，他尽情挥洒着自己的能量，参加各项活动。除了投入体育、学业和教会事工，他还是合唱队成员、学校年报撰稿人、医疗队成员，并在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就职典礼时在华盛顿参加游行。

其他同龄男生，特别是他的室友，都暗自敬佩钟爱华坚定不移的医疗宣教士目标，觉得他是稀有动物——有如此强烈的信念，又如此受欢迎。他的室友之一弗雷德·范·佩尔特（Fred Van Pelt）笑着说：“他想完成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我们在马路右边走成一条直线。这简直太难了，但他坚持要我们这么做！”

协会同伴在钟爱华毕业的那一年写道：“如果别人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有冲突，他会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有人证明他的观点是错的。”钟爱华确实有一点固执，也偶尔会激动，但他在各种场合中总是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钟爱华可以借着幽默风趣化解紧张局面。这种轻松的心态让他更具吸引力。事实上他本来已经优秀得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了。

钟爱华在里士满期间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协会之家发起了每日祷告聚会。在感受到宣教的呼召之后，他加入了“学生志愿运动”组织，并且参加了一次平信徒宣教营会。在那次营会上，他的高中好友埃德·韦兰也决志投身于海外宣教事业。通过“学生志愿运动”，钟爱华听说了由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发起的“清晨守望”（Morning Watch）活动。穆德本人在访问英国剑桥大学时开始晨祷。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基督徒们会签署一个誓言：“我会尽力，靠着上帝的帮助，在清晨拨出20分钟至一个小时的时间，用于祷告和读经。”

钟爱华知道他的母亲每天会花数个小时读圣经。睡眠不是很好的母亲常在早餐时提到前一晚为某某事情代祷。他从母亲那里领受了很多教导，但自己从未每天拨出特定的时间去做同样的事，而“清晨守望”活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从那时起，他会每日早起，翻开圣经，并为自己的需求和朋友的需求祷告。他开始将医学理论和实践中要求的精确、清楚的标准应用于学习圣经。像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他开始建立“对上帝主权的绝对而又完备的信心。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因此，当我们祷告并寻求他的引导时，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答案。上帝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细节。”他也意识到《诗篇》中的警告是真实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66:18）“你需要扫除你心里的不洁。”

“清晨守望”成为钟爱华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渐渐发现周围的朋友中有些是积极成长的基督徒，却都没有早起读经祷告的习惯。他感到一份“对于协会中这些弟兄的极强的责任感”。接下来的一年，钟爱华开始在协会之家发起简短的灵修聚会，让大家在早餐前或离开住处之前有机会读经祷告。从那时起，直到他离开里士满，钟爱华每个学期的每一天都坚持参加这样的聚会。

每个主日钟爱华都格外忙碌。他会参加离协会之家不远的格雷斯大街长老会的礼拜聚会。早晨他会先带领主日学，之后在上午礼拜的诗班里唱诗；下午他会参与“十七大道有色人群事工”（Seventeenth Street Colored Mission，当地帮助黑人的事工）的服侍工作；而晚上他还要参加教会的青年聚会，并在晚间的礼拜聚会中唱诗。“有色人群事工”让钟爱华生出极强的怜悯和同情。当时的钟爱华还没有参与直接布道或与人分享福音的事工，他仅仅是一个坚定而快乐的基督徒。

一天晚上，他从里士满回韦恩斯伯勒。“我先去了弗吉尼娅那里，看望我的心上人。然后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读经、祷告。大概到11点的时候，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上帝同在的感觉。上帝充满在屋子里，也充满在我心里：那是一种与上帝完全合而为一的感觉。从儿时起，我就相信上帝是真实的，我所做的仅仅是试图寻求他给我的旨意，并且试图去履行这旨意。那次经历真是圣灵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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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娅高中毕业之后留在了韦恩斯伯勒，在当地公共图书馆做了两年的图书管理员。她和钟爱华保持着有规律的书信往来，不管有没有照片和镜子的帮助。到了假期，每个主日的下午，两人会一同乘坐马车，到格伦柯克（Glenkirk）山区的宣教士学校带课，一同度过路上来回8英里的浪漫时光。

1914年，弗吉尼娅在里士满圣路加医院（St. Luke’s Hospital）的护士培训班学习，之后又在附近一家专门针对平信徒的训练学校进修。她的同学中有一位是富有的烟草商约翰·里德（John H. Reed）的女儿。里德家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而且对年轻人开放。里德先生的一个儿子后来成为钟爱华医疗宣教的同工。小里德（John Reed Jr.）依然能回忆起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弗吉尼娅时的印象：“她戴着一顶宽大的白色帽子，随着她的身体欢快地震动。一位帅气英俊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姐姐说是钟爱华来看莱夫特威克小姐了。”钟爱华成了小里德心目中的英雄：“你看到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不是布道者，而是要成为宣教士的医生。我们都非常敬佩他，视他为年轻人中将生命献给主的榜样。”

约翰·里德先生本人也被钟爱华在棒球场上的勇猛所打动。钟爱华是医学院校队的成员，并且在新建成的布罗茨瑞德公园球场（Broadstreet Park）投出了第一球。这是非常冒险的一投，因为击球手也迫切地想要击出一记有纪念意义的本垒打。钟爱华经过长期练习，已经完全掌握了当时线路最难捉摸的“指节变化球”：球在运行当中丝毫不会旋转，击球手甚至可以看到球身上的缝合线条；但就在进入击球区的一刹那，球会因前方压缩的空气而突然变向，而击球手和钟爱华本人都不知道球变化的方向。

1913年夏天，弗吉尼亚职业联赛里士满俱乐部的教练，一位曾经的捕手，想要试试这位年仅19岁的医学院学生的投球才华。

钟爱华投出各式各样的球：快球、弧线球、直线球。教练问还有没有其他花样，于是钟爱华投出一记指节变化球。“球在开始运行时没有任何的旋转。就在教练要接球前的一刹那，球突然下沉，击中了教练的小腿！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接住那球。还没等回到俱乐部，教练就迫不及待要与我签约。”

钟爱华在合同中特意加入了一条：俱乐部不得要求他在星期日旅行或参加比赛。俱乐部没有任何异议就接受了此条款。因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投手，纽约巨人队（New York Giants）的克里斯蒂·马修森（Christy Mathewson）在与俱乐部的合同里也有相同条款。

1913年暑假，钟爱华作为职业选手随球队在弗吉尼亚各地比赛，主要负责帮助击球手练习并担当球队的替补投手。里士满俱乐部的主力投手是伯利·格兰姆斯（Burleigh Grimes），第一替补是布鲁克林·道格尔斯（Brooklyn Dodgers）。钟爱华上场参加了里士满以6：5击败纽约巨人队的友谊赛，巨人队的教练约翰·麦格劳（John McGraw）因自己球队遭遇这样的失败而气急败坏。

里士满俱乐部队员们的特点和性格各不相同。“球队里有一些品行端正的队员，但也有一些难对付的人。我常想，正是因为上帝听我父母的祷告，用他大能的手保护了我，才使我没有卷入球队的一些黑幕中去。很多事情我甚至没有察觉就过去了。”1914年，钟爱华在整个6月为里士满打比赛，之后又在山区联赛中为克利夫顿福奇队打比赛。但在离他出生地不远举行的第二场比赛中，钟爱华投球那只手的食指骨折，无法参加赛季剩下的比赛。

1915年，当钟爱华在医学院的第三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联邦联盟[4]中的巴尔的摩金莺队（Baltimore Orioles）买下了里士满俱乐部。这一出人意外的变化给了钟爱华进入主流联盟打球的机会。但加入金莺队就意味着要中断学业。当爱华几年前舍弃律师生涯走向医疗宣教这条路的时候，他已经将名誉和利益抛在脑后。而现在，他有机会在棒球场将这些东西捡回来。

“我需要再次向自己说‘不’。”

对钟爱华而言，向主流联赛告别虽然痛苦，却没有遗憾，因为那是自己主动选择的道路。从四年前在莱克星顿作出决定的那个时刻起，这条路就已经没有其他选项了。对于棒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藏在心中。

上帝似乎要奖赏钟爱华所遭受的“损失”：外科教授给医学院学生带来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机会”。医学院允许钟爱华在最后一个学年兼顾学业的同时在本市最大的医院，即MCV纪念医院（Memorial Hospital），做驻院实习生，参与实际工作。一般来讲，大多数高年级学生或是会被派到穷人家里帮助接生和产后恢复，或是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治疗贫穷的病人。极少数学生可以获得正式的实习资格。保罗·豪尔医生写道：“因为钟爱华旺盛的精力和出众的能力，外科医生们在一些大手术中给了他很多实践机会……有他在我身边帮忙，我感到非常幸运。我所有的工作，包括彻底检查每个病例，都有他的参与……他是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钟爱华本人并没有读到或听到教授和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否则他有可能会骄傲起来。医院院长弗雷德里克·莫洛克（Frederic B. Morlock）写道：“钟爱华医生是弗吉尼亚医学院近年来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他在纪念医院的表现配得最高的赞赏。”钟爱华大学的室友认为他是“所见到的最优秀、最全面、品德最高尚的人，而且很多人都有一样的观点”。钟爱华如此受欢迎，甚至被选为“头骨钥匙”（Skull and Keys）社团的成员。“这个社团以疯狂爱玩而闻名。”虽然他们也知道钟爱华不会参与太出格的活动。

钟爱华也被选为弗吉尼亚州“学生志愿运动”的主席，因此他也需要常常去长老会协和神学院。一位神学院学生回忆道：“我看到他穿过校园，高大、英俊、阳光、友善，极具吸引力。神学院的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他。他大大点燃了学生们的宣教热情。”一个比他大六岁的学生回忆说：“你从来都不会意识到他比你年轻。他有一种被人视为榜样的恩赐。”韦恩斯伯勒的牧师在描述他时一点都没有夸张：“少有的受到所有认识的人无条件褒奖的年轻人……单从外表来看，他几乎是完美男人的典范。”

作为弗吉尼亚第一军团医疗队的成员，钟爱华参加了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就职游行。

在纪念医院做实习生时（1915~1916）的钟爱华。

[4]联邦联盟（Federal League），后并入职棒大联盟MFL。——译注

第4章

中国来鸿

南北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长老会分为美南和美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非常有宣教负担，向非洲、巴西、韩国、日本和中国都派遣了宣教士。钟家认识的所有宣教士都是美南长老会派遣的。美南长老会下属的差派机构叫美南长老差会，专门负责向海外输送宣教士。

在伍德罗·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美国基督徒对东方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韩国出现了属灵大复兴，这在美南和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工场中尤为明显；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引起西方的无限遐想；中国刚刚推翻了满清帝国的统治，进入了前景尚不明朗、公民还没有选举权的共和时代。

中国的国门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被打开。英国强占了香港，在东南沿海确立了五个通商口岸，并设立公共租界，从而打破了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并要求天下所有人都来拥护的固有思想。

基督教宣教士和商人们迅速进入通商口岸定居，但都没有进入内地的权利。那时只有一些耶稣会会士（Jesuit）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内地传教。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新教宣教士大都在沿海和通商口岸地区活动。1867年，也就是第一批美南长老会宣教士登陆中国的那一年，一位来自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的弱不禁风的年轻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带着他新创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勇敢地进入了未知的中国内陆地区。

钟爱华成为医生时，已经距离这些半个世纪之后了。在付出大量生命的代价之后，中国的每个省都已经确立了一个或数个宣教机构的事工。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主要在两个区域做事工：华中教区（Mid-China Mission），即长江流域下游，以上海为起点的内陆地区；以及江北教区（North Kiangsu Mission），即长江沿岸平原地区，水稻与小麦种植的分界线，京杭大运河一带。两个区域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在这些地区，西方宣教士和中国本土基督徒的数量与千百万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的中国人比起来，简直是沧海一粟。

自从弗兰克·普赖斯休假期间来过钟家之后，钟爱华就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位于莱克星顿的牧师家里，钟爱华经常听到在江苏清江浦的吉米·格雷厄姆和他妻子索菲（Sophie Graham）的宣教故事。这对夫妇的两个女儿也成为弗吉尼娅的好朋友。钟爱华和弗吉尼娅也终于学会了如何正确读出“清江浦”三个字。

1916年5月，就在钟爱华即将获得行医资格之时，一封发自清江浦宣教医院的电报抵达美南长老会宣教委员会。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埃格伯特·史密斯（Egbert Smith）收到电报后立即从田纳西州（Tennessee）的纳什维尔（Nashville）赶到里士满，来见钟爱华。

电报上说，一位本来很有前景的年轻美国医生在抵达中国后不久便不幸去世。而已经在中国宣教22年，时年49岁的林嘉美（James B. Woods）医生已经将他的回国休假一拖再拖，若是没有其他宣教士过去，他就无法回国。埃格伯特·史密斯抛给钟爱华的问题是：“你可以尽快去中国吗？”

“我完全愿意。”钟爱华回答。他知道这也代表了弗吉尼娅的心声。

当时弗吉尼娅已经获得了浸信会牧师的批准，要加入长老会。他们计划在西弗吉尼娅的煤矿地区开始新婚生活。因为一些教授曾建议钟爱华在矿区行医一年，这对他将来的海外医疗宣教将是很好的预备。在矿区当医生比在医院实习更能锻炼人，因为可以培养依靠有限资源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钟爱华对此完全认同。但现在，史密斯想要他只在矿区锻炼几周，与此同时让委员会为他准备签证等相关材料，然后尽快出发去中国。

支持钟爱华宣教的推荐人之一持反对意见：“你们非常需要医术一流的医生到海外宣教，但我认为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无法立即满足所有要求的。像钟爱华这样极有能力又有潜力的年轻人，如果在医院锻炼几年，或是跟着好导师从事几年实践工作，必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宣教委员会最终妥协了，钟爱华去中国的日期被推迟到了秋天，他可以花三个月的时间在矿区行医。

1916年6月6日，即将22岁的钟爱华获得了医学学位。如此年轻就成为医生实属罕见。有人说，如果钟爱华毕业后几年留在美国行医，那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但是，世界级的外科医生一定是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而医疗宣教士却需要随时准备好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动手术。

毕业后，钟爱华和室友立即返回到韦恩斯伯勒，为弗吉尼亚州的行医资格统一考试作准备。“但学习了一天之后，”范·佩尔特记录道：“我们发现如果不知道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填鸭式的学习，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剩下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只是玩乐，同时享用钟爱华母亲准备的美味食物。”

1916年6月30日，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在订婚六年之后，在韦恩斯伯勒的第一长老教会举行了婚礼。钟爱华的伴郎是埃德·韦兰，当时他已经在附近的斯图尔福特（Stuart’s Draft）做一小部分牧养教会的工作，并希望以后也和钟爱华一样去中国宣教。几周后，在7月18日，钟爱华通过了弗吉尼亚行医资格考试。

婚礼当天，新娘穿着海军蓝衣服。

就要远行的新郎和新娘

刚刚成为丈夫和医生的钟爱华和他的新娘在西弗吉尼亚新河（New River）公司运营的萨墨里（Summerlee）煤矿附近安家了。他的病人都是粗鲁的矿工，而他要为他们提供实地医疗服务。钟爱华和妻子都觉得他们一半的生活已经是标准的宣教士生活。业余时间钟爱华要忙着做一些新家具，而弗吉尼娅除了缝补衣服，也不时给爱华帮把手。

夫妻二人保持着家庭早晚祷告的习惯。在萨墨里的那个夏天，刚刚度过22岁生日的钟爱华记录下了一些内心的想法。从这些句子还看不出他的文学潜质，但却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虽然我觉得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也没有发挥出所有的才能，但我在过去的五年中竭尽全力做合主心意的事，带领他人归向基督……我在履行他的旨意时有很大的喜乐，也非常想将我的生命投入侍奉。每一年我都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上帝伟大的爱与怜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变化，而我也祷告有一天上帝会带领我，尽可能地使用我，用我的生命来为他做工。”

与此同时，美南长老会也在为钟爱华安排奉献支持。韦恩斯伯勒的第一长老教会对宣教很有热心，但由于教堂重建，除了为这对年轻夫妇祷告之外，没有能力提供其他支持。宣教委员会最后决定邀请德克萨斯州（Texas）休斯顿（Houston）的第一长老教会“收养”钟氏夫妇，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钟爱华和弗吉尼娅本来和这家教会没有任何联系，仅仅认识那里的一位会友而已。可这个当时看似不起眼的行政决定后来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所有申请用的材料，包括医疗信息、个人材料、推荐信等，都已经提交完毕。委员会的秘书切斯特（S. H. Chester）在评估申请人领域有多年经验。在写给一位委员的私人信件中，他提到了钟爱华：“他是我所处理过的申请人中最有才华，也是最全面的一位。”

几年后，一位委员会执行秘书说了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最难以预料的工作就是去海外宣教。人在上马之前就能判断出一匹马的好坏，但任何精密的检测系统都不能预测宣教士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人在经过宣教工场的实地检验之后，真正的品格才会显露出来。”

第5章

初到清江浦

载满旅客的驳船缓缓地行驶在古老的大运河上，钟爱华从一排排中国人的腿脚之间移动，透过没有玻璃的船舱向外望去。

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外套裹紧了一些。当天气不是太冷，脚臭味不是太浓的时候，船舱外面的景色还是值得一看的。吉米·格雷厄姆叔叔在桌前记录着所看到的一切：集镇、有围墙的古城、数不清的土筑的农家房屋、砖砌的寺庙、将水引入稻田的怪异“风车”……驳船渐渐驶近小麦地，两旁都是棕色的干裂土地。随处可见的坟墓，好像鼹鼠遍地挖洞留下的痕迹。

1916年12月4日，在经历了19天的海上颠簸之后，钟爱华和妻子从西雅图抵达上海公共租界。第二天，吉米和索菲带着钟氏夫妇乘列车到达150英里以外，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镇江。紧接着次日早晨，他们渡过长江，转乘驳船，驶入大运河，开始了125英里的旅程。行程中船在扬州城外停泊了四个小时。

在半个世纪以前，戴德生在这座因马可·波罗（Marco Polo）而闻名的古城几乎丧掉性命。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而且当时的扬州城已经很少见到“洋鬼子”的踪影，但这里的排外情绪依然十分严重。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国家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政治和贸易的控制，所以中国人对白人的恐惧和怀疑仍然在心中挥之不去。而新登陆的西方人也对这里看上去颇为原始的风俗习惯吃惊不已。钟爱华看到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孩子喂奶的妇女时就颇为震惊。这里每个停靠站都有士兵值守，再加上吉米叔叔关于土匪和暴力事件的描述，都表明中国在推翻了满清帝国的统治之后，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

22岁的钟爱华还沉浸在兴奋之中，被他亲切称为“金尼”（Ginny）的爱妻弗吉尼娅思考着他们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却也没有任何忧虑。

这次总长275英里的旅行仅仅用了60个小时。在之后的岁月里，同样路线的旅行却常常变得异常缓慢，因为大运河上的交通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中断： 水位太高或太低、河水结冰、战争影响，等等。他们在驳船上只睡了一晚，两位妻子睡在一个稍大的船舱，两位丈夫睡在旁边稍小一点的船舱。船上的床对于钟爱华来讲显然太小了，而且上层还有几百个中国人在彻夜说话。

12月8日早晨，在穿过了一排20英尺高的泥土墙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清江浦。运河航道在这里增宽了几百码，河上有两座古桥。在河的南岸，环绕在城市之外的是清江浦旧城的灰色石墙。城门上挂着被斩首犯人的人头。

清江浦古城门

清江浦城墙

驳船、小船，以及河上漂浮的垃圾塞满了码头。码头的喧闹难以想象： 工人卸货、商人讨价还价、女人大吵大嚷。林嘉美医生特地安排了轿子和运送行李的独轮手推车来迎接钟氏一行。轿子在狭窄的十里街上穿梭。抬轿人灵巧地行进在四轮车、驴车、赌博摊以及大街上数不清的卖货摊位和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之间。每当有抬着马桶的工人经过时，钟爱华都不由得扇一扇鼻前的空气。吉米叔叔指着一条更为狭窄的街道告诉他，那是通向教堂的路。又行进了一英里之后，一行人抵达了位于外城东北角的医院。

大门外面的牌子上竖向写着几个汉字。

“仁慈医院，”吉米叔叔念给爱华听，并向他解释了这几个字的含义，“如果用英文可以叫‘Love and Mercy Hospital’。”

钟爱华和妻子在清江浦立刻找到了家的感觉。这里的宣教事工是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于1887年开辟的，他是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的父亲。赛珍珠与中国有关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是1931年的年度最畅销小说[5]。两位内地会宣教士，沃特曼小姐（Miss. Waterman）和索尔特马什小姐（Miss. Saltmarsh），已经以这座城市为中心开展乡村宣教事工。这个地区有众多的乡镇和带围墙的古城，人口非常密集。在这里常驻的各宣教事工之间没有竞争，而是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吉米和索菲从1889年开始作为传道人加入赛兆祥的事工。而在那之前一年，林嘉善（Edgar Woods）医生在当地开创了医疗宣教事工。他的弟弟林嘉美在钟爱华出生的那年（1894年）加入了哥哥的事工。赛氏一家后来去了美南长老会的华中教区，而林嘉善由于身体原因被迫回国。从那以后林嘉美和林贝茜（Bessie Woods）就一直在清江浦服侍。

钟爱华原本暗自期待这里也有森林和大山，但却只找到灰色砖墙砌成的新房子，房子带着红色屋顶，装修也相对完善。医院内部布置得高效而干净，只是病人的亲属常躺卧在病床旁边。医院有两个彼此隔离的独立病房区，还有一个门诊诊所。钟爱华为医院每天要接诊的病人数量而感到震惊。整个医院大院占地13英亩，周围是9英尺高的的灰色围墙。除了医疗建筑之外，大院里的其他建筑还包括一座礼拜堂、一所男校、一栋供中国医生居住的房子和用砖砌的林氏一家的住所，也是钟爱华夫妇要暂时居住的地方。要在这缺少木材的平原地带建造美式现代框架式房屋实在是太过夸张的一件事。

在外城距医院大院一英里以外，可以鸟瞰医院的地方，有另外一片建筑群。那里有一个孤儿院、吉米叔叔一家的住所和艾迪生·塔尔博特（Addison Tablot）一家居住的西式房屋。塔尔博特来自肯塔基州，有点健忘却很可爱，是华北地区最优秀的乡村传道人之一。而他的妻子凯瑟琳（Katherine Tablot）应该是整个江苏省最受中国人爱戴的白人妇女。她常常在各处，比如乞丐睡觉的干草堆中、河道旁或野地里，将冻得半死或快要饿死的婴儿带回家抚养。

林嘉美的大女儿和两位单身女宣教士为清江浦的宣教事工增添了不少力量。钟爱华在1916年圣诞节前夕写道：“他们是如此讨人喜欢的一群人。这个宣教站的成员个个都很优秀，而且大家之间的关系异常和谐，能在这里侍奉确实非常幸运……这些宣教士们毫无疑问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一群基督徒。”

吉米·格雷厄姆博士是个既温柔又充满喜乐的弗吉尼亚人，已经53岁的他内心依然年轻。在比较深入了解了吉米叔叔的为人之后，钟爱华写道：“他很爱读书，擅打网球，特别爱玩，而且是个完全的传道人。”19世纪80年代，格雷厄姆博士从乡下布道回来时，经常带着一身的痰迹，身上还被石头和砖头砸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愤怒的人群甚至将一条死狗仍到他头上。他当时传道三年，没有一个人相信。但对于所有的侮辱、憎恨、打击，他都付之一笑。在他晚年时，有人问他当年是否曾灰心丧气，他回答说：“没有。我知道是主在争战，而且他会赢得争战。”钟爱华抵达的时候，教会已经在不断成长，吉米叔叔也成了教会的牧师，同时担任男校校长和孤儿院院长，但他还是会经常连续数周在乡村布道。

他的儿子小雅各（James Graham, Jr.）认为父亲的汉语简直糟透了，非要调动头脑里的每一根神经才能听得懂他的意思。但他的真诚、幽默和爱弥补了这个缺陷。吉米很遗憾宣教工场上的开荒工作使得他没有机会在年轻时有充分的时间学习。而索菲婶婶的汉语讲得明显好得多，她的很多意思是通过肢体语言表述的。中国人会说他们爱听索菲婶婶传道。她非常有活力，有着极具个性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热情又充满爱心的吉米叔叔和索菲婶婶对待年轻的钟氏夫妇就像父母一样，后来对待他们的孩子就像祖父母一样。

医院的很多工作都要依靠林嘉美医生（钟爱华从来没有称呼过他“叔叔”）。这位南部贵族的后代在和蔼礼貌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意志坚定的心。

林嘉美医生也来自弗吉尼亚。他的表（堂）亲中有一百多位牧者，其中包括30名宣教士。而著名的中国学者林安德（Henry M. Woods）就是他最年长的哥哥。林嘉美医生49岁，有暗红色的头发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胡须，但不及钟爱华高大强壮。两人讲话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林嘉美所说的每句话都好像是深思熟虑过的；而钟爱华语速很快，边想边说。

林嘉美不及格雷厄姆风趣幽默，但钟爱华很喜欢看他“随意逗乐，反复开一个玩笑”。这些宣教工场上的老兵之间有最亲密的友谊。多年前，他们在医院门口共同承受一群排外情绪强烈的中国人的毒打。当时医院还位于城市中心。随着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的发展，一个新的充满信任和感激的时代已经来临。格雷厄姆对于其他同工的智慧和属灵洞见的敬佩，正像他儿子所描述的那样：“没有界限。”

林嘉美有极深的确信，而且像一位学者。他能讲流利的汉语，可以读希腊文的新约和拉丁文古籍。他对时事有广泛的兴趣，脑子里装着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

对于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钟爱华而言，林嘉美是一位杰出的内科医师，擅长综合医疗，同时又练就了在条件成熟的美国不可能掌握的实用外科技能。他从弗吉尼亚大学荣誉毕业，之后在纽约城市医院（New York City Hospital）工作了三年。他在中国的道路是坎坷的：在早些年梳辫子穿长袍的年代，他甚至用门板当手术台在煤矿里给病人做过手术。1907年和1912年，他被指派为江苏北部的饥荒救济总指挥，成功地完成了工作。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的一只耳朵因为严重高烧导致永久性听力损坏。

林嘉美的名字在当地极有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只局限于穷人中间。几年后，他的一个儿子被土匪绑架，在获知他父亲是谁之后，土匪立刻释放了他。“那人救过我的命，”土匪头子说：“我不会给你找任何麻烦。你爸爸林四先生是条真汉子。”

林嘉美另一个中文名字是“林四”，林代表他的英文姓（Woods，树林之意），四表示他排行老四。中国人为了表达情感更愿意称他为四先生。虽然这样的名字在中国非常普遍，但是如果在江苏北部提到“四先生”，老百姓都知道是指清江浦的林医生。他有点老派的“独裁”作风。中国人告诉年轻的钟爱华：“四先生管理我们比我们自己管理效果好得多。”关于这一点，钟爱华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解释道：“他知道如何让中国人执行他的意思，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要实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除了高超的交往技巧之外，林医生也以他的笑话而闻名。这可能也是他成功的秘密，人们会因为他的笑话而喜欢他。

林嘉美医生和夫人。林家所有家族成员在中国侍奉的时间累积起来超过四百年。

虽然没有像对吉米叔叔那么深的感情，但钟爱华也很喜欢林医生。这对新老医生在性格上差异较大，但他们都对侦探小说有极大的热情。

抵达清江浦后不久，钟爱华就对前辈们的经历、灵修生活和高超医术肃然起敬。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医院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林嘉美医生强烈反对手术室安装封闭窗。事实上不只他一个人有这样的偏见，很多宣教医院多年来都没有装封闭窗。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外科医生在一座刚建成的医院里也发现手术室竟然没有封闭窗。建筑师解释说手术室位于三层，是苍蝇飞不到的高度。但那位医生反驳说还没有人向苍蝇们下发通知，苍蝇自己还不知道。

林嘉美医生对于钟爱华装封闭窗的建议不置可否，钟爱华只能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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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末至1917年初的冬天，正是冰冷的西北风从遥远的中亚沙漠吹向华中平原的季节。一位曾经的儒家弟子，当时的教会长老，温文尔雅的中国学者康先生（音译），开始向钟爱华夫妇传授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 ——汉语。

在汉语中，音调稍稍变化就可能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钟爱华对于音乐的敏感在汉语学习中派上了大用场。夫妻俩非常专注，所有精力都花在汉语学习上面。事实证明，钟爱华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学家。况且他又有极强的学习动力，因为他明白自已需要尽快参与到医院的工作中。他身处全中文环境，不停练习，最后终于可以讲当地“土话”，而且和当地人几乎没有差别。事实上，若没有出生在中国，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像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讲标准的汉语。但有意思的是，40年后，钟爱华和出生于中国南方偏远乡镇的蒋介石见面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的汉语比蒋先生说得还好？”

到1917年春天，钟爱华的汉语已经足够好，可以开始负责大诊所的工作。诊所位于沿大运河南下10英里的富裕的淮安城内。淮安城有高耸的城墙和宽大的城门，城内有建筑精良的房屋和布局稍显凌乱的院子。外城不起眼的城墙用于驱赶土匪和邪灵。官员们住在衙门里，而成百的穷人住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里的臭气和污秽却不能阻止在那里侍奉的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的宣教士。清江浦和淮安两个宣教站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江浦的医生们负责保证淮安同工们的健康。

当大运河水位太低，无法行船的时候，钟爱华只能坐轿子在清江浦和淮安之间往来。10英里的路程单程就需要花三个小时，这让钟爱华觉得太浪费时间。

在钟爱华抵达清江浦之前不久，吉米叔叔带来一辆带边坐的三轮摩托车，但没有人知道如何驾驶。钟爱华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而且教会了其他人。大家都笑话爱华对摩托车的巨大热情。借助这辆摩托车，只需四个小时就能完成手推独轮车两天的路程，而且身体也少受颠簸之苦。后来摩托车坏了，钟爱华找机会将车带到上海修理。在回来的路上，因为运河水位偏低，需要换五次船，而且到陆路交通后还要转两次车。钟爱华在距离清江浦还有85英里的地方就不再乘船。在路人诧异和震惊的目光下，他驾驶着摩托车沿着狭窄不平的交通要道呼啸前进，创造了当时从上海到清江浦的最快旅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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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一对与钟爱华年龄相仿的美国夫妇来到了清江浦。

身材修长、深色头发的克尔·泰勒（Kerr Taylor）曾就读于长老会协和神学院，而当时钟爱华正在医学院上学。他们那时常常谈论宣教的事。克尔后来娶了范妮·布兰德·格雷厄姆（Fannie Bland Graham，莱克星顿牧师家的女儿，吉米叔叔的外甥女）为妻，并且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镇做牧养教会的工作。当年钟爱华在去西雅图的途中，火车曾在该小镇停留了五分钟，两人有短暂的见面。在分别的时候，钟爱华对克尔说：“回头在中国见吧！”

克尔后来评论说：“送别宣教士对一个人的生命有巨大的影响。”五个月后，克尔本人也来到中国，他被指派负责清江浦的男校。泰勒夫妇抵达清江浦塔尔博特的住处时刚好是深夜。“第二天早上，弗吉尼娅和钟爱华从半英里外的医院赶过来和我们共进早餐。我还记得53年前的情景，就好像发生在今天一样。弗吉尼娅和钟爱华是那样开心，既专注又富有想象力，而且对人有充满的爱……钟爱华当时说：‘我今天已经做了三个大手术。’”

克尔·泰勒牧师和妻子范妮·布兰德·格雷厄姆·泰勒。

对于偶受思乡之情困扰的钟爱华和弗吉尼娅来说，泰勒夫妇的到来好似从故乡吹来的一阵清风，因此对他们特别地欢迎。身在美国的朋友们虽然答应会为钟爱华夫妇祷告，但很少会给他们写信。“我好奇你是否真的想知道我们的近况。”钟爱华一次向朋友抱怨说。

钟爱华的母亲每周都会给儿子写信，而且确实关心儿子的近况。钟爱华的父母和弗吉尼娅的父母都为自己的孩子所从事的工作而骄傲。弗吉尼娅的母亲于1918年去世。钟爱华母亲对于儿子的事工有很大的祷告负担。她发起了一个祷告小组，每周二下午聚集，一起为教会的需求祷告，更主要是为远在中国的儿子和他的同工们祷告。钟爱华每周在给家里写信的时候，都会记着有这样一个小组，他们会知道信件的所有内容。因此在写到一些较为隐私的事情时，他会插入“下面内容请勿当众阅读……下面内容可继续读给大家”这样的话。钟夫人的牧师威尔伯·库萨（Wilbur Cousar）博士写道：“她（钟夫人）似乎将所有的宣教士都看成自己的儿女，为他们的安全和工作进展操心。她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好像这些宣教士都是她的老朋友一样。”她还经常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和杂志文章，天天为这个国家祷告。

钟夫人不只会想到宣教士们可能遇到的危险，同时也能体验到他们生活中的快乐，比如他们第一次去牯岭度假的经历。

所有在中国、印度或亚洲其他国家的西方人每年都会去山区驻扎一段时间。在印度，夏季炎热的天气是对健康的巨大威胁。整个印度政府从总督以下的官员，都会在炎热的夏季去喜马拉雅山区避暑。而华北平原夏天的憋闷也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即便1917年雨季及时来到阻挡了干旱，天气仍旧非常炎热。钟爱华夫妇和泰勒夫妇从大运河航行至镇江，之后乘坐外国制造的蒸汽船缓慢向长江上游行驶350英里至九江。之后他们或是徒步，或是坐在双人抬的坐椅上，沿蜿蜒上升的庐山上行10英里，便抵达了目的地牯岭。

牯岭坐落在长江沿岸，从远方眺望可见。此处的风景和田纳西州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卢考特山（Lookout Mountain）或瑞士的米伦峰（Murren）有些相似，但更为壮观。山中只有当地的劳工和商店店员，是在中国长期侍奉的宣教士们绝佳的休息地点。在宣教士生活的环境中，家里的信件要几个月才能收到，即使身患重病也没有立即乘飞机回国的条件，周遭的环境又充满敌意。除了像1917年那样的战火之年，每次在山中的聚集都非常国际化。“那里有特别好的教会，”克尔·泰勒回忆说，“我们所有人，近千人，在主日一起聚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大家一起敬拜的情景：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听讲道。”从美国或欧洲赶来的教会领袖向会众发言，宣教士之间讨论各种问题。虽然大家观点不同，侍奉区域不同，国籍不同，但都彼此分享鼓励。

在去牯岭的路上。牯岭是钟爱华夫妇在华早期的度假地点。

年轻的钟氏夫妇在语言学习上格外努力，两人第一次就通过了考试。已经是神学家的克尔·泰勒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也参与体育比赛。钟爱华和克尔作为双打组合参加了华中网球冠军赛。钟爱华的发球力量大，击球技巧极为出色，网上反应快，而克尔的水平也相当了得。两人第一年摘取了冠军赛的桂冠，第二年获得亚军。

钟爱华夫妇在清江浦服侍的年代，正是中国动荡不安的年代。各地军阀割据一方，实际上施行独立独裁统治，直到被其他军阀推翻。

有一次，钟爱华夫妇乘摩托车去往运河北部70英里以外的宿迁。那里是美南长老会下一个宣教站和宣教医院坐落之处。从清江浦到宿迁有密集的居民区，却没有医院。秋天的平原看上去美极了。但就在摩托车颠簸在土路上，进入沿途一座带围墙的城市之前，他们注意到路旁的豆子地里没有常见的穿蓝衣、戴草帽的农民。一般而言，城门口是异常拥堵的区域，似乎只有灵活性强的摩托车才能避免碰撞。但这里却非常安静，只有守城的士兵。进了城门，他们看到“有一门炮对着城的入口，道路两旁站着士兵。有几个士兵骑着马来回巡视。其中一名士兵背上背着半自动步枪，腰间带着三英尺长红布裹柄的砍刀。那里经常有土匪来抢劫，他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钟爱华夫妇其实很有可能成为被绑架的对象。在那个年代，士兵不当班时有可能就是土匪。在城里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谁是土匪，谁是好人。而官员们发现抓好人比抓土匪要容易得多。当上级有令的时候，处决的罪犯越多，官员会越“有面子”。

他们到宿迁的时候，有六个土匪几天前刚刚被处决。“他们砍掉他们的胳膊，打断他们的双腿，割下他们的耳朵，挖出他们的眼睛……”

[5]该书于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第6章

仁慈医院

1917年10月底，林嘉美医生终于开始了他一拖再拖的回国假期，并定于1919年返回中国。23岁的钟爱华，在正式成为医生仅仅17个月之后，开始担任人口超过两百万的居住区内唯一一所医院的院长。

林嘉美医生的女儿林艾格（Agnes Woods）结婚之前是医院的护士长，而医院的护士都是从孤儿院选来的男孩，没有女护士。弗吉尼娅虽然已经怀孕，还是接替了林夫人，开始负责医院的后勤工作，并同时在药房和手术室帮忙。孙医生（音译）和赵医生（音译）这两位中国医生都是非常忠诚的员工，尽职尽责。可惜其中一位不幸患病身亡。钟爱华自己既负责内科又负责外科，同时还担当行政工作。“我是整个医院的减震器。”他写道。负责行政给了钟爱华安装封闭窗的机会，他在夏天之前给整个医院都装上了玻璃窗，用来阻挡苍蝇和蚊子。

接下来两年的工作对钟爱华是决定性的：要么变得更强，要么被彻底击垮。钟爱华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这两年的工作。病人的情况千变万化，他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病人是什么状况，就像他自己说的：“医书中提到的所有病例我几乎都遇到过。”因枪伤或其他创伤住院的病人有时会同时占掉医院一170多张床位中的50张。人们会因为家庭内部或邻里之间的争吵而动刀动枪。钟爱华的一个同事甚至半开玩笑说共和国不应该废掉辫子，因为人们先前发泄愤怒的方式是抓对方的辫子而不是动刀动枪。

土匪暴力却开不得半点玩笑。土匪会用热沥青蒙住被绑架人的眼睛。心急如焚的家人很快会收到一个小包裹，里面除了要求的赎金数目，还可能有受害人的一个手指或脚趾。如果赎金迟迟不付，等待他们的会是更大的包裹，里面可能是至爱亲人的一只手，或是被割下或锯下甚至被生扯下来的一只耳朵。土匪经常会闯入农家，将主人绑起来，用点燃的柴禾或烧红的烙铁去烧他们的背部，直到他们说出藏钱的地方。仁慈医院常常接诊受到土匪严重伤害的患者。

官兵对待犯人同样毫不留情。官兵会将嫌疑犯张开膀臂捆绑，用点着的蜡烛烧嫌犯的身体，直到嫌犯受不了，大叫着认罪或说出官兵想要的信息。还有其他惨无人道的事件，比如父亲因为儿子做了羞耻的事而将生石灰泼入儿子的眼睛。这些病人甚至让见惯了各种伤害的医生都要作呕。这些非人的待遇残忍至极，林嘉美医生曾觉得自己有时亲眼看见了地狱的入口。

一般人对于“洋鬼子”有各种偏见和猜想，不会立即来医院寻求帮助，所以受害者们来到仁慈医院时往往都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虽然除了小孩子，已经很少有人会当面叫外国人“洋鬼子”，但乡下人还是认为这些“外来的野蛮人”是愚昧而危险的。民间流传他们会杀死婴儿并用婴儿的眼睛做药。中国民间的医生除了用一些草药和古老的药材之外，没有其他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他们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是针灸。钟爱华有一次去治疗一个患脑膜炎的孩子，见到孩子时发现她已经昏迷，而身上还插着14根长长的针，其中几根还插在脸上。另外一个患疟疾的孩子身上抹了厚厚的砒霜，结果导致皮肤和身体局部被伤得不成样子。

热带疾病在当地非常普遍，而营养不良又会加剧这些疾病的恶化。旱灾和水灾会破坏庄稼收成，而即使在收成好的年份，农民们还是吃不饱。黑热病（Kala-azar）是清江浦的流行病，而象皮肿（Elephantiasis）病人的手术也是钟爱华经历的最特别的手术。在那个年代，人们刚刚开始找到治疗象皮肿的方法。林嘉美医生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治疗受感染的阴囊。钟爱华有一次切除了病人重达84磅的肿块。这个病人当初是坐在手推车上被推到医院的。1918年，钟爱华读到了一位希腊医生发明的手术方法。“就在（读到该方法的）第二天，我见到了所见过的情况最严重的病例。”病人的腿长满溃疡，肿得像小水桶一样。钟爱华尝试了新的手术方法。一个月之后病人的腿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又经过第二次手术之后，痊愈的病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到处传扬这好消息。

1919年10月，钟爱华将此次手术记入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文章后来发表在核心期刊《外科、妇科、产科》（Surgery,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上。文章的主题是象皮肿，并附上了病人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照片。这篇文章在钟爱华的美国朋友圈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人们被他超越年龄的精湛医术所折服。

康复后心存感激的病人有时也会带来尴尬。有一次，一位上了年龄的官大人（这称呼有时仍然在非官方场合下使用）从60英里外的一座城市赶到仁慈医院看病。钟爱华按着中国人作揖的方式向他表示问候，但这位官大人没有回应，原来他双眼都患有白内障。年轻的钟爱华从来没有做过白内障手术，但在美国时曾看他的教授做过。于是他答应为这位官大人做手术，而官大人也同意支付费用。仁慈医院从来不会因为病人极度贫穷付不起医疗费而拒绝他们，但如果对所有人都完全免费也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不管病人在医院住多久，不管需要支付的费用数目是多么小，一般情况下病人都需要支付费用。一位官员可以支付相当数量的医药费，所以可以缓解因穷人支付少而给医院财务带来的压力。

手术非常成功。这位姓江（音译）的官大人借助眼镜有了与常人无异的视力。

几周后，另外一位来自江姓官大人城市的白内障病人来到了医院，钟爱华又一次成功地实施了手术。之后来了一位女患者，是完全不同的眼部疾病。钟爱华尽自己所能为她做了手术。几周后，一位全盲的男性患者由他的儿子领着来到医院寻求医治。当钟爱华告诉他自己对于他的情况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位病人既疑惑又痛苦地说：“但是江先生说你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在接下来的一年，这位视力尚可但“分析力”不佳的江先生先后指引了六十多位盲人来到仁慈医院，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情况是无法被医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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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颂珍（音译）是当时住在淮安的一个小女孩。半个世纪之后在台湾，她对当年这位年轻而有威望的医生的记忆还历历在目：“我的母亲非常敬仰钟医生，将他视作能医治百病的神医。亲戚或熟人有任何身体上的疾病或不舒服，她都会将他们带到仁慈医院。因为我自己常常生病，她更是经常带我去医院。我也常参加教会的礼拜，并且习惯了有外国人在周围的环境。第一次来医院的小孩子常会被高大的外国医生吓到。但恐惧感很快会消失，包括成人和儿童在内的所有人都成了钟医生的忠实崇拜者。他们目睹钟医生充满关爱地对待每一位病人，仔细询问他们的病史和症状，而且所开的药总是能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我自己比其他人更容易受疾病困扰。有一次，钟医生建议母亲让我到仁慈医院接受长期治疗。于是我在医院住了两周。虽然我当时年龄还小，还在生病，但还是会注意到钟医生的一举一动——尽管病人来往，人数众多，但他对每位病人都有同样的关怀和温柔，就像他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的小诊所所行的一样。这里的病房有大量病人，钟医生和他的助手每天要查房两次。有时会看到他们早上将病人推入手术室，由钟医生为他们做性命攸关的大手术。极少会有手术不成功、病人死亡的事情发生。每天清晨医院都有敬拜，所有能下床的病人都被邀请参加，听福音的信息。院方称这是医院建院的根基，也是继续运营的基础。只要没有外出，钟医生每天都会参加敬拜，而且常常亲自在讲台上分享信息。

“钟医生有其他医生没有的特质：他总是给人带来欢乐。圣经《箴言》里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17:22）钟医生在查房的时候，能给所有人带来欢乐。他和每个人都能逗乐或开些小玩笑。病人们会因他的话而大笑。他们期盼着钟医生过来，不想让他走。”

钟爱华注意到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靠语言的变化和夸张来开玩笑的。“我可以讲一个典型的美国笑话，中国病人立即就能领悟其中的幽默。”一位在日本宣教的美南长老会宣教士看到美国医生和中国病人开玩笑的情景时感到十分惊讶：“在日本，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没有幽默感，在当时的中国做医生很可能会走向精神失常：事情常被延误，病人病情会突然恶化，人会不信守诺言……烦人的事数不胜数。而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医生很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在与人交往中不再投入感情。钟爱华的幽默不仅仅是内心喜乐的自然流露，而且也常常起到缓解紧张关系的效果。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但在刚来中国的那些日子里，他也需要特别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一次，他的情绪失控了。负责控制人员进出的医院大院守门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钟爱华用中文大声斥责他，让他非常没面子。两位年长的中国医生立即叫住了钟爱华：“钟医生，”其中一位严肃地说，“这样的事情不应该由您来管。您不应该这样对待他。”

钟爱华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人：“非常讨人喜欢的一群人。他们很有幽默感，也有一颗感恩的心。他们天生就懂得礼貌和感激，是最可爱的一群人。”

中国人对于钟爱华的赞赏也予以回报。在中国，所有外国人的英文姓都被最接近的中文字所取代，所以他的本姓“贝尔”（Bell，意为“钟”）被“钟”所取代。因着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纳尔逊·贝尔（钟爱华本名）被中国人以“热爱中华的钟先生”所取代，于是便有了“钟爱华”这个特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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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当时还在美国海军服役的儿子小雅各的信中，吉米叔叔用“来到宣教站的‘非人类’”来描述钟爱华。而小雅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成为被美南长老会差派的宣教士（二战后他在台湾建立了两所大学）。后来他也曾携家人多次访问清江浦。他的父亲会常常在言语中流露出对钟爱华工作的惊叹，也会反复说起关于他的趣事。

“他会轻摇着脑袋说：‘钟爱华啊！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小伙子！ 我最近学会一个新词，“Go-getter”（非常能干的人），用来描述钟爱华最恰当不过了。他就是一个“Go-getter”！而且父亲也念念不忘爱华的手术技术，有些是完全原创但特别成功的手术。但可惜从来没有在医学刊物上刊登过，因为钟爱华不想以之炫耀，也懒得写下来。”吉米叔叔也津津乐道于钟爱华说话和做事的方式，特别是在关于医院的行政事务上。中国人会常常提醒钟爱华要顾及人的面子，采取行动要谨慎三思。“但钟爱华不将精力花费在这上面，”吉米叔叔说，“他会省去拖延、空话和一些不必要的周旋，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件事我们就是要这样去做。’而奇妙地是他甚至让人喜欢上了他做事的方式。因为结果表明他的方式总是最好的。”

钟爱华承担着繁重的医院工作，但却没有降低医疗水准，也没有牺牲自己的健康。他年轻的身体有无穷的能量，他也有非常杰出的管理时间的能力，不会浪费任何时间。同时他也会在百忙之中放松休息。网球是钟爱华的至爱。有一次，时值7月盛夏，钟爱华和吉米叔叔在网球场上挥汗如雨，球场旁站着的中国朋友卷起自己的衣袖，疑惑地看着双方奋力挥拍。

“两位先生，”他终于忍不住向他们喊道：“您就不能雇人替您击球吗？”

10个月大的女儿罗莎。从不浪费的弗吉尼娅依然戴着结婚时的帽子。

在所有事务中，家庭生活还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性格都很强硬的人往往很难营造美满的婚姻，特别是如果两人都很相像的话。但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却是个例外。1918年2月28日，他们第一个孩子降生了。骄傲的父亲亲自接生，并用弗吉尼娅母亲的名字给她起名叫钟罗莎（Rosa Wetenbaker Bell）。第一个孩子如果是女孩会被中国人视为是灾难，但钟爱华夫妇却非常开心。“弗吉尼娅是治理家庭的一把好手，同时也能做好她在家庭之外所承担的工作。”钟爱华在罗莎还是婴儿时写道。

而毫不懈怠的灵修生活依然是钟爱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每天清晨，钟爱华会喝一杯咖啡，然后来到书桌前，花一个小时读经祷告。他要求自己掌握圣经的内容和含义，并为自己制定查经计划，将新约中出现的与旧约相关的经文打出来。之后他会为朋友、同事、病人祷告，而且特别会为当天要上手术台的病人祷告。早餐之前他会和弗吉尼娅一起读一小段经文并一起祷告。早餐后会持守林嘉美医生早年创立的传统，和在侍奉的中国家庭一同聚集祷告。这些祷告都很简单，钟爱华会让每个人背诵一节经文。早上8点整，医院礼拜堂的祷告聚会正式开始。

对于钟爱华而言，这样的读经和祷告并不是表面形式，而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活动帮助他在一整天中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并对上帝的旨意时刻警醒。在一次特别困难的手术之后他写道：“我常常被天父的真理和良善所震撼。只要我们愿意，他是多么想借着我们完成他的旨意。最难的事就是甘愿被他带领。”

个人灵修生活给了钟爱华极大的力量去传讲真理并活出真理：“我见到人们来到医院时带着疾病，而离开医院时称基督为主。这时我心中有无法表达的喜乐，感到上帝已经使用我为他多赢得一个灵魂。请不要以为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对福音有强烈的渴慕，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确实有很多人听到了福音，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去向他们分享福音并活出见证。”多年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到医院就诊的病人告诉钟爱华，他自己年轻时就来过仁慈医院：“忘了是你还是医院里其他人，给了我一张福音单张。我读了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而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内地会做传道人。”

这样戏剧化的见证层出不穷。曾有一位寺庙的住持，在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在离开医院之前，他宣称不再当住持。一位70多岁的妇人住院时，邻床的女病人和她患一样的病，刚动了大手术，还在恢复。这位老妇人从她那里听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立即就相信了。在她自己进手术室之前，她告诉钟医生：“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已经将我的生死交托给天父。”她康复得很快。“这是上帝恩待我。”她说。出院之后她常常去教会的姊妹聚会做礼拜。有一次，她来到医院礼拜堂举行的祷告会，对众人说：“我想谢谢耶稣为我所做的。”然后走上讲台自己开始祷告。

清江浦当地的教会主要还是宣教士们在管理。美南长老会热切盼望教会向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就像在韩国已经发生的一样。在那里，教会已经实现“自传”，基本实现“自养”，很快就会实现“自治”。而在中国，这个进程还比较缓慢。1917年，教会在清江浦城内有不到一百名会友，而在城外附近区域大概也有一百名会友。成为教会正式会友要经过仔细的考察。如果加上还没有正式成为会友的新信徒和来参加礼拜的慕道友，整个会众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这些人大部分是因为医院、学校和孤儿院而认识教会的。教堂的布局是十字型，根据东方人的习俗将会众座位分开，男人坐在会堂中央，女人和上学的女孩坐在两翼，顶端是讲台。

一般情况下，格雷厄姆博士负责讲道。和所有人一样，他在讲道时也会戴着帽子。在中国，如果在公共场所或邻居家里脱帽是无理的表现。祷告时，帽子还要戴着，但眼镜要摘掉。格雷厄姆常常将讲坛让出来，让中国当地的高长老（音译）讲道。

高长老和钟爱华的中文老师康长老一样，都曾经是儒家学者。年轻时，高长老持守着中国特有的将宗教、迷信和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的信仰。清江浦有一些寺庙，而高先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会在佛祖面前或大声或小声地念经。如果需要，他也会去道观向那里的道长求问事情。他会在家中烧香求平安，也会每年烧纸送灶王爷上天。他曾在桌前烧香祭祖，也会经常去一个最清净的孔庙祭拜。高先生熟读圣贤书，曾经在封建科举考试中颇为成功。

康长老，曾经的儒家学者，钟爱华夫妇的中文老师。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满足他的心。他是家族里第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而且他也成为刚刚建立的教会里的骨干。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女和所有近亲，全家上下30人，都已经是信仰坚固、热心服侍的信徒了。

在钟爱华早年的宣教异象里，高先生的信仰、人品和讲道是清江浦地区巨大潜力的明证。高长老讲过的一个比喻让钟爱华觉得自己来到中国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一个人掉到又黑又脏又臭的坑里面，”高长老说：“他想要爬上来却没有办法。孔子走过来，看了一眼，对他说：‘可怜的人啊，如果你当初听我的话，就不会掉进去。’然后走开了。佛祖走过来，看了一眼坑里的人，说：‘可怜的人啊，如果你能爬出这个坑，我就能帮助你。’然后也走开了。最后耶稣走过来，对他说：‘可怜的人！’然后跳下坑去，将那人举了上来。”

钟爱华和罗莎，还有他所信任的摩托车。

第二部分

中国情

1921～ 1927

第7章

“四先生”回来了

1917年末至1918年初的冬天，钟爱华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美国军队前往法国西线作战。在当时，如果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参与救援的医生强烈要求到法国前线去，申请很快会得到批准。上前线是非常危险的，钟爱华有很多朋友在法国参战，其中有些将生命留在了那里。而钟爱华自己其实并不想以医生身份去法国，他想当一名飞行员。他对飞行有强烈的渴望。如果当时有商业航空的话，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抢占一个座位，虽然弗吉尼娅对飞行有着根深蒂固的抗拒。

如果钟爱华和林嘉美都不在清江浦，仁慈医院必然要关闭。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必须去法国。可随即我就会想到医院的工作，而且上帝也没有明确引导我离开。那是我生命中最纠结的一段时间……请不要以为我当时对医院工作感觉不满。在仁慈医院工作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但你真的无法抑制那种挣扎的感觉。”

虽然不能在空中飞行，但他可以在地上咆哮。身在美国的朋友们集体送给钟爱华一辆带边座的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三轮摩托车。钟爱华和他的摩托车很快成为清江浦的传奇。他骑摩托车从运河桥上飞快驶过成为当地人所熟悉的一道风景。担着马桶的工人要机敏地闪开道路，骑驴赶集的农民要赶紧控制好受惊的驴子。摩托车有时像钟爱华的玩具。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钟爱华带着坐在边座上的另一位宣教士埃德·柯里（Ed Currie）沿着陡坡驶上了外城的土城墙。而就在车要抵达城墙顶部的一刹那，引擎突然失速，整个车身压向钟爱华。他本有可能被压死，但奇妙的是起来后他竟然毫发无伤，只是有一点点沮丧。

摩托车为钟爱华节省了大量时间，特别是要赶去诊治官大人们的时候。政府官员的需求就像命令一样。没有摩托车之前，钟爱华是坐轿子。“我坐在里面，外面抬轿的人不停小跑。”冬天轿子里会放一块烧热的砖块来取暖，钟爱华会在里面阅读和祷告。有了摩托车之后，钟爱华可以每周两次去探访淮安城里的诊所。钟爱华很喜欢去淮安，因为一对年轻的宣教士夫妇，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和妻子奥莉·蒙哥马利（Aurie Montgomery）也被美南长老会派遣，从1918年秋天开始驻扎在淮安的宣教站。奥莉还能回忆起当时钟爱华夫妇、泰勒夫妇，以及热情好客的当地人如何帮助他们适应相对孤独的小宣教站生活。毕竟，他们之前在美国的首府城市。

摩托车甚至见证了埃德·韦兰抵达中国的传奇经历。钟爱华的伴郎那时已经结婚并且在韦恩斯伯勒附近当牧师，直到“爱华叫我去中国。他说服了我的教会，要他们鼓励我去中国”。埃德之前不能来中国的最大阻碍，在于要照顾守寡的母亲。

在那个冰冷的冬天，大运河已经结冰，钟爱华沿河边古老的公路驾摩托车南下83英里，直抵高邮。1920年1月9日，他在上海见到了埃德·韦兰和他的妻子罗莎莉·韦兰（Rosalee Wayland）。韦兰夫妇虽然不很确定用运河水做的汤可不可以喝，“但只能喝下去，因为别无选择”。而且钟爱华向他们保证清江浦的饮用水都来自大运河，水被净化并且烧开之后味道是何等甘甜、柔软、洁净。夜晚是异常的寒冷，而埃德又不幸将铝制热水瓶里的水洒在床上。当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驳船已经被冻在河水中不能前进。而此时他们距钟爱华的摩托车只有11英里了。

钟爱华让韦兰夫妇留在船上，自己下船走到高邮，在饭馆赊账吃了午饭，然后骑摩托车返回驳船。他托驳船船主照顾好所有行李，让罗莎莉坐在边座，埃德坐后座，然后开始高速前进。狭窄的道路在这对新人看来是如此危险：道路下方八到十英尺处就是结冰的大运河，而且遍地是凸起的坟堆，数量无法估计，其中有一些甚至已经挡在了路中间。“每隔一会，”埃德回忆道：“摩托车车身就会突然上升然后又突然下降。”埃德觉得非常危险，用超过引擎的声音向爱华喊道：“这太危险了吧？我们可能掉到运河里去。”

“是吗？”爱华大声回应道：“如果掉进去你就获得了历史第一人的荣誉！”

两百码之后，摩托车在经过一个坟堆时几乎被掀翻。钟爱华立即转向想要稳定车身，却使得整个车身向运河方向直直驶去。埃德跳下摩托，死死向后拉。车在就要掉入结冰的运河的一瞬间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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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冬天，林嘉美医生返回清江浦，发现整个医院都装上了封闭窗。

虽然钟爱华完全有权力这样做，但向林医生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地医生小声念叨说当年四先生在的时候不用封闭窗，因为苍蝇的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林四先生还发现钟爱华现在允许病人死在医院里，而不再要求家属必须将临终前的病人送回家。中国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认为人临终的时候必须在家里，旁边放好棺材，病人自己听到和尚在旁边念经（如果雇得起和尚的话），而且看到亲人为自己准备后事，会让病人心里得到安慰，知道自己要去到另一个世界，与神灵和祖先同在。1894年林嘉美刚来中国的时候，需要处处小心，尊重所有的当地风俗。钟爱华觉得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将死的病人不必为了传统风俗而受到不必要的打扰和和伤害。所以他经常会劝说病人家属，让病人在医院平静地死去，之后抬回家举行葬礼。

所有的改变都让林医生感到出乎意料，但他对于这位执行力很强的同事还是表示格外理解。同工之间关系紧张有可能影响到整个仁慈医院，但二人之间的争论从来都很有节制。“中国同事知道我们俩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这些不同点从来没有让我们分裂过。”双方没有争吵过，也都不会让工作上的不同观点影响彼此的感情和个人生活。钟爱华和任何喜爱诚实的人都相处得来，而且两人都有很大的肚量。

林嘉美和钟爱华的个人关系里面毫无疑问包含了年龄差异所带来的敬重。林比钟大27岁，在钟爱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在清江浦当医生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不管年轻医生有多么优秀，老医生总被视作是最值得尊敬的。

两人之间的感情在不断深化。小雅各写道：“钟爱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又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可以在一家发展趋于成熟的医疗机构里施展拳脚，实在是有属天回报的一件事。而我和我的父亲（他对当时所有状况都非常了解）都可以亲自见证，钟爱华从来没有对他的前辈有任何不恰当、不尊敬或是不忠诚的行为或言论。而林嘉美医生对钟爱华的态度也无可指责，他从没有对这位才华出众的晚辈小气或生出任何嫉妒。”

宣教差会曾表示，林嘉美和钟爱华相处如此融洽是清江浦宣教站的神迹之一。虽然在专业事务上有不同观点，但钟爱华至始至终都对前辈充满敬仰之情。二战结束后不久，林嘉美医生逝世，享年78岁。钟爱华发表的悼念之辞完全是发自肺腑。在详细陈述了林医生的医学成就之后，他写道：“虽然林嘉美医生获得如此多成就，但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上帝毫不动摇的爱和奉献。他喜欢和人分享上帝的伟大和他自己在圣经里面发现的真理……

“林医生最吸引人的品格之一就是他对朋友充满深情的爱。同时他有很强的幽默感和与人风趣对话的恩赐。在与人谈话时，他要么会说到从圣经里学到的功课，要么会饶有兴趣地和你分享与植物、昆虫或历史有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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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美医生的回归使得钟爱华有机会进行新尝试：在农村开医疗站，“并且使用它们来宣传医院。相信我们可以让这些医疗站成为可以被上帝重用的宣教媒介”。艾迪生·塔尔博特常常会向着从运河延伸出去的广袤平原眺望，说：“我们是多么迫切想帮助这片土地。我接触到的人还不到我所在地方人口的九分之一，剩下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而无论宣教士走到哪里，仅仅因为他们是白人，当地人就会来找他们看病。但是深入乡村意味着将生命交在别人手中。免受土匪伤害的唯一保护伞就是土匪们知道没有人会为宣教士支付赎金。

钟爱华和克尔·泰勒骑着摩托车出发了。两人一个负责医治，一个负责布道。“但我们俩总是离得远远的，”克尔回忆说：“我周围有很多人，所以根本无法顾及他在做什么。他周围有二三百人，我身边也有二三百人听我布道。他既医治又布道。钟爱华是天生的布道者。他非常喜欢分享福音，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和见证。和他共事充满了喜乐。他有用不完的能量，从来不会觉得累。”

农村医疗站为医院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10张床的病房很快就住进了13到14个病人，单人病房也不得不放置两到三张床，“就连本来不是供病人使用的房间都安置了20多名患者”。钟爱华在1920年5月写道： “我们需要建新的病房，要再添70到100个床位。但我现在完全不知道钱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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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娅怀了第二胎。1920年6月10日，克尔·泰勒听说她要生产了。

克尔急忙赶到钟爱华夫妇的住处。自从林嘉美医生回来之后，钟氏一家就住在一栋两层的中式房屋里。房屋的楼板已经收缩变形，所以在楼上用澡盆洗澡的人要小心不能将水溅出来，不然楼下的客人就要洗“淋浴”了。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过了几分钟之后，钟爱华笑着跑下楼来，拥抱着我说：‘母子平安。也是个女孩。’”

和给罗莎起名的原则一样，他们沿用了钟爱华母亲的名字，给女儿起名叫钟路得（Ruth McCue Bell）。这个名字也特别代表了钟家的属灵遗产，也就是这个家庭代代相传的对基督坚定不移的忠诚。钟爱华决心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喜乐地侍奉上帝和他人。

钟爱华夫妇在清江浦的第一处住所，葛钟路得出生的地方。1988年她和丈夫第一次回访故地。房屋外观没有太多变化。

而他自己和弗吉尼娅都决志要投身于宣教事业。他们生活的重心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识一位宣教士姊妹，完全献身于宣教，同时又要承担作母亲的责任，两个角色之间产生的矛盾让这位姊妹一度崩溃。对此，钟爱华写道：“我非常感激弗吉尼娅可以承担起她的责任。在我看来，所有母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照顾家庭和孩子。有些在宣教工场的女宣教士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她们的孩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钟爱华夫妇是否可以处理好事工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成为接下来几年的最大挑战。

1918年，军阀割据时期。中间：马玉仁，白宝山；左一：克尔·泰勒牧师；后排左一：钟爱华；后排右一：韦兰牧师。

第8章

德州商人

海州（今连云港）在清江浦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并不高大的石山和宽阔的海州河，距河25英里之外便是入海口。美南长老会在那里也设有一家宣教医院。1920年末至1921年初，在宣教士医生休假的情况下，钟爱华支撑着这家医院的正常运营。工作是辛苦的，天气状况也很恶劣。两位新来的只比钟爱华夫妇大几岁的宣教士盖伊·柯里（Gay Currie）和埃德·柯里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欢乐。埃德·柯里之前是军队里的牧师，在军队里以“摔跤王”著称：他会迎接所有人的挑战，任何被他摔倒的人都要在接下来的星期日来听他讲道。

因为运河、湖，甚至潮河都已经结冰，钟爱华为埃德· 柯里发明了一种好玩的动力滑冰：埃德抓住摩托车的边座在冰上滑行。爱华会在结冰的运河上驾车驰骋，一段距离之后停下来，调头，再骑回去。这样玩了几天之后，钟爱华说：“埃德，我在想，如果我急转弯的话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行驶吗？”于是钟爱华将车加速到40英里/小时，然后来了一个急转弯。埃德很好地保持了平衡。之后他们就这样玩着，直到两人都筋疲力尽。然后钟爱华想到了另外一种玩法。中国孩子喜欢将冰块从岸上扔到河里，让冰块滑到结冰的河中央。“钟爱华特别喜欢逗他们玩，”埃德·柯里回忆说，“他会试图从这些冰块上压过去。而我在后面看不清楚前面的状况。他希望我可以用冰刀踢那些冰。当时我们觉得那特别好玩。”

隐藏不住的爱，在海州的柯里夫妇。

到了晚上，钟爱华工作回来，柯里的孩子和钟爱华的女儿路得已经躺在婴儿床上睡着。“小路得特别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柯里夫妇回忆说。两家人会玩纸牌游戏或是下国际象棋，至少他们都认为那是真正的国际象棋。盖伊自学成才，之后教会了埃德，埃德教会了钟爱华。但是当传道人闻声（John Vinson）休假回来之后，发现他们将“象”和“马”都放错了地方。钟爱华成了象棋爱好者，他下棋的速度很快，胜负几乎各半。

钟爱华因为公事返回了清江浦。在清江浦，他因为太过享受和林嘉美医生在一起的时间，没有按照预定计划返回海州。弗吉尼娅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却没有收到回复，甚至连续两三封电报都没有回复。当时美国报纸上很有名的连环画有三个主要人物：吉格斯（Jiggs），他的朋友丁奇·穆尔（Dinty Moore）和他可怕的拿着擀面杖的唠叨妻子玛吉（Maggie）。弗吉尼娅的最后一封电报只有三个字：擀面杖。落款是“玛吉”。清江浦那边终于有了回复：吉格斯今晨已出发——丁奇。

钟爱华夫妇于春天离开海州回到清江浦。小麦丰收之后紧接着就是雨季。钟爱华夫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雨季持续了整个7月。大面积的农田消失在洪水中，庄稼损失惨重，饥荒看起来不可避免。“无所事事”又走投无路的农民扩大了土匪的队伍。1921年8月7日，土匪占领了距清江浦20英里的镇子，杀害了200名平民。第二天，土匪又洗劫了30英里外的城市，杀死600平民，绑架有钱人勒索赎金。住在清江浦的受害人的亲戚们开始收到被割下的耳朵和指头。商人和官员们开始感到恐惧，不仅仅因为城市一夜之间就被占领——他们更害怕的是工人和穷人。1912年大革命期间，这些被压迫的人群变成到处抢夺的动物。

钟爱华和弗吉尼娅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是城中唯一的外国人。8月10日星期三晚上大约10点的时候，钟爱华夫妇正在做睡前阅读，两位中国医生——一位是教会的长老，另一位是教师——来到钟爱华家中。在他们沉着镇定的外表之下，钟爱华还是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几句闲聊之后，他们问钟爱华是否听到任何的传言，他说：“没有。”

他们告诉钟爱华城里现在到处散布着土匪要来的消息，而且这消息似乎是真实的。钟医生必须带着妻儿尽快到安全的地方。城里的兵力不够，所以会很快被攻破。钟爱华第二天亲自打听之后，采纳了中国医生的建议。但是由于大运河水位太高不能行船，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摩托车。当晚，钟爱华带着弗吉尼娅、三岁的罗莎和一岁的路得，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清江浦。

在镇江的朋友接待了他们。钟爱华随后直奔南京，会见美国领事，要求他通知江苏军区司令关于清江浦当前的情况。清江浦当地的军阀即使被土匪赶出城，也拒绝报告。钟爱华离开弗吉尼娅独自返回清江浦。弗吉尼娅对此强烈抗议，她之前已经决定，无论钟爱华面临多么危险的情况，钟家全家都要一起面对。

土匪们在距清江浦还有四英里的地方停下了，不是因为遇到了政府的军队，而是因为过不了洪水泛滥的大运河。在土匪重新进发之前，由于钟爱华在南京的努力，政府的军队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调集赶往清江浦。土匪得知后只好撤退，因为他们从来不敢和政府的正规军对抗。弗吉尼娅回来时正好赶上台风。水布满了街道，台风摧毁了房屋，而且将医院大院的两处围墙吹倒。

钟爱华在中国侍奉的第一阶段确实有不少激动人心的事，但比起后来的经历却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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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钟爱华携家人回美国休假。在回家途中，他们在休斯顿停留，拜访了一直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的当地第一长老教会。钟爱华半个世纪后写下的文字让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当时在休斯顿发生的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钟爱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都是一个小时的灵修。“在这段时间里，我将自己的意志、想法和身体都交托，交托给我的天父上帝，我的救主基督，我的保惠师和引导者圣灵。这是我可以安息、等候、与他交流的时间。”

在休斯顿的那个主日，钟爱华在上午和晚上的礼拜聚会中讲道，并且告诉会众清江浦医院需要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用于建造新病房。之后的一周中，他访问了第一长老教会的一位会友，这位会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就是这次会面，让钟爱华走进了本杰明·克莱顿（Benjamin Clayton）的生活。

钟爱华不同于戴德生，但却相似于慕迪（D. L. Moody）和卜威廉（William Booth），他在公众面前并不掩饰经济需求，而这也与美南长老会的原则一致。一位知名的宣教士对此评论到：“我从来没想过和德克萨斯州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讨论我的事工。我绝对不会主动去找这样的人寻求帮助，但如果他主动支持，我会欣然接受。而钟爱华和我不一样，他在经济支持的问题上不像我这样含蓄、犹豫或是不好意思。他的动机是完全纯正的，在会见商业巨头时他没有任何犹豫。”钟爱华在说明情况时完全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感觉。

刚刚四十岁的本杰明·克莱顿，和他的兄弟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是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公司安德森克莱顿（Anderson Clayton）公司的老板。

在听钟爱华介绍情况的时候，克莱顿对清江浦医院的管理方式深表赞叹：医院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位病人，但却不为可以支付医疗费的病人提供免费医疗。克莱顿原本以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每位病人，”爱华告诉他，“在接受治疗时会接受仔细的审查和询问，经常会持续几天。病人要支付我们认为他可以支付的费用上限。这听起来好像很不近人情，但我们知道病人会为巫师、骗子和庸医付钱。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而且这对于医院持续开展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要病人支付他们可以支付的费用。”

钟爱华的人品和显而易见的效率说服了克莱顿，他确信他所给出的每一分钱都不会被浪费。更重要的是，就像克莱顿自己所说：“钟爱华对人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1922年，钟爱华在休斯顿度过那个周末之后，共为医院筹得20000美元，用于建设名为“休斯顿单元”（Houston Unit）的新病房。这笔款项里当然有克莱顿的一份。而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捐出数目可观的资金。1922年，本杰明·克莱顿开始影响江苏北部上百万条生命。弗吉尼娅后来珍藏着钟医生详细记录的克莱顿所有捐献款项的会计账。每一分钱的用途都可以查到。而克莱顿先生表示他完全信任钟医生，不需要看任何账目。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为钟爱华对外科作出的贡献发放了一笔补助金。他回到弗吉尼亚医学院，买了一具尸体，在以前的解剖学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次彻底的全身解剖，学习最新的外科技术。在梅奥诊所（Mayo Clinic），钟爱华作为访问学者观摩了那里的外科手术；在纽约研究生医院（New York Postgraduate Hospital），他参与了泌尿科工作；在波士顿（Boston）的马萨诸塞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他学习了放射技术；他还在杜兰大学医学院（Medical School of Tulane University）进行了短期进修，并且在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修了一些神学课程。

和所有在休假期的宣教士一样，钟爱华到各地讲道。在孟斐斯（Memphis），当富有的霍勒斯·赫尔（Horace Hull）先生听到他的故事之后，立即捐出了1000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钱足够建一个六个房间的结核病病房区。赫尔成为“在我后半生中意义重大的一位朋友”，钟爱华写道。

钟爱华当然要在老家韦恩斯伯勒与家人团聚。但即使在那里，他也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韦恩斯伯勒刚刚装了自动电话系统。钟爱华去电话公司要到了足够的电话和设备，可以将清江浦所有的医院科室、门房，以及两个大院中所有宣教士的家都连起来。而在这之后14年，清江浦和上海之间才实现通话。

即使在韦恩斯伯勒，钟爱华夫妇也禁不住想要回中国。“那是快乐的生活。妻子和我都认为，过去的六年是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现在非常想念中国。”

这是他在1923年1月27日写给一位年轻医生的信中说的，当时这位医生有可能加入清江浦的医疗宣教队伍。虽然最终他没有加入，但这封信不仅详细记录了清江浦的医疗机会，也记录下了钟爱华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重要工作的展望。

钟爱华一家在清江浦的永久居住地，美国朋友赠送的礼物。“这里对我们的中国朋友永远开放。”当然对于无数的外国友人也是如此。

钟爱华在给囚犯讲道。

“我们工作的首要目标，”他写道：“就是为耶稣基督赢得灵魂。我越来越确信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一点。你不是必须要布道，但如果要成为成功的宣教士，就必须有为主赢得灵魂的热心和渴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仅仅是器皿，但有主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如果不经过祷告，我不敢回来。而因为知道他的同在和他的应许，所以我敢继续留在这里。圣经中我找到的最宝贵的应许在《箴言》3章6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仔细想想：只要我们让他引导，上帝会在所有的事情上引导我们。”

1923年9月4日，钟爱华一家四口返回清江浦。

他们受到的热烈欢迎也带来小小的麻烦：“中国人向你表示爱和友好的方式是在你刚返回的时候就来看望你。事实上，如果有几天安顿的时间，你可以更多地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特别是当时他们有了新的住处。就在他们回美国之前，钟爱华一家设计并建造了一栋美式住宅，这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的沃茨先生（Mr. Watts）送给宣教士的礼物。泰勒夫妇在回国休假之前一直住在那里，而现在钟爱华一家第一次住了进来。这里也是钟路得童年记忆中的家。

第9章

医治与扩建

中文的“地狱”和“监狱”这两个词都用了同一个“狱”字，这绝非偶然。

钟爱华从美国休假回来不久，就接手了林嘉美医生的监狱事工，每周日早晨去监狱探访犯人并给他们治病。钟爱华刚到中国的那几年，死刑犯会被斩首示众，被斩犯人的人头挂在城门上或漂浮在大运河里，这是常见的景象。后来，枪决取代了斩首。像18世纪的英格兰一样，击毙犯人都是在城外公共场所聚众执行。监狱里是一片生不如死的景象。“那是你能去到的最肮脏的地方，”一位同工回忆道：“没有任何清洁或排污措施。生病的犯人被关在同一个房间，直至死去。几乎每个犯人身上都有疥疮，大都生了虫。所有人都不分昼夜地戴着锁链。”

监狱长带着钟爱华参观了整个监狱。钟爱华和随行负责保管药品的男护士都穿着白大褂，以便起到一些防护作用。钟爱华看到犯人被鞭打留下的伤痕时都禁不住胃里作呕：“打人用的鞭子是竹子做成的，十分柔软。这样的鞭子打到人身上时，里面的肉会烂掉，而外面的皮肤却不一定裂开。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给这些病人涂些软膏，再给他们一些止痛片。”

在审讯时，会有嫌犯双腿被绑在木桩上，双腿间插入楔子，然后一点一点越插越多，直到人承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犯罪，嫌犯只能对指控的罪行供认不讳，否则继续忍耐下去的结果肯定是腿骨断裂。在当时的中国，官员们不相信证据，只相信酷刑之下的供词。所以报复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诬告。酷刑也不只是土匪或狱卒的专利。有一次，一个叫马二的年轻士兵，头上裹着绷带，手里拿着用手帕包着的两只耳朵来医院救治。在军队里，他因为有一次无故缺席，惹怒了上级军官。他命人将马二的两只耳朵割下，并将他开除出军队。钟爱华将耳朵给他缝上，但可惜的是最后没有长上。从那以后，马二就一直留很长的头发，戴一顶大帽子，掩盖自己身体的缺陷。他后来成了医院非常忠心的仆人，而且最终成了一名基督徒。

在暴打、折磨、疾病到处横行的监狱里，总是会有一些牙痛的病人，所以钟爱华会带着一把专门的手术钳。当时访问清江浦的埃德·柯里回忆说：“一个高大的土匪说他有两颗牙都很痛。钟医生从兜里掏出手术钳，问道：‘是哪两颗？’土匪将头伸过来，闭上眼睛，指着说： ‘这颗。’还没等他再说什么，钟医生已经将那颗牙夹住，并将其拔出。土匪不敢再让爱华再拔第二颗。一颗就够疼了！”

每次诊治之后，钟爱华都会给识字的犯人一张福音单张或是圣经经文，然后站在箱子上布道。有一次在给犯人看病的时候，他偶然听到旁边的犯人小声互相耳语：“他这样行善并不是想要钱。他就是想要我们都信耶稣。”而犯人之所以会听钟爱华布道，就像克尔·泰勒所说的，是因为“他心里对这些犯人充满了怜悯、恩慈和理解”。

1926年初，钟爱华注意到监狱里兴起了一股对福音的强烈兴趣。“这是从我之前鼓励犯人们为自己祷告开始的……他们脸上的表情有了变化，并告诉我他们心中有上帝，有平安。”接下来的一个周日，钟爱华带了一位中国传道人来到监狱。已经忙了整整一周的钟爱华告诉犯人们：“实在抱歉，我今天没有时间为大家看病。但我带来一位朋友，他想要和你们说几句。”

一个犯人代表大家回应道：“我们不在乎治病。你只要给我们讲讲福音就足够了。”另一个也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更想知道你曾经讲的东西。”后来过了几天，当钟爱华又来到监狱给犯人们看病的时候，有九名犯人求他让中国牧师在监狱开办一个查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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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钟爱华将他的摩托车卖了，买了一辆奥斯汀宝贝[6]轿车。从此他外出和探访监狱都变得更加方便。奥斯汀轿车的车身不大，刚好能穿过城门，而内部又有足够的空间供身材高大的钟爱华驾驶。三年后，林嘉美医生也买了一辆。此后仁慈医院一直有两辆汽车。

钟爱华的奥斯汀宝贝

钟爱华喜欢高速行驶的感觉。他驾驶奥斯汀宝贝就像驾驶摩托车一样，能开多快就开多快。庆幸的是，这辆车的最高时速不会超过30英里。但这速度已经足以惊吓到清江浦的所有骡子。钟爱华在中国期间共买过四辆汽车，都是以非常优惠的价钱买下的。而他在中国驾车期间只出过一次小事故。1932年，一个聋子过马路的时候撞在钟爱华车的后部，导致一根脚骨骨折。钟爱华给了他一些钱，让他乘车去医院看病。这次事故也不是钟爱华的错，否则路人一定不会放过他这个“洋鬼子”。相反，旁观的路人斥责聋子说：“你听不见就该小心啦。后面就是公共汽车，被它撞了可别想得到赔偿。”

钟爱华的无事故驾驶（包括在当时世界上交通状况最差的上海）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当时，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可能会突然奔到车前；父母可能会把不想要的女婴扔到车轮之下；而农民认为杀死邪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汽车从自己身上压过去，让附在自己身上的魔鬼被车碾死。

“我还记得第一次乘坐钟爱华的车的情景，”一位刚登陆中国的宣教士写道：“他一边不停地按喇叭一边前行。人们在让开道路时拥挤着大呼小叫，所有人都是到最后一刻才让出通道。车总是刚好擦着人经过，而且常常蹭到旁边的东西。

“清江浦的街道特别狭窄，即使是车身不大的奥斯汀，转弯时也需要先停下，倒车，然后才能转弯。而街角常堆满了陶器、废铁、钢坯、瓶瓶罐罐，或是烘烤的食品和鲜肉，临街房前挂着一串串大蒜的架子成了障碍物，这使得转弯异常困难。而且街边也经常有茶叶摊或赌博摊，当车来的时候，这些摊位需要移动位置。”

在城里，钟爱华会挂二档，手一直按在喇叭上，提醒乱跑的小孩、睡觉的狗和被赶向市场的猪。由于车速缓慢，常有小孩爬上备胎和后保险杠。如果遇到驮着大米的驴子将头埋在袋子里吃草，整个街道就会堵死。因为在这种时候，喇叭声得到的回应只有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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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病房“休斯顿单元”正拔地而起。

林嘉美医生作为院长，本来应该负责新病房的建设工作。但钟爱华认为这个工程由他发起，资金也是经他筹备而得，所以应该由他亲自负责。经过几次坦诚地交换意见后，林医生同意让钟爱华负责这项工作。但林医生提议，应该让九年前建院的本地建筑承包商再次承担新院建设工程。但钟爱华认为，本地承包商没有安装电梯和其他先进设备的技术，所以他想从上海请技术领先的承包商。林医生再次同意了他的方案。而当林院长打开了所有寄给钟爱华个人的商务信函时，两人又一次产生了分歧。结果是林医生再次让步。两个同样意志坚定的男人仍然保持着坚不可摧的友谊，因为双方从来不会让讨论分歧转变为对彼此的不满或怨恨。切斯特顿[7]曾经说过：“人之所以会争吵是因为不懂如何讨论分歧。”林嘉美和钟爱华都是知道该如何讨论分歧的人。

雇佣上海承包商带来的好处很快就得到了印证。“有几件事表明这个想法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钟爱华写道。华北最好的建筑公司当时在江苏刚刚完成一项工程，为了不让工人们懈怠下来，承包商竞标时给出了较低的价格。

新建计划主要包括行政楼和女病房楼。钟爱华本来想先建行政楼，里面包括手术室、礼拜堂、放射室和商用办公室。等行政楼建好，休斯顿教会捐助的最后一笔20000美元的费用到账之后，他们可以让承包商回来再建相对昂贵的女病房楼。但问题是，行政楼不能解决床位不够的问题。“面对如此多需要入院但我们却没有能力接待的病人”，钟爱华几乎已经厌恶每天去门诊。1924年4月15日，有两个患者从50英里外的村镇赶来仁慈医院看病，他们都患了“眼睑向内生长”的疾病，而这种病只能通过手术治疗。整个医院当时只有一张在小储物间里的空床。两人求医院让他们共用这一张床。第二天，从同一地方来了另外一位患者，当被告知已经没有房间的时候，他跪倒在地，流着泪要求和他的同乡睡在一起。医院只好在床的旁边又加了一条长椅。

就在同一天，还有五位前来就诊的患者由于没有床位而被送走。为了空出更多床位，医院只能让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病人提前出院。

1924年6月28日，钟爱华30岁生日之前的一个月零两天，女病房楼破土动工。这座楼的建成可以大大缓解床位压力。令当地住户感到惊奇的是，整栋建筑“像蘑菇一样”拔地而起。到10月中旬，70位来自上海的建筑工人已经完成了整栋建筑的封顶工作，只剩下安装窗户、铺地板和其他配套工作。

此时军阀之间又开战了。钟爱华和弗吉尼娅目睹了两千名土匪列队经过医院大院投奔北方军队的场面。整个清江浦都处在恐慌之中。但土匪们除了在医院留下几个病号外，并没有在清江浦停留。而这次战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承包商在建成女病房楼之后，想要立即开建行政楼，因为上海附近的战火阻止了其他地方的所有待建项目。

钟爱华同意了这个提议，并立即写信给休斯顿第一长老教会，催促他们尽快让所有捐赠款项到位。

行政楼将医院的新旧病房大楼连接起来，整个建筑群呈H形。九间手术室的墙壁用大理石磨平，易于清洁。而且让所有人都赞叹不已的，是新安装的水管和排水系统。这是整个江北地区的第一套管道工程系统。钟爱华在业余时间自学并亲自设计了这套系统，大家共同努力安装完成了它。但即便是能力超群的钟爱华，也无法在当时中国的医院安装现代卫生间系统。手倒马桶还是普遍的做法。但是他的排水系统还是激发了埃德·韦兰的灵感。为了除去学校男孩身上的味道，韦兰在学校设置了一间淋浴室。

埃德·韦兰、钟爱华和另外一位宣教士负责监督行政楼的收尾工作。电梯看起来功能良好，所以他们决定从三层坐到一层。但当电梯开始运行后，三人发现下降的速度明显太快。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着地，他们肯定会因为骨折而住进自己医院的病房。紧急时刻，钟爱华大叫： “在落地时向上跳……跳！”

三人同时起跳，落地后都安然无恙。

一号楼，即男病房楼

休斯顿单元的女病房楼

连接男女病房的行政楼

1925年7月25日，休斯顿单元落成。整个工期只比计划晚了两个月。钟爱华之前一直在催促承包商加快工程。但完工后，他对于工程延期并没有什么怨言，或许他本来就没有要催促的意思。

“只要我们的宣教工作在这里持续，医院建筑就会屹立在这里。”他在写给休斯顿教会的信中说。他的预言很准，虽然事情的发展和他想象的并不是一模一样：医院后来在国民党“焦土政策”的影响下被烧了一部分。如今，修复后的医院成了一个中医诊所。

[6] Baby Austin，即Austin 7，是英国奥斯汀汽车公司（Austin Motor Company）1922~1939年间制造的小轿车。——译注

[7]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者、神学家。——译注

第10章

书籍和刺刀

休斯顿单元是极好的榜样，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已经非常坚固而且财力完备的西方教会如何帮助一个年轻的东方教会。而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宣教士们不断激励西方教会，同时又在帮助带领东方教会。而宣教士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项不是借着祷告完成的。

“请一直在祷告中纪念我们，”钟爱华在给休斯顿教会的信中写道：“祈求上帝使用我们为他多得人。”爱华的母亲不仅尽自己所能将钱存入儿子的账户，而且也常常寄来一箱箱衣服和日用品。即便如此，有一次她还是在信中哀叹说除了祷告，她什么也做不了。钟爱华回信写道：“祷告的价值超过所有其他帮助加在一起的价值，而且上帝一直在回应您的祷告。您坚持不懈地为我们祷告带给我们的安慰是您无法想象的。”

钟爱华非常清楚西方教会的经济援助和西方宣教士的领导带来的危险：遏制中国本土信徒的奉献意识和主动性。1916年第一次抵达中国的时候，他对此还没有任何概念。但在中国的经历已经让他充分意识到，让医院不再依靠宣教资金而实现独立运转是多么重要。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仁慈医院成为美南长老会在中国唯一一所实现“自养”的医院。

林嘉美和钟爱华都致力于将中国医生训练成为完备的同工。当时在仁慈医院主要有钱景山和曹济生两位中国医生。钱医生主要负责外科，据葛钟路得回忆，钱医生“快乐而又善良，圆圆的大脸总是充满笑容”。曹医生是本地人，在清江浦备受尊敬。他精湛的医术和与病人良好的关系使他成为医院医务工作的一面旗帜。钟爱华写道：“每一天，我都为天父赐予我们这样优秀的中国伙伴而感恩。我知道在很多地方，医术过关的中国医生之间常会拉帮结派，或是彼此排挤，最终对整个事工造成极大伤害，也给医院负责人带来巨大困扰。在这里，中国医生之间连一点摩擦都见不到。”

仁慈医院与清江浦当地的教会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双方都将对方视作上帝国度里的同工。1924年10月9日，钟爱华怀着无比欣喜的心情写下了这段话：“上一个主日是圣餐礼拜。会众里有一位弟兄，曾经因为严重的眼部感染在仁慈医院看过病。当时他第一次听到福音，之后他能想到与福音有关的地方，就是这座教堂，所以他开始来教会。今年秋天，他的妻子病得非常严重，我到他家为他的妻子看病。后来他带着她妻子来医院进一步治疗。现在，他妻子已经基本痊愈，而且对福音非常有兴趣。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仁慈医院，可能不会有机会认识基督。而我们竭力侍奉的最终目的，也是医院存在的意义，就是每一天都要在这里彰显上帝的爱。”

钟氏一家在美国休假的时候，清江浦教会实现了两个巨大的跨越：一是中国人自己独立新建了一栋中式聚会所；二是吉米·格雷厄姆博士不再做教会牧师，当地中国人接任了他的工作。他们选择了年事已高的高长老的长子做牧师。高牧师在宣教士办的男校长大，后来上了大学和神学院。他的身体不是很强壮，容易在困难面前气馁，而且倾向于依靠宣教士的判断；但他的信仰十分坚定，从来没有动摇。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高牧师在经历了日军折磨之后为信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钟爱华对清江浦的教会没有直接责任关系。他非常赞同教会领导权向本地牧师转移的策略，也非常坚定地支持教会“自养”的政策，确信海外教会的大量经济援助会遏制本地教会的成长。他们夫妇除了做宣教士的工资收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钟爱华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坚持“十一”奉献，并且一直保持着详细的记录。他非常乐意将钱奉献给基督教事工，而且决心通过基督教文字材料为清江浦教会提供实际帮助。

钟爱华对文字的兴趣开始结出果实：他已经成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驻清江浦通讯员。他也因此可以收到免费的报纸，满足了他对时事的兴趣。爱华的写作功力也在稳步提高。他越来越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将钱花在文字材料上是非常值得的。而他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也会寄给他相关的礼物。

20世纪20年代中期，江苏北部的文学水平要高于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很多家庭都有基本的阅读能力。钟爱华用一副图画外加一些简单的文字做成的福音单张是非常有效的。譬如，图画里描绘了一位骄傲的中国绅士，身穿上等丝绸做成的衣服在照镜子，而镜子中却没有华丽的衣服，只有破烂的衣服和被罪扭曲的脸。当中国传道人将这样的图画交在一位普通农民手上的时候，他明白这道理：上帝不看人的外表。

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常使用弗兰克·普赖斯博士编写的一本小册子，《由浅入深》。这本小册子从一些最简单，几乎人人都认识的汉字开始。读到最后一页，即使是文盲也已经认识了足够多的字，可以读一小部分的新约，同时了解这个信仰的基本信息。钟爱华将普赖斯的小册子带到上海，交给克里斯托弗·威利斯（Christopher Willis）和海伦·威利斯（Helen Willis）。这对夫妻在上海经营一家基督徒书店（威利斯夫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晚离开的西方宣教士。海伦·威利斯经营书店一直持续到1959年）。按照钟爱华的要求，他们将《由浅入深》、《马可福音》以及大约一百首赞美诗编在一起，合订成册。之后他们在印刷已经很便宜的中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印刷，然后以成本价卖给钟爱华。“我们从来没有想要以此赢利，”威利斯夫妇写道：“而且除了付给工人工钱之外，我们没有从中拿一分钱……钟医生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优惠。他一直都是很快全额付款。”

钟爱华给这个小册子起名为《永生的话》。每个住院病人都会得到一份带有自己名字的《永生的话》。医生常常看到“病人躺在床上读这些书。如果有人不能阅读，病房里的其他人会大声念出来让大家都听到”。大多数病人都会将书带回家。钟爱华重新整理了医院的文档管理系统，方便将含有病人姓名和地址的纸条送到本地传道人手中。“很多人回家后接受基督教都是因为在仁慈医院看病时对信仰有了最初的了解，他们后来也成为自家附近教会的会友。”1926年，钟爱华开设了书屋，提供威利斯夫妇以极低价格供应的福音书、单张和属灵书籍。按照钟爱华的估计，“书屋是医院布道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上帝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了它”。

另外一个重要的布道方式是清江浦教会每年一月举行的“布道周”。

1926年，清江浦布道周的主要讲员是27岁的王载。他来自中国南方，受妻子的影响信仰基督教。在海军任职三年后辞去官职，从25岁开始“做传道人服侍神”。王载后来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中产生巨大影响。

“他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钟爱华写道：“熟知圣经，个性平和、谦卑。布道时用语非常简单却充满力量。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对圣经有如此完整了解的同时又和上帝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整个清江浦教会被完全激发。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帮助，如果其他人都和我一样从他那里受益，那么可以说他在这里的事工对所有人都是巨大的祝福。很多中国人第一次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其中有一些是我们特别祷告过的。而且大家对圣经和祷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在那段时间，教会每天早晨7点有祷告会。早上很冷，天色也暗，但最后的四五个早晨大约每天都有一百多人参加。”

王载对钟爱华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是他建议钟爱华每天读一章《箴言》。“因为这卷书告诉我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

二十多年后，钟爱华将这个习惯传递给了葛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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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比·富尔顿（Darby Fulton）是美南长老会差会驻日本的宣教士。他后来在海外宣教委员会任执行会长达29年。在即将出任差会副会长之前，他在韩国和中国进行巡访。富尔顿早就听说过钟爱华才华出众、平易近人、惹人喜爱。“我也特别想认识他，但仅此而已。当时他还没有因为医术而出名，时间还没到。”

清江浦给富尔顿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管是医院的规模和人数，还是在困难条件下到处散播的轻松、喜乐的气氛。在日本，富尔顿夫妇是他们所居住城市中唯一的西方人。他们住在一条繁忙街道上的一栋日式房子里，附近没有医院、学校、孤儿院。有五十到六十人来教会聚会就已经很不错了。“在清江浦，我走进教会，那里有七八百人。会众的人数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随后我开始思考：这里的男校有三百学生，医院有中国医生和中国护士，男校和女生之家都有基督徒教师。所以会众数量已经有了稳定的基数。这就更容易吸引其他人来。年轻人会来参加教会礼拜，因为已经有很多同伴来参加礼拜。而在日本，我们感觉更像是在演独角戏。”

达比·富尔顿住在钟爱华的家里。在访问期间，他也会参加每周一次的宣教士非正式聚会。清江浦和淮安两地的宣教士都会参加这样的聚会，聚会在各家轮流举行。“在钟爱华家的聚会是最开心的，不管是一起祷告还是一起玩。他的家就像一个聚会中心，有开心玩乐，也有信仰团契 ……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让人激动。无论一个人的个人兴趣或属灵呼召是什么，我都不相信他会在清江浦钟爱华的家感到无聊。一个人即使厌恶宣教士持守的信仰，也同样会被钟爱华家里有传染性的喜乐气氛所吸引。”

钟爱华夫妇在林嘉美医生住处前，摄于1917年。

富尔顿很快就发现了根源所在：“你在钟爱华的家，不可能停留超过半天而不被他的祷告生活和屋子里的祷告空气所感染。”

达比·富尔顿意识到钟爱华对于人的爱和他杰出的侍奉能力很了不起。他走在医院走廊上时，病人会叫他的名字，他会微笑着打招呼。“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显而易见的是，那是充满敬佩、慈爱、感激和尊重的语言。”

当钟爱华在医院礼拜堂讲道时，富尔顿看到人们领受了他所传讲的信息。“人们在听道时会时而大笑，时而流泪。”富尔顿了解到，无论是宣教士，还是当地中国人，虽然同样喜爱医院的传道人高长老和他已经成为牧师的长子，但都将钟爱华列为排名第一的布道者和传道人。他会在病人的床前好像开玩笑一样地祷告。钟爱华并没有像在印度奎达（Quetta，今属巴基斯坦）服侍的亨利·霍兰爵士[8]那样，在手术室里公开祷告。因为他发现，那会让局部麻醉的病人以为病情很严重或是有什么危机。在进手术室之前，每位病人都会被告知医生清晨已经为他们祷告过了。如果是急诊的话，爱华会随时为他们祷告。

达比·富尔顿在1965年一次公开演讲中总结道：“钟爱华将病人对健康的需求和对上帝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恩典的需求看得同等重要。他会很高兴地对病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但此时他并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除非他可以对病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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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在医院的屋顶，钟爱华指给富尔顿看在大运河另一边谷地中刺刀反射出的阳光。当天晚上，钟爱华多给了他一条毯子，并叮嘱他：“如果我半夜叫你，不要花时间穿衣服，立即拿着毯子下楼。”

“发生了什么事？”

“记得我指给你看的那些刺刀吗？在这里，城市易手非常频繁。现在是马将军率领八千士兵控制清江浦，但孙将军正率一万军队向这里进发。你白天看到的那些刺刀就是他的部队。有传言说他今天晚上会发动进攻。不过不要担心，我们在这里很安全。”

达比·富尔顿带着警觉躺下了。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大亮，钟爱华敲他的门说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钟爱华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清江浦是孙将军的了。”

“可是我没有听到枪响啊！”

“没有枪响。孙派密探花钱贿赂了马的士兵。有六千人接受了贿赂，投奔孙的门下。现在，马和他的两千人已经跑到离城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了。”

[8]亨利·霍兰爵士（Sir Henry Holland，1875~1965），英国医疗宣教士，在印度医疗宣教48年，眼科专家。——译注

[9]马可福音2:1-12。——译注

第11章

女儿的童年

回想起在中国的童年，路得说：“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晚上我们都伴随着村里传来的枪声入睡。”即使没有军阀和土匪的搅扰，也会有邻居的争吵、路上的抢劫或是其他意外事故引发的喧嚣。“记得有一天，城里燃起大火。我们爬到三层的阁楼，观望远处的火势，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而且听到爆炸声。我们以为是有人攻打清江浦。后来才知道是运油的驳船起火，引起油罐爆炸……母亲的勇敢无畏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感到过害怕。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会反映父母的样子。如果他们很紧张，我们自然会感到恐慌。”

在20世纪20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国，罗莎和路得度过了成长中关键的性格形成期。在10岁之前，爱、安全感、玩乐和纪律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要部分。

“我还记得当时家里的模样，”路得说，“是一栋大房子，灰色砖墙，红尖屋顶。房子两边是宽阔的门廊，进门之后是前庭，左边有一张小桌子和一面镜子，两旁是两把木椅，客人可以坐下和主人寒暄。椅子左边是父亲的书房，书房里有一张古老的翻盖书桌；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父亲的医书和成列的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的侦探小说；墙角放着一个又大又旧的保险箱。我们这些孩子常常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有时会找到大人放钱时不慎掉落在地上的硬币。那时我和姐姐特别喜欢在保险箱周围找硬币。

“门庭的右边是客厅。客厅的基调是蓝色的：蓝色的坐垫、蓝色的窗帘、带花的蓝色墙纸。有一些家具是外公做的，但大部分是当地木匠做的。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可以看到前门的门廊，另一面墙的两扇窗户中间有一架钢琴。房间的中央是一张桌子，下面铺着一块蓝色带花边的中式地毯。房角有一个壁炉，我们常常在冬日的夜晚围坐在周围。在我的印象中，清江浦的老房子是最像家的地方，是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

客厅壁炉烧的煤是从山东运来的。餐厅有一个火炉，通过管道给上层的房间供热。每间卧室都有一个小火炉，烧一些豆茎、废纸或杂物。冬天里，孩子们每周会在楼上小火炉旁边的澡盆里洗一次澡。“身体远离火炉的一半冷得要死，而靠近火炉的一半又热得发烫。”

“我们共用一盆洗澡水。我以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后来我告诉自己的孩子时，他们都被吓到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钟氏一家通常都吃美式食品，偶尔也会吃中国菜。因为孩子们的原因，整个家庭还是保持得非常美国化。一位中国医生对钟爱华说：“我们不介意您住比我们大得多的房子。我们希望您住这样的房子。我们只是希望您的家对我们是开放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按照后来的标准，隐形的障碍会阻挡真正完全的平等。当时的宣教士和中国人基本上都不会在意双方生活条件上的差距，而且这种没有人在意的差距与西方商人或官员在中国因优越感表现出的傲慢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钟家的孩子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我们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的优越感，”路得说：“也许中国的非基督徒可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叫我们‘洋鬼子’，特别是最初的那几年。但两国的基督徒对待彼此都持相互尊重和敬佩的态度。我不觉得任何一方认为自己有优越感。双方仅仅是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罗莎也说：“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中国牧师在任何方面比宣教士牧师低一等。”路得和罗莎倒是希望有更多时间和中国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由于有被绑架的危险，父母不会冒险让孩子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离开医院大院。而让医院职工的孩子去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又会引起孩子的嫉妒心。

钟家是雇佣人的。如果美国医生家里没有佣人，那将是无比奇怪的事情，因为很多中国专家的家里也有佣人。如果没有佣人的帮助，他们每天的工作将变得异常繁忙，甚至会没有时间从事真正有用的工作。他们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来服侍病人和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来购物、做饭、打扫或整理花园。

王奶奶带着罗莎和路得。

医院大门。大门虽然后来被毁，但“仁慈医院”的牌匾被保存下来，并于1988年葛培理夫妇来访时展出。

对罗莎和路得而言，最重要的佣人就是“王奶奶”。王奶奶作为保姆陪伴着钟爱华的两个女儿长大。在赛珍珠的自传里，她描写了中国保姆对宣教士的子女会产生多么巨大而持久的影响。赛珍珠自己的保姆是个佛教徒，在当时的19世纪90年代，她给赛珍珠灌输了大量与基督无关的对文明的渴望。而王奶奶给路得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人人都喜欢她。”

王奶奶以前是个“老鸨”。她和丈夫曾经从事贩卖女童的不法勾当：从债务压身的父母手中买来女童，或是干脆绑架，然后卖到上海的一些茶楼，满足男性顾客的淫欲。直到有一天，清江浦福音堂传来的歌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进到教堂里面，看到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女人在讲基督。那天刚好是索菲·格雷厄姆讲道。当天她就回应了索菲的呼召，认罪悔改，归入耶稣基督。王奶奶是思想简单的乡下女人，她的信是彻底的。之后教会正式接纳她为会友，她也很快开始参与钟爱华的工作。钟爱华回忆说：“信主之后她还是不识字，但她会将蜡烛头保存起来，深夜时在壁炉前借着烛光学习认字（当时钟家还住在没有电的中式房屋）。”钟爱华夫妇给她买了一盏煤油灯帮助她学习，她后来甚至可以读旧约了。而且像抹大拉的玛利亚[10]一样，她从来不会忘记读过的内容。路得小时候对王奶奶的背景一无所知，但还记得那时她坐在小凳子上，拿着已经翻得“遍体鳞伤”的圣经和诗歌本读经唱诗的情景。王奶奶喜欢唱威廉·古柏[11]的诗歌《有一泉血流盈满》（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特别是这几句歌词：

当日一盗，临终欢欣，因见此泉效能；

我罪可憎，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

但王奶奶曾犯过一个大错误：她给罗莎透露过非常明确的信息，暗示说父母最爱的孩子是妹妹路得。但实际上，钟爱华夫妇并没有偏爱谁。可当时罗莎已经背负了非常沉重的负担——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不可掩饰地表达出共同的意思：作为钟家第一个孩子，她的性别使她的父亲脸上无光。钟爱华和弗吉尼娅显然都没有察觉到罗莎的感觉。“我花了10年的时间才从这个负担中解脱出来。那是在一天晚上，在我为这个负担而流泪的时候，上帝对我说：‘罗莎，如果我想让你成为一个男孩，我当初就会把你造成一个男孩。’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为自己的性别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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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家的每一天都以家庭祷告开始。和所有的孩子一样，罗莎和路得有时会对此感到厌烦，有时想多睡一会儿。当时的规则是：如果赞美诗第一段结束之前还没有下楼，早餐时就不允许在粥里放糖。后来规则有了修改：如果错过了家庭祷告，就需要在早餐之后加入佣人祷告。不过罗莎和路得都以孩子特有的敏锐直觉观察到，父亲非常享受这样的祷告时间。她们也意识到父亲单独与上帝交流的时间和母亲在忙完所有家务后的灵修时间是多么重要。

罗莎的一番话代表了姐妹二人的心声，她说：“我对上帝的感激难以言表。特别为小时候所接受的查经训练，为有这样相信上帝话语并将这话语教授给子女的父母而感恩。我们那时确实需要学习很多圣经经文，但母亲会让这样的学习尽可能有趣。他们从来没有将学习圣经作为惩罚手段，真的从来没有。我们顽皮遭致的惩罚从来都与圣经无关。”

顽皮遭致的惩罚通常是被父母用手掌或小鞭子打，视具体情况而定。“惩罚是家常便饭，但我们明白父母的爱。”罗莎和路得，以及她们后来的弟弟和妹妹，都经历过父母的管教，但都没有感到过压抑。在孩子眼中，钟爱华夫妇是一对可爱的“看起来总是很年轻”并且从来不会因为怒气或自私而惩罚孩子的父母。他们从来不会责怪或训斥孩子。罗莎和路得都将当时父母的严格要求视为快乐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违抗或不顺服会立即遭致“厄运”。吃饭时，若是手肘上桌，会立即被拍下去。弗吉尼娅是纪律长官。路得开玩笑说：“他们俩似乎总是结伙跟我们对着干。”

“各个击破的战术在他们身上不管用，”罗莎补充道，“如果我们想要做某件事而父亲不允许，我们会再去找母亲：‘妈妈，我们可以做某某事吗？’母亲不会说‘可以’，她会反问：‘你爸爸怎么说？’‘他说不可以。’‘那为什么还来问我呢？’我们会对父亲采取同样的方式。我们有时先问母亲：‘可不可以做这个？’如果母亲的回答是‘绝对不可以’，我们会去找父亲。‘爸爸，我们可以做某某事吗？’‘你妈妈怎么说？’‘她说不行。’‘那为什么还来问我呢？’

“但如果我们非常非常想要做某件事，妈妈不同意，而且怎么祈求也不行的话，我们会对父亲说：‘爸爸，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考虑吗？’他会考虑一下。如果他觉得可以，他会先找妈妈商量一下。他们会在不让我们听到的情况下共同作出决定。如果他们商量后还是觉得这件事不太合适，回复依然会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的要求还算合理，他们会说：‘我们商量过了，你们可以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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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有一次写道：“我们生活的环境充满了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但我相信所有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除非是他允许我们生病，否则任何事物都无法伤害我们。”弗吉尼娅也赞同钟爱华的话，但她每天都要和污垢、病菌作战，包括极易感染的结膜炎。任何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疾病。

还住在中式房屋的时候，有两次弗吉尼娅忘记在路得睡前给她洗手。两个孩子醒来时，发现有一只老鼠在她们身上，立刻尖叫起来。弗吉尼娅冲入卧室后被满手是血的路得吓坏了。虽然清洗之后发现只是指头被咬了一下，但那场面已经让人觉得非常恐怖。

弗吉尼娅本身是非常注重整洁的人，而在战火纷飞的环境和繁重的工作负荷中，阻止病菌侵入并保证孩子健康成长是相当辛苦的事情。这使得她里面的弦一直紧绷着。不过除了比较严重的偏头痛，并没有其他疾病给她带来影响。弗吉尼娅从来没有抱怨过。在头痛发作的时候，你只能从她眼睛里看到一丝痕迹。头痛确实会让她有一点急躁并且易怒。而此时钟爱华会非常体贴，用他的幽默化解所有紧张气氛。“父亲可以在任何情景下开玩笑，而且大家都会被他逗乐。他和母亲是非常完美的互补。”孩子们回忆说。

早晨，当钟爱华去医院工作的时候，弗吉尼娅会负责教导两个孩子。

美南长老会的会友更倾向于在宣教站教育孩子，而不是将孩子送到中国其他地方。在教育子女方面，他们的异象之一就是“培养新一代宣教士”。这样的想法确实得到了回报，很多宣教士的子女长大后也成为宣教士，返回了宣教工场，或是参与其他形式的侍奉工作。事实证明，弗吉尼娅是一个天生的小学老师。她使用从美国带来的教材，教自己的孩子一直学到六年级的课程。之后，请来的家庭教师帮助孩子们完成了高中之前的课程。而且因为宣教士家庭都有积攒下来的适合各年龄段阅读的书籍，所以孩子们都获得了很强的阅读能力。

弗吉尼娅也会教授音乐和手工，包括刺绣、编织、钩编、缝补。罗莎学会了弹钢琴，而路得对美术很有兴趣，喜欢画画。弗吉尼娅也是一个专业的裁缝，而且她将这技能和穿衣带来的喜悦一并传递给了两个女儿。就像路得在接受访问时常说的：“母亲不要我们穿得像是从宣教士的‘百家衣’里捡出来的一样。”邮差时不时送来的“百家衣”包含了很多慷慨的支持者捐赠的虽然穿过但依然很好的衣服。有一次，他们甚至收到曾经在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Saks Fifth Avenue）出售的套装。钟爱华的姐姐诺尔玛会将女儿穿不下的衣服寄来，这些衣服大都是钟爱华的母亲在韦恩斯伯勒买的或估算尺码自己做的。而弗吉尼娅在翻阅了《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和《时尚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之后，会将衣服改得恰到好处。本地的裁缝有真正的东方手艺，可以仿制出一模一样的效果，但有时他们会做过头，例如一位上海裁缝，他将补丁和缝补痕迹也做了出来！

上午的课程结束之后，全家会共进午餐。钟爱华一上午做的手术比在美国的医生们一天要做的还多。有些手术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他会开始描述手术的每一个“光辉”细节。

“爱华！不要在饭桌上讲这些！”弗吉尼娅会这样命令。

“不，妈妈，让爸爸讲吧。”孩子们会央求。她们喜欢听每一个细节。罗莎在六岁时就第一次亲眼见证了手术，那是王奶奶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医生）的扁桃体切割手术。“每次她吐口水的时候，我也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钟爱华带回一托盘刚刚收到的玻璃假眼。因为“顽皮”，他将一只假眼放在自己的眼部做凶恶的鬼脸。端着午餐进来的男佣看到这一幕，差点将盘子摔到地上。

午餐之后，钟爱华和妻子会一起去医院。弗吉尼娅负责女性诊所，她需要离开家两个小时。她不在的时候，两个孩子就进入打闹时间。后来非常相亲相爱的两姊妹当时彼此讨厌。“我们总是在打架。母亲不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互相撕扯。我们会一边吵一边手脚并用，而佣人们会站在一边下注，赌我们谁会赢。”

姐妹俩以为父母对她们打架的事浑然不觉。但后来当20岁的罗莎和18岁的路得都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钟爱华从中国寄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她们对彼此的感情是我们的莫大的安慰。曾经两人像猫和狗一样厮打在一起，而现在都在不断地说对方的好处。”

打架也不是两人相处的唯一方式。有一次，弗吉尼娅因为偏头痛在楼上休息，而罗莎和路得在楼下争吵。“我去告诉妈妈！”生气的路得愤然离开房间上楼。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妈妈要你上去。”

罗莎上了楼，一见母亲就开始为自己伸冤。

“你在说什么？”弗吉尼娅问她。

“路得不是刚来告诉您了吗？”

“没有。”

“路得说您要见我。”

“你把路得叫上来！”

罗莎和路得两人私下虽然争吵不断，但在她们的宣教士“叔叔”和“阿姨”印象中，两姊妹都是懂事、快乐又很有礼貌的孩子。没有人教他们虚假，也没有人要求她们在外人面前行为举止像教科书一样。她们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爱玩爱闹的自己。两个孩子都很真诚。路得更加外向，而罗莎比较内敛，不会轻易外露自己的感受。

罗莎三岁的时候，年轻的父亲听到已经上床睡觉的女儿的哭声。“他上楼进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说：‘爸爸，我真的是一个罪人。’他当时并没有说：‘你还小，等你长到十二岁时我们再来谈这件事。’而是立即向我解释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之后他说：‘这就是耶稣之所以被钉死的原因。亲爱的，如果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并原谅你，他就会这么做。’于是我照做了，耶稣也信守了他的承诺。”等长大一点后，罗莎开始公开自己对基督的委身。路得也有类似的经历。“记忆中我一直爱着上帝。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对上帝的深深的感激，他是如此爱我，让他的儿子替我死。在中国，善与恶的对比，敬拜基督和拜偶像的对比，都是如此的鲜明。在美国，这条线有点模糊。罪有的时候被美化，难以辨认。但在中国，罪就是丑陋和令人厌恶的。而中国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在良善、喜乐和仁爱这些品格上的差别是如此的明显。”

这样的差别是不用父母来教授的。不管是在孩子的眼里还是在与成年人的日常交往当中，人心的刚硬和基督徒的怜悯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有一次，有人从游艇掉入大运河，钟爱华跳入河中营救。旁边的路人却说：“无所谓，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很遗憾，钟爱华最后没有在泥泞的河水中找到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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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弗吉尼娅会通过在花园中忙碌来放松自己。她有特殊的园艺才能。短短几年内，钟家花园里和院子里就长满了灌木、鲜花和果树。5月有樱桃和草莓，6月有桃和杏，再往后是李子、葡萄和桑葚。门廊摆放的植物在寒冷的冬天到来时会搬回客厅。

钟爱华喜欢打网球。罗莎记得“父亲和他的朋友在夏季的下午打球，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去追他们。那对我们而言是极佳的运动。在我们看来，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很特别的事……这正是我特别感恩的一点：我们和宣教站的其他孩子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大人的累赘；我们也从来没有觉得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孩子，大人们可以为上帝做更多的工。我们总是大人活动的一部分。当然，那里的孩子也不是太多”。

塔尔博特的儿子们与罗莎、路得差不多大，后来格雷厄姆和林嘉美的孙辈们也不时加入这个大家庭。每个孩子都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交聚会，一起玩猜字游戏、卢克牌（Rook）和其他游戏，也会参加感恩节、独立日和其他节日的聚餐。所有对美国孩子来说最正常不过的节日，在这里也都以同样的规格庆祝，像万圣节、圣诞节、情人节、生日等等。弗吉尼娅是天生的女主人，她和钟爱华都会不厌其烦地制造出和在美国时一样的欢乐氛围，无论是美味的晚餐还是化装派对。

每天晚上，一家人都会换掉白天工作时穿的衣服，一起共进晚餐。晚餐之后会围坐在客厅的壁炉前，伴着蓝色的火苗和旁边挂着的法式烛刻版画（弗吉尼娅继承的手艺）共享欢乐时光。天黑之后，因为绑架、枪声、土匪的威胁，街上没有人。只在极个别的时候会有些紧急状况，比如警察或军人会带人出现在大院门口；钟爱华偶尔需要进城或去淮安出急诊。但通常除了晚饭后常规的查房之外，钟医生都会有自己的空闲时间。

每天晚上都是一家人的欢乐时光。他们会一起玩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游戏。比如弹局游戏（Caroms）、加拿大弹戏（Crokinole）或弗林奇纸牌（Flinch）。但钟家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朗读。钟爱华和弗吉尼娅早在1918年冬天，从朗读查尔斯·狄更斯[12]和沃尔特·斯科特[13]的作品开始，就发现了这个特别的娱乐。罗莎和路得最喜欢的是《小公子》（Little Lord Fauntleroy）。长大后，她们同样喜欢《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劫后英雄传》（Ivanhoe）、查尔斯·金斯利[14]的《希帕蒂亚》（Hypatia）和其他一些经典作品。有时候也可能只是一些“一般般的作品”。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弗吉尼娅会在白天找时间给孩子们朗读。而到了晚上，钟爱华会在妻子和孩子缝补或编织的时候为她们大段地朗读。不过他基本不会朗读侦探小说，因为快速发展的情节和复杂的线索更适合独自享受。

星期日会和平常不太一样。路得说：“这一天从来不会呆板无聊。父母非常重视守主日。在周日，我们不可以读世俗的书籍或杂志，也不能听或者唱世俗的歌曲。同样不能玩世俗的游戏。如果这就是周日的全部，那周日将成为可怕的日子，我们将会从心里惧怕这一天。但在我们成长的那些年里，父母从来不会在不给快乐替代物的情况下说‘你不可以做这个’。我们有很多周日才做的事情，取代了平时的活动。丰富的属灵书籍和基督教期刊都被存起来供周日阅读。”

周日的晚上，一家人会玩各种取材于圣经的游戏。在这些游戏里钟爱华很难被打败，因为他对圣经内容了如指掌。这些好玩的圣经游戏也是钟家的孩子们对圣经细节特别熟悉的主要原因。

[10]玛利亚（Mary Magdalene），圣经人物——译注

[11]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和圣诗作者——译注

[12]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著名小说家——译注

[13]沃尔特·斯科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诗人——译注

[14]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圣公会牧师，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小说家——译注

第12章

安睡清江浦

路得四岁时，钟爱华带着全家去牯岭休假。他在牯岭贷款购置了一间小屋，休假时全家人就住在那里。在路得的记忆中，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上山时人要坐在两根长竿中间的座位上，下面有两个中国人抬着，缓慢地在蜿蜒陡曲的道路上前行。此时人是完全被架在四面是深渊的山谷中，抬的人需在要一个个转角前不断地调整进退。

那一年，有两位刚到淮安不久的宣教士在钟家的牯岭小屋做客。他们是雷·沃梅尔多夫（Ray Womeldorf）和玛丽·沃梅尔多夫（Mary Womeldorf）夫妇。雷在法国失去了一条腿，但却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很喜欢和人开玩笑逗乐。他和妻子第一次见到钟爱华夫妇时，都被这对“年轻、充满活力，同时又热心侍奉的宣教士夫妇”深深吸引。沃梅尔多夫本以为所有宣教士都是比较年长的人，而且会保持庄重严肃的形象。钟爱华夫妇的青春活力和对宣教事工的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牯岭，除了聚会之外，运动会也必不可少。钟爱华和埃德·韦兰搭档再次参加了华中网球冠军赛，并取得不俗战绩。而在棒球赛场上，美南长老会也赢得了山寨版的“世界职棒大赛”冠军。宣教士们都开玩笑说，美南长老会招募宣教士的条件里肯定有体育达标的要求。

美南长老会宣教士们的歌声也是闻名遐迩。江北教区的“四重奏”在宣教士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这四个人分别是：会弹吉他的钟爱华、会弹曼陀林的克尔·泰勒、淮安的詹姆斯·蒙哥马利和徐州府的汉密尔顿（E. H. Hamilton）（有时海州的埃德·柯里和徐州府的洛克·怀特[Lock White]也会参与进来）。四个人会装扮成流浪艺人的样子，演唱一些改编版的经典种植园歌曲。大家都喜欢听一首叫做《你从南方来》（Are You From Dixie）的老歌。这是四重奏一起模仿美国南部口音唱的一首歌：

你从南方来？从南方来？

从棉花地向你招手的地方来？

非常高兴见到你，你好吗？

我想念的朋友们还好吗？

你若来自阿拉巴马、田纳西或卡罗来纳，

分界线以南，不论何地，

你就是从南方来，为南方欢呼！

因我也从南方来。

之后他们会改歌词：

你从江苏来？从江苏来？

从宣教站向你招手的地方来？

你从江苏来？从江苏来？

你就该从江苏来！

不论来自镇江、淮安、徐州府，还是来自清江浦，

告诉我，你从长江边上来！

你从江苏来？从江苏来？

我们也从江苏来！

按照流浪歌手的传统，站在两边的歌手最后要以笑话收场。当时最流行的笑话都与改编各个宣教事工名称的缩写有关。

钟爱华会问：“这些缩写都代表什么意思啊？SPM（美南长老会差会）是什么意思？”

汉密尔顿回答：“你不知道吗？SPM意思是“So Proud of Myself（为自己而骄傲）。”根据流浪歌手们的改编，CIM（内地会）成了“Come in Man（进来吧，伙计）”；FOR（The Pacifist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和平联谊会）成了“Fight or Run（要么打，要么跑）”。

第二年，即1925年，钟氏一家没有去牯岭。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去过牯岭。钟爱华后来将牯岭的小屋卖掉了。

不再去牯岭的原因之一是钟家人觉得夏季平原的炎热还可以忍受。另外，如果仁慈医院的两位美国医生一个回国休假，另一个去牯岭休假，那医院的工作会受到极大影响。况且，单程就要一周的旅行对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而言也是极大的负担。最开始大家对这样的旅行兴致都很高，但后来渐渐都感到有些疲惫。旅程开始要先乘人力车到码头，然后乘小船或汽艇到大运河。一路上蚊虫叮咬不断，而路得又是蚊虫喜爱的甜美“猎物”。她哀怨地回忆说：“如果整条船上哪怕只有一只叮人的虫子，它也肯定会找到我！“

“可怜的路得又被虫子叮了。”钟爱华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们会自带铺盖卷和宿营帆布床，并在床的四角放置驱虫油。但虫子竟会爬到房顶上，然后垂直落下，令人防不胜防。每次旅行结束时，弗吉尼娅会一寸一寸地仔细检查铺盖。只要把一只虫子带回家，就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长江航行结束后要转乘汽船。“在清江浦乘汽船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钟爱华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汽船可能在午夜到清晨之间的任意时间抵达，我们只能在河边的垃圾堆中默默等待。”

弗吉尼娅要一直看着两个孩子，防止她们碰不干净的木头并将细菌擦入眼中。她用露营专用的炉子煮饭，而且要烧开所有的饮用水。路得回忆说：“在船上，通过狭窄甲板的旅客会透过窗户向里面窥探我们这些奇怪的外国人，并且会边走边说：‘天哪！看他们的脚有多大！天哪！他们的鼻子也够大的！’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整天。他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听得懂中国话。”

待在清江浦要轻松得多。1924年12月，小爱华（Lemuel Nelson Bell, Jr.）的降生也成为钟家不再去牯岭的重要原因。曾为钟家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而摇头叹息的佣人们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 ——钟爱华医生终于有了一个男孩。强壮的小爱华“充满活力，是所有人的最爱”。

1925年夏天，休斯顿单元正式启用。医院邀请了江北教区的同工来主持一年一度的清江浦宣教大会。大会于当年10月上旬举行，当时小爱华刚10个月大。

钟家接待了一批客人，钟爱华夫妇还是像往常一样忙碌，一样兴致高涨，甚至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小宝贝感染上了阿米巴痢疾（Amoebic Dysentery）。小爱华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埃丝特尔（Estelle Hamilton）回忆说：“我看到爱华和弗吉尼娅从楼上下来，走来到客厅，坐到钢琴前，开始唱《天上的门永不关闭》（Where the Gates Swing Outward Never）。虽然当时孩子身患重病，但他们歌唱时好像是在庆祝什么欢欣鼓舞的事情。这对夫妻对上帝的信心和充满喜乐的生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了，刚好清江浦有不少员工要外出办事，整个宣教站好像突然空了一样。钟爱华和弗吉尼娅悉心照顾小爱华，一直到1925年10月23日，也就是孩子患病后的第18天。“看起来好像就要度过难关了，”钟爱华五天后写道：“但那幼小的心脏已经不能承受持续高烧带来的压力，最终只能放弃。我和弗吉尼娅都意识到他要离开我们了，我们陪伴他走终点。他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可爱，脸上充满平安，没有挣扎、没有痛苦，安静地离开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

小爱华

给小爱华洗澡，坐在旁边的是罗莎和路得。

清江浦小爱华的墓碑

钟爱华夫妇将小爱华安置好，之后弗吉尼娅径直赶到塔尔博特家中。罗莎和路得当时正在那里上课。弗吉尼娅要亲口告诉两个女儿弟弟离去的消息。“爸爸和妈妈都很镇静，”罗莎和路得回忆道，“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几乎心碎了，但你却感觉不到彻底的绝望和悲伤。”钟爱华看着哀伤的女儿们，想到这真是“可以将我们最大的盼望带给她们的时刻”。“若不是因为这盼望，我们本不会来中国”。

医院的木匠为小爱华做了一个小棺材，有人在棺材里铺上买来的白色丝绸。当天下午，许多宣教士和中国人都来到宣教站北墙外的公墓。他们开始一起唱《万福之源歌》（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罗莎和路得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哭泣的情景。“虽然大家都很悲伤，但都有一个确信：小爱华已经安全躺在耶稣的怀中。将来某天，我们还会再见到他。”

第二天清晨，钟爱华还是像往常一样在书桌前独自与天父交谈。几天后，他记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意念：“他的离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痛，我们感到双臂无力。但是，哦，我们还有喜乐，因为确信他现在已经安全。小爱华的死让我们离天父更近，更新了我们对天堂的盼望，带给我们随之而来的喜乐。小爱华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我们确信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他要将他带走。我们没有遗憾，所有的治疗都已经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我们已经做了所有可能的一切。”

钟爱华翻开圣经，开始读《创世记》。读到雅各在雅博渡口与陌生人摔跤，后来他知道自己是在与上帝摔跤。之后他接受了从上帝来的祝福，成为一个新人。但雅各也付上了代价：上帝“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创32:25），所以当雅各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了跛子[15]。

钟爱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雅各第二天往前走的时候脚已经跛了。他之所以成了跛子，是因为上帝大能的手触到了他。我们经历的伤痛正让我们成为心理上的‘跛子’。那是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和恩惠，用他的手触动了我们，给我们祝福，让我们知道他的同在。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他爱的痕迹。”

小爱华的离世给钟爱华夫妇带来平安和对上帝同在的全新体验。而他们很快就会经受另一场试炼。

[15]“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创32:32）几年前，林嘉美医生告诉钟爱华，古时候中国人称犹太人为“挑筋回”（因犹太人为纪念雅各，不食用牛羊肉的蹄筋）。

第13章

大撤退1927

钟爱华讲了一个发生在宣教医疗学校教授和军阀之间的有趣故事。

“有一天，教授向他的军阀朋友提到，学校上解剖课需要更多尸体。于是将军答应他，会将更多死刑犯人尸体给他送去。军阀常常会处决罪犯，所以教授也就常能收到他派人送来的尸体。教授非常高兴军阀能给他这么大的帮助，但是，送来的尸体经常由于残缺太严重而不能使用。于是教授让他的中国秘书给军阀写了一封感谢信，同时客气地问他，是否可以为了科学研究的缘故，让执行死刑的人保持适当的克制，从而保证尸体的完整。将军的回信显出了真朋友本色。他在信中说： ‘尊敬的先生：您尊贵的信我已经收到了。兄弟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并对之前的帮助深表歉意。为了将来提供的东西完全符合您的需求，我将直接把活着的死刑犯人遣送到您那里，请按您的需求任意处置。’

”军阀混战的残酷闹剧继续上演。士兵会因为敌方出价高而突然调转枪头，所以充斥在战场上的更多是噪音而不是暴力。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农民：由于地方当权者频繁更替，当地农民需要每年缴两三次税。除此之外，农民也常成为士兵或土匪手中的猎物，或是被抓去做苦力。1925年，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最终改变整个局势的新角色：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南方若隐若现地发挥作用，牵制国民党。那时毛泽东还未上台，共产党希望实现苏联式的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实际领导人，并希望利用共产党来统一中国。蒋介石本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当时也还不是基督徒，却是苏联的盟友。1925年5月，国共两党合作发起了一场推翻名存实亡的北京政权的运动。当年7月，双方在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

新的革命运动是排外且反基督教的。基督徒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而这些外国势力的最终目的，是要榨取中国的财富，强制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且要把德国归还中国的权利转交给日本。

当国共两党在南方展开合作、巩固统治区域的时候，北方的各路军阀也在互相联合，为争夺领地开战。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革命大潮席卷全国。

地处大运河战略要地的清江浦很快卷入了内战的漩涡之中：一场持续了七天的战斗打响了。

共有六万人投入这场战役。张作霖领导下的北方军阀联军从上海退到徐州府的铁路中心，即清江浦以北几百英里的地方。而吴佩孚领导下的东部和中部军阀联军，北上行至大运河。张作霖摆出了防御反击的阵势。在小爱华离世后第10天，双方在清江浦迎头相对。

在城北15英里处，双方爆发了第一场小规模冲突。随后吴佩孚的军队回退防御，驻扎在城东盐河沿岸距医院2.5英里的地方。成百的处于惊恐中的农民涌入医院大院。11月1日星期日晚上，“炮声、机枪声、步枪声不绝于耳”，除偶有暂停外，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两天中一直持续。到星期三，一方发起全面进攻，试图占领清江浦，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场洗劫。军队“将盐河截为两段”，钟爱华写道，“而且距离如此之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士兵被子弹击中后大叫倒地的情景。一块弹片飞到我们家的后院，离我只有200码”。

钟爱华非常兴奋，弗吉尼娅也没有恐惧。钟爱华写道：“我可以完全发自心底地说，我们没有害怕。我们明白上帝要我们待在这里。我们在亲眼见证着《诗篇》99篇中的应许，感受到上帝的保护真是无比奇妙。”钟爱华在几分钟内看到八块弹片。“对那些死去的和受伤的人，我们心中只有怜悯哀叹，却没有个人的恐惧。”小爱华死后内心深处的平安依然存留，而两个女儿也和父母一样镇定。

星期四晚上，张作霖率军转移到侧翼，并在第二天早上从南边开始攻城。他使用了大炮，但效果并不怎么明显：运河上的几艘船被打沉，一些房屋被毁，有些弹片落在塔尔博特家的屋顶，一颗打偏的子弹打碎了女校的玻璃窗。他的步兵行进到了城墙下，但中午时分又被击退。星期六的进攻更加猛烈，但同样毫无结果。最终，张作霖开始向北方撤退。战场上留下了几百具尸体、大量受伤的士兵和不幸被卷入战火的农民。

医院接纳了大约一百名重伤员。钟爱华对他们进行手术治疗：截肢、修复、缝合刺刀伤口、取出子弹或弹片……治疗腹部的伤势是最复杂的，因为金属弹片会导致长蛔虫。很快，受轻伤的伤员也来到医院求救治。因为城里的战地“医院”除了给伤口缠纱布外什么都做不了，对伤口感染也无能为力。那里的“外科医生”是宣教站孤儿院之前的编织工。

医院满是伤员。大量的难民和伤员都是“极佳的布道对象……他们对医院日常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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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国政治局势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自南方开始，散播到全国各地。内地会的一位宣教士写道：“（我们）被服侍的对象误解，喝下羞耻、屈辱、责备、忘恩负义的苦杯。被大多数人鄙视，被一些人憎恨。我们分享基督的苦难，学习胜过怨恨的功课。”清江浦仍旧充满恩典：那里还没有太多政党煽动起来的排外情绪，仁慈医院的床位是满的，新的图书室和基督教材料也投入使用，病人对福音的回应比任何时候都积极。

1926年冬天，清江浦地区遭遇大面积白喉感染。钟爱华给德克萨斯的本杰明·克莱顿发电报求救。克莱顿慷慨捐献了大笔资金用于购买抗毒素。疾病的主要感染人群是当地最贫穷的阶层，拿不出任何医药费。克莱顿的捐款很快用完了，钟爱华向北京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一家政府机构发出援助请求。医院分发了八百万单位的抗毒素，拯救了几百条生命。

数年一遇的多雨夏季彻底毁灭了豆类作物的丰收。大雨引发的洪水也影响了小麦的种植，下一年的饥荒不可避免。土匪变得更加冷酷无情：不再只是割耳朵，而是将未付赎金的人质立即杀害，甚至将已经付了赎金的人质杀害。

1926年7月，国共两党联合从南方向北方进军，并于当年10月攻打至关键的长江上游地区。革命军赢得一场又一场战斗，占领全中国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1927年3月10日，连接清江浦与上海、南京的水陆和陆路交通均被切断。钟爱华的办公室里有一台收音机。每当他戴上耳机，打开开关，忍受杂音旋转调台钮的时候，宣教士们就可以获得来自上海的最新消息。

广播里传来的总是坏消息。3月24日，南京陷落，包括宣教士在内的外国人被杀害。身为美南长老会宣教士后代的美国领事和副领事设法营救了很多外国人。年事已高的赛兆祥、他的女儿赛珍珠和她做农业教师的丈夫，在危机时刻被中国佣人藏在农家小屋里。一位美南长老会的医生，极不情愿地被忠实的中国同事推入煤仓中藏起来，出来时虽然一身黑，却躲过一劫。

钟爱华旋转着调台钮，听到上海在洗劫和屠杀中陷落的消息。由于英国派了几个旅的军队，所以公共租界保存完好。

清江浦一片平静。钟爱华当时的感觉和几年后危机再次来临时的感觉一样：“我们只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如果靠所看见的而活，我们早就乘第一艘船回家了。但因为靠信心而活，上帝就用平安和喜乐大大地祝福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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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千英里外的美国，钟爱华的母亲通过报纸获得了比钟爱华更全面的消息，因为记者会在报纸上传递更为详尽的信息。

钟爱华的母亲一边看着新闻一边为儿子祷告。她意识到儿子和所有同工都处在越来越危险的境地中。南方军队正准备向北进发，沿铁路线向西行进并沿大运河北上。她敏锐地意识到钟爱华并没有察觉到这危险，同时也明白儿子会自动忽视领事馆发出的所有要求撤离的号召，继续留在自己深爱的医院。她知道儿子对领事的印象：一些胆怯的人试图将本国公民从想象的危险中营救出来。除非是钟爱华自己信任的人劝他撤离，他才会认真考虑。回想所有的可能性，钟爱华母亲觉得能给他有力警告的只有克尔·泰勒一人。克尔曾经在泰州停留，后来乘美国军舰撤退至上海。

钟夫人怀着迫切而又信靠的心开始祷告。

韦恩斯伯勒和上海之间有12小时的时差，就在钟夫人祷告的同一时刻，美国驻上海的副领事正在度过1927年3月29日的繁忙早晨。英国和美国的驻北京大使向中国内地宣教士发出撤退令。副领事决定列出已经撤退至上海的宣教士，让他们通知自己还留在内地的同工。

在韦恩斯伯勒，钟夫人已经祷告至将近午夜。而在清江浦，时值正午。钟爱华来到医院办公室，戴上耳机，开始收听午间新闻。

在干扰声中，他听到播音员的声音： “我要向驻清江浦的美南长老会宣教士们宣读一条重要消息：‘你们必须立即撤离。请取道北部海州和青岛。一艘美国驱逐舰在镇江等候。从扬州撤离的安全性无法估计。请通知淮安、宿迁、徐州府和海州的宣教士。签字： 克尔·泰勒。’”

就像钟爱华后来回忆的，这一时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时刻”。而对于爱华母亲而言，这同样是戏剧性的一刻。几周后，当她读到儿子的信并核查了时间后，发现就在她祷告的时候，在10000英里以外的中国，上帝即时应答了她的祷告。

但只是克尔·泰勒的劝告还不足以挪动清江浦的宣教士们。他们想要留下。他们觉得自己应该留下。不过他们还是尽职尽责地将泰勒的信息传递到其他宣教站。索菲婶婶雇了一位特别的信使，去将警告传递给儿子小雅各一家和盐城的美南长老会同工。这一切办妥之后，他们都恢复了常态，静观事态发展。

后来的消息有来自驻青岛领事的，也有来自美国大使本人的，所有消息“都坚持要我们离开”。而最终迫使众人选择离开的决定性因素，是考虑到当得胜的革命军进城的时候，宣教士的出现会给当地的中国基督徒带来危险。

宣教士们并不着急，他们不是逃跑，而是撤退。他们花了六天的时间安排医院的工作，并就高牧师和他令人尊敬的父亲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建议。这位医院的传道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朋友们了。弗吉尼娅和钟爱华将一些贵重物品放置在阁楼。他们在收拾东西时，不停被来访者打断，人们对于“爱华”医生和家人的离开表达了无尽的哀伤和不舍。来访者包括教会会友、曾经的病人、商店店主、商贩、律师，甚至是和教会或医院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他们乘黄包车专门来到十里街，向钟医生表达期盼他尽快返回的渴望。

4月5日一早，罗莎和路得跟随着父母和所有宣教士叔叔、阿姨们登上了一条驶往海州的小船。大家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思索着清江浦会遭遇怎样的噩梦。失去双耳的老兵马二坚持要护送大家一程。在海州，他们转乘了一条小型日本蒸汽船，和船上的八百多名劳工一起前往青岛。在青岛的德国式海边度假村，他们与来自北方各宣教站的朋友们相会。只有小雅各和盐城的宣教士没有到。领事最后派了一艘炮艇北上寻找他们，当他们狼狈不堪地乘船抵达时，人们才知道所有的陆路交通都被战场和战败的北方士兵封堵。

没有人知道即将控制整个中国的国共联盟是否会允许宣教士返回内地。爱华一家又从青岛辗转至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回国度假的时间还没有到，但弗吉尼娅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身孕。对他们而言，最合理的安排是回国准备生产，可能的话四个月后回来；若回不来，就在美国继续休假。

“我们灰心吗？”钟爱华于1927年在“塔夫脱号”（President Taft）上写道：“不！上帝正使用这次宣教士的撤退和中国教会的遭遇，洁净并刚强他的教会……他只会允许试炼进行到洁净教会的程度。”钟爱华对于上帝主权和供给的信心使得他在22年后，在更大规模、时间更长的撤退中拥有同样的确信。

钟爱华一家后来返回清江浦时，雷·沃梅尔多夫的看门人告诉他们：“革命军到达时你们都会没事。在他们到达的前三天，如果你们没被杀掉，之后你们就都没事了！”

手术中：钟医生、钱医生和负责麻醉的李如兰（Cassie Lee Oliver）小姐。

医院医治过人能想象到的所有疾病，从肿瘤到战争创伤。

第三部分

战火纷飞

1928～ 1941

第14章

欢喜归来

高牧师正在给钟爱华医生写信，柔软的毛笔重重地落在纸面上，每一笔都饱含了一声恳切的祷告。

“亲爱的钟医生，”他写道：“我们已经有六个月没有见面。在这六个月中，我不断地想起您和您的家人，盼望着再次见到您。我在脑海中仿佛可以跟您交谈，听到您唱赞美诗的声音。请回来吧！我希望您尽早回来。”

因为军队的到来，清江浦处于一片恐慌之中。高牧师受到了迫害，医院大院遭受了九次洗劫——X光机被毁坏，男校和女校也都被洗劫。在钟爱华的家第一次被抄之后，朋友和佣人们将主要家具放到了安全的地方，并将通往阁楼的入口用水泥抹住，又用杂物将楼梯隐藏起来，以保护阁楼中的贵重物品。之后来抄家的人非常疑惑，因为从外面看起来，房子还有顶层，里面却找不到。给钟爱华看门的老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做出很“无辜”的样子，摇着头说：“我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什么阁楼。”

老人将乱扔在地上的球形门拉手收拾起来；当地的铜匠在看到刻有钟爱华名字的火炉后也将它收好，等着主人回来认领。有些士兵被安置在钟爱华家里，因为一部分营房被老百姓烧毁了。

即便是最狂暴的国民党官兵，也对曹医生敬重三分。医院没有再遭受更大程度的破坏，已经达到了可以正常运营的状态。但普通病人还不能来医院看病，因为所有床位都被征用来供受伤的士兵使用。条件稍有好转之后，曹医生和钱医生开始接待门诊病人，并逐渐开始接收住院病人。与很多宣教医院宣教士撤离后的状况截然不同，曹医生和钱医生依然一丝不苟地管理着医院的财务。清江浦教会正常的礼拜从未间断，虽然参加礼拜的人数一度大幅下降，牧师有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但很快会众人数就有了增长，高牧师的收入甚至还有所增加。

从1927年到1928年，中国各地战火不断，西方国家依然禁止本国公民进入中国内地。在美国，钟爱华一家住在韦恩斯伯勒，并于1927年6月迎来了小女儿钟尼娅（Virginia Bell）的降生。他们给她起小名叫“玛米”，即“妹妹”的意思。

两岁半的钟尼娅

钟氏一家在休斯顿住了半年。在那里，钟爱华作为带职副牧师侍奉第一长老教会。这也使得休斯顿和清江浦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休斯顿，钟爱华因为面向商务人士的午间演讲而名声大振。他会仔细准备每次演讲，但每次演讲看上去都像是即兴的。就像本杰明·克莱顿所说：“他走上讲台，就开始讲。”美南长老会表示愿意按立钟爱华为牧师，但钟爱华依然确信自己的呼召是做一个“将生命全然交托给耶稣的平信徒”，“身为一名外科医生，身上背负着牧师无法实现的见证”。钟爱华每周也会花一天时间在赫尔曼医院（Herman Hospital）工作，获取更多的医疗经验。

在等待中国再次打开国门的同时，钟氏一家也在西弗吉尼亚的霍尔登（Holden）住了四个月。那里的外科主治医师去了欧洲，钟爱华在这期间负责外科工作。“那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工作。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也证明宣教医院的经验可以在回国之后发挥更大的作用。”钟爱华写道。

1928年秋天，中国终于向外打开了大门。钟爱华一家，在韦恩斯伯勒短暂休假后，于11月上旬回到休斯顿参加周末的礼拜，之后就要重新驶向太平洋的对岸。“感觉好像整个教会都要上来和我们说话，给我们东西……好像总嫌给我们的还不够多。”教会为仁慈医院订了一台新X光机，本杰明·克莱顿又给钟爱华奉献了一大笔资金。钟爱华一家被安置在酒店最好的房间，离开时带走的是各样的祝福和丰富的爱。临走时，18个月大的玛米正患感冒，路得也有轻微流感症状，但二人都在船上完全康复。玛米将枕头扔到太平洋里，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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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医院的传道人，年迈的高长老，即将迎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床边围满了他的儿孙后代，都是在他的影响和教导下归向基督的人。

他已经知道钟爱华一家正在回中国的路上。“还有一个祷告没有得到应答，”高长老低声说：“我是真想再见他们一面啊。”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他喃喃说道：“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过段时间我们再见吧。”然后他向身为牧师的长子作最后的交代：“要一直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传道，永远不要有一点点的偏离。”说完后，高长老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

几周后，在清江浦南部高家的农田里，马二将帽子戴好，遮住耳朵位置的伤痕，将藏在墙缝里平日积攒下来的钱抠出来，拿出到运河乘船和渡过长江所需的路费，然后直奔城里。钟爱华一家已经抵达上海，马二决心要做第一个迎接他们来清江浦的人。

艾迪生·塔尔博特，小雅各一家，还有其他一些宣教士都一直住在上海。中国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之后，他们立即返回原驻地，开始宣教工作。塔尔博特从一位农民口中获知“爱华医生”已经抵达中国。于是他们这一大队人从上海乘特快列车赶到镇江，携带的物品包括22箱食品和日用品，以及一辆新的奥斯汀宝贝。在镇江他们遇到了雷·沃梅尔多夫，和一同前来的钟爱华以前的佣人杨二。“令我们吃惊的是，没有耳朵的那个孩子，马二，也在其中。”这一行人包括蒙哥马利一家，沃梅尔多夫一家，当初从上海开始跟随钟家的王奶奶，以及已经从美国返回的护士长李如兰（Cassie Lee Oliver）。

大运河水位太低，交通因此停滞。钟爱华给医院发了电报，要他们在当地租一辆大客车（带木质座椅的福特卡车）到清江浦以南80英里处的高邮会面。汽艇也停滞了六个小时，所以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在蒙蒙细雨中抵达高邮。一个医院的男孩“来到船上，见到我们兴奋异常”。除了钟爱华一家，所有人都上了大客车。15个船工将奥斯汀抬下汽艇，又抬上长长的石头台阶。钟爱华一家挤入一辆小汽车，弗吉尼娅和小女儿坐在前面，路得和罗莎坐在后面，钟爱华驾驶。运河岸边的道路只有四英尺宽，直到驶入“汽车路”后，才能加速到20英里/小时，跟在大客车后面。但大客车不幸卡在一座桥上不能前行，所以大队人马只好在一家中国客栈过了一晚。他们把报纸粘贴在墙上，防止沉积了多年的灰尘落在床上。一顿热腾腾的中式晚餐帮助大家恢复了些体力。

钟爱华一行在1928年12月的一个下午抵达淮安。蒙哥马利和沃梅尔多夫两家随即从那里离开。钟爱华讲述道：“我们回到清江浦，在离城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见到一些医院的男生。他们前一天就在那里等我们到天黑。当我们到达城外街道路口的时候，一大群人带着长长的鞭炮迎接我们。我们下车，和他们讲了些话，然后缓慢驶向医院。医院大院的前门和院子里挤满了等着见我们的人，当然鞭炮声也更响了。我们再次下车，向大家讲话。之后走过大院到达我们的房子，一路上所有人都陪伴着，鞭炮声不断，有些鞭炮是从医院窗户里伸出来的。在高邮见到的男孩告诉我们，房子已经打扫干净，可以立即进去居住。在那小客栈呆过一晚后，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任何地方住了。

“我们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欢迎。人们是如此真诚地欢迎我们回来。这对我实在是个惊喜。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他们是如此真心欢迎我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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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抵达的第二天，木工、石匠、粉刷匠、裱糊工就开始了工作。在弗吉尼娅的领导下，三周的辛苦工作使得房子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所有的家具同时被翻新了一遍。”

全家人很快恢复到之前在中国的生活状态。每一天都忙碌而激动人心，并且充满欢笑。罗莎回忆某个晚上，她和妹妹路得已经上床，当时房子处于装修状态，一片凌乱，窗帘也没有挂起来。

“父亲穿着睡衣来到我们的房间，对母亲说：‘给她们盖好，我们去睡吧。’‘不着急’，母亲回应道。当时她正在给我们朗读《亚瑟王》（King Arthur）和《圆桌骑士》（Round Table）。父亲从床边拿起一根窗帘杆，像持剑一般握着，假装他就是一名圆桌骑士。母亲拿起一只拖鞋向他扔去，父亲机灵地一闪，拖鞋飞出了窗户，随后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所有佣人都被惊醒，要跑上楼来看个究竟。父亲在窗口大声说：‘没事，回去睡吧。’第二天，佣人的脸上都有忍俊不禁的笑容。”

虽然大环境已经有了好转，以前土匪成群在街头游荡的景象也已经消失不见，但是钟爱华一家很快就意识到生活还没有根本的改变。“上周一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距离很近的枪声，而且是连续几枪。晚饭后，我出去搞清楚了事情的始末：一些土匪试图在医院大门附近绑架当地一个上了年岁的粮仓主。老人滑倒了，他们就向他开枪，但却误伤了自己人。于是土匪试图带走自己受伤的兄弟，可是那位兄弟已经不能走路。所以他们决定杀人灭口，就向兄弟的脑袋开了枪，然后集体逃走了。我们常说，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以后写出的故事肯定要远超过我们读过的西部传说。”

几周后，路得和塔尔博特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在一棵树下面发现了一个球形物体。路得最初以为那是中国人用的秤上的东西，可是上面又有一个很奇怪的金属片，被一个别针一样的东西卡住。路得用绳将这东西挂在树上，作为小动物的墓地的标志。塔尔博特的看门人到院子里接孩子的时候看到树上的东西，大惊失色。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他立即认出那挂在树上的东西是一颗手榴弹，而且随时有可能从树上掉下来爆炸。这颗手榴弹是他在1927年大撤退时藏起来的。他立即将手榴弹扔到湖里。钟爱华对于路得能躲过这一劫心存感激。他们还记得1925年的一次事故：一个士兵用一颗手榴弹换了一些糖，而卖糖的小商贩后来在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情况下拔起了别针。商贩当场被炸死，旁边买糖的两个小朋友受重伤，其中一个由于伤势过重而死亡。

钟爱华描述回到中国后经历的三个阶段：“先是见到老朋友的喜悦和兴奋，然后是由于各种沉重的问题而引发的忧郁和压抑，最后又回到正常生活状态。”可在1928年的特殊背景下，生活已经不可能像以前一样正常。清江浦所有的严重疾病都等待着这位美国医生回来救治；同时由于内战，医院正常工作遭受的破坏也需要有人重新组织和安排。就连钟爱华的奥斯汀宝贝也要在里面添乱。在一次钟爱华去淮安时，车子的化油器发生故障，返回时只能被人推回去，他只能乘黄包车。当时一个人在黄包车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钟医生极少坐黄包车，而这也激发了车夫的动力。“整个10英里的路程他们一路小跑，没有任何减速。”车夫只用了1小时18分就跑完了全程，相当于7.8英里/小时。路得还记得车夫小腿上大块结实的肌肉。

新上任的地方法官（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基督徒）在城里宴请钟爱华，请求钟医生恢复每周的监狱探访。1929年12月30日，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天，钟爱华又来到了监狱。“当然又受到老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我看到有些人因为没有衣服而颤栗。有一个人甚至连条裤子也没有。今天早上，我进城买了三套棉服，下午去带去监狱。我需要亲自给他，不然的话衣服到不了他手上。”爱华看到东城门上挂着的一颗死刑犯的人头，看到头上的绷带，认出他曾经帮助过他的身体和灵魂，心里有了不少安慰。

不管怎么说，钟爱华全家都非常高兴可以返回清江浦。“我非常非常爱中国，”路得在写给祖父的信里说。1929年3月，钟爱华说：“生命中没有比这更为确定的事：上帝在这个时候将我带回中国……前方的道路他已经为我们打开，人们如此愿意听福音。”

在十里街，一种特殊的疾病正在悄悄侵入。商贩、劳工、骡子，都成为受害者。一个新的时期就要到来，仁慈医院的名声要传遍大江南北。

第15章

黑热病

黑热病是一种热带疾病，病因是由于血液内的寄生虫引起原生动物感染，导致腹气膨胀，直到充满整个左腹部。如果没有有效治疗，黑热病可致人死亡。江苏北部是全球黑热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每年有几千人患此病，而且通常是在经济条件最差的人群中。

发病晚期总是伴有严重的贫血以及其他并发症，如鼻血、牙龈出血、痢疾、脓肿、支气管炎和肺炎等。早在1898年，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和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就已经发现了疟疾的病菌携带者是按蚊。而黑热病的病菌携带者沙蝇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被发现，部分研究归功于清江浦仁慈医院。

从1915年开始，锑被用于治疗黑热病，并且在印度和中国都取得一定效果。但治疗之后，必须跟进为期2~3个月过程异常复杂的化验。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印度医生和中国医生研究，化验过程大大简化。但直到德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含锑的新药“葡酸锑钠”（Stibosan），黑热病治疗才有了突破性进展。“葡酸锑钠”和后来的“新葡酸锑钠”都是通过静脉注射，每周三次。只要不是处于黑热病晚期，病人三周内即可痊愈。

在钟爱华医生的指导下，曹医生从1927年大撤退之前就开始在仁慈医院使用葡酸锑钠。葡酸锑钠价格昂贵，但疗效显著。钟爱华1928年回到清江浦之后，给远在美国的林嘉美医生的信中写道：“黑热病已经把这里搞得人心惶惶。有的地方整个村子都感染了。”他惊讶地看到有大量患者愿意支付高昂的医药费用来接受治疗，但同时也看到成千上万的付不起费用的患者。

钟爱华给本杰明·克莱顿写了信。就在信件横渡太平洋抵达休斯顿的四五周内，清江浦又有成百上千人死于黑热病。

1929年2月3日，星期日，清江浦当地的中国银行经理乘黄包车抵达钟爱华的住处，专程将一张支票亲自交到钟爱华手中。克莱顿在读到钟爱华的信后立即电汇了1000美元。

除了治疗黑热病，钟爱华还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手术和治疗其他疾病。穷人在仁慈医院看病只需按自己的收入支付象征性的费用。钟爱华收到奉献后一般不会表达礼节性的感谢，但他给克莱顿回复了详细的费用使用情况。但没有想到的是，“克莱顿又汇来2500美元，问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笔钱来治疗黑热病”。很明显，克莱顿想满足当地治疗黑热病的所有需求。钟爱华毫无疑问是需要这笔钱的。他在3月19日星期二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昨天，我去了黑热病发病集中的地区。他们告诉我，那里几乎每家都有一个或多个病人。我们随便去到一家，或在大街上就可以找到黑热病患者。病人看起来都很疲乏、无精打采，一副病泱泱的样子。几乎只需要看一眼外表，就知道这人是不是得了黑热病。”

钟爱华在那个周末非常忙碌。他先去医院治疗病人，然后去监狱讲道。回到家后他发现有人在等他，请他去淮安治疗一个患白喉的孩子。午饭后他开车去了淮安。“见到患病的孩子和蒙哥马利的孩子，他们都有点感冒。之后我去了另一个村子，下午4：15到达。他们为我布道准备了一个屋子，并且借了很多椅子。虽然看起来地方简陋，但比在大街上布道强多了，而且屋子里挤满了人。人们非常安静，注意力特别集中。我希望这样的聚会还可以继续。有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住在离那里一英里以外的地方。他非常热心于参加这样的聚会，说每天下午都会来。希望那里的事工进展顺利。我们还没往里投一分钱，但希望一切都可以按计划进行。

“我5点回到家，赶上带领宣教士的礼拜。那天晚上，我收到一封信，是在医院工作过的一位护士寄来的。他住在离清江浦大约37英里的地方，安东城的北边。信里说他病得很厉害，求我去看他。他在医院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我昨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去看他。到了之后，才发现他染上了黑热病，而且一边的肺已经患了结核。见到我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哭了。我本来想驾车带他回医院，但觉得他已经不能承受旅途奔波之苦。我告诉那里的人，如果过几天他好起来，用床把他抬到仁慈医院来。回到家时已经12：45，刚好赶上午饭。从这里到安东的路（20英里）很好走，只需要55分钟。这在中国已经算快了。

“一整个早上都在做手术，现在午饭前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邀请了一些官员和领导共进晚餐。我要在清江浦最好的中国餐馆宴请他们，希望取得好的效果。地方法官曾先生（音译）、商会领袖、警察局长、公交局长和官方学校校长，等等，都在我邀请之列。他们对我一直都很友善，我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

黑热病诊所发展得很快，病人得医治的消息在当地不断传播。1929年4月是仁慈医院历史上接待病人最多的月份。但钟爱华自己并不能将所有时间都投入黑热病的治疗。他的主要职责是外科，而外科需要诊治的病人已经够多。他既要帮助脚部中弹的土匪，又要帮助商会的官员做大腿部位的手术。这位官员装在衣服里用于自卫的自动手枪走火，一颗子弹射入大腿，另一颗射中路边的乞丐，而这乞丐也被送到医院来诊治。一个周日的晚上，正在和医院护士一起读经的钟爱华突然接到急诊，需要为一个患白喉的孩子立即执行气管切开手术。钟爱华那时每天要动15个手术。

1929年，钟爱华切除了一个重达94磅的腹部肿瘤（卵巢囊肿）。肿瘤切除后，患者本人的体重只剩下90磅。她来的时候是两个人架着来的。因为已经习惯了之前的重量，病人手术后一时连走路都无法保持平衡，总会向后摔倒。

腹部肿瘤

而在处理所有这些工作的同时，钟爱华还要设法管理并组织好“数量不断增加的涌入医院的黑热病病人”。中国同事和美国同事都从来不会觉得钟爱华会为任何事情忧虑，但他本人在1929年5月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对事情的担忧，而事实上上帝已经为我处理好了这些事。”

床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原来的学校现在成了病房。因为美南长老会没有达到新政府提出的办学条件，男校已经被迫关闭。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后来让钟爱华卷入了他宣教生涯中最艰难的论战之中。但现在，新政策的结果仅仅是让医院有了更多空间。医院的另一项需求就是员工。钟爱华已经发电报给在美国的林嘉美医生：“前所未有的大量人群，畅通无阻的机会。过来吧！”林嘉美因身体原因1926年回美国，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收到电报后，他回复钟爱华说当年就会回去。

1933年8月，民间骚乱之后的第二天，受伤的人躺在医院大院里。

钟爱华正在考虑一个前所未有的计划：为什么不能让刚刚拿到行医执照的基督徒医生过来，让他们在暂不委身于长期宣教的情况下到清江浦实习？钟爱华来选择合适的人选，美南长老会审核批准，本杰明·克莱顿提供经济支持。钟爱华给克莱顿写信，坦率地分享了他的想法，克莱顿毫不犹豫就答应了。随后爱华给已经看中的实习医生候选人诺曼·帕特森（Norman Patterson）发了电报。诺曼的父母和兄弟都是美南长老会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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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至6月的工作统计数据：门诊接诊病人13545人，入住院病人736人，住院病人手术362例，门诊手术239例。”

医院的快速发展使得钟爱华夫妇不想再踏上艰难的旅程去牯岭度假。钟爱华发现旅行省下来的钱够他在院子里建一个游泳池。

1924年兴建休斯顿单元时，后院里已经挖了一口深井。由于没有排水系统，游泳池必须建在高于地面的位置。将游泳池加满水需要四个人六个小时的工作量。游泳池基本按照美国标准建造，里面的水足够孩子跳水和成人游泳之用。他们每周换一次水，换下的水由弗吉尼娅用来浇花、种菜和种水果。“游泳池是炎热夏季中的乐园，”钟爱华7月写道： “当天气炎热人又疲乏的时候，到水中游一圈让你感觉立即成了一个新人。而孩子们基本就生活在水里。”

路得当时九岁，已经可以写信。她的字迹工整，拼写无误，只是偶尔会有标点错误。在10月22日写给祖父的信中，她说：“整个夏天，游泳池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乐。我学会了跳水、漂浮、游泳和水中翻筋斗，和所有鸭子可以做的动作。”

这可能是现存的路得写的最早的一封信。她在信中继续东拉西扯地写道：“我们现在拥有所见过的最好看的布娃娃房子。我们还有很多宠物，医院有很多鸟，我们和它们玩。有人给我们两只鸭子，一只给我，一只给了姐姐……中国人的旧习惯没有改变，女人还是会抽烟，男人还是赌博、玩牌、喝酒，做所有其他我们不做的事情。”

在工整地陈述了这些之后，她又写了一段关于祖父在韦恩斯伯勒的新房子。信的收尾略带有批评的意味：“罗莎说她想写的时候会写信，她现在懒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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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医生诺曼·帕特森是清江浦的第一位实习医生。他和林嘉美夫妇一同于9月初到达中国，而且他后来就住在林嘉美医生家里。诺曼（孩子们叫他“医生叔叔”）是布朗·帕特森（Brown Patterson）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内科医生。帕特森夫妇都来自钟爱华的家乡，并且在距清江浦以北70英里大运河畔的宿迁开辟了美南长老会的事工。“我非常高兴儿子可以与你和林医生在清江浦度过一年的时间，”布朗·帕特森在写给钟爱华的信中说：“我想不出这一年有任何更适合他去实习的地方。”

只过了几天，钟爱华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诺曼：“身体很棒。非常友善，精力充沛，幽默感十足。受过良好的训练，做事有效率。他的汉语能力也在迅速恢复……给宣教站带来很多活力。”像钟爱华一样，诺曼既有热情又充满喜乐，甚至比钟爱华还爱搞笑，很快受到当地中国人的欢迎。

诺曼在中国长大，非常了解中国人。这种同胞式的理解和友善快乐的情绪几年后帮助他脱离了危险。当时，他用权宜之计，开车送了本来可能想绑架或杀人的土匪一程。

钟爱华本来计划每天和诺曼打一会儿网球，以免这个刚从弗吉尼亚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生感到无聊和孤单。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年轻的阿萨丽·哈勒姆（Athalie Hallum）从美国来到了淮安，不是来做宣教士，而是来当蒙哥马利的三个女儿和耶茨（Yates）的三个女儿的家庭教师。（还有钟爱华的三个女儿。当时三个宣教站的九个女孩在一起学习。其中六个女孩长大后成为宣教士。其余三个女孩：一个与她的科学家丈夫成为新墨西哥州一家教会的支柱，一个嫁给了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的基督徒教授，还有一个成为葛培理的妻子。）阿萨丽在乘船来中国时被小雅各告之：诺曼·帕特森是“王子般的年轻人”。她后来写道：“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钟爱华夫妇和帕特森医生时的情景。我抵达淮安几天后，他们一同从清江浦赶来，到蒙哥马利家共进晚餐。我当时就住在那里。听到车的响声（当时淮安还没有汽车），我抬头向窗外望去，看到一辆我所见过的最小的汽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车上竟然下来三个成年人。这辆小汽车让我感到无比惊奇。在后来的日子里，帕特森医生多次开着它来看我，而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扛着这辆车，而不是让车载他。”

诺曼在认识阿萨丽之后不久就彻底爱上了她。与1856年戴德生和玛丽亚（Maria）在宁波面临周遭反对的情形完全相反，诺曼和阿萨丽周围的宣教士前辈们都尽全力撮合这一对年轻人。钟爱华夫妇邀请阿萨丽与他们同住。“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吸引人的夫妻，”阿萨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她是那么迷人，而他又充满生气，风趣幽默的同时将生命完全献给上帝，侍奉上帝对他来说就像呼吸那么自然。他们还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对于从来没有被情侣照看过的罗莎和路得而言，一切就像童话故事一样。阿萨丽又写道：“这两个医生在一起从来不会有无聊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住在钟医生家，帕特森医生来和我们共进早餐。他坐在钟医生旁边。当时钟医生正在把盘子和煎鸡蛋分发给大家。当帕特森医生伸出手来接他的盘子时，钟医生突然将鸡蛋翻入他伸出的手中！我永远忘不了帕特森医生脸上的表情。那是唯一一次他瞬间丧失了语言能力！”

1929年，两个宣教站的宣教士和家人都聚集在钟爱华家里共度圣诞节。那是一个白色圣诞节。钟爱华那天要出诊，需要穿行雪地。但他及时回到了装饰一新的家，换了衣服，坐在装饰一新的餐桌前。“年轻小伙子们都穿上了燕尾服，”阿萨丽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钟爱华夫妇穿了晚礼服。我穿了一件红色天鹅绒外衣。我们一共有25个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当晚的餐桌上有烤‘火鸡’和栗子烧鹅。还有玉米粥、鸭肉末、英国豌豆、奶油马铃薯、西兰花、烤火腿、蔬菜沙拉、自制糖果、可可、各种坚果和水果蛋糕。晚餐后，鳏夫史蒂文斯（Stevens）先生弹起了吉他，我们一起欢唱着古老的南部歌曲。”（在当时，鸭子或鸨取代了火鸡。多年后，路得自己的孩子已经在美国上大学。哈罗德·林赛尔[Harold Lindsell]问路得当年在中国过感恩节时吃什么。“鸨。”她立即回答。“混蛋[16]？别开玩笑了。”哈罗德说。路得认真地反驳：“我没有开玩笑。我当时住在那里，吃的就是它们！”）

诺曼和阿萨丽于次年在上海结婚。婚礼当天刚好遇上暴风雨，领事和客人都因为街上的雨水而迟到。电灯也出了故障，仪式只能在烛光下举行。1931年6月12日，帕特森的第一个孩子在钟爱华家出生的那天，弗吉尼娅听到诺曼追着罗莎和路得玩闹着说：“你们要小心！我最擅长整小孩子——今天已经整了一个小孩半天了！”

在仁慈医院接受治疗的黑热病病人。仁慈医院在1940年诊治了4717例黑热病

诺曼·帕特森和阿萨丽·帕特森

[16]鸨（Bustard）和“混蛋”（Bastard）在英文中发音相似。——译注

第16章

最大的长老会医院

到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仁慈医院黑热病患者的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疾病患者数量的总和。医院安排了三队护士负责为黑热病病人注射：两队负责早上，一队负责下午。在仁慈医院大门外，新建的特殊客栈也用于接纳黑热病患者。1930年，进口葡酸锑钠的德国公司驻上海负责人赫尔·科纳兹（Herr Kornatz）告诉钟爱华，清江浦已经成为中国使用葡酸锑钠最多的地区。科纳兹本人是一名反纳粹主义者，也是一名基督徒。他数次拜访过清江浦。“他对孩子们特别好，孩子们也都很喜欢他。”他送给路得一只名叫普林茨（Prinz）的小警犬（阿尔萨斯犬）。普林茨有一身漂亮的黑毛，在中国人看来更像是一只狼。它既是天生的看门犬，又是惹人喜爱的宠物。

科纳兹利用假期对仁慈医院治疗黑热病的情况进行了拍摄，之后清江浦的名字一下子在德国流传开来。钟爱华成为世界知名的黑热病专家。他为英国专家伍德拉夫（A. W. Woodruff）撰写治疗黑热病工作标准提供了大量素材。清江浦仁慈医院诊疗的黑热病病人的数量比中国其他医院诊治总量加起来还要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黑热病治疗机构。当时，仁慈医院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长老会医院。几年之后，当医院增至380张床位时，仁慈医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长老会医院。

“获得如此大的祝福，”钟爱华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需要不断祷告。祷告我们不将心智和目标放在看得见的属世工作上。我们最需要的是使用所有机会为上帝赢得更多的灵魂。”

当时，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政府的腐败、阴谋、欺诈完全没有改变。眼前的景象使人无法抱有任何乐观的想法。曹医生曾神情低落地和钟爱华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工作、吃饭、睡觉，不要去想明天会怎么样。”

整体局势还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医院门外可能处在一片混乱和骚动中，而我们在里面却是完全的安静与和平……这就是中国，和美国完全不一样。今天看到的是骚乱和动荡，到明天就有可能完全恢复平静。”北部150英里以外的徐州府可能正在进行一场战斗，而这边清江浦却是一片安静景象。

到1930年，清江浦的守卫部队从原来的18000人减少到500人。带领这支部队的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上校。部队的一些士兵试图抢劫一个村子，但被奋起反抗的村民们砍伤。上校宣称这些村民是土匪，准备要杀掉他们。当地法官及时获知了消息，阻止了一场可能会导致一二百人死亡的屠杀。之后他来到仁慈医院查看受伤的士兵，并要求和钟爱华单独谈话。钟爱华告诉他：“这整件事背后隐藏着无法无天的卑鄙勾当。”

“我已经知道了，”法官说，“所以我才找你谈话。”他将整件事告诉了钟爱华，表示要严惩这些士兵，并征求钟爱华的意见。

钟爱华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他（法官）拉着我的手，眼中充满了泪水。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番很有意义的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谈话。”

那边成群的土匪已经离开，但这边曹医生的岳父却遭绑架，几周都没有被释放。钟氏一家不知道一夜之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就在当地法官宴请林嘉美、钟爱华以及其他一些当地教育官员的时候，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突然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土匪们会阻挡交通，或在运河劫持汽艇。有一次，钟爱华送法官去阻止一场即将爆发的战斗：当地驻扎的政府部队和来顶替他们的部队正剑拔弩张地准备开战。而就像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一样，法官仍然扮演着调停的角色。那天法官及时赶到，避免了一场血战。

1930年6月，钟爱华携家人沿大运河南下，前往上海参加宣教士会议，顺便在那里短暂休假。“那是我们经历过最快的一次旅程。所有的汽艇都配备了军人护航（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船到夜晚还是会停泊。我们不害怕被劫持，虽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但听到枪响，就立即趴在地上。路得反而盼望可以被劫持，有一番冒险经历……船上到处是虫子、跳蚤、蚊子和老鼠。那一晚过得很惨，特别是路得，比所有人遭受了更多的叮咬。”他们到达上海后，才知道美国领事已经向江苏北部的所有美国人发函，要求立即撤离。但是大家都不为所动，恐惧的气氛很快就过去了。

在钟爱华眼中，美国总领事撤得有点太快。有一年圣诞节期间，清江浦和附近地区一片和平，而令人惊奇的是，领事的电报却催促所有人立即撤离到沿海地区。“中国真的处在一个可怜的处境中，”钟爱华1930年8月在清江浦写道：“除非两个党派可以达成某种一致，停止对抗，否则情况只会变得更坏……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上帝的应许，他在保守着我们。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1930年10月8日，情况突然急转直下。“百姓大量涌入清江浦，路上满是黄包车、手推车和牵着牲口的农民。能找到住处的人都留在了清江浦，还有几百人去了淮安。孩子们爬到树上向远处观望。玛米跑到我面前说：‘爸爸，中国人都在跑。’可怜的人们啊，他们是多么无助。人们已经看到一大群土匪过了盐河，预计很快就要占领那片地方。

“大家中午聚集在宣教站一起祷告，祈求引导。我们不想鲁莽行事，但也不想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将妇女和孩子送走。我们决定留下，因为我们对于土匪没有特别的惧怕。但诊所开门之后，钱医生和曹医生劝我们将妇女和孩子送走。”

林嘉美开车将妻子送到淮安。钟爱华诊治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因为骚乱和阴天的缘故，病人数量明显减少），弗吉尼娅和孩子们已经收拾妥当。钟爱华说他会回清江浦，要弗吉尼娅留在淮安，弗吉尼娅立即拒绝：“绝对不行。我不要离开你。”孩子们永远不会忘了那一刻。“母亲的态度就是不管父亲在哪儿，她都会陪在身旁。”罗莎回忆道，“后来母亲将我们送走，让王奶奶照料玛米。而她自己和父亲留在了清江浦。”

钟爱华傍晚开车回到城里的时候，一场持续了整晚的大雨倾盆降下。“上帝要让土匪们安静。”被浇透的土匪们后退了10英里。官兵星期一赶到，双方激战一番，土匪们被赶到一个带土墙的小镇。没有想到的是，一架飞机从南京飞来，并且出乎清江浦百姓的意料，飞机降落在了城外。飞机给土匪们造成了“极大的威慑力”。一两周之后，一个供飞机起落用的小型机场已经建成。

孩子们也在同一个星期一从淮安返回。当天晚上，钟爱华给母亲写了信：“我看着弗吉尼娅，钦佩她的勇气和一无所惧。几周来，她一直随身带着氯仿（chloroform，一种麻醉剂），预备紧急时让玛米安静入睡。她像平常一样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是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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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娅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她在医院我该怎么办，”钟爱华在前一年写道：“她担负着照顾所有女病人的责任，我只负责病情最严重的几个。与我和林嘉美医生工作这么多年，她已经见过无数病人，知道针对什么疾病采取什么办法来应对。”她对病人表现出的同情和对护士的妥善管理使得仁慈医院大受女病人欢迎。虽然中国妇女大多不愿意接受诊断和治疗，但仁慈医院的女病人数量还是渐渐超过了男病人。钟爱华说他宁愿让弗吉尼娅而不是任何医生去负责女性病人。

1930年末，家庭教师露西·弗莱彻（Lucy Fletcher）从美国来到清江浦，负责照顾钟爱华的女儿和塔尔博特的儿子们。即便如此，弗吉尼娅还是没有放松的时间，因为她还要负责黑热病诊所早晨的组织工作。她有一些佣人，但有时候，事情会多到让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钟爱华写道：“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谁比她还忙。她总是在做很多事情，而且还为孩子做很多缝纫工作。她是宣教站最好的管家，总是会提前做好计划。在整个宣教站，她以高效而闻名。她也会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教导她们学习，让她们读最好的书。”

钟爱华家里平常最少也会有一位留宿客人。与健康状况良好的丈夫不同，弗吉尼娅的身体常会出一些状况：偶尔的感冒，浓咖啡引起的消化不良，弹片造成的轻微后遗症，还有一直无法治愈的顽疾偏头痛。

“她是值得珍视的妻子、母亲和管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之后，钟爱华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过去几个月中她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而我自己恐怕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她所付出的一切。我很希望到春天时，天气和交通状况可以允许我带她去海州。那是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她非常喜欢和伊丽莎白·麦克劳克林（Elisabeth McLauchin）和她的妹妹盖伊·柯里在一起，而且她也喜欢那里的山。”

而弗吉尼娅对钟爱华的感觉，都聚集在一句短短的话中。当时钟爱华在上海，而清江浦却是一派忙碌景象，此时的弗吉尼娅写道：“他不在的时候，我是如此的孤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火花，他们可以忍受任何事情。“请不要为我们压力巨大的生活而担心，”钟爱华安慰母亲:“上帝的恩典确实够我们用的。他用奇妙的方式支撑着我们，帮助着我们。他让一切困扰和试炼静静地退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圣经里的经文，‘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诗篇103:5）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以赛亚40:31）真的是千真万确。”而每次只有当危机过去，人放松下来之后，才会回想起当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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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清江浦的仁慈医院依然在稳步发展，并且像她的名字所宣称的那样，一直履行着“爱”和“怜悯”的职责。

医院当时有三位中国医生和三位美国医生。诺曼·帕特森有半年在内科，半年在外科。林嘉美医生是内科主治医师，曹医生在他的领导之下，专门负责黑热病的治疗。林医生已经年过60，回到中国本来只是兼职工作，但实际上他是在半天内完成一般医生一整天的工作量。他透支的身体常被咳嗽和感冒困扰。

而立之年的钟爱华担任外科主治医师，同时也是医院院长。他不仅负责记录，还负责管理接收住院病人的工作。直到几年后，这些责任才转交给别人。他需要最终确定是否接收某个病人入院，并判断要收取多少费用。门诊病人只需付三个铜板就可以看病，没有病历记录。而住院病人只要支付一次性费用就可以住院，之后无论实际花费多少，医院都不再向病人收取费用。而这笔一次性费用会由于病人的实际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有趣的“明争暗斗”。钟爱华需要分辨面前这位满面衰容、衣衫褴褛的病人讲述的恶狼饥儿的故事是真是假。一个可靠的判断方式是看一眼病人的双脚。不管病人上面穿了怎样破败不堪的衣服来欺哄医院，中国人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他们脚上的鞋。钟爱华在给本杰明·克莱顿的信中写道：“大多数病人真的是贫穷至极。他们贫穷的程度几乎难以用语言描述，让人听了心都会阵痛。我甚至听过有父亲将一个孩子卖掉，用得来的钱来医治另一个孩子。我当即帮助那父亲将孩子赎了回来。”

后来移居台湾的一位中国护士回忆说，钟医生常常用自己的钱替病人支付他们需要支付的费用。

在外科，钱医生是钟爱华的助手。“钱医生和曹医生是医院的骨干。”钟爱华在1930年写道，“我很怀疑，在中国还有没有像他们俩这样可以应对所有情况的医生。”钱医生后来在日本侵华期间遭日军迫害而亡。钟爱华对他的描述是：“极有才华，真正的知识分子，本来可以成为医学教授，但因为我让他上了医学院，所以选择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他有广泛的阅读兴趣，非常关注世界大事，同时也是教会的长老。”当时和钟爱华一起工作的还有在孤儿院长大的刘姓男护士（Eli Liu）。他同样有外科才华。第三位医生是李医生，曾经的邮政局长。他1929年到仁慈医院工作，很快就患病，只得退休回到动荡不安的老家。离开清江浦还不到两个月，李医生在一次战斗中被抓，不幸身亡。他的继任者是吴博泉医生。虽然已经受洗，但吴医生当时对信仰并不是很认真。不过很快他就成为非常虔诚的信徒。

护士长李如兰的手下现在已经有了女护士，虽然在30年代早期医院里还是男性护士为主。因为仁慈医院的声誉，一直都有人申请来医院工作，有些申请信甚至是用英文写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封是寄给钟爱华的朋友的，信中写道：

“最尊敬的先生：悉获知贵医院需要一些人手帮忙，愿奉上双手提供服务。

“关于我自己，我曾在____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未通过。其原因我将慢慢道来。

“首先，我的字迹不是很好辨认。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刚到严寒之地，手指僵硬，不听使唤。还因为接到噩耗：我唯一的兄弟不幸病故。

“最尊敬的先生，我祈求您同情我现在的悲凉处境。我如今担负着照顾兄弟七位家人的责任。这七位家人包括三位成年男性和他们的四房太太。而后者正是我生命中的最大麻烦，因为我还要供养自己的两个老婆，并花费精力对付女性势力在家中横行造成的麻烦。这实在是老天带给我的不幸。

“如果不幸之中仍有万幸，您的慈悲和恩惠临到我这可怜人身上，鄙人愿您大富大贵，长命百岁，您的后代香火万代相传。”

1938年仁慈医院的医生们。左至右：肯·吉斯勒（Ken Gieser），吴博泉，曹济生，林嘉美，谷懿之，钱景山，钟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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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员工对痊愈患者表达的感激之情感到额外欣慰。有一次，钟爱华打开本地中文报纸，看到私人广告栏里有一则签名广告：“在此公开向仁慈医院的钟爱华医生表示感谢。他高超的医术救活了我的妻子。”后面是对当时状况的简要描述，他的妻子如何遭遇难产，医生的车送妻子到医院，钟医生紧急时刻进行了剖腹产手术。“这样的品德和医术让人无以回报，但我想在这里，通过报纸，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心怀感恩的病人有时会将自己得医治的故事、自己内心的感激或是医生的高尚人格刻在一张“匾”上。所谓的匾，就是一张约五六英尺长、两英尺宽的木板。送匾过程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医生会讲一些话，表达自己不配得如此嘉奖，随后会有一些茶点供众人享用。到了30年代，锦旗和玻璃罩装的银牌更为普遍。而农民表达感谢的方式更实际，他们会礼节性地送上一些鸡蛋、红薯或花生。

在儿子住院数月最终痊愈之后，一位富有的父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感谢。因这男孩对福音极有兴趣，所以他的父亲邀请钟爱华开车到家里来赴宴，并请他在做客期间向邀请来的众多客人传讲基督。钟爱华带了曹医生一同前往，并在车中载满了福音单张、小册子和新约圣经。

“到了之后，发现他们已经将三间屋子连成一个大间。屋子中间成排地摆放了椅子和凳子，前面是为我摆设的讲台，就像一个小礼拜堂一样。被邀请来听我布道的至少有60人。他们听得都很认真，而我也非常享受和他们分享的过程。”钟爱华先讲了创造和创造者，之后创世的耶稣基督如何来到世上救赎整个世界。“他们相当熟悉救赎的概念，”钟爱华说：“不仅仅因为当铺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们中很多人要向土匪付赎金将亲爱的家人赎回。”最后，钟爱华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人需要相信基督，并鼓励大家接受上帝的救赎。“他们对我都非常尊敬，”40年后，钟爱华回忆道：“毫无疑问，有些人被深深地打动了。”主人和客人都请求钟医生要常来。但因为那地方离淮安不远，所以钟爱华将他们介绍给了蒙哥马利。

即使像钟爱华这样有条理的外科医生，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将大量的时间投入直接布道。上海基督徒书房的克里斯托弗·威利斯说：“钟医生是我记忆中做事最有条理的宣教士，他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很多很多事情。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作好准备。而且，他看起来从来都不着急，总是能享受短暂聊天的乐趣。所以他在这里是非常受欢迎的顾客。”但即便可以将一分钟当作70秒来使用，钟爱华还是需要将许多与人谈道的机会让给医院的传道人。高长老去世之后医院委任了新的传道人。每个员工都清楚，让人得医治不仅仅停留在身体上。而当钟爱华可以亲自用言语来改变病人属灵生命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喜乐。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士兵旧枪伤复发，腹部出现严重问题。“他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无法救治，但我还是让他待在医院。我教他如何祷告，他看上去非常的恳切。昨天晚上，他去世了。但护士告诉我，昨晚他离世之前，经过他床旁边的时候，听到他在祷告。对于这个病人，我今天一整天都感到非常平安。”

还有一次，一个受过教育的20多岁的年轻人患了恶性肿瘤：他的眼睛像橘子一样凸出来。

钟爱华让他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在门诊结束后单独来见他。“其实这应该是中国医生或传道人的工作，但我正好有机会可以和他谈话。我说：‘我们其实治不了你。肿瘤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所以不能动手术了。但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里？’然后，我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向他讲述了基督的故事。告诉他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年轻人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堆书和一本新约圣经。两个月之后，他又回到医院。“那时他的肿瘤已经和他的头一样大，看起来非常可怕。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觉得他回来可能还是想让我们帮他治病。我还是将他安置在那个小房间，坐下来和他交谈。他说：‘我回来不是要你给我治病。我回来只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现在心中很有平安。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但我死之后，将与他同在。’”

有时种下的种子会结出丰硕的果实。1930年，医院来了一个心脏病患者。他的家庭出身本来很好，但自己却染上了赌博和抽鸦片的恶习，被周围人视为人渣。在仁慈医院，他的身体最终痊愈，而且灵魂也得救了。后来听说他特别热心向人传讲基督。当时，他所在的村子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但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约五十人的教会。1938年1月，他来到仁慈医院，参加了医院的祷告会。“他一开口说话，”钟爱华写道：“我立马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常与上帝交流的人。’”

钟爱华和同工都注意到30年代早期中国人对福音的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到处是奇妙的可以传讲福音的机会。病人对福音有特别积极的回应。”钟爱华1931年写道。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乡下和监狱。1931年春天，在大运河上乘船的时候，船主甚至要钟爱华向所有乘客布道。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钟爱华将年轻的计志文（Andrew Gih）请到了清江浦。

格雷厄姆夫妇和医院的传道人

第17章

“有趣的集合”

计志文当时29岁，曾经非常积极地抵制基督教，后来却成为有名的布道家。钟爱华在很短时间内就邀请他来清江浦布道。计志文带着由五位成员组成的伯特利布道团来到清江浦，于1931年1月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型布道。

“我们爱上了这群人，”钟爱华写道：“他们的生命有明显的圣灵充满的印记，布道和教导都充满了能力。”在这些人中，李道荣（Philip Lee）只有19岁。他在乐队中可以演奏钢琴、竖琴和短号，同时担任男高音。他后来在火奴鲁鲁任副牧师。另外三位年轻人，包括两位姊妹和一位弟兄，1949年之后都留在了中国。计志文的特会事工在美国、英国、东南亚都非常有名，他也在海外华人中成为知名的布道家。1931年，钟爱华描述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被圣灵充满、最有能力的布道家。他让人监察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的罪，并向上帝悔改。他们都非常谦卑，同时对上帝的大能有极大的信心……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我盼望并祈求他们的事工可以为基督赢得更多灵魂，同时唤醒并帮助这里的基督徒”。

钟医生非常高兴地看到布道会在护士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像计志文回忆的那样：“护士们被上帝唤醒并得着祝福。”新来的吴博泉医生也第一次认基督为自己的救主。钟爱华早年的汉语老师康先生，本来已经不再忠心跟随基督，参加布道会后也公开表示要回到救主怀中。钟爱华的厨师杨二，已经跟着钟家一起祷告了七年，布道会之后立即申请要加入教会，并在当年的复活节正式成为会友。

罗莎和路得“百般祈求要去参加这些布道会”。罗莎当时已经快13岁。“那天晚上，”罗莎回忆道：“我感到上帝通过计志文的信息直接对我的心说话。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他讲的具体内容，而且他也是用中文讲的。但在布道结束时，他邀请会众中想要将生命交托给耶稣的人走到台前，于是我走了上去。从那时起，我才开始真正迈开步伐跟随主。那也是我一生争战的开始……当撒旦知道人选择站在上帝一边时，他就会在你的道路上布满障碍。这些年来，这场争战一直都非常激烈。”父亲一直在帮助罗莎赢得争战，不是用任何强制性的方式，而“仅仅是做他自己。他身体力行地成为他所竭力宣扬的。而上帝的事在家里和家庭成员之间永远是最重要的”。

计志文对钟爱华一家的影响非常明显。两个大女儿虽然偶尔会吵架，但两人对彼此真的有了“爱心”。

13岁的罗莎看起来更像是16岁，在两姐妹中是用功好学的那一个。“路得长得很快，”弗吉尼娅写道：“注意力不太集中，不过正在进步。”路得非常敏感，不喜欢远离父母。她的身体很弱，却非常向往殉道。罗莎回忆说：“路得曾经每天晚上祷告，求主让她在年底之前殉道。她想被土匪绑架，然后为耶稣的名而被砍头。我在想，天哪！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所以每晚当她那样祷告的时候，我就会祷告说：‘主啊，不要听她的祷告。’”

1931年，医院接待了一个来自西藏的病人。当时西藏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政府在清江浦设立了黑热病研究站，病人是研究站送过来的。这个病人听说过耶稣的名字，但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或听过讲道。几乎就在他买到圣经的第一天，生命结出了奇迹般的果子。钟爱华从来没有在中国见过任何一个人，心思意念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如此彻底的转变。这个西藏人祈求洗礼，因为他马上就要返回西藏。教会对他进行测试后为他施行了洗礼。受洗之后他先前往南京，之后返回遥远的西藏。那里几乎没有基督徒，也没有宣教士。

路得决心长大后要去西藏做宣教“开荒”的工作，在那里单身一辈子做宣教士。这并不是她的一时冲动，这个想法成为在她心里深深扎根的目标。罗莎觉得妹妹身体太单薄，但路得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直到10年后，为了这一目标，她差点和未婚夫葛培理取消婚约，因为葛培理没有与她相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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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钟爱华回忆，路得的童年是“有深度的属灵生活和顽皮快乐的有趣集合”。罗莎和路得是两个爱玩的孩子。她们会在游泳时和塔尔博特家的男孩玩海盗游戏，而且在桑树上建了一个树屋。钟爱华组织他们成立了“营火童子军”（Camp Fire Scouts）。年幼的比尔·塔尔博特（Bill Talbot）当时已经想好，长大后要像他心目中的英雄“爱华叔叔”一样当医生（他后来成为一名病理学家）。他还可以回忆起当时的童子军活动：“爱华叔叔让我们背童子军的誓言和规矩。我还记得特别有一次他给我们设了一条‘进军路线’。每隔一段路他就会留一些纸条，我们自己沿这条路线走过了附近的整个农田和村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因为当时只要我们离开宣教站和医院大院，就必须有大人的陪伴。”

女孩们养了鸽子、喜鹊和一对金丝雀。有人还曾送给路得一只小乌龟，但可惜不久就跑了。而大家最喜欢的宠物非“塔宝贝（Tar Baby，简称TB）”莫属。

“塔宝贝”是一只黑色小狗，是蒙哥马利家的狗下的两只小狗崽中的一只。“其实只是一只杂种狗，但在路得看来，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狗。”钟爱华说。遗憾的是，塔宝贝并没有一颗宣教的心，它总是喜欢追着中国人叫。在这种情况下，普林茨都会跑过去咬住脖子将它扯回来。当然普林茨也不是无可指责。“它最喜欢的娱乐是咬住裹脚女人的裹脚布，然后把人家拽倒。我们一天中要跑出门好几次将人‘解救’出来。”

几个月后，路得发现塔宝贝变胖了，而且也不那么凶了。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塔宝贝今早生了八只小狗，我们现在有十只狗了。”弗吉尼娅在信中告诉婆婆，“玛米和路得都看得入了迷，异常欣喜。我也看得入了迷，只不过没有欣喜。”钟爱华补充道：“孩子们围在箱子前看着它们。弗吉尼娅说她从来没有想过拥有一个养狗场。”

一个月后，塔宝贝咬了一个女佣人已经成年的儿子。那是塔宝贝第一次咬伤人。对于此次的事故，弗吉尼娅除了保持漠然没有什么其他感觉，而钟爱华说：“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她儿子。狗已经注射了狂犬疫苗所以他也不会有事。”

但塔宝贝对人越来越危险。若把它送人，可能会遭到虐待。1931年2月22日，钟爱华不得不用麻醉剂对它实施安乐死。“塔宝贝完全死去之后，我将消息告诉了路得。她表现得异常平静，说很高兴我可以这样做。她说她想将塔宝贝埋在院子里，这样她可以将花放在坟墓上。路得真是温柔可爱的小家伙。”

但是，就像路得后来所说的，孩子和大人看事情的角度是不同的。“塔宝贝的死让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心碎。我怀疑世界上有任何的苦难会超过孩子承受的苦难。塔宝贝是我最初的爱。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狗。我曾常常向它倾诉我的烦恼，它会聚精会神地听，褐色的眼中充满同情，而且它从来不会泄露任何秘密。我能感觉到有些中国人，甚至某些宣教士对它的敌视情绪，也偶尔会听到人们对它的负面评论。可这都让我更爱它。我对它的爱和它对我的爱在当时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路得开始厌恶普林茨。这只英俊、温柔的纯种狗在与塔宝贝的对照下赢得了众人的喜爱。而路得不久也深深爱上了普林茨。普林茨成为钟家忠实的朋友和看护者。它只对擅自闯入者表现凶猛的一面，对路得却是无比忠诚。“当我们玩游戏的时候，谁追我，它就会追谁。它会将那人抱住，拉倒。有一次，母亲派护士去接在沙子堆里玩耍的玛米。当时玛米不想上车，而普林茨就挡在玛米和护士中间，不让护士接近她。”

有一次，钟爱华全家外出，离开清江浦很长时间。回到院子里时，迎接他们的是清洗得很干净的普林茨。“它变得异常兴奋，上蹿下跳，亲吻着每个人。然后在院子里疯狂地跑，一边跳一边发出兴奋的短叫。之后又回来扑到人身上。”普林茨活到1938年，比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狗活得长，最后死于疾病。“我们都感觉好像失去了一位家人。”

第18章

增援与悲剧

诺曼·帕特森实习期满之后，接受了差会的指派，携妻子阿萨丽到父母工作过的宿迁宣教站开始长期侍奉。那里也是帕特森父亲去世的地方。之前有些宣教同工对于钟爱华将实习医生召至自己麾下的做法有些嫉妒，但当看到他愿意将培养出来的医生派到其他宣教站时，都对钟医生颇感钦佩。

钟爱华的下一个实习医生因为健康原因无法来中国。不过很快就有人暂时弥补了这个空缺。1931年4月，实验室技术员埃莉诺·迈尔斯（Elinor Myers）来到清江浦。她后来嫁给了林嘉美医生的儿子拉塞尔（Russell）。她的工资和旅差费都是克莱顿先生支付的。到1931年8月下旬，来自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刚刚获得行医执照的年轻医生柯克·莫斯利（Kirk Mosley）带着护士妻子科琳娜·莫斯利（Corinne Mosley）来到中国。他们约定在中国侍奉三年，资金同样由本杰明·克莱顿基金提供。

莫斯利医生很快就改变了自己之前对宣教士和宣教医院的看法。“江北教区每年在上海举办年会，”他回忆道：“我在会上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仅仅被钟爱华医生，而且也被宣教士们坚定的信念所感染。在每天讨论的关键议题上，大家经常有纵横交错的想法和目标。宣教工作将大家联合在一起，但彼此的意见又有如此大的差异。不过我很快发现所有人都是坦率、公开、充满深情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不同意见没有任何的无礼或恶意的回应。每次聚会结束后，大家之间的交流充满了弟兄姊妹之爱。与讨论问题时对彼此意见的尖锐批评相比，这样的时刻让大家更加凝聚在一起。”

那一年的宣教年会讨论了宣教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在下一章中会详细介绍。莫斯利医生当时对局势还不是很了解，但他非常钦佩同工们在内心深处和头脑中的坚定信念。“这些信念关乎侍奉上帝和对上帝旨意的寻求，还有愿意接受批评甚至愿意被同伴替代的谦卑态度。而钟爱华就是这样随时准备护卫并且宣扬上帝的工作和意图的人。”

莫斯利医生接着说：“离开上海之后，我们与钟爱华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一同踏上了返回清江浦的旅程。在过长江的时候，钟医生指给我看在如此混乱拥挤的河道中行船的危险：大船、小船、货船、舢板和各种垃圾……他说人生的道路也是一样，充满了各种危险，有些是看得见的水面上的危险，有些是潜伏在水下的危险。钟医生提醒我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各种危险同样遍布在我们周围，随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但只有上帝的爱可以在我们履行上帝旨意时保护我们。钟医生自己在履行上帝旨意时完全信靠上帝，所以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总是充满信心。”

莫斯利之前在美国最好的医疗机构之一接受医疗培训。那里有完备的仪器、设备和服务，给病人提供现代医学所能提供的最优质的医疗看护。因此，当他来到清江浦仁慈医院时，心里非常震惊。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一个设备简陋，甚至连基本的装修都没有的医院完全不能提供合格的医疗服务。而这样的想法很快就有了180度的转变。“我发现事实上仁慈医院给病人提供的是非常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更重要的是，医院提供的看护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都是相当优秀的。所有的看护工作都带有属灵的意义。医院不仅把病人当成需要身体治疗的患者，而且也把他们当成灵魂需要医治的人。医院的门诊接诊量非常大，而杰出的管理和行政系统保证了医院的高效运营。在仁慈医院，我越来越认识到钟爱华作外科医生的一面。他准确的诊断、高超的医术、正直的人格和远大的目标足以弥补美国医院里最先进的仪器和最现代的设备。这里的外科接诊量同样是巨大的，而且病例五花八门。钟医生的医术在当地极为有名。”

将近四十年之后，莫斯利医生用“不同寻常”一词来描述清江浦的宣教站。“因为那里的人都是不同寻常的，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宣教士—— 林嘉美医生一家，格雷厄姆一家，还有塔尔博特一家。能与这样一群鼓舞人心的人一起工作真是一段独特的经历，也是今天很难找到的属灵激励。他们温柔却又坚定、严格，并且友善、可靠；慷慨却又仔细、保守；敬虔却又不乏幽默。记忆中的网球赛、卢克牌派对、乡间散步、水中嬉戏、生日宴会、家庭祷告、每周祷告聚会 ……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是一群因主之名尽情享受侍奉的人，一群在主的爱中有平安、有满足的人。”

莫斯利夫妇同样给钟爱华和其他宣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同寻常的男孩，名符其实的基督徒。为人和善，总是很安静。非常好学却也不缺乏幽默。”钟爱华很快发现莫斯利也是一名非常优秀而且十分仔细的医生。“她（莫斯利的妻子）也有非常讨人喜欢的活泼性格，很吸引人，会成为努力工作的人。”

莫斯利夫妇抵达清江浦的这一年，宣教站经历了一系列悲剧。

1931年夏天，中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长江在汉口处决堤，周围地区成为灾区，引来国际援助。而在江苏北部，大运河宿迁段堤岸也被冲毁。到8月上旬，清江浦的两座古桥被淹没，国外援建的新桥被冲毁。当钟爱华一家8月24日从大运河启程去上海时，运河西边的河堤已经部分被淹，而河岸边还拥挤着大量难民。一场台风席卷了整个地区，就在钟爱华一家离开后四个小时，河堤13处被冲破。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些状况。如果当时晚出发四个小时，钟氏一家将不能幸免，因为没有汽艇可以承受得住如此大的洪水。洪水过后留下的是长150英里宽100英里的大湖。

江苏北部七百万人无家可归。在柯克·莫斯利刚刚抵达清江浦的日子里，仁慈医院担负起了救灾工作。救灾工作由林嘉美医生主持，钟爱华雇用了一艘蒸汽船执行救援。

“船舱很小，”钟爱华写道，“而且我很痛心地发现里面遍地是臭虫。我们的计划是沿运河行进55英里，每隔三四英里就通知那里的人我们会返回并给他们看病。航行到头之后我们开始返回，一站一站停下来，给人看病。最主要的病情就是疟疾和痢疾。这也是极佳的布道机会，可以分发福音单张，卖福音书。这些运河沿岸身处穷乡僻壤的人没有机会接触任何基督徒，我觉得这真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除了不可阻挡的自然灾害，在1931年的那个秋天，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悲剧也是接连不断。医院的护士长李如兰患上了肺结核。爱华夫妇给她布置了一个在炎热的夏季可以安睡的凉台。李如兰自己的顽强加上弗吉尼娅无微不至的看护，身体最终痊愈，但钟家的一位成员却不幸被感染，而且直到两年之后才被发现。

10月26日，星期一，就在钟爱华使用一种新的脊柱麻醉剂进行手术的同时，一封代码电报抵达清江浦。解码后的信息显示，一位在其他宣教站工作的女宣教士已经处于病危状态。这位宣教士广受同工和当地中国人的喜爱。两天后，她悲痛欲绝的丈夫再次发来电报，告之妻子已经去世。钟爱华在完成手术之后，立即前往该宣教站去安慰他的朋友。钟爱华的朋友描述到：“爱华放下手中的工作，不顾道路危险，冲往100英里以外的宣教站。他将朋友拥在自己充满爱的臂膀之下。这样的同情和理解你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团契超出了常规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像爱华这样的一位医生和朋友，在任何类似的情形下，他都会在你身边，不仅仅带着他的医术，更带着他的爱。”

之后一位男护士从另外一个医院大院跑来，带来一个坏消息：吉米叔叔的房子被士兵包围，房子里有三个被绑架的小孩。吉米叔叔一家当时正回国休假，所以房子是空着的。紧接着又跑来一个护士，带来了更坏的消息：成群的愤怒百姓正在砸抢房子。

钟爱华立即派跑得最快的一个护士去警察局报警，自己则迅速赶到吉米叔叔的房子，绕到房子的后面。“后面的大门是锁着的，”钟爱华记录道：“但从门缝中可以看到里面有几百人。我踹开门，进去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又将前门锁上。这时全副武装的警察也赶到了。几天前，淮安民兵抓到了几个土匪。在严刑审问之下，土匪交待了藏孩子的地方。警察来的时候没有带搜查令。他们在院子的一个小房子里发现了被埋在洞里的三个孩子。”毫无疑问，房子的看门人是绑匪的帮凶，警察怀疑他的女婿可能就是土匪。

除了警察，还没有人进入房子里面。而外面除了几块打碎的玻璃之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谁家被查出窝藏人质，家主人会被警察严刑拷问，甚至被处以极刑。宣教士们也为这件事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而紧张了几天。但事实证明，宣教士的声誉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排外势力也没有趁此机会兴风作浪。而地方法官最后宣判看门人和两名从犯死刑，整件事就此了之。

在这件事发生的同一周的一天晚上，清江浦收到一份电报：“闻声被土匪绑架。”

被大家亲切称为“杰克叔叔”的闻声是一位鳏夫，在海州宣教站侍奉，深受宣教士和中国人的爱戴。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的痛苦影响到对他人的关怀。前一年的圣诞节，他本来要去钟爱华家，但后来由于一些临时工作而未能成行。他托人给钟爱华转交了礼物，同时写道： “你们全家是亲切快乐的一群人，你和你可爱的女儿们……我特别特别喜欢你们每个人。”

闻声刚动完手术，才出院三个星期。他在探访乡下的教堂时遭到土匪的袭击。教堂被洗劫，闻声连同其他基督徒和普通村民都被土匪劫走。官兵获知后开始追赶土匪，后来在一个小镇子将土匪包围。土匪以释放闻声为代价，要求他将官兵劝退。但因为土匪拒绝释放其他人质，闻声也拒绝了土匪的要求。土匪在突围时伤亡惨重。突围出来的土匪带着闻声和其他人质逃跑。因为刚刚动过手术，闻声跑不起来。于是一个土匪向他开了枪，另一个土匪将他的头砍下。

得救的人质中，有一个是中国牧师的女儿。她回忆起土匪威胁闻声的场面：“我要杀了你！你不怕吗？”

“不，我不害怕。”闻声回应道，“你若是杀了我，我将与上帝同在。”

宣教士放弃逃生的机会被土匪杀害，这件事给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曾经在土匪频繁出没的地区侍奉的宣教士改密尔顿听到闻声的故事后，写下了著名的《惧怕什么？》（Afraid ? Of What?）一诗。这首诗给后来殉道的师达能（John Stam）和史文明（Betty Stam）夫妇极大的鼓励，也大大坚固了许多要面对死亡的基督徒。诗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并配上了音乐：

惧怕什么？惧怕什么？

灵魂释放，觉着欣然，

脱离苦难，进入平安；

今世忙乱，已经过完，

有何可怕？有何可怕！

惧怕什么？惧怕什么？

亲眼看见，耶稣荣面，

并他伤痕，满溢恩典；

恩主欢欣，亲耳听见，

有何可怕？有何可怕！

惧怕什么？惧怕什么？

大刀砍下，身心受伤，

与主伤痕，仿佛一样；

出暗入明，直升天堂，

有何可怕？有何可怕！

惧怕什么？惧怕什么？

生所未成，以死成全，

刚硬石地，用血浇灌；

使灵生长，如花千万，

有何可怕？有何可怕！

钟爱华在1931年12月30日写道：“毫无疑问，在过去的这个秋天，宣教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依然确信，上帝因着他的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在为追悼两位离世的宣教士举行的纪念礼拜上，钟爱华讲述了二人牺牲的共同点：“他，因遭遇巡回宣教中的危险而牺牲；她，因遭遇人生旅途中难以避免的危险而牺牲。他们共同的危险都源于世界对上帝的不敬和对偶像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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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清江浦在内的整个中国教会和各地宣教工场都在蓬勃发展，但威胁也从各面扑来。蒋介石重塑中国的希望遭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1年9月，日本捏造借口，迅速占领满洲。“中国人对此自然不会熟视无睹，”钟爱华写道：“人民处在极大的愤慨之中。而政府像往常一样，当有麻烦的时候，转向美国寻求帮助。现在他们将宝押在了中美关系上。有些人甚至说，如果有一天英美入侵了中国，当权者都不会太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西方人的良心和人道还在。但他们会害怕日本人。林嘉美医生评论说，中国政府将英美视为可以随时赶走的两个老妇人，但将日本视为难缠的顾客。”英美和其他同盟国国家置中国的需求于不顾，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后来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1932年2月，日本进攻上海，被中国军队打退。依当时的情形看，中日之间全面开战似乎不可避免。有些美南长老会的宣教士被迫撤离，但清江浦的宣教士们在全面分析讨论局势之后，决定继续留下。科琳娜·莫斯利对弗吉尼娅说：“你们对局势的了解比我们透彻得多。看到你们完全不被打扰，我们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不过钟爱华也确信中日之间会再次爆发战争，而日本“可能会给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混乱”。混乱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1932年夏天，淮安发生兵变。一天晚上，晚饭后在外面坐着乘凉时，弗吉尼娅对钟爱华说：“真是难以想象，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如此平静，而周围却是一个混乱和没有法度的世界。”就像钟爱华在给母亲的信中所写的：“在人看来，现在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但当我们仰望上帝的应许，知道是他带领我们到这里，为我们开辟道路，继续在这里侍奉，我们就再也没有恐惧和害怕的理由。他给我们的平安是如此的奇妙。”

柯克·莫斯利和妻子科琳娜·莫斯利

在混乱的局势下还存在一些其他潜在的危险。在美国国内，宣教援助者们处于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虽然汇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缩减的援助资金，但有些改变确实不可避免。委员会决定将宣教士的休假推后。在钟爱华看来，这会严重影响宣教士的健康和工作效率。而且，就在中国对基督教持前所未有的热情态度时，美南长老会却决定停止对华派遣新宣教士。

更为严重的危险来自于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意在改变基督徒宣教的目的。1931到1933年间，钟爱华投入两场论战之中。当时讨论的这些原则性问题与当今世界的宣教运动依然相关。这些问题是深入根本的问题，虽然外在的具体细节已经改变，但内在实质却是一样。在当时的江北教区，人们讨论的议题从表面上看是历史遗留问题，但背后的原则却与基督徒布道的永恒目的有关。

第19章

宣教的意义

新组建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条新的教育政策：所有颁发学位、文凭、证书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在教育部注册登记，获取办学资格。而且一旦登记，学校的教学内容和主导思想将由政府相关部门掌控，不再由学校的创立者和援助者决定。

受新政策影响需要登记注册的学校几乎都是宣教士创办的学校。但新政策同时规定，登记的学校不得将圣经或基督教信仰列为必修课程；而且每周一早晨，所有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必须在孙中山像前举行纪念仪式。就是这个仪式，遭致中国基督徒最强烈的反对。钟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解释道：“我完全可以理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国家英雄的像前表达怀念和敬仰之情，这本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敬拜祖先的背景。对他们中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仪式实际上就表示在敬拜孙中山的形象，这和敬拜桌上供奉的或图画中的祖先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行为与祖先敬拜联系十分紧密。”（同样的问题后来也出现在日本。日本的基督徒因为不愿向天皇的画像行礼而遭受迫害。）

这些对基督教不利的政策让宣教士们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有些宣教士学校在教育部进行了注册，有些学校则选择关闭。有些学校失去了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经济支持，被迫注册或关闭。美南长老会作出了不登记注册的决定。长老会认为宣教士在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教书育人，更重要的事工是分享福音和培养基督徒领袖。但美南长老会华中教区有一所学院进行了注册登记。而且经过投票，有一所高中也准备向政府登记。

江北教区对美南长老会总部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并对华中教区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清江浦学校的关闭也刚好给了钟爱华更多空间救治黑热病病人。有一所美南长老会创立的中学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保留了下来。但后来政府下令所有的中学都必须进行登记，否则要于1931年7月31日之前关闭。

政府的这道命令带来了一次新的危机。

当地的中国牧师和长老们建议向政府进行登记，但这需要江北教区大多数宣教士的赞成票。

清江浦立即表示反对。钟爱华声明说：“如果我们将敬拜上帝和教导圣经放到次要位置，那开设这样的学校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责任不是向中国人开展普世教育。”清江浦的中国基督徒也完全支持美国同工的想法。高牧师表示他宁愿自己的儿子去当石匠或木匠，也不要他去“敬拜孙中山而且将圣经丢弃的学校去上学”。钱医生的弟弟在这所学校所在地的宣教站工作，并且支持登记。但钱医生本人说：“是不是要在当前条件下对学校进行登记，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讨论。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关闭学校。我们只开设一种教育机构：教授人圣经和属神的品格。”

钟爱华决心在学校登记这件事上毫不妥协，即使付出情感上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以个人名义给倡导登记的美国同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如果要我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宁愿不再做宣教士，因为这样的让步否定了上帝和圣经在我们创办的教育机构中的核心位置。自从上周六晚收到你的信以后，我有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恳切祷告过……你说你看到许多中国人想把孩子送到基督徒学校上学，所以对这样的需求有沉重的负担。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这些父母的感受。但仅仅因为这样的需求就进行登记，动摇我们办学的根基，是完全说不通的。不仅如此，我确信登记后的学校将在未来给整个教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也会给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带来潜在的危险，因为这样的基督徒学校在建立之初就没有把上帝和他的话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父母把孩子送到一般的学校，这比以基督的名义推行世俗教育的学校要好得多。”

钟爱华的信没有改变同工的想法，但这所学校却在7月31日关闭了。在9月举行的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江北教区会议上，议程之一就是讨论教育政策和学校的相关事宜。钟爱华在8月12日写给一名同工的信中说： “我们正面临一场宣教危机，必须站立得稳，否则会引起混乱和无效做工。”后来，即使是最热心拥护登记的同工也承认，登记后继续办学的学院和高中已经失去了基督徒学校应有的本色。在经济援助源源不断流入这些学校的同时，用于支持乡村布道事工的资金却大幅缩减。“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这是最直接的援助资金的误用。”

钟爱华一家于1931年9月赴上海参加此次会议。就是在这次参会的旅途中，他们躲过了决堤被淹的厄运。在会上，宣教士们毫无保留地讨论了登记办学的问题。热烈的讨论给新抵达的莫斯利夫妇留下了深刻印象。支持登记的宣教站虽然最终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他们的立场还是没有改变。接下来的一次宣教会议于1932年5月在清江浦举行。由于与上海方面沟通不畅，13位在已经登记注册的长老会学校任职的中国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和支持登记的宣教士都想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用于学校建设和招募员工。这样长老会就可以拥有一所新的合法登记的学校，面子上会好看一点，因为之前登记的学校现在已经不属于长老会。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折中解决方案，名正言顺地漠视之前上海会议停止对学校援助的决议。

钟爱华和同工用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予以回应。他举办了一场宴会，而与会代表也知道在一上午的会议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顿丰盛的午餐。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他们向需要投票的人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之后钟爱华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不同意》的长篇演讲。

这篇1932年在中国用中文发表的演讲直到今天还是掷地有声。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教育办学问题上妥协的宣教事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钟爱华开篇就说：“我不能同意。因为首先，当今时代所有国家的教会都处在试炼之中。而上帝也正在用这件事试炼中国的教会。同意登记办学，意味着远离上帝，跟随世界。第二，因为圣经是圣灵的宝剑，是基督徒属灵争战中放在前面的武器。但在登记注册的学校里，这把宝剑不仅不放在前面，还被放在了后面；而且放在后面还不算，还要被藏起来。第三，因为在这样的学校里，基督的名已经被完全排除。这是撒旦的作为，因为他憎恨主的名。”

他接下来提到了追忆孙中山的仪式和登记学校涉及的一些其他事务。“教会历史表明，每个世代的教会都会面临试炼和试探，当教会向世界妥协的时候，就失去能力和功用。但当教会抵挡试探，甚至不惜以遭受迫害和死亡为代价抵挡时，就受到上帝的祝福。”

钟爱华最后总结道：“你们的论点最终都落在一句话上：‘没办法。’你们会问我：‘如果我们不注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我给出的回答是：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当我们将前方的道路交托给上帝时，他会为我们开路。而当我们自己开路时，只会开错的路。如果你信靠上帝，他就会为你预备。以色列的子民走到红海边上的时候只有绝望：埃及人在后面，两边是山，前面是海。但上帝为他们‘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赛43:16）。”

那一天，钟爱华赢了。他的论点强劲有力却不失爱心，清晰明了却不失仁爱。之后的宴会是一片寂静，只听到筷子飞快将食物送入口中的声音。本来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们心服口服，最终他们撤回请愿书，满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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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问题：宣教士的建筑和资金是否应该移交给当地人。国家基督教委员会发行的小册子里已经向宣教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甚至说英美教会国内的委员会成员中应该包含中国人。

钟爱华认为，如果让本土教会一直接受国外的援助，就只会让教会越来越软弱。他完全支持教会的本土化及推行自治、自养和自传的原则。钟爱华在1931年5月写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本土信徒的成长还“不够快”，还没有到可以“放手”的程度。在韩国，本土教会独立成长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在清江浦，宣教机构需要提供资金，需要负责选择当地传道人。而在钟爱华看来，有些传道人也不是出自圣灵带领挑选出来的，后来也确实被证明是失败的。清江浦的教会多年来一直实施自养和自治。教会对入会设定了严格的属灵衡量标准。在1932年4月，有近一百人申请加入教会，但经过教会长老们面试之后，只有八个人被接纳。甚至连温柔的吴医生都是经过多次申请才入会。

但将宣教士兴建的医院和学校交给中国人管理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明智，这将给教会带来破环，造成资源的浪费。宣教医院建立的目的是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获益，不是给当地基督徒提供权力和收入来源。而且，早些年当钟爱华去牯岭休假期间，医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现在有了可靠的医生，但最好的方式还是由外国人来领导，在面临危机的时刻更应如此。1927年的大撤退证明本土员工是值得信任的。但当1928年钟爱华返回时，他们也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钟爱华的政策收到了成效。1941年，许多宣教医院被迫关闭，因为日军将宣教士关押或驱逐。而清江浦医院却保留下来。二战期间在亚洲盛行的“独立”精神并不能削弱钟爱华想法的合理性。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依然统治着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摆脱白人统治”是被各国广泛接受的政治思想。中国仍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而在这样的局势下，钟爱华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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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有另外一场范围更大的论战在搅扰着宣教事工。

一个由美国平信徒组成的委员会，在著名的哈佛哲学家威廉·霍金（William E. Hocking）的带领下，要对美国海外宣教事工进行一番调查。该委员会成员的神学主张均是自由主义神学，大多是现代派。现代派强调的是人性中的善，而在当时二战的阴影下，这种立场本身已经不堪一击。

委员会首先派出了一个情况调查小组。负责调查中国医疗宣教的带头人是威廉·伦诺克斯（William G. Lennox）医生。钟爱华形容他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的内科医生和统计学家”。他很负责地完成了工作。但因为工作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只访问了二百多家医院中的三十家，其中不包括清江浦仁慈医院。但他的报告还是颇为客观的。

接下来，一个评估小组在1930年11月抵达上海。小组成员是两位知名医生，其中一位有在中国行医的经历。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调查问卷。但问题是填这些问卷需要占用医生的大量时间，而忙碌的医生们大多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填完问卷。评估小组访问了广东到上海沿海地区的几家医院，长江流域的几家，以及南京到北京铁路沿线的几家。

名为《反思宣教》（Rethinking Missions）的报告于1932年9月出版，引发轰动效应，在半年内连出六版。医疗宣教士们对里面的内容感到震惊又悲伤。报告说：“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宣教士在东方进行的医疗工作总体上是令人失望的。”书中充满想象力地虚构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宣教医院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没有大脑的好心医生凭借一己之力，在一个早晨就“诊治500甚至1000个病人。病人大多带着圣经和错误的药离开医院。医生根本没有试图诊断病情。严重的疾病，像是癌症、肺结核之类，都被漏诊。”

人若是坐在清江浦高效的医疗环境和有序的办公环境中阅读这样的垃圾，只会当作是笑话。但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美国国内人民则不然。因为是有声望的人编著的报告，他们可能会将里面的情况视为正在发生的事实。在当时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人们开始将医疗宣教视为浪费金钱。

钟爱华，代表众多不善表达的同工们，拿起了笔。

他写信给两位评估小组的成员，质问他们在中国走访了多少家宣教医院。埃默森（Emerson）医生回复说他手头没有走访医院清单:“伦诺克斯医生、胡恒德[17]医生和我自己加在一起，走访了中国境内美国人开设的所有宣教医院，以及其他国家开设的一些宣教医院。”钟爱华知道他们并没有来过仁慈医院，于是决定做一个小小的调查。他发出了一些问卷，惊奇地发现在所有220家医院中，胡恒德和埃默森医生匆忙走访的不超过40家，有时还是在赶火车之前半个小时一带而过。而且，《反思宣教》里面也没有记录伦诺克斯医生收集的信息。在一桩又一桩事实（在半个世纪后，这些细节依然令人震惊）面前，钟爱华指出，报告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完全忽视了伦诺克斯医生的准确的信息。钟爱华得出结论，报告的医疗部分“完全没有经过科学的准备，也没有以事实为依据”。

通过宣传册和文章，钟爱华向人陈明他的观点：委员会来到亚洲之前就已经拿定主意，他们并没有要真正调查事实。委员会成员本身就反对福音派基督徒的信仰，甚至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们反对传福音。他们四条原则中的一条说：“医疗和其他职业服务被直接用于传教，在病房或治疗区的病人无法躲避。这种强制性行为是非常不妥的。”钟爱华对这样的言论已经出离愤怒。而即便是了解基督教内部不同思想的中国医疗协会，也认为这个报告“很快失去其威信力，因为宣教医院所有的治疗方法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纯物理的治疗”。

在写给《华北日报》的信中，钟爱华指出委员会事实上只是在利用宣教士编故事，以此来喂饱大洋彼岸的“浪子”们，为他们的“猪食”消毒，把他们住的“猪圈”刷白。

撰写报告的“平信徒海外宣教顾问团”声称，宣教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人道主义，因为“人不会因为不认识基督就失去永生”。这样的哲学思想出自对圣经的贬低和对其他宗教的重视，也是因为他们对基督被钉十字架抱有不屑的态度，只把基督当做一个不死的例子而已。

钟爱华竭力抵挡现代派，但他们的思想在一些宣教士中已经产生了影响。不过江苏北部并没有受太大影响，这里的美南长老会成员是理智的保守派，高举圣经真理，但同时也不像美国一些极端保守派那样受刻板规矩的束缚。钟爱华同样勇于面对与个人的论战。他的朋友害怕他在面对疑似现代派时表现得过于激烈，而使被批评的人感到难堪。但很快朋友觉得自己其实不必担心：“钟爱华在面对面批评人的时候会告诉别人错在哪里。他会以关爱的姿态和人说话，不会让人有苦毒的感觉。”

钟爱华密切关注着现代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在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他留下特别印象的是一份新发行的颇具学术风格的报纸《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报纸不久变为杂志，但很快就停刊。不过这个名字却印在了钟爱华脑子里，以备将来使用。

在他去朝鲜半岛期间，他个人的信心也得到坚固。

钟爱华夫妇发觉上海的美国高中已经被自由主义影响，决定不把罗莎送去那里上学。他们选择了位于朝鲜平壤的长老会学校。他们一家都去到上海，之后钟爱华带着罗莎于1932年经过日本，之后乘火车经过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抵达平壤。

“福音在这个国家扎根真是一件奇妙的事。”钟爱华写道，“朝鲜人非常热心与人分享救主耶稣。教会的发展也显示出他们的信心受到上帝的祝福。”钟爱华返回清江浦之后，对委员会的报告持更强烈的反对意见。报告认为宣教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穷苦阶层的身体和生活条件。

钟爱华和罗莎在前往平壤的路上。

在与本杰明·克莱顿讨论此议题时，钟爱华写道：“我在中国已经是第17个年头了，我亲眼见证了基督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数千人的心和生命。我每天都在目睹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知道福音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一直以来，尽全力医治病人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在努力跟上最新的医疗发展。但我们仍然相信，病人的灵魂是无价的。我们持续的祷告是上帝会帮助我们尽最大可能医治他们，并通过身体的医治将他们引向基督——就是救了我们也愿意拯救他们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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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报告的影响似乎还不够大，1932年底，在中国的宣教事工又遭受了新一轮打击。

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于1931年出版。美南长老会差会并没有意识到赛珍珠本人已经不和她父亲的同工们站在同一战线，所以仍然要给她荣誉。而赛珍珠也明白她会在纽约的华尔道夫（Waldorf-Astoria）酒店见到一些美南长老会差会的领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篇坚持己见、措辞激烈的演讲。到达现场之后，赛珍珠才发现在宴会厅里还有四百多位付费出席午餐会的客人。但是赛女士依旧照准备好的讲稿进行了演讲，引发了轰动效应。她在演讲中用“无知、傲慢、迷信、粗鲁”来形容宣教士。她的演讲后来以《海外宣教用处何在》（Is There a Place for Foreign Missions）为题发表在《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上。

在随之而来的论战中，钟爱华写了一篇文章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赛珍珠呼吁宣教士停止口头布道，而仅仅通过生活来彰显基督的灵。赛珍珠轰动一时的演讲早已被人遗忘，但钟爱华的论点现在依然适用。特别是在当今世代，教会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本身常被误以为就是传播福音，而援助者的信仰内容反而被忽视。信仰本身不仅被视为不相干，有时甚至连提都不提。

“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钟爱华在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作为宣教士，有关于上帝的知识，认识救主耶稣，知道信他可以得永生，却闭口不谈。我也同样不能想象有人靠着自己出众的个性和吸引力，就可以为基督赢得灵魂。上帝会使用基督样式的生命，在中国的宣教士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都在祷告和努力向前的，所以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用自己的生命去荣耀他。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向人传讲十字架，要告诉人，靠着救主洒下的宝血人可从罪中得救赎。而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

[17]胡恒德（Henry Spence Houghton，1880~？），来华传教医师，曾任协和医学院院长。——译注

第20章

婴儿哭声

1932年10月8日，12岁的路得和最要好的朋友桑迪（Sandy，即凯瑟琳·耶茨[Catherine Yates]），跟着家庭教师露西·弗莱彻去另外一个医院大院上课。她们每天都要走的半英里路，道路两边是高高的土墙。上课的教室是以前的女校所在地（当时仍然用作小学教室）。

1931年洪灾过后，接下来的一年灾区又面临饥荒，随后霍乱也蔓延开来。当年的6月到9月，清江浦的医生们接诊了不计其数的霍乱病人。为应对肆意流行的疾病，仁慈医院在20万人的淮安城建立了紧急诊疗所，并配备了一名全职医生在那里值守。钟爱华当时频繁驾车来往于清江浦和淮安之间。在路上常有人将他的奥斯汀宝贝拦住，求他去家里医治病人。有一次，他被一个女孩拦下来。到女孩家里后才发现，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已经处在生命垂危的关头，家里只有这个女孩还算健康。在臭气冲天的环境中，钟爱华同时给三个病人输入盐水。其中一个病人需要七夸脱的盐水，输液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而与此同时，护士们在其他人家给病人输液。生理盐水拯救了当地数千条生命。

钟爱华的孩子们明白瘟疫带来的严重后果。但在10月的这一天，路得要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人生苦难。

路得刚好第一个走上陡坡，就在她顺着墙边的路往上走时，无意中向下面约20英尺深的壕沟看了一眼。映入她眼帘的是一个躺在烂泥里的裸体男婴。路得后来在写给上高中的姐姐的信中描述到：“站在男婴旁边的一个妇人向我们说：‘还活着！’我急忙跑下去，看到小家伙还在呼吸，紧接着发出极细小的哭泣声。我随即跑去叫林医生（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当时都在淮安），然后又赶回来。弗莱彻小姐见还没有人来，自己亲自跑去找人，留下我用手不停驱赶着好像要在男婴身上落户的绿头苍蝇。婴儿的眼睛是睁着的，布满了脓，所以只看到他眼睛里满是黄色。他身上只有几条碎布，身体已经被冻成蓝色。”当时的天气很冷，水牛蹄印里面已经结冰。

“男婴被送到医院，弗莱彻小姐又带着我们去上学。放学后我们立即赶往医院去看他。再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认不出来了！小家伙变得非常干净，只是瘦小又苍白，在喝奶的时候还会微弱地咳嗽。

“我们后来找到了孩子的父母，他们显然是故意将孩子扔掉。因为孩子会抽搐，所以父母认为他会死掉。我们向上帝祈祷，希望孩子可以活下来。但我同时也恳求上帝将他带回天家，让他远离这充满罪恶和痛苦的深渊（在这里，他唯一的母亲都不管他，甚至要在他死之前将他扔掉！）。上帝回应了我的恳求，星期五晚上，他永远地睡着了。”

宣教士子女的学校

中国人迷信地认为孩子在长牙之前就死掉是不能埋葬的，否则邪灵会回来将另一个孩子带走。因此，父母会将死去的婴儿直接扔掉。这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风俗。路得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被扔掉的死婴。她后来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死婴时的恐怖。那画面让我晚上无法入睡。”路得每天和桑迪跟着弗莱彻小姐上学时经过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地人常丢弃死婴的地方。常有几只食死尸的狗在那附近。后来孩子们甚至给这几条狗起了名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戈耳工[18]。有一次，孩子们看到墓地管理员的妻子在喂一个婴儿。墓地管理员是一个基督徒。那婴儿非常虚弱，已经没有力气吸奶。管理员的妻子将自己的奶挤在一个小容器里，再倒入孩子的口中。孩子们将那婴儿带到医院，后来发现婴儿的父母竟然都是在仁慈医院住院的病人。当时他们发现孩子也生病，就怕医院会将他们一家都赶出去，所以就把孩子扔掉了。所幸的是，孩子后来被救活了。

让路得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异端信仰可以让父母做出如此行为，这与仁慈的中国基督徒有着天壤之别。“自己的孩子死去的时候，任何父母都会感到痛苦。将孩子丢给野狗吃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他们看到一个父亲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背着自己的孩子。“我们在远处望着他，他越过城外的壕沟，走到远处的墓地，将孩子放下，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头走了。那天下午，我们从学校回来的路上，看到野狗正在吞吃那孩子的身体。一只狗叼着孩子的头，另一只叼着孩子的身体，向不同的方向撕扯。我们愤怒地向野狗大叫。这是我儿时脑海中不能磨灭的记忆，让我深刻理解了圣经中的话：‘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箴12:10）我还记得有一次，一群中国人有说有笑地将一只疯狗活活打死。这和我所体验的基督徒的仁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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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师傅（音译）多年来一直是仁慈医院的木工工头。他为人可靠，彬彬有礼，做事考虑周全。他不仅是一个木工，而且还有能力做建筑承包商。当时他正在指挥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一队工人，为莫斯利一家盖房子。房子是弗吉尼娅设计的，钟爱华利用业余时间监督工作进展，这也是他的一项休闲爱好。

习师傅曾经给钟爱华做过家具，钟爱华说：“他一直都对我们和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对我们来说他是非常得力的助手，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他来过医院的礼拜堂，理解布道的内容，但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以儒家特有的礼貌拒绝了委身于基督的建议。他会烧香拜佛，会为了家庭兴旺接灶王爷，也会按规矩祭祖。任何亲戚去世他都会依照风俗烧香，烧纸钱和纸制的家具，以此来确保逝者来世富足。

1932年的一天，他在诊所附近一边工作一边和路过的钟医生闲聊： “大夫，您知道吗？不久前我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被狗咬了手。”

“是疯狗吗？”

“不是，就是邻居的一只狗。我拍它的时候他咬了我。”

“我觉得最好还是做一些防狂犬病的治疗。”

“用不着，大夫。那狗不是疯狗，我知道。”

钟爱华没有继续劝说，因为他知道习师傅完全了解狂犬病的严重后果。像当时所有中国人一样，习师傅亲眼见过被狗咬而死去的大人和孩子。

两周之后的星期一早晨，钟爱华像往常一样下楼准备出门，发现习师傅站在自己家门口。

“大夫，我咽不下去了！我咽不下去了！”

钟爱华立即明白他已经患上了狂犬病。如果这诊断没错的话，习师傅将在未来24小时内痛苦地死去，而他自己也明白这一切。

钟爱华将他送到隔离病房，进行了一些化验。到10点时，症状已经非常明显。钟爱华温柔而坦率地告诉这位木匠，他将不久于人世。在早上钟爱华忙着做其他手术的时候，习师傅的儿子陪伴着父亲。很多朋友闻讯赶来，有一些已经在对他进行临终前的劝慰。钟爱华在午饭后立即赶到病房，他的儿子退到了门边。

“习师傅，”钟爱华坐在他床边说道，“你也明白，你已经染上了狂犬病。你现在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听福音，但从来没有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在习师傅听钟爱华说话的时候，所有他曾经礼貌拒绝的东西忽然间击中了他的心。就像钟爱华三天后记录的：“他从来没有公开表明过信仰，但那个时候他这样做了。在他自己的坚决要求下，他跪下祷告，清楚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起来以后，向儿子说：‘儿啊，我已经接受基督做救主，我要你也接受他。在我死之后，不要烧香、烧纸钱，也不要任何旧规矩，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习师傅的行为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他是真心悔改。如果仅仅是为了最后讨自己的医生朋友喜欢，他完全可以忽略葬礼的安排。要儿子取消所有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是他信心和勇气的见证，他将自己一生所深信的东西彻底地推翻了。

妻子赶来后，习师傅又将关于葬礼的嘱咐告诉给妻子。之后他让儿子叫了一辆黄包车来，他想在家里告别这个世界。钟爱华警戒他要小心，在疾病发作的时候不要咬其他人，以免感染别人。他答应下来，说：“我想到你家和钟太太告个别。”

晚饭后钟爱华又去见他。习师傅的家在十里街中间，是一个大院子。当时院子里已经聚满了街坊四邻。他在病情发作的间歇告诉大家他已经是个基督徒，劝告大家也接受基督。

第二天早晨6点钟，钟爱华又来到他家。家人和邻居告诉钟爱华，习师傅整晚都在发病间歇祷告和布道。钟爱华看到他时他已经非常虚弱，但是“直到最后，他还是依然温柔、体贴、彬彬有礼，而且充满感恩的心。他说他还没有盖完新房子，感到很遗憾。我问他谁可以继续他的工作，他说可以转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之前也是木匠而且在帮他干活。”

早上7点，习师傅离开了人世。他的家人虽然还没有一个是信徒，但他们按照习师傅的遗嘱，操办了基督徒式的葬礼。

钟爱华在牯岭写给护士长李如兰的信中说：“我们对习师傅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仅是想写点什么。他的死是如此突然，但我们非常感恩，也非常欣慰地看到他清楚地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的家人都还好。明天早上会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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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的一个早晨，钟爱华正在检查黑热病住院病人的记录，医院的会计兼登记员高美洪（音译）来向他报告，说有证据显示，有人冒用医疗卡骗取药物。医院的每张医疗卡都贴有病人在医院照的照片，这是为了防止药物外流采取的措施。葡酸锑钠在黑市可以卖到极高的价钱。这张有问题的医疗卡上贴着一张成年人的照片，但旁边的个人信息却显示患者是个孩子。

经过调查，发现是一个农民在不经意间将这张医疗卡给了一位姓冯（音译）的旅店老板。而这位聪明过人但名誉不佳的老板正是当地警长的儿子。老板将这张卡卖给了需要药物的人。调查清楚后，钟爱华当着他父亲的面，痛斥了这位冯姓老板的做法，让他非常丢脸。

高美洪（人也叫他“高二”）对此事也没有再多想。他本人正是1928年去世的高长老的儿子，也是高牧师的弟弟。虽然曾经一度叛逆，但后来也接受了基督。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信徒，常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家里有自己深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女儿刚18个月，儿子8岁。钟爱华后来对他儿子的评论是：“异常聪明又非常可爱。在聚会时，只要有关于圣经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回答，而且总是能说到点子上。”

医疗卡事件过去三个月后的一天，钟爱华和高氏弟兄正在带领护士们举行查经聚会。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匆匆闯进来，带来一条令所有人都惊愕的消息：土匪闯进高美洪的住处，砸抢过后绑架了两个孩子。

且不说高美洪没什么钱，即使他付得起赎金，孩子的性命也难保。更糟糕的是他女儿当时还没有从百日咳中完全恢复，在土匪手中脆弱的生命可能连两天也撑不过。所有在场的人都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悲痛之中。突然间，大家听到高美洪浑厚的声音：“大家不要担心！上帝让这件事发生，自有他的目的。”

当时在美南长老会的江北教区，每天晚上平均有300人被绑架。但高美洪孩子的失踪特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兵进行了全面搜索，却无功而返。清江浦的全体基督徒举行了特别的祷告会。路得回忆说：“我们这些孩子对这件事特别有负担，因为我们知道土匪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现在在他们手上的是如此弱小的一男一女。我们都在恳切祷告。”

漫长的两周过去了。高美洪不断收到匿名信，告诉他这样那样的线索，或是告诉他是什么人绑架了他的孩子，当然也有或真或假要求赎金的，有一封信甚至要高美洪支付价值60000美元的赎金。万幸的是，所有的信件里都没有夹着指头或耳朵。

高和妻子最后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在靠近医院大门的十里街上贴出一张告示：“我不是一个有钱人，连50美元也付不起。上帝给了我这两个孩子，他也会将他们送回来。我不会支付赎金。我将整件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邻居们几乎笑翻了天！没有赎金就没有孩子，这是人人知道的规则。没有人比冯老板使用更多的污言秽语耻笑高家的行动。

高美洪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嘲笑。柯克·莫斯利回忆说：“高美洪的决定引来他的非信徒朋友和邻居的尖酸刻薄的批评。上帝最初都没有能力保护孩子不被绑架，他怎么可以去相信这样一个神？他怎么可以以两个无辜的性命为代价，公然拒绝支付赎金？高美洪和他的基督徒朋友们每天聚在一起祈求上帝将孩子们带回来。在连续数周不见孩子的踪影之后，高美洪的非信徒朋友开始更加严厉地批评高美洪，向他灌输祷告和信靠上帝的荒谬性。但高美洪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莫斯利医生感到钟爱华对上帝的完全信靠和他对上帝应许的极大信心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钟爱华的信心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于他的朋友和同工都传承了他的信心。高美洪就是极好的证明。”

高美洪继续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继续承担着在礼拜堂聚会中的责任。他爽朗的笑声没有减弱，他的妻子也非常坚定，只是感觉日子明显一天比一天长了。

绑架案发后33天，从20英里以外的丹东赶来的信使带来了一条消息。官兵逮捕了一个土匪头子，而这土匪头子的妻子正看护着两个婴儿。在质问之下，她承认有一个孩子是绑架来的。一个老太太后来说这个小女孩是从清江浦来的。获知此消息，钟爱华让医院司机立即驾车带高美洪去丹东。按照不成文的惯例，家人在领走孩子时要付给官兵一笔钱。虽然远远达不到官兵的要求，他们还是接受了高美洪少得可怜的酬谢。当天晚上，高的女儿回到了家中。而且孩子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土匪老婆的奶水很足，足够满足两个孩子的需要。高美洪说：“我本雇不起奶妈，但主却给我预备了一个！”

批评高美洪的人并没有因此改变。

“他们自信满满地说，”莫斯利回忆道，“女孩没有多大价值，所以土匪们不屑于理睬。这些邻居们确信若是不付赎金，高美洪的儿子永远都找不回来。但是高美洪和他的朋友们继续祷告，对上帝的爱坚信不移，深信上帝在听他仆人的祈求。”

士兵们嫌高美洪给的酬谢金太少，不愿再尽力寻找男孩。但这个被抓的土匪向民兵透露，此次绑架与“仁慈医院附近一个姓冯的旅店老板有关”。冯老板在警察的刑具面前立即对罪行供认不讳，说是因为高美洪让他失了面子，所以才要对他实施报复。但冯发誓说他也不知道男孩现在在哪儿。

七天后，一名从老家休假回来的男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钟爱华面前。钟爱华看出他有好消息要报告。喘息过后，护士终于说出消息： 民兵在离清江浦18英里外他家的村子附近赶跑一群土匪。土匪撤退的时候，将一个小男孩留在了后面。民兵听到微弱的呼救声，找到了这个孩子。男孩说他是高美洪的儿子。他已经非常虚弱，不能走路。之前他一直被关在地下的一个洞里，洞口被塞住而且被玉米挡住。民兵将孩子带到村子里的茶馆，刚好被路过的护士撞见。“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抱头痛哭，实在是太高兴了。”

高先生再一次乘车踏上了颠簸的小路。在村子里，他只需要在卡片上签名就可以将孩子领走，不用给任何酬金。

这件事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江苏北部，除非是官兵迅速抓到了绑架人的土匪，否则从来没有发生过不付赎金找回孩子的事。在经历了40个昼夜之后，高美洪的孩子安全返回。那天晚上，有数百人到高美洪家拜访。到后来，高美洪和孩子站在箱子上向众人讲述“上帝如何将孩子们带回来”的故事。一个非信徒告诉钟爱华，那天晚上，整条街的人都在说：“是真的。上帝真的听他们的祷告。”

接下来的周日，正如后来成为葛培理夫人的路得向她自己的孩子讲述的那样，“高美洪先生和他的妻子在教会向上帝献上感恩。高抱着还不能走路的儿子，妻子抱着女儿。他们站在整个会众面前将荣耀归给上帝。”

葛培理的孩子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为高美洪的孩子们祷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高美洪的儿子已经24岁，女儿17岁。多年后，路得收到了带有个人题词的高美洪的儿子从上海寄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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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1933年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还流传着一个木板桥和子弹的故事。

1932年12月11日，弗吉尼娅生了一个儿子。罗莎、路得和五岁大的玛米之前都在为妈妈生一个男孩祷告。深受中国人的影响，她们也为父母没有儿子而感到遗憾。但让她们感到尴尬的是，父母却在祷告可以再生一个女儿。孩子降生得非常及时，钟爱华刚好可以在罗莎的圣诞节假期赶去上海与她团聚。为了纪念清江浦的恩人本杰明·克莱顿，父母给孩子起名叫钟克莱（Clayton Bell）。

钟爱华应邀去海州的美南长老会医院作调查。当年视钟爱华为“偶像”的约翰·里德已经在海州做和他一样的工作。他活泼的妻子萨利（Sally）也和他一起住在海州。钟爱华一家一同前往，刚刚出生的被大家称为“弟弟”的钟克莱也在父母的怀中抵达海州。此次海州之行和度假没什么两样。

当一行人要踏上90英里的旅程返回清江浦的时候，当地的军队长官坚持让他手下的一名长官和三名士兵护送他们回家。因为人太多，钟爱华的奥斯汀宝贝坐不下，所以海州宣教站安排了一辆车护送大队人马。小雅各开着福特Model A送弗吉尼娅、克莱和三个女孩。仁慈医院的司机开着奥斯汀，副驾坐着钟爱华，后面坐着两位非常年轻的士兵。里德开着他的福特，载着萨利和另外两名军人。

道路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车开得很慢。坐在奥斯汀里的士兵将手枪放在腿上，很快就睡着了。车队到了一座木板桥前，桥面只有8英尺宽，约12英尺长。汽车过桥需要一点时间，所以钟爱华下了车，想活动活动身体。

就在他下车的一刹那，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

钟克莱，1934年5月

钟爱华向四周看看，发现刚刚还完好无损的他的座位上出现了一个子弹孔。后座上惊恐万分的士兵手里的枪还在冒烟。

“对不起！”士兵大叫。“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长官赶过来，连连道歉：“他还是个新兵。这是他第一次拿枪。”

[18]戈耳工（Gorgon），希腊神话中的怪物。——译注

第21章

吉斯勒夫妇

肯·吉斯勒和凯·吉斯勒（Kay Gieser）都来自美国北方。肯还不到26岁，即将从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获得医学博士（M.D.）学位，之后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实习。而年纪稍轻的凯是伊利诺伊州（Illinois）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副校长的女儿。他们夫妻二人志愿要去非洲宣教。但因为经济大萧条，所有与派遣宣教士相关的疑问都只有一条回复：何时招募宣教士将另行通知。

1934年4月，肯·吉斯勒读到一篇介绍美南长老会在非洲医疗宣教的文章。他回想起自己做学生时曾经在惠顿听到过类似的信息。虽然身为北方人，肯还是写了一封信给位于纳什维尔的美南长老会总部。宣教委员会的执行会长达比·富尔顿博士给他回了信：“美南长老会现在没有向非洲派遣宣教士的计划。但据中国来电显示，本杰明·克莱顿基金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他们那里需要一个年轻医生，最好是还没有实习过的医生，服侍期限是三年。”

富尔顿博士在信中特别提到钟爱华：“在那里工作的钟医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外科兼内科医生。他在工作中从来不会忘记把布道放在第一位。他坚持不懈地将人带到基督面前，这是他所有宣教活动的核心。”吉斯勒夫妇读到钟爱华写给未来实习生的信之后，对这个职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钟爱华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实习生将要接受的医疗训练计划，信的最后写道：“我们真正想要的实习生是一个基督徒医生。如果信仰不是主要动机，那他来这里不会很开心，也会影响我们这里的工作。”

肯·吉斯勒和凯·吉斯勒

伊利诺伊州委员会的医疗小组最终批准了此次实习，算是他们对设在中国的宣教医院和在中国工作的外科医生的支持。美南长老会也批准了这两位申请人。大约五个月后，1934年9月6日，吉斯勒夫妇乘日本客轮抵达上海。旅途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食物也相当美味。但现在船已经抵达中国，船舱外面是嘈杂的卸货和喧闹声。夫妻二人开始调整心态，准备面对未来的艰苦环境，同时也作好准备与有过通信联系的钟医生见面。

第二天一大早，凯从船舱向外望去，看到了码头上的钟爱华：身材高大，除了头发有些花白，年轻的面庞让人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四十多岁。而此时他显然心情极好。看上去是“一个强壮又充满热情的人”。站在钟爱华旁边的，是一个高高的16岁少女（罗莎在朝鲜上学的时候肺结核病发。因为病情严重，所以在家休息一年。而在吉斯勒夫妇抵达的几天前，路得已经前往平壤上学）。

吉斯勒夫妇向码头挥挥手，钟爱华和罗莎也大叫着向他们打招呼。吉斯勒夫妇在过海关的时候感觉到未来会有不少困难等待着他们去克服。过关后，他们终于正式见到了钟医生。“你们俩想品尝巧克力圣代吗？”钟爱华问道。

吉斯勒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惊喜。“我们以为这些东西都已经永远留在了美国。钟医生的邀请让我们立即感受到他对人的体贴。”一行人很快去了上海著名的巧克力店。这家店的店主坎贝尔夫人（Mrs. Campbell）将冰激凌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成桶地运到上海，在重新冷冻之后浇上配料，便做成了全中国最美味多汁的圣代。“哇，钟医生！”凯禁不住大叫。

“不要叫我钟医生，就叫我爱华吧。”钟爱华的话立即消除了吉斯勒夫妇心中的另一个偏见。他们本以为年长的宣教士会在“新兵”面前摆老资格，以教导的姿态面对新来的宣教士。

一行人终于抵达清江浦，在奥斯汀宝贝通过医院大门的时候，老看门人舞动着一挂鞭炮表示欢迎。吉斯勒夫妇不很确定这是当地中国人的风俗还是美国南方人的习惯。

一只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冲出来，围着钟爱华和罗莎跳跃、转圈。钟夫人随后出来。“她张开双臂，像是欢迎老朋友一样迎接了我们。”

吉斯勒夫妇本以为宣教站的所有物资都是限量供应的。但令他们惊喜的是，等待他们的是一顿丰盛的饭菜，有烤软饼、炸鸡和薄荷茶。

吉斯勒夫妇在钟爱华家住了将近一年。莫斯利夫妇盖的房子已经住了一位布道同工，而当时莫斯利夫妇已经成为正式委任的宣教士，驻扎在另一个宣教站。而新房子要到次年春天才能盖好。

事实证明，肯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他和妻子凯都是灵命成熟的基督徒。这对夫妻充满活力，懂得节制，也有很强的幽默感。肯喜欢下棋和打网球，他还建议在院子里建一个秘密高尔夫球场。肯会弹钢琴、吹短号，还能演奏管风琴，而且他还有一架电影摄影机。年轻的夫妻不让孩子们称他们“叔叔”和“阿姨”，而是让他们直呼其名。肯和凯抵达三个月后，钟爱华写道：“吉斯勒夫妇非常高兴。今天在饭桌上他们还说，在这里每天都会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让他们觉得在这里工作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吉斯勒夫妇的日记和回忆录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医疗宣教事工的兴旺：早晨的礼拜堂里挤满了人，有身穿白大褂的男护士和穿制服的女护士，也有各样的病人和病人家属。“他们戴着黑色圆帽，帽顶有一颗红色按钮，穿单一颜色的长衫，双手插在袖子里。”

医院的办公室和病房是整洁和无序的混合体。钟爱华亲自设计的放置资料的钢架是典型的美国医院风格。但每张病床前成群的家属和随地吐痰的现象，则是明显的亚洲特色。

肯·吉斯勒后来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外科医生之一，而正是在清江浦的实习经历激发了他对眼部手术的兴趣。钟爱华之前派曹医生去北京进修。从1932年起，他们就因病人需求开了一家眼科诊所。医疗部分还是由林嘉美医生负责，但67岁的林医生听力明显下降，而病人对此并不很理解。闲暇的时候，林医生不再打网球，而是会选择散步或是阅读侦探小说。他的门后面收藏着大批的平装本侦探小说。而钟爱华对侦探小说的热爱也没有减退。（他曾经引用一句玩笑话：“我喜欢不参杂邪恶的善良而又干净的谋杀案。”）

林嘉美对于医院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负担。年轻的吉斯勒夫妇因为林嘉美和钟爱华之间激烈的讨论而“偶尔颤栗发抖”。曾经有一两次，“双方的讨论升级，看起来火星四射。钟医生言语激烈，但林医生毫不退让。双方意志都非常坚决，但口里的话都没有失去控制，只是讨论的情形非常火热。”有两次，争论的事情已经不记得了，但只记得双方的意见差距非常大。如果这样的争论放在吉斯勒夫妇后来接触到的其他宣教站，肯定会造成宣教站的分裂。但当讨论停止的时候，林嘉美和钟爱华“立即又成为亲近的朋友。没有怨恨，没有不满，甚至连一丁点这样的痕迹都没有。他们最终会朝一个方向走，而且双方都非常有平安。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曾经发生过争论。非常奇妙！”

肯·吉斯勒非常喜欢和钟爱华一起做手术。“我们每天早上会从8：30开始手术，一直做到12：00或12：30。我们面对面站在手术台的两边。我感到非常荣幸，从学校一毕业，就可以成为他的助手。钟医生也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他是一名普通外科医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局限，从不越界。他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得非常出色。如果他经过更多的培训，可以在胸腔外科之类的手术中更有建树。但他已经在肠胃手术中表现得非常好。

“他有机敏过人的内科诊断能力。在清江浦，我们没有美国的各种化验手段。诊断病情基本上就是靠自己的观察和感觉，然后判断病人的承受力，采取医疗措施。钟爱华非常擅长根据病人的心跳或脉搏情况判断病人对手术的承受力。在很多条件下，我们知道如果不进行手术，病人会死去。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判断病人还能不能经得住开一刀。钟爱华在这方面有着卓越的判断力。

“他做手术的速度很快，就像他做其他事情一样。他曾经说：‘我说话快，吃饭快，做任何事都快。’弗吉尼娅曾经对他吃饭快的习惯深恶痛绝。他在手术台上的三四个小时可以完成大量的工作。”

在手术间歇，或是每次治疗完一个病人，钟爱华都会让医院的秘书和记录员莉娜·布拉德利（Lina Bradley）做好记录。莉娜·布拉德利是一位中年妇女，也是美南长老会派遣来的宣教士，后来成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秘书。钟爱华听说她是一位“杰出的基督徒”，便于1934年邀请她通过本杰明·克莱顿基金到清江浦服侍。莉娜小姐会坐在手术台附近，钟爱华在手术接近尾声的时候，会一边灵巧敏捷地缝合伤口，一边口述手术的过程和重要步骤，或是在这个时候口述回复信件。当病人处于全身麻醉时，这个过程对钟爱华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身心的机会。

钟爱华仔细保存了自己所有的诊治记录。1934年，他向美国外科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提交了有代表性的100个病例，申请成为象征至高荣誉的外科学院院士（F.A.C.S）。其中一位资历很深的院士对钟爱华的案例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困难条件下完成的杰出工作。多样性的材料非常丰富，处理手段得当，效果令人满意。”

1934年10月19日，在钟爱华本人缺席的情况下，美国外科学院院长罗伯特·格林伯格（Robert B. Greenburgh）在波士顿交响乐厅（Boston Symphony Hall）举行的典礼上授予钟爱华院士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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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外科学院院长颁奖的同一天晚上（也有可能是几天以后），清江浦正在上演一出“瓜子的故事”。即便是德高望重的外科学院院士们，也会惊诧于当晚的手术。

当天下午4：30，钟爱华和肯·吉斯勒接诊了一个五岁大的呼吸困难的小女孩。一颗干瓜子卡在小女孩的气管里已经有五天了。无助的父母虽然害怕，五天来却什么都没有做。钟爱华先对女孩使用了乙醚麻醉，然后尝试使用气管镜取出瓜子。无奈瓜子的位置太深，孩子的气管又太窄。钟爱华告诉孩子的父母，唯一的希望是立即进行手术。父亲说他自己做不了主，需要问孩子的爷爷。于是父母立即赶往城里去找孩子的爷爷。而小女孩则留在医院里痛苦挣扎。

五个小时过去了，到晚上大概9：30的时候，孩子的父母和爷爷终于赶到，要求立即手术。医生们看到“令人心痛的画面，孩子的呼吸已经相当困难，身体的颜色都已经发生变化。”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肯将妻子凯送来的布娃娃放在女孩手中。女孩子们本来是喜欢布娃娃的，就连成年女性都会想要可爱的娃娃。小女孩显出一丝欣喜，但只是无力地拿着，因为身体实在太难受了。在孩子家人的注视下，钟爱华“祈求了上帝的帮助”。他对孩子进行了胸部局部麻醉，计划开刀后用小器械将瓜子取出。手术最大的危险是孩子已经疲惫不堪的心脏，恐怕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手术。

钟爱华刚动了一刀，突然间孩子猛地咳嗽了一声。而令医生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着这一声咳嗽，瓜子竟然被咳了出来，几乎被喷到天花板那么高！伤口很快被缝上，孩子现在只顾着高高兴兴玩布娃娃了。

“这真是百年不遇，”钟爱华告诉孩子的家人，“但上帝做工就是这样奇妙。”他继续和他们讲述了上帝是谁，和他如何帮助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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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个月，吉斯勒夫妇经历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目睹清江浦消防队灭火。

有人邀请林嘉美医生和吉斯勒夫妇去运河沿岸的某饭店吃饭。饭店是一栋非常破旧的木质房屋，就像空中竖起的牙签一样。饭店的厨房向外敞开，有猫狗跑进跑出，苍蝇在墙上挂着的生肉周围盘旋，天花板上挂着干鱼和家禽。厨师裸露着上身里里外外忙活着。宣教士们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到三楼，见到了做东的中国朋友们。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整个清江浦城。衣服好像已经很久没洗的店小二在向楼下厨房大喊着下了菜单。在等待上菜的一个小时里，吉斯勒夫妇不敢靠墙，生怕自己一用力就会让饭馆坍塌。整栋建筑在大风中发出呻吟般的嘎吱声。

店小二送来两道满是油腻的菜后，众人听到“一声巨响和哗啦声”。透过窗户，人们看到约两英里半以外一栋土屋里冒出浓烟。过了一会儿，消防队赶来了。走在前面的人戴着铜盔，穿黄色短雨衣，蓝色紧身裤，脚上穿一双草鞋，举着一面白色旗，旗子上写着“消防队”。后面跟着的一队人有的扛着带钩的长杆，有的抬着蓝色的木盆。其中四个人戴着铜盔，吹着哨子，拉着消防车，后面同时有另外四个人推着。消防车不过是由四个轮子架起来的一个架子，上面有两个水泵和一个巨大的铜钟。一个人在用尽全力敲着这口钟。

过了一会儿，第二队消防队员赶到。他们的设备包括一架12英尺长的竹梯和长长的水管。两个人抬着整齐缠绕的水管，几乎小跑起来。

着火的房子很快烧为一片平地。

比起消防队员来，人们对被烧房屋主人的公开议论和批评要有效率得多。

与观看消防队救火完全不同的一段经历是肯第一次在中国讲道。讲道的地点是在监狱，对象是囚犯。肯曾经听钟爱华医生说过，有一个坐过牢的住院病人说，在他服刑的六年时间里，他和其他六个在监狱服刑的囚犯会经常性地聚集在一起祷告。钟爱华见证了许许多多犯人悔改得救的确凿的经历。他自己也将监狱视为自己事工果实最丰富的场所之一。在这个主日，在犯人们面前，有钟爱华在旁边翻译，肯站在箱子上开始讲道。

“我非常高兴钟医生给我机会在箱子上讲道。面前的听众越来越多，直到挤满了整个院子。牢房里的犯人很多一瘸一拐地过来，身上的锁链发出响声。”肯注意到这里的犯人没有统一的囚服，个个都是衣衫褴褛。有些犯人的伤口用纸覆盖着，有些身上长疮。“每个人的脸都很脏，长着长长的胡须。这些不受欢迎的面孔布满了伤痕，满脸愤世嫉俗的表情。

“但站在那里的人都一动不动，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紧张颤栗。空气中弥漫着死一般的沉静和心灵的饥渴。犯人们似乎要吞吃掉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肯·吉斯勒知道，“拯救了我自己生命的这位耶稣同样可以拯救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土匪。”

肯布道结束后，钟爱华继续讲下去。渐渐地，人们开始有了反应。到最后，所有人都低头跪下。“戴着手铐和脚铐跪下看上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安静下来后，钟爱华带领大家祷告，众人跟着重复。肯无法明白祷告的所有内容，“但我可以清楚感觉到上帝的灵充满了这个本来阴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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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正在参加祷告会的钟爱华被人叫了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而吉斯勒夫妇可以看到医院办公室挤满了人。突然间，六个全副武装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向医院大门口跑去。警察催促着一起追的，是一个身穿褐色丝绸衣服的年轻人。

警察怀疑医院有人参与了枪支买卖，而枪支买卖在当时是要被处死刑的重罪。医院的职工早已对这个衣着光鲜的陌生人产生了怀疑，向潜伏在医院外面的警察报告了情况。而此人反过来指控说钟爱华医生卖给他两把枪。警察按照钟爱华提出的要求搜查了这个人，搜出了一封有25个乡下农民签名的感谢信，收信人是“仁慈医院院长”。信件提到，医院为了保护农民免受土匪侵犯，向他们出售了武器。农民在信中对院长的善举表示感谢，并表示不会滥用这些武器。

这个姓金的人被带到警察局，钟爱华也赶到了。他感到此事事关重大，报告了美国领事馆。这是他第一次向领事馆报告，因为这件事有可能引起破坏性的影响。

钟爱华估计这个人骗取了农民的信任，让他们先付了钱，说会帮他们买枪，而他自己则随时准备逃跑。但实际情况是：一个被仁慈医院解雇的女护士在向医院实施报复行为。金和他的妻子也都被这个女护士骗了。最后，金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向钟爱华和仁慈医院道歉，并且指责了骗人的护士。

当时土匪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袭击清江浦，人们也不再担心孩子被绑架。前一年盛夏的一个晚上，钟爱华、路得和小克莱在露天的阁楼凉台上睡觉，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医院大院的夜空。

弗吉尼娅从下面的窗户探出头来叫道 ：“爱华 ！快带孩子们回来！”

“妈，”路得懒懒地回了一句，“就让我们呆在这儿吧，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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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完成医院工作的肯·吉斯勒和外出布道的妻子凯会回到安全又富有亲情的钟爱华的家。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异国他乡的生活。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帮了很多的忙。他们有一个温馨的家，家里的食物非常丰盛。肯·吉斯勒本以为自己来中国后的第一个生日会很无趣，因为那时他们刚抵达不久，而且只有妻子知道他的生日。但吃早餐时他才发现，不单礼物已经预备好，而且还有一封生日派对的邀请函。派对上，吉米叔叔和体弱的索菲婶婶带着所有宣教士来参加。当时吉米和索菲都已过古稀之年。美南长老会批准了他们在清江浦过退休生活的要求。

“当时的热烈气氛让人感觉就像在家一样。”吉斯勒回忆道。弗吉尼娅的贴心关怀和爱心，钟爱华的“幽默感和表达爱的能力”都非常激励人。弗吉尼娅的生活内容包含医院的工作和教导玛米。除此之外，她会在花园里照顾她的玫瑰和菊花，制作水果罐头。“钟爱华从医院下班后，常做的事就是在打字机前疯狂地敲打键盘，然后很快又去做其他事。他们俩做事的效率是惊人的。而且非常奇妙的是，这两个性格都很强势的人可以相处得如此融洽。他们真的很幸福，这对夫妻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亲密。”

每当美国那边给宣教站寄来书籍，弗吉尼娅都要做第一个读者。这让吉斯勒夫妇觉得非常有趣。如果弗吉尼娅读后觉得不适合大家读，就会把它们烧掉。《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就是被扔掉的书之一，而《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1939）消失得更快。吉斯勒夫妇很喜欢朗读，也喜欢星期天晚上的圣经游戏和问答比赛。只是凯有时候会因为背经得分太低而伤心落泪，而这正是钟爱华的孩子们最擅长的。钟克莱当时还很小。有一次，在家庭祷告时间，钟爱华说：“我们祷告吧。”克莱的话让大家一惊，他用中文说：“我不想祷告，我想吃饭！”

全家福，摄于1934年圣诞节。

在饭桌上，有时会有人读路得寄给家里的信。路得不喜欢离家在朝鲜上学。她常说做宣教士的孩子对自己是很好的预备，让自己习惯了与人告别。但上学本身她很喜欢。信中曾有一句话在钟爱华脑海中激荡了好几年：“我全神贯注地祷告，好像工作完全没有用；我也全神贯注地工作，好像忘记曾经祷告过。”她已经养成了将听到或看到的简短格言搜集起来的习惯。不过这句话她完全忘记了出处。

1934年的冬天，天气很温和。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吉斯勒对路得和钟家的其他孩子有这样的描述：“快乐家庭的一员。孩子们并没有特别在意领导力之类的训练，他们仅仅是在享受生活。他们学习勤奋，玩得尽兴，对生活的态度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看到上帝祝福每一个孩子真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们看起来和普通的美国孩子一样，有正常、健康、快乐的生活。”

对于吉斯勒夫妇来说，清江浦是他们与钟爱华一家一生友谊开始的地方。而对于钟爱华一家而言，吉斯勒夫妇是他们最感激的客人。吉斯勒夫妇在钟爱华一家的故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钟爱华最终确定了将女儿们送到惠顿学院上大学。

罗莎早已听过惠顿学院的大名，决心要去那里上学。早在1932年10月23日，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1935年可以回国休假，他们会让罗莎去上大学。“我们很想让她在南方上学。但如果有必要的话，芝加哥的惠顿学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惠顿是很好的学校，那里的学生对真理有着坚持不懈甚至是野心勃勃的追求。我坚信在当今时代，一所好的教育机构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守住真理，或是选择中立的立场。撒旦正在奋力夺走那些对上帝和他的话语不坚定的人的心，我们必须借着上帝的大能奋力回击。”吉斯勒夫妇刚好都是惠顿的校友（其中一位还是惠顿副校长的女儿）。在和他们同住的八个月里，钟爱华夫妇确信这是一所学术水平和属灵空气俱佳的高等学府，是他们想让女儿接受教育的地方。

到1935年6月，吉斯勒一家回国休假的时候，钟爱华已经作出了最终决定。惠顿学院就要进入钟家的生活了。

乘坐黄包车的长途旅行。

在大运河上乘驳船，1935年。

第22章

敞开的大门

“回家了，回家了！哦，回到家中，是何等的喜悦！”这是弗吉尼娅在1936年8月30日写下的。她并不是指回到美国，而是指结束了第三次返美休假，回到清江浦。在美休假期间，钟爱华一家绝大部分时间在北卡州蒙特利特长老会的山区度假胜地和营会中心度过。罗莎和路得也在那里上蒙特利特高中。路得在朝鲜的学习进度比美国的同龄人快一年。休假结束返回中国之前，罗莎留在了美国，等待秋天学期开始进入惠顿学院学习。路得取道日本横滨，再赴朝鲜，在那里继续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钟爱华夫妇认为现在让只有16岁的路得读大学还为时尚早。

钟爱华夫妇驾着新车抵达清江浦。弗吉尼娅向两个女儿和钟爱华的母亲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心情：“路上的风景、声音、味道，都是如此的熟悉，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几乎让我们忘了曾经离开过。河的两岸覆盖着干枯的野草，脱粒的小麦已经干枯；一户户人家在自家屋檐下吃着午饭，一队队人在河边拉纤；水牛在岸边歇脚，河边有大片的莲花，驴子背着袋装的谷物，路旁的货摊摆放着各种货物；黄包车夫拉着各样的乘客，很多是去上学的年轻人。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会经常听到‘洋鬼子’的称呼，在镇江南部就一次都没听到过。也许将来，这个偏僻地方的人的见识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到家的时间差不多是下午4时15分。爱华并没有按喇叭，因为不想打扰其他人。但其实没有什么用，有人已经在街角等着了，一看到车，就去通知了大家。当车开到街角时，已经有人拿着竹竿挂着长长的鞭炮开始放了。

第三次休假时在弗吉尼亚，钟家全家福。左至右：哥哥麦金（James McKim Bell），父亲钟哈维（James H. Bell），姐姐诺尔玛（Norma Bell Norris），母亲钟路得（Ruth Lee McCue Bell），钟爱华。

“抵达医院大门时，又是一通鞭炮，巨大的响声几乎让人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进入医院大门的时候，礼拜堂门前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而且又一轮鞭炮声响起。到我们自己的院子之后还有另外一挂。鞭炮响声震耳欲聋，放出的烟使人眩晕。至少有200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真称得上是一次兴师动众的返乡仪式。多亏了看门人一直在送客，叮嘱大家“慢走”，这一大群人才没有滞留很久。接下来我们去看了普林茨。李如兰把它锁在吉斯勒夫妇的院子里，因为它很害怕鞭炮，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它冒犯大家。普林茨见到我们总是格外兴奋，而且会黏着玛米和克莱。如果克莱不走，它绝不会跟着我或爱华走一步。小克莱一点也不怕它，反而非常享受它的爱。普林茨非常善于表达爱。”

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有无数的手术等着钟爱华去做。“我想永远也赶不上落下的手术进度。不过我确实非常喜欢这项工作。”肯·吉斯勒在牯岭休假养病，林嘉美医生回国休假。虽然曹医生确实是医疗和属灵的双重支柱，但在没有强有力的领袖的情况下，仁慈医院的整体工作还是有所退步。钟爱华要解决护士之间的争端，与政府协调护士登记注册的议题，鼓励牧师为属灵复兴安排一周特别的活动。钟爱华像以前一样，频繁地在医院礼拜堂讲道，并且在接下来的一个圣餐礼拜中独唱了一首赞美诗。“自从我们这次回来，已经无数次向上帝献上感恩，”钟爱华在写给依然积极提供经济支持的本杰明·克莱顿的信中说，“我们感谢上帝再次带我们回来……我还能去哪呢？我只想要待在这里。”

1936年秋天，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欧内斯特·卡尔伯格（Ernest Carlburg）和妻子从中国西部来到清江浦。他们来接替内地会的两位英国女宣教士。这两位女宣教士都在清江浦地区工作了很多年，但一位不幸去世，一位退休。她们曾无意中激发了路得做英国茶的兴趣。这是一项与制作中国茶或美式茶非常不同的技术。卡尔伯格夫妇后来随海外基督使团（OMF，前身是中国内地会）前往台湾宣教。卡尔伯格夫人还能回忆起1936年时的情景。“刚到清江浦三天，我们的孩子就降生了。而这些本不相识的陌生人热情地接纳了我们。我想应该是弗吉尼娅精心策划了新生儿的送礼会，这本来是在美国才会有的待遇。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但却是第一个有美式婴儿服的孩子。我记得他们当时刚好收到很多衣服，是要送给中国孩子的。但他们让我给刚出生的孩子挑一些。

“虽然从他们的角度说，我们扮演的是‘乡下穷亲戚’的角色。但从认识他们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直有被接纳的感觉。每周一次的祷告会是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已经有六年没见过美国式的家。因此，钟爱华夫妇的家好像是天堂一样。在那里过感恩节和在美国时几乎一模一样。晚餐是最好的社交时间，非常令人享受。但晚上的活动只会进行到9点。时间一到，不论是在游戏当中还是在做任何活动，都会立即结束，感恩节也不例外。大家都有很多工作，所以不能玩到太晚。但这样的‘美国时间’，或是地上的‘天堂’，并没有占据他们的心。他们的工作，不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农村，是主对他们的呼召。他们的心智和力量全都交托给了主。”

弗吉尼娅永远不会因为忙碌而忽视别人的孩子。这是卡尔伯格夫妇深深感觉到的。就连九岁的玛米也对他们两岁的儿子克利夫（Cliff）特别关照。

钟爱华从日本给钟克莱买了一辆小自行车。令所有人惊奇的是，年仅四岁的小克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他会在院子里骑着车随心所欲地转圈。克莱还会在迷你高尔夫球场与爸爸和吉斯勒叔叔用截断的球杆击球。“钟爱华说他击出的球的质量常超过成年人。”

长大后也成为牧师的钟克莱儿时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爷爷的去世。1937年4月，钟爱华得到消息，父亲于3月4日死于肺炎，享年83岁。爱华的母亲并没有发电报，而是写了一封信。但由于货运工人罢工和紧接着发生的“柯立芝号”撞船事件，信件被延迟。这封信最后和103个包裹一起抵达清江浦。钟克莱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读到信后父亲进入了思索的状态。我问爸爸发生了什么，但现在已经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的话语中带着确信，确信爷爷已经与主同在，我们不必为此悲伤。”就像钟爱华写给母亲的信中所说：“信靠基督确实会将人从死亡的苦痛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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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到1937年，清江浦地区的土匪已经完全销声匿迹，这是钟爱华自从到中国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政府制定了新的高速公路战略。清江浦的工人们正在建设一条直通长江的道路。一座有32个桥墩的大桥即将取代江上的渡口。钟爱华应该是第一个驾车通过这座桥的人，因为他劝通了工程师，可以在还没有完全竣工的桥面行驶。清江浦的机场也得到改建，政府也计划建一条更宽的道路，还要在城门北新建现代化大桥，而且要将电话线连到上海。宏大的黄河工程也几乎要完工，数千应召参与建设的农民在旧河床上劳作。从远处看去，大量参与建设的农民像蚂蚁一样辛勤挖掘着。工程完工后将大大缓解洪水泛滥的情况，而且可以给北部日本控制的主要河流提供新的河道。

老百姓对西药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政府在城里开了一家妇产医院，并扩建了黑热病治疗中心。不管是医院职工还是乡村传道人，宣教士还是当地信徒，都感到人们对于福音信息的回应越来越积极。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人对福音的饥渴被证明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这也增强了普通民众的信心。钟爱华在1937年1月3日写道：“我们对蒋总统在获释后所作的信仰见证感到非常高兴。星期二早晨，他通过广播向为他代祷的基督徒表示感谢。报纸说他派私人秘书去南京的协和礼拜堂（Union Church）感谢那里的人。而这位秘书说，蒋总统的勇气和平安也是在被软禁时从读经和祷告中得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任何大国的元首会在这样的压力面前做同样的事。”

要改造中国，蒋氏政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位大元帅面对着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甚至连他的随从也不例外。而且他还要解决贪婪的地主和贫富极度分化的问题。蒋总统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问题。钟爱华评论道：“进步是显著的。现在人民越来越团结，目标越来越一致。”

但日本不会眼睁睁看着中国向前发展。中国正在走向强大，但与日本的战争也不可避免。

1937年春夏两季，钟爱华储备了大量食品和医疗必需品。

第23章

日军侵华

1937年6月末，路得结束了在朝鲜的高中学业。全家人去上海迎接她，之后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返回清江浦。仁慈医院当时正处在最佳状态：护士训练学校顺利获得政府批准，正式成立；医院厨房的严重问题自行解决；来自农村和城市的病人不断涌入医院。钟爱华家里还添置了一台全新的电冰箱。他写道：“我们此次上海之行，一路上一直有上帝的守护，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旅行非常受祝福。工作机会是无限的，上帝大能的手一直在守护我们。我祈求他让我们保持谦卑，为我们开道路，给我们更多祝福。”

唯一给家里带来一丝伤感的事情就是路得的离去。刚刚度过17岁生日的路得即将进入美国惠顿学院学习。

路得在平壤期间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她学习刻苦，也很受欢迎。但除了圣经，路得其他科目的学习成绩并不是最优秀的。她有杰出的属灵洞见力，也是学生属灵活动的领袖，同时对在日本统治之下的朝鲜基督徒深表理解和同情。“路得非常高兴可以回家，”钟爱华在6月27日写道，“有她在家的感觉特别好。她是我们珍爱的孩子，确实仍然是个孩子。回美国对她而言将会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在孩子成长的重要阶段远离他们绝对也是宣教士要面对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我求主开路，如果合他的旨意，就让孩子们在两年后的夏天来一次中国。暑假期间三等舱的往返旅行不会花太多的钱。而如果条件允许，她们两个可以一起回来。或者也可以三年后（1940年）过来。那时日本要举办奥运会，可能会有特价船票。不过这些都是我的梦想，主的旨意才会最终成就。”

就在钟爱华畅想女儿的未来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起初，人们都还不知道在北京附近发生的七七事变是否会导致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当然不会答应日本的要求，蒋介石绝不能忍受引咎辞职的羞辱。西方大国本来有能力迫使日本退让，但欧洲国家却推行绥靖政策，只召集美国开了会，将事件与自己隔离。这就使得整个局势恶化。

钟爱华储备了足够六个月用的燃料。他让人在医院的屋顶涂上“美国医院”几个汉字（中国和日本军人都识汉字）和“USA”几个字母。通过美国国务院的朋友，他向日本外交部发了仁慈医院的详细地址，并要求日本避免任何“疏忽”对医院造成的伤害。他还在医院升起了难得一见的美国国旗。宣教士平时从来不会张扬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8月1日清早，清江浦发生了三次地震。其中的一次震感较强，将钟爱华震醒。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就连中国的基督徒都迷信地认为这是厄运降临的先兆。四岁半的小克莱却丝毫不受地震和战争阴影的影响，还沉浸在学习游泳的快乐之中。

钟爱华计划将路得的行李通过驳船提前寄出，然后8月16日星期一送路得踏上回美国的路程。他计划先送路得过长江，然后乘渡轮和火车去上海，在那里和她道别。远在韦恩斯伯勒的钟爱华母亲通过报纸仔细研究局势，估算出了路得的出发日期。但她也确信那将是战争局势危急的时期。她非常坚定地祷告，求上帝让钟爱华和路得推后启程日期。

在钟爱华计划将路得的行李寄出的那天早上，收音机中的消息说有大批难民从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出逃避难。长江上的渡轮不敢在镇江码头靠岸，因为害怕大量惊慌失措的难民拥挤上船。驳船运输公司要钟爱华将计划提前，立即将行李送到驳船。钟爱华急忙赶回家中，找到正在打包的路得和母亲，告诉她们新计划。但路得和母亲都反对这个计划，因为有些衣服送洗还没有回来，还有些衣服裁缝还没有送来。弗吉尼娅后来记录道：“爱华过了几分钟又回来了，说长江已经禁止行船，所以驳船不会开动了。我和路得正在完成最后一些缝补工作。接下来我们收拾了屋子，坐下休息，重新开始轻松地考虑我们的计划。路得非常高兴她可以留下来。爱华发电报给上海，取消了蒸汽船票。第二天，我们听说航运恢复，但没有火车。爱华有非常好的主意，他想让路得在镇江乘英国的蒸汽船去上海。但接下来的广播消息说黄浦江已经封锁，之后又说镇江之后河段航运全部被封锁，因为上海正在进行激战。我们觉得确实没有选择了，现在出发已经完全不可能。大家突然有了放假的感觉。东西都已经收拾整齐，路得有很多很新但不奢华的衣服。我们非常享受现在这种感觉，觉得上帝此时离我们更近了。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留在这里。虽然是被封锁在这里，但却感到无比安全。”

1937年8月13日，广播突然报告说日军飞机在轰炸上海，而且说日本的海军也要准备登陆。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紧张：中国军队试图轰炸日本军舰，但在公共租界造成大批外国人伤亡。一场台风袭击了中国的沿海地带，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在星期一，也就是原本钟爱华计划带路得踏上旅程的日子，天气突变，风雨骤降。钟爱华给母亲和罗莎发了电报：“一切安好，路得滞留。”

8月17日星期二，清江浦遭遇了日军的第一次空袭。三架日军飞机往飞机场投了三四颗炸弹。正在吃饭的钟爱华一家急忙跑上楼去，从阁楼鸟瞰整个乡村地带。他们目睹了爆炸场景，伴着闪光和尘土。很快，伤亡报告出来了：一只牛被炸死，一架训练飞机被炸毁，还有第三颗炸弹落在北门附近但没有爆炸。没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偶然的轰炸。“老百姓都吓坏了”，弗吉尼娅写道，“每次我们离开大院，他们都以为我们要撤离。而我们留在这里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平安。这也是向他们作见证的好时机。我们自己的平安来自于对全知全能又充满慈爱的上帝的信靠。”

与此同时，让钟爱华感觉厌烦的是，整个中国东部的美国领事们由于害怕日军进攻，向美国宣教士轮番发出撤退令。要求撤退的消息令他抓狂，而英国领事说话时冷漠的神情特别让他恼怒。英国领事表示因为要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所以拒绝干涉这场战争，战争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事。钟爱华将领事馆的命令完全置之度外。

战争正式爆发后紧接着的星期四，诊所大院挤满了人。“广播消息说有22架日本飞机向江苏北部飞来，很有可能要进行一场空袭。老百姓都吓呆了。这些可怜的人们，不认识上帝，也没有任何防护知识，令人同情。这天下午天气非常晴朗，能见度极好。如果日军空袭仁慈医院，那肯定是故意的。城里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各家各户都闭门关窗。”警告最终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不过整座城市仍然处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

9月初，美国驻南京大使以个人名义不断催促钟爱华和其他宣教士撤离清江浦。很多地方的美国宣教医院都遭到“误”炸。日军可能很快就占领并洗劫清江浦医院，或者其他军队也有可能给医院带来严重破坏。不管是谁来，都有可能威胁到宣教士们的人身安全。大使本人已经听从罗斯福总统的直接命令，从南京撤出，以免美国公民可能受到伤害。

撤离清江浦，1937年9月。

大使馆不断重复着罗斯福总统亲口向宣教士们发布的警告，说坚持滞留是固执和不顺服的表现，而且会破坏外交领事保护权。宣教士们聚集在一起为此迫切祷告，宣教士个人也都在为此祷告。钟爱华像往常一样，依然遵照他的格言而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3:5，6）关于这句经文所说的“引导”，钟爱华说：“这引导可能不是我所希望的，可能不是我所预测的。但我会想到另外一句经文：‘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30:21）基督徒的生活中有很多转折点，我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仔细辨别圣灵的声音，并且听从圣灵的带领。特别是当你到达一睹石墙面前的时候，需要耐心等待，不要试图爬过去。上帝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向左还是向右转。”

最终决定撤离的因素不是孩子们的安全，而是年迈的索菲·格雷厄姆极其糟糕的身体状况。自从前一年12月遭受了一次中风，索菲婶婶就卧床不起。而吉米叔叔的健康状况也很差。战争爆发时，林嘉美和肯·吉斯勒都还在牯岭。不过肯很快返回了清江浦。他听取了钟爱华的意见，带着凯返回美国提前休假。而钟爱华夫妇此时已经不可能将其他人都送到沿海地区而自己选择留下。9月11日，钟爱华给领事馆发了电报，说虽然不认为这是必要的行动，但他们都会撤退。

路得虽然乖乖听从父母，但心里却认为这个“积极”的决定是错误的。她在潜意识里还在盘算着自己的小小愿望：全家被封锁在清江浦，快乐地生活，直到自己长大，然后去西藏宣教。

9月17日清晨，家门和窗户紧闭，钟爱华一家和所有的佣人一起做最后的家庭祷告。那天清晨大家齐唱《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的情景一直深深留在路得脑海里。

这群心中伤感的人乘驳船向北行进，抵达铁路。由于空袭的原因，火车被延误。但最终一行人还是抵达了海州，并在那里转乘美国驱逐舰，最后到达了1927年大撤退时经过的港口城市青岛。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从江苏北部撤出来的美南长老会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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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海湾远处尽是大山。约翰·里德和钟爱华一家同乘一艘驱逐舰从海州抵达青岛，他将自己的一栋靠海边的小屋借给钟家暂住。在这里钟爱华有网球可以打，小克莱有租来的自行车可以骑，玛米可以上美国学校，而且有很多好朋友。青岛就像一个绝佳的度假胜地一样。但从他们到达的那一刻开始，钟氏一家就开始为返回清江浦祷告。“卡尔伯格夫妇还留在那里。我们本来也需要待在那里，但却不得不离开，所以感到非常遗憾。”钟爱华于10月1日写道。

这次撤退刚好让路得有机会回美国上学。在犹豫不决中，路得于10月22日踏上了前往惠顿的旅程。在她启程之前，全家人“非常明确地祷告祈求上帝的指引。我们祷告的第一要点，就是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第二是要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钟家意识到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决定。“我们每天会祷告很多次，祈求上帝的引导。我也非常确信上帝会在合适的时间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

清江浦的家本身是安全的。清江浦方面来信说日军空袭的目标基本上只限于飞机场，无关大碍的机枪扫射只起到了吓唬医院护士的效果。不过回家的路程可能会很危险。

钟爱华提议自己独自回去。弗吉尼娅当然表示强烈反对。如果回去的这条路可行，一家人应该一起回清江浦。不论别人家的妻子怎样，她绝不会在战争时期离开自己的丈夫。医院的秘书莉娜·布拉德利也愿意回去。她说在这个时候离开，将所有重担留给当地中国人是不妥当的。

在路得启程后的第二天，钟爱华收到仁慈医院谷懿之医生的一封信。谷医生是四位中国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位。信是用英文写的。“在您离开之后，我们都非常开心地工作，相处得也很和谐。现在我们都很好，都衷心希望您快快回来。不仅是和我们共处一段时间，而是永永远远和我们在一起。”这封信让钟爱华非常感动。他写道：“现在正是最需要我们履行职责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如果在这样直白的需求面前宣教士不作为，那将对宣教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害。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但我们是在中国服侍的宣教士。就像婚礼誓言一样，不管是好是坏，是健康是疾病，我们都应该和这里的人一起承受。我们迫切地祷告，求上帝的指引，他会告诉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而且当我们活在他旨意中的时候，他会继续指引并保护我们。”

在同一天，钟爱华向卡尔伯格发了电报，询问清江浦的状况。卡尔伯格的回电是：“短暂回访不明智，长期滞留可行。本地状况良好，医生盼归，路上危险，需小心。”

到了周末，钟爱华越来越感觉到“上帝想让我们回去”。旅行社几天前说回清江浦的路途十分危险，所以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但现在又回复说晚上乘火车还是比较安全的。在向旅行社询问回程事宜时，钟爱华遇到了两位中国官员。其中一位是他之前的病人，刚刚从清江浦过来，说回程是可行的。对于钟爱华和弗吉尼娅来说，“上帝的指引看来已经非常明确”。如果他们误解了上帝的指引，上帝还是可以用一件事情来阻止他们：政府当局需要领事的信才会放外国人进入内地，而美国领事是绝对不会给弗吉尼娅和孩子们开这封信的。现在宣教站已经没有孩子了，而且只有一位已婚女性。在为数不多的未婚女性中，还有一位是被误报的。大概是轰炸让人神经过于紧张造成的。

钟爱华直接找到了负责发放通行证的中国官员。钟爱华发现这位官员非常热情友好，“对我们想要回去的想法表示特别感激。他说只需要我们出示护照就可以了。我给了他两张我们的照片，他给我们办了通行证。”

回清江浦的大门已经敞开。钟爱华和弗吉尼娅意识到，即使是他们最要好的朋友，都会指责他们将两个孩子带回战区的做法。如果只是钟爱华一个人回去，没有人会说什么。林嘉美医生也已经计划要从牯岭返回清江浦去处理一些事情。但钟爱华是要将十岁的女儿和不到五岁的儿子带回已经在遭受轰炸的城市。这座城市很快就有可能沦为战场，战役结束后城市肯定会陷入一片混乱。砸抢、暴力、强奸都极有可能上演！

但是，钟爱华夫妇并不是盲目地冲入危险地带。钟爱华在10月31日写给母亲和姐姐的信中说：“上帝越来越清晰地在这一周带领我们回去。我很难解释这一切，也许人会以为这只是一种感觉。但我们确实觉得上帝很清楚地说宣教站是我们的家。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若拒绝回去反而是愚蠢、错误，甚至是危险的。”确实，就像他几周后写的那样：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上帝让我们去的地方。”

在写给纳什维尔美南长老会领袖的信中，钟爱华说：“如果宣教士在这个时候退出，那么将错失上帝赋予的最好的向人作见证的机会，错失赢得人的信赖和爱的机会。”而在写给美国大使的信中，他解释了作出此决定的原因，并且强调妻子和孩子都没有紧张害怕的感觉。他也说出了一些并不那么悦耳的事实。“将来的某一天，美国政府很可能要感谢宣教士不顾反对返回中国内地的行为。这样建造中美两国友谊的行为会为两国关系改善作出实质性贡献。而我们现在实行的外交政策已经让这个关系濒临灭亡。”

钟爱华最后总结道：“我们明白，这次返回意味着将来在强制撤退时会失去向政府寻求援助的权利。我们自己当然会承担这个责任。”

大使没有回复钟爱华的信。

钟爱华也将信抄送给了美军驱逐舰的舰长。这位舰长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们带出来，而现在他们却要回去，之前的努力似乎都白费了。收到信后，舰长帕特森（Patterson）回复说：“我非常尊重并敬佩您重返工作岗位的举动和背后的动机。我要向您的勇气、忠诚以及人道主义精神致敬。非常荣幸在去海州的旅程中见到您和很多像您一样的基督徒。这个世界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榜样，人的内心只会更加刚硬，只会越来越愤世嫉俗。”

1937年11月2日一早，钟爱华、弗吉尼娅、莉娜小姐，玛米和钟克莱离开青岛，赶赴战场。

1937年护照照片：钟爱华，钟路得，站立者为弗吉尼娅，前排右二为钟爱华母亲抱着钟克莱，罗莎当时在惠顿学院上学。

钟爱华的家，屋顶涂上了美国国旗图案，以避免日军轰炸。

沙袋建成的防空洞，用来防御日军轰炸。

第24章

安全港

玛米和弟弟坐在餐车靠窗的位置，屏息凝神地听侍者描述之前旅行中虎口脱险的经历。弟弟特别希望看到引擎旁边的高射炮射击时的样子。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异常兴奋的旅行。而且他们知道路得现在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会有多嫉妒。路得临走前，一位中国军官送给她一块日军第一次空袭清江浦时留下的碎弹片。路得将弹片小心保存起来，留作纪念。

父母看事情会现实的多：11月初的天气本应以晴天为主，但火车接近徐州府时却反常地起了大雾。上面有炸弹降落和爆炸的声音，火车却安然无恙。钟爱华和弗吉尼娅都很切实地感到“上帝大能的手”在保护着他们。火车经过之后，沿途有两个火车站遭到轰炸。在徐州府，60岁的麦克费登（McFadyen）医生和年老的布朗（Brown）夫妇都坚决拒绝撤离。当有飞机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到防空洞躲避。飞机的目标在西边，所以那里并没有什么实质危险。

钟爱华一家和莉娜小姐抵达了大运河边上的一个小镇。那里的火车站已经断电。一位警察认出了钟爱华。在得知钟氏一家是要回清江浦后，他非常高兴，安排了行李转运，还派了手下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将他们一行人送到船上。钟爱华叫醒了还在睡觉的船夫，讲好了连夜旅行的价钱。之后，三位宣教士和两个孩子就在又小又臭的船舱里睡着了。席子做成的低的不能再低的船舱阻挡着外面的蒙蒙细雨。

11月5日，钟爱华一家安静地回到清江浦。钟爱华第二天写道：“大家看到我们回来，都非常高兴。他们用很多方式表达喜悦。”一位已经认识钟爱华三年的中国将军眼中含着泪说：“愿上帝因着你们的缘故保护这座城市。”

钟爱华在信中说：“我们非常确定是上帝带领我们回来，心里充满了平安。未来会遭遇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位引导和保护我们的上帝将在未来继续与我们同在。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让我们知道上帝离我们有多近，他有多爱我们。”

他们的决定很快就被证明是正确的。钟爱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们内心的平安和在这里工作的喜乐。”他们的属灵事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们对福音的热心和对圣灵的感召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能力。六个月后，钟爱华写道： “我们是多么感谢上帝呼召我们回来，感谢他给我们的特权。这是我们信仰中的重要功课。当我们不计后果愿意回来的时候，祝福也随之降临。其实在我们愿意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他开始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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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将储水池改造成了防空洞。只要炸弹不是刚好落在上面，就可以提供很好的保护。1937年的轰炸与二战全面爆发后的大规模轰炸相比，破坏力要小得多。医院里有为员工和病人提供的战壕和庇护区。钟爱华还建了一套电话系统，可以向所有部门发出警报。有一次，情况非常紧急。钟爱华让所有人都回到室内，以防飞行员使用机枪扫射。而他则冲出去，确保所有的大门都已经关闭。因为可能会有大批难民不顾一切地冲进来。“冲出去的时候，感觉胃里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弗吉尼娅常带着孩子们去防空洞躲避，但他们从来没有害怕过。弗吉尼娅经常需要拉着孩子们走，因为他们会专注于看空中飞过的轰炸机。新鲜劲过去后，孩子们常会看到伤员被担架抬到医院，也能感觉到弥漫在城里的恐慌气氛，但他们自己却仍然没有害怕。“我回忆不起来任何害怕的感觉。”钟克莱说，“我不记得自己对日军有任何恐惧，也不记得妈妈有任何紧张。”钟爱华知道这都源于弗吉尼娅的勇气。他也知道妻子的心里其实和其他人一样会恐惧。

钟爱华同样也是有勇气的人。常规手术都改在清早进行，因为轰炸机从来不会在9点之前来。但在紧急手术中，他常会听到飞机临近的轰鸣声，手术却不能停止。钟爱华心中自然产生的恐惧不会传递到手术刀上，更不会传递给护士和他的助手们。就连医院的技术员，老资历员工里最胆小的人，在钟爱华身边时都会表现得勇敢一些。

第一次轰炸之后，仁慈医院的病人数量就明显下降。很多市民跑回乡下，因为估计日军要在圣诞节之前占领清江浦，轰炸会更猛烈。而当圣诞节过后，日军还在铁路以西很远的地方。日常工作量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而且还有空袭导致的伤员和受伤的士兵。钟爱华在医院大厅将《诗篇》91篇和34篇都挂在墙上。医院每次特别的布道会都挤满了普通民众和病人。每天早上在工作间隔，医院也会举行员工祷告会。

钟爱华有时会应需求去乡下出诊。在车里他听不到飞机的声音。这时他会注意观察路人和在田间劳作的人。如果他们抬头看天，就知道是时候要找庇护了。比轰炸更可怕的是土匪，本来销声匿迹的土匪现在变本加厉地回来了。钟爱华在1938年1月中旬写道：“我去到病人家，看到了难以描述的混乱。前一晚有四五十个土匪洗劫了这家人。土匪用火烧男主人的胳膊和腿，逼他说出藏钱的地方。现在整个地区都笼罩在土匪的阴影之下，监狱的大门已经敞开，军火弹药任意出售。未来会怎样，真是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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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浦宣教站曾经是美南长老会最大的宣教站。现在留守的只剩下钟爱华一家、莉娜·布拉德利和一位中年女士杰丝·霍尔（Jess Hall）。杰丝已经恢复了服侍乡下妇女的工作。林嘉美医生已经从牯岭回来，但他已经年过70，耳聋也越来越严重，钟爱华完全赞同让他撤离的决定。令钟爱华感到悲伤的是，内地会命令卡尔伯格一家提前回国休假。在钟氏一家返回清江浦几天之后，卡尔伯格一家就离开了。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当时镇江已经陷落，清江浦成为江苏省省会，也是中国东部未被攻占地区的中心。敌人正在无情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年长的宣教士们在上海向钟爱华发出紧急呼求，要钟爱华趁现在还来得及，尽快将妻子和孩子送到安全地带。在整个江苏北部和邻近省市，玛米和钟克莱是唯一的外国孩子。钟爱华也被告知，日军对清江浦的围攻和占领已经不可改变，让孩子面对清江浦陷落后的一切简直是一种罪孽。甚至就连日本人也向美国大使馆提出要求，要他们转移这个顽固的美国家庭。

钟爱华和弗吉尼娅知道现在正是信仰的关键时刻，甚至比1937年11月是否要返回清江浦的决定更为关键。他们知道日军占领一个地方后的兽行。钟爱华写道：“我们害怕日军的到来，因为沦陷后这里的生命和财产会遭受巨大破坏——敌人会无法无天地强奸、杀戮、砸抢、洗劫。我们也害怕新政权使用的一些政策，他们会使用本地的一些人渣管理这个地方，而且不久就会利用妓院、鸦片馆和其他方式来奴役这里的人。”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态度也是非常轻蔑和不屑，同样会扇他们巴掌，抄他们的家。但当时仁慈医院的床位是满的，中国员工们仍然团结在一起。仁慈医院是所有美南长老会医院中唯一一所没有员工逃离的医院。“你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员工们对钟爱华说。

钟爱华一直在学习《诗篇》、《箴言》和《以赛亚书》，以及圣经里其他有上帝应许的章节。他将上帝话语里关于保护、引导和能力的应许列了出来。他自己被其中一节经文深深感动：“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徒2:39）

弗吉尼娅不仅同意丈夫的想法，而且她本人也坚决支持留下，拒绝离开。她引用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9]的一首诗：

若为真理，舍上生命，

纵使毁灭，也得成全。

左至右：玛丽·艾丽斯（Mary Alice），怀中是韦德 ( Wade），身后站着伯德·塔尔博特（Bird Talbot），最右是吉斯勒夫妇，怀中是理查德（Richard）。

“孩子们现在都高兴得不得了，”弗吉尼娅在3月6日给钟爱华母亲的信中说，“即使最糟糕的情况出现，我也会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让他们一直高兴下去。我们的上帝是有能力的神，他‘拦阻的手’有完全的爱和能力。”

一位同工将妻子留在上海，自己返回清江浦。弗吉尼娅写道，“关于他（这位宣教士同工）有很多传闻和骇人听闻的故事。他坚持叫我带着孩子离开。我们睡下的时候感觉非常压抑。但第二天早上卡尔伯格从镇江回来，带来很多鼓舞人心的消息。我知道是主派他来让我们振作起来。”

钟爱华对妻子的敬佩之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过。看到妻子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和深爱的中国人身边，他的心被深深打动。弗吉尼娅最迫切的希望，是在这个充满机会的时刻，有更多的宣教士可以离开流言满布、物价昂贵的上海，回到人手不足或已经被迫关闭的宣教站。

钟爱华见证了这个绝不后退的决定带来的影响：“让我们和上帝更深地合一。他确实与我们同在。下面有他大能的臂膀，上面是他保护的双翼，我们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体验过他给的平安和他的同在。我们一直在祷告，不住地在心里祷告。也不住地献上赞美和感谢，感谢他的同在。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在他的庇护下，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

3月一转眼就过去。到了4月，最后的撤离路线已经被封锁。医院的床位依然是满满的，而且还有大批群众请求入院。日本人离医院只有几十英里，只是还没有抵达。他们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当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钟爱华说他现在的感觉自己好像一只狗一样：主人想剪掉他的尾巴，但每天只剪一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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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清江浦工作的传道人有格斯·克雷格（Gus Craig）和伯德·塔尔博特牧师。伯德是艾迪生·塔尔博特的大儿子。1938年5月21日早上大约8：30左右，空袭警报响了。“仅仅过了一小会儿，”弗吉尼娅形象地描述道，“我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大概一共有10架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轰炸机。这可不是开玩笑，大家都迅速跑到防空洞里。飞机离我们非常近。一块大弹片掉到医院大院里，两颗炸弹击中了煤场附近的宏伟的古庙；一颗落在‘猪圈’附近。飞机俯冲时离地面的距离非常近，在防空洞里你可以清楚听到飞机带起的风吹过建筑物的声音，而之后飞机拉起来时也发出巨大吓人的轰鸣声。飞机俯冲下来的时候，你会屏住呼吸，当它再次朝上飞行时，表明它已经完成了这肮脏的任务。轰炸后城里起了大火。我和伯德走到古庙，听说有人被埋在里面，但很快就发现事情有被夸大的迹象，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丧生。轰炸结束后，大家都感到筋疲力尽，但都非常感恩，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很安全。在防空洞里，大家只有依靠天上的保护。上面有遮蔽的“翎毛”（参诗91:4），下面有“永久的膀臂”（参申33:27），周围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34:7）。人的心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参腓4:7），因为大家都抓着上帝的应许—— “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赛26:3）。

在轰炸间歇，大家可以听到西南方向双方的炮战。“我们很确定敌人已经临近，”弗吉尼娅在5月22日星期日写给女儿的信中说，“可怜人们害怕极了。有几千人离开这里。今天早上6点我们举行了教会礼拜，有很多人来。伯德·塔尔博特分享的信息棒极了！我们看到一辆又一辆满载的黄包车，人们带着行李离开这里。大多数人家的门都用木板钉起来了。街上没什么人，看上去真的像是主日的街道。当然，在这些门背后，有一两个人留下来照看房子。”

年事已高的林嘉美医生坚持要回到清江浦，监护所有的伤员。他写道：“大量的受伤士兵从徐州府撤到这里。有空袭的时候，钟爱华会在防空洞带领大家唱赞美诗《我安稳在上帝的翅膀下》（Under His wings I Am Safely Abiding），钟爱华和杰丝·霍尔的二重唱令人非常难忘，噩梦也因此变成派对。有一天晚上，大家从防空洞出来后，弗吉尼娅为莉莲·韦尔斯（Lillian Wells）准备了11个人的生日晚餐。莉莲是淮安宣教站的宣教士，那晚刚被钟爱华带到清江浦。”

接下来的一周，清江浦内城四分之一的城墙被炸毁，被炸的地方离仁慈医院非常近。弗吉尼娅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无法确认有多少人死于轰炸。我们非常感恩。在过去的两天中，很多人已经撤到乡下，整座城市快空了。晚饭前爸爸做了三次腿部截肢手术。穷人非常害怕，他们真的很可怜。他们在礼拜堂里和医院门廊上挤成一团。牧师和传道人与他们说话，为他们唱诗。现在的工作让人停不下来，我们都感到非常疲惫。”

就在同一天晚上，淮安遭遇了更严重的轰炸。美南长老会的女校被炸毁，生日晚餐的寿星被灰尘掩埋，但幸好没有受伤。

在清江浦以北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中国军队取得了一场罕见的胜利。在这一天当中，有六百多伤员被送到清江浦。

到了6月中旬，清江浦似乎还在等待一场永远不会来临的突然袭击。在这期间，只来过一架侦察机。侦察机在很低的高度飞行，飞过美国国旗时产生的大风让国旗飘扬。在每一个清空万里的早晨，钟爱华一家都会想将有多少轰炸机过来，而接下来就等待可怕的答案揭晓。到了黄昏，人们就会松一口气，希望夜晚可以更长些。整整一周过去了，日军没有任何进攻迹象。在这期间，钟爱华一家甚至已经不习惯过这样的安静生活了。时间一周一周过去，黄莺开始歌唱，天空看起来如此平和，比人记忆中的更加广袤。

清江浦几乎已经恢复常态。医院的工作比往常更加繁忙。事实上，1938年是仁慈医院接诊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最多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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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后，居住在台湾的陈李秀玲（音译）女士向小雅各讲述了那一时期的两个小故事。秀玲曾在钟爱华医生手下当护士。战争爆发前不久，她进入镇江的医学院学习，准备将来当一名医生。但清江浦沦陷后，她被怀疑染上了肺结核，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钟爱华那时听说了她的情况。秀玲穿过日军封锁线找到钟爱华。“我到清江浦的时候还无法确认是不是患上了肺结核。钟医生开始也不确定，因为他无法使用肺部透视设备。”透视设备的关键部分损坏，而且直到1939年2月，钟爱华才得到了可替换的备件。

钟爱华以治序肺结核的方式对秀玲进行了治疗，她恢复得也很快。当时由于战争，人们普遍营养不良，再加上没有X光诊断，肺结核已经快要成为江苏的流行病。秀玲继续回忆说：“当时很多中国人因为患肺结核而死去。甚至医院有很多护士也染上了这个病，一个一个地倒下了。病重的时候只有输血才能保住性命。但医院的血库里早就没有血了，而且让中国人献血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每天都在服侍大家的钟医生站出来为护士们献血。他是O型血，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要。我永远忘不了钟医生的爱心行动。”

钟爱华自己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他有很多次献血经历，而这次献血“在当时完全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秀玲的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姓周（音译）的体力工人的。1969年，她在台湾一所基督教学校看到已经上了年纪的周先生还在精力充沛地干活。秀玲赞叹了他的体力，周说他早年在大陆时曾经遭遇过一次严重的事故，他和同伴都受了重伤，如果不是一位外国医生的救治，他本来会失去一条腿。

“当时他被送到医院时有些延误”，秀玲说，“因为他和同伴之前已经被送到一家中国医院。他腿上已经生了坏疽。医生说要保住性命，必须截肢。周不愿意下半辈子只有一条腿，但所有医生都得出一致结论。他要求被送到著名的仁慈医院去，人们满足了他的要求。在那里，著名的钟爱华医生为他做了检查。检查后钟医生摇了摇头，遗憾地说伤口已经生出坏疽，截肢看来不可避免。但他会先把周带到手术室，将坏疽的部分切掉，然后设法处理伤口，尝试保住他的腿。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钟爱华也为病人祷告。最后，这条腿保住了。当时周的所有工友都被截肢。当周出院的时候，他的腿已经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也是台湾中坜基督教会的会友。”

秀玲还牢记着当时医院职工对钟爱华的爱。“他给仁慈医院注入最多的就是爱。他和职工交流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病人的福祉，这完全是基督的灵的彰显。即使在回家休息的时候，他仍然处于在职状态。当中国医生们休息时，他们真的就是在休息。所有夜间的紧急情况都不能打扰他们的睡眠。而钟医生好像永远都保持半睡半醒的状态。只要有紧急情况，他就会从床上起来，来到楼上的阁楼，打电话询问外面的喧闹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紧急病人，那么他会问清楚病人的情况和严重程度。如果他感觉值班医生不能很好处理，就会立即赶到医院，亲自接手。

“钟爱华对工作尽职尽责的态度是其他医生无法企及的，所以大家都对他敬佩无比。这也激励着所有医生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因着为钟爱华工作而感到无比自豪。”

[19]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演说家。——译注

第25章

清江浦陷落

钟爱华于1938年7月17日写道：“玛米和克莱这几个月来都很好。和这里大多数人的表现相反，他们没有紧张，也不害怕。我每天都在祷告，求上帝让他们远离恐惧、惊慌和危险，而上帝也答应我的祷告。”

孩子们虽然一无挂虑，父母却要承担很多压力。伯德·塔尔博特从流言满布的上海到清江浦来见钟氏夫妇。本以为他们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身体也会因此而消瘦。但当空袭来临、大家都躲在防空洞里时，塔尔博特看到的却是开心健康的一家人。他笑着回忆道：“他们还在开玩笑，说留下来的宣教士是精英部队。”但压力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几个月后，钟爱华写道：“弗吉尼娅一如既往地服侍大家——照顾家庭，认真工作。她表现得非常勇敢，而且将勇气传递给周围的人。我越来越意识到她是不可多得的好妻子。她所具备的潜质在现代人中很难找。我非常感谢上帝在过去这一年中让我更加意识到她的宝贵。当然，我们都有压力，有时特别想摆脱这种压力。但同时上帝向我们显示了他奇妙的爱和能力，不断更新他的儿女，并为他的儿女增添力量。”

爱华夫妇想在接下来的1939年夏天自费回美国短暂休假。他们的正式休假要等到1943年。如果路费足够便宜，他们可以在美国呆七周。“我还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我确信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就会开道路。”爱华一家除了有限的保险分红之外没有任何个人收入。他们从长老会领取的工资只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甚至连孩子的教育费都不够。爱华的哥哥麦金非常慷慨地帮助支付了学费。而这次特别休假是一笔额外支出。钟爱华像平常处理各种问题一样，到上帝面前求问。他写道： “几天前，我求问主的引导。若是他的旨意，求他通过我想不到的方式供给。这周我从德州阿马里洛（Amarillo）的独立长老教会收到了一笔奉献。1923年我在慕迪圣经学院见过这所教会的牧师，1935年又见过一次。奉献的数目不大，但我能感觉到这是上帝送来的礼物。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他。我们将所有的需求都交托在他手上，若是他的旨意，他就会提供。若不是他的旨意，那我们也不想离开。”钟爱华定了1939年5月30日出发的计划。而在这十个月期间，他们收到了从各种渠道来的奉献。上海的吉米叔叔也非常赞同钟爱华的计划，并且坚持要爱华收下他奉献的100美元。

休假的目的不仅仅是休息和暂时放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家都非常想见在惠顿上学的罗莎和路得。由于清江浦陷于围困之中，信件往来非常不稳定，有时几周都没有信件。罗莎的健康状况也变得非常不好：肺结核再次复发，病情很严重。有些好转之后，她又回到学校上学。但由于距离遥远，钟爱华他们无法确切知道她的身体状况，所以心里非常挣扎。当然，他们也知道路得在照顾她，而且韦恩斯伯勒的奶奶也在全力帮助，所以稍稍放心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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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在惠顿的专业是圣经，同时辅修艺术。罗莎的脑子快，而路得更加勤奋。罗莎做事谨慎，而路得更加大胆。钟爱华曾开玩笑说两个女儿一个继承了爱尔兰人的性格，一个继承了苏格兰祖先的传统。“我们非常感恩，感谢上帝给她们属灵的生命和对上帝的绝对顺服。”钟爱华写道，“路得非常清楚属灵世界的事……她将生命全然交托给主。”但是直到18岁，她的属灵生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她想要从大学退学，然后去西藏。父亲需要劝诫她“要有娱乐和放松的时间，上帝想要他的儿女快乐地生活”。当她长大一点之后，也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

1938年初，在惠顿休假的肯·吉斯勒高兴地写信给钟爱华夫妇：“大家都特别喜欢罗莎和路得。当然从你们的身上，我们明白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观察到她们有许多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不少。她们没有和特定某个男生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不过两姐妹在这些同样优秀的基督徒男生中非常受欢迎。”此时她们还没认识葛培理。当时19岁的葛培理还在佛罗里达圣经学院（Florida Bible Institute）自由自在地学习，而且马上要迎来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时刻。某天晚上在坦帕（Tampa）的高尔夫球场散步的经历让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布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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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吉斯勒夫妇带着孩子返回清江浦。其实他们在1938年秋天就已回到了中国，但当时钟爱华非常不情愿但别无选择地把他们“租借”给了另一个宣教站。而吉斯勒一家现在回到清江浦就意味着钟爱华一家的休假梦想变得更加现实。“我们从来没有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有过这么多的病人。”钟爱华在1939年2月10写道。而如果没有肯在医院，他就不能离开。

爱华一家不准备在清江浦落入日军手中之前离开。清江浦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一年的平静其实是出乎意料的。这充分证明钟爱华选择返回清江浦的决定是正确的。

1938年11月，大运河沿岸距清江浦以北70英里的宿迁陷落。那里美南长老会的医院大院已经陷入一片战火之中，但关于宣教士的伤亡数字后来被证明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越来越清晰的枪声预示着清江浦陷落的日子也不远了。日军继续向东突进。1938年的圣诞节，清江浦宣教站在缺少物资的情况下依然按照传统举行了庆祝活动。钟爱华写信给母亲： “过去的这个周四我带领了祷告会。我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恐惧。上周圣灵给我特别的感动，让我看到主耶稣曾像我们一样受试探，但从来没有犯罪。在饥饿、干渴、疲惫、生气和被人唾弃的时候，他都没有犯罪。耶稣从来没有恐惧过。恐惧感一定是从缺乏信心而来的，这也是一种罪。我们从来就不是义人，所以我们的恐惧感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女因着信靠他和他的应许，在心里有平安。”

1939年2月末，日军终于作好了攻打清江浦的准备。如果需要，日军将动用空中和地面的炮弹消灭所有抵抗，然后让一片狼藉的城市陷入屠杀和强奸的恐怖之中。

有一节经文一直在钟爱华的脑海中回荡，这是保罗在沉船时听到的话：“保罗，不要害怕……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徒27:24）15个月之前，当钟爱华一家从青岛返回时，守城的李将军曾说过：“愿上帝因着你们的原因保护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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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早晨手术之后依然是空袭警报。飞机盘旋过后并没有投炸弹。北边传来了爆炸声和枪声。钟爱华夫妇非常担心，因为有三位宣教士在北部18英里以外的小县城泗阳参加乡村布道营会。到了中午，钟爱华听说泗阳遭到严重轰炸，于是他决定驾奥斯汀宝贝去接他们。

有传闻说泗阳一带正进行着一场激战，部队都已经被派遣到北部以阻挡日军的进攻。钟爱华先去了公交车站，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在那里他了解到有三个外国人已经乘黄包车经过北门，于是他返回医院，回来后看到三位宣教士已经安全抵达。由于战争的原因，布道营会在前一天晚上提前结束，三个人在轰炸开始之前已经离开了泗阳。

2月28日，星期二，天气阴沉，下着毛毛细雨。这一天，罗莎在平静的惠顿度过了21岁生日，而她的父亲一早就得到泗阳陷落的消息。老百姓开始撤退到清江浦，而清江浦的老百姓开始涌向仁慈医院。人们凭直觉认为那里是安全的地方。医院当天接诊了大量病情并不严重的病人。天空不断有日军飞机飞过，并没有投炸弹，但从淮安和两个邻近的小镇都有轰炸声传来。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钟爱华看到飞机俯冲扫射。庆幸地是，并没有造成大的伤亡。

另外一架飞机投放了大量传单，劝民众在开战之前离开。飞机还在仁慈医院上空投放了警告传单，催促“第三国力量”离开本地，否则自行承担所有后果。钟爱华评论道：“传单让人很不舒服。但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让中国老百姓看到我们还在这里是因为信靠他，而不是因为有美国国旗。”

医院的大门下午5点就关闭了。肯·吉斯勒在晚上7点查房时看到有20多个人想出去。这些人大多是受伤的士兵，他们不想被日军俘虏。肯在日记中记录道：“我将大门打开，外面马上就有大批百姓要涌进来。我在门中间努力站定，最终将门关上了。这些百姓都不是病人。除非外面已经有实际的危险，否则我们还不能放难民进来。”

而当危险真的降临时，为了避免大院里的混乱，收留难民也是要严格控制的。允许入内的包括医院的所有职工家属，然后是妇女和儿童。由高牧师发了通行证的基督徒优先，然后是非基督徒。而钟爱华也明白，清江浦一旦陷落，他要为这里的每个人负责，而医院大院也不能避免遭遇屠杀的危险。

当天夜里，江苏省政府撤出清江浦。医院门前的路上整晚都有汽车、独轮车、黄包车经过。

3月1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阴雨天。早上6：30，按照计划，医院开始接待难民。肯·吉斯勒记录道：“这些百姓带着床、床上用品、面粉、大米、行李等所有家当。焦虑的人群不断涌入大院。因为一夜未睡，每一张脸都很苍白。紧张的目光和不安的举动显示出人们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突然，已经行进得很快的队伍又加速了，甚至有些混乱。因为有人说‘飞机来了’。人们再次被恐惧所笼罩。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大门在空袭时会关闭。但今天早上，当我们到大门口时，看到的还是一片混乱景象。一个情绪激动的人要往里冲，但门还是缓缓地关上了。”

大院里面的人开始寻找掩护，院子里很快就没人了。六架飞机整齐排开，飞得极低，以至于从地面可以看到挂在飞机上的炸弹。肯看见妻子凯背着迪基（Dickie）向防空洞跑去，他心里一紧，生怕手痒的飞行员来一轮机枪练习。

凯跑入防空洞后不久，炸弹就开始在南部轮番爆炸。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飞机走了又来。附近不断传来炸弹爆炸的声音，不过并不是在清江浦城里。11岁的玛米守在电话机旁，将警报传达给各个部门。经她统计，一共有84颗炸弹爆炸，还有无数的机枪扫射声。而对空反击的机枪声都来自西北方向，没有一枪来自清江浦。

医院的每一位员工都有职责。弗吉尼娅的责任是看护六岁的钟克莱。钟克莱自己倒是没有一点惧怕。他最喜欢的一句经文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钟爱华和肯大部分时间守在医院大院门口。医院一方面尽可能更多地接纳难民，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混乱也施行非常严格的控制。这一天非常繁忙，钟爱华背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只好戴上了支架。他记录道：“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任何紧张或害怕。上帝给我们很多安全感。诗篇91章7-8节的应许正在应验。而孩子们的感觉和我们是一样的。与前几天不同，我们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防空洞。”

在商店全部关门之前，弗吉尼娅的佣人进城去买食物。突然有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桌子震响，城里有巨大的火光出现。原来是中国军队将运河上的一座桥和一个发电厂炸掉了（医院有自己的发电厂）。

医院大院门口还有大量的老百姓聚集着，想进来寻求保护。但在日军还没有抵达北边相邻的城镇之前，钟爱华不允许大门开放。当他和肯离开大门回去睡觉时，钟爱华确信敌人离这里还有几英里远。

凌晨1：30，肯被大院里的喧闹声惊醒。他穿上衣服出去，看到钟爱华正站在梯子上，大院八英尺高的围墙上有些不顾一切的百姓想爬进来。钟爱华一只手拿着木棍猛敲着墙，另一只手将想要爬进来的人推出去。

“爱华，你在上面干吗？”

“我正在练习强身派基督教！”

肯也过来帮忙，他们驱逐了一百多“入侵者”。人们之所以恐慌，是因为有传言说日军已经抵达清江浦。而钟爱华认为这仅仅是人们想要进来而耍的把戏。

钟爱华回去睡觉之前，到大门口向民众宣布，如果日军还没有兵临城下，医院就不会收容难民。钟爱华仍然认为日军还在清江浦以外几英里的地方。“但紧接着，飞机就来了。人们是如此的无助。我们将大门打开，让所有想进来的人进来，让他们待在门诊楼的礼拜堂里。”

关于日本人已经进城的传闻依然在蔓延。据说日军没有从人们料想的北边进攻，而是从南边发动了攻势。有人说在东门外面的运河边上已经有太阳旗在飘扬。钟爱华到阁楼上用望远镜看去，确实看到了日本国旗。但他认为那是叛徒的卖国行为。飞机仍旧轰隆飞过，携带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但并没有投弹。由于传言的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收容难民的问题，钟爱华提出自己开车到东城门去探个究竟。

“弗吉尼娅对我的想法不置可否。就在大家还处于观望状态时，我们看到医院后面的大路上有八个士兵扛着日本国旗走过。之后我看到两架飞机低空飞过清江浦上空，飞机双翼打着信号灯，非常显眼。我们立即跑到大院正门，将门打开，同时告诉难民们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我也把早在一年前就准备好的，装在相框里的美国领事馆的证明和其他书面证明都挂在大门口。”

清江浦陷落的过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好像快要到高潮的一出戏，剧情突然急转直下，最后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方式收场了。日军一面在北部作出要强攻的架势，吸引了中国军队的主要力量；一面派重要的装甲部队从南部进攻，轻易攻破了几乎无人把守的城门。日军没有轰炸，因为不想给城市造成太大破坏，他们想把清江浦作为总部使用。钟爱华和弗吉尼娅都感到“茫然的同时又松了一口气。非常感谢上帝用如此奇妙的方式施行了保护，让整座城市和仁慈医院不受伤害。虽然老百姓遭受很多损失，但他们的房子都没有遭受轰炸或大火造成的破坏。我们也赞美上帝让孩子们没有经历任何形式的害怕、震惊和危险”。

“钟克莱，”钟爱华叫道，“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把防空洞拆了！”

第26章

日军统治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下午2时30分，钟爱华、肯·吉斯勒和林嘉美一起乘奥斯汀宝贝进城去会见日军司令。虽然宣教士们在感情上强烈支持中国，但他们要想最大程度地提供帮助，只能选择保持中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征得侵略者的同意，让医院正常运营。

钟爱华让钟克莱也上车。他对东方人的心里非常了解，有一个孩子在场，会在一定程度上软化司令的心，同时也表明医院运营的目的是非常单纯的。

当奥斯汀宝贝开到大路上时，正好遇上日本人的军队列队经过。一行人只能停车，等了整整半个小时。至少有3000士兵组成的队伍经过，包括步兵、骑兵、枪炮，还有15辆坦克。钟克莱特别兴奋。整齐划一的日军部队和战败后狼狈不堪的中国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军队长官经过的时候，宣教士们礼貌地脱帽致敬，长官也给他们回礼。在日本人眼中，奥斯汀宝贝里的人给足了他们面子。当车到达日军总部时，日军司令亲自出来迎接他们，也给足了他们面子。向侵略者鞠躬行礼对钟爱华和肯来说是非常不情愿的事，但为了医院，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司令看到钟克莱显得格外惊喜。他让他们第二天中午再来。

第二天，钟爱华又带着克莱来到日军总部。钟克莱还依稀记着司令给过他日本糖果。钟爱华很坚定地告诉司令，美国人的立场是中立的，他们在清江浦就是为了传福音和治病救人，他们还会继续做下去，而且医院也没有什么可藏的，随时欢迎司令或其他人过来参观。“我没有问他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说我们会继续。表明对日本人统治的无所畏惧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

司令的反应非常客气，而且十分友好。

第二天，令人生畏的日本秘密警察来到仁慈医院。钟爱华像接待其他访客一样接待了他们。没完没了的调查从对员工开始，之后警长又要检查每个房间。钟爱华的心一紧，因为有一个病房住满了中国军人。钟爱华已经从美军和英军那里了解到了战争期间日本人对待受伤战俘的方式：刺死。

钟爱华默默地祷告。就在警察要进入病房的时候，旁边的钟爱华“感到上帝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我同在”。

日本人在门口停住了。他们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扫视了一圈墙面，然后掉头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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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名日本士兵在仁慈医院大门外强奸了一位中国妇女，并且将她的丈夫刺死。第二天早上，钟爱华去日军司令部报案。军警警长让钟爱华找到这名妇女，说第二天他会去医院找他。钟爱华随后又报告了两起强奸案。警长到医院后，很友善地询问受害妇女行凶士兵衣服上的官职标志和制服样式，但受害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警长说军队对此深表遗憾，并给了她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金（约合20美元）。警长这么做可能是真的同情受害人，也可能是要给钟爱华面子。警长随后又探访了另外两位被害妇女，问询之后给了她们每人价值五美元的赔偿。

日本士兵强奸妇女或将妇女衣服扒光取乐的事件非常普遍。抢劫也非常常见。富裕的淮安城里发生的抢劫事件要比清江浦严重得多。在那里，有时整家的东西都会被卡车拉走。但对于钟爱华，日本人倒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没有给医院施加任何限制。而在其他地方，美南长老会的医院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

医院大院外面的生活是不可预测的，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中国军队仍然在乡下活动，所以夜间还会听到枪声。在一场激战之后，一个中国人说他看到日本人将死尸堆成堆烧掉。而且每天都有农民被“本是同根生”的土匪烧死。医院看门人的儿子也遭到土匪绑架。

清江浦的基督徒们自发集资帮助战争笼罩下的穷人。由于日军的占领，一些原本不温不火的基督徒被彻底激发起来。在占领后的第一个圣餐主日，即4月2日，教会挤满了人。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213个人申请成为教会会友，长老们最后仅通过了八位姊妹和四位弟兄的申请。其中一位大家都叫他“肮脏的乡下人”。他是劳工的主要雇主，雇人做抬尸的工作，也就是将病人的尸体从医院的后门背出去。他之前已经申请过20多次。肯·吉斯勒写道：“入会的标准之所以如此严格，是要确保教会会友都理解福音，而且按照基督徒的标准生活。”

在这样的危机时期，肯·吉斯勒是钟爱华最信赖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人，知道如何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相处。他在这里的作用无法用语言描述。”正是因为肯在清江浦，钟爱华一家才有可能回国休假。在钟爱华写给身在上海的吉米叔叔的信中，他将回国休假描述为一剂“滋补品”：“请不要以为在过去的18个月中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因为上帝更新了我们的力量，并且持续与我们同在。但是，主的门徒也需要偶尔的休息和环境的变换。休假在他的旨意之中。”

4月末，钟爱华一家、妻子不在身边的艾迪生·塔尔博特以及护士长李如兰，一同随日本车队离开清江浦。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李如兰将要在上海结婚。钟爱华一家于1939年5月14日乘“日本女皇”号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在美国的七个星期对钟爱华一家而言是一次绝佳的恢复。若没有这次休假，他们将很难承受接下来18个月的压力。上帝满足了他们所有的经济需求。从人的角度来看，钱的来源包括匿名奉献、弟兄姊妹的捐赠和钟家人敏锐观察后的慷慨给予。钟爱华在底特律买了一辆福特车，到假期结束时他在东部将车卖掉，结果小赚一笔。钟爱华计算了驾驶这辆车的所有成本，发现休假期间驶过的4500英里相当于完全免费，而且还多出15美元。在火车快到芝加哥时，他写信给母亲：“这次回家极大地坚固了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切的体验：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时，他会奇妙地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我求他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牢记这次经历，可以更多地去祝福别人。”

而且此次休假也把罗莎带回到钟爱华夫妇身边。医生说让罗莎在中国待一年会帮助她恢复健康。一年后她可以回来，完成在惠顿的学业。于是罗莎开始担任玛米和克莱的家庭教师。全家只有路得一人留在美国。

1939年8月，钟爱华一家乘船返回中国。人们问，为什么要作出如此愚蠢的决定，在世界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刻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他们回答说：“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想要我们去中国。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迎来痛苦的结局。”

当英国和法国对纳粹德国宣战时，钟爱华还在上海。他在那里竭尽全力获得了大量药品，一共装了94个箱子，净重达五吨。游击队已经封锁了大运河，所以他们需要绕道而行，要12天才能到清江浦。在日军的每个检查站前，钟爱华都凭借特权和幽默顺利通过。到徐州府时，日本人甚至让一辆军车帮他运送所有物资。一位中国官员得知后颇感震惊：“你的面子可真大。日本人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这么做过。”对于钟爱华而言，这里面有更深层的原因。“单单在徐州府，就有多达七次，我们面临着不可能越过的阻挡。但每一次，上帝都预备了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这都表明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和他的帮助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也让我们持续不停地献上赞美。”

钟爱华一家于9月12日抵达清江浦。12岁的玛米在给外婆的信中写道：“回家的感觉真好。虽然在美国生活得很舒服，但我还是觉得中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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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罗莎的身体开始渐渐恢复。只是偶尔会有胸膜痛的症状。钟爱华一家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和战争爆发之前一样。从每天早上的家庭祷告开始到每天晚上的游戏和阅读结束。当他们的山羊产三胞胎时，罗莎整夜不睡，确保存活下来的两只山羊仔得着温暖和饱足。“到次日早晨，”弗吉尼娅写道，“罗莎已经困到不行，蹲坐着的身体快要僵硬。她甚至希望这羊仔干脆死掉算了。它们确实在中午之前都死掉了。其他山羊产三胞胎时，很少有被照顾得这么好的。”

罗莎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回来了。而且她不久就开始在城里的礼拜堂一周上两次课，同时服侍主日学。日本人坚持让一名士兵做她的随身保护。有一次，当罗莎的同学顽皮玩闹时，士兵走上前来，摆摆手，用并不流利的汉语说：“你们必须听讲，必须听讲！”

配置随身士兵的目的可能真的是为了提供保护。但钟爱华写道： “在家里，大家几乎意识不到大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这些完全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的人一直监控着我们。人总是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想法，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奇怪的事发生在钟克莱的鸽子身上。这些鸽子本来只是宠物。钟克莱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认真照顾过它们，所以它们总是很脏。我那时还太小，所以对这些鸽子非常不好。”但日本人坚信这些鸽子是信鸽。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相信这个六岁的美国男孩不是间谍。

而另一方面，军警长官又对钟爱华格外关照。有一次，钟爱华报告说淮安的守城士兵在他有通行证的情况下还是不让他进城。这位警长穿上中式便装亲自探访，看到日本士兵粗暴地将钟爱华拒之门外。他亮明自己的身份，在所有的路人面前狠狠地教训了这名士兵，直到这名士兵耷拉下了脑袋。又有一次，钟爱华报告说日本士兵在湖边打水时追逐当地妇女。警长赶到河边时军车里空无一人。等士兵们回来时，警长对他们又是一顿教训。钟爱华手下的中国员工说那场面让人痛快极了。

日本人之所以对仁慈医院持友好态度，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司令员——堀司令。1940年3月，堀被提拔为少将。钟爱华在征得中国医生同意之后，按照东方传统送给堀一块烤蛋糕。第二天，钟爱华又和肯参加了他的告别游行。游行时，身材矮小的堀司令跳下马来，感谢钟爱华送来的蛋糕。这也让钟爱华在中国人面前获得不少面子。在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中国人并没有将钟爱华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合作关系，而是非常感谢他凭借自己的身份从容应对这些占领者。

二战结束之后，钟爱华在访问东京时曾经打听过堀的下落。他得知堀还活着，已经退休，在一个偏远的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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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21日，钟爱华写道：“今天早上，游击队发动了进攻，医院大门附近弱不禁风的日军守卫受到攻击。双方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激战，现在战斗已经结束。激战一开始，我们就将医院的大门关闭，防止大批人员涌入。”战斗结束后，日军想搜查仁慈医院，但发现大门早已关闭，便就此作罢。

几天后，艾迪生·塔尔博特和妻子乘日本军车返回清江浦，随后在乡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巡回布道和教牧训练。在日本军车中，塔尔博特夫妇经历了连续22个小时的小规模战斗，不断有子弹飞过他们的头顶。日本机枪手曾经一度使用李如兰的肩膀作机枪架。“虽然经历了这些，但他们看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在整个巡回布道的过程中，塔尔博特夫妇没有丝毫的忧虑。他们曾一度落入土匪手中，却说：“这是在危险和破坏之中充满荣耀的机会。”而他们在农民心中洒下的福音种子后来结出很多果实。清江浦陷落后，这些人沦为难民逃到医院。在仁慈医院，他们会坚持参加中国传道人主持的整点礼拜。

日军只占领了城市。弹片在钟家上空飞来飞去。钟爱华一家会引用诗篇里面的应许：“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4:8）就像钟爱华回忆的：“我们可以选择在上帝的应许中获得安息，在床上休息并获得安全和保护；或者我们可以因为害怕而选择逃走。我们选择留在这里。”罗莎同样没有忧虑。白天上课时，每当有枪声响起，班上年纪大一点的女生会急忙躲到座位下面。“这场战争与我无关，”她回忆道，“所以我还是坐着，笑着观看眼前的慌乱景象。”她几乎因为高兴而忘记了炮弹是没有种族歧视的。

钟爱华一家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一天，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秘密警长，年轻的中国人李（音译）因为阑尾穿孔住进仁慈医院。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时，他躺在单人病房，病房外有其手下的警察保护。他叫钟爱华过来，小声耳语道：“钟医生，也许你以为我在为日本人工作，其实我没有。我是国民党军队的，听蒋委员长调遣，为的是帮助中国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护宣教士和基督徒。”

钟爱华的戒备心并没有解除，只简单回复了一句：“很有意思。”

几天后，李催促钟爱华“将发报机扔掉，因为日本人要借搜查共产党之名搜查医院”。钟爱华说他并没有发报机，只有一个收音机，并解释说每天下午一点新闻之前会有从上海来的信息，而电话和电报线都已经被切断了。

“但是日本人认为你有一个发报机。”而且日本人后来确实来搜查了。

李告诉钟爱华，日本人一直在监控着仁慈医院，而且想减弱医院的影响力。李在离开医院之前也接受了耶稣基督。而在他离开之后，钟爱华才开始相信他之前所说的话。一位游击队员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几周。“我们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为他治疗。有一天，李派他的手下来给我报信：‘立即转移A-6病房里的病人。’

”钟爱华叫人赶紧将游击队员通过太平间旁边的侧门转移。他的身体已经快要痊愈了。几分钟后，日本警察和李率领的中国伪军警察来到医院，径直冲向A-6病房。“人已经跑了。”李说道。

日本人气冲冲地离开了。

游击队员的爱国精神值得赞扬，但一些行为也给百姓生活造成影响。他们的封锁使得物价飞涨，很多生意都被严重破坏。而清江浦的基督徒不论人有什么宗教信仰，都慷慨地解囊相助。1939年到1940年之交的严冬，大运河和道路都已经结冰。农田被白雪覆盖，与烧着的农舍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人、游击队、土匪，都有可能是纵火犯。钟爱华写道：“我所看到的未来只可能是一片狼藉。”

在这样的黑暗时代，仁慈医院像明灯一样。

医院的360张床依然爆满，门诊接诊量每日平均为400多人次。黑热病病人的数量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农村负责注射治疗的医生（之前都接受过仁慈医院的培训）没有葡酸锑钠。

1988年，在仁慈医院与钟爱华医生工作后又过了半个世纪，依然热心传道的冯女士与葛培理夫妇见面。中间是江苏省副省长，她在南京设宴款待葛氏夫妇。

钟爱华需要使用不间断替换的方式和前瞻预测来保持葡酸锑钠和其他必备药物的储存量。1940年2月，雷·沃梅尔多夫自愿去上海购置补给。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返回清江浦时带回78个箱子，其中包括两吨燃油和60吨煤油。有很多箱药物是美南长老会的妇女组织“白十字会”（White Cross）援助的。因为中国通货膨胀严重，本杰明·克莱顿的经济支持“对我们意义重大”。克莱顿从1924年起，已经不间断地奉献了58500美元。他奉献的所有款项总计已达75000美元（按照1988年的物价水平，约值100万美元）。

医疗援助和布道一直是同时进行的。一位中国女传道人，冯（音译）小姐，在1940年4月告诉钟爱华：“我一次次地在农村见到老百姓摒弃他们的偶像，相信福音，并且说他们第一次听到福音是在仁慈医院治病的时候。”她还说：“上帝使用黑热病让几千人听到了福音。这些人本来没有机会接触福音。”[20]在清江浦，参加教会礼拜的人数有所减少，因为很多人害怕日本人。但日本人其实对基督教表示了尊重。若在百姓家里发现与圣经有关的贴画，他们便不会侵犯这户人家。在中国，膀臂上带的袖标常被视为身份的标志。基督徒会在肩膀上戴一个印有小红十字和“基督徒”字样的袖标。而有些商店也会挂基督徒字样的小牌子，并且在星期天关门。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保护作用，以至于一些非信徒也会用这些方法假装成信徒。在当时的中国，流传着很多基督徒或宣教士安全脱险的故事。

日军的占领让中国本土基督徒的信仰更加坚定，有许许多多人接受基督作救主。“医院的事工给我们巨大的鼓励。”钟爱华告诉吉米叔叔，“很多证据都显示出圣灵的工作和布道的效果。十几天前，有四个家庭全家都接受了耶稣，就是因为家里有人在仁慈医院悔改信主。”

[20]葛培理夫妇1988年访问中国时，与冯女士再次相见。冯女士一直在做传道的工作。

第27章

引路的手

1940年3月，肯·吉斯勒不幸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炎，几乎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在整整三天半的时间里，钟爱华一直监护着，连白大褂都没有脱下。后来借助磺胺吡啶总算救活了肯。弗吉尼娅在3月31日写给路得的信中说：“凯高兴极了，她非常勇敢，做事情极有效率，带给周围人很多鼓励。”吉斯勒夫妇刚在前一年的11月生下第二个儿子。因为孩子的关系，弗吉尼娅不允许凯彻夜不睡。

肯康复的过程仍然非常缓慢，因为他的心脏受到了严重影响。到了5月，肯的身体还是很虚弱。而此时钟爱华要送罗莎回美国。5月5日，他带女儿踏上了旅途。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旅程，启程第一天就充满了周折。

因为大运河有一段被游击队控制，所以必须绕道而行。六辆黄包车在一个美丽的清晨出发：钟爱华、路得和佣人乘坐其中的三辆，另外三辆装行李。行李箱里装的大都是罗莎的书。中午时，一辆黄包车的车胎瘪了。车夫欢快地将行李卸下，换了车胎，然后重新装载。到了下午5点，道路状况变得极差，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路要么被游击队员有意切断，要么就是遭到了战争的破坏。罗莎、钟爱华和佣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车夫们需要不断在战壕、堡垒和弹坑之间穿梭。在过一条窄路时，钟爱华乘坐的黄包车的车轴突然断裂。幸好当时他没有坐在车上，否则可能会被甩出去七八英尺远，而且脖子都可能会断掉。一行人在钟爱华的手电的协助下，用了16个小时，抵达了大运河边的一个小镇。1940年5月10日，钟爱华和女儿还在旅途中，纳粹德国发动了闪电战。

当钟爱华和罗莎抵达上海时，“亚洲皇后”号还没有启程。钟爱华在上海与女儿告别，踏上了返回的旅程。

返回的路程更加危险。爱华经过之处，远方的地平线上硝烟弥漫。钟爱华大约6点抵达泰州。“鲍勃·普赖斯（Bob Price）让佣人（鲍勃自己一个人住）准备了草莓和奶油，味道非常好。泰州城里弥漫着慌乱的气氛，因为日本军队离那里只有七英里。因为不确定后面的路程，也怕被封锁在外面，我很想周日早上乘驳船到兴化。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守主日，相信主会预备道路。他们邀请我周日下午在北端礼拜堂讲道。就在去礼拜堂的路上，我遇到了当时带我和罗莎到兴化的船夫。

“船夫和我一起去了礼拜堂。礼拜结束后，他要我乘他的船回去。我告诉他为了节约时间，我要乘驳船到兴化，然后从那里乘帆船回去。但他坚持乘他的船也用不了很长时间，而且不需要在兴化换乘。我最终决定乘他的船……

“周日晚上，我带领了外国人礼拜，结束后又和大家交流了一会儿。晚上10点时我上了船。船于凌晨4点起航。船夫非常卖力，次日晚上8点抵达兴化。我下船后给当地一位德国宣教士科尔（Koll）先生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船上。”白天的风力不断增强，船行进的速度非常快，在预定时间之前抵达。下午4点，船行至一个河道交接处，需要转河道。如果在这里花费太长时间，那之前因为大风而获得的时间优势将消失殆尽。

就在船抵达交接处的那一刻，“风向突然变化，顺利地将船送入另一条河道。船夫非常惊奇，他说：‘这真的是上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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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周我们接诊了997位女病人！”弗吉尼娅在1940年7月28日写道，“医院也因此非常忙乱，特别是有五六个孩子同时大声哭闹的时候。这里的百姓被疾病和饥饿所困扰，很多人都处在极其严重的处境中……我们一直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去考虑酷暑和炎热。在一天医院工作结束之后，整个人都非常疲惫。回家后会泡个澡，或是去游泳池游泳，然后在草地上坐着休息，之后就在外面吃晚饭……院子里现在已经没有花了，但绿树青草同样美丽，特别是在连续下了几天雨之后……满月的时候，月光下的树阴让人沉醉，大家都不想回去睡觉。这样的平静让人感觉不到这里是中国，只有当佣人或护士偶尔进来的时候才让我们又回到现实。”

虽然能享受这样田园般的生活，但弗吉尼娅所承受的重担还是给她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除了医院的工作，她还需要承担宣教站的很多后勤工作，因为很多同工的妻子都去了上海或是回了美国。而吉斯勒夫妇又被派到镇江的医院工作一年。同时她又要教导儿子钟克莱。

头痛的毛病又回来了。有时她会在凌晨4点就醒来，偏头痛会一直持续到早餐之后。她本可以卧床休息，但她肯定不会这样做。

所有的药物都对弗吉尼娅的偏头痛无效。1940年夏天，钟爱华将妻子的病例寄到梅奥诊所。阿尔瓦雷斯（Alvarez）医生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持续的紧张状态所造成的。他推荐了一种英国产的药物乙烯雌酚，但他觉得在中国应该很难获得这种药。

钟爱华发现仁慈医院药房里竟然有这种药，而且从来没有用过。药效果然非常明显。弗吉尼娅的体重有所恢复，甚至连续三周不会头痛。

1940年9月，钟爱华带玛米去朝鲜，送她到平壤上学。此时林嘉美医生也已经休了长假，准备退休。弗吉尼娅独自一人承担起了医院的责任。中国医生在遇到棘手问题时会来找她，“而在任何需要她的时候，她都会站出来”。

钟爱华取道天津往返朝鲜需要极大的信心。对他而言，这次旅行也是登革热痊愈之后的一次休假。在出发之前，他写给母亲：“我和玛米将整个行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若不是他的计划，就求他阻止。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过徐州府，带着行李乘坐他们的卡车……当把事情交托在上帝手中，知道他会给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时，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安慰。”从天津返回清江浦的的经历和前一年从上海回清江浦的经历非常类似，钟爱华又一次经历了上帝的奇妙预备。“每次我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预备一个合适的人来帮助。”这并不是巧合。钟爱华的母亲为她所知道的儿子的所有具体需求祷告，并且在祷告时有极大的盼望。钟爱华对母亲说：“在永恒中，您会知道所有的这些祷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钟爱华回到清江浦时，宣教站的人员配置有了变化。林嘉美医生已经回到清江浦，准备在那里度过最后几周，之后定居上海。由本杰明·克莱顿基金支持的一对宣教士夫妇抵达，他们是钱伯斯·文森（Chambers Vinson）和妻子奥莉弗特（Olivert）。钱伯斯·文森是1931年被土匪杀害的宣教士“杰克叔叔”的儿子。

钱伯斯·文森和妻子奥莉弗特

由于战争和经济原因，美南长老会对中国的宣教支持大大减少。钟爱华对此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宣教士人数剧减，有些地方甚至看不到宣教士的身影。”钱伯斯·文森已经为宣教做了五年的计划。钟爱华邀请他到清江浦，同时说服了长老会让他立即成为长期宣教士。如果需要的话，钟爱华准备让他在一年之后去其他宣教医院侍奉。文森夫妇的任务并不轻松。钟爱华在1940年9月22日写道：“适应的过程并不容易。需要来自上帝的恩典、勇气和真正的宣教的呼召。这几年来上帝一直在洁净并筛选宣教肢体。”

与以前来的宣教士相比，文森年龄较大，也更成熟。他已经在一家海军医院实习了三年。文森为人低调，说话声音像男高音，与妻子的女低音截然相反。他们给钟爱华夫妇带来了“更新和鼓舞”。文森夫妇都不担忧当前的危险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刚到中国不久，就遭遇了土匪抢劫。抢劫发生在参加钱伯斯的双胞胎弟弟的婚礼之后。除了他们身上穿的和黄包车座位下面的床上用品之外，其他东西都被抢走。

而钟爱华却没有遭遇过任何危险。他常驾着装饰着红十字和美国国旗的奥斯汀宝贝行进在乡间小道。日本警察告诉他：“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农村的百姓对你很好，他们不会伤害你。”但即使是宿迁的老医生兼老朋友琼金（Junkin）都说：“即使给我500美元我也不会乘钟爱华的车。”因为游击队的通常做法是先射杀车里的人，然后再检查车里的人是谁。

整体局势看上去越来越糟。钟爱华越来越确信战火会蔓延到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因为罗斯福政府对日本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钟爱华认为美国有能力也应该痛击日本。他甚至愿意在美国打击日本的时候暂时离开清江浦。但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政策却让日本越发自大起来。钟爱华夫妇已经有感觉，日本会在太平洋出其不意地出招，美日之间随即就将开战。

清江浦当地的日本统治者还是非常友好。“我当然不会抱任何幻想，但上帝确实一直让这些对我们很友好的人在这里掌管局势。”而且日本人对钟爱华的态度也没有因为美日两国关系恶化而改变。钟爱华不会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他自己已经耳闻目睹了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在他去日本警察局总部时，常常会听到中国人被折磨或被鞭笞而发出的惨叫声。他自己也缝合过被刺刀刺破的胃。而日军后来对盟军战俘的非人待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在国际局势越来越阴暗的时候，钟爱华再次依靠从天上而来的保护。他总结说：“我们仅仅需要追求一件事，就是在上帝要我们待的地方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其余的事情要凭着信心完全交托。”

到了这个时候，钟爱华已经知道他在清江浦的工作迟早会由于战争的原因而中断。而他也已经知道如果自己可以活着离开中国，接下来要做什么：继续做外科医生维持生计，等待中国大门再次对外敞开；向美南长老会呼吁创立一本期刊，清楚地重申已经被某些人扭曲的基本神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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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美国国务院下令，召集远东地区所有美国妇女和儿童撤离，所有在商业和宣教事务中不承担重要任务的男性也要撤离。弗吉尼娅承认政府的决定是明智的，但她自己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宣教委员会也承认她留下来的必要性，所以正式赋予她可以留在中国的特权。刚刚休假回到淮安的奥莉·蒙哥马利，带着她11岁的儿子罗伯特，也拒绝撤离。美南长老会明智地决定让蒙哥马利一家搬到清江浦医院大院，让这些宣教士在一起共存亡，也让钟克莱和罗伯特这两个孩子可以一起玩。

10月14日，广播消息称玛米所在的学校会把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所有人直接送回美国。两周后来了一条新消息，说玛米被送到了上海。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对此变故感到颇为不解，也非常不满。夫妻二人很想去上海见玛米，然后安排她乘11月20日启程的“华盛顿号”回美国。

但清江浦的局势使得钟氏夫妇的计划无法施行。11月11日，弗吉尼娅写道：“我需要很多的祷告和恩典来应对自己的不满和苦毒的心，都是因为见不到小女儿。她一定很想家，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意离开家。但我们知道上帝不会犯错，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也许我们去了上海，就再也无法回到清江浦。我们非常确信是主没有带领我们去上海。”

六天后，一位日本军官到钟爱华家拜访。相互致礼之后，军官交给夫妇俩一封玛米写的信。信是几天前写的，通过徐州府的“哈姆叔叔”（汉密尔顿）转来。当时若通过邮局邮递，信要几周后才能到。弗吉尼娅迫不及待打开信读起来。玛米在信中恳求回清江浦的家，她想在清江浦继续接受教育，不要回美国。日本军官也读了信，知道里面的内容。他说：“让她回来吧。她在这里会非常安全。”

当天是星期六，而邮轮在下个星期三就要启程。钟爱华和弗吉尼娅从来没有想过让玛米留在中国。夫妻二人为此事祷告后，钟爱华直接找到了这位日本军官，军官给了他所有需要的通行证。之后钟爱华给玛米发了电报。当时收不到电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时间却不容耽搁。

星期日一大早，钟爱华刚刚从发作的登革热里退烧，便驾车向北驶去。他从来没有如此专注地驾驶奥斯汀，脑海中丝毫没有考虑土匪、游击队、陷阱、轮胎刺……下午2点前，他赶到了徐州府火车站。星期二早上，他已经抵达上海。到了星期五，他已经和玛米在返回清江浦的路上了。

在旅途中，钟爱华写道：“玛米非常高兴可以回家。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完全明白带她回清江浦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但我确实感到有上帝手在引导，而上帝从来不会出错。

“我和多年的朋友，上海的副领事斯坦顿（Stanton）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对宣教士的想法总是非常理解而且总是愿意提供帮助。关于将玛米带回清江浦的决定，他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但他也说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慈爱天父的引导。我们在这里是做他的工，我们是属于他的。如果局势真的失控，我们将一无所用。如果局势最终好转，我们还可以被他所用，继续他的工作。我们每一天都求他赐聆听的耳朵和警醒的心，好明白他的旨意，并去履行他的旨意。若这样做，他就不会让我们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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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7日便是大年初一。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决心要帮助朋友们开心放松一下。他们前后邀请了163位中国朋友来喝茶、吃糕点、聊天。

在春节前几天，钟爱华夫妇邀请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连同蒙哥马利夫妇一起，到家里共进晚餐。蒙哥马利夫妇现在住在以前林嘉美医生的房子里。在大家享用美食的时候，钟爱华看着一桌的人，心里发出赞叹：“在中国大概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群志气相投的医生了——互相之间没有任何摩擦，而每个人又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这些中国医生们： 曹济生、钱景山、吴博泉、谷懿之，还有另外两位，只要生命和自由没有被夺去，就一定会继续医院的工作。仁慈医院在1940年诊治的病人数量超越了往年。而且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医院就会开到最后一刻。

当年的除夕夜，钟爱华邀请了蒙哥马利一家，还有两位不为战争所惧，不屈不挠的宣教士杰丝·霍尔和玛丽·麦考恩（Mary McCown）来家共度佳节。众人还在吃晚餐时，邮递员送来一大摞国外来的信件。当时的通信状况非常糟糕，有时几周都没有一封信。有一次很久都没有信件，钟爱华干脆派人花了两天时间去取信。只有收音机帮助大家获得最新消息，有时甚至是家人的留言。旧金山的广播电台会为听众免费阅读留言。而钟爱华一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样的话时都会欣喜若狂：“这条消息是罗莎和路得写给中国内地的钟医生的。”

在当天晚上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是路得在上一年12月中旬写的。信件抵达“遥远的中国内地”用了很长时间。路得在信中说她在惠顿遇到了可能结婚的对象。她还没有坠入爱河，还想着终身不嫁去西藏宣教。但如果结婚，对象可能就是他。他的名字叫葛培理。

在正式认识葛培理之前，路得就已经见过他。当时这个南方来的瘦瘦的大一新生迈着坚定的步伐下楼。“这个年轻人好像很确定他要去哪里。”路得心想。学生们会在不同的房间做宣教功课或是一起祷告，路得听到过道对面传来的葛培理的声音，心想：“这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不同寻常。”

葛培理比其他新生的年纪大一些，也更成熟一些。虽然接受的正规教育不及路得，但他已经因为有能力的布道而在学生中小有名气。两人第一次约会时，路得就体会到“他对上帝的献身和来自于上帝的动力。他身上有一股很吸引人的力量，同时又对人非常关照，让我十分喜欢”。

第一次约会在12月，一个下雪的下午，两人一起去看了合唱团表演的《弥赛亚》。之后两人在一棵树下进行了一番长谈，晚上又一同去一位教授家吃饭。那一晚，路得跪在床边向上帝祈祷：“如果我的余生可以和葛培理一起服侍你，那将是我能想到的最大荣幸。”

而葛培理对路得更是一见钟情。他写信给母亲，告诉母亲他已经见到了要娶的女孩。但他也向一位惠顿的好友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说自己非常没有希望，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配得上路得。

第28章

未完成的乐章

在收到路得的信几周之后，领事馆再次发来要求撤退的通知。清江浦的宣教士们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留下。钟爱华在1941年2月16日写给母亲和女儿的信中说：“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尽最大可能留在这里。我们非常确信上帝会将他的旨意清楚地显明。如果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尽快离开。但是我们不能单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最初来这里就不是因着人的原因，也不是要做人的工。”更有像杰丝·霍尔这样的宣教士，在接到领事馆的通知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期三周的下乡宣教之旅，令钟爱华赞叹不已。

但是钟爱华一家确实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1940年秋天，长老会将宣教士的侍奉周期从七年缩短为五年（每个周期结束后有一次回国休假）。钟爱华的下一次休假也因此从1943年提前到了1941年，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夏天。钟爱华和弗吉尼娅的第一反应是将这次休假推迟一年。因为另外一个宣教站的一位老同工应该先回去休假，而钟爱华和这位同工不能同时离开中国。况且，现在三个女儿都在上学，钟爱华也付不起全家回美国的生活费。

由于太平洋战争看起来不可避免，钟爱华暂订了1941年5月31日的回国船票。但他在3月7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当我更多考虑今年夏天的回家计划时，越来越觉得这可能不是上帝的旨意。医院的工作正处于良好状态。上帝保护着我们，而且以奇妙的方式提供给我们一切所需。如果没有他明确的带领，我会高度怀疑今年夏天回家的决定。上周四，我们又接纳了54位病人入院。这让我觉得是上帝在呼召我们留下，因为这里有无限的需求和机会。”

钟爱华没有取消预订的船票，但他为玛米暂时预订了一张回美国的船票，计划托其他宣教士带她回美国，并把她送到蒙特利特上学。而钟爱华带着弗吉尼娅和钟克莱会在上海和她告别，同时也在那里休假。如果肯·吉斯勒能在1941年秋天回到清江浦，钟爱华会更愿意回国休假。不然的话，虽有蒙哥马利负责行政事务，但外国医生就只剩下钱伯斯·文森。钟爱华写道：“我们现在确实无法作出明确的决定，还在犹豫之中。我们只想行走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无论回家与亲人团聚有多么美好，无论离开这里后充满未知的未来是多么吸引人。”

整个清江浦地区都处在动荡之中。1941年3月7日，钟爱华在给宿迁的琼金的信中写道：“由于土匪猖獗，附近农村的局势陷入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情况。老百姓在悲伤绝望中挣扎。”

在清江浦，虽然日本人表面上依然友好，但由于钟爱华有极高的威望，深受老百姓爱戴，所以从根本上还是对仁慈医院持怀疑和戒备态度。不止一次在教会圣餐礼拜时，钟爱华注意到人群中有几个他认识的坏人在充当间谍。就大局势而言，日本首相访问了柏林，轴心国之间开始结盟。如果美日两国开战，钟爱华一家将与中国人站在同一战线，医院的工作必然不能继续。他们自己要么被日军杀掉，要么被送入集中营。

但如果还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他们就不愿意回美国。

就像使徒保罗面临的左右为难的情境一样，钟爱华一家也不知道应该去还是留。“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腓1:22）他们祷告说：“主啊，请指示我道路……教导我当行的路。哦，主啊，引导我到亨通的道路上……让我行在我当行的道上。”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让钟爱华回美国工作，而不是在中国当俘虏，那么上帝就必显明这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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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第二周，弗吉尼娅的头痛再次发作，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一个可能的直接原因是她有一天忘了吃药。但尽管在那之后她按时按量服药，头痛还是没有减退。她表示说如果自己的健康没有问题，就可以承受得住集中营。但如果身体出状况，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

他们明确地祷告，说如果上帝要他们留下，弗吉尼娅的头痛需要好转。

3月24日星期一，钟爱华写道：“上周弗吉尼娅的状况很糟，今天有些好转。她的鼻伤风已经持续了连续六周，非常严重，所有的鼻窦都已充血。而且她的肾脏也出了些小问题。我们在为是否回国这件事祈求上帝明确的带领。无论他带我们留下还是回去，我们都会完全顺服，而他必定会带领我们……

“我们的迟疑不决可能很难让人理解。我和弗吉尼娅通常都是会快速作决定的人。但这一次，这个决定的影响太大了。宣教站的人都非常体贴，给我们自己做决定的空间。但同时，他们都很清楚这里的需求和机会，也都明白如果我们撤退，很多问题别人会很难处理。我不知道我们最终的决定会是什么，但我知道上帝会显明他的旨意。他知道，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履行他的旨意。”

到3月30日，所有的疑虑都没有了——弗吉尼娅患上了严重的疟疾。钟爱华觉得他唯一该做的就是带妻子回国。虽然医护工作方面还有文森夫妇和李如兰，中国朋友和宣教站上下也一致赞同他的决定，但“做出这个决定还是非常艰难的”。

4月上旬，钟爱华写道：“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要离开清江浦。主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平安。”但他也提醒罗莎和路得，说她们“见到母亲时会被她的外表震惊。她的脸非常瘦，而且极其憔悴。你们会看到她是多么虚弱，几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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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决定这次回国多带一些行李，因为下次回来肯定是在美日战争之后，而这场战争应该会持续几年。弗吉尼娅将最喜欢的照片从相框中撤出，将影集打包好。但他们的结婚礼物，很多银制品和玻璃制品无法携带。弗吉尼娅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打包。“我想完成所有的工作，”她在4月20日写道，“也想在走之前尽情享受院子里的空气和这里的鸟。离开真的不容易，这里是我们的家……

“玛米和弟弟还是会不停念叨要离开的决定。玛米意识到她再次回家将会是几年之后的事情。”钟爱华非常确定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也因此忘了申请来回通行证。倒是日本军官主动给他们办了回程通行证，钟爱华也欣然接受。回程通行证的有效期至1942年9月。而到那时，日本已经占领了马尼拉和仰光。

4月底，钟爱华一家通过旧金山的短波电台听到来自罗莎的消息，消息说她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罗莎患病的具体情况，所以非常担心。急切想见到女儿的心情使得离别清江浦稍稍容易了一些。有一位同工依然相信，如果不是因为罗莎的病情，他们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刻选择留下。

“中国朋友们对我们太好了，”钟爱华在5月8日写道，“礼物、锦旗、宴请，源源不断。他们用许多东西来表达对我们的爱，非常令人感动。住在医院附近的客栈掌柜和工人们一起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上面有写给我们的题词和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一位年长的中国官员曾经接受过钟爱华的手术治疗，他派军乐队送来一面银牌和一面锦旗。还送给钟克莱一些钱，让他“在路上买点吃的”。最有意义的礼物是医院全体职工送的24件美丽的中国古玩。

1941年5月19日清晨，所有宣教士，医院全体职工和佣人，无数的普通百姓、乡下农民、客栈掌柜们、商人们，甚至日本人，都来到大运河码头前，来到这个近1/4个世纪之前钟爱华夫妇登陆的地方，来向他们告别。人们心里都清楚旅途的艰险，所有人共同的呼求都是：“快些回来。”

在淮安，莉莲·韦尔斯一家和一位中国同工等待着向钟爱华告别。钟爱华身边总是不缺激动人心的场面。在驶出淮安城之后，钟氏一家乘坐的驳船立即遭遇了一场小规模冲突。

第四部分

新工场

1941~1973

第29章

卡罗来纳第一把刀

1941年7月4日上午7：15，钟爱华一家在惠顿火车站与路得团聚。短暂停留之后，路得带着父母和弟弟妹妹直奔附近的斋思疗养院（Zace Sanitorium）。在那里，钟爱华见到了瘦弱憔悴的大女儿罗莎。罗莎在三个月之前动了手术，同时被诊断出结核性腹膜炎。医生要求她三个月内完全卧床休息。三个月之后，她可以进行基本的日常活动。女舍监为她准备了一间日光浴室，让她在里面休养。路得也从学校休学，专心照顾姐姐。就在卧床休养三个月期满时，罗莎又突然肺出血。X光显示她的两个肺都有严重的结核，病情非常严重。

搬到疗养院后，医生给一边的肺进行了隔神经切断术，另一边肺每周进行两次气胸疗法。

父母决定将罗莎送到气候干燥的新墨西哥州。几个月后，她已经能为病人们唱《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路得陪着姐姐到了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在那里和她住了几周。

钟爱华、弗吉尼娅和钟克莱在梅奥诊所接受了短暂治疗，治愈了在中国得的各种不太严重的疾病。随后他们回到韦恩斯伯勒，并邀请葛培理来家里住，因为之前在惠顿他们未能见到这个22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刚刚在佛罗里达举办了两三场布道会，”葛培理回忆说，“开着我的1940年产二手普利茅斯（Plymouth）直奔韦恩斯伯勒。我不知道在韦恩斯伯勒等待我的是什么情况。一路上有路得陪着。她已经同意嫁给我，但我们还没有订婚，我也还没送给她戒指。与路得的父母见面让我既害怕又紧张。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

“车停在了钟家门口，路得先下了车。钟医生和钟夫人站在门口。我和路得手牵着手走到他们面前，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钟医生说他常常会想到我，而且他们非常感恩，也在为我祷告。在他们面前我有回到家的感觉。那天在餐桌上，钟医生问了我很多问题，问我对不同事情的看法和我对未来的计划。同时他也讲了很多笑话。他的幽默、真诚和对主的充满的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虽然葛培理已经被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按立为牧师，但以他当时的年纪，他常常觉得在这些主流宗派教会里，真正跟随主的人并不多。

而葛培理的真诚也给路得的父母和祖母留下了极佳的印象。“非常明显，他是一个认识主、爱主的年轻人。同时也是一位个性非常吸引人的绅士。”钟老妈妈从心里喜欢他。不过她的小家再没有空间让葛培理住。他被安置在韦恩将军酒店（General Wayne Hotel）住宿。经验不足的葛培理心里有些不安，因为住酒店的花费将耗尽他本来就不宽裕的资金。第二天早晨，他才发现钟医生已经为他买单了。

钟爱华一家和葛培理驾驶着两辆车行驶在前往华盛顿的天际公路上。钟爱华要去那里会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多年前的主日里，钟爱华和弗吉尼娅驾双轮马车在格伦柯克山区行驶。而现在，葛培理和钟路得驾车享受着二人在一起的甜蜜时光。但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韦恩斯伯勒，九岁的钟克莱总是要忠心耿耿地跟着姐姐和未来的姐夫。“不论我们去哪，他都要跟着，”路得回忆说，“父亲要用略带严厉的口气告诉他：‘不要再跟着哥哥姐姐。’而钟克莱则会有些恼怒地说：‘他（葛培理）是来看我们两个人的！’”

钟爱华一家在北卡罗来纳的蒙特利特租了一栋房子。房架是绿色的，既漂亮又温馨。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葛培理又来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他记得“钟医生一家总是会做中国菜，而且会用很多大蒜。我那时并不喜欢大蒜，不喜欢那个味道。家里总是能闻到那个味道。你一进屋，就有蒜味。但那里真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充满了幽默、笑声和游戏。进出那里总会让你心情愉快。不管面对什么情况，似乎没有人会被任何问题困扰。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蒙特利特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World Mission Conference）上，钟爱华是重要讲员之一。葛培理“非常骄傲有如此多的听众来听我未来的岳父分享信息。他在教会有极高的威望，听众席坐满了人。而同时进行的其他专题几乎没什么人出席……他的分享以福音开始，话语中带着能力和权威。我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属灵伟人”。

当时葛培理并不是特别清楚钟爱华的力量来源。“我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他无尽的能力来自于他的灵修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夸耀过。对他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他一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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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并没有让钟爱华感到特别意外。事件爆发前他向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陈述了日本对美国开战的必然性，但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钟爱华在清江浦的同工仍然继续着医院的工作。主要原因是在钟爱华离开前不久，日军新上任了一位比较人道的本地司令官。钱伯斯·文森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珍珠港事件之前五个月，宣教士和外界的联系一度被切断，这种情况持续了长达两周之久。一年之后（1942年8月），蒙哥马利一家以非战斗人员身份在格里普斯科尔摩（Gripsholm）交换中被遣送回国。一家人抵达纽约时，惊喜地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码头上等着他们。钟爱华在南方为他们支付了回程的路费。

珍珠港事件之前，钟爱华已经非常确定太平洋战争会爆发，因此他于1941年10月开始在斯旺纳诺阿（Swannanoa）重拾手术刀，也开始在距蒙特利特14英里外阿什维尔（Asheville）城里的医院工作。

钟爱华很快就赢得了极高的职业声誉。在一次建筑事故中，一个年轻的建筑工人受了非常严重的伤。钟爱华接手该病人后，立即意识到这和之前在中国诊治的某个病例类似。手术非常成功，钟爱华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不久他就出任了阿什维尔纪念医院（Asheville Memorial Mission Hospital）的医务主任。五年后，他升任副院长。由于身体原因，钟爱华最终没有出任院长。

因为钟爱华在医院工作，所以钟家第一次有能力可以靠自己的收入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但钟爱华并没有选择这样做，他在继续有计划地奉献着。他奉献的数目不是收入的十分之一，而是税前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将更多的收入奉献出去给钟爱华带来极大的满足。事实上，他还可以给出更多，但他有时会打破常规，对生活困难且病情严重的患者提供免费诊治。而对那些本来就不富裕而病情也不严重的患者，钟爱华也不是按照医疗标准收费，而是按照病人的经济情况收费。在中国积累的多年的监管经验让他对欺诈行为特别敏感。但有一两次他还是被骗。钟爱华坚持对不同种族一视同仁的态度，拒绝遵守南方医院里白人优先的传统，反而特别关照从中国来到北卡的少数族裔病人。

无论是穷人、黑人还是医院的实习护士，都将钟爱华视为朋友。当他提出要开一个每周一次的查经班时，很多人主动提出参与服侍，大大出乎钟医生本人的意料。尽管他的时间表已经排得很满，但只要没有急诊，每周六上午11点，钟爱华都会带领大家查经。30年后，他仍然收到感谢信感谢他当年带领的查经班。

钟爱华在北卡做了15年外科医生，在这期间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他的同事说：“人们总是想找他，都被他的医术和属神的品格所吸引。这样的人非常稀少。”

钟爱华用较低的价钱在蒙特利特的集合大道（Assembly Drive）旁买了一块地和一栋避暑别墅。他用石头将别墅扩建，花了比购买成本更高的钱将那里建成了非常宜人的居住地。很快这里就成了像清江浦钟家一样的欢乐中心。弗吉尼娅布置了漂亮的花园，之前留在院子中心的烟囱被钟爱华改造成了户外烧烤架。

时隔25年之后，钟爱华又可以享受他所热爱的棒球运动了。他成为了阿什维尔旅行者队（Asheville Tourists）的拥趸，买了麦考密克球场（McCormick Field）的赛季套票。他曾三次受邀，在赛季揭幕战前投出象征性的第一投。每到周日，他要么亲临赛场，要么在电视前观看当天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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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患病时开始，罗莎就希望耶稣可以医治她。她自然而然会将信心放在医生身上，但医生并没有能力治愈肺结核。在疗养院的时候，她一天到晚只能躺在床上，非常虚弱，没有食欲。回忆起那几个月的生活，罗莎说：“上帝告诉我，我的生命有很多他不喜悦的地方。我当时对上帝的态度是：‘主啊，别来烦我了，我都病成这样了。’有一天晚上，我厌倦了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真的厌倦了你和我之间的阻挡。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只想和你有亲密的关系，你要我怎么样我都愿意！’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肩上巨大的重担卸下了。之后我对自己每天卧床养病的状态有些厌倦，想着不如读读圣经，看看关于医治主都说过些什么。”

查经10天后，罗莎相信上帝会医治她，但条件是她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3月时，罗莎让人把自己抬到教会，让一些有同样心智的朋友为自己得医治祷告，也让他们用油膏抹自己。

之后，她开始吃饭，喝更多牛奶，以恢复体力。“再之后，我有了些体力，开始下地走路，看望其他病友。”

1942年5月末，钟爱华飞过来看望女儿。罗莎当时的工作是半天做实验助理，半天为城里的X光疗法专家范·阿塔（Van Atta）医生操作X光机。钟爱华来了之后，范·阿塔给罗莎做了X光检查。钟爱华回忆说：“除了空腔内的几条纤维线，几乎看不出她曾经患过肺结核。她的肺部已经完全展开，她现在拥有健康而有活力的体魄了。

“范·阿塔医生（一位上了年岁，顽固不化的不可知论者）对我说：‘钟医生，罗莎说是上帝医治了她。而从你我现在看到的X光片来看，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

从那以后，罗莎完全恢复了正常生活。1945年，她嫁给电子工程师唐·蒙哥马利（Don Montgomery）。当时唐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工作，本书完成时他已经退休。

而真正的奇迹在于罗莎生命的转变。就像路得说的：“姐姐以前读圣经就好像是在读《花花公子》杂志！她会将圣经藏在枕头下面，在没人的时候匆匆看几眼。一有人来，就赶紧藏起来。但现在她成了超级圣经教师。以前她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基督徒，现在却热衷为主作见证，带领很多人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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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1年回到美国，钟爱华就开始着手准备，想要创立一份独立的长老会期刊。他对这份期刊的异象是：确立圣经主权，重申教会信条，为各宗派领袖和发言人提供有建设性的批评和评论，“为福音作响亮的见证”。在来自威弗维尔（Weaverville）的亨利·丹迪（Henry Dendy）医生的帮助下，钟爱华创立了《美南长老会期刊》（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这份期刊一直持续到1987年。钟爱华每期都会撰写文章和评论，成为期刊稿件的主要来源。

丹迪回忆说：“钟爱华是真正的主编，我只是做协助的后勤工作。钟爱华在好几家医院都有繁重的手术任务。他会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在几点到几点做手术，手术后我们见个面。你在手术室门外或医院三层等我，我会几点到几点和你见面。’而且几乎每一次我等他都不会超过五分钟。他会和我一起去吃午饭，或直接和我说期刊的事情。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

钟爱华无数的编辑评论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他会特别强调与政治和社会道德有关的议题，或任何有可能对基督教根基造成伤害的议题。1957年，他发表的一篇社论获得了“年度最佳社论”奖。该奖项由瓦利福哲自由基金会（Freedoms Foundation of Valley Forge）颁发，获奖文章是从所有宗教和非宗教报纸期刊中评选出来的。钟爱华因此获得了1000美元奖金，同时获得乔治·华盛顿手表仿制品。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年份获得过自由基金会颁发的其他奖项。

钟爱华对自己的教会有很大负担，也致力于尽自己所能更新教会。这对葛培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路得回忆说：“这些年来，葛培理见证了‘撤退并不是正确的争战方式’。当困难来临时，你要做的不应该是离开自己的教会加入另一个教会。父亲非常坚定的原则就是：你需要选择一个立场，并为你的信仰而战，永不后退。葛培理越来越敬佩父亲，也开始在一些事情上依靠父亲的判断。”

葛培理非常确定地说：“我的事工之所以是教会导向的事工，都是因为受到钟医生和路得的影响。他们的影响超出任何其他单一因素的影响。”

1943年8月13日，葛培理和钟路得在蒙特利特的盖瑟礼拜堂（Gaither Chapel）举行了婚礼。克尔·泰勒和约翰·明德尔（John Minder）牧师主持了婚礼。清江浦的吉米叔叔曾许诺要参加路得的婚礼，但不幸在婚礼前不久去世。新婚的葛氏夫妇定居在伊利诺伊州的欣斯代尔（Hinsdale）。葛培理在附近的西斯普林斯（Western Springs）当牧师。1944年，葛培理患严重的腮腺炎，未能出任军队牧师，但他担任了新成立的机构“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的第一位巡回布道者，仅领取微薄的薪水。夫妻俩搬回了蒙特利特，和钟爱华夫妇住在一起。这样既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又保证了路得在丈夫经常外出的情况下不至于孤独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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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钟爱华夫妇收到了来自清江浦的问候，二人非常高兴。那里的人邀请“爱华医生”和家人随美南长老会的战后第一批宣教士返回清江浦。

但钟爱华不幸患上了滑液囊炎，而且病情极度恶化，下地行走都异常困难。美南长老会不得不将他从第一批宣教名单中撤出。阿什维尔的同事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但就在手术前一天，病痛突然消失。粘液囊自发破裂，也就是说他的病已经好了。

钟爱华确信有“上帝大能的手”在这里做工。他在几年前写给路得的信中曾说：“我们要在事情到来的时候开始应对。因为上帝并不要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道路的终点，他要我们信靠他的带领和指引。”

虽然钟爱华的心还在中国，但他同时也有照顾母亲的责任。钟妈妈当时已经失明，和钟爱华的姐姐住在南卡罗来纳的格林维尔（Greenville）。因为哥哥在巴西，除非有上帝清楚的带领，否则他不能丢下母亲不管而返回中国（钟爱华母亲不住祷告的生命一直持续到1953年，享年91岁）。就在钟爱华等候上帝更清楚的带领时，他收到长老会在清江浦的宣教士霍普金斯（Hopkins）和理查德森（Richardson）的信，说整个清江浦地区已经在内战中沦为战场，他们要面对动荡局势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也坦白地告诉钟爱华，已经不可能在当地建立有效的医疗事工，所以力劝他不要过来。几个月后，这些宣教士也都被迫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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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虽然已经不是海外宣教士，但回国后不久他就开始在长老会的差会中服侍。1948年，钟爱华被选为宣教事工委员会委员。

三年任期期满后，他连续两次连任。在连任三个任期后，按照教会章程，钟爱华应该退休。但仅过了一年，教会会员大会又一次选举他为委员会委员，而且之后每次选举他都当选。在担任委员近17年、再有一年就要强制退休时，钟爱华由于身体原因提出辞去委员职务。很少有委员可以任职这么长时间，而钟爱华也是唯一一个有过宣教背景、任职时间又如此之长的人。差会在接受他辞职的联名信中说：“按照现有的任何标准，我们一直认为，您作为宣教委员会委员，给教会和主耶稣的事工带来的祝福是他人无法企及的。”

作为委员会委员，钟爱华每年会自费花两到三周的时间去世界各地的美南长老会宣教站视察访问，他也以长老会官方代表的身份进行过数次巡回探访，去韩国的次数尤其多。除了厄瓜多尔和伊拉克，他的足迹遍布美南长老会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场。当以官方身份旅行时，他会记录所有花费，将个人缴税规范化，但他同时会将相同数目的钱奉献给委员会。他很高兴做外科医生带给自己足够丰厚的经济来源，可以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同时不削减宣教开支。

他从不缺席委员会会议。有一次，会议时间刚好是世界职棒大赛的比赛时间。他带着一台小收音机，一边参加会议一边收听最新赛况！钟爱华仍将自己视为宣教士，而不是一名基督教事务官员。他对宣教工场上的宣教士有特别的关照，对医疗宣教计划的各个方面有非常准确的判断。而他对于海外教会的本土化有了比当年在清江浦时更强烈的确信。他强烈反对通过经济援助帮助一个本土教会，认为这会削弱当地教会的工作。

在委员会工作时，钟爱华获取观点和得出结论的速度非常快，就像他诊断病人和做手术的速度一样。他从来不惧怕论战。“他会有鲜明的观点，是论战中强有力的主角。他总是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说明背后的道理，澄清他的论点。”一位委员说道：“他有立场但不专断。他明白激情和热情之间的区别。”另一位委员说：“钟爱华讲话的方式总是充满基督的爱。在表明自己态度的同时他也是一位绝对的绅士。而且他常常会用幽默点亮会议的气氛。他总是有很强的幽默感。”在他做委员的后期，因为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和异象有些改变，所以论战越来越多。一位女委员写给他：“您可以在对他人论点持不同意见的同时保持一种充满仁爱和忍让的精神。”通常在一场论战结束后，钟爱华会获得比论战开始时更多的友谊。

1950年，56岁的钟爱华经历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有几周的时间，他处于卧床不起的状态。路得回忆道：“我们去医院看望父亲。他戴着氧气罩，旁边放着录音机。”过了不久，血栓完全消失，钟爱华的身体又恢复如初。但钟爱华也学会了给自己控制节奏（有意减少产科手术数量），他开始在尽最大可能工作的同时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极限。路得后来说：“他对自己工作节奏的控制能力极大地延长了他的寿命。”

第30章

邻居作家

在1949年洛杉矶大型布道会之后，葛培理在美国国内的人气就迅速飙升。到1954年初夏，伦敦大型布道会结束之后，他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布道家。岳父钟爱华对他的慷慨支持从未间断过。葛培理回忆说： “早些年，我常常会受到来自各方的严厉批评和指责。但他（钟爱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流时，都一直维护并鼓励我。”不管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章还是私人信件中，钟爱华都在为葛培理的主张、目标、行动作解释和辩护。钟爱华的个人声望和威信极大地帮助了葛培理。1961年，葛培理要在费城开大型布道会。霍华德·皮尤（Howard Pew）建议长老会应该书面批准葛氏的布道会，因为“钟爱华有分辨的能力，而且做事情考虑周到。他完全相信葛培理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事工充满上帝的大能”。

葛培理描述岳父“总是能带给人鼓励，对人归信耶稣的见证总是兴奋异常。我常常在重大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奶农，而岳父从事教会事工，还做过宣教士，比较了解教会的事务，所以重大问题我都会征求他的意见”。但钟爱华并不是葛培理的“幕后操纵者”。“我会自己作决定。他不会对我说：‘我要警告你这个或告诉你那个。’他只是帮助我分析推断”。

葛培理在1969年回忆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布道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最大的影响之一来自于岳父……我完全能体会到他对我的爱，但他从不会因为害怕而向我隐瞒真理。”

1954年夏天，钟爱华在很多方面帮助着他已经出名的女婿。伦敦布道会之后，葛培理相继在柏林和巴黎举办了大型布道会，而当时他也饱受肾结石的困扰。回到美国后，葛培理在纽约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之后他返回了位于蒙特利特的家。集合大道旁的房子已经被电话和信件淹没，而且常常有好奇的游客来探访。葛培理的肾结石再次复发。钟爱华送他到阿什维尔纪念医院，让一位好朋友为他进行了手术。他命令葛培理好好休息六个星期。

当年秋天，葛培理再次开始举办大型巡回布道会。而钟爱华当时目睹美国宗教高潮，想创办一份全国性杂志，一份和《南方长老会期刊》 类似的杂志——符合圣经、观点清楚、具有学术水平，抵挡当时在神学院和教会领袖中弥漫的自由主义思想。当时美国唯一一份跨宗派报纸是明显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当时这份报纸的地位几乎无人能敌，而且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1954年圣诞节，葛培理回到蒙特利特。在聊天时，葛培理说：“我觉得现在新教界缺少一份可以与自由派的《基督教世纪》抗衡的杂志。我们需要一份福音派杂志，既是神学主导又要受美国新教教牧人员的欢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

葛培理和钟爱华的想法完全一致。葛培理说：“这个想法在某天凌晨2点进入我的大脑。我立即起来写下了整个计划，包括《今日基督教》 这个名字，以及预算和不同栏目等等。回头来看，我知道是圣灵给我这样的启示。”

而在这件事发生几个月以后，葛培理发现岳父竟然和自己有相同的想法。不仅目的和范围相同，甚至连杂志名称都惊人的一致。不过葛培理之前并没有听过《今日基督教》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当年钟爱华在中国收到过现在早已消失的《今日基督教》。当杂志的异象开始接近现实时，他们买下了这个名字的版权。

在蒙特利特的那个圣诞节，钟爱华说：“我们需要创办这份杂志。我们也能创办这份杂志。”他在一清早就开始口述信件，之后赶去医院做手术。他发出信件，收到了热情的回应，但也有一些怀疑的声音。

钟爱华和他的女婿葛培理在蒙特利特。

1955年1月14日，钟爱华特地写给在费城工作的霍华德·皮尤。他在信中说：“基督教新教现在最大的需求是一个清楚的声音，一个以上帝所默示的话语为根基，带有权威，由敬虔的学者支持的声音。我们需要智慧和爱心来开创这项事业……

“执行这个项目需要巨大的付出。需要祷告、属灵的智慧和基督般的判断力。我自己对此有着非常强烈的负担。如果蒙上帝的带领，我愿意放弃外科手术事业，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份杂志中。”

已经有一千多人为《今日基督教》奉献。但钟爱华当前的目标是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团队，并准备为美国的每位教牧人员提供一年的免费订阅。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霍华德·皮尤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条件。

1955年3月10日，钟爱华和葛培理从布莱克山（Black Mountain）连夜乘火车前往费城，与皮尤商讨一些决定性事宜。两人在火车上的一个双人卧铺隔间里。快到费城时，葛培理说：“我们来祷告吧。”他几乎是俯伏在地上，开始祷告。十年后，钟爱华向《今日基督教》的员工分享了当时的情景：“我永远忘不了在火车上的那个早晨。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他那样祷告。他在祷告里非常迫切地求主，若是他的旨意，就带领皮尤先生帮助创办这份杂志。”

他们来到位于沃尔纳特街（Walnut Street）的办公室。皮尤立即许诺了一笔当年他可以给出的很大数目的奉献，这也成为他们之间亲密合作的开始。这样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皮尤离世。

钟爱华已经锁定了几位编辑和位于华盛顿特区一个现代办公区的办公场所。葛培理说：“当钟医生咬定了要做什么事时，他从来不会放弃。我有时会分散注意力，有时会对其他目标产生兴趣，但钟医生不会。他会牢牢咬住这个目标，他也不会轻易让我放松，他让我坚持下来。他也让皮尤先生坚持下来。”到1955年4月5日，钟爱华告诉皮尤： “我决定使用我的一切来成就这件事，我已经为退出医疗行业制定了完整的计划。”但对任何顶级的外科医生而言，放弃事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像钟爱华这样手术排得很满、事业仍处于上升期的外科医生。

1955年，从盛夏到初秋，钟爱华的生命中有两条主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在欧洲举行的国际外科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会议。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两项事业上。当年11月，他经历了第二次心脏病突发。

在休养期间，心脏病专家塞缪尔·克罗（Samuel Crow）医生告诉他：“爱华，再过四五个月你就能重返手术室。但你必须记住，你随时有可能倒在手术台上。”

钟爱华完全不想自己死的时候还把手术台上的病人也一起带走。他意识到第二次心脏病突发是上帝给他的清楚的呼召，和44年前上帝呼召他去医疗宣教时一样清楚。

他从手术台上完全退休，成为了正在筹备中的《今日基督教》杂志的执行编辑。第一期《今日基督教》于1956年10月发行，很快就成为基督教新教界的主导声音。

钟爱华在杂志里开辟了个人专栏——《平信徒与信仰》（A Layman and His Faith）。钟爱华的名字也因此享誉国际。他的专栏涉及基督教信仰的各个方面。后来这些专栏文章被编辑成两本书：《可依赖的确信》（Convictions to Live By，伊尔德曼斯出版公司 [Eerdmans]，1966）和《当人熟睡时》（While Men Sleep，双日出版社[Doubleday]，1970）。

钟爱华随时随地都在为他的专栏文章作准备。不管是在开车、吃饭还是在看球赛，甚至睡觉的时候，头脑中都会产生各种可以写成专栏文章的想法。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一位同工评论说：“他可以在完全嘈杂的环境中工作。我看过他坐在打字机前，一边在写原创作品，一边和周围走来走去的人说话聊天。”

对钟爱华做编辑新闻工作的最佳评论，应该是来自于当年在中国实习的医生柯克·莫斯利。他从印度寄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他不会计较琐事和无关紧要的事，也不会计较细枝末节。他会将主要精力放在重要议题上。他的信息所关注的，都是人人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你很快就可以读出来一篇文章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文章都是实实在在的信息，而且给人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他给出的观点既鲜明又直接，让人知道通向救恩的真实答案，也是人人内心都渴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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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威尔逊（T. W. Wilson）是葛培理的朋友。有一天，他在蒙特利特布莱克山的一家理发店理发，无意中听到一些顾客在议论他们的邻居钟爱华。威尔逊说他也有兴趣，加入了他们的对话。一个顾客说：“葛培理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但我和你们说啊，不管是葛培理还是其他任何人，要想超越钟爱华，还需要再加把力！”

这句话总结了人们对钟爱华的敬佩和热爱之情。1965年10月，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受邀参加在集会酒店（Assembly Inn）举行的晚宴，钟爱华在席间发言。宴会有来自美国各地的250位贵宾，包括议员、教会领袖和商界巨头。钟爱华也被美国宗教遗产协会（The Religious Heritage of America）提名为国家“最杰出教会人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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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遇到种族歧视的情况，钟爱华都会以个人行动表示反对。他自己所在社区里的黑人都很尊敬并爱戴他。在阿什维尔的公交车站，一位年老的黑人妇女和当时钟爱华的秘书攀谈起来。“你为钟医生工作？他给我看过一次病。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面最像耶稣的。”钟爱华离世之后，一个给路得工作的黑人有一次问：“你是钟医生的女儿？”路得说“是的。”他惊叫道：“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基督徒！”

人们对钟爱华确实有一些争议。但所有对他的敌对态度从来都不是来自于认识他并且跟他有个人关系的人。有一些对他的批评非常尖酸刻薄，已经失去了爱和诚恳。一位朋友有一次写给钟爱华：“你对所有人都有充满的爱，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小人物还是大人物，罪人还是圣徒。你的爱超越了宗派分歧和神学偏见，激励许多人有更多的爱。而你在无私付出爱的同时，也从不在自己的确信和立场上妥协。”

1965年，钟爱华经历了第三次心脏病突发。1966年3月又经历了第四次。其中有一次是在下楼时跌倒，而且遭受轻微中风。医生建议他减少因为《今日基督教》去华盛顿的常规旅行，并将任何可能引起身体危险的责任交付给别人。在那之后，钟爱华留在蒙特利特的时间确实更多了，而且大部分关于杂志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他的工作节奏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慢了下来。但即便过了古稀之年，他仍然过着日程排满的生活。

钟爱华工作的一部分是担当葛培理的通讯员，而这部分工作的工作量一直在激增。很多想要获得葛培理帮助的人会把信寄到他在蒙特利特的家，而葛培理本人在家的时间极少，即便在家，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复上百封长信。很多信件在回复时需要仔细考虑，而且可能会有后续跟进的信件往来。钟爱华发现，这些信由葛培理的岳父回复比让秘书或其他工作人员回复效果要好得多，所以他承担了这项没有尽头的工作。他的回信总是非常迅速。他自己的秘书威妮弗雷德·伍德（Winifred Wood）开玩笑说：“还没等人家写信，他已经回复了！”

信件回复之后常常会引来后续的信件。和钟爱华通信时间较长的是一个在监狱服刑的囚犯。他叫米基·科恩（Mickey Cohen），曾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黑社会成员。

科恩在听到葛培理布道时是黑帮头子吉姆·沃斯（Jim Vaus）的麾下成员。科恩在1949年的大型布道会上决志信主，并且“退出了所有集团犯罪”。葛氏夫妇和钟爱华一家尽力帮助他重建新生活。在被捕并被判刑之后，钟爱华去监狱探望了他。在他假释出狱期间，钟爱华邀请他携妻子来蒙特利特与他们共度圣诞节。可惜的是，在登机前，科恩夫妇被告之他们的包机（不敢乘坐普通商务航线，因为怕遇到其他黑社会成员）出现故障，所以没能成行。

科恩在监狱里会写很长的信。有一次，在被其他犯人野蛮攻击之后，他写信给钟爱华：“钟医生，您寄给我的信比十周的物理治疗更有效。我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和灵魂里对您、钟夫人、葛先生和葛太太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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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蒙特利特定居，钟爱华每周日早上都会去盖瑟礼拜堂主持查经班课程。该课程也在当地广播电台播出，同时可在七八个州收听到。

钟爱华也是蒙特利特教会的长老。从1962年开始担任教会主任牧师的卡尔文·蒂尔曼（Calvin Thielman）回忆道：“钟爱华总是完成比他份内更多的工作。通常的情况是：当两个人还在争论究竟谁该做某项工作时，钟爱华已经把该项工作完成了，而他自己本来是最忙的。他有一种可以缔造和平的恩赐，每次开会时，只要有他在场，那些本来喜欢争论的人也会变得更为克制。在钟医生面前，说任何无礼或过分的话好像都是一种羞耻。

“每当讨论到与教义或信仰根基相关的问题，或是与道德和行为相关的问题时，钟医生的观点总是既清楚又符合圣经。他既有怜悯，又喜爱公义。他基本上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教会长老。事实上，我会说，在我35年做教会牧师的经历中，他是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最理想的教会长老。”

钟爱华一家在蒙特利特深受爱戴。他们好像有什么诀窍，无论人有物质上的需求还是属灵方面的需求，钟家都会敏锐地察觉到并提供帮助。就像一位邻居说的：“钟爱华医生是这里的属灵发动机，原因之一就是他会给人实际的帮助。他在蒙特利特山区会遇到一些穷人，他会经常给他们一些帮助：可能是一只鸡，可能是一些糖，或是面粉，或是一些其他日用品。”

虽然已经不再是医生，但私下里钟爱华还是经常给人看病。如果邻居病了，他会常去探访。不管是当年在中国的老同工埃德·柯里一家，还是偶然认识的人，或是手下的工作人员，钟爱华都会特别关照。很多当年的同工生病时甚至不去找自己的医生，而是先给钟爱华打电话。如果有朋友生病住院，钟爱华会每天去探望，并给整个病房带来笑声。虽然他已经不再做手术，但有时还是会在手术时待在手术室里，他的同在会给病人带来安慰。

钟爱华的牧师卡尔文·蒂尔曼起初是被钟爱华一家的善良和慷慨所吸引，他后来回忆道：“每天清晨五点，无论冷暖，钟爱华会开始灵修。他的圣经知识会让所有牧师都谦卑下来。他总是能在合适的场合引用合适的经文，而且让人感觉他所讲的每一个音节都是真理。

“每周日早晨大约9：30，我都能看到这位身材高大、受人尊敬的白发绅士来到教会，开始他的圣经课。他看上去总是显得有些匆忙，因为他需要完成许多事情。他的日程安排会让很多人筋疲力尽。他广泛的兴趣和无穷的能量总是令我感到惊叹。但我知道他的力量来源。”

第31章

调解员

1966年，钟爱华和弗吉尼娅庆祝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此时夫妻二人都已经是曾祖父、曾祖母级的人物了。

1968年10月，弗吉尼娅也轻微中风。她的髋关节之前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关节恶变。1969年的髋关节手术并不成功，手术后她再也不能下地走路了。

弗吉尼娅手术后回到家中不久，卡尔文·蒂尔曼刚好有些事来找钟爱华。在钟爱华的地下室兼办公室里，卡尔文看到一大叠要寄出的信件。“钟医生告诉我，这些都是辞职信。他要从这些需要出差的岗位上退下来。他说钟夫人在过去的50多年中做了一个妻子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上帝要我好好照顾她，而且我也准备要这么做。’”

那一年秋天，弗吉尼娅再次中风，而且非常严重。钟爱华并不惊慌：“我需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主祈求。他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给我完全的平静和安息。如果你一整天都与主亲近，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那么当紧急事件发生时，你只要去合理应对就好了，主会看护一切。”

弗吉尼娅卧床不起，病得很重。虽然后来情况逐渐好转，但仍然不能讲话。这对思维敏捷的弗吉尼娅来说是巨大的试炼。而髋关节的病痛也一直困扰着她。钟爱华仍然是《今日基督教》的执行编辑，但已经很少出差去华盛顿办公室。一位同事在谈到钟爱华对妻子的看护时说： “在这种境况下，人会很容易变得没有耐心。即使不是对妻子没耐心，也会对所处的环境失去耐心。人心会因此变得刚硬，做事情时也不会考虑得那么周全。但在弗吉尼娅生病期间，钟爱华却常对我说，他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和特权就是可以照顾妻子。钟医生的闪光见证让我看到，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理想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葛培理非常确定，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永远也达不到岳父的标准。他坦白地对路得说：“你父亲这样的榜样简直是将我置于死地！我真的希望我比你先一步见主！”

钟家的仆人泽妮（Zennie）负责主要的家务，但钟爱华常常自己亲自下厨，因为他很喜欢做饭。牧师说：“他有全套的做饭工具，像手术器械一样摆放在桌子上。他非常介意做饭时被人打扰。他曾说：‘我不想让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进厨房。’”

弗吉尼娅和钟爱华之间有很强的心灵感应。一般人都听不太清楚弗吉尼娅含糊的言语，钟爱华却总是明白她想说什么。钟爱华说，照顾弗吉尼娅的那几年是他们夫妻二人最幸福的时光。“父亲会痴迷地看着母亲，”路得说：“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在父亲眼中好像是坐在宝座上的王后，比年轻时更加美丽。她的白发好像是围绕着脸庞的光环。她的视力严重下降，已经不能阅读，也不能做任何手工劳动，但双眼仍然像火一样闪亮。”

多年来，钟爱华一直保持着在特别场合为妻子写诗的习惯。这些诗里饱含着深深的喜乐、淡淡的幽默和纯真的爱。那是一份那多年来支持着他们的爱。下面这首诗是1971年圣诞节时钟爱华写给弗吉尼娅的：

写给我的爱人

年复一年，我的言语消退，

但因为爱你，就愿意再次付出劳累；

众人皆知，诗词歌赋是出自灵感，

我的文字，却因有你而丰丰满满。

到初夏时节，我们便已走过六十年，

岁月变迁，你一直是我喜乐的源泉；

嫁给了我，一路上风雨同舟，

这样的誓言，原本是我所不能承受。

我们的生命，早已紧紧相连，

同心合意，一起来到华中平原；

在那里，人们叫我“洋鬼子”，

伴我度过喜怒哀乐的，却是我那珍贵的妻子。

人说妻子，应是男人的助手，

你已做到极致，我只要和你长相厮守。

疾病危险，你常常面对

经历试炼，你从未后退；

不论风雨，你永远在我身边，

冷静沉着，你总是勇敢向前。

工作繁忙，你全力承担，

孩子病人，你细心照管；

呼召你的那一位，给了你生命，

既做医生护士，又是母亲妻子，你已经活出了丰盛。

生活的重担，有时候让你举步维艰，

上帝的恩典，每次都成就他的诺言；

对你的赞美，永远不会太多，

不管昨日今日，你都是我眼中盛开的花朵。

在这蒙福的时刻，我笨拙地为你敲打着节奏，

你是孩子们的导师，也是我珍贵的配偶；

由你而来的祝福，洒向家里的每一个人，

就连做客的邻居，都要心怀感恩。

这就是你，女人中的典范，

我所说的，不带半点装饰话语；

无论远近，人们都称赞你，

因为知道，你口中常传讲真理。

圣诞佳节，今日已经来到，

丈夫和孩子，携朋友们一起为你祈祷：

愿上帝最丰富的祝福，遍布在你的生命里，

因为我们全都，深深地爱着你！

P.S. 听到如此夸奖，若感觉有些骄傲，

来我身边，让你的丈夫帮助你谦卑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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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钟爱华也开始协助英国作家波洛克书写自己（钟爱华）的传记（第一版）。他对波洛克说：“我唯一向上帝祈求的，就是他可以使用这本书来荣耀他自己。”弗吉尼娅虽然已经不能讲述过去的故事，但她提醒钟爱华应该参考放在柜顶的当年在中国写的一大箱信。钟爱华早已把这些信件遗忘。信件整理出来后，钟爱华常为妻子阅读其中的段落，夫妻俩会快乐地回忆当年在中国的美好时光。钟爱华想给自己的传记起名叫《修复破碎的中国》（Mending Broken China）。路得知道书店一定会将这样名字的书与工艺品书籍放在一起（“中国”和“陶瓷”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她想到了另一个书名：《在中国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因为当年中国人称外国人为“洋鬼子”。当然考虑到当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所做所为，这样的称呼也不无道理。

葛培理决定将此书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在达拉斯大型布道会之后写信来的朋友。在该书出版前数周，1971年9月，葛培理邀请钟爱华到棉花碗（Cotton Bowl）体育场举行的布道大会上亮相。克利夫·巴罗斯（Cliff Barrows）向大家展示了新书，葛培理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岳父。之后，正如钟爱华向波洛克所说的那样，“我进行了几分钟的简短讲话。先是用英语，然后是用汉语，最后又回到英语。汉语部分非常简单：‘我并不是一个洋鬼子，只是一个非常爱你们的基督徒。我有一句话想和你们分享。’然后我引用了约翰福音3章16节。之后我用英语向大家解释了我说的话。整个过程大概不超过90秒。”

钟爱华的传记出版时恰逢历史关键时刻：中国突然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点。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北京，这是两个大国33年来首次实现元首访问。而访问之后中国还是继续封闭了近10年。

钟爱华为中国的祷告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常常梦到清江浦和那里的朋友们。他知道有些人已经去世了，有些应该也已不在人世。梦境是如此真实，在梦里他还在仁慈医院查房，还在和旁边的医生护士们说话。

在电视访问中，他和弗吉尼娅被问到是否觉得当年在中国的时间是浪费生命。他回答说：“浪费？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在天家会遇到许许多多在医院接受基督的人。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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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已经77岁了，妻子生病在床，他自己患有糖尿病，心脏状况也不好，常受肌纤维震颤的困扰——控制不好时，就会气短、心痛、血流不畅。

有朋友问钟爱华要不要参加美南长老会主席的竞选。在弗吉尼娅的鼓励下，他回答说：“我不会主动参加竞选。但如果我被选上，我会尽心侍奉。”如果长老会认为钟爱华应该成为主席，那他们要做所有的竞选、调查和游说工作。

参与投票的所有委员都知道钟爱华是一位保守而有能力的领导人。普通的教会会友都知道钟爱华是极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位很好的劝慰者。一位读者在读了他的传记之后写信给《今日基督教》：“从始至终，阅读这本书时我都在和钟爱华一家一起生活。我现在觉得他们就是我最亲爱的朋友。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然还是钟医生本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伟大最可爱的人。”

1972年的长老会大会在蒙特利特举行。每位主席竞选候选人（钟爱华除外）都尽全力做着游说工作。钟爱华的朋友们担心年龄将成为他当选的最大阻碍。

大会委员用一种几乎带有怀疑性的口气让每位候选人起来报自己的年龄。77岁的钟爱华是17年来年龄最大的参选人。如果他当选，那将成为美南长老会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主席。

四位候选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46岁，其余的两位分别是53岁和60岁。结论是不言而喻的。钟爱华站起来说：“我是很老，但是还没有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年龄！”卡尔文·蒂尔曼回忆道：“这句话引发全场的笑声，年龄造成的阻碍一下子消除了。”

星期天下午，在正式选举开始之前，卡尔文去钟爱华家接他早点去会场，“好让他可以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到了钟家，卡尔文发现钟爱华正在洗碗。

“钟医生，你怎么还在做这个？你现在应该在会场，向他们证明你还活着！”

钟爱华笑了，说他必须先洗完碗，然后再去。卡尔文回忆道：“我突然想到，他肯定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选举前还在为太太洗碗的主席候选人！”

在第二轮选举中，钟爱华获得434票中的221票，票数几乎是排在他后面候选人的两倍。

前任主席将凯尔特人十字架、主席办公牌和象征权柄的小木槌交给钟爱华。在一轮又一轮的掌声中，钟爱华向大会宣布：“借着上帝的帮助，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将在主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想要大家在基督里更加合一。

钟爱华手握象征权柄的小木槌，担任美南长老会主席。

“在这段特别的时间里，我更加需要爱、智慧、勇气和耐心。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我祷告，每一天都要为我祷告。我自己也很容易犯错，有时会看不清真理的全部。”

美联社著名宗教事务记者路易斯·卡斯尔（Louis Cassel）写道： “钟爱华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领导的这个教派已经处在危急时刻。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充满苦毒的争吵就要撕裂这个团体。在美国所有的宗教团体中，还没有出现过像美南长老会这样的情况——它已经处于分裂的边缘。

“钟爱华医生……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带有火药味的教会内部争端中重建和平。

“他对教会的忠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头发已经灰白的主席将倾尽全力执行调解工作。而他个人极高的声望也表明，他有可能获得成功，至少比其他人的可能性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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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就像路得所说：“父亲告诉上帝，他需要推迟自己的离世时刻。”钟爱华对朋友说，虽然他很愿意在侍奉自己所爱的教会时死去，但他“求主再给自己多一年生命，让他可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侍奉教会”。

钟爱华本可以因身体原因停止侍奉，全身而退。他已经获得了极高的荣誉。1972年7月30日，在他78岁生日时，蒙特利特安德森学院（Montreat-Anderson College）新建的图书馆被正式命名为钟爱华图书馆（L. Nelson Bell Library）。校领导在开馆仪式上对钟爱华医生表达了颂赞，图书馆也放置了带有他名字的铜匾。钟爱华用钥匙打开图书馆大门，随后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弗吉尼娅进入大厅。弗吉尼娅成为第一个进入该图书馆的人。紧接着她在书架上放置了图书馆的第一本书，一本学习版圣经：《书中之书》（The Book among many books）。

坐在主席的高位上，钟爱华并没有放松自己，也没有远离实际工作。他推掉了很多讲道邀请，投入到很多劳心劳力的教会事务中。“事情带来的压力从未间断。”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心脏何时会停止跳动。有一天早晨在离家时，“我感到心脏纤维震动非常严重，而且一直持续到晚上。我第一次拿起听诊器听了自己的心跳。状况非常不好，心跳非常软弱，没有规律，强度起起伏伏。从周三早上开始，又恢复了正常。”

那些了解他健康状况的人惊讶于他的恢复能力。钟爱华买了一双很便宜的新式塑料做成的鞋子。但他不久就意识到这双鞋不像皮鞋那样透气（他曾经为自己买到这样价廉物美的鞋而骄傲）。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他左脚的小趾已经有些溃烂。而且因为糖尿病，溃烂的部分久久不能愈合。钟爱华在机场不得不坐轮椅，但脚趾溃烂还是非常令人苦恼。“我昨晚睡得非常不好，”在亚特兰大教会办公室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他写道：“左脚和左腿抽筋很严重，直到凌晨5时15分都无法入睡。最后终于睡着了，只睡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左腿的血液循环很差。我迟早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感觉现在还有很多要紧的工作需要完成。”

作为美南长老会主席，钟爱华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作。他最大的目标是将整个长老教会带回属灵信息的核心和分享福音的事工中。在对各个教会和平信徒的讲话中，他多次强调“我们真正需要却没有在做的，是相信圣灵的同在和能力。我们通常会相信一个组织或项目的能力，却忘记了应该是上帝在推动我们的组织和项目……我们过多地强调组织，而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明白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组织，有灵性的组织。而现在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深陷在罪和混乱中的世界。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拥有唯一可以给人救赎和盼望的信息。但世界却常常听不到这个信息，因为教会内部对这个信息的重视程度和紧迫性都不够。现在是该重塑重点的时候了。”

钟爱华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的供给。因此，他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父亲总是很乐观，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悲观过，”钟克莱回忆说： “这种乐观来自于无法抑制的喜乐，因为凡事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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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需要经常旅行，而弗吉尼娅有时也会同行（带着轮椅）。有时候，他们会带着在中国时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埃德·柯里夫妇，或是钟爱华的秘书威妮弗雷德·伍德。他们会在钟爱华开会的时候陪伴弗吉尼娅。而在教会的宴会上，弗吉尼娅总会坐在丈夫旁边。“这次宴会有345人出席，”钟爱华在访问田纳西州的约翰逊城（Johnson City）之后写道：“我们都非常享受整个过程。”

他们的旅行有时会成为历险记。有一次圣诞节，他们几乎陷在雪堆里。还有一次，钟爱华受邀去讲道，和弗吉尼娅住在麦丘表姐家古老的种植园房子里。玛格丽特·麦丘（Margaret McCue）和妹妹为弗吉尼娅特意在门前铺上了供轮椅上下的斜坡。第二天早上，钟爱华在推弗吉尼娅出门的时候，轮椅的刹车突然失灵——钟爱华在每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轮椅反转了方向，开始快速滑行。我赶不上轮椅的速度，鞋跟一滑，摔倒在院子里。然后你母亲和轮椅一起向下滑行。已经惊慌失措的玛格丽特拼命抓住轮椅后面，却被轮椅带着在台阶上跌倒。我们三个最终都倒在地上。玛格丽特说：‘天哪！我们好像被炸弹炸到了！’我和她爬起来，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眼镜、笔之类从口袋里掉落的东西，然后把轮椅扶起来，再把你母亲架上去。轮椅保护了她，不然的话她可能严重受伤。我们非常感恩，大家仅仅是摔倒而已。”

如果弗吉尼娅不能和丈夫一同旅行，钟爱华会每天三次打电话回家。如果他离开家的时间比较久，路得会把母亲带到楼上住。如果时间不长，她会每天把晚餐送到母亲的房间，并让女佣泽妮从父亲离开的当晚开始和母亲一起住。

路得回忆说：“母亲会很不耐烦地等待父亲回来。她知道飞机降落的大致时间，也知道从机场到家大概要多久。父亲快到家时总是会按两下喇叭。母亲总是第一个听到车子驶入院子声音的人，也是第一个听到车门关上的人，还是第一个听到父亲快步走到后门门廊的人。

“如果父亲的速度没有她预想中的快，母亲会不耐烦地向父亲哭诉，这时她叫父亲的声音都会有变化，或者母亲会不耐烦地叫两声。不管是哪种情况，父亲都会加快脚步。母亲暗淡的眼睛会焦急地盯着餐厅，也就是父亲的必经之路。转眼之间，父亲已经来到母亲身旁，弯下腰给她一个温柔的长吻。然后起来呼吸一口空气，之后再吻一次。”

第32章

拂晓前起床

1973年4月1日早晨，像往常的主日一样，钟爱华在盖瑟礼拜堂的成人主日学主持查经课程，课程同时通过广播播出。他让人在讲台上安置了一盏光线很强的台灯。因为左眼白内障日益严重，阅读对钟爱华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只有他自己清楚这状况，连他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而他自己从来没有抱怨过。讲课进行了15分钟之后，钟爱华突然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他快速做了一个简短祷告，然后坐了下来。路得和其他人赶紧围了上去。随后众人送他回家休息。

星期一，钟爱华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在梅奥诊所工作的卡尔·莫洛克（Carl Morlock）医生。莫洛克请他到罗切斯特（Rochester）进行了全面检查，给他开了一些能更好控制肌纤维震颤的药物，然后让他回家休息。钟爱华说：“我现在还不能进行腿部手术。若上帝允许，要等到长老会会员大会之后再说。”他在罗切斯特的时候，女儿和女婿给他在家里的卧室安装了和弗吉尼娅一样的电控床，还在他的车里安装了无线电话。

钟爱华很快就回到了长老会主席和执委会主席的工作岗位，并安排了其他人接替他带领主日查经班。但在帮助有属灵需求的陌生人或是需要安慰的朋友时，钟爱华从来不会吝啬时间和精力。当他得知蒙特利特的一位邻居在弗吉尼亚州死于车祸时，立即赶去帮助并安慰这位邻居的妻子，并且打了十几通长途电话通知亲戚们。

钟爱华的主席任期即将结束。5月18日，他飞去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奥马哈（Omaha），在美北长老会的会员大会上发言。之后换乘两次飞回蒙特利特。

几周后，也就是1973年6月中旬，钟爱华夫妇乘葛培理朋友的私人飞机前往德克萨斯州的沃思（Worth），参加执行委员会大会和第113届美南长老会会员大会。钟爱华为期一年的任期已满。在这一年中，他重新强调了教会属灵工作的重心。在他的努力下，美南长老会与美北长老会组成联合长老会的工作并没有废除，只是被推迟，而且之前的分歧开始得到解决。钟爱华的工作消除了南北长老会之间的很多积怨和苦毒。

6月10日是一个主日，钟爱华在开幕大会上发言。这也是他作为美南长老会主席，在退休之前的最后一次讲道。这次大师级的讲道的主题是“人本主义——伪装的基督教”。在这次讲道中，钟爱华为教会指出了唯一正确的前进道路，陈述了伴随他一生的坚定信念。同时，他也在讲道中把中国带回听众的意识之中。而当时中国还是封闭的。

他说道：“教会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正在改变，而这种转变会把教会带到死地。教会的基础本来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给人带来的新生命里的力量，他是生命的活水。但现在，这个信息正被人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虚幻的‘更美好的世界’所取代。

“人本主义宣扬的是‘改变人类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而基督教告诉人‘你必须重生’，必须通过基督成为‘新造的人’。

“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人因为悖逆而远离了上帝。世界上到处是远离上帝的浪子。人本主义是为浪子服务的，让浪子在‘远方’生活得舒适、快乐、富足，以至于不想再回到天父的怀抱。基督教也关注人的福祉，但在解决所有现实问题之前，浪子需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先回到父亲身边。”

钟爱华强调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区别。人道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他反驳了某些人对他的责备，说他“对于人类的饥饿、压迫、疾病和贫穷熟视无睹”。钟爱华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还击：

“我在中国一个有380张床位的医院里工作了25年，诊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尽最大可能为病人提供医疗救助。这些病人现在都在哪里？我想90%的病人现在都已不在人世。每个人最终都要面临死亡，而所谓的‘社会福音’却对这样的事实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绝大多数病人在离开医院时身体已经痊愈，或病情得到改善。但他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尽力将基督死而复活的信息分享给他们，因为这是上帝为人打开的通往永生的大门。”

他的讲道也不乏幽默：“在25年中，我待在监狱里的时间比你们所有人待在监狱里的时间加起来还要多！几乎每个周日早晨，我会带着一位护士去当地监狱为犯人治病，同时分享耶稣的爱。我看到那里的犯人，不论男女，都生活在语言难以描述的恶劣环境中，忍受不同形式的折磨。我也看到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着了救恩。为他们治病是提供人道帮助，但如果我没有和他们分享为他们的罪献上生命的那一位，我的行为就只能称得上是人本主义援助。”

当钟爱华在大会上结束了他的主席工作报告之后，全体与会人员起立鼓掌，向他致敬。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克雷默（Charles Kraemer）博士作为主席做第一次发言时，也首先向钟爱华医生表示感谢。此时全体人员再次起立，掌声再次响起，久久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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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里，这位已经退休的前主席经历了“痛并快乐着”的生活。

他继续到各地讲道并参加委员会议。但到7月的最后一周，在马里兰州（Maryland）的时候，连续几天几夜，钟爱华左脚趾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就像牙神经暴露在外面一样”。有一天晚上他只睡了两个小时，但第二天“主加给我足够的力量”可以讲两次道。

回到蒙特利特之后，疼痛变得非常严重。钟爱华和医生探讨了截肢的可能性。医生怕他的身体不能承受这样的手术，所以还是建议进行保守治疗，尽量控制疼痛。7月1日，星期二，“家庭生活营会”在蒙特利特大礼堂举行。一位著名牧师在称赞钟爱华担任美南长老会主席期间的杰出工作之后，说弗吉尼娅的耐心和帮助配得上特别的感谢。随后大约三千人组成的全体会众起立为弗吉尼娅鼓掌。“愿上帝保守她的心，她完全配得上这样的掌声。”钟爱华说。

两周后，脚趾疼痛再次加剧。钟爱华再次给梅奥诊所打电话。诊所要他立即过来。他在罗切斯特的卡勒（Kahler）酒店住宿登记的时候，有人轻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竟然是当年在中国的老朋友吉斯勒夫妇。他们也在诊所化验。第二天早晨，钟爱华到医院之后，看到“窗户上很多人在观望。为我挂号的花白头发女士一边写我的名字，一边头也不抬地说： ‘您就是中国的洋鬼子，是吧？路得是您的女儿？’我到病房之后，一位年长的护士进来，说：‘我知道您，我读了洋鬼子的故事。’”

“中国”一词再次环绕在钟爱华周围。

医生仔细检查之后，说由于血管堵塞，可能需要截掉左腿膝部以上的部分。而钟爱华此时还没有做好手术的准备，因为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医院对他的重视让钟爱华感到受宠若惊：“曾经一度有八位医生同时来到我的病房，讨论我的病情。有些医生还多次回来查房。他们对我真是太好了。”

令莫洛克医生惊讶并深受感动的是，在回家之前，钟爱华从卡勒酒店通过地下通道来到医院大楼的19层，专门向他致谢。莫洛克对路得说：“我了解他的身体所承受的巨大痛苦，真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做。”

星期四，钟爱华叫葛培理布道团（Billy Graham Association）的工作人员开车带他从罗切斯特赶到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在那里的露天游乐场，葛培理要举行“跨城”大型布道会。钟爱华和女婿在布道会前坐在一起。葛培理告诉路得，他“从来没有觉得岳父老了，即使在他身体状况变差时也不觉得。他的灵还是一样的年轻有力量。事实上，他的身体变差后，里面的灵反而更有力量”。布道会的第一个小时，钟爱华坐在台上，非常高兴有这么多人可以听到福音。但因为要赶飞机，他不得不提前离开。

7月29日，星期日下午，钟爱华接到一通来自达拉斯的电话，说儿子钟克莱被推举为达拉斯高地公园长老教会（Highland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师（提名委员会一致推荐，全票通过）。这个教会是长老会最大的一间教会。这个消息对钟爱华来说无疑是第二天即将到来的79岁生日的最好礼物。

1973年8月1日，星期三。钟爱华像往常一样，早起灵修。七点时准备了一杯咖啡，叫醒弗吉尼娅。然后照常收听广播新闻。这又是繁忙的一天，需要写信、准备讲道。房间里依然充满笑声，也有朋友来访。他抽空还和弗吉尼娅玩了一轮拼字游戏。

美南长老会世界宣教大会当天晚上在蒙特利特的大礼堂开幕。曾经的宣教士和还在侍奉的宣教士们携子女汇聚一堂。很多之前在中国结识的老朋友来向钟爱华表示问候，并且分享在宣教工场中的鼓舞人心的见证。钟爱华邀请朋友们携家人下周六来家里参加“热狗派对”。他们预计会有75个人过来。

那天晚上，作为长老会的前主席和最受人尊敬的宣教士，钟爱华为大会作开幕祷告。

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聚集在大礼堂，有退休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孩子。合唱赞美诗之后，钟爱华走上讲台，手中没有任何讲稿，但却“带着不凡的气度和热情”，他向大家“发出了简短有力，触动人心的邀请”。

他说：“在我祷告之前，想先讲几句话。在听到刚才的唱诗之后，没有人可以否认长老教会正在觉醒！

“现在在我们中间有两组人。有一组人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也爱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另一组是还不认识基督的人。”

他接着说：“我希望，在离开这里之前，你可以接受基督为你个人生命的主和救主。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3:20）

钟爱华夫妇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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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8月2日，星期四。弗吉尼娅醒来，惊讶地发现丈夫还在床上，没有起来灵修。她叫了他一声，没有反应，她知道肯定出事了。她设法起来，爬到电话跟前，试图给路得打电话。但她的视力不佳，只能胡乱拨号。她本来只可能拨通陌生人的电话，但电话另一边却神奇地响起了正在国内休假的驻韩国宣教士R. K. 鲁宾逊（R. K. Robinson）的声音。鲁宾逊前一天晚上也参加了宣教大会，听出来电话那边是弗吉尼娅的声音。他赶紧跑到T. W. 威尔逊的住处报告了情况。

T. W. 威尔逊立即赶往钟爱华的住处。他的妻子玛丽·海伦（Mary Helen）通知了医生、葛培理夫妇和卡尔文·蒂尔曼牧师。路得赶到时还穿着浴袍，此时她脑海里完全没有其他人，只一心想来到母亲跟前，让母亲知道女儿在她旁边，深爱着她。她径直跑到母亲身旁，亲吻了母亲，之后转向床上的父亲。她后来写道：“父亲就像在安睡，向左侧卧，头枕在左臂上，右臂舒服地放在脖子上。但当我吻他的时候，感觉到他的身体是凉的。”

诺弗尔（Knoefel）医生说钟爱华的心脏大约在拂晓时停止了跳动。就像葛培理说的：“正是他每天起床的时间。”路得大声说：“确实如此！”

弗吉尼娅在那一天表现出来的勇气给葛培理的小儿子内德（Ned）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内德13岁，他后来对父母说：“（弗吉尼娅）就像彼得一样，是一块磐石。上帝就是将他的教会建立在这样的磐石上。”路得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有很多笑声。我们怎能不用笑声纪念父亲？他的生命中充满了幽默。而大家的笑声中都隐藏着泪泉。”

星期五，家人和好友为钟爱华举行了葬礼。在韩国宣教的小女儿钟尼娅（玛米）和丈夫约翰·萨默维尔（John Somerville）刚好在国内休假，葛培理推迟了他前往中东的行程，正在新英格兰度假的钟克莱和妻子佩姬（Peggy）立即返回蒙特利特，罗莎和丈夫唐·蒙哥马利从洛斯阿拉莫斯赶来。

蒙特利特没有墓场，家人将钟爱华安葬在斯旺纳诺阿墓地里一个向东方微微倾斜的坡上。在人们将他的棺材放入墓地的时候，空中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罗莎说那是礼炮21响。

蒙特利特家中的电话线一直忙音——太多人想要表达对钟医生的哀悼，诉说他的良善。这里面包括教会领袖、国家领导人、编辑，黑人、华人，老人、年轻人……一个护士说，阿什维尔护士学校的学生对外科医生都有惧怕心理，但他们都排着队想做钟爱华医生的手术护士，因为他对护士特别好，即使犯了错误他也会温柔纠正。一个社会工作者打电话来说她曾经给钟医生打电话，说在皮德蒙特（Piedmont）的黑人孩子接受不到医疗救治。“钟爱华医生的回应非常积极而且及时。他带着护士为孩子们做扁桃体切除手术，为黑人孩子提供医疗救助。”之前的犯罪集团成员米基·科恩也打电话来，路得接了电话。“向你母亲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虽然话语中还带着脏字，但路得完全理解，那是因为他想表达的感情过于强烈。

星期六，路得招待了在中国侍奉的宣教士们——家中一年一度的热狗派对照常进行。她知道这是父亲想要看到的。弗吉尼娅被老朋友们簇拥着，其中包括克尔·泰勒和埃德·柯里。8月5日，星期天，为钟爱华举行的追思礼拜在蒙特利特大礼堂举行。有三千人参加礼拜，礼堂里挤满了人。卡尔文·蒂尔曼牧师讲道：“没有任何的疑惑和反对，我想说，钟爱华医生是长老教会历史上最为人知，也最为人所爱戴的平信徒。”

钟爱华的孩子们。左至右：钟克莱和妻子佩姬，钟罗莎和丈夫唐·蒙哥马利，钟路得和丈夫葛培理，钟尼娅和丈夫约翰·萨默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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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娅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钟爱华的孩子们觉得让母亲生活得快乐比仅仅身体健康更重要。几年前，路得就在自己位于山区的家中为父母准备了一间屋子。路得告诉母亲她很欢迎母亲搬到山区来住，但不用着急。几周后，弗吉尼娅搬到路得家里。路得非常高兴母亲可以过来一起住。几个月之后，弗吉尼娅又想搬回自己的家。路得说：“只要你高兴就好。”葛氏夫妇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弗吉尼娅需要人的陪伴。他们为弗吉尼娅找了一位管家和伙伴，而且家中不断有邻居、朋友和学生进出。弗吉尼娅喜欢招待客人。

1974年秋天，女儿钟尼娅从韩国回到美国，陪母亲住了五个星期。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钟尼娅带着母亲到处去逛。她们开车去了夏洛特（Charlotte）。她们一起阅读，一起游戏，一起花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

五个星期之后，钟尼娅返回韩国，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

两周后，弗吉尼娅再次中风。

1974年10月，葛培理在巴西举办大型布道会时，路得在密尔沃基（Milwaukee）给女儿吉吉（Gigi）的孩子准备秋千时摔倒受伤。当得知母亲生病入院时，她的伤势还未痊愈，但她拄着拐杖和女儿吉吉一同飞回蒙特利特。

“罗莎来了，克莱也从达拉斯回来了。我们看到母亲非常无助的样子。她的脾气很不好，身上插满了管子，手上的戒指已经被强行摘掉。当护士试图摘掉她的假牙时，母亲用尽全力斥责了护士。虽然已经不能说话，我们还是能从她的眼睛中看到愤怒和沮丧。

“此时母亲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不可能再恢复了。我询问了长久以来看护父母身体的医生，可不可以将母亲接回家。她可能活不长，但在家她会开心一些。

“如果你们做女儿的都同意，”医生说：“那我也同意。”在回家的路上，罗莎陪母亲乘救护车。她说母亲看起来一直非常忧虑。但当车经过蒙特利特的拱形石门时，她的脸上突然露出欣喜的表情。她稍微有些迷惑，可能以为我们要把她送到疗养院（她非常不愿意去的地方）。

“看到她舒服地躺在自家床上，我们感到喜乐。在她所喜爱和熟悉的环境下，罗莎每天给她进行必要的注射，让她身体感觉舒服。

“母亲一生喜爱音乐，会弹钢琴，能像小鸟一样歌唱。现在，她只要听《全能君王降临》（The King Is Coming）。”

路得收集了一大堆基督徒音乐唱片，挑出了所有适合即将离世的人听的赞美诗。在当地基督徒广播站的帮助下，她将这些歌曲制成磁带。“母亲有一台她能够自己操作的简易磁带录音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她一直听着这些古老的赞美诗。”路得回忆说。

“1974年11月8日，母亲安静地离开我们，与父亲团聚。”

五年半之后，钟爱华夫妇的四个子女回到中国，踏上了去往清江浦的路。

尾声

重返中国

1980年5月13日，钟罗莎、钟路得、钟尼娅和钟克莱从南京一路向北，驶向清江浦。一行人分乘两辆车，陪同前往的还有政府官员姚锦荣（音译）先生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随行人员。

整个行程历时四个半小时。在他们儿时的记忆里，这样长度的旅程要在大运河上航行三天。如今，双车道公路已经建成，道路两旁的树木也比当年多了很多。钟爱华在1938年写的一封信中说蒋介石要建这条路，他们一家都非常感激。行驶在这条已经建成的路上，道路两旁的风景勾起了钟氏一行的回忆：水稻田、小麦地、田地里的水牛和茅草覆盖的农舍。不时有猪穿过马路，在车停下时会有友好的群众围观。这一切都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

钟爱华去世六年后，他的孩子们重返清江浦。如果他们的父亲知晓这一切，肯定会又惊又喜。

1980年，中国的大门开始缓慢向西方敞开。虽然旅游还未开放，但两国高层的接触给钟爱华的子女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可以回到自己出生（钟尼娅除外）和成长的地方。

中午刚过，一行人抵达清江浦。“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路得说：“之前这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小城市。现在有很多大烟囱，街道非常宽敞，人行道比当年整条街都要宽。城墙已经不复存在。司机带我们到曾经的城门所在地。就是在那里，父亲看到两天前他还在医治的病人的头被高挂在城门上。”

清江浦的东道主寻遍当地各个角落，没有找到会做美国菜的厨师。当电话中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些美国客人“只想吃中餐”时，才让他们长出一口气。

钟爱华的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当年的医院大院。但在这之前他们享用了丰盛的午餐，也让他们回想起中国菜的美味。回到车里再次踏上行程时，眼前的一切突然都变得非常熟悉。车行驶在大运河旁，运河河道大约有一百码宽。这条古老的运河从公元前3世纪到现在已经流淌了2400多年。她见证了历史长河中的朝代更迭、战火硝烟和革命运动。车开过水闸时，他们让司机停下，好下来尽情回想当年的情景。他们回想当年的老房子，与现在非常不同，当年的风景有更强的画面感。他们也回想起从这个地方无数次离开和抵达的场景。当年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医院大院里的红色屋顶。而现在，高大的建筑挡住了视线。

钟爱华子女重返清江浦老家，受到当地人民和东道主的热烈欢迎。

一行人回到车里继续前行。很快就在右边看到一面砖墙。汽车驶入一扇大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栋熟悉的西式建筑，这就是他们当年的家了。房子看上去有些破旧，脆弱不堪，“就像一位没有人照顾的老妇人”。房子正前方挂着一面条幅，用黄色的大字写着：“美国朋友，您出生地的人民欢迎您的到来！”在前门廊，有一小群中国人向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所有的建筑好像都变小了，像挤在了一起一样，”路得记录道，“好像人和建筑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缩小。医院的男病房楼、男校和林嘉美医生的家都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建筑有些部分遭到破环，修复之后很难看出它先前的样子，现在已经被技术学校使用。而且也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新建筑。”

钟爱华的子女们到当年自己的家里到处巡视，回忆着儿时的时光，之后又到其他宣教士家里。外面街上，友好又热情的人群列队欢迎钟爱华后代的来访。联系个别的老朋友已经不太可能，但他们确定很多老人还记得钟爱华——那位“对中国人有无尽的爱的钟医生”。路得想： “中国政府为我们安排这样热情的接待，真是对我们太好了！”肖蒂·耶沃斯[21]（Shorty Yeaworth）用摄像机拍摄了他们此次的行程。他后来将记录的一小时长的影像放给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看，希望友好协会同意将这些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协会的工作人员在看到有如此多的欢迎群众时，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说这些群众完全不是友好协会的安排，只可能是在30年的分离之后，人们在自发地表达对宣教士朋友的爱和感激。

钟爱华的子女们表达了想要购买纪念品的愿望。第二天，他们就收到了纪念牙刷和小狮子塑像。钟尼娅看到房子门廊扶手下有一些砖，问可不可以每人带两块回去留作纪念。而当晚回到酒店房间时，发现已经有清理干净的八块砖包装整齐地等着他们。路得将她的两块做成了书立。

历史上的第一次：葛培理在座无虚席的北京崇文门教堂讲道。这位世界著名的布道家首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讲道。

在上海基督教会沐恩堂，主堂、副堂都挤满了来听葛培理讲道的人。

葛培理在中国期间还在数所中国顶尖大学和学术机构发表演讲。照片中他正在回答南京大学学生的问题。

当天晚上，他们出席了正式的江苏美食晚宴。令一行人惊喜的是他们见到了当年的陈小姐（Miriam Chen）。陈的姐姐当年是罗莎最要好的朋友。陈的丈夫已经去世，她特地从上海赶过来。她当年就是钟爱华医生接生的。当时她的基督徒父母有些失望，因为又是一个女儿。“没关系，”钟爱华说：“明年你就会生男孩，你可以给他起名叫‘摩西’。”而“摩西”此时就和陈女士一同站在钟爱华的子女们面前，一道前来的还有他们的妹妹，她们的大姐已经去世。“你们的父亲带领我信主，”陈女士说，而且用非常坚定有力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我现在还是一个基督徒。”

第二天是一个下雨天，钟氏子女一行到当地新建的人民医院参观了四个手术（包括一个针灸麻醉下的胃切除术），之后回到当年的宣教站。吉斯勒一家的房子还在，但已经空了。之后他们又去了吉米叔叔和索菲婶婶的房子，那里已经成了一个杂货批发店，客厅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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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爱华在中国留下的影响是多方位的。

1987年，吉米叔叔的孙女玛丽·阿博特·里德（Mary Abbott Reid，

丈夫是在日本侍奉的宣教士）和女儿到中国来旅游。当时中国对外旅游已经开放，外国游客日益增多。她们从南京乘出租车前往当时已经改名为淮阴的清江浦。玛丽·阿博特写信给路得，说她在参观钟家的房子时回忆起了当年的场景：“我想象你母亲在楼上的卧室，坐在窗边做针线活的情景。我还记得你母亲从罐子里拿出粉白色的棉花糖给我……”

葛培理夫妇在访问淮阴（清江浦）时有大批民众围观。这里是葛钟路得出生的地方，也是钟爱华医生工作了25年的地方。

淮阴市市长徐燕女士送给葛氏夫妇一个精致的珍珠画框。

在那次旅行快要结束时，里德夫人和其他旅行团成员在上海黄浦江畔的外滩观赏夜景。很多友好的中国人为了练习英语而与他们交流。“跟我说话的小伙子问我：‘你觉得中国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出生在这里。他说当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本《在中国的洋鬼子》。他读了这本书，而且背了这本书。他知道书里提到的所有人物。”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里德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和他分享了福音。“使我感到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么多的人当中，主竟然把他带到我面前和我说话！”钟爱华的生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路得和葛培理在钟氏一家当年的房子外面。

路得高兴地向丈夫展示房顶的阁楼，这里是她儿时最喜欢的游戏场所。

路得观看孩子们在学校外面锻炼身体。

与特地从上海和镇江赶来的老朋友们团聚。路得在日记中写道：“父亲接生了陈女士（中间）。她16岁时成了仁慈医院的护士。一年后父亲又接生了她的弟弟摩西（右边）。他现在在教会演奏管风琴。在我左边的是杨晋芳，当年厨师的女儿。最左边的是陈女士的妹妹。”

陈女士的妹妹和杨晋芳。

在淮阴与老友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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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19日，路得和丈夫葛培理，以及他们的大儿子葛福临，再次回到出生地。这一次，葛培理有机会在北京的两个教会讲道。他讲道时教会挤满了人。他还受到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的接见，进行了50分钟的讨论和交流。这是共和国总理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见外国宗教界领袖。

北京之行结束后，葛氏一家和随行人员乘坐一架小型飞机，飞往位于江苏北部的港口城市连云港。路得的记忆回到1937年。上海陷落之后，他们被告知日军的飞机会攻击车队，所以他们只能从运河北部绕行。一行人转乘火车，之后由于空袭，火车不能前行。他们来到连云港，准备在那里乘汽艇，再转到美国驱逐舰“教皇”号上。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在波浪起伏的海面将躺在担架上的索菲婶婶从汽艇送到高大的驱逐舰上，只能屏住呼吸，祷告祈求帮助。突然，水面变得平稳，人们通过跳板将索菲婶婶安全地抬上了舰艇。“而其余的人，”路得回忆道：“需要费尽全力才能上舰。”那是51年前的事情……当时路得从连云港回美国。现在，她从美国回来了。

在数百人注视下，葛氏夫妇在大运河古老的水闸附近乘船游览。

葛培理一行人从连云港一直南下。“我们要回家了，”路得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一路经过‘回忆中的中国’：小村庄，带茅草屋顶的土坯房，每栋房子前都有小池塘，池塘里的水是绿色的，有几只鸭子，外面有小鸡，有时会看到水牛，偶尔还会有条狗。我们抵达淮阴时，天色已经暗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似曾相识。现在的淮阴包括了以前的清江浦、淮安和老淮阴。”

东道主盛情款待了葛氏一行，让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甚至让葛氏夫妇有些应接不暇。在欢迎宴会上，路得没有看到任何一道菜是她所熟悉的“老”江苏菜。所有的菜都是新的。年轻、有魅力又充满活力的女市长（“非常清楚地表示她是一位无神论者”）送给路得一个“精致的装饰框，那是一个由珍珠制成的反映当年医院大院风貌的画框”。

在即将结束淮阴之行时，葛氏夫妇走访了旧时吉米和索菲·格雷厄姆的房子。

1988年，格雷厄姆的老房子成了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的聚会所。葛氏夫妇与该教会的牧师见面。19 8 0年，格雷厄姆的房子被用作杂货批发店。

她解释了画框蕴含的意义：“石头代表了您与淮阴人民坚固的友谊。松树代表我们的友谊长存。枫树象征淮阴人民对您的火热的感情，因为枫树叶秋天会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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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葛氏一行乘车前往医院旧址。与1980年热情欢迎的人群不同，这次路上有数千名好奇围观的群众。在过去的八年中，很多当年的老人已经去世。此时距钟爱华离开中国已经47年，围观群众只是对外国人的来访非常好奇，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淮阴还不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城市）。

在医院旧址，钟家的房子已经腾空，也打扫得很干净。路得带着丈夫和儿子参观，不停向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在这里的回忆。葛氏父子早已听过无数次在这房子里发生的故事，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自来到这个地方。

中国朋友将路得当年出生的房子也打扫得很干净。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还靠墙摆上了长椅，桌子上摆着花。路得说父亲晚年时，有人问他，他诊治过的病人中有多少还活着。钟爱华想了一下，说：“我想90% 已经不再人世了。”

他们接着又参观了医院大院里的其他建筑。“我们见到一位老太太。她认识当年的宣教士。‘我是一名基督徒。’她用中文说道。在照相时，她苍老而平静的脸上没有笑容。她送给我一张已经褪色的当年医院员工的老照片。人们为我们照了相。我用中文说：‘愿上帝祝福您。’她也微笑着回复：‘谢谢，也愿上帝祝福你。’”

附近吉斯勒家的老房子已经被当作办公室使用。“陈女士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又从上海赶来。陪同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妹妹。旁边还站着杨晋芳（音译），她是当年厨师的女儿。厨师当时是母亲的一位特别朋友。这些人是现在和家里关系最近的人了。他们热情友爱地欢迎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真的感觉像是回家了。”

几分钟后，政府领导充满自豪地向葛氏一家展示了一块大石板。这是重建医院时从地下挖出来的，是当年挂在医院大门上的石板，上面刻着“仁慈医院”几个大字。

随后，他们送给路得一个漂亮的盒子。打开盒子，路得惊喜地发现里面是已经旧得生锈的门廊前的秋千钩子！路得在1980年访问时就看到了这对钩子。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路得的心了。

离开医院，他们乘车前往学校。当年，露西·弗莱彻小姐给罗莎、路得、桑迪·耶茨、汉普顿（Hampton）和比尔·泰布罗特上课的地方。学校门口站立着两排学生，红红的脸庞，头上扎着蝴蝶结，高声整齐地喊着：“欢迎！欢迎！”他们参观完离开时，孩子们又喊道：“再会！ 再会！”路得和在街上观望他们的每一位老奶奶握手，也许其中还有人记得当年的宣教士。之后，她和丈夫走到下一个房子，站在当年吉米叔叔和索菲婶婶的房子前。1980年时，这里是一个杂货批发店。

路得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吉米叔叔家的卧室是楼上左手边的屋子，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旧广场和灰色砖房。索菲婶婶遭受了一次中风，卧床不起。有一天下午，我来看他们。吉米叔叔坐在屋子里，用关爱的眼神看着索菲婶婶。

“我问吉米叔叔当年他们刚到中国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非常不好，中国人不喜欢也不信任‘洋鬼子’（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所以不接受这些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人。

“我听吉米叔叔讲述他当年的遭遇：走村串巷，向整个地区的人讲述有一位爱他们的上帝，他差自己的儿子做他们的救主，为他们的罪而死，也来和他们一起分享生命、分担痛苦，给他们喜乐。人们会疑惑地看着他。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轻蔑的评论，接着是愤怒的声音。之后人们就成了暴徒，会有石头和口水飞过来。

“‘有一次’，吉米叔叔有些伤感地说，‘有个软东西砸到我的头上。我低头一看，地上是一只死去的幼犬。’

“一直坚定支持丈夫的索菲婶婶这次说话了：‘他回到家，我手能碰到他身体的地方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青（边说边伸出手来演示）。他的衣服上到处是口水印。’

“这样传道传了三年，只有一个人信主。”

“你不灰心丧气吗？”有人问。

“‘不会，’吉米叔叔一边用他温柔的南方口音回答，一边轻轻摇着头。‘我不会灰心。因为这场争战是主的争战，他会用大能的双手解救我们。’”

“只有一个人信主。”而现在，1988年，距吉米叔叔和索菲婶婶抵达中国99年之后，距路得的父母抵达中国72年之后，路得、葛培理、葛福临再次走过13级台阶，走到房子的门廊。这里已经不再是宣教士居住的房子，也不再是杂货批发店。现在，这里是一间教会。

他们一行人进入了房子。“客厅和餐厅的墙已经被拆掉，原来楼梯所在的地方建起了一道隔断，将讲台的空间分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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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马礼逊，

戴德生，

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

赛兆祥夫妇，

林氏一家，

吉米和索菲·格雷厄姆夫妇，

耶茨一家和蒙哥马利一家，

塔尔博特一家，

吉斯勒夫妇，

文森一家、柯里一家、麦克劳克林一家，

克尔·泰勒一家，

钟爱华夫妇

……

他们都曾来中国。

我们无法将每一位都列出来。他们当中，有的被人铭记，有的早已被遗忘。他们体验分别之苦，面对不能承受之困难，耐心又信实地传播了上帝话语的种子。

而今天，中国数量不断增长的基督徒就是对福音大能的见证。钟爱华在中国无数次经历了这大能：在监狱里，在医院里，在普通人家里。那些信靠基督的人，经历着福音大能带给人的新生命和新盼望。

[21]全名欧文·肖蒂·耶沃斯（Irvin S Yeaworth），来自福吉谷电影公司（Valley Forge Films,Inc.）。

跋

遗产长存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

在这样一个平凡的春日里，人们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学生用功学习，工人勤劳工作，农民在田间劳碌，孩子们在母亲和老人的看护下玩耍。

下午2时28分，顷刻间，一场波及四川省各城乡县市的规模空前的破坏性地震爆发。短短几秒钟内，至少69，000人遇难，伤者数以十万计，无数建筑和公共设施被毁，水坝和桥梁塌陷，道路被阻，水电系统瘫痪。震后尚存的医院和各医疗机构很快被伤病者挤满。有些地区的建筑几乎全部倒塌，幸存者疯狂地用双手在碎石废墟中刨挖，希望找到自己的亲人；有些人则在已是一团废墟的曾经的家园面前漫无目的迷茫行走，空白的大脑无法接受眼前的景象。

与此同时，在1，300公里以外，葛培理和葛钟路得的儿子，即钟爱华夫妇的外孙——葛福临（Franklin Graham），正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参加会议。虽然离震中尚远，但南京依然有震感。葛福临立即察觉到在中国某地定有巨大灾难发生。当天晚上，关于这场巨大灾难的消息充斥于各大媒体。第二天，葛福临在上海与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领导见面，向协会的地震救灾工作捐款30万美元。他提到这笔款项来自于他领导下的两个美国组织：葛培理布道团（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和基督教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我们对于此次大规模地震后的四川省灾民深表关切,”葛福临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为遭受灾难的家庭祷告，也同时为那些参与救援的人祷告。中国政府的及时反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需要，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提供更多的援助。”

十天后，即5月23日，一架波音747大型运输机从美国的夏洛特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中国成都。飞机上装载了90吨救灾物资。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参赞张平在机场面对聚集的官员和媒体记者说：“我们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再次见证美国朋友对中国人民倾注的深情。撒玛利亚救援会和葛培理布道团所提供的增强塑料、净化水系统、医疗物资、卫生套装和毯子等救援物资总价值约100万美元，而且都是灾区所急需的。”之后他又说这些救援物资“给灾民带来希望之光。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葛福临回复道：“这些救灾物资只是我们对于中国的爱的微不足道的体现。我们在为遭受严重损失的灾区的人民祷告，希望这些物质可以带给他们些许的安慰和盼望。我们希望那里的人民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们。飞机带去的不仅仅是救援物资，还有我们的祷告。”根据媒体后来的报道，撒玛利亚救援会是震后国外第一家使用飞机向灾区提供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数个月后，葛福临本人访问了震后灾区。他赞扬了正在监督重建工作的政府官员和他们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并参与了撒玛利亚救援会支持下建立的现代化卫生院的建成仪式。这座卫生院位于綦江县有两万人口的以农业和矿业为主要产业的安稳镇。在2008年初的大规模雪灾中，安稳镇唯一的医疗机构被摧毁。葛福临还访问了位于德阳市汉旺镇的地震遗址。这座曾经有五万居民的城镇几乎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汉旺地震遗址被留为纪念，纪念逝去的数万个生命。陪同葛福临的是德阳市外事部副主任赵旭进（音）。在地震遗址的废墟中，葛福临看到了碗盘、衣服、家庭用品，还有孩子的鞋，这些东西提醒着心碎的人曾经有生命生活在此。葛福临说：“这真是一场惨剧。”他摇着头，心情极度悲伤，声音因着情绪波动而哽咽。“生命真是充满未知，我们永远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会终结。所以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在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之前作好属灵准备。”后来他对于汉旺之行的回忆是：“在近期中国之行中最让人心碎的时刻。”

葛福临对于中国的爱，以及他对于四川地震后和其他自然灾害后处于困境中的灾民的同情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情感。相反，这份爱几乎从他在北卡山区出生时就被安置在心里。儿时的他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外祖父母——钟爱华夫妇。钟氏夫妇回美国之后住在离女儿和女婿不远的地方。他们对中国的爱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时时感染着他人。而事实上，他们知道已经不可能再回去看自己服侍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民。而对葛福临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母亲，葛钟路得女士。路得女士一直渴望回到位于江苏的自己和兄弟姐妹一同长大的城市。因为外祖父母钟爱华夫妇和母亲葛钟路得，葛福临和他的兄弟姐妹，弗吉尼娅（Virginia）、安妮（Anne）、路得（Ruth）、纳德（Ned），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一份不可分割的爱。他们每个人都至少去过中国一次。而且葛纳德还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和南京爱德印刷厂合作，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大量圣经。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葛福临曾经回忆道:“母亲告诉我和弟弟妹妹们很多她在中国成长时的故事。她还将对中国食物的热爱传给了我们，她每周都会做中国菜。我们爱中国，为中国祷告，求上帝的祝福临到中国。”

中国官员多次表达对于葛氏家庭的感激，因着这个家庭与中国的长久关系，更因为钟爱华夫妇将对中国人民的爱传递到自己的孙辈。在葛福临访问北京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对他说：“因为您的家庭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您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我相信您的努力将极大地帮助促进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并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从1916年钟爱华夫妇第一次驶过大运河，见到自己将要侍奉四分之一世纪的拥挤城市起，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那时，中国整体上还是一片贫穷的土地，几乎全部以农业经济为主，经常被内战冲突和疾病所困扰，与外面的世界交流极少。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强国，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保持着联系。

在这样的巨变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生活。在因为二战被迫离开中国后，钟爱华医生迫切地祷告某天他可以回到中国。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现实情况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实现。

但改变确实发生了，“今天的中国，宗教自由取得了新的突破。”葛培理布道团的中国事务副主席，也是葛福临访问中国的协调人，亨利·霍利（Henry Holley）牧师表示。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而言，基督徒仍然是少数派。但是他们的正直和仁爱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尊敬。

这些变化为钟爱华的儿孙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与钟医生所挚爱的土地有非常紧密的个人联系。葛福临牧师是其中特别的一位。他随父母早在1988年就访问过中国。那次旅行之后，他个人就立志尽快再次回到中国。但作为撒玛利亚救援会主席，他所肩负繁忙的工作（该救援会在100多个国家有项目）多次阻止了他的中国之行。2007年，他终于有机会接受800多家教会的邀请，于当年年底到香港特区参加一系列联合布道大会。他的儿子，葛威尔（Will Graham）牧师，也在大会期间向数千年轻人布道。在香港期间，葛福临会见了特区长官曾荫权，并接受了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及国际友好联络会发出的访问北京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邀请。

接受邀请后不到一年，此次访问成行。除北京之外，葛福临还访问了三个主要城市：杭州、南京和上海。在每座城市，他都与政府和教会领导会面，并在数个教堂布道。在北京期间，中国前外长及驻美大使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葛福临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雷德（Clark Randt）。

最值得记忆的时刻是葛福临在当时中国最大的教堂，有6，000个座位的杭州崇一堂布道。估计有12，000人在现场听到了他传讲的福音信息。“这对于我人生剩下的日子确实是非常特别的时刻。”葛福临在聚会结束之后说。不仅仅是因为聚会人数众多，他解释说，“也因为今天是我母亲去世之后的第一个母亲节。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次礼拜是对于她对中国人民的爱和热情的纪念。”

在那次访问南京的过程中，葛福临也见证了基督教在中国成长的另一个标志。在向中国最大的神学院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讲道之后，南京爱德印刷厂将该厂印刷的第五千万本圣经作为礼物送给葛培理。“这是意义重大的一份礼物。”圣经与其他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刷的书籍已经可以在中国合法发行。很多教会有非常完善的售书书架，礼拜结束后书架前常常围满了人。“我的外祖父在100年前来到中国，”葛福临后来说：“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人是不太欢迎的，我的外祖父也因此经历了一些挣扎。但是上帝使用他的医疗技术，让他在中国可以帮助人，并且去分享福音。现在几乎刚好100年之后，我作为他的孙辈，可以有机会来到这里，向他分享过福音的人群的后代分享相同的福音。我因此而感谢上帝。”

虽然他在上海的最后一站被四川地震的消息笼罩，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还是在繁忙中抽出时间向他介绍了工作，同时讨论了即将在美国举行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览。葛福临慷慨地提供位于北卡罗来纳夏洛特的葛培理图书馆作为博览会场地，中方感激接受。中方领导也表达了欢迎葛福临再次访问的希望。“在即将离开中国之时，”葛福临说：“我对于基督教信仰对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将继续为这里的人民和教会祷告。”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葛福临再次接受邀请，于第二年重返中国。正如前文所述，此次访问期间他去到了四川地震灾区，所见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同样深刻的记忆是关于在当时中国的第二大教堂，保定伯特利教堂布道。而且葛福临还参与了伯特利堂新建的圣经培训中心的落成仪式。

葛福临于2010年重返中国，在北方城市哈尔滨布道，之后重回上海。但此次中国之行的亮点毫无疑问是访问淮安，一座有500万人口的城市，也是当年的清江浦所在地，即葛福临的外祖父母钟爱华夫妇在中国侍奉25年的地方和他的母亲葛钟路得出生的地方。淮安的中心教堂邀请葛福临前去布道，并一同纪念新堂建成10周年。葛福临还参加了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圣经训练中心的落成仪式。这座训练中心就在教堂的旁边，落成仪式的日子是路得诞生90周年纪念日。

在训练中心的一角有一个博物馆，纪念多年前在当地侍奉的宣教士，包括钟爱华夫妇。葛福临的妹妹弗吉尼娅和他一同参观了博物馆，之后说母亲如果看到眼前的景象，一定会因中国的巨大变化而震惊。“这是对主的纪念，也是对我母亲和所有信实的宣教士的纪念。”他提到博物馆和训练中心时说。“我们祖父辈的工作未被遗忘，这是非常感动也非常鼓舞人的。是否立即看到果实并不重要。人若对主忠心，上帝终有一天会对人的信实有奖赏。”

淮安的博物馆标志着过去，而圣经培训中心标志着未来——钟爱华医生和他的宣教同伴们无法想象的未来，他们只能靠祈求的未来。葛福临的淮安之行也是另外一个标志：标志着钟爱华医生的后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爱。在此次访问中，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这份爱将会持续。伴随葛福临访问淮安的还有他的女儿，林葛锡西（Cissie Graham Lynch）。这是钟爱华医生家庭的第四代首次来到淮安。“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的曾祖父母和祖母如此爱这个国家了，”她对教会会众说：“作为第四代中的第一个，我非常荣幸访问这座城市并结识新朋友。”

“我祷告这样的关系会继续。在未来的岁月中，愿我的家庭和兄弟姐妹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持有不变的爱心。”

这份持续的爱胜过千言万语，若能知晓，在天家的纳尔逊·贝尔（L. Nelson. Bell）医生，即被中国人民深切爱戴的“钟爱华”医生，定会因此获得极大的喜乐。

是的，钟爱华医生的遗产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继续着他的工作。

——查尔斯·韦斯利（Charles W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