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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学院杀人事件

第五个死者的告白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护士学院杀人事件 / (英) P.D.詹姆斯著 ; 王莹译

.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96-2383-9

Ⅰ. ①护… Ⅱ. ①P… ②王… Ⅲ. ①推理小说－英国

－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498号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by P.D. JAMES

Copyright: © 1971 by P.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7-849

护士学院杀人事件

作  者 ／ （英）P.D. 詹姆斯

译  者 ／ 王 莹

责任编辑 ／ 张 涛

特邀编辑 ／ 徐陈健 夏文彦

封面装帧 ／ 肖 雯

责任校对 ／ 绳 刚 曹振民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  编 ／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1270mm      1/32    

字  数 ／ 277 千字

印  张 ／ 14

ISBN 978-7-5496-2383-9

定  价 ／ 59.9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目录

第一章 死亡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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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午夜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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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楼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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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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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餐桌上的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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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漫长一天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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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死亡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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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圈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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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夏天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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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死亡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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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宗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早上，6点刚过，综合护士协会派到护士培训学校的视察员穆丽尔·比勒小姐便醒来了。虽说一大早醒来有点儿懒懒的，她还是意识到今天是1月12日，星期一，是去约翰·卡朋达医院视察的日子。新一天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回荡，等她明白过来那是伯罗斯的闹钟声时，它却已经安静了下来。伯罗斯此时正皱着鼻子在公寓里到处磕磕碰碰地走着，像一只笨拙可爱的小动物。接着传来准备早茶时愉悦的叮当声。比勒挣扎着睁开眼睛，努力抗拒着热被窝的诱惑，不让自己再缩进去，思绪再一次飘进一片愉悦之中。她为什么会告诉泰勒总护士长自己会在9点多赶到，参加那天三年级学生的第一次教学观摩？真是太可笑了，有必要那么早吗？医院位于苏塞克斯郡和汉普郡交界处的希瑟菲尔德。车程将近50英里，天还没亮她就得出发。况且还在下着雨，这雨已经没完没了地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她似乎能听到汽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公路上时轮胎发出的轻微沙沙声，以及偶尔拍打在车窗上的雨点声。好在她早已查过地图，找到了医院的准确位置。希瑟菲尔德是一个正处于开发中的商业市镇，对一个不熟悉它的人来说，在下着雨的星期一早晨开着汽车赶在上班的混乱车流中，真是一件困难而让人头疼的事。她本能地感到这一天不会太顺利，于是便在被窝里伸展了一下手脚，仿佛在鼓励自己打起精神来对付这一天。她把发麻的手指伸开，轻轻体会着伸展那一刹那关节的尖锐刺痛。她的手指有一点关节炎。好吧，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毕竟她已经49岁了，生活应该过得轻松一些。是什么让她认为自己能够在9点30分以前赶到希瑟菲尔德呢？

房门打开，从过道里溢进一束灯光。安吉拉·伯罗斯小姐猛地拉开了窗帘，看着一月那黑沉沉的天空和被雨水拍打着的窗玻璃，之后又将窗帘猛地拉上了。“在下雨呢。”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阴郁，似乎表明下雨应验了她的预言，谁要是不理会她的警告，那可不关她的事。比勒小姐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另一只手拧开床头灯，然后便等着。过了一会儿，她的朋友伯罗斯回来了，放下一个早餐盘。盘子里铺了一块绣花的亚麻布，布上放着绘着鲜花图案的杯子，把手朝一个方向整齐地排着，一个配套的碟子里精心摆放着四片饼干，每种两片，茶壶里散发出一阵香气，那是刚沏好的印度茶。这两个女人都对舒适、清洁和整齐有一种强烈的嗜好，简直可以说有洁癖。她们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工作，把那里单人病房的标准搬到自己的家中，因此她们的公寓生活有几分像住在昂贵、舒适的小型疗养所。

25年前，比勒小姐和她的朋友从同一所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她们就一直合住在这套公寓里。安吉拉·伯罗斯是伦敦一家教学医院的首席导师。经过多次观察，比勒小姐认为安吉拉·伯罗斯是所有护士导师的典范，因此便将她挂在嘴边的培养完美护士的原则立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而伯罗斯则思量着，比勒小姐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那时综合护士协会又该如何运作下去。世上最美满的婚姻都要靠令人鼓舞的幻想来维持，友谊的建立也同样如此。比勒小姐和伯罗斯的幻想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来说都还很单纯。她们彼此欣赏，却又不说出来，除此之外，她们其实大不相同。伯罗斯体格健壮、结实，看上去似乎感觉迟钝，见识平常，骨子里却极为敏感，易受伤害；而比勒小姐身材瘦小，长相小鸟依人，说话清晰，行事明确，透着一股过时的斯文劲儿，这往往让人觉得她有点可笑。她们甚至在生活习惯上也不同，粗壮的伯罗斯小姐早上一听到闹钟铃声便醒了过来，立刻精神十足，直到早餐前都是生龙活虎的，然而越往下午，她便越没有精神，时刻处于昏昏沉沉的懒散状态中。而比勒小姐每天早晨总要好一阵才能勉强睁开发黏的眼皮，强打精神。可是早晨过后她便越来越有精神。她们努力协调这种截然相反的差异，伯罗斯小姐很乐意一大清早起来准备早餐，而比勒小姐则在晚餐后洗碗和准备晚上喝的可可茶。

伯罗斯小姐倒好两杯茶，往她朋友的茶杯中加进两块糖，然后端着自己的茶杯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早期受过的训练使得她不习惯坐在床上。她说：“你一早要动身，我还是替你把浴室的龙头打开吧。会议几点开始？”

比勒小姐含糊不清地咕哝说，她已经告诉过护士长会在9点一过就赶到。这茶真是甜，喝下去令人精神一振。许诺那么早动身真是一个错误，可是又一想，她怎么也得在9点15分赶到。

“是玛丽·泰勒吗？她可名气大增了，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外地来的护士长罢了，而且从没来过伦敦。蒙特诺斯小姐退休的时候，她甚至还没申请这份工作呢。”比勒小姐打断她的话，又口齿不清地咕哝说这个她们已经谈过了。她反驳说伦敦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而且说人们总是认为出色的事物从来都不会来自外地。

“当然是这样，”她的朋友让了一步，“约翰·卡朋达医院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我喜欢汉普郡边界那一带，今年夏天你没能去那里看看真是可惜。当然了，她还不是一所重要的教学医院的总护士长。但凭她的能力，她足以胜任，也许还会成为一名精英护士长呢。”学生时代她和比勒小姐在总护士长手下可没少吃过苦头。对于过去受过的可怕折磨，现在提起来她还会不住地叹气。

“我说，你最好尽快动身，等你开过吉尔福德，公路上的车肯定就多起来了。”

比勒小姐也不问为什么她会知道路上的车会多起来，因为伯罗斯小姐总是知道这种事。那关切的声音又继续说道：“这星期我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见到了她们的首席导师希尔达·罗尔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聪明，是有名的一流教师，不过我想学生们都怕她。”

伯罗斯小姐自己就常常叫她的学生害怕，更不用说她那些教师同仁了，但是如果有人告诉她这一点，她肯定会大吃一惊。比勒小姐问道：“她说了什么关于这次视察的事了吗？”

“只提了一下。她是匆匆忙忙来还书的，我们没有多谈。看来她们学校流感传染得很厉害，她的一半同事都请病假了。”

比勒小姐心想：真是奇怪，既然教师都病倒了一半，首席导师居然还有时间为了去图书馆还书来伦敦。但她没说出来，因为早饭前她要养精蓄锐，精神是用来想问题而不是用来说话的。伯罗斯小姐绕过床给自己倒了第二杯茶，说道：“天气这么糟，培训教师又病了一半，你这一天可够呛了。”

这两个朋友多年来总是这样一起谈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已形成一种默契，成为她们长期亲密生活中的某种乐趣。伯罗斯小姐的话很难说不对。比勒小姐对这一天最糟糕的打算也莫过于沉闷地开上几个小时的汽车，艰苦地视察，以及可能要与那些不辞辛劳来参加会议的医院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争论几句。于是她拖过晨衣披在肩上，用脚摸索到拖鞋，穿了进去，趿着鞋走进浴室，就这样朝着见证一桩谋杀案的路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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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下雨，但一路走来还没有比勒小姐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抓紧时间在9点前赶到了希瑟菲尔德，正好遇上了早晨最后一个高峰时段。宽阔的乔治大街被车辆塞得满满的。女人们开着汽车将赶着去上班的丈夫送往车站，或是将孩子们送往学校。货车当街装卸货物，公交车卸下乘客，装上了一批新的。在三排交通灯前，行人鱼贯穿过马路，他们手中的雨伞倾斜着，以抵挡丝丝细雨。儿童们的外表看起来过于一致，都有着私立学校学生的干净整洁。男人们大都戴着圆顶礼帽，手提公文包。女人们则穿着随意，介于城市的时髦、靓丽与乡村的不修边幅之间，这是她们这一类人的特色。比勒小姐一边等待绿灯，等待行人穿过马路，一边寻找十字路口医院的路标。她看了一眼市政厅漂亮的18世纪建筑，一排精心保护的木制房屋以及圣三一教堂那辉煌灿烂的卷叶花饰尖顶，对这一精心保留了古典建筑的繁荣街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街对面的现代商店显示出这种对文化古迹的关怀也许迟了30年。

终于看到了路标。穿过浓密树荫夹着的乔治大街便是通向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大路。路左边是一道高高的石头墙，里面便是医院的庭院了。

比勒小姐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她汽车后座上那个鼓鼓的公文包里装有一份内容翔实的历史材料，一份前任视察员的报告以及医院管理委员会的评论。这份评论表达了应该将视察员乐观的建议实施到何种程度的看法。从调查中她了解到，这家医院历史悠久，是一位富商于1791年建立的。富商是本地人，少时由于家贫不得不离乡背井去伦敦谋生，退休后回归故里，想将晚年时光消磨在赞助慈善事业上，同时也让邻里不再小看自己。他本可以去救济孤儿寡妇或是重修教堂，买得慈善家的名声，并获得灵魂上的拯救。可如今是一个科学和理性胜过信念的时代，为一家收治穷苦病人的医院捐赠基金成了时尚之举。于是在当地的咖啡屋内举行了一场慷慨激昂的会议后，约翰·卡朋达医院便诞生了。医院原来的房子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大楼，长久以来一直作为他用。最初是一座结实的维多利亚式纪念馆，在那里夸张地卖弄它的虔诚，后来变成了20世纪更为实用的建筑，却早已风韵全失。

医院一直在繁荣发展。本地居民大都是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都有一股慈悲为怀的心性，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项目可以让他们展示这种善心。二战前，医院在侧边增建了一排配置较好的单人病房。国家卫生部建立前后，伦敦和其他一些更远地方的阔绰病人慕名前来就医，自然也招来了杰出的大夫。比勒小姐想起伯罗斯曾谈到一家伦敦的教学医院如何有名气，话虽如此，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名声也不错。一个女人完全可以认为在一家发展中的地区综合医院担任总护士长是不错的工作。她会被她所服务的公众一致看重，会在当地传统中建立起一定的地位。

她来到了正门前。左边是门房的小屋，由精雕细刻的砖头砌成，装饰过于华丽，显然是这幢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一处遗存。右边是大夫们的停车场。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车位被劳斯莱斯和奔驰车给占了。雨停了，虽说已经天亮，却是一月份常有的那种灰蒙蒙的天，医院里全都亮着灯。在比勒小姐看来，它就像一艘抛了锚的巨大轮船，灯火通明，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和活力。左边延伸出一排低矮的玻璃墙建筑，那是新建的门诊部。几个病人正排着队无精打采地向入口处走去。

比勒小姐将汽车开向门房的问询窗口，摇下车窗，报上了自己的姓名。身穿制服、体态笨重的守门人傲慢地从小屋里走了出来。

“小姐是综合护士协会的吗？”他装腔作势地说道，“您从这扇门进来太遗憾了。护士培训学校在南丁格尔大楼，从温彻斯特路的大门进去大约只有100码远，我们一般到南丁格尔大楼都从后门走。”

他说话时态度虽然谦恭，语气里却大有责备之意，似乎在感叹对方竟如此缺乏判断力，给他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

“走这扇门总还能到学校吧？”

比勒小姐不想再回到商业街那片混乱的交通中去，也不想沿着院墙去寻找一扇自己不太确定位置的后门。

“当然可以，小姐。”从守门人说话的语气可以听出来，他认为只有顽固不化的人才会这样做。他俯在车门上，似乎他的指示会非常机密和复杂，但其实出奇的简单，南丁格尔大楼就在新建的门诊部后面。

“小姐，请走左边这条路，开过太平间，您就会到达住院大夫宿舍。然后向右转，在路的分岔处有一块路标，您一定错不了。”

这个不祥的断言看来是正确的。这家医院很大，里面绿树成荫，有像模像样的花园，也有草地和杂乱的树林。这让比勒小姐想起了一家有年头的精神病院，综合医院能有如此宽阔的场地倒是少见。几条路上都清清楚楚地标有路标，只有一条通向新建门诊部的左边。太平间倒是很容易便找到了，它是一幢丑陋的小房子，被巧妙地建在小树林中，矮矮地趴在那里。这种有意将其隔离的做法更使它成为不祥之地。医务人员的住处是新建的，一眼便能认出来。比勒小姐的思绪和平时一样陷入到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抱怨中，毫无理由地认为委员会总是将大夫安排得妥妥帖帖，而为护士培训学校提供的食宿却很不像话。就在这时，她看到了要找的路标。一块白漆木牌指向右边，上面写着“南丁格尔大楼，护士培训学校”。

她换了挡，小心翼翼地打着方向盘。新修的路弯弯曲曲，十分狭窄，路两边堆满了湿淋淋的树叶，连停一辆车的空地都没有。到处都湿漉漉的，显得十分荒芜。路两旁的树紧靠道路生长，强健、黝黑的树枝在道路上方交错，构成一道道筋肋，将路遮蔽成了一条黑洞洞的隧道。寒风时不时吹来，将雨水洒落在车顶，或是将一片树叶贴在挡风玻璃上。草地边缘挖出了一些花床，呈规整的长方形，就像一座座坟墓，边上还有一圈长刺的矮灌木。树下光线很暗，比勒小姐不得不打开车灯，前方的路被照得像一条油光发亮的缎带。她将车窗摇下，闻到一股菌类植物的甜香腐味，哪怕是浓烈的汽油味和温暖的乙烯味也不能将其掩盖。她感到自己正笼罩在一团朦胧的、怪异的寂静之中。突然，她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一种异乎寻常的时空游离感似乎将她带到了某个陌生的境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无法摆脱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这仅仅是一瞬间的念头，她迅即将它从头脑中清除出去，让自己想象不足一英里之外大街上那令人愉悦的喧闹声，相信生命与活力近在咫尺。可是刚才那番体验真是莫名其妙，让人扫兴。她对于自己方才病态而愚蠢的思想十分气恨，便摇起车窗，踩下油门。小汽车向前驶去。

转过最后一个弯，她突然发现南丁格尔大楼就矗立在眼前，惊讶得几乎踩在刹车上站了起来。这是一幢非常特别的建筑，一座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大厦，一座装饰华丽得超乎想象的城堡，四座巨大的角塔使其更加辉煌。在这个一月的灰暗早晨，整座大楼灯火通明。穿过了那条阴暗的道路后，它令人炫目地矗立在面前，就像她儿时读过的童话里的城堡。大楼的右端接出了一座庞大的暖房，这在比勒小姐看来似乎更应建在丘园【1】，而不是在一所看起来曾经属于私人的住宅里。暖房里的灯光比大楼里的要暗淡一些，但仍能透过它昏黄的玻璃看到绿叶茁壮的蜘蛛抱蛋属植物、猩红色的猩猩木以及一簇簇黄色和青铜色的菊花。

比勒小姐刚才在树荫下那一瞬间的惊慌，此刻完全在她对南丁格尔大楼的惊诧中消失了。尽管她对自己的品位很自信，但多少也会受到些古怪风尚的影响，她有点心神不定地想，如果是和别人一起，未见得能完全领略到大楼的美。她每看到一幢建筑物，总会想它是否适合办护士培训学校，这已经成了一种思维习惯。有一次在巴黎度假，她发现自己竟认为爱丽舍宫不值一顾，未免大吃一惊。作为一所护士培训学校，南丁格尔大楼显然完全不合格。她仅仅瞧上一眼，心中便顿然生出负面意见。它大多数的房间太大，哪有温暖舒适的房间来做首席导师、临床教员和学校秘书的办公室呢？而且要给大楼供暖到合适的温度，只怕极为困难。再说，那些凸肚窗看上去如画般美丽，会让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欣喜若狂，但也会把过多的光线挡在外面。更糟的是，这幢房子有些令人担心，甚至是令人恐惧的东西。人家常常请比勒小姐举办讲座，因此一些最令她得意的句子便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认为，当一名专业人员——不管这种强调是不是合适，比勒小姐总是要在“专业”二字下画上重点符号——踢开陈腐的看法和过时方式的绊脚石，艰难地进入20世纪时，把年轻学生们安顿在这样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里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此她在报告中会言辞激烈地提到应该建一所新学校。比勒小姐在踏进南丁格尔大楼之前已经在心里否决了它。

但是她受到的迎接无可挑剔。她登上楼梯的最高一级时，厚重的门便打开了，飘出一阵温暖的气息和一股新鲜的咖啡味，身着制服的女仆恭敬地站在一旁。在她身后，宽阔的橡木楼梯下，总护士长玛丽·泰勒款款走来。她背后是深色的细木嵌板墙壁反射的微光，就像是一幅涂上灰色和金色颜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她向比勒小姐伸出手。比勒小姐脸上漾出愉快的职业性微笑，重新打起精神，带着快乐和自信，走上一步向前迎去。对约翰·卡朋达培训学校注定会不幸的检查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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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塔里，总护士长的起居室内已经摆好了咖啡，比勒小姐在这里被介绍给首席导师希尔达·罗尔芙小姐和资深外科会诊大夫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这两个人她都久闻其名。罗尔芙小姐的到场是预料中的事，可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居然也准备抽出一上午，参加这次视察，让比勒小姐有点吃惊。他是医院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她原以为他会和其他委员一起来参加当天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讨论，自己要到那时才能看到他。一位资深的外科大夫来参加一次教学示范，这可不常见。他对学校抱有个人的兴趣，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15分钟后，四个人走下主楼梯，去一楼的示范室看那天的第一堂示范教学。

宽阔的镶木地板走廊只容得下三个人并排行走，比勒小姐夹在总护士长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两位高个子中间，感觉自己像是被两个大人护送的少年管教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走在她左边，他身穿会诊大夫的条纹工作裤，令人印象深刻。他身上发出一股剃须液的气味，比勒小姐甚至能从弥漫在空气中的消毒液气味、咖啡味和地板蜡气味中将其分辨出来。她觉得这种气味有点奇怪，但并不令人讨厌。三人中个子最高的是总护士长，她步伐安详而宁静，灰色制服套裙的纽扣一直扣到颈部，颈部和袖口处各用一根细细的白色亚麻布带子系住；谷黄的头发，几乎和她的皮肤颜色一样，很难区分。头发从她高高的额头一直往后梳，用一大块三角形的平纹细布紧紧束住。头巾的尾端几乎长及她的腰背。这方头巾让比勒小姐想起二战中军队护理部的护士长们，自那以后她很少再看见这种头巾了。但是它的简洁很适合泰勒小姐。她的那张脸，配上高高的颧骨和大而突出的眼睛——这双眼睛让比勒小姐有些不恭地想起带纹理的灰白醋栗——如果再配上更为保守的便宜头巾，就会有点不伦不类。比勒小姐能感觉到罗尔芙护士在他们身后紧紧地跟着，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被骚扰感。

科特里-布里格斯开口了：“这次流感爆发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不得不推迟抽回第二批人员，同时，我们认为第一批人员还需要再回到病房，这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

向来如此，比勒小姐想。病房每当出现危机，首当其冲的便是实习护士。她们的培训计划总是被打乱。这令她痛心，但此刻不是提抗议的时候。她含糊地应了一声表示默许。

他们走下最后一级楼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培训教员也都病倒了。今天上午的示范就由我们的临床指导教师梅维斯·吉尔瑞担任。我们不得不把她叫到学校来。当然，按正常情况来说，除了病房教学外她不得做别的事。让一位受过培训的指导教师在病房里将病人作为临床素材给女孩子们上课，这种指导思想相当新颖，只是病房护士们近来时间很紧。当然，进行封闭式培训的整体思想是新近才出现的。我在医学院做学生时，见习护士，我们当时这样称呼她们，完全是在病房里受教育，只在她们偶尔空闲的时候由医务人员给她们讲讲课。那时几乎很少有正规的教学。因此绝不会每年抽一段时间将她们从病房调出，到护士培训学校去上课。现在护士培训的概念已经变了。”

比勒小姐绝不会要求他解释临床指导教师的职责和课程，也不会去问护士培训方法的发展进程如何。她怀疑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已经忘了她是谁，这种初级的讲解只适合给医院管理委员会新来的委员听，他们一般对护士的培训一无所知，正如他们对医院其他情况的了解一样。她有一种感觉，外科大夫心里有事。或许这仅仅是他漫无目的的闲谈，内容与听者没有关系，也许他只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容不得有一刻听不见自己鼓动人心的说话声。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早些回到他的门诊病人身边，或是去病房查房，让视察工作不受他的干扰，这对各方都会更好些。

一行人穿过那间棋盘花纹地板的大厅，来到大楼正面的一个房间。罗尔芙小姐悄悄走上前去打开门，站在一旁让其他人进去。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让比勒小姐走在他前面。她立时有了一种自在感。尽管这个房间本身有一些异常之处——两扇大窗户的彩色玻璃上溅上了污点；大理石铺砌的巨大壁炉有雕像支撑着的壁炉架，雕像太过精致，衣褶也雕了出来；三根日光灯管使高高的模制天花板显得有点俗气——但它还是让比勒小姐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是一个惬意、亲切的世界。这里有与她的职业相关的全套器具：一排排玻璃橱柜，里面摆放着闪闪发亮的精密器械；墙上挂着血红的血液循环图和未必精确的消化过程图；黑板上还残留着上一次讲课未曾完全擦去的粉笔灰；示范教学用的手推车，上面放有盖着亚麻布的盘子；两张示范床，一个真人大小的模特枕着枕头躺在其中一张上；一架必不可少的人体骨架悬吊在架子上，那是一副衰老的骨架，显出一派孤独、凄凉的景象。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止血剂和消毒水的浓烈气味。比勒小姐像个瘾君子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管她后来从这间房子里挑出什么缺点来，在这股有点震慑人的气氛中，仍使她觉得再没什么比这满满当当的教学设备、灯光和家具更亲切了。

她向学生们和教师们微微一笑，以此来给她们安心和鼓励。房间一边早已摆好了四张椅子，她在其中一张上坐下。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正要手忙脚乱地大献殷勤，为女士们拉开坐椅，泰勒总护士长和罗尔芙小姐连忙不动声色地在比勒小姐身旁静静坐下，一边一个。这一行人的到来虽然事先已安排好了，看来还是引起了护士们的一阵困窘不安。课堂上有人视察时，很难营造自然的教学气氛，但是看着一个导师费好长时间才将班上的秩序建立起来总是一件有趣的事。根据比勒小姐的个人经验，一个一流的教师哪怕是在炸弹袭击时也能抓住全班学生的注意力，哪会在乎一个综合护士协会视察员的视察呢？但是她感觉到梅维斯·吉尔瑞小姐看来不会是这类杰出而勇于奉献的教师。这个姑娘——或者说这个妇人——缺乏某种威信。她脸上有一股讨好的神气，似乎随时都会傻笑。对于一个应该将心思放在一种长期事业上的女人来说，她的化妆似乎过浓了一点。但毕竟她只是一个临床指导，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导师。她正处于困境中，全教室的人都在近距离地望着她，比勒小姐决定不要过于苛刻地评判她。

课堂上正准备进行给病人插入胃导管的练习。扮演病人的学生已经在一张示范床上躺下，她穿的检查服外围上了一件围涎，头搁在几个枕头上，两边各有撑架支撑。她长相平常，有着一张饱满、固执、奇特的成熟脸庞，毫无光泽的头发从高高的额头开始难看地向后梳着。她躺在刺眼的长条状灯下一动也不动，脸上看起来有点滑稽可笑，又奇怪地显得有些夸张，仿佛正全神贯注于某个秘密的世界，用她的意志力努力将自己与整个插管过程分离开。突然，比勒小姐感到这女孩也许在害怕，这个想法很可笑，可一直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突然发现自己极不愿意去看那张表情固执的脸。她对自己这种没来由的敏感十分生气，便将注意力转向护士导师。

吉尔瑞护士用眼光向总护士长表示了她的担心和疑问，从她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点头，便开始讲课。

“今天上午将由佩尔斯护士来扮演病人。我们刚刚已经拟定了病人的病史和情况。她是斯托克斯太太，今年50岁，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镇议会的一个废料收集员。她因治疗癌症而进行过喉切开术。”说完，她转向坐在她右边的一个学生说，“达克尔斯护士，请你描述一下斯托克斯太太迄今为止的治疗情况。”

达克尔斯护士开始尽职尽责地讲述起来。她是一个面色苍白、身材瘦弱的女孩，一开始说话，脸便难看地红了起来。听她说话比较困难，她自己知道这一点，便讲得十分清楚、详尽。比勒小姐想，真是一个谨慎认真的小东西，或许并不十分聪明，但是很勤奋，为人可靠。只是没有人去为她脸上的粉刺做点什么，真是可惜。当达克尔斯护士描述斯托克斯太太假想的病史时，比勒小姐脸上一直保持着明亮的微笑，显示出一种职业的兴趣，她还乘机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下班上其他的学生，习惯性地对她们的特征和能力一一暗自做出评价。

在这次流感中病倒的人看来不少。示范室里总共只来了七个女孩。站在示范病床两边的两个女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显然是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身体结实，脸色红润，古铜色的头发蓬松地在非同寻常的蓝色眼睛上方厚厚地堆起。她们帽子的冠状部分打了细褶，就像起皱的浅碟子一样，高耸在头上，向前凸出，白色亚麻布做的两个巨大的帽翼向后突起。比勒小姐从她的学生时代起便知道如何用两根有白色针尖的帽针玩出花样来，这种技巧能将这样一座不结实的古怪“大厦”牢牢地固定在蓬松而有弹性的头发上，她深谙此道。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制服式样过时，这让她觉得很有趣。几乎她所参观过的任何一家医院都已经不再使用这种带帽檐的老式帽子了，而是换成了更小一些的美式帽子。这种美式的帽子易于佩戴，价格更便宜，洗熨也方便。有些医院甚至发放一种用后就扔的纸帽，令比勒小姐甚感遗憾。但一般来说，医院对于自己的护士制服总是刻意保护，不愿意随便加以更改，约翰·卡朋达医院显然是墨守成规的，甚至连它的制服套裙样式都有点老气。只见这对双胞胎从粉红色的方格花布袖子里伸出了长着斑点的丰满手臂，比勒小姐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她们裙子的长度一点也不向如今时髦的式样和风气退让，强健的双脚上穿的也是一双黑色低跟系带鞋。

她很快地扫了一眼其他学生，看见一个安静的、戴着眼镜的女孩，她有一张长相平凡但显得聪明的脸。比勒小姐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她会很乐意让这样一个女孩在任何病房里工作。在她旁边的是一个深色皮肤、紧绷着脸的女孩，脸上化妆过浓，且明显摆出一副对示范教学不感兴趣的神气。相当一般，比勒小姐想。比勒小姐喜欢使用这类不太时尚的形容词，并且准确地知道这些形容词的意思，用起来泰然自若，这曾经令她的上级尴尬过。她常说的一句话“护士长收到一个模范的女孩”，意思就是这个女孩出生于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中等学校教育，她穿的裙子起码要长过膝盖，对于当实习护士的荣耀和责任有清醒的认识。班上最后一名学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那头亚麻色的头发藏在帽子里，帽檐低低地压在眼眉上，这是一张生气勃勃、具有时代感的脸。比勒小姐想，她太漂亮了，足可以上征兵招贴画。但不知怎么的，这却是她最不会挑上的一张脸。正当她思考这其中的原因时，达克尔斯小姐的陈述已经结束了。

吉尔瑞护士长说：“那好，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病人术后的问题，她已经严重营养不良，此刻还不能正常进食，这时候应该怎么做，护士？”

“通过插胃管或是从直肠喂食，护士长。”

回答问题的是那个深色皮肤、面容沉静的女孩，从她说话的声音听得出来她在小心翼翼地压抑着自己，不表现出任何热情甚至是兴趣。肯定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姑娘，比勒小姐心想。

学生中发出一阵低语，吉尔瑞护士长扬起眉毛，表示疑问。那个戴眼镜的学生说：“不能通过直肠进食，护士长。直肠无法吸收足够的营养，只能通过口腔或是鼻腔插管进食。”

“说得对，戈达尔护士，这正是外科大夫为斯托克斯太太开的医嘱。请继续说下去，护士，讲一下你的每一个步骤。”

双胞胎中的一个将推车向前推了一步，将盘中的所需器械一一展示：装有用来清洗口鼻的小苏打混合剂的药罐、聚乙烯的漏斗、装在漏斗上的8英寸管子、连接器、润滑剂、肾形碗，碗中放着压舌板、舌形镊子和张口器。她拿起一根雅克式食道管，它摇摇晃晃地悬挂在她那长有雀斑的手上，像一条黄色的蛇，令人恶心。

“很好，护士，”吉尔瑞护士长鼓励道，“现在开始喂送。你要给她喂什么？”

“就是热牛奶，护士长。”

“假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病人呢？”

双胞胎犹豫了。

“我们可以加上可溶性蛋白质、鸡蛋、维生素制剂和糖。”戴眼镜的学生果断而平静地说。

“对，如果插管时间超过48小时，我们必须确保所喂饮食有足够的热量、蛋白质和维生素。食物的温度你打算保持在多少度，护士？”

“接近人的体温，38摄氏度，护士长。”

“对。现在由于你的病人意识清醒，能自主吞咽，我们打算从口腔给她喂食。不要忘了鼓励你的病人，护士。向她简单解释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记住这点，姑娘们，在没有向病人交待清楚要做什么之前，不要开始做任何护理步骤。”

比勒小姐想，她们三年级了，这一点应该已经知道了。这对双胞胎照理足以照料一个真正的病人，现在却很难将护理步骤向她的同学们解释。她们努力压抑着喉中要发出的格格笑声，向僵硬地躺在床上的人低语了几句，几乎是将食道管强行推入她口中。佩尔斯护士仍然死死地向前盯着，用左手去摸那根管子，将它向自己的口中送去，然后闭上眼，开始吞咽。她喉部的肌肉一阵痉挛，然后憋住呼吸，又开始吞咽。管子变短了，示范室内鸦雀无声。比勒小姐知道自己感觉很不舒服，却说不出原因。在学生身上进行插管实验或许不常见，但也不是没有。在医院里，由大夫来插管、由护士担任病人的角色更为常见。从自己身上了解，总比从一个病重的病人身上了解情况要好些，再说用示范模特来代替活人并不能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程度。在她自己的护士学校里她就曾扮演过一次病人，那时她就发现吞咽那根管子比预想中容易。她用一种下意识的同情看着佩尔斯护士的喉部吞咽着、抽搐着。虽然已经过了30年，她仍然清楚地记起当年的情景：当管子滑过柔软的腭部时，她感到了一股突然生起的寒气，对于管子的易于吞咽微微感到吃惊。但是现在躺在床上的那个脸色苍白、身体僵硬的人身上有着某种悲哀和不安，只见她双眼紧闭，像婴儿般啜吸，那根细细的管子向上弯着、扭曲着，就像是在她嘴角蠕动的一条虫。比勒小姐感觉到自己正在观看一场无端的刑罚，这整场示范教学就是一场暴行。有一刻她不得不压抑住一种要提出抗议的冲动。

双胞胎中的一个正将一个20毫升的注射器接在管子的尾端，准备抽出一些胃液来检测管子是否已到达胃里，女孩的双手相当镇定。房间里面安静得不可思议，也许这只是比勒小姐一个人的感觉。她的眼光向泰勒小姐扫过去，只见总护士长的目光死死盯在佩尔斯小姐身上，她微微皱着眉，嘴唇上下翕动着，身子在椅子里扭动。比勒小姐猜想她可能有什么话要嘱咐，但总护士长并未出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坐在椅中探身向前，双手抓着膝盖。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不是佩尔斯，而是盯着滴管，仿佛对食道管的微微摆动入了迷，粗重的呼吸声连比勒小姐都能听见。罗尔芙小姐坐得笔直，双手松松地交叠在衣服的下摆上，黑色的眼睛毫无表情。但是比勒小姐发现这双眼睛并没有盯着躺着的女孩，而是盯在那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学生身上。有一瞬间这个学生回看了她一眼，同样毫无表情。

操作喂食工作的双胞胎之一显然对于胃管的末端安全到达胃里表示满意，她将漏斗高高地举在佩尔斯护士的头上，开始慢慢地倒牛奶混合液，让它流入管中。全班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此时事情发生了。随着一声似乎不是出自人类的恐怖尖叫，佩尔斯护士像是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猛地从床上抛起，一秒钟后她又落下，头还枕在那几个枕头上，一动不动。接着她跳下床，踉踉跄跄地弓身向前走，就像一个拙劣的芭蕾舞演员在舞蹈，手在空中徒劳地乱抓，似乎疯狂地想要去抓那根管子。她一直在不断地尖叫，那叫声就像是号召人们去罢工的汽笛声。比勒小姐惊呆了，几乎没来得及记住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那双冒着白沫的嘴唇，只看见那女孩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痛苦地翻滚，身体扭成一团，前额触地，整个身子因疼痛而抽搐着。

有一个学生尖叫了起来，一秒钟内全班没有一个人动。然后大家便一窝蜂地向前扑来。吉尔瑞护士长用力去拉管子，将它从女孩口中拔出，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张开双手果断地走进混乱的人群。总护士长和罗尔芙护士长向正在抽搐的女孩弯下身将她围住，挡住了他人的视线。然后泰勒小姐抬起头，四处找寻比勒小姐。

“你能否照看一下学生们？隔壁有一间空房，把她们都集中到那里去。”

她尽量想保持平静，但是这危急情况使得她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请快一点儿。”

比勒小姐点点头，总护士长又向全身痉挛的女孩弯下身去。尖叫此时已经停止了。紧接着便是哀怜的呻吟声和鞋跟不断击打木地板发出的可怕响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脱下上衣，将其扔在一边，卷起了袖子。

4

比勒小姐暗暗对自己说着鼓励的话，一边护送着学生穿过大厅。有一个学生——她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提高了嗓门问：“她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出了什么麻烦吗？”但没有人回答她。她们在惊吓中昏头昏脑地冲进隔壁房间。这个房间在大楼的后部，形状有点怪异，很显然是从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原休息室中隔出来的，现在用作首席导师的办公室。比勒小姐第一眼便看见了一张办公桌、好几张绿色的钢制公文柜、写得密密麻麻的记事板、一块挂了各种钥匙的小木钉板、一面几乎全被一张图表贴满的墙，表上标明了教学计划和每个学生的进展。一道墙把有竖框的窗子分为两半，使办公室的比例变得不均衡，也使光线变得昏暗，使用起来极不方便。一个学生咔嗒一声打开了电灯开关，中间的日光灯管开始闪烁发亮。比勒小姐心想，这对于一个首席导师来说真的是最不合适的房间了，对任何其他导师也一样。她心里仍固执地抱定这样一个想法：房间首先要使人舒适。

她想起了来这里参观的目的，得到了暂时的安慰，但是那个可怕的场景立刻又出现在眼前。这几个像没头苍蝇似的学生紧张地挤成一团，站在房间中央，似乎连动一动都做不到了。比勒小姐的眼睛飞快地将房间扫视了一圈，只看见三张椅子。有一刻她感到很困窘，不知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女主人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不知道该如何安顿她的客人。这种忧虑并不是完全没来由的。她总得设法叫她们不去想发生在隔壁的事，安慰她们，引导她们放松心情。看来她们的隔离会挺漫长。

她绽开笑容说道：“来吧，我们把护士长的办公桌推到墙跟前，四个人可以坐在那上面。我就坐办公椅，剩下两个可以坐安乐椅。”

至少这也是活动。比勒小姐看见那个瘦瘦的、金发碧眼的学生在发抖，便将她按在一张安乐椅中坐下。那个深色皮肤、老是绷着脸的学生立即坐了另一张。“就让她去照料第一个吧。”比勒小姐心想。她又忙着去帮其他的学生擦干净办公桌，将它推到墙跟前。要是她能让她们中的一员去拿些茶来就好了！尽管她在理智上同意还有更现代的办法静心安神，但比勒小姐仍然坚信温暖的、甜甜的浓茶的效力。可是没有办法，不能惊动厨房里的工作人员。

“让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她用鼓励的语气说道，“我是穆丽尔·比勒女士。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我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我知道你们一些人的名字，可是还不能完全搞清楚谁是谁。”

五双吃惊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她，一时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那个最为比勒小姐看好的学生——她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很平静地对她们一一做了介绍：“这对双胞胎是莫琳·伯特和雪莉·伯特。莫琳早出生两分钟，身上的雀斑多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更加容易区分她们俩的特征了。挨着莫琳的是朱丽亚·帕多。坐在安乐椅上的是克丽斯汀·达克尔斯，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是戴安娜·哈泼。我叫玛德琳·戈达尔。”

比勒小姐从来就不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便习惯性地在心里再默记了一遍。伯特双胞胎长得健康、快乐、生气勃勃，要记住她们的名字很容易，虽然还分不清哪一个是哪一个。朱丽亚·帕多是个漂亮的女孩，名字也好听。她相当有魅力，如果一个人喜欢白皮肤、金发、碧眼、猫儿一样妩媚的姑娘，那她可够得上这个标准了。比勒小姐微笑着看着那双迟钝的紫罗兰色眼睛，断定即使不是所有的男人，也一定会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她。至于玛德琳·戈达尔，一个好听的名字，一个明白事理的好姑娘。记住戈达尔这个名字应该不困难。而克丽斯汀·达克尔斯，麻烦就在她身上。这个女孩在进行简短的示范时脸色就不好，现在看来几乎快要崩溃了。她的皮肤不好，这对一个护士来说是少见的；现在更是血色全无，这使得她的嘴唇周围和额头上由于肿痛发炎长出的小斑点更加明显。她深深陷入安乐椅中，缩成一团，细瘦的双手交替摩擦着围裙，又一把将它抓住。达克尔斯护士在这群人中受影响最大，这是肯定的。或许她曾经和佩尔斯护士之间有过特别的友谊。比勒小姐出于迷信飞快地在心里做了一个时态上的修正，或许她就是佩尔斯护士最要好的朋友。要是她们能给这女孩一杯热茶提提神就好了！

哈泼护士的唇膏和眼影在变得煞白的脸上显得俗不可耐，她突然说道：“喂送的食物中肯定有什么东西。”

伯特双胞胎同时向她转过身去。莫琳说：“当然啦！有牛奶。”

“我的意思是牛奶之外的东西。”她犹豫了一下，“譬如说，毒药。”

“绝不可能！我和雪莉今天早上从厨房的冰箱中拿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新鲜的牛奶。柯林斯小姐在那里看着我们拿的。我们把牛奶放在示范室里，直到示范开始才把它倒进量瓶，对吗，雪莉？”

“是的，那是一瓶新鲜牛奶，我们是在大约10点钟拿的。”

“那你不会错把什么东西加进去了吧？”

“什么东西？当然没有。”双胞胎齐声说，声音里充满了坚定的自信，几乎毫不犹豫。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何时做的，比勒小姐看出没有人能够动摇她们的自信。她们不属于那类会让不必要的内疚折磨自己，或为了不合情理的怀疑而烦恼的人。这些内疚和怀疑对于不是很敏锐的人影响很小，只会给富有想象力的人带来苦恼。比勒小姐觉得自己太了解她们两个了。

朱丽亚·帕多说：“说不定有人乱动了食物。”

她压低了眼皮，将她的同学扫视了一圈，带着一种挑衅的味道，又觉得有一点好玩。

玛德琳·戈达尔平静地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帕多护士耸耸肩，噘起嘴，藏起一个神秘的浅笑。她说：“碰巧呗，或许只是开个玩笑，又或许是有意干的。可这是蓄意谋杀！”她的话里表示了一种怀疑。

莫琳·伯特笑了起来：“别傻了，朱丽亚，谁会想谋杀佩尔斯？”

没有人回答，这个逻辑明显是无懈可击的，无法设想有人会要谋杀佩尔斯。比勒小姐明白了，佩尔斯属于那类天生不会冒犯他人的人。她也绝不是那种会激起别人无尽的仇恨，以至于要杀她的人。

戈达尔护士却冷冷地说：“佩尔斯生前可不是叫每一个人都喜欢的。”

比勒小姐惊奇地瞧了这女孩一眼，这句话从戈达尔护士口中说出来可有点怪。这种情况下，她的态度有一点麻木不仁，未免让人觉得不解。这与她的性格不符。她还注意到她使用了“生前”二字——有一个学生不希望看到佩尔斯活过来。

哈泼护士坚定地重申道：“说这是谋杀真是太傻了，没有人想杀掉佩尔斯。”

帕多护士耸耸肩：“或许这不是针对佩尔斯来的。今天本来是由约瑟芬·法伦扮演病人的，不是吗？排班表上是法伦的名字，如果不是她昨天晚上生病了，那今天躺在示范床上的就该是法伦了。”

她们都沉默了。戈达尔护士转身向比勒小姐说：“她说得没错，我们是严格按照排班表轮流来扮演病人的，今天上午确实不该轮到佩尔斯。但是约瑟芬·法伦昨天晚上被送到病房去了，你大概也听说了，我们这里流感传播得很厉害。排班表上下一个名字就是佩尔斯。佩尔斯于是顶替了法伦。”

比勒小姐一时陷入茫然无绪之中。她觉得她应该中止这场谈话。她的责任就是把她们的心思带离这场事故，是的，这的确是一场事故。可她不知该怎么办。此外，找出事实真相对于人们来说又是一种可怕的诱惑，对她自己就一直是如此。或许就让孩子们沉迷于这种独立调查的乐趣之中，总比让她们坐在那里进行极不自然又毫无效果的谈话要好一些。她看到孩子们的震惊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半带羞怯的激动，因为她们能够追踪这场悲剧的起因，当然，只要它是别人的悲剧。

朱丽亚·帕多用镇静自若又略带孩子气的声音继续说道：“所以说如果这场阴谋确实是针对法伦的，发起阴谋的人便不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是吗？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法伦今天上午不会来扮演病人。”

玛德琳·戈达尔说：“我认为人人都知道，无论如何，南丁格尔大楼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吃早饭时我们已谈得够多了。”

她们再一次沉默，低头思考这个新出现的情节。比勒小姐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次没有人提出抗议，说没有人想要杀法伦。接着莫琳·伯特说：“法伦不可能病得那么厉害，今天早上她来过大楼这里，就在8点40分过后。我和雪莉早饭后正要进示范室时看见了她从边门溜出来。”

戈达尔护士尖锐地问：“她穿了什么衣服？”莫琳对于这个明显不相干的提问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便裤，她的大衣，她平常戴的那块红色头巾，那又怎样？”戈达尔护士显然大吃一惊，却极力将这种震惊掩饰住。

她说：“昨天晚上我们把她送到病房去时她就匆忙地穿上了这几件衣服。可是她不应该离开病房的呀，那太傻了。她进病房时烧到了39.8摄氏度，幸好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曾看见她。”

帕多护士若有所指地说：“很好玩，对吧？”没有人回答她。的确有趣，比勒小姐想。她回想起她从医院开车到护士培训学校的过程，一路上湿淋淋的，那条路又曲折，很显然树林里应该有条近路可以抄过去。但是一个生病的女孩在一月的清晨走这样一段路，的确奇怪。一定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使她回到南丁格尔大楼。毕竟，如果她真的需要从房间里取什么东西的话，没有理由不找别人帮忙。任何一个学生都会很乐意穿过这段路去替她送到病房。就是这个女孩今天上午本应扮演病人，从逻辑上推导，她本应在隔壁的房间，躺在那一堆管子和亚麻布中间。

帕多护士说：“有一个人知道法伦今天上午不会扮演病人，那就是法伦自己。”

戈达尔护士白着一张脸，眼睛横扫过来看着她：“如果你有心要犯傻，有意恶毒，我想我不能阻止你。但如果我是你，只要达不到造谣的目的，我就会闭嘴。”

帕多护士似乎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甚至还有一点高兴。看到她满意地偷着乐，比勒小姐决定停止这种谈话，她正试着转换一个话题，只听见达克尔斯护士从安乐椅的深处发出微弱的声音：“我不舒服。”

这立即招来一片关心和问候。只有哈泼护士没有起身去帮她。其余的人都将她团团围住，很高兴有机会能做些什么。戈达尔护士说：“我来送她去楼下的卫生间吧。”

她扶着那女孩走出房间，令比勒小姐吃惊的是，帕多护士也跟她一起去了。当她们一边一个扶着达克尔斯护士时，很显然已经忘记了刚才产生的敌对情绪。房间里只剩下比勒小姐、伯特双胞胎及哈泼护士，大家又一次沉默无语。比勒小姐已经吸取了教训，她刚才已经不可原谅地失职了。再不要谈论什么死啊、谋杀啊之类的话题了。既然在这里她们由她负责，她也可以让她们干点什么。她板起面孔看着哈泼护士，邀请她描述一下肺萎陷的征候、症状和处理方法。

十分钟后，离开的三个人都回来了。达克尔斯护士仍然面色苍白，但镇静了下来。倒是戈达尔护士面有忧色。她似乎按捺不住自己，说：“卫生间里的那瓶消毒剂不见了。你们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瓶。它一向是搁在那小架子上的。我和帕多都找不到它。”

哈泼打断了她那令人心烦的话，但她的陈述很详尽、很有价值，她说：“你是指那瓶看起来像牛奶一样的混合液？昨天晚饭后它还在那儿。”

“那也有很久了，有人今天早上去过那间卫生间吗？”

很明显，没有人去过，她们互相默默地对视着。

正在此时门打开了，总护士长平静地走了进来，把她身后的门关上。双胞胎从书桌上滑下来，上过浆的亚麻衣裳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她们凑近了仔细听。哈泼护士动作粗鲁地站了起来。她们全都转身向着泰勒小姐。

“孩子们，”她说，这出乎意料的温柔称呼在她开始说话之前就已经将真相告诉她们了，“孩子们，佩尔斯护士几分钟前去世了。我们还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但是一旦发生了这种不明原因的事情，我们就不得不去叫警察。医院秘书正在打电话。我要你们拿出勇气来，显出明白事理的样子。我知道你们也会如此做。在警察到来之前，我想我们最好不要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收拾起你们的课本，戈达尔护士会把你们带到我的休息室去，在那里等着。我会去叫一些浓浓的热咖啡来，很快就会送到你们那里去。明白了吗？”

“是的，总护士长。”一片低沉的咕哝声。

泰勒小姐又转向比勒小姐。

“十分遗憾，恐怕您也得留在这儿了。”

“当然，总护士长，我十分明白。”

她们二人的目光越过学生们的头顶，在一种迷惘的推测中相遇了，表达的只有无言的同情。

“这必定是有史以来最短暂的视察了。我到底该对综合护士协会说什么呢？”

比勒小姐事后回忆，发现她恢复正常思绪之后想起的第一件事竟是如此的不关痛痒、如此的老套，未免觉得有点可怕。

5

几分钟前示范室内的四个人就已经站直了身体，面面相觑。他们面色苍白，已经筋疲力尽了。希瑟·佩尔斯死了，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用医学标准来衡量，她都已经死了。五分钟前他们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但还是默不作声，固执地施行抢救，似乎仍然有一线希望，希望那颗脆弱的心会再一次跳动起来。为了抢救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已经脱去了上衣，背心的前襟浸透了血液。他注视着衣服上厚厚的血渍，皱着眉头，鼻子也挑剔般的皱缩起来，仿佛血液是一种和他很难相容的东西。按压心脏的动作已经做得混乱而无效。科特里-布里格斯做起它来格外的混乱，总护士长心想，这些抢救措施能证明是对的吗？来不及将她搬到手术室去了，吉尔瑞护士长拔掉那根食管的举动看来是个遗憾。或许这个动作只是一种很本能的反应，但它也许让佩尔斯失去了唯一的机会。管子要是还插着，他们至少还可以立即给她洗胃。他们试了一次，准备将另一根管子从她的鼻腔插进去，但是她那痛苦的抽搐使得无法插管，而现在她连抽搐都停止了，已经太迟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不得已打开了她的胸腔，试试留给他的唯一抢救措施。他的英勇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然而这些努力只不过是一种遗憾罢了，它使得尸身血肉模糊，显得那么凄惨，使得示范室像一座屠宰场一样发出恶臭。这些举措要是在手术室里做就好一些，可以通过合乎规范的科学程序来完成，直至庄重地盖上裹尸布。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这是一次非正常死亡。喂食里放的不是牛奶，肯定是别的东西。很显然大家应该和我有同感。我们最好去叫警察。我去找苏格兰场，碰巧我在那里有熟人，他是一个副厅长。”

他总是有熟人，总护士长心想。她感觉有必要反对他。震惊之余，她未免有点生气，火气没来由地全冲着他去了。她平静地说：“要叫的是地方警察，我认为该由医院秘书来干这件事。我这就去打内线电话叫哈德逊先生过来。如果有必要，他们会通知苏格兰场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现在就去找他们。这个决定应该由警察局局长来做，而不是我们。”

她小心地绕过蜷伏的罗尔芙小姐，朝墙上挂着的电话走去。首席导师仍然屈膝跪在地上。总护士长心想，她看起来倒像个维多利亚式情节剧中的人物。只见她双眼郁积着怒火，一张脸煞白，她那带皱边的帽子下，漆黑的头发有一点儿蓬乱，双手散发出一种气味。她将双手慢慢地翻转过来，用一种超然的、探究的兴趣察看着手上的血迹，似乎很难相信这些血是真实存在的。她说：“如果这真是一桩可疑的谋杀案，我们要不要把尸体搬开？”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道：“我可不想搬动尸体。”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她留在这儿！”吉尔瑞小姐带着哭腔抗议道。

外科大夫双眼瞪着她：“我亲爱的女士，这姑娘死了！她死了！尸体放在哪儿有什么要紧？反正她没有了感觉，一点也不知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跟我来这一套关于死亡的多愁善感的话。有伤尊严的是我们都得死，而不是我们的尸体会怎么样。”

他粗鲁地转过身来，向窗户走去。吉尔瑞护士长动了一下，好像是要跟着他过去，却在近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像一头抽着鼻子的动物那样轻轻哭了起来。没有人注意她。罗尔芙护士长站直了身子，双手举在胸前，就像护士在手术室中的规范动作一样。她走到屋角的洗手池边，用胳膊肘轻轻推开水龙头洗手。一架壁挂式电话机前，总护士长拨通了一个五位数的电话号码。他们都听到了她平静的说话声。

“是医院秘书办公室吗？请找哈德逊先生，我是总护士长。”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道：“早上好，哈德逊先生，我现在在南丁格尔大楼一楼的示范室。能否请你立刻过来一下？是的，非常紧急。恐怕发生了一件可怕、悲惨的事，需要你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不，最好不要在电话上讲，谢谢。”她将听筒搁了回去，平静地说：“他马上就过来。恐怕他也得把副主席给惊动过来，不巧的是马库斯先生此刻在以色列，但是应该首先通知警察局。现在我得上其他学生那里去。”

吉尔瑞护士长正力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用手帕大声地擤着鼻涕，然后将手帕放进制服的衣袋中，抬起一张弄脏了的脸。

“对不起，太令人震惊了，就是它，太可怕了，发生了这样一件恐怖的事情，让我失去了控制。这是我第一次带班！我就当着大家的面，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那些学生还坐在那儿，就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一场意外。”

“意外？护士长？”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从窗户旁边转过身，大步向她走过去，将他那公牛般的头颅靠近她的脑袋。他的声音刺耳，语气里透着一股轻蔑，一字一句将话直喷到她的脸上：“一场意外吗？你认为那有腐蚀性的毒药进入胃导管里是一场意外吗？或者一个头脑正常的女孩会选择那样一种特别可怕的方式去自杀吗？行了！行了！护士长，为什么不诚实一次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场谋杀！”

第二章   在午夜悄然离世【2】

1

1月28日，佩尔斯护士死后的第16天，星期三，天已经很晚了，在南丁格尔大楼二楼的学生起居室内，达克尔斯护士正在给她母亲写信。她每周三写一次，每次总是准时写完，赶上星期三傍晚的那一趟邮轮。但是这一次她却打不起精神，定不下心来写这封信。她已经向脚边的废纸篓里扔了两个纸团，现在她又开始重写。

她坐在窗边双胞胎姐妹之一的书桌前，厚厚的窗帘正扫在她的左胳膊上，将阴湿的黑暗挡在窗外。她的前臂弯曲，护住了笔记本。在她对面，台灯灯光照在了玛德琳·戈达尔低着的头上。因为离得很近，达克尔斯护士能清楚地看见她头发缝间干净的白色头皮，能闻见洗发液里几乎难以觉察的消毒剂气味。戈达尔面前放着两本打开的课本，她正在做笔记。达克尔斯护士怀着一种怨恨的嫉妒心想，她总是那么聚精会神，不管是屋内还是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分神。令人钦佩、无忧无虑的戈达尔有信心将约翰·卡朋达期末考试最优成绩的金奖牌拿到手，最终将它别在她毫无瑕疵的围裙上。

达克尔斯护士被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可耻的强烈敌意吓了一跳，她相信这种敌意一定已传达到了戈达尔身上，惊慌地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低着的脑袋上收回，打量着房间四周。她在这所学校学习快三年了，对这个房间再熟悉不过，但她很少注意它在建筑和装修上的细节。今晚，她却以一种格外客观的眼光看待它，仿佛这房间与她，还有她的生活毫不相干。房间太大，谈不上舒适宜人，装修似乎使它有了一些奇特之处，年深月久，这些奇怪的东西便与房间融为一体了。它曾经必定是一间华丽的客厅，但是墙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贴壁纸，现在只刷了油漆，已经破败不堪，据说要等有钱的时候再重新装修。装饰华丽的壁炉上面有大理石的雕刻，周围镶有一圈橡木，现在里面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煤气炉，样子古怪而丑陋，但效果很好。它咝咝作响，散发出的巨大热气甚至能送达房间的每一个黑暗角落。精致的红木桌靠在远处墙边，桌上胡乱放着一堆杂志，这张桌子好像就是约翰·卡朋达本人遗留下来的。但它已经被刮擦得失去了光泽，上面不断落下灰尘，却很少擦拭，桌面上一圈圈的花纹已是伤痕累累。在壁炉的左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台现代的大电视机，这是医院好友团赠送的礼物。它的正对面是一张蒙着印花装饰布的巨大沙发，弹簧已经塌陷了，旁边还有一把扶手椅。其他的坐椅和医院门诊部的一样，但是现在由于太旧、太破败，连病人都不想去坐。发白的木扶手污秽不堪，彩色的乙烯塑料座板也已经变形，向下凹陷了，壁炉里的热气使它们发出难闻的气味。有一张椅子是空的，那张红色座板的椅子是佩尔斯护士以前总喜欢坐的。由于瞧不上其他人挤在沙发中的那股亲热劲儿，她宁愿坐在这张椅子上，与围在电视机前的那一群人稍稍分开，做出一副极不感兴趣的样子看着电视，仿佛她随时可以不看似的，这对她是一种乐趣。她偶尔也会将视线移向膝上的书本，好像看电视这种愚蠢的娱乐让她不堪忍受一般。达克尔斯护士心想，佩尔斯护士总是有一点不受欢迎，让人感到压抑。如果没有那个身材笔直、总是爱吹毛求疵的人在场，这间起居室的气氛就会更加放松一些、愉快一些。但是现在只剩下一把空着的椅子，凹陷的座板使它看起来更糟糕。达克尔斯护士但愿自己有勇气走过去，将这把椅子转过来，与那些围在电视机前的椅子摆在一起，然后若无其事地在那块下陷了的座板上坐下来，将那个让人压抑的阴影永远驱走。她不知道其他学生是否也有同感，又不能去问她们。你看那对双胞胎姐妹，在沙发的角落里挤成一团，正在看着陈旧的警匪片，难道她们就真的像她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深深地被电视吸引了吗？她们俩都在织厚厚的毛衣，这是她们冬天要穿的。她们的手指不停地织着，眼睛却盯着屏幕。还有法伦护士，她正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中，一条套着裤子的腿正漫不经心地搁在扶手上晃动。这是她休病假后第一天回到学校，她的脸看起来仍然有点苍白，也变尖了。她的心思就真的放在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主角身上吗？她呆呆地看着那个可笑的家伙，他戴着一顶高高的、镶着宽缎带的软毡帽，肩上垫着厚厚的衬垫，沙哑的声音时不时地伴着枪声响彻整个房间。又或者她对那张空着的红椅子、那下陷的座板，以及那被佩尔斯护士的手磨圆了的扶手也有一种病态的感受？

达克尔斯护士不禁打了个寒战。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9点30分。屋外风声正起，今夜将狂风大作。从电视机难得有的安静间隙中，她能听见树枝发出的沙沙声和叹息声，能想象出树叶最后轻轻落在草地上和小径上的景象，这些会使得南丁格尔大楼陷入一片寂静和落寞之中，愈发显得孤寂。她强迫自己又拿起笔，真的必须写了！不久就是学生们就寝的时间了，她们一个个道过晚安后会离开，只留下她一个人勇敢地面对灯光昏暗的楼梯和远处黑暗的走廊。当然，约瑟芬·法伦还会留在这儿，她不看完所有的夜间电视节目是不会去睡觉的。看完电视后，她会独自一人上楼去准备她夜间喝的热威士忌兑柠檬水。人人都知道法伦这个不变的习惯。可是达克尔斯护士觉得不能独自面对法伦。从起居室到寝室的那一段可怕的路上，法伦是她最不愿意找的伴。

她又开始写信。

“妈妈，请不要为谋杀的事担心。”

她一看到纸上写的字，便知道这明明是不可能的，这让她受到打击。无论如何她得避免使用情绪化、血腥气的字眼。她又改写道：“妈妈，当你看到我下面写的事情时，请不要担心。真的没有必要。我十分安全和快乐，没有人真的相信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显然有一些人认为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要不然警察为什么会在这里？认为毒药进入牛奶是源于意外，或者认为佩尔斯——这个敬畏上帝、谨小慎微、基本上还有点迟钝的佩尔斯——会选择这种特别痛苦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想法都很可笑。她继续写：“当地刑事调查部的警察来过了，但是这几天他们不常来了。他们对我们学生很和善，我想他们没有怀疑任何人。可怜的佩尔斯没什么人缘，但是如果说这里有人要谋害她，那简直太荒谬了。”

那些警察真的待人和善吗？她不知道。他们当然行事规矩，非常有礼貌。他们说了许多安慰人的套话，强调与他们合作的重要性，说什么为了破解这起可怕的悲剧案子，一定要随时随地告诉他们实情，无论看到了多么细小、多么不重要的事情都不要隐瞒。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提高嗓门，没有一个人具有攻击性或恐吓性。可是他们全都让人害怕。他们在南丁格尔大楼出现，那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形象就像是示范室那扇上了锁的门，总是叫人想起那起悲剧事件而感到害怕。达克尔斯护士已经发现贝利检查员是他们中最让人害怕的。他是一个大个子，通红的满月脸，说起话来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气势，拿出一副长辈般的态度对待你，这与他那像猪一样的冰冷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看了不免心惊胆寒。他不断地盘问。她仍然记得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必须有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受得了那探究的盯视。

“我听说你是佩尔斯护士死后最为不安的人，也许她是你特别好的朋友？”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我甚至都谈不上了解她。”

“哦，这就奇怪了！你们当同学将近三年，这样在一起亲密地生活、工作，我认为你们全都应该相互十分了解。”

她极力解释：“某些方面是这样，我们知道彼此的习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人的方面。”

这个回答未免有点愚蠢。对于一个人的了解，除了作为人的方面，你还能知道什么？而且她说的也不是实话，她了解佩尔斯，非常了解。

“你们在一起相处得好吗？有没有发生过争吵或是类似的事情？有没有过不愉快？”

一个奇怪的字眼，“不愉快”。她好像又看见那个怪异的人形，痛苦地、踉跄地向前挣扎，手指在空中乱抓，那根细小的管子将她的嘴撑开，就像一个伤口。不，从来没有过不愉快。

“那么其他学生呢？她们也和佩尔斯护士相处得很好吗？就你所知，你们之间有没有相互厌恶？”

厌恶，这真是一个愚蠢的词。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她不知道，或许是好感？我们之间只有好感，她想，佩尔斯的好感。她回答道：“据我所知她没有什么仇敌。如果真的有人不喜欢她，也不会去杀她。”

“你们全都这样说。但的确有人杀了她，不是吗？除非这毒药不是针对她来的，她只是碰巧扮演了病人。你知道法伦护士那晚生病了吗？”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问到了那次可怕示范的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也问到了卫生间里的消毒剂。那个被擦去了指纹的空瓶很快就在大楼后的树丛中被警察找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那个一月的清晨隐身在黑暗中，从寝室或是卫生间的窗子把它扔出去。贝利也问了她从醒来后的那一刻起都做了些什么，以那种威吓的声音反复强调不得有所隐瞒、有所回避。

她不知道其他的学生是否也受到了惊吓。伯特双胞胎看来只是有点烦躁，表现得有点无可奈何。警察也只是偶尔传唤她们，她们服从的表示就是耸耸肩，不胜其烦地叫道：“哦，上帝，又来了！”戈达尔护士被传去询问时什么也没说，事后也什么都不说。法伦护士差不多也是什么都不说。听说她的情况稍好一些，能够见人时，贝利检查员便去病房找她谈了话。没有人知道那次谈话的情形，只是有人谣传说法伦承认罪案发生的那天清早回过南丁格尔大楼，但她拒绝说出这样做的原因。这倒像法伦的行事。此刻她已经回到了学校，但对佩尔斯的死只字不提。达克尔斯护士不知道她是否会提到它、什么时候提到它。她敏感地觉得每一个字眼里都潜藏着另一层含义，打起精神继续写信。

“那间示范室自从佩尔斯死后便再没有用过，但是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有一个学生离开了学校，那就是戴安娜·哈泼。佩尔斯死了两天后她父亲便来带她走了。警察似乎也不在意她离开。我们都认为她这样做有点傻，因为就要毕业了。但是她父亲并不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护士，她正忙着准备结婚，所以我想她也不把做护士当回事。除了她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打算离开。这里真的没有任何危险，所以，亲爱的妈妈，请别再为我担心，现在我跟你说说我们明天的计划。”

写到这里就没有必要再打草稿了，下面写起来很容易。她将写好的部分看了一遍，决定就这样了。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接着写余下的部分。她要赶在电视播完，双胞胎放下手中的毛线活去睡觉之前写完这封信。

她飞快地、潦草地继续写着，半个小时后，信写完了。看到电视里的大屠杀已经结束，大家都在拥抱言和，她长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戈达尔护士取下她看书时戴的眼镜，抬起头，合上了书。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朱丽亚·帕多。

“我回来了，”她宣布，打了个哈欠，“真是一部糟透了的片子！有人要沏茶吗？”没有人回答，只有双胞胎将她们的编织针插进毛线球，顺手把电视机关上，和她一起走到门边。帕多如果发现有人也要沏茶，是绝不会自己动手干的，而双胞胎通常也就帮她沏上一杯。达克尔斯护士随着她们一起走出起居室时，回头看见法伦那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身影独自和玛德琳·戈达尔留在一起。她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对法伦说欢迎回到学校，问候她的健康，或者只是简单地道个晚安。但是话卡在了喉咙里，冲动一闪而过。她关上门，最后看见的就是法伦那苍白而独特的脸——她眼神茫然地盯着电视机，仿佛不知道屏幕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2

在医院里，时间的记录和衡量是按照各种不同的用途进行的。计算脉搏、血液或血浆的滴数计时用秒，记录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用分钟，记录人的体温起伏的图表和进行手术时间的长短都用小时。1月28日和29日的事件终于被记录在案时，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各当事人几乎都清楚知道那个特定时刻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他们也许选择不说真话，但他们一定知道事实的真相。

这是一个狂暴且变化不定的暴风雨之夜，狂风的力量甚至方向都时时在变化。22点时只不过是在榆树林中响起呜咽般的声音，一小时后突然升高为狂怒的渐强音。南丁格尔大楼周围高大的榆树在狂风的猛攻下被折断，发出咔嚓声，风在榆树丛中的呼啸就像魔鬼发出的狂笑。废弃的小路上，一堆堆饱浸着雨水的枯树叶本来是在缓缓移动，现在被撕裂成一块块，被狂暴的旋风刮起，升入空中，就像发狂的昆虫一样纷纷贴在黑色的树干上。医院顶楼的手术室内，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面对紧急情况表现出了沉着和冷静。他嘟囔着对助理专科住院大夫说，真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呀！然后便低下头再一次陷入沉思，想着如何解决这个外科手术难题：伤口的边缘在收缩，中间正在不断地抽动。在楼下的病房里，灯光昏暗，寂静无声，病人们在睡梦中咕哝着，翻着身，仿佛也意识到外面风正紧、雨正狂。放射室的工作人员从家里被叫出来，给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病人紧急拍片。完成后她将仪器重新盖上，把电灯关掉，心里想着不知她的小汽车在路上是不是会打滑。夜间护士悄无声息地在病床之间穿行，检查窗户，把窗帘拉得更紧，仿佛要把一些恐怖关在窗外。大门处的值班人在椅子里不安地扭动，然后站起来，活动一下他那冻僵了的腿，又在炉子里加了两块煤。他想到自己那间单独隔开的小屋子里去暖和一下。狂风每袭来一次，小屋子仿佛都要震动一下。

将近午夜时分，暴风雨减弱了，它似乎也意识到了诡异的时刻就要来临。这是一个死亡之夜，在这样的夜晚，人的心跳极慢，垂死的病人最容易坠入最后的解脱。最初是五分钟可怕的沉默，接着便是一种柔弱的、有韵律的呜咽声，风猛扑一下，又突然停止，在树丛中叹息，仿佛由于自己的暴怒而耗尽了力量。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做完了手术，脱下手套向更衣室走去。他一脱下手术服就从墙上取下电话打给南丁格尔大楼的护士室，要负责单人病房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回到病房来照料他的病人，在病人第一个小时的危险期加以监护。看到风已经停了，他很高兴——她可以独自穿过院子，就像从前她曾无数次接到他的电话后过来一样。现在他不必开车去接她了。

不到五分钟，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便坚定而缓慢地走在了树丛中。她的斗篷包裹在身上，就像一面旗子抽打着旗杆。她把斗篷的兜帽拉上，盖住了带褶边的护士帽。在这暴风雨短暂停息的间隙，周围出奇的宁静。她默默地走在浸透了雨水的草地上。通过厚厚的鞋跟，她能感到泥土饱吸雨水后的黏性。时不时有一根被狂风吹折的细树枝，挣脱了它与树干的最后一丝羁绊，嚓的一声，不经意地轻轻落在她的脚下。她把单人病房的一切安排好，然后帮助三年级的实习护士铺垫术后病人的病床，架好打点滴的支架，这时风声又起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将心思全放在工作中，没有再注意窗外的风暴。

0点30分刚过，正门处值夜班的门房阿尔伯特·柯尔盖特正对着晚报打瞌睡，忽然被一束横扫过门房窗户的灯光和一阵汽车的引擎声给惊醒。他想，这一定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那辆奔驰车，看来手术做完了。他以为汽车会从大门开出去，可是它却停了下来，响起了两声傲慢无礼的喇叭声。门房嘴里嘟囔着，将双手插进上衣口袋，走出门来。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下车窗，在风声中喊道：“我刚才想从温彻斯特路出去，可是有一棵大树横躺在路上，我想最好把这件事报告一下，赶快去竖个警示牌。”

门房把头伸进车窗，迎面扑来一阵昂贵雪茄的烟味和剃须膏、皮革的气味。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连忙往后微微缩了一下，以避开门房过于靠近的脸。门房说：“那一定是棵老榆树，先生。我明天一早就去报告这件事，今晚可不行，先生，这么大的风雨。”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起车窗，柯尔盖特立刻把头缩了回来。

外科大夫说：“今晚倒不必了，我已经在树枝上系上了我的白围巾。我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会有人走那条路。如果有，他们会看见那条围巾的。但是如果有人从你这里进去，你可以提醒他们一下。晚安，柯尔盖特。”

车身巨大的汽车嗡的一声开出了大门，柯尔盖特也走回了门房。他看了下壁炉上方的挂钟，公事公办地在他的本子上做了如下的记录：“0点32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报告一棵树倒在了通往温彻斯特路的路上。”

他重新坐下，拿起报纸正要看，突然想起来有点奇怪，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怎么会想要从温彻斯特路出去呢？那可不是他回家最近的路，他很少走那条路，一向都是从正门进出的。柯尔盖特推测他可能有温彻斯特路大门的钥匙。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有这家医院大多数地方的钥匙，但这还是有点怪。

将近2点时，南丁格尔大楼宁静的三楼，莫琳·伯特在睡梦中微微动了动，噘起湿润的嘴唇，语无伦次地嘟囔了些什么，醒来了。她感觉有点不舒服，便想起上床前喝了三杯茶，比平时多了两杯。她又躺了一会儿，睡意朦胧中还是感觉到了暴风雨的咆哮。她想再次设法入睡，但心中还是不踏实，直到终于对身体的不适忍无可忍，便去摸床头灯的开关。灯瞬间亮了一下，又灭了，这一下让她完全清醒了。她用脚摸索着找到了拖鞋，又将睡衣披在肩上，趿着鞋来到了走廊。当她轻轻地将身后的房门关上时，突然刮过一阵风，将走廊远处窗户上的窗帘翻卷起来。她走过去关上窗户，透过颤抖的树枝在窗玻璃上跳动的阴影，整个医院大楼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抛锚的巨大船只，病房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那些明晃晃的垂直灯管，上面的字是“护士长办公室”和“病室厨房”。她小心地关上窗户，带着睡意摇摇晃晃地摸着通道走进厕所，一分钟后她走了出来，又走进走廊，停下脚步，让眼睛习惯一下黑暗。楼梯上面模糊的阴影中，有一个更深的阴影独自向前移动，能看出是一个披着斗篷、戴着帽兜的身形。莫琳不是神经质的女孩，她在困倦中只是吃惊地意识到还有其他人也醒了，在四处走动。她立即认出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眼镜后面那两只有穿透力的眼睛在黑暗中直盯着她，护士长的声音出人意料的尖厉。

“你是伯特双胞胎之一，是吗？你在这里干什么？还有谁起来了吗？”

“没有，护士长，至少我觉得没有，我刚刚去了卫生间。”

“啊，知道了，只要大家都没事就好，我想暴风雨也许会吵醒你们。我刚从病房回来。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一个病人发了病，需要进行紧急手术。”

“是的，护士长。”伯特护士说，心里不知道她还要对自己说什么。她觉得奇怪，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居然不嫌麻烦地对一个实习护士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当护士长把她的长斗篷裹得更紧一些，脚步沉重地沿着走廊急匆匆向远处的楼梯走去时，莫琳有点茫然地看着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间在楼上，在总护士长的套间隔壁。她走到楼梯跟前的时候，转过身来似乎有话要说，正在这时，雪莉·伯特的房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蓬着红头发的脑袋探了出来。

“怎么不睡？”雪莉睡意朦胧地问。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向她们走来。

“没事，我刚回来，正要去睡。刚从病房回来。莫琳是起来去上卫生间，没什么好担心的。”

雪莉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担心或者之前曾经担心过的样子。她一路小跑着来到楼梯平台处，将睡袍裹紧，有点得意地说：“莫琳起来的时候我也醒了，我们从小就是这样。不信你去问问妈妈！”她带着一点睡意，走起路来还不太稳，对于家族的这点神通感到很得意。她关上了身后的房门，那股神气表明，既然她起来了，就待到天亮。

“这种刮大风的天气，再脱掉衣服睡是没有用的。我去沏点可可茶，要不要也给你来一杯，护士长？它会让你很快入睡的。”

“不用了，谢谢，我想我很容易睡着。你们尽量小点声，不要把别人吵醒了，别冻着了。”她又转身向楼梯走去。莫琳说：“法伦也醒了，她的床头灯亮着呢。”

她们三个都向走廊看过去，看见法伦房间的锁眼里透出一线灯光，穿过黑暗在对面布轴式的镶板上照出一小圈光晕。

雪莉说：“我们也给她带一杯，她大概醒了在看书。来吧，莫琳。晚安，护士长！”

她们一起拖着脚步，沿着走廊来到尽头的小杂物间内，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直在身后镇定地注视着她们。一秒钟后，她板起脸，毫无表情地转向楼梯，上楼向她的房间走去。

就在一小时后，整座南丁格尔大楼无人听到，也无人看到，暖房一块早已松动的窗玻璃不时地发出嘎嘎声，最终掉了下去，落在屋内的拼花地板上，摔得粉碎。风从那个窗户洞里穿过，就像一头猎食的野兽。冷风将柳条桌上的杂志吹得沙沙作响，又吹起棕榈树的叶子，轻轻摇摆蕨树的叶子，最后刮到了植物架子下方一个长长的白色食橱上。早在傍晚时分，橱门就被一个不顾一切的、急匆匆的访客打开过了，这个人已经将手伸入过小橱的深处。这扇门一整夜就这样敞开着，挂在它的铰链上一动不动，但是此刻风将它吹得轻轻摇摆起来，一开一合地晃着。它终于仿佛是玩累了，发出一声轻轻的闷响，断然地关上了。

南丁格尔大楼屋檐下的一切生灵全都入梦了。

3

达克尔斯护士被床头的闹钟声惊醒。钟面上微弱的荧光显示出6点15分。此时即使把窗帘拉开，室内仍然是一片黑暗。她知道射过来的那一片昏黄的亮光不是来自屋内，而是远处医院的灯光，医院夜间值班人员正在分发第一轮早茶。她又躺了一会儿，让自己慢慢醒过来，开始感受新的一天。昨夜尽管有暴风雨，她也曾醒过来几分钟，但总体而言还是睡得不错。她不禁感到一阵高兴，觉得有信心面对这一天。昨天晚上以及前几个星期凄惨、恐惧的心情似乎已经一扫而光，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由于过度疲劳和一时的压抑造成的。自从佩尔斯死了以后，她好比穿过了一个凄惨且毫无安全感的黑洞，而今天早晨，像发生了奇迹一样，她从那个黑洞中走了出来，重见光明。今天就像是孩提时代圣诞节的早晨；就像是回家过暑假的第一天；就像是热病刚过，一觉醒来，心情舒畅地看到妈妈就在身边——病后初愈，所有的抚慰都在前面等着呢。她又回到了熟悉的日常生活中。

明朗的一天在她面前展开，她想了想这一天里的期望和快乐。上午会有一堂药物学课，这很重要。她的药物学课程一直学得不好。喝过咖啡之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会给三年级学生上外科讨论课。像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外科大夫会不嫌麻烦地来为实习护士上课，这对她们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她有点怕他，特别害怕他那时不时发出的尖锐提问。但是今天上午她会很勇敢、很自信地站起来发言。下午医院的汽车会将她们送到当地的妇幼保健医院观看权威医务人员的实际工作。这对于将来想要当一名地区护士的人来说也很重要。她躺了几分钟，将这个令人满意的安排想过了一遍之后便起床了。她摸索到拖鞋，将脚伸了进去，穿上廉价的睡袍，沿着过道向学生杂物间走去。

每天早上7点整，都会有一名女佣叫南丁格尔的实习护士们起床，但是大多数学生在病房实习时已经习惯了早起。她们都将闹钟设在6点30分，给自己留出喝早茶和闲聊的时间。到得早的人已经来了。小屋通明透亮，气氛像家庭般温馨，里面总是散发出茶叶、沸腾的牛奶和消毒剂的气味。令人高兴的是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伯特双胞胎在那儿，由于睡意未消，脸部有点松松垮垮的，她们俩都裹着一件肥大的红色睡袍。莫琳带着一个手提式无线电收音机，调到了二台，正在跟着BBC早间音乐的切分音轻轻地扭肩摆臀。另一个伯特往托盘里摆上了两个大茶杯，正从饼干筒里搜寻饼干。另外在场的一个学生是玛德琳·戈达尔。她穿着一件老式的朴素睡袍，手里拿着茶壶，眼睛望着烧水壶，正等着第一股水蒸气冒出来。达克尔斯护士今天心情好，精神放松，本想将她们全都紧紧地抱住的。

“今天早上法伦在哪儿？”玛德琳·戈达尔有点懒懒地问。

法伦护士出了名的起得晚，但她通常总是第一个来沏茶，沏好茶后，便把茶端回去，躺在床上慢慢享受，这是她的习惯。她会一直赖在床上，直到最后时刻，但早餐时她会准时露面。然而今天早上，她个人专用的茶壶和配套的茶杯、茶碟仍然搁在食橱架子上，放在她那装中国茶叶的茶叶罐旁边。法伦喜欢喝这种褐色的发酵茶，也认为搭配着整套茶具饮茶更能为一天的学习和工作提神。

“我去叫她吧。”达克尔斯护士连忙说，她很高兴能帮点忙，渴望着做点好事来庆祝自己终于从前几个星期的紧张情绪中解放了出来。

“等一会儿，你可以从我的茶壶里给她倒一杯茶去。”莫琳说。

“她不喜欢喝印度茶。我去看看她醒了没有，跟她说水已经烧开了。”

有一刻达克尔斯护士想要为法伦沏杯茶，但是冲动马上就消失了，倒不是法伦为人不可捉摸、性格多变。有的人不喜欢用别人的东西，也不愿意别人动她个人用的东西。法伦的东西不多，但都比较贵、比较精致，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充分显示了她的个性，也显得有点神圣不可侵犯。

达克尔斯护士沿着通道几乎是跑着来到法伦的房间。门没有锁，这倒不叫她奇怪。几年前有个学生夜里病了，因为太虚弱，竟然不能爬过房间去打开房门的锁。从那以后，便有了一条规定，禁止女孩子们夜里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自从佩尔斯死后，有一两个人还是把门锁上了，如果护士长们起了疑心，她们也不说什么。或许她们自己夜里睡觉也上锁，觉得这样才睡得更安稳些。但是法伦没有怕过。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床头灯还亮着，但被调暗了，只有一道微光照在远处的墙上，使床笼罩在阴影中。枕头上有一缕黑发。达克尔斯摸着墙壁去找电灯开关。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按了下去，仿佛这样会使灯光轻柔地、慢慢地亮起来，照亮房间，免得法伦被强烈的灯光惊醒。房间被照亮了，没想到灯光这么刺眼，她眨了眨眼睛，然后轻轻地走到床前。她没有惊叫，也没有昏倒。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朝下看了一会儿法伦的身体，微微地笑了笑，似乎很吃惊。她毫不怀疑法伦死了。法伦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但是冰冷无神，就像是死鱼的眼睛。达克尔斯护士弯下身来，直盯着它们，仿佛希望它们重新变得明亮起来，或者只是徒劳地在她眼中寻找一抹自己的影像。然后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关掉了电灯，将房门从身后关上，离开了房间。她像梦游一样沿着过道摇摇晃晃地走着，双手扶墙，稳住自己的身体。

一开始，学生们没有注意到她的归来，然后三双眼睛突然盯住她，三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表现出疑惑不解的神情，仿佛在问：“怎么啦？”达克尔斯倚在门柱上，张开了嘴，却没有说话。她的喉咙似乎出了什么问题，整个下颌在不住地发抖，舌头粘在了口腔上，双眼却在向她们恳求。她们盯着她看了半天。声音终于从她的口腔中发出时，却显得异常平静，只是微微有点吃惊：“是法伦，她死了。”

她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一样微笑着，极为耐心地解释：“有人谋杀了法伦。”

房间里面空了，她一点也没意识到她们已经一齐冲向走廊，只留下她一个人。水壶尖叫起来，壶盖在水蒸气的冲击下扑扑地响着。她小心地关上煤气开关，皱着眉想心事。然后她慢慢地，就像一个被赋予了重大任务的孩子一样，拿下了茶叶罐、那个精致的茶壶，以及配套的茶杯和茶碟，轻轻哼着歌，开始为法伦准备早茶。

第三章   大楼里的陌生人

1

“病理学家来了，先生。”

一位刑警将他那一头短发的脑袋伸进房门，向房内看了一圈，抬起了眉毛，表示疑问。

亚当·达格利什警司正在仔细检查死亡女孩的衣服，听到声音转过身来，他那6英尺2英寸高的身躯极不舒服地挤在床脚和衣柜门之间。他看了眼表，10点08分。迈尔斯·赫里曼先生总是来得很快。

“好吧，费宁，劳驾他再等一会儿，好吗？只要一分钟，我们这里就完事了，然后才能让一个人出去，腾出地方让他进来。”

伸进来的头又缩回去了。达格利什先生关上衣柜的门，费力地从衣柜门和床脚之间挤出来。这里肯定再也没有地方能容得下第四个人了。指纹专家高大的身躯占据了床头桌和窗户之间的空隙，身子几乎弯成一只虾米，右手正在仔细地将木炭粉刷上一个威士忌酒瓶的表面，左手则捏住瓶塞旋转着。瓶子旁边有一个玻璃杯，上面有着女孩清晰可见的指印和其他痕迹。

“有什么发现吗？”达格利什问。

指纹专家停了一下，又仔细地看了看。“一套完整的指纹印出来了，先生，都是这女孩的，没发现其他痕迹。看来这个卖酒的家伙习惯在包装之前先擦一遍酒瓶。我们来看看酒杯上有什么，那会很有趣。”

他向酒杯瞥了一眼，提防着别人去动它。酒杯从女孩的手中落下，轻轻地悬吊在在床罩垂下的一角内。要等到拍完最后一张照片，他才能开始做检查。

他又弯下身来继续检查酒瓶。他身后苏格兰场的摄影师设法将照相机和三脚架放到右边的床腿处，达格利什注意到那是一架新的荷兰康宝相机。咔嗒一声，闪光灯亮过，死去女孩的影像向他们扑来，悬在空中，落在达格利什的视网膜上。它的颜色和形状渐渐显现出来，在那个冷酷的瞬间闪光中扭曲。长长的黑头发在白枕头的映衬下变成了一顶乱糟糟的假发；呆滞的双眼就是两个向外凸出的大理石珠子，好像正在发生的尸僵要把它们从眼窝里挤出来；皮肤又白又光滑，仿佛在拒绝人的触摸，看上去像是一层人造聚乙烯塑料膜一样，坚韧而不可渗透，整具尸体像一个怪异的玩偶，被随意地扔在枕头上。达格利什眨眨眼睛，抹去这个巫术般的影像，再次看着她时，她又变成了一个躺在床上的死女孩，不折不扣地死了。那个扭曲的形象又一次向他跳过来，僵直地浮在空中。这时摄影师用一架宝丽莱一次成像照相机拍了两张照片，给了达格利什，这才是他需要的。然后他们的工作便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张，完事了，先生。”摄影师说，“我这就让迈尔斯先生进来。”他把头朝门转过去。指纹专家满意地嘟囔着，用一把镊子从床罩中小心地举起那个酒杯，将它放在威士忌酒瓶旁边。

迈尔斯先生刚才一定是在楼梯平台那里等着，现在一路小跑着朝这里来了。他身材圆胖，硕大的脑袋上长着黑色的卷发，一双热情的眼睛小而亮，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印象。他随身带有一股音乐厅里的愉快气氛，还总是发出一种淡淡的汗酸味。让他等这么久他也并没有不高兴。对于迈尔斯先生，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天赋异禀的法医病理学家，或是一个业余的江湖游医，随便你怎么看，都不会使他动怒。他的名声很响，最近还被晋封了爵士，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坚持一个原则——不管他人地位多么低贱，决不随便得罪。他向就要走的摄影师和指纹专家打招呼，就像他们是老朋友一样，还直呼达格利什的教名，但是这些礼数他都做得很敷衍。他挪动着身躯挨近床边时，就像中了魔一样，已经全神贯注，无暇他顾了。

达格利什看不起他，将他看作一个食尸鬼，但是又承认很难找出一个不喜欢他的合理解释。在一个构造完美的世界里，有恋足癖的人无疑应该成为足病大夫，有恋发癖的人应该成为理发师，当然食尸鬼就会成为病理解剖学家。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却为数不多。迈尔斯先生对他人的暗讽从来都是坦然以对。他总是带着一种热情——甚至是快乐——去接触每一具刚刚过世的尸体，他那些以死亡为题的笑话传遍了半个伦敦城的大小餐馆。他是一个死亡专家，显然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达格利什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厌恶，便尽量避免与他来往，也毫不掩饰这种厌恶，但迈尔斯先生丝毫不以为意。他自视甚高，也就没有想到人家会不喜欢他，这种以为别人都会喜欢自己的天真反倒使他具有了一种魅力。对于他的想法、他公开承认的追求以及他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很多同事都深感遗憾，可是就连这些人也发现自己并没有像原先认为的那样讨厌他。据说女人们发现他很有魅力，或许他身上有一种病态的吸引力。很显然他是个有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这种人必定认为这个世界既然有了他们，就一定是个可爱的乐园。

他总是喜欢俯身在一具尸体上，嘀咕着表示不耐烦。他现在正是这样，用他那短而粗的手指，故作好奇、装腔作势地扯下那张床单。达格利什走到窗前眺望，透过树枝的间隙，他看见远处的医院仍然亮着灯，闪烁的灯光使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悬在空中的虚幻宫殿。他听见床单发出轻微的窸窣声。迈尔斯先生现在只能做初步的检查。只要一想到他正在用粗短的手指偷偷插进尸体上那些柔软的孔洞，任何人都会祈祷自己能够在床上安静地死去。真正的解剖工作要等到了太平间的尸台上才能进行，在那里，约瑟芬·法伦的尸体会被放在一个铝制的水槽上，水槽附有阴冷的排水暗沟。在那上面将对法伦进行系统的肢解，以法律的名义，或者以科学的名义，或者只是出于好奇，或者任何你愿意用的借口。事后，迈尔斯先生在太平间的助手就会将尸体再缝起来，赚几个基尼【3】，使它看起来稍稍体面一些，以免家人看见了过于悲伤——如果它有家人的话。他不知道法伦是否有法定的悲悼者，如果有的话，他们又是谁。表面上看来，她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没有照片，没有信件——能表明她和世上的活人有任何紧密的联系。

当迈尔斯先生正满头大汗咕哝着什么的时候，达格利什再次将整个房间扫视了一遍，只是小心避开了病理学家，不去看他。他知道自己这种吹毛求疵没有什么道理，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并不是验尸让他不安，而是刚才还是温暖的女性身体现在却要遭受这种不带个人情感的检查，这一点使他难以忍受。几个小时以前，她还具有知道羞怯的能力，还可以自己挑选大夫，还有权拒绝这双白得不自然的、热衷于探索的手。几个小时以前她还是活人，而现在她只是一堆死肉。

这是一个不愿受到任何打扰的女人的房间。房间里有必需的生活用品和几件经过仔细挑选的装饰品。看来她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一一开列了细目，买这些东西时也不吝惜金钱，但精打细算，绝不浪费。他想，铺在床前的小地毯应该不是医院管理委员会提供的那种。房中只有一幅画，是一幅水彩画的原作——罗伯特·希尔斯的一幅美丽、迷人的风景画，它正好挂在光照效果最佳的地方。窗台上唯一的小摆设是一座斯塔福特郡出品的陶瓷塑像——约翰·卫斯理在布道坛上宣教。达格利什将它拿在手中仔细打量，它十分完美，是一件收藏品。此外再没有一件哪怕是很小的用品——那种住在学校里的人会经常买来给自己提供舒适和安全的东西。

他走到立在床边的书橱旁，又检查了一次书籍，它们也是经过主人挑选的，从中可以透露出一点主人的心境。其中收藏了一些现代诗集，他自己的新作也在里面。一整套简·奥斯汀的小说，已经看得很旧了，但是用印度纸印制，皮革装订的；几本哲学书，是属于对学者和普通大众都有吸引力的那类，在这两者之间做了很到位的平衡；大约有二十本平装现代小说，有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康普顿-伯内特、哈特利、鲍威尔和卡里的作品。但大多数还是诗集。他看着这些诗，心想，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如果我们见了面，应该有共同话题。“每一个人的死都使我悲伤”，当然，这是多恩博士的诗。在一个挤满了芸芸众生的世界中，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人们过度引用格言，这已成为一种时尚。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才是一种社会需要。但是有些死亡事件更具有使他人悲伤的威力。多年来他第一次意识到一种多余的感觉，一种个人的、不合理的失落感。

他向前走了一步。床脚边是一个带有抽屉柜的衣柜，普通木头做的新鲜玩意儿，真正的劣等货；如果有人刻意要设计出一个丑陋的东西，在面积最小的房间里占据最大的空间，那就是它了。抽屉柜的上面是一个梳妆台，安着一面小小的梳妆镜，在镜子前面摆着她的刷子和梳子，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他打开左手边的小抽屉，里面放着她的化妆品。各种瓶瓶罐罐干净、整洁地排放在一个纸制小托盘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清洁霜、纸巾、粉底、粉饼、眼影、睫毛膏。看来她对化妆十分讲究。但它们每种都只有一件，没有试用品，没有一时冲动买的东西，没有用了一半不再用的，也没有丢弃的空管子。在管盖周围还凝结着残存的化妆品。这些东西仿佛在说：“这就是适合我的，这就是我要的，不多也不少。”

他打开右手边的抽屉，里面只有一个蛇腹形铁丝网文件夹。每部分都贴了目录。他用手指翻了翻里面的东西：一张出生证，一张受洗证，一本邮局存折，她的私人律师的姓名和地址。没有私人信件。他把文件夹塞到臂弯下。

达格利什走到衣柜前，再次检查起所有的衣服来。三条宽松裤，羊绒的无袖套领罩衫，一件鲜红色花呢冬大衣，四条裁剪考究、质量上乘的羊毛套裙。对于一个实习护士来说，这些衣服有点太昂贵了。

他听到迈尔斯发出最后一声咕哝表示了他的满意，便转过身来。病理学家站直了身子，正在脱橡皮手套。橡皮手套很薄，他就像在撕掉自己手上的皮一样。迈尔斯说：

“她大约死了十个小时了。我主要是从直肠的温度和下肢的僵硬程度来判断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推测，我亲爱的伙计。你知道这些东西也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我们要看一看胃容物，那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目前，从临床表征来看，我得说她死于午夜前后一小时内。当然，从常识判断，当她饮下那杯临睡前喝的酒以后便死了。”

指纹专家将那个威士忌酒瓶和酒杯留在桌上，此刻正忙着去看门把手。迈尔斯先生便围着它们忙活上了。他没去碰酒杯，只是低下头，将鼻子凑近杯缘。

“威士忌，还有别的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问自己的，我亲爱的伙计，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问自己的。第一，它不是腐蚀剂，这次也不是石碳酸。顺便说一句，我没有对那位姑娘做尸检，这件小事由瑞基·布莱克做，一件糟糕的差事。我猜你是在寻找这两起死亡案件的联系，对吧？”

达格利什说：“有这个可能性。”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这看起来不像是正常死亡。但是我们要等毒理学检查的结果。然后我们也许要记住一些事，这里没有窒息死亡的迹象，也没有外部暴力留下的印记。顺便说一下，她怀孕了，大约三个月。我得说，我用了一种很好的触诊子宫检胎法。自从我做学生以来，还不曾发现过这个征兆，当然，尸检会证实这个的。”

他明亮的小眼睛在房间里搜索着：“很显然没有装毒药的容器，当然，如果是毒药的话。没有留下自杀的遗书吗？”

“那也不是确定的证据。”达格利什说。

“知道，知道。但是大多数人都会留下一封小小的‘情书’。他们喜欢讲故事，我亲爱的伙计，他们喜欢讲故事。对不起，太平间的运尸车来了，如果你不再需要的话，我就得把她带走了。”

“我完事了。”达格利什回答。

迈尔斯等着，看着运尸工人将担架抬到房间里，迅速而利落地将死者砰的一声放进担架。他以一种神经质的焦虑忙前忙后地吩咐他们。他就像一个专家，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样本，必须小心监督着别人将它安全运输。真是奇怪，那堆毫无生气的骨头和僵硬的肌肉，生前曾经受到特别小心的照顾，如今一搬走，竟会使得这个房间如此的空寂和凄凉。达格利什以前看到尸体被运走时也曾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场面就像一个空空的舞台，道具被随意丢弃，失去了它们演戏时的意义，只剩下一个被吸干了一切的空间。刚死的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神秘魔力，人们当着他们的面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现在，她已经被搬走了。他留在这间房子里也没什么事可做，就让指纹专家留下来，继续对他的新发现拍照和做分析，自己走到过道里去了。

2

已经是上午11点了，走廊里仍然很暗，尽头有一扇窗户，从拉开的窗帘望出去，只见一片朦朦胧胧。墙上有三个装了沙子的红色消防桶和一个锥形灭火器，在雕花橡木镶板的映衬下闪闪发光。达格利什一开始只能分辨出它们的形状和颜色。承托这些消防桶和灭火器的铁环被野蛮地钉入板墙，旁边是一排雅致的灯饰，从背后的黄铜四叶形装饰中伸展出来，使这铁环显得极不协调。这些灯饰原来显然是用来装煤气灯的，但是现在被粗暴地改装了电灯，这种改装既缺乏想象力也没有任何技巧。黄铜部件也不再擦拭，精美的、弯曲成花瓣状的玻璃灯罩有的不见了，有的打破了。每一簇花瓣状的灯上都有一个单独的插座，可笑地接上了一个污秽的低瓦数灯泡，昏黄的灯光将阴影投射在地板上，照出一片模糊的幽暗。除了走廊尽头的那扇小窗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自然光。楼梯天井上方巨大的玻璃窗上是一幅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作，灰黄的玻璃上表现的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场景，几乎很难有采光的功效。

达格利什看了看与死者房间相邻的两间房。一间没住人，床上光光的，衣柜门开着，所有的抽屉全都拉了出来，里面用新的报纸垫过，像在表明这里的确无人居住。另一间有人住，看起来主人是匆忙离开的，床上的被子随意地掀开着，床边的地毯也卷起了一角。床头桌上放着一小堆课本，他随手拿起一本，翻到扉页，上面有“克里斯汀·达克尔斯”的签名。看来这就是那个发现死者的女孩的房间了。他检查了一下两间房之间的隔墙。墙很轻、很薄，是一种上了漆的硬质纤维板做成的隔墙，用手一敲便抖动起来，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他不知道达克尔斯护士夜里是否听见了什么。除非约瑟芬·法伦是突然死亡，死得无声无息，否则一定会有她痛苦的声音穿透这个根本不隔音的隔板。他急于要和达克尔斯护士面谈。他听说她之前受到惊吓，没有恢复过来，此刻正在护士的病房里。惊吓也许是真的，但即使她没有受惊吓，他也无法找她谈话。达克尔斯护士此刻正受到大夫们的有效保护，他们不让任何警察去询问她。

他又向前一路探查下去。在护士们的卧室对面是一排小浴室和盥洗间，它们是从一个大的四方形衣帽间接出来的，里面有四个浴盆，都挂着浴帘。每一个洗浴隔间里都有一个带有框格的小窗，上面镶着不透明的毛玻璃，安装的时候费了一番功夫，但现在打开它一点也不难。从窗户可以看到房子的后面及侧翼，每一个侧翼的下面都有一条砖砌的回廊，它们极不协调地从主楼延伸出来。看来建筑师已经用尽了哥特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的各种建筑风格，决心要采用更具沉思精神、更受基督教影响的建筑样式。回廊之间的庭院里，月桂树丛长得很高，由于无人修剪，它们长得异常茂盛，挨近了大楼，有些树枝几乎擦着下面的玻璃窗。达格利什看见几个模糊的身影正在树丛中搜索着什么，还能听见轻微的嘟囔声。那个装有杀死希瑟·佩尔斯的消毒剂的瓶子就是在这些树丛中发现的。很有可能第二个容器——里面装的东西同样致命——也会在午夜时分从同一扇窗子里被扔出来。浴室搁板架上有一把指甲刷，达格利什拿起它，从窗户里抛出去，它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落进了树丛。他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它的下落，只见一张欢快的脸从分开的树枝中出现了，一只手挥舞着和他打招呼，然后两个正在搜寻的警察又俯身消失在了矮树丛中。

接下来他沿着过道向走廊尽头的护士杂物间走去，发现马斯特森警官和罗尔芙护士长都在那里。他们正在查看面前工作台上一堆五花八门的东西，看起来倒像是正在玩记忆游戏。他们眼前放着两个挤干了汁的柠檬、一碗粒状的白糖、一大堆装了凉茶的各式有柄茶杯——茶水的表面起了皱，杯里还有茶渍——一把伍斯特产的精致茶壶，以及与之配套的茶杯、茶碟和牛奶壶。另外还有一张揉皱了的白色包装薄纸，上面印着“希瑟菲尔德，乔治大街149号斯卡恩索普酒类商店”，以及一张字迹潦草的手写收据，已经被抚平了，用两个茶叶罐压着。

“她昨天上午买的威士忌，先生，”马斯特森说，“幸运的是斯卡恩索普先生向来小心保存收据。这是账单，那是包装纸，由此看来，昨天她上床去睡之前就已经打开了瓶盖。”

达格利什问：“酒买来后放在哪里？”

这次是罗尔芙护士长回答的：“法伦向来将她的威士忌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马斯特森笑起来：“这不奇怪，这种酒光是瓶子就几乎值三英镑呢。”

罗尔芙护士长不屑地看着他：“我不觉得法伦会将这样的事挂在心上，她不是那种在意酒瓶子的人。”

“她花钱大方吗？”达格利什问。

“不，她只是不把钱当回事罢了。她之所以把威士忌放在房间里，是因为总护士长要求她那么做。”

但是她昨天却把它带到了这里，来调制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酒，达格利什心想，一边用手指轻轻搅动了一下白糖。

罗尔芙护士长说：“糖没有问题，学生们告诉我，她们沏早茶时都用了它。至少伯特双胞胎还喝了自己沏的早茶。”

“我们要把这白糖和柠檬一起送去实验室化验。”达格利什说。他拿起小茶壶上的盖子，看着里面。罗尔芙护士长回答了他心里未曾说出来的疑问，她说：“很显然，达克尔斯护士就是用它沏的早茶。这个茶壶当然是法伦的。再没有其他人会用伍斯特古瓷来喝早茶了。”

“达克尔斯护士是在发现法伦死了之前为她沏的茶吗？”

“不，是之后。我猜想那纯粹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反应，她一定是吓坏了，毕竟刚刚看到法伦的尸体。她不可能会想到要用热茶去治尸僵吧？即使是最好的中国茶也没这种效果。你可能想见见达克尔斯，但是得等一会儿，此刻她在病房。我想这事已经有人告诉过你了。她那间病房在侧翼的单间病室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正在照看她。这就是现在我在这里的原因。像警察一样，我们医疗工作者这一行也是等级森严的，每当总护士长不在南丁格尔大楼时，按照等级，就由布鲁姆费特来接替。照说应该由她来好好接待你，而不是我。当然你应该听说了，泰勒小姐去阿姆斯特丹开会，现在已在回家的路上了。她没想到会叫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去参加这个会议，这是她的运气，起码医院工作人员当中有一个高级别的人有不在场证据。”

达格利什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这件事，说起总护士长不在医院。他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有必要提到它，哪怕是三言两语也行，总要向他解释一下，或是表示抱歉。但罗尔芙护士长是第一个暗示这件事给泰勒小姐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据的人，至少是在法伦去世期间。

“其他的学生呢？”

“她们在楼下的小教室里，由我们的临床指导员吉尔瑞护士长给她们做个别辅导。我想她们看不进多少书，让她们活动活动会更好一些，但临时通知肯定来不及了。你要去那里看看她们吗？”

“不，以后吧，在佩尔斯护士去世的那间示范室里和她们见面。”

她瞥了他一眼，然后飞快地把眼睛转开，但还是让他捕捉到了她那吃惊的眼光，他认为那是表示不赞成。她原以为他会更敏感一些、更体贴一些。示范室自从佩尔斯护士去世后就没再用过了。第二场悲剧刚刚发生便在示范室接见学生，这会在她们的记忆中又增加新的恐怖。如果她们中有人神经易受刺激，这间教室就能起到这种刺激的作用。他就没想到用其他的房间吗？达格利什想，罗尔芙护士长和其他人一样，又想把凶手抓到，又只能用最为有教养的方式。他们想让凶手受到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又不能伤害其他人的感情。

达格利什问：“这个地方夜间是怎么锁的？”

“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吉尔瑞护士长每人负责一个星期。这个星期轮到吉尔瑞护士长了。护士长中只有我们三个是住在这里的。一过晚上11点钟我们就立刻给前门和厨房上闩、上锁。另有一扇小边门得从里面上闩，再上一把弹簧锁，如果有学生或工作人员不能按时进出，就给她一把那扇门的钥匙。另外就只有一扇门了，那是通向总护士长在四楼的套间的，她有一个专用楼梯，当然上的是她自己的锁。除此之外，就是防火安全门了，但它们一般都是从里面上锁的。要进这个地方不难。我想很少有学校像这样了。但就我所知，我们这里从来没发生过夜盗的事。顺便说一句，暖房里的一块玻璃掉下来了，好像副主席阿尔德曼·济里认为杀害法伦的凶手就是从那里进来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所有麻烦事都能找到相当不错的解释。可是在我看来，那块玻璃似乎是被风吹下来的。当然你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毫无疑问。”

他想，她的话太多了，这是受了惊吓或紧张不安最常见的反应。话多的人最能为讯问的人员利用，到明天她就要为自己的多嘴瞧不起自己了。她会变得极不配合，很难从她嘴里再掏出话来。同时她泄漏的信息太多，有些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那块打碎的玻璃当然得去看看，木窗框也得去查一查，看有没有人进去留下痕迹。但他觉得法伦护士的死不像是入侵者干的。他问：“昨晚有多少人睡在这儿？”

“布鲁姆费特、吉尔瑞和我。布鲁姆费特晚上出去了一段时间。我知道她是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叫去病房的。柯林斯小姐也在这儿，她是这里的女管家。这里有五个实习护士：达克尔斯、伯特双胞胎、戈达尔和帕多。法伦也睡在这儿，当然，如果法伦有睡的话。顺便说一下，她的床头灯整夜都亮着。夜里2点刚过，伯特双胞胎起来冲了可可茶，她们差一点也给法伦送去一杯。如果她们真的送了，你也许就会更清楚她的死亡时间。可是她们又想，她也许开着灯睡着了，即使看到可可，闻到了它的香味，被人叫醒也会使她不高兴。吃喝是这对双胞胎不变的爱好，但至少她们也长这么大了，知道不是人人都会有同一偏好，特别是法伦，也许她宁可一人待着，或者去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起来喝可可茶。”

“我想见见伯特双胞胎。院子里的情况怎么样？院门夜里是开着的吗？”

“正门有一个门房值班，那里是不上锁的，因为怕会有救护车进出。门房会盯住每一个出入的人。南丁格尔大楼到医院后门比到正门要近得多，但我们通常不去那里，因为那条路灯光很暗，走起来有点吓人。此外，从后门出去便是温彻斯特路，那条路离市中心几乎有两英里远。冬夏季，一到黄昏，就由一个门房锁上后门，但是所有的护士长和总护士长都有那里的钥匙。”

“护士们要是回来晚了呢？”

“她们可以走正门沿着主路进来，主路绕医院一圈。有一条路穿过树林，要近得多，我们白天走，它大概只有200码远，但是夜里走那条路的人不多。我敢说哈德逊先生——他是医院的秘书——可以给你看医院和南丁格尔大楼的平面图。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和副主席一起在图书馆里等着你呢，我们的主席——马库斯·柯恩先生在以色列。即使如此，这也算得上是一场欢迎会了。就连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也将他的门诊推掉了，来欢迎苏格兰场的人光临南丁格尔大楼。”

达格利什说：“那么，可否劳驾你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们？”这明显是一句打发她走的话。马斯特森警官似乎是想出来打个圆场，突然高声说：“罗尔芙护士长一直是在大力协助我们的呀！”

这个女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带着嘲弄的语气说：“协助警察？这句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我想我不会对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她们两个我谁都没杀。昨天晚上我到这里新开的一家艺术影院看电影去了。最近正在上映安东尼奥尼的系列电影。这个星期放的是《奇遇》。我直到晚上11点才进大门，然后就直接上去睡觉了，甚至连法伦的面都没见着。”

达格利什问：“你是一个人去看的电影吗？”

罗尔芙护士长犹豫了一秒钟，接着果断地说：“一个人。”

达格利什不胜厌烦地看出了她在撒谎，他接受了她这第一个谎言，心里想，在调查完成之前她不知道还要撒多少个谎，不管是无关痛痒的还是事关重大的。但现在不是讯问罗尔芙护士长的时候。她不会是一个好对付的证人。他的问题她都回答了，却带着一股毫不掩饰的怨恨。他不知道到底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工作叫她讨厌，抑或是任何男人都会让她生气，使她用这种轻蔑的腔调说话。她生气的时候，脸和情绪很相配，令人讨厌，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她的五官显得很坚强，也很聪明，但没有一丝女性的温柔。深陷的眼窝、漆黑的眼珠让这双眼睛很漂亮，可是却长在一对笔直的黑眉毛下面，眉毛又浓又黑，使这张脸有点难看。她的鼻子很大，鼻孔也张得很开，嘴唇的线条很细、很坚决，显得不屈不挠。长着这样一张脸的女人是绝对学不会与生活妥协的，或许她曾经尝试过，又放弃了。达格利什突然想到，如果以后证实她就是杀人凶手，她的照片最终公之于众，其他女人会起劲地从她那张毫不妥协的面具上寻找堕落的标记，会公开表示她们对此毫不吃惊。尽管有些生气，但他又突然可怜起她来，这是人们对长相难看的人会产生的一种复杂感情。他迅即转身走开，免得她会看见他脸上突然生出的怜悯之情。他知道这会让她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当他又转过身来正式向她道谢，感谢她提供的帮助时，却发现她已经走了。

3

查尔斯·马斯特森警官身高6英尺3英寸，肩膀很宽，肌肉发达，身材结实，走起路来却十分灵活，行动准确得令人惊讶，控制得恰到好处。一般人都认为他长相英俊，他自己尤其这样认为。他有一张表情坚定的脸，嘴唇性感，双眼半睁半闭，看起来特别像一个著名的美国电影演员，是那种粗豪的硬汉代表。达格利什偶尔觉得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说话常常会带一点美国口音，使得自己看起来更像。

“好吧，警官，你刚才有机会看过这个地方，也和一些人谈过了，那么就把情况告诉我吧。”

每逢达格利什说出这样的话，他的下属就会感到一阵恐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句话意味着此刻警司期待听到一个清楚、简洁、准确、措辞文雅而全面的罪案报告。这份陈述应该将迄今为止所有人提供的明确事实全部包括在内。明白你自己想要说的是什么，又能用最简洁、最恰如其分的语言去表达，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在警察中是不多见的，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达格利什的下属多半会抱怨说没想到语言能力会是进入伦敦警察厅的资格证书。但是马斯特森警官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畏惧。他有他的弱点，但是缺乏自信可不在其中。他很高兴能参与这个案子的调查。警察厅里的人都知道达格利什警司不能容忍一个傻瓜，他对愚蠢的定义是独特而明确的，马斯特森尊敬他是因为达格利什是警察厅最出色的警探。在马斯特森看来，成功是真正唯一的衡量标尺。他认为达格利什很有才干，但并不等于说他认为亚当·达格利什和他查尔斯·马斯特森一样能干。大多数的场合，他从内心里不喜欢达格利什，在他看来要探究其中的缘故似乎是无益的。他甚至怀疑这种反感是相互的，但这也没有特别让他担心。达格利什不是那种因为不喜欢某个下属，便破坏其前程的人，他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也可说是公平的，他会将荣誉归于应得的人。尽管这样，还是要审时度势，马斯特森决定好好观察观察。一个小心翼翼计划着往上爬的野心家，如果不尽早明白反对上司是愚蠢至极的，那他就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了。马斯特森不打算这样做。但是在这场友好的战役中，能从上级那里得到哪怕一点点合作倒也不错。他只是不能确定是否能得到它。他说：“我将分别谈谈两名死者的情况，长官，第一个受害者……”

“你为什么像在报告一桩谋杀案，警官？我们在使用‘受害者’这个词之前，一定要确定死者是否是一个受害者。”

马斯特森重新开始：“第一名死者……死去的第一个姑娘是一名21岁的实习护士，名叫希瑟·佩尔斯。”他继续讲述迄今为止众所周知的两个女孩的死亡情况，小心避免使用太多明显的警察行话，他知道他的上司听到这些行话是会大动肝火的。他还努力压制自己，不让自己把刚才听来的关于胃内喂食的事情讲出来，这是他费了大力气才从罗尔芙护士长那里一点一点榨出来的。尽管不情愿，她还是对其做了全面的解释。他最后说道：“所以，长官，有如下的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一名或两名死者都是自杀的；第二种情况是一名或两名死者都是死于意外事故；第三种情况是第一个死于谋杀，但她不是要谋杀的对象；第四种情况是有两桩谋杀，它们都有各自确定的受害者。这真是一个复杂的选择，长官。”

达格利什说：“还有一种情况，即法伦是正常死亡。在拿到毒理学报告以前，我们要先于事实进行推理。但是此刻，让我们把这两起死亡事件都当作谋杀来对待。好了，我们到图书馆去吧，看看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4

图书馆很容易找，它位于二楼，就在实习护士起居室的隔壁，门上有一块大大的油漆标牌。这是一间天花板很高、很漂亮的房间，一面墙被三扇装饰华丽的凸肚窗完全占满了，另外三面墙边都是书，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只空出了房子的中央。沿窗摆放着四张桌子，房内还有两张难看的沙发，分别放在石砌的壁炉两边。壁炉里一个老旧的煤气炉发出凶险的咝咝声，似乎在表示欢迎。壁炉前的两排日光灯管下，有四个人聚在一起低语，仿佛在谋划着什么事情。一见到达格利什和马斯特森走进来，他们一齐转过身，警惕又好奇地看着来客。达格利什对于这样的情形早已十分熟悉，这种眼光里面往往混合着兴趣、理解和希望。这是一桩谋杀案中的主要人物与一个外来者的首次见面。这个研究暴力死亡的外来专家已经来到他们中间，他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到这里来展示他那招人反感的才华。

接着沉默被打破了，僵在那里的几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有两个人达格利什已经见过——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和医院的秘书保罗·哈德逊，他们俩迎上前来，脸上堆起了客套的笑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显然在任何场合都要突出自己的重要性，他做起了介绍。行业秘书雷蒙德·格鲁特懒懒地伸出手握了握。他有一张略显阴郁的脸，现在由于苦恼皱起了眉头，那表情就像一个马上要哭出来的孩子。他那一头银丝般的头发一缕缕地盖在高高凸起的额头上。达格利什想，他或许没有看起来这么老，但必定临近退休的年龄了。

高高的、佝偻着身体的格鲁特旁边站着的是阿尔德曼·济里。这人看起来像一条意气扬扬的猎狗，长着姜黄色的头发，身材矮小，面目狡猾，双膝像一个赛马师一样外翻。他穿着一套方格花呢西服，衣服式样本来就糟糕，完美的裁剪更强化了这种糟糕。这使他看起来有点像儿童喜剧里的人形动物，达格利什几乎以为自己握在手里的就是一只爪子呢。

“你来了，真是太好了，警司，来得这么快。”他说。

话刚说完，他立刻意识到这话说得有点蠢，长长的姜黄色眉毛下的眼睛急切地看了一眼他的下属，似乎对他们的假笑表示轻蔑。只有行业秘书显出觉得丢了脸的样子，仿佛是自己失礼了。保罗·哈德逊转过脸去，免得人家看见他忙不迭藏起来的一个偷笑。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达格利什一到医院，便对他留下了办事干练、威信十足的印象。然而现在副主席和行业秘书的存在显然封住了他的嘴，他的表情似乎在为自己的忍让作辩解。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目前恐怕还不能期待有任何消息，是吗？我们看见太平间的运尸车走了，我还和迈尔斯·赫里曼谈了几句。当然目前他还不能表态；如果说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他会感到吃惊的。这姑娘是自杀的，我早就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达格利什说：“还没有什么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一时沉默无语。副主席发现场面有点尴尬，便夸张地清了清喉咙，说：“你当然会需要一间办公室。我们地方上的警察每天是从警察局到这里来工作的。他们真的一点也不麻烦我们，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他微微有点得意地看着达格利什，似乎并不指望警察厅的人也会同样地与人方便。

达格利什简洁地回答：“我们想要一个房间，能否在南丁格尔大楼为我们安排一间呢？如果可以的话，那是再方便不过了。”

这个要求似乎使他们有点惊慌。行业秘书踌躇着说：“如果总护士长在就好了，我们不清楚哪一间房是空的。她不久应该就会回来。”

阿尔德曼·济里烦躁地说：“我们不能凡事都等她来。警司要一间房，去帮他找一间吧。”

“正好一楼有一间罗尔芙小姐的办公室，就在示范室隔壁。”行业秘书垂下悲伤的眼睛看着达格利什，“你当然已经见过罗尔芙小姐了，她是我们的首席导师。如果罗尔芙小姐能暂时搬到她秘书的房间。巴克菲尔德小姐因感冒休假了，所以她的办公室是空的。不过有点小，而且只有一个食橱，但是如果护士长……”

“就让罗尔芙小姐把她要用的东西都搬出来吧。搬运工会来帮她搬文件柜的。”阿尔德曼·济里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喊道，“行了吧？”

“如果它有单独的出入口，又能适当隔音的话。门上要有锁，能够容得下三个人，有一部直拨外线电话，我想这样就行了。如果还有自来水，那就更好了。”

副主席面对这一系列难应付的要求，情绪倒是缓和下来了。他犹豫不决地说：“一楼罗尔芙小姐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小衣帽间和一间卫生间，那也可以拨给你们使用。”

格鲁特先生的悲伤更深了。他的眼睛扫过来看着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似乎在寻求一个同盟。但是外科大夫在这几分钟内却令人不可理解地一直保持沉默，好像不愿意迎接他的目光。此时电话铃响了。哈德逊先生显然很高兴能有机会活动身体，跳起来接了电话。他转过身对副主席说：“是《号角报》，先生。他们要你亲自接听。”

阿尔德曼·济里果断地抓住听筒。他决定重振威风，准备由自己来掌控局面，做这种事情则完全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谋杀案也许不是当前要他来处理的事，但是老练地和地方报纸打交道，这事他做起来得心应手：“我是阿尔德曼·济里，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是的，伦敦警察厅已经派人来了。受害者？啊，我想我们就不要谈什么受害者了。目前还不是时候。法伦，约瑟芬·法伦。年龄？”他将手盖住听筒，转过身来问行业秘书。特别奇怪的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给出了回答。

“31岁10个月，”他说，“确切地说，到今天为止她比我整整小20岁。”

阿尔德曼·济里对于这个信息一点也不吃惊，他又转向听筒。

“她31岁。不，我们还不清楚她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我们正在等验尸报告出来。是的，警司达格利什。他现在在这里，但他很忙，不能接电话。我希望今天晚上在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到时验尸报告应该出来了。不，没有理由怀疑是谋杀。警察局局长出于谨慎请来了苏格兰场的警察。不，就我们目前所知，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绝没有任何联系。很悲痛，是的，非常悲痛。如果你愿意下午6点左右再来电话，我也许会有更多的消息奉告。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法伦护士今天早上7点刚过时被人发现死在自己床上。她很可能是死于突发的心脏病。她刚得过流感。不，没有留下字条，没有那一类的东西。”

他听了一会儿，又用手盖住听筒，向格鲁特转过身去。

“他们问起亲属，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她一个亲属都没有。法伦是个孤儿。”这次又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回答的。

阿尔德曼·济里转告了这个情况，将话筒放回原处。他带着恶意，笑着看了达格利什一眼，目光中混杂着报复和警告的意味。达格利什听到他说把伦敦警察厅叫来是出于谨慎，觉得很有意思。这倒是一个关于警察厅责任的新概念，他感觉这一点不大可能骗得过地方报纸的记者们，更不可能骗得过伦敦的记者们，他们马上就会到现场来。他不知道医院将如何应对公众的关注。如果这种询问得不到阻止，阿尔德曼·济里只怕会需要一些忠告了，但有的是时间来做这件事。现在他得摆脱他们，开始进行调查。这些来自社会的开场节目永远是耗费时间的麻烦事。不久又会有一个总护士长要应付、要讨教，甚至可能要对抗。行业秘书在没有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不愿意有进一步的行动，由此看来，她似乎是个强硬的人物。他还没有考虑如何巧妙地使她明白，在这个调查中只容得下一个强硬人物。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刚才一直站在窗前，注视着窗外被暴风雨摧残过的花园，此时他转过身，使自己从思考中回到现实。他说：“我恐怕不能再在这里耗费时间了，单人病房里有个病人要去看，然后还得查房。今天上午晚些时候我本应该给学生们上一堂课，现在也不得不取消了。济里，还有什么我能做的事吗？”

他对达格利什不理不睬。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个忙人，现在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件琐事上了。这无疑是有意做给人看的。达格利什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拦住他，虽然制伏他的傲慢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但他现在没时间做这件令他着迷的事，还有更重要的急事要处理。

正在此时，他们听见一阵汽车的声音。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转身走到窗前向外看，但是没说话。房间里的其他人僵住不动，然后仿佛是受一股共同力量的驱使，他们都转身面对房门。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周围沉默了几秒钟，紧接着拼花地板上传来一阵急速的脚步声。门开了，总护士长走了进来。

达格利什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极具个性，带着一种随意的高雅气质和显而易见的自信。她身材高挑，身段苗条，没戴帽子，淡淡的蜜金色皮肤和几乎是同样颜色的头发。头发从高高的额头上往后梳，在脑后盘成一个复杂的发髻。她穿着一件灰色花呢大衣，一条鲜绿色的围巾在颈下打了个结，手上提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和一个小旅行箱。她一言不发地走进房间，把箱子放在桌上，脱下手套，将这一小群人默默地扫视了一遍，仿佛是在观察一群证人。达格利什本能地注意到了她的手，手指很白、很长，慢慢变细变尖，骨节却非同寻常的粗大。她指甲剪得很短，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巨大的蓝宝石在华丽的镶嵌底座上和指关节形成了对比，熠熠发光。尽管这个想法有点离题，他也不禁好奇她工作时是否会脱下戒指，如果是，她又是如何将它从那虬结的指关节上脱下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简单地打了个招呼：“早上好，总护士长。”然后便向门边走去，站在那里像个心烦的客人，似乎急于离开。其他人都将总护士长围住，气氛忽然轻松了下来，大家低声向她介绍了情况。

“早上好，警司。”她的声音深沉，带点儿沙哑，与她本人一样很有个性。她似乎一点也不认识他，然而他意识到了她那对突出的绿色眼球迅速将他扫视了一遍——她在打量他。她的握手坚定、冰冷、非常短暂，就好像是在手心里飞快地碰触了对方一下，仅此而已。

副主席说：“警察想要一个房间，我们想或许罗尔芙小姐的办公室能给他？”

“太小了，我认为。而且不够独立，太靠近大厅了。如果达格利什先生用二楼的来客休息室和它隔壁的衣帽间，会好一些。那房间有锁。综合办公室里有一张带锁的办公桌，可以把它搬上去。那样的话，警察们就会有一个私密的地方，会尽可能少受学校工作的干扰。”

立刻便有一片表示同意的附和，男人们看起来情绪放松了。总护士长对达格利什说：“你还要一间卧室吗？要不要在医院睡？”

“那倒没必要。我们打算住在市里。其实我倒宁愿能住这儿，我们大概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所以如果能给我们钥匙的话，那就帮了我们的忙了。”

“要多长时间？”副主席突然问。表面看来，这句话问得有点傻，但是达格利什注意到所有人的脸都向他转过来，似乎这是一个期待他回答的问题。他知道自己破案神速的名声在外，或许他们也清楚这一点。

“大约一星期。”他说。即使这个案子拖得更久一些，他还是有可能在七天内，从南丁格尔大楼和它的居民那里获得他想知道的一切情况。如果法伦是被谋杀的——他相信这一点——嫌疑人的范围也会很小；如果案子七天之内不能破，那它也许永远都破不了。他听到有人轻轻地松了口气。

总护士长问：“她在哪里？”

“他们已经把她的尸体送到太平间去了，总护士长。”

“我不是说法伦。达克尔斯护士在哪里？我听说是她发现了尸体。”

阿尔德曼·济里回答：“她一直在单人病房休息。她真是吓坏了，我们请斯耐林大夫给她看了看。他给达克尔斯用了一点镇静剂，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正在照看她。”

他又补充道：“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有点担心她。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病房要照料，要不然她就会到机场去接你了。我们都觉得没有一个人去机场接你真是太糟糕了。但是看来最先要做的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这个信息，要求你一下飞机就马上和我们联络。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认为如果让你先知道情况，对你的震动会小一些。但是又一想，不派人去接显得有点不妥，我本想派格鲁特去，可他……”

那沙哑的喉咙又打开了，带着不动声色的申斥：“我倒以为使我免受震动的办法就是让你少担心。”她转向达格利什说：“45分钟后我会在四楼我的起居室里。如果你方便的话，到时我会很乐意和你谈一谈。”

达格利什努力克制着心中的冲动，回答时没显出顺从的样子来：“好的，总护士长。”表明他会去的。泰勒小姐又向阿尔德曼·济里转过身去：“现在我要见达克尔斯护士。然后警司先生会和我谈话，之后你或是格鲁特先生要找我的话，我会在我医院的大办公室里，当然，我整天都会在那里。”

再没有多说一句话，或是多看一眼，她就收拾起旅行箱和手提包走出房间。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随手为她打开门，正准备跟着走出去，又站在打开的门边，用一种快活的挑衅的语气说：“好了，既然总护士长回来了，招待警察的大事也已经定了，或许医院又可以正常工作了。达格利什，我要是你，这次会晤绝不会迟到一分钟，泰勒小姐不习惯有人对她不服从。”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走出房间，关上了身后的门。阿尔德曼·济里一时显得有点困惑不解，然后说：“当然，他有点心烦，不过那是自然的，有谣传说……”然后他盯着达格利什，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转而对保罗·哈德逊说：“那么，哈德逊先生，你听见总护士长说了，警察要用这幢楼的来客休息室，去安排一下，亲爱的伙计，安排一下。”

5

泰勒小姐在去单人病房之前换上了制服。虽然此时看来这样做出于本能，但当她将身上的斗篷裹紧，轻快地沿着从南丁格尔大楼通向医院的步行小道走去时，她意识到这种本能源自理性。总护士长的归来对医院是一件重要的事，让大家看见她回来了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去单人病房最近的路是穿过门诊大厅。门诊部已经闹哄哄地挤满了人。那里精心地摆放了一圈安乐椅，给人随和、轻松、舒适的印象。椅子很快就坐满了人。来自好友团女子委员会的志愿者们已经在一个冒着热气的大茶桶前忙开了，她们正在给那些老病号倒茶。那些老病号乐于提前一小时来候诊，享受着暖和的环境、阅读杂志以及与他们的老病友闲谈的乐趣。总护士长穿过人群时，意识到有人转过头来看她。先是短暂的沉寂，接着便是一片恭敬的低声问候，对此她已习以为常。她看到穿着白外衣的初级医务人员在她经过时都连忙让到一边，实习护士们更是退到墙边，将后背紧紧贴在墙上。

单人病房在三楼，尽管是1945年建成的，但这幢建筑仍被叫做新大楼。泰勒小姐坐电梯上去，电梯间里还有两个放射室的工作人员和一个干杂工的小伙子。他们低声细语地和她打招呼，说着“早上好，总护士长”，然后极不自然地默默站着，直到电梯停下。当她先于他们走出电梯时，他们赶紧往后退。

单人病房共有20个单独的房间，门都开向一条宽阔的中央走廊。护士办公室、厨房和杂物间就在一进门的地方。泰勒小姐刚进来，就看见一个年轻的一年级实习护士正从厨房里出来。看到总护士长，她就脸红了，低声说着她正要去找护士长之类的话。

“护士长在哪里，护士？”

“在七号病房，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在一起，总护士长。他的病人情况不好。”

“不要去惊动他们。你一见到护士长就告诉她我来看达克尔斯护士。她在哪里？”

“在三号病房，总护士长。”她犹豫地说着。

“可以了，护士，我自己去找。忙你的去吧。”

三号病房在走廊的尽头，是通常留给生病护士的六间单人病房之一。只有当这六间病房都住满了，生病的护士们才会在病室的其他病房里住下。泰勒小姐留意到这不是约瑟芬·法伦生病时住过的那一间。三号病房是留给护士的六间房中阳光最充足、条件最好的房间。一个星期以前，这里住过一个因流感而并发了肺炎的护士。泰勒小姐每天都要将所有的病房巡视一遍，每天都收到所有生病护士的病情报告。她想生病的威尔金斯护士不可能已经恢复到可以出院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肯定是让她搬走，腾出房间给达克尔斯护士了。泰勒小姐能猜出其中的缘故。透过这间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医院前面的草坪和叉子状的花坛，而即使是穿过冬天光秃秃的树枝的疏影也不可能窥视到南丁格尔大楼。可亲可爱的老布鲁姆费特！看起事物来思想僵化，是多么叫人讨厌，但是一旦事关她病人的利益和舒适，她又是多么富于想象力。布鲁姆费特谈起责任、服从和忠诚时总是令人尴尬。但是当她说出这些不招人待见的话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她也按照自己的见解生活。她是约翰·卡朋达医院有史以来——或许将来也是——最好的病房护士长之一。但是叫泰勒小姐高兴的是，正是由于她的忠于职守，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才没去希思罗机场接她。回到家里面对第二场悲剧已经够糟糕的了，好在没有布鲁姆费特狗一般的忠诚和关心来加重她的困扰。

她从床下抽出一张小凳子，坐在女孩的床边。尽管服用了斯耐林大夫的镇静剂，达克尔斯护士仍然无法入睡。她正静静地平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现在她的眼睛转过来看着总护士长，里面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悲伤。床头的小柜子上有一册教科书——《护士药物学》。总护士长把书拿起来。

“你学习很认真，护士。但你只会在这里待很短一段时间，为什么不从医院红十字小推车上挑一本小说或是轻松一点的杂志来看呢？要不要我给你送一本来？”

回答她的只是眼泪。那细瘦的身体在床上像痉挛般扭动着，头埋在枕头下，一双颤抖的手抱住了它。床也因为这一阵痛苦的发作而抖动起来。总护士长站起身，走向门边，咔嗒一声关上了查看孔的木板，然后又快步走回座位上。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等着，只是将手放在女孩的头上。几分钟后，可怕的颤抖停止了，达克尔斯护士渐渐平静下来，开始低声细语，由于半个头被枕头压住，又由于抽噎和打嗝，她的声音时断时续：“我真是太痛苦、太丢脸了。”

总护士长低下头仔细听她说出的话，一阵恐怖的寒意掠过全身。她真的不是在倾听一个杀人凶手的告白吗？她发觉自己在默默地祷告。

“上帝呀！千万不要这样！不是这个孩子！真的不是这个孩子吧？”

她等着，不敢提问。达克尔斯护士扭过身来，双眼向上看看她，那弄脏了的、由于痛苦而变形的脸上，一双眼睛红肿着，像两个形状奇怪的月亮。

“我有罪，总护士长，有罪，她死的时候我高兴极了。”

“法伦护士吗？”

“啊不！不是法伦！法伦死了我很难受。是佩尔斯护士。”

总护士长用双手按住女孩的双肩，让她又躺下去。她紧紧抓住女孩发抖的身体，紧紧盯着那双泪汪汪的眼睛。

“我要你把真相告诉我，护士。是你杀死了佩尔斯护士吗？”

“不，总护士长。”

“也没有杀死法伦护士？”

“也没有，护士长。”

“或者和她们的死有关系？”

“也没有，总护士长。”

泰勒小姐长吁一口气，松开按着达克尔斯的双手，坐直了身子。

“我想你最好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

她平静下来之后，一个悲伤的故事便出来了。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似乎谈不上是偷窃，倒像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事件。达克尔斯的母亲急需一件暖和的冬大衣，达克尔斯护士便从她每月的工资里省下30先令来。只是积攒这笔钱耗时太久，天气又越来越冷了。她母亲从不抱怨，从不向她要求什么。她早上等公交车时，经常要等上近15分钟，这种时候最容易着凉。但即使着凉感冒了，她也不能不去上班，因为阿克赖特小姐——她工作的那家百货商店的顾客——就等着逮住一个机会让她被解雇呢。在商店里当服务员的确不是适合母亲的工作。可是人一过50岁，又没有什么资格证书，就很难找到工作了。商店里那帮年轻的服务员也不是什么善类。他们一直暗示说母亲工作不努力，这可不是事实。母亲干起活来也许不如他们利落，不过她接待顾客从不偷懒。

哈泼护士曾经把两张崭新的五英镑钞票掉在达克尔斯的脚下。哈泼从她的父亲那里得到大笔的零花钱，所以掉了十英镑也没怎么在意。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四个星期前。当时哈泼护士和佩尔斯护士正走出护士宿舍，去医院的餐厅吃早餐，达克尔斯护士就跟在她们后边几步远。两张钞票从哈泼护士披肩的口袋里掉出来，躺在地上，轻轻地颤动。达克尔斯的第一反应是叫住那两个学生，但目光一接触到钞票，某种东西便制止了她。这两张钞票的出现是那么的出人意料、那么的难以置信。钞票完好无损，沙沙作响，它们是多么漂亮呀！她站在那里看着它们，一秒钟后，她意识到自己正看着母亲的新大衣。这时两个女孩的身影几乎走出了她的视线，钞票已经折叠在她的手中，一切都太迟了。总护士长问：“佩尔斯怎么知道你捡了那两张钞票？”

“她说她看见了。我弯腰去捡钞票时她正好回过头来瞧见了。当时她也没有多想。但是后来哈泼护士跟大家说起她丢了钱，而且肯定是在去吃早餐的路上从披肩口袋里掉出来的，佩尔斯护士便猜到发生什么事了。她和双胞胎一起陪着哈泼护士去路上找，看是否还能找到钞票，我猜就是那时，她想起了我弯腰的情景。”

“她第一次和你谈起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一个星期之后，总护士长，我们进入这幢大楼的两星期之前。我想在那之前，她还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件事。她一定是下了好大一番决心才和我说的。”

佩尔斯护士一直在等，总护士长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可能要花整整一星期的时间理清心中的疑团。她必定一听到丢钱的事，就已经回想起达克尔斯弯腰捡钱的情景。那她为什么不立刻抓住这个女孩呢？难道一定要等到钱花光了，罪犯稳稳地被抓在手心，她那灵魂扭曲的自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满足吗？

“她在讹诈你吗？”总护士长问。

“啊，没有，总护士长！”女孩大吃一惊，“她只是每周要走五先令，那不算讹诈。她每周都将钱送给一个为释放罪犯服务的团体，她把收据给我看了。”

“顺便问一句，她向你解释过为什么不把钱还给哈泼护士吗？”

“她认为向她解释难免会牵涉到我，我求她不要那样做。本来一切都过去了，总护士长。取得合格证书后，我要去参加一个地区护士培训，那样我就可以照顾妈妈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乡村地区护士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在一起，有一所自己的乡村小屋，或许还能有汽车。妈妈就可以辞掉服务员的工作。我把这个告诉佩尔斯了。此外，她说哈泼在钱的事情上一向粗心大意，让她吸取一次教训也没什么害处。她把钱送给为释放罪犯服务的社会团体，是因为她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毕竟如果她不替我遮掩，我也许会进监狱。”

总护士长冷冷地说：“这显然是胡说，你也应该知道。看来佩尔斯护士是个非常愚蠢、傲慢的女人。你确定她不会提出其他要求吗？讹诈的花样可不止一种。”

“可是她不会那样做，总护士长！”达克尔斯护士挣扎着要从枕头上抬起头来，“佩尔斯，呃，她的心是善良的。”她似乎发现这个词用得不恰当，便皱起眉头急于解释。

“她总是和我说很多话，还交给我一张卡片，上面有一段摘自《圣经》的话，叫我每天看。她每周都会来考考我。”

总护士长听了愤怒不已，觉得需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将她滚烫的脸贴到窗玻璃上冷却一下。她能感觉到心在怦怦地跳。她还以一种几乎是职业性的兴趣注意到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一会儿后，她又回到床边。

“别说她是善良的。你可以说她尽了本分，问心无愧，或者用意是好的，等等，只要你喜欢，但绝不能说她是善良的。如果你遇到过真正善良的人，就会知道这之间的差别。还有，即使你为她的死感到高兴，我也不会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其他的感觉倒不正常了。总有一天你会怜悯她、原谅她的。”

“可是，总护士长，需要原谅的是我呀，我是一个贼。”这阵哀鸣声难道不是表露了一点受虐狂的意味，不是一种反常的、天生会成为受害者的自我诋毁吗？泰勒小姐轻柔地说：“你不是贼。你只偷过一次，这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小事使我们为自己感到羞耻、感到遗憾。你对自己有了一些新的了解，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这动摇了你的信心。现在你必须带着这个认识生活下去。只有学会了解和原谅自己，我们才会开始去了解和原谅他人。你不会再偷了，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你偷过一次，你就有偷的可能性。有了这个认识，将来你就不会过于自我得意、自我满足。这会使你比别人更宽容、更能体谅人，你就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护士。但是如果你继续沉溺于罪恶感、悔恨和痛苦，就会适得其反。这些隐伏的悔恨情绪也许会使你觉得心里好受些，但它们无论对你还是对他人都没有帮助。”

女孩仰望着她：“要让警察知道吗？”当然，这是个问题。但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是的，你得告诉他们，就像你刚才告诉我那样。但是我得先和警司谈一谈。他是从苏格兰场来的新侦探，我想他是个聪明人，善于体谅他人。”

他体贴人吗？她怎么能看得出来？第一次的见面如此短暂，他们仅仅对视了一下、握了握手而已，那瞬间的印象仅仅使她略感宽慰，觉得他是一个有威信、有想象力的人，也许能解开这两起神秘的死亡之谜，能把对无辜者和有罪的人的伤害都降到最低程度。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感觉合乎理性吗？她愿意相信达克尔斯，但是当一个警官面对众多的嫌疑对象，又没有其他明显的动机时，他会如何去理解这个故事呢？不错，达克尔斯护士有明显的动机，为了自己和母亲的将来，她有可能犯案。她的举动也相当古怪。佩尔斯死时，她是所有学生中最为悲痛的，这是事实；但她马上便振作了起来，大家有目共睹。甚至在警察强势的追问下，她仍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秘密。是什么使她忽然崩溃，坦白一切并陷入悔恨之中？仅仅是因为见到法伦的尸体，受了惊吓吗？如果她真的没有插手的话，为什么法伦的死会造成这种决堤？

泰勒小姐又想起了佩尔斯。她很难做到真正了解每个学生。整体来看，佩尔斯比较迟钝、谨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她可能把护理工作当作对日常生活缺乏满足感的补偿。通常每所护士培训学校都有个这样的人。当她们向学校提出申请时，你很难拒绝她们，因为她们不仅提供了合格的教育资格证书，还有行为端正的证明。她们一般不会成为糟糕的护士，这也是她们很少成为出色护士的原因。但是此刻她怀疑起来。如果说佩尔斯心中藏有这种不为人知的对权力的渴望，将达克尔斯的过错和痛苦作为喂养自己灵魂的养料，那么她就远不是普通、无能之辈了。她简直是一个危险的女人。

她把一切都很聪明地算计过了，等了一个星期，直到她确信钱已经用完了，让达克尔斯没有选择。于是那孩子便无法辩解说自己是一时冲动，打算把钱归还。即使达克尔斯决定去坦白，或许是向护士长坦白，那也必定得告诉哈泼护士。佩尔斯必定会使她做到这一点。只有哈泼才能决定是否起诉。也许说服她发发慈悲不要去起诉会奏效，可要是不起作用呢？哈泼护士肯定会向她父亲和盘托出，总护士长不觉得罗纳德·哈泼先生会有可能对任何动手拿他钱的人发慈悲。泰勒小姐和他见过一面，时间虽短，却看透了罗纳德先生。他在佩尔斯死了两天之后到医院来过一次。他是一个大个子，从外表看就是个爱寻衅的有钱人。他当时穿着一件毛皮镶边的摩托车上衣，显得上身很臃肿。他没有作任何开场白，也没有任何解释，直接对着总护士长发出一通早就准备好了的激烈指责，仿佛她只是修车铺里的一个小伙计。不管有没有警察在，他不打算让他的姑娘和一个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在一个屋子里再多待一分钟了。首先这种护士培训就真他妈的是个蠢主意，现在它应该关门了。他的戴安娜不需要什么前程。她已经订婚了，不是吗？一个绝佳的选择！是他合伙人的儿子。他们可以把婚礼提前，不必再等到夏天。在这之前戴安娜可以待在家里，或在办公室里帮帮忙。他现在就要把她带走，他倒想看看有什么人敢阻止他。

没有人阻止他，他女儿也没有反对。她温驯地站在总护士长的办公室里，摆出一副端庄的模样，但脸上带着一点微笑，似乎正对刚才那顿大吵大闹、对她父亲自以为是的男子气概表示满意。警察不能阻止她离开，似乎也不打算这样做。真奇怪，总护士长想，居然没有人认真地去怀疑一下哈泼。但如果这两件命案出自一人之手，他们的直觉应该是对的。她最后一次看着那女孩跨进她父亲那辆巨大而丑陋的汽车，双腿在新的毛皮大衣下面显得很细长。大衣是她父亲怕她因为中断学业而不高兴，买来给她做补偿的。她回过身来向其他的同学挥手道别，就像一个电影明星向聚集的崇拜者赐予恩惠一样。不，这一家人绝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泰勒小姐为所有被他们握在手掌中的人表示遗憾。然而，人的个性不就是这样千奇百怪的吗？戴安娜·哈泼曾经是一个有能力的护士，在许多方面比佩尔斯护士强。

还有一个必须问的问题，她花了一秒钟鼓起勇气来。

“法伦护士知道这件事吗？”

女孩立刻自信地，还有一点吃惊地回答：“啊，她不知道，总护士长！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佩尔斯发誓说她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她似乎和法伦不是特别亲密。她肯定没有告诉法伦。”

“是的，”总护士长说，“我也认为她不会。”

她轻轻地抬起达克尔斯护士的头，把枕头抚平。

“现在你得想办法睡一会儿。醒来后你会觉得好多了。不要再担心了。”

女孩的表情放松了，朝总护士长笑了笑，伸出手摸了摸泰勒小姐的脸，然后舒适地缩进被窝，决心睡觉。就这样，一切都好了，当然是如此，它向来奏效。这么一点一点地施以劝告和安慰，使人感到惬意，在不知不觉之间让人感到满足。泰勒小姐有着把每一个人需要的这份劝告和安慰按照各人的口味加以调制的手段，足可以去做一个维多利亚时代教区牧师的妻子，主持一家救济厨房，按照各人所需给穷人发放粮食。这是在医院里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一个病房护士长用明快的职业性声音说：“总护士长来看你了，考克斯太太。今天上午考克斯太太感觉不太好，总护士长。”一张疲倦的被痛苦折磨的脸微笑着大胆地从枕上抬起，嘴唇张开，渴望着一点点爱和鼓励。护士长们带来了她们的问题，那些关于工作和个人矛盾的、永远不可解决的难题。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快乐一些了，护士长？”

“是的，谢谢你，总护士长，快乐多了。”

行业秘书也不顾一切地要解决他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们只要稍微谈谈，我就会感觉好一些，总护士长。”他当然会！他们的问题全都只要稍微谈谈就可以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全都感觉好些了。听听我们的总护士长说了多少宽慰的话。她所有的工作时间都在干这些，像是亵渎神明的礼拜仪式，给人鼓励和赦免。牛奶般的仁慈和真理的苦水相比，是多么容易施予和接受啊！她能想象，如果她说出自己私下里抱有的信念，人们会多么不理解、多么不满。

她私下里的信念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我们所有人从生到死都是孤独的。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现在，也是我们的未来。直到我们的末日，伴随我们生活的都只有我们自己。如果你要得到救助，就找你自己吧，再也没有其他人可找了。”

她又坐了几分钟，然后静静地离开了房间。达克尔斯护士微笑了一下，表示告别。她一走进走廊，就看见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起从病房里出来。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看到她便慌乱起来。

“对不起，总护士长。我不知道你在病房里。”她总是使用正式的称呼。她们也许一起开车或打高尔夫球，一起度过所有的闲暇时光；她们也许每月定期去伦敦看演出，令人厌烦地亲如骨肉，就像一对老夫妇；她们也许一起喝早茶，一起在深夜喝热牛奶，一起打发那漫长而单调的时光。但是在医院里，布鲁姆费特永远称呼她为总护士长，那双精明的眼睛总在探索着对方的眼睛。

“你已经见过新来的侦探了，那个从苏格兰场来的男人？”

“只是短暂的见面。我已经约好了，等一下要和他谈一谈。”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其实我认识他，我们不是很熟，但见过面。你会发现他很聪明、很有理智。他名气很响，据说工作起来很有效率，就我所知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医院再也经受不起更多的混乱了。我想他会要见我，但他得等。告诉他，等我忙完病房里的事就会到南丁格尔大楼找他，好吗，总护士长？”

“他如果问，我会告诉他。”泰勒小姐平静地回答。她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转过身来。

“达克尔斯护士现在平静些了。我想最好不要让来访者打扰她。她或许会设法睡一会儿。我会给她送些鲜花和杂志来。斯耐林大夫会在什么时候去看她？”

“他说他会在午饭前来，总护士长。”

“能否请你麻烦他过来一趟？我有话要和他说。我整天都会在医院。”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我想那个苏格兰场的警察也会想要见我。但愿他不要占用我太多时间，我病房里的事情多着呢。”

总护士长但愿布鲁姆费特不要太过挑剔。如果她以为她能像对付闹别扭的夜班外科大夫那样对付大都会警察厅来的警司，那就大错特错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无疑会摆出他平常自高自大的样子来，但她有一种感觉：达格利什警司有能力对付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

她们一起向门外走去，泰勒小姐已经在考虑新的问题了。该为达克尔斯护士的母亲做点什么，这孩子在取得资格证书，成为地区护士之前，还得有几年的时间呢。与此同时，她得从对她母亲的无尽担心中解脱出来。和雷蒙德·格鲁特说说也许有用。医院里也许会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之类的工作适合她。但是这样做公平吗？一个人不能只因为沉迷于一时冲动而去帮助他人，同时却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医院服务部门在伦敦招收新员工时，不管有什么问题，格鲁特都会毫不困难地找到人员，充实医院的办公室。他有权要求对方有能力，而像达克尔斯太太这样的人受教育程度低，运气又不好，很难谈得上有能力。她心想，得给这个女人打个电话，还有其他学生的家长，也得和他们谈一谈。要紧的是要将女孩子们搬出南丁格尔大楼。培训进程不能中断，按原计划进行时间就已经够紧了。她最好和大楼管理员一起，安排她们睡在护士宿舍里。病房里有足够的地方容纳这么多的护士。她们可以每天来使用图书室和教室。还得去讨教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应付报社记者，参加调查工作，讨论葬礼安排，人们会不断地来和她打交道。但是，当务之急是去见一见达格利什警司。

第四章   问与答

1

总护士长和护士长们在南丁格尔大楼四楼都有自己的住处。达格利什到达楼梯顶端时，看见大楼西南侧被一道特制的隔墙从楼梯平台处分割开。漆着白漆的木制隔墙上开着一扇门，它在大小比例和牢固程度上都做得很马虎，与高高的天花板和橡木镶边的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门上的牌子写着“总护士长寓所”。旁边有个门铃按钮，但在按响门铃之前，达格利什先很快地打量一下走廊。它与下面的走廊是一样的，只是铺了一块红地毯，虽然已经陈旧褪色，但仍然给这空空荡荡的楼层带来了舒适的感觉。

达格利什不声不响地从一扇门走到下一扇门。每扇门上都有一张手写的姓名卡片，剪开一道口子，插在铜把手上。他看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间紧挨着总护士长寓所。下一间是浴室，这里有三个同样大小的隔间，每一间都有独立的浴缸和厕所。再下一间门上的卡片写着吉尔瑞护士长的名字，接着的两间是空的。罗尔芙护士长住在走廊的北端，紧挨着厨房和杂物间。达格利什无权进入任何一间卧室，他试探性地转动了一下每扇门上的把手。正如他所料，都上了锁。

他按响门铃之后几秒钟，总护士长本人来为他开门，他随着泰勒小姐走进起居室。房间之大、装潢之豪华富丽，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它占据了西南面的整个角塔，是一间巨大的刷了白漆的八角形房间。天花板上点缀着金色和淡蓝色的星星图案，两扇巨大的窗户朝医院开着。一面墙排满了高至天花板的白色书架。达格利什本想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走近书架，希望从她的文学趣味来判定泰勒小姐的为人和个性，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鲁莽冲动。从他现在站的地方也能看到，那里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装订成册的公文报告或是倾斜成一排排的文件。这是一间用来居住的房间，不是办公室。

壁炉里烧着明火，木柴刚刚点燃不久，还在噼啪作响，它还没有对房间里的空气产生作用，这里仍然寒冷而沉寂。总护士长在灰色套裙外面披着一件短短的鲜红色披肩。她已除下头饰，那巨大的黄色发卷如同重负一般压在她那虚弱而苍白的脖子上。

她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幸运的，他想。这个时代的人们能够欣赏独具个性的容貌和体型，人们把这一切全都归因于骨骼的构造，而不是女性气质的细微差别。一个世纪以前她会被认为长相丑陋，甚至是怪诞。但是今天大多数男人会认为她有吸引力，有一些甚至还会认为她长得很美。在达格利什看来，她属于他见过的女人中长得最美的那一类。

在三扇窗子的正中间摆着一张结实的橡木桌子，上面放着一架巨大的望远镜，达格利什看出这绝不是那种业余爱好者用的玩具，而是一架昂贵的高档工具，它盛气凌人地立在那里。总护士长看见他的目光落在上面，便问：“你对天文学感兴趣吗？”

“不是特别感兴趣。”

她笑了：“这无尽空间的永恒寂静让我感到战栗。” 【4】

“宇宙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恐怖还不如说是不自在，这或许是我的虚荣心作怪。对于那些我不懂，也不可能懂，或者即使弄懂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前景的东西，我都不是很有兴趣。”

“那正是吸引我的地方。它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甚至可说是一种偷窥癖。我被不具人格的宇宙吸引，我不能做任何事去影响它、控制它。更妙的是，没有人指望我这样做。这可以卸下我的责任，使个人的问题恢复它们本真的状态。”

她示意达格利什坐到壁炉前的黑色皮沙发上，沙发前面的一张矮桌子上放着一个托盘，里面有一个咖啡过滤器、一壶热牛奶、一罐方糖和两个杯子。

他坐下之后，微笑着说：“如果我一心沉迷于谦卑或是探究深奥莫测的东西，倒宁可去欣赏一朵报春花，这不需要花钱，即刻就能得到乐趣，寓意则一样深刻。”

那张多变的嘴在嘲笑他。

“至少你把你的入迷局限在这些危险的哲学思考中，辜负了大好时光，要知道，春日无多，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

他心想：这场对话倒像是一场词语上的双人舞，如果不小心的话，只怕我会开始欣赏起它来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定下心来谈正事，或者她在等着我来开这个头。为什么不呢？毕竟是我有求于她，登门拜访，是闯入者。

她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突然开口说道：“真是奇怪，她们两个居然都是无依无靠的女孩，都是孤儿。这倒省去了我许多麻烦。没有孤寂的双亲要安慰，感谢上帝。佩尔斯护士只有将她一手带大的祖父母。祖父是一个退休矿工。他们过得很穷苦，住在诺丁汉郊外的一所农舍内。他们那里属于一个清教主义占上风的教区。他们听到孩子的死讯，唯一的反应就是说了句‘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明明是一个人为的悲剧，却得到这样一个回答，真是奇怪。”

“所以你认为佩尔斯护士是死于谋杀？”

“那倒不一定。但是我不会去指责上帝替换了胃导管中的东西。”

“那法伦护士的亲属呢？”

“就我所知，一个都没有。她刚入学被问及近亲时，回答说自己是一个孤儿，没有一个血亲在世。我们也没有理由去盘问这件事，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她的讣告明天就会见报，如果有什么亲属或朋友的话，我们无疑会听到他们的回应。我想你已经和学生们谈过话了？”

“我把她们叫来做了初步谈话。我是在示范室见她们的。这样可以为我了解这起案件提供一个背景。她们都同意留下指纹，现在正在做。凡是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在南丁格尔大楼待过的人，我都要他们的指纹，就是为了排除嫌疑也要这样做。当然我还要分别和每一个人谈话。但是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第一个见到你。毕竟法伦护士死的时候你在阿姆斯特丹，这就意味着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人的嫌疑要小一些。”

他很吃惊地看到她握住咖啡壶把手的指关节开始发白，脸庞发红。她闭上双眼，达格利什仿佛听到了她的一声叹息，注意到她有点儿张皇失措。他所说的话在一个具有她这样智力的女人听来必定是再明确不过了。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费脑筋去说这番话。如果第二桩死亡是谋杀，那么一个昨天夜里有不在场证据的人，肯定可以免除嫌疑。她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吃惊，说道：“对不起，我也许显得有些迟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清白的，被排除在嫌疑范围之外时，都会松一大口气，我知道这样做是愚蠢的。或许这是因为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心理学家可以解释这一点，我能肯定。但是你就那么确信吗？那毒药——如果是毒药的话——就不能在法伦买了酒之后的任何时刻被放进了威士忌酒瓶？或是用另外一瓶放了毒药的酒替换了她买的那一瓶？可能我在星期二晚上动身去阿姆斯特丹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呢？”

“恐怕你不得不接受你的无罪证明了。法伦小姐昨天下午从大街上的斯卡恩索普商店买了这瓶威士忌酒，夜里她死之前喝了第一口酒，而且还是从酒瓶子里直接喝的。瓶子现在仍然几乎是满的，就我们所知，瓶子里剩下的酒是绝对上乘的威士忌，酒瓶上留下的唯一的指纹就是法伦自己的。”

“你们工作进展得倒是挺快。所以毒药要么是在她把热牛奶倒入玻璃杯子后放进去的，或者是放在白糖里的？”

“如果她是被毒死的话，是这样。但我们在没拿到验尸报告之前还不能确定什么，或许甚至拿到验尸报告之后也不能确定。白糖正在化验，但那其实只是走个形式罢了。大多数的学生在沏早茶时都从碗里取了白糖，至少有两个女孩喝了她们的早茶。于是现在需要考虑的只有威士忌酒杯和热柠檬汁了。法伦小姐在做这件事时给人留下了一个空子，使得自己很容易成为杀人凶手下手的对象。很显然整座南丁格尔大楼的人都知道，法伦如果夜里不出去，就会一直看电视看到节目结束。她睡眠不好，所以上床一向很迟。看完电视后，她就会回到房里脱衣服，穿着卧室拖鞋和睡衣去三楼的小餐具室，调制临睡前要喝的酒。威士忌酒瓶在她的房间里，但是她不能在房间里调酒，因为那里没有安装自来水，也没有加热的工具。所以她拿着已经倒好威士忌酒的平底隔热酒杯去餐具室加热柠檬汁，这是她的习惯。除了柠檬汁，食品橱里还有可可、咖啡、巧克力等其他东西，护士们习惯用它们调制夜里喝的饮料。然后她会把平底酒杯带回房中，放在床头柜上，之后就去洗澡。她洗澡总是很快。她喜欢洗完澡后，趁着身子还暖和立刻钻入被窝。我猜这就是她在进浴室之前先要把饮料调好的原因。当她回到床上时，饮料恰好精确地保持合适的度数。很明显，这个日常习惯从未更改过。”

“在我们这样封闭的小团体中，很多人互相都知道对方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呀！当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真正的隐私！怎么可能有呢？我知道关于威士忌的事，当然很难说这是我该管的事。这姑娘肯定不是一个刚开始喝酒的人。她一般不会把酒给其他更年轻的学生喝。在她这个年龄，她有权利自行选择夜间临睡前喝什么饮料。”

达格利什问护士长是如何知道威士忌的事情的。

“佩尔斯护士告诉我的。她要见我，告诉了我这件事。她是抱着一种‘我并不是要告发什么事，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态度。对于佩尔斯护士来说，酒精无异于魔鬼。但是我不认为法伦会将她喝威士忌的事当作什么秘密来保守。她怎么可能呢？正如我说过，我们知道各自的小习惯。但并不是全部。约瑟芬·法伦素来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关于她在医院之外的生活，我无法向你提供任何信息，而且我也不确定这里是否有人会知道。”

“在这里谁是她的朋友？她必定有某个信得过的人，不是吗？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团体中，对于任何女人来说那不是必然的吗？”

她有点奇怪地看着他：“是的，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人。但是我想法伦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需要一个朋友，她很显然是自我满足的人。如果说她信任某个人的话，那可能就是玛德琳·戈达尔了。”

“那个长着一张圆脸、戴着一副大眼镜、相貌平常的女孩吗？”达格利什回忆着。那并不是一张毫无吸引力的脸，她的吸引力在于姣好的皮肤，以及厚厚的角质镜框下灰色的大眼睛里透露出的聪明。但是戈达尔护士绝不是长得很出色的姑娘。他想他能描画出她的未来：心甘情愿地忍受几年培训，考试成绩优异，责任感渐渐增长，直至成为一个护士长。这样一个女孩会和一个长相更迷人的女人建立友谊也并非不常见。至少这也是一种途径，可以从一种更为浪漫的、不讲究奉献的生活中分享到一种感受和体味。泰勒小姐仿佛猜出了他的心事，说道：“戈达尔护士是我们这里最有能力的一个护士了。我一直希望她在毕业后能够留下来，成为这里的一名正式护士。但那看来不可能。她已和我们这里的牧师订婚，他们会在下一个复活节结婚。”

她的目光向达格利什扫过来，有意地盯了他一会儿。

“他被人们看作最为合格的年轻人。你好像很吃惊，警司。”

达格利什笑道：“我当警察二十多年了，已经学会不从表面进行判断了。我最好先见一见戈达尔护士。我知道你们给我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好。我想我可以继续使用示范室，或者你想用它？”

“我更愿意让你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孩子们。示范室对她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很不快乐的地方，会使她们回想起那起悲剧。我们现在甚至都不把它当作示范室来用了。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收拾好之前，我很乐意让你在这里会见学生们。”

达格利什向她表示谢意。他将咖啡杯放回桌上。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达格利什先生，有件事我要说一下。我觉得，不，我就是学生们的监护人。如果有什么问题，万一你开始怀疑她们中有人和案件有所牵连，你能信赖我，让我知道吗？她们会需要保护，肯定还得有人为她们请律师。”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我在这些事情上毫无经验。我只是不想让她们……”

“落入圈套？”

“由于急迫的逼问，她们也许会乱说话，这样会使她们或医院里的其他人员被错误地安上罪名。”

达格利什发现自己不由得大动肝火。

“你知道，我们是有规定的。”他说。

“啊，规定！我知道这些规定。我相信你有经验，又特别聪明，不会让她们给你的工作带来太多的阻力。我只不过是提醒你，这些女孩子们没有什么头脑，在这些事情上又完全没有经验。”

达格利什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提高嗓门，他公事公办地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们有我们的规定，遵守这些规定符合我们的利益。难道你就不能想想，违反这些规定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是授予了他们什么吗？你居然认为一个有多年经验的资深警官会设陷阱欺负一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年轻女孩，一个易受欺骗的实习护士？在这个国家，警察在他们的职业道路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困难，我们不会想再人为地去增加它们。”

她脸红了。他饶有兴致地看到红色的波浪从她的颈部往上漫过淡蜜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她的血管着了火。瞬间，它就过去了。这变化是如此之快，他都不能确定自己刚才看见了泄密的变形魔术。

她镇定地说：“我们都有各自的职责。我们当然希望它们不要互相冲突。与此同时，你必须明白，我只关心我的职责，正如你只关心你的一样。这倒叫我想起来了，我有些事不得不告诉你。它和克里斯汀·达克尔斯有关，就是那个发现了约瑟芬·法伦护士尸体的学生。”

她简明扼要地把她去单人病房探望的情况说了说。达格利什怀着兴趣注意到她没有做任何评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试图为这女孩做任何辩护。他没有问她是否相信这个故事。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肯定知道这时应该把评论此事的难题交给对方。他问什么时候可以和达克尔斯护士谈话。

“她正在睡觉，负责照料护士们身体健康的大夫斯耐林先生今天上午晚些时候会去看她。到时他会向我报告。如果他同意，你今天下午应该可以去见达克尔斯。现在我派人去叫戈达尔护士。我还有什么事能告诉你吗？”

“我想要大量有关这里的人的年龄、背景和他们进医院的时间的资料。这些都在他们的个人档案里吧？如果我能得到这些，将会大有帮助。”

总护士长在沉思。达格利什注意到她沉思时，脸便陷入了绝对的宁静。想了一会儿，她说：“这里所有的职员当然都有个人档案。这些资料在法律上属于医院管理委员会所有。主席要到明晚才从以色列回来，但是我可以和副主席商量一下。我猜他会要求我先把这些档案看一遍，如果它们包含与你的调查相关的情报，就把它们交出去。”

由谁来决定什么东西与他的调查相干呢？他决定目前不提出这个问题，不要过早逼迫她回答是更为谨慎的做法。

他说：“当然有些个人问题我必须问。如果我能从档案里得到一般的信息，问起来就会便利得多，也会节省时间一些。”

真是奇怪，此时她的声音听起来竟那么悦耳，却又如此固执。

“我看会方便得多，你还可以核对他们是不是讲了真话。但是档案必须按照刚才我讲的条件才能交出来。”

她十分确信副主席会接受和赞同她的观点，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真是一个难对付的女人。面对一个棘手的难题，她把它通盘想过，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会坚决地表述出来，不会再有任何改变和动摇。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女性。当然只要她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像这个一样容易接受，她还是好对付的。

他问是否可以用一下电话，好把马斯特森警官叫来。此刻他正在监督人打扫小会客室准备做办公室用，达格利什要他做好准备，迎接冗长乏味的个人谈话。

2

接到电话两分钟后，戈达尔护士就来了。她看起来不急不忙，显得很镇定。泰勒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沉着、镇静的姑娘解释什么，也用不着给她鼓励，只是简单地说：“请坐，护士。达格利什警司想跟你谈谈。”

然后，她从椅子上拿起她的披肩，披到肩上，谁也不看一眼就走了。马斯特森警官打开记录本。戈达尔护士在桌旁的靠椅上坐下。达格利什示意她坐到炉火旁的扶手椅上，她没有迟疑，走了过去僵直地坐在椅子前段，背挺得笔直。她修长、秀美得令人吃惊双腿谦恭地并在一起，双手放在下摆上，完全放松。达格利什坐在她的对面，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对张皇失措的聪明眼睛。他说：“在医院里大概没人比你和法伦小姐更亲近了。请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情况。”

她对达格利什的第一个问题毫不吃惊，但在回答之前停顿了几秒钟，像是在整理思绪，然后说：“我喜欢她。她觉得我比大多数其他学生更顺眼些。但我认为她对我的感觉仅此而已。她毕竟31岁了，在她看来，我们全都显得相当不成熟。她特别喜欢挖苦人。那并没有多大作用，但我想有些女孩还是相当怕她的。

“她很少提到她的过去。但她告诉过我，她的父母死于1944年的伦敦大轰炸。她是被一个年长的姑母带大的，在一家寄宿学校受的教育。那种学校通常只要付了钱，就能把孩子们从小带到大，直到孩子们离开。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一直都没有经济困难。她一直想要做一个护士，离开学校之后得了肺结核，不得不在一家疗养院里待了两年。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在那之后，有两家医院以健康问题为由拒绝了她。于是她去做了许多临时工。我们的培训一开始，她就告诉我她曾经有过一次婚约，但未能履行。”

“你没有问她为什么吗？”

“我从来不问她的事情。如果想告诉我，她早就说了。”

“她有没有告诉过你她怀孕了？”

“是的，在她生病之前两天说的，在那之前她一定已经有了怀疑，但是报告单那天早上才出来，证明她确实怀孕了。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要把孩子打掉。”

“你没有向她指出这样做或许是非法的？”

“没有，她才不在乎法律。我告诉她那样做是错误的。”

“但她仍然一意孤行，打算去流产？”

“是的，她说她认识一个愿意做流产的大夫，不会有任何危险。我问她是否需要钱，她说没事，钱只是小问题。她从未告诉过我她打算去找的大夫是谁，我也没问。”

“但是在钱的问题上，只要她需要，你都准备帮她一把，即使你不赞成她去堕胎，是吗？”

“我赞不赞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当我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就不得不决定是否帮助她。我担心她去找一些无执照的背街小诊所，这样做会损害身体健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知道法律已经变了，现在很容易得到一张医疗介绍信，但我认为她无法取得合法的资格。我不得不在道德上做出决定。如果打算造孽，还不如把它做得聪明些，否则便是对上帝的不敬，也是对它的蔑视。你不这样看吗？”

达格利什正色道：“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神学观念，我没有资格对此发表看法。她告诉过你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吗？”

“没有直接说。我猜也许就是那个她一直在交往的年轻作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你能到哪里去找他，但我知道，去年十月约瑟芬和他一起去怀特岛待过一星期。她休了七天假，告诉我她决定和一个朋友去那里走一走。我猜想那个作家就是那个朋友。他肯定不是这里的人，他们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去的，法伦告诉我，他们住在威恩特诺南边5英里远的一间小旅馆里。这就是她告诉我的全部情况。我猜她大概就是在那个星期怀的孕。”

达格利什说：“日子倒是对的。她从来没有向你吐露过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没有。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她说硬塞给孩子两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孩子不公平。我记得她是这样说的：‘他要是知道了这个想法，无论如何一定会吓坏的，除非他突然有了强烈的需求，想体会一下做父亲的滋味，或者只是想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他也许会想看这个孩子出生，却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写出一篇耸人听闻的、关于孩子出生的故事。但他其实不会对任何人承担义务，除了他自己。’”

“法伦喜欢他吗？”

女孩在回答前足足停顿了一分钟，然后说：“我想是这样的，那就是她自杀的原因。”

“是什么使你认为她是自杀的？”

“我从来就没想过约瑟芬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如果她是自杀的话，但我认为其他死法更不可能。我真的不了解她。人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我永远相信这点。和有人杀害了她比起来，更有可能是自杀，确实是这样。在我看来，她被谋杀的观点绝对不可信，他们为什么要杀她呢？”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可能的动机。”

“我也不能。就我所知她在约翰·卡朋达医院没有敌人。她人缘不好，过于沉默寡言，不和人来往。但是人们也并不是不喜欢她。即使不喜欢，也不至于因此去杀她，总还得有点别的原因。看来更有可能是她得了流感之后不久又背负上了责任感，在心理上受着莫大的煎熬，觉得自己处理不了堕胎，也不能面对非婚生子，一时想不开便自杀了。”

“我在示范室向你们提问时，你说你可能是她生前见到她的最后一人。昨天晚上你们在一起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有没有使你觉得她也许会自杀？”

“如果她真的使我有这个想法，我不会丢下她一个人去睡觉的。她什么都没说。我想我们总共也没说五六个字。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说很好。她明显地表示出没有心思和我闲谈，所以我也就不去烦她。大约20分钟后，我上床了，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没有再提到她怀孕的事？”

“她什么也没说。她显得很疲倦，我想，面色相当苍白。但约瑟芬的面色总是很苍白。一想到她也许需要帮助，而我离开她时连一句可能挽救她的话也没说，我心里就难受。她不是一个会主动向别人寻求帮助的人。我之所以在别人走了之后留下来，是因为我猜她也许有话要说。当明显看出来她想一个人待着时，我便走了。”

达格利什想，她谈到她心里的难受，但是既不能从她脸上看出来，也不能从她声音里听出来。她没有感到自责。她为什么要自责呢？他怀疑戈达尔护士是否真的感到特别悲痛。她比其他任何一个学生都要跟法伦亲近一些。但她并不是真的在意法伦。在这世界上还有人在意她吗？他问：“佩尔斯护士的死呢？”

“我认为那基本上是一次意外。有人出于玩笑，把毒药放进喂食里了；或者是出于些微恶意，没有料到结果竟会致命。”

“对于一个三年级的实习护士来说，她的课程表里应该包括关于腐蚀性毒药基本知识的课程，如此看来，你这么说不是很奇怪吗？”

“我没说这个人是护士，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认为你们现在还没发现他。但我不相信那是蓄意谋杀。”

说得倒是很漂亮，达格利什想。但是对一个像戈达尔护士这样聪明的女孩来说，刚才那番话难免有些自欺欺人。当然，这是大家的说法，也几乎是院方的观点。这种说法将每个人从最坏的罪行中剔除出来，除了恶作剧和粗心大意之外，它不指向任何其他目的。这倒是一种安慰人心的说法，除非侥幸，否则它也许永远会被人驳倒。但是他决不相信这种观点，也无法相信戈达尔护士会相信它。可这个女孩却用虚假的说法安慰自己，在令人不快的事实面前有意闭上眼睛，这更令人难以接受。

达格利什接下来问起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她的行踪。他已经从贝利检查员的笔录和她先前的陈述中得知了，当戈达尔护士毫不犹豫地证实它们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她5点45分起床，和其他人一起在杂物间里喝了早茶。她把法伦患流感的事告诉了大家，因为夜里法伦生病的时候，到她房间里来找过她。没有一个学生表示了特别的关心，但她们都好奇示范教学会如何进行。学生病倒了这么多，她们不无恶意地猜测吉尔瑞护士长将如何面对综合护士协会的检查，完成自己的任务。佩尔斯护士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喝过了早茶，戈达尔护士记得她是这样说的：“既然法伦病了，我建议由我来扮演病人。”戈达尔护士记不清大家对这件事的讨论了，总之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今后任何人生病了，就由名单上的下一位来顶替。

戈达尔护士喝过早茶，穿上衣服，然后去了图书馆，准备对上午的检查中要做的喉切除术的处理做一些修正。要使上午的研究班课题讨论会开得成功，能迅速、明确地回答问题是关键。大约在7点15分时，她定下心来学习，不一会儿达克尔斯护士也来一起学习了。达格利什想，这至少提供了她在早饭前大部分时间内的不在场证明。她和达克尔斯一直埋头学习，所以互相没有说什么有趣的事。她们同时离开图书馆，一起去吃早饭，时间大约是在7点50分。她和达克尔斯以及伯特双胞胎坐在一起，但在8点15分，先她们一步离开了早餐室。她回到卧室整理好床上的被子，然后又去图书馆写了两封信。随后，她去衣帽间待了一小会儿，然后在8点45分往示范室走去。只有吉尔瑞护士长和伯特双胞胎在那里，但不一会儿大家都来了。她不记得顺序，但似乎佩尔斯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达格利什问：“佩尔斯护士当时怎么样？”

“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当时我也没朝那方面想。佩尔斯就是佩尔斯，她总是给人无足轻重的印象。”

“示范开始之前，她说过什么话吗？”

“是的，她说了。真奇怪，你竟然会问起这个。贝利警察没问，所以我之前没有说，但她的确说了一些话。当时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了，她看了看我们所有的人，问有没有人从她的房间里拿了什么东西。”

“她说了是什么东西吗？”

“没有，她站在那里以一种她偶尔会流露出的、与其说指责倒不如说是好斗的眼光看着大家，说：‘今天早上有什么人去我的房间里拿走了一些东西吗？’”

“没有人回答她。我想大家只是摇了摇头，我们都没特别把它当回事。佩尔斯常常喜欢小题大做。不管怎样，反正伯特双胞胎正在忙着做准备，其余的人也在闲谈。佩尔斯的提问没有得到大家太多的关注。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否有半数人听到了她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她是焦虑、生气还是沮丧?”

“什么都没有。真有点怪。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看起来很满意，几乎可说是得意扬扬，像是有什么她怀疑的事得到了证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注意到，但我的确看到了她的表情。然后吉尔瑞护士长开始点名，示范教学便开始了。”

她讲完这些话后，达格利什并没有立刻回应。等了一小会儿后，她把他的沉默当作了允许她离开的示意，就起身准备走。她以落座时那种有分寸的、优雅的姿势站起来，用一个不易觉察的手势抹平衣裙，最后向他投去充满疑惑的一瞥，就向门边走去。这时她转过身来，像是服从于一种冲动，又说道：“你问我是否有人有杀约瑟芬的动机。我说我不知道，这没说错。但是我认为，基于法律的动机则是另一回事。我应该告诉你，也许会有人认为我有动机。”

达格利什说：“你有吗？”

“我想你会这样认为。我是约瑟芬的继承人，至少我认为是。三个月前，她告诉我说她已经立下遗嘱，要把她的一切东西都留给我。她把她律师的姓名和地址都给了我，我可以把这些都告诉你。他们还没有给我写信，我希望他们会来信，这意味着约瑟芬真的立了遗嘱。我希望她立了，她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或许你想要和律师联系，对吗？这些事需要时间，不是吗？”

“她说过她为什么要把你立为遗嘱受赠人吗？”

“她说她总得把钱留给谁，而我或许是最能好好使用那笔钱的人。我没把她的话太当回事，我想她也如此。毕竟她还只有31岁，从没料到过她会死。而她又警告我，还没等到她活到一大把年纪，她的遗产可以真正为我创造前程之前，她也许早就改变了主意。毕竟她还会结婚。但是她觉得应该立一个遗嘱，而我那时是她唯一在乎、唯一要记住的人。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从没想过她会有多少钱可以留下。直到我们谈及堕胎的费用时，她才告诉我她有多少钱。”

“多少？多吗？”

女孩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大约有一万六千英镑。那来自她父母的保险金赔付。”

她讽刺性地微微一笑。

“你看，钱不少吧，警司？我想这应该可以成为相当充足的动机，你看呢？现在，我们的牧师宅邸可以安装集中供暖装置了。如果你看到我未婚夫的牧师宅邸那十二个房间，它们几乎全都朝北或朝东，你就会认为我有足够的动机去杀人了。”

3

罗尔芙护士长、吉尔瑞护士长和学生们一起在图书室里等着。她们从护士起居室到这里是为了利用这点时间看看书、改改笔记。很难确定姑娘们到底将多少心思放在了书上，但是这个场面看起来宁静、祥和，一派用功学习的景象。学生们坐在窗边的书桌旁，书本摊开放在面前，神情十分专注。罗尔芙和吉尔瑞两位护士长仿佛要强调她们的资深地位和团结一致，在火炉前的沙发上并排坐着。罗尔芙护士长正用一支绿色圆珠笔给一摞一年级学生的练习打分，她从脚边的一摞练习本中拿起一本，看完后又把它放到沙发后慢慢增加的另一摞上。吉尔瑞护士长表面看来正在为她的下一堂课做准备，但总是忍不住将目光盯在她同事果决地画下的符号上。

门开了，是玛德琳·戈达尔。她不发一言，走回座位，拿起笔开始学习。

吉尔瑞护士长低语道：“戈达尔似乎过于平静了，真是奇怪，想想看，人人都认为她是法伦最好的朋友。”罗尔芙护士长眼皮也不抬，冷冰冰地说：“她其实并不在乎法伦。戈达尔储存的情感有限，我能想象得出她把它们全都花在了那个她决定要嫁的人身上，就是那个蠢得出奇的人。”

“可是他长得很英俊。能把他弄到手真是戈达尔的运气。如果你问我，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尔瑞护士长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没有继续谈下去。一分钟后，她又气愤地说：“警察为什么不接着叫人呢？”

“他们会的。”罗尔芙护士长又拿起一本练习本，用绿笔在上面批改，然后放到她身旁高高的那堆上，“他们大概正在讨论戈达尔的贡献。”

“他们应该先见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护士长。总护士长应该向他们解释过了。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不在这儿？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可以得到特殊待遇的理由。”

罗尔芙护士长说：“她太忙了。病房里的两个二年级学生都得了流感。她让杂工给达格利什送了一张字条，大概是写了她昨晚的行踪。我看到杂工拿了进来，问我苏格兰场来的先生在哪儿。”

吉尔瑞护士长的语气变得气愤起来。

“话虽不错，不过她应该在这里。上帝可鉴，我们也很忙呀！布鲁姆费特就住在南丁格尔大楼，她和任何人一样，有可能杀死法伦。”

罗尔芙护士长平静地说：“她的可能性更大。”

“此话怎讲，更大的可能性？”

吉尔瑞护士长的尖嗓子划破了沉寂，双胞胎中的一个抬起了头。

“法伦在病房的最后十天，她把法伦紧紧抓在手中。”

“可是说真的，你的意思难道是……布鲁姆费特不会！”

“当然不会，”罗尔芙护士长冷冷地说，“所以你为什么要做出愚蠢而不负责任的评论呢？”

只有纸张的沙沙声和炉火的咝咝声打破宁静，吉尔瑞护士长坐立不安起来。

“我想如果布鲁姆费特再失去两个得流感的学生，她就会要求总护士长从这批学生中抽人了。我知道她已经盯上了伯特双胞胎。”

“那她会很不走运。这批学生的学业已经耽搁得够多了。毕竟这是她们毕业前最后的一段时期。总护士长不会将它缩短的。”

“我不敢确定，记住，那是布鲁姆费特。总护士长通常不会对她说‘不’。有意思的是，我听说了一个传闻，说是她们今年不打算一起度假了。一个药剂师助理从总护士长的秘书那里听来的消息说，总护士长打算一个人开车去爱尔兰。”

我的天，罗尔芙护士长想，这里难道没有任何隐私了吗？但是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从坐在她身边的那个躁动不安的人身旁移开了几英寸。

正在此时，挂在墙上的电话响了。吉尔瑞护士长猛地冲过去接听。她又回过身走向那一群人，脸上堆起了失望的皱纹。

“马斯特森警官打来的电话。达格利什警司接下去要见伯特双胞胎。他已经搬到这一层的会客室去了。”

伯特双胞胎不发一言，也没有表现出紧张、不安，她们合上书，向门边走去。

4

半小时后，马斯特森警官在办公室里煮起了咖啡。会客室有一个小厨房，那是一个凹进墙里的架子，里面有一个水槽和塑料贴面的小柜子。柜子上有一台双灶头煤气灶。柜子里的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只留下四个大酒杯、一罐糖、一罐茶叶、一听饼干、一个大陶瓶和一个过滤器，还有三包真空包装的新磨咖啡。洗涤槽旁放着两瓶牛奶，奶皮清晰可见。马斯特森打开一瓶牛奶，先是不放心地嗅了嗅，然后倒了一些在平底锅里加热。他把陶瓶在热水龙头下冲暖和了，用挂在洗涤槽旁的茶巾仔细地擦干，舀取了很多咖啡，然后站在一旁等候壶里冒出第一阵蒸气。他很满意这些安排。如果警察要在南丁格尔大楼工作，这个房间的便利和舒适，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房间，而咖啡则是意料之外的招待，他从内心里把这归功于保罗·哈德逊。医院的这位秘书给他留下了能干而富有想象力的印象。他的工作也不容易。这个可怜的家伙夹在那两个老傻瓜——济里和格鲁特——之间，还得忍受总护士长的专横和刁难，他的地狱般的生活可想而知。

他小心翼翼地滤过咖啡，端了一大杯给他的上司。他们友好地坐在一起喝着，眼睛却瞟着被风暴摧残过的花园。他们两个都极其厌恶煮得糟糕的饭食和速溶咖啡。马斯特森想，他们只有在一起一边吃喝，一边痛骂小旅馆不合格的饭菜，或者像此刻一样一起品尝上好的咖啡时，才会变得更亲近、更喜欢对方一些。达格利什惬意地用双手握着大杯子想，玛丽·泰勒真是一个能干而富有想象力的人，能够保证他们喝上真正的咖啡。她的工作不容易，济里和格鲁特那两个无能的人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帮助，而保罗·哈德逊又太年轻，派不上多大用场。

津津有味地啜饮了一会儿咖啡后，马斯特森说：“这次谈话有点令人失望，先生。”

“伯特双胞胎吗？是的，我原本希望能听到更有趣的事情。毕竟她们俩身处秘密的中心。她们操作了那次致命的滴灌；她们窥见了法伦护士偷偷摸摸走出南丁格尔大楼；她们在半夜里撞见了正在巡视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但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东西。”

达格利什在想这两个女孩的事。马斯特森在她们进来时准备了第二张椅子。她们并排坐着，长雀斑的双手按照礼仪放在裙摆上，双腿谦恭地交叉着，这两个女孩简直就是对方的镜子。她们对他的提问回以有礼貌的轮唱式回答，两人那种西部地区的沙哑喉咙听起来十分悦耳，和她们那阳光般的健康外貌一样令人愉快。他有点喜欢这对双胞胎。当然，他面对的可能是一对颇有经验的共谋犯。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她们有最好的机会在牛奶中下毒。和南丁格尔大楼里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她们也有机会在法伦临睡前喝的酒中掺入什么东西，这些都是肯定的。然而她们却似乎和他相处得十分轻松。或许因为要反复地重述她们大部分的故事，她们有点不耐烦，但是她们绝没有害怕，也没有特别焦虑，时不时还会以一种探究式的关切目光盯着他，仿佛他是一个棘手的病人，情况开始变得令人焦虑起来。在示范室和学生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注意到其他护士的脸上也曾有过这种热切而富有同情心的关注，但有点张皇失措的意味。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牛奶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她们俩几乎是齐声驳斥他，而且声音都很平静：“啊，没有！如果有，我们还会继续往里灌吗？怎么可能呢？”

“你们还记得启开瓶盖时，它像是被拧开过吗？”

两双蓝色的眼睛互相望了望，几乎像是在传递信号。然后莫琳回答：“我们不记得它是否被拧开过。但即使有，我们也不会怀疑有人在牛奶上动过手脚，只会认为那是牛奶房的人按习惯做的。”

雪莉说接着：“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注意到牛奶有什么问题。要知道，我们当时正专注于滴灌的步骤，要保证我们需要的一切工具和装备到位。我们知道比勒小姐和总护士长随时会来。”

这就是解释。她们经过培训，是知道要注意观察的女孩，但她们的观察有其特定性和局限性。如果要她们观察一个病人，她们绝不会漏掉任何症状和征候，哪怕是眼皮的眨动或是脉搏的变化。然而对于房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多么惹人注目，她们都可能注意不到。她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示范过程、仪器、装置和病人身上，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那瓶牛奶没有问题。然而她们是农民的女儿，她们中的一员，莫琳，切切实实地将那东西从瓶子里倒了出来，难道她们就真的没有看出那不是牛奶的颜色、质地和气味吗？

莫琳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说：“这不是我们能否闻出苯酚气味的问题。当时整个示范室里都是这种气味，柯林斯小姐向来到处喷苯酚，仿佛我们全都是麻风病人。”

雪莉笑起来，说：“苯酚才不能治疗麻风病呢！”

她们互相望着，像共犯那样笑得很快乐。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她们没有提出可供思考的信息，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她们不知道谁会希望佩尔斯或是法伦死，两次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她们似乎也没有特别吃惊。她们还能回忆起凌晨与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讲过的每一句话，然而那次相遇明显没有给她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达格利什问到护士长是否流露出了什么异常的忧虑或是沮丧时，她们同时盯着他，困惑地皱起眉头，然后回答说护士长表现得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马斯特森仿佛在跟随他上级的思路，说道：“只差没有直接问她们，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看起来像不像是刚杀了法伦回来，你无法把话讲得更明白了。她们俩真是不爱说话的一对怪女孩。”

“至少她们确定了时间。7点刚过，她们取了牛奶，拿着它直接走进了示范室。她们为示范做初步准备时还没有打开牛奶瓶。她们大约8点40分回来继续完成准备工作时，牛奶瓶仍然在盘子上，仍然没有打开。她们把它竖着放进热水中，使其达到人体血液的温度，此后它一直在那里，直到她们将牛奶从瓶中倒入量杯内，大约两分钟后，比勒小姐和总护士长一行人到了。大多数有嫌疑的对象在8点到8点25分之间一起进早餐，因此下毒的时间要么在7点25分到8点之间，要么就是在早餐之后到双胞胎回到示范室之前的短短间隙内完成的。”

马斯特森说：“我仍然感到奇怪，她们居然没有注意到牛奶有什么异样。”

“也许她们注意到的东西比现在意识到的要多。但毕竟她们的故事已经讲了无数次，现在又重述了一遍。在佩尔斯死后的那几个星期内，她们最初的表述已经固定在头脑中，变得难以改变，覆盖了事实。这就是我没有问她们关于牛奶瓶的关键问题的原因。如果她们此时给了我错误的回答，以后她们就再也无法去更改它。我们必须给她们一次更大的震动，使她们完全进入回忆之中。她们现在没有用全新的目光去看发生的事。我讨厌重建犯罪现场，它们总使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虚构故事里的侦探。但是我认为可以在这里重建一次。明天一早我要去伦敦，你和格里森可以在现场监督，格里森大约会很乐意干。”

他简短地向马斯特森交待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道：“你不必惊动护士长们。我希望你向柯林斯小姐要一些消毒剂。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定要小心那些东西，事后把它处理掉，我们不能再让悲剧发生。”

马斯特森警官把杯子放进水槽，说道：“南丁格尔大楼真是厄运不断，但是既然我们在这儿，就不可能再次看到凶案重演。”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句话竟预言得一点也不正确，真是奇怪。

5

自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在杂物间遇到达格利什以来，罗尔芙护士长有足够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考虑一下她的处境。正如达格利什所料，她现在处于最不愿意配合的时候。关于示范课和胃内喂食的安排，以及佩尔斯护士死的那天早上自己的行踪，她都向贝利警察做过一番清楚、明确的交代。她对自己那番准确而一丝不乱的陈述做了确认，承认自己早已知道佩尔斯护士将扮演病人，并语中带刺地指出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因为法伦生病的时候，玛德琳·戈达尔来通知的正是她。

达格利什问：“你就没有怀疑过她生病一事的真假吗？”

“什么时候？”

“当时或现在。”

“我想你是在暗示法伦可能通过装病促使佩尔斯代替她，然后又在早饭前偷偷溜回南丁格尔大楼对滴管下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但是你最好从脑中把她假装生病的念头去除掉。法伦根本不可能制造出39.8摄氏度的体温、寒战和飞快跳动的脉搏。她是那天晚上的重病号，后来几乎病了整整十天。”

达格利什指出，那就更奇怪了，她竟然在第二天早晨就恢复得足以返回南丁格尔大楼。罗尔芙护士长回答说，这是够奇怪的，她只能推测必定有一个急迫的理由逼着法伦返回。当对方请她推测这个理由是什么时，她回答说，提出论点供人参考不是她的工作。然后，她像是在冲动的驱使下，又说道：“但那绝不是去杀佩尔斯。法伦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毫无疑问在她那个年纪中是最为聪明的。如果她回来是为了在喂食里下腐蚀剂，她应该完全清楚自己得冒多大的风险。她必须不让南丁格尔大楼的人看见，必须不让病房的人知道她不见了，还得十分小心地编造好一整套故事，才不会被迫临时想说辞。我猜就是因为这样，她才只是简单地拒绝了贝利警察，不向他做出任何解释。”

“或许她太聪明了，明白这异常的缄口不言会让另一个同样聪明的女人摸透她的心思。”

“你是指一箭双雕吗？我不这样认为，那对于警察的智力将会是多么重大的考验呀！”

她平静地承认，她无法提供自7点钟双胞胎从厨房拿来牛奶直到8点50分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此后，她和总护士长、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一起待在泰勒小姐的起居室里，等着比勒小姐的到来。8点到8点25分间，她与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吉尔瑞护士长同桌吃了早饭。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先离开了饭桌，她在大约8点25分时也走了，这是她唯一可以证明不在现场的时间段。随后，她先是回到自己位于示范室隔壁的办公室内，但是发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正在那里，便立刻回到四楼的卧室里去了。

达格利什问及吉尔瑞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吃早餐时表情是否和平时一样时，她冷冷地说，她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杀人躁狂症的迹象，如果说这就是他话中暗示的意思的话。吉尔瑞看了《每日镜报》，布鲁姆费特看的是《护理时代》，如果这也具有什么意义的话，谈话就更微不足道了。她很遗憾地说她不能为她自己在早餐前后的行踪提出任何证据，但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多年来她都习惯去卫生间私下里清洗一下，除此之外，她很看重一天工作开始之前的这段空闲时间，宁愿独自度过。

达格利什问：“你吃完早餐，去了办公室后发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在那里，当时你不感到吃惊吗？”

“这没什么特别的。我理所当然地想到他昨晚在医务人员宿舍里过了夜，因此一早就来南丁格尔大楼见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他可能是要找个地方写封信。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每当突发奇想时，便自以为有权把约翰·卡朋达医院的任何房间当作他的私人办公室。”

达格利什问起她昨天晚上的行踪。她又重复说她一个人去了电影院，但这一次却补充说，她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朱丽亚·帕多。她们一起走回了医院。她们回到南丁格尔大楼时23点刚过，她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有再见到任何人。她猜帕多护士要么是直接上床睡了，要么就是到实习护士起居室里去和其他人一起看电视了。

“这么说来，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我吗，护士长？没有可以提供帮助的信息吗？”

“没有。”

“我这样说未必确切——甚至连你为什么要撒谎称自己是独自看的电影，你也不能说出原因吗？”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认为我的私事不应该在你们的关注之列。”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罗尔芙小姐，你的两个学生死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出原因，查出她们是怎样死、为什么死的。假如你不愿意合作，就说出来，你将不必回答我的问题。但不要试图告诉我该问什么问题。是我在负责这次调查，我做事有我自己的方式。”

“我明白了，你做事的时候要建立一套规矩。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答问题，不管我们想不想玩这个游戏。你们玩的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达格利什先生。”

“告诉我一些学生的情况吧。你是首席护士导师，必定见过很多女孩。我想你对学生们的个性一定有很中肯的判断。我们先从戈达尔护士开始吧。”

如果说她对他的选择有一点吃惊或宽慰的话，她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我确信玛德琳·戈达尔能获得金奖章，她是这一届最优秀的护士。她不如法伦聪明，但是很用功，做事极其认真。她是本地的女孩，父亲在城里很有名气。他是个极为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继承了历史悠久的祖业，还是市议会的议员，多年来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玛德琳上完中学后便来到这里。我想她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去其他的护士培训学校。她的家人都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她已经和一个圣三一修会的牧师订婚，我听说他们打算等戈达尔一完成学业就结婚。又一个优秀的护士将离开这个行业，但我想她明白自己该优先考虑什么。”

“伯特双胞胎呢？”

“仁慈友爱、明白事理的好姑娘，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有想象力、更敏感。她们的父母是格洛斯特附近的农民。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选中了这家医院，可能是有一个什么表姐之类的在这里培训过，觉得很好的缘故。她们是那类按照自己的家庭基础挑选培训学校的女孩。她们不是特别聪明，但也不笨。我们这里不收愚蠢的女孩，感谢上帝。现在她们各自都有固定的男朋友，莫琳已经订婚了。我想她们俩都不会把护士看作永久性的工作。”

达格利什说：“如果这种由于婚姻而主动放弃工作的情况形成定势的话，你们大概很难为护士这个职业找到领导人物了。”

她冷冷地说：“我们现在就有难处。你还对哪位感兴趣？”

“达克尔斯护士。”

“可怜的小姑娘！她也是一个本地的女孩，背景却与戈达尔完全不同。她父亲是一个地方矿务工作人员，在达克尔斯12岁时死于癌症。母亲从那时起一直靠一笔微薄的抚恤金艰难度日。这女孩与戈达尔毕业于同一所中学，但据我所知，她们相处得并不好。达克尔斯是一个勤奋、认真、努力的学生，有很大的抱负。她会干得很好，但不会有很大的发展，也就这样了。她容易疲倦，身体不是十分强健。大家都认为她胆子小，神经高度敏感，不管这是委婉的说法还是另有所指。但达克尔斯足够吃苦耐劳。要记住，她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无论这个女孩体力和精神两方面中哪方很弱，她的学业都达不到目前的程度。”

“朱丽亚·帕多呢？”

罗尔芙护士长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自己，当她继续说话时，声音里已经听不出变化了。“这是唯一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母亲是一个漂亮但自私的女人，她不能长久地和一个丈夫一起生活。我相信她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不知道帕多是否知道谁才是她的父亲。她母亲经常不在家，帕多只有5岁时，就被她母亲打发到托儿所去了。她到这儿来之前有过一段不稳定的学习经历。她是从一所六年制寄宿中学直接到这里来的。那所学校专收独立生活的女孩。那里什么都不教，只让她们死记硬背。她先是申请了一家伦敦的教学医院，但在社会背景和学业上都未能达到接收标准。不过那里的总护士长把她推荐到这儿来了。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和教学医院之间有合作。他们那里每一个位置都有十多个人在申请，大多数人是出于势利，或是想找到一个好丈夫。我们十分乐意接受一些他们不要的人。我看他们培养出的护士未必比她们被接收进去时要好多少。帕多就是被她们拒绝的。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但思想上缺乏历练，是个心眼好、能体贴人的护士。”

“你对你的学生十分了解。”

“这是我的工作。但我有话在先，别指望我来评论我的同事。”

“吉尔瑞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吗？不，但我很想听听你对法伦护士和佩尔斯护士的看法。”

“对于法伦，我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她性格内向，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神秘的姑娘。当然，她人很聪明，比大多数的学生成熟。我想我只和她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是在她的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叫她来，想问问她对护理工作的看法。一个像她这样不是直接从学校毕业就过来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女孩，我们的教学方法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我对此很感兴趣。她说一个人仍然在学徒阶段时受到的待遇就好比厨房里的下级女仆，要她来做这种判断是不公平的，但她仍然认为护理是她的工作。我问她是什么吸引了她选择这个职业，她说想掌握一门技能，那会使她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独立生存，况且一份资格证书总是需要的。我认为她对这门职业并没有特别的雄心壮志。说到底，她接受培训只不过是为了掌握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是我也可能错了，我说过，我从没真正了解过她。”

“所以你不知道她是否有敌人？”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想要杀死她，如果这就是你的意思。我倒是认为佩尔斯更像一个受害对象。”

达格利什问她为什么。

“我不喜欢佩尔斯，但我没有杀她，我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人就杀了他。她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喜欢搬弄是非，为人虚假。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会说的。我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即使我有，我也不确定是否应该交给你。”

“因此对于她竟然被人谋杀，你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这件事叫我大吃一惊，但我从没想过她会死于自杀或是一次意外。”

“那么你认为是谁杀了她呢？”

罗尔芙护士长冷酷地看着他，报复般的说道：“告诉我，警司，你说是谁？”

6

“你昨晚一个人去了电影院？”

“是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去看《奇遇》的重映，对吧？或许你觉得只有一个人才能最好地体会安东尼奥尼电影的精妙之处？抑或你找不到其他人愿意陪你一起去？”

她当然受不了这个。

“只要我愿意，会有无数的人想带我去看电影。”

电影。这个词让达格利什回忆起自己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光。代沟这个词真正的含义远比语义学上的意思要深，那是更为彻底的情感疏离。他真的不理解她。他找不到一点线索，帮助他猜出那光滑的、孩子气的额头里面正在想着什么。那双非凡的紫罗兰色眼睛在弯弯的眉毛下面远远地分隔着，它们直盯着他，充满了警惕，却很淡漠。那张猫儿一样的脸长着小小的、圆圆的下巴和宽宽的颧骨，它毫无表情，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出一种厌恶。达格利什想，很难想象在病床边会有比朱丽亚·帕多长得更漂亮、更可爱的护士。当然，当病人真的很痛苦、很沮丧时，伯特双胞胎健全的常识或玛德琳·戈达尔冷静的才干更让人愿意接受。这也许只是个人的偏见，但他无法想象任何男人会心甘情愿地在这个自私、无礼的小女人面前暴露自身的心理缺陷或肉体痛苦。他很好奇帕多想从护理这项事业中得到什么。如果约翰·卡朋达医院是一家教学医院的话，他还能够理解。她说话时每一次睁大眼睛都会让听者感到眼前蓝光一闪，那象牙般洁白的牙齿外，湿润的双唇每一次微微分开都会迷倒一帮医学院学生。

他注意到这些对马斯特森警官也有着影响力。

可是罗尔芙护士长是怎么说她来着？

“一个聪明的女孩，但思想上缺乏历练，是一个心眼好、能体贴人的护士。”

好吧，可能是这样。但是罗尔芙护士长受了偏见的支配，所以达格利什要以自己的方式来下判断。

他压住心中的疑问，抵制住要挖苦人、想用低级的嘲弄来表示反感的冲动。

“你觉得影片怎样？”

“还成。”

“那么，你看完这部‘还成’的电影后回到南丁格尔大楼时是什么时候了？”

“我不知道，我想大约接近晚上11点了吧。我在电影院外面遇见了罗尔芙护士长，我们一起走回来的。我想她已经告诉过你了。”

由此看来，她们必定已经谈过话了。这就是她们的故事，这个女孩又重复了一遍。她毫不掩饰，根本不在乎人家是不是相信她。这当然可以查出来。电影院售票室里的女孩也许能回忆起她们两个是不是一起来的。但是根本不必费劲调查，那有什么要紧的呢？除非她们两个一边欣赏电影一边策划凶杀案，就这样度过了那一晚。如果的确如此，这里就有一名罪恶的同谋犯，而她看起来明显也无所谓。

达格利什问：“你回来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我上楼去了护士起居室，她们正在看电视。呃，实际上我进去时她们刚刚关上电视。伯特双胞胎到厨房去沏了茶，我们把茶端到莫琳的房间里喝，达克尔斯跟着我们一起去了。玛德琳·戈达尔留下来和法伦待在一起。我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一喝完茶便上床去睡了。0点之前我就睡着了。”

她也许睡着了。但这是一次非常简单的谋杀，没有什么可以阻拦她——或许是在卫生间的一个隔间里——等待，一直等着法伦洗澡。一旦法伦进了浴室，帕多护士就会知道其他学生所知道的一切：一杯加了柠檬汁的威士忌会在法伦的床头柜上等着。溜进她的房间，在饮料里加点什么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然后呢？在没有拿到事实根据之前，顺水推舟做出这样的推理，就如同摸黑前行，令人发狂。不到尸检报告出来，毒理学报告到手，他都不能确定正在调查的是不是一桩谋杀案。

他突然改变方针，返回到前一个话题上去。

“你对佩尔斯护士的死感到遗憾吗？”

她又一次睁大了眼睛，微微噘起嘴，思考着，意思是这真是一个相当傻的问题。

“当然，”稍微停顿了一下，“她从没有伤害过我。”

“她伤害过别人吗？”

“你最好去问她们自己。”又是一阵停顿。或许她觉得自己的冒失有点傻气和粗鲁。“佩尔斯能带给别人什么伤害呢？”这句话的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蔑，只有冷漠，她仅仅是陈述一件事实。

“有人杀了她。那可能意味着她招人怨。有人必定很恨她，想把她从眼前除掉。”

“她很可能是自杀的。当她吞那根管子时，便清楚地知道要流进来的是什么了。她害怕了，每一个在旁边看着的人都能够看出这一点。”

朱丽亚·帕多是第一个提到佩尔斯护士的恐惧的学生。当时，所有在场人员中只有两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另一位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她的陈述着重指出了那女孩恐惧的表情，佩尔斯护士几乎是在强迫自己忍受。帕多护士居然如此具有洞察力，真是令人吃惊，也很有趣。达格利什说：“但是你真的相信是她自己把腐蚀性的毒药放进了食物里吗？”

那双蓝色的眼睛又和他的眼睛碰上了，她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不，佩尔斯每次不得不扮演病人时，都怕得要命。她讨厌做这个，虽然从不说出来，但人人都能看出她的感受。吞咽那根管子对于她来说必定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有一次她对我说，一想到要在喉部做检查或是手术她就受不了。她小时候曾经做过扁桃体切除手术，那个外科大夫，也许是一个护士，对她很粗暴，深深地伤害了她。不管怎样，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给她留下了对于喉部的恐惧。当然，她本可以向吉尔瑞护士长解释，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替换她，她就不必扮演病人了。没有人强迫她。但是我觉得佩尔斯认为完成示范是她的责任。她是一个特别看重责任的人。”

如此看来，当时在场的任何人都应该能看出佩尔斯的感受。但事实上，只有两个人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就是眼前这个明显没心没肺的小女人。

达格利什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但并没有特别吃惊：佩尔斯护士竟然会挑选朱丽亚·帕多来做自己信赖的人。他以前也碰到过这种反常的吸引。长得漂亮、惹人喜爱的人常常对于长相平凡、遭人看不起的人具有吸引力。有时候这种吸引力甚至是互相的。他心里猜度着，这种奇怪的互相吸引成了多少友谊和婚姻的基础，却不为这个世界所理解。但如果希瑟·佩尔斯希望通过讲述她童年的阴影得到对方的友谊或同情的话，那她真是不幸。朱丽亚·帕多看重的是力量，而不是弱点。面对乞求她同情的他人，她只会无动于衷。然而，谁又知道呢？佩尔斯也许从她那里得到了什么，不是友谊，不是同情，甚至也不是怜悯，而只不过是一点点理解而已。

他突然产生一阵冲动：“我想你大概比这里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佩尔斯护士，可能十分了解。我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你也不相信。我要你把关于她的一切都告诉我，那会帮助我找出一个动机来。”

一秒钟的停顿。这是他的想象，还是她真的在下决心说什么事呢？然后她开始说，音调挺高，却有种不善表达的孩子气：“我猜她在讹诈某个人，她对我干过一次。”

“说说看。”

她用探究的目光看着他，仿佛在估量他的可信度，或者是在衡量这件事值不值得讲出来。然后她的嘴角上翘，露出一个微笑，好像在缅怀往事，接着平静地说道：“一年以前我的男友曾和我在一起过了一夜，不是在这里，是在综合护士宿舍。我打开了一扇防火通道门放他进来。我们当时只是闹着玩的。”

“他是约翰·卡朋达的人吗？”

“嗯，是的，是外科登记处的。”

“那么希瑟·佩尔斯是如何发现的呢？”

“那是我们预考——就是第一次国家注册考试——的前一晚。佩尔斯每逢考试之前都要闹肚子。我猜她是沿着走廊慢慢摸到厕所去时看见了我正让奈杰尔进来，又或许是她返回卧室时在我的房门上偷听来着。她大概听到了我们在房中咯咯地笑，或者诸如此类的声音。我料想她听了个够。我不知道她这样干是要做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想和佩尔斯做爱，所以我想她就是要听别人和男人在床上的动静以获得一点刺激。不管怎样，第二天一早她就跟我说了这件事，还威胁说要告诉总护士长，把我赶出护士培训学校。”

帕多说这些话时并无怨恨的语气，还几乎觉得有一点好玩。这件事当时没有惹恼她，现在也没有惹恼她。

达格利什问：“她问你要多少钱来买得她的沉默？”

他毫不怀疑，不管她要了多少钱，那笔钱一定没有支付。

“她说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什么，得想一想，得要得合情合理。你真该看看她当时的那张脸，斑斑驳驳，红得就像一只令人讨厌的火鸡。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拉长着一张脸的。我假装害怕极了，后悔得要死，要求那天晚上我们应该谈一谈。那样做是为了给我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去和奈杰尔联系。他和他守寡的母亲就住在城外。她很溺爱他，我知道叫她证明她儿子在家里过的夜毫不困难。她甚至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她认为她宝贝的奈杰尔想要什么就该得到什么。但是我得赶在佩尔斯之前把一切安排好。那晚我见到她时，告诉她我们两人坚决否认那件事的存在，奈杰尔有不在场证据来支持他。她忘了奈杰尔还有个母亲，也忘了别的事。奈杰尔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侄子。如果她去告了状，也只有她会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赶出去，而不是我。佩尔斯真是蠢得要命，真的。”

“看来你应付起这类事来得心应手、镇静自如，真叫人佩服。你就真的不知道佩尔斯打算怎么惩罚你吗？”

“啊，我当然知道！我在开口告诉她之前先让她说出来了。真是有趣极了。那根本就不是惩罚，更像是讹诈。她想和我们玩，加入我们这一伙！”

“你们这一伙？”

“嗯，就是我、詹妮弗·布莱恩和戴安娜·哈泼。我那时正和奈杰尔交往，戴安娜和詹妮弗的男友都是奈杰尔的朋友。你没见过詹妮弗，她就是那些因流感而请假的学生中的一员。佩尔斯要我们为她介绍一个男朋友，那样她就能成为我们这一伙人中的第四个了。”

“你不觉得这很令人吃惊吗？从我听到的有关她的情况来看，希瑟·佩尔斯根本就不是那类对性有兴趣的人。”

“人人都对性有兴趣，只是各有各的方式。佩尔斯只是没有直接提出来罢了。她说我们三个她都信不过，应该另找一个可靠的人来监督我们。猜猜看！猜中了是谁可没有奖金！我知道她想要谁。是汤姆·迈利克斯，他那时候是儿科的登记员。他一身缺点，相当令人讨厌，但是佩尔斯喜欢他。他们俩都属于医院教友会的，汤姆在这里待满两年之后就要去当传教士什么的。他倒是很适合佩尔斯。我敢说只要我对他施加压力，他完全可能和她出去幽会一两次。但那样做对她没有一点好处。他不要佩尔斯，他要的是我。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达格利什当然知道，毕竟这是最普通、最老套的个人悲剧。你爱一个人，他却不爱你。更糟糕的是，他不惜舍弃自己的最大利益，也要打破你平静的心境，去爱上另一个人。假设没有了这种人间悲喜剧，世界上半数的诗人和小说家又该干什么去呢？但是朱丽亚·帕多不为所动。达格利什想，如果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同情，甚至是表现出一点儿兴趣就好了！佩尔斯这种不顾一切的需求和对爱的渴望迫使她从可悲的乞求者走向了讹诈犯，但她在被讹诈者那里却一无所获，甚至连一丝觉得好笑的轻蔑也没有。

这个被讹诈者甚至都不觉得有必要要求佩尔斯保守秘密。她此时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便把原因告诉了他。

“我现在不在乎你知道了。我干吗要在乎？毕竟佩尔斯死了，法伦也死了。我的意思是，这里出了两宗命案，总护士长和医院管理委员会有更重要的事得操心，哪里还会管我和奈杰尔上床的事。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个晚上，那才叫销魂呢！那张床太窄，一直吱吱嘎嘎地叫，奈杰尔和我咯咯地笑着，我们几乎不能够……可是只要一想到佩尔斯盯在锁洞上的那只眼睛……”

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这真是一串发自本能的、回忆欢乐往事的钟声齐奏，那么天真，那么富有感染力。马斯特森抬起严肃的脸看着她，也不禁漾开了嘴角，宽容地咧嘴一笑。有那么一刻，他和达格利什都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以免和她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7

达格利什一一召见等候在图书馆里的那些人时，并没有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他把吉尔瑞护士长留到最后也没有特别的用意。但是漫长的等待对于她来说是有点欠体谅了。很显然，一大清早起床，她就挤出时间来仔细地化了妆。这当然是出于本能做的一番准备，不管那天会遭遇什么样的意外和损害，她都得做这样的准备。但是她化的妆后来却弄得一团糟。睫毛油流了下来，弄污了眼影，汗珠一直沿着前额往下淌，唇膏在下巴上留下一道痕迹，或许是她自己的手不经意间在脸上乱划造成的。很显然，她发觉她很难使自己的双手安静下来。她坐在那里，手指将手帕绞来绞去，又在双腿上不安地划动。没有等到达格利什开口说话，她便极度激动地开了腔，喋喋不休地高声说：“你和你的警官与梅克诺夫特一家一起待在猎鹰者武器旅馆里，不是吗？但愿他们能让你们住得舒服，希拉有点令人讨厌，但是鲍勃，你让他独自待着时倒是个挺不错的人。”

达格利什做了一切努力不让鲍勃独自待着。他之所以挑选猎鹰者武器旅馆，是因为它小、方便、安静，而且一半的房间都空着。没多久他便明白了原因，旅馆的老板鲍勃·梅克诺夫特和他的太太比起关心如何让客人过得舒服，更关心如何给来访者留下他们有教养的印象。因此达格利什强烈地希望在这个周末能搬出那个地方。与此同时，他无心与吉尔瑞护士长讨论梅克诺夫特一家，便彬彬有礼但坚决地把她引导到更为相关的话题上来。

和其他接受询问的人不同，吉尔瑞护士长认为在开始前，她必须花五分钟表达她对那两个女孩的死亡感到的恐惧感受，那是何等的惊悚、悲惨、糟糕、可怕、残忍、难忘、费解，等等。达格利什想，这种情绪表述尽管没有独到见解，却也是真实的。这个女人是真正悲痛的，他怀疑她是否被吓坏了。

他引导着她一起回到1月12日星期一发生的事件上去。她所说的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陈述也已经记录在案了。她那天起得很晚，匆匆忙忙穿好衣服，等到她收拾好赶到餐厅时正好8点。她在那里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及罗尔芙护士长一块儿吃了早餐，当时她第一次听说法伦头天夜里生病了。达格利什问她是否还记得是哪位护士长把这消息告诉她的。

“呃，我不敢说我的确记得，我想是罗尔芙，但我不能十分肯定。那天早上我心境很烦躁，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就是睡过头也无济于事。对于综合护士协会视察的事我自然是有点紧张，毕竟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导师，只是代替曼宁护士长上课。第一次带班做示范教学没有总护士长指导就够糟糕的了，再加上协会来的视察员、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和罗尔芙护士长全都坐在那里，瞪大眼睛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突然想到法伦不在，就只剩下七个学生了。嗯，这倒是蛮适合我的，我认为人越少越好。我只希望这些小家伙们能够利索地回答问题，显出一点聪明劲儿来。”

达格利什问她最先离开餐厅的是谁。

“我想是布鲁姆费特。她像往常一样急着回病房。接着离开的是我。我拿着报纸穿过餐厅，端着一杯咖啡就进了暖房，坐下来看了十来分钟报纸。克里斯汀·达克尔斯、戴安娜·哈泼和朱丽亚·帕多都在那儿。哈泼和帕多在一起闲谈，达克尔斯独自在看杂志。我没待多久，走的时候她们还在那儿。大约8点30分，我上楼回了房间，路上取了邮件，然后又下来，直接去了示范室，此时正好是8点45分。伯特双胞胎已经在那里了，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后，戈达尔几乎是踩着点进来的，班上其他人是在8点50分时一起进来的，只有佩尔斯除外，她最后一个进来。在我们定下心来开始工作之前，女孩子们像往常一样闲谈，谈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其余的事你都知道了。”

达格利什当然知道。他虽然知道不可能从吉尔瑞护士长那里听到什么新东西，但还是引导着她再回顾一下示范室里的伤人事件。可她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说了，又是一切是多么可怕、恐怖、吓人，令人不寒而栗、难以置信，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达格利什又转回到法伦的死上来，但此时吉尔瑞护士长却令他大吃一惊。她是所有人中第一个提出有不在场证据的人，或者说，她显然希望这是一个证据，并且她说的时候有一种希望他人理解的满足。从20点直到午夜，她一直在房间里招待一个客人。她带着一种害羞的表情，不情愿地向达格利什说出了他的名字。他叫伦纳德·莫里斯，是这家医院的总药剂师。她邀请他来吃晚饭，他刚到不久后，她在四楼的护士长厨房里做了一道简单的红肠意面，在20点时将食物端进了自己的起居室里。这之后，她去厨房取菜碟用了几分钟，快到午夜时，莫里斯去了两分钟厕所，早些时候她也因为上厕所离开了两三分钟。除此以外，他们一直在一起，待了整整四个小时，谁都没有离开过对方的视线。她又热切地补充说，让莫里斯证实她所说的故事只会让他感到莫大的幸福。莫里斯应该准确地记得时间，因为他是一个药剂师，非常讲究细节的精确。唯一的问题是他今天上午不在医院，9点前他刚给药房打过电话，说他病了。但他明天会赶回来上班，这一点她可以确定，莫里斯最恨浪费时间。

达格利什问起他离开南丁格尔大楼是在几点钟。

“嗯，午夜过后没多久。我记得我的时钟报时0点时，莫里斯说他真的要走了。五分钟后，我们离开房间，走下后楼梯，就是从总护士长寓所通出来的那个楼梯。我把门打开，让它敞着，莫里斯从他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取了车，我和他走到了小路上第一个转弯处。那天晚上不适合散步，但是我们还有一两件医院里的事要聊。莫里斯在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药物学课，而我呢，我想我可以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莫里斯不愿意让我独自回去，于是又把我送回了门边。我想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大约是12点15分。我从总护士长寓所的那扇门进来，然后把它锁上了。随后，我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把晚餐的餐具送到厨房里去洗，然后又去了浴室。12点45分，我上了床。我整晚都没有见到法伦。接下来我所知道的便是罗尔芙护士长冲进来叫醒我，说达克尔斯发现法伦死在了床上。”

“于是你出去过，穿过泰勒小姐的寓所又回来了，当时她的门开着吗？”

“啊，是的！总护士长每逢外出总是把门开着的。她知道我们发现了她的楼梯更方便、更私密。实际上，她也并不禁止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招待朋友，毕竟我们都是成年女人了。再说，让我们穿过主楼大摇大摆地出去，让所有的学生都看见也不太好。总护士长这样做真是了不起呀！她不在南丁格尔大楼时甚至还不锁她的起居室，让它开着呢，这样，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只要想用就可以用它。也许你没有听说过吧，布鲁姆费特就是总护士长的一条狗。大多数总护士长都养着一条小狗，这你总该知道，玛丽·泰勒就养着布鲁姆费特。”

她说这番挖苦话时刻薄得出人意料，马斯特森猛地把头从记录本上抬起来，看着吉尔瑞护士长，仿佛她本来是一个前途无望的候选人，却突然间爆发出意想不到的潜质来。但是达格利什无视了这段话，没有理睬，他问道：“昨天晚上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使用了泰勒小姐的寓所吗？”

“半夜里吗？布鲁姆费特绝没有！除非她和总护士长一起在市里溜达，一般很早上床。她总是在晚上10点15分时沏最后一杯茶。不过，她昨天晚上被人叫出去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把她叫过去，让她去单人病房接收一位从手术室送过来的病人。我想这件事人人都知道，那是快到0点时的事。”

达格利什又问吉尔瑞护士长是否亲眼见着她了。

“没有，但是我的朋友看见了，我是说莫里斯。他把头伸出门外去看走廊里是否有人，好在我们离开前上厕所。当时，他看见了布鲁姆费特裹着斗篷，提着她那个旧提包，消失在楼梯下面。很显然她正要出门，我猜她是被叫到病房里去了。对布鲁姆费特来说，这是常有的事。提醒你一下，这有一部分是她自己的过错，有种东西叫作‘过于认真’。”

达格利什想，吉尔瑞护士长是不大可能去犯这样的“过错”的。很难想象她会回应任意一位外科大夫——不管他多么杰出——的偶然召唤，在隆冬的午夜时分高一脚低一脚地穿过庭院。他为她感到遗憾，她让他窥见了这种荒谬可笑的隐私的缺失，这些凌乱琐碎、巧立名目的借口，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并不情愿地互相接近，在想尽办法保住自己隐私的同时试图窥探他人的秘密，使他陷入一阵压抑。一个成年男子在出门之前，先得鬼鬼祟祟地四下里偷看一下，两个成年爱侣为了躲避别人的窥探，偷偷摸摸地溜下后楼梯，这是多么可笑、多么令人屈辱的行为。他想起总护士长说过的话：“我们知道这里所有的事，这里没有真正的隐私。”即便是可怜的布鲁姆费特夜里喝什么茶，以及她夜里几点睡觉，都是人所共知的事了。难怪南丁格尔大楼滋生出了特有的精神病，吉尔瑞护士长必须为自己寻找借口，为她和她的情人在院子里散步作辩护，为她们那显然很自然的依依不舍的心情作辩解，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废话来掩饰，说什么要讨论医院里的事情。他发现这一切是那么令人压抑，所以到了该让她走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惋惜。

8

达格利什对于他和女管家玛莎·柯林斯之间半小时的谈话十分欣赏。她是一个瘦瘦的、褐色皮肤的女人，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树枝，而且骨头里的汁液早就干枯了，让人觉得她不知从何时起，身体就在衣服里面渐渐缩水了。她那厚厚的浅黄褐色工装裤挂在身上，形成长长的褶缝，从她的窄肩膀一直延伸到小腿中部，在腰间被一条儿童用的红蓝条纹皮带束住，并扣上了一个蛇形带扣。她的长袜被压缩成褶裥状，包住了脚踝。要么就是她总喜欢穿大两码的鞋子，要么就是她的脚有点奇特，与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明显地不成比例。她一被传唤，就忽然出现在了达格利什面前，一双大脚站在那里稳稳地向两边分开，两只眼睛带着一种恶狠狠的神气盯着他，好像自己要接见的是一位特别难对付的女仆。在整个谈话中，她没笑过一次。说实话，在这个场合中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滑稽的东西，但是她似乎无法挤出哪怕一丝让人可以察觉的笑意。尽管开头不顺，谈话还是进行得不错。达格利什有点怀疑她说话时的尖刻语气和反常的干瘪外貌是她精心设计的一种伪装。或许大约四十年前，她决心成为医院里的一个大人物，一个受人爱戴的虚构暴君，于是开始用同等的傲慢对待每一个人，上至总护士长，下至底层女仆。一经发现这种有个性的举动是如此成功和令人满意，她就决定从此不再放弃它了。她不断地抱怨，却没有什么恨意，那只是一种形式罢了。他猜柯林斯小姐其实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当她选择露面时既没有不快乐也没有不满足。如果这份工作就像她所声称的那样叫人不能忍受的话，她不会一干就是四十年。

“牛奶！别跟我说牛奶！这幢大楼里关于牛奶的麻烦事太多啦！比所有其他伙房里的事加在一起还要麻烦，我就来说一点牛奶的事吧。一天15品脱牛奶，即使是这屋子里的人得流感病倒了一半，牛奶也全部喝个精光。不要问我牛奶到哪里去了，这已经不归我负责了，对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送两瓶牛奶到护士长那一楼去，好让她们沏早茶。她们三个人分两瓶，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够了。总护士长当然是单独享用，她拿了一品脱，一滴也不愿意给别人。可是那一瓶牛奶惹的麻烦哟！第一个拿到牛奶的护士长撇去了所有的乳脂，我猜是这样，一点也不考虑别人，对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她们够幸运的了，她们那两瓶牛奶可是海峡群岛的牛奶，这屋子里别人都喝不上。可就是这样还是抱怨个不停。吉尔瑞护士长抱怨说她的牛奶水太多，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则抱怨说不是每次都是送的海峡群岛的牛奶，罗尔芙护士长呢，则要半品脱一瓶的，她明明和我一样，知道是没有这种包装的。然后便是给学生沏早茶的牛奶、可可以及她们夜里调制饮料要的东西了。本来按照规定，她们从冰箱里取牛奶都得登记。并不是不愿给她们，但规定如此。唉，你自己去瞧一瞧那登记本吧！十次里有九次她们会嫌麻烦不登记，可空瓶子总是一大堆。本来按照规定，空瓶子要洗干净，再送到厨房里面。这你总不会认为太麻烦吧？可她们却把空瓶子到处乱扔，房间里呀，碗柜里啊，杂物间啊。根本没有好好洗，弄得这屋子里臭烘烘的。我的手下们都有自己的活要干，没时间追着学生们和她们的空瓶子转，和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

“你是什么意思，问我伯特双胞胎拿牛奶时我在厨房里吗？你知道我当然在的，我对其他警察也是这样说的。每天那个时候我还能在哪儿呢？每天6点45分我总是在厨房，伯特双胞胎进来时刚刚过了三分钟。不，我可没有亲手把牛奶瓶递给她们。她们是自己动手从冰箱里拿的。侍候学生们、给她们递东拿西可不是我的工作。和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不过她们从厨房出去时，那牛奶可是一点毛病也没有。牛奶要到6点30分才会送来，早饭前我要干的活可多了，哪有工夫在牛奶里放什么消毒剂。除了这个，我还有不在场证明。从6点45分起我就一直和曼西太太在一起。她是个钟点工，人手短缺时她便从城里赶来帮帮忙。你想什么时候找她都可以，但是我得告诉你，你从她那里可听不到什么。那可怜的人儿在两只耳朵之间可没装什么。即使我整个早上都在给牛奶下毒，她也不一定会注意到。但是她和我在一起就不能这样做工作以外的事。我们一直在一起，绝没有每隔一分钟就往卫生间里跑，多谢了。该干活的时候我的事情可多着呢，各种各样的。

“卫生间的消毒剂？我就知道你会问那个。我亲自动手把它们从大罐子里灌到瓶子里装满的，它们每周一次从医院的总储藏室送过来。这本来不是我的活，但是我不想把它留给其他女仆去干。她们太粗心大意了，只会把它们弄得满卫生间地板都是。佩尔斯护士死的头一天，我在楼下的厕所里灌满了那个瓶子，所以它应该还是满的。有些学生总喜欢在冲马桶时倒点消毒剂，但大多数学生不倒。你要知道，实习护士们对于这类小事情穷讲究，可是她们并不比其他年轻人好多少。女仆们大多在清洗厕所便池时使用消毒剂。所有的厕所每天都得清洁一次。我对于清洗卫生间要求特别严。楼下的那间是由摩拉格·史密斯午饭后打扫的，但是戈达尔护士和帕多护士在那之前却发现瓶子不见了。我听说其他警察在屋后的灌木丛里找着了那个空瓶子。是谁把它扔在那儿的？我倒想知道。

“不，你见不着摩拉格·史密斯，他们没和你说吗？她今天一整天都休假。她昨天早茶后便休息去了，真是走运。他们不能把坏事扣在她头上了。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回家了，我没问。在南丁格尔大楼，女仆们都在我的眼皮底下干活，她们够负责的了。我从不过问她们休假时干什么，只不过偶尔听到过一句两句。她今夜多半会回来。总护士长留下话了，她得调到常住职员招待所里去。现在看来，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可是没人来调我。如果早饭前摩拉格还不露面的话，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分派活儿。我手底下的人如果不在我的眼皮底下干活的话，我就抓不住她们，对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不是那个摩拉格有多麻烦，只是每当麻烦一来她就特别固执，但是你只要给她起个头，她干得可不坏。要是有人告诉你说是摩拉格·史密斯弄糟了滴管里的喂食，你可别相信他们。那姑娘是有点蠢，但她可不是一个发了疯的精神病。我可不能让人无缘无故地糟蹋我手底下的人。

“我要给你说点事，侦探先生。”她把她那干瘦的屁股从椅子上抬起来，从书桌上探过身子，用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达格利什。他努力振作起来，眼睛一眨不眨地去迎接她射过来的目光。他们两人互相瞪着，就像两个即将开始一场战斗的角斗士。

“哦？”

她伸出一根枯瘦而指节粗大的手指直戳向他的胸脯，达格利什向后一缩。

“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将那个瓶子从卫生间里拿出去，或者拿它做清洗厕所便池外的勾当，谁都不许！”

很显然，在柯林斯小姐的眼睛里，罪恶无处不在。

9

12点40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现了。他轻快地在门上敲了敲，没有等别人说出“请”字便走了进来，三言两语地说道：“我现在只能给你一刻钟的时间，达格利什，如果你方便的话。”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意味。达格利什同意了，示意他在椅子上坐下。外科大夫一眼看过去，只见马斯特森警官冷冷地坐在一边整理着记录本。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将椅子转过来，使椅背正对着警官，然后坐了下来，将手插进背心口袋，从里面取出一只用黄金打造的香烟匣。它十分精致，形状细长，似乎很难起到实用的功效。他递了一支烟给达格利什，却没有给马斯特森，在遭到警司的拒绝后，他既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趣。他给自己点上了烟。握住打火机的那双手很大，手指粗壮，不像一双外科大夫灵巧的手，倒像木匠粗糙的手，但是这双手保养得很好。

达格利什表面上在忙着整理文件，实则在观察着外科大夫。他又高又壮，但还不算胖，中规中矩的西服穿在他身上简直太合身了，衣服里面裹着的是一副健壮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愈发显示出他体内掩藏不住的潜力。他算得上英俊，长头发从高额头上往梳到了后面，又硬又黑，只有一缕白发留在那里。达格利什想是不是染白的。对于他那张又大又红润的脸来说，眼睛显得太小了点，但是很有型，分得很开，什么东西都逃不过这双眼睛。

达格利什知道在促使警察局局长打电话给苏格兰场这件事上，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起了重要作用。当达格利什接手这个案子时，科特里-布里格斯和贝利警察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从他那带点恶意的叙述中很容易看出他打这个电话的原因。外科大夫从一开始就使自己成为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的动机——如果能够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解释的话——曾经引起过有趣的推测。一开始他断言佩尔斯护士是被谋害的，说难以想象这件谋杀案与医院里的人有牵连，还说地方警察有责任将这个推测进行下去，应该毫不耽搁地找到并逮捕杀人者。当他们的调查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结果时，他变得不安起来。他是一个习惯使用权力的人，无法想象没有权力会怎样。他给伦敦的一些杰出人士看过病，救过他们的性命，其中有些人甚至拥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权力。不断地有电话打到警察局局长那里，打到苏格兰场，有些是圆滑的、带着些辩解的，另一些则是直接的抨击。由于负责调查的警察越来越相信佩尔斯护士是死于恶作剧，且恶作剧可悲地被施加到错误的对象上，于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和他的一帮伙伴更加起劲地宣称她是被谋杀的，给警局施压，要求把案子转交给苏格兰场。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法伦护士的死亡事件。可以料想到地方刑事调查部在这桩案子的刺激下必定会忙起来，会把分散地照射在第一桩案件上的灯光集中起来，聚焦在第二桩死亡事件上。就在这个时刻，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给警察局局长打了电话，宣称不必做进一步的调查了，在他看来法伦护士是自杀的，再明显不过了，他认为是她的恶作剧杀死了她的同事，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于是她由于悔恨而自杀了。而现在为了医院的利益起见，要在招收护士学生之前以影响最小的方式结束这个案子，以免使医院的未来受到损害。警察局对于这种喜怒无常的突然转变早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欢迎这种转变。达格利什想，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局局长做出决定，叫苏格兰场的人来调查这两起死亡事件是最为谨慎的，对此他表示相当满意。

佩尔斯护士死后的那个星期，科特里-布里格斯甚至给达格利什打过电话。早在三年前，达格利什还做过他的病人。那是一次并不复杂的阑尾切除术，尽管手术留下的疤痕又小又干净，让达格利什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也认为这位外科大夫的专长在那时是得到了充分的报酬的。他绝不希望自己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利用，以达到他的私人目的。那通让人为难的电话令他很不满。他饶有兴致地发现外科大夫现在显然把那次手术看作了一件小事，他们两人都把那件事给忘了，这样做是明智的。

达格利什没有把眼睛从文件上抬起来，说道：“我知道你主张法伦小姐是自杀的，对吗？”

“当然，这很显然解释得通。你总不至于会说又有某个人在她的威士忌里放了点什么东西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不见了的毒药容器，不是吗？如果法伦服毒了的话，容器应该在屋里。当然，在没拿到验尸报告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毒药让法伦死亡的。”

“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个酒杯是不透明的、隔热的。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她可能已经在里面放了些东西。没有人会注意到。她也可能在一个小纸包里放了些粉末，后来在卫生间的马桶里把纸包冲走了。不存在什么容器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这次不是什么腐蚀剂，我看过尸体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你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大夫吗？”

“不是，她们发现她的时候我不在医院。斯耐林大夫来看了她，他是医院里专门负责照料护士的大夫。他当时就看出没得救了。我一听到这消息便立刻赶过来看了看尸体。我到医院时快9点钟了。那时警察当然到了。我是指本地的警察。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留下来继续干下去。我给警察局局长打电话说明了我的观点。顺便说一句，迈尔斯·赫里曼告诉我说她大概死于午夜时分。我看见他时，他正要离开，我们原来同在一所医学院读过书。”

“这个我知道。”

“我认为你把他找来做得很对，我想大家都公认他是他那一行里最优秀的。”

他说这话时很自负，显然是一个成功人士在屈尊承认另一个人的成功。达格利什想，他的衡量尺度很难说精确。金钱、特权、公众的认可、权力。是的，科特里-布里格斯永远要求得到最多，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可以获得这一切。

达格利什说：“她怀孕了，你以前知道吗？”

“赫里曼告诉我了，不，我以前不知道。虽然现在生育控制的办法是可靠的，也容易办到，这类事情还是经常发生。我以为她这么聪明的女孩应该会使用口服避孕药。”

达格利什想起了上午在图书馆的情景，当时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出了这个女孩的年龄，甚至准确到了哪一天。他毫不客气地问了下一个问题。

“你和她很熟吗？”这其中的含义很明显，外科大夫一时没有作答。达格利什没有去考虑他是否会大发雷霆，他也没有。医生的眼睛盯着讯问者，尖锐的眼光里逐渐有了一丝敬意。

“是的，只有一次。”他稍作停顿，“你可以认为我曾经和她很亲密。”

“她是你的情妇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看着他，无动于衷。他在踌躇，然后说：“你说得太正式了。她在这里的头六个月里，我们只是定期地在一起睡觉。你反对吗？”

“只要她不反对的话，那也轮不到我来反对。那就可以推定说她是自愿的了？”

“你可以这么说。”

“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持续到第一学年的末尾，一年半以前。”

“你们吵过架吗？”

“没有。我可以说，她已经厌倦了，所以也就没有吵架的可能性了。有些女人喜欢变化。我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我早知道她是这类会惹麻烦的女人，就不会搞上她了。不要误会我，我没有和学生睡觉的习惯，我从理智上来说还是挺讲究的。”

“你不觉得这里很难保守住秘密吗？医院里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哪怕是最小的。”

“你有些浪漫的想法，警司。我们从不在洗涤室接吻和拥抱。我说过我只和她睡觉，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说到性，我从不使用委婉的语言。她每逢晚上休假，便到我在温普尔街的寓所来，我们就在那里睡觉。我的屋子就在索尔本附近，我一个人住在那里。温普尔街的门房肯定知道，但他口风很紧。即使他口风不紧，那幢楼的房客也不多。只要她不说就没有什么风险，她也不是一个多嘴的人。不是我特别在意，而是我向来喜欢在某些私人领域我行我素，你无疑也是这样。”

“所以那不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们很小心。何况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就算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杀她。那样的解决办法只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达格利什问：“你会怎么干？”

“那得看情况而定。我得先确定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但是这个问题也算不上特别，只要女人是通情达理的，问题倒并非不可解决。”

“有人告诉我法伦小姐打算去堕胎。她和你交涉过吗？”

“没有。”

“她也许会去找你？”

“那是一定的，她也许会找我，可是她没有。”

“如果她提出来的话，你会帮助她吗？”

外科大夫看着他：“这个问题很难算得上在你的调查范围之内吧，我想？”

达格利什说：“这由我来判定。这姑娘怀孕了，很显然她想去堕胎，还告诉一个朋友说她知道有一个人会帮她。我自然想知道她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

“你知道有法律规定的。我是一个外科大夫，又不是一个妇科大夫。我宁愿坚守我自己的专长，合法地执业。”

“但是还有其他的帮助方式，给她提供合适的医疗咨询，为她提供费用。”

一个接受了一万六千英镑遗产的姑娘多半不需要他人资助自己去堕胎。但是戈达尔获得遗赠一事还没有公之于众，达格利什很想要知道科特里-布里格斯是否知道法伦的资产。但是外科大夫没有显露出任何知道的迹象。

“可是她没有来找过我。她也许想到了，但没有来找我。如果她来了，我也不会帮助她。如果那是我的责任，我会负责解决的，但我可不会把别人的责任往肩上扛。如果她选择了上哪里去得到满足，她就该上哪里去求得帮助，我又没让她怀孕。是别人干的，那就让那男人去照看她好了。”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当然就是，而且一点不错。”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残酷的自我得意。达格利什盯着他，发现他的脸红了。这个男人正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达格利什对于他拥有何种情绪丝毫不怀疑，那就是仇恨。他继续讯问。

“昨天晚上你在医院吗？”

“在，我被叫去做一个紧急手术。我的一个病人旧病复发了，这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但很严重。我在夜里11点45分结束了手术。在手术室的记录本上有记录。然后我给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打了电话，请她发善心回到她的病房再待一两个小时。我的病人是一个自费病人。这之后，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晚上会回去，原来我说好了在医务人员宿舍过夜的。平常要是手术做得晚，我偶尔会在这里过夜，0点刚过我便离开主楼，原打算从温彻斯特路大门出去。我有那里的钥匙。然而，昨天晚上狂风大作，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发现有一棵榆树倒在路上。很幸运，我没有开着车直冲过去。我从车子里出来，把我的白围巾系在一根树枝上，提醒那些也许会开车从那里路过的人。也不大可能有人要从那里过，不过那棵树在那里显然很危险，天亮之前也没有办法将它挪开。我倒车从正门出去了，把树倒了的事报告给了正门的门房。”

“你注意到了那时几点了吗？”

“没有。门房也许看了钟。但是我猜可能是0点15分，也许要迟一点。我在树那里耽搁了一会儿。”

“你到后门去时会开车经过南丁格尔大楼，你没有进去吗？”

“我没有理由进去。我没进去，无论是去给法伦护士下毒，还是为了其他任何原因。”

“你在院子里一个人都没见到吗？”

“午夜以后，在狂风大作时？没有，一个人都没见到。”

达格利什转换了话题：“当然，你是亲眼看着佩尔斯护士死去的。难道真的就没有机会救她了吗？”

“绝没有，我得说，我费尽了力气。当你不知道原因的时候，施行急救很不容易。”

“但是你知道那是毒药？”

“很快就知道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若不是这样，情况就会不同了。你也看过尸检报告了，知道是什么东西杀了她。”

达格利什问：“她死的那天早上，你从8点起就一直在南丁格尔大楼？”

“我假定，如果你不嫌麻烦，看过了我原来做的陈述，你就会知道得很清楚了。8点刚过我就到了南丁格尔大楼。我跟这里签的合同规定我每周名义上工作六次，每次半天。实际上，我周一、周四和周五整天都在医院，但是突然叫我去做手术也很常见，尤其是自费病人的手术。如果病人名单太长的话，星期六上午我偶尔也要在手术室做手术。星期天晚上11点钟刚过，我被叫去做了一个紧急阑尾切除手术，那是我的一个自费病人，我在医务人员的宿舍里过夜很方便。”

“宿舍在哪里？”

“就在那个设计得很糟糕的大楼里，靠近门诊部，他们在7点30分供应早饭，那真是一个对上帝不恭敬的时刻。”

“你来得真是相当早。示范教学要到9点才开始。”

“我到这里不只是为了听示范课的，警司。你对医院里的事情还相当无知，不是吗？除非承担了给学生上课的任务，高级顾问外科大夫通常是不参加护士培训的。我只参加1月12日的培训课。因为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要来这里，我又是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到这里来见比勒小姐是一种礼仪。我来得早是因为我要做一些临床病案，上次上完课后，我把它们落在罗尔芙护士长的办公室里了。我还想在视察开始之前和总护士长谈一谈，也是为了保证我能准时会见比勒小姐。我在8点35分上楼，来到总护士长寓所时发现她刚吃完早饭。如果你认为我在8点到8点35分之间的任一时刻在牛奶瓶里下了腐蚀剂，你完全可以这样想，可是我没有。”

他看了看手表：“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要问的话，我得去吃午饭了。今天下午我还有一个门诊，时间很紧。如果真有必要，我走之前还可以再给你大概几分钟，但我希望没有了。关于佩尔斯的死，我已经签署了一个陈述，没有什么可补充，也没什么要更改的了。我昨天没有见到法伦，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已经从病房里出来了。她没有怀我的孩子，即便她怀了，我也不会傻到要去杀她。顺便说一句，我告诉你我和她先前的关系自然是基于对你的信任。”

他的眼睛有意地横过去看着马斯特森警官：“并不是我在意它是否公之于众。只是，毕竟那姑娘已经死了，我们还是要保护她的名声的。”

达格利什觉得很难相信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除了他自己的名声外，还会对他人的名声表示在意。但他还是严肃地做出了必要的担保。外科大夫往外走时没有说一句表示抱歉的话。激怒一个自私的杂种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只是这未免有点孩子气。但是他是一个杀人凶手吗？他具有一个杀人凶手的自私、神经质、自我中心等特质。说得更中肯一点，他曾经有下手的机会。但是动机呢？他不是很快就故作坦率地承认了他和约瑟芬·法伦的关系了吗？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希望长久保住这个秘密，医院是最难藏得住秘密的地方。他明知藏不住，便主动地和达格利什说了，好让他在那帮长舌妇不可避免的八卦前听到这件事的一个说法，不是这样的吗？或是这种坦率仅仅是出于自负，为了满足一个男人在性方面的虚荣心，不愿意费神掩藏住自己在性方面取得的业绩，以显示自己的魅力和男子汉的充沛精力？

达格利什收拾起文件时也感到有点饿了。他起了个大早，工作了整整一上午，现在该把心思从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身上收回来，为马斯特森和他自己考虑午饭的问题了。

第五章   餐桌上的闲谈

1

南丁格尔大楼的护士长和实习护士都在学校的餐厅里吃早餐、喝下午茶。他们的正餐和晚餐则和其他职工一起在医院的自助餐厅吃。除了会诊大夫外，所有的人都在餐厅那种一成不变的、吵吵闹闹的亲近气氛中进餐。食物永远讲究营养、方便烹调，为了满足几百号人的不同口味而变化，照顾到宗教习惯或个人禁忌等敏感问题之余，还得控制在伙食管理人员的预算范围之内。菜单安排的原则不会变，那天要是有泌尿外科大夫做手术，肝和腰子绝不能上桌，护士们的菜单也绝不能和她们刚刚端给病人的雷同。

自助餐厅的制度刚引进约翰·卡朋达医院时，遭到了各个等级员工的强烈反对。八年以前，不同等级的员工都有各自的餐厅，一间是给护士长和护士的，一间是给行政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的，还有一间门房和工匠等人用的临时餐室。这种安排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它在各级别间做了合适的划分，使得人们在合情合理的安静环境中进餐，在各自的团体中愉快地度过午休时间。但是现在只有高级医务人员才能在他们自己的餐室享受宁静和个人空间。这个被小心保护的特权不断地受到部里的审计员、政府的伙食承办顾问以及劳动研究专家的攻击。他们手握成本核算的武器，毫不困难地证明这种制度是极不经济的。但是迄今为止，大夫们还是赢了。他们最强有力的辩词是他们需要私下里讨论病人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停止工作。这种说法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但也很难被驳倒。需要对病人的情况保守秘密涉及到了医患关系的问题，大夫们总是聪明地利用医患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以前这个奥秘甚至连财政部的审计员也无法揭穿，而且他们还得到了总护士长的支持。泰勒小姐公开声称高级医务人员拥有自己的餐厅再合理不过。泰勒小姐对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且长期以来都在发挥作用。这个影响几乎已经平息了大家的激烈议论。马库斯·柯恩先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有钱鳏夫。至今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就是他和总护士长为什么还不结婚。一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马库斯先生是英国犹太世界的公认领袖，所以他为了信仰而选择了不结婚；另一方面，泰勒小姐嫁给了事业，所以她也选择决不结婚。

但是泰勒小姐对主席的影响，以及因此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影响有多大，人们也说不准。大家只知道这使得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大为光火，因为这大大地降低了他的作用。但兴建会诊大夫的独立餐厅对他很有利，他坚决拥护。

如果说其他人员因此被迫亲密相处，那最终他们可没能亲密起来，等级制度的存在依然显而易见。巨大的餐厅被划分为许多小的进餐区域，用花格屏障和栽种在木桶里的植物分隔开来。在每一间小室里，餐室的隐秘气氛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罗尔芙护士长将鲽鱼和薯片放在托盘里，来到桌边。过去八年来，这张桌子一直是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吉尔瑞护士长共享的。她把坐在这个奇怪世界里的外人看了一圈。最靠近门边的凹室里坐着实验室的技师们，他们穿着沾了污渍的工作服，在那里生气勃勃、吵吵闹闹地吃喝着。紧挨着他们的是门诊部的药剂师老弗莱明，他用他那沾满了尼古丁的手指将面包搓成药丸般的小球。下一张桌子上坐着四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医务速记员。高级文书赖特小姐，她已在约翰·卡朋达医院工作20年了，她像往常一样，正偷偷摸摸地快速吃着，一心想尽快回到她的打字机旁。临近的花格子屏障后面是一小群非专业人员：放射室的主管班扬小姐、医院社工主管内森太太，还有两个理疗室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急不忙地吃着，营造出一种平静的氛围，小心地维护着他们的地位。他们明显对于在吃的食物毫无兴趣，选择这张桌子，则是为了尽可能远离办公室的低级人员。

他们在想什么呢？大概是法伦的事吧。现在医院里上至会诊大夫，下至病房女工，不可能还有人不知道南丁格尔大楼发生了第二起神秘的命案，苏格兰场的人都已经来了。法伦的死大概是今天上午大多数餐桌上正在议论的话题。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吃他们的饭或继续干他们的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有那么多重要的问题要操心，还有那么多的绯闻要传，而这并不仅仅因为生活还得继续。在医院里，人们说起“生活还得继续”这句陈词滥调总是特别地意味深长。生活的确在进行着，出生和死亡以排山倒海的势头推动着它前进。新登记入院的进来了，救护车每天从急救室出发，手术单被签发，死人被抬走，痊愈者出院。一位年轻的护理学学生见过的死亡——甚至突然死亡和意外死亡——比最有经验的高级侦探还多。死亡叫人震惊的力量是有限的。学生们要么在第一学年就和死亡达成妥协，要么就放弃做护士。凶杀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凶杀仍然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惊。但是在南丁格尔大楼，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佩尔斯和法伦是被谋杀的呢？恐怕苏格兰场那个神奇人物和他的随从不可能一出面就使人相信这个异常的想法。还有太多其他可能的解释，它们都比谋杀更简单、更令人信服。达格利什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要证实它却是另一回事了。

罗尔芙护士长低下头，漠然地切着鲽鱼。她没有什么胃口。空气里满是食物的浓烈气味，让人反胃。餐厅的嘈杂敲击着她的耳膜，无休无止，无法逃避，形成一团驱不散、赶不走的混沌，连绵不绝，个人的声音夹在里面很难听得清。

挨着她坐的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她将斗篷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背后的座位上，那个和她形影不离、已经走形的织锦手提袋砰的一声落在她脚下。她恶狠狠地吃着清蒸鳕鱼和欧芹色拉，仿佛在怨恨人为什么要吃饭，于是将怨气都发泄在食物上。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总是一成不变地选择清蒸鳕鱼。看着她吃鳕鱼，罗尔芙护士长突然觉得自己再也吃不下去了。

她提醒自己，没有理由一定得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去别处用餐，这个坚定的意志会使她拿着托盘走到三英尺之外的另一张餐桌上去，可这一简单的动作会成为一个无法挽回也无法改变的灾难。她左边的吉尔瑞护士长在摆弄炖牛排，把楔形的白菜叶剁成整整齐齐的正方形。一旦她开始吃，就会像个馋嘴的女学生那样贪婪。但她分泌唾液的餐前准备显得过分讲究。罗尔芙护士长想起自己曾多少次压制住冲动，咽下差点脱口而出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吉尔瑞，别弄了，快吃了吧！”毫无疑问，总有一天她会说出来。那时，另一位讨人厌的中年护士长就会宣称：“她只会越来越别扭，大概是年龄的缘故。”

她也考虑过从医院里搬出去。这是允许的，她的经济实力也负担得起。买一套公寓或小屋子是她为退休生活所做的最好投资。但是朱丽亚·帕多只用几句不咸不淡的摧毁性评论就把这个念头赶走了，那些话像几颗冰冷的石子，掉进了她希望和计划的深潭。罗尔芙护士长还记得她那孩子气的尖细嗓音。

“搬出去？你为什么想那样做？那样一来我们俩就不能经常见面了。”

“但我们应该这样做，朱丽亚。我们能有更多私人空间，不必再冒现在的风险，也不必再去骗人了。我会买一栋舒适宜人的小屋子，你会喜欢的。”

“那总不如现在方便，当我想要的时候就可以到楼上去看你。”

当她想要的时候？她想要什么？罗尔芙护士长拼命从脑子里赶走这个她绝不敢问的问题。

她深知自己所处的两难困境。毕竟这对她来说一点也不奇怪。任何爱情中，总有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允许自己被爱。这仅仅是残酷的情欲经济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她希望接受爱意的那一方知道你的礼物有多贵重，希望自己没有把爱浪费在一个滥交的、背信弃义的小骗子身上，而对方却随心所欲地乱采野花——这样想是不是有点太自私、太专横了？她说过：“你可以一周来两至三次，也可以更多。我不会搬得太远。”

“啊，我不能保证做到。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为一所屋子去努力、去劳神，你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呀！”

罗尔芙护士长心想：“我在这里并不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因为长期住在这里使我染上了制度的病，还因为这个地方令人生厌。我讨厌不得不一起共事的大多数人，瞧不起他们。即便是工作本身也对我失去了吸引力。每一届新招进来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傻，教育变得越来越糟。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有什么价值。”

柜台附近传来一阵摔碎东西的声音。一个女仆把托盘里用过的陶器掉在地上了。罗尔芙护士长出于本能望过去，恰好看见那个侦探走进来，在队伍末尾拿起了托盘。那一群排着队正在叽叽喳喳讲个不停的护士都没有注意到他。他拿起一个黄油面包卷，夹在一个穿白衣服的男杂工和一个学生助产士之间随着队伍慢慢移动，等着女服务员递给他选中的主菜。她惊讶于达格利什的出现，绝没有想到他会在医院餐厅吃饭，更没想到他会亲自来取饭。她的视线跟随他来到了队伍尽头，看他上交了餐券，转过身寻找座位。他显得十分自在，几乎忘了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外来者。她想，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不管身处何种人群中都不会认为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是安全的。他具有那种潜藏的自尊，而那就是幸福的基础。她思考着达格利什有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对他产生非同寻常的兴趣，于是又低下头看着盘子。或许在大多数女人看来他是英俊的，他长着一张瘦瘦的、骨感的脸，既傲慢又敏感。这或许是他的一笔职业资产，作为一个男人，他会充分利用这笔资产。无疑这也是警察厅把这个案子交给他的原因之一。如果说那个傻瓜比尔·贝利对这个案子一筹莫展，那就让这个苏格兰场的神奇人物来接手吧。在这满满一屋子的女人，包括三个作为他主要嫌疑人的中年老处女之中，他无疑会幻想自己的机会来了。好吧，祝他好运！

但是，注意到他到来的人不止罗尔芙一个。与其说她看见，还不如说她感觉到吉尔瑞护士长僵住了，一秒钟后，她听见吉尔瑞说：“哇！好一个漂亮的警察！他最好和我们坐在一起，要不然他就得坐到那群嘎嘎乱叫的学生中去了。总得有人去告诉那个可怜人这里的规则吧。”

此刻，罗尔芙护士长心想，她一定会向他飞出一个街头那种“到这儿来吧”的眼神，我们便不得不忍受和警长一起吃完这顿饭的负担了。她的确送出了眼波，发出的邀请也没有遭到拒绝。达格利什托着盘子，若无其事、悠闲自在地从餐厅中穿过，来到了她们的桌边。吉尔瑞护士长说：“你们那个英俊的警官，你把他怎么了？我想警察也该像修女一样成对地出去吧。”

“我们那个英俊的警官此刻正在研究报告单，并且在办公室吃着三明治，喝着啤酒呢，而我则来享受你们资深人员的待遇。这里没人坐吧？”

吉尔瑞护士长挪得更靠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些，空出一个位置，笑着对他说：“现在没人了。”

2

达格利什坐下来，很明白吉尔瑞护士长欢迎他，而罗尔芙护士长并不欢迎，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则简单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接受他的到来，并不在乎是否和他一起进餐。罗尔芙护士长板着一张脸，目光横扫过来望着他，并对吉尔瑞护士长说：“不要以为达格利什先生和我们共享餐桌是为了讨你欢心。警司先生正盘算着一边吃牛肉一边问讯呢。”

吉尔瑞护士长咯咯笑了起来：“亲爱的，警告我是没用的。如果一个真正具有魅力的男子决心要从我这里骗走某些东西，我无法做到不放手。对我来说，承认谋杀的罪行完全没用。我从未想过干那个。这也不是说，我认为有人干了，我是指谋杀。不管怎么说，吃饭的时候还是不要谈这个吓人的话题吧。我已经接受过严厉的盘问了，不是吗，警司先生？”

达格利什把刀叉放在盘子两边，跷起椅子的前腿，这样就不必起身把用过的盘子放到附近的架子上去了。他说：“看来这里的人对法伦护士的死反应很平淡。”

罗尔芙护士长耸耸肩，说道：“难道你希望他们戴上黑纱、说话用耳语、拒绝吃午餐吗？工作还得干。毕竟只有少数几个人认识她，知道佩尔斯的人就更少了。”

“或者明显地喜欢佩尔斯一些。”达格利什说。

“不，一般来说，我认为人们不喜欢她。她太自以为是，过于笃信宗教。”

“如果你把那叫做笃信宗教的话，”吉尔瑞护士长说，“那并不是我对宗教的看法。虽说有‘人死莫言过’的说法，但这个女孩的确不讨人喜欢。她总是把别人的缺点挂在心上，而不想想自己的。这就是其他女孩都不喜欢她的原因。她们尊敬真正笃信宗教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都这样。但是她们不喜欢被人暗中监视。”

“她暗中监视她们吗？”达格利什问。

吉尔瑞护士长似乎有点后悔说了刚才的话。“或许这句话说重了点。可是只要哪里出了差错，我可以打赌，保准佩尔斯护士全都知道。她总是会设法让权威方面注意到那些事。无疑总有最好的动机。”

罗尔芙护士长冷冷地说：“她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习惯，即喜欢干涉他人的事情，还说是为了他们好。这就使她人缘很差。”

吉尔瑞护士长把盘子推到一边，拉过一碗葡萄干和牛奶蛋糊，仔细地从水果里挤出籽来，就像在做外科手术。她说：“尽管如此，她不是一个糟糕的护士。佩尔斯是信得过的，病人们似乎也喜欢她。我想他们认为那比你们的看法更加神圣。”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把头从盘子上抬起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你没有站在评价她是否是一个好护士的立场上说话。罗尔芙也没有。你们看见的只是在学校里的她们，而我看见的则是在病房中的她们。”

“我也看见了她们在病房里的表现。要记住，我是临床导师。在病房里教导她们是我的工作。”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在我的病房里，所有学生都得由我教导，你们很清楚。其他病房的护士长如果愿意，也会欢迎临床导师。但是在单人病房里只能由我来做指导。我发现你似乎在向她们灌输出格的想法，所以我宁愿按我的方式来教导她们。顺便说一句，我恰好知道——实际上是佩尔斯告诉我的——七号这一天，我不在病房，去主持一次教学活动了，你趁我不在的时候来过我的病房。以后把我的病人用作临床素材时，请提前和我商量一下。”

吉尔瑞护士长脸红了。她极力装笑，但是听起来很做作。她把目光向罗尔芙护士长扫过去，仿佛在向她求援，但罗尔芙护士长的眼睛紧紧盯在盘子上。然后，她像个决心要说出什么决绝的话的孩子一样，用生气而带有挑衅的腔调说：“佩尔斯在你的病房里遇到了一些令她不安的事。”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那锐利的小眼睛抬起来瞪着她：“在我的病房里？我的病房里没有什么东西令她不安！”

这句语气坚定的话明确无误地传达出一个意思，即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护士都不可能被单人病房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弄得心神不安，只要有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在，任何令人心神不安的事情都不会允许存在。

吉尔瑞护士长耸耸肩：“嗯，有东西令她不安。我想可能是某种与医院完全无关的东西，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可怜的佩尔斯在医院的高墙之外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生活。在这一批学生入校之前的那个星期三，我恰好在下午5点之后去教堂照料花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记得是在星期三——看见她正独自坐在那里。她并没有下跪，也没有祷告，只是坐着。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没有和她说话就走了出去。毕竟，教堂之所以开放，是为了让人们休息和反省的。如果一个学生要来沉思默想，这在我看来很好。但是将近三个小时后，我发现我的剪刀落在了圣器室，便又回了教堂，发现她还在那里。她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几乎一动也没动。嗯，反省是非常好的行为，但是一坐四个小时有点太奇怪了。我想那孩子肯定没吃晚饭。她看起来十分苍白，于是我走过去问她还好吗，是否有事需要我帮忙。她回答的时候甚至看也不看我一眼。她说：‘不，谢谢您，护士长。有些事情让我心烦，我得仔仔细细地想一想，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求得帮助的，但不是向您。’”

罗尔芙护士长在进餐期间第一次发出愉快的声音。她说：“这个刻薄的小丫头！我猜，她的意思是来向一个更高的权威请教，而不是一个临床导师。”

“意思是管好你自己的事。这也是我的意思。”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似乎觉得应该对她同事出现在礼拜堂做出解释，于是说道：“吉尔瑞护士长善于侍弄花草，所以总护士长让她照料小教堂。她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负责去照料那些花。她为每年的护士长周年聚餐做的安排真是漂亮极了。”

吉尔瑞护士长瞪了她一秒钟，笑了起来：“啊，小梅维斯·吉尔瑞不光长着一张俏脸蛋，是不是？谢谢你的赞美。”

一阵沉默。达格利什一心切着他的炖牛排，没有为一时无人说话而发窘，也无意提出新话题，帮助她们走出困境。但是吉尔瑞护士长似乎觉得不该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保持沉默。她愉快地说：“我从地区会议记录上看到医院管理委员会已经同意采纳萨蒙委员会的建议。来得迟总比不来好。我想这就意味着总护士长将是医院所有护理事业的头儿了。护理学总长！这对她来说可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不知道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会如何接受这件事。如果按照他的方式，总护士长不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力，而是更少。这样她就更招他忌恨了。”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现在到了该做点什么来唤醒精神病医院和老年病疗养所的时候了。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要给她改个头衔。如果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最多也只做到总护士长的位置，那么总护士长这个头衔对于玛丽·泰勒来说就足够了。我不以为她需要特地叫做什么护理学总长。那听起来像个军衔，很别扭。”

罗尔芙护士长又耸了耸她那枯瘦的双肩：“别指望我对那个《萨蒙报告》产生热情。我越来越感到奇怪，不知道护理事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每一份报告和推荐似乎都把我们从病床边推得更远。我们有营养学家配餐，有理疗专家为病人做康复锻炼，有医学社工倾听他们心中的苦恼，有病房护理员为他们整理病床，有实验室的技师为他们抽血，有病房接待员安放鲜花、接待亲属，有手术室的技师为外科大夫传递器械。如果我们不谨慎些的话，护理工作就会成为残存的技艺，成为所有技术人员轮番工作过后剩下的那点活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萨蒙报告》以及它谈到的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处理。处理什么？这份报告行话太多了。问问你们自己，现今护士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要教那些女孩什么？”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绝对服从命令，忠于上级。教给孩子们服从和忠诚，你就会得到一个好护士。”

她狠狠地将一个土豆切成两块，刀子都把盘子刮出刺耳的声音来了。吉尔瑞护士长笑起来。

“你已经落后时代二十年了，布鲁姆费特。这对你们那一代人来说可以接受，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在服从命令之前，都会问这个命令是不是合理，她们的上级做了什么，配得上她们的尊敬吗。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你总把那些聪明的女孩当低能儿对待，怎么能指望她们被吸引到护理业中来？我们应当鼓励她们质问传统做法，甚至偶尔也可以顶嘴。”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神情仿佛在说，如果聪明的表现形式如此难以对付，那么她一点都不需要这种聪明。

“聪明不是唯一的东西。这就是今日的麻烦，人们以为它是一切。”

罗尔芙护士长说：“给我一个聪明的女孩，不管她是不是有使命感，我都能把她培养成一个好护士。你可以要蠢笨的学生。她们会服从你的指示，但她们绝不会成为好的职业女性。”她说这话时看着布鲁姆费特，那种轻蔑的语气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出来。达格利什垂下眼皮看着盘子，假装对挑出肥肉和软骨更感兴趣的样子。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出所料地反击了：“职业女性！我们现在谈的是护士。一个好护士首先会想到自己是一个护士，然后才是个职业女性！我想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现今人们对地位想得太多、谈得太多。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做好工作。”

“但是具体说是什么工作，那不正是我们刚才在问自己的吗？”

“你也许不知道。我却十分清楚我在做什么。此刻就是管理好一个重症病房。”

她把盘子推到一边，用轻快、熟练的动作把斗篷披上肩膀，向她们点头告别，但看起来即像是警告，又像是说再见，接着便以庄稼汉般的轻快步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餐厅，织锦手提袋在她身体的一侧摇晃着。吉尔瑞护士长看着她走远，笑了起来。

“可怜的老布鲁姆费特！要是按她的说法，她管的总是重症病房。”

罗尔芙护士长冷冷地说：“她一直是一成不变地管理着重症病房。”

3

他们几乎是在沉默无语中吃完了这顿饭。吉尔瑞护士长咕哝了一些关于一次耳鼻喉科病房临床教学课的事情，便先行离开了。达格利什发现自己得和罗尔芙护士长一起回南丁格尔大楼了。他们一起离开了餐厅。他从挂衣架上取回外套，然后和罗尔芙护士长一同走下长长的走廊，穿过了门诊部。门诊部显然是新近才开放的，家具和装饰都是崭新的。巨大的候诊大厅里，成堆的塑料贴面桌子、安乐椅、一盆盆用木桶栽的植物和平凡的油画都足以使人感到愉快，但达格利什却不想在这里多作停留。他有着健康人对医院的反感，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一方面是出于厌恶，他发觉这种有意营造的愉快气氛和虚假的正常状态令人心生狐疑和害怕。消毒水的气味在比勒小姐看来是生活中的万灵丹，但只会使他感到郁闷，向他暗示死亡的命中注定。他并不认为自己害怕死亡。在职业生涯中，他曾经几次与它擦肩而过，但也没有过分地灰心丧气。可是他怕衰老、绝症和残疾。他害怕失去自由，害怕衰老后失去尊严，害怕被迫放弃个人隐私，害怕疼痛，也害怕看到病人的表情。这些人从亲友的脸上看到了怜悯，看出了自己的纵情欢乐不再长久，此时病人的脸是最不能看的。除非死神突然轻易地将自己带走，这些东西迟早会降临。好吧，他会面对它们的。他并不是过于自负，认为自己的命运会和其他人不同，但是现在，他宁愿不去想这些。

紧挨着门诊部的是急诊室。他们经过时，一辆推床正被推向里面，上面躺着一个衰弱的老人，他那沾了分泌物的双唇正搁在痰盂边上虚弱地呕吐着，大眼睛在骷髅似的头上无意识地转动。达格利什意识到罗尔芙护士长正看着他。他及时转过头来，捕捉到了她那猜测的眼神，他想，那眼神中一定带着轻蔑。

“你不喜欢这里，是吗？”她问。

“那当然，在这里我不会感到快乐。”

“此刻我也不会感到快乐，但是我猜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理由。”

他们沉默着继续走了一分钟。然后达格利什问起伦纳德·莫里斯，问他在医院里时是否也在职员餐厅吃午餐。

“不经常来。我想他自己带了三明治在药房办公室吃。他只和自己那伙人在一起。”

“或许也有吉尔瑞护士长？”

她轻蔑地笑了起来：“啊，你连这也知道了吗？是的，当然！我听说昨天晚上她就招待了莫里斯一餐。不管是那些食物，还是之后的活动都够叫那小男人消受的。你们警察真是一群彻彻底底的清洁工！那必定是一种奇妙的工作，围着邪恶嗅来嗅去，就像一条狗围着大树转。”

“用邪恶这个词形容伦纳德·莫里斯的性癖，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当然。我只是显摆了一下聪明，不该拿莫里斯和吉尔瑞事件来麻烦你。如果你一直打嗝，打得太久了，嗝也会变得体面起来。它甚至不配拿来做饶舌的话题。她就属于那类身边一定要有个人的女人，而莫里斯呢，也喜欢有个人听自己吐露心声，说他的家庭如何可怕，他医院里的同事如何没有人性，等等。同事们并不十分认可他的自我评价，不把他看作一个称职的职业男人。顺便说一句，他有四个孩子。我猜如果他的妻子决心和他离婚，他和吉尔瑞就都自由了，可以结婚了，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们的障碍了。吉尔瑞当然想要一个丈夫，这是无疑的。但是我认为她心中选定的那个角色不会是可怜的小莫里斯，更可能……”

她停下来。达格利什问：“你认为她心中还有更合适的候选者吗？”

“为什么不去问她自己？她从来都不信任我。”

“你不是负责她的工作吗？临床导师可是在高级护士导师的领导之下，不是吗？”

“我只负责指导她的工作，不负责指导她的道德。”

他们走到了远离急诊室的另一扇门前，罗尔芙护士长正要伸手把它推开，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便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身后跟着五六个身穿白大褂、挂着听诊器、正在谈话的低级职员。他们一边一个地围着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正恭敬地倾听这位伟人讲话，不停地点着头。达格利什想，他很自负，神态有点粗野，还微微有点粗俗的圆滑。这些融合在一个成功的职业男人身上，就成了一个典型。

罗尔芙护士长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他们并不完全一样，你知道。就拿莫拉威先生来说吧，他是我们的眼外科大夫。他让我想起睡鼠。每周二的早上，他吧嗒吧嗒地跑进来，站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从不多说一句废话，连鬓胡子一抽一抽的，用那双挑剔的小爪子在一连串病人的眼睛上摘除掉什么。做完之后，他要恭恭敬敬地谢过每一个人，直至手术室里最低级的护士，然后脱下手套，又吧嗒吧嗒地跑开，去玩弄他的蝴蝶收藏品了。”

“他真是个谦逊的小男人。”

罗尔芙向达格利什转过身来，他又一次在她的眼睛里发现了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晦涩、轻蔑在闪烁。

“啊，不！绝不是谦逊！他只是在做不同的表演而已。莫拉威先生像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一样，很确信自己被人们看作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大夫。从职业的意义上来讲，他们都很自负。达格利什先生，骄傲自大是外科大夫挥之不去的恶习，正如奴颜婢膝是护士的恶习一样。我认识的成功的外科大夫们无一不自认为全能的上帝之下就是他了。他们全都染上了骄傲自大的恶习。”她停了一下，又说，“是不是可以认为杀人凶手也是如此？”

“某种类型的杀人凶手。你必须记住，谋杀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罪行。”

“是吗？我还以为杀人动机和方式在你看来都是一成不变、无比熟悉的。当然，你才是行家。”

达格利什说：“显然，你不太尊敬男人，护士长。”

“相当尊敬。我只是碰巧不喜欢他们。但是你不得不尊敬一个把自私自利演变成一种技艺的性别。就是这种性别给了你力量，使你完全投入到你自己的兴趣中去。”

达格利什有些做作地说，他感到有点奇怪，既然罗尔芙小姐如此憎恨她工作中的奴性，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具男子气概的职业，比如内科大夫？

她苦笑了一下，说：“我本来想当一个内科大夫，但是我有一个不认同妇女应受教育的父亲。记着，我46岁了。在我上学时还没有普遍的免费中学教育。父亲挣得太多，所以我不能申请免费生，我得靠他的钱上学。当我16岁时，他认为我受的教育足够了，便不再为我付学费。”

达格利什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这种信任叫他大吃一惊。他本以为罗尔芙护士长不会是那种向陌生人倾诉个人苦恼的人。他不敢认为她觉得自己富有同情心，她会认为男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这种倾诉也许是出于痛苦被抑制太久后的爆发。她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反对父亲，反对所有的男人，或者是反对她在工作中受到的限制和屈辱，这很难说得清。

他们现在已从医院出来，沿着那条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狭窄小路走向大楼。他们俩再没说过一句话。罗尔芙护士长将长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拉上了兜帽，仿佛这样更能抵挡寒风的侵袭。达格利什沉浸在个人的思绪里。就这样，他们两人中间隔着宽宽的距离，默默地在树下一起向前走去。

4

办公室里，马斯特森警官正在打一份报告。达格利什说：“佩尔斯护士入学之前就在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单人病房工作了。我想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我还要一份关于她上周值班的详细报告，以及她在最后一天的每个小时做了什么的记录。查出在那个病房工作的其他护理人员还有谁，她在那里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时候下班，在其他同事的印象中表现如何。我要一份她在病房护理时的病人名单，以及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你最好安排一下，和其他护士进行谈话，研究一下护士报告，看看能发现什么。她们必定有一本每天记录情况的记录册。”

“我去找总护士长要？”

“不，问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我们直接和她打交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聪明一些。那些报告准备好了吗？”

“是的，先生，已经打印好了。你要不要现在看一下？”

“不必了，你讲一下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我今晚再看。我想知道我们的嫌疑对象中是否有人在警察局有过案底。我这样说也许是期待得太多了。”

“先生，如果有也不会记载在个人档案中。很明显，他们大多数人的档案中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朱丽亚·帕多是被学校开除的。她似乎是她们中唯一有过失的人。”

“上帝呀！她犯了什么错？”

“她的档案上没有细说。看来与一位数学教师有关。这姑娘在这里接受培训之前，她的女校长给总护士长寄来了一份材料，她认为应该在材料中提到这件事，但说得不是很明确。她写到朱丽亚受到了超过应得程度的惩罚，希望医院给予她培训的机会，因为这是唯一一门她曾经表示过一些兴趣的职业，从某些迹象来看也是唯一适合她的职业。”

“好一个一语双关的评语。看来这就是那家伦敦教学医院不要她的原因了。我想罗尔芙护士长在这里做了一点假。关于其他人，还有什么吗？她们之间曾经有过什么联系吗？”

“总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在北方的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一起接受过培训，又在市立产科医院学习产科学，15年前来到这里，都是在病房里当护士长。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1946年时在开罗，他当时是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少校。吉尔瑞护士长和他一样也在开罗，当时是亚历山德拉王后皇家护理队的护士。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就已经互相认识了。”

“如果他们的确认识，你也很难指望在他们的个人档案里找到事实记载。但是他们有可能认识。1946年的开罗是一个亲密、友好的地方，我在军队中的朋友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怀疑泰勒小姐是否也曾在亚历山德拉王后皇家护理队服务过。她现在戴的帽子就是军队护理人员的。”

“如果她去过，那一定没记载在档案上。她最早的文件是到这里来做护士长时，她的培训学校给她写的材料。他们对她在内瑟卡斯尔的表现评价很高。”

“他们对她在这里的评价也很高。你查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吗？”

“查过了，先生。门房对午夜之后每一辆汽车的出入都做了记录。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是凌晨0点32分离开的。”

“比我们料想的要晚一些。我要核对他的时刻表。他做完手术的精确时间在手术室的登记册上有记录。他的初级助理大夫也许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科特里-布里格斯这样的人在离开时会有人护送他上汽车。你按照他的路线开车，测定时间。他们现在可能把那棵树移开了，但是应该还是能看出它是倒在哪里的。他把围巾系上去花不了几分钟。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在这样一件容易查实的事上，他应该不会撒谎。但他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会认为自己能侥幸完成任何事，包括杀人。”

“可以叫格里森警察去核查，先生。他喜欢做情景再现的工作。”

“告诉他克制一下，不要为了追求表面的真实而冲动。对他说没必要穿上手术服，走进手术室。医院方面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迈尔斯先生或者实验室里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先生。但是我们已经查到那个和法伦护士一起在怀特岛上度过一星期的男人的姓名和地址了。他是邮电总局的夜间话务员，住在北肯辛顿。怀特岛当地的人几乎立刻就认出了他们。法伦的做法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认出来。她用自己的名字订了房间，他们要了两个单间。”

“她是一个很看重自己隐私的女人，要是一直待在自己房间的话，她是不会怀孕的。明天上午，拜访过约瑟芬·法伦小姐的私人律师之后，我要去见见这个男人。你知道伦纳德·莫里斯现在有没有来医院？”

“还没有，先生。我去药房查过了，今天早上他打电话说自己身体不适。显然他正害着十二指肠溃疡呢。他们说他又犯病了。”

“如果他不尽快回来和我会面，还会犯得更严重呢。我不想到他家去拜访，免得他尴尬，但我们也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得把吉尔瑞护士长的证词查证清楚。这两起谋杀案——如果它们是谋杀的话——的关键在于时间。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个人的行踪，如果可能的话得落实到每一分钟。时间是决定性因素。”

马斯特森说：“我感到奇怪的是那有毒的滴液。如果不是特别小心、专注，苯酚被灌到牛奶里面去时，一定无法保证浓度合适，混合液还必须具有牛奶的质地和颜色的。更何况，替换瓶盖的封口时更是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这一切不可能是在匆忙中完成的。”

“我确信凶手一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通过谨慎、小心的操作才完成的。我想我知道是怎样做到的。”

他陈述了一番自己的推理。马斯特森警官对于自己居然错过了如此明显的迹象大为生气，说：“当然是那样，一定是那样的。”

“不是一定，警官。只是可能是那样做的。”

但是马斯特森警官说出了一条反驳的理由。

达格利什回答：“但那不适用于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做起这件事来很容易，而一个特别的女人做起来就更容易了。我承认，男人会很难做到。”

“那么可以假定那牛奶是被一个女人掺了东西？”

“有可能两个女孩是被同一个女人谋杀的。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达克尔斯护士完全恢复了没有？我能和她谈话了吗？按说斯耐林大夫今天上午应该在照看她。”

“护士长午饭前打过电话来，说那女孩仍在睡，但是她应该已经恢复了。她醒来后你就可以和她谈话了。她吃了镇静药，药劲还没有过去，天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醒来。我去单人病房时要不要看看她？”

“不，我过一会儿去看她。你可以去核实一下1月12日法伦返回南丁格尔大楼的经过。也许有人看见她离开了。在病房住院时，她的衣服放在哪儿？会不会有人穿了她的衣服冒充她？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应该去查一下。”

“贝利警察查过了，先生。没人看见法伦离开，但她们承认她有可能在不被人看见的情况下从病房中溜出去。大家都很忙，而她住的又是一间单人病房。如果发现病房里没人，护士们会认为她去了浴室。她的衣服就挂在病房的衣柜中。任何有权待在病房里的人都可以拿到它们，当然只有趁法伦睡着了，或是没在病房中才可能。没人相信会有人那样干。”

“我也不相信。我想我知道法伦为什么要返回南丁格尔大楼了。戈达尔护士告诉我们说法伦是在生病前两天才拿到她的怀孕化验单的。也许她还没有毁掉它。如果是这样，她一定不愿意让别人得到它。这东西一定不在她的文件夹中。我猜测她回来取走了化验单，撕掉后在卫生间冲走了。”

“她就不能打电话让戈达尔护士帮她毁掉它吗？”

“她不想引起别人怀疑。法伦护士无法确定她一打电话就能让戈达尔本人接听，她不想再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如果她坚持只对某一个特定的护士说，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会显得相当奇怪。但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对南丁格尔大楼的搜查做完了吗？”

“做完了，先生，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毒药和毒药容器的一丝痕迹。大多数房间里都有几瓶阿司匹林，吉尔瑞护士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泰勒小姐都有少量的安眠药片。但是法伦应该不是死于镇静药或催眠药中毒的，对吧？”

“不是，比用那些药死得更快。我们在拿到实验室报告之前，只能耐心等待。”

5

在单人病室最大、最豪华的病房里，下午——准确地说是14时34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失去了一个病人。她总是认为这种方式让人想起死亡。病人走了，战斗结束了，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被打败了。她的许多次战斗都注定要失败，敌人即便在目前的小战役中被击退了，也总是会获得最后的胜利，这让她心里常常会产生挫败感。病人到布鲁姆费特的病房里来不是为了等死，而是想让病情好转的。护士长会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来鼓励他们，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好起来，常常令自己都感到吃惊，当然偶尔也会与他们的预料相违背。

她本没有对赢得这场特别的战斗抱多大的希望，但直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抬手关掉了输血管，她才接受了失败的事实。病人肯定做了足够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难缠、苛求的病人，却是一个好斗的勇士。他曾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对未来所做的计划中肯定不包括死于42岁。她记起他那疯狂又吃惊的眼神，几乎是在暴怒。在这种暴怒中，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明白死亡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的会计能够安排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常常看见他那每天都来探望的年轻寡妇，心想她不知会有多么悲痛、多么心烦意乱。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为了挽救他做过许多英勇而持久的努力，对于努力之后的失败，只有病人自己才会大动肝火。对于外科大夫来说，幸运的是病人现在既不能要求别人做出解释，也不能要求别人向他道歉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将要会见病人的寡妇，向她献上精心推敲的慰问词，这对他已是一种习惯了。他的安慰话里会说一切人力所及的办法他都试过了。在这种情况下，账单上的数字会被说成是为了保证这些手段的实施，当然，也是对不可避免的丧亲惨剧的一剂强有力的解毒药。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确对所有的寡妇都非常和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很公平地得到他的安慰。他总是把一只手放在她们的肩上，让她们接受那些表示遗憾和安慰的客套话。

她将被单拉过来，盖上那张突然变得无神的脸。用经验丰富的手指合上死者的眼睛时，她感到在那起皱的眼皮底下，眼球仍然有点热气。她既没有感到悲痛，也没有感到愤怒。只是像往常一样，感到失败像一个沉重的包袱拖着她，压在她的肚子和背上，使肌肉变得疲倦。

他们一起从病床边转身走开。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向外科大夫的脸上扫了一眼，看到了他憔悴的面容，不免心中一动。这是他第一次因为失败和年龄而害怕。对于他来说，亲眼看着一个病人死去当然很不寻常。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事并不经常发生，在手术台给病人留下一口气，让他们垂死挣扎着回到病房也很有失尊严。但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不像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必守着病人直至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尽管如此，她还是不相信这次特殊的死亡会使他变得沮丧，毕竟这是意料之外的。即使做过自我批评，他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她感到外科大夫正受着某种微妙的焦虑的重压，不知道那是否与法伦的死有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心想，他丧失了一些活力，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他在她前面穿过通向她办公室的通道。当他们走近病室的厨房时，听见了嘈杂的声响。门是开着的，一个实习护士正将装下午茶的托盘往四轮手推车上放。马斯特森警官正斜靠在洗手槽上注视着她，脸上完全是一副男人在家时的神气。当护士长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在门口出现时，女孩脸红了，低低嘟哝了一声“下午好，先生”，便推着小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急急忙忙地走进了走廊。马斯特森警官用一种宽容的屈尊态度注视着她的身影，然后眼睛直视护士长，好像不曾注意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存在。

“下午好，护士长，我能和你说句话吗？”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主动性此时受到了挫折，她压抑着说道：“请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说话，警官。那才是你应该等着的地方。人们不得随意在我的病房中闲逛，包括警察。”

马斯特森警官不以为意，好像对这番话颇为满意，仿佛它证实了什么东西，使他有点儿自得。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赶忙走进她的办公室，抿紧双唇，做好了作战的准备。令她奇怪的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也跟在后面来了。

马斯特森警官说：“护士长，我能否看一下佩尔斯护士在病房服务期间的记录册？我对于她在病房最后一个星期的情况特别感兴趣。”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它们不是机密档案吗，护士长？警察必须先申请到传票，才能叫你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规矩，不是吗？”

“啊，我不这样认为，先生。”马斯特森警官的声音平静，包含了过多的尊敬，却又含有一丝调侃的意味，这一点没有逃过医生的耳朵。“病房护理记录一般来说显然不是医疗记录。我只是想看一看在那段时期里哪些人受到了护理，有没有发生什么让警司感兴趣的事情。有人说佩尔斯护士在你的病房护理期间发生了一些叫她不安的事情。请记住，她是直接从这里去的学校。”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气得浑身直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这倒使得她不再害怕了。

“我的病房里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什么都没发生！这全是无稽之谈、恶意中伤。如果一个护士做好了她的工作，服从命令，她就没有必要不安。警司到这里来是调查谋杀案的，不是来干涉我病房里的工作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温和地插嘴说：“即便她有不安——这个词是你使用的，警官——我也看不出这与她的死有什么关系。”

马斯特森警官朝着他微笑，仿佛在哄骗一个任性而固执的儿童：“佩尔斯护士在被杀害之前那个星期发生的任何事都可能有关系，先生。这就是我要求看病房记录的原因。”

看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外科大夫都没有照做的意思，他又补充说：“这只不过是要核实一下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而已。我知道她上个星期在病房里做了些什么。我听说她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一个名叫马丁·德廷格的特殊病人，对他进行‘特护’，我想你们是这样叫的吧。我听来的消息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只要她在这里轮值，就极少离开德廷格的房间。”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心想，看来他已和实习护士们聊过了。那是当然！警察就是这样工作的。想把任何东西藏着不让他们看毫无意义。一切东西，甚至她病房里的机密病历以及她自己的护理记录，都会被这个无礼的年轻人给嗅出来，并报告给他的上司。任你病房记录上有什么东西，他都会通过更不正当的手段找出来，加以放大、误解，并造成伤害。在她气得哑口无言、几近惊慌之际，听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用温和而宽慰的声音说：“那么你最好把册子交过去吧，护士长。如果警察坚持要浪费他们的时间，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鼓励他们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她走到书桌边弯下身，打开右手边一个很深的抽屉，拿出一本大大的硬皮笔记来。她一语不发，看也不看就把本子交给马斯特森警官了。警官连声说着谢谢，又转过身来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那么先生，如果德廷格先生还和你在一起的话，我想和他说句话。”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对于自己声音里流露出来的得意毫不掩饰：“看来连你的机灵也受到挑战了，警官先生。马丁·德廷格先生在佩尔斯护士离开这间病房当天就死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死时佩尔斯护士就在他身边。他们两人都可以安全地从你们的搜索网中逃脱出来了。现在，可否请你发发善心，护士长和我都有工作要做。”

他打开门，用手扶住它，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走出去了，只留下马斯特森警官一个人，手里拿着那本病房记录。

“该死的杂种。”他高声说。

他站着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便去搜索病历档案室了。

6

十分钟后，他又回到了办公室，胳膊下夹着病房记录本和一个浅黄色的文件夹，上面用黑色大写字母印着一行字，说此文件不得交给病人本人，还印有医院的名称和马丁·德廷格的医疗档案号码。他将本子放在桌上，把文件交给达格利什。

“谢谢，你拿到它没费什么周折吧？”

“没有，先生。”马斯特森说。实际上医疗档案管理员不在档案室，于是他半说好话半威吓地让负责的职员交出了文件夹，理由是有规定说医疗档案的机密性在病人亡故后不再继续适用，还有苏格兰场的警司有权得到他要的所有东西，任何人不得违抗、不得耽搁。这理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没有理由向警司说起整个过程。他们两人一起研究起文件来。

达格利什说道：“‘马丁·德廷格，46岁。他留的是他参加的伦敦俱乐部的地址。信仰是英国国教。婚姻状况：离婚。第一直系亲属：母亲路易丝·德廷格太太。住址：梅利本区塞维勒公寓大厦23号。’你最好去见见这位女士，马斯特森。就约在明天晚上吧。白天我在城里时你得待在这里。对她费点心思，她儿子住院时她必定经常来看他。佩尔斯护士是他的特护。这两个女人应该见过很多次面。佩尔斯护士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单人病房工作时，一些令她很不安的事发生了，我想知道那是什么事。”

他又转过身来看医疗档案。

“这里有很多张纸。这个可怜的家伙看来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病史。过去十年里，他饱受结肠炎之苦，在那之前还记录有一段长时间的不明病症，或许那就是使他丧命的病因的前奏。他在军队服役期间曾有三次因病住院，包括1947年他在开罗一家军医院住院两个月。1952年他因病退伍，移民南非，不过似乎没有什么起色。这里有他在约翰内斯堡的病历记录副本，是科特里-布里格斯抄写的，一定费了不少劲。他做的记录很长。两年前他接手这个病例，一直充当德廷格的外科和全科大夫。一个月前他的急性结肠炎发作了，科特里-布里格斯为他做了手术，切去了一大截肠子，时间是1月2日，星期五。手术后德廷格活了下来。虽然当时他的状况相当糟，但后来有所好转，一直到1月5日，星期一下午，病情突然恶化。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知觉。1月9日，星期五，他于午后12点35分去世。”

马斯特森说：“他死时佩尔斯护士就在身边。”

“很显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几乎就只有佩尔斯护士一个人在照料他。我来看看护理记录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护理记录提供的信息比医疗文件要少得多。佩尔斯用她那细心女学生的字迹记下了有关病人的细节，如体温、呼吸和脉搏，他的失眠和短短的睡眠时间，他吃的药和食物。作为一份认真仔细的护理照料记录，它是无可挑剔的。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达格利什合上本子。

“你最好把它还回病房，医疗文件夹也送回原来的地方。通过这些材料，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我心里相信马丁·德廷格的死与这个案件有关。”

马斯特森没有答话。像所有与达格利什一起工作过的侦探一样，他对个人的预感有相当大的尊重。这些预感也许看起来说不通，有点反常、牵强，但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不能忽视。他也不反对夜里去一趟伦敦。明天是星期五，贴在大厅公告栏里的时间表显示学生的课程很早就结束了。她们17点之后就没事了。他想，不知道朱丽亚·帕多是否想要坐汽车进城。毕竟，为什么不呢？他出发时达格利什还不会回来。只要小心安排一下就可以了。对于某些嫌疑对象，单独和他们见个面绝对是个乐趣。

7

快到16点30分时，达格利什冒着习俗和谨慎之大不韪，在吉尔瑞护士长的卧室兼起居室内与她单独共进下午茶。她经过一楼大厅时偶然遇见了他，那时，学生上完了当天最后一堂研究班讨论课，从教室里鱼贯而出。她一时冲动，毫不害羞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达格利什注意到这次邀请没有把马斯特森警官包括在内。即便这次邀请是由带有浓烈香味的粉红色手写信纸发出，并包含了最为明显的性影射话语，他也会接受。经过了上午正式的讯问之后，现在他想要舒适地坐下来聆听一些毫无心机、坦率、直白，还微微带点恶意中伤的闲言碎语。倾听时，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得到了抚慰，对听到的内容丝毫不在意，甚至还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调情，但是那双智慧的利爪已经磨尖了，正等待着抓捕猎物。对于南丁格尔大楼护士长们的情况，他从午饭时的闲谈中听到的比所有和她们的正式的谈话中透露的还要多，但他不能整天跟在护士们后面跑，像捡起遗落的手帕那样去收集她们的闲言碎语。他不知道吉尔瑞护士长会有什么事情告诉他，或是要问他。不管是倾诉还是询问，他都不打算在她那里浪费超过一小时。

除了总护士长的寓所，达格利什还不曾去过四楼的任何一间房间。吉尔瑞护士长的房间之宽敞，以及令人愉快的匀称比例，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即便是冬天，这间屋子也看不见医院。房间里自有一种宁静，远离了病房和各诊室的喧闹。达格利什想，到了夏天，这里一定非常宜人，除了凝然不动的树尖划破的远山景致之外，一切都不存在。即便是现在，这里也让人感到舒适。拉开的窗帘映衬着正在逝去的光线，煤气炉发出欢快的咝咝声，非常温馨，非常让人心安。摆在墙角的沙发床罩着印花床罩，上面还很仔细地摆放着一排靠垫，大概是医院管理委员会提供的。他们还提供了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也罩着同样的花布——以及毫无趣味却实用的家具。不过吉尔瑞护士长把她自己的个性强加在了这个房间里。远处的墙上有一个长长的架子，上面摆放了一排身穿不同民族服饰的玩偶，另一面墙上是一个小一点的架子，上面放的是不同大小、不同品种的瓷猫，种类齐全。其中有一只特别使人厌恶，它满是蓝色的斑点，眼睛凸出，身上还装饰有一个蓝色缎带蝴蝶结。在它旁边支着一张贺卡，上面画着一只雌性知更鸟，它的性别是从它那带花边的围裙和花帽上表现出来的。它栖息在一根树枝上，在它脚边，一只雄性知更鸟正用小虫子拼出“祝你好运”四个字来。达格利什赶快把视线从这恶俗的东西上移开，继续对房间进行老练的观察。

摆在窗前的桌子原来是当作书桌用的，但是五六个银色相框占据了大半个桌面。墙角里有一台磁带录放机，旁边还有一匣子磁带。在它上方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张新近流行的玩偶广告画。房间里还有大量不同大小和颜色的靠垫、三个毫不吸引人的厚实大坐垫、一块褐白二色的老虎图案尼龙地毯和一张咖啡桌，吉尔瑞护士长就在那上面沏茶。但是在达格利什看来，房间里最出色的东西是一大瓶冬青叶和菊花，它们整理得十分漂亮，就摆放在一张小边桌上。吉尔瑞护士长出了名地会插花，这瓶花的色彩和线条整理得十分简洁，让人愉悦。他心想，也是奇怪，一个在插花上有如此天赋的女人竟然会满足于住在这样一间粗俗的、装饰过度的房间里。这意味着吉尔瑞护士长可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女人，不像人们第一眼看上去那样简单。表面看来，她的性格很容易让人摸透。她是一个中年老处女，总是叫人极不舒服地过于热情，没有受过什么特别好的教育，人也不是特别聪明，用一种有点虚假的高兴来掩饰自己的挫折情绪。但是25年的从警经历教会了他，任何人的个性都有复杂之处，都有其前后矛盾的地方。只有年轻或是非常傲慢的警察才会从容貌拼图【5】去设想一颗人类的心灵。

吉尔瑞护士长在自己家里不像和其他人在一起时那样公然地调情。她倒茶时蜷缩在达格利什脚边的大靠垫上。他从房间里扔得到处都是的靠垫的数量和种类猜想，这个是她觉得最舒适的。由此看来，吉尔瑞并没有像个小猫似的在等着他来拥抱，这得替她说句公道话。茶好极了，刚刚调制的茶水滚烫，配有加了大量黄油的鳀鱼风味烤饼。桌上没有摆着过于精致的小垫布和黏性糕点，值得赞扬。茶杯把手握起来很舒适，不会使指关节扭位。她平静而利落地照料着他。达格利什心想，吉尔瑞护士长是这类女人，当她们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会认为全身心地侍候他、让他感到舒服、使他觉得自我得到提升是她们的责任。这往往会惹不那么热诚的女性愤怒，但是要指望一个男人拒绝接受这种照料，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房间温暖、舒适，使吉尔瑞护士长的心情放松了，再加上茶的刺激，她明显有了想要说话的欲望。达格利什让她不断地随意说着，只是偶尔提出一两个问题。他们两人都不提伦纳德·莫里斯。达格利什不想使她尴尬，不想她心情变得压抑，这样就能使她自然而然地产生毫无防备的信任。

“当然，不管是怎样发生的，降临到那个可怜的女孩佩尔斯身上的事真是太恐怖了。全班人都那样站着，看着！我真是感到奇怪，这件事并没有完全打乱她们的工作，如今这些年轻人的心肠可够硬的。也不是她们不喜欢她。我就是不相信她们中会有人把那种腐蚀剂放到喂食里去。毕竟，她们都是三年级的学生了，知道苯酚在那种浓度下直接进入胃里是会致命的。哦，天哪！她们上个学期还就毒药问题专门上过一课呢！所以那不可能是弄错了对象的恶作剧。”

“但这是大家的看法。”

“当然是这样，不是吗？没有人愿意相信佩尔斯死于谋杀。如果这个班还是一年级，我也许会相信是某个学生一时冲动偷换了喂食。她或许以为来沙尔水是一种催吐剂，想让佩尔斯把它全呕吐在综合护士协会视察员身上，这样就会使这场示范显得更活跃一些。这是一个古怪的玩笑，但一年级这帮粗野的年轻人做得出来。而三年级这些小家伙想必知道这种东西会对胃产生什么作用。”

“那么法伦护士的死呢？”

“啊，我想那应该是自杀。那可怜的女孩毕竟怀了孕。她一时间或许灰心到了极点，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她三年的学业白费了，又无家可归。可怜的法伦！我认为她并不属于那种会自杀的类型，但也许是一时冲动。大家纷纷指责斯耐林大夫，他负责学生的健康问题，不该让法伦流感刚好就返回大楼。她不喜欢休病假，住在病房里和在病房工作是两回事。最近也是一年之中最不该让人去休假的时期。她就算休假也还是待在学校，没地方可去。得了流感之后，她也没办法帮上忙，这也许就使她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这种流行病有某些相当险恶的副作用。她要是有人可以袒露心事就好了。只要她开口，一屋子的人都会乐意帮她。可是她就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想都可怕。来吧，让我再给你倒一杯。尝块松饼吧，它们是自家做的，我那出嫁了的姐姐时不时地给我送些过来。”

达格利什从她递过来的饼干筒里拿了一块松饼，说起有人认为法伦护士的自杀除了怀孕之外，也许另有原因。可能是她把腐蚀剂放到那天的牛奶里去的。在那特定的时间点一定有人在南丁格尔大楼看见她了。

他狡猾地提出了这个看法，等待她的反应。当然，这个看法她并不陌生，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每一个人必定都想到了。只是她的头脑过于简单，对于一个资深侦探居然把他的案子坦诚地拿出来和她讨论，她竟然没有感到奇怪，居然愚蠢到没有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她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绝不是法伦！那是一个愚蠢的鬼把戏，而法伦绝不是一个傻瓜。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三年级的学生都知道那种东西是致命的。如果你认为法伦想杀害佩尔斯，她为什么要那样干？我得说她是那种最不会事后悔恨的人。如果法伦打算杀人，绝不会将时间浪费在事后悔恨上，更不用说怀着悔恨自杀了。不，法伦的死可以让人理解。她有流感后的抑郁症，会认为自己解决不了孩子的问题。”

“由此看来你认为她们两人都死于自杀？”

“嗯，我对佩尔斯是否是自杀还不太确定。谁要是选择以那种痛苦的方式死去，一定是神经错乱了，佩尔斯在我看来是个心智十分健全的人。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不是吗？我认为不管你在这里待多久，都不可能证明有其他的说法。”

他想从她的声音里探测出一种隐藏的自鸣得意，便出其不意地瞧了她一眼。但是那张瘦脸上除了通常那种模糊的不满神色之外什么都没有。她正在吃松饼，用她那尖利、洁白的牙齿咀嚼着。他能听见牙齿锉磨饼干的声音。她说：“如果一种解释都行不通的话，不确定的那个说法就必定是真的。切斯特顿【6】说过类似的话，不是吗？或者说这话的另有其人。无论如何，护士们不会互相残杀。”

“有一个威丁汉姆护士。”达格利什说。

“她是谁？”

“一个不讨人喜欢、让人不愉快的女人，她给她的一个病人，一个叫巴哥利小姐的人下了吗啡。巴哥利小姐听了别人不怀好意的劝告，将她的钱和财产留给了威丁汉姆护士，以换得在私人疗养院里进行终身治疗。她做了一桩蚀本生意。威丁汉姆小姐则被处以绞刑。”

吉尔瑞护士长故作厌恶地发出一阵战栗。

“瞧瞧！和你打交道的都是些多么可怕的人呀！不管怎么说，她绝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护士。别告诉我威丁汉姆是综合护士协会的注册护士。”

“亏你想得出，我相信她不是的。我也没和她打过交道，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

“哦，你又来了。”吉尔瑞护士长说，仿佛在证明自己的正确。

她探过身去为他倒第二杯茶，然后在靠垫上扭动着身子，让自己更舒服一些，随后便斜靠在他坐的椅子的扶手上，这样她的头发就擦着他的膝盖了。达格利什发现自己带着几分兴致，观察起了她的头发，她的发缝两边各有一缕细细的深色头发，而发缝处染过的头发已经开始褪色。从上面看去，她那由于透视而变短的脸显得更老一些，鼻子也更尖一些。他看见了眼睫毛下有潜藏着的眼袋，还有几根断断续续的血管高高地爬在颧骨上，那紫红色的线条被妆容弄得半隐半现。她已不再年轻，这点他知道。关于吉尔瑞护士长的情况，达格利什从她的个人档案里了解了很多。她干过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工作，做得不成功，又没挣到多少钱，之后便去了伦敦东部的一家医院接受培训。她的护士生涯曾经出现过波折，她的证明和介绍文件很可疑。她的智慧是否足以支持她充当一个培训学生的临床指导教师这点令人怀疑。有人说她并没有强烈的教学愿望，只是希望有一份比当病房护士长更容易一些的工作。他知道她正遭遇绝经期的诸多麻烦。他比她所知道的更了解她，超过了她认为他人有权知道的范围。但是他还不知道她是否是一个杀手。他就这样私下里想了一会儿心事，几乎没有听见她接着说：“这真是奇怪，你竟是一位诗人。法伦房间里有你最近的一部诗集，不是吗？罗尔芙告诉我的。将写诗和当警察协调起来是不是很难？”

“我从来没想过诗歌和警察工作有什么必要以那种常见的方式协调起来。”

她害羞地笑了：“你完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毕竟这有点不同寻常。人们绝不会想到警察会是个诗人。”

他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他不准备讨论这个话题，说道：“警察和做任何其他工作的人一样，也都是人。不管怎样说，你们三位护士长就没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不是吗？你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个性真是太不同了。我就无法想象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招待我吃鳀鱼味的烤饼和家制的松饼。”

她立即有所反应，这正如他所料。

“啊，布鲁姆费特，你要是了解她，便会知道她有多好。当然，她落后于时代二十年了。正如我在吃午饭时说的，今天的小家伙们不愿意去听什么服从、责任、职业感等空话。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护士。我绝不要听一句反对布鲁姆费特的话。四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做过阑尾切除术。出了点麻烦，伤口溃烂了。后来就感染了，任何抗生素都无效。整个情况一团糟。我们的科特里-布里格斯最为拿手的措施一个都没见效。总之，我感觉自己就像死了一样。一天晚上，我痛得要命，不能入睡，当时我觉得我肯定熬不到明天早上了。我非常恐惧，那真是可怕极了。要谈到对死亡的恐惧，那就是那天晚上的感觉！此时布鲁姆费特到我身边来了。她亲自照料我，每逢她值班时决不让学生为我做任何事。我问她：‘我不会死的，对吗？’她俯视着我，没有告诉我不要犯傻，也没有说通常说的安慰的谎言，只是用她那生硬的声音说：‘不会的，只要我能帮你，你就不会的。’疼痛立刻停止了。我知道只要布鲁姆费特在我身边奋斗，我就会赢。这听起来有点傻，有点多愁善感，但那就是我所想的。她就是那样对待所有的重症病人的。那是一种信任！布鲁姆费特让你感到即使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把你往另一边拉，她都会用绝对的意志力将你从坟墓边缘拖回来。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再也不拉我了。”

达格利什恰如其分地发声附和，表示同意，然后略作停顿，开始谈起关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话题。他假装幼稚、无知地问是不是这位外科大夫的手术经常会这样做得糟到惊人。吉尔瑞护士长笑起来：“上帝呀！不！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手术总是按照他所想的方向走。但那并不意味着只要他通盘了解了病人的情况，手术就会按照病人想要选择的方向进展。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是人们所称的神奇的外科大夫。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说绝大多数时候是病人表现出了英勇的行为。但是他的手术的确做得非同寻常的漂亮。他是如今存世的最后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全科的外科大夫了。你知道，不管什么手术，他拿起来就干，越是没指望的越好。我想一个外科大夫好比一个律师。如果一个人明显无辜，你为他洗去罪名，那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罪名越大，律师的光荣也越大。”

“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太太长得怎么样？我猜他结婚了。他太太在医院常露面吗？”

“不经常，虽然人家说她是一名好友团成员。去年公主临时不能来现场时就是由她颁发的奖品。她是一个白皮肤、金发、碧眼的美人，十分时髦，比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小几岁，但如今也开始显出老相了。你为什么问起她？你不会真的怀疑穆丽尔·科特里-布里格斯吧？法伦死的那天夜里她甚至都不在医院。大概在他们邻近索尔本的舒适小窝里盖着被子睡觉呢。而且她肯定没有任何要杀可怜的佩尔斯的动机。”

那么她的确有除掉法伦的动机。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奸情似乎引起了比他想象中更多的人的注意。对于吉尔瑞护士长也会知道这件事，达格利什丝毫不感到奇怪。她的尖鼻子一定会老练地嗅出任何性丑闻来。

他说：“她容易吃醋吗？”

吉尔瑞护士长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继续快乐地闲谈。

“我想她不知道这件事。做妻子的通常都蒙在鼓里。无论如何，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不会破坏自己的婚姻去娶法伦。他不会！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太太名下有大量的财产，她是普赖斯&麦克斯韦建筑公司的普赖斯家唯一的孩子，以科特里-布里格斯的收入再加上她老爹挣来的黑心钱，夫妇二人过得十分舒适。只要他对妻子行为不过分，挣的钱足够她奢侈地生活，我想穆丽尔绝不会过多地操心自己丈夫干了什么。至少我是不会的。此外，如果谣言不虚的话，我们的穆丽尔也并不完全是一名合格的贞洁团成员。”

“和这里的谁？”达格利什问。

“啊，不，不是那一类的事。只不过她老是随着一大帮时髦人物到处转。她总是在每一种三流杂志——就是用光滑的纸印刷的那种——的第三期上登她自己的照片。他们也常常夹在看戏的人群中。科特里-布里格斯有一个兄弟是演员，他叫彼得·科特里。三年前他上吊死了，你一定在报上看到过这条消息。”

达格利什的工作使他很少有机会去看戏，那成了他最向往的娱乐。他只看过彼得·科特里的一次演出，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次表演。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年轻的麦克白，像哈姆雷特一样爱沉思、敏感，在性生活上受制于一个比他老得多的妻子，妻子肉体上的胆量是由暴力和歇斯底里混合而成的。这是一场违背常情而有趣的表演，可以说是成功的。回想起那次表演，达格利什觉得自己也许能在兄弟俩之间找出些相似之处来，或许是眼睛的样子。但是彼得必定年轻将近20岁。这兄弟俩在年龄和才能上相距如此远，他想知道他们俩相处得怎么样。

突然，达格利什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佩尔斯和法伦在一起相处如何？”

“她们相处得不好。法伦瞧不起佩尔斯。我的意思不是说她恨佩尔斯或是要伤害佩尔斯，她只是单纯的瞧不起。”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佩尔斯竟然把法伦夜里喝威士忌的事告诉了总护士长。这小东西总以道德捍卫者自居。啊，我知道她死了，不该再说这个。但是说真的，佩尔斯总是摆出一副卫道者的样子，叫人难以忍受。最明显的一件事就发生在戴安娜·哈泼身上，她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了。在这班人搬进大楼之前大约两个星期，哈泼得了重感冒，法伦为她调制了一杯加了柠檬汁的热威士忌。佩尔斯沿着走廊走到一半时就闻出了气味，便得出结论说法伦正用柠檬酒企图带坏她的小学妹。于是她钻进杂物间——那时她们还住在综合护士宿舍——穿着她的睡袍，嗅着气味，就像一个复仇天使，威胁说要把法伦告到总护士长那里，除非她跪下来，多少做个样子，答应不再碰那东西。法伦告诉她该干吗。法伦只要一受激，说出的话就一串一串的，生动又形象。达克尔斯护士都哭出来了，哈泼大发脾气，这一片吵闹的声音把护士长都引来了。佩尔斯当晚又把事情报告给了总护士长，但是没人知道后果如何。只是法伦从此就把她的威士忌放在自己房中，不再拿出来了。但这整件事情在三年级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法伦不再和班上的人相处融洽，她太沉默寡言，太喜欢挖苦人。但她们对待佩尔斯的态度到了绝不多看她一眼的地步。”

“佩尔斯也不喜欢法伦吗？”

“嗯，这很难说。佩尔斯似乎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她是一个古怪的女孩，感觉也相当迟钝。举个例子说吧，她也许看不惯法伦和她的威士忌酒，但那并不妨碍她借法伦的借书证。”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达格利什俯身过去把茶杯放在托盘上。他的声音平稳，似乎漫不经心。但他又一次感觉到了激动和预感在跳跃，这是一种对重要线索的直觉。它不只是一种预感，像以往一样，是一种必然。如果他幸运的话，在一个案子中会产生好几次这样的预感，要么就一次也没有。他不能指望它发生。他忌讳过于仔细地检查它的根须，因为他担心那会是一棵被逻辑轻易摧毁的植物。

“我想就在她进入大楼之前。那一定是在佩尔斯死前的那个星期。我想是星期四。无论如何，那时她们还没有搬进南丁格尔大楼。在大餐厅吃过晚饭之后，法伦和佩尔斯正一起出来，我和戈达尔恰好在她们后面。这时法伦转向佩尔斯说：‘这是我答应给你的借书证。我还是现在就给你吧，明天早上我们俩可能见不上面。你最好把读者证也带上，不然他们不会把书借给你。’佩尔斯咕哝着说了些什么，相当粗野地夺过了借书证，我想就是那么回事。怎么了？这不重要吗？”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的。”达格利什说。

8

达格利什以一种堪称模范的耐心坐着熬完了接下来的15分钟。从他倾听着吉尔瑞护士长闲谈时的那份彬彬有礼，以及喝完了第三杯，也是最后一杯茶时的从容姿态，吉尔瑞护士长绝不会猜到他是怎样挨过每一分钟的。喝完了茶，他替她把托盘送到走廊尽头的护士长厨房，而她还在他后面跟着，发着愁，一面颤抖地轻声说着不用。达格利什说了一声“多谢”便离开了。

他立刻去了蜂窝似的学生宿舍，那里仍然放着佩尔斯护士在约翰·卡朋达医院几乎所有的个人物品。他花了一会儿工夫才从口袋里那一串沉重的钥匙中找到要找的那把。房间从她死后便上了锁，现在仍然锁着，他走进去打开灯。床上的东西已经移走了，整个房间非常整齐、干净，仿佛连它也被整理出来，准备安葬。窗帘已经放下，从外面看来和其他房间没有什么不同。窗户是打开的，但是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剂气味，仿佛有人用一种仪式性的净化方式力图抹去有关佩尔斯死亡的记忆。

他不必重新整理自己的记忆。佩尔斯特殊的生活碎片贫乏得令人可悲。他把她遗留下来的一切再理了一次，小心翼翼地翻动它们，仿佛布和皮的质感能够传递某些线索。他没多久就翻完了。自从他第一次检查后这里就没有什么变动。一口医院的衣橱，和法伦护士房里的一模一样，装下那几件羊毛连身裙绰绰有余。羊毛连身裙在颜色和式样上毫无新意，挂在装有衬垫的衣架上，在他的翻动下摇晃着，发出一种微弱的清洗液和卫生球的气味。小山羊皮做的厚冬大衣质地很好，但明显已经旧了。他再次在衣袋里摸索，里面有一块手帕，这在他第一次检查时就在了，还有一团散发酸味的、皱缩的白色棉花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走到抽屉柜前。这个柜子再一次显示出它提供的空间太过充裕。最上面的两个抽屉装的是内衣——结实而实用的棉衫和灯笼裤，无疑对于英国的冬天来说，它们是舒适而暖和的，但丝毫谈不上魅力或时尚。抽屉里垫了报纸做衬底。这些报纸曾经取出来过一次，他用手指在报纸底下摸了摸，除了那光秃秃的、未曾打磨的粗糙木质表面什么也没有摸到。剩下的三个抽屉里放着裙子、无袖套衫和羊毛衫；一只皮革的手提包，很精心地用薄纸包着；一双上好的鞋子装在网线袋中；一只绣花的手帕小香袋，卷在一打仔细叠好的手帕内；各种各样的头巾、围巾；三双一模一样的尼龙长袜，包装还未拆开。

他又转身来到床头柜前，它上方的墙上有一个小架子。柜子上有一盏床头灯，装在皮盒内的一只没电的小闹钟、一包面巾纸（一张弄皱了的面巾纸从开口处被拉出了一半）、一只空的玻璃水瓶，还有一本皮面装订的《圣经》和一只文具盒。达格利什打开《圣经》的扉页，再读了一次精心写在铜版纸上的题词：“赠给希瑟·佩尔斯，感谢她的加入和勤奋。圣马克主日学校。”勤奋，一个吓人的、过时的字眼，但是他感到那是一个让佩尔斯护士满意的字眼。

他打开文具盒，对于他想找的东西不抱什么希望。自从他第一次检查之后没有什么变动，里面仍是那封没有写完的给她祖母的信——干巴巴地详述了一星期中做了些什么，像一份病房记录一样毫无特色。一个四开本大小的信封，是在她死的那天寄给她的，显然有人把它打开过，但想不出该拿它怎么办，便扔在了文具盒里。还有一本插图装饰的小册子，出自萨福克郡的手工制作品，是寄给德国战争难民的赠品。

他把注意力转向书架上的藏书。之前他也曾看过，现在仍为她个人藏书之贫乏、阅读品位之无趣感到吃惊。一本针织书，是学校发的奖品。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达格利什不相信孩子们会去看它，从迹象看来佩尔斯也没动过它。有两本游记，《圣保罗游记》和《耶稣游记》。女孩在这两本书的扉页上都仔细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一本很著名但版本已经过时了的护理工作教科书，写在扉页上的日期已经是四年前了。他猜佩尔斯是为了增进学业才买了它，结果却发现这本书还在劝人用蚂蟥放血和灌肠疗法这套已经过时了的手段。一册帕尔格雷夫的《英诗精华》，也是学校的赠品，但这次的赠送显然并不相宜，这一本书也看不出任何读过的迹象。最后就是三本平装小说，是一位流行女作家的作品，每一本上都印有广告语——“一本改编成电影的书”。还有一套极度多愁善感的虚构历险记，说的是一条走失的狗和猫横跨欧洲的故事，达格利什记得五年前它还是一本畅销书。书上题有：“致希瑟，带上我的爱。你的姑母伊迪。1946年圣诞。”关于这个可怜的女孩的情况，这些书可以提供的很有限，只是表明她的读物明显只局限在自己生活方面。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他没有再去看法伦护士的房间。负责犯罪现场的人员已经把里面翻遍了。连他自己都能描绘出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精确列出里面所有东西的明细表。不管借书证和读者证在哪里，他都确信它们不在这里。他不再耽搁，轻轻跑上宽阔的楼梯上楼去，他记得他把吉尔瑞护士长的茶盘送到杂物间去时注意到墙上有部电话，旁边挂着一张列有内线分机号的卡片。想了一会儿，他拨通了护士起居室的电话，是莫琳·伯特接的。是的，戈达尔护士还在这儿。达格利什几乎立刻听到了戈达尔的声音，他请她到佩尔斯的房间来。

她即刻便上来了，达格利什还没走到房门前便看到那个自信的、身穿制服的人已经走上了楼梯的平台。他站到一边，她在他面前走进房间，默默地用目光扫过搬空了的床、已经不走了的床头钟、合上的《圣经》，微微带着一种不轻易表露疑问的兴致把每件东西都短暂地看了一下。达格利什走到窗前，两个人隔着床站着，无言地互相对视。然后他说：“我听说在佩尔斯死之前的那个星期，法伦护士把一张借书证借给了她。你当时正和吉尔瑞护士长一起离开餐厅。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戈达尔护士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

“是的，情况是这样。法伦早些时候告诉我说佩尔斯想去伦敦的一家图书馆看看，想要借她的读者证和借书证。法伦是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的会员。他们在伦敦市有许多分馆。但是只有在威斯敏斯特区居住或工作的人才能成为他们的读者。法伦到这里来受训之前在伦敦有一套寓所，于是就有了读者证和借书证。那是一家特别好的图书馆，比我们这里的强多了。能在那里借书对我们很有帮助。我想罗尔芙护士长也是那里的会员。吃午饭时法伦带来了她的读者证和借书证，把它们交给了佩尔斯，那时我们正离开餐厅。”

“佩尔斯护士说了她为什么要借借书证吗？”

“没有和我说。她也许告诉法伦了，我不知道。如果需要，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会向法伦借借书证。法伦也不需要我们做解释。”

“借书证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们是浅蓝色的长方形塑料小卡片，上面印有伦敦市市徽。图书馆通常给每一位读者发四枚借书证，你每借走一本书就得交上一枚，但是法伦只有三枚。她可能把第四枚弄丢了。另外还有读者证。那通常是一张小卡片，上面有读者的姓名、地址和读者证的有效期限。有时候图书馆服务人员要求你出示读者证，我想这就是约瑟芬将它和借书证一起交给佩尔斯的缘故。”

“你知道另外两枚在哪里吗？”

“知道，在我房里。两个星期以前借走了它们，那天我和未婚夫一起进城去威斯敏斯特参加一次特殊的礼拜仪式。我想我们或许有时间去一下大史密斯街分馆，看一下有没有新出的默多克的作品。可是，做完礼拜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些马克神学院的朋友，所以就没有去成。我原打算将借书证还给约瑟芬的，但我将它们忘在文具盒里了，她也没有提醒我。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我可以去拿来给你看。”

“我想那会有用的。你知道希瑟·佩尔斯有没有用她的借书证吗？”

“这个……我想她用了。那天下午我看见她在等绿线巴士进城。我们两个都休假，所以那天一定是星期四。我想她一直记着去图书馆这回事。”

她露出困惑的脸色。

“不管怎样，我十分肯定地觉得她拿了一本图书馆的书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肯定。”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再想想看。”

戈达尔护士默默地站着，双手镇定自若地交叉放在僵硬的白色围裙上，仿佛在做祷告。他不去催她。她的眼睛死盯着前方，然后目光转向床上，静静地说：“我明白了。我看见她在看一本图书馆的书。那是在约瑟芬生病的当晚，也就是佩尔斯自己死的前一天夜里。晚上11点30分刚过，我去她的卧室，要她去照看约瑟芬，而我得去找护士长。她正坐在床上，头发扎成两个小辫，在那里看书。我想起来了，那是一大本书，装订的封面是一种深颜色——我想是深蓝色，书脊下面印着烫金的参考号码。它看起来有点旧了，是一本相当厚的书，我认为不会是小说。我记得她把书托起来放在膝盖上撑着。我一出现，她就急忙将它合上，塞进了枕头下面。这件事看起来有点怪，但当时我没把它当回事。佩尔斯一向古怪、神秘。此外，我也一心只想着约瑟芬的事。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了。”

她又沉默着站了几分钟。达格利什等待着。然后她又平静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那本书现在在哪儿。我和罗尔芙护士长去清理她的房间时，列了一张她的遗物清单，没有那本书。当时警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发现一本类似的书。后来借书证又怎样了？它也不在法伦的东西里。”

达格利什问：“准确来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说你在23点30分刚过就去了法伦护士那里。我想她不到午夜是不会上床的。”

“她那晚倒是真的躺在床上了。我想那是因为她感觉不舒服，希望早点睡能恢复过来。她没和任何人说她生病了。约瑟芬不会说的，我也没进她的屋。是她到我屋里来了。晚上11点30分刚过，她来叫醒了我。她看起来很可怕，明显发着高烧，站都站不稳了。我把她扶回床上，去找佩尔斯照顾她，然后给罗尔芙护士长打了电话。我们住进南丁格尔大楼后，她是照料我们的总负责人。护士长过来看了看约瑟芬，然后打电话给单人病房楼，要求派一辆救护车来接她。然后她打电话给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让她知道这件事。布鲁姆费特护士长需要知道她病室里发生的一切，即便她休假了也不能例外。如果第二天早上她到医院里，发现约瑟芬住院了而没有事先获悉，会不高兴的。她下来看了看约瑟芬，但没有和她一起到救护车上去。那的确不必要。”

“谁陪她去的？”

“是我。罗尔芙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回房间去了，佩尔斯也回她的屋里去了。”

看来那本书不可能是那天夜里被拿走的，达格利什心想。书如果不在了，佩尔斯一定会发现的。即使她没有决定继续看它，那本厚书放在枕头下，她也很难睡安稳。于是可能是有人在她死后拿走了它。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一本书直到她死前的那天深夜还在她手中，然而第二天早上，大约10点10分，警察、罗尔芙护士长和戈达尔护士第一次去清理房间时却不见了。不管那本书是不是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的，它就是不见了。如果那本书不是那家图书馆的，那么借书证和读者证后来又怎么样了？两样都不在她的物品中。如果她决定不用它们，并还给了法伦，那为什么在法伦的物品中也找不到它们呢？

他问戈达尔护士，佩尔斯护士死后，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

“总护士长把我们学生打发去了她的起居室，要我们在那儿等。大约半小时后，吉尔瑞护士长也来和我们一起待着了。然后送来了咖啡，我们喝了它。我们坐在那里一起谈论着，尽力去看书，直到贝利警察和总护士长进来。那时一定已经11点了，或许还早一点儿。”

“你们所有人一直都在那个房间里吗？”

“不是一直。我去图书室取了一本我要看的书，离开了大约三分钟。达克尔斯护士也离开了。我不知道她离开的确切原因，但我想她嘟囔了几句想上洗手间之类的话。除此之外，就我所记得的，我们全都一直待在一起。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比勒小姐也和我们在一起。”

她停了下来。

“你认为那本丢失了的图书馆藏书与佩尔斯的死有关，是吗？你认为它很重要。”

“也许是的。这也是我要求你不要和别人说起我们谈话内容的缘故。”

“当然，如果这是你要求的。”她又停下了。

“但是我不能去找出那本书的下落吗？我可以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去问其他的学生是否有借书证和读者证。我可以假装我要用。”

达格利什微笑道：“把调查的事留给我吧。我倒更希望你什么都不要说。”

他觉得用不着提醒她，在一桩谋杀案的调查中，知道得太多可能有危险。她是一个敏感的女孩，不用多久她自己就会想明白的。

看到他沉默不语，她以为是暗示她可以走了，便转身往外走，到门边时又犹豫着转回来说：“达格利什警司，如果我干涉了你的工作，请原谅。我不相信佩尔斯是被谋杀的。但如果她是被谋杀的话，那本图书馆的书一定是在8点50分佩尔斯进了示范室之后从她房间被拿走的。凶手知道她不会活着走出那个房间，那时，他或她去拿走书是安全的。如果书是在佩尔斯死后被拿走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还会有一个完全无辜的理由。但是如果是在她死前拿走的，那人只可能是凶手。即使那本书本身与她被谋杀毫无关系，情况也一定是这样。佩尔斯告诉了我们所有人她房里有一样东西不见了，那意味着那本书是在她死前被拿走的。如果书与犯罪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凶手干吗要费事把它拿走呢？”

“说得对，”达格利什说，“你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他第一次看见戈达尔护士有点发窘。她脸红了，立刻变得像个新娘一样娇艳起来。她朝他微笑，很快转过身走了。这一忽然发生的变化让达格利什在心里盘算起来。他断定这位当地的牧师在选择妻子上真是太明智、太有眼力了。至于当地教区的教会将如何利用她不屈不挠的智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他衷心希望，在他们有机会下定决心结婚之前，她不会被自己作为杀人凶手抓起来。

他随着戈达尔护士走到走廊中。像往常一样，走廊中灯光昏暗，只有高悬在一簇缠绕着的铜丝上的两个灯泡亮着。他已经走到了楼梯平台上，一种本能使他停下脚步，折回身来。他打开手电筒弯下身，在两个消防桶的沙面上慢慢移动手电光。近些的那桶表面已经板结，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显然自从把沙子装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动过它。第二桶的表面却显出沙子新装进去的样子。

达格利什戴上薄薄的棉纱工作手套，从佩尔斯护士房间的抽屉里拿来一张报纸，铺在走廊的地板上，将沙子慢慢倒出来，形成了一个金字塔。他在里面没有找到图书馆的借书证，却滚出来一个矮胖的、有螺丝盖的罐子，上面贴了一张肮脏的标签。达格利什擦去沙粒，一个黑色的油墨骷髅露了出来，还有大写的“有毒”两个字。在那下面有一行字：“植物喷雾剂。能杀死昆虫，对植物无害。请按照说明小心使用。”

他不必看说明便知道自己找到了什么。这种东西几乎就是纯粹的尼古丁。杀害法伦护士的毒药终于落在了他手中。

第六章   漫长一天的结束

1

达格利什和法医学实验室主任及迈尔斯·赫里曼先生通了五分钟的电话后，抬起头看着高度戒备的马斯特森警官。

“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警察总是热衷于培训民间搜查者了。我告诉过犯罪现场负责人员要盯住学生宿舍，这样我们才能注意到屋子的其他地方。我有理由认为当警察的要善于使用他们的眼睛。”

马斯特森警官更加生气了，但极力克制着，因为他知道这个指责是正确的。他发觉自己很难接受任何批评，尤其是来自于达格利什的。他僵着身子仔细听着，像一个接受训斥的老兵，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去和他纠缠细节，达格利什只会更加愤怒，而不是平静下去，因此当他说话时，马斯特森尽力使自己显得既委屈又有所悔悟。

“格里森是一个很好的搜查人员。以前我从没听说过格里森遗漏过一样东西。他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睛，先生。”

“格里森的视力是不错，麻烦的是他没有把眼睛和脑子结合起来。那就是你该插手的地方，现在损失已经造成了，抓住一张尸检报告毫无意义。我们无法知道今天早上发现法伦死亡时这个罐头是不是已经在那里了，但至少我们现在找到了它。顺便说一句，实验室现在有检测对象了。一个小时前迈尔斯先生就这件事已经来拜访过。他们把那东西取了些做气相层析。既然现在他们知道了要找的是什么，就应该会加快速度。我们最好尽快把这个罐子给他们送去，不过我们先得看看它。”

他走过去从凶案工作袋里取出指纹粉、吹入器和透镜。这个矮胖的小罐头在他手指的小心抚摸下已经变得乌黑，但是上面并没有指印，褪色的标签上只有一些杂乱的污迹。

“对了，警官，”他说，“请你去找一下那三位护士长，她们是最有可能知道这个罐头来自什么地方的人。她们就住在这里，吉尔瑞护士长在她的起居室，其他两个应该就在这附近。如果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仍然在她的病房内，也不得不离开一下了。倘若有人要在下一个小时之内去世的话，就会得不到她的帮助，不得不自己死了。”

“你是要分开见她们呢，还是一起见？”

“都一样，无所谓，先叫她们来。吉尔瑞是最可能有帮助的人，她会照料花。”

吉尔瑞护士长第一个来了。她得意扬扬地走进来，扬着一张脸，带着一种好奇的神气。她因为成功地当了一次女主人，脸上的红晕迟迟没有消退，使她看起来异常欣快。她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罐头上。那张脸上的表情改变得如此迅速，令人吃惊，就像喜剧里的变脸一样。她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啊，不！”她猛地用手捂住嘴，跌坐在达格利什对面的椅子上，脸变得煞白。

“你从哪里……啊，上帝！你别告诉我法伦服了尼古丁！”

“‘服了’，不如说是被人‘下了’。护士长，你认识这个罐子吧？”

吉尔瑞护士长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当然。它是我的……它不就是那罐玫瑰花喷雾剂吗？你在哪里找到的？”

“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它一直放在暖房架子下的白柜子里，就在一进门的左边。我所有的园艺工具都在那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见它了。”

她几乎要哭了出来，因自信而生的喜悦彻底烟消云散。

“说实话，这真是太可怕了！令人惊悚！我真的感到害怕极了。但我怎么会料到法伦知道这东西放在那里，怎么会想到她会去用它？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记得它了。如果我记得，早该去查一查它是不是还放在那里。没搞错吧？她真的是死于尼古丁中毒？”

“在没拿到毒理学报告之前，仍可以说有大量的疑问。但是从常识来看，好像是这个东西杀死了她。你什么时候买的？”

“说实话，我记不得了。是去年夏初的某个时候吧，就在玫瑰要开花前。其他的护士长可能还记得。暖房里的大多数植物是由我照料的。不过，暖房并不是真的由我负责，这件工作并不是正式安排。因为我喜欢花，又没有其他人可以照料它们，所以我就尽我所能了。我当时在餐厅外弄了一小块玫瑰花床，需要一些这种东西来杀虫。我在温彻斯特路上的布拉克斯汉姆苗圃里买的。瞧，标签上还印有地址呢。我把它和我的其他园艺工具——手套、绳子、水罐、泥铲等一起放在暖房角落的柜子了里。”

“你还能记得最后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吗？”

“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上周六上午去柜子里找过手套。星期天我们要在小教堂里做一次特殊的礼拜，我得去弄点花来。我想园子里也许能找到一些好看的树枝、秋叶或荚果什么的，好拿来做装饰。我不记得那天是不是看见过这个罐子，我想如果它真的不见了，我还是会注意到的。但我不确定。我好几个月没用过它了。”

“还有谁知道它放在那里？”

“嗯，任何人都可能知道。我的意思是这柜子没上锁，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们朝里看。我想我应该锁上它，但是一个人不会期望着……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自杀，他无论如何都会想出个办法来。我真是害怕极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我没有责任！我没有！这不公平！她可以用任何东西，任何东西！”

“谁可以？”

“嗯，法伦。如果法伦的确是自杀的话。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法伦护士知道尼古丁的事吗？”

“除非她到柜子里找，并且找到了，否则是不知道的。我敢说真正知道的人只有布鲁姆费特和罗尔芙。我记得我把罐子放进柜子里时她们两人就坐在暖房里。我把它举起来，说了这点毒药足够杀死这里大多数人之类的傻话，布鲁姆费特告诉我说应该把它锁起来。”

“可是你没有？”

“是的，我就把它放进柜子里去了。没有锁，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管怎么样，罐子上贴的标签写得很清楚。任何人都能看出它是毒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别人会拿去自杀。此外，为什么一定要用尼古丁呢？护士们有大量的机会拿到药丸。指责我是不公平的。毕竟，杀死佩尔斯的消毒剂也是致命的。没有人去埋怨这件事，因为它是放在卫生间里的。你管理一所护士学校，不可能像管理一所精神病医院吧？我是不该受到指责的。这里的人都应该是正常人，不是杀人的疯子。不该让我觉得自己有罪，不该！”

“如果你没把这东西用到法伦身上，那你就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有罪。你把罐子拿进来时罗尔芙护士长没说什么吗？”

“我想她没说，她只是从书上把头抬起来而已。但我实在记不真切了。我甚至都不能准确地告诉你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但是那天风和日丽，天气暖和。我想起来了，大约是五月末或六月初的一天。罗尔芙也许记得，布鲁姆费特一定也记得。”

“我们会问她们的。同时，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这个柜子。”

他把尼古丁罐子交给马斯特森，让他包好后送到实验室，又让他去把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罗尔芙护士长叫到暖房里来。然后他便随着吉尔瑞护士长走出房间。她领着他走到一楼，一路上嘴里仍然在嘟囔着，气愤地抗议。他们经过空荡荡的餐厅，结果发现进入暖房的门上了锁，这一下把吉尔瑞护士长从她那心惊胆战的怨恨情绪中震醒过来了。

“该死！我忘了。总护士长说天黑之后我们最好把它锁上，因为有几块玻璃不太牢靠。你还记得刮大风那天有一块玻璃掉下来这件事吗？她担心有人会从那里进去。通常我们总要到夜里把所有该锁的地方都锁好，白天是不费这个事的。钥匙应该放在罗尔芙办公室的板子上。你在这里等一下，不会太久的。”

她几乎立刻就回来了，把那把大大的老式钥匙插进了锁孔。他们一走进暖房，迎面便扑来一股暖暖的菌类气味。吉尔瑞护士长一下就摸到了开关，两根长长的日光灯管从高高凹进的凹面天花板上垂下，不稳定地闪烁着，然后突然一下放出光来，照出一片苍翠茂盛的木本热带植物丛。暖房里真是一派非同寻常的景象。达格利什第一次到暖房里来时便有了这样的感受。但此刻，他由于叶子和玻璃上刺目的强光反射惊奇地眨着眼睛。周围是一片葱翠的小树林，它们相互缠绕着，发芽、抽枝、到处蔓延，以它们充沛的生气显出咄咄逼人的样子。而在屋外，它们那暗淡的影子高悬在夜空里，向四周伸展，凝然不动，虚无缥缈，最终溢进了一片绿色的无穷之中。

有些植物看来好像从有暖房第一天起就在里面茁壮成长了。它们已经成熟，就像微缩的棕榈树长在绚丽的缸里，在玻璃屋顶底下伸展出一片灼灼闪光的树叶华盖。还有更多的外来植物，从它们那结了疤的齿状主茎上发芽、抽枝、长叶；或者像巨大的仙人掌，举起它厚实的唇瓣，如多孔的海绵一样，面目可憎，吮吸着湿润的空气。在它们中间，蕨类植物撒出一片绿色的阴影，它们那易碎的蕨叶在门边的穿堂风中摆动着。在这巨大房间的四壁上安装有白色的架子，上面放有一些盆罐，它们是吉尔瑞护士长精心培育的更为家常而宜人的植物，一些红的、粉红的和白色的菊花以及非洲紫罗兰。这个暖房一定会唤起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生活的温馨回忆，想起棕榈树后面飘飞翻动的扇子和窃窃私语。但是此刻在达格利什看来，南丁格尔大楼的每一个角落无不沉浸在一种邪恶的压抑气氛之中；就连这些植物也都好像正在从受污染的空气中吸收进它们的神赐食物——吗哪【7】。

梅维斯·吉尔瑞径直朝着一个四英尺长的白漆矮木柜走去，它就放在一进门左边的架子下，在摆动不定的蕨类植物遮挡下几乎看不见。柜子的门带着小把手，没有装锁，也关不严实。他们俩一起蹲下来朝里看。虽然头上日光灯管刺眼地照着，木柜深处仍然很昏暗，又受着他们自己头部阴影的遮挡。达格利什打开手电筒，照出了室内园丁常用的一些工具和器械，他在心中点了点。绿色的麻绳球、两个水罐、一个小的洒水壶、几包种子——有些被打开过，用了一半后又折好、包上了——一塑料包的花盆混合肥料、一包化肥、大约两打各种大小的花盆、一小堆种子盘、几把园丁剪、一把泥铲、一把小叉、一堆乱七八糟的种子商目录、三本有关园艺的布面书——它们的封面都弄得很脏——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瓶和大捆大捆缠绕成团的铁丝。

梅维丝·吉尔瑞指着最里面的一个小角落说：“之前就放在那里，我把它紧靠里面放着。这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打开门都看不到它，真的是藏得很隐蔽了。看，这里还空着呢，你可以看看它原来的位置。”她说话时带着一种急迫的自我解释，仿佛那个空位能够洗刷掉她所有的罪责。她的声音发生了变化，降低了音调，变得嘶哑起来，开始为自己申辩，就像一个业余演员正在上演一场迷惑人的戏码。

“我知道事情看起来糟透了。首先，佩尔斯死时是我负责的示范课。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件事。可是自从去年夏天我用过以后便再也没有碰过它了。我发誓！我知道她们中有些人不相信我。如果嫌疑落在我和伦纳德头上，她们会很高兴，是的，会高兴的，会感到松了一口气。这把她们的嫌疑全都排除了。此外，她们忌妒我，她们一向忌妒我，因为我身边有个男人，而她们没有。但是你是相信我的，不是吗？你已经相信过我了！”

她的语调哀婉动人，充满屈辱。她把肩靠在达格利什肩上，他们蹲在一起，挤作一团，仿佛在拙劣可笑地做祈祷。他的面颊上能感受到她呼出的气息。她的右手慢慢地从地板上探过去摸他的手，手指在神经质地抽动。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罗尔芙护士长的声音，她的情绪被打断了。

“警官要我到这里来见你。我没有妨碍什么吧？”

达格利什感觉到他肩上的重量立刻消失了，吉尔瑞护士长难堪地爬了起来。他则慢慢地站起来，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显出尴尬，他对于罗尔芙护士长在这时露面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吉尔瑞护士长忙不迭地开始解释：“就是这个玫瑰喷雾剂，这个东西含有尼古丁。一定是法伦拿了它。我真是害怕极了，但我怎么会想到呢？警司找到了这个罐子。”

她转向达格利什：“你没有说是在哪里找到它的吗？”

“不，”达格利什说，“我不能说。”他转向罗尔芙小姐。

“你知道这瓶杀虫剂是放在这个柜子里的吗？”

“知道，我看着吉尔瑞把它放进去的，是去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不是吗？”

“这件事你没和我说。”

“我现在才想起来。我绝不会想到法伦会服用尼古丁。况且，我们还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服用了它。”

达格利什说：“在拿到毒理学报告单以前还不能肯定。”

“再说，警司，你能断定那毒药就是来自这个小罐子吗？在医院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尼古丁来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当然有可能，尽管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小。法医学实验室应该能告诉我们实情。这种尼古丁里掺有一定比例的清洁剂，可以通过气相层析辨认出来。”

她耸耸肩。“嗯，到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

梅维斯·吉尔瑞叫了起来：“你是什么意思？其他来源？你是指谁？就我所知，尼古丁不放在药房里。而且不管怎样，法伦死之前伦纳德就已经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了。”

“我又没说伦纳德·莫里斯。但是两个护士死的时候他都在现场，别忘了，当你把尼古丁放进这个柜子里时，他也在这里。他像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是嫌疑对象。”

“你买尼古丁时和莫里斯先生在一起吗？”

“是的，事实上他和我在一起。我忘了这件事，要不我会告诉你的。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出去了，他回到这里喝了茶。”

她对罗尔芙护士长生起气来：“这事与伦纳德无关，我告诉你！他几乎不认识佩尔斯或是法伦。佩尔斯和伦纳德根本就没有来往。”

希尔达·罗尔芙平静地说：“我就没听说过她和谁有来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试图把一些想法灌进达格利什先生的脑子里去，但是你却实实在在地把它们往我脑子里灌了。”

吉尔瑞护士长大惊失色，表情一片凄惨。她不断地悲叹着，头左右摇晃，好像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或庇护。她的脸色非常难看，在暖房里的绿色灯光照耀下，如同中了梦魇一般。

罗尔芙护士长狠狠盯了达格利什一眼，然后不理睬他，向她的同事走去，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温柔声音说：“哦，吉尔瑞，对不起。我当然不是指责你或是伦纳德·莫里斯。但是他当时在这里的事实总会泄露出来。别让警察把你搞得手忙脚乱。那就是他们工作的方法。我认为警司绝不会在乎究竟是你、我还是布鲁姆费特杀了佩尔斯和法伦的，只要他能证明有人杀了她们就行。好了，就让他那样干吧，我们只要保持平静，回答他的问题就行了。为什么不做好你的工作，让警察去忙他们的呢？”

梅维斯·吉尔瑞像个孩子似的放声大哭，寻求抚慰：“可是太可怕了！”

“当然可怕！但不会永远这样。话说，如果你一定要找个男人倾诉的话，就找个律师或精神科大夫吧，找牧师也行。至少你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替你着想的。”

梅维斯·吉尔瑞忧愁的双眼从达格利什身上移到罗尔芙身上。她像个儿童一般，在决定该相信哪一个时拿不定主意。这两个女人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起，吉尔瑞护士长用困惑而责备的眼神盯着达格利什，而罗尔芙护士长的脸上则浮起一种对于女人来说不自然的得意的微笑，仿佛她刚刚完成了一件救人于危难的工作。

2

就在这时，达格利什听见一阵脚步声。有人正穿过餐厅走来。他向门口转过身去，以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终于来和他谈话了。暖房的门打开了，进来的却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那矮胖的身影，而是一个身材很高的光头男人，身穿一件束腰带的雨衣，左眼蒙着纱布眼罩。一种带着怒气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大家都怎么了？这里怎么像个陈尸房？”

别人还没来得及回话，吉尔瑞小姐已经冲过去抓住了他的一只手臂。达格利什饶有兴致地看到来者皱了一下眉头，极不情愿地猛缩了回去。

“伦纳德，怎么啦？你受伤了！你却没有告诉我！我还以为是你的胃溃疡发作了。你一点也没说你的头受伤了。”

“我的胃溃疡是发作了，但那也无法阻止我受伤。”

他直接对达格利什说：“你想必是苏格兰场来的达格利什警司了。吉尔瑞小姐说你要见我。我是到全科医师诊所来上班的，但我能抽出半个小时听你支配。”

吉尔瑞小姐还在表述她的关心。

“你出事了，却一声不吭！怎么发生的？我打电话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有其他的事要讨论，而且我不想让你慌成一团。”

他挣脱了她抓着他的手，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下。两个女人和达格利什都向他走去。此时一片沉默。达格利什先前就对吉尔瑞小姐的情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他在心中将它做了一番修改。只见他坐在那里，穿着一件廉价的雨衣，一只眼睛蒙着眼罩，脸上青肿着，说起话来里带着一种容易激怒人的挖苦语气。他本应给人留下可笑的印象，但令人惊奇的是，现在他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怎样，罗尔芙护士长曾经把他说成一个小男人，神经质，容易被惊吓和激怒，是个没用的男人，但是这个男人有力量。这也许只是被抑制的神经质能量的表现形式，又或许只是一种由失败或不得人缘而产生的过分的怨恨。他的个性显然不讨人喜欢，但也不容易被忽视。

达格利什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约瑟芬·法伦死了的？”

“今天早上9点30分时我给药房办公室打电话说我不能来时，我的助手告诉了我。我想那时只怕全院的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你对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

“反应？我没有反应。我几乎不认识那姑娘。我只不过是吃了一惊而已。同一座大楼里死了两个人，而且时间又隔得那么近。嗯，至少可以说这不同寻常。这事真的令人吃惊，可以说我大吃一惊。”

他说起话来就像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正屈尊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就某个问题发表看法。

“但是你没有把这两起死亡联系起来吗？”

“当时没有。我们都把住在大楼里的学生叫作夜莺，我的助手当时只是说又一只夜莺，约瑟芬·法伦被人发现死了。我问他怎么死的，他说了些有关流感后的心脏病之类的话。我想是自然死亡，这是每个人在一开始都会有的想法。”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相反的想法？”

“我想那是一个小时后，吉尔瑞小姐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到了这里。”

看来吉尔瑞护士长把电话打到了莫里斯家里。她必定是有紧急的事要和他联系，才不惜冒这个险。那或许是要警告他统一口径？就在达格利什琢磨着她会给莫里斯太太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时，药剂师回答了他没有说出口的问题：“吉尔瑞小姐通常不往我家里打电话。她知道坚决将工作与私生活分开。但是她早饭后往实验室打电话得知我不在时，自然会担心我的健康，我正害着十二指肠溃疡呢。”

“你的妻子无疑是能够叫她放心的。”

他回答时很平静，只是用尖锐的眼光看了罗尔芙护士长一眼，这时她已经远离他们，站到一边去了。他说：“我妻子每周五一整天都带着孩子在她母亲家里。”

这一点梅维斯·吉尔瑞无疑是知道的。所以他们最终有了串通口供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要编造一个不在场证据，为什么要把它安排在午夜呢？因为他们有最好的或最糟的理由知道法伦死于那个时刻？又或者是因为吉尔瑞知道法伦的习惯，断定午夜时分最有可能案发？只有凶手知道法伦死的时刻，又或者连他也无法准确知道。这可能发生在午夜前，也可能在凌晨2点30分。甚至连迈尔斯·赫里曼以他30年的经验也不能光凭临床症状准确地说出死亡时间。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法伦死了，她几乎是一喝下威士忌就死了。但那具体是在什么时刻？她一上楼就要准备临睡前喝的那杯饮料，这已成了她的习惯。但没有人承认在她离开护士起居室后曾经见过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伯特双胞胎在午夜两点后看见她房内的灯光从锁孔里透出来时，她可能——只是可能——还活着。如果当时她还活着，那么从午夜到2点之间她在干什么？达格利什一直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有权进入学校的人身上，但是假设法伦那天晚上为了赴约离开过南丁格尔大楼，又或许她推迟了调制夜里喝的柠檬威士忌的时间，而在等候一个来访者呢？南丁格尔大楼的前后门在早晨时都已经闩上了，但如果法伦让她的来客夜里出去，然后再闩上门呢？

梅维斯·吉尔瑞还在牵挂她情人受伤的头和青肿的脸。

“出了什么事，伦纳德？你得告诉我。你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吗？”

罗尔芙护士长刻薄地笑起来。伦纳德·莫里斯用带着威胁性的轻蔑眼光狠狠地盯了她一会儿，然后才转向吉尔瑞护士长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梅维斯，我告诉你，我摔了一跤。那是昨天晚上我们分开之后的事。有一棵大榆树横倒在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撞了上去。”

罗尔芙护士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在自行车灯的照射下，你应该能够看见它的呀？”

“护士长，不要说没道理的话，我的自行车灯是用来照路的。我看见了树干，但没看见高高突起的树枝。我没丢掉一只眼睛就算是幸运的了。”

不出所料，吉尔瑞护士长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

达格利什问：“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昨天晚上我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之后……啊，我明白了！你是问准确时间？我可以告诉你。被撞了之后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担心我的手表摔坏了。还好它没摔坏。指针精确地指在午夜0点17分。”

“树枝上没有什么警告的东西，例如一条白围巾吗？”

“当然没有，警司。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会骑着车直冲过去了。”

“也许它系在一根更高的树枝上，你没看见？”

“仔细看也没发现。我扶起自行车，从惊吓中定了定神之后，仔细地察看了那棵树。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也许可以把它至少稍微抬起来一点，把路清理出一部分，但显然不可能。干那活得需要一部拖车和起重滑车。可在午夜0点17分，那棵树的任何一根树枝上都没有什么围巾。”

“莫里斯先生，”达格利什说，“我想我得和你谈谈了。”

但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正在会议室外面等他。达格利什还没开口，她便用指责的口气说：“你叫我到你房间去见你，我不顾病房里忙得要命，急急忙忙就去了。到了那里后却又听说你不在，叫我来暖房里。我可不能围着南丁格尔大楼，跟在你后面团团转。如果你要见我，现在我只能挤出半小时来给你。”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达格利什说，“从你的行为来看，你似乎决心给我你是凶手的印象。当然，有可能是你干的，一旦有理由证实，我将就此得出结论。同时请你控制一下你与警察作对的热情，在这里等到我能见你为止，只要我和莫里斯先生谈完话就行了。你可以在这里的办公室外面等，也可以去你自己的房间里等，你看怎么方便都行，但是大约三十分钟后我要你到这里来，我也不打算为了找你围着这大楼到处转。”

达格利什没去想她会怎样对待他的这一番责备，她的反应也令人吃惊。厚厚的眼镜后面的眼睛变柔和了，闪闪地发出光来。有一刹那，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满意地微微一点头，仿佛她至少是成功了一次，让一个特别听话的学生精神发出了闪光。

“我就在这里等。”她在办公室门外的一把椅子上扑通一声坐下，然后向莫里斯点点头。

“我不该一直让他说个不停，不然的话，半个小时谈完就已经很幸运了。”

3

但是这次谈话不到30分钟便结束了。开始的两分钟被莫里斯花在如何坐得舒适上。他脱下脏雨衣，抖了抖，再抚平它的皱褶，好像不知何时在南丁格尔大楼把它弄脏了，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将它仔细叠好，放在椅背上，接着才在达格利什的对面坐下，自己开了话头：“请不要向我连珠炮似的提问题，警司。我不喜欢被人讯问，宁愿以自己的方式向你讲我的故事。你不必介意我讲得太精细。如果不是有一颗讲究细节的头脑和对事实的清楚记忆，我也不会成为一家重要医院的总药剂师了。”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那么能否从你昨天晚上的活动开始，告诉我一些实际情况呢？”

莫里斯继续自说自话，仿佛根本没听到这个合情合理的请求。

“过去六年以来，承蒙吉尔瑞小姐的赐福，我享有成为她密友的特权。我毫不怀疑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住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女人，把她们自己的看法强加在这种友谊上，这可以预料。你要是和一群中年老处女住在一起，肯定会在性问题上受到妒忌。”

“莫里斯先生，”达格利什耐心地说，“我到这里来不是调查你和吉尔瑞小姐的关系或者她和她同事的关系的。如果这些关系和两位女孩的死有关的话，你可以讲给我听。否则我们还是不要当业余心理学家，回到具体的事实上为好。”

“我和吉尔瑞小姐的关系，与你在那件事上的调查关系密切，我就是因此才会在佩尔斯护士和法伦护士死的时候恰巧出现在南丁格尔大楼。”

“好吧，那么就把那两次情况告诉我吧。”

“第一次就是佩尔斯护士死的那天早上。那次的详细情况你无疑也知道。我自然也把我到大楼的事向贝利警察报告了，因为他在医院所有的公告牌上都贴了张告示，要求佩尔斯护士死的那天早上到过南丁格尔大楼的人都主动报上姓名。我倒并不反对再重述一遍。我在去药房的路上顺便到这里，为的是给吉尔瑞小姐送一张便条。准确点说是一张卡片，那种‘幸运卡’，人们通常会在重大事件之前送给朋友的。我知道那天由于罗尔芙小姐的助手曼宁护士长得了流感，因此吉尔瑞小姐得参加第一次示范教学。事实上，那是她在这所学校的第一次示范课。吉尔瑞小姐自然很紧张，特别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要到场。不巧的是我错过了头天晚上的邮班。我急于想让她在走进示范室之前收到我的幸运卡，所以决定自己把它塞进她的房间。我那天来得特别早，8点刚过就到了南丁格尔大楼，不过一会儿就离开了，一个人也没见着。职工们和学生们大概都在吃早餐。我没进示范室，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不太想让别人注意到我。我只是把那张卡片插进信封，塞进吉尔瑞小姐的门缝里就离开了。那是一张相当有趣的卡片。上面画有两只知更鸟，雄鸟用虫子在雌鸟的脚下摆出‘祝你好运’四个字。吉尔瑞小姐也许还很好地保存着那张卡片，她很喜欢这类小玩意儿。只要你提出来，她肯定会给你看。它可以印证我说的话，说明我在南丁格尔大楼所干的事和我所说的一致。”

达格利什正色道：“那张卡片我已经见过了。你知道示范的内容吗？”

“我知道，就是胃内插管送食。但是我不知道法伦护士夜里生病了，以及谁来顶替她扮演病人的事。”

“对于腐蚀剂如何进入滴管，你有什么想法？”

“你让我按我自己的顺序说吧，我正准备告诉你。我没有想法。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有人搞了一个愚蠢的恶作剧，不知道后果会是致命的。这或许得算一次事故。这种事是有先例的。一个新生的婴儿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被杀了，幸好不是我们这家医院。这事就发生在三年前，一瓶消毒剂被人错当成牛奶。我无法解释这种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也无法解释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谁竟如此无知、愚蠢，居然认为将腐蚀性毒药放进牛奶里喂给病人会很好玩。”

他停下来，对于达格利什想要插嘴提出另一个问题表示轻蔑。回应他的只是一个温和的询问眼色，他继续说下去：“关于佩尔斯护士的死就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了。法伦护士的死则就完全不同。”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见了哪些人？”

他突然生起气来，厉声说道：“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警司。昨天晚上的事吉尔瑞小姐都已经和你说过了。我们什么人都没看见。0点刚过我们便离开了她的房间，穿过泰勒小姐的寓所从后楼梯走了。我从大楼后面的树丛中取出我的自行车，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我到这里来做客的事告知大楼里每一个不怀好意的女人。我们一起走到了小路的第一个拐弯处，然后停下来说话。我又把吉尔瑞小姐护送回南丁格尔大楼，看着她从后门回去。她之前把门敞在那里。我最终骑车走了，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在午夜0点17分时到了那棵榆树倒下的地方。如果说有人在我之后从那条路上经过，并在树枝上系了条白围巾的话，我只能说我没看见。如果他是开车来，那必定是停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另一边了，我没有看见汽车。”

又是一阵停顿。达格利什毫无表示，只有马斯特森不由得发出一声疲倦得无可奈何的叹息，沙沙地翻过笔记。

“现在，警司先生，我要讲的事情发生在去年春天，那时，现在这一班学生，包括法伦护士，还在读二年级。按照惯例，我给她们上了一堂有关毒药知识的课。我讲完之后，除了法伦护士之外的所有学生都收拾起书走了。法伦走到讲台前，问我有没有一种普通人买得到的毒药，能迅速而毫无痛苦地将人杀死。我想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但是又找不出理由拒绝回答。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会有什么个人目的，而且无论如何，她可以从医院图书馆有关药物学或法医学的任何一本书上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达格利什说：“你当时告诉了她什么，莫里斯先生？”

“我告诉她说尼古丁就是这样一种毒药，它可以从一家普通的玫瑰花喷雾剂店里买到。”

是真话还是撒谎？谁又能分辨得出呢？达格利什以为通常他能够判断出一个嫌疑人身是否在撒谎，但是他对这个嫌疑人没有把握。如果莫里斯坚持他说的故事，它究竟如何才能被驳斥呢？如果它是一个谎言，那么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说明约瑟芬·法伦是自杀的。他这样做的理由明显就是要保护吉尔瑞护士长。他爱她。这个有点可笑的迂腐的男人，那个有点傻、爱卖弄风情的半老徐娘，他们两情相悦。为什么不能呢？爱情又不是年轻人或优秀人物的特权。但这种爱情一牵涉进任何调查研究便显得错综复杂，显得有点可怜、有点可悲，甚至有点可笑，现在这件案子就是这样。但它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从第一桩案件的卷宗中得知，贝利警察绝没有完全相信那张贺卡的故事。在他看来，送贺卡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是愚蠢、幼稚的行为，与莫里斯的个性尤为不符，所以他不相信这个说法。但是达格利什的想法不同。他只是孤独地，并非浪漫地骑车去看他的情人，将车子极不光彩地藏在南丁格尔大楼后面的树丛中，一起慢慢地走路穿过一月午夜时分的寒风，拖延着最后宝贵的几分钟。他出于笨拙却又出于奇怪的自尊，保护着他心爱的女人。最后说的这些话不管是真是假，要说出来都是最为不容易的。如果他一定要坚持这个说法，这对于那些宁愿相信法伦是死于自杀的人来说将是强有力的辩词。他会坚守这个说法的。他以一种毫不动摇的、昂扬的、视死如归的目光看着达格利什，接住了对手的目光，挑战着他的不信任。

达格利什叹息道：“好吧，我们不要在推测上浪费时间了。让我们再次来确定一下你昨晚的行程吧。”

4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没有食言，当马斯特森领着伦纳德·莫里斯出来时，她已经等候在门外了。但先前表示默许的那种愉快情绪已经消失，她在达格利什对面坐下时摆出了一副要开战的架势。面对着这种老祖母式的怒目注视，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刚来单人病房的低年级实习护士，有点手足无措。这种感觉极其强烈，熟悉得令人恐怖。他的思绪准确无误地追踪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恐怖感的源头。他读预备学校时，女校长就曾经这样对他怒目而视，使得当时只有8岁、思乡心切的他感到同样的手足无措、同样的害怕。有那么一秒钟，他不得不强撑才能面对她的盯视。

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她，而且是出自她的主动。这张脸极其普通，毫无吸引力。那双精明的小眼睛从镶着钢框的眼镜后面直瞪过来，愤怒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的鼻子布满斑点，眼镜架半嵌入鼻子上方多肉的凹处。铁灰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形成肋条状的波纹，与她那呈袋状鼓起的两颊以及下颏的刚硬线条非常相配。那顶雅致的、起褶的帽子戴在梅维斯·吉尔瑞的头上就像一个精美的、带着绢丝花边的蛋白酥皮筒，即便是希尔达·罗尔芙戴着也能使她那男女不分的相貌优点尽显出来。现在它低低地压在布鲁姆费特的眉毛上，就像一块镶有花边的馅饼，周围裹着一圈特别让人倒胃口的面包皮。如果取走那顶象征权威的帽子，换上一顶平凡的毡帽，再在她的制服上罩上一件不成形的浅褐色外衣，你就能看到一个中年的郊区主妇，手提一个走了形的袋子，在超市里大摇大摆地穿行，精打细算地盘算着这个星期的购物账。然而眼前坐着的显然是约翰·卡朋达医院有史以来最好的病房护士长，更令人吃惊的是，她还是玛丽·泰勒选定的密友。

没等他开口提问，她就说道：“法伦护士是自杀的。她先杀死了佩尔斯，然后杀死了她自己。我碰巧知道是法伦杀死了佩尔斯。所以，为什么你不停止对总护士长的骚扰，让医院的工作走上正轨呢？你现在无法帮助她们中任何一个，她们都死了。”

她说话时使用的那种具有权威感的、使人窘迫的腔调，使得这番陈述具有一种命令的力量。达格利什的回答尖锐得不近情理。去他的！他可不会任人恐吓：“如果你那么肯定，就必须拿出些证据来。你所知道的任何事都应该讲出来。我是来调查谋杀案的，护士长，不是来调查偷便盆这样的小事的。你有责任不得扣留任何证据。”

她笑了，那是一种尖厉的嘲笑，就像一头动物在咳嗽：“证据！你不会把它叫作证据的。但是我知道！”

“法伦护士在你的病房里住院时和你说过话吗？她说胡话了吗？”

她对这种猜测嗤之以鼻：“如果她说了，把它告诉你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一个病人在昏迷时说的话是不能作为流言蜚语到处传播的。在我的病房，这无论如何不行。它也不是什么证据。还是接受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吧，别小题大做了。是法伦杀死了佩尔斯。你想，她为什么一早上顶着39.8摄氏度的高烧返回南丁格尔大楼？她为什么拒绝给警察一个理由？是法伦杀死了佩尔斯。你们这种人总喜欢把事情搞复杂，但它本来就是那么简单。法伦杀死了佩尔斯，无疑她有某种动机。”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即使法伦杀了佩尔斯，我也怀疑她是否自杀了。毫无疑问，你的同事已经把玫瑰花喷雾剂的事告诉你了。记着，那罐尼古丁放进暖房柜子里时，法伦还没有住进南丁格尔大楼。她那个班自从去年春天之后就没住在南丁格尔大楼，吉尔瑞护士长是夏天买的玫瑰花喷雾剂。法伦护士是在搬进大楼的那天夜里生病的，然后直到死的头一晚才回来。你如何解释她为何知道这罐尼古丁在哪里呢？”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点也没有显出张皇失措的神色，确实令人吃惊。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咕哝了一些难以捉摸的话。达格利什等着。她以退为守，说道：“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拿到的，那得由你们去发现。但是显然，她拿到了。”

“你知道尼古丁放在哪里吗？”

“不知道。我从不和园子里或暖房里的事打交道。有空时我喜欢到医院外面去。我通常和总护士长一起打打高尔夫球或开车兜兜风。我们一起安排业余时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意味，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自鸣得意。她要传递什么信息？他思忖着。她这样提到总护士长，是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告诉他，她是教师们中的佼佼者，理应受到尊重？

他说：“去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当吉尔瑞小姐带着尼古丁回来时，你不是也在暖房里吗？”

“我不记得了。”

“我想你最好再回忆一下，护士长。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其他的人都记得很清楚。”

“如果他们说我在场，那我大概就是在场。”

“吉尔瑞小姐说她把那一整瓶药拿给你们看，还开玩笑地说了一些话，说什么只要几滴就足以毒死整个学校的人。你告诉她不要小孩子气了，得把那瓶东西放好锁紧。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这是梅维斯·吉尔瑞一向会说的傻话，我敢说我的确叫她得小心一些了。遗憾的是她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你对这两次死亡事件表现得很平静，护士长。”

“我对每一次死亡都表现得很平静。如果我不这样，就不能把工作做下去了。死亡在医院里随时都会发生。它此刻或许就在我的病房里进行着，今天下午，我的一个病人就会死去。”

她说这番话时突然变得抵触起来，表现得激烈而生硬，仿佛在指责死神那可怕的手指会将病房里她负责的任何一个病人带走。达格利什发现这番突然的情绪变化中透着一点慌乱。看来这副毫无魅力的厚实身板里藏有喜怒无常、易怒、毫无理性的性情。那双毫不起眼的小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有一瞬间遇到了他的目光，里面满是阴郁的怨恨。那张固执的小嘴里蹦出一串串不满和愤懑的嘟囔声。突然间，她仿佛被施了魔法，发生了突变，她怒目圆睁，脸上因愤慨而怒火燃烧，以至于这张脸变得凶神恶煞。他看见了她对于自己所照料的病人的那种炽热的爱。这个女人的外表毫无奇特之处，她已经将她的生命以一种令人生畏的决心献给了唯一的目的。如果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对被她视为更大的善的东西造成了障碍，献身的决心究竟会使她做出什么事来呢？在达格利什看来，她基本上算得上聪明。然而通常谋杀极少可能是蠢人干的。这两起谋杀，就其复杂程度看来，会是一个聪明女人干的吗？消毒剂可以迅速到手，尼古丁又很容易买到。这两起死亡事件不都表明了这是由突然失控的冲动造成的，连想也不想就采用了最容易获得的手段吗？然而在医院里，难道没有更为适当的自杀方式吗？

那双精明的眼睛正用警惕而厌恶的眼神看着他。

整个讯问过程中她都在蛮横逞凶。想要去谋求这样一个目击者的好感毫无希望，他也没有兴趣去尝试。他说：“我想把昨天晚上以及那天早上佩尔斯护士死时你的活动过一遍。”

“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情况如何我已经告诉过贝利警察了，还给你送了一张字条。”

“我知道，谢谢你。现在我要听你自己说。”

她没有再对抗，而是把她的活动和行踪按时间顺序背了一遍，就像在背火车时刻表。

她对希瑟·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自己活动的叙述与字条上所写的几乎完全吻合。她只是述说她的活动，没有提出任何推测与见解。在最初那场情感爆发之后，她显然决心要坚守事实了。

1月12日，星期一，她早晨6点30分醒来，和总护士长一起喝早茶。在泰勒小姐的房间里共饮早茶是她们多年来的习惯。她在7点15分离开总护士长寓所，然后去洗澡、换衣服。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待到7点50分，从大厅的搁物架上取下她的报纸，走向餐厅。在楼梯上或大厅里，她没有见到任何人。她与吉尔瑞护士长、罗尔芙护士长一起在餐厅里吃了早餐，吃完后最先离开了餐厅。她不能准确说出离开的时刻，但那应该不会迟于8点30分。接着她又回了她在四楼的起居室，然后步行去了医院，在9点前到达病房。她知道综合护士协会来视察的事，很明显总护士长已经和她说过了。示范教学的事她也知道，因为护士培训计划的细节都贴在大厅的告示牌上。她也知道约瑟芬·法伦生病的事，因为罗尔芙护士长夜里给她打过电话。然而她却不知道佩尔斯护士要顶替法伦。她承认她只要看一眼公告牌就会知道，但她没有费神去看。她没有理由去关心这件事。对普通护士培训计划的兴趣是一回事，费神去核对谁来扮演病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她不知道那天早上法伦护士回了一趟南丁格尔大楼。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严责她一顿。她到病房时法伦已经回来了，躺在床上。病房里也没人注意到法伦离开过。很显然，当班的护士以为她在浴室或卫生间里，她们没有检查出来，理应受到严责，但是病房里特别忙，没有人料想到病人——尤其是实习护士——行事会像个白痴。法伦护士离开病房的时间大概也只有20分钟。她在黑暗的清晨走到外面，显然也没有给她造成任何伤害。她的流感很快就好了，没有发生任何并发症。她在病房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沮丧，如果有什么叫她忧心的事，她也不会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倾诉。在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看来，那姑娘情况好极了，完全可以出院，回到她那帮住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同学中去。

接着，她用同样阴郁、平淡的声音把昨晚的去向说了一遍。总护士长去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会议了，所以她独自一人在护士长起居室里看了一晚上电视。她22点上床睡觉，大约23点45分时被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电话叫醒。她抄近路穿过树林来到病房，帮助当班的实习护士为做完手术回房的病人准备好床铺。她和她的病人待在一起，一直等到输氧和输液都完成了，病人的情况也如预料中的那样良好，才满意地离开。凌晨2点多，她返回南丁格尔大楼，在回房间的路上看到莫琳·伯特正从卫生间出来。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几乎立刻便出现了。她和她们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谢绝了她们要给她冲一杯可可的好意，就径直回房了。是的，她也看到了有一束光线从法伦房间的锁孔里射出来。她没有进法伦的房间，也就无从知道这姑娘是死还是活。她睡得很好，但7点刚过就被叫醒了，罗尔芙护士长冲了进来，带来了法伦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消息。自从星期二晚餐后法伦从病房里病愈出院以来，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法伦。

达格利什听完叙述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你喜欢佩尔斯护士或是法伦护士吗，护士长？”

“不。但她们哪一个我都不讨厌。我认为没有必要和实习护士有什么个人关系，更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她们要么是好护士，要么不是。”

“她们是好护士吗？”

“法伦比佩尔斯好些。她更聪明，更有想象力。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同事，但是病人都喜欢她。有些人认为她对人冷淡，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病人这样说。佩尔斯太努力了。她到处显示自己，似乎自己像一个年轻的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或许是她自以为像。她总是在考虑自己留给了别人什么印象，基本上是一个傻姑娘。但是你可以信赖她。她一向只做正确的事。法伦则是做得好。除了教育之外，还需要天分。等到你快死的时候，亲爱的先生，你就会知道那个差别了。”

看来约瑟芬·法伦既聪明又富有想象力，这一点他能相信。但是他没有料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会赞扬这两个优点。他回想起午饭时的谈话，她坚持认为护士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他小心地说：“我很吃惊，你竟然会把富有想象力列入一个护士的美德之中。我以为你会把绝对服从命令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很难把想象力与一个听话的下级对权威的服从协调在一起，因为富有想象力的人绝对是个性化的、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如果我说得太冒昧，请原谅。我知道这与我在这里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很好奇。”

这与他在这里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好奇心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她没看出来，生硬地说：“首先得服从正确的权威。你在一个讲究纪律的行当里工作，我就不必对你说这个了。只有当服从出于自愿，纪律受人理解，甚至受人欢迎，人们才会明白当时机到来时，智慧和勇气可以安全地游走于规则之外。想象力和聪明如果不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上，对护理工作就是危险的。”

如此看来，她并不像她外表所表现的那样，也不像她有意在同事们面前显露的那样，是一个简单、固执、墨守成规的人，她也有想象力。他心里疑惑，这就是玛丽·泰勒了解并看重的那个布鲁姆费特吗？然而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没有错。她基本上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即便是现在，她或许也是在用这些话表达另一个意思。“智慧和勇气可以安全地游走于规则之外。”看来，在南丁格尔大楼里，有人并不缺乏勇气，已经游走于它们之外了。他们互相看着。他开始疑惑，南丁格尔大楼是否对他施加了某种符咒，是否大楼那可怕的气氛开始对他的判断力产生影响了。因为在这厚厚的镜片后面，他似乎看到了那双眼睛在变化，似乎探测到了某种急于要传达的、渴望被了解的需求，甚至是求助的愿望。片刻后，幻象又过去了。他面对的又是所有嫌疑人中最为普通、最不妥协、最单纯的那个人了。这次全面的谈话结束了。

5

已经过了晚上21点，达格利什和马斯特森仍然在办公室里。他们去睡觉之前至少还要工作两个小时，将谈话记录进行检查和对比，寻找口述中矛盾的地方，计划明天活动的安排。达格利什决定让马斯特森继续工作，自己则拨通了总护士长寓所的内部电话，问她是否能给他20分钟时间。礼貌和工作程序都要求他只能等待她的通知，然后才能见面谈话，但是他在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之前另有一件事情要办，他需要见她。

当达格利什通过走廊走到起居室时，总护士长已经将寓所的门打开等他了。他敲了门走进去，立刻置身于一片平和、宁静和光明之中，也是一片寒冷之中。房间里出人意料的冷。壁炉里的火虽然烧得很旺，但暖气很难到达远处的角落。他向她走过去时，发现她穿着很得体，长腿被包裹在一条褐色天鹅绒便裤里，上身套着一件浅褐色的高领羊绒套头衫，袖管从易受损伤的腕部往上推了回去。一条鲜绿色的丝巾在喉部打了个结。

他们一起在沙发上坐下。达格利什看出她一直在忙。一只皮箱打开靠在咖啡桌的腿旁，表面覆盖着一层报纸。一把咖啡壶立在壁炉中，木头和咖啡好闻的温暖气味弥漫在房间里。她问他是要咖啡还是威士忌，只有这两样东西。他要了咖啡。她起身取了第二个杯子，转身回来时已经倒上了咖啡。

达格利什说：“我想有人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找到了毒药。”

“是的，吉尔瑞和罗尔芙在你和她们谈过话之后，都来见过我了。我想，这就意味着是谋杀，不是吗？”

“我想是这样，除非法伦护士自己把那个罐子藏起来了。但那似乎不可能。只有好出风头者或精神病患者才会为了引起最大的轰动，精心掩饰自杀的秘密。在我看来，这个姑娘两者都不是，但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法伦基本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如果她要自杀的话，一定是为了某种她认为十分充足的理由。而且我料想她也一定会留下一个简短但清楚的字条，给出解释。有大量的自杀者为了给其他人制造麻烦而自杀，而法伦不会。”

“我估计也是这样，但是我想要问一问真正了解她的人。”

她问道：“玛德琳·戈达尔说了些什么？”

“玛德琳·戈达尔认为她的朋友是自杀，但那是在我们发现尼古丁之前说的。”

他没有说在哪里找到的尼古丁，她也不问。达格利什不打算告诉南丁格尔大楼里任何一人那个尼古丁罐子是在哪里找到的。但是有一个人知道它藏在哪儿，碰巧会出于无心泄露出他犯罪的秘密。

他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吉尔瑞小姐告诉我昨天晚上她在她房中招待了一个朋友。她说是让他穿过你的房间走出去的。这没有让你感到奇怪吗？”

“没有，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把寓所的门开着，这样护士长们就可以使用后楼梯了。这至少让她们觉得自己不受干扰。”

“却以你自己的隐私为代价，不是吗？”

“啊，我想这是因为我知道她们不会走进我的房间，我相信我的同事。即使不是这样，这里也没有什么会让她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把所有的公事文件都放在医院的办公室里了。”

她当然是对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会对这里的任何东西感兴趣。这间起居室极富个性，几乎和他自己那间坐落于奎因希哲、俯瞰泰晤士河的寓所一样简单、朴素。或许那就是他在这里总感到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的原因。这里没有挂任何能让人产生遐想的照片，抽屉里只有些零碎的东西，没有积累多年的秘密；没有显示个人趣味的绘画作品；没有能显示出社交圈的邀请函，甚至连她是否有社会生活都无法证明。达格利什主张个人寓所不受侵犯，在他看来，他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任意进出是不能容忍的。然而这里却有着一个更能保住自己隐私的人。这个过于自信的女人把自己的隐私保护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让周围的个人环境里都没有任何可以泄露隐私的东西存在。

他说：“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告诉我，约瑟芬·法伦曾有段时间是他的情人，那是在她上一年级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正如我几乎可以肯定梅维斯·吉尔瑞昨天的访客是伦纳德·莫里斯一样。在医院里，流言蜚语是通过渗透的方式传播的。一个人总是不记得已经听过了最新的丑闻，只是贪婪地想再打听更多。”

“会有这么多要打听的事吗？”

“或许只是一些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的人或事罢了。这很出人意料吗？这里的男人和女人每日里看惯了病人遭受痛苦和衰竭的折磨，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会想那么多，只会利用打听绯闻来安慰自己。”

什么时候，在谁那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安慰？他心里思忖着。是在她的工作中吗？是在她的工作带给她的权力中吗？是在天文学上，在漫漫长夜里追踪星球的移动轨迹中吗？或是和布鲁姆费特一起？当然不是和布鲁姆费特一起，看在上帝的份上！

她说：“如果你怀疑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而杀了人，那么，我不相信。这件事连我都知道了，无疑早已传遍了半个医院。科特里-布里格斯不是一个做事周全的人。此外，这种动机只适于一个易受公共舆论攻击的男人。”

“每个男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易于受到公共舆论攻击。”

她那双非同凡响的凸眼睛突然向他射出尖利的一瞥。

“当然。无疑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为了阻止个人的灾难或公众的羞辱也会去杀人。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去阻止人们知道一个年轻而有魅力的女人自愿和他上床，或者阻止人们知道尽管他已人到中年，仍然有能力找到并满足他的性快感。他不会为此杀人。”

她的声音中似乎有一丝轻蔑，或者几乎可以说是不满。有那么一刻，他在她的语调中捕捉到了一种罗尔芙护士长的回声。

“那么希尔达·罗尔芙和朱丽亚·帕多的友谊呢？你知道这件事吗？”

她苦笑了一下：“友谊？是的，我知道，我想我了解她们，但我不能确定你也了解。按照正统的观念来看，如果这件事传开，人们会认为是罗尔芙腐蚀了帕多。但如果说那个年轻女人被腐蚀了，我怀疑那是在来约翰·卡朋达医院之前的事。我不打算去干涉。这件事会过去的。几个月后，朱丽亚·帕多就会取得国家注册护士资格证。我碰巧知道她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好几个打算，但肯定不包括留在这里。恐怕罗尔芙护士长会面临巨大的不幸。但是当不幸到来时，我们必须面对。”

她的声音告诉达格利什，她知道并正在关注此事，事情的发展也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不是一件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事。

他默默地喝完了咖啡，起身准备离开。此刻他已没有什么事需要再问了。他发觉自己对于她声音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敏感得令人厌恶，每一次沉默都似乎暗示着达格利什的存在不受欢迎。他知道自己的来访很难谈得上受欢迎。他已经习惯充当消息通报者的角色了，仅仅是通报坏消息已经是最好的情况，最糟糕时就得通报灾难了。但至少，他可以不再强迫自己和她一起再多待一分钟了。

当她起身送他到门边时，他随意地提到了这幢大楼的建筑，问起它属于医院多久了。她说：“这是一场相当可怕的悲剧。这个地方是由一个叫托马斯·南丁格尔的人于1880年建造的。他是当地一位制造绳索的商人，在地方上有了点名气，想要盖一幢大楼来显示他新树立的地位和尊严。他的姓其实与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或夜莺毫无关系，只是巧合罢了。南丁格尔和他的妻子在这里一直住到了1886年，他们没有孩子。那年一月，人们发现一个女仆的尸体吊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她名叫南希·戈林治，是个19岁的女孩，是南丁格尔太太从一家孤儿院收养的孤儿。当尸体从树上取下时，人们很明显地看出她受到过长达数月的故意摧残、鞭打，甚至是折磨。那是一种蓄意的性虐待。这个案件最令人发指的特征便是大楼内的其他人员必定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显然领受了很好的待遇。南丁格尔受到审讯时，他们给他唱了动人的颂歌，称赞他是一个正直、体贴人的主人。这必定和一些现代的儿童受虐案相似，在这些家庭里只有一个成员被挑出来受到忽视和暴力虐待，而其他人则对这种虐待表示默许。我想他们也许是与虐待狂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感受，也或许只是希望拼死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还是有点怪。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转而反对南丁格尔，甚至案件开审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地的舆论达到高潮时，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南丁格尔和他的妻子都被判有罪，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年。我想他们死在了里面。不管怎样，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南丁格尔大楼。它被卖给了一个退休的皮靴制造商。他在这里只住了两年，便断定自己不喜欢这个地方，于是转而卖给了这家医院的一个董事。他在这里度过了余生的最后12年，把它遗赠给了约翰·卡朋达医院。如何使用它一直是这家医院最棘手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它的确不适合办护士培训学校，但是很难看出它到底适合用来做什么。有一个传说，每年这个时候，天黑之后在院子里能听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在哭泣。我从未听到过，也尽量不让学生们知道这个故事。只是这绝不是一幢快乐的房子。”

达格利什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想，原来它过去比现在更不快乐。现在，在暴力和仇恨的历史中又加上了两桩谋杀。

他告诉马斯特森现在可以下班休息了，便坐下来独自研究文件。警官刚要离开时，屋外的电话铃响了。是法医学实验室主任打来的，化验已经做好了。约瑟芬·法伦死于尼古丁中毒，尼古丁来源于那罐玫瑰花喷雾剂。

6

当他最终锁上南丁格尔大楼的边门，动身步行返回猎鹰者武器旅馆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老式的街灯照射着道路，但是它们的间距很远，灯光又昏暗，所以大多数时候他是走在黑暗中的。他没遇见一个人，并且完全相信这条本来就人迹罕至的路在夜幕降临后便更少有学生光顾。雨已经停息，风却又起了，摇落了交错的榆树枝上的雨水。他能感觉到它们纷纷落到脸上，滑进他的外衣衣领。他忽然有点后悔早晨没有把车开来。树栽得很靠近路边，中间只隔着一条狭窄、湿润的草皮。尽管起了风，今天夜里却还算暖和，一层薄雾在树木间飘动，环绕在街灯旁。路大约有10英尺宽。这里从前一定是进入南丁格尔大楼的主车道，但是它在榆树丛和桦树丛中间不合情理地绕弯，似乎大楼最初的主人想要延长他的车道长度，以增加他对自我重要性的感受。

他一边走着，一边想起了克里斯汀·达克尔斯。他在15点45分时见过她了。单人病房在那时十分安静，即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在那周围转，她也小心避开不与他照面。当班的护士接待了他，把他带进了达克尔斯的房间。那个姑娘已经靠着枕头坐起来了，红光满面，喜气洋洋，仿佛一个刚刚分娩了的母亲。她对他表示了欢迎，就像在期待着有人送上祝贺的话语和鲜花。有人已经给她送了一瓶黄水仙，床头柜上的茶盘旁边还有两盆菊花，被子上扔着几本杂志。

她讲述故事时努力表现出漠不关心和后悔的样子，但难以令人信服。她因为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而快乐、而容光焕发。为什么不呢？总护士长来看过她了。她已经忏悔过了，也得到了原谅。现在她得到了赦免，心里充满了一种异常甜蜜的欢快情绪。他想，说得更中肯一点，是因为两个本可以对她造成威胁的女孩已经永远地走了。戴安娜·哈泼已经离开了医院，希瑟·佩尔斯则死了。

达克尔斯护士到底忏悔了些什么呢？为什么精神上获得了如此非同寻常的解放？他但愿自己能知道。从她的病房里出来时，达格利什并没有比进去时了解得更多，但至少证实了玛德琳·戈达尔关于她们一起在图书室学习的证词。她们互相证明了对方早餐前的不在场证据，除非她们事先串通好了，但看来不可能。早餐后她端着她的最后一杯咖啡走进了暖房，在那里坐下看《护理宝鉴》，直到去参加示范课。帕多护士、哈泼护士和她在一起。这三个女孩同时离开暖房，去了一下三楼的浴室和洗手间，然后便直接去了示范室。因此克里斯订·达克尔斯很难找到机会在喂食里下毒。

达格利什走了将近50码远，他的脚步在半空中停住了，像被什么东西冻住了一般，有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秒钟，他认为自己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他站着一动不动，尽力辨别那个极端奇怪的声音。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甚至连风声都停息了。然后他又听见了，这一次绝不会搞错。这不是夜间动物的叫声，也不是头脑由于过度疲倦而产生的幻听。在他左边那簇树林中的某个地方，一个女人在凄惨地悲号。

他并不迷信，但是个富有想象力的男人，对周围的气氛有着男人的敏感。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之中，听到人的声音和渐起的风声在恸哭，他有些畏惧，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栗。那个恐怖又无助的19世纪女仆仿佛用她冰凉的手指在他身上触了一下。在那可怕的一秒钟里，他走进了她的悲惨和无助之中。过去和现在混杂在了一起。恐怖是永恒的。那令人绝望的最后一幕现在就在这里上演。接着，这一刹那一闪而过。这是一个真实的声音，一个活着的女人的声音。他打开手电筒，离开大路，转进树林里那一片彻底的黑暗中。

离开草皮边缘大约20码，他看见了一栋12英尺见方的木棚，昏暗灯光从一扇窗户中透出，在雾中凝成一道光束，照在最近的榆树干上。他大踏步向它走去，脚步声被潮湿的土地吞没。他推开门，飘过来迎接他的是一股温暖、浓厚的木头和煤油气味，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是人类生活的气息。一个女人蜷缩成一团，坐在破旧的柳条椅上，身旁倒放的箱子上搁着一盏风雨灯。

她立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是一头被困在窝里的野兽。他们俩互相无声地对视着。尽管一看到达格利什，她那粗野的号叫立刻戛然而止，仿佛这号叫是假装的一样，那双热切凝视着他的眼睛虽然流露出恐吓的眼神，却是明亮的，没有阴云。这头野兽也许在痛苦之中，但它是在自己的领地，所有的感官都是警觉的。当她开口说话时，声音听起来有些忧郁，有些挑战的意味，但没有一丝好奇或恐惧。

“你是谁？”

“我叫亚当·达格利什。你叫什么？”

“摩拉格·史密斯。”

“我听说过你，摩拉格。今天晚上你去过医院。”

“没错。柯林斯小姐让我向常住职工宿舍打个报告。如果不能待在南丁格尔大楼，我要求回到医务人员宿舍。啊，不！不是该死的害怕！我只是和大夫相处得太好了，所以他们把我赶到职工宿舍。他们在这儿不停地咒骂，真的。我要见总护士长，但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不能去打扰她。”

她停止叙述自己的悲苦，无意识地用手不停去拨弄风雨灯的灯芯。灯亮了些，她鼓起眼睛看着他。

“亚当·达格利什，这个名字挺好玩。你是新来的，对吗？”

“我今天早晨才到这里。我猜他们已经告诉你法伦护士的事了。我是一个警探。我到这里来，就是要找出她和佩尔斯护士的死因。”

一开始，他以为这个消息会激起她的另一轮号叫。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想了好一会儿，喘了一小口气，又突然合上了。她生硬地说：“我没有杀她。”

“佩尔斯护士？当然不是。为什么会是你呢？”

“那个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那个人是谁？”

“那个警察，那个该死的警察比尔·贝利。我看得出他是怎么想的。他问我们所有人问题，在你悲痛的时候，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你。什么‘你起床后做了什么’，他认为我能干什么？干活呗！那就是我做的。还有什么‘你喜欢佩尔斯护士吗？’‘她曾经对你有不友善的举动吗？’。我倒真想让她试一试。不管怎么说，我连认都不认识她。还有，我调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最多也不过一个多星期。但是我看得出他的目的。他和别人一样，想要怪罪我这个可怜得要命的女仆。”

达格利什走进木棚，在靠墙的一张长凳上坐下。他本就打算要找摩拉格·史密斯问问，看来这是一个好时机。他说：“我想你弄错了。贝利警察没有怀疑你，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她嘲弄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警察告诉你的话，你一句也不要相信。哎呀，你爸爸没有告诉过你吗？他真的在怀疑我。该死的贝利！我的上帝，我爸爸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警察的事。”

达格利什想，无疑警察也能说出大量关于爸爸的事，但是他却掐断了这条谈话的轨迹，认为从它里面找不出什么东西来。她有可能把警察比尔·贝利的名字用作了押头韵的游戏，津津有味地玩弄着它。达格利什赶紧捍卫他的同事。

“贝利警察只是在尽他的本分。他没有要打扰你的意思。我也是一名警察，也会问人问题。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做。没有你的帮助，我会寸步难行。如果法伦护士和佩尔斯护士被人谋杀了，我就要找出来是谁干的。你知道，她们还年轻。佩尔斯护士也只有你这么大，我想她们也不想死。”

这是个关于正义和情感的吁求，有理有据，他不知道摩拉格会有何反应，但昏暗中，他看见她那尖锐的小眼睛在看过来。

“帮你！”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别骗我了，你们这种人不需要帮助。你们连如何把牛奶灌进椰子壳都知道。”

达格利什心里忖度着这个令人吃惊的比喻，他决定把它当作一句表达敬意的话，反正没有人反对。他把手电筒稳稳地立在长凳上，这样手电筒便能在屋顶上投下明亮的光圈。他移动大腿，使它们更紧地靠在墙上，又把头靠在墙上挂的一大束酒椰秆上，感到格外的舒服，便摆出谈话的架势问道：“你时常来这里吗？”

“只有心烦的时候才来。”她的声音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心烦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人都会有的事，所以她们得早作防备。

“这里很僻静，”她又充满戒心地加上一句，“总之，这里以前一直都是很僻静的。”

达格利什感觉受到了指责：“对不起，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啊，我不是说你，只要你喜欢，可以再来。”她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粗野，但显然充满了敬意。他们在令人意外的友好气氛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木棚结实的墙包围着他们，将他们与咆哮的风声隔离开，留在这一片不自然的沉寂之中。屋内空气很冷，带着一股发霉的气息，还有刺鼻的木头味、煤油味和腐烂树叶味。达格利什看了看周围，这地方也很难说不舒适。墙角有一大捆草，有一把破旧的藤椅——式样和摩拉格蜷缩在上面的那张椅子相似——有一个倒放的包装箱，上面盖了一张油布，权当作桌子用。他勉强辨认出箱子上一个汽化油炉子的形状来。墙上的木架上放着一个白色铝制茶壶和两个大酒杯。他猜想园丁曾经把这个地方用作他辛勤劳动后舒适的休息所，同时也用作盆栽植物储藏室。在春夏之季，树林一片寂静，周遭有鸟儿在歌唱，达格利什想，那时，这里一定是一个舒适宜人的隐身之处。但现在是隆冬。他说：“原谅我的问题，在你自己的房间休息不是比这里更舒服、更隐秘吗？”

“南丁格尔大楼那边不舒适、暖和，常住职工宿舍里也一样，我喜欢这里。这里有一股我父亲份地【8】上茅屋的气味。天黑之后没人到这里来。他们都怕鬼。”

“你不怕吗？”

“我不信这些。”

达格利什想，这是一种绝对自信、坚定的怀疑主义。你不相信一个东西，因此它便不存在，你便不会受到幻想的折磨，享受到自信的报偿，即使这个报偿只是当你感到心烦时，对一所园中小屋无可争辩的占有。他发现这值得赞赏。他犹疑着是否应该盘问她苦恼的原因，或许还可以建议她去向总护士长倾诉。那狂野的哭号真的只是由比尔·贝利暴躁、愤慨的盘查引起的吗？贝利是一个好侦探，但在待人方面不够细腻。人是经不起批评的。每一个侦探，不管他如何老练、成熟，都知道与证人对抗极不明智。一旦发生了这种事，就很难从证人——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女人——那里掏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即使这种反感的情绪部分来自潜意识。对于一桩谋杀案的调查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你、愿意开口说话。比尔·贝利在对待摩拉格·史密斯时完全失败了，亚当·达格利什在这期间也失败了。

他回想起从贝利警察手中接过这桩案子时，贝利在那短短一小时中说过的话——关于那两个女仆的情况。

“她们俩都没有嫌疑。老的那一个，玛莎·柯林斯小姐已经在医院里干了40年，如果她有杀人的倾向，之前就该显露出来了。她主要关心的是卫生间消毒剂被人偷拿的事。她似乎把这看成是她自己的失职。大概她认为卫生间是她的责任范围，而杀人事件不是。年轻的那一个，摩拉格·史密斯，在我看来是半个白痴，固执起来就像一头行军中的骡子。我想，这样的事她干得出来，但即使要我的命，我也看不出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我所知，希瑟·佩尔斯并没有去惹她。无论如何，她也没有这样干的时间。摩拉格在佩尔斯死的头一天才从大夫住处调到南丁格尔大楼。我推测她对这种调动不太高兴，但那也很难成为杀掉护士学生的动机。此外，这个姑娘是不怕吓的。她很固执，但不怕吓。如果是她干的，你怕是无法证明了。”

他们一语不发地坐着，达格利什不急于探听她的痛苦，怀疑她只怕遇事就要痛快地哭一场，对这种毫无理性的需求已经上瘾了。为了哭，她挑选了这个秘密的处所，即使物质上的隐私已经受到了侵犯，她却给予了自己保有情感上隐私的权利。他为人过于沉默寡言，对于打听他人情感没有兴趣。哭泣给了那么多好打听的人“安慰别人”的借口。他很少关心这种事。人类在他看来永远是有趣的，他们身上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感到意外，但他从不让自己卷入其中。他一点也不奇怪摩拉格为何喜欢这间茅屋，因为这间小屋有家的气息。

他渐渐能够听懂她咕哝声中混乱的意思了。她又回到述说她的悲苦上来了。

“他就那么一直盯着我。反复问同一件事儿，盯住了就不放。你看他那副样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似的。”

她突然转过身对着达格利什：“你现在会感到性冲动吗？”

达格利什立即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认真的关注。

“不，我岁数大了，当我又冷又疲倦时体会不到那种事。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你要独自，或是和你的伴侣享乐，需要的大多是物质方面的满足。”

她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透着一股难以置信的神情，还混杂着一种怜悯。

“你也不是那么老。不管怎样，还是得谢谢你的手帕。”在把它交回去之前，她抽噎了最后一下。达格利什迅速把它塞入自己的口袋，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要把它偷偷地丢到长凳后面去。他伸长双腿准备动身离开，以至于只听到了半句她接下去说的话。

“你说什么？”他问，小心地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不显出好打听的样子。

她生气地回答：“我说他没看出来我喝了那牛奶，不管怎么说，让他去死吧，我决不告诉他。”

“是示范室里用来做喂食的牛奶吗？你什么时候喝了它？”

他努力使自己显出就事论事的样子，假装只是稍微有点感兴趣。但他感受到了木棚中的沉默，还有那两只锐利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正在告诉他什么吗？

“那时是8点钟，也许还差一分钟，我走进示范室，看我是不是把清洗工具落在那里了。我看见了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就喝了一些。只是喝了上面的一小层。”

“直接从瓶子里喝的吗？”

“嗯，那里又没有杯子，不是吗？我口渴了，看见了牛奶，想喝些，所以就喝了一大口。”

他问到了那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你只是喝掉了上层浮着的乳脂，是吗？”

“没有什么乳脂。它不是那种好牛奶。”

他的心跳了起来。

“接着你又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但是你不怕护士长导师会注意到牛奶瓶不是满的吗？”

“瓶子是满的。我从水龙头接了些水来灌满了它。不管怎样，我只喝了两大口。”

“替换了瓶口上面的封印？”

“没错，我做得很仔细，所以他们没看出来。”

“你没和任何人说？”

“没人问过我。警察问我去没去过示范室，我说7点前去做了一些打扫工作。我不想告诉他废话。无论如何，那又不是该死的他的牛奶，他又没出钱。”

“摩拉格，你对当时的时间有把握吗？”

“8点钟。示范室的钟显示的是8点。我看了它一眼，因为人家吩咐过我，得去帮忙准备早餐，餐厅的女仆得了流感，休假了。某些人认为你能够同时在三个地方工作。不管怎样，我走进餐厅时护士长和学生们都在吃早餐了。那时柯林斯小姐瞧了我一眼说，又迟到了，摩拉格！所以那时肯定已经是8点了。学生们总是在8点开始吃饭。”

“她们都在吗？”

“当然都在！我告诉你！她们都在吃早餐。”

但他知道她们都在。从8点到8点25分的这25分钟是所有的女性嫌疑人都在一起的唯一一个时间段，她们在柯林斯小姐和其他人员的注视下共进早餐。如果摩拉格没弄错的话——对此他一点也不怀疑——那么讯问的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对于从8点到8点40分全班集合间的时间，只有六个人提不出确实的不在场证据。他当然还得去查一查谈话记录，但他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他曾受过训练，能随时随地回想起这类关键信息，那些名字一一在脑海中浮现：罗尔芙护士长、吉尔瑞护士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戈达尔护士、伦纳德·莫里斯和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

他轻轻拉着姑娘站起来：“来吧，摩拉格，我送你回宿舍。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在我有机会记下你的谈话之前，我可不想让你得肺炎。”

“我可不要写下什么废话，我又不是有学问的人。”

“有人为你写下来，你只要签个名就行。”

“我不在乎干那个。我可不是傻瓜，我想我能签我自己的名字。”

他得在场亲眼看她签字。他有一种感觉，马斯特森警官在对待摩拉格上不会比贝利警察做得更好。他要亲自记下她的口述，这样更保险一些，即使这意味着他明天动身去伦敦的旅行要比原计划迟一些。

但是这些时间花得值。当他转身去推开他们身后紧闭的棚屋门时——它没有上锁——他感到了自从找到尼古丁以来从未有过的快乐。现在案件的侦破有些起色了。总的来说，这一天还不算太糟。

第七章   死亡之舞【9】

1

第二天早上6点55分，马斯特森警官和格里森刑警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厨房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柯林斯小姐、曼西太太。天又黑又冷，在马斯特森看来就像午夜一般。厨房里散发出新烤面包的好闻香气，一股家乡的气味，让人不由产生思乡之情，感到安慰。可是柯林斯小姐却绝不温和，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厨娘。她在一旁看着，嘴唇紧闭，双手叉腰，格里森正将一整瓶牛奶放进冰箱中层的前段。她说：“她们该拿哪一瓶？”

“顺手拿到的第一瓶。她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她们是这样说的。我最好得有点事情做，不能坐在这里看着她们。”

“对我们都一样，开始吧。”

四分钟后，伯特双胞胎一言不发地走了进来。雪莉打开冰箱门，莫琳拿出够到的第一瓶牛奶。双胞胎穿过沉寂而有回声的大厅，径直朝示范室走去，马斯特森和格里森一路跟随她们。室内是空的，窗帘也拉开了。两盏日光灯照在排列成半圆形的空椅子和一张又高又窄的床上。一个奇形怪状的示范用模特枕着枕头，靠在示范床上，嘴巴张成圆形，鼻孔是两个黑色的小洞。双胞胎默默地着手她们的准备工作。莫琳把奶瓶放在手推车上，然后拖出喂食的器械放在床边。雪莉则从各式柜子里取出工具和碗，摆放在手推车上。两个警察看着。20分钟后莫琳说：“我们早餐前就做了这么多，然后就像现在这样离开了房间。”

马斯特森说：“那好，现在我们把时间往后拨到8点40分你们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没必要真的闲荡这么久。现在我们去把其余的学生都叫进来。”

双胞胎听话地把她们的表调整了，而格里森则往图书室打电话，其余的学生正等在那里。她们立即就来了，并按照原来的顺序进屋。玛德琳·戈达尔第一个，接着是朱丽亚·帕多和克里斯汀·达克尔斯，她们两个一起进来。没有一个人说话，默默地在排成半圆形的椅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子。他们微微有点发抖，似乎屋子里有点冷。马斯特森注意到她们都把眼睛从床上古怪的模特身上移开。当她们都坐下后，他说：“好啦，护士，现在你们可以开始示范了，先从加热牛奶开始。”

莫琳望着他，有点困惑。“牛奶？但是还没有人有机会……”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马斯特森说：“没有人有机会下毒药吗？没关系，开始干吧。我要你准确地按照上次那样做。”

她用一个大瓶子从水龙头里接了一大瓶热水，然后将未打开瓶盖的牛奶瓶放在热水里加热了几分钟。看到了马斯特森不耐烦地点头示意往下做时，她打开瓶盖，将牛奶倒入一个玻璃量瓶内。然后从装仪器的手推车上拿出玻璃温度计，检查牛奶的温度。全班人都入迷似的看着，没有任何声音。莫琳望向马斯特森，没有得到他任何指示，她拿出喂食管，插入模特僵硬的口中，双手十分平稳。最后她举起玻璃漏斗，在模特的头上停住了。马斯特森说：“接着做，护士。弄湿一点不会伤着模特的。它就是为这个而制造的。一点热牛奶不会腐蚀它的内脏。”

莫琳没动。这次可以看到液体，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那盘旋的白色蒸汽上。突然，那女孩又停下了，手臂仍然悬得高高的，一动不动，像一个笨拙地摆着姿势的模特。

“喂，”马斯特森说，“对还是不对？”

莫琳把量瓶放到鼻前，然后一声不吭地将它交给她的双胞胎姐妹。雪莉嗅了嗅，看着马斯特森。

“这不是牛奶，是吗？它是消毒剂。你想要检验一下我们是否真的能辨别出来！”

莫琳说：“你是要告诉我们上次它就是消毒剂，牛奶在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前就被下了毒？”

“不，上次的牛奶从冰箱里取出来时没有一点问题。你把牛奶倒进量瓶之后，便把牛奶瓶怎么了？”

雪莉说：“我把它拿到墙角的洗涤池那里，冲洗干净。对不起，我忘了。我本应早一点做这件事。”

“没关系，现在做吧。”

莫琳把奶瓶放在洗涤池旁的桌子上，它那被扭歪了的瓶盖放在旁边。雪莉把瓶盖拿起来，然后她不动了。马斯特森非常平静地说：“怎么了？”

女孩转向他，茫然无措。

“有什么东西不同，有点不对劲，它不是这样的。”

“不是怎样？想想看。别怕，放松，放松，再想。”

房间里令人不可思议的静默。然后雪莉转过身来对她的双胞胎姐妹说：“我明白了，莫琳！是瓶盖。上次我们从冰箱里拿的是一瓶脱脂牛乳，是带银盖的那种。但是当我们吃完早餐回到示范室，它却不同了。你不记得了吗？瓶盖是金色的，那是海岛牛奶。”

戈达尔护士坐在椅子里安静地说：“是的，我也记起来了。我看见的盖子是金色的。”

莫琳向马斯特森看过来，目光里充满茫然的询问神色。

“看来是有人换了瓶盖？”

还没等到他回答，她们就听见了玛德琳·戈达尔平静的声音：“不必追究瓶盖了，是有人换了整瓶牛奶。”

马斯特森没有答话。看来老头子是对的！消毒剂调配得小心仔细，从容不迫，那个致命的瓶子取代了原来的一瓶，摩拉格·史密斯还从原来那瓶里面喝了两口。原来那瓶又去了哪里？几乎可以肯定是被放在护士长们的小厨房里了。吉尔瑞护士长不是曾经对柯林斯小姐抱怨说牛奶里掺了水吗？

2

达格利什在苏格兰场的公事很快便办完了，11点钟时他就到了北肯辛顿。

米林顿广场49号是一幢很大的、快要坍塌的意式房子，房子正面用的粉饰灰泥斑驳龟裂。它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伦敦这个区里几百幢房子都是这样。很显然它被划分成了一间间的卧室兼起居室，因为每扇窗都挂上了不同的窗帘，有些则根本没有，散发出一种遮遮掩掩的孤寂和由于人口居住过多所造成的奇特气氛，在整个区经久不散。达格利什看到门廊里没有电铃按钮板，也没有清晰的住户名单。前门是敞开的。他穿过镶了玻璃的门进入大厅，迎面扑来一股烹调味、地板光亮剂味和没有洗的衣服发出的酸味。大厅的墙上曾经贴过墙纸，是那种厚厚的、有镶饰的墙纸，现在则刷上了暗褐色的油漆，闪闪发亮，仿佛正在分泌出油脂和汗。地板和楼梯上铺了一层仿亚麻油毡，打补丁的地方显得更鲜艳一些、更新一些。破了的地方如若不补是很危险的，它们会越扯越大，最终无法修补。地板上涂的油漆是常见的绿色。在一天里的这个时候，这里甚至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他一路不受干扰地走到上面一层时，感觉到生命就存在于无数扇紧闭的门后。

14号房在顶楼走廊的尽头。当他走到门边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清脆的打字声。他大声地敲门，那声音停止了。等了一分多钟以后，房门才开了条缝，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双多疑而不友好的眼睛。

“你是谁？我在工作。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不能在早晨拜访我。”

“但我不是你的朋友。我可以进来吗？”

“那好吧，但是我不能为你挤出太多的时间。我想你不值得在这里耽搁时间。我不要参加什么组织，我没有时间。我也不想买任何东西，因为我没有钱。不管怎样，凡是需要的东西，我样样都有。”

达格利什拿出名片给他看。

“我不买东西，也不卖，甚至不提供什么信息。得到信息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想知道关于约瑟芬·法伦的事。我是一个警官，我正在调查她的死亡事件。我猜你就是阿诺德·道森吧？”

门开得更大了些。

“你最好进来。”灰色的眼睛里没有害怕的表示，却有某种警惕。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房间，是一间带有坡形屋顶和老虎窗的小阁楼，里面全部的家具几乎都是粗糙的、未上漆的木头箱子，有些还用模板刷印着原来的杂货商或酒类商人的名字。它们被精心摆放在一起，使得房间的四面——从地板到屋顶——都被这种浅色的木头垒成了蜂窝状。这些包装箱大小、形状不一，里面放满了各种日常用品。有些里面堆满了硬皮书，另一些放的则是橘黄色软皮书。有一个箱子框着一台小型的双管电热炉，足够加热这么小的一个房间。另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堆整齐、干净，但未经熨过的衣服。一个箱子里装着镶了蓝边的大杯子和其他一些陶器，另一个里陈列着一组随手捡来的小玩意：贝壳、一只斯特福郡的小瓷狗、一个插着几片羽毛的小果酱瓶子。一张单人床摆在窗户底下，上面盖着毯子。一个翻过来放的箱子充当饭桌和书桌。仅有的两张椅子是那种别人野餐时用的可折叠帆布椅。达格利什想起在一份五彩缤纷的周日副刊上看过的一篇文章，谈论如何装饰卧室兼起居室，费用可以不超过50英镑。阿诺德·道森装修自己房间的花费不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半。但这个房间也并不令人讨厌。每一样东西都很实用、很简单。从趣味来看，或许它容易造成幽闭、恐怖的气氛，有些东西像着了魔似的过于整洁，还有它那种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的方式，使它没有任何空闲。这是一个自给自足、井井有条的男人的房间，正如他自己告诉达格利什的那样：需要的东西他样样都有。

房客和房间很相配。他几乎显得过于整洁。他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达格利什想。他的浅黄色翻领套衫很整洁，袖口整整齐齐地卷上去，两只袖口卷得一样高，从脖颈处可以看到一圈雪白的衬衣领。他的蓝色牛仔裤虽然褪了色，却没有一点污渍，而且经过了仔细的洗熨。每一条裤腿中央都有一条折缝，裤脚边往上翻着，用针仔细地缝到了位，给这一非正式的套装带来了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他没穿袜子，皮凉鞋是那种儿童们常穿的扣带款。他的头发漂亮而浓密，围住了他的脸，使他看起来像一个中世纪的侍从。头发以下光滑的脸很具骨感，使他看起来有些敏感，鼻子线条蜿蜒，有些过大，嘴巴不太大，嘴形很好，透出一点容易生气的痕迹。但他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耳朵。它们是达格利什看到过的男人脸上长得最小的耳朵，在耳尖处几乎没有了颜色，看起来像是用蜡做的。他坐在一个翻过来的橙子箱上，双手随意地搁在膝盖上，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达格利什。他仿佛坐在一张超现实主义油画的中央，在抽象复杂背景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奇特、刻板。达格利什拖出一个箱子，在年轻人对面坐下。他说：“你当然知道她死了。”

“知道，我在今早的报纸上看到了。”

“你知道她怀孕了吗？”

这句话至少使他发生了一些情绪变化。年轻人紧张的脸变白了。他的头猛地往上一动，默默看着达格利什，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不，我不知道，她没告诉我。”

“她怀孕将近三个月了，是你的孩子吗？”

道森低头看着双手：“我想有可能。我没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如果那就是你的意思。她告诉我不用担心，她会有办法的。毕竟她是个护士。我想她知道该怎么照料自己。”

“那正是我担心的，她根本就不知道。你不觉得最好把这件事告诉我吗？”

“我必须说吗？”

“不，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可以要求见一个律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惹出很多麻烦，无期限地拖延下去。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没人指控你杀了她。但是有人杀了她。你了解她，大概还喜欢过她。不管怎样，喜欢过一段时间。如果你想得到帮助，最好是把你知道的关于她的每件事都告诉我。”

道森慢慢地站起身来，像老人那样笨拙而缓慢地移动。他四下看着，好像被弄得晕头转向了，然后说道：“我来沏点茶。”

他拖着脚步走到一个双头灶前，煤气灶就安在粗制的未曾用过的壁炉右边。他举起水壶掂掂重量，仿佛在看里面的水够不够，然后打开煤气灶。他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两个水瓶，把它们放在远处另一个箱子上，然后将箱子拖到他和达格利什中间。箱子里放着几张整整齐齐叠好的报纸，似乎还没有看过。他在箱子上铺了一张报纸，摆出带蓝边的大水杯和一瓶牛奶，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仿佛他们要用有王冠标记的德比瓷器喝茶一样。他一直到茶沏好才开口：“我不是她唯一的情人。”

“她和你说起过其他的情人吗？”

“没有，但是我想其中有一个是大夫，或许还不止一个。在那种环境，这不足为奇。我们曾经谈到过性，她说当一个男人做爱的时候，他的本性和人格总是会完全暴露。不管他穿上衣服会如何表现自己，在床上什么都不可能掩藏，无论他是自私、迟钝或是残忍。然后她说她有一次和一个外科大夫睡觉，很显然他接触过的大多数身体都先被麻醉过了，当时他只顾夸耀自己的技术，绝没有想到和他一起上床的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女人。她嘲笑这件事。我想她不怎么在乎，许多事情她都会拿来取笑。”

“但是你认为她并不快乐，是吗？”

他仿佛在考虑。达格利什心想：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回答“谁又会快乐呢”。

“是的，并不真正快乐。她大多数时候闷闷不乐。但她的确知道如何快乐。这是最重要的。”

“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我正学着当一个作家，这是我的梦想，我从来没想过要干别的。在我把第一本小说写完并出版之前，先得挣钱来养活自己，所以夜里我去做欧陆电话接线员。我懂一点法语，有能力干这件工作。工资还可以。我没有太多的朋友，因为我没有时间，在遇到约瑟芬之前我从未和任何女人上过床。女人们似乎不喜欢我。去年夏天我在圣詹姆斯公园遇见了她。她那天休假，便去了那里。我是为了观察鸭子和公园。我要把我书中的一个场景安排在七月的圣詹姆斯公园里，要去那里做一些笔记。她独自躺在草地上，注视着天空。我笔记本中的一页纸散了开来，拍在她的脸上，又被吹远了。我去追那张纸，向她道歉。我们一起去追它。”

他举着大茶杯朝里看，好像又一次看到了夏天的湖面。

“那一天真怪，非常热，没有太阳，狂风大作。热风一阵一阵吹过来。湖面就像是铺了厚厚的一层油。”

他停了一会儿，见达格利什不作声，又继续说：“于是我们相遇了，说起话来。我请她来家里喝茶。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喝完茶，我们谈了很多，然后她就和我做爱。几个星期后她告诉我说，当她来这里时并没有想到那件事，但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回来，或许她感到无聊。”

“你有那种想法吗？”

“我也不知道，或许有。我只知道要和一个女人做爱。我想要知道做爱是怎么回事。这种经验你不去体会是写不出来的。”

“有时候不完全是这样的。她继续和你来往了多久？”

年轻人仿佛没有听出话里的讽刺意味。他说：“她一般每两周来一次，都是她休假的日子。我们从不一起外出，只是偶尔去一家小酒店。她会带一些食物来，做一顿饭，饭后我们就聊天、上床。”

“你们谈些什么？”

“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在说。关于自己她谈得很少，只说起儿时父母就死了，她在坎伯兰被一位年长的姑母带大，姑母也已经死了。我想约瑟芬的童年过得不快乐。她一直想当一名护士，但她17岁时得了结核病。她病得不算太重，在瑞士的一家疗养院过了18个月，病治好了。然而大夫劝她不要当护士，于是她做了些其他工作。她当过大约三年的演员，但是不太成功，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招待员和商店的售货员。然后她便订了婚，但是没有结果，婚约解除了。”

“她说过为什么吗？”

“没有，只说过她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一些事，她不能嫁给他。”

“她说过是什么事或那个男人是谁吗？”

“没有，我没问。但是我猜他可能是那类性反常者。”

看着达格利什的脸，他又赶紧补充道：“我真的不知道，她从没告诉过我。我知道的大多数她的事情都是她在我们聊天时偶尔泄露的。她从未过多谈起自己的事。她说到她的婚约时，神情里流露出一种痛苦的绝望，但这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

“在那之后呢？”

“嗯，很显然她还是决定坚持原来的想法，去当一名护士。她认为她能够凭运气通过医学考试。她选择约翰·卡朋达医院，是因为她想离伦敦近一些，但又不在伦敦市内。她以为在一家小医院工作不会那么累。我想她不愿意让她的健康受到损害。”

“她说过医院的事吗？”

“不太多，她在那里好像过得挺开心。不过她省去了一些隐秘的细节，比如她在那里和一些男人的交往关系就没告诉我。”

“你知道她是否有敌人吗？”

“如果她是被谋杀的，肯定有，不是吗？但她从未提起。或许她都不知道。”

“你看这些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他把所有人的名字看了一遍，包括学生、护士长、外科大夫、药剂师，都是约瑟芬·法伦死的那天夜里到过南丁格尔大楼的人。

“我想她对我提起过玛德琳·戈达尔。我感觉她们是朋友。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名字也很熟。但我想不起什么细节。”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大约三周以前。她夜里不上班，就过来了，在这里做了饭。”

“她那时看起来怎么样？”

“她焦虑不安，她想要做爱，想得要命。走之前，她说她不会再见我了。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只是说：‘我说到做到。请不要设法和我联系。你做过的事别放在心上，那不算什么。再见，谢谢。约瑟芬。’”

达格利什问他那封信是否还保留着。

“没有，我只保留重要的文件。我的意思是，这里没有地方收藏信件。”

“你尝试过和她联系吗？”

“没有，她要我别联系，我这样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想如果我知道孩子的事，也许会去找她，但也不能肯定。我也毫无办法。我这里不能养孩子，你也看得出。我怎么能呢？她没想过要嫁给我，我也肯定不会考虑娶她，我不想娶任何人。但我不认为她是因为那个孩子而自杀的，约瑟芬不会。”

“很好，你不认为她是自杀的，告诉我原因。”

“她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哦，又来了！你就不能说点实在的吗？”

年轻人挑战似的说道：“这已经够实在的了。我一生中认识两个自杀的人。一个是个男孩，那是我在学校最后一年的事，我们俩都在为普通教育证书而努力。另外一个是一家干洗店的经理，我在那里工作，开送货车。这两起自杀，人人说起细节来都说是如何的可怕、如何的想不到，但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不是说我料想到了或是其他什么，我只是一点都不意外。每当我一想到这两起死亡，我都相信他们的确是自杀的。”

“你的举例说服力完全不足。”

“约瑟芬不会自杀，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可以想出一些理由来。迄今为止她的生活中没有太大的成功，没有什么亲属关心她，也没有几个朋友。她夜里很难入睡，并不真正快乐。她终于可以在几个月后通过最后的考试，可以成功地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护士了，结果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知道她的情人不想要这个孩子，要想得到他的安慰和支持毫无指望。”

道森激烈地叫喊起来，以示抗议：“她从来都不指望任何人的安慰或支持！那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她和我睡觉，是因为她自己想要这样做。我对她没有责任。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责任。任何人！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又不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女孩，需要体谅和呵护。”

“如果你认为只有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才需要安慰和保护，你的思想就太古板了。如果你按老一套来想问题，你写出的东西也会是老一套。”

年轻人闷闷地说：“也许是吧，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突然站起来，向墙边走去，再回到房间中央的箱子前时，达格利什看到他手里拿了一个光滑的大石头。它呈完美的蛋形，灰白色，像一个有斑点的蛋，正好可以放进他窝起来的手掌中。道森让它滑到桌上，它轻轻地摇晃着，最后停了下来。然后他又坐下，双手抱头，屈身向前。他们一起看着这块石头。达格利什没说话。年轻人突然说：“这是她给我的。去年十月，我们俩一起在怀特岛的文特诺海滩上找到了它。你当然知道这一点。那也就是你会找我的原因。把它举起来，它出人意料的重。”

达格利什用双手拿起石头。它摸起来很舒适、光滑、冰凉。海水的冲刷使它完美成形，它那光滑的弧度又使得它握在掌心里如此柔和。他颇有兴味地看着它。

“我还是个孩子时，从未在海边度过假。六岁时我父亲就死了，那个老女人又没有钱。所以我从未去过海边。约瑟芬认为我们一起去海边一定会很好玩。去年十月份时天气很暖和，还记得吗？我们从朴次茅斯登上轮渡，船上除了我们俩只有五六个人。岛上也很空。我们从文特诺一直走到圣凯瑟琳的灯塔，路上没遇着一个人。天气很暖和，又没有人，完全可以裸浴。约瑟芬发现了这块石头，认为可以用来做镇纸。我不想带着那么重的东西回家，它会把我的口袋撑破的，但是她带了。回到这里时，她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了我。我要她自己留着，但是她说我会在她之前就把这次度假忘了。你看不出来吗？她知道如何寻找快乐。我不能肯定我是否也能，但约瑟芬可以。如果你知道活着会是多么美好，就不会自杀。科莱特知道这个。她写道：‘对于土地以及从它的胸怀中迸涌而出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亲密情怀，强烈而神秘。’”他看着达格利什，“科莱特是一个法国作家。”

“我知道。你相信约瑟芬·法伦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知道她能。不是很长久，不是很经常。但是当她快乐时，整个人显得无比奇妙。一旦体会过那种幸福，就不会去自杀。当生活中有过一次希望时，它还会再次发生。所以为什么把自己与希望永远分割开呢？”

达格利什说：“自杀同时也会把自己与痛苦分割开来，这似乎更重要一些。但是我想你是对的。我不相信约瑟芬·法伦会自杀。我相信她是被谋杀的。那就是我要问你是否有信息可以告诉我的原因。”

“没有。她死的那晚我在交换台上班呢。我最好把地址给你。我想你会去核实一下。”

“其实因为某些原因，一个不熟悉南丁格尔大楼的人极不可能有嫌疑，但我们会去核实的。”

“我给你写地址。”他从盖在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角，又从裤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写下了地址，字迹很难辨认。写的时候，他的头几乎触到了纸面。他把纸片折好，仿佛这是一个秘密，接着从桌上推了过去。

“把石头也拿走吧。我想让你留着它。不，拿着吧，请拿着。你以为我没良心，不为她悲痛。其实我很悲痛。我要你找出杀人凶手。这对于她或是凶手都没好处，但我还是要你找出真相。对不起，我只是不能让自己过于激动。我不能让自己陷入悲伤。你明白吗？”

达格利什把石头握在手中，站起来。“是的，”他说，“我明白。”

3

厄克特、温布什及波特威律师事务所的亨利·厄克特先生是约瑟芬·法伦的私人律师。达格利什与他的见面定在午后12点25分。他觉得这个时间选得有点不近人情，这只表明了这位律师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他准备为警察挤出的时间不会多于午饭前的半小时。达格利什立即接受了，因为他怀疑一个当侦探的警官是否会立即得到接见。他喜欢亲自过问每件事，在办公室操纵调查工作的整体进展。他有一支由刑警、犯罪现场处理人员、摄影师、指纹专家和科技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协助他。这种安排的一个小小好处便是能有效地使他只需和犯罪案件的主要角色打交道，而无须和其他人员接触。他知道，他以破案迅速名声在外，但他决不吝惜把时间花费在某些工作上，虽然他的同事认为这些工作更适合一个刑警来干。他能从这些工作中得到某些缺少经验的讯问警察往往会错过的信息。对于能否从亨利·厄克特先生这里获得什么意外惊喜，他几乎不抱什么希望。这次会见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只是拘泥于细节的情报共享。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去苏格兰场办一些事情，恰好可以利用这次回伦敦的机会见见这位律师。再说，步行去拜访，穿过伦敦僻静的街巷，漫步在冬日早晨和煦的阳光中，总归是一件惬意的事。

厄克特、温布什及波特威公司是伦敦市最为成功、最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达格利什猜想，厄克特先生的客户中只怕很少有人会牵涉到一桩谋杀调查案。他们也许会时不时地有些小麻烦要找女王的代理人；他们也许会不顾一切劝告，痴迷于轻率地打官司，或是顽固地图谋愚蠢的遗嘱；他们也许需要律师来设计应对饮酒的法律和交通法的辩护技巧；也许的确需要将他们从愚蠢和轻率的行为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们的死总是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他被人带进去的这个房间，足可以称作一家成功的律师事务所的台面。壁炉里的煤火烧得高高的。事务所创建人的画像从高高的炉台上往下俯瞰着，对他的后辈们表示默许。后辈们使用的书桌和画像是同一时代的产品，显示着相同的品质，那就是经久耐用、适合办业务，但由于缺少张扬和铺张，便没有了一种蓬勃、兴旺、繁盛的气象。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小幅油画。达格利什认为它非常像杨·斯特恩的作品。它向世界显示了这家事务所有能力识得一幅好画，看中了便能买得起它，把它挂在墙上展示。

厄克特先生身材高大，一脸苦行僧的模样，两边的太阳穴上是一片不显眼的灰色，显出一种牧师的沉默寡言，看起来天生就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他身穿一套剪裁得极为得体的西装，却是那种棕绿色的花呢质地，好像嫌弃更加正统的细条子衣服让人像讽刺漫画的角色一样。他接待达格利什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吃惊或在意，但令警司感到有趣的是，法伦小姐的文件夹已经放在律师面前的桌上了。达格利什简单解释了他此行的目的之后，说：“你能把她的一些情况告诉我吗？在一桩谋杀案的调查中，了解受害人过去的生活和她的个性会很有帮助。”

“你们确信这是一桩谋杀吗？”

“她是在喝完夜里的最后一杯威士忌时，被里面的尼古丁毒死的。就我们迄今所知，她并不知道那罐玫瑰喷雾剂藏在暖房的柜子里。如果她知道，并想到了服用它，我想她事后不会把罐子藏起来。”

“我明白了，那是否也意味着对第一个受害人——她是不是叫希瑟·佩尔斯——对她下的毒药，原本是针对我的当事人的？”

厄克特先生微微低着头，双手合十，坐了一会儿，好像在请教他自己的潜意识——一种更高等的能力，或是在泄漏情况之前先请教他的前当事人的鬼魂。达格利什想，他本可以省去这段时间的。厄克特无论在职业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十分清楚自己准备要走多远的人。这幕哑剧令人难以置信。他开始讲述的故事根本不能将约瑟芬·法伦生活的干枯骨架充实起来。事实摆在那里，他参照着面前的文件，有条有理、不带任何情感、清楚地一一讲述起来：她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父母的死亡；被一位年长的姑母带大；直到她达到法定年龄，这位姑母和他都是法伦小姐的委托管理人；那位姑母死于子宫癌的日期和详情；留给约瑟芬·法伦的钱以及她把这笔钱用于投资的方式。他冷冷地指出，这位姑娘在过完21岁生日之后，还不嫌麻烦地把自己的行为一一告诉他。

达格利什说：“她怀孕了，你知道吗？”

这个消息还不至于叫律师张皇失措起来，但他皱起了脸，模模糊糊地显出一个男人痛苦的表情，仿佛他决不与这个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

“不，她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指望她会告诉我，当然，除非她想到了要申请非婚生子女确认令【10】。我猜那很容易。”

“她告诉了她的朋友玛德林·戈达尔，她打算堕胎。”

“尽管有新近的立法，那在我看来还是一种既费钱又令人生疑的行当。当然从道德上来讲，那是不合法的。新近的立法……”

达格利什说：“我知道新近的立法。你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律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我已经就我所知告诉了你许多关于她出身背景和经济状况的情况。我恐怕不能提供给你任何更新的或更私密的信息了。法伦小姐很少找我商量。她也确实没有理由这么做。她最后一次找我是关于她的遗嘱问题，我相信你已获悉遗嘱的条款。玛德琳·戈达尔小姐是她唯一的遗产继承人，遗产总计将近两万英镑。”

“先前她有没有立过遗嘱？”

也许那只是达格利什的想象，如果不是，他就的确窥探到了律师脸部肌肉的一丝僵硬，以及几乎无法觉察的皱眉，那是对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的反应吗？

“有过两份，但是第二份从未签字。第一份是在她刚到法定年龄时立的，把一切东西都留给医疗慈善机构，包括癌症研究机构。第二份她提议在她结婚时生效。我这里有这份文件。”

他把它递给达格利什看。它的寄出地址是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一处公寓，信上的字体很硬，充满自信，毫无女性气质。

亲爱的厄克特先生，特此通知您，我将于3月14日在圣梅利本区登记处与彼得·科特里结婚。他是一个演员，想必您听说过他。请你为我立下一份遗嘱，于结婚日签署。我将把一切都留给我的丈夫。顺便说及，他的全名是：彼得·阿尔伯特·科特里·布里格斯。中间没有连字符。我想您会需要知道这个，以便起草遗嘱。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信封上的地址。

我还需要一些钱。请您安排瓦伦德斯于月底为我准备两千英镑。谢谢。祝您和瑟蒂斯先生身体健康。

约瑟芬·法伦谨上

达格利什想，这是一封冷冰冰的信，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正当的理由，没有幸福或希望的表示，末了，也没有邀请收信人去参加婚礼。

亨利·厄克特说：“瓦伦德斯是她的证券经纪人。她总是通过我们和他们打交道，我们保留着她所有的正式文件。她宁愿让我们这样做，她喜欢不受打扰地旅行。”

他又重复了这句话一次，自得地微笑着，好像觉得它有某种特别之处，并看了达格利什一眼，似乎指望他发表看法。

然后，律师继续说下去：“瑟蒂斯是我的职员，她总是要问候瑟蒂斯。”

他好像发现这个事实比信的内容本身更叫人迷惑不解。

达格利什说：“彼得·科特里紧接着便上吊自杀了。”

“是这样，是在结婚前三天。他给验尸官留了一张字条。我得很欣慰地说，这张字条没有应要求宣读出来。它说得十分清楚。科特里说他原计划通过婚姻将自己从某种经济和个人的麻烦中解脱出来，但在最后的时刻发现自己无法面对婚姻。很显然，他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赌徒。我听说无法控制的赌瘾事实上就是一种类似于酗酒的病症。我对综合病症了解甚少，但是也明白它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对一个演员来说尤为如此。他的收入虽然高，但是不稳定。彼得·科特里负债累累，完全无法从对赌博的沉迷中解脱出来，这使得他的债务日渐加重。”

“他有什么个人的麻烦？我猜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时关于这件事有些流言蜚语。你的当事人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不清楚她是否知道。既然她已经走到了订婚的地步，似乎不可能不知道。当然，她也许太自信或是太不明智，以为自己能帮助他治好病。如果她找我商量的话，我会劝她取消婚约，但是正如我所说，她没来找我商量。”

达格利什想，在那之后不久——只有几个月——她就开始在约翰·卡朋达医院学习，并且和彼得·科特里的哥哥睡到了一起。这是为了什么？孤独？心烦？迫切需要忘却？或是因为个人需要所做的交易？什么需要？简单地说只是性的吸引。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肉体上的需要，她会和这个男人上床吗？他只是她失去的未婚夫的粗劣仿制品。或许，她是要确信自己还具有对异性的吸引力？科特里-布里格斯本人就曾表示是她主动的。结束这件风流事的倒肯定是她。外科大夫对于这个女人痛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她竟敢在他决定放弃她之前擅自放弃他。这一点绝不会错。

达格利什起身要走时说道：“彼得·科特里的哥哥是约翰·卡朋达医院的一个会诊大夫，这一点或许你知道吧？”

亨利·厄克特微微笑了起来，他微笑时肌肉紧绷，使人看了不舒服。

“啊，是的，我知道。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也是我的一位客户。他和他的兄弟不同，名字中间需要加一个连字符，他是一个更为稳定的成功人士。”接着他又加上一句明显不相干的话，“他兄弟死时，他正在地中海上乘坐朋友的游艇度假。他立刻赶回了家。这件事让他十分震惊，也使他相当难堪。”

达格利什心想，当然如此。但是死了的彼得肯定比活着的彼得更不会叫人难堪。家族中有一个著名的演员，这无疑很合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心意，这样一个年轻的兄弟，又不会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与他竞争，只会在他自己成功的王冠上增光添彩，给了科特里-布里格斯一张进入这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大舞台的入场券。但如今，这个贵人成了负担，昔日的英雄成了笑柄，或者至少也是怜悯的对象。这是一个失败，一个他哥哥很难原谅的失败。

五分钟后，达格利什和厄克特握了手便离开了。当他穿过前厅时，电话交换台的女接线员听到他的脚步声，便转过头来愣住了，脸变得通红，手上还拿着插头，一时显得手足无措。她受过很好的训练，但还不十分老到。达格利什不愿意再使她难堪，便微微笑了笑，迅速地走出这幢大楼。他毫不怀疑接线员接到了亨利·厄克特的指示，正在给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打电话。

4

塞维勒公寓大楼是一幢维多利亚晚期风格的建筑，紧靠着梅利本路。房子显出一派富足的样子，令人起敬，但它既不豪华也不繁盛。马斯特森在找空地停车时遇到了预料中的麻烦，直到19点30分，他才走进这幢大楼。门厅里占突出位置的是一架装饰华丽、包有铁丝网的电梯。接待桌旁坐着一个穿制服的门房，马斯特森不想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只漫不经心地向他点点头，便轻快地跑上楼。23号房在三楼。他按响了门铃，做好了稍等一会儿的准备。

但是门立刻打开了，他几乎和一个鬼怪撞了个满怀。那女人打扮得就像舞台上夸张的妓女，身穿一件短短的火红色薄绸晚礼服，这件衣服哪怕穿在一个只有她一半年纪的女人身上也不合适。紧身衣的领口开得很低，能窥见两个托在胸罩内的、下垂的乳房挤出的乳沟，还能看见在干枯的黄色皮肤的沟纹中扑粉结成的块。眼睫毛受到睫毛油的重压；干枯的头发染成了奇怪的淡金色，围绕着那张浓妆艳抹的脸梳成了一行行、一缕缕，光亮如漆；她那涂成血红色的嘴大张着，嘴角下悬，表示出怀疑的惊愕。惊讶是相互的，他们俩都互相望着，好像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表情从惊讶转为失望，变化几乎可以说是戏剧性的。

马斯特森先回过神来，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你还记得我今天早上给你打过电话，约了和你见面吗？”

“我现在不能见你，我要出门了。我还以为你是我的舞伴呢，你说过你会在傍晚早些来的。”

她那爱唠叨的尖锐声音由于失望而变得更尖了。看样子她会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他飞快地把一只脚从门槛上伸过去，抵在门底下。

“我不得已被耽搁了，对不起。”

不得已被耽搁了。没错，的确是这样。发生在车厢后部的狂乱小插曲几乎占去了整个黄昏，这是他原先未曾预料的。即使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冬日傍晚，为了找一个足够僻静的地点也花了好大一番工夫。吉尔福德路上有少数几个这样的转弯处，可以看到一片开阔的空地，有着大片的草坪以及行人稀少的小巷。朱丽亚·帕多过于挑剔，每当他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减缓车速，都会听到她平静地说：“不是这里。”他找到朱丽亚·帕多时，她刚要下人行道，走上通向希瑟林菲尔德车站入口处的人行横道线。他放慢车速等着她，但没有向她招手，只是俯过身来打开了车门。她只停顿了一秒钟便向他走来，大衣在齐膝高的长靴上摇摆着。她一头钻进了车，在副驾驶座上坐下，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看他一眼。

他说：“进城？”

她点点头，遮遮掩掩地微笑着，盯着挡风玻璃。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一路上她总共也没说五六个字。马斯特森认为的一场游戏所需要的开场白，不管是试探性的还是更为露骨的他都说过了，可是没得到任何回应。他本以为他的小兄弟没能得到她的回应，这次白给她当了一回司机，被愤怒和屈辱刺痛，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但是她表现出一种聚精会神的宁静，她的眼睛有好几分钟都强烈、忧郁地注视着他那双轻抚方向盘或忙于换挡的手，这些又给了他鼓励。其实她想要，她和他一样想要，只是这首叙事诗节奏缓慢。她说了一件令他吃惊的事。她是去见希尔达·罗尔芙的，她们准备早早吃过晚饭一起去看戏。现在，她们要么不吃饭就去看戏，要么就得错过第一场戏了。随便哪种选择她都无所谓。

他感到有趣，也感到一丝无足轻重的好奇，问她：“你打算怎么向罗尔芙护士长解释你的迟到呢？或者你根本就没打算露面？”她耸耸肩：“我会对她说实话。这对她也许是好事。”看见他突然皱起了眉，她轻蔑地补充道：“啊，别担心！她不会向达格利什先生告发你的，希尔达不是那种人。”

马斯特森但愿如此，达格利什是不会原谅这种事的。

“那她会怎么做？”他问。

“如果我告诉她吗？我猜她会扔掉工作，离开约翰·卡朋达。她已经对这个地方厌恶透顶了。她待在这里只是为了我。”

一个毫不留情的声音猛地把他的心思从回忆的高潮中拉了回来，进入现在的情境中。马斯特森对现在这个横在他面前的、截然不同的女人强作笑容，用讨好的语气说：“你知道交通很拥堵。我得从汉普郡赶过来。可是我不会耽搁你太久的。”

他拿出授权证，带着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气，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手势，挤进了门里。她也没有试图阻止他进来。她双眼茫然，明显心不在焉。她关上门时，电话铃响了。她没有打一声招呼就把他丢在客厅里站着，几乎是冲进了左边的房间。他能听见她的声音高了起来，在抗议着什么，又似乎是在劝说着什么，然后变成了恳求，最后是沉默。他静静地走过客厅，仔细倾听。他觉得自己听见了拨号码的声音，然后女人又开始说了起来，但听不清在说什么。这次谈话只进行了几秒钟。然后又是拨电话的声音，又是一阵悲泣，她反复打了四次电话才重新回到客厅。

“出了什么事吗？”他问，“我能帮什么忙吗？”

她眯起双眼，全神贯注地看了他一秒钟，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在打量一块牛排，估算它的质量和价格。她给出的回答令人吃惊，那声音是命令式的：“你会跳舞吗？”

“我连续三年获全市警察跳舞冠军。”他在撒谎。警察从未举行过什么舞蹈比赛，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但他认为她不会知道，这个谎言就像他的大多数谎言一样，来得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女人又是一阵专注的打量。

“你需要一件无尾晚礼服。我这里还有马丁的东西。我打算卖了它们。我的舞伴还没有来。他本来答应今天下午来的，但没来。如今什么人都信不过。你看起来尺寸也对。他生病之前身板比你要宽一些。”

马斯特森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笑出声来。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解决的。可我是一个警察，来这里是为了调查情况，而不是来跳舞的。”

“又不是跳整整一个晚上，舞会到晚上11点30分结束。那是在河对岸的雅典娜神殿舞厅举行的德拉诺克斯舞蹈大奖赛。我们可以在那里谈。”

“在这里谈会方便一些。”

她不悦地板着脸，就像一个哀泣的孩子一样固执，用倔强的声音说道：“我不要在这里谈。”然后她的声音硬了起来，发出最后通告：“要么在舞会里谈，要么就什么都不谈。”

他们默默对峙着。马斯特森心中打量，这个主意虽然古怪，但除非他同意，否则今晚休想从她这里有所收获。达格利什打发他到伦敦来探查信息，他的骄傲不允许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南丁格尔大楼。但是他的骄傲又会允许他护送这个涂脂抹粉的女巫，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她度过这个夜晚吗？跳舞没有什么困难。那只是西尔维娅教过他的许多技巧中的一种，不是最重要的。西尔维娅是一位放荡的金发美女，比他大十来岁，有着一个做银行经理的迟钝丈夫，戴绿帽子是他不可避免的职责。西尔维娅痴迷于在舞厅跳舞，在那个丈夫成为令人烦恼的威胁之前，他们俩一起通过了一系列铜牌、银牌、金牌大奖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尔维娅已经隐约提到离婚的事，马斯特森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连这段关系本身都已经变得麻烦而无用，更别说跳舞了。警察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来说是无比合适的职业，更何况他打算过一段比较严肃的生活，正在寻找一个借口。现在他对女人和跳舞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论哪一样他都没有时间去干。但是西尔维娅起到了作用。正如在侦探培训学校学到的那样，任何技艺对于警察工作都不是多余的。

不，跳舞没有任何困难。她是不是跳舞高手是另一回事。晚会或许会是一次惨败，不管他是不是和她一起去，到时她都得开口说话。但是在什么时候说呢？达格利什喜欢高效工作。像其他这类案件一样，这次的嫌疑人已经减少到只有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人了，正常情况下，达格利什不希望在他们身上花费多于一周的时间。对于他的下级又浪费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不会表示谢意，而且无论如何还得瞒过汽车里那段额外的时间消耗。如果两手空空地回去，那可不会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真是该死！对于男孩子们来说本可以有一段绝妙的故事。如果晚上眼看着会没有什么收获，他可以扔下她就走。他最好记住，万一他需要快速逃脱的话，得把自己的衣服放在汽车里。

“好吧，”他说，“但是我不能白过这一晚上。”

“不会的。”

马丁·德廷格的无尾晚礼服倒是比他预料的要好，还挺合身。穿上另一个男人的衣服，这个仪式有点怪。他发现自己在口袋里摸索，好像里面装有什么线索一般。但他什么都没找到。鞋子太小，他不想费劲去试它们。幸好他穿了一双带皮底的黑鞋。它们太重，不适合跳舞，与无尾晚礼服也不相配，但也只能穿这双了。他把自己的衣服包起来，放进好不容易向德廷格太太要来的纸盒，然后便出发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在泰晤士河岸或附近很难找到停车的地方，所以把车开到南岸，停在郡政府大厅旁。然后他们一起走到滑铁卢车站，雇了一辆出租车。晚上的这段时间天气还不是太坏，她把自己裹在一件宽大的老式皮大衣里。它发出一股浓烈的酸臭味，仿佛有一只猫曾在上面躺过，但至少还能够把德廷格太太裹住，整个旅途中他们俩都没说一句话。

他们到达时20点刚过，舞会已经开始了，巨大的舞厅里已是人山人海，令人极其不适。他们在楼梯下面找着了一张为数不多的空桌子。马斯特森注意到每一位男教练都惹人注目地戴着一朵红色的康乃馨，而女人戴的则是白色的。人们东倒西歪地、放肆地接吻，在肩上、手臂上爱抚、轻拍。一个男人向德廷格太太小步走来，用羊叫般的细碎声音表示欢迎和问候。

“你看起来真是妙极了，德廷格太太。听说托尼病了，真遗憾，但是我很高兴你又找到了一个舞伴。”

他朝着马斯特森马马虎虎地一瞥，眼光中带点好奇。德廷格太太对这个欢迎急促而笨拙地一抬头，送去一个浅浅的秋波以示喜悦。她没打算向人介绍马斯特森。

他们坐下来等着，看人们跳完了接下来的两支舞。马斯特森忙于朝大厅里四处观看。大厅整体的气氛显得沉闷而体面。一大束氢气球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无疑是准备在今晚的欢庆达到某个高潮时用来放飞的。乐队人员都穿了带金色肩章的红色上衣，脸上一副阴郁、顺从的表情，因为这种场面他们早已司空见惯。马斯特森盘算着整晚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袖手旁观，只满足于观察他人的愚蠢活动和令人厌恶的行为，暗中取乐。他记得一个法国外交官是这样形容英国人跳舞的：“如果悲伤，就把脸贴在一起；如果快活，就把屁股贴在一起。”在舞厅，“屁股”一词的用意绝对庄重，但是假装快乐的露齿笑容堆在人们脸上如此的不自然，使他怀疑学校里是否教过怎样的舞步要配上怎样的面部表情才值得称许。离开舞池站着的所有女人都显得很焦虑，表情从微微担心到发狂似的着急都有。她们在人数上远远超过男人，有些人便独自跳起舞来。她们中大多数是中年或更老一些，衣服式样一律都是老派的，紧身收腰，领口开得很低，巨大的环形短裙上点缀着金属小圆片。

第三支舞蹈是快步舞。德廷格太太突然转过身来对马斯特森说：“我们来跳这支。”他没有表示反对，领着她走下舞池，用左臂抱紧她僵硬的身体。这会是一个折磨人的漫长夜晚，他只好听天由命了。如果这个老巫婆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头子似乎认为她有——那么，上帝作证，哪怕让他领着她围着这个该死的舞池疯狂不休地跳舞，直至她倒下，她也一定得讲出来。这想法真是令人高兴，他不停地在心里品味着。他能够想象得出她的样子——跳得关节脱臼，就像一个断了线的木偶，脆弱的双腿可怕地在地上爬着，双臂挥舞着，耗尽了最后的力气。除非他会先倒下。他和朱丽亚·帕多一起度过了半小时，没有为舞池里这一夜做足准备，而这个老巫婆有充足的活力。他感觉到汗珠把他的嘴角弄得痒痒的，但是她却心不慌、气不喘，双手冰凉、干燥。那张贴近他的脸上是专心致志的表情，眼睛是呆滞的，下嘴唇张开着，垂了下来。这就像是与一口袋生气勃勃的骨架共舞。

音乐轰的一声停止了。领舞者飞旋一周，向全舞池的人露出做作的微笑。跳舞的人都松懈下来，露出短暂的微笑。像万花筒一样的彩色灯光在舞池中央聚合之后又变幻出新式样，随即，跳舞的人一起放松下来，扭扭捏捏地走回到各自的桌旁去。一个侍者在人群中穿梭着让人们订饮料。马斯特森勾了勾手指。

“你要什么？”

他就像一个被迫轮流买单的小气鬼那样，说起话来声音令人不舒服。她要了一杯杜松子酒，酒送来时她没有说一声谢谢，也没有明显地表示满意。他自己要了两杯威士忌。这将是他要走的第一步。她沿着坐椅铺开火红色的短裙，用极不高兴的目光巡视前厅一圈，他明白她的心思了。他也许不曾去过那里。他心想，要小心一些，不要不耐烦。她想把马斯特森留在这里，那好吧。

“和我说说你的儿子吧。”他平静地说，尽量使声音显得平稳而没有起伏。

“现在不说，另找一个晚上吧，不急。”

他顿时气愤得要高声喊出来。难道她真的以为他还打算再见她吗？难道她还指望他再和她跳一次舞，只是为了打听一则消息？她做出的许诺不算数？他看着舞池里这些人，他们怪异地跳跃着，是一群超现实主义字谜游戏的参与者。

他把玻璃杯往桌上一顿：“没有什么下一次了。除非你能帮助我，没有下一次了。警司是不会热衷于把公众的钱花在一无所获上的。我也得对我花去的每一分钟做出合理的交待。”

他使自己的声音尽量保持在正确表达气愤和自我正义的尺度上。自从他们落座之后，她第一次注视着他。

“也许会有些东西对你们有帮助，我没说过没有。饮料怎么办？”

“饮料？”他顿时迷惑不解。

“谁来付账？”

“哦，一般可以算作业务费用。但如果是招待朋友的话，例如今晚，自然是由我来付。”

马斯特森顺口便撒了个谎。这是他的才能之一，他自认为这对自己的工作极有帮助。她点点头，好像很满意，但没说话。他正在思忖着是不是再试一次，这时乐队轰的一声奏起了恰恰舞乐曲。她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转过身对着他。两人又下了舞池。

恰恰舞、曼博舞、华尔兹，最后是慢狐步。可他还是一无所获。接着，节目发生了变化，灯光突然暗了下来，一个从头到脚闪闪发亮、好像在洗发水里洗过一样的时髦男人出现在麦克风前，把话筒调到适合的高度。一个倦怠的金发美人跟在他身边，她精心梳出的发型已经落后时代五年了。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女人在右手上漫不经心地挂上一条薄绸围巾，用主人的神情把空空的舞池扫视了一遍。有人预先发出嘘声，提醒人们安静。那个男人看着手中的一张名单。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了。表演赛开幕！我们的年度奖章获得者将即兴表演他们的获奖舞蹈。德廷格太太跳的是……”他看了看节目单，“是探戈。”

他抬起一只肥胖的手，向舞池挥舞了一圈。乐队倏地响起了嘹亮而不协调的喇叭声。德廷格太太站起身，拖着马斯特森一起上台。她的爪子就像老虎钳一样卡在他的手腕上。聚光灯又摇晃起来，罩在他们身上。一小阵掌声响起了。时髦男人继续说道：“德廷格太太将要和……可否告诉我们你的新舞伴的名字，德廷格太太？”

马斯特森高声地喊出来：“爱德华·希斯先生。”

时髦男人停顿了片刻，然后决定采用这个看不出有什么价值的姓名。他让自己的声音努力迸发出热情，宣布：“银奖获得者德廷格太太和爱德华·希斯先生将表演探戈。”铙钹当当地响了起来，又响起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马斯特森用夸张的姿态将他的舞伴领进舞池。他明白自己有点醉了，但他很高兴，打算自我陶醉一回。

他用手抱紧她的腰背部，做出一副放荡而有所期待的表情，立即招来了最近一张桌前人们的咯咯笑声。她皱起眉毛，他越发神魂颠倒地看着她，一朵极不相称的红云在她的脸上和颈子上铺展开来。他高兴地看出她相当激动了，他动人的、几乎没有掩饰的故作姿态已经令她沉醉。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她才那么精心地梳洗打扮，涂脂抹粉——就是为了这次德拉诺克斯跳舞大奖赛，这次探戈表演。而她的舞伴失约没能来，或许他勇气全失，只剩下了可怜的活力。但是命运给她送来了这么一个风度翩翩、足以胜任的替代品。这一定是奇迹。就是为了这一刻，他才被诱骗到雅典娜神殿舞厅来跳舞，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跳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上帝啊，他现在已经把她抓住了。这将是她最重要的时刻。他明白她再忙也不会忘记那件事的，真是令人兴奋。

慢旋律的音乐又开始了。他注意到又是那支调子，他们今天晚上跳的舞绝大多数时候都配着这同一支舞曲，他未免生起气来，在她耳边低声告诉她这件事，她也低语道：“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在跳德拉诺克斯探戈呢。”

“我们是在跳查尔斯·马斯特森探戈呢，亲爱的。”

他把她紧紧抱住，领着她挑战般的横过舞池，昂首阔步地摆出嘲弄这支舞的样子来，带着她疯狂地旋转，使她那光亮如漆的头发几乎扫到了地板上，他听到她的骨头在嘎嘎作响。当他向最近一桌的人送去自得得使人惊讶的微笑时，他把她抓住摆了一个造型。此刻又响起了咯咯的笑声，比先前更持久。他猛地把她拉直，等待着下一个节拍响起，这时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想要知道什么？”

“他认出来了一个人，对不对？你的儿子。当他在约翰·卡朋达医院时，他看见了一个他认识的人，是吗？”

“你能不能做出正常跳舞的样子来？”

“我想可以。”

他们现在又按照传统的探戈步伐移动了起来。他能感觉到她在他的臂弯里放松了些，但仍紧紧地抓住她。

“是一个护士长。他以前看见过她。”

“哪个护士长？”

“我不知道，他没说。”

“他告诉了你什么？”

“跳完舞再告诉你。”

“如果你不想在舞池中停下来，现在就告诉我。他以前在哪里见过她？”

“在德国，她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那是一次战争审判。她被放过了，但人人都知道她有罪。”

“在德国哪里？”他从嘴唇边挤出这几个字，伴随着一个职业伴舞者的蠢笑。

“费尔森海姆，那是一个叫作费尔森海姆的地方。”

“再说一遍，把那个名字再说一遍！”

“费尔森海姆。”

这个名字对他毫无意义，但他知道自己会记住它。他过一会儿能凭运气获知细节，但最重要的事实必须趁她还在自己的掌握中立即挖出来。当然，这些事实也许不是真实的，或许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如果是真的，也有可能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是他就是为了这些信息才被派到这里来的。他感到一种信任油然而生，又有些幽默，甚至于不惜冒险想要在跳舞中陶醉一回。他决定该做点出格的事了。他领着她开始一套复杂的固定舞步，起初是挽臂前行，最后是侧行并步，使得他们成对角线地穿过舞厅。这一系列的舞步无可挑剔地完成了，掌声很热烈，经久不息。他问：“她叫什么名字？”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当然，她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姑娘。马丁说那就是她获释的原因。他毫不怀疑她是有罪的。”

“你能确定他不曾告诉你那是哪位护士长吗？”

“没有，他病得很重。他从欧洲回家时和我谈起这次审判，所以我才知道了它。他住院时大多数时间是没有意识的。即使恢复意识时，也常常神志不清。”

马斯特森心想，所以他也可能搞错了。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的确，除非他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对那张特别的脸庞保持着痴迷的关注，在过了25年之后很难再认出她来。她必定给一个年轻，大概也是敏感的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这足以使他在神志不清中重新复活那张脸，在他恢复意识和清醒的片刻把俯身看向他的许多脸中的一张错认成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脸了。但是假定——只是假定——他是对的呢？如果他曾告诉过他的母亲，也可能告诉过他的特别陪护，或是在谵妄中脱口而出。希瑟·佩尔斯知道了，对她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温和地在她身边低语道：“你还告诉过谁？”

“没有，我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为什么要说？”

又是一阵旋转，接着是反过来旋转，跳得漂亮极了，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他把她抱紧，用沙哑的声音从紧咬的牙齿里迸出威吓的话来：“还有谁？你一定告诉了其他人。”

“我为什么要告诉别人？”

“因为你是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回答。她脸上像骡子似的顽固劲儿开始化解。她朝他晃眼一瞧，然后眨动涂着厚厚一层睫毛膏的稀疏睫毛，做出滑稽的调情模样来。啊，上帝！他想，她居然害羞了。

“嗯，好吧。或许我真的只告诉了另外一个人。”

“该死的，我就知道你会说，你告诉谁了？”

伴随着不以为然的一瞥，她微微地噘起嘴表示服从。她决定要喜欢上这个专横的男人了。因为某种理由，或许是杜松子酒的力量，又或许是跳舞之后的欢快，她的抵抗情绪开始瓦解。从现在开始情况一下子好转了。

“我告诉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他是马丁的外科大夫。我只是去讨个公道。”

“什么时候？”

“星期三。我是说上周的星期三。我在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位于温普尔街的诊室里将消息告诉了他。他星期五刚刚离开医院，那时马丁刚去世，所以我不能更早一些去见他。他只有在星期一、四、五才在约翰·卡朋达医院。”

“是他要见你吗？”

“啊，不！替护士长传话的值班护士说，如果我认为这会对我有所帮助的话，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会很高兴和我谈谈，我可以打电话到温普尔街去预约。我当时没打电话。有什么用呢？马丁死了。我还得付他的账单。这么快就收到了账单，我心想，马丁刚走不远，这真是不妙。两百英镑！我认为这笔费用太多了。毕竟又没把他救活过来。于是我想我得到温普尔街去见见他，把我知道的事提一提。医院雇用那样的一个女人是错误的行为。她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还收这么多的钱。医院又送来了他生活费的第二张账单，但它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那两百英镑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几句话是断断续续说出来的，一有机会她便贴着他的耳朵说上几个字。但她既不气喘也没有语无伦次。她精神足得很，能一边跳舞一边谈话。倒是马斯特森感觉有点紧张。又是一次手挽手向前进，伴随着多雷的旋律，以侧行并步为结束。她一步都没有走错。这个老女人即便在学校里没有学会优雅或热忱，但他们还是使她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所以你便过去把你知道的事告诉了他，要他从自己利润中削去一点？”

“他不相信。他说是马丁神志不清，搞错了，他可以为所有的护士长做出个人的担保，但他还是从账单上减去了50英镑。”

她满意地笑了，那种笑令人讨厌。马斯特森很吃惊。即便科特里-布里格斯相信了这个故事，他也没有理由从账单中减去这么一笔不容小觑的款项。他并不负责征召或安排护士的事宜，没有什么可担忧的。马斯特森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这个故事。很显然，不管是对医院管理委员会还是对护士长，他什么都没有说。或许这也是真的，他能为所有护士长做出个人担保，那50英镑的减免仅仅是叫一个令人厌烦的女人闭嘴而做出的姿态。但是科特里-布里格斯给马斯特森的印象是，他并不是那类屈服于敲诈的男人，绝不会放弃自己应得的每一个便士。

正在此时，音乐戛然而止。马斯特森对德廷格太太善意地笑着，把她领回座位。掌声持续响着，直到他们回到自己的桌旁才突然停下，那个时髦男人宣读了下一个舞蹈。马斯特森四处寻找侍者，把他叫过来。

“那么，现在看来，”他对他的舞伴说，“那不算坏，是吗？今晚剩下的时间里，只要你好好表现，我甚至会送你回家。”

他真的把她送回了家。他们离开得比较早，但在他最终离开贝克街公寓楼时也已是午夜之后很久了。那时，他确信自己已经把她知道的所有故事都掏出来了。他们回来后，她借着酒劲开始变得伤感起来，他觉得那是今晚取得的胜利以及杜松子酒的作用。舞蹈后的时间里，他一直为她叫杜松子酒，把握着不让她醉到不能控制的地步，却又能使她滔滔不绝、有问必答。可是一路回家却像做噩梦一样，首先是出租车司机把他们俩从舞厅送到南岸停车场时不断地打量他们，目光里混杂着好奇和轻蔑，再就是当他们到达赛维勒公寓大楼时，大厅里的门房那种表示厌恶的傲慢态度，二者都让他觉得不自在。一进入公寓，他便又是哄劝、又是抚慰、又是恐吓地叫她安静下来，又在那个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厨房里为他们两人沏了黑咖啡。他心想，这真是一个懒婆娘的厨房，并很高兴又找到了一条瞧不起她的理由。他把咖啡端给她，答应说自己当然不会离开她，下个星期六还会来，他们俩要做长期舞伴。到深夜时，他把所有想知道的有关马丁·德廷格的情报，包括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在约翰·卡朋达医院住院的过程都搞到手了。有关医院的情况并不是太多。马丁住院的一个星期里，他母亲去看他的次数不是很多。去了又有什么用呢？她又不能为他做什么事。他大多数时间都不省人事，即便醒来了也没有真的认出她来。当然，只除了一次。她当时希望听到一点安慰和感激的话，但是她听到的只是古怪的笑声和关于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话。多年以前他就把那个故事告诉过她了。她一听到这件事就烦。一个男人在临死时应该想到的是他的母亲。坐在那里看着他真是一件可怕的苦差事。她是一个敏感的人，医院令她不安。已故的老德廷格先生一直没弄明白她是多么的敏感。

显然有很多事情老德廷格先生没弄明白，这中间就包括他妻子的性需求。马斯特森毫无兴致地听着她的婚姻故事。这通常是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妻子，一个受气包的丈夫和一个不幸的、敏感的孩子的故事。马斯特森对此毫无怜悯。他对人并无特别的兴趣，通常将他们划分为两大类：一类遵纪守法；一类是坏人、恶棍。他和后一类人展开着永无休止的战争，如他所知，这是他的某种不能言说的天性所需。他只对事实感兴趣。他知道，任何一个人来过犯罪现场，就会留下某种证据或是把什么东西拿走。找到那个证据便是侦探的事。他知道指纹从不会说谎，他还知道人们行事经常是非理性的，不管他们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他还知道事实在法庭一经摆出，就会把你打垮。他还知道动机是无法预言的，虽然他常常有足够的诚意去认识他自己的动机。在他进入朱丽亚·帕多身体的那个非常时刻，便产生一个想法：他的行为，以及其中的激动和兴奋，在某种方式上是与达格利什直接对抗的。他也从未想过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那只会是无益的思考。他从未想过这是否是一种恶行、是否会遭到报应，那个姑娘也是一样。

“你会明白，一个男人在临死时应该想见他的母亲。坐在那里听着那种可怕的呼吸声真是太恐怖了。那种声音先是软的，然后又可怕地高起来了。当然，他有一间单独的病房，那就是医院收费那么高的原因。他没有国家医疗保险。整个病区里其他的病人必定都听到了那种声音。”

“那是薛尼-斯托克斯呼吸，”马斯特森说，“在它之后便是临死前的嘶叫声了。”

“他们总得做点什么吧。它使我非常不安。他的特护也总该想点办法吧，那个长相平平的人。我想她还是尽责的，但她从未替我着想。毕竟，活着的人更需要关注。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为马丁做了。”

“那是佩尔斯护士，死了的那个。”

“是的，我记得你告诉过我，看来她也死了。我耳朵里听到的尽是死人的事，我身旁全是。你把那个呼吸叫作什么来着？”

“薛尼-斯托克斯。它意味着你就要死了。”

“他们总得做点什么吧，那个女孩总该想个法子。她死之前也是那么呼吸吧？”

“不，她是尖叫。有人把消毒剂灌进她的胃里去了，把胃烧坏了。”

“我不要听这个！我再也不要听了！和我讲舞会的事。下个星期六你还会来吧？是吗？”

对话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令人心烦意乱、筋疲力尽，末了，几乎令人恐怖起来。午夜之前，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的胜利光辉已经消淡了，他心里开始产生出一种恨意和厌恶来。他倾听着她的唠叨时，在想象中玩起了暴力游戏。很容易看到那种场面。那张愚蠢的脸被一把顺手就可拿到的火钳打个稀烂。一击，一击，又是一击。骨头被打成了碎片，一股鲜血直喷出来。马斯特森的恨意达到顶点。他一边想象着，一边发现自己甚至呼吸急促起来。他轻轻地拿起她的手。

“是的，”他说，“是的，我会再来的，一定，一定。”

她手上的肌肉又干又热，也许她在发烧。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已经起皱了。手背上突起的血管像一根根紫红色的绳索。他用手指爱抚那些褐色的老年斑。

午夜一过，她的声音便嘟嘟囔囔地不连贯起来，头也往前直垂，他看见她睡着了，等了一会儿，然后松开手，踮起脚尖走进卧室。只花了两分钟，他便换上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踮起脚尖走进浴室洗脸、洗手，洗和她接触过的一切部位，一遍又一遍。最后他离开了公寓，在身后轻轻地关上门，仿佛怕惊醒她，而后走进了黑夜中。

5

15分钟后，马斯特森的汽车经过了比勒小姐和伯罗斯小姐的公寓。她们俩正穿着睡衣坐在将要熄灭的炉火前，暖和而舒适地呷着深夜里的最后一杯可可。在断断续续的车流声中，她们听见了那辆汽车的渐强音。那声音打断了她们的闲谈，她们满怀兴致、漫无目的地开始地推测是什么使得人们在午夜出来奔波。她们这个时候还坐着没去睡觉显然不常见。明天是星期六，她们可以尽情享受一下深夜长谈的乐趣。一想到明天早上可以睡个懒觉，她们便觉得舒服极了。

她们一直在谈论下午达格利什警司的来访，一致同意谈话很成功，几乎可以说很快乐。达格利什似乎对茶很欣赏。他就坐在那里，深深跌入她们最为舒适的扶手椅中，他们三人一起谈着，好像他是一个地方牧师，毫无恶意，为人亲切。

他对比勒小姐说：“我想知道你所看到的佩尔斯护士的死亡过程。告诉我吧，把你从开车穿过医院大门后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比勒小姐便把她那天仔细观察到的，以及她能清楚地描述出来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对于在这半个小时中她所体会到的自己的重要性，以及他明显表示出来的感激，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很高兴。她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当然，那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也很聪明，善于叫人们开口说话。甚至连伯罗斯——在大部分谈话过程中，她一直在旁边观察着，保持沉默——也忍不住提到她最近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遇到罗尔芙护士长一事，她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自己也被他吸引了。他的眼睛因为感兴趣而发亮了，而当她把日期告诉他后，他的兴致便变成了失望。比勒小姐也说她们不可能弄错。他失望了，罗尔芙护士长被人看到在图书馆里的日期不对。

6

达格利什从他的书桌抽屉上取下钥匙，锁上办公室的门，从南丁格尔大楼的边门出来，准备走路回到猎鹰者武器旅馆，这时已经过了深夜11点。在转弯处，小路开始变得狭窄，慢慢消失在了树林的漆黑阴影之中。他回头看着这幢荒凉的建筑，它是那么庞大，充满了不祥之兆。那四个角塔映衬在深夜的天空之下，黑漆漆的。整个大楼几乎一片黑暗，只有一扇窗子亮着灯，他花了一分钟去辨认那个房间。看来玛丽·泰勒在她的卧室里，还没有睡。那灯光只是微弱的一线，或许是床头灯发出的，当他这样注视着屋中的光线时，它熄灭了。

他往温彻斯特路大门走去。这里的树紧靠路边。那些黑色的树枝覆盖在他的头顶，连最近的路灯发出的昏暗灯光也被它们阻断了。他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大约50码，脚步快速地踏在枯树叶上，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他的身体处在一种疲倦的状态中，仿佛精神和肉体分离了开来，肉体已经习惯于现实，在这熟悉的物质世界里半睡半醒地移动着，而解放了的心灵则飞进了一个不受控制的轨道，在那里，幻想和现实各自不分高下地露出一张模棱两可的脸。达格利什对自己这么疲倦感到无法理解。这回的工作并不比以往任何一次更艰苦。他一直是每天长时间地工作，在案件侦破中每天工作16个小时对于他已是家常便饭了。这次他却觉得格外疲倦，不是因为受到挫折或失败导致元气大伤。这个案子明天上午就会破。今天晚上再晚些时候，马斯特森就会带回拼板游戏中互相交错拼接的另一块，整个拼图就将拼接起来。至多还有两天，他就会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两天以后他就要和大楼西南角的角楼里那间金白二色的房间见最后一面了。

他像一台机器一样走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闷闷的脚步声，可是已经迟了。出于本能，他转过身来，试图面对他的敌人，却感到一次猛烈的重击从他的左太阳穴擦过，一直打到他的肩膀上。没有疼痛，只听得咔嚓一声，好像整个头盖骨都裂开了，左臂也陷入了一阵麻木，一秒钟——它就像永恒那么长久——之后，一股温暖的血涌了出来，几乎使人感到了一种安慰。他喘息一声，向前弯下身去，但他仍然是清醒的。鲜血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极力克制着恶心，试着站起身。他用双手摸索着地面，双脚在潮湿的地上拼命摩擦，想站起来迎敌，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他的双臂已毫无力气。他的眼睛被自己的血糊住了。潮湿的腐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堵塞了他的鼻子和嘴，刺鼻得就像是某种麻醉剂。他躺在那里，无助地干呕着，每痉挛一下便痛得一惊。他在愤怒中无力地等待着那致命的最后一击。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倒下了，没有了反抗之力，失去了知觉。几秒钟之后，一只手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使他又回到现实。有人俯身对着他。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发生什么事了？有人用棍棒打你吗？”

是摩拉格·史密斯。他挣扎着想警告她赶快离开。对于一个起了杀心的凶手，他们俩都不是对手。但是他的嘴巴似乎无力说出话来。他意识到近处某个地方有个人正在哼哼着，然后又痛又好笑地意识到那声音就是他自己发出的。看来他还没能克制住伤痛。他感觉有一双手在他头上摸。然后她像个孩子般尖叫起来：“哎呀！你全身都是血！”

他又一次试图说话。她把头低得更近了。他能看到一缕缕的黑头发和白色的脸在他眼前转。他挣扎着用膝盖跪了起来。

“你看见他了吗？”

“没看清。他听见我走近，便向着南丁格尔大楼逃跑了。哎呀！你都成了一个血人了。来吧，靠在我身上。”

“不，别管我，你去找人来。他也许还会回来。”

“别管他。无论如何，我们最好在一起。我不敢独自一个人去。杀人凶手跟鬼可不同，我害怕。来吧，我来扶你一把。”

在她瘦弱的肩膀上，他能感觉到凸出的骨头，但是这么瘦弱的身体却出奇的坚韧，负担起了他身体的全部重量。他极力把重量压到自己的脚上，站在那里直摇晃。他问：“是男人还是女人？”

“没看见。都有可能。现在别去想那个了。想一想你能不能走到南丁格尔大楼，那里离这里最近。”

达格利什让重量支撑在自己的脚上，感觉好多了。他无法看清前面的路，但尝试着向前走了几步，他的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

“我想也是这样。后门是最近的，不到50码远。按总护士长房门的铃，我知道她在那里。”

他们俩拖着脚一起慢慢地沿着路走去。达格利什想到这样会把任何脚印都给抹了，不免心痛起来，要不然明天早上也许还有望找到。这些潮湿的树叶提供不了多少线索。他奇怪自己怎么就没有拿出武器，但推测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了。在开枪之前，他毫无办法。对于这个坚韧的小人儿，他心里生出一阵感激和温情来，她用一只虚弱的手臂像一个孩子似的搂住了他的臀部，好像毫不费力。他想，这真是奇怪的一对，便说道：“你救了我一命，摩拉格。他是听到你来了才跑了的。”

他，或者是她？要是摩拉格来得及看到那人是男是女就好了。他几乎很难听清她的回答。

“不要说那该死的傻话了。”

他听到她在哭泣，他毫不奇怪。她没有试图压抑或克制自己的抽泣，哭也不妨碍他们走路。或许对摩拉格来说，哭泣几乎和走路一样自然。他没有努力去劝慰她，只是把手在她的肩上压了压。她以为这是要她更用力些，便更紧地搂住了他的臀部，紧紧靠住他，带着他一路走下去。就这样，他们两人极不协调地从树下的阴影中穿过。

7

示范室的灯光很亮，太亮了，甚至都刺进了他那被粘住的眼睑中，他的头不安地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以躲避光的刺痛。这时，它被一双冰凉的手扶住了，那是玛丽·泰勒的手。他听见她在说话，告诉他科特里-布里格斯就在医院里，她已经叫过他了。接着这双手取下他的领带，解开他衬衣上的纽扣，用熟练的技巧把上衣从他的双臂上脱下。

“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声音，粗犷而充满男子气概。看来外科大夫到了。他一直在医院里干什么？又是一次紧急手术吗？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病人似乎总是旧病复发，令人奇怪。刚过去的半小时里，他有不在场证据吗？

达格利什说：“有人伏击我。我得检查一下有什么人在南丁格尔大楼里。”

他的手臂被紧紧地抓住了，科特里-布里格斯把他按回他的坐椅里。两团飞舞着的灰糊糊的东西在他眼前盘旋。又是总护士长的声音。

“现在不行。你站都站不起来，我们两个人去一个吧。”

“马上去。”

“等一会儿。所有的门我们都已锁上了。如果有人回来，我们会知道的。相信我们。你只要放松一下。”

说得这么合情合理，相信我们，放松。他握紧椅子的金属扶手，感到终于抓住了现实。

“我要亲自去检查一下。”

他的眼睛被血液粘住了，所以他不是看见而是感觉到他们关切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知道自己这话说得像个使性子的儿童，不依不饶地反抗着大人不许胡闹的命令。挫折几乎使他发疯，他试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只见地板倾斜起来，从一阵令人震惊的彩色螺旋纹中穿过，然后又竖起，向他扑来，他禁不住要呕吐。没有用，他站不起来。

“我的眼睛。”他说。

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听来合理得令人生气：“等一会儿，我得先看看你的头。”

“但是我要先看见东西！”

看不见东西使得他万分气恼。他们是有意让他看不见吗？他抬起一只手，开始去揭他黏住的眼睑。他能听见他们在说话，压低了声音，用他们的行业术语轻声交流着，目的就是要避开他这个病人。他听见了新的声音，一台消毒器的咝咝声、器械的叮咚声以及合上金属盖子的声音。然后消毒剂的气味加重了。现在玛丽·泰勒在清洗他的眼睛。他的每一只眼睛都经过了纱布的擦洗，凉凉的，很舒服。他睁开眼睛，眨了眨，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她睡袍的光泽和她垂过左肩的长辫。他直直地看着她说：“我必须知道南丁格尔大楼里有些什么人。能否请你现在就去检查一下？”

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向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看一眼，便从房间里走了出去。门关上以后，达格利什说道：“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弟弟曾和约瑟芬·法伦订过婚。”

“你又没有问过我。”

外科大夫回答的声音显得那样不慌不忙、毫不在意，仿佛是一个一心专注于工作的男人的回答。剪子挥动，头颅上立刻便有了一种金属凉飕飕的感觉。外科大夫正在修剪达格利什伤口周围的头发。

“你应该知道我会感兴趣的。”

“啊，感兴趣！你总是感兴趣。你们这种人对别人的事情永远感兴趣。但是我只能在那两个女孩的死亡事件上满足你们的好奇心。你不能抱怨我隐瞒了一些事情。彼得的死与这无关，它纯粹只是一桩个人悲剧。”

达格利什心想，与其说是一桩个人悲剧，不如说是一件令大家难堪的事。彼得·科特里违反了他哥哥的第一原则，那就是要成功。达格利什说道：“他上吊死了。”

“你说得对，他是上吊死了。他走的方式尊严丧尽，一点也不愉快，这可怜的孩子没有我的应变能力。等到他们为我作最后诊断的那一天，我会有更合适的方法，而不是用一条绳索来结束我的生命。”

达格利什心想，他这种自我中心真是令人震惊。甚至连他兄弟的死也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无忧无虑，怡然自得地站在他个人的宇宙中央，而其他人，他的兄弟、情妇、病人，都围绕着这个处于中心位置的太阳旋转，依赖着它的温暖和阳光而生存，服从于它的向心力的牵引。但是大多数人不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吗？玛丽·泰勒在这方面会好一些吗？那么他自己呢？又或许只是因为她和自己更为巧妙地引导了他们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滋长？

外科大夫转向黑色的器械柜，取出一面安装在金属圈上的镜子，在他病人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们面对面坐着，额头几乎相触。达格利什能感觉到器械的金属部分在碰触他的右眼。科特里-布里格斯命令道：“看前面。”

达格利什顺从地注视着针孔里的光线。他说：“你午夜时分离开医院主楼，又在凌晨0点38分和大门的门房说过话。在这段时间里你去了什么地方？”

“我告诉过你了。在回去的路上有一棵榆树倒下了，拦住了路。我花了几分钟察看现场，不让其他人撞上它伤了自己。”

“有一个人倒确实撞上了，那是在0点17分。当时树枝上没有什么警示的围巾。”

检眼镜移到了另一只眼睛上。外科大夫的呼吸完全正常。

“是他弄错了。”

“他不这样认为。”

“所以你就由此推论出我是在0点17分以后才到达那个倒树的地方的。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编造不出一个不在场证据，我没有每隔两分钟便去查对一下时间。”

“但是你总不至于说你开车从主楼出来到达那个特定的地方，会花超过17分钟的时间吧。”

“啊，我想我可以对于自己的耽搁做出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个你不知道。我可以宣布我需要服从……按你们可悲可叹的警察的行话来说——服从生理天性的召唤，把我的汽车停在树林中去‘反思’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要弄好了。等我处理完你的头之后，我会想一想这件事情。顺便说一句，它大约需要缝十几针。我现在要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请你原谅。”

总护士长静静地回来了。她站在科特里-布里格斯身旁，就像一个助手在等待着他下命令。她的脸十分苍白。没有等她开口说话，外科大夫把检眼镜交到她手中。她说：“每一个应该待在南丁格尔大楼的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

科特里-布里格斯用他的双手摆弄着达格利什的左肩，每当他用强壮的手指戳一下，检查情况时，都会引起一阵疼痛。他说：“锁骨看来没事，只是擦伤得很厉害，没有骨头碎裂。你的攻击者必定是一个很高的女人。你自己的身高就超过了六英尺呢。”

“如果是一个女人的话。或者她有一件长武器，也许是一根高尔夫球杆。”

“一根高尔夫球杆，总护士长，你的球杆呢？你把它们放在哪里了？”

她冷冷地回答：“在大厅里，我的楼梯底下。那个袋子总是放在柜子里。”

“那你最好现在就去看一看。”

她出去了不到两分钟，他们俩都默默地等着。她回来时，径直对达格利什说：“有一根铁杆不见了。”

这个消息似乎鼓起了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劲。他几近快活地说道：“瞧，那就是对付你的武器！但是今天晚上去找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它一定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躺着。明天你们的人会找到它，并对它做必要的处理，检查指纹，寻找血迹和头发之类，用尽一切惯用的技巧。你今天晚上的状态不适合亲自出手。我们得把伤口缝上。我要把你带到门诊病人手术室去。你需要接受麻醉。”

“我不要麻醉。”

“那么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局部麻醉。不过是沿着伤口打几针。总护士长，我们可以在这里做。”

“我不要任何形式的麻醉，只要把它缝上就行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就像对一个孩子那样耐心地解释着：“伤口很深，它必须缝上。如果你不接受麻醉会很疼的。”

“我告诉你我不要麻醉。我也不要打青霉素或是抗破伤风针。我只要把它缝上就行了。”

他感觉到他们在互相对视。他知道自己顽固得有点不讲道理，但他不在乎。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它缝上？这时科特里-布里格斯说话了，相当谨慎：“你可能想换一个外科大夫。”

“不，我就要你给我缝上。”

沉默了一会儿，外科大夫又开口了：“好吧，我会尽快完成。”

他知道玛丽·泰勒移到了自己身后。她扳着他的头，抵在自己胸口，用一双又冷又坚定的手扶住它。他像一个孩子似的闭上眼，感觉那根针像铁棍一样巨大、冰冷，同时又像一根烧红了的热铁，时不时地刺进他的头颅。疼痛真是令人憎恶，只有凭借愤怒和不想屈服于软弱的坚强决心才能忍受。他板起脸，使它变成了一张生硬的面具。当感觉到眼泪不自觉地流下眼睑时，他真是怒火万丈。

经过了好像永恒那么长的时间，他知道终于缝完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谢谢你。现在我要回我的办公室去了，马斯特森警官已经得到指示，如果我不在旅馆里，他便会到这里来，他可以开车送我回家。”

玛丽·泰勒正在往他的头上绕绉纱绷带。她没开口说话。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倒宁可你现在就直接上床。我们可以在医务人员的宿舍里为你安排一个房间过夜。我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为你安排做X光检查。然后我会再来看你。”

“明天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吧。只是现在我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将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想要帮忙。但达格利什一定是做了某种手势，她放下了手臂。自己站立起来后，他觉得身体格外轻。真是奇怪，这样一副似乎不存在的身体居然能支撑住这样重的一个头颅。他伸出一只手去摸索，摸到了包在伤处的绷带。它好像离他的头颅很远。然后，他小心地对好眼睛的焦距，毫无阻碍地穿过房间，向门走去。当他走到门边时，听见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声音：“你一定想知道你遭袭击时我在哪里。我在医务人员宿舍，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今晚我待在那里，为明天一早的手术做准备。我很遗憾不能给你提供不在场证据。我只能希望你明白，如果我想把某人从我的路上清除出去，我会有更阴险的办法，而不是使用一根高尔夫球杆。”

达格利什没作回答。他没有回头看，也没有再说一句话，离开了他们，在背后静静地关上了示范室的门。他想爬上楼去，楼梯却显得那么可怕。一开始他害怕自己无法上楼，但他坚定地抓紧栏杆，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回了办公室，在那里坐下，等候马斯特森。

第八章   一圈焦土

1

大门的门房挥手让马斯特森通过医院的正门进入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此时风声正起，他驾车沿着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Z字形小路前行。路两旁的黑色树木哗哗作响。整座大楼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扇窗户还亮着灯，那是达格利什还在工作。马斯特森注视着这盏灯，意识到达格利什还在南丁格尔大楼，不免既生气又窘迫。他知道必须向他报告白天的活动——由于今晚的成功，汇报应该会比较愉快——可经过这漫长的一天之后，他不希望警司还让他开会讨论，再熬上一夜。

马斯特森从边门进来，然后把门上了两道锁。巨大的前厅里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怪异和不祥。整座大楼好像屏住了呼吸。他又闻到了那种曾经觉得异样，现在却又令他熟悉的消毒剂和地板光亮油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令人讨厌，又有点诡异。他似乎怕惊醒沉睡中的大楼。现在它已经空了一半。马斯特森没有开灯，只借助手电筒的光走过大厅。墙上布告牌上贴的通知发出白光，让他想起一些外国教堂门厅里的讣告。“请你献出善心为约瑟芬·法伦的灵魂祈祷吧。”他发觉自己正踮起了脚轻轻走上楼梯，仿佛害怕惊醒死者。

二楼办公室里，达格利什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文件。马斯特森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掩藏起自己的吃惊。警司的头包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绉纱绷带做成的茧状物里，他的脸拉长了，有些苍白。他正襟危坐，前臂搁在书桌上，手掌摊开，轻轻地放在文件的两边。这个姿势他非常熟悉。马斯特森想——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警司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手，他知道如何展示和利用它们。他很早以前就断定达格利什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为骄傲的。这种本质的自负被过于小心地捍卫着，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现在，马斯特森发现他也会有那么无用的时候，这真是叫人有点心满意足。达格利什面无笑意地抬起头来。

“你两个小时前就该回来了，警官。你干什么去了？”

“用非正统的方式获取情报，先生。”

“你看起来倒像是被用非正统的方式玩了一把。”

马斯特森对这明显的反击采取了反咬一口的手段。如果这老家伙选择了对他受的伤避之不提的态度，那他也不打算露出自己的吃惊来使他满意。

“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先生。”

“在你这个年纪，倒也不至于会跳得筋疲力尽。告诉我那位女士的事。看来她已经给你留下了某种印象。你晚上过得愉快吗？”

马斯特森可以有理由反击他，说这一晚简直如同地狱。他还是心满意足地讲述了他所获知的一切。跳探戈露一手的事他很谨慎地略过不提。本能警告他，达格利什也许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既不有趣也不机灵。他用另一种方式把晚会做了一番精确的讲述。他尽力讲得合乎实际，又不带情绪，但是感到自己在讲一些事时未免有点得意。他对德廷格太太的描述非常简洁，但语气中充满了挖苦。说到最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轻视和厌恶。他认为这件事自己干得真是太妙了。

达格利什默默地听着。他那茧子般的脑袋仍然俯向文件，马斯特森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讲述完之后达格利什抬起头来。

“对你自己的工作很欣赏，是吗，警官？”

“是的，先生，今晚大多数时间我都做得很出色。”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你是打算责备我吗，先生？”

马斯特森知道他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但他无法抗拒迈出尝试性第一步的诱惑。

达格利什没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说：“我认为要求一个侦探事事与人为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残酷本身变得越来越有趣，那么你大概就到了不能再当侦探的时候了。”

马斯特森脸红了，不再吭声。这就是达格利什说出的话！达格利什从不关心他下属的私生活，仿佛他从来就不知道他们还会有个人生活一样。他挖苦人的才能就像一根棒子，能将一切东西摧毁。仁慈！他自己又是怎样仁慈的呢？他那些著名的胜利又有多少是凭着仁慈之心而赢得的呢？当然，他绝不残忍。他过于骄傲，过于挑剔，过于有节制，事实上他对待一些可以接受但有点残忍的事情的态度，从人性角度来说也是过于残忍的。他对待邪恶的反应就是皱一皱鼻子，而不是跺一跺脚。但是仁慈！对小屁孩去说吧，马斯特森心想。

达格利什继续说下去，仿佛之前他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一样。

“我们当然还得见见德廷格太太，要她做一个供述。你认为她的话可信吗？”

“很难说。我认为她没必要撒谎。但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我在一起时她并没有感觉不愉快。误导我们也许能给她带来某种反常的满足。例如，她也许用格罗贝尔这个名字代替了被告中的另一个人的名字。”

“如此看来，她儿子在病房里认出的那个人可能是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些仍然活着、下落不明的人。她儿子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他明显故意叫她明白这个德国女人——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就受雇于约翰·卡朋达医院，但她想不起他的原话了。她认为他大约是这样说的：‘这家医院真是逗，妈妈，他们居然把格罗贝尔招来，在这里当护士长。’”

达格利什说：“所以她可能不是护理他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否则他会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当然，也许他大多数时间里意识不清，因此之前没看见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或者不对她负责病房的工作心存感激。他分不清医院等级制度的细微差别。按照他的病历，他大多数时候要么是昏迷要么是神志不清，即便他没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便，他的证词也是可疑的。至少他的母亲一开始就很明显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她没有对医院的任何人提起过吗？例如对佩尔斯护士？”

“她说没有。我想当时德廷格太太主要关心的是去收拾她儿子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以及索要保险。”

“她对生活有抱怨吗，警官？”

“有，她一年学习跳舞的费用就将近两千英镑，已经濒临破产了。德拉诺克斯舞会上的人都喜欢预付费用。在送她回家时我了解了她的财务状况。德廷格太太原来没打算要找麻烦，但当时她收到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来的账单，碰巧想起她可以利用儿子的故事来获得一次减免。她得到了想要的，有50英镑。”

“这说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要么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仁慈，要么是他认为这条信息值这么多钱。他立刻付了吗？”

“她说没有。她先是在1月21日星期三傍晚去他在温普尔街的诊所找过他。那一次她很不愉快，所以上个星期六她打电话给他。接线员告诉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国了。她打算在这个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但是那天第一班邮差送来了50英镑的支票。没有信，也没有附言，只有一张表示敬意的纸条。但她收到这个纸条就满足了。”

“看来上个星期六他出国了。去哪里？我想是去德国吧。无论如何，这得查查。”

马斯特森说：“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先生。它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一点也对不上。”

“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谁杀死了这两个姑娘。从逻辑上来说，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人。正如你所说，这个新的证据与情况完全不符。当你在泥地里到处爬着寻找拼图游戏中丢失了的那一块时，却找到了另一个字谜游戏中的一块，这会使你左右为难。”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先生？我费尽千辛万苦和德廷格太太周旋了一晚，都是白费工夫，一想到这点我就气愤。”

“啊，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我们已经追踪到了那本丢失的图书馆藏书。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月8日，星期四下午，正值佩尔斯小姐休息，她去了梅利本区分馆，去问他们是否有一本有关德国战争审判的书。她说她对1945年11月在费尔森海姆举行的一次审判感兴趣。图书馆的库存里没有这本书，但他们说会询问伦敦其他图书馆，建议她一两天后再来或是给他们打电话。她是星期六上午打的电话。他们告诉她已经找到一本书，其中就有那次费尔森海姆审判的内容。那天下午她便去借了它。每次去借书她都使用约瑟芬·法伦的名字，并使用法伦的读者证和蓝色的借书证。当然他们通常不会去注意那上面的姓名和地址。但是因为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从另一家图书馆拿来的，因此他们这么做了。”

“这本书还了吗，先生？”

“还了，不过是匿名还的，他们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佩尔斯死后。有人把它放在非小说类的推车上。一个管理员助理将刚还来的书送去堆放在小推车上时，发现了它，便把它送回柜台登记，随后将它放在一边，以便归还给它原来所在的图书馆。没人看到是谁还的。图书馆特别忙，人们随意进出，来的人并不是都来还书或是到柜台前办事的。把一本书放在篮子里或口袋里带进来，偷偷地放在小推车上和其他书混在一起，这太容易做到了。发现这本书的助理那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柜台值班，由一个较低级别的职员把书往推车上装。这个女孩有点忙不过来，她的上级便过来帮了一把，立刻便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将近16点30分，但它可能在之前任何时候被放回了那里。”

“留下任何指纹了吗，先生？”

“没留下有用的指纹，只有一些污迹。它已经被图书馆里许多职员的手摸过了，天知道有多少人。为什么要小心呢？他们又不知道它是一宗谋杀案的证据。但是它里面有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他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本深蓝布面的厚书，书脊上压印着一个图书馆的序号。马斯特森接过书放在桌上。他坐下，从容不迫地小心翻开。这是一本陈述从1945年以来在德国进行的各种各样战争审判案件的书，很明显，它详细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处理这些材料和写作的方法不以追求轰动为目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曾经是军法署的一名成员。书里只有几张整版插图，其中有两张涉及费尔森海姆审判。一张展开了法庭的全貌，可以模糊地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个大夫，另一张是集中营指挥官的照片。达格利什说：“上面提到了马丁·德廷格，但是只有简短的几句。战争期间他在皇家威尔特郡轻步兵团服役。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西德某军事法庭成员，负责审判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法庭是按照1945年6月的一个特别军队建议建立的。这个法庭由一个掷弹兵卫队的旅长担任庭长，手下四个军官，德廷格就是其中的一员。法官是由军法署任命的。正如我所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审判这五个人，他们据说‘曾共同参与和贯彻一个计划，以及代表当时的德国，于1944年9月3日故意地、自愿地、违法地执行、帮助、支持和参与了对31个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谋杀’。你可以在第127页找到起诉书。”

马斯特森毫不惊讶于达格利什竟然能一字不漏地引述起诉书。这种记忆力和准确提出事实的能力是一个行政官员做事的基本能力。达格利什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他存心想露一手本事，手下就很难打断他。他一声不吭。马斯特森注意到警司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那是一块完美的蛋形石，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滚动。这可能是他在院子里偶然看到，捡来做镇纸的。这天早上它肯定不在办公室的书桌上。那个疲倦的、嘶哑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31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在德国的犹太劳工，据说一直患有肺结核。他们被送往西德的一家医院，那里原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但从1944年夏天起，它的使命便改变了，不再用于治疗，而是用于从事杀人的勾当。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德国精神病人在那里被处死。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被迫发誓对发生的事保密，但是有大量的流言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1944年9月3日，一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告知要为他们治疗肺结核，被送到了这里。那天夜里，他们被进行了致命的注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都不放过，到早上他们就都死了，被埋了。就是因为这桩罪行，而不是因为杀了德国人，这五个嫌疑人要接受审判。为首的是马克斯·克雷恩大夫，另外的人中，有年轻的药剂师恩斯特·古姆布马恩、男护士长阿道夫·斯特尔奥布、未受过训练的18岁年轻女护士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为首的大夫和男护士长被判定有罪。大夫被判处死刑，男护士长被判处23年监禁。药剂师和这个女人被宣判无罪。你可以在140页上找到她的律师的辩护词。你最好把它念出来。”

马斯特森感到很吃惊，一声不吭地拿起书，翻到140页。他开始念，声音很高，有点不自然。

“本法庭并非就参与杀害德国人一事对被告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进行审判。我方现已知晓于施泰因霍夫医院发生的事件，也了解那是按照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人宣称的德国法律而执行的。按照从最高权威下达的命令，从1944年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德国精神病人被完全合法地处死。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可以判断这个行动出于自愿。问题不是施泰因霍夫的工作人员是否认为这个行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它是仁慈的，而是他们是否认为它是合法的。刚才已有人证明了有此法律存在。如果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牵涉进了这些人的死亡事件中，她的行动也合乎这项法律。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精神病人的事。从1944年7月起，这项法律的范围扩展到了患不可治愈的结核病的外籍工人。也许会有人争论说，被告看到德国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承担了他们的不幸，会对这种杀戮的合法性毫不怀疑，但那不是我的论点。我们没有站在适当的立场来判断被告的想法。她不曾牵连进本庭所关注的该项杀人事件中。这批俄国人和波兰人于1944年9月3日晚上18点30分到达施泰因霍夫。当天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正休假归来。法庭已获悉她于19点30分走进护士房间，换上制服。她21点开始上班。在走进医院后，到达E区的护士值班室前，她只和另外两个护士说过话，那就是证人维林和罗赫德。这两名女性已经证实她们不曾将这批人的到达告知格罗贝尔。于是格罗贝尔走进值班室。她一路回来，舟车劳顿，因此又疲倦又不舒服，正犹豫是否要请假休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克雷恩大夫和她通电话。关于这次通话，本法庭已经听过了证人的证词。克雷恩要她到药房去看看库存还有多少伊维派和苯酚。你们已经听说过伊维派是怎样用纸盒运送的，每盒25支注射剂，每支注射剂由一粒伊维派粉剂胶囊和一管无菌水组成。伊维派和苯酚与其他的危险药品都存放在护士值班室里。格罗贝尔查过数量后，向克雷恩报告说总共有两盒伊维派和大约150毫升的液态苯酚。克雷恩当即命令把所有可获得的伊维派和苯酚准备好，说男护士长斯特尔奥布会来拿。他还命令她交给斯特尔奥布12支10毫升的注射器和一些大号针头。克雷恩声称他根本没有时间说明准备这些药物的目的，你们也已经听到被告斯特尔奥布说他也没有向她说明。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一直不曾离开值班室，直到当晚21点20分她才被带回住处。法庭已经知晓罗赫德护士上班迟到了，发现被告昏倒在地上。五天以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发高烧，剧烈呕吐。她不曾看见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E区，也不曾于9月4日一早看见他们的尸体被抬出。当她又回去上班时，尸体已经被掩埋。

“庭长先生，本法庭已经听过证人作证，说明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是如何仁慈，对她的儿童病人是如何温柔，她作为一个护士的技术是如何好。我要提醒法庭的是她还很年轻，她自己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但是我并不是以她的年轻，也不是以她的性别为理由来要求无罪宣判，而是只有她是被告中唯一的明显无辜的。她没插手这31个俄国人和波兰人被害一事，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本辩护人没有更进一步的话要说了。”

达格利什突然打破沉默，厉声说道：“你注意到没有，警官，这是德国人常见的合法托词。他们杀起人来倒是没有费太多的时间，不是吗？18点30分进去，21点过后不久就打了针。为什么用伊维派？除非他们大剂量注射，否则就无法确定死亡是否会瞬间发生。我怀疑不到20毫升的药是否会立即致死。他们倒不会担心这个。使格罗贝尔得救的是她当时的离去，直到那天晚上都不在。辩护人声称她从未被告知外国囚犯到来一事，一直到4日早上之前都不知道。同一托词也使得药剂师获得了自由。理论上来说，他们俩都是无辜的，如果你能把那个词用到任何一个在施泰因霍夫工作的人身上的话。”

马斯特森一声不吭。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当时格罗贝尔还是一个女孩，比他现在还年轻十岁。这场战争已成为古老的历史。在他的生活中，这场战争与他的关系不会超过玫瑰战争【11】对他的影响，因为在他少年时代学过的历史中，玫瑰战争还曾激发过他一点有关骑士的浪漫联想。他对德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确切地说，对任何其他种族都是如此，只除了几个他认为在文化上和智力上处于劣势的种族。德国人不在此列。德国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干净的旅馆和优良的道路，以及在阿普费尔·维内·兹图本旅馆就着当地的酒吃猪排——莱茵河在下面蜿蜒流淌，就像一条银色的缎带——还有他在科布伦茨的露营地的美妙时光。

如果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有人活了下来，那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本人也有43岁了。这是多么古老的历史啊！之所以被提起，只是因为它与目前这个案子有关。他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样一个秘密值得费尽心机铭记在心吗？现在还会有谁在乎它呢？官方的政策不是说要原谅和忘记吗？”

“我们英国人善于原谅我们的敌人，这就使得我们从必须喜欢我们的朋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看看这本书，马斯特森，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马斯特森轻轻地抖开书页，把书举起来和眼睛平齐，仔细察看它的装帧，然后重新把书放在桌上，翻开中间的几页，在折页里，他发现深深嵌入的几粒沙子。

达格利什说：“我们已经送了一个样品到实验室去分析，结果不出我们所料，几乎可以肯定沙子是出自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某个消防桶。”

“所以这本书就一直藏在那里，直到他或她能够归还给图书馆为止。这同一个人既藏了这本书，又藏了那罐玫瑰喷雾剂。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联系上了，先生。”

“有点过于巧合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达格利什说。

然而马斯特森警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本小册子，我们在佩尔斯房间里发现的那本！那部作品不就是关于萨福克郡的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幸存者避难所的吗？如果佩尔斯去拿的就是它呢？这是不是又一例对错误做出的惩罚？”

“我想是这样。我们早晨要到那个地方去一下，看看她答应了些什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得和科特里-布里格斯谈谈。法伦死时他就在南丁格尔大楼。等我们弄清楚他来看谁、为了什么，我们就离破这个案子不远了。但一切都要等到明天。”

马斯特森强忍住一个哈欠，说道：“已经是明天了，先生，快3点啦。”

2

猎鹰者武器旅店的夜间看门人凌晨看到这两位客人——一位显然是受伤了，头上的绷带大得有点夸张——归来，并没有流露出心中的惊讶，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他虽然询问了有什么可以为先生们效劳的，但态度很敷衍，马斯特森的回答也只能勉强算得上客气。因为老式电梯常常出问题，噪声又大，他们爬上了四楼。达格利什决心不让他的弱点落在下属眼里，便固执地不去抓栏杆，一步一步走上去。他知道这是愚蠢的虚荣心在作怪，等到他回到房间，已经筋疲力尽，非常虚弱。关上门后，他只能斜靠在上面，过了一分钟才摇晃着身体，跌跌撞撞地走到洗手池边。他抓紧水龙头，支撑着身体，把前额搁在前臂上，痛苦而毫无作用地干呕了一阵。他没有抬起头便拧开了右手的龙头，立刻流出了一股清凉的冷水。他把水龙头对着自己的脸冲洗，又用手掌捧起水喝了几口，立刻便感觉好些了。

他躺在床上时睡时醒。因为头上的绷带，他不能很舒适地把头搁在枕上，又由于失血，他的头脑格外清醒，思维活跃，让他更难入睡，当他真的打起瞌睡后，却很快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正和梅维斯·吉尔瑞走在医院的院子里。她像个小姑娘似的在树林间蹦蹦跳跳，手中挥舞着园艺剪，开玩笑地说道：“在一年之中这个万物沉寂的时候，你能找到这个东西给我们看，真是太妙了。”

看到她从枯树枝上剪下盛开的红玫瑰，他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他们两个都没有看到玛丽·泰勒的尸体，那雪白的脖子被刽子手的绳索套住了，正在一棵树枝上微微摆动。

到早晨，他睡得更沉了。即便如此，响个不停的刺耳的电话铃声还是立刻把他惊醒。他旅行钟上的夜光表盘指示现在是早晨5点49分。他艰难地从凹陷的枕头上抬起头，用手去摸电话听筒，立刻辨别出了那声音。此刻他明白，他能够将它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分辨开来。

“达格利什先生吗？我是玛丽·泰勒。很抱歉打扰你了，但我想你会愿意接这个电话的。我们这里起火了。没有什么危险，只是院子里起了火。好像是从那个废弃了的园丁小屋烧起来的，离南丁格尔大楼大约有50码远。大楼本身没有什么危险，但火势在树木间蔓延得很快。”

对于他能如此清楚地进行思考，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的伤口也不再痛了。他确确实实地感到头变轻了，觉得有必要用手摸一摸用粗纱布做成的绷带包头，让自己相信它还在那里。他说：“摩拉格·史密斯，她没事吧？她常常到那小屋里去。”

“我知道。今天晚上她把你送来之后告诉过我了。我给她在这里找了个地方过夜。摩拉格很安全。我检查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大楼里其他的人呢？”

一阵沉默。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变得尖了一些。

“我现在就去检查。我绝没有想到……”

“当然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我马上过去。”

“有必要吗？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坚持说你应该休息。消防队已经把火势控制住了。一开始他们还担心南丁格尔大楼受到威胁，但是他们砍倒了最靠近的一些树。火半小时后就会熄灭。你不能等到早晨吗？”

“我现在就过去。”他说。

马斯特森正仰面躺着，因为疲倦睡得很沉，面容因为熟睡而变得呆板起来，嘴半张着。花了将近一分钟才把他叫醒。达格利什本想把他一个人留下，让他自己在那里恍恍惚惚地发呆。但是他知道，自己目前这种虚弱的状态无法安全驾驶。马斯特森终于被摇醒了，听到他的上司发布指令，他没有发表议论，只是愤愤地穿上衣服。他多了一个心眼，没有问达格利什为什么决定返回南丁格尔大楼，但从他那阴沉的态度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这次返回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去医院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

在看见医院之前，火光映红的夜空便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当他们开车穿过温彻斯特路大门时，就听到了燃烧的树木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噼啪声，闻见了能令人产生丰富联想的树木燃烧的气味，在寒冷的空气中，它是那么的浓烈和香甜，打破了马斯特森愤愤不平的郁闷心境。他用力呼吸，声音很响地表示满意，快乐而坦率地说：“我就喜欢闻这种气味，先生，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夏令营当童子军的日子，我们裹着一床毯子，围着营火坐着，看火花冲上夜空。13岁时的日子真是太美妙了，我当上了一个巡逻兵小头目，有了一点权力，那真是无上的光荣，简直无法想象。你知道的，先生。”

达格利什不知道。他在孤独而寂寞的童年里，被剥夺了玩这些部落游戏的乐趣。但是窥见马斯特森的性格，也是一件有趣而令人惊异的事。在童子军里当巡逻兵头目！好啊！为什么不呢？假设给他一个完全相同的经历，一个不同的命运转折，他就会轻易地当上一个街头小团伙的领袖，他最本质的勃勃雄心和冷酷就会得到发展，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而不是现在这墨守成规的一套。

马斯特森把车停在一棵处于安全距离的树下，和达格利什一起向起火的地点走去。他们突然很默契地停下脚步，站在一棵树的阴影下默默地观望起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也没有人走近。消防员正忙于他们的工作。只来了一部消防车，他们显然正从南丁格尔大楼接出消防软管。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但它造成的后果仍然是惊人的。小屋已灰飞烟灭，只留下一圈焦土，标明它曾经所在的位置，周围的树变成了黑色的绞刑架，仿佛受着燃烧的伤痛而扭曲着收缩。在树林边缘有一些幼树仍在熊熊燃烧，在消防水管中水枪的冲击下发出爆裂声。一阵猛烈的风吹起一股火苗，它们扭曲、翻滚着，从一棵树尖跳到另一棵树尖，立刻燃烧了起来，就像点亮了一支蜡烛一样发出白热的光，然后被一支准确无误地瞄准它的消防水管扑灭。当他们驻足观望时，一棵高大的针叶树突然着了火，一阵金针般的火花雨落了下来，引起一阵轻微的惊叹。达格利什看见几个身披黑斗篷的学生，她们一直远远地看着，然后悄悄地走进火光之中。火光瞬间照亮了她们的脸，他想自己认出了玛德琳·戈达尔和朱丽亚·帕多，然后看见了总护士长那叫人绝不会认错的高大身影正向她们移动过去。她说了几句话，那几个学生转过身，极不情愿地走进林子里去了。就在此时，总护士长看见了达格利什，站着停顿了一会儿。她裹在一袭长长的黑斗篷里，帽兜向后拉下，靠着一棵幼树站着，就像一个钉在柱子上的受难者，火光在她身后跳跃着，照亮了她白皙的皮肤，然后慢慢地向他走来。这时，他发现她的脸十分苍白。她说：“你是对的，她不在房间里，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他的心里很清楚，有一句话仿佛在他自己的意志掌控之外要讲出来：不要太快地探查出犯罪的所有线索，要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俯视它。一幅没有阴影的风景画在他眼前铺展开，他一看就心领神会，再清楚明确不过了。现在他全明白了。不只了解了那两个女孩是如何被杀、何时被杀的和为什么被杀，也不只明白了凶手是谁。他明白了整个犯罪的基本真实情况，因为它是一桩犯罪。他也许永远无法证实它，但他完全明白。

半小时后，火熄灭了。用过了的水管蠕动着，砰的一声落在焦黑的土地上，卷起尘土，喷出小股辛辣的烟雾。最后的旁观者也都已经散了，火与风的不谐和声音被一种轻微的咝咝背景声代替，又时不时被消防官员的命令声和他手下模糊不清的声音打断。风也小了一些，它从冒着蒸气的地面吹过来，触在达格利什的脸上，温柔、暖和。到处充满着木头烧焦的烟味。消防车的车头灯转过来照在了那一圈冒烟的土地上，那里曾经是那小屋的所在地。达格利什向它走过去，马斯特森在他左边，玛丽·泰勒在他右边。热气穿过他鞋子上的洞，让他的脚很不舒服。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留下。一块扭曲成奇怪形状的金属板，那也许是炉子的一部分；一把烧焦得走了形的金属茶壶，轻轻一踢，就使它彻底分解，几乎认不出来。还有一样东西，只留下形状，可即便以最为亵渎神圣的死法来看，那也仍然是一具可怕的人体。他们默默地站着朝下看，花了几分钟才辨认出一些细节来。骨盆在失去肌肉的包裹之后，样子十分可笑地缩小了；头颅向上翻过来，清白得就像一个圣餐杯；大脑烧没了之后，在颅骨上留下了许多污迹。

达格利什说：“弄个屏障把这里圈起来，派人来看守，然后给迈尔斯·赫里曼先生打个电话。”

马斯特森说：“他这次来做鉴定，工作量可就大了！”

“不错，”达格利什回答，“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这是谁的话。”

3

他们心照不宣地一起向总护士长的寓所走去，穿过宁静的大楼时，谁也没说一句话。没有人跟着他们。当他们走进起居室时，放在壁炉台上的小闹钟正报时6点30分。天仍然很暗，与刚才在院子里被火烤热过的空气相比，房间里冷得要命。窗帘已经拉开，那扇竖铰链的窗子也是开着的。总护士长快步走过去把它关上，用她的双臂防备似的快速拉下窗帘，又转过身来镇静地、同情地看着达格利什，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一样。

“你看起来疲乏至极，冷得要命，到壁炉旁边来吧，坐下来。”

他走过去，靠在壁炉上，担心自己一坐下就不能再站起来了。但是壁炉台靠上去感觉不稳固，大理石像冰一样滑。他在扶手椅中坐下，看着她跪在炉边地毯上，往昨夜烧过的热灰中添加干引火棒。引火棒着了火，她又添上几块煤，伸出双手到火焰上去取暖。然后她并未起身，而是直接从斗篷的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达格利什。

这是一个未封口的浅蓝色信封，上面是一种孩子气的圆体字，笔画却很坚定。在收信人一栏里写着“有关人员收”。他取出信，这是一种廉价的蓝色信纸，极其普通，没有画格子，但每一行字都写得笔直，看来她必定是用有格子的信纸比着写的。

是我杀了希瑟·佩尔斯和约瑟芬·法伦。她们发现了我过去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本来与她们毫无关系，但她们威胁并讹诈我。吉尔瑞护士长打电话告诉我法伦生病住院了时，我便知道了佩尔斯护士将代替她扮演病人。那天清晨我便寻来了一瓶消毒剂，把它灌进一个从护士长杂物间里拿来的空牛奶瓶里。我小心地重新盖上瓶盖，把它放进我随身携带的织锦手提袋，带着它一起去吃早餐。我要做的只是在早餐后溜进示范室，用这瓶毒药替换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如果屋内有人，我会找个借口，另找方法再试一次。但是屋子里没人。我把那瓶牛奶带上楼，送到护士长的杂物间里，把消毒剂的空瓶从浴室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吉尔瑞护士长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喷雾剂时，我在暖房里，到了该杀法伦时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钥匙放在哪里。我戴上了外科医生手套，这样可以不留下指纹。趁法伦还在洗澡时，我很容易便把毒药放进了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加了柠檬汁的威士忌里，因为那杯饮料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每晚的生活习惯从不改变。我原打算把罐子留着，等到深夜之后再把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那样便显得好像是她自杀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指纹留在罐子上，这点很重要，也不难做到。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0点刚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到病房去。我不能带着那个罐子，因为在病房里我不能总是提着袋子，又觉得把它留在房间里不安全。于是我把它藏在法伦护士房间对面的沙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尔大楼时再拿走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这个计划后来也不能实行。当我走上楼梯时，恰巧遇到伯特双胞胎从房间里出来。从法伦护士房间的锁孔里射出了灯光，她们说要给她送点可可进去。我想尸体在那晚就会被发现，束手无策，只能上楼去睡觉。我躺在床上等着，每一分钟都在设想会听到惊叫声响起。我不知道是否是双胞胎改变了主意，或是法伦在喝威士忌加柠檬汁之前就睡着了。但我不敢下楼去看。如果我能把那个装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伦的床边，就没有人会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了，我也会成功地完成两宗命案。

没有人知道我想干什么，也没有人帮助我。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玛丽·泰勒说：“这当然是她的字迹。我给你打过电话后去检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炉架上发现了它。但是这是真的吗？”

“啊，是的，是真的。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只有凶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显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杀的。那么罐子为什么没有留在床头柜上呢？只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是那晚南丁格尔大楼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时想进入法伦的房间，但没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那瓶毒药必须从容准备，这个人要能够拿到牛奶和消毒剂，而且还得随身带着那个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觉地到处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硕大的编织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个牛奶瓶的盖子颜色不对。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点。即便她发现，也没有时间换了。全盘计划的关键就在于替换必须在一秒钟内完成。她希望无人注意到，事实上的确如此。只有一点使她在所有怀疑对象中显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现场亲眼见证过这两宗死亡事件的人。当法伦是她的病人时，她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两宗杀人事件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有心理变态的杀手或职业杀手才会愿意亲眼看着他的受害者死去。”

玛丽·泰勒说：“我们知道希瑟·佩尔斯是一个隐藏的讹诈者。我不知道她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从可怜的布鲁姆费特那阴郁的过去里搜索到了什么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样。希瑟·佩尔斯发现了关于费尔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正蜷缩在他脚前的一张安乐椅内，把脸转过去不看他。一会儿之后她又把脸转过来。

“她没有罪，你知道。布鲁姆费特是遵纪守法的人，崇拜权威，她受过的训练使她认为绝对服从命令是护士的第一职责。但她没有杀过病人。费尔森海姆法庭的判决书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个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她是无罪的。”

达格利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过问费尔森海姆的判决。”

仿佛他这句话没有说一样，她仍然急切地讲下去，仿佛极力要使他相信。

“当我们一起在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当学生时，她就告诉过我这件事。她儿童时代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但她的祖母是英国人。在那次审判之后她自然是获释了，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外科大夫，欧内斯特·布鲁姆费特。他很有钱，那只是结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种离开德国进入英国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经死了，她在这个国家也还有关系。她定期去内瑟卡斯尔当看护，在那里干得很成功。18个月之后，她毫不费力地让那里的护士长收她做了学生。选择那家医院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那里不喜欢过于仔细地去探究任何人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证实了她的价值的女人。那家医院是一处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总是很忙，长期人手不够。布鲁姆费特和我一起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又一起去当地的妇产医院学习当助产士，又一起往南来到约翰·卡朋达医院。我认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将近二十年了。我眼见着她为在施泰因霍夫发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不能把她孩提时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展示出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成年了的女人为这家医院做了什么、为她的病人做了什么。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达格利什说：“直到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直到有来自过去的人认出了她。”

她说：“于是多年来的工作和努力奋斗都化为乌有。我能够理解，她感觉到有必要去杀死佩尔斯。但是为什么要杀法伦呢？”

“有四个理由。佩尔斯护士在开口对布鲁姆费特说之前，得证实马丁·德廷格说的故事。要做到这点，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去查那次审判的记录。于是她向法伦借了一张借书证。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书借到了。在她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这件事时，必定把书给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里得到了借书证。法伦迟早会要回那张借书证的。要紧的是不能让人发现佩尔斯护士借那本书的原因，或是她从图书馆里借的那本书的书名。这是布鲁姆费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义重大的几件事实之一。她用那瓶毒药替换了牛奶之后便上了楼，从佩尔斯的房间里拿走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机会把它匿名交回图书馆。她心里明白佩尔斯绝不会活着走出示范室。她选择了同一个藏东西的地点，后来又藏了尼古丁罐，这是她做事的特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人。

“但图书馆的那本书并不是她杀害法伦护士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三个原因。她要把动机搞混乱，使别人认为法伦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伦死了，即佩尔斯是被错杀的可能性就永远会有。那张排班表上正是法伦要在视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伦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怀孕了，光这件事就可以变成一个自杀的动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护理过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怀孕的事。我认为病人的任何迹象或征候都逃不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布鲁姆费特的剧本中，法伦应对佩尔斯的死负责。毕竟她曾经承认在谋杀的当天早上回过南丁格尔大楼，并且拒绝做出解释。她有可能把毒药放进了喂食，事毕之后，便受着悔恨的煎熬自杀了。这个解释可以把两个秘密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从医院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它。”

“最后一个理由呢？你说有四个。她要避免人家追问借书证；她想示意法伦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伦就是佩尔斯的死因。那么第四个动机呢？”

“她想保护你。她一直要那样做。干第一件谋杀不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在南丁格尔大楼，你和其他人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去替换滴管喂食。但至少她能够确保法伦死时你有不在场证据。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杀死第二个受害者。因此，你也没有会杀害第一个受害者的嫌疑了。调查一开始，我便断定这两宗谋杀案是有关联的。在同一幢大楼内，同一段时间，假定有两个凶手，那就太过巧合了。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从嫌疑人名单里排除了。”

“但是为什么竟有人怀疑我杀了这两个女孩呢？”

“因为我们认为埃塞尔·布鲁姆费特的动机不合理。想想看，一个垂死的人忽然从意识不清的状态中醒过来，看见一张脸向他俯过来。他睁开双眼，从痛苦和模糊的意识中认出了这个女人。如果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25年之后他还认得出吗？长得不好看，那么平庸、那么不起眼的布鲁姆费特？在一百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有如此美丽而又有个性的脸，能让人穿过25年之久的记忆，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你的脸，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而是你。”

她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不曾听见她说了什么。

“佩尔斯从未怀疑过格罗贝尔可能是你，这一点并不叫人惊奇。你是总护士长，受到一种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人类的弱点，甚至是人类的罪恶。从心理上说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个凶手。然后还有马丁·德廷格说过的话。他说那人是一位护士长。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误会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几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说话。他所看见的俯身向着他的不仅仅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那张清清楚楚的脸，还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在他看来是护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着那种军队中服役的护士戴的三角形宽帽子。在他那被药物弄得糊里糊涂的脑子想来，那套制服就意味着一位护士长。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军队医院受到过护理的人来说，那仍然意味着一位护士长，而他又曾经在军队医院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她再一次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于是他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佩尔斯护士。德廷格太太对此不是特别感兴趣。她为什么要感兴趣呢？后来她收到了一张医院的账单，心想也许有办法为自己省下几个钱。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贪婪的话，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会把这件事闹得更大。但是她这样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条可以策划出阴谋的信息，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出希瑟·佩尔斯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看到达克尔斯护士弯腰捡起那几张飘落在她面前的钞票时，她必定体验过同样的成功感和权力感。只是这一次和她的同学比起来，却是一个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病人指的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护士长。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得到证据，或者至少要让自己相信德廷格没有欺骗她或是说胡话，毕竟他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图书馆，向他们借一本关于费尔森海姆审判的书。他们不得不为她从别的分支图书馆借来，于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书。我想她从书中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相信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她在星期六夜里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了，护士长也没有否认这个指控。我不知道佩尔斯开的价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绝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东西，或只是一笔封口费，这样会受到指责的。佩尔斯喜欢体验权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欢陶醉于道德正确的自我欣赏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写了信给法西斯战争受难者救助团体的秘书。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必须出钱，但是这钱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给这个团体。佩尔斯是一个量罪而罚的行家。”

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里，双手交叉，轻轻地放在衣裙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某个不为人知的过去。他轻轻地说：“这都可以检查出来，你知道。她的身体没残留下太多的部分给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了你这张脸，有审判的记录、照片，以及你和一个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结婚档案。”

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轻，他不得不低下头倾听：“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他不说话，目光中有一种疯狂、一种绝望。我以为他变得神志不清了，或许他只是害怕。我想那个时刻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睛就闭上了。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为什么会认出他呢？

“我不是那个在施泰因霍夫的孩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想起施泰因霍夫，我会觉得那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它真的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现在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记起在费尔森海姆法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连一张脸都想不起来了。”

但她必定要告诉某个人，把施泰因霍夫从她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必定成了她要变成另一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她告诉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她们俩都曾经是内瑟卡斯尔的年轻护士学生，达格利什假定布鲁姆费特对于她来说象征着仁慈、可靠、忠诚。不然为什么是布鲁姆费特呢？究竟为什么要选她作为知己呢？他必定把心中所想的说出了口，因为她急切地说起来，仿佛要他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我告诉她是因为她太平凡了。她的平凡是一种保障。我觉得如果布鲁姆费特在倾听后仍然相信我、喜欢我，过去发生的事就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你不会懂的。”

但是他懂。在他读预备学校时，也有那么一个男孩，也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安全，就像具有辟邪能力一样，一切死亡和灾难都与他无关。达格利什还记得那个男孩。真是有趣，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过他了。他叫斯普诺特·迈罗，长着一张愉快的圆脸，戴着眼镜，有着平凡的传统的家庭，毫无特色的背景，令人羡慕的生活。斯普诺特·迈罗受着平庸和感觉迟钝的保护，免于遭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恐怖。生活里有了一个叫斯普诺特·迈罗的人，它就不再只有可怕了。达格利什甚至有一刻想不起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从那以后布鲁姆费特就和你交好了。你到这里来时她也跟着来了。是那种信任的冲动，以及对至少有一个朋友能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是这两个原因让你处于她的掌握之中。布鲁姆费特成了你的保护者、诤友、知己。你看戏时带上布鲁姆费特，早上打高尔夫球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度假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喝早茶以及晚上临睡前喝上一杯酒时也要和布鲁姆费特在一起。她的忠诚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毕竟她愿意为了你去杀人。但这仍然是讹诈。她是一个更为纯粹的讹诈者，一个仅仅要求一份定期免税收入的人，也会比过分忠诚的布鲁姆费特更为可取。”

她伤心地说：“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而你不是。”

他还可以加上一句：“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她哭起来，感情激动地抗议着：“我是谁？竟然蔑视愚蠢和迟钝？我有什么权利如此特别？啊，她的确不聪明，甚至为我杀人时也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脑子不够机灵，骗不过亚当·达格利什，但是什么时候这成了衡量智力的标准了呢？你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吗？你看见过她和一个垂死病人或者和一个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吗？你观察过这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吗？她的忠诚和友谊显然天生令我瞧不起，但你见过她整夜不合眼来挽救一个生命吗？”

“我见过一个她的受害者的尸体，也看到了另一个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我相信你的话，相信她对孩子们的仁慈。”

“那些不是她的受害者，她们是我的受害者。”

“啊，不，”他说，“在南丁格尔大楼，你的受害者只有一个，她就是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她迅速站起来，望着他，那双正在思索的绿眼睛吃惊地怒视着他，毫不动摇。他心里的某个地方在告诉他，有些话他应该说出来。

那些不再表示是熟人之间的讲话，而是照章办事的警告，那些职业化的、夸张的、滔滔不绝的话，那些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几乎自动来到了嘴边的话，那都是些什么？它们溜走了，变得毫不相干，溜到他脑海中遗忘的河流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失血还很虚弱，应该停止工作去睡觉，把调查的事移交给马斯特森。他，这个最为谨慎的侦探，刚才说起话来仿佛没有把那些规则一一列举出来，好像他面对的是他私人的对手。但他得继续下去。即使他无法证实，也必须听见她承认那个他已经知道的事实。

他平静地提问，就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问题：“你把她推进火里时她死了吗？”

4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按响了寓所的门铃。玛丽·泰勒一言不发，将斗篷往肩后一掠，就走过去开了门。在门口短短地咕噜了几句之后，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达格利什看了一眼钟，现在是7点24分。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已经穿戴整齐，看见达格利什在场，一点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对他先前的病情也没有显出特别的关心。他朝他们俩不偏不倚地说道：“我听说夜里失了火，可是没听见救火车的声音。”

玛丽·泰勒脸色煞白，达格利什以为她会昏倒，她却平静地说：“他们是从温彻斯特路大门进来的，为了不吵醒病人，他们没有响铃。”

“听谣言说他们在花园小屋里发现了一具烧成了灰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的尸体？”

达格利什说：“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她留下一张字条，承认她杀了佩尔斯护士和法伦护士。”

“布鲁姆费特杀了她们！布鲁姆费特！”

科特里-布里格斯挑衅般的看着达格利什，他那宽阔的俊朗的面容似乎显出愤怒的疑虑来。

“她说了为什么吗？这个女人疯了吗？”

玛丽·泰勒说：“布鲁姆费特没疯，无疑她相信自己有这样做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的病房怎么办呢？我9点钟就要开始做手术。你是知道的，总护士长。我的病人名单长得很呢。病房里两个护士都因得流感而休了病假。我可不能把重症病人交给那些二年级的学生。”

总护士长平静地说：“我马上去办。大多数白班的护士马上就该到了。事情办起来不会很容易，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从学校抽调人来。”

她转向达格利什：“我想到护士长起居室去打电话。别担心，我明白我们两人谈话的重要性，打完电话我就回来。”

两个男人都看着她走出门去，把她身后的门轻轻关上。科特里-布里格斯似乎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达格利什。他粗鲁地说：“别忘了去放射室给头部拍个X光片子。你没有权利不躺在床上。等我把今天上午的病人看过后，就会来给你做个检查。”他这话听起来仿佛在表示他对要抽时间去做这件事十分厌烦。

达格利什问道：“约瑟芬·法伦被谋杀的那天夜里，你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找谁？”

“我告诉过你，没找谁。我没有进南丁格尔大楼。”

“你至少有十分钟时间解释不清，那时通向总护士长寓所的后门还没有上锁。吉尔瑞护士长让她的男朋友从那里出去，又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所以尽管屋子里没有灯光，你仍然以为总护士长在家，径直上楼去了她的寓所，必定还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为什么？我感到奇怪。是出于好奇心吗？还是你正在搜寻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看总护士长？她又不在。玛丽·泰勒那晚在阿姆斯特丹。”

“但你那时候并不知道，不是吗？泰勒小姐不习惯去参加国际性会议，其原因我们能够猜想，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被太多的人认识。这种不愿意承担公众责任的个性体现在一个如此能干、如此聪明的女人身上，被合适地认为是谦虚。她一直拖到星期二，才被电话召去阿姆斯特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出席会议。你来医院上班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三晚上你被叫去为一个自费病人做手术。我认为手术室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抢救，不会想到提起总护士长不在医院的事，是吧？”他停下来。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以为我会在什么时候计划着午夜去拜访总护士长？你总不至于以为我会是一个受欢迎的访客吧？是不是以为她在等着我？”

“你来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

一阵沉默。然后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是怎么知道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

“告诉你的那个人告诉我的，德廷格太太。”

又一阵沉默。他知道达格利什再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便固执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是吗？”达格利什说，“你不是希望在总护士长的寓所里找到她吗？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机会拿你所知道的事去和她对峙？你必定已盼望着这样做很久了。权力的体验永远是使人快乐的，不是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平静地说：“这个你应该知道。”

他们静静地站着，对视着。达格利什问：“你当时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没有把格罗贝尔与佩尔斯或法伦的死联想到一起。即便我想到了，也不确定是否应该讲出去。这家医院需要玛丽·泰勒。就我而言，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存在。她曾经受过审判，被判定无罪。这对我就足够了。我是一个外科大夫，不是一个道德专家。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

达格利什想，他当然会。一旦这件事的真相公之于众，对他便失去了价值。这是一条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了得到它，他付出了一些代价。因此，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它。它想将玛丽·泰勒永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总护士长常常反对他，使他大为恼火。她的权力正在增长，就要被任命为整个业界所有医院的护理工作的总长了，她利用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马库斯·柯恩先生的影响反对过他。一旦主席先生知道了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她还会对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保有多大的影响呢？忘记这些事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但是马库斯·柯恩先生会原谅她吗？

他想起了玛丽·泰勒的话。讹诈的方式不止一种。希瑟·佩尔斯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两人都知道这件事。也许讹诈最为微妙的乐趣就是并不提出金钱上的要求，只在宽宏大量、仁慈、两人同谋或道德优越感的外衣下品味掌握秘密的滋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毕竟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只是要了一间紧邻她偶像的房间，享有大家公认的、作为总护士长的朋友的特权，以及在工作之余与她相伴的快乐。可怜的、愚蠢的佩尔斯只要求每周几先令的付出和一首诗或一两份手迹。但她们必定是多么津津有味地品尝过她们的权力啊！科特里-布里格斯也一定更为得意地得到了满足。难怪他曾决心独自守住这个秘密，反对苏格兰场的人来南丁格尔大楼。

达格利什说：“我们能够证明你在上周五晚上坐飞机去过德国。我想我能猜出原因。要获得你所要的信息，比起去麻烦军法署，那会是一个更快捷有效的办法。你或许也查过报纸档案和那次审判记录。换做我也会那样做。无疑你的努力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能够查出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你无法匿名穿过国境线，这你是知道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承认我知道。我也承认我在法伦死的那天夜里来南丁格尔大楼是为了见玛丽·泰勒。但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们无法把我送上被告席。”

“这个我能相信。”

“即使我早些说出来，也无法挽救佩尔斯。她在德廷格太太来见我之前就死了。我没必要责备自己。”

他开始像一个学童般笨拙地为自己辩护起来。这时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都转过头。玛丽·泰勒回来了。她直接对外科大夫说：“我可以把伯特双胞胎给你。恐怕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期结束了，但是别无选择。她们会被派到病房里去。”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强地说：“就是她们了。她们是两个明事理的女孩。那么单人病房护士长呢？”

“我本想让罗尔芙护士长临时接管一下，但是恐怕这不可能了。她要离开约翰·卡朋达。”

“离开！她不能那样做！”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她。我想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她不说。我想是警察的调查引起了她的不安。”

科特里-布里格斯飞快地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

“你看！达格利什，我知道你是在尽你的职责，你被派到这里来只是要搞清楚两个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没有想过你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弄得一团糟吗？”

“是的，”达格利什说，“那么你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

5

她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门，没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钟她便回来了，轻快地走到壁炉边，让她的斗篷从肩上溜下来，又将它整整齐齐地盖在沙发背上。然后她跪下来，拿出一把铜火钳，开始把火弄旺，仔细地将煤块一块块垒起来，让每一块发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没有抬头看达格利什，开口说道：“我们刚才的谈话被打断了，警司先生。你刚才指控我杀了人。我曾经面对过杀人的指控，但至少费尔森海姆的法庭还能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

“什么也没有。”

“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她说话的语气里既没有怒气也没有得意，但是有一种强硬，一种静静的斩钉截铁的味道，只是它与清白无辜相隔十万八千里。她的头因为炉火的照射而闪闪发光，达格利什朝下看着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否认这个指控。你还没有对我撒过谎，我也不认为你从现在起就会费神这样做。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自杀？她喜欢生活得舒适，为什么要死得那样难受？自杀很少那样，除非精神不太正常，不在乎疼痛。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药。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种？为什么要劳神费力溜进寒冷、黑暗的花园小屋里去摧残自己，独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当众表演，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用欢呼给自己增加勇气。”

“有过先例。”

“在这个国家还不多。”

“或许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当然会有人这样说。”

“她也许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罗贝尔，不留下一副可辨认的身体是关键。面前摆着一份亲笔供状和一堆烧焦的骨头，为什么你还要不辞辛苦地追究下去？如果你能毫不费事地验明她的正身，那么她以自杀来保护我便没有意义了。”

“一个聪明而目光长远的女人也许会像你说的这样。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而你是。由此看来，这就值得我们分析下。即使我们绝不会发现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费尔森海姆的事情，摆脱布鲁姆费特也已经成了你的当务之急。正如你所说，她连杀人也搞得一团糟。她对我下手时就很匆忙，也许还轻易地慌了神。她多年来就是一个累赘，现在又成了一项危险的义务。你不曾叫她为你杀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智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要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稳住自己，把这件事向你报告，佩尔斯的威胁本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她却以这种她自以为最为独特的方式来表明忠心，用杀人的方式来保护你。那两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人生牢不可破地绑在一起了。布鲁姆费特不死，你又怎么能再获自由和安全呢？”

“你不打算说出我是怎样做到的吧？”

达格利什觉得他们就像是在一起讨论一个案子的两个同事。尽管现在身体很虚弱，他还是明白这次超乎寻常的谈话是多么危险、多么反常，明白跪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敌人，也明白和他针锋相对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现在已经没有了挽救她名誉的希望，但她现在是在为自由而斗争，或许甚至是为她的生命而斗争。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怎样发现你杀了她。这不难。她的卧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个房间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这是因为她知道关于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吗？还是因为她把你握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只是因为她把她的忠心紧紧地压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摆脱？所以她选择近近地睡在你的身旁。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许是一片药片、一针注射剂，或是你给她的什么东西，谎称可以使她睡得好。她已经在你的要求下写了那封信。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说服她写下来的。我认为她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派上用场。那封信不是写给我的，也不是写给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我能想象得出，你告诉她，应该写下些什么，记载、证明事件的真相，以免她或你发生意外，到时候能够保护你。于是她就写下了那简洁明了的纸条，那应该是由你口授的。行文坦率清晰，我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信。

“她就这样死了。你只要把她的尸体移动两码远，弄到你的房间里，就安全了。即便如此，这也是你计划中最冒险的一部分。吉尔瑞护士长或是罗尔芙护士长万一出现怎么办？所以你让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门和你寓所的门都开着，仔细倾听，以确信走廊里没有人。然后你把尸体扛在肩上，迅速地搬进你的寓所内。你把尸体放在床上，回去锁上她卧室的门和你自己的前门。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而你又高又壮实，还受过搬运不能动弹的病人的训练。这部分工作不是太难。

“但是你得把她搬到你的汽车里去。从你的私人楼梯和楼下大厅进入你的车库也很方便。把寓所里外的门一锁，你就不必担心受到打扰了。尸体被扛到你的车子后备箱里，盖上了一块旅行用的毯子。然后你开车穿过院子，在树下倒车，尽可能地靠近那间小屋。你没有让车子熄火。最重要的是在火被人看见之前要快速地离开现场，回到你的寓所。计划的这一部分有一点风险，但通向温彻斯特路大门的小路在天黑之后很少有人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为你作着担保呢。如果你被人看见会有点不方便，但绝不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毕竟你是总护士长，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夜间开车。如果有人经过，你会不得不继续开车另选地方或另找时间。但没有人经过。汽车深藏在树丛中，车灯关上了。你把尸体扛到小屋里，还跑了第二趟去运汽油壶。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只要把尸体和周围的家具以及木头堆淋上汽油，从打开的门口扔进一根点燃的火柴就行了。

“只要一会儿工夫，你便可坐进汽车一直开进车库。一旦关上车库的门，你就安全了。你肯定知道那火会烧得很厉害，几乎立刻会被人看见。但那时你躲在你自己的寓所内，准备接听电话获悉消防车已经上路了，然后便着手给我打电话。接下去，只消上交她自杀前留下的字条就好，那张纸条由你保管着，或许布鲁姆费特从未想过会用到它。”

她平静地问：“你如何证明？”

“也许无法证明，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她说：“但是你会设法去证明它，不是吗？毕竟失败对于亚当·达格利什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你会设法去证明，不管这会让你自己或是别人付出何种代价，毕竟机会是有的。当然几乎不可能在树底下找到轮胎印。由于大火灼烧、消防车轮胎的碾压以及人们的胡乱踩踏，地上的线索会被全部擦去。于是你自然会去检查汽车里面，特别是那床毯子，不要忽略了汽车里的毯子，警司先生。也许上面会留下一些衣服的纤维，甚至几根头发。但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布鲁姆费特小姐经常和我一起开车出去，那床毯子原本就是她的，曾经就盖过她的头发。在我的寓所里又有什么线索？如果我确实扛着她的尸体走下狭窄的后楼梯，她脚上的鞋子会在墙上留下擦印，是吧？当然，除非杀死布鲁姆费特的这个女人有足够的理智脱下受害人的鞋子，分别把它们带下去，或许就用带子把它们绕在自己的脖子上。鞋子是绝不可能留在寓所里的。你可以去核对一下布鲁姆费特所拥有的鞋子数量。毕竟，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人告诉你。我们这里相互之间是没有隐私的。没有一个女人会光着脚穿过树丛走向死亡。

“寓所里其他的线索呢？如果我杀了她，总该有一支注射器、一瓶药丸或是表明我杀了人的其他物品吧？可是她的药柜和我的药柜里都找得到阿司匹林和安眠药。我给了她这些东西，还是干脆直接把她打晕或闷死了？任何一种办法都和其他办法一样好，只要不把它搞砸就行。你们能用来做尸检的全部样本不过是几根烧焦的骨头，怎么能够证明她是如何死的？而且她自杀前还留下了遗书，笔迹是她的，上面写的事实也只有杀害佩尔斯和法伦的人才能知道。不管你选择相信什么，警司先生，难道你打算告诉我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在自焚前有意把那份遗书当作一份供状，验尸官却不会认为这足以下定论吗？”

达格利什明白他再也无法站立了。他在与自己的伤痛及虚弱做斗争。抓住壁炉台以支撑身体的手比大理石还冷，因为出汗而打滑，大理石本身变得像油灰一样光滑。他的伤口开始抽搐般疼痛起来，他那头部的钝痛之前只不过造成了点模糊的不适罢了，现在却变成了刺痛，像是针扎在他的左眼后。要是在她的脚边晕倒，那会是他永生难忘的耻辱。他伸出手臂，摸到了最近一张椅子的靠背，轻轻地坐了上去。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但至少他能听见她的话，而且知道自己的声音依然平稳。

她说：“假设我告诉你我能应付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必让其他人知道费尔森海姆的事，你看怎样？你愿意从你的报告中抽去关于我过去的部分吗？这样，那两个女孩至少不至于白白送命。我留下来当总护士长对这家医院事关重大。我不是在恳求你的慈悲，我自己无所谓。你无法证明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如果你要试一下的话——但你不打算把自己弄得很难堪吧？忘掉刚才的这场谈话，接受布鲁姆费特的供状，承认它说的是事实，把这个案子结了，这不是最有胆量、有见识的做法吗？”

他说：“那不可能。你的过去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报告中扣下一些证据不报，或是省略相关的事实。我不会选择那样做。如果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放弃我的工作。不只是这件案子，还有我的职业，而且是永远。”

“你当然不能那样做。像你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会是什么样呢？而且是这种特殊的工作。你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伤，甚至会不得不开始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和思考。”

“你无法用这个说动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羞辱你自己的话呢？我们有法规，有制度，还有誓言。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没有它们，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就不会安全，你也不会安全，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也不会安全。”

“这就是你不愿帮助我的原因？”

“不完全是，我不能选择那样做。”

她伤心地说：“不管怎样，你这话说得很诚实。你就没有过疑惑吗？”

“当然有。我并不是那么傲慢的人。疑惑是不会消失的。”他的确有疑惑，但那是理智上的、哲学上的疑惑，它们并不折磨人，并不会紧紧抓住你不放，曾使他彻夜沉思多年。

“但是有法规，不是吗？还有制度，甚至还有誓言。它们是最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变成了麻烦，就可以藏身其后。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藏身其后。你和我毕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亚当·达格利什。”

她拿起椅背上的斗篷，系在肩膀上，然后微笑着站在他面前。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扶着他站起来。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突然，前门的门铃响了，几乎同时，嗡嗡作响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一天又开始了。

第九章   夏天的尾声

1

9点刚过，电话便打过来了，达格利什走出伦敦警察厅，穿过维多利亚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雾霾之中，这雾的确兆示着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位于维多利亚街和赫斯费利路之间，虽然不是特别破旧，但看起来使人很压抑、很沉闷。它是一幢实用的长方形大楼，正面凹陷进一列不成比例的窗户。没有电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三段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楼梯到达顶层。

楼梯平台处发出一股汗酸味。房间外面，一位身体臃肿的中年胖女人，系着一条花围裙，正在劝说一个值勤的警察。她的声音就像那种患腺体肿大的病人特有的哀鸣声。达格利什走近时，她转身向着他，滔滔不绝地夸张地发出一连串的抗议和声诉。哥尔德斯特恩先生要说什么？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间房子来。只有经过房东太太的同意她才能这样做。现在这间房，想都不要想。

他从她身旁走过，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这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里面非常闷热，散发出家具抛光油的气味，室内刻意的装饰还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样式，满眼是当年厚重韵味的象征品。窗户开着，带花边的窗帘也拉开了，但是空气还是不流通。警务医官和随从警察，两人都是高个子，似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用过了。

又是一具尸体呈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具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了。他只需要看一看，仿佛在核实一个记忆。看着躺在床上那具已经僵硬的尸体，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兴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悬在身体的一侧，长长的手指屈曲着，一个皮下注射器还插在衣袖内侧，就像一只金属制的昆虫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进了柔软的肌肉中。死神一点不曾把她的个性消除掉，至少目前还没有。不久之后这具躯体也会腐烂，死神会在上面尽情侮辱，使它尊严丧尽。

警务医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衬衫，满头大汗，不断地解释着，仿佛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从床边转过身来，达格利什才明白他是在跟自己讲话：“因为苏格兰场离这里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写给你个人的……”他犹豫地停住了。

“她给自己注射了伊维派。第一封信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杀案。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不想给你打电话。他认为不必麻烦你过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达格利什说：“我很高兴你还是打了电话。这算不上麻烦。”

有两个白色的信封，一个封了口，是写给他的，另一个没封口，上面写的是：“有关人员收。”他不知道她写下这句话时是否笑了。当着警务医官和警察的面，达格利什打开了信封，字写得坚定有力，墨迹很浓，笔画长而尖。他很吃惊地想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笔迹。

他们不相信你，但你是对的，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这还是我第一次杀人；你应该知道这点，这很重要。我给她注射了伊维派，等一会儿我也要对自己这样做。她以为我给她注射的是镇静剂，可怜的、轻信的布鲁姆费特！如果我给她尼古丁，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能为自己开创一种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许我生活在失败之中。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这对医院、对她、对我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不会因为亚当·达格利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则的化身而被吓住的。

她错了，他心想。他们没有不相信他，他们只要求他找出证据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不松手，仿佛它是他个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当时和后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她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

希瑟·佩尔斯、约瑟芬·法伦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案件的重新调查也几乎没留下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许验尸官感觉有太多的流言和猜测。庭审时他和陪审团坐在一起。陪审团中有人向证人提出质问，他没有试图阻止，甚至也没有企图控制整个进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施泰因霍夫的事终于公之于众，马库斯·柯恩先生和达格利什坐在法庭后排一起听着，他的脸因痛苦而变得铁青。庭审过后，玛丽·泰勒走过房间来到他面前，向他递交了辞职信，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走了。就在那一天她离开了医院。那件事对于约翰·卡朋达来说就算是结束了。再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玛丽·泰勒自由地走了，自由地找到这个房间，找到了她的死亡。

达格利什向壁炉走去。这个小小的火炉用胆汁一样的绿色瓷砖砌成，里面放了一台沾满了灰尘的风扇和一个果酱瓶，装了干树叶。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拿出来，他知道警务医官和那个穿制服的警察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们对他的举动有何想法呢？把证据毁灭？他们为什么要操心呢？他们还要给案件做出摘要，纸已经准备好了，这将作为证据，存入档案以作备忘。这封信只与他有关系。

他把信抖开，放在烟道的凹进处，擦着一根火柴，在信纸的一角点了火。但是由于通风不够，纸张又硬，他不得不举起信纸，轻轻抖动，直到他的指尖都快熏黄了，发黑的纸张才从他手中飘起，在烟道凹进处的黑暗中消失不见，它被吹起来，飘进这夏季的天空中去了。

2

就在同一天的十分钟之后，比勒小组驾车开进约翰·卡朋达医院的正门，车子一路来到门房的小屋前。迎接她的是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一个新来的年轻门房。他穿着夏季制服，没穿外衣，只穿了件衬衫。

“你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吗？早上好，小姐。恐怕从这扇大门进去到达新建的护士学校不太方便。它目前只是一幢临时性建筑，小姐，就建立在起过火的那块空地上，我们已经把那个地方清理出来了。它靠近原来的护士学校。如果你在第一个转弯处……”

“我知道了，谢谢你，”比勒小姐说，“我认识这条路。”

急诊室的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比勒小姐开车慢慢经过时，达克尔斯护士戴着镶花边的帽子，系着正式护士的蓝色皮带，从医院里走出来。她简短地和护送人员商量了几句，就站在那里监督着病人的转运。在比勒小姐看来，她不仅身材长高了，职位也升高了，从这张自信的脸上再也看不出那个胆小的护士学生的痕迹来。看来达克尔斯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士了。好吧，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事。伯特双胞胎大约也已得到提升，在这家医院的某个部门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戈达尔护士结婚了，比勒小姐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结婚公告。听伯罗斯说，希尔达·罗尔芙在中非某地当护士。会有一个新来的首席导师主持今天的这次会议。也有一个新来的总护士长。比勒小姐想起了玛丽·泰勒，心想如果她不在护理行业，大约也会在某个地方挣得一份好生活吧。这个世界上的玛丽·泰勒们生来就是幸存者。

她沿着熟悉的小路开过去，路两边是夏季干枯的草坪，花床上玫瑰花的花期已过，因此花床显得不甚整洁。她的汽车转进绿树掩映的小路。空气宁静而温暖，窄窄的小路被早晨第一缕灿烂的阳光映出许多方格形的亮点。上次记忆中的最后一角，南丁格尔大楼，或者可说是它的残骸，出现在她面前。

她再次停下车来注视，整座大楼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劈刀笨拙地劈成了两半，它好像一个嬉闹的生灵被截了肢，裸着身体，带着羞耻，暴露在人们的注视之下。一段没有了栏杆的楼梯，被残忍地截断了，向着虚空旋转上去；在第二个楼梯平台上，一根精细的灯丝被一根电线吊在一块破裂的门板上；楼下那列半圆形窗户的玻璃都没有了，成了一列用石头雕成的优美的连拱廊，从中可以看到里面褪了色的墙纸，上面有一些颜色鲜艳的方块，那是曾经挂过画幅和镜子的地方。裸露的电线从残存的天花板上发芽抽枝，就像一把刷子上的粗毛。大楼前的一棵树下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壁炉，壁炉台和弯曲了的门板残片，很显然是经过挑选，准备留下来的。在剩下的后墙顶上最高处，一个人影映衬在天空下，他正在随意地捡拾松散了的砖头。砖头一块接一块地跌落进大楼里面的破砖烂瓦堆里，扬起一小股一小股的灰尘。

大楼前面另有一个工人，赤裸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皮肤，正在操作一台牵引车。牵引车上连着一台起重机，上面吊下一个巨大的铁球和链索。比勒小姐注视着，双手紧拉着方向盘，仿佛要把她自己支撑住，以防发生本能的反弹。那铁球在链索上向前摆去，砸在剩下的正面墙上，一时间万籁俱寂，只有那可怕的噪声在回响。接着墙面轻微地凹凸起来，向里面倒了下去，砖块和灰浆如瀑布般哗哗落下，腾起一股黄色的烟云，透过烟云可模糊地看到天幕上那个孤独的身影，它就像一个正在监督的守护神。

比勒小姐停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踩下离合器，驱车右转，从树丛中间可以看到那几排低矮实用、外表整洁的房子，那里是学校新建的临时性建筑。这里才是她所认知的那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世界。刚刚见证了南丁格尔大楼那激烈的毁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令人生疑的惋惜之情，可是说到底，还真是有点可笑。她决然地驱散心头的阴云，这是一幢恐怖的大楼，是一个罪恶之地。50年以前它就该拆毁了。它根本不适合办一所护士学校。

【1】  丘园（Kew Gardens）：英国的皇家植物园。（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  这是济慈的《夜莺颂》中的诗句。To cease i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在午夜不带悲伤地悄然离世（编者注）。

【3】  基尼：英国旧金币，值一英镑一先令。

【4】  此处原文为法语，出自帕斯卡的《沉思录》。

【5】  容貌拼图：由一整套画有各种类型的眼、鼻、口等透明画组成的容貌拼具，警方可根据证人的描述用以拼制逃犯的面部像。

【6】  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以写布朗神父的探案系列小说最为著名。

【7】  吗哪：基督教《圣经》中所说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

【8】  份地：指租借或分配给个人的小块园地。

【9】  死亡之舞：中世纪绘画题材，表现的是象征死亡的骷髅带领众人跳着走向死亡的舞蹈。

【10】  非婚生子女确认令：按法律程序把非婚生子女的父亲指认出来的程序。

【11】  玫瑰战争(1455—1487)：或称蔷薇战争，通常指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间为了英格兰王位发生的内战。

献给我的女儿

克莱尔和简

为纪念她们的父亲

康纳·班特里·怀特

有人可凝视它而不致昏聩，

但这种把戏我无法学会。

那是生命和鲜血，

它们让人尝到死亡的滋味。

——A.E.豪斯曼

作者声明

我谨在此向坎普顿希尔街区的居民道歉，因为我在本书中虚构了一所约翰·索恩爵士建造的房子，破坏了他们街区建筑景观的对称；我还要向伦敦主教区致歉，因为我让亚瑟·布罗姆菲尔德设计的教堂和钟楼坐落在了大运河岸边，对于教区设置来说显然是多此一举。书中涉及的其他一些场景都可以在伦敦找到，因此，我有必要在此声明，这部小说描写的所有事件及人物纯属虚构。

我在此向大都会警察局法医实验室的主管和员工们在科学细节方面给予的无私指导、帮助，致以由衷的感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五个死者的告白 / (英) P.D.詹姆斯著 ; 周媛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96-2612-0

Ⅰ. ①第… Ⅱ. ①P… ②周… Ⅲ. ①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6523号

A TASTE FOR DEATH by P.D.JAMES

Copyright: © 1986 BY P.D.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8-391

第五个死者的告白

作  者 ／ （英）P.D.詹姆斯

译  者 ／ 周 媛

责任编辑 ／ 若 晨

特邀编辑 ／ 刘昀琪 刘 雨

封面装帧 ／ 刘 倩 苏 哲

责任校对 ／ 绳 刚 曹振民

出版发行 ／ 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  编 ／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赛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1270mm      1/32    

字  数 ／ 428 千字

印  张 ／ 19

ISBN 978-7-5496-2612-0

定  价 ／ 69.9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目录

作者声明

第一部 准男爵之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二部 近亲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三部 协助调查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四部 诡计与欲望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五部 Rh阳性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六部 致命后果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七部 尾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部 准男爵之死

第一章

尸体是在9月18日周三上午8点45分，由65岁的艾米莉·沃顿小姐和10岁的达伦·威尔克斯发现的。沃顿小姐至今未婚，隶属伦敦帕丁顿的圣马修教区；达伦自认为不属于任何一个教区，也根本不在意。这对看起来不可能凑在一起的搭档8点30分之前刚离开沃顿小姐位于克劳赫斯特花园的公寓，要步行半英里从大联盟运河去往圣马修教堂。沃顿小姐习惯于每周三和周五到那儿去清理圣母像前花瓶里的残花败叶，清除铜烛台里燃尽的蜡烛头和蜡油，清扫圣母堂里的两排椅子，对那小拨来参加晨间弥撒的人来说，准备这些椅子已经足够了。她会在巴恩斯神父9点20分到来之前准备好一切。

七个月前，在做类似工作时，她第一次遇见达伦。当时他正一个人在纤道上玩耍——如果随意将废弃啤酒罐抛进运河也能称得上是玩耍的话。沃顿小姐停下来向达伦问了句好。也许是因为有个大人既没有发出责备也没有进行盘问，而是向他问好，达伦看起来很吃惊。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面无表情地盯了她一会儿后，他就自己粘了上来。起初是慢腾腾地跟在她身后，后来就像流浪的小狗一样围着她转圈，最后干脆小跑着跟在她身边。当他们来到圣马修教堂时，他非常自然地跟着她走了进去，就像他们早上就是一起出门的那样。

在相遇的第一天，沃顿小姐就看出来，他明显从未踏入过教堂，但是从此以后的每一次拜访，他都对教堂的存在表现出一丁点儿好奇。当沃顿小姐忙着做清洁时，他心满意足地进出于圣器收藏室和钟楼；当她在圣母雕像下费力整理花瓶里顽强生存的六枝带叶水仙花时，他也在旁边挑剔地看着；当沃顿小姐频繁地屈膝跪拜时，他也表现出了作为小孩的漠不关心，明显是把这种突如其来的屈膝礼当作又一种大人们特有的古怪的行为。

但无论第二周还是第三周，她都在纤道上遇到了他。第三次相遇之后，他不请自来，和她一起走回了家，还和她一起吃了罐装西红柿汤和炸鱼条。这一顿饭就好像仪式性的圣餐，确立了将这两个人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奇特而不言而喻的互相依赖。那时，沃顿小姐内心喜忧参半地意识到了达伦已经成为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去圣马修教堂时，他总是会突然离开教堂，前一秒钟还在，然而等参加集会的人陆续到来时，他就瞬间神秘地消失了。弥撒结束后，她又会在纤道上找到正在闲逛的他，他则又会回到她身边，就好像他们从未分开过一样。沃顿小姐从来没有跟巴恩斯神父或者其他任何圣马修教堂的信众提及他的名字，而据她所知，达伦在自己秘密的孩子的世界里也从未提到过她。和初识时一样，沃顿小姐对达伦的家人和生活仍然一无所知。

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已经是七个月前的事了。那是某个二月中旬的寒冷早晨，当时隔开纤道和附近市政建筑群的灌木丛还只是一堆复杂、死气沉沉地纠缠在一起的荆棘；白蜡树的树枝还是黑色，上面的新芽紧缩着，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吐露翠意；光秃秃的柳枝垂在运河河面，娇嫩的柳絮落在加速流过的河水上。现在，盛夏渐渐逝去，即将转为成熟的秋季。沃顿小姐艰难地穿过堆积的落叶，短暂地闭上双眼，觉得在缓行的河水和潮湿的泥土之外，仍能闻到一丝六月里令人陶醉的接骨木花香。在夏季的早晨，正是这种香气让她想起了在什罗普郡的小巷的童年。她害怕冬天的到来。早上起床时，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能够在空气中感觉到冬天的气息了。尽管一个礼拜都没下过雨了，路面却还是很湿滑，铺满了泥巴，走在上面悄无声息。他们走在树下，四周充斥着一种不祥的寂静。就连麻雀细小的叽喳声也消失无踪。但他们右侧那沿河的沟渠里依然充满了夏季茂盛的绿色，青草茂密，盖住了那些裂开的轮胎、废弃的床垫和在沟底慢慢腐烂的碎布片，柳树被抽出的新枝压得不堪重负，撒下片片细叶，然而沟渠表面过于油腻污浊，完全没法使它们下沉。

8点45分，他们就快要到教堂了，正在经过一条穿越运河的低矮隧道。这是达伦最喜欢的一段路，他高喊一声，冲进了隧道，大声喊叫着制造回声，并伸开海星般的苍白手指，沿着砖墙滑动。她跟随着他跃动的手指，害怕地从拱廊走进那令人产生幽闭恐惧、阴冷潮湿、弥漫着河水气味的黑暗，听到运河拍击铺路石那响得不自然的声音，还有从低矮的隧道顶部缓缓落下的水滴声。她加快了脚步，没过几分钟，隧道尽头半月形的光亮就逐渐扩大，又将他们迎回了日光里。达伦此时也走了回来，在她身旁瑟瑟发抖。

她说：“天气已经很冷了，达伦。你为什么不换上那件风雪大衣？”他缩了缩自己单薄的肩膀，摇了摇头。他穿得那么少，对寒冷却如此无动于衷，让她感到很惊奇。有时，她觉得他更愿意永远地活在战栗之中。在萧瑟的秋日早晨裹得暖暖的，应该不会被视为不够男子汉吧？而且他穿着那件风雪大衣的样子很好看。达伦第一次穿上大衣时，她安心多了。大衣是天蓝色的，配有红色条纹，看起来价格不菲，而且很明显是新买的。这令人放心，说明沃顿小姐从未见过、而达伦也从未提及的那位母亲确实在尽力好好照顾他。

周三轮到沃顿小姐去更换鲜花。这天早上，她捧了一小束用纸包好的粉红玫瑰和一束小白菊。鲜花根茎润湿，她感到那股潮湿渐渐渗入了自己的羊毛手套。大多数花朵还紧紧包在蓓蕾中，但有一朵已经开始绽放，把夏日短暂地召回了她的身边，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种熟悉的焦虑感。去教堂的早晨，达伦经常会带来鲜花作为礼物。他告诉过沃顿小姐，这些花来自弗兰克叔叔在布里克斯顿的货摊。但这真的是实话吗？还有，达伦上周五的礼物是烟熏三文鱼，刚好在晚饭前送到了她的公寓。他说这是乔叔叔给他的，乔叔叔在基尔伯恩路上开了一家小餐馆。但是鱼片如此美味多汁，还交叉覆盖着不透油的箔纸，盛着鱼片的白色托盘看起来很像她一度可望而不可即的玛莎百货商店里的餐具，只不过有人把上面的标签撕掉了。他当时就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吃东西，当她建议和他一起分享美食时，他就做出鬼脸表示不合胃口，但是却一直用一种专注的、几乎就要燃烧起来的满足感盯着她，她觉得那就像是一位母亲盯着她刚恢复健康的孩子咽下第一口饭。但是她还是吃完了，在嘴里仍在回味那种美妙的味道时，去盘问他显得非常不识好歹。只是到了最近，这些礼物越来越频繁了。如果达伦再带来什么东西，他们就得好好地谈一次了。

突然，他发出一声呼喊，并猛冲向前，跳起来抓住一株悬垂下来的树枝荡了起来，瘦弱的双腿来回晃动，后跟很高的白跑鞋对于那双皮包骨头的小腿而言太过沉重，格外不协调。他经常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动作，有的时候跑到前面，躲在灌木丛后，然后跳出来吓她；有的时候跳过一个个小水坑；有时在沟渠里到处寻找破瓶子和易拉罐，并用尽全力将它们扔进水里。他跳出来的时候，她会假装被吓了一跳；他爬上悬垂的树枝，或是在水面上来回晃荡时，她也会喊住他，提醒他要小心。但是总体而言，他的活泼让她高兴。总比他经常陷入那种无精打采的状态要让人放心些。他的笑脸像猴子一样，双手交叠在空中荡来荡去，身体疯狂地扭动，夹克衫从牛仔裤里滑出来时，他瘦弱的胸膛隐约可见，肋骨的形状在他苍白的皮肤上显现出来，投射下一层银灰的阴影。看着这些，她感受到一阵令人如此痛苦的爱意，就好像心口被猛刺了一下。伴随着痛苦而来的还有那种长久以来都存在的焦虑感。当他重新落到她身边时，她说：“达伦，你确定你妈妈不介意让你来帮我在圣马修教堂做事吗？”

“对，没问题，我告诉过你啦。”

“你经常到公寓来，对我而言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你确定她不会介意吗？”

“听着，我告诉过你啦，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去见见她是不是更好？只是见个面，好让她知道你都是跟谁在一起。”

“她知道的。况且她现在不在家，她去罗姆福德拜访罗恩叔叔了。”

又是一位叔叔。她要怎样才能记住所有的这些亲戚呢？但是她又产生了新的焦虑。

“那么是谁在照看你呢，达伦？现在是谁在家？”

“没人在家，她回家之前我都睡在邻居家。我很好。”

“那今天怎么没去学校？”

“我告诉过你啦，我不需要去上学。今天是假期，知道吗，今天放假!我告诉过你了!”

他的声音变得尖锐，几乎是歇斯底里。接着，因为她没有回话，他又走回她身边，用一种更平静的语气说：“诺丁山那边皇冠牌卫生纸两卷只要四十八便士。就在那个新开的超市。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去帮你买几卷。”

她想，他一定在超市里待了很长时间，也许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替他母亲购物。他总是很擅长找到打折的商品，然后回来向她报告有哪些商品正在搞促销，哪些商品更便宜。她说：“我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就行了，达伦。这个价格确实不错。”“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价格很便宜，我第一次看到不到五十便士一卷的卫生纸。”

在他们行进的整个过程中，几乎一直都能看到他们的目的地：圣马修教堂那高耸的钟楼的绿色铜制圆顶。这座拥有亚瑟·布罗姆菲尔德非凡设计的罗马式教堂修建于1870年，就建在缓缓流动的城市水道岸边，建筑师充满自信，就好像在梵蒂冈的老运河边建造教堂一样。九年前，沃顿小姐第一次造访圣马修教堂时，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在这座教堂做礼拜，毕竟这是她所属教区的教堂，同时也体现出了她认识中的天主教特权。接下来，她就坚定地把整个建筑设计抛诸脑后，也放弃了她对诺曼式拱廊、祭坛后的雕饰屏风和熟悉的早期英式尖塔的渴望。她以为到现在已经能够适应这种风格了。但是在见到巴恩斯神父带着一群群游客或是对维多利亚式建筑感兴趣的专家四处参观时，见到这些人激动地围在祭坛华盖周围，赞美布道坛四周的八块镶板上拉斐尔前派画家的画作，或是搭起三脚架拍摄那些半圆形壁龛时，见到这些人充满自信地用那种完全不带宗教色彩的语调(即便是专家，在教堂里明显也应该放低声音)将这座教堂与威尼斯附近的托尔切洛岛大教堂，或者是布罗姆菲尔德在牛津耶利哥建造的类似的大教堂相提并论时，都还是会微微有些吃惊。

现在，和往常一样，猝不及防，这座教堂就出现在了眼前。他们穿过运河栏杆前的十字转门，取道通向南门的石子路，沃顿小姐有一把南门的钥匙。南门通向小礼拜堂，她可以把外套挂在那儿；它也通向厨房，她可以在那里清洗花瓶，重新摆放新鲜的花束。他们走到门边时，她瞥了一眼路边的小小花床。教堂会众中的园丁们试图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培育出花朵，尽管他们很乐观，却不怎么成功。

“看啊，达伦，多么漂亮。第一朵绽放的大丽花。我从没想过它们能开出花来。不，不要摘它们。它们在这儿最好看。”他已经弯下腰，把手伸进草丛里，但是她开口之后，他就站了起来，把脏脏的小拳头放回口袋里。

“你不想把它们摘下来，献给圣母玛利亚吗？”

“我们已经为她准备了你叔叔种的玫瑰。”这些花真的是他叔叔种的吗？她想，我必须问问他。我不能再这样了，给圣母玛利亚献上偷来的花朵，假设它们确实是被偷来的。但是如果它们不是偷来的，我却谴责了他呢？我将毁掉我们之间的一切。我现在不能失去他。并且，这也有可能给他灌输了偷窃的概念。她想起隐约记得的老话：腐蚀纯真是播种罪恶。她想，我得好好想想。但不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从手袋里翻出挂在木头钥匙链上的钥匙，试图将它对准锁孔，却没有办法把钥匙塞进去。她有点困惑，但还没有到着急的份儿上。她接着又试了试门把手，包着铁的厚重大门一下子就被推开了。原来门上的锁已经被打开了，另一侧的锁孔上插着把钥匙。走廊很安静，没有开灯，通向左侧小礼拜堂的橡木门紧闭着。这么说巴恩斯神父肯定已经到了。但是他居然在她之前就到了，这很奇怪。而且，为什么他没有开着走廊上的灯？正当她戴着手套的手摸索到开关时，达伦从她身边匆匆跑过，一直跑到隔开教堂的回廊和中殿的锻铁格子窗前。他们来这里时，达伦都喜欢去点蜡烛，将自己细瘦的胳膊探进格子窗去找烛台和投币盒。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她已经照常给了他十便士，这时，只听叮当一声轻响，她看着他把蜡烛放进烛台的凹穴，然后又去拿铜支架上的火柴。

就在这个瞬间，她感受到了第一丝焦虑。

一些不祥的征兆让她的潜意识警醒起来，早先的骚动和一种模糊的不安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恐惧感。有一股淡淡的味道，很陌生，但又熟悉得可怕；有一种刚发生过什么事件的感觉；外面那扇没上锁的门可能代表着什么，加上那条漆黑的走廊……突然，她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出于直觉，她喊了出来：“达伦!”

他转身看着她的脸，然后很快地走回了她身边。

她一开始很小心，然后猛地推开了门。她的眼睛被亮光晃到了。天花板上的长条日光灯不合时宜地开着，明晃晃的灯光让走廊上的柔光黯然失色。紧接着，她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

总共有两个人，而且她马上就意识到，并且是百分百确定这两个人都死了。房间里一片狼藉。他们的喉咙被割开了，就像被屠宰了的动物一样躺在一摊血泊里。她本能地把达伦推到了自己身后。但是已经迟了。他和她一样，也已经看到了一切。达伦没有叫出来，但是她能感觉到他在发抖，并且发出了轻声的、可怜的呻吟，就像一只愤怒的小狗。她把他推回到走廊里，关上门，并倚在了门上。她的心脏狂乱地跳着，感受到一种绝望的冰冷。她的心似乎变大变热，肿胀着塞满了胸口，每一次痛苦的跳动都在摇晃她脆弱的身躯，似乎要将整个人撕裂开来。还有那种味道，之前还只是时隐时现，只是空气中陌生的气息，现在，它似乎已经渗入走廊，夹带着死亡浓烈的恶臭。

她紧紧地背靠在门上，感激结实的橡木门能给自己一点支撑。但是不管是结实的木门还是自己紧闭的双眼，都无法完全把眼前那恐怖的一幕拒之门外。就像在舞台上一样，灯光大亮，她仍然能够看到两具尸体，而且颜色更加鲜艳，也比她受惊的双眼第一次看到的更加夺目。一具尸体已经从低矮的单人床上滑了下来，滑到了门的右边，然后就躺在那里，瞪着她，嘴巴大张，头几乎完全被从身体上割了下来。她又看到了被割断的血管，从已经凝结的血块中凸出来，就像发皱的管道。第二具尸体撑在远一点的那堵墙上，姿势笨拙，就如同一个破布娃娃。他的脑袋向前低着，胸前摊了一大堆血，形状就像一个围嘴。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棕色与蓝色相交错的羊毛帽子，但是已经歪歪斜斜的了。他的右眼被盖住了，左眼却在斜睨着她，带着一种了然于胸的可怕表情。在她看来，他们过于支离破碎，身上所有的人类特质——生命、身份、尊严——似乎都和他们的鲜血一起流淌殆尽了。他们看起来不再像是人。到处都是血。她觉得自己就要被淹没在血泊里了。血流冲击着她的双耳，鲜血在她的嗓子眼里汩汩上涌，好像在呕吐；血花飞溅，粒粒鲜艳的血珠，冲击着她紧闭眼睑后的视网膜。她没法避而不见的死亡场景在她眼前变成一个鲜血形成的漩涡，不断消散，重新聚合，然后又一次消散，但总是能看到鲜血。然后她听到达伦的声音，感受到他的手拽着自己的袖子。

“我们得赶在那些废物来之前离开这里。走吧，咱们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咱们没来过。”

他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尖锐刺耳。他紧紧抓住她的胳膊。透过薄薄的呢子外套，他脏兮兮的手指就像牙齿一样尖利。她轻柔地把他的手掰开。当她开口时，自己都被声音里的那份镇定惊到了。

“别说傻话了，达伦。他们当然不会怀疑我们了。逃跑……那样看起来才可疑。”

她推着他走到走廊。

“我会待在这里，你去找人帮忙。我们必须锁好门，不能让任何人进来。我在这里等着，你去喊巴恩斯神父来。你知道神父家在哪里吧？就是哈罗路街区最靠边的那栋公寓。他会知道该怎么办的。他会去叫警察来的。”

“但是你不能自己待在这里。万一凶手还在怎么办？就在教堂里，一边等待一边观察。我们得待在一起，知道吗？”

他孩童的语气中带有的那种威信力让她不安。

“但是这看起来不太对劲，达伦，就把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不应该都离开。这看起来有点，嗯……冷酷无情，不合适。我应该留下来。”

“别说傻话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他们都死了，都僵了。你也看到他们那样子了。”

他快速地比画了下刀子割过喉咙的手势，翻了个白眼，并发出窒息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逼真，就好像喉咙里真的涌出了一股鲜血。她喊了出来：“哦，不要这样，达伦，请不要这样!”

他马上开始安抚她，声音也变得更平静。他把双手搭在她的手上。“你最好和我一起去找巴恩斯神父。”她低头看着他，目光充满乞求，仿佛她才是个孩子。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达伦，我就跟你去。”

他又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小小的身体几乎变得趾高气扬。“是啊，我一定要这样。跟我来吧。”他非常激动。沃顿小姐能从那升高的尖锐嗓音中听出来，从那发亮的双眼中看出来。他不再是受到惊吓的状态，也并没有特别地心烦意乱。她需要保护他不受惊吓的这种想法其实很傻。想到警察时突然冒出来的那种恐惧感已经过去了。他成长的时代，那种有着暴力场景的电影、电视无处不在，画面明亮而闪烁不停。她想，他真的能区分出虚幻与现实吗？也许受到那种天真的保护，达伦并没有办法区分，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仁慈。他用一条瘦弱的胳膊圈住她的肩膀，帮助她走到门边，她靠着他，感受到了她胳膊下凸出的骨头。

艾米莉小姐想，他是多么善良，多么讨人喜欢，这个亲爱的宝贝孩子。她会找机会跟他谈谈有关鲜花和三文鱼的问题，但是现在不需要去想那些事情，现在不需要。

他们来到门外。空气新鲜冷冽，在她闻起来像海风一样甜美。但是当他们一起把装有铁环的沉重大门用力合上时，她发现自己无法把钥匙推进锁孔。她的手指痉挛般有节奏地不停抖动着。他从她手里拿过钥匙，然后高高地抬起手，把钥匙推进了锁孔。这时她的双腿缓缓弯曲，她慢慢地倒在了台阶上，姿势不雅，就像一个牵线木偶。他低头看着她。

“你还好吗？”

“恐怕我是走不动了，达伦。我很快就会好起来，但是我得待在这里。你去找巴恩斯神父来吧。但是要快一些!”

他还在犹豫，她又说：“那个凶手，他不可能还在里边。我们来的时候门没有锁。他肯定是走掉了，他——他不会在里边逗留、坐以待毙的，不会吧？”

真奇怪啊，她想，我的身体都已经不听使唤了，但是我的脑子还能分析出来这一套。

但确实如此。他不可能还在那儿，躲在教堂里，手握匕首。除非他们是刚刚才死掉的。但是血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新鲜……它们新鲜吗？她的肠子突然绞痛起来。哦上帝啊，她暗自祈祷，千万别这样，现在不是时候。我来不及赶到卫生间的。我连那道门都走不过去。她联想到了随之而来的屈辱，在巴恩斯神父和警察都来到以后。像一堆破衣服一样瘫在这里就已经够糟的了。

“快点儿，”她说，“我会好起来的。但是要抓紧呀!”

他出发了，跑得飞快。他走了以后，她依然躺在那里，与她不听使唤的松弛肠胃做斗争，抵抗想要呕吐的欲望。她尝试祈祷，但是很奇怪，那些词句似乎都乱成了一锅粥。“愿正义的灵魂，在我主耶稣的慈悲下，得到安息。”但也许他们并不是正义的。应该有一种祷告词，适用于所有的人，当然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被谋杀的人。也许真的有这样一种祷告词。她得问问巴恩斯神父，他一定会知道的。

接着，又是一阵新的恐惧感。她自己的钥匙呢？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紧握的钥匙。这把钥匙尾端缀有很大一块烧焦的木制标签，那是因为巴恩斯神父把它放得离瓦斯灯太近了。那么，这是他的备用钥匙，他一般都放在家里的那把。这一定是他们在锁孔里面找到的那把钥匙，她把它递给了达伦，让他重新锁上门。那么她把自己的钥匙怎么了？她在手提包里疯狂地乱翻，就好像这把钥匙是个关键的线索，它的丢失是个灾难，在她脑海里浮现出一排又一排谴责的双眼，命令她对此负责的警方，巴恩斯神父疲惫又沮丧的脸庞。但是她四处乱翻的手指还是在钱包接线处的夹缝找到了安好的钥匙，她把它拿出来，长吁了一口气。一定是当她发现门已经打开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把钥匙放了起来。但是她居然不记得了，这是多么奇怪啊!从他们来到这里到她用力推开小礼拜堂的门的那个瞬间，这中间全部都变成了空白一片。

她意识到一个黑影就在身旁。她抬起头，看到了巴恩斯神父。她的内心涌上一阵阵的宽慰。她说：“您已经报警了吗，神父？”“还没有。我想最好还是我自己先来看看，以免那个男孩是在搞恶作剧。”

那么他们一定是从她身边迈过，走进了教堂，走进了那间可怕的屋子。多奇怪啊，她蜷缩在角落，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焦躁感越来越强烈，像呕吐物一样浮上了她的嗓子眼。她想大喊：“好吧，现在你都看见了!”她本来以为他来了以后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不，不会好起来，但总是会有所改善，至少是能够说得通。他总会说出一些让人安心的话。但是现在看着他，她知道他没有带来任何安慰。她抬头看着他的脸，早上的寒气让这张脸变得毫无魅力，她看着那脏脏的胡茬、嘴边两撮尖毛，左边的鼻孔还有黑色的污血，好像是之前流过鼻血，她看着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褪去睡意。艾米莉小姐曾觉得他会带来他的力量，多少让这种恐惧不再难以承受，这种想法是多么愚蠢啊。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进行圣诞节装饰的时候也是这样。诺克斯太太从柯林斯神父还在的时候就负责布置布道坛了。后来莉莉·摩尔提出意见，说这样不公平，他们应该轮流布置布道坛和圣水盆。他本来应该做出决定，坚定自己的立场。从来就是这样的。然而，现在回想圣诞装饰的事是多么不合时宜啊!她的脑袋里乱成了一团，仿佛混合的红色果酱和绚丽、纷乱的猩猩木，鲜红如血。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红，更像是一种红棕色。

可怜的巴恩斯神父，她想，原先的烦躁渐渐变成了感伤。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失败者，我们都是失败的人。她发觉达伦就在她身边瑟瑟发抖。该有人把他送回家。哦，天哪，她想，这会对他带来什么影响，会对我们两个产生什么后果？巴恩斯神父还站在她的身边，没戴手套的双手扭动着大门钥匙。她轻轻地说：“神父，我们得喊警察来。”“警察？当然了。是的，我们得报警。我回住的地方打电话。”

但是他依然表现出了犹豫。一时冲动，她问道：“你认识他们吗，神父？”“哦是的，认识。是那个流浪汉，那是哈利·麦克。可怜的哈利。他有的时候会睡在门廊里。”

他没必要告诉她这个。她知道哈利喜欢在走廊里将就着睡一晚上。他离开之后也轮到过她去清扫卫生，清理面包屑、纸袋子、被丢弃的瓶子，有时还有更糟糕的垃圾。她本来应该认出哈利的，那顶羊毛帽子和夹克。她努力不去回想为什么自己没有认出他来，又用同样的轻柔语气问：“那另外一个人呢，神父？你认出他是谁了吗？”他低头看着她。她看到了他的恐惧，他的困惑，还有最关键的，一种对于将会面对的复杂状况的震惊。他没有看她，缓缓地说：“另一个是保罗·博洛尼。他是——他曾是——一位内阁大臣。”

第二章

一离开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总警司亚当·达格利什就打电话给高级督察约翰·马辛厄姆。电话只响了一声，对方就接了起来，马辛厄姆压抑着急躁的声音强有力地传了过来，好像说话人就在身边一样。达格利什说：“警察局长已经和内政部简单谈过了。我们会接手这个案子，约翰。反正新的小组在周一就会正式成立，所以我们只不过是提前了五天开始行动。而且确切说来，保罗·博洛尼应该还是东北赫特福德郡的国会议员。显然，周六的时候他给财政大臣写过信，申请奇尔特恩百户 [1] 的职位，没有人能确定，正式的辞职日期应该从对方收到信那天，还是财政大臣签字许可那天开始算起。不管怎样，那些都是理论细节。我们接手这个案子。”

但是马辛厄姆对于在位议员辞职需要经过的这些程序上的细节并不感兴趣。他说：“分局确定吗，总警司，那具尸体是保罗·博洛尼男爵？”

“其中一具尸体。别忘了那个流浪汉。是的，是博洛尼。现场就有能表明身份的证据，而且很明显，教区的神父也认识他。这并不是博洛尼男爵第一次留在圣马修教堂的小礼拜堂过夜。”

“选在这个地方睡觉有点奇怪。”

“死在那里也很奇怪。你和米斯金督察谈过了吗？”

一旦他们开始共事，他们都会叫她凯特，但是现在达格利什还是用她的警衔称呼她。马辛厄姆说：“总警司，她今天轮休，但是我试着打她公寓的电话联系上了她。我已经让罗宾斯带好工具，她会在现场和我们碰头。我也通知过其他组员了。”

“好的，约翰。你去发动路虎车吧。我在外面和你碰头。四分钟。”

他想马辛厄姆也许不会因为凯特·米斯金已经离开了公寓，暂时无法联系到而过于不快。新的小分队在C1设立起来，主要为了调查那些由于政治或其他因素，需要特别小心对付的重案。对于达格利什而言，这个小分队需要有一个资深女探长这件事简直再明显不过，他将全副精力都用在挑选正确的人选上了，而不是去考虑她是否能很好地融入这个团队。他根据档案和面试中的表现选择了27岁的凯特·米斯金，为她具备他所看重的特质而感到满意。这些也是他在一个侦探身上最看重的品质：智慧、勇气、谨慎以及具备常识。她还能做出哪些其他的贡献，要看以后的表现。他知道在此之前她和马辛厄姆曾经共事过，那个时候马辛厄姆刚刚被提拔为分局督察，而米斯金是一名警长。有传闻说他们的矛盾曾非常激烈。但是从此以后马辛厄姆就学会了压抑住自己的一些偏见，毕竟他有着远近皆知的马氏坏脾气。况且，一种打破陈规旧习的新鲜影响力，甚至是一点良性竞争，相比那种经常串通一气、惺惺相惜的兄弟组成的团队而言，也更能够有效地运转。

达格利什开始快速有序地收拾自己的桌子，然后又检查了自己的谋杀侦查专用包。他之前告诉马辛厄姆只需四分钟他就会赶到。好像是处于一种有意识的举动，他已经开始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的时间都是经过精准测算的，所有细节都被一再观察，声音、气味和意象，甚至眼皮的跳动、声音的音色都会被超自然般警觉的感官捕获。他曾经从这个办公室出发去过很多案发现场，而且都在截然不同的场景下，被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死状。有老年人、年轻人，看了让人心生怜悯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死状都极为惨烈，而且都是被谋杀的。但是这一具尸体不同。自他职业生涯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他认识并且喜欢的受害者。他告诉自己现在推测这会给调查探案带来什么不同——如果真的会有不同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他已经知道这次是不同的了。

警察局长说：“他的喉咙被割开了，也许是他自己做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具尸体，一个流浪汉。这个案子看来在不止一个方面都会是一团乱。”

他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一部分是可以预知的，另一部分则更为复杂，也更让人困扰。其中有着听到任何哪怕只是泛泛之交的人意外离世时最初的那种难以置信。即便是听说博洛尼死于冠心病或者车祸，他也会受到同样程度的震撼。但在这之后又有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愤怒，一种空虚感，然后又是一阵悲切，还没有强烈到悲恸的程度，但是要比惋惜更为强烈，这种强烈的感觉也让他吃惊。然而，还不至于强烈到让他说出“我没法接手这个案子。这跟我牵连太大，我会过分投入”这种话。

在等电梯的短短时间里，他告诉自己，这个案子和他的牵连与别的任何案子都会是一样的。博洛尼已经死了。他的工作就是要找出博洛尼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应该工作、对活着的人投入心血，而不是死者。

他才刚刚走出旋转门，马辛厄姆就把路虎车开上了斜坡。坐在车里，达格利什问：“指纹鉴识人员和拍照人员都在路上了吗？”

“是的，总警司。”

“实验室的人呢？”

“他们派出了一名资深生物学家，她在现场和我们碰头。”

“你联系上基纳斯顿医生了吗？”

“还没有，总警司先生，只联系上了管家。他一直在新英格兰看他的女儿。他秋天的时候都是去那儿。他应该是乘坐今天7点25分英国航空公司的214航班返回希思罗机场。飞机已经降落了，但现在他很可能堵在西路上了。”

“继续往他家里打电话，直到他回家为止。”

“总警司，格雷利医生有空。基纳斯顿医生还没倒时差。”

“不管有没有倒过来时差，我都想用基纳斯顿医生。”

马辛厄姆说：“总是只给尸体提供最优服务。”

他声音怪怪的，有些许的调侃，甚至是一丝轻蔑，让达格利什有些烦躁。他想，上帝啊，我看到尸体之前，就已经对这次命案过度敏感了吗？他没有说话，系紧了自己的安全带，路虎车慢慢汇入公路上的车流。还不到两周之前，他正是从这条路上开车去见了保罗·博洛尼男爵。

达格利什眼睛直直注视着前方，对狭小却舒适的车厢外部的世界、马辛厄姆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几乎无声的换挡和路口红绿灯的信号都只留了半分心。他故意让自己的意识从当下和对未来的推测中抽离了出来，通过进行回忆训练，他想起了与死者最后一次会面的每个瞬间，仿佛重要的事情就取决于他是否能记得准确。

第三章

那天是9月5日星期四，达格利什正要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开车去布莱姆希尔警察学院，开始进行高级警司系列讲座的教授，就是在这个时候，电话从大臣私人办公室打了过来。博洛尼的私人秘书用他们那种人的说话方式传达了信息。如果达格利什总警司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见他，保罗男爵将不胜感激。保罗男爵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会离开办公室，在议会大厦面见一群选民。

达格利什喜欢博洛尼，但是这次的约见时间上不方便。他只需午餐结束之后抵达布莱姆希尔警察学院即可，原本计划在这段时间里开车去北汉普郡，参观舍伯恩圣约翰和温奇菲尔德镇的教堂，并在斯特拉特菲尔德·萨伊附近的小饭馆吃午饭，之后他会按时来到布莱姆希尔，在两点三十分开始授课之前与校长进行常规的寒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上了一定的年纪，不再像年轻时那么热切地盼望休闲娱乐，而一旦自己的计划被打乱就会愤愤不平。在C1成立新小组的初步准备工作一如既往地非常耗时、令人疲惫并且略显严格，他的思绪却已经飘忽其外，在独自沉思的雪花石膏像、16世纪的彩绘玻璃和温奇菲尔德令人叹为观止的装饰上寻求安慰了。但是看起来，保罗·博洛尼对他们的碰面并没有太长的时间要求，他的计划仍然有可能实现。他把小行李箱留在了办公室，为了抵御秋日早晨的大风而穿上了自己的花呢大衣，并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地铁站来到政府大楼。

推动旋转门走进大楼的时候，他又想到相比之下自己明显更喜欢白厅老楼那种哥特式的豪华壮丽。他意识到，在这幢楼里工作一定很让人恼怒，并且很不方便。毕竟那幢楼建成的年代房间还都是用煤炭取暖，并且由大批用人照看。那个时候，二十几份由政府内一个厉害的怪人小心翼翼组织好语言的手写样稿就足以控制局面，而现在遇上同样的事件需要三个部门和几个副部长来解决。这幢新的大楼在同类建筑里毫无疑问非常拔尖，但如果是为了表达带有人性的权威，他不确定建筑师是否实现了这一点。它看起来更适用于一家跨国公司，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他格外怀念那些让白厅的楼梯更为高贵、威严的巨幅油画，并且总觉得很有趣，那些才能各异的艺术家竟能够应对挑战，通过利用华丽长袍的视觉效果以及给模特肥硕的脸上添上一种对皇家威权坚决拥护的表情，将他们那稀松平常，甚至个别时候不讨人喜欢的长相变得非常尊贵威严。至少他们已经搬走了那张王室公主的照片，直到最近，它都还装饰在门廊上。那照片看起来更适合放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发廊里。

接待处的工作人员认出了他并微笑示意，但还是仔细地检查了他的证件，并且要求他等待一位陪同的信使，尽管他已经在这幢楼里参加了很多次会议，足以熟悉这些代表权力的回廊。还在职的年长男性信使已经很少了，有好几年政府还招募了一些女员工。她们在引路的时候带有一种愉悦的、母性的自如，仿佛是为了说服访客这里也许看起来像一座监狱，但是实际上就像疗养院一样温和、仁慈，她们来到这里都是为了自己好。

他终于被领进了外间办公室。议会还处于夏天的休会期，房间里出奇安静。一台打字机被覆盖了起来，只有一个办事员正在校勘文件，完全没有大臣私人办公室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紧迫感。早几个礼拜，应该就会是截然不同的场景。他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个需要大臣管理好自己的部门、履行自己在议会中的职责并在周末聆听自己选区选民们的不满的体系被设计出来，以确保重大的决定都是由那些累到筋疲力尽的男男女女做出来的。这很明显确保了这些大臣都相当地依赖他们的固定员工。强硬的大臣们还能自己做出决定，但是那些软弱一些的就退化成了牵线木偶。倒不是说这就一定会让他们产生忧虑，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非常擅长在他们的木偶面前掩饰好对牵线最轻微的拉扯。但是达格利什不需要私下里了解政府里的八卦就能知道保罗·博洛尼绝对不是这种无力的从属。

他从桌子后面走出来，伸出手，就好像这是他们第一次碰面。静止时，他的面部表情严肃，甚至有一点点的忧郁，但是当他笑起来，就会好看很多。他现在就笑了起来。他说：“我很抱歉临时把你喊过来，但是我很高兴我们成功联系上了你。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许有一天会变得重要。”

达格利什每次看到他，都无一例外地想到挂在国家肖像美术馆里的他的祖先，雨果·博洛尼男爵的画像。雨果男爵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除了他对国王那种热烈但又没什么用的忠诚。他唯一被记录下来的重要行动就是委托凡·戴克为他画肖像。这至少保证了他在画像上获得了另一种永生。汉普郡的庄园宅邸很久之前就从博洛尼家族手中转出去了，家族财富也一再缩水，然而在一圈嵌有精美蕾丝的翻领之上，雨果男爵修长、忧郁的面庞依旧傲然，高高在上地瞪着路过的人群，依旧是17世纪绝对的保皇派绅士。这一代男爵与他相似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有着同样骨骼突出的脸颊，高耸的颧骨下方逐渐变尖，形成了一个锥形的下巴；两眼之间间距很宽，左眼皮微微向下耷拉；他们有着同样手指修长的苍白双手；目光坚定，但眼神中都有些许的嘲讽。

达格利什看到他的桌面几乎都被清空了。对于一个工作繁重并仍想保持理智的人而言，这是必要的策略。你一次只处理一件事，付与全部精力，做出决定，然后放到一边。在这个时刻，他却试图说明此时需要集中精力应对的这件事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只是在一张四折的白纸上有一段简短的文字。他把那张纸递过来，达格利什念了出来：“东北赫特福德郡的议会议员，尽管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但在涉及女性权利的问题上还算是个出名的自由派。但也许女性们应该注意到，接近这位看起来优雅的男爵可能会带来致命后果。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车祸，当时是他开车；看护他的母亲并在他家留住的特蕾莎·诺兰在一次流产之后自杀身亡，只有他知道尸体在哪里；在他妻子于泰晤士河边举办的生日宴会上，发现了他的家佣黛安娜·特拉弗斯赤裸的尸体，当然，他出席了这次宴会。这种事发生一次是个人不幸，发生两次算是倒霉，发生三次看起来就像是他疏忽大意了。”

达格利什说：“这是用电子高尔夫球机打出来的，这种机器不容易分辨。这张纸来自一盒销量有数千包的商用普通白纸，这点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你能想到有谁可能会写这样的东西吗？”

“想不到。一个人会渐渐习惯那些辱骂或者低俗的普通信件。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达格利什说：“但是这个接近于谋杀指控了。如果寄信人能够被追踪到，我猜你的律师会建议提起诉讼。”

“可以提起诉讼，是的，我想也是。”

达格利什认为不管是谁编写了这些文字，他一定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标点符号的使用很注意，整个文体带有一定的韵律节奏。他，或者是她在组织事件顺序的时候花了不少工夫，并且尽可能多地填充了相关的信息。这明显比一般那些没有署名就投入大臣邮箱的辱骂与胡说八道要更有水平，也因此变得更为危险。

他把信递了回去，说：“当然了，这并不是最初的版本。这是被复印过了的。大臣阁下，您是唯一收到此信的人吗，还是说，您也不知道都有谁收到？”

“他也把信寄到了媒体，至少是寄给了一家报社，《帕特诺斯特评论报》。就登在了今天的报纸上，我也是刚刚才看到。”

他打开桌子抽屉，抽出了一份报纸，并递给了达格利什。第八页折了角，做出标记。达格利什的目光开始浏览此页。这份报纸正在对政府的初级官员进行一系列的报道，今天就轮到了博洛尼。文章的第一部分无伤大雅，就是事实陈列，几乎没有原创的内容。它回顾了博洛尼此前作为一名专业律师的职业生涯，他第一次试图进入议院的失败尝试，他在1979年选举中的成功、一举跃升为助理大臣的高升，并提到他有可能加入首相的团队。文章提到他和母亲厄休拉·博洛尼夫人以及第二任妻子一起，住在现存为数不多的由约翰·索恩爵士设计的房子里，他的第一次婚姻有一个孩子，24岁的莎拉·博洛尼。她是活跃的左翼分子，普遍认为她和父亲关系疏远。文章对于他第二次的婚姻充满了恶意。他的长兄，爵士雨果·博洛尼少校，在北爱尔兰阵亡，保罗·博洛尼在自己的妻子因车祸去世仅五个月时娶了自己兄弟的未婚妻。“也许痛失爱人的未婚妻和丧妻的丈夫在彼此那里互相寻求抚慰是恰当的，但是任何见过芭芭拉·博洛尼的美貌的人都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结合绝不仅仅是为了履行一个兄弟的职责。”文章继续对他的政治生涯进行有见地但毫不留情的预测。当然这一部分就仅仅是议院里的一些八卦了。

文章的最后一段才真正让人刺痛，这一段的出处非常明显。“众所周知，他喜欢女人，而大部分女人也都觉得他很迷人。但是离他最近的女人总是格外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车祸，当时他在开车。一位照看他母亲厄休拉·博洛尼夫人的年轻护士特蕾莎·诺兰，在一次流产之后自杀身亡，正是博洛尼发现的尸体。四个礼拜前，为他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孩，黛安娜·特拉弗斯在他妻子的生日宴会之后被发现溺水身亡，而他本人当然也出席了这次宴会。对于一个政客而言，霉运和口臭一样致命。这种霉运甚至可能蔓延到他的政治生涯。比起对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怀疑，这种不幸散发出来的酸腐气息对那种‘他会成为下一届保守党首相候选人’的预言嘲讽更大。”

博洛尼说：“议院里没有订《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也许他们应该订。从这篇文章来看，我们也许错过了很多趣闻，说是教诲也不为过。我偶尔在俱乐部看看这份报纸，但主要是看文学评论。你对这份报纸的了解有多少？”

达格利什想，他本来可以直接问议院直属的公关人员。很明显他没有选择那么做，这很有意思。他说：“我认识康拉德·阿克罗伊德有些年头了。他持有《帕特诺斯特评论报》并担任主编。在此之前报纸归他的父亲和祖父所有。在那些日子里，报纸都是在城里的帕特诺斯特地区印刷的。阿克罗伊德并没有从报纸中赚到钱。他的父亲给他留下的那些更为传统的投资足够让他过得很好，但我猜两者之间差不多盈亏相抵了。他偶尔喜欢登一些八卦新闻，但是这份报纸并不是《侦探》杂志的翻版。一方面，阿克罗伊德没那个胆量。我印象里这份报纸有史以来还从未冒着被起诉的风险发表过什么文章。当然，这样就使得这份报纸除了文学和戏剧评论的部分都不如《侦探》那么无畏，也没有那么强的娱乐性。文学和戏剧评论倒是有一种让人愉悦的邪恶感。”他回想起来，也只有《帕特诺斯特评论报》才会把重新上演的普利斯特里所著的《探长来访》描述为一个非常烦人的女孩如何给一个受尊重的家庭带来一大堆麻烦的戏剧。他补充道：“就他们而言，这些事实一定都是准确的。他们一定都核实过了。但是这对于《帕特诺斯特评论报》而言还是出乎意料的恶毒。”

博洛尼说：“哦，是的，这些事实是准确的。”他平静地说，几乎还带了点伤感，并没有进行解释，明显也不想做出解释。

达格利什想问：“哪些事实？是说这篇报道里的事实还是在本来那封信里的事实？”但是他决定还是不问了。这还不算是警方接手的一起案件，更不是他的案子。至少现在，主动权在博洛尼手里。他说：“我还记得对特蕾莎·诺兰之死的调查。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水身亡对我来说是新消息。”

博洛尼说：“这件事并没有登上全国性的报纸。只是在本地报纸上有一两行对这起调查的报道。也没有提及我的妻子。黛安娜·特拉弗斯并没有参与她的生日宴会，但是她们确实在同一家餐馆用餐。就是在科克汉村旁泰晤士河上的黑天鹅餐厅。官方似乎是采用了保险公司的口号：为什么要在一次危机中再去制造戏剧化的场面？”

所以当时是把事情掩盖下来了，反正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而且博洛尼知晓此事。一个给政府大臣工作的女孩溺水身亡，又是和大臣夫人在同一家餐馆用餐之后死掉的，不管大臣本人是否在场，全国性的报纸上对这件事至少也该有简短的一段话的报道。达格利什问道：“您想让我做什么呢，大臣阁下？”

博洛尼微微一笑：“你知道吗，我也不确定。我想也许就是让你留意一下吧。我不想让你以个人身份来接手这件事，那样很明显太荒谬了。但是如果这件事真的发展成为公开的丑闻，我想最终总有人要对此进行处理。在现阶段，我想让你对此事有个大概的概念。”

但这正是他没有做到的。如果是其他任何人，达格利什就会颇为粗暴地指出这一点来。他在博洛尼面前却没有要这么做的想法，这一点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他想，这两次的调查都有报告，我可以从官方的消息来源获取大部分的事实。剩下的部分，如果真的成为公开的指控，博洛尼也只能和盘托出。如果真走到了那一步，是仅仅需要他个人处理还是提议新成立的小分队一起行动，就要看这次的丑闻闹得有多大，嫌疑有多么真切，并且到底是什么样的指控。他在想博洛尼究竟想让他做些什么，到底是想让他找出潜藏的敲诈犯，还是对他进行两次谋杀的调查？但是看起来最终很有可能会暴露出某种丑闻。如果这封信已经被送到了《帕特诺斯特评论报》，几乎可以肯定它也被寄到了其他的报社或者杂志，有可能还寄给了全国性的报纸刊物。他们目前也许选择不采取行动，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已经把这封信丢进了垃圾桶。他们很可能先搁置不用，去和律师核对一些情况。现在，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和康拉德·阿克罗伊德谈谈也无伤大雅，阿克罗伊德是伦敦最厉害的八卦主之一。通常在他妻子优雅舒适的会客室坐上半个小时，远远比花数小时埋头翻阅官方文件有效也有意思得多。

博洛尼说：“我将在议会大楼和一群选民会面。他们想有人能领着他们四处参观一下。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和我一起走一走。”这个请求其实又是个命令。

但是他们离开大楼以后，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就向左走下了台阶，来到了鸟笼道。如此一来他们就要沿着圣詹姆斯公园的外缘走最远的路去到议会大厦。达格利什暗想，是不是他的这位同伴想私下里跟他吐露一些什么，在办公室之外可能更容易说出来。这座迷人的公园占地20英亩，小径交错，通畅得让人觉得可能是在设计时有意为之，这样就能从一个权力中心方便地通向另一个，这些特点构成了公园特有的美丽。他想，这里一定比伦敦其他各处听到的秘密都要多。

但如果这是博洛尼的原意，那么他注定要受挫了。他们才刚刚走到鸟笼道上，就听到了一声欢快的招呼声，杰洛米·梅普尔顿追上了他们，面色红润，满脸是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他是南伦敦选区的一位议员，这个议席他坐得很稳，几乎从未离开过，好像哪怕缺席一个礼拜都会让自己岌岌可危似的。在议院待了二十年，他对这份工作超乎寻常的热情依然没有削减半分，他对于自己竟然会被选中依然十分惊讶。他非常健谈，爱好交际，对有些事情不太敏感。好像是有一种磁性，会让他加入任何比自己所在的团体更庞大、更重要的集体。他最主要的兴趣所在是法律与秩序，这也是那些躲在防盗门和带花纹的防盗窗后富裕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关注焦点。针对被他俘获的听众，他对话题进行调整之后，便迅速开始聊起新任命的委员会，在博洛尼和达格利什之间来回跃动，就像颠簸在水面上的一艘小船。

“这个委员会，‘自由社会的守卫：未来十年’，是不是就叫这个名字，还是‘在自由社会中守卫：未来十年’？你们的第一届会议不就是用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加上这个介词的吗？太典型的作风了。你们除了关注技术资源之外，也在考虑警察制度吧，不是吗？这难道不是在苛求吗？这样会让委员会大而无用，不是吗？难道最初的想法不是考虑在维持治安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应用吗？看起来委员会似乎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

达格利什说：“困难点在于技术资源和维持治安是没有办法很容易就分开的，特别是真正涉及实际的警察工作的时候。”

“哦，我知道，我懂的。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亲爱的总警司大人。就以这个对高速路上的机动车往来进行监控的提议为例吧。你当然可以这么做。问题是，你应该这么做吗？监管方面也是一个道理。你能脱离开实际应用时的政策和伦理道德，单纯只评价先进的科学方法吗？这才是问题所在，亲爱的总警司大人。你知道的，我们都心知肚明。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还能接受那种公认的原则，认为资源的分配都要由警察局长来决定吗？”

博洛尼说：“当然了，你该不会是要说些妄言吧，难道你要说我们应该部署国家部队？”他说话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致，眼睛仍旧望向前方。似乎在想：既然我们招来了这个无聊鬼，那就干脆甩给他一个可以预知的话题，听他扯一些预料之中的观点。

“不是，但是提前准备部署总比亡羊补牢要好。根据法律，大人，而非根据事实。好吧，有那么多事情，已经让你有的忙了，总警司大人，考虑到工作组的组成人员，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的。”他恋恋不舍地说。达格利什怀疑他也曾希望成为其中一员。他听到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想这就是这份工作对你这种人的吸引力所在吧。”

达格利什想，究竟是哪种人呢？是不再写诗的诗人，还是用技巧替代承诺的恋人，还是对警察工作幻想破灭的警察？他怀疑梅普尔顿是否真想说一些冒犯性的话，毕竟这个男人对语言和他对人的态度一样不敏感。

他说：“除了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无聊，并且给了我一份私人空间，我从来都不确定它哪里吸引人了。”

博洛尼突然开口，语气中含有一丝苦涩：“这份工作与大部分工作相比都不那么虚伪。一个政客需要听别人胡扯，自己胡扯，并且容忍胡扯。我们最多就是希望自己不会真的相信这些胡扯。”与其说是这句话，倒不如说是他说话的口气让梅普尔顿担忧。随后，他决定把它当成个笑话，并咯咯笑了起来。他转向达格利什：“那么现在对你个人而言怎么样呢，总警司？当然，我是说除了工作组的工作以外。”

“在布莱姆希尔警察学院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高级警司系列讲座课程，然后回到这儿建立起新的小分队。”

“好吧，那应该够你忙的了。如果我在工作组实际开会的时候谋杀了西切斯特菲尔德的议员，会怎么样呢？”他为自己的胆大包天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希望你能抵御住这种诱惑，议员先生。”

“是的，我必须尝试控制自己。委员会太重要了，不能只代表部分警察高层的利益。既然讲到谋杀，顺便说一句，今天的《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有一段关于你的非常奇怪的报道，博洛尼。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友好的言论。”

“是的，”博洛尼简明扼要地做了答复，“我看到了。”他加快了脚步，本来就已经气喘吁吁的梅普尔顿只能在继续对话和用尽全力跟上这两者之间择一为之。当他们走到财政部的时候，他明显觉得付出的努力与收获不成正比，于是便挥手告别，消失在国会街。如果博洛尼原本是想找个机会进一步坦露一些秘密，时机已失。人行道上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绿色。任何看到国会街上出现绿灯的行人都不会犹豫的。博洛尼充满遗憾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是在说“看啊，连这信号灯都在协力阻挠我”，然后迅速地穿过了马路。达格利什看着他穿过大桥街，对敬礼致意的执勤警察点头示意，然后消失在了新宫殿场道。这次会面短暂又令人不满意。他有一种感觉，博洛尼遇到的麻烦要比恶毒的信件涉及更深，也更令人微妙地不安。他回到了苏格兰场，告诉自己如果博洛尼真的想吐露什么的话，他自己会找到恰当的时机的。

但是那个时机永远也没有出现。正是一个礼拜之后，在他驾车从布莱姆希尔警察学院返程的路上，他打开了广播，听到了博洛尼辞去大臣职务的新闻。细节没有披露太多，博洛尼唯一的解释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该走向新的方向了。首相的回函刊登在了次日的《泰晤士报》上，一如既往地表示了感激，但简短精悍。了不得的英国大众本来就很难说出此届或任意一届内阁的三名人员，今年又忙于在近年来最湿润多雨的夏季寻找阳光，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一位助理大臣的离任。那些还在伦敦逗留并忍受休会无聊季的议院八卦人士开心地等待丑闻曝光。达格利什和他们一起等待着。但是很明显，不会有丑闻出现。博洛尼的辞职依然神秘。

达格利什在布莱姆希尔警察学院的时候就申请调出针对特蕾莎·诺兰和黛安娜·特拉弗斯案件进行的调查报告。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特蕾莎·诺兰在因为精神原因进行了人工流产之后，给祖父母留了一封自杀遗书，他们已经确认是出自她的手笔，并且也不容置疑地表达出了她想要自杀的意愿。黛安娜·特拉弗斯则是在无度的吃喝之后，自己跃入泰晤士河中，显然是想向她在一条方头平底船上玩闹的伙伴游过去。达格利什有一种不安感，觉得这两个案子都没有报道里写得这么简单，但是这两起死亡事件中都没有明显的初步证据，无法证明谋杀的可能性。他不确定自己应该再深究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博洛尼辞职之后，他的追究是否还有意义。他决定现阶段暂时不采取任何举动，让博洛尼来率先迈出下一步。

只是现在，博洛尼，曾是别人死亡的预兆，自己却死掉了，也许是自杀，也许是被他人所害。那天在去往议院的路上，无论他想透露的是什么秘密，都将永远封存。但如果他真的是被谋杀的，那么这些秘密将通过他的尸体、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那些真实的、不牢靠的、犹豫迟疑的他人之言，通过他的家人、敌人或是朋友而最终揭晓。谋杀在毁灭一切之前，首先摧毁了一个人的隐私。在达格利什看来，这是命运充满嘲讽的扭转，让得到博洛尼信任的他从现在开始踏上无情侵犯博洛尼的秘密的旅途。

第四章

快要到教堂的时候，他才把自己的思绪扭转回到当下。马辛厄姆为了他，在开车的路上默不作声，仿佛意识到自己的上司很需要了解情况和发现真相之间的这段间隙。而且他也不需要问路。像往常一样，在出发之前他就已经查好了路线。他们正走在哈罗路上，刚刚经过圣玛丽医院结构复杂的建筑，突然之间，圣马修教堂的钟楼就出现在了他们视线的左侧。那纵横交错的石砖和高耸的拱形玻璃，还有镀铜的半圆塔顶，都让达格利什想起他孩提时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砖塔，一块砖堆到另一块砖上时摇摇晃晃，直到它们发出一声巨响，塌倒在托儿所的地板上。他感觉这座建筑也摇摇欲坠，就在他凝视的同时，他也有些期望塔楼会突然弯曲，歪斜。马辛厄姆没有开口，在下一个路口左转，开进了一条窄路，路的两边都是一排小房子。这些小房子长得一模一样，有着小小的天窗、狭窄的门廊和方形的侧厅，但是在这条路两边略显突兀。有几座房子看起来像是有多人共住：凌乱的草坪、脱落的漆皮和鬼鬼祟祟拉起来的窗帘。但是紧随其后的则是一排明亮的、希望表现体面的方形小房子。新漆过的大门和马车灯，偶尔还会出现一个吊篮，前花园铺了路以供停车。道路的尽头就是庞大的教堂，那由被烟熏黑的砖瓦堆叠起来的围墙高耸，看起来年久失修，一如它和周围这种狭小自足的环境的不相称。

大到可以作为一所大教堂正门的高大的北门已经关上。在它旁边，有一块已经落满尘垢的木板，上面写着教区神父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布道的时间安排，但是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这扇门曾经敞开过的证据。他们沿着教堂南墙和运河护栏之间的柏油马路慢慢往坡下开，但是仍然没有人烟。很明显，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的消息还没有传开。南面的门廊前只停了两辆车。他猜其中一辆是属于罗宾斯警长的，另外一辆红色的都市应该就是凯特·米斯金的。对于她比他们来得早，他丝毫不感到吃惊。马辛厄姆还没来得及按门铃，她就打开了门，浅棕色的刘海下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秀丽脸庞。她穿着休闲又优雅的衬衫、宽松裤和紧身皮衣，仿佛刚从乡村散步回来。她说：“督察向您问好，警司大人。他得赶回警局，在皇家橡树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罗宾斯警长和我一来他就走了。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他的，他中午之后都有空。尸体就在这儿了，总警司。他们管那个房间叫作小礼拜堂。”

格林·摩根通常都不会破坏现场。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探长，摩根都让达格利什十分尊重，但是他也很庆幸由于工作需要、处事圆滑，或者二者兼具，摩根离开了。这位经验老到的探长不可能会欢迎新成立的C1小分队派来的总警司干涉自己地盘，不用去安抚、劝慰他实在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凯特·米斯金推开了左侧的第一道门后站在一旁，等待达格利什和马辛厄姆走进去。小礼拜堂里像电影布景一样，灯光过于明亮。在日光灯的强烈照射下，整个怪异的场景看起来都是那么不真实。博洛尼四肢摊开的尸体和被割断的喉咙、凝结的血块，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无力倚着墙的流浪汉。这场景就像是一出用力过度，太过矫饰的“大吉尼奥尔” [2] 恐怖舞台剧，让人觉得不可置信。达格利什几乎没有看博洛尼的尸体，而是在地毯上腾挪，来到哈利·麦克身边，蹲了下来。他没有转头，问道：“沃顿小姐发现尸体的时候，灯就是亮着的吗？”

“走廊里的灯没有开，警司大人。但是她说屋里的灯是开着的。那个男孩也确认了这一点。”

“他们现在在哪里？”

“在教堂里，总警司。巴恩斯神父和他们在一起。”

“你跟他们谈谈，好吗，约翰？告诉他们我一腾出时间就会去找他们了解情况。然后试着联系一下男孩的母亲。我们应该尽快让他远离这个地方。然后你再回来找我。”

死去的哈利看起来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无精打采。如果不是胸前有一大摊血，他看起来只是睡着了。他双腿伸直，脑袋向前耷拉，羊毛帽子斜搭在右眼上。达格利什把手放在死者下巴上，轻轻将他的头抬起。他有一种感觉，这颗脑袋会从身体上脱落下来，然后滚到他的手中。他看到了想要看到的：喉咙上的一道大口子，明显是从左边一直划到右边，从气管一直切到了颈椎。早就已经出现了尸僵，皮肤冰冷，并且因为尸体开始僵硬，汗毛孔附近的竖毛肌开始收缩，起了很多鸡皮疙瘩。不管哈利·麦克是由于一连串的偶然因素还是因为个人意愿来到了这个地方，他的死因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他穿着一条老旧的格子裤，过于肥大宽松，就像小丑穿的裤子，裤脚还用绳子系了起来。再往上看，可以看出他在血污之下穿了一件针织条纹套头衫，里面是一件海军套衫。一件散发恶臭的格子夹克衫因为沾满污垢，已经开始发硬了，纽扣没有扣着，左前襟敞开。达格利什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把衣服撩起来，留心只触碰布料的最边角，看到在衣服底下的地毯上有道两厘米左右的血迹，右侧比左侧颜色更深。他凑得更近，觉得自己能看到夹克衫的口袋上大概也有这么大的一块血迹，但是夹克衫太脏了，他也没法确定是不是血污。尽管如此，地毯上的血迹已经是明确无误的了。哈利倒下之前，凶器上肯定有一滴或者更多的血流下来或者溅了出来，当尸体被拽到墙边的时候，血滴也因此被涂抹在地毯上。但是这会是谁的血？如果事后证明这是哈利的血，这个发现的意义就不大。但假设这是博洛尼的血，意味着什么？达格利什对法医的姗姗来迟感到不耐烦，但是他知道现在还不能指望得到答案，反正不能马上得到。两个受害者的血液在尸检时都会被提取抽样，但是至少要等三天，他才有可能收到分析结果。

他不确定是出于什么样的冲动让他首先来到哈利·麦克身边。但是当下他又小心地穿过地毯，来到床边，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看向博洛尼的尸体。即使是在他15岁站在他已经过世的母亲的床边时，他都没有想到过“再见”这二字，更别提说出来了。你不可能跟已经不在了的人说话。他想：我们可以让任何事物都变得庸俗，但这个就不行。尽管对于他那有些过度敏感的嗅觉而言，僵硬丑陋的尸体已经开始散发出腐烂初期的那种酸甜的臭味，但是它依然有一种无法剥夺的尊严感，因为这曾经也是个人。

但是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种伪造的人性很快也就会消失殆尽。早在病理学家处理好现场、把头颅包裹起来之前，在双手被封存到塑料袋子里之前，甚至是基纳斯顿医生使用解剖刀之前，这具尸体就已经成了一件展品，尽管比别的展品更重要、更笨重也更难以保存，但是这依然是一项展品，被贴上了标签、登记在案、失去了人性，只能唤起人们的兴趣、好奇心或者厌恶。但又不仅如此。他想：我认识这个人，虽然不熟，但我认识他，我喜欢他。所以除了以一个警察的身份进行审视，他还应该得到我更多的关注。

他的头朝向门的方向，离床45度，鞋子碰到了床边。他的左手被甩了出来，右手离身体更近。床上铺了一条光洁的方形手工编织羊毛毯。看起来，博洛尼倒下的时候紧紧地抓着它，把它从床上半扯了下来，致使毯子在他身体右侧团成一堆。一把打开的剃刀放在毯子上，刀锋上沾满了厚厚的血块，离他的右手只有几英尺。那么多的细节同时呈现在达格利什的脑海里，实在是不同寻常。左脚的鞋跟和鞋底之间看起来沾了一层薄薄的泥土；凝结的血块让上好的浅黄色羊绒毛衣变得僵硬；半张开的嘴巴呈现出了介于微笑和嘲笑之间的龇牙咧嘴的口形；死气沉沉的双眼似乎在他眼前渐渐缩回到眼窝里；长着修长苍白手指的左手弯曲，好像女孩子的手一般纤弱；右手手掌满是血污。尽管如此，整个画面都让他觉得不对劲，他知道是为什么。博洛尼不可能一边用右手拿着剃刀，一边在摔倒的时候紧紧抓住毯子。但是如果他先扔掉了剃刀，那为什么刀子还会落在毯子上面，又离他的手那么近，好像是从张开的手指中自然滑落的呢？而且，为什么手掌里会有这么多的血块，就好像有另外一个人用手把它举起来，压在了喉咙处的血口子上？如果是博洛尼本人使用的剃刀，那么抓着剃刀的手掌明显不应该沾上那么多的血。

他注意到身边的细微动静，转过头，看到凯特·米斯金督察正在望着他，而非看着尸体。她迅速地转移了视线，但是在那之前，他已经不安地觉察到了一种严肃的、几乎是母性的关心。他粗声粗气地问：“怎么样，督察？”

“看起来很明显，总警司，先是谋杀，然后自杀。典型的由自己造成的伤口——三道刀口，两道犹豫不决，第三道直接割断了气管。”

她补充道：“这都可以当作法医学教材里面的插图了。”

他说：“看出这些明显的事实并不难。但是不应该那么快就相信一切。我想让你去通知他的家人。地址是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他有一位妻子和一位老母亲，厄休拉·博洛尼夫人。还有一个女管家。你自己去判断谁的承受能力最强。带着一个警员和你一起去。消息传开之后，他们可能会被纠缠，所以需要保护。”

“明白，总警司。”

对于被要求离开杀人现场这件事，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感。她知道通知家属的工作并非例行公事，选择她并不仅仅因为她是团队里唯一的女性，而他又觉得这是应该由女人去完成的工作。她通知家人的时候会采取策略，小心谨慎，甚至充满怜悯。天知道她在过去十年的警察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多少经验。但是她仍然会置身事外，即便是在说出那些官方的安抚之词时，依然留心观察眼皮的眨动，双手和面部肌肉的缩紧，言辞之间的纰漏，以及任何能够表明在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邸等候的某个人并非是初次听到这个消息的迹象。

第五章

在达格利什集中注意力关注实际案发现场之前，他通常喜欢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大致的侦查，从而进入状态，还原谋杀时的场景。这样的练习也有实际价值，但是他觉得，从某些难以言明的方面来讲，这种行为也满足了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因此在孩童时代，要去探索一座乡间教堂的时候，他首先就会绕着教堂慢慢走一圈，然后在因为敬畏与激动产生的战栗中推开门，开始计划中通向核心秘密的发现之旅。现在，在拍照人员、指纹鉴识人员和法医到来前的这几分钟里，他几乎是一人独占了这个现场。他来到走廊里，心中暗想，这沾染了熏香和蜡烛味道，以及更为实在的英国教会里发霉的祈祷书、金属抛光剂和鲜花味道的安静气氛，是否也向博洛尼展开了一场发现之旅，是否也早已为他准备好了一起事件，一个不可避免、无从逃避的任务？

走廊灯火辉煌，地板由琉璃瓦铺成，墙壁粉刷成白色，一直延伸到教堂的最西头。小礼拜堂是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一个大概十英尺长八英尺宽的小厨房紧挨着它，有一扇门相通。然后是一个狭小的盥洗室，有一个带有瓷花边的老式便池，并配有红木底座。头顶上，高高的窗子下悬挂着一条链条。最后一扇门敞开着，他发现房间呈方形，天花板很高，几乎正好位于钟楼下方，明显就被用作礼拜和敲钟。房间对面，十英尺长的精致熟铁格栅把走廊和教堂主体隔离开来，能看得到中殿半圆壁龛凹穴里闪烁的烛光和右侧的圣母堂。格栅中间的门上雕刻了两个吹着喇叭的天使，神父与唱诗班就是从这里走进教堂的。右侧的格栅上固定了一个带着挂锁的木头盒子。在盒子后面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带分支的烛台架，也是用熟铁打造的，装着一盒火柴的铜支架通过一根链条与之相连，还有一个托盘，里面装了几根短小的蜡烛。这大概是为了让那些有事要去小礼拜堂的人在格栅门锁上之后依然能够点上一根蜡烛。从铜支架的干净程度上判断，人们很少用得上这个设备。支架凹槽里只有一根蜡烛，笔直地竖在那里，就像一根苍白的蜡制手指，并且从未被点燃过。中殿的两盏铜制枝形吊灯散发出柔和的光，但是和耀眼的门廊相比，教堂看起来还是朦胧而充满了神秘感，马辛厄姆和警长正安静地交谈，沃顿小姐和小男孩很有耐心地坐在角落里专门给孩子准备的矮椅上，像两个驼背的小矮人。他们的身影看起来遥远又缥缈，好像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中活动。他站在这里观察时，马辛厄姆抬起了头，视线和他相对，然后沿着中殿走了过来。

他回到了小礼拜堂，站在门口，戴上了乳胶手套。能够把注意力只放在房间本身这件事一直让他有些吃惊，在尸体还没有被收殓并运送走时就只去关注家具和其他物品，就好像在那一瞬间，无声地凝固、衰朽的它们成了房间中人工制品的一部分，和其他的物证一样重要，不多也不少。他走进房间，注意到马辛厄姆就在他的身后，神情警觉，已经戴上了手套。但是，他有点不寻常的谦卑，安静地跟在他的领导身后，就像一个新晋的男仆，毕恭毕敬地跟随着助理顾问。达格利什想，为什么他表现得好像是我需要格外小心照顾，就好像我正在经受非常隐秘的痛苦一样？这次的工作和往常一样。即便约翰和凯特不把我当一个敏感的康复期病人对待，这个案子就已经够难的了。

他记得亨利·詹姆斯对于即将到来的死期是这样说的：“终于来了，这件了不起的事!”如果博洛尼也曾经这么想过的话，那么在这种地方面对这样一件光荣的事情实在有点不协调。这个房间大概有12平方英尺，天花板上是一条日光灯，几乎有整个房间那么长，只有两扇高高的拱窗能透进自然光。窗户外面有一层保护用的纱窗，看起来就像鸡笼外的铁丝网，数十年的尘土积聚，像蜂巢一样的网格上全都是发绿的污垢。家具看起来也像是这些年逐渐收集起来的：他人馈赠的、被丢弃的以及在跳蚤市场被遗忘多年的、不起眼的处理品。门对面的窗户下是一张老旧的橡木桌子，右边有三个抽屉，其中一个没有把手。桌子上有一个简易的橡木十字架，一个皮革衬垫上有一张用过很多次的吸墨纸，还有一台老式的黑色电话机，听筒被拿了下来，放在电话一侧。

马辛厄姆说：“看起来是他把电话听筒拿下来的。谁在专心致志地割裂颈动脉的时候还愿意让电话响起来呢？”

“或者是凶手想确保尸体不被太早发现。如果巴恩斯神父突然想要打电话，却没有人回应，也许就会过来看看博洛尼是否一切都好。但如果电话一直都是占线，他也许就会觉得博洛尼一晚上都在电话聊天，可能就不会去追究了。”

“我们也许能收集到一个掌印，总警司。”

“不太可能，约翰。如果这是谋杀的话，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一个傻瓜。”

他继续进行自己的探索。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拉开最顶上的抽屉，找到了一摞白纸，材质比较低劣，抬头是教堂的名字。他还找到了一盒信封。除了这些之外，桌子里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发现。左边的墙壁上倚着各类的帆布和堆得整整齐齐的金属椅子，想必是为了偶尔召开的教区会议所用。它们旁边是一个有五层抽屉的金属文件柜，再旁边是一个有玻璃门的小书架。他拉开插销，看到里面有各类老旧的祈祷书、弥撒书、用于祷告的小册子和一叠有关教堂历史的手册。屋子里只有两把安乐椅，分别摆在了壁炉两侧：一把是小巧的棕色椅子，皮有点磨掉了，还有一个用各种布片拼成的垫子；另外一把则是脏兮兮的新式椅子，上面有尺寸非常合适的坐垫。摞起来的椅子中有一把被竖了起来。一条白毛巾搭在椅背上，椅子上有一个棕色的帆布包，拉链大开。马辛厄姆小心地翻了一下包，说：“有一套睡衣、一双备用的袜子、一条餐巾，里面包着半条全麦面包和一片奶酪。看起来是羊乳干酪。还有一个苹果。考克斯地区产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联。”

“几乎不太可能有关系。就这些吗，约翰？”

“是的，总警司。没有红酒。不管他想在这里干什么，看起来并不像是约会，反正不会是和女人约会。况且，在整个伦敦都任由他挑选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呢？床太窄了，不会舒服的。”

“不管他想找什么，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找乐子。”

达格利什已经来到了壁炉旁边，右边墙壁正中的壁饰上有一圈葡萄和旋花植物的铁制环绕物。他想，距离上次用这个壁炉生火取暖一定有几十年了。壁炉的炉床前面有一团高高燃起的电子火，还有仿真煤球，一个高耸弯曲的背面和三灶头的炉子。他小心地把它推开，看到事实上炉床在最近被使用过——有人试图烧掉一本日记。本子在炉盆里摊开，书页卷曲并且已经烧焦。有些纸页很明显是被撕了下来单独烧掉了；易碎的黑色残片化成灰烬，飘落在了炉床内的残渣上。那是扭曲的旧火柴头、煤灰、地毯落下来的毛球和积累了多年的灰尘。蓝色的日记封皮上清晰地印着年份，看起来不易燃烧，只有一个角有点烧焦。不管是谁烧的日记，都明显是在匆忙中进行的，当然，除非他只是想烧毁特定的部分内容。达格利什没有触碰日记本的打算。这个工作应该留给现场鉴识人员费里斯，他已经在走廊上不耐烦地来回踱步了。这个搜寻家对于任何除他之外的人对犯罪现场进行侦查的行为都会感到不快，达格利什觉得他急于工作的情绪已经穿透了墙壁，变成了一种明显可知的力量。他蹲了下来，探身向炉床下面的残渣看去。在变黑的碎纸片之中，他看到了一根用过的安全火柴，没有燃尽的那一头又白又干净，好像是不久前才点过的。他说：“他可能是用这根火柴烧的日记。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火柴盒在哪里？约翰，去看看夹克衫的口袋好吗？”

博洛尼的夹克衫挂在门后的钩子上。马辛厄姆走到它旁边，依次把手伸进两个外侧口袋和一个内侧口袋摸索。他说：“总警司，有一个钱包、一支派克笔和一串钥匙。没有打火机，也没有火柴。”

屋子里视线所及之处也没有。

一股从不让人失望的兴奋感渐渐在两人心中升起，他们走到桌子旁，密切地注视着吸墨纸。它也一定被放在这里很多年了。粉色的吸墨纸边缘已经破破烂烂，上面横竖交叉着许多不同颜色的墨水污渍，都已经褪色了。达格利什想，这并不让人吃惊，很多人现在都不用墨水，而选择用圆珠笔了。但是靠近一点，更仔细观察的时候，他发现有人最近用钢笔写过字。在过去的墨迹之上还有最近留下的墨水印，有一些黑色墨水划出来的凌乱线条和弯曲的笔画，布满了整张六英寸大小的吸墨纸。它们很明显是新添上的。他走到博洛尼的夹克衫旁边，取出钢笔。笔身精致、纤长，是最新的款式之一，而且他看到里面填的是黑色墨水。实验室就算看不出写的是些什么字母，但应该能对比一下是否是同一种墨水。但如果博洛尼在这里写过东西，并且使用过吸墨纸，他写的东西在哪里？是他自己处理掉了，撕碎并在洗手间冲进了马桶，还是和日记一道烧毁了？或者说有别人找到了他写的东西，甚至就是专程来找它们的，然后销毁了它们，或者将其带走了？

最后，他和马辛厄姆经过敞开的门，小心翼翼，避免碰到哈利的尸体。他们走到了壁炉右侧，然后开始检查厨房。厨房里有个燃气灶，样式相对比较现代，被安放在一个很深的方形陶瓷水槽上。水槽里有很多污渍，一条干净但皱皱巴巴的茶巾搭在一旁的钩子上。达格利什摘下手套，摸了摸毛巾。毛巾还有一点潮湿，并且不是哪一个部分，而是整条毛巾都微微有些湿，就像是曾经在水里浸泡过，然后拿出来拧干，挂在钩子上晾了一晚上。他把茶巾递给马辛厄姆，马辛厄姆也摘下手套，用手摸了摸整条毛巾。他说：“即便凶手全身赤裸，或者半裸，他也会需要洗干净手和胳膊上的血。他可能用过这个。博洛尼的毛巾应该是挂在椅子上的那条，看起来挺干燥的。”

马辛厄姆出去检查另一条毛巾了，达格利什则继续检查厨房。右边是一个塑料贴面的碗橱，布满了棕色的茶渍，里面有一把很大的水壶、一把新式的小水壶和两把茶壶。还有一个有缺口的搪瓷杯，里面污垢很多，几乎都变成黑色的了，闻起来有酒精的味道。他打开碗橱，看到里面有一套不成对的陶器和两条叠好的干净茶巾，都是干的。架子的底层放了各种花瓶和一个破旧的藤篮，里面有叠好的抹布，还有好几罐金属和家具抛光剂。沃顿小姐和其他来帮忙的人想必就是在这里整理花束、清洗抹布、喝茶休息的。

一个装着一盒安全火柴的铜支架通过一条铜质链条连在了燃气灶的管道上，和连在烛台架上的那个类似。盒子顶部有合页，这样就可以添加新的火柴。在他父亲所在的诺福克教堂的教会房间里也有类似的支架和铜质链条，但是他不记得在那之后还在哪里见过这种东西。它们用起来比较笨拙，可以擦火柴的地方也不够大。很难相信这些火柴盒曾被移走并进行更换，更难相信有人用过任何一个盒子里的火柴，然后拿着忽明忽灭的火柴走进小礼拜堂，去焚烧那本日记。

马辛厄姆回到了他身边，说：“隔壁的那条毛巾非常干燥，只沾上了一点污渍。看起来可能是博洛尼来的时候洗了一下手，就是这样。他没有把毛巾留在厨房有些奇怪，不过这里没有什么方便挂毛巾的地方。但是更奇怪的是，凶手——假设有一个凶手——没有用那条毛巾把自己擦干，而是选择了更小的茶巾。”

达格利什说：“如果他记得把毛巾一起拿到厨房，他可能就用了。如果他没有拿过去，他不太可能想回去拿毛巾。血太多，留下证据的概率极高。最好就是用他手边能找到的。”

很明显，厨房是唯一有水和水槽的地方，如果有人清洗血迹的话，洗手或者清洗其他部位一定是在这里完成的。水槽上方有一面嵌在墙里的玻璃镜，下面是一个简易的玻璃架。上面有一个盥洗用具袋，拉链是打开的，里面有一把牙刷、一管牙膏、一条洗脸毛巾和一块用过的肥皂。旁边的另一个发现就更有意思了：一个窄窄的真皮盒子，上面有已经褪色的金字，是首字母PSB。达格利什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打开盒盖，看到了他预料中的物品：另一把剃刀，和那把离博洛尼右手很近、像是他亲自用过的凶器一模一样，是一对。盒盖的缎子衬里上有一个标签，上面用老式花体字写着制造商的名字：P.J.贝灵翰姆，以及他在杰明大街的地址。贝灵翰姆是全伦敦最昂贵也最著名的理发店，并且仍会为那些从来适应不了20世纪新式刮胡刀的人提供剃须刀。

盥洗室里没什么明显的调查价值了，他们接着走进了更衣室。很明显这里就是哈利·麦克想要留下来过夜的地方。角落里松散地摊了一条老旧的军毯，边角都磨损了，因为沾满污垢而有些发硬，臭味散发出来，再混上熏香的味道，产生了一种虔诚与肮脏相混杂的不协调的混合气味。旁边是一个翻倒的瓶子、一段脏兮兮的绳子和一张报纸，上面放了黑面包的面包皮、一个苹果核和一些奶酪渣。马辛厄姆捡起奶酪渣，在手指和手掌间捏碎，然后闻了闻。他说：“这是羊乳干酪，总警司。哈利自己不太可能搞到这种奶酪。”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博洛尼已经开始用餐，这一点本身也许能够帮助判断大概的死亡时间。但是很显然，他可能是答应了哈利，为他提供一餐，由此将其哄骗进教堂。更有可能的是，他在自己吃晚饭前先慷慨解决了哈利明显的燃眉之急。

小礼拜堂本身和童年记忆里的样子非常相似，以至于达格利什只需要快速瞥一眼，然后就可以闭上眼大声说出高教会派各种祷告品的清单：橱柜顶上有一包包的熏香、香座和香炉、十字架，已经褪色的红色粗缝毛边窗帘后面是蕾丝边的法衣和又短又僵硬的唱诗班服装。但是现在他的心思放在了哈利·麦克身上。是什么让他从半醉的睡梦中惊醒：一声尖叫、争吵声还是身体倒下的声音？但是他在这个房间能听到那些声音吗？像是感受到了他的想法，马辛厄姆说：“他也许是被渴醒了，想去厨房喝杯水，然后撞到了案发现场。那个带缺口的搪瓷杯可能就是他的。巴恩斯神父应该知道那个杯子是不是教堂所有，如果幸运的话，上面可能会有指纹。或者他是要去洗手间，反正我不确定他在这个房间是否能听到任何动静。”

达格利什想，他看起来不像是在凶手去厨房洗手之后才出去。马辛厄姆也许是对的。哈利安顿下来，准备在这里过夜，然后口渴了想去喝水。如果不是这致命的口渴，他可能还在继续安静地酣睡。

外面的走廊上，费里斯轻轻地踮着脚走路，就好像跑步运动员在比赛之前的热身。

马辛厄姆说：“吸墨纸、搪瓷杯、茶巾和日记都很重要，炉床里有一根看起来最近刚点过的火柴，我们也需要那个。但我们应该收集所有壁炉以及S形弯管里的残留。凶手有可能就是在厨房里把自己清洗干净的。”

这些其实都没必要说出来，更不用专门说给查理·费里斯了。他是伦敦最专业的犯罪现场鉴识官，达格利什每次展开新的调查时，都希望他能腾出时间。他毫不意外地得到了一个“雪貂”的外号 [3] ，但是这个名字很少当着他的面被提及。他个子很矮小，有着沙色的头发，五官鲜明，嗅觉高度发达。有传闻说，有一次，他甚至赶在食腐动物之前闻到了埃平森林里一具自杀者尸体的气味。空闲时间，他会参加伦敦最有名的一个业余合唱团。达格利什在一次警察大合唱中听过他唱歌，从那以后就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狭小的胸膛、纤细的身躯居然能发出如此洪亮的、管风琴一般的男低音。他对自己的工作有种狂热的态度，甚至设计出了最适合搜索工作的服装：白色短裤和运动衫、可以防止露出头发的紧致塑料泳帽、外科医生式的精致乳胶手套以及光脚穿的橡胶游泳鞋。他的信条就是，没有哪个凶手在离开犯罪现场时不会留下一些犯罪的物证。如果物证存在，费里斯就一定会找出来。

走廊里传来说话声。摄像人员和指纹鉴识人员也已经来了。达格利什能听到乔治·马修咒骂哈罗路交通堵塞的怒吼和罗宾斯警长相对冷静的回应。有人笑了起来。他们并非冷酷无情，也不是特别迟钝，只是他们并不是殡仪员，在面对死亡时，不必按照要求表现出一种职业化的敬畏。法医还没有到。大都会实验室最知名的科学家当中，有一部分是女性。达格利什的心中有一种旧式的敏感，尽管他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能够在女法医前来拍摄血迹并监督样本收集过程之前就把样貌可怖的尸体运走，他还是感到很欣慰。他留下马辛厄姆招呼新来的工作人员并向他们做简要说明。现在该去和巴恩斯神父谈一谈了，但是首先，他想在小男孩达伦被送回家之前先和他聊几句。

第六章

罗宾斯警长说：“他本来应该已经走了，总警司，但是这个小恶魔一直在耍我们呢。我们从他嘴里问不出一个地址，最后他终于说了一个，结果却是错误的，是一条不存在的路。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他现在说的是实话，但是在他透露实情之前，我可是拿青少年犯管理部、福利院还有天知道什么地方恐吓过他。然后他试图趁我们不备偷偷溜掉。我能抓住他就够幸运了。”

沃顿小姐已经被一位女警员开车送回了她在克劳赫斯特花园的公寓，回去以后肯定会喝点热茶并受到百般安抚。她努力想要自己振作起来，但是依然很混乱，说不清从来到教堂到她推开小礼拜堂门的那一瞬间，一件件事情到底是按照什么顺序发生的。对于警方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她和达伦到底有没有进入那个房间，因为有可能犯罪现场已经被他们破坏。两个人都坚持说他们没有进去。但除此之外，她几乎没有讲出任何重要的情况，达格利什简单地听了听她的说法，就让她走了。

但是令人气恼的是达伦还和他们在一起。如果需要再次对他提出讯问，也应该是在他的家里，有他的父母在场。达格利什知道，他现在表现出来的面对死亡满不在乎的样子并不能保证他没有被那恐怖场面所影响。最困扰孩子的一些创伤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点很奇怪：这个男孩居然如此抗拒被送回家。通常情况下，坐车，特别是搭乘警车，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一种款待，特别是现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有好事的人群会聚起来想要目睹这场恶行。他们都是被封锁了整个教堂南侧的白色胶带、一辆辆的警车和在教堂围墙与运河之间小道上停着的灵车吸引而来。那些灵车有着黑色而不祥的外貌，绝不会被人认错。达格利什走到车旁边，打开车门，说：“我是总警司达格利什。现在我们该送你回家了，达伦。你妈妈会担心的。”而且显然男孩应该去学校上课的。新学期一定已经开始了。但是谢天谢地，这从不属于他关心的范围。

达伦看起来瘦瘦小小，并且一脸不满，他蜷成一团，坐在了前排左边的座位上。他是个长得有些奇怪的孩子，有一张吸引人的猴脸，苍白的脸上长满了雀斑，他有一个塌鼻子，在尖尖的、几乎无色的睫毛下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很明显，他和罗宾斯警长都互相挑战了彼此耐心程度的底线，但是他看到达格利什之后明显振奋了起来，并带着孩子气的敌意问道：“你就是这里的老大吗？”

达格利什微微有些不安，谨慎地回答：“可以这么说吧。”

达伦明亮的眼睛望向四周，充满怀疑，然后又说：“她什么都没干，沃顿小姐，她是误辜 [4] 的。”

达格利什严肃地说：“对，我们也不觉得是她干的。你看，杀人需要的力气比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个男孩子的力量都大。你们两个都没有嫌疑。”

“这样啊，那就没问题了。”

达格利什说：“你很喜欢她吗？”

“还好吧。提醒你，她需要被照顾。她有点笨笨的，她天生就缺根筋。我就是照看一下她。”

“我觉得她很依赖你。很幸运，你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待在一块儿。这对她来说一定糟透了。”

“确实让她相当作呕。你知道吗？她不喜欢鲜血。这就是为什么她不买彩色电视机。她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买不起，但这也太傻了。她总是有钱给BVM买花。”

“BVM？”达格利什问，他在脑海中迅速搜索自己不熟悉的车子品牌。

“就是教堂里的那尊雕像。穿着蓝衣的女士，身前有蜡烛。她们被称为BVM [5] 。她总是在那里摆花，并且点燃蜡烛。蜡烛要10便士呢。小一点的只需要5便士。”

他的视线移开，就好像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危险的领域。他又迅速补充说：“我觉得她不买彩色电视机是因为她不喜欢血的颜色。”

达格利什说：“我觉得你可能是对的。你帮了我们大忙，达伦。你确定没有走进那个房间吗，你们两个都没有走进去吗？”

“没有，我告诉过你啦。我一直都在她身后。”但是这个问题让他觉得不适。第一次，达伦的傲慢似乎离他而去。他又缩回自己的座位上，透过汽车挡风玻璃愤恨地瞪着前方。

达格利什回到教堂里，找到马辛厄姆。

“我想让你和达伦一起回他家。我有一种预感，他隐瞒了一些事。也许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是他和父母交谈的时候，如果你在旁边，或许能有所帮助。你也有兄弟，你应该懂这些小男孩。”

马辛厄姆说：“你想让我现在就去吗，总警司？”

“当然了。”

达格利什知道这个指示不怎么能让人接受。只要尸体还在，马辛厄姆就不愿离开犯罪现场，哪怕是暂时的离开。这会儿他更不愿意离开，因为凯特·米斯金已经从坎普顿小丘广场回来了，并且会留在现场。但如果他必须离开，他更愿意一个人去。他命令警车司机下车，语气异常无礼。车开得飞快，意味着达伦即将享受一段兴奋无比的旅程。

达格利什穿过格栅门，来到教堂主体内部，并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即便如此，轻轻的叮当声在寂静中听起来还是很尖锐，在他走向中殿的时候也一直在身边回响。尽管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但身后小礼拜堂里那些警察的常用设备还是在他脑海里浮现：灯光、照相机、仪器，这种死亡面前忙碌的安静只会被压不住的自信声音所打破。但是在这里，在优雅的旋涡和熟铁栅栏的守卫下，又是另外一个尚未被污染的世界。熏香的气味变浓，他看到前方有一团金色的薄雾，那是半圆壁龛外闪光的马赛克使空气染上了色；可以看到耶稣光芒中的巨大塑像，他伸出受伤的双手，深陷入眼窝的双眼瞪视着下方的中殿。中殿多打开了两盏灯，但是教堂内部比起聚焦在犯罪现场的弧光灯所发出的强光还是要暗淡许多。他过了一会儿才看到巴恩斯神父。他坐在布道坛下第一排位置的尽头，只看得到一个暗黑色的身影。他走上前，注意到自己的脚在瓷砖地板上发出的声响，暗自琢磨这声音在神父听来是否也和他自己认为的一样不祥。

巴恩斯神父在椅子上坐得笔直，他的双眼瞪着前方中殿的闪光，身体紧绷，缩成一团，就像一个等待预期中的痛苦降临的病人，希望自己能忍耐过去。达格利什走近时，他并没有转过头来。他明显是被匆匆忙忙喊过来的。他还没有刮脸，双手在大腿上僵硬地绞在一起，脏兮兮的，就像是睡觉前没有清洗。教士服的瘦长黑色线条使他瘦削的身躯更显苍白，衣服很旧了，上面看起来还沾着点点肉汁。他试图擦去其中一个污点，但徒劳无功。他穿的黑皮鞋没擦鞋油，两边的皮子都打褶了，脚趾的位置已经磨成了灰色。他身上有一股味道，半是霉臭味，半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甜味，混杂了旧衣服和熏香的味道，又被长时间的汗味覆盖，总之就是一种失败与恐惧混合、令人感到怜悯的味道。达格利什在旁边的椅子上舒展开四肢，胳膊放松地搭在椅子靠背上，显示出了一种冷静的自在，柔和地消除了他身边这位同伴内心深处强烈到几乎肉眼可见的恐惧和紧张。他突然感到一阵内疚。毋庸置疑，这个男人在当天的第一场弥撒之前一定没吃东西。他现在一定很渴望热咖啡和食物。通常情况下，现场或者现场附近的某人会煮一壶茶，但是在犯罪现场鉴识人员完成工作之前，达格利什绝对无意去使用盥洗室，哪怕只是烧壶水。

他说：“我不会耽误您太久的，神父。我们只有几个问题，问完您就可以回家了。这对您来说一定是个可怕的冲击吧？”

巴恩斯神父还是没有看他。他低声说：“一场冲击。是的，一场大冲击。我不应该给他钥匙的，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解释起来没那么容易。”这个声音完全在意料之外，很低沉，带有一丝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沙哑，并且相比这具脆弱的身体包含了更多的力量。这并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口音，但是明显发音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尽管没有彻底纠正儿时那种来自乡下，也许是东部地区的口音。这个时候他转过头来对着达格利什，再次开口说道：“他们会要我对此负责任的。我本就不该让他拿着钥匙。这都怪我。”

达格利什说：“你并不需要负责。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他们也会明白的。”

这个无所不在、令人心惊、充满审判意味的“他们”。他心里这么想着，但是没有说出来，谋杀有时候会为那些既不感到悲恸，也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提供一种扭曲的快感，而且人们对那些提供这种“娱乐消遣”的人通常都很宽容。巴恩斯神父会对下个礼拜日集会的规模之大而感到吃惊的——不管是欣慰的吃惊还是与之相反。他说：“我们能从最初开始谈起吗？你第一次遇见保罗·博洛尼男爵是什么时候？”

“上个礼拜一，就是一周之前。大约下午两点半，他打电话到我家，问能不能去参观一下教堂。他先前来过教堂一趟，但是发现进不了门。我们本来是想全天候开放教堂的，但您也知道现在这个风气。总有些破坏分子试着打碎捐款箱，或者偷蜡烛。北走廊上有一张纸条，写着钥匙在牧师住所里。”

“我想他没有说他来帕丁顿是要做什么吧？”

“说了。事实上他说了。他说有个老朋友在圣玛丽医院，他去看望过他了。但是病人正在接受治疗，没有办法接待访客，所以他还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他说他一直都想参观一下圣马修教堂。”

所以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博洛尼的人生和所有忙碌的人一样，都是由时钟控制的。他腾出一个小时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但是这一个小时突然闲了下来，可以进行一些私人活动。众所周知，他一直对维多利亚式建筑感兴趣。不管当时那种冲动引领他走进了多么奇异的迷宫，他第一次造访圣马修教堂的经历至少是正常且合理的。

达格利什说：“你当时提议要陪他一同参观了吗？”

“是的，我这样建议了，但是他说不用麻烦了，我也就没有勉强。我认为他可能想一个人待着。”如此说来，巴恩斯神父也不是完全迟钝。达格利什说：“那么你把钥匙给了他。是哪一把钥匙呢？”

“备用钥匙。南门廊的门只有三把钥匙。沃顿小姐有一把，另两把由我保管，放在了家里。每个钥匙环上都有两把钥匙，一把开南门，另一把小一点的钥匙能打开格栅门。如果凯普斯提克先生或者普尔先生——我们的两位教堂执事——想要用钥匙的话，也要到牧师住宅区来。您看，牧师住宅离得很近。北面的大门只有一把钥匙。我总是把那把钥匙放在书房里。我从来不外借，以防钥匙被弄丢。而且就日常使用而言，它也太沉了。我告诉保罗男爵他会在小书架上找到介绍教堂的小册子。介绍是由柯林斯神父编写的，我们一直想要进行一些修订。小书架就放在北门廊旁边的桌子上，我们每本只收三便士。”他痛苦地扭过头去，好像一个关节炎患者一样，似乎是在示意让达格利什也买一本。这个姿势看起来很可悲，也很打动人。他继续说道：“我觉得他一定是拿了一本，因为两天之后，我在捐款箱里找到了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一般人就只放三便士。”

“他告诉你他是谁了吗？”

“他说他叫保罗·博洛尼。很抱歉，在当时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并没有说他是一位议员和男爵，没有说这种话。当然了，他辞职之后我就知道他是谁了。报纸和电视上都报道了。”

又一次，他停了下来。达格利什等待着。过了几秒，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更为坚强也更加坚定。

“我想他大概是走了一个小时，也许不到一个小时。然后他归还了钥匙。他说晚上想睡在小礼拜堂里。当然了，他不知道那个房间叫小礼拜堂。他说的是那个有张床的小房间。战时柯林斯神父还在这里的时候那张床就放在那儿了。空袭的时候他习惯睡在教堂里，这样就可以及时扑灭那些燃烧弹。我们后来就没把那张床撤走。如果人们在布道期间身体不适，或者我想在子夜弥撒之前休息一会儿，它都能派上用场。它只是一张很窄的折叠床，也不怎么占地方。您也见过了。”

“是的。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睡在那里？”

“没有。他的语气非常自然，就好像这是个很寻常的要求。我也不想去过问缘由。他不像一个可以去盘问的人。我倒是提过床单和枕头的问题。他说他需要的东西都会自己带过去。”

他买了一张双层床单，铺了两层，然后睡在了上面。不然的话，他就是用了原来就有的那条旧军毯，把它垫在身下，上面铺了那条彩色格子羊毛毯。椅垫上的那个枕头也应该是他的。

达格利什问：“他是那个时候就把钥匙带走了吗，还是那天晚上回来拿的钥匙？”

“他回来拿的钥匙。应该是晚上8点左右，或者再早一点。他就站在宅邸门口，手里拿了一个小手提箱。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开车来。我没看见有车。我把钥匙给了他，然后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看见他。”

“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什么。”

“像往常一样，我从南门进去。南门是锁上的。通往小礼拜堂的门是打开的，我能看到他已经不在了。床铺收拾得非常整洁，一切都整理得很干净。顶上放了一张床单和一个枕头。我从格栅门往教堂里面看。灯没开，但是我能看见他。他就坐在这一排，更靠边一点。我走进小礼拜堂，换上做弥撒时穿的法衣，然后穿过格栅门，走进教堂。当他发现弥撒在圣母堂做的时候，就换了个位置，坐到了后排。他没有说话。没有别人在。这天早上沃顿小姐不会来，喜欢参加九点半这一场弥撒的凯普斯提克先生得了流感，也没有来。所以就我们两个人。我做完第一次祷告之后，转过身面对他，我看到他跪了下来。他领了圣餐。之后，我们一起走回小礼拜堂。他把钥匙还给我，说了谢谢，拎起手提箱就走了。”

“这就是你们第一次会面的全部经过吗？”

巴恩斯神父转过头来，看着他。在教堂的暗光中，他的脸看起来毫无生气。达格利什从他的眼中看到交织在一起的乞求、决心和痛苦。他有害怕说出口的事，但又需要坦白出来。达格利什等待着，他习惯了等待。终于，巴恩斯神父开口了。

“不，还有件事。当他举起双手，我把圣饼放进他手里的时候——我以为我看见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上面有疤痕和伤口。我觉得我看见了圣痕 [6] 。”

达格利什将视线汇聚在布道坛上。一个拉斐尔前派的彩绘天使拿着一朵百合花，它的黄色头发在巨大光环下卷曲着。天使回望向他，眼神冷漠、毫不关心。他问：“是在他的掌心里吗？”

“不，在他的手腕上。他穿了一件衬衫和一件套衫。袖口有一点松，它们滑了下去，这个时候我才看见的。”

“你跟别人提起过这一点吗？”

“没，只和你说过。”

有整整一分钟，他们谁也没有开口。在达格利什的整个侦探生涯里，都不记得曾经从证人口中获取如此不受欢迎，如此——没有任何其他词语能够描述——令人震惊的信息。他忙着在脑子里琢磨如果这条信息公开，将会对他的调查带来何种影响：报纸上的头条、玩世不恭的人半是调侃的推测、成群的围观者——那些迷信的、轻信的、真正的信徒将会蜂拥进教堂，来寻找……找什么呢？

刺激、新的邪教、希望，还是一种确定？但是他的厌恶感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可能会给他调查带来麻烦的复杂情况，也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情理之外的古怪情况插入他客观的调查工作中，而调查一般是对那些能够在法庭、文件、论证和真相中站得住脚的证据做出的。他受到一种比厌恶更强烈的情感的冲击，这种冲击几乎在生理上也造成了影响，同时也让他感到些微的羞愧。在他看来这种情绪既不光彩，也不比现状本身更合乎情理。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极端强烈的反感，几乎达到了愤慨的程度。他说：“我想你最好继续对此一言不发。这和保罗男爵的死没有关系，甚至都没有必要在你的供述里面提及。如果你确实感觉到需要跟谁坦白这件事，和你的主教说就可以了。”

巴恩斯神父简单地回答：“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觉得我确实需要说出来，来分享这件事。我已经告诉你了。”

达格利什说：“教堂光线很暗。你也说了没有开灯。你又在禁食。这可能是你的想象，或者是光线造成的错觉。你只是在他伸开手掌领取圣餐的那几秒钟看到了那些疤痕。可能是你看错了。”

他心想：我到底是在说服谁，他还是我自己？

接下来就得问那个不合情理，但又不得不问的问题了：“他看起来如何？有不同吗？变了吗？”

神父摇了摇头，然后充满伤感地说：“你不明白。即便真的存在不同，我也不可能发现的。”然后，他似乎恢复了情绪，继续坚定地说，“不管我看到的是什么，即便它真的在那儿，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况且，这也不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之前就有听闻过。人的心智会通过奇异的方式对身体造成影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觉，一个强有力的梦。就像你说的那样，当时光线很暗。”

那么说巴恩斯神父也不想相信这件事。他正试图把这件事搪塞过去。好吧，达格利什充满挖苦地想，这总强过在教区杂志上写一个注释，给那些日报打电话报信或者在下个周日的礼拜上宣讲圣痕的显现和上帝神秘的智慧。他觉得发现彼此拥有同样的猜疑，甚至同样的反感非常有意思。以后会有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考虑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现在还有更急迫的事考虑。不管博洛尼是因为何故又一次来到了小礼拜堂，一定是某人的手挥动了那把剃刀，无论是他自己或者其他人的。他说：“那么昨晚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什么时候问你能否再次过来的？”

“上午的时候。他9点后不久就打电话过来。我说我那天晚上6点之后都在，他6点整的时候来取的钥匙。”

“你确认是这个时间吗，神父？”

“哦，是的。我正在看6点开始的新闻。刚刚开始他就按响了门铃。”

“这一次也没有任何解释吗？”

“没有。他拿着同一个小手提箱。我想他是坐公交车、乘地铁或者走着过来的。我没有看到车。我在门口把钥匙递给他，同一把钥匙。他向我道了谢，然后就离开了。我昨晚没有什么理由去教堂。接下来就是那个男孩过来找我，告诉我小礼拜堂里面有两具死尸。其余的你都知道了。”

达格利什说：“跟我讲讲哈利·麦克这个人吧。”

明显，话题的转变受到了欢迎，巴恩斯神父在提到哈利时更为健谈。可怜的哈利是圣马修教堂遇到的一个难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一直睡在南门廊里。他通常都是用报纸堆作床垫，然后盖上一条旧毯子，有时他会把旧毯子留在门廊里，准备晚上接着用；有时他会把毯子拿走，卷成长长的一团，然后用一根绳子绑在肚子上。巴恩斯神父发现毯子的时候，并不喜欢把它移走。毕竟这是哈利唯一的遮盖物。但是，门廊被当作避难所，或是哈利贮存奇怪甚至带有异味的物品的地方似乎并不是很方便。教区的教会议会还讨论过是否需要安装栏杆和门，但是那样看起来有些无情，他们的钱也应该用到更重要的事项上。他们本来就已经很难把开销控制在教区的既定限额之内了。他们都曾试着帮助哈利，但他并不是容易相处的人。圣马里波恩科士威街的旅人收容所都知道哈利。那是个很棒的地方，他经常在那里吃顿午饭，需要的时候也会在那里治一些小病。他有点太爱喝酒了，偶尔也会卷入斗殴事件。圣马修教堂因为哈利的事和收容所联系过，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该提出怎样的建议。他们曾尝试劝说哈利在他们的宿舍找个床位，但是他不同意。他不能忍受和其他人的亲密接触。他甚至不在收容所吃饭，他会把食物夹在厚厚的面包片里，然后带到街上吃。门廊是他的地盘，舒适、朝阳、远离公众视线。

达格利什说：“那么他昨晚不太可能会去敲门，让博洛尼男爵给他开门。”

“哦，不，哈利不可能那么做的。”

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进来了。也许博洛尼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毯子里了。博洛尼让他从寒冷的角落爬出来分享晚餐。但是他是如何说服哈利的呢？他问巴恩斯神父对此有何想法。

“我想，一定是这样发生的。哈利可能已经在门廊里了，他一般都很早躺下。昨晚又是9月里罕见的冷天。但确实很奇怪。博洛尼男爵身上一定有种让他放心的地方。面对大部分人时，他都不会这样做的。即便是收容所的管理人员，那些对付城市里流浪汉很有经验的人，都没有办法说服哈利在那里过夜。当然了，他们只能提供宿舍。哈利不能忍受的只有和其他人睡在同一个屋子或者一起吃饭。”

达格利什想，在这里，比宿舍更大的整个小礼拜堂都属于他自己，这就能够确保独处的私密性。同时，答应提供食物可能也会说服他从寒冷的门廊进来。他问道：“你最后一次来教堂是什么时候，神父？我是说昨天。”

“我从四点半待到五点一刻，在圣母堂念晚祷。”

“然后，你离开并锁上门的时候，你有多确定里面没有任何人在，也没有人藏着？很明显你并没有对整个教堂进行搜查。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况且如果真有人藏在这里，你有可能看得到他吗？”

“我觉得能。你看，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椅子没有高靠背，只有凳子，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达格利什说：“也许是藏在了祭坛底下、主祭坛下面或者在圣母堂里，要么就是在布道坛里。”

“在祭坛下面？这个想法真糟糕，简直就是亵渎上帝。但他是怎么进来的呢？我四点半过来的时候教堂的门是关着的。”

“白天的时候没有人来拿钥匙吗？教堂执事也没有吗？”

“没有任何人。”

沃顿小姐也已经向警方保证过了，她的钥匙绝对没有离开过她的手提袋。他说：“会不会是有人在晚祷期间溜了进来？也许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是独自一人待在圣母堂吗？”

“是的，我像往常一样从南门进来，并且在进来以后把南门和格栅门都锁上了。然后我打开了大门。对于任何想参加祷告的陌生人来说，这都是走进教堂最自然的路线。我的教民知道我总是在晚祷期间打开大门，而且大门很沉，会发出可怕的刺耳噪音。我们总是想要给门上上油。我不觉得能有人不引起我的注意就走进来。”

“你告诉过别人博洛尼男爵昨天晚上会待在这里吗？”

“哦，没有。并没有什么人可以告诉。我也不会透露只言片语的。他并没有要求保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是我不觉得他会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这里。别人对他的事都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早上。”

达格利什继续询问他有关吸墨纸和划过的火柴等相关事项。巴恩斯神父说上一次使用小礼拜堂是在两天前，也就是16日，周一那天。五点半晚祷一结束，教区教会议会就像往常一样在那里碰头。是他主持的会议，就坐在桌子前，但是并没有用吸墨纸。他总是用圆珠笔写字。他没有注意到是否有最近用过的痕迹，他从来就不太擅长注意这种细节。他很确定火柴不是教区教会议会成员用的。只有乔治·凯普斯提克抽烟，他用的是烟斗，而且都是用打火机点燃。但是他最近流感还没好，所以没有参加会议。人们都说不被烟雾缭绕是多么令人愉悦。

达格利什说：“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你能不对他人泄露，我将会非常感激。我还想让你看一下吸墨纸，看看你是否能记起来它周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脏兮兮的搪瓷杯，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是否属于哈利，也帮了我们的大忙。”

看到巴恩斯神父的表情，他又补充道：“你没有必要回到小礼拜堂里。拍照人员结束工作之后，我们会把东西拿出来给你看。然后，我想你应该很高兴终于能回家了。我们过后还会需要一份供述，但那可以再等一等。”

他们又沉默着坐了一会儿，似乎刚才的交流需要进行安静地吸收。那么，达格利什想，这里隐藏着博洛尼不切实际地辞掉职务的秘密原因。这要比理想的幻灭、中年的不安以及对丑闻披露的恐惧更为深入，也没那么容易解释。不管他在圣马修教堂小礼拜堂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都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他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导致他死亡的，也是同样的缘由吗？

他们都站了起来，这个时候传来格栅门的撞击声。米斯金督察正从走廊走过来。当她走到他们身边时，她说：“病理学家已经到了，总警司。”

第七章

厄休拉·博洛尼夫人坐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三楼的客厅里，一动不动，凝望着窗台悬铃树顶的树枝，就好像在看远处看不到的风景。她似乎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像一个装得太满的玻璃杯，只有她才能端得稳。一次震动、一次颤抖或是一次小小的失控，水就有可能全洒出来，造成可怕的混乱，最终只能导致死亡。很奇怪，她想，她对于惊吓的物理反应应该和雨果死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在她能感受到的悲恸之上，又增加了一种一样强烈、一样全新的悲恸，就和当初她第一次听到他的死讯时一样。她身体上的症状也是一样的：极度口渴；整个身体都干枯了，皱缩在一起；她的嘴里又干又苦，就好像被自己的呼吸感染了病毒。玛蒂给她煮了一壶又一壶的浓咖啡，她直接把滚烫的黑咖啡咽下，完全没有意识到加了太多的糖。之后，她说：“我想吃一点东西，一些咸的东西。凤尾鱼烤面包吧。”她想：我就像一个胸中满溢悲伤的女人，屈从于古怪的幻想。

但是一切已经结束了。玛蒂本来想在她的肩头围上一条披肩，但是她耸耸肩表示不需要，然后要求独自待着。她想：在这具身体、这种痛苦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我将再次触碰到那个世界。我会活下去的，我必须要活下去。七年，最多十年，我只需要这么久。现在她等待着，积蓄着精力，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无数访客中的第一批。但他是她自己召唤来的客人。有些事情必须对他讲，而且可能时间已经不多了。

刚过11点，她听到门铃响了，然后传来电梯的吱嘎声，以及格栅门关闭时发出的轻微哐当声。客厅的门打开了，斯蒂芬·兰帕特静静地走了进来。

对她而言，站起来迎接他似乎很重要，但是关节炎使她的臀部在用力的时候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她知道自己抓着拐杖头的手在微微颤抖。他马上来到她身边，说：“哦，不用了。您完全没有必要起身。”

他的一只手稳稳地抓住她的胳膊，并热切地帮助她坐回到椅子里。她不喜欢太随意的身体接触，熟人和陌生人因为她的身体不便就自认为有权利触碰她，就好像她的身体变成了一种令人嫌弃的阻碍，被轻轻地来回推搡，直到各就其位仿佛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她想要甩掉他坚定而带有占有欲的紧抓，但是又忍住了。但她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肌肉，它们在他的触碰下紧紧绷起，她知道他也没有无视这种本能的反感。他把她重新安放好之后，自己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上，优雅又带有一种专业的从容。他们中间隔了一张低矮的小桌。一圈擦亮磨光的红木树立起他的权威地位，那是力量与柔弱、年轻与衰老、医生与其附属病人之间的地位差异。只不过她并不是他的病人。他说：“我相信您正在等着进行髋关节置换。”当然，这是芭芭拉告诉他的，但是他不会率先提及她的名字。

“是的，我已经在骨科医院排号了。”

“请原谅我的直接，但是为什么不去私立医院呢？您这不是在忍受不必要的痛苦吗？”

她想，对于慰问来访而言，这几乎就是毫无礼貌、不合时宜的评论，或者说这就是他在面对她的悲恸与坚忍时所使用的应对方法？只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才有自信，并且能够以权威的口吻讲话？

她说：“我更愿意被当作一名享受国民医疗服务的病人。我喜欢享受自己的特权，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刚好不需要。”

他温柔地笑了，就像在哄孩子。“这看起来有点自讨苦吃。”

“可能吧。但是我叫你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征求你的专家意见的。”

“况且作为一名产科医生，我也不足以提供这样的意见。厄休拉夫人，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您难道不应该请自己的医生来吗，或者是一位挚友？您应该找人来陪着您，在这种时刻您不应该是孤身一人。”

“如果我需要咖啡、酒精或者御寒之物这些寻常的安慰，有玛蒂在就够了。人活到82岁，就算有几个想见的人，也都已经逝去了。我比两个儿子活得都长，这是人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不得不承受这一切，但是我没必要时刻谈起这些。”她本来还可以加上一句“更不可能和你谈起这些了”，但是她觉得这些话不用说出来就已经在这气氛中了。

有一瞬间，他保持沉默，似乎是在考虑这些字句，接受这里面暗含的道理。然后他说：“当然，如果不是您打电话来，我可能会晚些前来拜访。只是我不确定您这么快就想接待访客。您收到我的信了吗？”

他一定是在芭芭拉刚打过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了信，并且让他手下的护士送过来，而这名护士因为值完夜班急着回家，都没有亲自递交信件，只是把信塞进了信箱。他使用了所有最显而易见的形容词，并不需要翻词典来审定什么是最适宜的回复。毕竟谋杀令人悚然，是可怕、糟糕、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愤慨的。但是在这封为满足社交礼仪而仓促写就的信函里，却少了一些这样的说服力。而且他理应晓得不该让秘书把这封信打出来的。但是她想，这些都见怪不怪了。拂开那处心积虑获取的职场成就、威信声望、正统教养，就露出了这人的本来面目：野心勃勃，还有些粗俗，只有在会获得回报时才会体恤人心。但是她也知道，这些结论大部分是因为偏见，而有偏见是很危险的。要是想让此次会面按照她预期中的走向发展，她就必须谨慎小心，尽可能不流露出任何不满。况且去批判那封信也有些不公平。过去三年里，他都在忙着给那位被谋杀的丈夫戴绿帽子，要给他的母亲写信吊唁实在已经超过了他有限的社交词汇所及。

她已经将近三个月没见到他了，因此再次为他的英俊所动。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年轻人，个头很高，看起来有些笨手笨脚，头上是浓密的黑发。但是现在，这个来回晃荡的高个儿因为成功而变得自如起来。他轻松自如地展示着自己的身高，灰色的眼睛中含有一种最基本的警惕。他非常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眼睛的魅力。他的头发中已经夹杂了灰色，但是依然浓密且不规整，即便是精致的修剪也没能完全将其平顺。这也增添了几分他的魅力，暗示出一种未经驯顺的个性，这在传统的英俊绅士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

他探过身去，专注地注视着她，灰色的双眼饱含同情，十分温柔。她发现自己非常憎恶他这种招之即来的专业关怀。但是他做得很好，她几乎预料到他会说：“我们已经尽了全力，所有人力所能及的努力我们都尽到了。”然后，她告诉自己，这种关切也许是真的。她必须抑制住自己，不要总是看轻他，把他僵化成通俗小说里那种英俊又经验丰富的勾引者。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人会是那么单一的样子。毕竟，他也是一位公认的优秀妇科医生。他工作努力，很熟悉自己的专业。

雨果还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时候，斯蒂芬·兰帕特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她很喜欢他，到现在依然有几分当时那种喜爱，尽管她也由此心生恨意，不愿承认，但依然怀有当年的记忆，那些在港口草地上沐浴在阳光中的漫步，在雨果房间里的聚餐和欢笑，都带有多年的希望与对未来的许诺。他出身于中低产阶级家庭，是个聪明、英俊又野心勃勃的男孩，通过自己的长相和机敏加入渴望的团队，非常擅长隐藏蠢蠢欲动的野心。雨果是生来就有特权的那类人，他的母亲是伯爵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位男爵，也是一位出众的军人，拥有博洛尼这个名号的继承权，并且是家族遗产的继承人。她第一次开始琢磨，他憎恶的是不是不仅雨果一人，而是他全家？而之后的背叛举动是否是多年前的嫉妒扎根的结果？她说：“有两件事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可能也不再有别的机会。也许我应该事先声明，我叫你来不是为了谴责我儿媳妇的不忠行为。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任何人的私生活。”

那双灰色的眼眸变得更加谨慎。他说：“您是多么睿智啊，少有人能做到如此。”

“但是我的儿子被谋杀了。就算警方现在不知道，他们迟早也要知道这件事的。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说：“恕我冒昧，但是您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芭芭拉今天早上打电话的时候只告诉我警察发现了保罗的尸体和另外一个流浪汉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喉咙上都有割痕。”

“他们被割断了喉咙。两个人都是。而且他们通知消息的时候是那么小心翼翼，我由此设想凶器应该是保罗的一把剃刀。我猜想保罗是有可能自杀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如果承受了足够的痛苦，都能做出这种事。但是他不可能去杀掉那个流浪汉。我的儿子是被谋杀的，这就意味着警察会尽职尽责去发现某些事实。”

他冷静地问道：“什么事实，厄休拉夫人？”

“你和芭芭拉是情人关系。”

他在双膝上合十的双手紧握起来，然后又放松下来。他还是能够正面迎上她的目光。

“我知道了，是保罗还是芭芭拉告诉你这件事的？”

“他们都没有说。但是我和我的儿媳妇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也已经有四年了。我是个女人，也许我腿脚不便，但是我眼睛还不花，脑子也没痴呆。”

“她怎么样了，厄休拉夫人？”

“我不知道。但是在你离开之前，我建议你自己去搞清楚。我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只见到过我的儿媳妇三分钟。很明显，她太过痛苦，没有办法和访客交谈。而且看起来我应该也属于访客之列。”

“这样要求我公平吗？有时候别人的痛苦要比自己的更难以承受，难以面对。”

“特别是在自己的痛苦并没有同样强烈的时候？”

他探身向前，平静地说：“我不觉得我们有权利做这样的设想。芭芭拉的感受也许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保罗毕竟是她的丈夫。她关心、在意他，也许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刻。这对于她，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听着，我们有必要现在谈话吗？我们都还没有缓过来。”

“我们必须现在谈，而且时间不多了。一旦警察们完成在教堂里的各种必要工作，总警司亚当·达格利什就会过来找我。他应该也会想要和芭芭拉谈一谈。在适当的时间，更有可能早些，而不是晚些，他们会找到你。我必须要知道你都会告诉他们些什么。”

“这个亚当·达格利什，他不是个诗人吗？这对于警察来说可是个奇怪的爱好。”

“如果他查案也和他写诗一样好，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不要因为你在上流社会的报纸上读到的那些报道就低估这些警察。”

他说：“我不会低估警方，但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要畏惧他们。我知道他们对某些犯罪行为毫不手软，同时还恪守中产阶级的那些道德标准。但您应该不会想说他们怀疑我割断了保罗的喉咙，就因为我和他的妻子上床吧？他们也许会和社会现实有所脱节，但是应该不会那么落伍吧。”

她想：这才像回事，这才是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她冷静地说：“我不是说他们会怀疑你。我确信你会为昨晚提供一份令人满意的不在场证明。但是如果你们都不对你们的情人关系有所隐瞒的话，可能会减少带来的麻烦。我自己就不想在这件事上撒谎。当然了，我不会主动提供这条信息，但是他们有可能会问起来。”

“那他们为什么会问起这件事呢，厄休拉夫人？”

“因为达格利什总警司会和政治保安处的人联络。不管任期有多短暂，我的儿子毕竟曾是政府里的一位大臣。你觉得那些本职工作就是发现并记录下大臣们潜在丑闻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一位大臣，特别是一位在那个部门就职的大臣的私生活？不然你觉得我们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呢？”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她面前缓缓踱步。他说：“我想我本来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给我一点时间，我应该会想到这一点。保罗的死确实让人震惊。我想我的头脑还没有恢复正常运转。”

“那我建议它最好尽快开始工作。你和芭芭拉必须统一口径。最好你们都同意讲实话。我的理解是，你一开始把芭芭拉介绍给雨果的时候，她就是你的情人，雨果死后，她嫁给保罗之后也一直是如此。”

他停下脚步，转向她。“相信我，厄休拉夫人，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并不是您想的那样。”

“你是说她和你都颇有风范地决定暂时不进行私下接触，至少在蜜月之前都没有偷情过？”

他走到她面前站住，低头看向她。

“我想有些事我得说出来，但恐怕这些事……不怎么有绅士风度。”这个词现在恐怕已经毫无意义，她这样想着，但却没有说出来。1914年之前，一个人可以这样讲，也不会显得虚伪或者可笑，但是现在不行了。那个词和它所代表的整个世界都永远逝去了，都被践踏入了佛兰德的泥土里。她说：“我儿子的喉咙都被割断了。考虑到这种凶残行径，我觉得我们已经不需要考虑风度或者伪装的问题了。当然，这是有关芭芭拉的事。”

“是的，如果你还不理解，那么有些事情你应该要明白。我也许是她的情人，但是她并不爱我。她当然也不想嫁给我。她和我在一起就和同其他任何男人在一起一样满意。那是因为我懂得她的需求，并且不会提出要求，不会提出太多要求。我们总是会提一些条件的。当然了，我能多爱一个人，就有多爱她。这对于她而言也是必要的。而且她和我在一起有安全感。但是她不会为了嫁给我而抛弃一个完美的好丈夫以及相应的头衔。她不会离婚，更不会与人共同策划谋杀。如果你和她要继续生活在一起，你就必须相信这一点。”

她说：“这很坦诚。你们彼此看起来很配。”

他接受了这嘲讽背后的微妙的侮辱。“哦是的，”他伤感地说，“我们适合彼此。”他又补充道，“我怀疑她甚至不怎么觉得内疚。也许有些奇怪，但至少还没有我那么内疚。其实很难严肃对待通奸这种事情，特别是当你并没有因为偷情而感到欢愉时。”

“你这方一定是筋疲力尽，也不怎么心满意足。我钦佩你所做出的自我牺牲。”

他的微笑似乎在追忆往昔，遮遮掩掩的。“她是那么美。这是种毋庸置疑的美，不是吗？并不取决于她是否健康，是否开心，是否疲惫，也不取决于她穿了什么。那种美总是存在。您总不能因为我的尝试就责备我。”

“不对，”她说，“我能，并且我也确实责备你。”

但是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全讲实话。究其一生，她都受到男人和女人美丽外表的欺骗。她也是以此为生的。1918年，她的兄弟和未婚夫都被杀了，她这位伯爵的女儿为了显示对传统的蔑视而登上了舞台，她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她苦涩地想着这些事实，她并没有什么戏剧天赋。她对于自己的情人总是随意但又本能地要求他们相貌英俊，对她的女性朋友的容貌从不嫉妒，甚至在这方面相当宽容。令他们更吃惊的是，32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亨利·博洛尼爵士，很明显是因为他身上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特质，并且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她现在想起了她的儿媳妇，就像她许多次看到的她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的玻璃前。芭芭拉每经过一面镜子，都无法不驻足，平静地凝望反射出的自己，享受那自恋的一瞬间。她想要看到什么？是眼角的第一道松弛，瞳孔渐渐暗淡的蓝，干枯皱褶的皮肤，还是脖子上的第一道皱纹？这一切都展示出了这种过于珍视的完美是多么容易转瞬即逝。

他仍然在不安地踱步，依然在说话。

“芭芭拉喜欢那种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的感觉。在性行为方面尤为如是。注意力，她毋庸置疑得到了具体且强烈的注意力。她需要被男人渴望。她并不是真的很想让他们触碰到她。如果她觉得我参与了谋害保罗这件事，她绝对不会感谢我的。我不认为她会原谅我，更不会因此保护我。我很抱歉，我太直白了。但是我想这些话不得不说。”

“是的，确实有必要说出来。那么她会保护谁呢？”

“可能会是她的兄弟吧，但是我料想不会保护很久，更不会自己冒着风险去保护对方。他们本来就没有特别亲近过。”

她冷冰冰地说：“这个时候不需要她表示这种对亲人的忠诚。多米尼克·斯维恩昨天一整晚都在这座房子里，和玛蒂待在一起。”

“这是他的说法还是她的？”

“你是在指控他在我儿子的死亡事件中插了一手吗？”

“当然不是。这个想法太荒谬了。而且如果是玛蒂说他和她在一起，我毫不怀疑。我们都知道玛蒂是公正的典范。您刚才问我芭芭拉有没有想要保护的人，我再想不到别人了。”

他已经停下了脚步，又坐回到了她的对面。

他说：“说说您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您说我们有两件事情需要讨论。”

“是的，我想要确定芭芭拉怀的孩子是否是我的孙子，而不是你的私生子。”

他的肩膀变得僵直。有一瞬间，可能只有一秒钟，他僵硬地坐着，低头望向自己紧扣在一起的双手。在沉默中，她能听到旅行钟的嘀嗒声。然后他抬起头来。他依旧冷静，但是她觉得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哦，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不可能的。我三年前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我不适合做父亲，也不想因为生父确认诉讼而让自己难堪。如果您想要证据，我可以给您提供那位外科医生的名字。这也许要比等到孩子出生再带他去验血要简单得多。”

“他？”

“哦，是的，是个男孩。芭芭拉做了羊膜穿刺。您的儿子想要一位继承人，他也得到了一位继承者。您不知道吗？”

她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样做对胎儿而言不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吗，特别是还在孕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专家和最新的技术就没关系。我知道她身边有专家。不，不是我，我不是那种傻瓜。”

她问：“保罗死之前知道孩子的事吗？”

“芭芭拉还没有说，我想他不知道。毕竟她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

“怀孕的事吗？肯定不知道。”

“不是，我是说孩子的性别。昨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这件事。但是保罗也许已经猜到了怀孕这件事。毕竟他又回到了那座教堂，大概就是去向他的上帝寻求更多、更好的指示吧。”

她突然感受到了无比强烈的愤慨，有一瞬间甚至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她能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发颤，就像一位无力的老妪。但至少她的字字句句仍然带刺。她说：“当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你就从来都无法抗拒那种诱惑，非要把粗鄙的话和你自以为是的聪明话掺在一起。不管我儿子在那座教堂里遭遇了什么——我也不想假装我搞明白了一切——最终他就是因此而死的。下一次你忍不住想要沉浸在你的小聪明里时，最好记住这一点。”

他的声音也变得低沉，像钢铁一样冰冷。“我很抱歉。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场谈话是个错误。我们两个都太震惊，还没有恢复理智。现在，请原谅，我得在警方突然拜访芭芭拉之前见见她。我想她现在是一个人待着吧？”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安东尼·法雷尔马上就会过来。我一听到这个噩耗马上就给他的私人地址送了信，但是他得从温彻斯特赶过来。”

“那个家庭律师吗？警察来的时候让他待在这里——这样不会看起来很可疑吗？就好像是在做必要的防范措施。”

“他不仅是我们的律师，也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人都想让他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很高兴你能赶在他来之前去见她。告诉她要如实回答达格利什的问题，但是不要主动提供信息，任何信息都不要。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警方会对这种常见的偷情行为大惊小怪。但是就算他们已经有所耳闻，也不会指望她能够主动透露。太过于坦诚和极不坦诚看起来一样可疑。”

他问：“警方宣布噩耗的时候你跟她在一起吗？”

“并不是警方告诉她的，是我。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这么做。首先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女警察告诉我的，然后我一个人去见芭芭拉。她表现得非常恰如其分。芭芭拉总能知道自己表现出什么样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才是最恰当的。而且她也是一个好演员。她本该如此，毕竟她已经演练过很多回了。哦，还有一件事。告诉她不要透露有关孩子的只言片语。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这就是您希望的，也是您觉得明智的做法的话，好的。但是提到怀孕的事情也许会有帮助。他们会对她特别温柔。”

“他们会很温和的。他们可不会派个傻子来。”

他们交谈的方式就像一伙并不怎么和睦的同党，因为同一个不可言说的阴谋联合在一起。她感到一阵冰冷的厌恶感，这种感情的外在表现就是泛上一阵恶心，然后又是一阵将她席卷的乏力，将束手无策的她困在椅子里。很快，她就注意到他来到了她身边，五指温柔又坚定地按在她的手腕上。她知道自己应该憎恶他的触碰，但是现在这给了她抚慰。她靠回到椅背上，双目紧闭，在他的手指之下，她的脉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他说：“厄休拉夫人，您真的该找您的医生看看了。马尔科姆·汉考克是吗？让我给他打个电话。”

她摇了摇头。“我没事，我现在还没办法再去和另一个人打交道。警察来之前我得一个人待着。”她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这样承认自己的虚弱，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时刻对他这样的人坦承这件事。他走到门边。当他的手放在门把手上时，她说：“还有一件事，你对特蕾莎·诺兰有多少了解？”

他转过身，严肃地看着她。“不比您知道得多，我想，可能知道得更少。她只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工作过四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正眼看过她。她照顾过您，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了超过六个礼拜。她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那黛安娜·特拉弗斯呢？”

“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她非常不明智地胡吃海塞，又喝了太多酒，然后掉进了泰晤士河里。您想必知道，我和芭芭拉在她溺死之前就已经离开黑天鹅餐厅了。”他沉默了一瞬，然后严肃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面那篇荒唐的文章。厄休拉夫人，我能给您提点儿建议吗？保罗被谋杀，如果确实是被谋杀，是件很简单的事。他让别人进了教堂，一个贼、另一个流浪汉或者一个变态，就是这个人杀了他。不要把他的死复杂化，上天知道，这种老套的、意外的悲剧就已经够可怕的了。就算没有这些，警方要忙的也够多的了。”

“这两件事都是毫不相干的吗？”

他没有回答，而是说：“莎拉知道这件事了吗？”

“还没有。我今天早上试着给她的公寓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电话。她也许是出去取报纸了。你走了以后我马上再试着联系她。”

“你想让我过去看看吗？毕竟她是保罗的女儿。这对她来说会是一个很可怕的打击。她不应该从警察口中或者电视新闻里知道真相。”

“她不会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亲自过去。”

“但是由谁来给您开车呢？周三哈利维尔不是休息吗？”

“还可以乘出租车。”

她讨厌他看起来要掌控全局的样子，就像当初在牛津一样，狡猾地将自己不动声色地融入这个家庭。然而她又一次责备自己，不应该如此不公。他从来就没有缺少过这种善意。他说：“在警察对她发动攻势之前，她应该有准备的时间。”

准备什么的时间？她暗想。装出一副她确确实实非常在意的样子？她没有回复。突然，她着急着想要让他离开，她拼尽全力才没有开口命令他滚出去。她反而是伸出了手。他弯下腰，将这只手放入自己的掌心，然后抬起来贴近嘴唇。这一举动过于戏剧化，并且荒唐而不合时宜，让她感到不安，却不觉得怎么恶心。他离开之后，她发现自己低头凝望着自己戴着戒指的干瘦手指，凝望他曾短暂亲吻过的长满老年斑的指关节。这是在向一位面对人生最后悲剧时充满尊严和勇气的老妇人致以敬意吗？又或者说这是更为微妙的一个举动、一种宣誓，表示无论怎样他们毕竟是同盟，他明白她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并也将此作为自己的当务之急？

第八章

达格利什记得，一个医生跟他讲过，迈尔斯·基纳斯顿已经展示出成为一名优秀诊断医师的潜质，但是他在注册等级的时候就放弃了全科医学，选择了病理学，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亲眼目睹人类经受苦难。这个医生说这些时，语气中带有一丝扬扬得意，就像他泄露了一个同事不幸的弱点，而任何一个更明智的人在开始接受医学教育前，至少也是在大学二年级之前就应该能够察觉这个倾向。达格利什想，这有可能是真的。基纳斯顿已经兑现了自己的许诺，但是现在他将自己的诊断技巧都用在了不会开口抱怨的死人身上，他们的眼睛不会恳求他赐予希望，他们的嘴巴再也不会痛苦地大喊。当然，他看过了太多的死亡，这一切都没有让他仓皇失措：死亡的凌乱、死亡的气味和那些最奇怪的外部特征。和大多数的医生不一样，他并不把死亡视为最后的敌人，而是一种令人陶醉的谜团。每一具尸体，他都会用同样专注的眼神去凝视，就像他曾经凝望依然健在的双亲。任何一条新的证据，如果能够正确阐释，都能让他离谜团的中心更进一步。

相比其他曾经与他共事过的病理学家，达格利什对基纳斯顿更为尊重。一通知他就会迅速赶到，而且也总是同样迅速地发布验尸报告。他不会像某些同事一样喜欢开一些幼稚的与验尸相关的玩笑，借此来巩固自己在社交场合的自尊。和他共进晚餐的客人知道，他们将会安全地远离那些有关解剖刀或少了肾脏之类令人不快的逸闻。最重要的是，他在证人席上的表现尤为出色，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有些过于出色。达格利什记得，有一次宣判了被告有罪之后，辩护律师酸溜溜地评价：“基纳斯顿在陪审团眼里几乎是永不犯错的了。我们可不想再来一个斯皮尔斯伯里。”

他从不浪费时间。即便是在和达格利什打招呼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脱下夹克衫，在自己短粗的手指上戴上精致的乳胶手套，他的双手非同寻常地苍白，几乎毫无血色。他个子很高，身材壮实，给人一种拖沓、笨拙的感觉。但他在狭窄有限的空间里工作，在尸体旁边忙活时，整个身体似乎都压缩在一起，变得紧致，甚至优雅起来，带着猫一样的轻盈与精准。他的脸肉乎乎的，黑发正逐渐从长着雀斑的额头上后退，长长的上嘴唇有着箭头一般的弯曲形状，有着厚实眼皮的双眼漆黑，非常明亮，让他的脸上带有一种讽刺、诙谐的睿智。现在他蹲下身子，像一只蛤蟆，蹲在了博洛尼尸体一侧，他的双手松松地垂在身前，苍白得不真实。他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凝视着喉咙处的伤口，但是并没有伸手去触碰尸体，只是用他的手轻轻拂过尸体的脑后，就像抚摸一样。然后他说：“他们是谁？”

“保罗·博洛尼男爵，前国会议员和助理大臣，还有一个流浪汉，哈利·麦克。”

“表面上看，先是谋杀，然后是自杀。伤口就像教科书上讲的一样规范；两道从左到右、非常浅的伤口，然后就是上面的一刀，迅疾、深入，割断了动脉。剃刀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从表面上看一切显而易见。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

达格利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基纳斯顿小心翼翼地迈步，跨过地毯，踮着脚尖走到哈利身边，就像一个不熟练的舞者。

“一刀毙命。又是从左向右。这说明博洛尼——如果真的是博洛尼干的——就站在他的身后。”

“那为什么博洛尼右手袖子上没有浸满鲜血？好吧，上面确实血迹斑斑，沾上的是他自己或者哈利的血，也许两者都有。但如果是他杀死的哈利，你不觉得应该有更多的血，将会浸湿整个衣袖吗？”

“如果他事先卷起他的衣袖，然后从身后行凶的话就不会了。”

“然后在割断自己喉咙之前又把袖子放下来吗？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基纳斯顿说：“法医鉴定应该能够从中分辨出袖子上的鲜血是否是哈利的，或者说里面混有哈利的鲜血，还是只有博洛尼自己的血。两具尸体之间似乎没有明显可见的血污。”

达格利什说：“鉴定人员已经用光纤灯仔细检查过地毯了，他们可能会有所发现。在哈利的夹克衫下有一处明显可辨的污迹，在其上方，夹克衬里的缝线处也有一抹看起来像是血迹的污痕。”

他抬起夹克衫的一角，两个人都沉默地注视着地毯上的血污。达格利什说：“我们发现的时候这块血污就在夹克衫下面了，这意味着哈利倒下之前这里就有血迹了。如果这被证实是博洛尼的血，那么就是他先死的，除非是他一开始浅浅割伤自己喉咙之后又跌跌撞撞地靠近了哈利。从理论上讲，这是非常荒唐的。如果他正在割断自己的喉咙，哈利怎么可能阻止他？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费劲去杀了他呢？但是这是有可能的，从医学上来讲是可能的，对吗？”

基纳斯顿看着他。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在割下第一刀之后，我得说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还会有足够的力气去杀死哈利吗？”

“在自己的喉咙被割开一截之后吗？再次声明，仅仅是割了最开始那一刀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要记住，那个时候他正处于高度亢奋状态。那个时候人们总是能获得额外的能量。毕竟我们正在假设，他在自杀过程当中受到了打扰。这可不是一个人理智最清醒的时候。但是我不能肯定，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亚当，你提出的问题是无解的。”

“恐怕是。但是一切显得太干净利索了。”

“还是说你希望这一切都过于干净利索。你怎么看？”

“从尸体的位置来看，我觉得他有可能正坐在床边。假设他是被谋杀的，假设凶手首先进入厨房，他有可能又静悄悄地折返回来，从身后袭击了博洛尼。用重物击打或在脖子上缠绕绳索。也许他抓住他的头发，把头向后扯，然后划下了第一道深深的割痕。其他几道看起来比较浅的可能是事后的人为设计。所以我们要找一下割伤之下是否还有别的痕迹，还有就是脑袋后面有没有被击打后的肿块。”

基纳斯顿说：“脑后有肿块，但是非常小。也许是身体滑倒时造成的。我们做尸检之后应该会有更详细的了解。”

“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凶手先把他打晕，然后到厨房脱下衣服，再回到屋内，赶在博洛尼恢复意识之前割断他的喉咙。但是这个理论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他必须得非常精确地判断击打的力度，而且留下的应该不会只是一个小小的肿块。”

基纳斯顿说：“但这要比第一个理论少了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如果凶手半裸着走进来，手里拿着剃刀，博洛尼不可能不进行反抗。然而却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留下。”

“也许是对他进行了突然袭击。他有可能在等他的访客从厨房那边的门进来。有可能他踮着脚尖走过走廊，然后从大门回来。根据尸体的位置，这是最有可能的理论。”

基纳斯顿说：“那么你是在假设凶手进行了提前预谋？那么说他知道他会找到一把剃刀？”

“哦，是的。如果博洛尼是被谋杀的，那么凶手一定经过了提前预谋。但是我在还没有获悉事实之前就开始进行推演，这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不管怎么说，迈尔斯，这个案子有看起来不自然的地方。事实太过于显而易见，太干净利索了。”

基纳斯顿说：“我会先完成初步的检查，然后你就可以把尸体运走了。通常情况下明天一早我就会开始进行尸检，但是医院的人以为我周一才能回去，所以验尸房到明天下午才能腾出来。最早也要三点半了，这个时间对你的人来说合适吗？”

“我不知道实验室那边怎么想。对我们来说肯定是越快越好。”

他声音中有种东西令基纳斯顿警觉。他说：“你认识他吗？”

达格利什想：这一点以后会一次又一次被提起。你认识他，这涉及你的私人情感，你不希望把他当作一个疯子、一个自杀的人、一个凶手。他说：“是的，我多多少少认识他，但主要是在委员会的讨论桌上见面的。”

在他听起来这些字句非常勉强，甚至对这段关系有所背叛。他又说：“是的，我认识他。”

“他在这里做什么？”

“他在这个房间曾经有过类似神秘体验的一种宗教经历。他可能是想重现那种经历。他和教区牧师说好了晚上要待在这里，但是他没有说是为了什么。”

“哈利呢？”

“看起来是博洛尼放他进来的。他也许是发现他睡在门廊里。很明显哈利不能容忍与他人共处。有证据表明他曾经睡在更远的地方，在大礼拜堂那边。”

基纳斯顿点了点头，然后着手进行他熟知的工作。达格利什留下他完成一切，自己来到了走廊上。这种对身体的侵犯，以及接下来更残酷的科学检验总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就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偷窥狂。他总是在想，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比解剖更冒犯死者、更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人才刚死，尚存余温。迷信的人可能会担心刚刚释放的灵魂还在空中盘旋，会因为刚刚被放弃的脆弱肉体遭此侮辱而愤怒。在基纳斯顿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前，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累了。他本来以为自己会在之后的调查过程中不堪疲惫，但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然而这么早就有这种精神和身体都已经透支的沉重感，对他来说还是新鲜事。他暗自琢磨，这究竟是因为自己已经到了一定年纪，还是另一个预示这个案子与众不同的迹象？

他又回到教堂里，坐在圣母像前的一把椅子上。巨大的中殿空无一人。巴恩斯神父已经在一名警员的护送下离开了。他帮助警方确认了那个搪瓷杯，毫无困难地认出它确实是哈利在门廊睡觉时经常随身携带的那个。他也尽可能地想在吸墨纸的鉴别上有所帮助，他用尽全力，几乎是痛苦地盯着那张纸，然后说周一晚上他最后一次看到它时，那些黑色的划痕好像并不在上面。但是他也不能确定。会议期间他从桌子上拿了一张白纸并且在上面做了笔记。这张纸盖住了吸墨纸，所以他只是短暂地瞥到了一眼。但是，在他有限的记忆里，那些黑色的痕迹是新添上的。

达格利什很庆幸自己能有这几分钟的时间来静静地思考。熏香的味道似乎开始转浓，但是在他闻起来却被一种病态的、更为邪恶的味道盖过了。这种静默也并非完全。在他的背后还能听到一连串的脚步声，偶尔抬高的说话声，冷静、自信、不慌不忙，那些看不见的专业人士就在格栅门之后有序开展自己的工作。这些声响听起来既遥不可及又清晰可辨，他感觉到一种秘而不宣、不太吉利的忙碌，就像老鼠在墙后鬼鬼祟祟。他知道，很快，这两具尸体就会被干净利索地装进塑料尸体袋。地毯会被小心翼翼地卷起来以保存血迹证据，特别是那一块干涸了的明显血迹。罪案现场的其他物证打包并做好标签之后会被放到警车上：剃刀、大厅里的面包屑和奶酪、哈利衣服上的纤维和那一根烧到头的火柴。现在他还能暂时保留那本日记，因为他去坎普顿小丘广场的时候需要带着这本日记。

在圣母和圣婴像的下方，竖立着一盏缠绕着铁丝的烛台，上面有三排烛槽，里面满是蜡块，蜡烛芯深深地埋在烛蜡里。出于冲动，他从口袋里翻出了一个十便士的硬币，把它扔进盒子里。撞击声不同寻常地响。他几乎预料到了凯蒂或者马辛厄姆走到他身边的脚步声，来者没有开口但是眼中充满好奇，同他一起观察这个不太像他会做的、出于一时冲动的愚蠢举动。在蜡烛架上拴着一个铜支架，里面有一盒火柴，和教堂里的那一套很相似。他取过一根较短的蜡烛，划亮一根火柴，凑近烛芯，似乎花了过长的时间蜡烛才被点燃。随后，火苗一直稳定地燃烧着，发出一种平稳的烛光，丝毫不摇曳闪烁。他把蜡烛立在一个烛槽里，然后坐下来，凝视着火苗，让它将自己带回到记忆的旋涡里。

第九章

这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感觉上还要更久远。他们一起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司法判决的研讨会，博洛尼做了简短演说，正式宣布会议开始；达格利什则是代表了警方的立场。他们在回程途中又坐在了同一节一等车厢里。刚开始的一个小时，博洛尼和他的私人秘书一直在处理公文，而达格利什在又一次熟读了会议议程之后，开始重读特洛勒普的《如今世道》。当最后一份文件被理顺并放进公文包之后，博洛尼曾向他望过来，好像想要交谈。那个年轻的秘书略施一计，可以看出他非常圆滑，足够确保他一直“向上走”。秘书提议说，如果大臣不介意的话，他先去吃午餐，然后就离开了。他们之后交谈了好几个小时。

回首这段经历，达格利什依然为博洛尼表现得如此坦诚而感到惊叹。就像这整趟火车之旅。他们身处老式、私密的包厢，免受他人的打断和电话的不断骚扰，在滚滚的车轮声中完全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从而摆脱了他们生活中那种必不可少的小心翼翼。他们习惯了这种小心谨慎，都感觉不到因此背负的负担，直到从肩上卸下这种防备才感受到曾经的沉重。他们都是很注重隐私的男人。他们都不需要去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去酒吧，或者猎松鸡来维持男性之间的友情，不像他们很多其他的同僚，觉得非常有必要维持这种社交，并从中获得过于忙碌的生活的慰藉。

一开始，博洛尼的讲话时断时续，然后开始放松，最后变得亲密。从一开始的随意谈话涉及的日常话题——读书、最近上演的戏剧、他们共同的熟人——到接下来开始讨论他自己。两个人都向前探着身子，双手自然地握在一起。达格利什想，对于走廊上不经意经过的乘客而言，他们看起来一定像是两个忏悔者，在进行一场私下里的忏悔告白，并互相宽恕。博洛尼似乎并没有指望另一方也能够坦露心迹，双方一起放下戒心，无所不谈。他讲，达格利什听。达格利什知道除非完全相信他的听众能够保密，不然没有哪一个政客会如此无拘无束地讲话。达格利什不可能不感到荣幸万分。他一直都很尊敬博洛尼；现在他开始喜欢他，并且非常自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博洛尼也谈到了他的家庭：“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只是非常古老。我的曾祖父失去了一大笔财富，因为他对自己完全没有天分的一项事业——金融——着了迷。有人告诉他要想赚钱，就应该趁着股价低的时候买进，股价高的时候卖出。这个规则很简单，让他不那么发达的头脑觉得醍醐灌顶。他毫无困难地遵循了第一部分的规则。问题是他从没机会照着后半部分的要求来做。他非常擅长挑选垃圾股。他的父亲也是如此，不过是擅长挑选战绩不佳的赛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感激我的曾祖父。在他亏本之前，他非常明智地请来约翰·索恩设计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邸。你也对建筑感兴趣，对吧？我希望你以后能腾出几个小时来看看这座房子。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来参观。在我看来，它甚至要比伦敦林肯因河广场的约翰·索恩博物馆更有意思，它保留了新经典主义的风格，我猜你会这么评价它。我觉得至少从建筑学来说，它令人满意。但我不确定它究竟是更适合被人参观仰慕还是居住。”

达格利什当时曾经暗想，为什么博洛尼会知道他对建筑学的兴趣？只可能是因为他曾经读过他写的诗。一个诗人有可能发自内心地不喜欢谈论自己写过的诗句，但是知道真的有人用心读过，也并不是一件讨厌的事。

现在，他双腿伸展，一把如此矮的椅子显然没有办法舒适安置他6英尺2英寸 [7] 的高大身材。他双眼凝视着一支细蜡烛，在熏香味道浓郁的寂静空气里，烛光没有任何晃动。他又一次听到了那种口气，紧张而充满自我厌弃，博洛尼曾解释过他为什么放弃了法律生涯：“一些奇怪的偶然事件决定了一个人为什么、什么时候做出那样的决定。我想我说服了自己，把人送进监狱并不是我有意毕生都去追逐的事业。总是代表被告看起来是个很轻松的选项，但我从来都不擅长假装认为我的委托人是无辜的，因为我和我的法务指导得一直小心谨慎，确保被告不会突然就承认罪行。等到你看见你的第三个强奸犯委托人被无罪开释，仅仅是因为你比原告的辩护律师更聪明，你就会感到那种胜利索然无味。但是这只是简单的解释，我猜如果我没有在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案子上败诉的话，也许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你也许不记得那个案子了，珀西·马特洛克的案子。他杀死了他妻子的情人。那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官司，我们很有信心能够将其减至过失杀人罪。即便是这样一个较轻的量刑，也还有机会进行调解。但是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准备。我想我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吧。那段时间我非常傲慢，但不仅如此，我还深陷爱河。在那个年纪，这看起来是最重要而又独一无二的，但是事后却会让人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病态。总之我并没有分给这个案子足够多的精力。马特洛克被判处死刑，死在监狱里。他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他父亲受到的刑罚打破了她努力维持的勉强稳定的精神状态。她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联系上了我，我给了她一份工作。她现在还在替我母亲管家。我觉得除此之外她不可能找到工作，可怜的姑娘。所以我的生活中有个不怎么美好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曾经的愚蠢与失败。毫无疑问这对我有好处。她也对我充满感激，就是俗称‘献身于我’的感情，但这并没有使一切变得轻松。”

他接下来又开始谈论他的哥哥，五年前在北爱尔兰阵亡的那位：“他死后头衔直接传给了我。我人生中理应珍惜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通过死亡事件才得到的。”

达格利什记得，他当时说的不是“我珍惜的东西”，而是“我理应珍惜的东西”。

在无处不在的熏香味道之外，他还能闻到烛烟微弱的辛辣气味。他从椅子上起身离开，留下蜡烛继续燃烧，苍白的火苗晕染了空气。他通过格栅门走过中殿，来到了教堂的后方。

在钟楼里，费里斯已经架起了他的金属展台，干净利索地摆出了自己苦心收集的物证，每一件都贴上了标签，被包裹在塑料信封里。现在他往回退了几步，用一种微微焦虑的表情注视着这些物品，在考虑是不是真的每一件都已经物尽其用，就像教会主持的义卖上的小摊贩在查看自己的财产一样。确实，这些普通物件经过他如此小心翼翼的备注和摆放，有了一种几乎带有仪式感的重要性：一只后跟上还沾着泥巴的鞋子、污迹斑斑的搪瓷杯、经死人之手留下横竖交叉的死亡记号的吸墨纸、日记本、哈利·麦克最后一餐的残渣、合上的剃刀盒，然后是占据了桌子中心位置的最重要的物证，那把打开的、割喉用的剃刀，刀锋和骨制手柄上都沾满了黏糊糊的血迹。

达格利什问道：“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吗？”

“总警司，那本日记本。”他做了个动作，好像要把日记从塑料袋中取出。达格利什说：“不用拿出来，跟我说说就行了。”

“是日记的最后一页。看起来他好像把过去两个月的日记都撕毁，并且单独烧掉了，这之后他又直接把整本日记扔进了火堆。封皮只是被烧焦，最后一页是上一年和明年的日历表，完全没有烧焦的痕迹，但是上半部分不见了，有人把它撕成了两半。”他又补充道，“我猜他可能是把它卷起来当作助燃物，去借煤气热水器的火了。”

达格利什拿起那个装着鞋子的袋子，他说：“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觉得并不太像那么回事。这确实是一场仓促的谋杀，而对于一个急匆匆的凶手而言，这样的点火方式太过耗时，也充满了不确定。如果他来的时候没带打火机或者火柴，最简便的办法应该就是把连在热水器上的铜支架里的火柴盒取出来。他把鞋子从手心里转过来，说道：“这是手工制作的。有些奢侈品是很难舍弃的。脚趾的地方还擦得很亮，两侧和鞋跟磨暗了，并且有一点脏。看起来它们像是被洗刷过。除了左脚脚后跟，两侧也依然有泥巴的痕迹。送回实验室应该能找到刮痕。”

他想，这双鞋可不像是一个在伦敦待了一天的人穿的，除非他是在公园里或是沿着运河边的纤道走了一圈。但是他几乎不可能是这样走到圣马修教堂来的，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在教堂里清理过鞋子。但是这又是在得到事实之前做出的推论。他们以后也许能了解到博洛尼在这人世上的最后一天究竟是去了哪里。

凯蒂·米斯金出现在门口。她说：“基纳斯顿医生已经检查完了，总警司。他们已经准备好运走尸体了。”

第十章

马辛厄姆原以为达伦会住在帕丁顿政府开发的高层住宅区，结果最终从他嘴里套出来的地址却是艾奇韦尔路旁一条短小、狭窄的巷子，这是一片孤立之地，满是廉价、简陋的小餐馆，大多数是果阿人和印度人开的。他们转进小巷子里之后，马辛厄姆意识到这里对他而言并不陌生，他曾经来过这里。过去在辖区当警长的时候，他和老乔治·帕西瓦尔曾在这里买过两次味道很好的素食外卖。那极具异国情调的名字，尽管已经几乎忘在脑后，现在又重新浮现在眼前：阿鲁·戈比、萨格·巴吉。这里几乎没有变过，在这条街上人们各行其是，主要就是给自己人提供以物美价廉闻名的食物。尽管现在是早上，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空气里也已经充斥着咖喱和辛辣香料的味道，这倒是提醒了马辛厄姆，已经吃过早饭很久了，午饭还一点着落也没有呢。

这里只有一个小酒馆，挤在一家外带中餐馆和一家印度泥炉烹调餐馆中间、高耸又狭窄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一片漆黑，毫不引人注意。这酒馆还在窗户上喷了一层涂鸦，用一种挑衅的英伦风给自己打广告：香肠和土豆泥、香肠和土豆卷心菜炒肉以及面拖烤香肠。在小酒馆和餐馆之间有一扇小门，上面有一个门铃，还有一张卡片，单写了一个名字：阿琳。达伦弯下腰，从帆布鞋的一侧取出一把钥匙，然后踮着脚，把钥匙插进锁孔。马辛厄姆跟着他走上没铺地毯的狭窄楼梯。在楼顶，他问：“你妈妈在哪里？”

男孩依然一言不发，指了指左手边的门。马辛厄姆轻轻地敲了敲门，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就直接推开了门。

窗帘是拉起来的，但是质地很薄，也没有衬里。即便在暗淡的光线下，他也能看出来房间里乱成一团。有一个女人躺在床上。他走过去，伸出手，找到了床头灯的开关。灯打开后，她轻轻嘟囔了一声，但是没有动作。她仰面躺在床上，只穿了一件很短的睡裙，一边显出蓝色静脉的乳房袒露了出来，就好像一只在粉色缎子上颤抖的水母。嘴唇湿润，微微张开，周围涂了薄薄一圈口红，有口水随着呼吸变成气泡，然后又流下来。她在轻轻打着鼾，发出轻微的喉音，就像喉咙里有痰。她的眉毛按照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修过，在原有的眉线上方形成一条细长的拱形。这让她即便是在睡梦中，也有一副小丑一样的吃惊表情，而这一效果又因为双颊上涂的腮红而得到了加强。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有一大罐凡士林，盖子是打开的，一只苍蝇盘旋在边缘处。椅背和地板上都堆满了衣服。在一面椭圆形的镜子下面，充当了梳妆台的一个组合柜上摆满了各种瓶子、脏兮兮的眼镜、一罐又一罐的化妆品及成包的纸巾。在这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中间，极不和谐地摆了一个果酱罐子，里面装了一束小苍兰，花束还用橡皮筋绑着，那种柔和的香甜气息已经迷失在了性事之后的臭味、体味和威士忌的酒臭中。他说：“这是你的妈妈吗？”

他原本想问“她经常这样吗”，但还是先把男孩拉出房间，并关上了门。他从来就不喜欢质问一个孩子关于他父母的情况，所以现在也不想这么做。这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家庭悲剧了，而且应该由青少年福利局来负责，而不是他，他们的工作人员来得越早越好。他一想到凯蒂现在还在罪案现场就感到烦躁，并且对达格利什产生了突如其来的恨意，毕竟是他让自己卷入了这一团无关紧要的麻烦里。他问道：“你都睡在哪里呀，达伦？”

小男孩指了指后面的一间卧室，马辛厄姆轻轻地推着他往前走。

这是一间非常非常小的房间，只和一个箱子一样大。房间只有一扇天窗，窗户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上面铺了一条棕色的行军毯，旁边有一把椅子，上面整整齐齐地排放了一堆物品。有一辆消防车模型，一个玻璃雪球，摇晃以后会呈现微型的暴风雪，两辆赛车模型，三颗有脉纹的大玻璃弹珠；还有另外一个果酱罐子，里面摆了一束玫瑰，花冠已经弯向它们那长满荆棘的根茎。还有一个老式的组合柜，这是室内除了床之外唯一的家具，上面凌乱地摆放了各种物品：还装在透明塑封里的衬衫，女人的内衣裤，丝绸纱巾，一罐罐的鲑鱼、豆子和汤罐头，一袋火腿和一袋猪舌，三个造小船用的模型工具箱，几管口红，一盒士兵模型和三盒廉价香水。

马辛厄姆当了太久的警察，已经不会轻易受到触动了。现在还有一些罪行，比如对孩子或者动物的暴虐、对弱不禁风老人的残暴行为还是会激起一股马辛厄姆式的脾气，这种脾气曾让他的不止一位祖先面对决斗或者军事法庭。但是他已经学会了控制住自己。然而，此刻他愤怒的双眼注视着这间匮乏得可怜的孩子的小屋，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了自给自足的小小例证，而且他猜那仅有的一束花应该也是男孩自己插在那里的。他突然对隔壁屋里那个酒后酣睡的荡妇产生了一股无力的愤怒。他说：“这些东西是你偷来的吗，达伦？”达伦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小伙子，你可遇上麻烦了。”

男孩坐在床边，两滴泪珠滑落脸颊，小小的胸腔拼命上下起伏。突然他喊道：“我绝不去那种理事会开的居留所，我绝不!我绝不!”

“别哭了。”马辛厄姆急切地说，他讨厌那些泪水，希望能将它们止住。天哪，为什么总警司要让他来处理这一切？他把他当成什么人了，一个保姆？他在怜悯、愤怒和渴望重返真正工作岗位的不耐中纠结着，于是更加粗暴地说：“别哭了!”

他的声音一定是带了几分急迫感，达伦的呜咽声马上低了下来，然而眼泪依然在流。马辛厄姆稍微温柔了一些，他说：“谁说要把你送到寄养所了？听着，我要给少年福利局打个电话，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很有可能是个女警官，你会喜欢她的。”

达伦的脸上马上流露出了一种生动的疑虑表情，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马辛厄姆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小男孩仰起头，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去沃顿小姐的家里呢？”

是啊，为什么不能呢？马辛厄姆也在想。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似乎很依赖她。这两个迷途的羔羊互相支撑着对方。他说：“我不觉得那是个好方法。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回来。”

他看了看表。当然了，他得等到女警官来了才能走，但是她不会耽搁太久，而且亚当·达格利什的疑问应该能够得到解答。他现在知道是什么让达伦一直忧心忡忡、一直想隐瞒了。至少有一个小小的谜团被解开了。达格利什可以放松下来，并专注在案子上了。如果幸运的话，他也能重返调查了。

第十一章

即便是巴恩斯神父的前任肯德里克神父，对圣马修教堂所属的牧师住宅区也几乎无能为力。这片住宅区占据了圣马修教堂庭院一角，紧挨着哈罗路，是一座不起眼的三层红砖公寓楼。战后，教区委员会的委员们终于认定这座巨大的维多利亚式宅邸已经无法管理，也不够经济实用，于是就卖给了一个开发商，并事先达成共识，即这里要建造一座复式公寓，而且公寓的最底层应永久腾让为教区神父的住所。这是这个街区唯一的复式住宅，但是除此之外和其他的公寓楼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有着狭小的窗户、窄小而布局极不合理的房间。一开始公寓都是出租给精心挑选过的房客，这也是为了保留那种谦逊、愉悦的居住气氛：沿着马路边有一排方形草坪，两张玫瑰花床，每个阳台的窗槛上都配备有花盆。但是这个街区和所有这类街区一样，都有一段波折坎坷的历史。最初的那家房产公司破产了，房子被卖给了另一家，然后又卖给了第三家。令大家都不满的是，房租开始上涨，但仍然不足以支付所有用于维修这座劣质建筑的费用，房客和房东之间也发生了那种常见的激烈争议。只有属于教堂的那两层依然维护得比较好，在油漆脱落、窗栏松动的建筑中依然能看到它们的白色窗户和那种与周围不协调的体面感。

最早的一批房客已经被一批又一批的过客所取代：那些会三个人共住一个房间的游历的年轻人；靠社会保险金过日子的未婚妈妈；各式各样文化背景的外国留学生，就像人组成的万花筒一样，总是不断变换成新的、更加亮眼的颜色。那些为数不多的、真正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总会把圣安东尼教堂的多诺万神父那里当作更加舒心的归宿，那里有钢鼓乐队、嘉年华和各个种族之间更为友好欢乐的互动。从没有人叩响巴恩斯神父的大门。他们用警惕又不动声色的目光注意到他出入来回。但是他其实和他所代表的教堂一样，在圣马修区都是不合时宜的存在。

他被便衣警察护送回了宅邸，不过不是由那位和达格利什总警司关系最密切的警察，而是另外一位年长一点的。这位警官肩宽体阔，一丝不苟，有种令人安心的冷静。他用一种温和的乡村口音和神父讲话，他虽然没有听出是哪个地方的口音，但很确定绝不是当地的方言。他说他隶属哈罗路警局，但是最近才从伦敦西区警局调过来的。他等着巴恩斯神父打开正门，然后跟着他走进去，并提议泡一杯茶，这是英国人专用的抵御灾祸、悲痛和震惊的良药。他对神父住宅里小厨房的肮脏与简陋感到吃惊，但很好地掩饰了起来。他也曾在更糟糕的地方泡过茶。当巴恩斯神父又一次声明自己状态非常良好、替他工作的麦克布莱德太太十点半就会过来之后，警官再没有坚持留下。他走之前给巴恩斯神父留了一张带着电话号码的名片。

“达格利什总警司说您要是有任何需要，就拨打这个电话。比如说你感到担心，或者又想起什么新的线索。只要打个电话就好，不会太麻烦的。如果媒体来骚扰你，尽可能不要说太多。不要去推测。推测是没有用的，对吧？只要讲出事实即可。您教区里的一位女士和一个小男孩发现了尸体，然后小男孩过来喊您。最好不要讲出任何名字，除非您不得不说。您来了以后看到他们死了，就打电话报了警。不需要说更多了。这就是发生的全部。”

这个实在过于简化的声明在巴恩斯神父惊恐的双眼前掘出了一个新的深渊。他之前都忘记了媒体的事儿了。他们多快就能赶到？会想要拍照吗？他应该召开一次教区委员会紧急会议吗？主教会怎么说？他应该立马给领班神父打电话并让他接手一切吗？是啊，那样应该是最佳方案。领班神父有能力去应付媒体、主教、警察和教区委员会。即便如此，他还是害怕圣马修教堂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这种恶意关注的焦点。

他去做弥撒的时候总是会提前禁食，但那天早上，他还是头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虚弱，甚至莫名其妙地感到恶心。厨房餐桌前有两把木椅子，他一屁股坐进其中的一把里，用一种相当无助的目光看着清晰写着7位数电话号码的那张名片，然后又环顾四周，似乎是想要琢磨把它安放在哪里最为安全。最后，他把手伸进法衣口袋，拿出钱包，把名片放在了银行卡和仅有的一张信用卡中间。他让他的目光游走在整个厨房，像那个和善的警察一样，他看到了可悲的、腐朽的一切。那个他昨天晚上用来吃汉堡和速冻青豆的碟子还放在水槽里没有冲洗；老旧的煤气炉上方溅满了油点污渍；一大堆的尘垢在炉子和碗橱之间的狭缝里蔓延、滋生；擦拭茶具用的抹布挂在水槽一侧的钩子上，脏兮兮的，散发着臭味；去年的挂历还挂在钉子上；两个开放式的架子上塞满了东西：还剩半包的麦片、一罐罐过期的果酱、有裂缝的杯子、成袋的洗涤剂；一张摇摇晃晃的廉价桌子和两把配套的椅子，椅背因为被无数双手抓来抓去而变得烂兮兮的；墙上的漆布已经失去了黏性，从墙面上卷了起来；总体来说有一种令人难受、心不在焉、不修边幅的氛围。公寓里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麦克布莱德太太并不以此为傲，因为也没什么好感到自豪的。她不在乎是因为他不在乎。和他一样，她大概也不再留意生活中这些开始慢慢积累的尘垢。

和汤姆·麦克布莱德结婚30年以后，贝丽尔·麦克布莱德说话的时候比她丈夫更像爱尔兰人。有的时候，巴恩斯神父怀疑这种爱尔兰口音与其说是后天获得，倒不如说是假想出来的，她身上这种爱尔兰的刻板印象和音乐厅里常见的那种如出一辙，要么是结婚后开始学的，要么就是从其他什么地方获取的。他注意到，在少有的时刻，在压力下，她很快就会转换回自己最初的伦敦腔。她受雇于教区，每周工作12小时，名义上的工作职责就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过来打扫公寓，把收纳筐里的亚麻衣服或者其他物件洗净并甩干，然后给他准备一份简单的午餐放在托盘里。在其他的工作日和周末，巴恩斯神父就需要自己照顾自己了。这份工作从来没有具体的职位描述。麦克布莱德太太和现任神父需要自己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工作日程和职责安排。

年轻的肯德里克神父分管此教区的时候，每周工作12小时就足够了，甚至是绰绰有余。他娶的妻子符合神父夫人的理想形象，是一位能力出众、体态丰满、面色红润的理疗师，完全能够同时兼顾医院的兼职与教区事务，并且能够像护理自己的病人一样，精力充沛地照料麦克布莱德太太。当然了，没人认为肯德里克神父会在这里久留。他的到来只是权宜之计，在柯林斯神父25年的任期届满之后临时替补，直到官方找到下一位终身任职的神父为止——假设确实需要继任者。领班神父曾不厌其烦地指出，对于内伦敦而言，给圣马修教堂安排教区牧师纯属多余。在3公里之内还有另外两座圣公会教堂，它们都有充满活力的年轻神职人员任职，也有足够的教区组织，甚至足以和当地社会福利部门展开竞争。圣马修教堂所在教区人口很少，而且大多是老人，随时在提醒着大家，在城市中心，圣公会教堂的权威正在令人不安地不断缩减。但是就像领班神父说过的那样：“你的子民非常忠诚，遗憾的是他们并不富裕。这个教区毫无疑问是在消耗着资源，但是也几乎不可能把教堂抛售。这座建筑据说在建筑学上有一定的重要性。我自己倒是从来都看不出来。那个钟楼怎么都不像英国风格，不是吗？不管建筑师怎么想，这毕竟不是在威尼斯的利多岛。”事实上，这位领班神父从来没有见过利多岛，他生长在索尔兹伯里市主教堂周边，鉴于他的生长环境，从孩童时代起他就明确知道一座教堂应该是什么样子。

肯德里克神父新就任的内城教区种族混杂，有各种男孩俱乐部、母亲联合会、年轻人的社团，对于一个倾向于高教会派、野心勃勃、一只眼睛已经盯准了主教王冠的年轻神父来说，这都是非常合适的挑战。在他动身之前，他曾对贝丽尔·麦克布莱德有过简短的评论：“坦白说，她让我害怕。我尽量让自己离她远远的。但是苏珊似乎能够对付她。最好还是和她谈谈家务事的安排。我多么希望麦克布莱德太太从她丈夫那里继承了他的宗教信仰而非他的口音。那样的话，圣安东尼教堂就能有幸享受她的厨艺了。我确实曾暗示过多诺万神父，这里有个麻烦需要解决，但是麦克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事。还有，如果你能把他的管家凯利太太哄到圣公会这一派来，你就可以养尊处优了。”

苏珊·肯德里克正在娴熟地将瓷器包在报纸里，装入垫着大量刨花的箱子里，她迅速提供了更多信息，但并没有更让人安心。“她得被监管。她做普通的家常菜还是很不错的，尽管花样少了些。但是，轮到做家务的时候，她就没那么可靠了。你从一开始就要来个下马威。如果你一开始就设定了正确的标准，她知道没有办法敷衍你，那就没问题。当然了，她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了，从柯林斯神父那个时候起就在这里了。想要把她撵走可没那么容易。并且，她也是教会非常忠实的一员。出于某些原因，圣马修教堂似乎非常适合她。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表示出坚决的态度。哦，还要留意你存的雪利酒。她并不会真的小偷小摸。你可以把任何东西放在外面，钱、手表、食物等等。只是她有的时候喜欢小酌一杯。最好是偶尔主动邀请她喝一杯。那样她受到的诱惑就少了。毕竟这东西没办法直接锁起来。”

“不，当然不能了，”他马上说，“是的，我基本了解了。”

但是事实是麦克布莱德太太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从一开始状况就已经无可救药了。他想起那无比重要的第一次会面时，依然会带着一丝羞愧。他当时坐在她面前，在那个当作书房的方形小房间里，就好像他是在哀求的那一方。他看到她锐利的小眼睛，漆黑的瞳仁，视线在整个房间游走。她注意到了书架上的空缺，那里曾经堆放着肯德里克神父皮面装订的书册；煤气取暖炉前面单薄的地毯；他自己的几本书堆放在墙边。她不仅留意到了这些，还对他整个人进行了判断。她看出了他的胆怯、他对于家务事的无知，以及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神父所缺少的权威。他还怀疑她知晓了更为隐秘的一些秘密。他还是个处男；她在近处时那种温暖的气息和满溢的女人味使得他感到一股夹杂着羞耻的畏惧；他在社交场合的不安；他出生在伊利河边有露台的小房子里，他和寡母住在一起，生活拮据，用“可敬的贫困”这种话自欺欺人，这种被剥夺了一切掩饰的感觉要比内城实实在在的贫穷更令人受辱。他能想象到她回家后会报告给她丈夫的那些字句。

“他并不是一位绅士，反正不像肯德里克神父。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肯德里克神父的父亲毕竟是位主教，而且不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肯德里克太太都是尼科尔斯夫人的侄女。这一位就完全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了。”有的时候，他怀疑她甚至知道他仅存的信仰有多么摇摇欲坠，而正是这种信仰的缺失，而非他在各方面的无能造成了她对他蔑视的根本。

他从图书馆借回的最近一本书是芭芭拉·皮姆的作品。他读的时候带有一种充满嫉妒的怀疑，这个语气温和但又充满嘲讽的故事讲述了在一个乡村教区，助理牧师被教会中的那些女性信众取悦、宴请并宠爱着。他想，麦克布莱德太太很快就会终止圣马修教堂里所有类似的行为。不，她肯定已经终止了这种行径。他刚来的第一个礼拜，乔丹太太拜访了他，还带来一个自制的水果蛋糕。麦克布莱德太太周三来访的时候看到桌子上的蛋糕，说：“这是埃塞尔·乔丹做的，对吧？你想关注她，神父，你这样一位未婚神职人员。”这些字句留在空气中，充满了暗示，一个单纯的善意举动就这样被毁了。他吃着蛋糕，却感觉放进嘴里的是无味的面团，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下流的行为。

她都是准点到。不管她有什么别的失职行为，麦克布莱德太太总是拘泥于准时。他听到她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一分钟之后，她就来到了厨房。她看到他依旧坐在那儿，穿着法衣，明显是刚做完弥撒从教堂回来，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于是他立刻知道，她已经知晓了谋杀案的事情。他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摘下围巾，露出尚未梳理过的、格外黑的卷发，把外套挂在前厅的橱柜里，穿上挂在厨房门后的工装，脱下室外穿的鞋子并换上拖鞋。直到把水壶放在火上煮咖啡，她才开口。“那么，这可是教区的一件好事，神父。两个人死了，比利·克劳福德在报摊是这么说的。其中一个是哈利·麦克那老家伙。”

“恐怕的确如此，麦克布莱德太太。其中一位是哈利。”

“那另一位会是谁呢？还是说警察现在也不知道？”

“我想我们得等到他们通知了死者近亲之后才能知道。”

“但是你看到他了，神父。你难道不是亲眼所见吗？你就没认出他来吗？”

“你真的不能这样问我，麦克布莱德太太。我们必须等警察的消息。”

“会有谁想要杀死哈利呢？当然了，他不会是因为身上的财产而被杀的，可怜的家伙。不是自杀，对吧，神父？是那种相约自杀吗？还是说警察觉得是哈利干的？”

“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真的不能随意猜测。”

“反正，我不信这一套。哈利·麦克不会是凶手。我也不相信那个你一直保持沉默、闭口不谈的另一个人杀了哈利。哈利是个龌龊、偷鸡摸狗、嘴巴不干净的老浑蛋，愿主保佑，但是他也算是无害。警察没有任何理由把罪名推给哈利。”

“我相信他们不会这样做的。这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任何想要行窃的闯入者都可能。或者是保罗·博洛尼男爵自己让某人进来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沃顿小姐今天早上到的时候，礼拜堂的门是打开的。”

他转向火炉，这样她就看不到他脸上闪过的羞愧与沮丧了。他竟然失口说出了博洛尼的名字。她一定没有错过这个信息，她这样的人怎么会错过呢？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她门没有锁？他是在试图安抚她，还是他自己？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细节很快就会被披露，他如果太过沉默反而显得奇怪。奇怪，并且可疑。但是为什么会显得可疑？很明显，所有人，甚至包括麦克布莱德太太在内，都不会怀疑他。因为自我厌恶和无助，他感受到一阵熟悉的混乱，觉得自己在试图安慰她的过程中说了太多，只是像往常一样，为了让她站到他一边。这招从来没见效过，现在也不会管用。她没有辨认出博洛尼这个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信息已经稳稳地储存在了她的脑海里。坐在她的对面，他能看到她狡黠的小眼睛里闪烁着胜利的光芒，并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兴致。

“那么说，就是血腥的谋杀了？这对教区而言真是件好事。神父，你得给教堂烟熏消毒了。”

“烟熏消毒？”

“是啊，喷洒圣水，诸如此类。也许我家汤姆最好还是和多诺万神父打个招呼。他能从圣安东尼教堂给我们一些。”

“我们自己有圣水，麦克布莱德太太。”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不能冒任何风险。最好还是从多诺万神父那里要一些，以防万一。我家汤姆可以在礼拜日的弥撒结束之后捎过来。你的咖啡好了，神父。我今天做得尤其浓，你受了不小的惊吓，就是这样。”

一如既往，咖啡粉是那种最便宜的瓶装的，因为煮得很浓，味道变得更加难喝。在它棕色的表面，一点点半已发酸的牛奶漂浮着聚在一起。杯子边缘有一抹看起来像是口红印记的污痕，他慢慢把它转开，这样她就不会注意到。他知道他本来可以端着咖啡走进相对安宁的书房，但是他没有勇气站起来。在两杯咖啡都喝光之前就离开只会更加冒犯她。她来的第一天早上就和他说过：“肯德里克太太经常在我开工之前和我一起喝一杯咖啡，氛围非常融洽、友好。”他无法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伪装出这种亲密已经成了他们的惯例。

“那个保罗·博洛尼，他曾经是个议员，对吧？是辞职了还是怎么样了？我记得在《标准新闻晚报》上面读到过他的新闻。”

“是的，他曾是议员。”

“也是个爵士，你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

“准男爵，麦克布莱德太太。”

“那么，他在小礼拜堂做什么？我还从来不知道有男爵来圣马修教堂做礼拜。”

现在想要再谨言慎行未免有些为时太晚。

“他没有来参加礼拜，他只是我的一个熟人。我给了他钥匙，他想自己安静地在教堂里待一会儿，”他又继续补充，无望地祈祷身为一名神父，这种过于亲密的交心话能够让她感到受宠若惊，甚至能就此打消她的好奇心，“他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祈祷。”

“在小礼拜堂吗？选在那里还真有点儿意思。他为什么没有跪在教堂长椅边？为什么没有跪在圣母堂的圣餐前？对于那些等不到礼拜日的人来说，那才是适合做祷告的地方。”她的声音里满是不赞同，仿佛在说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做祈祷都是应当受到指责的。

“他不可能睡在教堂大殿的，麦克布莱德太太。”

“他为什么会想要睡觉呢？他家里就没有一张等着他的床铺吗？”

巴恩斯神父的双手又开始发抖了。他手中的咖啡杯过于倾斜，他感到有两滴滚烫的咖啡滑到了手上。他把杯子小心翼翼地放回茶托上，希望这该死的颤抖赶快停下来，几乎没听清她的下一句话。

“那么，如果他真的是自杀的，他死得很干净，至少我得这么说。”

“什么叫‘死得很干净’，麦克布莱德太太？”

“我和汤姆昨天晚上刚过8点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清洗自己吗？他或者是哈利·麦克。你可别说，如果哈利能自己做主，他绝对不会靠近自来水。那简直就是从排水管喷涌而出的。当然了，我们以为是你在那儿。‘巴恩斯神父一定是在小礼拜堂的厨房里进行大清洗。’我就是这么跟汤姆说的，‘也许他是为了给牧师住宅区节省燃气费。’我们还因此大笑了一场。”

“这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麦克布莱德太太？”

“我告诉过你了，神父，刚过8点。我们正在去‘三根羽毛’餐厅的路上。我们本来不会经过教堂，但我们喊上了玛吉·沙利文，从她家到餐厅，经过教堂是一条捷径。”

“但是警方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可能会是很重要的信息。他们应该会对昨晚所有经过圣马修教堂附近的人感兴趣。”

“感兴趣？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吗？你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神父？你是说汤姆、老玛吉和我割开了他的喉咙吗？”

“当然不是了，麦克布莱德太太。这样说也太荒谬了。但是你们有可能是重要的目击证人。那喷涌出来的水意味着保罗男爵在8点钟的时候还活着。”

“某个人在8点钟的时候还活着，这一点毋庸置疑。并且他在大量地用水。”

巴恩斯神父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他来不及思考就脱口而出：“你注意到水是什么颜色的了吗？”

“我为什么要弯下腰去看排水管呢？我当然没有注意到水是什么颜色。会是什么颜色呢？但是水流走了，急速又猛烈，那是肯定的。”

突然，她把脸凑到桌子这边，面向他。她丰硕的胸脯——与瘦长脸颊和瘦骨嶙峋的胳膊如此不协调——压在桌子边，被挤成了巨大的半月形。她的咖啡杯与茶托撞击，发出声响。尖锐的小眼睛瞪圆了。她用一种饶有兴趣的口气发问，还押了韵：“神父，你是说流水淙淙，颜色殷红？”

他无力地说：“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你认为他当时在里面，对吧，神父？在屋里清洗他沾满鲜血的双手？哦，我的天哪!想想如果他走出来，看见了我们，我们可能当场就被杀掉了，我、汤姆还有玛吉。他可能当场割断我们的喉咙，然后把我们扔进运河里。多半就是这样!我的天哪!”

两人的对话变得诡异而不真实，并且完全失去了控制。他曾被警方告诫，尽可能地不向任何人透露太多。他本意是什么都不说。但是现在她知道了两个受害人的姓名，她知道是谁发现的尸体，她知道门没有锁，她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尽管他的确没有提到割喉这件事。但那也有可能是猜到的。毕竟在伦敦，一把刀子比一把枪更有可能成为凶器。她知道所有这一切，不仅如此，她在事发当时还确确实实经过了现场。他坐在沾满污渍的桌子对面，用惊恐的双眼回望她，两个人因为脑海中浮现的汩汩血水而连在了一起，想象着同一个画面：沉默不语的人影，手中举起血迹斑斑的刀子。他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尽管现在将他们两个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场可怕、血腥的事件，但这还是他们之间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交谈。她的双眼越过桌子，迎上他的目光。那眼神因惊恐而变得炯炯有神，同时还有一种乐在其中的兴奋，让人不舒服，但是那种傲慢又充满蔑视的熟悉眼神不见了。他几乎可以说服自己，她是在向他敞开心扉。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如此强烈，他发现自己的双手不自觉地从桌子上向她探去，示意互相抚慰。他迅速把手缩了回来，羞愧难当。

她说：“神父，我们该怎么办？”有史以来，这是她第一次问他这样的问题。自己声音中流露出来的自信也令他颇为吃惊。“警方特地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派人过来，要么来这里，要么就是去你家。毕竟你和汤姆还有玛吉都是非常重要的目击证人。做完这件事之后，我需要不受打搅地在书房待着。我没能做弥撒，所以要诵读晨祷。”

“好的，神父。”她说，语气近乎温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之前居然没有想到。他有义务在明天，或者是之后打电话慰问保罗·博洛尼的妻子和家人。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做了，这种全然不同的感受令他惊讶。《圣经》中的半截话突然从他脑海中冒了出来，“作恶以成善”。但他马上把这个想法抛诸脑后。这种念头几乎是亵渎上帝，令人不安。

[1]其主管人系挂名官职，凡想辞职的国会议员，必须求得该职，才正式丧失议员的资格。(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注。)

[2]大吉尼奥尔(Grand Guignol)，一种主要表现暴力、恐怖的短剧，多在19世纪巴黎的大吉尼奥尔剧院上演。

[3]Ferret，雪貂，也有侦探之意，与费里斯的名字Ferris拼写十分相近。

[4]原文中达伦发错了innocent(无辜)的发音(编注)。

[5]Blessed Virgin Mary，圣母玛利亚。

[6]圣痕(Stigmata)，宗教中指信徒身上出现耶稣受难的伤痕。

[7]约为188厘米。

第二部 近亲

第一章

离开教堂之后，达格利什临时回苏格兰场拿了有关特蕾莎·诺兰和黛安娜·特拉弗斯的卷宗，因此他到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他是带着凯特一起来的，让马辛厄姆留在教堂监督剩余工作。凯特告诉他，因为当下男爵宅子里只有女性家属，所以达格利什带一位女警官合情合理，特别是最初还是凯特将死讯告知家属的。他没指望马辛厄姆能心甘情愿接受这个决定，马辛厄姆也确实表现出了不情愿。一开始与近亲进行的这几场面谈至关重要，马辛厄姆想要出席。他会和凯特·米斯金诚实尽责地合作，因为他尊重她的警长身份，这也是他应履行的职责。但达格利什知道，马辛厄姆仍然有些怀念曾经的日子，那时候女警官满足于寻找走失的孩子、给女囚犯搜身、改造妓女、安慰痛失亲人的受害者。如果她们向往罪案调查的刺激，那么处理少年犯的轻罪就可以让她们忙好一阵儿。而且达格利什还听到过他的争辩，认为女性在追求所谓地位与机会平等的时候——比如让她们也举着防暴盾牌冲在第一线，抵御汽油弹、石块以及最近出现的子弹——只会给她们的男性同事增添工作负担。在马辛厄姆看来，高危状况下保护女性的本能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而且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就会变得更糟糕。在达格利什看来，凯特能够在圣马修教堂的小礼拜堂躬身观察被屠戮的尸体并没有吐出来，就令马辛厄姆十分佩服，但是他也并不因此就多喜欢她一点。

他知道，宅邸里不会有任何警官。厄休拉夫人温柔但坚定地拒绝了警员留守的提议。凯特转述了她的原话：“您不会是认为这个凶手——如果真的有凶手的话——会把注意力转向家里的其他成员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有任何警方保护的需要。我很确定，您能更好地使用您的人力资源，相对而言，我也不希望有个警官坐在门厅里，像个看守一样。”

她还坚持由自己告诉儿媳妇和管家这一噩耗。因此，凯特没有机会观察到除了厄休拉夫人以外其他任何人对于保罗·博洛尼死讯的反应。

午后的坎普顿小丘广场宁静、平和，是从荷兰公园大道无休止的喧嚣与轰鸣中拔地而起的一座城中绿洲，广场上绿树成荫，有着乔治王朝式的优雅。清晨的薄雾已散去，苍白、微弱的日光照在树叶上，叶子才刚刚转黄，仍在树枝上堆叠成厚厚的一簇簇，在凝滞的空气里几乎纹丝不动。达格利什不记得他上次见到博洛尼宅邸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他住在泰晤士河的上游，几乎是在城市的边缘上，这一带不属于他所熟悉的那部分伦敦。但是这座约翰·索恩爵士极少设计的住宅建筑，在很多介绍首都建筑的书当中都有展示，他已经熟知它这典雅又不同寻常的外观，就好像常常经过这片街区和这些广场。传统的乔治王朝式的房子每边都是一样高的，但这座房子有用波特兰石堆砌的新古典主义正面，露台和整个小广场铺的都是砖块，尽管都是宅邸的一部分，但看起来几乎浑然一体又独树一帜。

他在这里驻足片刻，抬头注视着这座建筑，凯特站在他的身侧，沉默不语。二楼有三扇高耸、弯曲的窗户，他怀疑一开始那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凉廊，但是后来被装上了玻璃，前面还安了一排低矮的石栏杆。窗户之间的枕梁更像哥特式，而非新古典主义风格，显得有些不协调。枕梁上竖着一排女像柱，它们流畅的线条被房屋四角典型的索恩式壁柱所强调，引着人的目光向上望去，越过三楼的方形窗户，到达用砖墙砌成的顶楼，最后又望向一排石头栏杆，上面雕着一排排贝壳图案，与底下几层窗户上的纹路相呼应。他站在那里沉思，好像犹豫不决，不愿破坏那种宁静。这一瞬间格外寂静，甚至连街道上喧嚣来往的车辆声都戛然而止。这一刻，他觉得这两个画面——宅邸闪闪发光的外观与帕丁顿那个布满灰尘又溅满血迹的房间——从时间中抽离出来，然后融合在了一起，因此，这石块上似乎都沾染了血迹，女像柱也似乎在往下淌血。随后，交通信号灯的改变释放了车流，时间继续流逝，整座房子保持着苍白、古老的沉默，丝毫没有受到玷污。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被观察着。在转瞬即逝的阳光照耀下，在这墙壁和窗户后面的某个地方有人在等着他们，这些人焦虑不安，悲痛万分，甚至还有可能充满恐惧。他按响门铃之后，又等了整整两分钟，门才打开，他知道面前这个女人一定就是伊芙琳·马特洛克了。

他猜她将近40岁，长得非常普通，如今他已经很少看到这般平常的长相了。小小的尖鼻子嵌在圆胖的脸颊上，薄薄的一层化妆品并没有遮掩住脸上纵横破碎的血管，反而使它们显得更加突兀。她的双唇紧抿，带有一丝挑剔，下巴已经开始下垂，出现了松弛的前兆。她的头发看起来像是由外行烫的，两侧的头发向后拢，高额头下的刘海狮子狗毛发般卷着大波浪，像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潮流。她侧身让他们进屋，他注意到她的双腕和脚踝都非常纤细精致，与高领裙衫下那强健、丰硕、近乎性感的身躯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他记得保罗·博洛尼曾经对她的评价。他曾经未能成功替这个女人的父亲进行辩护，他因此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份工作，而这个女人应该是完全效忠于他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他死后，她一定是把自己的悲伤隐藏在了极力表现出的冷漠与坚忍中。他想，一个警官就像一名主治医生，遇见的都不会是平常的感情。他已经习惯看见悲伤、忧虑、厌恶，甚至是憎恨。但是现在，在一瞬间，他从她眼里看到了不加掩饰的恐惧。这种表情转瞬即逝，又换上了在他看来是伪装出来的、微微有些挑衅意味的冷漠，但是恐惧的确曾经出现过。她转过身背对着他们，说：“厄休拉夫人正在等您，总警司。请跟我来。”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音调很高，几乎是挤出来的，带有护士或者前台接待员在遇到一个只会带来麻烦的病人时所有的那种权威感。他们穿过前厅，来到有着沟纹穹顶的内厅。在他们左侧，一架有着精美石质栏杆的悬梯向上延伸，就像一条黑色的蕾丝花边。马特洛克小姐打开了右侧的双扇门，向后退了退，示意他们进屋。她说：“请稍等，我去向厄休拉夫人通报您的到来。”

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房间从宽度上跨越了整座宅第，很明显既是正式的晚宴厅，也是书房。室内光线充足。前方，透过两扇高高的拱窗可以看到广场花园；后面是一面巨大的玻璃，面朝三座壁龛，每个壁龛内都有一座大理石像：赤裸的维纳斯，一只手优雅地护住私处，另一只手指向身体左侧的乳头；第二座女像用长袍遮住了半身，头戴花环；在她们中间，阿波罗手握他的七弦竖琴，头戴桂冠。嵌了玻璃门的红木书架被用作窗间壁，隔开了房间的两个部分，上方形成了三条像天棚一样的半圆拱门，饰以绿色和金色。高耸的书架沿着书房的墙边延伸，矗立在窗户之间，每个书架上都有一座大理石半身像。书卷用绿色皮革包封，压印了金色的文字。它们大小统一，被精准地放置在书架上，效果更像是立体感极强的视觉画，而非正在使用中的书房。一排排的书架中间和它们之间的凹陷处都镶嵌了镜子，因此整个房间的壮丽与辉煌似乎被无数次地反射，到处都是彩绘的天花板、皮面精装书、大理石、闪闪发亮的红木和玻璃。很难想象在这个房间里进餐，事实是，很难想象在这个房间除了仰慕建筑师对于空间效果那种浪漫的痴迷之外，还能做其他任何事情。椭圆形的餐桌靠着后窗而立，但是桌子中间放了一个这座房子的小模型，架在底座上，就好像这是博物馆里的展出一样；八把高背餐椅靠墙摆着。大理石壁炉上方是一幅肖像画，应该是当初委任建筑师设计的那位男爵。在国家肖像馆的画像上那种精致的挑剔变成了更为优雅的19世纪风貌，但是博洛尼家族的明显特征仍在，那种傲慢的自信在完美打好的领结上尽显无遗。达格利什仰头望着这幅肖像，说：“再跟我说说厄休拉·博洛尼夫人是怎么说的，凯特。”

“她说：‘第一场死亡之后就再无其他了。’听起来就像是引用的名人名言。”

“这确实是引用的。”他并没有多做解释，“她的大儿子在北爱尔兰战死。你喜欢这个房间吗？”

“如果我想坐下来静静读书，我更喜欢肯辛顿公共图书馆。这里更像是用来显摆，而非真正使用的，不是吗？把书房与餐厅合二为一，真是奇怪的想法。”她又补充道，“但我想就这个房间本身而言，它也确实非常华丽显赫。但是并不见得有多么舒适。我在想有没有人曾因为一栋房子而被谋杀。”

对于凯特而言，这算是相当长的一段演说。

达格利什说：“我也不记得有这样一种案子。也许这个动机比为了某个人而去杀人更为合乎情理；随后对房子失去好感的风险也比较小。”

“遭到背叛的可能性也小，长官。”

马特洛克小姐出现在门口，用一种冰冷、正式的语气说：“厄休拉夫人已经准备好见你们了。她的起居室在顶楼，但是有电梯，请跟我来。”

他们就像应聘琐碎家政工作，却毫无入选希望的申请人一样。电梯像是镀金的优雅鸟笼，他们慢慢上行，空气中有一种压抑的沉默。电梯戛然停住，他们被领着走上一条铺着地毯的狭窄走廊。马特洛克小姐立即打开了一扇门，大声说道：“达格利什总警司和米斯金女士已经来了，厄休拉夫人。”然后不等他们走进房间，她就转身离开了。

现在，达格利什迈进厄休拉·博洛尼夫人的房间，才第一次感觉到他是在别人的私宅里，这是一个由主人专门打造的、专属她自己的私人房间。两扇比例完美、和谐相称的窗户和十二条窗格之外可以看到有树冠精心点缀的天空，狭长的房间里洒满阳光。厄休拉夫人在壁炉右侧，坐得笔直，背靠窗户。

她的椅子旁边倚着一根金色把手的乌木拐杖。他们走进来时，她没有起身，但是凯特介绍达格利什的时候她伸出了手。她紧紧一握，又很快松开，手上的劲道强劲得令人吃惊，尽管如此，握上去还是像摸到一堆干羊皮包裹着的、松松散散的骨头。她快速地审视了凯特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可能是表示认可或者赞同，然后说道：“请坐。如果米斯金督察需要做笔记，她可以坐在窗户边那把舒服的椅子上。总警司，也许您可以坐在我对面。”

这声音和他预想当中的一样，带有一丝上流社会的傲慢，而说话者本人常常无法察觉这点。这种声音似乎是故意而为，想要控制音调里的颤抖，她既调整了呼吸，又积蓄了能量，才能保持这种调整好的节奏。尽管如此，这声音依然十分动听。她笔直、僵硬地坐在他对面，使他得以注意到她的椅子是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扶手上有一个按钮，她想要起身的时候，椅子可以协助着升高。这种现代化的功能是这个塞满18世纪风格家具的房间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屋里有两把放着绣花坐垫的椅子、一张折叠式桌子、一张办公桌，每件家具都很好地展示了特定年代的风格，并且经过精心的摆放。如果她想要费力走到门边时，这样放置的家具就为她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撑。如此一来，整个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家古董店，只是所有的宝贝都放在了不恰当的地方。这是个老女人的房间，蜂蜡和折叠桌上的一碗百花香料带来了淡淡夏日芳香，但在它们的掩饰之下，他敏锐的鼻子还是嗅到了一丝老年人的酸腐味道。他们的目光相遇，互相看着对方。她的眼睛依然大而有神，双眼间距适中，有着厚厚的眼睑。这一定曾是她的美丽所在，尽管现在已经开始凹陷，他仍然能看到其中智慧的闪光。她的皮肤干裂，下巴和高高凸起的颧骨之间爬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有两只手曾经捧着这脆弱的肌肤使劲往上推，因此他吃惊地感到了某种预兆，像是接下去这皮肤就会被推开，露出底下闪着反光的头骨似的。紧靠在脸部两侧的耳垂非常肥大，看起来就像不正常的赘生物。年轻的时候，她也许会梳一种能遮住它们的发型。她的脸上没化妆，头发被紧紧拢到脑后，团成了一个高高的发髻，因此这张脸看上去赤裸裸的，缺少动感。她穿着黑色的裤子，上身是灰色羊毛束腰的单衣，扣子一路系到了下巴上，袖口也系得很紧。她的脚上穿着阔口黑色条纹的鞋子，由于一动不动，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钉在了地毯上。她椅子右边的圆桌上放了一本平装书，达格利什注意到那是菲利普·拉金的《应要求而写》。她伸出手，放在书上，然后说道：“拉金先生在书里写道，一首诗的灵感与具体的诗句总是同时生成。你同意这个说法吗，总警司？”

“是的，厄休拉夫人，我想我是赞同的。一首诗由诗句而开始，而不是由一个想法而诞生。”

他没有流露出任何对这个问题的惊讶。他知道震惊、悲痛与心理创伤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个体，所以，如果这种古怪的开场能够对她有所帮助，他会藏好自己的不耐烦。她说：“同时当一位诗人和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尽管会有些不寻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合适。然而，如果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名警察，在我看来就有些古怪了，甚至可以说是有悖常理。”

达格利什说：“那您是觉得诗歌对于刑侦工作有害，还是刑侦工作对写诗不利呢？”

“哦，当然是后者了。如果灵感突然袭击——不，用袭击这个词并不恰当——如果在你办案过程当中灵感突然造访该怎么办？尽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的艺术灵感最近这些年似乎很少到访，总警司。”她又充满讥讽地补充道，“这可真是我们极大的损失。”

达格利什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也许人的大脑一次只能够处理一种强烈的体验。”

“当然，诗歌应该也是一种强烈的体验了。”

“应该说是最为强烈的体验之一。”

突然，她冲他微微一笑。这笑容点亮了她的脸庞，分享了秘密般的亲密，就好像他们是开展辩论的老搭档。

“您必须得原谅我，对我而言被侦探问话还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如果有一种适合这种场合的对话方式，恐怕我还没有发现。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您没有表达啰唆的慰问。我这一辈子收到的官方慰问太多了。在我看来它们总是令人尴尬，或者一点儿也不真诚。”

达格利什暗想，如果他说了这些话，她会回答什么：“我认识您的儿子。不是很熟，但我认识他。我知道你不想接受我的慰问，但如果我能说出正确的词句，它们也许就没有那么不真诚了。”

她说：“米斯金督察在告知我这个噩耗的时候采取了非常体贴的方式。我很感激。但是当然了，除了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并且尸体上有某种伤口这一点，她不能，或者说是不愿意告诉我太多。他是怎么死的，总警司？”

“他的喉咙被割断了，厄休拉夫人。”

没有任何能缓解这个残酷事实的表达方式。他补充道：“有个流浪汉，哈利·麦克跟他在一起，也是同样的死法。”

他在想，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讲出哈利的名字如此重要？可怜的哈利，被死亡强行带来的民主极不和谐地束缚着，他僵硬并开始腐烂的尸体所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他还在世时的程度。她说：“那么凶器是什么？”

“一把染血的剃刀，很明显是他自己的，就在您儿子右手边很近的地方。还有一系列的法医鉴定要进行，但我想这把剃刀应该就是凶器。”

“那通向教堂的门——通向那个小礼拜堂，就是他在的那个房间——这扇门是开着的？”

“沃顿小姐还有和她一起发现尸体的一个小男孩说，她来的时候门没有锁。”

“你们是把这起案件当作自杀案吗？”

“哈利·麦克，那个流浪汉，不可能是自杀的。我初步认为您的儿子也不是自杀。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们得等尸检和法医鉴定结果出来才能做判断。在此期间，我把这个案子当作两起谋杀案来处理。”

“我知道了。谢谢您如此坦诚的回答。”

达格利什说：“我还需要提一些问题。如果您需要时间，我可以过后再来，但是毫无疑问，最好是尽可能不浪费太多时间。”

“我希望一点时间都不浪费，总警司。我可以预料到你将要提出来的两个问题。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的儿子曾考虑过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从我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敌人。”

“作为一个政客，他没有敌人这一点很不同寻常。”

“很显然，他有政敌。毫无疑问，还有一些来自他自己的党派。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人里面没有哪一个是杀人狂。而如果是恐怖分子的话，应该会使用炸弹和枪支，而不是受害者本人的剃刀。总警司，如果我在说废话，请原谅我，但是不是更有可能是他不认识的人，一个流浪汉、变态或者是偶然遇到的窃贼同时杀了他和哈利·麦克呢？”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种可能性，厄休拉夫人。”他问，“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的儿子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8点，他给我端来早餐盘，这是他的习惯。毫无疑问，他是想要确保我又活过了一晚。”

“当时，或者其他什么时候，他告诉过您他想要重返圣马修教堂吗？”

“没有。我们不会讨论他的日程，只讨论我的安排，我想我的行程不会让你有多少兴趣的。”

达格利什说：“白天的时候都有谁在家、什么时候在家也许会是很重要的信息，而您的日程表能帮我们弄清这一点。”

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她也没有多问。

“我的手足科医生比米什太太是十点半到的。她总是上门治疗。我和她待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与查尔斯·布莱尼太太在她负责的大学妇女协会共进午餐，别人开车送我过去的。午餐之后我们去邦德街看了一些阿格纽的水彩画，她非常感兴趣。我们在萨沃伊酒店一起喝了下午茶，我把布莱尼太太送回她在切尔西的家，然后才回到这里，大约是5点半。我让马特洛克小姐6点钟的时候给我送一瓶热汤和烟熏三文鱼三明治上来，她按时送到。我告诉她整个晚上我都要独处。午餐和画展比我想象中更消耗体力。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读书，快到11点的时候让马特洛克小姐上来帮我就寝。”

“在这一天里，除了您的儿子、马特洛克小姐和司机，您还见了其他的家庭成员吗？”

“我去书房的时候曾短暂地见到了我的儿媳妇。那是早上比较早的时候了。我想这应该是无关紧要的吧，总警司？”

“在我们确切知道您儿子是怎么死的之前，很难肯定地说究竟是否相关。家里还有其他人知道保罗男爵昨天晚上计划重访圣马修教堂吗？”

“我没来得及问他们。我觉得他们也不太可能知道。当然了，你可以再去询问一下。我们雇的用人很少。伊芙琳·马特洛克你已经见过了，她是管家。然后就是戈登·哈利威尔。他之前是皇家卫队的小队长，曾和我的大儿子一起服役。我想，他对自己的定位应该是司机加杂务。他差不多正好是五年前，雨果死之前来的，然后就一直留下了。”

“他给您儿子开车吗？”

“很少。保罗在辞去政府职务之前都是坐内阁的专车，不然就自己驾车。哈利威尔主要负责每天给我开车，偶尔给我儿媳妇开。他在车库上有一间房。总警司，你要想找他了解情况，恐怕得等一等。今天他休假。”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厄休拉夫人？”

“昨天晚上很晚，或者今天一大早。他一般都是这个时间走。我完全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不过问下属的私人生活。如果如我所料，我儿子的死讯今天晚上应该会在新闻中播出，他无疑会提前回来。不管怎样，他通常都是11点之前回来。碰巧，我昨天晚上刚过8点的时候用家里的电话和他通过话，9点15分的时候又通了一次。除了哈利威尔，就还有一位用人了。艾丽丝·明斯太太每周来工作四天，负责一般的家务事。马特洛克小姐可以给你她的地址。”

达格利什问道：“您儿子在圣马修教堂小礼拜堂的经历，他和您谈过吗？”

“没有。在这个话题上，他不指望我能够有相同的体会。从1918年以后我就不再是个信仰宗教的女人了。我甚至怀疑我是否真正相信。特别是神秘主义，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就像聋子听音乐一样。当然，我能够接受别人有这种经历。我能接受他们既有生理也有心理上的体验。这些都是过度工作、中年危机、寻找生存意义的需要促成的。但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徒劳的追求。”

“您的儿子觉得是徒劳的吗？”

“在这次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会把他描述成一个传统的圣公会教徒。我怀疑他是在用自己信奉的宗教教义提醒自己保持基本的体面，确认自己的身份，在那里，他可以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可以不用担心也不受干扰地思考。像大多数上流社会的圣公会教徒一样，他会觉得，如果上帝选择化身一位18世纪的英国绅士来拜访他的子民，他的教诲会更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像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他克服了这个问题，靠的是让上帝多多少少披上一位18世纪英国绅士的外衣。他在那座教堂的体验——他自称有过的体验——是无法解释的，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也没有试图去解释，至少没有对我解释。希望你不要指望和我讨论这件事。这个话题不受欢迎，而且和他的死绝对没有关系。”

这是一段漫长的演说，他看得出来这让她有些疲惫。达格利什想，她不可能这么幼稚，但是当他发现她真的希望他这么认为的时候，有些吃惊。他说：“当一个男人改变了自己的整个人生轨迹，然后在做出这个决定一个礼拜之后死了，还很有可能是被谋杀的时候，这肯定是相关的，至少就我们的调查来看是有关系的。”

“哦，是的，我相信这与案件是相关的。总警司，这个家里几乎不会有什么隐私是与你的调查无关的。”

他看得出来，在刚经过的短短时间内，她已经精疲力竭。她整个人在巨大的椅子里缩成一团，几乎都皱缩枯萎了，放在椅子扶手上的胳膊也开始轻轻颤抖。但是正如同她控制住了自己的悲伤情绪，他也控制住了自己的同情心。他还有一些问题要问，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利用对方的疲惫或者悲伤进行发问。他弯下腰，从手提箱里取出仍然装在透明保护膜里的、烧掉一半的日记，说：“我们已经从这上面取了指纹，但是鉴别都有哪些人接触过这本日记还需要一段时间——保罗男爵、您或是其他家庭成员。我想让您确认一下这是否是他的日记。如果你不打开袋子就能辨认的话最好不过。”

她接过袋子，放在自己大腿上，有那么一会儿一直低头看着。他有种感觉，她不想抬起头和他对视。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说：“是的，这是他的日记。但是这确实不重要，只是对行程的记录。他并不是个习惯记日记的人。”

“如此说来，他居然想要烧掉这本日记，那就有些奇怪了——如果真的是他想要烧掉的话。还有一件怪事：日记本最后一页的上半部分被撕掉了。那张纸上有去年的日历和1986年的日历。您还能想起来那一页纸上的其他内容吗，厄休拉夫人？”

“我都不记得我看到过那一页。”

“您能回想起来最后一次见到这本日记是在何时何地吗？”

“恐怕我不可能记得住这种细节。还有别的事情要问吗，总警司？如果有，但是又不急的话，也许在发问之前你应该首先确保这是在对谋杀案进行调查。”

达格利什说：“我们已经确定了，厄休拉夫人。哈利·麦克是被谋杀的。”

她没有回应。有那么一分钟，他们面对彼此，沉默地坐着。然后，她抬起大眼睛，迎上他的目光，他觉得自己从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各种感情：坚定、恳求和挑衅。他说：“恐怕我问的时间太长，已经让您疲惫了。其实就只剩下一件事。您能告诉我有关那两个在这个家工作之后不久便死去的年轻女子——特蕾莎·诺兰和黛安娜·特拉弗斯的任何情况吗？”

刚才亮出来的那本烧焦一半的日记本让她大吃一惊，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她却非常从容。她平静地说：“恐怕我所知甚少。我想你无疑已经了解了大部分的情况。特蕾莎·诺兰是个温柔而善解人意的护士，是一个有能力，但我觉得并不是太聪明的年轻女子。她5月2日报到，来当我夜里的陪护。那时候，我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然后在6月14日，她就离开了。她在这个家里有一个房间，但是只有在晚上才来工作。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她后来去了汉普斯特德的一所产科疗养院。我承认，她也许是在这里工作时怀孕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家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责任。照顾82岁、患有关节炎的老女人的工作是不会有怀孕的风险的。我对黛安娜·特拉弗斯的了解就更少了。很显然，她是个失业的女演员，在她‘歇业’期间——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所使用的委婉表达——会做一些家政工作。她因为看到了马特洛克小姐在本地报刊店橱窗里放置的卡片而前来应聘，马特洛克小姐雇用她来代替之前离开的一个清洁女佣。”

“这是在咨询过您的意见之后吗，厄休拉夫人？”

“在这件事上她几乎不需要问我，事实上，她也没有问。当然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两个女人的事情。我的一两个朋友尽职尽责地给我送来《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面那篇文章的剪报。我很吃惊，警方居然会不嫌麻烦调查这种明显是廉价小报在哗众取宠的文章。这事几乎不可能和我儿子被谋杀一案有什么关联。如果只有这些问题，总警司，你现在可能想见见我的儿媳妇。不，别按铃了，我愿意亲自带你们下去。我不需要你的帮助就可以过去。”

她按了按椅子扶手上的按钮，座位慢慢升起来。她花了一点儿时间才站稳，然后她说：“在你去见我的儿媳妇之前，有件事我得说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她不像你料想的那么痛苦。那是因为她没有任何的想象力。如果是她发现我儿子的尸体，她一定会郁郁寡欢，深受震动，根本就没法和你交谈。但是她很难想象没有亲眼看到的场面。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对你们两个都公平。”

达格利什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想，这是她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她字句中的暗示很明显，但是她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不应该说出来。

第二章

他看着她支起自己迈出第一步，迎接预料之中的阵阵绞痛，没有做任何帮助她的举动。他知道那样的行为既冒昧又不受欢迎，而凯特对于这种不言自明的指令总是非常敏感。她合上笔记本，安静又警惕地观察着。慢慢地，厄休拉夫人移到门边，拄着拐杖自己站稳。她扭动金色的门把手，手上的血管向外凸出，就像蓝色的细绳。他们跟在她身后，缓缓走过铺着地毯的走廊，迈进电梯。这个装潢精致、优雅的电梯几乎容不下他们三人，达格利什的胳膊和厄休拉夫人的抵在了一起。即便是隔着花呢袖子，他也能感受到她胳膊的脆弱，并能感受到她一刻不停的微弱颤抖。他注意到她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心中暗想花多少工夫才可以攻破她的防线，而他的工作又是否需要攻破她的防线？电梯缓缓降下两层，他知道她也同样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并且把他视为敌人。

他们跟着她来到会客室。要是保罗·博洛尼没有出事，也会向他展示这个房间的，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幻觉，就像是死者本人，而非他的母亲站在自己身边。三扇高高的拱形窗前悬挂着华美的窗帘，外面能看得到花园里的树林。它们看起来十分不真实，就像在无尽的绿色与金色中浮于表面的织锦。在古典主义与哥特风格相杂糅的精致天花板下，这个房间几乎没有多少家具，空气中有一种忧郁的氛围，仿佛这里的空气很久没有被人呼吸过。这种气氛本是极少接见访客的乡间别墅起居室中才有的。除此以外，还弥漫着一股百花香和上光蜡相混合的味道，使得他几乎以为自己会看到一圈圈白线，将禁止游客进入的区域围圈出来。

痛失亲人的母亲选择单独与他会面，这可能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但这位寡妇认为自己应该有医生和律师的安抚与保护。厄休拉夫人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们，然后很快就离开了。达格利什和凯特穿过地毯，走向像油画一样做作而不自然的几个人。芭芭拉·博洛尼坐在壁炉右侧的高背椅上，她的律师安东尼·法雷尔在她对面坐着，身子前倾；而站在她身后，手按在她的脉搏上的是她的医生乔治·皮戈特。他第一个开口：“我得走了，博洛尼夫人。但是晚上我会再来，如果方便的话，大约是18点，然后我们想个法子让你今晚不会失眠。如果你希望我早点来，让马特洛克小姐打电话就行。尽可能地吃一点晚餐，让她给你准备一点清淡的食物。我知道你不想吃东西，但是我想让你试着吃一点，可以吗？”

她点了点头，伸出手。他握了握她的手，然后转而望向达格利什，又移开视线，口中喃喃说道：“骇人听闻，骇人听闻。”

达格利什没有回应，他又说：“我想博洛尼夫人现在足够坚强，可以和您谈话了，总警司。但我希望不要谈太久。”

他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在一场关于谋杀的戏剧里演出的业余演员，预料之中的对话如期而至。达格利什感到很吃惊，一个按理说对悲剧已经见怪不怪的医生，居然会比自己的病人还要不安。当他走到门口时，达格利什平静地问：“你也是保罗男爵的医生吗？”

“是的，但只有最近才是。他之前是吉莱斯皮医生的自费病人，吉莱斯皮医生去年去世了。在此之后，保罗男爵和博洛尼夫人加入了国民医疗服务，成了我的病人。我现在手上有他的病历，但是他从未正式地就疾病向我咨询过。他是个非常健康的男人。”

这就解释了他部分的不安。他不是合作多年、深受信任的家庭医生，而是一个加班工作的本地全科医生，因此也不难理解他急着回到拥挤的手术室或者继续他在医院的巡查工作。他可能很不情愿地发现，现在的状况需要一种他没有时间准备的社交技巧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尽管不怎么令人信服，他也尝试着在这个会客室扮演一个这家人的朋友角色，而在此之前，他可能都没进过这所房子。达格利什在想，保罗·博洛尼加入国民医疗服务的决定是出自政治需要、对自己身体的信心，还是经济上的原因，又或者三者皆有？大理石雕的壁炉上方有一块三角形的墙纸已经褪色，它被一幅不怎么显眼的全家福遮住了一半，但是达格利什认为这里曾经挂着一幅更为珍贵的油画。芭芭拉·博洛尼说：“总警司，请坐。”

她向墙边一条沙发所在的位置随意地摆了摆手。沙发摆放得很不方便坐下，看起来也似乎太古老，不可能再坐人了，但是凯特走过去坐了下来，小心地掏出笔记本。达格利什走到一把高背椅旁，把它搬到壁炉边，放在了安东尼·法雷尔的右侧。他说：“我们很抱歉在这样的时刻打扰您，博洛尼夫人，但是我相信您明白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然而，芭芭拉·博洛尼望向皮戈特医生的方向。她充满厌恶地说：“一个可笑的小男人!保罗和我去年6月才刚刚登记在他名下。他的手上全是汗。”

她噘了噘嘴表示嫌弃，然后把双手僵硬地拢在一起。达格利什说：“您现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

她看向法雷尔，就像一个期待指引的孩子。他用流畅专业的声音说：“我亲爱的芭芭拉，在谋杀案调查中，恐怕往常有教养的寒暄都要被暂时搁置一边。拖延太奢侈了，警察可等不起。我知道总警司会让这次询问尽可能短，你也要勇敢起来，尽可能让他的工作轻松。”

在她有机会回应之前，他对达格利什说：“我不仅仅是作为博洛尼夫人的律师出现在这里，也作为她的朋友。我们事务所已经照顾了这个家庭的三代成员了，我个人对保罗男爵有着极高的敬意。我不仅失去了一个客户，还失去了一位好友。这也是我来这里的部分原因。博洛尼夫人非常孤单，她的母亲和继父都在加利福尼亚。”

达格利什想，如果他说“但是她的婆婆就在几层楼之外的地方”，法雷尔会怎么回应？在这样的时刻，全家人本应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就算不是互相寻求抚慰也要彼此支持，她们却彼此远离。他在想她们是不是不懂得要团结？法雷尔是不是也不在意？还是说她们平时太习惯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着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在这样极端的悲剧到来时，也没有办法突破由电梯和那两层楼所代表的心理障碍？

芭芭拉·博洛尼转而用她那带有一抹紫罗兰色的蓝眼睛望向达格利什，有那么一秒钟他心神不定。在最初闪过一丝好奇之后，那目光死寂下去，几乎没有半点生命迹象，让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副彩色隐形眼镜。也许这么久以来常常见证她自己的目光所能带来的效果，她不再需要刻意让自己表现出什么表情，只要她有兴致，即可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目光。他一直都知道她非常美丽，但是他不记得是怎么知道的了，也许是在她的丈夫被人议论时，闲言碎语老是提到这一点，给他积攒起了这种印象，或者是看到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这不是一种能激荡他内心的美丽。他会很乐意坐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像欣赏油画一样欣赏她，不带感情地去倾慕她杏眼上完美隆起的眉骨、上唇的优雅弧线、脸颊凹陷处的阴影和她细长脖子上喉咙处的微微隆起。他能够观察、欣赏，然后不带半点遗憾地离开。对他而言，这个金发女子的美过于精致、过于正统、过于无瑕。他热爱的是一种更加独特、反常的美，既脆弱又狡黠。他怀疑芭芭拉·博洛尼是否真的聪明、机智，但并没有看轻她。做警察这一行，没有什么比以貌取人更危险了。但是他也迅速地想了想，会不会有人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去杀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遇见过三个这样的女人，每一个在通常意义上都不算是美丽的。

她坐在自己的椅子里，有一种静止、放松的优雅。她穿了一条浅灰色的细羊毛百褶裙，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的丝绸衬衫，肩上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灰色羊毛开襟。她身上唯一的珠宝首饰就是几条金链子和小小的金色针式耳钉。她的头发分成浅金色和玉米黄色的一绺一绺，梳到了脑后，在肩部以上扎成了一根粗粗的辫子，只用了一个玳瑁发夹固定。他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得体了。这样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如果穿黑色，会显得过于招摇、做作，甚至是粗俗。这种灰色和蓝色的低调打扮非常适宜。他知道凯特前来通报消息的时候博洛尼夫人还没有更衣，她被告知自己的丈夫被人割断喉咙而死之后，依然能够花心思装扮。为什么不呢？他经历得太多，不会因为悲伤被很好地隐藏起来就认为它不存在。有一些女人的自尊心要求她们不管经历多么猛烈的突发事件都得保持对细节的高度注意，对另外一些女人而言，这又事关自信、从容，或者也是一种反抗。在一个男人身上，这种谨小慎微的品质通常都会得到称赞。那么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这样呢？又或者是在过去的20年里，她的外貌已经成为她生活的重中之重，不能仅仅因为有人割断了她丈夫的喉咙就改变这个习惯？他无法不注意到那些细节，比如鞋子两侧小心翼翼系好的皮带扣，精心挑选的口红正好能够搭配她涂的粉色指甲油，她还涂了眼影，双手至少没有在发颤。她又一次开口，音调很高，他不怎么喜欢这样的嗓音。他觉得这种声音很容易演变成孩子气的哭诉。她说：“当然了，我想要帮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得上忙。我是说，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谁会想要杀害保罗呢？他没有任何敌人，每个人都喜欢他，他非常受欢迎。”

用这种高亢而有些刺耳的嗓音说出这套陈腐、无力的悼念之词，她自己可能也觉得有些笨拙。短暂的沉默后，法雷尔认为需要打破尴尬的气氛，他说：“当然，博洛尼夫人深受惊吓。总警司，我们希望您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我们猜凶器应该是种刀子，并且在喉咙处有数道伤口。”

达格利什想，这应该就是最富技巧的律师才能想出来的、对于保罗男爵喉咙被割所能使用的最委婉的表达。他说：“显而易见，保罗男爵和那个流浪汉是同一种死法。”

“凶器被留在现场吗？”

“现场有疑似凶器的工具。他们可能都是死于保罗男爵的剃刀之下。”

“那是由杀人凶手留在房间里的吗？”

“是的，我们是在房间里找到的。”

法雷尔抓住了达格利什谨慎的措辞中暗示的含义。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自杀”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及其代表的真相就横亘在两人中间。法雷尔继续问：“还有教堂的大门，是被破门而入的吗？”

“教堂工作人员沃顿小姐今早发现尸体的时候，门没有锁。”

“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去，而且可以假设确实有人进去了？”

“当然。您应该可以理解，我们现在的调查才刚刚起步。在我们得到尸检和法医鉴定报告之前，任何事情都是不确定的。”

“当然了。我之所以问，是因为博洛尼夫人想要了解事实，或者说尽可能多地了解事实。而且她也有权了解全部情况。”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他们非常清楚彼此的意思。法雷尔十分彬彬有礼、谦逊、谨慎，但并不友善。一直以来他都小心地保持这种举止，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以至于几乎看不出是种伪装，他似乎在说：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在各自的领域里也都小有名声。我们都知道彼此要做什么。你应该谅解这种不友善，因为我们也许需要站在不同的立场。

而事实是他们已经站在了对立的立场，而且两个人都心知肚明。法雷尔似乎放射出一种朦胧的气场，将芭芭拉·博洛尼笼罩在舒适的气氛里，他在说：我就在这里，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把一切交给我，你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他对达格利什所表达的则是一种更为微妙的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几乎就像阴谋一样，而她被排除在外。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在城里的律所——“托林顿-法雷尔-彭杰”有许多的分支机构，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享有毫无污点的业界名声。他们的刑事辩护部门曾为伦敦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恶棍辩护过。这些人里有一些现在在他们里维埃拉的别墅度假，有一些在游艇上逍遥自在，几乎没几个在坐牢。达格利什突然想起两天前他在去苏格兰场的路上曾经过一辆押送犯人的囚车，一双双无名但又充满敌意的眼睛从车后窗的狭槽瞪出来，就像他们再也看不见任何景色。在遭遇不幸的时刻，支付法雷尔几小时的律师费也许会造成根本的不同。

芭芭拉·博洛尼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烦我。保罗甚至都没告诉我他要在那个教堂过夜，和一个流浪汉一起借宿。我的意思是，这也太傻了。”

达格利什说：“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昨天上午9点15分。他正好是在玛蒂端来我的早餐之前来见的我。他没有待很久，大约15分钟吧。”

“他看起来怎么样，博洛尼夫人？”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他没有说太多话。他从来都不多话。我想我应该是告诉了他我这一天的行程安排。”

“都是什么安排呢？”

“我预约了11点要在邦德街的麦克-约翰美发店做头发。然后我和以前上学时的老朋友在骑士桥吃了午饭，下午我们又一起在哈维·尼克斯商场里购物。我回到家已经是下午茶的时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走了。我9点15分之后就再没见到他。”

“那么据你所知，他在这之后有没有回过家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不过就算回来了我也不可能看到。我回来换了衣服以后，又去了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那是我表兄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疗养院。斯蒂芬·兰帕特是一名产科医生。我和他一直待到午夜，然后他把我送回了家。我们开车到库克姆，在科克汉村的黑天鹅餐厅吃了晚饭。我们是19点40分离开的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然后就直接去了黑天鹅餐厅，我是说，路上没有做任何停留。”

他想，这实在是恰到好处。他本来就预料到她迟早都会给出不在场证明，但没想到会是这么早、说得这么详细。他问：“那你早餐前最后一次见到保罗男爵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你他这一天都有些什么打算？”

“没有。但是您不能看看他的日记吗？他把日记本放在书房的抽屉里。”

“我们在小礼拜堂找到了他日记本的一部分。其余的被烧掉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仔细地观察着她。蓝色的大眼睛忽闪了几下，变得谨慎机警，但他可以发誓这对她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她又一次转向法雷尔：“但是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保罗要烧掉他的日记？”

达格利什说：“我们还不清楚是否是他烧掉的。但是日记本确实被扔在了壁炉里，好几页都被烧掉了，最后一页被撕成了两半。”

法雷尔迎上了达格利什的目光。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然后达格利什说：“那么，我们得另找方法串起他这一天的时间线。我本来以为您能帮得上忙。”

“但是这有必要吗？我是说，如果是有人闯入并杀害了他，知道他在几个小时之前去找过房产经纪人又有什么用呢？”

“他去了吗？”

“他说他有个约见。”

“他说是和谁了吗？”

“没说，我也没问。我想上帝只是告诉他要把房子卖了，而没有告诉他要咨询哪家房地产商。”

这些话语令人震惊，同时又非常无礼。达格利什清楚地察觉到法雷尔的惊愕，就好像他已经惊呼出来。但是她在那尖厉而微微有些急躁的声音中并没有听出怨恨或者嘲讽。她可能只是像调皮的孩子一样，当着大人的面说出不可原谅的话语，然后也被自己的鲁莽惊到。安东尼·法雷尔认为是时候插话了，他圆滑地说：“我本人昨天下午原来是要见保罗男爵的。他和我，还有律所里两个负责经济事务的同事约了14点30分见面，商谈一些事务的安排，我认为应该是关于他辞去内阁职务之后的安排。但是昨天快10点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取消了预约，改为约在今天的同一时间。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没到办公室，但是他给我的办事员留了口信。如果您能证明他死于谋杀，我自然就会理解有关他事务的一切细节都需要被放大检验。厄休拉和博洛尼夫人都表示愿意配合。”

达格利什想，他也许是个自大的浑蛋，但绝不是个傻瓜。他知道，或者说猜到现在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还很不成熟。他愿意接受询问，但也可以选择终止问话。芭芭拉·博洛尼用她的大眼睛看着他。

“但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保罗把一切都留给了我。我们结婚后他就告诉我了。房子也是，一切都简单、直接。我是他的遗孀，这些都是我的——基本上都是。”

法雷尔流利地说：“我亲爱的夫人，非常简单、直接。但是现在完全没必要讨论这个。”

达格利什从他的钱包里取出一封匿名恶意诽谤信的副本，递给她说：“我想你看过这个了。”

她摇了摇头，把信递给法雷尔。法雷尔花时间读了信，面无表情。如果他之前看到过，也绝对没有想要表现出来的意思。

他说：“从表面来看，这是对保罗男爵品行的恶意诽谤，甚至可以对其提起诉讼。”

“这也许和他的死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明显，我们也需要将其有关联的可能性彻底排查。”

他又转向芭芭拉·博洛尼。

“您确定您的丈夫没有给您看过这封信吗？”

“没有。他为什么要给我看？保罗从来不会让我为了无能为力的事情而烦心。这不就是那种大同小异的诽谤信吗？我是说，政客们经常收到这种信。”

“您是说，这封信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您的丈夫之前也收到过类似的信件？”

“不，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没收到过。他从没说过，我只是说任何担任公职——”

法雷尔插了进来，专业、流畅地说：“当然，博洛尼夫人的意思是说，任何担任公职，特别是政府公职的官员都应该预料到自己会面对一定程度的恶意与不快。”

达格利什说：“但是肯定不会像这封这么具体。后来还有一篇明显是根据这封信写成的文章，刊登在了《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您看到那篇文章了吗，博洛尼夫人？”

她摇了摇头。

法雷尔说：“我想这个应该有些关联，但是我们必须要在现在谈论这个吗？”

达格利什说：“如果博洛尼夫人觉得太痛苦，就不用。”

这句话所暗示的意思过于明显，法雷尔并不喜欢。他的客户帮助了他。她转向他，眼中完美地融合了哀求、惊讶与痛苦。

“但是我不明白，我已经告诉了总警司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况。我确实想要帮忙，但是我怎么才能帮得上忙呢？我对黛安娜·特拉弗斯一无所知。马特洛克小姐，也就是玛蒂，负责管家。我想这个女孩是看到广告后前来应聘的，然后玛蒂把她留了下来。”

达格利什说：“这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很不寻常吗？年轻人通常都不愿意做家政。”

“玛蒂说她是个演员，每周只想工作几个小时。这个工作很适合她。”

“马特洛克小姐在雇用这个女孩之前征求过您的意见吗？”

“没有，我想她可能问过我的婆婆。她们两个人负责管家。她们不拿这些事来烦我。”

“还有另外一个死去的女孩，特蕾莎·诺兰。你和她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她是我婆婆的护士，和我没关系。我几乎没见过她。”

她又转向安东尼·法雷尔：“我有必要回答所有问题吗？我想要帮忙，但是怎么才能帮忙？也许保罗有什么敌人，但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并不讨论政治，或者类似的话题。”

她眼睛中闪烁的蓝色光芒表示，没有人应该拿这种与重要事实无关的事情来给她增添负担。

她又补充道：“实在是太可怕了。保罗死了，是被谋害的——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还没有真正接受这个消息。我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件事了。我只想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待着。我想叫玛蒂过来。”

这些字句充满哀求，希望获得同情和理解，但是说话的口气却像是一个正在抱怨的孩子。

法雷尔走到壁炉边，拉动了闹铃的拉绳。他说：“恐怕有关谋杀的一个可怕事实就是警方必须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插入进来。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需要确定您丈夫有没有同您说过什么能给他们提供线索、找到嫌疑人的话：会不会有人知道他那天晚上会留在圣马修教堂、会不会有人对他心怀不满，也许想要除掉他？看起来保罗极有可能是被偶然闯入的人杀害了，但是警方必须彻底排除其他可能性。”

如果安东尼·法雷尔觉得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主导这次问话，那他可就错了。然而就在达格利什再度开口之前，门被突然撞开，一名年轻男子冲进屋子，奔到芭芭拉·博洛尼面前。他大喊着：“我亲爱的芭比!玛蒂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事儿。太可怕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要是知道一早就来了，但是她直到11点才联系上我。亲爱的，你怎么样了，你还好吗？”

她相当微弱地说：“这是我的弟弟，多米尼克·斯维恩。”

他冲着他们点了点头，就好像他们才是现场的入侵者，然后又转回去面向他的姐姐。

“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芭比姐姐？是谁干的？你知道吗？”

达格利什想，这一定不是真的，他一定是在演戏。随后他又告诉自己，这样的评判很明显不够成熟，也许也不够公正。做警察教会他一件事：在极度震惊与悲痛的时刻，即便是最能说会道的言辞听起来也会是陈词滥调。如果斯维恩过分诠释了一个忠诚、会安慰人的弟弟角色，这也并不代表他就不是真的那么忠诚并急于表示安慰。但是当他把胳膊环绕在芭芭拉·博洛尼肩上时，达格利什并没有忽略她那轻微的战栗。当然了，这也许是受到惊吓的一种小小表示，但是达格利什在想，这是不是也表现出了对此举轻微的反感？

他一开始看不出来这两个人是姐弟。确实，斯维恩也有同样的玉米黄色的头发，但是发型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做的，细密的卷发紧紧贴着苍白、圆滑的额头。他们的眼睛也长得很像，在弧形的眉毛下面都有着同样的蓝紫色眼眸。但是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半点没有他姐姐那种摄人心魄的古典美。尽管如此，他的面孔仍然十分精致，嘴唇任性噘起，如孩童一样小巧的奶白色耳朵像刚长出来的翅膀一样突出，却也具有一种顽皮的魅力。他个子很矮，才刚过一米六，但是肩膀宽阔，胳膊纤长。他瘦弱的面孔上还被赋予了一种如同类人猿般的力量，整张脸看起来特别不和谐，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长得有点畸形。

但是马特洛克小姐已经应铃声而来，就站在门边。芭芭拉·博洛尼没有告别，发出轻微的一声呻吟，跌跌撞撞扑向了她。这个女人先是凝视着她，然后又冷漠地环视了一圈屋里的男人们，一只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将她领了出去。屋子里有一瞬的沉默，然后达格利什转向多米尼克·斯维恩。“既然您来了，也许能回答一两个问题。您有可能会帮到我们。您上次见到保罗男爵是什么时候？”

“我尊敬的姐夫？你知道吗，我记不得了。反正好几周都没见过了。事实上我昨天一整晚都在这里，但是我们没有碰面。伊芙琳，也就是马特洛克小姐没有等他回来吃晚饭。她说他吃过早饭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凯特坐在墙边问道：“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他转过身望向她，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兴致，坦诚地欣赏了她一番，似乎在表达一种性暗示。

“快到19点的时候。邻居正好要出门，他看见我来了，所以如果这件事很重要的话，他可以帮我做证。但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有这个必要。马特洛克小姐当然也可以做证。我一直待到22点30分，然后去了本地的一个酒吧，‘印度王’，去喝了睡前最后一杯。那里的人应该能记得我，我是最后一批离开的顾客之一。”

凯特问：“19点到22点30分的时候您一直都待在这间屋子里吗？”

“是的。但这和保罗的死有什么关系？我是说，这点很重要吗？”

达格利什想，他不可能这么幼稚吧。他说：“这一点能帮助我们回溯保罗男爵昨天的行动。您待在这儿的时候他有可能回来过吗？”

“我想有可能吧，但是可能性不太大。我中间泡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澡，这也是我过来的主要原因。他有可能在那期间回来，但如果那样的话，马特洛克小姐应该会提出来。我是个演员，目前失业中，只是去参加一些试镜。别人管这叫息影期，天知道是为什么。我看更像是焦躁期。我五月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一两个礼拜，但是保罗并不是很热忱，所以我就搬去和布鲁诺·帕卡德一起住。他是个剧院设计师，有一套小公寓，经过改造，就在牧羊人丛林区。但因为他有很多模组和工具，房子里空间不是很大。最关键的是没有浴缸，只有一个淋浴头，而且又是和便池挨着，所以对于任何比较挑剔的人来说都不会很舒适。我习惯了偶尔来这里吃顿饭、泡个澡。”

达格利什想，这段话非常流畅，让人不由生疑，就像整个演说都是彩排过的一样。对于一个没被要求解释自己行踪的人来说，他不会猜到这是一起谋杀案，由此来看他实在吐露了太多。但如果几个时间点都能被确认，那么斯维恩看起来就是清白的。斯维恩说：“听着，如果你没有别的要问了，我就上去找芭比了。这对她来说是件骇人听闻的事。如果你需要的话，玛蒂可以给你们布鲁诺的地址。”

他走了之后，有一会儿没人说话。然后达格利什说：“听说博洛尼夫人继承了这座房产，我很感兴趣。我以为会按照继承顺序来呢。”

法雷尔用一种专业人士的姿态冷静接受了这个问题。

“是的，这种情况不多见。厄休拉夫人和博洛尼夫人都授权给我，允许我向您提供您所需的一切信息。博洛尼家的旧址，也就是在汉普郡的那一处是要按照继承顺序来继承的，但是那个地方和他们家族大部分的财富一样，很早就被废弃了。这座房子总是从一位男爵转给下一位男爵。保罗男爵是从他哥哥那里继承的，但是他对于这一处房产的处置有自由裁量权。他结婚之后就立下了新遗嘱，将此地完全留给他的妻子。这份遗嘱很明确，厄休拉夫人有自己的资产，但也给她留下了一笔遗赠，还有更大的一笔钱留给了他唯一的孩子，莎拉·博洛尼小姐。哈利威尔和马特洛克小姐每人都能分到一万英镑。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把一幅亚瑟·戴维斯的油画留给了他所在地方党派的党主席。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馈赠，但是这座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一切，还有一笔足够的供养费都给了他的妻子。”

达格利什想，光是这座房子至少就能值75万英镑，如果考虑到地理位置和它独有的建筑学价值，可能还要更值钱。他又一次想起自己还是个新人时，一位老警长说过的话：“小伙子，爱(Love)、欲望(Lust)、恨(Loathing)、贪婪(Lucre)，是谋杀里面的4L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贪婪。”

第三章

那天下午，他们在坎普顿小丘广场询问的最后一位是马特洛克小姐。达格利什让她带他们去看博洛尼平时存放日记本的地方，她领着他们来到了一楼的书房。他知道，从建筑风格来看，这是房子里最古怪的房间之一，而且也是最具索恩风格的房间之一。房间是八角形的，每一面墙边都放置着顶天立地的玻璃门书橱，中间由带有凹槽的壁柱隔开，穹顶悬挂着一盏灯，盖着八角形灯罩，由流光溢彩的彩色玻璃点缀。他想，这一设计巧妙利用了有限的空间，是这位建筑师别具一格的才华展示了这一成功范例。但是这依然是个只适合观赏的房间，而不适合在这里居住、工作或者享乐。

房间中间稳稳放着博洛尼的红木书桌。达格利什和凯特走到桌子旁，马特洛克小姐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她的双眼专注地盯着达格利什的脸，仿佛稍微一走神他就会向她扑过来。达格利什说：“请问，您能给我指明，日记本到底放在哪个位置吗？”

她走上前，没有说话，打开了右边最上面的一个抽屉。现在抽屉是空的，只有一盒信纸和一盒信封。他问：“保罗男爵会在这里工作吗？”

“他会写信。他把议会的文件都放在议院办公室，把和选区工作相关的材料放在伦瑟姆的办公室里。”她又补充道，“他喜欢把一切分门别类。”

达格利什想：分门别类，客观冷漠，掌控一切。他再次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在一个博物馆里，博洛尼就坐在这个装潢华丽的牢笼里，如同一个陌生人。他问：“那他的私人文件呢？你知道他会把那些文件放在哪里吗？”

“我猜应该是在保险柜里吧。它在门右边的书架后面，被一排书掩盖起来了。”

如果博洛尼确实是被谋杀的，那么保险柜和里面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好好检查。但是这和其他几件事一样，可以稍微放一放。

他走到书架前。当然，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他的私人书架上摆放的藏书中一窥究竟。这个书架表明，相比小说，博洛尼更多的是在读传记、历史和诗歌。而在扫视了一圈之后，达格利什发现，这里的藏书量之大，完全可以当作私人俱乐部或者豪华游轮的图书馆，但是如果是游轮的话，这趟航线的目的更像是丰富知识而非大众娱乐，并且票价不菲。这里整齐摆放的是任何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有涵养的英国绅士预料之中、毋庸置疑的合适选择。但是他无法相信博洛尼是那种只会选择布克奖决选名单上小说的人。他再次感觉到博洛尼的一种人格在逃避他，这个房间和屋内的摆设都试图把那个本质的性格掩藏起来。他问：“昨天都有几个人进来过这个房间？”

他一定是被这个房间毫无个人色彩的正式气氛所影响。他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怪怪的，她也完全没有掩饰语气里的不客气。

“进来过？书房是私人宅邸的一部分。我们从来不锁门，所有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朋友都可以像你说的那样，‘进来’。”

“那么，昨天到底有谁进来过呢？”

“我也不能确定。如果你们在教堂发现保罗·博洛尼爵士带着日记，那他肯定进来过。明斯太太应该进来打扫过。弗兰克·马斯格雷夫先生是选区的党主席，午饭的时候他进来过，但是没有在这里逗留。莎拉·博洛尼小姐下午的时候来看她的祖母，但是我想她应该是在会客室里等着的。厄休拉夫人回来之前她就离开了。”

达格利什问：“是您给马斯格雷夫先生和博洛尼小姐两个人开的门吗？”

“是我给他们开的门。没有别人干这个活儿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博洛尼小姐以前有大门的钥匙，但是她离开家以后就把钥匙留下了。”

“您最后一次看到日记本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我觉得大概是两个礼拜前吧。博洛尼男爵从他在议院的办公室打回电话来，说让我帮他核实一下一个晚餐约定。”

“您最后一次见到保罗男爵是什么时候？”

“昨天上午快10点的时候。他进到厨房里，要为中午的野餐准备一些食物。”

“那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去厨房看看了。”

她领着他走过铺着瓷砖的走廊，往下走了几层台阶，又穿过一扇包着厚毛呢的门，来到宅子的后方。然后她让到一边，让他进屋，自己依然站在门口，双手紧握，就像一个等待厨房清洁评判结果的厨子。然而确实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就像书房一样，厨房也缺少个人色彩，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也不是说厨具置办不够齐全，但就是缺少那种惬意感。厨房内有一张擦拭得非常洁净的松木桌子、四把椅子和一个很大的老式煤气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现代的、使用固态燃料的炉子。很明显最近这些年主人几乎没为厨房花过钱。从低矮的窗户向外望去，他可以看到后墙把房子和马厩、车库分隔开来，还能看到壁龛里大理石神像的脚部。虽然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精心雕刻的脚趾，似乎也在强调房间里颜色的匮乏。唯一显眼的是水槽上方的架子上一盆粉红色的天竺葵，旁边还有一盆插条植物。他说：“您告诉我保罗男爵来拿自己的午餐，是他自己动的手还是您帮他拿的食物？”

“他自己。他知道吃的都放在哪里。我准备厄休拉夫人早餐的时候他也经常在厨房。他过去常常亲自把早餐给她送上去。”

“那么，昨天他都带走了什么吃的？”

“半条面包，他都切好成片了，一片羊乳干酪，两个苹果。”她又补充道，“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我不觉得他在意自己到底拿了什么吃的。”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供额外的信息，但是当他进一步轻声询问她博洛尼的情绪状态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说错了什么，她又开始后悔不该吐露太多，变得更加阴沉。保罗男爵曾告诉她他不会回来吃午饭，但是再没说别的。她不知道他要去圣马修教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吃晚饭。达格利什说：“那你还是按照平常的时间表和平日的习惯准备了晚餐吗？”

这个问题让她仓皇失措，她因窘迫而脸红，紧紧捏起双手。然后她说：“不，不，不是平常的习惯。厄休拉夫人用过下午茶回来之后告诉我给她送一瓶汤和一碟黑面包夹烟熏三文鱼三明治上去。她整个晚上都不想再被打扰。刚过18点我就送上去了。我知道博洛尼夫人会在外面吃饭，所以我决定等等，看保罗男爵会不会回来。如果他回来的话我可以给他做一些方便的菜品。还有汤剩下来，我可以给他热一下，还可以给他做一份煎蛋卷。总有能吃的东西。”她听起来像是在为自己辩护，就像他指责她玩忽职守。

他说：“但是他没有提前告诉你自己会不会回来吃晚饭，这似乎有些不够体贴。”

“保罗男爵从来没有不体贴过。”

“那没有提前打好招呼就在外面待一整晚肯定是不寻常的吧？全家人一定都很担心。”

“对我来说并非如此。这个家里的人选择做什么和我无关。他也可能是待在了自己的选区。23点的时候我问厄休拉夫人我可不可以不给大门插上门闩就去休息。她说可以。博洛尼夫人知道回来之后要把门插上。”

达格利什变换了一下提问的策略。

“保罗男爵昨天早上出去的时候带火柴了吗？”

她明显地表现出了吃惊，他想，这应该不是假装出来的。

“火柴？他不需要火柴。保罗男爵不……生前不会……抽烟。我从没见过他带着火柴。”

“如果他带着，他能从哪里拿到这些火柴？”

“这里，就在炉子边上。这种火柴没有办法自己擦出火来。还有一包四盒装的，放在上面的碗橱里。”

她打开碗橱，把火柴拿给他看。用来包住四盒火柴的纸封已经撕开，少了一盒火柴，应该就是现在放在炉子旁边的那一盒。她开始紧盯着他，眼珠一转不转，眼眸亮闪闪的，脸有一点涨红，就像是发了低烧。他有关火柴的问题一开始令她吃惊，但是现在似乎让她感到了不安。她更加警惕、谨慎，也更加紧张。他富有经验，而她又是很拙劣的演员，根本瞒不过他。直到刚才为止，她回答问题的腔调都像是一个在完成必要但是不愉快的任务的女人，但是现在这场问话对她而言已经变成了严酷的考验。她想让他离开。他说：“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想看看您的起居室，可以吗？”

“可以，厄休拉夫人说了要给予你们全部的支持。”

达格利什觉得厄休拉夫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更不可能使用这样的字眼。他和凯特跟着马特洛克小姐穿过走廊，来到了对面的房间。达格利什想，这里一定曾是男总管或者女管家的圣地。和厨房一样，这里也看不到什么景致，目之所及只有庭院和通向马厩的门。但是这里的家具都非常舒适：铺着印花棉布的两人座沙发、配套的单人沙发、一张折叠桌、两把倚墙而立的椅子、一个摆满同样大小书卷的书架——这些书肯定都来自同一个读书俱乐部。壁炉是大理石做的，有一条很宽的装饰带，上面混乱地挤满了各种现代的、颇为生动的小雕像——穿着硬衬布衬裙的女人、抱着小马驹的孩子、牧羊人和牧羊女、芭蕾舞者。这些想必都属于马特洛克小姐。墙上挂的画都是裱在现代相框里的印刷品，壁炉上方是约翰·康斯特布尔的《干草车》和莫奈的《田野上的女人们》。它们和家具都是无伤大雅、情理之中的风格，就好像有人说：“我们需要雇一个女管家，就给她布置了一个房间。”即便是其他房间的报废品都要比这些冷冰冰的物品更具有特色。这里同样没有让人感觉到主人想要把自己的个性印刻在这个房间里。他想：他们在这里各自过着自己禁闭式的生活，但是只有厄休拉夫人把这座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其他人不过就是过客。

他问她前一晚她是在哪里度过的，她说：“我就在这里，要么就是在厨房。多米尼克·斯维恩先生来吃了饭、洗了澡，之后我们一起玩了拼字游戏。他快19点的时候来的，23点之前走的。我们的邻居，斯温格赫斯特先生当时正在往车库倒车，正好看到斯维恩先生出门。”

“他待在这里的时候，家里还有别人看到他吗？”

“没有了，但是大约20点40分的时候他接过一个电话。是哈瑞尔太太打来的，她是选区前任代理人的妻子。她想试着联系保罗男爵。我告诉她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斯维恩先生呢，他在哪里泡的澡？”

“在楼上的主卫里。厄休拉夫人有自己的盥洗室。楼下也有一个淋浴室，但是斯维恩先生想好好泡个澡。”

“那么，你就是在这个房间或者厨房里待着，而斯维恩先生至少在楼上待了一段时间。你们的后门是锁上的吗？”

“上了锁，还插了门闩。下午茶之后就关上了。钥匙在那个碗橱的钥匙架上。”

她打开碗橱，向他展示了固定在墙上的架子，上面有一排排的钩子和附有标签的钥匙。他问道：“会不会有人出去了，你却没有注意到？可能就是在你待在厨房里的时候？”

“不会的，我通常都开着通向走廊的那扇门。我应该能看到或者听到。昨天晚上没有人从那扇门出去过。”她似乎突然惊醒，充满气势地说，“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在哪里，谁在这里，谁可能悄悄地离开而没有人发现。听完这些任何人都会觉得他是被谋杀的。”

达格利什说：“保罗男爵很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她瞪着他，十分惊愕，然后一屁股跌坐在椅子里。他看得出来她在发抖。她低声说：“被谋杀。没人说起过谋杀的事儿。我以为……”凯特走到她身边，看了看达格利什，然后把手放在马特洛克小姐的肩膀上。达格利什问：“您以为什么，马特洛克小姐？”

她抬头望向他，然后低声呢喃着说了些什么，声音很小，他得弯下腰凑过去才能听得到。

“我以为他也许是自行了断的。”

“您有什么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吗？”

“不，没有理由。当然没有了。我怎么可能会有理由？博洛尼夫人说过……有关他剃刀的一些事。但是谋杀……我不想再回答问题了，今晚是不行了。我感觉不舒服，不想再受折磨了。他已经死了，这就够可怕的了。但是谋杀!我不敢相信会是谋杀。我想一个人静静。”

达格利什低头望着她，想：这种受惊确实很真实，但还是有一部分演戏的成分，而且演得不怎么令人信服。他冷静地说：“马特洛克小姐，我们是不能纠缠证人的，我也不觉得您真的以为我们是在烦扰您。您帮了很大的忙。我想恐怕我们还得再次谈话，问您更多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那个必要。我们可以自行离开。”

她像一位老妇人一样笨拙地从椅子里起身，说：“这座房子里没有人会自行离开，送客是我的职责所在。”

达格利什坐进路虎车，给苏格兰场打了个电话。他对马辛厄姆说：“明天一早我们尽快去见兰帕特。如果我们能在15点30分进行尸检之前就完成讯问的话就太好了。莎拉·博洛尼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有的，总警司。很显然，她是个专业摄影师，全天都有拍摄活动。她明天下午也有一场拍摄，为一位当晚就要去美国的作家摄影。这场拍摄很重要，所以她不希望取消。我告诉她我们会在18点30分左右过去。另外，新闻办公室想要一份紧急通稿。新闻13点的时候就会公布，他们想明天一早就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现在开还有点不成熟。在这个阶段他们到底想让我们说什么？约翰，试着推迟发布会。”

如果他能够证明博洛尼是被谋杀的，那么整个调查过程都会引来媒体狂热的兴趣与关注。他不喜欢这一点，但这是事实。然而，也没道理现在就让这一系列的跟踪报道开始。凯特努力将路虎车从狭窄的停车位中倒出，然后慢慢驶离坎普顿小丘广场。他转身向后，望向宅邸优雅的外表，望向如同死人无神双眼般的窗户。就在这时，他看到房子顶层的窗帘一晃，于是知道厄休拉夫人正在目送他们离开。

第四章

直到18点20分，莎拉·博洛尼才给艾弗·加罗德打了通电话。她下午早些时候一直都待在自己的公寓里，但是没敢从那里往外打电话。她有时候觉得他似乎天生就对隐秘性有一种痴迷的执着，因此给她定下了这样一条绝对的铁律：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不能通过她自己的电话线传达给他。所以从她的祖母离开之后，她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寻找一个方便、合适的公用电话亭，并准备好足够多的硬币。但是他一直没接电话，她也不敢冒险留言，甚至都不敢报上自己的名字。

那天，她唯一的日程安排就是要去给一位来此地做客、和朋友一起待在赫特福德郡的作家拍照。她一般尽可能用最少的设备，并且一直都是乘坐火车出行。她对于这一短暂的工作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她就像一个机器人：选择最好的布景、测光、调焦。她想一切应该还算顺利，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满意。但即便在工作的时候，她也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去找一个公用电话亭，再次试着联系艾弗。

火车还没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停稳，她就跳下了车，并环顾四周，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到指示电话亭方位的箭头。候车大厅连接着一条气味难闻的走廊，两侧各有一排开放式的电话亭，墙壁上涂满了数字和各种涂鸦。现在正是高峰期，她等了好几分钟才有电话空出来。她几乎是一把夺过电话，听筒上还有上一个人使用过的余温。这一次她很幸运，他在办公室，是他本人接的电话。她发出了欣慰的低声呜咽。

“我是莎拉，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试着给你打电话。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长话短说吧。你在哪里？”

“国王十字火车站。你听说那个消息了吗？”

“刚刚听说，在18点的新闻里播出了。还没上晚报呢。”

“艾弗，我必须见你。”

他冷静地说：“当然了。我们需要讨论一些事情，但是今晚不行。今天是不可能了。警方已经联系你了吗？”

“他们一直试着联系我，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一整天都很忙，要到明天18点30分才有空。”

“你真的很忙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这样想着，说道：“我下午有两项工作安排。”

“这可算不上一整天都很忙。永远不要和警方撒谎，除非你确定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查到真相。他们只需要核对一下你的日程就能发现事实。”

“但是我们谈过之前，我不可能让他们来的。他们也许会问到一些事情。比如有关特蕾莎·诺兰的问题、关于黛安娜的问题。艾弗，我们必须见一面。”

“我们会见面的。他们不会问到黛安娜的。你的父亲是自杀的，那是他最后，也是最令人尴尬的愚蠢行为。他的人生是一团糟。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想要体面地埋葬一切，而不是把散发着恶臭的秘密都拿出来晒在光天化日之下。顺便一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我的祖母，她给我打了电话，警察从她家走了以后她又打出租车来找了我。她并没有说太多，我猜她也不知道全部的细节。她不相信爸爸是自杀的。”

“这是自然。博洛尼家的人理应穿上制服，去杀掉别人，而不是自己。但是话说回来，显然他的确杀了另外一个人。我在想厄休拉·博洛尼会对那个死掉的流浪汉表达几分同情。”

她的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丝疑虑。新闻里有可能公布第二名受害者是个流浪汉吗？她说：“但不光是祖母这么想。警察，一个叫达格利什的总警司也不觉得爸爸是自杀。”

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上火车前需要打一通电话的人。她感觉到有很多人在推搡自己。空气中充斥着嘈杂的说话声，还有砰砰前进的脚步声、刺耳又含糊的车站广播声作为背景音。她把头向话筒凑得更近，说：“警方也不认为这是一起自杀案。”

对面一阵沉默。在如此的噪音中，她斗胆再次提高音量说：“艾弗，警方不认为——”

他打断了她：“我听见你说的了。听着，待在那儿别动，我这就过去。我们只能谈半个小时，但是你是对的，我们得谈谈。别担心，他们明天去的时候，我会在公寓陪你。你不能独自一人面对他们，这是最重要的。还有，莎拉……”

“嗯，我听着呢。”

“我们昨晚一直都待在一起，18点我下班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整晚也待在一起。我们在公寓里吃的饭。记住这一点。从现在起集中精力，并且待在原地不要离开。我大约40分钟之后到。”

她放下话筒，有那么一瞬间一动不动，头倚着电话亭冰冷的金属墙壁。一个愤怒的女人声音响起：“请不要这样好吗？我们有些人还要赶火车呢!”她发觉自己被推到了一边，挣扎着走出大厅，倚在墙上。一股股眩晕与恶心淹没了她，让她一次次感到更加凄楚，但是也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没有隐私、没有安宁可言。她努力假设她失去了方向感，失去了时间概念。他刚才说了“待在原地”，遵从他的指令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她向后靠着，闭上了双眼。她现在必须听从他的话，依赖于他的力量，就靠他告诉她该怎么做了。她再没有别人了。

他一次都没因为她父亲死了而表示遗憾，他并不感到遗憾，也不认为她会感到遗憾。他一直都是如此残忍、冷酷，这是他所谓的坦诚。她在想如果她说“他是我的父亲，他现在死了，我曾经爱过他，我需要悼念他，就算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安慰。我很失落，我吓坏了，我想让你抱着我，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发生这一切并不是我的错”，他会作何回应。

前进的人群像河水一样绕过她继续流动，一张张急切的灰色面庞集结成群，眼睛都瞪向前方。他们就像一群从遭受侵袭的城市跑出来的难民，或是正在撤军的部队，尽管还维持着秩序，但是就在恐慌的边缘岌岌可危。她闭上双眼，让他们嗒嗒的脚步声淹没了自己。就这样，突然之间，她感到自己身处另一个车站、另一群人潮之中。但那时她只有6岁，是在维多利亚火车站，和她的父亲在一起。他们是为什么去了那里呢？也许是去见她的祖母，她得从莱桑德利塞纳河畔拔地而起的别墅中经由陆路再坐船回来。有一瞬间她和她父亲走散了。他停下来和一个熟人打招呼，她临时松开了他的手，跑去看一张海边小镇五颜六色的海报。等到环顾四周的时候，她才惊慌地发现他已经不在原地了。她孤身一人，眼前都是迈着沉重步伐的双腿，像移动的森林一样无穷无尽，让人不安。他们可能只分开了几秒钟，但是那种恐惧极其强烈，即便是18年后的现在回忆起来，她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失落感、同样吞噬一切的恐惧、同样完完全全的绝望。但突然之间，他又出现了，迈开大步走向她，敞开的长长的花呢大衣随风摇摆。他面带微笑，这就是她的父亲、她的守护者、她的神。当时她虽然没有哭，却因为恐惧和随后的释然而浑身发抖。她冲进他张开双臂的怀中，感觉到自己被高高举了起来，他的声音传入耳中：“没关系的，我的宝贝，没关系的，都过去了。”霎时间，她感觉到自己猛烈的颤抖在他紧紧的拥抱中逐渐消散。

她睁开双眼，眨眼挤掉奔涌的泪水。这行进的大军身着了无生气的黑色与灰色，在她眼前像软糖一样渐渐消融，然后旋转着变成了一个万花筒，里面闪出明亮的颜色。在她看来，那些移动的双脚好像是从她身上踏过，又好像从她体内穿过，她好像变成了隐形人，一个脆弱易碎的空壳。突然，人群分开，他就站在那里，依然穿着那件长长的花呢大衣，向她走来。他微笑着，她克制着自己不喊出“爸爸，爸爸”，努力不让自己冲进他的怀抱。但是这种幻象很快就散去了。这不是他，只是一个匆匆忙忙的陌生人，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他充满好奇地瞥了一眼她焦急的面庞和伸出的双臂，然后目光越过了她，又继续走自己的路。她缩了回去，更紧地贴在墙壁上，然后开始了对艾弗漫长又耐心的等待。

第五章

马上就要到22点了，他们正打算结束今晚的工作，把所有文件锁起来，就在这时，厄休拉夫人打来了电话。她说戈登·哈利威尔回来了，如果警方能现在就来见他，她深表感激，哈利威尔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两人明天都会很忙，她也说不好他们什么时候能腾出空来。达格利什知道如果是马辛厄姆负责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坚定地说，他们第二天早上再去，虽然他也许只为了表明他们得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工作，而非一味听从厄休拉夫人。达格利什倒是很急切地想要询问戈登·哈利威尔，也从来没觉得有必要主张自己的权威或者自尊，所以回复说他们会尽快赶到。

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的大门是由马特洛克小姐打开的，她用疲惫、憎恶的眼神凝视了他们好久，然后才侧身相让，放他们进门。达格利什能够看得出来，她的皮肤因为过度疲劳而显出一些苍白，她的双肩也过于僵硬，显得很不自然。她穿着一件有花朵装饰的尼龙长睡衣，胸口处被紧紧束起，还系了两个结，就像她很害怕他们会将她的衣服扯开一样。她笨拙地搓了搓双手，摸了摸领口，嗔怒地说道：“我的着装不适合迎接客人，我们本来打算早点睡的。我没想到你们今晚还会回来。”

达格利什说：“我很抱歉又一次来打扰您。如果您想去睡，也许到时候哈利威尔可以送我们走。”

“这并不是他分内的工作。他只是司机。锁门是我的职责。厄休拉夫人刚才说让他明天负责接电话，但是这样做不合适，是不对的。自从18点的新闻播出之后，我们就没清静过。如果再这样下去，非得害死她不可。”

达格利什想，恐怕会这样持续下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对于厄休拉夫人会因此而死表示极大怀疑。

马特洛克小姐领着他们穿过走廊，脚步声在大理石地板上回响。他们经过八角形的书房，又穿过通向房子后方的、包有呢子边的大门，最后走下三层台阶，来到外门口。房子里非常安静，但是有一种不祥的氛围，仿佛是一座空荡荡的剧院。他总是能在近期内发生过谋杀的房子里感觉到一种裸露出来的稀薄气息，一种无声的存在，这次也不例外。她打开锁，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后花园。隐藏着的灯管巧妙地照亮着三座壁龛，使得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在沉寂的空气中飘浮着，发出温和的微光。今晚对于秋天来说也是罕见的宜人，附近的花园里传来柏树转瞬即逝的清香，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身处异境，迷失了方向，就像瞬间来到了意大利。在他看来，这些雕塑不应该被点亮，当博洛尼在塑料裹尸袋里像一团死肉一样冰冷地躺着的时候，这座房子的美不应该拿出来被人欣赏。他发现在马特洛克小姐领着自己穿过另一扇通向马厩和车库的大门之前，自己不自觉地伸出手，想要寻找控制灯光的开关。

竖立着雕塑的墙后侧未经装饰，18世纪游学旅行的收藏品是不能让那些曾在马厩栖居的男仆或者马车夫看到的。院子里铺了鹅卵石，通向两个大车库。左边那一个的双扇门开着，里面闪着两盏明亮的日光灯，他们发现，车库一侧的楼梯包了铁皮边，要进房间就需要拾级而上。马特洛克小姐只是指了一下上方的房门，说：“你们能在那里找到哈利威尔先生。”然后似乎为了说明为什么这么正式地称呼他，她又说道，“他之前在已经牺牲的雨果男爵的军团里担任中士，曾被授予勇士勋章，就是奖励战时优异战功的勋章。我想厄休拉夫人已经告诉你们了。他可不是那种普通的司机兼杂务工。”

达格利什想：在现在这个平等、不再有仆从的时代，她觉得那种普通的司机兼杂务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车库足够大，能够很轻松地容纳下一辆A型的黑色路虎车和一辆高尔夫轿车，两辆车整齐地停放在一起，还有空间再停下第三辆车。在浓烈的汽油味中，他们从路虎车一侧向前走，发现车库也被用来当作了一个小工作室。车后一扇高高的长形窗户下有一张木头工作台，上面有大小正合适的抽屉，墙上钉了一条木板，整齐地排放着一排工具。右边墙上倚了一辆男式自行车。

他们还没踩上第一级台阶，顶上的门就开了，一个低矮、结实的男人的身影显现在灯光之下。他们走上楼，来到他近前，达格利什发现他比自己想象中的年纪更大，也更矮。他的身高对于一个士兵而言只能算是勉强过关，但是他肩宽体阔，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种受过训练的强健。他非常黑，几乎称得上是黝黑，一头直发盖住了额头，甚至马上就要触到眉毛，肯定比他在军队里时留的头发更长，发丝就像是在深陷的眼窝上面有一道道黑色的裂痕。他的鼻梁很短，鼻孔微微上翻，方形下巴上面有一对坚毅的嘴唇。他穿着一条剪裁得体的鹿皮裤，一件开领羊毛格子衫，没有任何疲态，看起来神清气爽，就好像是一大早起来接待访客。他望向他们的眼神敏锐、警觉，但又十分平静，这双眼睛曾见过比一群刑警深夜到访还要糟的事情。他侧身让他们进屋，用一种只带了少许粗鲁的嗓音说：“我正在煮咖啡，如果你们想喝的话，我这里也还有威士忌。”

他们表示咖啡即可，哈利威尔先生穿过房间后面的一扇门，流水的声音和水壶盖碰撞的声音从门后传来。客厅狭长，几乎和整个车库一样长，低矮的窗户外正对着后墙的空白处。索恩是个优秀的建筑师，他会确保家庭的隐私受到保护。除了房子最顶层的窗户，哪里都看不到马厩。在房子的另一端，一扇门敞开着，达格利什能够瞥见一张单人床的床尾。后面是一个装潢很精致的维多利亚式小壁炉，周围裱了一圈木雕，还有一个非常讲究的火盆，这让他想起了圣马修教堂里的壁炉格栅。旁边的一个插座里插了一个现代样式的三杆电暖炉。

房间的中央是一张松木桌，周围围了四把椅子，还有两把颇为破旧的扶手椅立在壁炉两侧。在窗户中间有一张工作台，上面有一张木钉板，摆满了工具，不过要比车库的那一套要小，也更为精致。他们看得出哈利威尔爱好木雕，现在正着手雕刻一条诺亚方舟，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方舟本身设计精美，船身有燕尾榫，还覆盖有隔板屋顶，已经雕刻完成的动物——成对的狮子、老虎和长颈鹿——略为粗糙，但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并且充满生气。

远处的那一侧墙有一个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书架。达格利什走过去，颇感兴趣地注意到哈利威尔似乎拥有一整套的《英国著名审讯案例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卷书更值得玩味，他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并随手翻阅了一番。那是基思·辛普森所著的第八版《法医学教科书》。他把书放回原位，又环视整个房间，对整个屋子的整洁颇为吃惊。这个房间的主人把自己的生活空间、甚至是自己的生活都组织得井井有条，以满足他的需要。他知道自己的本性并与之和平共处。不像保罗·博洛尼的书房，这个房间的主人知道自己有权待在这里。

哈利威尔走进屋，手里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有三个瓷杯、一瓶牛奶和一瓶金铃威士忌。他伸手要去拿威士忌，看到达格利什和马辛厄姆摇了摇头之后，就只在自己的黑咖啡里倒了不少。他们在桌子旁坐下。

达格利什说：“我发现您好像有一整套的《英国著名审讯案例集》。这可够罕见的了。”

哈利威尔说：“这是我的一个爱好。如果事情变得不一样的话，我会幻想自己是一名刑事律师。”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愤恨，就只是在陈述事实，也不需要问究竟是哪些事情变得不一样。律师依然是一个特权职业，很少有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能跻身律师学院，在那里的餐桌上混上一席之地。

他又补充道：“我是觉得这些审讯有趣，而不是对被告感兴趣。如果你去看他们受审，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杀人凶手看起来都很蠢，也很普通。毫无疑问，你们抓住这次的这个家伙的时候，会发现他也不是个例外。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笼中困兽总是没有在外逍遥的野兽那么有趣，特别是当你瞥见它的足迹之后。”

马辛厄姆说：“所以您假设这是一起谋杀案。”

“我只是假设一位总警司和刑事调查局的高级督察不会22点之后还要跑过来，就只为了讨论为什么保罗·博洛尼男爵会割断自己的喉咙。”

马辛厄姆向前探身，把牛奶瓶拿到手中。他搅拌着咖啡，继续问道：“您是什么时候听说保罗男爵的死讯的？”

“是从18点的新闻上看到的。我给厄休拉夫人打电话，说我马上开车回来。她说我不必着急，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她也暂时不需要用车。她说警方要求见我，但是我回来之前你们手头的事务也够你们忙的了。”

马辛厄姆问：“厄休拉夫人告诉了您多少细节？”

“她所知道的一切，也并没有多少。她说他们的喉咙被割断，保罗男爵的剃刀正是那件凶器。”

达格利什曾提出主要由马辛厄姆负责提问。这种很明显的角色与身份转换经常会让嫌犯感到不安，但是这一位明显没有受到影响。哈利威尔要么就是过于自信，要么就是一点都不担心，所以并不会被这种细节所困扰。现在的场景给达格利什的印象是，在这两个人当中，马辛厄姆才是没来由更为不自在的那一位。哈利威尔故意非常缓慢地回答他的问题，并且还使出了奇怪又令人不安的招数，将自己漆黑的双眸紧紧盯住询问者，就好像他才是那个审问者，想要看穿一个未知又难懂的人格。

他承认自己知道保罗男爵用过一把能割断喉咙的剃刀，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知道那本日记被放在了右边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这不是什么隐私。他有时会打电话回来，不管是谁接电话，都会让那人去查看一下日记本上的日程安排。抽屉有一把钥匙，但是通常都插在锁孔上，或者就放在抽屉里。偶尔保罗男爵会锁上抽屉，把钥匙带走，但是那种情况并不常见。如果你在一座房子里生活或者工作，就总会注意到这样一类的细节。但是他不记得他最后一次看到那把剃刀或者那本日记是什么时候了，也没有人告诉他保罗男爵前一晚会去拜访那个教堂。他不清楚家里的别人知不知道这件事，反正没有人跟他提起来过。

当被问及白天他自己的活动时，他说他大概是6点30分起的床，到荷兰公园慢跑了半个小时，然后回来吃了一个煮鸡蛋当早饭。8点30分，他去了趟房里看看马特洛克小姐那里有没有需要完成的零碎工作。她给了他一盏需要修理的台灯和一把电水壶。然后他又开车去接厄休拉夫人的手足科医生比米什太太，她住在帕森斯格林，现在已经不开车了。这项定期会面安排在了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二。比米什太太已经70多岁了，现在厄休拉夫人是她唯一的病人。足疗11点30分的时候就结束了，他又把比米什太太送回家，接着回来把厄休拉夫人送去和一位朋友，也就是查尔斯·布莱尼太太在大学妇女俱乐部共进午餐。他把车停在俱乐部附近，自己去酒吧里吃了一份午餐，14点45分的时候赶回来送两位太太去阿格纽参观水彩画展。之后，他又送她们去萨沃伊酒店喝下午茶，然后经切尔西回到坦普顿小丘广场，在切尔西的时候把布莱尼太太送回她在那边的家里。他和厄休拉夫人在17点33分回到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他之所以记得准确的时间是因为当时看了一下车载时钟。他习惯了按时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帮着厄休拉夫人走进屋，然后把路虎车停在车库里，晚上就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直到刚过22点的时候出发去乡下。马辛厄姆说：“我知道晚上厄休拉夫人给您打过两次电话。您记得都是在什么时候吗？”

“记得，一次是大约20点的时候，21点15分又打了一次。她想和我讨论下周的安排，并且提醒我她说过我可以开路虎车。我平时开一辆老式的福特科迪纳，但是它现在在接受年检。”

马辛厄姆问：“当车都停在车库里——包括路虎车、您自己的车和那辆高尔夫轿车——的时候，车库都会锁上门吗？”

“不管车库里有没有停车，都会锁起来。当然，外面的大门一直都锁着，所以遭偷窃的风险不大，但综合学校的孩子有可能会翻墙进来冒个险。大车库里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工具，厄休拉夫人觉得锁上门是更明智的行为。我今晚没有上锁，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要来。”

“那么昨天晚上呢？”

“17点40分之后就锁上了。”

“除了您自己之外还有谁有钥匙？”

“保罗男爵和博洛尼夫人各有一套，还有一套备用的放在马特洛克小姐起居室的钥匙板上。厄休拉夫人用不到这些钥匙，她只需要我为她开车。”

“昨天整晚您都待在这个公寓里吗？”

“是的，17点40分之后就一直在这里。”

“有没有可能家里的某人或者某个外人在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就开车或者骑自行车出去？”

哈利威尔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达格利什平静地插话道：“如果可能的话，哈利威尔先生，我需要您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答案。他们能不能这么做？”

哈利威尔看着他。“不，总警司，他们不能。我一定会听到车库被打开的声音的。我的耳朵很尖。”

达格利什继续说：“那么，从17点45分到22点出发前往乡下之前，您都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车库门紧锁着？”

“是的，总警司。”

“您在公寓里的时候通常都会把门锁上吗？”

“如果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出门的话，是的。我就是靠车库门来保证居住安全的。公寓的门锁仅仅是个摆设，所以我已经习惯了锁门。”

马辛厄姆问道：“那您离开这里之后又去哪里了呢？”

“去乡下了。我去了萨福克，去见一个朋友。开车过去要花两个小时，我大约是午夜到的。她是我在福克兰群岛 [1] 战争中牺牲的一位战友的寡妇。他们有一个儿子，他并不思念自己的爸爸，因为他还没出生爸爸就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母亲认为家里偶尔来个男人对他的成长有益。”

马辛厄姆问：“那么您是去见这个小男孩的吗？”

哈利威尔用那对感情充沛的双眼牢牢盯着他，简单回答道：“不，我是去见他的母亲的。”

马辛厄姆说：“您的私生活是您自己的事，但我们需要确认您是什么时候抵达那位朋友家里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她的住址。”

“也许吧，督察先生，但是我看不出我为什么必须提供这一信息。在过去的三年里，就算没有警察去烦她，她要承受的也已经够多的了。我是22点刚过离开这里的。如果保罗男爵是在这之前就死了，那在这之后我做了什么就无关紧要。也许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不知道，但是等你们拿到尸检报告，就会了解得更清楚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需要向你们提供她的姓名和住址，没有问题，我会提供。但我要等到你们告诉我这些信息确实是有必要告知的。”

马辛厄姆说：“我们不会打扰她的。她只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个有关谋杀的问题。她已经承受了够多的死亡和与之相关的事情了。听着，我是22点之后离开的这里，到那里时几乎是零点整。如果你问她，她也会给出同样的答案。如果这与案件相关，如果我和保罗男爵的死有任何的关系，那我肯定也已经和她对好了口供，不是吗？”

马辛厄姆问道：“为什么您这么晚才出发？今天您轮休，为什么要等到22点之后才开始这段长达两个小时的旅程？”

“我习惯等交通拥堵时段过去之后再上路，而且我手头有些想要先完成的工作。我要维修台灯的插头，还要修电水壶。如果你们想要检查，它们就在旁边放着呢。然后我还要洗澡、换衣服、给自己煮一顿晚饭。”

这些话，包括说话的语调都近乎傲慢，但是马辛厄姆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达格利什很擅长控制自己的脾气，明白马辛厄姆如此表现的原因。哈利威尔曾是一名士兵，还是一位被授勋的英雄。马辛厄姆如果不是出于本能地尊重对方，面对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么温和。如果哈利威尔谋杀了保罗·博洛尼，就算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也救不了他，但是达格利什知道马辛厄姆更希望是其他嫌犯犯下此罪。

马辛厄姆又问：“您结婚了吗？”

“我有过一位妻子和一个女儿。她们都已经过世了。”

他转过来直直地望向达格利什，问：“您呢，总警司，您结婚了吗？”

达格利什刚才在他身后伸出手，拿起了一个木雕的狮子，现在他轻轻地在手里把玩着狮子。他说：“我也有过一位妻子，还有过一个儿子，他们也过世了。”

哈利威尔又转向马辛厄姆，用那对漆黑、严肃的眼睛紧盯着他。

“如果刚才那个问题算我多管闲事，那么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与你们无关。”

马辛厄姆说：“涉及谋杀案的时候没有什么是无关的。您昨晚去拜访的这位女士，你们两个订婚了吗？”

“没有，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在她丈夫身上发生了这些事之后，我不知道她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做好准备。所以我不想透露给你们她的地址。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警方这样的问询，甚至是任何人的问询。”

马辛厄姆很少犯这样的错误，他也不会进行解释或者寻找借口。达格利什也没有给他施加压力。关键的时间点是20点。如果哈利威尔一直到22点都有不在场证明，那么他就是清白的，所以也有权不透露自己第二天的个人生活。如果他真的是在艰难地努力与一位丧夫的脆弱女子建立起某种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不管警方多么注意提问技巧，他都不希望他们前去提出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他说：“您已经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五年零三个月，总警司。雨果少校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他过世之后，厄休拉夫人让我继续留下来，所以我就留了下来。这里开的工资很合适，这个地方很合适，可以说厄休拉夫人也很合适。很明显她也觉得我很合适。我喜欢住在伦敦，并且还没计划好该怎么用这笔酬劳。”

“是谁给你支付的工资？具体是谁雇用的你？”

“是厄休拉夫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她开车。保罗男爵从前都是自己开车，或者是用部里的公车。如果他们晚上要出门的话，我偶尔也会给保罗男爵和男爵夫人开车。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多。他们并不是那种社交型的夫妻。”

“那他们是哪种类型的夫妻？”马辛厄姆小心翼翼做出一副不是很感兴趣的样子。

“他们坐在车后座的时候并不会手拉手，如果你们想知道的是这个的话。”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觉得男爵夫人有一点害怕保罗男爵。”

“有什么原因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但是我不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说到这个，他也算不上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没办法克服那种内疚感，最好就别去做那些能让你感到内疚的事情。”

“内疚？”

“他杀死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不是吗？好吧，那是场意外，道路湿滑、能见度极低，一个难拐的急转弯。这些在调查中都得到了确认，但是他是开车的那一个。我之前见过这种事，他们从来都不会彻底原谅自己。这里有些什么，”他轻轻敲了敲自己的胸口，“一直在质问他们那究竟是不是只是一场意外。”

“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那不是一起意外，他很有可能像自己妻子一样，自己也搭上性命。”

“也许这并没有怎么让他担忧。毕竟他没有死，不是吗？而他妻子死了。然后，五个月之后，他就再婚了。他娶了自己哥哥的未婚妻，赢得了哥哥的房子、哥哥的钱和哥哥的头衔。”

“但是没有赢得他哥哥司机的心？”

“没有，他没有得到我。”

达格利什问道：“这个头衔对他而言重要吗？我不觉得他会在意。”

“哦，总警司，这可算是重要了。准男爵爵位也许不怎么值钱，但是这个头衔很古老了，可追溯至1642年。他非常喜欢这个头衔，喜欢那种延续性，喜欢他的一小部分获得了永生的感觉。”

马辛厄姆说：“我们都渴望永生。你听起来不像是很喜欢他。”

“他和我之间不存在喜欢与否的问题。我给他母亲开车，她支付我薪水。如果他不喜欢我，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但我认为我的存在总是会提醒他记起一些他宁愿忘却的事情。”

马辛厄姆说：“现在这一切都随着他的过世烟消云散，甚至是那个头衔。”

“也许吧，时间会表明一切。我想我得再等九个月才能确信这一点。”

这句话暗示了一种达格利什早就猜测过的情形，但是他没有追问。相反，他问道：“当保罗男爵辞去内政部的职务和自己的议会席位时，家里的员工整体上是什么感受？”

“马特洛克小姐没有讨论这件事。这个家没有那种所有雇员都坐在厨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八卦家中主人的氛围。我们把《楼上楼下》那一套留给电视剧去演了。明斯太太和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陷入一场丑闻里。”

“是什么样的丑闻呢？”

“我猜是性丑闻吧。通常都是这一类的套路。”

“您有什么理由做出这种猜想吗？”

“没有，除了《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面讲的那点儿事。我没有任何证据。总警司，你刚才问我是怎么想的，这就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情况。结果证明我错了，很明显事情更为复杂，但他本来就是个复杂的男人。”

马辛厄姆继续问他两个已故女子的事情。

哈利威尔说：“我几乎没见过特蕾莎·诺兰。她在这里有个房间，但是她要么就是一直待在房间里不出来，要么就是直接出门，不太与人来往。她是应聘来当夜班护士的，19点之后才当班。白天的时候由马特洛克小姐负责照顾厄休拉夫人。特蕾莎看起来是个有些害羞的文静女孩。我觉得对于一个护士来说，她有点太畏怯了，但据我所知厄休拉夫人没有抱怨过她。你们最好还是问问她。”

“您知道她在这里工作期间怀孕的事儿吗？”

“也许吧，但她不是在我这套公寓里怀上孩子的，据我所知也不是在房子里面。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你只能在1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之间做爱。”

“那么黛安娜·特拉弗斯呢？”

哈利威尔微微一笑。“她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女子。她很活泼，据我所知也非常聪明。尽管她只在礼拜二和礼拜五工作，但比起特蕾莎·诺兰，我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她。我想一个这样的女孩接受这种工作是很奇怪的。而且正当她寻找兼职的时候刚好看到了马特洛克小姐的招聘启事，有点太凑巧了。一般情况下这种招聘卡片都会一直卡在窗户里，直到老化、褪色、难以辨认。”

马辛厄姆说：“很明显博洛尼夫人的弟弟，斯维恩先生昨晚来过这里。您看见他了吗？”

“没有。”

“他经常来这里吗？”

“来的次数已经超出了保罗男爵的接受程度。事实上，超过了所有人的容忍程度。”

“也包括您在内吗？”

“我和他的姐姐吧，我是这样认为的。他习惯在自己觉得方便的时间过来泡澡或者吃饭，但是他相对无害。他有些刻薄，但是危险程度也就和黄蜂差不多大。”

达格利什想，这个判断也太信手拈来了。

突然之间，这三个耳朵很尖的男人同时抬起头侧耳倾听。有人正在穿过车库而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是软底鞋踩在铁梯上的声音。门几乎是被撞开的，多米尼克·斯维恩就站在门口。哈利威尔一定是没有插上车库的门闩。达格利什想，这样的疏忽实在有趣，当然了，除非他也在期待这样的突然闯入。但是哈利威尔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只是用他漆黑、冰冷的双眼死死盯着他，然后又将目光移回到咖啡杯和威士忌上。斯维恩一定是早就知道他们在这儿，因为马特洛克小姐领他进门时一定告知过他，但是他做出的一副受惊的样子，脸上露出略显尴尬的微笑显得非常适宜。

“哦，我的天哪!太抱歉了!十分抱歉!我似乎养成了糟糕的习惯，总是会在警察办公的时候不请自来。好吧，我就不打扰你们的严刑逼供了。”

哈利威尔冷冰冰地说：“为什么不先敲门？”

但是斯维恩已经转向了达格利什。

“我只想告诉哈利威尔，我姐姐说我明天可以借用高尔夫轿车。”

哈利威尔没有从座位上起身，继续说：“你不提前打招呼也可以借走高尔夫轿车。你之前都是这么干的。”

斯维恩仍旧只盯着达格利什。

“那就没问题了。既然我来了，您有什么想问我的吗？如果有的话，那就来吧。”

马辛厄姆已经从桌子旁边离开，拿起了一只木雕大象。他的声音里特地抹去了一切的重点。

“只是想再确认一下，大约19点抵达这里之后，您昨天整个晚上都待在房子里，直到22点30分的时候才离开去‘印度王’酒吧，是吗？”

“是的，警官。您很聪明，都还记得。”

“在那段时间里您都没有离开过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吗？”

“您又说对了。听着，我承认没人把我当作讨人喜欢的小舅子，但是我和保罗的死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保罗为什么会这么恨我，除非我让他想起了他不愿意想起来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从来不嗑药，除非其他人负责买单，但是很少有人付钱。相对而言，我很清醒。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干活儿。我承认偶尔会花他的钱，在他家洗澡、吃饭，但是我看不出他为什么会对此如此憎恶，他又没有穷到要靠救济过活。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讨厌我和可怜的伊芙琳玩一局拼字游戏，没有其他人费心玩那个。而且我也没有替他割断他的喉咙，我一点都不嗜血，不觉得自己有那个胆子。我不像哈利威尔一样受过训练，能够潜藏在岩石当中，脸上涂满迷彩，嘴里还衔着一把刀。这可不是我的娱乐方式。”

马辛厄姆把大象放下，就像是拒绝购买的顾客。

他说：“你更喜欢和你的女性朋友玩一晚上的拼字游戏吗？谁赢了？”

“哦，伊芙琳赢了，通常都是她赢。昨天她拼出了‘西风之神zephyr’这个词，得分一下子翻了三倍，真是个聪明的姑娘。比分变成了382，我只有200分。她总是能不可思议地获得高分。如果她不是诚实得如此让人憋屈，我都要怀疑她使诈了。”

马辛厄姆说：“‘之字形zig-zag’这个词的得分会更高。”

“啊，但是拼字板上可没有两个字母Z。我看出来了，你不怎么玩。你也应该多尝试一下，督察先生。这对于提高智力很有帮助。好吧，如果就这些问题，我要走了。”

达格利什说：“还没问完。告诉我们有关黛安娜·特拉弗斯的情况。”

斯维恩站了一会儿，一动不动，闪亮的大眼睛快速地眨动着。但是这种震惊——如果真的是受惊的话——很快就被控制住了。达格利什能看得出来他手部和肩部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他说：“她怎么了？她已经死了。”

“我们知道。你在黑天鹅餐厅办过晚宴之后她就淹死了。她死的时候你也在场。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吧。”

“没什么可讲的。我是说，你们肯定已经读过当时的调查报告了。我也看不出来这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她又不是他的情人，也没有其他什么关系。”

“我们也不认为她是。”

他耸了耸肩，伸出双手，模仿出一副温顺又善解人意的样子。“好吧，你想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不从头开始，首先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邀请她到黑天鹅餐厅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当作是一时冲动之下的慷慨之举吧。我知道我亲爱的姐姐‘正和一位密友共进晚餐庆生’，这是她自己的话。他们关系实在太亲密，明显没办法一同邀请我。所以我想我可以自己操办一个小规模的庆祝晚宴。我来这里给芭芭拉送生日礼物，离开的时候看到黛安娜正在大厅扫地，所以就邀请她一起参加。我大概是18点30分的时候从荷兰公园地铁站外面接到她，然后开车带她去见黑天鹅餐厅的那帮人。”

“你们就是在那里吃的晚餐？”

“我们就是在那里吃的晚餐。你还想知道菜单上都有什么菜吗？”

“不需要，除非与案情相关。你接着说。”

“晚饭以后我们走到河边，发现河的下游停泊着一条方头平底船。其他人都觉得在河上晃悠一阵子会很好玩，我和黛安娜认为在岸边走走更有意思。她有点嗨。是喝多了，并不是嗑了药。然后我们觉得游到他们的船边然后突然从水里冒出来会更好玩。”

“但首先要先把衣服脱掉。”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一丝不挂了。如果让你吃惊，我很抱歉。”

“是你首先跳下水的。”

“并不是跳水，是划水。我从不在不熟悉的水域跳水。不管怎么说，我用我一贯优雅的自由泳姿势游了过去，来到了小船旁边，然后回头找黛安娜。我发现她已经不在岸上，但是那附近有好几丛灌木——我想琼·保罗可能是想打造一个小花园——我以为她也许是改变了主意，去穿衣服了。我想我当时是有一点担心，但是并没有太过焦虑，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尽管如此，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回去看看。这个时候游泳这件事已经没意思了，河水冰冷刺骨，漆黑一片，船上的伙计们也不像我料想中的那样热情地招呼我。于是我松开抓着小船的手，又游回了岸边。她不在那里，但是她的衣服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才切实地感到害怕。我向河里船上的那伙人大喊，但是他们在来回摇晃，咯咯大笑，我觉得他们没听见我的叫喊。然后他们找到了她。她漂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船篙正好打在了她的身上，女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试图把她的脑袋捧在水面之上，然后把船划回岸边，过程中还差点翻了船。我帮着他们把她拉上岸，我们还尝试着对她进行了人工呼吸。一切简直都糟糕透顶。女孩子们不知所措地哭着，想要给她身上盖上衣服；我浑身都湿透了，还在瑟瑟发抖；托尼拼命往她嘴里面送气儿，就像在吹气球。黛安娜就躺在那里，双目圆睁，水从头发上流下来，水草缠在她的脖子上，就像一条绿色的围巾。它们让她看起来就像是身首异处。从某种可怕的意义上来说，这甚至有些色情。后来，一个女孩子跑到餐厅找人帮忙，那个厨师出来接管了整个局面。他看起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并没有用。黛安娜的生命结束了，这个愉快的晚上结束了。故事也结束了。”

哈利威尔猛地从桌旁站起身来，带起一片木头摩擦的刺耳声响，迅速地消失在了厨房里。斯维恩望向他离开的方向。

“他有什么不高兴的？我才是那个目睹现场的人。我以为他肯定听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达格利什和马辛厄姆都没有说话，哈利威尔很快就回来了。他端了另外一瓶威士忌，并把它放在桌子上。达格利什觉得他看起来更加苍白了，但是他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酒，手一点都没有晃。斯维恩瞥了一眼酒瓶，似乎在琢磨为什么他没有被邀请一起喝一杯，然后他又转向了达格利什。

“我告诉你有关黛安娜·特拉弗斯的一件事。她不是个演员。我是在我们开车去黑天鹅餐厅的路上发现的。她没有演员证，没上过戏剧学院，不懂表演术语，没有经纪人，也没演过戏。”

“她说过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她说她想要当一名作家，现在正在收集素材。相比而言告诉别人自己是演员更容易应付过去。那样的话，人们就不会问你为什么只想要一份临时工。我得说哪一样我都不在乎。我只是带这个女孩去吃晚饭，又不是提出来要和她同居。”

“你和她在河岸上的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你们下河游泳之前，以及你回去找她的时候，你看到或者听到有另外的人在场了吗？”

那双蓝色的眼睛睁圆了，几乎和他姐姐一模一样，这种相似程度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他说：“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当时是有一点自顾不暇，你明白的。但是你说会有一个偷窥狂来窥视我们？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

“那你现在想一下吧。你们绝对是在独处吗？”

“我们肯定是的，不是吗？我是说，还会有谁在那里呢？”

“回想一下。你看到或者听到什么让你起疑的事情了吗？”

“我不觉得有，但是那个时候船上的姑娘们一直在欢快地尖叫。下水开始游泳之后，我不认为自己还能看清或者听清任何事。我确实记得我听见黛安娜在我下水之后也跳进了水里，但因为我预想她会这么做，所以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声音。我想也确实可能有人在观察我们，也许就藏在灌木丛里，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如果我给的是错误的答案，我很抱歉。还有，抱歉我闯进来。顺便一说，如果你们需要找我，我会待在房子里，为一位寡妇提供一些来自弟弟的安慰。”

他耸了耸肩，又冲着大家笑了一下，似乎并没有针对某个特定的听众，然后就走了。他们听到了他走下铁楼梯的声音，但没有人做出任何评论。

他们起身要离开的时候，马辛厄姆开始了他最后一场问讯。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保罗男爵和哈利·麦克是怎么死的，但是我们觉得他们两个都是被谋杀的可能性很大。您在这座房子里或者这个家以外有听到或者看到过什么，会让您怀疑某个人是凶手吗？”

他们总是会问这个问题，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提问，走个形式而已，也总是非常直白而不加掩饰。因此，这也是最不可能问出实话的一个问题。

哈利威尔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看起来是打算整晚畅饮了。他没有抬头，说：“我没有替他割断喉咙。如果我知道是谁干的，我可能已经告诉你们了。”

马辛厄姆坚持问：“据你所知，保罗男爵没有敌人吗？”

“敌人？”哈利威尔的微笑几乎就要变成咧嘴大笑。这让他黝黑、英俊的脸庞一下子变成了一张冷笑着的邪恶面具，让斯维恩对他的描述——黑着一张脸潜伏在石头堆当中——变得更有说服力。“他肯定有敌人，不是吗？政客不是都有敌人吗，长官？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完毕了。‘就像那位将军，他已经远离射程了’。”

达格利什觉得他可能是故意只引用了一半班扬所说过的话。随着他的话音一落，此次问讯也告一段落了。

哈利威尔和他们一起从车库走下去，在他们身后拉上了沉重的大门。他们听见了两条门闩关上的声音。壁龛里的灯已经被关掉了，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车库墙壁两端还亮了一对墙头灯。在朦胧的黑暗中，柏树的味道更浓了，但又被一种病态的、葬礼上才会闻到的气味所覆盖，就好像附近有一个装满了枯萎、腐烂的花朵的垃圾箱。他们快走到房子后门口时，马特洛克小姐无声地从阴影处站了出来。她穿着百褶的长款睡衣，看起来更高、更加顺从了，在无声的凝视中她几乎显得有些优雅。达格利什思忖着她已经这样无声地等了他们多久。

他和马辛厄姆沉默着尾随着她，穿过寂静的大屋。当她转动钥匙，拉开大门的门闩时，马辛厄姆说：“您昨晚和斯维恩先生玩的那局拼字游戏，谁赢了？”

他故意使了非常幼稚的一招，设下的陷阱非常明显，但是她的反应也令人吃惊。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看到先是她的脖子变红，随后那团红色冲上了她的脸颊。

“我赢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得了382分。这场游戏确实发生过，警官大人。你们也许已经习惯了和骗子谈话，但我不是那些人当中的一个。”

她的身体因为愤怒而变得僵直，但是紧握的双手却不停发抖，就好像中风了一样。达格利什柔声说：“没人说您是骗子，马特洛克小姐。谢谢您一直等着我们。晚安。”

走出门，打开路虎车的车门，马辛厄姆说：“现在说说，为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会让她受到这么大的震动？”

达格利什之前也见过这种情况，腼腆又没有安全感的女人爆发出的这种笨拙的挑衅之举。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更同情她。他说：“这种问话方式并不怎么含蓄，约翰。”

“不，总警司，我本来就没打算问得含蓄。她确实是玩了拼字游戏，没错。问题是什么时候玩的？”

达格利什握起方向盘，开车驶离了那幢房子，又在离坎普顿小丘广场没多远的一块空地停下车，给苏格兰场打电话。凯特·米斯金的回应听起来坚强又充满活力，就好像这还是白天调查刚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追踪并联系到了哈瑞尔太太，总警司。她确认说自己确实是差不多20点45分的时候给坎普顿小丘广场上的宅邸打电话说要找保罗男爵。一个男人接的电话。他说：‘这里是斯维恩。’当她告诉他自己的目的时，他把听筒交给了马特洛克小姐。马特洛克小姐说她不知道保罗男爵在哪里，房子里的其他人也都不知道。”

达格利什想，斯维恩在别人家里接电话的时候这样讲话是有点奇怪。几乎让人觉得他就是想要别人知道他当时就在这座房子里。他问道：“挨家挨户地访问有什么结果吗？”

“还没什么结果，总警司，但是我又和麦克布莱德夫妇还有玛吉·沙利文谈了谈。他们三个人都很确定从教堂下水道里涌出了水。有人在20点刚过的时候使用了盥洗室里的水槽。他们在这个时间点上达成了一致。”

“实验室那边怎么样了？”

“我和高级生物学家联系了一下，如果他们能在尸检结束以后，也就是说大概傍晚的时候，马上获得血样，那就可以通宵进行电泳分析 [2] 了。主管同意周末的时候加班，所以到周一早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关血痕的信息了。”

“文件鉴识员那边还没有消息？火柴头分析得怎么样了？”

“文件鉴识员还没能开始检验吸墨纸，但是他们会优先处理。火柴分析总是会遇上同样的问题，总警司。他们会用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做一套分析，然后寻找指纹，但是他们能提供的信息最多是火柴是用常见的白杨木做的。他们不可能发现这个火柴来自哪个具体的火柴盒，而且火柴头太短，也没法做一个长度对比。”

“好吧，凯特。今天就先这样。你最好回家去吧。晚安。”

“明天见，总警司。”

路虎车开出坎普顿小丘广场，转入荷兰公园大道，达格利什说：“哈利威尔的品位价值昂贵。那一套《英国著名审讯案例集》至少得花将近1000英镑，除非那是他这些年一卷一卷收集起来的。”

“那也没有斯维恩的品位贵，总警司。他身上穿的那件凡鲁西尼夹克衫是丝绸和亚麻布做的，还装饰有银扣子，一件得卖450英镑。”

“我相信你的观点。我在想他为什么要那个样子闯进来，那是一场非常做作的表演。也许他是为了了解哈利威尔都会透露些什么，但是这一点很重要，他就这么闯了进来，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么做。如果哈利威尔不在，他毫不费力就可以拿走任何钥匙，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再配一把弹簧锁的钥匙。”

“他能否进入哈利威尔的公寓，这一点很重要吗，总警司？”

“我认为是的，这场谋杀旨在以假乱真。哈利威尔的书架上有一本辛普森的《法医学教科书》。书的第五章，作者以一贯清晰的笔触画出了一张表格，表明了自杀和他杀两种情况下喉咙处割痕的区别。斯维恩任何时候都可能看到那一部分，浏览并记在脑中。所以，坎普顿小丘广场宅邸中其他能够进入车库楼上公寓里的人也都可以办到这一点。当然了，最容易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哈利威尔本人了。不管是谁割断了博洛尼的喉咙，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马辛厄姆问道：“但若是如此，哈利威尔会把辛普森的书放在那里，让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吗？”

“如果还有别人知道他有这套书，销毁它们会比把它们留在书架上显得更加像是有罪的表现。但假如厄休拉夫人说的有关那两个电话的情况属实，哈利威尔就洗去了嫌疑。我不觉得她会给杀了自己儿子的凶手做伪证。事实上，她不会袒护任何嫌疑人的。”

马辛厄姆说：“哈利威尔也不可能给斯维恩伪造不在场证明，除非他不得不这么做。他们俩之间不存在任何怜惜之情。他鄙视那个男人。很巧的是，我想起来我之前是在哪里见过斯维恩了。一年前他在卡姆登镇科宁斯比剧院参演过一出戏，名叫《车库》。剧团真的就在舞台上搭建了一个车库。在第一幕里，他们把车库立了起来，到了第二幕他们又把车库推倒。”

“我当时以为那是个婚礼帐篷。”

“那是另外一出戏了。斯维恩扮演的是当地的一个变态，把车库推倒的那个团伙中的一员。所以他肯定是有演员证的。”

“你觉得他作为一个演员来说表现如何？”

“很有活力，但是不够细致。在这方面我可没资格评判。我更喜欢看电影，去看那出戏仅仅是因为艾玛当时正处于接受文化熏陶的阶段。那出戏剧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车库其实是象征了英国，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又或者是象征了阶级斗争。我不确定作者知不知道这一点。你会觉得这是一场会大受好评的戏。没有一个人讲哪怕一句文绉绉的台词，一个礼拜之后，那些对话我一个词都记不得了。第二幕里有几场很激烈的打戏。斯维恩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尽管如此，拼命踢打车库墙体并不算是为割断喉咙做恰当的训练。我不觉得斯维恩会是一个杀手，至少不是这一次命案的凶手。”

他们都是富有经验的刑警，知道在这一阶段保持理性侦查的重要性，也知道要专注于实际、可查明的物理证据。哪一位嫌疑人有手段、机会、知识储备、体能和足够的动机？在调查的最初期就开始思考这个男人是否足够残忍，有足够胆量、足够动机以及其他心理因素来犯下这场罪行是件很没有效率的事。尽管如此，因为痴迷于对人性的探索，他们总是会一开始就进行这样的设想。

第六章

克劳赫斯特花园49号二层靠后的一间小小卧室里，沃顿小姐僵直地躺着，她没有睡着，双眼盯着那一片黑暗。她紧紧贴在硬邦邦的床垫上，感觉自己身体不同寻常地滚烫，而且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即便是想要更舒服一点而转个身都会让她觉得更加疲惫。她没指望自己能睡个好觉，尽管如此也还是走完了晚上日常的流程，侥幸地盼望着只要坚持了这些细小又安抚情绪的日常仪式就能够瞒过自己的身体，进入睡眠状态，或者至少能够平复下来。她的祈祷书里面抄下来的《圣经》选段、热牛奶、一片膳食纤维饼干，这是一天当中最后的一点享受，却没有一个有效果。《路加福音》里面的选段讲的是善良牧羊人的寓言，这是她的最爱之一，但是今晚她阅读的时候是带着一颗格外敏锐、充满质疑的头脑。牧羊人的工作究竟是什么？仅仅是照看羊群，确保它们不会逃跑，好给它们打上烙印，剪掉毛，然后进行屠宰。如果不是需要它们的羊毛和羊肉，牧羊人就会失业了。

她合上《圣经》之后很久都还僵直地躺在床上，长夜似乎漫漫无边，她在头脑里不断地挖洞、狂奔，就好像一只深受折磨的小动物。达伦在哪里？他怎么样了？是谁在确保他躺着的时候不会不舒服，也不会难过？他看起来并没怎么受到那糟糕场面的冲击，但是孩子的事情永远也没办法说清楚。而他们现在被分开都是她的错，她本来应该坚持询问他的住址，并且与他的妈妈见面。他从未提及自己的母亲，她问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耸耸肩，并不作答，她也不想逼他回答。也许她应该通过警方联系他，但是达格利什总警司手头上有两起谋杀案要侦破，她应该在这个时候打扰他吗？

而“谋杀”这一字眼又带来了一种新的焦虑。有些事情她本应该记得，本应该告诉达格利什总警司的，但是却想不起来了。他和她一起坐在教堂角落里给孩子准备的小椅子上，很简洁、很温柔地询问了她，就好像完全不在意，甚至是没有注意到这小椅子和他高大的身材有多么不搭配。她曾试着冷静、精确、实事求是地陈述，但是她知道自己的记忆里出现了断层，可怖的现场让她瞬间忘掉了一些事情。但会是什么事情呢？一定是很细小、也许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曾告诉她，要说出一切的细节，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浮出水面。她需要去用洗手间。她扭开床头灯的开关，摸索着找到她的眼镜，瞥了一眼床头柜上轻声迈步的旅行钟。才2点10分，她不可能憋到早上的。尽管沃顿小姐有属于自己的客厅、卧室和厨房，她却要和楼下公寓里的麦格拉斯夫妇共用一个洗手间。因为下水管道都是老式的，所以如果她半夜使用厕所，第二天早上麦格拉斯太太就会抱怨。另一个选择就是使用夜壶，但是用了夜壶就需要清理，第二天一整个早上她就都得焦虑地侧耳聆听，以等到最安全的时刻，确保拿着夜壶去洗手间时不会遇上麦格拉斯太太，也不会看到她凌厉、蔑视的眼神。有一次她手里正拿着盖着盖子的夜壶，正好在楼梯上遇到比利·麦格拉斯。每每想到那次相遇，她的脸颊就不禁发烫。但是这一回她必须得用夜壶，夜深人静，她可不敢蹑手蹑脚走下楼，用像小瀑布一样的冲水声、水管悠长又剧烈的颤动声来打破这份安宁。

沃顿小姐不知道为什么麦格拉斯夫妇会这么讨厌自己，为什么她没有任何冒犯之意的礼貌之举能够极大地刺激到他们。她试着尽量不妨碍到他们，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共用同一扇大门，同一条门廊。达伦第一次来她家做客的时候，她向他们解释说他的妈妈在圣马修教堂工作。这个在慌乱之中脱口而出的谎言似乎很让他们满意，所以在此之后她也坚定地把这个谎言抛诸脑后，反正她不太可能把这个谎言纳入到每周的忏悔里，况且达伦来去匆匆，他们也不太可能有机会询问他。他好像能感觉到麦格拉斯夫妇的敌意，最好还是不要狭路相逢。她曾试着通过谦恭有礼和一些小小的善举与麦格拉斯太太和解：夏天炎日当头的时候帮他们把牛奶瓶拎进屋，逛完圣马修教堂的圣诞集市之后在他们家门口放一瓶自制果酱或者酸辣酱等。但是这些示弱的表现似乎增加了他们的敌意，而她发自内心地明白对这一切她无能为力。人和国家一样，都需要有一个更弱小、更不堪一击的对手来欺凌、蔑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她轻轻地从床底下把夜壶拿出来，蹲在上面，肌肉紧绷，试图调整并尽量让排泄的声音变小。她又一次想到自己是多么希望能养一只猫，但是那个有着20码野草、隆起很多小丘、周围有零星玫瑰丛和其他不开花灌木的小花园属于楼下公寓所有。麦格拉斯夫妇绝对不会允许她使用的，把小猫终日关在自己的两个小房间里又太不公平了。

沃顿小姐从小就懂得要心怀恐惧，而一旦学会了这一课就很难再忘记。她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让他在学校里能够相对包容的代价就是在家里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暴君。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非常害怕他，但是这种共有的恐惧并没有能使三个孩子的关系更为亲密。当他毫无理由发起脾气时，他会单挑出来一个孩子承受这种不快，而另外两个孩子会很羞愧地看出彼此眼中的释然。他们学会用谎言保护自己，但又会因为撒谎而挨打。他们学会了恐惧，但是又会因为胆小而受到惩罚。尽管如此，沃顿小姐还是在靠墙的桌子上摆了一张放在银色相框里的双亲的合照。她从来没有因为过去和现在的不幸而埋怨自己的父亲。她学到的精髓是将一切怪罪到自己的头上。

她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真切切的孤身一人了。她和弟弟约翰最亲密，而约翰是三个人当中内心最坚韧的一个，也很有出息。但是就在19岁生日前一天，约翰被他驾驶的兰卡斯特式轰炸机的尾部炮塔活活烧死。还好沃顿小姐对约翰尖叫着承受的那种钢铁熔炉炼狱一无所知，所以在想象他的死亡时默认他是被一颗德国人的子弹射中了心脏，这个年轻、苍白的勇士轻轻地倒向大地，双手仍紧握着自己的武器。她的哥哥埃德蒙德在战后移民到了加拿大，现在已经离婚，没有孩子，在北方的一个小镇当办事员。她一直都记不清这个小镇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极少写信来吧。

第七章

凯特·米斯金关上电梯门、打开公寓保护锁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30分之后了。她本想在苏格兰场等到达格利什和马辛厄姆从哈利威尔那里回来之后再走。但是达格利什提议她可以下班了，毕竟明早之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做了。如果达格利什是正确的，即博洛尼和哈利·麦克都是被谋杀的，那么接下来她和马辛厄姆就会经常性地每天工作16个小时，甚至是更久。她并不担心这种可能性，因为她早就熟悉了这种情况。她打开灯，把门反锁上，突然觉得她内心中希望达格利什是正确的这种想法非常奇怪，甚至应该遭受谴责。但马上她就用最常见的话语安抚了自己。博洛尼和哈利都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他们死而复生。如果保罗·博洛尼男爵不是亲手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那么这个案子不仅变得很重要，也变得非常吸引人。这不仅仅是从个人感受来讲，这个案子也将是她获得提拔的重要机会。一直以来，警界对于在C1设立特别行动小组，调查政治或者社会敏感度极高的重大案件这件事都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她可以马上报出好几个高层的名字，这些人看到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只是谋杀然后又自杀的普通悲剧一定不会感到遗憾。

她走进公寓，像往常一样充满满足感，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她在查尔斯·香农公寓刚住满两年。通过精心计算贷款买下这套公寓只是她出人头地计划的第一步，最终是要买下泰晤士河边一套经过改造的复式公寓——有着面向河流的宽敞窗户、没有吊顶的大房间，能够将泰晤士河两侧塔桥的远景尽收眼底。虽然现在仅仅是个开始，她依然为此感到喜悦，有时还要抑制住自己不会一刻不停地在屋里徘徊，抚摸墙体，触碰每一件家具，从而让自己确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公寓位于荷兰公园大道一个街区以外一座维多利亚式住宅楼的顶层，有一间狭长的客厅，阳台环绕着铁围栏，还有两间小小的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独立的盥洗室。这房子建于19世纪60年代初，旨在于艺术与工艺运动逐渐兴起时为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提供工作室，门口的一些蓝色的纪念匾就证明了它曾拥有的历史意义。但是从建筑学上讲，这幢楼毫无优点。它的墙体由黄色的伦敦砖砌成，与周围具有摄政时期风雅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还格外高耸，外围如城墙，使得它像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堡一样，与周围十分不协调。高耸的外墙被无数个比例极不协调的窗户分割开来，还横七竖八地装满了铁制逃生梯。屋顶有成排的烟囱顶，中间还冒出了各种电视天线，其中有很多早就已经作废了。

这是唯一让她感到像家的地方。她是个私生子，从小被外祖母带大，而她刚出生的时候，外祖母就已经快60岁了。她未婚的妈妈在她刚出生没几天就去世了，她印象里的她来自一张学校里的合影，有一张瘦削、严肃的面庞，站在学生群的第一排，那张脸上完全没有她自己所具备的那种坚韧的特性。她的外祖母从未谈起过她的父亲，她因此设想她的妈妈也从未披露过她父亲的身份。她也没有继承自己父亲的姓氏，但是这一点早就不会让她心烦了，也从未让她心烦过。在很小的时候，她难免幻想过自己的父亲会找到自己，但是后来，她完全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探寻自己的身世。她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随意翻开了一本莎士比亚的剧作，依稀记住的两句话后来成为她的人生哲学：

前程后事有何畏，

我命终始自由我。

她并没有选择把自己的公寓装潢成某种时代的风格。她对过去几乎毫无感觉——她的一生都在努力摆脱过去，根据自己对秩序、安全感和成功的追求来打造自己的未来。所以几个月以来，她的家具就只有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和地板上的一张床垫，直到后来她攒够了钱，能买得起她喜欢的设计精美的简洁风现代家居：真皮的沙发、两把安乐椅、抛光的榆木餐桌、配套的四把椅子和覆盖整面墙的定制书架，专业设计的整洁厨房里只有必需的厨具和餐具，没有任何奢华的摆设。公寓是她的私人世界，警局里的同事严禁涉足，只有她的恋人可以来。但是艾伦第一次走进门的时候，尽管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心、任何威胁性，只是像往常一样提着一塑料袋子书，他这种温和的存在有那么一瞬间好像也成了一种危险的入侵。

她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威士忌，掺上水，然后打开从客厅通向阳台的那扇小门的安全锁。室外的空气涌入，干净清爽。她关上门，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酒杯，身子倚在砖墙上，向东看去，鸟瞰整个伦敦。低矮的云层吸收了城市闪耀的灯光，像淡红色的彩色涂料一样，与浓烈的蓝黑色天空形成对比。一阵轻风吹过，拂动了荷兰公园大道两侧高大酸橙树的枝条，让50英尺之下一排排屋顶上脆弱、充满异国风情的电视天线随风晃动。南面那些荷兰公园里的树木在天空之下有如凝结的黑色团块，前方，圣约翰教堂的尖顶闪闪发光，就好像远处的一片海市蜃楼。这也是这种时刻的乐趣之一，看着那仿佛是在移动的尖塔，有时靠得太近，她感觉自己只要伸出一只手，就能触碰到那粗糙的石块；而有时又会像今晚这样，整座尖塔遥不可及，仿佛是远处的一个幻象。在她右下方的弧光灯之下，道路向西蜿蜒，油光闪闪，就好像一条熔化、炽热的熔岩流，承载着一群又一群的汽车、卡车和红色公交车，没有尽头。她知道这条路在古时候是罗马的一条通道，一直通向西方，远离伦狄尼姆 [3] 。路上刺耳的轰鸣声传到她耳边时已经非常微弱，就好像是远方卷起的轻轻海浪。

除了冬天天气最糟糕的时候，这是她一年四季每夜的日常活动。她会倒一杯威士忌——一般是金铃牌的，然后拿着杯子站出来沉思。她想，这更像是一个关在囚笼里的犯人在说服自己这座城市依然存在。但是她的小公寓并不是监狱，更像是对来之不易并努力维系的自由的一种证明。她从庄园逃出来，从外祖母那里逃出来，从那个战后建成的公寓第七层的一处比例失调、肮脏又吵闹的小公寓逃出来。埃里森·费尔韦瑟公寓是以当地一位议员的名字命名的，他像大多数同类一样，拆掉了狭小的街区，建起12层的高层公寓，以此向所谓的公民自豪感和相对应的社会学理论致敬。她逃离了那里的大吼大叫、墙上的涂鸦、破旧的电梯、随地小便的臊臭味。她记得她逃出来的第一个晚上，也就是两年多之前——6月8日那天。她就站在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像是举行祭奠仪式一样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看着流动的灯光反射出来的弧形落在栏杆之间，大声说道：“去你的吧，该死的费尔韦瑟议员!欢迎你到来，自由!”

现在她切切实实地走上了正轨。如果她的新工作能大获成功，任何事情——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亚当·达格利什至少要选择一位女性加入自己的调查小组，这件事并不令人吃惊，但是他不是那种特意迎合女权主义的人，也不会专门讨好任何流行的主义。他之所以选中她，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位女性队员，是因为他了解她的档案，知道她可以做好工作，让他放心。她向窗外远眺伦敦，感到自己的血脉里涌动着强大又美好的自信，就像清晨的第一口空气。在她身下延展开来的这个世界让她感觉就像自己家里一样自在，这里也是隶属伦敦警察厅管辖范围之内，人口密集又喧哗的都市街区之一。她想象着这条路一直延伸到诺丁山大门的另一边，穿过海德公园，跨过蜿蜒的河流，越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高塔和大本钟，短暂地掠过伦敦金融城，然后来到东部郊区与埃塞克斯郡警局的交界处。她几乎知晓那一边界的每一毫厘。这就是她眼中的首都：被划分成了不同警区、街区、部门和分部。她仿佛回到了诺丁山，那坚韧、多元、极具都市特性的村庄，她刚离开基本培训学校的时候就被分到那里轮岗。她还能记起8年前那个酷热的8月夜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每一种声响、每一种色彩和每一种气味，就是在那一瞬间，她明白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是她宿命中要追求的职业。

在她鲜活的记忆里，那个最为酷热的8月之夜，她和特里·里德一起在诺丁山进行街头巡逻。一个男孩冲向他们，激动地尖叫着，喋喋不休地讲着什么，并用手指向附近的一处房屋。她又一次看到了当时的场景：吓坏了的邻居们聚在一起，站在楼梯底下，每张脸都浸满汗水，闪闪发光，沾满污垢的衬衣下是汗流浃背的身躯。空气中一股热气腾腾、没有洗澡的人的味道。在这些人的低声细语之外，楼上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正含糊不清地发出抗议。那个男孩说：“他手里有把刀子，小姐。乔治试着夺过刀来，但是他又威胁他。是不是啊，乔治？”

角落里的乔治脸色惨白、个子矮小，像一只鼬鼠一样蜷成一团：“是的，就是这样。”

“他现在挟持了玛贝尔和那个小孩。”

一个女人轻声说道：“耶稣保佑，他还挟持了个孩子啊。”

他们退到后面，好让她和特里通过。她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勒罗伊。”

“还有别的称呼吗？”

“普莱斯，勒罗伊·普莱斯。”

走廊漆黑一片，房间本身没有上锁，可能是因为之前把锁撞开了。房间里更加黑暗，窗户上钉着的一张毯子被扯破了一角，些微刺眼的光从外面漏了进来。她隐约能看到地板上沾满污垢的双人床垫和一张折叠桌，桌子两侧各有一把椅子。空气中有一股呕吐物的味道，还有汗味、啤酒和油腻的炸鱼薯条混在一起的味道。墙边蜷缩着一个女人，怀里抱了一个小孩。

她温柔地说：“没关系的，普莱斯先生。让我把刀子拿走吧，你并不想要伤害他们。她是你的孩子，你不想伤害他们任何人。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天气太热，你又受够了这一切。我们都已经受够了。”

她在自己从前居住的公寓以及巡逻的路上看到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担负着的沮丧、无助和痛苦突然之间变得过于沉重，整个人的头脑里爆发出一阵狂乱的抗议。他确实是已经受够了：太多没有支付完、也无力支付的账单，太多的担忧、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沮丧，当然，还有太多的醉酒。她走到他身边，没有说话，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伸出手，接过刀子。她感受不到恐惧，只是害怕特里突然冲过来。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楼下的一群人一片死寂，外面的街道也陷入了一片怪异的寂静，即便是伦敦最嘈杂的街道也会有这样的片刻安宁。她只能听到自己平稳的呼吸和他急促、沙哑的呼吸。接着，他发出激动的抽泣声，扔掉刀子，整个人扑向了她。她扶住他，像对一个孩子一样轻声呢喃，一切都结束了。

她夸大了特里在这件事中发挥的作用，他也默许了她的这种说法。但是摩尔·格林从来不会放过令人兴奋的机会，也很渴望看到警察之间的内讧，她当时正好是楼下那群眼睛闪闪发光、急不可待的看客中的一员。到了第二周的周二，她携带大麻，被特里抓了个现行，可能特里当时的动作有点过分，但毕竟他还没完成每周给自己设定的逮捕计划。摩尔要么就是突然爆发出一股对女同胞的忠诚，要么就是憎恶所有的男人，特别是特里，于是她就给警局的警长讲了那场挟持人质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并没有人告诉凯特什么，但是大家都很明显地向她示意他们已经知道了真相，而她对此保持缄默也并没有损害到自己。她现在又突然在想那个男人、玛贝尔和孩子接下来怎么样了。她第一次发现，奇怪的是一旦事件结束，她写完了报告，就再也没想起过他们来。

她走进屋，关上门，拉上厚重的亚麻窗帘，然后去给艾伦打电话。他们本来计划着明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这个案子结案之前，做任何计划都毫无意义。像她之前每次爽约的时候一样，这一次他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她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从来不会大惊小怪。

他说：“那下周四约好的共进晚餐看来也不太可能了。”

“也许到时候我们就结案了，不过可能性很小。话是这么说，还是先约着吧，如果有安排的话我到时候再打电话取消。”

“好吧，祝你办案顺利。我希望不会变成‘爱的徒劳’。”

“那是什么？”

“抱歉。这是一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面有一位贵族就叫博洛尼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不同寻常，也很有意思。”

“他的死亡也不同寻常，非常有趣。下周四晚上见。”

“除非你到时候不得不取消约会。那就下周见了，凯特。”

她觉得自己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讥讽，但又说服自己那是疲惫造成的幻听。这是他第一次祝她办案顺利，但是他依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她想，他确实谨小慎微，和她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一样。还是说他压根就不在意？他放下听筒前，她赶忙说道：“那个贵族，最后他怎么样了？”

“他爱上了一个叫作罗莎琳德的女子，但是她让他去照顾病号。所以他就到医院去给病人们当了12个月的开心果。”

她想，从这里面可是几乎得不到什么灵感。她放下听筒，脸上挂着微笑。下周四的晚餐不能一起吃是件憾事，但是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晚餐约会、会共度更多良宵的。她打电话找他的时候他就会来。他总是会来。

她怀疑自己遇见艾伦·斯库利的时机可能是刚刚好。她早期的性教育都是在高层公寓下的水泥地下通道和伦敦北区综合学校自行车棚后接受的，那种刺激、危险与厌恶融合在了一起，虽然给她上了人生很好的一课，但对于爱情却是一种很糟糕的预备工作。那些人里面的大部分男孩子都没有她聪明。如果他们长得帅气一点、又或者比较机灵幽默，可能还不算什么。到她18岁的时候，她饶有兴致、却又很沮丧地发现自己对男人的看法和常见的男人对女人的想法一致——可以偶尔作为身体上和社交上的消遣，但是实在无关紧要，完全不允许其介入到人生重要又严肃的事业当中，这就包括了甲级考试、职业规划以及逃离埃里森·费尔韦瑟公寓。她发现自己可以享受性爱，但同时又对这种欢愉的来源充满鄙夷。她知道这样的态度没办法开展任何的恋爱关系，但是就在两年前，她遇到了艾伦。他的公寓在大英博物馆后的一条小巷子里，当时他遭遇了入室行窃，是她带着指纹鉴识人员和犯罪现场调查人员赶过去的。他告诉她，自己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家神学图书馆工作，业余收藏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布道书——这在她看来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两卷被偷走了。他们没能把书找回来，她从他回答问题时那种冷静、坚定的语气中听出来，他也没指望着还能找回那些书。他的公寓狭小、凌乱，不像是人住的地方，更像是囤放书籍的储藏室，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男人。她后来不得不再次回访，他们边喝咖啡边聊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他很自然地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去国家剧院看一场莎士比亚的戏剧。

那一晚过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一起上床了，他打消了她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想法，她曾以为知识分子对性爱都没有兴趣。他对此颇有兴趣，也长于此道。他们逐渐进入了一种舒适的恋爱关系，明显让彼此都非常满意，他们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憎恶或者嫉妒的情绪，仅仅是把它当作陌生的领域，那些语言表达和惯有习俗完全不可理解，所以他们很少谈及。凯特知道他因为她对宗教多样而迷人的阐述——并不是单纯的缺乏宗教信仰——毫无兴趣，也知道尽管从未言明，他觉得她一直忽视了文学教育。如果她受到质询，倒是也能够引用愤怒的现代诗句，讲述着内城里失业的青年和在南非对黑人的征服，但是他觉得这些同多恩、莎士比亚、济慈或者艾略特相比只能算得上是廉价的替代品。从她的角度，她觉得他是个天真的人，缺乏在都市丛林生存的必备技能，对于他能够如此毫不在意地穿行在危机四伏的城市里感到惊奇。除了这场至今依然非常神秘、诡异的盗窃事件，他再没遇上过什么不顺的事情，就算遇见了，他也没有留意到。她觉得让他给自己推荐阅读书目很有意思，她也坚持着读完了那些他犹豫着推荐给她的书。目前她的床头书是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书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她们不菲的个人收入、在圣约翰林的优质房产、穿着统一制服的客厅女侍、不苟言笑的姨妈姑妈，最关键的是她们情感的细腻与敏锐程度，这些都让她为之惊叹。“她们的问题，就是家务活儿做得太少。”她对艾伦做出此番评价的时候，既是在说书里的角色，也是在讲作者本人。尽管如此，她发现自己还是想要继续读下去。

现在已经将近午夜。她过于兴奋，又过度疲惫，几乎不觉得饥饿，然而她还是觉得上床睡觉前应该稍微做一点东西吃，比如煎蛋卷之类的。但是在这之前，她打开了电话答录机。当电话里一响起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时，愉悦感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负罪感、憎恶与沮丧的复杂情绪。来电话的是照顾她外祖母的社工。总共有三条留言，每条间隔两小时，那种靠专业素养维持的耐心逐渐变成了失望，最后变成了一种几乎是充满敌意的恼怒。她的外祖母受够了整日被困在七楼的公寓里，于是出门去邮局取自己的养老金，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的窗玻璃被砸碎了，门也有被撞开过的迹象。这是一个月以来第三次发生这种事故了。米斯金太太现在过于不安，完全不能出门。社工询问凯特能否一有时间就给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打电话，如果已经是17点30分之后，能否直接给她外祖母打电话，情况紧急。

她疲惫不堪地想：情况总是很紧急。现在这个点儿再打电话已经太晚了。但是这也没法等到早上。她不打电话外祖母就睡不着觉。电话才响了一声，外祖母就接了起来，她猜老太太一定一直都坐在电话机旁边干巴巴地等着。

“哦，你可总算打来了。真会挑时候。都快午夜零点了。梅森太太一直想要联系上你。”

“我知道。外祖母，你还好吗？”

“我当然不好了。见鬼，我很不好。你什么时候来？”

“我明天试着抽出点时间来，但是不太好办，我正在调查一个案子。”

“最好15点来。梅森太太说她15点的时候会过来看看。她特别想见你一次。再提醒你一次，是15点。”

“外祖母，那根本不可能。”

“那我该怎么去购物呢？我可告诉你，家里没人看着我是绝对不会出去的。”

“冰箱里的东西应该还能够你再吃四天的。”

“我不喜欢吃那种人造垃圾，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了。”

“你不能跟卡恩太太说一声吗？她一直都很热心，愿意帮忙。”

“不，我不能。她现在也不出门了，除非有她丈夫陪着。自从民族阵线那一伙人来这边之后就不出门了。况且，那样也不公平。她光是照顾好自己那一摊子事就已经够麻烦的了。你可能还不知道，那些孩子又把电梯折腾坏了。”

“外祖母，窗玻璃修好了吗？”

“哦，是的，他们来过，修好了窗户。”她外祖母的语气似乎表明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她又补充道，“你得把我从这个地方弄出去。”

“我正在努力，外祖母。有一所配备看护的单人公寓，你已经在这所公寓的名单上了，你知道的。”

“我可不需要什么该死的看护。我应该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待在一起。那就明天15点见。你最好是过来一趟，梅森太太想见你。”

她放下了电话。

凯特想：天哪，我现在可没法对付这一套，我才刚刚开始接手一个新案子。

她愤怒又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负责任，她已经尽力了。她给外祖母买了一台新的电冰箱，上层是个小冷柜，她每周日都会到访，把冰箱里塞满接下来一周要吃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她都会听到那熟悉的抱怨：“我可吃不了这些奇怪的东西。我想自己去买东西，我想离开这里。”

她花钱找人安了一部电话机，并教会外祖母如何使用，让她不要害怕。她和当地的权威机构联系过，安排一位养老院的护工每周都来清理一次公寓。如果她的外祖母能够承受这种打扰，她其实是很愿意亲自打扫的。她愿意忍受一切麻烦、花很多的钱，只要能够避免把外祖母带到查尔斯·香农公寓跟自己一起住。但是她也知道，老太太和社工已经达成一致，不停地迫使她做出这样的选择。但她没有办法答应。她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艾伦的登门拜访、一个独立的画室以及自己的隐私和安宁，去承受一个老太太给生活带来的重重障碍，比如电视无休止的噪音、一片脏乱、老年人的体味、挫败感、埃里森·费尔韦瑟公寓残留的气味以及童年和过去处处可见的痕迹。现在，让外祖母搬过来显得比以往更加不现实。她刚刚和新的小分队接手第一个案子，她需要完全的自由。

她突然对马辛厄姆充满了嫉妒和憎恨。就算他也有一堆难对付、苛刻挑剔的亲戚，没人会指望他应付好一切。如果她确实需要请假离开工作，他就会第一个指出，当事情真正变得困难起来，你是没有办法指望一个女人能做成些什么的。

第八章

在她二楼的卧室里，芭芭拉·博洛尼倚在一排枕头上，双眼向前盯着四根帷柱对面墙上的电视屏幕。她在等着看深夜电影，但是她一上床就打开了电视，现在正在看一档政治评论节目最后十分钟的讨论。她把声音调到最低，因此什么都听不见，但是仍然紧紧盯着不停翻动的嘴唇，仿佛是在读唇语。她记得保罗第一次看到放置在旋轴上、过于庞大突出的电视机时双唇抿得有多紧。电视毁掉了墙体，让两侧挂着的两幅科特曼绘制的诺威奇大教堂的水彩画显得黯然失色，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她也大胆、挑衅地告诉自己也并不在意。但是现在她终于可以安心观看深夜电影，不用不安地留心就在隔壁房间的他也许正僵直地躺着，无法入睡。耳边是电视里传来的尖叫和枪声，像是替他们两人之间没有言明也更微妙的斗争发出的喧嚣抗议。

他也不喜欢她的不整洁，这种凌乱也许是对房子其他地方那种没有人味儿、强迫性的整洁下意识发出的抗议。在床头灯的灯光下，她环视着整个乱糟糟的房间：到处都扔满了换下来的衣服——缎面的睡裙在床脚反射出光来，灰色的裙子在一把椅子上像扇子一样摊开，裤子扔在地毯上，就像一片浅色的阴影，内衣的一条带子搭在梳妆台上。在这样随意的丢放下，这件内衣看起来就像一件非常不得体的愚蠢装饰，而它本来是量身打造、贴身塑形的，尽管有各种蕾丝边和精美的装饰，看起来还是非常像医用品。早上的时候，玛蒂会把她的东西都收拾好，把内衣拿去洗晒，再把外套和裙子挂进衣柜。她会躺在床上目睹这一切，早餐餐盘就放在膝盖上，然后她会起床沐浴、更衣，像往常一样完美无瑕地面对这个世界。

这本来是安妮·博洛尼的房间，他们结婚后芭芭拉才搬了过来。保罗一开始提议他们换个房间当卧室，但是她不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这曾是安妮睡过的房间，他们就要换到一个更小、更差的房间里，错过花园的美丽风光。所以一开始这里曾是安妮的房间，然后是保罗和她的房间，后来又成了她自己的房间，但是她知道保罗就睡在隔壁房间里。现在这完完全全成了她自己的房间了。她记得他们结婚之后第一次来到这间卧室的那个下午，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正式，她几乎都要认不出来了。他就像是在给一个感兴趣的买家展示一处房源。

“你可能会想要挂一些不同的画在墙上，小沙龙里面有一些，你可以从中挑选。安妮喜欢水彩画，这里的光线也能很好地展示这些画作，但是你也没必要非得保留这几幅画。”

她本来就不在意这些画，在她看起来这就是些无聊、不显眼的英国风景，而保罗觉得她应该认识那些画家。她现在也毫不在意，甚至都懒得去更换它们。但是从她入住这间卧室的第一天开始，就给这个房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个性：更加温柔、奢华、芳香，更加富有女人味。渐渐地，房间里越堆越满，变得像一个未经分类、随意堆放的古董店。她转遍了整座房子，把各种家具和自己看上的各种奇异的摆件都搬到这个房间里，就像是在掠夺整座房子，对那些受到拒绝却仍潜伏在房子里的孤魂野鬼丝毫不留后路。战利品有摄政王时代的双柄花瓶，放置在一个玻璃罩下，里面有用贝壳精心做成的各色花卉；一个镀金青铜都铎王朝时期的木制柜子，上面有椭圆形的陶瓷装饰，绘有牧羊人和牧羊女们；约翰·索恩立在大理石架上的半身像；还有一套18世纪的鼻烟盒，从原本的陈列橱中取出来后就一直随意地扔在梳妆台上。但是空气中依然有鬼魂，活生生的鬼魂，不管什么物品都无法驱散他们的呼号。倚在熏香过的枕头上，她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那张小床上，12岁的小女孩僵直地躺着，无法入睡，双手紧紧握住床单。每周、每月都能听到无休止的争吵的片段，那个时候她还一知半解，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通过想象串联在了一起，变得无法忘却。首先是她母亲的声音：“我以为你会想要孩子们的监护权的，毕竟你是他们的父亲。”

“然后让你摆脱一切责任，好在加利福尼亚享受人生？哦，不，亲爱的，你才是想要孩子们的那一个，你把他们带走吧。我想弗兰克当初没料到会有两个继子吧？现在他如愿以偿，我希望他也能喜欢这两个孩子。”

“他们是英国人，他们应该留在这里。”

“你是怎么跟他说的？会没有任何负担地跟他一起离开？自己也许已经被用旧了，但是也没有任何负担？他们应该和母亲待在一起。即便是母狗也都还有母性的本能呢!你把他们带走，不然我就要打离婚官司了。”

“我的天哪，他们是你的孩子，你难道就不在乎吗？你不爱他们吗？”

“如果他们不是这么像你的话，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但事实是，我确实毫不在意。你想要自由，我也想。”

“好吧，那我们共同承担监护权。我带走芭比，你留下迪克。男孩子应该和父亲待在一起。”

“那我们就遇到麻烦了。你最好还是问一下真正的父亲——如果你知道究竟谁才是生父的话。让他接受迪克吧。我不会挡路的。如果这个男孩身上有任何属于我的特质，我早就看出来了。他真是个奇怪、可笑的孩子。”

“我的天哪，唐纳德，你这个浑球!”

“不，亲爱的，我可不是这个家里的私生子。” [4]

她想：我不要听，我不要记得这些，我不去想。她按下音量键，让电视充满恶意的声音充斥她的耳朵。她没有听到房门被打开，但是突然，她看到一道椭圆形的光，迪克就站在那里，穿着只到膝盖的睡衣，卷发缠在一起。他无声地站在那里看着她，然后赤脚穿过房间，上床躺到她身边，弹簧床垫上下晃动了几下。他问：“你睡不着吗？”

她关上电视机，感受到了熟悉的内疚感。

“我刚才在想西尔维娅和父亲。”

“哪个父亲？我们有过那么多的父亲。”

“第一个父亲，我们本来的生父。”

“本来的生父？他才没资格当父亲。我在想他是不是早就死了。得癌症死掉都便宜了他。不要想他们了，想想那笔钱吧，钱总是令人舒心的。想想你自己将要获得自由，想想你穿黑色衣服一直很美。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不，当然不是了。没什么好怕的。迪克，回你自己的床上去吧。”

“他的床上。你知道的，不是吗？你知道我在哪里睡觉。就在他的床上。”

“玛蒂不会喜欢这种做法的，厄休拉夫人也不会。你为什么不到闲置的客房去睡呢？或者回布鲁诺那里？”

“布鲁诺不想让我待在公寓里。他从来没有欢迎过我。那里也没有地方，我住得也不舒服。你肯定想让我住得舒服吧？而且我也开始有点厌倦布鲁诺了。我应该待的地方就在这里。我是你的弟弟，现在这是你的房子了。芭比，你现在不是很友好。我以为你会想要让我离你近一些，这样方便你在晚上的时候有人聊天，倾吐心事，忏悔过错。来吧，芭比，说吧，你觉得是谁杀了他们？”

“我怎么知道？我想是有人闯了进去，一个窃贼，另一个流浪汉，或许他是想要偷走教堂里的收藏品。我不想谈这个。”

“警方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想是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觉得窃贼会选择这座教堂是很奇怪的。我是说，那里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吗？”

“祭坛上不是会有一些东西吗？蜡烛台、十字架之类的。我结婚的时候教堂里是有这些东西的。”

“芭比，你结婚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场。记住了，你当时没有邀请我。”

“迪克，保罗想要一个低调、安静的婚礼。这有什么关系吗？”

她想，这是保罗从她这里骗走的又一个梦想。她一直想象着一个盛大的婚礼，她自己几乎是飘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北面玛格丽特教堂的长廊上，白色绸缎闪闪发光，像云一样的面纱、捧花、人群、摄影师。相反，他坚持只是去注册登记结婚，在她强烈抗议之后也坚持只在本地的小教堂举行婚礼，并且要最低调的仪式，就好像这场婚礼让人感到可耻，是不得体的，所以要偷偷摸摸地进行。

迪克的声音传进她的耳朵，像是充满暗示的低语：“但是现在他们不会把那些东西摆在祭坛上了，至少晚上的时候不会摆在那里。十字架和银烛台，他们会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教堂里面漆黑一片，空无一物。没有银器，没有金子，也没有光，什么都没有。你觉得他们的上帝这个时候会不会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来到祭坛前，却发现这张木桌子上只是铺了一层华而不实的桌布呢？”

她在被子下面不安地扭动着。“别犯傻了，迪克。去睡吧。”

他探身向前，那张和她几乎一模一样却又截然不同的面孔就在她眼前放着光，她能切实看到他眉毛上的那一层汗，闻到他嘴里的红酒味。

“那个护士，特蕾莎·诺兰，自杀的那个。保罗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吗？”

“当然不是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提起特蕾莎·诺兰？”

“还有谁提起她了？警察也问过关于她的事吗？”

“我不记得了。我想他们有问过她为什么要离开类似的问题。我不想再回想这一切。”

他轻轻地、宠溺地笑了，这笑声听起来像是有阴谋。“芭比，你必须得想。你不能因为这些事让你不舒服或者不开心就永远不去想。是他的孩子，不是吗？你忙着和你的情人寻欢作乐的时候，你的丈夫也正在勾搭他母亲的看护。还有另外一个女孩，黛安娜·特拉弗斯，那个淹死的女孩。她在这座房子里做什么？”

“你知道的。她负责帮助玛蒂。”

“但是这是份非常危险的工作，不是吗？要为你的丈夫工作？听着，如果确实是有人谋杀了保罗，一定是个非常聪明也非常狡猾的人，一个知道他那一晚会去教堂的人，一个知道能在现场找到用作凶器的剃刀的人，一个敢于承担巨大风险的人，一个曾经干过类似事情的人。你认识这样一个人吗，芭比？你认识吗？真是幸运啊，你和斯蒂芬都有不在场证明，不是吗？”

“你也有不在场证明。”

“当然，玛蒂也有，厄休拉夫人也有，哈利威尔也有。这些都是铁一样的不在场证明，也有点可疑。莎拉呢？”

“我还没和她说过话。”

“好吧，那咱们就但愿她没有不在场证明吧，不然的话警察就要觉得这是个阴谋了。当你给我打电话说他要甩了你的时候，我说过一切都不会有事的。好了，现在确实没事了。我说过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现在你确实不用担心了。钱都是你的。”

“并没有很多钱。”

“得了吧，芭比。首先是这座大房子，肯定能值个一百万吧。而且他还办了保险，不是吗？是不是有一条关于自杀的条款？那样的话就不好了。”

“法瑞尔先生说没有相关的条款。我问过了。”

他又一次发出了轻柔的、自内而外的笑声，介于咕哝和傻笑之间：“所以你还是想方设法问到了关于保险的事!你可真是不浪费一点儿时间啊。律师们是那样想的，对吗？他们觉得保罗是自杀的？”

“律师们从来不说什么。法瑞尔先生说除非他在场，不然我不能和警察交谈。”

“这家人不会想让他的死变成自杀的，他们更希望他是被谋杀的。也许他确实是被谋杀的。如果他想要自杀的话，为什么不用枪呢？他哥哥的枪。如果一个男人手里有枪，他是不会割喉自杀的。他也有货，不是吗？”

“货？”

“我是说子弹。枪在哪里？还在他的保险柜里吗？”

“不，我不知道在哪里。”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看过了吗？”

“昨天他离开以后，我不是去找枪，只是想要找一些文件，找他的遗嘱之类的。我打开了保险柜，枪不在里面。”

“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了，保险柜没多大。”

“你肯定没有告诉警察这一点吧。要解释清楚你为什么会在你丈夫死掉之前几个小时突然跑去看他的遗嘱恐怕很难。”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再说了，你是怎么知道有把枪的？”

“我的天哪，芭比，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的丈夫被割断了喉咙，他的枪不见了，你却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想是他把枪处理了。再说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开枪打死的自己。迪克，回去睡吧。我累了。”

“但是你不害怕吗？这是因为你知道是谁拿走了枪，不是吗？你知道，或者说你有怀疑的对象。是谁呢？是厄休拉夫人、哈利威尔、莎拉，还是你的小情人？”

“我当然不知道了!迪克，让我一个人静静。我累了。我不想再说话了。我想睡觉。”

她的眼中盈满了泪水。他这样让她心烦对她是很不公平的。她为自己感到无比的悲哀。自己丧夫，孤身一人，脆弱不堪，还怀着孕。厄休拉夫人现在不想让她告诉别人她怀孕的事，既不想让她对警方说，也不想让她对迪克说。但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大家都会知道的。他们也应该知道，这样他们就可以照顾她，确保她不会有任何担心。保罗也会照顾她的，但是保罗已经不在了。而她昨天早上才刚刚告诉他孩子的事情。但是她不想去回想昨天，现在不可以，以后也不要再想。电影就要开始了，是希区柯克的片子。她向来都喜欢看希区柯克的电影。迪克这个时候进来纠缠不休，让她回想一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他微微一笑，拍了拍她的脑袋，就像爱抚小狗一样，然后他就离开了。她一直等到门被关上，并且确定他不会折返之后，才打开了电视开关。屏幕放出光亮，前一档节目的收场字幕才刚刚开始滚动。她正好赶上。她调整了靠着枕头的姿势，好让自己更舒服一些，然后调低了电视音量，这样他就不会听见动静了。

第九章

马辛厄姆坚持在苏格兰场待了很久，等到他回到位于圣彼得堡的高级公寓时离午夜只有一分钟了。但是楼下的灯还开着，他的父亲还没有上床睡觉。他尽可能安静地拿钥匙打开锁，然后尽可能轻地推开门，就好像是在非法闯入别人家里一样。但是还是没用，他的父亲肯定一直在侧耳倾听汽车到家时发出的噪音，所以小前厅的门立马就打开了，邓甘嫩勋爵蹒跚地走了出来。马辛厄姆脑海里冒出“穿着拖鞋的老丑角”这几个字眼，随之而来的还有那种熟悉又沉重的怜悯、烦躁与内疚。

他的父亲说：“哦，你回来了，我亲爱的孩子。帕维斯刚刚把装着格罗格酒的托盘端过来，你要和我一起喝一杯吗？”

他的父亲以前从来没有用“亲爱的孩子”称呼过他。这样的称呼听起来十分虚假、荒谬，像是经过多次演练才喊出来的。而他作出回应的声音听起来也有着同样令人尴尬的虚伪。

“不了，谢谢您，父亲。我最好还是上楼去。今天已经很累了，我们在办博洛尼的那个案子。”

“当然了，博洛尼。她结婚之前的身份是厄休拉·斯托拉德夫人。你的姨母玛格丽特也是同一年进入的社交圈。但是她现在肯定80多岁了。她的死也肯定不是意料之外的事。”

“死的不是厄休拉夫人，父亲。是她的儿子。”

“但是我记得雨果·博洛尼是在北爱尔兰牺牲的。”

“不是雨果，父亲。是保罗。”

“保罗，”他的父亲似乎在琢磨这个名字，然后说，“那么，我必须得给厄休拉夫人写封信。可怜的女人，如果你确定你不进来……”他那从四月份起就变得颤颤巍巍的老人特有的声音戛然而止。马辛厄姆已经在往楼上走了。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下来，往楼梯栏杆下看了一眼，本来以为他的父亲会蹒跚着回到客厅，继续独饮威士忌，但是这老人依然站在那里，抬头望向他，眼中流露出渴望。在大厅耀眼的灯光下，他清楚地看到过去的五个月在父亲粗犷的面孔上留下的痕迹。脸上的肉似乎已经从骨头上脱落下来，尖头鼻像一把刀子一样把皮肤分成两半，两颊像是两个松弛又带着斑斑点点的袋子，就好像是拔了毛的家禽一样。马辛厄姆一族火红的头发已经褪色，现在变得像干草一样枯黄。他想：他现在就像罗兰森的画作一样老朽。老年生活把我们都变成了讽刺漫画里的主人公，难怪我们这么害怕进入老年。

他一步步走上台阶，回到自己的房间，又进入了惯有的那种混乱思绪。这一切确实开始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他必须马上离开。但是怎样离开呢？除了在单身宿舍住过几天，他当了警察之后就一直住在父母家自己的房间里。他母亲还在世的时候，这种安排非常合适。他父亲自从四十多岁再婚以后，就和母亲亲密无间，如胶似漆，所以一直没怎么管他，也不注意他是出去了还是在家里。共用一扇大门是有点不方便，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好。他一直住得很舒服，付一点象征性的房租，自己攒钱，告诉自己等到合适的时机就会买下属于自己的公寓。他发现自己甚至可以一边偷偷约会，一边打电话给母亲仅存的仆人，说自己要回家吃饭，衣服要提前洗好，房间要打扫干净，邮递包裹要及时领取。

但是他的母亲四月份的时候过世了，那之后一切都变了。上议院还在运转的时候，他的父亲还能勉强度日，拿着公交卡去乘坐12路或者88路公交车到威斯敏斯特，中午在议院里用餐，偶尔辩论拖到晚上了，他就在那边就寝。但是到了周末，或者更为甚之，在休会期间，他就像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一样黏人，近乎痴迷地关注着他儿子的行踪，听着他拿钥匙开门的声音，平静却热切地恳求得到他的陪伴。马辛厄姆的两个最小的弟弟都还在学校，所以放假的时候就跑去和朋友们待在一起，从而避开了他们父亲的悲恸。他仅有的一个妹妹嫁给了一位外交官，现在住在罗马，他的二弟在桑德赫斯特。所以全部的重担都压在了他的头上。现在他知道即便是自己付的房租也变得不可或缺起来，这对于渐渐捉襟见肘的父亲而言，几乎和上议院所支付的日薪一样重要。

他突然之间有些后悔，心想：我应该陪他10分钟的。10分钟尴尬的相对无言，闲聊一些工作上的事，这之前他父亲从没有真正重视过他的工作。酒精只能部分缓解这10分钟的无聊，但是这却会为未来更多个百无聊赖的10分钟做好铺垫。

他关上身后的房门，想起了凯特·米斯金，她就住在离自己几英里之外的地方，现在正在她自己的公寓里放松，给自己倒上一杯酒，完全不用担负任何责任、没有任何愧疚感，他的心头涌上一阵强烈的妒意和不可理喻的憎恨，他几乎可以说服自己将自己面对的一切都怪罪到她的头上。

[1]即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

[2]通过粒子因不同电荷、质量或形状导致在电场中移动速度不同，从而将物质进行分离，可给出大分子如蛋白质的特征。

[3]伦敦最初是罗马帝国军队在泰晤士河下游渡口筑起的一座要塞，起名伦狄尼姆(Londinium)，伦敦之名即从中演变而来。中世纪时它成为英国的首都。

[4]bastard既有“浑球”之意，又有“私生子”之意，此处一语双关。

第三部 协助调查

第一章

来自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消息非常委婉却也非常明确。兰帕特先生一早上都忙着照顾生意，但是他一旦有空会很乐意与达格利什总警司会面。具体应该是13点或者再晚一些，时间取决于产妇名单的长度。言外之意就是，兰帕特是个非常忙碌的人，只关心拯救生命、减轻痛苦，他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善意之举放在警察市侩的工作之上，不管这个警察是否身居高位。约见的时间也是充分计算好了的。从事如此重要工作的兰帕特都明显不在意自己用没用过午餐，达格利什就更没有理由抱怨自己的午餐被耽误掉了。

他带着凯特一起过去，吩咐她开车。她一声不吭地坐进右侧的驾驶座，像往常一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像马辛厄姆偶尔会不耐烦或者突然加速。他们爬上哈弗斯托克小山、正在穿过圆池一带的时候，他说：“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就在西班牙区之外半英里的地方，入口很容易看见。”她减下速来，尽管如此，他们也是差一点就错过入口的时候才看到那扇刷着白漆的宽大前门。它离大路很远，被一排排七叶树掩盖起来。左侧有一条蜿蜒的砾石路，在中途分成两条，环绕着房子前面完美无瑕的草坪。他们看到在石南灌木边上矗立着低矮但优雅的爱德华时代式样的别墅，很明显是在一个有钱人还能够按自己意愿在伦敦近郊修建别墅，以充分享用新鲜空气，欣赏露天风景的时候建造的，那时候还不用担心伦敦的规划部门会将其推翻，也不用害怕保守人士认定其对公用土地进行了侵占。路虎车缓缓开上砾石路，达格利什看到房子右侧原有的马厩已被改造成了车库，但是没有对建筑进行其他明显的改造，至少外观上看不出来。他在想这家疗养院究竟设置了多少张床位。也许最多不超过30个。但是斯蒂芬·兰帕特的活动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处私人疗养院。达格利什已经核实过了，他还在伦敦两家较大的教学医院就职，而且除了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操刀之外还在其他的私人诊所行医。但是这是他的私人行为，毫无疑问，达格利什认为他一定赚得盆满钵满。

外侧的大门开着。大门后面是一条椭圆形的优雅门廊，一对华丽的大门上贴有告示，欢迎各位进入。他们发现自己走进了门廊，内侧呈方形，非常明亮。楼梯有雕刻精美的栏杆，被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照得金碧辉煌的。左侧是用带纹理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挂了一幅油画，是庚斯博罗晚期的风格，画着一位表情严肃的母亲，洁白的双臂圈着她的两个穿着蓝色绸缎蕾丝裙的女儿。右边是一张擦得光亮的红木桌子，但更多的是当作装饰品而非实际使用的书桌，上面摆了一盆玫瑰花，旁边坐了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接待员。

空气中能闻得出消毒剂的味道，但是被更为浓郁的花香所覆盖。很明显最近才刚送过来一批鲜花，有大束大束的玫瑰花和唐菖蒲，都经过正式包装，被放在系着缎带的花篮里，门口还摆着更多体现花匠超常独创设计的花束，等待着被分至各处。过度阴柔的气息几乎尽散在空气中。这不是能让一个男人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的地方，但是达格利什觉得凯特比他还要不自在。他注意到她充满痴迷又满是厌恶地看了一眼更为古怪的新婚花篮：一张超过两英尺长的婴儿床，紧紧缠绕着一圈被染成了蓝色的玫瑰花蕾，床上还放了一个枕头，铺了一层白色康乃馨，也是只留下了花蕾，在这可怕的布置之上有一个巨大的蓝色蝴蝶结作为装饰。他们穿过能没过脚面的地毯，走到服务台前。一位穿着浅粉色套装、仪态优雅的老太太正推着一车各种颜色的瓶子、指甲油和各种瓶瓶罐罐走过走廊，很明显她是这里的美容师。达格利什想起了几个月前自己在一个晚宴上偶然听到的一段对话。“但是，亲爱的，那个地方简直神圣极了。刚一进去就完全被捧到天上了。有美发师、面部美容师、一流厨师特制的菜单，忧郁的时候可以喝香槟而不是吃稳定剂。但问题是，他们有的时候做得太过了。一旦开始待产，当产妇意识到即便是亲爱的斯蒂芬医生对于她即将面对的一些屈辱与不适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愤怒。”达格利什突然想起一件不相关的事，不知道有没有病人在兰帕特手下丧命。也许没有，就算有也不是在这里。那些高危产妇会被安排住到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独特的糟糕品位，但是死亡和接生失败那种最糟糕事件在这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接待员像是这里的所有装饰品一样，是经过精心挑选、确保不具有任何威胁性的。她刚到中年，虽然不美，却有令人舒心的长相，穿着干净、整洁，有着无可挑剔的发型。当然，他们的到访在预料之中，兰帕特先生不会让总警司等太久的。接待员询问他们要不要喝一杯咖啡，得到婉拒后，她说：“如果不介意的话，请二位在会客室稍等片刻。”

达格利什看了看表。他估计兰帕特五分钟之内就会过来，这是计算好了的小小迟到，时间足够长，以表示他并不急切，但是也很短暂，毕竟他不想惹恼一位苏格兰场的高层人士。

他们被领到一间宽敞的会客室，天花板很高，屋子中央有一扇凸窗，两侧各有一扇小窗户，可以看到楼下的草坪，也可以眺望远处的荒野。过去爱德华王朝时期的庄重与奢华还可以从屋里铺的艾克斯敏斯特地毯、壁炉前角度正好的两张沉重的沙发以及开放式的壁炉本身窥得端倪。壁炉里，人造木材在雕刻精美的饰架之下熊熊燃烧。斯蒂芬·兰帕特拒绝在这个具有家的感觉的房间里融入诊察室的气息，所以屏风后面不会巧妙地隐藏着一把沙发，也没有洗手盆。在这里，有那么一瞬间可以让人忘却所要面对的治疗。只有那张红木桌子还在提醒访客这里也是用于办公的地方。

达格利什瞥了一眼屋里的装饰画。壁炉上有一幅弗里斯的画作，他走到近前，更加仔细地观察这幅把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精心美化了的画作。画上是伦敦的一个火车站，穿制服的战地英雄们征服了某个殖民地之后凯旋。头等车厢在画的中央。披着华丽斗篷、戴着各色缎带的女士们和她们穿着优雅马裤装的女儿们，优雅地迎接着回归的男人们，其他一些更热情的对普通士兵的欢迎人群则占据了画布周围的一大圈。对面的墙上挂满了舞台设计，包括一些图纸和演出服，就好像是在为莎士比亚剧作演出做准备。达格利什认为那些演员是兰帕特最为尊贵的病号，而这些正是对他的服务所表示的谢意。靠墙的桌子上堆满了装在银相框里、带有签名的照片。其中两张龙飞凤舞地签着欧洲某些个地位不太高的前任王室成员的签名，其他的则来自那些打扮得一丝不苟的母亲。她们充满渴望、多愁善感、扬扬得意或者犹疑不决，将自己的宝宝们笨拙地抱在怀里，照片的背景里却有无法抹去的奶妈存在的气息。在这样一个本质充满男子气概的房间里堆了这么多母性的表现实在有些不和谐。但是达格利什想，至少这个男人还没有在墙上挂出自己获得的所有医科学位。

达格利什任由凯特继续研究弗里斯的画作，自己走到了窗户旁边。草坪中央巨大的七叶树仍然挂满盛夏的绿叶，但那一排想要遮挡住荒野的山毛榉已经开始呈现出秋天的枯黄了。早晨的光亮洒满天空，一开始像淡牛奶一样呈现出一种不透明的颜色，后来则慢慢变成了更亮的银色。现在看不到太阳，但是他能感觉到阳光在云层之上熠熠生辉，照亮了整片天地。有两个人正沿着小道慢慢地走着，一个是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色外罩的护士，另一个是有一头金发、穿了一件厚重毛皮大衣的女士，在初秋穿这一身看起来实在有些太厚了。

斯蒂芬·兰帕特进屋的时候，他们刚好等了6分钟。他来的时候不慌不忙，先是为自己的延误表示歉意，然后冷静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就好像这只是一场社交拜访。即使他对一位女警官陪同达格利什前来而感到吃惊，也很好地掩饰了这种情绪。但是，双方互相做完介绍、握手致意之后，达格利什注意到兰帕特尖锐的眼神正上下打量她。他就像是在和一个潜在的病号打招呼，通过他丰富的阅历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做出判断，打量着他们是不是会给彼此找麻烦。

他的着装很昂贵，但并不是太正式。他穿着深灰色、有暗纹的花呢西装，里面搭了一件素净的蓝色衬衣，毫无疑问，这种搭配是想要把自己同那些更具威慑力、更为正统的成功咨询医师区分开来。达格利什想，他这一身也可以被当作一个商业银行家、一名学者，或者是一位政客。但是不管是什么工作，他都会相当在行。他的面孔、服装、那种自信的目光，都带有毋庸置疑的成功印记。

达格利什本以为他会坐在桌子前面，这样就能保有一种优势和主动权。相反，他把他们带到低矮的沙发前，自己坐在对面一把高一点的直背扶手椅上。这样的安排给了他一种更为微妙的优势，同时又能把这次问询变成一场针对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亲密，甚至很舒心。他说：“当然，我知道您为何而来。这简直是一件骇人的事。我至今都没有办法相信这是真的。我想他的亲戚、朋友一定也都是这么说的。凶残的谋杀通常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身边人的身上。”

达格利什说：“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你们的人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博洛尼夫人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一抽出时间，就马上给宅子回了电话。我想为她和厄休拉夫人提供一己之力。我现在还不知道任何的细节。你们现在对于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更具体的了解了吗？”

“他们两个人的喉咙都被割断了。我们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知道是被谁割断的。”

“我从报纸和电视上也了解到了这些，但是所有的媒体报道似乎都有意不透露太多。我想你们是把这起案子当作谋杀来处理的吧。”

达格利什冷淡地说：“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是约定好的自杀。”

“还有教堂的大门，那扇通向小礼拜堂……总之就是通向尸体所在房间的门。我能问问当时这扇门是开着的吗，还是说这个问题在你们不能回答的范围之内？”

“门没有锁。”

他说：“好吧，这至少能让厄休拉夫人放心了。”他没有作具体解释，但也没必要解释。他停了一会儿，又继续问道：“总警司，您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

“我希望您能跟我们谈谈他这个人。这起谋杀有可能就和第一眼的判断一样。他让别人进了屋，然后那个陌生人杀了他们两个，但如果案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

兰帕特说：“包括要了解都有谁知道他昨晚的行踪，还有就是谁会恨他恨到要割断他的喉咙。”

兰帕特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组织自己的思维。这完全没有必要，双方都知道他的思绪早就已经组织安排好了。他说：“我不觉得我能够帮多大忙。我知道的关于保罗·博洛尼的情况以及我能推想出来的相关情况和他的死八竿子搭不着边。如果您要问他有哪些敌人，我想他肯定是有敌人的，特别是政敌。但是我想保罗比在政府工作的其他人树敌都少，况且那种人也不会采取谋杀手段的。要把这起案子当作政治案件是很荒谬的。当然了，除非……”他又一次停了下来，达格利什耐心地等着，“除非有极左派人士对他怀有私仇，但是也不太可能。不仅仅是不可能，简直是无稽之谈。他的女儿莎拉非常不喜欢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我想他们那一伙儿人，包括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男朋友没理由会采取剃刀割喉的手段。”

“他们哪一伙儿人？”

“哦，就是一小伙儿不合群的极左革命派。工党应该不会接受他们。我以为你们早就知道了呢。政治保安处不是致力于将这些人记录在案并保持追踪吗？”他的目光大大方方，带有一点点询问的意思，但是达格利什也捕捉到了他小心把握的语调里那种轻蔑与嫌恶，他不知道凯特是不是也听出来了。

他又问道：“那个男朋友是谁？”

“说真的，总警司，我并没有在指控他。我没有指控任何人。”

达格利什没有说话，他在想要沉默多久兰帕特才会觉得透露这一信息的时机已到。他又停了一会儿，说：“他叫艾弗·加罗德，是所有潮流运动的先锋。我只见过他一次。大约五个月之前，莎拉带着他到坎普顿小丘广场吃过一次晚饭，我想这一举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惹恼她爸爸。我更希望忘掉那一顿晚餐。从那晚的谈话来看，他所倡导的暴力运动规模很大，可不仅仅是割断一个前保守党大臣的喉咙那么简单。”

达格利什平静地问：“您最后一次见到保罗·博洛尼男爵是什么时候？”问题的突然转换几乎让兰帕特无措，但是他还是足够冷静地回答了出来：“大约是六个礼拜之前。我们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事实上，我本来打算今天给他打电话，问问他今晚或者明晚愿不愿意和我共进晚餐，除非他皈依宗教以后不再喜欢上好的美食和美酒。”

“您为什么想要见他？”

“我想问问他打算怎么处理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您也知道，他最近不仅辞去了大臣的职务，还辞掉了在议会的席位，至于是为什么，您和我大概是一样不清楚。他明显是想完全退出公众视线，我想要知道他的计划里包不包括从婚姻中的退出。这就涉及对博洛尼夫人，也就是芭芭拉，在经济上的供养。她是我的表妹，我从童年时代就认识她了。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多么强烈的兴趣？”

兰帕特扭过头瞥了一眼还在草坪上耐心地兜着圈子的金发女士以及她的陪护。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她们的身上，然后又过于明显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转回去面向达格利什。

“很抱歉，什么叫作‘多么强烈的兴趣’？我并不想娶她，如果你是在暗示这件事的话，我只是非常关心她。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不仅仅是她的表哥，也是她的情人。我想您也可以认同这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她的丈夫知道你们是情人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但是丈夫们一般都能了解到这种事。我和保罗不经常见面，所以也不会太尴尬。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人，共同点也很少，当然，除了芭芭拉之外。不管怎么说，从道义的角度来讲，他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立场可言。他也有一个情妇，我想你们肯定已经发现了。还是说，你们还没发掘出这件丑事？”

达格利什说：“我对于您是怎么发掘出这件丑事非常感兴趣。”

“芭芭拉告诉我的。她猜到的，或者说她就是知道。大概18个月之前她雇了一名私家侦探，让他跟踪保罗。准确地说，她告诉了我她的怀疑，我代表她联系到了一位非常合适、行事谨慎的男人。我觉得不忠这件事并没有让她特别烦恼，她就仅仅是想要知道而已。我不觉得她会把那个女人当作一个真正的对手。事实上，我想她还有些开心。这让她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刻，她还可以把这事当作与保罗对峙的一个把柄。当然了，这让她不必再和他睡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日常行为，至少是太过频繁的行为。但是她也没有锁门。芭芭拉希望偶尔也能确保他仍然对自己着迷。”

达格利什想，他确实是非常坦诚，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坦诚。他在想这种主动透露自己和他人亲密举动的幼稚行为是出自于过度的自信、傲慢和虚荣，还是有更为阴险的动机？兰帕特不会是第一个自以为是的凶手，认为只要告诉警方大量细节，他们就不太可能会去怀疑到其他更为危险的秘密。

他问道：“他是否还是对她还有些着迷呢？”

“我想是的。很遗憾现在不能问问他本人。”他快速又笨拙地起身，走到窗户前，似乎是突然间坐立不安。达格利什把椅子转过去，观察着他。突然他又走回到桌子前，拿起电话并拨了一个号码。

“护士小姐，我觉得斯坦纳太太今天已经做了足够的户外锻炼了。今天早上太冷，不适合慢走。告诉她我马上就会去看她，”他看了一眼手表，又说，“大约15分钟之后。谢谢你。”他放下听筒，走回自己的椅子，几乎是粗暴地说：“我们更直接一点吧，如何？我想你们是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供述。保罗死掉的时候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之类的。如果是谋杀的话，我不会幼稚到自欺欺人，我肯定也是犯罪嫌疑人。”

“这不是怀疑不怀疑的事。我们在询问任何一个与保罗男爵关系密切的人时都要提出这些问题。”

他笑了一下，是那种突然爆发式的笑声，尖锐、刺耳，并且毫无笑意。“关系密切!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吧。这些都只是常规性的问话，你们不是总对受牵连的人这么说吗？”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这样的沉默似乎更加惹恼了兰帕特。他说：“我要在哪里做这些供述呢？是在这里，还是在本地的警局？还是说你需要在苏格兰场录口供？”

“您可以在我的办公室做供述，如果这样对您比较方便的话。也许您可以今晚过去。当然，如果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在本地警局做供述。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就能大概掌握关键信息的话会对调查很有帮助。”

兰帕特说：“我想你也已经注意到了，我没有让我的律师到场。这可以说是对于警方相当信任了，你说是不是？”

“如果您想要让他到场，那也是在您的权利范围之内。”

“我不想让他来，我也不需要他。我希望你不会失望，总警司，但是我想我有不在场证明。假如博洛尼是在19点到午夜之间死的，我就有。”

达格利什依然没有说话。兰帕特又继续说：“那段时间我一直都和芭芭拉待在一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肯定已经见过她了。再早一点，也就是14点到17点，我在这里给病人做手术。可以给你们看病人名单，手术室的护士和麻醉师也可以做证。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戴了手套，穿着手术袍，还戴着口罩，但是我可以跟你们保证，我的手下就算看不到我的脸也能认出我的手艺。而且我穿上袍子之前他们也确实看到我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也是怕你们突发奇想，觉得我可能说服了一位同事来替我操刀。”

达格利什说：“那种手法在小说里也许行得通，但是在现实当中几乎完全站不住脚。”

“在那之后，芭芭拉和我在这个房间里喝了茶，然后在楼上我的私人公寓里待了一会儿。接着我换了衣服，大概是19点40分的时候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里。值夜班的门房看见我们离开了，也许他能够确认一下具体时间。我们去了库克姆的黑天鹅餐厅，在那里共进晚餐。我没有特别留心时间，但我们大概是20点30分到的。如果车型很重要的话，我开着红色的保时捷。我们预订的时间是20点45分。值班经理是让·保罗·希金斯。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同时他也能确认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是23点之后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注意一下方式方法。我对于名声之类的事情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我可受不了半数以上伦敦上流社会的人都对我的私生活八卦不止。尽管我的一些病人也有她们自己的小癖好，比如在水下生产或者蹲在客厅的地毯上，但是让一个谋杀嫌疑犯接生可不算她们能够接受的怪癖之一。”

“我们会谨慎的。博洛尼夫人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还是说你早些时候去坎普顿小丘广场接她了？”

“没有。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到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的房子里了。芭芭拉是坐出租车来的，我想她是刚过16点的时候到的。她从16点15分起就一直在手术室看我接生，直到全部完成。我刚才说过这个吗？”

“这段时间里她都跟你在一起吗？”

“大部分时间是的，我想在我做第三起剖腹产手术时她出去了几分钟。”

“她也戴着口罩、穿着袍子吗？”

“当然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吗？他又不可能是在晚上之前死的。”

“她经常做这种事情吗？看着你进行手术？”

“倒也并非罕见。她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有些时候。”

他们都沉默了下来。达格利什想，还有一些事情，就算是抽身事外，保持讥讽，并对沉默、含蓄的行事表示轻蔑的兰帕特也没有办法开口说出来。这就是她获得刺激的方式。这就是她高潮的来源：戴着口罩，穿着袍子，观看他的手伸进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里，神圣的医生手术带来的情色风味。身边的护士像是参与固定仪式一样围着他转，灰色的眼睛在口罩上方与蓝色的眼睛相遇。手术结束后，又看着他脱下手套，伸出双臂，就像在祈求上帝赐福，护士就像侍僧一样将袍子从他的头顶脱去。这是力量、神秘与冷酷令人陶醉的交融，刀与血的仪式。他想，他们是在哪里做爱的呢？是在他的卧室，还是私人的客厅里？他们没在手术台上做爱真是让人吃惊。不过也许他们在那里做过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兰帕特低声嘟囔着说了一声抱歉，拿起了听筒。很明显是同事打过来的，对话非常专业，而且一边倒，兰帕特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听，但也没有试着去打断对方。达格利什望向窗外的花园，脑子里却飞快地进行着初步的评估。如果他们是19点40分离开的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要在20点30分就赶到黑天鹅餐厅需要将车开得很快。有时间顺便去谋杀一个人吗？有可能，只要他找到一个理由，把她留在车上。即便她知道或者猜出了他想要做什么，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男人会带着情人去教堂完成一个这么血腥的任务。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借口，他需要和一个人短暂地会面，处理一些业务。车必须停在离教堂很近的地方，这一点本身就冒了很大风险，一辆红色的保时捷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呢？该敲教堂的门了，博洛尼开门让他进去，他重复一遍登门造访的借口。这些前期准备要多长时间呢？也许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是把博洛尼打昏的一记重击，然后到盥洗室拿剃刀，他应该很确定他能找到，然后快速地脱下外套和衬衣，再回到小礼拜堂，手里拿着剃刀。先是小心地试着割几刀，然后是最后割断喉咙的一刀。他在当学生时一定上过法医学的课，在这之后说不定也修过。他比其他任何嫌疑人都要更清楚该怎样伪造出自杀的样子。

然后就是灾难的开始。哈利出现了，跌跌撞撞，可能已经喝得半醉半醒，但是还没有昏睡到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记不得的程度。这个时候已经没时间精心布置，也没有这个必要。杀人之后他快速地清洗，把剃刀放在离博洛尼的手很近的地方，迅速左右环视一周，在夜幕掩盖下离开，因为不能拿走钥匙所以没有锁门，最后不紧不慢地回到车上。当然，他还要寄希望于她的沉默。他得确信她会坚持使用他们串供好的故事，就说他们直接开车去了黑天鹅餐厅。但是这样的谎言很简单，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编造，也不用记住太复杂的时间细节。她完全可以说她之前说过的那一段话：“我们直接开车过去的。不，我不记得路线了，我没有留心。但是我们中途没有停车。”他只需要想出一个让她撒谎的好理由。“我得去见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女人。”但是为什么不告诉警方这一点呢？这种工作性质的快速拜访没有什么不对的。停车的理由必须是无法撼动的。要么就是刚才那一种，要么就是他突然记起来的某件事。比如一个还没有回复的电话。但是时间太短了，他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为什么不等着到了黑天鹅餐厅再打电话呢？当然了，有一个明显不过的策略，他也可以说他是在教堂打的电话，和博洛尼讲过话，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这样的话，她就能在顾全两人利益的同时证实他的不在场证明了。如果最后她没有证实的话，他也能坚持自己所言非虚。“我打电话是要和博洛尼谈谈有关他妻子的事情。我最多只待了十分钟。我们的交谈非常友好。我除了博洛尼谁也没见到，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

兰帕特放下听筒。他说：“抱歉我得接个电话。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总警司？到了黑天鹅餐厅之后？”

但是达格利什改变了提问的策略。他说：“您一度与保罗男爵非常亲密，尽管最后你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近。没有哪两个共同拥有一位女子的男人不会对对方产生兴趣。”他完全可以接着说“有时甚至为对方痴迷”。他继续说：“您是位医生。我在想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场面的，我指他在圣马修教堂小礼拜堂的遭遇。”这种刻意的奉承没有多加掩饰，兰帕特太过聪明，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抗拒，他习惯了别人征求他的意见，习惯了别人尊重他的意见。这也是他赖以维系生计的一个方面。他说：“我是个产科医生，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我想这起案子背后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应该就是惯常的那一套。只是表现方式有点古怪。就称它是‘中年危机’吧。我不喜欢‘男性更年期’这个表述。况且这种说法也不准确。这完全就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状态。我想他回顾了他的一生，他过去取得的成功，他未来还可以有怎样的希望，然后发现自己并不怎么在意。他尝试涉足法律和政治领域，但都没有让他觉得满意。他有一个对其有欲望但是并不深爱着的妻子。一个不爱他的女儿。一份限制他、让他无法做出公开激烈抗议的工作。好吧，他是有一个情妇。但这只是简单的权宜之计。我没有见过那位女士，但是从芭芭拉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更像是获得抚慰的一种方式，只能被当作办公室无伤大雅的八卦谈资，并非什么能够让他挣脱束缚的激烈感情。所以他需要一个抛开一切的理由。还有什么比宣称上帝本人亲自告诉他他走了歧路更妙的法子呢？我不觉得我会用这种方式摆脱困境。但是你可以说这理由比精神崩溃、酗酒或者身患癌症要好得多。”

达格利什没有答话，他又迅速地开口，那种紧张与真诚几乎要让人信以为真。

“我一直都遇见这种情况。那些当丈夫的。他们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表面上看，他们是来和我谈有关他们妻子的事的，但是他们才是出问题的那一方。他们没有办法赢。这就是成功的霸道之处。他们年轻时代基本都是在努力工作以使自己合格，他们年轻时代都是在进行成功的积累——娶正确的妻子，买正确的房子，给孩子们选正确的学校，自己参加正确的俱乐部。但是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点儿钱，为了更舒适，要更大的房子，更快的车，交更多的税。他们甚至都不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感。接下来还要再熬二十几年。而那些幻想还没有破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并且享受自己所做一切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害怕的是退休。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无名人士、行尸走肉。你就没见过那些可怕的老年人吗？挣扎着要找到一个委员会，试图在皇家调查委员会谋取一个位置，任何工作都可以，只要还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重要。”

达格利什说：“是的，我见过这种人。”

“天哪，他们就差没下跪，做牛做马地乞求了。”

“我觉得这倒是不假，但并不适用于他。他还只是一个初级大臣。他的成功还在未来等着他。他还在奋斗阶段。”

“哦，是的，我知道。下届保守党首相，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吗？我不觉得。他心中没有那种激情，至少没有那种政治激情。连一点点的火花都没有。”

他说这话的时候得意扬扬，却也有一丝苦涩。他又说：“我还好，兄弟。我是幸运儿之一，没有受到命运的挟持。这份工作给了我所需要的。当我准备去撒个野时，我还有五月花号，那是一艘单桅帆船，50英尺长。它现在泊在奇切斯特。目前我不能抽太多时间和它在一起，但是退休以后，我会载上所有必需品，然后出发远行。你呢，总警司，没有你的五月花吗？”

“没有五月花。”

“但是你有你的诗歌，我差点儿忘了。”他讲这个词的时候仿佛受到了侮辱，就好像是在说“你有你的木工活、你的集邮、你的刺绣”。更糟糕的是，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好像很清楚他已经四年都没有写出一首诗了，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写诗了。达格利什说：“对于关系不怎么亲密的人来说，你对他了解得可还真不少。”

“他让我感兴趣。而且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的哥哥和我是朋友。他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去坎普顿小丘广场用餐，我们三个人过去还一起出海。准确地说是在1978年一起去了法国的瑟堡。当你们一同经历了十级大风并幸存下来，你对这个人必然有相当的了解。事实上，还是保罗救了我。我翻下了船，他又把我捞了上来。”

“但是您刚才的判断不会有点太流于表面了吗，这不是种浅显的解释吗？”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最浅显的解释在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个诊断医师，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达格利什又转向凯特：“你还有什么别的要问的吗，督察？”

兰帕特没来得及掩饰他在这一瞬间的皱眉，对于一个他以为只不过是达格利什附庸的女人，一个本来应该默不作声地做笔记，像温顺又安静的目击证人一样坐在角落，好好扮演她自己的角色的女人竟然有资格向他问讯而感到吃惊与不适。他转向她，半是微笑，半是用过于关切的眼神注视着她，但是眼中也充满了机警与谨慎。

凯特说：“在黑天鹅餐厅吃晚饭这件事……这是你们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您和博洛尼夫人经常去那里吃饭吗？”

“夏天的时候去的次数比较多，冬天就少一些。那里的氛围让人愉悦。那里离伦敦不远不近，希金斯换过厨子之后食物的口味也变好了。如果你想让人推荐一处安静的餐厅，是的，我就会推荐这一家。”那种讽刺不加掩饰，他的恨意全写在了脸上。这个看起来无关又无伤大雅的问题让他慌乱。凯特说：“8月7日的晚上，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水身亡的那个晚上，您当时也在场，你们两个都在，是吗？”

他干巴巴地回答道：“你明明已经知道了我们当时在场，所以问这个问题没什么必要。那天是博洛尼夫人27岁的生日宴会。她就是8月7日出生的。”

“是您在陪着她，而不是她的丈夫？”

“保罗·博洛尼男爵当时另有安排，是我为博洛尼夫人主持的生日宴会。他本来会在晚一点儿的时候到场，但是后来他打电话来说他赶不上了。既然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场，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在悲剧发生之前就离开了。”

“还有另外一场悲剧呢，先生？特蕾莎·诺兰的死。那一场悲剧发生的时候您该不会刚好也在场吧？”小心啊，凯特，达格利什这样想着，但是他并没有出面干涉，也并不焦急。

“如果你是想问她在荷兰公园就着烹饪用雪莉酒吞下一整瓶止痛片的时候我有没有坐在她身边的话，我没有。如果我当时在场，很显然我会阻止她的。”

“她留下了纸条，明确说明了她自杀是因为承受不了堕胎的罪恶感。她曾是您这所疗养院里的一名护士。我在想她为什么没有在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做堕胎手术。”

“她没有提出来。就算她说了，我也不会做这个手术的。我一般不对自己的员工动手术。如果堕胎确实有医学上的必要，我会给她引荐另一位我认识的妇科医生。事实上，我没有发现她的死以及黛安娜·特拉弗斯的死和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的目的有什么关联。我们要一直在这些毫无关联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吗？”

达格利什说：“并不是毫无关联。保罗男爵收到了别人写的信，明里暗里都在暗示他与这两起死亡事件有关联。所以在他人生最后的几个礼拜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肯定是有关联的。这封信也许只是政客经常要面对的那种常见的恶意攻击，但是最好还是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兰帕特的目光又从凯特身上移回到了达格利什那里。

“我知道了。如果我听起来不够配合，我很抱歉，但是我对特拉弗斯那个女孩真的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曾经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兼职做家政，然后就是生日宴会那天晚上她也在黑天鹅餐厅。特蕾莎·诺兰也是从坎普顿小丘广场来这儿的，她之前是厄休拉夫人的看护，她当时患有坐骨神经痛。我知道他们是从一家护理机构找到她的。厄休拉夫人不再需要夜间看护之后，就建议那个女孩申请这里的工作。她有助产士资格，也很让人满意，但她一定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工作期间怀的孕。我没有问过父亲是谁，我想她也从来没有说过。”

达格利什说：“您有想到过孩子可能会是保罗·博洛尼男爵的吗？”

“是的，我想到过。我想很多人都这么想过。”

他没有再说话，达格利什也没有强迫他。他问道：“她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她找到我，说她现在没有办法抚养一个小孩，希望能终止妊娠。我向她推荐了一位心理医生，让他去处理具体的一些安排。”

“您觉得这个女孩当时的情况，我是说她的心理状态，会不会更有可能促使她去申请合法的流产手术呢？”

“我没有对她做检查，也没有和她讨论过。这不是一个我有资格去做出的医学决定。像我说过的那样，我把她介绍给了我的一个心理医生同事。我告诉她可以带薪休假，直到做出最后的决定。她做完手术之后回来才待了一个礼拜，接着发生了什么你们都知道了。”

突然，他站了起来，躁动不安地来回踱步。然后他转向达格利什。“我对保罗·博洛尼的这件事也想了很多。人是一种动物，他只有在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才能与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不可否认，人是最聪明也最危险的一种动物，但是依然只是动物。在我看来，那些哲学家和诗人都把一切搞得太复杂了。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的基本需求很直接——食物、容身之处、温暖、性交、特权，就是这么个顺序。最开心的人会追求这些事物并从中获得满足。博洛尼不是这样的。天知道他自认为有权追求什么无形又得不到的东西。永生？也许是吧。”

达格利什说：“那您相信他有可能是自杀的了？”

“我没有足够多的证据。但是这么说吧，如果最终定案为自杀，最起码我不会感到吃惊的。”

“那个流浪汉呢？有两个人死了。”

“那个判断起来更难一些。是他杀了保罗还是保罗杀了他？很明显这家人不会希望是后者。不管最终裁决如何，厄休拉夫人是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的。”

“但是您……”

“哦，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暴力到可以割断自己的喉咙，他也完全有能力割断别人的。现在，跟你说声抱歉，我要失陪了。”他瞥了一眼凯特，“跟你们说声抱歉。还有个病人在等我。20点到21点30分之间我会去苏格兰场完成我的陈述声明。”他站起来，又补充道，“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又能想到其他什么来帮助你们。但是别太乐观了。”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像是在发出威胁。

第二章

在大门口有一条几乎没办法插进去的车流，凯特等了一分多钟才等到一个汇流的机会。她想：我真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整个谈话记录都在她的笔记本上，用整洁、正统的速记方法记下来的。但是她有一种几乎完美的复制记忆法，不用参考笔记就可以想起大部分的内容。她让她的思绪回味每一个问题以及回复，但是她依然看不出达格利什总警司是怎么做到这么聪明的。

他话说得很少，问题很短，有的时候明显和调查方向毫无关系。但是兰帕特——毕竟这就是目的所在——被诱导着说了太多。至于那些关于男性中年危机的胡扯——如果你给报纸上的情感顾问写信，问她们你的父亲这是怎么了，她们多半就会给你回复这样的大众心理学观点。当然了，这也有可能是对的。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男性更年期的各种症状并不是兰帕特熟悉的专业领域。他被问及自己的观点，也给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样一个对自己声音充满自恋的男人理应在怀孕和堕胎所面对的心理问题上提出更直接的看法。但是当问到特蕾莎·诺兰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怎样的答案呢？他们碰了个钉子，直面明显的“离远点”警告。他甚至都不愿意去想起她，更不用说谈论她了。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凯特提出来的，虽然她的那种过于礼貌反而显得有些不够尊重的语气要比粗鲁无礼和公开的敌意更能伤害他的虚荣心。她原本希望幸运的话，这种做法可以让他失去警惕，露出马脚，但如果没有什么要遮掩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她听到达格利什的声音：“那个令人感动的细节，说保罗男爵救过他的命。你相信吗？”

“不，总警司。至少不像他说的这样。我觉得可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跌下船，他的朋友把他拉了回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基础，他是不会提起这件事的。但是我觉得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听着，我也许在和他的妻子偷情，但是我不可能杀了他，他救过我的命。’”她补充道，“而且他指证加罗德的手法确实不怎么巧妙。”她快速地瞥了他一眼。他脸上露出了挖苦又厌恶的笑容，有时候同事们用到美国俚语的时候他就会露出这样的表情。但是他并没有追究，只是说：“关于他的一切没有什么是巧妙的。”

突然，她感受到了一阵乐观涌上了心头，那种令人晕眩、迷醉、接近高潮快感的心情，每次一个案子进展顺利时她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她已经学会了保持怀疑，并压抑这种情绪。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如果我们抓到他——不管他是谁，我们肯定会抓到他的。然后我就上道儿了，真正地上道儿了。但是这种喜悦要比雄心壮志、一个试炼或者一项任务的完成所带来的满足感更为深刻。她一直都很享受自我。她和这个自我满足、装腔作势之人每一分钟的短暂交锋都带来了深层次的愉悦。她想起了自己刚到刑事调查局的那几个月，每天苦干，小心尽责，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这就是她一天工作的全部内容，面对那些可悲的受害者，以及更可悲的罪犯。比起那些时光，这种复杂的追捕是多么令人满足啊：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有足够智商去思考和谋划罪行的凶手，而不是大环境或一时冲动造就的那种无知又鲁莽的另一种意义的受害者。她在加入警察队伍之前就学会了控制面部表情。她小心翼翼地开着车，眼睛平静专注地注视着前方的道路，但是她的某些感受肯定还是不言自明地传达给了她的同伴。他说：“你现在是不是非常开心，督察？”这个问题以及督察这种少有的职务称呼让她吃了一惊，但是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决定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已经做好了功课，知道他一贯的名声，别的同事谈及他的时候她都专门留心倾听。他们说过：“他是个浑蛋，但是个公正的浑蛋。”她知道他会原谅某些不足之处，也能容忍某些弱点，但是不诚实不包括在内。她说：“是的，总警司。我喜欢这种能掌控一切的感觉，我们即将取得进展。”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虽然她知道讲这些会插足一个危险的领域，但是她想，管他呢，凭什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她问道：“您问我这个是在批评我吗，总警司？”

“不。任何加入警局的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某种愉悦感。所有加入谋杀调查小组的人对死亡都有特别的品位。只有把获取这种愉悦当作行动目的时才算是真正的危险。这个时候就真的该考虑换一份工作了。”

她本来还想问：“您有考虑过换一份工作吗，总警司？”但是她知道自己并不能问这个。在和某些高层一起吃完饭，多喝了几杯威士忌之后可以问他们这种问题，但是他不属于其中之一。她记得她告诉艾伦，达格利什选了自己作为新成立小分队的成员。他当时笑着说：“那你是不是得去试着读他的诗作了？”她当时回复说：“我和他的诗歌达成共鸣之前最好还是先和他本人达成一致。”她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成功做到了这一点。现在，她说：“兰帕特提到了剃刀割喉这件事。我们故意没有告诉他保罗男爵是怎么死的。那么他怎么会提到那把剃刀呢？”

达格利什说：“这很合情合理。他是男爵的故友，了解博洛尼剃须的习惯。他肯定是猜到了什么东西被当作了凶器。他不敢直接问我们凶器是不是真的是剃刀这一点有点意思。顺便一说，我们得赶紧核实一下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我想这应该是桑德斯的工作。他最好能同时开展三项调查，同一时间、同一款车型、同一天晚上，如果幸运的话，当天的天气状况也要了解一下。我们还得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一切信息。不动产归谁所有，都有哪些股东，具体是怎么运营的，业界名声怎么样，等等。”她没有办法当场用笔记下他的指示，但是话说回来，她也不需要这么做。

“好的，总警司。”

达格利什接着说：“他有足够的条件，熟悉犯罪手法，并且还有动机。我不觉得他想要和男爵夫人结婚，但是他绝对不想要一个开始考虑离婚相关事宜的、贫困潦倒的情妇。然而，如果他想要博洛尼死掉，并且是在对不成熟的房屋修缮计划注入大笔资金之前死掉，他也不需要采取割断喉咙这种手法。他是个医生，总有更加巧妙的方法。这个杀人犯这样杀人不仅仅是为了行动方便。那个房间一度充满了仇恨的气氛，仇恨可不是一种容易隐藏起来的情绪。我在斯蒂芬·兰帕特身上没有看到这种情绪。傲慢、偏激，对这个拥有那个女人的男人充满了嫉妒。但是没有恨意。”

凯特从来就不缺少勇气，现在也是。毕竟是他选择她加入到这个团队里来，想必他觉得她的意见值得拿来做参考。他找个女下属来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负情绪的。她说：“但是为什么就不能是为了方便、而非出于恨意呢，总警司？就算是一个医生，要想杀人而不引起怀疑也没有那么容易。他又不是保罗男爵的私人医师。但是这种行凶方式，如果他成功了，将会是一起完美的谋杀，甚至都不会被怀疑是起谋杀案。是哈利·麦克断送了他。如果没有第二起杀人事件，我们可能就只根据表面事实进行判断了……或许就是自杀？”

达格利什说：“接着就是惯有的委婉地宣判‘是因为他头脑不正常’，也许吧。如果他没有犯下错误，没有拿走那些火柴和烧掉一半的日记的话。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画蛇添足之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根只烧掉一半的火柴是这个案子里最耐人寻味的线索了。”

突然之间，她感到与他相处十分自在，几乎可以当作与朋友相处了。她不再考虑自己会留给他怎样的印象，而是专注于案情。她表现得就和与马辛厄姆相处时一样，双眼依然盯着前方的道路，喃喃自语地进行思考：“一旦杀人凶手决定烧毁日记，他就会随身带着火柴去教堂。博洛尼不抽烟，所以身上不会有打火机，他也不能确定小礼拜堂里是不是能找得到火柴。当他发现火柴的时候，它们却被锁起来了，所以用自己带来的那一盒会更方便，也更快。时间很关键。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个认识保罗男爵的人，并且熟知他的习惯，还知道他周二晚上的去向，但是对这个教堂却不是很熟悉。但他到达教堂时不可能光明正大地拿着日记。所以他应该是穿了一件有大口袋的夹克衫或者其他外套。或者说，他带了一种袋子，购物袋、大手提袋、手提箱或者医用包。”

达格利什说：“或者，他可以把它卷在一份晚报里面。”

凯特继续说：“他敲响门铃，保罗男爵给他开门。他说要去用一下卫生间。他把包、火柴和日记本一起留在里面，脱了衣服，也许全脱光了，然后又回到了小礼拜堂。但是这就有点奇怪了，总警司。他的受害者可不会静静地待在那里坐以待毙，最起码在面对一个赤身裸体、手中拿着剃刀的男人时不会这样。保罗·博洛尼既不衰老也没有生病，更不虚弱，他肯定会自卫的。所以一切不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还是多关注一下火柴的问题。”

“但是他杀人的时候肯定是赤着身子的。至少上半身是裸着的。他肯定知道杀人将会鲜血四溅。他不可能冒险让自己的衣服上沾到血迹。哦，当然了!他先把受害者打晕了。然后他再去拿剃刀，脱衣服，完成下面的一套动作。然后再回到盥洗室。他快速但是很彻底地冲洗了自己，并穿好衣服。然后，他烧掉日记。这样做就能确保表面和壁炉格栅上都没有血迹了。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发生的。最后，也许是出于习惯，他把火柴盒又扔回了自己的夹克衫口袋里。这表明他已经习惯了随身携带火柴，也许是个抽烟的人。事后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火柴的时候一定吃了一惊，这才意识到他应该把火柴留在现场。他为什么没有返回现场呢？也许已经太晚了，也许他没法面对那一片狼藉。”

达格利什说：“也许他知道重返现场只会增加自己被别人看到的可能性，或者是在小礼拜堂留下自己痕迹的可能性。但是让我们假设凶手是故意把自己的那盒火柴拿走的。这说明了什么？”

“通过调查他用过的这盒火柴可能就会查到他身上。但是这显然不太可能。他肯定会用最普通的牌子，世界上会有上百万盒一模一样的火柴。他也不可能预料到我们会找到那根烧掉一半的火柴。他把火柴带走，也许是因为有人会发现丢了这盒火柴。也许他一直都计划着要还回去。这就意味着他不是从自己家出发去教堂的。逻辑上讲，他应该是从坎普顿小丘广场来的，因为他在那里拿到了日记本，也许同时拿了火柴。但假设事实如此，假设火柴来自博洛尼本人的家里，那为什么不把火柴留在现场呢？就算能查到这盒火柴的来源，也只会让我们发现主人就是博洛尼本人。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先前的结论，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错误，由于习惯造成的。他顺手把火柴放回了自己的口袋里。”

达格利什说：“如果他是这么做的，在发现那一瞬间的惊讶之后，他也没有特别担心这一点。他会告诉自己，警方会假设博洛尼使用了被锁住的盒子里面的火柴，或者认为剩下的火柴连同日记本一起被烧掉了。我们也的确可以认为他用的是酒店和餐馆里常见的那种小盒火柴，烧完了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无可否认的是，博洛尼不太像是那种会从餐厅拿走火柴的人，但是辩护律师可以宣称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可不是仅凭法医证据就要求被告认罪的最佳时机，更不可能仅凭烧剩半根的火柴就让他伏法。”

凯特问：“那您觉得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总警司？”

“很可能大部分都和你说的一样。如果保罗男爵曾面对一个赤身裸体、携有武器的袭击者，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发现同样的现场情况。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这就意味着他肯定是先被打晕了过去。完成这一步之后，凶手必须非常快速、专业地动手，非常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也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只需要花几分钟脱掉衣服，拿起剃刀就行。杀人只需要不到10秒钟。这样的话，把人打晕的那一击不能太狠。事实上，要想不留下让人起疑的大块瘀青，力度必须经过巧妙计算，确保恰到好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有可能是把什么东西绕在博洛尼头上，然后把他拉倒在地。一种材质柔软的东西，比如围巾、毛巾、他自己的衬衫，或者是用套索、绳子、手绢。”

凯特说：“但是他还得非常小心，保证不能拉得太紧，不能让他的受害者窒息。死因无疑是喉咙被割断。而且，围巾或者手绢不会留下痕迹吗？”

达格利什说：“那倒未必。他在脖子上划了一刀后就不会有痕迹了，但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今天下午的尸检报告会有什么新信息。”

突然，她仿佛又回到了小礼拜堂，低下头，又一次看到了快要被割下来的脑袋，看到了整个画面，鲜明，轮廓清晰，像彩色印刷一样光亮。然而这一次，没有给她冷静的准备时间，没有机会去为她明知要面对的场面调整心情和肌肉状态。她的双手骨节发白，紧紧握住方向盘。有一瞬间，她以为她踩了刹车，车已经停了下来。然而他们依然在飞速地沿着芬奇利路前行。她想，这是多么奇怪啊，那种突然回忆起的恐惧，居然比在现实中亲眼目睹的还要可怕。但是她的同伴又在说话了，她肯定错过了他最开始说的那些内容。她听他说起尸检，猜想她可能想要在一旁观看。通常情况下，这种她解读为一种指令的建议可能会让她暗喜，她会认为这是对自己是这个团队真正一员的又一次确认。这次她却头一回感到了一阵厌恶，几乎是强烈的反感。当然，她到时候会到场。这又不是她第一次亲临尸检现场，她并不担心自己会蒙羞，她可以目不转睛地注视尸检而不会呕吐。在警校的时候，她曾眼看着自己的男性同事们在验尸房摇摇晃晃快晕过去，自己却站得笔直。如果法医允许的话，尸检的时候能在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能学到很多，她也非常好学。她的外祖母和社工会等着她15点的时候过去，但是她们只能多等一会儿了。她试着——但并没有很用心——找到一个得空的机会给她们打电话说自己去不了了。但是她又告诉自己这完全没有必要，她外祖母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如果今天收工不太晚的话她可能会下班之后过去一趟，但是对于现在的她而言，死者优先于活着的人。可是自她加入警察队伍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危险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充满了对自我的不信任，质问她这份工作究竟给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她是有意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因为知道这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但是她从一开始对这份工作就没有任何多余的幻想。这份工作，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会要求你马上到场，毫无疑问，必须这么高效；而当他们不需要你的时候，宁可假装你不存在。这份工作有的时候要求你和完全不喜欢的人共事，或者是对那些你对其充满鄙夷的高层官员表示敬意。你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对要捍卫之人充满蔑视，而太多的时候——多到让人不适——要抓捕的却是那些你同情、甚至怜悯的人。她知道正统的那一套说辞：法律和秩序是常规，犯罪是失常、是越轨，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只有受监管的人同意，才可以对其进行监管——即便在那些警察被视为敌人、甚至是僵化了的压迫者形象的地方。但是她也有自己的信条。保持理智的方法就是懂得那些虚伪的东西也许在讲政治的时候很有必要，但是你并不一定要去相信那些东西。你要保持自己的诚实，不然这份工作就没有意义。你完成好工作，你的男同事就会尊重你，但是也别太过期望他们会喜欢你。你把自己的个人生活保留在个人空间，不要搞得一团糟。世界上有足够多的男人，所以没必要和自己的同事发生亲密关系，搞砸一切。不要习惯开下流玩笑，你已经在埃里森·费瑟维尔听到太多这种言论了。你应该知道自己能有多大的晋升空间并努力实现目标。不必要的时候不要树敌，一个女人向上爬的时候，就算只是避免被别人时不时拽一下脚踝也已经很艰难了。话说回来，每一份工作都有自己的劣势。护士终将习惯医用敷料、床上便盆的和多日没有清洗的身体的味道，习惯看到别人的痛苦，习惯死亡的气味。她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现在，她比以往都要更加坚定，更加毫无遗憾。

第三章

迈尔斯·基纳斯顿担任病理学咨询顾问的那家医院多年来都需要一个新的验尸房，但是为活着的病人提供更多病房要比给死人找地方更为优先。基纳斯顿嘟囔、埋怨着，但是达格利什觉得他并不是真的在意。他有所需的一切器材，现在的这间验尸房宽敞、空荡，是他熟悉的领域，就像穿着旧睡衣在家里一样舒适。他并不是真心想被赶到一个更大、更远、更没有人味儿的地方，偶尔发出的抱怨也不过是习惯性的发声，只为了提醒医疗委员会，法医病理学部门依然存在于世。

但是总还是不免有些麻烦。达格利什和他的警察同事们来这里，主要是出于兴趣而非需要，但是那些名义上的警官，指纹鉴识人员，带着信封、瓶瓶罐罐还有各类试管来的犯罪现场调查人员经常占据不必要的空间。基纳斯顿的秘书是个丰满的中年女子，像任何一个女性组织的主席那样欢快且高效，她穿着开襟衫、连衣裙和花呢外套，整个身子挤在角落里，脚边有一个鼓鼓的袋子。达格利什总是觉得她会取出毛线来织毛衣。基纳斯顿从来都不喜欢使用录音机，时不时地就会转向她，断断续续地低声告诉她他的一些发现，而她似乎也都能听明白。他工作的时候总要放音乐，经常都是巴洛克，有的时候也会放弦乐四重奏、莫扎特、维瓦尔第、海顿。这天下午达格利什马上听出了他放的曲子——因为他自己也收藏了：内维尔·马里纳指挥的泰勒曼的G调中提琴协奏曲。达格利什在想，不知道这种极为忧郁的神秘曲调是否为基纳斯顿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净化，是不是让尸检变得更有仪式感，还是说像房屋油漆工或者其他类似工匠一样，他只是喜欢工作的时候听音乐而已。

达格利什既饶有兴致又有点烦躁地注意到马辛厄姆和凯特一直牢牢地盯着基纳斯顿的双手，那种专注暗示出他们生怕自己一旦移开视线，就会不小心迎上他的目光。他在想，他们怎么可能认为他会在这种时候牵扯进与博洛尼的交情。客观中立已成为他办案时的自然习惯，又因为器官被取出、检查、装瓶和标签的高效以及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进一步强化。他现在的感觉就和做实习生时第一次看解剖的感觉一样：法医沾满鲜血的手套上捧着的那些绳绳带带所呈现出的鲜艳颜色令人吃惊，同时还幼稚地想着这么小的一具身体里居然可以盛得下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器官。

解剖结束之后，他们在盥洗室洗手，基纳斯顿是因为必须洗手消毒，达格利什则是出于一种自己也难以解释的洁癖。他问道：“死亡时间究竟是什么时候？”

“没有必要对我在现场估算的时间进行更改。最早也就是19点。大概就是19点到21点之间。等分析完了胃里面的残留物，我也许能够把时间范围再缩小一些。没有打斗过的痕迹。如果博洛尼遭到攻击，他也没有试着去进行自卫。博洛尼手掌上并没有割痕或者擦伤的痕迹，这个你自己就可以看出来。他右手掌心里的血迹来自剃刀，并不是自卫时受了伤。”

达格利什说：“是剃刀上的血还是喉咙处的血？”

“都有可能。手掌上沾的血污比想象中要多。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影响对死因的判断。两种情况下，这都是精准的一刀，穿透甲状舌骨韧带，从皮肤到脊椎完全切断。博洛尼非常健康，如果没有人替他把喉咙割断，他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从医学角度来说，哈利·麦克的健康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肝脏不是太好，但是还要再过很多年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实验室会把喉组织切片放到显微镜下检测，但我觉得不会有意外惊喜。伤口边缘处没有明显被勒过的痕迹。博洛尼脑后的肿块只在浅表，可能是他倒下的时候碰到的。”

达格利什说：“或者是被推倒的时候。”

“对，或者是被推倒的时候。亚当，你要是想得到更多信息，还得等实验室把血斑的检查结果送出来才行。”

达格利什说：“就算那块血斑不是哈利·麦克的血，你也不确定博洛尼能否跌跌撞撞地走到麦克身边，即使他喉咙上有两道表面伤。”

基纳斯顿说：“我会说这几乎不可能。我不能说这完全不可能。而且我们看到的不是两道表面伤。记得辛普森提到的那个案子吗？自杀的那个男人几乎都要把头割下来了，却依然神志清醒地把随急救车而来的救护人员踢下楼梯。”

“但如果是博洛尼杀死的哈利，他为什么要再回到床上进行自我了断呢？”

“一种自然联想，床、睡眠、死亡。如果他决定死在床上，为什么仅仅因为有必要先结果了哈利就改变自己的死法？”

“这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哈利没法及时赶到，去阻止他给自己最终的致命一刀。这简直违背了常识。”

“或者说，这违背了你对保罗·博洛尼的认识。”

“两者都有。这是双重谋杀，迈尔斯。”

“我相信你，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可就费劲了，我也不觉得我的报告能帮得上忙。自杀是最为私密，也是最为神秘的一种行为，它无法被解释，因为主要的行动者已经没有办法给出解释了。”

达格利什说：“当然，除非他把自己的声明留了下来。如果博洛尼决意自杀，我觉得应该会找到遗书之类想要去解释这种行为的文字。”

基纳斯顿让人捉摸不透地说：“你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写。”

他取出一副新手套，拉上口罩遮住口鼻。这个时候新的一具尸体又被推了进来。达格利什看了看表。马辛厄姆和凯特可以开车回苏格兰场，着手整理书面材料了。他还有另外一个约会。在经历了挫败的一天之后，他需要获得一点点的抚慰，甚至是享受。他决定用比讯问更加令人愉快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当天早些时候，他给康拉德·阿克罗伊德打了个电话，受邀与这位《帕特诺斯特评论报》的所有人兼总编辑共进下午茶。

第四章

康拉德·阿克罗伊德和内莉·阿克罗伊德住在圣约翰树林一座若隐若现、有着干净灰泥墙的爱德华时代样式的别墅里，一座花园直通向运河。这座房子据说是爱德华七世为他的一个情妇建的，内莉·阿克罗伊德从她的一位单身叔叔手中继承了过来。阿克罗伊德三年前和内莉结的婚，之后就从自己在《帕特诺斯特评论报》编辑部楼上的公寓搬了出来，住到了这里，并且很乐意地将他的书、他的物件以及他的生活完全融入到内莉舒适的家庭氛围中。现在，尽管他们有一个仆人，他还是在门口亲自迎接了达格利什，他的黑眼睛亮闪闪的，像孩子一样满怀期待。

“快进来，快进来。我们知道你来这儿想干什么，亲爱的孩子。是关于我在评论报上写的那条小豆腐块的。我很高兴你觉得没必要带一个同伴过来。我们很愿意帮助警方了解情况，就像你们抓住嫌犯，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再关进小黑屋那样。但是我的底线是绝不会为某个大块头下属提供下午茶，他会压坏沙发里的弹簧，还要一手拿着我做的黄瓜三明治吃，另一只手匆匆忙忙记下我说过的所有的话。”

“严肃一点，康拉德。我们说的可是谋杀案。”

“是吗？有传言说——当然，仅仅是传言——保罗·博洛尼也可能是寻求了自我了断。我很高兴这不是真的。谋杀要更有意思，也远没有那么令人沮丧。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他就太不为朋友着想了，以为给别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似的。但是那些可以等等再聊。先喝茶。”

他抬头冲着楼上喊道：“内莉，亲爱的，亚当已经来了。”

达格利什看着他领着自己一路走到客厅，心想，自从他们第一次遇见之后就没看出来他有任何变老的迹象。他给人的印象非常丰满，也许是因为他有一张圆润的脸和一个像是长了只肉袋的肥下巴。但是他肌肉紧实，积极活跃，像一个舞者一样移动灵活。他的眼睛很小，眼角上挑。当他感到愉快的时候，他会把眼睛眯起来，就像是肉团上的两道细缝。他脸上最神奇的部分应该就是那张不停一张一合、小巧精致的嘴巴了，他把这张湿润的嘴唇当作情感反应中心。他表示不赞同的时候会紧抿双唇，失望或者厌烦的时候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噘起下唇，笑起来的时候嘴唇会弯出一道弧形。看起来从来不维持同一个形状，即便是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做出咀嚼的动作，就像是在品味舌头上的滋味。

内莉·阿克罗伊德和康拉德完全相反——他是个胖子，内莉却非常苗条；他皮肤黝黑，她肤色白皙，并且身高还比他高了3英寸。她像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那样，把金色的长发梳成一条麻花辫，盘在了头上。她的花呢裙子做工精良，但是样式已经过时半个世纪了，上身总是穿一件宽松款羊毛衫，脚上穿了一双尖头带蕾丝边的鞋子。达格利什记得他父亲的一位主日学校老师完全就是她的翻版。她走进房间，有那么一瞬间他仿佛回到了教堂的门厅里，和其他的孩子们围成一圈坐在低矮的木头小板凳上，等着梅因沃林小姐分发那个周日的图印。他会舔一舔那张彩色圣经故事图片的背面，无比小心地将它贴在自己卡片上那个礼拜的空白处。他当时就很喜欢梅因沃林小姐——她已经去世20多年了，是得癌症死的，并被埋在了遥远的诺福克教堂墓地——他现在也喜欢内莉·阿克罗伊德。

阿克罗伊德夫妇的婚姻令他们的朋友们震惊，也让他们为数不多的敌人进行了一些下流的推测。但是只要是和他们在一起，达格利什从来坚信他们是真正幸福的结合，他也为婚姻的多种多样而惊叹，这种关系既可以那么私密又可以同时公之于众，充满传统习俗的同时又那么无序、混乱。从私生活方面而言，阿克罗伊德据说是伦敦最善良的丈夫之一。他的受害者们则指出他完全能承受得起这种善良：《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任意一期上所包含的恶意就足以满足一个正常人一生的发泄需要了。他对新书和新的剧作进行的评论总是非常睿智、令人愉悦，有的时候洞察深入，偶尔非常残酷，除了受抨击对象之外，所有读者都非常喜欢这种两周一次的消遣。即便《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都已经改变做法，《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依然选择匿名发表评论者的评论。阿克罗伊德的观点是，任何的评论者，即便是最严谨、最公正的人，只要在自己的评论上署了名，就不会完全说实话。他之所以坚持让所有评论者匿名，也是出于一名编辑正义的热情，他知道这样的话就不太会收到法院禁令。达格利什怀疑那些最恶毒的评论就出自阿克罗伊德本人之手，内莉在一旁煽动、教唆。他让自己想象出一幅画面：康拉德和内莉分别坐在自己的床上，通过两个房间之间敞开的小门向对方喊出自己的得意之作。

他每次和他们在一起，都会觉得他们两人如此幸福的婚姻中肯定有什么阴谋。如果这世界上有那种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而走到一起的婚姻的话，这就是其中的一桩。她是个上好的厨子——他喜欢美食；她喜欢照顾人——他每个冬天都会支气管炎复发，鼻炎引起的头疼也会加剧他的忧郁症，这个时候她就会开心地忙前忙后，又是进行胸部按摩又是做雾化。达格利什算得上是对朋友性生活最不感兴趣的人了，但是偶尔也不免猜测在这段婚姻中两人究竟有没有做过爱。总体来说，他觉得应该有过。阿克罗伊德是个固守法律的人，至少在某个蜜月的晚上他也曾闭上眼，想起英国的律法。在对法律和神学要求做出必要的牺牲之后，他们都安顿下来，关注婚姻生活更重要的方面，比如对他们房子的装修，以及康拉德的支气管。

达格利什并非空手而来。他知道女主人乐于收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女子寄宿学校故事集，她收藏的早期的安吉拉·布拉泽尔故事集相当有分量。她的客厅书架上摆放的书堆证明了她对这种强烈怀旧感的痴迷：一系列胸部刚刚成熟的女主角，她们穿着裙子和靴子，名字都叫作多萝西、玛琪、玛乔丽或者埃尔斯佩思，精力旺盛地挥动着曲棍球棒，揭露作弊行为，或者是在撕下德国间谍面具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达格利什几个月之前在马里波恩的一家二手书店找到了第一本初版书。他既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书店是在哪里，但这倒是提醒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阿克罗伊德夫妇了。他觉得拜访他们的大部分人都和他自己一样想要获得什么，通常都是想要获取信息。达格利什又一次想到了人类关系当中的奇怪之处：人们会把彼此称作是朋友，但是很多年不见面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一旦重逢，又可以马上恢复那种亲密关系，就好像不曾出现间隔。他们之间的相互欣赏是一种比较真实的感情。也许达格利什只会在他有所需的时候拜访，但是他能坐在内莉·阿克罗伊德优雅的起居室里，并透过爱德华时代的窗户远眺波光闪闪的运河也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他把目光转向运河，觉得很难相信就在透过花篮、藤蔓和粉色天竺葵看到的这条波纹粼粼的运河的上游处，离这里也就是几英里的地方，它将变成一条流动的危险之物，穿过漆黑的隧道，缓慢地流经圣马修教堂的南门。

他递上自己带来的礼物，礼节性地送上一个吻，这似乎已经成为现在通行的社交习俗，即便是在新近刚结识的朋友之间也沿用不误。他说：“这本书是送给你的。我想书名叫作《达尔西的游戏人生》。”

内莉·阿克罗伊德轻轻欢叫一声，打开礼物。“别淘气，亚当。是《达尔西的游戏》 [1] 。真好!书保存得也很好。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我记得是在教堂街。我很高兴你还没有收集到这本书。”

“我找这本找了很多年了。这样我就集齐了20世纪30年代之前布拉泽尔的全部小说。亲爱的康拉德，看看亚当都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亲爱的孩子，你太善良了。啊，茶来了。”

一位年纪不算小的女仆把茶端了过来，用一种几乎是仪式性的小心态度把托盘放在内莉·阿克罗伊德面前。茶点很多。有切掉外皮的面包配黄油，一盘黄瓜三明治，加了奶油和果酱的自制司康饼，还有一个水果蛋糕。这让他回想起孩童时代在教区神父那里喝到的茶，想到了到访的神职人员和教区工作人员在他母亲简陋但舒适的会客室里举着宽边的杯子，他自己则受过精心培养，向众人分发圆盘。他想，这真的很奇怪，看到装在彩色盘子里的薄面包片和黄油居然还能一瞬间让他产生带着锐利刺痛感的悲伤与怀旧情绪。看着内莉小心地把茶杯把手摆正，他猜想他们的一生都被这种日复一日的小型仪式所统治：清早茶饮，睡前的可可或者牛奶，小心铺好的床铺，睡裙睡衣都摆在床边。现在是17点15分，秋日马上就要转入夜晚，这场非常小型的典型英式下午茶旨在安抚下午感受到的愤怒，给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加以秩序、常规、习惯。他不确定自己会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作为一名访客，他觉得这一切让人安心，因此并不鄙夷。毕竟他自己也有把现实暂时搁置一边的方式。他说：“《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的那篇文章，我希望你不是在考虑着要把这份刊物变成一份新的八卦杂志。”

“当然不会了，亲爱的孩子。但是人们偶尔也喜欢看这种花边新闻。我在考虑把你纳入到我们的新专栏里，‘他们在一起能说什么’，邀请完全不搭调的人共进晚餐。比如让诗人侦探亚当·达格利什和蒙普拉斯尔的科迪莉亚·格雷相会。”

“如果你的读者们能从我和一个年轻女子端庄地品味鲜橙烩鸭这个过程中获得刺激感的话，他们的日常生活该有多无聊啊。”

“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和一个比她年长20岁以上的男人共进晚餐总会令读者觉得有趣。这给了他们一种希望。而且你看上去很不错，亚当。这种新的冒险很明显适合你。好吧，我是说，新的工作。你现在是不是负责管理敏感犯罪调查小分队？”

“不存在这个组织。”

“嗯，这只是我给它起的名字。伦敦警方可能把它称为C3A小分队或者类似的无聊名字。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首相和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在秘密会面协商成立联合政府的时候吸入砒霜，而这个时候威斯敏斯特的红衣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踮着脚鬼鬼祟祟地离开现场，我们可不想让地方警察带着他们的手枪冲进去破坏了现场。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是个有趣但不太现实的设想。不如说假设某份文学评论期刊的编辑被人重击致死，而有人发现一位资深警探正踮着脚从现场撤离？康拉德，你的那篇关于保罗·博洛尼的文章，是什么激发你这么写的？”

“一次匿名的信息交换。不要露出那种瞧不起人的表情。我们都知道你们警察坐在酒吧里，把我们纳税人的钱付给最卑鄙的前科犯来获取信息，但是大部分消息也都非常可疑。我认识各种各样的便衣和探子，这一次我甚至没花钱就得到了消息。信是邮寄过来的，完完全全免费。”

“你知道还有谁收到了信吗？”

“三家日报的八卦栏作者。他们打算用之前再等一等。”

“非常谨慎。你也核对过了。”

“我当然核对过了。至少，威妮弗雷德核对过了。”

威妮弗雷德·福赛斯是阿克罗伊德名义上的编辑助理，但是她实际上几乎可以插手评论报的任何工作，还有人说全靠她在金融理财方面的才干，这家期刊才能正常运转。她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女家庭教师那种仪表、着装和嗓音，是一个颇为强势的女人，习惯了照自己的一套来。也许是因为遗传下来的一种对于女性权威人士的畏惧，很少有人站出来反抗她，当威妮弗雷德提出问题的时候，她就一定要得到答案。达格利什有的时候甚至希望她能在他的团队就好了。

“她一开始的时候给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邸打电话，询问有关黛安娜·特拉弗斯的事情。一个女人接的电话，并不是博洛尼夫人或者厄休拉夫人。要么是个仆人，要么就是女管家。威妮弗雷德说她听起来不像是女秘书，至少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不是那种很干练的声音。再说了，博洛尼也从来没有聘过一位常驻家里的秘书。也许是女管家。她听到这个问题之后沉默了下来，似乎还倒抽了一口冷气。然后她说：‘特拉弗斯小姐不在这里了，她已经离开了。’威妮弗雷德又问他们有没有她的地址，她说‘没有’，然后就相当匆忙地放下了电话。这一点处理得并不好。如果他们想要隐瞒特拉弗斯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事，就应该更好地训练一下这个女人。审讯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女孩曾为博洛尼工作，似乎也没有别人捕捉到这一点信息。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位写来恶意匿名信的人至少说对了一点。坎普顿小丘广场的人绝对认识特拉弗斯。”

达格利什问：“在那之后呢？”

“威妮弗雷德又去了黑天鹅餐厅。我得承认她给自己编造的理由并不怎么可信。她告诉餐厅的人我们正考虑做一期有关泰晤士河溺水事件的专题文章。但我们自信没有人听说过《帕特诺斯特评论报》，所以她话里的破绽不太会被人发现。即便如此，每个人仍然是相当小心谨慎。威妮弗雷德拜访的时候餐厅的法国老板不在。但是她接触的其他人明显都统一过了口径。毕竟没有哪个餐厅的老板想让人知道自己店里发生过死亡事件。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面临着死亡，但没人希望是正在吃晚餐的时候。把不幸的活龙虾扔进开水是一回事，说实在的，人们怎么会觉得龙虾感受不到痛苦？但是一位餐厅的顾客在他的地盘上溺水而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并不是说泰晤士河就是他的地盘，但是大体上就是这个理论。离得太近，让人不适。从那一伙儿人当中的某一位浑身滴水地走进来说那个女孩死了的时候，他和他的员工们就处在一个需要自卫的位置上了，而且我得说他们处理得非常干净利索。”

达格利什没有说他已经看过了本地警察写的报告。他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威妮弗雷德打探出来了吗？”

“那个女孩，黛安娜·特拉弗斯，和五个朋友一块儿来的。我想他们大部分都是演戏剧的，最多就是边缘角色。没有什么名气。他们吃完饭之后吵吵闹闹，然后就出去到了河边，在那里各种鬼混。黑天鹅餐厅不鼓励这种行为，除非你是一个年轻又有一定人脉的子爵，但是这一伙儿人既不够富裕，也不够贵族范儿，更不够出名，所以就没资格这么干。老板正考虑派人过去抗议，但是那伙儿人又往下游走了，多少离开了听力所及的范围。”

达格利什说：“假设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付过账了。”

“哦，是的，都付过了。”

“谁付的钱？”

“这一点可能会让你吃惊：多米尼克·斯维恩，芭芭拉·博洛尼的弟弟买的单。这是他举办的派对，他预订的餐桌，他付的钱。”

达格利什说：“如果他能在黑天鹅餐厅给六个人一桌的晚餐买单，这个年轻人可算是够有钱的了。他为什么没参加他姐姐的生日聚会呢？”

“威妮弗雷德不觉得问餐厅这个问题会得到什么有用的结果。但是她确实想到过他故意在同一晚、同一个餐厅给别人办派对可能就是为了让他姐姐难堪，或者说，让他姐姐的同伴难堪。”

达格利什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记起警方报告里面的内容。参加派对的一共有六个人：黛安娜·特拉弗斯、多米尼克·斯维恩，两个学戏剧的女学生，他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舞台设计师安东尼·鲍尔温和正在城市学院学习舞台管理课程的莉莎·盖勒韦。他们都没有犯罪前科，如果真有的话反倒令人吃惊。泰晤士河谷警察局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人进行调查，这也不奇怪。至少从表面上看，关于特拉弗斯之死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在一个温热的夏日夜晚，她赤裸着潜入泰晤士河，在12英尺深、长满水草的河水中不幸溺亡。

阿克罗伊德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从餐厅的角度来看，这伙儿人明显还算明智，知道不能直接把一具缠满水草的死尸从落地窗抬到餐厅里来。幸运的是离他们最近的是通往后厨的一扇侧门。几个女孩子冲进来，大喊着他们的一个同伴溺水了，鲍尔温似乎比其他人更清醒，似乎在对死者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没有太大效果。大厨跑了出来，对她进行更专业的人工呼吸，直到救护车赶来。但这时她已经死了。他们从水里把她抬出来的时候她可能就已经死了。但是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别告诉我你还没读过警方的报告。”

达格利什说：“威妮弗雷德有没有问过那天晚上保罗·博洛尼是否在场？”

“是的，她问过，而且她采取了非常巧妙的方式。显然大家都以为他会来，他有点工作上的事，所以没法共进晚餐，但是他说他会争取赶过来一起喝咖啡。快到22点的时候他打过来电话，说被工作的事耽误了，赶不过去了。但有意思的是他当时到场了……至少他的车在现场。”

“威妮弗雷德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

“我得说，她发挥了相当的聪明才智，也非常幸运。想必你知道黑天鹅餐厅那边的停车场的状况吧？”

达格利什说：“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以后能去一次也不错。你给我讲讲吧。”

“餐厅老板不喜欢汽车来来去去的噪音，这一点无可厚非，所以停车场离餐厅大概有50码远，周围还围了很高的一圈山毛榉篱笆。他们没有聘用专门的停车引导员，估计那样花费太大了。人们得自己走过这50码，如果下雨的话，他们只能先把客人安置在餐厅门口。总之，停车场完全隐蔽在一角，相对比较幽静。即便如此，门房也时不时往那边瞅一眼，威妮弗雷德又突然想到，如果博洛尼真的往餐厅打电话说他赶不过去的话，多半不会把车停在同一个停车场。因为参加派对的人很有可能在这之后很快就想要离开，并在停车场认出这辆车。所以她又深入调查了一下具体情况。在即将到达一个农场对面的A3出口的地方，远离马路一点，有一个类似于路边停车处的地方，她问了问那里的人。”

达格利什问道：“她是找了个什么理由问的？”

“哦，她就说自己是个私家侦探，受雇追踪一辆被盗窃车辆的去向。只要你的语气足够肯定，人们几乎会回答所有你提出的问题。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亲爱的亚当。”

达格利什说：“然后她一下子就走运了？”

“的确如此。一个14岁的男孩，当时正在农舍二楼的卧室里做作业，他正好看到一辆黑色的路虎车停在那里。作为一个男孩，他自然对此很感兴趣。他对于车型相当确定，那辆车从22点就停在那里，他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开走。”

“他看到车牌号了吗？”

“没有，那就意味着他得走出家门，他还没感兴趣到那种会因此大费周折的程度。让他好奇的是车里只有一个男人。他停好车，锁上门，然后就朝黑天鹅餐厅走去。把车停在这边并不奇怪，但是通常都是热恋中的情侣，而且他们会一直待在车上。”

“他对这个男人进行描述了吗？”

“只是大概地描述了一下，但是据他所言多多少少符合博洛尼的长相。我自己是确定了那是他的车、他当时在场就很满意了。但是我承认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个男孩瞥见他的时候是晚上22点，路上也没有路灯。我不确定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死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黑天鹅餐厅，而且你也应该注意到我的文章了，我很谨慎，并没有在文章里说他在场。”

“你印出这篇文章之前咨询过你的律师们了吗？”

“事实上，我还真咨询过了。他们并不怎么高兴，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算不上是诽谤。毕竟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的八卦大抵都是如此。”

达格利什想，八卦就像其他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只有你能给出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得到这件商品。阿克罗伊德作为伦敦最臭名昭著的八卦人士之一，以其精准度和信息的价值闻名。他就像那些大量囤积螺丝和钉子的人一样，不过他收集的是各种零碎的信息。也许现在手头上的工作用不到，但是迟早它们会派上用场。他也喜欢八卦消息给他的那种权力感。也许这样一来，这个巨大、飘忽不定的城市就被压缩成了他可以控制的大小，他的世界当中只有几百人，让他有一种错觉，仿佛生活在一个私人庄园里，关系亲密但是又丰富多彩、不缺乏刺激。他并不是个邪恶的人，他本性喜欢人，也很喜欢取悦他的朋友们。阿克罗伊德在他的书房里像只蜘蛛一样盘踞，编织着一张略有趣味的蛛网。对于他而言，能有至少一根蛛丝的另一头连着一位警界高层，同时又有其他蛛丝与议会休息室、剧院、哈利街甚至是小酒馆相连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有必要，他肯定会乞求对方透露讯息，甚至做好准备为此向达格利什提供额外的信息。达格利什觉得现在自己有必要试探一下了。他说：“你对斯蒂芬·兰帕特都有哪些了解？”

“了解得不太多，拜老天所赐，我不必承受分娩的苦难。我有两个好朋友都是在汉普斯特德的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生的孩子。一切都非常顺利，一个是公爵的继承人，另一个长大以后会当商业银行家，他们都是顺产，都是男孩，两家在这之前都生了一连串的女儿，所以儿子来得正好。他被公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妇科医生。”

“男女关系方面呢？”

“亲爱的亚当，你可真不正经。身为一名妇科医生，肯定面对着某些诱惑，毕竟一些可怜的女人只懂得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但是他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不仅仅是在性方面。八年前有一桩诽谤案，你可能还记得。一个叫作米奇·凯斯的记者居然不动脑筋，暗示兰帕特在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进行非法堕胎手术。那个时候社会风气还没有那么自由。兰帕特起诉了他，并获得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这可毁了米奇。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一丝丑闻的迹象。要想使自己不受造谣中伤，没有什么比以爱好诉讼闻名更管用的了。偶尔也会有传闻说他和芭芭拉·博洛尼不仅仅是表兄妹的关系，但是我不觉得任何人有实在的证据。他们一直非常谨慎，当然，芭芭拉·博洛尼也在必需的时刻完美地扮演了议员美丽又可亲的妻子的角色，当然这种场合并不太频繁。博洛尼从来不是一个爱好社交的人。偶尔会举办一场小型的晚宴，在选区组织简单的答谢宴会或者募集资金等。除此之外，她不需要经常以这种身份将自己展示在众人眼前。兰帕特身上很奇怪的一点是，尽管他一生都在做接生工作，却非常讨厌小孩。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也赞成他的观点。长到四周那么大的时候他们还很可爱，之后能说的有关孩子的好话就是等到他们长大了。他自己在这方面也做足了避孕措施。他做了输精管切除术。”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康拉德？”

“我亲爱的孩子，这不算是个秘密。人们过去还经常因此而自夸。他刚做完手术的时候经常戴一条那种丑到家的领带来宣扬这件事。我承认这是有点粗俗，但是兰帕特身上本身就有一股粗俗的劲儿。他现在已经能更好地控制自己了，我是说，控制他自己的粗俗本能。那条领带也和其他一些代表他过去劣迹的东西一起被埋在了衣柜最深处。”

达格利什想，这确实是意外得来的信息。如果芭芭拉·博洛尼怀孕了，兰帕特又不是父亲，那么孩子会是谁的呢？如果是博洛尼本人的，而他又知道了这件事，他是会更有可能还是更加不可能自杀呢？陪审团可能会认为他不太可能自杀。对于达格利什而言，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会是自杀，所以这一点也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但是如果他抓到凶手，案子移交法庭，这一点对于检方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阿克罗伊德说：“你和那位令人生畏的厄休拉夫人相处得怎么样？你之前见过她吗？”

“没有，我的人生中不会经常与伯爵的女儿相遇，直到现在才在工作中遇见这第一位。我该怎么看待她？你来说说看。”

“所有人，至少是所有与她同年代的人，都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她为什么嫁给了亨利男爵。我刚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你也许会觉得我说的理由非常浅显，但是也没关系。这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美丽的女人会选择如此普通的男人。就是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我是说美丽，不仅仅是有张漂亮脸蛋——对于她自身的美有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她思维的一部分告诉她这是她全身最重要的品质。当然，也确实如此。但是另一部分却对这种品质十分不信任。毕竟她自己也知道这种美丽转瞬即逝，而她要眼睁睁地看着它消逝。她想因为其他的品质而被人爱慕，通常都是些她并不具备的。所以当厄休拉夫人厌倦了所有那些纠缠不休并时刻赞美她的年轻男子之后，她选择了亲爱的老亨利，他全心全意爱了她很多年，到死都会一直爱她，并且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娶到了全英国最令人倾慕的美人。很明显，一切都非常奏效。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并且对他保持忠贞，好吧，基本保持忠贞。现在，可怜的她一无所有了。她唯一的兄弟1917年牺牲之后她父亲的头衔就作废了，现在又来了这一出。除非芭芭拉·博洛尼已经怀上了一个继承人，但是乍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

达格利什问道：“这难道不是整出悲剧里面最不重要的一个部分吗？准男爵爵位的废除？”

“那倒不一定。一个头衔，特别是一个古老的头衔，代表的是一种令人欣慰的家族延续感，几乎就是一种个人层面上的永生。失去了这个头衔，你就会真正开始意识到什么叫生命都是尘芥。我来给你两句建议，亲爱的亚当。千万不要低估厄休拉·博洛尼夫人。”

达格利什说：“我不会冒这个险的。你见过保罗·博洛尼吗？”

“没有。我认识他的哥哥，但是不太熟。他刚和芭芭拉·斯维恩订婚的时候我们见过面。雨果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更像是一个一战当中的战争英雄，而非一个当代士兵。你几乎可以想象出他的手杖紧贴着卡其色的马裤，手里还握了一把剑。你知道这种人一定会在战场牺牲，他们生来就是这个命运。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年老以后该拿自己怎么办呢？当然了，他是最受宠爱的那个儿子，他的母亲理解他这种男人，从前身边也都是这种男人，英俊帅气、大胆无畏、充满魅力。我是在决定做这个小小的专题之后才对保罗·博洛尼产生的兴趣，但是我承认我对于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二手信息。发生在保罗·博洛尼身上的个人悲剧放在永恒的背景之下就可以说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了，而且可以用简·奥斯丁的话完美总结：‘也许他像许多男人一样，由于对美貌抱有莫名其妙的偏爱，结果娶了一个愚不可及的女人，这就使他的脾气变得有点乖戾了。’《傲慢与偏见》，贝内特先生说的话。”

“是《理智与情感》里帕尔默先生说的话。而且和芭芭拉·博洛尼见面之后，这种偏见似乎不怎么站得住脚。”

“《理智与情感》，你确定吗？不管怎么说，我庆幸自己对那种程度的沉迷以及随之而来想要将其占为己有的欲望免疫。美能让一个人的鉴赏力打折扣。天知道除了愧疚感，博洛尼到底是有什么打算。他还想得圣杯 [2] 吗？”

总而言之，达格利什想，这次造访圣约翰林比他想象中更加富有成果。他又花了些时间慢慢喝完了茶。他欠女主人一个彬彬有礼的形象，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离开的理由。他被内莉·阿克罗伊德那种热切的关注所安抚，舒服地坐在轻轻摇晃的摇椅上，椅子的扶手和头垫似乎都是专门为他量身打造。透过洒满阳光的露台可以看见远处波光粼粼的运河，令他的双眼放松。他费了很大劲儿才站起身来告别款待他的主人，并开车回到苏格兰场，接上凯特·米斯金，和他一起去找博洛尼唯一的孩子了解情况。

第五章

梅尔文·约翰斯本来没打算做爱。他在老地方和特蕾西见的面，也就是通向纤道的那扇门那里，然后他们一起走着，她的胳膊伸进他的怀里，她瘦弱的身体紧紧依偎着他，直到来到他们的秘密基地——茂密接骨木丛后面的那片平坦的草地，周围是一个个枯木树桩。短暂、令人不满的高潮包括前戏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肥土和枯叶强烈的味道、脚下的松软泥土，在他身下绷紧的她饥渴的身体、她腋窝下的气味，她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头皮，树枝在他脸颊上来回摩擦，透过厚厚的树叶依然能看得到的波光粼粼的运河。都结束了。但是这一回，在这之后通常都会产生的沮丧感却前所未有地强烈。他想要沉进泥土里，并且大声叫出来。

她低声说：“亲爱的，我们得去找警察，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看到的事。”

“那不算什么，只是一辆停在教堂外面的车而已。”

“就停在小礼拜堂门口。停在发生一切的那个房间的门外。同一天晚上。我们也知道具体的时间，大约19点钟。那可能就是凶手的车。”

“他不太可能开着一辆黑色路虎车来作案，况且我们连车牌号都没留意到。”

“但是我们必须说出来。如果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是谁干的，如果这个人再次作案，我们永远也没办法原谅自己。”

她语气里那种虚情假意的伪善让他恶心。他在想自己之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她声音里这种无休止的哀怨。

他无助地说：“你说过你爸爸如果知道我们一直在见面的话会杀了我们的。你一直跟他撒谎说你在上夜校。你说过他会杀了我们的。”

“但是亲爱的，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能理解的。我们也可以订婚。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订婚了。”

当然了，他想着，突然就受到了启发。只要不发生丑闻，受人尊重的业余传教士爸爸就不会介意。爸爸会为这种消息的宣布而高兴，那种重要的感觉。他们必须结婚，爸爸、妈妈和特蕾西本人都会确保这一点。就像突然之间，他的未来在他眼前慢慢展开，充满了无助，未来躲不开的一年又一年在他眼前闪过。他们得搬进她父母家的小房子里，不然还能住在哪里呢？要么就是等着住进政府廉租房。孩子在深夜里哭泣、她的抱怨与指责，那是种缓慢的死亡，连欲望都死去了。一个男人死了，一个前任大臣，一个他从不认识、从未见过、也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有过交集的男人。有一个人——要么是杀人凶手，要么就是个无辜的司机——把自己的路虎车停放在了教堂外面。警察终将抓到凶手——如果确实有杀人凶手的话，他会被判终身监禁，但10年之后就有可能刑满释放，再度获得自由。而他，他才只有21岁，他要面对的终身监禁只能以自己的死亡而告终。他做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他的罪过与杀人相比那么微不足道。他几乎要大声喊出对这种不公的埋怨。

“好吧，”他低沉但坚决地说，“我们去哈罗路的警察局，去告诉他们那辆车的事情。”

第六章

莎拉·博洛尼的公寓在一座荒凉的维多利亚式五层楼房里，它十分华丽但又已污渍斑斑的外墙就在克伦威尔路后面30英尺的地方，藏在积满灰尘的月桂树丛和几乎已经掉光叶子的女贞树丛后面。应门对讲电话旁边有九个门铃，最顶上的一个旁边只刻了“博洛尼”一个姓。他们一按门铃，门就开了，达格利什和凯特穿过门厅，来到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地板上铺了油毡，墙被涂成了随处可见的奶白色，只有一张用来写信的桌子。装着铁栅栏的电梯一次只能容得下两个人。电梯后墙几乎完全被镜子覆盖，当电梯吱嘎作响地向上攀升时，他们两个人离得那么近，达格利什几乎可以闻到凯特头发的清新香味，几乎可以听到她的心跳，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驱散他开始的幽闭恐惧症。电梯猛地停了下来。他们走出电梯，来到走廊上，凯特转身去关电梯的铁门。这时，他看到莎拉·博洛尼就开着家门，站在门口迎接他们。

这种家族相似性真的很神秘。她背光站在公寓门口，就像她父亲更为纤弱的、女性化之后的样子。他们都有分得很开的灰色眼睛，眼皮都有点微微下垂，骨架都很匀称、分明，但是她缺少那种彰显男子自信与成功气概的神态。黄色的头发不像芭芭拉·博洛尼那样堆叠成一层层黄金的颜色，反而更深，更接近姜黄色。第一缕灰发已经长了出来，了无生气地挂在博洛尼锥子脸的一侧。他知道，她才刚二十几岁，但是看起来很显老，蜜色的皮肤布满了疲惫的痕迹。她甚至都没费心看他的警察证，这让他琢磨她到底是不在乎还是在小小表达自己对警方的蔑视。他介绍凯特的时候她只微微点头示意，然后就站到一边，示意他们穿过走廊，来到客厅。一个熟悉的身影站起身来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艾弗·加罗德。

莎拉·博洛尼介绍了双方，但是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进行解释，这是她的公寓，她可以随意邀请任何人来。凯特和他才是闯入者，最多就是受邀而来，勉强被接受、被容忍，绝对算不上是受欢迎。

经过昏暗的门厅和狭小、幽闭的电梯，他们走进了空旷又明亮的房间。公寓是由双重斜坡的四边形屋顶改造的，低矮的客厅几乎占满了整个房子的一侧，北墙则全是由玻璃组成，有一扇推拉门，外面是一个带栏杆的狭窄阳台。远处还有一扇门，可能通向厨房。他设想卧室和盥洗室应该是与公寓最外面的门厅相连的。达格利什养成了一种习惯，先把房间里自带的特征全部消化吸收，而不是急着去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任何陌生人这样做都是对房主的冒犯，更别说警察了。他有时候想，一个对自己隐私极度敏感的男人居然会选择一份几乎每天都得去窥探他人隐私的工作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但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和周围环绕的个人物品对于一个侦探来说具有不可抗的吸引力，这也是一种对个人身份的确认，除了这些物品本身非常有趣之外，也暴露出其主人的性格、喜好和偏爱。

很明显，这个房间既被当作客厅，同时也是她的工作室。房间家具很少，但是装修得很舒服。两把破旧却宽大的沙发分立在墙的两侧，上面的架子上摆满了书，还有一套立体音响，此外还有一个饮料橱。窗户前面有一张小小的圆桌和四把餐椅。面对窗户的那一面墙用软木板覆盖起来，上面挂满了照片。右边都是伦敦风景和伦敦人的照片，明显经过设计，想要表达某种政治主张：穿着过分讲究、像是要去参加皇室游园会的人们穿过圣詹姆斯公园的草地，背景里是露天演奏台；布里克斯顿区的一群黑人充满恨意地盯着镜头；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女王学者们优雅地走进大教堂；在一座过度拥挤的维多利亚式操场上，一个眼中饱含渴望的瘦弱小孩抓着栏杆，就好像一个被囚禁起来的流浪儿；一个长了一张狐狸脸的女子在哈罗路的一家商店里挑选毛皮大衣；几个老年人僵直地坐在只有一条栏杆的电暖炉前，粗糙的双手蜷在膝盖上，就好像斯塔福德郡的雕塑。他想，这里面想要表达的政治立场过于肤浅，并不是很重要，但以他有限的鉴赏力来判断，这些照片的拍摄技巧很高明，取景都非常不错。板子左侧的作品可能更有商业价值：整整一排知名作家的半身像。一些摄影师对于社会贫困、福利短缺的担忧甚至也体现在了她的这些作品里。照片里的男人都没有剃须，像当下时兴的那样衣着单薄，没有打领带，衬衣解开几个扣子，露出脖颈，看起来要么就是刚刚在第四频道做完了一档文学讨论节目，要么就是正要前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职业介绍所；女人们看起来要么备受折磨，要么摆出一副自卫的姿态，只除了一位体态丰满的祖母年纪的人，以写作侦探小说闻名。她悲伤地凝视着镜头，像是在哀叹自己作品的血腥，又像是在埋怨自己版税的预付款太少。

莎拉·博洛尼把他们领到门右侧的沙发上，自己则坐在了对面。达格利什想，这种安排可不怎么合适，大概只能互相喊话了。加罗德坐在了离她最远的一张沙发的扶手上，就好像故意把自己与这三个人分隔开来。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似乎是有意地渐渐远离政界聚光灯，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经常听到他提出工人革命运动的观点，他明显更专注于自己社区社工的工作了，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能够一眼认出他来。这是个即便在休息也注意自己姿态的男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外形所具备的威力，但是这种威力被有意地控制了起来。他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开领衬衫，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既休闲又优雅。达格利什想，他简直就像是从乌菲兹美术馆的肖像画上走出来的一样：佛罗伦萨人傲慢的长脸、短上唇下有着迷人弧线的嘴形、高鼻梁、凌乱的黑发、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一双眼睛。他说：“你们要喝点儿什么吗？红酒、威士忌还是咖啡？”

他的语调简直带着刻意的礼貌，但是既不含嘲讽，也没有过分的谄媚。达格利什知道他对于伦敦警察厅的看法，他经常公开批判警察厅。但是这一次，他采取了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至少现在他们还在同一条战线上。达格利什和凯特谢绝了喝一杯的邀请，接下来莎拉·博洛尼打破了现场的沉默。她说：“当然，你们来这里是因为我父亲的死亡事件。我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大忙。我有三个多月没见过他，也没和他讲过话了。”

达格利什说：“但是周二下午您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

“是的，我是去看祖母的。我在两场活动之间有一个小时的空闲，而且我想知道我父亲的辞职，以及他在那个教堂里的体验的情况。这些都没法问别人，也没法和别人说。但是她出去喝下午茶了。我没有在家里多等，大概16点30分就走了。”

“您去书房了吗？”

“书房？”

她看起来很吃惊的样子，然后问道：“我想你是在考虑日记本的事吧。祖母告诉我你们在教堂发现了烧掉一半的日记本。我去了书房，但是我没看到日记本。”

达格利什说：“但您知道他把日记本放在哪里？”

“当然了，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达格利什说：“只是希望您当时可能见到过那个本子。如果能确定16点30分的时候日记本还在原处会很有帮助。我们不知道11点30分您父亲离开肯辛顿大道的一家房产中介之后又去了哪里。如果您碰巧打开抽屉，看到了日记本，那下午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回过家。”

这只是可能性之一，达格利什无法确信自己的伎俩能否在别人身上奏效，至少加罗德就不会忽略其他的可能性。他开口道：“除了莎拉的祖母提到的一些情况，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说保罗男爵和那个流浪汉的喉咙被割断了，看起来他的剃刀是当时所用凶器。我们还指望你能透露更多情况呢。你是在说这是场谋杀吗？”

达格利什说：“哦，我想应该不会有任何疑问，这就是一起谋杀案。”

他看着对面两个人的身体明显变得僵硬，然后又平静地补充道：“那个流浪汉，哈利·麦克，肯定不是亲手割断自己喉咙的。他的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不是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毫无疑问，他的生命曾有一些重要的意义，至少对于他本人而言如此。”

他想：如果这都不能刺激到加罗德，大概没有什么能刺激到他了。但加罗德只是说：“如果你是因为哈利·麦克被谋杀来找我们要当时的不在场证明，我们从周二18点到周三早上9点都在一起待着。我们在这里吃了晚餐。我从肯辛顿大道的玛莎百货买了蘑菇馅饼当晚餐。我还能告诉你我们当时喝的什么红酒，不过我觉得这一点无关紧要。”

这是他第一次表现出烦躁，但是他的声音依然淡定，目光清澈，表情沉稳。莎拉·博洛尼说：“但是爸爸呢？爸爸遭遇了什么？”

突然之间，她听起来就像一个受到惊吓、十分无助的迷路儿童。达格利什说：“我们将其列为非自然死亡。只有等到尸检报告和法医学鉴定结果都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对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

突然，她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望向窗外30码长、未经修剪的秋日花园。加罗德从沙发扶手上起身，走到饮料橱旁边，倒了几杯红酒。他沉默地给她端过去一杯，但是她摇了摇头。他又转回到沙发边上，自己拿着酒杯，但是没有喝。他说：“听着，总警司，你们并不是上门来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对吧？尽管听到你很关心哈利·麦克让人感动，但是你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一个死掉的流浪汉。如果小礼拜堂里出现的只有哈利的尸体，最多就是让警长来负责办案吧。我想博洛尼小姐有权知道你们是在针对一起谋杀案进行问话，还是单纯好奇保罗·博洛尼为什么会割断自己的喉咙。我的意思是，要么就是他自己割断的，要么就恰好相反。犯罪调查是你们的工作，不是我的，但是我想进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结论应该很明显了，一刀两断，非此即彼。”

达格利什想，他是不是故意说了一句这么糟糕的双关语，但加罗德并没有因此道歉之意。看着窗边静止不动的那个身影，达格利什注意到莎拉·博洛尼轻轻地哆嗦了一下。然后，她像是下意识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他忽略加罗德，直接对她说道：“我也想说得更肯定一些，但是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自杀是一个可能性。我想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见过您的父亲，能不能告诉我他看起来如何，他有没有说过什么可能与他的死有关系的事。我知道这对于您而言非常痛苦，我很抱歉不得不提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来这儿一趟。”

她说：“他确实有一次和我谈到自杀的话题，但是不是你说的这种。”

“是最近的事吗，博洛尼小姐？”

“哦，不是，我们很多年都没说过话了。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彼此交流，只是动动嘴皮子，发出一些声音。这是我在剑桥念完第一个学期放假回家时的事了。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自杀了，我父亲和我谈起他的死，又聊到自杀这个大的话题。我一直都记得这场对话。他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杀是人生的一个选项。但并不是的，这是人生所有选项的终结。他还引用了叔本华的话：‘自杀也许被当作一场实验，人类向自然女神发问，迫使她应答。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实验，因为提出问题并期待答复的意识早已因死亡而毁灭。’爸爸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总会有其他可能性，一定会发生变化。一个人唯一合理的自杀理由不是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而是就算生活可以忍受、甚至充满愉悦，他却仍然不愿意继续生活。”

达格利什说：“那听起来就像是终极的绝望。”

“是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他的感受：终极的绝望。”

加罗德突然又说话了。他说：“他引用尼采的话更合适啊。‘自杀的想法令人宽慰：这念头让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糟糕的夜晚。’”

达格利什依然无视他，继续直接对着莎拉·博洛尼说话。他说：“那么，您的父亲没有见过您，也没有给您写过信？他从没解释过在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议会的工作以及议席，是吗？”

他几乎可以预料到她说：“这和这次的调查有什么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她却说：“哦，不!我觉得他认为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在意的。是他的妻子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了这些事。那个时候他刚刚辞去大臣的职务。她似乎觉得我对他的决定能够产生影响。这也表明她对我们两个人多么不了解。如果她没有打来电话，我可能要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消息了。”然后她突然爆发了，“我的天哪!就算皈依宗教他都和普通人不一样。他还得有自己的美好景象。他甚至都不能一言不发地辞去自己的职务。”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他看起来也没怎么表态。想必他觉得这是自己的私人事务，没必要讨论，只需要去做就好了。”

“好吧，他总不能在重要报纸的头版上高谈阔论这件事吧。也许他意识到这样只会让自己显得可笑。他自己以及整个家庭。”

达格利什问：“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没影响，但是祖母会介意的，我想现在她也很介意。当然了，他的妻子也会在意。她觉得自己嫁给了下一任的首相。她可不乐意和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绑在一起。好吧，她现在算是摆脱他了。他也摆脱我们了，我们所有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激烈地说道：“我不会假装一切都好的。再说了，你也很清楚我父亲和我已经，这么说吧，疏远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我不喜欢他的政治主张，我不喜欢他对待我母亲的方式，我也不喜欢他对待我的态度。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们的人肯定把我登记在了你们的某个名单上。我很在乎我的政治信仰和立场，但我不相信他在乎他的。和我聊起政治话题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就像是在聊最近都看过的一场戏剧、读过的一本书，就好像这只是一种动脑子的消遣，据他所言你可以就此话题开展一场文明的辩论。他说，这也是他哀叹宗教信仰缺失的一个原因，这意味着人们就此把政治提升到了宗教信仰的高度，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但是对我而言政治就是如此，是一种信仰。”

达格利什说：“既然你对他是这种看法，他对你馈赠的遗产一定造成了你在道德上的两难局面。”

“你这是在拐着弯地问我，我是不是为了钱而杀死了我的父亲吗？”

“不，博洛尼小姐。我是用一种不算圆滑的方式来探究你对于这种并非罕见的道德困境究竟感觉如何？”

“我感觉很好，真的很好。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两难困境。我获得的所有遗产都会用来进行一些积极的改变。钱也不是太多，才两万，不是吗？要改变这个世界区区两万英镑可不够。”

突然，她又回到了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们发现她哭了。她说：“我很抱歉，对不起。这太可笑了。只是因为受惊和疲惫。我昨晚没怎么睡好，今天又非常忙，有一些无法取消的行程。再说了，我为什么要取消呢？我现在也没法帮他做什么。”

这种场景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在调查谋杀案的过程中，总不可避免地看到别人的眼泪和别人的悲恸。他已经学会了不表现得太惊讶或者尴尬。当然了，应对方式也各自不同。如果有别人费心的话，一般会端上一杯甜丝丝的热茶，如果酒瓶子离得近就倒一杯雪莉酒，或者喝一点威士忌。他从来不擅长拍拍对方的肩膀安抚别人，而他也清楚在这里这个手势不会受到欢迎。他感觉到坐在旁边的凯特身子变得僵硬，好像本能地想要去女孩身边。然后她看了一眼加罗德，但是加罗德并没有动弹。他们安静地等待着。抽泣很快停止了，莎拉·博洛尼又抬起了头面对他们。她说：“我很抱歉，对不起。请不要在意。我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加罗德说：“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再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即便有的话，你们最好还是改天再来。博洛尼小姐现在很难过。”

达格利什说：“我能看出来。如果她想让我们离开，我们马上就走。”

她抬起头，对加罗德说：“你走吧，我没事的。你已经说了你要说的话。周二晚上你和我一起待在这里，一整个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关于我的父亲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他。所以为什么你还不走呢？”

达格利什被她话语中突然生出的这种恶意惊到了。加罗德肯定不乐意被这么简单、粗暴地打发走，但是他自控能力强，又非常精明，所以不会抗议。他用一种疏离而非憎恨的目光看了看她，然后说：“如果你需要我，随时打电话。”

达格利什等到他走到门口，才平静地说：“等一下。黛安娜·特拉弗斯和特蕾莎·诺兰，你对她们有什么了解？”

有一瞬间，加罗德一动不动，然后他慢慢转过身来说：“我只知道她们都死了。我偶尔也是会看《帕特诺斯特评论报》的。”

“最近评论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保罗男爵的文章，部分报道是基于寄到这家报社以及其他几家报社的一封下流的恶意诽谤信上的内容写出来的。就是这封信。”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信，递给加罗德。他读信的时候一片寂静。之后，他把信递给了莎拉·博洛尼，脸上毫无表情。他说：“你该不会是想说博洛尼是因为有人给他寄了一封不友善的信件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吧？那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况且他还是个高级律师。如果他觉得可以提起诉讼，他是可以获得赔偿的。”

“我没有说这有可能是自杀的动机。我只是在想你和博洛尼小姐会不会知道有可能是谁寄来的这封信？”

莎拉把信递了回来，只是摇了摇头。但是达格利什看得出来，她不怎么待见这封信。她既不是一个好演员，也不怎么擅长撒谎。加罗德说：“我承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特蕾莎·诺兰打掉的孩子是博洛尼本人的，但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对此采取什么行动。就算要行动，我也会选择比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批判更为有效的方式。我只见过那个女孩一次，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的一次糟糕的晚宴上遇见的。厄休拉夫人身体尚在恢复当中，那是她第一次下楼吃晚饭。这个可怜的女孩看起来非常不开心。但是厄休拉夫人从小就知道什么样的人该在什么样的地方用餐，以及他们在餐桌上应有的位置。可怜的诺兰护士，她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用餐，并且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莎拉·博洛尼轻声地说：“但并不是有意的。”

“哦，我并没有说是有意为之。像你祖母那样的人仅仅是存在于世就已经非常唐突无礼了，甚至都谈不上是不是有意的。”

然后，他没有与莎拉·博洛尼有肢体互动，甚至都没看她一眼，就跟凯特和达格利什告了别，语气之正式就好像他们都是来参加晚宴的客人，在出去以后带上了门。莎拉试着控制住自己，然后又开始明显地抽泣。凯特站了起来，朝对面的门走了进去，达格利什觉得过了很久之后，她才端着一杯水走了回来。她坐到莎拉·博洛尼身边，无声地把水递给她。莎拉急切地喝了水，然后说道：“谢谢你。这实在是太傻了。我只是没办法相信他真的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我总是觉得以后的某一天，不管怎样，我们两个人会解开所有的误会。我想我是觉得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要多久有多久。现在他们都离开了，妈妈、爸爸、雨果伯伯。哦，天哪，我好无助。”

还有一些事他本来想问的，但是现在不是问的时候。他们一直等到她重新恢复平静、再三确认她已经没事了方才离开。反复确认使他觉得自己很不真诚，颇为虚伪。他们在不在这里她都很好。

他们开车离开，凯特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总警司，厨房完全实现电气化了，碗橱里有一包未开封的四盒装布莱恩特&梅牌火柴。但是这证明不了什么。他们可能买了单盒火柴，事后就扔掉了。”

达格利什想：她去端水的时候是真的想要表示同情，也是真的关心。但是她的脑子里依然在想证据的事。事实如此，我的一些手下居然还觉得女人比男人更加多愁善感。他说：“要尝试追踪单独一盒火柴的下落可不轻松。最容易搞到的就是安全火柴，但也最难识别。”

“还有一件事，总警司。我看了看垃圾桶。我找到了装着玛莎百货蘑菇馅饼的纸盒子。他们确实是吃过蘑菇馅饼，但是盒子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是周日。他不可能是周二买的。玛莎百货什么时候卖过过期食品了？我不确定你要不要回收一下那个纸盒。”

达格利什说：“我们没有权利拿走那间公寓里的任何物品，现在还太早了。可以说这条线索其实帮到了他们。如果他们事先计划作案，我想加罗德肯定会周二一早去买馅饼，并确保柜台的销售姑娘能够记住他。还有一件事，他们为整个晚上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这就意味着他们也许不知道案发的具体时间。”

“但是加罗德那么聪明，怎么会落入这个陷阱？”

“哦，他不可能只为20点这一个时间提供不在场证明，但是从18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这个过于宽泛的时间跨度也确实说明他想确保一切稳妥。”

这像其他不在场证明一样，很难找到漏洞。他们在进行这次拜访之前，一如既往地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他们知道加罗德自己住在布鲁姆斯伯里一栋只有单人卧室的豪华公寓里，那座大楼巨大、低调，门口没有门房。就算他声明是在别处度过的这个晚上，也很难证明他说了谎。就如同他们至今为止询问过的所有案件关系人，莎拉·博洛尼和她的情人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警方也许不觉得这个不在场证明特别具有说服力，但是达格利什对加罗德的智商有极高的评价，觉得单凭一个装蘑菇馅饼的纸盒子上印出来的售卖日期就攻破这个证明似乎并不现实。

回到苏格兰场，达格利什才刚刚迈进办公室，马辛厄姆就进来了。他以自己控制激动情绪的能力为荣，说话的语气也小心翼翼，故意表现得若无其事。

“哈罗路的警局刚刚打来过电话，总警司。案情有了有趣的进展。一对情侣10分钟之前走进警局，一个21岁的男孩和他的女朋友。他们说周二晚上他们在纤道上，明显是在热恋中。快到19点的时候他们刚好经过圣马修教堂的十字转门，南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路虎车。”

“他们记下车牌号了吗？”

“没那么幸运，他们甚至都不是很确定车型。但是他们很确定那个时间点。女孩子19点30分之前必须到家，他们离开纤道之前刚看过表。那个男孩，梅尔文·约翰斯认为可能是辆A型路虎。哈罗路警局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可怜的孩子似乎吓坏了，他肯定不是一个追求出名的疯子。他们让那两个人一直在警局等着我过去。”他又补充道，“凡是知道教堂旁边那个停车场的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有用。但是当地人更喜欢把车停在自己能看到的地方。而且这片区域又没有剧院和时髦的餐厅。我敢用钱打赌，只有一辆黑色路虎车有可能会停在教堂的外面。”

达格利什说：“现在这样说还为时过早，约翰。天刚刚黑下来，他们又着急赶路。他们甚至都不确定车型。”

“您在打击我，总警司。我最好还是过去一趟。要是最后发现只是丧事承办人的灵车那才叫撞大运呢!”

第七章

她知道艾弗晚上会回来的。他并不会打电话过来，一方面是出于过度谨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她知道他有可能来的时候会一直等在那里。从他们成为情人的第一刻起，她就发现自己害怕他的暗号：应门对讲电话会先响长长的一声，然后是三下短短的铃声。为什么他不能打电话，好让她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呢？她充满愤恨地想。她试着静下心来专注于自己最新的项目，那是一件将两张黑白照片拼在一起的蒙太奇作品。照片上是云团密簇的天空下巨大橡树光秃秃的树枝，她去年冬天在里士满公园拍摄的。她现在打算把其中一张倒着放在另外一张的下面，这样纠缠在一起的树枝看起来就会像是水中倒映出来的树根。但是她越是调整照片角度，就越是不满意，好像所有这些做法都毫无意义，只会产生一种廉价的衍生效应，而这就像她的所有作品一样，也代表了她的人生——单薄、脆弱、二手，都是偷来的别人的经历、别人的想法。就算是那组伦敦映像，那些很妙的摆拍，也不过就是从艾弗的视角所见到的世界，不是她自己的。她想：我必须学会做自己，不管现在是不是还来得及，不管有多么痛苦，我必须这么做。她觉得居然要通过父亲的死才认识自己的本质，实在是很奇怪。

20点的时候，她感到饿，给自己做了煎蛋。她小心地用小火慢炒，费尽心思，就好像要和艾弗共享一样。如果他真的是在她开始吃的时候才来，那他也可以再给自己做一份。她洗完碗碟，他还是没有来。她走到阳台上，越过花园，望向对面一片漆黑的街巷，一扇扇窗户里的灯光陆陆续续亮起来，就好像宇宙中的点点繁星。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也可以看见她的窗户，充满亮光的巨大窗玻璃。那些警察会走访他们，问他们周二晚上有没有看到这边开着灯。以艾弗的聪明才智，他考虑到这一点了吗？

望向窗外的黑暗时，她试图回想起父亲。她能记起两个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精准时刻。那个时候他们还住在切尔西的宅邸里，只有她的父母、玛蒂和她住在一起。那是8月一个有雾的早晨，7点钟的时候，她一个人在餐厅，给自己倒当天的第一杯咖啡，这个时候电话响了起来。她从门厅接起电话，就在她父亲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她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看到了她的脸，停了下来，手放在栏杆上，她抬头望向他。

“是雨果伯伯的上校，他想亲自打电话过来。爸爸，雨果伯伯死了。”他们的目光相遇，并互相对视了一会儿，她看得很清楚：那种狂喜与奢望混杂的表情，他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拥有芭芭拉了。这种表情只持续了一秒钟。时间继续向前流动。他从她手中接过话筒，她一言不发，又回到了餐厅，穿过落地门窗，走到四处洋溢着绿色的花园，因厌恶而浑身发抖。

在这之后，他们之间的一切就都不对了。之后发生的所有的事，车祸、她母亲的死、五个月之后他和芭芭拉的婚事，这一切就像是那一瞬间之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并非出于他的意志，不是需要容忍的事，而是被当作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了。在再婚之前，这种彼此心知肚明的事情就早已变得如此明显。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正视彼此，因为她知道，他感到羞愧，而她因为自己知道而感到羞愧。她觉得从他们搬进雨果家的那一刻起，这座房子就在厌恶并抗拒他们，她心里藏着这个秘密，就像是一种隐秘的传染病，就像哈利威尔、玛蒂和她的祖母都是从她这里捕捉到的这个信息。

在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邸里，她和父亲就像是住在同一个旅馆的房客，偶然相遇，知道彼此都记得一段可耻的历史；他们蹑手蹑脚走过走廊，以防止另一人突然出现；他们计划好在不同的时间段就餐；他们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所困扰；他们担心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门口传来的转动钥匙的声音。艾弗成了她的避难所，也成了她的复仇工具。她一直都在绝望地寻找一个事由、一个借口，能够让她与这个家疏远，比如为了爱，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复仇。艾弗委托她拍一套照片，他们因此相识，他也给她提供了所有必需的理由。她父亲与芭芭拉结婚之前她就搬了出来，提前支取了她母亲留下的一笔小小遗产，买了克伦威尔路上的这套公寓。她曾试着热切地扑向所有一切他最不喜欢甚至鄙夷的事物，希望以此摆脱父亲的所有影响。但是现在他走了，她却再也不能摆脱他了，也再也不会自由了。

餐桌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被拉了出来。就是在这里，就是昨天，她的祖母痛苦地坐下，用残酷的单音节词告诉了她这个噩耗，出租车还在外面计费等待。她当时说：“没人指望着你能有多悲伤，但是试着显得悲伤些。警察来的时候表现得谨慎一些，他们肯定会来的。如果你对你的情人能造成任何影响的话，说服他也得小心行事。现在你可以帮我去按电梯了。”

她一直都有一点害怕祖母，因为从童年时代起，她就知道自己令人失望，她本来应该是个儿子的。她身上也没有任何祖母所欣赏的品质：没有美貌，没有智慧，不敏捷，甚至缺乏勇气。坎普顿小丘广场顶层的那个凌乱的客厅不能给予她任何抚慰，自从雨果死后，那个老太太就一直坐在那里，像一个老朽的女先知，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劫数。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她的父亲总是最先出现。当她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离开剑桥，到伦敦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习摄影的时候，也是她的父亲给予了最多的支持。当他对芭芭拉的迷恋变得过于明显的时候，她究竟有多在乎她母亲所感受到的痛苦？她难道不是更在意这对于自己舒适、有序、传统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威胁吗？她难道不是害怕如此着迷之后，她的父亲再也不会注意到她吗？她想，也许这种对自己嫉妒心理的后知后觉是向着真正做自己迈出的第一步。

艾弗是22点之后才来的，她已经非常疲惫了。他没有给任何理由，也没有花时间寒暄，一屁股坐进沙发里，说：“这一招可不算聪明，不是吗？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当一个证人。你居然会让自己与苏格兰场最危险的探长独处，他还带了一个女副手，就是为了让你放心，他不会做出不绅士的事情来。”

她说：“别担心，我没有暴露秘密组织的暗号，而且我想他们也就是普通人。米斯金督察还非常好心。”

“别开玩笑了。那个女孩就是个法西斯分子。”

“艾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这种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想她握住了你的手，给你倒了杯热乎乎的茶。”

“她给我端了一杯水。”

“这就给了她一个不用掏出搜查许可就在厨房乱翻的机会。”

她喊道：“不是那样的!她不是那样的!”

“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些警察都是什么样的人。你们这些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就在于你们习惯了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你们从来不接受他们的真面目，你们也不能接受。对你们来说，他们永远就是像伯伯、叔叔一样慈祥的狄克森警长，捋一捋前额的头发，告诉孩子们现在几点了。你们从小就是被这样教育的。‘亲爱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坏人接近你，冲你露出他的私处，一定要去找警察。’听着，达格利什知道你的政治主张，知道遗产的事，他知道你有个恋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很乐意把这些钱花在最好或者是最糟糕的运动上。所以他有了一个作案动机和一个嫌疑犯，从他的角度来看你是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嫌疑犯，警察机构就希望有这样的嫌疑犯。然后他就可以着手开始编造证据了。”

“你不会是真的这样认为吧？”

“我的天哪，莎拉，之前有过先例。过去的二十多年你总不会一直是闭着眼活过来的吧？你的祖母不愿意相信他的儿子会是杀人凶手或者是进行了自我了断。这很正常。她甚至能说服警方沿着她的思路展开调查。她都快成老糊涂了，但是这些老女人的影响力通常都很大。但是她别想把我当成博洛尼家族尊严的牺牲品。对待警察只有一种方法。什么都不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说。让这群浑蛋自己费尽心思找出真相。让他们也为与自己生活水平挂钩的退休金做一点儿实事。”

她说：“我想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开口的时刻，你会让我说出我周二晚上到底在哪里？”

“真的到了必须开口的时刻？你在说什么？”

“如果他们真的要逮捕我的时候。”

“因为你割断了你父亲的喉咙？这可能吗？仔细想想，确实也有可能是女人干的。拿一把剃刀，不需要有太大的力气，只需要内心足够强大。但是这必须是一个他信任的女人，一个能够接近他的女人。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现场没有挣扎与扭打。”

她说：“你怎么知道现场没有挣扎和扭打，艾弗？”

“如果有的话，媒体和警方就会这么说了。这会是证明这并非自杀事件最强有力的证据。你肯定见过类似的报道：‘保罗男爵为保命而拼死挣扎。屋子里相当凌乱。’你父亲是自杀的，但警方依然会借他的死来制造麻烦。”

她说：“假如我决定说真话呢？”

“说什么？告诉他们11个人的代号，而你连这11个人的真实姓名和地址都不知道？告诉他们郊区排屋当中某一座房子的地址，而他们在那里将会一无所获？一旦有警察迈入那个安全藏身处，那里就算是被废弃了，我们会解散、重组，重新找一处安全地点。我们不是傻瓜，对待叛变也有一套程序。”

“什么程序？把我扔进泰晤士河吗？割断我的喉咙吗？”

她看得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惊讶。是她想象出来的吗，还是他眼里确实有一丝敬意？但他只是说：“别闹了。”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是她还有一件事要问。过去她可能会害怕。她现在还是有点害怕，但是也许是时候向勇气迈出一小步了。她说：“艾弗，周二晚上你在哪里？之前的小组会议你从来没迟到过，你总是比我们其他人先到。但是那天你到的时候已经是21点10分之后了。”

“我和科拉在书店，然后在地铁上又耽误了。我当时就解释了。我并没有在圣马修教堂割断你父亲的喉咙，如果你想这样暗示的话。直到警方不得不接受他是自杀的事实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见面了。如果必须要见面，你用老办法就可以联系上我。”

“那警察呢？他们又回来了该怎么办？”

“他们会回来的。认准之前所说的不在场证明，不要自作聪明。不要过度润色。我们从18点开始整晚都在一起。我们吃了蘑菇馅饼，喝了一瓶雷司令。你只需要记住我们周日晚上的活动，把它们挪到周二就好。不要觉得你是在帮我什么忙，你实际上是在保护你自己。”

他没有与她发生任何身体接触就走了。她疲倦地想，这就是爱情结束的方式，一扇格栅门被关上，电梯的吱嘎声把他送下楼，也一点点把他送出她的人生。

[1]Dulcy on the Game和Dulcy Play the Game只差了一个词，含义相差甚远。

[2]杯据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杯子，后来成为许多骑士追求的目标。此处是说博洛尼想通过教堂体验得到的事物的隐喻。

第四部 诡计与欲望

第一章

黑天鹅餐厅尽管有这样一个名字，却不是一个河边的餐吧，而是一座优雅的两层小别墅。一位成功的肯辛顿画家在世纪之交建了这座别墅，为了周末的时候回到宁静的乡间，还可以欣赏河边风光。在他死后，这座房子经历了常见的起伏跌宕：它作为永久性住房太过于阴暗、潮湿，地理位置也不是很理想，而作为周末度假小屋而言又有点太大了。后来的二十多年以这座房子的本名开了一家餐厅，但一直到1980年让·保罗·希金斯接手这处房产之后它才又重新蓬勃起来。他给它换了个名字，又新建了能看到河水和远处草甸的餐厅，雇了一个法国厨子、意大利侍者和英国门房，并打算在《美食指南》上首次获得推荐。希金斯的母亲是法国女人，他明显认为作为一个餐饮业主，最好多强调这一半的出身。他的员工和顾客都管他叫作让·保罗先生 [1] ，只有他的银行经理让他懊恼，每次见他都会热情开朗地称他为希金斯先生。他和他的银行经理关系很好，而且也有一个好理由：希金斯生意做得很好。来黑天鹅餐厅就餐的人夏天的时候至少要提前三天预订午餐或者晚餐的座位，秋天和冬天的时候没有那么忙。午餐的菜单只提供三道主菜，但是烹饪和服务标准都没有变。黑天鹅餐厅离伦敦市区不算远，足以吸引一些城里的常客开车走二十多英里来享受这里独有的优势：迷人的自然风景、餐桌之间距离适中的就餐环境、低噪音、宁静而没有冗余音乐的氛围、朴素低调的服务、周到的考虑和美味的食物。

让·保罗先生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眼神忧郁，蓄了小胡须，让他看起来就像登台演出的法国人，他说话的时候更能加深人们的这一印象。他在门口亲自迎接达格利什和凯特，不慌不忙、彬彬有礼，就像一直在期待警察的来访一样。但是达格利什也注意到，尽管现在还早，餐厅一片安静，他们还是被快速带到了位于楼后的私人办公室，没有耽误一点时间。希金斯这类人坚信就算警察是便衣上门，没有一脚踹开大门，也总能被一眼认出是警察来。这种想法也不无理由。达格利什没有忘记对凯特快速地一瞥，最初被抑制住的吃惊很快就变成一种赞许。她穿着鹿皮便裤，上身穿了一件剪裁合体、不显眼的格子夹克衫，里面是一件高领羊绒毛衣，头发梳成粗粗一条辫子，盘在了后面。达格利什暗自琢磨希金斯预期中的便衣女警应该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是化浓妆、穿黑色缎子衬衫和军用防水大衣的悍妇？

他提出要给他们喝点饮料。一开始小心翼翼，坚决不说具体是什么，然后就说得更具体了些。达格利什和凯特选择了咖啡。年轻的侍者穿着白色短款夹克衫，很快把咖啡端了上来，味道好极了。达格利什喝下第一口之后，希金斯欣慰地轻轻叹了一口气，好像他的客人现在已经就这样被腐蚀了，已经失去了他的部分威力。

达格利什说：“我想您也已经知道了，我们正在调查保罗·博洛尼男爵死亡一案。您也许掌握了一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背景资料。”

让·保罗摊开手掌，开启健谈的法国人模式，但是那对忧郁的眼睛依然十分警惕。“保罗男爵的死，太可怕了，简直就是悲剧。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会发生这样的暴力惨剧!但是我怎样才能帮到您呢？他是在伦敦被谋杀的，不是在这里，谢天谢地。如果是被谋杀的话。有谣言说，也许，保罗男爵他自己……但是那样的话也很可怕，对于他的妻子而言也许比被谋杀更可怕。”

“他经常到这里来吗？”

“有时候会来，不算经常。当然了，他毕竟很忙。”

“但是博洛尼夫人来得更频繁，我想她经常和她表哥来这里吧？”

“一位令人愉快的夫人。她非常欣赏我的餐厅。当然了，我并不是总能注意到谁是和谁一起来的。您看，我们专注于食物与服务，我们不是八卦专栏作者。”

“但是假设您能回想起来，这周二的晚上，也就是三天前，她是否和她的表哥斯蒂芬·兰帕特来过这里吃晚饭呢？”

“17日那一天。是的。他们20点40分的时候就座的。我有一个小癖好，喜欢留意顾客真正就座的时间点。预订的时间是20点45分，但是他们早到了一点。总警司先生可以查看一下预订记录。”

他打开抽屉，拿出预订簿。达格利什想，很明显，他知道警方会登门造访，已经把证据放在了手边。兰帕特名字旁边标注的时间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修改过的迹象。

他问道：“他们是什么时候预订的？”

“当天早上。我想是10点30分的时候。很抱歉，我记不太准了。”

“那他们能预订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我们总是能替长期、尊贵的顾客找到一张餐桌的，但是，提前预订肯定会更容易一点。提前告知一下就足够了。”

“兰帕特先生和博洛尼夫人来的时候看起来如何？”

黑色的双眼抬了起来，略带责备地看着他，仿佛在无声地抗议这么直白的一个问题。

“他们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总警司？饿坏了。”然后仿佛是害怕这个答案过于轻率鲁莽，他又补充道，“他们就像往常一样。夫人总是非常优雅、十分友好。我能让他们坐在固定的那张桌子上，他们感到很满意，就是靠窗的角落里那一张。”

“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23点或者稍微再晚一点。精心准备的晚餐不能着急吃完。”

“那吃饭过程当中呢？想必他们一直在交谈。”

“他们交谈了，先生。共进晚餐、共享美食、共饮美酒、与朋友畅谈是件愉快的事情。至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不会去偷听别人讲话的，总警司。我们不是警察。这些都是很好的顾客，您知道。”

“不像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死那天晚上你们所接待的那些顾客一样。我想当时你有花时间留意他们吧？”

希金斯对于询问话题的突然转变并没有表示出吃惊。他摊开双手，像法国人一样表示顺从。“哎呀，谁能忽视他们？他们不是我们通常接待的那种顾客。吃饭的时候他们倒还安静，但是之后，怎么说呢，令人不快。他们离开餐厅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

“据我所知，保罗·博洛尼男爵没有来参加他妻子的生日晚宴。”

“是这样的。他们来的时候，兰帕特先生说保罗男爵希望晚一点的时候能赶过来喝咖啡。但是想必您也知道，他22点钟时打电话过来，要么就是再稍微晚一点的时候，他说可能还是来不了了。”

“是谁接的电话？”

“我们的门房，亨利。保罗男爵说要跟我讲话，然后他就喊我过去接电话。”

“您听出来他的声音了吗？”

“我刚才说过，他并不怎么经常来。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的声音。怎么说呢，那个声音非常具有特色，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总警司，我得说他的声音和您的惊人地相似。我不保证一定说得准这种事，但是当时我很确定是谁在讲话。”

“您现在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总警司，我不能说我有疑问。”

“这两群举办晚宴的人，兰帕特先生这一桌和年轻人那一桌，他们进行互动了吗，彼此打招呼了吗？”

“他们来的时候可能打了招呼，但是两张桌子离得并不近。”达格利什想，他肯定也是有意这样安排。如果芭芭拉·博洛尼这一方感到任何尴尬，或者她弟弟这一方有任何不得体的举动，希金斯一定都会注意到的。

“参加黛安娜·特拉弗斯生日会的这些人，您之前在这里见过他们吗？”

“我印象当中是没有，除了多米尼克·斯维恩先生。他和他姐姐来过一两次，但是上一次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了。至于其他人，我也不敢打包票。”

“当然，斯维恩先生没有参加博洛尼夫人的生日聚会，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吧？”

“总警司先生，我的顾客选择邀请谁一起用餐不是我能决定的。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理由的。参加生日会的只有四个人，是个很私密的聚会。那张桌子安排得很合适。”

“但假如保罗男爵来了，这不就会被打破吗？”

“确实如此，但是他只会来喝咖啡，而且不管怎么说，他是夫人的丈夫。”

达格利什继续询问希金斯溺水事件之后发生的种种。

“我之前说过了，这群年轻人离开餐厅，从温室穿过，走到花园里的时候我很高兴。他们随身带了两瓶红酒。算不上最好的红酒，但对于他们而言也已经不错了。我不喜欢看到别人乱挥我的酒瓶，就好像那是啤酒一样。他们的笑声很嘈杂，我在想要不要让亨利或者巴里去和他们交涉，但是他们又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走出了我们的听力范围。他们就是在那里找到了方头平底船。船被系在岸边，也可以说是被揳在往下游走80码的一个小水湾里。当然，现在船已经被移走了。也许当时就不该放在那里，但是我又怎么能因此责备自己呢？我没法控制我的顾客离开餐厅之后的行为，事实上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没法控制。”

他使用了“责备”这个词，但是那种悔意只是表面的敷衍，不会有比那更不在乎的语气了。达格利什怀疑希金斯唯一会责备自己的时候就是遇上一顿被搞砸的晚餐或者服务不够周全。

他继续说：“接下来就是厨师从餐厅门口招呼我过去。这很不寻常，您应该能理解。于是我马上就发现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我很快就出去了。一个女孩正在厨房里哭泣，说另外一个姑娘黛安娜死了，溺水而死。我们往外走到河边。晚上很黑，您应该明白，星星离得太远，而且又不是满月。但是停车场透过来一些光，因为那边总是灯火通明，厨房那边的灯光也能照过来。我当时带了一把手电。总警司先生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有多令人痛苦。女孩子们在哭，一名年轻男子在施以抢救措施，斯维恩先生站在一边，衣服还滴着水。马塞尔继续做人工呼吸，这个人似乎懂得不少，但结果都是徒劳。我能看得出她已经死了。总警司先生，死人和活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从来就不一样。”

“那个女孩是赤裸着的？”

“想必您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她脱掉了所有的衣服，跳入水中打算游泳。这真是傻到家了。”

他思考这究竟有多傻的时候，房间里一阵沉默。然后达格利什放下咖啡杯。他说：“兰帕特先生当天晚上也在同一家餐厅就餐实在是很方便，去找他帮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双漆黑的眼睛小心地不流露任何感情，他直直望进他的双眼。“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一点，总警司。但是已经太晚了。等我回到餐厅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兰帕特先生那群人刚刚离开。我亲眼看着那辆保时捷开了出去。”

“也就是说在您刚刚知晓这场悲剧的时候，兰帕特先生可能正好去停车场取车？”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据我所知其他人在门口等着他。”

“想必这个聚会结束得过早，而且有些仓促？”

“说到仓促这一点，我可不敢下定论。但是这群人坐下来的时候就比较早，也就是刚过19点的时候。如果保罗男爵能够赶过来的话，他们肯定会再待久一点。”

达格利什说：“有种说法是，那天晚上保罗男爵其实还是赶到了。”

“我也听说了，总警司。有一个女人曾经过来询问我的员工，真是令人不快。我当时没在，如果在的话就会亲自对付她。那天晚上没有人看到保罗男爵，这一点我向您保证。也没看见他的车在停车场。也许当时车在那里，但是没有人看见。再说了，我也暗自怀疑，这和他的死能有什么关系呢？”

达格利什通常都能看出来他什么时候没说实话或者只说了部分实话。与其说这是出自直觉，不如说是源自经验。希金斯正在撒谎。现在他打算冒个险。他说：“但是确实有人在那天晚上看到了博洛尼。这个人是谁？”

“总警司先生，我向您保证……”

“我必须知道，而且我得到答案之前是不会离开的。如果您想摆脱我们，当然，您有这种想法非常合情合理。但如果想摆脱我们，最快的方式就是回答我的问题。报告中把死因定为意外身亡。据我所知，没有人表示可能另有猫腻。她吃了太多，喝了太多酒，她被缠在了水草里，然后慌了神。她具体是死于受到惊吓还是溺水就只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意义了。所以您还在隐瞒什么，又是为了什么？”

“总警司，我们没有隐瞒任何事，什么也没有。但像您之前说过的，这是场意外死亡事件，那为什么还要搞得这么麻烦呢？为什么还要让人更头疼呢？而且一个人也不可能太过于肯定。一个快速走过的人影、黑暗中的一瞥、篱笆丛的阴影，谁能看得出来谁是谁呢？”

“所以看到他的是谁？亨利？”

与其说这是侥幸猜中，倒不如说这是合理推断。博洛尼肯定没有在餐厅出现，而餐厅的员工里最有可能在外面的就是门房亨利了。

“是亨利，是的。”希金斯受挫地承认。那对悲伤的眼睛责备地望向达格利什，仿佛在说：“我一直很配合，我给你们提供了信息和咖啡，结果看看我得到了什么。”

“那么也许您可以把他叫过来。我想和他单独谈谈。”

希金斯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只有一个数字的电话号码。电话被转接到了正门口。亨利接了电话，收到了指令。他过来之后，希金斯说：“这位是达格利什总警司。请告诉他那个女孩淹死的那天晚上你以为你看到了什么。”然后他半是悲哀地瞥了他一眼，耸了耸肩，就离开了。亨利十分平静，站在那里等待被问话。达格利什看得出他的实际年龄比面前这个自信、站得笔直的样子还要大，肯定是快要70岁，而不是刚到60岁。

他说：“您从前在部队当过兵，是吗？”

“是的，总警司，格洛斯特分队。”

“您在这里为希金斯先生，为让·保罗先生工作多久了？”

“五年了，总警司。”

“您就住在这里吗？”

“不，总警司。我妻子和我，我们住在库克姆，那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方便。”他又补充了一点个人信息，仿佛是为了直白地表示他非常愿意配合问话，“我有部队发的养老金，但是多挣一点不会有坏处。”

达格利什想，但是这可不是多挣了一点点，小费肯定不少，而且考虑到人在面对税务局的掠夺时都会暴露的人性弱点，肯定也没交税。亨利肯定想要保住这份工作。

他说：“我们正在调查保罗·博洛尼男爵死亡一案。我们对于他死前几周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想要了解清楚，不管看起来有多么不重要或者不相关。很明显8月7日那天晚上他出现在了这里，而且您看到了他。”

“是的，总警司，就在对面的停车场。那天晚上的一位顾客正要离开，我去取他的罗尔斯小轿车。我们没有专门的停车服务，总警司，那样我会经常离开门口的岗位的。但是偶尔，客人希望他们的车能够停好，所以他们一来就把钥匙递给我。安东尼奥是侍者之一，他跟我说我的那群举办派对的客人准备走了，我就去取车了。我正站在那里把钥匙插进锁孔，就看到保罗男爵穿过停车场，沿着篱笆丛走出门，向河的方向走了。”

“您有多确定那就是保罗·博洛尼男爵？”

“比较确定，总警司。他不经常来这儿，但是我对于人脸记得都比较熟。”

“您知道他开什么样的车吗？”

“我记得是黑色的路虎车。一辆A型车。我不记得车牌号。”

达格利什想，不知道是不记得还是不想记起来。一辆黑色的路虎车很难辨别，但一个车牌号将会是无法反驳的证据。他问道：“那天晚上没有黑色路虎车停在那里吗？”

“我没有注意到，总警司，我想有的话我应该会注意到。”

“您说他当时走得很快？”

“非常轻快，总警司，您可以说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

“您是什么时候告诉让·保罗先生这件事的？”

“第二天早上，总警司。他说这一点没必要告诉警方。保罗男爵如果愿意，完全有权利沿着河边走。他说我们最好还是等到验尸结果出来。如果尸体上有什么痕迹，有任何暴行的痕迹，那就不一样了。警方会想要知道当天晚上在场的所有人的名单。但最后被判定是意外死亡。验尸官认为那位年轻的女士是自己跳进河里去的。在那之后，让·保罗先生就决定我们应该什么也不说。”

“即便是在保罗男爵也死了之后？”

“我不觉得店长先生认为这条信息能帮得上忙，总警司。保罗·博洛尼男爵已经死了。那他六个星期之前究竟有没有在河边走这么一趟又能有什么关系呢？”

“您还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了吗？别的任何人，比如您的妻子，或者是这里的其他员工？”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总警司。之前有一位女士过来打听，我那天生病请假。即使我在这里，我也什么都不会说的，除非店长先生告诉我这样说没关系。”

“在您看到他走出停车场十分钟之后，保罗男爵打电话过来，说他还是没法赶到了？”

“是的，总警司。”

“他有提到他是从哪里打过来的电话吗？”

“没有，总警司。但是不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唯一的一部公用电话安在了门厅里。在梅普尔顿还有一处公用电话亭，那是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村子了，但我碰巧知道那天晚上那部电话出故障了。因为我妹妹就住在那里，她本来想给我打电话的。再没有更近的电话亭了，据我所知是没有了。那个电话实在是个谜团，总警司。”

“第二天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您和店长先生觉得保罗男爵在那里有可能是在做什么呢？我想你们已经讨论过了。”

亨利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店长先生觉得保罗男爵可能是在密切留意他的妻子。”

“监视她？”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总警司。”

“通过沿着河岸走的方式？”

“您这么一说，看起来就不太可能了。”

“那他为什么会想要监视他的妻子呢？”

“我想我没法给出一个说法，总警司。我觉得店长先生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只是说：‘这事儿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亨利。也许他只是在密切留意夫人。’”

“这就是您能告诉我的全部情况？”

亨利犹豫了一下。达格利什等待着。然后他说：“嗯，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总警司。但是我回想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傻。停车场光线很足，总警司，但是他走得很快，还是沿着离得较远那一侧的篱笆丛的阴影走。只是他的夹克衫，还有裤子贴在身上的那种样子……总警司，我觉得他曾经下过河，这就是我会说听起来有点傻的原因。他不是从河边离开，他是正在走向河。”

他看看达格利什，又看向凯特，双眼中充满困惑，就好像直到现在才刚刚意识到整件事的奇怪之处。

“我发誓他身上是湿的，总警司，湿透了。但是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他是在走向河，而不是从河边离开。”

达格利什和凯特是各自开车来黑天鹅餐厅的。她直接开车回苏格兰场，他向东北开车到伦瑟姆去和博洛尼选区的党主席和副主席共进午餐。下午他们会在苏格兰场碰头，先进行初步调查的一些流程性事务，然后去进行一场据说会非常有意思的与保罗·博洛尼情妇的问话。凯特打开自己麦德龙车的车门时，他说：“我们最好还是和8月7日晚上跟兰帕特与博洛尼夫人一同就餐的那对夫妻谈一谈。他们也许能说出兰帕特离开餐桌去取车的准确时间，还有他走了多长时间。拿到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好吗，凯特？我建议从夫人，而不是兰帕特那里询问。而且，多了解一些那位神秘的黛安娜·特拉弗斯也许会很有帮助。根据警方对此次溺水事件出具的报告，1963年她和她的父母移民到澳大利亚。他们留了下来，她却回来了。这两个人既没有参与调查，也没有来参加葬礼。泰晤士河谷警察局为了找人识别她的身份花了不少工夫。他们找出来一位姨母，也是她来操办的葬礼及一系列事宜。她有一年多没见过她的外甥女了，但是她对于死者的身份非常肯定。你去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的时候，看看能不能从马特洛克小姐那里了解到这个女孩的更多情况。”

凯特说：“明斯太太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总警司。我们明早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她。”她又补充道，“希金斯讲起有关特拉弗斯溺水事件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感觉和其他的不吻合。”

她也注意到了不正常的地方。达格利什说：“看起来那天晚上很适合在河上运动。这就和亨利的故事一样奇怪。保罗·博洛尼穿着粘在身上的、湿淋淋的衣服，但却是向河水走去，而不是离开河。”

凯特依然没有离开，手放在车把手上。达格利什凝视着远处高高的山毛榉篱笆，它把停车场和河流分隔开来。天气正发生变化，早上的空气里充满纤柔脆弱又转瞬即逝的光亮，但正像下午的天气预报里说的那样，雷雨云正从西边滚滚而来。早秋的天气还很热，他站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停车场上，一阵河水和晒干青草的味道飘过，赶走了热烘烘的金属和汽油气味。他像一个逃学的人一样品味着空气，感觉到河水的流动，希望有时间能跟着那个浑身湿答答的、幽灵般的身影穿过大门，走向宁静的河岸。凯特从她一瞬的恍惚中恢复过来，打开车门钻了进去。但她看起来和他有一样的情绪。她说：“这一切看起来和帕丁顿那个昏暗的小礼拜堂是那么遥远。”他知道她想要暗示，但又不敢明说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调查的是博洛尼被谋杀一案，而不是他有可能都没怎么见过的一个女孩碰巧溺水身亡的事件。”

但是现在，他比以往都更要确定，特拉弗斯、诺兰和博洛尼，这三起死亡事件是有关联的。他们前往黑天鹅餐厅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兰帕特的不在场证明站得住脚。即便是开着保时捷，都很难想象他在杀死博洛尼之后，还能在20点40分的时候赶到餐厅。

第二章

东北方向的郊区地铁线路电气化之后，尽管老一辈的居民抗议说这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郡，而非伦敦在郊区的一个集体宿舍，伦瑟姆还是渐渐变成了一个上班族居住的城镇。这个小城相对于其他战后一蹶不振的城镇更快地接受了开发商和本地政府对于英格兰传统的劫掠，并迅速将这种破坏一切的功能发挥到极致。18世纪宽敞的大街，尽管遭到两座现代化的百货大厦亵渎，但本质上还是完好无损的，而面对泰晤士河的一小堆乔治王朝时代的房子还是会经常被拍摄并用来做圣诞日历的照片，但是这需要摄影师对画面做一些加工，将停车场和公共厕所排除在外。选区的保守党就是在这些房子中较小的一座里建立了自己的总部。迎接达格利什的是党主席弗兰克·马斯格雷夫和副主席马克·诺林杰将军。

像往常一样，他为这次拜访提前做了功课。他对这两个人的了解比这两个人认为的要多得多。过去的20年里，他们两个人一直默契地运作着本地的党内事务。弗兰克·马斯格雷夫是个房产商，有自己的家族企业，尚独立于那些联合大企业之外。他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公司。以达格利什开车经过附近村庄以及在此城镇所看到的房屋广告的数量来看，生意应该还挺不错。每个拐弯处都能看到黑色粗体的“马斯格雷夫”这个单词印在白色底板上。这种反复变成了一种几乎能预料到在前方目的地中即将面对的不快的提醒。

马斯格雷夫和将军是非常不搭调的一对。第一眼看过去，马斯格雷夫才像是当过兵的。他和已经过世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长得太像，达格利听到他说话时也有意模仿这位令人尊敬的将军那种断断续续的厉声咆哮，并且丝毫不感到奇怪。将军的个头还不及马斯格雷夫的肩膀，他瘦小的身体笔直、僵硬，就像他的脊椎已经没了。他的头顶已秃，周围还有一圈白发，上面布满斑斑点点，就像鹌鹑的蛋。马斯格雷夫做介绍的时候，将军抬起头来看着达格利什，眼神像孩童一样单纯、真诚，但又充满紧张与困惑，就好像他对着无法抵达的地平线看了太久。和马斯格雷夫一身正式的西装还有黑领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将军穿了一件老旧的呢子夹克衫，根据一时的心血来潮还进行了裁剪，两个胳膊肘上各有一块椭圆形的山羊皮补丁，衬衫和军用领带还无可挑剔。他的脸上放光，有着那种被照顾得很好的孩子所特有的脆弱。即便是刚开始的客套寒暄，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也马上表现了出来。只要将军开口，马斯格雷夫的视线就会在他和达格利什之间来回打转，像家长一样微微焦虑，皱起眉头，好像在担心自己孩子的聪明才智会被低估一样。

马斯格雷夫领着他们穿过宽敞的门厅，走过短短的一道走廊，来到位于房子后侧的一个房间，博洛尼曾把这个房间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说：“博洛尼死后门就一直锁着。你们的人来过电话，但是就算不说我们也会把它锁起来的。将军和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做法。并不是说这里有什么能启发破案的线索，反正我觉得没有。当然了，也欢迎你们过来查看。”

空气陈腐，飘满灰尘，几乎发出酸臭的味道，就像这个房间不是只锁了几天，而是被锁了几个月。马斯格雷夫打开灯，走到窗户边，用力拉开窗帘时发出一连串的咯咯声。北方一道微弱的光亮穿过尼龙窗帘，达格利什能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型砌有围墙的停车场。他想，他很少遇见比这还令人压抑的房间，但又很难解释他怎么会突然体会到这种沉重的沮丧感。这个房间并不比同一类的其他房间更糟，它的功能性很强，十分整洁，缺乏个性，他却能感受到在空气当中都充满了那种忧郁。

他说：“他在选区的时候会待在这座房子里吗？”

“不，只是把这个房间当作办公室。他通常都待在考特尼分部。鲍威尔太太给他留了一张床位。这样比在选区买一套公寓更便宜，也不会有太多麻烦。他倒是偶尔会跟我谈起这个，请我帮他找一处公寓，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我觉得他的妻子也不是很热衷于此。”

达格利什随意地问道：“您经常见到博洛尼夫人吗？”

“并不经常。她当然也会来履行自己的一些职责。每年的招待会，在地方选举时露面这一类的事情。她在哪里都非常优雅，起到装饰作用，但对政治并不是很感兴趣。将军，您以为呢？”

“博洛尼夫人吗？不，不是很感兴趣。当然，上一位博洛尼夫人就不一样了。但是话说回来，曼斯顿家族毕竟已经是四代人从政了。我过去有时候会想，博洛尼踏入政坛是不是就是为了取悦他的妻子。我觉得他妻子死了之后他对政治就没有那么多的投入了。”

马斯格雷夫给了他尖锐的一瞥，仿佛他在说什么异端邪说，之前从未被承认过，现在最好也是绝口不提。他飞快地开口道：“是的，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非常不幸。当时是他在驾驶，我想您已经听说了。”

达格利什说：“是的，我听说了。”

现场出现了令人不适的短暂停顿，他感觉芭芭拉·博洛尼的美丽形象在寂静的空气里闪闪发光，让人心神不宁。

他开始审视这个房间，注意到将军投来的焦虑又充满希望的目光，还有马斯格雷夫锐利的视线，就像在观察一个实习生第一次清点库存。房间正中面向窗户处有一张结实的维多利亚式书桌和一把带按钮的转椅。前面是两把稍小一点的皮制单人沙发。一张现代样式的桌子，一侧摆了一台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壁炉前面还有两把椅子和一张低矮的咖啡桌。唯一比较显眼的是壁炉右侧凹陷处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橱，窗格周围是一圈铜包边。达格利什在想这两个人究竟知不知道这个书橱的实际价值，但是他又猜测对传统的尊重禁止他们卖掉这个书橱。像那张书桌一样，这个书橱也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神圣不可侵犯，不能为了一时暴利就任意处置。他踱着步走到书橱面前，看到里面凌乱地放置了各种参考书，有本地指南、保守党知名党魁的自传、名人录、议会报告、国家文书出版署的出版物，甚至还有几本经典小说，明显是通过时间不断塞进书橱里的。

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为人们所熟知的温斯顿·丘吉尔肖像画的复制品，右边挂着一大张撒切尔夫人的彩色照片。但是，马上吸引住视线的是壁炉上方挂着的那一幅画作。达格利什从书橱旁边走过去，看到这是由18世纪油画家亚瑟·戴维斯画的一幅哈里森一家人的肖像。年轻的哈里森，穿着缎子马裤的双腿优雅地交叉站立，充满傲慢占有欲地站在一把园林凳旁边，凳子上坐着他那脸庞瘦削的妻子，怀中抱着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拘谨地坐在她身边，捧着一篮子鲜花。再往左，她的兄弟的一只胳膊举了起来，牵着一条风筝线，在夏日蓝天中闪闪发光。这群人身后是英国盛夏温和的风景，平滑的草地、湖水和远处庄园主的宅邸。达格利什记起他在与安东尼·法雷尔谈话的时候，他曾经提起过马斯格雷夫将得到一幅戴维斯的画作，想必就是这一幅了。将军说道：“博洛尼把它从坎普顿小丘广场拿了过来。他移开了丘吉尔的肖像，将这幅画挂在了那里。当时我们对这一举动反应比较大，因为丘吉尔的画像一直都是挂在壁炉上面的。”

马斯格雷夫走到了达格利什身边。他说：“我会怀念这幅画的，百看不厌。这幅画是在赫特福德郡画的，离这里只有六英里。现在您也还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景。同一棵橡树、同一片湖水，还有那座房子，现在是个学校。那座房子售出的时候是我祖父当的中介。只有在英国才能看到这样的风景。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个画家，直到博洛尼把这幅画拿了过来。很像盖恩斯伯勒的作品，不是吗？但我不确定这一幅和国家美术馆里的那幅《罗伯特·安德鲁斯夫妇》相比，我更喜欢哪个。画里的两个女人有点儿像，不是吗？都是脸庞瘦削、傲慢的那种，这两个人我都不想娶回家。但是画得实在太棒了，太妙了。”

将军平静地说：“这家人来取画的时候我就放心了。这也是一份责任。”

这么说他们两个都不知道遗产的事儿，除非他们比他想的更会演戏。达格利什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他也乐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只要看到马斯格雷夫知道自己走了大运之后的表情就值得了。他在琢磨是什么样突如其来的慷慨促成了这番馈赠。这是对政治忠诚相当大方的一份回馈。但这同样让局面变得复杂了，令人心烦。不管他有多么渴望得到这幅画，常识和想象都在抗拒马斯格雷夫会为了占有一幅画就割断自己朋友喉咙这种观点，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这幅画在遗嘱中留给了他。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的寿命长度来看，除非意外幸运，不然他不可能比博洛尼活得久。他有可能拿走了日记。他几乎是百分之百有可能知道博洛尼刮胡子用的是剃刀。像其他能从博洛尼之死获益的人一样得采取一定策略对他展开调查。几乎可以肯定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会耗费很多时间，会对调查的主要方向造成干扰，但还是得按部就班地进行。

他很清楚，他们在等他提起谋杀案。相反，他只是走到桌前，坐在了博洛尼的椅子上。至少这把椅子很舒服，特别适合他的长腿，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定制的。桌子表面有薄薄一层灰尘。他打开右边的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盒信纸和信封，还有一本和在尸体旁发现的很类似的日记本。他打开日记本，看到里面只记录了一些活动安排，以及在选区时的活动备忘录。在这里，他的人生也井井有条，划分得很细致。

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玻璃上漫起一层水雾，停车场的砖墙和光亮的弧形车顶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幅点彩画。他想，博洛尼来到这间不见日光、压抑、阴郁的房间里的时候肩负了什么样的重担？是从他全身心投入的政治中突然醒悟过来了吗？还是对他死去的前妻、他失败的婚姻心怀内疚？对刚刚离开的情妇心怀愧疚？因为忽视了自己的独生女、夺走了本该属于他哥哥的头衔而产生负罪感？因为最受喜爱的长子死去而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自责？“我人生中理应值得珍惜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通过死亡事件才得到的。”是不是还有新近才产生的一种罪恶感？因为特蕾莎·诺兰堕掉了一个孩子而选择自杀，他觉得无法面对？那是他的孩子吗？这些一丝不苟堆叠整齐的文件和材料似乎在嘲笑他那无序、混乱的人生，这里面除了出于好意，本质上却和第22条军规一样的条文之外还有什么呢？无非是受害者身上压的板条。如果你要给他们提供他们真心渴求的，就得敞开心扉，感同身受地倾听，越来越多的人会来见你，将你的精神与体能全部榨干，直到你献出全部。如果你不理睬他们，他们便不会再回来，只留下你为自己如此没有人性而自我鄙夷。他说：“我想这个房间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马斯格雷夫更快地反应过来他想表达什么。

“十有八九是这样。他们耗尽了所有家人、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当地官方和所有朋友们的耐心。然后就到这里了。‘我把票投给你了，你得做点儿什么事。’当然了，有些议员很喜欢干这个，觉得这是整份工作当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他们就是心愿未了的社工。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几乎是上瘾一样跟人们解释政府权力的局限性、任何政府都有的局限性。还记得有关市中心的最近一场辩论吗？我当时坐在公众旁听席。他的嘲讽当中有很多被强压下去的怒气。‘如果我对尊贵的议员刚才那混乱的论证理解无误的话，您的意思是政府必须保证智力、才能、健康、精力和财富都是平等的，同时又要从下个财政年开始消除犯罪。神圣的天意都没有实现的目标，女王陛下的政府居然通过法规和指令就可以实现？’下议院不怎么喜欢他的言论。他们不喜欢这类玩笑。”

他又补充道：“反正这注定是场败仗，用有限的行政权去教育选民。没人愿意相信。况且在民主社会，总会有个反对的声音站出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将军说：“他是个尽责的选区议员，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我觉得他有时候会在怜悯与恼怒之间左右为难。”

马斯格雷夫拉开文件柜的一个抽屉，随意抽出一份文件。

“以这个人为例，一个52岁的老姑娘，正处于更年期，感觉就像是身处炼狱。爸爸死了，妈妈在家里，几乎完全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要求严苛、年老昏聩。医院没有空床位，就算有的话妈妈也不情愿去。或者这个例子，两个孩子都才19岁，女孩怀孕了，他们结婚了。双方的父母都不满意。现在他们和老人一起住在狭小的连排筒子房里。没有隐私，没法做爱。妈妈透过墙板能听见声音。婴儿在号啕大哭。家人说‘早告诉你们会有这个下场了’。他们三年内都排不上政府出租的公寓，也许还要等更久。他每周六都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给我找一个病房床位、一间公寓、一份工作。’‘给我钱，给我希望，给我爱。’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在于此，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沮丧。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对那些真的值得同情的人毫无怜悯。”

将军平静地说：“所有的这些事例都是真的。苦难从来都是真实的。”

他望向窗外，毛毛雨已变成连绵细雨。他说：“也许我们当时应该给他安排一个更舒适的房间。”

马斯格雷夫告诫说：“可是过去议员一直把这间屋子当作接待室，将军。而且每周只有一次接待。”

将军平静地说：“尽管如此，我们迎来新一任的议员的时候，他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

马斯格雷夫毫无怨言地表示了认可：“我们可以撵走乔治。或者把顶层的那个起居室当作接待室。但这样一来就得让那些老年人爬楼梯了。我看不出来我们怎么才能重装楼梯栏杆。”

达格利什以为他马上就会打电话叫人来重新设计布局，将他自己的本意抛诸脑后。他问：“他的辞职算是意外事件吗？”

马斯格雷夫回答了他的问题：“绝对是，这简直令人震惊。震惊以及遭到背叛的感觉。没必要绕着圈子说话，将军。对于下议院的补缺选举而言算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时机，他肯定也知道。”

将军说：“几乎算不上背叛。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边缘席位。”

“这年头，低于1.5万张选票的都算边缘席位了。他本应该坚持到选举结束才对。”

达格利什问：“他为此做出解释了吗？我以为他见过你们两个人，而不只是写了封辞职信。”

这次又是马斯格雷夫回答的问题：“哦，他是见我们了。事实上他是直到告诉我们之后才给财政大臣写的辞职信。我当时正在度假。我一般都是秋天休个短假。他倒是不错，一直等到我回来。他是上周五很晚的时候过来的，黑色星期五，又是13日，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说他不应该继续担任我们选区的议员代表，他的人生应该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我很自然地问他这里说的另外的方向是什么意思。‘您是议会的一名议员，’我说，‘又不是开公交车的司机。’他说他也还不知道，他还没有被指明方向。‘被谁指明方向？’我问。他说：‘上帝。’好吧，面对这样的回应我几乎无话可说，没有什么答案能像这个一样直接杜绝任何理性探讨的可能。”

“他看起来如何？”

“哦，非常平静，非常正常。太平静了，这就是奇怪的地方，甚至有一点点诡异。您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将军？”

将军轻声地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摆脱了痛苦、特别是肉体上的痛苦的人。苍白、憔悴，但是非常安详。你不可能注意不到那种神情的。”

“哦，他是够安详的，也非常顽固，没法和他争论。但是他的决定和政治无关。至少我们确认了这一点。我直接问他：‘您是对政策、对党、对首相、对我们失望了吗？’他说并不是这样的。他说：‘这和政党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需要做出改变。’他听到这个问题很吃惊，还有点被逗乐了，就好像这是完全不相关的事。不过，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不相关的。将军和我的一生都致力于为我们的政党服务，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不是什么游戏，不是不费力就拿起来，无聊了又放下的那种微不足道的追求。我们理应获得更好的解释以及更贴心的关怀。他看起来几乎是很厌恶必须要谈及这件事。我们就好像是在讨论夏天招待会的安排。”

他开始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能看得出他的愤怒。将军温和地说：“恐怕我们没能帮得上他，一点儿也帮不上。”

“他也没有寻求帮助，不是吗？也没有寻求建议。他找到了一个更加高高在上的力量。他曾踏足那个教堂实在是让人惋惜。再说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您知道吗？”他将这个问题抛给达格利什，就好像在进行谴责。达格利什淡淡地说：“明显是对维多利亚式的教堂建筑感兴趣。”

“他没有把钓鱼或者集邮当作爱好培养真是令人遗憾。哦，好吧，他死了，可怜的家伙。现在没必要这么刻薄。”

达格利什说：“想必你们看过《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的那篇文章了？”

马斯格雷夫控制住了自己。他说：“我不读那一类的刊物。如果我想看图书评论，我都是买礼拜日的特刊。”他的语气表明他偶尔也会纵容自己的一些小爱好，“但是有人读了那篇文章并剪了下来，它在选区受到了激烈的反应。将军的意见是可以对其进行起诉。”

诺林杰将军说：“我想是可以这样做的。我建议他咨询他的律师。他说他会考虑这么做的。”

达格利什说：“他不止这样做了，他还给我看了。”

“让您进行调查，是吧？”马斯格雷夫的语气很尖锐。

“那倒不是，他没有具体说。”

“正是如此。最后几周他对所有事都没有明确的态度。”

他补充道：“当然了，他第一次告诉我们他写了信给首相并申请奇尔特恩百户邑一职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评论报的那篇文章，并做好了丑闻爆发的思想准备。结果当时大错特错。没有什么比这更富有人性、更能理解的了。但是有一件怪事，我们觉得最好还是说出来。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这事发生在那个女孩溺水身亡的那天晚上，是叫黛安娜还是什么的那个女孩。”

达格利什说：“黛安娜·特拉弗斯。”

“对，就是她。他那天晚上来这儿了，准确地说是一大早。他是午夜之后才到的，但是当时我还在这里处理一些文件。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抓破了他的脸。伤口很浅，但是也出了血，刚刚结痂。我想有可能是猫抓的，或者是他跌进了玫瑰丛。当然，也有可能是女人抓的。”

“他给你解释伤口是怎么来的了吗？”

“没有，他没有提起来，我也没有。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博洛尼的行事风格让你根本没办法提出那些会令人不快的问题。当然，这不可能和那个女孩有什么关系，他那天晚上显然没有去黑天鹅餐厅。但事后我们读到那篇文章以后，这让我觉得是个奇怪的巧合。”

达格利什想，确实如此。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必要问，并不指望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比如选区的人有没有可能知道博洛尼死亡当天晚上会在圣马修教堂度过。注意到马斯格雷夫敏锐而充满疑虑的目光和将军痛苦的皱眉，他补充道：“我们得考虑到这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杀人凶手知道他会在那里。如果保罗男爵告诉了选区里的人，也许是打电话说的，那就很有可能是有人偷听到了电话或者无意之间透露了这个信息。”

马斯格雷夫说：“您不会是在暗指他是被这个受到伤害、心怀委屈的选区里的人杀了吧？这肯定有点牵强附会了。”

“但也并非不可能。”

“愤愤不平的选民会给本地的媒体写信，取消对其替补的支持，并威胁说下次要投票给社会民主党。但我看不出他的死和政治有任何的关系。见鬼，总警司，他已经辞去了自己的席位。他已经出局了、了结了、耗尽了，不再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了。在公开了那么荒谬的教堂经历之后，再没有人会把他当回事了。”

将军轻声插话道：“即便是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那天晚上去了哪里。如果他没告诉他们而是告知了选区里的某个人的话会很奇怪的。”

“您是怎么知道的，将军？”

“刚过20点30分没多久，哈瑞尔太太就往坎普顿小丘广场打电话给管家马特洛克小姐。至少据我所知，是一位年轻男士接的电话，但是他把电话转交给了马特洛克小姐。威尔弗雷德·哈瑞尔是这里的一名干事。第二天凌晨3点，他在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过世。他得了癌症，可怜的家伙。他一直忠诚于博洛尼，哈瑞尔太太往坎普顿小丘广场打电话是因为哈瑞尔想要见他。博洛尼曾告诉她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他会确保随时都能联系得上自己。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他明明知道威尔弗雷德快要不行了，但却没有留下一个电话或者地址。这不像他的行事风格。”

马斯格雷夫说：“贝蒂·哈瑞尔之后给我打电话，想看看他有没有来选区办公室。我当时不在，还没从伦敦回来，但是她和我妻子通了电话。当然了，她没能帮上什么忙。都是徒劳无益的。”

达格利什没有表明他已经知道这通电话的事情了。他问道：“马特洛克小姐有没有说她会再去问问家里人，看有没有谁知道怎么联系得上保罗男爵？”

“她只是告诉哈瑞尔太太他不在家，家里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哈瑞尔也不可能问得太多。很明显，刚过10点30分他就从家里出去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午饭前我到他家去了一趟，本希望能找到他，但是他没有回过家。我想他们已经告诉您我当时在场的事情了。”

将军说：“在那之后我又试着找他，大约18点之前，我事先约好了第二天的会面。我想如果我们能静下来谈一谈可能会有些帮助。他那个时候也不在家，是厄休拉夫人接的电话，她说她会查一下他日记本上的日程安排，然后再打回来。”

“您确定吗，将军？”

“确定我和厄休拉夫人说过话吗？哦，是的。通常都是马特洛克小姐接电话，但有时候也会遇到厄休拉夫人。”

“您确定她说过她要查一下日记本吗？”

“也许她说的是她会看看他有没有时间然后再打电话回来。类似的话。自然而然，我认为她的意思就是要去查一下他的日记本。我说如果麻烦的话就不用了。您也知道，她因为关节炎走路很不方便。”

“她给您回电话了吗？”

“回了。大概十分钟之后打的。她说周三早上看起来没什么安排，但是她会让博洛尼第二天早上给我回电话确认一下。”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说她知道她的儿子当天晚上不会回来。更重要的是，如果她真的下楼去了书房，查了日记本，那就意味着博洛尼死亡当天18点的时候日记本还放在书房的抽屉里。根据巴恩斯神父的说法，18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牧师住宅区。终于出现了，这很可能就是将谋杀案与坎普顿小丘广场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线索。这是一场小心计划过的谋杀。杀人凶手知道从哪里拿到日记本，他带着日记本去了教堂，并把它烧掉一半，试图为自杀的理论增加真实度。这样一来就把谋杀的核心牢牢地放在了博洛尼的家里。但他难道不是一直都知道被谋杀的风险来源于自己家吗？

他回想起他在厄休拉夫人起居室拿出日记本的那一瞬间。那双如爪子般枯瘦萎缩的老人的手紧紧握住塑料袋，脆弱的身体僵硬得无法动弹。这么说她已经知道了。尽管很震惊，她的头脑依然在运作。但是还会有其他哪个母亲包庇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吗？他觉得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位母亲有可能这么做。但是事情的真相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邪恶。她不敢相信任何她本人所熟悉的人能够犯下这起罪行。她只能接受两个可能性。要么就是她的儿子自杀了，这更有可能，也更容易接受这是一起随机、事先并无预谋的暴力事件。如果厄休拉夫人能说服自己这样想，那么她会觉得一切与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关联都是无关紧要的，只会有引发丑闻的可能，更糟的是，将会把警方用于寻找真凶的精力分散开来。但是他还得讯问她这一通电话的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害怕过任何一个目击证人或者嫌疑犯。但是他并不期待即将到来的这场问话。然而，如果18点时日记本的确还在书桌抽屉里，那至少可以洗清弗兰克·马斯格雷夫的嫌疑。他14点之前就离开了坎普顿小丘广场。但是他马上发现自己对马斯格雷夫的怀疑无关紧要。他又冒出了另一个念头，可能也是一样的无关紧要。临终的威尔弗雷德·哈瑞尔躺在病床上，究竟有什么话急着要对保罗·博洛尼讲？有没有可能某人下定决心不给他说出口的机会？

在这之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在一楼优雅、别致的餐厅里共进午餐，窗外就是泰晤士河，河水在大雨中高涨、湍急。他们就座之后，马斯格雷夫说：“我的祖父曾经有一次就是在这张桌子前与迪斯雷利共进晚餐的。他们望出去看到的也是差不多的风景。”

这些话证实了达格利什一直以来的猜测，马斯格雷夫的家族一直都投票给保守党，并且认为任何其他的政治立场都令人难以接受。而将军则是通过思考和理智分析的过程才选择了这样的政治立场。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有填馅儿羊肩肉、烹饪得恰到好处的新鲜蔬菜、奶油醋栗馅饼。他想自己的这两位同伴肯定是心照不宣地同意不拿有关警方调查进展的问题来烦他。之前，他们问了一些目的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巧妙地保持了沉默。他更希望实现的心愿是认认真真地享用他们显然是煞费苦心做出来的美食，而不是让他们犹豫到底要不要讨论一个令人痛苦的话题，或者是担心他们可能一不小心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他们有一位身着黑衣的年长侍者，脸长得像充满焦虑但又友善可亲的蛤蟆，他用颤抖的双手为大家斟满尼尔施泰因白葡萄酒，一滴都没有洒出来。餐厅几乎是空的——除了他们之外只有另外两对顾客，都坐在离得比较远的地方。达格利什猜想他们在接待他的时候肯定确保了他能够平静地享用午餐。但是这两个人都找到了向他发表自己看法的时机。喝完咖啡之后，将军记起来要打一个电话，马斯格雷夫从桌子另一侧探身向前，像是要倾吐秘密似的说：“将军无法相信这会是自杀。他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所以他也想象不到自己的朋友会做出这种事。要是以前我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看法，我是说，对于博洛尼而言。但是现在我不确定了。空气中有一股疯狂的气息。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了，特别是对于他而言。你以为你认识这个人，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了解。我们都是陌生人。那个女孩，那个自杀的小护士。如果她打掉的是博洛尼的孩子，那他很难背负着这样的重担继续生活。我并不是试图插手这个案子，希望您能明白，这当然是属于您的工作。但是这起案子在我看来非常直截了当。”

然后到了停车场，马斯格雷夫离开他们去取车的时候，将军说：“我知道弗兰克觉得博洛尼是自杀的，但是他错了。他并非出于恶意、不忠或者不善良，只是错了。博洛尼不是会自杀的那种人。”

达格利什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种人。我几乎可以合情合理地说他不是自杀的。”

他们沉默地看着马斯格雷夫向他们最后一次挥了挥手，打开大门，加速驶离了停车场。达格利什觉得这又一次显示了命运的邪恶无常，他开的居然也是一辆A型黑色路虎车。

第三章

半小时之后，弗兰克·马斯格雷夫把车开回了自家的停车道上。他住在勒琴斯设计的优雅、别致并有着红色砖墙的乡村别墅，那是他父亲40年前买下来的。马斯格雷夫继承家族企业的时候一并继承了这处房产，并对它满怀骄傲与自豪之情，就好像这是有两百年历史的祖传宅邸。他用一种让人嫉妒的关怀来打理这座房子，正如他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包括妻子、儿子、企业、爱车的态度一样。通常他开车回到家的时候，只是怀有一种惯有的心满意足的态度，满意自己的父亲很有眼光地挑选了这么一座房子，但是每隔六个月，就像是服从什么不言自明的法律，他会停下车，对这座房子进行深思熟虑的市场估值。他现在就在做这件事。

他还没走进门，一脸焦虑的妻子就跑出来迎接他。她从他肩上取下大衣，说：“进行得如何，亲爱的？”

“还好。他是个奇怪的人。并不怎么友好，但是非常有礼貌。看起来他午餐吃得很愉快。”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他知道这是起谋杀案。”

“哦，弗兰克，不会吧!你该怎么办？”

“就像别的与博洛尼有关联的人一样，尽量减少损失。贝蒂·哈瑞尔来过电话了吗？”

“大约20分钟之前。我告诉她你会去看她。”

“是的，”他沉重地说，“我必须去。”

他暂时把手放在了妻子肩膀上。她的家人不想让她嫁给他，当时觉得他配不上前任郡首席治安官的独生女。但他还是娶了她，他们一直都很幸福，现在也很幸福。他突然感到一阵愤怒：我已经受到了足够多的损失，现在就应该打住了。我不会因为保罗·博洛尼在一座教堂的小礼拜堂里发了疯，就要冒着失去我为之工作的一切、我和我父亲所成就的一切的风险。

第四章

斯卡斯代尔旅社占地较大，整体呈L形，是现代化的砖房公寓，一系列突出的不规则阳台没有增强外观的视觉效果，反而让它看起来有些变形。两块草地之间有一条石路，通向天棚遮盖的门廊。两块草坪的中间各有一张圆形的花床，种满了一圈圈由白渐黄的小丽花，最中间则是火红色的，向上竖起，就像是一只充血的眼睛。左边的一条私人车道引导着车辆进入后面的车库以及一块做了标记的停车处，标记上警示说这里仅供斯卡斯代尔旅馆的来宾使用。房子背面的一排小窗就在停车场上方，达格利什知道房客对于未经许可的随意停车多么担忧，他猜想会有人专门盯着看有没有陌生的车辆过来。博洛尼肯定会觉得把车停在斯坦摩尔地铁站的公园绿地更安全，然后爬坡走完最后这四分之一英里的路，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无名的上班族，拿着不起眼的公文包，里面装着红酒和在贝克街或者威斯敏斯特地铁站附近的花店买来敬献的花束。斯坦摩尔离他的目的地也不算远，事实上，正好在他前往赫特福德郡选区办公室的路上。这样他就能在周五晚上的伦敦生活与周六早上选区接待会之间的间隙抽出一小时的时间。

他和凯特沉默着走向正门。门上安了一部对讲机——算不上最有效的安保方式，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强。这样设置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门房关注这里来往的人们。凯特按了门铃，小心翼翼地通过格栅门报上两个人的名字，回应她的是门禁打开的吱嘎声，随后他们穿过一条与伦敦郊区上千个公寓相似的走廊。走廊地上铺了方格状的树脂地砖，擦得闪闪发亮。左边的墙上有一块软木板，上面贴着楼管的通知，包括电梯维修日期和卫生清洁合同。右边的绿色塑料盆里栽了一棵藤蔓植物，由于缺少合适的支撑，分叉的枝叶低垂了下来。他们前方有两台电梯。楼道里完全寂静无声。楼上肯定有人过着他们小小格子间里的生活，但是充斥着地板抛光剂刺鼻气味的空气无比寂静，就好像这是一座亡灵之家。房客们应该是伦敦人，大部分都只是临时的过客，有正在向上攀爬的年轻学者、合租的文秘，还有自给自足的退休夫妇。房客们可以抵达四十多层公寓的任意一层。如果博洛尼足够谨慎，他完全可以每次都在不同的楼层下电梯，然后再走几层。但是总体来说风险很小。斯坦摩尔到处是高楼，不再是个村庄。这里的窗帘后面不会有窥探的双眼观察他的每一次进出。如果博洛尼把这里当作方便、低调的与情妇约会的场所，他选得不错。

46号公寓位于顶层拐弯处。他们无声地行走在铺了地毯的走廊上，直到来到这扇没有挂名牌的门前。凯特按响门铃，他在想是否有一双眼睛通过猫眼打量他们，但是门马上就打开了，好像她一直都站在那里等着他们。她让到一边，请他们进来，然后转向达格利什，说：“我一直在等你们。我知道你们早晚都会来。至少现在我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了。我需要听到有人说出他的名字，尽管对方只是一个警察。”

她已经做好了面对他们的准备。她已经哭过了，虽然还没有为自己的情人落尽所有的眼泪，但那种仿佛能撕裂身体的号啕痛哭已经结束了，至少暂时结束了。他经常目睹这种大哭给面容带来的变化，所以不会错过那些迹象：眼皮浮肿，皮肤因悲伤的剥削变得晦暗无光，嘴唇肿胀，红得不自然，好像最轻微的一击都能把它打开裂。达格利什很难想象她平时长得什么样，他认为她也许有一张令人愉悦、充满智慧的脸颊，鼻子很长，但是颧骨很高，有一个结实的下巴，皮肤很好。她的头发是不深不浅的棕色，又粗又直，用起皱的缎带扎在脑后，几缕湿漉漉的头发搭在额头上。她的声音嘶哑，因为最近才哭过而显得不自然，但是她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他对她感到一丝敬意。如果以悲伤程度为标准来看，她才像是那个丧夫的妻子。他们跟着她走进客厅，他说：“我很抱歉打扰您，而且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您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您现在觉得自己能开口谈他的事吗？如果我想取得进展，就必须比现在更加深入地了解他。”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受害者是整起死亡事件的中心。他的死因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知道些什么、他都做了些什么、他都打算做什么。正是因为他是那么独特的一个人，所以他才死了。谋杀摧毁了个人隐私，将死者人生所有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残忍地大白于天下。达格利什将会仔细搜寻博洛尼的过去，就像他搜寻一个受害者的橱柜和文件材料一样仔细。受害者的隐私是最先丧失的，但是没有哪个和谋杀案有过密切联系的人能全身而退。受害者至少不用再承受人世间这种尊严的丧失、情感的尴尬或者名声的受损。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卷入一场谋杀案的调查当中就意味着受到这样一种过程的“污染”，没有几个人还能维持原样的生活。谋杀依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罪行，在其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贵族还是乞丐。当然了，富人在这件事情上也和在别的方面一样具备优势。他们能请得起最好的律师，但是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他们能买到的其他东西就少之甚少了。

她问道：“您要喝点咖啡吗？”

“非常感谢，如果不太麻烦的话。”

凯特问道：“需要我帮忙吗？”

“不会花太长时间的。”

凯特明显把这当作默许的意思，便跟着女孩走进了厨房，门半敞着。达格利什想，这种对待他人以及他们的当务之急时所做出的不情感用事、注重实用性的回应很符合她的风格。她不需要虚张声势，也不作随意揣测，就能够把最尴尬的局面转变成几乎正常的场合。这是她的优势之一。现在，在水壶盖和陶瓷杯具的叮当声里，他能听到她们的声音，几乎就是再寻常不过的对话。从他能捕捉到的几个词句来判断，她们似乎是在讨论两个人都买了的一套电热水壶的好处。他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里，作为一个探长和一个男人，他在这里是多余的。没有他这种充满雄性毁灭气息的人存在，她们可能会相处得更好。甚至连这个房间似乎都对他充满敌意，他几乎可以说服自己他听到的低微、片段的字句是这两个女人针对自己进行的密谋。

咖啡机传来了刺耳的轰鸣。这么说她用的是刚磨好的新鲜咖啡豆。当然了，她肯定会下功夫好好煮咖啡的。她和她的情人肯定经常一起喝咖啡。达格利什环视了一圈起居室，长长的窗户外是伦敦地平线的远景。房间的家具体现出一种相对正统的好品位。沙发上铺着鹿皮亚麻布，没有一丝皱褶，依然古朴，看起来很昂贵，那种庄重、严肃的设计风格很有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出品。壁炉的两侧有配对的扶手椅，外表比沙发磨损得更严重。壁炉本身是现代化的产品，干净、整洁的壁炉里放着一排白色的木头。他发现这是最新的燃气型壁炉，能够给人一种煤炭在燃烧、火焰熊熊的错觉，这样她就可以一听到博洛尼的门铃声就启动壁炉，瞬间提供温暖与舒适。如果议院里、家里或选区有事，他没法来找她，第二天早上火炉里也不会有燃尽的冰冷灰尘用这种画面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来嘲讽她。

沙发上面有一排水彩画，质量上乘，绘着温和的英格兰风景。他想他认出了一幅李尔和另一幅科特曼的作品。他猜想这些是否是博洛尼的馈赠，也许他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转给她一些有价值的物品，他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欣赏，也不会伤到她的自尊心。壁炉对面的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满了可调整位置的活动木头架子，上面放了一套简易的音响设备、成堆的唱片、一台电视机和她的书本。他走到近前仔细观察，并将书本轻轻翻开，发现她曾就读于雷丁大学的历史系。如果把书拿走，把水彩画换成流行的海报，这就有可能是一座新建公寓楼的样板间，用这种无害又传统的好品位吸引潜在的买家。他想：有些房间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人逃离的，那种阴冷荒凉的接待室，人在里面会束紧盔甲，来抵御外面的真实世界；还有些房间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人回归，让那些患幽闭恐惧症的人能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与挣扎中逃离出来。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个小世界，一个静止的中心，供给不多，但是包含了一切主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这处公寓不仅仅是财产方面的一项投资，而是她所有的资产都投入了进来，既包括金钱资产也包括情感资产。他看了看沿着窗台摆着的那一排植物，种类繁多，都被精心打理过，看起来健康而有光泽。但是，它们为什么会不光泽呢？毕竟她总是在这里照料它们。

两个女人回到了客厅，沃什伯恩小姐端着一个托盘、一把咖啡壶、三个大号的白杯子、一罐热牛奶和一些方糖块。她把东西都放在咖啡桌上。达格利什和凯特在沙发上坐下来。沃什伯恩小姐为他们倒了咖啡，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端着杯子走到壁炉边坐下。像达格利什预料的那样，咖啡美味极了，但是她没有喝。她从对面望过来，说：“电视新闻里面说有刀伤，什么伤？”

“您就是这样才知道的吗？通过电视新闻？”

她极其苦涩地说：“当然了，不然我会怎么听说？”

达格利什被突如其来的一阵怜悯击中，这种感觉如此强烈，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不敢开口。与怜悯相伴的是对博洛尼的憎恨，他被自己这种强烈的恨意吓到了。这个男人肯定知道自己有突然身亡的可能。他是个公众人物，他肯定知道总是会有这种风险。博洛尼就不能找到一个人，向他透露自己的秘密吗？这样这个人就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前来拜访她，至少让她觉得他考虑过要尽量减轻她的痛苦。他就不能在自己过于忙碌的生活里找到一点空闲时间给她写一封信，以备自己突然死亡，这封信就会被秘密地送到她手上吗？还是说他过于傲慢，觉得自己对于那些对不如自己的人来说致命的风险——比如冠心病、车祸、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的爆炸事件——都是可以免疫的？这股愤怒渐渐褪去，只留下了一股自我厌恶。这种指责同时也针对他自己。他想：我不是也很有可能会这样行事吗？即便是在这个方面，我们都很相似。如果在他的心中有冰存在，那么我的心里也是结冰了的。

她固执地重复道：“什么刀伤？”

没有什么能够委婉回答的办法。

“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和那个跟他待在一起的流浪汉哈利·麦克都是如此。”他不知道为什么对她讲出哈利的名字有这么重要，就像当时也有必要告诉厄休拉夫人哈利的名字。就好像他下定决心让她们两个人都不应该忘记哈利。

她问道：“是用的保罗的剃刀吗？”

“有可能。”

“那把剃刀还在那里，在那具尸体旁边？”

她说的是“那具”尸体，她只关心那具尸体。他说：“是的，就在他伸出的手旁边。”

“外面的门没有上锁吗？”

“对。”

她说：“那么说，他让这个凶手进来，就好像他把流浪汉放进来一样。还是说，是那个流浪汉杀了他？”

“不，流浪汉没有杀他。哈利是个受害者，不是凶手。”

“那就是外人干的。保罗不可能杀任何人，我也不相信他会自杀。”

达格利什说：“我们也不信。我们现在把这个案子当作谋杀案来办。因此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我们需要跟您聊聊他的事。您也许比其他人都更了解他。”

她又一次开口，声音很小，他勉强才能分辨出她的低声细语：“我以为我了解，我以为我了解。”

她端起杯子，试图举到嘴边，但是没办法控制住自己。达格利什感觉到坐在身边的凯特身子一僵，猜想她是不是在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要让自己走到女孩身边，环抱住她的肩膀，并把杯子举到她的嘴边。但是她没有动。经过第二次的尝试之后，沃什伯恩小姐的嘴唇终于触碰到了杯子边缘。她喝了一大口咖啡，发出很大的响声，就像一个渴极了的孩子。

达格利什看着她，想到自己将要做的事，头脑里苛刻、挑剔的那一部分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她孤身一人，不被承认，甚至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最具人性的一个需求，不能与人倾诉这种悲伤，不能和别人谈起她的情人。而他现在就是要利用这种需求。他有时候觉得这种利用是刑侦工作得以成功的核心，特别是在侦破凶杀案的时候。你利用嫌疑犯的恐惧、他的虚荣心、他想要一吐为快的倾诉欲和他的不安引诱他说出最不该说的那句多余的话。利用他人的悲伤与孤独也是这种技巧的另一个方面。

她看着他，说道：“我能看看案发现场吗？我是说，我不想大肆宣扬，也不想引起别人注意。他们举办葬礼的时候我就想在这里一个人待着。这总好过坐在葬礼的最后一排，并努力控制不让自己出丑。”

他说：“目前教堂的后侧还是锁起来的。但是我相信一旦我们做完所有的工作，就可以安排您过去看看。巴恩斯神父是教区牧师，他会让您进去的。那是个非常普通的房间，只是一个小礼拜堂，落满灰尘，相当拥挤，空气中有赞美诗集和熏香的味道，但是个非常宁静的地方。”他又补充道，“我觉得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我觉得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但他一定感受到了恐惧。”

“也许连这都没感觉到。”

她说：“这是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场对话、神秘的天启，管它是什么，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听起来很傻。当然也不像是真的。我是说，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在保罗身上。他是个，怎么说呢，很世俗的人。哦，我不是说他只在乎成功、金钱和名望。但是他如此贴近这个世界，并属于这个世界。他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甚至都不是特别虔诚。他一般都是在礼拜日和重大节庆日的时候才去教堂，因为他很喜欢礼拜仪式。如果他们用的是新教《圣经》或者《祈祷书》的话他就不会去参加了。他说他喜欢这样度过一个小时，可以不受干扰地想事情，不会有电话来打扰。他有一次说过，正式的宗教礼仪能够确立一个人的个人身份，提醒他行为的界限，或者类似的话。信仰不应该是种负担，怀疑也不应该是。我说的这些讲得通吗？”

“是的。”

“他喜欢美食、美酒、建筑、女人。我不是说他私生活混乱，但是他喜欢女人的美。我给不了他这个，但是我能给他别人没有办法给予的东西，那就是安宁、诚实、完全的信任。”

他想，这很奇怪。她最需要谈的居然是宗教体验，而不是谋杀案。她的情人死了，即便是这种最终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都不能完全清除之前那种背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他们总会谈到谋杀的，没什么好着急的。他现在如果催她反而可能得不到想要的信息。他问道：“博洛尼有没有给您解释过在小礼拜堂的那种体验？”

“他第二天晚上过来了。他之前在议院开会，耽误了很长时间，所以没办法待太久。他告诉我他感受到了上帝。就是这样，感受到了上帝。他就像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样，可是这当然不简单了。然后他就走了。我当时就知道我已经失去他了。也许我们还是朋友，但当时我不想和他只做朋友。作为一个情人，我已经失去他了。我永远地失去了他。他无须言明这一点。”

他知道，对于有些女人而言，秘密、冒险、背叛、阴谋这些因素会给这种风流韵事带来额外的欲望。她们是和那些男人一样不受约束的女人，同样注重个人隐私，希望有热烈的关系，但是不愿以自己的事业为代价。对于这些女人而言，性欲和家庭生活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她并不属于这类人。他一字不差地回想起和政治保安处的希金斯进行的那场对话。希金斯穿着精心剪裁的花呢西服，脊背笔直，眼神清澈，剪短的小胡子下方是结实的下巴，与部队军官的传统形象非常吻合，达格利什反而觉得他走进来的时候周身笼罩着一种伪造出来的体面感，就好像站在郊区人家门口假装毕恭毕敬的骗子，又或者是在沃伦街地铁站徘徊的二手车推销员。即便是他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样子也和他的口音一样，仿佛是经过精心计算才做如此展示的。但是他的口音伪装得非常真实，所以那种愤世嫉俗也显得很真实。你最多只能说希金斯只不过是太热爱他的工作了。

希金斯是这么说的：“亲爱的亚当，一切都是常见的套路。一个用于抛头露面、当作摆设的妻子，旁边另有一个忠诚、深情的女人发挥实用价值。只是在这个事例当中，我不是很确定究竟是什么实用价值。这个选择有点令人吃惊。你看着就知道了。但是并没有什么安全问题，从来没有过。他们两个人都非常谨慎。博洛尼总是明确地表明他愿意接受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但是在涉及自己的私生活时，他也有权冒一点风险。她从来不惹麻烦，如果现在她开始惹麻烦，我会很吃惊的。八个月以后不会出现令人尴尬的大肚子的。”

他在想，她真的就能对现实视而不见吗？她不知道这场婚外情整个都被记录在案，每一步都被那些冷嘲热讽的观察者像是做临床观察一样记录下来？在经历了惯常的官僚体制内的运转过程之后，他们终于做出决定，她可以被当作是基本无害的消遣，博洛尼可以每周在她那里获得放松，不受官方的骚扰。她肯定没办法这样自欺欺人，他也不可能。毕竟她本人就来自官僚系统，是一名主管。她肯定知道这个系统的运作规则。当然，她的级别还相对较低，但这毕竟是她的世界。只要她成为安全风险，肯定就会有人告诫他从中抽身。他也会接受这样的警告。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野心、自负与冷酷无情，不知道你要优先考虑什么，那你是当不上一名国家大臣的。

他问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以为呢？当然是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是他私人办公室的主管。”

那么一切和他料想的一样。

“你们发展成为情人以后，是您要求调动岗位的吗？”

“不是，我本来就要调动岗位了。每个人在私人办公室都不会待得太久。”

“您见过他的家人吗？”

“他没有带我回过家，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他没有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或者厄休拉夫人，说‘大家来见一见卡罗尔·沃什伯恩，来见见我的情妇’。”

“您多久见他一次？”

“只要他能挤出时间，他都会过来。有的时候我们能一起待半天，有的时候只有几个小时。如果他是一个人去选区的话会试着顺路过来一趟。有的时候我们好几周都见不到面。”

“他从来没有暗示过结婚的事吗？请原谅我，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很重要。”

“如果你的意思是有人会为了阻碍他离婚就割断他的喉咙，那就是在浪费时间了。总警司，对于你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结婚的事。我也没有提过。”

“您认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她似乎没有对这个明显不相关的问题表示出吃惊，也没有花太久思考。很久之前她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不，并不怎么快乐。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不是说他被谋杀，而是在那个教堂的体验，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如果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我们的爱对他来说已经足够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份爱对我而言足够了，是我全部的所想所需。但是对他而言还不够。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对于保罗而言，没有什么是足够的，一切都不够。”

“他有没有告诉过您他收到了一封关于特蕾莎·诺兰和黛安娜·特拉弗斯的恶意诽谤信？”

“是的，他跟我说过。他并没有完全把它当一回事。”

“但他也足够重视，他给我看了那封信。”

她说：“特蕾莎·诺兰的孩子，就是她打掉的那个，不是他的孩子，如果你实在想听这件事的话。那不可能是他的孩子，如果是的话他会告诉我的。听着，那只是一封诽谤信。政客经常会收到这种信。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在意？”

“因为在他被害之前这几周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可能都非常重要。您肯定也看出来了。”

“但这些丑闻或者是谎言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们现在已经影响不到他了。它们不可能伤害到他了。没有什么能伤害他，再也没有了。”

他柔声问道：“那之前有什么伤害到他的事情吗？”

“他也是人，不是吗？当然会有伤害到他的事情。”

“什么事呢？他妻子的不忠吗？”

她没有回答。

他说：“沃什伯恩小姐，我的首要任务是抓住杀害他的凶手，而不是保持他的名节。这两者也没必要针锋相对，我会试着同时照顾到这两方面，但是我很清楚什么是要优先考虑的。您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

她突然非常激动地说：“不。我保护着他的隐私。不是名节，是隐私。我保护它已经有三年了。这让我付出了很多。我从未向他抱怨过，现在也不会抱怨。我知道规则。但是我会继续保护他的隐私。这对他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我不坚持的话，那么些年的小心谨慎、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不能公开的关系，说‘这是我的男人，我们是恋人’，那么多年总是排在他的工作、他的妻子、他的选民、他的母亲后面，这一切都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又不可能让他死而复生。”

每次情况变得棘手的时候，总会传来这样的喊声：“你又不可能让他们死而复生。”他记得自己抓到的第二个儿童杀手——警察在杀人犯的公寓里发现了隐藏起来的大量色情照片，他的受害者们摆出了不雅的姿势，可怜的小孩子被侵犯、被暴露。当时他刚刚当上督察，需要让一位母亲来辨认她的女儿。那个女人的眼睛只往照片上瞥了一眼，然后就一直瞪着前方，拒绝承认现实，否认真相。即便是在惩罚恶人、维护公正的时候，人的头脑也会拒绝接受某些现实。“你不可能让他们死而复生。”这就是被彻底击败的、痛苦悲戚的世界所发出的呼喊。

但是她又开口了。

“有很多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给予他。但是我可以小心谨慎地替他保守秘密。我听说过你。在沼泽地发生的那起事件，那个被谋杀了的法医学家，保罗给我讲了那个案子。那对你来说可算是大获成功的一次侦破，对吧？你说过‘受害者该怎么办’，但是你的受害者该怎么办？我想你会抓到杀害保罗的凶手的。你总是能抓住他们，不是吗？你就没有想过要计算一下付出的代价吗？”

达格利什感觉到凯特因为这些话中显而易见的反感和蔑视而身体一僵。女孩继续说：“但是你是指望不上我的。你也并不真的需要我的帮助。我不会透露保罗的秘密，好让你又一次获胜的。”

他说：“这还涉及那个死去的流浪汉，哈利·麦克。”

“我很抱歉，但是我已经没有什么能给予哈利·麦克的了，连同情都没有。我把哈利·麦克排除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外了。”

“我却不能把他放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外。”

“当然不可以了，这是你分内的工作。听着，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没法帮你解决这起案子。如果保罗有敌人，我不了解他们。我已经告诉了你有关他和我的事。反正你也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会再牵扯进更多的。我不要站在证人席上，从我进入法院的那一刻起就被人拍照，然后放在报纸头版上，配上‘保罗·博洛尼的兼职小情人’这样的标题。”

她站起身来。这表明他们应该离开了。他们走到门边，那个女孩说：“我想离开，就出去几个礼拜。我攒了足够多的假期。如果媒体发现了我的存在，我可不想到时候还待在这里，我承受不了的。我想离开伦敦，离开英国。你没办法阻挡我。”

达格利什说：“没办法。但是等您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您。”

“那如果我不回来呢？”她开口的时候似乎已经疲倦地预料到了自己的失败。她怎么可能定居国外呢？她还如此依赖现在的这份工作和这份薪水。也许这套公寓对她而言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意义，但是伦敦依然是她的家，而且这份工作对她而言有比金钱更重要的意义。一个年轻的女人如果不够聪明、勤奋、胸怀大志，是不可能当得上主管的。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当作了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来回答。

“那我就去找您。”

他们离开，坐进车里，他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我在想如果是你单独来看她，她是不是会说得更多。如果我不在这里的话她也许能够更没有顾虑地开口。”

凯特说：“有可能，总警司，但我必须向她保证一切都会成为秘密，我看不出我怎么才能遵守这个承诺。”

他怀疑马辛厄姆就会先承诺保守秘密，然后毫不犹豫地把秘密泄露出来。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不同点。

“不，”他说，“你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五章

一回到新苏格兰场，凯特就冲进了马辛厄姆的办公室。她发现就他一个人在办公室，身边全是材料。他很高兴能够放下眼下虽然在认真负责地阅读但并没有投入很多热情的报告，那是挨家挨户盘查的结果以及海量的谈话记录。她在开车回苏格兰场的路上勉强压抑住了自己的愤怒，现在非常需要和某人发生一场正面冲突，如果是和一个男性就再好不过了。

“那个男人就是一坨屎!”

“哦，我不太清楚。你对他是不是太苛刻了？”

“还是老生常谈。他沉浸在自己的成功里，而他的情妇被塞在相当于维多利亚时期那种爱巢的某个地方，来满足他偶尔冒出来的需求。我们简直就是倒退回了19世纪。”

“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别说了，凯特!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自己的公寓，薪水很高，退休了以后还能拿到养老金。只要她愿意，她随时都能甩了他。他并没有在强迫她。”

“在身体上也许没有。”

“别开始说那套陈词滥调，什么‘男人都在享乐，只有女人受到责备’。最近的事实都在反驳你这种观点。没有什么拦着她不让她和博洛尼一刀两断的。她完全可以给他下最后通牒：‘你必须做出选择，我和你妻子只能留一个。’”

“明知道他会选择谁也要这么说吗？”

“好吧，确实是有这样的风险。但她也有可能刚好走运。这又不是19世纪，他也不是帕内尔。离婚不会阻碍他的事业发展，至少不会太久，也不会过分损害到他的事业。”

“但肯定也不会起到什么正面作用。”

“好吧。就以你的男人为例，不管他是谁。或者是任何你心仪的对象。如果你必须在他和你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能轻易做出吗？当你想要开始吹毛求疵的时候，先问问你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问题让她心烦意乱。他也许知道，或者是猜到了艾伦的存在。在刑事调查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她又对自己的私生活缄默不语，肯定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但是她没想到他会注意到这些，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坦诚地说出来，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这种试探。她说：“反正，这让我没法对他产生敬意。”

“我们不需要尊敬他。没有人要求我们尊敬他或者是欣赏他的政治立场、他的领带或者他挑选女人的品位。我们的工作就是抓住杀害他的凶手。”

她坐到他对面，突然疲惫不堪，双肩耷拉下来，看着他又重新开始整理材料。她喜欢马辛厄姆的办公室，觉得这种不怎么具备雄性气息的房间与走廊那头凶杀刑侦小分队的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充斥着浓郁的阳刚气息，她想，很像旧时乱糟糟的军官房间。但她有一次听见马辛厄姆和达格利什说话，语气中充满了狡猾的恶意，让他的手下备受冒犯，让他们想起了他过去的外号“约翰阁下”。他说，“这可算不上是支一流的队伍，您说呢，总警司？”小分队经常被召集起来调查海边的案件，并且在破案之后总会获得裱起来的相关船只照片作为奖励。这些都在墙上一线摆开，旁边还有各个联邦国家警察局长的签名照、各种警衔、警徽、带签名的奖状，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庆祝晚宴的照片。马辛厄姆的墙上只有早期板球比赛的彩色照片，她猜测可能是从家里面拿过来的。这些都让人回想起早已消逝的夏日——形状奇怪的球拍、球员头上的大礼帽、熟悉的教堂尖塔冲破英格兰的云霄、阴影遮蔽的草地以及穿着环形硬衬裙、打着阳伞的女士们。一开始他的同事们都对此饶有兴趣，后来渐渐地就没有多少人留意了。凯特觉得他的选择在男性秩序与个人品位之间做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妥协。他也不可能在办公室挂上自己上学时的照片，并不是说伦敦警察厅不能接受伊顿公学，但是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她问道：“挨家挨户调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跟料想的一样。没人看见或听见什么。他们都目不转睛地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在‘狗和鸭’小酒馆酩酊大醉，要么就是在玩宾果游戏。他们没钓到什么大鱼，但是也捉到了几条小鱼。可惜的是我们没法再把他们放生，不管怎么说，够办公室忙一阵子的了。”

“出租车司机那边调查得怎么样了？”

“运气不好。有一个人记得在那个时间段送了一位中年绅士到教堂周围40码的地方。我们追踪了这一趟车程。他是要去见他的一位女士朋友。”

“什么？在哈罗路上的爱巢吗？”

“他有一些很具体的要求。还记得法蒂玛吗？”

“天哪，她还在干这种事？”

“正是这样。她现在在为查尔基·怀特打探一些消息。这位女士现在可不怎么待见咱们。查尔基也是。”

“那计程车司机呢？”

“他已经进行了正式的投诉。说我们骚扰、干涉他的人身自由，老一套。已经有六个人承认是自己杀的人了。”

“这么快就有六个人了？”

“有三个我们之前都见过，都是无辜的。还有一个认罪是为了抗议保守党的移民政策；另一个这么做是因为博洛尼引诱了他的孙女；最后一个是因为大天使加百列让他这么做的。他们都搞错了作案时间。他们都声称用的是刀子，而不是剃刀，听到他们当中没人能交出凶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全都缺乏创意，都宣称自己把凶器扔进运河里了。”

她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工作究竟有多高的效率？”

“一直都在想。你认为我们还能怎么做？”

“首先，在那些小鱼身上少花点儿功夫。”

“得了吧，凯特。我们没得选。只能在严格的限制范围内做仅有的选择。这和医生的工作也没什么区别，他也不能做到让整个社会人人都健康，他没办法治愈整个世界。如果他想这么做，一定会疯掉的。他只能是把自己遇到的病人治好。有的时候他能治好，有的时候他也会失败。”

她说：“但是他并没有花费所有时间去治疗痦子，任由癌症肆虐。”

他说：“天哪，如果谋杀案都不算癌症，什么才算？事实上，也许真正不够高效的不是对一般犯罪，而是对谋杀案的调查。想想我们为了把约克郡开膛手关进监狱付出了多少代价。想想我们抓到这个凶手之前会浪费纳税人多少钱。”

“假如我们能抓到他的话。”她第一次想要补充一句，“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

马辛厄姆从桌边站起身来：“你需要喝一杯，我请你。”

突然，她几乎都有点儿喜欢他了。“好吧，”她说，“谢了。”她拎起手提包，他们一起向高级警员的餐厅走去。

第六章

艾丽丝·明斯太太住在距波托贝洛路一个街区以外的一座政府建造的公寓的二楼。星期六这里有街边集市，那时在哪里都没办法找到地方停车，所以马辛厄姆和凯特把车停在了诺丁山警局，然后步行到了公寓。星期六的集市总是像嘉年华会一样——五湖四海云集、一片祥和但又人声鼎沸的庆典，欢庆着人类喜欢扎堆、好奇、易上当和贪婪的本质。这让凯特想起她刚到分局的那段时光。虽然她很少买什么东西，却总是愉快地穿过拥挤凌乱的街道。她从不像大家一样痴迷于过去的琐碎细节。况且她知道，在所有这些欢快、友好的气氛之下，集市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单纯。不是所有经手的各国货币最后都会被填报在纳税申报单上，不是所有的交易物品在过去都是无害的物件。如果是不太警惕的人来逛街，他们可能在走到集市另一头之前就把钱包里的钱花光了。但是伦敦的集市很少有完全友好、令人愉快又让人心情舒畅的。这天早上，像往常一样，她走进狭小喧闹的集市街，精神不由为之一振。

艾丽丝·明斯住在2号楼26号公寓，这座公寓与大厦主体分隔开来，同马路隔了一块很大的空地。他们穿过空地，有好几双假装漠然但却非常警惕的眼睛注视着他们。马辛厄姆说：“我来负责讲话。”她感受到一阵熟悉的厌恶，但是没有说话。

他们之前通过电话约好的时间是21点30分，他们一按门铃，前门就开了，照这个速度来看，明斯太太肯定也属于隔着窗帘关注他们行踪的人之一。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位身材娇小、有着紧凑方脸的女士。她下巴圆润结实，一张长嘴唇短暂地摆出一个微笑，看起来不像是欢迎他们，而更像是对他们的守时表示满意。那对深色、几乎是漆黑的眼眸向他们快速瞥了一眼，似乎是在对他们进行估值。她花费了不少工夫检查马辛厄姆的警察证，看得很仔细，然后站到一边让他们进屋，说道：“好吧，你们很准时，这点我得承认。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这里有茶，也有咖啡。”

马辛厄姆很快就替他们两个人谢绝了。凯特的第一反应是快速地说她可以来一杯咖啡，但是她控制住了这种冲动。这可能会是很重要的一场谈话，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不满就去破坏一场可能会顺利的询问。明斯太太也绝不会忽视他们两个之间太过明显的敌对情绪，她那对充满智慧的深黑双眸是不会错过这些细节的。

他们被领进了一间令人惊讶的客厅，她只希望自己没有流露出过分的吃惊。当地的政府提供给她的是15英尺长、10英尺宽的长方形房间，只有一扇窗户和一扇通向阳台的小门，阳台十分狭小，除了能放几盆盆栽之外没有别的用处。明斯太太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小型的维多利亚式的起居室：阴暗、凌乱、让人产生幽闭恐惧。墙纸是深橄榄绿，上面绘有常青藤和百合花，地上铺的威尔顿绒毯已经褪色，但还堪用，一张长方形的红木桌子占据了屋子中间大半空间，桌子腿呈弧状，桌面打磨得发亮，像镜子一样一尘不染，周围还配了四把高背雕花椅。一张较小一点的八角桌被放在了墙边，上面摆了一只装着一叶兰的黄铜壶。墙上的淡棕色画框中裱着基调感伤的图画：《水手的永别》和《水手的归来》，还有一个小男孩在摘取小溪旁开出的花朵，在他跌跌撞撞的身后，一个长着双翼的天使在保护他，脸上带有一种虔诚而愚忠的表情。窗户前放着一座长长的植物支架，缠绕在一起的铁丝被染成了白色，里面是一盆盆的天竺葵，阳台上的赤土花盆里栽着常青藤和其他藤蔓植物，杂色的树叶与栏杆缠绕在一起。

房间的焦点处是一台17英寸的电视机，细看并没有第一印象给人的感觉那么突兀，因为它的周围是一圈绿色的蕨类植物，叶子都缠绕在屏幕上，就像华丽但又栩栩如生的边框。窗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非洲堇，深紫色的花瓣上还有斑斑点点的淡紫色。凯特想，这些花都是种在喝过的酸奶盒子里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一点，因为每个小花盆外面都有纸折的装饰花边。雕刻了很多装饰花边的侧板上摆满了小动物形状的瓷器，包括大小和品种各异的小狗、带斑点的小鹿和摆出猫科动物不太会露出的表情的几只陶瓷小猫。每一只动物都放在一块过浆的亚麻桌垫上，估计是为了保护光滑的红木板。

整个房间都一尘不染，充斥着刺鼻的抛光剂气味。冬天，把深红色天鹅绒窗帘都拉起来的时候，身处这间房中很容易以为自己是在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环境里。明斯太太可能也属于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她穿着一条黑色裙子和一件扣子系到领口的白色衬衫，最上面还别了一个浮雕宝石胸针，灰白的头发高高拢起，在后面梳成一个小小的发髻，垂在脖子上方。凯特想，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衰老的女演员，正在扮演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女管家的角色，而对她唯一能想到的批评就是口红和眼影似乎涂得有些太浓了。她自己坐在右边的扶手椅上，挥手示意凯特坐到另一把上，让马辛厄姆自己搬过一张餐桌椅坐下。他坐在那把椅子里，看起来过于高高在上，令人不适。凯特想，这就像是一个男性入侵者闯入了舒适的、属于女性的居家环境中。秋日的阳光透过蕾丝窗帘和阳台上的绿色植物照进来，令他那一头红发下的面孔显得有些病态，额头上的雀斑明显得就像飞溅上去的淡淡血迹。他说：“我们不能把门关上吗？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通向阳台的门半开着，凯特站起来，走过去关门。她可以瞥见巨大的蓝白相间的茶壶挂在外边右侧波托贝洛陶器厂的门外，还能看见瓷器市场被刷过漆的护墙板。街上的嘈杂声传到她的耳朵里，就像是海边卵石发出的碰撞声。随后她关上了门，声音马上安静下来。明斯太太说：“只有周六才会这样。史密斯先生和我都不太在意。你很快就会习惯的。我总是说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又转向凯特，“你也住在这附近，对不对？我很确定我在商场里见过你。”

“很有可能，明斯太太。我住得不远。”

“哦，好吧，这毕竟是个村子，不是吗？你迟早会在商场里碰见所有的人。”

马辛厄姆不耐烦地说：“您提到了一位史密斯先生。”

“他住在这里，但是你见不到他。他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但是他确实住在这里，现在出去闲逛了。”

“闲逛？去了哪里？”

“我怎么知道？他是骑着自行车走的。他祖父还活着那会儿，他的家人住在希尔门村。那可真是个小贫民窟。现在这些房子可以卖到16万英镑了。我想，史密斯先生流淌着吉卜赛人的血液。他们推倒古希腊的赛马场之后，有很多的吉卜赛人定居在这附近。他总是喜欢游荡。现在英国铁路允许他的自行车自由通行了，他就更轻松了。你们很幸运，他刚好不在。他可不怎么喜欢警察，因为你们的人经常无缘无故就把他抓起来，有的时候可能仅仅因为他睡在了篱笆底下。这就是这个国家有问题的地方，总是给正派的人找麻烦。我还能说出其他不许我们开口讲的事情。”

凯特能感觉到马辛厄姆的焦虑，他急着想要展开与案件相关的询问。明斯太太可能也觉察到了，她说：“这对我来说也震惊不小，我不介意这样讲。厄休拉夫人那天快到21点的时候给我打了电话。她告诉我你们早晚都会过来的。”

“这么说，直到他母亲打电话警告您，您才第一次获悉保罗男爵的死讯？”

“警告我？并不是打电话警告我呀。又不是我割断了他的喉咙，可怜的先生，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你可能以为马特洛克小姐会提前费点心打电话过来。这总比在18点的新闻节目得知消息要强。我在想要不要给宅子去个电话，看看我能帮得上什么忙，但是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都给他们打电话打扰他们，不缺我一个。我想，最好还是等一等，直到有人给我打电话过来。”

马辛厄姆说：“那个人是厄休拉夫人，21点之前打过来的电话？”

“是这样的。她人真的很好，肯费心。我和厄休拉夫人一直都相处得很好。称她为厄休拉·博洛尼夫人是因为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而博洛尼夫人只是一位准男爵的妻子。”

马辛厄姆不耐烦地说：“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

“哦，你们知道，可不是嘛。上百万的人都不知道，也不在意。尽管如此，最好还是把一切理顺了，如果你想要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待着的话。”

马辛厄姆问：“她给您打电话的时候听起来怎么样？”

“厄休拉夫人吗？你以为呢？她没有在笑，她可能笑吗？她也没有在哭，这不是她的风格。她很平静，一如往常，但是没法告诉我太多细节。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自杀吗？”

“我们也不能确定，明斯太太，必须要等到一些检验结果出来才能获得更多信息。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起有疑点的死亡事件来处理。您最后一次见到保罗男爵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周二他出门之前，大约是在10点30分的时候。我们在书房，我进去擦桌子，他就坐在那里。我说我晚点儿再过来，他说，‘没关系，进来吧，明斯太太，我不会待太久’。”

“他在做什么？”

“我说过了，他坐在桌子前面，日记本摊开在面前。”

马辛厄姆尖锐地说：“您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了。他就把本子打开，放在自己面前，正在浏览上面的内容。”

“您怎么就能确定那是他的日记本？”

“听着，本子敞开着放在他面前，我能看得出来是一本日记本。每一页上都是不同的日子，上面标着日期，他又在里面写了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日记本长什么样吗？后来他合上日记本，把它放回到右边最上面一个抽屉里，他一般都把日记本放在那里。”

马辛厄姆问：“您怎么知道他一般都把日记本放在哪里？”

“听着，我在这个家已经工作九年了。雨果男爵还是准男爵的时候我就被厄休拉夫人雇来了。所以我还是了解一些家里的情况的。”

“你们还说了什么吗？”

“没说什么了。我问他能不能借一本书看。”

“借他的书看？”马辛厄姆惊讶地皱了皱眉。

“是这样的。我打扫的时候看到那本书放在架子的最底下一层，我很想读一读。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它就放在电视机下面。米莉森特·金特尔写的《暮光下的玫瑰》。我很多年都没看到过她出新书了。”

她伸手把书拿过来，递给了马辛厄姆。书很薄，还被包在防尘罩里，封面上画的是帅气逼人的黑发英雄，怀里抱着一个几乎快昏厥过去的金发女孩，背景里是怒放的玫瑰。马辛厄姆翻了一遍，用一种饶有兴致又含有一丝轻蔑的口吻说：“我应该能猜到这几乎不会是他会读的书。我猜是他的某个选民送给他的，作者还签了名。我在想他为什么还要费心留下这本书。”

明斯太太尖锐地说：“他怎么就不能留下这本书呢？米莉森特·金特尔是个很棒的作家。虽然她最近几年没写多少东西。我偏爱那些能写出好看的爱情小说的作家，比写那些可怕的凶杀案的好多了。我受不了那些侦探小说。所以我问他能不能借这本书看，他说可以。”

凯特把书拿过来打开，扉页上写着：“致保罗·博洛尼，送上作者最衷心的祝愿。”底下是作者的签名，米莉森特·金特尔，还有日期，8月7日，正是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水身亡的当天，但很明显马辛厄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合上书，说：“明斯太太，如果这本书您已经看完了，我们需要把它带回坎普顿小丘广场。”

“你们随意。你们别多想，我并没有要顺手牵羊的意思。”

马辛厄姆问：“他说您能借走这本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他问我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工作多久了？我说九年了。然后他说，‘这些年于你而言过得好吗？’我说，和大多数人一样好。”

马辛厄姆微微一笑。他说：“我觉得他并不是想问这个。”

“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能指望我说什么？我完成工作，他们支付给我薪水；每个小时四英镑，比一般的薪水高，如果我一直待到天黑还会帮我叫计程车。如果工作不合适，我是不会留下来的。但是他们指望用钱换到什么呢？爱吗？如果他希望我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就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度过的，那他恐怕要失望了。提醒你们一句，第一任博洛尼夫人还活着的时候情况可是大不相同的。”

“您说的不同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同。那个时候整个房子里看起来更有生气。我喜欢第一任博洛尼夫人。夫人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但是她没能待多久，可怜的人。”

凯特问：“您为什么要继续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工作呢，明斯太太？”

明斯太太的小眼睛一亮，她只是简单地说：“我喜欢给家具打蜡和磨光。”

凯特猜想马辛厄姆肯定很想问她对于第二位博洛尼夫人的看法，但他还是决定不偏离询问的主线。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他问道。

“他出去了，不是吗？”

“离开了家？”

“是这样的。”

“您确定吗？”

“听着，他穿上了夹克衫，拎上了手提包，走过门厅，我听见正门开了又关上。如果他没有出去，那是谁出去了？”

“但是您并没有亲眼看到他离开？”

“我从来不会跟着他走到门口，再和他吻别，你是想知道这个吗？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但是那就是我在这个人在世上看到他的最后一眼，我也不指望能在另一个世界见到他，这一点是很确定的。”

也许是出于谨慎，马辛厄姆没有在这一点上追问下去。他说：“您很确定他把日记本放回抽屉里了吗？”

“他没有带在身上。听着，日记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的意思是我把它偷走了还是怎样？”

凯特这时候插话道：“日记本现在不在抽屉里了，明斯太太。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在怀疑有人拿走了，它又没有任何价值。但是确实是不见了，而且可能对破案来说很重要。是这样的，如果他确实为第二天安排了活动，那么他离开家的时候就不太可能是一心要去自杀的。”

明斯太太稍稍平静了下来，她说：“反正他没带在身上。我亲眼看见他把日记本放回去了。如果他晚些时候又回来拿走了，那也是我不在的时候拿走的。”

马辛厄姆问：“当然，那也是有可能的。您什么时候走的？”

“17点，通常都是这个时间。我把午餐用过的餐具都洗干净，再做一些下午要做的特别的工作。有的时候是要擦银器，有的时候是要擦亚麻碗橱，周二的时候一般都是去书房打扫书上落的灰尘。我在那里从14点30分待到16点，然后去帮着马特洛克小姐准备下午茶。他那个时候肯定还没回来。如果有人从门厅走进来我应该能听得见。”

突然，凯特问：“您认为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幸福吗，明斯太太？”

“说实话，很少看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还好。但是他们一直都是分房睡。”

马辛厄姆说：“那倒不是太罕见。”

“也许吧。但是分房也分好多种，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负责整理床铺。也许你们认为这也是婚姻的一种，但是我不觉得。”

马辛厄姆说：“这样可没办法生出下一任的男爵。”

“是的，我前几个礼拜确实琢磨过这件事。她那个时候不怎么吃早餐，这可不像她平常的作风。但是我觉得概率不大。她太担心自己的身材了。提醒你们一句，她心情好的时候还不差，就是要求太多了。‘哦，明斯太太，亲爱的，帮我把我的晨衣拿过来。’‘明斯太太，我的天使，帮我给浴缸放满水。’‘亲爱的，帮我煮一杯茶。’如果能照自己心意行事，她就像蜜糖一样甜。好吧，她多多少少不得不这么表现。厄休拉夫人也是一样。她也不怎么介意马特洛克小姐帮她沐浴和更衣。就算马特洛克小姐看不出来，我也能看出来。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习惯了有人给你提前把浴缸的水放好，把早餐端到床边，把要穿的衣服都挂好，作为交换，你也得忍受一些不便。厄休拉夫人还是个姑娘家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候只能看见仆人们，他们不会发出声音。绅士贵族们经过的时候，仆人们需要紧紧靠墙站着，以防止老爷们突然看过来，递交邮件的时候也要戴上手套，以免污染了信封。你要想，现在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已经很幸运了。我的外祖母就是做仆人的。我明白。”

马辛厄姆说：“那据您所知，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争吵，是吗？”

“也许他们要是真的吵起来，可能还会好一些。他太有礼貌了，甚至可以说太过正式了。这在一桩婚姻里可不算自然。不，他们之间没有争吵，至少周二早上之前没有过。而且周二早上那一出也几乎算不上是争吵。要两个人才能吵得起来，她一直在不停尖叫，整个房子里都听得见，但是我没怎么听到他的动静。”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明斯太太？”

“那是我8点30分去她卧室拿走早餐托盘的时候的事了。我每天早上都这么做。保罗男爵一般都会去厄休拉夫人那里撤回托盘。他只喝了橙汁和咖啡，吃了两片烤好的全麦面包和橘子酱。但是博洛尼夫人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了。橙汁、燕麦片、炒蛋、烤面包，全都吃了。但是一点肉也没长。”

“跟我讲讲吵架的事，明斯太太。您都听到他们说什么了？”

“我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听到她大叫着说：‘你又要去找那个婊子了。你现在不能去了。我们需要你，我们两个都需要你。我不会让你走的。’类似的话。然后我能听到他的声音，非常低。我听不清他具体在说什么。我站在门外面，心里想着到底该怎么办。我把托盘放在门口的桌子上，我敲门之前都会这么做，但是现在冲进去似乎很不合适。可是话说回来，我也不能像傻瓜一样一直站在外面。然后门开了，他走了出来，脸色像纸一样苍白。他看见我，说：‘我来拿盘子吧，明斯太太。’然后我就把托盘给了他。他没有当场把盘子掉在地上，我都觉得很惊奇了。”

马辛厄姆说：“他接着又把盘子拿进卧室了？”

“是这样的，然后关上了门。我又回到了厨房里。”

马辛厄姆调整了提问的方向，他问道：“据您所知，周二那天还有没有别人来过书房？”

“选区那边来的马斯格雷夫先生来过。他大概是从12点30分等到将近14点，以为保罗男爵会回来吃午饭。然后他放弃等待，直接走了。莎拉小姐大约是16点的时候来过。她是来看祖母的，我告诉她厄休拉夫人不会回来用下午茶，但是她说她要在宅子里等一会儿。然后她好像也等不及了。应该是自己直接走了，我没看见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马辛厄姆继续问她有关黛安娜·特拉弗斯的事。凯特觉察到他比她还不相信亚当·达格利什认为这两个女孩的死与保罗·博洛尼被谋杀一案相关联的那套理论，但他还是按要求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结果问出来的情况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耐人寻味。明斯太太说：

“黛安娜来的时候我也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刚刚离开。她是西班牙人，她的丈夫在苏活区当厨师，后来她怀上了第三个小孩，医生说她应该辞掉外出的工作。玛利亚，她是个好帮手。那些西班牙女孩知道怎样保持房屋清洁，这个我得替她们说句话。反正就这样，马特洛克小姐在兰仆林的报刊亭放了一张招聘卡，黛安娜就来了。那张卡片放在那里才不到一个小时。真是有点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我从来没想过她真的能招到人。这年头，优秀的清洁女工压根不需要到报刊亭寻找招聘启事。”

“她是个好清洁工吗？”

“你能看得出来，她之前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但是她有足够的意愿。当然了，马特洛克小姐从来不让她碰最好的瓷器，也不让她清洁客厅里面的家具。她主要负责卫生间和卧室，准备做饭用的蔬菜，还做一点采购。她做得还算不错。”

“对于这样一个女孩，选择这样的工作有些奇怪啊。”

明斯太太明白他想要说什么。

“哦，她确实是受过教育，这一点能看出来。但是工作薪水不少，每个小时可以拿到四英镑，如果你正好赶上的话还能吃一顿像样的午饭，也不用交税，除非傻到要主动去纳税。她说她是一名演员，正在寻找演戏机会，所以需要一份能够随时辞掉的工作。黛安娜·特拉弗斯身上有什么让你们很感兴趣的吗？”

马辛厄姆忽略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两个相处得融洽吗？”

“我们没有理由相处不好。我告诉过你了，她人还可以。有一点点爱管闲事，有一天我发现她在乱翻保罗男爵办公桌的抽屉，直到我走到她身边她才注意到我。她只是笑了笑就算过去了。她还问了很多关于家里的情况。她从我这里没获取太多信息，在马特洛克小姐那里也没有。但是她基本无害，只是太热衷于闲聊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她的。如果我不喜欢她，就不会让她住在这儿了。”

“您是说她就住在这里吗？我们在坎普顿小丘广场问话的时候可没有人提起这一点。”

“是啊，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是吗？他们也没理由知道。她正打算买下一套位于里奇芒特花园的公寓，但是被耽搁了。原来的房主还没做好搬进新家的准备。您也知道这种事儿，她只好先从之前的地方搬出来，另找一个地方暂住一个月。我这里有两间卧室，我就告诉她可以搬到这里来。每个礼拜房租25英镑，包含一顿美味早餐。条件不差。我不知道史密斯先生是不是乐意，反正他也马上又要出去流浪了。”

有两个卧室，凯特想。明斯太太的漆黑双眸盯着马辛厄姆，对于他询问就寝安排这件事表示不满。然后，她说：“我的外祖母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结一次婚，这是她应得的。但是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凯特说：“在里奇芒特花园买公寓？对于一个失业的女演员来说房价是不是太高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她说她爸爸也帮了忙。也许他帮了，也许他没帮。也许是爸爸，也许是别人。反正这个人在澳大利亚，至少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这不关我的事。”

马辛厄姆说：“也就是说，她搬到了这里住。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就是她溺水身亡的十天前，可怜的孩子。你可别跟我说她的死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当时也参与了问话。因为我是自然关系人，你们都是这么叫的吧。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她是在哪里工作的，不是吗？我还以为他们可能会在办葬礼的时候送去一个花圈呢。他们并不想知道这一切，不是吗？”

马辛厄姆问：“她跟着您住在这里的时候一般闲下来都会做什么呢？”

“我很少看见她。这也不关我的事，不是吗？每周有两个上午她去坎普顿小丘广场工作，其他的时间她说她要去试镜。她晚上经常出去，但从来没有带人回来过。她不惹麻烦，非常利索、干净。不过正是因为知道她的人品我才让她在这里住下的。后来，她溺水之后的那个晚上，警方还没开始调查，她死了也才不足24个小时，有两个小伙子到这儿来了一趟。”

“来这里？”

“是这样的。我刚从坎普顿小丘广场回来。要我说的话，他们一直坐在车里等着我回来。他们说是她的律师让他们过来，把她留在这里的东西都带走的。”

“他们给您出示什么身份证件了吗？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

“有来自律所的一封信。很花哨的信纸。他们还拿了一张名片，所以我就让他们进来了。跟你们讲，我一直站在门边看着他们。他们不怎么乐意，但是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打算干什么。‘这里什么也没有，’我告诉他们，‘你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她大约两个礼拜之前就离开了。’他们几乎是把这个地方翻了个底朝天，甚至都把床垫翻开了。当然了，一无所获。我想，这件事有点蹊跷，但是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也就没再追究。没有必要无事生非。”

“您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明斯太太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你说呢!得了吧!他们是你们的人!便衣警察。你以为我看到警察的时候认不出来？”

即便是在这个被绿色植物环绕的昏暗房间里，凯特也能看出马辛厄姆的面庞因为激动而变得涨红。但是他经验丰富，此时不会进一步追问。他反而又问了几个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主要涉及坎普顿小丘广场宅邸的家务安排，然后就准备结束这次的问话。然而明斯太太也有自己的想法。凯特感觉到她有一些话想私底下跟她说。她站起身来，说：“您不介意的话，我能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明斯太太？”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瞒过了马辛厄姆，但他就算察觉出来也不太可能跟着她们过来。凯特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明斯太太在门口候着她，她几乎是屏住呼吸在说话：“你看到书上写的日期了吗？”

“看到了，明斯太太。是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水身亡的当天。”

那对尖锐的小眼睛里闪烁着满意的光芒。

“我也觉得你应该是注意到了。但是他没有，对吧？”

“应该会注意到吧，他只是没有说出来。”

“他压根没注意到。我知道这种人，太敏锐了，反而对自己不利，忽略了就在眼皮底下的线索。”

“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明斯太太？”

“第二天，8月8日。那天下午，他从选区回来。肯定是拿着书回来的。”

“所以她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给他的。”

“也许，也不一定。但很有意思，不是吗？我在想你是怎么注意到的。别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建议。他太自以为是了，马辛厄姆那个家伙。”

他们走出波托贝洛路，一直走到兰仆林，马辛厄姆才开口，马上又笑了起来。

“我的天哪，看看那个房间!我同情那个神秘的史密斯先生。如果我得和她一起住在那个地方，我也得出去流浪。”

凯特突然激动起来：“这有什么不对吗？她有什么不对吗？至少这算是有个性，总比那些政府盖的破楼强，每个楼里塞了那么多个小单元，还要保证最少的公共开销。你从没在那种地方住过，不代表住在那儿的人就一定喜欢这种房子。”她又防御性地赌气补充道，“督察。”

他又笑了起来。她生气的时候总是会非常谨慎地喊出他的职务。

“好吧，好吧，我承认是有个性。她和她的房间都很有个性。那个街区又有什么不对吗？我认为还是比较体面的。如果市政府为我提供这样一处公寓，我肯定会痛快接受。”

她想，他也确实会接受的。他可能不是很在意生活的外在品质，不在意在哪里吃饭，在哪里居住，甚至不在意穿什么，他可能比她还要更不在意这些。她又一次恼怒地发现，自己在他身边总是很容易就变得虚伪起来。她自己从来不相信住在什么样的楼里会有多么重要。造就贫民窟的是人，不是建筑。就算是埃里森·费尔韦瑟公寓，假如建在另一个地方，里面住上不同的人，也不会太糟。他继续说：“她说的也很有用，不是吗？如果她说的是事实，他确实把日记本放回了抽屉里，如果我们能证明他在这之后没有回来过……”

她插话进来：“但做到这一点可没那么简单。这就意味着要对他每一分钟的行动都了如指掌。目前为止我们对于他离开房产中介之后又去了哪里完全一无所知。他有钥匙，完全可以自己开门进来，再马上出去。”

“是的，但是更有可能没有回来。毕竟他是带着手提包走的，明显是打算在外面待一整天，然后直接去教堂。如果18点之前诺林杰将军打电话来的时候厄休拉夫人确实是查看了日记本，那我们就知道谁是我们的头号嫌疑人了，不是吗？多米尼克·斯维恩。”

一切都无须多言。她也和他一样很快就意识到了日记本的重要性。她说：“你觉得那些去翻东西的男人会是什么人？政治保安处的人吗？”

“我猜是的。要么她为他们工作，他们把她安插在坎普顿小丘广场，要么她就是在为更邪恶的人或势力工作，然后那些人揭发了她。当然了，他们也有可能就是自称的身份，就是由律师事务所派来找文件材料、遗嘱之类的。”

“还翻了床垫底下？这可算得上是专业搜查了。”

她想，假如是政治保安处的话，该有麻烦了。她说：“他们确实告诉了咱们博洛尼情妇的情况。”

“因为知道我们自己也能很快就查出来。这是典型的保安处作风。他们对合作的理解就好像大臣要回答议会提出的问题，简短精确，确保你们告诉他们的都是他们早就掌握了的情况。天哪，如果她真的和政治保安处有牵扯，就该有麻烦了。”

她说：“迈尔斯·吉尔马丁和亚当·达格利什之间的麻烦吗？”

“所有人之间的麻烦。”

他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为什么要把那本小说带走？”

有这么一瞬间，她想要搪塞过去。她知道自己刚刚意识到这个日期的重要性的时候是打算保持缄默的，先做一点私下里的调查，追踪一下作者，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但后来长远的考虑又占了上风。亚当·达格利什必须要知道这件事，她也能想象出他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反应。一方面抱怨部门之间缺少合作，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小分队内上演独角戏是很虚伪的。她说：“底下签名的日期是8月7日，黛安娜·特拉弗斯死的那天。”

“那又怎样？她7日那天签的名，然后寄了过来。”

“明斯太太第二天下午就看到这本书了。伦敦的邮递什么时候效率这么高了？”

“是有可能的，如果她寄的是头等快件。”

她坚持道：“更有可能的是他在当天见到了米莉森特·金特尔，她亲自把书送给了他。我想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了什么。”

他看了看她，说：“有可能，但同样也有可能是她7日的时候签了名，然后把书留在了他选区的办公室里。”然后他微微一笑。

“你和明斯太太的密谈就是这个吧。”

他慢慢地、神秘地一笑，她突然很恼怒，知道他猜到了她本来想要隐瞒这一条证据，还觉得很有意思。

第七章

他们回到路虎车里。在回苏格兰场的路上，她突然说道：“我不是很懂这种宗教体验。”

“你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给它归类。”

“我想你可能从小就是受的这种教育。他们从你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给你灌输这些：祷告童谣、学校里的小礼拜堂，等等。”

她在一次去温莎远足的时候见到过学校的小礼拜堂，让她印象深刻，毕竟这也是建造这种建筑的目的所在。走在那高耸的扇形穹顶之下，她产生了兴趣，充满钦佩，甚至是敬畏之情。但是在这样的建筑里，她还是感觉到自己是个外人。它所代表的那种历史、特权、传统都在强调富人继承了这片土地，并且希望在天堂也能享有类似的特权。有人在演奏管风琴，她坐在那里愉快地听着巴赫的康塔塔，但对于她来说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和声旋律。

他的双眼依旧盯着前方的道路，说道：“我对宗教外在的这些形式是比较熟悉，但是不如我爸爸。据他所称，他每天都必须要去礼拜堂。”

“我几乎都感觉不到对宗教、祈祷的需求。”

“这非常自然，很多人都感觉不到。你也许还属于大多数呢。这只是性格上的不同。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没有担心什么，但是祈祷是件很奇怪的事。大多数人明显都会去祈祷，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就算他们不确定究竟是在向谁祈祷，他们也会这么做的。亚当·达格利什怎么想的？”

“除了他的诗歌、他的工作和他的个人隐私，我不知道他觉得还有什么是必要的。可能重要程度也是按这个顺序递减。”

“但是你之前和他共事过，我没有。你不觉得这次这个案子让他一直难以释怀吗？”

他看着她，就好像是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同一辆车里，仿佛是在琢磨他究竟能给她透露多少。然后，他说：“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凯特感觉到自己似乎建立起了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倾吐秘密的氛围。她继续追问，“那是什么让他这么烦恼？”

“我想应该是博洛尼在那个教堂遭遇的一切。亚当·达格利什总警司希望生活能够是理性的。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种想法有点奇怪，但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案子并不理性，至少不完全是。”

“你跟他谈过了吗，我是说，在教堂里发生的一切？”

“没有。我倒是试过一次，但是他就说了几句话，‘这个现实世界就已经够艰难的了，约翰。咱们还是尽量待在这个范围内吧。’我又不傻，所以就闭上了嘴。”

信号灯转为绿色。她松开离合器，路虎车快速驶离路口。他们一丝不苟，一直轮流开车。他很快就从驾驶座让了出来，但是像所有的好司机一样，他并不喜欢当一名乘客，而对于她而言，和他的驾驶能力相匹配的是他高傲的自尊心。她知道他在容忍她，甚至是尊重她，但是他们并不喜欢彼此。他知道团队里需要一个女人，虽然并没有明显表现出大男子主义，但是他更希望有一个男性搭档。她对于他的感觉相对更为积极，但也混入了愤恨与反感。她知道憎恶的原因部分来源于阶层不同，但是在她内心深处，这种反感更多地出于本能。她发现红头发的男子从生理上就不具备吸引力。不管他们两个人之间关系怎样，都绝对不是因为两性之间的对立。当然，达格利什很清楚这一点，也像利用其他特性一样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有那么一瞬间，她突然觉得自己讨厌所有的男人。我就是个怪胎，她想。如果艾伦把我甩了，我会有多真正在意？假如我面对二选一的选择，我是选择晋升机会还是艾伦？我的公寓还是艾伦？她总是进行这种尴尬的自省，臆想出一些要做选择的局面或是道德上的困境之类的，但是又觉得很有趣，因为她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她绝不会面对这样的选择。

她说：“你真的相信博洛尼在那个小礼拜堂遭遇了什么吗？”

“肯定是的，不然呢？一个人不可能毫无缘由就辞掉自己的工作，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轨迹。”

“但那是真实的吗？好吧，别问我什么叫‘真实的’。博洛尼的体验就像汽车一样真实、你一样真实、我一样真实吗？他是受到了蒙骗，还是喝醉了，又或者是被下药了？还是说他确实遇到了某种超自然的体验？”

“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在一个还信奉英国国教的虔诚教徒身上，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事只有在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才会出现。”

她说：“你让这件事听起来低俗、怪异，甚至有些自以为是。”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如果你有一个小孩，你会让他接受洗礼吗？”

“会的。你怎么会问这个？”

“也就是说你相信上帝、教堂和宗教。”

“我可没这么说。”

“那是为什么？”

“我的家人在过去的四百年里都接受了洗礼，可能还要更久。我想你的家人也是。这似乎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除非有比较强烈的理由去反对它，我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做第一个打破这个习惯的人，而我没有理由。”

她想，这不就是莎拉·博洛尼憎恨她父亲的一个原因吗，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超然，这种太过傲慢甚至于不在意的态度。她说：“所以这是个涉及不同阶级的问题。”

他笑了：“每件事对你来说都和阶级有关。不，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这与传统和家族的虔诚度有关。”

她再次开口，小心地不去看他：“跟我讲什么家族虔诚度之类的事不太适合。我是私生女，可能你还不知道。”

“不，我确实不知道。”

“好吧，谢谢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并不重要。”

他说：“这只与一个人有关，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觉得重要，那么好，这件事就很重要。”

第八章

达格利什本来打算周六下午一个人开车去萨里农舍见诺兰一家。通常他会把这样的小事交付给马辛厄姆和凯特，甚至是警长或者警员去做。当他告诉马辛厄姆自己不需要有目击证人陪同，也不需要别人在旁边做笔记时，他能看得出他眼中的惊愕。这趟旅行本身并非毫无意义。如果博洛尼的谋杀案与特蕾莎·诺兰的自杀相关联，他发现的任何关于这个女孩的信息可能都至关重要。她现在只是存在于警方档案中的一张照片，只是照片上护士帽下那张孩子气的苍白面庞。他需要把这个影子般的幽魂与那个活生生的女孩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要因此打扰沉浸在悲痛中的祖父母，至少他希望让一切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一个警察肯定要比两个更容易忍受。

但是他也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促使他只身前往。他需要一两个小时的宁静与独处，需要一个离开伦敦、离开自己办公室、离开响个不停的电话、离开马辛厄姆和小分队的借口。他需要从副督察长虽未言明但胜过有声的谴责中逃脱出来，他指责他把一个令人惋惜，但毫无疑问是一人自杀、另一人被杀的案子搞成了一个谜团，他们都在浪费时间进行没有目标的追捕。他需要逃离，不管能逃多久，都要从堆满了书的书桌旁逃开，从他人施加的压力中逃脱出来，用更加清晰、不带偏见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案子。

这是一个温暖的大风天。湛蓝的天空中飘过被风撕碎的云团，在秋日收割过的田野上洒下淡淡的影子。他走的是途经科巴姆和埃芬厄姆的一条路，从A3出口下了高架之后，他开着捷豹XJS来到备用车道，敞开了车顶棚。经过科巴姆之后，风拉扯着他的头发，他觉得自己在一阵阵的狂风中能闻得到秋日里松木燃烧的浓郁气味。狭窄的乡村小路被染成白色，在两片草地之间蜿蜒穿过萨里的林地。而后林地突然消失，南唐斯丘陵和苏塞克斯一览无余。他希望道路能在车轮下平铺开来，能够永远没有方向、没有终点地开下去，希望自己能够一脚踩下油门，在突然的加速中丢掉所有的沮丧，希望这种在他耳旁呼啸的秋风能够将他眼中甚至心中的血色永远吹散。

他有些害怕自己的旅程太快结束，结果反倒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他穿过希尔，发现自己在攀爬一座矮山。道路左边，在橡树和欧洲桦树包围之中，一座不起眼的维多利亚式农舍由一座有着低矮篱笆的花园包围着，白色的大门上漆着农舍的名字“韦弗农庄”。离它20米以外的地方，道路再次向前伸展，他将捷豹小心地停靠在了铺着细沙的路旁。熄灭引擎后便是绝对的寂静，连鸟鸣声也没有。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精疲力竭，就好像是通过了给自己强加的严酷考验之后才来到了这里。

他之前打过电话，所以知道他们一定已经在等着他了。但是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关着，烟囱里也没有冒出炊烟，整个农舍有一种遮遮掩掩、令人压抑的气氛，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荒废，但主人似乎有意将它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前花园没有打理，不像普通农庄花园那样偶尔会开满茂密的鲜花。所有的植物都被摆成了几列，有菊花、紫苑和大丽花，在它们中间是一列列半露出来的蔬菜。花园没有除过杂草，门两侧的两块小草坪也未经修剪，非常凌乱。门上有马蹄铁形的铁门环，但是没有门铃。他轻轻地叩了叩门，猜想他们一定听到了汽车声，已经在等着他敲门了，然而过了整整一分钟门才打开。

他说：“是诺兰太太吗？”随后拿出了自己的警察证，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挨家挨户纠缠不休的推销员。她几乎没正眼看他的证件，只是侧过身让他进屋。他想，她一定将近70岁，而不会才60岁出头。她是个小骨架的女人，有一张轮廓分明、面相焦虑的脸，向外凸的双眼和她孙女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双眼正望向他，他太熟悉这种表情了：其中混杂了恐惧、好奇和宽慰，暗自庆幸着至少他看起来还有个人样。她穿了一身蓝灰色的人造纤维运动套装，肩膀处不是很合身，剪短并包边的地方起了很多皱褶。她外套的翻领上有一枚圆形的胸针，上面嵌了各种颜色的银制小块，扯得薄薄的运动衫直往下坠。他猜她一般都不会在周六下午如此打扮，她是专门打扮成这样等他来访的。也许她是那种面对人生所有苦难与悲剧时都会盛装打扮的女人——打扮是在面对未知事物时表现出的小小骄傲与反抗。

方形的起居室里只有一扇窗户，在他看来更像是伦敦郊区典型的住房，而不是深入林间的乡村农舍的设计。房间整齐干净，但没有什么特色，还有一点昏暗。原有的壁炉被一个装饰着木质饰架的大理石仿制品取代，还配有电子火焰装饰，其中一格正在“燃烧”着。两面墙上包了一层俗气的壁纸，绘着玫瑰与紫罗兰交杂的图案，另外两面墙上则是简单的蓝色条纹壁纸。没有衬里的薄窗帘有纹路的那一面对着马路，如此一来，下午的阳光就会穿过窗帘上带有球根的粉色玫瑰图案和覆满常春藤的窗格照射进来，投下斑驳的花纹。两把现代样式的扶手椅放在壁炉两侧，房间中央则是一张大桌子，配了四把椅子。离得比较远的那一面墙边放了一台大电视，高高地摆在一座有轮子的柜子上。除了一份《广播时报》和《电视时报》，屋子里没有别的杂志，也没有书，唯一的装饰画是壁炉上方的一幅俗艳的圣心像。

诺兰太太向达格利什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丈夫。他就坐在右边的扶手椅上面朝着窗户。他是一个体形高大、面容憔悴的男人。达格利什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只是拘谨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起身。他的面孔很僵硬，在一束束穿过窗帘的阳光照射下，起起伏伏的脸就好像是被雕刻过的一块橡木。他的左手放在膝盖上，正不自觉地一直敲打着一片文身。

诺兰太太说：“您愿意喝点儿茶吗？”

他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非常感谢。”他想：我的一生似乎都在不停地听到这个问题，并做出这样的回答。

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似乎很满意，然后开始忙碌起来。达格利什想：我只是说了符合惯例的客套话，她的回应就好像我帮了她一个大忙一样。警察工作使得我只要像个普通人一样就能让他们如此感激，它到底怎么了？

两个男人沉默地等着。茶很快就煮好了，他想，这也许就是她过了一会儿才来应门的原因。他一敲门，她就急忙把水烧上了。他们坐在桌前，拘谨又正式，静静等待艾伯特·诺兰僵硬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痛苦地一点点挪到桌子旁边。这种努力引发了又一轮的颤抖。他的妻子没有开口，给他倒了杯茶，把茶杯放在了他的面前。他没有端起茶杯，而是低下头，沿着茶杯边沿大声地喝着。他的妻子甚至都没朝他看一眼。桌子上有一块切了一半的蛋糕，据她所说，里面有胡桃和橘子酱。达格利什要了一片之后，她又微笑了一下。蛋糕有点干了，也没什么味道，在他嘴里变成了一坨面团。小块的碎胡桃塞在了他的牙缝里，偶尔吃到的橘子瓣令舌头发酸。他喝了一大口浓郁的、加奶太多的茶才把蛋糕都冲下肚去。屋子的某个角落里，一只苍蝇在不懈地发出嗡嗡巨响。

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来打扰你们，恐怕对你们来说也非常痛苦。我在电话里已经解释过了，我正在调查保罗·博洛尼男爵死亡一案。他死前不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暗示他可能和你们孙女的死有关。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诺兰太太的茶杯在茶托里剧烈地抖动着。她把双手都放在桌子下面，就像一个在聚会上乖乖听话的小孩。然后她瞥了一眼她丈夫，说：“特蕾莎是自杀的。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警官。”

“我们的确知道。但是保罗男爵人生最后几个礼拜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有重要意义，包括收到那封匿名信。我们想要知道究竟是谁寄出的信。您看，是这样的，我们觉得他很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诺兰太太说：“被谋杀？那封信不是从这座农庄寄出去的，警官。上帝保佑，我们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

“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想过你们会这样做。但是我想知道您的孙女是否跟您谈起过什么人，比如一个可能会把她的死归罪到保罗男爵身上的密友。”

诺兰太太摇了摇头。她说：“你是说，那可能就是杀了他的人？”

“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

“可能会是谁呢？一切都说不通。除了我们，她和别人关系都不好，我们也从未对保罗男爵出手，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对他已经够不满的了。”

“对他不满？”

突然，她的丈夫开口了：“她在他家工作的时候怀了孕。他又知道从哪里找到她的尸体。他是怎么知道的？你倒是和我说说。”

他的声音非常刺耳，毫无感情，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用尽了全力，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达格利什说：“保罗男爵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说，您的孙女有天晚上和他谈起过她对树林的喜爱。他想如果她决定终结自己的人生，可能会选择伦敦市中心唯一的一片林地。”

诺兰太太说：“我们从来没有给他寄过那封信，警官。我确实在警方调查的时候见到过他。我丈夫没有去，但是我想我们俩得有一个人到场。保罗男爵和我说了话。他实际上很善良。他说他很抱歉。好吧，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么说还能怎么办呢？”

诺兰先生说：“抱歉，不过是啊，我敢说他肯定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她转向他：“孩子他爸，没有那样的证据。他是个结了婚的男人。特蕾莎不可能这样做的，不可能和已婚男人做出这种事。”

“谁也不知道她可能会做什么事，也不知道保罗男爵会做出什么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自杀了，不是吗？先是怀孕，然后堕胎，最后自杀。他们的良心已经不受谴责了，多一桩罪过又有什么关系？”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你们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事吗？是你们抚养她长大的，不是吗？”

诺兰太太近乎急切地转向他：“就是这样。她身边再没有别人了。我们就一个孩子，她的爸爸。特蕾莎刚出生10天，她妈妈就去世了。她得了阑尾炎，结果手术出了差错。医生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让她给赶上了。”

达格利什想：我不想听这些。我不想聆听他们的痛苦。他最后一次去见自己死去的妻子时，她怀里还抱着他们刚出生的儿子，两个人都已染上了死亡那种神秘的虚无感。那个时候他们的产科医师也是这样说的，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就好像告知你这种罕见的概率挑选了你的家人，向你展示这种随机数据的不可靠是一件令人欣慰，甚至值得骄傲的事。突然之间，苍蝇的嗡嗡声变得难以忍受。他说：“失礼。”他抓过桌子上的《广播时报》，猛地向苍蝇横扫过去，但是没有打中。他又充满嫌恶地向玻璃上打了两次，嗡嗡声才终于停了下来，苍蝇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只留下了一个淡淡的污迹。他说：“那您的儿子呢？”

“他呀，他没办法照顾小婴儿。婴儿的出生完全出乎意料。他才21岁。我觉得他想离开这座房子，离开我们，甚至离开小宝宝。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他将过错归咎于我们。我们并不想促成这桩婚姻。他的妻子雪莉不是我们会选择的那种女孩。我们告诉过他，这婚姻不会有好结果的。”

然而当不好的结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他又来责备他们，就好像他们的反对、他们的嫌恶像一个诅咒一样盘旋在他妻子头上。

达格利什问：“他现在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他去了加拿大，但是他从不写信回来。他学了一门好手艺，机械修理。他明白汽车那一套，双手也一直都很灵巧。他说他找工作毫无困难。”

“那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过世了？”

艾伯特·诺兰说：“她活着的时候，他都从没有表现过关心，又怎么会在意她已经死了？”

他的妻子低了低头，似乎是想躲过他的幽怨与苦涩，然后说：“我觉得她一直都很内疚，可怜的特蕾莎。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母亲。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后来她爸爸离开了她，更是雪上加霜。她像一个孤儿一样长大，我觉得她因此越发自我厌恶。当坏事发生在孩子身上时，他们总觉得那是自己的错。”

达格利什说：“但她跟你们在一起时肯定是开心的。她喜欢林地，不是吗？”

“也许吧。但我觉得她很孤独。她得坐公交车去上学，放学之后也没法留下来参加课外活动。这附近也没有其他和她同龄的女孩子。她过去很喜欢在树林里散步，但是我们不鼓励她去，特别是一个人去。这年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谁是安全的。我们希望她从事看护工作以后可以交到朋友。”

“那她交到了吗？”

“她从不带朋友回家，年轻人在这儿也做不了什么事。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

“您在她的文件和她遗留下来的物品中有没有找到什么能让您猜到孩子父亲有可能是谁的线索？”

“她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连护理教材都没留下来。她离开坎普顿小丘广场之后住进了靠近牛津街的一家招待所里，后来她把整个房间都清空了，所有东西都扔掉了。我们从警方那里拿到的就只有那封信、她的手表和她穿的衣服。我们把信扔了，没有必要留着那个。长官，如果你想看看她的房间，请随意。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住在这儿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我们把里边所有的东西，包括她的衣服和书本都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我们觉得她如果还在，也会这么做的。”

他想，这是他们想要这么做的。她带着他走上狭窄的楼梯，为他指出了她的房间，然后就离开了。房间位于农舍后部，又小又窄，面朝北，只有一扇装有格栅的窗户。窗外的松树和欧洲桦树离房子特别近，簌簌抖动的树叶几乎贴着窗格。屋子里有一股绿色的光芒，就像是在水下。一束攀缘而上的玫瑰叶子下垂，一朵已经腐烂了的花苞紧紧贴着窗户。正如同她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空气凝滞，有一股淡淡的消毒剂气味，似乎墙壁和地板都用消毒剂仔细擦过了。这让他想起刚刚移走一具尸体的医院病房，没有人味儿，只供实际效用，在四面墙之间的空间经过精打细算，等着下一位充满恐惧、痛苦和希望的病人住进来，赋予这个房间某种意义。他们甚至把床上用品都撤走了，只留下了一张盖在光秃秃的床垫上的白色被单和一个枕头。钉在墙上的书架都是空的，不过这种构架本身就比较不稳定，放不了几本书。床头上方挂了一个十字架。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除了悲痛之外再无其他回忆，他们干脆就把所有她的特性都从这个屋子里剥离了出去，然后关上门再也不进来。

他低头看向撤走一切用品的狭窄小床，回忆起女孩遗书上面的字句。他在研究调查报告的时候只读过两次那封遗书，但是可以逐字逐句毫无困难地复述出来。

“请原谅我。我不能再如此痛苦地活下去了。我杀了我的宝宝，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也见不到你们了。我想我会下地狱，但是我已经不再相信有地狱这回事了。我什么都无法相信了。你们对我很好，但是我对你们毫无用处，从来就没有过。我原本以为我当上护士之后一切就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从来就不是个友善的世界。现在我知道我不需要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希望小孩子们不会看到我的尸体。请原谅我。”

他想，这不是一时冲动写下的遗书。从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警员开始，他已经读过很多遗书了。有的时候，遗书出于一种痛苦与愤怒的情绪，不自觉就变成了一首绝望的诗歌。但是这封遗书，尽管非常哀婉，看起来也很简单直白，人为做作的痕迹却更为明显，尽管她抑制住了自己的自尊，但是那种情绪是不会被认错的。他想，她也许是那种天真得危险的年轻女孩，她们常常没有看起来那么天真单纯，反倒是比人们想象中更加危险，经常成为悲剧的催化剂。她位于他的调查的外围，穿着护士服，就好像一个苍白的幽魂，一度不为人知，现在则是没有办法为人所知，但是他也确信，她处于解决博洛尼死亡之谜的核心位置。

他本来就没期望在韦弗农庄了解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但是那种调查的本能还是促使他打开了床头柜的抽屉，他看到仍然有一件她的东西留了下来：她的祈祷书。他拿起书来，随意地翻了翻。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方形小纸片掉了出来。他捡起纸片，发现上面写着三列数字和字母。

R　　D3　S

B　　D2　S

P　　D1　S

S-N　S2　D

楼下，诺兰夫妇还坐在桌旁。他给他们看了看这张纸。诺兰太太认为纸上的数字和字母应该都是出自特蕾莎之手，但是她也不确定。他们两个人都给不出什么解释，也都没有什么兴趣，当他说他要拿走这张纸时他们也没有要制造什么麻烦。

诺兰太太跟他来到前门，让他有些吃惊的是，她随着他一起沿着小路走到了大门口。她望向对面树林深色的阴影，用几乎无法压抑的热情说：“这座农舍和艾伯特的工作挂钩。我们在三年前他的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就该把房子让出来了，但是房东对我们非常慷慨。本地政府一旦帮我们找到公寓，我们马上就会离开这里，我也不会觉得遗憾。我讨厌这些树林，讨厌它们，讨厌它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不停呼啸的风、黏糊糊的土地、压抑的黑暗以及晚上动物们的尖叫。”

他出去以后，诺兰太太关上门，抬起头看着他的脸：“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宝宝的事？我可以理解她的。我会照顾她的。我也能说服孩子他爸理解这一切。这才是让我心痛的地方。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达格利什说：“我想她可能是不想让您痛苦。我们都在付出这样的努力，尽量避免让我们爱着的人感到痛苦。”

“孩子他爸非常痛苦、非常不满。他觉得她会下地狱。但是我已经原谅她了。上帝不可能不如我仁慈。我不敢相信他会让特蕾莎下地狱。”

“不，”他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那么想。”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离开。但是当他坐进车里，系好安全带之后，又回过头去，却发现她已经悄悄地离开了。农舍又回归于之前的那种隐秘的寂静。他想：这份工作包含了太多的痛苦。想想我过去居然会为自己得到这份工作感到庆幸，居然会认为它很有帮助，老天保佑，人们觉得把秘密透露给我会更容易一些。今天与现实的碰撞又给我带来了什么？一块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简短的笔记、一些字母和数字，甚至有可能不是特蕾莎本人写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诺兰夫妇那种痛苦与酸楚的侵蚀。他想：如果我告诉自己受够了，20年来我都小心翼翼地不涉足案件中，如果我辞职，又会发生什么？无论博洛尼在那个昏暗的小礼拜堂发现了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寻找它。捷豹轻快地驶回大路上，他突然对博洛尼生出一种极不理智的嫉妒与愤怒，嫉妒他居然找到了这么一条捷径。

第九章

星期天18点15分，卡罗尔·沃什伯恩站在阳台上，双手握紧栏杆，向下俯瞰北伦敦的全景。博洛尼来见她的时候，即便是深夜，她也不需要拉上窗帘。她当时知道自己不受监视、不受侵犯，他们可以一起凝视窗外的这座城市。那个时候，他们走到户外，在这里一起站着，她感受着他的胳膊隔着衣袖传过来的温度，觉得无比美妙、安全、私密，俯视着灯光交织下的世界里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个时候她感觉自己是个享有特权的旁观者，但是现在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渴望进入这个自己永远被排除在外的、遥远又无法企及的天堂。他死后的每个晚上，她都会站在这里，看着灯光一个街区一个街区、一家一家地亮起来，方形的光束，椭圆形的光束，微光闪烁，从拉着窗帘的房间里透出来，那里的人们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

现在，她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星期日终于快要结束了。下午的时候，她绝望地想要逃离这座公寓的囚禁，于是开车去了最近的一家超市。她什么都不需要，但也推了一辆小车，漫无目的地穿过各个货架，机械地伸出手去拿罐头、成包的食物、一卷卷的厕纸，把手推车堆得满满的，完全无视其他顾客投来的好奇目光。但是眼泪又开始流了出来，溅在她的手背上，逐渐变成不停滑落的一串泪流，打湿了一包包的麦片，弄皱了一卷卷的厕纸。她扔下装满不想要也不合适的物品的手推车，离开超市，走向停车场，又开车回了家。她开得很慢、很小心，就像新手司机一样，她眼中的世界模糊而难以辨别，行人的动作僵硬，就像木偶，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止不住的眼泪中融化了。

到了晚上，她突然生出一种迫切的需求，极其渴望他人的陪伴。并不是说她需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规划某种未来，在自己有意在身边营造的秘密空间里吐丝结网，开始把别人拉进来。也许假以时日她会这么做，但是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她只是感到了那种单纯的、不受控制的渴望，渴望和另一个人类在一起，听到另一个人发出寻常人类的声音。她给艾玛打了电话，艾玛是和她一起从雷丁来伦敦加入行政事务部的同伴，现在是卫生与社会安全部的主管。她成为保罗的情妇之前，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和艾玛一起度过的。她们会在小酒馆或者离两个人办公室都不太远的咖啡馆吃顿简餐，一起看电影，偶尔去看戏。有一个周末，她们甚至还一起去阿姆斯特丹参观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她们的友谊对彼此要求不高，也不是必须向对方倾吐秘密。她一直都知道她的邀请如果和一个男人的约会冲突，艾玛绝对会选择去参加约会，而且艾玛也是她形成这种对隐私的强烈需求之后的第一位受害者。有可能和保罗共度的时间她连一个小时都不愿分给别人。她看了看表，18点42分。除非艾玛周末不在城里，不然她现在应该在家。

她得翻电话本查找艾玛的电话。熟悉的几位数字映入眼帘，就好像开启快要被遗忘的钥匙。自从警方离开之后她就再没和任何人说过话，她在想自己的声音在艾玛听来是否也像她自己认为的一样粗哑、虚假。

“你好，是艾玛吗？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我是卡罗尔，卡罗尔·沃什伯恩。”

电话里传来了音乐声，是欢快的复调音乐，有可能是巴赫或者维瓦尔第。艾玛喊道：“把音乐调小一点，亲爱的。”然后她对电话里的卡罗尔说，“天哪!你怎么样？”

“还好。我们好久没见了。我在想你今晚想不想去看个电影之类的。”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艾玛开口了，她的声音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又透露着一丝惊奇，甚至还有小心掩饰的些许反感。

“抱歉，我们请人来家里吃正餐了。”

艾玛总是说“正餐”而不说“晚餐”，即便她们只是在厨房里吃中餐外卖。这是卡罗尔在她身上发现的势利行为之一，也令她觉得不快。她说：“那下个周末呢？”

“恐怕也不行。阿利斯泰尔和我要开车去威尔特郡。事实上，我们是去见他的父母。也许以后再找时间吧。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我得挂了，客人们19点30分就要来了。我有空了再给你打电话。”

她用尽全力才没有喊出来：“也邀请我吧!加我一个!拜托了，我必须得去。”对方放下了听筒，噪声、音乐和谈话声再次中断。阿利斯泰尔。当然了，她忘了艾玛已经订婚了，对方是财政部的主管。那么说他已经搬进了她的公寓。她可以想象到他们现在在说什么：“她三年都没个音信儿，今天突然就打来电话，说想一起看电影，还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天哪。”

艾玛也不会回电话的。她已经有了阿利斯泰尔，他们分享人生，有共同的朋友。你不可能把别人从你的生活中排除掉，然后还指望你想要再次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的时候，他们还能那么殷切、顺从，随时有空陪你。

她的假期还剩两天，然后才回到办公室上班。当然了，她可以回老家，但是这所公寓已经成了她的家。克拉克顿那幢城镇外的、屋顶高耸的方形小平房也不值得她费劲开车回去。自从12年前她的父亲去世之后，她的寡母就一直住在那里。她已经有14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周五晚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时间，保罗在去选区之前可能会经过这里，和她共度几个小时的时光。她总是把礼拜日空出来陪他。她的母亲习惯了她的冷漠，似乎也不再特别担心她。她母亲的姐姐住在隔壁的小平房里，这两个寡妇抛开了从前的不满与隔阂，渐渐形成了互相支持的依存关系。她们偶尔给自己方砖一样规矩的生活增添一些小趣味：购物、早上到最喜欢的咖啡馆喝咖啡、去图书馆还书、晚上把晚饭放在托盘上边吃边看电视。卡罗尔已经几乎放弃了对她们生活的猜想，不去想她们为什么选择在海边生活却从来不到海边去、她们平时都谈些什么，等等。她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去，她母亲也会勉强地同意让她回去，但又会为了要收拾出备用床铺、打乱自己的周末计划、食物不够两个人吃等问题烦恼。她告诉自己，过去的三年里自己都在努力让母亲形成一种预期——卡罗尔会忽视自己。她也很感激自己和保罗相处的时间没有受到来自克拉克顿的打扰。在她看来，这个时候打电话，急匆匆回家找寻不能言明的抚慰，她的母亲即便是知道真相，恐怕也没有办法给予她安慰。

18点45分。如果这是周五，保罗现在应该已经过来了。他每次算好时间之后才会进来，以确保门厅里没有人看到他。然后一长两短的门铃声就会响起，那是他给的信号。正在这时，门铃响了，长长的一声，非常执着。她认为自己又听到了第二声和第三声，但那很有可能只是她想象出来的。有那么不可思议的一瞬间，最多也就是一秒钟，她以为他来了，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愚蠢的误解。她喊道：“保罗，保罗，我的爱人!”几乎是飞身扑向了门边。随后，她的头脑回到现实中，意识到了真相。对讲机的听筒从她湿漉漉的手掌中滑出，几乎要落在地上，她的嘴唇干燥无比，仿佛能听见嘴唇干裂开的声音。她低声说：“是谁？”

应答的嗓音很尖，是个女人的声音。对方说：“我可以上来吗？我是芭芭拉·博洛尼。”

她几乎不假思索地按下了开门的按钮，门咔嗒一声开了，又重新被关上。现在改变主意已经晚了，但是她知道自己本来就别无选择。在现在所处的这种令人绝望的孤独中，她不会赶走任何人。而且这次的相会不可避免，自从她开始和保罗的婚外情，就一直想要见见他的妻子，现在她就要见到她了。她打开门，站在门口等着，听着电梯的摩擦声，然后是地毯上的脚步声，就像曾经站在这里等候他一样。

她从走廊另一头走过来，脚步轻盈，随意又优雅，闪着金色的光芒。她身上的香味微妙而难以捉摸，似乎飘在了她身前，然后又在空气中散去。她那件奶油色的绒面呢子装袖子很宽松，肩膀处打了褶，袖口由更为精细的材料裁剪而成。她背着一个肩带很细的背包，脚上她穿的黑色皮靴质地看起来和她的黑色手套一样柔软。她没有戴帽子，麦黄色的头发中夹杂着一缕缕浅金色，一起在背后扎成长长的一把。令卡罗尔吃惊的是，自己居然能注意到这些细节，居然真的在琢磨大衣袖子的材质，在猜测她是在哪里买的这件衣服，花了多少钱。

她走进屋，卡罗尔觉得她那对蓝色的眼睛环视着房间，并进行着坦诚又带有一点蔑视的评估。她知道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勉强，也很没有礼貌，但是她也不在意：“请坐。你要喝点儿什么吗？咖啡、雪莉酒还是来点儿红酒？”

她自己走到了保罗常坐的椅子前。在她看来，让他的妻子坐在他过去的位置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她们面对面坐着，隔了几码远。芭芭拉·博洛尼低头望向地毯，在确认地上是干净的之后才满意地把自己的包放在了脚边。她说：“不，谢谢你。我不会待太久的。我还得回去，保罗的一些同事要来家里。他们想要谈谈怎么办追悼会。警方没抓到凶手之前我们没法开追悼会，但是如果想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开的话就必须提前好几周预订，并且把细节都敲定下来。很明显，他们觉得他并不适合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可怜的人。当然，你也要来参加追悼会。我的意思是，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在场，不会有人注意到你的。我是说，你不需要因为我就觉得尴尬。”

“不，我想到你时从来不会觉得尴尬。”

“我觉得这一切都相当令人毛骨悚然。我觉得保罗自己也不想搞出这么多的麻烦。但是选区似乎认为我们应该办一个追悼会。毕竟，他曾经是一位大臣。火化仪式会私下里进行，我觉得你就不用去了，不是吗？到时候在场的就只有家里人和十分亲近的密友。”

亲近的密友。突然之间，她想要大笑出来。她说：“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就是要告诉我葬礼的一系列安排？”

“我想保罗也会想要让你知道的。毕竟，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爱着他，我们也都十分在意，要保护他的名誉。”

她说：“关于保护他的名誉这一点，用不着你教我。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哦，我已经知道了好几个月了。我的一个表兄雇了一位私家侦探。找到你并不太难，只需要在周五晚上跟踪保罗的车就好了。然后他又排除了这个街区里所有的夫妇、所有的老女人和单身汉。然后就只剩下你了。”

她摘下了自己的黑手套，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的指尖微微泛着粉色，正在将手套的手指部分一根一根地抚平。她没有抬头，说：“我不是来这里找你麻烦的。毕竟，我们在一条船上。我是来这里帮忙的。”

“我们并不是一条船上的，从来就不是。而且你说的帮忙是什么意思？你是要给我钱吗？”

那对眼睛抬了起来，卡罗尔觉得自己察觉到了一瞬间的焦虑，就好像这个问题需要被严肃认真地对待似的。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是说，我不觉得你有这个需要。这套公寓是保罗给你买的吗？真是有点小啊，不是吗？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不介意住在郊区的话，这里也确实不错。我很抱歉他在遗嘱里没有提到你。我认为你也有权知道这件事，假如你之前在琢磨它的话。”

卡罗尔再次开口，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声音太大、太刺耳：“这套公寓是我自己的。房款是我自己付的，贷款也是用我自己的钱还的。当然，这并不关你什么事，但如果你因为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大可不必。我不想从你这里，也不想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和保罗相关的东西。那些一生都习惯了让男人包办一切的女人是不会想到有些女人更喜欢自己掏钱解决一切的。”

“你难道有别的选择吗？”

她无言以对，听着那个尖锐而孩子气的声音继续说道：“毕竟，你一直以来都很谨慎。我欣赏你这一点。只有在他没什么别的事可干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你肯定也很不容易。”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羞辱并非有意为之。当然，她完全可以故意说一些刺激她的话，但是这句随随便便的评论是因为她太过于自我，所以只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她并没有刻意想要去伤害他人，但也并不在意自己的话是否会伤到别人。卡罗尔想：保罗，你怎么可能娶了她？你怎么可能接受这一切？她那么傻，又是三流货色，心怀恶意、麻木不仁、尖酸刻薄。美貌就真的这么重要吗？

她说：“如果这就是你来这儿要说的，那你可以走了。你已经见过我，知道我长什么样了。你也见过这套公寓了，这就是他经常坐的那把椅子，那就是他经常用来放杯子的桌子。如果你想的话，我还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做爱的那张床。”

“我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来的。”

她想大声喊出来：“不，你不知道。你对他一无所知。我和他一起躺在那张床上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以后也不会有更快乐的时候了。但那并不是他来这里的原因。”她此前一直都坚信——现在也是如此——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能获得完全的安宁。他过于繁忙的人生一直都分成了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子、下议院、在部里的大臣套间、选区的办公总部。只有在这个位于高处的普通郊区公寓，那些完全不相干的元素才会融合在一起，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独特的人。他来到这里，坐在她对面的时候，会扔下他的公文包，冲她微微一笑。她一次又一次充满喜悦地观察着那张紧绷的面孔柔和、放松下来，变得十分平滑，就好像他们刚刚做过爱一样。她知道他对她隐瞒了一些自己私生活的情况，但这并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对她不信任，而是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事似乎都不再那么重要。他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情感。

芭芭拉·博洛尼正在欣赏自己的订婚戒指，她伸出手，慢慢地在她面前移动着手指，硕大的钻石镶嵌在蓝宝石底座里，熠熠生辉。她露出一抹微笑，然后向卡罗尔望过来，她说：“还有一件事你最好也知道一下。我怀了孩子。”

卡罗尔大喊：“这不是真的!你在撒谎!你不可能怀孕!”

那对蓝色的眼睛瞪大了。

“当然是真的了。这种事情可不能撒谎，撒谎也瞒不了多久。我是说，再过几个月这个事实就会大白于天下。”

“这不是他的孩子!”

她想：我正在大喊大叫，正在冲她尖叫。我必须保持冷静。天哪，帮帮我，不要让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当然是他的孩子。他一直都想要个继承人，你不知道吗？听着，你最好还是接受这个现实。我结婚以后只和另外一个不育的男人睡过，他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我就要给保罗生一个儿子了。”

“他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办法强迫他做这种事。”

“但是他确实做了。只要那个男人喜欢的是女人，你总有办法让他做这件事。你没有发现吗？你不会也怀孕了吧，你怀了吗？”

卡罗尔用双手捂着脸。她轻声说：“没有。”

“我之前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她咯咯笑了，“那样的话就复杂了，不是吗？”

突然之间，她失去了所有的自制力，心中只剩下难以掩饰的愤怒和羞耻。她听见自己像一个泼妇一样咆哮着：“滚出去!从我家滚出去!”

即便是在痛苦与狂怒之中，卡罗尔也注意到了那对蓝眼睛中突然闪过的一丝恐惧。她突然感到了一阵愉悦和胜利感。这么说芭芭拉并不是神圣而不受侵犯的，也会被吓到。但是这对她来说并不完全是好消息，这使得芭芭拉·博洛尼变得更脆弱、更有人味。她摇晃地站起身来，弯腰抓起背包的肩带，惊惶地跑到门边，像一个笨拙的孩子。直到卡罗尔打开门，站在门边等她出去的时候，她才又转过身来，开口说道：“你是这样的态度，我很抱歉。我觉得你这样有点傻。毕竟我才是他的妻子，我才是遭受损失的那一方。”

她急匆匆地穿过走廊，卡罗尔在她身后喊道：“遭受损失的那一方!我的天哪，用词真妙，遭受损失的那一方!”

她关上门，倚在门上，感到胃中一阵翻搅。她冲进洗手间，吐到洗脸池里，喘着粗气抓住水龙头来支撑自己。一股愤怒随之而来，扫去了她的恶心感，甚至令她兴奋。在狂怒与悲恸之间，她想要向后仰起脑袋，像动物一样号叫。她摸索着回到客厅，像一个盲人一样踉跄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坐在那里，凝视着保罗空荡荡的座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她抓过手提包，拿出印有苏格兰场分机号的名片，警方曾告诉她可以拨打那个电话。

今天是礼拜日，但是肯定有人在值班。就算她现在没法联系到米斯金督察，她也可以留个口信，请她到时候回个电话。她已经没法等到明天了。她必须奋不顾身地投入这场调查，就是现在。

是一个男人接的电话，她没有认出男人的声音。她报上自己的姓名，要求和米斯金督察通话。她说：“是非常紧急的事，有关博洛尼的谋杀案。”

只过了几秒钟，督察本人就接了电话。尽管她之前只听过一次她的声音，但还是吃惊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就将对方认了出来。她说：“我是卡罗尔·沃什伯恩。我想见你。我决定要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就过去。”

“不要来这里。我不想让你来这里，再也不想了。我明天早上见你。9点钟，在荷兰公园的法式花园，它靠近橘园，你知道那里吗？”

“嗯，我知道。我们会按时到的。”

“我不想见达格利什总警司。我不想有任何男警察在场。只有你来，我不想和除你以外的任何人说话。”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声音又响了起来，一点也不吃惊，很顺从：“那就明早9点钟，荷兰公园的花园见。我会自己过去的。您能大概说说是要告诉我什么事吗？”

“是有关特蕾莎·诺兰之死的事情。再见。”

她放下听筒，把额头靠在湿冷的金属上。她感觉空荡荡、轻飘飘的，整个人都被心跳声所震动。她在想，当她终于明白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该会是怎样的感觉，那时她该怎样才能继续活下去。她想放声哭泣：“我亲爱的，我很抱歉，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在她看来，空气中还残存着芭芭拉·博洛尼香水的气味，就像是一丝背叛的味道，她的公寓再也摆脱不了这种气息了。

[1]此处的“先生”一词用的是法语。

第五部 Rh阳性血

第一章

有一系列的盘查来保护政治保安处的迈尔斯·吉尔马丁免受临时访客和心怀恶意之人的胡搅蛮缠，但对于充满挫败感、愤怒和不耐烦的达格利什而言，在等着通过的每道关卡看起来都无比幼稚、不必要且低效。他完全没有心思玩这种游戏。等到他终于被一位集过人的美貌与清楚知道自己享有为这么伟大的人效力的特权于一身的秘书领进吉尔马丁的办公室时，达格利什已经完全不想去考虑什么谨慎不谨慎的了。比尔·达克斯伯里和吉尔马丁在一起，他们还没来得及交换完最初的几句客套与寒暄，达格利什的怒火就通过语言宣泄了出来。

“我们应该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但是你们这些人只想着你们自己。保罗·博洛尼被谋杀了。如果我从你们这里都得不到配合，我还能指望跟谁合作？”

吉尔马丁说：“我们之前没有告诉你特拉弗斯是我们的特工，我能理解你由此而生的憎恶……”

“特工。你说得好像她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你后来也没有告诉我，我是自己发现的。哦，我看出来你们那个世界都在为什么着迷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上的预备学校。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秘密、自己的暗语和入会仪式。但是真见鬼，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好吧，我知道至少有些事必须得这么做，有些时候也有必要这么做。但是你们已经痴迷于此道。为了保密而保密，整个政治保安处成了官僚主义肆虐的间谍机构。难怪你们这种组织内部会生出叛徒来。同时，我在调查的是一桩货真价实的谋杀案，如果你们停止玩这些游戏，回归到现实世界中来会很有帮助的。”

吉尔马丁淡淡地说：“你这段话也许更应该讲给军情五处 [1] 听。你说的话也有道理，但你应该更加谨慎，不应该太激动。我们确实是有些过于官僚化了，但又有哪个机构不是呢？毕竟我们处理的是情报，如果情报没有被认真地记录在案以便于寻找的话就毫无价值。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还是对得起纳税人交的每一分钱的。”

达格利什看着他：“我说的话你连一个字都没听懂啊。”

“哦，我听懂了，亚当，但这简直不像你。那么激烈!你读了太多的间谍小说了。”

达格利什苦涩地想，三年前，吉尔马丁就算不敢说出来，也会想：你写了太多的诗了。但是他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吉尔马丁继续说：“你确定博洛尼的谋杀案没有让你太难以释怀吗？你认识他，对吧？”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如果再有别人说因为我认识受害者，所以我没办法办这个案子，我就干脆辞职。”

吉尔马丁无动于衷、几乎毫无血色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忧虑的表情，就像突然感受到一阵痛苦。

“哦，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做，至少不会因为我们这一方出的这么一个小疏忽就辞职。顺便一提，我觉得博洛尼是被谋杀的。有传言说有可能是自杀，毕竟他那个时候确实不太正常，居然还养成了在教堂的小礼拜堂睡觉的习惯。据说他还获得了某种神明的启示？他本来应该听从首相，却听从了那个声音。他选的教堂也很奇怪。我能理解他对英国垂直哥特式风格的热忱，但是帕丁顿的一座罗马式的长方形教堂想必不适合睡一晚上的好觉，更别提能指引他走上朝圣之路了。”

达格利什很想问问他是否觉得若是博洛尼男爵选择了圣玛格丽特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他就能更容易接受。吉尔马丁似乎很满意自己能如此精巧地表明对于教堂建筑和《圣经》至少有一些粗浅的了解。他从桌旁站起来，在窗户之间来回踱步，好像是突然才意识到他是唯一坐着的人，而这种相对矮一些的位置会让他处于某种劣势。他穿得起裁剪上乘的衣服，今天就非常仔细地穿了一套正装，如果是别的不那么自信的人，这可能表明他知道安保部门的声誉向来暧昧，所以不想因为自己在仪表方面太过懒散而加强别人的这种印象。但是吉尔马丁这么穿只是为了取悦他自己，他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出自这个目的。今天他穿了一身高雅的灰色，肩上有几乎看不出来的深色军衔，在此之上是一张方形、几乎毫无血色的面庞，油光发亮的黑发里过早地混杂了几缕银丝，头发被梳到脑后，露出了高高的额头，更强化了这种形象与颜色上的对比：精心搭配好的灰色与银色为背景，老派风格的领带尽管还算庄重，相比之下却显得像是一面充满蔑视与挑衅的旗帜。

与其相反，比尔·达克斯伯里矮壮结实，面色红润，嗓门粗大，看起来就像一位乡绅，而且乡下的耕作事业要比他的绅士生涯更为成功。他站在那里，向窗外张望着，就好像是小孩子被大人要求远离成年人，不要涉足他们的事务当中。达格利什发现他最近刮掉了自己蓄的小胡子。没有了胡子，他的脸看上去很不完整，光溜溜的，就好像他刮胡子是因为受到了胁迫。他穿着一件花呢格子西装，对于还不算太冷的秋天来说有点厚重。西装外套的后襟开了个衩，紧紧绷在他像女人一样硕大、丰满的臀部后面。虽然并不频繁，吉尔马丁每次看向他时都露出一种略带吃惊的痛苦表情，就好像在对他下属的身材和裁缝的剪裁水平同时发出哀叹。

很明显，吉尔马丁负责开口讲话。达克斯伯里肯定已经给他做了简要的报告，但是在会面中，达克斯伯里会保持沉默，除非他这位上司要求他开口。达格利什突然想到好些年前一场晚宴上的对话。他发现自己和一位女士坐在了一张三人座的沙发上，但这种沙发一般就只适合两个人坐着。那是在一间乔治王朝风格的会客室，属于一座位于北伊斯灵顿广场的宅邸。但是他现在完全想不起来当时那位女主人的名字，也只有上帝知道他去那里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女伴喝得微醺，并没有酩酊大醉，但也足够让她变得轻浮、嬉闹甚至太轻信于人。他怎么回忆也想不起她的名字，但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们一起坐在那里待了半个钟头，直到宴会的女主人非常巧妙、熟练地将他们分开。他只记得那段对话的一部分，她和她丈夫住在一座顶层公寓里，俯瞰着一条经常有学生进行示威游行的街道。警方——她很确定是政治保安处的人——曾要求获准使用他们的客厅，从窗户向下进行拍照。

“当然了，我们同意他们这么做，他们也确实都非常和善。但是其实我也有一点不开心。我想说：‘他们也是英国国民。如果他们愿意，就有权利进行游行。如果你们想给他们拍照，就不能在街上公开拍摄吗？’但我没有说。毕竟，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很有意思。这种自己属于一名知情者的共谋感。况且也轮不到我们来表明立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这些人作对没什么好处。”

当时和现在，他都觉得这总结出了全世界所有正派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轮不到我们来表明立场。和这些人作对没什么好处。”

他苦涩地说：“我很吃惊，你们和军情五处居然不支持与克格勃频繁进行人员借调。你们和他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远远大于你们和任何外人之间的相似之处。看看克格勃是怎么处理文书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启迪。”

吉尔马丁抬了抬眼，看了达克斯伯里一眼，似乎是在说在这种无理取闹之士面前有必要一致对外。他温和地说：“就文书工作这一方面而言，亚当，如果你们的人更加谨慎小心的话，能帮我们不少忙。我们要求马辛厄姆提供有关艾弗·加罗德的情况时，他本来应该提交IR49的。”

“当然，还要一式四份。”

“登记部门那边也需要一份，所以恐怕是这样的。我们还得让军情五处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当然了，我们可以去查看具体的程序步骤，但我认为最少应该提交四份。”

达格利什说：“这个女孩，黛安娜·特拉弗斯，他是你们能找到的在大臣家当奸细的最合适人选吗？就算是对于政治保安处而言，这个选择也有点奇怪。”

“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监视大臣，她不是被派去监视博洛尼的。你问及他情妇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了，博洛尼从来就构不成什么危害。巧的是，也没有IR49的报告送到这里。”

“我明白了。你们想让特拉弗斯渗透进加罗德的群体或者说是小组织，不管这帮人叫自己什么，然后在我们问及加罗德的情况的时候，你又刚好忘了提起这一点。当时你肯定已经知道他是一名嫌疑人了，他现在也仍然是犯罪嫌疑人。”

“当时两件事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关联。毕竟我们的运作建立在‘需要知道’的原则上。我们也没有派她打入坎普顿小丘广场，是加罗德这么做的。特拉弗斯为我们做的一点工作和博洛尼的死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特拉弗斯的死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她的死亡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你肯定也研究过尸检报告了。”

“我也注意到这份报告并不是出自泰晤士河谷内政部的病理学家之手。”

“我们喜欢用自己人。我向你保证，这个人非常称职。她或多或少死于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吃了太多，喝了太多酒，一下子跃入冰冷的河水里，被芦苇缠住，挣扎了一会儿，然后就淹死了。尸体上没有可疑的痕迹。你肯定还记得尸检报告上写了，她在死之前刚刚发生过性关系。”他在说出这个词之前犹豫了一小会儿，这是达格利什唯一一次看到他表示出轻微的不安。就好像“做爱”这个词非常不恰当，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说出这么一个更不雅的表达。

达格利什沉默着。愤怒让他发出抗议，但现在他觉得那种抗议幼稚得令人可笑，而且徒劳无益。他什么目的都没达成，反而还有可能使得刑侦队、政治保安处和军情五处之间即将爆发的专业竞争愈演愈烈，而它们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又很容易蔓延到政界的高层当中。下一次吉尔马丁可能就会说：“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也给亚当·达格利什通报情况吧。要是蛋糕没给他分一块儿，他马上就会恼火。”但最让他沮丧、让他自我厌恶至极的还是自己居然险些失去控制。他意识到冷静、疏离、不投入、不参与的名声对自己有多么重要。好吧，他现在投入进来了。也许他们是对的。如果你认识受害者，就不该接手这个案子。但是他怎么能说自己认识博洛尼呢？他们在一起待了多久？只有在火车上的那三个小时，在他办公室里短短的十分钟，以及前往圣詹姆斯公园的那段时间。但他知道自己对于任何其他的受害者都没有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共鸣。他想要把拳头挥到吉尔马丁下巴上，想要看着鲜血沿着那完美无瑕的衬衣和老派的领带流下来。好吧，要是放在15年前，他可能真的就这么干了，但现在他知道，这种冲动会使他付出丢掉饭碗的昂贵代价。可是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是渴望找回这种早已失去的、年轻人才有的简单冲动。

他说：“我很吃惊，你居然愿意为加罗德而大费周折。他在大学里就是左翼激进主义分子。根本不需要便衣特工，你就可以知道加罗德没有投票给保守党。他对自己的信仰也从来没有保密过。”

“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组织的活动。他的组织可不仅仅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分子想要为自己的激进态度或是某种革命事业寻找一种道义上可以接受的宣泄渠道，最好还能让他们产生为之献身的错觉。哦是啊，值得为他这么做。”

吉尔马丁看了一眼达克斯伯里表示许可，他说：“这个团体规模还很小——他称之为‘基层组织’。目前一共有13个人，4人是女性。他从来不多招人，也不少招。在反对迷信这方面他这一招很妙，当然了，这也为这种共谋增添了一丝神秘。一个有魔力的数字，正配那个封闭的圈子。”

达格利什想，这个数字也很符合具体操作的逻辑。加罗德可以把手下分成三个四人组或者两个六人组去完成一些现场工作，然后自己依然可以独立于其外，成为总协调者和总指挥，扮演公认的领袖。达克斯伯里继续说：“他们都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这样就维持了凝聚力，也避免了不同阶层之间可能会造成的紧张情绪。毕竟，‘同志们’并不以其拥有的兄弟之爱闻名。这些人有共同语言，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那些术语，他们也都才智过人。可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傻，但他们的智商确实很高。这可能是很危险的一伙人。碰巧的是，他们都没有加入劳工党。劳工党也不会吸收他们。其中的六个人，包括加罗德，都是工人革命运动的带薪成员，但是他们并不担任公职。我的猜想是工人革命运动不过是种表面掩饰，加罗德更愿意组织自己的活动。我想他天生就沉迷于阴谋。”

达格利什说：“那他倒是应该加入政治保安处。莎拉·博洛尼也是其中一员吗？”

“过去的两年是这样的，既是成员之一又是加罗德的情人，这让她在组织里享有独特的权力。某些方面而言，这些‘同志们’还都相当的老派。”

“你们从特拉弗斯那里都掌握了什么情报？好吧，让我猜猜，是加罗德把她介绍到坎普顿小丘广场去。这一点都不难，现在可靠的家政工十分短缺。如果不是刚好猜中的话，可能是莎拉·博洛尼告诉了他们招聘广告的事。任何愿意做家务活，并且带着前任主人夸赞自己的介绍信的人——你们肯定也能确保她有这种介绍信——肯定都能拿下这份工作。可能这就是他那个‘基层组织’的功能，让这些当选的议员丢脸，败坏他们的名声。”

这次开口回答的是加尔马丁：“他们的功能之一。他们的目标大多是温和的社会党人。挖掘一些丑闻，比如不正当的风流韵事——如果是同性恋就更好了，交了不该交的朋友、忘记了本要予以赞助的南非之旅、染指党派活动经费的暗示等等。等到这个可怜的家伙再次参选的时候，他们就明智又谨慎地把这些新闻四处散播，让人们注意到这些不当的行为。让现任的政府官员名誉扫地恐怕是他们偶尔不得不做的职责，而不仅仅是为了从中取乐。我想加罗德选择保罗·博洛尼更多的是出于个人而非政治因素吧。莎拉可不仅仅是不喜欢她爸爸所在的党派。”

那么，给阿克罗伊德和全国性刊物的八卦专栏作者寄出那封诽谤信的就是加罗德了。不过，在这件事上，达格利什一直都认为他的嫌疑最大。仿佛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吉尔马丁说：“我怀疑你是否能向法庭证明是他把那封信寄给媒体的。他们干得非常聪明。组织的一名成员会前往那种售卖新旧打字机的商店，在那里可以试用这些机器。你也知道那种场面，一排排锁在一起的打字机供消费者们砰砰地打字。认出其中某一个可能在场的顾客的概率几乎为零。我们不可能一直监视所有的组织成员。他们还不值得我们下那么大的功夫，而且我也不确定这种行为究竟触犯了刑法里面的哪一条律令。他们使用的都是准确的信息。如果不准确的话，对他们而言就毫无用处。顺便一问，你是怎么意识到特拉弗斯的问题的？”

“在她搬到自己公寓之前寄住的那户女房东那里了解到的。女人对这种大男子主义式的秘密社团都抱有一种极为轻蔑的态度，也非常擅长识破他们。”

吉尔马丁说：“所有同性人群都属于同一个秘密社团。我们原想让特拉弗斯自己住的。我们本应坚持如此，但我没想到她居然会吐露实情。”

“她什么都没说。她的女房东并不相信一个失业的女演员居然能够买下一套公寓，但是你的人在那里出现，搜寻她的房间，这件事才真正证实了她的怀疑。顺便一问，除了在你的激进主义分子名单上增添几个人名之外，你对加罗德的真实意图何在？”

吉尔马丁紧抿嘴唇：“他有可能和爱尔兰共和军有关联。”

“那到底有没有？”

有这么一瞬间，达格利什觉得他可能会拒绝作答。他瞥了达克斯伯里一眼，说：“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你觉得加罗德就是你要找的凶手吗？”

“有可能是他。”

“好吧，那祝你追捕愉快。”突然之间，他似乎变得非常不自在，就好像不确定该怎么结束这场对话。然后他说：“和你的交谈非常有用，亚当。我会记下你提出的一些问题。你也会再留心一下办事的手续流程，对吗？IR49的事。那是张很简单的表格，但是也有它的作用。”

电梯载着他回到自己所在的楼层，达格利什觉得他好像和政治保安处的人待了好几天，而不是一个小时不到。他觉得自己被一种病态的无助感侵蚀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摆脱这些症状，他一向如此，但是这种感染仍然会存留于他的血脉中。他开始觉得自己必须要多多少少学会承受这种精神上的疾病了。

无论如何，这次会面虽然令人恼羞成怒，却也达到了目的，在他开展调查的主干道上清除了一系列盘根错节、毫无关联的杂草灌木。他现在知道了匿名信作者的身份和写信的动机，知道了黛安娜·特拉弗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想要做什么、是谁把她安插在那里，以及她溺死之后为什么有人来搜查她的房间。两个年轻女子死了，一个是自杀，一个是意外。关于她们为什么死、怎么死的，疑惑已经解开了；关于她们曾经有着怎样的生活也不再有疑问。但为什么他依然固执地坚信这两起死亡事件不仅与博洛尼被谋杀一案相关，甚至还处于这个谜团的核心位置？

第二章

当他从18楼和19楼的那个自成一体的神秘世界回来的时候，达格利什发现自己这一层办公室的走廊里安静得不同寻常。他把头伸进自己秘书的办公室里，但是苏西的打字机被盖了起来，桌子也被清理干净。他想起来她今早预约了要去看牙医。凯特在荷兰公园和卡罗尔·沃什伯恩见面。受自己坏脾气的支配，达格利什几乎没有思考这次的会面会带来什么样新的可能。他知道马辛厄姆去科斯韦街的流浪避难所了，他得和那里的总管谈谈哈利·麦克的事情。然后他要去找两个女孩问话，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水身亡的时候她们两个都在泰晤士河的那条船上。根据她们在调查期间给出的证词，她们都没有看到黛安娜跳入水中的那一瞬间。她们和其他人把她和多米尼克·斯维恩留在岸边，一起把船推入水中，直到船篙打在她身上的那个糟糕的瞬间都没有看到或是听到她的动静。两个人在调查期间都承认她们当时已经喝得半醉。达格利什怀疑她们现在就算是清醒的，恐怕也不可能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但如果有什么情况，马辛厄姆是从她们那里了解这一切的最佳人选。

马辛厄姆留了一条信息。达格利什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之后，看到马辛厄姆用自己的裁纸刀在桌上的吸墨台上钉了一张白纸，裁纸刀又长又锋利，他自称是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在游乐园赢得的奖品。这种戏剧化的布景，再加上力透纸背、工工整整用黑笔写出的几行字母和数字说明了一切。法医鉴识实验室打电话来通知了血样分析的结果。达格利什没有拔下裁纸刀，而是安静地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这份比其他证据更能证明博洛尼遭到了谋杀的关键报告。

达格利什知道PGM系统是多么强大。完全没有必要再针对沾满血污的地毯设计一个对照组。尽管工作量本来就大，而且现在本案还没有抓住嫌犯，但实验室那边肯定还是利用周末加班了，他对此十分感激。

剃刀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血迹，但这并不令人吃惊，分析结果只不过是证实了推断。更重要的是，哈利大衣下面沾在地毯上的那块血迹不是他本人的。达格利什在下午比较晚的时候还预约了另一场会谈，虽然形式不同，但肯定也和与吉尔马丁的会面一样令人烦躁。因此，这份重要的法医学证据能够如此及时地出现，实在是帮了大忙。

第三章

从查尔斯·香农公寓走到荷兰公园只需要几分钟。凯特很早就醒了，也就是刚过6点的时候，到了7点，她已经吃完了早餐，迫不及待地要出门了。她在室内不安地来回转圈，试图在这个已经被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家里再找点事做来打发时间。她往夹克衫口袋里装了满满一纸袋子用来喂鸟的面包屑，提前45分钟就出门了。她告诉自己在公园里散步要好过被困在家里，不停琢磨卡罗尔·沃什伯恩是不是真的会来，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做出这样的承诺了。

达格利什也同意对这个女孩做出的承诺必须兑现，她应该独自一人去见卡罗尔·沃什伯恩。他没有给她任何指示，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其他的高层领导可能会提醒她这次会面有多么重要，但是这不是他的行事方式。她因此而尊重他，但这同时也增加了她所担负的责任与压力。一切可能就取决于她怎样来把握这次的会面了。

快到9点时，她来到了法式花园前的平台。她上一次来公园的时候，花床里还栽满了夏花，有天竺葵、倒挂金钟、向日葵和秋海棠。但是现在秋意渐浓，有一半的花床已经空了——柔软、潮湿的泥土上凌乱地散布着枯萎的根茎、一团团血污般的红色花瓣和许多枯枝残叶。一架地方议会的小推车就放在那里，好像是冬天派来的死囚押送车，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新一轮押运工作。现在，当她手表的分针走到整点的时候，荷兰公园学校操场上的尖声叫喊突然都消失了，公园又回归了清晨的宁静。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弯着腰，像一位巫婆，身后六只垂头丧气的小狗被拉着跌跌撞撞地沿着一侧的小路走着，然后她停下来，嗅了嗅路边还在开放的最后一批薰衣草。一个独自跑步的人跑下台阶，消失在了通向橘园的拱廊中。

突然，卡罗尔·沃什伯恩到了。几乎就是在整点时分，一个女子的身影在花园的另一端出现。她穿着一件灰色短款夹克衫，下身搭了一条颜色相称的裙子，一条蓝白相间的宽大围巾围在颈部，几乎把脸全都遮住了。但是凯特马上就认出了她，心情也为之一振。她们站了一会儿，彼此对望，然后用像是精心算好的步伐，几乎像是在参加某个仪式一般同时沿着落败的花床前行。凯特想起了那种间谍小说，主人公在某个边境处交换探测器，感觉到有看不见的监视者，竖起耳朵屏声静气地等着听到来复枪扳机扣动的声音。她们相遇后，女孩向她点了点头，但是没有说话。凯特简单地打招呼：“谢谢你能来见我。”

然后她转过身，两人一起穿过台阶，走出花园，沿着土地湿软的宽阔草坪走到通向玫瑰园的小路。在这里，清晨的新鲜空气里还残留着夏天的味道。凯特想，玫瑰从来不会停止开花。这种意识不到自己的花期已经结束了的鲜花令人烦躁。即便是在十二月，虽然注定要在盛开之前就枯萎，也会有变成棕色的、皱缩的花苞长出来，还有一些毫无活力的花朵向下低垂，就快要触碰到落满花瓣的泥土。她们在长满荆棘的灌木丛中慢慢踱步，凯特注意到卡罗尔的肩膀几乎撞在了自己身上，心想：我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她先说话，必须由她来挑选合适的时机和地点。

她们走到霍兰德勋爵的雕塑前，塑像立在底座之上，和蔼地望向自己的宅邸。她们还是没有说话，继续沿着林地之间泥泞的小道走着。然后，她的同伴停了下来，望向那一片荒地，说：“这就是他找到特蕾莎的地方，就在冬青树丛旁那棵倾斜的欧洲桦树下。我们一周后又一起回到了这里。我想他需要让我看看。”

凯特等待着。距离这座大都市中心如此近的地方居然有这样一片野树林，实在很奇妙，好像一旦穿越了这片低矮的栅栏，就可以深入乡间一般。难怪在萨里的林地长大的特蕾莎·诺兰会选择在这片茂密、宁静的林地中死去。这片领地一定使她感觉回到了童年：树叶和沃土的气味、她后背倚着的粗糙树干、急促飞过的小鸟、灌木丛里的松鼠和松软的泥土使死亡变成了很自然的一件事，就像沉睡一样美好。有那么一瞬间，她仿佛踏入了那场死亡之中，与树下那个孤独的、濒死的女孩融为一体。她打了个哆嗦。这种共鸣感很快就散去了，但是那种力量令她震惊，也有一点困扰。她在做警察的头五年里已经见过了太多起自杀事件，知道要学会从中抽离，这对她而言并不难。她一直都擅长把个人情感抽离在外，心中想着“这是一具死尸”而不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想：也许我可以允许自己稍稍投入，稍稍带点怜悯。但是现在开始这么做有点奇怪。她想，博洛尼的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甚至改变了她对自己工作的认知？她将眼睛再次转向小路，并听到卡罗尔·沃什伯恩说：“疗养院那边也打来了电话，问坎普顿小丘广场这边有没有谁见过她或知道她在哪里，于是保罗知道她失踪了，猜测她有可能在这儿。在他当上大臣，安保变成一件麻烦事之前，他经常穿过这座公园去上班。他会走过肯辛顿教堂街，进入海德公园，然后从海德公园角走到格林公园，几乎一路沿着草地和树林来到议会大厦。所以他就很自然地过来看了看。我是说，他不必绕太多路，并没有费多大劲儿。”

她语气中突然流露出的苦涩令人吃惊。尽管如此，凯特还是没有开口，把手伸进夹克衫的口袋，摸到一小袋面包屑，拿出来放在手掌上。一只麻雀——和所有伦敦麻雀一样温顺——跳上她的手指，纤细的小爪子立在她手上。它脑袋猛地一啄，飞走了，她觉得鸟喙就像细针一样尖利。她说：“博洛尼男爵一定很了解特蕾莎·诺兰。”

“也许吧。厄休拉夫人睡着之后她经常和他聊天，讲有关她自己和家庭的事。他很容易让女人敞开心扉，一些女人。”

她们俩都沉默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凯特必须要提。她说：“特蕾莎·诺兰怀上的孩子，有可能是他的吗？”

让她松了一口气的是对方平静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就好像预料到会被这样问一样。女孩说：“过去我可能会说不是并且态度非常坚定。但我现在对任何事都不确定了。有很多事他都没有告诉我。我过去就知道，但是现在更加明白地意识到了这点。但我觉得如果孩子是他的，他会告诉我。那不是他的孩子，但他确实因为她的遭遇而自责。他觉得自己负有责任。”

“为什么？”

“她自杀前一天想要见他，去了他内务部的办公室。这样做非常失策，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么做，而且她选了最糟糕的时间。他正好要去参加一场重要会议。他本可以腾出五分钟见她，但那样做很不方便，也不够谨慎。当他私人办公室的年轻公务员通知他说有一位特蕾莎·诺兰小姐在前厅等着，有急事要找他的时候，他说她可能是选区来的某个选民，然后给她传了个口信，让她留下住址，他日后会联系她。特蕾莎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他再也没听到她的消息。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是会去联系她的。但是他没机会了，第二天她就死了。”

凯特想，这很有意思，达格利什对保罗·博洛尼手下的公务员们进行问话时居然没有人提供这条信息。那些经过培训或出于本能小心翼翼的男人选择了保护他们的大臣。他们在他死后仍旧延续着这种保护吗？他们提到了保罗·博洛尼在处理复杂仲裁书时的迅捷与熟练，但是没有人提到一位来得不是时候的、纠缠不休的年轻女子。但也许这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记下这条信息的人职务可能相对较低。这又是一个有人掌握着重要的信息，却甚至没有被警方传讯的例子。不过就算他接受了问话，也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除非他读过之前的调查报告，并且认出了这个女孩的名字。但就算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未必会觉得这件事有多么重要。

卡罗尔·沃什伯恩依然在原地凝视着那片林地。她双手深深插在夹克衫口袋里，肩膀微耸，就像感受到了枝缠叶绕的林地中吹来的第一道冬日寒风。她说：“她就靠在那段树干上。你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它，盛夏的时候就完全看不见了。她可能会在那里躺了很多天也没人发现。”

凯特想，不会太久的。腐烂的气味很快就会引起公园管理人的注意。荷兰公园也许是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小小天堂，但是它和其他的伊甸园并没有什么区别。依然会有四条腿的捕猎者徘徊于灌木丛下，两条腿的捕猎者在小路上行走，死亡依然是死亡，尸体腐烂的时候仍旧会发出气味。她瞥了一眼自己的同伴。卡罗尔·沃什伯恩仍旧在凝望着这片林地，眼神中充满痛苦，就好像眼前浮现出了那女孩靠在欧洲桦树下的身影。然后她说：“保罗如实说出了发生的事，但并没有说出全部。她的夹克衫口袋里有两封信，一封写给祖父母，请求他们的原谅，就是在调查过程中被传阅的那一封。但是还有另外一封信，上面标注了绝密并且收信人是保罗。这就是我来这里要告诉你的事。”

“你看到那封信了吗？他给你看了吗？”凯特试图掩饰自己声音中的那种渴望。她想，我们终于要获得某种切实的物证了吗？

“没有。他把信带到了公寓，但是并没有让我看。他告诉我里面讲了些什么。很显然，特蕾莎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工作时被调到了夜班部。有一位病人的丈夫带来了几瓶香槟，他们就办了一场小聚会。那位病人喝得有点上头，她在生了三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儿子，正为新生的宝宝沾沾自喜。她说‘多亏了亲爱的兰帕特医生’，然后透露说，如果产妇想要某个特定性别的孩子，兰帕特会提前做一次羊膜穿刺术，然后把不想要的胚胎打掉。那些憎恨生孩子的女人和不准备接受一个错误性别婴儿的女人知道她们应该找谁。”

凯特说：“但是这样做，他当时——他现在也冒着天大的风险。”

“并非如此。如果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说明就没事。保罗猜测可能有些病理学报告做了后期伪造，假装胚胎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他的检测报告大部分都是在疗养院做的。在那之后，特蕾莎想要找到具体的证据，但是并不容易。当她第二天再去问这个病人时，她大笑着说她只是在开玩笑。但她明显表现出了恐惧，当天下午就自行出院了。”

那么，这样就能解释亚当·达格利什在特蕾莎的祈祷书里找到的匆忙写下的神秘笔记了。她一直都在努力调查这些病人上一个孩子的性别，以作为证据。凯特问道：“特蕾莎对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人说过这些话吗？”

“她不敢。她知道有人曾经诽谤过兰帕特，结果落得倾家荡产。他曾经是，现在也是出了名的喜欢打官司。她还能指望自己做什么？她只是一个年轻的护士，贫困潦倒，没有强大的盟友，该怎么对抗这样一个男人？谁会相信她？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得开始操心自己的事。连她自己都即将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她又怎么能再去开口反对她认为兰帕特犯下的罪行？但当她准备自杀时，觉得自己得做点儿什么来终结这一切。她想到了保罗，他并不弱小，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他曾经是一位大臣，一个强大的男人。他有能力结束这一切。”

“他做到了吗？”

“怎么可能？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给他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我之前说过，她是个天真无知之人。但往往就是这种人会带来最大的伤害。兰帕特是他妻子的情人。如果保罗准备对付他，看起来就会像是勒索，甚至更糟糕，被认为是复仇。此外他还为她的死自责，自责曾称她是一位选民和没能帮助她。这在道义上看起来恐怕比兰帕特所犯下的罪行更糟。”

“他做出了怎样的决定？”

“他在我面前把信撕了个粉碎，冲进了马桶。”

“但他是一位律师。难道他的本能不是保留证据吗？”

“这份证据不算。他说：‘如果我没有勇气使用这封信，那就必须把它处理掉，没有妥协的余地。我要么就完成特蕾莎的遗愿，要么就摧毁这份证据。’我想他可能觉得把信藏起来是十分可耻的行为，有点像为今后的勒索做铺垫，像是小心翼翼地收集敌人的证据，以备将来使用。”

“他问过你的建议吗？”

“没有。他没有问建议。他需要好好想一想，而我就在那里倾听。这也是他需要我的真正原因，倾听。我现在意识到了。他知道我会说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会说：‘和芭芭拉离婚，用那封信确保她和她的情人不会给你惹麻烦。用上那封信，从此获得自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说得这么直接，但是他知道我想要让他这么做。他把信销毁之前，让我发誓会保持沉默。”

“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你确定吗？”

“我想他可能和兰帕特谈过。保罗告诉我他会去找兰帕特，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要去找兰帕特，告诉他自己知道的事，也会坦承自己并没有切实的证据。然后他会撤出自己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投资。我想应该是不小一笔钱，那最初是他哥哥投进去的。”

她们又开始沿着小道慢慢前行。凯特想：假设保罗·博洛尼去找兰帕特谈过。因为证据已经被销毁，而且那封信从一开始就称不上充足的证据，这位医生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样的丑闻能伤害到兰帕特，也能让博洛尼受到差不多程度的伤害。但是保罗男爵经历了小礼拜堂的体验后，一切可能就大不相同了。也许那也改变了博洛尼。他抛开了自己的事业，可能会觉得不管手里有没有证据，自己在道义上都有义务揭发并毁掉兰帕特。在这样的情况下，芭芭拉·博洛尼一边面对着一个抛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涯，甚至还要把房子卖掉的丈夫，另一边面对着一个可能会被毁于一旦的情人。凯特决定提出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若非这种情况下，她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很不明智：“你觉得会是斯蒂芬·兰帕特在芭芭拉默许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博洛尼男爵吗？”

“不。兰帕特如果让她卷入这种事情里才是犯傻。芭芭拉·博洛尼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智商来完成这样的计划。她是那种会让男人替自己完成一些脏活儿，然后安慰自己她本人一无所知的女人。但是我已经给了你一个作案动机，他们两个都适用于这个动机。这应该足够让她接下来的日子很不好过了。”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女孩转过身，突然激动起来，她说：“不，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让她受尽折磨，被百般拷问，受到十足惊吓。我想让她身败名裂。我想让警方逮捕她，判处她终身监禁。我想让她死。但是不会发生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最糟糕的是比起对她的伤害，我对自己的伤害更深。一旦我给你打了那个电话，说要来这里见面，我就知道我不得不来。但是他告诉我的都是秘密，他信任我，他总是那么信任我。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我们所有爱的回忆都再也摆脱不了那种痛苦与负罪感了。”

凯特看着她，发现她正在哭泣。卡罗尔没有出声，连抽泣声都没有，但是她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前方，像是受到了惊吓，眼泪连珠般从她那失去血色的面庞和半张着颤抖的嘴唇上滑落。这种凝固无声的悲恸蕴含着让人害怕的东西。凯特想：这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她这么痛苦。她感觉到一种杂糅了同情、无助和烦躁的情绪，察觉到其中还有些蔑视。但是最终还是怜悯占了上风。她找不到能够安抚她的词句，但至少她可以试图作出某种回应，比如在分开前邀请卡罗尔回公寓喝杯咖啡。她正要开口讲话，又克制住了自己。这女孩不是个嫌疑犯。就算有必要把她纳入嫌疑人名单中，她也有不在场证明。在案发时她离开伦敦，参加了一场很晚才结束的会议。但若卡罗尔需要出庭做证，她们俩之间如果存在友谊或是某种共识都可能对检方不利。不仅如此，对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可能带来危害。这种感情对判断造成的失误如果让马辛厄姆知道了，他肯定会幸灾乐祸。正思考着，她却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的公寓离这里很近，就在大路对面。你走之前过去喝杯咖啡吧。”

在公寓里，卡罗尔·沃什伯恩像机器人一样走到窗边，一言不发地望向窗外。然后她又走到沙发旁，看着墙上挂的那幅油画：三个部分重叠的三角形，颜色分别是棕红色、鲜绿色和白色。她开口提问，但听起来并不在意答案：“你喜欢现代艺术吗？”

“我喜欢尝试把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我不喜欢复制品，但也买不起原画，所以就自己画。我觉得它们称不上是艺术，但我很喜欢。”

“你是从哪里学会画画的？”

“我买了画布和颜料之后自学的。小的那一间卧室算是我的工作室，我最近没什么时间画了。”

“画得很棒。我喜欢背景的那种质感。”

“那是我在油画晾干之前往上面按了张卫生纸产生的效果。质感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发现比较麻烦的是怎样才能使颜料涂得更均匀、更流畅。”

她走进厨房，开始磨咖啡豆。卡罗尔跟了进来，无精打采地站在门口看着她，一直等到磨豆机停止工作，她才突然开口道：“是什么让你选择了当警察？”

凯特很想说：“和你选择当公务员的理由差不多。我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我很有野心。相比混沌无序我更喜欢秩序和等级制度。”然后她想，卡罗尔是否只是需要提出问题，而不是收到答案，无论是否是暂时的，她只是想要接触另一个人的生活。她说：“我不想找那种坐办公室的工作。我想有一份职业，从一开始就可以赚足够多的钱，并且有升职空间。我想我喜欢和男人竞争。但是在我的学校里，人们却相当反对这种想法。这反而更增加了我的动力。”

卡罗尔·沃什伯恩没有作出回应，但是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轻飘飘地回到了客厅里。凯特双手忙着摆弄咖啡渗滤壶，准备咖啡杯、杯垫、托盘和饼干，她发现自己回忆起了最后一次与职业规划师谢泼德小姐的谈话。

“我们更希望你能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些，比如说，去上大学。我敢保证你没有问题，升学考试至少会得两个A和一个B。”

“我想开始赚钱。”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凯特，但是要记得，你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你可以做到的。”

“我不想勉强自己这么做。我想找工作，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上大学只会浪费三年时光。”

“教育从来不会是种浪费，凯特。”

“我不会放弃受教育的。我可以继续自学。”

“但是当女警察……我们本来更希望你选择更……怎么说呢，社会地位更高的职业。”

“你是说更有用的职业。”

“也许是更关注人类基本问题的职业。”

“我想不出有什么工作比确保人们能够在城市里安全出行更关注人类基本问题的了。”

“凯特，恐怕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安全出行和警方治理程度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不去读读图书馆里那本小册子呢，上面写了‘在内城维持治安：社会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但如果这就是你做出的选择，我们自然也会尽力帮忙。你是怎么想的，去青少年福利局吗？”

“不，我认为自己能成为一名资深探长。”她本来还想恶作剧地加一句“以及第一位女警察局长”，但她知道这就像一名皇家陆军妇女军团新兵想要指挥近卫军骑兵队一样不现实。不说实现雄心壮志了，就算只是想要好好品味这种心情，这种野心也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可能性当中。即便是她小时候的幻想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比如失踪的爸爸会再次出现，他变得慈爱，有了自己的事业，心怀愧疚，但她从来没指望着他能开上劳斯莱斯。最终他也没有出现，她一直都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真的以为他会出现。

客厅里没有声音。当她端着咖啡走进来时，发现卡罗尔正坐在椅子上，身体僵硬笔直，低头凝视着自己紧握的双手。凯特把托盘放下，卡罗尔马上把牛奶倒进自己的杯子里，然后双手捧着咖啡杯贪婪地啜饮起来。她弯着腰，就像是一位饥肠辘辘的老太太。

凯特想，这有点奇怪，这个女孩现在比她们第一次见面后在她家厨房里聊天时更加心烦意乱，更加失控。她琢磨，那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出卖了博洛尼的秘密，让她变成现在这种苦涩又自我厌恶的样子？难道她通过某种方式得知了遗嘱中并没有提到她？但她肯定料想到了这一点。但也许这比她之前想的更为重要，这是公开的，也是最后的证明，证实了她在博洛尼的人生中一直都处于边缘位置，一如他生前他们在一起时一样，他死后也不会正式宣称她的存在。她以为自己对于他而言已经不可或缺，他在她这间极少拜访的普通公寓里找到了一种更充实与安宁的感觉。也许他的确得到了，至少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确实如此，但是她对于他而言并非必不可少。对于他而言，没有人是必不可少的。他也把身边的人进行了归类，正如他那过于规整的人生一样，他把他们都抛诸脑后，直到需要他们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但是她也质问了自己，这和她对艾伦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吗？

凯特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问这个女孩为什么会提出这次会面，而且这对调查而言也并没有太重要。重要的是博洛尼的秘密泄露了，兰帕特因此有了足够重要的动机。但是这对他们破案究竟有多大帮助？一件有力的物证胜过十数条作案动机。他们又绕回到了原来那个问题上，兰帕特和芭芭拉·博洛尼究竟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作案？不管是博洛尼还是凶手，有人在20点时使用了圣马修教堂的盥洗室。有三个人看到了流水涌出来，这两点都是无法撼动的证据。所以，要么就是博洛尼在20点还活着，要么就是那个时候凶手还在现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很难想象兰帕特会有办法在20点30分赶到黑天鹅餐厅。

她喝完咖啡之后，卡罗尔勉强地笑了笑，说：“谢谢你。我该走了。我想你需要把这一切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

“我们需要一份口供。你可以去哈罗路的分局，那里有一间调查室，也可以到苏格兰场来。”

“我会去哈罗路警局的。警察不会再问我更多的问题了吧？”

“有可能会问，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走到门口，她们面对面站了一会儿。突然，凯特觉得卡罗尔就要向前迈步，扑进自己的怀里，她也知道她非常不熟悉拥抱的双臂也许懂得怎样抱住她、安抚她，甚至自己也许会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安慰她。但是那一瞬间过去了，她告诉自己这种想法令人尴尬又荒谬无稽。待卡罗尔一走，她就给达格利什打了电话，留心不让自己的声音里流露出自得的情绪：“她来过了，总警司。没有新的物证，但是她强化了其中一位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我想你得去一趟汉普斯特德。”

他说：“你是从哪里打的电话，你公寓里吗？”

“是的，总警司。”

“我半个小时之内赶到。”

但是还不到半个小时，门口的对讲机就响了。他说：“我在兰斯多恩路另一头停的车，你能现在就下来吗？”

他并没有提议上楼，她也没这么想过。没有哪位警局高层比他更注意尊重下属的个人隐私。她告诉自己在他眼里这甚至算不上是值得彰显的美德。他只是过于小心谨慎地保护着自己的隐私而已。她坐电梯下楼时突然意识到，随着对博洛尼越发了解，她越发觉得他像达格利什。她突然对这两个人生出一阵厌烦。在楼下等着她的也许是另一个让昏了头爱上他的女人极度悲痛的男人。她告诉自己应该庆幸，至少自己有足够的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第四章

斯蒂芬·兰帕特说：“这不是真的。特蕾莎·诺兰在心理上受到折磨，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她已经疯狂到了要自杀的程度。就算你们拿到了这封所谓的信——我想你们应该没有拿到手——在她死之前写的任何声明也都不能算是可靠的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拿到了这封信，肯定就会在我面前直接把它甩出来了。你们现在掌握的是第三手的信息。我们都知道这种证据在法庭上有多大价值，事实上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多大价值。”

达格利什说：“你是要告诉我这个女孩讲的事情不是真的吗？”

“让我们宽容一点，说她‘误会了’。她很孤独，充满罪恶感，特别是在性方面，充满沮丧，与现实脱节。她的医疗档案里有一份心理医生的报告，抛开一切术语不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你也可以说她是在故意撒谎，她或者博洛尼在撒谎。这两个人都算不上是可靠的证人。而刚巧两个人也都死了。如果这是为了给我添加一个作案动机，简直荒谬。这也几乎是对我的诽谤，我非常清楚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

达格利什说：“就像你知道怎么处理对你的诽谤一样，一个正在进行谋杀案调查的警察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被毁掉的。”

“在资产以外的方面或许确实如此。法庭一向对警方出奇地仁慈。”

不久前，那个之前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接待他们的护士说“兰帕特先生刚刚结束一场手术，请你们到这边来”，领他们进了手术室旁的一间房间。兰帕特几乎是立即就走了进来，摘下了绿色的手术帽和橡胶手套。这个房间又小又简陋，充满了来自隔壁的流水声和脚步声，还有在病人失去知觉的身体上方传来的自信的讲话声。这是一个临时休息所，是为了快速交换手术意见，而不是交流秘密建立的。达格利什想，这是否是有意为之的策略，借此巧妙地展示兰帕特职业身份所具备的能力，也提醒警方这世上不止一种权威身份。达格利什不觉得兰帕特会害怕此次会面，尽管他觉得最好还是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恐惧。毕竟，他享受某种权力太久，已经有了自然产生的独断专行。既然已经具备一个成功的产科大夫才会有的自信，他自然也有足够的自信对抗一位大都会警察厅的刑警。

现在他说：“我没有杀害博洛尼。就算我有能力实施一场格外残忍和血腥的谋杀，我也不会把博洛尼的妻子带在身边，让她等在车里，自己去割断她丈夫的喉咙。至于另外一番胡言乱语，就算我真的把性别上不符合母亲们心意的胚胎打掉了，你想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手术就是在这里做的，病理报告都在医疗档案里。这座大楼里的任何文件都没有违法，就算有，在费上大工夫获得许可前，你无权查看。我强烈地认为医疗档案神圣不可侵犯。那你们还能做什么？对病人一个个地进行问话，指望能通过威逼利诱让其中一位说出不该说的话？没有我的合作，你又怎么才能找到这些病人？你的指控实在是太可笑了，总警司。”

达格利什说：“但是保罗·博洛尼相信这件事。特蕾莎·诺兰死后，他把自己对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的投资撤了出来。我想他跟你谈过。我不知道他对你说了什么，但是可以猜得到。当时你相信他会保持沉默，但是当他在教堂里有了某种体验之后，他发生了转变。不管是什么样的转变，那个时候你还能继续相信他会保持沉默吗？”

他在想自己这么快就亮出底牌是不是有些不明智。但是这样的疑问转瞬即逝。必须拿新证据与兰帕特对质，不管这证据有多么不堪一击。他必须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且如果这件事与谋杀案真的不相关，越快将其彻底排除越好。

兰帕特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假设他真的相信这套说辞，那他就更是处于一种招人嫉妒的位置上，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让人反感。他想要一个儿子，绝不想再要一个女儿。正巧芭芭拉也是这么想的。芭芭拉可能会愿意给他生一个继承人，哪怕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把这当作是交易的一部分。但是若要忍受九个月的不适，最后却生出另一个女儿，让他嫌恶、鄙视甚至是无视，对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不喜欢、甚至是害怕生孩子的女人来说是很过分的。假设这个故事是真的，你可以说博洛尼会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上，至少从道义上来说是如此。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手段，但是我怀疑他对于这种手段的结果不会感到不快。这从来就不是特别有尊严的道德立场，至少在我这里不是。他们结婚八个月之后，芭芭拉流过一次产，一个女孩。你觉得他会因此而悲痛吗？难怪这个可怜的家伙心如乱麻。难怪他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总警司，你的发现如果是真的，也只是多了一条他自杀的理由，而不是谋杀的动机。”

兰帕特从挂钩上取下夹克，为达格利什和凯特打开门。他笑得很谦和，几乎像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然后他领着他们走到自己私人的会客室里，关上门，示意他们坐在壁炉边的安乐椅上。他坐在他们对面，探身向前，两腿分开，几乎把脸凑到了达格利什面前。达格利什可以看到那张英俊的脸庞被放大，皮肤上的毛孔因为出汗而闪闪发亮，就好像他还在手术室热火朝天地进行手术，脖子周围的肌肉都紧绷起来，眼睛下面的黑眼圈表明了深深的疲惫，虹膜周围有一圈血丝，前额的发丝根部沾满了头皮屑。这张面孔还算年轻，但是已经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他突然发现自己能看得出兰帕特再过三十年之后的样子：皮肤苍白、长斑、那种自信满满的男子气概变成老年人尖酸刻薄的愤世嫉俗。但是现在他的声音依然坚定而有些刺耳，那种侵略性涌向达格利什，就像某种武力一样强烈。

“让我跟你开诚布公地讲，总警司，坦白地说，假设你说的是真的，如果我确实替她们打掉了那些不想要的孩子，你所谓的‘我的良心’也不会有任何的刺痛。两百年前，生孩子的时候打麻醉剂还被当作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到一百年前，避孕基本上还被认为是违法行为。一个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是不是要生孩子。恰好我觉得她也有权利选择生哪个性别的孩子。一个不在预期之中的孩子对自己、这个社会和其父母而言都是一种麻烦。两个月大的胚胎也算不上是个人类，只不过是一团结构复杂的细胞组织。你个人也许不会相信孩子在出生之前、出生之时或者出生之后会有灵魂存在。不管是不是诗人，你都不是那种会在教堂礼拜堂里看到幻象或者出现幻听的人。我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也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心理问题，但绝不是这一种。但这些声称具有信仰的人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似乎觉得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背后找出某种科学事实。那个最初的神话传说，伊甸园，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知识，就算得到了，也没有权利运用那些知识。在我的教科书里，只要能让人类的生活更舒适、更安全，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我们有权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的声音令人不快，灰色的双眸中闪动着近似于狂热的令人不安的光芒。达格利什想，他就像是17世纪虔诚的雇佣兵，正拔出剑来陈述自己的信条。

达格利什淡淡地说：“想必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没有伤害到别人，这种行为也并没有违背法律。”

“前提是我们没有伤害到别人。是的，我能接受这一点。打掉一个没人想要的婴儿没有伤害任何人。要么就是永远都不予以堕胎合法的地位，要么就是证明母亲出于某种重要的原因可以这么做。错误的性别和其他的理由一样充足。我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堕胎的人怀有的敬意要比那些妥协者多得多，他们只想让生活符合自己的预期，同时又能满足自己的良心。至少前者还能保持自我的一致。”

达格利什说：“法律就很一致。无差别堕胎就是违法的。”

“哦，但这一点本身就非常具有歧视意味。好吧，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是否和性有关，个人道德品质完全和法律沾不上关系。”

达格利什说：“那么法律还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他站起身来，兰帕特送他们出门，恭敬而自信地微笑着。除了敷衍的客套话之外，他们再没对彼此多说一个字。

回到车里，凯特说：“这基本上就算是认罪了，总警司。他甚至都没费心去否认这个事实。”

“确实没有，但是他不会提供任何书面供词，也不会让我们找到能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而且这是对于医疗事故的认罪，而不是对谋杀的认罪。当然了，他是正确的。要证明他的罪比登天还难。”

“但是这也给了他双重的作案动机。他与博洛尼夫人的婚外情，外加博洛尼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揭发他。在那种自大与虚张声势之下，他肯定知道自己和别的医生一样在丑闻面前不堪一击。即便只是流言蜚语也会对他不利。博洛尼这样有身份的人说出来的话会被人们更加认真地对待。”

达格利什说：“哦，是的，兰帕特具备一切要素——手段、动机、机会、知识，以及那种认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傲慢。但我认为他说得对。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不可能带着芭芭拉·博洛尼去小礼拜堂，我也无法想象她会答应独自留在帕丁顿某个条件不怎么有益健康的停车场里。而且我们总要绕回到时间的问题上。夜班门房看到了他们一起离开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希金斯看到他们一起到了黑天鹅餐厅。除非他们当中有一方，或者两人都在撒谎。不然兰帕特一定是清白的。”

然后他想：除非我们被下水管道里涌出来的水这条线索误导了。除非我们把死亡时间彻底弄错了。如果博洛尼是在基纳斯顿博士估计的时间段中最早的时间点，也就是19点死的，兰帕特的不在场证明还有用吗？他声称一直和自己的情人待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但肯定有不止一条离开疗养院又偷偷回来而不被人发现的路线。肯定有人20点时出现在教堂的厨房里，当然了，除非是有人故意一直开着水龙头。但是谁会这样做呢？一个更早一些时候——比如19点——开着路虎车到这里的人？如果博洛尼是19点死的，那除了兰帕特之外还有别的嫌疑人。但是让水龙头一直开着又会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当然了，可能性总是有的，比如当时凶手因为疏忽，忘了关水龙头。但如果是那种情况，最后水龙头又是什么时候被谁关上了呢？

第五章

厄休拉夫人的朋友送来了花束表示慰问，她的起居室里极不协调地摆满了节庆时分才会出现的长茎无刺玫瑰、康乃馨和进口的白色丁香花，就像是散发着香气的塑料人工制品。这些花与其说是经过精心的摆放，倒不如说是为了方便而非美观地被随意插在各种花瓶里，摆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在她身边的红木桌子上，一束小苍兰盛放在一只小巧的雕花玻璃碗中，它们香气甜美，绝不会和别的花弄混，达格利什走到她的椅子旁时就闻到了。她并没有试图起身，但是伸出了手和他相握。她的手指冰凉、干燥，握手时没有使出任何力道。她像往常一样坐得笔直，穿着一件裹住全身的及踝黑色长裙，上身穿了一件精致的灰色高领羊毛衫。她身上仅有的饰品是一串金色的双层项链和手上的戒指，她搭在椅子扶手上的修长手指戴满了流光溢彩的宝石戒指，她青筋暴露、羊皮般满是皱褶的双手看起来几乎无法承受这些金银珠宝的重量。

她示意达格利什坐到对面的椅子上，马辛厄姆随后在墙边的一张小沙发上坐下。她说：“巴恩斯神父今天早上来过了。可能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给我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抚慰。抑或是他想要为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小礼拜堂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而表示歉意？他该不会认为我觉得这是他的责任吧。如果他想要提供精神抚慰，恐怕会发现我是个令人失望的守丧人。他是个好奇的男人，我认为他不是很聪明，而且十分平庸。你的看法如何？”

达格利什说：“我不认为他陈腐平庸，但是很难想象他会对您的儿子造成那样的影响。”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早已放弃了希望，不再相信自己会影响到任何人的男人。也许他已经失去了自己那份信仰。现在的教会不都时兴这种潮流吗？但是为什么他会感到沮丧呢？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失去了信仰：政客对政治失去信仰，社工对社会福利工作失去信仰，学校的老师对教学失去信仰，就我所知，也有警察对维持治安失去信仰，诗人对诗歌失去信仰。信仰就是这样，时不时就会丢失，要么放错了地方。还有，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法衣清理干净？那是叫法衣，对吧？我觉得他的右手袖子上沾上了鸡蛋渣，前襟上似乎还沾了口水。”

达格利什说：“厄休拉夫人，他基本上一直都穿着这身衣服。”

“那他肯定可以买一件替换着穿啊。”

“如果他能买得起的话。而且他也确实尝试想要揩去那些污渍了。”

“是吗？那效果不怎么明显。总之我已经习惯了要注意这些细节。”

她的儿子还躺在停尸房里，失去了头颅，身子也被解体，她却还能在这里跟他讨论一件神职人员的外衣，但这并没有让他太过吃惊。和她与巴恩斯神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他们两人从第一次见面时就可以畅快地交谈了。她在椅子里稍稍挪了挪位置，然后说：“当然了，你来这里不是和我讨论巴恩斯神父的精神危机的。你想要说什么，总警司？”

“我来这里是想再问您一次，厄休拉夫人，诺林杰将军上周二晚上6点左右打电话过来时，您究竟有没有在书桌抽屉里见到您儿子的日记本？”

那对不同寻常的双眸直直地望向他。

“你之前已经问过两次这个问题了。当然，我总是很乐意和写过‘Rh阴性血’的诗人聊天的，但是你来得太频繁了，要说的东西也都在预料之中。我对于之前所说的一切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这样的重复对话对我非常无礼。”

“您确实明白这话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明白。你还有什么别的要问吗？”

“我还希望您能确认一下，您儿子去世的那天晚上您是否确实和哈利威尔说过两次话，而且据您所知，那天晚上10点之前都没有人把路虎车开出去过。”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总警司。我大约是晚上8点时和他讲过一次话，然后9点15分又讲了一次。在那之后又过了大概45分钟，他就动身前往萨福克郡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假设不管是谁开走了路虎车，哈利威尔都会听得到。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是的，我想要再见马特洛克小姐一面。”

“那样的话，我更希望你就在这里见她，我也待在这里。也许你可以过去摇一下铃。”

他拉了拉铃绳。马特洛克小姐并没有匆忙地赶来。三分钟过后，她出现在门口，和上次一样穿着布满大褶的灰色的长裙和同样不合身的宽松上衣。

厄休拉夫人说：“请坐下吧，玛蒂。总警司想要问你几个问题。”

这个女人拿起了靠墙的一把椅子，把它搬了过来，放在厄休拉夫人的椅子旁。她冷漠地看着达格利什。这一次她几乎毫不焦虑。他想：她已经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她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那套说辞，我们也几乎无能为力。她开始觉得这样做并不困难了。他又问了她一遍相关情况。针对周二晚上的一系列问题，她的回答几乎和上次一字不差。最后他说：“当然了，多米尼克·斯维恩先生来这儿沐浴并不罕见，那他也经常来吃晚饭吗？”

“我跟你说过了。他时不时就会这样做。他是博洛尼夫人的弟弟啊。”

“但是保罗男爵并不一定每次都知道他来这里的事，是吗？”

“有的时候他知道，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去告诉他这些事。”

“那他再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不是上周二，是再上一次。那一次你们做了什么？”

“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沐浴，然后我给他做了晚饭。他不是每一次来沐浴都要吃晚饭，但那一次他吃了。我给他做了芥末排骨、炒土豆和青豆。”

达格利什想，这顿饭很丰盛，比她在博洛尼死亡当晚做的煎蛋卷要丰盛得多。那天晚上他是临时决定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姐姐和丈夫吵过架之后打电话叫他来？因为她告诉了他博洛尼当晚会身处何方？因为他想要实施的谋杀计划已经开始逐步成形？

他问道：“在那之后呢？”

“他吃了苹果馅饼和奶酪。”

“我是说，你们吃完饭又做了什么？”

“吃完饭以后我们玩了拼字游戏。”

“你们两个似乎特别喜欢玩拼字游戏。”

“我喜欢玩，我想他玩是为了陪我，让我高兴。这里没人陪我一起玩。”

“那一次是谁赢了，马特洛克小姐？”

“我觉得是我赢了，我不记得具体赢了多少分，但是是我赢了。”

“您觉得您赢了？这是十天前才发生的事，您不能确定些吗？”

两对眼睛盯着他——马特洛克小姐的和厄休拉夫人的。他想，她们不是天然的同盟，但是她们现在挨在一起坐着，身子僵硬笔挺，一动不动，好像有一种力场联系着她们两人，维持着这种关系。他觉察到厄休拉夫人就快要忍不住了，但是他又觉得从伊芙琳·马特洛克充满挑衅的目光中闪过一丝胜利者的表情。她说：“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赢了。”

他知道，这是伪造不在场证明最高效的方法。你讲述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但却是在不同的场合发生的。这是最难被攻破的一种不在场证明，因为除了时间上的改动，涉及的各种细节说的都是实话。他认为她在撒谎，但是自己也不能确定。他知道她有些神经过敏，而她现在开始享受同他展开的这种智力对抗了，也许只是因为她是个生活平淡的女人，所以需要这样装腔作势。他听到厄休拉夫人开口说：“马特洛克小姐已经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总警司。你要继续对她纠缠不休吗？既然如此，恐怕我们需要联系我的律师，让他也过来了。”

他冷冰冰地说：“当然，她有这样做的权利，厄休拉夫人。我们来这儿不是要骚扰您，也不是要骚扰她。”

“那样的话，玛蒂，请你送总警司和马辛厄姆到门口吧。”

他们开车驶离维多利亚街，这个时候手机铃声响了。马辛厄姆接听了电话，然后把手机递给了达格利什。

“是凯特，总警司。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孩子气的激动。很明显，她都没耐心等我们回去了。但我觉得她更想亲自告诉你那个消息。”

凯特的声音和她那份激动的情绪都被很好地控制住了，但是达格利什也没有忽视她预期中那种飘飘然的乐观情绪。她说：“发生了有趣的事，总警司。赫恩和科林伍德十分钟之前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们米莉森特·金特尔的地址。自从他们出版完她的上一本书之后她就搬了家，并且没告诉他们搬到了哪里，所以他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她住在靠近库克姆的科尔达姆小道上的湖滨别墅。我查过全国地形测量记录了，科尔达姆小道几乎就在黑天鹅餐厅正对面。总警司，8月7日那天，她肯定是亲手把自己的书送给保罗男爵的。”

“看起来很有可能。你拿到电话号码了吗？”

“是的，总警司。直到和她打过电话，确认她同意之后，出版公司才愿意给我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那就给她打电话吧，凯特。问问她愿不愿意明天一早就见我们。”

他放下听筒，马辛厄姆说：“言情小说作者那边的线索。我等不及要见见《暮光下的玫瑰》的作者了。您想让我去库克姆吗，总警司？”

“不用，约翰。我会过去一趟。”

在苏格兰场门口，他走出路虎车，让马辛厄姆一个人去停车，然后稍作犹豫，便精力充沛地走向圣詹姆斯公园。办公室过于幽闭，没有办法容纳这突如其来、不合逻辑的乐观情绪。他需要不受约束地独自走一走。这真是糟糕的一天，从在吉尔马丁办公室里狂躁地大发脾气开始，到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听到的无法证伪的谎言。但是现在那种恼怒和沮丧都从他的肩膀上卸了下来。

他想：明天我就知道8月7日那天晚上在黑天鹅餐厅到底发生了什么了。知道了这点，就会知道保罗·博洛尼被害的原因了。我可能还无法做出证明，但是我会知道真相。

第六章

布莱恩·尼克尔斯最近刚被提拔为副警长。他憎恨达格利什，并因为自己也不确定这种憎恨是否有根据而更加恼火。在当了25年的警察之后，即便是对于自己的反感情绪，他都会用一种司法评审的眼光予以审视。他喜欢确保对被告的指控在法庭能够站得住脚。但是达格利什的案子他从来都不确定。尼克尔斯比达格利什的官阶更高，但这也没让他多么满意，因为他知道如果达格利什想的话，完全可以胜过他。这种对晋升漠不关心的态度，达格利什从不多做解释，尼克尔斯觉得这是达格利什对他在职场上的勃勃野心发出的隐晦指责。尼克尔斯十分反感诗歌，并非出自某种原则，而是因为诗歌给予一个人声望，因此不能被当作像钓鱼、园艺或者木雕一样无害的爱好。在他看来，一个警察应该满足于自己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更让他痛苦的是达格利什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警界外的人，而那些在他身边的警察同事也并不总是拥有适合当搭档的警衔。如果搭档是个低等警员，这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危险的择友偏好，换作高等警员则有了一丝背叛的味道。像是为了加重这些不良印象，他穿得也太好了。他现在站在那里，带着一种放松的自信望向窗外，穿着一身低调的棕色花呢西装，尼克尔斯知道这件衣服他已经穿了四年了。衣服无疑是一位顶尖的裁缝剪裁的，尼克尔斯想，很有可能就是他祖父赞助的那家服装公司。尼克尔斯喜欢买衣服，更多的是出于喜好而非偏见，他觉得一个男人拥有多件裁剪不那么精致的西装也许更为恰当。最后，只要他和达格利什在一起，他就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觉得自己应该刮掉蓄着的小胡子，然后就会发现自己的手不自觉地伸出去触摸上唇，就像是要向自己证明留着的小胡子依然让自己更值得尊敬。这种冲动毫不理智，几乎有些神经质，让他为之深深烦恼。

他们俩都知道达格利什并不需要来尼克尔斯位于十楼的办公室，副警长应该知情的要求十分随意，更像是种邀请而非命令。新的小分队正式成立后，达格利什将直接对警察局长进行汇报。但是现在尼克尔斯还可以宣称自己对此感兴趣是有理有据的。毕竟为达格利什的团队提供了大部分人手的是他的部门。现在局长在外开会，他认为自己至少有权利听一场简短的工作进展报告会。但不合理的是，他内心里也有些希望达格利什会拒绝他，当工作不够刺激的时候，他那不安的灵魂就会渴望能够有某个部门间权力相互斗争、抗衡的机会，而且他一向擅长在这种争辩中获胜。

尼克尔斯翻看案件相关材料的时候，达格利什向窗外的城东望去。他在同样的高度俯瞰过许多首都，每一座城市都不一样。当他从酒店房间俯瞰曼哈顿时，总觉得那种高耸入云、壮丽无比的美岌岌可危，甚至注定会毁灭。他孩提时看过的电影里的画面会浮现出来，那些远远高过摩天大楼的史前怪物用爪子将它们捣毁，大西洋的巨型海浪从地平线那端席卷而来，灯火辉煌的都市在浩劫中从此沉寂。但是在他脚下低矮的银灰色云团下方铺展开来的伦敦则看起来安定、踏实而温和。他看着自己百看不厌的城市全景，就像是欣赏一幅画卷。它有的时候像水彩画一样柔和直接；有的时候，比如在盛夏，当公园里一片欣欣向荣的绿色时，它又有油画那种浓厚的质感；今天早上，它就像钢凹版印刷品一样，棱角分明，色调灰暗，维度单一。

达格利什从窗户旁犹豫地转过身。尼克尔斯已经合上了材料，但是还在扭转椅子，身体不安地移动着，仿佛是在强调本次会面相对而言并非那么正式。达格利什走上前，坐在他对面，简要地总结了到目前为止的调查进展，尼克尔斯听的时候刻意表现出了一种训练有素的耐心。他依然在来回旋转，望着天花板，然后说道：“好吧，亚当，你已经说服了我，博洛尼是被谋杀的。但是你需要说服的不仅仅是我。而且，你手里都有哪些直接证据？仅仅是哈利·麦克外套皱褶下面的一块血污而已。”

“在大衣口袋上还有一块相匹配的血渍。博洛尼的血。他先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所有已知的化验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能证明这与他的血型相匹配。”

“但是没法说明血是怎么沾到那个地方的。你也知道如果这样上法庭，被告的律师会怎样争辩。你们的某个手下鞋子上沾到了血，带过去的。或者是那个发现尸体的小男孩把血弄上去的。或者是那个老姑娘，她叫什么来着，伊迪丝·沃顿做的。”

“艾米莉·沃顿。我们检查过他们的鞋底，很确定他们都没有走进小礼拜堂。而且，就算他们进去了，我也无法想象他们会把博洛尼的血迹弄到哈利的大衣上。”

“从你的观点来看，这块血迹的出现恰到好处。我想从这家人的角度出发大概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块血迹，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起案子不像给人的第一印象那样，先是谋杀，然后是自杀。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政客，宗教信仰发生了转变，经历了某种‘神秘体验’，随你怎么称呼它。为此他甩下自己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可能连家人都抛弃了。然后……不要问我怎么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然后他突然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妄想。”尼克尔斯又重复了一下这个词，仿佛在确认有没有念错“妄想”这个词。达格利什好奇尼克尔斯是怎么知道这个词的。然后他继续说道：“顺便一问，博洛尼为什么要回那个教堂？你知道吗？也许是因为他的婚姻里又出现了让事情变复杂的新局面。我想他的妻子当天早上告诉他她怀孕了。”

“那不就得了。他本来就已经发生了动摇。他回到教堂，回想起自己都放弃了些什么。前方一无所有，自己面对的只有失败、羞辱和耻笑。他当时立即决定结束自己的人生。他手头就有可以执行此任务的工具。正在他为这件事做准备并开始烧毁日记时，哈利走了进来，试图阻止他。结果呢？不是有一具，而是变成了两具尸体。”

“这样的话就得假设他并不知道哈利·麦克也在教堂。但我觉得他知道，是他让哈利进来的。这可不太像是一个正准备自杀的人干的事。”

“你没有任何证据说是博洛尼让他进去的。至少没有能让陪审团信服的证据。”

“博洛尼把自己的晚餐分了一些给哈利，有全麦面包、羊乳干酪和一个苹果。这些都写在材料里了。你不会是觉得哈利·麦克自己就有羊乳干酪吧？他不可能吓到博洛尼。博洛尼死之前他已经在教堂里待了一会儿了。他把自己的铺盖放在了较大的礼拜堂里。那里有些物证，除了面包屑之外，还包括头发和他大衣上的纤维。但是巴恩斯神父结束晚祷锁上门时，他既不在小礼拜堂也不在教堂里。”

尼克尔斯说：“他觉得他锁上门了。他在证人席上时能够发誓说他把南门锁上了，并且检查过了每一个座位吗？他为什么会检查呢？他又没有想到会发生谋杀。哈利或者其他的嫌疑人有足够多的藏身之地，完全可以隐匿起来。想必当时教堂里还很黑，只有祈祷用的微弱烛光。”

副警长习惯在自己的发言中掺杂一些奇怪的引用。达格利什一直都不确定他是有意这么做的，还是说这些词是从他脑海里某个快要被遗忘的校园传说中浮现出来的。现在，达格利什又听见他在说：“你本人和博洛尼有多熟？”

“我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见过他几次。我们有一次一起乘火车去参加一场审判会议。还有一次，他让我去办公室找他，我们一起走过圣詹姆斯公园去议院。我喜欢他，但是并不对他着迷。我对他和其他的受害者态度一样，并没有产生额外的共鸣，这里面没有包含私人感情。但我承认自己并不希望看到他在死后还被别人当作残忍的凶手。”

尼克尔斯说：“这一切都仅凭一块血污证明？”

“我们还需要别的什么证据吗？”

“就认定谋杀这个事实而言，不需要了。我也说过，你需要说服的不是我。但我看不出你还能再取得什么进展，除非你发现一项不容反驳的证据，能够把你的嫌疑人和犯罪现场联系起来，”尼克尔斯又补充道，“而且越早越好。”

“我猜已经有人向警察局长抱怨此事了。”

“还不是老一套，两具尸体，两个人被割断喉咙，一个在逃的杀人犯。‘为什么你们不去抓住这个危险的疯子，而是要对值得尊重的市民的私人车辆、衣服和房子进行搜查？’顺便一问，你在嫌疑人的衣服上找到什么痕迹了吗？”

达格利什想，这样说简直是有意嘲讽，不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个新成立的、旨在调查潜在敏感重案的部门已经被指责粗鲁而不谨慎了。他知道会是哪些人发出这种谴责之声。他说：“没有，但是我也没指望能找到。凶手当时是赤身裸体或者近乎全裸的。他身边就有可以清洗自己的地方。有三个路人在晚上8点刚过时听到了教堂中传来水声。”

“博洛尼吃晚饭之前在洗手？”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他肯定洗得相当彻底。”

“但是当你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左手，也就是没有沾上血污的那只手，确实是干净的？”

“是的。”

“那不就得了。”

达格利什说：“博洛尼的毛巾搭在小礼拜堂的一把椅子上。我觉得凶手是用厨房里擦杯子的茶巾擦干了自己。我们去的时候茶巾依然潮湿，而且不是某部分，我摸的时候整条毛巾都是湿的。而且他是被自己的一把剃刀杀害的。博洛尼放在水槽旁边的盒子里有两把贝灵翰姆。如果是随随便便闯进来的人，或者说是哈利·麦克，他们都不可能知道这里有几把剃刀，甚至有可能都不知道盒子里面装的会是什么。”

“天哪，什么是贝灵翰姆？为什么这个男人不像大家一样用吉列剃须刀或者电动剃须刀？好吧，那就是知道他用剃刀刮胡子的人干的，他知道他当晚会在教堂里，还能进入到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子里拿出来火柴和日记本。你知道谁最符合这一系列要求吗？博洛尼他自己。而你反对这种自杀理论的依据就是一块血污。”

达格利什开始觉得直到这起案子结束他都摆脱不了这四个字了。他说：“我想，你该不会是说博洛尼先是割断了自己一半的喉咙，然后跌跌撞撞走到哈利身边，谋杀了他，在这个过程中血流到了地上，然后又跌跌撞撞地走回房间另一端，最后又给了自己一刀，彻底割断了喉咙吧。”

“我没有这么说，但是被告辩护律师可能会这么说。基纳斯顿医生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你和我都见过能言善辩的律师打赢官司的。”

达格利什说：“他在那个小礼拜堂的时候写了些东西。实验室辨认不出是什么字，但是他们觉得他有可能是签了自己的名字。吸墨纸上的墨水和他钢笔里的墨水是一致的。”

“那就是他写了一封遗书。”

“有可能，但是遗书现在在哪里呢？”

副警长说：“他把它放在日记本里一起烧掉了。好吧，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亚当。一个要自杀的人写好了遗书，会马上把它烧掉吗？这也不是不可能。他可能是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满意。文字苍白无力，全是些陈词滥调，算了吧。毕竟这种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不是所有自杀的人都会留下遗言再‘走入那良夜’ [2] 的。”他的脸上一瞬闪过一丝愉悦的表情，就好像很满意自己能够迅速引用这样一个意象，但又希望自己能够想起来这个意象的出处。

达格利什说：“他有可能写的是另一样东西，他不会马上就往上面盖吸墨纸，而另外一个人又很想摧毁掉这个文件。”

尼克尔斯有的时候领会能力并不是很强，但并不吝于花费时间。他现在就开始花时间思考了。然后他说：“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三个签名。这个理论很有意思，也能增强至少两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但是，反过来说，没有任何的证据。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你搭建了一座非常精妙的大厦，亚当。我已经差不多相信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确凿的物证。”

他补充道：“可以说这就像那座教堂，这座精妙的建筑建立在未经证明的假设之上，它自身有一套逻辑，但一切只有在别人接受了其基本假设，即‘上帝是存在的’之后才能成立。”

他似乎对自己打的这个比方非常满意。达格利什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看着副警长十分敷衍地快速翻阅剩下的几页材料。他合上文件，说：“真可惜你们没能追踪到博洛尼离开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之后的活动。他似乎就此人间蒸发了。”

“并非完全如此。我们知道他去了肯辛顿主街一家名为威斯特顿公司的房产中介，见了他们的一位谈判人，西蒙·福莱特·布里格斯。他让公司的人第二天去检查并对他家进行估值。很明显，这不太可能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会做的事。福莱特·布里格斯说他漫不经心的样子就像让他们卖掉的是一套只值四万英镑的一居室地下室公寓。他确实很委婉地表示过要卖掉一座自打建成后他们家族就一直居住的老宅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博洛尼答复说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近150年了，该轮到别人住进来了。博洛尼并不想深入讨论这个话题，只是想确保第二天会有人前去估值。这次会面时间很短。他11点30分就离开了。我们还没能找出他在此之后的下落。但是他有可能走进了某座公园，或者是到河边去了。他的鞋子上沾满了泥土，之后又清洗并收拾干净了。”

“在哪里弄干净的？”

“问题就在这里。这就表明他有可能回了趟家，但是没人承认曾见过他。如果他只是短暂地溜了回去，可能确实没人注意到，但如果他留下来花足够长的时间清理了鞋子，就不可能不被人注意到。而且巴恩斯神父很确定他是傍晚6点到的教堂。我们还有7个小时的空白需要填补。”

“你见过这个福莱特·布里格斯了吗？这些人的名字太不可思议了。他肯定觉得糟透了。他本来可以获得一大笔委托金。但我想如果那个寡妇也决定卖掉房子的话，他还是有可能拿到这笔钱的。”

达格利什没有回应。

“福莱特·布里格斯有没有提到他会从中抽取多少费用？”

达格利什想，他说这话时就像是在讨论一场二手车交易。

“当然了，他自己也无法确定。他还没有检查过那座房子，而且他现在认为博洛尼的安排已经无效了。但在我对他巧妙地施加了一些压力后，他低声承认房子估值能超过一百万英镑。当然了，包括现有的家具在内。”

“这些都归寡妇所有了吗？”

“都归寡妇所有。”

“但是这位寡妇有不在场证明。她的情夫也是。而且，据我所知，本案的其他嫌疑人也都有不在场证明。”

达格利什拿起材料，走向门口。他快要出去的时候，又传来副警长的声音，听着就像是在恳求。

“只需要一件物证，亚当。我们就需要这个。上帝保佑，最好是在我们召开下一场记者会之前得到它。”

第七章

莎拉·博洛尼是在周一的早上在门厅的桌子上发现那张明信片的。是大英博物馆的明信片，上面画了一只戴着耳环的青铜猫，旁边是艾弗用难认的字体写的留言：“一直试着给你打电话，但是打不通。希望你现在觉得好一些了。下周二有没有时间一起吃晚餐？”

这么说，他还在使用他们的暗号。他手头随时都有一小套来自伦敦主要博物馆和画廊的明信片。只要提到打电话的事，就相当于提议要见面，所以这条信息经过破译之后就是让她在下周二到大英博物馆的明信片画廊附近等候。每天见面的时间都不一样。周二的见面一般都安排在下午3点。像其他同类口信一样，这一封也想当然地认为她到时候能够到场，否则她就应该要回电说那天没法一起吃晚饭。但是他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收到明信片，她就会取消其他所有安排。通过这种方式寄出的消息通常都十分紧急。

她想，这种密码很难瞒得过警察，更别提相关安保部门了，如果他们真的感兴趣的话，破解它轻而易举。但也许正是这种坦率直白与简洁明了反而成了一种保护。毕竟没有什么法律禁止朋友们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在博物馆闲逛。而且约定的地点也选得十分明智，他们可以一起阅读同一本指南，在博物馆的要求下“被迫”低声细语，并且还能随意走动，直到找到那些无人造访的画廊。

他刚刚招募她为第13小分队的成员时，在头几个月里，她逐渐爱上了他，当时她等待这些明信片的心情就像是在等对方寄出的情书。她一直徘徊在门厅，等待着每天分发的信件落入信箱，一把抓过明信片，如饥似渴地阅读上面的信息，就好像这些晦涩的字母能够告诉她自己极度渴望知晓的事情，但是她也知道他绝不会把那些感情写出来，更别提说出来了。但是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她读完明信片上的指示之后产生了一种沮丧与恼怒交织的复杂心情。通知格外地短，15点之前赶到布鲁姆斯伯里不会很容易。而且他究竟为什么不能打电话过来呢？她撕掉明信片，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她觉得这种暗号是幼稚又毫无必要的设计，仅仅是为了满足他操控别人与进行阴谋策划的需要。这让他们两个人都显得荒诞不经。

像往常一样，他准时到达，正在柜台前挑选明信片。她等着他付完钱，然后两人一言不发地一起走出画廊。他痴迷于埃及古董，几乎是出于本能，他们首先来到了一楼的长廊，一起站在那里，他长久地凝视着花岗岩雕刻成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身躯。她一度觉得这对死气沉沉的眼睛与突出的胡须上方精心凿刻的似笑非笑的嘴唇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情色象征，代表了他们的爱情。有太多次，他们像是从未见到法老一样站在这里，双肩相触，轻声交换着狡黠又晦涩的暗语，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去伸出手触碰他的指尖。但是现在，一切魔力都消散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艺术品，一块巨大、有裂纹的花岗岩，仅此而已。他说：“据说雪莱在写《奥兹曼迪亚斯》时就是以这张面孔为原型的。”

“我知道。”

几个日本游客完成了详细的观察后离开了这座雕塑。他用不变的语音语调说：“现在警方似乎比之前更加确定你父亲是被谋杀的了。我想他们可能已经拿到了尸检报告和法医鉴定报告。他们又见过我了。”

一道恐惧沿着她的脊椎滑下，就像是冰冷刺骨的水流。“为什么？”

“可能是想打破我们的不在场证明。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除非他们能击溃你。他们又回去找你了吗？”

“找过一次。不是达格利什总警司，是那个女警官和另外一个年轻些的男人，一位叫马辛厄姆的高级督察。他们问过特蕾莎·诺兰和黛安娜·特拉弗斯的事。”

“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就说我只见过特蕾莎·诺兰两次，有一次是去探望生病的祖母时，另一次就是在那场生日派对上；我从没见过黛安娜。你不就是想让我这么说吗？”

他回答说：“我们一起去见见金杰吧。”

金杰的名字源自于他残存的头发的颜色 [3] ，他是一具公元前3200年古埃及时期被炙热沙漠木乃伊化的史前古尸。艾弗总是对他很有兴趣，他们每次离开博物馆前都要进行这种仪式性的瞻仰。当下，她低头凝视着这具向左侧蜷成一团的瘦弱身躯。木乃伊旁有几个盛食物和水的残破罐子，他前去地府的路上就靠这些补给来滋补他的精神。还有一把长矛，他在抵达埃及人的天国之前就靠它来抵御那些可怕的幽灵。她想，如果他的灵魂现在就能醒转过来，看到这些明亮的灯光、巨大的房间和来回行走的20世纪人类，可能会觉得他已经抵达终点了。但是她从来不像艾弗一样，能够体会到这种死亡的象征物所带来的愉悦感。这种身体的极度消瘦即便只是它的常态，都会激发起一种十分强烈的恐惧，让她想起关于贝尔森集中营的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她想：即便我们置身于此，他也从没问过我的想法和感受，从没问过我最想看的是什么。她说：“咱们去杜维恩长廊吧。我想看看帕特农神庙。”

他们慢慢地走开了。正当他们踱步前行，眼睛扫向敞开的指南的时候，她说：“黛安娜·特拉弗斯。你告诉过我把她安插进坎普顿小丘广场并不是为了监视爸爸的私生活。你说你只是对他的工作感兴趣，想要知道新的《警察战术选项手册》里都有什么内容。我当时真是天真。我想不通为什么当时会相信你。但是那个时候你确实就是这样说的。”

“要想知道战术选项手册里的内容，我根本不需要派一个小组成员去博洛尼家擦银器。把她安插在那里也不是为了监视他的私生活，至少这不是主要任务。我是为了让她觉得自己有事可做，觉得自己获得了组织的信任。我让她分身无暇，直到决定该怎么处置她。”

“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处置她？她是基层组织的一员。罗丝回爱尔兰之后她才替补上来的。”

“她觉得我们承认她是组织的一员，但她并不是。没有什么理由不告诉你真相，况且她也已经死了。黛安娜·特拉弗斯是政治保安处的人。”

他之前对她进行过训练，让她交谈时可以不看他，而是看着展览物品、指南简介或者直直望向前方。她现在就望向正前方，说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

“我告诉了你们中的四个人，并没有告诉组织里的所有成员。我不会把一切都在组织里公开。”

当然了，她知道他在工人革命运动的职位只是为了掩盖自己13人小组组长的身份。但即便是这个13人小组也只是为了掩盖另一个更加隐秘的核心小组。这就像是俄罗斯套娃，揭开一层，只会发现里面还有一层。他完全信任、知无不言并咨询其意见的只有四个人，而她不是其中之一。她在想，他是不是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她？她说：“差不多四年前，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叫我拍布里克斯顿照片的那次，那也是招募我的计划的一部分吗？那就只是为了怂恿一名保守党议员的女儿加入到工人革命运动中来？”

“这是一部分的原因。我知道你更倾向于哪种政治立场。我猜想你并不是真的接受你父亲的第二次婚姻。所以那个时候很适合接触你。在那之后，我的兴趣变得更加针对你本人了。”

“但是我们之间曾存在过爱情吗？”

他皱了皱眉。她知道他有多么讨厌这种对私人观点和情感问题的擅加干涉。他说：“曾经有过，现在也还有非常强烈的喜欢、尊重和肉体上的吸引。如果你非要用这个词的话，你也可以称之为爱情。”

“那你是怎么称呼这种感情的呢，艾弗？”

“我会说是喜欢、尊重和肉体上的吸引。”

他们已经走到了杜维恩长廊。他们头顶是刻有奔马的帕特农雕带，赤裸的骑手身披随风扬起的斗篷，双轮马车、乐师、长者和少女正在向端坐的神祇和女神靠拢。然而她抬着头，却对这神迹视而不见。她想：我需要知道，我需要知道全部真相，我必须面对事实。她说：“给爸爸和《帕特诺斯特评论报》寄那封恶毒的诽谤信的是你对吗？这对你这样一位人民的革命使者、反抗压迫的伟大号召者、新圣城的预言家来说是不是太过卑劣了，一切都被降格成了八卦和诽谤，以及孩子气的恶意。你以为你自己在做什么？”

他说：“只是做一个小小的恶作剧。”

“你就是这么称呼你的所作所为，这么称呼这种败坏正派人名声的行为吗？而且不仅仅是针对我的父亲。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和你一条战线的，甚至是多年以来致力于你本应予以支持的劳工运动。”

“这跟正不正派没有关系。这是一场战争。参战的可能都是正派的人，但是他们打不了胜仗。”

一小拨游客又冒了出来。他们转身离开，慢慢沿着画廊的一侧前行。他说：“如果你的工作是组织一个革命小团体，即便是很小的团体，他们都必须等待着开展真正行动、获得真正权力的那一天，你也必须让他们有事可做，让他们保持热烈的期盼，让他们产生一种正在实现某个目标的幻觉。光是侃侃而谈还不够，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这一方面是为了将来做培训，另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

她说：“那么从现在开始起，我不陪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达格利什见过你之后我就知道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至少名义上能留下来，直到针对这起谋杀案的调查告一段落。我不希望在达格利什四处窥探的时候告诉大家这些消息。然后你就可以加入劳工党了。你跟他们在一起会更开心。当然也可以加入社会民主党。你自己选，他们没什么区别。反正等到你40岁的时候也会重新加入保守党。”

她说：“你还是信任我的吗？你明知道我想要离开，还要告诉我这所有的一切？”

“当然了，我了解你。你继承了你父亲的那种骄傲，不想让别人说你的爱人抛弃了你，所以你为了报复而背叛了他。你不想让你的朋友，甚至不想让你的祖母知道你曾经对你的父亲进行过阴谋活动。可以这么说，我依赖的就是你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正派作风。但是本身也没有太大的风险，这个基层组织会解散、重组，另选会面地点。反正现在也必须要这么做。”

她想：这是革命斗争的另一个方面，人们渐渐知道一些人很正派，然后据此利用他们的这个弱点。她说：“我对爸爸有了更多的了解。直到他死后我才明白这一点。他试图做一个好人。我想这些话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这些话是有意义的。我不确定你的具体意思，但我想他试图好好表现，然后就不会因为太多的负罪感而不适。我们都是这样。考虑到他的政治立场和生活方式，要做到这一步可不容易。也许到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努力。”

她说：“我不是在说政治立场。这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你觉得所有一切都和政治有关联，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希望你在那个世界过得开心。”

他们现在正在走出长廊，她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她吃惊地发现自己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她说：“但是有关黛安娜·特拉弗斯，你说你先把她安插在了坎普顿小丘广场，直到你决定好该如何处置她。你做了什么？把她溺死吗？”

他们认识以来，她第一次见到他发火。

“不要搞出这么离奇的剧情。”

“但这对你来说会很方便，不是吗？”

“哦，是的，而且不仅仅是对我而言。别人有更强烈的动机想要除掉她。你的父亲。”

她忘记了要低调和保密，几乎是喊了出来：“爸爸？但是他不在那里!我们以为他会出现的，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哦，可是他去了。我那天晚上一直跟着他。你可以称它为一次监视练习。我开车跟在他后面，一路来到了黑天鹅餐厅，看着他拐到停车道上。达格利什出于某种原因推断出你有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情感需求，想要向他人倾吐内心秘密。如果你决定向他坦白，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条重要信息传递给他。”

“但是你做不到，不是吗？那样的话就必须承认你也在现场。如果需要作案动机的话，达格利什也许会觉得你和爸爸之间其实没有多少区别。况且你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但是，和你父亲不一样，我有不在场证明。这一次是真的证明。我直接开车回到了伦敦城里，在市政厅和资深社会福利官员进行了会谈。我是清白的。但是他呢？他给人留下的回忆已经够声名狼藉的了，你还想要让他的名字和另一桩丑闻联系在一起吗？可怜的哈利·麦克对你来说还不够吗？如果你想给政治保安处打匿名电话的话，最好把这些都提前想清楚。”

第八章

周二早上的天气正适合开车远离伦敦。阳光断断续续，但却出奇强烈，层层浮云之上，天空是一片深远的湛蓝。达格利什开得很快，但几乎一语不发。凯特本以为他们会直接去河边的别墅区，但是这条路却经过了黑天鹅餐厅，达格利什在接近餐厅时停下车，似乎是思考了一下，然后拐进车道里，说：“我们喝杯啤酒吧。我喜欢沿着河走，从河岸这一边眺望那些小别墅。那些都是属于希金斯的房产，至少大部分是。我们最好还是让他知道我们来这儿了。”

他们把路虎车停在停车场里，这里空荡荡的，只有一辆捷豹、一辆宝马和几辆福特。他们走向门廊。亨利不带情感而又礼貌地迎接了他们，似乎不是很确定他是不是应该表现出认出了他们的样子。面对达格利什的问题时，他说老板先生现在正在伦敦。吧台空荡荡的，只有四个商人围坐着，面前放着威士忌酒，似乎是在打什么主意。酒保长着一张娃娃脸，穿着浆洗过的白色夹克衫，打着领结，给他们端上了黑天鹅餐厅引以为豪的、广为称赞的麦芽酒，然后就开始奋力地擦洗玻璃杯，重新布置吧台，似乎觉得这种忙碌的表象能够阻止达格利什向他提出任何问题。达格利什在想，亨利究竟施了什么法术，能够让他们一下子就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们端着啤酒来到壁炉两侧的椅子上坐下，沉默着一同喝完自己那杯，然后又回到停车场，驶离树篱间的大门，前往河岸边。

那天是完美的英伦秋日，这种天气更多存在于记忆而非现实中。青草和泥土的浓郁颜色再加上和煦的阳光，暖和得就像是春天。空气中也有一股香甜的气息，让达格利什回忆起孩童时代所有的秋天：木材燃烧、熟透的苹果、收获的最后一堆谷物以及流水中浓重的海水气息。泰晤士河在不断变强的微风中奔腾，抚平了河岸边的草地，打着旋儿流入河岸边的狭沟。在渐变的蓝绿色中，光束不断流转变换，就像是草坪染了色。刀锋一般锐利的野草不断起伏涌动。河岸远处的几棵柳树下，一群荷兰乳牛正安静地吃草。

在下游约70码的对岸，他能看到一座小平房，看起来像是用木条搭起来的白色棚屋，他猜那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也知道——正如他走在圣詹姆斯公园的大树下时就知道的——自己会在那里发现想要找到的线索。但是他并不着急，就像是一个极力推迟获得意料之中的满足感的孩子。他很高兴他们来早了，能够有间隙平静下来。突然之间，他感受到了一阵意料之外的兴奋，这种感觉十分强烈，他几乎想屏住呼吸，好像这样就能停住时间一般。他已经很少体会到这种感觉了，这种身体上产生强烈愉悦感的瞬间，他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在谋杀案调查过程中体会到过。这一瞬间很快就过去了，他听到了自己的叹气声，用一句平淡的话打破了这种情绪，说道：“我想那就是河边别墅区了。”

“我想是的，总警司。需要我拿地图查一下吗？”

“不用，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我们最好现在就过去。”

但他依然在徘徊，感受着微风吹起他的头发，为能获得多一分钟的安宁而心怀感激。凯特·米斯金能够一言不发地和他共享这一时刻，也不会让他觉得是在刻意约束自己保持沉默，这也让他心怀感激。他之前选择她是因为他的团队里需要一个女人，她又是最佳候选人。做出这种选择一部分是因为理性分析，另一部分则是出于直觉。现在，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直觉帮了自己多大的忙。如果说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丝毫暧昧是有些自欺欺人。以他的经验，无论多么强烈地否定和无视，两个密切共事又互相吸引的异性同事之间总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暧昧。如果他认为凯特美得让人心神不宁，当初就不会选择她，但是她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达格利什也没能对此免疫。尽管有这方面的小烦恼，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发现和她在一起工作令人感到格外平静。她对于他的需求几乎有种本能的直觉，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也不会过分地恭敬。他怀疑凯特的部分思维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的缺陷与弱点，能更好地理解他，也比其他任何男性下属更加具有批判性。她没有马辛厄姆那种冷酷与残忍，却也毫不多愁善感。但在他的经验里，女性警官的确很少有多愁善感的性格。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排平房。如果他第一次去拜访黑天鹅餐厅时就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沿着这条河岸行走，他一定会用一种毫不关心甚至轻蔑的目光来观察这种可悲的装腔作势。但是现在这一道道脆弱的墙体似乎因河中升起的雾气而闪烁起微光，对他而言其中似乎包含了无穷无尽却又令人困扰的可能性。它们建在离河岸大约30码处，有很宽敞的走廊，中间是排气管，左边靠上游有一座浮动码头。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堆陶器碎片，里面夹杂着一团团的淡紫色和白色，可能是残存的紫苑。有人试图用心打造一个花园。隔着一段距离望去，这排平房似乎得到了精心的维护，白色的油漆隐约发光。即便如此，一切还是给人一种夏天的感觉——什么都是转瞬即逝的。他想，希金斯肯定不愿意在自家的草坪上看到这样的风景。

正在他们观望时，一个矮胖女子从侧门走了出来，向着浮动码头走去，身边跟了一条大狗。她坐进一条小艇里，探身向前，解开缆绳，然后向着河对岸的黑天鹅餐厅划去，身子弓在双桨上方，大狗笔直地蹲坐在船头。小船越划越近，他们能看出那条狗是狮子狗和某种梗犬的杂交种，毛茸茸的，一张焦虑又友好的小脸几乎全部埋在毛发里。他们看着这个女人不断弯腰又起身划着双桨，慢慢逆流而上对抗着不断把她带向下游方向的湍流。小船终于靠岸，达格利什和凯特向她走去。他弯下腰，抓住船头并将船身稳住。他发现女人停靠在这里并非偶然。有一根铁棍深深地埋进河边的草地里。他把船索套在上面，然后伸出手。她抓住他的手，几乎一下就单脚跳上了岸，他注意到她左脚上穿了一只畸形矫正靴。狗在她身后也跳上了岸，嗅了嗅达格利什的裤子，然后猛地坐到草地上，一脸沮丧，就像这趟旅程全是它出的力。达格利什说：“我想您一定就是米莉森特·金特尔小姐了。如果是的话，我们正要去看您。我们今早在苏格兰场通过电话。这位是凯特·米斯金督察，我叫亚当·达格利什。”

他低头，看到一张满是皱褶的圆脸，就像放了太久的苹果。小眼睛下面是一对又圆又硬、长满斑点的黄褐色双颊。她冲着他笑的时候，双眼挤成窄窄的两条细线，然后又睁开，露出棕褐色的明眸，瞳仁就像打磨过的鹅卵石。她穿着一条宽松的棕色长裤，暗淡破旧的工作服外面套了一件褪色的红色无袖紧身棉大衣。头上紧紧地戴了一顶红绿毛线织成的尖顶帽，两边的两个耳罩下各自垂了一条编成辫子形的毛线，最底下接了个红色的圆球。她周身有一种历经沧桑的顽皮感，就像一个年迈的花园地精，已经经历过太多的雨雪寒冬。但她说话时的嗓音低沉、洪亮，是他听过的最好听的女人的嗓音之一。

“当然了，我正在等您，总警司，但是离约好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能这么出乎意料地与您碰面实在很荣幸。我可以带着您划船过去，但是因为我带了梅克皮斯 [4] ，一次只能带一个人，那样的话就太慢了。从陆上走恐怕有五英里远，不过也许你们开了车来。”

“我们有车。”

“当然了，你们肯定有车，毕竟你们是警察。我犯傻了，那我回去等你们。我划船过来是为了寄信，希金斯先生允许我把信件放在门廊的桌子上，和他的信件一起寄出。从我家到邮箱有两英里远，考虑到他并不喜欢我的小屋，他能这么做实在是很善良。恐怕他觉得我的小屋非常碍眼。你们不会找错路的，在第一个标为‘弗罗莱特’的路口左拐，然后经过一座拱桥，再往左拐，经过罗兰先生的农场。农场有一块写着‘荷兰乳牛’的招牌。然后你们就能看到一条通向河边的小道，我的小屋就在道旁。您看，不可能走到岔路上的。哦，我想你们来了会喝点咖啡吧。”

“谢谢您，可以的话我们很想喝一杯。”

“我想你们也会喝的。这也是我划船过来的原因之一。希金斯先生总是愿意多卖给我一品托的牛奶。此次来访事关保罗·博洛尼男爵，不是吗？”

“是的，金特尔小姐，是有关保罗·博洛尼男爵。”

“你打电话来自称是警察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那位可亲的好人。那就十分钟之后再见了。”

他们看着她一瘸一拐地快步走向黑天鹅餐厅，狗紧跟在她身后，然后他们转过身，慢慢地走回停车场。他们毫无困难地遵循着她的指示，但是达格利什开得很慢，知道他们还是比约见对象在时间上领先，他希望能给金特尔小姐足够的时间划船回去，在家等着他们。很明显，金特尔是她的真名，不是笔名。这个名字对于一个浪漫爱情小说作家来说实在是太过合适了 [5] 。他慢吞吞地开着车，留意到坐在身边的凯特强自按捺着心中的不耐烦。但是仅仅十分钟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河边车道，拐进通向小屋的崎岖小路。

小道穿过一片没有树篱环绕的田野，达格利什想，在天气最糟的冬日，这里会比几乎无法通行的沼泽好不了多少。小屋比在远处看见的大得多。因秋日而萧条的一片花床紧挨着煤渣路，在侧面的台阶下，他能瞥到一排排罐头堆在柏油帆布下，很有可能装着石蜡。小屋后面是一片菜地：有发育不良的卷心菜、根茎伤痕累累的球芽甘蓝、叶片斑驳的球根洋葱和最后一季红花菜豆，一团团枯萎的豆荚像破布条般挂在茎上。在这里，河水的味道更加浓郁，他可以想象出这里在冬日的样子，水中升起冰冷的雾气，土地变得黏湿，仅有一条泥路通向荒无人烟的乡村土路。

但是当金特尔小姐打开门，微笑着把他们迎进屋后，他们一下子走进了阳光与欢愉的气氛中。客厅有着宽大的窗户，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是坐在一艘船上，眼里能看到的风景就只有白色的阳台栏杆和河水的光泽。尽管屋子里有一座十分不协调的熟铁火炉，但总体来讲，这里更像是一座小别墅而非河边的小棚屋。一面贴着不协调的玫瑰花蕾与知更鸟墙纸的墙上几乎挂满了画像：过时的乡间风景水彩画、一对温彻斯特和韦尔斯大教堂的版画、四幅维多利亚前期风格的画作被裱在同一个画框里、一幅羊毛和丝绸的刺绣画着一位天使在空墓前与使徒们相会，还有几幅还不错的迷你肖像画挂在椭圆形画框里。远一些的那面墙上摆满了书，达格利什注意到其中有一些是金特尔小姐自己的作品，都还包在护封里。火炉两侧各有一把安乐椅，中间是一张宽腿桌，一罐牛奶和三套带花饰的茶杯和茶托整齐地摆在上面。金特尔小姐在凯特的帮助下搬来一把小摇椅，供第二位客人入座。梅克皮斯已经跟随着女主人向他们表示了问候，现在正趴在空空的火炉前面，发出极不合时宜的一声叹息。

金特尔小姐立马端来了咖啡。水壶里的水已经煮开了，她只需用沸水把咖啡粉冲开。达格利什刚刚抿了一口咖啡，就突然感到一阵内疚。他忘了要让独自生活的人招待突如其来的访客是多么不便。他怀疑她刚才划到黑天鹅餐厅去主要不是为了寄信，而是为了买那罐牛奶。他温和地说：“想必您已经知道保罗·博洛尼男爵的死讯了。”

“是的，我知道。他是被谋杀的，这也是你们来这里的原因。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达格利什向她解释了他们是怎么发现她写的书的。他说：“在他过世之前几周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于我们而言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告诉我们8月7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您确实见到他了吗？”

“哦，是的，我见到他了。我就是那个时候把书给他的。”她放下自己的茶杯，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仿佛是突然间感到了一丝凉意。然后她平静下来，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就像他们是围坐在幼儿园火炉边的孩子们一样。

“我和希金斯先生相处得很好。当然了，他的确很想买下这座小屋，然后把它拆毁，但是我也说过，我死了之后他可以从我的遗嘱执行人那里获得优先购买权。我们自己也经常开玩笑。而且黑天鹅餐厅确实运营得很好。造访的都是非常友善的顾客，也都非常安静。但是那天晚上却不是这样的。我正想要工作，噪音搞得我非常烦躁。不断有年轻人在大喊大叫。所以我就走到了河岸边，刚好能看到有四个人在一条方头平底船上。他们摇晃得非常厉害，其中两个人还站了起来，想要交换位置。除了发出很响的噪声，他们的行为也傻里傻气的。我想要给希金斯先生打电话，但是我的电话刚好发生了故障。所以我就带着梅克皮斯划船过去。我把船停泊在老地方——直接划到他们身边抗议是很轻率的，我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在把船掉头，想要靠到岸边时，我看到了另外两个男人。”

“您知道他们是谁吗？”

“当时不知道。当然了，那时光线很暗。只有从树篱另一侧的停车场反射过来的光亮。后来我知道了其中一个人是保罗·博洛尼男爵。”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打架。”金特尔小姐在说出这些字眼的时候一点也不带批评态度，达格利什对自己会提出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感到吃惊。她的语气表明在河岸和半阴暗的环境中打架是两个无所事事的绅士很正常的一种活动。她说：“当然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只有脑袋探到了河岸以上。我很害怕梅克皮斯会吠出声来，但是我告诉它不要这么做，它也非常棒地控制住了自己，尽管我能看得出来它想要跳出去加入混战。我当时还在犹豫要不要出面干涉，但最后觉得那样不够庄重体面，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很明显这是两人因为私事而引发的斗争。我的意思是，这看起来不像是突如其来的相互挑衅，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有义务去终止这种斗殴。另一个男人看起来比保罗男爵要矮，某种程度来说这有些不太公平，但是他比保罗更年轻些，所以两人还是势均力敌。没有我或者梅克皮斯的干预他们两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达格利什忍不住瞥了梅克皮斯一眼，它正散发出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宁静感，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会突然憋足劲吠出声来的样子，更别提咬人了。他问道：“谁打赢了？”

“哦，是保罗男爵。我想他应该是打出了一记勾拳。结果效果不错，年轻些的男子摔倒在地，然后保罗男爵拎着外套领子和裤子把他拽起来，就像对待一只小狗一样，把他扔进了河里。他落水的时候发出了相当大的哗啦声。‘我的天哪，’我对梅克皮斯说，‘我们度过了多么奇妙的一晚啊!’”

达格利什觉得这一场景越来越像金特尔小姐书中的某一章节了。他说：“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保罗男爵又涉入水中，把他捞了出来。我想他并不是真的希望他溺死，也许他也不知道另一位到底会不会游泳。然后，他把男子丢在草地上，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接着，他朝上游走来，走向我。他快要经过时，我抬起头，说：‘晚上好，我想您应该不记得我了，但是我们去年六月时在赫特福德郡保守党的宴请活动上见过。当时我刚好去看外甥女。我是米莉森特·金特尔。’”

“他做了什么？”

“他走过来，蹲在小船边，和我握了握手。他相当从容不迫，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当然，他浑身都湿透了，脸颊上还在流血，看起来像是擦伤了。但是他就像当初我们在宴会上碰面时一样镇定自若。我说：‘我看到刚才的打斗了，你没把他杀死吧？’他说：‘没有，我没有杀死他，但我很想那么做。’然后他向我道歉，我说确实没有这个必要。天气还没有暖和到可以穿着湿衣服站在岸边，他开始发抖，我提议他和我一起回我的小屋把衣服烘干。他说：‘您实在是太好心了，但是我想，还是先把我的车开走比较好。’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最好是在别人看见他或者发现他来过黑天鹅餐厅之前就离开。这些政客必须得这么小心。我提议他把车停在路边的某个位置，我在离上游更近些的地方等他回来。当然了，他可以开车过来，但是距离大概有五英里远，他又实在是太冷了。他消失了，我耐心地等着，但并没有等多久。不到五分钟，他就回来了。”

“另外那个男人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留下来观察。但我知道他不会有事的。你们也知道，他并非独自一人，有个女孩子在陪着他。”

“一个女孩？你确定吗？”

“哦，是的，相当确定。保罗男爵把他丢进河水里时，她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她几乎没穿什么衣服。”

“您能认出她来吗？”还没等达格利什提出要求，凯特就打开了自己的手提袋，把照片递了过去。

金特尔小姐说：“这不就是那个溺水而死的女孩吗？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没有看清她的脸。我说过了，当时光线非常暗，而且他们离我大概得有40码远。”

“她当时做了什么？”

“她放声大笑。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接连不断地大笑。保罗男爵迈入水中将他捞上来的时候，她就坐在岸边，几乎一丝不挂，发出阵阵大笑。人是不该在他人倒霉时大笑的，但是他看起来真的很可笑。当时的场景相当荒谬，两个男人跌跌撞撞地从河水里走上岸，一个几乎全裸的女孩坐在岸边放声大笑。她的笑声相当有感染力，发自肺腑，充满欢乐，响彻整片河滩。听起来笑声里并没有恶意，但是我想她肯定是在嘲笑。”

“这个时候方头平底船上的人们在做什么？”

“他们正在往上游黑天鹅餐厅划去。也许他们开始感觉到一丝恐惧。河水在晚上时漆黑一片，令人觉得陌生，甚至看起来有些邪恶。我现在是习惯了，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但是我觉得他们想要划回明亮和温暖的地方。”

“也就是说，您最后一次看见男人和女孩时，他们一起坐在岸边，然后您就开始慢慢向下游划去，没有人注意到您？”

“是的。河道在那个地方稍微拐了个弯，灯心草丛也要比岸边的灌木高出一块。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们了。我静静地坐着，一直等到保罗男爵归来。”

“他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从上游的方向，和我划船的方向一致。他是从停车场穿过来的。”

“还是在那对男女的听力和视力范围之外？”

“的确是在视线范围之外，但是我们划船到对岸时还是可以听见那女孩的笑声。我必须很小心地划船，因为带了梅克皮斯和另一位乘客，我们的吃水线已经很低了。”

他们两个蜷在那条小小的船上，梅克皮斯僵直地蹲坐在船头，这幅画面十分好笑，但又很可爱。达格利什想要笑出来。他可没预料到在谋杀案的调查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冲动，特别是在此次调查中。他对此感到感激。他问道：“那个女孩笑了多久？”

“一直笑到我们快要划到对岸时。然后突然之间，笑声戛然而止。”

“那个时候您听到别的什么声音了吗，比如惊叫或者落水声？”

“没有。但是在当时，如果她干净利落地跳入水中，本来就不会发出太大的落水声。我也不觉得在双桨划动的声音中我还能听到别的声音。”

“然后发生了什么，金特尔小姐？”

“首先，保罗男爵问我他是不是可以用电话机打个本地电话。当然，他没有说给哪里打电话，我也没有问。我离开他，走进厨房，这样他应该会觉得更隐私些。然后我建议他应该洗个热水澡。我打开浴室的电热水器，点上我的石蜡炉子，这可不是想着要节约的时候。我还给了他一些用来处理脸上伤口的消毒剂。我刚才是不是忘了说，那个男孩把他的脸颊伤得很重。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男子汉行为。他在浴室里时，我用滚筒甩干机把他的衣服甩干。我家没有洗衣机，不过我也确实不需要，因为我就自己住。我甚至能自己手洗床单，因为可以晾干。但是我觉得滚筒甩干机对我来说必不可少。哦，等着衣服甩干的时候，我还让他穿了我父亲从前的睡衣，是羊毛的，特别暖和。现在已经没有质量这么好的睡衣了。他从浴室出来时，我暗想，他穿着这一身是多么帅气啊。我们坐在壁炉前面，我泡了一些热可可。我想，作为一名绅士，他可能想要些更烈的东西，所以我也提出了我有接骨木果酒。他说相比之下他更想喝一杯热可可。好吧，他并没有说‘更想喝一杯热可可’。他说他很愿意尝一尝那瓶果酒，他相信一定会很好喝，但是他觉得现在喝热饮可能更好一些。我也很同意这种说法。一个人被恶寒侵袭时，没有什么比浓香的热可可更令人感到舒适了。我在里面放了很多牛奶。我之前多买了一罐牛奶，本来打算用来做芝士烤菜花的。他是不是很幸运？”

达格利什说：“确实很幸运。您跟别人提起过这件事吗？”

“没和任何人说过。如果不是你打电话来，他又已经去世了，我甚至都不会和你说的。”

“他有没有要求您替他保密？”

“哦，没有。他不会这么做。他不是这种人，而且他也知道我不会说出去的。一个人是可以分辨出是否能在某些事情上信任某人的，你不觉得吗？如果你能信任这个人，还有必要提出这点吗？如果不能信任，那要求对方保密又有什么用呢。”

“请继续保密，金特尔小姐，这一点可能至关重要。”

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又开口询问，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会这么想知道这件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没有谈论有关打架的事情，至少没怎么讨论。我说：‘我想你们打架是因为某个女人，对不对？’他说的确是这样的。”

“是为了那个大笑的女人，那个几乎一丝不挂的女孩吗？”

“我觉得不是。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事情要比那更为复杂。而且如果是为了她，我觉得保罗男爵不会当着她的面打架，除非他不知道她当时在场。不过，我猜他确实不知道。她肯定是在看到保罗男爵接近时就躲进了灌木丛里。”

达格利什现在知道博洛尼为什么来到河岸边了。他开车过来参加晚宴，来见他的妻子和她的情夫，来参加一个文明人之间的伪装游戏，假装是一位彬彬有礼、温顺的丈夫，扮演一场闹剧中的那个傻子。这个时候他听到了流水声，可能像达格利什一样，闻到了十分怀念的河水的气味，想要能独处片刻，求得一份安宁。所以他犹豫了一下，便走到篱笆旁停车场的大门外，来到河岸边。这么一件小事，就因为遵从了自己一个简单、冲动的想法，却导致他死在了那间血迹飞溅的小礼拜堂里。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脱下衬衫的斯维恩钻出灌木丛，直面他而来，就像是他一生中所厌恶的一切、他对自己的那种厌恶都在此刻化成人形。保罗是否向斯维恩质问了有关特蕾莎·诺兰的事情，还是说他早已知晓真相？这是不是那个女孩在临终前写的最后一封信里透露的另一个秘密，即她的那位情人的名字？

达格利什又一次发问，很温柔，但也很坚定：“你们都谈了些什么，金特尔小姐？”

“主要是聊了我的工作，我写的书。他对于我是怎样开始从事写作，以及都是从何处获得灵感非常感兴趣。当然了，我已经六年没出过新书了。我写的那种小说并不是非常畅销。亲爱的赫恩先生从来都是那么善良而乐于助人，他就是这么给我解释的。浪漫小说现在都非常贴近现实了，恐怕我的故事有点过于老派。但是我没办法改变了。我知道人们有的时候对浪漫小说作者十分不友善，但是我们和其他作家其实是一样的。只有在你需要写作时才能写出东西。我又十分幸运，我很健康，还有一份养老金，有一个家，还有梅克皮斯做伴。而且我依然在写作。下一本书可能就会带来好运了。”

达格利什问道：“保罗男爵待了多久？”

“哦，很久，一直待到快到午夜。但我觉得他不仅是出于礼貌才留下的，而是真的觉得在这里很开心。我们坐在一起，聊着天，饿了之后我又去做了炒蛋。牛奶还剩下很多，但是已经不够做一道芝士烤菜花了。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他说：‘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任何人都不知道，没有人能找到我。’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给了他一次宝贵的机会一样。他坐在那把椅子里，就是你现在坐的这把，穿着父亲从前的旧睡衣，看起来十分舒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总警司，你和他很像。我不是说长相上相似。他长得很白，你皮肤更黑一点。但是你很像他：你坐着的姿势、双手摆放的位置、走路的方式，甚至声音都有一点像他。”

达格利什放下手中的杯子，站起身来。凯特看着他，微微有点吃惊，但很快也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手提包。达格利什听见自己对金特尔小姐招待的咖啡表示感谢，再次强调了保持沉默的重要性，并解释说他们希望能拿到一份书面陈述，如果方便的话会有人打电话，开警车来接她去新苏格兰场。他们走到门边时，凯特出于冲动问了一句：“那天晚上是您最后一次见到他吗？”

“哦，不是的。他身亡当天下午我还见过他，我以为你们知道的。”

达格利什温柔地说：“金特尔小姐，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呢？”

“我以为他告诉过别人自己去了哪里。这件事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金特尔小姐。我们一直想要了解他在那天下午的具体行程。请告诉我们都发生了些什么。”

“但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他突然前来造访，大概是快要到下午3点时。我记得当时我在听广播四台的《女性时间》节目。他步行前来，手里拎了一只提包。他肯定是从车站走了4英里过来的，但是当我指出这段路程的距离时他还是吃了一惊。他说他想去河边散一会儿步。我问他吃过午饭没有，他说他的包里有一些奶酪，吃那个就够了。他肯定是饿坏了，巧的是我中午做了炖牛肉，还剩了些，所以我让他进屋。他吃了点牛肉，然后我们一起喝了咖啡。他并没有说太多话，我想，他也不是来聊天的。然后他把包放在我这里，出去走了走。大约下午4点30分，他回来了，我泡了茶。他的鞋子很脏——河边的草地今年夏天浸满了水——所以我为他找出了擦鞋盒，他坐在门外的台阶上擦了擦鞋，然后拎起包跟我告别，离开了。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达格利什想，这样就能知道那段空白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也解释了他的鞋子上为什么会沾上淤泥了。他并没有去找情人，而是去找了一个之前只见过一面的女人。这个女人不会提出任何问题，也不会提要求，曾给过他片刻难忘的安宁时光。在那几个小时里，他希望待在一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找得到他的地方。然后他肯定是直接从帕丁顿车站走到了圣马修教堂。他们得去查一查火车时刻表，看看整趟旅程大概会花多长时间。但是不管厄休拉夫人有没有撒谎，博洛尼都不太可能打电话回家，拿走日记本，然后还在18点时赶到教堂。

看着身后慢慢关上的门，凯特说：“我认识一个像她这样一把年纪的女士，如果换作是她遇上这种情况，可能会说：‘没人想买我写的书，我很穷，我很差劲，我住在一座潮湿的平房里，只有一条狗陪着我。’她说的却是：‘我很健康，还有一份养老金，我有一个家，还有梅克皮斯做伴。而且我依然在写作。’”

达格利什暗想，她脑子里现在想的可能会是谁。她的声音中含有一丝苦涩，这对他来说还是新鲜事。然后他记起她好像有位年迈的外祖母。这还是她第一次委婉地提及自己家里的私事。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继续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希金斯会说斯维恩的衣服都湿透了。毕竟那是一个8月的晚上。如果他是裸泳完了上岸之后才穿的衣服，那为什么衣服上会淌水呢？”

她又补充道：“总警司，这是一个新的作案动机，而且是双重动机。斯维恩一定很恨他。这一顿暴打，这种屈辱，被扔进河里，又像一条狗一样被拖出来，还是当着那个女孩的面。”

达格利什说：“哦，是的，斯维恩一定很恨他。”

所以他终于找到了动机，不仅仅是谋杀动机，而是这场谋划、冲动、残暴、精妙的设计与半吊子的小聪明相融合的谋杀案的动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猥琐、傲慢、气量不足的举动，但却也具备了一种可怕的能量。他认出了这场谋杀背后的那种心智。他曾经见过这种人，之前有过这样的杀人凶手，夺走一条生命还不满足，还要为之前所遭受的屈辱复仇，还以同样的屈辱。这样的人无法容忍自己的敌人与自己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不仅想让自己的受害人死亡，还希望他颜面尽失。有这样心智的男人在其一生中都觉得低人一等，但是从此之后他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低劣。如果他的直觉无误，那么多米尼克·斯维恩就是他要找的凶手，而抓住他就得攻破一个脆弱、孤独又固执的女人的防线。他轻轻发抖，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阳光正从草地上散去，但是微风令人振奋，从河面上传来一种阴冷潮湿的味道，就像是冬天的第一口空气。他听见凯特说：“您觉得我们能在允许范围内找到一种方法，打破他的不在场证明吗，总警司？”

达格利什站起来，走到车身旁，“我们必须得试一试，督察，我们必须得试一试。”

[1]英国对内情报机构，负责国内安全事务。

[2]源自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诗作《不要温和地走入那良夜》。“良夜”在诗中代表死亡。

[3]金杰的英文单词是Ginger，有姜黄色之意。

[4]狗的名字，意为“和好，言归于好”。

[5]Gentle一词的英文原意为“温柔的”。

第六部 致命后果

第一章

巴恩斯神父刚刚告诉沃顿小姐苏珊·肯德里克的建议，直到这一切纷扰都平息前，她可以在诺丁汉的牧师住宅和他们一起住两天。她很快就答应了，并且充满感激和释然。双方达成一致，一旦问讯结束，她就马上出发前往诺丁汉，巴恩斯神父会和她一起坐地铁到国王车站，帮她拎着箱子，然后送她上火车。整个计划看起来就像是祈祷得到了回应。麦格拉斯夫妇现在用一种半真半假的尊重态度对待她，就像把她当成一件值得炫耀的展品，有助于提高他们在这条街上的名望。她觉得这比之前的那种敌意更为可怕。能从他们贪婪的眼神和无休止的问题中逃离出来实在是一种安慰。

警方的问话并不像她所担心的那样像种酷刑。之前在警方的要求下，她只是临时协助警察对她的身份和发现尸体时的情况做了记录，但具体的程序被延迟了。验尸官对沃顿小姐格外体贴，她在证人席上只待了一小会儿，甚至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问讯已经结束了。她四处搜寻的目光并没有发现达伦。她的回忆十分混乱，只记得自己被介绍给了很多陌生人，包括一位金色头发的年轻男子，他说他是保罗男爵的小舅子。这个家里再也没有别人到场，尽管巴恩斯神父告诉她那些穿着深色西装的律师是代表这家人的。他本人穿着华丽，穿了一身新的法衣，戴了新的四角帽，显得相当精神自在。他用胳膊护着她，领着她穿过一群摄影师，用她从未见过的一种自信和教区的信众打招呼，和警方在一起时似乎也相当自如。有那么令人惊悚的一瞬间，沃顿小姐发现自己认为这起谋杀案对他而言似乎是件好事。

从来到圣克里斯潘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这次拜访不会成功。苏珊·肯德里克大腹便便，怀着自己的头胎宝宝，但是她的精力丝毫未减，似乎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忙个不停，不是操心教区的事，就是担心家务事，或者在本地医院进行理疗兼职。杂乱的内城住宅从来就没空下来过，除了肯德里克神父的书房之外再无清静之处。他们总是把沃顿小姐介绍给别人，那些人的名字她经常记不住，也搞不懂他们在这个教区里所担任的职务。在涉及谋杀案时，她的这位女主人怀有应有的同情，但是很明显认为任何人因为见过尸体——不管当时的场景有多么令人不快——而长期痛苦、烦恼都是十分不合理的。一直沉浸在这种记忆里说得好听一点是放纵自我，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病态。但是沃顿小姐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说出这些事对她是会有帮助的。她也非常想念达伦，想要见他的心情极为迫切，她一直在想他现在在哪里，都经历了些什么，过得是否开心。

她对于即将诞生的小宝宝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但是因为太紧张，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忸怩，说的话连她自己都觉得过于感情用事了。面对苏珊那种健康又理智地对待怀孕的态度，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荒谬的老处女。她提出要在教区里帮忙，但是她的女主人没能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工作，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她的自信。她开始悄悄地四处走动，人们肯定觉得她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鬼鬼祟祟。过了几天之后，她不安地提议自己也许应该回家了，也并没有一个人想要劝阻她。

但是在离开当天的早上，她向苏珊透露了自己一直以来对达伦的担心。她的女主人帮了大忙。她并不害怕地方上的政府机构，也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怎么找到正确的电话号码，怎么和电话那头的陌生人沉稳又自信地交流。她是从她丈夫的书房里打的电话，沃顿小姐坐在一把专门供前来咨询神父意见的教徒使用的椅子上。在整通电话交流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根本不值得接受这么耐心、专业的关怀，隐约意识到假如自己是个未婚妈妈或者少年犯——或者二者皆是——而且还是个黑人的话，可能也要比现在做得更好。

打完电话之后，苏珊·肯德里克给出了对她的判决。她现在不能见达伦，负责照顾他的社工觉得这并不是件好事。他之前上了少年法庭。法庭下了一道监管令，希望为他安排一个过渡期的治疗方案，但是在一切走上正轨之前，他们觉得让他与沃顿小姐见面并不明智，这只会让他回忆起那场不幸。他一直很犹豫，不愿谈起那场谋杀案，负责照顾他的社工觉得他真的想开口时，身边最好有经验丰富的社工陪着，可以和他一起重温那次创伤性的经历。沃顿小姐想，他会厌恶这一切的，他从来就不喜欢被人干涉。

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她躺在床上，像往常一样毫无睡意，然后她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她会去苏格兰场寻求警方的帮助。以他们的权威，至少应该能对负责达伦的社工产生某些影响。他们对她总是充满善意，也很愿意帮忙，应该能说服当地的政府机构可以放心地让她和达伦见面。这个决定为她不安的思绪带来了一丝平静，然后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沃顿小姐发现自己没那么自信了，但是决心却没有因此而动摇。她10点之后才会出发，没有必要赶着交通高峰期出门。她小心翼翼地为这次短途旅行梳洗打扮，第一印象总是很重要的。出门之前，她短暂地跪地祈祷，希望这次拜访能够成功，她能够获得理解，苏格兰场不会像她想象中那样可怕，达格利什总警司或者米斯金督察愿意去和地方政府机构谈谈，向他们解释，如果负责照看达伦的社工觉得向他提起那场谋杀十分不明智的话，她就一个字都不会提及。她步行来到帕丁顿地铁站，坐上环线地铁。在圣詹姆斯公园站，她走错了出口，迷失了几分钟的方向，不得不向路人询问前往苏格兰场的路。突然间，就在马路对面，她看到了不断旋转的标志和经常能够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座高大又熟悉的椭圆形玻璃建筑。

门厅让她吃了一惊。她不再对自己想象中的画面那么肯定了，在她的想象里，有身着制服的警官当值，也许还有钢制的格栅，甚至还有一串戴着镣铐的犯人被押送进牢房。与之相反，她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前台，只有几个年轻女子在值班。大厅里一派忙碌，每个人都目标明确但又非常放松地工作着。男人和女人们亮出自己的证件，然后开心地一边闲聊一边穿过大门，走进电梯。如果不是内心深处对这里有很深刻的印象，她觉得这完全可以是任意一座办公楼。她询问是否可以见见米斯金督察，因为她觉得在面对这样一件事时女人会比男人更富同情心，况且实在不值得为了这种对别人而言无关紧要的小事去麻烦达格利什总警司。不，她承认自己没有事先预约。对方让她坐在紧靠左边墙壁的一把椅子上稍等。她坐下来看着女孩拨打电话，越来越有信心，紧抓着手提包的双手也慢慢放松下来。她开始留心身边来去匆匆的警察们，并觉得自己有正当的权利坐在这里。

突然，米斯金督察就站在了她的身边。沃顿小姐没想到她会出现。不知为何，她之前觉得会有人来把她领到督察的办公室里。她想：她这是为了节省时间。如果她觉得事关重大的话，就会把我带上去。很明显，米斯金督察不觉得这是什么重要的事。当沃顿小姐解释清楚来意之后，督察在她身旁坐下来，一言不发地待了一小会儿。沃顿小姐想：她很失望。她本以为我会带来有关谋杀案的新线索，以为我又记起了新的重要细节。这时候，督察开口说：“我很抱歉，但我想我们没办法帮什么忙。少年法庭已经做出判决，让当地权威机构进行监管，现在这件事只和他们有关系了。”

“我知道，肯德里克太太也是这么跟我讲的。但是我想你们也许能施加一点影响力。毕竟，你们警察……”

“我们没什么影响力，在这件事上没有。”

这些字句听起来毫无斡旋余地。沃顿小姐发现自己正开口乞求：“我不会跟他谈起谋杀案的，尽管我有时候觉得在某些事情上男孩子要比我们更坚强。但是我会非常小心的。如果我能再次见到他，哪怕只有一小会儿，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我就会感觉好多了。”

“您为什么不能见他？他们是这么说的吗？”

“他们觉得在具备丰富社工经验的人帮助他度过创伤期前，他都不应该讨论有关谋杀案的事情。”

“是啊，这听起来就像他们会说的那一套。”

沃顿小姐对于督察语气中突然显露出的不满感到吃惊。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同盟。她张开嘴，本想做出恳求，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米斯金督察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她肯定就帮了。督察似乎正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没法给您他的地址，况且我也记不住。我得去查查档案。我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还让他和他妈妈一起待在家里，但我觉得如果社工们想要让他搬离，应该会去申请少年法庭签发的监护权的。我还记得他在哪所学校，是博灵顿路小学。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沃顿小姐急切地说：“哦，是的，我知道博灵顿路在哪里。我能找到。”

“他们现在还是下午3点30分左右放学，不是吗？您可以尝试卡着时间从那里路过。如果您是偶然遇到他的，我不觉得他们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来。”

“谢谢你，谢谢你。”

沃顿小姐的焦虑使她的感知力变得更为敏锐，现在她放下心来，又猜想米斯金督察会不会再次问她有关谋杀案的事，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她们站起身来，督察把她送到门口，沃顿小姐抬头看着她，说：“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如果我又想起了关于谋杀案的之前没有提到的新线索，我会马上和你们联系。”

在圣詹姆斯公园站坐上地铁时，她计划着如果一切顺利，事成之后可以奖励自己在军用物品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她的苏格兰场之旅似乎比预想中耗费了更多的精力，现在连维多利亚街上喧嚣的车流都令她沮丧挫败。也许不喝咖啡直接回家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她正在人行道边犹豫着，突然感觉到有人用肩膀碰了她一下。一个年轻男子令人愉悦的声音响了起来：“抱歉打扰了，您是沃顿小姐吧？我在博洛尼一案的问讯期间见过您。我是多米尼克·斯维恩，保罗男爵的小舅子。”

她眨了眨眼，困惑了一瞬间，然后记起了他。他说：“我们挡住人行道了。”她发觉他的手搭在了她的胳膊上，坚定地领着她走过马路。然后，他没有放手，说道：“您刚才肯定是去了苏格兰场。我也去过。我觉得有必要喝一杯，请陪我一起去，我打算去圣厄明大酒店。”

沃顿小姐说：“您太慷慨了，但是我不确定……”

“拜托了，我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您这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实在不可能拒绝。他的声音、他的微笑、他挽过来的胳膊都十分具有说服力。他温柔但坚定地领着她往前走，穿过车站，走到卡克斯顿大街。突然之间，大酒店就出现在他们眼前，看起来正欢迎着来往的客人。宽敞的庭院两侧是纹章上才有的兽雕。她回家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一会儿也不错。他领着她穿过左边的门，走进大厅。

她想，这也太气派了：分成好几道的楼梯都通向弯曲的阳台，枝形吊灯闪闪发光，墙壁嵌满镜子，柱子饰有雕刻。这一切反而奇妙地给了她家的感觉。这种优雅的爱德华王朝风格让她安心，整个气氛都给人一种确定的、被尊重的舒适感。她跟着她的同伴走过蓝色鹿皮地毯，来到壁炉前的几把高背椅前。他们坐下之后，斯维恩问道：“您想喝点什么？这里有咖啡，但我觉得您可以来点更烈的，雪莉酒怎么样？”

“是的，那样再好不过了。谢谢。”

“不含糖的原汁？”

“也许稍微掺一点儿吧。”

在圣克里斯潘的宅子里，每天晚上就餐前，肯德里克太太都会端出一瓶雪莉酒。那时候喝的都是不含糖的，那种酸酸的味道并不适合她的口味。但是她回到家后，却又开始怀念每天晚上的这个惯例。毫无疑问，人们总是很快就习惯于享受这种小小的奢侈。他举起手指，侍者走了过来，十分恭敬。雪莉酒很快就端了过来，是一种浓郁的琥珀色，有甜味，很快就让人振奋起来。桌上还摆了一小碗坚果和一块小小的硬饼干。多么优雅啊，这一切是多么让人舒心啊，让人觉得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喧嚣离这里有好几英里远。她靠在椅背上，抿着酒，惊讶地望向精心雕饰的天花板，那对带有流苏灯罩的壁灯和楼梯口巨大的花缸。突然，她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这里有种家的感觉了。这里的所见、所闻、所感，甚至是年轻男子冲着她展开的笑颜，都融入到一幅早已被忘却的画面里。她当时也在一家酒店的大厅里，肯定同这家酒店装潢相似，在同样的位置，她和她的弟弟约翰一起坐着，这是他被提拔为中士之后的第一个假期。她想起了一切。他当时驻守在东安格利亚的巴辛伯恩。他们应该是在利物浦街附近的一家酒店见的面，而不是在维多利亚大街附近。但是一切都何其相似。她记得自己为他漂亮的制服感到骄傲，他胸前佩了一枚空军枪手徽章，中士的三道杠闪闪发光。她因为有他陪伴，觉得自己变得十分重要。她陶醉在这种罕见的殊荣里，看着他充满自信地召来侍者，给她点了一杯雪莉酒，自己点了啤酒。她现在这位同伴有一点点像约翰，也和约翰一样勉强同她差不多高。“他们就是喜欢我们这种矮个子，我们可以当机尾射手。”约翰当时是这么说的。他也像约翰一样白皙，高高拱起的眉毛和蓝色的双眸里仿佛也有约翰的影子，连和善有礼的举止也同约翰如出一辙。她几乎可以幻想自己看到他胸前也佩了一枚单翼空军枪手徽章。他说：“我猜他们又问您有关谋杀案的问题了。他们有没有让您很难过？”

“噢，没有，没有那样一回事。”

她解释了自己来访的原因，发现自己轻易就告诉了斯维恩有关达伦的事情。他们在纤道上散步、一起去教堂的事，她需要见到他的心情。她说：“米斯金督察面对地方政府机构也无能为力，但是她告诉了我达伦在哪所学校上学。她真的很善良。”

“警察从来就不是善良的人，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对我就不善良。您看，他们觉得我知道些什么。他们形成了一套理论，觉得可能是我姐姐杀的人，是她和她的情人一起动的手。”

沃顿小姐喊了出来：“天哪，不会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肯定不会是女人，更不用说是他自己的妻子了!一个女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至少不会是这起谋杀案。他们肯定不会这样认为的吧。”

“也许不会，也许他们只是假装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们试图让我承认她向我吐露了秘密，甚至是私下里向我做过的忏悔。您也知道，我们两个关系一向非常亲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彼此。他们知道如果她遇到麻烦，肯定会告诉我的。”

“但是这样对你实在太糟糕了。我不敢想象达格利什总警司真的会这么想。”

“他需要逮捕嫌犯，而受害人的妻子或者丈夫一向都是最显而易见的嫌犯。我那几个小时过得很不愉快。”

沃顿小姐喝完了手中的雪莉酒，就像奇迹一般，桌子上又出现了另外一杯。她抿了一口，心想：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小伙子。他也在喝酒，喝的是平底玻璃杯里一种颜色更浅的、掺了水的酒，也许是威士忌。他放下杯子，探身靠向她。他嘴里酒精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一种雄性气息，略微发酸，让人略微感到不安。他说：“跟我讲讲谋杀案的事。告诉我您都看到了什么，现场是什么样的。”

她能感觉出他的迫切，那是种强有力的渴望，她自己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她也许正需要倾诉。有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她独自抵抗恐惧，希望自己不要去想，不要记起一切。但最好还是打开小礼拜堂的那扇门，直面现实。所以她隔着桌子小声向他娓娓道来。她再次回到了那个屠杀现场，把一切都做了描述：伤口就好像大大张开的松弛嘴巴，哈利·麦克胸前的大片血迹已经僵硬，那种恶臭在想象中比现实里更挥之不去，那苍白而无生气的双手像枯萎的花儿一样低垂。他将身子探过桌子，靠向她，几乎是嘴对着嘴。然后她说道：“这就是我所能回想起来的一切了。我记不起之前发生了什么，也不记得之后发生了什么，只记得那两具死尸。事后，当我梦见他们时，他们总是赤身裸体，几乎一丝不挂。这难道不是很神奇吗？”

她咯咯地笑了一下，又小心翼翼地将酒杯端到嘴边。

她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就好像这种可怕的回忆也释放了他心中的什么东西。他靠回自己的椅子上，重重地喘着气，就像刚刚长跑过一样，然后说道：“您就没有走到房间里吗，那个发现尸体的小礼拜堂里？”

“总警司也一直这样问我们。他甚至还检查了我们的鞋跟。不是在一开始，而是我们马上要走的时候才检查的。然后到了第二天，又有一名警察过来把那些鞋拿走了。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他们是在查看血迹。”

“哦，是的，”她悲伤地说，“现场流了那么多的血。”

他又一次探过身子，向她靠了过来，脸色苍白，神情急切。她能看到他左眼角有个小疱疹，还有些眼屎，上唇边上有潮湿的水汽。她又喝了一口雪莉酒。多么令人温暖而心安啊。他说：“不管是谁下的手，不管是谁干的，这肯定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闯入者。凶手肯定小心地谋划过，并且想出了绝妙的计划。要找的凶手是一个智商高、胆子大的人。要回到那个房间里，一丝不挂，手里拿着剃刀。要去面对博洛尼男爵，然后杀了他。我的天哪，肯定需要鼓足了勇气!”他离她更近了，“您肯定也想到这一点了，您也是这么想的，不是吗？”

鼓足勇气，她想。但是勇气是一种美德，一个如此邪恶的人还能具备勇气吗？她得问问巴恩斯神父，但是现在要找巴恩斯神父谈话没那么容易了。和这个注视着她、有着和约翰一样深邃眼睛的年轻男子讲话却很容易。

她说：“和达伦坐在教堂里，等着接受问话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达伦知道些什么，他在隐瞒什么，也许是他的一种感觉……好吧，也许他有一丝罪恶感。”

“您告诉警方这一点了吗？”

“哦，没有，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听起来太傻了。他不可能隐瞒什么的，不可能。我们一直都待在一起。”

“但是他可能注意到了什么，注意到了您没有注意到的事。”

“但如果是那样的话，警察肯定也看到了。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你看，我非常了解达伦，知道他……他羞愧时的样子。但是这一次肯定是我错了。也许我见到他之后能了解更多情况。”

“您打算怎么做？在学校外面见他？”

“我是这样想的。督察说他们大概下午3点30分放学。”

“但他会和其他的男孩在一起。您也知道这些小孩子，他们会一边叫喊一边冲回家。他也许不想离开自己的小伙伴，见到您在那里等着，他也许会觉得很尴尬。”

沃顿小姐想：也许他觉得见我很丢脸。男孩子都很奇怪。如果我见到他，他却不停下来，而是假装不认识我，那就太糟糕了。

她的同伴说：“为什么不给他写张字条，让他到老地方去见您？他肯定知道您指的是纤道。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把纸条捎给他。”

“哦，可以吗？但是你又不认识他。”

“我会让别的孩子把字条捎给他。给这个小孩一点零钱，让他保守秘密。或者我让其他男孩把他指给我看。达伦会收到信息的，我向您保证。听着，让我来替您写吧。他认字的，对吧？”

“哦，是的，我肯定他识字。他在教堂时都可以把贴着的通知读出来。他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小男孩。负责照看他的社工告诉肯德里克太太达伦一直都没去上学。他妈妈带着他搬到了纽卡斯尔，但是她没能在那里找到工作，所以他们又搬了回来，但她一直没告诉学校这件事，担心达伦又经常旷课。他总是这么淘气，但我确定他能够阅读。”

斯维恩又打了个响指。侍者悄无声息地走上前来。几分钟后他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带抬头的信纸和一个信封。沃顿小姐的空杯子被端走了，又换上了一整杯酒。

他说：“我会把口信和您的名字都用印刷体写出来，这样对他来说可能容易一些。我们最好说放学后来见您，这样相比一大早就从学校溜出来要简单些。我也许没办法今天就联系上他，但明天应该可以。假设我们定在周五下午4点，在纤道上见。您那个时间段方便吗？”

“哦，是的，非常方便。我不会让他太晚回家的。”

他很快地写完了信，然后把信纸折了一下，并没有给她看信的内容，就把信放进了信封里。

“他叫什么？”他问道，“他的姓氏。”

“威尔克斯。他叫达伦·威尔克斯。他所在的学校是博灵顿路小学，离里森树丛路很近。”

她看着他用印刷体将名字写在信封上，然后将它塞进自己的夹克衫口袋里。他隔着桌子冲着她微微一笑。

“喝完您的雪莉酒，”他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到时候一定会出现。您会见到他的，我向您保证。”

他们离开大酒店，又回到苍白的阳光下，沃顿小姐觉得自己沉浸在一种感激与释然的狂喜之中。她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告诉了他住址，然后被他扶进一辆出租车，将一张五英镑的纸钞塞进了司机的手里。他的面庞异常硕大，填满了出租车的整扇窗户。

“别担心，”他再次说道，“我已经给过出租车司机车费了。可能还会剩点零钱。别忘了，约好的时间是周五下午4点。”

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她伸出手，想要说些什么，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字眼。然后出租车向前开去，她被重重甩回到了座位上，他也不见了。整个回家的路上，她都坐得笔直，把手提包紧紧抱在胸前，仿佛这个包代表了这种新的、令人沉醉的幸福感。“周五，”她大声说，“周五4点。”

等出租车消失在视线中，斯维恩掏出信封，又重新读了读自己写的口信，面无表情，然后舔了舔信封口，把信封了起来。里面写的时间和地点正如他所言，但是日期却是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周四，而非周五。而且，等在纤道上的不会是沃顿小姐，而将是他本人。

第二章

凯特回到办公室才十分钟，马辛厄姆就走了进来。之前他和达格利什一直在问讯斯维恩。她认为自己被排除在了发现新证据之后首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会面之外，但也只能隐藏起失落，告诉自己会有属于自己的机会。除非他们能一举击破斯维恩的防线，不然这种束手束脚、符合法规和警方守则的审讯，尽管经过充分设计、手段繁多、过程漫长，但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总会有那么一天，要么他们对他发起控诉，要么就是过了太久之后，终于还他安宁。看着马辛厄姆的表情，她觉得自己还有机会。他几乎是把材料摔在了桌子上，然后走到窗户边，仿佛威斯敏斯特的高塔和蜿蜒的河流能够帮助舒缓他的沮丧。

她说：“问话进展如何？”

“没有进展。他坐在那里，旁边坐着他的律师，他微笑着，越说越少。或者说，到后来就只重复同样的内容。‘是的，博洛尼和我在河岸上见过面。是的，我们打了一架。他指责我勾引了特蕾莎·诺兰，我恨他试图把自己的私生子栽赃到我的头上。他就像发疯了一样向我冲过来。他真是疯了。但是他没有把我扔进河里。我游向方头平底船的时候博洛尼早就走了。我没有杀死他。我整个晚上都和马特洛克小姐待在一起。有人看见我抵达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子了，晚上8点40分时我接到了哈雷尔太太的电话。我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后来出发去了酒吧。有人看见我从晚上10点45分一直待到酒吧关门。如果你们有别的想法，请拿出证据。’”

“他找了哪个律师来？是托林顿-法雷尔-彭杰律所来的人吗？”

“不。不是和博洛尼那边有关系的人。我有种感觉，芭芭拉·博洛尼正将自己与这个名声不怎么好的弟弟疏离开来。他拉过来的是莫里斯-谢尔顿律所一名年轻有为的新人，能力很强，已经开始盘算自己这次能收到多少律师费了。没有什么比一桩臭名昭著的案子更能让公众迅速知晓自己的大名。他的优势在于他确实相信自己的客户，这对于那家律所的人来说恐怕是少有的好事。你都能看出那个律师在想些什么。他不觉得斯维恩有勇气完成这起谋杀，也不相信他有足够强的动机。他认为斯维恩无法离开坎普顿小丘广场那么久，犯下这起谋杀再返回，还没引起马特洛克小姐的注意。他更不认为她有理由替斯维恩撒谎。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明明白白地点明，他不相信博洛尼是被谋杀的，在这一点上他可能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他真应该和副警长为伍。”

凯特想，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再去试着击溃伊芙琳·马特洛克。她会坐在那里，旁边有厄休拉夫人监护，还有家族律师为其咨询，既倔强又得意，脸上有一种守节的执着表情，非常享受赋予自己的这种殉难者角色。为何而殉难呢？她琢磨着。憎恶，复仇，自我赞颂，还是为了爱？她第一次意识到新成立的小队接手的这第一起案子很有可能到最后都逮捕不到嫌犯，变成一场极不光彩的失败。

马辛厄姆从窗前转过身来：“到目前为止连一件物证都没有，无法把他和案发现场联系起来。好吧，他是有动机，但是其他很多人也有。”

“但是假如他是出于憎恨而杀的人，那他现在也没法隐藏起那种强烈的恨意吧？”

“哦，他当然可以了，至少能几乎全藏起来。他已经得到净化了，不是吗，他最强烈的憎恨已经消散。他已经摆脱了憎恨的力量。这个傲慢的浑蛋，他现在可以微笑着坐在那里，正是因为他永远地摆脱了自己的敌人。他能很好地控制自己，但是他表现得像一个热恋中的男人一样狂喜。”

她说：“斯维恩杀了他，我们知道是他杀的，但是我们得击破他的不在场证明。另外，我们还得收集到足够的物证。”

“哦，斯维恩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很确信不会有这样的证据。我们手中的一切都是间接证据。如果有更有力的证据，我们肯定早就拿出来了。他说的实际上也是别人的想法，大家都觉得是博洛尼让特蕾莎·诺兰怀孕，然后拒绝了她，后来又自杀，部分原因是为了悔过，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的那篇文章警醒他这起丑闻终将大白于天下。我的上帝，凯特，如果老家伙把这件事搞错了，简直就是糟得不能更糟了。”

她吃惊地瞥了他一眼。她很少听到马辛厄姆公然骂脏话。她猜想他不仅仅是在考虑新成立的小分队是否能取得成功、那些在C1的同事是否能取得成功，而那些最年轻的成员也许乐于看到离经叛道的达格利什被杀一杀威风。他也和她一样，小心翼翼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面前横亘了一场如此灾难性的失败。她酸涩地想，但是他的确应该担心，纵使他几乎不可能被遣返回原来的分局。

她说：“他们几乎不可能怎么对付你。无论如何，你一月份就要去参加高级警官培训课了，离你当上英国首席警官协会的主席更近一步了。”

不管是不是主席，她苦涩地想，他最终都会被提拔为高高在上的首席警官协会的一员，这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他再次开口，就像忘了她还在那里：“等我父亲过世之后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他没有生病，不是吗？”

“他是没有生病，但是他已经70多岁了，我母亲去年四月去世之后，他一下子也丧失了很多活力。我希望从家里搬出来，买一套公寓，但是现在还很难办。”

这是他第一次谈及他的家人。这种信任让她感到吃惊。她觉得他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感觉到现在并不适合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

她说：“我就不会为了这个名头辗转反侧，你完全可以提出拒绝。不管怎么说，比起凯特·米斯金局长，他们肯定更愿意任命邓甘嫩勋爵为局长。”

他咧嘴笑了。“哦，好吧，”他轻松地说，“你本来也可以选择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但可没法指望最终能当上第一海务大臣。总有那么一天，首位女性警察局长将出现，但我得说，至少要在首位女性坎特伯雷大主教出现之后再过十年才有可能。谢天谢地，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她并没有对这种挑衅作出回应。她察觉到他突然扫过来的目光，听见他又开口道：“怎么回事？有什么事让你烦心吗？”

有这么明显吗？她这样想着，对他不同寻常的敏锐感到些微不满。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读出她的心思，那么永远不邀请他来自己公寓也没有太大意义了。她说：“你们和斯维恩待在一起的时候沃顿小姐来了一趟。她想见见达伦。”

“有什么阻碍她见到达伦的吗？”

“很明显，负责照顾达伦的社工，他们得考虑社工服务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沃顿小姐很喜欢那个男孩，明显能够理解他。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达伦也喜欢她。你有没有想过他的社工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要把他们分开？”

他微微一笑，饶有兴致，甚至露出一丝宽容的神情，毕竟这是一个从小就享有特权的男子，“福利”这个词对他来说就是字典上所给出的定义，再无其他。

“你其实很憎恨他们，对吧？”

“反正我告诉了她达伦所在学校的名称，还建议她可以在校园外徘徊，等着放学时和他偶遇。”

“然后你还在想福利机构会不会喜欢你的安排？”

“我很清楚他们不会喜欢的。我在想这样做是否明智。”仿佛是为了让自己安心，她又补充道，“好吧，她会在学校周围闲逛，如果幸运的话，会抓住机会和他一起回家。我不认为这可能给他带来什么伤害。”

“我觉得不会，”他轻松地说，“不可能有任何一种伤害。来吧，一起来喝一杯。”

但是他们还没走到门口，他的电话就响了。他走过去接起电话，然后把话筒伸过来递给凯特。

“是找你的。”

凯特从他手里接过电话，安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简洁地说：“好的，我现在就过去。”

她放下电话，马辛厄姆一直盯着她的脸，他说：“是什么事？”

“是我的外祖母。她被抢劫了。刚才是医院打过来的电话。他们想让我去接她。”

他用寻常的安抚口吻问道：“那可真糟糕，很严重吗？她还好吗？”

“她当然不好!她已经八十多岁了，那群浑蛋还抢劫她。她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但是已经不适合独自一人出门了。今天我得请假了，照这个架势，恐怕明天也没法上班。”

“他们就不能找别人来处理这件事吗？”

“如果还有别人的话，他们就不会给我打电话了，”接着她又冷静下来，补充道，“是她把我养大的，再没有别人了。”

“那你最好还是赶紧去吧。我会告诉亚当·达格利什的。很遗憾没法一起喝一杯了，”他的目光依然凝在她的脸庞上，“这可太不方便了。”

她激烈地说：“该死，当然不方便了，这还用你说？什么时候方便过？”

他们一起走下楼，来到她的办公室。她突然问：“如果你的父亲生病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还没有想过。我想我的姐姐会从罗马飞回来。”

当然了，她心想。还会有谁呢？之前她认为自己对他的憎恶已经渐渐散去，现在却突然再度熊熊燃烧起来。这起案子好不容易终于要开始取得进展了，此时她却要缺席。她也许只离开一天半，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时机了，况且也许还得离开更久。在她门口分别时，她看着马辛厄姆小心控制着表情的面庞，心想：现在就剩他和达格利什了。这又像以前一样了。他也许会觉得失去一起喝酒的机会很遗憾，但他也就仅仅为这一件事遗憾而已。

第三章

在达格利什的记忆里，周四应该是最令人沮丧的日子之一了。他们决定让斯维恩休息一下，这一天不再有更多的审讯，但是下午早早召开的一场记者会变得格外难以应付。媒体开始不耐烦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案情无进展，倒不如说是因为缺少信息而不耐烦。保罗·博洛尼男爵要么是被谋杀，要么就是自杀的。如果是自杀，那么这家人和警方就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如果是他杀，现在新成立的小分队也应该更坦诚地公布他们抓捕凶手的进展。不管是在苏格兰场内还是外界，都有对于新成立小分队的冷嘲热讽，说他们现在是以敏感而非高效闻名。正如C1的一名警司在酒吧里对马辛厄姆低声耳语：“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案子，以后就糟了，这种案子本身就会渐渐生出谜团和传说。幸运的是博洛尼是右派而非左派人士，不然肯定会有人现在就写书证明是军情五处割断了他的喉咙。”

即便一些细枝末节进展得很顺利，也没能消除这种沮丧感。马辛厄姆拜访了哈雷尔太太，他肯定相当有说服力，哈雷尔太太承认她的丈夫在去世前的几小时向她吐露了一些秘密。在最后一次普选结束之后，有一小笔海报的制作费用没有被纳入到最终的费用核算里。如果算进去的话，党内的支出就会超过法律规定，博洛尼的胜出将因此被视为无效。哈雷尔用自己的钱垫付了这部分的费用，并决定对此一言不发，但是这件事一直使他良心不安，他想在死前对博洛尼坦露实情。很难想象他希望这样的坦白能够带来怎样的效果。哈雷尔太太并不擅长说谎，马辛厄姆在报告里说她坚称自己的丈夫没来得及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向弗兰克·马斯格雷夫透露实情，但看起来并不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并不需要对此事进行深究。他们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案，而非玩忽职守案，达格利什也很确信博洛尼对他的朋友有相当的了解。

斯蒂芬·兰帕特已经洗清了与黛安娜·特拉弗斯之死相关的所有嫌疑。在特拉弗斯溺水身亡的当晚，陪伴在他身边的两位客人——一位时髦的整形医生和他年轻的妻子已经接受了马辛厄姆的问话。他们很明显对斯蒂芬了解甚少，一直在向他劝酒，并且在聊天中时常发现他们有其他共同的熟人。他们向马辛厄姆确认，整个用餐时间里兰帕特从来没有离开过餐桌，他们和芭芭拉·博洛尼在黑天鹅餐厅门口边聊天边等着他把保时捷开过来时，他也仅用了几分钟。

尽管如此，把这些细节都排查理顺了还是很有用。另外一条有用的信息来自罗宾斯警长的盘查，他了解到戈登·哈利威尔的妻子和女儿在康沃尔度假时双双溺水身亡。达格利什一度曾考虑过哈利威尔有没有可能是特蕾莎·诺兰的父亲。这种可能性看起来不怎么高，但还是有必要调查清楚。这些细枝末节都被一一落实清楚，但是调查的主线依然不甚明朗。“给我找到有力的物证”，副局长的话语在他脑海里不断回响着，就像电视里重复的噪音一样执着又令人厌烦。

奇怪的是，当听说记者会召开时，巴恩斯神父曾打电话来找他，他并没有觉得烦恼倍增，反而感到一阵释然。留言信息虽然有些令人困惑，但巴恩斯神父本人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显然，神父想要知道小礼拜堂现在是不是可以揭下封条，重新启用了，还有就是教堂究竟有没有可能把地毯要回来。如果能拿回来，是由警方负责清洗好后送回，还是一切由他自己负责？他们一定要等到物证在庭审中被使用过后才能取回吗？刑事伤害赔偿委员会有没有可能出钱给他们买一块新的地毯？像巴恩斯神父这样不问世事的人都指望赔偿委员会所具备的法定权力包括购买新的地毯，令人好奇，但对于一个开始担心这起谋杀案很有可能走不到庭审那一步的人来说，这种对于细节天真的在意反而令人心安，几乎使他感动。出于冲动，他决定最好还是拜访一下巴恩斯神父。

牧师住宅里没有人应答，所有窗户一片漆黑，他记起了自己第一次造访教堂时，布告栏里有提到周四下午要进行晚祷。想必巴恩斯神父应该是在教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巨大的北门没有上门闩，他转了转沉重的铁把手，把门推开，迎面飘来预料之中的熏香气息。他看到圣母堂的灯亮着，巴恩斯神父只穿着白法衣和披肩，正在引导着教徒们应答。聚集于此的教友比达格利什想象中要多，众人的声音清晰地向他传来，汇成了轻柔但又杂乱的轻声低语。他自己坐在刚进门的第一排座位上，耐心地听着《晚祷》，这是英国国教的祈祷文中常被忽略的部分，也是最具有美学价值、最令人心满意足的一部分。这是他接触这座教堂以来第一次看到它发挥本来应有的功能。但在他看来，这里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上周三的时候分枝的烛台里还只有一根蜡烛，现在却有了两排，有一些是新点燃的，另外一些颤颤巍巍地释放出最后的火苗。他没有生出自己也要去祭一根蜡烛的冲动。在烛光里，在高高立起的花冠下的圣母玛利亚像是拉斐尔前派风格的，面庞和她那波浪般的一头金发散发着耀眼光芒，就像是刚刚才喷绘上的颜色。他觉得远处传来的声音就像喃喃地诉说着成功的预示。

晚祷时间很短，没有主旨演讲，也没有吟唱，没过几分钟，巴恩斯神父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虽然是从远处传来，却也十分清晰，也许是因为达格利什对这些字句十分熟悉。他正念着第三组特用祷告文，即对所有危难施以援手：“我们恳求您，哦主啊，照亮这片黑暗吧。用您至上的仁慈，保护我们不受这黑夜里所有危险的伤害，看在对您的独子、我们的拯救者耶稣基督的爱的分儿上。”

集聚在一起的教友们默念“阿门”，然后站起来准备解散。达格利什站起身来，向前移动。巴恩斯神父快步走到他面前，白色的法衣都飘了起来。他的自信心肯定是大幅增长，达格利什觉得就连他的体态与第一次见面时相比也变得更挺拔了。现在他看起来更为洁净，穿得也更为整洁，整个人甚至还丰满了些，就像是一点点并不算令人讨厌的坏名声为他的骨架上增添了血肉。

他说：“您能来真是太好了，总警司。我马上就过来找您。我还需要清点一下捐赠箱。我的教会委员们希望我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当然了，我们也没指望能收到多少。”

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圣母像前用于捐赠的烛台架，然后边数边把硬币扔进一个小小的系绳皮口袋里。他说：“有超过三镑的零钱，还有六枚一镑的硬币。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捐赠。自从谋杀案发生之后，日常的捐赠也变得多了起来。”他的脸上也许是在努力维持一种严肃的表情，但是声音却快乐得像个孩子。

达格利什和他一起走过中殿，来到第二座格栅门前的烛台架边。沃顿小姐刚刚把跪垫都挂起来，又把圣母堂的椅子归回原位，她赶忙跑到他身边。巴恩斯神父打开箱子时，她说：“我觉得里面不会超过80便士的。我过去每次都给达伦一枚10便士，好点亮一根蜡烛，但说实在的，并没有别人用这个箱子。他喜欢把手伸到格栅门里面，划亮火柴，他恰好能够着。真有意思，我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我想也许是因为那个可怕的早晨他并没有时间来得及点亮蜡烛吧。就是这么回事，您看，蜡烛还没有被点燃呢。”

巴恩斯神父的双手忙着在箱子里探索着，“这次只有7枚硬币，还有一颗纽扣——并且还是挺特别的一颗。看起来像是银制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外国硬币呢。”

沃顿小姐又凑近看了看，她说：“这一定是达伦干的。他可真淘气。我现在想起来了，他当时在走廊上弯下腰，我还以为他是要捡起一朵花。他实在不该从教堂里偷东西。可怜的孩子，这件事一定一直在折磨他的良心。难怪我当时觉得他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愧疚。我正准备明天去见他，我会提起这件事的。但总警司，也许我们现在应该点亮蜡烛，并为您这次调查的成功完成进行祈祷了。我想我兜里有10便士。”她开始在自己的包里翻找。

达格利什平静地对巴恩斯神父说：“我能看看那枚纽扣吗，神父？”

终于，他们一直苦苦追寻的那件物证就这样躺在了他的手心里。他之前见过同样的纽扣，就挂在多米尼克·斯维恩的意大利夹克上。和这枚纽扣如出一辙。这么小的一个物件，这么寻常的物品，却又如此至关重要。而且他还有两个人证能够证明是从哪里找到这颗纽扣的。他站在那里看着纽扣，心底里涌上一种感觉，并非是激动或者获胜的喜悦感，而是一种巨大的疲惫感和完成感。

他说：“上次打开这个箱子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神父？”

“是上个礼拜二，应该是17日，晨祷结束之后。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本来这周二我就应该查看箱子里的捐赠，但是因为这一系列令人备受刺激的事件发生，恐怕我就忘记了。”

那也就是说，博洛尼被谋杀的当天早上，箱子被清空过一次。达格利什说：“当时这枚扣子并不在箱子里？有没有可能是您当时不小心漏下了？”

“哦，不会的，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肯定不在里面。”

在那之后，自发现尸体一直到今天，教堂的整个西翼都被封闭起来。当然，从理论上讲，来自教堂内部的人——比如一名教友或者是一名访客——可能会把那枚纽扣放进箱子里。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即便是想搞恶作剧，最适合的也应该是圣母像面前的那个捐赠箱。为什么要走过长长的中殿，一直来到教堂后方呢？而且也不可能是错把纽扣当作硬币投进了箱子里。这个烛台上面没有蜡烛被点燃过。但这一切都纯属学术讨论，他正在模仿被告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这枚纽扣只可能来自那唯一的一件夹克衫：除了斯维恩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与圣马修教堂有关联的人会把它掉落在南门外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巧合。

他说：“我会把这枚纽扣放进从小礼拜堂拿来的一个信封里，然后把信封密封起来，让你们俩在封口处签上字。我们现在可以揭开那个房间的封条了，神父。”

“你是说，这枚纽扣很重要？这会是一条线索吗？”

沃顿小姐不安地说：“但是这枚纽扣的主人，你觉得他会回来搜寻这枚纽扣吗？”

“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意识到遗失了这枚纽扣。但就算他注意到了，一旦他知道警方已经拿到这枚纽扣了，也不会有任何人会面临危险。但我还是会派一位警员过来待在教堂里，神父，直到我们抓到这名凶手为止。”

他们都没有询问这枚纽扣的主人，达格利什也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们。他走出教堂，来到车旁，给马辛厄姆打了个电话。马辛厄姆说：“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接那个男孩。”

“是的，马上就去。这是首要的。然后就是斯维恩。我们还需要找到那件夹克衫。约翰，再检查检查实验室对于那件衣服的报告，好吗？我们在坎普顿小丘广场见到斯维恩时没有发现有纽扣丢失。这有可能是一枚备用扣子。如果边缘处有标签的话，实验室会注意到的。再看看你能不能查到扣子被卖给斯维恩的证据。我们需要了解所有进口商和零售商的名字。但是这些恐怕要等到明天再去做了。”

“我马上就开始准备，总警司。”

“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一枚扣子的复制品。我会把这一枚密封起来，并做好证明，但是我手头没有透明的信封。你当时认出了那件夹克衫，指望你搞来一枚纽扣会不会是太过分的要求？”

“相当过分，300镑以上那么过分。但是我表兄有一件，我应该能搞到一颗纽扣。”他又补充道，“您觉得沃顿小姐或者巴恩斯神父会遇上危险吗？”

“很明显，斯维恩要么就是没发现自己少了一枚纽扣，要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但是我希望有人一直守在教堂，直到我们抓到斯维恩为止。但是首先还是要抓紧找到达伦。我现在就回去，然后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一趟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

“好的，总警司。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凯特不在这儿真是太遗憾了。有女警官在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她们会遇到不合时宜的家庭危机。”

达格利什冷冷地说：“并不见得有这种可能，约翰，特别是不会经常出现在这位女警官身上。那就20分钟后见了。”

第四章

自从父亲被谋杀，这是莎拉第二次前往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第一次是在消息刚刚传出后的那天早上。当时房子周围的栏杆外围了一小圈摄影记者，他们叫出她的名字时，她出于本能扭头就走开了。第二天早上，她看到有家报纸刊登了一张她匆匆跑上台阶的照片，就像是一个懈怠的女仆不小心从正门溜了进去。下面配了一行说明：“今天造访坎普顿小丘广场的访客中出现了莎拉·博洛尼小姐的身影。”但是现在广场上已经没有人了。高大的悬铃树默默地忍受着冬日，树枝在刚被雨水浸润过的空气中懒洋洋地晃动着。尽管暴风雨已经结束了，夜还是很黑，一楼客厅的灯光惨淡，就像已经是深夜了。她觉得在那些窗户后面，人们过着隐秘、独立、甚至是绝望的生活，但是这闪耀的灯光似乎又在许诺着一种无法获得的安全感。

她身上没带钥匙。她离家出走的时候，她的父亲曾提出给她一把，她当时觉得他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古板又正式的父亲，一边犹豫着是否真的要将她迎入自己的新家，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作为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在她有所需时有权受到他的保护，在他家中获得一席之地。她抬头看着这座著名的宅邸，看着那高高拱起、设计优雅的窗棂，就知道这里以前就不是、以后也不会是她的家。她暗想，这座房子对她父亲而言究竟有多重要呢？她总是觉得他的人住在这里，但却从没有真正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就像她一样。但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是否曾嫉妒过哥哥终将拥有这里颇有来历的一砖一瓦？他是否就像觊觎自己哥哥的未婚妻那样对这座房子充满渴望？当她的母亲坐在他身边经过那个危险的拐弯处，他却死死地用脚踩下油门时，他都在想些什么？在圣马修教堂那个昏暗又肮脏的小礼拜堂里，究竟是他人生里的哪一段过去冲了出来，直面他的灵魂？

她在门口一边等玛蒂来开门，一边想着该怎样和她打招呼。说一句“玛蒂，你过得怎么样？”似乎很自然，但是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她什么时候真的在乎过玛蒂的感受吗？除了会得到一句同样毫无意义的寒暄之外，她还能指望对方会说些什么呢？门打开了。玛蒂用看陌生人的表情注视着她，平静地说了一声“晚上好”。她身上有什么不同了，但是话说回来，自那个可怕的早上以来，她们难道不是都变了吗？她脸上有种精疲力尽的表情，莎拉曾经在一个最近刚分娩的朋友脸上见过。在这种表情下，她双眼亮闪闪的，脸上还泛着潮红，但是整个人都浮肿了起来，又好像缩小了一圈，就像元气大伤了一样。

她说：“你过得怎么样，玛蒂？”

“我很好，谢谢您，莎拉小姐。厄休拉夫人和博洛尼夫人都在餐厅里。”

椭圆形的餐桌上摆满了信函。她的祖母正坐得僵直，背靠着窗户。她的面前是很大一本吸墨纸，左侧是一包包的信纸和信封。莎拉进屋走向她时，她正在将一张写好的信纸折叠起来。莎拉像往常一样，对于她的祖母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嘲笑这世上强加于女性的各种规矩和宗教传统，却对于种种社交礼仪如此小心谨慎感到惊奇。她的继母要么就是没收到慰问信因此无须回复，要么就是把这些琐事交给了别人去做，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准备涂指甲油，双手在排成一排的各色指甲油上方徘徊不决。莎拉想：总该不会想涂血红色吧？果然不是，最后选中的是一种完全无伤大雅的淡粉色，十分合适。她直接无视了芭芭拉·博洛尼，对她的祖母说道：“我是收到您的信，特意来答复您的。我不可能出席追悼会。我很抱歉，但我无法到场。”

厄休拉夫人久久地凝视着她，莎拉想，自己就像是带着一封非常可疑的举荐信前来的新任女仆。她的祖母说：“我并不是特别希望举办一场追悼会，但是他的同事们希望能开一场，他的朋友们似乎也是这样想的。我到时候会参加，并且希望他的遗孀和女儿也能同我一起出席。”

莎拉·博洛尼说：“我告诉过你了，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了，我会去参加火化仪式，但那会是一场私人活动，只有家人才能参加。我是绝对不会穿着得体的黑色正装去威斯敏斯特教堂的。”

厄休拉夫人从胶水板上取下一枚邮票，准确无误地贴在了信封的右上角。

“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小姑娘，她是一位主教的女儿，却在父亲的教区闹出了一场丑闻，因为她坚决不愿意受坚信礼 [1] 。当时让13岁的我都觉得奇怪的是，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顾虑和宗教没有半点关系。她只是想让她的父亲难堪。当然了，这一点非常合情合理，特别是考虑到她父亲的为人。但是为什么不坦诚地说出这一点呢？”

莎拉·博洛尼想：我不应该来的。我好傻，居然觉得她可能会理解，甚至还曾想要大哭一场。她说：“祖母，我想当初就算那些顾虑都是真的，你可能也会想要她屈从吧。”

“哦，是的，我想的确如此。我会把与人为善摆在你所谓的信仰之前。毕竟，如果整个仪式都只是一场象征性的活动，你知道我就是这么想的，那么让主教的手暂时按在她的头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碍。”

莎拉平静地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生活在一个把所谓的善良放在信仰之上的世界里。”

“不会吗？但是那样一个世界可能比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更令人愉快，可能也更安全。”

“这么说吧，我不愿意和这场象征性的活动有任何关系。他的政治主张和我的不一样，现在也是如此。我如果出席，就是在做一个公开的声明。我不会到场的，也希望人们能够知道我不参加的原因。”

她的祖母干巴巴地说：“那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会明白，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宣传价值。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只会关注自己的同龄人，想着他们的日子什么时候会到，希望自己还能再坚持得久一点。年轻人则只会关注那些老家伙。但是我敢说会有足够多的人注意到你的缺席，并从中得出结论：你憎恨你的父亲，并且在人死后还要对他进行政治宣战。”

小女孩几乎是哭喊出来：“我不恨他!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爱着他，如果他允许的话，我还会继续爱他。他不会想让我到场的，他不会想要这么一场仪式，他自己也会很讨厌这场活动的。哦，一切都会非常有品位，会有精心挑选的致辞和音乐，到场人员经过筛选，大家衣着得体，但是你们都不是去纪念他的，不是他本人，你们纪念的是一个阶级，一种政治哲学，你们属于同一个特权阶级俱乐部。你和你的同类都不可能意识到，你们所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厄休拉夫人说：“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的孩子。1914年那个世界死掉的时候我目睹了一切。”她又从一堆信的最上面抽出一封，头也没抬，继续说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女人，我也能理解穷人给马克思主义者投票或者其他类似赶时髦的政治主张。如果你别无选择，只能做一个奴隶，那还不如选择一种最有效的被奴役的方式。但是我必须得说，我对你的那位情人很有意见，他的一生都享有特权，致力于建成一种政治体系，能够确保别人绝无半点机会得到他一直都享有的特权。如果他本人长得很丑，那还有可以谅解之处，那种外表上的不幸通常会让人产生嫉妒心理和激进情绪。但是他不丑。即便我比你们大了50岁，我也能感受到他的吸引力，但是你完全可以和他发生关系，却并不去学他那一套赶时髦的理论。”

莎拉·博洛尼疲惫地转过身去，走到窗户边，向外远眺那一片小广场。她心想：我和艾弗以及组织在一起的那段人生已经结束了，那些日子从来就不是真的，从来都不现实，我从来都不属于那里。但是我也不属于这里。我很孤独，很恐惧，但是我需要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不能再跑回祖母身边，不能接受那种老式的教条主义，那种自欺欺人的安全感。她依然不喜欢我，也还鄙视我，正如我也是这样鄙视我自己。这样反倒更容易做出决定。我不会做一个迷途知返的女儿，和她一起站在圣玛格丽特大教堂里。

这时，她注意到祖母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厄休拉夫人停下了手中的笔，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说：“现在，既然你们两个都在，我有一些事情需要问一下。保险柜里雨果的枪和子弹都不见了。你们两个有谁知道是谁拿走了吗？”

芭芭拉·博洛尼的头依然埋在满满一盘的指甲油里。她抬起眼，但是并没有答复。莎拉受到了惊吓，快速转过身来：“祖母，您确定吗？”

她一定是表现得过于吃惊，厄休拉夫人看了看她。

“也就是说不是你拿走的，想必你也不知道会是谁拿走的吧？”

“我当然没有拿走了。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枪不见了的？”

“上周三早上，警察来之前没多久。我当时觉得保罗有可能是自杀的，也许他留下的文件里会有一封写给我的遗书。所以我就打开了保险箱。没有什么新放进去的东西，但是枪却不见了。”

莎拉问道：“您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拿走的吗？”

“我好几个月都没有想到要去查看保险箱了。这也是我没有向警方提起这件事的原因之一。可能已经丢了好几周了。可能和保罗的死完全没有关系，况且也没有必要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座房子里。后来，我又有了另外一个保持沉默的理由。”

莎拉问道：“您还可能会有什么其他保密的理由呢？”

“我觉得如果警方离真相不远了，杀害他的凶手可能就会用这把枪自杀。这对于他来说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他。现在我觉得是时候告诉达格利什总警司这件事了。”

“很显然您得告诉他这件事。”莎拉皱了皱眉，然后说道，“我想哈利威尔应该不会把枪当作纪念品拿走。您也知道他对雨果叔叔有多么忠诚。他也许不喜欢让这把枪落到别人手里。”

厄休拉夫人干巴巴地说：“很有可能。我和他有同样的担忧。但是会落到谁的手里呢？”

芭芭拉·博洛尼抬起头，用她小女孩一样的声音说：“好几个礼拜前保罗就把枪扔了。他告诉我留着这把枪并不安全。”

莎拉看着她。

“我当时就应该想到，扔掉这把枪也并不安全。我想他应该把枪交给警方。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有持枪许可，枪放在保险柜里也非常安全。”芭芭拉·博洛尼耸了耸肩，“反正他就是这么说的。况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吗？他又不是被枪打死的。”

另外两个女人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前门响起了门铃声。厄休拉夫人说：“可能就是警方的人来了。如果是的话，他们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我有一种预感，他们的调查可能已经进入尾声了。”

莎拉·博洛尼粗暴地说：“您又知道了，不是吗？您总是全知全能。”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只是在进行这样的猜测。”

她们安静地听着玛蒂的脚步声回荡在大理石地板上，但是她似乎没有听到铃声。莎拉·博洛尼不耐烦地说：“我去开门吧。老天保佑，希望真的是警察来了。是时候让我们所有人都直面真相了。”

第五章

他首先去位于牧羊人丛林的公寓拿上了枪。他也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拿上枪，就像当初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把它从保险箱里偷出来一样。现在是时候换一个藏枪的地方了。况且，随身带着枪也增强了他的一种力量感，他觉得自己强大而不可被侵犯。这把枪曾经属于保罗·博洛尼、现在属于他的事实让它不仅仅是一件武器，还成了一个吉祥物。当他把枪拿在手里，做瞄准练习，轻抚枪管的时候，又一次感受到了最初的那种胜利感。他需要再次体会那种感觉。很奇怪，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所以他有的时候真的很想告诉芭比他都为她做了些什么，现在就告诉她，在还不够安全，也不够明智的时机就告诉她这个秘密。他在想象中看到那双蓝色的眼睛因恐惧而瞪大，同时又充满钦慕、感激，最终，那双眼中盈满了爱意。

布鲁诺正在工作室里忙着打造最新的模型。斯维恩觉得他十分令人作呕，那巨大、半裸的胸膛上挂着一枚幸运符，一个银制公羊头被串在链子中间，在令人厌恶的一堆胸毛中晃动。精致的纸板似乎是粘在了他粗短的手指上，他正在无比小心地给它们开边。他没有抬头，说道：“我以为你终于彻底搬走了。”

“我是搬走了，我只是来把剩下的最后几件东西拿走。”

“那我希望你把钥匙留下。”

斯维恩没有说话，把钥匙放在了桌子上。

“如果警察来这里，我该怎么说？”

“他们不会来的。他们知道我搬走了。反正我要去爱丁堡待一个礼拜。如果他们真的来管闲事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件事。”

四面墙都安满架子的狭小里屋既是布鲁诺的备用卧室，也是存放旧模型的储藏室，东西从来没有移动过，也从未打扫过。他站在床上，手伸到架子的最高一层上，在邓斯纳恩城堡的底座下来回摸了摸，抽出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和子弹匣。他把它们放进一个小的帆布袋里，还往里塞了剩下的几双袜子和几件衬衣。然后，他也没有和布鲁诺告别，径自离开了。从一开始，到这里来就是个错误。布鲁诺从来就不是真心希望他在这里。这个地方就跟个牲口窝一样，他自己都纳闷怎么会在这里待那么久。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里保罗的卧室就舒适多了。他轻快地走下楼，来到前门口，为自己再也不用回到这里而兴高采烈。

他到运河边纤道时还早，才刚过15点30分，但来这么早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焦虑。他知道那个小男孩会来的。自从他和沃顿小姐见过面以后，他就有一种自己在被这一切接连不断发生着的事件推着往前走的感觉，他不是在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借着一份幸运愉悦地前行。他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强大、自信，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知道那个男孩会来，就像他知道这次的会面会对他重要到想象不到一样。

即便是当初给达伦传信也比他想象中容易许多。那所学校建在铁路后面，有一座两层高、落满陈年尘埃的维多利亚风格教学楼。他在附近晃了很久，但是没有直接驻足在学校门口，小心地不去引起那一小群等着接孩子的母亲们的注意，在最早放学的一批小孩跑出来之前都没有接近正门。他决定选个小男孩作为自己的传话使者，因为他觉得小女孩可能会更好奇，注意到更多细节，更有可能问达伦纸条上面都写了些什么。他选中了其中一个男孩，问道：“你认识达伦·威尔克斯吗？”

“认识。他就在那边。”

“把这个给他好吗？这是他妈妈写的，相当重要。”

他递过去信封的同时还给了那个男孩一枚50便士硬币。男孩几乎看也没看就接了过来，一把抓住硬币，好像生怕他又改变主意。他跑到操场的那一边，来到一个正对着墙踢足球的男孩子身边。斯维恩一直看着他，直到看见那个信封交到了对方手上，才转过身，快速地离开了。

会面的地方是他谨慎选出的：有一丛纠葛杂乱的山楂树长在很靠近运河的地方，他可以站在树丛里，观察右侧延展的长长纤道，以及左侧一直延伸到隧道口的40码小路。在他右后方几码以外有一扇通向纤道的铁门。他粗略地探索了一下，发现它通向一条小路，小路尽头是上了锁的车库、带挂锁的院子和不知名的工厂建筑。在渐渐转暗的秋日下午，这里并不会引来在纤道上漫步的行人，而且如果形势所需，他还可以把这条路当作逃生通道。但是他并没有过于担心。他在这里已经站了二十多分钟了，一个人影也没见到。

那个男孩到得也很早。15点50分时，一个瘦小的身影就出现在纤道上，在运河岸边闲逛。他穿着明显是新买的牛仔服，还穿了一件棕白相间的拉链夹克衫，看起来整洁得有些不自然。斯维恩向后退了几步，退进了树丛里，隔着一丛丛树叶看着他走近。突然，他消失了，斯维恩感到一阵紧张，直到他发现那个男孩爬到了沟渠下面，现在又重新出现在视线里，双手扶在一个破旧的自行车轮子上。他开始在纤道上玩起了滚车轮。车轮有时候歪歪扭扭地倒下，有的时候又弹起来。斯维恩从藏身之处走出来，抓住了车轮。那个男孩离他还不到12码远，突然停了下来，看着他，像小动物一样警觉，似乎马上就要转身逃走。斯维恩立马微微一笑，又把车轮滚了回去。男孩子握住车轮，依然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然后他把车轮转了个圈，笨拙地旋转了一下，并松开了手。车轮转了几转就滚进了水里，歪倒时溅起了巨大的水花，声音之大让斯维恩觉得整个纤道似乎瞬间就挤满了人。但是没有人在，没有惊呼的声音，也没有慌忙的脚步声。

水面上的涟漪渐渐扩散开来，然后消失不见。他慢慢走到男孩身边，轻松随意地说：“水花四溅的样子真是不错。你在沟渠里能找到很多这种轮子吗？”

男孩将视线移开。他远望着运河，说道：“一两个吧，得看情况。”

“你是达伦·威尔克斯，对吗？沃顿小姐告诉我在这儿能找到你。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是政治保安处的调查官。你知道政治保安处是什么意思吗？”

他掏出装着信用卡和已经过期的大学学生证的钱包来。还好他上完第一个学期，也是人生中最后一个学期糟糕的课程之后一直都没把学生证还回去。上面贴了一张他的照片，他向男孩晃了晃证件，并没有给他看清楚证件上写了些什么的机会。

“那么她在哪里，沃顿小姐在哪里？”他用一种随意的口吻小心翼翼地问了这个问题。他不想暴露他的需求——假设他真的有这种需要。但是他毕竟花费时间前来赴约了，已经来到了这里。

斯维恩说：“她来不了了。她让我转告你她很抱歉，但是她今天身体不舒服。你把她给你的纸条带来了吗？”

“那她到底怎么了？”

“只是感冒而已。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带来那张纸条了吗，达伦？”

“是啊，我带来了。”

他把一只小拳头伸进牛仔裤口袋里，把纸条掏了出来。斯维恩接过揉成一团的纸条，瞥了一眼，然后故意把它撕成了碎片。男孩沉默地看着他把碎纸扔进水里。它们漂浮在水面上，就好像纤弱的初春花瓣，然后缓慢地漂走，变暗，最终沉入水中。

他说：“最好是不要留下任何后患。你看，我得确定你真的就是达伦·威尔克斯。所以说这张纸条才十分重要。我们现在必须得谈一谈。”

“谈什么？”

“那起谋杀案。”

“我对于谋杀案一无所知。我已经对警察说过了。”

“是的，我知道普通的警察已经和你谈过了。但是他们有点太不知深浅。这个案子里有太多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内容，太多了。”

他们一起慢慢地沿着河岸往上游方向的隧道入口走去。这里的灌木丛更加浓密，有一处十分葱郁，即便已经不复盛夏的茂密，却依然能够提供足够的遮挡，让纤道上的人看不见这边的动静。他把男孩一起拉进这处藏身之地，说道：“我选择信任你，达伦，正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是这样的，我们政治保安处的人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保罗男爵是被一个团伙、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团伙杀害的。你明白我说的政治保安处的意思，对吧？”

“明白，反正就是跟间谍活动有关。”

“正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抓捕与这个国家为敌的人。之所以叫‘保安’就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行动非常特别，也非常隐秘。你能保守秘密吗？”

“可以，我已经有很多秘密了。”

小男孩似乎是在虚张声势。他抬头看着斯维恩，那张小脸像极了一只聪明的小猴，突然变得非常犀利，似乎能洞察一切，说：“当时你在现场就是因为这个吗？是为了暗中观察他？”

他所受到的惊吓就好像是胸口突然遭到一记重击，疼痛难忍，令人无法行动。等他恢复过来的时候，斯维恩的声音平静得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你为什么觉得我在现场？”

“你夹克衫上的花哨纽扣，我找到了一颗。”

他的心脏急速跃动着，随后，它似乎突然停止跳动了一秒钟，变成了胸口的一团死物，直直地把他往下拉。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感觉到了那种正常的搏动，重新往他体内灌注了生命的温暖与信心。他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了，准确地说，是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这里了。他说：“在哪里，达伦？你是在哪里找到扣子的？”

“就在教堂一侧的小路上。我把它捡了起来。沃顿小姐以为我是在摘花，并没有看见我在做什么。她给了我十便士让我去点蜡烛，就和平常一样。我每次走到圣母像前都能得到十便士。”

有那么一瞬间，斯维恩的思绪似乎完全失去了控制。这个男孩所说的一切都讲不通了。他看着那张尖瘦的脸，在灌木丛的阴影中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绿色，那张小脸正仰头看着他，似乎露出了一种类似蔑视的表情。

“圣母玛利亚穿着蓝衣服的雕像。沃顿小姐总是给我十便士让我放进捐赠箱里。然后我就可以点亮一根蜡烛，明白了吗？是为圣母玛利亚点燃的。只有这一次，我留下了那枚十便士硬币，因为我没有来得及点燃蜡烛，她突然把我叫住了。”

“那你把那枚纽扣怎么样了，达伦？”他不得不紧紧握住拳头，才能控制自己不去掐住男孩的脖子。

“放进箱子里了，我聪明吧？不过她一直都不知道，我一直没告诉她。”

“你也没有告诉别人？”

“没有人问过我。”他又一次抬起头，突然变得十分淘气，“我觉得沃顿小姐不会赞成我这么做的。”

“不。警察也不会赞同的，我是说普通的警察。他们会把这种行为称作偷窃，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那些偷东西的小男孩的，对吧？他们会试着把你关起来的，达伦。他们希望找个借口把你关进教养所。你知道的，不是吗？你可能会遇上大麻烦。但是你守住我的秘密，我也会替你保住你的秘密。我们一起对着我的枪发誓吧。”

“你还有枪？”

尽管他天真地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没有办法掩饰自己声音里的激动。

“当然了。政治保安处的人总是全副武装。”

他从带肩带的提包里取出史密斯威森手枪，把它放在手掌心里。男孩的双眼紧紧盯着手枪，似乎着了迷。斯维恩说：“把你的手放在上面，发誓你除了我之外，再不会告诉别人有关纽扣和这次会面的事。”

男孩的小手急切地伸了出来，斯维恩看着它放在了枪管上。男孩说：“我发誓。”

斯维恩把自己的手搭在达伦的手上面，并使劲按了下去。男孩的手非常小，也十分纤弱，仿佛脱离了男孩的身体变成了独立的存在，就像一只小动物一样有了自己的生命。

他庄严地说：“我也发誓绝不透露我们之间说过的一切。”

他感受到了男孩的渴望，说：“你愿意举起枪来看看吗？”

“枪里装子弹了吗？”

“没有。我身上带了子弹，但是枪里面没有装。”

男孩接过枪，开始用枪进行瞄准，首先是对准了运河，然后他咧嘴一笑，用枪瞄准了斯维恩，最后又重新瞄准了运河。他持枪的姿势一定是和电视上的警察学来的，枪笔直地举在身前，双手握住枪管。斯维恩说：“你的思路非常正确，等你长大了我们政治保安处也许用得到你。”

突然，他们注意到了自行车轮子的转动声。两个人都下意识躲回到灌木丛的阴影里。瞬间，他们瞥到了一个戴着布帽子的中年男子慢慢地骑过泥地，双眼紧盯着前方的纤道，自行车发出吱嘎声音。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几乎屏住了呼吸，直到那个人消失在视线里。但是这提醒了斯维恩，他的时间不多了。纤道很快就会变得忙碌起来，人来人往。人们可能会抄捷径回家。他必须迅速又安静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说：“在运河边上玩，你可要小心啊。你会游泳吗？”

男孩耸了耸肩。

“学校里没有教你们怎么游泳吗？”

“没有，我也不经常去上学。”

这简直就是水到渠成。他抑制住突然生出的想要大笑一场的欲望。他想要向后一躺，躺在黏糊糊的湿地上，抬头望着纠缠在一起的树枝，用力喊出胜利的高呼。他是不可战胜的，完全不会被他们掌控，受到运气和聪明才智的保护，而且还有一些既不是运气也不是智慧的特质永远成了他的一部分。警方是不可能发现那枚纽扣的，如果他们发现了，早就用那枚纽扣来质问他了，也会把那件边缘露出了暴露真相的棉线的夹克衫要走的。他们肯定注意到了那个标签，检查夹克衫的时候肯定也想到那枚备用纽扣不见了。但是那个一脸严肃的年轻警员送还夹克衫时并没有做出什么评论，在那之后，他也几乎天天穿着这件衣服，迷信般地觉得不穿这件衣服就很不自在。拿回纽扣轻而易举。他首先要处理这个男孩，然后马上回到教堂去。不，不能马上过去。他需要先找一把凿子，好撬开那个捐款箱。他可以从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子里拿一把出来，或者更方便地从离这里最近的沃尔沃斯商店买一把。混在那么多的顾客里，他不会被人注意到的。而且他也不会只买一把凿子。更安全的办法是买一堆小东西，然后在自动柜员机前耐心排队。这样的话，收款员就不太可能会记得住一把凿子。另一方面，把捐款箱用凿子撬开就好像是一次普通的盗窃事件。这种事经常发生，他怀疑是否有人真的会因此前去报警，就算报警了，有人会把这件事与之前的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吗？这个时候他又想到，那个捐款箱可能被清空了，这个想法让他从胜利中清醒过来，但也只是沮丧了一小会儿。如果捐款箱已经被清空，那枚纽扣要么就是已经被交给了警察，要么就是被当作垃圾扔掉了。纽扣不可能被交给了警察，不然他们早就拿出来摆在他面前了。就算他倒霉，纽扣还在某个人手上，也只有这个男孩知道这枚纽扣是在哪里发现的。到那时，这男孩也已经死了，是不小心落水溺死的，又是一个在运河边玩着玩着就不慎落水的孩子。

他走出灌木丛的遮蔽，男孩紧跟在他身后。纤道两边荒芜空旷，宽阔的运河呈棕褐色，就像是被腐蚀的两岸中间夹着的一道泥流。他颤抖起来。有那么一秒钟，他觉得纤道上没有来人是因为世上已经没有其他活人了，世界已经死去，已经荒废，而他和达伦是仅剩的两个幸存者。即便是这种静默也十分奇怪，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从来到纤道上，他就没有听到任何动物发出声响，也没有听到鸟叫。

他注意到达伦已经从他身边离开，正蹲在水边。斯维恩在他身旁停了下来，看到有一只死老鼠被缠在了一截断掉的树枝上，那油光发亮的尸体十分瘦长，在水面上不停晃动，鼻子像船头一样伸出来。他蹲在男孩身旁，同他一起沉默地凝视。他想，这只死老鼠看起来居然很有人样，那呆滞无神的双眼和伸出的小爪子就像在做最后一次无力的恳求。他说：“真是只幸运的老鼠。”然后才想到这句随意的话有多么愚蠢。这具尸体已经不再是老鼠，因此也就谈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不存在这种判断，对此做出的任何评价也没有任何意义。

他看着男孩抓住树枝的一端，开始把老鼠的尸体往水下按，然后又把它往上提，它的头顶出现一团漩涡，然后老鼠闪闪发光的脑袋又冒了出来，因为浸满了水而下垂。他尖锐地说：“不要这么做，达伦。”

男孩松开了手里的树枝，老鼠掉回水里，顺着河水缓缓往下游漂去。

他们继续向前走。突然，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达伦从他身边冲上前，伴随着一声尖叫，跳着跑进了隧道里。有那么一秒，斯维恩惊惶地觉得他的受害者一定是察觉了他的意图，正要从他身边逃走。他追在男孩身后，跑进了昏暗的隧道，然后又松了一口气。达伦正大喊大叫着，声音回荡在隧道里，他的双手正沿着隧道的墙壁摸索着，然后又跳起来，向上伸出双手，似乎想要触碰隧道顶，却又徒劳无功。斯维恩彻底放下心来，几乎要和他一起跳起来。

毫无疑问，这里就是最合适的地点，再没有更好的地方了。他只需要一分钟，甚至可能只要一秒钟。行动必须迅速又精准，不能留下任何不确定的细节。他不仅要把男孩扔进水里，还必须弯下腰，把男孩的头按到水下。男孩也许会挣扎，但是不会太久。他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不会有太强烈的反抗的。他把夹克衫脱下来叠好，搭在肩上，没有必要让水溅满这件昂贵的夹克衫。况且在这里，纤道两旁是水泥而非泥土，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跪下来，而不用担心裤子上沾满泥巴后泄露真相。

他平静地喊道：“达伦。”

男孩依然在试图够隧道顶，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呼唤。斯维恩深吸一口气，准备再叫一次，突然，他面前这个小小的身影晃了晃，一个踉跄摔倒了，他像一片安静的树叶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斯维恩起初觉得达伦是在故意捉弄人，但是当他走近时，发现小男孩已经晕倒了。他平躺在那里，离运河非常近，一只瘦弱的胳膊已经伸到了河面上，半握的拳头几乎触碰到了水面。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但是斯维恩能判断出真正的死人是什么样子。他蹲下来，密切地注视着那张一动不动的小脸。男孩的嘴巴张着，可以听到微弱的呼吸声。在微微透进来的光亮中，惨白的脸上那些小小的雀斑格外明显，就像是溅上去的金色喷漆，他刚好能看见男孩眼睑上稀疏的睫毛。他想：这个男孩子的身体一定有问题。他有病，男孩子不会无缘无故就晕倒。接着他又感受到了一阵怜悯与愤怒杂糅的情感。可怜的小家伙，那些人把他拉到少年法庭上，派人监管他，却压根就照顾不好他。他们甚至没发现他的身体出了问题。让他们去见鬼吧，让所有这些人都见鬼去吧。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使得他即将完成的任务变得更为容易，不过就是轻轻一推，可是突然一切又变得困难起来。他把自己的脚探入男孩身下，轻轻把他挑了起来。男孩的身子搭在他的鞋子上，像是完全没有重量，他几乎感觉不到任何负担。但是达伦依然一动不动。他想，只需歪一下脚，稍微使出一点力气就好。如果斯维恩相信上帝的话，上帝也许会对他说：“你不该让一切都这么轻而易举的。没有什么事应该这么轻易达成。”隧道里非常安静，他可以听到头顶有水珠滴落，运河的河水轻轻打在墙壁上，他的电子表发出嘀嗒声，响得就像是定时炸弹的倒计时。他闻到了河水的气味，是一股浓郁的酸味。在隧道尽头闪烁的两轮半月形的亮光突然间变得十分遥远。他可以想象到它们会渐渐消失，缩回到那道狭长的缝隙中，最后完全消失不见，只留下他和这个仍有呼吸的男孩被困在这片带有潮湿气味的虚无黑暗中。

第六章

莎拉·博洛尼给他们开了门。她没有说话，领着他们穿过走廊，来到书房。厄休拉夫人坐在餐桌前，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放了三堆信函和文件。一些信纸的边缘处染成了黑色，就像这家人是从抽屉里找出了这种老人家年轻时流行过的讣告用纸。达格利什走进门时，她抬起头，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又用手中的银制裁纸刀划开了另一个信封，他听到了纸张被割开时那种微弱的撕裂声。莎拉·博洛尼走到窗边，向外远眺，肩膀高耸。在被雨水不停冲刷着的窗格外，美国梧桐浓密的枝叶浸满了水，在湿漉漉的空气中低垂下来，那些早已枯萎的枝条就像棕色的掸子一样垂在绿叶间。这个瞬间一切寂静无声，即使是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也都悄无声息，就像是在遥远岸边退去的海浪般，声音消失了。但是屋子里沉重的气氛似乎依然没有消散。他从早上起就感受到的头痛现在又加强了，并且所有的痛感从前额转移到了右眼，就像针扎一样剧烈。

在这个家里，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过安宁或者放松的气氛，但是现在那种紧张感弥漫在空气中。只有芭芭拉·博洛尼似乎没有受这种气氛的影响。她也坐在餐桌前，正在涂指甲油，面前摆了一只托盘，放满了各种闪闪发光的小瓶子和一簇簇的棉花团。他进门时，涂指甲油的刷子停了一下，沾满亮闪闪指甲油的刷子停在了半空中。

莎拉·博洛尼没有回头，她开口说：“除了其他一些琐事，我的祖母还比较担心追悼会的安排。总警司，您对‘为了信仰和原则而斗争’还是‘耶和华啊，人类的主人’哪一句更合适有什么想法吗？”

达格利什走到厄休拉夫人身边，伸出手，那枚纽扣就放在掌心。他说：“您见过同样的扣子吗，厄休拉夫人？”

她请他走得更近些，然后低下头，凑到他的手指上，好像还要闻一闻那枚纽扣的气味。然后她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我没有见过。看起来像是从男人的夹克衫上掉下来的，很有可能是件昂贵的夹克衫。除此之外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那您看看呢，博洛尼小姐？”

她从窗户旁走过来，迅速看了一眼，说：“不，这不是我的。”

“我的问题不是这个。我问的是您见过这枚纽扣或者类似的纽扣吗？”

“就算我见过，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本来就对衣服或者小饰品不怎么感兴趣。你怎么不问问我的继母呢？”

芭芭拉·博洛尼正举起左手，轻轻地吹干自己的指甲。现在就只剩小拇指还没有涂指甲油了。和另外四个涂了指甲油的手指相比，小拇指就像一团畸形的死物。达格利什走到她身边，她又举起了刷子，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小拇指指甲涂上粉色的指甲油。涂完了之后，她瞥了一眼纽扣，然后飞快地转过头去，说：“这不是从我的衣服上掉下来的。我想应该也不是从保罗的衣服上掉下来的。我从前从来没见过。这枚纽扣很重要吗？”

他知道她在撒谎，但是他觉得她并不是出于恐惧或者某种危机感。对于她而言，心中存疑的时候撒谎是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为自然的回应，这样能够争取到更多时间，避开不愉快的冲突，延缓发生麻烦的可能性。他又转向厄休拉夫人：“请您允许，我也想和马特洛克小姐谈一谈。”

莎拉·博洛尼走到壁炉旁，拉动了召唤马特洛克小姐的铃铛。

伊芙琳·马特洛克进来时，三位博洛尼家的女人同时转过身凝视着她。她站住不动，双眼紧盯着厄休拉夫人，然后像一个行进中的士兵一样，身体僵直地走到达格利什身边。他说：“马特洛克小姐，我将问您一个问题。不要匆忙回答，仔细想好了再告诉我实情。”

她瞪着他，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执拗又狠毒。他不记得还在谁的脸上见到过如此充满憎恨的表情。达格利什又一次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展示他掌心中镶着银边的纽扣。他说：“您见过这枚纽扣，或者与其类似的扣子吗？”

他知道和他自己一样，马辛厄姆的目光也紧紧盯着马特洛克小姐的脸。说谎很简单，只需要一个短短的单字。但要全身心地诠释一个谎言就没那么容易了。她勉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语调，能够抬起头，坚定地迎上他的目光，但是漏洞已经产生。他并没有错过那一瞬间的明了神情，她受了小小一惊，前额迅速地泛红，这一点绝对不受她自己控制。她犹豫了，于是达格利什开口道：“再走近一点，看仔细了。这种纽扣很别致，也许是从男士夹克衫上掉落的。并不是普通夹克衫上那种常见的纽扣。你上次见到这样的纽扣是什么时候？”

但是现在她的头脑已经开始高速运转。他几乎可以听到她思考的过程。

“我记不得了。”

“您是说记不得是否见过这枚纽扣，还是记不得上次见到这枚纽扣是什么时候了？”

“您都把我绕糊涂了。”

发现她转过身面对着自己，厄休拉夫人说：“如果你需要有律师在场才能回答，你有权请一位律师。我可以给法雷尔先生打电话。”

她说：“我不想要。为什么要找律师？就算要找，我也不会选择安东尼·法雷尔的。他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是在看垃圾一样。”

“那我建议你好好回答总警司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直接。”

“我见过类似的扣子，但我不记得是在哪里见到的了。肯定有上百种类似的纽扣。”

达格利什说：“试着再想一想。您觉得您见过类似的纽扣，是在哪里呢？在这个家里吗？”

马辛厄姆小心地避开达格利什的目光，他肯定是一直在等待着发起攻击的时机，声音小心地将残忍、轻蔑和八卦糅杂在了一起：“您是他的情人吗，马特洛克小姐？是因为这个，您才一直包庇他吗？毕竟您确实在包庇他，不是吗？他是怎么报答您的，在沐浴和吃晚饭之间抽出半个小时来和您上床？他可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是吗，谋杀的不在场证明可不是这么容易伪造的。”

没有人能比马辛厄姆发挥得更好，每个字都是经过精心计算之后才发出的羞辱。达格利什想：上帝啊，为什么我总是让他替我做这些卑鄙的事情呢？

那女人的脸上突然充满怒火。厄休拉夫人笑了起来，发出咯咯的嘲笑声，对达格利什说：“说真的，总警司，除了非常无礼之外，我觉得这样的暗示也太荒谬了，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伊芙琳·马特洛克转向她，双拳紧握，整个身体都因憎恶而轻轻颤抖：“为什么荒谬？为什么是无稽之谈？是您自己没法相信吧，不是吗？您年轻的时候可有过不少情人，大家都知道的。您当时也是臭名昭著啊。当然，您现在老了，不能走路，又那么丑，已经没有人想要得到您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想要您。您压根就无法接受有人想要得到我的事实吧？好吧，他曾经想要得到我，现在也想要。他爱我，我们彼此相爱。他在乎我，知道我在这个家中过着怎样的日子。我很累，我工作繁重，我恨你们所有人。您不知道这些吧？您以为我满怀感激，感激自己能有机会像给婴儿洗澡一样服侍您擦洗，感激能有机会服侍一个连自己的内衣掉在地上都懒得拾起来的女人，感激自己能睡在这个家中最糟糕的一间卧室里，感激能有一个家、一张床、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下一顿饭也有着落。这个地方不是家，就是个博物馆，早已经死透了，很多年前就死透了。你们从来不考虑别人，心里只有自己。‘做这件事，玛蒂。’‘把那个拿来，玛蒂。’‘清理我的浴缸，玛蒂。’我也是有名字的。他叫我伊芙琳。伊芙琳，这就是我的名字。我不是猫猫狗狗，也不是这个家里的宠物。”她转向芭芭拉·博洛尼：“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可以告诉警方好多您那位表哥的事情。您的未婚夫还没入土，甚至是保罗男爵的前妻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您就想得到保罗男爵了。您并没有和他上床，哦不，您比这狡猾多了。还有这位，保罗男爵的女儿？您对他究竟有多么在意？还有您的那位情人，您有多在乎他？您只是利用他来伤害您的父亲。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关爱，不知道什么是爱。”她又一次转身面对厄休拉夫人：“还有就是我的爸爸。我似乎应该对您儿子的行为表示感激。但是他究竟做了什么？他甚至都没办法让爸爸出狱。监狱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他有幽闭恐惧症，根本没办法承受那里。他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你们又有几分在意呢？你们这些人，保罗男爵觉得给我一份工作，给我一个你们所谓的家就足够了。他觉得他正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做出弥补，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补偿什么。是我一直在做弥补。”

厄休拉夫人说：“我不知道原来你一直都是这样想的。我本该知道的，这都得怪我。”

“哦，您才不会呢!只是这么说说罢了。您从来就不会责备自己，从来不会，为任何事都不会，这一生都没有过。是的，我确实和他上过床，我以后也会和他在一起。你们没法阻止我。这也不关你们什么事。你们并不拥有我的身体和灵魂，这只是你们的自以为是。他爱我，我也爱他。”

厄休拉夫人说：“别开玩笑了，他只是在利用你。他利用你，好在这里免费吃饭，免费泡热水澡，让你给他清洗、熨烫衣服。最后，他再利用你为自己的谋杀获得不在场证明。”

芭芭拉·博洛尼涂完了指甲油，像个孩子一样满意地盯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她抬起头来：“我知道迪克跟她上过床，他告诉过我。当然了，他并没有谋杀保罗，那也太傻了。保罗死的时候他就是在做这件事，就是在保罗的床上和她做爱。”

伊芙琳·马特洛克猛地转过身，她大喊道：“这是个谎言。他不可能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的。”

“但他确实说了。他觉得这件事能让我开心。他觉得这件事很逗。”

她看着厄休拉夫人，眼神里既有调侃也有鄙夷，似乎是在与她分享一个私人笑话。芭芭拉·博洛尼用尖锐、孩子气的声音继续说道：“我问他怎么能忍受得了和马特洛克做爱，他说只要闭上眼睛，把对方想象成别的女人，他就可以和任何女人做爱。他说他当时一直想着舒服的热水澡和一顿免费的晚餐。事实上，他并不是很介意与她做爱。他说她的身材还不错，只要关着灯，他就还挺享受的。他不能忍受的是那些肉麻的聊天，那些事后难以摆脱的喋喋不休。”

伊芙琳·马特洛克瘫倒在了墙边的一把椅子上。她用双手捂住脸，然后抬起头，看着达格利什的脸，用很小的声音说了些什么，达格利什不得不低下头才能够听清楚：“他那天晚上确实出去了，但是他告诉我他只是想和保罗男爵谈谈。斯维恩想要知道他会怎么对待博洛尼夫人。他告诉我他到达现场时两个人就已经死了。他爱我，他信任我。天哪，我多么希望他也把我杀了算了。”

突然，她开始大哭起来，不停地大声抽噎，似乎整个胸膛都被撕裂了，不断增强的痛苦随之涌出。莎拉·博洛尼迅速走到她身边，笨拙地抱住她的头。厄休拉夫人说：“这噪音真是太吓人了。快把她带回自己的房间。”

这些断断续续传入她耳中的声音就好像威胁一般，伊芙琳·马特洛克马上试图控制住自己。莎拉·博洛尼望向达格利什，说：“但是他肯定不是凶手。他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犯下谋杀，然后清理好现场。除非他是开车或者骑自行车去的。他不可能冒险搭乘出租车过去。而如果他是骑自行车过去的，哈利威尔肯定能看到或者听到。”

厄休拉夫人说：“哈利威尔当时不在，所以没办法注意到这些事。”

她举起听筒，拨了号码。大家都听到她说：“请你过来一趟，哈利威尔。”

没有人开口讲话。房间里只能听到马特洛克小姐强抑的抽噎声。厄休拉夫人用一种冷静的目光凝视着她，毫无怜悯，在达格利什看来，甚至毫无感情。

然后，他们听到走廊的大理石地板传来脚步声，转眼间哈利威尔矮壮结实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门口。他穿着牛仔裤和短袖开领T恤，十分放松地站在那里。他用漆黑的双眸迅速扫过警察和三位博洛尼家的女人，然后又望向莎拉·博洛尼怀中那个抽泣着缩成一团的身影，然后关上门，平静地看着厄休拉夫人，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十分放松，又很警觉，虽然比另外两个男人都矮，但是看起来更为从容、自信，似乎一瞬间掌控了这个屋子的局面。

厄休拉夫人说：“我儿子死的当天晚上，哈利威尔送我去了圣马修教堂。哈利威尔，告诉总警司都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说出来吗，夫人？”

“当然了。”

他直接对达格利什说道：“下午5点50分时，厄休拉夫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准备好车子。她说她会自己来车库，然后我们尽可能安静地从后门离开。她坐进车里之后，说让我开车到帕丁顿的圣马修教堂。我很有必要去查线路图，也确实查了查。”

达格利什想，也就是说，多米尼克·斯维恩来之前一个小时他们就离开了。车库上面的公寓当时没有人在。斯维恩很可能以为哈利威尔因为第二天休假已经提前离开了。司机继续说道：“我们到了教堂，厄休拉夫人让我把车停在教堂后的南门外。夫人按了按门铃，保罗男爵应的门。她进了教堂，半个小时后她回来了，让我也进去。那应该是傍晚7点钟左右。保罗男爵身边还有一人，是个流浪汉。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大概写了八行字。保罗男爵说他马上就要签字了，想要让我见证签字的过程。然后他签了名，我在底下写上了我的名字。那个流浪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厄休拉夫人说：“哈利会写字实在是幸运，但是他毕竟年纪很大了。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立学校学到了这些技能。”

达格利什问道：“他那时候清醒吗？”

这回是哈利威尔开口作答：“他的呼吸有酒味，但还能站得稳，也能写自己的名字。他并没有醉到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程度。”

“你看过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没有，总警司。这不关我的事，所以我没有看。”

“纸上面的字是怎么写的？”

“很明显是用保罗男爵的钢笔写的。他用那支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纸递给了我和那个流浪汉。我们签完字之后，他拿吸墨纸吸了吸纸上的墨。然后那个流浪汉走出门去，到了壁炉的右侧，我和厄休拉夫人离开了。保罗男爵留在了小礼拜堂里。他并没有把我们送到门口。接着，厄休拉夫人说她回家之前希望兜兜风。我们开车去了议会山，然后又去了汉普斯特荒野。她坐在车里，在荒野边上待了大概20分钟。然后我开车把她送回家，晚上9点30分左右，我们到了家。厄休拉夫人让我把她放在大门口，这样她就可以悄悄地进屋而不被别人注意到了。她让我把车停在坎普顿小丘广场，我照做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往返都没有被别人注意到。她要求晚餐被盛在托盘里，然后送过来，食物包括一保温壶的汤和熏三文鱼。直到马特洛克小姐来服侍她睡下，都没有人会打扰到她。

达格利什对哈利威尔说：“您在那张纸上签过字后，保罗男爵有说些什么吗？”

哈利威尔看了看厄休拉夫人，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得到提示。达格利什又一次开口问道：“他对您、对哈利·麦克或者是对他的母亲说了什么吗？”

“哈利当时不在场。正如我刚才说的，他签完字之后就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我得说，他不适合当作同伴或者聊天对象。保罗男爵确实说了话，是对着夫人说的。只说了三个字。他说：‘照顾他。’”

达格利什抬头望向厄休拉夫人。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放在膝上，目光穿透屋子，穿过那一片绿荫遮蔽的树枝，似乎看向了某个存在于想象中的遥远未来，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她撇嘴微微一笑。他再次转过身去面向哈利威尔：“也就是说，您现在承认，当时我问您那天晚上是否有人开着车或者骑着自行车离开的时候，您撒了谎，对吗？您说的所谓整晚都待在公寓里其实是谎言？”

哈利威尔平静地说：“是的，总警司，我撒谎了。”

厄休拉夫人插话道：“是我让他撒谎的。在那个小礼拜堂，不管他是不是自杀，我和我儿子之间发生的一切与他后来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你们能够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寻找杀害他的凶手，而不是干预这个家里的私事。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儿子还活着。我让哈利威尔不要透露我们这次的会面。他已经习惯了服从命令。”

哈利威尔说：“我只服从某些命令，夫人。”

他向她望过去，露出一个一闪而过的笑容。作为回应，她满意地轻轻点了点头。达格利什觉得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完全无视了屋里的其他人，紧密地团结在他们自己密谋的小世界里，那个世界有自己的一套推动力。现在，他们像一开始那样站在了一起。达格利什完全清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雨果·博洛尼曾是他的指挥官，她是雨果男爵的母亲。他能为她做的可不仅是撒谎这么简单。

他们几乎忘了芭芭拉·博洛尼。现在她从桌旁一跃而起，几乎是扑向了达格利什。粉红色的手指挠着他的夹克衫。那种伪装出来的世故消失了，她像一个担惊受怕的孩子一样紧紧扯住他大喊道：“这不是真的，他没有那么做!迪克没有离开这栋房子，难道你看不出来吗？玛蒂只是嫉妒，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在乎过她。他怎么可能在乎她？看看她的样子吧。而这一家人又总是憎恶迪克，憎恶他和我。”她转过身去面对厄休拉夫人，“你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他娶我。你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你的儿子，哪一个都配不上。好吧，现在这栋房子是我的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赶紧离开吧。”

厄休拉夫人平静地说：“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她费力地转过身来，从椅子靠背上把手提包的肩带挑了过来。他们看着那手指扭曲的双手笨拙地想要打开皮包。然后她取出了叠成一摞的纸。她说：“我的儿子当时是在他的遗嘱上签字。你的下半生有充足的保障，但是不会过上太奢侈的生活。这栋房子和他的其他财产都留给了我，由我替他还未出生的孩子保管。如果这个孩子没能活下来，这些财产就是我的了。”

芭芭拉·博洛尼的双眼中盈满了泪水，像个极度沮丧的孩子。她哭喊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怎么强迫他的？”

但是厄休拉夫人已经转向了达格利什，好像只有他才有权利知道答案。她说：“我去那里是为了劝诫他，我想确定他知道孩子的事，想知道他知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想问问他想要做什么。是那个流浪汉的存在给了我灵感。您看，是这样的，我必须要有两位见证人。我对他讲：‘如果她怀的是你的孩子，我想确保他能够安全出生。我想守护他的未来。如果你今晚就要死了，她会继承全部财产，兰帕特会成为你孩子的继父。你想要这样的结果吗？’他坐在桌子旁，没有回答。我从桌子最顶上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放在他的面前。他没有说话，写了那份遗嘱，就那么八行字。他给妻子留下了非常合理的年金，其他资产都存进信托基金，留给那个孩子。他也许想要摆脱我，我想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也许那时他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他也许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还能活到第二天，稍后还能做出更为正式的安排。我们一般人通常都会做出这样的假设。也许出于某种原因，他已经预料到自己活不过当晚了。当然了，这种想法太荒谬了。”

达格利什说：“关于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您究竟有没有和哈利威尔再次交流过，在这件事上您也撒了谎。尸体一经发现，您就知道他可能会面临危险。他会听您的吩咐去撒谎。您觉得您至少应该给他想一个不在场证明。有关您儿子的日记这件事您也撒谎了。您知道那天晚上6点时日记本还在这个家里。将军打来电话的时候，您下楼走到书房，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了日记本。”

“到了我这个年纪，记性多少有点不好。”她用一种略带阴郁的语气满意地说，“在我的印象中，我在这之前还没有对警察撒谎过。我们这个阶级的人很少需要撒谎，但如果真的需要说假话，我向你保证，我们随时都准备就绪，也十分长于此道，可能还比其他人更擅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达格利什说：“当然了，您一直在等着，观察我们究竟发现了多少真相，并且要确定您孙子的母亲不是一位杀人犯，也不是杀人犯的同伙。您知道您是在隐瞒关键信息，这么做很有可能会帮助杀害您儿子的凶手逍遥法外。但是那根本无关紧要，不是吗？只要这个家的血脉还在延续，只要您的儿媳妇还能生出一个继承人，就都不要紧，不是吗？”

她礼貌地纠正他：“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总警司，你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大事，但是我已经80多岁了，我们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不一样。她不是个聪明的女人，甚至不怎么讨人喜欢，但她会是一个足够合格的母亲，我会保证这一点的。孩子会活得很好，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如果在他成长起来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母亲是她情人的帮凶，两个人一起密谋残忍杀害了他的生父，这可不是哪个孩子随随便便就能承受得了的。我也不希望我的孙子需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保罗让我照顾好他的儿子，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刚刚去世的人在死之前留下的最后遗愿通常都有一种独特的权威性。这一次，这个遗愿刚好和我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您所在乎的就只有这些吗？”

她说：“我已经82岁了，总警司。我爱过的男人都死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值得我去在乎？”

达格利什说：“当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你们所有人都重新提供口供。”

“当然，你们的人总是想要获得口供。你难道不会时不时地误以为人生当中每件重要的事都可以用文字记述下来，签上字当作供词吗？我猜这恐怕是你这份工作的魅力所在。所有那些杂乱而难以理喻的糊涂事都被压缩成一张纸上的几句话，用标签和数字表示。但你是个诗人，至少曾经是。你总不会相信你现在正在处理的就是真相吧。”

达格利什说：“多米尼克·斯维恩现在就住在这里，对吗？你们有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没有人应答。“那么我们会派一位警员留在这里，直到他回来为止。”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芭芭拉·博洛尼发出一声惊呼，目光从电话机转向达格利什，流露出某种类似于恐惧的情感。厄休拉夫人和莎拉·博洛尼直接无视了铃声，就像是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一切都已不能引起她们的注意。马辛厄姆走过去，举起了听筒。他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沉默地停了几分钟，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都一动不动。他安静地说了几句话，除了听筒的另一方之外没人能听清楚，然后又放下了听筒。达格利什走到他身边。马辛厄姆非常平静地说：“达伦已经到家了，总警司。他不肯说他去了哪里，罗宾斯说他明显有所隐瞒。她的母亲还没有回家，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他们正试着去她常去的酒吧和俱乐部找她。还有两个警官会一直陪着达伦，直到我们抓到斯维恩为止。他们给社会福利部门打了电话，正试图联系他的监护人。但是很不走运，已经过了下班的点儿了。”

“斯维恩呢？”

“还没找到他。和他同住一套公寓的设计师说，他今天早上回过牧羊人丛林公寓拿走了自己的行李。他说他要去爱丁堡了。”

“爱丁堡？”

“很明显，他在那边有朋友，是今年他在庆典上表演余兴节目时遇到的一群人。罗宾斯正在和爱丁堡方面联系。他们也许能把他从火车上拖下来。”

“假如他真的坐了火车的话。”

他走到伊芙琳·马特洛克身边。她抬起脸，那是一张被悲伤击垮的面容，他从她的双眸中读出一种信任，几乎要让他的心脏狂跳。他说：“他利用您对他的情感来让您替他撒谎，那也是一种背叛。但是他对您的看法和您对他的感情是你们两个人自己的事，和别人无关，也只有您才能知道事情真实的本质。”

她抬起头看着他，似乎努力试图想要让他理解：“他确实需要过我。他身边从来没有过别人。那确实是爱，确实是爱。”

达格利什没有回话。

然后她用很低的声音再次开口，他几乎都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他出门时确实随身带了一盒火柴。我本来不可能知道的，不过厨房里的电水壶坏了，哈利威尔正在帮我修。我只能用火柴去点燃煤气。因为炉子旁边那盒火柴找不到了，我只能拿一盒新的。”

她又开始哭了起来，但是这一次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一长串沉默的泪珠流下脸颊，就像她正在哭出所有远超痛苦的疲惫与无助。

但是他还有几个问题必须要问，而且必须趁着她现在极度沮丧，已经完全认命的时候问。他说：“斯维恩先生到的时候，除了您的起居室和厨房，他还独自一人去了这栋房子里的哪个房间吗？”

“只是把他的盥洗用品袋放进浴室里。”

也就是说他是有机会进书房的。他问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吗？”

“只是拿着晚报。他来的时候就拿着了。”

但是为什么不把报纸放在屋后？为什么要连同报纸一起拿进浴室？除非他想要用报纸遮掩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本书、一个文件夹，或者是私人信件？自杀的人通常都会摧毁他们的书面文件，他可能是想在这栋房子里找到一些纸质材料随身带着，到时候好烧掉。可能是走运，他一打开抽屉就发现了日记本。

他转向莎拉·博洛尼，说道：“很显然，马特洛克小姐现在十分痛苦，我觉得她可能需要来杯茶。也许你们几位有谁能够麻烦一下，去帮她泡一杯茶。”

她说：“你鄙视我们，不是吗？鄙视我们所有的人。”

他说：“博洛尼小姐，我是作为一名调查警官造访这里的。在这里我并不享有其他权利，也不能发挥其他作用。”

他和马辛厄姆走到门边时，厄休拉夫人开始说话，她的音调很高，但是毫不动摇：“总警司，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你们有必要知道，书房的保险柜里丢了一把枪。那把枪是我大儿子的，是一把史密斯威森点八口径的手枪。我的儿媳妇告诉我保罗把那把枪扔了，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假设她……”她暂停了一下，然后用刻意嘲讽的语气说，“假设她记错了。”

达格利什转向芭芭拉·博洛尼。

“您的弟弟有可能拿到那把枪吗？他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吗？”

“他当然不知道。而且为什么迪克想要拿那把枪呢？保罗已经把枪处理掉了。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觉得那把枪很危险，就把枪扔了。他把枪抛进了河里。”

厄休拉夫人又一次开口，就像她的儿媳妇并不存在一样。

“我想你们可以假设多米尼克·斯维恩知道保险柜的密码。我儿子死的三天前刚换过的密码，他有个习惯，就是把新密码用铅笔记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上，直到他确定自己和我都能记熟密码为止。他的习惯是在下一年的日历上把相应的数字都圈出来。我想那就是你给我看的那一页，总警司，就是被撕掉的那一页。”

第七章

等他买到商店里最结实、最好使的凿子时，已经快17点了。最后他并没有时间去沃尔沃斯商店采购，但他告诉自己这并不重要，然后就在哈罗路的一家五金店里买了一把。售货员可能会记得他，但是话说回来，又会有谁会来问讯呢？这次盗窃事件将被认定为一起无关紧要的入室偷盗案。事后，他就会把这把凿子扔进运河。没有了这把能够匹配捐款箱边缘划痕的凿子，他们又怎么能把他和这起案件联系到一起呢？凿子太长，没法装进夹克衫的口袋，所以他就把它和枪一起放在了帆布袋里。他觉得自己在肩上背了这么一只无害又平常的袋子，里面却装着沉甸甸的枪支，凿子也在身侧晃动，实在是很有意思。他一点都不害怕自己会被半路拦截。谁会想要阻止他呢，他只是一个衣着得体的年轻男子，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在安静地往家走。但是这种确信的感觉还有更深层的缘由。他在土褐色的街道上大步向前，头高高昂起，无人能敌，在那些灰头土脸、面露蠢色的路人经过自己时甚至要大笑出来，他们不是直愣愣地盯向前方，就是弯腰看着地面，似乎是出于本能地盯着路面，希望找到别人掉落的一枚硬币。他们被围困在自己无望的生活里，不停地在同一片荒芜的领域里兜圈，受到日常生活和传统惯例的奴役。只有他自己产生了挣脱束缚、获得自由的勇气。他是人中之王，有着自由的灵魂。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去西班牙享受阳光了，没有人能阻止他。警方没有任何理由羁押他，况且现在唯一一件能够把他和案发现场联系在一起的物证也马上就要落入他的手中。他已经攒下足够多的钱，能够撑过未来的两个月，还可以给芭芭拉写信。现在还不是告诉她一切的时机，但是未来某一天，他会告诉她一切，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想要把一切告诉某个人的渴望渐渐变成一种让他痴迷于此的念头。在圣厄明大酒店喝酒时，他差点就把一切告诉了那个可悲的老太婆。事后他被这种渴望坦白的冲动吓坏了，没想到自己这么渴望能有人为自己这份机智与勇气而赞叹。他会告诉芭芭拉，她的钱财、自由和未来都归功于他。她应该知道自己要表示感激。

下午的天色渐渐黑起来，和晚上一样，天色昏暗，像毛毯一样厚重，空气阴沉得令人难以呼吸，还有一股刺鼻的金属味，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就在他转过弯，看到教堂的那一瞬间，空气中的沉闷被打破了。天空被第一道闪电撕裂，几乎与此同时，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传来。两滴巨大的雨点滴落在他面前的人行道上，倾盆大雨紧跟而来。他跑进教堂的回廊躲雨，大声地笑了起来。就连天气都对他如此有利，通向教堂的主干道上空无一人，他在回廊上望向外面的瓢泼大雨。那些带有露台的房屋在一片水幕后瑟瑟发抖。水花击碎马路上的水面，像喷泉一样飞溅开来，排水沟里的水激流般喷涌。

他轻轻地转动教堂大门的铁制把手。门没有锁，半开着。但他本就预料到了。在内心深处，他觉得教堂这种充满迷信色彩的避难所总是会为他们的信徒敞开大门。现在没有什么会让他觉得吃惊，也没有什么会出现差错。他吱的一声在身后关上门，然后走进了这片有着微微甜味的宁静之中。

教堂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大，阴冷得使他忍不住发抖。里面十分寂静，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听到了动物的喘息，后来才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呼吸声。侧面的小礼拜堂里亮着一盏枝形吊灯和一盏小台灯，深红色的灯光在空气中晕染开来。除此以外，教堂的灯都关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前点着两排蜡烛，火苗随着关门带起的一阵狂风而摇摆。

在分枝的烛台边有一口上了锁的捐赠箱，但是他知道这不是他要找的。他仔细地问过了那个男孩，装着那枚扣子的箱子在教堂最西端有铁边装饰的格栅门前。但是他并没有急着过去。他来到中殿，面对着祭坛展开双手，似乎要拥抱这片巨大的空旷、这种神圣以及这种充满甜味的空气。在他面前，半圆壁龛上的马赛克图案闪烁着金光。他抬头望向天窗，在半明半暗的光亮中看到了一排排彩绘人物扁平地贴在天窗上，呈现出一种无害的忧伤之意，就像是从孩子的绘本里面剪下来的画像。雨水从他发间滑落，流到脸上，舌间尝到了雨水的甜味，他大笑起来。他的脚边淌下了一小摊水。然后慢慢地，几乎带着一种仪式感，他穿过中殿，走向格栅门前的烛台。

捐赠箱上有一把挂锁，但是锁很小，箱子也比他想象中的更容易撬开。他把凿子塞到盖子下面，然后用力向上启。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大阻力，但是他听到了木头的断裂声，然后盖子口的缝隙越来越大。他又撬了一下，突然，挂锁弹开，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就像枪声一样在整个教堂里回荡。几乎与此同时，天空响起一声惊雷。他想，天上的众神也在为我鼓掌致意。

然后，他意识到一个黑影走到了他身边，并且听到一个平静又充满威严的声音说：“如果你是来找那枚纽扣的，我的孩子，你已经来晚了。警方已经发现了它。”

第八章

头天晚上，巴恩斯神父又一次做了谋杀当晚的同一个噩梦。这个梦太可怕了——刚醒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惊恐无比，事后回想更是觉得悚惧——像所有的噩梦一样，这个梦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而是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潜意识里的可怕现实积蓄着自己的能量潜伏着，随时都有可能折返。这个梦就像一部彩色恐怖片。他一直在观察一列前行的队伍，但是自己并不在队列里，而是站在人行道边缘，独自一人，被众人遗弃。队列最前面是多诺万神父，穿着他最华丽的十字褡，在游行专用十字架前昂首阔步，他的信众们正从他身后的教堂里源源不断地涌出：那一张张欢笑的面庞，一具具充满活力的、跃动着的身躯，还有铁皮鼓的敲击声。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大卫正在上帝的诺亚方舟前跳跃。随后，圣餐被放在高高的华盖之上。他走近了之后，才发现那不是普通的华盖，而是圣马修教堂小礼拜堂里褪色的肮脏地毯，边缘处随风摇晃，四根立柱也倾斜着。而里面盛放着的并不是什么圣餐，而是博洛尼的尸体，皮肤泛粉，浑身赤裸，喉咙上的伤口狰狞可怖，就像一只被刺死的猪。

他尖叫着醒来，摸索着找到床头灯。每天晚上这个噩梦都如影随形，但是上个礼拜天，它非常神奇地消失了，有那么三个晚上，感谢上帝，他睡得很沉，没有受到任何打扰。当达格利什和沃顿小姐离开后，他锁上漆黑又空旷的教堂，发现自己正暗自祈祷今晚噩梦不会归来。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现在才5点15分，但天空已漆黑如深夜。他走到回廊尽头时，雨开始下了起来。首先是一声惊雷，响声之大，连教堂似乎都跟着颤抖。他想，这种介于咆哮与爆炸声之间的恐怖怪声是多么夸张又诡异。难怪人们总是会惧怕雷声，就像惧怕上帝的愤怒一样。紧接着，雨点就打在了回廊的屋顶，像一道密不透风的雨帘。在这样的雨天里还坚持往家走实在是有点荒谬。几秒钟就能把他淋透。如果他没有在达格利什走了之后还坚持留在这里登记捐赠箱里的捐款，他可能早就搭车回到家了。总警司会在返回苏格兰场的路上把沃顿小姐送回公寓。但是现在他也无能为力，只好等雨停下来再走。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伯特·波尔森的雨伞。伯特是合唱团里的男高音，礼拜日的弥撒结束后，他把雨伞留在了钟楼里，现在可以借用一下。巴恩斯神父走到教堂后方，在北门留了一道缝，打开格栅门，走进了钟楼。雨伞还在那里，这个时候他又突然想到，也许自己应该在挂雨伞的钉子上留一张纸条说明原因。伯特可能礼拜日一早就会过来，以他的性格，发现雨伞没了，很有可能会感到焦急。巴恩斯神父走进小礼拜堂，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写道：“波尔森的雨伞在牧师住宅。”

他写完这行字，正要把钢笔放回口袋时，一声巨响传来。那是非常响亮的破裂声，而且离他位置很近。出于本能，他走出小礼拜堂，来到了走廊里。格栅门后有一个年轻男子，金色头发，手里拿着凿子。捐赠箱被撬开了。

巴恩斯神父立即知晓了一切。他既明白了这个人是谁，也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他想起了达格利什的话：“一旦他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枚纽扣，就不会有任何人面临人身危险了。”但是仅仅有那么一秒钟，他还是感到了恐惧，那种压倒一切、让人无能为力的恐惧，让他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然后这股劲头散去，他浑身冰冷，虚弱无力，但头脑却很清醒。他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平静，感觉现在他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又无须有任何恐惧。一切都已经被打理好了。他尽可能坚定地向前迈步，就像即将面对一名新的教徒，他知道自己脸上也露出了同样神志清醒、充满担忧的表情。他的声音格外平稳，说：“如果你是来找那枚纽扣的，我的孩子，你已经来晚了。警方已经发现了它。”

那对蓝色的双眸紧盯着他。雨水像泪水一样从他的面颊上滑落。这张脸突然变成了一张绝望又吓坏了的孩子的脸，那张嘴半张着，瞠目结舌地对着他，说不出话。然后他听到一声哀叹，几乎不敢相信地眼看着两只颤抖的手伸向他，手里握着一把枪。他听见自己说：“不，哦不，请不要这样!”但他知道他并不是在请求对方生出怜悯之心，因为那本就不是一个懂得怜悯的人。这只是他面对无法逃避的命运发出的最后惊呼。呼喊的同时，他感到了一发重击，他的身体跳了起来。在几秒钟之后，当他落在地上时，他才听到了枪响。

有人的血流到了中殿的瓷砖上。他想着这么多的血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血污还在不停扩散。他想，要做额外的清洁工作了，血迹是很难清理干净的。沃顿小姐和那些女士一定会不高兴的。红色的血像油一样黏稠，在瓷砖上蔓延开来，就像电视广告上提到的流体工程学。在某个地方有人在呻吟。那是一种可怕的声音，而且非常响。那些人真的应该停下来了。接着他想到：这是我的血，是我在流血，我就要死了。他没有感受到恐惧，只是感到了一瞬让人难受的虚弱，接着就是一阵恶心，比之前他所感受过的所有知觉都更加糟糕。但是随后这种感觉也消失了。他想：如果这就是死亡的感觉，那么，死也并没有那么困难。他知道他应该说些什么，但是他不记得该怎么说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想：我必须要放手，放手就好。这是他脑海中最后的想法。

他失去了知觉，过了很久血终于不再流出。他已经听不到任何声响。快一个小时后，门被慢慢打开，一位警官迈着沉重的脚步穿过中殿走向他。

第九章

从她走进急救科，看到外祖母的那一瞬间，凯特就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老太太坐在墙边的一把椅子上，肩膀上披了一条医院的红色毯子，额头上贴了一大块纱布。她看起来十分瘦小，惊慌失措，脸色比往常更加灰暗，也更加干瘪，双眼正焦急不安地盯着入口。这让凯特想到了曾经被领到诺丁汉分局的一条流浪狗，在等着被送到巴特西的流浪狗之家时，它被一根绳子拴在长凳上，浑身发抖，紧盯着门口，流露着同样的强烈渴望。凯特走到她身边，用震惊的神色望着外祖母，就像她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她的状况明显恶化，所有的精力和自尊似乎都被消磨殆尽，她之前忽略或者刻意无视的细节一下子变得格外明显突兀：她外祖母总是努力想要染回红色的头发现在成了混杂的白色、灰色和奇怪的橘红色，结成长长的一绺绺，垂落在瘦削的双颊两侧；沾满污渍的双手像鸟爪一样消瘦；弯曲的指甲上还残留着几个月前涂过的指甲油，就像凝结的血块；目光还很犀利，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偏执狂的征兆；衣服和身体都散发出长久未清洗的酸臭味道。

凯特没有触碰她，直接坐在了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她想：我不能让她发问，不能是现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至少我能让她免受这样的羞辱。我自己这种骄傲不就是从她这里学来的吗？她说：“没关系的，外祖母。你跟我一起回家吧。”她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她没有办法直视那双眼睛，无法在看到外祖母眼神里那种从未流露过的真正的恐惧和绝望之后还开口拒绝。她只从外祖母身边离开了几分钟，去和医院护士交谈，直到确定她现在可以出院，然后领着温顺得像个孩子的她走到车旁，领她回公寓，让她躺在床上安顿好。尽管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策划和自我申辩后，她曾做出了再也不和外祖母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决定，最后结果还是像现在这样简单又无法避免。

第二天对于她们两个而言都十分忙乱。凯特先是去了当地警局，然后开车送她外祖母回原来的公寓里打包了一箱衣服和其他一些无法割舍的个人物品，给邻居们留了字条，解释了事情的缘由，然后又和本地社会服务部和住房办公室打过招呼，做完这些已经到了下午了。她们回到查尔斯·香农公寓，还要泡茶，要给她外祖母清理出置放物品的抽屉和衣橱，自己的画具也要收拾起来放到一边。她想，天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机会重新拾起画笔。

直到18点后，她才有机会去诺丁山大门的超市，买足了能够应付接下来几天的食物。她只希望自己第二天就能回去上班，她的外祖母身体能够恢复到可以一个人待在家里。她坚持一直陪着凯特，并且撑过了这漫长的一天。但是现在她看起来很疲惫，凯特内心充满绝望，担心她明天会拒绝让自己离开。那些年轻人袭击她的时候她撞到了头，也擦伤了右胳膊。但他们只是抢走了她的钱包，并没有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她受到的也都只是些皮外伤。她的头部和胳膊都进行了X光检测，医院认为如果有人照看的话，她完全可以待在家里。好吧，的确有人照看她，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凯特·米斯金。

凯特推着小车行走在超市货架之间，惊异于家里多了一个人之后竟然需要多买这么多食物。她不需要列清单，这些都是她之前常给外祖母采购的每周食物。她把食物放进推车，似乎还能听到那年迈、自信却又饱含不满的声音回荡在耳边。姜汁饼干(“不要那些软塌塌的，我喜欢拿硬饼干泡着吃”)、鲑鱼罐头(“要红色的鱼肉，我告诉你，我可受不了那种粉红色的差劲货”)、梨罐头(“至少我的牙齿还能咬得动”)、蛋糊粉、袋装的切块火腿(“那样的话更新鲜，你也能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成色的肉”)、茶味最浓的茶包(“就你上周买的那些茶包，给我一只蝾螈，我都不愿意把它丢进去”)。但是今天下午的采购还是有些不同。自从老人家来到她的公寓之后，就坐在那里，毫无怨言，像是一个令人怜悯的、疲惫又脆弱的老女人。即便是预料之中的对凯特最新画作的批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把那幅画挂在墙上，看起来就和小孩的涂鸦一样”——听起来也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的批判，似乎是想要找回从前的那种勇气，而并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谴责。凯特去商店之前，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眼神中突然流露出一种更深的恐惧，她不安地说：“你不会出去太久吧？”

“不会很久的，外祖母。我就是去趟诺丁山大门的超市。”

当凯特走到门口时，老人家从她身后叫住她，又举起了象征着自尊与骄傲的旗帜：“我并没有要求被你养着。我也有自己的养老金。”

“我知道，外祖母。没有问题的。”

她推着手推车在货架间行走，车里装满了罐装水果，她想：我似乎不需要一种超自然的宗教作为指引。不管保罗·博洛尼在那个教堂的小礼拜堂里遭遇了什么，对我来说就像给盲人看美妙的画作。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但是我不能把法律作为个人道德的准则。如果我想要获得内心的安宁，肯定需要有更多的东西来支撑。

她觉得自己刚刚对自己和工作有了十分重要的发现。想到自己是在诺丁山大门超市对两种不同牌子的梨罐头犹豫不决时意识到的这一点，不禁微微一笑。另一点让人吃惊的是，这种体验竟然会出现在这起独特的案件期间。如果案件调查结束之后她还能留在小分队里，她会对亚当·达格利什说：“谢谢您让我加入这次调查，谢谢您选择我。通过这次体验，我对这份工作和我自己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她很快就意识到她不可能说这些话，这些字句太过坦诚，过于坦露心迹，只有一时头脑发热的小女生才会说。如果说出了这样的话，她事后回想起来肯定会觉得很羞耻。然后她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为什么不说呢？他又不会给我降职，况且这也是实话。我说这话又不是为了让他尴尬或者想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之类的，就只是单纯地因为这是实话，而且我需要说出来。她知道自己有些过度防御了，也许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早年的经历不可能都被一把抹净，也不可能被忘却。但是她应该可以放下一座连接过去的小小吊桥，而不必担心整座堡垒就此沦陷。再说了，就算沦陷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太过敏锐，知道这种欣喜的情绪不会持续太久，但是这种情绪消失之快还是令她沮丧。有风在诺丁山大门周围咆哮，把花床里腐烂的垃圾都吹了起来，潮湿的枯枝打着旋儿贴向她的脚踝。护墙上，一个穿着破烂、环绕着各种鼓囊囊的塑料袋的老人提高了牢骚声，冲着整个世界无力地咆哮。她没有开车过来。想要在诺丁山附近停车简直就是无望之举。但是这两袋商品比她想象中要沉，这沉重的负担不仅压迫着她的肩部肌肉，也开始让她的心情不断下沉。沉浸在沾沾自喜的心情里、思考工作的重要性这些事来得很容易，但是现实状况又给了她一记重击，让她内心充满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悲苦。她和她的外祖母将会被永远地拴在一起，直到这位老太太过世。她现在年纪太大，已经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不过很快凯特就安慰自己说她外祖母也不想全靠凯特生活。现在还有谁会给她提供单人公寓或者老人之家的床位呢，毕竟排队的人里面有更多比她更为紧急的情况，况且老太太本人也未必愿意。等到她年纪再大一些，白天没法一个人待在家里时又该怎么办呢？凯特如何能够在继续工作的同时赡养一位不能自理的老人？她知道职场上的人会怎么说：“你就不能去请三个月事假，或者干脆换一份兼职工作吗？”然后三个月就会拖成一年，甚至两三年，她的职业生涯就完了。现在再也没机会去布莱姆希尔警察学院培训了，也再没有机会升职成为高级指挥官了。甚至就连待在工作时间漫长又无序、需要全身心投入的特别小分队都颇为无望。

暴风雨已经平息，但是荷兰公园大道上的悬铃树依然在抖落大滴的水珠，慢慢滑入大衣的衣领里，阴冷得令人十分不适。此刻正达到晚间车流的高峰，她的耳膜被车流的咆哮声不断冲击着，而在平时她可能根本注意不到这种噪音。正当她停下来，等着穿过拉德布鲁克丛林时，一辆货车急速穿过淌水的下水道，溅了她一脚泥。她叫喊着表示抗议，但是马路的轰鸣盖过了她的声音。这场暴雨催下了秋天的第一批落叶。它们缓缓地从悬铃树的树枝间飘落，叶脉的纹路清晰、精致，躺在了黏糊糊的人行道上。在经过坎普顿小丘广场的时候，她抬起头，凝视着博洛尼家的宅邸。房子隐藏在方形公园成排的树丛后，但是她可以想象出那里隐秘的生活，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走过去看看那辆警用路虎车是否就停在外面的念头。她觉得自己不像是只离开了小分队一天，而像是离开好几个礼拜了。

她很高兴能从车流咆哮的大道拐下来，走到通向自家公寓那条相对更安静的小路上。她按响门铃并在对讲机里报出自己姓名时，外祖母并没有开口说话，但是门嘎吱一响，很快就打开了。老太太一定是离房门很近。她把自己的购物袋堆在电梯里，然后经过一层层空旷又安静的走廊，不断向上。

她自己开门进了公寓，进门后按照往常的习惯锁上了安全锁，然后把采购来的食物都堆放在厨房的案台上，又走了几步，穿过门厅，来到客厅门口。整个公寓十分安静，安静得有些不自然。她的外祖母肯定会打开电视吧？突然之间，沉浸在憎恶与沮丧中不能自拔，因而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跳入脑海：她走的时候开着门的客厅现在大门紧闭，她按门铃时迅速但又无声的回应，再加上不自然的寂静。她刚拧开门把手，推开客厅门的时候，就意识到绝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已然太迟了。

他堵住了她外祖母的嘴，用一条条白布把她绑在了一把餐椅上——她猜可能是撕碎了一条床单做成的。他自己就站在她的身后，咧开嘴露出一个微笑，双眼闪闪发光，就像诡异的舞台造型，展示着年轻和时代的胜利。他双手举着枪，稳住枪管，胳膊僵直。她想，他是已经用惯了枪支，还是从电视里的刑侦剧中学到的这种握枪姿势。非常有趣的是，她的思绪现在很是疏离。她经常琢磨如果遇到这种危机，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没想到自己的反应会这么明显：难以置信、震惊和恐惧。然后肾上腺素分泌加快，飞快运转的头脑开始掌控局面。

他们的目光相对，他慢慢地放下胳膊，然后把枪口对准了她外祖母的脑袋。老太太被捂紧的嘴巴上方，双眼饱含恐惧，像两潭漆黑的池水。那对不安的双眼中居然能表示出如此强烈的恳求，令人惊叹。凯特心中充满怜悯与愤怒，以至于良久不敢开口说话。然后她说：“把布团取下来。她的嘴巴在流血。她已经受过一次惊吓了，你想让她直接死于痛苦和恐惧吗？”

“哦，她不会死的。她们不会死的，这些老太婆，她们是永生不死的。”

“她并不强壮，而且一个死掉的人质对你来说也毫无用处。”

“啊，但我还有你在。一个女警察似乎更有价值。”

“你会这么做吗？你觉得如果不是为了她，我还会有什么好在意的吗？听着，如果你想要让我合作，就把那团布拿下来。”

“然后听着她像一只被刺伤的猪一样号叫？当然，我并不知道一头被刺伤的猪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但是我可知道她会发出什么样的噪音。我现在的情绪格外敏感，况且我一直都受不了噪音的干扰。”

“如果她叫出来，那你就再把布团塞回去不就行了？但是她不会喊出来的，我会保证这一点。”

“好吧，那你自己过来把布团取出来。但是要小心。你记住，我的枪口正对准她的脑袋。”

她走过去，跪下来，把手放在外祖母脸颊一侧。

“我现在要把这团布取出来。但是，你不能发出一点声音，一点点都不可以。如果你出声，他就会把布再塞回去。答应我好吗？”她没有得到回应，那对圆睁的眼睛里只有满满的恐惧。紧接着，她的脑袋摆了两次。

凯特说：“别担心，外祖母。我在这儿呢。一切都会没事的。”

那对僵硬的双手干瘦如柴，肿大的关节紧紧地扣着椅子的扶手，就像是粘在了木头上。她把自己的手覆在老人的手背上。它们摸起来就好像干掉的烤薄饼，冰冷而毫无生气。她把自己温暖的手掌用力下压，感受到有生命力和希望传输过去。轻轻地，她把自己的右手放在外祖母脸颊一侧，惊异于自己怎么曾会对这满是皱褶的面庞生出反感。她想：我们15年都没有碰触过彼此了。现在我正在触摸她，并且满怀爱意。

她取下布团，他挥挥手让她回到原位，然后说：“去那边，靠着墙站着，现在就过去。”她听从了他的指令。他的眼睛一直紧随着她。

被绑在椅子上的外祖母嘴巴一张一合，像一条鱼一样渴望空气。一条细细的血丝流到她的下巴上。凯特一直等到自己能够控制好语气，才冷静地开口说：“为什么突然慌了？我们没拿到切实的证据，想必你也知道这一点。”

“啊，但是你们现在拿到了。”

他没有移开枪口，用左手把夹克衫的一角翻了起来。

“我的备用纽扣。你们实验室的人没有漏下这条断掉的线头。真可惜，这些纽扣如此别致。这就是穿衣品位昂贵的代价。爸爸总是说我会栽在这一点上。”

他的音调很高，有些刺耳，双眼睁得又大又亮，就像是嗑过药。她想：他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冷静。而且他喝过酒。也许是在等我的时候喝了我的威士忌。但是这让他变得更危险了。她说：“一枚纽扣根本就不够。听着，聪明些。别作秀了。把枪交过来。回家吧，赶紧给你的律师打电话。”

“啊，我觉得我没法这么做了，至少现在已经晚了。你看，我遇上了个多管闲事的神父。或者说，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多管闲事的神父。可怜的家伙，他倒是有种牺牲精神。我希望他从中获得了快感。”

“你杀了他？你杀了巴恩斯神父？”

“开枪打了他。所以你看，我现在已经可以不计后果了。如果我想要去的是布罗德莫精神病院而非高度戒备的监狱，或许我杀的人越多越好。”

她记得曾有连环杀人犯就说过同样的话。是谁来着？黑格吗？

她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当然是通过电话黄页找到的，不然呢？虽说登记得十分隐蔽，信息也很少，但我猜应该就是你。刚好，让老太婆开门简直毫不费力。我说我是马辛厄姆督察。”

“好吧，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去西班牙。在奇切斯特港有一艘我可以开的船，是五月花号。我之前出海的时候开过。如果你想知道，它是我姐姐的情人的船。你现在就要开车把我送过去。”

“现在不可以。得等到晚高峰过去。听着，我和你一样急切地想要活下去。我不是巴恩斯神父，不想当什么烈士。警察这个工作薪水不少，但是也没高到那个程度。我会把你送到奇切斯特，但是如果想要尽快抵达的话，我们得等A3公路上的车都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现在可是晚高峰。你知道现在通往伦敦外的路上会有多堵。我可不想被堵在路上，背后还抵了一把枪，而且其他的司机都可以往车里面看。”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警方要找的是一个独自驾车的人，而不是一个男人、他的妻子和他亲爱的外祖母。”

她说：“不管有没有那枚纽扣，他们现在都不会开始找人的。除非他们已经发现了神父，或者知道你手里有枪。以警方目前所拥有的信息来看，还不至于那么着急。他们甚至不知道你已经知道纽扣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想要尽快又不惹人注意地离开，就必须等到前往奇切斯特的道路畅通无阻。而且也没有必要带着我外祖母一起去，她只会碍事。”

“可能吧，但是她得去。我需要她。”

他当然需要她了。他的计划再明显不过。他计划着让凯特开车，他坐在车后座，枪口对准老太太的脑袋。他们到了港口，她需要在船上帮忙，直到他们出海为止。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两声枪响，两具尸体滚下船？他看起来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那我们就等一会儿。只等一小时。这里有多少食物？”

“你现在饿了吗？”

“我会饿的，而且我们也需要补给。要带上所有必需的物品。”

她知道这一点可能会很重要。饥饿是共有的需求，大家都需要食物，这是对本能需求的满足。要想活下去，可能就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某种共鸣。她记得自己曾经参加过被围困情况下如何应对的培训。囚徒与监禁者之间会产生认同感。外面那些邪恶的窥视着的眼睛、那些看不见的情报人员、他们的枪、他们紧贴在墙上的窃听器、他们有暗示性的虚伪话语才是真正的敌人。除非快要饿死了，她没有办法和他或者类似的人产生共鸣，但是有一些事她还是可以做到的。比如使用“咱们”而不是“你”。尽量不要挑衅他。尽量去舒缓紧张的气氛，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可以给他煮饭。她说：“我可以去看看咱们都有哪些吃的。我不会存放太多新鲜的食物，但是应该会有一些鸡蛋、罐头和意面，我去做配好的晚饭：博洛尼亚肉酱面。”

他说：“不要用刀子。”

“不用刀子的话我没办法下厨。我需要切洋葱和猪肝，我的菜谱里需要用到猪肝。”

“那就别加这些食材了。”

博洛尼亚肉酱面有浓郁的风味。有没有什么她可以加到酱汁里，从而让他失去力量的原材料呢？她的思绪在自己的药品箱里打着转。但是她随后否决了自己这个荒谬的主意。她是不会有下药的机会的。他又不是傻瓜，肯定会确保自己的安全。况且他不会吃她都还没吃过的东西。她的外祖母开始喃喃自语。凯特说：“我必须和她说两句话。”

“好吧，但是把你的双手放在身后，小心点。”

她必须拿到那把枪，但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现在枪正死死地抵在她外祖母的脑门上。只要她稍微做出令人怀疑的举动，他就会扣下扳机。她又一次走到椅子旁，低下头。她的外祖母轻声低语了一句。凯特说：“她想要去洗手间。”

“那可太糟糕了，她必须留在原地。”

凯特怒气冲冲地说：“听着，你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待在一个臭气熏天的房间里吗？而且到了车里也会是如此。就算你不在乎，我却是个很挑剔的人。让我带她去上厕所。她能有多危险呢？”

又一次，在他思考时出现了一瞬的沉默。

“好吧，给她松绑。但是要把门打开，记住了，我一直都在盯着你们。”

她花了整整一分钟才把那个乱七八糟的绳结解开，亚麻布的绳子终于松开了，她的外祖母身子向前一倾，倒在了她的怀里。凯特扶她起来，惊叹于她的身体是如此之轻，就像小鸟般纤弱。她温柔地搀着外祖母，像对待孩子般哄着她，说着鼓励她的话。凯特半搀着她走进了洗手间，用一只胳膊支撑着她，另一只手帮她脱下内裤，把她扶到马桶上，意识到他正倚着墙，站在离自己不到两码远的地方，枪口紧紧对准自己的脑袋。她的外祖母轻声说：“他要把我们都杀了。”

“别胡说了，外祖母。他当然不会把我们杀了的。”

老太太向凯特身后瞥了一眼，眼神中充满恶毒与憎恶。她咬牙切齿地说：“他刚才一直在喝你的威士忌。该死的厚脸皮。”

“我知道，外祖母。没关系的。咱们最好还是别说了，特别是现在，别说了。”

“他会开枪把我们都打死，我知道的。”然后她说，“你的父亲也是个警察。”

一名警察!凯特简直就要大笑出来。在现在这种时刻，这个地方，在这一瞬间知道这一件事实在是太神奇了，而能知道这件事本身就很令人震惊。她依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外祖母，开口说道：“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从来没有问过。况且也没有告诉你的必要。他在你出生前就死了，是在追捕恶棍的时候出了车祸。他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就算不算上你，他那点警察抚恤金也不够花的。”

“所以他一直都不知道有我？”

“正是如此。也没必要告诉他的老婆，她也无能为力，只会带来更多悲伤和麻烦。”

“结果就把我绑在了你身上。可怜的外祖母，我从来就没能帮上多大的忙。”

“你还算好的，并没有比别的孩子差劲。我一直觉得很内疚，很有负罪感。”

“负罪感!你!这又是因为什么？”

“她死的时候，就是你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一直希望当时死的是你。”

也就是说，这才是产生疏离的根源。她感到一阵欣喜。在厕所里，蹲在马桶旁边，有一把枪瞄着自己的脑袋，可能没多久就要死了，她却能大笑出来。她用双臂环抱住老太太，帮着她站起来，然后让她倚在自己身上，又帮她穿好内裤，说：“但是你当然会这么想了，这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她是你的女儿，你爱她。如果我们两个非死一个不可，你当然会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但是她却没有办法开口声称如果死的真是自己就好了。她的外祖母嘟囔着说：“这些年来一想到曾经的想法，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糟糕。”

“好吧，别再有这种糟糕的感觉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很多年呢。”

就在此时，凯特听到了他走到门边的脚步声，感觉到他就在她脖子后面呼吸。他说：“快把她从里面弄出来，赶紧去做饭。”

但是有些事她必须要问。过去的二十几年她一直都没有问过，也没有在意过。但是现在，神奇的是，这些事变得重要起来。她无视了他，对外祖母说道：“我出生时她高兴吗？我的妈妈，她高兴吗？”

“看起来是这样的。她死之前说了一句‘我的宝贝凯特’。所以我给你取了这个名字。”

所以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也这么美好。

他的声音里透出了不耐烦：“我说过了，把她从里面弄出来。把她弄到厨房里，绑在椅子上，推到墙边，靠着门。我希望你做饭的时候我的枪口能一直对准她。”

她如此照做了。她从客厅拿来之前撕开被单做成的绳子，将外祖母的双腕轻轻地扭到身后，尽最大可能系了一个足够松垮的绳结，小心地不去伤到她。她的双眼一直紧盯着绳结，开口道：“听着，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我得给我的男朋友打电话。他晚上8点会来我家吃晚饭。”

“没关系。让他来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走了。”

“但是确实有关系。如果他发现公寓里没人，他就会知道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他会去看看车子还在不在，然后会给苏格兰场打电话。我们必须阻止他的这种行为。”

“我怎么知道他今晚真的要来吃晚饭？”

“在你身后那面墙上有块剪贴板，你会看到今天的日期下面有他的姓名首字母。”她现在十分感激自己，由于忙着把外祖母安顿下来，尽管自己已经给艾伦打电话取消了约会，却没来得及把铅笔记下的约会事项擦去。她说：“听着，我们一定要在还没有任何人发现之前就赶到奇切斯特港。他不会觉得被临时放鸽子有多奇怪的，毕竟上次他来的时候我们大吵了一架。”

他保持着沉默，心中盘算着，然后说：“好吧。他叫什么名字，电话是多少？”

“艾伦·斯库利，他在霍斯金斯神学图书馆工作，应该还没走，他周四的时候总会多待一会儿。”

他说：“我会从客厅打电话。你往后退，站在墙边。我叫你的时候你再过来接电话。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跟着他走进客厅。他示意她站在客厅门左边的墙边，然后走到装着电话的组合柜旁，电话答录机就在旁边，电话簿也规规整整地压在下面。她想，他是不是还能想到有可能会在这里留下掌纹？仿佛这个想法通过电波传到了他脑子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把它铺在了听筒上。他说：“谁会接电话，是这个叫斯库利的男人还是他的秘书？”

“这个时间段，接电话的是他。他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人在办公室。”

“他最好是一个人在办公室。不要做任何蠢事。如果你想要做什么，我会先开枪把你打死，然后再打死那个老太婆。也许她不会死得那么快。你会一下子就一命呜呼，但是她不会。我也许会先从她身上找点乐子，比如打开电炉，把她的手按到炉子上。如果你想耍花招，先想想这个场面吧。”

她仍然不敢相信，甚至在此刻，她也不相信斯维恩会这样做。他是个杀人凶手，但并不是个虐待狂。但是这些字句让人联想到的场面之恐怖让她不禁打了个哆嗦。而且这种死亡威胁也很真实。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还有什么能让他有所顾忌呢？他当然希望手里有个活生生的人质，希望她负责开车，在船上的时候也希望多一个人帮忙。但是如果需要杀人，他也会毫不犹豫，并且在有人发现她们的尸体之前，他肯定已经离开很远了。

他说：“好吧，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报上了电话号码，盯着他拨号，心跳得很快。对方肯定很快就接起了电话。他没有说话，但是不到四秒钟的时间，他就把听筒举了起来，她走过去，从他手中接过听筒，开始说话。她说得很大声，语速却很快，绝望地想要以此压过对方的所有问题和所有回应。

“艾伦吗？我是凯特。今晚的约会取消了。听着，我很累，我今天过得很糟，我已经受够了我们每次见面都得让我做饭。不要再打回来。如果你想来的话，明天你可以来一趟。也许你可以换个花样，带我出去吃一顿。还有，艾伦，记得把你之前说好要给我的那本书带来，《爱的徒劳》。那就明天见了，别忘了把莎士比亚的书带过来。”她重重地把听筒摔回到电话机上，发现自己一直都在屏住呼吸，现在她一点点将气慢慢吐出来，以防他注意到自己如释重负的心情。她说的话究竟有没有哪怕一丁点可信度呢？她说的话连她自己都觉得相当假。有可能骗到他吗？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不认识艾伦，也不了解她。他们平时也有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交流的。她说：“这样就可以了，他不会来了。”

“他最好别来。”

他示意她回到厨房，然后站在她外祖母身边，举枪对准了老人的脑袋。

他说：“我想你家里应该还有红酒吧？”

“你心里应该清楚。毕竟你已经去酒柜里找过酒了。”

“的确如此。那我们就来点博若莱红酒吧。然后我们再带上一些威士忌和波尔多红酒。我感觉自己在穿越英吉利海峡之前需要补充大量的酒精。”

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熟练的水手？她心中暗想。五月花号又是怎样一艘船呢？斯蒂芬·兰帕特曾经描述过那艘船，但是她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他怎么能确定那艘船就已经加满了油，随时可以出海呢？又怎么确认现在就正好是涨潮？还是说他已经失去了理智，神志不清，开始幻想即便是潮起潮落都会符合他的预期？

他问道：“那么，你怎么还不开始动手？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知道自己现在的每一个举动都必须十分缓慢、明显，而且不具备威胁性，任何突然的动作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她说：“我现在会举起手来，从碗橱最高一层取下煎锅。然后我需要从冰箱里拿出绞碎的牛肉和猪肝，再从我右边的碗橱里把一管番茄酱和香草取出来。好吗？”

“我不需要你给我上烹饪课。记住了，不要用刀子。”

她开始做准备工作，这个时候她又想到了艾伦。他现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他会不会站在那里，想了半天，然后得出结论，认为她喝多了、歇斯底里，甚至是疯了，接着继续埋进他的书堆里？但是这不可能!他一定知道她不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就算她疯了也不会有这种举动。但同时也很难想象艾伦真的会有所动作，能够给苏格兰场打电话，说要找达格利什总警司。她觉得自己期望他扮演的角色如此脱离实际，就好比让她接替他的工作，去图书馆里做图书登记一样不靠谱。但是很显然，对《爱的徒劳》这本书的暗示应该是明显不会错的。他肯定已经意识到她正受到胁迫，试图传递非常紧急的信息。他不可能忘了他们聊过莎士比亚的剧作里也有一位随同的贵族叫作博洛尼。她想：他读过报纸，肯定知道有时会发生这种事。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平常的时候她也从来不会用这样的字眼、这样的语音语调和他说话。他对她应该有足够的了解，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还是说他做不到？他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一直都是很愉悦地一起享受鱼水之欢。他对她身体的每一寸都非常熟悉，正如她对他也无所不知一样。但什么时候身体上的了解就意味着两人能够真正懂得彼此了？

斯维恩靠墙站着，手里的枪依然对准她外祖母的脑袋，双眼紧盯着她从冰箱里取出来准备煎熟的碎牛肉和一块猪肝，说：“你去过加利福尼亚吗？”

“没有。”

“那是唯一适合居住的地方。阳光、大海，一片明媚。那里的人们不会灰头土脸、战战兢兢、半死不活。你不会喜欢那个地方的，它不符合你的口味。”

她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钱不够。”

“是不够买飞机票，还是不够生活在那里？”

“都不够。我的继父给了我足够的钱让我远离那里。如果我回去，就会失去这笔零用钱。”

“你就不能找一份工作吗？”

“啊，那样的话我就会失去别的什么。我继父那里的瑟拉可出了些小麻烦。”

“那是一幅画，对吧？你对它做了什么？”

“算你聪明。你怎么知道的？警察学校可不教艺术史，不是吗？”

“你对那幅画做了什么？”

“我拿刀来回戳了好多道。我想摧毁他在意的事物。事实上，他并不是很在意这幅画，但很在意它所值的价格。他倒是很在乎我妈妈，但戳妈妈几刀可不太好，不是吗？”

“那你母亲后来怎么样了？”

“哦，她还继续跟着我的继父。她多少也有些无奈，谁让他有钱呢。再说了，她从来就不怎么在乎孩子，至少不怎么在意自己的两个孩子。对她而言芭芭拉太漂亮了，她并不怎么喜欢。因为她害怕我继父会喜欢芭芭拉，甚至爱上她。”

“那你呢？”

“他们两个人都不想了解我，从来都不。继父不想，亲生父亲也不想。但是他们会了解我的，一定会的。”

她把绞碎的牛肉从锡纸里倒到煎锅上，开始用小铲子来回煎肉。她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仿佛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顿晚餐，而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客人，她在嘶嘶的煎肉声里说：“面里真的应该加上些洋葱。”

“别再说洋葱了。你妈妈又是什么情况？”

“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是谁。我是个私生女。”她想：我还是干脆都告诉他吧。这样可能会引起他的好奇心、同情心，甚至是轻蔑感。不，他是不会同情我的。但哪怕是蔑视也可以。蔑视也算是一种人类的情感。如果她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恐惧、憎恶或冲突之外的关系。但当他再次开口时，却只有一种带着嘲笑的宽容：“原来你就是那种人？你们这些私生子总是会心存芥蒂。我早该知道的。我告诉你一件有关我父亲的事。我11岁时，他带我去做亲子检测。一个医生走过来，往我的胳膊上扎了一针，我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血流进针管里。我吓坏了，而他这么做只是想要证明我不是他亲生的。”

她发自内心地说：“对一个孩子做出这种事情实在是糟糕透顶。”

“他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男人。但最后我还是报复了他。这就是你做一名女警察的原因吗？为了从其他人身上找到复仇的机会？”

“不，当警察只是为了谋生。”

“谋生还有别的办法。你完全可以当一个出色的高等妓女。现在这类货色不多见了。”

“你喜欢的就是这类女人吗？妓女？”

“不，我喜欢的可不容易碰见。我喜欢天真无邪的。”

“就像特蕾莎·诺兰吗？”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了？我没有杀死她，她是自杀的。”

“就因为你让她打掉了你的孩子？”

“怎么说呢，她本来也不可能生下这个孩子，不是吗？而且你又怎么能确定那就是我的孩子？谁都无法证实这一点。就算博洛尼没有和她睡过，肯定也有过这种念头。我向上帝发誓，肯定有过。不然他为什么要把我扔进那条河里？如果他首肯的话，我本可以为他做很多事情，可以帮他很大的忙。但他甚至都不愿意和我讲话。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他想要离开我姐姐，那是我的亲姐姐啊!他居然要为了他那个无趣的情妇或者是什么上帝离开我的姐姐。管他是为了什么。他想要卖了这座房子，让我和姐姐一贫如洗、受尽鄙夷。他在黛安娜面前羞辱了我。好吧，他选错人了。”

他的声音依然低沉，但突然间像是被愤怒和自得注入了力量，响彻了整个房间。

她想：我最好还是问问他这件事。他会很乐意开口的。这些人一贯如此。她将番茄酱挤到煎锅里，又伸出手去拿香料罐子，几近随意地开口说道：“你知道他会待在那个小礼拜堂里。他离开家之前不可能不说在哪儿能找到他的，特别是还有一个快死的男人随时都有可能想见他。你告诉马特洛克小姐要对我们撒谎，但是她知道博洛尼去了哪里，也告诉了你。”

“博洛尼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我猜那是教堂的电话，但还是打给查号台咨询了一下。他们将圣马修教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他告诉伊芙琳的电话号码和它相一致。”

“你是怎么从坎普顿小丘广场赶到教堂的？打出租车还是开车？”

“自行车，骑博洛尼的自行车。我从伊芙琳的橱子里找到了车库钥匙。不管哈利威尔是怎么跟警察说的，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房间的灯灭了，路虎车也不在车库里。我没有开芭比的高尔夫。太显眼了。骑自行车一样快，我还可以待在阴影处，等到路上都没车了再骑车快速离开。我没有把车停在教堂门口可能会被人看到的地方。我问保罗可不可以把车子放进教堂的走廊里。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所以我也不担心会在地板上留下沾满泥巴的轮胎印。你看，我把一切都考虑到了。”

“并不是所有的一切。你把火柴拿走了。”

“但是我又把它们放回去了。那些火柴证明不了什么。”

她说：“然后他让你进了门，把你和自行车都迎了进去。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他居然会让你进去。”

“比你能想到的还要奇怪，奇怪多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他知道我要去找他，正等着我呢。”

她因为惊恐而不由自主地战栗着。她想大喊出来：但是他不可能知道!这不可能!

她说：“还有哈利·麦克。你真的有必要杀死哈利吗？”

“当然了。正好赶在这时候闯进来只是因为他倒霉。但他还是死了的好，可怜的家伙。不要担心哈利，我这是帮了他一个忙。”

凯特转过身面对着他，问道：“还有黛安娜·特拉弗斯。她也是你杀的吗？”

他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目光穿过她，似乎在重温当时那秘密的愉悦。

“我不需要动手，那些水草帮我达到了目的。我在河里踏着水，看着她跳入水中。一道白色的身影划破水面，然后水面重归平静，空无一物，只有一片涌动的黑暗。所以我一直等着，数着秒数。然后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只手探出水面。只有一只手，颜色苍白，毫无生气。就是这么离奇。你看，就像这样。”

他举起左手，五指拼命张开。她能看得出在那像牛奶一样白皙的皮肤下绷紧的肌肉。她没有说话。慢慢地，他舒缓了手指，让自己的胳膊落下来，继续说：“后来，这只手也消失了。我一直等着，还在数着秒数。但是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了，连个涟漪也没有。”

“然后你就游走了，留下她一个人溺死在那里？”

他似乎努力将视线集中在她的脸上，她又一次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那股憎恶与自得。

“她嘲笑了我。没有人可以那么做。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这么做了。”

“在那个小礼拜堂完成了那场屠杀，留下满地鲜血之后，你是什么感觉？”

“我需要找个女人，我身边又正好有一个。我并不是很喜欢，但这种时候也只好将就。这种做法也很明智，我知道这样一来她就再也不会泄密了。”

“马特洛克小姐。你用不止一种方式利用了她。”

“但并不比博洛尼一家更过分。他们觉得她对他们绝对忠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费心去想想她真实的想法。她干活高效，又是那么忠诚，几乎就是这个家里的一员，只不过，她当然不是，对吧？她从来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她憎恨他们。她自己还不知道，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她心里恨着他们，总有一天会清醒过来，意识到这一点。就像我一样。我曾亲眼看着那个可怕的老杂种厄休拉夫人，在伊芙琳触碰到她时努力忍住自己不缩回去。”

“伊芙琳？”

“玛蒂。她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的，你知道吗。他们就像对自己家里养的猫猫狗狗一样给她取了个昵称。”

“如果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在剥削她，那她为什么不离开呢？”

“她太害怕，已经完全混乱了。一旦你在精神病院待过，父亲又是个谋杀犯，人们就会变得谨慎起来。人们并不会放心地把自己的宝贝孩子交给你照看，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厨房里。哦，博洛尼一家把伊芙琳留在了他们想让她待着的地方，又怎么会想到她从中受到的痛苦。她不得不照顾那个自私的老太婆，咽下替她擦洗身子时的屈辱。天哪，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老。”

她说：“你会变老的。在你想去的地方，有人会照顾好你，为你提供健康的饮食，监督你每天锻炼，晚上将你安全地锁起来。你会慢慢变老的。这没什么。”

他大笑起来：“但是他们不会杀了我，不是吗？他们不能杀了我。然后我会被放出来，痊愈出院。我痊愈的速度之快一定会让你感到吃惊的。”

“但如果你杀死了一个警察，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那就但愿我不会走到那一步吧。那些吃的什么时候能做好？”

她说：“很快就好，不会太久了。”

厨房里已经满是酱汁的浓郁香气。她伸手拿来装着意大利面的罐子，倒出一把细面条，随手折断。清脆的断裂声响得惊人。她想：如果艾伦给警察打了电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房门外了，一定是隔着墙在看、在观察、在倾听。他们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她心中暗想着。打电话进来，开始漫长的谈判还是冲进来？可能两种都不是。只要他不知道他们在外面，他们就可以一直观察、一直监听，知道他早晚都要带着人质走出房门。那将会是制服他的最佳时机。当然，这基于他们真的就在门外，艾伦真的有所行动的假设。

突然，他说：“我的天哪，这个地方真是可悲。你自己看不出来，不是吗？你觉得这里不错。不，不仅仅是不错，你是真心觉得这里很像那么回事。你以这里为荣，不是吗？这里无聊、正统、可怕、品位过时。六只糟透了的杯子挂在小小的挂钩上。你不需要更多的杯子了，不是吗？六个人就已经够多了。再没有更多人会来访，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杯子了。碗橱里也是一样。我看过了，所以我知道。什么都是只有六个。没有坏掉的，也没有出现缺口的。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六个主菜盘、六个配餐盘、六个汤碗。天哪，我只需要打开身后的碗橱，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没有想过别去数这些碗碟，而是真正地去生活吗？”

“如果你所谓的生活指的是混乱与暴力，不，我不会。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受够了。”

他没有移开枪口，而是举起左手，把碗橱的插销拉开，然后一只只地取出那些晚餐盘，放在桌子上，说：“这些盘子，它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真的，不是吗？看起来就像根本摔不坏一样。”他拿起一个盘子，重重地把它摔在桌子一侧。盘子很干脆地裂成两半。然后他又拿起一个盘子。她继续安静地做着饭，听着一个又一个的盘子被小心地摔成两半，然后这些碎盘子都整齐地被摆在了桌子上。小金字塔越摞越高。每一声碎裂的声响就好像一声轻轻的枪响。她想：如果警察真的带着监听设备等在门外，他们会听到这个声音，然后试图分析声音的来源。他一定也想到了这一点，开口说道：“幸运的是警察没有在门外候着，不然他们一定会猜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如果他们现在闯进来，老太婆可就惨了。盘子的碎片不会乱成一团，但是血浆和脑浆可不能整齐地摆到桌子上。”

他一只手稳稳地拿枪瞄准老人的脑袋，另一只手还能单手打开橱门，拿出盘子，一个个摔碎。所以说，他的双手都非常灵巧，几乎可以互不干扰。如果要展开搏斗，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她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让他吓了一跳的？我是说，你肯定是半裸着冲向他，手里面还拿着剃刀。”她问这个问题的本意是想安抚他，甚至奉承他手段高明。但是她没有预料到他的反应。他几乎是突然爆发了，就像他们是热恋中的情人，而他一直都渴望着倾吐。他说：“你不会懂的!他想要死，上帝腐蚀了他，他想要死!他几乎是在找死。他本可以试着阻止我，申辩也好，争吵也好，甚至和我打一架，也可以求我饶了他。‘不，请不要这么做，求求你了!’我只是想听到他这么说而已。一个‘请’字足矣。那个神父能说这样的话，但是博洛尼不会。他看着我，眼神中充满蔑视，然后转过身去。我和你说，他当时居然转过身背对我!当我拿着剃刀半裸着冲进房间后，我们就站在那里，互相看着对方。他当时就明白了，当然。如果他没有用那种把我当作野兽的语气说话的话，我本来不会下手的。我放过了那个小男孩。我还是可以很仁慈的。那个小男孩生病了，如果你能活过这一天的话，最好帮帮他。天哪，还是说你也不在乎？”

那对蓝色的双眸突然闪闪发光。她想：他哭了。的确如此，他无声地哭泣着，面部肌肉一动不动。现在，她心中充满冷漠，因为她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她感觉不到怜悯，只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好奇。她几乎不敢呼吸，担心他的手会因哭泣而发抖，使那紧贴在自己外祖母太阳穴上的枪突然走火。她能看得到老太太双目圆睁，呆滞无光，就像已经死了，衰老的身体因为极度恐惧而变得僵直，完全没有防御的太阳穴被金属枪管顶得生疼，却不敢抽动哪怕一条肌肉。他控制住了自己，伴随着一种介于抽泣与笑声之间的声音，说：“上帝啊，我看起来一定傻透了。几乎一丝不挂，只穿了短裤。还有那把剃刀。他一定看到了那把剃刀。我的意思是，我没把剃刀藏起来。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来阻止我？他甚至都没有流露出吃惊的神色。他不应该被吓坏吗？不应该试着阻止我吗？但是他知道我来是要做什么，只是看着我，像是在说‘这么说，这个人是你。居然是你，多么奇怪啊。’就好像我别无选择，只是一件没有思想的工具一样。但是当时我确实有其他选择。他也是。天哪，他本来可以阻止我的。他为什么不阻止我？”

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阻止你。”然后又开口问道，“你说你放过了那个男孩。哪个男孩？你见过达伦了？”

他没有回话。他站在那里，盯着她，但却又像是没在看她，他们的距离突然之间变得很遥远，仿佛他去了自己的世界。然后，他用一种格外冰冷、充满威胁的语气开口，她几乎没认出他的声音：“关于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的话是句暗号，对吧？”

他露出了得意的狞笑。她想：天哪，他知道了，并因此感到十分得意。现在他有了杀死我们的借口了。她的心开始狂跳，就像一只脱了缰的小动物一样不停撞击着胸口。但她还是努力保持着自己声音的平稳。

“当然不是了。怎么可能呢？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的书架。你回来之前我抽空在你的公寓里转了一圈。你很注意提升自我修养，不是吗？都是些无聊的普通人想要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会读的书。还是说你的那个男朋友试图提升你的品位？这可是个大工程。不管怎么说，你书架有本莎士比亚的书。”

她的嘴唇突然发干，但是依然稳稳地说：“那不是暗号，怎么可能是暗号呢？”

“就算是为了你自己好，我希望那不是暗号。我可不想让自己被困在这间破房子里，而警察就在门外，随时等着有充分的理由冲进来干掉我。那样的话倒是很利索，不会提出让人尴尬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是怎么行动的。现在已经没有死刑了，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行刑小分队。好吧，这一套对我来说没有用。所以你最好祈祷我们能在他们赶来之前安全离开。听着，你可以放下手里的锅了。我们现在就走。”

上帝啊，她想，他是认真的，说到做到。当初要是什么都没做就好了，要是没有给艾伦打电话，而是尽快离开公寓，指望着在路上把车撞翻就好了。她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一瞬，心头涌上一股寒意。屋子里、公寓里有什么不一样了，有什么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她意识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窗外大街上无休无止的车流声虽然很微弱，却从未终止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声响。没有任何车辆在拉德布鲁克路上穿行。警方正在引导车流。两条路都被封锁了。他们要防止可能会发生的枪战。围攻已经开始。他很快也会意识到这一点。

她想：我承受不住了。他是不可能经受住一场围攻的压力的。我也不行。他会说到做到。只要他意识到警察现在就在门外，只要他们往屋里打电话，斯维恩就会开枪射杀我们。我必须拿到那把枪，现在就得把枪夺过来。

她说：“听着，饭都快做好了。我做都做了，最好还是吃了它。只需要几分钟，我们又没办法在路上停车买吃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像冰般令人发寒的声音开口道：“我想看看那本莎士比亚，你去把它拿过来。”

她从煎锅里卷起一卷意大利面，用颤抖的手把它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有抬头，说：“面条马上就好了。听着，我现在很忙，你就不能自己去拿吗？你知道书放在哪里。”

“快过去拿。除非你想要摆脱这个老家伙。”

“好吧。”

就是现在了。

她努力让自己的手不再颤抖，用左手解开了衬衣最上面的两颗扣子，就像厨房里突然变热了一样。那一大块猪肝就放在她面前的滴水板上，慢慢地淌着血。她把自己的双手放上去撕扯、挤压，用力地揉搓，直到沾满了血污。她做完这一切只花了几秒钟。突然之间，她把自己沾满鲜血的手用力地在喉咙处一抹，然后转过身去，双眼圆睁，头向后仰，向他挥舞起血淋淋的双手。还没来得及看到他眼中流露出的恐惧，听见他像抽泣般的尖叫，她就扑向他，两人一起摔倒在地。枪从他的手中甩了出去，她听见了枪落在地上发出的撞击声，也听到了枪撞在门上反弹回来的钝响。

他受过训练，近身格斗并不比她弱，也同样孤注一掷。他又很强壮，比她预想之中要强壮得多。突然一阵痉挛，他就跳到了她身上，两人的嘴正好相对，他就像一个强奸犯一样凶残，粗重的喘息喷在她的脖子上。她用膝盖猛击他的下腹部，听到他因为剧痛倒吸一口冷气。她乘机将他的手拽离自己的喉咙，然后用沾满血污的双手在地板上探寻着那把枪。这时，他用力将大拇指按进了她的眼窝，疼得她大叫出声。他们的身体紧紧扭打在一起，两个人都拼命去抢那把枪。但是她什么都看不见了，双眼疼得直冒金星，还是被他的右手先摸到了武器。

枪响声划破空气，就像发生了一场爆炸。然后响起了第二声爆响，公寓的门被撞开了。她出现了一种怪异的幻觉，好像看到男人的身体跳跃着穿过空气，然后站在那里，胳膊前伸，僵硬地举着枪，他们的身体像深色的阿波罗神像一样围着她。有人把她拉了起来。屋子里充斥着叫喊声、命令声，还有痛苦的喊声。然后她看见达格利什站在门口，正向她走来，步伐谨慎、动作轻缓，就像是电影中的慢动作。他喊着她的名字，似乎是想让她把目光只集中在他身上。但是她却转过头，看见了她的外祖母。老人家那深陷的眼窝中仍然满是恐惧，一缕缕杂色的头发依然垂在面前，那一块纱布依然贴在额头上。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她的下半张脸完全被子弹打飞了。她被凯特亲手绑在了受刑的椅子上，被枪击中之后甚至都无法倒下。凯特只忍心看了一眼，但却感受到那僵硬的身躯向她投来了一束悲伤、责怪和震惊的目光。然后她开始放声抽泣，把头埋进达格利什的夹克衫里，用满是血污的手在上面乱抹。她能听到他轻声说：“没事了，凯特。没事了，都过去了。”但是并非如此。从来就没有好过，以后也不会好起来了。

他站在那里，紧紧地将她拥在怀里，周围都是男人的大喊声、指挥声和手铐的撞击声。过了会儿，她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努力稳住自己。越过达格利什的肩膀，她看到了斯维恩闪闪发亮、得意扬扬的蓝眼睛。他已经戴上了手铐，一个她不认识的警官正拉着他往门外走。但是他回头看着她，仿佛她是这房间里唯一的存在。然后他把头扭向她外祖母的尸体，说道：“好了，你现在可算是摆脱她了。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

[1]基督教仪式，通常是受洗的年轻人正式成为教会成员的仪式。

第七部 尾声

第一章

马辛厄姆一直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警察要去参加谋杀案受害者的葬礼的传统。如果案子还没有破，这样做还有点理由，尽管他自己从来不相信凶手真的会为了那一点点的满足感就冒着被公众发现的风险来参观自己的受害人入土或者火葬。他对于火葬也有一种不合常理的厌恶——他家世世代代都更乐意知道自己的先人被埋在了哪里——而且不喜欢那种提前录制好的宗教音乐。这种礼拜仪式没有任何美感，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十分虚伪地想要赋予埋葬这种简单行为一个看起来很重要的意义。

米斯金太太的葬礼让他沉溺在所有这些偏见中。在按照惯例巡视花圈时，这种厌恶又进一步加深了，因为在火葬场外排着一小排可怜兮兮的花圈，其中最显眼的那个正是小分队买来的。他在想究竟是谁负责买回来的，这种令人生厌的同情又究竟是做给已经过世的米斯金太太看的，还是给凯特看的。凯特本人肯定不想要这个花圈。好在这场仪式还比较短暂，正好又赶上一个生前十分浮夸的流行歌手的葬礼在附近的教堂举行，所以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相对低调的仪式没有产生太大的兴趣。

他们随后就会回到兰斯唐路的公寓里。在车里等着达格利什时，他只希望凯特提供了足够多的点心，现在，他急需来上一杯。这次事件似乎也让他的老大脾气变得更坏。在开车向南返回伦敦时，他比往常更加沉默寡言。马辛厄姆说：“你读过巴恩斯神父在某本礼拜日特刊上写的那篇文章了吗？很显然，他认为在圣马修教堂发生了某种奇迹，保罗·博洛尼第一次在小礼拜堂过夜之后手腕上就出现了圣痕。”

达格利什的双眼紧盯着前方的道路。

“我读过了。”

“你觉得那是真的吗？”

“会有足够多的人希望这是真的，能够在短期内挤满教堂。他们应该能够凑够钱给小礼拜堂置换一张新的地毯。”

马辛厄姆说：“我在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指巴恩斯神父。这样并不会取悦厄休拉夫人，而且我猜博洛尼本人也会憎恨这种言论。”

达格利什说：“是的，他肯定会很讨厌这种言论。但也许他会觉得很有意思。我怎么可能知道呢？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显然，即便是神父也不能抗拒成为英雄的诱惑。”

他们沿着芬奇莱路继续向前行，马辛厄姆又开口道：“关于达伦，总警司，很明显他的母亲终于抛下他走了。理事会正在向少年法庭申请将监护权移交给福利机构。可怜的小家伙，他算是落到福利国家的魔掌里了。”

达格利什依然双眼望向前方，他说：“是的，我听说了。福利机构的主任抽时间给我打了电话。这样最好。他们认为他得了白血病。”

“那可够要命的。”

“但是治愈的概率很大。他们发现得比较早，昨天就把他送进大奥蒙德街的医院了。”

马辛厄姆微微一笑。

达格利什瞥了他一眼：“什么让你觉得好笑，约翰？”

“没什么，总警司。我只是想起凯特。她可能会问我，上帝让博洛尼和哈利死掉，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小达伦能有机会治好白血病。毕竟是斯维恩第一个指出那孩子生病了。”

这样讲显然是个错误。他的长官语气冰冷：“这样显然也太过浪费人命了，你不觉得吗？注意车速，约翰，你已经超速了。”

“抱歉，总警司。”

他松开油门，继续沉默着驱车向前。

第二章

一个小时之后，达格利什的膝盖上放着一碟黄瓜三明治，心中暗想，他参加过的所有葬礼慰问会都出奇地相似，都是安慰、尴尬和非现实的融合。但是这一次唤起了更为强烈也更私密的记忆。他当时只有13岁，在父亲主持完一场当地佃农的葬礼后和父母一起回到了诺福克的农庄。那时，看着年轻的寡妇穿着她自己买不起的黑色新衣，在屋里传递着自制的香肠肉卷和三明治，塞给他最喜欢吃的水果蛋糕，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也是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源自生活最深处的悲伤，并感叹于这些贫穷之人在这样的时刻依然能保持自尊，勇敢面对一切。他从来没有把凯特·米斯金与谦卑联系在一起，她和那个乡间寡妇还有那种悲凉又难以预测的人生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是当他看到端进来的食物也是三明治和水果蛋糕时，还是被唤起了心中同样的怜悯。三明治是她去火葬场之前做的，还裹着保鲜的锡纸。他猜，她一定很难决定究竟准备哪些食物，是准备酒水还是茶水。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茶水，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至少在他看来，他们需要的正是茶。

宴会上来的人不多，却非常独特。一个曾经是她外祖母邻居的巴基斯坦人带着自己美丽的妻子来了。他们一起坐在一边，温柔得体，达格利什猜他们两人在这场葬礼上恐怕比在节庆场合更自在。艾伦·斯库利帮着四处递送茶杯，十分谦逊。达格利什暗想，他好像在极力避免大家误认为自己是这里的一家之主，然而他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不在意别人看法的男人。看斯库利四处分发盘子的姿态，似乎并不确定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达格利什又回想起那天的那通电话，斯库利固执地称自己只和达格利什讲话，那则信息传递得十分清晰，他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冷静，尤其是最后的那段话格外具有洞察力。

“还有一件事。我举起听筒，她开口之前有一段停顿，然后她非常快地讲了一通。我觉得是有人替她拨了电话号码，然后把听筒递给了她。我细细想来，只有一种解释符合所有的情况，她被某人胁迫了。”

看着斯库利6英尺2英寸的高瘦身材，那对角质架眼镜后温和的双眸，那张瘦削、英俊的脸庞，那凌乱的金色长发，他觉得这个人实在不像是凯特的爱人，假如他确实是的话。然而凯特和马辛厄姆正在一旁讲话时，达格利什注意到了斯库利看她的神情：迷离、热烈、偶尔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渴望。他想：艾伦是爱着她的。凯特知道吗？就算知道的话，她又有多在意？

艾伦·斯库利是第一个离开的，但是他走得十分低调，并没有大肆宣扬。然后那两个巴基斯坦人也和凯特道了别，随后凯特端着茶具走进了厨房。屋子里充满了一种热闹后的寂寥感，通常社交活动收尾时都会出现这种令人不适的失落感。两个男人都不知道要不要帮忙清理茶具，也不知道凯特是否希望他们离开。突然，凯特说她希望跟他们一起回苏格兰场，她也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留在家里。

但是当她跟着达格利什走进他的办公室，站在桌前，身体僵直，像是要准备接受训斥时，他还是吃了一惊。他抬起头，发现她尴尬得面孔涨红，生硬地说：“谢谢您选择我成为小分队的一员。我学到了很多。”这些话说得粗糙而生硬，让达格利什意识到她说这番话有多不容易。

他温柔地说：“人总是能够学到很多新东西，但正因为如此，也常常会觉得痛苦。”

她点了点头，就像是她让达格利什离开一样，僵硬地走到门口，突然转过身，大喊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希望事情变成这样。她的死是不是我造成的，我是不是有意想让她死，我再也不会知道了。你也听到斯维恩冲着我说的话了：‘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他知道的。你也听到了。我怎么可能还坚信自己当时的举动是正确的？”

他说了当时唯一能说的话：“你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如果你能冷静下来，理性地分析，就会明白了。你肯定会觉得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时都会这样想。有这种负罪感很自然，但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思维。你做了当时看来正确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你没有杀害你的外祖母。凶手是斯维恩，她是他最后的受害者。”

但是谋杀案发生后，永远不可能有最后的受害者。每一位受到博洛尼之死触动的人都不会一成不变：达格利什自己、马辛厄姆、巴恩斯神父、达伦，甚至是那个可怜的老太太沃顿小姐也不例外。凯特很清楚这一点。她又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呢？但是即便在他自己看来，这些用作安抚的陈词滥调也十分虚假。而且有些事连他自己也没法确定。在那个危险的拐角博洛尼紧紧踩在油门上的脚，她伸向凶手的沾满血污的双手。有行动就有后果。但是她很坚强，应该能好起来。不像博洛尼，她会学着接受一切，并学会承担起自己这份负罪感，正如达格利什所曾学会背负的一样。

第三章

沃顿小姐只在50年前才去过一次儿童医院，当时她被送到当地的一家诊疗所摘除了扁桃体。大奥蒙德街医院和她去过并留下心理创伤的那家医院截然不同。这里就像是座儿童乐园，病房里宽敞明亮，装满了玩具，那么多妈妈陪同，那么多快乐的游戏，她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医院，直到注意到了孩子们苍白的小脸和瘦弱的身躯。然后她告诉自己：他们都病了，他们的身体都不好，有些孩子甚至就要死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

达伦也在这样一张床上，但是他生气勃勃地坐着，正忙着玩摆在托盘里的拼图，用一种得意的语气说：“我得的病能让人死掉。这是其他孩子告诉我的。”

沃顿小姐几乎是喊出了自己的抗议：“哦，达伦，不，不是的!你才不会死!”

“我也觉得我不会死。但还是有可能的。我现在已经找到养父母了。他们告诉你这件事了吗？”

“是的，达伦，这真是太好了。我也替你高兴。你和他们在一起开心吗？”

“他们还好。我出院以后叔叔会带我去钓鱼。他们一会儿也会来医院。我还收到了一辆自行车，像美式机车一样。”

他的双眼望向门口。自从沃顿小姐来了之后，他还没怎么抬眼看过她，而当她走到他床边时，瞥到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大人般的尴尬神色，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他眼里，在所有孩子眼里都一样，一定是一个可悲又滑稽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装在小罐子里的非洲堇做礼物。她说：“我在圣马修教堂总是想起你，达伦。”

“嗯，不过我想我现在应该没有时间再去那里了。”

“当然了。你会和你的养父母待在一起。我可以理解。”

她还想补充一句：但是我们也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时光，不是吗？但是她没有说出口。这简直像是在向他恳求明知他无法给予的东西。

她给他带来这束非洲堇，是因为它看起来比一束鲜花更容易照料。但是他几乎连看都没看它一眼。现在，她环顾这间四处都是玩具的病房，暗想自己怎么会觉得这是一份合适的礼物。他并不需要这束花，也不需要她。她想：他因为我而感到羞耻，想在他的新叔叔来之前就摆脱我。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她说了再见，溜出了病房，在出门时把那束花递给了一位护士。

她坐上了开往哈罗路的公交车，然后步行去了教堂。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巴恩斯神父拒绝了康复期的疗养，只住了两天院就出院了，但自从报纸上刊登了那篇关于神迹的文章后，祷告仪式的数量和参加教徒的人数都增加了，在做完下午的晚课之后，总会有一长队的忏悔者等着要进行忏悔。圣马修教堂再也不像从前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在这里待多久。

这是谋杀案发生之后她第一次独自一人来教堂，但是出于沮丧和孤独，她忘记了自己内心的恐惧，直到发现和那个可怕的早晨一样，她没有办法把钥匙插进锁孔时，才重新感受到了恐惧。门和当时一样也没有锁。她推开门，心脏狂跳，大喊着：“神父，您在里面吗？神父？”

一个年轻女子从小礼拜堂里走出来。她相貌普通，举止得体，一点也不让人害怕，穿着夹克衫，戴了一条头巾。看到沃顿小姐苍白的面孔，她说道：“很抱歉，我吓到您了吗？”

沃顿小姐努力挤出一丝微笑，“没关系的，我只是没想到有人会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吗？巴恩斯神父还要再过半个小时才能来。”

这个女孩说：“不，我没什么事。我是保罗·博洛尼的一个朋友，只是想要去看看那间小礼拜堂，想独自一人在那里待一会儿。我想看看案发地点，看看他是在哪里死去的。我现在就走。巴恩斯神父说让我把钥匙还到他家，但是既然您来了，也许我可以把它留给您。”

她伸出手，沃顿小姐接过钥匙，看着女孩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她又转过身来，说：“达格利什总警司是对的。那只是一间普通的房间而已，里面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好看的。”然后她就离开了。

沃顿小姐依然在颤抖，她锁上了外边的大门，沿着走廊走到格栅门边，然后抬起头，凝视着圣灯的红光。她想：那盏灯也只是用抛光的铜器和红色的玻璃制成的，只是一盏普普通通的灯。你可以把它拆下来，清洗干净，然后在里面装满最普通的灯油。还有那些在帷幕后面的圣餐，那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面粉和水做成的又薄又亮的圆饼，一片片整齐地放在小盒子里，巴恩斯神父随时都可以把它们取出来放在手中，对着它们念几句话，它们就变成了圣餐。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上帝并不在那盏铜制油灯后面的小壁龛里，他再也不存在于这座教堂里了。像达伦一样，他也已经离开了。这时，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圣马修教堂时，柯林斯神父在布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了，也要做出仍然相信一切的样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祈祷了，也要继续说出同样的字句。”她跪在坚硬的地板上，用双手抓着铁格栅支撑着自己，然后说出了自己在单独祷告时惯用的开场白：“主啊，我不配迎接您来到我的屋檐下，但只要说出这些话，我的灵魂就会被治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 (英) 詹姆斯著

(James,P.D.) 著 ; 祁阿红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5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An unsuitable job for a woman

      ISBN 978-7-5399-6988-6

      Ⅰ. ①一… Ⅱ. ①詹… ②祁…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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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SUITABLE JOB FOR A WOMAN by P.D. JAMES

Copyright: © P.D. JAMES, 197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5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5-012号

书       名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出品人   华 楠

著       者   （英）P.D. 詹姆斯

译       者   祁阿红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读客夏文彦 读客赵思婷 朱双南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陈艳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66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88-6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献给简与彼得，感谢他们同意让我书中的两个人物住在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

前 言

描写犯罪的小说家，在创作每一部小说时，都有义务运用自己令人不快的技能，至少塑造一个应当受到强烈谴责的人物，而且有时，会不可避免地让这些人物残暴地侵犯正义的领地。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安排在一座古老的大学城，让他们上演一出悲喜剧，这对作家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当然，他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称为“牛桥” [1] ，杜撰一些用难以考证的圣人来命名的学院，让他笔下的人物泛舟于“剑希斯河”上。但是，这种缩手缩脚的创作会使人物、读者和作者都感到困惑，甚至谁都不知自己置身于何处，而且这样所冒犯的就不是一个社区，而是两个社区了。

这个故事的主要背景设在了剑桥，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剑桥生活和工作的不仅会有警察、死因裁判官、医生、学生，还有大学服务人员、卖花人、大学老师、科学家，甚至肯定会有退休的少校，这些也毋庸置疑。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人当中，还没有可以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这部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包括最令人讨厌的人物，皆属虚构；令大家聊感欣慰的是，这座城市还是真实的。

P.D. 詹姆斯

第一章

伯尼·普赖德死的那天上午——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因为他擅自在方便的时候死了，也不觉得这一时刻值得记录——科迪莉亚因地铁贝克卢线故障被困在北兰贝思，到事务所时比平常晚了半个小时。她走出牛津广场地铁站，步入六月的明媚的阳光中。她快步走过正在浏览迪金斯&琼斯百货商店橱窗的顾客，来到喧嚣嘈杂的金利街。行人挤满了人行道，锃亮的轿车和面包车拥堵在狭窄的马路上，穿梭于其中，她知道其实着急也没什么意义，只是遵章守时成了强迫症。今天没有约谈，也不用去见客户，手头没有特别要紧的案子，甚至连需要写的报告都没有。在科迪莉亚的提议下，她和临时打字员斯帕肖特小姐将事务所的介绍材料分发给伦敦的律师，希望能吸引到一些客户。此时此刻，斯帕肖特小姐恐怕正不停地瞄着手表，一边重重敲打键盘，对科迪莉亚的迟到发泄着满腔的怨气吧。斯帕肖特小姐是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嘴巴总是紧紧抿着，好像生怕那几颗龅牙会从嘴里弹出来。她那后缩的下巴上长了一根粗毛，而且长得和拔得一样快。浅色的头发僵硬地呈现出“屋脊卷”。在科迪莉亚眼里，她的下巴和嘴是对“人生而平等”这种说法活生生的讽刺。科迪莉亚不时尝试着去喜欢和同情斯帕肖特小姐，她住在卧室兼客厅的房间里，使用煤气灶时连五便士的钱也要计较，衣着样式仅限于拼缝和手卷边。她擅长缝纫，是大伦敦市政会夜校缝纫班的勤奋学员。她的衣服做得很精致，但是看不出时代，永远赶不上潮流。灰色或黑色的直筒裙都是她练习打褶或装拉链的作品；她的上衣颜色朴素，领子和袖口是男式风格，上面却不加分别地点缀着收集来的饰物；褶边裙子经过精工裁剪，长度却恰恰暴露出她那走形的双腿和臃肿的脚踝。

科迪莉亚推开临街的大门，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没有一点不详的预感。这扇门从来不上锁，这样既方便这里的神秘主人，也方便同样神秘兮兮的造访者进出。大门左侧，一块新铜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门上的积灰和剥落的油漆形成极不协调的反差。科迪莉亚满意地看了它一眼。

普赖德侦探事务所

（经营者：伯纳德·G. 普赖德  科迪莉亚·格雷）

科迪莉亚花了几个星期进行耐心、巧妙地劝说，这才使伯尼相信，无论是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前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局警察”，或者是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小姐”字样，都是不合适的。标牌上倒也没别的问题，因为科迪莉亚作为合伙人，并不具有任何资质或相关经验。她没有什么资本，只有娇小却强健的二十一岁的身体，以及不可小觑的智慧，对此她怀疑，伯尼对她与其说是欣赏，倒不如说感到不安，并对他自己半是恼火，半是怜悯。科迪莉亚早就看出来，伯尼的生活貌似平淡，但运气总故意和他作对。她看出了一些苗头：伯尼从来没有坐到过公车左前侧那个令人羡慕的座位；每当他要欣赏火车窗外的风景时，立刻会有另一辆车来挡住他的视线；如果他的面包掉在地上，准是涂着黄油的那一面着地；她开那辆迷你车一贯稳当，但只要载上了伯尼，就会在最繁忙、最不便捷的十字路口熄火。有时她想当初因一时的情绪消沉或任性自虐而接受他的合伙邀请，这样做是不是自投了他那张倒霉的罗网。而她也认定，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楼梯上一如既往弥漫着腐臭的汗味、家具油漆味以及消毒水味。暗绿色的墙壁一年四季都那么潮湿，好像会分泌出混杂着落魄与失败的瘴气来。楼梯的熟铁栏杆上带有华丽的纹饰，地上铺着污迹斑斑、四处开裂的旧油毡，只有当房客提意见，房东才会用颜色极不协调的各种材料把它修补起来。侦探事务所在四楼。科迪莉亚进门时，没有听见键盘的敲击声。她看见斯帕肖特小姐正忙着清洁那台打字机，那机器已经老掉牙了，因此经常招致抱怨也情有可原。她抬头看了科迪莉亚一眼，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后背像空格键一样挺得直直的。

“我一直在琢磨你什么时候才来，格雷小姐。我很担心普赖德先生，他肯定在里间的办公室里，但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门也锁着。”

科迪莉亚的心头掠过一丝寒意，她用力转了转门把。“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

“我能怎么办呢，格雷小姐？我敲过他的门，还大声跟他打了招呼。这可不是我该过问的事，我只是个临时打字员，在这儿什么权力也没有。如果他答应了，我可就尴尬了。毕竟，他有权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再说了，他究竟在不在里面，我也说不准。”

“他肯定在。门是锁着的，而且他的帽子还在这儿。”

伯尼的软呢帽就挂在弯弯的衣帽架上。这是一顶圆顶礼帽，上翘的帽檐有点脏了，散发着孤独与衰老的气息。科迪莉亚把手伸进挎包里，去摸自己的那把钥匙。像往常一样，最需要的东西总是在最底下。

斯帕肖特开始敲起了键盘，好像想要逃离即将来临的痛苦。敲击声中，她以防备的口吻说道：“你办公桌上有封信。”

科迪莉亚拆开信封。信的内容简明扼要——伯尼说话时，总能表达得非常简洁：“对不起了，伙伴。他们告诉我是癌症，这是最简单的解脱方式。我见过别人是怎么治疗的，我不想那样。我立了遗嘱，在我的律师那里。你在办公桌里能找到他的名字。我把这些都留给你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设备。祝你好运，谢谢。”后面是死者在欠考虑的情况下，以潦草的字迹写下的最后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发现我还活着，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等等，别急着求助。拜托你了，伙伴。伯尼。”

她打开里间办公室的门，走进屋，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眼前的情景让她松了口气。没有等待的必要了，伯尼已经死了。他伏在办公桌上，像是累得筋疲力尽。他的右手半握着，一把打开的锋利剃刀从手中脱落，滑过桌面，恰好停在了桌子的边缘，并在桌面上留下一道细长的血迹，宛如蜗牛爬过的痕迹。他的左手掌心向上，搁在科迪莉亚用来洗东西的搪瓷碗中，手腕上有两道平行的口子。伯尼事先在碗里倒了清水，但现在，里面的液体已经溢出，只有惨白的小手指露在碗沿上，带着令人作呕的甜味。浸在水里的手指弯曲着，仿佛在祈求，白嫩的手指看上去就像孩子的一般，光滑得如同蜡一样微微闪亮。血水从碗里漫出来，淌到办公桌和地板上，浸透了那块色彩艳丽的长方形地毯。这地毯是伯尼最近才买的，目的是让访客们注意到他的身份，不过科迪莉亚私下里却认为，这反而衬托出办公室里其他物品的寒酸。伯尼手腕上其中一道口子只是尝试性的浅伤，另一道却深及骨头，切口已经失去了血色，就像解剖教科书上的图示那样清晰可辨。科迪莉亚记得，伯尼曾讲过自己年轻当警察时，第一次巡逻发现的就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那是个老人，蜷缩在一间仓库的门洞里，用一只破瓶子割开了自己的手腕。但是，一个凝固的血块覆盖住了血管断面，于是，他又被拽回那种求死不能的生活。伯尼记住了这一点，并采取措施防止了血液凝结。她发现他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办公桌右边有一只空茶杯，是她给他倒下午茶用的杯子，杯口和杯壁上沾了一些粉状物，可能是阿司匹林或巴比妥。他的嘴角挂着一道类似的黏液痕迹，已经干透了。他的嘴唇微微皱起，半张开着，像个任性又易受伤害的孩子正在熟睡。

她把头伸出办公室，轻声说：“普赖德先生死了。别进来，我在里面打电话报警。”

警方冷静地做了电话记录，并表示会派人过来。科迪莉亚坐在尸体旁边等着，觉得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同情，于是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伯尼的头发上。这些冰冷无力的细胞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减少，它们摸起来就像动物的毛一样，粗糙却又栩栩如生，令人生厌。她迅速把手拿开，又犹犹豫豫地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的皮肤黏湿冰凉。这才是死亡，跟她父亲当年的感受一样。对于伯尼，做出怜悯的姿态既没意义也无关紧要。他已经死了，能做的交流不会比生前更多了。

她心里在纳闷，伯尼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现在谁都没法知道了，也许连伯尼本人也不知道。她思忖，肯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不再是伯尼，而变成了一摊无足轻重、尊严扫地的皮肉和骨头。一个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时刻，他怎么会就这样毫无知觉地度过了呢？她的第二位养母威尔克斯太太会说，伯尼其实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将迎来一个无法形容的荣耀时刻，有闪亮的城堡、无尽的歌声、充满喜悦的天空。可怜的威尔克斯太太！一个寡妇，独生子又死于战争。她的小屋里总会传出孩子们的喧闹声，那些孩子都是她收养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需要有自己的梦。而那些使人慰藉的格言，则是她活下去的支柱，就如同寒冬里的煤炭。多年来，这是科迪莉亚第一次想到她，耳边再次回响起她那一成不变、坚定昂扬又略显疲惫的声音：“倘若主在出行时没来看你，归来的时候肯定会的。”好吧，无论主是出行还是归来，都没来找伯尼。

即使钱箱里剩下的几枚硬币只够支付煤气费时，伯尼对他们的业务也丝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自暴自弃，轻易放弃了希望。这种做法虽然奇怪，倒也符合伯尼的作风。抑或是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感到，自己和这个事务所都前途渺茫，所以决定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做一个体面的了断？作为一个精通死亡之道的警察，他采取的方法固然有效，但现场却凌乱得令人惊讶。接着，她意识到他为什么选择了刀片和药物。那把枪——其实他并没有选择最简单的方法，他本来完全可以用枪的，可他一直想把手枪留给她。除了这把枪，他还留给她几个快要散架的文件柜、一台老爷打字机、现场勘察工具箱、一辆迷你小汽车、一块防摔防水手表、被鲜血浸透的小地毯，以及一大堆让人不知如何处理的稿纸，上面还印着“普赖德侦探事务所——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的字样。所有的设备，他还特意强调了“所有的”这个词。他肯定是想提醒她别忘了那把枪。

她打开伯尼办公桌最下面的那只抽屉——只有伯尼和她有这只抽屉的钥匙——把它拉了出来。那把枪仍然躺在她亲手缝制的山羊皮束口袋里，里面还单独装着三发子弹。这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她一直不知道伯尼是从哪儿弄来的，不过她敢肯定，伯尼没有持枪执照。她从来没有将这把枪视为杀人武器，这也许是因为伯尼对它怀着天真男孩般的痴迷，好像它只是一件儿童玩具。他倒是把她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射手——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他们曾经驱车深入埃平森林，进行实弹射击，因此在她的记忆中，枪总是和斑驳的色彩与腐叶的气味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将靶子固定在合适的树上，再往枪里装上空包弹。他那兴奋的、断奏式的指令让她记忆犹新。“膝盖微曲。两脚分开。手臂伸直。现在把左手放在枪管下方，托住它。眼睛看靶。手臂伸直，伙伴，手臂伸直！好！不错，不错，真不错。”“可是，伯尼，”她说，“我们不能开枪啊！我们没有执照。”他微微一笑，笑得狡黠，自鸣得意，高人一筹。“如果我们在危险情况下开枪，那就算是自救。发生这样的不测时可顾不上什么执照。”他回答得振振有词，还得意地重复了一遍，像只小狗似的抬起他那胖胖的脸看着太阳。他的脑袋里当时幻想着怎样的画面呢？在荒凉的旷野里，两人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子弹砰砰地打在花岗岩上，轮流把手里的枪打得青烟直冒？

他曾经说过：“我们在用子弹的时候要谨慎。当然，不是我弄不到……”他的微笑变得阴险起来，好像想起了他那些神秘的联系人，那些无处不在又有求必应的朋友，仿佛只要他一声招呼，他们就会从隐蔽世界中冒出来。

他把这支枪留给了她，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她把包好的枪放在自己挎包的最下面。这明显是一桩自杀案，警察未必会检查办公桌抽屉，但最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伯尼是有意把枪留给她的，所以她不想轻易放弃它。她把包放在脚边，又在尸体旁边坐下，向上帝念了一段从女修道院学来的简短祷词，为伯尼的灵魂祈祷，尽管她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伯尼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拥有灵魂。她静候着警察的到来。

第一位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但是他太年轻，没有经验，看见这种横死场面后，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与不适。看见科迪莉亚如此镇静，他露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他在里间办公室里没待多久便出来，仔细琢磨起了伯尼的留言，好像这样就能从那封直截了当的绝笔信中悟出什么言外之意。接着他把它折叠起来。

“小姐，这封信我必须暂时收走。他上这儿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是他的办公室。他是个私家侦探。”

“你为这位普赖德先生工作？是他的秘书？”

“我是他的合作伙伴，那封信上也写了。我二十二岁，伯尼是主要合伙人，他创办了这家事务所。他以前是刑事调查局的，曾经与伦敦警察厅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共事。”

话音刚落，她就有些后悔。这样替可怜的伯尼说话未免太天真也太护短了。而且她还看出，对此人提起达格利什的名字就犹如对牛弹琴。这有什么奇怪呢？他不过是个地方警员，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曾多少次耐着性子，听伯尼怀念他退役前在刑事调查局的那段岁月，或者听他赞扬亚当·达格利什的德行和才智？“高级警司——嗯，他当年才是个高级督察——总是教导我们……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过一起案子……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高级警司不能容忍的……”

有时候她在想，如此优秀的人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此完美、全能的人会不会是伯尼臆造出来的，只是他心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或良师？后来，她在报纸上看见了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照片，不觉大吃一惊。他的肤色较深，表情不乏讥讽之味，仔细盯着他看，他便分解成一堆微粒，构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图案，无迹可寻。她怀疑，那些伯尼回忆起来滔滔不绝的大智慧，并不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其中不少兴许是伯尼自己的人生哲理。因此，她的内心升起了几分蔑视：这是一个傲气十足、盛气凌人、尖酸刻薄的高级警司。她真想知道，他现在能拿出什么智慧来抚慰伯尼。

那个警察有所保留地打了几个电话。此刻他正在外间办公室里四处查看。屋里都是些寒酸的二手家具以及破旧的文件柜——柜子上的一只抽屉半开着，露出了里面的茶壶和杯子，此外还有破旧的油毡。他望着这些，掩饰不住眼中的困惑和轻蔑。斯帕肖特小姐僵硬地坐在那台老式打字机前，用好奇又厌恶的神情看着他。最后他只好说：“不如你去给自己倒杯茶，我在这里等警医来。这儿有茶水间吧？”

“走廊那头有个小餐具室，是我们和这层楼的其他房客共用的。不过，你们不会真的需要外科医生吧？伯尼已经死了！”

“在由具备资质的医生宣布死亡之前，他还不算正式死亡，”稍事停顿后他又说，“这只是以防万一。”

以防什么呢？科迪莉亚感到不解——是审判、报应，还是腐朽？那个警察再度来到了内间办公室，她跟在他身后，轻声问道：“可不可以让斯帕肖特小姐先走？她是从秘书介绍所雇来的，我们要按小时支付她工资。自从我到了之后，她还什么工作都没干，现在恐怕也干不了什么。”

伯尼的尸体正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而她却在计较这些蝇头小利。看得出，他对这赤裸裸的冷酷感到很惊讶，但是他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我得先跟她说几句话，然后她就可以走了。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听他的言外之意，这里从来就不是。

接下来，科迪莉亚在外间办公室回答了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我感觉他离过婚，他从来没有说起过妻子的事。他住在东南一区克雷莫纳路十五号，还腾了个厅房两用间给我住，但是我们很少见面。”

“克雷莫纳路我知道，离帝国战争博物馆很近，我姑姑以前就住在那儿，那时候我还小。”

他知道那条路，这似乎消除了他的疑虑，也使他变得通情达理了一些。他沾沾自喜地一阵思索。

“你最后一次见到普赖德先生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当时我要去买点东西，就提前下班了。”

“他昨天晚上回家了吗？”

“我听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人。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煤气炉，通常就在那里做饭，除非我知道他出去了。今天早晨没有听见他的动静，这不太正常，不过我以为他还在睡觉。如果他打算上午去医院，偶尔就会起得晚些。”

“今天上午是他的看病时间吗？”

“不是。他上星期三刚去看了医生，不过我想他大概要去复诊。他肯定是在昨天深夜或者今天早晨我还没醒的时候离开家的。我没有听见他的动静。”

他们彼此回避，那种近乎强迫症一般的微妙关系很难说得清：他们尽量维护并保守对方的隐私，留心听马桶的抽水声，蹑手蹑脚地查看厨房或洗手间是否空着。为了不妨碍对方，他们简直费尽心机。虽然两人都住在这幢小小的连排房屋里，但是出了办公室就难得见面。她思忖，不知伯尼选择在办公室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就为了不让这幢小房子遭到玷污和打扰。

办公室里终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警方的医生合上包后离开了。伯尼的尸体也从狭窄的楼梯上被抬下去，其他办公室里的人都从门缝里看到了这一幕，最后一位警察也走了。斯帕肖特小姐彻底不干了——让一位训练有素的打字员使用那种老爷打字机本来就不合适，这里的厕所她也用不惯，而这样的死亡事件更使她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此时，空旷的办公室里寂静无声，科迪莉亚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她开始动手清理内间办公室，擦去办公桌和椅子上的血迹，用拖把被血浸透的小地毯拖干净。

下午一点，她快步走向他们常去的那家金鸡酒吧。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光顾这家酒吧了，但她也做不到这么快就换地方。她从来都不喜欢这家酒吧，也不喜欢这儿的女老板，总希望伯尼能找个更近点的地方，最好里面大胸脯的女招待也有金子般的心灵。但她怀疑，这样的酒吧在小说里更常见。午餐时间的熟客们已经聚在了吧台四周，和往常一样，招待大家的是梅维斯，她的微笑带点威胁，一副极度自豪的姿态。梅维斯的衣裳一日三变，发型一年一变，她的微笑却是永恒不变的。这两个女人素来互无好感，不过伯尼总像条和善的老狗般周旋于两人之间，稀里糊涂地相信她们是好伙伴，从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在有意忽视她们之间的火药味。梅维斯让科迪莉亚想起她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为了不让新书被人借走弄脏，那个管理员就把它们全藏进柜台里。梅维斯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怨气，这也许是因为她必须把酒水放在显眼位置，还要在睽睽众目下按量供应。她把科迪莉亚要的半品脱柠檬汁啤酒和一只苏格兰煮蛋从柜台上推过来，说：“听说警察光顾了你们那里。”

科迪莉亚看着周围人们热切的面孔，当然，他们全知道了，现在他们还想打听些细节，说点给他们听听也无妨。于是她答道：“伯尼在手腕上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到血管，第二次割到了。他把手臂放进水里，不让伤口凝固。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无法面对治疗。”

她发现，气氛突然变了。聚集在梅维斯身边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接着飞快地把目光移开，低头盯着自己的杯子。割腕的人分明不在这里，可是却仿佛有个阴险的小怪物，把可怕的爪子伸进了每个人的脑袋。就连梅维斯好像也在她那些瓶子间看见了潜伏着的雪亮爪子。她说：“我想你要重新找一份工作了吧？毕竟，你一个人也很难把事务所维持下去。这份工作可不适合女人。”

“跟吧台的工作也没什么分别，都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两个女人盯着对方，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彼此的意思都十分地明白。

“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别想着谁还能在这里给事务所留口信。”

“我本来也没打算劳驾你们。”

梅维斯用力擦着一只酒杯，可眼睛依然盯着科迪莉亚的脸。

“我觉得你母亲不会同意你一个人继续留下来。”

“我只在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里有过母亲，所以没必要担心。”

科迪莉亚立刻看出这句话使他们多震惊，她再次疑惑，年长的人看上去应该更能接受大逆不道或惊世骇俗的意见，但其实，他们总会为一些简单的事实生气。他们的沉默中透着浓浓的责备，但这至少可以使她得以清静。她把啤酒和苏格兰煮蛋端到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但并不伤感。在不断被遗弃的儿童时代，她悟出了一个补偿自己的办法。她会花上一个小时，想象自己一生都沉浸在母爱中，没有失望，也没有遗憾。父亲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母亲的死，她也避免向他问及此事，生怕得知母亲根本不曾把她搂在怀里，根本没有苏醒过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个女儿。她相信母亲是爱她的，并至今也无法完全抛开这个念头，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尽情的想象已变得多余，也没那么真实了。此刻，她正在向想象中的母亲寻求意见。正如她所预期的，母亲认为这是一份完全适合女人做的工作。

吧台边的人继续喝着酒。透过他们肩膀之间的缝隙，她看见吧台上方那面镜子中的自己。今天的脸与昨天别无二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看起来就像个巨人把一只手扣在了她的头上，另一只手则托住她的下巴，轻轻地合握起这张脸；在一绺浓密的头发下面，是两只褐绿色的大眼睛，一副宽宽的颧骨，一张温柔且略带稚气的嘴。简直像一只猫的脸，她心想，不过，在梅维斯吧台那些五颜六色的瓶子和闪烁的灯光映衬下，有种沉静的美。虽然看着年轻不可靠，但也神秘不动声色。科迪莉亚早就学会了隐忍。所有收养过她的人，虽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她的爱与善意，却都对她有过一个要求——她应当开心一点。她很快就明白了，如果她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就很可能会失去爱。与她早年那些需要隐藏的事情相比，所有后来的欺骗都不算什么难事。

“鼻头”从人群中穿过，向科迪莉亚走来。他在长凳上坐下，花格呢裤子包裹着的大屁股跟她贴得很近。“鼻头”是伯尼唯一的朋友，可是她并不喜欢这个人。伯尼曾经解释说，此人是警方的线人，而且干得不错。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他的朋友们有时会偷盗一些名画或者价值不菲的珠宝。在适当的指点后，他便暗示警方赃物的藏匿地点。之后他会得到一笔赏金与那些窃贼朋友分享，警探也会有一份报酬，毕竟他们干的活最多。正如伯尼所指出的，保险公司因此轻松脱身，失主的财物也完璧归赵，窃贼不必担心被警察抓去，而“鼻头”和警探也得到了各自的酬劳。一个体系就这样形成了。科迪莉亚感到震惊，却没提出太多的反对意见。她怀疑伯尼当年也干过类似的勾当，当然他没这么娴熟，也没有捞到这么多的油水。

“鼻头”的眼睛湿漉漉的，握着威士忌酒杯的手指在颤抖。

“可怜的老伯尼啊，我都看得出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过去这一年里他越来越瘦，脸总是灰的，那叫癌症脸，我老爹以前就这么说。”

至少“鼻头”注意到了，可是她却没有。在她眼里，伯尼一直就脸色灰暗，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一条热乎乎的粗腿慢慢朝她靠上来。

“老是不走运，可怜的家伙。他是被赶出刑事调查局的。他告诉过你吗？当时达格利什还不是高级警司，只是个高级督察。老天，他可真是个混蛋，绝不给人第二次机会。”

“是啊，伯尼跟我说过，”科迪莉亚撒了个谎，她又补充道，“他对这件事好像也没有特别不满。”

“不满有什么用，是吧？对什么事都泰然处之，这是我的格言。我想你是准备换工作了？”

他的语气中有一种渴望，好像她一离开，事务所就是他的了。

“目前还没有，”科迪莉亚说道，“眼下我还不想另外找工作。”

她作出了两个决定：她要维持伯尼的生意，直到付不起房租为止；今生今世，她都决不再踏进金鸡酒吧。

在此后的四天中，把业务经营下去的决心没有变——尽管她看了租金簿和协议书才发现，伯尼根本不是克雷莫纳路上那幢小房子的主人，她租住那间厅房两用间的行为并不合法，当然权利也有限；尽管她从伯尼的银行经理那里得知，伯尼账上的余额连支付自己的葬礼费用都不够；尽管车行告诉她，那辆迷你车很快就到大修年限了；尽管她还得清理克雷莫纳路的那幢房子。这一切都是潦倒独生的悲惨痕迹。

爱尔兰炖汤和烤豆罐头——难道他就不吃别的东西吗？——那些罐头就像杂货铺橱窗里的商品一样，被仔细地码放成金字塔形；大罐大罐的金属抛光剂和地板蜡还没有用完，不是干了就是结了硬块；一只抽屉里有擦灰的旧抹布，但已经被抛光剂和灰尘结得硬邦邦的；篮子里堆放着待洗衣物，一件厚羊毛连衫裤因机洗已经黏结了，裆部还有棕色的渍斑——他怎么就这么离开，留下这些东西等着被别人看见吗？

她每天都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整理物品，把文件重新归类。没有人来电话，也没有客户上门，可是她依然显得很忙。她还要去接受警方的询问，那些无情到近乎无聊的形式和显而易见的结论让她感到沮丧。她去找过伯尼的诉讼律师，那是个无精打采的老人，办公地点在交通不便的迈尔恩德车站附近。听说他的委托人死了，他显得很悲哀，也很无奈，好像这是一个人无法躲避的劫难。他很快就找到了伯尼的遗嘱，用困惑与怀疑的目光盯着它看了一阵，好像这不是他最近起草的一样。他成功地表现出自己意识到科迪莉亚是伯尼的情妇的事实——否则伯尼为什么要把事务所留给她呢——但他又是现实的人，所以不会对她有什么看法。他没有参与安排葬礼的事宜，只是向科迪莉亚推荐了一家殡仪馆，她怀疑他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费。随后，她度过了沉闷压抑的一周，最终发现殡仪馆老板为人爽快，办事也周全，心里才松了口气。而对方也发现，科迪莉亚不是那种悲痛欲绝、过于夸张的死者亲属，因此也十分坦率地与她商量土葬与火葬的价格及优点。

“要我说就是火葬。你说过他没有私人保险？那就尽可能用最快、最简单又便宜的方式解决一切吧。相信我，死者当中十有八九也是这么希望的。如今墓穴都成了昂贵的奢侈品，这对他来说没有用，对你也没有，不如就尘归尘，土归土。不过中间那些过程呢？觉得不太好办，是吧？那为什么不用最可靠的现代手段尽快搞定呢？不瞒你说，小姐，我给你的建议，其实并不符合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科迪莉亚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是不是该弄一个花圈？”

“当然可以，还可以增加点色彩。我来办吧。”

于是火葬和花圈都就位了。花圈做得很俗气，是用百合花与康乃馨编成的，上面的花朵已经开始凋谢，散发着腐烂的气味。主持火化仪式的牧师小心控制着语速，语气中不乏歉意，似乎想让他的听众明白，虽然他自己乐于接受上帝的特别眷顾，但并不指望所有人都相信那些难以置信之事。在合成音乐声中，伯尼被送进了焚化炉，时间掐算得刚好，因为进入小教堂的送葬队伍已不耐烦地发出了窸窸窣窣声。

一切结束后，只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感受着石子路面透过鞋底传来的热量。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花香，她突然心中一阵凄凉，为伯尼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她找了个替罪羊，把气全撒在苏格兰场 [2] 那个高级警司身上。是他把伯尼从唯一想要的工作岗位上撵走，他甚至都懒得再去了解一下伯尼后来的境况，而她最荒谬的指控是，他居然连伯尼的葬礼都没来参加。伯尼想当一名警探，就像其他人想绘画、写作、喝酒或者找人私通一样。像刑事调查局这样的地方，难道还容不下一个人的热情和无能吗？科迪莉亚第一次为伯尼落泪了。热泪模糊了双眼，视线中那些顶着花环、等候出殡的灵车队伍变得更长更庞大，仿佛延伸出无数闪亮的金属和摇曳的花朵。她把头上唯一用以哀悼的黑绸巾取下，开始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到了牛津广场的时候，她感到渴了，于是决定去迪金斯&琼斯百货的餐厅喝杯茶。如此放纵的行为与她平时很不一样，但这本就不同于以往，是恣意放纵的一天。她逗留了很长时间，充分享受了账单的价值。等她回到事务所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十五分以后了。

有个人在等她。来者是个女人，正把肩膀倚在门上，在肮脏的油漆和油腻的墙壁映衬下，显得很冷静又不和谐。科迪莉亚惊讶地屏住呼吸，收住急匆匆的脚步。她轻便的鞋子踩在楼梯上几乎没有声音，因此并没有被对方发现。她观察这位来客好几秒钟，头脑中立即留下一个生动的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独断专行的女人，而且衣着得体，让人望而生畏。她身穿灰色小竖领套装，露出颈部窄窄的一道白领；一双黑色名牌皮鞋显然价格不菲，左肩上斜挎着一只有贴袋的大黑包。她身材高挑，头发过早地变白了，现在剪得很短，就像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她生着一张长脸，面色苍白，此时正在阅读右手里折叠的《泰晤士报》。过了一两秒钟，她意识到科迪莉亚的到来，两人的目光相遇。那女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如果你就是科迪莉亚·格雷，那你迟到了十八分钟。这个留言条上说你四点钟回来。”

“我知道，很抱歉。”科迪莉亚匆匆上前几步，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了门。

“你想进屋说吗？”

女人抢先一步走进了外间办公室，她看都没看房间，便转身面向科迪莉亚。

“我想见普赖德先生。他多久能来？”

“对不起，我刚参加他的火化仪式后回来。我是说……伯尼死了。”

“我们明明在十天前还听说他活得好好的。他一定死得异常迅速和神秘。”

“并不算神秘。伯尼是自杀的。”

“太意外了！”来者似乎被这意外震惊了。她双手紧握，不安地在房间里转悠了片刻，像是在上演一出悲情哑剧。

“太意外了！”她又说了一遍，接着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科迪莉亚没有吱声，两人只是严肃地看着对方。接着她说道：“好吧，看来我是白跑了一趟。”

科迪莉亚说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不”。她真想一个箭步堵在门口，但她抑制住了这荒唐的冲动。

“请先留步，你可以先跟我谈谈。我是普赖德先生的合作伙伴，现在事务所由我负责。我肯定能帮助你。请先坐吧！”

这位访客根本没看那张椅子。

“谁都帮不上忙，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行。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有件事情我的雇主特别想知道——他要得到一些信息——而他认定普赖德先生可以为他弄到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认为你是个合格的替代者。这里有私人电话吗？”

“这儿有，请。”

女人走进内间办公室，对里面的简陋陈设同样不置一词。她转向科迪莉亚。

“对不起，我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伊丽莎白·利明，我的雇主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

“是那位环境保护主义者？”

“我不会让他知道你这么称呼他。他更希望被称为微生物学家，这才名副其实。现在请恕我失陪。”

说完她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科迪莉亚顿时感到浑身无力，于是在打字机前坐下。键盘上，那些熟悉的字符一个个印在黑色的圆钮中央，在她疲惫的双眼中仿佛正不断地变换形状，但又在眨眼间恢复了原样。她用手抓住打字机两边，觉得它摸上去冰冷又潮湿。她自言自语，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我必须冷静，必须让她知道我很坚强。现在这傻乎乎的样子只是伯尼葬礼的压力造成的，而且我在太阳底下站太久了。”

但希望总伴随着痛苦，她对自己的过分在意感到恼火。

电话只打了几分钟。内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利明小姐正在戴手套。

“罗纳德勋爵想见你。你现在可以去一趟吗？”

去哪儿呢，科迪莉亚暗自思忖，但没有问。

“可以，要我带工具吗？”

那是伯尼特别设计和配备的犯罪现场勘察工具箱，里面有镊子、剪刀、指纹提取设备，以及采集标本的小瓶子。这些东西她以前还不曾有机会用过。

“这就看你说的工具是什么了，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罗纳德勋爵要先见见你，然后再决定是否把这项工作交给你。这就是说我们要乘火车去剑桥，不过今晚就能回来。你需要跟谁打声招呼吗？”

“不用了，这儿就我一个人。”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她打开自己的手袋，“这是个写好了地址的信封。我不是拐卖妇女的骗子，但这种人也许真的存在，这样以免你害怕。”

“我害怕的事确实不少，但不包括人贩子。如果我真的害怕，一个写了地址的信封也不会让我安心。我一定会打电话给罗纳德勋爵进行确认。”

“你想打电话吗？”利明小姐没有敌意地问。

“不想。”

“那我们能出发了吗？”说话时利明小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后，科迪莉亚转身锁上事务所的门，这时利明小姐指了指挂在墙钉上的便条簿和铅笔。

“是不是把留言换一下？”

科迪莉亚撕下了原先那张通知，略加思索后写道：“本人前去处理一桩急案。如有信件请从门下塞入，回来之后会立即亲自处理。”

“这样，”利明小姐一本正经地说，“你的客户就应该放心了。”

科迪莉亚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讽刺，从对方淡然的语气中她什么都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利明小姐并不是在取笑自己。令她惊讶的是，自己对这位喧宾夺主的来者竟然没有感到不快。她顺从地跟在利明小姐身后下了楼，来到金利街。

她们乘中央线到了利物浦大街。开往剑桥的火车十七点三十六分开，时间绰绰有余。利明小姐替科迪莉亚买了车票，从行李寄存处取出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和一个装着文件的公文包，领着她一起上了一节头等车厢。她说：“我要在车上工作。你有什么书报可读的吗？”

“没关系，我也不喜欢在旅途中聊天。我有一本哈代的《司号长》——我包里总会放一本平装书。”

火车过了毕晓普斯托福德之后，包厢里就剩下她们两个人。不过利明小姐始终埋头工作，期间只抬过一次头，问了科迪莉亚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到普赖德先生那里工作的？”

“我毕业后，就去欧洲大陆和我父亲一起生活，我们经常外出旅行。去年五月他心脏病发，在罗马去世，我就回来了。我自学了速记和打字，在一家秘书介绍所找了一份工作。他们派我到伯尼这里来，过了几个星期，伯尼开始在一两个案件中让我当助手。后来他决定对我进行培训，我就同意长期在他那里工作了。两个月之前，他让我成了他的合伙人。”

这就意味着科迪莉亚放弃了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换来的是平等共享的利润以及不固定的收入，外加伯尼家里的一间免费厅房两用间。他并没有欺骗她的意图。他提出合伙，是相信她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对她品行优秀的奖励，而是对她充分信任的一种荣誉。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居无定所的马克思主义诗人，一个业余革命者。”

“那你的童年肯定过得很有意思。”

科迪莉亚想起了自己当年接二连三地更换养母，平白无故地不断搬家，三番五次地转学，还有地方福利部门官员关切的面孔，以及学校老师为她作假期安排时绞尽脑汁的样子。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科迪莉亚总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回答，毫无嘲讽之意。

“是啊，是很有意思。”

“你从普赖德先生那里都受了什么训练？”

“伯尼教了我一些他在刑事调查局学到的东西，如何正确勘察犯罪现场，如何采集样品，一些基本的自卫手段，还有如何寻找与采集指纹——诸如此类吧。”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技能在这个案子里几乎用不上。”

利明小姐又继续埋头工作，火车到达剑桥之前她们没有再说过话。

出了车站后，利明小姐朝停车场快速看了一眼，便领着她走向一辆黑色小型厢式货车。车旁有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穿一件开领的白衬衫，一条黑色马裤和一双高筒皮靴，他直挺挺地站着，像个穿制服的司机。利明小姐只是简单地介绍说他叫伦恩，没有作更多的解释。听了介绍，他简短地点点头表示确认，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科迪莉亚伸出手。他简单地握了一下，手劲却非常大，把她的手指捏得生疼。她忍住不把痛苦表现在脸上，却看见他那双深棕色大眼睛里闪着光，于是怀疑他是有意要弄疼她。他的眼睛漂亮迷人，藏在浓密的睫毛下，水盈盈的就像初生的牛犊，同时还带有牛犊般对世间艰险难料的忧虑苦恼。但是，这双漂亮的眼睛没能掩盖他身上的其他缺点，反而使它们更加显眼。她觉得他的脖子又粗又短，强壮的肩膀把衬衣绷得紧紧的，浓密的黑发就像戴在头上的头盔。一张胖脸上点缀着几颗麻子，湿乎乎的嘴唇显得脾气暴躁。这是一张粗俗又可爱的脸。他是个容易出汗的人，衬衣腋下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布贴到了肉上，使他那强壮的背部曲线和二头肌更加突出。

科迪莉亚意识到，他们三个人不得不一起挤在那辆厢式货车的前面。伦恩打开车门，毫无歉意地声明：“那辆路虎还在修理厂。”

利明小姐迟迟不走，科迪莉亚只好先上去坐在他旁边。“他们互相看不顺眼，而他讨厌我。”她心想。

她很好奇这个人在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家的地位如何。至于利明小姐的身份，她已猜到了。普通秘书无论工作了多久、多么能干都不可能像她那样威风，也不可能意味深长、语气讽刺地称他为“我的雇主”。但伦恩在科迪莉亚眼里却是个谜。他的行为举止不像下属，却也不像个科学家。确实，科学家在她眼里都属于另类。她认识的人中，只有玛丽·玛格达伦修女像个科学家的样子。这位修女教的课在大纲中被列为“普通科学”，是把基础物理、化学和生物学随意编排在一起的大杂烩。在圣母无罪修道院，科学课程大多都不受重视，但文科都教得不错。玛丽·玛格达伦是个胆小的老修女，一副金丝眼镜背后的双眼充满困惑，手指上总是沾着各种化学试剂。当她偶尔用试管和烧瓶制造出难得一见的爆炸和烟雾时，她的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学生。相比揭示科学原理，她更热衷的是证实宇宙的艰涩玄奥，以及上帝法则的高深莫测，并且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科迪莉亚觉得在处理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案件上，玛丽·玛格达伦修女帮不了她什么忙。罗纳德勋爵早就开始为环保事业奔走呼号了，当时他的兴趣还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他曾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国际生态大会，并由于他对环保事业的贡献被封为勋爵。与其他英国人一样，科迪莉亚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曾在电视上露过几次面，还上过星期日报纸的彩色增刊。他是一位权威的科学家，为人谨慎，从不涉足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个出身贫寒、功成名就并洁身自好的男人形象，令人倍感欣慰。科迪莉亚暗想：他怎么会想到要雇佣伯尼·普赖德的呢？

她不确定伦恩的雇主或者利明小姐对他有多信任，所以小心地问道：“罗纳德勋爵是怎么知道伯尼的呢？”

“是约翰·贝宁杰告诉他的。”

这么说贝宁杰案终于发挥作用了！这正是伯尼一直所期盼的。贝宁杰一案使他获得了一次最丰厚的报酬，大概也是他唯一成功的案例。约翰·贝宁杰是一个家庭小公司的经理，专门生产特殊科学仪器。过去一年里，他的办公室收到了大量的污蔑谩骂信件，他不愿意报警，于是就给伯尼打了电话。在伯尼的建议下，他把伯尼招进公司负责传递信件，接着，伯尼很快便解决了一个并不太难的问题。写信者是贝宁杰很器重的一名中年私人秘书。贝宁杰对此感恩戴德。到了结账的时候伯尼很是为难，与科迪莉亚商量后，他寄去了一份账单，收取的费用之高让他们自己都咋舌。但是对方很爽快地付了账，这笔钱维持了事务所一个月的开支。伯尼说：“贝宁杰这件案子会给我们带来回报的，你就等着瞧吧。干这种工作，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他起初选择我们，只是因为在号码簿上看到了我们的名字。但现在，他会向朋友推荐我们。这个案子只是个开头，将来的大案还在后头呢。”

科迪莉亚心想，贝宁杰案的回报在伯尼葬礼的这一天来了。

她没再多问，此后半个多小时的行程中，谁都没有说话。三个人并排坐在一起，大腿相互紧挨着，但气氛冷淡。她没有去注意城里的样子。车驶入车站路，在靠战争博物馆的一端左拐后，很快就进入了乡村地区。沿途是大片大片的麦苗，偶尔也有一排排成荫的树木和散乱的村落，还有屋顶盖草的农舍和低矮的红砖别墅。越过那些低矮的山丘，科迪莉亚可以望见城市的塔楼和尖顶，它们在傍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给人以近在咫尺的错觉。最后，一座庄园出现在前方，道路两旁榆树成行，还有长长一段蜿蜒的红砖墙。车子径直驶入打开的铁门。他们到了。

这幢大宅一看就是乔治时期风格的建筑，也许并不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结构坚固，比例得当，并且跟所有的优秀住宅一样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暖色的砖墙熠熠生辉，连同攀缘其上的紫藤也格外绿意盎然，整幢房子如同人工造就的电影场景般如梦似幻。它原本只是一幢住宅，一个温馨宜人的居住之所。可此刻，它被一片沉寂所笼罩，那一排排典雅得体的窗户就像空洞的眼睛。

伦恩熟练地高速驾驶着车，最后在门廊前停下。他坐在驾驶座上，等两个女人下车后，把车开到房子的一侧。科迪莉亚从高高的车座上下来的时候，瞥见了一片低矮的楼房，屋顶上是装饰性的塔楼，她猜测这不是马厩就是车库。透过宽阔的拱形大门，她可以看见地势逐渐走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开阔平坦的剑桥郡乡村景色，其间点缀着初夏时节的嫩绿和浅黄。

利明小姐说：“那片马厩已经改造成实验室。现在它的东侧大部分都是玻璃的。这是一位瑞典建筑师的杰作，既实用，又有艺术性。”

自打她们见面以来，她的声音中第一次添了些许兴致，几乎可以说是热情。

正门是开着的。科迪莉亚走进一个镶有护墙板的宽敞大厅，左侧有一道楼梯，右侧是个雕花的石壁炉。她闻到一股玫瑰花与薰衣草的香气，看到光洁的地板上铺着豪华地毯，耳边传来时钟舒缓的嘀嗒声。

利明小姐领着她径直来到正对大厅的那扇门。这是一间书房，里面摆着一排排的书，布置典雅，可以看见窗外宽阔的草坪和婆娑的树木。在一排法式落地窗前摆着一张乔治时期风格的写字台，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人。

科迪莉亚曾经多次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他比她想象中的个头要小，却更有气势。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威严又聪明的人，他身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力量。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挥手示意她在椅子上坐下。这时候，她才发现他比照片上的样子要瘦小一些，由于肩膀宽，脑袋大，使他看上去有点头重脚轻。他有一张敏感而皱纹密布的脸，鼻梁高高的，凹陷的双眼上方，眼皮沉重地耷拉着，灵巧的嘴唇上布满细纹。他额头上方的头发浓密乌黑，没有一根白发。她发现他的脸上透着疲惫，走近后更是觉察到，他左侧太阳穴上的青筋正微微跳动，凹陷的双眼中虹膜的颜色也在微妙地加深。然而他结实的身体中蕴含的力量并不显疲态。他高昂着头，沉重的眼皮遮不住机警敏锐的目光。最突出的还是他那成功人士的神情。这种神情科迪莉亚以前见过，当名人显贵经过时，她站在莫明其妙的围观人群后面见过——那是只有懂得并喜欢掌控权力的人才有的神情，就连疲惫与欠安的时候，他们也精神抖擞不亚于性兴奋。

利明小姐开口了：“整个普赖德侦探事务所就只剩下她了——科迪莉亚·格雷小姐。”

那两道敏锐的目光直逼科迪莉亚的眼睛。

“‘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是不是？”

这是可怜的伯尼想出来的一句悲哀的俏皮话，可是经过一番鞍马劳顿，科迪莉亚实在没心情理会这种玩笑。“罗纳德勋爵，我来这里，是因为你的秘书说你想雇用我。如果她弄错了，我也很乐于知晓，这样我就可以回伦敦去。”

“她不是我的秘书，而且她也没有弄错。你得原谅我的失礼。我们原本期待见到一个魁梧的退役警察，可来的是你，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我不是在抱怨，格雷小姐，也许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的费用是多少？”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刺耳，其实却不然，对方只是纯粹的直来直去。科迪莉亚回答得有些太快，太迫不及待了。

“每天五英镑外加日常花费，不过我会尽量减少开支。当然，这样是以便您得到我们的全力服务。我的意思是说，在您的案子结束之前，我不会再接受其他客户的委托。”

“那你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客户呢？”

“呃，暂时还没有，但是很可能会有的。”接着她很快又说，“我们有一项公平条款。如果我在调查的任何一个阶段决定不再查下去，你有权得到我当时获得的全部信息。如果我决定不把信息给你，那我所做的工作就分文不取。”

这是伯尼一直坚持的原则。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即使在一个星期都接不到活的时候，他也能兴高采烈地探讨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有理由向委托人保留真相，在什么时候应该让警方介入调查，还会讨论在维护真相时隐瞒与欺骗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但是绝对不能窃听，”伯尼常说，“我坚决反对窃听。而且我们也不从事商业破坏活动。”

然而这两条原则都没怎么遭遇过挑战。他们没有窃听设备，即使有了也不知道怎么用，而且，伯尼从来没有机会涉足商业破坏活动。

罗纳德勋爵说：“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不过我这个案子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的良心不安。事情很简单，十八天前，我的儿子上吊身亡了。我想请你查一查原因。这个你能办到吗？”

“我愿意试一试，罗纳德勋爵。”

“我知道你需要了解一些关于马克的基本情况。利明小姐会打出一份材料给你，你可以先看一看，然后告诉我你还需要什么。”

“我希望能由您亲口告诉我这些。”科迪莉亚说。

“有这个必要吗？”

“这对我很有用。”

他又坐回椅子上，拿起一截铅笔头，用两只手捻着它转。过了一分钟，他心不在焉地把那个铅笔头放进自己的口袋，没有看她一眼，便自顾开始说起来。

“我的儿子马克，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刚满二十一岁。他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今年是最后一年了。我曾经也在那个学院念过书。五个星期之前，他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擅自离开学校，到马克兰德少校家去当了花匠。少校的家在达克斯福德郊外的夏树庄园。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马克都没有向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他住在马克兰德少校那儿的一间农舍里，十八天之后，主人的妹妹发现他吊死在客厅里，脖子被皮带套住，挂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上。调查的结论是，他一时失去理智而自杀。我对我儿子的思想了解不多，但是我不接受这种婉转地说我儿子疯了的结论。我儿子是个理性的人，他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有原因，而我想知道那原因究竟是什么。”

原本一直望着法式落地窗外花园的利明小姐，此刻突然转过身激动地说道：“为什么你总是想知道为什么？这完全是刺探隐私，如果他真的想让我们知道，他会告诉我们的！”

罗纳德勋爵说：“我不准备这样不明不白下去。我的儿子死了。他是我的儿子。如果这其中有我的责任，那么我要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也想知道。”

科迪莉亚把目光从他身上转向了她，随即问道：“他留下遗书没有？”

“他留了张条子，但上面什么都没解释。是在他的打字机上发现的。”

利明小姐静静地开始背诵：“我们穿过磨坊，来到了一个洞穴。下了弯弯曲曲的地洞，我们摸索着沉闷的道路前进，直到一片无限的虚空像地底下的另一个天空出现在我们下面，于是我们抓住树根，悬在这无限的空间上。但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将自己交付给这虚空，看看天意是否也在这里。’ [3] ”

她那沙哑、无比低沉的声音停下来。谁都没有出声。接着罗纳德勋爵说：“格雷小姐，你自称是个侦探。根据这个你能推断出什么呢？”

“您的儿子读过威廉·布莱克的诗。这是不是《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一段？”

罗纳德勋爵和利明小姐对视了一眼。罗纳德勋爵说：“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科迪莉亚心想，布莱克的诗句舒缓平和，并不带有暴力和绝望色彩，因此更容易让人投水或服毒自尽——或是随波而逝，或是沉入虚空——而不是选择上吊之苦。但是，他也可能是为了追随高处坠落或投身虚无的意境吧。不过这些推测都只是胡乱猜想而已。他选择了布莱克，他选择了上吊。也许其他更温和的方法多有不便，也许他只是出于一时冲动。那个高级警司经常怎么说来着？“永远不要在事实之前下推断。”她必须先到那个农舍去看看。

罗纳德勋爵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怎么，难道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了？”

科迪莉亚看了看利明小姐，可是对方没有看她。

“我很想接这个案子。我只是在想，您是否真的愿意让我来做。”

“我正把它交付给你。考虑考虑你自己的责任吧，格雷小姐，我会尽我的责任。”

科迪莉亚问道：“您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一些寻常的小事。您儿子的身体好吗？他有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或者恋爱情况感到忧虑？金钱方面呢？”

“原本一等马克到二十五岁，他就可以从他外祖父那里继承一笔可观的财产，平时我也给了他足够的零花钱。不过自从离开大学那天起，他就把余款全部打回了我的账户，还要求他的银行经理对今后的汇款也都照此办理。可想而知，他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尸检没发现他有任何疾病，而他的导师也证实，他的学业相当优秀。当然，我对他的课程一无所知。他没有跟我谈过恋爱问题——年轻人跟自己的父亲能说什么呢？如果有，我只希望那是异性恋。”

利明小姐原本正对着花园沉思，这时转过了身来。她伸出双手，抑或是在表示无奈或绝望。“我们原来对他完全不了解，可以说一无所知！为什么现在他死了，又要去追究呢？”

“他的朋友呢？”科迪莉亚平心静气地问。

“他们很少到这里来。不过在警方询问和葬礼的时候，我认出了两个，一个是他大学同学的雨果·蒂林，还有一个是雨果的姐姐。她是剑桥大学新学堂学院 [4] 的研究生，读哲学。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伊丽莎白？”

“索菲。索菲娅·蒂林。马克带她过来吃过一两次饭。”

“您能谈谈您儿子小时候的情况吗？他在哪儿上的学？”

“他五岁就去了学前预备学校，接着读了预备学校。我不能让一个无人看管的孩子在这个实验室里随便跑进跑出。后来，我遵照他母亲的遗愿，又送他去伍达德基金会学校读书——马克九个月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我相信我妻子是个虔诚的国教徒，她希望这个孩子接受传统教育。据我所知，这种教育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他在预备学校的生活快乐吗？”

“我认为他跟大多数八岁的孩子一样，大部分时候都不太情愿，偶尔撒撒野。这些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任何事都可能与此有关。您知道，我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他。”

那个自命不凡、自作聪明、非同一般的警司是怎么说的？“要逐渐了解死者。只要是有关死者的情况，任何看上去鸡零狗碎、无足轻重的事都不能放过。死人也会说话，他们可以直接帮你找到凶手。”不过这一次，根本就没有凶手。

她说道：“如果利明小姐能把您提供的信息，还有他的学院名称和导师姓名打一份给我，那就帮了大忙了。另外，我希望得到一份您签署的声明，授权我进行调查。”

他把手伸进写字台左侧的抽屉，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它递给科迪莉亚。纸的页眉部分印着“剑桥郡加福斯庄园，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在页眉下方写的是：持件人科迪莉亚·格雷小姐，有权代表我对我儿子马克·卡伦德五月二十六日之死进行调查。下面是他的签名及日期。

他问道：“还有什么需要？”

科迪莉亚回答说：“您刚才提到，可能另有人要对您儿子的死负责。您对判决提出过异议吗？”

“判决是要讲证据的，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而设立法庭的目的不是为了还原事实真相。这就是我雇用你的目的了，去弄清事实真相。你需要的是不是都有了？我想我们无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了。”

“我要一张照片。”

他和利明小姐面面相觑，感到有几分困窘。他对明利小姐说：“一张照片。我们有照片吗，伊丽莎白？”

“他有一本护照，不过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年夏天我在花园里替他拍过一张照片，拍得还算清楚。我去拿来。”她走出了房间。

科迪莉亚说：“如果可以，我还想看看他的房间。我想他放假的时候会待在这里吧？”

“只是偶尔来住住，他当然有自己的房间。我带你去看看。”

那是个三楼朝北的房间。进屋之后，罗纳德勋爵就撇下科迪莉亚，径自走到窗前凝视着外面的草坪，似乎对她和这间屋子都失去了兴趣。在这个房间里，科迪莉亚看不出任何马克成年后的痕迹。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是一个上了学的男孩的房间，看起来最近十年里都没有变过。一面墙边放着一只低矮的白色小柜，里面摆着一排旧玩具：一只泰迪熊，身上的毛由于经常抚摸已经掉了不少，珠子眼睛也松动了；上了漆的木头火车和卡车；一艘诺亚方舟，甲板上有许多动物，上方是圆脸的诺亚和他的妻子；一只小船，船帆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还有一只小飞镖盘。玩具的上方摆放了两排书。科迪莉亚走过去仔细看了看。这些都是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看的书，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经典，是保姆和母亲们最爱讲的故事。科迪莉亚在成年之后才接触到这些书。她小时候星期六的时间都被连环画和电视占据了。

科迪莉亚问道：“他现在看的书呢？”

“都在地下室的箱子里。他离开学校之后，就把那些书存放到家里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那些箱子。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了。”

床的旁边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有一盏台灯，还有一块色泽亮丽、被海水蚀出洞的圆石头，也许是从某个度假海滩上捡回来的宝贝。罗纳德勋爵用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摸了摸它，然后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手掌来回搓揉。接着，他显然想都没想便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好了，”他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下楼去了？”

利明小姐已经在楼梯底端等待他们。她抬头看着他们慢慢并肩走下来，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科迪莉亚有点紧张地等她开口说话，她却转过身，双肩耷拉下来，好像突然筋疲力尽。她说：“照片我找到了。请你用完之后把它还给我。我把它和那张纸条一起放在了信封里。最早一班去伦敦的快车九点三十七分开，所以你也可以吃了晚饭再走。”

随后的晚餐是一次挺有趣但古怪的经历。在科迪莉亚看来这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形式并不是偶然，而是刻意的安排。她觉得这么做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但她不确定这究竟是一天工作后诚心为合作伙伴举办的聚餐，还是礼节性招待几个身份各异的客人。晚宴上共有十个人：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利明小姐、克里斯·伦恩、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罗纳德勋爵介绍了他的名字，可是她转眼就忘记了那个拗口的发音，此外还有在这里工作的五位年轻的科学家。包括伦恩在内的男士都穿着晚礼服，利明小姐穿了一件普通的无袖女衫，配一条绸缎拼接的长裙。在烛光的映照下，艳丽的蓝色、绿色和红色随着她的走动不断变换闪烁，更加突出了她浅银色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刚才女主人上楼更衣，科迪莉亚被一个人晾在客厅时，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很懊恼自己穿着褐色长裙和绿色上衣，毕竟到了这个年纪，穿着应该更讲究优雅而非凸显年轻。

她使用利明小姐卧室的洗手间时，发现卧室的陈设简约优雅，而浴室却很奢靡，这一鲜明的反差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疲惫的面容，补了一点口红，并后悔自己没有带眼影。她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冲动，于是怀着罪恶感拉开了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颜色早就过时的口红，各种没用完的瓶装粉底霜、眉笔、保湿霜，还有好几瓶用了一半的香水。她仔细搜寻了一番，终于找到一管眼影。考虑到它们弃置在抽屉里也是一堆废物，她觉得用一点也无不可。使用效果奇特而明显：虽然比不上利明小姐，但看上去至少成熟了五岁。她仍然对抽屉里的乱象惊讶不已，几乎想看看大衣橱和其他抽屉是不是也这般混乱，但是她忍住了。人多么有趣、多么表里不一啊！她惊讶地想，这样一个挑剔干练的女人，居然能够容忍这样乱糟糟的生活。

餐厅位于房子的前端。利明小姐安排科迪莉亚坐在她自己和伦恩之间——坐在这个座位上，就不必指望有多少愉快的交谈了。其余人都随意入坐。从餐桌陈设上也能看出朴素和精致之间的反差，桌上没有摆放装饰灯，只有三盏间隔均匀的叉型银烛台。烛台间有四只带卷边的葡萄酒瓶，由绿色厚玻璃制成，就像科迪莉亚经常在廉价意大利餐馆中见到的那样。餐具垫是普通软木制成的，但叉和勺都是古色古香的银器。浅钵里有一束鲜花，摆放得毫无艺术感可言，那些花就像在花园里历经了风雨摧残，最后被好心人放在水里养了起来一样。

那几个年轻人穿着晚礼服的样子也很别扭。他们都还端着智慧与成功人士的架子，因此倒也不局促，但那些衣服却像是二手市场淘来或是从舞会服装公司借来，被他们穿在身上来演戏的。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这让科迪莉亚感到惊讶。她估计，其中只有一个人年过三十。有三个年轻人外表邋遢、躁动不安，他们说话时语速飞快，嗓门洪亮，语气也抑扬顿挫。在主人介绍了科迪莉亚之后，他们就没有再看过她一眼。另外两个人稍微文静一些，其中有个高挑的黑头发男孩，相貌奇特，隔着桌子朝她笑了笑，好像很愿意坐近一点跟她交谈几句。

一名意大利男佣把菜端进餐厅，他的妻子则把烧好的菜肴盛进边桌上预热过的盘子里。食物非常丰盛，香味诱人，这时科迪莉亚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一只盘子里堆着亮晶晶的米饭，浓郁的蘑菇酱汁中摆了一块小牛肉，一只碗里盛着菠菜。旁边的冷食桌上有一大块火腿、一块牛里脊，还有一份摆放颇为有趣的水果色拉拼盘。食物由各人自取。人们选好自己喜爱的冷热食物后，把它们端回餐桌入座。那几个年轻科学家的盘子里堆得高高的，科迪莉亚也照做了。

她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没有多少兴趣，但注意到他们的话题以科学为主。她还注意到了伦恩，虽然他说话没有其他人多，却能跟他们平起平坐。他身上的晚礼服绷得有些紧，她本以为他的样子会很可笑，但他行为举止从容自若，成为了屋里风度第二的人物。科迪莉亚试图分析原因，但一无所获。他吃饭的时候慢条斯理，对自己盘中食物的摆放十分讲究，还时不时对着自己的那杯酒暗自微笑。

坐在餐桌另一端的罗纳德勋爵正边削苹果皮，边侧过脸与他的客人交谈。薄薄的绿色果皮越过他细长的手指，呈螺旋状朝着他盘子的方向运动。科迪莉亚瞄了利明小姐一眼，见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罗纳德勋爵，若有所思。科迪莉亚有些不安，觉得每一双眼睛肯定都注意到了她那张苍白的、充满鄙弃神情的脸。这时，利明小姐似乎意识到她在看自己，便放松下来，转身对科迪莉亚说：“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你都在看哈代的小说。你喜欢他？”

“很喜欢。但是我更喜欢简·奥斯汀。”

“那你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看看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那里有简·奥斯汀的一封亲笔信。我想你会很感兴趣。”

她说话时摆出兴致盎然的样子，而且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就像女主人在面对一位难应付的客人，正想找个话题来引起对方的兴趣。科迪莉亚嘴里嚼着一大口牛肉和蘑菇，心想着这顿饭接下来该如何应付。幸好这时，那个美国教授听见了“菲茨威廉”这个词，在桌子那头大声问起了博物馆里收藏的意大利锡釉陶器，显然对此很感兴趣。于是话题打开了。

回去时，由利明小姐开车送科迪莉亚去火车站。这一次她们去的不是剑桥火车站，而是奥德莉站，利明小姐也没有对此给出任何解释。一路上，她们都没有谈及关于案子的事。科迪莉亚经过一天奔波劳累，加上酒足饭饱，此时已经筋疲力尽，不想再多问，任由自己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火车。她原本绝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把这个案子接到手。火车开动了起来，她疲惫地用手指揭开利明小姐给她的硬白纸信封盖，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纸张的排版与打印都很工整，但是内容并没有超出她已经了解的情况。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笑容满面的男孩侧过脸来对着照相机镜头，一只手放在眼睛上方遮挡阳光。他穿着牛仔裤和马甲，半躺在草坪上，身边放着一摞书。也许当时他正在树荫下看书，而她拿着照相机从法式落地窗里出来，便大声地命令他笑一笑。科迪莉亚无法从照片上判断出什么，但她知道，至少在拍照的瞬间，他知道怎样表现出快乐。她把照片塞回信封里，用两只手护住信封，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七点不到，科迪莉亚就离开了克雷莫纳路的住处。尽管前一天晚上累坏了，她还是在睡前完成了主要的准备工作，毕竟也花不了太长时间。就像伯尼曾经教她的那样，她系统地检查了现场勘察工具箱。那只是个习惯性动作，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里面的东西谁也没有动过，只是为了纪念她曾经的伙伴——这是他为她定的第一个规矩。她把宝丽来照相机放好，从办公桌后的一堆杂物中整理出了交通地图，把睡袋拿出来抖了抖，又重新卷好。接着，她拿了一些伯尼贮藏的汤罐头和烤豆罐头放进手提袋，作为应急口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她决定再带上那本辛普森教授关于法医学的书，还有她自己的哈客牌袖珍收音机。她又检查了一下急救包，找出一个新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马克·卡伦德案件”，并在最后几页白纸上画线，准备记录各项开销账目。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一直是办案过程中最赏心悦目的部分，紧接着，他们便会感到枯燥、厌倦，并品尝到希望破灭后的失落与挫败感。伯尼的计划永远都那么周密细致，万无一失，而现实却屡屡令他失望。

最后她考虑了一下服装问题。如果天气继续热下去，她的耶格牌纯羊毛套装就太厚了。那是她考虑再三才动用积蓄买的，目的就是确保她在各种约谈场合都能穿。这一次她可能要拜访学院院长，一身套装无疑最能体现自己的职业素养。她决定在旅途中穿那条浅褐色的绒面裙和短袖针织套衫，再带上现场调查时穿的牛仔裤和保暖外套。科迪莉亚喜欢服饰，也享受筹划和购买衣服的过程。限制这种乐趣的并不完全是贫困，更多是实际需要。她就像一个随时准备逃亡的难民，必须把衣橱里的所有衣服都打包进一只中等大小的手提箱。

一旦摆脱了伦敦北部的交通束缚，开车就成为了一种享受。这辆迷你汽车呼啸着向前行驶，科迪莉亚觉得它从来没跑得这么欢快过。她很喜欢东盎格利亚平坦的乡村地区，集镇上的宽阔街道一直延伸到路边也没有树篱的原野，以及远处毫无遮拦的地平线和辽阔的天空。这一片乡村美景使她感到神清气爽。她为伯尼的死感到伤心，今后也还会为他哀悼。她会怀念与他的友谊，还有他那不求索取的善心。但这一次，她却为自己能够独立办案而高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她的第一个案子，她不害怕也不厌恶，她觉得自己能解决它。她把所有装备仔细地放进了汽车后备箱，此刻正驱车穿过阳光明媚的乡村，内心充满了愉快与期待。

然而等她最终来到达克斯福德村，单是寻找夏树庄园就先费了好一番工夫。显然，马克兰德少校自视甚高，相信自己的地址不需要写上路名。可是当她第二次停车向一个村民问路，对方却将本来很简单的指示不厌其烦地加以赘述，好像生怕少说几句回答会显得没有礼貌。他告诉科迪莉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掉头，然后再往回开一两英里，因为她已经过头了。

终于找到了，肯定就是这幢房子。这幢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大宅离大路还有一段距离，通往宅院车道的那扇木栅门敞开着，与大路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草地。科迪莉亚心想，为什么有人要建造这样一幢奇丑无比的房子？既然要建，又为什么要把这种土里土气的大宅建在乡村的正中间呢？没准儿它取代了原先一幢更美观一些的建筑。她把迷你车开上草地，在离大门不远处停下，然后朝车道走去。这里的花园与那幢大宅很相称。它的形制规范，被打理得过于中规中矩，就连病怏怏的岩生植物与露台上铺的石头之间的距离也经过了精心计算。草坪上有两个长方形花坛，里面种着红玫瑰，外侧种着一圈半边莲和一圈香雪球。它们就像公园里表现爱国主义的旗帜。科迪莉亚觉得还缺了一根旗杆。

房子的前门开着，可以看见里面漆成棕色的幽暗门厅。还没等科迪莉亚上去按门铃，就有个老妪推着一个装了植物的小车晃晃悠悠地从屋子拐角走过来。虽然天气炎热，她却脚蹬威灵顿长雨靴，身穿套头工作服和花呢长裙，头上还围了一条围巾。她看见科迪莉亚后，放下手中小推车的车把说：“哦，早上好，你是教堂来收杂物的吧？”

科迪莉亚说：“不，我不收杂物。我从罗纳德·卡伦德勋爵那里来，是为了他儿子的事情。”

“那我想你是来取他的东西的。我们还在想罗纳德勋爵什么时候派人过来呢。东西全都在那个农舍里。自打马克死后，我们还没去过那里。你知道，我们管他叫马克。呃，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是谁，他也真够调皮的。”

“我来也不是为了取走马克的东西。我想谈谈马克本人的事。罗纳德勋爵找我想办法弄清他儿子为什么自杀。我叫科迪莉亚·格雷。”

听了这话之后，马克兰德太太似乎感到大惑不解，但她并没有张皇失措。她那双困惑、愚钝的眼睛不断眨巴着，然后抓起推车的把手，仿佛在寻找支撑。

“科迪莉亚·格雷？这么说，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是吧？我觉得我不认识一个叫科迪莉亚·格雷的人。也许你最好到客厅里去，跟我丈夫或者我的小姑子谈谈。”

她把推车留在小路中央，领科迪莉亚进了屋。她把围巾从头上拽下来，在头发上煞有介事地拍了几下。科迪莉亚跟在她后面，穿过家具稀少的大厅，闻到一股地板蜡的气味，看见沉重的橡木衣帽架上挂着拐棍、雨伞，还搭着雨衣。他们来到屋后的一个房间。

这真是个糟糕的房间：比例失调，里面一本书也看不见，室内陈设不能说品位差，而是毫无品位可言。壁炉前面有一张设计蹩脚的大沙发和两张椅子；盘踞在房间中央的是一张沉重的带基座的雕花红木桌。除此而外，便几乎没有其他家具。屋里仅有的几幅画，是放在相框里的几张集体照，照片上的人在照相机前随意站成一排，椭圆苍白的脸小得无法辨认。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大批人的合影；另一张的上方有两只交叉放置的船桨，下面是两排体格健壮的青少年，头戴小舌帽，身穿条纹运动衣。科迪莉亚猜想这大概是学校的划船俱乐部。

尽管天气暖和，这个房间却背阴而寒冷。法式落地窗是开着的，窗外的草坪上摆了一张带流苏遮阳伞的摇椅沙发，三把藤椅上铺着艳丽的蓝色印花坐垫，每把藤椅都配有一个脚靠，此外还有一张板条桌。这些东西就像是一出舞台剧的布景，可惜设计者没能把握住其中情调。花园里的所有家具看上去都很新，没有怎么用过。科迪莉亚不明白，在这样一个夏日的早晨，草坪上都已布置得如此舒适，这家人为什么还要待在屋子里。

马克兰德太太在介绍科迪莉亚的时候，失望地挥了下手臂，虚弱地说：“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她不是教堂来收杂物的。”

科迪莉亚出乎意料地发现，马克兰德夫妇跟马克兰德小姐三人长得出奇地相似。他们让她联想到了马——都有着瘦削的长脸，棱角分明的方下巴上面是窄窄的嘴巴，两只距离过近的眼睛乏善可陈。其中两个女人的头发干枯发灰，浓密的刘海几乎遮住了眼睛。马克兰德少校正在喝咖啡，那只白色的大杯子放在圆形锡托盘上，杯口和杯身都沾上了不少咖啡渍。他手上拿着一份《泰晤士报》。马克兰德小姐在织毛线，不过科迪莉亚隐约觉得，在如此暖和的夏日早晨织毛线，似乎不合时宜。

这两个人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热情，只是以些许好奇和不屑的神情看着她。马克兰德小姐织毛线时可以不低头看针，这样她就能用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科迪莉亚。听到马克兰德少校请她坐下后，科迪莉亚坐在了沙发边沿上，因为有点担心光滑的沙发垫往下陷时会发出难听的声音。可是沙发垫很硬，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调整好脸上的表情——严肃中透着干练，再加上适当的恭谦似乎就可以了，但她不知自己做到了没有。她坐在那里，双膝端庄地并拢在一起，把挎包放在脚旁边，她有点郁闷地发现，自己就像个第一次参加面试、心情急切的十七岁少女，而不像一个成熟的职业女性，也不像普赖德侦探事务所唯一的经营者。

她先递上罗纳德勋爵的授权书，然后开口道：“罗纳德勋爵为你们感到抱歉。我的意思是，你们完全是出于好意给马克提供了一个他喜欢的工作，可是偏偏在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对你们而言一定很糟糕。他父亲希望你们在谈这件事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只是想知道他的儿子为什么要自杀。”

“所以他就派你来了？”马克兰德小姐的语气中既有怀疑又不乏好奇，此外还有几分鄙弃。科迪莉亚没有计较她的粗鲁。她觉得马克兰德小姐的反应也不无道理，于是给出了一个自己希望可信的解释。这或许也是事实。

“罗纳德勋爵认为，这肯定与马克在大学的生活有一定关系。他是突然离开学校的，这你们大概也知道，可是他没有给过他父亲任何解释。罗纳德勋爵认为，如果我找马克的朋友们谈一谈，也许会比其他普通的私家侦探做得好。他不想去麻烦警察；毕竟这种调查并不真正算是警察的工作。”

马克兰德小姐冷冰冰地说：“我认为这恰恰是他们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罗纳德勋爵认为他儿子的死有些蹊跷……”

科迪莉亚插话说：“哦，不，我认为他没有这个意思！他对裁定还是相当信服的。他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儿子自寻短见。”

马克兰德小姐突然激动起来：“他辍学了。他放弃了大学的学业，显然也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最后还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不折不扣地。”

她的嫂子不满地嘟哝道：“哦，埃莉诺，这么说公平吗？他在这儿干得不错嘛。我喜欢这个孩子。我不认为——”

“我不是说他赚的钱有问题。但这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他天生，而且也无法成为一个打工的园丁。他就是辍学了。对于个中的原因，我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发现。”

“你们是怎么雇用到他的呢？”科迪莉亚问道。

回答问题的是马克兰德少校。“他在《剑桥新闻晚报》上看到了我要雇佣一名园丁的广告，有一天晚上就骑着自行车找到这儿来了。我想他是从剑桥一路骑过来的。这肯定是五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我想那天是星期二。”

马克兰德小姐再一次插话说：“是星期二，五月九日。”

少校冲她皱了皱眉头，好像有些恼火，认为自己不可能把日子弄错。“是的，好吧，是星期二，九日。他说他决定离开大学，想找一份工作，又看到了我的广告。他承认自己不太懂园艺，但是说他有力气，而且愿意学。他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这我并不担心，我们主要是想让他管理草坪和菜园。他从来没有动过花坛，那是由我妻子和我打理的。不管怎么说，我挺喜欢那孩子的模样，所以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马克兰德小姐说：“你雇用他，只不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肯接受你那点可怜报酬的人。”

听到这样的抢白，少校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得意地笑了笑。“他值多少钱，我就付他多少钱。如果有更多雇主能做到这点，乡村地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通货膨胀肆虐。”他说话的样子就像个经济学大师。

“他这样找上门来，你们不觉得很怪吗？”科迪莉亚问道。

“那当然，我觉得怪极了！我猜想他大概留级了。酗酒，吸毒，革命，你知道现在剑桥也流行起这种风气了。但是我问了他的导师姓名，想听听他导师的意见，于是给他打了电话，那个人姓霍斯福尔。他不是那种直来直去的人，但他向我保证说，这个小伙子是主动离开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小伙子在学院里一直都循规蹈矩。我不用担心夏树庄园的林荫会受到污染了。”

马克兰德太太低呼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马克兰德小姐听见后，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干巴巴地说：“无趣的城市欢迎更多像这样乏味的人。”

“霍斯福尔先生跟您谈起过马克离开学校的原因吗？”科迪莉亚问道。

“我没有问，那不关我的事。我坦白地问题，他也尽可能简单明了地回答。这孩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

“他是什么时候搬进农舍的?”科迪莉亚问。

“立马就搬了。当然，那不是我们提出的。我们在广告上从来没有说要提供住宿。不过，他显然是看见了那座农舍，并且喜欢上了那里。他问我们能否让他住在那儿。看得出，每天从剑桥骑车过来可不太方便，而且就我们所知，村子里也没有人能为他提供住宿。我不能说我有多喜欢这个主意，毕竟那座农舍需要好好修一下才行。实际上我们曾经想申请翻修，把那个地方拆掉。从它目前的状况来看，住进一家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似乎很乐意在那儿将就，所以我们就同意了。”

科迪莉亚问道：“这么说，他肯定在来求职之前就视察过那个农舍了？”

“视察？哦，这个我不知道。也许他在进门之前就到附近打探过。我这可不是在责备他，换我自己也会这么做的。”

马克兰德太太插话说：“他对这个农舍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说了那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他说他不在乎，说他会买一只普里默斯汽化煤油炉，灯的问题也会自己想办法。当然，那里头有水，屋顶总体来说还不错，至少我认为它还不错。你知道，我们自己从来不去那儿。他在那里安顿下来很高兴。我们实际上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没有必要嘛，但是，就我看来，他把自己照顾得相当不错。当然，正如我丈夫说的，他没有什么经验；有一两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教他，比方说每天早点到厨房确认一天的工作。不过我挺喜欢这个孩子，我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干活一向很卖力。”

科迪莉亚问：“我能不能到那座农舍去看看？”

这个要求使他们很窘迫。马克兰德少校看了看他的妻子，随之是一阵尴尬的沉寂。一时之间，科迪莉亚还担心他们会说不行。这时，马克兰德小姐把毛线针往绒线球上一插，站起身来。“我现在就带你去。”她说。

夏树庄园占地面积很大。首先，这里有一座规整的玫瑰园，像商品花木种植园一样，按照品种和颜色分类密植，连系在植株上的花名标牌离地面的高度都相等。之后是蔬菜园，一条砂砾铺就的小径将园子一分为二。一畦畦锄过草的莴笋和白菜，以及一块块翻过的土地上都留下了马克·卡伦德劳作的痕迹。最后他们穿过一道门，走进一座小果园。果园里种的是没有修枝的老苹果树，疙疙瘩瘩的树干四周堆着用大镰刀割下的、散发出阵阵清香的干草。

果园另一端有一道厚厚的树篱，由于生长太过浓密，因此很难一眼看见通向农舍后园的那扇小门。好在小门附近的草都经过了修剪，马克兰德小姐上前用手轻轻一推，门就开了。树篱的另一侧是黑乎乎的一片荆棘，密不透风，显然是多年无人打理的结果。有人从中间砍出一条通道，马克兰德小姐和科迪莉亚从其中走过的时候都不得不弯下腰，以免头发被那些乱蓬蓬的、带刺的枝条勾住。

走过这道障碍之后，科迪莉亚抬起头，在明亮的阳光下眨了眨眼睛，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愉悦的感慨。马克·卡伦德在此处生活的短暂时间内，在无人光顾的一片杂乱中，造就了一片有序而美丽的小小绿洲。荒芜的花坛被他发掘，幸存的植物得到照料，石头路面上的杂草和青苔都被铲除，农舍大门右侧一块小草坪被修剪过、除草。小径的另一侧有一块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地，地里的土被挖出了一部分。距离畦端大约两英尺的地方，那把叉子还深深地插在土里。

这间农舍是个砖木结构的低矮建筑，屋顶铺着石板。光秃秃的门上留有雨水冲刷的痕迹，窗框已经腐朽，屋顶上也一眼就能看见的裸露的房梁，但整座房子还未完全腐朽。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下，它反倒给人一种历经沧桑的凄美。农舍的门外有一双沉重的园丁鞋，上面沾满了泥巴，是随手扔在那里的。

“是他的？”科迪莉亚问。

“还能是谁的。”

她们站在那里，看着被翻过的土地，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们走到后门口。马克兰德小姐把钥匙插进锁孔，锁一下就开了，好像最近刚上过油。科迪莉亚跟在她后面走进农舍的客厅。

从炎热的花园里一进入屋内，便感到一阵凉爽，但空气很不新鲜，带有一股腐坏的气味。科迪莉亚注意到农舍的布局很简单，总共有三个门，正门显然是冲着前花园开的，但它关得很严实，还上了闩，铰链上落着蜘蛛网，好像已有几代人没来打开过它了。科迪莉亚猜想右边一扇门是通向厨房的。第三扇门半开着，她向门里瞥了一眼，看见通向二楼的楼梯，但上面没有铺地毯。房间的中间有一张木桌，桌面上划痕累累，桌子两头各有一把餐桌椅。在桌子中央，有一只带蓝边的大杯子，里面插着一束已经枯萎的花，发黑的花茎表皮已腐烂破碎，难以分辨那是什么植物，而落在桌面上的花粉却像金色的粉末。一道道阳光穿过静止的空气，数不清的微粒、尘埃和微生物在光柱中轻曼地飞舞。

右侧是一个老式的铁壁炉，明火两侧各有炉芯。马克曾经在这里燃烧过木柴，还焚烧过文件。壁炉里有一堆白色的灰烬，以及一堆准备第二天晚上用的引火柴和小段木柴。火炉的一侧有一张矮板条椅，上面摆放着一块褪色的坐垫；火炉的另一侧是一张圆背椅，椅子腿被锯短了，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科迪莉亚心下思忖，在腿没有锯掉之前，这把椅子肯定很漂亮。

头顶上方有两根因年代久远而变黑的巨大横梁，其中一根的中段固定了一只铁钩，过去大概是用来挂火腿的。科迪莉亚和马克兰德小姐看了它一眼，都没有吱声——这时候已没有必要多问多说了。片刻后，她们不约而同地继续往前，走到壁炉两侧的椅子边坐下了。

马克兰德小姐说：“是我先发现他的。他那天没有到厨房来领当天的任务，所以早饭后我就到这里来，看看他是不是睡过了头。当时是九点二十三分。门没有上锁。我敲了敲，里面没有反应，于是我就把门推开。他脖子上勒着皮带，吊在那个钩子上。他穿着一条蓝色布裤子，就是平常干活穿的裤子。他还赤着脚。那把椅子就倒在那边的地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已经凉了。”

“你把他放下来了？”

“没有。很显然他已经死了，我觉得在警察来之前最好不要去动他的尸体。不过我把椅子扶了起来，垫在他的两只脚下面。我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但我就是不忍心看他吊在上面，脖子被这样狠狠勒着。我刚才也说了，这么做毫无意义。”

“我认为你这样做很自然。关于他，关于这间房子，你还注意到什么？”

“桌上的杯子里有半杯东西，好像是咖啡，壁炉里有一大堆灰。看来他烧过一些文件。他的便携式打字机放在你现在看到的旁边那张小桌子上，那份自杀遗言还在打字机上。我看完后就回到那边的大宅，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了我的哥哥、嫂子，然后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我把他们带到这间农舍，确认我所看到的情况。后来我再也没有来过，直到现在。”

“马克死的前一天晚上，你、马克兰德少校和夫人有没有看见过他？”

“他六点半左右收工后，我们就没见过他了。那天晚上他收工有点晚，因为他想把前面的草坪全部修剪完。他去放割草机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了，接着他穿过花园朝果园走去。之后我们就没再见到他。那天晚上我们都不在家，没有人在夏树庄园。我们到特兰平顿赴宴去了，在我哥哥原来上学的那个军校里。午夜过后我们才到家。根据医生的证明，马克当时已经死了大概四个小时。”

科迪莉亚说：“请跟我说说他平时的情况。”

“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六点，包括一个小时的午饭和半小时的下午茶。晚上他就在这个园子里或者农舍四周干干活。有时候，他会利用午饭时间骑车去那个乡村小店。我时不时在那里碰见他。他买的东西不多——全麦面包、奶油、最便宜的培根、茶叶、咖啡等——都是些家常东西。我听他询问过散养鸡的鸡蛋哪里有卖的，摩根太太告诉他说，到格兰奇农场的威尔考克斯那里，他们每次都会卖半打给他。我们碰上的时候一般不说话，但是他会冲我笑笑。晚上天黑后，他一般都在桌边看书或者打字。我可以看见灯光下他的脑袋。”

“我记得，马克兰德少校说你们从不到农舍这边来。”

“他们是不来，他们对这儿有着很不快的回忆。但我会来。”她稍事停顿，看着早已熄灭的壁炉，“战前，我的未婚夫在剑桥大学读书，那时候我和他经常到这里来，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一九三七年，他在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时牺牲了。”

“我很抱歉。”科迪莉亚说。她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些敷衍，缺乏诚意，可是除此而外她还能说什么呢？这都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而她此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存在。一阵悲伤袭来，心一抽紧，但这感觉转瞬即逝，几乎难以察觉。这只不过是为早逝的恋人、为人类难免要经历的伤痛感到短暂的不适罢了。

马克兰德小姐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好像忍无可忍了：“我不喜欢你们这一代人，格雷小姐。我不喜欢你们的傲慢、你们的自私、你们的暴力，还有你们那莫名其妙的同情心。你们不愿为任何东西付出一个子儿，哪怕是对自己的理想。你们诋毁，破坏，就是不愿建设。你们像叛逆的孩子一样自食其果，但受到惩罚时又大喊大叫。我以前认识的、和我一起长大的男人都不像这样。”

科迪莉亚温和地说：“我认为马克·卡伦德也不是这样的男人。”

“也许不是。至少他把暴力用在了自己身上。”她抬起头，以探寻答案的目光看着科迪莉亚，“你肯定会说，我这是嫉妒年轻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通病。”

“不应该是这样。我不懂人们为什么要嫉妒。毕竟，年轻并不是一种特权，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许出生在好一些的年代，或者比其他人富有一些，或者特权多一些，但这些都与年轻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候年轻是很可怕的。你难道不记得它能有多可怕吗？”

“是的，我记得。但是我也记得其他一些事情。”

科迪莉亚静静地坐着，心想这场谈话有点怪，但又似乎不可避免，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她并不感到抗拒。

马克兰德小姐抬起头。“他的女朋友来看过他一次。至少我认为那是他的女朋友，要不然她来干什么呢？那是在他开始上班大约三天之后。”

“她长什么样？”

“漂亮。美人胚子，就像波提切利笔下的天使——皮肤光滑、鹅蛋脸，模样倒是不聪明。是个外国人，我想是法国人。她非常有钱。”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马克兰德小姐？”科迪莉亚饶有兴趣地问。

“因为她说话有口音；她开着一辆白色雷诺来的，我想那是她自己的车；她的衣服样式虽然怪，也不适合穿到乡下来，但价格肯定不便宜；她走到大门前说要见他，那份自信和傲气只有有钱人才做得出来。”

“他见她了吗？”

“他当时正在果园里割草。是我领她过去的。他很平静地跟她打了招呼，也没有尴尬。他把她带到农舍里坐下，让她一直等到他收工。他似乎很高兴见到她，不过我认为并没有到喜出望外的程度。他没有向我介绍她，我也没等他介绍就自己先回房子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着。后来我也没有再见到过她。”

没等科迪莉亚开口，她突然说道：“你想在这里住一阵子，对不对？”

“他们会介意吗？我不想提这个要求，因为怕他们拒绝。”

“他们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他们也不会介意。”

“那你呢？”

“我不会担心你，也不会介意。”她们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小声交谈着。接着，马克兰德小姐起身朝门口走去，随后又转过身来。

“你接受这份工作是为了钱，这很自然。为什么不呢？但我要是你的话，就继续这样保持现状。为了另一个人而过于投入私人感情是不明智的。要是那个人已经死了，这就不仅不明智，而且可能很危险。”

马克兰德小姐沿着花园的小路，步履沉重地走出那扇藤条大门。见她走了，科迪莉亚感到很高兴。她有点烦躁不安，急于查看一下这座农舍。这里是案发地点，也是她办案的真正起点。

那个高级警司是怎么说的来着？“在察看建筑的时候，要像参观一座乡村教堂那样。先绕着它走一圈，把里里外外都看一遍，然后进行推断。问一问自己看见了什么，不是你预料会看见的，也不是你希望看见的，而是实际上看见了什么。”

他应该是喜欢乡村教堂的，至少这对他很有帮助，因为这无疑是达格利什的办案方法。而伯尼对教堂的态度则有点迷信般的谨慎，不管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科迪莉亚决定按达格利什办案方法去做。

她首先来到农舍的东侧。在一处几乎被树篱所遮盖的隐蔽地点，有一间木屋厕所，长得像马厩一样的门紧闭着。科迪莉亚向里面看了看，厕所里很干净，就像近期才粉刷过。她拉了拉链子，还好，水箱能冲水。一卷手纸用绳子吊在门上，旁边有一个用钉子固定的小塑料包，里面装了一些皱巴巴的包橘子用的纸和其他软包装纸。看来他是个很节俭的年轻人。厕所旁边有一个年久失修的大棚，里面停着一辆男式自行车，虽然旧，但是保养得很好；还有一大桶白色乳状油漆，盖子盖得很紧，一把干净的油漆刷刷毛朝上倒放在旁边的果酱瓶里；一只洋铁皮做的盆子，几只干净的口袋，还有一些园艺工具。所有工具都干净锃亮，整整齐齐地靠墙放着，还有一些挂在钉子上。

她接着走到农舍的正面。这里与南面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齐腰高的荆棘和荒草一直蔓延到前面的小花园，几乎遮盖了园中小径，马克·卡伦德却听之任之。一株粗壮的攀缘植物上开满了小白花，乌油油的带刺枝条把楼下的两扇窗户封得严严实实。通向车道的那扇门也被植被阻塞，打开之后只够一个人侧身挤过去。门两侧各有一棵冬青树，树叶因沾满尘土而呈现出灰色。前面的一排女贞子树篱有一人高。科迪莉亚可以看出，小径两侧原先各有一个用粉刷成白色的大圆石镶边花坛。现在，大多数石头都被入侵的杂草所掩盖，花坛里只有一些纷乱纠缠在一起的玫瑰。

她朝前面的园子看了最后一眼，突然发现小径一侧的杂草中有一抹颜色。那是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纸，是从一本带插图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她用手把它抹平，发现那是一张裸女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背对着照相机，曲体向前，脚上穿着靴子，分开的大腿上方是赤裸裸的臀部。她正扭头对着镜头露出傲慢的微笑，笑容中带着露骨的暗示，却因为那张不阴不阳的长脸而显得越发怪异并令人作呕，即使巧妙的打光也于事无补。科迪莉亚注意到，这一页上方标注着“五月刊”。所以说这本杂志，或者至少这张图片，很可能是他在农舍的这段时间里被带进来的。

科迪莉亚手拿着图片站在原地，试图分析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恶心，这样的反应对她而言似乎有些过激了。虽然这张照片堪称不雅，但并不见得比伦敦背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那些图片更恶心、更下流。就在她准备把它叠起来放进包里的时候——因为这也是一项证据——她感到自己遭到了亵渎，并为之沮丧。马克兰德小姐的观察力是不是比她想象的更厉害？她，科迪莉亚，难道真的对这个死去的年轻人产生了危险的好感？也许这张图片与马克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某个到农舍来的人丢下的。但她暗自想，要是自己刚才没看见它就好了。

她绕到农舍的西侧，又有了新的发现。在一片接骨木树丛后面，有一口直径大约四英尺的小井，井口上没有井台，但装了一个硬木制作的穹窿井盖，井盖顶端有一只铁环。科迪莉亚发现这个井盖是与水井上方的木圈锁在一起的。这把锁虽然经过风吹雨淋已经生锈，但是当她用手拽了拽，发现它还很结实。这是有人特意这样做的，为了防止来这里玩耍的孩子或者流浪汉掉进井里。

现在该到农舍里面去看一看了。她首先看的是厨房。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朝东有一扇窗户，窗下有个洗涤用的水池。显然这间厨房最近刚被油漆过。一张大桌子占据了厨房的主要空间，桌上铺着一块红色塑料台布。有一只小食品柜，里面放了半打听装啤酒、一小罐果酱、一瓦罐奶油，还有一条发了霉的面包。正是在这间厨房里，科迪莉亚发现了她一进来就闻到的怪味的源头。桌上放着半瓶牛奶，瓶口敞着，旁边是一只折弯的银色瓶盖。瓶里的牛奶已经干结成块，腐败变质而且长了毛；一只苍蝇正洋洋得意地趴在瓶口吸食着，她本能地挥了挥手想把它赶走，苍蝇却仍对自己的美餐依依不舍。桌子的另一侧有一只双灶头煤油炉，其中一个灶头上放着一口很重的锅。科迪莉亚刚用手提起紧扣的锅盖，里面立刻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她打开桌子抽屉，拿出一只勺在锅里搅了搅。里面的像是牛肉汤，淹没在汤里的东西带着泡沫翻上来，有一块块发绿的腐肉和像肥皂一样的土豆，还有一些很难辨认的蔬菜。水池旁边有一只装橘子的箱子，是用来放蔬菜的。箱子里有一些发绿的土豆、萎缩并抽芽的洋葱，还有干瘪发软的胡萝卜。看来这里的东西无人清理，也没有被人动过。警方把尸体运走的时候，拿走了他们认为可以作证据的东西，但是马克兰德一家、死者的家属与朋友都没有来清理这个年轻人的遗物。

科迪莉亚走到楼上。狭窄的楼梯通向楼上的两间卧室，其中一间显然已多年弃置不用了，窗框已经朽烂，天花板上的灰泥斑驳掉落，一张褪色的玫瑰花图案墙纸受潮翘起。另一间卧室比较大，是他睡觉的地方。卧室里有一张单人铁床，毛皮床垫上摆着一只睡袋，一只垫枕被叠起来做成一个高枕头。床边的旧桌子上有一只破盘子，盘里立着两支用蜡固定的蜡烛，此外还有一盒火柴。他的衣服都挂在一个单独的小橱柜里，一条鲜绿色的灯芯绒裤子，一两件衬衣，几件套头毛衣，还有一套正装。为数不多的几件内衣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没有熨烫，全都叠放在上面一层。科迪莉亚用手摸了摸那几件套头衫，它们都是用粗毛线手工编织的，还带有花纹图案。毛衣总共有四件，这说明有人很关心他，才会不辞辛劳地为他做这些。她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用双手在他的小衣柜里摸索，并摸了摸衣服的口袋。在他的西服左下侧口袋里，她摸到一只棕色皮钱包。她兴奋地把它拿到窗口，希望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比如一封信、一些姓名地址、个人便条之类的东西。可是钱包里只有几镑钱的纸币、他的驾照和剑桥输血服务站发放的献血者卡片，卡片上写着他的血型为B型Rh阴性。

窗上没有挂窗帘，从窗边可以看见花园。窗台上摆着他的书，数量不多：几本《剑桥现代史》、几部特罗洛普和哈代的小说、一套威廉·布莱克全集、作为学校教科书的华兹华斯、布朗宁、多恩等人的作品，还有两本关于园艺方面的简装书。那排书的最后是一本白色皮面的书，科迪莉亚发现那是一本祈祷书，还配了一只铸造精致的铜夹子，看上去很旧了。看到这些书之后，她觉得很失望，除了他的一些肤浅爱好，从这些书上看不出别的。如果他是为了学习、写作或者哲学思考才来过这种孤独的生活，那他带来的东西就太少了。

这个房间里最有意思的东西在床的上方。那是一幅油画，只有九英寸见方。科迪莉亚仔细地看了看，这无疑是一幅意大利画作，大概是十五世纪后期的作品。画上是一个年轻的剃度和尚坐在桌前阅读，正用他那灵动的手指翻动书页。那张长长的、不苟言笑的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眼皮下垂，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书。在他的身后，从打开的窗户里能看到一小片怡人的景色。科迪莉亚心想，无论对谁来说，这样的景色都是百看不厌的。这幅画的场景在托斯卡纳，画面上是一座城池、白杨树环抱的塔楼、一条泛着银光的弯弯的小河、一支举着旗帜又衣着华丽的队伍，还有几头耕地的牛。她认为这幅画反映了世间才智与行动的强烈反差，并试着回忆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类似的作品。那些同志们——科迪莉亚总是会想到那群无处不在的革命者队伍，他们总是追随着她的父亲——非常喜欢在艺术画廊里交换情报。科迪莉亚会慢慢地浏览那里的一幅幅画作，等候前来参观的人在她身边驻足，然后低声告诫她或传达信息。她一直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十分幼稚且过分做作，但是至少画廊里很暖和，而她也乐于欣赏这些绘画作品。眼前的这幅作品她就很喜欢，显然他也很喜欢。那么他是否也喜欢她在花园中发现的那张裸女的图片？难道这两者都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查看完毕之后，她从他的碗橱里拿出一包咖啡，在炉子上烧了一壶开水，然后给自己冲了一杯。她从客厅端来一把椅子，坐在后门外，把咖啡杯搁在大腿上，仰起头来感受阳光。她坐在那里，内心产生一丝喜悦、满足和轻松感，她侧耳倾听，周围一片寂静。她眯起双眼，感受照在脸上的阳光。现在是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她按照那个高级警司的指示把农舍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现在，她对这个死去的年轻人有多少了解呢？她看见了什么？她又能推断出什么？

他注重整洁几乎到了成癖的地步。他的园艺工具使用过后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放置得有条不紊。他的厨房粉刷过，并且收拾得井然有序。可是他在挖那一小块土地时，却挖到离顶头还有两英尺的地方放弃了，并把没擦干净的耙子留在地里，又随手把园艺鞋扔在了后门口。很显然，他在自杀前已把所有文件都付之一炬，可是喝咖啡的杯子却没清洗。他炖了一锅肉当晚餐，却一口都没吃。蔬菜或许是当天早些时候，或者是前一天准备的，但炖肉显然是准备晚上吃的。那口锅依然在炉子上，里面还有满满的食物。这不是隔夜菜，因此也并非准备加热之后再吃。这无疑意味着，他在准备炖这锅肉，并把它架上炉子之后才决定要自杀。如果明知道自己活不到吃饭的时候，又为什么还要做饭呢？

然而她又思忖，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艰苦劳作之后，从外面走进来，有一顿热饭菜在等着他，又怎么可能产生厌倦、忧郁、痛苦和绝望的情绪，甚至自寻短见呢？在科迪莉亚的记忆中，也有过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时刻，但是她记得，这种不快从来不曾发生在从阳光下活动归来，又即将准备开饭的时候。另外，为什么会有那一大杯咖啡——就是警察拿去化验的那杯咖啡呢？食品柜里有很多罐装啤酒，如果他翻土回来后感到口渴，为什么不开一罐啤酒呢？啤酒无疑是最最解渴的。显然，在吃饭之前，无论多渴，也不会有人去煮咖啡喝。咖啡是餐后的饮料。

可是假如那天晚上有人来拜访他呢？这个人不太可能是顺便路过，来带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很重要，因为马克撂下了手中即将干完的活，把来人请进了屋里。这位客人大概不喜欢啤酒，或者不喝啤酒——这是否意味着来的是个女人？他知道这个人不会留下吃晚饭，但是会在农舍里待上一阵，于是他冲了咖啡。也许对方还打算回去吃晚饭。显然，马克并没有事先邀请这个人来吃晚饭，否则两人为什么要在晚饭前喝咖啡呢？马克又为什么不先回来换身衣服，而是在园子里干到那么晚呢？所以这是一位不速之客。可是为什么只有一杯咖啡？马克肯定得陪客人一起喝，如果他自己不想喝咖啡，就会开一罐啤酒。可是厨房里并没有空啤酒罐，也没有第二只咖啡杯。会不会是清洗过后放起来了？可是马克为什么只洗一只，而不洗另一只呢？是不是为了掩盖当天晚上有人来过的事实？

厨房桌子上的那个咖啡壶几乎是空的，那瓶牛奶也空了一半。因此喝咖啡和牛奶的很可能不止一个人。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危险的、没有根据的推断，也可能是来访者又往自己的杯子里续了咖啡和牛奶。

假设想掩盖当晚有人造访这一事实的人不是马克，假设把另一只杯子清洗后放起来的也不是马克，假设来访者想掩盖自己的行踪呢？但是倘若来人不知道马克准备自杀，那又何必费心去做这些事呢？科迪莉亚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这显然解释不通。如果马克还没有死，来者显然不会去洗那只杯子。如果马克已经死了，来访者只要销毁自己来过的证据就行了。如果来访者在离开农舍之前，马克已经死亡并且被吊在那个钩子上，那这还可能是自杀吗？科迪莉亚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词，一个尚未定型的字母组合，它突然闯进她的思维中心，而且第一次清晰地组成了一个血淋淋的词：谋杀。

科迪莉亚在阳光下又坐了五分钟，喝完她的咖啡。接着她把杯子洗净，挂回碗橱里的钩子上。她沿着小径走回那条路上，那辆迷你车还停在夏树庄园外的草地边缘。她对自己的直觉感到满意，因为从大宅里看不见这个停车的位置。她轻轻地踩下离合器，沿着小路往前开，同时仔细地向两边张望，看看有没有适合停车的地方——把车停在农舍外，只会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在这里。只可惜剑桥离这儿并不近，不然她就可以骑马克的自行车了。这辆迷你车并不是她完成任务的必要工具，但是不管把它停在哪里，都会引起对自己不利的怀疑。

但是她的运气不错。沿小路向前大约五十码，有个缺口通向一片开阔地，那儿的边缘有一片宽阔的草地。草地一侧有个小灌木丛，看起来阴暗潮湿，有几分凶险。很难相信，在这片污浊的土地上居然生长出了几株花朵，在伤痕累累、奇形怪状的树丛中绽放。地上被人乱七八糟地扔了一些不用的锅碗瓢盆，一辆底朝天的婴儿车残骸，以及一只破损不堪、锈迹斑斑的炉子。在一株长势不良的橡树旁边，有一堆几近腐烂的毯子，一半还埋在土里。但是这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她可以把迷你车开进来，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停放。只有小心地把车锁起来，停在这里比停在农舍外面更好，她想，而且夜晚也不会被人注意到。

不过眼下，她又把车开到农舍前，搬下车上的东西。她把马克的几件内衣挪到架子的一边，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它们旁边。她将自己的睡袋盖他的睡袋上面，在床上摊开，心想可以睡得舒服一点又何乐而不为呢？厨房的窗台上有一只盛果酱的空瓶子，里面有一把红色牙刷，还有半管牙膏。她把自带的黄色牙刷和牙膏也放了进去。在厨房的水池下面，两个钉子之间拴着一根绳子，上面挂着他的毛巾。现在她把自己的毛巾也挂了上去。接着她清点了一下橱柜里的东西，并开了一张自己需要的物品清单。这些东西最好到剑桥去买，如果在当地买，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一锅炖肉和半瓶牛奶让她头疼了一番。她不能任凭它们在厨房里腐烂，把整个屋子弄得臭气熏天，但是她又不想把里面的东西倒掉。她曾考虑用照相机把它们拍下来，又否决了这个想法。有形的物件作为证据更为合适。于是她把它们拿到外面的工具房里，用一只旧麻袋把它们严严实实地捂上。

最后，她想到了那把枪。总把它带在身边未免太重，但即使暂时与它分开，她也觉得不放心。虽然农舍的后门可以上锁，马克兰德小姐也已经把钥匙给了她，但别人还是可以轻易地破窗而入。她认为最妥善的办法是把弹药藏在卧室橱柜里的内衣中，手枪则放在农舍里或农舍附近。寻找具体的藏匿地点着实费了她一番脑筋，最后，她想起了水井旁边接骨木丛中那些粗壮弯曲的枝条。她伸手往高处摸，在靠近树干分叉的地方很容易地就发现了一个树洞，树叶则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她把手枪连同包着它的那只束绳小护袋一起放了进去。

终于，她决定动身去剑桥。她看了看表，十点半。十一点就能到剑桥，届时上午还剩下两个小时。她认为最好是先去报社，看一看关于案件调查的报道，然后去找警察，接下来再去找雨果和索菲娅·蒂林。

驱车离开农舍时，她心中有一种近乎遗憾的感情，就像要离开家一样。她心想，这座农舍真是个怪地方，这儿氛围凝重，对外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就像人格的多面性一样。北面是被荆棘封堵的窗户，不断蔓延的杂草，还有那道令人望而却步的女贞树篱，为恐怖和悲剧提供了神秘的舞台；可是在屋后，在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清理了园子，翻了地，还把几束花捆扎在一起，清除了小径上的杂草，打开窗户沐浴阳光，让这里如疗养院般宁静。坐在门口的时候，她感到任何可怕的东西都无法打扰她，她可以毫无畏惧地在那里彻夜沉思。她心想，难道不正是这种治愈而平静的氛围吸引了马克·卡伦德吗？他是在来工作之前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还是在冥冥中就定要来这里小住？马克兰德少校说得不错，马克显然是先看中了这座农舍，才到这里来的。他究竟是想要这份工作，还是为了住进这间农舍？马克兰德一家人对这里退避三舍，就连他死后也不愿意来清理现场，这是为什么呢？马克兰德小姐对他的近距离观察无异于暗中监视，她又为什么要暗中监视他？难道她谈到自己死去的恋人，是为了掩盖她对这个农舍的兴趣，遮掩她对新来园丁的狂热关注？她讲的故事是真的吗？看她那具潜能无限却日益衰老的身躯，还有那永不满足的长脸上的表情，也许她年轻时真的和自己的恋人在马克这张床上度过许多漫长温馨的夏夜？这一切都显得如此遥不可及，如此不可思议，如此离奇古怪。

科迪莉亚驱车驶入希尔斯路，路过那座纪念一九一四年那些朝气蓬勃、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的年轻士兵的雕像，经过罗马天主教教堂，最后进入市中心。她又一次想，要是不开车而是骑着马克的自行车来该多好。这里的其他人似乎都在骑自行车，空气中不断传来节日般的钟声。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即使驾驶这辆迷你汽车也成了一种负担。她决定尽快找个地方停车，然后步行去找一个电话亭。她打算改变计划，先去找警察。

她终于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但被告知负责处理卡伦德案件的马斯克尔警长整个上午的时间全都排满了。对此她并不感到奇怪，毕竟只有在小说中，采访对象们才会乖乖坐在家中或者办公室里，并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接受采访。在现实中，所有人都在忙自己的，而即使他们难得对普赖德侦探事务所的来访表示欢迎，也只会等到方便的时候才接待。大部分时候他们并不受欢迎。她提到了罗纳德勋爵的授权书，有意强调自己是因为公事才来的。这个名字果然起了作用，对方放下电话去请示。过了不到一分钟，对方拿起电话，说马斯克尔警长可以在当天下午两点半见她。

如此一来，她还是得先去趟新闻办公室。至少过去的卷宗一定都还在，而且可供查阅。她很快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调查报告很简短，使用的是通常法院报告所用的正规措辞。上面没有提供多少新信息，但她还是对主要证据都作了仔细记录。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证词表示，他儿子马克生前曾打电话说自己决定辍学，到夏树庄园去打工，之后他有两个星期没有和儿子说话，直到儿子死去。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马克没有征求过罗纳德勋爵的意见，也没有解释原因。罗纳德勋爵后来跟院长谈过，只要马克改变决定，学校可以在下一个学年让他儿子回去继续上学。他儿子从来没有跟他提过想自杀的事，而且据他所知，儿子没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不用为钱的事担忧。罗纳德勋爵的证词后面附了一份简短的其他参考证据。马克兰德小姐描述了她发现死者尸体的经过，一位法医作证说死亡原因是上吊窒息，马斯克尔警长叙述了当时他认为比较适当的处理方法，还有一份由法医实验室提供的报告，报告说在桌上发现的那杯咖啡经过化验是无毒的。裁定结果是，死者的精神受到刺激，系自杀身亡。看完厚厚一叠文件后，科迪莉亚感到心情沉重。看来警方的工作做得很彻底，这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真有可能忽视了那块没有翻完的土地、胡乱丢在后门口的园艺鞋，以及那顿没被碰过的晚饭吗？

此刻正值中午，到下午两点半之前，科迪莉亚都无事可干，可以在剑桥大学四处转转。她在鲍斯氏书店买了一本最便宜的旅行指南，并克制住了留下来淘书的念头，因为她的时间有限，不得不放弃一些乐趣。她在商场里买了一块猪肉饼和一些水果，放进自己的挎包里，然后走进圣玛丽教堂，静静地坐下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她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城里和几个学院里逛了逛。

她看到了剑桥大学最美的景色。无云的天空是一望无际的澄澈蓝色，和煦的阳光洒向大地。在山石、河流和天空映衬下，校园的花园里和通向后园的林荫道两侧，此前并未因盛夏而动容的树木，如今正展现出自己绿色的绰约风姿。平底船从桥下迅速穿过，惊起美丽的水鸟，在新建的“阁楼旅社桥”旁，浅色的柳树枝干低垂在深绿色的剑河水面上。

她把所有的特别景点都纳入了行程安排。她神情严肃地从三一学院图书馆穿过，参观了旧校区，静静地坐在国王学院教堂的后排，以仰慕的目光看着约翰·瓦斯特尔设计的拔地而起的巨大穹顶，以及呈曲线状扇面展开的漂亮的白石头。阳光透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把静谧的空气染成了蓝色、深红色和绿色。镶板上是精雕细刻的都铎时期的玫瑰，以及神气十足地支撑王冠的纹章兽。尽管弥尔顿和华兹华斯都描述过这座教堂，但它的建造肯定不是为了服务于上帝，而是为了荣耀一位尘世间的君王吧？不过，这并没有违背它的建造初衷，也无法令它的美丽失色。它依然是一座极具宗教性质的建筑。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如何能够计划和建造出如此富丽堂皇的内部设计？在动机和创造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的统一呢？在那么多同志当中，只有卡尔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她想到被关在希腊监狱里的卡尔，但不愿意去想他们可能会怎样对待他，只希望健壮结实的他就在她身边。

她尽情享受途中各种乐趣。在教堂西门外不远处的一个商店里，她买了一块印着教堂图片的亚麻布茶垫，她趴在国王桥附近那片修剪过的草地上，把双臂放进凉丝丝的碧绿河水里，她在市场区逛了几家书店，几经盘算后买了一本用薄薄的印度纸印刷的袖珍版济慈诗集，还买了一件有绿、蓝、褐色图案的土耳其女式棉布长袍。如果天气继续热下去，晚上穿着它比穿衬衣和长裤要凉快一些。

最后，她返回了国王学院。从小教堂到河岸边有一处巨大的石墙，她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边晒太阳边吃午餐。一只口福不浅的麻雀从绿茵茵的草坪上蹦跶过来，漫不经心地歪着脑袋，用明亮的小眼睛盯着她看。她把肉饼外皮的碎屑扔给它，看见它激动啄食的样子，不禁微微一笑。河对岸传来阵阵喊叫声，偶尔夹杂着木头的相互碰撞声，还有一只小鸭子粗砺的叫声。她异常专注地看着周围的一切——砾石小径上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鹅卵石，草坪边缘的小草，那只麻雀的细腿——她的眼前好像因喜悦而豁然开朗。

这时她回想起了许多声音。首先是她的父亲：“我们的小法西斯是天主教徒教出来的，这说明了许多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迪莉亚？”

“你记得吧，爸爸，他们把我和另外一个科·格雷搞混了，那是个天主教徒。我们在同一年通过了小学甄别考试。他们发现弄错之后，写信问你是否同意我继续留在女子修道院，因为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安定下来了。”

对于这个问题，他实际上并没有回应。女修道院院长巧妙地掩盖了他不屑作答的态度，而科迪莉亚又在修道院度过了她有生以来最安定、最愉快的六个月。教规和礼仪把她们与外界混乱龌龊的生活隔离了，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新教徒生活，对世事无动于衷，被看成是无可救药的无知而遭人怜悯。她第一次意识到没有必要掩盖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她的那些养母们却不知为何，一个个都把聪慧视为威胁。佩尔佩图阿修女说：“照目前这样下去，你要通过中学高级考试应该不成问题。也就是说，从今年十月开始，我们计划用两年时间来为上大学作准备。我觉得剑桥大学就可以。我们不妨试一试剑桥，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争取一下奖学金。”

佩尔佩图阿修女来修道院之前，就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她后来还经常谈起当年在学院的生活，虽然话语中也不乏渴望和遗憾，但为了她目前的职业，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就连当时十五岁的科迪莉亚也承认，佩尔佩图阿修女是个真正的学者，而且认为上帝未免不公，竟让她这样快乐、有用的人才来从事这种职业。但是对科迪莉亚自己而言，未来仿佛第一次清晰起来，并有了保障。她要去剑桥学习，而修女会到那里去看望她。她想象着一幅浪漫图景：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宽阔的草坪，她们两人一起在邓恩笔下的天堂里散步。“那里有知识的河流，河里流淌着艺术和科学；那里有四面围墙的花园，里面有深邃神秘的圣职者”。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佩尔佩图阿修女的虔诚祈祷，她将获得一份奖学金。对于祈祷，她有时候也会感到担心。她丝毫不怀疑祈祷的力量，毕竟面对一个付出如此大代价、听从主的教诲的人，上帝怎么会不倾听她的心声呢？但如果修女的力量使她比其他候选人拥有多一些优势……好吧，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科迪莉亚和佩尔佩图阿修女都无意纠结于神学中难以言传的事物。

可是这一次，爸爸回了信。他决定了自己的女儿需要什么。于是高级考试和奖学金都化作了泡影，科迪莉亚在十六岁那年完成了正规教育，开始了动荡难安的生活。她当过厨师、保育员和信差，跟着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四海为家。

然而现在，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出于某个奇怪的缘由，她终于来到了剑桥。这座城市没有让她失望。在辗转漂泊的生活中，她虽然也见过一些比这里更可爱的地方，但从未在那些地方获得这样的快乐与平静。她心想，在这个学习之地，这座城市的石头和彩色玻璃、水和绿草、树木和花朵竟生长得如此优美而有序，怎样的心灵才会对这里无动于衷呢？但就在她掸去裙子上的面包屑，遗憾地站起身准备离开时，一句话突然没头没脑地闯入了她的脑海。她听得如此真切，就像有一个人在诵读——一个年轻而阳刚的声音，虽然她听不出是谁，但却有种奇妙的熟悉感：“这时我才知道，即使在天堂，也有通往地狱之门。”

警察局大楼是一座多功能的现代建筑。它象征着权威，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言论自由；其目的不是为了恫吓公众，而是要起震慑作用。马斯克尔警长的办公室和他本人都认同这样的理念。他出乎意料地年轻，衣着讲究，四方脸上透出刚毅、机警和经验的沉淀，留着一头精心修剪的长发。科迪莉亚心想，即使以便衣警察的标准来看，这发型也只能勉强达到警方要求。他表现得彬彬有礼却并不殷勤，这使她松了一口气。看得出，这不会是一次轻松的会面，不过她也不希望被人当成宠坏的漂亮娃娃对待。有时，她会做出一副女孩柔弱率真的模样，假装急于了解情况，这倒是很管用——伯尼就经常想把她塑造成这样——但是她预感，马斯克尔警长会更喜欢稳重干练的人。她打算表现出精干又不过分精明的样子，同时必须保护好自己心中的秘密。她的目的是了解情况，而不是交代事实。

她简明扼要地说明来意，然后拿出罗纳德勋爵的授权书给他看。他把授权书递还给她的时候，毫无恶意地说道：“罗纳德勋爵并没有对裁定结果表示过任何不满。”

“我认为这毫无疑问。他没有怀疑这是一桩他杀案，否则他会直接来找你。我想，他只是有一颗科学家的好奇心，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的儿子寻了短见。但是他不会任意使用公共资源来调查。我的意思是说，查明马克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你们的职责，对不对？”

“如果他的死牵扯到刑事犯罪——讹诈或者恫吓——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对于他自杀身亡的结论，你本人有异议吗？”

警长看了她一眼，就像嗅到气息的猎犬，突然敏锐了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格雷小姐？”

“我想是因为你对此下了不少工夫。我和马克兰德小姐谈过，还看了报纸上关于案件调查的报道。你请了一位法医病理学家；在把绳子剪断之前，你拍了尸体的照片，你还化验了他那只杯子里剩下的咖啡。”

“我把这件案子作为非自然死亡来处理，这是我通常的做法。这一次是我多虑了，不过以往可不是。”

科迪莉亚说：“但有些事情让你不安，有些地方不对劲？”

他说话的时候像是在回忆：“哦，从表面上看，这件案子似乎一目了然，情况也几乎都很常见。我们处理过不少自杀案。这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放弃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跑到一个环境简陋的地方独自生活。你会对他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性格内向、离群索居的学生，从不向家人或者朋友吐露心声。他离开学校不到三个星期，就被人发现死在一座农舍里。现场没有挣扎的痕迹，也没有被弄乱的迹象。他留下一份自杀遗书，就夹在打字机上，遗书内容不外乎你能想到的那些。不可否认，他刻意销毁了农舍里的所有文件，可是工作却干了一半，钉耙就那样脏兮兮的丢在了园子里；他还特意做了晚饭，却一口都没有吃。但这些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人都会做些不合情理的事，尤其是自杀的时候。不，这些都没有令我困扰，真正使我烦恼的是那个结。”

他突然弯下腰，从办公桌左下方的抽屉里摸出一样东西。

“这个，”他说，“你如何用这个东西来上吊呢，格雷小姐？”

这是一根长度约五英尺，宽度超过一英寸的皮带，用坚韧的褐色皮革制成，因为年头久了，有些地方已经发黑。它的一端呈锥形，还打了一排金属扣眼，另一端是结实的黄铜皮带头。科迪莉亚把它接过来拿在手里。

马斯克尔警长说：“他用的就是这个，显然是充当上吊的绳子。利明小姐作证说，他平时一直把它在腰上缠两三圈当皮带用。那么，格雷小姐，你会怎么用这个东西上吊呢？”

科迪莉亚用手摩挲着这根皮带。

“当然，我首先要把锥形的这一头从皮带头中穿过，做成一个活扣。然后我把活扣套在脖子上，再站到房顶钩子下面的椅子上，把皮带的另一头甩上钩子，把它拉紧，打两个简单的半结把皮带固定在钩子上。我会拉一拉皮带，确保那个结不散，也不会从钩子上滑脱。最后把脚下的椅子踢翻。”

警长打开自己面前的一个卷宗，把它从桌子上推过去。

“看看这个，”他说，“这是那个结的照片。”

警方拍下的照片是黑白的，上面的绳结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个单套节，系在一个套环末端，悬在钩子下方约一英尺处。

马斯克尔警长说：“我在想，当他双手在头顶时能不能打出那样的结，应该没人能做到。所以这个套环肯定是他事先做好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然后再打了这个单套结。但是这就有个问题，皮带扣距离这个结只有几英寸，如果他这么做，就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做活扣，也无法把脖子伸进去。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一点，那就是先做好活扣，把它套在脖子上拉到领口大小，然后系一个单套结。接着他站到椅子上，把套环挂到钩子上，最后踢翻椅子。你看，这就能表明我的意思了。”

他翻到卷宗的下一页，接着干脆地把它推到她面前。

这张黑白照片上，显示着一幅明明白白、不折不扣、残忍的超现实主义景象。要不是那具躯体毫无疑问已经死亡，这一幕简直不真实得如同一个低劣的玩笑。科迪莉亚觉得自己的心脏猛烈地撞击着胸腔。与这恐怖的景象相比，伯尼的死要温和多了。她低下头去看卷宗，前垂的头发遮住了脸，她仔仔细细地看着眼前这悲惨的躯体。

他的脖子被拉长了，因此那双光脚离地面不足一英尺，脚尖像舞蹈演员一样指向地面。腹部的肌肉绷得很紧，上方的肋骨架就像鸟的那样脆弱。那颗脑袋耷拉在右肩膀上，就像一个脱臼的木偶，样子怪异而可怕。眼睛半睁着，眼珠向上翻。肿大的舌头从两片嘴唇中伸了出来。

科迪莉亚不动声色地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从脖子到那个结，皮带的长度不足四英寸。皮带扣到哪里去了？”

“在脖子后面，左耳下方。卷宗后面有一张照片，记录了皮带扣在脖子上留下的印痕。”

科迪莉亚没有看。她心下思忖：他为什么要让她看这张照片？他无须证明自己的观点。难道他是想给她个下马威，让她意识到自己介入了一桩什么样的案件，或者是惩罚她闯进了他的领地？是故意拿他的专业权威与她那点业余功夫形成强烈对比，抑或是为了警告她？可是他要告诫她什么呢？警方并未怀疑这是一桩他杀案，案子已经结了。难道这只是不经意间流露的恶意，是出于一个人本性中的残虐，因而禁不住想要伤害恐吓她？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动机？

科迪莉亚说：“我同意，他只能用你说的那种方法才能做到。但是，也可以假定有另外一个人把皮带套在了他的脖子上，这样可以收得更紧，然后再把他挂上去。他相当重，死沉死沉的。要是先把结做好，再把他弄到椅子上，不是更容易些吗？”

“先跟他把皮带要过来？”

“何必要用皮带？凶手可以用绳子或者领带把他勒死。不过这样会不会在皮带的印痕下留下一道更深、更明显的伤痕呢？”

“法医曾经试图寻找这样的痕迹，但是没有找到。”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用一只塑料袋，就是包装衣服用的那种薄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紧紧地贴着他的脸；或者用一条薄头巾，或者女人的连裤袜。”

“我看得出，如果让你来杀人，办法倒是挺多的，格雷小姐。这些可能性都成立，但只有身强力壮的男人才能做到，而且应该是猝起发难。我们没有发现挣扎的痕迹。”

“但并非办不到？”

“当然，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些。”

“如果先对他下药呢？”

“我想过这种可能性，所以才对咖啡进行了化验分析。但是他身上没有中毒迹象，验尸报告证明了这一点。”

“他喝了多少咖啡？”

“根据尸检报告，大概只有半杯，而且喝下之后立刻就死了。法医估计的最接近的时间段是当晚七点至九点。”

“餐前喝咖啡，这不是太反常了吗？”

“但也没有法律禁止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他想在什么时候吃晚饭。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能单凭一个人用餐和喝咖啡的时间顺序，就定性此案是谋杀。”

“他留下的遗书呢？我想，从打字机键盘上提取指纹大概不太可能？”

“从那样的键盘上提取确实不容易。我们试了，但什么都看不出。”

“所以你最后接受了这是一起自杀的结论？”

“最后我接受了无法证明不是自杀的结论。”

“不过你有种直觉？我的合伙人以前有个老同事——他是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局的高级警司——就总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啊，这个嘛，那是伦敦警察厅，他们有能力放纵自己。如果我事事都相信自己的直觉，那就什么也干不成。重要的不是你怀疑什么，而是你能证明什么。”

“我能借走这份自杀遗书和这根皮带吗？”

“当然，你只要签个字。应该不会有别人想要这些东西了。”

“请问我现在可以看看遗书吗？”

他把遗书从卷宗里抽出来递给她。她开始默诵开头那句她还隐约记得的诗句：

直到一片无限的虚空像地底下的另一个天空出现在我们下面……

她被击中了——这不是第一次——她再次被文字这充满秩序的符号所震惊。如果这些诗句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还会保持这样的魔力吗？或者，一篇散文如果没有了句式和标点的强调，会像诗这样激发人的兴趣吗？利明小姐在诵读布莱克的诗篇时，好像看出了其中的美，可是在这张纸上，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

就在这时，她突然在这段引文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令她屏住了呼吸。她不想与马斯克尔警长分享第一个问题，但她没有理由不对第二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她说：“马克·卡伦德肯定是个打字的好手。这个东西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打得出来。”

“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就能发现有一两个字母比其他字母的颜色要浅一些。这历来是非专业人员的破绽。”

“但是颜色浅的字母并不总是同一个。而没经验的打字员只有在击打键盘外圈的字母时，才时常会力度不够。这里词句的间隔控制得很好，直到接近段落结尾处，打字的人似乎才突然意识到要掩饰自己的技能，可是已经没有时间把整个段落再打一遍了。连标点符号都非常准确，这很奇怪。”

“也许是直接照着书打的。他的卧室里有一本布莱克的诗集。这段引文出自布莱克的诗，你知道，就是写‘虎！虎！燃烧的烈火’的那个诗人。”

“我知道。不过如果他是照着布莱克的诗集打的，那为什么还要把那本诗集放回卧室去呢？”

“他是个很讲究整洁的年轻人。”

“可是他既没有把咖啡杯洗干净，也没有把园子里用的钉耙清理干净。”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说了，人们在打算自杀之前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举动。我们知道这台打字机是他自己的，他已经用了一年了。但是我们无法把这篇东西和他打过的其他东西进行比较。所有文件都被他烧了。”

他看了看手表，然后站起身。科迪莉亚明白会见到此结束。她在一张借用自杀遗书和皮带的借条上签了字，然后郑重其事地与他握了握手，对他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在给她开门的时候，他好像心血来潮似的说了一句话：“有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你可能想知道。他死的那天，好像和一个女人待过一段时间。法医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他的上唇有一点紫红色的唇膏——只是浅浅的一道印子。”

第三章

拜占庭风格的新学堂学院有低洼的庭院和闪亮的大厅穹顶，像一个剥了皮的橘子。这使科迪莉亚想起了一座伊斯兰后宫，它的主人无疑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苏丹王，而且偏爱聪明的女孩子，不过它仍然是一个后宫的样子。眼前这所学院的确很美，美得让人难以静心学习。她也说不清自己是否喜欢它那突出的阴柔特征：白色的砖，造型优雅的浅水池，池中金鱼血红色的身影在水仙花的花影下游弋穿行，还有庭院里巧妙布局的小树。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这座建筑的评判上，以打消心中的胆怯。

她没有去门房处找蒂林小姐，因为怕被问及来意，或者被拒之门外。比较稳妥的办法是直接往里走，碰碰运气。她的运气不错。在向两个人询问索菲娅·蒂林的住处后，最终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学生回过头大声告诉她：“她不住在学院里，但这会儿她和她弟弟正坐在那边的草地上呢。”

科迪莉亚从庭院的阴凉处进入明媚的阳光中，踏过松软如毯的草皮，朝那几个人走去。他们总共四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温暖清香的草地上，其中有两个一看就是姐弟。看见他们，科迪莉亚最先想到的是一幅前拉斐尔派的油画：乌黑发亮的头发、高高昂起的脑袋、结实粗壮的脖子、笔直隆起的鼻子、弯曲略短的上嘴唇。另外还有一个女孩与他们结实的外貌不同，样貌十分温柔。如果她就是去农舍找马克的那个姑娘，那么马克兰德小姐说她漂亮真是说对了。她有一张鹅蛋形的脸庞，纤细秀气的鼻子以及小巧而优雅的嘴唇，一双紫色的眼睛眼角上扬，在白皙肌肤和金色长发的衬托下，整个面庞显露出一种东方气质。她穿了一条齐踝的淡紫色图案棉布长裙，扣子扣到腰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纽扣。带褶的紧身上衣凸显了她丰满的胸部，撩起的裙摆露出用相同面料做的紧身短裤。从科迪莉亚那里望去，她没有穿其他东西。她光着脚，修长的双腿并没有被太阳晒黑。科迪莉亚心想，即使把全城饱经日晒的胳膊腿加起来，也不及这两条撩人的白皙大腿更让人想入非非，而这个姑娘自己也知道。在这个温柔迷人的尤物面前，索菲·蒂林那黝黑的健康美不过是种陪衬。

乍看起来，这四个人当中的最后一位相貌平平。这个年轻人五短身材，留着小胡子，黄褐色的头发带卷，脸型上宽下窄，正躺在索菲·蒂林身边的草地上。

除了那个金发女孩，其他三人都穿着老式的牛仔裤和开领棉布衬衫。

科迪莉亚走上前去，弯下腰看着他们，过了几秒钟他们才发现她。她说道：“我要找雨果和索菲娅·蒂林。我叫科迪莉亚·格雷。”

雨果·蒂林抬起头来：“科迪莉亚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 [5] 。”

科迪莉亚说：“那些喜欢拿我名字开玩笑的人，通常还会问候我的两个姐姐。这很无聊。”

“想来也是，我很抱歉。我是雨果·蒂林，这是我姐姐，这是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还有戴维·史蒂文斯。”

戴维·史蒂文斯像盒子里的玩偶似的坐起来，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声“你好”。他以好奇的眼神看着科迪莉亚。她很想了解这个戴维。也许是受到学院建筑的影响，她对这几个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年轻的苏丹王正与他的两个宠妾一起小憩，身边是他的侍卫队队长。然而，当她迎上戴维·史蒂文斯那沉静而睿智的目光，脑中的印象又散去了。她心想，在这座后宫里，恐怕侍卫队队长才是支配一切的人。

索菲娅·蒂林点点头，说了声：“你好。”

伊莎贝尔没有说话，只是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

雨果说：“请坐，科迪莉亚·格雷，说说你的来意吧。”

科迪莉亚十分小心地跪在草地上，担心青草会弄脏她那条绒面革的裙子。以这样的方式与嫌疑人面谈——当然，他们还不是嫌疑人——显得很怪，好像是她跪在他们面前哀求。她说：“我是一名私家侦探。罗纳德·卡伦德勋爵聘用我调查他儿子自杀的原因。”

这句话如同一记晴天霹雳。几个人原本像疲惫的战士般正懒洋洋地休息，顷刻之间惊得呆若木鸡，可接着又不觉放松下来。科迪莉亚可以听见他们屏住的呼吸慢慢吐出，她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戴维·史蒂文斯是最满不在乎的一个，他的脸上似笑非笑，显得饶有兴趣，却看不出丝毫担忧。他飞快地瞄了索菲一眼，像是有意传递信息，可是索菲没有回应，她和雨果都愣愣地看着前方，科迪莉亚觉得蒂林姐弟在小心翼翼地回避对方的目光。伊莎贝尔显得最害怕，她倒抽了一口凉气，连忙用一只手捂住了脸，像个二流演员在故作震惊。她睁大的双眼如同两个紫罗兰的无底深渊，以绝望哀求的目光看着雨果，脸色一片苍白，科迪莉亚真怕她当场晕过去。科迪莉亚心想：“如果我是同谋，现在该知道谁是其中最软弱的一个。”

雨果·蒂林说：“你的意思是，罗纳德·卡伦德聘用你调查马克的死因？”

“这有那么奇怪吗？”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罗纳德在儿子活着的时候对他可不怎么关心，如今儿子死了，他怎么倒开始感兴趣了？”

“你怎么知道他对儿子不关心？”

“我只是这么觉得。”

科迪莉亚说：“唔，他现在感兴趣了，即使这只是一个科学家对发现真相的渴求。”

“那他最好还是继续搞他的微生物研究，看看如何使塑料在盐水中溶解，或者诸如此类的事。他那种处理方式对人类没什么作用。”

戴维·史蒂文斯若无其事地说：“我奇怪的是，你竟能容忍那个傲慢的法西斯。”

这句讥讽的话激起了科迪莉亚太多的记忆。她装作不明白：“我并没有询问罗纳德勋爵喜欢哪个政党。”

雨果笑起来：“戴维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法西斯，是指罗纳德·卡伦德持有一些站不住脚的观点。例如：人并非生而平等；公民普选权未必会增进人类福祉；与右翼暴政相比，左翼暴政未必就更自由、更值得支持；就受害者而言，黑人杀黑人并不比白人杀黑人有进步；对于社会上诸多不幸的小孩——从父母吸食毒品到无法培养出色的语言能力，资本主义未必是罪魁祸首。我并不是说，罗纳德·卡伦德要对所有这些或者其中任何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负责。可是戴维认为要怪他。”

戴维抄起一本书朝雨果丢去，毫无恶意地说：“闭嘴！你说起话来就像《每日电讯报》，你让我们的客人都听烦了。”

索菲·蒂林突然问道：“是罗纳德勋爵让你来询问我们的吗？”

“他说你们是马克的朋友，说他在警方询问和葬礼的时候都看见了你们。”

雨果笑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就是他眼中的友情吗？”

科迪莉亚问道：“你们都参加了？”

“我们都去接受了询问——除了伊莎贝尔，我们觉得她去了也只是个装点，没什么大用。这种事挺无聊的。有一堆毫不相干的医学证据，证明马克的心、肺和消化功能都很好。在我看来，如果他不是把一根皮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他还能活很长很长时间。”

“那么还有葬礼，你们都去了吗？”

“我们去了，就在剑桥火葬场，非常低调。除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六个人参加：我们三个，罗纳德·卡伦德，他的那位秘书兼管家，还有位一身黑衣的老保姆。我觉得她是整个过程中最悲伤的。实际上，她看起来就像个老家仆，我甚至怀疑她是女警察化装的。”

“怎么会呢？她看起来像吗？”

“不像，不过你也不像私家侦探嘛。”

“你不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没有人介绍她。那个葬礼的气氛谈不上融洽。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相互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罗纳德勋爵摆出一脸悲伤的样子，就像国王在哀悼王储。”

“利明小姐呢？”

“女王陛下。她真该在脸上戴个黑纱面罩。”

“我当时觉得她的痛苦是真切的。”索菲说。

“很难说，谁也说不准。怎么界定痛苦？怎么界定真切？”

突然，戴维·史蒂文斯像只调皮的小狗似的身子一滚，趴在地上说：“我觉得利明小姐看上去很不舒服。附带说一句，那个老太太叫皮尔比姆，反正花圈上写的是这个名字。”

索菲笑着说：“就是那个插着黑框卡片，样子很难看的玫瑰花十字架？我也猜那是她的。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看了呀，亲爱的。殡仪馆的人从棺材上把那个花圈拿起来放在墙边，我很快地瞄了一眼。那张卡片上写着‘皮尔比姆保姆诚挚致哀’。”

索菲说：“我想起来了，你是看了一眼。她的古板守旧真可爱！可怜的老保姆，那肯定花了她不少钱。”

“马克有没有谈起过这位皮尔比姆保姆？”科迪莉亚问。

他们迅速地相互看了看。伊莎贝尔摇了摇头。索菲说：“没有跟我提过。”

雨果·蒂林回答说：“马克从来没有谈起过她，不过我想我在葬礼之前倒是见过她一次。大约六个星期之前，她到学院来过一次，正好是马克二十一岁生日那天，说想见见他。我当时正在传达室，罗宾斯当时还问我马克在不在学院。她去了马克的宿舍，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看见她走的，可是马克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她，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

科迪莉亚心中思忖道：就在那以后不久，他就退学了。这当中有什么联系？这仅仅是个很细小的线索，不过她也必须查一查。

出于某种固执而莫名的好奇心，她问道：“当时还有其他的花吗？”

这一次回答的是索菲：“棺材上有一束花，是从花园里采来的，没有用绳子捆，也没有姓名标签。我想是利明小姐的。因为那根本不是罗纳德勋爵的风格。”

科迪莉亚说：“你们都是他的朋友。请跟我说说他的情况。”

他们相互交换着眼色，好像要确定由谁来说，几个人的尴尬显而易见。索菲·蒂林拽下了几根小草在手上搓揉，她没有抬头便开口了：“马克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几个对他的了解有多深。他这个人温文尔雅、沉默寡言，对名利不感兴趣。他很睿智，但并不机灵。他为人非常谦和，关心别人，但从来不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心事。他总是很不自信，但是好像并不为此困扰。有关他的情况，我们恐怕只知道这些了。”

伊莎贝尔突然开了口，说话的声音很低，科迪莉亚几乎听不见。“他是个很好的人。”

雨果突然不耐烦了起来，“他是很好，可是他死了。你都听到了吧，关于马克·卡伦德的情况，我们已经没别的可说了。他辍学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他。他离开之前没有找我们商量，自杀之前也没有跟我们谈过。正如我姐姐跟你说的，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别挖掘他的隐私。”

“听我说，”科迪莉亚说，“你们接受了警方询问，还去参加了葬礼。如果你们已经不再想念他了，如果你们对他这么漠不关心，又何苦费这个力气呢？”

“索菲去是出于感情，戴维去是因为索菲去了。我去是出于好奇心和对他的尊重。你可不能因为我一脸不正经的样子，就认定我没同情心。”

科迪莉亚寸步不让：“就在他死的那天晚上，有人到农舍里去找过他。有人跟他一起喝过咖啡。我想弄清楚这个人是谁。”

难道是她的幻觉？这个消息好像令他们很惊讶。索菲·蒂林似乎有问题要问，但这时她弟弟突然抢着说：“不是我们当中的人。马克死的那天晚上，我们都在艺术大剧院的第二排观看品特的戏剧。我知道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售票处的那个工作人员可能没保留那天晚上的售票纪录，不过我是预先订的票，她有可能还记得我。如果你硬要纠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也许可以带你去见几位朋友，一个知道我打算带一帮朋友去看戏；另一个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在酒吧里至少看见了我们当中的几个；我后来还和第三个人探讨过这场演出。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的这些朋友都很乐于提供帮助。这样也更容易让你相信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为什么要说谎呢？五月二十六日晚，我们四个人都在艺术大剧院。”

戴维·史蒂文斯轻声说：“你为什么不叫那个傲慢的老混蛋卡伦德下地狱，让他儿子的灵魂安息，然后再给自己找个简单好破的盗窃案呢？”

“或者谋杀案。”雨果·蒂林补充说。

“给自己找一个简单点的谋杀案吧。”

他们好像心有灵犀似的，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来，把书本堆在一起，然后掸掉黏在衣服上的碎草。科迪莉亚跟在他们身后穿过庭院，来到学院外面。他们依然一声不吭，径直走向一辆停在前院的雷诺。

科迪莉亚走到他们面前，直截了当地问伊莎贝尔：“你喜欢品特的戏剧吗？当最后一幕怀亚特·吉尔曼被当地人用枪打倒的时候，你有没有被那可怕的场景吓坏了？”

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科迪莉亚几乎为自己脸红。

那双紫色大眼睛显得很迷茫。“没有，没有！我根本不在乎，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你知道，我当时跟雨果和其他几个人在一起呢。”

科迪莉亚转身对雨果·蒂林说：“你的朋友似乎弄不清品特和奥斯本的区别。”

这时雨果刚在汽车驾驶座上坐定。他转身给索菲和戴维打开后门，然后平静地说：“你口中的这位我的朋友，她住在剑桥，是来学习英语的。我直言不讳地说，她没有得到足够好的照顾，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稳定的进步，在某些方面有些令人失望。我的朋友究竟能听懂多少，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

汽车呼隆隆发动起来，开始向前移动。就在这时，索菲·蒂林把头伸出窗外，冲动地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愿意谈谈马克的情况。这没什么用，但是如果你愿意，今天下午可以来我宿舍，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不要迟到了。戴维和我要去划船，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汽车开始加速。科迪莉亚目送它驶出自己的视线。雨果玩世不恭地举起一只手表示告别，不过他们谁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科迪莉亚默念着这个地址，直到把它准确无误地记在了纸上。这个地址是索菲的住处吗？也许是宿舍，她的家是否住在剑桥呢？不管怎么说，这点很快就会弄清楚了。她应该什么时候到呢？去得太早会有迫不及待之嫌，去晚了他们可能已经去划船了。不论索菲·蒂林这迟来的邀请是出于什么动机，她现在都不能与他们失去联系。

他们在刻意隐瞒些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他们为什么对她的到来反应如此激烈呢？他们不希望有人再来翻马克·卡伦德之死的旧账。他们企图用劝说、哄骗甚至羞辱的方式让她放弃这个案子。他们会不会对她进行威胁？可是为什么呢？最有可能的推论是，他们在保护某个人。可这又是为什么呢？谋杀不同于夜晚翻墙入校，后者只是轻微地违反规定，作为朋友会去纵容或者帮忙掩盖。马克·卡伦德一直是他们的朋友，但有一个他认识并信任的人用皮带勒紧了他的脖子，目睹他痛苦地窒息而死，然后把他的身体像动物的尸体一样挂在钩子上。想起戴维·史蒂文斯望向索菲时那似笑非笑、若无其事的眼神，雨果那玩世不恭的冷静，还有索菲那友善而饶有兴致的双眼，她如何能将他们与这骇人听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是共谋，那他们都是魔鬼。可那个伊莎贝尔呢？如果他们是在为某个人打掩护，那么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她。但是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不可能杀害马克。科迪莉亚记得她那单薄瘦削的肩膀，那双柔弱无力、在阳光下几乎透明的手，还有那涂成粉红色的优雅的长指甲。如果伊莎贝尔有罪，那也绝不是她一个人做的。只有一个人高马大的强壮女子，才能把那具沉重的尸体搬上椅子，再挂到钩子上。

诺维奇大街是一条单向通行的大马路，科迪莉亚来到单行线的另一头才发现弄错了方向。她花了些时间才回到希尔斯路，从那座罗马天主教堂前经过，然后从第四个路口向右拐。这条马路两侧是一排排的小砖房，明显是维多利亚初期的建筑。这是一条上坡路，大多数房屋都维护得当，一扇扇式样完全相同的大门都漆得鲜亮；一楼的单扇窗户上，原先那些带折皱的窗帘已被有内衬的窗帘所取代，墙根处受潮的地方显露出斑驳的痕迹。五十七号的大门是黑色的，白色门牌在大门上方的玻璃框里。科迪莉亚发现还有地方可以停她那辆迷你车，心里轻松了一些。人行道一侧停放的汽车一辆接一辆，还停着不少破旧的自行车，可是她没有看见那辆雷诺。

大门敞开着。科迪莉亚按了一下门铃，然后试探性地走进狭窄的白色门厅。屋内立刻让她感到无比熟悉。从六岁生日那天起，她就和吉布森太太一起在罗姆福德郊区生活了两年，住的就是这种维多利亚式排屋。她认出了前方陡峭狭窄的楼梯，右边通向屋前客厅的那扇门，以及另一扇斜开着通向屋后会客室的门，从那里可以进入厨房和院子。她知道那里有橱柜，在壁炉两侧有弯曲的壁龛，她还知道怎样找到楼梯下面的小门。这份记忆如此真切，仿佛这间干净、阳光充沛的屋子里也像当年罗姆福德的那幢房子一样，充斥着待洗餐巾、白菜和油脂的浓烈气味。她仿佛隐约听见马路对面小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呼喊她那个有些古怪的名字，用一年四季都穿在脚上、随处可见的威灵顿长筒靴用力跺着柏油地面，同时挥动穿着毛衣的小胳膊大喊：“科尔！科尔！科尔！”

离她最远的那扇门半开着，她可以看见房间里阳光充足，墙壁刷成了亮黄色。接着，索菲探出了头。

“哦，是你呀！进来吧。戴维先到学院里去拿几本书，然后再为野餐买点吃的。想喝茶吗，还是等一会儿？我刚刚把衣服熨好。”

“还是等等吧。谢谢。”

科迪莉亚坐下来，看着索菲把电线绕在熨斗上，然后把衣服叠好。她朝房间里四下看了看，觉得里面舒适宜人，别有风味。家具不拘一格，样式各异，廉价的和贵重的兼而有之，看上去朴实而温馨。靠墙放着一张敦实的橡木桌子，加上四把式样简陋的餐桌椅；一把温莎扶椅上放着一只厚厚的黄色椅垫；窗户下面有一张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沙发，上面盖着棕色的天鹅绒布；在带盖的铸铁壁炉架上方，有三个造型优美的斯塔福德郡陶人雕像。其中一面墙几乎被一块黑软木的通告栏占满，上面贴着招贴画、卡片、备忘录以及从杂志上剪下的图片。科迪莉亚注意到，其中两张精心拍摄的照片上，是个撩人的裸体女郎。

透过悬挂着的黄色窗帘，能看见围墙内小园中一派生机勃勃的绿色。一个破旧的棚架前，有一株硕大的蜀葵繁花累累，阿里巴巴陶罐中种着玫瑰，墙头则摆着一排鲜红的天竺葵盆栽。

科迪莉亚说：“我真喜欢这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是的，是我的。两年前我们的祖母去世了，给雨果和我留下了一点遗产。我用我那份钱支付了这幢房子的定金，并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改建费用。雨果则把他所有的钱都用来收藏葡萄酒。他要保证自己到中年后能过得快活，而我却只想着当下的快乐。我想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不同。”

她把放在桌子一头的烫衣布叠好后放进一个橱柜里，接着在科迪莉亚对面坐下，直言不讳地问道：“你喜欢我弟弟吗？”

“不太喜欢。我觉得他对我粗鲁无礼。”

“他不是有意的。”

“那恐怕更糟糕。粗鲁无礼从来都是有意的，不然就是他太迟钝了。”

“只要有伊莎贝尔在的时候，雨果总是比平时别扭。她对他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她是不是在和马克·卡伦德恋爱？”

“这你就得去问她了，科迪莉亚，不过我觉得没有。他们相互之间几乎不了解。马克曾经是我的情人，不是她的。所以我想最好请你过来，亲口告诉你。如果你继续在剑桥打听他的情况，早晚还是会有人告诉你的。当然，他没有和我一起住在这儿，他在学院里有宿舍。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情人。这段恋情到圣诞节才结束，因为我遇上了戴维。”

“那时候你和马克相爱吗？”

“我也说不准。两性关系是一种探索，不是吗？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在通过对方的人格来探索自己，那我认为我们是相爱的，或者自认为是相爱的。马克需要让自己相信他坠入了爱河，而我也说不准自己是不是知道爱这个词的含义。”

科迪莉亚不由得产生一股同情。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她想到了自己的两个情人。一个是乔治斯，她和他睡过，因为他很温柔，郁郁寡欢，并总是直接喊她科迪莉亚——这才是她的名字，她真正的名字，她不叫迪莉亚，不是她父亲口中的小法西斯。还有一个是卡尔，他年纪轻轻，脾气却不小，但她喜欢他，并且不吝用他看重的唯一方式来表达这份喜爱。童贞对她而言，无非是一种暂时的不便状态，是年轻时缺乏安全感、易受伤害的因素之一。在遇到乔治斯和卡尔之前，她一直是个孤独而涉世未深的人。结识他们之后，她仍然感到孤单，但却初通了一些世事。这两次恋情都没有使她得到她所希望的东西，既没有让她更懂得应付她的父亲或房东太太，也没有触及她内心深处的角落。不过，她还是从卡尔那里感受到了温柔。还好卡尔是在他俩的性生活没有太过愉悦以及他对她来说没有太过重要的时候离开罗马的。一想到那些奇怪的体操动作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生活必需，她就觉得无法容忍。她认为，做爱被过高地估计了，不是在痛苦的程度上，而是在给人的惊喜上。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差异竟会如此之大。她说：“我的意思是，你们彼此有好感吗？你们喜欢一起上床的感觉吗？”

“都有。”

“那为什么要分手？你们之间发生争吵了？”

“没有那么夸张。没人会跟马克争吵的，这也是他身上的一个毛病。我跟他说，我不想再和他继续这种关系了，他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决定，就好像我只是失约没有去艺术剧院看戏似的。他没有企图和我争辩或劝我回心转意。如果你觉得我们分手和他的死有关，那你就错了。我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特别是和马克。我喜欢他甚至可能超过了他喜欢我。”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

“我感到自己处于道德压力之下。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也不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我却有这样的感觉，或者假装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我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生活，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就拿加里·韦伯的事来说吧。我最好还是先跟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这可以解释许多关于马克的事情。这个孩子患有自闭症，很难管，而且很暴力。大概一年前，他的父母带着加里和另外两个孩子去耶稣公园，马克就是在那里见到了他。孩子们在荡秋千，马克和加里搭话，那男孩有了回应。孩子都是这样的。后来他就经常去加里家照看他，每个星期要去待一晚上，这样韦伯夫妇就可以外出看电影。假期的最后两天，他们全家都外出度假了，马克就住在那里一心一意地照顾加里。韦伯夫妇不忍心送孩子去医院，他们试过一次，但是他在那里根本不得安宁。不过他们倒是很乐意把他留给马克照顾。有几次晚上我去看他，就见到他们在一起。马克让孩子坐在他的大腿上晃来晃去，一晃就是几个小时。这是一种使孩子安静的方法。我们两人对加里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他还是死了的好，而且我也这样说了。我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如果他死了就好了，对他的父母，对他家其他人都有好处，对他自己也好。但是马克不同意。我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好吧，孩子们受着罪，而你却通过帮他们缓解痛苦而得到情感上的喜悦，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后来就是一些无聊的形而上学的对话。马克说，‘你和我都不会想要杀死加里。他存在着。他的家也存在着。他们需要帮助，我们可以提供这种帮助。我们怎么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行动，不是情感。’”

科迪莉亚说：“可是行动是受情感支配的。”

“哦，科迪莉亚，得了吧！这样的对话我以前经历太多了。当然是这样的！”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接着，科迪莉亚还是不得不打破她们之间正产生的一点点信任和友情，开口问道：“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如果真是自杀的话？”

索菲的回答就像一扇关上的门，铿锵有声。“他留下了一张纸条。”

“也许是留了张纸条。但是，正如他父亲所指出的，那不能算是解释。那是一段优美的诗句——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但是用它来解释自杀的原因，还难以令人信服。”

“它令陪审团信服了。”

“但没有令我信服。你想想，索菲！一个人自杀无非出于两种原因，不是为了逃避什么，就是因为向往什么。第一个原因在情理之中。如果一个人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绝望或精神折磨，而且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那么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也许是明智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自杀，只为了寻找更多存在的价值，或者只想追求死亡体验，那就太不理智了。死亡是无法体验的。我甚至认为濒死之际也是一种无法体会的经历。一个人只能体验如何准备赴死，而这也毫无意义，因为他今后再也用不着这种经验了。如果人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如果没有，我们也无处抱怨自己上当受骗。相信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都是清醒的，唯有他们才能免于终极幻灭。”

“你已经全部想清楚了，是不是？我不敢说这桩自杀是否也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它也许是出于冲动或者失去理智。”

“马克是个冲动不理智的人吗？”

“我不了解马克。”

“但你们曾经是情人！你们睡在一张床上！”

索菲看着她，因为愤怒与痛苦大声喊起来：“我不了解他！我原来以为我了解他，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

她们坐了将近两分钟都没有说话。接下来科迪莉亚问道：“你到加福斯庄园去吃过饭，对不对？当时情况如何？”

“那天的食物和酒水都是绝佳的，但这肯定不是你问的意思。但除此之外，那场晚宴乏善可陈。罗纳德勋爵看到我去了，表现得和蔼亲切。利明小姐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班滔滔不绝的天才们，当她把目光转向我的时候，就像个未来婆婆在上下打量儿媳。马克一直很沉默。我想他带我过去只是为了向我或是向他自己证明点儿什么，不过我也说不准是什么。后来他再也没提过那个晚上的事，也没问过我的想法。一个月之后，雨果和我去参加晚宴。就是那一次，我遇见了戴维。他是在那里工作的一位生物学家邀请的朋友。罗纳德·卡伦德想要他去。戴维在读最后一年的时候，利用放假时间在那里工作过。如果你想了解加福斯大宅的内部情况，就应当去问他。”

五分钟之后，雨果、伊莎贝尔和戴维都到了。科迪莉亚正在楼上的洗手间里，她听见停车的声音，还有门厅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楼下的脚步声朝着后面的客厅远去。她打开热水龙头，厨房里的燃气热水器立即发出轰鸣声，好像这座小房子被装上了发电机。科迪莉亚任由热水流出，自己走出洗手间，把门轻轻地带上。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楼梯顶端，不无愧疚地想，这些白白浪费的热水只好算索菲倒霉了。她轻轻地向下走了两三步，侧耳静听，可是越发觉得自己的行为卑劣，简直不择手段。前门已经关上，但是通向后面客厅的门开着。她听见伊莎贝尔漫不经心地高声说道：“如果这个罗纳德勋爵可以出钱让她调查马克的事，我为什么就不能出钱让她停止调查呢？”

接着是雨果愉快又有些不以为然的声音。“亲爱的伊莎贝尔，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是可以用钱收买的？”

“反正她是不会的。我喜欢她。”

说话的是索菲。她的弟弟接过话说：“我们都喜欢她。问题是，我们怎么摆脱她？”

随后的几分钟是一阵低声交谈，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听见伊莎贝尔的插话。

“这不是，我觉得，一份适合女人的工作。”

一阵椅子刮擦地板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科迪莉亚赶紧悄悄回到洗手间关上水龙头。她曾经问伯尼要不要接一桩离婚案，到现在她还记得他洋洋得意的告诫。

“你干不了我们的工作，伙伴，你也成不了男人。”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半开着的门。雨果和伊莎贝尔离开了。等到前门关上，汽车开走之后，她才走到楼下的客厅。索菲和戴维正从一只大旅行包里往外拿蔬菜和水果。索菲笑着说：“伊莎贝尔今天晚上要办一个聚会。她在离这里很近的潘顿大街有一处房子。马克的导师爱德华·霍斯福尔可能会去，我们觉得你或许需要向他了解马克的情况。聚会晚上八点开始，但是你可以到这里来找我们。现在我们要先收拾野餐用的东西，我们打算花一个钟头在河上划船。你愿意的话就一起来吧。这可是游览剑桥的最好方式。”

事后，那次河上野餐在科迪莉亚的记忆中成为了一系列短暂而清晰的画面，是视觉和感官的融合，时间仿佛被暂时冻结了，阳光下的美景牢牢印在了她的头脑中。阳光照在河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也给戴维胸前和手臂上的毛发镀上了金色，他那双强有力的上臂像蛋壳般撒上了斑点；索菲在用篙撑船，还不时抬起手臂擦去从眉毛上淌下的汗水；篙从神秘的河底带出的绿色水草，它们在水面下方扭转翻腾；一只活泼的鸭子把白色的尾巴翘起，一头扎进碧绿的水里，激起一片涟漪。当他们的船荡漾着从希福尔大街的桥下经过时，索菲的一位朋友游到他们的船边，就像一只身上滑溜溜的大鼻子水獭，黑色的头发如同两块刀片贴在脸颊上。他把双手搭在船沿上，向正在抗议的索菲张开嘴，要求投喂几片三明治。平底船和独木舟在桥下的激流中挤撞碰擦着，空气中充满欢声笑语。许多人半身赤裸地躺在绿色的河岸上，仰面晒太阳。

戴维一直把船划到河的上游，科迪莉亚和索菲分别躺在船两头的垫子上。两人相距甚远，不可能进行私下交谈，科迪莉亚猜测这是索菲精心安排的。时不时的，索菲还会跟她大声介绍几句，好像是为了强调，这次出来玩仅限于参观游览。

“那块像婚礼蛋糕一样突出的建筑是圣约翰学院的新庭院，我们刚刚从下面经过的那座桥是克莱尔桥，我觉得它是最美的景点之一。这座桥是托马斯·格伦巴尔德在一六三九年建造的，据说他的这项设计只得到三个先令的报酬。你肯定知道这个景点，从这里看王后学院再好不过了。”

“是不是你和你弟弟一起杀了你的情人？”科迪莉亚很想打断这场东拉西扯的观光讨论，粗暴地问出这句话。但她还是没有这个勇气。

此刻他们正泛舟在洒满阳光的剑河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不甚得体，近乎荒唐。她快要一点点地接受自己的失败：也许是她太过神经质，自己所有的怀疑只归因于对刺激和名声的过分追求；或许她只是想证明罗纳德勋爵的雇佣费没有白花，她认为马克·卡伦德是被人杀害的，因为她愿意相信。他一个人生活，自立，不依赖父亲，有一个孤独的童年，这使她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她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是在为他报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假设。从花园别墅饭店前经过时，索菲接过撑篙，戴维在微微摇晃的平底船上小心翼翼走过来，然后在她身边躺下。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提到马克的名字。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不冒犯他人的好奇心，她不由自主地问道：“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是个出色的科学家吗？”

戴维拿起一把短桨，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漫不经心地划动。“我那些亲爱的同事们会说，他研究的科学很值得尊重。实际上岂止是值得尊重，目前这个实验室正在研究扩大生物监视器的应用范围，对海洋及内河入海口污染状况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对可以作为监测污染指标的植物和动物进行定期观测。去年，他们还对塑料的降解做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初步研究，罗纳德·卡伦德本人并不非常热衷，但你指望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还能有多少创新理论呢？不过他确实很善于发现人才，也知道如何管理团队。你能想象有什么方法，能让团队中的所有人都全身心投入，感情如兄弟一般吗？我可想象不出来。甚至在发表论文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卡伦德研究实验室的名义。换我绝做不到。我发表论文完全是为了戴维·福布斯·史蒂文斯的光荣，附带的，也为了感谢索菲。蒂林姐弟都喜欢成功。”

“这就是他当时给了你一个工作机会，而你却不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吗？”

“还有其他原因。他支付报酬很大方，但要求也太多。我不想被钱买下来，而且我尤其反感每天晚上穿正装用餐，感觉就像动物园里表演的猴子。我是分子生物学家，不是在寻找圣杯。爹妈把我养大，让我成了循道宗教徒，这在过去的十二年中都毫无问题，我觉得没有理由为了罗纳德·卡伦德的伟大科学原则，就把好好的信仰抛弃了。我不信任那些将科学奉若神明的科学家。加福斯庄园里那一小撮人如果没有一天三次朝卡文迪什实验室 [6] 方向跪拜，那才叫奇怪。”

“伦恩这个人怎么样？他在那里能适应吗？”

“哦，那个该死的家伙是个怪物！他十五岁那年，罗纳德·卡伦德在一家孤儿院里发现了他——别问我是怎么找到的——后来把他培养成一个实验室助理。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称职的了。那里的所有仪器和器皿，没有克里斯·伦恩弄不懂或者管不好的。他还自己研究出了一两样，卡伦德为它们申请了专利。如果说这个实验室里缺了谁不行的话，那大概就是伦恩了。所以罗纳德·卡伦德更喜欢的是他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你也许能猜到，伦恩把罗纳德·卡伦德看成了万能的神，这使他们俩都很满意。这简直不可思议，伦恩那种原本要街头斗殴和欺负老太太时体现的暴力，现在被用来为科学服务。你不得不佩服卡伦德，他知道如何挑选自己的奴才。”

“利明小姐也是他的奴才吗？”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伊丽莎白·利明是什么角色。她负责安排处理各种事务，和伦恩一样，大概也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伦恩和她之间似乎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也可能只是彼此仇恨。我对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区别可不在行。”

“但是罗纳德勋爵如何支付他所有的研究？”

“这的确不是小数目，是吧？有谣传说大部分钱是他妻子的，还说他和伊丽莎白·利明用这些钱做了一笔相当明智的投资。他们当然有必要这样。后来他从承包合约中得到一笔钱。即便如此，他的开销也不小。我在那里的时候，听说沃尔温顿信托基金对他的研究有兴趣。如果卡伦德能有什么大的研究成果——我想一般的研究也有辱他们的名声——他的大部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马克的死肯定对他打击很大。再过四年时间，马克就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他对索菲说过，他打算把其中大部分都交给他老爸。”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天知道。也许是良心作怪。不管怎么说，他显然认为这件事应当让索菲知道。”

他有什么良心钱要付呢？科迪莉亚疲惫地想。因为他不太爱他的父亲？因为他拒绝了父亲的热情？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达到父亲期望的儿子？现在马克的钱会怎么样呢？马克一死，这笔钱将会归谁？她心想应当去看一看他祖父的遗嘱，或许会有什么发现。但是这就意味着要到伦敦跑一趟。这样做真的值吗？

她把脖子向后仰，面对着太阳，一只手伸进河里。船篙溅起的水洒落在她的眼睛上。她睁开眼，看见船在贴近河岸的地方漂流，头顶上方的树木遮住了阳光。她的前方垂挂着一截枝干，齐根断裂，有人的躯干那么粗，只有树皮还连着。平底船从它下面经过的时候，它还轻轻地转了一下。她意识到戴维在说话，他肯定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竟然记不得他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想自杀，那是不需要理由的，不想自杀倒是需要理由。他就是自杀，科迪莉亚。我不会再纠缠于这个问题了。”

科迪莉亚心想自己刚才肯定睡着了一会儿，因为他似乎正在回答一个问题，可她记不清自己提过问。然而这时，她的耳边响起了一些更响亮、更急切的声音。其中有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如果这其中有我的责任，那么我要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也想知道。”还有马斯克尔警长的声音：“你如何用这个东西来上吊呢，格雷小姐？”那根皮带她用手摸过，光滑、弯曲，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她的指间滑过。

她突然坐起来，双手紧紧抓着膝盖，由于动作太猛，平底船剧烈摇晃起来，索菲不得不抓住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来保持平衡。有意思的是，她那张黝黑的脸似乎变得很短，而且被烙上了树叶的阴影。她似乎正从一个很高的地方俯视着科迪莉亚。就在她们目光相遇的时候，科迪莉亚意识到，自己离放弃这个案子的想法已近在咫尺。这里的美景、阳光、悠闲、伙伴的承诺，甚至友谊，已经使她忘记了今日此行的目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颇为吃惊。戴维说罗纳德勋爵善于用人，而他又选中了她。这是她接手的第一桩案件，任何事或者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她解决这个案子。

她郑重其事地说：“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但我不想错过晚上的聚会。我应当找马克的老师谈一谈，而且到时候其他人也许还能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返回了？”

索菲把目光投向戴维。他耸了耸肩，动作之小几乎难以觉察。索菲没说话，用篙使劲往岸上一撑。平底船开始缓慢地返回。

伊莎贝尔的派对定在八点开始，可是索菲、戴维和科迪莉亚快九点时才到达。从诺维奇大街步行到这里只要五分钟，科迪莉亚一直也没有弄清它的确切地址。她很喜欢这所房子，伊莎贝尔的父亲花了不知多少钱在房租上。这是一幢两层楼的白色长形别墅，弧形的窗户很高，配有绿色百叶窗。房子远离附近的街道，半地下室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前门，另一段相仿的楼梯从客厅通向长形的花园。

客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科迪莉亚看了看来宾，庆幸自己买了件土耳其长袍。看来大多数人都穿上了引人注目的衣服，尽管她认为没这个必要。人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最好能够艳惊四座，甚至哪怕看上去怪诞不经，也好过毫无特色。

客厅里的陈设十分讲究，不乏浮华，带有伊莎贝尔那凌乱、不切实际并一反传统的女性特征。一盏装饰华丽的水晶吊灯如旭日般挂在天花板中央，却在这个房间里显得太过巨大笨重，豪华铺张的丝绸坐垫和窗帘使这里更像是妓女和情妇的闺房。科迪莉亚不相信这些东西是房东的风格。那些画肯定也是伊莎贝尔自己的东西，因为没有哪个房东会把这么贵重的画作留在墙上。壁炉上方挂着一幅画，上面是一个搂着小狗的年轻女子。科迪莉亚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内心感到一阵激动和喜悦。毫无疑问，她不可能看错那女孩裙子的独特蓝色，还有那年轻丰腴的面颊和手臂上令人赞叹的色彩，它们在吸收光线的同时也反射出光线——可爱、富有弹性的肌肤。她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这是雷诺阿的画！”人们纷纷回过头来看她。

在她身边不远处的雨果笑着说：“不错，不过别这么大惊小怪嘛，科迪莉亚。不过是幅雷诺阿的小作品。伊莎贝尔向她爸爸要一幅油画来装饰客厅，他总不能用《干草车》的印刷品，或者梵高那张破椅子的廉价复制品打发她吧。”

“伊莎贝尔会知道其中的区别吗？”

“哦，那当然。伊莎贝尔很识货。”

科迪莉亚想知道，他语气中的尖酸是在针对伊莎贝尔，还是针对他自己？在房间另一头，他们看见伊莎贝尔正冲他们微笑，雨果如同坠入梦幻般径直朝她走去，抓住了她的手。科迪莉亚冷眼旁观，只见伊莎贝尔的头发盘成希腊式的高发髻，身穿一条长及脚踝的奶油色丝绒连衣裙。裙子的方领开得很低，袖口缝着繁复的褶边。科迪莉亚思忖：这俨然是一件模特儿的服装，在这种非正式聚会中，本应显得很不协调，可相反，它使得其他女人的衣服看上去都像是临时凑合，就连科迪莉亚自己这身衣服也成了一块俗气的破布，不似买来时那么淡雅精致。

科迪莉亚决定晚上找个时间和伊莎贝尔单独谈谈，但发现这恐怕不容易。雨果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一只手始终占据着她的腰际，把持着她在朋友之间应酬。他似乎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而伊莎贝尔的酒杯也始终没有空着。也许随着夜晚过去，他们会放松警惕，到时就有可能找机会把他俩分开。眼下，科迪莉亚决定在房子里四处看看，尤其要看看洗手间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在这样的聚会上，这种事需要客人自己留心。

科迪莉亚走上二楼，来到楼道尽头的一扇门前。她轻轻把门推开，顿时一股浓烈的威士忌酒气扑面而来。她本能地悄然进入，并顺手把门带上，以免酒气弥漫到整个房子里。这不是个空房间，里面一片混乱。床上还躺着一个女人，身上搭着一条床罩；这个女子身着粉红丝绸睡袍，金色头发披散在枕头上。科迪莉亚走到床边俯视着她，她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她的嘴巴半张着，一阵阵威士忌的酒气像无形的烟圈般不断散发出来。她的下唇和下巴肌肉绷得很紧，起了一道道皱纹，使她的脸看起来冷峻而严厉，好像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强烈的不满。她薄薄的嘴唇上抹着厚厚的唇膏，浓浓的紫色渗进嘴唇四周的皱纹中，使她的身体看起来就像遭遇着酷寒。她的两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床单上，布满皱纹的手指被尼古丁熏得焦黄，还有一圈一圈的痕迹。两根鹰爪般的指甲上有裂痕，其他指甲上的砖红色甲油有的开了裂，有的已经脱落。

一张笨重的梳妆台挡在窗前。她把视线从这双皱巴巴的手上移开，一一扫过桌上几瓶开了盖的面霜、洒落的粉底，还有一杯喝剩下的看似咖啡的东西。科迪莉亚挤到桌子后面，把窗户推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在下面花园的草地上、树荫之下，有几个苍白的影子在静静地移动，就像死去多年的酒鬼的幽灵。她把窗户开着，走回床边。现在她什么也做不了，不过还是把那双发凉的手塞到被罩下面，从门背后的钩子上取下一件比较暖和的睡袍，把它盖在那个女人身上，然后把四周掖好。至少这样就不怕吹风着凉。

做完这些之后，科迪莉亚悄悄返回楼道，正好看见伊莎贝尔从隔壁的房间里出来。她迅速伸手连拖带拽地把她拉进卧室。伊莎贝尔轻轻地喊了一声，科迪莉亚把她紧紧地按在门上，压低嗓门急切地说：“把你知道的有关马克·卡伦德的事情告诉我。”

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从门转向了窗户，仿佛急欲夺路逃跑。“他做那件事的时候我不在那儿。”

“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

伊莎贝尔朝着床的方向退去，似乎那个一动不动、发出呻吟般鼾声的人会向她提供支持。那个女人突然翻了个身趴在床上，像一头痛苦不堪的野兽发出长长的哼唧声。两个女人都惊讶地看了她一眼。科迪莉亚又问了一遍：“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

“马克自杀的时候，我并不在场。”

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科迪莉亚压低了嗓门：“可是在那不久之前你还去过，是不是？你到那个大宅去打听他的消息。马克兰德小姐看见你了。事后你坐在花园里，一直等到他把活干完。”

也许是科迪莉亚的想象？伊莎贝尔感到这个问题无关要害之后，似乎突然放松了许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是去找马克的。他们在学院宿舍把他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就去看他。”

“为什么？”

这一苛刻的问题似乎令她茫然不解。她简单地回答说：“我想和他在一起。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你的情人吗？”科迪莉亚问道。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总好过问他们是不是睡在一起或者同床共枕——而且伊莎贝尔也许根本就听不懂那些愚蠢的委婉用语。此刻，从她那双漂亮、受惊的眼睛中，很难看出她真正理解了多少。

“不，马克从来不是我的情人。他在花园里干活，我只好在农舍那儿等他。他在太阳底下给我放了一把椅子和一本书，我一直等到他把活干完。”

“什么书？”

“我记不得了，很没意思的书。在马克回来之前，我一直觉得很无聊。接着我们就用很好玩的杯子一起喝茶，就是带蓝杠的大杯子。喝完茶之后我们一起散步，然后一起吃晚饭。马克还做了色拉。”

“后来呢？”

“我就开车回家了。”

此刻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科迪莉亚听见楼梯上传来上上下下的脚步声和一阵阵说话声，但她还是进一步追问：“在那之前呢？那次喝茶之前，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是在马克离开学校前的几天。我们一起开我的车去海边野餐。不过我们先在城里停了一下——圣埃德蒙兹镇，对吧？马克去找了一个医生。”

“为什么？他病了吗？”

“哦，不是，他没有病。他也没在那儿待很久，不可能做你们所说的——检查。他在里面只待了几分钟。那幢房子很破旧，我在车里等他，不过车没有停在房子外面，你明白吧。”

“他说过为什么要去那儿吗？”

“没有，不过我想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出来之后有一会儿他都不太开心，不过很快我们就去了海边，他就又高兴起来。”

她现在似乎也高兴起来了。她冲科迪莉亚微微一笑，甜美而空洞的微笑。科迪莉亚自忖：她惧怕的只是那座农舍，谈到活着的马克时，她并不介意，可是一想到他的死，她就觉得受不了；这种抵触并不是出于交心的悲痛，他曾经是她的朋友，他很讨人喜欢，她很喜欢他，但是没有了他，她也过得很好。

这时候有人敲门。科迪莉亚站向一边，雨果走了进来。他对科迪莉亚视而不见，朝伊莎贝尔扬了扬眉毛：“你可是派对的主人，宝贝儿。下去吧？”

“科迪莉亚要跟我谈谈马克的事情。”

“毫无疑问。我希望你都告诉她了，你和他开车去海边待过一天，还在夏树庄园和他待了一下午和一晚上，从那以后你再也没见过他。”

“她跟我说了，”科迪莉亚说，“几乎一字不差，我觉得，现在让她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威胁了。”

他脱口而出：“别这样刻薄嘛，科迪莉亚，这可不像是你说的话。有些女人可以尽管讽刺挖苦，但是对于你这样美丽的女人来说，就有失身份了。”

他们一起走下楼梯，来到人声嘈杂的门厅。刚才那番恭维话使科迪莉亚感到不快。她问道：“我想，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就是伊莎贝尔的监护人了。她是不是经常这样醉醺醺的？”

“德孔耶小姐？她平常不大醉成这样，不过我也承认她难得有绝对清醒的时候。”

“难道你们就不能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把她交给二十世纪宗教法庭——交给像我父亲那样的精神科医生？她把我们怎么了，我们要那样对待她？再说了，她难得清醒的时候，就变得刻板又乏味。说来也巧，她的酒瘾和我的兴趣不谋而合。”

科迪莉亚措辞严厉地说：“这确实省了你们事，但我认为这很不负责，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她，直视着她的眼睛，微笑道：“哦，科迪莉亚，你说起话来真像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又被新教徒保姆带大，还接受了修女学校的教育。我真的很喜欢你！”

科迪莉亚默默地离开他们，走进晚会的人群中时，雨果还在笑。她心想，雨果的判断并没有太大的错误。

她拿了一杯酒，慢慢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心安理得地听着别人谈话的只言片语，希望能听到有人提起马克的名字。她只听到了一次。有两个女孩和一个长相英俊但无精打采的青年男子站在她的身后。其中一个女孩说：“索菲·蒂林好像很快就摆脱了马克·卡伦德自杀的阴影。她和戴维一起去参加了火葬仪式，这个你们知道吗？把自己的现任情人带去看前任情人的火化，还真像是索菲的个性。我看这件事让她很兴奋呢。”

她的同伴都笑了。

“小兄弟还接管了马克的女友。如果美人、金钱和聪明才智不能同时到手，那就想办法得到前两个。可怜的雨果！他一直自卑着呢。长得不够帅，也不够聪明——索菲的荣誉学位肯定让他自愧不如；而且他也不是很有钱。难怪他要靠性来寻找自信。”

“而且，就算在这方面，也不见得……”

“亲爱的，你应当知道的呀。”

他们哄笑着离开了。科迪莉亚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的手在颤抖，几乎把杯中的酒晃出来。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在乎索菲，竟然渐渐喜欢上了她。当然，那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是蒂林的策略。如果用羞辱的方法不能使她放弃这桩案子，那就笼络她，带她去坐船，好好地待她，把她拉到我们这边来。确确实实，她现在站在了他们一边，至少她没有听那些恶意的诋毁。也许他们和鸡尾酒会上那些客人一样满怀恶意，她用这种挑剔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无伤大雅却也无趣的聚会，人们喝点杜松子酒，吃点开胃吐司，在一起说长道短。她像她父亲一样，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这是势利、恶意和淫秽言行的温床，对此她觉得不难理解。

一具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她转身一看是戴维，手中正拿着三瓶酒。刚才那几个人的话他显然也听见了一些，那两个女孩分明是故意的，不过他只是温和地笑了笑。

“奇怪的是，被雨果抛弃的女人总是恨他入骨。可是索菲却不一样。她的前男友们喜欢把他们的破烂自行车和汽车随便往诺维奇大街上一停，然后在我的客厅里喝着啤酒，把他们和现女友之间的破事说给她听。”

“你介意吗？”

“只要他们不逾越客厅的界线，我就不介意。你玩得还开心吗？”

“不怎么样。”

“来见一下我的朋友吧。他一直在问你是谁。”

“不了，戴维，谢谢你。我必须随时准备见霍斯福尔先生，我不想错过机会。”

他冲她笑了笑。她觉得他是在可怜她，好像还准备说点什么。但是他改变主意走开了，怀里抱着那几瓶酒，一边穿过人群一边高声提示避让。

科迪莉亚继续在房间里走动，边看边听。那些露骨的淫秽语言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原以为知识分子们总是呼吸着太过纯净的空气，理应不会对肉体之事感兴趣。显然这是一种误解。想想看，那些革命同志们，总被人们认为生活在淫乱之中，但其实都相当保守。有时候，她觉得他们的性行为并非发自人的本能，而是由责任激发的，它是革命的武器，或者说，是对他们所鄙弃的资产阶级道德摆出的反对姿态，而不是人的生理需要。他们的主要精力全都奉献给了政治。现在也不难看出，在场这些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被引向了哪里。

其实她没有必要担忧自己是否选对了长袍。已经有不少男人表示愿意，甚至急于摆脱自己的女伴来和她搭讪。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显得与众不同，他巧舌如簧，样子逗趣，科迪莉亚觉得若是和他在一起，或许还能度过一个有趣的晚上。参加聚会的时候，她希望只有一个合适的人关注自己，同时不受其他任何人注意。她天生不善于交际，以至在过去的六年中和同龄人渐行渐远。在这种部落求偶般的聚会上，她发现自己害怕噪音，害怕人们表面下的冷漠以及那些她一知半解的潜规则。她坚决地对自己说，她拿了罗纳德勋爵的钱不是到这里来找乐子的。在那些与她搭上话的人当中，没有人了解马克·卡伦德，也没有人对他生前死后的事表现出任何兴趣。她不能整晚都和这些无法提供信息的人泡在一起。每当她意识到情况不对，而他们的交谈又太过深入时，她就会轻轻说一声失陪，然后溜到洗手间或者躲进花园里的阴暗处。花园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坐在草地上吸食大麻，那刺鼻的气味科迪莉亚是不会弄错的。那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交谈的兴趣，所以她至少可以在这里独自散散步，聚积勇气准备下一轮的进攻，想想该如何看似漫不经心地提出些巧妙问题，并对一些无法避开的问题作出回答。

“马克·卡伦德？对不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不是离开学校去体验简朴生活了吗？后来上吊自杀还是怎么了？”

有一回，她躲进了德孔耶小姐的房间。但她看见那个烂醉如泥的女人被胡乱丢在地毯上的一堆枕头里，而那张床被派上了另外的用场。

她不知爱德华·霍斯福尔什么时候来，或者究竟会不会来。如果来了，雨果是否还记得或者愿意把她引见给他？此刻客厅里、门厅里，就连楼梯上都是人，可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没有看见蒂林姐弟的身影。正当她觉得这个晚上恐怕是白跑一趟时，雨果把手搭在她手臂上说：“来见见爱德华·霍斯福尔吧。爱德华，这是科迪莉亚·格雷，她想问一些关于马克·卡伦德的事情。”

爱德华·霍斯福尔再度使她感到吃惊。在她的潜意识中，对方应该是个一把年纪的老学究，因埋头书本而对其他事心不在焉，有着一副好心肠，但难以和学生打成一片。然而眼前这个人顶多三十出头，他的个子很高，长头发遮住了一只眼睛，瘦削的身材像瓜皮一样有些弯曲，蝶形领结下带褶子的黄色衬衣使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

科迪莉亚原本一直抱有几分希望，认为只要相互认识了，他马上就会喜欢上自己，并且不吝惜花时间跟她相处，可是这希望很快破灭了。霍斯福尔的眼神焦躁不安，不时地回头看向门口。她怀疑他是有意一个人前来，目的就是要摆脱累赘，等候自己所希望的伴侣到来。他心神不定的样子让她很难不受影响。她说：“你知道，我不会整个晚上都缠着你的，我只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她的声音使他意识到了她的存在，也找回了一点礼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你想了解什么？”

“关于马克，你所知道的任何事。你教过他历史，对吗？他学得好吗？”

她并没有开门见山地提问，她觉得从这个问题入手，所有当老师的人都能回答得了。

“跟那些让我头疼的学生相比，教他还能给我一点成就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修历史，他完全可以选择一门科学课程。他对物理现象充满了好奇，可是他却决定读历史。”

“你觉得这是不是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愿？”

“违背了罗纳德勋爵？”他转身拿起一只瓶子，“你喝点什么？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的聚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酒水都不错，很可能是因为雨果负责这一方面，让人非常欣慰的是没有啤酒。”

“难道说雨果不喝啤酒？”科迪莉亚问。

“他说他不喝。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违背罗纳德勋爵的意思。马克说了他选修历史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懂得过去，就不可能懂得现在。你在面试的时候总会听到这种烦人的陈词滥调，但是他可能对此深信不疑。当然，实际上反过来说倒是对的——我们是在用现在解释过去。”

“他行吗？”科迪莉亚问，“我是说，他会拿到荣誉学位吗？”

她天真地以为，荣誉学位就是学业成绩的巅峰，这一纸证书能够证明获得者终身都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慧。她想听到的是，马克的荣誉学位已经胜券在握。

“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好像把荣誉和成就混为一谈了。我们很难预测他的学习等第，不过拿到荣誉学位的把握不大。马克有能力发表一些独特、有创造性的文章，可是他的材料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几个独到理论，这样的结果往往经不起推敲。主考人喜欢看独到见解，可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学得好，首先必须拿出已经被人们接受的事实以及正统观点。要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还要有快速准确地进行书面表达的能力，这是获得荣誉学位的诀窍。顺便问一句，你在哪儿？”他注意到科迪莉亚脸上掠过茫然不解的神情，“我是说在哪个学院？”

“都不是。我已经工作了，我是一名私家侦探。”

听到这话以后，他表现得泰然自若。“我叔叔曾经聘请过一位侦探，为了查清我婶婶是不是跟他们的牙医有一腿。她果真有私情，但其实他只要问问他们，就很容易弄清楚了。可是他却花了大价钱，换来的是原本分文不花就能得到的消息，还赔了夫人又折了牙医。这事当时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真觉得这样的工作——”

科迪莉亚接过话头：“不适合女人？”

“不，我认为完全适合。它需要无穷的好奇心，无限的痛苦，还有干预他人的热情。”他再次表现出心不在焉。他们旁边有几个人在交谈，话语不时飘进他们的耳朵。

“……最烂污的学术文章的典型。无视逻辑关系，滥用流行词语，貌似很有深度，语法一塌糊涂。”

马克的老师只听他们说了几句，就认定他们的学术性闲聊不值得关注，于是又屈尊把注意力转向科迪莉亚，但却没有表现出多少重视。“你为什么对马克·卡伦德这么感兴趣？”

“他父亲聘用我调查他儿子的死因，我希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跟你暗示过他生活得不快乐，以至于要自杀？他有没有解释过为什么要放弃学业？”

“没有跟我提过。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他的关系有多密切。那次他来与我正式告别，对我给他的帮助表示感谢，然后就要走。我客套了几句表示遗憾，与他握手。我有些尴尬，但是马克没有。我觉得马克不是一个轻易会觉得尴尬的年轻人。”

这时门口起了一阵小骚动，几个刚到的人正吵吵闹闹地挤进人群。其中有个女孩身材高挑，皮肤黝黑，大红上衣的开口几乎到了腰际。科迪莉亚觉得马克的老师好像突然怔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这位新来者，目光中充满紧张、焦虑和和哀求。这样的目光她以前见过，她的心往下一沉。如果现在她还能获得任何信息，那真是吉星高照了。她急于再次吸引他的注意，于是说道：“我肯定马克不是自杀的。我认为这可能是一起谋杀。”

他依然盯着那位新来的女孩，漫不经心地说：“不大可能，真的。谁杀的？什么动机？他只是个小人物，甚至从不冒犯别人一丝一毫，也许除了他父亲吧。但这不可能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干的，如果你是在怀疑他。马克死的那天晚上，卡伦德勋爵坐在餐厅的导师餐桌上吃饭。当晚学院举办了晚宴，我就坐在他身边。他儿子还给他打来一个电话。”

科迪莉亚几乎要去拽住他的袖子。她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时间打的？”

“我想就在开饭后不久，学院里一个叫本斯金的侍者进来告诉他有电话，时间大约在八点到八点一刻之间。卡伦德离开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回来继续喝他的汤。这时候其他人还没有开始吃第二道菜呢。”

“他有没有说马克有什么事？他看上去有心事吗？”

“都没有。我们吃饭的时候几乎不说话，罗纳德勋爵从来不把自己的社交才华浪费在非科学家身上。对不起，失陪了。”

他起身离开，穿过人群，直奔他的目标。科迪莉亚放下手中的杯子去找雨果。

“听我说，”她说，“我想找你们学院的服务员本斯金谈谈。他今天晚上在吗？”

雨果放下手中的瓶子。

“有可能。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在学校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他从他的小窝请到你那里去。如果事情真的那么急，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学院传达室的门房满腹好奇地查清了本斯金就在学院里，接着通知了他。五分钟后本斯金就到了。在等待他期间，雨果和门房闲聊着，科迪莉亚走到宿舍区外，悠闲地看着学院里发的各种通知。本斯金不慌不忙地到了，样子很从容。他是一位老人，满头白发，衣着正式。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皮肤很厚，就像没有成熟的血橙。科迪莉亚心想，如果不是脸上那隐隐透着轻蔑的阴郁神情，他倒是很像广告上那种理想的管家。

科迪莉亚先给他看了罗纳德勋爵的授权委托书，接着就单刀直入地开始发问。拐弯抹角是不可能奏效的，既然她求助于雨果，就不指望能甩开他。她说：“罗纳德勋爵让我调查他儿子的死亡。”

“我明白，小姐。”

“有人告诉我说，马克·卡伦德先生临死那天晚上打电话找过他父亲，当时晚餐刚刚开始，是你告诉正在导师餐桌上用餐的罗纳德勋爵，说有电话找他的。”

“小姐，我当时以为打电话来的是卡伦德先生，可事实上我弄错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本斯金先生？”

“是罗纳德勋爵自己告诉我的，小姐，那是他儿子死了几天之后的事情。罗纳德勋爵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当时我斗胆向他表示了慰问。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提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那个电话，罗纳德勋爵说我弄错了，打电话的不是卡伦德先生。”

“他有没有说是谁打的？”

“罗纳德勋爵告诉我，说是他的实验室助理克里斯·伦恩先生。”

“这让你吃惊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弄错了？”

“我得承认我是有点吃惊，小姐，不过这样的错误也许已经无足轻重了。我那天只是偶然间提到了这件小事，当时的气氛真是令人悲伤。”

“你真觉得是自己把名字听错了？”

这个满脸固执的老人并没有放松下来。“罗纳德勋爵不可能搞错是谁打电话给自己的。”

“卡伦德先生是不是平常都在学院吃晚餐的时候给父亲打电话呢？”

“我以前从来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何况接电话也不是我的日常工作。学院里其他侍者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调查不会有结果，而且学院侍者受到调查的消息也不会让罗纳德勋爵感到高兴。”

“任何有助于证实真相的调查，都会使罗纳德勋爵感到高兴。”科迪莉亚说。她心想，实际上本斯金那散文诗一般的语言风格正在感染自己。她用更自然的语气补充了一句，“罗纳德勋爵急于知道与他儿子的死有关的情况。本斯金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一些消息，给我一点帮助吗？”

这几乎是在祈求，可是对方无动于衷。“没有，小姐。卡伦德先生是一个很安静、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根据我对他的观察，他离开我们这里之前，身体看上去很健康，情绪很好。他的健康状况在学院里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什么事吗，小姐？”

他耐心地站在那里，等着被她打发走。科迪莉亚让他回去之后，和雨果一起离开了学校。两人返回特兰平顿大街时，她苦涩地说：“他一点也不在乎，是吧？”

“他何必要在乎呢？本斯金是个老狐狸，在学院已经待了七十年了，这种事他以前早就见过。在他眼里一千年和一晚上没什么区别。我知道，让本斯金伤心过的事只有一件，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自杀，那是个公爵的儿子。本斯金认为，有些事情不应当发生在学院里。”

“但是关于马克的电话，他是不会弄错的。从他的表现中就可以看出来，至少我可以。他很清楚自己听到了什么。当然，他是不会承认的，但他心里有数，他没有弄错。”

雨果事不关己地说：“他是学院里的老侍者了，循规蹈矩，一丝不苟，本斯金就是这德性。他动不动就说，‘如今的年轻人跟我刚来学院的时候不一样了。’我觉得一样才见鬼呢！当年的人们都留着连鬓胡，贵族们穿着昂贵的长袍，表明自己与平民不同。如果有可能，本斯金能把这一切都恢复原样。他就是个老古董，沉溺于过去的辉煌，在学院里终日无所事事地闲混。”

“不过他的耳朵一点儿都不聋。我故意轻声说话，他的听力丝毫没有问题。你真的相信他弄错了吗？”

“‘克里斯·伦恩’和‘他的儿子’发音是有点像。”

“可是伦恩不会这样称呼自己。我跟罗纳德勋爵和利明小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喊他伦恩。”

“听我说，科迪莉亚，你可不能怀疑罗纳德·卡伦德和他儿子的死有牵连！这不符合逻辑。一个清醒的杀人犯一定不希望事情败露，我想这一点你肯定同意。虽然罗纳德·卡伦德不是个好鸟，但他的脑子很清楚——这也毫无疑问。马克死了，他的尸体火化了。除你之外，谁也没提过这是谋杀。现在罗纳德勋爵把你找来搅这趟浑水。如果他有什么要隐瞒的，那又何必如此呢？他甚至没有必要转移人们的怀疑，根本没有人怀疑。”

“我当然不会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儿子。他不知道马克是怎么死的，并且非常急于知道。这也是他聘用我的原因。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这不可能有错。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电话的事上说谎。”

“就算他说谎了，那也可能有五六种无罪的解释。如果马克真的给学院打了电话，那一定有急事，也许是他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情，或者是能够追踪到他儿子死因的线索。”

“那他为什么还要找我查他儿子自杀的原因呢？”

“有道理，聪明的科迪莉亚。我换种解释吧。马克有事求助，也许急着要见老爸，但是被他拒绝了。他的反应可想而知。‘别丢人现眼了，马克，我正在贵宾席上和院长一起吃饭呢。我总不能因为你神经兮兮地打电话要见我就拍屁股走人。冷静一点。’这种事情拿到大庭广众来说，总归不好听。验尸官可是出了名的吹毛求疵。”雨果以深沉、傲慢的语气模仿道，“‘我不想增加罗纳德勋爵的悲痛，但是对于明显的求救，他选择了置之不理，这也许是很不幸的。如果他当时立刻离席去找儿子，也许这个优秀的年轻学生就得救了。’我发现，在剑桥自杀的人都很优秀。我至今还等着哪份调查报告上有学院当局的证词，说学生是赶在被学校开除之前先自我了结的呢。”

“可是马克的死亡时间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那通电话就是罗纳德勋爵不在现场的证据！”

“他可不会这样想，他根本不需要不在场证据。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介入其中，也从没想过他杀的可能，你就不会考虑不在场证据的问题。心里有鬼的人才会这样做。”

“可是马克怎么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父亲呢？罗纳德勋爵作证时说，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和儿子说话了。”

“看来你对此不肯善罢甘休了。去问问利明小姐吧。如果给学院打电话的人真是伦恩，最好也去问问他。如果你要找个罪魁祸首，伦恩是再好不过的人选。我发现这个人绝对非常阴险。”

“我还不知道你认识他呢。”

“哦，他在剑桥可是小有名气。他开起那辆可怕的封闭小货车时简直穷凶极恶，就像准备把不服管教的学生送去毒气室。没有人不认识伦恩。他脸上很少有笑容，就算笑了也像是在嘲讽、藐视自己那对万物微笑的灵魂。我要是你肯定重点盯着伦恩。”

在这样一个温暖、香气扑鼻的夜晚，他们静静地走着，只有特兰平顿大街的涵洞里传来潺潺的流水声。他们从旁边走过时，看见学院大门口、传达室小屋、远处的花园，还有中间的庭院都已经灯火点点，看上去是那样遥远，虚无缥缈，恍若梦境。科迪莉亚突然感到孤独、忧虑和压抑。如果伯尼还活着，他们两人会舒适地坐在剑桥某个酒吧的角落里探讨这个案子，没有喧哗，没有烟雾，躲开邻里的好奇心，用他们所熟悉的行话轻声慢语地讨论。他们会讨论一个年轻人的人格特征。这个年轻人在那张温和知性的油画下面睡觉，却买了一本登有裸女照片的淫秽杂志。那真是他买的吗？如果不是，那它是怎么进入别墅园子里的呢？他们还会探讨一位父亲，谈到他为什么在自己儿子的最后一通电话上撒谎。他们还会很高兴地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谈到那把没有擦干净的耙子，那畦没有挖完的地，那只没有清洗的咖啡杯，一段很仔细地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布莱克诗句。他们会谈到吓坏的伊莎贝尔，谈到无疑非常诚实的索菲。还有雨果，关于马克的死他肯定知道些什么。他很聪明，不过有点聪明过头了。自从接了这个案子以来，科迪莉亚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独立办案的能力来。如果此时能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身边，听她倾诉烦恼，帮她找回自信，那该多好。她再次想到了索菲，但索菲是马克曾经的情人，也是雨果的姐姐，而这两人都与案子有关。她意识到，自己只能孤身奋战，可随即又想起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讽刺的是，这一想法不仅给她带来了安慰，也再次燃起了她的希望。

在潘顿大街的拐角处，他们停下脚步，雨果说：“你还去派对吗？”

“不了，谢谢你，雨果。我还有工作要做。”

“你要住在剑桥吗？”

科迪莉亚不知这个问题是仅仅出于礼貌的兴趣，还是别有深意。她突然警惕起来，回答说：“只待一两天。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馆，条件一般，但是比较便宜。”

他未加评论便接受了这个谎言，两人互相道别。她步行回到诺维奇大街，那辆小车依然停在五十七号的门外。房子里面黑洞洞的，悄无声息，似乎是有意要将她拒之门外，那三扇窗户就像呆滞的眼睛般冰冷空洞。

她回到农舍，把迷你车停在小灌木丛旁边的时候，觉得已经精疲力竭。她用手推了一下园子的门，发出吱吱的响声。黑夜中，她伸手从包里摸出手电筒，借助它的亮光绕到农舍的后门。她打着手电，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钥匙时，因疲劳而感到有些恍惚。她摇摇晃晃地走向客厅，有气无力地拿着没有关掉的手电，它在铺着瓷砖的地面上留下了飘忽不定的光斑。接着，由于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她的手电筒向上一晃，正好照到天花板的钩子上挂着的东西。科迪莉亚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连忙抓住桌子。钩子上挂的是她床上的长枕头，一端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成一个奇形怪状的球茎，活像一个人头，枕头的另一端被塞进马克的一条裤子里。两只瘪瘪的裤脚管一高一低，可怜兮兮地挂在那里。她惊魂不定地看着它，心怦怦直跳。一阵风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那个像人似的东西打起转来，仿佛有一只手在拧动它。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只枕头，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爬上心头，虽然顶多只有几秒钟，但她觉得仿佛过了好几分钟，自己才有力气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上去把那个东西拿下来。即便惊魂未定，她仍不忘仔细地查看钩子上的绳结。这根绳子上打了两个半结，做成一个简单的绳套挂在钩子上。如此看来，这位不速之客没有选择故伎重施，要不然就是他不知道先前那种结的打法。她把枕头放在椅子上，然后到外面去取枪。先前由于太累，她忘了取枪的事，现在她却要把那个冷冰冰、硬邦邦的金属家伙抓在手里才安心。她站在后门口，仔细聆听外面的动静。园子里似乎突然充斥着各种声音，神秘的窸窣声，树叶在微风中的飒飒声，就像有人在叹息，灌木丛似乎有神秘的东西在急跑狂奔，而近在咫尺处，不知什么动物发出蝙蝠般的尖叫声，让人头皮发麻。她悄悄地走向那片接骨木丛，仿佛连黑夜都屏住了呼吸。她静静地等着，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终于，她鼓起勇气转过身，伸手去摸那支枪。枪还在。她轻声舒了口气，如释重负，感觉也立刻好多了。枪膛里没有子弹，但是这没关系。她匆匆返回农舍，内心的恐惧也渐渐消失。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才上床睡觉。她把灯点上，手里握着枪，把整个农舍搜索了一遍。接着她看了看窗户。那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已然很清楚了。窗户没有插销，从外面一推就开。科迪莉亚从工具箱里找出一卷胶带纸，像伯尼教她的那样，从上面剪下两个细长条，把它们粘在玻璃下方和木窗框上。不知前面的窗户是否可以打开，不过她没有掉以轻心，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处理。这种方法无法阻挡别人进来，但至少第二天早晨她就会知道是否有人来光顾过。最后她在厨房里洗漱完毕，上楼睡觉。由于房门上没有锁，她把门微微拉开一点，在门框上放了一只平底锅的锅盖。这样就算真有人进来，她也不至于措手不及。她把子弹推上膛，把枪放在床头柜上，提醒自己她所面对的是一个杀手。她查验了一下那根绳子。这是一根四英尺长的普通绳子，一端已经蓬松起毛，明显不是新的。发现无法进行鉴别，她心里一沉，有些失望，但仍然按照伯尼教她的，仔细地为它编了号，把它放进自己的工具箱里。她从挎包的最里面拿出那根卷曲的皮带和那张印有布莱克诗句的纸，放进证据袋里。由于疲惫，即便这样简单的小事也让她费了很大的劲才完成。她把那个枕头放回床上，努力克制住把它扔在地上直接睡觉的冲动。到这时，恐惧和不适都无法阻止她入眠了。她躺下后听着自己手表的嘀嗒声，不到几分钟，疲劳就战胜了她，使她进入无法抗拒的梦乡。

第四章

第二天一早，科迪莉亚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醒来，耀眼的阳光表明这又是一个晴天。她在床上多躺了几分钟，在睡袋里伸了个懒腰，感受着乡村早晨的清新空气——泥土的清香，湿漉漉的青草甜味和农场的强烈气味微妙地混合在一起，使人精神一振。她到厨房去洗了个澡，马克生前显然也是这么做的。她站在从工具棚搬来的镀锡浴盆里，用平底锅把冷水浇在自己赤裸的身体上，嘴里倒吸着凉气。这种简单的生活使人更倾向于体会苦行僧式的清修。科迪莉亚心想，要是在伦敦，她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洗冷水澡，不会喜欢煎咸肉的诱人香味中夹杂着煤油炉的气味，也不会喜欢早晨的第一杯浓茶。

阳光照进农舍，把它变成一个温暖宜人的圣所，在这里她可以安全地应对白天的任何事情。在夏日清晨的宁静中，这个小客厅似乎没有受到马克·卡伦德死亡悲剧的影响。天花板中央那个钩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好像从来没有被用于那样可怕的目的。想起昨天晚上，当她的手电筒第一次照在被微风吹动的枕头上，那鼓鼓的、黑乎乎的东西给她带来的毛骨悚然，现在似乎也成了虚幻的噩梦。在光天化日之下，回想起昨晚的如临大敌，还真觉得有点丢脸。她把子弹卸下来藏进内衣口袋，又把手枪放回外面的接骨木丛中，一边格外注意掩人耳目，一边觉得自己很可笑。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台布洗好拿到外面晾着，然后到园子采了一小把三色紫罗兰、黄花九轮草和白花绣线菊，把它们插在桌上的一只竖棱大杯子里。

她决定，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去找那个叫皮尔比姆的保姆。即便这个女人对于马克的死或者辍学的事说不出个所以然，她总可以谈谈他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也许没有任何人比她更了解他的本真品质。她关心他，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还送了一只价格不菲的花圈。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她还专门到学院里去看过他。他也许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甚至可能跟她说过许多心里话。他没有了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心里，皮尔比姆保姆可能取代了他母亲的位置。

在驱车前往剑桥的途中，科迪莉亚考虑了具体的办法。皮尔比姆有可能就住在这一带。她不大可能住在市内，因为雨果·蒂林只见过她一次。从雨果对她那三言两语的描述来看，她应该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可能很穷，因此她也不太可能走很远的路去参加葬礼。显而易见，她没有被列入加福斯庄园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没有受到罗纳德勋爵的邀请。按照雨果的说法，参加葬礼的人相互之间都没有说话。这就意味着，皮尔比姆小姐在这个家族里，很难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家仆，也未必被看作家中一员。科迪莉亚好奇，在这样的场合，罗纳德勋爵竟然把她给忽略了。不知皮尔比姆小姐当年在这户人家的地位如何。

如果这个老太太就住在剑桥附近，那她的花圈很可能是从市区的某一家花店订购的。乡下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服务。那是一只价格不菲的花圈，说明皮尔比姆小姐出手很大方，也许她去了一家较大的花店，而且很可能是亲自去订的。科迪莉亚认为，年纪大一些的老太太很少使用电话，一般都喜欢亲自处理这种事情，她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疑虑，认为只有当面仔细地，反复说清自己的要求，才能得到最好的服务。如果皮尔比姆小姐是从自己住的村子乘火车或汽车进城，她也许会选择离市中心较近的花店。科迪莉亚决定先从路人入手，请他们推荐好些的花店名字。

她早就发现，剑桥不是一个适合开车兜风的城市。她先把车靠边停下，查了查那本指南后面所附的折叠地图。她决定把迷你车停在帕克公园旁边的停车场。找人可能要花一段时间，而最好的办法是步行。她不敢乱停车，因为怕被罚款，更怕被扣车。她看了看手表。时间刚过九点。这一天的开局不错。

第一个小时令她失望。她所询问的人都很热心，可他们对“靠近市中心、可靠一些的花店”的看法却莫衷一是。根据他们的指引，科迪莉亚去了附带卖切花的小蔬菜水果店、卖园艺工具的商店——它们虽然卖花，却不卖花圈。她甚至还去找了一位殡仪员。有两家花店乍看起来可能会有所斩获，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皮尔比姆小姐，也没有给马克·卡伦德的葬礼送过花圈。科迪莉亚走了不少路，开始感到几分疲惫，而且有些失望。也许自己在整个寻找过程中过于乐观了，也许皮尔比姆小姐是从贝里圣埃德蒙兹或者纽马基特过来的，花圈是从她家乡那边买的。

不过去殡仪馆那一趟没有白跑。听了她的询问，他们向她推荐了一家店：“那里提供上等花圈，小姐，真的非常好。”这家商店离市中心的路程超出了她的预期。即使在人行道上，人们也能闻到花香，可究竟是婚礼或葬礼用的，就要看个人心情而定了。科迪莉亚推开店门，就有一股暖流扑面而来。到处都是鲜花。靠墙摆放着一排绿色的大桶，里面是一束束的百合、鸢尾和羽扇豆；小一点的容器里插满了桂竹香、金盏花和紫罗兰；还有一捆捆紧扎着去了刺的玫瑰，花朵的大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简直如同试管的培育品。从门口到柜台的通道两侧摆放着用彩带装饰的盆花，看起来就像迎宾的仪仗队。

商店的最里面有一个房间，门开着，里面有两个店员正在干活。科迪莉亚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其中一个满脸雀斑、懒洋洋的年轻金发姑娘是助理，正在按照品种和颜色给已经开放的玫瑰和小苍兰分等。另一个穿着更合体，举止也更有威严的女人俨然是她的上司，正拧下花头，用细铁丝把残缺不全的花串起来，把它们紧紧绑在一个巨大的心形苔藓花床上。科迪莉亚的视线离开了这令人恐怖的景象。

柜台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位身穿粉红罩衫、体态丰盈的女子。她也像这家花店一样，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香气。显然，她认为普通花香不足为道，因此选用了具有异国情调的香水。她闻起来有股浓浓的咖喱粉和松木的混合味，着实令人陶醉。

科迪莉亚按照事先编好的话说：“我来自罗伯特·卡伦德勋爵的加福斯庄园。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勋爵的儿子在六月三日火化，他家的老保姆情真意切，送了一只红玫瑰十字架花圈。罗纳德勋爵希望给她写一封信，可是把她的地址弄丢了。她姓皮尔比姆。”

“哦，我想我们六月三日没有接过这样的订单。”

“能否请你查一查记录——”

这时候，那个正在干活的金发女子突然抬起头来大声说：“是戈达德。”

“你说什么，雪莉？”那个问话的丰腴女人有些盛气凌人。

“她姓戈达德。花圈的姓名牌上写的是皮尔比姆保姆，但订货人姓名是戈达德太太。罗纳德·卡伦德勋爵那里曾经有另一位女士也来打听过，当时她问的是这个名字。我给她查过，这位戈达德太太住在伊克莱顿薰衣草别墅。花圈是十字架形，四英尺长，红玫瑰。六英镑。都在本子上写着呢。”

“非常感谢你们。”科迪莉亚热诚地表示谢意，并对这三个人报以微笑，接着赶紧离开了。她不想卷入一场关于加福斯庄园来的另一个人是谁的争论。自己这样一定很可疑，但她走后，她们肯定会好好讨论一番。伊克莱顿的薰衣草别墅。她不断地默默重复这个地址，直到离花店很远后才收住脚步，把这个地址写了下来。

她大步流星地回到停车场，这时身上的疲劳感奇迹般地消失了。她看了看地图。伊克莱顿是靠近埃塞克斯郡边界的一个小村庄，离剑桥大约十英里。那地方离达克斯福德不远，所以她决定原路返回，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不过她低估了在剑桥开车所需要的时间。三十五分钟后，她才到达伊克莱顿那座燧石和卵石建造的、有八角锥形尖顶的教堂。她把车停在教堂大门附近，本想进去简单地看一眼，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戈达德太太随时可能搭上去剑桥的公共汽车。她决定去找薰衣草别墅。

其实那并不是一幢别墅，而是坐落在大街尽头的一幢丑陋的半独立式红砖小屋。它的前门与马路之间只有一块狭长的草地，连薰衣草的影子也没有，更闻不到薰衣草的香味。她重重地叩了几下狮头状的门环，把门震得直晃。有人回应了，但不是来自薰衣草别墅里，而是从隔壁出来的。来人是一个瘦骨伶仃、牙齿几乎掉光了的老太太，身上围着一条玫瑰花图案的大围裙。她脚上穿着软拖鞋，头上戴着一顶带小绒球的毛线帽，脸上流露出人们常有的那种浓厚的兴趣。

“我敢说你是来找戈达德太太的吧？”

“是的。您能不能告诉我她在哪儿？”

“她就在那边的墓地那儿，这我敢肯定。早晨的这时候，她一般都在那里。”

“可我刚从教堂那边过来，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哦，小姐，她不在教堂！教堂已经很多年不让我们下葬了。她在辛克斯顿路的那个公墓，那是她以后要和她丈夫一起合葬的地方。你肯定能找到，一直走就行了。”

“我得先回教堂去取我的车。”科迪莉亚解释说。显而易见，这个老太太会一直目送着她离开自己的视线，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她为什么要朝反方向走。老太太点头笑了笑，走出来倚靠在门上，看着沿大街行走的科迪莉亚，还不住地像木偶似的点头，帽子上的小绒球也跟着不停地上下晃动。

科迪莉亚一下就找到了那个墓地。她看见一块路牌指向达克斯福德的小路，便把车停在附近的一块草地上。她向后走了几步，来到那扇铁门前。那里有一个石砌的墓地小教堂，它的东头有一个拱顶式附带建筑，旁边放着一把经年的木座椅，上面爬了一大片青苔，还散落着不少鸟粪。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墓地。一道宽阔的草皮路从墓地中间笔直穿过，两边是一座座坟茔向光滑的草皮倾斜着，坟上树立着形制各异的白色大理石十字架和灰色的墓碑，留下一圈圈斑驳锈迹，新坟上撒下了片片花瓣。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墓地四周绿树环绕，树叶在炎热的空气中纹丝不动。草地上传来阵阵蛐蛐声，偶尔还能听见从附近铁路交叉道口传来的铃声和柴油机车的轰鸣，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墓园里只有一个老太太，此刻正俯身站在远处一座坟前。科迪莉亚在木椅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双臂交叠在膝盖上，接着悄悄沿着那条长满青草的路朝老人走去。她知道这次谈话必然非常重要，可奇怪的是，她却并不急于马上开始。她走到那座坟墓旁，在老妪身后站定，对方依然未注意她。

这个老人身材矮小，穿着一身黑色，戴一顶式样过时的帽子，帽子边缘有一道褪色的网纱，用一根巨大的黑橡皮帽针固定在头发上。她背对着科迪莉亚跪在地上，露出一双鞋底，在那走形的鞋子里的是像树枝一样瘦弱的双腿。她正在拔着杂草。她的手指像爬行动物的舌头般不断飞快地伸出去，清除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小草。她的身边放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是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和一只园艺铲。她不时地把从地上拔出的杂草扔进篮子里。

又过了一两分钟。科迪莉亚依然静静地看着她，只见她满意地停下来，用手把草地抹平，似乎是在抚慰埋在下面的朽骨。科迪莉亚看见墓碑上深深地刻着碑文：

深切缅怀查尔斯·阿尔伯特·戈达德

安妮亲爱的丈夫

卒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享年七十岁

愿安息

“愿安息”，那一代人的墓碑上都刻有这句话，在他们看来“安息”是种无与伦比的奢华、至高无上的恩赐。

老人把身体重心移到脚跟稍事歇息，心满意足地端详着这座坟墓。这时候她才注意到科迪莉亚。她转过那张喜悦的、布满皱纹的脸，看着科迪莉亚，既无好奇也无憎恶地说：“这石碑很好，是吧？”

“是的，我很欣赏上面的刻字。”

“刻得很深，是的。花了不少钱，不过值得。这样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这里有一半墓碑都刻得太浅，时间一长就不行了。那样就把墓园的乐趣弄没了。我喜欢读这里墓碑上的刻字，看看这里埋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还有那些女人在埋葬了丈夫之后又活了多久。这让人去想她们后来是怎样生活的，会不会感到孤单。如果看不清碑文，墓碑就没有用了。当然啦，这块墓碑的刻字现在看来有点头重脚轻，因为我请他们给我留了点地方，上面要刻上‘妻子安妮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这样就上下平衡了。刻字的钱我都付过了。”

“你想过还要什么别的碑文吗？”科迪莉亚问道。

“哦，不要碑文！对我们俩来说，‘愿安息’就够了。我们不会向上帝祈求更多。”

科迪莉亚说：“你送到马克·卡伦德葬礼上的玫瑰十字架花圈很漂亮。”

“哦，你看见了？你应该没有去参加葬礼吧？是的，我对那个花圈很满意，他们扎得不错。可怜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对不对？”

她以慈祥的目光看着科迪莉亚，饶有兴致地说：“这么说你认识马克先生？你是他的女朋友？”

“不是的，但我很关心他。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谈起过您这位老保姆。”

“我不是他的保姆，亲爱的，或者说，顶多只当过一两个月。他当时还很小，什么都不懂。我是他母亲的保姆。”

“可是马克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你去看过他吧？”

“这么说他告诉你了，是吗？过了这么多年，能再看见他，我心里真高兴。我一般不会唐突地去见他，那样也不对，他父亲也这么认为。但我是去把他妈妈的一样东西交给他，那是她临死之前托付我的。你知道吗，我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马克先生了——想想也真怪，我们住的地方相隔并不远。不过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个可怜的孩子，长得真像他妈妈。”

“你可以跟我说说吗？这不只是好奇，知道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戈达德太太扶着篮子的手把，费力地站起来。她把沾在裙子上的几片细草叶摘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副灰色棉布手套戴上。两人慢慢地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

“很重要，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一切都过去了，她已经死了，可怜的女人。现在他也死了。一切的希望和承诺都落空了。这话我没有跟别人说过，再说了，说了又有谁愿意听呢？”

“也许我们可以坐在凳子上好好聊聊？”

“没什么不可以的。现在回家也没什么急事。你知道，亲爱的，我五十三岁才和我丈夫结婚，可我现在还会想念他，好像我们从小就青梅竹马。人家说我是个傻瓜，到了那个年纪还嫁人。可是你知道，我和他妻子认识了三十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而且我了解他。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他也会对另一个女人好。这就是我的看法，而且看来我没错。”

她们并肩坐在长凳上，凝视着通向那座坟墓的绿色小路。科迪莉亚说：“跟我谈谈马克的母亲吧。”

“她是博特利家的一位小姐，叫伊芙琳·博特利。她还没有出生时，我就给她母亲当保姆带小孩了，当时还只有小哈里。后来打仗了，他在第一场对德军的突袭中就牺牲了。他的爸爸很伤心，觉得谁也取代不了哈里，他的眼睛里再也看不见任何希望。老主人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伊芙琳，他的心里只有儿子。伊芙琳一生下来，博特利太太就死了，这可能也是她父亲不喜欢她的原因。人们都这样说，可是我从来就不相信。我认识不少做父亲的，都因此而越发疼爱婴儿——可怜无辜的小东西，怎么能怪他们呢？要我说，这不过是不喜欢一个孩子的借口，才怪她害死了母亲。”

“是的，我也认识一个父亲把这些当成借口。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无法因为想爱一个人，就爱上那个人。”

“这更令人遗憾了，亲爱的，不然，这世界上的事就容易多了。可这是他自己的孩子，这太没道理了！”

“她爱他吗？”

“怎么可能呢？如果你不给孩子爱，又怎可能得到孩子的爱呢？何况她从来不会去取悦他，逗他开心——他的块头很大，脾气暴躁，说话大嗓门，小孩见了都害怕。如果是一个漂亮、胆大、不怕他的孩子，他可能还会对她好一些。”

“她后来怎么了？她是怎么遇到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

“他当时不是罗纳德勋爵，亲爱的，还不是呢！他只不过是罗尼·卡伦德，是个花匠的儿子。他们住在哈罗盖特。哦，还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我刚刚到那里当佣人的时候，他们有三个花匠。当然，那是大战以前的事。博特利先生在布拉德福德工作，他是做羊毛生意的。呃，你刚才问到了罗尼·卡伦德。我对他的印象很深，长相英俊，争强好胜，但是从来不表露自己的想法。他很聪明，那个年轻人，真的很聪明！他得到了一笔文法学校的奖学金，学习非常好。”

“伊芙琳·博特利爱上他了？”

“有可能，亲爱的。谁知道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呢。后来战争爆发，他走了。她狂热地也想做点有用的事情，因此加入了志愿救护队，不过她是怎么通过医学考试的，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们在伦敦又见了面，在战争中人们经常这样，后来我们就听说他们结婚了。”

“后来就住到剑桥郊区这儿来了？”

“战争结束以后来的。起初她还在当护士，他被派去了海外。男人们说他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我敢说，在我们看来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打打杀杀，关押，逃跑。这应当使博特利先生为他感到骄傲，同意这场婚姻，可是并没有。我想，他觉得罗尼是看上了自己的钱，结了婚他当然就有钱了。他也许是对的，可是怎么能怪这个年轻人呢？我母亲常常说，‘不要为了钱结婚，但是要和有钱的人结婚！’只要心怀善意，爱财也没有什么坏处嘛。”

“你觉得他是善意的吗？”

“至少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恶意，她也对他非常痴迷。战争结束后他去了剑桥。他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由于他曾经在部队服役，所以战后他得到一笔补贴。她也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笔钱，于是他们买下了他现在住的这幢房子，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学习。当然，那房子当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后来做过很多改造。当时他们很穷，伊芙琳小姐独自操持这个家，除我以外也没有帮手。博特利先生会时不时地过来待两天。她当时很害怕他来造访，可怜的人儿。他想来看看什么时候添孙儿辈的，你知道，可是一直没有。后来卡伦德先生完成了大学学业，得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他想继续留在学校当个主任什么的，可是他们没有要他。他老说那是因为他没有影响力，不过我认为他当时可能还不够聪明。在哈罗盖特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文法学校里最聪明的，可是剑桥的聪明人有的是。”

“当时马克已经出生了吗？”

“是的，出生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他们结婚九年之后。他出生在意大利。博特利先生得知她怀孕了非常高兴，还增加了给他们的津贴，所以他们经常去托斯卡纳度假。小姐喜欢意大利，一直喜欢，我想她是希望把孩子生在那里。要不然，她也不会在怀孕的最后那个月还去度假。她带着孩子回来之后大概一个月，我去看了她，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这么高兴。哦，他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你怎么会去看她呢？你不是住在那里工作的吗？”

“没有，亲爱的，那时我已经离开好几个月了。她怀孕初期反应很大，我能看出她很紧张，闷闷不乐。后来有一天卡伦德先生过来找我，说她不喜欢我，说我必须离开。我起初不相信，可我去见她的时候，她伸出手来说，‘对不起，保姆，我想你最好还是走吧。’

“怀孕的女人总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我知道，而且这个孩子对他们两人来说很重要。我当时以为，也许她过一阵子就会叫我回去的。后来她确实来找我了，但是没让我住在那里。我在村子里那个女邮政局长家租了一间卧房兼客厅的房子，每个星期到少夫人那里去工作四个上午，其他时间为村里的其他太太干活。这样也挺好，真的，可每次我不在小宝宝身边的时候，就很想念他。她怀孕时，我难得见到她，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剑桥碰上了。她当时已经快生了，身体很沉重，可怜的人儿，走起路来很艰难。她一开始假装没看见我，可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走到马路这边来。‘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去意大利了，保姆。’她说。‘太好了！’我说，‘你一不留神，亲爱的，宝宝就要成小意大利人了。’她笑起来，好像恨不得马上就去享受那里的阳光才好。”

“她回家后怎么样了？”

“九个月之后她就死了，亲爱的。她的身体一直很弱，这话我说过，她染上了流感。我帮忙照顾她，干了很多事，可是卡伦德先生要亲自照顾她。他容不下其他人在她身边。她临死之前，我跟她在一起只待了几分种时间。就在那一次，她让我在她儿子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把她的祈祷书转交给他。我现在还记得她的话，‘保姆，马克二十一岁的时候，把这本书给他。你把它包好，等他成年的那一天交给他。千万不要忘记，好吗？’我说，‘我不会忘记的，亲爱的，这你知道。’接着她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不论你做到了，还是你没能等到那一天就死了，或者他到时候无法理解，这其实都没关系。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你觉得她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呢，亲爱的。伊芙琳小姐是个很虔诚的信徒，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虔诚过头了。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该把什么事都留给上帝。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操心的已经够多了。可这些话是她在临死前不到三个小时说的，我答应了她。所以在马克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打听到他在哪个学院之后，就去找他了。”

“后来呢？”

“哦，我们聊得很愉快。你知道吗，他父亲从来没有谈起过他母亲。妻子死了之后，男人有时候是会这样，但我想他儿子应当知道自己母亲的事。他心里有许多疑问，我认为做父亲的应当告诉他这些。

“他拿到祈祷书很高兴。过了几天他来看我，问我给他妈妈看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是老医生格莱德温。卡伦德先生和她从来没有请过其他医生。有时候我真替他们遗憾，伊芙琳小姐体弱多病，而格莱德温医生当时肯定有七十岁了。也许有的人不会说这个医生什么，可我始终觉得他不怎么样。喝酒，你知道，亲爱的，他真的不太可靠。不过我想他早就安息去了，可怜的家伙。不管怎么说，我把名字告诉了马克先生，他记下来了。接着我们就喝喝茶，随便聊聊，而后他就走了。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没有别人知道那本祈祷书吗？”

“这个世上没有别人了，亲爱的。利明小姐在我的卡片上看见那家花店的名字，就去他们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葬礼后的第二天她来找过我，对我去参加葬礼表示感谢，可我看她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如果她和罗纳德勋爵真的那么愿意看见我，他们为什么不过来跟我握握手呢？她等于是在暗示我不请自来。谁想到葬礼还需要请柬！谁听说过这种事？”

“所以你什么也没跟她说？”科迪莉亚问道。

“除了你，我跟谁也没说过，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不过，我没有告诉她。跟你说实话，我一直都不喜欢她。我并不是说她和罗纳德勋爵之间有什么丑事，反正伊芙琳小姐在世的时候没有。也从来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她住在剑桥的一幢公寓里，不跟其他人打交道，这一点我敢肯定。卡伦德先生是在乡村小学教科学课的时候认识她的，她是英语教师。伊芙琳小姐去世之后，他才办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你的意思是，利明小姐拿到过英语学位？”

“哦，是的，亲爱的！她没有受过秘书的专业培训。当然了，她开始为卡伦德先生工作之后，就不教书了。”

“这么说卡伦德太太去世之后，你就离开了加福斯庄园？你没有继续留下来照看那个孩子？”

“他们不要我了。卡伦德先生雇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孩子。马克还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上学了。他爸爸说得很清楚，他不喜欢让我照看这个孩子，毕竟做父亲的有这个权利。我明知道他爸爸不同意，就不该再去看马克先生，那只会使孩子的境地尴尬。可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们都失去了他。死因裁判官说他是自杀的，也许这是真的。”

“我认为他不是自杀的。”科迪莉亚说。

“是吗，亲爱的？你真好。可是他死了，不是吗？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现在我该回家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亲爱的，我就不请你到家里喝茶了。今天我有点儿累了。不过如果你还想再找我，你知道到什么地方找，欢迎再来。”

她们一起往墓园外走，两人在门口分手。戈达德太太像对小动物一样笨拙地拍了拍科迪莉亚的肩膀，然后慢吞吞地朝着小村庄走去。

科迪莉亚驱车来到道路的转弯处，看见了前面的铁路交叉口。一列火车刚刚开过去，栏杆正往上抬起。有三辆车被挡在了道口，前两辆车颠簸着缓缓开过铁轨，最后那辆却加速超过前车，一溜烟开走了。科迪莉亚看见那是一辆黑色的厢式货车。

后来科迪莉亚不太记得自己是怎样返回农舍的。她飞快地开着车，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前方的路上，并特别留心离合器和刹车的操作，以此来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迷你车直接碰上了农舍前的篱笆，她也不在乎车是否会被人看见。农舍的外观和气味与她离开的时候一样。她原以为屋里会被人翻箱倒柜，那本祈祷书也可能早已不翼而飞。可是她看见了那白色的书脊，夹在一摞更高、封面更暗的书当中，终于放松地轻叹了一声。她把祈祷书翻开，自己也不知道该从何找起。可能是题词，或者是用暗语或明语写的留言，或者是折叠起来夹在书中的信。可是上面只有一处题词，而且看上去不可能与这个案子有关。这段题词的文字是用老式书写体写的，显得松松散散，钢笔尖在纸上留下蜘蛛爬过一般的痕迹。“值此坚信礼之际，书赠伊芙琳·玛丽，深爱她的教母，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

科迪莉亚抓起书抖了几下，连一张纸片也没掉出来。她开始一页一页地浏览，一无所获。

她坐在床上，有点垂头丧气。要去相信一本遗留下的祈祷书中藏有重要线索，这种想法合理吗？一位虔诚的母亲在临终前，把祈祷书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是不是光凭一位垂垂老妇的混乱记忆，就用想象和推理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希望满满的美梦？即使她的推测没有错，现在还能指望信息依然在书里吗？如果马克在他母亲的书中发现了字条，他可能在看过之后就把它销毁了。即使他没销毁，其他人也可能会这样做。如果里面真的留了字条，现在大概早就成了壁炉里白色的灰烬和焦黑的碎片。

她很快摆脱了沮丧，抖擞起精神。现在还有一条路，她可以循着格莱德温这条线去查。她略加思索，把祈祷书放进自己的手袋里，接着看了看表，已经快一点了。她决定先在园子里吃些奶酪和水果野餐，然后动身前往剑桥，去中心图书馆查一查医疗行业名录。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她就找到了想要的信息。二十多年前给卡伦德太太看过病，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名叫格莱德温的注册医生只有一个。他的全名是埃姆林·托马斯·格莱德温，一九〇四年在圣托马斯医院获得行医资格。科迪莉亚在本子上记下了他的地址：贝里圣埃德蒙兹镇埃克斯沃思路普拉兹威小区四号。埃德蒙兹镇！就是伊莎贝尔说她和马克去海边时，马克顺道去的那个小镇。

这一天的时间毕竟没有浪费——她一直在追寻马克·卡伦德的足迹。她没有耐心查看地图，径直走到图书馆的地图查询处。现在是两点十五分。如果从A45号公路直接穿过纽马基特，只要大约一个小时，她就可以到达贝里圣埃德蒙兹。她有一个小时去拜访那个医生，还有一个小时用于回程。这样，五点半之前她就可以回到农舍了。

她行驶在纽马基特镇外地势平缓的乡村道路上。这时候，她又注意到后面跟着那辆黑色箱式货车。由于相距太远，看不清开车的是谁，但她猜测是伦恩，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她加快了速度，想与那辆车保持距离，但它却越来越近。当然，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派伦恩去纽马基特也说不定。可那辆低矮的箱式货车始终出现在后视镜中，让她感到一阵不安，于是决定把它甩掉。这条路上很少有岔道，而且她也不熟悉周遭。她决定等到了纽马基特再找机会。

小镇的主干道上车满为患，每一个拐弯路口似乎都在堵车。车子开到第二组信号灯的路口时，科迪莉亚发现了机会。那辆黑色箱式货车被堵在后面大约五十码的十字路口。信号灯一变绿，科迪莉亚立即加速左转，到了下一个路口再度左转，接着右拐。她在这片陌生的街道开了大约五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等候。那辆黑箱式货车不见了踪影，看来她已经成功地甩掉了它。她又等了五分钟，然后把车慢慢开回主干道，融入向东行进的车流。半个小时后，她穿过贝里圣埃德蒙兹镇，沿着埃克斯沃思路慢慢向前，留心寻找普拉兹威小区。又向前开了五十码后，她终于到了。那是一排低矮的泥灰房子，总共六幢，和马路边的停车带还有一段距离。她把车停在四号的门外时，想起了温顺乖巧的伊莎贝尔，当时马克告诉她再往前开一点，然后在车里等他，是不是因为考虑到白色雷诺太显眼的缘故？即使是这辆迷你车，在这里也引起了一些注意。楼上的窗户里探出了几张脸，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群小孩，聚集在邻居家的门口，睁大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她。

四号的房子看上去很压抑。门前的花园里杂草丛生，篱笆上的板条七扭八歪，有些地方已经朽烂，裂开几道缺口。板条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变得光秃秃的，棕色的前门被太阳晒得起皮鼓包。然而，科迪莉亚看见楼下窗户里亮着灯，白色的网状窗帘干干净净。看来格莱德温太太是个很细心的家庭主妇，努力维持着家里的面貌，但无奈年事已高，干繁重的家务活已经力不从心，又因为手头拮据而雇不起人。科迪莉亚不由对她产生了几分同情。由于门铃坏了，她只好敲了敲门。过了几分钟，一个女人来开了门。一看见她，科迪莉亚的怜悯之情立刻打了折扣。对方犀利怀疑的目光、紧闭的双唇、栏杆一样交叉在胸前的纤细胳膊，顿时使她的同情心荡然无存。很难估计这个女人的年龄，她的头上盘了个小发髻，头发依然是黑的，脸上却布满了皱纹，细细的脖子上暴出一根根绳索似的青筋。她身上穿着艳丽的棉布罩衫，脚上穿着一双软拖鞋。

科迪莉亚自我介绍说：“我叫科迪莉亚·格雷。如果格莱德温医生在家的话，不知我能否跟他谈谈。是关于以前一个病人的事。”

“他不在家还能在哪里？他在园子里。你最好从这里穿过去。”

房子里的气味令人作呕，那是老年人的体味、排泄物和残汤剩饭混合的酸臭味，还有一股强烈的消毒水味。科迪莉亚径直走进园子，谨慎地不去注意过道或者厨房，因为表现出好奇也许会显得没有礼貌。

格莱德温医生坐在一把高靠背温莎椅上晒太阳。科迪莉亚从来没见过如此高龄的老人。他身上好像穿着羊毛田径服，两腿肿胀，脚蹬一双特大的毡拖鞋，膝上盖着一块拼接的编织披巾。他两手悬垂在椅子扶手上，那副脆弱的手腕似乎无法支撑沉重的双手。他的手上斑斑点点，就像秋天的树叶不由自主地轻轻抖动。穹顶似的小脑壳就像孩子的脑袋，小而脆弱，上面稀稀疏疏地长了几根花白的头发。两只眼睛就像浅黄色的蛋黄在显露蓝色静脉的胶状眼白上浮动。

科迪莉亚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喊他的名字。没有反应。她跪在他双脚前面的草地上，抬起头看着他的脸。

“格莱德温医生，我想跟您打听一个病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卡伦德太太。你还记得加福斯庄园的卡伦德太太吗？”

没有回答。科迪莉亚知道自己得不到回应了，甚至再多问一遍都像是一种施暴。格莱德温太太站在他身边，好像要让这个大千世界都来看看他。

“继续啊，再问他呀！都在他脑子里，你知道。他过去总是跟我说，‘我这个人不做记录，也不做笔记。都在我脑子里呢。’”

科迪莉亚问道：“他退休以后，那些病案记录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别人了？”

“刚才我跟你说了，从来就没有什么病案记录。问我是没有用的，我跟之前的那个年轻人也这么说。格莱德温医生高高兴兴地和我结了婚，因为他当时需要一名护士，但是他从不谈论自己的病人。哦，从来都不谈！他把行医挣的钱都用来喝酒了，可是照样还敢谈医德问题。”

她的话里有种可怕的怨气，科迪莉亚无法与她对视。就在这时候，她发现老人的嘴唇在微微颤动。她弯下腰，听见了一个字：“冷。”

“我觉得他是在说他冷。还有披巾吗？可以给他披在肩上。”

“冷！在太阳底下！他总是觉得冷。”

“也许有条毯子就好了。要我去给你拿一条来吗？”

“别管他，小姐。如果你想照顾他，那你就来照顾。把他弄得像婴儿一样干净，给他洗尿布，每天早晨给他换床单，看你还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我可以给他再拿一条披肩，但是过两分钟就会被他扯下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很抱歉。”科迪莉亚无助地说。她不知格莱德温太太能否得到需要的帮助，这个地区的护士会不会上门服务，她有没有请医生想办法在医院里弄个床位。但这些问题都毫无用处。就连她也能看出对方拒绝帮助时的无奈，这是一种筋疲力尽下的绝望，甚至没力气再去寻求救济。科迪莉亚说道：“对不起，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们了。”

她们一起穿过屋子。科迪莉亚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等她们来到前门时，她问道：“你刚才说还有人来过。他的名字是不是叫马克？”

“马克·卡伦德，他来打听他母亲的事。大约十天之后，又有一个人来过。”

“还有一个人？”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进来的时候一脸旁若无人的样子。他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但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要求见格莱德温医生，我就把他领进来了。那天我们坐在后面的小客厅里，因为外面稍微有点风。他走到医生面前，大声说‘下午好，格莱德温’，就像在跟下人讲话。接着他弯下腰看着医生，两人大眼瞪小眼。最后他挺直腰杆，跟我说了声再见就走了。哦，我们越来越招人喜欢了，真的！如果再有人来看他，我就要收费了。”

她们一起站在门口，科迪莉亚想着要不要伸手与她告别，可是意识到格莱德温太太好像不想让她走。老太太目视前方，突然大着嗓门说：

“你的那个朋友，就是那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地址留下了。他说如果我想星期天休息一下，他愿意过来陪医生坐坐，带点吃的来。这个星期天我想到黑弗里尔去看我妹妹。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就来吧。”

对方不情愿地让步了，发出了一个勉强的邀请。科迪莉亚可以想象，她要花多大勇气才能迈出这一步。科迪莉亚有些冲动地说：“还是我来吧。我有车，走得快。”

她这样做对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来说，等于又多花了一天时间，不过她不会跟他收取费用。即使是私家侦探，星期天也有休息一天的权利。

“他不想让一个女人陪着他，有些事情需要男人来帮他。他喜欢那个孩子，我能看得出来。告诉他可以来。”

科迪莉亚转身对着她。“我知道他原本肯定会来的，但是他来不了。他死了。”

格莱德温太太没有说话。科迪莉亚试探性地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衣袖，对方没有反应。科迪莉亚低声道：“对不起，我要走了。”她差点补上一句“要是我不能帮你做什么的话”，但是话到嘴边，她还是放弃了。无论是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在拐向贝里的路口，科迪莉亚回头看了看，那个僵直的人影还站在篱笆门旁边。

科迪莉亚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贝里稍作停留，去大教堂的花园逛十分钟。但是她觉得，在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前，她不能开车回剑桥。看一看巨大的罗马式大门里的草坪和鲜花，对她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她把迷你车停在天使坡，穿过花园来到河边，在阳光下坐了五分钟。她想起来，要把汽油费用记在笔记本上，于是用手在包里摸了摸。结果，她从包里拿出了那本白色的祈祷书。她静静地坐下来开始思考。如果她是卡伦德太太，想留下一条只有马克能发现但别人都会忽略的信息，她会把它放在哪儿呢？答案简单得如同儿戏。肯定在圣马克日的祈祷文、福音或者使徒书信那一页上的某些地方。马克是四月二十五日生的，名字就是随这位圣人所取。她很快就找到了地方。在水面反射过来的明晃晃的阳光中，她发现了刚才因为翻页太快而没有看见的东西。在克兰麦 [7] 关于抵御错误教义、进行温和请愿的祈祷词旁边，有一个难以辨认的小图案，非常模糊，在纸上顶多像一个小污点。她发现那是一组字母和数字：

E M C

A A

14.1.52

头三个字母无疑是他母亲姓名的首字母，下面的日期肯定是她留下这个信息的时间。戈达德太太不是说过她儿子才九个月的时候她就死了吗？那么中间这两个A是什么意思呢？科迪莉亚脑子里首先想到了汽车协会 [8] ，接着，她想起马克钱包里那张卡片。毫无疑问，姓名首字母下面的这两个字母只能表明一件事情——血型。马克是Ｂ型血。他的母亲是AA型。她给他留下这个信息只有一个理由。下一步就是要查出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血型。

她跑出花园时高兴得几乎喊起来。她再次掉转车头向剑桥方向驶去，心里还没有想明白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论点能否站得住脚。但现在至少她有事可做了，至少有了一些头绪。她飞快地开着车，急于想在邮局关门之前赶到城里。她隐约记得，从邮局可能拿得到市政委员会印发的当地医生名单。他们给了她一份。现在要找一部电话。她知道，在剑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不受任何干扰地打上一个小时电话。她开车来到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

索菲和戴维正在客厅里下棋，金发和黑发的两颗脑袋几乎碰在棋盘上方碰在一起。听科迪莉亚说要借地方打一长串电话，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惊讶。

“当然，我会付钱的。我会记下来打了多久。”

“我想你需要单独待在房间里，对吧？”索菲说，“戴维，我们到花园里去把这盘棋下完吧。”

谢天谢地，他们并没有好奇，只是小心地拿着棋盘穿过厨房，把它放在花园里的桌子上。科迪莉亚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桌子旁边，拿出那张表在椅子上坐定。这份名单长得吓人，她完全不知该从哪里开始。也许应该把宝押在那些集体执业、地址靠近市中心的医生那里。她决定就从他们开始，打一个电话就勾掉一个名字。她想起了那位高级警司的另一句名言：“侦探要耐心，要执著，执著到固执的地步。”她拨出第一个号码的时候就想到了他。这样的上司该有多严格，多让人受不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已经老了——至少四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大概会稍微宽松一点了吧。

但是连续拨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后，结果仍一无所获。对方的回答五花八门，但给医生诊所打电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至少电话机旁边有人。接电话的有时是医生本人，有的是专门负责接电话、传信息的女人。有的人客客气气，有的人则敷衍了事，也有的像受到了打扰，显得颇不耐烦，可是所有的回答都一样：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不是他们的病人。科迪莉亚则不断重复她的套话：“对不起打扰了。我肯定是把名字搞错了。”

她又耐心地拨打了将近七十分钟的电话，终于时来运转了，接电话的是医生的妻子。

“你恐怕打错了。负责给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一家看诊的是维纳布尔斯医生。”

真是太幸运了！维纳布尔斯医生本来不在她的预选名单上，她要至少再打一小时，才会拨到V字开头的姓氏。她的手指顺着名单向下滑动，打出了最后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维纳布尔斯医生的护士。科迪莉亚按照事先编好的话说：“加福斯庄园的利明小姐让我打电话来询问。对不起，能不能麻烦您把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血型告诉我们？他想在下个月参加赫尔辛基大会之前知道。”

“请稍等。”短暂的等待后，电话里传来往回走的脚步声。

“罗纳德勋爵是A型血。我要是你，就做一个详细记录。他的儿子在大约一个月之前就打电话来问过。”

“谢谢了！谢谢！我会仔细记录的。”科迪莉亚决定再冒一个险，“我是利明小姐的新助手。她上次确实吩咐过我要做记录，可是我稀里糊涂地给忘了。如果她打电话来问，请不要告诉她我又麻烦过你。”

对方笑起来，对新人的笨手笨脚表示宽容。毕竟这也没给她带来多大麻烦。

“别担心，我不告诉她就是了。我很高兴，她终于给自己找了个帮手。你们都好吗？”

“哦，是的，都挺好的。”

科迪莉亚放下话筒。她朝窗外看了一眼，见索菲和戴维的棋刚刚下完，正把棋子往盒子里放。她的电话也打完了。她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但仍然需要证实。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她曾看过伯尼的解剖医学书，在血液与鉴别一章中，她读到过遗传学的孟德尔定律，不过记忆已经非常模糊。戴维倒是一定知道，最快的办法就是现在向他请教，但是她不能问戴维。这就意味着她要回公共图书馆去，如果想在它关门之前赶到那里，她就必须要快。

她总算及时赶到了。那位图书管理员现在已经认识她了，并且像往常一样帮上了忙，很快把必要的参考书送了过来。科迪莉亚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夫妻二人的血型都是A，他们孩子的血型不可能是Ｂ。

回到农舍的时候，科迪莉亚已是疲惫不堪。她在一天内经历了这么多事，有了这么多的发现。很难想象，不到十二个小时之前，她才刚出发去找皮尔比姆保姆，心中的希望极其渺茫，即使能找到，也只求对方能提供一些马克·卡伦德的个人线索，也许是他的一些成长经历。她对这一天的成绩感到兴奋不已，激动得难以平静，但是她的头脑太疲惫了，无法理清思想深处的一团乱麻。眼前的一些事实还没有理出头绪，也毫无行迹可循，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马克出生的谜团、伊莎贝尔的惊恐不安、雨果和索菲的讳莫如深、马克兰德小姐对那座农舍的强烈兴趣、马斯克尔警长那几乎勉强的怀疑，还有围绕马克之死的各种无法解释的古怪矛盾之事。

由于精神过度疲劳又太亢奋，她在农舍里忙了一阵。她把厨房的地板擦洗了一遍，为防止夜晚太冷，又在那堆灰烬上面生了火，把后园里花坛中的杂草拔干净，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蘑菇鸡蛋卷，坐在那张简易桌边吃掉——想来马克肯定也是这样的。最后她把枪从藏匿处取出，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她仔细锁好后门，拉上窗帘，再次查看封条是否完好。不过她没再把平底锅放在门上。今晚还用这种防范措施就显得太幼稚，太多余了。她点燃床边的蜡烛，到窗台上拿了一本书。晚上很暖和，而且没有风。蜡烛在平静的空气中平稳地燃烧着。外面天还没有完全黑，园子里悄然无声，静谧异常。打破寂静的是一辆汽车由远及近的渐响声和夜莺的鸣叫。接着，暮色中，她看见门口有一个人影。是马克兰德小姐。只见她犹豫了一下，一只手放在门闩上，好像在考虑要不要进来。科迪莉亚迅速闪向一旁，背靠在墙上。那个模糊的人影竟然一动不动，像受惊的动物一样木然站在那里，似乎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看着她。两分钟后，她转身离开，消失在果园的树丛中。科迪莉亚这才放松下来，从马克那一排图书中拿出了《养老院院长》，上床钻进睡袋。半小时后，她吹灭蜡烛，舒展身体，慢慢地悄然进入梦乡。

天还没亮的时候，她翻了翻身，突然清醒了。昏暗中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时间仿佛凝固了，平静的空气中似乎正酝酿着什么，好像白昼突然被吞噬了。床头柜上传来手表的嘀嗒声，手枪那让人安心的轮廓和手电筒的黑色圆柱依稀可见。她躺在床上，仔细聆听黑夜中的动静。如此寂静的时刻难能可贵，因为平常的此刻她还沉浸在梦乡。她觉得自己就像个新生儿，笨拙地探索着周遭。她没有意识到恐惧，只觉得万籁俱寂，觉得疲惫。她的呼吸声在房间里回荡，而房间里纯净的空气似乎也在随着她一起呼吸。

突然，她意识到自己被什么所惊醒。有不速之客光顾了这间农舍。在刚才短暂蒙眬的睡眠中，她肯定下意识地听见了汽车的声音。此时，传来了门被推开的吱呀声、窸窣的脚步声，就像一只动物鬼鬼祟祟地钻进灌木丛，还有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耳语。她扭动身体钻出睡袋，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马克没有好好擦过这里的窗玻璃，也许是没时间，抑或是他就喜欢这蒙胧的感觉。她急忙用手指去擦抹玻璃上的多年积垢。她的手摸到了冰冷、光滑的玻璃，指尖传来了微弱而尖锐的摩擦声，就像动物在吱吱叫，让她生怕这声音会暴露自己。透过玻璃上一道干净透亮的细痕，她仔细观察着下面的园子。

那辆雷诺几乎全被高高的绿篱遮住了，但她可以看见大门旁边引擎罩前端的反光。两只边灯在路上留下的光斑就像两轮明月。伊莎贝尔穿着一件长长的贴身衣服，在黑乎乎的篱笆映衬下，她白皙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她身边的雨果就像一个黑色幽灵，在他转身的刹那，科迪莉亚看见他的白衬衣一闪。原来两人都穿着晚礼服。他们沿着小路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在门口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到农舍的拐角处。

科迪莉亚抓起电筒，光着脚轻轻地疾步下楼，穿过客厅去开后门的锁。钥匙无声地轻轻转动。她大气也不敢出，闪身躲到楼梯下方的暗处。她的动作非常及时，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随之透进来一道惨白的光。她听见雨果说：“等一下，我来擦根火柴。”

火柴点燃后发出柔和的光，短暂地照亮了两张严肃而又充满期待的脸，还有伊莎贝尔那双惊恐不安的大眼睛。接着火柴熄灭了，她听见雨果在低声诅咒，紧跟着是第二根火柴在火柴盒上划动的声音。这一次，他把火柴高高地拿在手里，火光照亮了桌子，照亮了那只无声无息的钩子，也照到了躲在楼梯旁边的观察者。雨果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的手猛地一晃，火柴随之熄灭。伊莎贝尔惊叫起来。

雨果尖着嗓门说：“你究竟——”

科迪莉亚打开电筒走上前来。

“是我，科迪莉亚。”

可是伊莎贝尔根本就没有听见。她的尖叫具有极强的穿透力，科迪莉亚真担心马克兰德一家人会听见。这简直不是人的声音，而是受惊的动物发出的尖叫。雨果挥动手臂，“啪”的一声，继而是一声喘息，尖叫停止了。随后便是片刻的死寂。伊莎贝尔软瘫在雨果身上，无声地抽泣起来。

雨果转身面对科迪莉亚厉声说道：“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什么？”

“你躲在那儿，把她给吓坏了。你到这里来干吗？”

“我正想问你们呢。”

“我们来拿那幅安托内罗的油画，伊莎贝尔上次来这里吃晚饭时借给马克的。也是为了消除她对这里的执念。我们刚去过皮特俱乐部的舞会，觉得回家路上顺道来拿一下画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显然，这他妈其实是个愚蠢的想法。屋里有喝的吗？”

“只有啤酒。”

“哦天哪，科迪莉亚，没别的了吗？她需要来点厉害的。”

“没有更厉害的了，不过我可以煮点咖啡。你去把火点上，就在那儿。”

她把电筒直立在桌子上，点亮了桌上的灯，又捻了捻灯芯，然后扶伊莎贝尔到壁炉边的椅子上坐下。

伊莎贝尔浑身直打哆嗦。科迪莉亚拿了一件马克的厚毛衣，把它搭在这个女孩肩上。在雨果的小心拨弄下，壁炉里很快燃起了火星。科迪莉亚走进厨房去煮咖啡，把电筒横放在窗台上，让它照着煤油炉。她把大炉头点上，从架子上取下一只棕色陶罐、两只带蓝边的咖啡杯，给自己也拿了一只杯子。糖放在一只有缺口的杯子里。几分钟后，半壶水就烧开了。她把开水倒在咖啡粉上，听见客厅里传来雨果的声音，很低、很急、带着商量的口吻，中间夹杂着伊莎贝尔极为简短的回答。她找到了仅有的一只有点起翘的锡托盘，上面錾刻着爱丁堡的城堡图案。还没等咖啡泡好，她就把它放在托盘上，端进客厅的壁炉前边。壁炉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火星四溅，在伊莎贝尔的裙子上留下了点点斑痕。一块粗木头烧着了，火势渐渐旺起来。

科迪莉亚低下头搅拌咖啡的时候，看见一块小木柴上有只小甲虫正慌不择路地拼命逃窜。她从壁炉中抽出一根小树枝，把它放在甲虫前面，想给它一条生路。可是小甲虫反而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张张地掉过头，朝着火焰的方向拼命爬，然后又回过头来，最后从木柴之间的缝隙中掉了下去。科迪莉亚心想，不知它死到临头的时候知不知道害怕。拾柴生火本是一桩小事，却造成了这样的痛苦和恐惧。

她把两只大咖啡杯分别递给伊莎贝尔和雨果，然后端起自己的小杯子。新煮咖啡的诱人香气和燃烧的木头释放的树脂清香混合在一起。炉火把长长的影子投在铺砖的地面上，油灯则给他们的脸上抹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科迪莉亚心想，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没法审问谋杀案的嫌疑。即使是伊莎贝尔也不再感到恐惧。她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也许是因为雨果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亦或是咖啡的刺激，又或者是因为家一般的温暖以及炉火的毕剥声。

科迪莉亚对雨果说：“你刚才说伊莎贝尔对这里持有执念。为什么？”

“伊莎贝尔非常敏感，她可不像你那么坚强。”

科迪莉亚暗自思忖：所有的漂亮女人都很坚强——要不然她们怎么生存？——伊莎贝尔的性格中具有和自己一样的适应能力。可是要挑战雨果的心理错觉是徒劳的。美貌是一种脆弱、短暂、经不起打击的东西。伊莎贝尔的敏感易觉必须好好保护起来，而坚强的一面则用来保护自己。科迪莉亚说：“你曾经说过，她只到这里来过一次。我知道马克·卡伦德死在这个房子里，但是你别以为我相信她会为马克伤心。有些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知道，最好你们现在告诉我。否则，我就只好向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汇报，说伊莎贝尔、你姐姐还有你，你们都和他儿子的死有牵连。到时候就得由他来决定是否要叫警察。我看，就算让最温和的警察来问话，伊莎贝尔也撑不下去，你觉得呢？”

科迪莉亚自己都觉得这话说得生硬造作，她的指控毫无根据，威胁也空洞无力。她几乎可以预料，雨果会如何不屑地反驳她。可雨果只是久久地盯着她，好像在掂量现实之外的危险。接着他平心静气地说：“马克是自杀身亡，你把警察叫来，只会引起他父亲和朋友们的痛苦和悲伤，对谁都没有好处。难道你就不能接受我的话？”

“不，雨果，我不能。”

“那如果我们真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我只能保证相信你们，其他的又怎么保证得了？”

伊莎贝尔突然大声说：“哦，雨果，告诉他吧！这有什么关系呢？”

科迪莉亚说：“我认为你们必须告诉我。你们没有别的选择。”

“看来是这样。好吧。”他把咖啡杯放在壁炉前，眼睛看着炉火。

“我曾经告诉过你，马克死的那天晚上，我们——索菲、伊莎贝尔、戴维和我——去了艺术剧院。也许你也猜到了，这句话只有四分之三可以当真。我去买票的时候只剩下三张票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们分给最能欣赏那出戏的三个人。伊莎贝尔去剧院，通常都不是她看戏，而是别人看她。而且一出戏的演员只要不足五十人，她就会觉得没意思，所以我们就没让她去。由于受到现任男友的忽视，她就理所当然地去另一位那里寻求安慰了。”

伊莎贝尔脸上露出神秘了然的微笑：“马克不是我的情人，雨果。”

她的语气中既没有敌意，也没有怨恨，只是在直叙事实。

“我知道。马克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绝不会随便带哪个女孩上床，依我看，也不会带她们去别处，除非他认为两人之间有了一定深度的情感交流——或者随便他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吧。实际上，这不是个公平的评价，我父亲才喜欢用这种讨厌又无意义的词语。不过马克大致认同那种观点。他认为自己和某个女孩真心相爱了才会与她上床，但我不知道这样一来，他是否还能体会性的乐趣。性是一场不可或缺的序幕——比如脱衣服。我想，他和伊莎贝尔还没有发展到那么深的关系，两人的感情还没有交融到那个程度。当然，那只是时间问题。在伊莎贝尔的问题上，马克也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善于自我欺骗。”雨果略微犹豫的声音中带着嫉妒。

伊莎贝尔就像母亲对任性、愚钝的孩子那样慢条斯理地说：“马克从来没有向我示爱过，雨果。”

“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怜的马克！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换来的却是泡影，现在他两样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科迪莉亚问的是伊莎贝尔，可是回答的却是雨果。

“七点半刚过的时候，伊莎贝尔就开车到这儿了。后窗的窗帘拉上着，前面的窗户一直都打不开，可是门开着，于是她就进来了。那时候马克已经死了，他的尸体用皮带挂在那个钩子上。不过他当时的样子和第二天早上马克兰德小姐看见的不一样。”

他转身对伊莎贝尔说：“你来告诉她吧。”

她有些犹豫。雨果向前倾身，在她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好了，说吧。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旦发生，爸爸再有钱也保不住你的。亲爱的，这就是一件。”

伊莎贝尔转动脑袋，心有余悸地扫视房间的四个角落，好像要确定房子里只有他们三个。在炉火的映衬下，她那双漂亮眼睛的虹膜呈现出紫色。她朝科迪莉亚倾了倾身体，就像一个饶舌的村妇准备神秘兮兮地散布什么最新丑闻。科迪莉亚看出她已没有任何恐惧感了。伊莎贝尔经受的痛苦是可怕而剧烈的，但也是短暂的，轻易便能平息。当雨果让她保守秘密，她就什么都不会说，但是现在，她很高兴雨果能让她说出来。也许是她的直觉告诉她，一旦把这件事说出来，她就不会再感到恐惧。她说：“我当时打算去找马克，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德孔耶小姐那天有点不舒服，雨果和索菲去了剧场，我感到很无聊。我直接来到后门口，因为马克说过前门打不开。我想也许能在园子里碰见他，可是他不在那里，地上只有那把钉耙，他的鞋子就放在门口。于是我把门推开了。我事先没敲门，因为我想给马克一个惊喜。”

她迟疑了一下，朝咖啡杯里看了看，两手转动着那只杯子。

“后来呢？”科迪莉亚催促她。

“接着我就看见了他。他被皮带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我知道他已经死了。科迪莉亚，那真恐怖！他穿得像个女人，带着黑色胸罩，穿着黑色蕾丝底裤，其他什么都没穿。还有他那张脸！他的嘴唇涂着唇彩，科迪莉亚，嘴唇全都涂满了，就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子又可怕，又可笑。我当时既想笑，又想尖叫。他看上去不像马克，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人。桌子上有三张照片。不是什么好照片，科迪莉亚。是女人的裸照。”

她睁大眼睛看着惊恐不安又大惑不解的科迪莉亚。

雨果说：“别这个表情，科迪莉亚。当时的场面对伊莎贝尔来说太可怕了，现在想起来也不舒服。但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也不是那么不常见的事，也许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性怪癖。除了自己，他并没有把别人拉进来。他并不是想自杀，只是不走运。我想是皮带扣滑动，他根本没机会逃脱。”

科迪莉亚说：“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科迪莉亚。现在我们就给索菲打电话怎么样？她会证实这一点的。”

“我不需要别人来证实伊莎贝尔的话，我早就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不相信马克会自杀。”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说错了。她不应该表露出自己的怀疑。可是现在已经晚了，她还有些问题要问。她看见了雨果的脸，对于她的迟钝与固执，他不耐烦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她发现了他情绪上的微妙变化，是恼火、害怕还是失望？她直截了当地对伊莎贝尔说：“你说那扇门是开着的，你有没有注意钥匙？”

“在门的里侧。我是出去的时候看见的。”

“窗帘怎么样？”

“跟现在一样，是拉上的。”

“当时唇膏放在什么地方？”

“什么唇膏，科迪莉亚？”

“马克涂嘴唇的那支唇膏。他的裤子口袋里没有，不然警察一定会发现。那么口红到哪儿去了呢？你当时有没有看见它在桌子上？”

“桌子上除了那几张照片什么也没有。”

“那支口红是什么颜色的？”

“紫色，老太太用的那种颜色。我觉得其他人不会用。”

“那么内衣呢，你能描述一下吗？”

“哦，可以。是从玛莎百货公司买的。我认得出来。”

“你是说你认出了这些特别的内衣，它们是你的？”

“哦，不是的，科迪莉亚！不是我的。我从来不穿黑色内衣，贴身衣服我喜欢穿白色的。可那个牌子我经常买。我的内衣都是从玛莎买的。”

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可能未必是那家商店的最佳顾客，但是在细节上，尤其是衣着方面，任何目击证人都不会像她那么可靠。即使在当时那种绝对的恐怖和变故下，伊莎贝尔还能注意到内衣的类型。如果她说她没有看见口红，那一定是有人不想让它被发现。

科迪莉亚继续追问：“你动过什么东西没有？比方说马克的尸体，看他是不是死了。”

伊莎贝尔异常吃惊。生活的事她可以从容应对，但是死亡却不行。

“我不可能去碰马克！我什么也没碰，我知道他死了。”

雨果说：“一个可敬、理性、守法的公民会就近找个电话向警方报案。所幸的是，伊莎贝尔不是这样的人。她的直觉是来找我。她在戏院外面等我们，一直等到散场。我们出来的时候，她还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溜达。戴维、索菲和我开着雷诺跟她一起到了这里，当中只在诺维奇大街弯了一下，去取戴维的照相机和闪光灯。”

“为什么？”

“那是我的主意。我们显然不想让警察和罗纳德·卡伦德知道马克是怎么死的。我们想制造一个自杀假象，打算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把他的脸洗干净，让其他人来发现这个现场。可我们没想到伪造自杀遗书，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么细致。拿照相机是为了拍下他的死亡现场，我们不知道伪造自杀现场会触犯哪条法律，但这肯定是违法的。现在你想为自己的朋友做点最简单的小事，都有可能被人误会。为了防止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得先保留一些实际证据。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喜欢着马克，但也不想冒着被指控谋杀的风险。不过我们的好意受到了阻挠，有人捷足先登了。”

“跟我说说看。”

“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让两个女孩子在车里等着，因为伊莎贝尔已经亲眼看见了，当时依然心有余悸，所以不能把她单独留在车里，索菲也留下来陪她。再说了，不让索菲进去看见马克的样子，这对马克来说也好。科迪莉亚，你不觉得这种心态很怪吗？人们居然会考虑死人的感受。”

科迪莉亚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伯尼。她说：“也许只有当人死了之后，我们才能放心地表露自己的关心，因为那时候他们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了。”

“你这话有些刻薄但也不假。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我们发现的马克尸体和屋里的状况，与马克兰德小姐后来描述的相符。那扇门是开着的，窗帘拉上了。马克全身只穿了一条蓝色长裤。桌子上没有杂志照片，他的脸上也没有涂口红。打字机上夹着一张自杀遗书，壁炉架里有一堆灰烬。看来这个不速之客做得干净利落。我们没有久留，因为随时可能有人来——也许是大宅里的某个人。当时的确已经很晚了，但这似乎注定是个友人造访的夜晚。当天晚上来拜访马克的人，也许比他在农舍生活期间的还多，起初是伊莎贝尔，后来是那个不速之客，紧接着就是我们。”

科迪莉亚心想，在伊莎贝尔之前，还有一个人来过。杀害马克的人才是第一个到达的。她出其不意地说：“昨天晚上有人跟我开了个愚蠢的玩笑。我离开派对回来的时候，看到那只钩子上挂着一个长枕头。是不是你们干的？”

如果雨果的惊讶是装出来的，那他装得比科迪莉亚想象的要好多了。

“当然不是我干的！我还以为你住在剑桥呢，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里。而且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警告我快走开啊。”

“那简直是疯了！那有什么用？别的女人可能会被吓跑，但你不会。我们只是想让你相信，马克的死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可那种把戏反而让你更坚定地查下去。有别人想把你吓跑。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走了之后来的那个人。”

“我知道。有人为了马克的事情在铤而走险。这个男人——或者女人——不想让我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过他可以用理性的方式让我走，告诉我真相就行了。”

“那他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呢？科迪莉亚，现在你怎么办？回到城里去？”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随意，但科迪莉亚还是觉察出他内心的焦虑，于是回答说：“我想是这样。不过我要先见见罗纳德勋爵。”

“你准备跟他说什么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有办法的。”

雨果和伊莎贝尔准备离开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透出黎明的曙光，嘈杂的鸟叫声迎接着新的一天。两人把安托内罗的画带走了。科迪莉亚看见它被取下来的时候，心里有些遗憾，好像原本属于马克的东西从这个农舍被拿走了。伊莎贝尔以专业人士的严肃目光仔细检查了那幅画，然后把它夹在腋下。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也许很大方，无论是人还是画，她都会借，但条件是必须及时归还，而且与出借时一样完好无损。科迪莉亚站在门口，看着雨果把那辆雷诺车从篱笆的阴影中开走。她抬起手臂做了一个告别姿态，就像一个疲惫的主妇在匆匆送走最后的客人，接着她回到农舍里。

他们走后，客厅里冷清了许多。壁炉里的火就要熄灭了，她赶紧把没有烧完的柴往里推了推，把火吹起来。她在小房间里不断来回走动，睡意全无。这个短暂而多事的夜晚弄得她心烦意乱，心力交瘁。不过使她备受折磨的不是睡眠不足，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害怕了。罪恶真真实实地存在着——不用修道院的教导她也能相信了——罪恶就曾经发生在这个房间里。这里有比邪恶、冷酷、残忍或私利更凶猛的东西。罪恶！她毫不怀疑马克是被人杀害的，而且是这么恶毒的方式！如果伊莎贝尔说出了真相，那还有谁会相信他不是意外死亡，而是自杀呢？科迪莉亚无须从她的解剖医学书中寻找答案，就知道警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正如雨果所说，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他是精神病医生的儿子，可能听到或者读到过类似的案例。还有谁会知道？也许任何一个见多识广的人都会。但凶手不可能是雨果，雨果有不在场证据。她也不愿相信戴维或索菲参与过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但是去拿照相机是他们的典型作风。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同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考虑。有了这些照片，他们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抖出马克的死亡真相，而让自己免于麻烦。在拍下照片之前，雨果和戴维会不会站在马克扭曲的尸体下面，平静地讨论焦距和曝光？

她走进厨房去泡茶，很高兴摆脱了天花板那只钩子的心理阴影。那钩子不会使她不安了，现在它又像一尊挥之不去的带有魔力的神物。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它似乎开始变大，现在依旧在变大，她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它。客厅无疑变小了，它已经不是私密的圣所，而是幽闭的监室，像执行死刑的小屋，丑陋而令人生厌。就连清晨的空气中也能闻到罪恶的气息。

趁着等壶里的水烧开，她静下心来仔细盘算今天的活动。现在下推断还为时过早，她的头脑中还有太多的恐惧，无法理智地分析新的情况。伊莎贝尔的讲述不仅没有使案件更加明朗，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复杂。还有一些相关事实有待发现。她打算继续执行自己的原定计划。她今天要去伦敦，查看马克的外祖父留下的遗嘱。

离出发还有两个小时。她决定把汽车停在剑桥火车站，换乘火车去伦敦，这样既快又省事。要在伦敦待一天让她觉得心浮气躁，因为这宗迷案的核心显然在剑桥。然而这一次当她想到要离开这座农舍时，却没有感到遗憾。由于震惊和焦虑，她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来到园子里来回踱步，不安地等着出发。最后，她百无聊赖地抓起那把钉耙，把马克没有挖完的那畦地挖完。她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明智。马克撂下的这点活儿是他遭到杀害的证据之一，可是包括马斯克尔警长在内的其他人也都见过这一幕，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替她作证。眼前这些没有完成的工作，依然斜插在土壤中的钉耙，都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恼火。她把这一畦地挖完之后，内心终于平静了一些。接着她又不停地挖了一个小时，最后把钉耙仔细清理一遍，拿进工具棚，把它和其他工具放在一起。

终于到了出发时间。七点钟的天气预报说东南部有雷阵雨，所以她穿上了外套。这是她随身携带的最厚的衣服。自从伯尼死后，她还没有穿过这件外套。她发现束腰的带子变得松垮了，这说明她瘦了。她略加思索后，从现场勘察工具箱里拿出马克的皮带，把它在自己的腰上缠了两道。皮带紧紧地系在她身上，她却没有感到任何厌恶。她不相信马克使用过或者拥有过的东西会使她恐惧或沮丧。这根皮带的分量以及勒在她身上的力度甚至隐隐约约地使她感到欣慰与安心，好像它是一个护身符。

第五章

科迪莉亚乘11路汽车到达了萨默赛特府。刚下车，雷阵雨就接踵而来。天上划过一道闪电，几乎在同时，犹如密集炮火齐发般的雷声在耳边响起。她从停放着一排排汽车的院子中跑过，瓢泼大雨形成一道水墙，雨点像子弹般击打着铺路石，飞溅到她的脚踝上。她推开门，踩在门口的垫子上，身上流下的水沾湿了门垫。她松了一口气，哈哈大笑起来。在查阅遗嘱的人中，有一两个抬起头来冲她笑了笑，柜台后面，一位慈祥的女士发出了啧啧声。科迪莉亚在垫子上抖了抖外套，把它挂在一把扶手椅的背后，然后掏出手绢徒劳地擦了擦头发，接着朝柜台走去。

那个慈祥的女人很乐于帮忙。科迪莉亚向她咨询正确的程序，她指着大厅中间摆满卷宗的书架解释说，遗嘱是按照立嘱人的姓氏以及遗嘱存放在萨默赛特府的时间排序的。查完分类号后，只要把卷宗拿到前台，然后就可以提取遗嘱原件，交二十便士就可以查阅了。

由于不知道乔治·博特利的死亡日期，科迪莉亚有些无从下手。但她推断这份遗嘱肯定是在马克出生以后立的，至少也是在怀上这个孩子之后立的，因为这位外祖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可是博特利先生也给自己的女儿留了一笔钱，这笔钱在她死后就转到了她丈夫名下。很可能是他死在了她前头，否则他肯定会重立遗嘱。科迪莉亚决定从马克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入手。

她的推断是正确的。哈罗盖特市石门小屋的乔治·阿尔伯特·博特利死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他外孙出生后的三个月零一天。这份遗嘱是他在过世三个星期前立下的。科迪莉亚心想，不知他是意外暴毙，还是明知自己时日无多才留下遗嘱。她注意到，他留下了价值将近七十五万英镑的庄园，很好奇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肯定不全是来自羊毛生意。她把这厚厚一册卷宗重重地放在柜台上，工作人员在一张白色的表格上填了详细信息，然后给她指了去会计室的路。她觉得收费并不高，几分钟后，她就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手里拿着那份遗嘱，借助灯光开始阅读。

早在皮尔比姆保姆告诉她关于乔治·博特利的事时，她就对此人没有多少好感。看完遗嘱之后，她也没有对他产生改观。她原来担心这份遗嘱冗长复杂，难以理解，实际上它简洁明了，一读便懂。博特利先生指示，在他死后要变卖所有财产，“因为我不希望那些小玩意儿引发不得体的争执”。他还适当地留了一笔钱，给那些在他临终前照顾他的佣人，但是科迪莉亚注意到，遗嘱中没有提到他的花匠。他把剩余的钱财无条件地分了一半给女儿，因为“现在她已证明了自己至少具有一项正常女人的价值”。剩下的一半则留给了他的宝贝外孙马克·卡伦德，但要等到他二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如果他还没有明白金钱的价值，至少也到了免遭剥削的年龄”。从资本中获得的进项留给了博特利的六个亲戚，其中有些人显然只是远亲。这份遗嘱还重新设立了一个剩余财产信托基金，受益人亡故后，该人所得到的财产将由仍然在世的人均分。立嘱人相信，这样的安排能够引导受益人们相互关心彼此的健康与生活，同时鼓励他们益寿延年。如果马克在二十五岁之前亡故，这项家庭基金也将继续运作，直到所有受益人全部去世。届时，所有资本将在他所选定的长长一串慈善机构中分配。就科迪莉亚来看，他选择这些机构是因为它们都声望良好，运作成功，而不是为了表达立嘱人的个人关切或同情。看来，他曾经向自己的律师索取过一份比较可靠的慈善机构名录。如果亲属中的指定财产继承人都不在了，他对这些财产的未来其实并不感兴趣。

这是一份奇怪的遗嘱。博特利先生没有给他的女婿留下任何东西，但显然也并不担心自己那多病的女儿一旦早逝，她的那份财产就会转入丈夫的名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份遗嘱像是在赌博，科迪莉亚对乔治·博特利的财产来路再次产生了疑问。然而，尽管这份遗嘱的措辞犀利，不近人情，却不能说它不公平或者不慷慨。他不像某些有钱人那样，即使死后依然企图控制这份巨额财富，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一枚铜板落入无权得到它的人手中。他无条件地把遗产留给了女儿和外孙。博特利先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是想不尊重他也很难。这份遗嘱中的实际含义非常清楚：如果马克死了，他的那份遗产任何人都得不到，它将转给名单上的那一长串受到高度尊重的慈善机构。

科迪莉亚对遗嘱的主要条款做了笔记，她倒不是担心会忘记，而是因为伯尼一贯坚持要做详细的笔录。她在笔记本的开销记录中把那张二十便士的发票登记了下来，还把当日往返剑桥的便宜火车票和汽车票也做了记录。接着她把遗嘱送还前台。那场迅猛的暴风雨来去匆匆，此时，火热的太阳正晒干窗户上的雨水，被大雨冲刷的庭院中留下的积水也在慢慢蒸发。科迪莉亚决定只向罗纳德勋爵额外收取半天的劳务费，因为她要到伦敦的事务所去一趟。那里可能有邮件，也可能有别的案子等着她去处理。

不过这个决定是个错误。事务所似乎比她离开的时候还要脏，与外面雨后清新的街道相比，屋子里有一股酸臭味，家具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地毯上的血迹已经不是原先的鲜红色，变成了砖头的红棕色，看上去更加凶险。信箱里除了供电局最后一次催缴单和文具商的一份账单，没有其他东西。伯尼为买这些讨厌的书写纸支出了一笔钱——或者说欠了一笔账。

科迪莉亚开了一张支付电费的支票，掸了掸家具上的灰，并再次想把地毯弄干净，但依然是徒劳。接着她锁上事务所的门，步行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去国家美术馆给自己点安慰。

她赶上了十八点十六分从利物浦街开出的火车，回到农舍时已将近晚上八点。她把迷你车停在矮树丛中的老地方，然后从农舍的一侧绕过。她犹豫了一阵，心想要不要把手枪从藏匿的地方取出来，但转念又决定先等一等。她此刻已是饥肠辘辘，首先要弄点东西吃。早晨出发前，她曾经仔细地锁上后门，还在窗台上贴了一道胶带纸。如果还有更多的神秘来客，她希望能有个心理准备。看到那条胶带纸完好无损，她从肩包里取出钥匙，弯腰把它插进锁孔。她从没想过危险会潜伏在农舍外，猝不及防之间，她遭到了突袭。在毯子即将蒙到头上的瞬间，她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根绳子套上了她的脖子，那张热得令人窒息的毯子紧贴着她的口鼻。她张大嘴巴呼吸，舌头尝到了干燥、气味难闻的纤维。她感到胸前一阵疼痛，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被松开的那一刻，简直是奇迹与恐怖的交织的瞬间。那条毯子被扯开了，她从头至尾都没有看到袭击者。一瞬间的清新的空气让她清醒了，但未及在一片绿色中看清眩目的天空，就感到自己在坠落，惊恐无助地坠入冰冷的黑暗之中。这坠落像一场乱糟糟的噩梦，许多儿时的恐惧全都不可思议地浮现在眼前。接着，她的身体掉进了水里，冰冷无形的手把她拖进恐怖的漩涡。身体坠入水中的时候，她本能地闭上了嘴巴。在仿佛永恒的寒冷和黑暗中，她挣扎着浮向水面，甩了甩头，抬起刺痛的双眼向上看去。上方是不断延伸的黑洞，黑洞顶端就像挂着一轮蓝色的月亮。就在这时，头顶的井盖像照相机的快门一样关闭了。那轮月亮变成了半月，而后变成新月，最后几乎一片漆黑，只剩下从八条缝隙中透出的光。

她拼命地踩水，同时试探着井底，可是触碰不到。她手脚并用地疯狂划水，告诫自己不要惊慌失措。她用手沿着井壁摸索，试图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没有。光溜溜、湿漉漉的圆筒形砖砌井壁，在她的头顶上方形成一个环形的墓穴。她凝神向上看去，觉得井壁就像一条大蛇的腹部，在不断地扭动，延伸，摇晃，旋转着。

接着她感到一阵愤怒的求生感。她不会让自己就这样淹死的，不会一个人怀着恐惧死在这个可怕的地方。这口井很深，但是很小，直径不会超过三英尺。如果她能保持头脑清醒，只要花上点时间她就可以用腿和肩膀抵住井壁上的砖头，慢慢往上挪动。

她掉下去的时候，居然没有被井壁擦伤或者撞昏。因为掉得干脆利落，她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她还活着，还能够思考。她总能绝处逢生。她会活下来的。

她仰面浮在水上，用肩膀顶着冰凉的井壁，张开双臂，用手肘抵住砖头的接缝，这样可以抓得牢些。她甩掉脚上的鞋子，用两只脚蹬住对面的井壁。她感觉到就在水面之下，井壁上有一道稍许宽松的石缝，便弯起大脚趾钩住它。这样，她就有了一个向上爬的支撑点，虽然不够稳定，但比没有好。借助这个办法，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挪出水面，使背部和大腿的肌肉暂时得到休息。

她开始慢慢地向上攀爬，首先变换两只脚的位置，一前一后地小步滑动，然后弓着腰，痛苦地一点点向上挪。她两眼紧盯对面的井壁，尽量不向下看，也不向上看，根据每一块砖的厚度计算自己的进展。时间在流逝，她无法去看伯尼给他的表，可它的嘀嗒声似乎异常响亮，仿佛在强行为她的心跳声和急促的喘气声打着节拍。她的两条腿疼得厉害，背上冒出暖暖的、几乎有点让她安心的液体，把衬衣紧紧黏在了后背上。她知道那肯定是血。她克制住自己不去想身体下方的水，一心想着头顶上方那些越来越宽的缝隙。如果她想活下来，就必须聚集全身的力量，继续痛苦地向上挪动。

有一次她的两腿打滑，身体向下坠了好几码。她的脚胡乱地蹬着湿滑的井壁，最终找到了一个支撑点。这次下滑对她受伤的后背无疑是雪上加霜，她在悲哀与失望中啜泣了起来。接着，她鼓起勇气，再度向上挪动。她突然感到一阵痉挛，赶紧忍痛挺直身体，直到疼痛过去，僵硬的肌肉可以活动为止。她的脚时不时地能找到一个小落脚点，这样就能把腿伸出去休息一下。在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位置停留的念头一直诱惑着她，她不得不强迫自己继续慢慢地、痛苦地向上挪动。

她似乎已经爬了几个小时，就像在痛苦的分娩过程中急切地期盼新生命的降生。天渐渐地黑下来。井口上方透进的光线比原先宽了一些，却不如先前亮了。她暗暗对自己说，这种攀爬其实并不难，只是黑暗和孤独让它显得困难重重。如果这只是一场人为的障碍赛，是学校体育馆里的一个锻炼项目，她肯定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此刻，她头脑里闪现出舒适的竖棱圆凳和跳马，还有五年级学生拉拉队的呼喊。佩尔佩图阿修女也在那里，可是她为什么不看科迪莉亚一眼呢？她为什么扭头就走呢？科迪莉亚呼喊她，她慢慢回头冲她笑了。但那个人不是修女。那是利明小姐，白色的面纱背后是一张苍白、瘦削、嘲讽的脸。

她意识到，如果没有人帮助，想再往上就很难了。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救星。在她上方几英尺的井壁上，出现了短木梯的末端。起初她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是疲劳和绝望制造出的幽灵。她闭上眼睛，嚅动着嘴唇。几分钟后她又睁开眼睛，那截木梯还在那里。在逐渐暗淡的光线中，虽然它看上去模模糊糊，但却实实在在地令人舒心。她有气无力地伸出手，明知道自己够不着，却还是这样做了。它可以救她的命，但她也知道，自己已经没力气去抓它了。

就在这时，未经任何思考与计划，她突然想起了那根皮带。她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腰间，去摸那重重的铜皮带头。她解开皮带扣，把那根长长的像蛇一样的皮带从身上抽出来，小心翼翼地把皮带扣扔向那个梯档。前三次，金属皮带扣撞上了梯档，发出清脆的当啷声，但没有从梯子另一头穿过。第四次，她终于把它从梯档上方扔了过去。她轻轻地把皮带向上推，皮带扣慢慢向下，她终于伸手抓住了它。她把皮带头与另一端固定，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皮圈。接着她轻轻拉了拉，然后渐渐加大力度，直到她身体的所有分量几乎都转移到皮带上。她感到一阵无法形容的轻松，斜靠在井壁上，积蓄力量准备向胜利发起最后一轮冲击。就在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梯档因接缝处朽烂，“咔嚓”一声脱落下来，翻滚着掉进黑暗之中，还险些砸到她的头。落水声从井底沿着井壁传上来，不过花了几秒，可是却像过了好几分钟。

她解开皮带扣，开始再度尝试。上面一栏梯档比刚才的还要高出一英尺，可想而知，要把皮带扣从上面扔过去会有多困难。眼下，即使做这样一次小小的努力也会使她筋疲力尽。她叮嘱自己慢慢来，别着急。这一次不成功，下一次就会更困难。她也不知道自己扔了多少次，皮带扣终于越过那个梯档，朝她的方向滑下来。当它像蛇一样落到她手中时，她发现这次只能勉强将皮带扣上。再上一层的梯档就太高了。如果这一根再断，那就彻底完了。

好在这一次梯档没有断。最后那半个小时的事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梯子。她把自己牢牢地拴在梯子两边的垂直扶手上，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安全了。只要梯子能经得住，她就不用担心会掉下去。她让自己放松一下，暂时迷糊了一会儿。可是接着，她脑中的那根刚刚放松的弦又绷紧了，重新开始思考起来。她知道没有别人的帮助，就休想移动沉重的木井盖。她伸出双手去推，井盖纹丝不动。由于井盖呈穹隆状，她也无法用肩去顶。她只能依靠外来的帮助，而这要等到天亮才行。即使天亮了，也未必有人来，但她没再多想。早晚会有人来的。只要这样把自己拴牢，就有希望坚持几天，即使失去知觉，仍然有获救的机会。马克兰德小姐知道她在农舍，因为她的东西还在里面。马克兰德小姐会来的。

她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引起别人注意。如果手上有个足够硬的东西，就能透过木盖边缘的空隙，把它伸出去。她可以把自己拴得紧一些，皮带头的边缘就能用得上。不过她必须等到天亮，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她决定稍事放松，小睡一会儿，等着人来救她。

可是她又感到一阵恐惧。根本不会有人来救她。有人会借着夜色，不声不响、蹑手蹑脚地来到井边，而那人正是杀她的凶手。他不得不回来，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先前的袭击出其不意，手段残忍，而且看似愚蠢，但其实很巧妙。其目的就是造成意外事故的假象。今天晚上他还会回来，回来把井盖拿开。等到第二天，或者接下来的某一天，马克兰德小姐会冒冒失失地经过园子，然后发现这一切。谁也无法证明科迪莉亚的死不是意外。她想起了马斯克尔警长的话：“重要的不是你怀疑什么，而是你能证明什么。”可是这一次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一个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好奇心过剩的女子，未经主人同意就擅自住进了这间农舍。显然她是想看看这口井。她把锁砸开，用杀手留在显眼处的绳子拴住井盖，把它拉开。她看见有梯子，就试着向下爬了几档，等下到最后一档的时候，梯子突然断了。即使有人想起来查验指纹，梯子上也只留下了她的，没有别人。这座农舍根本无人光顾，如果要杀她的那个人折回来，被人看见的几率几乎为零。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那个人的脚步声、急促的鼻息声，等着井盖被慢慢打开，然后看清那个人的脸。

这一阵强烈的恐惧过后，科迪莉亚放弃了努力，无可奈何地等待死亡。这坐以待毙的想法甚至让她的内心平静起来。她像一名受害者似的被牢牢地绑在梯子上，幸运地陷入了短暂的昏睡，同时心中祈祷：等凶手回来给她最后一击的时候，只希望自己仍然这样睡着。至于那个人长相如何，她已经没有兴趣知道了。她不愿意为了保命而低三下四地求饶，更不会向吊死马克的凶手乞怜。她知道，那个人是不会放过她的。

但是，科迪莉亚意识到井盖正被慢慢移开。她低着头，光线从头顶上方照进来，上面的缝隙越来越大。接着，她听见一个声音，一个女人急促、充满恐惧的轻声尖叫。

“科迪莉亚！”

她抬起头。

跪在井边的是马克兰德小姐，那张硕大苍白的脸像梦魇中的幽灵悬浮在空中。她看着科迪莉亚，双眼因惊恐而睁得老大。

十分钟后，科迪莉亚有气无力地瘫在炉火边的椅子上。她浑身疼痛不已，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那件薄衬衣黏在她受伤的后背上，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马克兰德小姐点起了壁炉，正在煮咖啡。科迪莉亚可以听见她在小厨房里来回走动的声音，闻到煤油炉的气味，而且很快就闻到了诱人的咖啡香。这些熟悉的场面和声音通常会使人宽慰与舒适，可现在她却只想一个人待着。杀手还会再回来的，他肯定会回来。到时候，她想等在那里见见他。马克兰德小姐端来两只大杯子，把其中一只递到科迪莉亚哆嗦的手上。接着步履笨拙地走到楼上，拿了一件马克的毛衣，把它披在这个科迪莉亚的肩上。这时她的恐惧已经消失，可是却不安得像要与别人分享第一次丢人现眼冒险经历的年轻女孩。她的眼睛大睁着，身体因激动而颤抖。马克兰德小姐在科迪莉亚对面坐下，用满是疑问的锐利目光盯着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告诉我。”

科迪莉亚还没有忘记如何思考对策。

“我也不知道。我根本记不得落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肯定是想看看那口井，结果失足掉进去了。”

“可是还有井盖！井盖是盖着的！”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把它盖上了。”

“可是为什么？谁会到这种地方来？”

“我不知道。不过肯定是有人看见，把它盖上了。”她的语气更加温和，“你救了我的命。你怎么会注意到出事了呢？”

“我到农舍来看你还在不在。今天来得比较早，可是没看见你。小路上有一捆绳子，我想大概是你用的，我还被它绊了一下。这时候我注意到井盖没有盖好，而且锁被砸坏了。”

“你救了我的命，”科迪莉亚又说了一遍，“现在请你走吧。请回去吧。我没事了，真的没事了。”

“但现在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而且那个人——把井盖盖上的那个人——他可能还会回来。我不想有任何陌生人在农舍附近转悠，更何况你还一个人在这儿。”

“我很安全。再说了，我还有一把手枪。我现在只想安静一会儿，休息休息。请不要为我担心！”

科迪莉亚可以听出自己话语中几近歇斯底里的绝望语气。

但马克兰德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她突然跪在科迪莉亚面前，激动地高声喊起来。她未加思索，便无情地向科迪莉亚坦陈了一段可怕的往事，一个关于她四岁儿子的故事。那是她和她情人的孩子。这个孩子从农舍的篱笆里钻出去，结果失足掉进井里淹死了。科迪莉亚力图避开她那痛不欲生的目光。这一切肯定都是想象，这个女人肯定疯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简直不可思议，她不忍再听下去。从此以后，她会时不时回想起这件事，回想起每一句话，想起那个孩子，想到他最后所遭遇的恐怖，拼命哭喊着要妈妈的样子，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冰凉井水，最终把他拖进死亡的深渊。她会在噩梦中感受到他经历的痛苦，就像重温自己的痛苦一样。但此时不会。从她的那番话、那自责的表情以及回忆的恐怖中，科迪莉亚看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加诸科迪莉亚心头的恐怖，却成为了马克兰德小姐的解脱。一命换一命。突然，科迪莉亚再也忍耐不住了。她情绪失控地大声说：“对不起！我很难过！你救了我的命，我感激不尽。可是我听不下去了。我不想让你待在这儿。求求你，走吧！”

科迪莉亚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女人脸上痛苦的表情，还有她默默退缩的样子。科迪莉亚没有听见她离开的声音，也不记得她是否经轻轻地把门带上。她只知道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虽然她觉得冷，但是已经不再颤抖了。她走到楼上，换上一条宽松长裤，把马克的毛衣从脖子上取下来穿在身上。它可以遮盖衬衣上的血迹，而且立刻使她感到浑身暖和。她的动作非常快，摸出子弹，拿起电筒，旋即走出后门。手枪还在树丛中的老地方。她装上子弹，感受着那熟悉的外形和拿在手中的分量。接着她躲进树丛中，耐心等待。

天太黑了，她看不清手表的表盘，不过知道自己已经在树丛中一动不动地待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时候，她听见了自己一直期待着的声音。有一辆车从车道开了过来。科迪莉亚屏住呼吸。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响，接着又渐渐远去。那辆车没有停，径直开走了。天黑之后难得有车从这里经过，她很想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她钻进接骨木丛深处，后背靠在树干上稍事休息，准备继续等候。由于枪在手中握得太紧，她的右手腕感到有些痛，于是把枪换到左手，慢慢地活动那只酸痛的手腕，同时舒展僵硬的手指。

她继续耐心等待。时间慢慢流逝，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夜间动物在草丛中窸窣的脚步声以及猫头鹰不时的怪叫声。接着，她再次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这一次的声音隐隐约约，没有再靠近。有人把车停在了道路的另一头。

她把枪换到右手，左手托住枪，觉得自己的心跳声都快被对方听到了。她甚至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前门微弱的吱呀声。可是围绕农舍的脚步声是真真切切的，绝对不可能听错。现在，她已经看见这个人了：身材结实，肩膀宽阔，在微弱的光线下只有一团黑影。他正朝这边走来，她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左肩上挂着自己的包。这个发现不由得使她一阵紧张，她已经把这个包完全忘记了，但此刻意识到他为什么要抢走它。他想从包中搜寻证据，但更重要的是，这只包必须在井里，和她的尸体一起被人发现。

他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两条长臂猿般的手臂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就像电影中随时准备掏枪的牛仔。他朝井边走去，然后停下脚步，用眼睛慢慢地环顾四周，眼白在月下泛着光。接着他弯下腰，在草地上摸到了那卷绳子。科迪莉亚把马克兰德小姐发现的绳子留在了原地，但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也许是绳子卷曲的方式略有不同。他有点犹豫地爬起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手中的绳子晃动着。科迪莉亚尽量控制自己的呼吸。她的声音、气味和踪迹在他面前仿佛无处遁形，他就像一只猎食的动物，即使在黑暗中也不会失去野兽的直觉。他继续向前移动，来到了井边，弯下腰，把绳子的一端从井盖上的钢圈中穿过。

科迪莉亚在黑暗中向前挪了一步。她按照伯尼教她的那样，把枪紧紧握在手中，枪口朝着正前方。这一次目标的距离很近，她知道自己不会轻易开枪，可是她也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使一个人开枪杀人的会是什么。她大声喊道：“晚上好啊，伦恩先生。”

她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这把枪。可是在那难忘的瞬间，乌云背后的月亮突然进入浩瀚的天空，她清楚地看见了他的脸。她看见了那因仇恨、绝望、痛苦、恐惧而目瞪口呆的脸。他发出一声嘶哑的呼喊，扔下背包和绳子，慌不择路地穿过园子。她追上去，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想达到什么目的，她只是决心不让他在自己之前返回加福斯庄园。她仍然没有开枪。

不过他有个优势。她一冲出大门，就发现他那辆小货车停在路上大约五十码外的地方，而且没有熄火。她跟在后面追，但知道已经追不上了。要想追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开自己的迷你车。她沿着车道狂奔，边跑边摸自己肩上的背包。那本祈祷书和笔记本都不见了，不过她摸到了车钥匙。她打开车门，一头钻进去，猛地把车倒到路上。那辆小货车的尾灯在她前方大约一百码处，她不知道它能开多快，但不相信它能快过迷你车。她一脚油门追了上去，向左拐出车道，开上辅道，看见那辆小货车还在前面。他开得很快，一直与她保持着距离。前方的道路拐弯了，他从视线里消失了几秒。现在他肯定离剑桥路的路口不远了。

科迪莉亚还没到达路口，就听见了撞击发出的巨响。声浪冲击着路边的绿篱，连她的小车也随之颤抖了一下。她双手紧握方向盘，猛地刹住迷你车。刚冲过弯道，就看见剑桥路被车大灯照得通亮，不停地有人影在奔跑。那辆小货车竖在路中间，像一块巨大的长方形物体挡住了天际线，一个路障横在路中间。小货车的前轮下方被整个撞扁了，看起来就像个小孩的玩具。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味，一个女人在尖叫，过往车辆急刹车时发出了尖啸声。

科迪莉亚慢慢地走到那辆车前。驾驶员依然在座位上坐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脸上保持着全神贯注的神情。人们冲着他大喊，朝他挥动手臂，可是他纹丝不动。有一个身穿厚厚的皮外套、戴防护目镜的人说：“他休克了。我们最好把他拖出来。”

三个人上前把科迪莉亚和驾驶员隔开。他们的肩膀同时上举，发力时闷哼出声。驾驶员被拖了出来，像一具人体解剖模型一样僵硬。他的膝盖弯曲，紧握的双手伸向前方，似乎依然握着一只巨大的方向盘。那几个人弯下腰去看他，就像在开秘密会议。

被撞毁的货车四周站着一些围观者。科迪莉亚也加入了这一圈不熟悉的面孔。几根香烟就像信号灯一样发出红光，随即又变暗，微光下可以看见颤抖的手，还有因惊恐而睁得老大的眼睛。她问道：“他死了吗？”

那个戴着护目镜的人简短地回答：“你觉得呢？”

一个女孩气喘吁吁，犹豫地问道：“叫救护车了吗？”

“是的，是的，那个开福特科迪纳的人去打电话了。”

人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离她比较近的那个女孩和小伙子开始向后退。又一辆车停下来，一个高个子推开众人走过来。科迪莉亚听见一个响亮、威严的声音。

“我是医生。有人叫救护车了吗？”

“是的，先生。”

答话的人态度恭谦。人们退向两边，让专家上前。他转身对着离他最近的科迪莉亚。

“年轻的女士，如果你不是这场事故的目击证人，最好到一边去。其他人都后退，你们在这里帮不了什么忙。把香烟都灭了！”

科迪莉亚慢慢向自己的迷你车走去，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就像个康复中的病人正痛苦地迈出最初几步。她小心翼翼地开车绕过事故现场，车子碰擦到路边的草。远处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就在她从主干道拐下来的时候，突然看见后视镜中红光一闪，紧接着就听见“呼”的一声，而后是一片低沉的叹息以及一个女人的高声尖叫。道路对面升起了一道火墙。医生的警告太晚了，那辆货车轰然起火。现在的伦恩已是毫无希望，他从来就没有过。

科迪莉亚知道自己正横冲直撞地开车。从她旁边超车的人，有的朝她按喇叭，有的向她闪大灯，一个司机减缓慢车速，愤怒地冲着她大喊大叫。她看见一扇大门，就把车开进去，然后熄了火。这里悄无声息。她的双手湿漉漉的，还在颤抖。她用手绢擦了擦手，然后落在膝盖上，觉得这双手似乎和身体分离了。她几乎没意识到有一辆车从她边上开过，然后慢慢地停下来。一张脸出现在车窗外。那声音很含糊，很紧张，而且很暧昧。从他的呼吸中，她可以闻到一股酒气。

“有什么问题吗，小姐？”

“没有。我只是停下来歇歇。”

“一个人歇着有什么意思——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他用手抓住了门把。科迪莉亚伸手从包里取出手枪，指着他的脸。

“上了膛的。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

她的威胁语气连自己听来都觉得冷酷。那张苍白、冒汗的脸吓得变了形，连下巴都掉了下来。他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对不起，小姐，真的。我的错。别生气。”

等他的车远远消失后，科迪莉亚重新把自己的车发动起来。不过她知道自己没法再开了，于是又关掉了引擎。一阵疲劳向她袭来，就像是温柔的祝福，使她无法抗拒。她也已经身心疲惫，无力再抗拒。她的头向前一垂，睡着了。

第六章

科迪莉亚这一觉睡得很沉，但时间不长。她不知自己因何醒来，也许是过路车辆耀眼的灯光照在她闭着的眼睛上，又或许是她的潜意识只允许自己休息半个小时，足够她先做完该做的事，然后才能好好睡上一觉。她慢慢坐起来，绷紧的肌肉传来阵阵刺痛，背上的血凝结后感觉酥酥痒痒的。夜晚的空气很沉闷，积聚着白天的余热和气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就连前方蜿蜒的道路看上去也不如人意。不过，她还是庆幸自己又冷又疼的身上穿着马克那件保暖的毛衣。自从穿上它之后，她还是第一次发现它是墨绿色的。说来也怪，之前她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开车走完剩下的路程时，她就像一个新手，身体坐得笔直，眼睛密切注视前方，手脚的动作无比生硬。终于到了加福斯庄园的大门口，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这两扇大门比她记忆中的高大了许多，装饰也华丽得多。大门是关着的。她跑下车，希望门没有锁。铁门的门闩虽然沉重，她还是使劲把它拽开了。两扇大门被悄然打开。

车道上没有停放其他车辆，于是她把车停到离大宅较近的地方。那些窗户里都没有点灯，只有敞开的前门透出柔和诱人的光。科迪莉亚握着手枪，没按门铃就直接走进了门厅。与第一次来到加福斯庄园相比，她感到更加疲惫，但是今天晚上，她带着全新的紧张心情来观察这幢大宅，神经对每一处细节都敏感入微。门厅里空无一人，空气中有某种蠢蠢欲动的东西。看来，这幢房子早就在等待她的光临了。她又一次闻到玫瑰花和薰衣草的香味，但是今晚她才发现，薰衣草的香味来自边桌上一只巨大中国瓷钵。她想起了那座发出嘀嗒声的座钟，可是她第一次注意到它外壳上那精美的雕刻以及钟面上优雅的涡形纹和螺旋纹。她站在门厅中间，身体微微晃动，握枪的右手略微下垂，低头看着地上。那块地毯上是规范的几何图案，由丰富的橄榄绿、浅蓝和深红色图案组成，每个图案都像一个下跪的人，而且仿佛要拉着她一起下跪。也许这是东方人祈祷用的？

她突然意识到，利明小姐正轻手轻脚地下楼朝她走来，长长的红色睡袍轻拂着脚踝。一只有力的手冷不丁夺去了她手里的枪。她突然感到手里没了分量，知道枪已经不在了。这其实也无关紧要。她不可能靠它来自卫，也不可能用它杀人。当伦恩从她眼前仓惶逃脱的时候，她就知道了。

利明小姐说：“这里没有你需要防备的人，格雷小姐。”

科迪莉亚说：“我是来向罗纳德勋爵汇报的。他人在哪里？”

“在你上次见他的地方，他的书房。”

像上次一样，他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正在录音，录音机就在他右手一侧。看见科迪莉亚后，他关掉机器，走到墙边，从插座上拔下插头，然后回到写字台前。两人隔着写字台面对面地坐下。他双手的手指交叉，放在写字台的台灯灯光下，眼睛看着科迪莉亚。她差点惊叫出声。他的面孔使她想起坐在脏乱的夜班火车上，从车窗玻璃中反射出来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面孔——面部凹陷，形容枯槁，眼睛深陷在眼窝中——就像一张复活了的死人脸。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像是在回忆。

“半小时之前，我听说克里斯·伦恩死了。他是我最好的实验室助手，是我十五年前从孤儿院领来的。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那时的他丑陋，难管教，还是个缓刑少年犯。学校也没能把他教好。但是，伦恩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之一。如果他当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可能像我一样优秀。”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好好教育他呢？”

“因为让他当实验室助手，对我来说更有用。我说过他可能像我一样优秀，这还不够确切。我可以找到一大批同样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像伦恩这样好的实验室助手。他有一双天生适合操作仪器的巧手。”

他抬起头看着科迪莉亚，眼中丝毫没有好奇，显然也没有任何兴趣。

“当然，你是来汇报的。现在已经很晚了，格雷小姐，你也看得出来，我累了。能不能等明天再说？”

科迪莉亚心想这几乎是在祈求，这是他唯一能下的命令了。她说：“不行，我也很累了。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就把这个案子结了，就现在。”

他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把黑檀木的裁纸刀，看都不看科迪莉亚，只是把裁纸刀放在食指上玩起平衡来。“那就告诉我，我儿子为什么要自杀？我想你是有消息要告诉我吧？如果没有事情要说，你也不会在这个时候闯进来。”

“你儿子没有自杀，他是被人杀害的，被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杀害的。他让那个人进入农舍的时候丝毫没有犹豫，而那个人却是有备而来。他是先被掐死或者闷死，然后被自己的皮带吊在了钩子上。最后，杀害他的人在他的嘴唇上抹了口红，给他穿上女人的内衣，还把裸体女郎的照片摊在他前面的桌子上，制造了一个性爱试验中不幸死亡的假象。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半分钟的寂静之后，他十分镇静地说：“那么凶手是谁呢，格雷小姐？”

“是你。你杀了自己的儿子。”

“原因呢？”他俨然以考官似的冷酷语气提问道。

“因为他发现你的妻子不是他的亲生母亲，外祖父留给他们母子的钱是欺诈得来的；因为他再也不想占这种便宜，也不想在四年之后接受他的遗产。而你害怕他会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世。就说沃尔温顿信托基金吧，如果真相败露，他们所承诺的投资就会泡汤，而你的实验室前景可就不妙了。你不能冒这个险。”

“是谁把他的衣服脱掉，还打出了那份自杀遗书，然后又把口红擦掉的呢？”

“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会告诉你。这才是你雇用我进行调查的真实目的，不是吗？你非弄清楚不可，否则难以安心。但是你杀了马克，你甚至安排了不在场证据以备不时之需。你让伦恩从学校给你打电话，还让他自称是你的儿子。他是你唯一可以绝对相信的人。我想你并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他只不过是你的实验室助手，不会要你解释什么，你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即使他真的猜到了其中的缘由，对你也没有危险，对不对？你准备了不在场证据，但是又不敢使用，因为你不知道马克的尸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如果有人在你声称接到他的电话之前发现尸体并伪造了自杀现场，那你的不在场证据就不攻自破了，一个不攻自破的证据是很要命的。所以你找了个机会跟本斯金谈话，更正了误会。你把事实真相告诉了他，打电话给你的是伦恩。你可以信赖伦恩来给你作证。但即使他抖出了真相，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谁也不会相信他的。”

“是的，就像没人会相信你一样。你还真是一心想要挣这份钱呢，格雷小姐。你的解释相当聪明，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像真的一样。可是你知道，而且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警察会把这话当真。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找伦恩对质了，这对你来说真遗憾。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伦恩已经死了。他在一场车祸中被烧死了。”

“我知道，是我亲眼所见。今天晚上他想杀了我，这你知道吗？再早些时候，他想用恐吓的手段让我放弃这个案子。是不是因为他也开始怀疑事情的真相了？”

“如果他真的去杀你，那是他自作主张。我只让他监视你。我签的合同是让你全力以赴地查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只是想确信我的钱没有白花。我确实是得到了某种回报，但是出了这个房间之后，你就不应该再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无论是警方还是法庭，都不会同情诽谤中伤或者胡说八道的人。你有什么证据呢？没有。我的妻子是被火化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无论死的还是活的，能够证明马克不是她的儿子。”

科迪莉亚说：“你去找过格莱德温医生，发现他年事已高，无法给出不利于你的证据，所以你很是得意。你没有必要为此担惊受怕了，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不是？你之所以选择他作为你妻子的医生，不仅因为他年纪大，还因为他平庸无能。可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证据，伦恩本想给你带过来的。”

“那你就应该把它保管好。除了尸骨，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从车祸中保存下来。”

“还有那些女人的衣服，黑色的短裤、胸罩。可能有人还记得这些东西是谁买的，尤其当买这些东西的是个男人。”

“有的男人的确会为自己的女人买内衣。如果我要策划这样一起谋杀，我认为买这些附属用品并不会让我不安。在一个顾客盈门的大商店里，而且是一天当中生意最忙的时候，一个在收银台工作、应接不暇的女店员，面前堆了那么多货物，还能记住一次很普通的交易，一次用现金支付的诸多商品中的一件吗？这个人很有可能还进行了简单的化装，我怀疑她甚至连他的面孔都没有看清楚。你当真相信，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她还能够从成千上万的顾客中识别出某一个人，而且有足够把握，能让陪审团的人相信？就算她做到了，除非你手上有那些衣服，否则又能证明什么呢？格雷小姐，有一件事情你要明白，如果我要杀人，我一定会做得干净利落，不让人发现。就算警方真的听说了我儿子被发现时的情况——他们很可能会听说，因为显然，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他们只会更加确信他是自杀。马克必须要死，与其他人的死不同，它是有目的的。人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自我牺牲的冲动。他们会为任何事情去死，或者毫无理由地牺牲，只为追求一些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譬如爱国、正义、和平，为了别人的理想、为了别人的权力、为了几英尺土地。毫无疑问，当你为了拯救一个孩子，或者当你相信，你的牺牲会为癌症治疗找到一种办法，你就会不惜献出生命。”

“我可以。我想我会的。但是作这个决定的人应当是我，而不是你。”

“当然。这会使你得到必要的情感上的满足，但是这改变不了你死期将至的事实，也改变不了你必然死亡的结果。不要说我正在做的事不值得让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虚伪就省省吧。我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价值，你不理解，而且也不可能理解。马克的死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你来到加福斯庄园之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

科迪莉亚回答说：“但是对加里·韦伯很有影响。”

“就因为加里·韦伯想有个人陪他打壁球聊历史，我就该失去我在这里为之奋斗的一切吗？”

他的目光突然直逼科迪莉亚的脸，毫不客气地说：“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吗？”

“我没有。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对的，我知道我的推论准确无误。但是我无法相信，无法相信一个人竟会如此丧心病狂。”

“如果你能想象得出来，那我就做得出来。格雷小姐，难道你还没有发现人类的这个特点吗？这就是你所说的人类邪恶的关键所在。”

科迪莉亚再也无法容忍这种自私冷酷的论调。她突然激动地大声驳斥道：“如果这世上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爱，那么让这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又有什么用？”

她的话终于激怒了他。

“爱！被滥用至极的一个字。除了你赋予它的那个特定含义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你所说的爱是什么？是人类相亲相爱、和睦共存？除了法律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常识外，其他的关于什么是善的生活的哲学都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还是你说的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博爱？读读历史吧，格雷小姐。看看宗教之爱把人类引向了什么恐怖、暴力、仇恨与压迫的境地吧！不过女性和个人化的定义可能更合你意——爱是对另一个人的深情承诺。强烈的个人情感最后总是以嫉妒和奴役收场。爱比恨更具有毁灭性。如果你的一生必须致力于某件事，那就献身给某种理想吧。”

“我所说的爱，是指父母对孩子的爱。”

“也许这对双方都更糟。但是如果他不爱，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促使或者迫使他去爱。而没有爱，就不会有任何爱的义务。”

“你完全可以让他活着！那些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会理解你，保持沉默的。”

“他会吗？四年后，他拒绝接受一大笔财富，对此他——或者我——该怎么解释呢？如果一个人受良心的约束，那他永远都别想安全。我儿子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卫道士。我怎么可能把我自己和我的工作交到他的手上？”

“你现在在我的手上，罗纳德勋爵。”

“你错了。我不在任何人的手上。很遗憾，那台录音机关掉了。我们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说过的话，你不能到外面去说。如果你要说，我就让你身败名裂。我会让你永远找不到工作，格雷小姐。首先，我要让你那个可怜的事务所破产。根据利明小姐的汇报，这不费吹灰之力。诽谤可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如果你想说出去，就先想想这一点。还要记住一点，你不但会惹火烧身，还会损害马克的名誉，但是你动不了我一根毫毛。”

科迪莉亚完全不知道那个身材高挑、穿着红睡衣的身影躲在门口注视并偷听了他们多久，也不知道她听见了多少，是什么时候悄然离开的。但是现在她意识到，这个红色身影正悄无声息地从地毯上慢慢走过，目不转睛地看着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手里握着的枪紧贴在胸前。科迪莉亚惊恐地看着对方，屏住了呼吸。她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从开始到结束顶多只有三秒，可是慢得就像过了几分钟。她当时来得及大喊、警告，或者冲过去夺下她紧握在手中的枪吗？他当时来得及呼喊吗？可他一声都没出，只是微微站起身，难以置信地盯着枪口。接着，他像哀求似的把头转向科迪莉亚。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最后的眼神，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希望。除了空洞地接受失败，再也看不出别的。

这是一场处决，干净利落、从容不迫、精准无误。子弹从右耳后方射入。他的身体腾空，双肩一耸，在科迪莉亚眼前软塌下来，就像骨架被熔成了蜡，最终倒伏在写字台上，没有了生命。就像伯尼那样，就像她父亲那样。

利明小姐说：“他杀了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

“没错。马克是我的儿子。是他的儿子，也是我的。我以为你早就猜到了。”

她手握着枪站在那里，表情木然地透过打开的窗户看着外面的草坪。窗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动静。利明小姐说：“他说得没错，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毫毛。因为没有证据。”

科迪莉亚惊骇地大声说：“那你怎么能把他杀了呢？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利明小姐没有放下枪。她一只手伸进睡衣口袋，接着把那只手伸过写字台桌面。一支镀金小圆筒从光亮的桌面上朝科迪莉亚滚过来，停下了。利明小姐说：“这支唇膏是我的。我刚才在他的礼服口袋里发现了它。自从上次在学院餐厅参加晚宴后，他就没再穿过那套衣服。他总喜欢收集小物件，会下意识地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口袋。”

科迪莉亚从未怀疑过罗纳德勋爵的罪行，但是她的每一个怀疑都要经过验证。

“也许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伦恩就有可能把它放在那里栽赃于他。”

“伦恩没有杀马克。马克死的时候，他在我床上。他只离开过我五分钟，是八点钟过后，他去打了一个电话。”

“你和伦恩是情人！”

“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男人，就是我刚才杀掉的这个男人。别说那种你根本不懂的事。我和伦恩只是相互需要，这跟爱情是两码事。”

一阵沉寂。接着科迪莉亚说：“这个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那些佣人都在伦敦。今天晚上实验室也没有人加班。”

而伦恩已经死了。

利明小姐无可奈何地说：“你不是应该电话报警吗？”

“你想让我这样做吗？”

“那还要紧吗？”

“进监狱是要紧的事。失去人身自由也是。你真的要让事实真相在法庭上公开吗？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你的儿子是怎么死的，是被谁杀的？这也是马克本人所希望的吗？”

“不是。马克从来不相信惩罚。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做个周密的计划。我们必须相互信任，放聪明点儿。”

“我们都很聪明。我们该怎么办？”

科迪莉亚拿出自己的手绢，把它盖在枪上，然后把枪从利明小姐手里拿过来，放到写字台上。她抓住这个女人的细手腕，把那只挣扎的手硬拽向罗纳德勋爵的手掌，全然不顾它本能的退缩。然后，又抓住那几根僵硬但有仍有生命的手指，按在死者那只柔软却毫无反抗的手中。

“你的手上可能会有火药残留物。其实我对这个知道的也不多，但是警方到时会检测。现在你去洗洗手，给我拿一副薄手套来。快点。”

她一声不吭地去了。现在只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她俯视着这位已经死去的科学家。他倒在那里，下巴搁在写字台上，手臂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体两侧。这姿势很别扭，也很难看，好像正心怀不轨地从写字台上朝外看。科迪莉亚没有直视他的眼睛，但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了感觉，既没有仇恨和愤怒，也没有怜悯。在她的双眼和这个摊手摊脚的死人之间，还有一个影子在晃动，一个身体被拉长，耷拉着脑袋，脚趾指向地面的可怕又可怜的人影。她走到那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像一个在陌生房间里久等的客人，随意而又好奇地看着外面的园子。花园里温暖、静谧，从窗户外不时地飘来阵阵玫瑰花香，忽而香得令人恶心，忽而又像淡漠的记忆般隐隐约约。

这宁静而永恒的奇妙时刻肯定持续了不到半分钟。接着，科迪莉亚开始策划。她想到了克兰顿案件，想起和伯尼一起骑坐在埃平森林里一棵倒伏的大树上野餐的情景。她仿佛又闻到了新鲜面包卷的酵母香味、奶油和咸香奶酪的味道，还有夏季森林中蘑菇散发的浓郁气味。伯尼把手枪放在他们两人中间的树皮上，嘴里吃着面包和奶酪，同时含混不清地问她：“你怎么才能把子弹从自己的右耳后面打进去？来，科迪莉亚——做给我看看。”

科迪莉亚用右手握住手枪，食指轻轻地放在扳机上，手臂用力后张，好不容易才把枪口对准颅底。“像这样吗？”“这样可不行，你要知道。如果你会用枪，就不会这样做。这就是克兰顿太太犯的小错误，她差点儿因此被判绞刑。她用她丈夫在部队服役用的左轮手枪，从右耳后面把他打死了，然后试图制造一个自杀的假象。可是她摆错了扣扳机的手指。如果他真的要从右耳后侧开枪自杀，就必须用手掌握住枪把后部，用大拇指扣动扳机。这个案子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第一次和高级警司——当时还是高级督察——达格利什处理谋杀案。克兰顿太太最后还是招供了。”“后来怎么处理她的，伯尼？”“终身监禁。如果她没有伪造自杀现场，说不定还会因过失杀人罪而减轻刑罚。陪审团听到克兰顿少校的一些毛病后，对他的印象可不好。”

可是利明小姐无论如何都说不上过失杀人，除非她把马克的死亡真相和盘托出。

利明小姐回到房间，把一双薄布手套递给科迪莉亚。科迪莉亚说：“我想你最好在外面等着。对于你没看见过的东西，你不会烦恼如何忘记它们。在门厅里遇见我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拿我睡前喝的酒，威士忌。”

“那么你把酒拿上楼回自己房间的时候，会再次看见我从书房出来。现在就去把酒拿来，把酒杯放在门厅侧面的桌子上。只要是受过训练的警察，都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现在又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了。她拿起那把枪，惊讶地发现，这个毫无生气的金属物件此时竟如此面目可憎。真奇怪，她以前怎会把它看成无害的玩具！她用手绢仔细地擦拭了一遍枪身，把利明小姐的指纹全部擦干净，接着用手握住枪。这是她的枪，他们会认为，握把上应该同时留有她和这个死者的指纹。她再次把枪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戴上手套。下面这一步是最难的。她小心翼翼地把枪放到那只一动不动的右手上，把死者的拇指紧紧压住扳机，又让那只已经冰凉、毫不抗拒的手握住枪把。接着她松开他的手指，让枪从他手中掉落，枪在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她取下手套，走出书房，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向站在门厅里的利明小姐走去。

“你最好把这些东西放回原处。我们不能把它们留在这里让警察看见。”

利明小姐只去了几分钟时间。等她回来的时候，科迪莉亚说：“现在，我们必须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做一遍。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你看见了我。我和罗纳德勋爵在一起待了大概两分钟。你把威士忌放在门厅的桌子上，和我一起走到大门口。你说——你会说什么呢？”

“他付钱给你了吗？”

“没有，他要我上午来取钱。我感到很遗憾，这件事情没有办成。我告诉罗纳德勋爵说，这个案子我不想再查下去了。”

“这就是你的事了，格雷小姐。这是一桩愚蠢的交易，从一开始就是。”

就在她们跨出前门的时候，利明小姐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科迪莉亚，急切地用平常的语气说：“有件事最好还是让你知道。第一个发现马克并伪造自杀现场的是我。那天早些时候他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一下。由于伦恩在，我九点钟之前无法脱身。我不想让他起疑心。”

“你发现马克之后，难道就没有想过他死得有点儿蹊跷？虽然窗帘是拉上的，可是门锁却被打开了。而且那支口红也不见了。”

“直到今晚我躲在暗处听到了你们的谈话，在这之前，我什么都没有怀疑过。现在，人们的性爱都爱玩花样，所以我相信了那天看到的场面。那实在太可怕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我的动作很快，生怕有人过来。我在厨房的水池里用水把手绢打湿，把他的脸擦干净了。他的口红似乎总也擦不掉。我脱掉了他的衣服，把扔在椅背上的裤子给他穿上。我来不及给他穿鞋了，因为那个似乎并不重要。最糟糕的是用打字机打那张纸条。我知道布莱克的诗集就在农舍里的某个地方，我所选择的那一段也许要比一般的自杀遗书更有说服力。四周静悄悄的，打字机键盘发出的声音好像响得不得了。我非常害怕，就怕有人听见。马克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当时来不及看，不过我把他打出来的那些东西丢进客厅的壁炉里烧掉了。最后我把那些衣服捆在一起，还有照片，把它们拿到这里来，准备放进实验室的焚化炉里烧掉。”

“你把其中一张照片丢在了园子里。你也没有把他脸上的口红擦干净。”

“所以你就是这么猜到的？”

科迪莉亚没有立即回答。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不能把伊莎贝尔·德拉斯特里的事说出来。

“我当时还不敢肯定你就是那第一个到现场的人，但我猜一定是你。有四个原因：你不希望我调查马克死亡一案；你在剑桥大学读过英文专业，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布莱克的诗句；你打字很熟练，我觉得那张字条不是业余的人打出来的，尽管你后来想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打的；我第一次去加福斯庄园询问自杀遗书的时候，你完整地背出了布莱克的诗句，而字条上的诗句是少了十个词的。我后来去警察看到了那张字条，才发现这一点。这条证据直接指向了你，是我手中最有力的证据。”

她们一起来到汽车旁边，同时收住脚步。科迪莉亚说：“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立刻给警方打电话。可能会有人听见那声枪响。”

“不大可能，我们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我们听见了吗？”

“是的。我们听见了。”稍稍停顿之后，科迪莉亚继续说，“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就像枪声。”

“不可能。也许是汽车的回火声。”

利明小姐说话时就像个蹩脚的演员，语气僵硬，缺乏自信。但她毕竟还是说出来了。她会记住这些话的。

“可是没有车子经过啊。而且声音是从大宅里传来的。”

她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起向回跑，从开着的大门进入门厅。利明小姐稍稍停顿，目不转睛地看着科迪莉亚，然后打开书房的门。科迪莉亚紧随其后进入书房。利明小姐说：“他被人开枪打死了。我最好打电话报警。”

科迪莉亚说：“你不能这么说！连想都不要想！你先走到尸体旁边，然后说，‘他开枪自杀了。我最好打电话报警。’”

利明小姐木然地看着自己情人的尸体，然后四下里望了望。她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突然问道，“你刚才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指纹怎么办？”

“没关系，我已经处理过了。你只要记住，我到加福斯庄园来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我有枪，你也不知道罗纳德勋爵把我的枪拿走了。在此之前，你从没见过这把手枪。今天晚上我来的时候，你把我带进书房，两分钟之后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你又看见了我。我们俩一起走到汽车前，就像刚才那样聊了几句。我们听见了枪声，做了我们刚才所做的事情。把其他发生过的事都忘掉。他们问你的时候，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给剑桥警察局打电话。”

三分钟后，她们一起站在敞开的大门口，等待警察的到来。

利明小姐说：“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交谈了。从此以后，我们不能见面，也不能对彼此表现出任何兴趣。他们知道，如果我们两人没有合谋，这就不可能是谋杀。我们以前只见过一次面，甚至相互之间并没有好感，为什么要合谋呢？”

她说得很对，科迪莉亚心想。她们确实对彼此都没有好感。如果伊丽莎白·利明去坐牢，她不会真的在意。她在意的是马克的母亲进监狱。而且，她在意的也是，马克的死亡真相永远不能为人所知。这份决心之强烈，甚至让她失去了理智。现在这一切对马克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而他从前也不会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可是他死后，罗纳德·卡伦德却亵渎了他的尸体，还打算把他推向风口浪尖，最多能够博得别人的一点同情，弄不好则会使他沦为笑柄。她完完全全地对罗纳德·卡伦德翻脸了。她并没有想让他死，也不可能去扣动扳机；既然他死了，她不会感到遗憾，也不会为杀死他的人分担责任。但利明小姐不应当受到惩罚——这只是权宜之计，仅此而已。她看着窗外的夏夜，等待着警笛声传来，这一次，她彻底地接受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正当性，她计划继续做下去，而且永远不要感到丝毫的后悔。

利明小姐说：“你可能有些事想问我，我认为你有权利知道。等警方调查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可以在晚祈祷之后，在国王学院的小教堂里见面。我会穿过屏风圣坛，你就在教堂中部等我。如果我们两个人到时候都还有人身自由的话，在那里遇见也很正常。”

科迪莉亚饶有兴趣地发现，利明小姐再次掌握了主动。她说：“我们会见面的。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会出差错。”

一阵暂时的沉寂。利明小姐说：“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着急。现在他们也该来了吧？”

“他们很快就会到的。”

利明小姐突然笑起来，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苦涩：“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要对付的只是男人。”

她们开始耐心地等待。她们听见了越来越近的汽车引擎声，接着看见汽车前大灯照在车道上，把路上的每一块石子、花坛边缘细小的植物都照得清清楚楚，把那片婆娑的紫藤照得蓝汪汪的，照得人眼花缭乱。汽车在大宅前微微颠簸了一下，停了下来，车灯也随之熄灭。几个黑色的人影步履沉稳、不慌不忙地走过来。门厅里突然进来一批身材魁梧、沉着镇静的人，其中一些人穿着便衣。科迪莉亚站在墙边上不显眼的地方，利明小姐迎上前去低声与他们说话，把他们领进书房。

两个穿警服的人留在门厅，他们相互交谈，根本没有注意科迪莉亚。他们的同事在不紧不慢地工作。他们肯定使用了书房里的电话，因为又有一些车辆和人员陆续到达。先是警方的医生，这从他的包就可以看出来。接着听见他们跟他打招呼：“晚上好，医生！请到这边来！”

这句话他肯定经常听到。路过门厅时，他好奇地看了科迪莉亚一眼。他身材矮胖，不修边幅，对于被打扰的睡眠，皱巴巴的脸上露出了孩子似的不耐烦表情。接着进来的是一位手持照相机、三脚架和一箱设备的便衣照相师，一名指纹专家，另外还有两个穿便衣的人。根据伯尼曾经说过的程序来看，她猜测他们是犯罪现场勘察人员。看来，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可疑的死亡。为什么不呢？的确很可疑。

这座大宅的主人死了，但是房子本身好像恢复了生机。警察正常自信地交谈着，丝毫没有因为死了人而低声耳语。他们都很专业，工作起来轻车熟路，有条不紊。他们先视这件案子为横死的谜案，案件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他们见过的尸体太多了：有的从高速公路上抬下来已经残缺不全，有的缺胳膊少腿就放进了救护车，有的是用滚钩和渔网从河底打捞上来的，还有的从板结的泥土里挖出来时已经腐烂。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人，他们会像医生一样亲切和蔼，但绝不会透露任何信息。这名死者生前是个重要人物，现在虽然已经无足轻重了，但他的尸体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会更加谨慎、更有条理地对待。但这终究只是一件案子罢了。

科迪莉亚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等着。她突然感到好累，只想伏在门厅的桌子上好好睡一觉。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利明小姐从面前走过，也没意识到还有个高个子警官，正与她边谈话边从门厅进了客厅。这两个人也都没有注意到靠墙坐着的，套着宽大毛衣的瘦小科迪莉亚。科迪莉亚极力告诉自己不要睡着。她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她的心里非常清楚。现在如果有人来询问她然后让她睡一觉就好了。

直到照相师和指纹采集师的工作完成后，才有一位级别较高的警官到外面来找她。事后，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警官的模样，但是却记住了他那谨慎、平淡、毫无感情的声音。他把枪拿到了她面前。那把枪就放在他摊开的手掌上，下面垫了一块手绢防止他的手碰到。

“你认识这件武器吗，格雷小姐？”

他竟然使用“武器”这个词，科迪莉亚觉得很怪。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枪”呢？

“我认识。应该就是我那把。”

“你不能肯定？”

“应该是我的，除非罗纳德勋爵有一把相同型号的枪。这是四五天之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他从我这里拿走的。他答应明天早上我来领钱的时候把它还给我。”

“这么说你是第二次到这个大宅子里来了？”

“是的。”

“在这之前你见过罗纳德勋爵或者利明小姐没有？”

“没有。在罗纳德勋爵派人去找我接这个案子之前没有。”

他走开了。科迪莉亚把头靠在身后的墙上，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另一位警官走过来，身后还跟了一个穿便衣的笔录员。他们又问了她一些问题，科迪莉亚把准备好的话说了一遍。他们做完笔录后，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她肯定又打瞌睡了。醒来的时候，她发现一个高个子、穿便衣的警官站在她面前。那人问道：“利明小姐在厨房泡茶，小姐。也许你可以去帮她一把。也算有点事做嘛，对不对？”

科迪莉亚心想，他们要把尸体运走。她说：“我不知道厨房在哪里。”

她看见他的眼睛眨了眨。

“哦，是吗，小姐？你对这里很陌生，是吗？好吧，这边走。”

厨房在这幢大宅子的后边。厨房里散发出调味品、食用油和番茄酱的气味，使她回想起当年与父亲在意大利用餐的情景。利明小姐正从大橱柜里把茶杯往外拿，电水壶已经开始冒热气。那个警官留了下来，这样她们俩就不能单独在一起了。

科迪莉亚问道：“要我帮忙吗？”

利明小姐没有看她。“那个桶里有饼干，你拿一些出来放在托盘里。牛奶在冰箱里。”

科迪莉亚的动作像个机器人。牛奶瓶在手中就像拿了一个冰冷的圆柱体。她那疲劳的手指好像不听使唤，开饼干筒盖的时候，她还把一个手指甲弄折了。她注意到厨房里的一些细节：墙上有一幅挂历，画的是耶稣的圣德兰，但是那张脸被故意拉长了，而且显得很苍白，就像被圣化了的利明小姐；一只驮着两篮假花的瓷驴子，它那忧郁的头上戴了一只小草帽；此外，还有一只盛着褐色鸡蛋的蓝色大钵。

厨房里有两只托盘。那位警官从利明小姐手中接过较大的一只，在前面领路走进门厅。科迪莉亚跟在后面，就像一个得到许可帮妈妈做事的孩子，把托盘举至胸口。警官们正聚在一起，她自己端起一只杯子，回到刚才坐的地方。

这时，传来另一辆汽车的声音。一位中年妇女走进来，旁边跟着一个穿制服的司机。科迪莉亚虽然已经累得迷迷糊糊，但仍然能听见她那说教似的大嗓门。

“我亲爱的伊丽莎，这太可怕了！你今天晚上必须回去住。不，我一定要你回去。警察局长在吗？”

“不在，玛乔丽。不过这些警官人都很好。”

“把钥匙交给他们吧，他们办完事之后会锁上门的。今天晚上你可不能一个人单独待在这里。”

在与警探相互介绍和匆匆询问的过程中，这个女人的声音始终占主导地位。利明小姐领着这位来访者上了楼，五分钟之后又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小手提箱，手臂上搭着自己的外衣。她俩一起走出门，由司机和一名探员护送，坐进了汽车。这几个人谁也没有看科迪莉亚一眼。

五分钟后，那位警督手里拿着钥匙走到科迪莉亚面前。“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这幢房子锁起来，格雷小姐。现在你该回家了。你还想待在那个农舍吗？”

“如果马克兰德少校同意的话，我会再待几天。”

“你看上去累坏了，我派个人开你的车把你送过去。明天还需要你出具一份书面声明，你能不能在早饭后尽快到局里来一下？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吧？”

“我知道。”

一辆巡逻警车先开动，她的迷你车就跟在后边。警方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拐弯时迷你车经常侧滑。科迪莉亚的头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时不时地向旁边一栽，靠到司机的手臂上。隔着他棉布衬衣的长袖，她隐隐约约感觉到接触温暖皮肤的舒适。汽车的车窗是开着的，她意识到窗外的热风正吹拂着自己的脸，意识到天上不断涌动的流云，还意识到东方天空中第一抹不可思议的色彩。这条路线对她来说似乎很陌生，时间似乎变得支离破碎。她弄不明白车子为什么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看出车道旁边那高高的绿篱，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黑影，还有那个倾颓的大门。她到家了。

司机说：“是这个地方吗，小姐？”

“是的，就是这个地方。不过我通常把车子停在车道右侧那个地方。那里有一片矮树丛，从车道可以直接拐进去。”

“好的，小姐。”

他下车和另一个司机商量了一下，随后开着车慢慢向前，走完了这次行程中的最后几码。那辆警车终于开走了，现在绿篱的门边只剩下她一个人。门口杂草丛生，她用了几分力气才推开了门。她拖着步伐像个醉汉似的从农舍旁边绕过，来到后门，花了一些时间才把钥匙插进锁孔，不过这是最后一个难题了。现在她已经没有手枪可藏，也不必再检查封窗户的胶带。伦恩已经死了，她还活着。在农舍度过的每一晚都疲惫不堪，可是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筋疲力尽过。上楼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梦游。她再也没力气钻进睡袋拉上拉链，于是直接钻到了睡袋下面，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经过几天——可是在科迪莉亚看来仿佛是几个月——的等待之后，终于又迎来了一场缓慢而正规的庭审，就像伯尼死后那次调查一样，但也有不同之处。在伯尼的调查中，只有寥寥几个人悄悄溜进后排座位，听取了他的死讯，而这次出庭的有神情严肃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低声交谈着，律师和警察也小声地做着准备工作。科迪莉亚心想，利明小姐身边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肯定是她的律师。科迪莉亚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高级警官态度友好但并不恭敬，不动声色地照顾着自己的委托人，自信地表明现在进行的是乏味但必要的程序，就像星期日的晨祷那样例行公事。

利明小姐面色苍白。她穿的还是科迪莉亚第一次见到她时穿的那身套装，但是戴了一顶黑色小帽、一副黑色手套，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薄围巾。这两个女人都没有看对方。科迪莉亚在一个长条凳的一端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她独自坐在那里，无人理会。有一两个年轻警察礼貌地对她笑了笑，眼神中带着安慰和同情。

利明小姐首先提供了证词，她的声音低沉，镇定自若。她没有起誓，而是庄严宣布，这个决定使她的律师脸上掠过一丝焦虑，不过此后她没有再度使他担心。她作证说，罗纳德勋爵因为儿子的死感到沮丧，她认为他一直在自责，怪自己没能发现马克烦恼的原因。他对她说想雇用私家侦探，是她去找格雷小姐并把她带回加福斯庄园的。利明小姐说自己反对这个做法，因为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用处，达不到任何目的，认为这种徒劳无益的调查只会使罗纳德勋爵更忘不了这个悲剧。她以前并不知道格雷小姐有把枪，也不知道罗纳德勋爵拿了她的枪。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并不在场。罗纳德勋爵陪同格雷小姐去看他儿子的房间时，她应格雷小姐的要求，去找卡伦德先生的照片了。

死因裁判官语气温和地问了她罗纳德勋爵死去当晚的情况。

利明小姐说，十点半刚过不久，格雷小姐来向他汇报。格雷小姐出现的时候，她正好从前面的门厅经过。她曾经提醒格雷小姐时间很晚了，可是格雷小姐说她想推掉这个案子回城里去。于是她就领着格雷小姐走进罗纳德勋爵正在工作的书房。她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分钟。接着格雷小姐就从书房里出来了。于是她就陪格雷小姐一起走到她的汽车旁边，两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格雷小姐说，罗纳德勋爵让她第二天早上过来领酬金。她并没有提那把枪的事。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罗纳德勋爵刚接到警方一个电话，说他的实验室助理克里斯托弗·伦恩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在格雷小姐进入罗纳德勋爵的书房之前，她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格雷小姐，也根本没想起来要说。格雷小姐直接进了罗纳德勋爵的书房。利明小姐还说，她俩正站在汽车前说话的时候，突然听见了枪声。起初，她还以为那是汽车的回火声，可紧接着，她就意识到声音是从大宅里传出来的。她们急忙跑进书房，发现罗纳德勋爵瘫倒在写字台上。那把手枪已经从他的手中掉到地上。

罗纳德勋爵从来没跟她透露过自杀的念头。她认为，他对于伦恩先生的死感到非常悲痛，不过这种事情很难说。罗纳德勋爵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最近，他的工作压力一直很大，自从儿子死后，就与之前判若两人。可是利明小姐从没想到罗纳德勋爵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接着是警方的几个证人发言。他们所说的角度不同，非常专业，但给人们的印象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司空见惯，他们以前见过，而且今后还会见到。

接下来举证的是医生，包括病理学家。他详细论述了一颗九十格令 [9] 重的夹套中空腔子弹射进头颅里时所产生的效果。显然，在法庭看来，这些细节都无足轻重。

死因裁判官问道：“你刚才听见了警方提供的证据，那把手枪的扳机上有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拇指指纹，握柄上有模糊的手掌纹。根据这一点你作何推论？”

对这个提问，病理学家感到有点意外。他说很显然，罗纳德勋爵用枪顶着自己脑袋的时候，是拇指压在扳机上的。他认为从子弹射入的伤口位置来看，这种方法也许是最自然的。

最后，科迪莉亚被叫到证人席并起了誓。她曾经考虑过起誓是否合适，也考虑过要不要效仿利明小姐的做法。有时候，通常是在阳光明媚的复活节早晨，她确实希望自己能够真心实意地说自己是个基督教徒，可其他时候，她知道自己就是自己——一个不可救药的不可知论者，但又容易稀里糊涂地不断重新接受信仰。但此刻，宗教虔诚是她永远也无法拥有的奢侈品。她即将说出的谎言极其可憎，因为它亵渎了神灵。

她进行陈述的时候，死因裁判官没有插话。她感觉到自己的话使法庭有些不解，但也不无同情。这一次，她那抑扬顿挫的中产阶级口音成为了一种优势。这口音是她在修道院的六年中耳濡目染学会的，别人用这种腔调说话时，她会感到恼火，就像她自己的口音曾经使她父亲恼火一样。她穿着职业套装，还买了一条黑色薄丝巾戴在头上。她记得要称死因裁判官“大人”。

对于她受聘查案的事，她证实了利明小姐的说法。接着死因裁判官说：“现在，格雷小姐，你能否向法庭陈述一下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死亡当晚所发生的事情？”

“大人，我当时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办这个案子了。我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而且认为今后也不会再有什么发现。我在马克·卡伦德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待过的那个农舍住了下来，但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是拿着钱调查他的私生活。于是，我在冲动之下，决定告诉罗纳德勋爵我想结束这个案子。我开车去了加福斯庄园，到那里的时候大约是十点半。我知道当时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急于在第二天上午返回伦敦。碰到利明小姐的时候，她正好从门厅经过，于是她把我直接领到了书房。”

“请你把看到罗纳德勋爵时的情况向法庭进行陈述。”

“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心神不定。我试着解释为什么放弃这个案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他让我第二天早晨去拿酬金，我说我只打算收取日常开销，但是想把自己那把手枪要回来。他摆了摆手打断我，然后说，‘明天上午，格雷小姐，明天上午。’”

“之后你就离开了？”

“是的，大人。利明小姐陪我一起走到汽车前，我刚准备把车开走，这时候我们就听见了枪声。”

“你在书房的时候，没有看见罗纳德勋爵那里有枪？”

“没有，大人。”

“他难道没有跟你提起伦恩先生的死，也没有暗示他想自杀？”

“没有，大人。”

死因裁判官在他前面的便笺薄上草草地写了点什么。他的眼睛没有看着科迪莉亚，但却问道：“现在，格雷小姐，请你向法庭解释罗纳德勋爵是怎么把你的枪拿走的。”

这个部分比较棘手，不过科迪莉亚已经演练过了。剑桥警方的工作做得很细。他们对于同一个问题会反复追问。罗纳德勋爵怎么会有那把枪的，她心知肚明。她记得伯尼跟她说过一条达格利什办案方法。她当时就觉得，这条忠告对罪犯的帮助比对侦探更大。“千万别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撒谎，真话的威力是最大的。那些聪明绝顶的杀人犯之所以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在关键问题上撒了谎，而是因为在真相不会造成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却仍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继续撒谎。”

科迪莉亚说：“这把枪原先是我的合伙人普赖德先生的，他为此感到很自豪。我知道他自杀的时候想把这把枪留给我。所以他采取了割腕的方式，没有用枪，虽然用枪比较快，也比较简单。”

死因裁判官敏锐地抬起头。“他自杀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不在，先生。不过尸体是我发现的。”

法庭上响起一阵表示同情的低声议论，她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关切。

“你知不知道那把枪是没有许可证的？”

“不知道，大人，不过我曾经怀疑过它没有许可证。我调查这个案子时候之所以还带着它，是因为我不想把它放在办公室，把它带在身边会让我觉得安心。我本打算一回去就查查它有没有登记。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使用这把枪，而且真的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致命的武器。只是因为这是我查办的第一桩案子，而且它是伯尼留给我的，把它带在身边能让我感到一些安慰。”

“我明白了。”死因裁判官说。

科迪莉亚心想他应该是真的明白了，整个法庭也是如此。他们很难怀疑她的话，因为她所说的虽然离奇，却都是事实。现在她准备说谎了，而他们则会继续相信她的话。

“现在能否请你告诉法庭，罗纳德勋爵是怎么从你那里把枪拿走的。”

“那是我第一次到加福斯庄园去的时候。罗纳德勋爵带我去看他儿子的卧室。他知道律师事务所是我一个人在经营，就问我一个女人干这样的工作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担惊受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有一把伯尼留给我的手枪。他得知那把枪就在我的手袋里就让我把枪交给他。他说他不希望自己聘请来的人给他人或者她本人带来危险，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于是他把枪和子弹全都拿走了。”

“他是怎么处理这把枪的？”

科迪莉亚曾经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显然他不会拿着枪到楼下去，那样利明小姐一定会看见。她可以说他把枪放在马克卧室的哪个抽屉里了，可是她记不清那个床头柜是不是有抽屉。于是她说：“他把枪拿出了房间，没有告诉我拿到哪里去了。他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接着我们就一起下了楼。”

“你和利明小姐发现罗纳德勋爵的尸体时，你看见那把枪就在离他的手不远的地板上，难道在这以前，你都没有再见到过这把枪？”

“没有，大人。”

科迪莉亚是最后一位目击证人。法庭很快就作出了判决，显然，法庭认为这样的判决比较符合审慎、准确并具有科学头脑的罗纳德勋爵。判决认为死者系自杀，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死因裁判官对于枪的危险性作了冗长、极其负责任的告诫。他向法庭陈述，枪是可以杀人的。他成功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没有许可证的枪支尤其容易产生这样的危险。他没有对科迪莉亚个人进行责难，但是显然在克制自己。他站起身，庭上的众人也都随之起立。

死因裁判官离席后，法庭立即形成一个个低声议论的小群体。利明小姐很快就被人围住了。科迪莉亚看着她与人们握手，接受慰问。听到有人提议举办追悼仪式的时候，她表情严肃，频频点头。科迪莉亚心想，自己先前怎么会担心利明小姐受怀疑呢？她远远地站在一边，像是犯了错一样。她知道警方会指控她非法持有枪支，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点了。确实，如果她真的受罚，那也是轻微的惩罚。但是人们不会忘记，由于她的疏忽和天真，英国失去了一位一流的科学家。

正如雨果所说，在剑桥大学自杀的都是很优秀的人。对于这一位，不会有人怀疑。罗纳德勋爵这一死，也许从此会被人们捧为天才。

科迪莉亚独自一人走出法庭，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她朝马基特希尔走去。雨果肯定一直在等她，现在他的步调跟她一致了。

“情况怎么样？我敢说，死神好像一直跟随着你，是吧？”

“还可以吧。看来是我在跟随着死神。”

“他真是开枪自杀的？”

“是的，开枪自杀。”

“用你那把枪？”

“如果你去了法庭旁听，就会知道了。我没有看见你。”

“我没去，我有辅导课。不过这个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我不该拿这事来烦你，罗纳德·卡伦德其实并没有剑桥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你对他并不了解。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可是现在死了。事实总是重要的。”

“不是的，这你知道，科迪莉亚。对于我们来说，死亡恰恰是最无关紧要的。想想约瑟夫·霍尔 [10] 的话吧，‘死亡与降生相距仅一臂之遥，我们的摇篮原本就在坟墓之中。’他确实选择了自己的武器，也选择了自己的时间。他已经活腻了，很多人对他也受够了。”

他们沿着圣爱德华大道朝国王街走。科迪莉亚不知道他们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眼下她只想朝前走，而她并不觉得陪着她走路的这个人很讨厌。

科迪莉亚问道：“伊莎贝尔到哪儿去了？”

“伊莎贝尔在里昂的家里。昨天爸爸突然来了，发现这位大小姐原来没多少长进。爸爸认为，亲爱的伊莎贝尔在剑桥所受的教育并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也许她本来可以多学到一点的。我想你不必为她担心，现在伊莎贝尔很安全，尽管警方认为有必要到法国去找她调查一下——他们究竟去干什么呢？——去也没多大用处。爸爸会给她请一大堆律师。他现在可没心情听英国人胡说八道。”

“那你怎么样？如果有人问你马克是怎么死的，你绝对不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你觉得呢？索菲、戴维和我都很安全。在重要的事情上，我是可以信赖的。”

这时科迪莉亚真希望他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也可以信赖。她问道：“伊莎贝尔走了，你觉得遗憾吗？”

“是很遗憾。美貌这东西令人困惑，颠覆常识。我永远无法接受伊莎贝尔竟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慷慨、懒惰，情感过于丰富，头脑又十分简单的年轻女人。我一直认为像她这么美的女人，肯定有一种生活的天分，拥有某种超越小聪明的神秘智慧。每次只要她一张嘴，我都期望她点亮我的生命。我想我可以这一辈子都望着她，等待她给我的神谕。可是她所有的话题除了衣服还是衣服。”

“可怜的雨果。”

“绝对不要说‘可怜的雨果’这样的话。我没有感到不快乐。满足感的最大秘密在于，绝对不要去追求理智告诉你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科迪莉亚心想，雨果年轻、富有、聪明——虽然还不算聪明绝顶——而且英俊，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什么必须放弃的东西。

她听见他在说：“为什么不在剑桥再待几个星期，让我带你在城里到处转转呢？索菲可以把她那个空房间让给你住。”

“不了，谢谢你，雨果。我必须回去。”

其实回到城里她也没什么事，可是跟雨果在一起待在剑桥，她也一样无事可干。待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她要在农舍里一直住到星期天，然后和利明小姐见个面。此后，对她来说，马克·卡伦德的案子就永远结束了。

星期天下午的晚祷上，会众怀着崇敬的心情，静静地聆听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唱诗班之一演唱应答短诗、赞美诗和圣歌。祈祷结束后，人们纷纷起立，共同演唱欢乐的赞美诗。科迪莉亚也站起来与大家一起唱。她一直坐在靠近雕刻精美的屏风旁那张长凳的一端，从这里可以看见高坛。唱诗班身上的长袍闪烁着绯红色与白色的光芒，一排排、一圈圈整齐摆放的蜡烛摇曳着金色的烛光，高高的祭坛上方，两支细长的蜡烛立在柔光中流便像 [11] 的两侧，远远望去，犹如一块红黄蓝三色交叠的光斑。被赐福的会众异口同声地齐颂“阿门”，唱诗班从高坛上鱼贯而下。教堂南面的门被打开了，阳光直接照射进来。参加祈祷的院长和系主任离开后，学院的其他人员也信步走出教堂，缓缓散去。他们按规定穿在身上的长袍都暗淡陈旧，但长袍下面却是鲜艳的灯芯绒和苏格兰呢服装。那只巨大的管风琴发出抽泣似的呜咽声，就像一只喘着粗气的动物。接着，它响亮地演奏出巴赫的赋格曲。科迪莉亚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边听一边等待。这时会众正沿着主要过道向教堂后面走——他们穿着色彩亮丽的夏季服装，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有穿着端庄的星期日黑色正装的年轻人，也有手拿图解导游指南和照相机、有些不知所措的观光客，还有几个面容平静喜乐的修女。

利明小姐是走在最后的几个人之一。她个子很高，没有戴帽子，身穿灰色亚麻裙，戴着白色手套，教堂里有些凉，她随意套了一件白色开衫。显然她是一个人来的，并没有受到监视。她见到科迪莉亚时装出的惊讶表情似乎也变得没有必要，两人一起走出了教堂。

教堂大门外的石子路上是熙来攘往的人群。带着照相机和配饰的日本游客高声兴奋地说着什么，打破了星期日下午的平静气氛。从这里看不见剑河的银色水流，只能看见在对岸背景映衬下的平底船，船上的篙手活像舞台上的木偶，不断把手伸向篙的上方，然后转身把篙插进水里，就像跳宗教舞蹈似的撑着船在水上滑行。宽阔的草坪沐浴着阳光，空气中不时飘来阵阵清香，眼前是一片宁静的绿色。一位头戴学位帽、身穿长袍、身材瘦弱的老教授正一瘸一拐地穿越草坪，一阵微风把他那件长袍袖子吹得鼓了起来，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准备振翅高飞的大乌鸦。

“他是学院成员，因此，这片神圣的草坪不会被他的双脚污染。”利明小姐好像是对科迪莉亚进行解释似的说。

她们默默无言地从吉布斯大楼旁边走过。科迪莉亚心想，不知利明小姐什么时候能切入正题。可是当利明小姐真的开了口，第一个问题就使她感到意外。

“你觉得你能行吗？”她感觉出科迪莉亚的惊讶，不耐烦地加了一句，“侦探事务所。你能支撑下去吗？”

“我必须试一试。我也只会做这个工作。”

她不想向利明小姐解释自己对伯尼的热爱和忠诚。即使是对她自己解释，她也觉得有点困难。

“你的经营费用太高。”

这简直就是在宣读一份极具权威性的判决书。

“你说的是事务所和那辆迷你车吗？”科迪莉亚问道。

“是的。干你这一行的，我看不出单靠一个人跑外勤，怎么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对付开支。你总不能既坐在办公室接待客户，打印各种信件文书，同时又外出办案吧。另外，我想你也请不起助手。”

“现在是不行。我一直在想租用一个电话应答服务。这样就可以接单，当然，委托人还是比较喜欢到事务所来讨论案子。如果日常开支花费够我生活，那么业务费就足以应付事务所的经营开销了。”

“那也要有费可收啊。”

这个话题似乎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她们又默默地向前走了几分钟。利明小姐说：“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你还是应该收取一些费用的，这至少能帮你解决非法持有枪支的罚款。这件事我已经交给我的律师去办了，你很快就会收到一张支票。”

“这个案子我不想收任何费用。”

“这我可以理解。就像你对罗纳德勋爵所说的，它不符合你的公平交易原则。严格来说，你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报酬。可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收下日常开销的费用，就不会显得太可疑。你觉得三十英镑行吗？”

“这就很好了，谢谢你。”

她们走到草坪的拐角处，转身朝国王大桥走去。利明小姐说：“我的后半生都要对你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我想我可不会引以为荣。”

“那就不用感谢我。我是为马克考虑，不是你。”

“我原来以为，你是为了伸张正义之类的理想才这么做的。”

“我考虑的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人。”

此刻她们已经来到桥边，并排倚靠在桥栏上，看着下面波光粼粼的河面。通向这座桥的几条小路上，几分钟内一个人也没有。利明小姐说：“假装怀孕并不困难，这你知道。只要一件宽大的胸衣，再往底下塞点东西就行了。当然，这对于女人来说是种耻辱，如果那个女人还不能生育，那简直是卑鄙下流。但是这做起来并不困难，特别是在没人关注的情况下。伊芙琳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平素少言寡语，性格腼腆，人们以为她只是不愿意张扬自己怀孕的事。加福斯庄园中少有亲朋好友来往，所以也不会有人乱传产前检查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去拍她的肚子。当然，我们必须赶走那个讨厌的傻瓜保姆皮尔比姆。罗纳德认为解聘她是假怀孕带来的附带好处。他不喜欢别人跟他那样说话，还把他当成那个哈罗盖特文法学校的优等生罗尼·卡伦德。”

科迪莉亚说：“戈达德太太告诉我，马克长得很像他母亲。”

“她是会这么说。她不但蠢，而且多愁善感。”

科迪莉亚没有吱声。一阵沉默之后，利明小姐接着说：“我发现我怀了罗纳德的孩子，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位伦敦来的专家说伊芙琳不太可能怀孕了，这个结论也是我们三个人都猜到了的。我想留住这个孩子，罗纳德急于想要一个儿子，伊芙琳的父亲整天想要一个外孙，而且愿意拿出五十万英镑给他。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我辞去了教书的工作，去了伦敦一个不为人知的安全地方，伊芙琳则告诉她父亲，说她终于怀孕了。罗纳德和我欺骗乔治·博特利时都毫不愧疚。他是一个傲气十足、冷酷无情、自以为是的蠢货，总觉得没有他管着，这个世界就无法运转了。他甚至资助了他自己的骗局。伊芙琳开始不断收到支票，每张支票都附言要她保重身体，要她找伦敦最好的医生，要她好好休息，要她到阳光充沛的地方去度假。她对意大利一直情有独钟，于是意大利就列入了计划。每隔两个月，我们三个人就到伦敦聚齐，然后一起飞往比萨。罗纳德在佛罗伦萨郊外租了一幢别墅。到了那儿之后，我就成了卡伦德夫人，而伊芙琳就扮演我的角色。我们请的是白天来干活的佣人，所以不需要给他们看护照，他们也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旅游度假。我们从当地请来为我做健康指导的医生跟我们也很熟了。一个英国女士竟然对意大利如此钟情，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来，直到快要临产，当地人感到受宠若惊。”

科迪莉亚问道：“可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和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看着你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明知道你要生的是他的孩子，她怎么能够忍受呢？”

“因为她爱罗纳德，如果失去他，她会受不了的。作为一个女人，她实在是不太成功。如果她失去丈夫，那还有什么呢？她不可能回到自己父亲的身边。再说了，我们给了她一份厚礼——那个孩子将属于她。如果她拒绝，罗纳德就会抛弃她，跟她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我宁可离开他，哪怕去给人擦台阶。”

“不是每个人都有擦台阶的本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么强的道德感。伊芙琳是个虔诚的教徒，因此惯于自欺欺人。她让自己相信，我们这样做对孩子是最好的。”

“那她父亲呢？他难道就没有怀疑过？”

“他对她的虔诚嗤之以鼻，而且一直如此。从心理上来说，他不可能一边厌恶她的虔诚，一边认为她有能力欺骗别人。更何况，他急着想要个外孙，根本不会想到那个孩子也许不是她的。他拿到了一份医生的报告，我们第三次去意大利的时候，告诉沙托里医生，卡伦德太太的父亲很关心她的健康状况。他应我们的要求写了一份医学报告，确认了怀孕的进展。在孩子出生前，我们提前两个星期去了佛罗伦萨，在那儿一直待到马克出生。所幸的是，他比预产提前了一两天。我们有先见之明，把预产期报晚了一些，这样就好像伊芙琳真的早产了。沙托里医生以精湛的医术作了必要的处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带着一个孩子和一份准确无误的出生证明回来了。”

科迪莉亚说：“九个月之后，卡伦德太太就去世了。”

“他没有杀她。我想你在暗示这个。他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魔鬼，至少在当时还不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我们两个人毁了她。我们当时应该给她请个专科医生，那样肯定要比那个庸医格莱德温好得多。可是我们三个都很害怕，因为一位优秀的医生一定会发现她其实没有生过孩子。她本人也跟我们一样担心，并且坚持不要找其他医生。她逐渐开始喜欢上那个孩子了。于是她就这样死了，遗体被火化，我们以为从此就永远安全了。”

“她临死前给马克留了遗言，就是她在祈祷书上胡乱涂写的那几个符号。她把自己的血型告诉了他。”

“我们知道血型是个威胁，罗纳德给我们三个人都采血样检验过。不过自从她死了之后，我们连这个顾虑也没有了。”

一阵长长的沉默。科迪莉亚可以看见有一批旅客沿着小路朝桥这边走来。利明小姐说：“讽刺的是，实际上罗纳德从来没爱过这个孩子。马克的外祖父特别宠爱他，这点倒不是什么问题。他把自己的财产分了一半给伊芙琳，这些钱自动转到了她丈夫的名下。他的另一半财产归马克，但要等到马克二十五岁生日的那天。可是罗纳德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子。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爱他，而他又不准我去爱。我看着孩子慢慢长大、上学。但我不能去爱他。我曾经不停地给他织毛衣，简直成了一种强迫症。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我给他织的毛衣花色图案也越来越复杂，毛线也越来越粗。可怜的马克，他肯定以为我疯了，认为我是一个奇怪的、不满的女人，是他的父亲离不开但又不愿意娶进家门的女人。”

“在农舍里就有一两件这样的毛衣。你想让我怎么处理他的东西？”

“把它们拿走，送给用得着的人。难道你觉得我应当把毛线拆下来，重新编成别的东西？就像枉费的心血、情感和徒劳，那样做合适吗？”

“我来为它们找点出路吧。他的那些书呢？”

“也处理掉。那个农舍我不会再去了。如果你愿意，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

那几个游客离她们很近了，不过似乎正专注在自己的谈话中。利明小姐从口袋里取出一只信封，把它递给科迪莉亚。

“我写了一封简短的自白书。里面没有提任何关于马克的事情，没有提他是怎么死的，也没有提你发现了什么。这只是一份简短的自白，承认在你离开加福斯庄园后，我立即开枪打死了罗纳德·卡伦德，然后强迫你为我的谎言作证。你最好把它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有一天可能用得着。”

科迪莉亚看见信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她没有把它打开，只是说：“如果你是在为我们做的事后悔，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应当早一点儿说。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我不后悔。我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可是这桩案子也许还没有完结。”

“现在不是结了吗？调查已经给出了最后结论。”

“罗纳德有几个很有权势的朋友。他们很有影响力，他们不时会运用这种力量，哪怕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依然有这样的势力。”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让法庭重审这个案子吧！要改变死因裁判官的结论，是需要议会法案的。”

“我并不是说他们会那样做。可是他们可能会提出质疑，会‘向合适的人的耳朵里吹点风’。合适的人往往并不难找。他们就是这样做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科迪莉亚突然问道：“你有火吗？”

利明小姐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手袋，把一只漂亮的银色管状物递给她。科迪莉亚不抽烟，不太会用打火机。她按了三下才把打火机的芯子打着。她把身体倚在桥的护栏上，点燃了那只信封的一个角。

在强烈的阳光下，白炽的火焰几乎是看不见。火焰慢慢地吞噬着纸张，科迪莉亚只能看到一条窄窄的、跳动的紫色火苗以及不断变宽的炭化边缘。燃烧发出的刺鼻气味被微风轻轻地吹散。等火焰快烧到手指的时候，她丢下依然在燃烧的信封残片，看着它像一片小小的、弱不禁风的雪花那样翻滚飘动，最后掉进剑河之中。她说：“你的情人是自己开的枪。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两个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她们没有再谈罗纳德·卡伦德的死，两人沿着榆树夹道的小路默默地朝后园走去。其间利明小姐看了科迪莉亚一眼，有些气恼地对她说：“你看上去还挺精神！”

科迪莉亚心想，这突如其来的怒气是一个中年女人对一个年轻女人的嫉妒，嫉妒对方这么快就能从身体所遭受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仅仅一个晚上的熟睡，就使她恢复到精力充沛的状态。伯尼曾经恼羞成怒地形容这种状态为“像松鼠般活跃警觉”。虽然没能好好泡个热水澡，她肩膀和后背上磨破的皮肤还是全长好了。过去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肉体上给她留下任何伤痛。她不知道利明小姐感觉怎么样。那有光泽的淡黄色头发依然梳理得整整齐齐，紧贴着头皮。她的衣着也依然保持着冷静的特色，好像作为大人物的助手，就必须以精明强干、有条不紊的面目示人。不过她那白皙的皮肤上已经出现了灰色斑痕，眼睛四周也有了深深的黑影，嘴巴两侧和前额上的皱纹也加深了，她的脸上第一次显出衰老和焦虑的痕迹。

她们穿过国王门后向右拐。科迪莉亚过来的时候，在离大门几步远处找了个地方停迷你车，利明小姐的路虎停在前面的王后路上。她紧紧地抓住科迪莉亚的手握了握，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声再见，看上去就像剑桥的两个熟人在晚祷上不期而遇，又过分正式地告了别。利明小姐脸上没有微笑。科迪莉亚看着这个高个子女人沿树荫遮蔽的小路大踏步地向约翰门走去。她没有回头。科迪莉亚心想，她们下次见面，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呢？很难相信她俩仅仅见过四次面。除了都是女人之外，她们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不过在罗纳德·卡伦德被杀之后的这几天，科迪莉亚意识到这个女人有多么忠诚。正如利明小姐本人所说的，她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好感，可是都把对方的安全紧紧地握在了自己手里。有几次，科迪莉亚想到她们之间这个惊天秘密的时候，几乎不寒而栗。但毕竟这种时候很少，而且今后会越来越少。时间终将洗刷掉这件事的阴影，生活仍会继续。只要她们的大脑细胞还没有死亡，她们就永远不会把它彻底遗忘，但是她相信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她们会在剧场或者餐厅相互看对方一眼，或者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地铁的自动扶梯上，在认出对方后的震惊之余，是否会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切？在那次调查审讯的四天之后，罗纳德·卡伦德被杀一事就逐渐进入了历史。

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继续留在农舍了。她花了一个小时精心打扫并整理几个房间，也许几个星期之内，不会有人再进入这些房间。她给客厅桌上那个大杯子里插的野樱草浇了些水。再过三天，这些草就会枯死，不会有人注意到，可是她不忍心把这些还没有死的花就这么扔掉。她走到外面的工具棚，仔细看了看那瓶酸牛奶和那锅炖牛肉。她的第一冲动是把它们倒进厕所，但它们曾经是证据的一部分。现在她已经不再需要这些证据了，应当把它们彻底毁掉吗？她想起了伯尼反复再三的忠告：“永远不要毁掉任何证据。”伯尼有许多具有警示意味的实例，用以强调这句格言的重要性。最后，她决定把它们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用拍照的方式进行记录，而且特别注意曝光和用光。这似乎是一件徒劳、荒唐的做法。拍照完成后，她感到一阵欣慰，因为瓶子里和锅里那些人令人恶心的东西现在可以处理掉了。她把它们仔细清洗了一遍，留在了厨房里。

最后她开始收拾东西，把自己的包和工具箱以及马克的毛衣和书都放进迷你车里。她在叠毛衣的时候，想到了格莱德温医生坐在后花园的情景，他那萎缩的血管对阳光已经没有反应了。这些毛衣对他会有用，但是她不能把它们拿去给他。如果是马克这样做，那个老人还会接受，换成她就另当别论了。

她锁上门，把钥匙放在一块石头下面。她无法再次面对马克兰德小姐，也不想把钥匙交给这个家里的任何其他人。等她回伦敦之后，会再给马克兰德小姐写一封短信，感谢她的关照，然后告诉她钥匙放在哪里。她围绕园子走了最后一圈，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冲动驱使，竟然走向了那口井，可是当她来到井边，却吓了一跳。井边的土被清理并挖开，种上了一圈三色紫罗兰、雏菊、小丛的十字花科和山梗菜科植物。每一棵植物都是精心栽种的，四周的土壤因浇过水而有些下陷。在不断蔓延的杂草中，这俨然是一片色彩斑斓的绿洲。这景象很美，但又显得极不协调，特别古怪。经过这番奇妙的装点，这口井看上去甚至有些猥琐，就像一只木头乳房，上面还有一个大乳头。她怎么还能把这个井盖看成一件无害又别致的装饰呢？

科迪莉亚不禁心生怜悯，又抑制不住厌恶。这肯定是马克兰德小姐的杰作。多年来，这口井对她而言无疑是恐怖与悔恨的化身，萦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而现在，它又成了她心目中的神龛。这样做荒唐可笑，也着实可怜，科迪莉亚真希望自己什么都没看见。她突然感到一阵害怕，怕碰上马克兰德小姐，怕看见那双眼睛中萌动的疯狂。她几乎是连奔带跑地逃出园子，使劲拉动园门，在杂草中将它推上，最后头也不回地驱车驶离农舍。马克·卡伦德的案子就此结束了。

第七章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务所。反常的闷热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她打开窗户，一阵微风把写字台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封信，装在一只长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的是罗纳德·卡伦德的诉状律师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内容很简短。

亲爱的女士：

随信附上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用以支付您应已故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之聘对其子马克·卡伦德之死进行调查所花费的资金。如果您对这个数额没有异议，就请在所附的收据上签字并寄回，我将不胜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说，这至少能够支付她的部分罚金。她还有一些钱，足以让事务所再支撑一个月。如果到那时还接不到案子，还可以去找费金斯小姐，再找一份临时工作。一想到费金斯秘书社，科迪莉亚就毫无热情。日理万机（用这个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费金斯小姐小办公室与科迪莉亚的一样寒碜，但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花花绿绿的墙壁，各种容器里插着的纸花，还有些瓷器装饰品和一张招贴画。那张招贴画总是让科迪莉亚觉得好玩：一个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穿着热辣的短裤，脸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跃过一台打字机，并尽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时两手各抓一把五英镑钞票。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做一个星期五女郎，与有趣的人在一起。最优秀的克鲁索 [12] 都在我们的书里。”

在这张招贴画的下面，坐着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圣诞树一样灿烂的费金斯小姐。她总是在和一个个无精打采、年龄偏大、相貌丑陋、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谈。她的这些“奶牛”中，难得有人能脱离苦海，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费金斯小姐会告诫她们，接受固定工作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语气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在告诫孩子性问题一样。不过科迪莉亚喜欢她。费金斯小姐会欢迎她回去，原谅她投奔了伯尼。接着，她会与幸运鲁滨逊私下里通一次电话，然后就有一只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亚，就像妓院的老鸨会把新人推荐给挑剔的客户。“我们这儿最高级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一定会喜欢她——而且工作能干！”她还会在最后几个字上加重惊奇语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广告诱惑被费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临时雇员当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来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机构还有很多，但是费金斯小姐只有一个。出于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诚心理，科迪莉亚几乎很难逃脱那只闪亮的眼睛。确实，在费金斯小姐的克鲁索那里，很可能有一堆临时工作给她干。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枪械管理法案》第一节规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当事人从此将终身无缘参与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与社会责任、安全相关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机旁边，翻开电话号码簿的黄页，准备把材料向名单上最后二十位诉讼律师分发完。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难堪和郁闷。这篇东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几遍草稿后编造出来的，当时看来，这封信似乎还不算离谱过头。可由于伯尼的死以及卡伦德案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谓全面的专业服务、立即在国内任何地区展开工作、思维缜密且经验丰富的侦探人员以及收费合理等自卖自夸的话语，现在看来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地步。《商品说明法》中不是还有关于虚假表述的条款吗？不过，其中所说的合理收费承诺以及绝对自由选择，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没法找利明小姐来作证。捏造了不在场证明，接受了警方审讯，成功地掩盖了一场凶杀，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了伪证。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事务所里太安静，她甚至忘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她心中不觉一阵害怕，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电话看了好几秒钟，才伸手抓起电话。

对方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恭敬。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恶意，但科迪莉亚却觉得每一个词都带有明确的威胁。

“是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吗？这里是苏格兰场。我们还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了事务所。你今天能不能找个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达格利什高级警司想见见你。”

十天后，科迪莉亚第三次被传唤到苏格兰场。现在，对这幢离维多利亚大街不远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科迪莉亚已经熟门熟路了。不过，她在走进大楼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暂时抛开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进清真寺前必须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样。

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房间里没有多少反映他个人特点的东西。统一配置的书架上，一看就全是关于法律的教科书、各种条令条例以及议院的各种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书。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画，画的是坐落在维多利亚堤岸的诺曼·肖大楼 [13] ，视角取自泰晤士河上，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灰色与浅赭色的大厦外观被皇家空军纪念柱上的金鹰双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几次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钵玫瑰花，都是从花园里采的，枝干粗壮，弯曲的花刺就像强劲有力的喙，不像伦敦西区花店里卖的那种缺乏阳光、没有香气的玫瑰。

伯尼从来没有描述过达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欢翻来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论转述达格利什。科迪莉亚对这个名字听得烦了，便从没多问过。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与面前这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进来，他就站起来与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她紧张不安。她突然对伯尼感到一阵恼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这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岁，不过没有她想的那么老。他皮肤黝黑，个子高挑，四肢灵活，不像她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皮肤白皙，虎背熊腰。他很严肃，跟她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长辈那种高傲的口气，而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着关切与体贴，但丝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欢他那双手，喜欢他的嗓音，喜欢她看到的皮肤下的骨骼轮廓。他说起话来温和可亲，但是暗藏陷阱，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危险而残酷的人，所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对待伯尼的。在审讯过程中，她时不时地在想，他——亚当·达格利什——怎么同时是个诗人 [14] 。

他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他介绍说她是曼纳林警官。她总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写字台边上。科迪莉亚觉得自己很了解曼纳林警官这样的人，比如她学生时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她们的皮肤光洁润滑，从来不长粉刺；她们的金发按照规定剪至校服领子上方，卷曲得恰到好处；她们的声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欢快，从来不尖声说话。她们对人世间的正义和逻辑以及她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亚走进来的时候，曼纳林警官冲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表现得很坦然，没有过分地示好，因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调查，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这个表情几乎可以让科迪莉亚掉以轻心，但她可不愿意在那双老到的眼睛注视下表现得像个傻瓜。

第一次去之前，她至少还有时间研究对策。掩盖事实毫无优势，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如果问到她，她可以透露自己与蒂林姐弟和马克的导师都谈过马克·卡伦德的事，曾经设法寻找并约见了戈达德太太，去拜访了格莱德温医生。对于有人想害死她以及她去过萨默赛特府的事情，她准备只字不提。她知道哪些事实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祈祷书中的线索，马克死亡的真相。她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被拖进案情讨论，不能谈及她自己、她的生活、目前的工作，还有她的抱负。她想起了伯尼对她说的话：“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人缄口不言，谁也无法强迫他开口，言多必失。多数人都管不住自己的嘴，这对警察来说是好事。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是最糟糕的。他们想表现自己是如何的聪明，一旦与他们探讨案件，即使是泛泛的探讨，你也能抓住他们的漏洞。”科迪莉亚提醒自己当初是怎么告诫伊丽莎白·利明的：“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达格利什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请个律师，格雷小姐？”

“我没有律师。”

“法律协会可以向你提供一份可靠、有用的律师名单。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请律师我还得花钱，不是吗？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还要请律师呢？”

“大部分人正是在开始说实话的时候，才觉得需要请一名律师。”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说谎呢？”这个反问是个错误。他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像她真的想了解似的。

“这个嘛，可以保护你自己——虽然我认为不大可能——或者保护另外某个人。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出于爱、恐惧或正义感。我认为，这个案子中的人和你认识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你对他们的感情不会太深，因此爱就可以排除了。我看你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倒的人，所以剩下的就是正义感。格雷小姐，所谓正义感，可是个非常危险的概念。”

之前她也受过严密的审问。剑桥警方的调查就做得非常透彻。可是这回，她第一次被一个自己所了解的人审讯。这个人知道她在说谎，知道马克·卡伦德不是自杀。而且她内心非常清楚，所有的一切他都会知道。她不得不迫使自己接受现实。他也许不那么有把握。他没有掌握合法的证据，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除了伊丽莎白·利明和她两个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把真相告诉他了。而她也不准备说。达格利什可以用他无懈可击的逻辑、奇妙的友善态度、他的礼貌和耐心来摧毁她的意志。但她是不会开口的，在英国，他还没有办法让她开口。

见她没有回答，他愉快地说：“好吧，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进展。从你进行的调查来看，你怀疑马克·卡伦德有可能是他杀。你没有对我承认，可是你去找了剑桥警察局的马斯克尔警长，这就清楚地说明你在怀疑这一点。后来你又去找他母亲以前的保姆，从她那里了解到马克小时候的一些事、卡伦德的婚姻状况以及卡伦德太太的死。此后你又去见了格莱德温医生，他是卡伦德太太生前的全科医生。你使了点手段，弄清了罗纳德·卡伦德的血型。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你怀疑马克不是他父母的婚生孩子。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做接下来的事情，去萨默赛特府查阅乔治·博特利的遗嘱。这样做很有道理。如果你怀疑是他杀，那就要考虑谁得到了好处。”

如此看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去萨默赛特府和找维纳布尔斯医生的事。不过，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他认为她的聪明才智与他不相上下，她所做的事情他也同样会去做。

她依然没有开口。

他说：“你并没有把你掉进井里的事情告诉我。但马克兰德小姐说了。”

“那是一次意外。我现在什么都记不清了，我当时肯定是想去看看那口井，结果失足掉进去了。我对水井历来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那不是什么意外，格雷小姐。没有绳子你是没办法打开井盖的。马克兰德小姐被一根绳子绊了一下，不过绳子是盘着的，放在矮树丛中不显眼的地方。如果你只是去看看，你会把绳子从钩子上解下来吗？”

“我不知道。我掉下去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掉进水里。我不明白这件事和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死有什么关系。”

“也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有人想杀了你，而且我认为他们确实是想杀了你，那个人可能就是加福斯庄园的。”

“为什么？”

“有人想要你的命，大概是因为你在调查马克·卡伦德的死因，从而对某个人造成了威胁。杀人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职业杀手都不愿意干。即使是业余杀手，在杀人问题上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乐观。你肯定已经成为某个人心目中的危险人物。有人把那个井盖又盖上了，格雷小姐，你总不会是穿过坚硬的木头掉下去的吧？”

科迪莉亚仍旧不出声。一阵沉默之后，他又接着说：“马克兰德小姐对我说，她把你从井里救上来后，不愿意让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可是你坚持叫她走。你对她说，你一个人在那里并不害怕，因为你有一把枪。”

科迪莉亚暗自吃惊，这个小小的不慎后果竟会如此严重。可是她怎么能怪马克兰德小姐呢？这位高级警司知道怎么对付那个女人，也许他劝过她说实话，说这样都是为了科迪莉亚好。也罢，她也可以透露一点秘密作为回敬。至少，这个解释会显得比较真实。

“我是想把她支开。她跟我说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说她的私生子掉进那口井里淹死了。我自己刚刚被救上来，不想听这些，当时我根本听不下去。我骗她说有枪只是想让她走开。我并没有求她向我倾诉这些秘密，她那样做不公平。她只是想求助，而我却无法回报。”

“你想把她支走难道没有其他原因？难道你不知道袭击你的人当天夜里还会回去？不知道如果要让你的死看起来像是意外，就要把那个井盖重新打开？”

“如果我真的想到自己处境危险，就会求她把我带到夏树庄园去。我不该在没有枪的情况下一个人在那座农舍里等着。”

“是的，格雷小姐，我相信。如果你手里没有枪，你是不会独自一人在那座农舍里等着的。”

科迪莉亚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这不是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虽然在剑桥的时候，警方的审讯让她错觉这是一场竞赛——结果早就可以预见，她完全不必担心，因为玩家之一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游戏之中。而现在，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如果她上了当，听了劝，或者被迫说出实情，她就会去蹲监狱。她是凶手的从犯。帮助掩盖谋杀要判多少年？她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霍洛威监狱里臭气熏天。他们会拿走她的衣服，把她关在幽闭恐怖的牢房里。表现好了可以减刑，可是一个人在监狱里还能表现得多好呢？也许他们会送她去一家开放监狱。“开放”这种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那她以后该怎么生活呢？她还怎么再找工作？被社会贴上罪犯标签的人，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

她为利明小姐感到担心。利明小姐现在人在哪里？她始终不敢问达格利什。他们几乎没有提到过利明小姐的名字。难道她现在也在苏格兰场的某个房间里，接受同样的审问？在压力之下，她能有多可靠呢？他们有没有准备让这两个共犯对质？他们会不会突然打开那扇门，把充满愧疚、悔恨、凶悍的利明小姐带进来呢？他们的惯用手法不就是对共谋犯进行单独问话，直到其中一个人顶不住吗？谁会成为最终的弱者？

她听见这位高级警司说话的声音，觉得他好像特别为她感到惋惜。

“我们有些确凿的证据，证明那天晚上那把手枪在你手上。一位司机告诉我们，他看见有一辆车停在离加福斯庄园三英里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去问那辆车上的人是否需要帮助，有一位青年女子却用枪对他进行威胁。”

科迪莉亚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在那个甜美静谧的夏夜，她突然感受到他那热烘烘的、充满酒气的呼吸。

“他当时肯定是喝酒了。我想那天晚上他肯定被警察拦下来进行了酒精测试，所以他就决定编出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这不是事实。我并没有拿枪。我第一次去加福斯庄园的当晚，罗纳德勋爵就把我的枪拿走了。”

“他刚进入伦敦警察厅辖区，就被拦了下来。我想也许他会坚持那个说法，他说得非常肯定。当然，他还没有对你进行指认，但是他可以描述你那辆车。他说他以为你的车出了毛病，停车过来是想帮助你。而你误解了他的意图，还用枪威胁他。”

“我对他的意图非常了解。但是我没有用枪威胁他。”

“你当时说了什么，格雷小姐？”

“‘快滚，不然我就杀了你。’”

“如果没有枪，你那样说就是在吓唬他？”

“本来就是。可他确实被吓跑了。”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汽车的前工具箱里，我放了一只扳手，当他把脸从窗户伸进来的时候，我就抓起扳手来吓唬他。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把扳手看错成枪的！”

但是那个人头脑不清醒。那天晚上唯一看见她手里拿着枪的，是一个头脑不清醒的司机。她知道这是她赢得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她抵挡住了改口的想法。还是伯尼说得有道理，她回味着他的忠告、高级警司的忠告。现在她几乎可以听见他那深沉、沙哑的声音在说：“如果有人对你诱供，那你一定要坚持原先的说法。没有什么比坚持更能够打动陪审团。我曾经见过这样的案例，看似最不可能的辩护竟然取得了成功，原因就是被告坚持自己的说法。毕竟，那些不利于你的证词都是别人说的。遇到个厉害的辩护律师，就能对它们提出合理怀疑。”

高级警司又开始说话了。科迪莉亚希望自己能更加集中精力听清他的话。在过去十天中，她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这也许与她长时间的疲劳有关。

“我认为克里斯·伦恩在他死的当天晚上去找过你。我想不出别的原因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次车祸的一位目击者说，他是开着小货运车从岔道上过来的，那样子就像地狱里的恶魔在追他。当时有人跟在他后面——那个人就是你，格雷小姐。”

“这点我们以前就谈过。我是要去见罗纳德勋爵。”

“那么晚了？还那么急急忙忙？”

“我急着要见他，想告诉他我决定不干了。我不能再等了。”

“可是你还是等了，不是吗？你把车停在路边睡着了。从有人看见你在事故现场起，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你才到了加福斯庄园。”

“我不得不停下来。我太累了，我知道继续开车是很危险的。”

“但是你也知道，睡觉是安全的，因为你知道最让你害怕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科迪莉亚没有回答。房间陷入了一片沉默。但她觉得，这沉默的气氛是友善的，并没有责难的意思。她真希望自己没这么疲惫就好了。更糟糕的是，她想把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的事告诉某个人。在这件事上，连伯尼也帮不上忙。这桩罪行的核心问题是道德上的两难抉择，但伯尼会认为这种问题既没意思，也无价值，是在对已经非常明显的事实故意混淆。她可以想象得出，他对伊丽莎白·利明与伦恩的关系会作出怎样简单粗暴的评价。但是眼前这位警司大概会理解的，她可以想象自己与他正在交谈。她想起了罗纳德·卡伦德的话：爱和恨一样都具有毁灭性。达格利什会同意这种冰冷的论调吗？她多希望能问问他。她意识到，这是自己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想坦白交代，而是渴望吐露心声。他知道她的真实感受吗？这难道也是他审讯技巧的一部分？

这时候有人敲门。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官走进来，把一张纸条递给达格利什。他在看那张字条的时候，房间里非常安静。科迪莉亚有意识地看了看他的脸。那张脸很严肃，没有任何表情。他盯着纸条看了许久，肯定已经彻底明白了这条简短信息的含义。

她觉得他正在下决心要做什么事。过了一分钟，他说道：“这牵涉到一个你认识的人，格雷小姐。伊丽莎白·利明死了，死于两天前的一场车祸，她的汽车冲出了阿马尔菲南面的海滨公路。这张字条上确认了她的身份。”

一阵轻松的感觉袭遍科迪莉亚全身。这个冲击太强烈，她的身体甚至一阵不适。她捏紧拳头，感到眉毛上方开始出汗。她觉得很冷，冷得发抖。她从来没想过他可能在说谎。她知道这个人很无情，也很聪明，但她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不会对她说谎。她小声问道：“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可以。我觉得你再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了，你觉得呢？”

“她没有杀罗纳德勋爵。是他从我这里把枪拿走的。是他拿走了那把枪——”

她的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有话说不出来。

“你一直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想你已经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什么时候需要我再回来？”

“我想你没有必要再回来了，除非你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用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来说，叫作协助警方调查。你已经协助过警方了。谢谢你。”

她赌赢了。她自由了。她安全了。利明小姐一死，她的安全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了。她没有必要再回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来。这种轻松感不仅出乎意料，而且难以置信，轻松得使她难以承受。科迪莉亚突然感到无法抑制，激动地失声痛哭。她意识到曼纳林警官低声的关切以及高级警司递到她手里的折叠着的手帕。她用这块干净的、还带着洗衣房气味的亚麻手帕捂住脸，让压抑在心头的痛苦和愤怒毫无顾忌地迸发出来。非常奇怪的是——即使在此刻的痛苦之下，她也觉得很奇怪——她的悲伤居然是为了伯尼。她抬起被泪水扭曲的脸，根本不在乎他会怎么看她自己，终于迸出一句没来由的谴责：“你把他解雇之后，从来没过问他后来过得怎么样。你甚至连他的葬礼都没来参加！”

他端来一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然后递给她一杯水。那只杯子很凉，但是使她感觉好了一些。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渴。她喝了一小口凉水，坐在那里轻轻打了个嗝。这个嗝打得她只想笑，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过了几分钟，他温和地说：“我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我不知道你的合伙人就是我以前的同事伯尼·普赖德。实际上事情比你说的还要糟糕，我已经完全把他给忘了。如果我没忘了他，这个案子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希望这能给你些安慰。”

“是你把他解聘的。他只是想当警探，可你连个机会都不给他。”

“伦敦警察厅的聘用和解聘规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要不是因为我，他可能还会继续当警察，这倒是真的。但他当不了警探。”

“他没那么差劲。”

“这个嘛，他就是那么差劲。可我现在开始想，如果没有低估他会怎么样。”

科迪莉亚转身把杯子递还给他，然后看着他的眼睛。他们相视而笑。她真希望伯尼能够听见他说的话。

半个小时之后，达格利什去了警察总监助理的办公室，在他的对面坐下。这两人对彼此都没有好感，不过只有其中一个人知道，而这个人又觉得无所谓。达格利什作了简要的汇报，有条有理，没有参考自己的笔记。这是他从未改变过的习惯。这位警察总监助理总觉得这种做法太不正规，太自负，而他现在就这么想。

达格利什最后说：“先生，你可以想象，我并不建议把这些都写在书面报告上。因为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正如伯尼·普赖德以前常跟我们说的，直觉是个好奴仆，却当不了好主人。上帝啊，那家伙哪里来的这么多烂段子！他这个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完全没有判断力，只是不论什么东西，包括一些想法，到了他那里就全变得四分五裂了。他的脑子就像警察笔记本一样。你还记得克兰顿案件吗？那个枪击死亡案。我记得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

“我应当记得吗？”

“不。但如果我还记得的话，那就有大用处了。”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亚当。不过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怀疑罗纳德·卡伦德杀了他的儿子。罗纳德·卡伦德死了。你还怀疑克里斯·伦恩想害死科迪莉亚·格雷。伦恩也死了。你认为是伊丽莎白·利明杀了罗纳德·卡伦德。现在伊丽莎白·利明又死了。”

“是的，简单明了。”

“我建议这个案子就这样了吧。专员正好接到休·蒂林医生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个精神病专家。他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因为马克·卡伦德的死受到了调查。如果你真觉得有必要继续下去，我准备向蒂林医生解释一下他的公民义务，显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利。可是再找蒂林姐弟俩谈又能有什么收获呢？”

“我觉得没有。”

“马克兰德小姐说那个法国姑娘到农舍里去看过他，那就麻烦一下法国安全部门怎么样？”

“我想我们不必自讨没趣了。现在只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这些罪行的真相，而她手中的证据经受住了我们所有的审讯。我可以用这个解释安慰自己：大多数嫌疑人心里都潜藏着一个随时可能出卖他们的谎言，而这谎言就是我们无价的盟友。可是不管她说的谎话是什么，她绝对没有罪恶感。”

“你认为她是在欺骗自己，把这一切都当成真的？”

“我认为这个年轻女子没有在任何事情上欺骗自己。我喜欢她，但我很高兴不用再面对她了。虽然只是非常普通的审问，但是我不想因此而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逼供。”

“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大臣，他的好朋友是自杀的？”

“你可以告诉他，我们可以确定现在活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手指扣动过那个扳机。但也不一定，即使是他，也有可能自己推理出结论。就告诉他，他可以放心地接受调查判决。”

“如果他能早点接受判决，大家都能省好多时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达格利什说：“科迪莉亚·格雷是对的。我本应该了解一下伯尼·普赖德发生了什么事。”

“不该由你去做的，那不是你的职责。”

“确实不是。但是，一个人工作中出现的严重疏忽，一般都不属于他自己的职责范畴。现在，这就是普赖德的复仇吧，虽然很讽刺，但也让人莫名地欣慰。无论那个姑娘在剑桥做了什么淘气事，她都是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的。”

“你还真是越来越达观了，亚当。”

“只是少了一点执念，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案子还是让它成为悬案——偶尔有这样的感觉也挺好。”

金利街的那幢房子依然如故，里面的气味也没变。它永远都是那样。但现在却有了一点不同：事务所外面有一名中年男子在等着。他穿着贴身的藏青套装，一双骨碌骨碌的小眼睛深嵌在堆满横肉的脸上。

“格雷小姐？我差点不想再等了。我姓费尔丁。我看见了你们的招牌，你知道吗，只是想上来碰碰运气。”他的眼神里露出贪婪与好色，“好吧，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不像通常那种私家侦探。”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费尔丁先生？”

他神秘兮兮地盯着楼梯口，那里的脏污似乎让他有了些底气。

“是我女朋友。我有理由怀疑她出轨了。好吧，男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地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科迪莉亚把钥匙插进锁孔，“我明白，费尔丁先生。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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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Oxbridge，作者把牛津大学（Oxford）和剑桥大学（Cambridge）合称为牛桥。

[2] 苏格兰场：英国人对伦敦警察厅总部所在地的称呼。

[3] 此句采用自《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张德明先生的译本。

[4] 新学堂：剑桥大学的一所女子学院，后更名为剑桥大学莫里·爱德华兹学院。

[5] 戏剧《李尔王》中三女儿科迪莉亚的台词。剧中，李尔王让科迪莉亚像两位姐姐那样表示对父亲的爱意，科认为爱是行动，而不是对情感的描述，于是说：“我能说什么呢？我只会默默地爱着。”

[6] 卡文迪什实验室：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物理实验室，有二十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出自该实验室。卡文迪什是英国伟大的科学家。

[7] 克兰麦：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支持宗教改革，主持出版了《公祷书》。

[8] 汽车协会：在英国，汽车协会的英文缩写是AA（The Automobile Association）。

[9] 格令：重量单位，九十格令相当于五点八克。

[10] 约瑟夫·霍尔：英国主教、讽刺作家。

[11] 流便：《圣经》中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12] 克鲁索：《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克鲁索，前半句的“星期五”是鲁滨逊的仆人，“星期五女郎”即指代女秘书。

[13] 诺曼·肖大楼：前伦敦警察厅大楼，后为议会大楼。

[14] 诗人：亚当·达格利什是个诗人侦探。

Table of Contents

护士学院杀人事件

第五个死者的告白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