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作者简介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简介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二

细说秦汉

序言(沈渭滨)

一、秦汉以前

二、秦的来源

三、从非子到穆公

四、穆公图霸

五、孝公变法

六、用文化眼光看商鞅

七、惠文称王

八、昭襄王削弱魏韩赵楚

九、合从攻秦

一○、孟尝君

一一、平原君

一二、信陵君

一三、春申君

一四、长平之战

一五、吕不韦

一六、秦始皇的神秘身世

一七、蕲年宫事变

一八、六王毕，四海一

一九、千古一帝

二○、中国政治的新秩序

二一、焚书坑儒

二二、以吏为师

二三、沙丘政变

二四、秦二世的暴政

二五、指鹿为马

二六、李斯的悲剧

二七、秦政的“德治”包装

二八、秦汉之际大变局

二九、陈王奋起

三○、项羽在巨鹿大显威风

三一、先入关者王之

三二、刘项相争

三三、鸿沟分界

三四、垓下决战

三五、汉高祖

三六、白登的耻辱

三七、功臣一个个死掉

三八、吕后的故事

三九、德政的标本：文景之治

四○、洛阳才子贾谊

四一、为富安天下

四二、游戏结了死仇

四三、清君侧

四四、平了七国之乱

四五、唐姬误会

四六、汉武帝了不得

四七、东方朔的政治幽默

四八、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四九、司马迁和《史记》

五○、戾太子刘据

五一、轮台诏

五二、儒生的地位上升了

五三、天马西来

五四、昭宣时代的中兴

五五、元帝以后就不行了

五六、老太太当家

五七、王莽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五八、农民暴动

五九、烂羊头、关内侯

六○、红眉毛的大军

六一、光武帝不该打小算盘

六二、班超十分英雄

六三、甘英遗憾

六四、短命的皇帝一串

六五、外戚与宦官之争

六六、班固和《汉书》

六七、新兴的田庄经济

六八、东汉“土围子”

六九、太学的“学潮”

七○、党人的光荣

七一、政坛“铜臭”

七二、汉末民间秘密宗教

七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七四、大灾荒和流民运动

七五、江南得到了开发

七六、把董卓引进来了

七七、袁绍发难

七八、几个未曾加盟的人

七九、孙坚有点傻劲

八○、董卓之死

八一、也有人替董卓报仇

八二、吕布穷无所归

八三、偷曹操的兖州

八四、被曹操赶走

八五、又偷刘备的徐州

八六、死在白门楼下

八七、董承是干什么的？

八八、袁术做了一场皇帝梦

八九、刘备被曹操打败

九○、袁绍也被曹操打败

九一、九一、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都被曹操解决

九二、连辽西乌桓也入于曹操掌握

九三、刘表被曹操吓死

九四、年轻的孙权竟想抵抗

九五、赤壁之战

九六、周瑜死得可惜

九七、三分天下

九八、夷陵战役

九九、诸葛亮的神话

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

编后记

补篇后记

细说三国

出版说明

代序(序一)　顾毓琇

说三分(序二)唐振常

原出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合久必分

二、黄巾

三、董卓

四、吕布

五、袁术

六、公孙瓒

七、陶谦

八、早期的刘备

九、袁、曹之战

一○、乌桓

一一、公孙度

一二、公孙康

一三、公孙渊

一四、孙策

一五、孙权

一六、诸葛亮

一七、赤壁

一八、孙夫人

一九、荆州问题

二○、益州易手

二一、曹操收降张鲁

二二、刘备攻取汉中

二三、刘备称王

二四、孙刘翻脸

二五、汉吴同盟

二六、诸葛亮北伐

二七、诸葛亮德为人

二八、蒋琬

二九、费祎

三○、从董允到樊建

三一、曹家的事

三二、孙家的事

三三、刘家的事

三四、司马懿

三五、司马师

三六、司马昭

三七、姜维

三八、分久必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

《细说两晋南北朝》序言(沈渭滨)

自序

开场白

一　　不及格的开国君臣

二　　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

三　　徙戎论

四　　白痴皇帝和黑丑的矮皇后

五　　皇族大混战

六　　成汉李氏

七　　匈奴刘渊的汉朝（前赵）

八　　怀、愍二帝与西晋灭亡

九　　陈敏和杜弢

十　　“王与马，共天下”

十一　　刘琨之死

十二　　北方的两个安定地区——河西和辽东从

十三　　石勒建立后赵

十四　　王敦

十五　　苏峻、祖约的叛乱

十六　　庚氏弟兄收复中原的尝试

十七　　桓温灭成汉

十八　　石虎父子、冉闵

十九　　殷浩、桓温北伐的失败

二十　　符坚和王猛

二一　　淝水之战

二二　　北方的重新分裂

二三　　拓跋氏建立北魏

二四　　后燕的残局

二五　　桓玄、孙恩

二六　　刘裕北伐

二七　　西秦和四个凉国

二八　　赫连勃勃和统万城

二九　　东晋的文化名人

三十　　刘裕做皇帝

三一　　元嘉之治

三二　　北魏统一北方

三三　　崔浩之死

三四　　元嘉北伐　胡马窥江——宋魏势力的消长

三五　　自相残杀的刘宋帝室

三六　　提倡节俭的齐高帝

三七　　北朝的女政治家——文明冯太后

三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三九　　齐、梁的更迭

四十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四一　　梁初与魏争夺淮南的战斗

四二　　北魏胡太后临朝

四三　　高欢在魏末大乱中崛起

四四　　魏分为二、东西恶战

四五　　高欢父子的虐政

四六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四七　　侯景乱梁

四八　　侯景的末日

四九　　江陵的陷落

五十　　陈霸先

五一　　恣意作乐的北齐

五二　　宇文氏的霸业

五三　　北方的统一

五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五五　　岭南女杰洗夫人—一个深明大义的政治家

五六　　士族

五七　　南北朝的文艺学术

五八　　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细说隋唐

序言(沈渭滨)

自序

细说隋唐1：再现大一统

细说隋唐2：隋文帝

细说隋唐3：独孤皇后

细说隋唐4：隋初功臣

细说隋唐5：高颎

细说隋唐6：韩擒虎、贺若弼

细说隋唐7：李德林

细说隋唐8：史万岁

细说隋唐9：洗夫人

细说隋唐10：大索貌阅、输籍法

细说隋唐11：杨素

细说隋唐12：嫡长制的变通

细说隋唐13：雄心大欲的隋炀帝

细说隋唐14：突厥问题

细说隋唐15：大运河

细说隋唐16：征高丽

细说隋唐17：隋末大起义

细说隋唐18：杨玄感事变

细说隋唐19：宇文化及

细说隋唐20：王世充

细说隋唐21：瓦岗寨

细说隋唐22：窦建德

细说隋唐23：杜伏威、辅公祏

细说隋唐24：李渊从太原起兵

细说隋唐25：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细说隋唐26：裴寂

细说隋唐27：刘文静

细说隋唐28：玄武门之变

细说隋唐29：古今独步的唐太宗

细说隋唐30：房玄龄、杜如晦

细说隋唐31：魏徵、王珪

细说隋唐32：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细说隋唐33：贞观之治

细说隋唐34：玄奘取经

细说隋唐35：松赞干布、大成公主

细说隋唐36：孙思邈

细说隋唐37：唐高宗

细说隋唐38：女皇武则天

细说隋唐39：狄仁杰

细说隋唐40：许敬宗、李义府

细说隋唐41：来俊巨、周兴

细说隋唐42：唐中宗、韦后

细说隋唐43：唐睿宗、太平公主

细说隋唐44：史才刘知几

细说隋唐45：千古奇帝唐玄宗

细说隋唐46：姚祟、宋璟

细说隋唐47：开天盛世

细说隋唐48：张九龄

细说隋唐49：李林甫

细说隋唐50：高力士

细说隋唐51：杨贵妃

细说隋唐52：曾一行

细说隋唐53：诗仙李白

细说隋唐54：诗圣杜甫

细说隋唐55：安史之乱

细说隋唐56：张巡、许远

细说隋唐57：人如其字的颜真卿

细说隋唐58：唐肃宗

细说隋唐59：李泌

细说隋唐60：郭子仪、李光弼

细说隋唐61：唐代宗

细说隋唐62：唐德宗

细说隋唐63：理财家刘晏

细说隋唐64：杨炎与二税法

细说隋唐65：卢杞

细说隋唐66：陆贽

细说隋唐67：唐顺宗与永贞革新

细说隋唐68：刘禹锡、柳宗元

细说隋唐69：中兴之主唐宪宗

细说隋唐70：裴度

细说隋唐71：李[上朔下心]

细说隋唐72：韩愈

细说隋唐73：白居易

细说隋唐74：唐穆宗

细说隋唐75：唐敬宗

细说隋唐76：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细说隋唐77：唐武宗与会昌毁佛

细说隋唐78：小太宗唐宣宗

细说隋唐79：牛李党争

细说隋唐80：唐懿宗

细说隋唐81：裘甫起义

细说隋唐82：庞勋起义

细说隋唐83：唐僖宗

细说隋唐84：黄巢起义

细说隋唐85：唐昭宗与唐朝灭亡

细说隋唐86：三省六部

细说隋唐87：地方官制

细说隋唐88：学校

细说隋唐89：科举考试

细说隋唐90：山河的裂变

细说隋唐91：后梁

细说隋唐92：后唐

细说隋唐93：后晋

细说隋唐94：后汉

细说隋唐95：后周

细说隋唐96：吴

细说隋唐97：后唐

细说隋唐98：前蜀

细说隋唐99：后蜀

细说隋唐100：南汉

细说隋唐101：楚

细说隋唐102：吴越

细说隋唐103：闽

细说隋唐104：荆南

细说隋唐105：北汉

细说宋朝

序言(沈渭滨)

自序

细说宋朝1：先说个大势

细说宋朝2：辽太祖

细说宋朝3：兄弟母子

细说宋朝4：也算是一国两制

细说宋朝5：燕云十六州

细说宋朝6：陈桥兵变

细说宋朝7：杯酒释兵权

细说宋朝8：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细说宋朝9：三大纲领

细说宋朝10：宋太祖

细说宋朝11：烛影斧声

细说宋朝12：金匮之盟

细说宋朝13：海内一家

细说宋朝14：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细说宋朝15：杨家将

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细说宋朝17：天下已治蜀未治

细说宋朝18：李继迁父子

细说宋朝19：宋太宗和他的宰相们

细说宋朝20：吕端和李沆

细说宋朝21：承天萧太后

细说宋朝22：澶渊之盟

细说宋朝23：一国君臣如病狂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细说宋朝25：刘太后

细说宋朝26：景祐亲政

细说宋朝27：元昊

细说宋朝28：宋夏和战

细说宋朝29：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细说宋朝30：庆历新政与党争

细说宋朝31：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细说宋朝32：宋英宗

细说宋朝33：熙宁新法

细说宋朝34：大变法与新旧党

细说宋朝35：元丰改制

细说宋朝36：与西夏的再较量

细说宋朝37：元祐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细说宋朝38：绍圣绍述

细说宋朝39：从建中到崇宁

细说宋朝40：《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细说宋朝41：如此君臣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细说宋朝43：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细说宋朝44：金太祖建国破辽

细说宋朝45：海上之盟

细说宋朝46：耶律大石

细说宋朝47：靖康之变

细说宋朝48：建炎南渡

细说宋朝49：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细说宋朝50：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细说宋朝51：刘豫与伪齐

细说宋朝52：秦桧、张浚与赵鼎的三角关系

细说宋朝53：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细说宋朝54：秦桧与宋高宗

细说宋朝55：金熙宗

细说宋朝56：金主完颜亮

细说宋朝57：海陵南侵和采石之战

细说宋朝58：隆兴北伐

细说宋朝59：大定之治

细说宋朝60：宋孝宗

细说宋朝61：两朝内禅

细说宋朝62：庆元党禁

细说宋朝63：开禧北伐

细说宋朝64：史弥远专政

细说宋朝65：金章宗与卫绍王

细说宋朝66：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细说宋朝67：中原大变局

细说宋朝68：李全

细说宋朝69：金哀宗

细说宋朝70：宋蒙终于交战了

细说宋朝71：端平更化

细说宋朝72：大理国

细说宋朝73：市舶与蕃客

细说宋朝74：佛教

细说宋朝75：新道教

细说宋朝76：理学与宋学

细说宋朝77：史学

细说宋朝78：散文

细说宋朝79：宋诗

细说宋朝80：宋词

细说宋朝81：书画

细说宋朝82：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

细说宋朝83：瓦子勾栏

细说宋朝84：“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细说宋朝85：贾似道

细说宋朝86：钓鱼城

细说宋朝87：鄂州之役引起的失着

细说宋朝88：襄樊之战

细说宋朝89：会子危机

细说宋朝90：景定公田

细说宋朝91：元军下临安

细说宋朝92：再说钓鱼城

细说宋朝93：崖山之战

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细说元朝

出版说明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出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源远流长

二.寡妇孤儿

三.失妻，夺回

四.盟兄分手

五.义父信谗

六.吞并南部乃蛮

七.吞并北部乃蛮

八.受推为“成吉思可汗”

九.组织雏型的帝国政府

一○.讨伐西夏

一一.受畏吾儿之降

一二.受斡亦剌惕等部之降

一三.囊括西辽旧壤

一四.消灭花剌子模

一五.击溃钦察人与俄罗斯人

一六.伐金

一七.灭金

一八.金宋之间

一九.宋与蒙古之间

二○.蒙古汉军

二一.成吉思可汗的遗产

二二.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个可汗得位的经过

二三.与忽必烈争夺可汗大位的四个人

二四.海都对铁木耳可汗也不承认

二五.硕德八剌以后八个可汗的继位纠纷

二六.蒙古可汗与元朝皇帝的名单

二七.耶律楚材

二八.耶律铸、察罕、孛鲁合

二九.王文统

三○.姚枢

三一.阿合马

三二.卢世荣

三三.桑哥

三四.完泽

三五.脱虎脱

三六.六部

三七.中央的其他机构

三八.行省

三九.达鲁花赤

四○.路、府、州、县

四一.其他的地方机构

四二.四大汗国

四三.马可.波罗

四四.经学

四五.史学

四六.文字

四七.成宗铁木耳

四八.武宗海山

四九.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五○.英宗硕德八剌

五一.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五二.文宗图帖睦尔

五三.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完】

细说明朝

出版说明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出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明朝值得细说

二、从朱元璋做和尚说起

三、加入了反元复宋的队伍

四、战无不胜

五、刘福通

六、韩林儿

七、徐寿辉

八、陈友谅

九、张士诚

十、方国珍

十一、陈友定

十二、何真、也儿吉尼

十三、元朝内斗

一四、北伐

一五、西征

一六、深入沙漠

一七、北元概略

十八、明玉珍、明昇

一九、梁王巴匝剌瓦尔密

二○、开国规模——甲、里、州、县

二一、州、省

二二、布政使司、分守道；按察使司、分巡道

二三、巡抚、总督

二四、都指挥使

二五、军民分籍、卫所

二六、五军都督府、兵部

二七、六 部

二八、都察院、十三道

二九、六科

三○、五寺

三一、三公、三孤；詹事府、翰林院

三二、内阁

三三、诸司、外三监、内十二监

三四、李善长

三五、刘基

三六、宋濂

三七、胡惟庸

三八、蓝玉

三九、冯胜、朱文正、朱亮祖

四○、徐达

四一、常遇春

四二、李文忠

四三、汤和、邓愈

四四、沐英

四五、勋臣后裔

四六、朱元璋的儿子

四七、建文帝

四八、方孝孺

四九、成祖功罪

五○、迁都北京

五一、永乐文臣

五二、永乐武臣

五三、贵州设省

五四、成祖北征

五五、北元内情

五六、郑和

五七、仁宣二宗

五八、英宗

五九、也先

六○、土木之变

六一、景帝、于谦

六二、夺门之变

六三、京军三大营、团营

六四、孛来、毛里孩

六五、孛罗忽、满都鲁

六六、宪宗

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六八、韩雍

六九、项忠

七○、王越

七一、余子俊

七二、马文升

七三、纸糊阁老

七四、泥塑尚书

七五、孝宗

七六、弘治贤相

七七、弘治能臣

七八、白沙先生

七九、武宗

八○、阳明先生

八一、世宗

八二、兵的演变

八三、达延汗

八四、俺答

八五、乞庆哈、力克、卜失兔

八六、图们可汗

八七、林丹·呼图克图

八八、倭寇

八九、穆宗

九○、张居正

九一、神宗

九二、三大案

九三、光熹二宗

九四、内乱重重

九五、思宗

九六、尾声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皇帝》片段

细说清朝

出版说明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版《小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先说一个大概

二、皇帝的祖宗

三、他们搬了家

四、死于非命

五、努尔哈赤报仇

六、受到本族人的敌视

七、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八、帮他四面征讨

九、打下一片江山

一○、建立汗国

一一、以“七大恨”告天

一二、大胜明朝萨尔浒、界凡、尚间崖、布达里冈

一三、取沈阳、收辽阳、破广宁

一四、在宁远遇到对手

一五、皇太极得了汗位

一六、皇太极汉化程度颇深

一七、对袁崇焕试战

一八、西征察哈尔

一九、五入长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二○、降服祖大寿

二一、活捉洪承畴

二二、大欲未遂、无疾而终

二三、多尔衮颇有嫌疑

二四、杀害代善的一子一孙

二五、压下豪格

二六、扫荡李自成、张献忠

二七、掳福王

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二九、重用降臣

三○、削平闽、粤

三一、自称皇父

三二、死后遭受清算

三三、顺治年少有为

三四、李定国支持残局

三五、郑成功坚持抗清

三六、顺治出家之谜

三七、鳌拜弄权

三八、吴三桂叛清

三九、绿营立功

四○、对俄和战

四一、征讨噶尔丹

四二、出兵西藏

四三、治河

四四、通漕

四五、理财

四六、佞幸成群

四七、祸起萧墙

四八、贤士在野

四九、雍正之狠

五○、彻底集权

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五二、盖棺而未论定

五三、乾隆这个人

五四、第一个十年

五五、大、小金川

五六、消灭准噶尔

五七、大、小和卓

五八、香妃

五九、控制西藏

六○、补记朱一贵

六一、林爽文起义始末

六二、总论十全武功

六三、巨蠹和珅

六四、《四库全书》

六五、乾嘉学人

六六、嘉庆皇帝

六七、白莲教

六八、天理教

六九、内忧外患

七○、道光皇帝

七一、律劳卑之死

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七三、鸦片问题

七四、鸦片战争

七五、《南京条约》

七六、虎门、望厦、黄埔

七七、澳门事件

七八、鸦片畅销

七九、上海走运

八○、粤人抗英

八一、焦亮(洪大全)

八二、洪秀全

八三、杨秀清

八四、石达开

八五、李秀成

八六、华尔、白齐文、戈登

八七、太平天国残局

八八、略论咸丰

八九、曾国藩

九○、编练湘勇

九一、抑制王錱【zhen】

九二、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九三、夺回武昌

九四、冲过田家镇

九五、打不下九江

九六、分兵回援武昌

九七、苦守南昌

九八、丁忧回籍

九九、转败为胜

一○○、东山再起

一○一、围攻安庆

一○二、节制四省

一○三、攻破南京

一○四、天国插曲

一○五、捻

一○六、杜文秀

一○七、东干

一○八、新疆

一○九、补叙咸丰外患

一一○、辛酉政变

一一一、同治中兴

一一二、天津教案

一一三、马新贻案

一一四、湘军尾声

一一五、李鸿章

一一六、蒲安臣

一一七、对秘鲁建交

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一一九、再度垂帘

一二○、马加理事件

一二一、烟台条约

一二二、苦命皇帝光绪

一二三、甲午之战

一二四、《马关条约》

一二五、日本还辽取台

一二六、中俄密约

一二七、瓜分前奏

一二八、筑铁路的经过

一二九、门户开放

一三○、百日维新

一三一、戊戌政变

一三二、义和团

一三三、八国联军

一三四、《辛丑条约》

一三五、慈禧的最后七年

一三六、清朝的最后三年

本书片段《黎东方讲史·细说清宫秘事》

细说民国创立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初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原《再版自序》

一、老百姓怕官

二、官怕洋人

三、洋人怕老百姓

四、民国的国父

五、兴中会

六、孙中山的家世和早年

七、乙未广州之役

八、横滨分会

九、伦敦蒙难

一○、宫崎寅藏（一）

一一、康粱（一）

一二、宫崎寅藏（二）

一三、庚子惠州之役

一四、史坚如

一五、再接再厉

一六、大明天顺国

一七、革命潮

一八、《革命军》

一九、《苏报》案

二○、思想战（一）

二一、康粱（二）

二二、思想战（二）

二三、秀才从军

二四、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二五、冯自由

二六、黄兴

二七、华兴会

二八、科学补习所

二九、同盟会

三○、《民报》

三一、吴樾

三二、陈天华

三三、丙午萍醴浏之役

三四、日知会

三五、丁未黄冈之役

三六、丁未七女湖之役

三七、丁未防城之役

三八、丁未镇南关之役

三九、徐锡麟

四○、秋瑾

四一、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四二、戊申河口之役

四三、熊成基

四四、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四五、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四六、刺摄政王

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四八、四川保路风潮

四九、武昌起义（一）

五○、湖北军队同盟会

五一、“群治学社”

五二、振武学社

五三、文学社

五四、同盟会中部总会

五五、共进会

五六、武昌起义（二）

五七、光复汉阳汉口

五八、中华民国军政府

五九、鄂军都督府

六○、汉口之战

六一、汉阳之战

六二、武昌之守

六三、停战

六四、黄陂之战

六五、外府州县之光复

六六、各省光复

六七、民国成立

细说抗战

自　序

第一章　对日抗战史的初步总结

第二章　北战场

第三章　淞沪会战

第四章　台儿庄

第五章　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

第六章　一连三次的长沙会战

第七章　第一次滇缅之战

第八章　第二次滇缅之战

第九章　日军一号作战

第十章　我军转败为胜

附录一　中日双方高级军官名录

附录二　中日英文参考书选目

附录三　中国抗战时之财政

附录四　著作年表

附录五　长沙会战（另录）

作者简介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1907年（光绪33年）农历8月初8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其尊翁黎淦字衡平，清季举人，仕于江南。

他髫龄随太夫人李氏居江都，母教甚严，先诵经史，后入小学，9岁从武进邓师习英文。稍长，负笈远游，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在清华攻史学，为梁任公最后之及门弟子。弱冠去法，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于马第埃教授之门，兼从瑟诺波教授习方法论，从柏格森教授习哲学，从格罗次教授习希腊史,从金尼拜尔教授习基督教史，从莪塞教授习经济史，从沙尼阿教授习世界通史。1931年6月4日以所著《比列志士记》通过辨论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以“最荣誉记名”。此项“记名”，在19世纪仅泰纳与古朗希二人获得，至20世纪，他为荣获此项“记名”之第一人。

他1931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其高足卓然有成者以李树桐、夏鼐为翘楚。“9·18”事起，他因支援东北义勇军，不容于国民党北方当局，乃仓促南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门人之佼佼者为岑家梧、戴裔煊。1937年至开封，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日军兴，随校播迁西安，再迁三台，所造就之高才颇多，而以王大任、李符桐、金铄、阎文儒为最。1939年应成都中央军校邀请，对少校以上军官讲战史。又应教育部长陈立夫之聘，至渝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迄于抗日胜利。在此期间，复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受其薰陶，自成一家言者甚众，今在台湾者有唐德刚、刘子健等。其时日机在我西南大后方狂轰乱炸，而黎先生师弟弦歌不辍，对民族前途信心坚定。他并于课余之暇在重庆、成都、昆明、泸州作公开讲演，畅谈曹刘对峙，孙仲谋首鼠两端，唐明皇专宠杨氏，致大权旁落于杨国忠，慈禧以悔过太迟而断送清朝江山，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发前人所未发，听众闻所未闻，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话。

抗日胜利后，他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此一创举，为全美之最早者。

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坎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坎萨斯州大学、伊斯诺州波奥哩阿城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1955年3月赴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与美方委员布朗博士、华方委员兼侨务委员长郑彦芬、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政治大学校长陈大齐等合作无间，建树颇多，如招纳侨生万千百万，扩建各大学教室宿舍，资助教育部建筑办公大楼，译印《东南亚通史》等世界名著多种，深受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晓峰）之崇敬。张氏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他为史学门主任，他作风一新，礼邀各大学名师讲课，探赜索隐，各展所长，为史坛所称道。

1963年又赴美国，在迈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其时，台湾文化研究所扩充为中国文化学院，原史学门升格为史学研究所，以他为所长。在他去美期间，由宋旭轩代理。他回台后，坚决表示，愿全力从事历史教学事业，不愿担任行政事务，该所所长一职，由宋真除。张董事长勉允所请，尊之以永久教授，研究部名誉主任等称号。无何，中国文化学院改为中国文化大学，他尽瘁于历史教学，二十年如一日，蜚声士林，欧美争聘，历任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圣地牙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然对中国文化大学之设备以及学生之进修辅导仍然殷殷关注，可谓忠信。

张晓峰氏和他相尚以道，相慕以文，倚为手足，亲如兄弟；他亦雅重张之恢宏气度与力学精神。他曾亲译张著《孔学今义》、《战国学术》二巨册为英文，以广其流传。张誉之为“中国之汤因比”，创例聘他为研究教授，只授一门课程，并指定讲师一人为其助理，以助其写作中英文对照之巨著《中国史之研究》。张氏逝后，他痛失子期，离台去美，卜居于南加，继续埋首著书，期于早日完成。此书已改名为《我们的根》，上溯史前，下及现代，既分述各断代，亦通论其因革成败之典章制度，与夫科技文哲社经，熔中外为一炉，串古今以一贯，将为史学之精金美玉。此外，他已写有专书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士林传育，纸贵洛阳，均可概见其博识文才。著述之暇，尝多次用英语在各大城市作公开演讲，弘扬中国文化，不亚当年川滇谈风生之时。他身在异域，情系宗邦，念念不忘归根，以85岁高龄，尚在撰写《我们的根》，使在欧美出生的华人子女以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认知我列祖列宗如何缔造了大好河山和优美文化，其一片真挚的爱国情怀，尤令人肃然生敬。我们应为有这样一位史学家和教育家的河南同乡而感到自豪。从国家民族出发，他是世界级学者，桃李满天下，国之瑰宝而鲜为人知，故特述其生平，以补史阙。

其重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史著《中国史之研究》（后改名为《我们的根》），《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史》，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细说史前中国》、《细说抗战》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1998年12月30日清晨，黎东方走完了他92载的人生历程，安详地长眠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包威市郊外的墓园。他的治丧委员会由120人组成，均为一代名流，陈立夫为名誉主任，顾毓琇、卜少夫、陈香梅、刘绍唐等人为名誉副主任和名誉委员。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简介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

【作者/编者】黎东方

【出版社】上海民出版社

这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共十册，分别是《细说秦汉》《细说三国》《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细说抗战》《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黎东方讲史·细说清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建立清朝至清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对俄和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吴三桂、洪秀全、和珅、李鸿章、康有为、慈禧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还阐释了顺治出家、雍正暴亡、乾隆身世等历史之谜。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细说元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成吉思汗统一全国至元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成吉思汗伐西夏、灭金国，忽必烈火南宋、建立元朝等历史事件，以及窝阔台、蒙哥、阿合马、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只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至1912年民国成立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孙中山领导的七次起义、“苏报案”、保路风潮、武昌起义等历史事件，以及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以讲史形式阐述了自秦朝统一六国至晋朝建立之间的历史，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秦始皇、李斯、刘邦、项羽、汉武帝等；重要事件有焚书坑儒、指鹿为马、垓下之战、吴楚七国之乱等。“细说体”为黎东方独创的讲史形式。以通俗生动的文笔叙述严肃的历史故事，让读者以看《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已出五种“细说”已受到读者欢迎。如今已一次将从秦汉至民国的中国历史全部补齐，九册整套推出，估计影响会更大。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明太祖的北伐、西征，以及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末三大案等历史事件，以及陈友谅、张士诚、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方孝孺、张居正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邓广铭）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唐振常)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细说秦汉

黎东方 著

本书以讲史形式阐述了自秦朝统一六国至晋朝建立之间的历史，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秦始皇、李斯、刘邦、项羽、汉武帝等；重要事件有焚书坑儒、指鹿为马、垓下之战、吴楚七国之乱等。“细说体”为黎东方独创的讲史形式。以通俗生动的文笔叙述严肃的历史故事，让读者以看《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已出五种“细说”已受到读者欢迎。如今已一次将从秦汉至民国的中国历史全部补齐，九册整套推出，估计影响会更大。

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一、秦汉以前

一、秦汉以前

秦汉以前，中国有过夏商周三个王朝。夏商周以前，中国有过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前期之时，中国有过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与河北的北京人。出土的元谋人遗骨，其年代为今日以前的七十万年左右;蓝田人遗骨，为六十万年左右;北京人之最古的，其年代与蓝田人差不多，不曾留下骨骸，却留下了朴拙的石器于第十三号发掘地点。留下遗骨在第一号发掘遗址的第三层至第十层的，其最古的属于五十万年以前(根据最新的科学方法的鉴定为四十六万加四万或减四万年);其最晚近的属于二十万年以前左右。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中国，有所谓丁村人(山西襄汾县的丁村)。丁村人只留下了三颗牙齿，其年代在距今七八万年至十万年左右。他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约略同时。

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山顶洞人。山顶洞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北京人洞的山顶之上的洞(不在北京人洞之最上层，而是在同一个山上的另一处之山顶)。山顶洞人相当于欧洲的所谓智人，其脑容量相当大。

中国已经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不多。著名的仅有陕西大荔县的沙堆。世界各地中石器时代(不可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混为一谈)时间很短，只有两干年，从距今一万二干年左右到距今七八千年。当时第四冰川已退，地球表面很热，南北极的冰，大量融化为水，增加了各大海洋与大小河流的水，提高了海平面，也使得大小河流的水泛滥，造成极多的湖与沼泽地带。我国大荔一带，在今日距离渭水、北洛水与汾水进人黄河之处不远，在中石器之时，可能为一大沼泽地带，兼有若千大大小小的湖。

旧石器时代的人，仅会用石头互相打击或锤击而造石器。新石器时代的人兼用磨的方法制造石器，因此而有了锋利的刃。中石器时代的人所制造的石器，其程度在旧石器与新石器之间，以细小的石器居多。这些细小的石器包括矛头、箭头与渔网之锤。事实上，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时已经开始制造相当细小的石器了。

新石器时代开始之时，没有陶器。然而不久便有了陶器，先有粗制的，后有细制的，在许多地区并且先有红陶，加彩，称为陶;后有用更高温度所烧成的灰陶，有时加彩，面通常是留下绳子或竹皮所编成的塑造.陶土之筐子或篮子的花纹，称为绳纹或篮纹，再其后，更进步之时又有用刀子刻的刻纹，或用类似图章一样的东西所拍在陶坯子上的“拍纹”。在山东日照县等地有所谓“黑亮陶”，很美，质坚而薄，发亮。

畜养动物与种植植物，是农业的两大部门。人类离开单靠打猎、捕鱼与采拾为生，而进一步自己养动物，栽植物，以确保每日均有粮食，不虞风雨雾雪，是开始于中石器之时，完全成功于新石器之时。

为了存储吃不完的粮食，人类才作陶器。有了农业，亦即有把握的粮食来源，人类才不致常常因找不到可吃的果实与种子，捕不到鱼，或打不到野兽而饿死，甚至被野兽咬死，被野兽吃掉总之，人类才能真正“安居”，盖房子、生孩子，与亲戚聚居而了村庄，形成氏族、部落，发展高度文化。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不少的高度文化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在山东、江苏、河北的“河淮三角洲”有“大汉口文化”;在河南、陕西、山西的“洛渭汾核心地区”有“仰韶文化”;在江苏、浙江、安徽有“良渚文化”;在湖北、湖南、江西有“屈家岭文化”;在甘肃、青海有“马家窑文化”。

继大波口文化而起的，有以山东厉城县龙山镇城子崖下层为典型的“龙山文化”。继仰韶文化而起的，有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西龙山。

再其后，便有了小型的铜器，为铜箭头、小铜刀之类。新石器时代蜕变为铜器应用时代。然后，有人发明以锡掺进铜，造成所谓“青铜器”。人类这就进人了所谓“文明”了。

青铜是中国买卖古董的人所创出来的名词，其实它原本并非青色，而是红的。青字的意思，在中国古时不是蓝色，而是绿色。今日台湾话之中的青，其意义仍是绿，而不是蓝。青铜是什么呢?是生了绿锈的古代锡与铜的合金。

英语之中的青铜。是布隆斯(bronze)，不包含绿的意思。

青铜与文字的发明，差不多是同时，而简单的文字较早。在毫无小铜器或青铜器的西安半坡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有若干陶器之上已经出现了简单的文字。

盘庚之时的商朝中期，不仅有青铜器，而且有极精美的青铜器。这就告诉我们，青铜不可能到了盘庚之时才有，而是在盘庚以前的以前就应该有，所以到了盘庚之时及其以后，青铜器才那么精美。

传说，成汤有盘，盘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盘的铭文，有这么完全的句子，不可能是陶制的盘，应该是青铜的盘(郭沫若以为这个盘不是汤的，而是另一人的，此人的哥哥叫做辛，祖父叫做辛，父亲也叫做辛。铭文是“兄曰辛，祖曰辛，父曰辛”。郭的说法很新鲜，值得一考)。

传说也告诉了我们，夏朝的第一代国王大禹，用铜铸了九个鼎。这个铜，应该也是铜与锡化合的青铜，而不是纯铜。

可惜，到今日为止，汤的实有，虽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所证明;夏的若干遗址，却有待于发掘。有若干位考古家以为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文化相当于夏朝。有青铜器，也有简单的文字，却仍缺乏“它确是夏朝文化”的证明。因此，我们站在严格的科学立场，不得不暂时仍把商朝作为“有史时代”的开始，而夏朝只得继续被屈列人“先史时代”或“史前时代”。

今天世界各地的史学界，趋向于改称“史前时代”为“文字以前的时代”（Preliterate Age）改称“史前史”为“文字以前的历史”（Preliterate History）。

我写过一篇文章《史后传说中之史前事实》，发表在《华冈学报》。在那篇文章中，我确认夏朝为实有。

我也写过一本书，《细说史前中国》(先后由仙人掌出版社与晨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正如其他同类的书，亟待修正。史前时代的中国历史，由于中国各地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成绩，又加上夏鼐与宋文熏先生等人不断采用最新的鉴定年代的科学方法，真正是做到了日新月异。夏鼐在1985年去世，是考古学界的一大损失。现今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为这一门学问大家公认的权威。

关于商周两朝，我另有一本《中国上古史八论》，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看。

下面，我要开始说秦朝了。

二、秦的来源

秦的第一代国君是非子，住在犬丘(今天陕西兴平县)。他替周孝王养马，牧马场的马增加了很多;周孝王很喜欢他，把他封在秦邑。(秦邑在今天甘肃的天水县。)非子所住的犬丘，可能是犬戎人所住过的丘墟，或仍为一部分犬戎人所居住的山丘。

因此，有若干学者，例如蒙文通，以为非子可能也是一位犬戎人。黄文弼认为非子本人不是犬戎人，而是东方(河淮三角洲)的嬴姓之人。

司马迁说，嬴姓的始祖是大禹的治水助手伯益(《史记。秦本纪》写作伯翳)，伯益被舜赐姓为嬴。

以我所知姓不是君王所能给臣下的。姓是母系传统社会的氏族图腾，由母亲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她的女儿的。有了封地的男子，或自占一个山头、一片土地的男子，可以有一个氏。在原则上，有来头的女人，有姓;有地位的男人，有氏。普通的男男女女，只有名，无氏，也无姓。

后来，父系传统成为常轨，男人除了自称为某氏以外，兼以自己某一代远祖之妻之姓(某一代老祖奶奶之姓)为自己之姓。于是，他兼有氏与姓。

到了战国，姓氏渐渐混而为一，都叫做姓，由父亲传给儿子。有些姓，本来是氏。司马迁，替名人写列传，喜欢写下:“某人，姓某氏。”这三个字不甚高明，却也透露了至迟在西汉之时，中国人已经把姓氏混为一谈。司马迁在写齐太公吕尚之时，说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其实姜不是氏，是姓;吕也不是“封姓”，而是“封氏”，因所封之地的地名而得的氏。司马迁这句话，如果能改成“本姓姜姓，从其封氏，故曰吕尚”，那就更合于吕尚之时及其以前的风俗了。

我们与其说伯益是嬴姓的始祖，倒不如说，伯益的祖母女修(名字叫做修的女人)是嬴姓的始祖。传说女修捡到了一个鸟卵，吃了下去，便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大业，大业之子，叫做大费，大费便是伯益。

作为大业的生父之鸟，似乎便是嬴。嬴字去掉其中的字根〔女)，很像一只有冠、有嘴、有两翼的鸟。这个鸟，大概是燕子。燕与嬴，音也相近。

也许女修不不是伯益的祖母，而是更古的人。传说，三皇时代有少昊氏，少昊氏的姓也是嬴。春秋时有一个郯国，郯国的国君自称为少昊挚的苗裔。他告诉鲁国的人:“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主管春分秋分的官)。”其后，少昊氏部落，以及这个郯国，便“以鸟记官”。某某官，不称为某某官，而称为某某鸟(玄鸟是燕子。商朝国君的祖先契，便是他的母亲简狄吞了玄鸟的蛋而生出来的)。

在春秋时代，嬴姓之国不仅有郯，也有淮河流域的江国、六国等等(江国在今天的河南正阳;六国在安徽六安)。它们都在中国的东半边。

嬴姓之国在中国西半边的只有赵，与从赵分出来的秦。黄文弼说，非子的祖先原为东方人，而不是西方的犬戎，没有错。

赵与秦是一家，都姓嬴。而一为赵氏，一为秦氏。非子原为赵氏的一分子，受封于秦以后才改以秦为氏。

非子的一个本家叔祖叫做造父，当周穆王的马车夫，有功，封在赵邑，于是造父自己的子孙与若干族人的子孙，包括非子也都有了氏，以赵为氏。

我生平最恨画世系表，这个非子先世的世系表，却不得不画。

女修一○一伯益一○一○一○一○一中衍一○一○一○一蜚廉一恶来一○一○一○一○一非子一季胜一○一○一造父这一张世系表中的圈圈，有一个是在女修与伯益之间，有四个是在伯益与中衍之间，有三个是在中衍与蜚廉(飞廉)之间，有四个是在恶来与非子之间，两个是在季胜与造父之间。这些圈圈所代表的名字在司马迁的《史记》卷五《秦本记》之中都有(我为了减轻读者诸君的脑力负担，把这些名字都省略了)。

这一张世系表，在细节上不太可靠。司马迁说伯益是大禹的辅佐，又说蜚廉与恶来都是商王纣(受)的臣子。然而《古本竹书纪年》说夏朝自禹至桀有十七世。自汤至纣有三十一世，共为四十八世，而这张世系表，自伯益至封时的蜚廉才有十世(司马迁之所谓玄孙，可能不是指第四代的孙，而是泛称苗裔)。

至于说蜚廉与恶来均是纣的臣子，大概没有错。说造父替周穆王驾车，非子替周孝王养马，也没有错。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非子从山西赵城搬到了陕西兴平的犬丘去养马?他们赵家对马有兴趣，懂得驾马、养马，是无足怪的。为什么搬到犬丘?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犬丘可能是犬戎之丘墟，也可能是犬戎之山丘。

司马迁说，伯益除了蜚廉一系的苗裔以外，另有小儿子若木所传下来的苗裔，叫做费氏〔蜚廉是伯益的大儿子大廉所传下来的苗裔，叫做“鸟俗氏”)。

费氏的后裔，“或在中原，或在夷狄”。这夷狄二字，泛指“非中原人”，“非中原诸国的人”。

不仅二房费氏的后裔是“或在中原，或在夷狄”;大房鸟俗氏的后裔，也至迟在商朝末年，由中国东边迁去了西边，“在西戎，保西垂。”定居在西边，与戎人住在一起，替商朝保卫西方的边疆。

当时崛起于西方的周，可能正是嬴姓鸟俗氏的勇士们所作战的对象。而西戎与犬戎是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邻居战友，甚至分不出彼此的同类，虽则嬴姓在若干世代原为东方之人。住在西边久了，和戎人们早就通婚而互相同化了。所以战国时候有中原人(中原诸国的人)骂秦是夷狄、是戎狄，不太冤枉。

戎人也是人，不比中原诸国之人的身份差多少。所谓中原诸国之人，也何尝不都渗有蛮夷戎狄的血统。

末年的商朝王室，被周人称为“戎殷”(周武王是殪了戎殷的。东边的人，在当时也可以被称为戎)。

商朝留下的甲骨文，有“令犬戎寇周”这么一句。很有意思。

周朝人自已又如何呢?周的王室是姬姓的苗裔。到了春秋时代，晋国的献公娶了两个山西狄人狐氏之两位小姐，大小姐称为大狐姬，二小姐称为小狐姬。这一家狐氏的姓，原来也是姬。在陕西，也有姬姓之戎。

与姬姓之戎搞在一起的，而且和犬戎颇有瓜葛的，有所谓姜姓之戎。申国的伯，也是姜姓。那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吕尚，也是姜姓。在《封神榜》这部小说中，他被称为姜太公。

我的看法是:中华民族是多元的，不是全为中原诸国的原住民，不是全为创造洛渭汾文化诸人的苗裔，更不是黄帝一人的苗裔，也不是黄帝与赤帝蚩尤两个人的苗裔，而是各地区的原住民、先住民、后住民的许多祖先的许多苗裔。换句话说，是由蛮夷戎狄与所谓中原诸国之人的祖先混合而成。

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血统如何，而在于文化如何，文化包括可以互相学会的语言、文字，可以互相模仿的风俗习惯，可以互相勉励而共认为人际规律的道德。中国人的主要道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儒家给中国人所下的定义，是:“夷狄进于中原，则中国之。”

非子可能由于祖先与戎杂居，与戎通婚，而带有或浓或淡的戎人之血。他的子孙，秦的列代国君，甚至保存了若干戎人习俗。然而他与他的子孙，应该被我们承认为中国人。

他的子孙所统治的秦国人民，开始时是以戎人为主体。其后，沿着渭水而下，掌握了西周君王所统治过的渭水流域，秦国的人民便以周人为主了。周的国君是姬，发祥于渭水上游;周的人民却大多数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创造者的苗裔。

三、从非子到穆公

秦国从非子到穆公，有过十四个国君:非子是第一个，穆公是第十四个。他们在大体上是由父传子，只有一代是先弟后兄;另一代是兄弟三人兄终弟及。

他们的世系表，是:(一)非子;(二)秦侯;(三)公伯;〔四)秦仲;(五)秦伯，亦即庄公;(六)襄公；（七)文公;(八)宁公。

宁公不传位给长子，而传位给小儿子(九)出子;出子为大臣所杀，这些大臣扶立宁公的长子(十)武公。

武公传给儿子(十一)德公。德公有三个儿子，依次轮为国君:(十二)宣公;宣公的弟弟(十三)成公;成公的弟弟(十四)穆公。

这十四位秦国国君，有的称侯，有的称伯，有的称仲，有的称公。

非子的爵位，只是一个子爵。他的儿子不可能升格为侯。被称为侯的“秦侯”，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子爵的“子”。他之所以被称为侯，是史官记载错了。

被称为“公伯”与“秦伯”的，也均非伯爵的“伯”，而是伯仲叔季的伯。伯字在此处不等于英文的earl，而只是“老大”、“长子”而已。“秦仲”的“仲”字是“老二”，“次子”。伯与仲均非爵位，而是某一位国君，于未获周天子加封或批准其继位之前的非正式的称呼。

由“附庸”之国的君主，而升为诸侯的，是秦襄公。秦襄公的爵位是伯爵。他的后裔从文公至穆公，从穆公至僭号称王的“秦惠文王”，都是“伯爵”，而不是“公爵”。

“公”字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公爵，相当英文的duke;另一个意义是“主人”、“老爷”、“有爵位的贵族”，相当英文的Lord。

被称为“公”的秦襄公与他的后代(从襄公到穆公，从穆公到孝公)，都不是“公爵”而只是“伯爵”。

秦国原来是“附庸”之国。因平王使秦襄公列为诸侯，秦国才成为“诸侯之国”。

每逢提到秦国国君，《春秋》都称之为“秦伯”，把秦国认定为伯爵之国(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之中“秦庄公、秦襄公、秦穆公”等等，都是尊称;应该称为秦庄伯、秦襄伯、秦穆伯等等才对)。

司马迁所根据的史料是《秦纪》。《秦纪》是秦国的官方记载，正如《春秋》是鲁国的官方记载。

鲁国不是一个公爵之国，而只是一个侯爵之国。然而《春秋》却尊称鲁隐公、鲁桓公等等，为国“公”，不称他们为鲁隐侯、鲁桓侯等等。

鲁国只是一个侯爵国，有《诗经》的《鲁颂·閟宫》篇作为证明:“王命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为周室辅。”(王，指周成王。叔父指周公旦。元子，指周公旦的大儿子伯禽)《春秋》提到齐桓公、齐景公、晋文公、晋襄公等等，却一点不客气，直称为齐侯、晋侯。它提到了楚成王、吴王夫差等等“蛮夷之君”更不客气，一概称之为子:楚子、吴子。

齐晋两国均是侯爵国。

宋是公爵国。《春秋》提到宋国的国君之时，都称之为“宋公”。

它提到郑国国君之时，则称之为郑伯。因为郑;正如秦，是一个伯爵国。

《左传》不像《春秋》。《左传》不只尊称鲁国的国君为公，而且尊称齐晋秦郑诸国之君为公，一视同仁。《左传》而且称楚王与吴王为王，也称越王为王。

《左传》不是鲁国的官方记录，也不是为了解释《春秋》、讲解《春秋》而写的“传”。它原名《左氏春秋》，不是什么《春秋左传》或《春秋左氏传》。

《左氏春秋》的作者是谁?学术界尚无定论。这人不可能是左丘明。左丘明的氏是左丘，不是左。

“左氏”两个字，可能不只是一个氏的名，而也是一个地方的名。这“左氏”地方是吴起的家乡。吴起是孔子门人卜商(子夏)的弟子。

卜商(子夏)长于文字。

有人说，写《左氏春秋》的人，正是这位卜商(子夏)。吴起把这部书带回到家乡左氏。其后这部书又被吴起的弟子由左氏带到别处。再其后，这部书又不胫而走，到了全中国，而被称为“从左氏地方带出来的春秋”:《左氏春秋》。

非子封于甘肃天水的秦以后，干了些什么事?他的儿子秦侯，孙子公伯，也于了些什么事?司马迁都没有交代。可能:《秦纪》对这几位最早的国君，不曾记下什么，而只是记下了秦侯在位十年，公伯在位十年(非子在位几年，它不曾说)。于是司马迁就写下:“秦嬴(非子)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我想姑且对司马迁不恭敬一次。上边这句话似乎不妨添几个字，改为:“(秦侯)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公伯)生秦仲。”

秦仲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周厉王被他的臣子与国都的人民驱逐，逃走，去了彘城〔山西霍县)。诸侯有不少乘机对周的王廷造反，而不仅仅是附和周厉王的臣子与国都人民反对周厉王一个人。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反周厉王，而且反周。在反对周厉王以后，又反对周宣王。

反周阵营之中的热心分子之一是“西戎”(这西戎是否即是犬戎，司马迁不曾说清楚)。

西戎起了兵，灭掉在犬丘的非子老家的若干同族之人。其后，周宣王下命令给秦仲，叫他去打这些吞并犬丘的“西戎”。秦仲为了一雪家仇国恨，欣然应命，去打西戎，却不幸阵亡于战场之上。那时候，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三年。

秦仲留下了五个儿子。周宣王把这五个人都找到了周都镐京〔在陕西西安的西南)，给他们七千名兵士，叫他们去打西戎，为父亲秦仲报仇。

他们带这七千兵去，打败西戎，收复了犬丘。周宣王很喜欢，封这五个人之中的老大为秦伯，兼所谓“西垂大夫”、把犬丘的地盘也给了他。于是秦国兼有了两个封邑，一在秦(天水)，一在犬丘(陕西兴平)。

这一位被封为秦伯兼西垂大夫的，死后被谥为庄公(此处的公字不是公爵)。在历史上，他被称为秦庄公。

庄公在位四十四年。以一代的国君而能在位四十四年之久，可见局面甚为稳定，没有摇动它的严重的内优外患。

庄公的儿子秦襄公，于犬戎及申侯联军进攻周幽王之时，率兵勤王;又在周幽王失掉镐京而死以后，护送幽王的儿子平王离开危险地区，出函谷关，到洛阳去建立新的王廷(秦襄公送平王，是送到什么地方为止，无考)。

平王提高秦国的地位，把秦襄公由“附庸”之邑主升为“诸侯”，使与其他的诸侯如晋郑之君，平起平坐。平王也把当时尚在犬戎之手的渭水两岸之地，以岐为界，岐以西的地方给秦襄公。平王说:“你倘能收复岐山以西的地方，便把那一片土地给你。”

于是，秦襄公继续对犬戎作战，打到了岐山附近。

秦襄公在位十二年。他的儿子文公在岐山之南、汧水进人渭水之处的汧邑，建立新的国都(汧邑在今天郿县的范围以内。有人以为是甘肃陇县，错)。

秦文公而且又大举击败了犬戎一次，收复了歧山以东的不少土地，派人去洛阳，把这片新收复的土地献给周王的王廷。

传说，秦文公在位之时，有两件奇怪的事，亦为后世的神话。一是在宝鸡县，进住了一名童子，这童子原来是一只母野鸡，化为巨石。另一童子，飞去了南阳，文公建立一所庙宇，祭拜这两个野鸡之神，称它们为宝鸡。

文公自己曾经派人锯一棵大梓树，锯了以后，树里奔出来一只大公牛，兵士打它不过，其后有人见到这大公牛，在丰水的水中出没，文公又建了一所庙宇，祭拜这只神牛。

文公在位有五十年之久。

文公死后，孙儿宁公继位。这宁公当时才有十岁。他在位十二年，没有什么值得记载之事。替他主政的，是他的三位大臣。

这些大臣把国都迁到今日岐山县之西的平阳城。他们于宁公去世之时，不立他的大儿子而立他的年方五岁的小儿子。过了六年，他们又把这小儿子杀了，改立宁公的大儿子。

小儿子在史书上被称为“出子”；大儿子被称为武公。

武公在即位的第三年，把当年不肯扶立他而立出子，后来又杀了出子的那三位大臣，统统杀了，把全部政权掌握在手。

此人颇有武功。他灭了邽邑冀邑的戎，不把邽邑冀邑分封给部下，而由自己的小朝廷直接管理，称之为县(邽县在今天上邽，冀县在今天天水)。其后，又把今日西安之东南原属于杜伯的地方，与原属于郑伯的今日之华县，也改成为县。杜伯与郑伯均在幽王失国、平王东迁之时逃出了函谷关(杜与郑均位于“岐山以东”。岐山以东，秦文公本己献给了在洛阳的周王王廷。王廷并未作有效的接收)。

武公在位二十年，他死后之所以得到“武”字的谥号，是因为灭了邽冀之戎，又取得杜郑两地作为秦的领土。

他的祖父文公之所以被谥为“文”，不是因为替母野鸡与大公牛建了庙宇，而是因为他提高了秦国的文化程度:他创设了史官，开始记载下秦国的大事，使得“民多化者”。人民有很多接受了进步的文化。秦是一个以戎人为主体的国家，所谓接受文化，是接受了以周的文物制度为内容的一种较为进步的文化（司马迁说:文公创行了“灭三族”的残酷刑罚。又说武公开始以人殉葬。我看，这两种很不文明的刑罚与礼俗可能是戎俗，文公、武公为了顺应自己臣民的风尚而加以采行的)。

武公死后，大儿子未能继位。小儿子迁都到雍城(陕西扶风)，在位两年而死，被谥为德公。

德公有何足以称述的德行，无考。他为人大概不错，曾经有梁、芮两个小国的国君来到雍城拜访他(梁国在陕西韩城，芮国在陕西朝邑。梁国的国君嬴姓;苗国的国君姬姓)。

德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宣公、次子成公、第三个儿子是穆公。这三个儿子兄终弟及，以次轮流为秦国的国君。宣公在位十二年，成公在位四年。成公死后，德公的小儿子穆公继位。

宣公与成公均有儿子，为什么均不以儿子继位，而以弟弟继位?而且，他们两人的儿子都很多。宣公有儿子九人;成公有儿子七人。这个问题，是历史上的万千问题之一，由于不曾留下有关的史料，答案大概是永久难以找到了。

也许因为秦的第一代非子是东方人苗裔吧，东方的商朝，也是常常“兄终弟及”的。然而非子的几个直接继承者，却是以父传子，一线相承的。

在本节的开始之时，我曾经说了，从非子之死到庄公之死，有八十年。八十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反映了当时秦的局面相当稳定。

从庄公之死到成公之死，时间更长，有一百二十年，而秦国依然存在，并且扩充领土到了黄河边(差不多完全占有渭水两岸。虽则在内政方面，不免有时大臣揽权，叔侄争位)。

比起相同时期的周王王廷的情形，秦国的小朝廷要好得多。秦国靠自己，王廷要靠几个强大的诸侯才能生存下去。王廷而且有严重的兄弟争位之事。周庄王几乎被弟弟王子克夺去王位;周惠王则真个被弟弟王子颓把王位抢去了两年，两年以后才由郑、虢两国之君帮他击败了王子颓，取回王位。

这时候，东方诸侯真正服从王廷者已经没有了，诸侯彼此之间，形成了大欺小，强凌弱的局面。大国不断地继续用兵力扩大领土，而小国极多沦于灭亡。一百七十几个国，剩下来只有头等强国四个，二等强国四个。

头等强国本只有晋、楚、齐三个。秦国在穆公之时，也成了头等强国。它是第四个头等强国。

四、穆公图霸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从公元前660年到公元前621年(当时周天子与诸侯，都不以即位之年为元年，而以次年为元年。秦穆公元年是公元前659年)。

他是一位英明的国君，求才若渴．宽宏大量，雄才大略，有错认错。

说他求才若渴．我们不妨以百里奚的故事为例。百里奚是楚国人，在虞国当大夫(虞国在今天山西省虞城县)，晋国把虞国灭了，百里奚被俘虏，成为奴隶，被晋献公指定做他女儿的跟班，跟女儿到秦国，作为陪嫁的奴才之一(这女儿是嫁给秦穆公的)。百里奚中途逃走，逃往楚国．却又被楚国的乡下人扣留，作了这些楚国乡下人的奴隶。

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秦穆公，秦穆公立刻派遣官吏，到楚国，用五张公羊皮把百里奚买了来，带到他的面前，他解除百里奚的奴隶身份，任命他作大官。

百里奚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做蹇叔，见解比我高明。他劝我不要做虞国的大夫，我不听，所以才被晋军俘虏，作了奴隶。”秦穆公立刻又派人去楚国，把蹇叔也请了来．和百里奚一齐重用。

说秦穆公宽宏大量，我们不妨以他不杀吃了他的好马的三百多个老百姓为例。

有一天，他在岐山打猎，把马圈在树上，没圈好，马跑了，跑到了城里大街上，被几个老百姓捉住。

这几个老百娃不知道这马是他们的国君的马，糊里糊涂，胆大妄为，把这匹马宰了，烤来吃，很多人聚拢来，看热闹，越聚越多，有三百余名之多。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分尝了马肉，吃得多的吃了好几块；吃得少的只吃了一块两块，那真是人人开心的一次大野餐。

他们乐极生悲，于野餐结束之时，被兵士找到，抓去。这时候他们才知道．犯了滔天大罪．性命难保。秦穆公却派人送了酒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吃的是一匹好马，吃了好马的肉，必须喝酒，否则可能中毒，赶快喝酒，喝了酒以后，各自回家。”这三百多名老百姓喜出望外，感激万分。

说秦穆公雄才大略那例子就更多了。他帮助晋国的公子夷吾取得晋国君的地位；其后在一次作战中俘虏了夷吾而不加以杀害，因此而取得了河西之地。他对西戎大战一次，吞并了十二个戎人国家，取得其天水以西与以北的土地。

晋惠公是晋献公夫人小狐姬所生的公子。晋献公前后有过四位夫人。第一位是齐姜，生下太子申生。第二位是大狐姬，生下公子重耳。第三位是大狐姬的妹妹小狐姬，生下公予夷吾。第四位是骊姬，生下公子奚齐。

骊姬的娘家，在种族上是骊山之戎。她用谗言及诬栽，使得晋献公怀疑太子申生企图用毒药将他害死。申生自杀。

这件事，令公予重耳与公子夷吾也畏惧连累而逃亡。重耳逃到母亲娘家狐氏的部落。狐氏是狄人，部落在今天的山西省中部偏东。夷吾逃往梁国，粱国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赢姓。

晋献公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献公死后，奚齐作了晋国国君，被大臣里克杀掉。奚齐的儿子悼子，继作国君，里克又把悼子杀掉。

里克派人到狄人狐氏之国迎接重耳，重耳婉辞谢绝。里克派人到梁国迎接夷吾，夷吾很高兴。夷吾同时请秦穆公派兵护送。他答应于事成以后，把晋国的河西之地(黄河之西与北洛河之东的一大片土地，今日的陕北与陕中)送给秦穆公，也答应把汾阳城(临汾)赐给里克。

公子夷吾顺利回到晋国(在历史书上被称为晋惠公)，当了晋国的侯。他不仅不以汾阳赐给里克，而且命令里克自杀。他也对秦穆公失信，不肯把晋国的河西之地进给秦穆公。

秦穆公一时不跟他计较。晋国有饥荒，秦穆公运粮给晋惠公，后来秦国有饥荒，晋惠公不但不运粮给秦穆公，而且亲自带兵来打秦国。

秦穆公也亲自出马，抵御晋军。他一时失利，陷入重围，忽然有三百多名勇士冲人重围，将他救出。这三百多名勇士原来便是当年吃了他的马，未被受罚，而且被赏酒喝的三百多位老百姓。他们不是正规的兵士，而是自动跟来的老百姓。他们果然获得了对秦穆公报恩的好机会。

这一仗，秦军反败为胜，俘虏了晋惠公夷吾。秦穆公本想宰了这个忘恩负义之人，却拗不过自己夫人的求情。他的夫人是晋献公与齐姜所生之故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也是晋惠公的异母姐姐。于是，秦穆公又做了一件宽宏大量的事：他放了晋惠公，让他回晋国去。

这晋惠公回去以后，又感激又害怕，就把河西的一大片土地给了秦穆公。此后，秦的领土到达了黄河边。秦晋两国以黄河为界。

“西戎”是一个广泛的名称。今日的甘肃在商朝与西周之时，并无所谓华人与所谓夏人居住，住在那里的许多部落的人，在春秋时代都一概被混称为戎人。他们在血统上，可能有一大部分与华人夏人同属于所谓“蒙古种”；也有若干是相同于或接近于所谓雅利安人(Aryans)，亦即“印度欧罗巴人”。属于此种族的波斯人与米底人(Medes)在东周开始与孔子之时，建立过大帝国，征服过两河流域与埃及，也侵人了印度的印度河流域．甚至恒河下游。我们今日的新疆中部与南部，塔里木河两岸与昆仑山北麓，当时也都有口说雅利安语，蓝眼睛高鼻子的人。只是到了宋朝以后，才渐渐由一支匈奴之裔的维吾尔人从蒙古迁来而改说了维吾尔语及其同系的语言。

月支人是这些人东边的一支，原住在河西走廊，到了汉朝被匈奴人挤去了今日的阿富汗。

戎字从戈，从甲。戎人是尚武的种族，以牧畜为主业，其中不少人也渐渐定居．兼事耕植。住在甘肃的戎人，可能正是马家窑文化的创造者。这些人到了周朝，才显得比陕西的华人(夏人)落后。

秦国是非子以东方嬴姓人的苗裔，奉了周孝王之命，带了他长期开发了犬丘(陕西兴平)的若干部下，搬到甘肃天水而刨建的一个新的国家。这国家的任务，是扩展周所代表的华夏文化。亦即从洛渭汾核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所发展出来的青铜器文化与有礼有乐的政治组织。

开始，秦可能是与戎混在一起，在外表上很像是一个戎人的国。其后，越来越成为华夏文化的前哨。到了襄公之时，秦竟然有了美丽的石鼓与音调铿锵、《诗经》式的石鼓文(也有人说．石鼓是周宣王的东西)。

秦穆公在他的晚年(公元前623年)断然对西戎一击，“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十二个字是司马迁写的。司马迁不曾交代十二个国的国名，也不曾指出千里是哪些地方。所谓千里，可能是后来秦始皇时候的北地郡与陇西郡，包括除了河西走廊以外的今日甘肃全省与宁夏的一小部分)。

末了，我不能不报导一下秦穆公有错认错的事。他本来与晋文公(重耳)关系极好。晋文公于晋惠公(夷吾)死后，惠公的儿子怀公(子圉)在位之时，倚仗了秦穆公与齐桓公二人派兵支持，回到晋国，夺得国君之位．杀了怀公。

晋文公其后在公元前636年平定周天子王室之乱，也得力于秦穆公的支持(周襄王被他的叔叔王子带篡位，逃亡到郑邑，晋文公带领秦与其他诸侯之兵，进人洛阳，杀掉王子带，迎回了周襄王)。

晋秦两国的关系很好。秦穆公不该于晋文公死后不久，派百里奚的儿子百里视，蹇叔的儿子蹇术，与一位名字叫丙，号叫白乙的人(可能是蹇叔的另一个儿子)，带兵去袭击晋的保护国——郑国。

《史记》把百里视写作孟明视，蹇术写作西乞术。其实孟明二宇是百里视的号；西乞是蹇术的号(《史记》也把孔子的父亲写作叔梁纥，其实孔纥并不以叔粱为氏，是以孔为氏，叔梁是孔纥的号)。

百里奚与蹇叔，均劝秦穆公不可去袭击郑国，秦穆公不听。秦军到了郑国郊外，遇到一位郑国商人弦高，把自己的十二头牛，送给秦军，说是郑国国君不知道自己怎样冒犯了秦国，特地派他送牛向秦国赔礼(其实这是弦高自动解救国难。郑国国君郑穆公当时并不晓得秦军已到)。于是，百里视等三人以为郑国有备，立即把秦军撤走。

走回到中途，在殽邑(河南洛宁县北)，遇到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率领大批军队，予以拦截。秦军大败，百里视等三人作了俘虏，秦兵差不多全部阵亡。

百里视等三人被晋襄公释放了回来，秦穆公不惩罚他们，而向他们说：“这是我自己的错，不能怪你们。”

四年以后，秦军战胜了晋军，秦穆公亲自去到了殽邑，祭那些在四年前阵亡的兵，于誓文之中向他们的魂灵道歉，说自己深悔未听百里奚与蹇叔的劝告，又说，他读这篇誓文，为了让后世永远记得他的过失。

这一位秦穆公确实很了不起。

五、孝公变法

秦国真的变成一个集权的，法治的，重农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执行变法的是来自魏国的卫人公孙鞅(商鞅)．而授权给公孙鞅执行变法的是秦孝公。

穆公以后，孝公以前，二百五十九个年头之间，秦国常常内乱，有过十六个国君。这十六个国君之中，只有两个较强：惠公向南发展，击败蜀国，取了南郑(今日的陕西汉中市)；共公击败甘肃庆阳与泾县一带义渠之戎，取了二十三城。

这期间晋国越来越强；其后分为魏赵韩三国。所谓三晋，也都成了强国。三国之间的魏，是秦的东邻，每每击败秦，而结果把“河西之地”，黄河与北洛水之间的一大片土地夺去，并且在那里造了若干有城墙的城市。

晋国与其后三晋之所以强，由于改变了春秋时代诸侯内部政权逐渐下移，亦即大夫世袭，一方面把持行政机构，有时也裂土自封。晋之六个大夫，一度把晋变成事实上的六国。这六国先是智氏与魏氏、赵氏、韩氏联合，与范氏及中行氏作对，把这两氏的地盘与官职抢去。其后魏赵韩三氏又共同灭了智氏。这三氏使得晋国名存实亡，最后把晋侯放在一个小地方，自生自灭。三氏成为三国。

齐国国君原为吕尚(姜太公)之后，也发生了大夫世袭及割裂国土的事。不过齐国不是三氏分齐，而是田氏独强。结果田氏篡了吕氏的齐国。

鲁国也有世袭的三氏大夫，在论语上被称为三家。三家之中，以季孙氏为最强，仲孙氏(孟氏)与叔孙氏次之。鲁哀公被他们赶走，其后的各代鲁侯也正如晋的末代之侯一样，都成了傀儡。三家不曾正式使鲁国消灭(最后鲁国被楚吞并)，但是季孙氏在事实上成为另一个国家，叫做费国(费字念秘)。

这些由出身为大夫的人，以逐渐侵占君权而升格为君，都懂得防备自己的大夫，以及一般的小贵族，不让他们侵占自己的权。于是，产生了每国内部都有小规模中央集权的现象。这内部的小规模中央集权，帮助了国君，压制了贵族，也帮助了平民。

对付贵族的最好办法，是用一套法令限制他们，并且严格执行这些法令。于是各国国君喜欢用法令专家作助手。这些法令专家，被历史学家称为法家。楚周用了吴起，魏国用了李悝(悝字念克)，韩国用了申不害，秦国的孝公也用了公孙鞅(商鞅)。这些人都是法家。

公孙鞅，是卫国某一个公子的后代。通常，公的儿子叫做公子，公子的儿叫做公孙。公孙的儿子，倘有封地则以地名为氏或以祖父(公子某)的字为氏。倘若没有封地，就没有氏。以公孙二字作为自己的氏，在战国时代才有，那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氏。所谓公孙鞅，也不过是卫国若干普普通通的公孙之一而已，血管之中有或多或少的贵族的血，就经济情况而论只是平民而已。不读书而经商，可以与一般的商人平起平坐；倘若读书，便成为穷书生，不够资格与商人平起平坐，惟有到处流浪，找工作。

公孙鞅流浪到魏国，蒙魏国的要人公叔痤收为家臣，给他一份薪水，称他为“中庶子”。中庶子三个字，可能是小官官名，也可能是“干少爷”之类的称号。公叔痤，据司马迁说，是魏惠王的相(宰相)。这句话，有问题。司马迁文章极好，历史学不太高明。例如，他说了孔子作鲁国之相，便害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孔子只是作了鲁定公出席夹谷会议，与齐景公会面之时的傧相(侍从官)，并非宰相。当时的鲁，只是一个诸侯之国，怎能有宰相?孔子所作的官，只是二级的大夫，司寇，所管的是强盗小偷(寇在当时不是外国来的侵略者，而是国内的强盗与小偷)。一级大夫是司徒、司马、司空。

公叔痤很可能为魏国国君(魏惠王)的亲信之一。这位国君，在当时只是一个侯，并非王。到了秦孝公与公孙鞅均死去了以后，才与齐威王互夺为王，目无周天子。此人在死后被谥为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到的粱惠王(其实《孟子》一书的作者应该称他为魏惠王才对。梁是大梁[开封]，不是魏的国名)。

公叔痤把公孙鞅荐给魏侯营(其后的魏王营)。营是这个魏侯的名字。魏侯营不用。公叔痤劝他，如果不重用此人．应该把他杀掉，免得他作了别国的大臣，成为魏国之患。这个劝告，魏侯营装着接受了。

公叔痤又告诉公孙鞅：“你快逃走。我把你推荐给魏侯，魏侯不肯用你；我劝他杀了你，免得你作了另一国的大臣，害魏国，魏侯也已经答应，他快要杀你了。我是先公后私，先忠于君，后忠于友，不能不劝他杀你，请你原谅。现在我劝你逃，你还有时间，来得及逃离魏国。”公孙鞅说：“谢谢你。我迟早是要离开魏国，另找出路的。不过，现在倒不必忙着逃走。魏侯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大概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

果然，魏侯并没有下令捉公孙鞅去杀。

过了一些时候，公孙鞅听说秦国的国君下令招贤，他就去了秦国。到了秦国，他却见不到国君的面。他在秦国住了下来，慢慢地在两年以后找到一位名字叫做景的太监，由这位太监向国君提起，这才幸蒙召见。

见了两次，话不投机，均无下文。第一次他向这位国君大谈尧舜之道；第二次，他降格以求，向这位国君叙述齐桓公与晋文公如何尊王攘夷，取得霸主地位。这位太监先生很好，帮公孙鞅帮到底，又向国君说他如何如何能干，干是有了第三次的召见。

在这第三次见到国君之时，公孙鞅不再谈尧舜与齐桓、晋文，而其谈富国强兵，合了国君的胃口。国君说：“就照你的意思办罢。”以上，都是司马迁说的，未必正确。我想，公孙鞅这种人，不可能兜圈子，找钉子碰。他这种人，对“大人物”的心理研究有素，说起话来，一定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指出“大人物”心中正在考虑的是什么问题，而简简单单，干脆利落．提出一个不含糊、不模棱两可的答案。

事实是，这位秦国国君(历史上的秦孝公)决定任命这个年轻的，来自魏国的卫国公孙鞅为“左庶长”，照他的计划试试。这一年是公元前359年。

公孙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秦国政府的信用。他放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在国都栎阳(陕西临潼东北)的南门，下令任何人如能扛它到北门，赏十金(十斤黄金)。人民之中没有人相信这个命令，以为是“大人物”在开玩笑。公孙鞅又下命令，改赏金十金为五十金。于是，有一个老百姓好奇，姑且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公孙鞅立刻赏他五十金。

消息传了开来，大家觉得政府的命令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公孙鞅又下了几道新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防盗、防间谍。他叫五家十家互相监视，对政府互为保人。如有某一家的人犯罪，其余的四家与九家都必须向政府报告，否则连带受罚。五家的小单位罚重；十家的大单位罚轻。这叫做“连坐法”。

另有几道法令，包括(一)压制宗室贵族。凡是没有为国家打仗立功的，要除去家谱上的名，不再有贵族的身份。(二)老百姓为国家打仗立了功的，给以“武功爵爵位”。武功爵共有二十等，秦国本来已有。获得各级爵位的，可以多买田地，可以穿美好的衣服。(三)压制商人与懒惰的人。凡是经商的人，都不许穿美好衣服。不论有钱或无钱，种田而不肯勤劳的，也不许穿美好衣服。(四)重农。凡是男子种田的，女子在家织麻布的，若成绩优良，可以终身免服兵役。(五)实行小家庭制度。儿子娶了媳妇，必须离开父母的家，另创家庭。这样，人人皆须努力求自己小家庭的生存，不能再依赖父兄．吃闲饭。

秦孝公的太子对公孙鞅很厌恶。于是太子故意犯法，看看公孙鞅如何应付。

公孙鞅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我不便用刑。但是太子之所以敢于犯法，由于他的傅与师不曾把太子教好(傅是生活上的指导人；师是学术上的指导人)。”

说了这话，公孙鞅就处罚了太子的傅公子虔，太子的师公孙贾。这件事，使得秦国全国的上上下下，投有人敢犯法，在积极的方面，人民也踊跃从军，为国立功。

公孙鞅也带兵打仗，为国立功。秦孝公升他为大良造，以大良造的爵位作带兵官，于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攻打魏国，打下了魏国的都城安邑(山西夏县)。

两年以后，公孙鞅造好咸阳城及城内的官殿与民房，下令迁都，从栎阳迁到咸阳(今日陕西的咸阳)。

他借着迁都的机会，作进一步的变法。他把全国的大小村庄城镇，合并为三十一县(据《史记·商君列传》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史记.秦本纪》说是四十一县)。县在以前已有，秦武公曾经把杜伯的国(西安附近)与郑国留在今日华县的故土，均吞并了，改为县。县由国君派官吏治理直辖，不分封给贵族。

公孙鞅把全国一概合并，重新划分成立三十一个县，作了彻底的侯国内部的小规模中央集权。这真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大一统帝国的预兆。

公孙鞅又鼓励人民“开阡陌”，鼓励人民把原来作为一千亩与一千亩的疆界的田埂子挖开，种谷类，以增加粮食生产(有许多学者以为开阡陌是废井田。其实井田早就不存在了)。

公孙鞅准许人民开阡陌，可见荒地也早已准许人民开垦了。

他在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50年)变更秦国的税法，开始征收“军事税”。这军事税，当时被称为赋。赋字从贝从武。赋是“田租”以外的一种税。田税称为田租，是因为田在理论上属于天于或僭窃了天子之权的国君，种田的农民在理论上都是天子或这样的国君的佃户。

周天子(显王)见到秦国突飞猛进，在公元前343年(秦孝公十九年)派人到咸阳来．送秦伯(秦孝公)以祭祀祖先以后的“胙肉”，同时奖称他为诸侯之伯(诸侯之长。这个伯字，与公侯伯子男的伯字不同)。秦孝公也就派了一个儿子公子少官，到今日开封之东的逢泽，大会诸侯，率领他们去洛阳，朝拜周天子，作为报答。

作了诸侯之伯，便是作了诸侯的霸主，虽然是为时不长，然而不能不算是五霸或若干霸主之一(一般的历史家把秦穆公列为五霸之一。其实秦穆公仅仅霸了西戎，不曾为中原诸国的诸侯之长)。

再过三年，公元前340年，公孙鞅于获得秦孝公准许以后，大举伐魏。这一次是真正的争雄。他认为必须把魏国弄成弱国，秦国才能变成强国，进一步“据河山之固，东乡(向)以制诸侯。”

公孙鞅骗了魏军的统帅公子印。他与公子印当年是好朋友。此时，他邀请公子印到他军营里来叙旧。糊涂的公子印应邀而来，被捉，当了俘虏。魏军群龙无首，大败亏输。

魏侯营不敢再以安邑为国都，他迁都到大梁(开封)。

秦孝公封公孙鞅为商君，以今日陕西商县附近十五个邑为他的封地。这是另一件所谓“历史的讽刺”。公孙鞅本人与封建制度作对，却作了一个封建小君主。

秦有了黄河作为东边的疆界，由劣势转为优势。再经过孝公的后继者惠文王与昭襄王，施行越来越猛的侵略政策，终于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大一统帝国。

惠文王在公元前338年即位之后，仍只是一个公侯伯子男的伯。到了七年以后，公元前324年，才自称为王。他的元年是公元前337年。

他在作太子之时，因犯法而累得傅与师二人受公孙鞅处罚。即位以后，他对这位商君鞅报仇，说有人告他造反，必须抓他来问罪。商君鞅逃到魏国，魏国不让他进去。他回到“商国”，起兵攻秦，以卵击石，被杀。死后，他被新任的秦伯(未来的秦惠文王)用几辆车子拽住手脚向不同的方向奔驰，把他的尸首拉成几大块(这种刑罚，叫做车裂)。

公孙鞅，商君鞅，在许多历史书上被称为商鞅。有一部《商君书》大谈商君的言行，却并非他本人所写。

六、用文化眼光看商鞅

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严酷的政治原则行政的标本。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曾经夸奖他：“(商)鞅一切不顾，真是有豪杰胸胆!”然而，商鞅对于文化的冷漠，也长期受到了历代文化人的批判。而儒家学者对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门户之见而予以轻视的。

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说，商鞅是用“三术”说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又说，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凶人”的说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倾向的。“三术”的说法，大概比较客观。那末，什么是“三术”呢，按照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是“王”、“霸”和“富国强兵”之术。这样看来，如果说商鞅有“理论”的话，他的“理论”，应当是以这种“术”作为结构主体的。而这种“术”，其实只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追求短期实效的一些具体政策而已。唐代人颜师古解释《汉书·武帝纪》的内容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说法。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的有罪的人，但是缺点是偏于严厉苛刻，不注意以宽厚之心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后来有人还说，秦国在道德方而名声不好，受到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有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的说法，商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朱熹也曾经批评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切地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也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国力的强盛，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

商鞅之政的这个特点，其实，司马迁在最早为他作传时已经有“刻薄”、“少恩”的评价了。太史公虽然笔法简略，可是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致的轮廓。

应当注意到．司马迁在这儿可不只是对商鞅个人进行什么道德品性和文化资质的分析，他实际上是表露了对商鞅改革的社会历史效应的一种文化感觉。

贾谊有一篇挺著名的政论文字——《陈政事疏》。这篇文章里面说商鞅丢掉了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竟然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已经被实际的利益追求刀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耱锄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咒骂。

秦人自商鞅之后，兴起了功利第一的时代精神。这虽然确实能够使得民众振奋起来，同心协力，致使秦国强盛，又运用兼并之法，完成进取之业，终于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等六个国家，占有了整个天下，可是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我们却看到秦人已经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败。

秦国风俗的败坏，用当时东方人重视传统道德的眼光来看，据说已经和禽兽没有什么差别。《韩非子·和氏》甚至说，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已经有烧毁诗书的恶劣行为了。也就是说秦始皇时代千古闻名的、极其严酷的、遭到世代人严厉唾骂的焚书坑儒的做法，已经先自有商鞅开了个坏头儿。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其实在商鞅时代就可以找到先行者了。

商鞅的文化观，带有特别浓重的实用主义的色彩。商鞅变法成功了，秦国富强了，“大一统”后来也终于实现了，但是因为文化的缺席，使得这一历史变化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社会文明应当取得的进步也没有到位。

有人曾经说，后来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实际上都是秦政的继续。商鞅这种极其短视的文化观，就是因为秦实现统一的政治上的成功，对于后来历代王朝上层执政者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

当然，以“刻薄”、“少恩”作为文化根基而建成的专制主义帝国的强固体制，也长久地成为扼杀和压抑中国文化之活泼生命力的铁牢。

作为最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的文化心理又是充满着矛盾的。他发起改革，起初却用非常陈腐的政治学说来试探君王，而引荐他的人，竟然是名声恶劣的宦官。

商鞅执法过于严酷，以致杜甫在他的诗句中有“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的评论(《述古三首》)。

拒绝听取批评意见，也是商鞅政治风格的特征之一。所以司马迁说，他最终在秦国恶名传播，是很自然的。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凡是祖先说的都不能违背，凡是古来的制度都不能改变。商鞅的改革思想，可以用他最响亮的一句话作为代表。这就是他曾经大胆地提出的“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也就是说，只要对发展国家有利，其实是不必按照老传统办事的。但是我们仔细考察商鞅的言行，却仍然可以看到慕古崇圣的思想倾向。

《商君书》一书里面有大量的颂扬先王政治的文辞。《更法》一篇记载了商鞅驳斥保守派思想教条的最精彩的论说。他说，前世执政各取不同的原则，我们应当遵循哪种原则呢?历代帝王执行不同的制度，我们应当继承哪种制度呢?从黄帝、尧、舜，到周文王、周武王，都是根据当时形势而立法，根据当时形势而制礼。礼法都是以时而定，制令也应当各顺其宜。所以说，管理国家没有一定的成规，只要有利于国家，是不必一一遵照古制的。可见，商鞅虽然反对“法古”、“循礼”的政治陈规，但是又仍然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及至周文王、周武王等先古圣王作为信仰支持和政治号召。托古改制，是中国历代改革通用的策略形式。商鞅作为早期改革家，不能完全跳出先王崇拜的文化禁锢，是必然的。而当时改革领袖理论方面的贫困，也是与法家狭隘的功利思想和实用主义有密切的关系的。

改革是历史长河的高潮。

成功的改革家“弄潮儿向涛中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与历代虽然踞于特别高的地位，手握特别大的权力，然而却只会惺惺作态的政治侏儒们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伟人。

商鞅正是这样的值得敬重的大英雄。不过，我们在看他的政治成就的同时，也应当仔细注视他的文化行迹。我们不赞同在描绘历史人物的文化肖像时，或者只用单一色调，或者随意涂抹过于浓重的油彩。对于商鞅的形象，当然因此而失真，也是不好的。

七、惠文称王

秦国在孝公以后，始皇帝以前，先后有过五个王：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武王在位四年，孝文王在位三天，庄襄王在位三年。其他两位，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

惠文王在即位以后的第十三年(公元前324年)称王。次年，改元为“更元元年”。韩国的国君宣惠王也是在这一年称王的。他们两人，可说是“目无朝廷”，目中无周天子与周天子在洛阳的王廷。然而他们不是最先目无天子的。最先在公元前334年僭号为王的，是齐威王与盂轲老夫子的朋友粱惠王。梁惠王在历史书上的正式名称是魏惠王。由于当时他已经从（山西夏县的)安邑，迁都到(河南开封的)大梁，所以有很多人不称他为魏王，而称他为粱王。他死了以后，被谥为惠，于是孟子一书的编者就称他为“梁惠王”。

话归本题，秦惠文王于即位以后并未主持国政。他当时仅有十七岁(足岁)，尚未成年。主政的是谁？司马迁不曾交代。惠文王称王以前，司马迁称他为惠文君，不称他为惠文公。为什么？我们不懂。

惠文君三年，他满了二十岁，举行冠礼。五年，他任命犀首为大良造。犀首是魏国人，本名公孙衍。他的头，像犀牛，因此而被人送给他犀首两个字作为绰号。奇怪的是：司马迁写正经历史书，也称他为犀首，而不称他为公孙衍。倒是那编写《孟子》一书的人，称他为公孙衍。《孟子》卷六：景春日，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做了秦国的大良造。这个官职或官爵，是商鞅也做过的。商鞅曾经以大良造的身份，带兵打仗(良造两个字很费解，似乎是戎人之语或其他语言的音译)。

公孙衍作了大良造的第二年，魏国就献了(陕西大荔的)阴晋给秦国。是不是因为公孙衍带兵打了魏国，打赢了?而阴晋正好也是公孙衍的家乡。作为一个魏国阴晋人的他，不替魏国打仗，而替秦国打仗，逼得魏国把自己的家乡阴晋献给秦国。他不是成了魏国的卖国贼了么?商鞅是卫国人，不是魏国人；商鞅替秦国打仗，打魏国，却不能算是卫国的卖国贼。和公孙衍同样是魏国人，也同样替秦国打魏国的，是张仪。张仪也可以称为魏国的卖国贼。

然而，司马迁不曾称这两个人为卖国贼，战国之时的人也都不曾称他们为卖国贼。为什么?因为，当时各个诸侯之国的人，都认为大家均在周天子名义上的统治之下，而且言语文字大体相同，虽则并不完全相同。魏国人与秦国人之分，倒有点像民国初年山西、河南人与陕西人之分。倘若有一位山西人或河南人，到陕西去找工作，替陕西的军阀带兵打山西的军阀或河南的军阀，这个人并不觉得自己出卖了山西或河南。了解了战国之人如此的心理，我们才不会十分看不起公孙衍、张仪，以及和他们差不多的范雎、吕不韦、李斯。

让我再度话归本题罢。公孙衍在秦作大良造，从惠文君五年作到惠文君十年，在惠文君六年，有魏国献阴晋城之事；在惠文君七年，有公子印大胜魏军，俘虏了魏将龙贾，杀了魏兵八万人之多；在惠文君八年有魏国献河西之地事；在惠文君九年，有夺取魏国(山西荣河之北的)汾阴，(山西河津之西的)皮氏，与(河南陕县之南的)焦邑之事。

魏国生了这么一个公孙衍，真正有点那个。公子印也不是东西。他原为魏国的公子，于一次战争之中受了商鞅之骗，当了俘虏．留在秦国做了商鞅的宾客。他倘若想溜回魏国，应该不难。然而他也带兵打自己的魏国。

在惠文君十年，张仪把公孙衍挤下台，做了秦国的相(宰相)。

公孙衍离开了秦国，去鼓动其他各国一致反秦。这一致反秦，便是历史书上的所谓“合从”(从字是纵字的古写)。张仪用“连衡”(也称“连横”)的策略，对付公孙衍的“合从”。公孙衍是“合从”的创始者，苏秦不是。

公孙衍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公元前323年团结了魏韩赵燕与中山，五个国的国君，互相承认为王。这件事叫做“五国相王”(中山国在今日的河北省正定县一带)。另一件公孙衍所做成的事，是在公元前318年，使得楚魏韩赵燕五国，联合出兵攻秦，攻到了函谷关。

张仪在秦国也替秦国做了不少的事；而且也在辜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做了不少有利于秦国的事。他在惠文君十年，使得魏国献(今日陕西北部的)上郡，在十三年夺取了魏国的(今日河南陕县附近的)陕城。

他最讨惠文君喜欢的事，是在夺取陕城的这一年，先劝惠文君称王。惠文君欣然照办。次年，是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

更元二年，张仪代表秦国，到一个叫做啮桑的地方，与齐楚两个大国结盟，形成一个“连衡轴心”，以对抗公孙衍的五国相王。

更元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竟然做了反秦的魏惠王的宰相，而且做到了更元六年(公元前319年)，魏惠王死后．魏襄哀王继位，才被魏国驱逐，又去秦国。

这件事，何以发生，为何发生，司马迁也不曾交代(我们不能够责备司马迁，历史上的许多大事小事，史料每每不够，甚至根本空白)。我猜想，魏惠王在他一生之中最后的三年，可能后悔打仗打得太多，而动了重用张仪，以与秦国和解的念头。秦国的答复是：又在这一年攻魏一次，夺取(河南陕县之南的)曲沃与(山西介休之南的)平周。不过，其后两个年头，秦不曾再打魏。张仪也许办到了秦与魏之间的暂时和解。

魏惠王一死，局面大变。魏惠王的儿襄哀王是反秦的，他逐走了张仪，任命张仪的对头公孙衍，做魏国的宰相。公孙衍用了不到一年的工夫，便组成公元前318年的楚魏韩赵燕五国合从，以楚怀王为盟主，派遣联军打进函谷关。这是第一次合从攻秦。

可惜，联军打到函谷关，便被秦军打败。齐宣王不仅不肯加人合从，而且以秦惠文王的同盟者的身份，由东边打魏国，使得魏军于次年在(山东观城的)观津，吃了大亏。秦军这时候进兵反击韩赵，也在(河南修武之南的)修鱼，击败韩国的太子奂，赵国的公子渴，砍杀了两国的兵士八万二千人。

张仪又做了秦的宰相，从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做到更元十四年秦惠文王去世(公元前3l1年)。中间，在更元十二年他一度到楚国，作楚怀王的上宾，却骗了楚怀王亲秦反齐．对齐绝交，答应以“(陕西东南部)商于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楚怀王上当，对齐绝交，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去接收这“商于之地六百里”。此人跟随张仪到了秦国，张仪赖账，说：“我只答应送六里，不曾答应送六百里。”

楚怀王很生气，在次年(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派兵和秦国的军队在丹水之北打了一仗，战败；又动员了大批军队打进武关，企图直趋咸阳，却在蓝田被秦军截住，全军覆没。秦军乘胜占了汉水中段的地区(湖北的西北部)。然后，在更元十四年，秦军来攻楚国的召陵(河南的南召)，夺去召陵与附近的土地。

张仪在秦国的地位到了巅峰，乐极生悲。秦惠文王去世，太子秦武王继位。秦武王之不喜欢张仪，正如他的父亲秦惠文王之不喜欢商鞅。张仪比商鞅聪明，不等秦武王采取行动，而自己先走。他走回魏国。在魏国不能得意。过了两年，郁郁而死．结束了飞黄腾达的一场大梦。

八、昭襄王削弱魏韩赵楚

秦惠文王的儿子武王，在位四年，对韩国作战一次，夺了(在河南的)宜阳，杀了韩军六万人；对魏国也作战一次，夺了(山西河津之西的)皮氏。

武王没有儿子，死后王位由弟弟昭襄王继承。

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对魏国用兵十五次，对韩国用兵八次，对赵国也用兵八次。他把这三国打得喘不来气，也夺占了它们许多战略据点与广大的地区。对于楚国．他进攻了两次。说得简单一些，他把魏国削去了二分之一，把韩国削去了三分之二，把赵国削去了三分之一，也把楚国削去了四分之一。

用现代地名说得详细一点：昭襄王夺去魏国在今天山西省西南部与河南省西部黄河之北的一大片土地，包括魏国的旧国都，在夏县的安邑。秦国从此控制了汾水进入黄河之处，与汾水之南、山西陕西之间与山西河南之间的若干渡口，包括永济与风陵渡、垣曲、温县、茅津渡。

昭襄王也拿去韩国在山西省西南的临汾及其周围，山西省东南部长治高平一带的高地，当时所谓“上党”与河南省北部的今日的名城沁阳。沁阳在清朝是怀庆府的府治，在当时叫做“野王”。河南省西部黄河之南，韩国的国都宜阳，函谷关之东汜水、荥阳，嵩山之南，在今日登县东南的阳城与负黍，在新郑县的韩国的新国都“郑”，也都被昭襄王拿走。韩国只好把国都迁到新郑县西南的“阳翟”(阳翟在今天叫做禹县)。

赵国土地被秦昭襄王拿走的是河南省的北部的林县到河南省南部的武安县一带。

楚国本是幅员最大的一国，被秦昭襄王削成一个小于秦的国。昭襄王把楚的河南西南部、湖北省西部与湖南省西部统统拿去，包括在江陵的老国都郢；在宣城的新国都鄢郢。楚国只好把国都搬到今日的淮阳。淮阳本是陈国的国都。陈国已在公元前479年为楚所灭。

韩魏赵楚四国，不仅丧失了广大的土地，而且也死了极多的兵士与军官。秦国的军法，规定以所砍敌人之头的多少计算功绩。因此，秦军军人的最大兴趣不在于达到君王的政治目的，或这个战役的胜负，而在于砍下敌人的头，带回营里报功(当然，也难免把滞留在战地的平民男子也砍了充数)。

秦军于公元前293年在洛阳之南的伊阙，砍了韩魏之军二十四万，于公元前275年在开封附近砍了魏军四万；次年，在新郑东南的韩国的“华阳”地方又砍了魏军十五万；公元前260年在山西省高平县附近的“长平”坑了赵军“四十余万”(据《史记·秦本记》)。这些四十余万的苦命兵士，可能是被秦军先砍了头以后，才埋了尸身的。

当时韩魏赵三国的人口，各有多少，我们缺乏材料。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最多之时，共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战国秦昭襄王之时，比西汉末年早了两百五十年至三百年，各国人口之总数，不可能超过两千万人。用七来除，我们得到一个笼统而不足以为定论的假定数，每国只有三百万人左右(当然，有几国较多，几国较少，没有两个国家的人口数目相同)。

以人口只有三百万人左右的国家，一战而死去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四十几万的兵士与军官，其所受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魏韩赵三国所受的打击，的确令他们此后无法再与秦国对抗。楚国所损失的兵员较少，然而土地的损失也够它受的。

魏韩赵与楚，也都把它们的国都由西迁到东。魏国由安邑迁到大梁(开封)；韩国由韩城迁到宜阳，由宜阳迁到郑(新郑)，由郑迁到阳翟(禹县)；赵国由今日太原附近的晋阳，迁到了今日河北省的邯郸。

楚国，我在前面已经说了：由郢迁到鄢郢，由鄢郢迁到陈(河南淮阳)，其后又由陈迁到今日安徽省寿县的寿春。

秦国征服了韩魏赵三国，便巳控制了山西省西南部、东南部、中部、河南省的北部、西部。

残余的周王廷在公元前256年，由赧王把地图与户籍亲自带到咸阳，献给秦昭襄王，结束了周朝，投降了秦朝。

剩下的周公之后裔所君临的“周”爵国，分列为所谓“西周”与“东周”。西周爵国，在洛阳之西(也许是今日的“西工”所在。西工是“西宫”或“西公”的讹称)。东周爵国，在今日的巩县。

西周公与东周公，均自降为西周君与东周君，这两个极小的国，也先后为秦国所吞并。

九、合从攻秦

秦国在惠文王与昭襄王之时，尤其是昭襄王之时，不断地对魏韩赵楚出兵，削弱这四国。四国也试图联合抵抗，联合反攻。其中有三次获得燕国参加，有一次获得了齐国出面领导。

它们在东边。它们分据了中国东边的南方与北方，而秦国是分据了中国的西边。它们的自行联合，是南方之楚与北方之魏韩赵的纵的联合，因此这联合在历史书上被称为“合从”(纵的联合，从字是纵的古写)。

秦的对策，是说动或威胁东边的一国两国或更多的国，作由西到东的横的联合。这横的联合，在历史书上被称为“连衡”(衡字是横的古写)。

合从的行动，前后有过四次。第一次合从，在“惠文称王”一节，已经提到过它发生于公元前318年。策动人是那作过秦国的太良造，回头到了出生地魏国，作了魏襄哀王的宰相的公孙衍，公孙衍的绰号是“犀首”(犀牛的头)。主盟人是楚怀王，参加的有楚魏韩赵燕五国。

五国的联军，开到了函谷关，秦军开关迎敌。联军战败向东撤退，不久，齐国出兵攻魏，因为齐宣王自居为秦惠文王的好友。秦军于次年向东进军，大胜韩赵之军于修鱼(修鱼在今天河南省的修武)。

第二次台从攻秦是在秦昭襄王九年(公元前298年)，距离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合从攻秦已经有了二十个年头。

策动这第二次攻秦的是齐国的孟尝君。主盟人是齐宣王的儿子齐缗王。参加的仅有齐韩魏三国。

楚国这时候，无力参加。怀王已经上了秦昭襄王的当，亲自到秦国去和昭襄王见面谈和，被昭襄王扣留在咸阳。楚国的大臣扶立了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对秦国表示“楚国失君有君”，不在乎怀王能否被释放回国。这些大臣虽则做到了使楚国不致因为“失君”而大乱，但也绝无力量来参加孟尝君所领导的合从攻秦。

这一次的合从攻秦，赵燕两国也都不曾参加。赵国这时候武灵王已于上年退位，传位给小儿子惠文，自称“主父”，在专心准备吞并中山国。中山国原为胡人的一大部落，叫做“鲜虞”，它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占有河北省定县至石家庄一带的大国。两年以后，公元前296年，“主父”果然灭掉中山。

燕国在位的国君是燕昭王。他是燕王哙的儿子，无意于攻秦，而有志于对齐报仇，因为齐国曾经在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内乱而人侵，一度占了燕的国都(今日的北京)。燕昭王其后果然报了此仇。

由于这些原因，赵燕两国不曾参加公元前298年的第二次合从攻秦。

第二次合从攻秦，虽则参加者仅有齐韩魏三国，却由于孟尝君领导有方，打到了函谷关，获胜。次年，再打。第三年，又打，打进了函谷关，占领盐氏城，秦国求和，以山西临汾之西南的武遂还给韩国，今日风陵渡所在之地的封陵还给魏国。

第三次合从攻秦，是在公元前247年，距离第二次合从攻秦竟有五十一个年头之久，可见反秦之难。

策动这第三次台从攻秦的是魏国的公子信陵君(魏无忌)。主持这第三次合从攻秦的也是他。他此时原已因事滞留在赵国。由于秦军来围魏国的国都太梁(开封)，他率领亲信的好友与宾客奔回太梁，接受他哥哥魏安釐王的任命，作了魏军的统帅，迎战秦军。赵国、楚国、韩国、燕国也都派了兵来，帮助他。

他率领五国之军，与秦军决战于大梁一带获得大胜，秦军的主将蒙骜落荒而逃(大梁一带是在黄河之南，在当时叫做“河外”。与它对岸的黄河之北，今日的“豫北”是所谓的“河内”)。

第四次合从攻秦，是在公元前241年，距离第三次合从攻秦仅有六年。策动人是赵国的将军庞媛，参加的有四国：赵楚魏燕。这一次四国的联军不曾打胜。

除了这四次合从以外，冯君实在他的《中国大事年表》中说公元前287年有过一次由苏秦与李兑共同发起的合从，参加的是齐赵楚魏韩五国。冯君实只是说了苏李二人“约”这五国合从攻奉，不曾交代这件事做成了没有。

李兑是赵惠文王的“司寇”。苏秦在此时住在齐国，是燕昭王的代表，齐缗王的客人。传说，他暗中负有燕昭王给他的任务：劝齐缗王吞并宋国，以引起其他各国的恐惧，成为各国的公敌。

齐缗王确是在公元前286年出兵。五国联军于次年击溃齐军，占了齐国的极大部分，齐缗王走死，齐国剩了莒与即墨两城。齐国的忠臣扶立齐缗王的儿子太子法章为王(历史书上的齐襄王)，死守莒与即墨两城。

在这一年，苏秦被人刺杀，死后他的尸首被齐王下令“车裂”。

苏秦不像是一位反秦的人而像是一位反齐的人。

一○、孟尝君

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材济济。上自各国国王，下至市井小民，都有突出人物。于中间阶层的文臣武将、诗人与哲学家、玄学家、教育家、宗教家、艺术家、科学家，亦复数不胜数。自成一格的又有所谓四大公子，其品格作风与成就，也空前绝后，值得大书特书。

关于这四大公子的传奇故事，我们应该感谢司马迁。司马迁以其神来之笔，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虽然，由于是故事，而不是严格的历史，偶尔免不了夸张与加油添醋，甚至有显然不符事实之处，但是比起他所根据的那杂乱无章的《战国策》，其优劣真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司马迁的的确确是一位大文豪。

所谓四大公子，读者都知道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前三人都是国王的子孙；春申君不是，却也是一位世家子弟)。

孟尝君田文，他的父亲是齐宣王的弟弟田婴。田婴受封于薛，是所谓薛君。孟尝君其后也承袭了薛公之位。他之所以被称为孟尝君，可能是起先被封在尝邑(亦即薛邑之旁的常邑)。孟字的意思是老大。君是战国时期很流行的一种爵号。例如卫国的公孙鞅在秦国立功以后受封于商，便称为商君(君的采邑，称为郡。郡于政府在该地实行极权之时，不由一个君去统治，而由国王派遣一个官吏去统治。这官吏战国初年称为大夫，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称为守，在两汉称为太守)。

孟尝君以好客著名，传说他养了宾客三千人。这些宾客又称食客，他们住在招待所里面，白吃白住，不须上班，亦无固定任务，只是偶尔受孟尝君之托，办一些五花八门的大事小事而已，包括到邻国去找要人，拉关系或是在齐国某些城镇放债、收息，或是作孟尝君出门时的随员，或是于孟尝君闲暇之时陪他聊天，或喝酒、吃饭、听唱歌、看跳舞(当然，也有和孟尝君谈学问，或跟随他去打仗的)。

战国以后，各个时代都有达官贵人的儿子，亦即所谓公子，其中也有喜欢交朋友的，如李渊的儿子李世民．然而李世民的朋友只不过是瓦岗寨的十几个人而已，加上不曾在瓦岗寨结盟的其他朋友，大概也未必超过一百人之数。招待三千个朋友，长期管吃管住，不是普通的公子所能办到。孟尝君有一个好父亲与一个好伯父。

孟尝君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件大事，是在公元前298年，率领齐韩魏三国之兵，打进秦国的函谷关，到了盐氏。这一次合从攻秦，正如楚怀王、信陵君与庞媛所领的其他三次，皆不曾能给秦国以致命的一击。然而，只要敢于扰秦，也就可算得是了不起。

在伐秦以前不久，他从秦国逃回齐国。司马迁上了《战国策》的当，以为他在秦国是当了秦国的宰相，秦国虽则喜欢用客卿，却也不是那么随便就叫什么人当它的宰相的。实则，孟尝君在秦国的身份，只是一个人质。当时，秦国也有一个人质，泾阳君，在齐国。战国时期，两国在建立同盟关系之时，每每互派一个人质在对方。

孟尝君离秦之时，是齐缗王三年(不是司马迁所说的齐缗王二十五年)。缗王是宣王的儿子，与孟尝君是堂兄弟，年龄差不多。缗王于即位以后，曾经授权孟尝君主持政务。缗王与他的父亲宣王的政策不同。宣王是亲秦的；缗王是反秦的。孟尝君之所以急于离秦回齐，可能是暗中奉了缗王之命。

这故事之中的传奇部分，是秦昭襄王不让他走．而且把他囚禁起来。孟尝君托人请求昭襄王的一位宠妃向昭襄王说好话。这位宠妃见到孟尝君送过一件白色狐皮袍料给昭襄王，要求孟尝君也送这么一件白色狐皮袍料给她。孟尝君却只带了一件。并无两件。这时候，有一位随他来秦的食客，会装狗，也会作小偷。此人在某日深夜，装狗，进人昭襄王的深宫，偷出那白色狐皮袍料。第二天，由孟尝君派人送到昭襄王宠妃之处。这宠妃果然说动了昭襄王，把孟尝君释放。

孟尝君被释放以后立刻改名换姓，把“封传”(护照)上的姓名也改了，骑马奔驰到函谷关，在次日黎明之时，鸡鸣以前，由他的另一位随从食客模仿鸡叫，叫得附近真的雄鸡也都应声而叫，于是关吏糊里糊涂的开了关门，孟尝君溜了出去(不久，昭襄王因发觉孟尝君离了咸阳，派人追到了函谷关，已经追不到孟尝君了)。

司马迁的《孟尝君列传》，流传到宋朝王安石手中，王安石写了文章，说孟尝君的食客只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没有一个配得上称为“士”的人才。王安石的这篇文章被收人《古文观止》之中，是《古文观止》最短的一篇，题为《读孟尝君传》：“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是以言得士，不然以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然而不合逻辑，开头他说“世皆称”三个字很含混。称孟尝君能得士的，是司马迁一人，不是“世皆称”。其次，司马迁之所谓“士”，并非王安石自己之所谓“士’。司马迁之所谓士，只是“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与读过或多或少的书的文士，或有点功夫或有作战能力的武士。王安石之所谓“士”，却是一位能够办到使“齐国南面而制秦”的文武兼资的奇才，并且是“八字”特别好，有绝对的好运气以实现其梦想的无之骄子。

其次．孟尝君的三千宾客，并非个个都是鸡鸣狗盗专家，个个都是除了鸡鸣狗盗之外，别无他长的特殊江湖人物。因此，王安石实在没有理由说孟尝君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雄。

孟尝君能够在担任齐国宰相之时，没有把齐国弄糟，能够发动齐韩魏三国合从攻秦，而且打进了函谷关，打到了盐氏城，这就证明了在他的宾客与部下之中，不仅有一位鸡鸣专家与一位狗盗专家，也有懂得办行政的文人与懂得打仗的武人。

王安石忽略了司马迁所叙述的冯驩的故事。冯驩也是孟尝君的宾客之一。他替孟尝君到薛城向债户索债，收到了十万钱利息，却把所有的债券都烧了，使得这些债户十分感谢孟尝君。后来孟尝君丢官，冯驩去到秦国说动秦昭襄王派人来齐国聘请孟尝君去秦国当宰相。弄得齐缗王赶紧叫孟尝君官复原职(再作齐国的宰相)。像冯驩这样的人似乎不属于鸡鸣狗盗一类。况且，那两位能作鸡鸣与能作狗盗的救命帮手，未必只会作鸡鸣，只会作狗盗(我遇到过一位会口技的，不仅能作鸡叫狗叫，也能与外国人淡天，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一一、平原君

平原君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赵孝成王的叔叔，也是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姐夫。他在公元前257年国都邯郸被秦军围困之时，亲自率领毛遂等二十名随员到楚国，请求楚考烈王答应出兵来救，获准。

楚考烈王本不想答应，因为在此以前的两年秦军刚刚大胜赵军于长平，屠杀了赵军几十万人(司马迁说，秦军坑了赵军四十五万)。楚国这时候的军力，早已不是秦的对手。楚考烈王之所以不顾利害，答应了平原君的请求，是由于毛遂在会谈场中，敢作敢为，吓得楚考烈王只好答应。

毛遂是平原君的数千食客之一。他住在招待所三年，默默无闻，平原君对他毫无印象。平原君于决定去楚国请求救兵之时，准备在宾客之中选出二十人同去。选了一阵，只选得像样的，合于理想的十九人，选不出第二十人。毛遂却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平原君说：“人在团体之中，好比锥子放在袋子里，锥的尖子是会穿出袋子，人若有什么长处，也会露出锋芒。为什么你在我这里三年了，我没看见，也没听说，你有什么特长呢?你不能随我去楚国，你留在这里罢。”

毛遂说：“我确是在休这里住了三年，都不曾被你放在袋子里，当做身边的人。因此，我这根锥子便露不出尖儿来。倘若我有机会被你放在袋子里，那我就不仅会露出尖儿，会整个的从袋子里钻了出来。”

平原君听了，便勉强把他也带到楚国去。反正已经有了十九个像样的随员，夹一个不甚够格的也不要紧。

他们二十一人到了楚国的新国都陈城。陈城在河南淮阳，是陈国的故乡，陈国早在公元前479年，已被楚国灭掉；楚国自己的旧国都郢城(在湖北江陵)也已经在公元前278年被秦国拿走。

平原君与楚考烈王在大厅之中的台子上会谈(不是高台子，而是比平地高一些的台子)。谈了很久，从日出之时谈到正午，谈不出什么结果。楚考烈王根本不想答应平原君的请求(这是我们不能怪他的。我在上文说了，秦军在两年前刚刚击溃赵军于长平，乘胜来围邯郸，锐不可当；楚国自己早已被秦国打得一败再败，不成对手)。

毛遂突然上台，插嘴。以他的随员地位，他只配在台下竖着耳朵，恭听台上两位大人物的高论，不够资格上台插嘴。他却上台，大声插嘴说：“出不出兵，一句话便可以决定了。谈了半天，谈不出结果，是什么缘故?”

这真是出乎台上两位大人物的意料之外。平原君想拦他也拦不及。楚考烈王当然大怒。他问平原君：“这个人是什么人?”平原君说：“他是我家的食客。”楚考烈王转身对着毛遂大吼：“你怎么不下去?我在和你的主人说话。”毛遂说；“你对我吼，是因你的楚国大，兵多。是不是?然而现在，你我二人相距不到一丈，你国大兵多，能奈我何?你这位大王的小命，如今在我的手掌之中!”毛遂边说，边用手撩着他身边所挂的剑，作出随时可以拔出剑来，拼一拼的姿态。这个小动作，却把楚考烈王吓住了。可怜的楚考烈王，自幼长在深官妇人之手，由太监与官僚抚养，被人奉承一辈子，没见过像毛遂这种说干就干，不在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亡命之徒(忘命之徒)。而且倘若真的拼起来，这楚考烈王绝对拼不过毛遂(深官里，学不出什么功夫：要学功夫，只有在江湖上闯)。

楚考烈王张着嘴，傻了眼，听毛遂继续发言：“你说，你在和我的主人说话。好，你为什么在我的主人面前吼我?这不仅是侮辱我，也侮辱了我的主人!我要告诉你：你的楚国大，有五千里见方；你的兵多，有一百万人以上，本来应该成为天下最强之国。为什么却败在白起那秦国小子的几万人之手?一败，再败，三败!一败，被白起占了鄢郢城；再败，被自起烧掉了(宜昌附近的)夷陵城；三败，被白起在国都郢城附近掘了你的祖宗，楚国先王的坟墓。你自己不难为情，我们赵国的人，却替你引以为耻。今天我的主人劝你合从，劝你与赵国合力抗秦，并不是单单为了赵国，也是为了你楚国。我再问你，为什么你在我的主人面前吼我?你说！”

楚考烈王听了这一番大道理，只说得出“是，是。就照先生的话去办。楚国愿以全部的力量追随贵国抗秦。”

毛遂抓住机会，便吩咐楚考烈王的左右，“快去杀鸡，杀狗，杀马。把这三种畜牲的血装在盘子里端上来。”这些左右，于是很快就端来三个铜盆子的鸡血，狗血，马血。

毛遂向楚考烈王说，“我们现在就歃血为盟。由你大王开始。”于是楚考烈王乖乖地把三种血滴在酒里，喝了。毛遂又请平原君照样做，把三种血滴在酒里喝了。

然后，毛遂自己也把三种血滴在酒里喝了(这是突破外交的惯例，等于今天在两国签订同盟条约之时，某一方的一名随员，也在双方的全权代表签了字以后，大笔一挥，留下他的芳名)。毛遂而且也叫十九位与他同来楚国的“像样的”随员，都一一喝了血酒。不过，他命令这十九人在台下喝，不许在台上喝。

合从的事成了定案。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联合抗秦，只有楚赵两国发起，获得魏国参加；不是大规模联合攻秦(我不把这件事，列为四次合从攻秦之一)。虽则小规模，却终于使得秦军撤去邯郸之围。楚国派了春申君带兵去，魏国也派了信陵君带兵去。平原君立刻先回国主持守城。这时候，秦军尚在邯郸周围，把城内的人民困得“易子而食，析骨为炊”。

平原君另有一位宾客，李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劝平原君毁家纾难，把家里的财宝与粮食都拿出来，借作军用，也把家里的男女老少都编人军中，分担守城的任务。平原君完全接受，照办。

李谈也帮助平原君在军中挑出三千名勇士，作敢死队。李谈率领这三千名敢死队，对秦军冲锋，把秦军击退到三十里以外。李谈本人阵亡，慷慨成仁。不久，楚魏两国的救兵到达邯郸附近，秦军慌忙从邯郸撤退。

平原君招得了几千宾客，钱不曾白花，精神不曾自费。

一二、信陵君

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惠王的曾孙，襄哀王的孙子，昭王的儿子，安剺王的弟弟，平原君的妻弟(小舅子)。他在战国四大公子中，最有英雄气概．不愧是咱们河南老乡(他是开封人)。

他的宾客，据司马迁说，也有三千之数。这三千人其后在他流亡于赵国之时，很多也跑到赵国来追随他。平原君一度做了不够朋友的事，平原君的宾客，也有不少弃平原君而投奔信陵君。

孟尝君的宾客包括一位鸡鸣专家．一名狗盗专家。信陵君宾客则包括一位守城的小吏，一名杀猪的屠户，一名赌徒，一名“卖浆者”。这位卖浆者卖的是什么浆?待考(豆腐浆在当时还没有。豆腐的发明者，传说是汉武帝之时的淮南王刘安。今天台湾的豆腐业同仁所拜的祖师爷叫做“刘安王”。我看，刘安的宾客也很多，包括各种人才，豆腐的发明者可能不是刘安本人，而是他的宾客之一。这位宾客把“发明者”的美名让给了他)。

信陵君的宾客之中，也包括情报专家，与不惜个人生命而替信使君执行杀人任务的侠土(信陵君不杀好人，却杀过一位杀了他哥哥的姨太太的父亲的坏人)。

信陵君一生，做过三件大事：一是救赵，二是救魏，三是领导第三次合从攻秦。

救赵之事，我在上一节叙述平原君之时已经提到。那是公元前257年的事，秦军大胜赵军于长平以后，乘胜围了赵国国都邯郸。平原君带了毛遂等人到楚国，获得楚考烈王答应派兵往救。楚考烈王所派的兵，是由春申君黄歇率领。

平原君也派人到魏国向魏安剺王求救。魏安剺王派了十万大兵，交由大将晋鄙率领，前往邯郸。不久，秦国派人恐吓魏安剺王，说：“不论哪一国，敢于去救赵的，我们在占了邯郸以后，就去揍哪一国。”魏安剺王于是下命令给晋鄙，“把十万大兵停在邺城(河南临漳附近)，不必续向邯郸进军，保持观望态度。”

平原君派人告诉信陵君：“邯郸的情况诅紧急，这不仅是赵国存亡所关，你的姐姐也将要成为秦军的俘虏。”于是，信陵君决心自己以个人的身份，不以魏国官方的身份．凑集了一百多辆战车与若干骑兵奔到赵国去和秦军一拼。

他行前，去到那年已七十岁的朋友，城门小吏侯嬴那里辞行。侯嬴淡淡地说：“公子，你好好地干罢。我老了，不能追随你去打仗了。”

信陵君走了一阵，越想越气。觉得那个姓侯的老小子，真不够朋友。我这次去赵国找秦军拼命，生死未卜，而他这老小子只是淡淡地说了两句话，于是掉转马头，再找侯嬴，问他一个明白。

侯嬴笑着迎接他，说：“我知道你会回来找我问个明白的。我老实告诉你，我认为你带了一百多辆战车与若干骑兵，要去邯郸和秦军一拼，分明是拿肥肉喂老虎，白白送死。”

信陵君听了，赶紧下拜，求他：“那么，我依你。怎么办?”

侯嬴说：“你去偷令兄(魏安剺王)的兵符，走到邺城，用兵符接替晋鄙的任务，把十万大兵掌握在手，然后才能与秦军拼个胜负。”

信陵君说：“这兵符如何偷?”

侯嬴说：“有人愿意替你偷。此人是令兄的妃子如姬。你曾经替她报了杀父之仇。她一向感恩图报，愿意为你而死。令兄的兵符，正藏在如姬的房中。”

信陵君十分感谢，向侯嬴又拜了一拜，掉转马头。

侯嬴说：“别忙着又走。我的话不曾说完，你有了兵符，晋鄙未必肯让兵，这时候，你需要有力气大的人帮你作断然的处置。”

信陵君说：“谁?”

侯嬴说：“你的另一位好朋友，那位杀猪的朱亥。”

于是，信陵君假如姬之手取得安剺王的兵符，又邀请了朱亥，陪他来到了邺城，见了晋鄙。果然，晋鄙见了兵符，承认这兵符是真的，却不肯交出兵权，朱亥立刻动手，从大袖子里抽出铁锤，断然一击，把晋鄙的头锤得稀烂。然后，信陵君带了那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奔向邯郸。到达邯郸之时，秦军已经闻风而逃。

信陵君叫一名将军，把十万人带回魏国，自己留在邯郸与姐姐姐夫团聚。一留便是十年。原因是：他犯了盗窃兵符、杀害晋鄙、矫国王之命去救赵国、对秦国翻脸之罪。这十年期间，他哥哥安剺王既恨他，又想念他。

公元前247年，秦军大胜魏军，占了高都城，向魏的国都大粱前进。安剺王派人到赵国请信陵君回去帮忙。信陵君一方面是不敢回去，另一方面也是仍在生他哥哥的气。于是，他不仅不肯回去，而且宣称，宾客之中，有谁敢劝他回去，他就杀了他。因此，没有人敢劝他。

这时候，真正够朋友的那位赌徒，与那位卖浆者，都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来到他面前．向他说他不要听的话。这两人说：“我们来，准备被你杀。我是要劝你回魏国去。你听完我们的话，再杀我们不迟。我们要告诉你，你坐视魏国灭亡，算是对你哥哥出了气。你是否也想对你的父亲，对你的祖宗也出出气?你的父亲，你的祖宗，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他们的坟墓也就要被秦军翻开，暴尸露骨。他们的祠堂，也将要被秦军毁掉，断了香火。你忍心么?你还能做人么？”

这两人的话还没完全说完，信陵君太吼一声，吩咐左右备马备车，立刻离开赵国的邯郸，奔向魏国的太粱而去。到了大梁。安剺王见到他，悲喜交集，立刻命令他作“上将军”，统率全国车骑，对秦军迎击。

这时候，赵国、楚国、韩国、燕国，都派了兵来。它们之所以派兵来，是因为听说信陵君东山再起，又作魏军的统帅。信陵君于是集合了五国的军队，对秦军作雷霆万钧的反攻，杀得那战无不胜的秦军大败亏输，其领兵官蒙骜与部队失掉联络。

这是著名的公元前柳年的“河外”之战。“河外”是魏国的地理名词，相对“河内”而言：河内是黄河的“南边之套”的内部，亦即黄河吸人渭河以后向东一转，又向北一转所造成的“套”。套内的地区是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当时黄河在天津之南人海)。套外，亦即所谓“河外”是黄河以南的河南中部，与山东南部。简单言之，“河外之战”的战场是在大梁一带。

紧接着这“河外之战”，是第三次合从攻秦。信陵君率领五国联军猛追秦军，一直追到了函谷关。秦军退人关内，闭了关不敢出战。其后，五国联军各自回国。

信陵君回到大梁以后，受到安剺王左右的毁谤。这些左右。收了秦国间谍的贿赂，向安剺王进谗言，说信陵君想夺王位。秦国而且派人来，向信陵君道贺，贺他已经继位为王。

安剺王起初不信谗言，终于听得太多，不能不信。他把信陵君上将军职务免了，换人继位。信陵君郁郁不得志，以醇酒妇人自遣，在四年以后就死了。他去世了十八年以后，魏国被秦灭掉。

一三、春申君

春申君是楚国的世家子弟，不是王室的一分子。他姓黄，名歇。

楚怀王死在秦国。儿子顷囊王被楚国人民立为国王。顷襄王斗不过秦，对秦投降，把自己的太子送到秦，作为人质。黄歇以太子随从的身份也来到秦国。其后，顷襄王有病，秦国政府不让这位楚国太子回去。黄歇叫太子化装为楚国使臣的车夫偷出秦国国境，回到了楚。三个月以后，顷襄王去世，太子继位，成为历史上的考烈王。

秦昭襄王知道楚太子之溜走，是黄歇的主意，想叫黄歇自杀。范雎劝昭襄王放他回楚国去。因为：此人回去，可能成为考烈王的宰相，有被秦利用的价值。

果然，黄歇回去，就当了考烈王的宰相。一直当了二十五年，直到考烈王去世之时。然而他却不肯被秦利用。他所采取的政策，不是亲秦，而是反秦。他帮助了平原君救赵；又帮助了信陵君救魏。他参加了信陵君所领导的第三次合从，又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亦即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参加了赵将庞媛所领导的第四次五国合从攻秦。

这第四次合从攻秦，在名义上是以楚考烈王为主盟人，称为“从长”(从字念纵)。可惜，五国联军虽则打进了函谷关，到达盐氏城，却被秦军击败。

不久，春申君接受他的宾客朱英的建议，把国都迁到寿春(安徽寿县)。朱英是春申君的几千宾客之一(司马迁说，春申君宾客的数目也是三千。司马迁把四大公子的宾客数目，都一概说是三千)。

黄歇在迁都寿春以后，也把自己所受封于考烈王的淮北之地，献还楚国政府，作为寿春的屏障。考烈王于是改淮北为直属的郡县，另以江东之地，今日苏州上海一带，封给春申君。

春申君把吴王夫差所留下的宫殿废墟修整一番，作为他的别墅。又在今日的上海，疏浚了松江。松江的下游，于是得到一个新的名称：“黄歇浦”，黄歇之浦。黄歇浦三个字，慢慢地变成了“黄浦江”。

春申君在迁都以前，参加第四次合从攻秦以前，于公元前256年，替楚国吞并了鲁，取得了山东南部的一片土地，包括今日峄县的兰陵镇在内。兰陵镇是民国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出生地，也是抗日战争台儿庄会战之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据点。春申君把大名鼎鼎的荀况(荀卿)任命为兰陵县的县令。

荀况可能是春申君的三千宾客之一。荀况有了县令的薪水，才得以安定下来，写出不朽的著作《荀子》。

单就黄浦江的疏浚与安顿荀况于兰陵这两件事而论，春申君对中国经济与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说是非其他三位公子可比。其他三位都是抗秦的勇者，然而其成就是限于军事与政治，而且是有时闯性的。春申君黄歇也是抗秦的勇者，其贡献却及于经济及文化，并且是“永久性”的。可叹的是，他最后死于非命，并且连累了全家。

有一个姓李名园的赵国人，是春申君的宾客之一。李园把自己的妹妹送给春申君。不久，这女子怀了孕。春申君一时糊涂，听了这位李园妹妹的话，又把她送给考烈王，而不告诉考烈王此人已经有孕(李园妹妹所说的话，是李园叫她说的话)。

考烈王很宠这位姓李的美人，在她生了儿子以后，册封她为王后，立她的儿子为太子。这时候，春申君与李园，都暗暗欢喜，静候这太子将来于考烈王死后继位为王。

春申君是君子，不防备李园。李园是小人，却早已存心杀春申君以灭口。宾客之中的另一人，曾经建议迁都寿春的朱英，却知道了这个秘密，也看出了李园这人居心叵测。

朱英向春申君讨一个差使：到官里当郎(侍卫)。朱英说：“王命一死，李园必抢先进宫，和他的妹妹共掌大权，那时候他一定杀你(春申君)灭口。倘若你把我安置在宫里当侍卫，我就可以在李园入宫的时候，先杀了他。”春申君说：“李园这个人是弱者，不敢杀我灭口。”朱英听了，知道春申君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以后的日子，不但春申君不好过；他朱英自己，也以早去为妙。于是，他就赶紧离开楚国，走得无影无踪。

果然，考烈王一死，李园抢先进了宫，埋伏下武士，在春申君人宫时把春申君杀了，而且下令捕杀了他全家。

考烈王的太子，那实际上的春申君的儿子，继位为王(历史书上的楚幽王)，十五年以后，秦王政灭了楚国。

一四、长平之战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长平之战，是发生在秦国与赵国之问的一场大战。这是战国晚期规模空前的历史性的决战。秦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歼灭赵军主力，确定了在兼并战争中的胜局。

秦昭襄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

我们这里所说的英雄时代，是指社会竞争比较激烈，生活节奏比较急迅，杰出人才比较集中，文化风格比较豪放，从而历史进步比较显著，文明创获也比较丰富的历史时期。

在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民族精神的特质一般都表现出积极奋进的风格。

对于秦昭襄王时代的历史特征以及秦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表现，历史学家曾经用有力的笔调予以记述，比如，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所谓“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贾谊《过秦论》所谓“追亡逐北”，“宰割天下”等等，都突出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急进风格和秦国的强大威势。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又有所谓“昭襄业帝”的评价，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秦人的历史成就对于实现“大一统”的意义。

人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的风格，表现出推崇勇力，比竞智思，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特征。

历史在当时为焕发人们的才智，为催化社会的演进，为激活文化的生机，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这二百二十五年间，前后一共有九十二位君主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表演，其中享国四十年以上的有八人，享国五十年以上的，有赵简子六十年，楚惠王五十七年，齐宣公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战国晚期在位的两位老年君主，就是周赧王姬延和秦昭襄王嬴稷。

前者所统治的是当时最弱小的国家，后者所统治的，则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前者的国家，恰恰又是败亡在后者的国家手中。

在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第二年．秦昭襄王就正式出兵灭掉了西周。七年之后。秦又灭东周，周王朝于是灭亡．秦昭襄王又是秦国历史上在位年代最长的君主。

在他所处的时代，秦国已经成为实力压倒列强的，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大国了。

也正是在秦昭襄王时代，泰国表现出了能够实现统一的国力。当时，只有秦国有充沛的实力能够实现统一，已经成为比较明显的历史趋向。

秦昭襄王时代，是秦人东向扩张的全盛时代。不过。按照秦昭襄王既定的东征战略，可能秦军本来是并不急于和在军事上相当强大的赵人直接交锋的，而是应当先征服魏国和韩国，控制中原地区的大部。

根据民间广泛流传的远古时代的传说，秦人和赵人其实原本同出一源。而赵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改革，已经成为雄镇北方的军事强国。赵国又多山地，出产贫薄，因而秦国东征军之兵锋所向，起初可能并没有以赵国为主要目标。

秦国和赵国的这次大规模的直接的军事交锋，是由于韩国上党郡的归属而偶然引发的。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军猛攻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守军被迫投降，于是韩国上党郡与国都郑(今河南新郑)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成为事实上的飞地。

上党郡太守冯亭于是与百姓商议：我们和郑地的交通联系已经断绝，显然投法子得到韩国的保护和援救了，秦军逼近，韩国无力抗拒，我们不如以上党之地归赵。赵国如果接受上党，秦人愤怒，一定会进攻赵国的。赵国受到攻击，就一定会亲近韩国。韩赵合力为一，那么就可以抵御秦人了。

大家同意冯亭的意见。冯亭于是派人报告赵王，表示归附之意。赵孝成王和平阳君、平原君商议。平阳君说，不能接受，如果接受的话，祸患将会大于收益。平原君则说：平白无故得到一郡之地，当然应当接受了。赵国于是接收了上党之地，封冯亭为华阳君。

秦昭襄王四十六年(公元前261年)，秦军连续攻克韩国的缑氏(今河南登封西北)、蔺(今山西离石西)两县。第二年，秦国派左庶长王龁进一步加紧对韩国的攻势，秦军夺取了上党(今山西屯留南)。上党的民众纷纷流亡，逃奔到赵国。赵国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屯据重兵，以护卫上党流民。

寨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四月，王龁所部秦军进攻长平。秦赵长平之战爆发了。

在最初的交战中，秦军斩杀赵军一名都尉。赵孝成王与平阳君赵豹商议与秦人媾和，派贵族郑朱作为使者人秦。秦昭襄王接待了郑朱，却并不肯与赵国和谈。

在长平战场上，秦军初获小胜，但是不久就因赵军名将廉颇“固壁不战”，避其锐气的战术而受到阻滞。秦军多次挑战，廉颇都不应战。靡颇准备以这样的方式首先挫杀秦军的锐势，然后等待有利时机再出击。而两军长期相持，对于远征千里的秦军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走向失败。秦军历来善于突进急击，只有速战才能成就大功，而攻势一旦受挫，往往就会导致士气的凋败和进攻实力的摧折。秦军主将王龁长期求战不得，秦军所面临的高山夜寒，粮草不继，士卒病伤等不利条件，都使他为久困长平而深深忧虑。

为了战胜赵国名将廉颇，秦昭襄王决意派战功累累的将军白起出任长平秦军的统帅。

白起，眉县人，行伍出身，勇于拼战．善于用兵。秦昭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他已经以军功累进，升到秦国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第十级“左庶长”，统率大军进攻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第二年，白起军功爵升至第十二级“左更”，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与韩魏联军会战，斩首二十四万，俘虏其主将公孙喜，攻克五城。于是白起升任秦国国君之下的最高军事长官“国尉”。白起又率军渡过黄河，攻占了韩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东的大片土地，一举将秦国的疆域扩展到河汾平原。秦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92年)，白起军功爵已经升到第十六级“大良造”，与当年商鞅地位最高时相当。同年，白起又率军进攻魏国，占领了大小六十一城。第二年，白起的部队又攻占了王屋山下的战略要地垣城(今山西垣曲东南)。

白起作为主将第一次和赵军直接作战，是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他率军攻赵，占领了太行山区的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

白起将军最为显赫的战功，是秦昭襄王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公元前279年至前278年)进攻楚国时所取得的。当时，秦军兵锋凌厉，起初即一举攻克楚国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北)等五城，第二年又出其不意，以神奇的跃进速度，插入楚国腹地，竟然攻陷了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火烧夷陵(今湖北宜昌)。秦军的前锋甚至一直推进到临近汉江和长江交汇处的竟陵(今湖北潜江西)。楚顷襄王被迫出逃，后来不得不把国都迁移到陈地。秦国在郢城设立了南郡。于是，秦的疆土第一次扩张到江汉平原的富庶地区。将军白起因此再次得以升迁，被封为“武安君”。武安君白起又继续挥师渡江南下，控制了巫郡和黔中郡的广大地区。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武安君白起又率军进攻魏国．攻克华阳城(今河南郑州南)，威胁韩国国都郑(今河南新郑)，歼灭三晋联军十三万，又击败赵将贾偃部，沉杀其部卒二万人于黄河中。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以进攻韩国陉城(今山西曲沃西北)为起点，连续拔五城，斩首五万。第二年，他率领的秦军又完成了切断南阳太行交通道路的战略任务。光狼城争夺战和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在太行山地进行的。

白起被任命为“上将军”。“上将军”，是秦国自此首次设置的最显赫的军职。

秦军和赵军都集聚了全力，准备在这里作拼死的一搏。两军的将领内心都非常清楚，此次决战对于秦、赵两国，不仅关系到军势之盛衰，也关系到国运之兴亡，关系到民气之生死。白起和廉颇作为一代名将，想来都切望在战场上能够直接交手，一试高低。不过，他们虽然在长平曾经亲率两军对垒，历史却终究没有给他们面对面直接进行较量的机会。

长平战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称作“米山”。明末人李雪山曾经作《咏米山》诗，由米山胜迹追念名将廉颇，其中写道：“积雪如山夜唱筹，廉颇为赵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将军之胜谋，却最终没有条件能够得以实践，名将廉颇无故被赵王解职，使战局急转。

赵孝成王命令由赵括取代廉颇，任长平赵军的最高统帅。赵括是曾经于阏与(今山西和顺)之战战胜秦军的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被看作“将门出将”的典范。赵括的母亲马服君夫人上书反对任命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长平军主将，却并没有能改变赵孝成王的决定。

赵括开始在长平前线行使指挥权之后，两军相持的形势果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即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九月，在长平山地，秦军与赵军的大决战开始了。经过激战，上将军白起指挥的秦军完成了对赵括属下四十余万赵军的分割包围。被围困的长平赵军，军粮补给已经完全断绝。

出于对长平之战特殊的战略意义的重视，秦昭襄王风尘仆仆，亲自前往河内。这是秦国的国君巡幸秦国的国土，所至于是东端的空前的历史纪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闻听赵国粮运道路已经切断，亲自来到河内地方，赐民爵各一级，调发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参军，集结于长平，阻断赵国援兵的通路。秦昭襄王的河内之行，对于调动兵员，督察粮运，全力加强长平前线的作战能力，有非常大的意义。秦军对赵军远方来援的堵截，也因此具备了成功的条件。

长平被秦军牢牢围定的赵军士卒，绝粮长达四十六天。数十万人经历了空前严峻的生存能力的考验。

在赵军主力被秦军分割，并且陷入秦军包围之后，赵括将军只能把摆脱困境，反败为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围外来援上。但是他没有想到秦昭襄王竟然会亲临河内，亲自督察长平战事，阻断各国援赵的通路；也没有想到秦军主将白起竟然会有全歼数十万赵军的魄力。

按照兵法的常规，白起如果确实试图全歼长平赵军主力，那么，在比较双方军势时，应当看到，秦军其实并不占据优胜于赵军的地位。第一，赵军先至长平．而秦军则后至。《孙子．虚实》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第二，秦军的数量对于赵军也没有形成压倒的优势。《孙子.谋攻》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秦军绝对没有十倍于赵军的兵力，却竟然要实行包围赵军的战略。

在选择基本战术时，白起似乎也违背了兵法的基本原则：比如，秦军严密包围赵军而不留出路。而《孙子·军争》说，“围师遗阙”。另外，秦军围定赵军后，尽管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然而却迟迟不发动进攻。而《孙子·九地》说：“兵之情主速。”主张用兵利于速胜，不利于持久。《孙子·作战》还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白起显然也违背了兵法的这一原则。

白起看起来处处都违背了兵法的原则，然而在战役中，秦军实际上却并没有因此遭受到什么挫败，而且从战局的总趋势看，恰恰相反，秦军越来越占有优势，而赵军的劣势也越来越明显。

在已经找寻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心傲而志高的赵括发起了拼死的最后一搏。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至于九月，赵军士兵绝粮四十六日，于是自相残杀，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又出兵攻击秦军营垒，其将军赵括亲自率领精锐士出击，秦军射杀赵括。赵军大败，四十万战士向武安君投降。

如何妥善地处置这些赵军降卒，成为上将军白起面临的难题。

他再三思索，最终确定了一种彻底解决的方式。长平，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悲苦记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武安君白起考虑到，此前秦军已经占领上党，上党民众不愿意归顺秦人而归于赵国。赵军士卒也必有反覆之心。如果不尽行处死，恐怕以后不免发生变乱。于是将降卒全部坑杀，只留下年少者二百四十人遣返归赵。

白起率领的秦军前后杀死赵军四十五万人。

长平坑杀赵国降卒事件发生后，赵国人心大受震动。

一五、吕不韦

春申君做了楚幽王事实上的父亲，不曾得到好处，却赔了自己的命。吕不韦做了秦王政(始皇帝)事实上的父亲，却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了三年丞相，九年相国。最后，虽则遭遇放逐，却保存了性命。

他既非像四大公子中之三个，为齐赵魏三国王室的一分子；也不像春申君那样，是楚国的世家子弟。他只是一个政治地位不高的商人．虽则是很有钱的商人。

他是韩国阳翟的商人，经常住在赵国国都邯郸。阳翟在河南禹县，禹县在今日仍是全国药材的聚散之地。邯郸即今日的河北邯郸，当时不仅是赵国的国都，而且也是一大商业都市。有钱的商人住在邯郸，或来往于邯郸的极多。市面很热闹，有不少的饭店旅馆与娱乐场所。商人之中的最有钱的每每在家中养了若干能歌善舞的美女，称为姬，作为宴会时表演之用。

在吕不韦的姬之中，有一名被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公子楚(当时名为异人)所看中。吕不韦把她送给公子楚。司马迁说：公子楚不知道，这位美女已经有了身孕，所孕的是吕不韦之子。

公子楚不仅喜欢这个姬，而且爱她，立她为夫人(作他的妻，不作他的妾)。他与这位夫人生了一个儿于叫做政。这个“公孙政”其后便是秦王政，这个秦王政于统一中国以后，自称为“始皇帝”。他极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不是公子楚的儿子。

我曾经收集反面的证据，以证明司马迁所说并非事实．而是痛恨秦始皇、痛恨秦国的六国王室成员或孤臣孽子或在坑儒之时幸免于难的儒生，所造出来的谣，借口出气。然而，我不曾找到，只好暂且以司马迁的所说为根据，大谈吕不韦的政治阴谋了。

吕不韦有钱，好客，朋友多，不足为奇，他和公子楚作了朋友，也很自然。他富而不贵，公子楚贵而不富。他有了公子楚作朋友，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进入了政治圈。公子楚有了他这样的朋友，有了钱花，也足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公子楚的祖父是秦昭襄王；父亲是其后的孝文王。母亲是孝文王的一个不甚喜欢的妃子(姨太太)，不是孝文王的夫人(其后的王妃)。孝文王的夫人，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儿子，想在各位妃子所牛的若干儿子中，挑一个作为太子。

吕不韦自己去秦国，带去五百金，买了珍贵物品，设法送到华阳夫人之处，说是公子楚的，也说了公子楚如何崇拜华阳夫人，想念华阳夫人，感激华阳夫人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

这一招很成功。华阳夫人也派人到赵国，赏东西给公子楚。嫡母与这位受宠的庶子之间，因信使来往联系，渐渐变成了像亲生母子一样了。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秦赵两国翻脸，秦军大败赵军于长平：次年，秦军围攻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君臣，依惯例，可以杀掉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公子楚。在杀他以前，先派人把他关起来。

吕不韦有钱而舍得用，花了六百金贿赂看守公子楚的人，让公子楚逃去，逃到秦军阵营，随军回秦国。

昭襄王在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去世，公子楚的父亲孝文王继位，立刻，由于华阳夫人的建议与坚持，册封公子楚为太子。数个月之后，孝文王去世，公子楚以太子的身份继位为王(作了历史上的庄襄王)。

这时候，吕不韦早就再度来到秦国。新即位的庄襄王，在次年(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同时封他为“文言侯”，食邑十万户。

吕不韦当丞相，一直当到庄襄王三年，庄襄王去世。在这三年期间，他替庄襄王吞了“东周”，吃了韩国的成皋荥阳，魏国的高都，赵国的榆次。

所谓“东周”，不是东迁洛阳的周朝王廷，而是周公旦后裔的诸侯国之一：东周公爵国，周公旦本人被封在成周(洛阳)，儿子伯禽被封在鲁。伯禽的后裔，作鲁侯(不是鲁公)。春秋书中所称的鲁定公、鲁哀公等等，其公不是公爵之公，而是等于英文之中的Lord，不是英文之中的duke。

周公旦的小儿子承袭了成周的公爵国．其嫡系后裔世世代代，被称为周公某或周公某某。例如，周公黑肩。到了战国之时，这个公爵国分裂为二，一是东周公爵国在洛阳，二是西周公爵国，在洛阳之西。秦庄襄王所灭的东周，便是在洛阳的公爵国。

周的王室，在幽王之时丢掉镐京，在平王之时另建王廷于洛阳，仍叫做周，并不自称为东周。称平王之后的周为东周的是后代的历史家。

在洛阳的周王廷，于公元前256年结束。最后的一个周王，周赧王，亲自跑到咸阳，把户籍、地图，及若干档案献给了秦昭襄王。当时，王廷的土地，只有三十六个小城，人口，只有三万人。各国的土地与人口，在魏惠王称王以前，名义上仍属子周，虽则不是直辖。魏惠王及其他四国的王纷纷称王以后，他们的土地与人口便和周王廷毫不相干了(楚君一向是自称为王，与周王在事实上是平起平坐的。不过，在礼貌上对周王相当尊重)。

秦庄襄王有了韩国的成皋荥阳，又有了魏国的高都，赵国的榆次，使得以后他的儿子(吕不韦的儿子)秦王政，容易灭掉魏赵两国。

秦王政继位为王之时，年纪不满十四岁(有十三足岁)。朝廷大权仍旧操在吕不韦之手。吕不韦通过“太后”(秦王政母亲)之支持，用秦王政的名义把自己的官衔由“丞相”升为相国。

他当相国，当到秦王政九年，遇到嫪毒(读作lao ai)造反，受累，于次年，秦王政十年，丢掉了官，到河南洛阳一带，“就国”(到所封的文信侯国去居住)。一年多以后，秦王政又下令免去他的文信侯的爵位与食邑，流放他到蜀(四川西部)。吕不韦觉得自己不必再长途跋涉了，就在自己的文信侯的侯府，饮了毒酒而死。

那造反的嫪毒，是吕不韦介绍给太后(秦王政的母亲)的一名假太监，和太后私底下生了两个儿子。他于秘密暴露之时企图阻造反的方法先发制人，保护自己。他战败，被杀。他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的所有成员，也都被杀死。

吕不韦在担任秦王政的相国之时，九年中，又取了韩魏赵三国不少的险要地区。赵国的将军庞媛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领导楚赵韩魏燕五国的军队，作了历史上第四次的合从攻秦的壮举，不曾能够奈何秦国。吕不韦，正如秦国前前后后所用的客卿一样，是对得起秦国的。

他自己也正如四大公子，养了很多宾客。这些宾客之中的文人，替他捉刀，写下了一本好书，叫做《吕氏春秋》。吕不韦十分高兴，认为这本书不仅内容好，文章也好。他把这本书挂在咸阳的城门，说：“任何人倘能改动其中一个字，就赏给千金。”结果，没有一人来改字领赏。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美国朋友。美国朋友说，“大概是大家都知道，这千盒之贵，可能会带来灾祸罢。”

尹仲容先生曾经也是《吕氏春秋》的忠实读者。他批注了《吕氏春秋》一遍。在他以前，别人也有批注过《吕氏春秋》的。

一六、秦始皇的神秘身世

就在长平之战取胜几个月之后，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国一位新的王族成员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出生在邯郸城中为质于赵的秦昭王之孙异人的居宅。

因为母亲是赵国之女，又出生于正月，于是又姓赵氏，名为政。

长平之战后，异人在阳翟巨商吕不韦帮助下回到秦国，衣楚服而拜见原为楚女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分外高兴，让异人改名为“楚”，又名“子楚”。

嬴政和他的母亲后来也辗转回到咸阳。

从嬴政复杂的身世渊源看，与赵国和楚国各有近缘。这可能也是在统一战争中，他曾经在秦军占领赵国和楚国的中心地区之后就立即亲临其地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在他执政的第五十六年逝世。他的儿子嬴柱继立，是为秦孝文王，时年五十三岁。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被立为太子。

秦孝文王在位仅仅数月就死去，时年三十二岁的子楚继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即位的第二年，吕不韦以“定国立君”之功，被封为文信侯，任为丞相，食邑之富足，超过了秦国历史上以往的贵族。

秦庄襄王在他继位后的第三年去世，太子嬴政立，年十三岁，时在公元前246年。

关于秦庄襄王的儿子嬴政的神秘身世，历来议论最多。

公元前三世纪后期，泰国终于用武力平定了天下。

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如果说秦完成统一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出大戏，吕不韦就是这出戏中的一个主角。李商隐《井泥四十韵》中的诗句：“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就强调了这一事实。吕不韦的生涯富于戏剧性波澜。他曾经极尽显贵，最终又归于悲剧结局。历代史家有不少人喜欢特意渲染其奇诡经历，或者以政治道德油彩重加涂抹，使其文化形象大失其真。

吕不韦出身阳翟富商，据说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然而他和一般的商人不同，能够凭借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出资支持这位当时身份地位并不高的“秦诸庶孽孙”取得王位继承权。

吕不韦不惜“破家”以“钓奇”的政治策划后来终于成功。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封侯拜相，食洛阳十万户。他的政治投资果然获得了回报。

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还亲自率领秦军灭东周，扫荡了周王室的残余，真正结束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时代。同年，秦军伐韩，取得成皋和荥阳，置三川郡。次年，秦军强攻魏、赵，得赵地三十七城。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秦军又攻韩、赵，置太原郡，并瓦解了进逼函谷关的五国联军。

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作了相国，号称“仲父”，成了实际上的执政者。

在秦王政幼弱，由吕不韦把握军政大权的数年之间，秦军顺利进取韩、赵、魏等国地方，又击破五国联军，逼迫楚国迁都。如果以太行山、白河、汉江下游一线贯通南北，这条线以西的辽阔地域，都已经成为秦国的疆土。应当看到，当时这一界线虽然大体两分天下，而西部地区却实际已经占据了能够控制并进取东部地区的优势。后来刘邦战胜项羽，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都同样是据这一界线以西地方，举军东进，取得成功的。

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前后共十二年。这段时间，正好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阶段。

在吕不韦时代，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优于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吕不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秦国用客可以专信，比如商鞅、楼缓、张仪、魏冉、蔡泽、吕不韦、李斯等，照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一书中的说法，“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在这些出身他国的政治家当中，吕不韦可以和商鞅并居前列。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

吕不韦以富商身份参政，并取得惊人的成功，就仕进程序来说，也独辟蹊径。吕不韦的出身，自然也是他身后招致毁谤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由商从政的道路，虽然后来履行者并不很多，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风貌的影响，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

吕不韦的历史形象，是有桃色污点的。

传说他和秦始皇的母亲有秘密的情爱关系。后来还曾经引荐了一位有特殊性能力的嫪毒入宫，以满足太后的需要。

吕不韦的情感经历污染宫闱，又有嫪毒秽事，都见于司马迁的记载，所根据的，应当是秦国史《秦记》，大约是比较可靠的。不过找们通过《战国策·秦策》宣太后言及性事时毫不避忌，可以知道这本来就是秦人的风俗特征，也反映了秦人纪史的传统。秦重女权。秦国政治史上曾经屡次发生太后专权，把握朝政的情形。这种政治异常往往又与道德异常相伴随，即太后专权时每有后宫秽行的传闻。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许不应当由吕不韦等个人承担主要责任。

实际上掌握着秦国军政大权的吕不韦据说与太后关系暧昧，在传统史家笔下其政治形象于是蒙上了深重的阴影。不过，我们今天回顾这一现象，倒是应当用较为冷静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更看重他的政治实践和文化倾向的历史效应。

吕不韦事迹中最为世俗之人所瞩目的，是关于秦始皇血统的传说。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始皇的生母，吕不韦心爱的女人赵姬是已经先自有孕，而后才归于子楚的。然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明代已经有学者指出是战国时期的“好事者”的捏造。梁玉绳《史记志疑》据司马迁说赵姬“至大期时”，生下了儿子政，以为本来已经排除了嫌疑，澄清了疑点，人们实在不应当误读《史记》。究竟什么是“大期”呢?这里所说的“大期”，有十月和十二月两种解说，但是无疑不能理解为不足月。

自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也就是如王世贞《读书后》中所推想的，吕不韦的门客借此传说，又大加渲染，以丑化秦始皇，而六国亡国之人又进一步夸大传播其事，是想让天下之人都知道，在六国灭亡之前，秦国已经先自亡国了。

而后世文人热心炒作这一传闻，以艳市俗，则是出于另外的目的。

中国人长期有异常关心他人私生活的习惯，市井中人特别喜好议论男男女女之间的是是非非。于是后来多有人以轻薄之心议论嬴政的身世，甚至有称他为“吕政”的。

实际上，秦始皇私生之说即使属实，这种男女私秘，知情者也只有吕不韦、赵姬和子楚，而他们都是绝无可能把这既是个人隐私，又是政治机密的内情宣露于外的。以严肃的眼光看历史，秦始皇就是秦始皇，嬴政也罢，赵政也罢，吕政也罢，都不应当影响我们对于他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一七、蕲年宫事变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寻常的傍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的几位学者在进行野外考古勘察时，在陕西省风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的一处断崖上，发现了战国秦汉建筑遗迹。

土层中一件瓦当显露在考古学家面前。经过清理和刷洗，可以看到瓦当上面的四个字：“蕲年官当”。

这是当年蕲年官使用的瓦当。

蕲年宫，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在秦王政即位后的第九年(公元前238年)，嫪毒因为秽乱宫闱的行为终于败露，在嬴政往雍(今陕西风翔)行郊礼时发动兵变，以窃取的秦王玺印和太后玺印调动国都卫戍部队和附近地方军进攻蕲年宫。

当时秦国的都城是咸阳。但是，雍，作为秦国故都，历经从秦德公至秦孝公二十代的辛苦经营，早已被建设成为一处具有正统象征的政治文化圣地。这里集中了许多处秦国故宫，也是秦人宗庙的所在地。

秦王经常往来于成阳和雍之间，为秦国的军事政治成功寻求祖先的庇佑和神学的保障。

对雍地的军事控制，有可能影响秦国政治的全局。

嬴政及时察觉了嫪毒兵变的阴谋，抢先发军平定变乱，追斩嫪毒，又在咸阳一举清洗了嫪毒集团成员数百人。

蕲年宫之变，是秦国历史上规模较大又直接震动王族上层的一次罕见的内部动乱。

嬴政果断的处置方式，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具。

嬴政因嫪毒政变事涉及吕不韦，不久就宣布免去其丞相之职。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又迫使吕不韦自杀。

嬴政全面把握了国家权力。

对于吕不韦失势到自杀的过程，《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过：秦王政十年十月，罢免相国吕不韦。蕲年宫事变发生后，秦王政怨恨太后，让她定居雍地，不愿再相见。后来经过齐人茅焦的劝解，心情有所缓和，又将太后迎归咸阳。同时，命令吕不韦回到他的封地洛阳。

事所一年多，列国诸侯的宾客使者依然往来道路，向吕不韦致意。说明吕不韦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是相当广泛的。秦王政已经感受到吕不韦的严重威胁，担心发生变故，以致不得不迫使他离开他所熟悉并可能演生政治变故的洛阳地方。他致信吕不韦，责备道：你对秦国有什么功绩，竟然能够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你与秦国有什么亲缘，竟然能够号称“仲父”?你不要再居住在洛阳了，你还是带着你的家属，到蜀地去吧!

吕不韦意识到自己的实力逐渐削减，已经无可挽回，担心最终还可能将被处以死刑，于是饮鸩而死。

一八、六王毕，四海一

秦王嬴政当政时，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

当时的秦国，在列国关系中，已经成了说一不二的“老大”。

列国的国君和政要，已经谈秦色变。

当时，统一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秦王嬴政策划并且指挥了逐一翦灭六国的战争。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统一战争中，嬴政曾经多次亲临前线进行战地督察。

随着秦军向东推进，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军大破赵军，斩首十万，嬴政亲临河南(今河南洛阳)。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军在进攻赵国的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俘获赵王．又引兵欲攻燕(国都在今河北易县)，屯中山(国都在今河北定州)。嬴政亲临邯郸(今河北邯郸)，后从太原(今山西北部)、上郡(今陕西北部)返回咸阳(今陕西咸阳)。

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军大举攻楚(国都在今安徽寿县)，俘获楚王，秦王又亲临郢陈(今河南难阳)。

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有一卷《编年记》，逐年记述了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等军政大事，同时记有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和其他有关事项。

对于秦王嬴政当政后统一战争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编年记》中有这样的文句：十三年，从军。

十五年，从平阳军。

十七年，攻韩。

十八年，攻赵。……

十九年，口口口口南郡备敬[警]。

廿年，……韩王居口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口属。

廿二年，攻魏粱[梁]。

廿三年，兴，攻荆，口口守阳口死。四月，昌文君死。

[廿四年]，口口口王口口。

这是“喜”这位秦军下级军官对于自身经历的记录。关于其中所谓“十七年，攻韩”和“廿二年，攻魏粱[梁]"以及最后“廿四年”一条，我们在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中都可以看到相应的历史记载。

据正史中的记录，秦人翦灭六国的战争是以摧枯拉朽般的气势完成的，秦军以神武之风，迅速洗荡了各国反抗的力量：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将军王翦破赵，克邯郸。赵王迁投降，邯郸成为秦的一个郡。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灭燕，灭赵。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齐。

九年之间，秦一一翦灭六国。

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嬴政自称“始皇帝”，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

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政治的时代。

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成为历史的定式。

一九、千古一帝

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历来多有争议。

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暴君，有人说他是开创了中国政治史的新纪元的伟大的帝王。

有意思的是，对于秦始皇给予肯定的评价的人，往往在历史上也是多有争议的人。

比如明代的李贽，在他的名著《藏书》中，就有“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的说法。李贽的言论，曾经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可是世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完全对立的意见。

秦始皇的功劳，最主要的，就是实现了统一。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竞胜的历史，对于历史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多位于文明程度处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围地区。这些国家的迅速崛起，对于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的“中原”即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这一所史文化现象，《荀子·王霸》中已经有所评论。

荀子说：“五霸”虽然地处僻陋之国，却能够武威震撼天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僻陋之国的领袖，但是“威动天下，强殆中国”。

就是说，“五霸”虽然都崛起在文明进程原本相对落后的僻陋地方，却能够以新兴的文化强势影响天下，震动中原。

“五霸”所指，说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号》中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就是除去越王勾践，加上秦穆公，仍然可以说是地处僻陋之国，却能够武威震撼天下，“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

在战国晚期，七雄之中，以齐、楚、赵、秦最强，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后期，则秦国的军威，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一时期，强国的军事政治实践，已经和“大一统”的理论联系了起来。

“大一统”理想的提出，是以华夏文明的突出进步和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作为历史基础的。

儒学经典中较早可以看到“大一统”理想的表述。

《诗.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四海之内，山野都是“王”的土地、民众都是“王”的奴隶。这一诗句，后来被频繁引用，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政治信条。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臣下有分君权的企图，受到严正的责难：“一国两君，其谁堪之?”提出这一见解的人，还引用了《诗经》的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上》也引述了《诗经》中的这一句，以及孔子“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话。不过，孟子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解释，与一般的理解似乎略有不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于《礼记·曾子问》和《礼记·坊记》，然而都写作“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很显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或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是“大一统”政治意识的朦胧体现。

“大一统”一语的明确提出，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

对于《春秋》一书中为什么以“王正月”启始这一问题，注者解答道：“大一统也。”

“大一统”政治体制，是儒学学人的政治理想，但是，在当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却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政治学说的主张。和一切政治溉念同样，同一政治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所利用。对于“大一统”来说，儒学思想领袖们往往期望回复周王朝的“大一统”。其他学派则倾向于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新的“大一统”。

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论就是以君主权力的一元化作为思想基点的。《慎子·佚文》记录了慎到的言论。他说：“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强调政治权力一定要集中避免二元和多元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将导致动乱，正如《慎子·德立》所说：“两则争，杂则相伤”。《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子》也说，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是以统治天下为政治责任的，“明君治国”，“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以“天下”作为管理的对象，表明事实上“大一统”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法家理论的核心之中。

“天下”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这就是所谓“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可见“天下”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和“大一统”的观念相联系的。应当看到，这一观念，显然不是单纯的地理观念，也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而是一种政治观念。

与当时“天下”意识的普及大致同时，许多思想家都相应提出了统一天下的主张。

《孟子.梁惠王上》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

孟子回答道：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

粱惠王又问：谁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呢？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的国君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

另外，《孟子·离娄上》中还宣传了孟子这样的观点，认为国君如果好仁，则可以天下无敌。对于同样的政治主张，《孟子·尽心下》则表述为“仁人无敌于天下”。

《荀子·王霸》也曾经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的观点。

《易·系辞上》也说，“圣人”以“易”为思想基础，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

使“天下”归于“大一统”，已经成为许多政论家的政治理想。统治“大一统”的“天下”，已经成为许多政治家的政治追求。

《墨子.尚同中》也曾经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

甚至庄子也曾经发表类似的涉及“天下”这一政治命题的意见。如《庄子·天道》所谓“一心定而王天下”，《庄子·让王》所谓“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一书，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二百六十七次。其中可以频繁看到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说法。而“一匡天下”出现四次，“治天下”出现六次，“王天下”也出现六次。

很显然，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已经成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我国早期地理学名著中，有一部著名的《禹贡》，后来也被收人《尚书》中，列为儒学基本经典“十三经”的内容。《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又分别论述了九州的土气、物产，以及向中央政府贡奉的品物、方式和道路等。一般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并不能体现夏代制度。据有的学者考定，《禹贡》大约是梁惠王积极图霸期间，魏国人士于安邑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的大一统事业的蓝图。

“大一统”的理想能够形成，又得以传布，表明华夏文化走向同一、走向成熟的历史进步迈过了新的里程碑。

实现“大一统”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孟子·公孙丑上》中可以看到孟子提出的反对通过战争手段“以力服人”，而应当推行“王道”，实施“仁政”才可能实现“大一统”的主张。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政治现实，却是各个大国都在积极强兵备战，连年兼并不休，企图通过武力使“大一统”的理想得以实现。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代圣王和古代贤王都有“义兵”，就是以正义的军队、正义的战争实现其圣贤之业，而一概否定军队、否定战争的见解，是荒谬的。“义兵”，其实是医治天下弊病的“良药”。以实现“大一统”为目的的战争形式，就被看作“义兵”。

我们甚至还看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体现道家以所谓“自然”、“无为”为中心的政治思想的《十六经》中，以《观》为题的一篇，也明确肯定了在“今天下大争”的形势下，应当坚持“为义”的“兵道”，“伐乱禁暴”，取得成功。

秦国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严酷的战争形式，靠着打了无数胜仗，才一一击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而的。

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等人赞美秦始皇的说法，即：“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大一统”的局面，是通过“兴义兵”的战争过程实现的。

儒学虽然早就提出了“大一统”的理想，但是却好像并没有能够真正找到实践“大一统”的正确道路。战国时期以法家为主的诸家学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一统”终于成为一种政治现实。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儒家为巩固和强化“大一统”，进行了更重要的理论建设和政策设计。

还应当看到，老子学说其实是以所谓“小国寡民”作为社会理想的。《老子》第八十章写道，小国寡民，使其即使有高效率的器具也不使用，使民众畏惧艰险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舟车，也不乘用，虽然有武装，也不炫耀。使民众回复到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满足其饮食衣裳，安于其住居礼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体现的社会观、政治观和经济观，看起来都是和正统“大一统”思想不协调的。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和传播，也自有历史文化的基础，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老子》书中提出的这种主张，其实大体是符合古代中国农耕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的。可见这种状况和国家的“大一统”政体，并没有根本的矛盾。

“大一统”的理想．当时为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向往。秦国实现“大一统”的战争过程，与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

秦王朝的建立，是以当时社会普遍要求统一的文化倾向作为重要背景的。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曾经有这样的评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秦王朝的建立，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统一。对于嬴政、李斯们的政治表演，有“是圣是魔”的不同的历史认识，但是秦的统一推进中国历史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的事实，是大家都公认的。

天下既已一统，如何对政治渊源有别、经济水准悬殊、文化传统各异、民俗风格不一的各地区实现有效的管理。秦王朝上层集团经过多次郑重的讨论，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秦始皇管理天下，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勤政的风格。

他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就曾经有三次远程出巡。翦灭六国、平定天下后，又曾经五次巡行各地。在灭齐之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就驱车出巡，帝车隆隆，在千里长途扬起了滚滚烟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鸡头山在今六盘山一带。回中，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帝车的轨迹，可能已经西至于今甘肃临洮。同年，秦始皇开始“治驰道”。驰道工程虽然主要服务于帝王出行，但是对于秦汉交通网的构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即以东方新占领区为方向：“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禅梁父，叉沿渤海海岸东行，至于胶东半岛的东端，又沿东海海岸南行，回程经过彭城(争江苏徐州)，南渡淮水，又浮江而行，最后自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经由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回归。这一次出巡，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编年记》中也有反映，写作：“[二十八年]今过安陆。”正是秦始皇“自南郡由武关归”，途中经过安陆(今湖北云梦)的记录。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第三次出巡的情形，竟有出入生死险境的经历。据说在阳武博浪沙(今河南郑州东北)地方，曾经遭到武装敌对者的袭击：“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追捕未得，于是令天下戒严十天，进行大规模搜捕。辜始皇又登临位于今山东烟台的之罘山。回程经过琅邪(今山东皎南南)，由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西)返回关中。

此后第三年，秦始皇再一次东巡，亲临碣石。又巡视北边，从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返回成阳。同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了包括今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

次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在西北地区对匈奴用兵，成功地将匈奴势力逐出今陕西、内蒙古交界地区直至阴山一带，在当地置四十四县，沿河修筑城塞。又派蒙恬北渡河夺取了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等军事要地，修筑亭障以防御草原游牧民旅的侵扰。并且从内地移民以充实边县。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调发工役人员修筑长城。

可以推知，秦始皇经营北边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他出巡亲历北边之后形成的。很显然，重要的区域政策的制定，是以他亲自对当地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的。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又浮江而下，过丹阳(今安徽马鞍山东)，至钱唐(今浙江杭州西)，临浙江，上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又还过吴(今扛苏苏州)，沿海岸北上，最终病逝于行途中。

据《史记·蒙恬列传》，秦始皇心怀“欲游天下”之志。关于秦始皇出行，《史记·李斯列传》有“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的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可见“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词语，但是，秦始皇不避霜露，辛苦出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祷祠各地名山诸神以求长生，也不仅仅是亲自慰抚镇守东方的秦军卒士。琅雅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的所谓“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其实也透露出秦始皇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风尘仆仆，往来于东海北边的动机，有通过这种交通实践了解天下四方的文化风貌，从而巩固和完善秦王朝政治统治的因素。

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书”，确定阅览一百二十斤文书的日夜定额，不完成定额，不能休息。

秦始皇通过琅邪刻石自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这样的言辞可能是大体符台事实的。

在这种勤政作风的另一面，是绝对的独裁专断。“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当时人对于他于是有“贪于权势”的批评。皇帝专权，使得丞相等诸太臣都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大臣只是执行皇帝个人的意志，甚至丞相也没有独自处理重要政务的权力。臣下不敢发表不同的政见，不敢直接批评皇帝的过失，各自“畏忌讳谀”，于是形成了皇帝无视自己的失误而日益骄横，臣下畏于帝王的威权而谄媚取容的政治空气。

二○、中国政治的新秩序

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新鲜的气息。

秦统一后，国土空前广大，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其地东至海滨暨朝鲜，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及羌人居地，南至“北向户”，到了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北则据河为界，与阴山并行东至辽东。于是分天下必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诸官职，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

秦王朝最初设置的三十六郡，包括：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汉中(郡治在今陕西汉中)、蜀郡(郡治在今四川成都)、巴郡(郡治在今重庆)、邯郸(郡治在今河北邯郸)、钜鹿(郡治在今河北平乡西南)、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南)、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子)、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大同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南)、砀郡(郡治在今河南商丘)、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南)、三川(郡治在今河南洛阳东)、额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黔中(郡治在今湖南沅陵)、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长沙(郡治在今湖南长沙)、九江(郡治在今安徽寿县)、泗水(郡治在今安徽淮北西)、薛郡(郡治在今山东曲阜)、东海(郡治在今山东郯城)、会稽(郡治在今浙江绍兴)、齐郡(郡治在今山东淄博)、琅邪(郡治在今山东胶南南)、广阳(郡治在今北京)、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右北平(郡治在今河北蓟县)、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管辖京畿诸县的“内史”，是和郡平级的行政单位，然而不在“三十六郡”之内。后来，随着疆域的扩展，又设九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海(郡治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在今广西柳州西)、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闽中(郡治在今福建福州)五郡。于是，除了内史管理的京畿地区外，秦有四十一郡。

秦的政区范围的确定，标志着中华帝国最基本的文化圈的初步形成。后来中土文化向四方传播，都是以此作为主要基地的。

在秦的地方行政体系中，郡的下级单位是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则称“道”，这是因为当时中央政府对于这些地区一般只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线，并由此推行政令、集散物资的缘故。秦县的数量大约有一千左右。

郡县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

关于“县”的设置的最早的资料，见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这就是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后，在所占领地区设立了最初的“县”，以及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在杜地和郑地设置了“县”。《国语.齐语》说，齐桓公时，曾经有“三乡为县，县有县帅”的制度。《左传》中，可以看到有关晋国、楚国等国曾经设县的记录。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郡县》写道：“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就是说，“县”，起初是列国兼并时代管理新占领区的行政区设置。顾炎武又指出，“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通过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郡制，也是中原周边地区后起的强国赵、燕、楚、秦初创的新的地方行政制度。

郡县制度为秦王朝继承发展，成为后来历代王朝中央政权控制地方行政的基本形式。

秦王朝对于是否实行郡县制度，曾经进行过两次御前大辩论。

秦刚刚实现统一之初，丞相王绾曾经主张实行分封制以维护帝国的安定。

王绾认为，诸侯初破，燕国、齐国、楚国旧地距关中遥远，如果不分置诸侯王的话，就没有办法镇抚管理。他建议秦始皇分立诸子。

秦始皇吩咐朝廷对这一意见开展讨论，群臣大都表示赞同王绾此议。只有廷尉李斯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见解。

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许多子弟同姓为诸侯，但是后来这些诸侯国与周王朝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又彼此如同仇敌一般互相攻击，连周天子也没法子禁止。现在．赖有陛下之神灵，海内实现了一统，都成为直属朝廷的郡县，诸子和功臣可以用国家的赋税收入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样便于控制天下，这是实现海内承平的“安宁之术”。而分置诸侯，是不宜施行的建议。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他说：天下苦于战争长久不息，就是因为侯王割据相互争夺的缘故。现在幸有祖先神灵护佑，使天下终于安定，如果重新分立诸侯国，就会再次埋下战争的隐患，要想谋求海内安定，岂不难哉!廷尉的主张是正确的。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就是否推行郡县制，又曾经发生过又一次著名的御前辩论。

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在御前祝酒。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以往秦国地方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统治旧地设立郡县，于是人人自安乐，不再有战争之患，天下可以传之万世。自上古诸帝王，都不及陛下的威德。于是秦始皇大悦。

随后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则直接反驳了周青臣的说法。

他说：殷周政权能维持千余岁，正是因为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却废除分封制而推行郡县制，做事不遵循古训而能够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

秦始皇命令就此进行讨论。李斯又批驳了“师古”的主张，以为五帝的政策不相重复，三代不相沿袭，但是各自都实现了安定进步。政制只能依时势而变化演进。明确了郡县制政治革新的意义。李斯又指出古来天下散乱，不能一统，以致出现“诸侯并作”，“诸侯并争”的严重危害。他坚持郡县制对于“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有重要作用的主张。李斯肯定郡县制的意见得到秦始皇的赞同，而对于与此不同的政见，随后又有以“焚书”为标志的严厉打击的措施。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称李斯倡行郡县之议是“千古创论”，又就“置郡县”之举赞誉道，李斯等人，都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假使圣人重新复生，所推行的政策也不会有所改变的。

秦王朝的统治者确定了“置郡县”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确实是英明的政治决策。

秦灭六国之后，秦王政以“天下大定”，而名号如果不变更，则无法标志成功，使事业传之后世，于是承袭“三皇”“五帝”传说，自称“皇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嬴政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的统治终于未能长久，但是，秦王朝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别是皇帝独尊的制度，却对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政权组织。中央执政集团中权位仅次于皇帝的最重要的官职是所谓“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

秦国制度原本有相、相国之职，秦实现统一之后，见于记载的相应官员有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等。丞相是朝廷首席文官，总理全国政务。太尉原称尉、国尉，是朝廷首席武官，是负责全国军事事务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地位略次于丞相，是负责监察的大臣，位列上卿。

“三公”之下又有“九卿”，分工管理不同的政务部门。实际上所谓“九卿”官职并不限于九。这一官僚制度体系大体为西汉王朝所继承。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说法，这一级别的官职有：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郎中令，秦官，掌宫殿门户。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太仆，秦官，掌舆马。廷尉，秦官，掌刑辟。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宗正，秦官，掌亲戚。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中尉，秦官，掌循徼京师。

略次一级的官职，又有：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官室。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将行，秦官。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主爵都尉，秦官，掌列侯。我们看到，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已经相当严整完备。后来有“汉承秦制”的说法，就是说秦代的这一制度为汉代统治集团大体继承沿袭。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秦代的官制确实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周政衰败，官制混乱，战国并争，各有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秦以前的官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一般都公认，秦立百官之职，汉代基本因循又经进一步健全之后，确实确立了中国历代王朝官制的基本格局。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构架，就这样初步建立起来了。

二一、焚书坑儒

秦王朝的统治表现出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高度的集权，高度的专制。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有同样的风格。

秦王朝虽然统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却在若于方面产生了相当探远的历史影响。

“书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理想。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引述孔子的话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他又指出，虽然踞有政治地位，但是没有相应的政治道德，是不能够主持礼乐的；而即使有相应的政治道德，但是未能踞有政治地位，也是不能够主持礼乐的。

“书同文”，已经成为文化统一的一种象征。但是在孔子的时代，按照儒家的说法，有其位者无其德，有其德者无其位，“书同文”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想。战国时期，分裂形势更为显著，书不同文也是体现当时文化背景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由子诸侯力政，不尊从周天子，于是礼乐典籍受到破坏，天下分为七国，各自文化特征都不同，“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于是，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议以“秦文”为基点，要实现天下文字的统一。凡是和“秦文”不一致的，统统都要予以废除。

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文化过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写作“书同文字”与“同书文字”，在《六国年表》与《李斯列传》中，又分别写作“同天下书”，“同文书”。

《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叙》都曾经说到，秦文字有八体，就是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其中主要是小篆和隶书。大约郑重的场合用小篆，一般的情况下用隶书。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是官方正式颁布的文字范本，都是用小篆书写的。

秦王朝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大转折。

不过，所谓“书同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靠行政命令就可以在短时期内全面实现的过程。文字的变革，因为秦王朝短促而亡，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完成。“书同文”的事业在汉初继续进行，实际上到汉武帝时代才可以说逐步走向定型了。

经过了这一转折，汉代的文字和先秦的文字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以致汉时以渊博著称的学者也已经难以通谙先秦的文字。

秦王朝的“书同文”虽然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成功，但是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文化进步的规划，并且开始了这样的文化进步的实践，应当说，已经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伟大的创举。

秦王朝推行文化统一的政策，当然并不仅仅限于文字的统一。

我们在秦始皇出巡时在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要求各地民俗实现统一的内容。比如琅邪刻石说到“匡饬异俗”，之罘刻石说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都表示各地的民俗都要予以改造，以求整齐统一。而强求民俗统一的形式，是法律的规范，就是所谓“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更为明显的实例，是会稽刻石中还说到皇帝“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宣省习俗，黔首斋庄”，对于当地民俗的干预，已经相当具体。例如，妇人有子而再改嫁，或者丈夫死后妻子改嫁，或者逃嫁而遗弃子女等现象，都受到谴责，宣布要予以惩治，期望建立所谓“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诚”的新的道德秩序，甚至宣称“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对各地民间家庭婚姻习俗的强制性改造的方针，表现出新政权文化统制的空前严厉。

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秦帝国的统治者期望直接以强制手段改变民俗，确定新的有利于“常治无极”的“法”、“令”、“轨”、“则”，也就是新的文化规范，以实现会稽刻石所说到的“大治濯俗，天下承风”的局面。

《汉书.地理志下》写道：民众的性情是有地方差异的、刚和柔，缓和急，以及音声的不同，都和水土之风气有关系，这就是“风”；而好恶和取舍的价值倾向，以及动静的变化，又都和君上的情感影响有关，这就是“俗”。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说圣王在上，有统理人伦的责任，以正确的文化导向，促使各地民间风俗“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方可以成就所谓“王教”。

统一国家的建设，必然促成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过程的手段和方式。

战国时代，各地居民因长期分裂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不同的心理状态是很明显的，秦人风俗与东方各国更有相当大的差异。秦实现统一之后，秦王朝企图以强制手段将秦地风俗推行全国以“匡饬异俗”，“大治濯俗”，追求所谓天下民俗文化的“混同”“中和”。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就写道：“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辟)，除其恶俗”，说明秦政府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在战争警报尚未解除之际，就已经将这种“移风易俗”的事业作为主要行政任务之一，并以法律为强制手段，以军事管制的形式强力推行这一政策了。

古代风俗中至今能够留下最明显遗迹的奠过于葬俗。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发掘的秦始皇陵劳役人员墓地，发现死者的葬式大多数与秦人墓葬头向西的传统相一致，出土骨架一百具，其中只有四具是传统的仰身直肢葬，绝大多数都是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与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屈肢葬的蜷曲情况相同。这种现象，应该理解为出身关东地区的劳役人员在专制制度下生前备极劳苦，死后仍被迫以秦人风俗就葬。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谋求统一，是通过极其强硬的专制手段推行有关政策的。所谓焚书坑儒，就是企图完全排斥东方文化，以秦文化为主体实行强制性的文化统一。为了实现这种统一，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残酷的手段。

秦王朝力求以专制手段实现文化统一的政策和战国以来思想文化倾向自由的传统，终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秦王朝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后，战国时代旧有的文化体制被否定，文化成为政治军事的附属．私学盛起的形势一去不复返，生动活跃的文化气氛被洗荡一空。一些儒生和游士于是私下批评时政，引用儒学经典《诗》、《书》及百家语，以古非今。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关于郡县制的御前辩论中，丞相李斯批判了儒者遵行古制，实行分封的主张。

他说，先古五帝三代制度不相承袭，各因时势之变异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天下。当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其意义，当然是狭隘浅薄的儒生不能理解的。儒者所说三代分封之事，当代不可以遵法。李斯又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统一，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形成了引述古典来批评当今，用空虚的理论指责实际的政策的风气。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出于皇帝，而私学却公然非毁法教，诸生不师今而学古，批判当世之政，惑乱民众之心。政令一旦颁下，都各自站在自己学派的立场上妄加批评否定，以超越主上、标新立异来抬高自己的名位，甚至公然诽谤朝政。如此不加制止，上则损害皇帝的威望，下则扩大私党的影响，因此必须严厉禁绝。

李斯又建议，除秦官定史书《秦记》以外，其他历史记载都统统予以烧毁。除了博士官所掌管的以外，天下有私人收藏《诗》、《书》、百家语的，都必须上缴，由地方官员负责烧毁。有胆敢私下讨论《诗》、《书》的，要处以弃市之刑，敢于以古非今的，诛灭其家族。官员知情而不举报者，则与其同罪。焚书令颁下三十天仍然拒不遵行的，罚作筑守边城的劳役。不过，医药、卜筮、种树一类技术书籍，不在焚烧之列。

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

奉始皇焚书，是对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冷酷的否定和粗暴摧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严重的浩劫。

焚书之后不久，又发生了坑儒事件。

秦始皇晚年，独断专行，又迷信方术，欲求长生。曾经受到他信用的侯生和卢生不满秦始皇贪于权势，专好以刑杀强化自己的威权，于是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以侯生和卢生的“诽谤’之罪，疑心诸生在咸阳者多以妖言扰乱民心，于是派御史严厉拘审，将所谓违反禁令的诸生四百六十多人坑杀于咸阳，以警告天下有不同政见的文化人。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人心尚未安宁，诸生不过诵法孔子之学罢了，现在以严酷之法处置他们，担心天下将会发生动荡。

秦始皇大怒，下令让扶苏离开都城咸阳，到北方边疆蒙恬的部队里担任监军的职务。

焚书坑儒等极端的措施，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凋零，同时也激起了读书人对秦政普遍的抵触和反抗。

对于焚书坑儒，历来有种种的否定与抨击，但是当时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复杂，也是不可以简单论定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但是李贽在《藏书》卷二《混一诸侯·秦始皇帝》又写道：“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这也是事实。

秦王朝对于思想文化控制的手段确实厉害。这反映了秦王朝当政集团比较急进的行政作风，同时又表现出长期战争之后行政军事化的历史惯性。

二二、以吏为师

秦王朝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所谓“以吏为师”。

“以吏为师”，就是由官吏承担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代替了先前私学繁盛时代的“师”。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

李斯在建议焚书时，曾经说道，过去诸侯并争，所以游学大盛。而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于一，百姓应当努力投身生产，文人应当学习法令制度。

他又对于所谓“私学”批评干扰“法教”的情形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以为如此将会导致专制权力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动摇。

在李斯等人的眼里，“私学”和“法教”，形成了尖锐的文化对立。

推行焚书令之后，他又提议用行政力量指导文化行为，明确要求：“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以所谓“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取代了原先相当活跃的“私学”，表现出秦政权重“法”而轻“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后来汉代人评价秦政时，对此多有严厉的批判，指出了秦王朝这一文化政策的反文化的实质。

其实，所谓“以吏为师”，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并不以简单的“学法令”为限。这一指令所针对的“学”的意义，实际上涵盖了极宽泛的文化范畴。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驷《集解》引述徐广的说法，就指出有的记载并没有“法令”二字，就是说，直接写作：“若欲有学，以吏为师。”

如果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那末，秦王朝实行的文化统制的严酷，更表现为全方位的思想禁锢了。

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的秦代简牍文书中，有一篇南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公告《语书》。在这篇公告中写道：圣王制定法律，用以端正百姓的意识，改造邪戾的性情，清除恶劣的习俗。由于法律不尽完备，百姓中多有伪诈奸巧，以致干扰法令实施的。所有的律令，都是要教导百姓改造邪戾的性情，清除恶劣的习俗，使他们能够成为良善之民。

《语书》又责备道：现在法律已经齐备，但是仍然有一些官吏民众不予遵守，习俗淫侈放荡的人未能收敛，这将导致主上的大法不能实行，邪恶的风气得以助长。如此，则严重危害国家，也不利于百姓。

可见，“民心”、“乡俗”等文化形态，是“法度”所“矫端”的对象，而“吏”的作用，确实也是相当突出的。按照《语书》中的说法，即：“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殴(也)。”以为良吏如果明习了法律令，则可以应对任何复杂的行政难题。在秦王朝的价值评定体系中，“法律令”被抬高到万能的地位，“良吏”也被抬高到万能的地位。

“以吏为师”，宣告了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于民间，曾经向历史提供过伟大文化贡献的“私学”终于被取缔。

于是，政治领导文化，政治规范文化，政治统制文化，政治奴役文化的历史定式开始形成。这一定式对于后来中国文化演进的历程发生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二三、沙丘政变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一次东巡。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以及公子胡亥一同随行。

秦始皇和他的随行人员从咸阳出发，向东南行经云梦，然后浮江而下，视察吴越旧地，又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临望东海。然后沿着海岸北上，来到黄海之滨的琅邪(今山东胶南南)。接着继续沿海岸行进，抵达荣成(今山东荣成)、之罘(今山东烟台)等地。

秦始皇的车队又继续西行，到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时，这位辛劳的皇帝终于病重不起。

病情愈益恶化的秦始皇用皇帝玉玺封书赐监军于上郡的公子扶苏，命令他与丧车相会于咸阳，主持葬事。

七月丙寅这一天，秦始皇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去世。

这位使中国得到统一的王者的人生历程结束了。秦人叱咤风云，号令天下的英雄时代也结束丁。

左丞相李斯因为皇帝死于京城之外，担心诸公子及天下会发生变乱，于是决定秘不发丧。

秦始皇的车队一如既往，继续行进。秦始皇的遗体被装载在可以密封车厢的辒辌车中，百官奏事，宦者奉食，都像平常一样。

当时正值暑季，尸车散发出恶臭，李斯、赵高等人又吩咐车队加载一石鲍鱼，以掩盖其气味。

秦始皇赐公子扶苏的诏书虽然已经封缄，却停置在主持机要办公事务的中车府令赵高手中，没有来得及交付使者发出。赵高因为曾经教授胡亥文书法律知识，私人关系较为密切，于是和胡亥、李斯阴谋毁掉秦始皇所赐扶苏书，重新伪造秦始皇遗诏，假称秦始皇生前交付丞相李斯，立公子胡亥为太子。

赵高在阴谋帮助胡亥取得皇位继承权的同时，又和胡亥、李斯伪造赐公子扶苏及将军蒙恬书，责问其罪过，并且令其自杀。

扶苏、蒙恬心有疑惑，但扶苏从父赐子死不能违抗的观念出发，随即自尽。蒙恬不肯自杀，被囚禁在阳周(今陕西子长北)，后来也被迫吞药而死。

这样一来，对胡亥地位的主要威胁都被排除了。

胡亥及赵高、李斯的车队经行直道回到咸阳。在这一年(公元前210年)的九月，在郦山安葬秦始皇。

郦山，是秦始皇经营多年的陵墓。关于秦始皇陵的修筑，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刚刚即位，就开始了陵墓修筑工程，统一天下之后，各地派来的工徒多达七十余万人。

秦始皇陵地宫中，据说用水银模仿百川江河大海，以机械方式令其流动不息。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已经考古学者和地质学者用新的地球化学探矿方法——汞量测量技术测定地下汞含量的结论所证实。

出于防止盗掘的目的，秦始皇陵的墓门和墓道据说设置了可以自动发射箭矢的机关。

秦始皇安葬后，为了防止施工人员和葬事劳务人员将有关陵墓结构和封藏的信息泄露于世，秦二世竟然采取了全数杀害“工匠”、“臧者”和“宫人”的残暴手段。

清人钱锴《始皇陵咏》诗为此感叹道：“叩之空空但铜漆，复设机弩如警雷。骨枯何待工匠泄，羡门一闭万鬼衷。”

秦始皇陵园及其附近发现的大型兵马俑坑以及其他附属建筑，以实证形式使我们对秦史的认识更为真切具体。

对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作用与意义，研究者的认识各各不同，大致提出了这样几种意见：(1)守卫京城的宿卫军；(2)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3]送葬的俑群；(4)表彰统一全国军功的纪念碑式的“封”；(5)作为概括军事生活的典型“陈兵”，类同于后世神道之侧的柱、碑、石刻像生等。其实，部署在陵园东侧，同时又面向东方的秦俑兵阵，在秦王朝以东方民众为镇压对象，以东方反抗力量为假想敌的背景下，可能也有卫护秦始皇陵的作用。而在后来关于秦始皇陵被盗掘的传说中，盗墓者也恰恰是所谓“关东贼”。

十月戊寅日，秦二世胡亥诏令大赦罪人，正式宣告自己继承了帝位。这正是秦始皇去世之后的第七十二天。

二四、秦二世的暴政

秦二世胡亥是以非法手段取得帝位的。

他担心诸公子及大臣疑而不服，导致变乱，于是密谋杀害诸公子及先帝故臣。在咸阳处死了十二位公子，在杜县(今陕西长安西南)处死了十位公主。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西清理的八座秦墓，有引人注目的现象。

其中十八号墓没有发现人骨，其余七座墓的墓主为五男二女，年龄都在二十岁至三十岁左右，大多骨骼分离散置。

十五号墓的墓主肢骨相互分离，置于椁室头箱盖上，头骨则发现于洞室门外填土中，右颞骨上仍插有一支铜镞。

据考古工作者分析，这批墓葬墓主的身份，应当是秦宗室的成员。有迹象表明，这些墓葬的墓主，有可能就是秦二世杀害的公子公主。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公子高曾准备逃走，又担心其家属受到残害，于是上书请求从葬于郦山脚下。胡亥准许了这一请求，并赐钱十万予以安葬。

赵高对秦二世说，先帝临制天下年久，所以群臣不敢发表不同的政见。现今陛下年轻，刚刚即位，如何在与公卿廷议决策大事时维护权威呢？如果所言有误，那末就在群臣面前暴露了短处，天子称“朕”，本来就是说不能轻易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

秦二世信从了他的话，于是常居于宫禁之中，只单独会见赵高决定朝事，后来公卿大臣也很少能够朝见。

这种表现出严重内在封闭性特征的政治形式，使新政权原有的积极的政治活力也被完全窒息了。

司马迁说，秦二世统治时期“用法益刻深”，就是说，其专制统治的严酷，可能更超过了秦始皇时代。当时，不仅“黔首振恐”，而且“宗室振恐”，社会上下都被深重的黑色恐怖所笼罩。

秦时专制制度的明显弊病，已经严重妨碍了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行。

秦二世当政初，年仅二十一岁。他自以为年少，即位不久，百姓不能集附，又仰慕秦始皇巡行郡县而威服海内的事迹，决意东巡。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李斯、冯去疾等随从新主往东方巡行。这次出行，时间虽然颇为短暂，行程却甚为辽远。秦二世及其随从由咸阳东北行，抵达碣石，又沿海岸南下，至于会稽，又再次北上至辽东，然后回归咸阳。

四月秦二世回到咸阳，七月就爆发了陈胜起义。不久，秦王朝的统治就迅速走向崩溃。可以说，秦二世巡行郡县，以炫耀强权，威服海内的政治目的，其实并没有实现，对沿途山海之神都一一礼祠所表现的虔敬，似乎也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从秦二世东巡经历所体现的行政节奏，可以反映这位据说辩于心术而诎于口才的新帝对秦始皇所谓“勤劳本事”，“夙兴夜寐”，“朝夕不懈”，“视听不怠”，以及每天“以衡石量书”，不完成审阅一百二十斤文书的日夜定额则绝不休息的勤政风格的继承。但是，秦王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经不是一两个政治活动家凭个人的才智和努力能够挽回的了。

秦王朝统治时期，民众所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是徭役的征发。

这一现象的极端表现，是征发“闾左”服役。据说正是因此而导致了政权的崩溃。汉代人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往往以“发闾左之戍”与“收泰半之赋”并称。“闾左”，就是“闾佐”、“里佐”，也就是秦王朝基层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他们本来是基层农耕生产的组织者和地方治安秩序的维护者。徭役征发的过度，已经不得不使这些人也受到冲击。

政治危机于是已经演进到无以挽回的严重地步。出现了人人自危，欲叛者众的局面。

唐人鲍溶《倚瑟行》诗有“泉宫一用秦国丧”句，认为秦始皇去世，秦的国运也一同葬人郦山地宫之中，秦帝国实际已经灭亡。

这种认识可能暗含对秦二世权位的合法性有所否定的倾向，但是就历史真实而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秦二世因政变而暴起，又因政变而暴亡，统治虽然短暂，然而在位三年，也曾经有勤政的表演。他遵循秦始皇远巡的辙迹东行郡县，傍渤海至于辽东，傍黄海、东海至于会稽，行程相当辽远。以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考虑经行不同路线的因素，总行程在八千八百公里以上，甚至超过一万公里。其出巡春季启程，四月还至咸阳，虽具体行期尚难以确知，但即使按照保守估算，以历时百日计算，平均每天的行程也至少达到近九十公里，甚至超过一百公里。这在当时十分简陋的交通条件下，作为帝王乘舆，无疑已经创造了连续高速行驶的历史纪录。而出行者“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的辛劳可以想见。

作为统一帝国来说，秦王朝和隋王朝都是二世而亡。而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等，也都在第二代权力接递时发生过血腥的武装争斗，有时爆发政变，甚至导致战争，同样值得注意。专制政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政治危机，可能是必然的。后世史家讨论秦王朝与隋王朝的政治教训，往往关注第一代帝王死后最高权力交接形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于是对于扶苏的缅怀，成为千古话题。其实，面对既成的政局，分析政策的正与误，或许是更有意义的。

关于秦二世的政策是否对于秦的灭亡发生主要作用，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秦亡的主要责任应当由秦始皇承担。例如《汉书·谷永传》所谓“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三国志·魏书·杨阜传》所谓“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都将主要罪责归于秦始皇。而所谓“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于是“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以及《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所谓“至于二世，暴虐煎甚，终用急亡”，《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谓“二世发间寿而海内崩离”等，则以为秦二世也负有历史责任。白居易《答四皓庙》诗“秦皇肆暴虐，二世遘乱离”句，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尽管秦二世即位不过一年，大泽乡起义即爆发，然而他“复作阿房宫”，“用法益深刻”等行为，确实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

全面认识秦末历史，应当承认秦始皇和秦二世都必须承担政治失败的责任。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经说，如果秦二世及时实行政策转变，是可能避免秦覆亡的结局的。

他写道：“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民众苦难，其实是“新主”的一种政治资源，假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以威德与天下”，则必然可以扭转政治危局，实现安定。

《后汉书·杨终传》中，也可以看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的意见，暗示秦二世“革”秦始皇之政的可能性及其可能较为光明的历史前景。

历史的假设虽然对于历史研究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借鉴历史经验，可能是有参考价值的。　　r对于秦二世的悲剧，有的学者又分析说，其因素包括秦始皇焚书坑儒，“灭先王之学”的文化政策，以致秦二世缺乏必要的文化资质，“胡亥之生也，《诗》、《书》不得闻，圣贤不得近”。这一议论出自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口，新旧《唐书》的《元稹传》都有记载，值得引起注意。李商隐《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诗在“焚坑逮可伤”之后，又有“挟书秦二世”句。“挟书”是指《挟书律》，即对私藏书籍者严刑治罪的法令。诗人在对文化专制主义进行谴责时，秦二世也是对象之一。

二五、指鹿为马

赵高出身宦官，熟悉上层政治生括，又精于权术。他使秦二世逐渐疏远李斯，自己得以把握了政治中枢的决策大权。

二十一岁的秦二世信用赵高，排斥异己，繁刑严诛，赋敛无度，于是政治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赵高用尽心机强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能够反映他当时丑恶的政治表演的，有著名的“指鹿为马”的故事。

赵高有心全面专权，担心群臣不能全数顺从，于是先自设计测验。他将鹿进献于秦二世，而号称为马。秦二世笑道：丞相弄错了吗?竟然谓鹿为马。于是问左右，左右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称马以阿顺赵高。也有个别称其为鹿的，赵高都因此暗中谋害，后来群臣都不得不畏惧赵高。

在民众暴动的强大压力下，惶悸不安的秦二世在泾渭之交的望夷宫斋祀。赵高指使其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兵逼宫，秦二世被迫自杀。

唐人胡曾《咸阳》诗于是写道：“一朝阎乐统群凶，二世朝廷扫地空。”

赵高在逼死秦二世之后，又以为继任的秦贵族子婴“以空名为帝，不可，宣为王如故”，取消了帝号。秦政权的统治于是被迫恢复到战国时代的状况。实现太一统政制的秦王朝因秦二世之死实际上已经覆亡。

在子婴废帝号改称秦王四十六天之后，刘邦军入咸阳，秦亡。

在分析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时，有人认为秦二世时代发生的政治变故，是由于赵高等人利用了他的昏庸。指鹿为马的故事广为传诵，就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点的。宋代政论多见这种意见，如《宋史·唐坰传》所谓“秦二世制于赵高”，《宋史·杨大全传》所谓“盗满山东而(赵)高、(李)斯弄权，二世不知也”，《宋史·胡铨传》所谓“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刘(邦)、项(羽)横行而不得闻”等。这些议论，自有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末历史的真实。

秦代是“忠”的道德准则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行为准则的历史时期。秦始皇东巡刻石，有“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的宣传。赵高等伪造的秦始皇遗诏，对于扶苏、蒙恬，也有“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的指责。

“忠”和“不忠”，在秦时专制制度下，常常是以帝王个人的态度为标尺的。

秦始皇时代，蒙恬、蒙毅受到特殊信用，“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而秦二世时代，赵高欲以灭蒙氏，则以所谓“不忠而惑主”使胡亥囚禁蒙毅．胡亥遣御史令蒙毅曰：“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建议停止阿房宫工程，减轻民众徭役负担．遭到秦二世的驳斥：“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于是置三人于死地。

沙丘政变之后，“赵高因为胡亥忠计”，谋害宗室故臣，他的权位的迅速上升，秦二世称之为“以忠得进”。但是恰恰就是赵高，策划谋杀了秦二世，又在反秦起义军逼近关中时与刘邦暗中联络。

显然，以秦时通行的“忠”的政治道德尺度来衡量，赵高品性言行的卑下，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六、李斯的悲剧

李斯是楚地上蔡人。年少时，曾经任郡小吏。他看到吏员宿舍的厕所里的老鼠吃的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又因为经常被人和狗所惊吓，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仓房里的老鼠，却平素不受惊扰，坐拥满仓谷物，没有饥饿之忧。于是感叹道：J人的地位，就好比老鼠一样啊，最重要的，是选择好所处的位置。

李斯曾经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后来辗转来到秦国，开始从政。

韩国水工郑国，为了削弱秦国的国力，动员秦国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并主持设计和施工。这就是后来的“郑国渠”。事情发觉后，秦国宗室大臣劝说秦王，认为诸侯国人来秦国做事的，都是有心效忠其主而力求败坏秦国的，“请一切逐客”。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他著文力陈开放政治对于秦国的益处，希望秦王坚持任用别国来客。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秦王于是废止逐客之令，破格任用李斯。李斯后被任为廷尉。统一之后，又升任丞相。李斯以敏锐的政治眼光，说服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明法度，定律令，李斯也出力甚多。

秦始皇去世后，李斯在沙丘参与赵高、胡亥等策划的政变。

秦二世上台之后，推行极端专制的政治．甚至李斯等人也不能轻易向秦二世直接提出政策建议。

关东反秦起义军兴起，严重威胁秦王朝的统治之后，秦二世屡次责备李斯居三公之位而未能安定天下。

李斯曲意逢迎秦二世，建议进一步强化君权，严酷刑罚，以谋求建立所谓君主独制于天下而其他力量无所制约的绝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一时路人中受刑致残者往往多达半数，死刑犯的尸体每天都堆积于街市，执法残厉、杀人众多的官员被看作忠臣。

秦二世听从赵高的建议，深居于宫中，政事都由赵高来决策。赵高诬称“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又提出对李斯之子，当时担任关东要害地区三川郡(郡治在今河南洛阳东)行政长官的李由可能与关东反秦起义军暗自联络的怀疑。

李斯与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进谏秦二世，请求减轻民间赋役，停止阿房宫工程。秦二世命令将李斯等下狱治罪。冯去疾、冯劫被迫自杀，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

李斯在走向刑场时，对同行的儿子说：我想和你一块儿，再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行猎，追逐狡兔，岂可得乎?说罢父子抱头痛哭。

李斯被处死，其三族也被夷灭。

有人说，李斯是极端忠正而冤死的刚直之臣。司马迁则说，李斯身为三公，明知正确的政治原则，却不能规劝主上纠正偏差，在政治强权而前阿顺苟合，推行苛政酷刑，又听从赵高的劝说，发动政变，拥立秦二世。在天下反叛力量群起之时，方才劝说秦二世修正暴虐之法，不是已经太晚了吗!

李斯的悲剧，在于贪求个人权位，依附黑暗政治，甚至不惜助纣为虐，最终自己也葬身于权争的漩涡之中。

二七、秦政的“德治”包装

东周诸国面对秦军势的崛起，曾经有“秦暴”的说法。

这是不是敌对政治力量的没有根据的恶意攻击呢?

似乎并不完全是。

汉世以来的历代史家评价秦政，也往往批判其“暴虐”。

自两汉以后，秦王朝的历史形象，其实已经定格于“暴政”。

但是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可以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时，则以“德政”为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看到“秦德”的宣传。

贾山《至言》写道：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其次称二世皇帝，希望能够以一至万，“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

秦王朝“秦德”宣传之突出实例之一，就是秦始皇东巡时在各地刻石，往往直接写作“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等。例如在琅邪刻石中，“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秦王朝执政者自以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安定。这就是所谓“威德”、“武德”。总结秦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评价，确实应当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面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则与儒学理想的“德治”相距甚远。

这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指出的，由于没有认识到攻和守其势不同，取与守，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以致在实现统一之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政策调整，最终不免败亡。

据后来的政论家分析，秦王朝其实有两次可以切实推行“德治”的机会。一次是在秦实现统一之后。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继位之后。

但是政论家对于秦行“德政”的可能性的分析，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在历史的实际中必然成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传统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

在先秦时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东方的具有先进意义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为谥，说明秦的主体政治思想与东方诸国的共同之处。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君主中以“德”为名号者仅此一例。足见秦国上层政治人士对“德”的倾心。

秦孝公下令国中，回顾秦穆公事业，有“修德行武”语。

分析活跃于秦政坛的政治评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言论，如赵良、蔡泽、李斯等，都曾经强调过“德”的意义。可见“德”的观念在秦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商鞅劝说秦孝公推行变法，也曾经以“至德”作为宣传。不过，他又明确说道：秦的“德”和殷周的“德”，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在战国时期与西汉时期之间，政治观念史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德治”思想在这一环节中，发生了显著的历史变化。这一变化，是有重要文化意义的。

考察对于秦政形成显著影响的历史文献，以“德”字的出现频率计，《商君书》十四见，《韩非子》一百一十八见，《吕氏春秋》一百一十三见。可见，“德”这一成为东方地区文化热点的政论命题，在秦国也是逐渐受到重视的。

不过，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内容，确与东方存在着差异。例如《商君书》中有关“德”的论述，表现出对于“德”的崇拜的某种保留。《韩非子》中对“德”的理解，也与儒学正统宣传明显不同。《吕氏春秋·论威》还提出了“凶德”之说，认为与“义兵”相联系的“凶德”，也具有正义的性质。

和秦政有关的“德”的理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传统“德”的学说，在中国“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德治”思想的历史中继，影响秦政的“德”的观念虽然与其东方起源有所变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化价值。

“秦德”的宣传和“秦暴”的实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冶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因“秦德”宣传所肇始的政治虚荣、政治伪装、政治欺骗的风气，传递千百年而成为一种传统。

回顾历史，一些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即使是专制时代的“英德之主”、“圣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义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夸饰的“德”的宣传。所谓“德治”，长期成为千百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装。而影响政治全局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是起始于秦王朝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

二八、秦汉之际大变局

由秦始皇的统一，分裂而为六国贵族子孙的割据；这可以说是封建势力的反动。中间经过楚汉战争，由割据而又转到西汉的统一，这又表明了封建的残余力量毕竟脆弱，而统一的要求，才是当时的主潮。

刘邦也许把握住了这个要点，所以他终于战胜项羽。项羽在作风上，始终不曾离开封建的做法；他广封诸侯，自为霸王，努力恢复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局面，所做的只能称为反动，不能称为革命。

刘邦呢，是起自平民：对于平民的要求，了解得较为深切。所以，后来对于诸侯王的子孙，也不像项羽对他们那样的尊重；他占领了一块新的地方，也不急于封赠给一个旧贵族，或创造一个新贵族。说他自私，当然是可以的，但他这种自私，恰好代表了反封建的平民要求，倒是天下之至公了。

参加秦二世元年七月的革命运动的，可说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所谓戍卒、流氓、及一般的平民；第二种是六国宗室、与六国的将相遗臣。属于第一种的有陈涉、吴广、刘邦、张耳、陈余；属于第二种的，有田儋、田荣、田横、魏咎、魏豹、韩王信、张良、项梁、项羽。在号召的能力上，贵族应占优势；但时代所宠遇的，却是平民。平民不但在数量上较为众多，在方法上较为彻底，而且他们是眼光向着未来，要创造新的天下，不像贵族们仅仅留恋于割据封建的过去。在平民的领袖之中，无疑的，刘邦是意识最清楚的一个。

我们为了知道楚汉战争的背景，必先充分明了秦始皇统一的实际。我们必须清楚：秦始皇所铲除的封建，在本身上实已到了必须铲除的时候。是封建制度已经于事先崩溃了吗？“崩溃”，这字眼并不适当。我们应该说，春秋时代的典型封建，到了战国末期，已经充分“发展”而“转换”了。远在春秋的时候，采邑便已开始集中，产生了著名的“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现象，小诸侯的采邑逐渐沦为大诸侯的郡县，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期统一趋势。其结果，是造成了七个大国于当时中国的领土之上。所有的中国人，也开始有了民族的自觉，觉得无论燕齐秦楚任何一国的人，总之都是中国人，属于一个血统，一个文化。超于七国之上的是天下；这天下，应该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统一，这七个大国的公子王孙与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必须忠于他们的小区域、小国君；只应忠于他们的民族统一的理想，可以随意选择一个诸侯如秦孝公，或一个公子如孟尝君，作为实现理想的凭借；于是产生客卿，产生食客、辩士、游侠、亡命等等。经过相当的时期，秦国由于地理的优越、及历代君主的英明，很明显地成为中国大一统的希望，犹如意大利民族的皮埃蒙，德意志民族的普鲁士。各侯国的志士都纷纷入秦，秦国也一贯的采取延揽客卿的政策，以吸收天下的人才，招引天下的属望。贵族们，也许要努力反抗那发动于秦的统一运动；平民们，至少在起初，是拥护这个运动的。

为什么终于在二世元年，平民要揭竿而起呢?原因是，秦始皇不该将专制与统一同时并行。既然铲除了诸侯贵族的政权，拿郡县代替封建，不该同时又用暴虐的手段来对付那刚从诸侯政权解放出来的平民。平民武装的普遍没收，大量的移民戍边，使得刚有喘息希望的天下人民，感觉到这新的局面较之旧的更难忍受，于是怀疑统一，追念封建，即使对于拥护旧贵族不感兴趣的人，也想自为新的贵族．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一夫发难，百夫响应，陈涉自称楚王，刘邦自称沛公…等到平民既经发难以后，贵族的残余分子才跟着起来，各就本人的势力所及，为复国的运动。但这些贵族分子，很少六国诸侯的嫡系，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比较接近于宗室的是魏咎，在亡国以前为宁陵君，配得上称为公子。其次是田儋，为齐国宗室的远族。

楚汉的战争，虽只经过五年，但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却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春秋的时代，所谓战争，差不多只是一两天的交锋；其后规模扩大，有“围城”之类的举动，也至多是几个月或十几个月的事。到了秦始皇削灭六国，时间是延长了，但交战的双方，在力量上并不是对等的。只有楚汉，才是两雄相对，而且战场扩充到当时中国幅员的全部。

二九、陈王奋起

在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推翻秦室的大革命之中，首先发难的是陈涉。他本是河南太康县农村中的一个长工，这时候夹在九百个戍卒之中，要远戍渔阳(河北密云)，中途借着大雨阻滞行程的机会，便煽动了同行的戍卒，说限期已经耽误；迟到，按秦的法律是当斩的；逃亡，也是不免一死；不如索性造反。于是杀了带领这九百戍卒的军官，自称将军，以吴广为都尉，定国号为大楚，不设国王，诈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与楚将项燕尚在人间，奉为领袖。后来，从安徽宿县发展到河南的淮阳，即陈国的故都，陈涉才索性自称楚王。但是天下各方崛起的群雄，都喜欢称他为“陈王”。他自己姓陈，所据的地方又是陈国的故都，所以称他为陈王，比较称他为楚王，要更合逻辑，更为顺口。

陈涉在宿县起义的时候，只有九百人：到了据陈称王，便已有了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他早已分遣徒党，到各方面去扩充势力，葛婴向南，武臣向北，周市向东，吴广向西。葛婴到九江郡，立了楚的“宗室”襄强为王，后来听到陈涉自己立为楚王，就杀了襄强，归陈请罪。武臣呢，到了邯郸，便决定自封赵王，割据为雄。

被派往东方去的是周市。当周市兵到山东的时候，齐国宗室的远族田儋，已经杀了秦朝的狄县县令(狄县在今天的高苑县西北)，自为齐王：周市只好回兵河南，占领魏国的故地，请陈涉册封魏国的宗室魏咎。同时，赵王武臣也派了韩广，向河北省北部发展。韩广完成任务，却也效法武臣的故智，自号燕王。于是楚、赵、齐、魏、燕，都已有王，差不多恢复了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局面。剩下的只是韩国的土地尚在秦手，陈涉也未曾册封何人为新的韩王。

被派往西方去的是吴广，陈涉封他为假王。吴广进展到荥阳(郑州西北)便与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相持不下。陈涉又另外派了曾经充当过项燕的军师的周文，率领数十万大军，绕道西进。周文顺利进入函谷潼关，进迫咸阳，驻兵于戏亭(临潼东北)，不幸遇着秦将章邯极有能力，率领郦山的苦工与“奴产子”(奴隶们的儿子)大败楚军。周文退出关外，一退再退，终于自杀。

这时候已是二世元年十一月。章邯乘胜东进，解了荥阳之围，又屡败楚军于今日郏城、许昌、及淮阳的西境。陈涉逃奔安徽阜阳，在蒙城西北的地方为部下所害。陈涉既死以后，部将秦嘉立景驹为楚王。陈涉的另一部将召平，矫陈涉之诏，立项梁为楚的上柱国。项粱进攻秦嘉、景驹；杀了他们，成为反秦运动的领袖。

项梁拥立名字叫做心的楚怀王的孙子(二世二年六月)，仍称为楚怀王。章邯已与齐魏二国的军队，会战于临济的城下，齐魏之军大败，魏王咎自杀。齐王儋的从弟田荣，逃奔东阿，为章邯所追逼。项梁与刘邦、项羽，率兵来解东阿之围，大破章邯，乘胜南屠城阳，再破秦军别将于濮阳之东。项梁留攻定陶，施以围攻。刘邦、项羽二人则向西扩展，取得雍丘，在雍丘斩杀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又继续攻打外黄、陈留二县。这时候，留攻定陶的项梁，被章邯统率了增援的秦军，前来袭击，不幸战死。

反秦运动的前途，领导革命的责任，从此落在刘邦与项羽二人的肩上。

三○、项羽在巨鹿大显威风

刘邦、项羽二人在陈留听到项梁的凶耗，立即会同项梁的另一部将吕臣，回师东向，在徐州与砀山的一条线上，排成抵御定陶、保卫盱眙的阵势：“吕臣军彭城西，项羽军彭城东，沛公军砀”。

极度恐怖中的楚怀王，这时也来到彭城，与吕臣、刘邦、项羽相会。他虽然是一个极平庸的人，但在危急的时候，也常能发挥很大的勇气与魄力，这时突然发号施令，夺去项羽与吕臣的兵权，由自己直接统率。对于刘邦，他独垂青眼．封为武安侯，任命为砀郡的郡守：“砀郡长”。吕臣被他调署为“司徒”。吕臣的父亲吕青，被他拜为“令尹”。项羽被他命为副指挥，“次将”，跟随上将军宋义，去救被围的赵国。

赵国的国王赵武臣，于章邯大兵压境的威胁之下，已为叛将李良所杀。陈余和张耳逃出邯郸，找到了赵国的一个宗室赵歇，奉为赵王。章邯令王离追围张耳、赵歇于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自己留驻(平乡县南的)棘原，一面防备楚国的救兵，一面凭临大河，接应陕西与敖仓输来的粮食；在大营与王离的营垒之间，筑了一条甚长的甬道，以求便于输运。陈余逃到正定一带，集合了几万救兵，驻军于巨鹿城的北方，但自顾兵少，未敢就与章邯交锋。燕王韩广，齐相田荣，虽则均派有援军前来，也是深沟高垒，袖手旁观。

宋义统率楚军，行抵安阳，滞留四十六日，采取了相同于陈余及燕齐诸将的政策。是个人的胆怯?还是等待两虎相斗，一死一伤，再从而“我乘其敝”，如他自己所说?或是居心观望，暗中与齐国勾结，共谋袭楚，背叛怀王，如项羽所指摘?我们无庸加以判断。总之，奉命救赵，而不执行救赵的命令，则是事实。宋义有该杀的罪，而敢于杀他的只有项羽。

项羽是一个二十五岁的英勇少年，在山东河南都已屡次立了功勋。这时候，叔父既已死于敌人之手，自身又被夺了兵权，同时看见革命的赵国为秦军破灭，宋义却拥了大军，观望不前。国仇，家恨，义愤，与个人的郁郁不得志，都堆积在项羽的心中。他对宋义贡献立即渡河的意见，不仅遭受了讥嘲，什么“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又蒙受公开的侮辱与威吓，宋义下令，“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项羽忍无可忍，拿出刺杀殷通的身手，毅然决然，第一步“即其帐中斩宋义头”；第二步，立刻派当阳君英布，率兵二万，渡河救赵。

在巨鹿的城下。英布获得小胜。陈余继续向项羽请兵，项羽便索性率领全军渡河，沉舟，破釜，烧营，只带三天的食粮，使得全体军士，皆有必死的决心。在战略上，他采取外线包围的方法，把那位围攻巨鹿的王离，用楚军来反包围。同时，断绝王离与章邯之间的甬道。前后与秦军交战九次，九次都是楚军与秦军单独作战，诸侯军只敢作壁上观。王离终于被虏．项羽完成任务，获得诸侯将军的一致崇拜拥护，不仅为楚怀王的上将军。而且是“诸侯的上将军”。从此，他成为反秦运动的实际的领导者。

章邯于此次挫折以后，丧失了对自己的自信力，增加了对项羽的畏惧。这时候，赵高对他表示不再信任；同时也有人向他劝告，脱离秦廷，与诸侯的军队缔结合纵的条约，瓜分秦的领土，南面称乇。经过六个月的考虑．与一两次的继续战败，章邯决定投降。项羽立刻封他为雍王，留在楚军的部队里，作为参议：另外派自己的亲信司马欣为上将军，统率章邯的旧部．为攻秦的先锋。

诸侯的将军，跟随项羽去西向攻秦的，有赵国的司马印、张耳，齐国的田都，燕国的臧荼。兵员的总数，有六十万人以上。

大军行抵洛阳，张耳的部下申阳已经先期平定三川郡(洛阳一带)，迎接项羽。走到洛渴以西的新安，章邯旧部的秦军，表露出动摇的倾向，项羽便于一夜之间，将他们加以包围，全数活埋，传说埋了约有二十万人之多。

再西，走到函谷关，关上的小卒，不是秦军，而是武安侯刘邦的军队。项羽这才明白，当自己与章邯相持数月，耗费光阴的时候，这留守砀山的刘邦，久已兼程西向，由南阳进入武关，占领咸阳，受秦王子婴之降，比自己先了一着。

秦朝既已覆亡，现今的问题不是反秦运动的领导，而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支配权。刘邦先项羽而人关，取得了天下人民认为最大的功勋，取得了最高的声望，取得了最优的地势。

单纯为了反秦，项羽就没有入关的必要，关内的秦廷现已消灭，占据关内的是同隶于楚怀王旗帜下的刘邦。但是为了争夺领袖的地位，支配今后的全中国，项羽便不能不立刻人关与刘邦一决雌雄。

刘邦派了军队，守住函谷关。项羽毫不犹豫，立刻命令英布向这一部分的“友军”攻击。这“友军”在英布的面前，真是不堪一击，一击便垮。于是项羽就率领四十万的大军，长驱直入，驻军于戏亭之西的鸿门(临潼县东)，威胁咸阳。刘邦已从咸阳(今长安县东)，进驻于今日灞桥所在的灞上。

项羽准备以一天的时间，击破刘邦的十万人。就在那一天的早晨，刘邦却亲来鸿门谢罪，只带了一百名卫兵。

刘邦向项羽说：“我与将军共同反秦，我担任黄河南岸，将军担任黄河北岸，我自己不曾估计到，能够先人关，在这里见到将军，这完全是侥幸。现今是有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的感情，所以我必须来解释。”年少的项羽，于是为感情所克服，不再有解决刘邦的念头；立刻以盛大的宴会，招待这一位成功的战友。

项羽对刘邦宽大，是因为刘邦先向项羽屈膝，表示拥护。中国第一人的地位，仍属于项羽。虽则刘邦是占了入关的首功，但真正击破秦的主力的，究竟还是救赵的项羽。真正为诸侯之领袖的，自从救赵胜利以后，也是项羽。

所以项羽就不杀刘邦而杀秦王子婴，烧了秦的宫室。又通知楚怀王，说要大封诸侯。将秦始皇所统一的天下，分成一块一块，赏给有功的将军与各国的宗室。项羽说：我要恢复封建的局面。楚怀王当然只有答应。

秦国旧有领土之中，秦岭以北的渭水流域，不宜封给刘邦，虽则刘邦较想占有这一块肥沃的区域。项羽把它分成三块。一块，咸阳以东，封给项粱的老友，自己的部下，曾经代替章邯来统率秦军降卒的上将军司马欣，国都设在栎阳(临潼东北七十里)，称为塞王。“塞”是指的“桃林塞”，就是今日的潼关。陕北，封给那最先劝章邯投降的董翳．称为翟王(翟与狄本是一字)，都城设在高奴，就是延安。咸阳以西，封章邯为雍王，都于废丘。在长安县东南十里。这三个王国，合起来称为三秦，是用来监视刘邦的。

刘邦所封的地方，是秦岭以南的汉中，加上四川。这四川也是秦的领域，但是人烟稀少，离开中原也是最远。刘邦的都城，指定为汉水上游的南郑。刘邦的封号是汉王。

赵王赵歇，改封为代王；赵国的地方另封给跟随人关的张耳，称为常山王。

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齐国大部分地方，另封给跟随入关的田都，以田都为齐王。齐国旧有领域的北部，封给齐国的宗室田安，称为济北王，因为田安在项羽救赵的时候，曾经以济北的地域归顺项羽，这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与济北王田安，便是所谓三齐。

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把燕国的地方，改封跟随入关的臧荼。魏王魏豹，削封为西魏王，都于平阳(临汾)。韩王韩成，本为项梁所立，未曾更动，但暂时不许就国。最勇敢而得力的英布，封为九江王，统治当时的九江郡，都于六，今日的六安。百越的酋长吴芮，封为衡山王，都于邾，湘潭县的株州。楚怀王的柱国共敖，攻克南部，封为临江王，都于江陵。赵国的将军司马印，平定河内，封为殷王，都于安阳。张耳的嬖臣申阳，首先替项羽攻下三川郡，封为河南王，都于洛阳。

以上，共有十八个国王。

项羽认为楚怀王不应继续称王，应该升格，于是尊称他为义帝。

项羽自身，是事实上的皇帝。但又表示谦逊，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城，他选定了徐州(彭城)。

他大封诸侯，取得霸王的名义以后，对于已焚烧的咸阳，不再留恋，带了秦宫的珍宝美女，很迅速地回到彭城。这是当他叔父遇难的时候，他曾经一度驻兵的地方。也许这离开宿迁不远的所在，也是他儿时的故里。他认为做了霸王而不回彭城，便是“富贵不回故乡，如衣锦夜行。”

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刻。天下的局面，在他以为都安排妥当，事实上，到处都埋下了乱苗，到处都是危机。各国的将军，凡是跟随他人关的，都封为本国的国王，使得原有的国王都要迁徙到较苦的地域。这，便是乱苗。陈余，一个失意于张耳的人，虽然受了二县之封，丝毫不曾感到满足；张耳一日为常山王，陈余便一日不能停止他的愤怒与妒嫉，便要设法推倒张耳，不惜与项羽为敌。陈余自己的力量也许很小，加上田荣，这位事实上的齐国领袖，而不曾受有寸土之封的人，便足以扰乱项羽所统治的半个天下。

况且刘邦尚在那另一半的天下里，正在准备，正在行动，已经开始做他的统一三秦，进一步推翻项羽、统一中国的工作!

三一、先入关者王之

我们若是知道刘邦入关的详细经过，便不至于惊异，为什么刘邦敢于和项羽对抗，为什么他后来能够终于战胜项羽，把中国的政治重新拉到统一的道路之上。

他在入关战争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能力，养成了他的干部，奠定了以后成功的基础。

他有什么能力?他并不是一个军事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既不能斩将搴旗，或运筹帷幄。也丝毫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概念，或实际的政治计划。然而他表现了什么呢?他表现了肯干、舍得干、干到底的精神还有什么，他能够用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必须借重别人的能力；他又随时都觉得他自己所用的人还嫌不够多，不够好，于是不断的吸收新的人才。因此．他集合了、养成了他自己的优良干部。干部，正是事业的基础。

当他初起丰、沛的时候，跟随他的只是若干最下层的平民与最低级的官吏。樊哙，“以屠狗为事”；夏侯婴，是赶车的“司御”；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萧何，是沛县的刀笔吏；曹参，是沛县监狱的看守员。

因此，在二世元年九月，他以“亡命”即土匪的资格，起事于沛县的时候，所能做的只是小股流寇式的勾当。当然，他之所以成为亡命，也有一段侠义的、类似于陈涉的经过。他本是沛县的泗水亭长。位置相当于联保主任(里长)，奉了秦廷的命令，押送本县的壮丁，至陕西的郦山参加徭役。在遥远的、充满了悲惨远景的长途跋涉之中，逃亡的人数占了很高的比例。他自己并非热心于徭役、拥护秦廷苛政的人。他想，壮丁们以如此的速度逐渐逃亡，大概等到了目的地，所剩也无几了，不如将这些可怜的兄弟们一起释放，自己也免得在交差时受累，落得放荡江湖，不做什么亭长，不做良民。

他以相同于陈涉的决心，干下这一件犯法的事。那时候，比陈涉起义还早，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也就率领了十几位不愿离开他的壮丁，在离家不远的山中落草为寇。

沛县的县令，无法将他剿办。这一位县令，颇像会稽郡的郡守殷通。正如殷通企图响应陈涉，令项羽去招引大盗桓楚，结果是反被项羽所杀：沛县的县令也命令萧何去招引流落江湖的刘邦，共举大事，而结果是，刘邦来时，同时也来了几百名土匪群众。县令中途后悔，想闭门不纳，并且想斩萧何；但他很快便死于城中的“父老们”之手。于是刘邦进城，领导革命。

由于沛县的地方太小，刘邦不便称王，也不曾有别的革命集团给他以任何名义，萧何等人就共推刘邦为“沛公”。从此，刘邦就以沛公的名义，毫无所属地参加反秦的斗争，为革命势力的一小单位。

他的活动，也只是小规模的流寇活动。西入函谷，直捣咸阳，他不仅没有这个勇气，根本还没有这个抱负。他所求的．只是于沛县之外，略为向外扩充，造成一块相当大的地盘。然而，由于他这时候缺乏方法，缺乏优良的干部，始终是攻下一处，便丢去另一处，能攻而不能守。并且活动的范围，只限于邻近的数县：沛县、丰县、滕县、金乡、鱼台、砀山、萧县。他只是一个三四等的流寇。

刘邦从沛县出发，一口气打下了三个县：胡陵、方与、丰县，并且进展到薛县与下邑．击杀了秦的泗川郡郡守。但是，替他守丰县的一个部下，雍齿，却背叛了他，不再听他的指挥，而改听魏王咎的丞相周市的指挥(这位魏王咎，是魏国的宗室，也已经对事造反，自称魏王)。

刘邦回军到丰县，来打雍齿；打不过雍齿。他转往留县，向驻扎在留县的秦嘉求救(秦嘉是陈涉集团的一分子，被陈涉派到了这个地区来活动，当时陈涉还不曾自称“楚王”。秦嘉自作主张，找到了楚国的一位宗室，景驹，立为楚王，自己作了景驹的丞相)。

秦嘉给刘邦以相当的支持，让刘邦又打了三次小仗。第一次小仗，在萧县之西对抗秦军章邯的部下司马尼，被司马尼杀得大败。第二次小仗，偷袭了秦的两个县，砀县与下邑，成功。第三次小仗，再和雍齿较量，又输在雍齿之手。

刘邦转向薛县，投奔驻扎在薛县的项梁。项粱这时候兵精粮足，已经拥立了一个名字叫做心的牧羊童子为楚王，而且称这位楚王为“楚怀王”(以纪念困死在秦国的那一位楚怀王)。项粱拨给刘邦五千名受过训练的兵士，十位优秀军官。刘邦于是一战而收复了他的丰县，把雍齿打得狼狈而逃。

以上，便是刘邦的最初活动。其后他随着项梁北救东阿，又偕同项羽南屠城阳，西取雍丘，我们都已经在前面叙过。

项粱之死，是革命阵容的一大转变，其重要性不亚于陈涉之死。当刘邦、项羽、吕臣共同回师徐州、保卫盱眙的时候，“楚怀王”竟然乘机夺去吕臣与项羽的兵权。项羽被派充宋义的次将，跟随宋义去北救赵王歌于钜鹿。刘邦被任命为砀郡长(等于是砀郡的郡守)。

其后，刘邦向西“略地”；入关破秦的壮举从此开始。怀王是否在这个时候，便已命令他西向人关，而且面约以“先人关者王之”，我们很应该怀疑。《高祖本纪》上，说项羽颇想分担入关的任务，愿意与刘邦偕同人关。但是怀王的“诸老将”顾虑项羽为人，“剽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他们劝怀王不要派项羽担任这个偕同入关的任务，而改派刘邦一人去率兵入关。那末，既然所遣的只是刘邦一人，便无所谓“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了。况且当时项羽已经随了宋义北上，做救赵的工作，根本不在怀王的左右，哪里有什么“诸将莫利先人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事实是，——刘邦自动向西发展。刘邦当时有一万余人的兵力。

也许怀壬所给他的任务，根本上不是向西略地，只是北救赵国，接应宋义与项羽而已。所以，刘邦从砀县出发，向北来到昌邑，会同本地的水寇彭越，共击秦军，不利，还师栗县，夺得刚武侯的部队四干余人，会同魏国的援军，再行北向。第二次，攻秦军于昌邑，仍是不利，这才转向西南，抵达雍丘附近的高阳。

在高阳，他遇到一个当地的文人，郦食其。郦食其劝他注意粮食，袭取秦廷仓储所在的陈留。刘邦获得了陈留的积粟，声势果然大振。郦食其的弟弟郦商，也率领了他所纠合的数干人，来参加刘邦的队伍。

刘邦从陈留的西南，转而向北，到滑县之北的白马津。这是当时的一个渡口。他是否冀图由此经过山西，袭取渭北，或又继续北向，应援项羽?事实是：章邯刚于前月为项羽所败，项羽已不再需要他这一支援军，即使确曾一度需要。总之，在白马津，刘邦击溃秦将杨熊，而不急于渡河；反而向南追击，再破杨熊于中牟之东的曲遇；作战的计划，显然有了变更。

其后，他并不西叩虎牢；却向南，攻破许昌附近的颖阳，这已进入了韩国的旧壤。韩国的志士张良，曾经在留县途遇沛公，这时随了韩王成，只剩下一千余人，正在开展流寇式的游击战争，“得数城，秦辄复取之”。这一支军队，自己成事不足，辅助别人，为大规模的正规军的向导或尖兵，力量却是很大。刘邦藉了韩兵的向导与张良的策划，很容易地从颍阳进入了轘辕关(偃师东南)，不经虎牢，而直迫洛阳。

赵国的将军司马卬，己经奉了项羽的命令．取得黄河北岸，也在图谋洛阳。也许“先八关者王之”的悬赏，正是公布于此时罢。无论如何．刘邦对于司马卬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立刻断绝了偃师巩县之间的平阴津渡口。

洛阳，依然尚在秦军的手中。刘邦与秦军会战“不利”，一败，退至登封东南的阳城。在登封，他选定了惊人的新的战略。他留下步兵，集合本军的骑兵，不向西再攻洛阳，而向南直袭宛县。他在鲁山县东南的犨邑，与南阳郡守吕齮作遭遇战，大胜。

吕齮退守南阳郡郡治所在的宛。刘邦以为此人的兵力已很单薄，顿想越塞而攻，再施一次突袭，直捣武关。是张良觉得必须采取较为稳当的办法。若是到了武关而一时不能攻下，吕齮出而截断后路，坚城在前，强敌在后，这是最危险的事。于是刘邦一夜之间再来到南阳城下，围城三匝，绝望的吕齮终于投降。

刘邦从南阳经过今日的镇平、内乡、浙川，到了丹水东岸。溯丹水而西北，可以直达商县之东的武关。刘邦在中途遇到了戚缌与老友王陵，请他们助攻西陵、胡阳；又有番君吴芮的别将梅鋗，帮助取得了郦县(内乡东北)与析县(内乡西北)。

刘邦兵到武关，赵高便派了人来讲和。赵高已经杀了二世，欲与刘邦分王关中，刘邦依照张良的计策，不理赵高而直接与武关的守将交涉。这些守将都是屠户商人之子，“易动以利”，刘邦一一加以收买。同时，令先锋设五万人的炉灶，多张旗帜。在如此的威胁利诱之下，守将们果然允降，不作任何准备。突然，刘邦又向他们进攻。秦兵大败，武关入于刘邦之手。

在蓝田，秦军再破，溃不成军。到咸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降于轵道之旁(长安县东)。

刘邦达到了先入关的目的。按照所谓“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他应该被楚怀王封为秦王。他也认为，这是已经不成问题的事。因此，他便派兵守函谷关，守他自己的领域。又招募当地的壮丁，凑足十万以上的兵力。

他不曾料到．他虽派了人守住函谷关，项羽依然要来。项羽以四十万的兵力，压迫他，威胁他，令他退出咸阳。由子午谷前赴汉中，就任什么“汉王”，以巴蜀汉中作为他的领域。

秦王，项羽不许他做；秦国的本部，被分封给三个用来监视他的人：章邯、董翳、司马欣。他的十万人的军队，项羽只许他选择二万人，其余的不许带去。

项羽不曾料到，这入关以后的刘邦，已经迥非昔日的刘邦可比。项羽只晓得刘邦是出身为区区亭长，潦倒了半生，倚仗项梁支持、才有了今天割地封王的幸运的五十二岁的“老年人”。项羽自己是一个世世为楚国大将的贵族子弟，年纪才有二十七岁、力能拔山、气能盖世的少年英雄。在项羽的眼中，刘邦是很应当满足的了。这刘邦，即使不肯满足，还能有什么作为!

项羽不曾看见刘邦已经吸收了许多人才：例如郦食其、张良、与尚未知名的韩信。刘邦已经建立了军事与政治的声望：在军事上，他能经由武关，袭取咸阳；在政治上，他能除秦苛法，约法三章。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事。不愿意佩服他的，只有项羽。刘邦自己，当然也不曾预料到能有如此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正足以提高他的自信：当年只是奉命“西略地”或北援项羽：结果，居然能西灭强秦。在白马津，没有胆量渡河西进；在洛阳，又因战败而没有力量西进；后来，居然经由武关而终于达到目的。亭长，成了汉王——完全是因为有了肯干与彻底干的精神。这种精神，既然能够令他由泗水亭长而成为汉王，便能保证他由汉王而成为全国的领袖。

历史，已经用了刘邦的例子，向我们证明这个原则：只须主张正确而又肯干，就能成功；只要肯干，就能有意外的成就。刘邦在过去，仅是肯“向西略地”，结果，居然灭秦；刘邦在未来，仅是肯“报复项羽，打倒项羽”，结果，却完成了中国的重新统一。

三二、刘项相争

让我们先来研究，他怎么“报复项羽”。

以力量论，他不及项羽。项羽有四十万人的兵力；他现在只剩两万(原来的十万人，已经被项羽留下了八万)。在这二万人之中，又有一些已经被项羽吓得逃走。

韩信便是被吓走的一人，萧何也继续失踪。这对于极端失意的刘邦，真是严重的打击。因为萧何是他多年的朋友，共同起义于沛县的患难之交。萧何的才干，他素来承认是在他之上：萧何是县府的书吏，他只是乡下的亭长。萧何对于他的忠诚，也是他从来不曾怀疑的。然而萧何竟然也宣告失踪，也似乎对于刘邦丧失了信心，这使得刘邦立刻怀疑自己刚刚增强的自信力于是完全消失。终日惶惶，“如失左右手”。

幸亏过了两天，萧何又走回来。萧何说：他并未逃亡他是去追回那逃亡的韩信。有韩信便有报复项羽的可能。这对于刘邦又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韩信是谁?

韩信，曾为项梁与项羽的部下，位置甚低，没有什么表现；在刘邦被迫离开咸阳、南赴汉中的时候，韩信抱了相当的希望，自愿跟随汉王，依然位置很低，只是一名连敖(副官)，依然没有什么表现。他只跟萧何谈过话，不曾与刘邦有接触的机会。

这一次萧何对于若干逃亡的军官，一概不追，而单去追回这位连敖。萧何说，这位连敖的确能够贡献别人所没有的计谋，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过一个如此具有能力的人，应该占有相合于他的位置，他不应该再屈身为连敖，他也不肯再屈身为连敖，他必须为将军、为大将，列于所有的将军之上。然后，他才肯贡献他的方法。

萧何的保荐，刘邦绝对依从，立刻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大将韩信，也立刻拿出消灭项羽的办法。

韩信的办法是战略。战略要建筑在政略上面，政略要建筑在政治现状的分析、各种力量的比较上。韩信说，刘邦应该承认，他个人的能力不如项羽。同时，刘邦应该乐观，因为环境不利于项羽。

项羽分封天下，有欠公平，铸成大错。在西方，令章邯、董翳，司马欣，分王三秦；令刘邦僻处汉中：不仅为刘邦本人所恨，亦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子弟，未死于讨平陈涉之时，亦死于项羽尽坑降卒于新安之时：这笔账，全算在章邯的身上。董翳、司马欣无名之辈，毫无声望，只是项羽的私人，自然也连同章邯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父老，的确很思念那灭秦而不杀子婴，取咸阳而不烧宫屠城，除秦苛法而仅仅约法三章的刘邦。

在东方，项羽不该迁逐齐王、赵王、燕王。这三位崛起的诸侯，都不曾有罪，都曾经派兵遣将来助项羽入关。现在项羽却分封这些遣来的将官，田都、张耳、臧荣，各自回国为齐王、常山王、燕王，驱逐原有的国王，使屈身为胶东王、代王、辽东王。这不仅令人不平，而且助长叛乱，提倡叛乱。项羽在山东、河北、辽东，都一一种下了乱苗。

在中部，魏王变成丁西魏王。魏国的东部变成了西楚霸王的领域。韩王，项羽不使之国，不令他回任，于是韩国的旧壤无形中也成了西楚霸王的采邑。义帝原都彭城，项羽要他将彭城让出，作为西楚霸王的都城。义帝被流放到郴县；走至中途，又遭项羽暗杀。

韩信继续向刘邦说：“项羽已经丧失了天下人的信仰，他只是名义上的霸王；虽则一时很强，我们很容易使得他变成很弱。”况且他对于部下不肯信任，只是匹夫之勇；他对于有功的，舍不得赏赐与封赠，只是妇人之仁。打倒他，不是难事。办法呢，我们赶快准备。等待东方有事、项羽无暇西顾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第一步击破章邯、董翳、司马欣，第二步出函谷关，直捣彭城。

以上，便是韩信与刘邦所定下的计策。中国的舞台之上，刘、项二人的争雄于是开始了。

那忠义兼顾的、可敬可爱的张良，这时已不在刘邦的左右。他送了汉王就国，便辞别汉王回去，辅佐韩王韩成，企图恢复故国。无奈项羽始终不令韩成就任，他于是只得以全部心力帮助刘邦。以前他对于刘邦只是义，今后他于义字之外，又加上昔日对于韩王的忠。在追随刘邦、由咸阳前往汉中的途上，他曾经劝告刘邦，烧绝子午谷的栈道，对项羽假意示弱，以汉中巴蜀为满足。这一个计策，收到预期的效果。项羽果然离开陕西，对刘邦不再顾虑。项羽一心讨伐逐走了田都、杀了田市、自立为齐王的田荣。不料田荣未平，刘邦已经另由故道出兵，吞并三秦。故道为今日宝鸡汉中间的公路线的所在。

赵王歇也同时对项羽造反。鼓动赵王歇的是陈余。陈余极力反对张耳以常山王的名义来享有赵国的地盘，把赵王歇挤到代国去。陈余与张耳本是极好的朋友，为什么又反对张耳呢?因为在章邯围赵的时候，两人之间发生了误会。陈余在城外拥兵不救，困在巨鹿城内的张耳，在巨鹿解围之后，曾经责备陈余，逼他辞去大将军之职。因此，两人才种下冤仇。项羽待陈余并不太薄，封他为侯。给了他三县的采邑，但是，陈余为了反对张耳，却不得不连同反对项羽所造成的局面。于是鼓动了赵王歇，叫他不要去代国，应该联络田荣，来共同违抗项羽的命令。

响应田荣的，陈余之外，另有彭越。彭越本是梁山泊所在地巨野泽的水寇。刘邦攻打昌邑的时候，彭越曾经参加，刘邦未能将昌邑打下，而去打别的城池，彭越仍旧回到他的老巢。在项羽大封诸侯的时候，不曾轮得到他，但是他已经有了一万余人，毫无所属。陈余造反以后，他就拥护陈余，作了陈余的将军，占据了定陶一带的济阴郡。

英布，项羽所最亲信而又封为九江王的，也开始消极的背叛行为。项羽令英布来帮忙讨伐田荣，他称病不去，命他出兵，他又只肯派出几千个人而已。

项羽不得不以自己一个人的全力来对付田荣。从楚汉元年的五月起，直至楚汉二年的正月，无暇西顾。刘邦便利用这个时间，围章邯于废丘，降董翳、司马欣于高奴及栎阳，分兵收取陇西、北地、上郡，统一了今日的陕西、甘肃两省；一面派薛欧、王吸，出兵武关，与南阳的王陵部队会合，牵制楚的兵力，一面出兵函谷，受河南王申阳之降，击破项羽所新封的韩王郑昌，占领成皋、荥阳的险要地点．到达郑州附近。等到项羽在楚汉二年正月，灭了田荣，刘邦又由临晋渡河，受西魏王魏豹之降，攻下安阳，俘虏了殷王司马印。于是刘邦聚集了五位诸侯的兵(塞王、翟王、河南王、西魏王、殷王)，共有五十六万余人，会师洛阳，为义帝发丧，申讨项羽。

项羽不该在楚汉二年十月，杀掉了义帝。给了刘邦以申讨他的口实。

项羽这时仍在齐国，因为田荣虽死，他的兄弟田横，又拥立了田荣的儿子田广，继续反抗。因此刘邦更得长驱直人，由洛阳沿着今日的陇海路线，一举而占领彭城。

这对于项羽是极大的侮辱。在这个时候，胜利似乎已经属于刘邦。刘邦不仅成为诸侯的领袖，而且占领了项羽的国都彭城。

在彭城一朝快意的刘邦，开始尽量的享受。当年在咸阳，他最先获得秦宫的美女与珍宝，但是樊哙与张良阻止了他，不让他享受，教他爱惜名誉，后来这些美女珍宝都被项羽掳去。现在，难得又属于他，那么，当然要天天宴食。他，已经胜利；他刘邦已经是天下第一名的英雄!

项羽在齐国，不能忍受彭城所传来的消息。

刘邦在彭城的兵力有五十六万。项羽，为了攻打刘邦的五十六万，认为只需要三万。项羽带了三万名的骑兵，以绝对值得称赞的战略，南出胡陵、萧县，绕道彭城的西南二方，为迂回包围歼灭战。从早晨到中午，杀汉兵十几万人，汉兵又有一些死于泗水，或被追击而死于灵璧之东的睢水之上。“睢水为之不流。”

刘邦本人，也陷在三重的包围之中。若不是侥幸遇着大风，飞起满天遍野的沙土，汉王也许不能走脱。他虽则是走脱了，却已经没有了往时袭取彭城的气概。刘邦逃到沛县，被追到沛县，丢了父亲，丢了妻子。他又逃向砀县的下邑，中途遇着自己的儿女，惟恐有了儿女便逃不快，屡次推他们下车，慌慌张张的惟恐被敌兵追及。他最后到了下邑，得到吕泽的接应；再向西逃，到了荥阳(今天的河南荥泽)，集合了诸路的败军，又有萧何从关中送来的老弱，他这才稍得喘息，与楚军相持于索县(今天的河南荥阳)及索县西南的京县之间。

三三、鸿沟分界

楚汉两军，前后相持三年，主要的阵地始终在京、索、荥阳、成皋之间。

拿近代的话来说，这差不多是阵地战。相当于今日壕沟的是城墙与壁，壁是土墙。在野外的阵地中，楚汉双方均筑有这样的壁，作为掩护。汉军的前锋是在荥阳。后方输送全靠渭河、黄河，以敖仓为终点，在敖仓与荥阳之间，有类似交通壕的设置，叫做甬道，也就是狭长的双重的壁。今日突破阵地，是用坦克车来冲锋；在古代，非得敌人也出壁来应战才有交锋的可能。因此，需要挑战、骂阵等等。但到了交锋的时候，也有一种陷阵的利器，那便是用马拖的兵车，汉军之中最擅长使用兵车的是夏侯婴。他每次作战，均能“以兵车趣攻战疾”，所谓趣攻，所谓战疾，都含有“冲”的意思。两军相持都能维持甚久，原因是交锋的机会很少，平常都是用弓弩保持自己的阵脚，以补助土壁之不足。

在京县与索县之间的楚汉两军的阵地，很显明，汉军的一方占有地形上的优势。索县之正西有广武山，西北有虎牢关，西南有嵩山。在索县与虎牢之间，又有汜水。更西，是巩县，已经到了很高的黄土层。凡是走过陇海铁路的人，未有不惊奇于这汜水车站以西的一层比一层高的黄土层。在这里，楚军来攻投军，便是仰攻。就交通的情形来说，汉军所占的地势，也较为优良。从栎阳到敖仓有黄河接着渭河，两岸均为自己或友军的领域，不受任何威胁。并且以水道来运输粮食与补充兵员，顺流而下，也远胜当时陆地上的车运。因此，一败涂地的汉军，退到索县一带便能稳住，长胜的楚军竟然费了几年的力量，而不曾能越过巩县。

除了地理的因素之外，汉军之所以能够与楚军相持于此，还有政治上、战略上更重要的原因。当刘邦彭城突围，狼狈西奔的时候，荥阳(荥泽)的守军虽多，未必能抵抗得了项羽的主力。是倚靠辩士萧何疏通了九江王英布，突然在安徽西南，宣布背楚附汉，才牵制了大量的楚军。虽则英布终于为项羽所击破．丢掉了九江郡的地盘，但刘邦已能从从容容，布置妥当新的阵地。

在后方，他又除去了心腹之患，那死守废丘的章邯。废丘城，他引水来灌，城中的军民投降，章邯自杀。为了安定后方的人心，巩固后方的防务，于是立刘盈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惠帝)。太子与萧何留守栎阳，令诸侯的世子，凡是在关中的都来栎阳，为太子的侍卫(实际上是藉以确保诸侯忠顺的人质)。一切的庶政与军国大事，均责成萧何：制法令，立宗庙，筑城邑，计户口，以及转粮给军，补充兵员。能于事先奏明刘邦的，先奏后行；时间上不允许先奏的；准许萧何先行后奏。前方后方，因此，保有了密切的合作。后方组织的坚固，足以保证前方的胜利。在敌人的后方，刘邦又发展游击的工作。虽则英布已经失败，只身来到汉王的军营，但是他仍有一部分的兵力留在九江郡的地域。刘邦帮助他派人去召集这些散兵，果然又集合了数千之众。刘邦同时分了一些汉兵，去增大九江兵的声势。

英布以外，奉刘邦之命担任游击的又有一个彭越。彭越原是巨野泽的水寇，对于山东省西南部，河南省东北部，与江苏省西北部的边区最为熟悉。在汉王东袭彭城的时候，他已经聚集了三万余人，占有了十余城邑，在外黄加入刘邦的大军。刘邦既败，他收兵退处于黄河北岸，滑县附近。此后他就以定陶、巨野一带为根据地，“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竭力破坏彭城与荥阳之间的交通与输运。

反之，在项羽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对付刘邦的对策。项羽在彭城之战的明日，就设法使得附和刘邦的诸侯，一一背汉归楚。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逃到项羽的军中，帮助项羽来围攻荥阳。西魏王魏豹，则假托回国省亲，立刻断绝了黄河的渡口，与刘邦脱离关系。这对于全恃水道运输的刘邦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黄河的北岸有一段是在西魏国的境界；而且倘若西魏的兵，一旦由临晋津渡阿西向，栎阳与全部的关中，便遭遇极大危险。

刘邦认为这西魏叛变必须迅速解决。他派遣辩士，辩士失败。他只得派遣军队，交由韩信率领。韩信设疑兵于临晋，突从夏阳渡河而一举占领安邑，俘虏魏豹。魏豹再度降汉，又成了汉军守荣阳的将领之一。但是西魏国的土地不能再交给魏豹，刘邦他不想另封其他的人。他设立河东、太原、上党三郡，把这三郡部一概划入自己的汉国。这是刘邦的一贯政策，他在甘肃与陕西，已经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内、中地诸郡。以郡县代替封建，是刘邦增厚实力的秘诀；因此，他能够脚踏实地，打下一处，便据有一处(其后灭了项羽，大封功臣同姓，也只是实行郡国制度，于郡县的基础之上，加一层封建而已，以十五个郡直属中央，余下的才分封各国)。

韩信平了西魏之后，在上党郡的阏与(和顺县西北)，遭遇了赵代二国的援军。代王陈余，本是最先反楚的一人，他逐走项羽所封的常山王张耳，迎归赵王歇，而自封代王；他与刘邦理应站在同一条战线。无奈刘邦收容了张耳，因此陈余又不得不与刘邦为敌。结果，在阏与，陈余的大将夏说为韩信所斩杀。

韩信随即由娘子关，东出井陉。陈余自恃兵多，不肯听从李左车的计策，以奇兵截断韩信的粮道以正兵堵住井陉的关口。他专要等待韩信的部队走出娘子关，正式交战，一决雌雄。到了正式交战的时候，韩信先是诈败，败退到预先布置于绵蔓水河边的一万人的营中，就突然作坚强的抵抗；韩信在当天的黎明之前，又已经派出两千人埋伏于赵军营垒附近的山上，这两千人此时都走下山来，袭取赵军的空营，拔去陈余的军旗，插上汉军的军旗。陈余及其部下，向前不能击破韩信的水上军，退后又回不了自己的营垒，军心立刻动摇。陈余被迫斩于泜水之上，赵王歇成为俘虏。

汉军的声势，恢复了东袭彭城时的浩大。远在今日北京的燕王臧荼，也向汉军输诚。这是汉王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事(这时候仍用秦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三年十月紧接二年的闰九月，东袭彭城是在二年四月，战败是在五月)。

但是项羽仍不为黄河北岸方面的局势所摇动，仍旧坚持着在荥阳城下的阵地战。他的战略，是断绝汉军与敖仓之间的甬道，使得汉军因乏食而屈服。这战略相当收效。刘邦数次讲和，愿意割荥阳以西为汉，荥阳以东为楚，项羽不许。刘邦又改用陈平的计策，以金钱收买项羽的左右，离间他的君臣。范增因见疑而辞职，死在回居巢县家乡的中途，彭城附近。项羽继续围攻荥阳，刘邦继续死守。

这时候敖仓刘邦的甬道常遭断绝，荥阳是否尚有死守的价值，或有无守的可能，开始值得考虑。刘邦决定，他自己先离开荥阳。在某一天的夜里，他命令纪信伪装自己，夹在二千名女子之中，出东门诈降，引起了楚军大众，一齐聚集东门来观看女子，他就带了几十个骑兵，出西门遁出，回到函谷关内，征调新兵。

新兵征调齐集，他不出函谷，而忽然改出武关。项羽只得引兵南向，他却坚守宛县，不肯交战，暗中命令彭越，利用这个时期，在北方骚扰徐州附近的下邳，大破楚军。项羽回师去击彭越，刘邦就跟踪追击，驻军成皋。项羽只得又丢开彭越，赶来对付刘邦，第一步以全力攻下荥阳，第二步进围成皋。刘邦自知不敌，逃出成皋，北渡黄河，到了修武。

在修武，他诈称汉王的使者，在夜里骑马走进韩信与张耳的军中，趁着韩张二人尚在酣睡，夺去他们的兵符，更换各单位的军官。他于是又直接掌握了若干军队，声势复振，布置兵力在黄河北岸，为南岸的声援。同时命令张耳回国，多调赵兵助战；又命令韩信袭齐，攻取山东。此外，派了刘贾，以两万人渡白马津，到定陶帮助彭越。彭越随即攻占陈留、外黄、雎阳等十余县城。

在汉王四年的开始，项羽觉得阵地战不妨拖延，而敌人的游击队伍，不可不早日肃清。他决定以十五日的光阴，彻底解决彭越，令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勿与汉军交锋。无奈曹咎忍受不了汉军的辱骂，终于在五六日后出城应战，渡兵汜水。楚军半渡，汉军反攻，楚军太败，曹咎自杀。汉军收复了成皋与荥阳，在荥阳的东边围住楚军的大将钟离昧。这消息传到了项羽那里，项羽刚刚击败彭越，取回陈留、睢阳等城，不得不中途放弃那消灭彭越的计划，回到荥阳的阵地来。

齐国的情形也发生变化。齐国的田氏，诚然是项羽的敌人，但已经入于休战的状态之下。刘邦一面派了韩信，去图谋齐国的土地，一面又派了辩上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令他附汉反楚。田广听从了郦食其的游说。不料韩信又突然击破齐国驻扎在济南(历下)的军队。田广仓皇东奔，放弃临淄，在高密遇到项羽所派来的、由大将龙且所率领的援军。

龙且与韩信夹潍水而战，龙且在水东，韩信在水西。交战的前夜韩信叫兵士用一万包的沙袋，塞住潍水的上游。交战开始，韩信引兵渡河，佯作不胜，退至水西，龙且引兵追击，半渡，韩信叫兵士提去上游的沙袋，于是楚军的大部分不能渡河。结果是：楚齐联军全军覆没。龙且被杀，田广被俘。韩信被刘邦封为齐王，齐国与彭越的游击区连成一片，从临沂与定陶两路威胁彭城。

项羽这才开始感觉恐慌。他派人去游说韩信，劝韩信中立于刘、项二人之间，三分天下；韩信不听。他又派人去疏通刘邦，说与其这样相持下去，徒苦百姓，何妨你我二人单枪独马，一决雌雄。在项羽的本意，无非表示厌倦战争，希望和解。因此，二人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这誓不并立的，相持数年的两位英雄，又有了一次直接谈和机会。不料刘邦十分骄傲，根本拒绝了项羽的要求，利用谈和的机会，当面宣布项羽的十大罪状。项羽大怒，立刻以伏弩惩戒刘邦，刘邦胸上带箭，退入成皋。

不久，和约依然成立。楚汉两军，划定鸿沟为界，鸿沟所占的土地，在大体上是今日的贾鲁河。项羽也许认为双方已经可以暂时和平相处。张良认为这正是最后大决战的开始。

三四、垓下决战

两军所争的只是气的盛衰，而现今正是项羽气衰的一刹那。他竟然满意于鸿沟协议，立刻引兵东归，似乎抛弃了消灭刘邦的思想，希望回彭城享受他的仅余半个的天下。

不，项羽诚然气衰，他也决不是一个如此无志气的人物。他是困于环境，困于兵疲粮尽，前方没有进展，后方遭受威胁，而不得不暂时如此。他若是回到彭城，获得相当时期的喘息，谁能料定他不重整旗鼓，再来一决雌雄？到了那个时候，未必汉军仍能占有如今日的优势：兵多，粮足，稳固的荥阳成皋间的阵地；大量的、彭越与英布所统率的游击队伍；还有，那智勇兼备的，一举而下魏赵燕齐，战无不胜，威震山西、河北、山东，据有齐国，实为整个北方的局部称王的韩信的拥护。——韩信未必能够永久不听从那些辩士武涉、蒯通等人，永久不愿意与楚汉鼎足而三，三分天下。——等到那个时候，韩信若是突然肯鼎足而三，肯中立于刘项之间，谁能料定项羽那时候不能吞灭孤立的汉；谁能料定项羽不联韩灭刘?

张良很冷静地看到了这一步。他认为楚汉若是迟早必须一决雌雄，那末，不如现在就决。

因此，在鸿沟协议的次日，他就建议刘邦决战，不顾条约的约束，而追击项羽的东归大军。同时，通知韩信，通知彭越与英布，一齐会师固陵(淮阳阳县西北)，夹击项羽，消灭项羽。刘邦完全接受张良的这一个建议。

项羽统率他的军队，一步一步地向东移动，不曾梦想到刘邦竟然越过鸿沟的界限，扯毁鸿沟协议，一步一步地跟踪而来，追逼不已，一直追到今日淮阳县西北的固陵。愤怒燃烧了项羽的心。他立刻传令全军，停止撤退，回转头来，打击刘邦。这时候，韩信、彭越、英布，都不曾到达固陵，而且根本就不曾有出兵的消息。乘人之危的刘邦，于是反为项羽所乘，大败。刘邦于是又只得深沟高垒，在固陵筑壁自守。

若是没有张良，刘邦的前途真是黯淡得很。刘邦已经离开了优良的阵地，胆敢与项羽作遭遇战，当年不离开成皋的阵地，又加上彭越的游击力量，仅能与项羽相持不下。刘邦从来不曾有资格与项羽作遭遇战。刘邦自己没有精兵，又不知兵法，实实在在远不是项羽的敌手。他若是想成功，惟有借重于彭越、英布、韩信。有什么方法，能使他们遵守会师固陵的命令?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不肯会师固陵，而采取观望，一变从来助汉击楚的态度?

只有张良能够看透他们。他们之所以助汉，不是为了什么理想，更不是为了刘邦能够礼贤下士。刘邦对人是一点礼貌也没有。他们帮助刘邦，是因为刘邦不爱金钱，不惜爵赏，不像项羽那般吝啬。现在他们为什么观望?是恐怕刘邦灭了项羽以后，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对他们宽厚，不再有什么封赏。

张良说：赶快通知韩信，告诉他不仅将永为齐王，而且可以扩充地盘，从难阳以东，直到海边，包括他的故乡。也要告诉彭越，必定封他为王，从商丘北至谷城，都作为他的领域。剩下英布，本已封他为淮南王，现今允许给他全部的淮河以南．再派刘贾领兵增厚他的实力，促进他的行动。

张良的计策，刘邦立刻施行，施行以后，果然见效。韩信、彭越、英布都动员了。战胜于固陵的项羽，再度感到恐慌，商丘被彭越占去，徐州的归路已经截断。英布与刘贾占领了寿县，从寿县进抵毫州，屠城。自己的将领之一，周殷，为敌方所收买，在野城叛变，占领六安，屠城。韩信也率领了几十万大军，来与刘邦会合。

商丘与毫州之间，已经不允许项羽通过。在寿县与毫州之间，比较有突破可能。项羽就选择了十万人，由淮阳冲向正东，来到灵璧县东南的垓下。

呵!垓下!这是何等悲壮的千古不朽的地名，所谓十面埋伏，所谓霸王卸甲，所谓四面楚歌，许多优美而丰富的文艺题材，将承久以垓下为背景。霸王在此地卸甲，在此地遇到最后的失败，辞别了他一生所最爱的虞美人!

他怎样卸甲7凡是写历史的人，写到这里，都要感到无限的凄怆，几乎不再愿意，不忍心，加以详细描写，——是韩信以相同于希腊人在马拉松的两翼包抄的战术，战胜了他。韩信以三十万人居中，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刘邦居后。韩信诈败，楚军深入，孔将军与费将军同时两翼展开。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覆没。

项羽只剩下八百余人，连夜突围，“南出驰走”。到了天明，汉军才知道消息，派了五千骑兵去追。项羽走到淮河，只剩下一百余人。渡淮以后，问路于农夫，为农夫所欺骗，陷人一大片沼泽之中，被汉兵追及；又突围向东，到了东城(定远县东南)，所余的仅有二十八骑。这二十八名骑兵到了最后，他仍能分为四队，施演惊人的战术，四队同时突围。指定对面三个山坡，为集合地点。于是一声令下，分向四面驰出，便有汉将一名为项羽所斩杀，片刻之间，项羽的骑兵又集合于三个山坡之上，汉军不能确知项羽的所在。等到汉军分而为三，把三处的楚骑分别围困，项羽又再度冲出，斩汉一都尉，杀了几百汉兵。二十八骑之中，只损失两骑。

项羽带了这二十六骑．又继续向东南奔逃，来到长江的江岸，和县东北的乌江镇渡口。他不幸又为乌江亭长所耽搁，所戏弄。他十分伤怀，为什么像他这样曾经支配天下，分封诸侯的霸王，要受区区一个亭长的侮辱？他感伤，感伤转成惭愧，惭愧转成了恐惧，由恐惧而灰心，由灰心而自杀。

亭长拿“江东千里，亦可以王”八个字来嘲笑项羽的渺小，项羽拿舍得自杀来答复亭长的嘲笑。其结果，渺小的依然是亭长，而项羽仍不失其为伟大!

伟大的是项羽的人格，是项羽的个性，而不是他的做法，与他的思想。他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命定。他的错误，除了只知用自己一个人的智与力，而不能用别人的智与力以外，是在军事方面，忽略了关中地形的优越；在政治方面树敌太多。

他以为秦朝之所以失败，由于消除封建；豪杰之所以反秦，是想恢复封建。他又认为惟有大行封建，才能确立他自己的霸权，贯彻他的号令于全部中国。结果，被封的对他并不忠实，例如殷王司马印与河南王申阳；或忠实而不肯对他的敌人作坚强的抵抗，如塞王司马欣与翟王董翳；甚至于尾大不掉，向他倒戈，例如英布。至于不曾轮到封赏，封赏而不能满足的人，如田荣、彭越、陈余、赵歇，以及刘邦，一齐成为他的死敌。

人民若是喜欢封建的恢复，应该拥护他打倒刘邦，但是人民所要求的，却是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的简单化，最短期内的和平，与保证和平的反封建的统一政府。刘邦在陕西、甘肃、山西，恢复了郡县的制度，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善于为中央集权的治理，反而增加了刘邦的作战能力。郡县制度下的刘邦后方，结成一个巩固的整体，远非项羽所能想象。反之，项羽在后方除了用霸王的名义，为封建的号召外，不曾有什么优良的新型的行政机构。

因此，刘邦屡次战败，屡次均能回到自己的关中，项羽垓下一败，竟然徘徊乌江，有江东而不能回。

三五、汉高祖

两汉的统一局面有四百多年。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也比他不上。周朝号称有八百多年，东周占去了一大半，而东周正是春秋战国极分裂的时期。西周所占的一小半比较好点，但也谈不上统一，无非各自为政，共尊天王罢了。并且幅员仅及于黄河中下段的两岸，小得很。

唐朝差不多确三百年，却只有一百二十七年是统一的，那安禄山造反以后的一百五十年，藩镇到处割据。

明清两代较好，但比起汉朝来仍有逊色，因为合得不长。

两汉何以能够如此之久?这就要从刘邦打天下的经过说起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他是一个流氓皇帝。说得好听点，他是中国历史上以平民资格来领导革命的第一人。

因为他当过流氓，亡命过，所以懂得流氓们的脾气，把他们拢得住，牵得转，压得下，这天下就被他弄太平了。

秦始皇与他的儿子二世皇帝暴虐无道法令多如牛毛，老百姓动辄得咎，所以陈涉(陈胜)振臂一呼，揭竿而起的比比皆是。那时候，想做革命领袖的多得很，项羽便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最后的胜利却落在刘邦肩上，原因在哪里呢？老实说，是他最富于流氓气。项羽呢，恰巧相反，是公子派头十足的一人项羽好面子，自作聪明，不服输，以为谁的本事也不如自己，所以就容纳不下英雄，打来打去，要靠自己一人。刘邦呢，脸皮厚，懂得恭维别人，哄人家替自己拼命，所以就骗得三杰(萧何、张良、韩信)死心塌地，三杰以外，又有樊哙、灌婴、彭越、英布等等，一大批人。像陈平、周勃之类，在他的面前还算是第二流呢。可怜项羽，连一个范增都留不住。

有一个时候，韩信占领山东河北山西，颇能举足轻重，左右于刘邦、项羽之间。项羽在东，刘邦在西，而韩信在北。如果韩信听了蒯通的话，与刘邦翻起脸来，中国用不着等待曹操孙权刘备三人出世，就提前演出三国的好戏了。但是韩信忘记不了刘邦对他的小殷勤，例如刘邦曾经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推出自己的饭碗给他吃，所以便不肯听从蒯通的话。刘邦懂得对部下殷勤，这就够利害了。岂但是殷勤而已，他慧眼识英雄，把韩信破格提拔，平地一声雷，从一个逃兵拜为大将，做总司令，这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魄力，也不是那位舍不得把官给人做，发布了人家官职还迟迟不颁发印信的项羽，所能望其项背的。

等到皇帝做到手，刘邦也没有项羽那么客气。项羽以前在冲进咸阳，把刘邦吓倒的时候，本来大可以做皇帝，叫人把刘邦推出斩首，但是他偏要谦恭一番，仅仪做一个不三不四的西楚霸王。

中国被他分成十八九块，虽则自己留下一块顶大的，但是那其余的十八位新王爷却对他毫不感激，不听调度．他也无可奈何。秦始皇废封建为郡县，项羽废郡县而恢复封建。项羽不曾明白，秦始皇及二世之遭人怨恨，不在于统一与集枉的郡县制度，而在于法令繁苛与滥用民力。平民所希求的不是倒扳时针，而是自由与和平。如果在统一之下，可以获得自由与和平，平民并不怎样想念以前的封建和互相砍杀的战国七雄。这一点，刘邦也比项羽清楚。在项羽无非是“有了地盘，大家分分”。刘邦却颇有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无可讳言，刘邦是比项羽自私得多。所谓定于一者便是天下属于我一人。今天的我们，由于受了西洋民主主义的洗礼，以及先哲黄梨洲等人的影响，自然会想到这天下为什么要属于你刘邦一人，而且你死了还要传给你的儿子？但是那个时候，刘邦却坦然自承，毫不惭愧：“既然秦始皇有过这个天下，为什么我不能有?况且我是赤帝之子?我在山上当土匪的时候，老婆给我送饭，每每看见有一朵红云罩在我所躲藏的山谷之上!”不过他心里也明白，这种理论基础很脆弱，要紧的还是武力，也就是那些能用武力的将才。因此他一得天下便下辣手，翦灭功臣。

如果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不被他一一削除，中国依然是一个割据的局面。那些人都享受裂土而封的王号，号令军令全由自主。事实上，当时中国是“汉，楚，梁，淮南，燕”若干国并立的局面，汉国不过较大而已。等到韩彭英卢诸人，一一被压了下去，全中国才算是汉朝所有，姓刘的所有。

可惜姓刘的子侄中，也有桀骜不驯的人，这却是刘邦始料所不及的了。

三六、白登的耻辱

战国时候，匈奴人已经在北边草原地区崛起。

秦始皇执政时，传言“亡秦者胡也”。据说这是预言秦二世胡亥亡秦的谶语，秦始皇却以为“胡”指匈奴，于是加强北边防务，修筑长城，以蒙恬率重兵控制了战略要地，又开通了纵贯南北的国防道路“直道”。

汉王朝建立之初，经济残破，民生艰辛。

在这一时期，秦时已经兴起的匈奴部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所控制的地域包括贝加尔湖以南辽阔的草原大漠。在秦末中原大战期间，匈奴乘机尽数收回了秦将蒙恬所占领的匈奴地方，又进人长城以南，至于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同时出兵侵掠燕国和代国。楚汉战争时，中原疲于征战，无力北防，匈奴于是日益强盛，军中勇士竟然多达数十万，对新生的西汉帝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韩王信徙封于代之后，以马邑(今山西朔县)为都。匈奴南下进军，猛攻马邑，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又发军攻太原郡，兵临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城下。刘邦于是亲自率军北击匈奴。

时值冬季严寒，士卒多有冻伤堕指者。匈奴单于冒顿佯败，引诱汉军北上。汉军三十二万追击。刘邦先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主力尚未抵达，匈奴精兵四十万骑将刘邦围困于平城东北的白登。在匈奴骑兵铁围之中，汉军指挥中枢七日没有能够与汉军主力取得取系，也无法得到后勤补给。后来据说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阏氏，让她说服单于解围之一角，刘邦才终于脱逃，得以与主力会合。匈奴退军，刘邦也引兵南返。

此后，汉与匈奴结和亲之约，相互约为兄弟。汉以宗室公主为单于阏氏，每年给予匈奴织品酒米食品各有定数。不过，匈奴仍然时时南下侵扰代(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使北边地区社会经济生活难以安定。

在刘邦时代，还屡有汉将因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叛降匈奴，成为匈奴南侵的向导和前锋。实际上，在汉武帝以前的数十年内，汉王朝不得不对强悍的匈奴委曲求和。甚至吕后专政时，匈奴单于致信吕后，有调戏侮辱之词，汉人也只能假装看不见。

三七、功臣一个个死掉

中国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古话，说的是敌人消灭了，帮助自己克敌制胜的功臣，也没有用了。杀害功臣，是中国古代王朝建国之初的通病。在刘邦和吕后当政的年代，开国功臣们就一个个相继被除掉。

汉王朝建立的初年，君臣之间曾经有过平易和谐的关系。据说朝堂上臣下可以歌呼叫骂，拔剑击柱，设有什么规矩。后来著名儒生叔孙通帮助刘邦确定朝廷礼仪，指挥大臣们反复演练，从此出朝时大家一片肃静，鸦雀无卢，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皇帝训导的份儿。刘邦于是高兴地说，现在我才感觉到当皇帝的滋味了!看来，“礼”，对于统治者可真是个好东西。有了“礼”，就有了派头，有了权势，有了威仪，有了秩序。

有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富大摆酒席。刘邦问身边的臣下：列侯诸将都不要有所隐瞒，告诉我你们的心里话。我所以能够得天下，是什么原因7项羽之所以失天下，又是什么原因？

有人回答说：陛下对下属不能尊重，而项羽仁而爱人。但是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这就是与天下同利啊，项羽则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这就是他所以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则说，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抚定百姓，筹集运输军需给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天下人杰，而我能任用之，这就是我所以取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位范增而不能用，这就是他所以为我所败的原因。看来，刘邦内心是承认功臣的作用的。

刘邦称赞的这三位人杰，张良跳出政治漩涡，称病闭门，学导引辟谷之术；萧何谦虚谨慎，不置产业；只有韩信不太聪明，居功自傲，不能顺从，最终被吕后杀害。

汉初定天下时，一些曾经与刘邦合力击败项羽的主要将领因为手握重兵、身兼殊勋，被封为诸侯王。韩信被封为楚王，都下邳(江苏邳县南)。彭越被封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韩王信被封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吴芮被封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耳等，仍然保持原有的政治地位。

刘邦分封异姓功臣，是因为他们已经拥兵据地，对于这一既成事实不能不承认的缘故。当时的七个异姓诸侯王国，封域大致相当于汉疆域的一半。当时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只有二十四郡。也许又是历史的巧台。西汉帝国中央政府所直辖的地区与异姓诸侯王国辖地对国土的分割，除齐地诸郡直属中央外，其形势与刘邦、项羽以鸿沟一线分划天下时的情形极其相似。

异姓诸侯王国的存在，显然和专制皇权有直接的矛盾。于是刘邦待时机成熟，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起，开始逐一消灭异姓诸侯。

楚王韩信首先被废黜为淮阴侯。同年，改以太原郡为韩国，徙韩王信王之，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在与匈奴作战时，韩王信被围困于马邑，派使者与匈奴议和。汉朝廷疑心韩王信有二心，派使者前往责问。韩王信心存畏惧，向匈奴投降。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赵王张敖被废。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韩信、彭越相继被杀。淮南王英布起兵与中央政权对抗，于次年败死。

刘邦正是在这一年，即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去世。在他临终前，主要的异姓诸侯王都被翦除。

刘邦认为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同姓王国屏卫中央政权。于是在削弱和去除异姓诸侯王势力的同时，又大建同姓诸侯王国，以作为中央朝廷的藩护。在刘邦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刘邦子弟同姓为王者计有九国，即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楚王刘交，都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的齐王刘肥，都于邯郸(今河北邯郸)的赵王刘如意，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的代王刘恒，都于定陶(今山东定陶)的梁王刘恢，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的淮阳手刘友，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的淮南王刘长，都于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吴王刘濞，都于蓟(今北京)的燕王刘建。

刘邦末年，诸侯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异姓。九个同姓诸侯王国与异姓的长沙国地域连通，总封域仍然占全汉疆域的一半以上。不过，这些诸侯王国虽然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原则上仍然受中央政府节制，其封域仍然是西汉帝国的一部分。

在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另外还有周边地区的三个政权，其领地在汉疆域之外。他们只是向西汉中央政府纳贡称臣，却并不受西汉王朝的控制。这样的异姓诸侯，又被称作“外诸侯”。刘邦曾经封外诸侯三人，即封故越王亡诸为闽越王，都闽中地；封秦南海尉赵佗为南越王，统领南海、桂林、象郡地区；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南海王的属地，大致在闽越国、南越国和淮南国三国之间。

三八、吕后的故事

明代史学家张燧曾经著《千百年眼》一书，作纵横千百年的历史评论。这部书的卷四有“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条，说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后，先封吕雉为皇后，封子为皇太子，又追封其母曰昭灵夫人，而他的父亲太公却遗而不封，令人不可理解。又过了两年左右，刘邦相继封刘贾、刘喜、刘交、刘肥为王，丞相萧何以下大小功臣也皆已分别受封，而太公的封号依然未予讨论，群臣也没有一人一言说到此事，这是为什么呢?张燧于是感叹道：刘邦为天子已经七年，而太公却仍然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两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张燧以为刘邦先封其母却遗忘其父大可惊异，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其实，能够指出“尊母不尊父”这一现象，已经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现了。

汉代重女权，也就是说，在汉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比如姬、姜、嬴、姒、妫、姞、妘、蜩、始、嫪，等等，都是如此。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竟然改姓为孙。姓氏从母，是古风的遗存。这一现象，在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中有所保留，匈奴人风俗，据说贵族都从母姓。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酆侯，樊哙妻吕錾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干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赐以汤淋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林邑。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疆因为无子，三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疆于是终生感激。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三十余例。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三位名将都由女宠的亲戚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括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

《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也就是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

“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吕后专政，其实是汉代重女权的最显著的史例。吕后名雉，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她的父亲吕公躲避仇家，迁居到沛县，在一次宴会上偶然交识刘邦，看到他状貌风度不凡，内心重敬之，于是将女儿吕雉许配。刘邦为亭长，曾告归于田，吕雉曾经有从事田间农耕作业的经历。

楚汉战争中，刘邦军失利时，吕雉和刘邦父母曾经被项羽俘获，拘于军中以为人质。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刘邦和项羽言和，吕雉和刘邦父母获释。第二年，刘邦称帝，立吕雉为后。

吕后有谋略且为人刚毅而狠厉，在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时曾经临事决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刘邦率军平定陈豨叛乱，吕后留守长安，听说韩信有诈赦诸官徒举事策应陈豨的企图，于是与萧何商议，谎称前线来报陈豨已死，令韩信入宫庆贺。韩信人宫，被处死于长乐宫钟室，并夷灭三族。

刘邦击陈豨时，至邯郸，向都于定陶(今山东定陶)的梁王彭越征兵，彭越称病，只派遣属将率兵前往，刘邦怒，废彭越为庶人，徙居蜀地。彭越行至郑(今陕西华县)，路遇东行前往雒阳(今河南洛阳东)的吕后，自言无罪，请求徙处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吕后以为彭越至蜀则此自遗患，于是与俱往雒阳。随后又指使人诬告彭越谋反，夷灭其宗族。

吕后之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被立为太子，刘邦以为刘盈性情柔弱不可执政，曾经准备另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由于吕后和诸大臣反对，太子废立之议没有实现。

刘邦去世后，吕后杀害赵王如意．又砍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火军耳，饮药令其不能言．置于厕中，称之为“人彘”。对于其他刘氏诸王，也加以残害。汉惠帝因吕后的残虐而惊怖，从此不再听政，后来郁悒病逝。

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封吕氏子弟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控制了京师卫戍部队，又擅权用事，排斥老臣，拔擢亲信。一时号令均出于太后。吕后称制，造成了西汉王朝上层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危机。但是在她称制的八年期间，仍然继续执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奖励农耕，又废除了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重的法令。因此，在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生产也得以逐步恢复。

由于刘邦生前与大臣有“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吕后以诸吕为王，遭到刘氏宗室和诸大臣的强烈反对。吕后临终，告诫诸吕据兵卫宫，防止大臣为变。吕后死后，诸吕把握南北军的指挥权。太尉周勃不得入军中主兵，只得伪用符节以非法形式人北军。北军指挥官吕禄放弃了军权，解印而去。朱虚侯刘章在未央宫击杀南军指挥官吕产。于是长安形势得以控制。反对吕氏的势力又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论年龄长幼都一律处斩。

“吕氏之乱”平定后，诸大臣议定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

三九、德政的标本：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经历吕后专政的时代之后，进入了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当政的文景时期。文景两代三十九年问，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显著的发展，历来被看作安定繁荣的盛世的典型，通常称作“文景之治”。

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实现了一个大变化，由急峻转而宽和，由阴暗转而光明。

秦王朝行政，表现出严酷苛暴的特色。董仲舒曾经说，秦时民众承受的屯戍力役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三十倍，田租口赋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二十倍。当时普通民众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迫和剥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基点，是对秦王朝暴政的否定。

汉世政治语汇中，可以频繁看到“拨乱反正”的说法，《史记·高祖本纪》写道，刘邦去世，群臣赞美道：高祖出身低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刨立汉家帝业，功最高。于是上尊号为“高皇帝”。《史记·三王世家》也说，“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宣扬至德，平定海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的赞颂之词。《汉书.礼乐志》也说：“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根据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解释：所谓“拨乱反正”，是说“拨去乱俗而还之于正道也”。“拨乱反正”的说法，最早见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谓“拨乱世，反诸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写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拨乱反正”的原义，是指治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秩序。西汉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确实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成功。

萧何是主持汉初政治体制成立的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汉王朝建立之初，他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顺应民心以否定秦法，成为汉初政治的标志之一。

萧何之后，曹参接着作丞相，依然遵行萧何时创置的制度。历史上称作“萧规曹随”。曹参以为，确定“清静”作为行政的原则，那末民众自会安定。他选择身边作为助手的主要干部，专门任用不善于言谈的“重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都一律予以斥退。司马迁曾经以肯定的态度说道：曹参为汉相国，政风“清静”，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后“休息无为”，于是得到天下民众的普遍赞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西汉统治阶层成就了世代称誉的“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的政治管理和秦王朝的政治管理相比较，有突出的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集中表现为“文景之治”的成功。西汉王朝政治风格通过“文景之治”所体现的优异之处，于百年来一直为史家所瞩目。

汉初上层领导集团以崇奉黄老之学作为基本政治导向，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黄老之学主张“无为无不为”，这一原则应用于政治范畴，就是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烦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的。

回顾历史，人们通常都会注意到，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政治成功往往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发现，在某些历史背景下，中国带有原始朴素色彩的“重柔者吉”的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其实有时可以表现出神奇的力量。汉初政治的成就就是例证之一。

无为而治的思想．当时曾经占据着正统的地位。成书于汉武帝初年的《淮南子》一书，可以作为汉初思想的总结。其中《原道》篇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就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应当作到如《淮南子·览冥》中说到的“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说到的“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某种角度看，却透露出一种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

秦法严酷。汉文帝对秦代刑罚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样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1)秦法规定，大多数罪人都没有确定的刑期，服劳役者往往终生不能解脱。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则当免为庶人。

(2)秦法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甚至处死，轻者则没人为官奴婢。这一制度，称作“收孥相坐律令”。汉文帝明令宣布废除这一法令。

(3)秦法规定，对罪人按照罪行轻重，分别行施黥、劓、刖、官四种残酷的肉刑。汉文帝语令废除黥、劓、刖三种内刑，改以笞刑代替。汉景帝时代，又进一步减轻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后两项内容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得以完全落实，但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的许多官员都大体能够执法宽厚，断狱从轻，于是狱事比较清明，刑罚比较简省，一般民众所受到的压迫可能较秦代有所减轻。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汉文帝出行，途经中渭桥，有路边行人突然冲犯其车马。汉文帝要求严厉惩处，但是主持司法的廷尉张释之却主张应当严格按照刑法规定，治以罚金之罪。汉文帝大怒，以为惩罚过轻。张释之则坚持说，所谓“法”，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面对的制度，自然应当共同遵守。现在法律条文规定如此，而处罚却要依据陛下个人的情感倾向无端加重，这样，必然会使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确定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事后，汉文帝承认张释之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的执法官员能够必公正为原则，而汉文帝以天下之尊，在盛怒之下也能够虚心接受不同的意见。

在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对边地少数民族也尽量避免战争，努力维护和平相安的关系。

在吕后专权的时代，有关部门提出严格控制关市，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流通方面对南越国实行封锁。南越王赵佗于是愤怒，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又发兵北上，进攻汉王朝南边的长沙国。在吕后发军击南越以后，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因为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两军事实上在南蛉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所谓“(赵)佗得以益骄”的局面。

汉文帝即位，对于吕后时代的政策多所否定，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石家庄)的家族墓地置守邑，岁时祭祀，又尊官厚赐，优遇赵佗的亲属。汉文帝又派陆贾为使者出使南越，赐书致意，文辞颇为诚挚。赵佗为这篇言辞恳切，情感亲和的外交文书所打动，致书谢罪，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表示愿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宣布废去帝制。于是，自陆贾还报，一直到汉景帝时代，南越称臣遣使入朝。虽然据说在国内仍然暗自沿用旧的称号，但是使臣入见天子时，称王朝命如诸侯之礼。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与匈奴订立和亲之约。此后虽然匈奴屡次背约侵犯北边地廷，但是汉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每当发生灾异时，皇帝令“秘祝”之官祈祝，让罪过和不幸转移到臣下和老百姓身上。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正式废除了这一制度，并且声明：百官的过失，都应当由我负责，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是公开张扬我的不德，实在是我不能赞同的。

汉史帝即位不久，就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以为这一罪名使得众臣不敢尽情直言，而皇帝也无法得知自己的过失。自此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的政见。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他又诏令诸侯王公卿及地方行政长官推荐品学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自策问，接受他们合理的政治建议并且予以任用。

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位节，以安百姓”，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初经济恢复阶段，财政困难，物资奇缺，据说连皇帝的乘车也无法驾系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有的将相甚至不得不乘坐牛车。汉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讲究节俭的帝王。他在位二十三年，据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起先曾经规划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大约要花费百金，汉文帝得知后说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中，已经常常感到惶恐羞愧，为什么还要建造新的台呢?

每逢灾荒之年，汉文帝往往令诸侯不必进贡，又解除“山泽之禁”，即开放以往属于皇家所专有的山林池泽，使民众能够通过采集渔猎及副业生产保障温饱，度过灾年，扭转经济危局。

汉文帝还公开宣布降低消费生活的等级，精简宫中近侍人员，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汉文帝还曾经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平时常服用价格平易的黑色织品，所宠爱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宫中的帏帐不施纹绣，为天下做敦朴节俭的榜样。

汉文帝力倡节俭的极端表现，是在营建他的陵墓霸陵时，提出了薄葬的原则。他明确指示，埋葬时所用随葬器物都用陶器，地官不用豪华的装饰，陵上地面不筑封土，以求俭省，不致烦扰民众。临终时，他在遗诏中又重申薄葬的意愿，并且具体规定了减省葬祭之礼的内容，明令霸陵山川都维持原有制度，不许更改。

根据后来霸陵也曾经出土珍宝之器的传说，有人疑心汉文帝霸陵薄葬只是一种虚伪的政治宣传。其实，霸陵因山为陵，没有动员大量民众从事土木工程，是确凿无疑的。墓中随葬品的等级和数量，可能因入葬时情形之复杂，有与汉文帝个人意愿不尽相合的情形出现。

还有一种因素也未可排除，这就是汉景帝的母亲孝文窦皇后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方才去世的，而与汉文帝合葬霸陵。也就是说，霸陵随葬品即使丰富，也有汉景帝的母亲窦皇后在汉武帝时入葬霸陵的因素。西汉皇室女性地位相当高。其时天下空前富足，在汉武帝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祖母逝世，也是不可能迁就汉文帝二十余年前的遗制实行薄葬的。以这一思路考虑汉文帝霸陵是否薄葬之谜，可能是有益的。窦太后之女馆陶公主寡居，后来近幸董偃，金钱恣其所用，曾经命令财务管理部门：董君所使用，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再向我报告。而这位老太太去世后，最终正是与董君会葬于霸陵。看来，后来盗掘霸陵之所以多获珍宝，有可能是陵园中其他从葬者的随葬品。

四○、洛阳才子贾谊

说到西汉前期的政治，不能不提到洛阳才子贾谊。贾谊是西汉文帝时候的政论家、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201年，贾谊生于洛阳。十八岁时，就以熟读诗书，善属文章闻名。后来被河南守吴公召致门下。汉文帝即位后，听说吴公曾师事秦时名相李斯，又号称治政为天下第一，于是征以为廷尉，主持天下司法。因吴公的推荐，贾谊得任为博士。吴公以“治政”闻名，贾谊因吴公举荐，可知贾谊得以入朝，大约主要不是因其文采，而是因其政识。

贾谊当时不过二十余岁，是朝中最年轻的博士。皇帝每次诏令讨论政事，诸位老先生尚在迟疑犹豫时，贾谊已经侃侃而谈。所说的意见，竟然都是大家所深思的。于是人人佩服，以为不可及。于是贾谊很快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汉文帝十分赏识贾谊的识见，曾经准备任贾谊为公卿，但是因为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反对，未能实现。后来让贾谊到南方去，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在长沙著《鹏鸟赋》，发抒内心的怨郁哀伤。后来汉文帝思念贾谊，又曾特地召见，问鬼神之事于宣室殿，君臣畅谈至深夜。唐代诗人李商隐因此有《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感叹他的政治思想受到漠视。

贾谊后来又被任命为粱怀王太傅。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不久也悲郁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的政论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今本《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

贾谊的《过秦论》，是最早的比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比较全而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败亡，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罩所说的“仁义不施”，是指责秦王朝的统治者以暴虐之心与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从高官贵族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因此形成了一旦发生变乱，就迅速土崩瓦解的政治局面。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和“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独断专行，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不行王道而专任私爱的事实，实际上涉及到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

贾谊说，秦始皇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秦二世继承这种弊政，因而不政，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以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覆灭，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的政治空气沉闷严峻，多忌讳之禁，忠言出于口，还没有说完，性命就已经没有了。因此使得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闭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

贾谊指出，“攻”与“守”，“兼并”与“安定”，“取”天下与“守”天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战争时期谋求并兼与和平时期谋求安定，政治方针，政治策略，政治风格，也就是所渭“术”、“道’、“政”等，应当是有所不同的。然而秦实现统一之后，却仍然不能改变战时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与所以“守之”的政策竟然没有区别。秦王朝最高统治者仍然以取天下的政治方针面对守天下的政治现实。

秦始皇的统治思想没有能够完成应有的时代性转变，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制订的关东政策自然表现为恐怖的虐杀和苛重的赋役。其结果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迅速败亡。

贾谊根据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的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所谓“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观点，提出了治国思想的重要原理。贾谊的这一认识，是《过秦论》的思想精髓。

贾谊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这些奏疏被后世史家称为《治安策》，又题《陈政事疏》。

《治安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主要社会思想和基本政治主张。《治安策》作为贾谊有代表性的主要论著，也是体现对后世政论有重要影响的贾谊政论文风格的典型。贾谊在《治安策》中对汉初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汉初以来，中央政权与诸侯势力的矛盾，长期成为危害政治安定的严重隐患。因为中央政府政策的宽容，一些诸侯王确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面对当时的这一形势，贾谊建议及早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与朝廷离心的势力。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也就是多立诸侯面分别削弱其实力。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证实了贾谊的政治预见。而汉武帝时代“削藩”事业的成功，实际上也采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贾谊还认为礼仪与法令，教化与刑罚不可偏废，特别强调倡导礼乐，实行以儒学为主体的道德教化，以移风易俗。汉武帝时代，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汉书·武帝纪》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

儒学地位的这种上升，当然已经超过了《治安策》中的设计，但是贾谊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治国主张，因为顺应了历史演进的方向，其历史预见性得到了证实。

治国务在“安民”的主张，是儒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贾谊《新书·大政上》写道，对于行政，“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又指出，民为邦本，民众虽然至贱至愚，却不可以简慢，不可以欺压。“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逮，而民必胜之。”在任何时代，敢于与民众为敌者，或早或晚，最终将为民众所战胜。

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应当落实于使民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对于这样的主张，贾谊是这样表述的：“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也就是说，执政者成功的政绩，首先应当表现为使民众“富乐”。

贾谊的政治思想，为“文景之治”的成功，描绘出了一幅蓝图。

贾谊提出的所谓“为富安天下”的主张，在实现“文景之治”的时代，已经成为汉王朝的基本国策。

四一、为富安天下

汉初，西汉政府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征发兵役和徭役有所自制，又曾经多次对农民减免田租。

汉文帝时代，曾经多次下诏劝课农桑，还在农村乡里设“力田”之职。“力田”作为最基层的农官，经常和“三老”、“孝悌”同样得到政府的赏赐。

西汉王朝以这样的方式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汉文帝时代，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经两次宣布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还宣布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税一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文帝时代，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少到四十钱。

汉初统治者一改秦时徭役繁重之苛政，注意以“省徭役，以宽民力”作为执政原则。比如，都城长安修筑城墙这样重要的工程，直至汉惠帝时才开始经营。

《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春正月，修造长安城墙；三年(公元前192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同年六月，又调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公元前190年)春正月，再次调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承担长安筑城的劳役，三十日解除。

这就是说，修筑长安城墙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调用民力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劳役人员来自长安六百里内，人数最多十四万六千人，工期也以三十日为限。

汉文帝时，徭役征发制度又有新的变革，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即正式成为征发徭役对象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傅籍，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是二十三岁。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诏令诸侯王丧葬，包括开掘墓圹、修治墓冢及送葬等事，征用民役不得超过三百人。

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贾谊曾经向汉文帝提出重视发展农耕的建议。他说，驱使民众归于农耕，就意味着让社会生产的主力用于培植国家经济的根本。如此，则可以使天下百姓各食其力。贾谊以为，这样的话，就“可以为富安天下”。

这位有识见的思想家“为富安天下”即通过发展经济以保障安定的政治设计，在文景时代基本上实现了。

当时，一系列合理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战乱之后农人回归于农耕生产实践。汉初功臣封侯，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诸侯实力较大的，不过万家，小者则只有五六百户。可是，到了文景时代，流民逐渐返回故土，户口也逐渐有所繁息，列候实力较大的，可以拥有三四万户，小国与先前比较，也往往户口倍增，经济富足的程度，也大致如此。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繁息，是社会生产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实现正常化的反映。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

荀悦《前汉纪·文帝二年》引述了晁错这样的话：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直接劳作者不过二人，其能够耕作的田地不过百亩，百亩农田收益的谷物，不过三百石。有的学者据此推断，当时农业生产恢复并且得到发展，粮食亩产已经赶上并略超过战国后期的水平了。有的学者估计，当时亩产量折合现今计量单位，达到每亩产粟二百八十斤以上。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关于当时经济形势的记述，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充沛和民间经济生活的富足：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于汉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没有经历严重的政治动乱，又没有遭遇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间家给户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都得以充实，而朝廷的财政也历年有所盈余。京师的钱财累积至于千百万，以致钱贯朽坏而没有办法清理点校。国家粮仓太仓的存粮年年堆积，陈陈相因，至于满溢而堆积于露天，导致腐败而不可食用。民间太小民户都风行养马，阡陌之间驰游成群。人们竞相逞示富足，骑乘母马的人，甚至没有资格参与乡间聚会。

农耕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楚汉战争前后，有一石米价格值万钱的记载。而汉文帝时，谷价仅一石数十钱。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的说法，当时粮价甚至有曾经达到每石粟仅仅十余钱的历史记录。

四二、游戏结了死仇

《史记·孝景本纪》说，汉景帝刘启在汉文帝刘恒的儿子中，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少子。为窦姬所生。刘恒在代地时，代王后曾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王后和这三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于是刘启得以继立。

《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的记载略有不同。说到代王王后生子四人。王后在刘恒尚未即帝位时就已经去世，此后所生四子都病死。在选立太子时，窦姬所生刘启年龄最长，于是得立。窦姬随即也成为皇后。

窦姬是清河郡(郡治在今河北清河东南)平民女子，吕后当政时，以良家子身份被选人官。吕后决定出宫女赐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人，窦姬也在名单之中。因为出身清河，希望能够前往赵国(首府在今河北邯郸)，可以离家乡近一些，于是请求所侍奉的主人嘱托主持此事的宦官：将名籍一定安排在前往赵国的五人之中。不料主事宦官疏忽遗忘，误置名籍于代国，并且得到了吕后的批准，已经无法改动。窦姬悲伤涕泣，埋怨宦者，不愿前往，被迫方才成行。

但是来到代国之后，代王刘恒最为宠幸的就是窦姬。在窦姬为刘恒生了女儿刘嫖之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刘启降生了。

人们都熟悉汉元帝时因后宫画师作弊，王昭君嫁为匈奴阏氏的故事。窦姬的遭遇，也是因为宦者的有意或无意的疏误而引起的。不过就她个人的生活道路来说，却是由不幸而幸。就历史的发展路径来看，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那位宦官偶然的失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景帝，可能也就不会发生后来汉景帝时代的若干历史变化了。

东汉开国帝王汉光武帝刘秀，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刘发的出生，据说也是由于后宫中偶然的历史误会。这是汉景帝时代的事。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要说到。

汉文帝是公元前180年从代地入长安，继承帝位的。

仅仅几个月之后，刘启就被立为太子。太子之立，曾经有百官请立而汉文帝推辞的过程。

被立为太子的刘启，当时只是一个九岁的儿童。

关于刘启的儿童时代生活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过于简略。目前只能够推测，从很快就被朝廷百官以所谓“敦厚慈仁”的印象立为太子的迹象看，他或许与汉文帝刘恒同时，或者在稍后不久就来到了长安。西汉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而代国的首府晋阳，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对于一名八九岁的贵族儿童来说，千里驰行的旅途经历，应当说是极不寻常的。而两汉帝王中在儿时有这样的行旅生活经历的，可能也只有汉景帝一人。

长安宫廷中绮阁金门、锦衣玉食的生活情景自然可以想象。能够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记载，汉文帝当政时，吴太子曾经晋见，与皇太子刘启宴饮博戏。博戏时双方发生争执，吴太子性格蛮横，言行有失恭敬，皇太子愤怒，以类似于棋盘的“博局”掷击对方，竟然致死。皇家贵族少年游戏时骄悍相争的态度，描述得十分生动。

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二十岁时，曾经从刘邦平定黥布反叛，被刘邦立为吴王，封地有三郡五十三城。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封刘濞，刘濞已拜受印，刘邦又召刘濞近前，仔细端详其面相，说道：看你的面容有反叛之相。心中亦不免暗自悔恨，但是已经举行过仪式，不便悔改，于是手拊其背，又说道：再过五十年。有人将在东南方向发起变乱，难道就是你吗?不过，你要记住天下同姓为一家也，一定要老老实实，不得反叛!刘濞顿首保证说：不敢。

刘启少年时因六博游戏争道，以博局相掷击，误杀吴太子，自此与吴王刘濞结怨。

吴太子棺柩被送回吴国，吴王愤愤地说：天下刘姓都是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宣称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罢了，何必归葬!于是吩咐将棺柩送还长安埋葬。刘濞此后心中深埋怨恨，于是不再遵守藩臣的礼节，借口患病，不再往长安朝见天子。

京师推想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吴太子的缘故，于是审问吴国使者，刘濞内心恐惧，逐渐滋生反叛之心。

后来刘濞派使者到长安向天于致礼，汉文帝又询问使者。使者答道：其实，吴王现今确实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是朝廷多次审讯吴使者，吴王心中惶恐，因此称病。《文于》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察见臣下的隐私，会使忧患萌生，导致不祥。请求陛下忘记吴王以前的过失，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于是释放了吴国使者，又赐予吴王几和杖，以其年老，准许他可以不必上朝。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曾经以“博局”掷杀吴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年三十四岁，时吴王刘濞已经拒绝上朝二十余年，可知吴太子因博争道而致死时，尚是少儿。

《后汉书·孔融传》说，孔融五十六岁时被曹操处死，当时，女儿年七岁，儿子年九岁，因为幼弱得以保全。而孔融被拘执时，据说两个孩子正在“弈綦”。由孔融子女“弈棋”事迹，可以知道“博”以及“弈棋”一类智力竞技形式，曾经是当时上层社会儿童游艺生活中主要内容之一。

考占工作者在汉景帝阳陵南阙门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件陶质汉代围棋棋局残件。这件围棋棋局，虽然不是皇家贵族用物，但是因为出土于汉景帝陵园，也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汉景帝刘启少时与吴太子争博的故事。

皇太子刘启因游戏时的争执竟然出手伤人，致死人命，是中国古代宫廷史中引人注目的一则史例。这位后来成为一代明君的历史人物在少年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也通过这一故事有所透露。

四三、清君侧

吴地豫章郡(郡治在今江西南昌)有铜矿，又拥有沿海盐产等优越的经济条件，得铸钱和煮盐之利，于是国用饶足。国家不向百姓征赋，朝廷调发徭役时，吴王代百姓出钱以为偿代。又定时慰问地方有才之士，赏赐乡里有功人员。其他郡国的逃亡者来到吴国，追捕官吏要求送还，一律予以拒绝。

吴王刘濞利用铜山海盐的资源优势，吸引人口，发展经济，积累三十余年，得到国中民众的拥戴。这样的形势，使中央政府产生了权益受到侵夺的感觉。

汉文帝时，晁错就曾经数次上书指责刘濞的罪过，建议削其国土以为惩戒。汉文帝宽仁，不忍处罚，而刘濞则愈益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不久，升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又提醒汉景帝重视一些诸侯王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他说，刘濞长期以来，骄恣无度，又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流亡人口，预谋发动动乱。现在，削夺其封地，可能会发生反叛。可是不削夺其封地，也会发生反叛的。削之，则反叛较早，祸害较为轻微；不削，则反叛较迟，祸害将会更为严重。

晁错又因楚王刘戊的过失，建议削夺其东海郡(郡治在今山东郯城)。此前赵王刘遂封地中的常山郡(郡治在今河北元氏西北)被削夺，胶西王刘卬也被削夺六县之地。

正在朝廷讨论削吴事宜，尚未做出决策的时候，刘濞听到讯息，担心削地将没有止境，最终必然导致亡国，有心发谋举事。他听说胶西王刘卬勇武好战，诸侯皆畏惧，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前往联络。

应高来到胶西国，对刘卬说：现在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言，侵削诸侯，诛罚严酷，得寸进尺，越来越苛刻无理。吴国和胶西国都是知名诸侯，现在也受到监视和约束，不能自安。吴王身患内疾，二十余年不能朝请．经常受到猜疑，无法自白，谨小慎微，仍然不能得到宽恕。听说大王也因事得罪朝廷，又风闻朝廷将有削地的举措，按照常理．其实罪不当至于此，但是按照现在朝廷的政策，可能最终受到的惩罚不仅仅是削地呢!

刘卬说：确实如你所说，那么，你认为应当怎么办呢?

应高说，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意因时循理，牺牲个人以为天下除患，大王以为如何?

刘卬大惊，说道：寡人怎么敢如此呢!主上纵然相逼甚急，也只有一死而已，怎么能够不服从天于，不侍奉天子呢?

应高说：现今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于，侵夺诸侯，诸侯都有背叛之心，人心不安，已经到了极点。而彗星出，蝗虫起，都是天下大乱的征兆．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啊。而只有经历艰难困苦，方可以成就圣人。吴王愿以诛晁错为愿，追随大王后车，纵横天下，必然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如果能够得到大王一句表示赞同的许诺，则吴王将约合楚王攻函谷关，守荥阳，据有敖仓积粮，抗拒汉军，准备休息之处，等待大王。大王如果能够亲临主持战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刘卬同意了。

应高得到刘卬的承诺，回报吴王。吴王刘濞仍然以为未必可靠，又亲自前往胶西国，与胶西王刘卬当面约定联军西进的计划。

胶西国群臣听说刘卬和刘濞的阴谋，谏阻说：诸侯之地不能当汉帝国的十分之二，为叛逆之举以使太后心中担忧，不是可行之计。现在天下承一帝，尚且都说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一定会增生更多的祸患的。

刘卬不听劝阻，派使者与齐国、菑川国、胶东国、济南国相约，都得到参与反叛的许诺。

不久，朝廷削吴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果然颁布，刘濞于是正式约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诸国一同反叛。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史称“吴楚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的联合叛乱终于爆发。

叛乱发起之初，叛军尚未正式和汉王朝的军队交兵，七国的战旗就已经沾染了血腥。一些中央派往各国的重要官员和反对起兵的大臣都遭到残酷杀戮。吴王刘濞诛杀二千石以下的汉吏。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阻楚王刘戊，被刘戊处死。赵相建德和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也被杀害。

齐王起先同意起兵，后来又反悔，以胶东王、胶西王为首，两国军队与菑川国、济南国的军队合力攻齐，合围齐国都城临菑。

叛军以诛贼臣晁错，“清君侧”，“以安刘氏”为名，军势浩大。刘濞举事，闽越、东越也曾发兵追随。据说赵王刘遂甚至还私下派使者联络匈奴，希望能够发军策应。

刘濞倾全国兵力北进，又号令国中，宣布：寡人年六十二，亲自作统帅，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国中凡年龄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者，皆动员从军。吴军调发二十余万人，于广陵发军，渡淮而进，与楚军会合。又派遣使者致书各诸侯国，公布晁错罪状，希望各国合兵诛之。

刘濞发布致诸侯书，宣称此次起兵的原由，是汉王朝有贼臣专权，本无功于天下，却蓄意侵夺诸侯国土地，歧视虐待刘氏骨肉，使国家社稷受到危害。而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他号称吴国可以动员五十万精兵，再加上南越军队随从北上的，又可得三十万人。

刘濞部署了各诸侯国军队的进军路线。他还依恃吴国财力之富足，宣布了赏赐军功的等级，能够斩捕汉王朝军队各级军官的，分别给予金五百斤到金五千斤的奖赏，能够招降汉军士吏的，也分别情形给予奖赏。刘濞表示各诸侯国军队对军功的物质奖励，都可以由吴国承担。

这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告，其文词之狂傲，鲜明地体现出吴王刘濞的个性。

刘濞的致诸侯王书，由于有“汉有贼臣”，以及“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的话，明确是以晁错作为攻击目标的。因此一般都把刘濞的这一反叛文书，看作“清君侧”的宣言。

所谓“清君侧”，是说清除帝王身边的奸臣、贼臣。《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已经有“逐君侧之恶人”的说法。而历史上“清君侧”之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汉景帝时代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口号，借诛晁错为名，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事件。“清君侧”，后来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上惯见的政治策略的定式。

刘濞“清君侧”的口号提出，是表现出一定的政治策略眼光的。

自汉景帝当政后，晁错确实虽“无功天下”，却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的权位。晁错经常向汉景帝提出有关朝廷大政的建议，每每为景帝所采纳，于是深受信用，势压九卿，基本执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策略因他的提议多有更改。一年之内，晁错又升任御史大夫，成了地位最显赫的朝臣。

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而高于九卿。其职责是辅助丞相，总理国政。御史大夫多是从皇帝左右亲信中提任，所以虽然是“贰于丞相”的副职，但是和天子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另一方面，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不便随时差使，有时候有些事甚或是不愿差使，而宁愿差使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职权和地位虽然低于丞相，但是由于主管图籍秘书和四方文报，又熟知法律条文，因此握有考课、监察和弹劾百官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有时可以超越丞相。事实上，御史大夫和丞相，其职权既相辅助，又相制约，所以当时不仅有将御史大夫称为“副丞相”的说法，也有将御史府和丞相府称为“两府”和“二府”的说法。

晁错地位的急速上升，使人难免有皇权遭到侵夺的疑心。而他本人“无功天下”而骤得大位，迅速暴发的事实，也容易使朝廷上下以及地方官员们心怀不平。事实上，以“清君侧”作为口号，可以在多数官僚的心弦拨动低沉的一响，于是争取其内心的称许和同情。甚至对晁错深怀信任的汉景帝，也可能从“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一语中读出似乎在批评背后隐含的某种支持。

在复杂危急的形势下，汉景帝曾经一度犹疑，而最终对于晁错的态度，前吴相袁盎的建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袁盎，原本是楚人，因父亲曾经有武装反抗政府的经历，被强迫迁徙到安陵。袁盎在吕后当政时曾经任吕禄的舍人，汉文帝即位后任为中郎。

汉文帝曾经从霸陵上驱车驰下峻阪。袁盎骑从，与车并列时拉住辔绳。汉文帝说：“你胆怯了吗，”袁盎说：“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微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的事故发生，陛下纵然可以自己不看重自己，又怎么向先祖宗庙和太后交代呢?”汉文帝于是不再坚持。

有一天，汉文帝来到上林苑，皇后和汉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陪从。他们在宫中时，常常同席而坐。安排座位时．当时任中郎将的袁盎领慎夫人坐到较偏次的一席。慎夫人面有愠色，不肯坐。汉文帝也愤然而起立。

回到宫中之后，袁盎对汉文帝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然已经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而已，妾和主妇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如果这样，就乱了尊卑秩序了。而且陛下一旦亲幸，就予以厚赐。陛下这样看起来是对慎夫人好，然而恰恰是在危害慎夫人。陛下难道不知道吕后迫害戚夫人使之成为‘人彘’的教训吗?”于是汉文帝方才气平，又召见慎夫人，把袁盎这番话告诉她。慎夫人从内心感谢袁盎，赐予他黄金五十斤。

可见，袁盎是在上层政治生括中权术熟练的明智之士。他的政治性格，既有清醒刚直的一面，也有圆滑狡黠的一面。

不过袁盎也因为多次直言批评汉文帝的行为，不得长期在政治中枢任职，调为陇西(今甘肃临洮)都尉。他对士卒深怀仁爱之心，士卒们都争先为他效死。后来又迁为齐相。接着又转任吴相，有人对他说：“吴王骄横日久，国多奸邪。现在如果有心劾治，他如果不上书举告君，也一定会利剑刺杀君的。南方地势卑下，气候潮湿，君能天天饮酒，时常劝戒吴王不要反叛就可以了。这样或许可以免除灾祸。”袁盎听从了这一建议，吴王也待之以优厚的礼遇。

袁盎和晁错素来不和。晁错在座的场合，袁盎往往回避。晁错对于袁盎也同样。两人竟然长期未曾同堂对话。

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即位，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曾经派属下调查袁盎私自接受吴王财物事，判定有罪。汉景帝颁布诏书予以宽赦，于是只是免去官职成为庶人。

吴楚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晁错与下属官员商量：“袁盎多受吴王金钱，特意为其掩饰，说吴王不会反叛。现在果然发起反叛，应当逮捕袁盎，严加审讯，了解他们反叛的阴谋。”下属官员答道：“反叛尚未发起时，惩处参与者或许可以预先制止阴谋。现在叛军已经西进，逮捕审讯袁盎又有什么作用呢?况且，推想袁盎也是不会参与反叛的预谋的。”

晁错犹豫未决时，有人已经将消息传递给袁盎。袁盎恐惧，连夜求见窦婴，陈说吴王所以反叛的原因，希望能够在皇帝面前说明形势。窦婴请示汉景帝，汉景帝召袁盎人见。

袁盎进宫时，汉景帝正与晁错在商讨调集军粮问题。

汉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反叛，你是怎样看待局势的？

袁盎答道：不足忧也。

汉景帝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他在白头之年举事，如果事先没有筹划百全之计，难道能够轻易发兵吗?你怎么会认为他不会威胁国家呢?

袁盎说：吴国在铜、盐等战略资源方面占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哪里能够招诱到真正的豪杰呢?如果吴王真的得到豪杰，也会辅助他遵行礼谊，不会造反了。他所招诱的实际只无赖子弟、逃亡人口、盗铸钱币的奸人而已。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变乱。

晁错在一旁说，袁盎的分析是正确的。

汉景帝问：那么，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平定叛乱呢?

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汉景帝于是挥手让侍臣退下，只留下晁错一人在场。袁盎说：我的建议是不能够让臣子得知的。汉景帝又示意晁错退下。晁错不得不回避于东厢，而内心已经暗怀深恨。

袁盎对汉景帝说，吴王和楚王相互致书，说高皇帝子弟各自得到封地．今贼臣晁错擅自贬斥诸侯，削夺其封地，这正是吴楚等国所以反叛的原因。他们的目的，是要西进以诛杀晁错，恢复旧时封地。方今退吴楚之兵的良策，只有立刻斩晁错以向诸侯致歉，派遣使者宣布赦吴楚七国发军之罪，才可能兵不血刃而使七国叛军退去。

汉景帝沉默许久，说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又说：如果能够只是愧对一人而有益于天下，我是愿意的。

袁盎说：愚臣出此计，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愿陛下深思。

汉景帝原本有心按照晁错的筹划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但是对于朝廷的军事政治实力又缺乏自信，这时已经倾向于袁盎的意见。他任命袁盎为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袁盎于是位列九卿。汉景帝又任命晁错削藩的坚定的反对派窦婴为大将军，袁盎和窦婴原先私交很好，现在因吴楚七国之乱而空前显赫，一时长安和长安附近诸陵的社会上层人士都争先追附他们。窦婴、袁盎出行时，后面随从的乘车每天往往多至数百辆。

在叛军急进，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汉景帝因袁盎的误导，产生了如果诛晁错一人则可以安定局面的错觉。

在袁盎提出斩晁错的建议十数天之后，汉景帝命令中尉召晁错，当即逮捕，载行东市。晁错身穿朝衣，在东市被腰斩。这是西汉王朝高级官员被处以死刑的第一例。

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准备清算诸侯之罪过，削其封土。这一建议上奏汉景帝后，汉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宗室集体讨论，大都表示赞同．只有窦婴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从此与晁错政见往往相异。晁错更改有关法令三十章，诸侯于是都仇恨晁错。

晁错的父亲听说这一情形，从家乡颍川赶来，对晁错说：当今皇帝刚刚即位，你参与高级行政，掌握国家权力，竟然侵削诸侯，疏他人骨肉，大家议论对你多有批评怨恨之言，你应当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晁错回答说：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天子不尊，则宗庙不安。

晁错的父亲则说：按照休的办法去做，姓刘的家里安定了，可是我们姓晁的家里却危险了。我现在得向你告别了!于是饮药自杀。他临死之前感叹道：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这位老人死后十余日，吴楚七国果然反叛，而果然以诛晁错为名。汉景帝听从窦婴、袁盎进言，竟然下令杀晁错。

晁错死后，汉景帝派袁盎和曾经与吴王刘濞有特殊关系的宗正德侯刘通一同出使吴国，期求吴王退兵。袁盎以太常身份，一同来到已经在围攻梁国的吴楚军前。刘通通知吴王拜受诏书。吴王刘濞轻蔑地笑道：“现在我已经为东帝，难道还要拜别的什么人吗?”汉王朝期望杀晁错以使吴楚退军的幻想彻底化作泡影。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记述晁错之死的文字之后写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说甚是。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然袁盎借此以报私雠，其业何如?”就是说，削藩的战略意义应当肯定，但是具体步骤是否合理还可以商榷。在另一篇历史评论中，李贽给予晁错“善谋国”的主张以更高的评价，甚至说晁错的战略思想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贾谊，但是对于他与袁盎的纠纷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并不代为隐讳。

与“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的见解相类似，张燧在《干百年眼》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中也提出了如果削藩不采取过激的方式，那末吴楚七国可能不至于反叛的观点。他说：晁错对于诸侯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其实应当说，削藩过急则必然激起反叛，削藩从缓则可能不至于反叛。刘濞中年受封为诸侯，汉景帝当政时，已经是垂垂老者，其寿不久，如果耐心等待数年，就没有可以发起反叛的首倡之人了。七国虽然强盛，但是可以以中央政府的强权威慑之。晁错不能修养耐性，急切削藩．其身不保而国家危殆，为天下人所笑。俗话说：贪走的人会摔倒，贪吃的人会噎食，不正是说的晁错这样的人吗?

四四、平了七国之乱

汉景帝忍痛杀晁错希望能够平息叛乱，但是刘濞却并不因此罢兵。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在抗击吴楚叛军的军队中担任指挥官，从前线归来，上书言军事，汉景帝亲自召见，问道：“你从可以接触到吴军的地方归还，知道对方最新军情，他们得知晁错已死，将要退军了吧。’’邓公答道：“吴国策划反叛已经数十年之久，因削地而终于爆发，虽然以诛晁错为名，其真实意图其实并不在于晁错。晁错死后，臣担心天下之士将噤口而不敢发表政见了。”

汉景帝问：“为什么呢？”

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不可扼制，所以建议削地以尊京师，这实际上是有利于汉王朝巩固万世之基的正确方针。但是计划刚刚开始实行，就陷于杀身之祸。晁错的遭遇，于内封忠臣之口，于外则为诸侯报仇，臣私下以为这是陛下不能不承认的失误啊。”

汉景帝沉默许久，长叹道：“你说得对，我内心其实也有所悔恨。”事后汉景帝将邓公提升为城阳中尉。

汉景帝此时即使有所悔恨，也已经来不及了。当时的形势是，吴楚叛军兵锋凌厉，席卷淮河南北，又旄头西向，京师为之震动。而胶东国、胶西国、菑川国、济南国军队合力攻齐，对齐国都城临菑形成铁围，齐鲁大地历代文化积累和汉文帝以来经济恢复的收获也毁于兵燹。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吴王濞叛军中周丘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城阳(今山东莒县)等地大破汉朝政府军的故事。

周丘是吴王刘濞的宾客。吴军起事，未渡淮水时，诸宾客都分别得到将、校尉、司马等职任，只有周丘不得任用。周丘是下邳人，亡命于吴，终日饮酒，毫无专长，不为吴王刘濞看重，因此没有任命。周丘进见刘濞，说道：“臣因无能，不能效力军中。臣不敢得到统领部队的职权，只是希望得到一汉节，一定可以对君王有所报答的。”刘濞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周丘得到汉节，连夜驰入其故乡下邳。当时下邳得知吴王反叛，全城守备森严。周丘以汉节得以入居传舍，以汉使者的身份召见县令。县令来见，周丘命令从者立即将其斩杀。又召集其家族亲戚所熟识的县中有才干有影响的吏员，对他们说：“吴国叛军即将兵临城下，屠下邳城不过只是一顿饭的工夫，如果现在归从，全城老少都可以得以保全，你们这样的能者，还有封候的机会。”因周丘的煽动，下邳全城投降吴军。周丘一夜得三万之众，他派人归报吴王，并率领这支部队北上攻略城邑。兵临城阳时，部众已经多达十余万，大破城阳中尉军。

汉景帝委任邓公为城阳中尉，可能正是因为原先的城阳中尉已经阵亡的缘故。如果邓公原来就是城阳中尉属下的校尉，那么可以推知，汉景帝一定较为具体地从邓公口中得知了城阳中尉军大败于周丘军前的实际战况。

吴楚七国的反叛，形成西汉时期最严重的内乱。西汉王朝经历着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在这危难之秋，汉景帝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咐：“一旦形势危急时，周亚夫是可以担当军事重任的。”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南侵，汉文帝下令边防部队备战，关中也强化防务，以周亚夫为将军，驻军于细柳；刘礼为将军，驻军于灞上；徐厉为将军，驻军于棘门。

汉文帝亲自前往灞上、棘门、细柳三地劳军。至灞上及棘门军，皇帝的车队都直驰而人，将军率领部下乘骑列队送迎。然而来到细柳军时．看到军士吏都身被甲胄，如临战态势，手持锐利兵刃，拉满弓弩，箭在弦上。天子先驱来到营门，不得进人。

先驱说：“天子即将驾临!”军门都尉则说：“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一会儿，汉文帝车队来临，果然仍不得进人。于是汉文帝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吾欲入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壁大门。

守卫营壁大门的士吏对从属车骑宣布：“将军约令：‘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乘车也不得不按辔缓行。汉文帝车驾来到营中，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行礼，说道：“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之动容，肃立车上，派人致意，宣称：“皇帝敬劳将军。”礼毕即离去。

既出军门，群臣都为此惊叹。汉文帝说：啊，这才是真将军啊!前此灞上军和棘门军，简直如儿戏一般，敌军如若袭击，是可以俘虏其将领的。至于周亚夫，可得而犯邪!

于是汉文帝临终时，对于太子有周亚夫可以在危难时将兵的告诫。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后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面临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任用周亚夫为太尉，作为最高统帅，往东方平定叛乱。太尉周亚夫受命率三十六将军平定吴楚之乱。

出征前，周亚夫请示汉景帝：“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我准备放弃粱国，断绝叛军运粮道路，以此制敌，当获全胜。”汉景帝批判了周亚夫的计划。

一方面“难与争锋”，一方面“不能久”，指出了吴楚叛军的实力特征，周亚夫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也因此面确定。汉景帝对于周亚夫制定的克敌方针的肯定和支持，是平叛战事终于取胜的最重要的条件。

周亚夫乘坐当时驰传系统中等级最高的“六乘传”出发平叛。“六乘传”见诸史籍只有两例，另一例是汉文帝以代王身份入长安继承帝位时，也曾经乘坐“六乘传”。周亚夫行至长安以东的灞上，赵涉阻挡车队，劝告说：“吴王长期以来财力雄厚，豢养一批敢死之士。现在知道将军将要东行，一定会派遣间谍刺客潜伏于殽山、渑池地方的崇山险道之间等待。而且兵事神秘，军机不宜泄露，将军何不由此折向右行，走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南)，抵雒阳(今河南洛阳)，行程相差不过一两天，至雒阳后，直入武库，击呜鼓，东方诸侯闻之，将以为将军从天而降也。”赵涉的建议，不仅能够避开吴王派遣的刺客，也有益于保守军事机密，可以予叛军以突然的震撼。

周亚夫采纳了赵涉的建议，从武关道迂回抵达雒阳。他派人搜查殽山、渑池之间，果然发现了吴王派置的伏兵。周亚夫以赵涉建议的正确，向汉景帝推荐，任用他为护军。

周亚夫来到雒阳，见到大使剧孟，高兴地说：“七国反叛，我乘传至此，没有想到雒阳能够保全，而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得剧孟，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了!”周亚夫以剧孟归属测知敌方政治战略水准的这一见识，反映了军事不仅是武力的竞争，而且必须以争取民心为基础的思想。

周亚夫率军行至准阳(首府在今河南准阳)，询问父亲周勃的老下属邓都尉，应当如何确定作战策略。邓都尉说，“吴楚叛军锋芒锐利，而难以持久，我军不必与之争锋，可以从容等待，察知其弊弱，然后破之。方今为将军筹划，不如引兵东北，在昌邑筑作工事，将梁国让给吴王，吴王一定倾其全军精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并派遣轻兵控制淮泗之口，斯绝吴军粮遭。吴国和梁国相互削弱而粮草竭尽，我军乃可必然可以破吴。”

邓都尉的计谋与周亚夫的战略构想相一致。周亚夫于是引兵东北，坚壁吕邑(今山东金乡西)以南，隔断吴楚与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诸国叛军的联络，放弃粱国，使吴楚兵在攻粱的战役中消耗实力，又派遣轻骑兵在弓高侯率领下据淮泗口截断吴军粮道。

吴军渡准以后，与楚军会合，西攻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大败汉军，又乘胜进军，兵威甚壮。粱孝王恐慌，遣六将军击吴。吴军又击败梁军两将，粱军部众溃散。粱孝王数次遣使者到周亚夫军前求救，周亚夫不派一兵一卒救粱。梁孝王又派使者往长安，在御前控告周亚夫，汉景帝于是派人指示周亚夫援救梁国，周亚夫坚持“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话”的原则，依然不遵行诏令。粱孝王令韩安国及张羽为将军，用人得当，于是屡败吴兵。

吴军欲西进，粱城坚守，使吴军不敢西行，于是进犯周亚夫，两军会战于下邑(今安徽砀山)。吴军因粮道已经被汉军断绝，力求速战，周亚夫军坚守营垒，任吴兵数次挑战，仍不肯出战。吴军粮草竭尽，士卒饥苦，又夜攻周亚夫军营垒。汉军军中相惊，士卒相互攻击扰乱，周亚夫卧于帐中不起，直到营中平定。吴军在东南方向大造声势。周亚夫命令加强西北方向守卫，果然吴军暗中集聚力量以精兵强攻西北。吴军未能找到突破口，只得撤退，汉军乘机反击，吴军大败，士卒多饿死，部众叛离溃散。

于是吴王刘濞弃其军，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色逃遁，渡江奔走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企图保有东越。刘濞得东越兵士大约万余人，于是又派人收聚败军逃散之卒。

汉军悬赏千金求购吴王刘濞首级。汉王朝又派使者致礼于东越，说服东越站在中央政府一边。东越人欺骗吴王，诱使吴王出劳军，使人刺杀吴王，盛其头，驰传送往长安。吴军于是全军溃败，大多向周亚夫军及粱军投降。

楚王刘戊的军队大败，刘戊自杀。

吴王刘濞军败后，汉景帝对于全面平定叛乱，发布了语词严厉的诏书，他亲自谴责七王反叛的罪恶，以除恶务尽的原则，号令政府军上下全力“击反虏”，“深入多杀为功”，指示对叛军三百石以上的军官“皆杀之，无有所置”。又宣布对这一诏书不得讨论，敢有非议及不执行的，都处以腰斩之刑。

胶西王、胶东王和菑川王率领的军队围攻齐国临菑(今山东淄博东)，强攻三月未能攻破。汉王朝援兵至，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各引兵归国。

汉军将领弓高侯魏当致书胶西王说：“我军奉诏诛灭不义，降者可以赦免其罪，恢复旧有的地位待遇；不降者灭之。王何去何从，应当尽快择定。”胶西王于是肉袒叩头，至汉军营垒请罪，沉痛地说：“臣刘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劳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魏当执金鼓接见他，说道：“王亦为军事所苦，希望听到对为何发兵反叛的解释。”刘卬于是顿首膝行，回答道：“晁错得到天子信用，擅自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封地。刘卬等以为不义，担心其败乱天下，于是七国发兵，且以诛晁错。现在听说晁错已经被处死，刘卬等谨以罢兵归国。”将军魏当说：“王如果以为晁错不善，何不告知皇帝?竟然在没有诏书虎符的情况下擅自发兵攻击守义之国。以此看来，真实意图并不是要诛晁错。”于是乃出诏书向刘卬宣读。宣读完毕，说：“王其自图。”胶西王说：“像我刘卬这样的，可以说死有余辜。”于是自杀。太后、太子皆死。

胶东王、菑川王和济南王也都被迫自杀，国号被废除，国土归于汉王朝。

郦将军围赵十月，终于攻陷，赵王自杀。

济北王因为被迫附从的缘故，得以免除死罪，改封为菑川王。

吴楚叛乱发生于正月，三月即告基本终结。西汉王朝凭借数十年来所奠定的稳固的政治基底以及所积累的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内乱。

吴楚七围之乱的平定，使汉王朝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得以缓解，汉景帝也因经历了极其严峻的政治考验，对于国家的政治控制力有显著的增强。

汉景帝在处分有罪的诸侯，明令其“国除”之外。也对其他王国进行了必要的政治整理。首先，汉景帝乘势收夺诸侯王国之支郡边郡属汉，此外又有改封、徙封等调整措施。而当时总的趋势，是诸侯地方分据势力显著削弱。

例如，特意以续楚元王之后的刘礼为楚王，而其实当时他的楚国仅有彭城(今江苏徐州)及其邻近数县之地。而代国其实也只剩下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一郡，其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郡(郡治在今山西左云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三个边郡都已经归属中央。

晁错削藩的举措得到汉景帝的认可，其实是因为君臣之心相互印合。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内心久有抑制诸侯势力的期望，只是没有合适的机遇和有效的措施。汉景帝三年的空前动乱，一时使帝王为诸侯的强悍所震惊，而叛乱的平定，又使得削藩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我们看到，在一些诸侯国“国除”和一些诸侯王的封地有所调整之后，汉景帝又分封了自己的儿子为新的诸侯王。

一些旧有的诸侯国被翦灭，一些新立的诸侯国又出现了。尽管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权力有明显的增强，不过汉景帝继续封王的做法，说明他对于地方诸侯威胁中央的历史有切身的感觉，但是其内心有关中央集权政体的进步意义的觉悟程度，其实依然是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景帝前一代帝王——他的父亲汉文帝，以及后一代帝王——他的儿子汉武帝，都有曾经作为诸侯王的经历。这或许恰好可以反映西汉前期天子与诸侯关系的复杂背景。

不过，作为天下至尊的皇帝，对于诸侯国的政情有一定的了解，可能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四五、唐姬误会

唐姬本来是汉景帝后宫女子程姬的侍女。

程姬是鲁恭王刘余、江都易王刘非和胶西于王刘端的母亲，曾经深得汉景帝宠爱。

据《史记·五宗世家》记述，一次，汉景帝召幸程姬，程姬正逢月经，不便进侍，于是将身边侍女唐儿梳洗装扮，送到汉景帝宫中。

汉景帝醉而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于是怀孕。汉景帝酒醒之后方才发觉并非程姬。等到所怀皇子生产，命名为刘发。

刘发于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因皇子出身而封为长沙王，据说是因其生母身份低微，所以封于卑湿贫国。

据说，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诸王来到长安朝见天子，汉景帝诏令在廷前歌舞祝福。长沙定王刘发只是勉强展袖，略微举手，左右见他动作笨拙，不免发笑。汉景帝心中诧异，问其原由。刘发回答说：“臣国土褊狭，地域窄小，容不得回旋。”汉景帝于是下令将朝廷直属的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三郡地方划归长沙国。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其实，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当时长沙国的全部国土，其实仅仅只有一郡之地。

《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通令禁酒，孔融屡屡反对，而且“多侮慢之辞”。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书，说到“酒之为德久矣”的事实，如“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等等，也说到饮酒的种种好处。其中就说道：“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

孔融反对酒禁，列举酒在政治史中的作用，以为酒并不“负于政”，其中所谓“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说的正是唐姬误会。

汉光武帝刘秀是唐姬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所以有“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的说法。这虽然也是“侮慢之辞”，但是又有游戏文字的性质，不过，却说明了汉景帝“醉幸唐姬”虽然是官廷秘事，竟然得以流传广泛。

四六、汉武帝了不得

刘邦在打完项羽的时候，把三十九郡的秦朝天下接收下来，自己留下十五郡作为汉国，用集权的郡县制度直接统治，其余二十四郡分封韩信彭越等人，各成一国。不过汉国的君主称为皇帝其余各国的君主称为“诸侯王”，位为诸侯而爵为王，受皇帝的羁縻。

等到这些异姓的诸侯王被一一削除以后，刘邦并未把他们的地盘收归中央直辖，而是改封给同姓的若干子孙，刘邦颇以为只要是姓刘的，便比外人可靠，事实证明他看错了。

到了他的孙子景帝在位之时，有七个姓刘的王爷同时造反。为首的一人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儿，顶有钱，又顶有野心。他以江苏的地盘为根据，勾结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胶东王、胶西王，藉口朝廷中有御史大夫晁错弄权，发兵申讨。实际上他自己想做皇帝。若不是汉景帝下面有一位将军周亚夫懂得打仗，刘濞很可能代替刘景帝(刘启)而有天下，或是双方打一个平手，中国便分裂为二。

汉景帝领教了刘濞以后，就定下了一个规矩，所有王爷，都得交出他们的地盘，由中央政府即汉国皇帝的朝廷派人代管。本来，皇帝的面前有“丞相”，王爷的面前有“国相”。从此以后，国相概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不对王爷负责，于是全中国恢复秦朝的集权统一制度，只是表面上多出若干吃饭不做事的王爷与次于王爷的若干爵爷而已(周的贵族有公侯伯子男五等，汉朝的贵族只有王侯二等)。

景帝的儿子武帝，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连王爷们名义的上地盘也看不顺眼，想出法子来把他缩小。他鼓励王爷们预立遗嘱，把地盘均分给若干儿子，使得每一个儿子都邀皇恩，裂土封王。这样，那些儿子们也个个满意，讨便宜的还是中央政府，一举而根绝了尾大不掉的毛病。各个王国的领域，越分越小。所以像刘濞所领导的七国造反的事便永不再有。

汉武帝既无内顾之忧，便能够专心对外。那时候在汉朝北方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匈奴。匈奴虽则是游牧民族，文化比汉朝落后，但由于全国皆兵，能骑善射，所以常占上风。汉高祖(刘邦)曾经动员了三十万步兵去打他们，结果吃了败仗，被人家围住，说了许多好话，又赔了美人才被放了回来。汉武帝认为这是国耻，一心一意要报复。他也知道，非打垮匈奴，汉朝的生存不能免除威胁。因此，他就养马，练骑兵，和匈奴打了四十三个年头，或断或续，果然把匈奴的实力给摧毁了。

自然，汉朝本身，也被这四十三个年头的对匈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汉武帝却满不在乎，他除了打匈奴以外，同时还灭了两个越国(福建的东越，与广东的南越)，吞并了安南北部与朝鲜北部，征服了西南夷(西康贵州一带)及昆明国(云南西部)，又与帕米尔西边的大宛国打了两回。在他死的时候，中国的版图比刘邦的时候大得多了。

他筹款的方法侧重于有钱出钱的原则，凡是商人可以发大财的生意，他都抢了过来由自己做，例如开矿，冶金，煮盐，酿酒。其他的各种营业他虽不抢，也要抽一点营业税。最厉害的是财产税，不管是动产或不动产，概由物主报价照抽。如果报得不实，一经他人告密，就会充公，告密的人可获重赏。有一位姓杨名可的，竟然组织了一个告密公司，遍设私家侦探，发了不少的财，把许多有钱的人都害苦了。钱不太多的人也同样受累。至于穷人，虽然纳税较少，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活得也很不舒服。

若不是为了这一层，汉武帝的名誉在历史上要好得多，他能打垮匈奴，又扩充了很大版图，原应该享受民族英雄的名称，就因为他打得太过分，花钱太多，对老百姓太不客气，所以信奉孔夫子教训的所谓儒家即一般读书人，对他极不赞成，怪他穷兵黩武，不把他算成一个好皇帝。

其实这些读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感谢他才对。是他，汉武帝刘彻，把孔子的学说定为一尊，特设若干讲座在国立的京师大学讲授。孔子以外的各家，他一概不提倡，虽则也并未禁止其流行。

他又规定，每年每郡至少要保荐两个既孝且廉的人才，送到他的面前，由他口试，合意便留下来，慢慢提拔为地方官，再由地方官提拔为中央官。他这样一来，于无意之中，给读书人，尤其是儒家一派的读书人，找到一个出路，又替中央集权制度打下良好的地方基础(由子各郡有保荐人才的均等机会，所以中央集权未曾沦落为首都或首都人的集权，中央事实上由各方面保上来的人才共同组成，享有各方面的向心力)。秦朝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易于崩溃，而汉朝的中央集权之所以维持得很久，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原因呢。

不过他虽尊崇孔子，却不为孔子的学说，或汉代经生心目中的孔子学说所拘。他知道在政治的领域里，不可以一昧仁慈。到了他的孙子汉元帝，便把事情弄坏了。

四七、东方朔的政治幽默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物。他作为汉武帝身边的臣子，却能够多次对身为天下之尊的帝王直接发表批评意见。

有人曾经建议扩大皇家园林上林苑的规模。汉武帝深表赞同。东方朔却说，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成为百姓维持生括的资本，现在取良田规划为苑囿，对国家没有益处，却使农桑之业大受侵夺。虎狼狐兔的生存空间扩大了，百姓的田园屋舍却受到破坏，让幼弱者思念故土，年长者泣悌而悲，这实在是违背了强国富民的国策啊。东方朔的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却记录在史书之中，使后来的执政者可以时时接受警诫。

汉武帝时，天下习俗追逐侈靡，有虚华之风，而不注重开发实业。汉武帝问道，我要扭转风习，教化百姓，有什么好办法吗?东方朔在回答时以汉文帝为标范，赞美这位著名的崇尚节俭的帝王富有四海，而衣食器用都十分朴素，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与此对比，东方朔尖锐地批评了汉武帝本人宫室服用的富丽豪华，说道：陛下消费浮侈如此，而想要让民众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

东方朔的政治批评，通常是以幽默的方式巧妙地表达的。

有一次，汉武帝问道，先生视朕是何等样的君主?

东方朔回答：自先古圣王唐虞之盛世，以及周代成康之世，都不足以比喻现代的繁荣安定。现在政局，比三王时代要好，也优越于五帝时代。不仅如此，现在能够得天下贤士。高级官员都得其优选，好比任用周公、召公作丞相，以孔丘为御史大夫，姜太公为将军，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子夏为太常，伯夷作京兆尹长官，管仲作左冯翊长官，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作大长秋，孙叔敖作诸侯相，子产作郡守，……汉武帝于是大笑。

对于权贵者的霸权意识，东方朔曾经用富有生活辩证法的语言予以调侃。他说，干将、莫邪，是名闻天下的利剑，能够水上断鹄雁，陆上断马牛，但是用它们来补鞋子，却不如价值只有一钱的锥子。骐骥、绿耳、蜚鸿、骅骝，是名闯天下的良马，但是用它们来捕捉深宫之中的老鼠，却不如一只瘸腿的猫。

东方朔往往有怪诞的言论行为。他曾经当面顶撞汉武帝，又曾经在汉武帝赐宴之后将剩下的食品揣在怀中带走，甚至酒醉之后，在殿堂上撒尿。

一次，汉武帝赐从官肉，上司迟迟不来，东方朔独自拔剑割肉，对同事说：今天是伏日，应当及早回家，请受赐。于是取肉扬长而去。上司报告汉武帝说东方朔如此这般不守规矩。第二天，东方朔上朝，汉武帝问道：昨日赐肉，是何原因竟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东方朔脱帽致歉。汉武帝说。先生你也应该作点自我批评吧。东方朔行拜礼，说道：东方朔啊，东方朔!你受赐不待诏，何其无礼也!拔剑割肉，又何其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其廉也!回家交给妻子，又何其仁也!汉武帝于是大笑道，让你自我批评，竟反而自我吹嘘!又赐酒一石、肉百斤，让他带回家交给妻子。

在本来应该自我批评的时候反而自我吹嘘，东方朔用生动的形式对这种政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进行了讽刺。

东方朔以言行不凡，许多人称之为“狂人”。东方朔则说，像我这样的，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则避世于深山之中。他曾经于酒酣之后，踞地而歌：“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金马门，是宦署门。因为门旁有铜马，所以称作“金马门”。

东方朔承认自己的滑稽笑语，其实是一种巧妙的“避世”方式。他对当时政治的机智的批评，其中有时暗藏着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东方朔的滑稽，有时是不同政见的表现。

对于东方朔这样的人物能够宽容以待，也是测定汉武帝时代的政治气象的一个有趣的小小指标。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九篇总结汉武帝时代文学之盛时写道：“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而东方朔等“尤见亲幸”。

陈直曾经著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题为《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凡举列九种，而第三种，就是“东方朔的文学”。

可见，东方朔是一位全面的人才。

四八、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唐代诗人刘驾《出塞》诗写道：“九土耕不尽，武皇犹征伐。”杜甫《兵车行》也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名句，都在借古讽今，批评当朝对外穷兵黩武的政策。而字面上所说的“武皇”，都是借指汉武帝。

汉武帝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征伐”“开边”成就大业的帝王。

汉武帝时代，以军事成功为条件实现了设帝国的疆域扩张。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

匈奴游牧部族联盟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压迫着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匈奴骑兵甚至曾经侵扰长安邻近地区。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为严重、最为困难的问题。

汉武帝作为表现出非凡胆识的帝王，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反侵略战争。可以说，汉朝被匈奴欺负了几十年，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真正还手。由于对于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后来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为目的的性质。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计划引诱匈奴人进占马邑(今山西朔县)，以汉军三十万人伏击，企图一举歼灭匈奴军主力。不料被匈奴单于察觉，中途撤回全军。此后，匈奴屡屡犯边，汉军也多次发动反击和主动的进攻。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攻入上谷(郡冶在今北京延庆西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汉武帝命令卫青率数万大军从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迅速向西北挺进，一举攻占军事要塞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切断了占据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所部与匈奴王庭间的联系。

随后，卫青又率军沿黄河西进，直下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完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所部的战略包围。

匈奴在河南地的防务全线崩溃之后，白羊王、楼烦王只得率残部逃出塞外。卫青以收复河南地的战功，被封为长平侯。

丧失河南地的匈奴贵族又连年率部袭扰汉边境。元胡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又派遣卫青出击匈奴。卫青部经朔方(郡治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出高阙，北出边塞六七百里，奔袭匈奴右贤王部成功。

卫青在军中被拜为大将军，取得了统率各路诸将的权力。这次战役的胜利，确保了朔方郡的安全，又切断了匈奴单于主力与占据河西地区的休屠王、浑邪王所部的联系。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

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二干余里，在蝶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五十九人，官吏六十三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

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

霍去病曾经先后六次出击匈奴，屡建奇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要为他修治第宅，他谢绝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这位功勋卓著的青年将领病逝，终年不足三十岁。

汉武帝在河西休屠王、浑邪王故地设置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武威(郡治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从关东地区徙置数十万移民充实这一地区。

河西地区的安定，不仅断绝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同时使西北地区的开发进人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东方历史，甚至对于世界历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连续胜利，使得西北边境上的威胁基本解除。然而匈奴活动于汉王朝北边东部的左贤王的军队，始终没有遭受过沉重的打击，仍然在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诸郡侵扰边地。而且匈奴主力退居大漠以北，以其具有飘忽若飞、出没无常的高度机动性方面的优势，依然威胁着汉王朝北部边地的正常的农耕生活。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发动了远征匈奴的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发，向北直进一千余里，战胜匈奴伊稚斜单于的主力，推进到位于阗颜山(在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

霍去病率军从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轻装疾进，长趋二千余里，在大漠击溃匈奴左贤王的主力，进军至狼居胥山(一说即今蒙古克鲁伦河之北的都图龙山)，祭姑衍山(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而还。

这次战役的胜利，使汉王朝在与匈奴的军力对比上占有了优势，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扭转。

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汉军占领了从朔方至于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已经无力向汉王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与匈奴军事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移到西域方向。

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从此能够安心生产了。

四九、司马迁和《史记》

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史记》这一名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十岁起就开始学习古文书传，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任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经奉命出使巴蜀。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历。此后开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修改。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说，《太史公》书，圣人在其中也将有所收获。桓谭《新论》也说，通才著书以百数，只有《太史公》书气势宏大，其余都是丛残小论。《论衡·案书》又写道，汉代著书者不少，司马迁是大河，其余都是小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笔力跨越古今。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史记》几乎描述了全景式的历史。成功的帝王，失败的英雄，叛乱的首领，失意的学者，流浪的侠士，忙碌的商人。都成为司马迁所注意的对象，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一得到具体而生动的记录。于是，一幅社会史的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别高的地位。历代评价《史记》，有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种种说法。这些赞美，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就已经被看作一座文化的高峰。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作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

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人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人世家。

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坚持了一种追求历史真实的态度，敢于背离传统，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对于当代帝王也敢于指责，《史记》曾经被称为“谤书”。

五○、戾太子刘据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他是卫皇后所生，所以也称为卫太子。

为什么叫做戾太子呢?刘据是一个悲剧人物。“戾”，是刘据死后的谥号。对于这里“戾”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有罪，有人说是犯了过失。戾太子，或许还有不听话的太子，古怪的太子，倒霉的太子的意思。

汉武帝二十九岁时，刘据才出生。汉武帝非常喜爱他。刘据长大以后，性格和顺谨慎，汉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而所爱幸的王夫人生子刘闳，李姬生子刘旦、刘胥，李夫人生子刘髆。于是皇后和太子都感到宠爱递减，心不自安。汉武帝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对太将军卫青说，汉家建国匆促，加上四夷侵扰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所遵循；不出军征发，则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众加重负担。如果后世有人仍然继续沿袭这样的政策，那末，就是在重蹈秦王朝灭亡的复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是我放心的继承人。要寻找守文的君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

刘据的命运，是因为“巫蛊之祸”而发生重大转折的。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统治晚期发生的一场特别激烈的政治风暴。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之多，竟然数以万计。“巫蛊之祸”的发生，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严重的政治危机。

汉武帝晚年，行政苛烦，为法严厉，而且迷信方士神巫，年迈体弱，多疑健忘，喜怒无常。经常看什么都不顺眼，又因为年老多病，总是疑心有人用“巫蛊”诅咒的方式谋害自己。

“巫蛊”，本来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大约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人上层社会生活。

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形成空前的大狱有数万人冤死，这就是两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指使巫者诅咒皇帝，在汉武帝往甘泉宫通行驰道上埋木偶以行“巫蛊”。于是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被处死。几个月之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作为同案犯被处死。

和汉武帝严厉的执法风格相反，太子刘据性情宽厚温和。刘据成年之后，汉武帝为他设立“博望苑”，让他和宾客们交往，对他的言行不作限制，于是有持不同政见者来到刘据身边。当时，“博望苑”已经聚集了一批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的人。

刘据对于汉武帝用法残厉，信用酷吏的做法有意扭转，于是得到百姓的欢迎，而执法大臣们自然内心不高兴。

汉武帝晚年，临近政权交递时节，国家政治进人了微妙的时期。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行政倾向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会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又有投机之心，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利用汉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太子宫中埋木人行“巫蛊”的冤案。

汉武帝病重时，江充奏言病因就在于“巫蛊”。于是汉武帝任命江充全权查处。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胡巫”受江充之命，在调查“巫蛊”时不仅实行严刑逼供的方式，甚至制造假现场，导致冤案。

江充似乎是事先得到了汉武帝的某种明示或暗示，然后肆无忌惮的。所以敢于在宫中大规模挖掘，寻找术偶，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在皇后宫和太子宫中掘地三尺。后来，据说果然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六枚用作“巫蛊”的木偶。

当时汉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长安只有皇后和太子在。太子刘据不能见到父皇，无法辩白。

处于极其被动的形势下的刘据召问少傅石德，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因此致祸。现在巫与使者掘地得到罪证，不知是他们预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现在无以自明，只有假冒皇帝的诏令，收捕江充等人狱，严加审问，追查其奸诈。而且陛下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请问都没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了吗？”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终于下决心起兵自卫。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壬午日，刘据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名义逮捕江充等人。又调用宫中卫士，取武库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用烈火烧烤的方式处死胡巫。同时动员数万市民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巫蛊之祸”于是爆发。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宣布：抓获和杀死反叛者的，自有赏赐。又具体指示：以牛车作为防卫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多杀伤士众。并且坚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离长安。

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停住于城西建章宫，下令长安附近郡县的正规军，并且亲自进行现场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长安大道两旁的沟水，都被鲜血染红。刘据兵败后出城东逃，在追捕中自杀。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的内情逐渐显现于世。

汉武帝知道太子发兵只是由于惶恐，并没有其他意图，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

他下令族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又哀怜太子无辜，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怀念之意。据说天下听说这一情形，都为刘据哀伤。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后来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

这里不妨抄录几首以“望思台”为题的古诗，借以了解戾太于刘据这位历史人物和巫蛊冤案这一历史事件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望思台[唐]郑还古谗语能令骨肉离，奸情难测事堪悲。

因何掘得江充骨，捣作微尘祭望思。

望思台[唐]江遵

不忧家国任奸臣，骨肉翻为陌路人。

巫蛊事行冤莫雪，九层徒筑见无因。

望思台(唐]胡曾

太子衔冤去不回，临高徒筑望思台。

至今汉武销魂处，犹有悲风木上来。

望思台[宋]强至

一朝木偶发深宫，父子思隳晻暖中。

不见戾园埋恨处，至今草木有悲风。

五一、轮台诏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再引录一首关于“望思台”的诗作武帝[宋]陈普几多爱子出萧关，山积胡沙骨未还。

好把望思台上泪，随风北出洒阴山。

诗人是说，望思台的修筑，表达了汉武帝的“思子”之心。可是要知道，因为你的错误，并不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儿子冤死，在频繁的战争中“几多”百姓的“爱子”千里“出萧关”远征，最终埋骨于“胡沙”，牵系着多少父母的思念啊。“好把望思台上泪，随风北出洒阴山”，把对自己的儿子的思念，转化为对以往政策的深刻检讨，这才是一个真心悔过的帝王应当作的呢。

汉武帝筑“归来望思”之台，看来确实不仅仅是寄托着对刘据的思念，也表达了对刘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风格的认可。

刘据曾经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动不动就出军远征的政策提出过不同意见。汉武帝笑着说：我来承担这份劳累，把安逸留给你，这难道不可以吗!

巫蛊之祸发生之后，汉武帝终于有所觉醒。他及时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公开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悖，使天下人愁苦，不可追悔。从今以后，凡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政策法令，统统予以罢除!

有大臣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屯兵，扩大汉帝国在西域的影响，逐步将长城修筑到塔里木河流域。汉武帝否定了这一建议。

他颁布的诏书，因为是以“轮台”军事作为由头的，所以历史上称作“轮台诏”。

汉武帝回顾以往远征车师的战役，为当时因为路途遥远，死于途中的将士竟然多达数千人深表悔恨。而轮台更在车师以西千余里，他于是坚定地拒绝了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建议，又表示当今最重要的，在于严禁苛暴之政，防止给予民众过重的负担，努力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

汉武帝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养护百姓的决心。

轮台诏被誉为表达了“仁圣之所悔”的政治典范。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一节，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他写道，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于内生活消费极端奢侈，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又迷信神怪，巡游无度，导致百姓疲敝，不得不起来反抗。他的作为，和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秦始皇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汉武帝却使得汉王朝振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就是说，能够遵行儒家坚持的政治原则，又能够“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就是听从忠直的臣下的意见，不能容忍坏人的欺蔽，始终尊贤爱士，而且诛罚严明，特别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就是晚年能够认识自己的政治失误，改正自己的政治失误，对于继承人的选择和辅佐新帝的大臣的人事安排都比较正确，所以虽然犯有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同类的错误，却避免了如同秦王朝灭亡那样的政治灾难。

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汉武帝个人性格的有关特征，也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重要进步，就是说，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修补。

“巫蛊之祸”这种在王朝都城的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又以正规军武装平定政治动乱的情形，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汉武帝在事后的处理方式，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古代帝王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失误并且致力于扭转补救，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其方式有许多种，一般情况下，往往尽管在实际上对失误有所纠正，然而在口头上对于失误却并不愿意公开承认。如汉武帝轮台诏这样正式沉痛地向全民公开承认自己的重大失误，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五二、儒生的地位上升了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所说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是对他肯定儒学的政治指导地位的政策的赞扬。

汉武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高祖刘邦曾经特别瞧不起儒生。刘邦打天下时，引兵过陈留，郦食其到军营前求见。

刘邦问通报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道：看打扮，像个儒生。

刘邦说：对他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没工夫见儒生。

郦食其大怒，叱骂通报者：去，给我再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刘邦这才接见郦食其。

据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头戴儒冠来拜见的，刘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里边撒尿。和儒生交谈，常常粗言痛骂。

这种情形，到汉武帝时，已经发生了变化。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齐地儒生公孙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学地位开始上升。

据《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进了社会好学风气的形成。

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热心学问，尊敬长上，政治形象完好，乡里关系和顺，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朝廷的高级干部逐渐以文学之士为多了。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呈现“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写道：琴瑟的音色不正，声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装置调整琴弦，予以“更张”，才能够保证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他这里所说的“更张”、“更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深蕴改革的意义。

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学经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问的确定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共同的原则。但是，现在各家的学说不同，人们的信仰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应当遵从的。

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的根基。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

现在看来，“独尊儒术”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体制变革的发生，却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础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综合了以往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合乎国情的治国方法。比如，儒学理论通过当时思想家的精心修补，有益于维护传统的宗法关系和传统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运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客观上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学以“天道”为基本，使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可以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粉饰弊政．也可以利用来批判当政者，修正政治失误。

还应当看到，儒学与其他主要学说相比，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比较注意肯定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所谓“仁者爱人”的原则，是和文明进步的方向大体一致的。同时，儒学提倡“和”的精神，比较能够贴近“人情”。

而儒学“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发挥的“大一统”理论，也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实行“独尊儒术”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而为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也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国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统。

五三、天马西来

汉武帝时代，是古代中国的英雄时代。

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多见的秦式墓葬，这时也已经不复存在。

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古来“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理想，到汉武帝时代大体实现了。

在帝制时代，作为最高执政者的帝王在位期间的长短，往往会对历史进程有重要的影响。汉武帝是大一统政体实现以来在位时间仅次于清代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和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的皇帝。当然，在位时间长，未必一定能够实现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但是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间，确实是政治取得非凡成功的时代。而当时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突出的进步。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兄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上，“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不过，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如班固所说，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静的晴空。

当时，除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杰出的军事人才而外，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在汉武帝时代的英雄谱中，张骞的姓名也是位于前列的。

张骞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对于发展中西交通的功绩，确实在这一意义上有“凿空”的意义。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三十六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汉中人张骞应募，率众一百余人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发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长期拘禁，历时十年左右方得逃脱。

张骞继续履行使命，又西越葱岭，行至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复(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为新居地富饶平安，已经无意东向再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了。张骞只得东返，到大夏，然后改由南道回归。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莸，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十三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十三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张骞出使之艰险，是显而易见的。不说匈奴武装力量的威胁，只是自然条件的险恶，已经为一般中原人所惊畏。南朝陈人江总《陇头水》诗写道：“陇头万里外，天崖四面绝。人将蓬共转，水与啼具咽。惊湍自涌沸，古树多摧折。传闻博望侯，苦辛持汉节。”诗句中所见行旅的危难，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言。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写道，张骞从大将军出征，因为曾经出使大夏，在匈奴活动地域长期居留，了解地理情势，熟悉水草资源，于是担任向导，远征军于是没有饥渴之忧。张骞又因为此前有远使绝国之功，封为博望侯。事实上，张骞的所谓军功，也基于出使时的经验。张骞为将军时，因指挥战事不利而致罪，失侯后，又以对西域地区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议汉武帝联合乌孙(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出使乌孙，使团携运的用以交结友好的物资相当丰富，牛羊金帛数以万计。张骞抵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张骞圆满地完成了他的政治军事使命，然而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还是作为文化使者而创造的。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l19年)，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西域地区五十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宾(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地区)、乌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身毒”，也作“天竺”、“贤豆”、“损笃”，都是“印度”的音译。从四川、云南进入印度地区，当时确实有再转而西向大秦的交通路线。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晋宁出土的西汉青铜双人盘舞透雕饰件，舞人足踏长蛇，双手各执一盘，舞姿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类似的文物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通路在当时联系着中国西南地区与印缅地方的历史事实。“西南丝绸之路”后来曾经十分畅通，东汉所谓“海西幻人”即西亚杂技艺术家们，就曾多次经由这一通道来到洛阳表演。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张骞因此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人中土，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对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首功，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唐人诗作中，“博望侯”已经成为英雄主义的一种文化象征，而与代表当时时代精神的侠风相联系。如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诗写道：“寻源博望侯”，“长驱背陇头。”“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也有将张骞事迹作为忠于国家的榜样的，如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诗：“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

据说，汉武帝起初以《易》书卜问，得到兆示，说：“神马当从西北来。”他接受张骞出使乌孙之后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的大宛的“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据说汉武帝为了追求西方的良马，使者往来西域，络绎不绝。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西极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马之后，又作《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蹈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可以看到，汉武帝渴求“天马”，并不是仅仅出于对珍奇宝物的一己私爱，而是借以寄托着一种骋步万里，降服四夷的雄心。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天马”西来，所循行的正是张骞使团车队的辙迹。

“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

“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象征这一时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文化符号。三国魏人阮籍《咏怀》诗：“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唐人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诗：“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清人黄遵宪《香港感怀》诗：“指北黄龙饮，从西天马来。”都反映“天马”悠远的蹄声，为西汉时期中西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长久的历史记忆。

鲁迅曾经热情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我们通过对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对鲁迅所赞扬的当时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著名的苏武出使故事中，苏武和他的副使常惠一同被匈奴拘禁十九年，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才回到汉地。常惠后来拜为光禄大夫，因为“明习外国事”，转任典属国、右将军。他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护乌孙兵与汉兵五道击匈奴，因功封长罗侯。常惠曾经六至乌孙，一伐龟兹，又曾出车师北千余里，援救被匈奴围困的侍郎郑吉。在西汉王朝与乌孙之间的往来外交活动中，常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出土木简可以看到当时驿传系统接待长罗侯及其随从往来费用的资料。

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西交往的具体情形。

五四、昭宣时代的中兴

汉武帝之后，在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表现出一种繁荣气象，西汉王朝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形势没有大的变乱，经济和文化实现了突出的进步。传统史家多肯定和赞誉昭宣时代的安定和富足，称之为“昭宣中兴”。

帝位继承问题，是汉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时刻苦心思虑的政治难题。

卫太子刘据死后，一直没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刘旦上书，表示愿意放弃其封国到长安来，在汉武帝身边担任宿卫。汉武帝明白他的政治企图，大怒，当时就在未央宫北阙将其使者处斩。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

钩弋夫人姓赵，河间人，汉武帝晚年得幸，生子一人，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钩弋夫人之死，体现出汉武帝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帝王，其谋虑之深远和手段之毒辣。

据《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过头来顾望，汉武帝则厉声喝道：快走，女不得活!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

事情过后，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对这件事，人们有什么议论吗？

左右答道：人们说，将立其子，为什么要除去其母呢?

汉武帝说：是啊，这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褚少孙于是感叹道：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贤圣”，“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后人定其谥号为“武”，岂能是没有根据的!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三年，即位时只是一个七岁的少年。大将军霍光和车骑将军金日碑等受汉武帝遗命辅佐少帝。金日碑原来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不愿因此“使匈奴轻汉”，甘愿作为霍光的副手，又较早去世，于是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之职决断朝政。霍光作为地位最高的权臣，对于汉昭帝时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霍光据说性格宁静谨慎，为人正直稳重。他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汉武帝临终前推行的重视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行政原则，数年之内，使得各地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也颇有蓄积。西汉王朝又与匈奴恢复了和亲的关系，社会相对稳定。

霍光秉政期间，多次支持汉昭帝下诏削减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和赋税，对于贫民开放禁苑以救济，并赈贷种籽和口粮。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召集贤良文学到长安会议，讨论盐铁专卖等政策的得失优劣。此后，下诏凋整了有关政策，进一步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霍光原来与上官桀结亲，把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生女立为昭帝后。霍光敏锐地察觉到燕王刘旦和上官桀、桑弘羊企图废黜昭帝，另立刘旦为天子的政治阴谋，及时予以处置。于是国家得以安定，而霍氏此后权倾朝中。

汉昭帝去世后，对于继任者的择定曾经有所反复。在霍光主持下，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因“巫蛊之祸”的余波曾经流落民间的刘询(原名刘病己)被立为天子，这就是汉宣帝。

霍光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病逝。他把握朝政二十年，改变了汉武帝以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的形式，开始了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史的特殊阶段。

汉宣帝刘询出生不过几个月，就遭遇“巫蛊”大案，在襁褓中就被牵连人狱。后来受到有关官员的怜护，被安置由女犯乳养。后来幸逢大赦，被释放出狱，并且恢复了皇族身份。

刘询幼年受到应有的教育，才具较高，又好学，但是也向往游侠生活。于研习《诗》《书》之余，又欣赏豪迈奔放的任侠之风。他经常往来于长安诸陵及杜、鄠之间，在民间与平民少年一同斗鸡走马，于是能够熟悉贵族阶层难以知晓的下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隐密细微之处，多少了解了一些民间疾苦。正因为经历过平民生活，使汉宣帝具有了与一般“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的皇族子弟们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素质。

由于他对于底层社会情状和基层行政特点以及若于政治关系的深层奥秘，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所以在他主持政务期间，能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政治风格表现出注重实效的倾向，于是一时官吏能够大体称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样的比较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十八岁即位，起初委政于霍光。霍光死后，开始亲理政事。他努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的威权。为了打破霍氏集团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

由于霍光专权多年，霍氏一门尊盛日久，横霸朝野，奢侈无度。汉宣帝借处理霍光子大司马霍禹谋反一案的时机，废皇后霍氏，又在朝廷一步步彻底清除了霍氏集团的势力。

汉宣帝因统治的成功，被传统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曾经赞扬汉宣帝执政时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认为汉宣帝所创造的治世，甚至超过了汉文帝时代。

汉宣帝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幼年时也生活在民间。这一经历，也使得他对社会关系和政治过程，有不同于只经历富贵生涯的帝王们的认识。而具备这样的政治资质，是十分有利于把握高层政治管理的权力的。

汉昭帝时代注重经济的恢复，汉武帝奢侈无度、连年征战所导致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形势终于得以显著扭转。汉宣帝继续坚持“农者兴德之本”的执政原则，推行积极招抚流亡人口，鼓励发展农耕生产的政策，流民能够还归乡里的，政府给予公田种植，并且借贷种子和口粮，由政府提供基本生产资料，并且免除算赋及徭役负担。政府还重视积极组织灾区的生产恢复，适时减免田赋，降低盐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著名将领赵充国率军平定羌人暴动。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因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臣。边塞无兵革之事，农人的赋役负担得以减轻，这一形势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元康年间(公元前65年～公元前62年)，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低到每石不过五钱，西北僻远如金城(郡治在今甘肃永靖西北)、湟中地区(今青海西宁附近)，每石也仅仅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昭帝还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籴三辅、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北)、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子西)、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等郡谷物，供应京师消费，减少了原先每年调运四百万斛关东谷，用卒六万人的运输费用。这一漕运方向的变更，显然是以当时上述诸郡粮产的逐渐丰足为条件的。

耿寿吕还建议在边郡筑仓，在谷价低贱时增高其价而籴，在谷价高昂时减抑其价而粜，命名为“常平仓”。这一建议的实施，取得了利农便民的效果，政府用于国防的军粮储备也得到了保障。

汉宣帝大力尊崇儒学。他曾经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令诸儒集会，讲论《五经》异同，并且亲自称制临决。同时增列《易》、《尚书》及《春秋》博士。太学的规模，在昭宣时期，有了成倍的增长。

西汉前期的丞相，多是功臣或功臣子，而西汉后期诸朝丞相，已经以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为主。

正是从昭宣时代起，政府高级官员的成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在上层决策机构人员构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重要演变。

自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计二十一人二十二任，考察他们的出身地域，可以发现，其中齐鲁人合计七人，八人次，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以人次计，则占总人次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六。

齐鲁是儒学发生和发展的基地，是当时的文化重心地区。齐鲁人出任丞相者为多，说明儒学的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一文化现象，显然是和昭宣以来推崇儒学的努力分不开的。

东方儒者在高级文官集团中终于成为多数，说明儒学对政治生活影响的愈益深刻。

汉宣帝虽然以尊崇的态度对待儒学，但是在行政实际运作方面，却仍然比较注重任用有实际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谓“文法吏”，并且以刑名为基准考核臣下。曾经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处死。太子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以为当时持刑过于严酷，建议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汉宣帝则严厉训斥道：我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以霸道和王道杂和相用，怎么可以单用德教，回复儒学倡导的周政呢!况且俗儒不了解时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无谓的空论，以致不知所守，这样的人怎么靠得住呢!

五五、元帝以后就不行了

汉武帝在晚年和秦始皇一样，想长生不老，爬到泰山顶上希望和神仙会面。但是他的几千宫女，很多盼望他早一点死，好有机会放出宫来。因此上，一边他在天天祷告，一边宫女们也在天天祷告，不过目的是相反的。他动了气，叫江充去调查，江充在宫女所住的地方，掘出很多的木头人，原来都是用来咒他早死的。这些宫女自然都治了罪。

江充并且在太子刘据那里也掘出木人。这究竟是江充诬陷太子，还是太子真想早一点继承大位，我们生在二千余年以后的今天颇难断定。总之，太子十分惶恐，就杀了江充，又矫诏发兵，与宰相刘屈麓所统率的军队巷战。他不幸战败，逃到一个小村镇里，为追捕官吏所逼，畏罪自杀。

这是汉武帝一生之中最惨痛的悲剧。太子死了，太子的儿子史皇孙也不知下落。史皇孙当然是姓刘而不姓史，因为母亲姓史，所以被人家称为史皇孙。史皇孙的儿子刘病己于是便流落民间，与贩夫走卒为伍。

所以汉武帝死的时候，便只好把皇位传给一个年纪很轻的儿子刘弗陵。这就是汉昭帝。一切大权落到霍光身上。霍光是汉武帝的好朋友，也有点亲戚关系。他为人很忠心，不过权柄实在真大，驾过丞相之上。他的名义是，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

“大司马大将军”六个字尚不过是头衔，“录尚书事”便综揽皇帝官内秘书处的事务，替皇帝代批公事。

昭帝在位十二年，霍光也当权十二年。继承昭帝的是一位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合霍光的意，被霍光废了。那位厮混在平民中间的刘病己(即刘询)，因为是汉武帝的嫡系曾孙，便被霍光找了来，立为皇帝。

刘病己颇有一点刘邦遗风，也深知民间情形。他办起事来刚柔并用，所以内政外交都很有建树。是在他作皇帝的时候，汉朝的物价最低，米只卖五文钱一石。也是在他作皇帝的时候，匈奴向中国投降，呼韩邪单于自己跑到长安来上朝。这位刘病己在历史上被称为汉宣帝。

他儿子汉元帝刘奭，是一个忠厚人，从小熟读孔子之书。即位之后，便专用一班儒家，几乎年年大赦，作恶的人反而有恃无恐，幸亏当时社会经济表面上还可以敷衍得过，否则真要弄得盗贼遍地了。

有眼光的人士，包括儒家之一的贡禹，已经看出社会经济上的隐忧，也就是土地集中的倾向。讲起这一层来，话长得很。总之，在孔子以前的几百年，中国正当封建时代，土地属于贵族所有，地主便是贵族，贵族便是地主，动手耕田的人不是庶民，便是奴隶。庶民的地位，也许比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好些，但说不上是自由农或自耕农，因为他对于世据本邑的贵族多少还要负担若干租税与劳役。其后因贵族好战好赌好色，又加上生齿日繁，而逐渐没落，庶民虽未尝不也是生齿日繁，却能勤俭起家，甚至多生一个儿子，多得一分力，不像贵族之多生一个儿子多了一张嘴。庶民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说来奇怪，到了孟子以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平民社会了。贵族微弱得不成一个统治阶级。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内部，国王高高在上，下面是广大的庶民之群，不再有一级一级的贵族夹在中间。自然，商鞅吴起之流，居心和贵族作对，树立王权；国与国间的交通发达，商人崛起，也是造成中国社会平等化的原因。

秦始皇之中央集权，全靠有了如此社会条件才能实现。否则，有了贵族夹在中间，他如何能直接统治全中国的老百姓呢，老百姓之中，除了商人与来源为工奴的工人以外，绝大多数为农人。由于当时地广人稀，既无贵族兼地主的阶级横亘其间，所以自耕农应该是比较多，耕别人家的佃农应该是比较少。不幸，商业资本刚好在这个时候发达起来，良田也成了投资对象，商人赚钱容易，赚了钱纷纷买田，做起资本家兼地主来了。有些靠勤俭起家而生齿不繁的自耕农，由于省下钱来无处可用或不肯花费，也投资在农田上，越买越多，由贫农升格为富农，由富农升格为地主。至于天性刻薄，仗着高利贷发财的人，不论其身份为商为农，自然也容易打买田的主意。

刘邦得了天下，为了酬庸一批功臣，所以裂土分封，封了若干王与侯，名义上是局部的恢复封建，实则不是。因为这些王侯是若干国的国君，并非若干国国内全部土地的地主。后来，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把王侯的统治权收归中央，仅给他们若干户的赋税，每户赋税之计算方法固定为每年二百文。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一种改革。就经济的观点来说，流弊很大，因为这些王侯拿到了干户万户的二百文，很难用完，便学起大商人大地主的榜样，到乡下买田。

过上一两百年，乡下人的田几乎被这些王侯，大商人与大地主买个干净。当农夫的能继续做一个佃农还算是幸运的。然而佃农要把粮食拿出来和田主分，不比自耕农之自有全部粮食，所以便不容易维持一家的生活，与应付嫁娶生死的大事，慢慢的离开农场，当一个短期仆役或长期仆役了。由长期仆役而变为终身奴隶，快得很。

在西汉盛极而衰的元帝之时，土地之集中与奴隶制度之复活是当前的两大问题。到了王莽，就拿这两个问题来标榜。王莽是谁呢?他是汉元帝的太太王皇后的娘家侄子。王皇后于元帝死后，活得很久，以老太太的资格大当其家，所以才提拔出一个王莽来。

五六、老太太当家

汉元帝除了喜欢儒家以外，又喜欢几个太监。他就是不喜欢太太。所以王皇后很有一点牢骚。在他死后，王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大大地发挥了支配欲，儿子汉成帝刘骜变成傀儡。刘骜也乐得省事，把力气全花在舞女身上，最红的一位舞女叫做赵飞燕，收进官来，立为皇后。

王皇太后把娘家的几个兄弟逐一提拔，拜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死了，拜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王音死了，拜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领城门兵。王商死了，又拜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病得快死，就把王莽拜为大司马。总计汉成帝在位二十六年，不曾有一年自己能作得主。一个接一个，姓王的轮流为大司马掌握实权，替他看公事批公事。老太太虽则深居宫中，事实上是透过几个弟弟与一个侄儿，成为全国的主宰。

老太太当家二十六年，成绩好不好?一点也不好。黄河有了好几百年不曾决过口，在她老人家治下忽然大发脾气，一冲便是四郡三十二县。如果管理黄河堤工的人不贪污揩油，黄河就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中国老百姓自刘邦死后，一直没有造过反。在景帝之时，有过一次吴王濞所发起的七国之乱，但那是七个王爷发神经病，不是老百姓想造反。然而到了王皇太后当国，便有人纷纷揭竿而起。申屠圣，郑躬，樊并，苏令，是其中虽著名的几个。其中申苏二人是国营铁矿的苦工；苏令最厉害，他率领二百二十七个同伴，东奔西窜，经历十九个郡国，可谓中国历史上流寇的鼻祖。

流寇之所以能够横行，反映地方官无能。地方官之无能，反映王氏兄弟在中央尸位素餐，老太太不配当家。

老太太与赵飞燕二人之间，免不了庸俗的婆媳之争。赵飞燕也是一个女人。赵飞燕自己虽未能生儿子，却暗中扶植起一个远房侄子刘欣，怂恿汉成帝立为太子。于是汉成帝一死，刘欣即位，便罢免王莽，驱逐王根出京，老太太的威权一落千丈。

但是过了六年，刘欣忽然暴卒(谥为哀帝)。老太太有没有杀人嫌疑，很成问题。不过她老人家偏要叫王葬来典礼丧事，真是滑稽得很。赵飞燕不久便自杀了。刘欣的生母傅太后也自杀了。

老太太再度当家，王莽也再度任大司马。她与他姑侄二人，找来一位小孩子刘衍作为皇帝，这就是汉平帝。五年以后，汉平帝死于王莽之手。

继承汉平帝的，是一位孺子婴。这一个小孩仅有作三年皇帝的命，王莽用他的名义，把皇帝的位置让给自己。

等到王莽走进宫里，向老太太索取汉朝的传国玺，老太太忽然醒悟过来，觉得自己的地位是靠了嫁给姓刘的，而不是因为娘家姓王。她大哭大闹，骂王莽是奸臣，拒绝王莽的要求。她说“这传国玺既然汉朝保它不住可见得也是一个不祥之物，你要它没有用处”。然而她究竟内心畏惧王莽威势，于大哭大闹以后，依然不得不把传国玺摔了出来，玺摔坏一角。

玺上刻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八个字是谁写的呢？是李斯，秦始皇的丞相。原来它还是秦国的传国玺呢!

在汉朝末年，当董卓慌慌张张离开洛阳的时候，这颗玺曾经落到孙坚之手，又由孙坚的夫人而落到袁术之手。

其后这颗玺一再转手，到了北宋，被徽钦二帝护送到北京，落到金朝皇帝之手。而金而元，到了元顺帝被朱元璋赶走，这颗玺就被带到沙漠里去。到元顺帝的苗裔林丹汗死后，它被人献给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清世祖顺治皇帝)带它进关，慢慢地传给溥仪。当冯玉祥入宫之时，这颗玺便由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一个委员会，接受下来了。总算是到了今天这颗玺尚在中国。

当王皇太后(后来已经又升格为太皇太后)愤愤地捧下这颗玺于王莽之前的时候，她哪里会料到这个“不祥之物”会有如此悠久的一段生命啊!王莽呢?相反，满以为有了这一颗传国玺，便可以享国两三百年，也不曾料到只能作十五年皇帝就要被老百姓砍死。

五七、王莽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一首诗做得很好，给了王莽一个按语，王莽一生没有别的，仅是一个“伪”字。

在他谦躬下士的时候，他标榜土地改革，所以有许多孔孟之徒来拥护他，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也说过“百亩之田，树之以桑，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孔孟之徒，一向保存着土地改革的理想，在王莽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师丹，便是一个主张土地改革最急切的人。

谁知道王莽做丁皇帝以后，把土地改革的政纲马虎了事，他下了一道圣旨，说从今以后所有的田地属于国家，民间不得买卖，田多过九百亩的，要分出来送给穷本家，穷亲戚。至于根本没有田，而又缺乏阔本家与阔亲戚的，并不另外设法赏田给他们。

那些有九百亩以上田地的人，分田给别人云云，无非是应应公事而已，只有不懂得做假，偷偷地买卖而被人告发的蠢材，才受到王莽的打击，王莽把这些人整得很惨，没收他们的田地，剥夺他们的身体自由，令他们作官家奴婢，或由官家卖给私人为奴婢。

已有的奴婢，王莽也并不想解放。他的另一道圣旨说，奴婢从此不许称为奴婢，而改称为“私属”(私人的附属品)，与田地同样不许买卖。实际上，奴隶既不能恢复自由，与其永久被捆在一个主人家里当附属品，倒不如准许主人买卖他们，还有一个换到较有良心的主人之希望。

王莽不仅没有解放了奴隶，而且由于他的种种苛法严刑，反而增加了不少奴隶的数目。

人民最受不了的便是他的金融政策。他发行丁许多大钱，定值甚高，而实际含铜量不够，以为融化丁三五个小钱铸为一个大钱，刻上当十当百的字眼，人民就肯当它是一十一百来用。人民不肯受骗，他便严厉处罚。人民有学他的榜洋私铸大钱的，就被他罚作奴婢。

匈奴有五十几年未曾造反寇边，始终称臣听命，而王莽偏要激怒他们，压低他们的王爷的称呼，又把王爷的金印改小，目的在于逼他们造反，好让自己耀武扬威，打几个胜仗，以媲美秦皇汉武。这真是没有事情找事情做。

匈奴果然气不过，造起反来，王莽动员了全国的兵，大闹特闹，花了不少的钱，结果一次胜仗也投有。徒然劳民伤财。与匈奴争战了十年光景，反而引起内部的盗匪问题。

盗匪在西汉盛时，简直是少得很。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才有此起彼伏的流寇。在王莽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以后，人民苦于征调，纷纷逃役入山，盗匪的数量越来越多，就成为最严重的问题。

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有几十万涂红了眉毛的流民，冲进潼关，威胁长安，他们的外号是赤眉。另有一批人是躲在绿色树林中的，称为绿林。赤眉，绿林，与后来三国时期的黄巾，都是差不多的人物：铤而走险的农民。

最厉害的要算河南南阳一带刘秀和他的哥哥刘縯所领导的新市兵与平林兵了，新市与平林是两个镇市，王莽派了三十万兵去打他们，反被他们打败。

对外受制于匈奴，对内见逼于群盗，王莽的环境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他决不认错，总是怪别人不好，老天不好。他以为老天遗弃他了，便率领大小群臣与老百姓向天大哭，希望集体的哭声可以感动上苍。他并且重赏了几个会哭的人。无奈上苍毫无反应．他自私得很，到了如此的存亡关头，依然不肯拿出金子来用，据说在他死的时候，宫中的存金还有若干柜子。

他究竟死在谁的手上，我们弄不清楚。有人说他是被一个卖菜的老太婆砍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长安的恶少年杀了的。那时候，刘秀及其所拥戴的更始皇帝刘玄，已经有兵进抵长安。

王莽既死，更始皇帝一派与赤眉有过争斗，赤眉失败。更始皇帝本人与刘秀也有一次争斗，刘秀胜利。刘秀又打平各地方的割据群雄，终于成为全中国的共主，恢复汉朝(王莽的国号叫做“新”，不叫做“汉”)。

刘秀因为是刘邦的旁系苗裔，所以自居为汉朝的恢复者。实际上他一手打出天下来，等于另外创立了一个朝代。

五八、农民暴动

在汉武帝时代，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官僚地主疯狂追逐财富，聚敛金钱，霸占田宅、畜产、奴婢，往往采用非常残暴的手段，使农民陷于极端困苦之中，贫苦民众卖妻鬻子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汉王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耗尽了文景时代府库的积蓄，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益为激化。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经建议限制土地兼并，废止奴婢制度，政府则薄赋敛，省徭役，以调整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的安定。不过，这样的建议在当时并不能够真正实行。

汉武帝时代，已经多有民众起兵反抗暴政。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的数量，也往往使最高统治者震惊。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多至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每逢灾年，经常发生饥民人吃人的悲惨情形。

“巫蛊之祸”发生之后，汉武帝沉痛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否定禁止以往苛暴之政，以发展农耕经济作为执政的基本原则。昭宣时代，社会相对稳定。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黑暗，积弊已深，豪强的暴发和农民的流亡，已经难以遏止。

胶东(首府在今山东平度东)、勃海(郡治在今河北沧州东南)等郡国农民发起的暴动，规模已经相当惊人，甚至发展到攻占官府、解救囚徒、搜夺市朝、劫掠列侯的程度，元成哀平时代，贵族、官僚、豪强竞相侵霸土地，导致农耕生产秩序的严重破坏。豪富权贵霸占良田，役使贫民，成为极其普遍的情形。

汉成帝时，外戚王氏当政，红阳侯王立在南阳占垦草田达几百顷之多，连贫民所假少府陂泽而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他又把霸占的土地卖给国家，所得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

又如丞相张禹占有泾渭之间可以灌溉的最肥沃的良田多达四百顷。这样的肥美田地，在汉武帝时代巳经被称为“土膏”，号称其价格至于每亩一金。汉哀帝时，宠臣董贤得赐田千余顷。董贤死后家财被斥卖，所得竟然多至四十三万万钱。

残酷的土地兼并，使得无数小农破产。而他们肩上的沉重压力，还包括赋役的繁杂、刑罚的严苛等等。汉哀帝时，鲍宣曾经论说，当时民众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政府因本身腐败和社会结构严重失序在应对变乱时所表现的无能，也是社会危机日益深刻的原因之一。

汉元帝刚即位时，关东地区因为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所谓“谷贵民流”，成为当时政治危局的主要表象。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9年)，最高统治集团仍然为“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的现象而深深忧虑。

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大水，流民流移入关。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又出现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多，青州、幽州、冀州等部形势尤为严重。在汉成帝在位后期，仍然灾害频繁。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几种天灾相互交并，蚕桑和农田作物都受到破坏，又有影响地域相当广阔的严重洪灾，史称“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因为农耕生产连年遭受惨重破坏，以致百姓失业流散。

汉哀帝时，因自然灾荒所导致的流民问题依然是政局稳定的严重威胁，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因为连年歉收，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流民人口竟数以十万计。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又曾经发生大旱和蝗灾，青州地方尤其严重，民众大批流亡。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与妥善的安置，流民出于对社会的彻底绝望，很自然地会成为与现行政治体制直接对抗的社会力量，其破坏力之强，往往可以超过其他一切社会阶层。

尽管西汉末年政府正式文书在说到政局的混乱的时候，多强调天灾的严重影响，而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确实使得恶劣的社会条件的危害显得更为显著，然而，流民等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因为社会危机异常严重，曾经颁布诏书沉痛自责，其中说到“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

而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春正月诏，也说到当时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征象之一，依然是“农民失业”，“流冗者众”。

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时期，流民多数集聚为对原有政治秩序在观念上予以怀疑和否定，在行为上同时予以冲击和破坏的社会群体，直接原因往往是吏治的腐败所导致的正常社会关系的崩坏。

西汉末年，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当时民众流亡，逃离城郭，而各地发生暴动，“盗贼并起”的原因，是吏治腐败。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春二月颁布的诏书也承认，百姓极端困苦，“流散道路，盗贼并兴”，原因在于行政执法部门作风残暴，不知道管理国家的正确的方法。

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九月颁布的诏书也说，流民众多，正是因为吏治的黑暗难以改变。

西汉末年，吏治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对下层民众残酷压榨，贪财而慕势，已经成为共同的风气。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政风之颓败已经不可收拾。汉元帝时，丙显任太仆十余年，贪赃数额多至干余万。中下级官吏同样贪赃枉法，安定郡五官掾张辅据说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其家，治罪之后，没收的赃款竟然超过百万。

后来有人用“衰乱”、“重敝”这样的词语来总结西汉末年的政情，又说，汉平帝时，苛酷的官吏滥发徭役违误其农时，贪婪的官吏滥收租税侵害其财产，于是使得百姓困乏，无可为生。一个“苛”字，一个“贪”字，确实体现了当时极端腐朽黑暗的官僚体制对于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特色。

元成哀平时代，所谓“盗贼并起”、“盗贼并兴”，成为当时皇帝诏书、政府文告以及官员言辞中频繁出现的语汇。

以汉成帝时代为例，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南)侯母辟自称“将军”，起兵攻烧官府，执捕县官，夺取印绶。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嘉率众起事，杀长吏，劫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郑躬等攻占官府，释放囚徒，劫取库兵，自称“山君”，横历四县，部众多达万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暴动，杀死陈留太守，自称“将军”。同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攻杀长吏，抢夺库兵，自称“将军”，经历十九郡国，处死东郡太守、汝阳都尉等。

当时还有依恃秦岭地形，“阻山横行”，“阻山为害”的“盗贼”的活动，说明民众群体的反抗已经威胁到都城长安的安全。

汉成帝时代，所谓“江湖中多盗贼”，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当时所谓“江贼”，应当就是以舟船行水作为主要行动方式和主要隐蔽手段的机动性相当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

哀平年问，民众暴动日益频繁，每年多至以万次计，甚至兵锋直犯京畿，纵横三辅，火烧汉武帝茂陵，长安城内皇帝所居未央宫中也可以看见烟炬。

起义民众甚至越州度郡，万里交结，使得朝廷虽然诏书讨捕，依然连年不莸。

农民暴动的烈火，在王莽统治时期终于在各地全面燃起，呈现出燎原之势。

反对王莽的新朝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边地区。

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赋役征发，使边地和内郡民众不堪其苦，于是聚众而反。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大批边民弃城郭流亡，在各地发起暴动。并州(今山西北部)、平州(今河北北部)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

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因为大军集结于边郡，边民负担沉重，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的民众举行起义，并且以数千人为集团，已经开始超越郡界的流动作战。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西南)发动的起义以及随后不久的琅邪女子吕母在海曲(令山东日照)发动的起义，也都有较大的影响。

天凤年间，荆州(今河南南部及湖北、湖南大部分地区)因连年久旱，饥苦不堪的百姓多流落于山泽间，以采集野生植物求生，逐渐汇聚成小有规模的武装集团。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被推为首领。他们经常出击附近的乡聚，位于今湖北京山北的绿林山，成为他们休整和隐蔽的根据地，这支人数增长到七八千人的武装力量于是被称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政权的荆州牧发兵二万进攻绿林军。绿林军迎击政府军获胜，绿林军又曾经攻拔竞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云梦)，部众增加到数万人。

第二年，当地疾疫流行，死者众多。绿林军分作两支队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人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称“新市兵”。两支部队的首领都自称“将军”。

新市兵在攻略随县(今湖北随州)时，平林(今湖北随州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起义军中又有“平林兵”加人。

汉宗室刘玄当时也投入到平林兵中。同样作为汉宗室成员的南阳豪强地主刘縯和刘秀，以恢复汉家天下为号召，也起兵反抗新朝的统治，所组织的军队人数达七八千人，称“舂陵兵”。舂陵兵与下江兵联合作战，合兵而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顺应民间倾向汉室的正统观念，在清水之滨设置坛场，拥立时称更始将军的刘玄为天子，建元为更始元年。刘縯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时任太常偏将军。同年五月，刘縯攻占宛(今河南南阳)，更始帝刘玄随即在这里建立了统治中心。

稍晚于绿林起义，琅邪人樊祟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举兵。不久，青、徐等地的起义民众多所归附。这支起义军沿袭汉朝乡官小吏的称谓，各级首领称为“三老”、“从事”、“卒史”等，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部队没有文书、旌旗，不设部曲，号令，纪律只有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起义军用朱红色涂染其眉以为标识，时称“赤眉军”。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余万进攻赤眉军。新莽军队强横残暴，残害民众，百姓作歌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一战太破新莽军，杀廉丹，歼敌万余人。王匡逃走。赤眉军又转战于淮海、中原，势力大为扩展。

当时奋起反抗新莽政权的民众起义，还有地皇元年(公元20年)钜鹿(郡治在今河北巨鹿南)马适求起义，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秦丰起义，平原(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南)迟昭平起义等。《汉书·王莽传下》说，同年，“三辅盗贼麻起。”指出新莽王朝的政治腹心地区也爆发了多起武装反抗斗争。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方“盗贼”往往集结散万人进攻城邑，处死新莽官吏。王莽看到天下溃叛，形势危急，派专员分行天下，废除改制以来颁布的诸种法令，宣布即位以来所有诏令有不便于民者统统收回。

不过，这时新莽政权的基础和支柱已经完全朽坏，有如大厦将倾，最后的末日已经临近了。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调发州郡兵四十二万进攻绿林起义军，号称“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据说还曾经驱役猛兽虎豹犀象等，以助威武之势。按照《汉书．王莽传下》的说法，“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新莽军前锋十余万人围王凤、王常所部绿林军八九千人于昆阳(今河南叶县)。新莽军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旗帜蔽野，埃尘连天，战鼓之声传闻数百里，又以高数十丈的云车俯瞰城内，积弩乱发，矢飞如雨，兵士挖掘地道，并用撞车攻城。城中守军面临异常危急的形势。

危难之中，刘秀等十三骑夜突重围，发郾(今河南鄙城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营兵数千人救援昆阳。

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千余，在大军前四五里处列阵。新莽军也遣兵数千合战。刘秀奋勇冲击敌阵，斩首数十级。起义军中请将议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似有怯意，今见大敌却分外奋勇，真是令人惊异!

刘秀率部挺进，新莽军后退，起义军乘势进攻，斩首数百千级。刘秀又故意伪造宛地起义军增援部队已经抵达的情报，使新莽军士气沮败。而起义军将士连获胜捷，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又亲率敢死士三千人冲击敌军中坚。新莽军阵营溃乱，刘秀乘势奋勇冲杀，分割敌军，并杀死王寻。城中守军也鼓噪冲出，内外合势，呼声震动天地。

新莽军溃败，士卒四散，奔逃求生，相互践踏，百余里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仓皇流窜的新莽军人。当时又遭遇巨雷暴风，大雨如注，洪水暴涨，士卒溺死者数以万计。新莽军各部士卒大多奔逃四散，只有王邑与所率领的长安勇敢士数千人回到洛阳。

昆阳之战后，王莽已经无力调集军队主动攻击起义军。新莽政权大势已去。

有人说，秦末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实，秦末起义的性质还是可以讨论的。而两汉之际的农民暴动，无论从发起的规模和对社会的震动来说，都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五九、烂羊头、关内侯

昆阳之战后，绿林兵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由王匡指挥北上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指挥，西人武关进攻长安。

当绿林兵奉更始帝刘玄之命攻击长安时，赤眉军也在中原奋战。更始帝刘玄占据洛阳之后遣使者招降赤眉军，樊祟等二十余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

在起义军的强大的军事威势下，三辅震动，一时海内豪杰纷纷起兵响应，杀其牧守，自称将军，使用汉朝年号，旬月之间，烽火遍于天下。

王莽众叛亲离，仍然借用符命迷信自欺欺人。新莽政权上层统治集团也发生了分裂。卫将军王涉、国师刘歆和大司马董忠等密谋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只是因为准备“待太白星出”起事，以致计划终于败露，董忠被处死，王涉、刘歆也被迫自杀。

王莽外有出师之败，内有大臣之叛，朝中一片混乱。这时，天水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隗嚣及其家族起兵反新莽，隗嚣称大将军。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率众拔析、丹水(今河南西峡西)，攻武关(今陕西商南南)。长安受到东西两个方向重兵进攻的威胁。

王莽面临军事危局，仓惶无定，不知所措。有人建议说，《周礼》和《左传》都说过，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周易》也有有关的文字，不妨仿效古制，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自知即将败亡，于是率群臣到南郊九庙，自述受符命而登基之前后经过，仰天呼叫，乞求皇天殄灭众贼。又捶胸大哭，直到差点儿断气儿。又作千余言告天之策，自陈功劳。王莽甚至还组织诸生小民早晚大哭，专门准备了粥饭，恸哭最为悲哀的，以及能够诵念策文的，都任用为郎。这样新任的郎官据说多达五千余人。

在反新莽大军逼近长安的时候，王莽组织城中囚徒出城抵抗。但是这支临时组成的部队刚刚行过渭轿，就一起哗变，并且掘毁王氏祖坟，烧其棺椁，又焚烧九庙、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

十月戊申日这一天，绿林军从宣平门人长安。庚辰日，绿林军进入未央宫。王莽逃到渐台，被杀死。新莽政权灭亡。

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暴起暴落，进行了种种政治表演。对于王葬的政治行为，批评之说不绝于史，近年则又有人给予“改革家”的评价。如果我们调整视角，尝试以文化考察的眼光透视其人格特征，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

王莽因篡汉而长期受到传统的文化舆论的否定。流传极广的蒙学课本《三字经》说：“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清人编撰的《历代国号总括歌》也写道：“汉能顺取治杂霸，新莽篡者旋灭亡。”

事实上，当西汉王朝的衰落已经难以挽救时，期望新的政治形象、新的文化风格取而代之，以扭转危局，成为一种共同的心愿。王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的。

王葬虽然出身于外戚家族，却早年孤贫，于是“折节为恭俭”，在其他贵族子弟竞相侈靡时，能够谦虚谨慎，苦身自厉。一时“宗族称孝，师友称仁”，最终以道德积分的优势，取得了最高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刘姓集团无奈的政治退却，也可以看作社会上下共同的文化选择。《汉书·王莽传上》说他节操谦谨，生活俭约。他有子四人，除一人病逝外，其余三个儿子都在年届三十岁，政治上即将自立时，因罪被王莽逼迫自杀。按照班固的说法，王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示公义”。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形成相当少见的特例。

王莽曾经跟随名儒学习《礼经》，勤身博识，在历代新王朝的开创者之中，是非常少见的有较好文化素养的帝王。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真正领会儒学文化的精髓，只是经常无聊地炫耀对于儒经的皮毛之见，于是起初因此而得势，不久又因此而败亡。

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下》中写道，过去秦王朝烧毁《诗》《书》，以立私议，王莽则宣传儒学词句以文饰其奸言，两者同归殊途，俱用灭亡。两相比较，文化立场虽然表面看起来相反，却走向同样的结局。

自居易《有木诗序》说王莽“色仁行远，先德后贼”。“德”与“贼”，是政治道德评价。如果以民间文化倾向作为评定的尺度，也可以看到王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王莽的首级后来被传送到起义军指挥中心，悬挂在宛城市中示众，百姓纷纷掷击，“或切食其舌”。有人竟然切割他的舌头食用，也反映民众对于王莽反复无常、虚伪轻浮的政治表演的厌恶。

农民暴动破坏了专制的政治秩序，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更始军占领关中之后，各部终日以抢劫掳掠为事，一时“横暴三辅”。

刘玄住在长安长乐宫，沉浸在宫廷享乐生活中，无心理政，一天到晚和妇人饮宴后庭，群臣请求上奏言事，往往大醉而不能见。有时实在不得已，竟然令宦者坐在帷帐中应付臣下。

刘玄又大封诸王，滥授官爵，长安于是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的传言。

有人建议应当变革制度，招纳英俊，因才授爵，以辅佐朝政，竟然激怒刘玄，被投人狱中。于是民众都对这个新政权表示失望。

六○、红眉毛的大军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十二月，赤眉军数十万人西进入关，连续摧毁更始军的阻拒，进军到华阴(今陕西华阴东)。

军中巫者以天神代言者的身份宣传说：本来应当做帝王的，为什么要做“贼”呢？

有人借此劝说赤眉军领袖樊崇：现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被人看作“群贼”这样是不可以持久的。不如立刘姓宗室，挟义而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于是立刘氏宗室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

更始集团中有人建议勒兵掠长安以白富，东归南阳，如果再败，不妨再人湖池中为盗。刘玄否定了这一建议。于是有劫更始帝以东归的密谋。更始集团上层的政争，导致了流血事件，长安发生内乱。

赤眉军占领长安，刘玄单骑出城。后来在赤眉军威逼之下，更始帝刘玄请降。

赤眉军在长安劫夺财物，掳暴吏民。城中粮食消耗尽净，又收载珍宝，纵火焚烧长安宫室市里，民众饥饿，人吃人，死者多达数十万。长安成为废墟，城中无人行。

赤眉军又引兵而西。起初西走陇坂，寻找出路，在受到地方割据势力隗嚣的抵抗和特大风雪的袭击之后，又折返长安。赤眉军与更始军在关中反复交战，使关中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军在虏掠无所得的情况下引而东归。当时尚有20万众，然而行军途中，仍不断流散。

赤眉军在退出长安之后，面临窘迫情境时，曾经大规模发掘西汉帝陵。

乱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甚至有污辱吕后尸身的丑闻。军事集团公开以武力发掘帝陵，开历史上同类事件之先河。

当赤眉军入关进攻更始集团时，刘秀派邓禹率军引兵而西，又派冯异拒守孟津。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以当时民间流传的《赤伏符》所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为宣传，在鄗(今河北高邑东)南千秋亭五成陌设坛场，于六月己未日这一天，正式即皇帝位，建元建武。

同年十月，刘秀入洛阳，在这里定都，仍用汉朝国号，史称东汉。

刘秀的军队在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的同时，又扫平了分立于中原各地的割据武装。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正月，邓禹军入长安。九月，大破赤眉军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冯异军在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大破东进的赤眉军主力。刘秀又亲自率军进攻南向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的赤眉军余众。赤眉军战败投降。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又先后削平了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等割据地方的武装集团。于是黄河流域各地的主要的割据势力被逐一消灭，北方的主要地区得以平定。

六一、光武帝不该打小算盘

因为他一手打平天下，光复了刘邦的汉朝，所以刘秀在历史上被称为光武帝。如果没有刘秀，汉朝不会有四百年的统一，只有二百年的统一。

他在种种方面都比刘邦好。他对朋友始终如一，不像刘邦得了天下便杀朋友，关朋友。功臣如吴汉，冯异，邓禹，马援之流，都善始善终，和他同享富贵。连那割据过一方，势力大得惊人的隗嚣窦融，一经与他合作，便被他推心置腹，毫不见外。是隗嚣自己不好，晚年与公孙述勾结，才被光武帝讨伐，至于窦融，却成为光武帝的知己朋友，后来刘窦二家互为婚姻。

让我在此附带说明，吴汉并没有作过王莽的女婿。斩经堂这一出戏缺乏根据。而且佛经大量传人中国，要在光武帝儿子汉明帝的时候。

我还想声明一点，被光武帝在河北打垮了的“卜者王郎”，未必不如王郎自己所说，是汉成帝的亲生儿子，这王郎如果是打胜了，谁还敢否认他的太子资格呢？我们既无充分证据，说他是成帝的亲生儿子，也没有充分证据，说他一定不是成帝的亲生儿子。时间隔得太远了(其实，我们对于今日今时的若干消息，也常常无法证明其真假呢。历史家的任务是要为了大家去求“真”，与“假”奋斗，历史家花了心血从无量数的“假”之中，多少找出一“真”来，也无非是为了给那些没有时间与技术去求“真”的人来代劳，同时给那些懒得求真，自甘受骗的人浇浇冷水，而最后目的则在于给人类增加一点希望)。

当光武帝以大司马资格在河北与“僭号”皇帝的卜者王郎，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在长安大过其皇帝瘾的更始皇帝刘玄，虽则是刘秀的老板，却暗中祈祝刘秀与卜者王郎同归于尽。更始皇帝不会打仗，很猜忌刘秀，而且他曾杀过刘秀的哥哥刘縯(也是为了猜忌)，很怕刘秀有一天报仇。

卜者王郎由于号称为汉成帝的亲生儿子，名正言顺，得到很多的人拥护，可惜他下面人虽多，人才却少。这是他不懂得怎样拉拢人才，结合人才；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王郎自己不是一个人才。所以他终于被刘秀打败。

刘秀平了王郎，进一步与更始皇帝算账，不久以后更始又被赤眉杀了，赤眉另外捧出一个刘盆子做皇帝。再过一些时候，刘盆子与赤眉均被刘秀降服。皇帝就由刘秀来当。

刘秀一共做了三十三年皇帝。割据各方的群雄，如延岑，卢芳，公孙述之流，以及规模较小的刘永，李宪，董宪等等，都在他即位后十三个年头以内灭完。

他以一个如此会打仗的人，却酷爱和平。他刚把中国统一，就偃武修文，一举而废掉郡国每年度的会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征兵制度，不幸由此而坏。

他对于匈奴，也不肯用兵。刚好匈奴这时候内部纷争，分为南北。于是南匈奴来投降，北匈奴也来投降。南匈奴敌不过北匈奴，要求迁居大同附近(那时候叫做“云中”)，光武帝准了他们。后来他们又要求继续南迁，入居“西河，美稷”，今日山西离石县一带，光武帝又准了他们。这就埋伏下其后五胡乱华的祸根。

西域各君长，也纷纷遣使进贡，而且情愿派他们的儿子来当侍卫，作为效忠的保证，请求东汉政府向西域派遣都护，光武帝却闭起玉门关，婉辞拒绝。他之所以如此做，也是为了省事，怕劳民伤财，光武帝不肯花这些“冤枉钱”。

在光武帝所打的小算盘之中，最要不得的是为了节省刺史们的旅费，叫他们不必多旅行察看或进京报告。于是刺史们坐在各州办公，变成了太守国相之上的地方官，丧失了中央官的身份，不再做中央朝廷的耳与目，却渐渐尾大不掉起来，慢慢地破坏了集权与统一的汉朝制度。

这个，实在是光武帝的另一失着。

六二、班超十分英雄

光武帝放弃了武帝与宣帝花上百把年光阴所辛苦经营的中央亚细亚，闭起玉门关，谢绝西域的贡使，但求省事省钱，避免卷入若干小国之间的纠纷，却也未可厚非。但是他不曾料到，莎车国颇想乘机崛起，欺侮邻邦，自建帝国；又不曾料到那雄踞外蒙及天山北路的北匈奴，正好拾取他所放弃的霸权，奴役天山以南诸国，以进步再度威胁中原本身的安全。

等到明帝，光武帝的儿子，看到了这一点，时间似乎已经太晚。由于光武帝在统一中国以后厉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所以朝廷可以调遣的精兵极少，实已没有力量对北匈奴及西域大规模用兵。精兵既然极少，良将自然也更少了。

明帝派了祭彤与窦固二入去讨伐北匈奴，祭彤率领大兵，浩浩荡荡冲近新疆北部的沙漠，找不到一个匈奴入，全都躲起来了，祭彤只好空着手回来，明帝把他免职，关在牢里。那窦固呢，倘若他下面没有一位小军官，姓班名超的，恐怕也会遭逢与祭彤一样的命运。是班超带了一小队人马，勇冠三军，一口气把哈密城抢了回来，才算是替窦固的身命保了险，也替汉王朝争了面子。哈密城在当时叫做伊吾卢。

哈密在军事上极有价值，它是总挽天山南北两路的一个要冲。由哈密向南，第一个是鄯善国。班超奉派为副大使，带领了秘书，随员，马弁等三十六人，来到鄯善，他的任务不是用兵力来征服天山以南的几十个本来很忠于汉朝，而暂时被北匈奴勾了过去的国家，包括鄯善在内，而是以外交的方式劝他们重新忠于汉朝。

鄯善的国王颠感左右为难。如果是班超已经带了很多兵来，原可借以谢绝北匈奴，然而班超没有兵，况且北匈奴又是近在眼前的大国，所以鄯善的国王就颇费踌躇了。他在礼貌上，对北匈奴的大使甚为客气恭顺，对班超却有点冷淡。

谁知道班超出其不意，在一天夜里偷袭北匈奴大使的营幕，放了火又杀了人，把北匈奴的大使也杀了。班超的意思，是要告诉鄯善国的国王：“别看我带的人员很少，我却不怕向匈奴挑战，汉朝皇帝正要找北匈奴打。”

果然鄯善的国王被吓住了。对班超前倨后恭起来。北匈奴也没有立即派兵来鄯善国问罪，或是派代表到中原来抗议。

消息传到了西域其他各国，引起一阵骚动。若干不甘心侍候北匈奴的，便准备与汉朝结好。至于甘心侍候北匈奴，或被北匈奴控制得紧的，也就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汉匈之争。

不到一年工夫，班超已经由鄯善西进，一路顺风，遇国受降，抵达了帕米尔边的疏勒国。这时候，疏勒国的国王是最忠于北匈奴的兜题。班超花了一点力气，借调别国的军队，把疏勒国王兜题活捉，夺去他的王位，另外立了一个忠于汉朝的国王，这么一来，差不多所有的西域各国都弃了北匈奴，向汉朝进贡，派遣他们的王子到汉朝来作皇帝的侍卫。汉朝也派了一位陈睦作为西域都护，又派了一位耿恭率领正规军一团人左右，驻扎今日吐鲁番的附近。

东汉朝廷不派班超为都护，而另外派人，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班超功劳虽大，而资格很浅。做大官是要考较资格的。

可惜北匈奴一还打，这陈睦便应付不了，被忠于北匈奴的焉耆国国王杀了，耿恭也被北匈奴围困住了，败得很惨。

朝廷着了慌，索性取消了西域都护之官，又撤回了吐鲁番的屯卒，北匈奴既然大占上风，就再夺哈密以去。班超远在疏勒，回朝的路子从此割断。但是班超毕竟能干，他由疏勒沿大山之麓东进，打降中途各国，与焉耆大战一场，把焉耆国王杀了，替陈睦报仇，还祭了陈睦一次。

这时候朝廷中出了一位窦宪，他是章帝的大舅子(和帝死了，儿子章帝继立)。窦宪生性好大喜功，颇想借妹妹的力量，统领大兵与北匈奴干一下，出出风头。恰好南匈奴联络新兴的鲜卑，夹打北匈奴于他的老巢，窦宪于是就大举北伐，出了长城三千余里，北匈奴的单于望风而逃，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窦宪就命令他的秘书班固(班超的哥哥)写一篇夸奖他自己功劳的的文章，刻在燕然山的一块石头上。

班超确是够英雄的，他除了与北匈奴及其附庸各国连战连胜以外，又曾经抵抗了大月氏帝国的七万大兵。大月氏在东汉之时，已与西汉张骞即汉武帝之时迥不相同。在西汉，大月氏还是很分散的若干小部落、小王国，团结力量很薄弱，到了东汉班超之时，已经统一而成为一大帝国，跨有流入咸海的阿母河及席尔河之流域，与古代的巴克特里亚(今日属阿富汗)与印度之西北部。后来而且扩张及于恒河整个流域，占有印度一大半的地方。大月氏的皇帝卡得菲塞斯第二自认为强过汉王朝，要汉王朝送女人给他(这叫做“和亲”)，班超严辞拒绝，不允转达，他就派了一位“副王”带领七万大兵，爬过帕米尔来。班超的嫡系部队仅有三十六人，还包括秘书与厨子在内，哪里可以抵挡。虽则朝廷也派过生力军来帮助他，其实各次总数还不到两千人。然而班超会借兵。他借了小数目的疏勒之兵，就把大月氏的远征军割断给养，压迫他们全部投降。卡得菲塞斯第二只好派代表到汉王朝来谢罪。

然而班超尽管英雄，能在外立功，不能同时阻止国内朝廷的腐化。于是他赤手空拳所重新树立的中央亚细亚权威，到了他一死，便烟消云散。

六三、甘英遗憾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

甘英的使团来到在今伊拉克境内的条支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口粮。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

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后来有人推测，安息人阻挠汉人西人大秦，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

粱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经就此发表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粱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骋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

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界的历史纪录。这一极点，在元明时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唐代诗人杜牧在《郡斋独酌》诗所谓“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说到甘英的功业。“四万”，是指从汉王朝西境到洛阳的行程计四万里。

虽然甘英作为东汉帝国的正式外交代表对于越海远行的保守态度留下了永久的历史遗憾，但是这一时期民间商队的往来却并没有中止。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Pliny，公元23年至公元79年)在他的名著《博物志》中记载了中国丝绸运销罗马的情形：(赛里斯)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干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

当时中原与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联系，有许多历史现象可以说明。

从徐州贾旺东汉画像石中的麒麟画面看，当时人已经有了对于出产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长颈鹿的认识。山东曲阜和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所见裸体人像，据有的学者研究后推断，应当间接和希腊罗马的人体石雕艺术存在某种关系。

在班超经营西域以及甘英试探西海之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在位)派使者来到洛阳，实现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两个大国，东方和西方两个文化系统，于是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

六四、短命的皇帝一串

班超之死，在他奉诏回洛阳不久，他回洛阳，在公元102年，即汉和帝永元十四年。

和帝是章帝的大儿子，在位共十七年，死时仅二十七岁。

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殇帝，是个生下仅有三个多月的婴孩，活到第二年的八月就死了。

和帝的太太邓皇后，便把侄儿安帝迎来即位，这安帝，是章帝第三个儿子所生，年纪也不过才十三岁，安帝做了十九年皇帝，在死的时候，也仅有三十二岁而已。

他死的时候，只留下一个儿子济阴王刘保；因为这刘保不是皇后阎氏所生，所以阎氏和他的哥哥阎显，反而接来一个二房的侄儿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帝，在历史上称为少帝，这少帝年龄有多大，不去管他，在位只有十个月不足。

少帝不知是怎么死的，在他死后济阴王刘保(合法的太子)就由太监孙程等人捧起来，立为皇帝，是为顺帝，顺帝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刚刚三十岁。

顺帝的儿子冲帝在位一年，死的时候年纪三岁。

冲帝的继承人，四房的堂兄弟质帝，在位一年，死的时候九岁。

冲帝以后的桓帝，属于五房，总算活得很久，死的时候三十六岁(在位二十一年)。

桓帝的继承人灵帝，也是章帝第五个儿子的后裔，算来是桓帝的同祖之侄，他在位二十二年，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汉献帝是他的儿子。

总括起来，东汉从和帝开始，一直到灵帝，没有一个皇帝活过三十六岁，九个皇帝平均，每人的寿元不及二十岁。

这是汉朝国运不好呢?还是刘家的家运不好?总之，是老百姓倒霉，因为皇帝常常短命，反映政治的不安定，不管皇帝之死是由于妻妾太多，或由于外戚谋害，太监放毒，遭殃的当然还是老百姓。

这些短命的皇帝，差不多个个是低能的，除了那两岁便死的殇帝，三岁便死的冲帝，与九岁便死的质帝以外(这三位是否低能，自然看不出来)。他们生长于帝王之家，所接触的无非太监宫娥，哪里会懂得民间疾苦。朝廷的公事，自有娘舅，妈妈，或大舅子去操心，他们有时候想自己操心，也无此机会；即使倚仗了几个忠心太监，把娘舅或大舅子打倒，政权拿回自己手上，也是由于缺乏知识而一筹莫展。所以东汉在和帝以后，才弄得那么糟，最可笑的是灵帝。他在宫内无聊，叫宫女们开铺子，和他做生意。他自己以皇帝之尊，何愁钱用，也居然设法牟利，存私房钱。他又谄媚弄权的太监张让赵忠二人。他说“张让是我爸爸，赵忠是我妈妈”。这成什么体统？东汉安得不亡?

在他以前的桓帝，为了酬庸五个宦官扑灭外戚粱氏的功劳，把五人统统封侯，宦官封侯，实在是一件怪事。

桓帝以前的顺帝，也是为了宦官孙程保驾有功，打倒了外戚阎氏，而感激孙程，把孙程捧得很高。

顺帝以前的安帝，先为邓太后及后兄邓隲的傀儡，后为阎皇后及后兄阎显的傀儡，俯仰依人，更无足责。

和帝虽则较好，不过也是先受制于娘舅窦宪，其后又对于助诛窦宪的宦官郑众言听计从，终于封郑众为剿乡侯，所以创宦官封侯之例的，并非桓帝，而是和帝，我们不能因为班超是和帝时候的人，便猜想和帝或许是个英主。其实和帝对于班超，前后只补充了二千名兵士不足，也可见其糊涂了。

从和帝起，东汉后半叶一百多年的景况如此而已，九个短命皇帝(和，安，顺，桓，灵，及不值一提的殇，少，冲，质)也是如此而已。真正在台上的，不是他们九位，而是窦家，邓家，阎家，粱家，几个可怕的娘舅，以及站在娘舅对面的若干好太监与坏太监。

六五、外戚与宦官之争

和帝以后，东汉一百多年的光阴消磨在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上。

斗争的经过，先是外戚窦，邓，阎，梁四家太专横了，有若干宦官看不过去，帮助小皇帝去打倒他们。后来是宦官太得势了，贿赂公行，有若干正人君子看不过去，便批评朝政，恰巧有另一支窦家做了外戚。挺身为证人君子的护身符，但是不幸失败，继这窦家而起的何家，也想扫灭宦官，其失败也相同。

第一个窦家与第二个窦家都是窦融的苗裔。那窦融可以说是汉光武的好朋友，原先也是王莽末年割据各方的群雄之一，而佩服光武英雄，自动把地盘让出来的。

窦融有一个曾孙，叫做窦宪，窦宪的妹子做了章帝的皇后。章帝死了，窦皇后便成为皇太后，以皇太后的资格垂帘听政，抱来的儿子和帝等于傀儡。窦宪掌握兵权，讨伐了北匈奴两次，耀武扬威，他得胜回朝，手底下的人无恶不作，抢老百姓的财产，霸占老百姓的妻子。后来他又与女婿郭举同谋，想暗杀和帝，被和帝发觉，叫心腹太监郑众先下了手，把他贬了，并且逼他自杀。

邓家外戚是邓禹的后裔。邓禹不仅是光武的好朋友，而且是同学，他的孙女嫁给了和帝，等到和帝死了，也就以皇太后的资格临朝，依照窦太后的榜样。她的哥哥邓陆也与窦宪一样，掌握兵权。邓隲为人，在表面上似乎比窦宪好些，然而他与乃弟邓遵，也未尝不是炙手可热，司空袁敞得罪了他们，吓得只好自杀，将军任尚与邓遵争功，被解到京城来斩首弃市。

所以邓太后一死，安帝便听从太监李闰的话，也逼令邓骘邓遵二人自杀。阎家外戚没有什么多大来头。不过阎皇后的心地实在狠毒，她是安帝的太太，却不许安帝有儿子。有一位姓李的宫人，生了儿子，她便把这个宫人鸩死了。这个儿子刘保，偏偏被立为太子，她又设法诬陷，叫安帝把他废了。安帝既死，她做起皇太后来，也是垂帘听政那么一套，叫哥哥阎显执掌兵权。抱了一个刘懿，立为皇帝。刘懿做了二百多天病死，那被废的太子刘保得到太监孙程的帮助，乘机举行政变，把阎显一家完全杀了。阎太后也被关了起来。

粱家在外戚之中，是顶凶的了，顺帝的皇后姓梁，于是国丈粱商与国舅梁冀便很有势力。粱商为人总算还过得去，那梁冀简直是典型的恶霸兼贪官。顺帝死了，梁皇后以皇太后的资格临朝，重演窦太后、邓太后与阎太后的故事。粱冀也做起大将军来，冲帝质帝，都是傀儡。质帝由于聪慧一点，粱冀不放心，便把他毒死，另立桓帝。

粱冀为了掌握桓帝，把自己另外的一位妹妹嫁给桓帝，这便是第二个梁皇后。谁知道这个妹子不能获得桓帝欢心，郁郁而终，她一死，梁冀就遭了灭门之祸。梁冀的财产，被公家拍卖，值得二十几万万，抵得上国家全部岁收的一半。

帮助桓帝诛灭梁家的，有五个太监，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这五人都封了侯。

他们这五个人，不比郑众，孙程，出于忠心保驾，他们与李闰是一类人，奸得狠。天下大权，从此就落到宦官手上(单超不仅封侯，而且被拜为车骑将军)。后汉书的著者范晔说他们五个人的本家和朋友，“虐遍天下”。

继承他们五个人的威权的，有灵帝时代的曹节、王甫。原来桓帝一死，桓帝的皇后窦氏照例以皇太后的资格临朝，叫父亲窦武为太将军。这位窦武，与其他外戚不同，他出身是教授(博士)，很同情那一批被宦官关了起来的“党人”，如李膺、陈蕃等等，所以一做大将军，便想扫数杀尽若干宦官，无奈事机不密，反被曹节、王甫等十七个太监杀了。

在曹节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赵忠，其后继承了曹节，作为太监的领袖。地位仅次于赵忠的，叫做张让。在赵忠、张让二人以外，还有十个重要太监，与他们两人同为灵帝的“常侍”。所以实际上共有十二常侍。外面的人不清楚，以为他们共只十人，就称他们十常侍。

十常侍的“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如果没有十常侍及其党羽到处作恶，黄巾之乱便不会闹得那么凶。

有一位郎中(地位相当于今日各部的司长)，姓张名钧，向灵帝上了一本奏章，说只要斩了赵忠、张让等十常侍，黄巾可以不打自退。但是灵帝却听了赵、张二人的话，以为张钧也是黄巾一分子，把他关了起来，让他死在牢里。

等到灵帝一死，宦官与外戚的冲突就更加尖锐，再加上黄巾之乱，汉朝的天下便根本动摇了。

六六、班固和《汉书》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记述西汉和王莽时代历史的史书。

汉代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非常浓厚的时期。汉代画像石中大量表现前代历史故事的画面，说明当时史学在民间有相当生动的传播方式，在民间有相当广泛的文化影响。当时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汉书》是《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后传》数十篇，准备将《史记》续写到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用了二十余年时间，继承父业，完成了这部记述西汉历史的史学专著的绝大部分。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是《史记》中所没有的。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学确立了文化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致《汉书》的历史批判精神较《史记》逊色。尽管如此，由于这部史书选材精当，记述详实，描写生动，更由于所记录的历史对象本身的丰富多彩，使得《汉书》在文化史中始终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位列最先，历来被看作史学最重要的经典。在以后的二十二部正史里，多可看到最高统治集团中帝王和他们身边的将相们阅读《汉书》、讨论《汉书》的故事。

《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记载，孙权希望孙登读《汉书》，以“习知近代之事”，曾经令张休从张昭受读，然后再转授孙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孙权以自己研习“三史”，大有所益的经验，在建议吕蒙读书时，所列应当“急读”，也就是应当首先尽早阅读的书目中，也包括“三史”。这里所说的“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

《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密少年时出行，骑在牛背上阅读《汉书》的故事：李密骑一黄牛，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路遇越国公杨素，大为惊异，乘马追行，感叹道：何处书生，如此好学?又问所读书，李密回答说：《项羽传》。于是杨素大为爱重。

这一情节流传久远，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有“常把《汉书》挂牛角，独出郊原更谁与?”的名句。

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说到苏舜钦《汉书》下酒的故事：苏舜钦每晚读书，都要饮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人私下察看。发现苏舜钦读《汉书·张良传》，每有感慨，就饮一大杯。杜衍听说，笑道：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这一故事，也可以说明《汉书》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历史魅力。此后，“《汉书》下酒”竟然成了一个典故，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侦戏》中就曾经写道：“且把抄本赐教，权当《汉书》下酒罢。”

《宋史·刘奉世传》说，刘奉世不仅“优子吏治”，而且“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可见，《汉书》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吸引、集中了诸多文学之士的意趣与才智，形成了一门学界瞩目的学问。

《汉书》包括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汉书》的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都是纪传体史书，即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作为叙事的主线。不过，《史记》是记述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历史的通史，《汉书》则记述西汉历史的断代史。《汉书》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开创了后来正史编纂的通常模式。《汉书》将《史记》的“本纪”改称“纪”，“书”改称“志”，“列传”改称“传”，又不列“世家”，这种体例，对于后来一些纪传体史书有重要的影响。

司马迁《史记》叙述史事，截止于汉武帝中期。就西汉史来说，《汉书》虽然基本上移用了《史记》的记载，但是往往增补有新的内容，使历史资料更为充实。《史记》以后的西汉史，班固则依据曾经任兰台令史，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图书资料的便利，博采诸家纪录，精心编撰成篇。可以说，对于西汉历史的记述，现存的史籍中，以《汉书》最为完备。

《汉书》继承了《史记》“表”的形式，又首创《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前者将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代的吴广等历史人物分为九等，一一评价。后者叙述了秦汉时代官制的基本概括，又有西汉公卿大臣的任免升降的历史记录。

由《史记》的“书”演变而来的《汉书》的“志”，历史价值更受到重视。《食货志》分为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西汉经济“食”即农耕经济、土地制度及“货”即商业经济、货币制度的大略形势。《沟洫志》前承《史记·河渠书》，记载了水利建设的历史。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献。

《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都是《汉书》新创。

《刑法志》系统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以及若干具体的律令内容。《五行志》以五行灾异作为记述内容，体现了当时社会流行的神秘主义观念，剔除其中的迷信色彩，可以看到有关自然史、天象史、生态史的珍贵资料。《地理志》综述了西汉郡县侯国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沿革，以及各地的户口数字和经济状况、民情风俗等，对于当时海外交通的发展，也有所记述。《艺文志》以刘向、刘歆的《七略》为基础又有所损益，考论了多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主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对于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意义极大。

《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重视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录，有《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匈奴传》在《史记》的基础上增益了许多记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考察匈奴历史时不能忽视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宝贵文献。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泾阳南)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班固撰《汉书》，有其父班彪续写《史记》的《后传》为基础。

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完备，于是以此为基点撰写《汉书》。汉明帝时，班固曾经以私改国史的嫌疑被捕人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上书辩白，得到汉明帝亲自准许后，《汉书》的编写才得以继续进行。

班固曾在大将军窦宪幕中参谋军事。窦宪在上层政争中失势，被迫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后来死于狱中。

当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汉和帝安排班固的妹妹班昭参考利用东观藏书为他补作，又让马续帮助班昭补写了《天文志》。

《后汉书·班昭传》说，当时《汉书》方才问世，多未能通者。著名学者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受读《汉书》。

《汉书》因为文字多古奥，在汉代已经出现注家。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服虔和应劭都曾经作《汉书音义》。魏晋南北朝以后，为《汉书》作音注的学者更多。然而学术成就最为显著的，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和清代学者王先谦。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王先谦完成的《汉书补注》，所征引的《汉书》学专著及参订者多达六十七家。

六七、新兴的田庄经济

东汉政权实现统治的主要基础，是在经济上恃富足之势，又有积极参政要求的豪族地主。

刘秀年轻时在南阳家乡有经营“稼穑”“田业”的经历，自然在情感上接近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越来越显著的豪族地主。

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至公元38年)间，刘秀曾经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代汉以来吏民被略卖为奴婢而不符合汉法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饥乱被卖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汉“卖八法”和“略人法”治罪。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秀又连续颁布诏令，宣布：杀害奴婢的人不得减罪；炙灼奴蜱的人依法惩治，免被炙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罪。

刘秀反复重申破除奴婢制度的决心，是因为东汉王朝所依恃的统治基础，已经不再是先前以奴婢为主要劳动力的生产经营者了。

汉光武帝刘秀因为和豪强地主集团的特殊关系，使得他可能解决奴婢问题，但是却不可能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和人口荫附问题。

东汉时期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现象，一开国就成为显著的社会隐患。刘秀及其政权的统治阶层本来就属于豪强地主集团，这时凭借他们的政治权势，更为变本加厉地搜括土地，占夺人口。

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的严重性，在豪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当然更为突出。当时，都城洛阳附近“及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南阳地区，成为这一社会现象最为典型的地区。

刘秀是南阳人，又是舂陵侯刘买之后，父亲刘钦为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县令，起初曾经作过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县令，刘秀本人就出生在济阳县舍。由于存在这样几重关系，于是这几个地方都屡屡得到“复”，也就是免除赋役的特殊优待。与帝王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地区，往往还因这种特殊关系，享有一些并不著于明文的特权。

最为著名的史例，就是所谓“河南帝城”、“南阳帝乡”的特殊地位的形成。

东汉初年，曾经因检核垦田数而发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阳地方豪强地主集团的矛盾。

当时，天下垦田数字多不如实统计，又户口年纪也互有增减，豪强地主以所控制耕地和人口的数量的虚假统计，对抗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汉光武帝刘秀颁布诏书，下令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能公正执法，豪右之家依然得到优遇，更变本加厉地侵夺贫苦民户，以致百姓怨恨。当时官场流传所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说法，这正是因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因为“多近臣”与“多近亲”的关系，使得“田宅逾制”的情形根本没有法子控制。

所谓“河南、南阳不可问”，所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如果我们离开地方主义的特定条件来理解，其实可以说明东汉时代豪强地主集团的特殊地位。

对于豪强地主集团在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上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刘秀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他在处死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正式向豪强地主集团让步。

刘秀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里所说的“柔道”，实际上就是以宽怀纵容的态度，扶植和保护豪强地主集团的势力。

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几代帝王，继承了刘秀努力缓和阶级矛盾的执政纲领．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令郡国以公田赐贫人，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颁布诏书，宣布将滨渠卑下之田，赋予贫人，不让豪右之家维护其利益。已经暗示这一举措的目的，是要有意减轻豪右兼并田地，奴役贫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因为牛疫流行，作物歉收，诏令郡国召募无田而愿意前往其他田土宽饶地方的民众，组织迁徙。到新居地后，政府赐给公田，赁给种籽，贳与农具，同时减免五年田租，并且减免三年算钱。以后愿意迁回本土也不加禁止。元和三年(公元86年)，又诏令常山(首府在今河北元氏西北)、魏郡(郡治在今河北磁县南)、清河(首府在今山东临清东)、钜鹿(郡治在今河北柏乡东)、平原（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南)、东平(首府在今山东东平东)等地尚未垦辟的可耕地都赋与贫民，政府给与粮种，要求务尽地力，避免使农人成为不事农耕的所谓“游手”。

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曾经诏令政府有关机构省减皇家及朝廷管理的马厩以及凉州诸马苑，京师离宫上林、广成圃等，都假以贫民，允许随意采捕，不收其税。同年秋九月，又宣布郡县所有的陂池，允许民众采取，两年内勿收假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六月蝗灾，又诏令国有山林陂池的饶利渔产，用以救济灾民。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也在诏书中宣布，民间因为遭受灾害而不能自存者，允许在山林池泽从事渔业采集，政府不收假税。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又诏令鳏寡百姓，可以在皇家陂池渔采，两年之内免收假税。

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曾经诏令出巡所经过的地方只收全年田租的一半，以奖劝农人勤劳耕作。汉和帝时，又曾经多次减免租赋。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令遭受蝗灾的地区减产百分之四十以上者勿收田租、刍稿，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令蝗灾灾区“皆勿收租、更、刍稿”，其他情形也酌情有所减免。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诏令天下当年的田租、刍稿征收一律减半。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再次宣布了同样内容的诏令，同时宣布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减免幅度可以更大一些。

东汉政府对农耕生产者取如此优容的态度，是因为农人在严酷的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已经九死一生，频繁而严重的天灾又经常使他们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当然，实际上，田赋的减免，在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使豪强地主获利更多。　　东汉时期，富人占有的田地超过限定，其富有程度超过公侯，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南阳豪族樊宏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刘康占有私田八百顷。南阳新野阴氏家族田有七百余顷。马援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所拥有的土地也应当不在少数。名士郑太也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

曾经把持朝政的外戚贵族粱冀，据说其势力范围将近千里。宦官侯览侵夺他人的资产中，就包括田一百一十八顷。当权的宦官霸占田业也成为风气。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都成为他们竞夺强占的目标。东汉末年，宦官张让专政时，其家族党羽竟然占有了京畿附近诸郡膏腴美田多至数百万顷。

荀悦曾经说，现今豪民占田有的多至数百千顷，其富足已经超过王侯，国家赋税虽然有限，然而豪强富人占田逾侈，所输赋税超过大半。实际上政府征收的赋税不过百分之一，民众实际缴纳的却仍然要超过百分之五十。官家的恩惠，或许优于夏商周三代；而豪强之残暴，却酷于亡秦。他叹息道：朝廷的惠政，不能落实于下层民众，利益都被豪强于中劫夺，如果不扭转豪强兼并的基本形势，而只是减免租税，只能使豪强得到更多实利。

荀悦的分析，说明了减免田赋的政策的实质，确实主要是使豪强得益。

土地兼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用心“营理产业”，以致“财利岁倍”的情形。然而更普遍的是依恃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残暴侵夺。富商兼有大片田地，也是常见的情形。正如《论衡.偶会》所说：“富家之商，必夺贫者之财。”握有政治权力，则通常是实现土地兼并的更有利的条件。这就是王充所谓“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

东汉晚期著名政论家仲长统在描述豪强地主的经济生活时，除了说到其室宅之豪奢，田园之广阔，商运之辽远，积储之丰盈而外，又曾经以所谓“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形容其富足。这里所说的“徒附”户，是豪强地主荫庇自己的宗族、宾客而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直接服务于豪强地主，逃避了朝廷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以这一阶层为基础形成的田庄，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隔闭于专制王朝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

豪强地主经济实力的根基，正是他们经营的大田庄。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时期发育已经相当成熟。

汉光武帝刘秀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又有六畜放牧，以及各种渔产和果木桑麻，可以“闭门成市”，“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这样的田庄的主人，于是有“富拟封君”的地位。关于樊重田庄，《后汉书·樊宏传》又有“上下戮力，财利数倍”，“池鱼牧畜，有求必给”的记述。

田庄内部能够“闭门成市”，甚至可以“有求必给”，也就是说农林牧副渔诸业并兴，又有做工“巧不可言”的手工业，其基本生活消费，可以基本不必依赖田庄以外的市场。

崔寔的《四民月令》，也反映了田庄的生产形式和生活形式。田庄的经营活动，包括大田作物栽培，兼及蔬菜、果木及染料作物，种植的竹木除竹、桐、梓、松、柏外，还有漆，蚕桑作业，也受到重视，药材的采集，以及酒、醋、酱、饴糖等物的酿造加工，禽畜的牧养，纺织手工业，农具和兵器的修造，贱买贵卖的周期性商业活动，培养子弟的文化教育活动等，都被列入详密的安排之中。可见，田庄就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社会。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汉画像石，甚至有地主田庄中冶铸锻造铁器的画面。

东汉中期实现的经济水准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先进农耕工具的推广以及精耕细作的园艺技术的进步。这些历史贡献，许多都可以通过田庄经济得以总结。

田庄经济的发展，使许多地区实现了显著的经济进步，同时，又使得豪族地主可以“富过公侯”，“富过王侯”，“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这种情形的出现，毕竟对于原先传统贵族社会以贵而富的常规，形成了某种冲击。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集团的生成和发展，或许可以有新的认识。

六八、东汉“土围子”

王褒的《僮约》以主与僮的劳务合同的形式，说明了当时田庄中处于底层的劳动者的繁重负担。他必须承担农耕、渔采、伐木、制作等劳作，同时还有卫戍田庄安全的责任。

汉光武帝刘秀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中，据说配备“兵弩器械”，其价值竟然至于百万。

据《四民月令》记载，在豪强地主的田庄中，有“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的武装活动。

东汉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许多都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有的还可以看到表现田庄主的私兵以弩机居高四望，严密戍守田庄的细节。

东汉墓葬出土画像多有放置兵器的架子，即所谓“兰绮”，也可以说明当时豪族地主私家武装的普遍存在。

地主的田庄，往往成为内聚力相当强的社会群体，因为拥有自己的武装，在适当的条件下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军事集团。

地方豪强往往筑起坞壁，缮治甲兵，成为地方武装集团。这种武装集团多有危害社会的恶行。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豪强大行奸暴不能禁止的记载。豪强的恶霸行为，经常表现为放纵和指使下属的“客”频繁犯法横行。

豪强武装势力也常常成为与政府相对抗的力量。他们或者各拥部曲，害于贫民，或者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甚至往往有逃避国家司法检察，“财赂自营，犯法不坐”，甚至收养刺客死士，为之效命的情形。

北海大姓公孙丹新造居宅，卜人以为因此当有死者，公孙丹竟然指使其子杀害道上无辜行人，置尸体于房舍之中。北海相董宣处死公孙丹父子，其宗族亲党三十余人竟然携兵器前往北海相府武装骚扰。

武威大姓田绀于弟宾客为人蛮横残暴，伏法后，其少子田尚竟然纠集轻薄少年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攻郡城，最终方被政府军击破。

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行政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

东汉末年纷起于各地的军阀势力，许多就是由拥有较强悍的宾客部曲的地方豪强势力发展起来的。

六九、太学的“学潮”

如果追溯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是可以早到汉代的。

前面已经说过，自从公孙弘建议创建太学之后，这种国家官学作为高级干部培养的基地，规模越来越大。东汉中晚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在民生多艰，朝政昏乱的形势下，太学生议政成为风气。

太学生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黑暗政治的危害，也有比较直接的感受。

汉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思想震动，认识到东汉王朝已经面临崩溃的严重危机。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其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的观念倾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

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导致黑暗政治的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陷于严重政治危机的东汉王朝。

在宦官外戚的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在通常情况下，真正的“名士”入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读书人入仕道路的狭窄，和他们关心天下事的热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汉桓帝以后，察举体制更为腐败，察举多不当其才德，于是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士大夫阶层中，也多有趋炎附势，逐利忘义者。这些人丑恶的政治表现，助长了黑暗政治的威势。于是太学清议在攻击腐败朝政的同时，注重赞美敢于对抗权贵罪恶的士人。

名臣朱穆起先为梁冀所辟用。梁冀骄暴不饺，朝野多有怨愤之声，朱穆曾经以故吏的身份切谏，期望他避免衅积招祸。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举劾权贵，惩处贪污的郡县长官，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郡治在今河北冀具)，曾经僭用天子葬具，朱穆决心严肃调查，于是发墓剖棺，陈尸出之，下令将其家属法办。后来朱穆因此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皇宫门前请愿，申明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指责宦官不仅在中朝以非法手段把持国家权力，而且父兄子弟分布地方，如虎狼一般残害小民，赞扬朱穆亢然不顾个人危难，“张理天网”的勇气，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

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一向痛恨宦官，不与之交往的议郎皇甫规，因为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随同若干高级官僚一起来到皇宫门前陈诉，又使皇甫规得到赦免。

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后汉书》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的情形，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

太学生以其活动的正义性受到黑暗势力的敌视。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因皇宫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杳的段颍四出逐捕，入狱的太学生竟然超过一千人。

七○、党人的光荣

在东汉中晚期，士大夫中一些正直激进的分子，采取半公开以至完全公开的形式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抗争，曾经结成了在政治生活中形成重要影响的群体。这些同道同志者，当时被称为“党人”。政府迫害“党人”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当时被称作“党事”。

当权的黑暗政冶势山对“党人”的追害，有禁止他们出任官职，并且限制他们的社会活动的形式，当时称作“党锢”。“党锢”，又写作“党固”，有时也称作“党禁”。

东汉中晚期，时政的昏暗，使得一些有胆识、有骨气的士人不堪忍受，于是奋起批判当朝权贵，揭露社会矛盾，发表不同政见。

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记述，在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皇帝昏聩，政治荒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情形。他们又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执政贵族，刚直不阿的品格，由此得以风行于世。

士大夫清议之风兴起，李膺、陈蕃、王畅特别受到祟重。三万余太学生的领袖郭泰、贾彪等与他们关系紧密，太学中曾经流传这样的赞美之辞：“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其中，李膺的声名最高，士人能够和他交游的，称为“登龙门”。

李膺曾经任主持京师附近中枢地区行政的最高长官司隶校尉。当权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贪婪残暴，甚至杀害孕妇，听说李膺执法威严，畏罪逃还京师。李膺追捕张朔，依法处死。一时宦官集团不得不小心谨慎，甚至休假日也不敢迈出官门。

廷熹九年(公元166年)，术士张成预言不久就会有赦令颁布，于是指使其子杀人害命。李膺依法处死张成。张成生前以方伎之术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其弟子牢脩于是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扰乱风俗。

在宦官势力的作用下，汉桓帝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

李膺等人被逮捕，并且又牵连陈寔等二百余人。有逃遁未被捕获的，都悬赏购募。一时传令追捕逃亡者的使者频繁四出各地，道路上车马可以相望。

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人”的姓名．也都一一记录在官府。

党锢之祸发生后，激进的士大夫集团并没有被强权压服。海内知识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

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列入“党人”名单，甚至自以为耻，上书请求以附党之罪连坐。可见“党人”在当时社会的特殊的舆论形象。

《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于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都高尚其道，而斥责当政者的肮脏黑暗。

一时，“党人”的崇高风格为士人舆论所敬仰，朝廷的丑恶作为则为士人舆论所鄙弃。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名士陈蕃为太傅，和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密谋诛杀作恶的宦官。

宦官集团却抢先动作，双方对阵，宦官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窦武率领的军队。

这次政治变乱的结果，陈蕃、窦武都被杀害，他们的宗亲宾客姻属也都被收捕诛杀，其门生故吏也都免官禁锢。

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党人”名单遗漏，所以没有直接受到迫害。景毅慨然说道：正是因为李膺贤良，才令儿子以他为师的，怎么能够因为名籍偶然漏脱而求苟安呢!于是主动上表自请免归。时人都称颂他是道德高尚的义士。

被列为“八顾”之一的议郎巴肃，起初曾经与陈蕃、窦武一同合谋诛杀宦官，事败后，宦官集团并不知道他曾参与始谋，只是坐党禁锢，察觉后方下令收捕。巴肃从容不迫，自己乘车前往县府投案。县令面见巴肃，解下印绶准备和他一起逃亡。巴肃镇定地说，作为人臣的，有政见不敢隐瞒，有罪过不会逃避。既然不隐瞒政治见解，又怎么能逃避刑罚呢!于是从容被害。

被列为“八及”之首的张俭，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久为宦官集团所疾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上书，说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谋危害社稷，而张俭是其首脑。子是诏令收捕张俭。

张俭流亡于各地，沿途所投靠的民家，无不看重他的名行，不惜冒着破家的危险予“收留，不惜牺牲自己予以掩护。张俭行迹所至，有十多家因此遭受惨重的迫害。

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如果有祸事则不逃避灾难，如果有罪过则不逃避惩罚，这是臣子应当持守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他拒绝出逃，自赴诏狱，终于死于狱中。他的妻子儿女被强制迁徙到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

范滂在大诛党人之际，姓名列于诏书。督邮吴导来到县传舍，怀抱诏书，伏床而泣。范滂知道后说，一定是为我的缘故。于是自己来到狱中。县令郭揖大惊，自解印绶，说道：天下如此之大，子何为在此?愿意和他一同逃亡。

范滂说，我以一死则可以了结此次祸难，怎么能够牵累你，又让老母颠沛流亡呢?范滂的母亲在告别时说：你现在得以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所恨!路边人看到这一情景，没有不流泪的。范滂被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这次残酷的政治迫害过后，“党人”横死狱中的多达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有六七百人。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全面清查“党人”，天下豪杰名士又有许多人名列“党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以记录和总结东汉历史而著名的史学家范晔曾经为“党锢之祸”发表过这样的感叹：李膺在个人面临危难的政治形势中，宣传正义的主张，影响民间的风习，赞颂“素行”以鄙弃“威权”，崇美“廉尚”以撼动“贵势”，从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监禁，家族破败，都不能动摇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这是何等的壮勇啊!

“党锢之祸”，严格说来，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但是，东汉“党人”的正义感，无私情操，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东汉“党人”的气质与品格，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的士人的继承。

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浪潮中，被赦免的“党人”一旦恢复政治生命，就立即和当权的宦官相互联合，一同来镇压起义的农民了。

这当然是由阶级关系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七一、政坛“铜臭”

汉灵帝执政的时候，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

汉灵帝曾经公开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

一时宦官得志，无所顾忌。有的当权宦官，管理家事的私奴可以交通权贵，收受贿赂，在朝廷兴风作浪；其布列于地方的亲戚也往往贪棼残酷，为害一方；其担任州郡地方行政长官的宾客同样暴敛钱财，侵掠百姓。

汉灵帝本人生活也极端奢侈荒淫，后宫彩女多至数干余人，衣食之费，每天竟高达数千金。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甚至设西邸，公开出卖官职。官职以级别不同，各有价格，又私下授意，就连公卿这样的高位也可以出卖，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其他的官位，二干石的官职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四百万钱。而通过正常方式荐举者，要取得实职，也需要缴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数额．汉灵帝公开卖官，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丑闻。

大官僚崔烈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由廷尉升任司徒，竟然也是入钱五百万而得到这一职位的。

朝会那一天，汉灵帝竟然对身边亲幸者说，后悔当时没有抬高一点价格，否则本来是可以卖到一千万的。

崔烈出身于“世有美才”的“儒家文林”，当时“有重名于北州”，从此以后则声誉衰减。他内心不能自安，曾经问其子崔钧：我现在位居三公，人们有什么议论吗?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没有说不应当为三公的；但是，现今果然登三公位，而天下失望。崔烈追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崔钧只得回答道：“论者嫌其铜臭。”

地方政权的黑暗也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把握地方大权的官员，多怠于行政，而精于逐利，往往违背法律，专纵私情，残害民众，小民百姓虽然内心怨愤却无所诉说。地方官员贪赃枉法，已经成为惯习。崔寔在《政论》中所揭露的“政令垢玩，上下怠懈”，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机器已经被腐败风气全面锈蚀的真实情形。

地方官吏为了应付考绩，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使更为沉重的赋税负担被强加于民众的肩上，于是迫使大批农民流亡他乡。

七二、汉末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信仰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可以比正统文化更为广泛深刻。

在社会酝酿和发生动乱的时期，这种文化形式常常可以有力地引发民众心理的冲动，激荡起狂热的社会风潮。

西汉末年，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演生出一次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天下大旱。关东民众哄言转送“西王母筹”，民众惊走，手持一支草茎禾秆，相互传递。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体人数甚至上千。他们有的披发赤脚，有的夜间闯关，有的越墙进入，有的乘车骑奔驰，有的利用驿传系统急行，经历二十六郡国，闯关向京师行进。到京师之后，又在里巷阡陌歌舞狂欢，集会举行礼祠西王母的仪式，有人夜间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互惊吓。

汉哀帝时代以西王母迷信为意识基础，以礼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以“传行‘西王母’筹”为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表现为千万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直至京师，从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实际上已经失控。其狂热程度之惊人，说明了当时民间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已经足以策动变乱，掀起社会政治波澜。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l07年)十一月，又曾经发生性质很可能与汉哀帝时流民行西王母诏筹而惊走的事件相类似所谓“民讹言相惊”，以致司隶、并州、冀州民人流移的事件。

东汉末年的类似情形，则可以表明民间秘密宗教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

东汉末年的流民暴动往往被称为“妖贼”。

如《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三月，扬州六郡“妖贼”掌河等侵扰四十九县，杀伤地方官吏。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

《后汉书·臧洪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

对于后来爆发的黄巾起义，也有“伪托大道，妖惑小民”的说法。当时的统治者，或称之为“妖民”、“妖贼”，又称之为“妖寇”。

这里所谓“妖”，是对非正统的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诬蔑性称谓。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曾经利用过的《太平清领书》，也被指斥为“妖妄不经”。

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表现出组织严密、发动迅速、影响阔远、斗志坚强等特点，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这里所说的“大道”，取义于《老子》十八章、二十四章、五十三章中所使用的语汇，然而所尊奉的，已经是神化的老子。

后来的原始道教及其所发动的起义，仍然使用“大道”一称。所谓“大道”，不但是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原始道教宗教实体的名称，而且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曾经普遍使用。“大道”之外，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宗教实体还有其他流行的名称，比如“天师道”和“太平道”。

黄巾起义的主要领袖张角宣传鼓动和组织联络部众的形式，据说包括使用符水咒说治疗疾病，病者多得痊愈，因而得到百姓的信从。张角于是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秘密宗教为形式，地下联络，扩大宣传，十余年间，徒众多达数十万。

关于张角等人团结和组织民众的策略，也有“执左道”，“托有神灵”等说法。显然，借用巫术的神秘主义功用，确实是黄巾起义发动民众的方式之一。

七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之乱，是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带了黄帽子造反。汉朝人称帽子，叫“巾”。

为什么要戴黄帽子呢?因为他们的领袖张氏兄弟告诉他们，说天要变颜色了，苍天要消失了，而黄色的天要出来，只有加入黄巾道，头戴黄巾，才能免于灾难。这一种借宗教以纠结民众，引上政治革命之途的办法，与洪秀全之组织拜上帝会，如出一辙。

老百姓何以能相信苍天将死，或苍天已死呢？因为一百年以来，老百姓不曾有过好日子，叫天天不应，俗传石达开有两句诗：“只缘苍天徒聩聩，莫凭赤手拯元元”。这两句诗虽未必是石达开所作，然而认苍天为聩聩，正如张氏兄弟及汉末老百姓的看法一样。

到处是贪官污吏，又加上水旱连年。尤其是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受害最深，真是有苦无处诉，早就想铤而走险了。直鲁豫三省交界的所在，不仅在汉朝末年为黄巾的大本营，在唐朝也出过黄巢，在宋朝出过宋江。

可惜张氏兄弟过于浅薄，不足以担负领导的责任。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公”的意思是“爸爸”，竟然自称为天的爸爸。张梁也自称地的爸爸，张宝也自称人的爸爸。于滑稽之中，显出他们的幼稚。

他们的徒众不可谓不多，几乎有三十六万。但是这三十六万革命农民缺少优良的干部，因此就不足以成事。他们遇到了卢植与皇甫嵩两位宿将，便无法抵敌而终致消灭。卢植把他们挤在一处：广宗，而加以围困；皇甫嵩略施攻击，就把他们荡平。

汉朝如果内政清明，这黄巾之乱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体。但是宦官在那里弄权如故，洛阳一团漆黑，卢植与皇甫嵩这两位功臣都因先后打平黄巾反而获罪，那暗中本与黄巾通连的宦官张让居然列为首功，灵帝把打平黄巾的功劳记在张让身上。其滑稽尤甚于张氏兄弟。

灵帝简直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或低能儿。他最爱以驴代马，用四匹驴子驾车。有马不用，而用驴子；正如他在公事上有头等人不用而用三等人。他也喜欢叫官女们在宫城开旅馆，自己扮作商人到旅馆去住宿。这大概是当皇帝当腻了罢。

实行卖官鬻爵的，也是灵帝。三公官卖一千万，侯爵卖五百万。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花了钱，才做太尉的。后来曹嵩逃难到琅邪，带了不少车子的细软，被陶谦所派的卫兵看见眼红，以致送了性命。可见这曹嵩也是一个大大的贪官。他花了本钱，也难怪他得狠狠地捞上一笔。

像曹嵩这样的人，在灵帝朝中，比比皆是。老百姓焉得不反?

除了黄巾以外，闹得最凶的要算马超的父亲马腾及其朋友韩遂，王国等人割据甘肃，东进及于宝鸡。虽皇甫嵩也几乎敌他们不过。这是西北方面的乱子。

在东北方面，有一个张纯。他杀了右北平太守，又杀了辽东太守及“护乌桓校尉”，可见他的力量及于冀东，辽宁，热河。难怪他自称起天子来。

在南边，湖南有一位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幸亏有能干的孙坚坐镇长沙，所以乱子闹得不大。

在北边，山西有位郭大，起事于西河县白波谷，进攻太原与河东二郡，那时候，有一种胡人叫做休屠各．也在骚扰山西，连并州刺史也被他们杀了。白波贼要闹到袁绍雄据黄河以北之时，才被消灭。

所以，各方面都不太平。灵帝似乎也觉得局面严重，决心在洛阳练兵。他练了八团人左右，却找不出一个合意的元帅。他选来选去，在太监队伍中挑出一位顶肥顶高的人，就叫他做元帅这是蹇硕。

试问蹇硕哪里可以做元帅呢?完全儿戏。倒是在蹇硕下面，颇摆了几位人才。其中一个是中军校尉袁绍，另一个是典军校尉曹操。和元帅蹇硕在地位上不相上下的，是大将军何进，亦即是何皇后的哥哥。灵帝不该令大将军何进隶属于蹇硕，弄得何蹇二人水火。

灵帝死后，何进的外甥皇子辩即位为皇帝。蹇硕想杀何进，恰有太监郭胜是何进的同乡，卖了蹇硕，以致何进先发制人，把蹇硕先杀掉。蹇硕的西园八校尉之兵，统统改归何进掌握。

那时候，在何进的旁边，还有一位势力不相上下的人，便是骠骑将军董重。这董重原来也是外戚，他的姑姑便是汉灵帝的母亲，所谓董后。这董后当然就是何太后的婆婆，婆媳之间从来不对。董后喜欢在背后说，“你神气什么?仗你哥哥的势吗?我叫骠骑将军杀你哥哥的头，易于反掌”。这些话传到何太后的耳里，就叫何进会同三公，检举董后勾结宦官，收受地方官吏的贿赂，又出身原为解渎亭侯的夫人，没有做过真正的皇后，无非因为儿子灵帝得立为皇帝，才被尊称为“孝仁皇后”，所以应该迁出皇宫，到解渎亭侯原来的封邑去住。差不多同时候，何进又发兵围了董重的骠骑将军府，活捉董重，免去他的将军之官。董重自杀。

何进解决了董重，在洛阳便成了唯一有力量的人，颇想依袁绍的话，一举把太监杀光。他叫袁绍做司隶校尉(等于直隶总督，不过当时首都不是北京，所以司隶校尉所管便是洛阳周围几郡的地方，包括河东，河内，河南，弘农，冯翊，扶风及所谓京兆，就是西汉旧京长安一带)。何进又用了王允，做河南尹。

无奈他自己的妹妹何太后，与自己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都不赞成。何进便制造恐怖，暗中令董卓以河东太守的资格造反，要他带兵进京，直接对宦官有所行动。

何太后果然吓坏了，下诏把宦官都免了职，勒令出京，各回老家。其中有一个宦官，就是张让，娶了何太后的妹子做儿媳妇，颇得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的欢心。这位老太太舞阳君替太监们说情，何太后居然收回成命，又叫太监们进宫当差。

何进急了，自己走到官里去力争，要何太后立刻下圣旨杀所有的宦官，他不曾出得宫门，便被太监们杀了。

消息传了开来，他的部下吴匡，他的弟弟何苗，与他的好朋友袁绍，袁绍的弟弟虎贲中郎将袁术，就动起手来，把两千多个太监一齐杀光。何苗因为以前与太监表示过好感，也被吴匡杀了出气。

太监杀完以后，恰巧董卓带兵在夜间赶到。董卓来的时候，洛阳乱糟糟的不成一个样子，少帝已被张让，段珪弄到黄河渡口，准备渡河到山西去。有一位小官，中部县的科长，姓吴名贡，逼迫张让，段珪投水自尽，才算是把少帝留了下来。

汉朝的命运不绝如缕，真令人不禁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感了。

七四、大灾荒和流民运动

中国古来有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安土重居，谓之众庶”的说法。就是说，黎民百姓，通常是留恋本土，不轻易迁徙的。这是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经常发生民众离开土地大规模流徙的流民运动。严重的流民问题往往导致对于政治结构的强烈冲击。由于与其他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流民运动又往往成为社会大动荡的先声。回顾历史，常常可以看到，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如果发生，距离王朝的崩溃，往往就不远了。

因战乱而发生的流民问题，曾经造成较严重的社会影响。然而对社会产生更为剧烈的震撼的，其实往往是非战乱因素引起的流民运动。东汉晚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大批流民离开家园往异乡漂泊。

汉顺帝采建六年(公元131年)因连年水灾，百姓多有弃业，流亡不绝，以及采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发生严重旱灾，民众庶流亡，都是类似的史实。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又一次发生由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流民运动，当时三十二郡国都先后遭受蝗灾，黄河决口，民众饥穷，流落四方，规模多至数十万户。

汉灵帝时，幽、冀地区因流民众多，郡县空虚，万里萧条。刘陶上疏说到河东、冯翊、京兆等地区流民问题的严重：今三郡之民，大量流亡，留居原地的只有十分之三四，而且也都有外流求生之心。

流民的冲击，又使得受纳流民地区的经济形势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

例如，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而徐州地区百姓殷盛，谷米丰赡，流民多归之。然而，不久则又出现所谓“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就是徐州地区民众又流亡扬州地区的现象。

徐州地区由流民的受纳地转变为流民的发生地，固然有战乱终于渡及这一地区的因素，但是短时间内大量流民的迅速涌入，无疑也是导致当地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张角等领导的黄巾起义军，据说就是以流民为主体成分。因而司徒杨赐曾经建议严厉敕令州郡地方政府，沿途护送流民，以此分化流民，使各护归本郡，以削弱起义军的力量，以为如此则可以不用兵而平息动乱。

流民成为“盗贼”，转化为激烈反抗政府的军事力量，由于本身习惯于流动生活的特点，因而长于运动游击，战斗力相当强。政府调动军队大举追捕，也仅仅只能“破散”其众，而不能真正根绝。

在专制主义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政府总是把控制尽可能多的户籍作为最基本的行政要务之一。东汉时期，政府也有针对流民的严厉法令。然而，流民的反抗因已经挣脱乡土田宅等因素的束缚，往往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坚定。

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事实上，当流民运动已经形成较大声势时，指望以严酷手段平息其影响的企图，只是一种妄想。

七五、江南得到了开发

东汉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这个历史变化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有显著的意义，它就是江南经济的开发。

“江南”地区曾经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各地区的经济比较，曾经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话。西汉时期，江南农业还停留于粗耕阶段，生产手段相对比较落后，虽然矿产、林产资源丰饶，然而尚有待于开发。

司马迁说，当时江南地区采取“火耕水耨”，也就是烧去杂草，灌水种稻的简单的耕作方式。江南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有优越之处，野生植物和水产，可以方便地采获，因而没有饥馑的忧患。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相对富足的“千金之家”。

直到王莽时代，荆州、扬州民众仍然大多依山林水泽定居，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经济形式与中原先进农耕区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东汉时期，江南经济文化有所进步。卫飒和茨充主持桂阳地方行政时采取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经济作物得以引进，民众因此得到利益。

江南水利事业也得到发展。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创治“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根据水旱状况随时调节水量，所以不再有凶年。堤塘周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这是规模相当大的水利工程，而规模较小的水利设施在江南分布之普遍，可以由汉墓普遍出土的水田陂池模型得到反映。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中州扰乱，鲁肃对他的从属说：中原政治秩序被破坏，寇贼横暴，准水、泗水之间已经难以生存，我听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战乱之害，你们愿意与我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吗?其从属皆从命。看来，秦及西汉时期的所谓“卑湿贫国”，到东汉末年前后，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变化，已经演进成为“沃野万里，民富兵强”的“乐土”了。

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

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实现显著进步的原因，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条件共同形成的。其中气候环境的变迁，也是研究者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不同途径以不同方式获取的不同资料，大体可以共同印证江南地区的气候环境于两汉之际由湿暖转而干冷的结论。

秦代及西汉时期，北方人往往以为江南地区最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气候的“暑湿”。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南越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都说到“南方卑湿”。《货殖列传》则写作“江南卑湿”。《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听说长沙卑湿，自以为寿命不得长久，于是为赋以吊屈原。

又《五宗世家》写道：长沙王因为其生母地位低下，无宠，所以“王卑湿贫国”。《汉书·严助传》记载，汉武帝出军征伐闽越，淮南王刘安曾经上书谏止，以为当地“暑湿”的恶劣气候，将会导致部队大量减员，即使尚未直接交战，死伤者也一定不在少数。刘安又回顾前时击南海王的情形以为教训，说当时天暑多雨，水军远征，尚未与敌军遭遇，病死者已经过半。

汉元帝时封地原在江南“下湿”之地的刘仁，上书请求“内徙”。

东汉前期马防徙封丹阳，后来也以“江南下湿”，上书请求归还本郡，得到汉和帝准许。

东汉中期以后，则已经很少看到类似的记载，大约气候条件的演变，使得北人对南土的体验已经与先前有所不同了。

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年，两次出现由中原往江南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全国户口数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比，呈负增长形势。与此对照，江南地区户口却呈增长的趋势，而豫章、长沙、桂阳及零陵等郡国的增长率尤为突出。

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据说流民数量之多，甚至可能达到原有户口数不能存留百分之一的程度。民人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避乱江南”。东汉时期，连年水旱灾异，也导致流民移徙，其中也往往有渡江而南者。

东汉末年剧烈的社会动乱再一次激起以江南为方向的流民运动。

大致在东汉晚期，江南已经扭转以较原始的耕作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抱朴子.吴失》说到吴地大庄园经济惊人的富足：势利倾于邦国之君，储积富于朝廷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遮蔽原野，田池遍布千里。庄园主有充备的物质实力，享受着奢靡华贵的生活：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仿拟上林之苑，馆第僭逼太极之官，粱肉余弃于犬马，积珍陷失于帑藏。这样的情形，与司马迁所谓西汉江南“无千金之家”的记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几乎完全成为王符《潜夫论·浮侈》、仲长统《昌言》中所描绘的东汉中期前后黄河流域豪富之家极端奢侈的经济生活的翻版。

随着经济的进步，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也为之一新。

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江南地区的文明程度明显上升，从而为后来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准备了条件。

七六、把董卓引进来了

何进在未死以前，不该把豺狼一般的董卓引了进来。堂堂一个大将军，身为国舅，想杀若干手无寸铁的太监，有何困难?为什么他却偏要出此下策，原来何进的妹妹何皇太后，虽则与何进为兄妹，在见解上却不相同。她以为太监有坏的，也有好的。坏的可以杀，好的不可以杀。何进呢，他认为太监没有好的，应该一齐杀光。妹妹说，“即使依你的话，把太监都杀完了，叫我在宫里拿什么男人使唤呢?有胡子的男人，我如何能用?”

何进一时心窄，看见妹妹迟疑，想造出乱子来恐吓她。东北西北有人造反，妹妹不怕。他叫守卫洛阳近郊的丁原假装造反，放火烧官吏的宿舍。谁知他妹妹依然不怕。

何进又看中了董卓，董卓是甘肃人，部下羌人胡人均有，以纪律不良驰名。现今他是河东的太守，就在洛阳的对面一河之隔。何进暗中派人告诉董卓，叫他造反，不得到中央命令而自动带兵进京，以申讨太监为名。

等到董卓来到了京城，何进早已被太监杀死，太监也一齐被何进的朋友袁绍等人杀光了。

董卓应该带他的兵回去河东，但是他要留在洛阳，和袁绍争政权。袁绍当时有兵一团，另外有七团的兵，可以听他的指挥。并且丁原的骑兵，与袁绍以虎贲中郎将资格所统率的禁卫军，袁绍也均能调动。至于董卓，他的兵却仅有三千人。

以三千人与袁绍几万的兵为敌，董卓实在太不聪明了。这位野心家自己也明白，所以他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常常在夜里，把三干人化装为老百姓，叫他们出城，第二天早上，再穿好军服，排好了队伍走进城来。袁绍看见董卓每天都有三千个新兵陆续开到，无法估计董卓的兵究有多少。因此，便被董卓慑服住了。

董卓和袁绍商议，要把何皇太后的儿子少帝废了，另立王美人的儿子献帝，袁绍是何进的朋友，属于何皇太后一党，如何能赞成?而且王美人颇为太监们所拥护根本是一个仇敌。

董卓坚持他的主张，并且声色俱厉。袁绍说，“天下的能干人，也不止你董卓一个”。说罢了这句话，他就离开董卓的公馆，出了洛阳城，渡过黄河，逃奔河北去了。

这一边，董卓示意朝廷，借口天旱久不下雨。说司空刘弘应该负责，把他罢免，以自己来代替。同时，他吸收了何进所遗留的军队，又设法把丁原的部下吕布贿赂了，杀了丁原，并吞了丁原的骑兵。

所以他一做司空，便召集满朝文武讨论废少帝，立献帝的事。他真是够“民主”的。他说，“谁要是不赞成，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就是那位讨黄巾有功，并且做过刘备的老师的那位卢植，大胆发言，表示反对。董卓也奈何他不得，只好暂时宣布散会。

到了第二天早上，董卓又召集会议，可不再举行讨论了。他干脆强迫何皇太后废去自己的儿子(少帝)，另立情敌王美人的儿子(献帝)，跟着把何皇太后打下冷宫，说她以前曾经不孝顺婆婆(董太后，即灵帝之母)。而这位婆婆又原来是董卓的远房本家．董卓换好了皇帝以后，免不了再要升官一次。司空他不做了，做起太尉来，并且兼理“前将军”的职务。汉朝的将军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再以下才是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董卓不一举而为大将军，仅仅兼一个前将军，实在太客气了。

不过，他也等不了许久，过了几时，便自拜为“相国”。这是萧何的位置。汉朝的历代皇帝，因为崇德报功，感谢萧何，所以从来不曾请任何别人做过“相国”。董卓是个什么人，竟然自比萧何，无耻得很。

他小人得志，为所欲为。国库里面的珍宝，完全搬到自己家中。灵帝的几个女儿，他随意奸乱；宫中的妃子，他选做自己老婆。他自己既然如此荒淫，自然也禁止不得部下照样仿效。老百姓的妻女常常遭他的兵强奸，老百姓的财产金帛，也被他的兵任意抢夺。

有一次，他到洛阳城乡下去玩，恰好乡下人赶场，他忽然高起兴来，把赶场的男人一齐杀光，头挂在马车上，又把赶场的女人完全掳走，他和他的兵就这样唱着回洛阳。这真是连土匪都不如。

董卓又把五铢钱的制度破坏了，发行分量很轻的新钱，弄得物价飞涨，谷子一石卖到几万，民不聊生。

这样子荒唐的人，居然还想沽名钓誉。他替陈蕃、李膺等人上表说他们被太监害得冤枉。他又竭力引用名流，如陈纪、韩融等人，给以列卿的位置；刘表、孔仙、韩馥等人，给以刺史的位置。至于自己的人，仅仅给他们带兵，不给他们好官做。

连袁绍，他的仇人，也被发表为勃海太守，以图笼络。谁知这一着棋他却走错了，袁绍有了勃海太守的名义，正可以号召天下英雄，成立讨伐董卓的同盟。

七七、袁绍发难

袁绍当初逃往黄河以北，寄居在勃海郡，即今日的沧州，虽则志在举兵，却苦无适当名义。管理河北的，是冀州牧韩馥，他原为宫中的尚书，是皇帝的侍从秘书(到了唐朝以后，尚书的地位才等于今天的部长)。董卓为了沽名钓誉，才把韩馥提拔为冀州牧。当时中国十二州，多数由一个刺史主持。牧是新设的制度。比刺史的权力大。韩馥做起冀州收来．果然奉命维谨，效忠董卓，对袁绍用心防范。

等到董卓发表了袁绍为勃海太守，韩馥就没有办法防范他了。袁绍公然招兵买马，韩馥不敢指他为图谋造反。等到袁绍的兵招足了，马买够了，韩馥索性附和袁绍，免得吃眼前亏。

原来袁绍在汉朝配得上称为豪门子弟。他的高祖父袁安是汉章帝的司徒(等于丞相)；叔曾祖父袁敞是汉安帝的司空(等于御史大夫)；祖父袁汤是汉桓帝的司空，后来又做汉桓帝的司徒；生身父亲袁逢是汉灵帝的司空。司徒，司空，与司马均为三公之官；袁绍的祖先四代都做到三公这一级，所以当时的人，提起袁绍来都说他家“四世三公”，声望很高。

因为袁家的人，官做得这么久，所以门生故吏极多，遍于天下，连韩馥也算是一个。韩馥在未蒙董卓提拔以前，在袁家的门下做过小事。

袁绍本人自幼喜欢结交朋友。他和外戚梁家、窦家与何家，均处得很好。因此上，他便成为宦官的死对头。

说来奇怪，不但何进想杀尽宦官，是袁绍所怂恿，连那暗中叫董卓带兵进京，以威胁何皇太后逼她杀宦官的一条“妙计”，也是袁绍主谋。这一条妙计很不高明。

袁绍逃出洛阳以后，一到河北就准备举兵讨伐董卓。他奉到了勃海太守的任命状，不但不感澈董卓，正好借这个官衔与实权，大干特干，在他的号召之下，有若干刺史与太守都招兵买马起来。

是哪几个刺史呢?豫州的孔由，兖州的刘岱与冀娴的韩馥。韩馥在名义上不是刺史，而是“牧”，我刚才已经说过；豫州是河南中部，兖州是山东南部，冀州是河北南部。

是哪几个太守呢?陈留郡的张邈，广陵郡的张超，这张邈与张超二人是同胞兄弟，原籍山东寿张，平素行侠仗义，和袁绍是多年朋友，和曹操的交情也很好。还有三个太守，一个是河内郡的王匡；一个是山阳郡的袁遗；还有一个是东郡的桥瑁。

陈留郡是今日开封一带；广陵郡是江都一带；河内郡是河南怀庆一带；山阳郡是山东金乡一带。东郡的中心地点是河北省的濮阳，济北国是今日济南以北的地方。他们连袁绍和他的弟弟袁术在内，一共是十个人。九个人公推袁绍做盟主。每人的兵都有几万，台起来有几十万，号称百万。我替他们列一张表：盟主——勃海太守袁绍。

盟友——后将军袁术。

冀州牧韩馥。

豫州刺史孔由。

兖州刺史刘岱。

陈留太守张邈。

广陵太守张超。

河内太守王匡。

山阳太守袁遗。

东郡太守桥瑁。

在这十个人之中，最热心的一人不是袁绍而是张邈，张邈的背后是曹操。曹操虽刚身为太监曹腾的养子曹嵩之子，却不和太监们要好，自来与外戚派打成一片。当袁绍在灵帝朝中担任中军校尉之时，他担任典军校尉。后来袁绍大杀宦官，他也出力。董卓入京，袁绍出走以后，他留在洛阳与董卓敷衍了两三个月，蒙董卓保举为骁骑校尉。其后不知怎样，他逃出洛阳，改名换姓，向东边跑。也许是他真向董卓献过宝刀，也就是图谋暗杀董卓而未成罢。

他走过郑州西北成皋地方，杀了老朋友吕伯奢全家，这是由于“误会”。他看见吕家人磨刀，不知道是杀猪，以为是要杀他。

再向东走，到了中牟。有一个保长看见他鬼鬼祟祟，以为他是逃兵役的壮丁．把他扣留起来。却有一位功曹认得他是曹操，正是董卓所行文通缉的人。这位功曹便向县长说情，把曹操放了。我们不知道陈宫究竟是县长，还是科长；他总而言之可能是救了曹操的人(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的时候，陈宫并不在场。陈宫后来反对曹操，是在曹操打陶谦的时候)。

曹操又由中牟县向东，走到陈留。在这儿，他和张邈商议，举兵造董卓的反。张邈赞成。据说胨留有一位孝廉，姓卫名兹，送钱给曹操招兵。曹操就招到了五千人左右。山东人鲍信，曾经在灵帝朝中做过“骑都尉”，这时也在他的山东家乡，泰山郡平阳县，招足了两万步兵，七百骑兵，同时又准备好了粮草五千多车子。鲍信的兵马，比曹操多，却肯和曹操合作，两个人一齐随了张邈，参加袁绍的反董卓大同盟。

袁绍便保荐曹操为奋武将军；又听了曹操的话，保荐鲍信为破虏将军。向谁保荐呢?自然是向汉献帝，袁绍按照惯例向皇帝上表，至于皇帝看得到所上的表与否，他却不管。反正曹鲍二人经他一保，也不必等候批准，便可以做起将军来。

张邈是同盟诸公最热心的一个，而曹操便是张邈朋友之中最热心的一个，鲍信则为死心塌地帮助曹操的一人(鲍信这个时候，还没有做济北国的国相，《三国演义》错了)。

七八、几个未曾加盟的人

《三国演义》上，又说参加讨董的有孔融，陶谦，马腾，公孙瓒，张扬，这也不确。孔融由董卓发表为北海国的国相，在职六年之久，除了与黄巾余党有所攻战以外，不曾有其他的军事活动，他后来被刘备保举为青州刺史，地盘被袁绍派儿子袁谭来抢了去，就只身投奔曹操于许昌了。陶谦是灵帝朝中的车骑将军，在黄巾初起的时候被任命为徐州刺史，打黄巾颇有办法，做到了保境安民的地步。他对于董卓并末公开反对，向且在董卓死后，他还向董卓残部所胁持的西京朝廷进贡。马腾呢?在灵帝之时，就已经在甘肃造反，捧王国做皇帝，与边章、韩遂二人同伙，曾经和董卓作战过，可算得是董卓的对头，但并未参加袁绍所主持的大同盟，后来董卓迁都，回到了长安，还拉拢过马腾，叫他出兵东讨袁绍，获得马腾同意，可见马腾并非同盟分子。公孙瓒在这个时候，正在与乌桓作战，名义是降虏校尉兼领辽西属国长史，他没有时间到河南来参加讨董，虽则他和袁绍的交情不算坏。其后，为了恐吓韩馥，袁绍还叫公孙瓒伪称为董卓的徒党，引兵南下。这更可证明公孙瓒没有参加讨董了。至于张扬呢?虽则是丁原的旧部，但已于割据河内郡之时，受了董卓之命，就河内太守之职，对董卓忠顺得很。

至于刘关张三人，也未必在同盟中有份。刘备那时候地位很低，仅仅是一个县长。他在高唐县做官，被黄巾打败，弃了县城逃走，投奔公孙瓒，公孙瓒是他的老同学，同为卢植的弟子。《英雄记》说他在灵帝末年，亦即是他得势之前，陪了曹操回沛国去募兵，并且在灵帝死后,也自动募兵讨董。帮助曹操募兵，即使有之，大概是灵帝设立西园八校尉，以曹操为典军校尉之时(中平五年)，至于刘备自己募兵讨董，那就未必有此力量。

关云长杯酒斩华雄的故事，也有点错。华雄是被孙坚的部下斩的。而且地点不是在洛阳东边的虎牢关，是在洛阳南边的阳人聚。

孙坚也不如《三国演义》所说，为同盟的一分子。他是长沙太守，曾经追随张温，讨伐甘肃的边章，韩遂，马腾，因此上，与董卓同过事，他又曾经在西征以前，追随皇甫嵩、朱儶讨平南阳一带的黄巾。更以前，他一手打垮了浙江一位姓许名昌的“阳明皇帝”。

孙坚被灵帝任命为长沙太守，是在中平四年，那时候，长沙有一位姓区(欧)名星的自称将军，带了万把人造反。这人与《后汉书》上的平天将军观鹄是否一人，待考。孙坚一到长沙，便把全部的匪患肃清，又顺便肃清了零陵，桂阳两郡。

董卓紊乱朝纲，孙坚自动起兵，事前并未与袁绍有过如何接洽，他一出马，就杀了荆州刺史王叡，走到南阳，又杀了南阳太守张咨，他恨王叡，因为王叡曾经看不起他，他恨张咨，因为张咨不肯借粮。

走过南阳，到了鲁阳，恰好袁术也在那里，孙坚便和袁术合兵。

袁术与袁绍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袁绍为兄，袁术为弟。袁绍为丫环所生，袁术为大太太所生。袁绍出继为袁成之子，袁术留在本房，为司空袁逢的嫡子。所以，尽管袁绍的朋友多，声望高，而袁术一辈子偏偏不把这位哥哥摆在眼睛里。

在朝廷中，袁绍的官阶，不过是个校尉，而袁术是虎贲中郎将，董卓得势，自兼前将军，把后将军的位置给袁术，这是把袁术当作辈份相同的人看待。

袁术未尝跟袁绍一齐出走，不过也知道董卓这人难处，所以不久也溜到鲁阳来(他是不肯到河北，去找哥哥袁绍的)。

在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叡以后，董卓派了一位刘表，来接充荆州刺史，刘表居然能够到任。他未敢来到鲁阳，因为袁术有兵；也不敢去南阳，因为南阳太守张咨已被孙坚杀掉。他就单骑进了宜城，先安定其他各郡县，铲除结寨自保的若干土豪(宗贼)，然后进一步与袁术、孙坚讲好话。

刘表向董卓的傀儡汉献帝上了一表，保荐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做起南阳太守来，也向董卓的傀儡汉献帝上了一表，保荐孙坚为署理破虏将军，兼理豫州刺史(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董卓是否同意，不得而知。

然而孙坚不比袁术，对于讨伐董卓，他是具有决心的，他的决心，胜过袁绍，与袁绍的九位盟友。

七九、孙坚有点傻劲

孙坚把他的兵进驻鲁阳，袁术让出鲁阳来，移到南阳，南阳原为太守张咨所驻，现在袁木是太守了。

一到了鲁阳，孙坚就与董卓的兵有了接触的机会。董卓派了一位大将徐荣，来和他对敌。他也当真做起豫州刺史来，檄调豫州各郡的兵。有一位颍川太守李旻是应命而来，和徐荣恶战一场，被徐荣活捉，拿去煮了。李旻部下有很多兵也被捉去，用滚油倒浇弄死。

那时候袁绍在怀庆动也不动，真不配当盟主。他很喜欢与同盟诸友宴会，不喜欢在疆场上冒险。虽则是董卓在三月间已经吓得把都城迁到西安，只留下军队在洛阳附近候战，袁绍却不敢进一步逼迫董卓。

是曹操闹得凶，嚷着要赶快打，说不要放过时机，袁绍先给他一个不理，其后为了敷衍起见，才勉强准他一个人自己带几千兵去打先锋。曹操兴高采烈而去，尚未走到成群(郑州西北)，先吃了一个败仗，兵士死了一大半，对方的大将，正是徐荣。

曹操又跑到酸枣，去找同盟的衮衮诸公，主张由袁绍统率大军，再打成皋，加紧包围洛阳，同时派人联络袁术，叫他暗中由南阳进攻武关，进占西安，以切断董卓的归路。但是那些衮衮诸公，也正如袁绍一样，对他的话并不重视，曹操一气，自己到安徽江苏一带去招兵，招到四千人左右，准备带到洛阳附近来作战，不幸这四千余人，在中途又叛变起来，曹操竭力弹压，拔出剑来杀了几十个。剩下来他仅有五百余人，三千四百多人都一哄而散。

另外有一位肯拼命的，是河内太守王匡，别人不认真打，他却认真，也因为别人不肯帮忙，所以他很孤立。在他还未动手以前，董卓已经派了奇兵，绕到他的后面，把他击破。

所以袁绍及其盟友的声势尽管浩大，并未能奈何董卓，倒是孙坚凭他一股傻劲，始终跟董卓过不去。

他杀荆州刺史王叡与南阳太守张咨，以及和徐荣在鲁阳附近的梁县交战，折损了李旻，是在初平元年的冬天，到了初平二年的春天，二月间，他又与董卓的兵大战于梁县之西的阳人聚。

这一次，在他对面的，是胡轸，吕布二人，不是徐荣。胡轸统率步兵，吕布统率骑兵。胡轸在名义上是司令官，但吕布不肯听他的指挥，结果是董军大败，孙坚获得全胜。

等到孙坚进抵大谷，离洛阳只九十里。董卓亲自出马，抵挡一阵，却抵不住，只好退军于洛阳之西的渑池及陕州二地，留吕布在洛阳城内断后。

孙坚进了宜阳门，即洛阳城南面由东数起的第三个门。吕布敌他不住。吕布走后。孙坚接收了洛阳，派人打扫宗庙，修葺城门外的陵墓，借以告慰于光武帝以来列位皇帝的英灵。他又同时派兵出函谷关，绕到新安渑池之间，以截断董卓的后路。董卓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就留了本家董越守住渑池，派段煨驻在华阴，随时准备抢救潼关，又派女婿牛辅驻在山西安邑，作为董越与段煨的呼应。他对这三人说：“袁绍那些人，都不足道，只有孙坚还带一点傻气，不可不加意提防”。吩咐已毕，他去西安。

八○、董卓之死

董卓打了败仗回朝，自知无甚颜面，于是为了遮掩起见，叫人告诉朝中诸大臣如司徒王允，卫尉张温之流，特地升自己的官，称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

这太师的名义，汉朝四百多年从来不曾有过，只是周朝有过，周朝的太师，太傅，太保，号称“三太”。董卓本已做到了“相国”，也就是萧何的地位，如今他成为太师，比萧何又高层。

凡是人有了“自卑错综”，即自惭不如人而偏要掩饰不如人处之变态心理，每每越作伪，越自信，本来自己知道是在作伪，其后装得久了，反而弄成习惯，自以为真就相信自己果然了不起了。

董卓分明是丢了洛阳，被孙坚挤到函谷关以西，才升为太师的，却反而目空一切，连穿的衣服，乘的车子，张的伞，都仿效皇帝所用的，看他那种作风，大概迟早便要真做起皇帝来了。

他在洛阳初执政权之时，还很顾面子，不用亲戚同乡，到了现在，就专用亲戚同乡，甚至三岁娃娃，也封起侯来。

他纵情女色，又大吃大喝，惟恐自己早晚要死，不得不快一点多多享受。他在西安城(当时叫做长安)的东边盖了一座碉楼，作为公馆，为的是怕人暗杀。在西安的西边，郡县地界，他又盖了一个极大的碉堡，有二百丈周围，墙有七丈高，七尺厚，里面装了够吃三十年的谷子，外加四五十万两黄金，二三百万两白银，无数的绸缎，古董与日用必需品。他的计划是，万一大事不好，他依然可以守在这个碉堡里，等上三十个年头，别人打不进来，自己也不会饿死。

他怕人暗杀，又怕饿死，总而言之，他是怕死。

怕死的人最胆小，最富于猜疑心，也可能变为最残忍，况且他除了怕死以外，又过度纵欲，一个纵欲过度的人，也每每神经衰弱，控制不庄自己潜在的兽性，而变成极残忍。

有一天，他从西安出来，要到他的郿县的碉堡走走。他的若干属僚及文武百官，自然免不了要恭送一番，在“横门”外摆了酒席。他忽然想出用人肉米下酒，便叫人拖来北地郡若干已降的造反人，有几百个之多，先割了他们的舌头，再砍去他们的手脚，挖掉眼睛，放在大锅里煮，当着这些送他的百官的面前。等到这些人肉，搬到案子上来，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煮死，在那里挣扎。他自己满不在乎，依旧吃菜喝酒，把文武百官可吓坏了。其中有吓得把筷子丢落了的，董卓就硬说他心怀叵测，“否则何以如此心虚?”这个可怜的官，当时便被拖下去砍头，剩下来其他的人更加害怕，他们说话稍有口吃，也要被杀。

董卓真把人逼得无路可走。像这样的人，那里可以算得上人，简直是禽兽不如。他的残忍行为，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国历史的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董卓对于卫尉张温，看得很不顺眼，因为张温做过他的上司，当初在凉州讨伐边章、韩遂的时候，恰好有星象家说，该有大臣在这个时候被人杀死，董卓怕应在自己身上，就叫人诬告张温与袁术勾结，把张温绑到大街上十字路口，用竹棍子活括打到断气。

这一来，种下了他自己的祸根。张温的儿子张伯慎矢志报仇，他与司徒王允秘密商量，安排下妙计，董卓完全不知。

却有一位汝南人伍孚，是个大力士，看不过董卓的凶暴，也不和任何人商议。便带了佩刀去拜访董卓，董卓送他到阁门口，拍拍他的肩膀，伍孚回过身来，拔刀便刺，可惜董卓也是一个擅长武艺的人，被董卓躲了开去。当然，伍孚到不了很久，便死在董卓的卫士之手。

董卓哪里知道，伍孚以外，又有一个吕布在暗中准备杀他呢?

吕布和董卓的一个贴身丫环发生暧昧，董卓似乎已经知道。又似乎尚不知道，常常向吕布说，“总有一天要办了你”；但是他仍旧对吕布十分亲信，弄得吕布心里忽上忽下，终于加入张伯慎与王允所组织的秘密团体。

这个丫环，是否名字叫做“貂蝉”，在正史上找不出证据来，她是否本为王允的丫环，也渺茫得很。

但是吕布果然拉拢了十几个勇士，冒充董卓的卫士站在宫门以内，又拉拢了同乡人骑都尉李肃，参加活动。在初平三年的夏天，四月辛已日，董卓上朝，穿了新的朝服，刚要踏上马车，马跳了起来，把他掀倒地上，衣服都弄脏了。他回家换衣服．有一个年轻小老婆(不知道是否貂蝉)劝他不必再去，他偏要去到宫里，一进宫门，便吃了李肃一戟。他大叫“吕布何在”，吕布说，“我正要奉诏严办奸臣!”说罢，他就挺起长矛，刺死董卓。挥手叫伪装的卫士们把董卓的首级割下。

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男男女女都欢呼庆祝，卖了衣服和首饰买酒买肉，又在马路上跳舞唱歌。

董卓的尸首摆在市场上，流出满地的油，老百姓在他的肚脐上点灯，亮了几天几夜。

朝廷派了老将皇甫嵩去攻打郿县的碉堡，原来它虽则是七丈高七尺厚，却不经打，董卓的母亲妻子弟弟儿女，都一齐被杀财产完全没收。

董卓遗留下来的行政大权，落到司徒王允的手中。

八一、也有人替董卓报仇

王允在杀了董卓以后，掌握中央政权，可惜才学不够。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安顿董卓的部下，即驻防华阴的段煨驻防渑池的董越，与驻防山西安邑的牛辅。

段煨为将门之子，世为汉臣，深明大义，尚不足虑，董越后来下落不明，渑池成为吕布的朋友李肃的防地，大概是被李肃消灭了。牛辅在董卓未死以前，已经被董卓调到陕州，他兵力最强，部下有猛将三人：李傕、郭汜、张济。

当董卓被刺的消息传到陕州，这位董卓的女婿(牛辅)便用一种奇怪的方法，替死了的丈人出气。他命令李傕、郭汜、张济三人，率兵向东边打(应该向西边打才对)，不打王允吕布，而打河南东部的老百姓，连寇中牟、陈留、颍川诸县，逢人便砍，不分男女。

吕布派了李肃到东边来打牛辅，被牛辅打败。李肃回到长安，吕布一气，将他斩首。

牛辅在打了胜仗以后，反而心里不安，怕吕布来报战败之耻，又因为自己营中军心不稳，所以就选了一天夜里，带了珍珠金块，缒城而走，却又被心腹卫士胡亦儿害了，珍珠金块丢完，头被割下，送到长安。

李傕、郭汜、张济三人，于是群龙无首，都想投降，派代表到长安，向王允接洽，王允不肯接受他们的投降。王允说，“你们三个人都是凉州(甘肃)人，董卓的同乡，凉州人没有好的，一概不能赦免。”这么一来，不仅李、郭、张三人无路可走，连他们的部下兵士，因为也多半是凉州人，都人人自危起来，不得不反。

王允不肯赦免李傕等人，也有他的理由，一则他们的军纪太坏，二则他们也屠杀过王允的同乡，几百个夹在他们军队里的并州(山西)军官，兵士，与眷属。王允是并州人，吕布也是并州人。但是王允说出“凉州人没有好的”这一句话，就未免太无大臣风度，也太不懂如何办理国家的大事了。

李傕、郭汜、张济等三人，一齐率领部下造反，杀奔长安而来，他们的谋士也是一个凉州人，姓贾名诩，原为牛辅的幕僚。

离开长安不远，在新丰遇到董卓部下的第一员大将徐荣，是王允派来的，徐荣只知有朝廷，不知有个人，所以仍旧替朝廷抵抗造反的人，他打了一个败仗，死在疆场。

另有一员大将，胡轸，也是奉了王允的命令而来，但不像徐荣，他一到前线，就投降李傕，也许是因为自己与吕布积不相能罢。

李傕等人的兵，越裹越多，竟有十几万人了。董卓的另一旧部樊稠，也带队参加。

他们围攻长安，打了八天，吕布守不住，巷战也失败，一溜烟逃走，出了武关，投奔南阳太守袁术。他之所以守不住，据说是有一部分四川兵，做了李傕的内应，开门放敌人城。

王允只剩下一个城楼，和汉献帝躲在上面。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宣布大赦，并且发表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张侪似乎也发表为一个什么将军，或与樊稠相同，发表为中郎将。当然，时间是太晚了。他被强迫下楼，过了几天，就被杀死。

李催等人找董卓的尸首，尸首已经被袁绍一家的门生故吏抢去，烧成了灰，让风刮散在大路上(不仅袁绍的叔父袁傀与异母弟袁基，均为董卓所害，而且袁家留在洛阳的男女老少已经统统被董卓杀死，所以他家的门生故吏要焚董卓的尸，弃董卓的灰)。

李傕等人设法把董卓的灰又扫拢来，买了一口好棺材，正式安葬。似乎天怒未息，在葬的那一天偏偏下大雨，刮大风，坟穴填满了水，将棺材漂了出来。

朝廷上还有一位大官，是正人君子，姓杨名彪，但是他手无兵权，奈何李傕等人不得，只有尽可能伴着汉献帝，随时保驾。

于是李傕便做了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他这个车骑将军，与其他的不同，是“开府”的，有一个“车骑将军府”，广设僚属，等于第二政府。

郭汜被发表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都留驻长安城内，张济则率部出驻弘农郡(河南灵宝一带)，名义是镇东将军。

起初，李傕与郭汜、樊稠，还尊重读书人与老臣，让杨彪做司空，淳于嘉做司徒，周忠做太尉。行政上的日常事务(尚书的事务)都交给这三个人处理(参录尚书事)，长安的秩序与朝廷上的威仪，大体上均过得去，并且还举行了一次儒生考试，成绩好的发表为郎中，次一点的发表为太子舍人。太学(国立京师大学)，也照常上课。

不久，杨彪的司空位置换给赵温，赵温换给张喜，周忠的太尉之职也换给朱儶，朱儶换给杨敞，但事实上投有多大变更。

从董卓被刺，到李傕入京，中间有两个月；从李傕入京到马腾捣乱，中间有三个年头，这三个年头真是大乱中之小治；虽则函谷关以东，袁绍、公孙瓒、曹操、吕布、刘备、袁术等人争战不休，函谷关以西，除了物价腾贵以外，并不能算太坏。

八二、吕布穷无所归

吕布在李傕等人攻占长安之时，与李傕交锋失败，带了几百名亲信骑兵，离开长安，逃出武关，到南阳投奔袁术。

为了便于和袁术见面，他于百忙之中，知道割下董卓尸首的头，拴在马颈项上。董卓曾经杀过袁绍与袁术留在洛阳的家属，所以吕布拿董卓的头，送给袁术作见面礼。

果然袁术对他很好，准他在南阳安顿下来。他得意之余，忘记了约束自己几百名的部下，随他们任意骚扰百姓，甚至奸淫掳掠也干。这就激怒了袁术，吕布看见颜色不对，便匆匆告辞，向北走，由南阳到洛阳，由洛阳过黄河，投奔那据有河内(怀庆)的张扬。

张扬也是并州人，算来为吕布的同乡，而且曾经同为丁原的部下，又可谓老同事(在丁原被吕布倒戈之时，张扬本人不在洛阳，而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郡，奉何进之命扫荡草寇，尚未完成任务。丁原既死，他在上党就竖起反旗，自己做起草寇来，攻打上党太守于山西壶关，壶关他打不下来，就移兵到豫北。占领当时的河内郡，董卓顺水推舟，发表他为河内太守)。

他和吕布二人，本来私交颇好，现在，吕布既不远千里而来，走来投奔他，他也就表示欢迎。

不过张扬部下的高级军官，多数看不起吕布，甚至不肯忘记吕布杀过丁原，因为他们也是并州人，跟随过丁原的。尽管张扬待吕布好，他们仍旧想杀了吕布，到长安李傕、郭汜那里，一方面可以请赏，另一方面还可以替死了的丁原来出气。

吕布聪明得很，看出形势不对，他就向张扬说：“听说长安政府通缉我，赏格很高，你和我是同乡，与其杀了我去领赏，倒不如活捉我押解去，可以领得多点。”

张扬实在不曾有杀他的意思，听了吕布的话不免生气，就顺着吕布的口气，也不解释这只是部下存有此心，而他本人毫无此意，他对吕布说：“你的看法很对，与其杀了你去请赏，倒不如把你捉了，送个活的到长安，赏金可以多些。”

这一来，却把吕布吓坏了，索性不辞而别，溜到邺县(河南临漳)，去投袁绍。

袁绍知道吕布能干，把他留了下来，并且叫他帮忙讨伐常山(河北正定)的黑山贼张燕。这张燕绰号张飞燕，骑马如飞，原本姓褚，是博陵大盗张牛角的好朋友，于张牛角死的时候，继统他的部下，改姓了张。他逐渐扩充，居然跨有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有一百多万人之多，号称为黑山贼．与黄巾互相呼应。汉灵帝的朝廷有本领解决张角、张梁、张宝，却不能奈何张燕。

当袁绍袭夺了韩馥的冀州，又与幽州的公孙瓒交锋之时，张燕与公孙瓒结成一气，所以袁术在打平公孙瓒以后，就去打他，却好有吕布跑来帮忙。

吕布骑在赤兔马上，可以飞上城墙，跳过深沟，张燕尽管绰号飞燕，却要逊他一筹。吕布带了几十个老部下(原来有几百个，只剩下几十个了)，天天冲进张燕的阵营，把张燕的人杀得落花流水，这样一连搅了十几天，张燕的实力大受影响，只好让出正定一的地盘，躲到山里头去。

那时候，一般兵士与人民都佩服吕布的英勇．流行了两句谚语：“马中有赤兔，人中有吕布。”

吕布表现得太好，引起了袁绍的猜忌，吕布请求增加兵员，袁绍不准，吕布和他的部下，发起老脾气来，奸淫掳掠一顿，袁绍大不开心。

吕布感觉到此地又非藏身之处，便表示要回洛阳。袁绍就以盟主的资格，代表皇帝命令吕布为“署理”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之官，用清朝的制度来比仿，便是“直隶总督”，而当时的直隶，不是河北省，而是宝鸡至郑州的一个地方，包括长安洛阳在内。自然，吕布获得了“司隶校尉”之名，不仅无法治理潼关以西仍为李傕、郭汜所占据的地域，也没有多大力量可以治理洛阳一城。洛阳自从被董卓烧了以后，荒凉得很，是群盗出没的所在。

是袁绍太不光明，发表了吕布为司隶校尉，却又派人假装替他饯行，暗图谋害。吕布机警得很，临时自动要求表演弹琴(筝)，他在帐篷里弹了一会，便换人代弹，帐篷外边的袁绍刺客，还以为他正在越弹越高兴，其实他已经骑了赤兔马，独自一人溜走了。

八三、偷曹操的兖州

吕布慌慌忙忙，逃出冀州的首城邺县，想再回河内郡去找张扬，又怕张扬的部下高级军官依然想活捉他，送到长安李傕那里去领赏。

他不知不觉奔到黄河以南，开封附近的陈留郡，却有此郡的太守张邈，硬要留他，还要捧他做自己的上司，送一个兖州牧给他做。

这张邈是山东人(东平郡寿张县)，生平最重义气，大家讨伐董卓之时，他已经官为陈留太守，与弟弟广陵太守张超，同为最初发难的五人之一(其余三人，是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由，东郡太守桥瑁)。袁绍并不在内，袁绍是在他们五人会盟于酸枣(河南延津)，以后不久，才被推为盟主的。

张邈一向和曹操也是至好，我在前面曾经提过，曹操于参加讨董，筹款募兵之时，颇得他的支持。曹操在初平三年，也就是董卓为吕布所杀的明年，受了鲍信等人的邀请，由河北赶到兖州，帮助打平那杀了兖州刺史刘岱的青州黄巾，共总收编了黄巾三十余万，就做起“署理”兖州牧来，继承了刘岱的位置。张邈所管的陈留，是兖州的一郡，他很拥护曹操。

曹操做兖州牧，做了两年，吕布流浪于袁术、张扬及袁绍之间也有两年。曹操不曾料到，好朋友张邈要把吕布捧起来抢他的位置，原因是，曹操不该到南边徐州去打陶谦，更不该杀人太多，引起张邈与陈宫等人的愤慨。

曹操之所以到徐州去打陶谦，一是他的父亲曹嵩，由洛阳到琅邪(青岛附近)带了不少箱子，经过徐州地界，被陶谦所派的护送人员杀了，抢去那些箱子，所以曹操要兴师问罪，替父亲报仇，一口咬定是陶谦授意那些护送人员，谋财害命，而且参加分赃；二是，在徐州下邳县有一个造反的人，姓阙名宣，自称皇帝，陶谦不但不讨伐阏宣而且与他连成一气，曹操似乎为了尊重汉朝的正统，也不能不打陶谦。

这陶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是读书人出身，原籍丹阳，当过县长，也当过军官，在车骑将军张温麾下担任参事，与董卓算是同僚，山东黄巾既起，徐州也有黄巾，朝廷派他为徐州刺史，负责安定徐州，他果然能把本地的黄巾肃清，办到人民安居乐业，五谷丰登，其他各地有很多不能如徐州好，逃难的都走到徐州来逃难，所以陶谦这个人还不算坏。

但是他也有点毛病，好喝酒，又喜欢恭维，在他的左右，有一个曹宏，是个小人。为了曹宏，陶谦也得罪了不少人。《三国志》说他残害良善，却束免过甚其辞。

至于曹操的父亲曹嵩之死，实在与陶谦无干，阙宣造反，陶谦起初固然是未敢声讨，但后来阙宣是他杀的，阙宣的部下也未尝不是他招安的。

陶谦不肯与袁绍曹操等一批反对董卓的人混在一起，也是事实，直至董卓死后，对于李傕、郭汜及其所劫持的长安朝廷，陶谦也同样尊重，他不惜劳苦，派代表冒险穿过群雄的防区，去上表进献，朝廷对他也很好，封他为溧阳侯。

所以曹操之打陶谦，除了为了替父报仇，申讨他勾结伪皇帝阙宣两个原因以外，政治立场之不同，也未尝不可以算作一个第三原因，至于，把徐州并吞过来，兼有兖徐两州，如此的地盘思想，又何尝不是一个第四原因呢?

曹操这时候拥有三十万“青州兵”(在兖州收编了的青州黄巾)，满以为一举可以把陶谦吃掉，果然势如破竹，占领了十几个城市，会战于彭城(江苏铜山)，杀得陶谦大败，砍死成万的人，尸首填满了泗水，“泗水为之不流”。谁知陶谦得了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帮忙，在退守郯城之时，居然稳住，曹操没有办法。

刘备是奉了公孙瓒之命，到青州帮助刺史田楷抵挡袁绍的，现在又奉了田楷之命，到徐州来帮助陶谦抵挡曹操。刘备此时的兵力仅有嫡系一千余人，难民及乌桓胡兵几千人，加上陶谦拨给他丹阳兵四千人，共总一万多人而已，一万多人守都城，而曹操的几十万人无办法，是否曹操粮尽(如《三国志》所说)?曹操已经占有十几个城市，又占有彭城，哪里会有少粮的问题呢?刘备之其雄，无可否认，曹操之深佩刘备，大概也是由于这一次战役。

曹操自己在退兵的时候，未免太不英雄了。他战不过刘备。却拿无辜的老百姓出气，一连屠了五个城市及其所属乡镇，杀了男女数十万人，鸡犬不留。哪五个城市呢?取虑，睢陵，夏丘，彭城，傅阳。

这种不人道的野蛮行为，谁听了都要发指，我们又怎能怪陈官张邈二人以好朋友的资格气得发抖，而激于义愤，立刻对付他呢?

陈宫是东郡人(河北濮阳)，生平好交朋友，交游遍于天下。他是否为中牟县的功曹，不得而知。

曹操以前由洛阳出来，逃开董卓的掌握，走到中牟县因行迹可疑被捕，为县府的一个功曹所救，方才得释放。

这位功曹可能就是这位陈宫，但“捉放曹”一戏离开事实很远，因为，吕伯奢全家之被杀，其地点是在中牟西边，洛阳东边的成皋附近，此中牟功曹决不在场。

陈宫之开始帮曹操，也许是曹操奉袁绍委派，做到东郡太守的时候，也就是“中牟蒙难”以后的一年多光景(初平二年秋冬之际)。东郡为陈宫的家乡，曹操喜欢搜罗人才，到了东郡做太守，自然不能把胨宫放过。

据吕布的老婆说，曹操曾经待陈官如赤子，把陈宫当儿子待(这可见曹陈二人友谊之深)。“捉放曹”里面的陈宫，却是一位“老生”!

陈宫深恨曹操屠杀几十万无辜人民，所以毅然决然，劝陈留太守张邈，共反曹操。倘就私交而论，陈官本不该如此，而且曹操十分地信任他，把东郡留守后方的事务全权付托，东郡首县东武阳也交由陈宫派兵驻扎。

陈官向张邈建议．迎吕布来代替曹操为兖州牧。吕布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加上张邈现已掌有的十万雄兵，大可割据一方，静观时变，张邈颇以为然，就联合陈宫与弟弟广陵太守张超，共迎吕布为兖州牧。

吕布以一个穷无所归的人，得到如此遭遇，真是喜出望外。张邈的十万雄兵，就成了他的队伍，他把整个兖州完全收归己有，以濮阳为他的大本营。只有三个城，始终忠于曹操。不肯依顺且布，吕布也打他们不下，这三个城，一是荀彧所守的鄄城，二是枣祗所守的东阿，三是靳尤所守的范县。

八四、被曹操赶走

那时候，是兴平元年的夏天，曹操正在统领大军第二次到徐州，在都城前线与刘备拼命，后方出了如此大的乱子，真是出他不意。他连忙收军，退到济宁南边的五十里地方，看见当地有一段山道，叫做亢父的，吕布不曾派兵驻守，才放下心来，说吕布果然无大作为，只知道据着濮阳，眼光看得见一城，看不见全州，把这个亢父之险轻轻地忽略了，又把济宁北边的东平，黄河的一个好渡口的所在，也忽略了。

其实吕布由于鄄城，东阿，范县三个城县，俱未得手，也许不便越过这三城南守亢父。曹操以为吕布不堪一击，一口气跑到濮阳，与他交锋。谁知一交锋就吃了一个大败仗。他的青州兵，原是青州的老黄巾，经不起吕布的骑兵一冲，就乱了阵容，各自逃命，害得他自己也跌下马来。他的营盘也起了火，烧了他的左手。倘不是他临时机警，告诉吕布的骑兵说，“那边一个骑黄马的便是曹操”，恐怕不死也要被人活捉。

他和吕布相持于濮阳城下一百多天，毫无结果。秋风既起，又遇着蝗虫满天飞来，军粮没有着落，百姓也家家挨饿，他只好退兵鄄城，吕布进军山阳(山东金乡)。

当年的冬天，曹操移军东阿。陶谦在徐州逝世，临死以前，把徐州的位置让给刘备。刘备请陶谦让给声望比他高得多的袁术，陶谦说：“你不必让了，袁术不过是冢中枯骨而已。”袁术这时候已经离开南阳，经陈留郡到了寿春(安徽寿县)。

曹操想出了一个主意，对付吕布。他声东击西，使吕布疲于奔命，吕布的马虽快，也经不起老是奔走。曹操在兴平二年春天，先攻山东的定陶，到夏天又攻河北的钜野。吕布与陈宫带了一万多人来救，曹操利用地形，设上里伏，在半途打败他们，跟着就占领定陶。吕布回兵到了定陶，看见定陶被占，又听说兖州各个小城池也被曹操分兵收复，就失掉了自信，向南奔逃，到徐州去投刘备。

这一来，把陈留太守张邈可害苦了。张邈把家属付托给弟弟张超，叫他死守雍丘(杞县)，自己到寿春去找袁术请求救兵，未到寿春，在路上就被部下的兵士杀掉。弟弟在雍丘守了四个月，被曹操攻破，自杀。他的家属，完全被曹操杀光。

张邈、张超兄弟，有个义气朋友，姓臧名洪。臧洪原籍是广睦郡射阳县(江苏准安)，曾为张超的功曹。张氏兄弟与刘岱，孔由，桥瑁，盟于酸枣，倡议讨董，是臧洪在幕后鼓吹。盟会的时候，操盘歃血，朗诵盟词的，也是臧洪。其后他奉了张超之命，到蓟县去见幽州牧刘虞，经过袁绍那里，被袁绍留住，请他权理青州刺史，当了两年，政绩很好，调为东郡太守。(补曹操的缺)张超在雍丘死守的时候，深信臧洪必定来救，所以一直守了四个月。臧洪呢，在东郡天天急得号哭，同袁绍请兵，袁绍不许。张超既败，臧洪一怒，便与袁绍断绝。袁绍派兵围他，围了一年多，城里的人有七八千男女都饿死了，也不肯降，还活着的也宁愿与臧洪同归于尽，不肯离开他。城破的时候，臧洪被袁绍话捉，袁绍仍旧想用他。他大骂袁绍，说：“我亲见你称呼过张邈为哥哥，我的上司张超自然就是你的弟弟了，你却拥了重兵，见死不救!你辜负了汉朝对你家的厚恩，与天下人士对你的期望，我恨不得拿刀把你杀了，为天下报仇。”袁绍听了这些话，只好把他杀了。

当时有一位书生陈容，是臧洪的小同乡，也是至好朋友，于城破以前被臧洪遣散出来，到了袁绍那里，恰好在座，看见袁绍要杀臧洪，便挺身而出，说：“将军欲为天下除暴，何以先杀这样忠义的臧洪?”袁绍说：“你不是臧洪一类人，何必如此呢？”陈容说：“是否一类，全看是否合于仁义，合于仁义，就是君子，不合于仁义便是小人，今日我宁与臧洪同死，不愿与你袁绍同生。”他说出这些话，当然也只有一死了。

可惜臧洪、张邈、张超，如此义气，却为了一个不成材的吕布而死!

八五、又偷刘备的徐州

吕布在钜野吃了败仗，回不了定陶，带了陈宫，高顺等一批人，其中有一个姓张名辽的在内，慌慌忙忙，奔到下邳城，来投徐州牧刘备。刘备把他们安插在小沛居住，一住就是一年多，刘备没有想到，这穷无所归的，偷了兖州又丢掉兖州的吕布，会有一天也要偷占他的徐州。

这已经是建安元年的冬天了。这一年，秋天里发生一件大事，那便是曹操走到洛阳，从韩暹手中，夺到由长安逃出来的汉献帝，送到许昌，自为献帝的“大将军，录尚书事”，以此发号施令，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意图拉拢刘备，就用汉献帝的命令，封刘备为宜城亭侯，拜为镇东将军，刘备很高兴地接受下来。

也许吕布是因为看见曹刘交欢而心中不安，他和曹操，为了兖州的地盘而结下了如此深仇，如何能看见刘备受曹操之命而不害怕?

同时，袁术也在勾结他，煽动他。讲起当时的派系来，袁术与刘备同为公孙瓒的朋友，都是袁绍的敌人，原应该站在一起(袁术与袁绍本是同父异母的弟兄，却为了种种原故，已经变成仇敌)。但是，刘备的徐州，与袁术的地盘邻接，袁术野心勃勃，意图并吞，所以顾不到什么立场，便派兵来打，刘备也亲自出马，加以抵抗，相持于淮河两岸。曹操原属于袁绍的一派，和袁术是对头，极恨吕布。他想拆散刘备与吕布的结合，所以就赶紧夸奖刘备，封他为侯，拜他为将军，也顾不得当初他打陶谦的时候，在下邳城吃过刘备的亏。

在袁术呢，既然已经和刘备打仗，自然什么方法都要用，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吕布，叫他从小沛偷袭下邳，答应先送他军米二十万斛。

吕布果然照办，下邳是徐州的首县，守将二人，一为陶谦的旧部下曹豹，一为张飞，曹张二人感情不睦，曹豹做了吕布的内应，下邳入于吕布之手。

刘备尚在淮河前线与袁术对垒，听到消息，赶快回来，已经来不及了，并且老婆与儿子均陷在下邳城中(这位老婆娘家姓什么?这个儿子名字叫什么?现在却难考定)。刘备退兵到广陵郡，想来想去，只有向吕布投降的一个办法，吕布也居然答应，把刘备接了回来，安顿在当初刘备安顿他的地方：小沛。

刘备不敢再自称为徐州牧，吕布却自称为徐州刺史来。为了客气，吕布请刘备自称豫州牧。

袁术听到吕布偷得下邳，以为目的已达，就赖掉二十万斛军米，不肯送来。这与吕布之接受刘备投降不无关系。

后来，袁术又听到吕刘二人言归于好，吕布指定小沛给刘备驻防，便赶紧派了大将纪灵，带了三万兵来围小沛，在离城不远的地方，遇到吕布也带来了步兵一千，骑兵二百，赶来调解。辕门射戟的一出，在此演出，纪灵慑于吕布的威名，居然退兵。

刘备居于吕布之下，竞有两年之久。到了建安三年九月，两个人才又翻脸，并且是吕布主动。吕布看见刘备在小沛力量慢慢恢复，又有了一万多兵，便决定先发制人，一举把刘备击溃，连小沛也不让他立足。

八六、死在白门楼下

刘备在吕布之下，屈居两年，他的耐心确是可佩，但是只要吕布对他一击，他新招的一万多兵就溃不成军，丢掉小沛，也未免太不行了。吕布此时，部下有高顺、张辽、陈宫，可谓人才济济，对外也有袁术作为声援。刘备呢，虽有勇敌万夫的关张二人，一则地盘太小，仅有区区小沛，二则对外与袁术结了新仇，与曹操又未能化除旧恨(在吕布偷他的徐州之时，并没有如何帮忙)，可以说十分孤立。在小沛之东是吕布的下邳，在小沛之南，是袁术的淮河，在小沛之北与西，是曹操的兖州与豫州。

正如他当初在陶谦卵翼之下，担任“豫州刺史”之时，我们这位“豫州牧”刘备，所管的仅有全豫州约六分之一：沛国。还有六分之五，粱国、陈国、鲁国，及颍川、汝南二郡，都在曹操手上。

沛国的首县是小沛，小沛一去，也就无所谓沛国了。刘备又是独自逃走，不管家眷，于是再度把老婆儿子丢掉。这一次丢的老婆，除了一位原配(?)以外，还有糜夫人在内。她是糜竺的妹妹，是刘备在上一次失掉下邳，辗转于海西一带时，被哥哥送给刘备的。

刘备和关张等人，向开封逃去。刘备是否就一口气逃到许昌，投奔曹操呢?不是的，他不是一个逃难的人，只求活命或吃饭的，他一定是在离开小沛不远的地方，就派了代表，到许昌去，请求救兵。

曹操之恨吕布，远甚于恨刘备。刘备不过是请他吃过败仗，叫他拿不到陶谦的郯城。吕布却偷过他的兖州，几乎叫他不能见人。而且吕布与袁术颇有勾结，袁术已经在建安二年春天僭号称帝。与许昌的汉家朝廷势不两立，所以曹操就决定派了夏侯惇带兵去救刘备。

夏侯惇到了徐州，帮不上刘备的忙，反而被吕布射瞎了一只眼睛，吕布的射术是有名的。

夏侯惇与曹操本是堂房弟兄(曹操的父亲曹嵩原姓夏侯，抱给太监曹腾做过房儿子，才改姓曹)，曹操一怒，自己带兵去打吕布。他在建安三年九月间出兵，十月到了彭城，活捉彭城国相侯谐(汉朝在景帝之后，每个王国都是国相管理行政，国王不当家，只管领岁费，吃饭享乐)。曹操老脾气又发，把彭城的人民一齐屠杀干净。

曹操的军队到达下邳，吕布率领骑兵迎击，部下一个猛将成广，被曹操活俘，吕布只好退人城中，派人向袁术请救。

袁术出兵，但离开寿春没有十几里，遇到一支曹操的兵，略一接触，便缩了回去，吕布也算是错交了他。

曹操把下邳城团闭围住，围了一两个月，毫无结果。吕布常常开城出来打，打得曹操的兵甚为疲倦，颇想罢兵回去。

荀彧的侄儿荀攸劝曹操不必退兵。再加紧进攻。郭嘉也是同样主张。刘备在旁边，自然惟恐曹操不干。曹操决走下一个辣手．他把沂水与泗水引了来灌下邳城，城里面装满了水，人民与军士只好住到屋顶与城墙上去。吕布的大本营也搬到一个城楼，叫做白门楼。　　，袁术在寿春，绝对投有再派兵来救的意思。吕布当初答应过把女儿嫁给袁术的儿子，又听了陈登的话，在女儿已经送走以后，中途把女儿追了回来，并且使袁术派来七路大兵，由张勋率领，大攻徐州，吕布费了很大力气，又用了反间计，把张勋与同来的韩暹、杨奉拆开，才躲过了危险，这是建安二年的事。

吕布现在困守在白门楼。急得没有主意，以为袁术之不肯来救，莫非怪他不肯送女儿给他家，想了以后，就把女儿捆了起来，绑在马上，派兵于夜间冲过曹操的围兵，送到袁术那里去。

女儿是送走了，依然毫无救兵的消息。他又想到自己的老婆颇美(是貂蝉吗？)而关羽为人颇重义气，何不把老婆送给他，请他在刘备与曹操面前转圜?想定以后，就立刻把老婆也绑起来，当真送给关羽。关羽收下以后，就问曹操说：“可以收下吗？”曹操说：“当然可以。”过了一天，关羽又问。曹操又说：“当然可以。”后来关羽老问，曹操被他问出兴趣来，就说：“你不妨解到我这儿给我看看。”关羽于是送来吕布的老婆，曹操说：“很好，就留在我此地罢。”(以上是《蜀记》所述，不知是否可靠，)吕布等不到关羽什么消息。他的朋友张扬才真是关心他的，张扬已经发兵，忽不料却为部下杨丑所卖。杨丑是想投降曹操。不久又有一个眭固，杀了杨丑，替张扬报仇，并且带走张扬的兵，想去投奔袁绍。曹操听到了，派了一个史涣，去打眭固，把眭固杀了，收编了张扬的兵。

吕布在白门楼毫无办法。却禁止部下喝酒。有一位将军，姓侯名成，被人偷掉了一匹马，幸而追了回来，同袍们贺他，就喝起来了，侯成并且敬了吕布一杯，被吕布痛骂，大丢面子，他怀恨在心，这时候就领头投降，绑了陈宫来见曹操。

吕布看见大势已去，自己也守不了白门楼，就下楼投降。他向曹操说：“你所怕的，不过是吕布一人，吕布现在服你了，所以天下的事已无问题。你带领步兵，我带领骑兵，还有打不平的地方么?”刘备却向曹操说：“你别听他的话，他当初对付丁原、董卓的故事，还不值得你参考么?”

曹操说：“好!”就叫人把吕布、陈宫、高顺一齐杀了(张辽却被留了下来，其后做了曹操部下第一等重要的军官)。

八七、董承是干什么的？

曹操杀了吕布，并不把徐州还给刘备，却发表一位姓车名胄的为徐州刺史。他叫刘备跟他回许昌去，在汉献帝的朝廷里当一名左将军。左将军的地位，与前将军，后将军，右将军一样，相当于九卿，以刘备的地位资望来说，他已经算不小了。

在前后左右四位将军之上，另有四位将军，地位相等于二公：一是大将军，二是骠骑将军，三是车骑将军，四是卫将军。

曹操自己，于建安元年七月，把献帝从洛阳接赴许昌之时，叫献帝拜他为大将军，封为武平侯。其后，因为袁绍不肯拥护许昌朝廷，曹操特地把“大将军”让给袁绍，自己屈就“行车骑将军事”，作一个第三名的“一级上将”，并且还要谦称为“权理”的。“行”就是“权理”。

“骠骑将军”一职，暂时虚悬，宁缺无滥。曹操的意思，想把这个位置，留给尚待招抚的群雄之一(后来是送给孙权了)。

卫将军的名义，已经由汉献帝送给了董承。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的部下，和李傕、郭汜、樊稠、张济是老同事。他随了李傕等人到长安，替董卓报仇，杀了王允，一直留在长安。他和献帝，还有点亲戚关系。他的姑姑，正是汉献帝的祖母(也就是灵帝母亲，历史上称为董太后)。

李傕等人据了长安以后，有两个年头在大体上还过得去(兵士们骚扰百姓是有的)；到了兴平二年春天就出了问题。甘肃的马腾、韩遂来打长安，被赶回去，赶到宝鸡之时，韩遂向樊稠说：“你我本是同乡，公是公，私是私，何妨谈谈家常？”樊稠答应了，就在兵士们众目睽睽之中，两匹马凑近谈谈家常。等到樊稠回到长安，李傕早已接到侄儿李利的密报，便把樊稠请来吃饭，出其不意，杀了樊稠。郭汜颇不以为然，从此与李傕生了嫌隙。

李傕惟恐汉献帝被郭汜影响了，就逼迫汉献帝离开宫殿，搬到自己的营盘里来。郭汜要抢汉献帝，于是发生巷战，长安的人民遭殃，物价飞涨起来；结果，郭汜抢不到皇帝，便也把大臣们太尉杨彪以下都绑了票，扣在自己身边。

汉朝的朝廷到了这步田地，远不如董卓在世的时候了。董卓的旧部之一张济，在报了董卓之仇以后，到东边去驻防于弘农(陕州)，以防备函谷关以东的群雄，这时候特地带兵来到长安，作李傕、郭汜之间的调停人，并且请献帝搬到陕州他那里去。李、郭居然被他和解成功，互相换一个女儿作为人质。献帝也被他迁出长安。

献帝到了华阴，郭汜后悔，想从张济手上抢走献帝，逼他西迁于郦县，但是公卿大臣都不赞成，他只好离开军队，独自一人，走入南山中。他的部下就和公卿翻了脸，用起兵来。

是董承与一位杨定想出主意，把献帝送到一位老黄巾杨奉的军营里，才脱了危险。杨定是甘肃人，本是李傕的部下，为了看不惯李傕“目无君上”，已与李傕分道扬镳，而且图谋暗杀过李傕。至于老黄巾杨奉，他是山西人，在山西的黄巾号称“白波”，他是“白波”的首领。他到长安来“勤王”，与张济约略同时，也许是应了董承之邀。

杨奉把汉献帝保了，郭汜的部队没有办法。郭汜自己便又与李傕连成一气，连张济也加人了，三个人共同追赶杨奉，要把献帝夺回去。到了离开陕州只有六七里的地方，地名叫做曹阳涧，杨奉的军队与献帝车驾被李傕、郭汜、张济三人的追兵赶上，大战一场，杨奉的军队惨败，杨奉一面与李傕等讲和，一面暗中派人到山西招了另外两个白波首领韩暹、李乐来陕州助战。韩暹带了不少的白波而来，又约了南匈奴的右贤王去卑，带来不少匈奴骑兵．结果，杀了李傕等人的队伍几千人；但是李傕等再战，杨奉、韩暹、去卑三方面联合的军队又遭惨败。

杨奉与董承商议，只好请献帝于深夜渡过黄河，安顿在(山西)河东郡太阳县李乐那里。

山西南部的最大势力，属于河内太守张扬。张扬主张送献帝回洛阳，董承赞成，杨奉、韩暹、李乐都不赞成。董承而且为韩暹所怀疑，被赶了走，逃到张扬那里。

张扬与董承二人，也不管杨奉等人如何主张，先动手布置洛阳的宫殿，派工匠修理，又与刘表疏通．由刘表派兵到洛阳来保护。这一来，果然声势浩大，杨奉等人也只好赞成了。

在建安元年七月甲子日，汉献帝渡送到了洛阳。张扬说：“皇帝是大家的，我不愿意把持，所以我就回河内(怀庆)去”。杨奉也说：“我也不愿意把持，让我到梁县(开封)去驻扎”。留在洛阳护卫汉献帝的，是董承与韩暹二人。董承做了卫将军，韩暹做大将军，杨奉做车骑将军，张扬做“太司马”。地位却是一样。

卫将军董承是一位不安于现状的人。他暗中与曹操联络，叫曹操乘着张扬已回怀庆，杨奉外居开封，赶快派兵到洛阳来，把韩暹赶走。其实，曹操自己本已想来，在献帝尚未到达洛阳之时，他已经派了曹洪西来，是这个董承自己守住险要地方(成皋？)，把曹洪挡住的。现在董承既要他来，他当然来了。

他的大兵一到，韩暹单骑逃走。这是八月间的事。九月庚申这一天，献帝的车驾出了轘辕关。向许昌进发。杨奉从开封赶来邀击，没有赶上。到了十月，曹操已经把献帝在许昌安顿好了，专程来打杨奉．杨奉逃奔安徽，去投袁术，曹操占领开封。

这杨奉、韩暹二人，后来帮袁术去打吕布(建安二年夏天)，受了吕布煽动，同袁术所派的主将张勋倒戈，弄得张勋全军覆没。但是吕布骗了他们两人，不给他们地盘，他们只好再度落草为寇，恢复老黄巾(白波)的生话。他们后来投奔刘备，杨奉死于刘备之手，韩暹想逃回并州，在路上被一个县长杀了。

八八、袁术做了一场皇帝梦

在建安三年冬天，曹操杀了吕布，把刘备带回许昌，将吕布的左将军名义送给刘备。

到了第二年，即建安四年的春天，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曹操又把自己的车骑将军名义让给董承。

在这一年三月问，袁绍消灭了公孙瓒，取得幽州，加上已有的冀州，青州及并州，成为四州的共主．也就是黄河以北的独霸。在群雄之中，算他首屈一指了。

他的弟弟袁术，却正在走着下坡路。袁术本是司空袁逢的嫡子，为大太太所生，不像袁绍为丫环所生，而且已经过继了出去，绐左中郎将袁成做儿子。左中郎将的地位，也远不及司空。所以袁术一向看不起自己的哥哥，有一次，哥哥要捧大司马幽州牧刘虞当皇帝，以代替董卓所立的救献帝，袁术认为哥哥太无出息。皇帝，为什么不自己当？

杀太监的时候，哥哥的地位是司隶校尉，他的地位是虎贲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相当于皇家羽林军的司令。董卓揽权，请他做“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之流并列，阶级与九卿相等。他不敢留在洛阳，溜到南阳去，恰好孙坚从长沙赶来，杀掉南阳太守张咨，这南阳太守的名义便由孙坚出面，上表请汉献帝发表给袁术；也不管救献帝及其“相国”董卓是否同意，袁术即刻便做起南阳太守来。

那时候豫州刺史孔由也出了缺，袁术用同样的上表手续，请孙坚做豫州刺史，可谓礼尚往还，孙坚自然也不客气。

不巧袁绍也派了一位周昕来当豫州刺史。袁术一气，用兵把周昕赶走。兄弟二人，开始结仇，那时候，孙坚已经到洛阳去打董卓。

荆州刺史王叡，也是孙坚杀的。董卓派了刘表来做。孙坚打下洛阳回来，便听袁术的话，到襄阳去打刘表，不幸阵亡。刘表于董卓死后，一面与董卓的旧部李傕、郭汜通声气，受长安朝廷的命令，被升任为荆州牧，封为成武侯；另一方面，也与袁绍勾结，作袁术的对头。袁绍竟与杀了孙坚的刘表，互相勾结，也是袁术最气不过的。

初平三年冬天，扬州刺史陈温病死，袁绍派了一位袁遗来做。当时的扬州包括安徽北部，首县是寿春(安徽寿县)。袁术派兵把袁遗赶走，另派一位陈瑀来做。

袁绍叫刘表从后面逼袁术，袁术抵挡不住，大怒之下，领兵到了河南北部地方，要与驻在邺县(临漳)的袁绍，一决雌雄。偏偏曹操从兖州率领大兵赶来帮助袁绍厮杀一阵，弄得袁术溃不成军，逃到寿春去找自己的扬州刺史陈瑀。

那陈瑀忘恩负义，竟然不让袁术进城。袁术虽然不行，对付一个陈瑀还算有余，不费什么力气，就把陈瑀赶走。

袁术就自己做起扬州刺史来，并且自兼一个所谓“徐州伯”。“伯”的意思是“霸”：“徐州伯”，就是“徐州的霸主”。这时候是兴平元年春天(初平四年的次一年)，李傕、郭汜在长安执政，他们为了拉拢袁术，就封他为阳翟侯，拜为左将军。汉朝末年的左将军真不算少。刘备以前，有吕布；吕布以前，有袁术。其实袁术已经受过董卓之拜，为“后将军”，不甚希罕这左将军的名义。

孙坚死的时候，袁术知道他在洛阳宫中获得了传国玺，存在吴氏夫人(吴国太)那里，便强迫她交了出来，据为已有。所以袁术心中，久已有了做皇帝的意思，哪里会把区区左将军的名义看得认真呢?

自从西汉末年以来，学术界与民间流行了一种迷信说法，叫做“五德终始”，以为汉朝是火德，大舜是土德，火能生土，代替汉朝的一个朝代，必为大舜的苗裔所创。王莽已经上过当，他以为王家是战国齐王之后，也就是大舜之后。该轮到他当皇帝。

王莽是失败了，袁术偏要再蹈他的覆辙。原来袁家是春秋时代陈国大夫辕涛涂的子孙，而辕涛涂也是大舜的苗裔之一。袁术想当皇帝的理由，正与王莽相同。

既有“五德终始”的进信为依据，又加上这个从吴国太手上夺来的传国玺，袁术格外觉得够资格做皇帝了。

在建安二年春天，袁术宣布即位，自称“仲家”。他的国号是什么，年号是什么，都不曾留下记载。

在夏天，他要求吕布与他结亲，把女儿嫁给他的“太子”。吕布不肯，而且把他的钦差捉起来，送给曹操。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吕布为“左将军”。

袁术大为生气，就派了大将张勋，率领七路兵马，包括以前保过献帝车驾的老黄巾杨奉、韩暹，与吕布决战。谁知吕布挑动了杨韩二人，叫他们倒戈．弄得张勋全部覆没。吕布一直追到寿春城下。

同时，曹操又疏通好了孙策，叫孙策勿念与袁术的世交，仍旧忠心于汉朝，封他为乌程候，拜他为骑都尉，“兼理”会稽太守，后来又拜他为明汉将军。

在秋天，曹操自己来打袁术。袁术迎战，又是大败一场，损了大将桥蕤。

以后的一年，建安三年，曹操忙于对付张绣与吕布，没有多少功夫来收拾袁术，袁术因此就获得了一年的苟安，享受他的皇帝生活。他不惜工本，大修官殿，多选嫔妃，嫔妃的衣服穷奢极侈，结果是，区区扬州小半州地盘哪里负担得起?扬州的一大半并不在他的掌握之下，他只有九江卢江二郡，九江郡为寿县蚌埠一带，非今日的江西九江。其余四郡，丹阳，会稽，吴郡，豫章，已被孙策占了。

不过一年，他已民穷财尽，又听到吕布被曹操解决。徐州入于曹操之手，他势将腹背受敌，就十分恐慌起来。

在建安四年夏天，他决心离开寿春，烧去了自己的宫殿，到潜山去投奔自己的部下雷薄。这位雷薄刻薄得很，给老上司一个闭门羹。另一位部下陈兰，也是如此。

袁术穷途末路，就想与自己的哥哥言归于好，袁绍雄据四州，比自己有办法得多，不如把皇帝的名义让给他担任。

袁绍接到信，虽不表示就干，心中十分愿意，就派人接他。他也就整理行装，准备带残余的亲信队伍，到邺县去。他没有料到，曹操已经派了新任的左将军刘备(袁术是最先担任左将军的，其后曹躁叫吕布打他，便把左将军的名义进给吕布。这时候，吕布已被杀死，所以左将军的名义，又由曹操送给刘备了)，带了关羽张飞及精兵一千多人，在徐州的大路上等他。

他只好中途折回。回到安徽，到了离开寿春，还有八十里的江亭，呕血而死。

左将军刘备，替曹操立下这个功劳，却忽然翻起脸来，杀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车胄，把徐州的地盘抢回，叫关羽守住下邳，自己再度驻防小沛，加速度招兵买马，准备与曹操一拚。

原来刘备早就在许昌，和车骑将军董承约好，要杀了曹操，迎袁绍来替汉献帝当家呢!

八九、刘备被曹操打败

董承似乎是一个天生的阴谋家。他的个性与春秋时代晋国的里克差不多，令人有“为子君者，不亦难乎”之感，李傕与杨奉均失败在他的手中。若非刘备早动手了一步，使得曹操觉察出来，曹操也许要上董承的当，死在许昌。

如果曹操被董承暗杀了，或被董承用政变的方法关了起来，明正典刑，对于汉朝的大局是否能够有利?恐怕未必!因为能继承曹操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只有袁绍一人；而袁绍的目无朝廷睥睨皇室，与曹操比起来只有更坏。对于汉献帝个人呢，袁绍是一向不大肯承认汉献帝为合法的，说不定要来一下“废立”。废掉了献帝，换上一个，这于献帝的生命都会发生连带影响。

如果董承自己够材料，或刘备确有再兴汉室的把握，自然又当别论。

所谓衣带诏，究竟有没有，我们不得而知。假定献帝写过这个诏书，叫董承、刘备杀曹操，何以曹操在杀了董承以后，不和献帝算账呢?这是建安五年正月的事，一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死，始终没有和献帝算过这个账。

曹操在建安五年正月，杀了董承与他的同谋者种辑、吴硕、王服，同时杀了这些人的妻小与亲戚(夷三族)。刘备那一方面，曹操就派了两个将军去打，一个是王忠，另一个与死了的兖州刺史同名，叫做刘种。这两个人均非刘备的敌手。曹操只好自己去跑一趟。

那时候，袁绍已经与曹操翻了脸，正在摩拳擦掌要大举南征，吞掉许昌。刘备也已经与袁绍结了好，派有代表孙乾住在他那边。所以便有人劝曹操：“丢开袁绍而转身东向去打徐州的刘备，万一袁绍由北面打过来，你会措手不及的。”

曹操断定，袁绍是一个狐疑的人，如果打刘备，袁绍可能不出兵，反之，刘备是有决断力的，如果打袁绍，刘备必然动手。所以，不如先打刘备的好。

刘备占了下邳与小沛以后，响应他的人很多，不到多时，兵力就有了几万，他以“深得人心”见长，果然所传不虚。

但讲起军事学识来，他究非曹操的敌手。曹操最熟悉《孙子兵法》，曾经注解过《孙子兵法》一遍，题为《孟德新书》。

况且曹操展近又接收了吕布手下的猛将张辽。只张辽一个人，就足以担当一方面。所以曹操带张辽一到徐州，便击溃刘备于小沛，俘虏了他的妻小，又活捉关羽于下邳，把关羽也收归自己的部下。

刘备单枪独马逃到青州(首县是今日的河北南皮)。青州刺史袁谭是袁绍的儿子，也是他的学生。袁谭一面赶忙报告袁绍，一面派人送刘备去邺县(河南临漳)。

袁绍十分兴奋，亲自出迎，走到邺县城外二百里的地方等候刘备。自古以来，很少有迎接客人如此热心的。

可惜关羽、张飞二员猛将并未同来。关羽已经被曹操带到许昌去，张飞却流落到汝南。与地方上的黄巾搅在一起。

九○、袁绍也被曹操打败

曹操与刘备交锋是在建安五年的春天，到冬天便与袁绍决斗。

本来，袁绍也想找曹操打。他在消灭公孙瓒以后，就曾经选了步兵十万，骑兵一万，大举南征，不过，没有敢真动手，一到黎阳便踟蹰不前。

当刘备在徐州杀了车胄，和曹操翻脸，派人联络袁绍。正是给袁绍一个好机会，可惜袁绍依然犹豫不决(他当初打董卓，也是这个作风)。

等到曹操只留下一个于禁，而亲自到徐州去和刘备作战的时候，黎阳前线空虚，袁绍仍旧毫无动作。田丰劝他动手，他推说儿子生病，把田丰气得要死。等到徐州之战成为定局，袁绍这才着急起来，其实已经迟了。

袁绍派人去告诉刘表，请刘表从南方夹攻曹操。谁知刘表也不够材料，也是一个迟疑不决，甚至是一个坐观成败之徒。

刘备丢掉徐州以后，来到袁绍的身边，但已帮不了袁绍多少忙；他的兵士所剩无几，关张二猛将又不知何往。

关羽已经到了曹操那里，被曹操带到白马津来，一战而斩袁绍的大将颜良。这是建安五年四月的事。

文丑是否也是关羽所杀，正史上没有明说。过了一些时候，关羽才离开曹操，投奔到袁绍军中，来找刘备。

刘备、关羽在秋天到汝南，和当地的黄巾首领龚都合作，威胁许昌。也许是先有张飞占了汝南一个古城，交结了龚都，刘备这才说动袁绍，让他和关羽离开河北，跑到汝南来担任这一方面的任务。曹操派蔡阳来打他们，被他们杀掉。

袁绍那里，大军南下，到了中牟附近的一个济河渡口，叫做官渡，袁绍的兵力很雄厚，沿着济河北岸，摆了几十里长，依傍沙堆扎营。曹操的兵力相当单薄，但也不得不拉成几十里长，以资对付。

袁绍就原有的沙堆子，垒上沙土造成若于土山，在山上射箭，居高临下，弄得曹操的兵拿盾牌当伞，才挡住那雨一般的飞箭。后来曹操发明了一种炮车，利用杠杆的原理，把大石头抛到袁绍的营中，打碎土山上的平顶楼房，才算挽回了劣势。这炮车，曹操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霹雳车，因为大石头落在敌人山上，轰然一响，如同霹雳(雷)一样(这个霹雳炮有没有火药在内，值得疑问。传说，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才有火药；至于火药用在军事上，传说也要迟到北宋之末，虞允文抵抗金兀术的时候。但是三国时代，郝昭用过火箭来对付诸葛亮，却是事实)。

袁绍又设法掘地道，曹操也掘地道。袁绍所掘的是南北向，曹操所掘的是东西向。袁绍所掘的是地下的，曹操所掘是露天的。因此，袁绍又白费了气力。

这已经是建安五年九月了。从四月间，关羽斩颜良的时候算起，两军相持已经快有半年。曹操的粮食快完，颇想退兵。荀彧从许昌写信给他说：“两军相持了如此之久。双方均已疲倦，到了用计的时候，千万不可想退，一退就不可收拾。袁绍的实力可谓最强，他现在是被你抵住于一个官渡口子。你若是把他放了进来，那就不堪设想。当初刘邦项羽相持于鸿沟之间，双方都想退而不敢退，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曹操接受荀彧的建议，就用起计来。他派徐晃去劫袁绍的粮，果然毁了袁绍不少粮食(这徐晃原为杨奉的部下，被曹操收服下来，成为他的五位名将之一。五位名将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张辽，原为吕布的部下，张邰，原为袁绍的部下，他们和徐晃三人均是曹操用招降的方法得来的。只有乐进、于禁二人堪称嫡系)。

张郃这时候尚在袁绍营中，袁绍在十月间听说曹操又来劫粮，而且自己出马，带了五千人来，就将计就计，派张郃来劫曹操的大本营。

张郃说：“与其去劫营，不如去护粮。守粮的是一位淳于琼。一定敌不过曹操。”袁绍坚持自己的意见，张郃便只好去劫营。

果然淳于琼不是曹操的敌手，粮食被曹操烧光，淳于琼被砍，一千多守粮的兵被割了鼻子放回来，使得袁绍大营的兵人人见了胆寒。便有小人向袁绍说：“张郃自以为颇有先见之明，颇为得意。”这句话传到张郃耳里，张郃索性就向曹洪投降。曹洪是大本营的留守，不敢受降，荀攸在旁边劝他，曹洪就姑且允准了张郃。谁知道后来大败马谡于街亭的，正是这位张郃呢!

袁绍的兵，听说张郃投降，自相惊扰，被曹操一击，全军崩溃，袁绍只带得了八百名骑兵逃走。

曹操把袁绍的兵整整活埋了七万多人，到了第二年，即建安六年，曹操又在老黄河边上，大破袁绍于仓亭。袁绍连遭官渡与仓亭两次大败，一蹶不振，得了吐血的病。

曹操放开他，赶到汝南来收拾刘备，刘备只好去投奔刘表。

刘备在刘表那里安顿于新野地方，一住就住了六七年。刘表并无与曹操一决雌雄之意。

袁绍吐了一年多的血，到建安七年五月，便死了。

九一、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都被曹操解决

袁绍在临死以前，把他的冀青幽并四州地盘，分别传给三个儿子一个外甥。袁谭是大儿子，得到青州；袁熙，二儿子，得到幽州；袁尚，小儿子，得到冀州。高榦，是外甥，得到并州。

曹操听说袁绍已死，就进兵来打。袁谭守住黎阳的渡口，袁尚跑来助战。曹操越打越凶，袁谭、袁尚守得越紧。这是建安七年秋天与冬天的事。

刘备在南方，由新野进展到叶县，想夺许昌。曹操派了夏侯惇、于禁抵挡，刘备诈败，夏侯惇和于禁就穷追，追到一段狭路上，刘备放火烧两旁的草木，夏侯惇和于禁吃了一个大亏。但是刘备也没有力量再来。

到了建安八年春天，曹操打下了黎阳，进兵至邺县城下。邺县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漳，是当时冀州的首县，也就是袁尚的都城。曹操一时打不下邺县来，到了夏天五月，就听从郭嘉的话，留一个将军守黎阳，自己退兵回许昌，又进兵到西平，装着要打刘表的样子，让袁谭袁尚兄弟二人松一口气。郭嘉告诉曹操，这两位姓袁的弟兄久已互相水火，一有机会便要阋墙，重演父亲袁绍与叔父袁术的故事。

在袁绍的部下之中，原有两个派系，一个捧大公子袁谭，一个捧三公子袁尚。郭图与辛评属于前者，审配属于后者。曹操退兵的时候，袁谭向袁尚要铠甲，以便追击曹兵，袁尚不给，袁谭就攻打邺县，两兄弟战于城门之下，果然如郭嘉所料。

袁谭打不过袁尚。退到青州的南皮县。到秋天八月，袁尚大举向袁谭进攻，抢了南皮，袁谭退到平原，一面死守，一面派了辛评的弟弟辛毗，到曹操那里去递降表，请求救兵。

曹操问辛毗：“你的上司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辛毗说：“你别问他是真投降或假投降，他与袁尚不和总是真的，这就于你有利，为什么不派兵帮忙，收渔翁之利呢？”看辛毗口气，倒不是替袁谭投降，而是替自己投降，后来他居然成为魏国的要人。

曹操十分赞许辛毗的高论，其实他早就胸有成竹了。他明知袁谭不是真正投降，故意和袁谭攀亲，要袁谭的女儿做媳妇。然后，就进兵黎阳，为袁谭而声讨袁尚。

他的大兵一到黎阳，袁尚慌忙丢了平原，回保邺县，曹操看见袁尚回来，故意好整以暇，慢慢地掘一条运河，把洪水通到白沟，说要运粮。袁尚真是糊涂，以为局面不够紧张，居然想抽一个空，在建安八年二月再到平原去打袁谭。他一走，曹操就加紧打邺县，把邺县围得紧紧的。围到六月，城里的人死了一半。守邺县的正是审配，也亏他能干，守得那么久。

袁尚只好又从平原带兵赶回来，与城中举火为应，准备在北门外两军会师。审配开了城门出来，被曹操打回去；袁尚的军队扎在城外，也被曹操围了。袁尚求和，曹操不肯，袁尚的若干大将又临阵缴械，袁尚只好只身逃走。丢了全部的印绶盔甲与锱重。这些东西，曹操叫人拿给守城的人看，城内军心立刻瓦解。虽则审配还想死守，他自己的侄子审荣，却以东门校尉的资格，半夜开城，引进曹兵，袁绍留下来的冀州就这样子完了。

袁尚想逃到并州去，高榦不欢迎。高榦正在派人向曹操投降，后来曹操叫他仍旧做并州刺史。

袁尚就逃到幽州的故安县，依附二公子袁熙。袁谭很得意，着手收编袁尚的部队，不料曹操忽然说他背约。把他的女儿送还，跟着就派兵打。在当年冬天，曹操就打下平原，袁谭退守南皮，到了建安十年正月，袁谭出了南皮想逃，被曹操的兵捉住杀了。袁绍留下来的青州，于是也入于曹操之手。

二公子袁熙在幽州，等不到曹操来进攻，已经被部下触焦驱逐。他奔到柳城(辽宁县附近)，依附辽西乌桓的单于蹋顿。于是，袁绍所留下的幽州，也完了事。

曹操一鼓作气，去打乌桓。高榦听到稍息，忽然又造起反来(也许他并未造反，是曹操硬诬赖他)，曹操就派了乐进、李典，攻打壶关。又派杜畿做河东太守，在南边堵住高榦的去路。

乐进、李典打不进壶关去，累得曹操自己出马，从建安十一年正月打到三月，打了进去，高榦溜出并州向北跑，想跑到匈奴那里去求救，走到上洛郡，就被上洛的都尉捉住杀了。于是袁绍所留下的并州又稳稳当当地入于曹操之手。

九二、连辽西乌桓也入于曹操掌握

冀、并、青、幽四州，加上已有的兖州、豫州、徐州，与司隶校尉部，全国的十三州部之中，曹操还没有拿到手的只剩五州。这五州是刘表的荆州，刘璋的益州，马腾、韩遂所占的凉州，士燮兄弟所占的交州，以及孙策的弟弟孙权所占有的扬州。但是扬州六郡．孙权只占了五郡，九江郡(安徽寿县蚌埠一带)已在曹操之手。益州呢，刘璋已经接受许昌朝廷的命令，而且派过壮丁来帮助曹操。凉州方面，一时尚不足为患，因为李傕在建安三年夏天，已被曹操所派的斐茂，将他铲除；马腾被曹操请到许昌，当了九卿之一(卫尉)，尽管韩遂的力量犹在，却也不敢怎样。至于交州，虽则士燮以土著汉人的资格，位居交趾太守，又有几个弟弟分为合浦太守、九真太守、南海太守，势力确是雄厚，但是他一则并未自为刺史，二则仍旧与许昌朝廷通声气，接受许昌朝廷的封拜，以“绥南中郎将”的名义“董督七郡”。

简单言之，当时不服从曹操的王化的，只有荆扬二州。换句话说，也只有刘表、孙权二人。所“曹操在吞并了袁绍所遗留的冀并幽青四州以后，就注意到如何去解决刘表、孙权。

他本可以乘战胜之威，移师南指，但因为袁熙、袁尚二人尚在(他们逃躲在辽西乌桓的单于蹋顿那里)，不得不先对他们与蹋顿再用兵一次。

这蹋顿单于号称为三郡乌桓之长。哪三郡呢?江东、辽西、右北平。什么是乌桓呢?乌桓便是东胡的一部分，东胡在西汉初年为匈奴所灭，经了三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到东汉后半叶，又渐渐强盛起来，分为两大族，一是鲜卑，一是乌桓。鲜卑的大酋长檀石槐，曾经利用匈奴内部的分裂，与汉家合作，西连乌孙，把匈奴故地一举而囊括为己有。可惜他一死．一切就化为乌有了。再其后乌桓渐渐强盛，颇有与鲜卑平分秋色的样子。

乌桓与鲜卑在曹操的时候均是各分为若干部落，而不相统率。在乌桓之中，比较强有力的是蹋顿。他有三个郡的许多部落，服他指挥。至于代郡及上郡的若干乌桓部落则领袖另有其人(代郡的是普富卢，上郡的是那楼)。

因为东汉朝廷失掉驾驭边疆的力量，所以蹋顿等人的势力就壮大起来，又因为中原干戈扰攘，成千成万的中原人逃到乌桓与鲜卑的部落里面，苟且偷生，教会了乌桓以打仗与治民的办法，所以蹋顿等人就成为割据的英雄。

曹操决心和蹋顿干一下。他领带大兵到了易水，把锱重留在易县，轻骑上徐无山，穿出卢龙塞(河北迁安县西北)，走了五百多里没有路的山谷，自己开路搭桥，山上有二百多里没有水。自己凿井，要凿三十几丈深才得到水，同时又找不到粮食，杀了马当粮食，一共杀了几千匹，这样子千辛万苦。总算出其不意，一下子出现于柳城附近。

蹋顿和袁熙、袁尚慌忙应战于白狼山，被张辽率领前锋的军队一冲，就溃不成军，蹋顿和袁熙、袁尚带了几千人逃走，到辽东去投靠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把他们三人杀了，将首级送给曹操。

蹋顿部下的军民，向曹操投降的有男女二十余万。这二十余万人之中，有不少男的被曹操抽选为骑兵。再加上袁尚、袁谭、袁熙与高斡的旧部，曹操真是不怕没有兵可用了。况且在打平河北的时候．又有所谓黑山贼张燕，率领了变相的黄巾十几万人向他投降过。

曹操有了如此雄厚的力量，区区刘表真不是他的敌手。

九三、刘表被曹操吓死

刘表如果生在平时，真不愧为一名循吏。他把荆州治得很好。全境七郡投有土匪，对境外的军阀也大致能够相安。所以人民颇能够安居乐业，从各地方跑到荆州来避难的颇为不少。其中读书人很多，诸葛亮便是这些读书人之一。

他若是稍有问鼎中原之心，不难乘曹操东征袁术，吕布，刘备之时，或北征袁绍、袁尚、袁谭、高榦、蹋顿之时，出十万兵占领许昌，把汉献帝抢来或是杀掉，令曹操首尾不能兼顾。然而他始终不动，坐失机缘，却不肯依顺曹操，偏要与袁绍勾结，又在袁绍失败以后收容刘备。明眼人看不出他刘表，究竟是打的什么主意。

讲到他的来历，本是董卓一派。荆州刺史原为王叡。这王叡被孙坚杀了，孙坚推袁术做，董卓就派了刘表来，刘表这时候颇有点办法，他利用自己是朝廷所任命，名正言顺，号召了不少本地人帮忙，把袁术赶走，把各郡收复，袁术叫孙坚来打他，他叫人射死孙坚于襄阳城下。

其后他一面继续对董卓及其继承人李傕、郭汜效忠，一面为了对付袁术起见，与袁术的敌人袁绍勾结。

不久，南阳为张济的侄儿张绣所占，刘表也把张绣敷衍得还可以。张绣不啻被他利用，成为他与曹操之间的缓冲。其后张绣接受了贾诩的建议，在曹操正要与袁绍拼命而不放心后方之时，突然投降曹操，叫曹操非常欢喜。刘表应该恐慌了，偏偏不到一年，就有刘备来替他作屏风，情愿驻防新野，为他于必要时挡一个头阵。

东边呢，尽管孙策、孙权老想替孙坚报仇，有黄祖在江夏(武汉)，也不要紧。等到孙权把黄祖打败，刘表就派长子刘琦做江夏太守。好在以孙权的力量，要想把荆州一口气吞掉，还不太像。

然而曹操在打下了袁氏三兄弟与高榦、蹋顿以后，回师南指，来势就与孙权迥不相同。曹操如果想一口气把荆州吞下，似乎并非难事。

刘表想了又想，越想越急，就急得吐血而亡。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被曹操吓死的。

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发兵，刘表在八月间死。到了九月间曹操兵临新野，刘表的小儿子刘琮迎降，刘备于事前退兵到樊城，听到刘琮投降的消息，慌忙带了十几万难民向江陵的路上走。曹操选了五千匹马，一天一夜跑三百里，在刘备的后面追，追到当阳长坂坡，遇见张飞。张飞以二十几个人断后，向曹操的军队大吼一声，曹军被他止住。恰巧孙权派来的代表鲁肃，这时候也来到了长坂坡。

鲁肃问刘备：“将军想到那里去？”

刘备说：“我要去苍梧(广西梧州)。”

鲁肃说：“找谁?”

刘备说：“找苍梧太守吴巨，他和我有点私交。”

鲁肃说：“不如去找我的长官孙权。吴巨如何保得了你?更不能借兵给你抵挡曹操。孙权据有江东六郡，兵精粮足，你不如到孙权那里去。”

刘备听了鲁肃的话．又看见曹操的追兵已到，就放弃江陵之行，改道向东，走到汉水边，与关羽从襄阳带来的几百条船相遇，一齐驶到江夏。

在江夏，大家开了一个会。刘琦也赞成鲁肃的意见。结果，刘备派诸葛亮跟鲁肃到柴桑口(江西九江)，去找孙权。

曹操那一方面，追刘备一直追到了江陵，追不到刘备。江陵在当时称为南郡，是刘表屯积军械、军粮、与军船的地方。曹操把这些东西完全接收，接收了以后，就浩浩荡荡，顺着长江，向江东进发。

九四、年轻的孙权竟想抵抗

那时候，局面真是紧张得很，以曹操的威力与声势，实在不难一鼓把刘琦收拾，孙权荡平。

孙权在曹操的眼中，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而巳。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已经有五十四岁，孙权才有二十七岁，刚刚有他一半年龄。

年轻的孙权能够有多大本事呢?无非是继承爸爸与哥哥的遗产罢了。哪里能比得上曹操白手成家，自己干了一番事业?

孙权年纪虽小，却能够侍候得了爸爸手下的几位老将：程普、韩当、黄盖；又能团得住哥哥所结交的几位朋友：张昭、周瑜、吕范；并且除了这些人才以外，又能自己再选拔一些，如诸葛瑾、顾雍、步骘。这样的年轻人，也就够厉害的了。

他的哥哥孙策，原来也是一个年轻人。孙策独霸江东之时，年纪才有二十一岁；至死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六岁。

孙策在兴平二年，向袁术讨回了父亲孙坚的兵一千余人，走到和县，又号召到新兵四五千人。

这时候，江东最重要的城市叫做曲阿(江苏丹阳)，住在曲阿的是扬州刺史刘繇。刘繇有两位大将，一叫樊能，一叫张英。他们守住和县东南的横江浦与当利口．这两个口子是采石矶对面的桥头阵地。在孙策未来以前，袁术派吴景、孙贲二人打这两个口子，打了一年多，打不下来。

吴景是孙策的舅舅，孙贲是孙策的堂兄。

孙策一到，不费什么力气，就把樊能、张英赶走，夺了这两个口子，渡过江，占领采石矶。孙策进一步，与秣陵城的守将交战，杀了三千人，俘虏了一万多，把秣陵城拿到手中。

刘繇在曲阿，接到报告，做了孙策的内应，丹阳太守周尚就赶紧逃走，孙策于是白捡得一个丹阳郡。从丹阳．他经过溧阳宜兴，到浙江，占领了会稽郡(首县是浙江绍兴)。会稽太守王朗，被他赶到了福州去。他由浙江，一面回兵打苏州，杀了吴郡太守许贡，一面伸兵封南昌，受豫章太守华歆之降。

扬州六郡地方，他已有了丹阳、会稽、吴、豫章四郡。总计还不到一年工夫。他把豫章郡分出一半来，以今日的吉安为中心，成立一个新的郡，叫做庐陵郡。

到了建安四年，袁术失败，袁术的大将张勋率部投奔孙策，被庐江太守刘勋中途拦截，吞并了他的部队。孙策替张勋报仇，把刘勋骗到江西去打上饶的土豪，自己轻兵冲到安庆，袭取了庐江郡(首县是安徽合肥)。

这么一来，孙策的地盘又添了庐陵庐江二郡。

在建安五年，孙策被刺。刺他的是前任吴郡太守许贡的儿子与朋友。他的六郡地盘便由弟弟孙权继承。孙权的年纪，才有十九岁。

孙权继承这六郡地盘以后，过了八年，就和曹操在赤壁打了一仗。

九五、赤壁之战

曹操在拿下荆州以后，写信给孙权说：“我奉了皇帝命令，吊民伐罪，一把军队向南开拔，刘表的儿子刘琮就束手请降，现在整理好八十万人水军，准备和你在吴郡打仗。”

恰好刘备也派了诸葛亮做代表，在不久以前到了柴桑口(江西九江)来会孙权，劝他抵抗。孙权便召集自己的文武百官开会讨论，其中多数人均以为曹操力量大，主张投降。

那时候，周瑜不在孙权身边。孙权本人在柴桑口，周瑜已经被派遣到吉安去打土匪。鲁肃对孙权说：“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请周瑜来商议?”孙权就把周瑜找了回来，征求他的意见。

周瑜说：“曹操号称有八十万兵，实际上不过二十几万，其中有七八万是刘表的旧部，未必肯死心塌地替曹操打仗，剩下的十五六万北方兵士，一定水土不服。况且他们骑马惯了，乘船在江中作战，非其所长，所以不足畏。”

周瑜的结论是：“给我五万人，保可以把曹操打破。”

孙权说：“你的话正合孤意，曹操那老贼，早就想废了汉朝，自己做皇帝了，所怕的不过是袁绍、袁术、吕布、刘表与我而已。现今二袁一吕一刘均已消灭，只剩下我一人与他作对。我和他势不两立，只有作战。五万人，恐怕一下子召集不齐，先给你三万人怎么样?”

周瑜就带了这三万人，从柴桑口开到江夏(武汉)，会合刘备的兵一万多人，与刘琦的兵一万左右，便不顾一切，溯长江而上，与曹操的大兵决一死战。

两军相遇的地点是湖北嘉鱼县西南，蒲圻县正西的赤壁。赤壁是一座山，位于长江右岸；对岸的镇市，叫做乌林。

周瑜这一边，除了人数太少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他与程普二人是左右二督，职权相等。另外有刘备、刘琦两个单位，刘备也决非周瑜所能指挥。区区五万人，而号令如此之不统一，能够战胜曹操，真是奇迹。

难为了鲁肃，他担任赞军校尉，颇能折冲于孙权、周瑜、程普之间。周瑜本人，也懂得对老年的程普低声下气，换取程普的合作。至于刘备、刘琦方而，有诸葛亮作为联系，大体上不生什么问题。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和鲁肃是好朋友。鲁肃便根据这个关系，取得诸葛亮的密切合作。

最了不起的，要算是黄盖了。他是湖南人，孙坚、孙策的老部下，做过九任县长．官至丹阳郡的都尉(汉朝每一郡设太守一人，都尉一人，太守是文官，都尉是武官)。以曹操那么聪明，居然能被黄盖骗过。黄盖诈降，曹操居然有点相信(黄盖不曾挨打，只写过一封降书，所谓苦肉计并无其事)。

曹操不该在两军稍一接触之时，就把大军移到长江左岸，把所有的船只扣在一起，又在乌林的树木之旁扎营。他看见黄盖押了粮船来投降，刚发现粮船是浇了油的草船，已经来及躲避了。黄盖在离开曹军仅有二里之时，把草船一齐放火，这些船箭一般地冲去，刻之间，曹军各船烟雾弥漫，曹操无法抢救，所有的船烧光，又烧到岸上乌林的树木，连及二三十万人的营帐。周瑜的兵紧跟上来，逢人便砍，砍得曹操溃不成军，夺路向江陵逃走。

走了一半，穿过华容道(湖北监利县北边)，遇到关羽拦杀一阵；幸亏关羽的兵少，才没有被关羽活捉(华容道一出戏上，说曹操是被关羽卖人情放走的；不确)。

在曹操后面，周瑜与刘备领二军，由水陆两路紧追。

曹操慌慌忙忙地到了江陵，把曹仁留了下来死守，又跑到襄阳，留下徐晃，这才一口气，逃到黄河北岸的邺县，借口要到潼关去对付马超，而不敢回许昌去。

周瑜和刘备赶到江陵．刘备占领长江南岸，造起一座新城，叫公安城，周瑜先派甘宁占住夷陵(宜昌之西)，又亲自到夷陵帮助甘宁抵敌来战的曹仁，再跑到江陵，与曹仁大战，夺下江陵。

他在江陵作战之时，不幸中了一箭，射在腰上。

九六、周瑜死得可惜

周瑜到了江陵之战的明年，亦即赤壁之战的第三年，就死于箭疮，他死，确是孙权的一大损失。

他有勇气，又有眼光。并且他肚量也很大，容得住人，与《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恰好相反。

就他的勇气来说，带了三五万人与曹操约二三十万人死拼，不能不叫人佩服。就他的眼光来说，他能够认得出来刘备是一个英雄，劝孙权把刘备软禁在京口(镇江)，说刘备好比一条蛟龙，如果一旦得到云雨，就要飞出池子。他知道关羽、张飞是“熊虎之将”，颇想用这两人的力量，替东吴打平天下。最叫我们惊异的，便是在战略的计划上，周瑜竟然与诸葛亮不谋而合，他同孙权建议，带领奋威将军孙瑜(孙权的堂弟弟)去打四川刘璋与汉中张鲁，打下来以后，留孙瑜在汉中，自己回来，与孙权共同进驻襄阳。从襄阳汉中两地，分两路以钳形攻势解决曹操。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也说过：“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次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

他与诸葛亮之间，未必有若何芥蒂。两人才气相若，惺惺相惜，在赤壁一役合作得很好，绝未屡次图害，如《三国演义》所述。他受了程普很多次的侮慢，俱能优容，使得程普到最后对他心折。程普说：“和周瑜做朋友，如同喝多年老酒一样，只觉得甜，不觉得醉。”何况诸葛亮不比程普，他和诸葛亮各有各的老板，谈不上争功争位。

诸葛亮对他也绝对不会有所谓三气周瑜的事，大敌当前，曹操的政权一日尚在，诸葛亮决不肯与东吴倾轧，抵消自己的力量。

在赤壁之役以后．紧接着的是江陵城的争夺战。周瑜是攻城司令，而刘备本人“身在行间”，可见两军合作之密切了。

那时候，荆州刺史一职，由孙权与刘备二人共推刘琦来担任。刘琦是刘表的长子，依照当时新封建主义的风气，十分名正言顺。但是没有多久，刘琦就得病而死。孙权与刘备二人互推为徐州牧与荆州牧，孙管徐州，刘管荆州。

刘备派诸葛亮率领关羽、张飞与赵云三人，去收拾了四郡，这四郡就是长沙、零陵、桂阳、武陵，都在今天的湖南。

荆州共有七郡，剩下的三郡是江夏郡、南郡、南阳郡。南阳郡(包括襄阳)仍在曹操之手。江夏郡(武汉)与南郡(江陵)归了孙权。孙权叫程普守江夏，周瑜守南郡。

所谓借荆州的事，实际上并非借全部的荆州，而只是借南郡的一部分，即长江南岸的几县，包括“油口”。(其后改名“公安”)以及宜都、枝江等地。《三国志·吴志》说刘备借过荆州，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里辩说没有，其实都弄错了。

《三国演义》上说，在周瑜与曹仁战于江凌城下之时，诸葛亮派了关羽袭取襄阳，算是一气周瑜。其实关羽之夺取襄阳，远在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十年以后，而且不是得之于东吴之手。

《三国演义》上又说刘备在镇江，谎称荆州有事，骗了孙夫人私逃，走了两天，便到江西九江的柴桑口，东吴派了好几批人马来追，第一批是徐盛、丁奉；第二批是陈武、潘璋，第三批是蒋钦、周秦，都完全没有办法。最后周瑜自己又带了水军来追，并且还有黄盖、韩当在内。追了很久，刘备、孙夫人渡到长江北岸，上岸奔逃，周瑜又登陆紧迫，正在危急，幸亏关羽埋伏在此，把周瑜杀败，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进裂，倒在船上。这算是二气周瑜。其实刘备之由镇江回荆州，事前曾向孙权辞行，孙权并无硬留之意，更用不着周瑜自告奋勇，带了那么多的猛将来追。

《三国演义》上提到诸葛亮第三次气周瑜，是周瑜率领五万大兵入川，经过荆州城下，忽见城上已经被赵云的兵占住，于是“勒马便回”，却有“四路军马一齐杀到”，关羽从江陵杀来，张飞从秭归杀来，黄忠从公安杀来，魏延从彝陵小路杀来。周瑜到了此时，只好“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其实江陵正是周瑜所管，也就是南郡的首县。周瑜是南郡太守，他死后由程普继任，所以南郡一向是在孙权这一边(到了建安二十年五月，周瑜死后五个年头，才移交给关羽)，那里会忽然被赵云偷占呢，周瑜想入川是有的，而且孙权已经赞成，叫他准备；不过他到了镇江请示，由镇江乘船回任，走到半途就死了，死在岳阳(巴丘)。

他死的时候，是建安十五年，年纪才有三十六岁。真是可惜。

九七、三分天下

周瑜死前，遗书保荐鲁肃。孙权就命令鲁肃代领周瑜的兵，驻扎陆口(湖北嘉鱼西南)，又调江夏太守程普，继承周瑜为南郡太守。

那时候，建安十五年，刘备驻扎公安，亦即南郡首县江陵的对岸。湖南全省的地盘属于刘备。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资格兼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武陵郡的居民多半为“蛮夷”，刘备对他们只采取一个羁縻的政策，所以无需乎督)。

孙权的地盘增加了江夏，南郡二郡。孙权本想借曹操与周瑜交战之时，乘虚袭取合肥，但未能成功。守合肥的是一位扬州刺史刘馥，他听了别驾蒋济的话，假说曹操已经派了很多兵来，把孙权吓了回去。

但孙权在南方却有意外的收获。广东、广西与安南，一举而入于他的掌握。这三处地方当时叫做交州，分为七郡；其中交趾郡的太守士燮最有势力，他奉了曹操的命令兼督其他六郡，刘表所派的刺史奈何他不得。等到赤壁之战以后，他看见孙权强于曹操，就投降了孙权，欢迎孙权所派的交州刺史步骘听从他的指挥。

曹操那一边，在建安十四年与十五年两年之问没有什么作为，暂取守势。他在邺县住得很久，盖了一座铜雀台以娱晚景(这个铜雀台是在赤壁之战以后才盖的，诸葛亮游说孙权之时，这个台还没有动工，曹子建也还没有作那篇铜雀台赋。赋上有“连‘二乔’于东西兮，若长空之啜蝀”，被《三国演义》上的孔明，改成“揽‘二乔’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因此才产生了曹操想夺取二乔的传说)。

曹操一生不曾受过如此的挫折，似乎颇知自愧。他下了一个命令求才，又颁布了一个“手敕”自明心迹。他说，自己起初原不想当丞相，只希望略立一点功名，不负乡人的选举，家乡人选他做孝廉，他自问本非“岩穴等名之士”，所以不敢不勉力做出一番事业来，以免辜负众望，但是所谓事业也不过是当一个征西将军之类，在边疆上打回把胜仗，博得一个封侯而已。谁知道，自从出仕以来，时势造英雄，逼得他一步一步地到了今天的地位。虽则没有什么了不得，可是，“如果没有我，汉朝早就没有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称帝称王．把中国分成若干片呢!”他又说，有人怀疑他，说他想篡位当皇帝，真是冤枉得很。他说，他何尝不想把兵权政权交还国家，可是交还了以后，后果堪虞，仇人结得很多，难免不被人暗算。所以，只好干下去了。为了表示自己确无野心起见，特地把自己的封邑四县三万户，交还三县，共两万户，只留下武平县一万户。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如此客气，到了建安十八年却又一举而割了十个郡自肥，由武平侯而晋爵为魏公。这大概也不是他自己所预料得到的。

一方面，有董昭这个佞臣在怂恿他，另一方面，他在建安十六年打败马超、韩遂等十个西凉首领，取得了渭河流域，扩展地盘及于甘肃固原；到建安十七年，又与孙权交锋，由合肥推进到芜湖对岸的长江边，不免志得意满。

同时候，刘备在西边，于建安十六年入蜀，在建安十七年与刘璋翻脸，到建安十九年占有成都。天下三分的局面，于是造成。

九八、夷陵战役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一月，关羽在吴军强攻下败走麦城。十二月，死于章乡。

次年，出现曹魏代汉的重大政治变局。曹丕终于作了皇帝。

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耻于关羽遇害，决心出军击孙权。张飞军尚未出发，竞被帐下将所杀。七月，刘备亲自率军东进伐吴。

八月，孙权即遣使向曹魏称臣，卑辞奉章，并送还曹魏降将于禁等。曹魏朝臣皆贺。

我们从曹魏大臣刘晔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到蜀汉政权已经处于何等的危局之中。

史书记载，孙权遣使求降时，曹丕征询刘晔的意见。刘晔分析说：孙权无故求降，一定是国内面临危机。孙权此前袭杀关羽，占领新州四郡，刘备愤怒，必将兴师攻伐之。外有强敌，众心不安，又担心中原乘机进攻，所以委地求降，一来可以避免中原之军的进攻，二来可以借取中原的支援，以壮大自己，迷惑敌人。孙权善于用兵，灵活多变，一定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现今天下三分，中原占有十分之八。吴国和蜀国各保一州，阻山依水，如果遇急难可以互救，这才是小国之利。现今竟然还相互攻击，是天亡之也。

刘晔的分析，是极有战略眼光的判断。所谓“天亡之也”，已经洞见吴蜀交兵导致的深切危机。

蜀汉军东进，双方在巫和秭归地方对抗。

公元222年春正月，刘备水军屯据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刘备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驻营于夷道犭虎亭。又派人联络五溪蛮夷，得到响应。

蜀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吴军主将陆逊准确把握战机，大破刘备军于犭虎亭。将军冯习、张南等战死。刘备自犭虎亭退回秭归，收台离散兵众，舍弃战船，由山路撤退。

夷陵战役，蜀军几乎全军覆灭。据说一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战死者的尸骸顺水漂流，塞江而下。

此后不久，刘备就去世了。

天下“鼎足”形势虽然依旧，但是诸葛亮设想由荆州和蜀中两路北上的计划，已经彻底成为泡影。而蜀汉国力军力的弱势，也已经十分显著。

诸葛亮隆中战略规划的出发点之一，是重视孙权集团的军事政治实力，这就是所谓“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其基本原则，也包括“外结好孙权”。

事实上，刘备决意出兵，已经标志营基本国策的转变，也意味着战略主攻方向的转变，可以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历史前提，是蜀汉最高决策者自己放弃了“隆中对”提出的战略计划。

夷凌之战，是蜀汉军事史与政治史的重要转折点。自称继承刘汉政治绪统的这个政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一战役，标志者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已经定局。明眼人已经能够看到，有实力实现统一的，只有曹魏一家了。

也就是说，最终实现新的“大一统”的任务，也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曹魏政权的肩上。

九九、诸葛亮的神话

如果列示历代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排行榜，诸葛亮必定可以位居前列。

杜甫有“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诗句，说明这位一代名相在世人心中，很早就具有了至上的地位。

诸葛亮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中少有的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政治风格的人们所共同称道而享有美誉的政治家。在民间，他又成为智慧的象征。

诸葛亮行政的特色，据说可以成为从政者的典范。宋人胡曾说他“勤劳躬亲”，“俭约节适”。清人李光地说他“立法甚严，自律极谨”，甚至赞美他“八面打开，光明洞达，无一点黑暗处可以起人疑惑”。假若果真如此，在千古从政者中，自然是风毛麟角了。

诸葛亮自陈心志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更成为一种献身精神的典范。

所谓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也被看作民族和合的榜样。民间有关诸葛亮南征抽刀刺山的传说，有关诸葛井、诸葛灯、诸葛铜鼓的传说，许多地方流行的所谓诸葛亮“兵书匣”的传说等，已经使诸葛亮实际上成为神话人物。

鲁迅曾经说“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指出了在文学形式中，由羽扇纶巾所装点的诸葛亮一向沉着持重，从容稳健，莫测高深的形象，被涂抹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一般人以为诸葛亮长于政治智慧，最重要的例证，是史称“隆中对”的战略规划。然而．事实上在诸葛亮提出这一设想之前，鲁肃已经向孙权提出过类似的意见。在赤壁战后，周瑜也曾经有类同诸葛亮占据益州的图谋，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以荆、益两路威逼北方的计划，可惜英年早逝，也演出了“出师末捷身先死”的悲剧。就战略规划而言，诸葛亮与鲁肃的计谋有更为长远的考虑。而诸葛亮设计的前一阶段由于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于是获得了历代史家的喝彩。不过，因为关羽之死与夷陵之败，导致诸葛亮看起来相当完善的战略设想的后一步骤无法实现。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随后大军败绩，诸葛亮感叹道：如果法正在，则能劝阻主上，令不东行；即便东行，也必然不会遭遇如此危局。似乎虽然“群臣多谏”，其中却是不包括诸葛亮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曾经分析说，诸葛亮的本意，是不赞同汉主伐吴的，然而并未劝阻的原因，一是以刘备盛怒而不可阻止，二是估计蜀军占据“上流”的地理优势，应当能够获胜。对于这次出兵，赵云曾经发表“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的异议，体现了一种比较清醒的政治意识。不过，这种反对意见微弱无力未能扭转政治定局。

也有一些分析家认为诸葛亮曾经谏止伐吴，只不过谏之不听，没有形成足以动摇刘备决心的影响罢了。然而这样的说法似出于回护诸葛亮至明至智的政治声誉之心，以想象推测成分过多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从关羽之死，到刘备之败，历时两年半之久，东征之事，从战略策划到军事集结，从常理来说，也有足够的时间听取已经成为丞相的诸葛亮的意见。诸葛亮没有明确提出并大胆坚持反对意见，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宋人秦观评论诸葛亮对夷陵之战应当承担的责任时曾经断言：以此论之，诸葛亮的才识显然不足出取天下而兴礼乐。而司马懿评价诸葛亮，早有“亮虑多决少”之说。袁准所谓“其于应变，则非所长”，陈寿所谓“应变战略，非其所长”等，也是对诸葛亮战略思想评价不高的议论。

虽然夷陵战前刘备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夷陵战后又有白帝城托孤的著名故事，但是对于诸葛亮在当时的实际地位和真正作用，不可以估计过高。

刘备托孤，“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明人章懋以为是对诸葛亮的一种试探，“夫昭烈之为是言，是疑孔明也”，“吾读陈寿书至此，未尝不深为孔明惧也。”他又感叹，没有想到所谓“鱼水君臣”，仍然“以智术相御”至于如此程度。

明末清祝人徐世溥《诸葛武侯无成论》也以为：“斯言也，昭烈之疑忌尽见，生平深险毕露。”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于刘备心理，又有可能疑心诸葛亮和孙吴交往过深，同时疑心诸葛亮和诸葛瑾有所合谋的分析，揭露了夷陵之战前后诸葛亮微妙态度之后的微妙背景，值得人们深思。

我们在讨论诸葛亮顶上何以形成辉煌的光环时，还有必要认识与此相关的“鱼水君臣”神话的生成和影响。

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所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之说，后世传为君臣关系至契的佳话。

武则天诗作中所谓“君臣德台，鱼水斯同”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李白诗有“刘葛鱼水本无二”句，又如他的“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以及李中“鱼水从相得，山河遂有归”，岑参“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皮日休“下以契鱼水，上以合风云”，权德舆“云龙谐理代，鱼水见深恳”等等，都在“鱼水”二字中暗含某种个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鱼水君臣”幻想，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形象得以神化，有历代文士借以寄托功名抱负，透露政治期望的因素，也是我们应当看到的。

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

马先醒

一、“细说体”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经过尽管黎博士自谦是“大愚若智”，其实早已被公认为“聪明绝顶”。因此，即使置身习向守成的史学界，仍克独辟新径，创获特多，“细说体”即其一端。此乃“细说体”创立的主因；此外，另有客观因素在。

当抗战末期，既民穷财尽，通货贬值。才俊之士，不得已而各展所长，以谋生计，如冯友兰卖字；闻一多卖印；梅贻琦夫人制卖糕。黎博士既口才出众，遂在蜀汉故地，讲说三国，风靡一时。此事本身即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两项纪录：(一)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

(二)当战火焦眉时，一位教授用自己演讲所得，包一架飞机，逍遥脱离战乱地区。

这两项纪录，非但空前；迄今而言，似仍然绝后。

就名而言，《细说清朝》虽是“细说体”的首部；但就实而言，《新三国》已属百分之百的“细说体”史著，此仅由其篇目已可概见。

《新三国》开讲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刊行于抗战胜利之后。另一演讲是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付梓的《中国战史研究》，其篇目却迥异于“细说体”，尽管在文风方面已经显现“细说体”的格调。

“细说体”的本义，是用口讲说在先，笔之成篇在后。因此，其文其质，均别具特色：其文在说，在细说，生动精彩，引人人胜；其质在以真人实事，深入浅出，古籍记述与环境景物，结合对映，使听者、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闻目接，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此等能耐，唯“聪明绝顶”的名家，方可达致。

“细说”既“一炮而红”，风靡了西南半边天。千余年前的刘、关、张，以其真实面目，复现活跃于今日。其时的川滇老，异口同声，争传三国故实，如痴如醉，犹似西洋的超级杯球类大赛。如此历时数载，继有“讲义”面世，名曰《新三国》，同样纸贵洛阳。

《新三国》首刊于贵阳，继有南洋(槟榔屿)，北美(旧金山)、台北等版。至于版式，原为十六开的报纸折叠型，共为六叠，即全部有六个分册。南洋、北美版笔者未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版则为三十二开本。今更有黄帝图书公司本，版式全同于远东本，也同样风行一时。

《新三国》对“细说体”而言，有双重意义，一是“细说体”的实验——成功的实验；二是“细说体”实现，若无《新三国》，即无包机之款，黎博士脱不出战火，自然无从有其后的《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等等。所以，不谈“细说体”便罢；要谈“细说体”，《新三国》实有其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二、“细说体”的流变

“细说体”既经创立，折叠本《新三国》也已刊行，既然具备百分之百“细说体”的内容，唯尚无此一特别名称，因此而论，“细说体”的流变，约略可分为下列三个时期：(一)有实无名时期。

(二)名实相当时期。

(三)诸家继起，体例完备时期。

由章节篇目言之，《新三国》之前的《中国战史研究》，简单明了，不若“细说体”的多采多姿；到《细说三国》、《细说民国》时，简明而不整齐，已超过了“细说体”；唯有《新三国》、《细说清朝》等，篇题醒目，且五花八门，趣昧盎然，引人入胜，可谓“细说体”标题的“正宗”。所以，尤论从书名、篇题及内容而言，《细说清朝》无疑是“细说体”中名实最为相当的名著，无怪当时胡适院长读了，曾力劝黎博士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番。

“细说体”经半世纪的发展，景从者众，颇呈风起云涌之象。但才、识、学、德备俱于一身，旷世难求，是“细说体”主流，迄今仍在于黎博士自己的著作。唯其间随时序之推移，环境之变迁，至少也经历了下列三个阶段：(一)为生计而细说阶段。

(二)为兴趣而细说阶段。

(三)为传世而细说阶段。

当为售票以维持生计而“细说”时，其主要表征，是顾及听众的兴趣，此显示在三方面：第一，在空间上，既在四川，所以特别细说同在四川的蜀汉史事。第二，在时间上，既正处于中日殊死决战时刻，所以特别细说三国的战史。第三，既着眼于听众的兴趣方面，所以此一时期的“细说体”，篇篇都有一醒目的标题。

当为了个人兴趣而《细说清朝》时，其主要表征端在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无论对自己抑对读者，都足以怡情悦性，所以一说就是两大本。

当黎博士为传世而《细说民国》时，史体虽属“细说”，旨意则甚严肃。所此，文词虽依然优美绝伦，但于真、善二端，则费心用力尤多。为探求史实真相，特意访问准备细说的当事人与关系人，前者如莫纪彭、孙元良等，后者如万耀煌、杜召棠等。

尽管《细说清朝》的部头最大，声光最著，又是黎博士以“细说”为书名的首部，但依愚见，论其意义，仍不及《新三国》及《细说民国》，前者之意义重大在于其“保驾”大功，若无《新三国》，就未必有今日的“细说体”名称；后者的意义，则极可能成为博士的代表作。博士史著，部部光芒四射，而且一印再印，流传广远。而书未杀青已先轰动，朝野关注，自然其着眼点不同，在朝者注重其如何“细说”自己；在野者注重其如何运其生花妙笔，细说自己也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甚至亲自参与的当代人、事、物。

博士长民国五岁，正当其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民国呱呱出世；正当其观察力最好的时候，民国曾脱胎换骨，由英、美式而日、德式而苏俄式，复还英、美式，北洋、南洋，保定、黄埔。三国争战百年，民国何曾多让？且规模之大，杀戮之众，远远过之。谁杀之，谁被杀，其问到底有无道理?若有，理在何方?人命关天，凡此种种，有些史家不肯说，不愿说；有些史家不能说，无力说；唯黎博士既有充分力量说，一言九鼎；又肯说，而且乐意细说。天下延颈举踵，瞩望期待，自有其因，虽只说了千分之一。《细说民国》麟止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临时约法”，时距二月十二日的清帝宣布退位，尚不及一个月。

《细说民国》著成，必系博士代表作的另一理由，是博士当年弊屣清华大学，而毅然远渡重洋，留学法国，负笈巴黎大学并获“最荣誉记名”博士衔，其学位论文即与法国大革命密切相关的《比列志士记》，而所以选此论题，又主要为研究撰述中国革命史作准备。用心如此之苦，开始如此之早，着力如此之勤。而民国虽建，其革命行为似乎迄今未止。因此，博士于此最有用武之地。

兹仅列表当今“细说体”中最重要三部书的篇章标题之异同，着略见其流变梗概。

新三国

1要从刘邦说起

2汉武帝了不得

3元帝以后就不行了

4老太太当家

5王莽是个什么样子的

6光武帝不该打小算盘

7班超十分英雄

8短命的皇帝一串

9外戚与宦官之争

10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11把董卓引进来了

12袁绍发难

13几个未曾加盟的人

14孙坚有点傻劲

15董卓之死

16也有人替董卓报仇

17吕布穷无所归

18偷曹操的兖州

19被曹操赶走

20又偷刘备的徐州

2l死在白门楼下

22董承是干什么的

23袁术做了一场皇帝梦

24刘备被曹操打败

25袁绍也被曹操打败

26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都被曹操打败27连辽西乌桓也入于曹操掌握　　28刘表被曹操吓死29年轻的孙权竟想抵抗30亦壁之战31周瑜死得可惜32天下三分33曹操向西北发展马超敌他不住　　34刘备拿益州的经过35孙权来要荆州36张鲁也有他的做法37逍遥津38曹操被刘备弄得首尾不能兼顾　　39关羽遭了暗算40刘备报仇41诸葛亮转危为安42开始北伐43围攻陈仓44诸葛亮受气

45连打两次胜仗

46把司马懿系得片甲不留

47木牛流马出动

48魏延的悲剧

49王平打退曹爽

50司马懿窃取政权

51他够辣

52孙权的家事

53吴国的几次政变

54魏国的三个傀儡皇帝

55姜维苦干

56蜀国亡得惨

57为什幺魏国没有忠臣？

58孙皓抵挡不丁

59三国优劣

60说到李世民为止

细说三国

l合久必分

2黄巾

3董卓

4吕布

5袁术

6公孙瓒

7陶谦

8刘备

9袁曹之战

10乌桓

11公孙度

12公孙康

13公孙渊

19荆州问题

14孙策15孙权

16渚葛亮17赤壁

18孙夫人

23刘备称王

20益州易手

2l曹操收降张鲁

22刘备攻取汉中

24孙刘翻脸

25蜀吴同盟

26睹葛亮北伐

27渚葛亮的为人

28蒋琬

29费韩

30从董允到樊建

34司马懿

32孙家的事

3I曹家的事

37姜维

33刘家的事

35司马师

36司马昭

38分久必合

细说民国

1这是你我自己的历

2老百姓怕官

3官怕洋人

4洋人怕老百姓

5伟大的国父

6兴中会

7国父的家世与早年

8乙未广州之役

9横滨分会

10伦敦蒙难

11宫崎寅藏(一)

12康粱(一)

13宫崎寅藏(二)

14庚子惠州之役

15史坚如

16再接再厉

17大明顺天国

18革命潮

19革命军

20《苏报》案

2l思想战(一）

22康粱(二）

23思想战(二）

24秀才从军

25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26冯自由

27黄兴

28华兴会

29科学补习会

30同盟会

31民报

32吴樾

33陈天华

34丙午萍醴湖之役

35日知会

36丁未黄冈之役

37丁未七女湖之役

38丁未防城之役

39丁未镇南关之役

40徐锡麟

41秋瑾

42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43戊申河口之役

44熊成基

45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46庚戌广州新军之役47刺摄政王48辛亥三二九广州之径50武昌起义51湖北军队同盟会52群治学社

53振武学杜

54文学社

55同盟会中部总会

56共进会

57武昌起义(二)

58光复汉阳汉口

59中华民国军政府

60鄂军都督府

6l汉口之战

62汉阳之战

63武昌之守

64停战

65黄陂之战

66外府州县之光复

67各省光复

68民国成

由上可见，《新三国》的标题，既繁多细致，且富于趣味。每一标题，多半包括主词、动词或受词，乃至时、地、情节。《细说三国》的部头虽大于《新三国》，但其标题反少了很多，且多属简单名词。《细说民国》亦然。

三、“细说体”与“口述历史”、“传记文学”

当代新创史体，与“细说体”鼎峙而三的，是“口述历史”与“传记文学”。

黎博士的“细说体”史著，一则“细说”得比“口述”的更清晰；二则“细说体”的文笔胜似上乘文学作品。

时下的中国“传记文学”，一般多失之“过五关，斩六将”，作者或为自己吹擂，或为友好嘘张。少数例外，因特殊原故，又适得其反。传记文学的优点，本该是文彩斐然，可读性高。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几部传记文学的文笔媲美黎博士的“细说体”。至于其内容，忌讳特多，详略失度。吴铁城的回忆录不详其游说张少帅的言行过节；孙连仲的回忆录不详其死守台儿庄的壮烈战绩，此使外行读者向隅，内行读者失望。即使李宗仁口述自传中述及的台儿庄战况，身为台儿庄大捷实地指挥官的孙连仲，竟于其回忆录中简略。过与不及，皆不相宜。此等传记文学，虽有犹无。

至于口述历史，在时间上均限于当代，较之《细说民国》，通常前者较主观，后者则较客观。前者多属口述者片面之词，后者属综合性的全面描述。前者受口述者个人经验的限制，后者则否。前者固属一手资料，但《细说民国》中的不少部分(如访谈莫纪彭等)，亦属一手资料。总之，“细说体”在许多方面，异于且胜于口述历史。

再者，好的口述历史固然有，惜乎不多，其差者，弊失类于传记丈学；以言传记方面，吹擂嘘张，轻重失度；以言文学方面，则漫无章法，毫无文艺可言。唐著三种，自属少数例外，尤其《胡适口述自传》，恐成口述历史中的绝响。遣系多种不寻常因素适时际会而成，此等不寻常际会，只能归之于运，归之于缘，非人力可企及。既只可望而不可求，情至渺茫，限制殊大。所以，于当世新创三种史体中，唯有“细说体”可大可久，细说古代时，文彩斐然，引人人胜，兼又发挥“释史”作用，以深人浅出的笔法，阐述令人望而生畏的史籍；细说当代时，同也可采用“口述历史”的长技，访求耆老，面谈征献。几此种种，黎博士于其《细说民国》中，且曾屡次运用，例如首卷中即录用了三·二九攻打督署的莫纪彭的口述。细说愈后，访谈愈多。据笔者所知，对于身经徐蚌会战的孙元良将军，十五年前已经访谈，且应文大史学系所之邀演讲过，凡此均将成为《细说民国》的一部分。

“细说体”中，以《细说民国》的风格最为突出。黎博士除了在自序中再三致意外，在正文的第一章，又开宗明义地强调过：“这是你我自己的历史。”“我这一部《细说民国》，可说是为你而写，也为我自己而写。”“有些人，把民国的历史写成几个伟人的传记。伟人，谁不崇拜?伟人的贡献，谁能抹杀?然而，匹夫匹妇更为重要。民国史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历史。这就是我的立场。”也就是这个立场与时风不协，乃致刚开了个头，就没了下文，致使已成的这部《细说民国》，更像是《细说清朝》的末篇。

近年来寓居南美的王禹廷，撰述西安事变史事，颇有可观。黎博士今既寓居北美，虽无党会、史馆材料可资，但有胡佛或国会典藏可用，“民国”的真面貌，想必终有被“细说”清楚的一天。就此而言，则更非那片片断断的“传记文学”及颇受时限的“口述历史”所能企及。

四、“细说体”的特色

黎博士的“细说体”，特色甚多。其状人，栩栩如生；记事，委婉确切；议论，鞭辟入里；述学，更慧眼独具，超卓不群。且看他在《细说三国》中的一段议论：历史的特色之一，是它的“不可深考性”。没有一件历史的事实，曾经留下了全部的史料，在留下的局部或零碎的史料之中，又每每由于来源不一而互相抵牾，再加上传写史料与传说史话的人，自然而然的加油添醋或张冠李戴。于是当年的真相就越失真，越模糊，甚至越来越胡扯，越颠倒。……然而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

其高论如此!而“细说体”最大的特色，尤在于其可读性高。

倘若一般史书是山石，是玉璞，则“细说体”无疑是玲珑透剔的翠玉白菜，这中间的鬼斧神功，就是“细说体”著者的心血及能耐。黎博士早就说过：一天最好写几百字，再多了，就累人。所以读者虽迫不及待地想把《细说清朝》或三国一口气读完，但每天连载于报刊的，就只几百字，个中原因，博士在其《细说三国》前言中，才更明白地“和盘托出”：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惟有把句于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删，一篇一篇的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

博士的这番话，并非客套，谨举例证于下：邓艾、钟套的两路平蜀，在兵法上很有地位，较之赤壁之战，更值得我们研究。而蜀既亡，东吴势孤，十七年以后也就敌不住王浚、杜预等的六路讨伐。总之，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国时代之中，最重要的战争约有六次：官渡、赤壁、俿亭、祈山、阴平、长江。

上面是《中国战史研究》第一集第二篇“三国战史”中的一段。读起来已觉得畅晓至极，难易一字，但当其选入《诗文自选集》中时，博士却将之修订如下：邓艾与钟会的两路灭蜀，在战史上很有地住，正如赤壁之战，很值得我们研究。西蜀既亡，东吴势孤，于十七年之后，被晋并吞。

由原来的九十五字，删定成再版的四十九字，精选几达一半，而内容并未减损。细昧删订后的文句，才恍然其更精炼、更美妙之处，笔者有幸曾恭读《细说清朝》的二版亲校本，黎博士于其上增删眉批，墨朱灿然，无身无之。经如此的“一改再改”，所以其“细说体”中才字字珠玑。使读者爱不释手，不觉日移。

博士经常纯真坦然，畅述胸臆，自序其《细说民国》时，说得尤其显白：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肖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它目的之一种手段的人，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然而，需要勇气。必须一个历史家而兼大丈夫，才配得上担承如此的任务。

博土鼓足勇气，义无反顾，毅然将这副重担担起。主观方而，充分完备；无奈客观环境不济，非但不能配合，甚且处处掣肘。

博士于《自序》中，将撰著《细说民国》比喻为孔子之作春秋；更鼓起了司马迁写其当代史的大丈夫气概，无奈欠缺太史公的职位。虽有国史馆的设置，但历来主之者，究有几人“是一个历史家而兼大丈夫”?无怪国史难产!博士“巧妇难作无米之炊”。致《细说民国》迄今仍处于“上卷”书阶段。

借着博士的生花妙笔，读者们首先深深感到的，固然是“细说体”特有的浓郁文学气息；进观其内容，则更含蕴着丰富的史学实质。且举一例：决定天下长期三分的赤壁之战，究在何处?江北抑江南?非但古史含混不清，今著依然，非但通史未写清楚，即使断代史甚或有关的专题论文，写清楚的又有多少?博士在其《细说三国》中，不仅考明赤壁之确处，进而辨证此一影响深远的战争，其名不正，其言不顺，应亟正名为“乌林之战”，正“赤”为“乌”，正“壁”为“林”，尤其正“江南”为“江北”。此即“细说体”史学之一斑。非仅“赤壁”，多数历史上的地名，“细说体”中类皆予以注明当今何地，异称为何。例如：“细说体”至袁绍任命臧洪为东郡太守，设治于东武阳时，即说：“东武阳是一个县的县城，在今日山东朝城县之西四十里。”当说到袁绍只要“统一山东”时，即说：“所谓山东，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很多的在崤山与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类此之例，不胜枚举。此乃“细说体”的另一特色，除了使历史人物立足于正确显明的地点上之外，更使读者眼前展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舞台。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向使读者头痛的典章制度，例如赤壁之战时，周瑜是吴军的“左都督”，程普是“右都督”，黄盖是“丹阳都尉”，鲁肃是“赞军校尉”。到底是何高何低？谁指挥谁?纠结难明。《细说三国》中，则将之交代得明明白白：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右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

将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份地位交代清楚，将其活动空间定位确实，本已使之突出显亮。但博士笔下的人物尚不止此，个个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即以吕布为例：吕布的活动，……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

吕布虽属家喻户晓的人物，但谁能说得比这更精辟确切!

遍读博士“细说体”大著，若说仍有不甚清晰，尚思量处，即干支纪年问题。

若干支出现在一般史书中，根本不会引起读者注意，盖一般史书中模糊不清如干支者，满布篇卷，俯抬皆是，因此读者也就见怪不怪。但博士的“细说体”不同，其他方面如人物、史事、制度、地点等等，既都细说得一清二楚了，唯独干支偶现其间，对一般读者而言，构成唯一欠明晰处，因而特别显得突出。

五、“细说体”的现况及前景

标准乾嘉式的史学，名副其实，特重“学”，轻乎“识”，文忌枝蔓，尤轻浮议。论者多认为是清文字狱屡兴的结果。或者同样原因，乾嘉之风，久炽不息。1974年，博士特应中国历史学会之邀请，演讲“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科学”。于年会上，针砭历来的中国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只知历史科学的重要，而忽略了历史哲学的重要。”主张史家不仅限于“求真”，且应“在真中求理”；于史料排比、零碎专题的“科学性分析工作”之外，应更上层楼，“进入哲学性的综合工作”。因此力倡大学历史系应开授“历史哲学”课程，以体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旨。

多少年来，“科际整合”甚嚣尘上，有些大学且编刊“文史哲”或“文史哲学报”。然揆其内容，仅系将文、史、哲各类文章凑舍一起，鼎足而三，泾渭分明，殊少整台之实。以论司马迁，则分别称之为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者均有之，近且更有称之为经济学家者，自然也成为社会学家。唯因其传世著作今名“史记”，因而称之为“史学家”者独多；但其书本名“太史公”。“太史”职司，“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则哲学家，甚至神学家之称似尤当。

博士于“历史科学”之外，虽强调“历史哲学”，其实博士尤重视历史文学，虽无此方面的专著专书，但数十部“细说体”著述，部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若《考信录》，若《读通鉴论》，尽管或精微或高妙，但读者不多，作用即少。远者不论，去你我时代最近，关系最密的清代，其人物史事，除了吴三桂与陈圆圆，乾隆下江南，洪杨闹事，联军陷京，康梁变法，慈禧垂帘之外，国人们更知多少？然而自《细说清朝》纸贵洛阳之后，大家方知康熙之宽，雍正之狠，道光之吝，项城之才，个个跃然纸上，深入人心；自《细说民国》后，方知兴中会的首任总办(会长)是杨衢云；预计起事成功后的首任总统也是杨衢云；成仁于三·二九广州之役的，实际是一○四位烈士：双十“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孙中山先生于两天之后，“(十月十二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怫城(Denver，Colorado)看报纸”时才知道的。凡此等处，其史学意义均不止“细说”而已。

不知是否因为林语堂先生将“幽默大师”名衔拱手礼让给黎博士，抑或因为博士好实话实说，秉笔直书，结果非但国史馆之类清要之职始终与博士无缘；即使号称民间组织的中国历史学会等学术团体，其主持亦与博士等专门史家无缘。

某次，历史学会开理事会举理事长。会前，即传闻老理事长年迈且病，久拟让贤；且当道已预定某会首继任。既已预定，又何必开会多此一举?博士那次来得较迟，却最早发言，要点有三：(一)学术与政治，各有境界，泾渭分明，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二)当年，傅斯年所以能表率士林，学者景从，即因其不党不政。国家社会也因此得其助力蒙其嘉惠。

(三)学术与政治不分，必以党政中人领袖学界，必贻害无穷，学会将因之式微、凋零。

这一席话，何异醍醐灌顶。一则使与会的后生小子们有幸与闻学、政盛衰之理，再则也微微领略到当代学人的悲哀。

当战事年代，山城重庆，翦伯赞任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博士则任秘书长。三十年之后，说什么也有资格出任理事长，甚或国史馆长。岂奈世事多乖，有时固论资排辈，而尤其分派论系。博士却以学生时代，右移一步，错过主流，驯致与馆鹾等绝缘。博士尽管毫不介意于此，但却使其少了“天下上计毕集太史公”的方便，严重影响到《细说民国》的名山盛业。况博士于初版自序中已经声明：“当代人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犹之孔子的“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这部《细说民国》，定然将当代的齐桓、晋文、刘邦、项羽、董卓、吕布、关羽、孔明，每人的真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则我等虽生逢乱世，多灾多难，也可知其灾难来由，不至不明不白，迷惑终生。

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但“细说体”的发展有其限制，并非提倡所能突破。盖史才、史学兼备并具者，历来难得。此所以博士创立“细说体”迄今半世纪，以此名家者，博士之外，更复何人？

后记：恭逢　黎老师七秩荣庆，授业弟子即有献稿祝嘏之议。老师客气，以“八秩再说”为辞。数年来时时读老师“细说体”大著，搜集有关资料，并于年前成稿《国史“细说体”研究》，拟恭呈祝嘏老师八秩荣庆。不料于一次迁徒中遗失。不得已另亟成此稿充数。若失稿幸而复得，容留用于祝嘏老师九秩荣庆。

原栽：《黎东方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简牍学报》第12期)，1986年9月出版

编后记

“细说体”是黎东方老师所创的一种史学著作体裁，在台湾先后完成梓行的有《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民国》、《细说史前中国》及《细说三国》等，在学术界和普及历史知识上有很大的影响。

黎老师晚年，似有意完成“细说中国全史”的大业.因此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约，先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等重新编排出版。并且着手准备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五代》、《细说宋朝》。但著作尚未完成，不幸于1998年12月30日逮归道山。

师母黄鸿书女士，通过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王成勉教授带来口信，说黎老师对正在撰写的几部“细说”已经收集了不少材料，只要略加整理即可成书，希望由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曾受业于黎老师的师友们襄助整理，将黎老师的心愿完成。我的硕士论文是在黎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而且是黎老师所指导学生中年纪最小的，故义不容辞地接下这个任务。

在审视王成勉教授带回的黎老师遗稿后，发现除了《细说秦汉》已完成十三节，写到吕不韦外，其余的各断代，仅有一些复印资料，而且主要是由陈庆麒所编的《中国大事年表》中摘印出来，在上面加注少数眉批而已，并未留下任何完整或成段的笔记，所以这些“细说”除了重写外，我们无法为之增补整理。

秦汉部分由于已有十三节，我们决定设法将之完成。师友们研究的结果，认为黎老师的《新三国》是由刘邦谈起，恰可补其不足，所以这部(细说秦汉》的整理稿中的第一四节至第三五节以后的内容，是从《新三国》中摘录下来的。为弥补秦始皇至刘邦间的一段空白，将黎老师所撰《楚汉战史》作为附录。

当然如此处理，有明显的不足，例如:秦始皇、项羽等部分，无法补足。同时语气也前后不一致，不过至少保存了黎老师的基本观点。

在整理过程中，吕不韦之前的十三节，除更正一些错字外，对明显笔误之处，亦加以更正。例如:原稿16页云:“这一张世系表中的圈圈，有一个是在女修与伯益之间，有五个是在伯益与中衍之间”，查所画世系表及《史记》所载，“五个”应作“四个”方是，故加以更正;页37:“宣公在位十二年，成公在位四年。在位十二年。成公死后，德公的小儿子穆公继位。”句中“在位十二年。”为衍句，故删之;又44页:“梁国在今天山西省的韩城，姬姓与周王室同宗。”按:韩城属今陕西省，非山西省，故改之。另外，这部分黎老师在多处曾注明附地图，但未能找到地图原稿，故地图从缺。至于节录自《新三国》的部分除明显错字外，不更动一字一句。

整理稿完成送至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崔美明女士认为，《新三国》主要是陈述三国历史，两汉部分只是为了说明大时代的背景，如此移人，不免显得轻重失衡。而且汉武帝时代分量过轻，文景时代和昭宣时代完全缺失，也是不合适的。四十五节的总的篇幅，也只有十万字上下，与其他各部“细说”史不一致。因此和我商量，希望能够加以增补。对于黎老师著作的出版，身为学生希望能够忠实保持原貌，不动一字。但出版社的立场不得不考量，经研究讨论，崔编辑和我一致同意，委请老友王子今教授进行补编。

王教授为著名的秦汉史专家，著作等身，肯为《细说秦汉》补编润色，以增其光彩。在此深表感谢之意。补编的经过，王教授在《补编后记》中已有详细说明，于此不再赘述。

对于“细说体”的精意，黎老师在大陆版《细说元朝》等书《自序》、邓广铭先生的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唐振常先生的《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已有介绍，但最能忠实反映黎老师撰写“细说体”真意者，鄙意认为当推马先醒老师所撰《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一文。

马先醒老师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文学博士，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与劳斡教授联合指导)均在黎老师指导下完成，曾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台北简犊学会、中华简续学会创办人，著名秦汉史及简犊学专家。

现为使读者更深入了解“细说体”之精意，征得业师马先醒教授的同意，将《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附载于本书以供参考。

受业

陈文豪谨记

2001年8月10日初稿

2002年7月10日二稿

补篇后记

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体”中国史系列，有独自的特色，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学术影响。这套独具一格的史学论著，视野广阔，笔法从容，以口语体的形式说明了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基本脉络，十分有益于史学的普及，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另一方面，作者又对于关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阐发了自己的见解，许多认识，堪称卓识。

这套书的写作宗旨和文化特征，黎东方先生的<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以及邓广铭先生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唐振常先生的《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马先醒先生《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都有所说明。

遗憾的是，黎东方先生“细说中国全史”的计划，没有能够最终完成。

特别是“细说秦汉”的部分，黎先生的遗稿只有十三节，即:一、秦汉以前，二、秦的来源，三、从非子到襄公，四、穆公图霸，五、孝公变法，六、惠文称王，七、昭襄王削弱魏韩赵楚，八、合从攻秦，九、孟尝君，一O、平原君，一一、信陵君，一二、春申君，一三、吕不韦。

承上海人民出版社崔美明女士继续完成“细说中国全史”的好意，受黎先生的夫人黄鸿书女士的委托，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陈文豪先生负责整理《细说秦汉》一稿。陈文豪先生在《编后记》中写道:“秦汉部分由于已有十三节，我们决定设法将之完成。师友们研究的结果，认为黎老师的《新三国》是由刘邦谈起，恰可补其不足”，于是将黎东方先生《新三国》中的内容摘录补人，成为《细说秦汉》稿的第一四节至第三五节。这样，陈文豪先生整理的《细说秦汉》稿，“一四”以后的篇目即为:一四、刘邦，一五、汉武帝了不得，一六、元帝以后就不行了，一七、老太太当家，一八、王莽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一九、光武帝不该打小算盘，二O、班超十分英雄，二一、短命的皇帝一串，二二、外戚与宦官之争，二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二四、把董卓引进来了，二五、袁绍发难，二六、几个未曾加盟的人，二七、孙坚有点傻劲，二八、董卓之死，二九、也有人替董卓报仇，三O、吕布穷无所归，三一、偷曹操的充州，三二、被曹操赶走，三三、又偷刘备的徐州，三四、死在白门楼下，三五、董承是干什么的，三六、袁术做了一场皇帝梦，三七、刘备被曹操打败，三八、袁绍也被曹操打败，三九、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都被曹操解决，四O、连辽西乌桓也人于曹操掌握，四一、刘表被曹操吓死，四二、年轻的孙权竟想抵抗，四三、赤壁之战，四四、周瑜死得可惜，四五、三分天下。

陈文豪先生说，“当然如此处理，有明显的不足，例如:秦始皇、项羽等部分，无法补足。”“为弥补秦始皇至刘邦间的一段空白，我们将黎先生所撰《楚汉战史》作为附录。”当然，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黎先生原作《新三国》主要是陈述三国历史，两汉部分只是为了说明大的背景，因此如此移人，不免显得轻重失衡。汉武帝时代分量过轻，而文景时代和昭宣时代完全缺失，也是不合适的。而四十五节的总的篇幅，也只有十万字上下，与其他各部“细说，.诸史未能整齐。出于这样的考虑，陈文豪先生和崔美明女士又吩咐我来完成《细说秦汉》的补编工作。本知为黎东方先生大著作补编.后学仰攀大家，有袭蔑倚玉树之感，心实惶恐，而念及与陈、崔两位多年友情，遂不得不从命。

我进行的第一项工作，是将黎先生所撰蛋楚汉战史》的内容插人陈文豪先生编定的《细说秦汉》稿中，以“‘弥补秦始皇至刘邦间的一段空白”。《秦汉战史》原来为六节，各节标题是:一、背景，二、项羽，三、刘邦，四、争雄，五、相持，六、决战。为了与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体”中国史系列其他各部相协调，于是改为七节，另列各节标题为:二八、秦汉之际大变局，二九、陈王奋起，三0、项羽在矩鹿大显威风，三一、先人关者王之，三二、刘项争雄，三三、鸿沟分界，三四、坟下决战。

我进行的第二项工作，是补写秦始皇时代、文景时代、昭宣时代以及其他时代必要的部分。所补写的内容，有:六、用文化眼光看商鞍，一四、长平之战，一六、秦始皇的神秘身世，一七、薪年宫事变，一八、六王毕，四海一，一九、千古一帝，二O、中国政治的新秩序，二一、焚书坑儒，二二、以吏为师，二三、沙丘政变，二四、秦二世的暴政，二五、指鹿为马，二六、李斯的悲剧，二七、秦政的“德治”包装，三六、白登的耻辱，三七、功臣一个个死掉，三/又、吕后的故事，三九、德政的标本:文景之治，四O洛阳才子贾谊，四一、为富安天下，四二、下棋惹的祸，四三、清君侧，四四、平了七国之乱，四五、唐姬误会，四七、东方朔的政治幽默，四八、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四九、司马迁和《史记》，五O突太子刘据，五一、轮台诏，五二、儒生的地位上升了，五三、天马西来，五四、昭宣时代的中兴，五/又、农民暴动，五九、烂羊头，关内侯，六O红眉毛的大军，六兰、甘英遗憾，六六、班固和《汉书》，六七、新兴的田庄经济，六八、东汉“土围子”，六九、太学生运动，七O、党人的光荣，七一、政坛“铜臭”，七二、汉末民间秘密宗教，七四、大灾荒和流民运动，七五、江南得到了开发，九八、夷陵战役，九九、诸葛亮的神话。

这样，全书九九一九节中，黎东方先生《细说秦汉》原稿十三节，《楚汉战史》七节(另拟标题)，《新三国》二十二节，其中“刘邦”一节因列于“刘项争雄”、“鸿沟分界”、“坟下决战”等节之后，改题为“汉高祖”，共五十二节;王子今补编四十七节。

对于黎东方先生的文字，我们只是将原《楚汉战史》开篇的一段话，移到“二八、秦汉之际大变局”一节的最后，以使文意大体连贯。其余内容，都希望能够保持原貌，均按照陈文豪先生遵循的原则，“不更动一字一句”。由于黎东方先生原稿东汉末年部分论说较为详尽，此前各篇则相当简略。为使详略大体平衡，前面的各篇增写较多。这样就面临着一个困难，这就是黎东方先生原稿的略写和补编部分的详写，两部分不免重叠的问题。考虑到多种因素，以为以不拆散割裂黎东方先生原稿各篇内容为妥。从这样的想法出发，尽可能在增写时照应原稿的文字，以使顺利衔接并且避免重复。极少数实在不得已处，宁可容忍个别内容表面上的前后互见，也不对黎东方先生的文字妄作删改。

由于黎先生的原作来源本白有三:哎细说秦汉》遗稿，叮新三国》摘编部分，《楚汉战史》(变更标题)，相互之间个别字句有所重复实难避免。可是如若擅自处理，难免会破坏原作固有的风格，因此亦不作删动。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笔者补写的部分，希望能够尽量与黎东方先生“细说体”中国史系列的特殊风格相接近，但是学力有限，而且多年的行文习惯已经很难一时改变，最终只能望黎先生大著之潇洒诙谐而兴叹，自知狗尾续貂，蝇污白璧，深心不安。想到这里，不免始搬然以愧，又缺然以傈。

这项工作主要是在春节前后完成的。写到这里，已是元宵。

总算可以向陈文豪先生和崔美明女士交卷了。然而是不是能够及格，内心依然忐忑。

王子今

二00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北京大有北里

细说三国

黎东方 著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系已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著。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今合为一册。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编者

代序(序一)　顾毓琇

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

黎东方教授将重印《细说三国》，函嘱以诗词代序．一九九二年以后，余已停作诗词，因此只能抄录旧作若干首，以应雅命。

满江红

长江赤壁(上阙)

滚滚长江，浪淘尽，英豪俊杰。叹蜀相，鞠躬尽瘁，出师未捷。借箭东风烧赤壁，抚琴天水悲明月。至今留，两表见忠贞，空心血。

临江仙

用李清照韵

玄武名湖湖水涨，紫金山色青青。挑灯夜饮到天明。春归碧霞岭，人老石头城。　　金粉六朝多少恨，秦淮旧事伤情。苍松犹在放芳馨。玉笙吹散曲，花影惜飘零。

南乡子

用辛稼轩韵

滚滚大江流，无限风光黄鹤楼。天下兴亡多少恨，休休。明月轻舟赤壁游。　　极目望神州，大地丰收众志酬。千古英雄无敌手，悠悠。如画江山何所求。

菩萨蛮

用辛稼轩韵

贺兰山下西江水，长安北望离人泪。街雁报平安，可怜江上寒。　　春光留不住，江水东流去，江岸有垂杨，能教夏日长。

以上数词，分咏南京(吴)、成都(蜀)及长安(魏)。兹录二词，祝文艺复兴，以颂黎东方教授的历史名著。

临江仙

文艺复兴 一九九一年

文艺复兴今日事，开来继往精神。山河大地尽回春。九州同意志，五族一家亲。　　诗圣词仙书画妙，况加科技更新。年丰物阜最堪珍。仁人心日月，天际摘星辰。

一 剪梅

一九七二年

浩荡长江卷浪花。大哉中华，美哉中华。黄河一泻倾天下。复兴文化，发扬文化。　　雪耀昆仑映日斜。易水悲笳，胡马鸣笳。巍峨五岳彩云霞。爱我邦家，护我邦家。

黎东方教授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著作丰富，发扬文化。

作此代序，祝寿而康。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费城

时年九六

附诗四首

(一)和李白《忆东山》

奇才楚屈子，汨罗起浪花。

江山摇落处，空忆贾长沙。

(二)和王之涣《登鹳雀楼》

长城延万里，黄河九曲流。

千年大雁塔，天际耸层楼。

(三)和杜甫《蜀相》

锦城翠柏早成林，丞相祠堂最足钦。

自有丹心昭日月，长留华表矢忠忱。

三分天下隆中策，六出祁山汉帜临。

昭烈帝陵呵护在，英雄终古感知音。

(四)和杨慎(升庵)《武侯祠》茅庐三顾怀先主，诸葛画谋史迹闻。

剑阁关山愁落叶，锦城江水漾秋分。

回想蜀汉争雄日，怅望峨眉入暮云。

五丈原头想往事，猿啼巫峡绿沄沄。

说三分(序二)唐振常

说三分——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序二)唐振常黎东方先生既以九二高龄于一九九八年初逝世美国，他那写完出齐从史前到民国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雄伟计划，自然中道而废，这于黎先生的名山事业自是莫大遗憾，而对喜读“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众多读者来说，更感损失无穷。所幸黎先生生前已有台湾传记文学丛刊《细说三国》上下册之刊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信守前约，今兹出版《细说三国》大陆版，我承命续为之序，今番拜读黎先生两年前寄来的这部大作，写下这篇序文，惜不能就正于黎先生之前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或如治棼理丝，或如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陈寿的《三国志》，分写魏蜀吴，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写之，每成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读陈寿书，如不辅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但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则在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之盛行。《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京戏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

“说三分”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起初专门说讲三国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陆游“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东汉末人，不过这并非“三分”之主题故事政治与战争，而衍化成了赵五娘琵琶记的爱情专题。从陆游此诗，一可见说书听书的盛况，一已显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当然，放翁轻轻的一笔“身后是非谁管得”，如今发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种种怪现象，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历史被糟践到了不成样子，远非放翁当年所能想象。

黎东方先生是前辈史学家，又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多作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他所讲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难得他多少年以后还坚持下去，尽管他或许不作口头的讲史了，却以其治史讲史所得，笔之于书，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已成的元、明、清、民国初年诸史，和现在这一本《细说三国》。

《细说三国》是真正的说三分。全书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总纲，简述东汉末年形势。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带出事件，间插入事件的命题，仍归结于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写蜀、魏、吴的灭亡，殿以刘禹锡《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战争过去，人世循回，怀古念今，意气油然。话题转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国时代的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科学诸方面，约而举之，以为结束。

读竟全书，以为黎东方先生所写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正因他对三国史深有研究．每在叙述过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误，对于陈寿《三国志》他不轻信，指出所记不实或各传互为矛盾之处甚多，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本人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黎东方先生于此，提出“历史不可深考性”，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与胡适之先生引张载说，指出研究当于不疑处有疑，是从事之两面去探究真实的科学原则。黎东方先生写三国史，必然时时会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难者，辈东方先生在维护真史的基础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举一例，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先生以为绝妙之文，引之书中，读后确感是佳文。黎先生细考《表》中所记从征将领。在《吴志》各传中皆有如实记载，断言此《表》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实。”

其二，读史书，往往最弄不清官制与地名。而二者一经混淆，便成混乱。《细说三国》对于宫制和地理沿革，大费功力，作了认真考订，乃得其实。如当时所谓扬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扬州，应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就是没有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又如，火烧赤壁实是火烧乌林。赤壁在江南，乌林在江北，赤壁之战只是序幕，火烧大战实在乌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误读历史。官制变化多端，更须注意时代之异。邓广铭先生曾有解读古史三把钥匙之说，信乎其言。《细说三国》随分点染官制、地理沿革的变化，使读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东方先生所指出，中国史书多重纪传，而纪传体之失，在于分割事件，其结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细说三国》尽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着重写的则是人物所做的事，没有事件则失去了人物，因之，人与事乃相连结，索然可解。书中对事件之尤着力者，是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在两次事件中，写出了人的活动，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动，所以事件与人物乃为有机构成。黎先生在他写的人物中，也时发议论，如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就发了很多议论。我以为读者对他的议论，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为其治史论人有得之见。中国史书纪传确有佳作，史迁班书以后愈演而愈成一种套式，只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里面一套，以致流为履历表，于事不明，于人不可解，实在乏味。黎东方先生以其活泼之文，论人论事。也为史书增加了几分清新，其可取也。

是为序。

二○○○年四月四日草，十四日修订

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黎东方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入。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罢。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己。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不讲别的，偏要讲《三国》?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 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当时，有了免费的场子，我却没有现款去登报上的广告、印刷入场的票。好心的《中央日报》社同仁，特许我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也让我先印入场的票，后收印刷费。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来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门票是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我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其后，重庆近郊化龙桥的热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讲，重庆下半城的民众也邀我到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讲了一串。这两串．我都只讲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钱赚得太多，会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两个多钟点，一连五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十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其后，到了泸州、昆明，每每只讲三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三天的收入，当然不比十天的多。于是，我又添了唐朝与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候，专讲太平天国，便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胜利以后，我在南京、贵阳、安顺也讲了几次，后来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道贺，他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为了报答这些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我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讲辞大纲，每天印了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的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圆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

这《新三国》，其后在旧金山与槟榔屿均重印了一次。吴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给浦家麟先生，于是远东图书公司也发行了台北版(未订版权买卖契约，只是租赁版权性质)。

现在，我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细说三国》，以就正于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诸君。这细说体裁的《三国》，应该与演义不同，也与《新三国》不同。它将与《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等成为姊妹篇。倘若《细说清朝》已蒙万千读者谬许为可读性颇高，则这部《细说三国》的可读性，有希望不比《细说清朝》差。因为，三国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于传奇色彩。

我是一个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说我“聪明绝顶”；其实我是笨到极点的人，只是外表略带秀气而已。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像我这样的笨人，惟有埋头苦干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我这个文章“厨子”，所做出来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备。但区区微衷，很希望读者诸君吃了容易消化。

这却《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作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己，不惜对读者“和盘托出”，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

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事，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遣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干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广铭)先生，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幸，写出洋洋洒洒飞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率愉扬，兼寓针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借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本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干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年12月12日，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这是作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时所写的自序。

一、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冶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道，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宮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人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关。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二、黄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其两位弟弟张宝、张粱，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十几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剪文公：七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谞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楮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稜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然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颍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三、董卓

董卓是凉州临洮郡人，与皇甫嵩是大同乡；但出生在豫州颖川郡轮氏县；父亲在该地当县尉，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

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带回凉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时候羌人已经占了凉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斗，力气不小，会骑马，又会左右开弓，喜欢腰挂双弓。他能打仗，可以当小军官，而不是将帅的材料；读过兵法，却食而不化，不会运用。政治，他却颇为擅长；可惜也只是长于权谋，不明大道。

他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决就东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名义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义上的)二千石。

中严元年，黄巾造反，董卓被拜为“东中郎将”，派到冀州作卢植的继任，打张角，被张角打败，又丢了官。

中平二年，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打进了陕西渭河流域，“三辅”(三辅，是汉朝的三个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郡，长安之右的扶风郡，称为“右扶风”，长安之左为冯翊郡，称为“左冯翊”。扶风的中心是咸阳，冯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不再加一个“东”字。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州叛军。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拜张温为“车骑将军”，不像对皇甫嵩那样，加一个“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将”改为“破虏将军”，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

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于懂得“政治”，懂得送礼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给什么人。

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个小胜仗，把边章、韩遂赶回榆中县城(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张温派一位部下一一荡寇将军周慎，带三万兵去追击。周慎不听孙坚的话，被边章、韩遂打败，丢了辎重与车辆，狼狈撤退(孙坚当时是张温的“参军事”，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参谋。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韩遂的粮道。周慎不听，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章、韩遂断了)。

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张温也给他三万兵，叫他去打先零种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就被敌人围了，几乎全军覆没；用了他的小聪明，伪装筑堰捕鱼，军队在堰的那一边渡过了河，逃走，“全师而还”，有功，受封为斄【li，①硬而鬈曲的毛，可以絮衣服。②牦牛：“今夫～牛，其大若垂天之云。”；tai，古同“邰”，古邑名，在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南。】乡侯。

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边章死于韩遵之手。韩遂而且杀了其他的同伙，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兼领了这些人的部队。

韩遂带了十几万兵，围攻陇西郡的郡城(甘肃省临洮县东北)。陇西太守李相如，向韩遂投降，参加他的造反。他们共同杀死凉州刺史耿鄙；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司马”，也作了韩遂的同志。

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因为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县、河关县的汉人。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湟中郡在青海省的东南部)。

马腾是马超的父亲。自从马腾入伙以后，凉州造反者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陕西宝鸡)。朝廷升皇甫嵩为左将军，升董卓为前将军，带了很多兵来，才解了围。

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钱的“少府”。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不肯来洛阳就职。朝廷就改派他为并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不像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

朝廷叫他把部队交出来，统归皇甫嵩指挥。他不交；把部队带去了并州，驻在河东，待时而动。

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不仅不惩办他，反而求他进兵洛阳。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到达之日，何进已死。

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硕，先被何进杀死。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

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是十四岁的皇子辩，为皇后何氏所生。另一个儿子，是九岁的皇子协，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大的。

传说，灵帝将死之时，有意立皇子协，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命。蹇硕身体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军校尉”，统辖了袁绍、曹操、冯芳等其他七个校尉。

蹇硕真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灵帝死后的第三天。继位为皇帝的并非皇子协，而是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少帝”(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第一个少帝，是殇帝之后，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她的哥哥何进，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已经受拜为大将军。现在，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袁隗被加官为“后将军”，对何进很合作。

何进很快便把蹇硕逮捕，关在牢里，杀掉。次月，中平六年五月，何进又把灵帝的母舅，骠骑将军董重逮捕下狱，杀掉。六月，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忽然又死。七月，何进把皇子协由渤海王降封为陈留王；并且向何太后建议，把所有的宦官都罢免了，改用郎官。何太后不肯，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好意思使唤衣冠楚楚的士人?”何进这才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下命令给董卓，叫董卓“假造反”，带兵来洛阳，吓唬何太后。

何进在八月戊辰日，进长乐宫，向妹妹何太后请旨。这一次，他不是要求罢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杀尽所有“常侍”。小宦官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报告了“中常侍”张让。张让与段珪率领几十个人，手拿兵器，于何进辞出长乐宫门之时，把何进邀到尚书省的阁楼，责备何进忘恩负义。他们说：“有一个时候，灵帝生何皇后的气，几乎把何皇后废掉，是我们十二常侍每人出了一千万钱献给灵帝，这才挽回了局面。”责备既罢，他们就把何进杀死于嘉德殿之前。

消息传出，何进的部下军官吴匡、张璋与虎责中郎将袁术，砍了宮门，攻到尚书省附近。袁术而且烧了南宫。张让与段珪把何太后、少帝、陈留王都带了走。由南宫的复道(陆桥)走入北宫。卢植这时候已经当了尚书，手执一戈，站在阁楼前面的路上，仰头大骂段珪。段珪把何太后放了!何大后从阁楼之上跳下。

不久，中军校尉袁绍与河南尹何苗也带了兵来，在“朱雀阙”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赵忠，砍去他的头。何苗的头，忽然也被吴匡叫人砍了。吴匡说：“何苗现在虽则是助攻宦官，却一向是袒护宦官，并且接受宦官贿赂的人。尽管他是何大将军的弟弟，何大将军可说是因他而死。我们要杀了他，为何大将军报仇。”

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这时候也在场。董旻同意吴匡的话，便与吴匡合兵，攻杀了何苗。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他是进宮为乃兄何进报仇的，却被别人认作是报仇的对象。

最热心于大杀宦官，不仅是为了替何进报仇，也是为了替窦武与陈蕃报仇的，是袁绍。何进之企图杀尽十二常侍，很受袁绍影响。袁术之反宦官，也是受了袁绍影响。袁术是袁绍的堂兄弟。

这一天，不仅是十二常侍为屠杀的对象，所有的大小宦官都被杀得几乎是一个不留。张让与段珪等人把少帝与陈留王带走，逃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小平津”，被尚书卢植追上，杀了几个，其余的都投河自杀。

少帝与陈留王由一位小官吴贡陪伴着，在黑夜中摸索，借着萤火虫的光，走了几里，遇到老百姓的车子，搭乘，到达了雏舍镇，住了三天，在辛未日骑马到了北芒镇。

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到达洛阳城的西边的。他接到报告，少帝与陈留王已经住在北芒的民家，便亲自带兵到北芒，去迎他们回宮。

少帝见了董卓和他的军队，很怕，怕得哭了出来，这也难怪。董卓的兵，并非全是汉族的人，而夹有不少羌人与胡人，相貌很凶。陈留王(皇子协)年纪虽小，却一点也不怕，能回答董卓所问的话，清清楚楚，颇讨董卓喜欢。

董卓在辛未日，偕同少帝与陈留王回洛阳。这已经是大杀宦官以后的第三天了。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叫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执金吾”的职务是维持京都治安。

丁原有兵。这些兵，董卓接官了下来。董卓本只带来了三干名，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离开洛阳，于第二天白天大张旗鼓入城，让老百姓与袁绍等人相信，又来了一批董卓的凉州兵。董卓得到了丁原的兵，实力增加不少。

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是叫何太后与参录尚书事袁隗，免掉司空刘弘的官，以他自己为司空。

第三件重要的事；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僚开会，提议废掉少帝辩，立陈留王协为帝。

董卓在百僚大会的会场中说：我要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废掉现在的喑弱的皇帝，改立陈留王。谁要是反对我的意见，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以区区尚书的身份，敢发言反对。卢植说：“伊尹之所以废掉太甲，因为太甲当了三年国王而始终糊里糊涂，霍光之所以废掉昌邑王，是因为昌邑王犯了一千项以上的罪过。当今的皇帝年纪轻，却不曾做过不合道德的事，不可以与太甲或昌邑王看成一类。”

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大怒，宣布散会，准备把卢植抓下去杀。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都劝董卓不可如此，他们说：“卢植是一位大儒，声望极高，倘若杀了他，会惊动全国的人。”董卓于是便仅仅免掉卢植的官。卢植也就离开洛阳，去了上谷郡作隐士。

第二天，甲戌日，董卓又召集百僚开大会，再度提议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说“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这时候，太傅袁隗，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把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缓解了下来，交给九岁的陈留王。袁隗随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就皇帝位。

在场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人敢像昨天卢植那样，慷慨陈辞。《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袁绍说完了这句话，便“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与董卓的争论，倘若有这回事，那是在第二次百僚大会以前。袁绍在争论了以后，当天便离开了洛阳，奔向冀州(河北)。

董卓很笨。昌思勉批评得好：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位或揽权铺路，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烦。一个糊涂的少帝，要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废立，等待将来不迟。

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权。董卓到达洛阳之时，宦官刚好已被杀尽。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里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这件废立之事以外，也颇像是有心做好。他起用了很多好人、文人，又替陈蕃、窦武等人“翻案”。他提拔蔡邕，也擢用了韩馥、刘岱、孔伷【zhou，同“胄”】，叫这三人分别为邕州牧、兖州刺史、豫州刺史，荀爽是一位布衣处士，董卓拜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其他两位三公，司徒杨彪与太尉黄琬，也均是一时之选。刘表做过何进的幕僚，董卓于废掉少帝，杀了何太后，与何家成为仇人以后，却敢于重用刘表，发表他为荆州刺史。

综观东汉一朝的权臣，没有人比董卓的机会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糟到不可收拾。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给人的印象，是“又出一个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废立，杀害无辜的何太后与少帝，引起全中国有识之士的不平，也给了反对他的袁绍等人以有力的借口。

董卓的另一串蠢事，是企图以官爵权位来收买袁绍等人，反而给了他们以“造反”的凭借。他以新皇帝(陈留王协，历史书上的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为邟乡侯；拜袁术为后将军；以曹操为骁骑校尉。

袁绍后来就以勃海郡为根据地，叫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用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的姓名发表一篇檄文，申讨董卓“弒君”之罪。

韩馥本来是不想造反，而且也派人监视了袁绍的，却在接到三公的檄文以后，信以为真，转过来帮助袁绍了。

在汉朝的四百年历史之中，废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没有袁绍与桥瑁来发难，会不会有别人起而讨伐董卓，对董卓所掌握的洛阳朝廷来造反，实在是一大疑问。

当时，没有一位其他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绍的号召力。袁家从司徒袁安开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级大官，号称“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当于西汉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门生故吏，在各州各郡做官的很多。袁绍本人又是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当过濮阳县县长、大将军何进的掾(科长级幕僚)、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间，袁绍一向是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了宾主关系。

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也大都是宁愿与外戚站在一边，而羞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复如此，虽则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董卓于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以后，改次年年号为“初平元年”。这位陈留王便是史书上的献帝。董卓以初平年号放在灵帝的“中平”年号之后，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声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后将军　　　袁术　　冀州牧　　　韩馥豫州刺史　　孔伷　　兖州刺史　　刘岱勃海郡太守　袁绍　　河内郡太守　王匡陈留郡太守　张遵　　广陵郡太守　张超东郡太守　　桥瑁　　山阳郡太守　袁遗济北国国相　鲍信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颍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县(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董卓索性杀了少帝，他这时候已经用献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三公以上的所谓“相国”，成为汉朝历史上萧何以来的第一人。九岁的献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征召全国之兵，来抵御袁绍、王匡等人；尚书郑泰劝他不可如此。郑泰说：“你所带的凉州汉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强的兵，任何人也抵挡不了，不必再惊动各地的百姓。百姓们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可能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为非’。”(西汉所行的是征兵制度，东汉却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征兵了)董卓决定：不和袁绍等人计较短长，只留部将徐荣与女婿牛辅对他们监视，自己带了献帝离开洛阳，迁都长安。走的时候，强迫数百万人民扶老携幼一起走；把繁华的洛阳城放火烧光。

这个董卓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对敌人不战而走，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勇气，损坏自己的威望。烧掉两百年来的中国第一大城，似乎是实行兵法上的“坚壁清野”，不让袁绍等人取得物资；其实袁绍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阳来；而董卓自己倒先损失了这些物资，也激怒了几百万洛阳人民。

袁绍等人不仅不能打到洛阳来，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绍等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脱离洛阳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据地盘的军阀。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当过议郎、骑都尉、校尉，还不曾当到刺史、太守、州牧一类的大官。这一次，他在陈留郡募了一些兵来，随着张邈等人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运动，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率的兵，开到荥【ying，繁体字“滎”】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长安及其左右外围)。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不等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了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谯县，今日的毫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瓌【gui，同“瑰”】 (越骑，不是越人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像外交部长，少府像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觉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这很像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

以董卓为实际主人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发，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赶走这个周昂；也来到南阳，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之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扛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

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jue】、郭汜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诏书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汜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汜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汜的司令部，劝郭汜不要打李傕。郭汜大怒，认为朱儁、杨彪等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撒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戚”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了塑造自己为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像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达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挥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居官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

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马、司空，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力，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厅，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鄂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齐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一一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汜、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以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人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撑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 、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的所谓“上方宝剑”。

郭汜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三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开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观”，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汜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韩汜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以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的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巳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郭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久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宮里接了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汜那里，劝郭汜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汜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倚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汜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汜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汜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齐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近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汜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吏，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倖禄，雇用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

四、吕布

曹操这时候刚刚战胜了吕布，夺回了吕布所袭占的兖州。

吕布的活动，值得先行叙述。因为，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

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我们再说得浅一些，他有勇无谋；而他的勇，也不过是比起匹夫之勇略微高些而已。

他连李傕、郭汜之流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到关东(函谷关以东)来逐鹿中原?他慌慌忙忙离开长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头颅挂在他的赤菟马的颈子上，带了几百名骑兵溜出武关，直奔南阳，投奔了袁术。

袁术起初对他相当礼遇，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董卓、替袁家几十口报了血海深仇的人。他这人似乎是不识抬举，在南阳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闹，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对袁术的一种抗议，袁术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厌生”，不热心供应吕布及其几百名骑兵的粮饷。然而，话说回来，吕布论什么也不该在南阳有骚扰，当强盗也得选个地方。合则留，不合则去，既然宾主之间弄得不甚愉快，那就另找出路好了，以客人的身份兼为小偷，总有点儿那个!

他终于不得不向袁术告辞，一口气由南而北，渡过黄河，到并州(山西)河内郡投奔同乡张杨。张杨这人对皇帝忠，对朋友义，待吕布比袁术待他好得多了。吕布却又无法在河内郡久留。原因是，张杨自己虽然十分厚道，张杨的部下之中倒颇有人存心想把吕布杀了，送他的头去长安，向李傕、郭汜领赏。吕布见到情形不对，连张杨本人也怀疑起来，他向张杨说：“长安的朝廷悬赏捉拿我，捉到活的我，赏金大于捉到死的我，你与其杀了我，送我的头去；不如把我捆起来，送活的我去。”

张杨很幽默，不说“我没有意思出卖你”，却向吕布冷冷的说：“你的话很对。”

吕布被张杨这一句话，弄得坐立不安，想来想去，想出了“以走为妙”。于是，他带了部下若干人向东走，投奔袁绍。袁绍这时候已经逼走了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作了冀州牧，住在冀州的邺县(河南临漳西南)，正在为了“黑山贼”大伤脑筋。

所谓“黑山喊”，也是造反的老百姓，与黄巾大同小异。他们的领袖是常山人，姓张名燕，原名张飞燕；最初在河南朝歌县的黑山起事，因此部众被称为“黑山贼”(常山是汉朝的一个郡，州治在元氏县)。

袁绍费了很久时间，很大力气，平不了张燕及其部众。吕布一到，立刻就把逆势变成优势。吕布带了几十名猛将与勇士，骑着马，冲入敌阵，横冲直撞，每次都杀了一些敌人才回来。而且，每天一次，甚至三次四次。

结果．他这种攻势战法和主动作风，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瓦解了“黑山贼”的士气，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迫使张燕接受招安。

吕布的功劳确是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来。人们看见他一马当先，能奔上敌人的小城城墙，冲进敌人的堡垒，越过敌人的水壕土堑，由不得不佩服、不欣赏。他座下的那匹赤菟马，也十分可爱。因此，大家流行了八个字的赞美之语：“马中赤菟，人中吕布”(赤菟的菟字有草头，不是小白兔的兔)。

吕布和袁绍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旧是他自己与部下没有纪律。

他被袁绍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吕布为“领司隶校尉”，派三千壮士陪伴他去洛阳上任(所谓“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书，皇帝的圣旨；但在事实上袁绍从来不曾收到过献帝的这种制书。献帝这个小孩子，当时处于李傕、郭汜的掌握之中，哪里能够颁发如此的制书给袁绍或任何其他军阀，授权他们代为任命中央或地方的大官)。

吕布只得带了他的几十名部下，跟着囊绍所派遣的三千壮士。离开邺县。他在董卓死后，败于李傕、郭汜，奔向南阳，依附袁术之时，尚有几百名军官与兵士。其后，转往河內投张杨，又由河内转往常山投袁绍，走了许多地方，部下的官与兵越走越少。现在又离开邺县往洛阳走，部下就只剩了几十人而已。

这几十人，显然与袁绍的三千人不成比例。袁绍的三千人，与其称为护送吕布的壮士，不如称为押解吕布的狱卒。

袁绍早已吩咐了这些壮士，在走出邺县不远便将吕布杀害，吕布倒也相当警觉，看出了这些壮士来意不善。于是，他在某一天的夜晚，坐在帐篷里弹筝，弹了一阵，把筝交给了一位亲信继续弹。他自己却在箏声之中，悄悄地由帐篷之后溜走。

袁绍的三千壮士之中的情报人员，躲藏在帐篷前门之外不远的地方，偷听吕布弹筝，一直听到了筝声停止，似乎吕布已经就寝，酣睡。这位情报人员，去向上峰报告；上峰率领了一大批人将帐篷包围，一声吆喝，刀斧齐下，把帐篷砍碎，把帐篷里面的东西也砍碎，却不曾砍到吕布，也不曾砍到那位代替吕布弹筝的亲信。

话分两头：吕布安全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洛阳走。凭他的那一点点实力，怎么够资格去就任“司隶校尉”之职?洛阳有什么人肯欢迎他?承认他?连袁绍自己都显露了并无支持他为司隶校尉之意了。

在袁绍的那一边，袁绍接到了谋杀吕布未成的消息之时，吓得心惊胆战。吕布的武艺，非袁绍下面的任何一员大将所可对敌。袁绍赶紧下令：把邺县的城门关了，叫将士登城防守，袁绍认为，吕布一定会来邺县，找他算账。

吕布却并无找袁绍算账的勇气。他想来想去，在这世界上只有张杨真对他好。于是，就老着面皮，奔往河内。

张杨果然是唯一真对他好的朋友，再度收容他，不计较他上次之不辞而别。

张杨以外，吕布竟然在路过陈留之时，又交到一位好朋友，陈留太守张邈。张邈对昌布的武艺十分佩服，对他热诚招待；临别之时，还和吕布“把臂言誓”。这四个字的意思，可能是结为同盟，也可能是“结拜为异姓兄弟”。

陈留郡属于兖州。当时的兖州牧已经是曹操。曹操接到袁绍的信，叫他杀掉张邈。曹操不肯当袁绍的刽于手，置之不理，却让张邈晓得这件事，叫张邈恨袁绍，感激他曹操。张邈呢，固然有点儿感激，却不能对他放心。袁绍为什么要杀张邈呢?因为，在起兵讨伐董卓之时，袁绍当了盟主而按兵不动，张邈当众责备袁绍，声色俱厉，弄得袁绍下不了台，损威。因此而恼羞成怒，视张邈为眼中钉，后来想出这条坏主意，借刀杀人，在暗中写信给曹操，叫曹操杀张邈。就凭这一点。袁绍已经太不够料，怎配当什么盟主!

张邈这人，有恨有怕有爱。他恨袁绍，怕曹操，爱吕布。

他听到曹操前往徐州，打陶谦，吃了败仗，后方仅有程昱、枣袛与苟彧三入留守范、东阿与鄄城三县，以为机会难得，就听从东郡太守陈宫的话，联合起来对曹操叛变，深入去河内郡，迎吕布来兖州，拥护吕布为新的兖州牧。

陈官，是京剧《捉放曹》的主角。剧中说他是中牟县县令，曾经捉住曹操；捉住曹操以后，知道了曹操是反对董卓的一位忠臣，便把曹操放了，挂印弃官，陪曹操逃亡；在逃亡的中途，见到曹操忍心杀害吕伯奢的全家大小，十分后悔，便不再跟曹操一起走，分道扬镳。

现存的间接史料，只告诉我们，放曹操的是中牟县的一名功曹(科长)，不是县令；这位功曹是否姓陈名宫，史料不曾交代。

史料所交代的，是陈宫于曹操作了兖州牧之时，也作了兖州东郡的太守。似乎陈宫不曾于陪同曹操逃亡之时，中途与曹操分手。倘若分了手，他如何能在曹操得意之时当了东郡太守呢?他似乎也不曾见到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吕家在中牟之西，不在中牟之东；曹操由洛阳来，只能先经过吕家，后到中牟。

历史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不可深考性”。没有一件历史的事实，曾经留下了全部的史料，在留下的局部或零碎的史料之中，又每每由于来源不一而互相抵牾，再加上传写史料与传说史话的人，自然而然地加油添醋或张冠李戴，于是当年的真相就越传越失真，越模糊，甚至越来越胡扯，越颠倒。小事如陈宫之捉曹放曹，或捉曹、随曹、叛曹，大事如曹操之何以在赤壁战败，都会成为后世历史家的难题。

然而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先民过去的经验，我们总不能不参考，总不能不研究。“往事不忘，后事之师。”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

陈宫之所以不惜断然反曹，《典略》说他“自疑”。《典略》这部书,是站在曹操的立场说话的。事实上，陈宫没有自疑的必要。东郡是兖州最重要的一个郡；曹操交给了他，显然是对他十分信任，他又何必自疑?我猜想，陈宫可能是听到曹操在徐州滥杀无辜，屠了好几个城，才决定反曹的。

自疑的，是张邈。张邈知道了袁绍叫曹操杀他，又很明了曹操的为人是心狠手辣，他不能不自疑，于是陈宫一建议，张邈就立刻接受。

这两人以外，还有一位热心于反曹拥吕的人：徐州广陵郡的太守张超。张超是张邈的弟弟，在他们三人的拥护之下，吕布有兵有粮，很快地作了兖州的第二个州牧，以东郡的濮阳县为根据地，逐渐扩展到兖州其他的郡，与东平、住城、济北等侯国。

不曾被吕布袭占的，只剩下东郡的范与东阿两县，及济阴郡的鄄城县，守范县的是东平国国相程昱；守东阿的．是县令枣祗；守鄄城的是县令苟彧。

曹操慌忙从徐州赶回来，走到(济宁县之南的)亢父，见到这亢父山隘还不曾有吕布的兵据守。大笑，说：“我知道吕布没有出息。”

曹操进军到濮阳，与吕布对垒，相持了一百多天，双方都把粮食吃完(这时候，老百姓更没有粮食吃，有旱灾，又有蝗灾)。

吕布感觉到死守濮阳不是办法，就移军到山阳郡(山阳郡的郡冶是昌邑县，在今天的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暂时不到山阳去跟吕布胡缠；利用这空隙时间，夺回若干处的“外县”。

到了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春天，曹操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向吕布挑战，便进军巨野，围攻吕布驻在当地的薛兰与李封。呂布领兵来救，遇到曹操的埋伏，大败，退往东缗(金乡东北)。薛兰与李封二人，均披击溃，斩首。

吕布在东缗集合了陈宫的兵，卷土重来，总数虽不过是一万多人，却比曹操当时的兵多。然而，他又中曹操的埋伏，溃不成军。他灰了心，放弃兖州，逃往徐州，去投奔刘备。

刘备这时候已经继陶谦作徐州牧(刘备崛起的经过，我以后再说)。

吕布的好友张邈，随吕布去徐州，其后由徐州往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求教，在中途被自己的人杀害。

张邈的弟弟张超，替张邈守陈留郡的雍丘(河南杞县)。曹操来打，围攻了几个月，终于攻下。张超与张家的全族人口，尽被曹操屠杀。

张超的一个旧幕僚兼好友藏洪，这时候在袁绍下面当东郡太守(东郡本是兖州的一郡，曹操以兖州牧的身份，早己任命陈宫为东郡太守，郡治设在濮阳。袁绍只是冀州牧，却也先后任命了曹操与臧洪为东郡太守，叫臧洪把东郡的郡治，设在“东武阳”；东武阳是一个县的县城，在今日山东朝城县之西四十里。袁绍不仅对兖州有兴趣，也派了人和公孙瓒争夺青州)。

臧洪听到张超在雍丘被曹操围困，就点齐了东郡的兵，准备前往雍丘去救，请求袁绍批准，并请袁绍加派人马。袁绍不肯加派人马，而且不许他离开东郡去雍丘。几个月以后，雍丘被曹操攻破，张家全族被杀，臧洪气愤到极点，对袁绍绝交，翻脸，对立。袁绍派兵打他，围攻东郡的郡城东武阳县(山东朝城县西)，围了一年多。他的同乡兼亲戚、广陵郡射阳县人陈琳，奉了袁绍之命，连写两封信劝他不必为了一个已死了的朋友兼老上司张超，而对现在的上司、未尝不也是一个朋友的袁绍，生这么大的气，拿个人生命与全城军民的生命来拚。陈琳的第一封信，臧洪未复；陈琳的第二封倌，臧洪复了。

戚洪在复信中向陈琳说：当年他与袁绍成为朋友，是为了同心讨伐董卓；不料这袁绍心里所想的，只是要“统一山东”，“抑废王命”(所谓山东，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崤山与函谷关以东很多的地区)。

臧洪说，袁绍而且杀了那曾经参加反董同盟，又曾经劝韩馥让出冀州地盘给袁绍的一位大恩人一一张导。袁绍不仅杀了张导，而且杀了张导的全族。袁绍这人，对于穷途来归的反董同盟者吕布，不给兵支援，反而派壮士谋害吕布。此外，袁绍又杀了一个无罪而有功的入一一虎牙都尉刘勋。

陈琳收到臧洪的复信，交给袁绍；袁绍看了，知道和解无望，便下令加紧对臧洪所守东武阳城围攻。

臧洪原以为公孙瓒、袁术、被招安了的黑山首领张燕，都会直接派兵来救他，或是攻打袁绍的邺县，以间接的方法给他支援。可惜，这三人都毫无行动。

最后，东武阳城的粮食被吃光了，老鼠、牛角、羊角，也都被吃光了。臧洪叫城内的军民退出，不要与他同归于尽。他说，他是为朋友张超而死，将士与人民并非张超的朋友，不必死。然而，七八千名将士与人民，包括女子，没有一个肯出城，都心甘情愿地饿死于城破以前。城破了，臧洪被捉，与袁绍见了面，大骂了袁绍一顿以后，被杀。

吕布到了徐州的下邳(江苏邳县之东)，刘备待他很好，把小沛指定给他屯驻。小沛是今日的沛县。

这吕布却恩将仇报，暗中接受袁术的收买，乘刘备在淮河边的盱眙、淮阴与袁术对垒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

守下邳的是张飞。张飞与下邳国国相曹豹，处得不好，把曹豹杀了，城中的秩序大乱，有人开了城门，引吕布的兵进来(国相是代替该国之王或侯治理人民的官，地位相同于太守)。

吕布不仅占了下邳，而且掳了刘备的太太与儿子。这位刘备的太太是谁?儿子是谁?《后汉书》与《资治通鉴》，均没有交代。

太太也许是甘夫人，与陶谦的夫人同姓。儿子绝对不是阿斗，阿斗还不曾出世。

刘备听到根据地下邳出了问题，从前方回军，与吕布打了一仗，打不赢；转向广陵郡发展(广陵郡的郡治广陵县，是今日的江都)，又吃了袁术另一次亏，只得撤军到海西县(东海县南)。

刘备在海西县活不下去，粮食没有。他老着面皮，倒过来向吕布投降。吕布却也慷慨，派车子，派马，迎刘备回下邳，把小沛指定给刘备与他的部队驻扎。

刘备原已从陶谦的手中，接了“徐州牧”；现在，建安元年六月，他把徐州牧让给吕布去做。吕布礼尚往来，也请刘备担任所谓“豫州刺史”，至于，豫州究竟能有几郡几县，服不服刘备管?那就难考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县(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请侯。吕布派人去向曹操讨好，希望曹操用献帝的名义追认他为徐州牧，曹操不肯。

建安二年春天，袁术在寿春(安徽寿县)自称皇帝，吕布表示拥护，而且把女儿交给袁术的钦差韩胤，带去寿县嫁给袁术的儿子。

韩胤和吕小姐走到中途，被吕布追回。吕布是一个习惯于轻举妄动、妄动以后又很后悔、反复无常的人。吕布把女儿留了下来，把韩胤押解去许县。曹操杀掉韩胤，发表吕布为“左将军”。

袁术恨透了吕布，命令大将张勋、桥蕤，与白波的韩暹、杨奉，分七路来攻下邳。兵力共有多少，史料上只说是有数万人；但无论如何，总是多过于吕布的“兵三千，马四百匹”的。

吕布却也能干，略施小计，便大胜张勋，生擒桥蕤。这小计，是分化敌人，说服韩暹与杨奉，叫他们对袁术倒戈，答应以战利品全部送给他们。

次年，建安三年，这位举棋不定的吕布，却又和袁术言归于好，替袁术解决刘备(实际上也是替自己拔去眼中之钉。他知道刘备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小沛袭取下邳)。

刘备禁不起吕布的大将高顺一击，便丢掉了小沛。

曹操曾经于高顺来攻之时，派了夏侯惇来救，救不了。曹操自己率领大兵，来到下邳。

吕布想降，陈宫不赞成。

陈宫建议：吕布在城外打，他在城内守，互相呼应。吕布的太太(貂蝉？)不肯，说陈宫不是一个可以托妻寄子的人。于是吕布也留在城内，死守。

守了三个月，城破。城破的原因，是一位部下侯成，因喝酒而被吕布大骂，遂因怀恨而捆了陈宫与高顺，开城门，向曹操投降。

曹操的大队人马，与刘备的小部队，都涌进了下邳城。吕布与太太及少数亲信，一退再退，退到了一个城门楼子之上。这楼子的名称，是“白门楼”，楼下的城门，叫做“白门”。

吕布困守在白门楼之上，穷极无聊，我这穷字在此处的字义，是日暮途穷的穷，不是贫穷的穷。野史说，他异想天开，把秦宜禄的漂亮太太送给了关公(关羽)，拜托关公在刘备与曹操的面前说几句好话。关公让秦宜禄的太太留下来，却不敢就收为已有。他向曹操报告了这回事；曹操很忙，听到报告未置可否。关公不放心，又一连几天，重复报告。最后，曹操嫌烦，说，“你把她送来给我看看。”关公遵令送去，这位秦宜禄的太太便一去不回，被曹操收了。

元朝以来的民间戏剧之中，有一出叫做《斩貂蝉》，是说：关公在月光之下拒绝貂蝉的诱惑与游说，挥动了青龙偃月刀，刀起头落，把宛转娇啼的貂蝉砍了。俞大纲先生告诉我，这出戏在《曲海》一书之中，附见于《连环计》之下。南方从安徽、江苏到广东，都有名角唱过。

京剧之中的《辕门射戟》，倒很像是真有其事，有正史作为根据：当刘备投降了吕布、屯在小沛之时，袁术派了大将纪灵率领三万兵来打他。吕布亲自带了一千多人来调解，邀请纪灵来喝酒。酒酣耳热之时吕布提议：由他自己射箭，倘若能射中他的戟的小支，纪灵与刘备双方必须退兵；否则，大家便不妨厮杀一阵。他射了，果然一箭就中了戟的小支。据说，纪灵就退了兵(这位纪灵奉了袁术之命而来，如何可以为了吕布的这一场表演，便马马虎虎地退了兵?讲故事的人，以及写这个故事在正史上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

《三英战吕布》在京剧里也有，所根据的不是正史，而是演义。它把刘、关、张三人，说成在武艺上都敌不过吕布，三人合起来也仅能与他打个平手，事实如何，姑且不论；就戏论戏，就故事论故事，的确是十分精彩。

《白门楼》是吕布一生的悲剧性结束。《后汉书．吕布传》，把他与曹操的对话，以及刘备插进来的“冷语”，记载得活灵活现。

吕布在走下城楼，束手就缚以后，向曹操说：“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了。”曹操说：“这话从何说起?”吕布说，“明公所顾虑的，只有我吕布一人。以后，您自己统率步兵，派我统率骑兵，平定天下，不成问题。”吕布转过脸来，向刘备说。“你现在是座上客，我作了阶下囚，绳子捆得我太紧，你不能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吗？”曹操听到，笑出声来，说：“捆老虎，怎能不紧一些?”说罢，就吩咐左右，叫把捆吕布的绳子放松。刘备这时候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向曹操说；“绳子不可放松。明公，你忘记了，他杀了他的长官丁原，又杀了他的义父董卓么?”吕布立刻对刘备破口大骂：“你这个大耳朵的小子，最叵信!”

叵字，是“不可”两个字连起来读的一个字，音“po”。它很像今日北京语之中的“甭”字，是“不用”两个字的连读与合写，音“beng”(但是，用字是去声，甭却是阳平)。

刘备，诚然是“最叵信”。吕布自己又何尝是可信呢?是他先对不起刘备，刘备在他被曹操击败于兖州以后，收容了他，指定小沛给他屯驻；他不该接受袁术的收买，于刘备在盱眙与淮阴对袁术作战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后来，刘备向他投降，他一度叫刘备和部下到小沛去驻扎，可谓差强人意，然而他不久又把刘备赶走，弄得刘备不得不去依附曹操，引了曹操到下邳来，灌城，把他围困在白门楼上。这真是咎由自取。吕布自己不够英雄，怪不得别人!

五、袁术

吕布以外，当时的风云人物很多。北方有刘虞与公孙瓒，东南方有孙策，西南方有刘表，逐鹿于中原的是曹操、袁绍、刘备。最不成材的，是袁术。

袁术是司空袁逢的儿子，在血统上是袁绍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法律上是袁绍的堂兄弟。因为，袁绍已经过继出去，当了袁术伯父袁成的嗣子。

袁术为袁逢的大太太所生，袁绍为袁逢的小太太或丫环所生。袁术一向看不起袁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原因是：袁逢的官大，袁成的官小。袁术自己所作的官，在大家共同讨伐董卓以前，也一向不比袁绍所作的官小。袁绍作了(尚书)郎、侍御史、濮阳县县长、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司隶校尉。袁术被汝南郡举为孝廉，出身比袁绍好；其后当过尚书(不是郎一级的尚书郎，而是郎的上司)、长水校尉(掌管一些属于长水部胡人骑兵的校尉，驻防在长安西南的宣曲)、河南尹(河南郡是东汉京城洛阳的所在地，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尹的官阶比太守高)、虎贲中郎将、后将军。

董卓窃夺洛阳朝廷的政权，废少帝，立献帝。袁绍先走，到冀州去号召各州、各郡一致讨董；不久，袁术也走，带了自己的部队走到鲁阳。

那是灵帝的最后一年，中平六年的事。

次年，献帝的最初一年，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孙坚以长沙太守的身份，与荆州刺史王睿共同起兵，响应袁绍、王匡等人(献帝一朝，前后共有三个年号，初平有四年，兴平有二年，建安有二十五年；初平元年是公元190年，兴平元年是公元194年，建安元年是公元196年。以后，我只用献帝的年号，不再用公元的纪年。刘备、阿斗，与孙权及其子孙的年号，我写到他们之时再行注明公元的年代)。

孙坚杀了王睿，吞并了王睿的兵，又杀了不肯送军粮给他的南阳太守张咨；从南阳转到鲁阳，向袁术表示好感。

以董卓为中心的洛阳朝廷，发表刘表为荆州刺史，补王睿的缺，刘表来南阳就职。

当时中国一片混乱，敌我的界线很不分明。刘表可说是董卓所提拔的人，却不能不尊重雄踞在他辖区之内的袁术与孙坚。刘表于是上表给朝廷，保荐袁术为南阳太守(刘表自己，不敢留在南阳，把荆州的州治移到襄阳)。

袁术获得了朝廷的任命，就南阳太守之职，也上表保荐孙坚为豫州刺史。朝廷之中董卓以下的人，肯不肯批准袁术的此项推荐?有没有批准袁术的此项推荐？难考。

事实上，朝廷批准与否设有多大关系。孙坚认真当起他的豫州刺史来。他一方面自居为以董卓为中心的朝廷之下的一名刺史，一方面却积极从事讨董的军事行动。

袁术一度中止对孙坚的支援，其后因孙坚的强硬责难，而照旧送粮，使得孙坚获得胜利。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袁术又做了一件对孙坚颇为友好的事，他的堂兄袁绍派了一个姓周名昂的来当豫州刺史。袁绍是讨董同盟的盟主，自以为有权代行皇帝职权，用毫无法律根据的“承制”二字，委派大小官吏。他的动机，无非是为了扩大地盘。他已经有了冀州，又夺取并州、青州、幽州，对于这远隔黄河的豫州，也派周昂来抢，孙坚这时在洛阳之南打仗，后方空虚。

袁术替孙坚打走周昂，因此而得罪了袁绍。

袁绍表示，要拥戴幽州牧刘虞做皇帝，另组一个朝廷，与董卓的政府对抗。他向袁术征求意见，袁术不赞成。于是，袁绍把袁术看成敌人，勾结刘表，叫刘表与袁术为难。袁术也把袁绍看成敌人，勾结公孙瓒，叫公孙瓒与袁绍为难。

袁术而且写信向公孙瓒说：“袁绍不是我们袁家的骨血。”袁绍知道了，更加愤怒。

袁术叫孙坚去襄阳打刘表，借以除去肘腋之患，孙坚很快便打了一个大胜仗。刘表自已是文人，下面也没有什么名将。然而，却有一位诡计多端的黄祖。这黄祖派兵埋伏在竹林之中，用暗箭将孙坚射死。孙坚的兵，改由侄儿孙贲统率；人数不多，在一千与二千之间。孙贲带了这些兵回南阳见袁术，袁术上表保荐孙贲为豫州刺吏，把他的兵留了下来，扩充自己的武力。

袁术也逼迫孙坚的寡妇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宫中所捡到的传国玺。这传国玺，是秦朝李斯为始皇帝所刻。玺上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以上，是初平三年的事。

次年，初平四年，袁术放弃南阳，移军兖州的陈留郡，驻扎在陈留郡的封丘县。他之所以放弃南阳，是因为南阳已经被他榨干了，不再有油水可供他与他的部下过奢侈浪费的生活。另一原因，是孙坚已死，他怕刘表。刘表已经派兵由襄阳北进。

曹操这时候在(山东濮县之东的)鄄城，不能不与来侵犯他的袁术一较雌雄。论兵力，袁术强。黑山余党和於扶罗的匈奴部队，都在袁术的这一边。然而，打仗不全靠兵力，更靠指挥者的指挥技能。双方大战于(河北长垣西南)匡亭，袁术大败，退守雍丘(杞县)。曹操追击，袁术再遇到(河南睢县之西的)襄邑，又由襄邑退到宁陵(河南蔡丘东南的宁陵)，最后逃到(寿县、蚌埠一带的)九江郡，赶走了他自己所任命的扬州刺史陈瑞，自称“徐州伯”。

汉朝各州起先只有刺史，在东汉末年有所谓州牧，却不是每州皆有。“州伯”这个名词或官位，完全是袁术所擅自创造，于法无据。

当时的扬州，首县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而不包括今日的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

袁术所占有的扬州，开始只有九江郡一郡(九江郡不包括今日江西的九江)。其后，向南扩展，派孙坚的儿子孙策打下庐江郡(安徽中部)，以刘勋为太守。

朝廷发表了刘繇为扬州刺史。刘繇不在九江郡行使职权，渡过长江，到曲阿(江苏丹阳县)，依附丹阳太守吴景与丹阳都尉孙贲。

吴景是孙坚的妻弟，孙贲是孙坚的侄儿。这两人获得在丹阳的官位，是由于袁术的保荐。袁术从初平四年起，已经和董卓的余孽李傕勾结。李傕所主持的长安朝廷，任命了袁术为左将军，“假节”，封为阳翟侯(阳翟是今日河南禹县，在当时属于颖川郡，是豫州的首县)。

袁术虽未必能够占领阳翟，做名副其实的阳翟侯，却也颇能影响长安的朝廷，提拔吴景、孙贲之流。

刘繇在丹阳郡曲阿县，与吴景、孙贲处得不好，也害怕有那么一天，袁术命令吴、孙二人打他的主意。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这二人从曲阿挤了出去。

这二人退到历阳(安徽和县)。

吴景与孙贲以历阳为根据地，与刘繇对峙。袁术派了一个姓惠名衢的老官僚，来历阳做另一位所谓扬州刺史，叫吴景做惠衢下面的“督军中郎将”。

刘繇的部队占了长江西岸(和县东南的)横江与(和县之东的)当利口。袁术的惠衢与吴景、孙贲，攻不下这两处渡口。这已经是兴平元年的事了。

次年，兴平二年，孙策向袁术要还了父亲孙坚的旧部一千多步兵和十名骑兵，以及老将韩当、黄盖等人，由寿春开往历阳，沿途招募新兵，在到达历阳之时，有了六七千人；然后，一口气夺了刘繇的横江与当利口，渡过长江，占领曲阿，部队扩充到两万多兵，一千余匹马。其后，孙策又打下了(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和(江西南昌一带的)豫章郡，势如破竹，威震江东。

孙策的力量，本可以成为袁术的力量。然而袁术没有足以令孙策心服的德。袁术言而无信，以前曾经答应过孙策，以孙策为九江郡太守，其后拿下九江郡，却派了陈纪为太守。后来，叫孙策打庐江郡，又许诺了孙策以庐江郡太守的位置，结果，又发表了刘勋。孙策之所以急于向袁术要还父亲的兵，正是因为对袁术失望，想另找出路。等到自己有了丹阳郡、会稽郡、豫章郡，局面比袁术大得多，怎么还肯做袁术的部下呢?

袁术既不度德，又不量力，竟然在建安元年。积极准备，想过一过当皇帝的瘾。孙策写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袁术不听。孙策就与他绝交。

袁术一意孤行，在建安二年僭位，自称“仲家”。有人说，“仲”字是他的国号。其实，他的国号与年号，均已无考(今日在贵州的苗胞，有一部分自称“仲家”，被若干民俗学家认为是袁术的苗裔。仲家这一支的苗胞，究竟是不是袁术的苗裔？这是极有趣味的、一篇未来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袁术只晓得，凭他的迷信，他有资格当皇帝。迷信的来源是：(一)当时流行了一句预言：“代汉者，当涂高。”他说：袁家是春秋时代辕涛涂的后代，应了“涂”字。他自己名术，号公路，也均与涂字相通。(二)依照西汉末年以来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汉朝是火德，火生土，代汉而起的朝代该是属于土德的大舜之后，而辕涛涂恰好是大舜之后，他是辕涛涂之后。

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迷信说法，害了袁术自己。

袁术的实力，仅有两个郡而已。和曹操、袁绍、刘备，都做了对头。有吕布，而常常翻脸；有孙策，而无法令孙策肯为己用。

于是，他当皇帝当了两年半，便在建安四年拍床呕血而死。经过是这样的：他做了皇帝以后，以九江郡的寿春为京城，改称九江为淮南，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设百官，大兴土木，立后选妃，郊天祀地。干这些名堂，没有一件不是十分费钱的。他哪里有这些钱呢?两个郡的税收，少得可怜。

结果，他当了中国历史上的最穷的一个皇帝，穷到离开寿春京城，去投奔两个老部下陈简、雷薄。于(今日霍山县的)灊【qian】山，被陈、雷二人挡驾。

最后，他决定与袁绍言归于好，向这位他一向最看不起，被他常常骂为“家奴”与“非袁氏之子”的哥哥大低其头，派人送信给袁绍，表示愿意把皇帝的宝座让给袁绍。

袁绍不给他回信，却叫儿子青州刺史袁谭派人去迎接他北上。袁术走到半途，听说曹操叫刘备领兵在徐州附近拦截；吓坏，掉转头向寿春走，走到离寿春不远的江亭，呕血而死。

六、公孙瓒

三国时代的人才多，蠢才也不少。

吕布、袁术以外，算来要轮到公孙瓒了。这三个人，不是没有一技之长，而是缺乏眼光，缺乏修养，有野心而无志气。

公孙瓒生长在幽州。幽州包括今日河北省的中部、北部，及辽宁省的南部、中部。当地汉人，有不少是慷慨悲歌之士，豪爽而尚武好义；也有许多人习惯于与少数民族共处，学会了匈奴与鲜卑、乌桓的骑射。公孙瓒本人又是“家世二千石”，高级官吏的子弟，翩翩少年，身材高、声音大，骑得好，射得准，虽则由于母亲出身卑贱，而只能在辽西郡的太守衙门里充当一名“书佐”，亦即抄写员之流，然而很快便获得太守侯某人的赏识，做了侯太守的女婿，被侯太守送往洛阳之南的缑氏县，从当时的大儒卢植先生读书。

他在卢先生那里，结交了一位同学，姓刘名备。

他不曾把书读通，不久便回家乡令支县(河北迁安之西)，又转到辽西郡的首县阳乐(抚宁县之西)，在新任太守刘基的下面作一个“上计吏”，相当于会计室主任兼统计室主任。他根本没有文人的气质，干这些事都是用非所长，却也表现得不太坏。

刘太守吃了官司，被关在槛车里押往洛阳，公孙瓒化装为一个仆人，一路跟随侍候。刘太守被判流放日南郡，公孙瓒也下了决心，陪他去这个传闻瘴气甚厉害的地方。所好，两人走到中途，刘太守就遇到了赦免。公孙瓒于是又回到辽西郡的令支县。

家乡的父老与地方官公举他为“孝廉”。这是两汉官场的正途。由孝廉而被天子召见，留用为“郎”，再由“郎”而外放为地方官，最后由地方官而内调为中央大官。

公孙瓒在为“郎”期满以后，被派作幽州的“辽东属国长史”。

长史的意思，是秘书长，是文官，但在这里却是武官，相当于一郡的都尉。所谓辽东属国，便是散布在辽东郡周围的若干藩属国，亦即大大小小的匈奴与鲜卑的部落。公孙瓒的职务，便是监视这些部落，不许他们对汉朝的中央造反。

公孙瓒喜欢骑白色的马，他叫所率领的卫队也都骑了白马。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白马长史。

有些法官是嫉恶如仇。公孙瓒是嫉胡如仇。每次，当他接到有什么部落造反的消息，他就会勃然大怒，集合兵马，立刻奔赴该部落去交锋，妤像是他私人和这部落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到了交锋之时，不用说，他绝不客气，而尽量猛打，尽量残杀。各处的胡入，对他的确是十分害怕。

他的长官，幽州牧刘虞，对付胡人另有一套。刘虞反对杀，所行的是怀柔政策。胡入感他的恩，已经造反的，退走；没有造反的，不再想反。

我用这个胡字，包括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严格说来，胡只能指匈奴，而匈奴是突厥种(因为突厥与今日的多数土耳其人是匈奴的苗裔)。

西汉之时，匈奴之东有所谓东胡，其血统与语言均与匈奴不同，被人类学家称为“东胡种”或“通古斯种”。

就东汉末年的幽州而论，乌桓是各种胡人之中力量最大的一种。乌桓两字，有时也被写作乌丸。东汉的朝廷，特设了一个“护乌桓校尉”负保护乌桓部落的专责。所谓保护，包含”保全”的意思，防止他们因造反而丧失生命与畜产。

东汉的最后一个“护乌桓校尉”，姓箕名稠，有人说他不姓箕而姓綦。他不但不曾护得乌恒，而且护不了自己，被两个姓张的汉人杀死。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叫张纯，曾经作过中山国的国相；一个叫张举，曾经作过泰山郡的太守。张纯对汉朝前途的看法，与其他三个姓张的(张角、张宝、张梁)大致相同，汉朝气数已尽，新朝代即将诞生。张纯于是说动了张举，推张举为天于，而自称“弥天将军安汉王”。

这张天子与张将军，自以为抓住了时代的趋势，就在灵帝中平四年，大造其反，担负他们交给自己的历史任务，实行荒乎其唐的机会主义。他们诱惑了乌桓的一个领袖丘力居，吆喝了不少的汉人与胡人，杀掉护乌桓校尉箕稠，与右北平郡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以流寇的战术横冲直撞，劫掠了青、徐、幽、冀四个州的不少城市、乡镇、村庄。

次年，中平五年，在幽州牧刘虞的指挥之下，公孙瓒大破张纯、张举、丘力居等于(河北蓟县之西的)石门。

公孙瓒在石门打了胜仗以后，穷追张纯等人的汉胡混合部队，一直追到管子城。

他与他的追击军在管子城遇到埋伏，被敌人反包围，围了一百多天，粮食吃完，吃马；马也吃完，煮马鞍、盾牌、皮靴等等。幸亏敌人也吃完了粮食，不得不退回他们的根据地柳城；否则，公孙瓒及其残余部队，不都饿死，也都会冻死了。

这时候，公孙瓒的官位是骑都尉。他早已做过涿县的县令了。立了石门之战的大功以后，在洛阳的灵帝朝廷升他为中郎将，封为“都亭侯”。

中平六年，三月间，有一个姓王名政的，于张纯未对他防备之时，将张纯杀了，割下张纯的头，送给幽州牧刘虞领赏。朝廷加官刘虞为大司马，封公孙瓒为蓟侯，拜“奋武将军”。

公孙瓒一跃而为天下知名的名将，有希望成为拨乱反治的重镇，倘若他懂得与刘虞始终合作，服从这位富有政治经验、而且远近仰望的长官。

他却不肯如此做。

他打了一个不太大的胜仗，便自以为很了不起，不再把刘虞看在眼里，而处处与刘虞作对。刘虞派人送东西，赏赐一些忠顺的部落，公孙瓒偏要去拦截、抢去，破坏刘虞的怀柔政策。

刘虞有一个儿子刘和，在长安朝廷当侍中，与献帝处得很好。献帝在私底下拜托刘和，逃离长安，去幽州，叫刘虞带兵来，迎接他(献帝)东归洛阳。

刘和奉了这个密旨，便逃高长安，奔出武关，先到南阳，他本想由南阳再向东走，到颍川郡再转向东北，经兖州、青州、冀州，见父亲刘虞；不料，袁术认为奇货可居，把刘和以连软带硬的方式留了下来，他叫刘和写信给刘虞，把兵送到南阳来，袁术也带兵一起去。袁术是想与刘虞分功，甚至想争刘虞的功。

公孙瓒劝刘虞不必派兵，刘虞不听；派了几千人去。公孙瓒暗中写信给袁术，建议袁术将刘和扣留，将刘虞的兵吃掉。

他在表面上却装着与刘虞一致行动，也派一千多人，交给堂兄公孙越带去。

结果，袁术吃了刘虞所派来南阳的兵，也按照公孙瓒的建议，把刘和关了起来。这位刘和，颇有能力，竟然从袁术那里逃走，逃到了幽州，向父亲刘虞报告了一切。

于是，刘虞对公孙瓒就恨入骨髓。

公孙瓒不仅与刘虞成了敌人，与袁绍也成了敌人。原因是，他的堂兄公孙越奉了袁术之命，帮助孙坚，打袁绍所派去的“豫州刺史”周昂，在打的时候中了箭阵亡。

袁绍明知道孙坚已经是豫州刺史，又另行“承制”(自称朝廷授权)派一个什么周昂，乘着孙坚在洛阳前线打董卓，袭占豫州的某一部分。这诚然是袁绍的不对。

公孙越的“任务”，本是前往长安，迎接献帝。袁术不践言参加迎驾，而吃掉刘虞的兵，又把公孙越及其部队用在打周昂的小战争上面，以致公孙越阵亡，这是袁术不对。

单就公孙越之阵亡而论，公孙瓒应该第一先恨袁术，其次才恨袁绍。

军阀便是军阀，不懂得什么叫做平心静气的分析。

他进军(山东德平县的)磐河。同时，他上疏给朝廷，数说袁绍十项大罪。

这是初平二年十二月的事，董卓还不曾死。公孙瓒在他的讨袁绍疏之中，虽不明白站在董卓的一边，而责备董卓的字眼也不过是“造乱”、“无礼”几个字而已。

除了为堂兄公孙越报仇以外，公孙瓒的另一原因，也就是真正的原因，是扩充地盘。

一个月以前，初平二年十一月，公孙瓒在(河北省东南部的)东光县大胜了青州的黄巾，杀掉三万，收降七万。

由东光再向前，便是袁绍的地盘。袁绍此时名义上是冀州牧兼勃海郡太守，而实力早就伸入青州。公孙瓒要找袁绍打，袁绍仍不想和他打。公孙瓒有一个亲弟弟公孙范，在袁绍的身边。袁绍希望以公孙范为桥梁，与公孙瓒保持友好关系，就把自己所兼的勃海郡太守的官职让给公孙范(勃海郡在今沧州一带)。

谁知，这公孙范有了勃海，不作调停人，而立刻调集全部的乒，帮助哥哥公孙瓒打袁绍。

公孙瓒与袁绍双方的兵，于初平三年正月在(河北威县之北)界桥，进行决战。袁绍以步兵三万人结成方阵，用骑兵一万人布在两翼，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作为挑战的前锋。公孙瓒不懂得如何对付这样的阵势，被袁绍杀得大败，退回蓟县。

公孙瓒所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被俘。

袁绍乘胜派人追击，追到(易县东南的)故安县。公孙瓒的部队，掉过头来死守，袁绍的部队攻它不下，撤退。

袁军撤退以后，轮到公孙军来追击，追到(新城县之东的)拒马河，大胜袁军，杀了七八千人，向东扩充战果，进展到(山东西北部的)平原国，继续占领了大部分的青州。

公孙瓒于是派了一个姓田名楷的，作青州刺史。

刘备在这一次战役之中，颇替公孙瓒立了一些功。公孙瓒任命他为平原县县令，其后又升为平原国的国相(汉朝在景帝以后，有王有侯，但王侯都无权统治他们的“国”，一切由中央政府所谓“相”来当家。我称这些“相”为国相，借以别于西汉的丞相与东汉的司徒。刘备当时的官名，是“平原相”三个字，不是我给他的“平原国的国相”六个字)。

袁绍不甘心丢了他的青州，便用他的全副力量来和公孙瓒死拚，拚了很久。

拚到兴平二年，袁绍才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于(河北通县之南的)鲍丘，杀了公孙瓒的兵两万。公孙瓒退到(雄县西北的)易京。

公孙瓒之所以战败，简单说来，一是把地盘占得太大，人才与兵力不敷分配；二是不但任命了所谓冀州刺史与青州刺史，也任命了所谓兖州刺史：树敌太多；三是刘备在兴平元年为了援救被曹操所攻的陶谦，脱离了公孙瓒与田楷等人的团体，去了徐州，而且赵云也借口兄丧，回了常山郡真定县；四是与幽州牧刘虞闹翻。杀了刘虞，与刘虞的儿子刘和及刘虞的很多部属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他杀刘虞，是在刘备离开青州的前一年，亦即初平四年。十月间，长安朝廷派了一位使者段训到幽州来，加刘虞的官，也升他的官。刘虞被加官“督六州事”；他被升为“前将军”，爵位也由蓟侯改封为“易侯”。

他胁迫段训与他合作，伪造皇帝诏书，说刘虞与袁绍合谋僭位，将刘虞斩首。

事先，刘虞曾经在段训未到以前，与公孙瓒打了一仗，打败，被俘。公孙瓒等待段训来了以后，才把刘虞杀害，因为刘虞本是他的长官，背一个杀长官的名不好。

杀长官的事实，他怎么样也掩盖不了。刘虞的部属们公推阎柔为领袖，号召汉人与胡人，集合了几万兵马，与刘和的一支力量配合。袁绍也派了大将鞠义，率领几万兵，参加这讨伐公孙瓒的联军，一举而斩杀了公孙瓒的渔阳郡太守邹丹(渔阳郡的首县渔阳县，在河北密云的西南)。

渔阳郡以外，代郡、广阳郡、上谷郡、右北平郡，各地所有的老百姓都纷纷起义，杀了公孙瓒所任命的官吏。响应刘和、阎柔与鞠义所统率的联军(代郡的郡治在高柳，在山西阳高西北；广阳郡的郡治在蓟县，蓟县的故城在北京西南；上谷郡的郡治在沮阳，河北怀来之南。右北平郡治在土垠，河北丰润之东)。

公孙瓒的对策，是采取“绝对守势”。他把易京造得十分坚固，城墙之外，有土堑；土堑之外，又有土堑；传说这易京有几十重的土堑。城墙本身，有六七丈高；公孙瓒与妻妾姊妹所住的楼更高，足足十丈，不设楼梯，公文用绳子系上去，传令用特别训练的、能够大声喊叫的女人，城内，他储蓄了极多的粮食。

尽管如此，这易京终于在建安四年三月被攻破，公孙瓒放火自焚，没来得及死，被砍。袁术死在他前面三个月，吕布死在他后面三十月。

七、陶谦

吕布、袁术、公孙瓒，倘若生在太平之世，便不会表现得那么糟。

陶谦、刘表，倘若生在太平之世，则不仅不致失败，而且可能做出很好的治绩，留名于青史之中。

陶谦是丹阳郡丹阳县人，读过书，被举为孝廉，留在中央政府为“郎”，由郎而外放为舒县(安徽舒城)的县令，在当时算是“正途”出身，他官运不错，“四转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跟随张温在凉州对造反的边章、韩遂作战，立了相当军功，于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之时，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

他到任以后，很快就战胜了黄巾，把黄巾赶出了徐州各郡各国，使得“境内晏然”。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长的人才。《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把他形容得一文不值，说他亲信小人，疏远知名之士，司法与行政均被荒废。传中所指出的小人，仅有曹宏一名，关于这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并未说明。传中所指的知名之士，是徐州州政府的“别驾从事”赵昱。赵昱被陶谦保荐，任为广陵郡的太守。这怎么可说是疏远了赵昱呢?事实上，别驾从事只不过是一个幕僚，其地位远不及官阶“二千石”的太守地位高。这是陶谦重用赵昱，不是疏远赵昱。

当时，陶谦已经由徐州刺史，升任为徐州牧。升他的，是李傕、郭汜所主持的长安朝廷(州牧的俸禄是“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太守高，更比六百石的刺史高。中二千石的“中”字，在汉朝政界人物的字汇之中，指“宫中”，引申为中央的与“高于普通的”。所以，“中二千石”高于“二千石”。所谓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原义都是指的年俸，相当于若干石的谷子，其后打折扣发放，而且以一大部分折合为布帛、铜钱等等，所以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谷子)。

陶谦于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之时，不曾参加袁绍、王匡等人的同盟，却也于朱儁驻节中牟之时，送去三干名兵士与足够的军粮，并且推举朱儁“行车骑将军事”，这便是公然与董卓为敌了。

不久，董卓派遣李傕、郭汜打朱儁，击败朱儁的军队，劫掠了颖川等郡，陶谦继续支持朱儁，直至董卓被杀以后。他联合了当时的扬州刺史周乾，与五个国的国相，两个郡的太守，一个郡的前任太守，一个博士(大学教授)，共同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许诺以足够的兵员与半年的军粮支援他，请他去长安打李傕、郭汜，主持国政。

在陶谦所号召的五个国相之中，最有名的是北海相孔融；两个现任太守之中，也有一位是后世的学人所知道姓名的：太山太守应劭。参加签名的“前九江太守服虔”，是我们已经领教了不少的一位“说经家”。那位博士，不是别人，是经学泰斗郑玄。

朱儁另有他自己的看法。朱儁以为董卓既死，不妨对李傕、郭汜不咎既往，“与人为善”。李、郭二人采纳太尉周忠与尚书贾诩的建议，以献帝的名义，征召朱儁入朝，朱儁就辞谢了陶谦等人的好意，而只身前往长安，以个人生命作扭转乾坤的孤注。到了长安，先后担任了太仆、太尉、行骠骑将军事等等官职，终于为了调解李、郭二人之间的争斗，被郭汜扣留，气死。

陶谦呢，自从朱儁去了长安以后，便不再与李傕、郭汜对立，而恢复与朝廷书表往来，接受了朝廷升他为徐州牧的诏旨。

《陶谦传》里面最无聊的一句话，是说陶谦与徐州境内一位自称天子的草寇“合从”。翠寇是下邳人，姓阙名宜。

陶谦贵为一州之牧，怎么会与区区的阙宜结为同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里指出了如此说法之难以令人相信：“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藉宜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

《陶谦传》又说，陶谦与阙宜合从不久，就杀了阙宜，吞并了他的徒众。事实是，陶谦从阙宜开始造反的一天，便对他讨伐，很快就击败了他，将他杀死。阙宜从造反到战败被杀，前后不到一个月，初平四年六月。

《后汉书．陶谦传》，大部分是从陈寿《三国志》的《魏书》抄来。《魏书》是魏朝史官留下给晋朝的官方记录。魏朝史官对陶谦有不得不向坏里说的苦衷，因为陶谦是魏朝的开创者曹操的敌人。

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琅邪的途中。曹嵩之死，是死在陶谦的部下，一个姓张名闿的都尉之手。曹操认定张闿是奉了陶谦之命行事。

曹嵩这人有取死之道。他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很有一些钱，花过一千万买得了太尉之官，在初平三年带了一百多辆车的行李与金银财宝由洛阳去琅邪，准备到离开今日青岛不远、诸城县东南的海边地去养老。他不仅是招摇过市，而是招摇过了小半个中国。

曹嵩与他的仆从，浩浩荡荡地到了徐州境內，陶谦派遣两百名卫兵，交给张闿，护送曹嵩。依照《吴书》的记载，这张闿抵抗不了一百多辆车行李与金银财宝的诱惑，走到泰山与华县、费县之间，就指挥卫兵，把曹嵩杀了，劫去曹嵩的财物，逃往淮南。

《后汉书．陶谦传》不曾指出杀曹嵩的人，是否姓张名闿，也没有说曹嵩是死在“泰山华费之间”，仅仅说了杀曹嵩的是陶谦驻在(峄县西南的)阴平县的“士卒”。这些士卒，属于陶谦的一名别将所管。

《应劭传》又有一个说法：杀曹嵩的不是什么阴平守将及其士卒，不是所谓张闿，而是陶谦的几名轻装骑兵。这几名骑兵，据《应劭传》，是陶谦自己所派。原因：陶谦很恨曹操，恨曹操攻打了徐州好几次。

《应劭传》的说法，不合于事实。曹操在曹嵩遇害以前，不曾攻过徐州一次。陶谦没有理由恨曹操，恨到必须杀曹操的父亲。

厉史上像这种难考的琐碎小事，太多。也不必去深考。重要的，不是曹嵩为谁所杀，而是曹操一口咬定曹嵩是被陶谦派人所杀，在初平四年带了极多人马来攻徐州，声称为父报仇。

有五个城的男女老少，几十万人，包括从陕西因李傕、郭汜之乱，而逃到徐州来的难民，都被曹操指挥部队杀光。这五个城是(现在称为徐州市的)彭城、(峄县之南的)傅阳、(睢宁西南的)取虑、(现在称为睢宁的)睢陵与(安徽泗县之西的)夏丘。

曹操屠掉这五个城，屠得真正是鸡犬不留，使得“睢水为之不流”，太残忍了!这是曹操一生的大污点。以他的能力与治绩，他本可以赢得天下志士仁人的归向。他做了这件残忍的事，暴露了他性格深处的凶恶，只有令志士仁人寒心。我在前面说过，陈宫之倒他的戈，引吕布来偷袭兖州，可能便是因为对曹操寒心。后来，曹操对刘备十分好，而刘备总是不肯对他好，其原因可能也是如此。

八、早期的刘备

陶谦在曹操来攻之时，抵挡不住，退到郯城死守，总算被他守住。

有谁在郯城助他一臂呢?刘备。

曹操之所以后来对刘备十分器重，这郯城的攻守战颇有关系。

次年，兴平元年，曹操又来打徐州，占领了琅邪、东海等县，陶谦有自知之明，知道他自己的力量与曹操的力量不成对比。去年他守得了郯城，今年未必仍能守住。他决定索性放弃这徐州几个郡国的地盘，逃回家乡去养老。

幸亏，在曹操的兖州后方，出了陈宫、张邈等人迎来吕布的事。曹操慌忙回军北向，去打吕布，陶谦这才喘得了最后的一口气。

他却也活不了多久，便发了病，一病不起，享年六十三岁。

垂死之时，他把徐州交给刘备，上表推荐刘备为徐州牧(按照当时的军阀风气，刘备只要一被推荐，不必等待朝廷的任命，立刻便可以就任办公)。

刘备曾经向陶谦辞谢，说：袁术的声望高，力量大，不妨把徐州交给袁术。这时候，孔融在场，表示了他的意见：袁术是死人一个，好比已经埋在坟墓中的枯骨，不值得考虑。

刘备于是接受了陶谦的好意，以“客将”的身份继任为官位甚高的徐州牧(他本为客将，是袁绍的青州刺史田楷，在初平四年派他来徐州，帮陶谦抵挡曹操的)。

以后不久，就有了吕布由兖州战败来奔，被刘备好意安顿在小沛，又由小沛袭夺徐州州政府所在地的下邳，以及刘备落难到广陵、海西，反过来向吕布投降，被吕布礼尚往来，安顿在小沛。

最后，吕布又把刘备赶出了小沛，刘备去投奔曹操，引得曹操来攻下邳，杀了吕布。这些话，在我所写的吕布一章，都已经说过。曹操于建安三年杀了吕布以后，不把徐州还给刘备，而交给一个姓车名胄的无能之辈，叫车冑充当“徐州刺史”(徐州牧的官职取消)。

刘备被曹操带回了许县，以献帝的名义拜为左将军。次年，建安四年，袁术离开寿春，想经过徐州，到青州、冀州依附袁绍，曹操派刘备去徐州拦截。刘备果然便把袁术吓得掉头南向，却也顺便打走了车胄，夺回那个他认为应该是属于他的徐州。

这一次，刘备享受他的徐州地盘，时间也是很短。曹操不能够容忍如此的一次对自己的侮辱；不到一年，就带了大队人马，把刘备的几千兵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刘备的妻子与大将关羽。

张飞向南逃，逃到汝南，与当地的黄巾领袖合作，占了(河南正阳境内的)一个古城，暂且安身；刘备向北逃，逃到袁绍那里，参加了袁绍与曹操的延津之战。

再其后，刘备见到袁绍实在是不够料，没有战胜曹操的可能。就向袁绍求得了一个任务：前往汝南，策动当地黄巾，以扰乱曹操的后方。袁绍答应，刘备于是获得脱身。

刘备离开了袁绍，到达汝南，与张飞团聚在一起。不久，关羽在许县获得消息，知道了刘、张二人的下落，立即陪同刘备的两位夫人(甘夫人与糜夫人)，来到古城。曹操派了蔡阳领兵来追，被关羽杀掉。

建安五年，刘备与关羽、张飞离开汝南郡，去到襄阳郡，投奔刘表。

刘表把他们安顿在新野县，井未重视。刘表只不过叫他们在新野这个小地方，担任前哨的职务而已，没有以对待一个前任徐州牧的礼貌对待刘备，也没有认出关、张二人是大将之才。

刘备在新野坐冷板凳，从建安五年坐到了建安十三年，整整八年之久。也真亏他有如此的耐心，人生有几个精力饱满的八年呢？

有一次，刘表请他吃饭，他在席中想到了这一点，伤感得流下眼泪来。刘表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我以前天天骑马，臀部没有肉；现在好久不曾骑马，臀部肥大了起来，感觉到年岁已大，转眼便进入老年，而功业毫无成就，所以伤心。”

刘备这时候，已有四十几岁。

其实，刘备怨不得刘表，也怨不得其他的人，该怨自己，怨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勇气有余而智慧不足，学问不足，天下的事，应与天下人共谋之，至少应访求天下之头等人才而共谋之，凭你刘备一人有那么一点雄心，就以为能够独力削平群雄，安定天下，岂非缘木求鱼？

关、张二人有万夫不当之勇，赵云浑身是胆，糜竺、孙乾也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与外交辞令；这些人是好帮手，然而比起张良、韩信、萧何，有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刘备混了大半辈子，跑东跑西，跑不出什么名堂，站不稳任何地方。

初出茅庐之时，于一位校尉邹靖的指挥之下，他率领关、张二人及若干平起平坐、一块儿放狗跑马、爱好流行音乐与漂亮衣服的年轻朋友，旗开得胜，把家乡的黄巾军，杀得个个逃命，蒙邹靖保荐，做了中山国安熹县的尉。

中山国与涿郡相距不远，也算得上是他的家乡；实际上，是他的远祖刘胜的封地。刘胜是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之一，封在中山国为王；刘胜的一个小儿子刘贞，被汉武帝分封在中山国的陆成县为侯，于元鼎五年因所献的黄金成色不足，被武帝削去了侯爵，降为平民；传到刘备的祖父刘雄，也居然重振家声，做了小官；父亲刘弘，被地方上公举为孝廉，由孝廉而获得官职，当了兖州东郡范县的县令。

这一位范县县令，不贪污，又死得早，留下了孤儿寡母，生活十分艰苦。刘备与他的母亲懂得因时顺变，能屈能伸，就凭他们母子俩的双手，自力更生，贩鞋子卖，织席子卖，倒也活得很好，而且省得下钱来供应刘备读书，作了同郡的卢植先生的弟子(刘备出生于幽州的涿郡涿县，从唐朝到清朝称为涿州，民国改称涿县。中山国属于冀州，首县在卢奴，今天的河北定县。安熹县属于中山国，旧址在今天定县之东)。

刘备不仅有钱读书，而且有钱交朋友，这便不能仅仅靠贩鞋子与织席子的收入了。他有两个知己，中山国的大商人张世平与苏双，这两人是做马匹生意的(从塞外运马到内地来卖)，很发了一点财；路过涿郡，可能卖了马给刘备，而刘备对于马，十分内行，谈起一套有关于马的马经来，引起张苏的好感(刘备不仅很会骑马，而且深通相马之术)。这两人见到刘备的若干朋友，也器宇非凡，颇有出息，就慷慨解囊，支援刘备，使得刘备有钱团结一批“徒众”，走在街上，骑在郊外，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形成了未可欺侮的“地方势力”，相当不简单。

刘备不曾进过军事学校，所会的只是骑马、射箭、舞刀舞剑，加上一些书本上的战略常识(如《孙子兵法》之类)。当时，似乎谁也不曾进过军事学校，汉朝的中国没有军事学校；但是在高级的国立学校之中有涉及军事的学科。刘备呢，不曾进过高级的国立学校。

因此，他打黄巾军，绰有余裕，帮公孙瓒的田楷扫荡青州，也不甚吃力；等到与袁术、吕布、曹操这些人对垒，就很难应付了。

奇怪的是，他帮陶谦守下邳，而曹操竟然攻下邳不下。我们没有充分的史料，无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也许，曹操当时的兵，本不甚多，已经和陶谦拼掉了不少；而且军粮吃完，输运不继。

本来，他的运气也不算坏，以一个毫无带兵资历，又不曾得过孝廉、茂才之类的保举的人，平步青云，当了安熹的尉，比县长差不了多少。其后，为了恨巡查郡县的“督邮”之官对他搭架子，不肯接见他，就把这督邮捆了起来，打了二百军棍，绑在马桩子上。闯下这场大祸以后，刘备索性连县尉之官，也不稀罕做了，把“绶”脱了下来，挂在督邮的颈项，带了关、张二人离开安熹县，扬长而去，开始亡命的生涯。亡命了不久，攀交了大将军何进派往丹阳郡招兵的毋丘毅，随同毋丘毅去丹阳，路过下邳，顺便解决了当地的小土匪。毋丘毅保他一本，他这就又当起官来：(山东昌邑县之东的)下密县的县丞一一副县长。

县丞当了不久，不知为了什么原故，刘备又不干了。大概是年少气盛，受不了委屈罢(年纪在二十五六左右)。《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捆打督邮的事，写在张飞身上，以渲染这位作者所送给张飞的粗暴性格(正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张飞。张飞是富家子弟，字写得极好，生平的嗜好，是画美人，武艺也不错)。

不干了下密的县丞以后，刘备官运亨通，闲不了多久，又做(禹城西南)高唐县的县尉，由县尉而升为县令(大县的主管官，称为县令；小县的，称为县长)。这是他第二次当县尉，第一次当县长。

其实，古往今来．当过县长的人比比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当到了九卿，相当于今日的部长的，也十分多。只有作出很大的成绩来的，才会留名青史，为后世所钦佩。

刘备的特殊可爱处，便是不把区区县尉、县丞、县长，看成一生事业的极峰，而心满意足、不求上进。他志在澄清宇内，解救人民；所以得官不喜，丢官不忧，做了小官而随时可走。

因此，他做了高唐县县令，又为了一次对土匪作战小小失利而出走。他这一次走得很远，投奔老同学公孙瓒。公孙瓒这时候因追讨造反的张纯与招降乌桓的“贪至王”，而官拜为“中郎将”。公孙瓒对他很欢迎，立刻上表，保荐他作“别部司马”(司马之官，有大有小；汉朝最大的司马是中央的大司马，相当于西周中央政府的司马；军队中各级部队也各有其司马，所管的常常是辎重与后勤业务，遇必要时也奉命带兵作战。刘备在公孙瓒下面所担任的所谓“别部司马”，很像是掌管被招降的或自动归顺的别部乌桓，或如《续百官志》所说，掌管主力以外的另一部的官兵)。

刘备以“别部司马”的身份，被公孙瓒派往青州(山东北部)，帮田楷吞并青州，颇为成功。田楷做了公孙瓒的青州刺史，刘备做了田楷下面的平原县县令，不久就升为平原国的国相。

平原在西汉之时是一个郡，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殇帝、桓帝先后封了和帝的儿子刘胜与桓帝自己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于是平原便由郡改称而为国；太守改称国相，直至刘备当了平原相及其以后(到建安十一年曹操废国改郡为止)，平原国属于青州。青州有一个郡：东莱；五个国：平原、北海、齐、济南、乐安。平原国有十个城，其中八个是县，两个是侯国。侯国没有国相，侯国的行政官与大县的一样，也称“令”，小县的地方官称“长”。

刘备这时候的官位，虽不太高，也不算低。他和本地的老百姓处得很好，不对他们摆架子，又舍得花小钱。而且，把境内的盗匪清除得干干净净。因此，老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当地的恶霸刘平，对刘备看不顺眼，派了一个刺客来。这刺客见到刘备，交谈之下，变成了刘备的朋友，不仅不忍下手，而且把刘平的阴谋告诉了他。

和刘备官位相等，而声名大得很多的北海国国相孔融，也十分愿意与刘备攀交。孔融有一次遇到黄巾来攻，抵挡不住，令部下军官太史慈来平原，向刘备求救。刘备立刻派兵去救，同时，惊喜之余，向太史慈说：“孔文举也听到说过，天下有我这么一个刘备吗?”(孔融的字，叫文举。北海国是山东潍县一带，郡治剧县在今日寿光东南)另一位与刘备官位相同的人，徐州广陵郡的太守陈登。这位陈登，是一位太尉的孙子，一向眼高于顶，却十分推崇刘备，说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

刘备是否已经知道自己有王霸之略呢？我看，未必。他此时所表现的，似乎只不过想做一名好官而已。倘若有心当霸王，王天下，怎么做了一个国相，就那么卖劲呢?卖劲，自然是对的。应该把眼光放在全国的问题上，然后以做一个好国相作为平天下的起点，这才是王霸事业。为了做国相而做一个好国相，好到了极点，也不过是一个好国相而已。

当时的平原国，属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是公孙瓒的部下。公孙瓒是什么样子的一块材料?刘备肯做公孙瓒的部下的部下，能有什么出息?

所以，后来袁术看不起他，不是全无理由。袁术有一次写信给吕布说：“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其实，这句话别人配说，袁术不配)刘备肯当平原相，而且肯把这平原相当作一回事，认真地去做，看情形似乎肯做一辈子。老天却不让他如此地没出息。老天叫袁绍打公孙瓒，打田楷，打他刘备，夺去平原国，逼得田楷与刘备向东边撤退，退守齐郡(山东益都一带)。

老天对刘备真好，惟恐他滞留在齐郡，特地叫曹操的糊涂父亲死在陶谦的部下之手，使得曹操对陶谦大动干戈，也使得陶谦向田楷求救，田楷带了刘备去救。

谁想得到，刘备一到徐州，便帮同陶谦的唯一“将官”曹豹，把郯城守住。对方，不是黄巾，不是袁绍，而是当时全中国最会用兵的曹操。

刘备不仅仗打得好，他的为人，也叫陶谦欣赏。陶谦在病得快死的时候(兴平元年二年之交)，不把徐州交给儿子或部下，而吩咐糜竺等人，交给刘备。陶谦如此做，不是为自己，自己是将死的人；而是为了徐州的人民。

刘备做了徐州牧，处于有为之地，应该施展出一番王霸措施，庶几不负陈登之流的属望。他的表现是什么?是和袁术扭打，是不曾看出吕布的不可靠，是被吕布偷占了地盘，弄得丢掉妻子，与若干名忠实部下流落在海西郡，穷得没有饭吃，倒过来向吕布低头，求吕布收容、安顿在小沛，太差劲了。

姓刘的自古以来，头等人才极多；刘邦、刘秀、刘牢之、刘仁轨、刘基、刘铭传，等等，不胜枚举。这许多位，都不是早期的、遇到诸葛亮以前的刘备所能望其项背(文人如刘勰，其造诣也是文章理论家中首屈一指的)。

诸葛亮在刘备的生命之中，“制造了一个不同”(Made a difference)。

其实，光荣仍旧是属于刘备的，别的将军不曾肯屈尊，去找一个二十几岁的小才俊，而且不曾存过物色人才的心；他刘备舍得三顾茅庐，这便是了不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诸葛亮每个时代都有，刘备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这是后话，留待他们俩见面之时，我再加以详叙。

单就他徐州被吕布偷了以后，竟然肯向吕布投降的一件事而论，刘州牧这一种能屈能伸，不怕人笑的作风，也说得上“很不平凡”四个字了。

区区感觉到惋惜的一点是：每到吕布对他不能放心，终于把他从小沛赶走，他不去投奔别人，偏去投奔曹操。

曹操打过陶谦，曹操曾经在郯城跟他对垒；去投奔曹操，不又是一次峴舰事件么?

也许，他不是专诚去许县的。事实是，他在(河南商丘之南的)梁国，与曹操相遇。他本该在遇见曹操之时，给曹操迎头一刀，这叫做“仇人相遇，分外眼红”。结果，不仅不曾交手，反而成了暂时的知己。我看，言归于好，可能是曹操主动。曹操这个人，从头到尾，是把眼光射在全国的局势之上的，很喜欢收天下之人才为己用，而且极擅长招降纳叛，绝不会计较刘备之曾经在郯城和他对过垒，并且很高兴刘备之已经和那偷过他的兖州的吕布，结了深仇。

反过来说，刘备主动去找曹操，也不是不可能。为了报吕布的仇，为了夺回徐州，不找曹操，找谁?

袁绍离得远。而且袁绍也是曾为敌人的。

在刘备的几个敌人之中，最对得起刘备的要算是曹操了，虽则于消灭吕布以后，没有把徐州还给他(这一点，我们怪不了曹操。曹操志在统一全国于自己所主持的汉朝政府之下，无法容许像刘备这样的雄才重占徐州。倘若刘备在许县执政，也不会让曹操官居徐州之牧的)。

除了徐州牧以外，刘备想要什么官职，曹操皆能予以同情的考虑。刘备开口了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曹操一见刘备，就用献帝的名义，任命为豫州牧。外且，刘备也真的就了职，到了任(他在任中，保荐了豫州汝南郡一个姓袁名谭的作“茂才”。这袁谭，是袁绍的长于)。

刘备在建安三年九月，跟随曹操去徐州打吕布，在十月间获胜；又跟随曹操回许县，享受曹操对他“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的礼遇，被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拜为“左将军”。不过，豫州牧的官位却没有了。

把刘备的豫州牧免了，留他在中央当一名位高而权不重的左将军，这是曹操的“败笔”。曹操究竟还不算太知人。像张辽、张郃之流，能当上一名中郎将与偏将军，就很死心塌地。刘备呢，不是张辽、张郃之比，也不是名位略胜二张一筹，就会十分满足的。

要把刘备笼络、羁摩，或甚至收为己用，曹操必须对刘备推心置腹、共成事业。这事业又必须以匡扶刘家的汉朝为主，不能名为刘家，而实际上是曹家的一种名存实亡的局面。

问题在于曹操，不在于刘备。刘备在当时没有自己当皇帝的念头，也没有自己当丞相的念头。倘若曹操能叫刘备相信，真在复兴汉朝，同时又让刘备坐仅次于丞相的第二把交椅，刘备便不会有其后串同董承，阴谋推翻曹操的事。

董承这个人，很不够意思。曹操待他不薄，把自己的车骑将军的位置让给了他，他也不过是献帝的一个侧室一一董贵人的父亲而已(四年前在洛阳主持那邀请曹操来迎驾的计划的，可能不是他，而是董昭)。

董承并非如裴松之所说，为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儿。他可能是董卓的三族之外的同姓晚辈，曾经做过董卓女婿牛辅下面的军官。不过，董卓死后，在李傕、郭汜胡闹的几年，他确是忠心维护了献帝。兴平二年七月，献帝从长安出发，向东边走，董承是随驾的将军之一。官衔为“安集将军”。中途，李傕、郭汜又捣起乱来；董承与杨奉商量，从山西请来韩暹与大批的白波徒众，才把献帝的性命保住。曹操在建安元年八月到达洛阳之时，董承已经是“卫将军”。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

曹操在八月辛亥日，以镇东将军、兖州牧的身份，兼“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取得了支配中央政府的大权，便捕杀了一位姓台名崇的侍中、姓冯名硕的尚书与献帝身边其他的几个中下级官吏，立威。同时，却封了董承、伏完等十三个人为“列侯”。列侯是不带地名的侯爵。建安四年三月，曹操升董承的官，由卫将军升为车骑将军。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董承的女儿，在宫中是得宠的贵人罢。

当时，大将军的官位曹操已经让给了袁绍。这车骑将军，曹操又送给了董承。袁绍在外，而董承在内，曹操虽则实权极大，而军界的名位倒颇逊于这二人，甚至连刘备的左将军也不如。曹操自从建安元年十一月以来，只不过是“行车骑将军事”而已。

董承倘若在建安四年就已经看出曹操不能始终忠于汉室，或是对曹操在徐州的残忍作风深恶痛绝，而纯粹为了公义要除掉曹操，这是他的自由。然而，即使如此，也应该第一，自己先要站得稳；第二，应该算算自己的力量，有没有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制胜把握。

说这时候曹操已经是奸臣，未免太早。至少，曹操的奸臣面目尚未暴露。董承自己呢，以堂堂车骑将军之尊，而作这鬼鬼祟祟的、阴谋夺权的事，太不光明。至于力量，京城许县附近能对曹操反抗的兵，仅有一名校尉的部队，至多是几千人而已，能解决曹操的几十万人么？

这位校尉是种辑。《后汉书.献帝纪》说他是“越骑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他是“长水校尉”。

另一位同谋者。偏将军王服，即使有兵，也不会甚多。这王服，《先主传》写作“王子服”，似乎可能是“皇子服”，有待详考。

《献帝起居注》这本书上说，董承向王子服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犹是也。”这“子楚”是秦国昭襄王的孙儿、孝文王的儿子，其后被吕不韦支援，回到秦国取得王位，成为历史上的庄襄王。董承拿子楚的故事来说服“王子服”，以秦国的子楚来与王子服相比，很像是要推翻曹操，废掉献帝，另立“王子服”的意思。是否这“王子服”是桓帝或灵帝的一个儿子“皇子服”；或是某一位有王爵的宗室的儿子“王子服”。

《三国志》称他为“王子服”，《后汉书》改称他为“王服”，《资治通鉴》也只称他为“王服”。可见范晔与司马光均不曾把《献帝起居注》之中董承对王子服说的话,当作一回事来推敲。

另一个问题：董承与刘备等人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被曹操发觉？是在刘备解决了徐州刺史车胄以前?还是在以后？

《三国志》魏的部分，把刘备杀了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三国志》蜀的部分，与此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之中，采取了《魏志》的说法，明言“蜀志误也”。《考异》引用袁宏的《后汉纪》为据，说《后汉纪》的说法与《魏志》相同。

《三国志》的三个部分，陈寿自己称它们为“魏书”、“蜀书”、“吴书”，后人却每每改称它们为“魏志”、“蜀志”、“吴志”。贤者如司马光，亦未能“免俗”。司马光及其助手，也把袁宏的《后汉纪》称为“汉纪”。

我个人的看法，《三国志.蜀书》的部分是对的：董承先在许县被捕，刘备才着了慌，提前对曹操翻脸，占领下郅杀掉徐州刺史车胄，留下关羽守下邳，自己带主力到小沛，准备迎战曹操必将派来的将官与兵士。这是建安四年冬天的事。

曹操派来的将官是刘岱与王忠。这一个刘岱，与初平元年参加讨伐董卓同盟的兖州刺史刘岱，不仅同名，而且同字，两人均字“公山”；所不同的是：兖州刺史刘岱，是青州东莱郡牟平县人；曹操的部下刘岱，是豫州沛国人(牟平在山东蓬莱东南，沛国在安徽宿县西北)。

刘岱与王忠均不是刘备的对手。王忠是(陕西武功一带的)“右扶风”人氏，并无了不起的资历，只是在李傕、郭汜胡闹的期间，因遍地饥荒而吃过人肉而已(其后，曹丕喜欢派人在野外古坟里找骷髅，挂在王忠的马脖子上，开他的玩笑)。

刘备向刘岱、王忠说：“像你们俩这样的料，来上一百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倘若姓曹的自己来，那就又当别论了。”

刘岱、王忠在吃了败仗以后，就回到官渡曹操的营中，据实报告。曹操于是便依照刘备的意思，亲自带兵由官渡向东边走，到小沛向刘备请教(官渡在河南中牟的东北；小沛在江苏沛县的正东)。

刘备这时候已经有了几万兵了，包括曹操的旧部一一东海郡的昌霸等人，所带来的部队。他很可以与曹操一决雌雄，却忽然怯场，见到了曹操的旌旗就下令撤退，弃军而逃，丢掉了妻子儿子，也丢掉了呆守下邳的关羽(王沈的《魏书》是这样说的；司马光不相信刘备竟然脓包到这步田地。司马光加了四个字的按语：“‘魏书’多妄”)。

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确是事实。不仅妻子与关羽都在下邳被俘，张飞与他的一支官兵也被打得与刘备的主力失掉联络，逃往(河南正阳一带的)汝南郡，找黄巾首领刘辟，合在一起。刘备自己带了少数人，去青州找袁谭。

袁谭是袁绍的大儿子。袁绍，是刘备的同学兼老长官公孙瓒的死敌。袁绍杀了公孙瓒；站在刘备的立场来说，袁绍是刘备的仇人。怎么可以去找他的大儿子袁谭呢？

刘备当时的处境也够惨，比以前吕布惨。吕布到了天下无容身之地的时候，还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杨，是同乡兼好友。张杨虽则有时候幽吕布一默，只是幽了一默而已。在最后关头，吕布被曹操围困在下邳，张杨还是带兵来救，死在中途(为部下所害，害他的部下可能是曹操所收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张杨对吕布的交情是死生不渝。刘备呢，除了身边的关羽、张飞、赵云，亲如兄弟以外，却没有一个据有一郡地盘、像张杨这样的可以投奔的好朋友。

刘备只得硬着头皮，去青州投奔仇人的大儿子衰谭。在袁绍与曹操两个仇人之间，袁绍是旧仇人，曹操是新仇人；袁绍是间接的仇人，曹操是直接的仇人。于是，刘备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生命，投送在袁绍的手中。

刘备却也不是全无希望的。他对袁谭，可以拉上一点关系。不久以前，他被曹操推荐为“豫州牧”以后，曾经以州牧的职权，保举过袁谭为“茂才”(袁绍一家，是豫州汝南郡汝阳县的大族。汝阳县城当时在今天商水县西北。商水之南，是袁世凯的家乡项城)。

东汉的茂才，比孝廉略为高些；孝廉是每二十万人口，产生一人，茂才是每州仅有一人。孝廉是一郡的太守或一国的国相所保举的，而茂才是州牧或刺史所保举。州牧、刺史以外，能保举茂才的，仅有三公与光禄勋四个大官，而且也只能每年保举一名。

袁谭有他的父亲袁绍给他官做，未必稀罕这个茂才资格。然而，刘备保举了他，多少也是一份厚谊。袁谭对刘备之如此表示好感，至少是不会讨厌的。按照清朝的习惯，考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的，对于主考的官，一向是尊之为师，而且称为“恩师”；主考官对于亲自录取的人，也总是认为弟子，有机会就提拔。这一种未曾有过教书听讲的事实的“师生关系”，在清朝的官场中，是一大传统。汉朝，可能不如此之甚；却也不见得没有约略类似的情形。

袁谭对刘备确有好感，有历史为证。他听到了刘备想来青州，就立刻带了步兵与马队来迎接。这不但是礼貌，也是事实上的需要。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的刘备，不可能有足够兵力以抵御曹操的追兵。袁谭来迎接他，也是来保护他。

袁谭保护刘备，一直保护到刘备的“旧游之地”平原(刘备当年在公孙瓒的麾下，随同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打袁绍的军队，打赢，被田楷先后任命为平原县县令与平原国国相)。

袁谭自然早就向袁绍递去报告。袁绍派了大将带领人马，开到平原来请刘备到河南临漳之西的冀州魏郡邺县一一袁绍的大本营去相见。

袁绍自己，亲自出城郊迎，比普通的所谓郊迎更加恭敬，出城出了二百里。

刘备在这建安五年的春天，是曹操的败军之将，是穷无所归， 颜来投旧敌的可怜人，为什么袁绍要对他如此地礼遇呢?原因是，刘备的物质力量虽小，精神力量很大。谁有了刘备,就很足以升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号召力。

刘备有什么精神力量呢?并不是靠了《三国演义》所艳称的“皇叔”二字的金字招牌。他和献帝的血缘，极其疏远，只不过是分炊了三百年的远房本家而已。

刘备的精神力量，在于深得人心。他之所以深得人心，一是对朋友有信义，二是对老百姓极仁慈。

他无论到了哪里，关羽与张飞总跟着他，或是虽则暂时分开了，而迟早总会不避干辛万苦，跑来与他相聚。不仅关羽、张飞如此，赵云、糜竺、徐庶、诸葛亮也是如此。其后，庞统、黄忠、张松、法正、严颜、马超、刘巴、李平、马良等等文武人才，只要是和他见面了，纳交了，都愿意水远和他在一起。他对朋友，不仅是“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像曹操对他那样；也不仅是“寝则同床，思若兄弟”，像他自己对关羽、张飞一样；或是“同席而坐，同簋而食”，像他自己对平原郡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之所以获得这许多人才的爱戴，是由于他秉性真诚，习惯于对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先向朋友表露了无保留的信任，于是就换得了朋友们对他的信任。

关、张、赵、糜，徐、诸葛、庞、黄、魏、张、法、严、马、刘、李、马，这许多人都相信刘备将永久是他们可以信任的朋友与长官。这是何等雄厚的一种精神力量啊?

他对泛泛之交，也很愿意帮忙、出力，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力够不够，他救过孔融，也救了陶谦。

他也收容过吕布。这是他知人之明不太到家，不是他不够意思(他似乎对不起曹操，那曹操也确是一个不必太对得起的人。后来，他也很对不起刘璋，那却是必须留待以后再谈的“政治问题”了)。

刘备对老百姓好，真是有口皆碑。《三国演义》的作者，有时候把他描写得婆婆妈妈，常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未免捧得过分，帮了倒忙。他之对老百姓好，不在于常常哭，而在于把老百姓的困难，放在心里，努力予以解决。当年，他在平原当县令与国相之时，便已做到了“外御寇难，内丰财施”。

青州的人民，不仅平原国的，其他各郡各国的，也都很爱戴他；不仅是青州人民，不仅是汉人，连幽州的乌桓人与“杂胡”，都愿意跟他这位“刘使君”去到海角天涯，参加几千名饥民的行列，奔向徐州，援救陶谦，抵抗曹操。

当时，刘备自己的兵仅有一千左右，加上这几千饥民以及乌桓、杂胡，声势也就不小。但这声势也只是表面而已，如何对抗得了曹操?

陶谦把屯在徐州的、从家乡丹阳招来的四千名子弟兵，都拨给他。有了这四千人，加上饥民等等，好一个刘备，居然胆敢与曹操在郯城对垒!这种气概，果然不凡，赢得了曹操于事后以“英雄”相许。

我想，这一种不计成败，惟义是视的勇气，是刘备之所以名满四海，叫人民向往，叫读书人归心，叫割据群雄人人愿得与其结盟的一大原因。

他会不会打仗，倒没有多大关系了。以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时势之中，他迟早总会有他应有的一份的。所缺的，只是帮手；不是普通的帮手，而是像张良、诸葛亮那样的帮手。

张良，他设有福气找到。诸葛亮，由于徐庶的介绍，他终于找到了。一找到诸葛亮，他的情形便不一样：像鱼得到了水!

老天却不给他太痛快，要叫他在遇到诸葛亮以前，领教一下袁绍的无能，把他安排在袁绍那里，亲眼看见袁绍的大将顏良与文丑，被曹操下面的张辽等人击溃、斩首(关羽这时候也在曹操军的前线，杀了颜良。他是否也杀了文丑，难考)。

刘备向袁绍贡献丁一条计策，同时也是向袁绍讨了一个差使：请袁绍派他到汝南郡，联络当地的黄巾首领刘辟，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县。袁绍接受，交了一些兵给他。这时候，他的旧部军官与兵士，也已经有不少人陆续从徐州辗转到邺县来找他，使得他又有了一支相当像样的部队。

他带了这支部队与袁绍的兵，到了汝南，与刘辟及刘辟的朋友刘邵，会合在一起，占领了(临颍县东的) 强县。其他各县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对刘备响应，弄得曹操在许县及其以南各县的大小官吏，都害怕了起来。曹操自己在官渡前线得到消息，也相当担心。他派遣同祖的堂兄弟曹仁，带了骑兵来打，才把 强与其他各县夺回。刘备不敢和曹仁久战，离开豫州，到冀州魏郡邺县，向袁绍复命。

在官渡，他见到袁绍太不会用兵，迟早不免败于曹操之手，就又向袁绍讨了一个差事，去刘表那里，劝刘表出兵，对曹操夹攻。

袁绍知道刘表始终不曾有夹攻曹操之意，叫刘备不必存说服刘表的念头。这时候，汝南黄巾另有一位首领，姓龚名都，值得联络。袁绍叫刘备带了赵云等人再去汝南一趟。

赵云在公孙瓒那里与刘备同事，成了朋友；其后借口兄丧，辞別了公孙瓒，回冀州常山郡真定县(河北正定)家乡；不久，就来到青州，作了刘备的部下，带领骑兵；又随刘备到徐州救陶谦，打袁术，战吕布，抗曹操，被曹操打散。刘备在邺县安顿了下来，赵云听到消息，就来邺县，替刘备募到了几百名新兵，加强了陆续而来的刘备旧部的阵容。

这一次，刘备带了赵云等将领与若干人马南下，袁绍不曾分兵协助，袁绍此时，对曹操已成劣势，可能已经分不出什么兵来。

刘备到了汝南，和龚都的徒众合起来，才只有几千人。曹操看不起他，派了一个三等角色来打。这三等角色姓蔡名阳，一交锋便送了命。《三国演义》说他是死于关羽的刀下，有可能。但是，蔡阳的任务，并非是来追关羽，而是来打刘备。关羽之离开曹操，不是在许县，而是在官渡前线；不是奔往汝南郡真阳县乡下、传说中的张飞所占领的古城，而是于杀了颜良以后不久便奔往古济水之北，与古黄河之北的袁绍部队的阵营。曹操听到他走，谅解他的苦心，下令各将领，不许对关羽追赶。关羽不曾需要闯五个关，斩六个将(很抱歉，我们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入，常常不得不戳破戏剧性的传说，令读者扫兴。然而，真的历史，倘若有相当充分的史料，也未尝不能引入入胜，甚至更加可歌可泣)。

关羽之离曹营而奔往袁营，所冒的险，大于传说中的闯五关、斩六将，他是杀了袁方的大将颜良之人(载在《三国志.蜀书》卷六《关羽传》)，而为了与刘备团聚，只身而来，死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袁绍怎么会不计较这位杀了自己的爱将颜良的大仇人呢?

而且，他一逃，曹操会不会派张辽、曹仁等好手去追他、杀他?关羽在事前也是没有把握的。如此不顾个人生死，而只求与朋友再见一面的义气，真是千古一人。

看《三国志.蜀书》卷六《关羽传》的口气，似乎关羽到了袁营以后，便随同刘备到荆州去，投奔刘表，漏记了刘备之两次前往汝南，第一次找刘辟，第二次找龚都，也漏记了刘备之去荆州，并非由邺县袁绍之处直接去，而是由汝南龚都之处，于袁绍既败，曹操南下来攻他之时才去。那末，关羽是怎样跟着刘备去找刘表的呢?难考。

曹操在建安五年十月击溃袁绍的主力；在建安六年四月击溃袁绍驻在仓亭的一部军队。此后，袁绍已不足为曹操之患。曹操就在六月间回到许县；不久以后，亲自率领精锐，来汝南打刘备与龚都。刘备避免和曹操接触，一口气去了荆州，找刘表(龚都的徒众一哄而散)。

刘表听说刘备要来，也正如袁绍前年一样，亲自出了襄阳城，郊迎。不过，袁绍是出城二百里，刘表不曾出来得如此远。在礼貌上，刘表却也相当周到：待刘备以上宾，并且，给了刘备若干兵。

刘表指定新野县为刘备的驻军之地。新野属于南阳郡，离开许昌最近，是荆州的门户。刘备在新野一住，便住满了七年，前后八年，从建安六年到建安十三年。

他活了大半辈子，还不曾有过如此的安定。他这时候兵虽不多，却也不太少，有关、张、赵几位亲如兄弟的猛将在左右，有甘夫人在身边照料饮食起居，又有荆州的若干名士常相往还，可以说，生活得相当轻松，比春秋时代晋公子重耳寄居在齐国之时的情形，还要好。

重耳有舅犯向他进逆耳的忠言：“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又有深明大义的新太太姜氏，肯为了丈夫的前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刘备呢，到了曹操快要打来之时，才找到了诸葛亮；而可怜的甘夫人，非受过极高的教育的齐桓公之女可比，怎懂得劝刘备不可贪图暂时的享受?况且，甘夫人自从在小沛嫁给了刘备以后，颠沛流离，苦也吃得够了，怎么肯叫刘备重新走上奔波奋斗之途呢?

甘夫人的来历，不仅《三国志》毫无交代，连《三国演义》也不曾创造一套说法，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读者所得到的印象，只是：她与糜夫人地位差不多，而似乎是略逊一筹。儿子阿斗为她所生，糜夫人在曹军追及之时，于兵荒马乱之中，把阿斗交给了赵云，自己投井。赵云把井旁的墙推倒，掩盖了井，以免她的遗体被敌人捞起，加以侮辱!

我在幼年第一次读《三国演义》之时，对赵云的如此举动，极不赞成。他应该力劝糜夫人于事前，或设法捞起跳了下去的糜夫人于事后，然后赶紧用人工呼吸法施以急救。

其后研究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又学了一点历史学的考证方法，才晓得可恶的、岂有此理的，不是赵云，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甘夫人也是死在刘备得志以前。

刘备对甘夫人始终怀念，于称帝以后追封了甘夫人为皇后。他不曾追封糜夫人为皇后，也不曾对孙夫人有过什么怀念的表示。

刘备驻防在新野的七年以上的时间，只有过一次军事行动。刘表叫他向许县进军。他经过宛县(南阳)、博望（南阳东北六十里的博望驿)、长山(方城山)，到了许县西南的叶县。守叶县的曹军将领是夏侯惇。在夏侯惇的下面，有李典、于禁两位大将。

这一仗打得不错：有路旁设伏的战术，击溃夏侯惇亲自与于禁率领的追兵(李典不主张对刘备追击，被夏侯惇指定留守叶县)。

李典不主张追击，是对的。第一，刘备未曾损兵折将，就忽然撤退，很像是“有诈”。第二，叶县之南，通往博望的道路，是方城山的山隘，很狭窄，很长，两旁有茂盛的草木，刘备可能布置了埋伏。夏侯惇不听李典的话，吃了一个大败仗。

刘备是不是除了以埋伏的部队袭击夏侯惇的追军以外，也如《三国演义》所说，用火焚烧山路两旁山中的草木?有可能，但不必要。并且，倘若在秋冬的干燥之日用了火，那被烧的就不仅是夏侯惇和于禁的兵了。

刘备的这一次胜利，是否由于诸葛亮替他指挥?刘备这时候是否已经拜访了诸葛亮三次，把诸葛亮请来了身边当军师?

我们晓得，这击败夏侯惇追军的事，是在李典参加曹操的围攻邺县之前。围攻邺县，是从建安九年二月开始，到八月结束。

诸葛亮在后主阿斗的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写他的《前出师表》，说了下面的几句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可爱的裴松之，在这几句下面，注得十分明白：“刘备以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败(于曹操)，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刘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也。”

由此看来，不仅“火烧博望坡”的事于史无据，而且诸葛亮那时候仍在隆中高卧，并不曾在“新野”刘备的营中，向刘备“假”得了剑与印，对关、张与关平、刘封四人颁布命令，叫关羽带一千“民兵”埋伏在博望之左的所谓“豫山”，叫张飞带一千“民兵”埋伏在博望之右的所谓“安林”；又叫关平、刘封各带五百“民兵”，埋伏在博望坡之后。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吩咐这四个人，要静候赵云与刘备先后对夏侯惇交锋，诈败，退过了博望坡,一齐放火，他们遵令而行，果然就把夏侯惇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演义的作者，把夏侯惇说成来攻的人，把刘备说成被攻的人，不曾深考过：取攻势的原是刘备，而夏侯惇只是于刘备撤退以后才“追击”的。演义的作者又把夏侯惇说成是从南面打到北面来的，未免太茫然于许昌之在新野的东北了。

一般的各朝演义的作者，与今日很多的历史小说的作家，以及电视连续剧的编导，十有九人都喜欢添补历史、歪曲历史、糟蹋历史。他们认为，文艺是文艺，历史是历史，似乎搪了“文艺”二字的虎头牌，就有了厚诬古人与欺骗今人的特权。古人已死，无法抗议；今人被骗，后患无穷。

我曾经向某一位名作家建议过：历史小说可写，但主角与故事应该另行创造。真人真事只能作为背景，而不必去“碰”。他说，中国老百姓所喜欢的是演义，不是西洋式的历史小说。

话归本题，除了击败夏侯惇追军这一件事，刘备在刘表那里不曾有过其他的军事表现，直至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兵临荆州之时。

曹操大军压境，刘备把部队从新野撤退到樊城。樊城与刘表所驻扎的襄阳仅有一水之隔：樊城在汉水之北，而襄阳在汉水之南。

刘表是当时所有的、仅知经史而不能作战的文人。他不但不能作战，也很不懂战略与军政形势。他早该于曹操、袁绍之间有所选择：或是联曹、或是联袁。联曹，曹不会让他继续割据，却可能以中央政府的高官给他；联袁，可以保持地盘，但必须不断对曹作战。倘若在最后曹胜了袁，刘表必然免不了曹的大举讨伐；倘若袁绍获胜，袁绍也未必容得下刘表。“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不仅主张仁政的孟轲有此思想，那些迷信武力的军阀与暴君，自从秦始皇以来也一向是如此的。

刘表所采取的政策，既非联曹，亦非联袁，而只是在表面上联袁敌曹，在事实上所谓联袁不过是虚与委蛇而已。

到了建安五年，袁的主力被曹击溃；建安七年，袁绍本人呕血而死；刘表依然没有什么举动，静候曹操将袁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依次解决。诚然，在曹操于建安九年进围邺县、消灭袁绍的第三个儿子袁尚之时或其以前，刘表曾经叫刘备向许县进军一次，颇有直捣曹操后方，予以致命的一击的样子。然而，刘备进到叶县便不得不撤退，可见刘表并不曾派遣重兵交给刘备指挥，来试图对曹操作致命的一击。

刘表的政策，简单言之，是“坐观成败”，也就是“静候宰割”。那末，为他设想，除了联曹或降曹以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联袁是不是可行呢？苟然是可行的，但是必须行得名副其实，以全力与袁合作，夹攻曹操，攻占许县，消灭曹操；而且要出兵出得越早越好，不要等到曹、袁在官渡结束了决战以后。

刘表倘若顾虑到袁绍万一胜利，一样难以侍候，那末，不妨设计出一套天下三分的计划来，使得曹操虽败而不全败，袁绍虽胜而不全胜，在曹袁之中施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制衡力。

更好的一个政策，是放弃纵横捭阖的作风，一心以光大汉室，拨乱反治为己任，尽量扶持在许县的汉献帝，甚至把他送回洛阳，重建两汉盛时的“三权分工”、“用人唯才”的优良制度，自己功成不居，仍为啸傲山林的名士。

我这些话当然都是白说。刘表已死，即使我是他的同时人，或者他是我的同时人，我也犯了“非其人而与之言”的“失言”的毛病。他刘表那一块料，怎么听得进我这个堂堂正正、讲原则的建议？

类此的建议，只有刘备够资格听。而诸葛亮说给刘备听的，也正是这一套，只不过是由于当时的客观事实，陈义不能如此之高，而仅仅说到如何办到天下三分为第一步，与如何两路进军、北伐曹魏为第二步而已。

刘备与诸葛亮二人之所以“谈得拢”，是因为二人有共同的大前提，共同的基本观念：“汉贼不两立”。袁绍、曹操、刘表，都是一些目无汉室的军阀或权臣，都是“贼”。

袁、曹相争，是二贼相斗。曹操来伐刘表，也只是大军阀来打小军阀而已。夹在中间的刘备，其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的爱民之心，救世之志，为天下所共见，有十几万难民选择了他，跟他走，并非偶然。

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来，刘表在八月死．“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虽则这“赤壁之战”全靠孙权派周瑜、程普以三万人来帮忙助战，《三国志》魏的部分仍把刘备记载为战胜者：“(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赤壁之战”的经过，请让我先说了曹操如何消灭了袁绍及其三个儿子一个外甥(袁谭、袁熙、袁尚、高榦)，然后再说。

九、袁、曹之战

袁绍从初平元年主持讨伐董卓的同盟之时开始，直到建交五年在官渡被曹操击败之时，是全中国最有力量、最能号召的一个军政领袖。在官渡战败以后，他的四个州地盘依然掌握在手，比起曹操的兖、豫、徐三个州仍要大些。在名义上，他也不比曹操低：他是大将军、司隶校尉，兼冀州牧(加上他大儿子袁谭所领的青州，二儿子袁熙所领的幽州，与外甥高幹所领的并州)，而曹操至少在名义上只不过是“行车骑将军”，兼司空而已(虽则曹操在事实上也控制了徐州与兖州、豫州，及整个的许县朝廷)。袁绍的兵、军粮、财力，也一向是超过了曹操所有。由于祖先与伯父、父亲，都做过三公级的最高官吏，中国到处都有袁家的门生故吏，他本人也极会交明友(最好的朋友包括张邈、伍琼、许攸、何颙)，这也不是曹操所能比得上的。总之，他倘若早一点向曹操摊牌，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一方。

他的最大失策，是坐视曹操把献帝从洛阳接往许县，给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他的一名部下，原任冀州“骑都尉”的沮授，早就劝他抢先，把献帝从洛阳迎到邺县，他却听了郭图与淳于琼两人的话，顾虑到有了献帝在身边，就不能不遇事请旨，“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反而不太方便(曹操后来却感觉到有了献帝在身边，没有一点不方便)。

平情而论，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接献帝的时候，虽未必赤心忠于汉室，却至少是十分尊重汉室的。曹操当时给全国人士的印象，是既忠且勇；而袁绍是只知扩充自己地盘，对君父的安危漠然无动于衷的小人。

曹操在许县重建汉朝的朝廷(也替献帝建筑了宫殿，供应了宫中的开销)，使得全中国的人民与官吏耳目一新。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三公级的“太尉”，任命自己为“大将军”。袁绍不肯接受，因为太尉的地位是在大将军之下(在东汉窦宪之后确是如此；西汉太尉与丞相、御史大夫是在大将军之上)。

曹操有修养，识时务，知道打袁绍还不是时候，便特别客气，以“大将军”的名位让给袁绍，而自降为“行车骑将军”(代理性质的车骑将军)。实权，曹操当然不肯放弃；“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可以不再担任，换上一个“司空、录尚书事”，不仅实权差不多，而且名义上升为三公之一。

为什么曹操不再做司隶校尉？可能也是由于袁绍反对。袁绍在灵帝末年便当了这个司隶校尉的官；其后在初平元年，因为反对董卓，或是怕董卓，而离开洛阳出走，把“节”挂在洛阳的“上东门”(东边靠北的一个城门)，等于是正式辞去了本兼各职。然而，到了冀州，他却仍旧自称“司隶校尉”，以这个名义号召各州、各郡的官吏，申讨董卓(董卓所主持的朝廷，为了安抚他，发表他为勃海郡太守，他也照样就职，当起司隶校尉兼勃海太守来。一面申讨董卓，一面做董卓所间接任命的官，真是怎么说也说不通)。

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的春天，曹操、袁绍二人不曾交手。曹操忙于创建许县的新朝廷，打张绣、打吕布、打袁术；袁绍忙于消灭公孙瓒，吞并幽州、青州、并州。

袁绍虽则以多谋寡断著名，却也晓得他自己与曹操两雄下能并立。于是，在灭了公孙瓒以后不久，他就调齐了一万匹马、十万名兵士，准备一举而渡过当时的黄河，冲到许县，把献帝抢来，安置在自己的邺县。

曹操赶紧凑了若干兵马，进驻于(中牟之东的)官渡，等侯袁绍大兵渡河，一决雌雄。

这时候，董承的倒曹阴谋突然暴露，董承及其在许县的同谋者都被逮捕、灭族。刘备在徐州也就杀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车胄，对曹操翻脸。

曹操决定，暂时不理会意绍，先解决了刘备再说。有人劝他不可如此，万一他在打刘备的时候，袁绍渡河来央攻，岂不两面受敌?曹操说，“不要紧。袁绍不会决定得那么快。倘若我先打袁绍，那刘备倒是很可能从后面来对我夹攻的。”曹操的判断，果然没有错。他去打刘备的时候，一直打到刘备离开徐州，打到俘虏了关羽，袁绍均不曾动。

袁绍的左右，也未尝没有人才，例如田丰。田丰曾经向袁绍建议，说：“和你争天下的是曹操。曹操现在到东边去打刘备了。刘备不是很短时间可以击溃的，所以曹操要被刘备拖住在那里。你何不领大军袭击曹操的后方，一去就可以成功。这是很难得的机会；用兵，就要抓住机会。”

袁绍说：“你的意见很对。不过，我的小儿子有病，我一时不能离开家。”田丰气得用拐杖打地下，说：“唉，大事已去!”等到刘备被曹操击溃以后，田丰劝袁绍不可轻易行动。因为，曹操已无后顾之忧。田丰的新建议是：固守黄河北岸的四个州，“外结英雄，内修农战，培养实力。同时，不让曹操培养实力，用少数的精兵渡河，骚扰曹操治下的各州各郡，时而击左，时而击右，叫曹操的兵疲于奔命，叫曹操治下的人民不能安于所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到三年，就可以把曹操消灭。”

袁绍不仅不接受田丰的这一次的建议，而且叫人把他拖下去，加了手铐脚镣，关在牢里。

袁绍率领大军进驻黎阳。同时，命令陈琳起草了一篇檄文，大骂曹操。

这一篇檄文，与唐朝骆宾王的“讨武瞾檄”，同为千古名作。陈琳的文章确是不坏。这一篇檄文，从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腾骂起，说曹腾与其他两个太监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人”；又说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是一个“乞丐”(叫化子)，作了曹腾的养子以后，对权门大送红包，买得了三公级的官位(太尉)。

骂到曹操本人，檄文说曹操是一个“奸阉遗丑”，“好乱乐祸”。

曹操参加讨伐董卓的同盟，于袁绍及别的州牧、刺史、大守、国相，都不敢出击，而只知饮酒高会之时，有勇气单独对董卓的部队进攻，虽则被董卓的大将徐荣打败，其实是虽败犹荣。陈琳却在檄文里说曹操“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文人的一支笔，确是可怕。曹操后来不好，打董卓的时候何尝不好?比当时身为盟主，而一动也不动的袁绍，好得多)。

陈琳把曹操凭自己本事而发迹的经过，都一概说成由于袁绍的“弃瑕录用”：是袁绍保举了曹操为东郡太守，保举了曹操为“兖州刺史”，而且在曹操被吕布偷占了兖州之时，是袁绍派兵由北边来打败吕布，才把曹操救了下来(这袁绍打吕布的事，未见于任何其他史料)。

在这一篇讨曹的檄文之中，袁绍叫陈琳列举了曹操的若干具体罪状，说曹操杀了正言直谏的前九江太守边让、议郎赵彦；拷打了太尉杨彪；发掘了梁孝王的坟墓；用了七百个精兵围住献帝所住的宫阙，名为保卫，实则监视：曾经勾结公孙瓒，企图夹攻袁绍。

这些罪状都是事实，并不冤枉。不过袁绍自己也做了很多目无汉室，违法乱纪的事。

陈琳的文笔极有力量。这篇文章的结尾一段，既典稚而又雄健，气壮声洪：“幕府(袁绍是大将军，大将军有幕府，因此这幕府两个字便是袁大将军的代称)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贲)育(乌)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刺史高幹之军队)越太行，青州(刺史袁谭之军队)涉济漯，(袁绍本人之)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刘表之军队)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而沃熛【biao】炭，有何不消灭者哉?当今汉遭陵迟，纲弛纪绝，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內以拘执，(幕府)惧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

这一篇檄文，是发给以刘备为首的全国各州、各郡、各国的长官吏的，篇首列了刘备的官衔：“选署左将军，领豫州刺史”，可见袁绍在当时是如何尊重刘备的政治地位与号召力。

袁绍所动员的兵究有多少？我们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很难考出确数。檄文中的“长戟百万，胡骑千群”自然是夸大之词。《后汉书．袁绍传》所说袁绍“简兵十万，马万匹”当较近于事实。曹操能集中起来的兵力，要比袁绍的少(当时，有了几千兵便已经够资格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吕布和早期的刘备均始终只有几千人，刘备在小沛扩充部队到了一万，就已经遭了吕布之忌)。

曹操的基本武力，是他所收编的青州黄巾。这些被收编的青州黄巾号称三十万人，其中老弱居多。曹操一一加以遣散，只留下了年轻力壮的汉子，其总数可能在十万以上，但不会超过二十万。这十万多兵，曹操不能够都调到官渡前线，因为在许县的西南，尚有袁绍的同盟者一一荆州牧刘表。刘表的军队也差不多是十万人左右。我的猜度是：曹操用来抵抗袁绍的兵力，至多只是全部力量的一半，也就是五万至七万左右(这只是一个猜度而已)。《三国志》魏的部分说，当时曹操的兵不满一万，似乎不确。

袁绍在陈琳所写的檄文中，说袁谭、高幹、刘表，将一起对曹操采取行动。事实是，刘表始终观望(到了袁绍既败以后很久，他才叫刘备向许县进军一次，刘备到了叶县便撤军退回新野)。袁谭与高幹也许有所行动，但现存史料上毫无记载，可见即使有过，规模也不甚大。

大战在建安五年二月开始，袁绍命令郭图、淳于琼、颜良等几位大将，先攻曹操派驻在(河南滑县之北的)白马津的刘延。

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曹操挨到四月间，才亲自带了关羽、张辽等人，到白马津来救；同时分兵攻打袁绍所派兵防守的延津县，以分散袁绍的注意力。袁绍果然以重兵加强延津的前线，曹操便突然移军奔向白马津，颜良这时候沉不住气，不等关羽、张辽等人到达，就率兵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前来迎战，被关羽一马当先，刺死于万军之中，砍下了头。袁军阵容大乱，曹操就指挥关羽、张辽等人及其部队，解了白马津之围，救出刘延与刘延手下的兵，合起来，沿着当时黄河的南岸向西面走，一直走到延津县城之南，被袁绍的兵追上。

袁绍带了刘备与文丑及五六干名骑兵，到达汉朝酸枣县东南的一个叫做延津的渡口，渡过当时的黄河(这延津从宋朝起，代替酸枣成为县的名称，位于今日黄河之北，在开封的西北，偏北，中牟的正北，偏东。今日中牟与延津之间的黄河，在当时是济水。济水发源于济源县，流向山东利津)。

曹军在延津抵挡了袁军一阵，获胜；杀了文丑。曹操退到济水以南，今日中牟之东的官渡，扎营，袁绍留在延津，扎营。

在历史中有决定性的官渡之战，在八月开始。袁绍移动他的大军，进至延津西南，中牟西北的阳武，沿着现成的河旁沙堆，造了东西长达几十重的营地。袁绍的战术构想，是伸展两翼，包抄曹军，加以捕捉。

曹操不退，把自己的部队也分成若干单位，对袁军的各单位抵抗；但是，究竟人数太少，不够分配，抵抗了以后伤亡颇重。

袁军乘势猛攻。

这时候，在袁绍的一方面。颜良、文丑虽死，尚有张郃、高览、淳于琼等若干得力的勇将。在曹操的一方面，虽则关羽不久便离开了，走往袁营去找刘备，却也还有张辽、徐晃、乐进、于禁，以及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撑住了场面。

张辽是并州雁门郡马邑县人，做过丁原、董卓、吕布的部下，在吕布被杀以后投降了曹操，被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拜为中郎将，封为关内侯(马邑是今日的山西朔县)。

张辽与关羽是大同乡，很谈得来(关羽的出生地，是并州河东郡解县。解县的故城，在今日山西虞乡县之西)。张辽知道了关羽念念不忘刘备，迟早有一天会走，便报告了曹操，曹操很佩服关羽的义气，同时也深知留了关羽的身体，留不住关羽的心，他在听到张辽的报告以后，不曾采取任何措施，以防阻关羽走。

关羽并非是想走就走的人。他固然想回到刘备的身边，却也要先做出一两件事，报答曹操对他的厚爱。于是，他斩了颜良(可能也斩了文丑；至少是帮助了徐晃等人击溃文丑)。

关羽在自己认为已经报答了曹操以后，就把曹操所给的一切(包括“汉寿亭侯”的印)，都包扎在一起，放在所住的地方，留函告别。曹操的左右，要去追捕关羽；曹操说：“他也是‘各为其主’。让他走罢。”张辽没有一个像刘备的故主值得怀念；他死心塌地为曹操服务到底(汉寿是东汉的一个县，故城在湖南常德的东北。今日的汉寿县，在常德东南。亭侯，是爵位，地位次于县侯，高于关内侯及列侯)。

徐晃也是并州人，不仅是关羽的大同乡，而且是小同乡；同为河东郡的郡民。关羽是解县人，徐晃是杨县人(杨县在今日洪洞县东南)。他原是白波首领杨奉的部下，在建安元年于曹操击败杨奉之时投降了曹操，其后打吕布、打刘备，都立了功。他在白马津，“从破颜良”；在延津，“破文丑”(《三国志》魏的部分的原作者。似乎把“破文丑”的首功记在这位徐晃的账上)。后来，他又在延津之南的“故市”，与曹操的另一部将史涣，击毁了袁绍的若干运粮车辆。”

乐进是兖州东郡卫县的人(卫县在今日山东观城县之西)。他身材短小，胆量很大，做了曹操的帐下吏。帐下吏相当于副官或卫兵队长，回家乡募得了一千多人，升为“假司马”(代理性质的司马之官。司马所管的是营中的种种杂务，有时也带队伍作战)。不久，曹操又升他为“陷阵都尉”。都尉是汉朝正式的军阶，“陷阵”二字似乎是曹操所想出来的。

乐进也参加了打吕布、打刘备。在对袁绍的战争之中，他的最大功劳是杀了淳于琼。

曹操的另一猛将，是本家弟弟曹仁。曹仁的祖父曹褒，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的哥哥。曹仁从来喜奸骑马、射箭、交朋友，在灵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他自己有了一千多人的徒众，在淮河泗水之间的皖北、苏北游来荡去，成为非兵非匪、亦兵亦匪的一支武力。他把这一支武力带到曹操的营中，曹操任命他作“别部司马”，不久又升他为所谓“厉锋校尉”。其后，打袁术，打陶谦，打吕布，打张绣，到汝南打刘备与黄巾首领刘辟，他都很卖力。他所带领的，是骑兵。曹操也派他偕同史涣等人深入袁绍的后方，拦截袁军的运粮车辆，烧毁粮食。他的官位，这时候已被升为遥领“广阳太守”，以“议郎”的名义在曹军之中当骑兵的“督”。换句话说，曹仁当了政府的参议，兼任曹军的骑兵司令。曹操的另一位本家弟弟是曹洪。曹洪的父亲是谁?裴松之以来，没有人知道。王沈所写的《魏书》，只说了曹洪有一个伯父叫做曹鼎，当过尚书令，也当过河间国的国相，因贪污被冀州刺史蔡衍纠弹，被司法当局判处劳役。《后汉书.蔡衍传》说这个曹鼎是中常侍曹腾的弟弟。

曹腾只有三个哥哥，没有弟弟。《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弄错了。曹腾的字，是季兴；他的三个哥哥是伯兴、仲兴、叔兴。

这曹鼎只能是曹腾的哥哥或侄儿。他不可能是哥哥；倘若是，那末，曹洪便要比曹操长了一辈。

曹家的谱系不容易排，以后还有机会作一比较详细的交代。现在，让我们多谈谈曹洪。曹洪靠了伯父曹鼎与叔祖曹腾的提拔，在年轻时候就当了蕲夏县的县长。

曹洪不曾像曹仁那样干过那亦兵亦匪的事。有机会做官，也就不必走歪路了。然而他的号召力，却不亚于曹仁。曹操参加讨伐董卓的大举，曹洪带了若干人来当兵，而且在曹操被徐荣打败，跌在马下，丢掉了马的时候，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情愿步行，冒生命的危险(步行就很容易被敌人追到)。他向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可以没有你。”于是，曹操骑上了曹洪的马，曹洪在马的后面步行，到了汴河的河岸，找到了船，渡过了汴河，奔到家乡(安徽亳州的)沛国谯县。

曹洪在家乡重新招兵，又招到了一千多人，带往(安徽寿县的)扬州刺史所在地的寿春，拜访他的好朋友、扬州刺史陈温。陈温准他在(安庆六安一带的)庐江郡与(芜湖、南京、镇江、徽州带的)丹阳郡大招特招，共招到了好几千人。

这几千人，加上在家乡所招到的一千多人，曹洪都带到了(安徽怀远西北的)龙亢县，交给曹操，作曹操的基本武力。曹洪自然也留在曹操左右，当既亲且信的助手。

其后，打陶谦，在吕布偷占兖州之时打吕布，并且夺回吕布所占的济阴、山阳、中牟、阳武、京县、密县；又在曹操奠都于许以后的某一年，进攻刘表，打败刘表的某一位“別将”，在舞阳、舞阴、叶县、堵阳、博望等等地点。

这一次曹洪打败刘表某一军官的事，不载于《三国志》的其他部分，亦不见于《三国志》及《后汉书》的《刘表传》。所谓“别将”，也不可能是刘备。事件发生在何年何月，陈寿依照他的习惯，含糊其辞，叫我们只能去猜。大概是建安二年三年左右罢，不可能是在建安五年，曹操对袁绍决战于官渡之时。

刘表派兵进攻到叶县，在现存的史书上，只有刘备与夏候惇对垒的一次。当时在夏侯惇的麾下有于禁、李典，是否也有曹洪参加？《三国志.魏书．李典传》不曾提起。

李典是巨野县人(巨野在今天属山东省，在汉朝属兖州山阳郡)。他的“从父”(伯父或叔父)李乾，在灵帝末年聚集了几千家老百姓在巨野的邻县乘氏县，筑寨自保；其后点齐了若干壮丁，跟随曹操打黄巾，在(东平西南的)寿张打了一个胜仗。曹操打袁术，打陶谦，这位李乾也追随了。

吕布偷袭兖州，叫人劝李乾背叛曹操，李乾不肯，被害。

李乾的儿子李整，为父报仇，帮助曹操击溃吕布，被曹操任命为遥领的青州刺史，可惜活了不多久便死去。

李整死后，曹操把欠给李乾的一份情意，转还给李典，叫李典以中郎将兼颍阴县县令的名义，接管李整的兵；很快就又把李典升为所谓“离狐郡”的太守。

离狐本是济阴郡的一个县，在今日山东单县之西。曹操因人设政，临时把离狐县升格为郡，为的是奖励李典。

后来，李典不断地立功，不断地升官，当不当这离狐郡太守已无所谓，曹操就又恢复了离狐的县的地位，废掉了这个所谓离狐郡。

在曹、袁对垒于官渡的期间，李典的贡献是率领了李家与亲戚各家，以及摩下的兵，向曹操的大营输送军粮及其他物资。

当时曹操左右的军官，最重要的是夏侯惇和夏侯惇的堂兄弟夏侯渊。

夏侯惇是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他从初平元年开始，在曹操作“奋武将军”的时候，就已经当了曹操的“司马”。其后，由司马而升为“折冲校尉”、东郡太守、陈留太守、济阴太守、河南尹。他的军阶也早就由校尉升为将军，先后做了“建武将军”、“伏波将军”与“前将军”。而且，封为“高安乡侯”，属于“乡侯”的一级，比县侯小，比亭侯大。

夏侯惇可说是武人之中曹操最得力的一员。曹操打陶谦，叫夏侯惇在濮阳留守。曹操打袁绍，叫夏侯惇作大军的“后拒”(后拒用现在的军事术语来说，是“总预备队”的指挥宫)。很久以后，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打孙权，带了夏侯惇去；在撤退的时候，留下夏侯惇在居巢(安徽巢县)“都督二十六军”，对孙权监视(所谓二十六军，在当时是二十六个大小不同的单位，与现在的”军”不同)。

曹操对夏侯惇特别亲近，常常和他乘坐一辆马车，也让他自由进出于自己的卧房。任何别的军官，都不曾受到如此的信任。

什么缘故?是不是仅仅因为夏侯惇在打吕布的时候，被流矢射中了一只眼睛?当然不是。

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从小就和曹操在一起，为人忠勇可靠，文才武艺又高。

有人说曹操与夏侯惇本来就是一家人一一堂兄弟，曹操的父亲曹腾，原姓夏侯，是夏侯惇的叔父。最先把这个传说写下来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一位无名氏著者；这个人留下了一部《曹瞒传》，是裴松之见到过，而引用了不少在《三国志》注文里的。另一本书，晋朝郭颂所写的《世语》，也如此说。

对不对呢？不对。因为，曹操把女儿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懋。倘若曹嵩、曹操这一支姓曹的，与夏侯氏本为一家，这就违反了同姓不婚(与其后同氏也不婚)的传统了。

曹操的父亲曹嵩，原来不姓夏侯。姓什么?我的假设是：姓曹。

曹嵩的父亲曹腾，有兄弟四人，曹腾最小，字叫做季兴。他的三个哥哥的名字，无考，据说他们的字，是伯兴、仲兴、叔兴，挺整齐。

这四个兄弟的父亲，司马彪在《续汉书》里面写作“曹萌”，裴松之在注文里加以引用，抄错了字，写成“曹节”(也可能不是裴松之抄错，而是刻书的人与印刷术发明以前，抄写的人弄错了的)。

曹萌的子孙如此之多，曹腾的兄弟与侄儿如此之多，曹腾要选一个人当养子或嗣子，又何必在姓曹的以外，去选别人家的子弟呢？

话归本题，夏侯惇对曹操是真够卖力的。

夏侯惇的堂弟夏侯渊，对曹操也极其忠心。曹操在年轻的时候，“曾有县官事”(犯了法，应该吃官司，坐牢)，是夏侯渊情愿吃亏，挺身而出，把罪名都承认在自己身上，被判刑坐牢。曹操也很够意思，虽则是逍遥法外，却并没有把这位替他坐牢的夏侯渊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到处去找有力量的亲友，可能也花了不少的钱，把夏侯渊救了出来。

夏侯渊在官渡之战的时候，职务是督战官，官位是“督军校尉”。

这官渡之战，是曹操一生最得意的一战。他以很少的兵对抗袁绍很多的兵，对抗了一百多天，终于获胜，胜得确也不易。

袁绍曾经有一次全军移垒，逼近在官渡的曹营，曹军也出垒交锋，曹军战败，退回。

此后，袁军尽管挑战，曹军只是给他一个不理。袁军堆砌了一排土山，又建筑了很多没有屋顶的木制高楼(高橹)。从土山与高橹之上对曹营俯射。曹军的兵士只能每人拿了盾牌当伞，才能在营中走动。曹操想出了用一种特制的车子，加上杠杆，把石块抛掷到对方，打毁高橹。

袁军又掘了若干地道，以垂直线指向曹营。曹操叫兵士掘了若干横的深壕(长堑)，在壕中等候从地道钻来的袁军，射死他们，砍死他们。

曹操而且派遣将士，不断地邀击袁军从后方来的运粮车辆，烧毁袁军的粮食。

袁绍的错误，第一在于有力量围住曹军，而不敢冒险令两翼渡过济水，完成合围。第二，交给刘备的兵不多，未能达成袭占许县的任务。第三，不曾办到叫青州袁谭与并州高幹同时出动，分攻曹操的兖州、徐州与洛阳一带。

最后，袁绍感觉到运粮车辆不可再被曹军邀击，就命令淳于琼，带一万人从邺县向北走，迎粮。

不巧，这时候袁绍身边的一个文官许攸，因为家里有人犯法下狱，他去向主管人说情，说不通，一怒而弃袁投曹。到了曹营，就把袁绍派淳于琼领一万兵北上迎粮的事，报告了曹操。

淳于琼与一万多兵，才走了一天，走到了酸枣东南的乌巢镇，离开袁营有四十里左右，宿营(留下来过夜)。曹操却已亲自出马，带了步兵与骑兵五千名左右，追到了乌巢，在半夜里一场恶战。这时候任讨寇校尉的乐进，手起刀落，砍倒了淳于琼。淳于部一万人，被杀了一千以上，其余的非逃即降。曹操叫兵士把敌入尸首上的鼻子与牛马的嘴唇、舌头，统统割下来，交给投降的袁军，带回袁营，以瓦解袁军的士气。曹操可能也烧了袁军在乌巢镇的粮食与乌巢镇的老百姓房屋，让袁营的兵看得见火光。

曹操亲自出马，去追击淳于琼，袁绍很快也接到了情报。他将计就计，一面派兵去支援淳于琼，一面叫张郃、高览两员大将去偷袭曹营。

袁绍这一着棋，又犯了错误。张郃向他表示，曹操深明兵法，他的营一定扎得很稳，不容易偷袭。他本人虽则率兵离营，去追击淳于琼，不会不留下重兵与猛将，守住大营。袁绍说：“我也派重兵交给你，去打曹军守营的重兵，怎么样?”张郃只得勉强服从。

张郃与高览率领了袁绍所交给他们的所谓重兵，冲向曹营，用力去攻，却攻它不下。消息传来，淳于琼全军覆没，曹操本人与五千名步兵、骑兵，已在回营的中途，即将来到。张郃与高览二人心慌，对曹操既害怕，又佩服；对袁绍既怨恨，又看不起。于是互相商量了一下以后，便双双放下武器，走向曹营投降。

曹操欣然接受。

张郃与高览投降的消息，紧跟着淳于琼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袁营。袁绍本人与全军将士都惊破了胆。大家乱奔乱跑，不再像一个军队，曹操乘势来攻，一攻便把袁军杀得大败，崩溃。

袁绍本人，与儿子袁谭及八百人卫队之类跑得比谁都快，一口气跑到了当时的黄河边，在黎阳县附近渡过黄河，才敢停下来休息(汉朝的黎阳县城，在今日河南浚县东北)。

曹操收降了留在官渡之北的袁军，有八万人之多。其中，有少数可能是心中仍然不服，在行迹上被曹操怀疑是诈降。这残忍成性的曹操，竟然下令把这八万多人都活埋了。

袁绍回到黎阳，接管了驻在该地的将军蒋义渠的兵，这才重新有了一点力量，稳住了冀州及其他三州。他仍旧是拥有四州的大军阀。曹操也暂时“放他一马”，不来进攻。事实上，曹操于大战之后，也急需休养生息，把军队加以整补。

袁绍受了官渡之败这生平未有的大打击，在精神上抵不住，一病缠绵了二十个月，在建安七年五月，呕血而死。

他留下了四个州的地盘，若干万的军队，三个儿子，一个外甥，一位大太太，五位姨太太。大太太刘氏，醋劲甚大，串通小儿子袁尚，把五位姨太太一起杀死、殉葬，却又怕这五个美丽的竞争者死后得宠，在杀了她们以后又把她们毁容。

袁绍死后，部下分为两派。逢纪与审配的一派，拥护小儿子袁尚；辛评与郭图的一派，拥护大儿子、青州刺史袁谭。

逢纪与审配拥戴了袁尚作“大将军、冀州牧、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军事”，成为袁绍的继承人。袁谭不甘示弱，自称为“车骑将军”。

当时，两人虽则不和，反对曹操尚属一致。两人商定了，袁谭到黎阳来对抗曹操；袁尚留守邺县。

曹操在黎阳打袁谭，打了七十月，从建安八年二月打到九月，才打胜，把袁谭与最近才来到黎阳来帮忙的袁尚，一起追击到邺县，然后撤兵，回许县，开到西平县，准备打刘表。

这是曹操的一种姿态。有人向曹操建议过，袁谭、袁尚在有了故人在面前的时候，便团结对外；没有敌人在面前，便分裂、內閧。

果然，曹操刚撤军南下，袁谭与袁尚就互相打了起来，袁谭打败，袁尚追他，一直追到青州的首县平原。

曹操带兵重新北上，到平原来救袁谭。袁尚吓坏了，不再在平原恋战，带兵回去守邺县。袁尚的两员大将：吕旷、吕翔，降了曹操。曹操与袁谭见面，替儿子曹整聘定袁谭的一个女儿为妻。然后，曹操又搬军南下，鼓励他们兄弟二人再内讧一次。

果然，袁尚以为机会难得，就又从邺县出动，到平原来打大哥袁谭。

曹操于是就在建安九年的春天，挥军北上，来攻邺县。

替袁尚守邺县的是审配。审配有一个部下，姓冯名礼。这冯礼暗中投降了曹操，甘心作曹操的内应。他开了城门之外的“护城门”，迎进来曹操的兵三百多人(护城门，当时叫做“突门”)。

审配在城墙上看见，赶紧叫人搬来许多块石头，从城墙上向护城门的地点摔下，果然就把它堵住。进来了的三百多名曹军兵士，个个命苦，一起被杀。

曹操这一次来，是准备把袁尚彻底解决的。他在五月间叫人在邺城的周围掘一道四十里长的壕(堑)。

审配站在城墙上，对曹军掘壕的兵，密切注视；他见到掘成的壕，既窄且浅，任何男人都可以跳得过去，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心想，曹操徒有虚名，并无军事上的真才实学。因此，他也就不再关心这无济于事的长壕了。

过了几天，曹军奉了曹操的命令，于一夜之间把这四十里长的壕，加宽加深，宽加到两丈，深也加到两丈，而且引进来漳河的水。

从此，邺县的县城就变成了孤岛，和外面完全隔绝。隔绝了足足三个多月，从五月到八月，城里的人民饿死了一大半。

袁尚在七月间曾经中止进攻哥哥的平原，带了一万多人回来援救邺县。他走到距离邺县不远，漳水的弯曲之处，便被曹操围住。部下的将官马延等人纷纷向曹操投降，全军一万多兵不战自溃。袁尚逃往中山国(定县)。

袁尚的援军在七月崩溃了以后，邺县城就极难再守。审配却并不灰心，派人带了强力的弩，走出城外，埋伏在曹操常常出巡的路途之旁，有一次几乎把曹操射中。

审配有一个不成材的侄儿审荣，官居“东门校尉”。这审荣在半夜开了城的东门，放了曹操的兵进来。审配率领他的残部，巷战了一些时，被俘，曹操希望他投降。他不肯，曹操叫入把他杀了，算是成全他的名节。

邺城破了以后，袁绍的外甥高斡望风而降，曹操叫他继续做并州刺史。

袁谭这个不知死活的人，竟然乘火打劫，侵占了冀州的若干郡县，把袁尚从中山国打走。

袁尚逃往幽州，依附袁熙。

曹操写信责备袁谭，也宣布了自己儿子曹整与袁谭的女儿“绝婚”。曹操先把袁谭的女儿送走，然后才向袁谭的所在地平原进军。

袁潭放弃了平原，退守南皮县。次年，建安十年，正月，曹操的大兵开到南皮，两军正待交锋，衰潭忽然披下头发，冒充疯子，骑马逃走。他被自己的人追到，摔下马来，被这人砍下了头，提到曹营领赏。

袁尚到达了幽州不久，他和二哥袁熙被叛变的部下将官焦触、张南二人攻击，守不住幽州，逃往辽西，依附辽西乌桓的单于蹋顿。

蹋顿伙同辽东乌桓单于苏仆延，右北平乌桓单于乌延，率部众进入长城，大肆骚扰，围困了校尉鲜于辅在(河北密云东北的)犷平。

建安十年十月，曹操亲自北上，解了犷平之围，把“三郡”(辽西、辽东、右北平)的乌桓赶回长城以外。

糊涂的高幹，以为曹操去打乌桓便奈何不了他，就在这时候反了曹操。曹操在建安十一年正月回军打他，他留下一个将官守住壶关，自己逃往南匈奴那里去求救。南匈奴的单于不理他，他再向荆州的方向逃，走不到半途，在(陕西商县的)上洛，被都尉王琰捉住，砍头。

消灭了高幹以后，曹操的次一重要课题，便是如何征服长城以外的乌桓，以解决袁熙、袁尚。

一○、乌桓

曹操想对乌桓用兵，左右有许多人反对，曹操一概不管。

乌桓属于东胡种，在秦汉之际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征服。此后，乌桓不曾有过统一的组织。传说，霍去病打下了匈奴的东部属地之时，把乌桓各部落强迫迁移到沿边的几郡的长城左右。事实上这些部落，本来就是住在长城之外的。可能是：略向南移，移近了长城而已。

光武帝刘秀的建武二十五年，辽西郡的乌桓领袖郝旦。率领了许多“大人”与酋长之流，来到洛阳朝觐，表示愿意归化，留住在中国境内。光武帝心软，封了他们之中的八十一名为王为侯，让他们与他们的部众搬到长城以南，与汉人杂居，借此也利用他们来抵抗不时侵扰的匈奴，或搜集有关匈奴内部的情报。他们却也深感光武帝的恩德，经过了明帝、章帝、和帝三朝，一直不曾闹事。

到了安帝以后，汉朝内政不修，边疆的文武官吏没有控制外族部落的能力，乌桓便时而恭顺，时而叛乱。灵帝即位之时，乌桓的力量已经足以威胁汉朝沿边各郡的安全。

在(易县一带与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的)上谷郡的乌桓领袖，名叫难楼，有九千多个部落听他指挥。在(河北北部)右北平郡的领袖，叫做乌延，有八百多个部落。在辽西郡的领袖叫做丘力居，有五千多个部落。在(辽宁省)辽东郡的领袖，叫做苏仆延，有一千多个部落。

献帝初平年间，丘力居的侄儿蹋顿成为辽西、辽东三个郡的乌桓的领袖，苏仆延与乌延均和他一致行动。他帮助袁绍打公孙躜；袁绍“承制”以献帝的名义把他与苏仆延及乌延，都封为单于；也把上谷郡的难楼封为单于。

袁熙与袁尚二人跑到柳城，去投奔蹋顿，不是没有理由的。

曹操想进军到柳城，不是容易的事。那时候，从河北省到柳城，没有公路，也没有所谓“驿道”。所有的，仅是山中的小路，而且又要穿过长城。普通的商人、小贩，要走这些小路已经很难，何况大军?至于输送军粮，那更是不能想象了。

曹操用脑筋想了一阵，决定开两条渠，用水道运粮，把粮食从今天河北省的中部，运到河北省的东部。这两条渠，一条叫做平虏渠，从呼拖河(滹沱河)到泒【gu】水；另一条叫泉州渠，从坻河到潞河。这泉州不是福建的泉州，而是位于今日武清县南的汉朝的泉州。换句话说，平虏渠在今日沧县之北；泉州渠在宝洵县东南。潞河是今天的白河，因汉朝的潞县而得名，潞县在河北通县之东。

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四月间到达无终县(河北五田)，七月间遇到大雨，许多河流都泛滥了，海边陆地的水也积了相当深。曹操原意想沿着海岸绕到今日辽宁省锦县一带，再向北转往柳城，由于这“傍海道”不通，就办不到了。

本地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姓田名畴，聚集了若干家老百姓，移居在山地里避乱。他本可以不管曹操与乌桓之间的事，却感觉到这是汉族的自卫问题，义不容辞。他向曹操毛遂自荐，作曹军的向导，领曹军由一条叫做“卢龙道”的小路走，由蓟县之东，穿过喜峰口经喀喇沁左旗，直抵柳城之西，全长五百多里（汉朝的里，比现在的华里短)。

曹军于八月间在柳城附近的白狼山，与蹋顿等人的兵作遭遇战，获胜，杀了蹋顿，收降了胡人汉人二十几万。袁熙、袁尚与苏仆延，逃往辽东，投公孙康。

一一、公孙度

公孙康是公孙度的儿子，公孙恭的哥哥；公孙渊的父亲。

公孙氏一家，从公孙度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占据辽东，到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孙渊被司马懿消灭，前后共有五十个年头，比刘备、刘禅父子占据四川与汉中多了八年。

公孙氏在幽州是一个大族，公孙瓒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另有一位公孙琙，当过玄菟郡的太守。

公孙度的父亲公孙延，是住在玄菟郡郡治的一位不敢留居在家乡辽东郡襄平县的亡命之徒，襄平的故城，在今天辽阳县之北七十里左右。

公孙度年轻之时，就做了太守衙门的小职员，很被公孙琙太守喜欢。公孙琙为什么喜欢他?说来奇怪，是因为他原来的名字不是“度”，而是“豹”，公孙琙有过一个名叫“豹”的儿子，不幸早死，于是见了这个也叫做“公孙豹”的年轻人，便十分疼爱，把他送到有名的老师那里去读书，给他娶了妻，又保举他为本郡的“有道”，送往洛阳(所谓“有道”比“茂才”、“孝廉”性质不同，却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资格)。

公孙度做了“有道”以后，被选为“尚书郎”，由尚书郎而逐渐升做了冀州刺史，他的名字也早就由“豹”字而改为“度”字了。

他的官运很好，别人在董卓当权以后会倒霉；他却受到董卓的爱将、同为辽东郡人的徐荣的提拔，徐荣推荐他做辽东郡的太守(太守的官阶是二千石，刺史的官阶是六百石，太守比刺史高)。

公孙度就任以后，施出恶辣手段，杀掉“辽东阳国都尉公孙昭”，公孙昭不曾犯什么罪，只是曾经征调过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以伍长的身份服应服的兵役而已。

公孙度也杀了本郡的有名人物田昭，以及与田昭地位相同的名豪大姓，他的目的，无非是立威，叫人害怕。

公孙度也对外族作战：向东，打高句骊；向西，打乌桓；在这两方面，他都打了胜仗。

他仗着中原有群雄割据，互相争战；朝廷自从董卓以来，一向对他也是鞭长莫及，不闻不问，所以才敢于任性胡作非为，扩充势力。他曾经对亲信的左右说：“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

这“王”字应该是孟子所谓“王天下”的王：顺人民之意而统一中国，更换朝代的王，不过，他也了解自己的力与德，均谈不到取汉朝皇帝而代之；他所图谋的，也不过是割据一方，创造一个“独立王国”而已。

这小小野心，他确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不仅在名义上把辽东一郡擅自分为三郡，于辽东以外，新设辽西、中辽两郡，以自己的人做三个郡的太守，而升自己为所谓“平州牧”，封自己为所谓“辽东侯”；而且用船运兵，渡过渤海海峡，占领了青州的东莱等县。

曹操忙于对付袁术、吕布、刘备、袁绍，一时只得对公孙度采取顺水推舟的政策。不仅不加以讨伐，而且派人拜他为“武威将军”，封他为“永宁乡侯”。

公孙度心中十分不快地向人说：“我已经是辽东王了，谁稀罕做什么‘永宁’的‘乡侯’。”

建安九年，公孙度去世；公孙康继承了所谓辽东侯、平州牧的爵与位。

一二、公孙康

公孙康把父亲所不要的“永宁乡侯”的印与绶，送给了弟弟公孙恭。

建安十二年，袁熙与袁尚二人来投奔他，有人向曹操建议，乘此机会，以追击二袁为名，派兵将公孙康解决，曹操说：“不必，我有办法，叫公孙康把二袁的头颅送来。”

曹操的办法十分简单：不派兵，也不叫人去命令公孙康如何如何。曹操知道，倘若派了人去，公孙康反而会与二袁及其残部合在一起；不派兵去，公孙康就不怀疑曹操有顺便解决他的企图，就会杀了二袁，向曹操讨好。

曹操而且不等公孙康有所表示，就率领大军从柳城向南撤退。为的是：让公孙康放心。

曹操这一次从柳城撤退，冒了他自己所不曾预料得到的险。当时，季候不过是深秋，塞外却已经冷得很；他的部队被冻得受不了，更可怕的是，走了二百多里，没遇到水(来时，滦东地区泛滥的水，上不了长城南北两旁的山，而且已经流掉)。后来，他吩咐军士凿井，凿下去三十几丈才有水。军粮也吃光了，塞外本就不产多少粮食；牛羊之类，多数都被乌桓人之中不肯投降的带走了。曹操的错误，是忽略了在开拔以前向归顺了的乌桓人，多征发一些牛羊。于是，只得杀马充饥。杀了、吃了几千匹马，才回到了长城以南出产谷类的汉人耕种区域。

倘若二袁知道了曹操在归途如此狼狈，他们大可以率领残部来追，像俄国人在1812年追击拿破仑那样，中国可能另是一个局面。

二袁之蠢，蠢在没有先与公孙康接洽好，就贸然去投奔。他们第一是不懂政治，公孙康怎么会在他们与曹操之间，选择他们，而不选择曹操?公孙康怎么会情愿为了他们，而公然与曹操为敌?

第二，二袁也似乎从未对公孙康及其父亲公孙度的作风，稍作研究。公孙度与公孙康父子何尝有过不计利害、锄强扶弱的行为? 《典略》这一本书上说，袁尚有意思于公孙康接待他的时候，出其不意，凭自己的膂力把公孙康抓住，杀掉，代替公孙康作辽东的大军阀。《典略》又说，袁熙对这个馊主意，还颇为赞同。

我认为，二袁虽蠢，还不至于蠢到这个程度。即使袁尚力大无穷，有匹夫之勇，也不能斗得过公孙康的成百成千的卫士。用空手道之类的功夫，也许能打死公孙康一人，却无法抵挡卫士们的成千的乱箭。再退一步说，袁尚有本事将公孙康的若干卫士一一打死，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接收整个辽东的地盘。

《典略》的作者，是一个比起二袁，更没有政治头脑与军事常识的人。

公孙康准备宰了二袁，向曹操讨好，用不着先知道二袁有意对他下手。换句话说，二袁有没有馊主意，不影响公孙康的“既定计划”。

于是，公孙康就埋伏下刀斧手，二袁才到，向他行拜见之礼，他就一声令下，刀斧手就把二袁踢倒，砍下了血淋淋的头。

这两颗头，加上活该倒霉的辽东乌桓的单千苏仆延的头、被装在笼子里，用极迅速的驿递方式，送到邺县曹操的新的办公处(曹操已经在击败了袁尚之时，改兼冀州牧，把兖州牧让给了一个听话的部下)。

曹操欣然接受公孙康的这一份厚礼，吩咐左右：一面把三颗头挂在邺县的马市，一面派遣钦差去辽东，以献帝的名义拜公孙康为“左将军”，封公孙康为“襄平侯”。这襄平侯是属于“县侯”的一级，比“永宁乡侯”高。

一三、公孙渊

曹操一直到死，不曾有机会将公孙氏的辽东加以吞并。

公孙康在杀了二袁与苏仆延单于不久，便一命呜呼，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公孙晃与公孙渊年纪均小，弟弟公孙恭，被部下拥立为“辽东太守”。公孙恭做辽东太守，做到曹丕篡了汉朝，曹丕(魏文帝)派人安抚他，拜他为车骑将军，封他为“平郭侯”(平郭是今日辽宁盖平之南的一个县)。

到了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公孙恭被公孙渊篡了位(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这时候在洛阳当人质)。

魏明帝派人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任命他为“辽东太守”(公孙渊是否继承了父亲公孙康的“襄平侯”，还是继承了叔父公孙恭的“平郭侯”?难考)。

孙权于赤壁之战前后，已与曹家闹翻了两次：在猇【xiao】亭之战以后，又已与蜀汉的刘家言归于好。他在公元229年称帝，国号吴，年号黄龙。公元232年，他改年号为“嘉禾”；次年，嘉禾二年，他派了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带了一万名兵士与很丰富的金银财宝，乘船由海路到辽东去，封公孙渊为“燕王”，封地为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

事前，公孙渊曾经向孙权上表称臣，而且派了代表舒绽来到孙权的都城建业(今日的南京)。

孙权不曾料到，这公孙渊反复无常，变得极快，张弥、许晏两个人到达辽东之后，全被公孙渊砍头，把首级送到洛阳，呈献给魏明帝。魏明帝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公孙渊为“乐浪公”。这一年，是孙权的嘉禾二年，魏明帝曹叡的青龙元年。

孙权不仅丢了两位被公孙渊杀害了的大员、一万名被公孙渊收编了去的兵士与无数的被公孙渊白赚了的金银财宝，而且丢尽了脸。孙权“气涌如山”，说：“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孙权当时就想点齐兵马，乘船去辽东与公孙渊拚个你死我活。他的左右薛综等人，劝他不可如此。过了一阵子，孙权也就把这一口气忍了下去(这就是他比刘备高明的地方)。

公孙渊不知死活，以为欺骗了、而且，欺负了远在江东的孙权，是白捡便宜。他哪里晓得，如此的背信行为最对他自己不利。魏国君臣见到他能够这样子对付吴国，如何能相信他会始终忠于魏国?

不到四年，魏国君臣就向公孙渊摊牌，在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派了幽州刺史毋丘俭，带了兵来，用魏明帝的诏书，叫公孙渊去洛阳上朝。

公孙渊当然不敢去洛阳上朝，只得翻脸，派兵迎战，与毋丘俭的少数军队在辽宁海城之西的辽隧县交锋，把毋丘俭打了回去。随即，自称“燕王”，勾结(內蒙古的)鲜卑人，叫他们向长城沿边的魏国郡县骚扰。

孙权忍得住公孙渊的气，魏国君臣却忍不住他的气。次年，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明帝就派了司马懿带了大兵来讨伐。

司马懿在六月进入辽东，公孙渊叫将军卑衍与杨柞领几万步兵、骑兵守住辽隧。司马懿对辽隧佯攻，而突然转军袭击公孙渊的都城襄乎。这时候老天一连下雨，下了三十多天，辽河暴涨，海船由辽河口直达襄平城下。公孙渊与全城军民，被围到八月，粮食吃光，将军杨柞开城投降。公孙渊与儿子公孙修带了几百人出城想逃，被司马懿的兵捉住，杀掉。

公孙氏的辽东，于是结束。我必须转过来谈孙氏的江东。然后，才能够谈曹操对孙、刘二家的赤壁之战。

一四、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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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而兼好友；却也超过了普通的长官与部属的交谊。原因是：孙策不是一个专门把别人当部属，或是只肯吸收庸才来供自己颐指气使的大官僚或大军阀，他所需要的，是意气相投的，同样有志气，有抱负的人物，最好是与他相伯仲的，如同周瑜一样的英雄。

他不把鲁肃当普通的部属看待，鲁肃也就不把他当作普通的长官了。

他另有一种常人不可及的地方：他能把父亲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朋友；他又能把父亲的部属变成自己的部属，像程普、黄盖那样的老将，不是喜欢低头侍候十八九岁的长官的人，孙策却颇有办法，叫这些老前辈心甘情愿、服服帖帖。

孙策而且有办法对付那毫无信义的袁术，袁术是孙坚的患难朋友，也可算得是共讨董卓的同志，孙坚之死，也实在是为了替袁术打刘表而死。不料这袁术于孙坚尸骨未寒之时，强迫孙坚的夫人、孙策的母亲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宮殿废墟中所捡到的秦、汉两朝的传国玺，又把孙坚所遗留下的一千多兵士与军官吃掉，不还给孙策(兵士与军官本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孙家或袁家的。然而当时的国家没有重心，在长安的以董卓为主持人的朝廷，非袁术和孙坚所承认。全国多数地区的军队，已经变成了私人的军队，这是军阀时代的现象。以军阀的道理，来评论军阀，袁术把孙家的军队吃了不还，真是太不够朋友了)。

孙策向袁术婉转暗示，说是想“招兵”，袁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孙策真意的样子，叫孙策到江南去招。

孙策把父亲的棺枢葬在曲阿后，陪了母亲，带了弟弟三人，到江都去住了下来。那时候，江都是广陵郡的一个县，广陵郡属于徐州牧陶谦。陶谦因为孙策是孙坚的儿子，而孙坚又是仇人袁术的朋友，所以对孙策便间接表示了不甚欢迎，孙策只得又带了弟弟，陪了母亲，再度来到曲阿。这时候，刚好母舅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

不久，孙策就在曲阿及丹阳郡其他县份，竭力招兵。然而，只招到了几百人而已，形成不了一支力量。

孙策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把这几百兵带往袁术所屯驻的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软硬兼施，果然就要回了父亲孙坚所遗留下来的一千多名兵士与军官。

为什么以前袁术不肯把孙坚的兵交给孙策，而现在倒很客气地一说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以前孙策是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子；现在，孙策虽则年龄不曾大了多少，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是带了几百名兵士而来的、未可轻视的小领袖了。以前，袁术不怕孙策翻脸；现在，倘若孙策在寿春城内翻起脸来，不是随便就镇压得了的。况且，那些孙坚的旧部，难免不与孙策来个里应外合。

孙策的仪表，也叫袁术看了生出好感。袁术常常叹着气向人家说：“我倘若有一个儿子像这位孙郎，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不仅把孙坚的兵士与军官还了孙策，而且答应孙策，发表孙策为九江郡太守。

孙策在寿春等了一些时候，这九江郡太守的位置却被袁术给了一个姓陈名纪的丹阳郡人。

安徽西南部是汉朝的庐江郡。庐江郡的太守陆康，不肯送三万斛米给袁术，袁术叫孙策去打陆康。孙策自己也恨陆康，因为有一次他去拜访陆康，陆康却看不起他，叫“主簿”(秘书长)代见。因此，孙策很乐意去庐江一趟，让陆康见识见识。

袁术用不着说什么，孙策自然会去打陆康的。无奈这个袁术无聊成性，画蛇添足；他又向孙策说，“上一次九江太守的事，我【缺页p120】“暂代”的意思，在汉朝的官场习惯上，资格不太够的人，先作”暂代”，过一个时候，才实授。实授，清朝叫“真除”，汉朝叫“除”)。

孙策在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竟然做了将军。

孙策带了自己的几百人，父亲所留下而袁术所归还的一千多人，加上很多的“宾客”，骑上了马，离开寿春，朝着历阳的方向出发。

随他而去的宾客，据说也有几百名之多，我们的孙郎确是真会交朋友的。

可惜，他的马只有几十匹。宾客不能每人都有马骑，军官有马骑的也不多(好在，大家的事业刚刚开始，以后一定有骑马的机会的)。

从寿春到历阳，也就是从今日的寿县到和县，直线的飞行距离，是一百七十公里，汽车走公路经合肥与巢县，在二百五十公里以上；倘若走汉朝时的大路，是不会少于三百公里的。

孙策这位少年将军，前呼后拥，与若干少年朋友及一千人以上的军官与兵士，走完这三百公里的旅程之时，队伍已经由于沿途有人参加，竟然膨胀到五六千人之多了。参加的人并非是看热闹、凑热闹的，而是被孙策的英雄气概所吸引来的。他们愿意跟随他，帮他成就一番事业。

孙策的母亲吴太夫人，这时候已被吴景、孙贲从曲阿迎来了历阳。孙策感觉到历阳即将成为他的军事根据地，怕老人家受到惊扰，就派入送她移居(全椒之东的)阜陵县。

然后，孙策便率领自己的人马，渡过长江，一举攻下刘繇设在牛渚(采石矶)的大营，获得了极多的营房、官邸、粮食、兵器(孙策渡江在兴平元年，《后汉书.献帝纪》、《江表传》误作兴平二年)。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缺页p122】抢掠了江都以后，这笮融与他的一大股强盗渡江，在江南也为非作歹。其后到了(江西北部的)豫章郡，杀了豫章郡的太守朱皓。最后，据《后汉书》说，他被刘繇赶进了山里。

《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被赶进了山以后，不久就被人杀了。

《江表传》这部书却叙述了笮融屯聚在秣陵县城之南，“依(刘)繇为盟主”，而且让他分占了秣陵这样重要的县(秣陵是南京的前身；其后孙权在秣陵筑了一个大城建都，改称“建业”)。

孙策初到江南之时，由于年轻、漂亮，而且喜欢说笑话，和蔼可亲，部队的纪律又好到了极点，因此而深受人民欢迎，人民不叫他孙将军，而叫他“孙郎”。

刘繇本人，与他下面的各郡各县的文武官员，一听到“孙郎来了”，便都吓得弃官而逃。于是，孙策不须再花什么力气，就接收了大江以南的全部扬州领域。

他下命令，凡是刘繇或笮融的旧部，只要肯来投降，就官复原职，既往不咎。笮融的几千徒众，因此瓦解。

他而且规定了，凡是来他麾下当兵的，不管是否曾经在刘、笮二人那里当过兵，一概“终身免税”，“全家也免税”，至于不喜欢当兵的，他也一概不加以勉强。

结果，不到几天工夫，便有了两万多壮丁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孙策的营门。

马，他也买到了一千多匹。从此，做他的朋友不愁没有马骑了。(当时，有马可骑，好比现在有汽车可坐，难得有机会作了要人的朋友，而竟无马可骑，岂不那个?)有了这两万多兵与一千多匹马，孙策就陡然成为当时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大角色，岂但是“威震江东”而已。

他掌握了江苏南部，也掌握了浙江与江西。他自兼会稽郡 (绍兴一带)的太守，叫母舅吴景作丹阳郡太守，堂兄孙贲为豫章郡太守，堂弟孙辅为庐陵郡太守，父亲的老部下朱治为吴郡太守(庐陵是孙策所新设的一个郡，从豫章郡分出来的，豫章郡太大)。

这几位郡守，除了朱治一人以外，都是他本人的亲戚，我们可以原谅他：他虽则是英雄，但所处的时代是军阀时代，所演的角色又是军阀角色，因此也就不得不姑且为军阀之所为了(笔者对孙策颇有偏好，这是要请读者对笔者加以原谅的)。

袁术接到很多孙策在江南势如破竹的报告，欢喜了妤几阵子。没想到自己刚刚僭号称帝，孙策就派人送来一封长信，劝他“改过”。袁术气得半死，怎么肯改过？他不改过，孙策就不客气，对他翻脸、绝交。

聪明的曹操，冷眼旁观了很久，见到孙策与袁术绝交，便派人来，以献帝的名义，拜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孙策为“吴侯”。孙策欣然接受。

袁术在建安四年死了以后，大将张勋与长史(秘书长)杨弘等人，以及若干军官兵士都离开了寿春，向着孙策的地盘来，要投奔孙策。不知时务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竟然想占便宜，将张勋等人半途袭击，杀了人，抢了行李。

孙策恨死了这个刘勋，以前抢走孙策的庐江太守的位置的，也是这个刘勋。

孙策却暂时不露声色，反而装作与刘勋依然很好，劝刘勋到上缭(江西建昌)去打结寨自保的“宗民”。刘勋上当，带兵去上缭，孙策轻车远袭，取得庐江，刘勋只剩下了几百人，逃走。

《江表传》是一部野史，常有似乎有根据，而经不起查考对勘的话。然而，它也保存了许多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为其他的史料中所未见。我们因此也不能完全把这《江表传》丟在一边，也不可以在引用它所记载的事情的时候，不说明这是《江表传》上的记载。

例如，《江表传》说过，曹操在建安二年派了一位议郎,姓王名誧，来到江东,以一封所谓“戊辰诏书”颁给孙策(这戊辰二字大概是从诏书上的“某月戊辰日”而来)。诏书的内容，是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准许孙策袭承孙坚的乌程侯之爵位。

诏书又说：“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吕)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戮力一心，同时赴讨。”

《江表传》的这一篇诏书，很令我们迷惘。曹操是吕布的死对头，怎么会叫孙策去和吕布合作呢？

《江表传》的这一段，又说：孙策兼骑都尉的军阶太小，叫人向王誧示意。王誧就“承制”拜孙策为假(读去声)“明汉将军”。王誧是一个区区议郎而已，如何敢“承制”封拜?

另一种史料《吴录》，却抄下了孙策所上的一个表，这个表似乎证明了在许县的献帝朝廷，的确有过诏书给孙策，说袁术“造合虚伪”。孙策的表上说：“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得袁术所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臣年十七，丧失所怙。……”

裴松之认为《吴录》所载的这一件孙策的表，也有问题。孙坚死时，孙策年十八岁，不是十七岁。我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孙策可能只是虚岁十八，而实岁是十七。

《江表传》又谈到了孙策讨伐刘表，对黄祖交战的经过：献帝又有诏书给他，叫他和“司空曹公”及“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合作，同时打袁术与刘表。孙策正在准备出发，袁术已死。袁术的堂弟袁胤与女婿黄猗，怕留在寿春守不住，便扶了棺柩，到皖城(安庆)依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骗刘勋去海昏县与上缭县打“宗帅”(据寨自保的宗族领袖们)。刘勋去了海昏，孙策就偕同周瑜，带两万兵袭占了皖城，俘获刘勋的兵两千人，船一千艘。

他随即溯江而上，到了江夏(武汉一带)。下面是《江表传》所“保存”的一件孙策所上的表：“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

身跨马栎陈(阵)，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

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焱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晞以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

《吴录》这一篇孙策的文章。写得太好(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却也未必一定不是他所写)。由于它太好，太能印证《江表传》所说的关于孙策打黄祖的事，我们乍看有点不肯相信。

我的第一印象，也以为怎么周瑜、程昔、吕范，都官居太守了呢?而且，他们都当上了“中郎将”!孙权、韩当、黄盖，也一齐出了笼。这就热闹到像《三国演义》所常常描写的场面：每逢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大小，这些孙家众将官都“倾巢而出”。

我尤其怀疑的是，孙权在当时的年纪很小，何以也出马，而且官居“奉业校尉”?我查了一查，《三国志》吴的部分(原被陈寿称为《吴书》，被抄书、刻书的入改称为《吴志》)卷二，孙权的传，竟然明明白白记载着；“建安四年，(孙权)从(孙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沙羡是汉朝的一个县，在今天湖北武昌的西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不同于《吴录》所引的孙策的文件之处是：孙权当时的官衔是“奉义校尉”，而不是“奉业校尉”。

再查《周瑜传》与《程普传》，这两人果然也的确是参加了孙策讨伐黄祖之役的。所不同的是：《吴录》上说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而《三国志》的“本传”，说周瑜已经当过了建威中郎将，讨伐黄祖之时，是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官衔，进行作战。程普呢，一点没有错，完全如《吴录》所记，在当时是“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

吕范呢?《三国志》的《吕范传》也记载了此人曾经以“征虏中郎将”的官阶，参加“征江夏”的战役，却不曾说他‘领桂阳太守”。这可能是传抄之时的遗漏；好比孙权的官阶，把奉义校尉抄错成“奉业校尉”一样。

周瑜、程普、吕范，这三个所谓太守都是“遥领”的，而不是真已到任就职了的。当时孙策的希望，是打平黄祖，为父报仇，取得江夏郡，交给周瑜坐镇；再叫程普、吕范二入去湖南，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把住在襄阳的刘表也解决，吃掉荆州全部。

他的心胸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领江夏、零棱、桂阳三个郡的太守。比起那袁术来，作风迥不相同。袁术在事前答应了孙策这一郡与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后，他并不兑现。孙策呢，事前就先发表了周瑜等三人为三个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可惜，讨伐黄祖的事，由于只打了个胜仗而未能将黄祖消灭，孙策未能夺得江夏的地盘，更谈不到攻取长沙与零陵、桂阳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时也不曾当到太守；他们对孙策绝没有绝望的牢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不曾能够消灭黄祖，不是孙策于事成以后，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韩当、黄盖的传，这两人也正如《吴录》所记，与周瑜及孙权等人参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韩当确是参加了的，官阶也正是“先登校尉”。黄盖呢，《三国志》本传里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没有说他当过“武锋校尉”；只说他以军人而做过九任县长，于赤壁之役以前当到丹阳郡都尉，于赤壁之役以后因功被拜为“武锋中郎将”。这“武锋”二字，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做“武锋校尉”而来。

另一位名将周泰，《吴录》所引的孙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传里说他当了春谷县县长，其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郡)，复补宜春长”。这样看来。黄盖这个当了九任县长的军人，也未尝不可能如《吴录》所记，以“武锋校尉”的名义参加那讨伐黄祖之役了。

我认为：《吴录》上这一篇孙策的表，可信。

倘若《吴录》关于孙策讨伐黄祖的一段是可信的，《江表传》的这一段既然与它颇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说，《江表传》虽是野史，有时却也包含了真的史实。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绝对可信。正史的一大缺点，为野史所没有的：是割裂史实。本来根完整的有关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几段几片，分别放在若干人的传记之中(正史的作者，自从司马迁、班彪、班固以来，就是偏重人物面不重事件的)。

例如，这件孙策打黄祖的事，就被《三国志》的编者陈寿，分別以碎片放在孙策、孙权、徐夫人、孙贲、周瑜、程普、韩当、周泰、凌统九个人的传记之中。

《三国志》吴的部分最疏漏的地方，是在《孙策传》里面，只叙述了他打下丹阳，打下吴郡，打下会稽，而不曾交代守这三郡的人是谁?这三郡的太守是谁?诚然，那位扬州刺史刘繇，很重要；陈寿叫我们感觉到，只须打走了刘繇，江东就都是孙策的了。事实，不能够如此简单；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陈寿能在《孙策传》中，点上一点(提上一提)当时的丹阳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尚，这该多么有趣。周尚让周瑜带了兵，也带了很多的船与很多的粮食，去历阳(和县)加入孙策的队伍(《周瑜传》里面，仅仅有“瑜将兵迎策”五个字；《江表传》抄录了孙策事后写给周瑜的一条命令，称赞周瑜“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周尚是袁术的人。孙策在当时也还仍旧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周尚肯让周瑜送兵、送船、送粮给孙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些兵与船与粮，都可能是周尚叫周瑜送的。

周尚虽则是丹阳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长江东岸与南岸的部分。江的那一边，例如原为本郡首县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经在吴景充任太守之时，被刘繇占了去。

周尚即使没有一个与孙策是好朋友的侄儿，也会尽量支援孙策，以收复丹阳郡的失地的。

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孙策传》里看不出来，必须读《三国志》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莱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是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刘繇传》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不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yuan】”，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注意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秣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属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歆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郢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 。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 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 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说。“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的，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中”。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了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之礼。

王朗后来在曹操那里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职是大理(等于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风“务在宽恕，罪疑从轻”。

公余之下，他写了几部书：《易传》、《春秋左氏传》、《孝经传》、《周官传》。他在太和二年去世(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同一年进行第一次的北伐，围郝昭于陈仓(宝鸡)。

王朗在去世以前，曾经奉了曹丕之命，写过几封信给诸葛亮与许靖，劝他们说动刘后主，“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诸葛亮与许靖，均不曾给他回信。诸葛亮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正议”，算是给王朗的一个间接的答复。

王朗和许靖当年在会稽分手，一别三十余年。那时候刚从吴郡“逃难”而来不久。许靖这个人，是颇富于逃难的经验的。他是汝南郡平舆县人，在洛阳当“尚书郎”，得罪了董卓，逃到(河南太康的)陈国，投奔孔伷；孔伷病故，许靖到寿春投奔扬州刺史陈袆【hui】；陈袆又死，许靖到会稽，投奔了王朗。

在会稽，他遇到从吴郡逃来的许贡。许贡是吴郡的都尉，被孙策打垮了以后而逃来的。有人说，许贡不是都尉，是吴郡太守。也有人说，太守姓陈，名瑀。

孙策于打垮了许贡以后，接着就来打垮了王朗。王朗逃往东冶；许靖逃得更远，逃去了交州(越南)。

曹操派人到交州，带信给他，请他到许县来帮忙。他拒绝了曹操的邀请，回了一封信，鼓励曹操作汉朝的忠臣。信里有这么几句话：“今日足下持危扶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悬)于执事。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

许靖其后由交州去了益州，在刘璋下面历任巴郡、广汉郡与蜀郡的太守，其后当了刘备汉中王的太傅。

许贡留在会稽吴郡一带，不曾逃走得远，被孙策捉住杀了。

许贡的小儿子与许贡的忠心部下二三人，亡命在长江边，等候机会，为许贡报仇。建交五年四月初四日，孙策不小心，独自一人骑马外出，被他们遇见。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把孙策杀得重伤。

不久，孙策便因伤而死，年纪才二十六岁。临死以前，他把吴侯、讨逆将军、会稽太守的印绶，挂在二弟孙权的身上，向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同时也拜托了张昭等人，好好地辅佐孙权。

有关孙策之死，有两个值得一驳的传说。一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所载，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这是不确的。建安五年四月之时，曹、袁还不曾在官渡对垒。另一传说，《搜神记》所载：孙策杀了道士于吉，于吉的鬼魂对孙策作祟，常在镜子里面显影。这也是附会之谈。

一五、孙权

孙权兄弟五人，大哥是孙策，长于孙权七岁；三弟是孙翊，小于孙权四岁；四弟是孙匡，生平年岁不详。另一位弟弟孙朗，不见于《三国志》的本传，而见于虞喜所著的《志林》，是孙坚的一位姨太太所生的儿子。

孙家兄弟五人，都很俊秀，而孙权的相貌最好：“方颐大口，目有精光。”方颐，是骨骼坚强；大口，能吃四方；目有精光，是生命力十分充沛，好比成吉思汗幼年时的“眼中有火”。

孙权又有两点异相：一是紫髯，一是长上短下。紫髯，证明他血旺，或许也显示了祖先之中，夹杂有白种血统(《三国演义》的作者，因此就在“紫髯”二字以外，加上碧眼二字)。至于“长上短下”，是躯体长，而两腿短。站起来，矮；坐下去，高。只有不需要站着侍候人，而坐着别人侍候的贵人才是如此，刘备两手垂膝，也可说是“长上短下”。

孙权一向最受孙策喜欢，打仗时带在身边。孙策打下了江东各郡不久，就任命孙权当(江苏宜兴)阳羡县的县长。那时候，孙权只有十五岁而已。孙权的资历，虽然是零；孙策却已经示意了自己人吴郡太守朱治，举孙权为孝廉，又叫自己人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为茂才。

孙策为什么如此地喜欢孙权呢？第一是，孙策有孝友的天性。第二是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孙策有时候和孙权谈谈谋略，孙权的看法每每颇为中肯，叫孙策自叹不如。

孙权另有一个长处，很像哥哥孙策与爸爸孙坚。那就是：“好侠，养士”。能好侠，就会义声远播；能养士，就有士肯出死力。孙策早就看出了乃弟的这一点特长，所以才在临死之时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基业之后，果然颇能举贤任能。他不仅能举贤任能，而且有本事把父亲的老部下，与哥哥的部下及好朋友，都团结在一起，除了李术一人以外。

李术是孙策所用的庐江郡太守。李术居心叵测，倘若孙策不早死，这李术也很可能勾结曹操，对孙策叛变的。他怕孙策，所以迟迟未敢有所举动，孙策一死，他以为孙权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孩子罢了，就公然收容了若干犯罪的人，拒绝孙权所下绐他的交出这些“亡叛者”的命令。

他竟然回信给孙权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

孙权知道李术在暗中倚仗曹操作后台，就先下一着棋，写信给曹操，请曹操不要给他支援。为什么孙权觉得有把握，曹操能允许他这个要求呢?因为，他在继承了乃兄的基业不久，曹操已经拉拢他，上表给献帝，拜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孙权用告状的口气，在信里向曹操说：“李术杀了您所用的扬州刺史严象。”其实，严象是孙策所用，不过在手续上孙策曾经上表给许县的朝廷，推荐严象为扬州刺史，曹操，顺水推舟，就用了献帝的名义，任命了严象。

李术杀严象，是再蠢也不过的事。

孙权在信里继续向曹操说，严象曾经选拔他为本州的茂才，是他的“举将”、“恩人”。他现在决心讨伐李术，“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仇。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水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举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饬执事，勿复听受”。

孙权随即进军皖城(安徽潜山)，李术闭城固守，派人向曹操求救，曹操置之不理。

若干时日以后，城破，李术的头被割下示众。

孙权初露锋芒，旗开得胜，一举解决了庐江太守李术，建立了他的威望；叫远近之人不敢小看他这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军阀。

在他下面，地位最高的是张昭，他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就凭这一点，他已经抓住了打天下的要点了。古语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倘若无师无友，或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无人可及，而不屑以任何人为师为友，那就不仅不能王，不能霸，可能会亡。

张昭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个腐儒。这便是演义体的书误人之处。它为了烘托诸葛亮的胆大而聪明，就把张昭说得十分懦弱而糊涂。

实际上张昭这个人倒是颇有骨气，也很有才干的。他是徐州彭城国人，书读得多，字写得好。本州的东海郡人王朗，琅邪郡人赵昱，均是他的好友；广陵郡人陈琳，也对他十分钦佩。彭城国的国相某人举他为孝廉，他不就；徐州刺史陶谦选拔他为茂才，他也谢绝。陶谦生他的气，把他关了起来；赵昱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救了出来(陶谦在当时还不曾升为州牧)。

恢复了自由以后，他迁居到江南，仍旧当老百姓，无牵无挂。孙策来了，对他十分尊敬，到他家里“升堂拜母”，向他的母亲跪拜行礼，弄得他不好意思不“出山”，屈就了孙策的“长史”(秘书长)兼“抚军中郎将”。

孙策把行政方面大小的事务，都交给了他，他也确是卖力，办得井井有条。北方有很多人写信给他，说他能干，也有若干封说他能干的信，是写给孙策，由他以“长史”的职位先行拆开的。他感觉到很为难：不向孙策报告，是蒙蔽；报告，怕引起孙策不满，甚至猜疑。

孙策知道了这情形，就向他说：“以前齐桓公用管仲，把事情都交给了管仲，称管仲为‘仲父’。左右请示一件事，桓公说：‘去问仲父’；左右再请示一件事，桓公又说，‘去问仲父’。左右就发起牢骚来，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说：‘我未得仲父以前，为君确是很难，既得仲父以后，为君怎么会不易呢?’现在，北方人都说张昭能干，张昭既然是我用的，这就等于说我能干，能用张昭了。”

孙策之所以在临死以前，把孙权托给张昭，可见不是没有理由的。孙策而且向张昭说，“倘若孙权不足以担任重任，你自己担当好了。万一事情不能顺利，‘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所谓“缓步西归”，便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迎降，与孙策的这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迎降的建议是否正确，为另一问题)。

孙策断气以后，张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劝孙权停止哀哭，赶紧办公，而且扶了孙权上马，带了队伍出巡一番，让“众心知有所归”。

此后，他一直是孙权的第一帮手；到了孙权称帝之时(在公元229年)才退休，以“娄侯”的爵位、一万户的食邑、“辅吴将军”的名义，忧游岁月，并写了两部书，一部是《春秋左氏传解》，另一部是《论语注》。

退休以前，他是“绥远将军、由拳侯”。娄侯的娄字，指娄县；娄县在今天是江苏昆山东北的“娄县村”。由拳侯的“由拳”，是(浙江嘉兴之南的)由拳县。

更前，在黄初二年孙权受曹丕封为“吴王”以前，孙权在建安十四年被刘备推举为“车骑将军”以后，张昭的名义是“车骑将军师”。再前，他在名义上是“长史”兼“抚军中郎将”，一如孙策之时。

张昭不仅在公务上对孙权竭忠尽能，在私生活上也常常对孙权“极言几谏”。孙权喜欢打猎，而且有时候用拳头揍野兽，张昭向孙权说：“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孙权红着脸回答：“我年纪轻，考虑得不远，很惭愧。”

孙权也喜欢喝酒，以灌醉陪他喝的人为乐。有一次，他和群臣宴会于武昌樊山的钓鱼台，大喝了一顿，群臣醉倒了不少。他吩咐手下人用冷水洒他们，让他们醒来，再喝。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天要喝到醉倒在这钓鱼台之中，才能停止。”张昭是在场的群臣之一，听了这道命令，就离开宴席，出门到车子上坐。孙权叫人把他找回来，责备他：“无非是大家共同作乐而已。公(老太爷)为什么生气?”

孙权对张昭一向尊称他为“公”，不敢以他的官职相称；更不敢直呼其名。

张昭回答孙权：“当年商朝的纣王，把酒糟堆积成一座小山，把游泳池装满了酒，邀集群臣喝酒，喝到天亮，号称‘长夜之饮”，当时，他们也以为‘无非是共同作乐而已’，不知道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孙权答复不出话来，沉默了一阵，吩咐人把筵席撤了。

孙权对张昭的这一套老前辈的教训口吻，能够容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张昭反正准备了老命一条，随时可拚，不怕顶撞这位年纪比他轻了许多的老板(他比孙权的父亲只小了一岁)。

孙权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时候也难免受不了张昭的顶撞。他们二人冲突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张昭退休以后，孙权想派遣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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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虽则和张昭对哭了一场，却未曾接受张昭的谏阻，仍然派遣了张弥、许晏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王。张昭气得托病不再上朝，孙权也继续生他的气，叫人用泥土封闭张家的大门。张昭也叫人在大门里面，同样用泥土加封一层。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掉了张弥、许晏。孙权既后悔，又惭愧，派人向张昭“慰谢”。这慰谢的谢字，含有“道歉”的意思。张昭继续称病，不出来上朝，孙权自己到张家门口，张昭还是“有病”不肯出来。孙权气极，叫人烧门，便把大门烧了。张昭已经把二门(户，单扇小门)也关闭了。过了一阵，孙权的头脑稍为冷静，叫人把火灭了。张昭的几个儿子，这时候也劝好了张昭，扶着他老人家，出来拜迎“皇帝”。孙权有了面子，很高兴，就请张昭与自己同乘一辆马车，回宫里畅谈。此后，张昭按时上朝，直到老得不能行动之时。他死在孙权的嘉禾五年(公元236年)，享寿八十一岁。

孙权本人死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享寿实岁七十一岁，他前后当“吴侯”、“吴王”、“吴国皇帝”，有五十二个年头之久。

在这五十二个年头之中，前后作过他的最重要的辅佐的是孙邵、顾雍、陆逊、步骘。其中，以顾雍的任职时间为最长。

孙邵不是孙权的本族人，生长在青州北海国，曾经受知于国相孔融，当了孔融的功曹。其后，在扬州刺史刘繇下面作官，于刘繇战败以后，被孙策收用。孙权上台以后，他劝孙权对许县朝廷纳贡上表，弄好了对曹操的关系，颇受孙权赏识。

孙权先后任命孙邵为庐江郡太守(继李术之任)，与车骑将军长史。那时候已经是建安十四年，在孙权与刘备于建安十三年打胜了曹操以后，刘备上表推荐孙权为“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再过了十几年，孙权于公元222年的秋天称王，定国号为“吴”，年号为“黄武”，就任命了孙邵为吴国的丞相，代替张昭，作了他自己的第一名助手。

孙邵位居丞相，而在《三国志》的吴的部分竟然没有一卷或一分卷的传记，这是因为他与一位姓张名温的格格不入，而陈寿所根据的史料，是张温的“党羽”韦昭所写。

孙邵当丞相，当到黄武四年五月病故。《吴录》说他享年三十六岁，费解。当时，孙权已经实岁四十四岁；孙邵作过刘繇的僚屑，不可能年纪比孙权还小了八岁(孙邵死时的年龄，可能是六十三岁，被抄写的人错成三十六岁)。

孙邵于官居丞相的不到三年时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不到三年的期间，孙权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压迫，对蜀汉信使往返，言归于好。这可能是由于孙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议(所谓“任子”，是拿儿子当人质，送到朝廷，听凭朝廷于自己反叛之时，加以杀害或拘囚)。

孙邵死了以后的第二个月，黄武四年六月。孙权任命顾雍做丞相。

顾雍做丞相，一做便是十九个年头，作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病故之时。他是吴郡吴县(苏州)人，当过蔡邕的学生，学会弹琴、写字；在建安四年被扬州与吴郡的长官推荐给孙策，当了合肥县的县长。

顾雍在作了合肥县县长以后，又一连作了娄县、曲阿县，与上虞县的县长，都有相当好的政绩。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全部地盘，有六个郡之多；但是在名义上，许县朝廷只承认他是“领会稽太守”。孙权本人必须留在吴郡的曲阿，或丹阳郡的秣陵，不能到会稽(绍兴)久住，作名副其实的会稽太守，就叫顾雍担任会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职权。

顾雍把会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过的三个县一样：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肃清，人民安居乐业。

许昌朝廷所颁给孙权的军事官位，是“讨虏将军”(他的父亲孙坚曾经是“破虏将军”，他的哥哥孙策曾经是“讨逆将军”)。在讨虏将军的下面，有所谓左右司马。顾雍于做了几年会稽郡丞以后，被孙权调回来，做“左司马”。

献帝末年，孙权、刘备之间有了磨擦，孙权投降曹丕，被封为“吴王”。吴王的吴国，有类似魏国朝廷的官制，包括九卿与尚书令。顾雍先后又做了吴国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与宗谱官)，与“领尚书令”(国王的总管一切政务的秘书长)。

孙权而且封了顾雍为“阳遂乡侯”，其后进封为醴陵侯。

孙权在黄武元年称王，第一任的丞相是孙邵。孙邵死后，顾雍就被任命为第二任的丞相，与孙权处得极好。君臣之间，除了一度被小人吕壹挑拨了以外，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孙权的脾气，绝对不在大庭广众中倒驳孙权的意见；然而他也丝毫不是阿谀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写小条子，用书面陈述若干与孙权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样，孙权保住了帝王威严，也就乐于接受顾雍的意见。

顾雍的另一特长是缄默，不把经办的公事随便对人闲谈。尤其是关于人事。他保荐了一个人，这人被孙权用了，还不知道保荐人是他顾雍。至于处理某一问题，顾雍也绝对不夸耀他呈献给孙权的方针。外面的人只晓得一切都是出自孙权的英明果断。

他性情和顺，而张昭性情刚强。和顺，并不一定是全无主张，对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赞同，或凡事“奏请核示”。事实上，颐雍的主张多得很，而且每每与孙权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与张昭的相同。例如，孙权想派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固然反对，颐雍也是反对的。

张昭有一次在武昌为了孙权想作“长夜之饮”，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门坐在马车里生气；终于劝好了孙权停止这一夜的狂欢。顾雍也是反对孙权闹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颇与张昭两样。

顾雍的办法是：采取“众醉独醒”、“不苟言笑”的态度，叫孙权及其酣饮的部下自己惭愧。顾雍生平绝不喝酒，在宴会场中不多说话，正襟危坐，睁大着眼睛对言行放纵的宾客注视，弄得孙权有“顾公在座，使人不乐”之感。

孙权喜欢用严刑峻法对付老百姓。张昭反对，孙权不想接受，便问顾雍。顾雍说：“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罚也略为嫌重了一些。我所听到的老百姓的呼声，与张昭所听到的一样。”孙权于是就叫人把法令与刑罚加以修正。

孙权每逢准备以什么人做比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个“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去见顾雍，征询顾雍的意见。顾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赞成任用某人，便谈笑风生，留下这位中书郎吃饭。否则，他说话很少，也不留中书郎吃饭。

孙权懂得顾雍的“密码语言”，只消问一问从顾公馆回来的中书郎：“他留你吃饭设有”倘若中书郎回奏：“留臣吃饭了”，孙权便吩咐下面，缮发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书郎回奏；“没有留吃饭”，孙权就重新考虑某人做某官，是否适当。

孙权遇到政策上的重大问题，却并不派人传话；顾雍也决不托人转奏。他们君臣二人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遇到这样的事，只有当面密谈。

顾雍在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孙权任命陆逊做丞相。孙权叫陆逊留在武昌，仍旧当“荆州牧、都护、领武昌事”。

一方面，陆逊人在武昌，距离国都建业(南京)很远，这丞相的职务，他只是遥领而已；另一方面，陆逊虽则也是吴郡吴县人，与顾雍是小同乡，但是个性与顾雍完全不同，喜欢直言极谏，因此而与孙权处得并不太好。他只当了一年的丞相，便在赤乌八年二月当孙权派人来武昌，责备他这样那样二十条款之时，气死。

陆逊气死以后，孙权隔了一年又七个月，才在赤乌九年九月，任命那远在(宜昌附近)西陵的步骘为丞相。步骘当了八个月左右丞相，在赤乌十年五月病故(这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记载的年月。《步骘传》很含糊而错误，先说了他在“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代”字根本不恰当，因为陆逊早就死了。又说他“十一年卒”，他去世不是在赤乌十一年，而是在赤乌十年五月)。

步骘死后，孙权不曾再以任何人为丞相。

孙权一生，在早年之时英明，在晚年十分糊涂。他早年之所以有英明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张昭、顾雍二人。这正如刘备在早年漂泊南北，一事无成；晚年却大败曹操于赤壁，获得大半个荆州；又进取益州(四川与汉中)，称王称帝，地位蒸蒸日上。刘备晚年之所以能够蒸蒸日上，我们也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一人。打天下的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不是自己个人的大才干，而是得力的、能尽忠言的好帮手。倘若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韩信，倘若李世民没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那么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我们引以为荣的汉、唐两朝。

当然，刘备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关羽、张飞、赵云、庞统、法正，帮了他不少的忙。孙权除了张昭与顾雍以外，也倚仗了周瑜、鲁肃、诸葛瑾。

投有周瑜、鲁肃，便不会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没有诸葛瑾，也不会有猇亭之役以后的吴、蜀言归于好。

周瑜是扬州庐江郡舒县(舒县的故城，在今天庐江县城之西)人。父亲周异是洛阳县的县令，叔父周尚其后是袁术的丹阳太守，祖父做过什么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没有写明白，有一位“从祖父”周景，以及周景的儿子周忠，均做过汉朝的太尉(所谓“从祖父”是伯祖父，也可能是叔祖父。这种语义模糊的字眼，在中国文言文里很多，在西洋语言中更多，例如cousin可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可能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并且可以被用来泛称远房的任何同辈或不同辈的亲戚)。

有两个cousins当过太尉，周瑜当得起“世家子”三个字。恰巧，孙坚为了本人要出去打董卓，家眷留在长沙不能放心，也不太愿意送他们回吴郡富春县(浙江富阳)去住；却看中了这庐江郡舒县的地方，把家眷搬到了舒县来安顿。也许，孙坚与周异或另一位本地人是好朋友，是他所信赖得过的，堪以“托妻寄子”的人。

周瑜和孙策同年，小一个月，很快就与孙策成了“总角之交”。舒县的县城不大，青少年很容易碰面，即使他们的父亲并不互相认识。

在当时，周瑜的家境要比孙策的家境富裕得多。周家是“土著”，而孙家是寄寓之民。周瑜好客，爱朋友，生性慷慨，于征得家里长辈的同意之后，就把城内大路南边的大房子让给孙策住了(不会是让给孙策一个人带了仆役来住，而极可能是让给孙家全家来住。孙策当时还是一位少年，不曾结婚)。

周瑜对孙策“升堂拜母”。这是古人的一种进一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礼相待的一种表示。孙策渡江进攻刘繇之时，周瑜奉了叔父周尚之命，带兵、粮接济他。孙策在江南(当时称为江东)站稳了以后，周瑜放弃他在居巢县的县长地位，于建安三年来吴郡(曲阿县)投奔孙策，孙策不只是亲自出城来迎接他，不只是分给他五十匹马、二千名兵士，而且道给他一队“鼓吹”(军乐队)，送给他一座很好的住宅。

这时候，他与孙策均是二十四岁，两个人都是翩翻少年。老百姓在背后称呼孙策“孙郎”，称呼他为“周郎”。

孙策送给周瑜以“建威中郎将”的名义，叫他驻扎在牛渚(采石矶)；不久，又叫他做春谷县的县长(春谷县城旧址，在今天安徽繁昌县的西北)。

孙策有志于对黄祖报杀了父亲孙坚之仇，向西进军；便任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一起带兵出发，攻下了(安徽潜山的)皖城。

他们在皖城遇到桥老太爷与两位美丽的桥小姐。桥大小姐、桥二小姐(俗写为大乔、小乔)。孙策娶了桥大小姐，周瑜娶了桥二小姐。两对璧人，留下了千古佳话。今天安徽庐江县的人，仍以这两位桥家小姐为荣，相信她们是出生在庐江的美女。

孙策与周瑜等人继续前进，在寻阳(黄梅附近)击溃了袁术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的部队；又在武昌附近对黄祖打了一个硬仗；回师向东，取了华歆当太守的豫章郡；分出几县，成立了所谓庐陵郡。

孙策回去曲阿，叫周瑜率领重兵，坐镇(江西峡江县之北)的巴丘。

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把孙权托付给张昭。周瑜从巴丘前来奔丧，被孙权与张昭留在曲阿，作为张昭以外的最重要的一个辅佐，名义仍是“中护军”。张昭的名义仍是“长史”。

他们二人，一文一武，等于是孙权事实上的左右二丞相，虽则孙权当时尚不是吴王，只是一个继承乃兄的“讨逆将军，领会稽太守，吴侯”。曹操不久改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周瑜也连带地由讨逆将军的中护军，改为讨虏将军的中护军了。

建安七年，曹操向孙权要求遣送一个儿子到许县当“任子”。

任子，是人质，这是曹操用来控制各地有力人物的方法。这些有力人物在派了儿子去许县当了人质以后，就不敢造反。一造反，曹操就会杀他们的儿子。

孙权征询张昭等人的意见。他们犹豫不决。送了“任子”，以后就得一切听从曹操摆布；不送“任子”，曹操可能派兵来打。曹操已经打垮了袁绍。没有后顾之忧。

孙权想了又想，终于带了周瑜去见母亲、孙坚的太太吴太夫人。吴太夫人很喜欢周瑜，一向把他当作儿子看待。

周瑜在吴太夫人面前，向孙权陈述意见：不可以送“任子”去。倘若送“任子”去，孙权所能得到的报酬，不过是一颗侯爷的印与十几个卫兵与随从、几辆车子、几匹马而已。并且，曹操掌握了孙权的儿子为人质以后，随时可以征召孙权本人“晋京”，也就是随时会有被囚、被杀的危险。倒不如“韬勇抗威，以待天命”。当年楚国地方不过一百里而已，尚且能抗衡周室，传国九百多年；孙权已经有了东南半壁，还怕什么?

孙权采纳了周瑜的建议，不送“任子”去许县。这等于是对曹操宣布独立，不怕曹操来讨伐。

曹操却并无立即计较之意。曹操在当时(建安七年)心里所计划的，是先把袁家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外甥，以及乌桓之类的边疆部族加以解决，然后对刘表下手；解决了刘表以后，再顺流而下，收拾这割据东南的孙家老二。

在孙权的左右，另一位坚决反对投降曹操的人，是鲁肃。

鲁肃的家乡是(安徽定远东南的)临淮郡东城县，他家境富有而为人十分慷慨，曾经卖了若干亩田地来救济本县的穷人；也曾经送给周瑜三千斛米粮，当时周瑜是居巢县县长，有不少的饥民需要救济。

周瑜对他既感谢又钦佩，就和他做了很要好的朋友。

袁术在寿春听到了鲁肃的大名，就任命他作东城县的县长。他看到袁术做事毫无条理，驭下又没有纪律，不愿意替袁术卖力，就率领本族的老小若干人，与一百多名愿意和他一起走的青年人，离开东城县，到居巢县，投奔周瑜。

其后，周瑜离开居巢县，到长江以南投奔孙策。鲁肃与他的徒众，也渡过了长江，住在曲阿县(丹阳)。

不久，鲁肃的祖母去世，鲁肃扶了棺柩回东槭县安葬；葬罢，又到曲阿。

有人劝过鲁肃，叫他到许县去投奔曹操，鲁肃征求周瑜的意见，周瑜告诉他，与其到许县找曹操，不如到吴县找孙权(这时候，孙策已死，孙权继任)。

鲁肃拿了周瑜的信去见孙权。孙权款待他一桌丰盛的筵席以后，留他密谈。

孙权向鲁肃说：“现在汉室处于衰微危险的境地，我想做一番齐桓公与晋文公的事业‘尊王’，你怎样帮我的忙呢?”

鲁肃说：“以前(汉)高帝也曾经想尊奉‘义帝’，却由于有项羽作梗，不能实现他的愿望。现在，曹操就好比当年的项羽一样。你如何能够实现尊奉当今皇帝(献帝)的愿望呢?”

鲁肃继续又说：“曹操不是短期内可以打倒消灭的，我替将军设想，最好是乘着曹操在北方的事情多，你把据守江夏的黄祖解决了，然后讨伐刘表，占据全部的长江流域。然后‘建号帝王，以闯天下’。”

这简直是劝孙权造反。依照汉朝的法律，造反与劝人造反都是要灭族的。所好，当时孙权已经有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非汉朝的法律所能制裁。

孙权听到鲁肃以帝王的地位期待他，心里十分高兴，却不便明白表示接受。他对鲁肃说：“我不过是希望保住一隅地方的安宁，来辅助汉室而已。你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他尽管这样回答了鲁肃，其后在行动上却完全是按着鲁肃的建议，一步一步去做的。

当时，想当皇帝的人不止孙权一个。袁术不仅想当，而且是真正当了的；虽则由于太不够料，而当了仅仅一年多，所占的地盘也极小。袁绍是不是想当，也极明显，他不过是略比袁术聪明，准备先把曹操消灭了，然后再作打算而已。

刘备在晚年由于诸葛亮等人的敦劝，才勉强当了皇帝。诸葛亮向刘备说：“以前世祖(刘秀)不肯做皇帝，耿纯向世祖说过：‘来跟随你的许多人，都存了一种攀龙附凤的希望；你坚决不肯作皇帝，这些人都只有离开了你，另找肯作皇帝的人了。’现在的情形，正如当年耿纯所说的一样。”

其实，刘备不是不肯，而是不敢。他在年纪极轻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当皇帝的思想。

刘备在涿郡涿县的家园中，有一棵五丈多高的桑树。桑树的叶子很茂盛，远看很像车上的盖(伞)。刘备小时候在桑树底下玩耍，对他的小朋友们说：“我将来要乘坐一个很大的车子，以羽葆为盖的车子。”这等于是说：“我要乘坐皇帝才能乘坐的车子。”他的叔父叫他住口：“别胡说。你再这样胡说，要送掉我们全族的性命了。”

儿童时期的非分之想，不足为刘备盛名之累。刘备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在他的早年、中年都不曾有自私或帝王欲望的表现。他对人民仁爱，对朋友义气，对汉朝的朝廷也念念不忘拥戴。他的缺点，只是对人的判断力较差，行动也不甚有计划与步骤。

反过来说，孙权之有帝王思想我们也不必深责。当时的汉朝，在事实上早已“王纲解纽”，因宦官、外戚之鱼肉人民了一百多年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谁有能力把苦难的全国或一部分老百姓加以保护，谁就够资格取汉朝而代之，或割据一方以静观世变。孙家之有权在东南保境安民，甚至进而统一中国，拨乱反治，正如当年刘家之有权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椎翻项羽的统治。

孙家不欠汉朝什么。诚然，孙坚是汉朝的官吏、汉朝的长沙太守；孙坚应该对汉朝尽忠。孙坚在事实上尽了忠：他勇往直前，打败了董卓，收复了洛阳。孙策的兵，不是汉朝的朝廷给的，一小部分是得之于袁术之手，一大部分是由于皖中青年的自动追随。孙策所占有的几个郡，都是自己打下来的；其后，曹操用汉朝朝廷的名义，对他顺水推舟，拜他为“讨逆将军”，封他为“吴侯”，任命他为“领会稽太守”，都只是些“马后炮”而已。孙策没有义务对曹操所操纵的许县朝廷效忠。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汉室，始则苦口劝袁术不要僭号，继则毅然决然对袁术绝交，终于对许县的汉朝朝廷上表进贡，尽到了以前窦融所能做到的人臣之礼。

孙权在建安七年，年纪才有二十一岁虚岁，继承哥哥的基业还只有三个年头左右。即使已经颇有帝王之志，在力量上还谈不到向着帝王的目标迈进。他答复鲁肃的话：“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未必不是他当时的肺腑之言。

要到了“辅汉”成为绝不可能，也就是曹操所挟持的“汉”，不仅不要他辅，而且在吞并刘表的荆州以前，已经向他要求派遣“任子”，把儿子送到曹操的掌握之中当人质；到了吞并荆州之时，又用“将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八个字来威胁他，孙权这才感觉到除了自为帝王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个人对曹操则不想原谅，也不想责备。我的感想是，他的晚年作为，太叫人们为他惋惜。

倘若没有汉朝的朝廷供他利用，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事业一定不能如此顺利。他确是欠了汉朝不少。

他把流离失所的汉献帝，接来许县，替献帝修了宮殿，立了朝廷，安排了日常起居，筹划了宫廷经费。他对献帝也不能算是太对不起，他把大部分的汉朝领土、十三州部中的七州一部，都统一于许县的汉朝朝廷之下，使得这些州部之内不再有小军阀、盗匪，或作乱的胡人，也不再有显著的贪官污吏(由于朝廷中不再有宦官、外戚作祟)，叫人民安居乐业。他偿还给汉朝的不算少；事实上超过了他的所欠。可惜的是，他以辅汉的忠臣开始，而以篡汉的贼臣结束。但孙权与刘备，均没有人能加以“篡”的恶名。

一六、诸葛亮

诸葛亮在出山以前，是很普通的一个文士，对曹操并无恩怨，和孙权这一边也没有什么联络。虽则他的胞兄诸葛瑾已经由于孙权姐夫弘咨的介绍，在孙权身旁当了一名左参议之类的官。

诸葛亮究竟是那一省的人?我倘若说他不是河南省人，就难免为万千的河南乡亲所不能宽恕。实际上，依照今日户籍办法的规定，他应该是一位在河南省设有户籍的中国国民。

倘若严格地按照生在什么地方，才算是什么地方的人，那末．他应该是山东人了。他的出生地，是(今日沂水县附近的)琅邪郡阳都县。

更严格的算法，是算他的“近代祖先”，与“远代祖父”。他的近代祖先，是诸城县的葛家。这诸城县的葛家，迁居到别的郡县，喜欢自称“诸葛”。

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东部的葛国的国君，曾经与商朝的成汤作邻居，被成汤讨伐过。

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敝省河南的人。

也许，湖北省的朋友们会抗议。理由是，诸葛亮所住的“隆中”不在别处，在湖北襄阳的西边郊外。

河南人的答复是：襄阳在当时离开我们的南阳太近。而且，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诸葛亮从来不曾说过“躬耕襄阳”啊!

然而，像诸葛亮这样我们都喜欢的人，就让他多兼几个省籍，有什么不好呢?古希腊的大诗人荷马，不是曾经有过七个国家声称荷马是它们的国民么？

诸葛亮之所以获得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么多人的喜欢，第一大概是由于他既忠且勇且智。忠臣很多，勇将也不少，忠勇而兼有计谋的，便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了。

他而且颇有文才。《隆中对》与《出师表》均足以确定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依我个人的愚见，他最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他对刘备的一份死生不渝的义气。他明知由于荆州南郡之失与关羽之死，消灭曹魏已不可能。然而他依然出兵六次(所谓“六出祁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

他另有一点十分可爱的地方，是长得漂亮，一表人才(他所娶的太太传说极丑，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更足以显出他的“伟大”。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诸葛亮娶一个丑太太，是十分聪明的举动。否则，他就不能专心办公了。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向我建议，公开演讲时，说诸葛夫人是“三心牌”：见面的时候恶心，摆在家里放心，想起来伤心。其实，诸葛夫人并不难看，“难看”的谣言的主要来源，是黄承彦老太爷自己一封信。黄老太爷在信中向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虽然长得难看一些，却可以帮你做一些扫地煮饭之类的粗事。”谣言的另一来源，可能是南阳的女孩子们或襄阳的女孩子们“同行相嫉”，见到诸葛夫人嫁得了那么漂亮的小伙子，就妒火中烧，纷纷想象诸葛夫人的毛病，例如太高了，太矮了；眼睛大得像驴子，或小得像一条线；耳朵肥大像猪，或长长的像兔子；脸是马脸，又麻；或脸是扁得像饼，鼻孔朝天，等等……这虽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却可以说得上是“仇人心中出无盐”了)。

我应该把文章写得略为平淡一些。诸葛亮与他的夫人，未必是一对堪比于孙策与桥大小姐，或周瑜与桥二小姐之“一对璧人”；也未必是“郎才女貌”。至少是，郎才而女不太丑罢。

一般老百姓另有他们喜欢诸葛亮的原因：诸葛亮会呼风唤雨(借东风)，会制造自动的木牛流马，也会把周瑜气死，把王朗骂死。这些，都是上了《三国演义》作者的当。

诸葛亮哪里会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呢?他也不曾制造出不需人力推动的木牛流马；妙计他诚然有，而且很多，却未必每一次都能胜利。总之，只是比起一般的文臣武将，较有能力而已，不是天才，更不是“妖道”。

他生平不曾穿过那八卦袍，也没有不分寒暑，手摇鹅毛扇子一柄。他头上戴的是不是有青丝带的帽子(纶巾)，也大有问题。

最先说诸葛亮“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的，是《三才图会》的著者王圻。王圻是明朝入。

宋朝的苏轼，认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的，是周瑜。苏轼在他的“赤壁怀古”一首《念奴娇》词里写了：“遥想公瑾(周瑜)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比王圻早了好几百年，离开三国时代较近，似乎他说的话要比王圻的“可靠”。却也未必。苏大先生的诗词好，文章好，字也写得好。考据与考证的学问却常常有毛病。《赤壁赋》中的赤壁，并不是当年周瑜对曹操打仗之时的赤壁。赋中有“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话，把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说得很不精确。

他在“赤壁怀古”的这一首词之中，说周瑜刚刚娶了“小乔”不久。事实是，已经娶了她九年以上。

苏轼不曾注意到“赤壁之战”发生之时，并不是夏天，而是冬天，周瑜不需要挥动他的“羽扇”。

那末，究竟是谁有“羽扇纶巾”？是宋朝苏轼所说的周瑜呢?还是明朝王圻所说的诸葛亮呢?是不是王圻确有所本，而苏轼并无所本？是不是王圻与苏轼都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有下过什么考据与考证的功夫？

倘若我们去请教京剧专家，他们的答复就很容易叫我们立刻有“无可奈何的满意”。专家说：“历史是历史，戏是戏。”“羽扇纶巾，诸葛亮在戏台上已经用了；就让他用下去罢。周瑜，有两根野鸡毛插在头上，就不必也用羽扇纶巾了。”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是老生，而周瑜是小生。历史上的诸葛亮却比周瑜小上七岁。当时，建安十三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

京剧之中的渚葛亮，嘴唇上挂了很长很多的黑颜色的胡子。这个我当然反对，但是还可以容忍。周瑜呢，一位盖世英雄，被专家们插野鸡毛在他的头上，披了粉红色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而且逼着他用娘娘腔说“小生”式的湖北话，真正岂有此理!

诚然，“历史是历史，戏是戏”。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从来不敢糟蹋京剧家们的戏；为什么京剧家们老是喜欢歪曲我们的历史呢？

乘此机会，我代表敝同行若干人对三家电视台的某一些历史连续剧的制作人、编剧人、导播人、登广告的提倡人，同时附带地提出相当严重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你们把吕四娘送进了少林寺，和许多和尚混在一起!也抗议你们把雍正皇帝也写得年轻英俊，一度迷惑了吕四娘。对不起。

话归本题，我们还是谈谈诸葛亮罢。他家原姓葛，老家在徐州琅邪郡诸县(山东诸城)，迁居到阳都县(沂水)。他本人流落到荆州南阳郡的邓县。汉朝的邓县故城一名“隆中”。不在今天的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阳县之西二十里。

他之所以流落，由于父亲诸葛珪早死，随了叔父诸葛玄到(江西南昌)豫章郡。诸葛玄受刘表之任命，当过很短时间的豫章太守；被曹操派来的朱皓赶走，去了襄阳闲住；不久，病死。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失了依靠，就作了农夫，在“隆中”长住下来。

诸葛亮住在隆中，所过的生活是地地道道、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不能不耕，因为叔父诸葛玄已死，他自己在刘表的衙门里并无一官半职。他不能不读，因为志趣很远很大。

他读书的方法，是注重大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而不肯浪费时间与精力在琐碎的、咬文嚼字的“小题目”上。

几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巴黎请教过袁世斌(冠新)先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办大事”’袁先生说：“脑筋清楚，就可以办大事。”我又问：“怎么样的脑筋，才算得是清楚?”袁先生脱：“清楚，就是有条理：懂得提纲挈领，把事情分出一个大小先后。”

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可能便是如袁先生所说：研究出事情的大小先后，及其处理的方法。

他的三位同学，都和他不同，喜欢把书上的字句完全记住，完全背得。这三位的姓名是：石韬、徐庶、孟建(他们的字，是广元、元直、公威。诸葛亮自己的字，是孔明)。

诸葛亮曾经看出这三位同学的志愿与能力，说他们将来可以做官，做到刺史、太守(后来石韬果然做到太守、“守典农校尉”。汉朝的“守”字等于民国初年的“署理”二字。如徐庶在长坂坡之役以后，因老母留在樊城，落入曹军之手，而回到北方投了曹操，在曹操下边做到了“右中郎将”与御史中丞。孟建做到了凉州刺史、镇东将军)。

三位同学在当时问诸葛亮：“你自己的志愿与能力呢？”诸葛亮不肯答复，只是笑而不言。

他们三人，尤其是徐庶，其实也并不是不知道诸葛亮的志愿与能力。因为，他常常把自己与管仲、乐毅相比(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乐毅把亡掉了一大半的燕国，完全恢复，而且占领了齐国的十分之九。诸葛亮有志于使得汉朝中兴，于此可见)。

当时的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太狂妄，徐庶却深信诸葛亮确有比得上管仲、乐毅的能力。

还有两个人，也很深信诸葛亮是天才。其中的一位姓崔，号州平(名叫什么，现存的史料没有记载)，是(河北省蠡县南边的)博陵县人，避乱住在荆州。父亲崔烈是名士，可惜花了钱买司徒与太尉的官位，声誉一落千丈。其后，因为大儿子崔钧参加了袁绍的讨伐董卓运动，崔烈被董卓关在牢里；董卓死后，被释放；李傕来到长安，崔烈死于李傕之手。崔州平是崔烈的小儿子。

诸葛亮的另一位知已，是长他一辈的亲戚、襄阳人庞德公。

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德公说：“诸葛亮好比是一条卧龙”(睡着的龙，还不曾醒，醒了就会飞走)。

庞德公对于自己的侄儿庞统也很称许，说庞统是一只凤雏。凤雏，就是雏凤，出生了不久的凤凰，将来前途无量。

庞德公的一个朋友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也流寓在襄阳，带了家眷与庞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个小岛之上。这个岛，叫做鱼梁岛。这位司马徽颇有知人之明，庞德公称他为“冰镜”(《三国演义》的作者误写为“水镜”)。所谓冰镜，意思是，司马徽极冷静，能够冷眼观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准，像镜子一样。

司马徽的经学、史学、子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远方青年走来跟他念书的颇有几位。知名的有向朗、尹默、李仁。这三人都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做了重要的官：向朗当了几任太守，做过诸葛亮下面的“丞相长史”，及光禄勋、左将军；尹默作过“劝学从事”、太子仆射(教刘禅读《左传》；李仁的儿子李譔作了尚书令史、太子庶子、太子仆射(教刘禅的儿子)。

司马徽似乎不曾做过请葛亮的老师，他与诸葛亮的关系，是师友之间；在年龄上比诸葛亮长半辈。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面说：把诸葛亮介绍给刘备的，是司马徽。刘备走到了司马徽家，专诚拜访，向司马徽请教对当时的局势看法如何。司马徽说：“我不过是一个儒生，俗士，根本不识时务。识得时务的，这里有卧龙与凤雏二人。”刘备进一步再问：“谁是卧龙？谁是凤雏？”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姓诸葛，名亮。凤雏姓庞，名统。”

《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记载的与此不同；刘备驻屯在南阳郡新野县，遇到徐庶，对徐庶十分器重。徐庶向刘备说，“有一位诸葛亮，是睡在家里的一条龙。将军想不想见他?”刘备说；“你就带他来见我罢。”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不是可以被我带来见你的。你应该屈尊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去拜访，前后拜访了三次(这三次，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第一次诸葛亮不在家，刘备遇到了崔州平；第二次诸葛亮又不在家，刘备在途中遇到了石广元与孟公威；到了诸葛家，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离开诸葛家，遇到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最后，刘备在第三次拜访之时，才见到了诸葛亮，畅谈“时务”。也许，刘备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三次都见到了，而且也都畅谈了。第一次谈得就很“投机”，所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又来，前后谈了三次以后，诸葛亮完全说服了刘备，刘备也说服了诸葛亮。刘备答应诸葛亮，采纳他所建议的政略与战略；诸葛亮也答应了刘备，离开隆中的草庐，跟刘备去新野。从此为他效劳，到死为止)。

《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描写，虽然极不正确而文笔十分精彩，也连带地似乎不太费力而给读者一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位好友与岳父黄承彦、弟弟诸葛均。

《三国演义》中的“茅庐”，请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称为“草庐”。《出师表》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地位卑徽，学识鄙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有了这《出师表》里的几句话作为证据，鱼豢在《魏略》之中所说，就不攻自破。《魏略》说，不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而是诸葛亮到了刘备那里去“求见”。见了以后，刘备因为从来不认识这个年轻的书生，对他不甚理睬。诸葛亮偏要留在客厅，到了别的客人走了以后，他还不走。刘备仍旧不太睬他，而拿起一只刚刚有人送来的髦牛尾巴，编结这尾巴上的毛作消遣。请葛亮忍耐不住，就很冒失地说，“将军有没有別的远大志愿。还是就这样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于是，刘备才丢下髦牛尾巴，向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话?我哪里会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呢?我不过是弄着玩，解解闷而已。”诸葛亮说：“将军，你看镇南(镇南将军刘表)比得上曹公吗?”刘备说：“不如。”诺葛亮又问；“您自己比得上曹公吗?”刘备只得承认：“也不如。”

《魏略》的这一段对话，很像是《战国策》上策士的口气。很容易叫人信以为真。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自古以来，像刘备那样以一个爵为亭侯，官拜左将军，作过徐州牧，年纪有了一大把的人，肯去拜访一个二十七岁，姓名“不见经传”，毫无资历的年轻人诸葛亮，虽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是很不常有。这就是刘备非常人所及的地方。

诸葛亮在隆中，他在草庐里对刘备所说的一番话，已经被陈寿浓缩在《诸葛亮传》之中。

他向刘备说：“自从有人发起讨伐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各据一方，‘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中，最厉害的是曹操。比起袁绍来，曹操的名气小，兵少；他却终于以弱胜强，打败了袁绍。这不仅是天意，或时机。人谋也有关系。曹操到了今天，兵有了一百万；地位呢，掌握了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将军，您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和曹操较量短长的。”

诸葛亮继续说：“另一位不可以和他较量的人，是孙权。孙家的人割据江东，已经有了“三世’(陈寿所指的三世，是孙坚、孙策、孙权。陈寿弄错。孙坚虽则是江东吴都富春县人，却并不曾有机会回到家乡，实行割据)。孙权这个人不仅有易于防守的地盘(有长江之险)，而且很得江东的民心。刘将军，您只可以和孙权做朋友，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那末，该打谁的主意呢?该打刘表的主意。刘表有了这大好的荆州，北有汉水、沔水；南有南海；向东，顺长江而下，通到吴郡一带；向西，通到巴郡、蜀郡。刘表有了这可攻可守的荆州，却毫无用武的能力。“刘将军，这似乎是老天爷安排好，给您做本钱的。您是不是有兴趣呢？”

荆州以外，另有一个州，也是好地方，而主持该州的州牧比刘表更无能力。这另外一州，是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与陕西南部的益州；州牧刘璋是一个既糊涂而又懦弱的人。益州的土地很肥沃，人民很殷实，刘璋却不懂得如何保存这一大片土地，照顾那么殷实的人民。在益州的北部，汉中郡一带，有居心叵测的张鲁，而刘璋不加防备。益州的才俊之士，早就想换掉刘璋，欢迎一个配得上作他们的州牧的人了。

“刘将军，您不仅是汉室(景皇帝)的苗裔，而且信著于四海，声望极高。您本人又喜欢交结英雄，思贤若渴。您便是一个配得上到益州去作州牧的人。”

诸葛亮的结论是：倘若刘备能先取荆州，再占益州，便有了立足点。然后把荆、益两州的内政办好，把边界的要害守好，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夷，指云南、贵州的各种夷人与苗族；越，指广东、广西与越南的越人)，同时“结好孙权”(与孙权结盟，建立友好关系)。这样，便把脚跟站稳，可守可攻。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把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彻；也把刘备所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

其后，刘备得到他的帮助，完全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先取荆州，后取益州，然后荆、益两州的兵同时出动，用钳形攻势对曹操作战。

可惜，一则是曹操来得太快，没有等到刘备拿下荆州就来；二则是刘备依靠了孙权的力量才抵住了曹操，因此而不得不把荆州的最好部分(武汉一带的)江夏郡与(江陵宜昌一带的)南耶，让给了孙权；三则是虽然在周瑜死后，经过一番磨擦而向孙权用长沙换得了南郡，命令关羽由南郡攻取襄阳樊城，吓得曹操想放弃许县。刘备自己也攻占了汉中，对长安形成威胁。却不料因此而引起孙权的嫉妒与害怕，背弃了同盟的誓言，出兵偷袭关羽的后方，杀害关羽。酿成孙权、刘备二人在猇亭拚得你死我活!诸葛亮的隆中方案，终成泡影。

这些，留待以后细说。

现在，我们应该说一说，诸葛亮参加了刘备的阵营之后，有过什么表现？他在赤壁之役，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参加了刘备阵营，起先并没有立即获得什么重要的职位，如所谓军师之类，因此也就不曾能够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火烧博望坡之事，与他无关)。

刘备自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左将军”，虚有其号的“宜城亭侯”，论实力仅有几千名兵士，在地位上仅是刘表所收容的一员“客将”，既非州牧，亦非太守，新野一县也并非他的“防区”，只是暂时的驻军之地。如此的一个刘备，怎么能给诸葛亮什么官做呢?

诸葛亮在刘备的军营之中，倘若能有什么名义，也只能是所谓“宾客”，相当于民国初年的顾问、参议之流。

刘备对于这位二十六七岁的宾客，确是十分器重，“情好日密”，天天见面，谈个没完，老朋友关羽、张飞二人看不顺眼，说出酸溜溜的话，刘备也就老实对这两人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封了侯的人，自称为“弧”)。刘备请关羽、张飞以后不必发牢骚；关、张二人也就乖乖地不再说什么了。

刘、关、张都不是“一介武夫，未尝学问”。刘备作过经学家卢植的弟子。也就是大儒郑玄的再传弟子；关羽生平手不释卷，喜欢读《左氏春秋》<俗名《春秋左传》)；张飞呢，字写得极好，而且也善画美人。诸葛亮书读得当然不会很少，却也未必读得比刘、关、张三人都多。为什么刘备极喜欢与诸葛亮交谈呢?可能是，诸葛亮长于分析，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头头是道”，对当前的局势与随时发生的大小问题，“独具只跟”。

在这个最初的一两年，诸葛亮除了陪刘备闲谈以外，有没有替刘备办过具体的事?我想，不会设有。像刘备这样作过州牧，打过仗，经常掌握着若干人马而有志于“打天下”的人，是不至于找到了人才而仅仅以谈谈为满足的。他当然有“用”这个人才之意，否则不能有耐心和他一谈、再谈、天天谈。既然有意于“用”这么一个人才，自然就必须先拿一些小事来“试试”他的能力了。

可惜，《三国志》的《刘备传》与《诸葛亮传》，均没有记载诸葛亮被“试用”的经过。

《诸葛亮传》仅记载了刘琦向诸葛亮求教的故事。刘琦是刘表的大儿子，失宠。得宠的，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与刘琮的生母，亦即刘琦的后母蔡氏。刘琦对自己的未来很焦虑，曾经向诸葛亮请教了好几次，诸葛亮总是不肯给他出什么主意。最后，刘琦骗诸葛亮上楼；上楼以后，刘琦叫人搬走了梯子，然后向诸葛亮说：“今天你我二人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耳朵听进了去，机密得很。你现在可以说话了罢？”刘琦的如此安排，在动机上确是为了保持机密，而不是有意对诸葛亮威胁(诸葛亮也不是一个肯在威胁之下贡献妙计的人)。

诸葛亮对刘琦轻描淡写地说出下面的几个字：“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左氏春秋》，很多人都念过，刘琦自然念过，然而別人与刘琦念了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古时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而已；诸葛亮念了，却懂得把这个故事的教训应用到“今天”刘琦与刘琮的实际问题上来。诸葛亮劝刘琦，不要蹈晋献公前妻之子太子申生的覆辙，坐待骊姬宰割，应该效法公子重耳，出亡。不久，刘表的江夏(武汉)太守黄祖，被孙权击败，阵亡。刘琦就向爸爸刘表求得了江夏太守的位置，离开襄阳，逃出了刘表后妻蔡氏的魔掌。

一七、赤壁

诸葛亮第一次在刘备集团中露头角，是以刘备的代表的资格，说动了孙权，使得孙权决心派兵，与刘备共同抵抗曹操。

那时候，建安十三年，曹操在七月间向南进军，征讨刘表。刘表吓得吐血，在八月间去世，荆州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领兵驻扎在襄阳；刘备已经率领关、张等人与几千兵士由新野退到樊城。刘琮不通知刘备，便向曹操递了降书；刘备得到情报，慌忙放弃樊城，分两路撤退。一路，上了船，由关羽统带，向江夏(武昌汉口)航行，目的在与刘琦的力量会合；另一路，由他自己与张飞、赵云统带，走陆路，由樊城渡了襄河(汉水)，向正南的方向走，目的地是南郡(江陵一带)。

有若干刘表的部队，不愿意随着刘琮向曹操投降，都跟了刘备、张飞一起向南走去。而且，十几万的人民也陆续加入了刘备、张飞的行列。这些人民情愿离乡背井，由人民变成难民，是为的什么呢?一则是，他们早就听说曹操这个人很残忍，在徐州屠过五个城，又杀过袁绍的旧部八万名军官兵士。二则是刘备在新野与樊城的仁爱作风，使得当地的人民有目共睹，因此才感觉到跟他走，不会吃亏。

这十多万难民，不曾吃到刘备的亏；刘备却吃了他们的大亏。他们无心害刘备；刘备的确为他们所害。

有了他们夹在中间，塞住大路。刘备的部队与若干不愿降曹的刘表旧部，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行军。因此，不仅行军的速度太不够标准，而且无法安排随时能够应战的行列(作战部署)。于是，曹军追到之时，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

曹军是在当阳县的长坂坡追到刘军的。曹操本人丢下了笨重的“大行李”，选了五千名骑兵，一日一夜跑了三百多里。

刘军的一方面，虽则于战败以后有张飞带了几十个人在桥边断后，暂时阻挡了曹军一下，却也无法转败为胜，只得改变路线。不向正南的江陵走，而向东南的汉水走。走到了汉水边，等侯关羽的“船队”开到，刘备、张飞与一群新败之兵都一起上了船(难民大概是只得留在长坂坡到江陵的路上了，不可能也到汉水边，与刘军一齐上船)。

刘、关、张、赵四人与几千兵士到了江夏郡，与刘琦会合。刘琦的兵较多，有一万以上。双方的兵力，合起来勉强可以号称两万，与曹操的二十几万，不成比例。除非发生奇迹，刘备、刘琦的两万人如何能抵得住曹操的十倍以上的敌军呢?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诸葛亮走到刘备的身边，向刘备说：“事态很急了，请你派我到孙权那里，向孙权求救。”刘备于是就派了诸葛亮当他的代表，乘船向东。

孙权本人这时候不在吴县，不在曲阿(丹田)，不在京口(镇江，丹徒)，不在秣陵(南京)，而在柴桑。

柴桑是一个依山而筑的城，在今天江西九江之西南的德化县。

孙权也正在为曹操的席卷荆州而焦虑，被曹操“与将军会猎于吴”的诺言弄得七上八下。他的第一助手长史张昭，竭力主张干脆向曹操投降。张昭的理由：一则力量不成对比；二则当年孙策曾经在临死之时交代过：倘若打不了胜仗(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孙权的另一助手“中护军”周瑜，却一贯地主战，周瑜不是一个在参谋业务中磨练出来的精打细算的人；他是一个气冲斗牛、勇冠三军的英雄，从来不把数目字看成机械性的决定因素。对曹操的大兵团的实力，压根儿看不起。

孙权在当时年纪不到三十(虚岁二十七，实岁二十六)，虽则消灭过庐江太守李术与江夏太守黄祖，还不曾有过与头等角色较量较量的经验。

孙权之所以拿不定主张，由于一方面他不能不承认曹操的威望高、兵多、能力强；另一方面，他却不能甘心把哥哥孙策辛苦得来的江东六郡，轻易送给曹操。

诸葛亮到达柴桑，孙权立即召见，问诸葛亮：“你从荆州来，荆州的情形如何?”请葛亮说：“很糟，曹操十分厉害，刘豫州吃了败仗”(刘备在当时常常被喜欢他的人称为“刘豫州”。因为他以前经陶谦荐举，担任过豫州刺史；后来，于徐州被吕布偷占了以后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推荐，做了豫州牧)。孙权问诸葛亮：“你看我应该怎么办?”诸葛亮说：“这个，要请您自己决定。您估计一下，倘若能够以江东六郡的力量，抵得住曹操八个州及一个部的力量，那么就不妨早一点对曹操翻脸。反过来说，倘若自问力量不足以与曹操对抗，那就索性对曹操屈服，按兵不动，把甲胄封存起来，静候曹操派人来接收。这两种办法，随您采取一种。最坏，莫如狐疑不定，表面上对曹操服从，事实上又要保存独立，那就快要大祸临头了。”

孙权说：“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他作何打算?”诸葛亮回答：“刘豫州的情形和您不同。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是汉朝皇室的一分子，对曹操这个把持汉朝政权的奸臣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况且他又是英才盖世，早就成了全国人士所崇拜的偶像，各方慕他的名而来效力献身的人极多，很像大小河流的水都奔向大海一样。刘豫州能否战胜曹操，听由老天爷来决定；即使败了，也无所谓。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向曹操投降的。”

孙权被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气得勃然大怒。孙权心里在想：“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是‘英才盖世’，不能考虑投降!我孙权就不是英才盖世?你竟然劝我考虑投降!”

孙权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赶紧向诸葛亮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掌握了全部江东领土，我手下有十万雄兵，怎么可以受别人(曹操)的控制?我早就决定了，与刘豫州合作，共同抵抗曹操。但是，刘豫州刚刚打了败仗不久，能不能作战呢?”

诸葛亮回答：“刘豫州还有不曾伤亡的精兵与关羽所率领的水军一万人之多，刘琦在江夏郡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兵虽多，听说他们在追击刘豫州之时，一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弄得精疲力竭，这叫做‘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是北方人，不长于在水里打仗；所掳胁的荆州军民，对他们口服心不服，不能合作。孙将军，您倘若能派几员猛将，带几万兵去，与刘豫州并肩作战，‘协规同力’，一定可以击败曹操的军队，造成孙、刘、曹三方鼎立的形势。”

孙权听完诸葛亮的这一番话，很高兴。立刻下令周瑜、程普、鲁肃三员大将，领兵三万，去江夏郡与刘备、刘琦合作，共同抵抗曹操。

在诸葛亮未到柴桑以前，孙权已经先后听到过鲁肃与周瑜的主战论调。诸葛亮并不是第一位劝孙权对曹操作战的，而是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贡献这个主张给孙权的人。然而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的，是诸葛亮，不是鲁、周二人。

鲁肃是早在八月间刘表去世之时，就向孙权献计，请孙权派他作代表，到荆州，在名义上是去吊唁刘表，在事实上是去联络刘备，鼓励刘备，叫刘备放胆对曹操作战，答应给刘备支援。

鲁肃走到夏口(汉口)之时，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军；不久，鲁肃走到南郡的郡治(江陵)，曹操已经在襄阳，收降了刘琮，向南猛追刘备。鲁肃走到了江陵之北、当阳之南的长坂，遇到刘备。刘备刚刚吃过一次败仗。

那时候，新败之余，刘备的阵营兵荒马乱，刘备本人自然也很心烦。鲁肃来到帐篷里，向刘备说明来意：劝刘备不必灰心，孙权一定支援。鲁肃而且向刘备描述了江东人民如何富庶，军队如何精壮。

鲁肃对刘备身旁的诸葛亮，作一番自我介绍；“我是令兄子瑜(诸葛瑾)的朋友。”诸葛亮对鲁肃也就推诚相与，成了朋友。

刘备不曾梦想到孙权会得先派人来找他，兴奋之余，就立刻叫诸葛亮作代表，到柴桑去向孙权答聘；同时，也催促孙权出兵。

历史上的小问题极多。原因是，史料总不会完全，也都不免于或多或少的主观成分。倘若有两个人叙述同一件事，结果便是两篇很不相同的故事。甚至，一个人叙述了同一件事两次，也可能写出先后不同的两篇故事来。原因：这一个作者先后所根据的史料不同，“蓝本”不同，或这一个作者先后的情绪不同，对书中人物的好恶不同。

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毛病。不仅时间颠倒，次序颠倒，而且写张的时候说张好，写李的时候又说李好。他在写《鲁肃传》的时候，把孙权出兵的事完全归功给鲁肃，不仅没有提到诸葛亮，也并未提起周瑜。在写《诸葛亮传》的时候，他又把孙权出兵之事，全部归功给诸葛亮。

有人说，这是“正史”的体例，为了避免重复面把某人的事写在某人的传中。我却以为详于此而略于彼则可，一点儿也不提起，就未免差劲了。

这一件孙权出兵抗曹的事，我们应该首先赞扬孙权。他倘若没有敢以弱敌强的英雄气概，十个鲁肃与周瑜、请葛亮，也说动不了他的。

第二，我们应该欣赏鲁肃。鲁肃是孙权面前第一个坚决主张抗曹的人，而且前后有两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在作代表去荆州以前；第二次在从荆州回来以后。第二次，他的论调更加彻底。他在众人主张迎曹，孙权退席去“更衣室”(洗手间)之时，紧跟着孙权，跟到了“宇下”(走廊外边)。孙权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就拉住他的手，问他：“子敬，你有什么话要说罢?”(子敬二字，是鲁肃的字)鲁子敬回答：“刚才那些主张迎曹的人，都是为自己着想，会误掉将军的大事。像我鲁肃这样的人，是可以迎曹的。迎了曹以后，曹会把我交给本县的地方官去量才录用，最低限度可以当个把不重要的科员(下曹从事)，有小牛车可以代步，生活不成问题；倘若好好地干，也可能慢慢地升为一个州的刺史(年俸六百石)，甚至一个郡的太守(年俸二千石)。孙将军，您倘若迎曹，曹操能够给您什么官呢？您将有什么样的出路?”

孙权说：“是啊!我的看法与你一样。”

周瑜的贡献，我们也绝对不可抹杀。周瑜虽则是推荐鲁肃给孙权的人，在主张上与学识上与鲁肃并不相同。鲁肃是自从见了孙权之面开始，就暗暗地向孙权灌输另创一个朝代，自为皇帝的思想。鲁肃没有一点“中兴汉室”的抱负，他奉孙权，所行的完全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正统主义；他志在攀龙附凤，做新朝的“佐命大臣”。周瑜不是如此。

周瑜向孙权直截了当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好周瑜!这“操自送死”四个字，是何等的雄壮!周瑜，你真不愧为周瑜!当时，整个江东，整个中国，有没有另一个人，敢说、能说，曹操是来送死的呢?

周瑜向孙权作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曹军的四大弱点：第一，北方的内部并不安定，函谷关之西，又有马超、韩遂在造反；曹军有后顾之忧；第二，天气已冷，曹军的马匹没有草吃；第三，北方的兵士来到南方，水土不服，一定有很多人生病；第四，北方的兵士不长于水战，打不过江东的兵。

最后，周瑜向孙权说出最有力量的几句话，作为结论：“将军，您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决定。您给我三万精兵，让我开到夏口，我保证替您打垮这个曹操!”

孙权说：“对!曹操这个老贼，早就想废掉汉朝，自为皇帝了。他之所以还不曾如此做，起先是因为还有袁家兄弟二人、吕布、刘表和我。现在，袁家兄弟与吕布、刘表都完啦，只剩下我一人还活着。我和姓曹的老贼，在形势上不可能同时并存(势不两立)。你说我们该对他作战，很和我的意见相同。”

孙权在鲁肃建议抗曹之时，孙权对鲁肃说过：“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现在，于周瑜建议抗曹之时，孙权也向周瑜说：“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卢溥在《江表传》里对这篇故事有所补充。卢溥说：“孙权听罢了周瑜的一番话，就拔出刀来，把面前的案(矮脚小桌子)砍下一只角，对参加会议的若干人说，‘倘若有人再说我们应该迎曹，我就砍他，像砍这个案儿一样。’”卢溥又说，周瑜在会议散了以后，留在会场，向孙权说明：“那些主张迎曹的人，上了曹操的当，以为曹操的兵力，真如曹操自己所说，有八十万人之多。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只有十五六万，加上了投降他的刘表旧部六七万，总共也不过是二十二三万而已。这些刘表旧部对曹操并没有信心，不是那十五六万已经走累了的北方兵所能驾驭的。所以，曹军的人数虽多，并不可怕。我们只要有五万精兵，便可以打败曹军了。”

在卢溥的《江表传》中，也有孙权听说老天爷把鲁肃与周瑜送给他的话，只是在文字上改为：“这是老天爷用你们二人来帮助我(此天以卿二人赞弧也)!”

《江表传》确是写得比《三国志》详细。《三国志》仅仅说了周瑜要求给他三万兵，孙权如数照给。《江表传》却说了周瑜开口要五万，孙权答应了先给三万。孙权说：“五万人一时来不及集中，但是已经有三万人早就集中好，船、粮食、武器，也都已准备妥帖。你和鲁肃、程公，先行出发，我随后就派人押运粮食，带领补充员，作你的支援。你能够把这件办了，最好。倘若不甚如意，也不要紧，你尽管回来，让我与曹操拚一拚。”程公，指程普。孙权因为程普年纪大，所以尊称他为程公。

由此看来，孙权似乎早就决心抗曹了，并不是诸葛亮来到柴桑以后，才作决定的。然而，我们再读一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似乎倘若诸葛亮不来，孙权就可能不出兵。究竟是《鲁肃传》与《周瑜传》正确呢?还是《诸葛亮传》正确?事实是；在诸葛亮到达柴桑以前，孙权虽有出兵的意向，却还没有出兵的行动。诸葛亮的功劳，就在这意向转为行动的一点上。

鲁肃与周瑜二人，除了是首先建议抗曹的人以外，在赤壁之战进行期间，担任了实际的任务，其重要性远非诸葛亮可比。诸葛亮在当时不仅不是联军的统帅或军师，而且连刘备的军师也不是(他当刘备的军师将军，是在帮助刘备打下成都以后。他受任为“军师中郎将”，也要等到赤壁之战结束，刘备攻下了湖南省的四个郡以后)。

周瑜在赤壁之战期间，是孙军的“左部督”，与“右都督”程普的地位相等。

他不是孙军的总指挥官。总指挥官是孙权自己，虽则不在前线。

他更不是“孙、刘联军的统帅”。孙、刘两方各干各的，只是“并肩作战”而已。

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左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

论兵力，刘备与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各有一万，周瑜与程普的兵合起来号称三万，实际上也不过是两万多人而已，甚至不足两万(周瑜因箭伤而死之时，他的全部“士众”仅有四千余人，由孙权下令拨给鲁肃接管)。

鲁肃在赤壁之战期间及其前后，都极为重要。他是“赞军校尉”，比周瑜、程普两个中郎将的地位低，却少不了他这样一个人来协调于周、程二人之间。周年轻，程年老。程在起初，对周很不服帖，经过了这一次共同抗御曹操，程普才和周瑜变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鲁肃不仅是周、程之间的协调人，也是孙军与刘军之间的“联络官”。没有鲁肃，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的。曹操的兵有那么多，而孙、刘两方合起来还只是这么少；倘若不能合，岂不更糟?

鲁肃的大帮手，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两个人的政略看法，完全一致，虽则各为其主。两个人在公谊上均深信必须孙军与刘军一致行动，才抗御得了曹军；在私交上，鲁肃和诸葛亮的同胞哥哥诸葛瑾也的确一向是最要好的朋友。

孙、刘双方这一次均是死中求生，猛将全体出动。孙方除了周瑜、程普二人以外，有韩当、黄盖、凌统、吕范、周泰、甘宁、丁奉、吕蒙，可说是人才济济。刘方，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这时候都还没有成为刘备的部下)。

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这个官与这个爵，都还是当年曹操在他杀了颜良以后，酬劳他的。

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这中郎将的军阶，也是曹操所给，那是当张飞跟随刘备于被吕布赶出小沛、投奔曹操之时。

赵云在当时的官位难考，《三国志》本传说他替刘备主持骑兵部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骑兵团团长之类。他也许已经有了中郎将的官阶，或是仅仅为一个校尉。

周瑜要等到打完赤壁之战以后，才被孙权升为“偏将军”；关羽到了那个时像就被刘备由“偏将军”改为“荡寇将军”了。

在孙军的这一边，于赤壁之战以后，一升为“裨将军”，再升为“荡寇将军”的，是程普。

韩当在孙策之时是一个校尉(先登校尉)，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已经是一个中郎将。他要挨到建安二十四年跟着吕蒙偷袭关羽的南郡以后，才升为偏将军。

黄盖在赤壁之战期间功劳最大，所以升得也快。开始作战之时，他不过是一个“丹阳都尉”，获得胜利以后，他没有经过校尉的一级，升作了中郎将(武锋中郎将)。其后，他攻取了武陵郡，孙权再升他为“偏将军”。

在孙方的其他军官之中，以吕范的军阶为最高。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吕范是“征虏中郎将”；打完赤壁之战，他作了“裨将军”；再其后，升为“平南将军”。

凌统原是一个“破贼都尉”，打完这个仗，升为校尉。

周泰、甘宁、丁奉，这三人的军阶当时都不甚高。丁奉年纪最轻。在赤壁之战时不过是甘宁下面的一员小将。

吕蒙，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最不喜欢的一个，因为他后来害了关公(关羽)。吕蒙也的确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虽则是公余念了一些书，而究竟不曾把书念通的人。他茫然于盟约必须信守，抗曹必须联刘的大道理。

伹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吕蒙也立了一些功。他的军阶，是“横野中郎将”，升作了“偏将军”。

在曹操的一方，大将出马的特別少。夏侯惇与夏侯渊兄弟、于禁、张辽、李典、臧霸，都不曾被曹操带来。被带来的知名将领，只有曹仁、乐进。当时不甚知名的曹纯、李通、满宠，以及刘表的旧部文聘。

曹操之所以如此，由于根本不曾把逃难的刘备与小孩子孙权看在眼里。刘表的襄阳，他兵不血刃就拿到了手。刘备的十几万难民与若干零零落落的“散卒”，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他曹操的骑兵五千人，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文聘与曹纯追他们，追到当阳县东北的长坂，把他们打得稀里哗拉。虽则有张飞不怕死，带了二十个兵在桥的右边大吼，“我就是张翼德!来罢，咱们拚个你死我活!”因而争取到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让刘备能够带了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斜趋汉津”(不继续向南到当阳与江陵，而改走斜路，奔向汉津，亦即今日的汉阳)；虽则有赵云这另一位不怕死的人，拚了自己的性命救出甘夫人与阿斗(甘夫人并未跳井自杀，赵云不曾推倒土墙，做落井下土的事)；刘备确是吃了一个十分不好看的败仗，丢掉全部难民，丢掉事实上的全部散卒(只剩下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而且也丟掉了两个亲生女儿。这样的一个刘使君，怎么能叫曹操仍旧承认他为“英雄”呢？

至于孙权，曹操记得他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打董卓的时候，虽则是比他曹操略高一筹(孙坚是打胜了的，曹操是打败了的)。然而孙坚是死在刘表的部下黄祖之手，这就不如他曹操之能够以大军压境，吓死刘表了。孙策，是人才，却受过他曹操的封拜，向他曹操低了头(不曾在死前有过袭取许县之想)。这小孩子孙权，算什么呢?

因此，曹操在连取襄阳、当阳与江陵以后，用刘表所遗留下来的大船与战舰，装载了若干万的兵士，从江陵南边的长江码头，顺流而下，浩浩荡蔼，航向江夏一一今日的武汉三镇(武昌在当时叫做鄂县，简称为“鄂”；汉口在当时称为夏口；汉阳在当时称为沙羡“汉津”)。

曹操绝对不曾料到，他拿不下江夏郡(江夏郡有十四个县与国，郡治在鄂县)。

他在航行之时，志得意满，由意满而感觉到一阵“满足了以后的空虚”。中国的天下，他已经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的荆州江夏郡，与扬州九郡之中的六郡，益州、凉州，看来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地方，在最近的将来也拿下了以后，他曹操又怎么样呢(亚力山大在拿下波斯以后，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空虚之感)?曹操不仅感到空虚，而且也感到苦闷、忧愁。愁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一天夜晚，刚好有皓月当空；他对着这可爱的明月，又生了“明亮得像这个月亮的，我却拿不到手”的自我渺小之感。于是，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四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曹操这时候已经觉察到：地上的东西，土地、权力，他虽则已经似乎是想拿什么便拿到什么。天上的月亮，或类似月亮那样的亮晶晶的东西，他却毫无办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怎么会逃得了空虚、死亡与忧虑?

曹操有一首“对酒当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怅惘，表达了出来；它描写了曹操自己用酒来填补幻灭，一般喝酒者“以酒浇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

曹操爱朋友，恋旧，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报恩，是他的美德；报怨，倘若不出“直”的范围，值得原谅、同情。可惜，曹操在报怨之时，每每过分残忍。他的另一缺点，是志气高，欲望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当时未尝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却在内心中存有“失败”的恐惧，“何枝可依”的灰色预感，太可怜了。他自比周公，求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历史上与王莽相并列的恶名；“操莽”两个字常常被史评家写在一起。

“对酒当歌”共有八节，每节四句。这八节的排列次序，我怀疑可能有错，第三、第四似乎对调了才好。第五、第六也应该对调。然而，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按照别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家父子(曹操与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孙、刘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老天爷给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养；给了孙家父子以英雄气概(孙坚、孙策，及早年的孙权)，给了刘家父子以维护汉朝正统的任务，却吝惜了文采(虽则让他们都能写几句散文)。这便是老天爷真正公平的地方：他不偏爱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权力、财富，又有幸福。

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

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通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渡，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合，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十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中国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拼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而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怎么会容纳不了十比他小了七岁，而当时毫无地位的诸葛亮呢?

《三国演义》之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使得我们中国人很难团结。孙刘已经联合抗曹，却又要同时在暗中勾心斗角；周瑜想杀友军的人才诸葛亮，诸葛亮又终于气死友军的大帅周瑜。

赤壁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曹军的前锋，在长江南岸，嘉鱼县西南的赤壁，遇到孙刘联军，发生遭遇战。曹军吃了败仗，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子病的很多。

曹军在北岸的前锋，尚未遇到孙刘联军，阵容还相当完整。于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在南岸行军的前锋及陆续跟进的主力，都移到北岸来。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陆地上的帐篷里。

长江的水面阔，一向有“无风三尺浪”的名声。曹军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飘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破曹操或他的参谋业务人员吩咐扣在一起。

在孙军的这一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黄盖，他向周瑜建议，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士，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极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西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上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棱烧成或煎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采。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

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江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上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那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除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绐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深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

一八、孙夫人

孙刘联军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胜了曹操。一年又一个月以后，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

再过一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刘备才前往京县(镇江)拜访孙权。

这样看来，刘备与孙夫人结婚的地方，不是“演义”所说在(镇江的)甘露寺。事实是，在今天湖北省石首县的绣林山。

刘备与孙夫人，一为英雄，一为美人，本可以成为圆满的结合。虽则年龄有些悬殊，却并非克服不了的爱情障碍。

可惜，孙夫人个性太强，又极喜欢模仿男子，经常带了一百多名武装齐全的丫环在身边，在闺房前后四周放哨站岗，使得刘备提心吊胆。

孙夫人不仅有武装的丫环，又有人数不少的男性卫队，驻扎在公安县。这卫队的军官与兵士，来自江东，与荆州幸地的人民处得不好(在言语上就格格不入，饮食习惯也不相同)。因此，难免有打骂老百姓，或甚至超过了打骂等不愉快的事。

刘备对孙夫人原可以爱，而且很应该爱。有了那些武装的丫环在闺房前后，甚至闺房之内，刘备对孙夫人就只有恐惧，而没有爱了。加上那目无纪律的孙夫人卫队，横行公安城内外，刘备的情绪就不仅是恐惧，而又免不了怀恨了。

夫妻之间的维系，有人以为是钱。但刘备与孙夫人之间的问题，不是钱。也可以说，不是爱。爱是本来可以有的。而是政治、军事等问题。

他们二人的婚姻，原是一个纯政治的安排。孙权极想与刘备结为长期的同盟，才把妹妹嫁给这位年已四十九岁的半老将军(孙权自己虚岁二十九岁，妹妹的年龄不见于现存史料。可能是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也许更小。母亲“吴国太”吴氏太夫人，是在建安七年去世的)。

刘备娶了孙夫人，在心理上添了一重负担。即使孙夫人极美、极温柔可爱而不以武装丫环追随，刘备也颇难对这位夫人有百分之百的爱心。因为，刘备感觉到，有了这位夫人便必须永远与孙权合作，必须永远对孙权的欲望与情绪尽量迁就。这不是像刘备这样的人所喜欢做的作茧自缚的事。

从军事的观点来说，有了孙夫人的武装丫环在闺房前后，有了孙夫人的男性卫队在公安城内外，刘备的司令部不再像一个司令部。连刘备本人的生命安全，也受了威胁。《三国志．法正传》引了诸葛亮所说的几句话：“主公(刘备)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

“生变于肘腋之下”，极有可能。刘备怎么不“惧”呢？

古今中外，惧内的岂止刘备一人?内之所以可惧，各有其可惧之处。然而可惧到孙夫人那种样子的，似乎绝无仅有。

刘备值得我们同情。然而，却不用我们替他担心。他毕竟是也有他的一套的。他能够设法，于无声无息之中，叫这位男性荷尔蒙成分略嫌过多的孙家小姐，自动在公安县的西边另筑一城，与她的武装丫环及若干男性卫士住在一起。

于是，刘备重新获得了相当的宁静，除了周期性的小干扰以外。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应刘璋之邀，到益州(今日的四川、贵州、云南)去抵御盘据汉中的张鲁。他不曾带了孙夫人同去，却也把当时唯一的儿子阿斗(刘禅)，留给孙夫人抚养。

这个儿子阿斗是甘夫人在建安十二年所生，虚岁五岁、实岁四岁，刘备不是没有小太太与女仆丫环可以托付，可见刘备在感情上与形式上还不曾与孙夫人作最后的决裂；虽则孙夫人不陪伴他“入川”，他不带孙夫人入川，都是事实。

刘备是一个颇为仔细的人，他把荆州几郡的军事与政务，交给了关羽、张飞、诸葛亮，也把关于孙夫人及儿子阿斗的事，委托了赵云。赵云当时的名义，是牙门将军，兼“留营司马”。

刘备带了几万兵与“谋臣庞统”，离开公安，走向益州，孙权在江东听到消息，勃然大怒，认为益州该是他孙权所有，刘备不该先去，就下令派遣水军，到公安西边的“夫人城”，把孙夫人接回江东。

孙夫人在丈夫刘备与二哥孙权之间，选择了二哥；在益州与扬州之间，选择了扬州。她不经考虑而说走就走，带了刘禅与武装丫环及男性卫队，到长江边乘上二哥派来的船。

赵云感觉到责任重大，自己的力量与地位似乎不够，慌忙报告张飞。张飞是颇有决断与魄力的人，立刻点齐兵马，偕同赵云走小路抢先到了江边，把孙夫人及其娘子军与卫队拦住。

张、赵二人先礼后兵，劝孙夫人留在公安，取消江东之行。孙夫人哪里是这两个人的好话所劝得了的呢?她坚持非去不可。张飞、赵云说：“您一定要走，我们不敢强留；但是主公的儿子阿斗，却无论如何请您留下。”孙夫人是一个聪明女子，心里明白她的那一批娘子军与卫队，绝对不是张、赵二人及其身经百战的老兵的敌手。于是，她就只好把刘禅留了下，交给张、赵二人。

有人说，孙夫人想带走阿斗，不怀好意，可能是想把阿斗送给二哥孙权当人质，帮助二哥来协迫丈夫刘备当孙权的部下。

我不知道孙夫人的本意是否如此。孙夫人是一个女人，女人总是有天生的母性，喜欢小孩子的。况且，她自己还没有生育；阿斗又已经被她抚养了两年，彼此之间可能已经建立了母子的感情。

张、赵二人定要孙夫人把阿斗留下来，也有他们无可辩驳的理由。他们知道，刘备一辈子辛苦，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一条根。刘备以前的几个太太所生的儿子，连同他们的妈妈，都已经被吕布与曹操先后俘虏去了，或是在败兵难民群中走散得不知下落了。剩下的这个宝贝阿斗，不能又让他去当孙夫人与孙权的俘虏。

在阿斗未生以前，刘备的别的儿子丢了以后，刘备收养了一个姓寇的大孩子，改姓刘，名封。张、赵二人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却不能因为有了刘封，就不重视刘备的亲生儿子刘禅(阿斗)。

历史的变化，是谁也不能预料的。我们一般人，通常都是事后有先见之明。就张、赵二人“截江”强迫孙夫人留下阿斗的这件事情而论，他们的忠心值得我们钦佩；但是，倘若他们行动得慢一点，赶到江边之时，孙夫人与阿斗已经登上了船，后果又如何呢?是否真对刘备及其集团不利?

有了阿斗在江东，养在孙夫人的身边，当了事实上的人质，一方面孙权便可以继续对刘备放心，不怕刘备不永久与自己合作；另一方面，刘备对孙权，不得不对孙夫人与孙权继续保持礼貌，承认孙夫人是太太，承认孙权是大舅子，承认孙权有权利分享荆州的地盘。这样，就不会发生以后孙、刘二家为了荆州而失和的不幸事件。

一九、荆州问题

荆州本不是孙权的，也不是刘备的，是汉朝的皇帝的。

在东汉末年，灵帝既死，少帝既废，献帝初立之时，各州、各郡的长官于袁绍等人的号召之下，纷纷出兵讨伐董卓。当时，荆州的刺史是王睿，长沙的太守是孙坚。孙坚有决心与董卓一拚；王睿却扬言必须先杀掉他所不喜欢的武陵太守曹寅，然后才肯向洛阳进军。曹寅于是伪造了“案行使者”温毅的檄文，列举王睿的罪状，叫孙坚逮捕王睿，先斩后奏，孙坚信以为真，就设法把王睿逼得吞金自杀(所谓“案行使者”，是中央朝廷派下来的巡回监察官)。

孙坚于逼死荆州刺史王睿以后，也杀了南阳太守张咨。张咨的罪名是：“道路不治，军资不具”，“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

孙坚带了他的部队，由南阳进到鲁阳，在鲁阳见到袁术。袁术在形式上写“表”给董卓所把持的洛阳朝廷，推荐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行是“暂代”，领是“兼领”)。

从此，孙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孙破虏”，很少被称为“孙豫州”(常常被称为“豫州”的是刘备；刘备后来曾经由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以献帝的名义正式任命为豫州牧)。

董卓与袁术是死敌，当然不理睬袁术所上的推荐孙坚的“表”。董卓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

荆州的首郡首县是南阳郡宛县。刘表却到不了宛县去就刺史之职。南阳郡的地盘，于太守张咨被杀以后，已经由孙坚交给了袁术。孙坚上过一表，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本人留在所驻扎的鲁阳，派人占领了南阳郡的各县。

刘表没奈何，就到南郡所属的襄阳县，设立一个新的刺史衙门。

襄阳县此后在刘表活着的期间，一直是荆州刺史与荆州牧的治所(刘表于董卓死后，被李傕、郭汜升任为荆州牧。襄阳县属于南郡；南郡的首县是江陵)。

襄阳由县而升格为郡，要等到刘表既死，曹操收降了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以后(原因是，南郡的首县江陵成了周瑜、刘备所攻打的目标，不久又入于周瑜之手，襄阳县变成无所隶属，不得不自成一郡)。

至于那一度为袁术所盘据的南阳郡，早已先后为张绣及曹操所占领了。

荆州在东汉原有七个郡：南阳郡与南郡之外，有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这五个郡，刘表曾经都掌握得很紧。

江夏郡，刘表交给黄祖负责。黄祖曾经在襄阳附近用伏兵射死了来攻的孙坚，立了功；因此而受到刘表付以如此重大的责任，以江夏太守的职位，一再抵御了孙策、孙权的进攻，最后败在叛归孙方的甘宁之手。刘表却能于黄祖败死了以后，赶紧守住江夏，使得孙权的军队撤退。

零陵郡，包括今日湖南省的西南部与广西省的一部分，在西汉的时候治所在(全县之北三十华里的)零陵县；到了东汉，治所就搬到了(今日湖南的零陵县县城所在的)泉陵县来。

中国历史之所以特别难于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古今的地名常常改变，而每每变得没有道理可说，例如把今天湖南的某一县称为华容；其实汉朝的华容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或是虽则变得未尝没有道理，而这个道理甚不显明，例如把东汉泉陵县的所在地称为零陵县，而不老老实实地称为泉陵县，它的道理是：这地方在东汉作过‘零陵郡’的首县，虽则在东汉时那“零陵县”另有其地!

桂阳郡是今天湖南省东南部，与广东省的一部分(包括韶关)，首县是郴县。

武陵郡是今天湖南省的西北部与湖北省的一部分(包括刘备其后新设的公安城。公安城的所在地油江口，原来是属于武陵郡孱睦县的)。汉朝武陵郡的首县是(今天湖南常德之西的)临沅县。

长沙郡是湖南省的中部。首县不称为长沙县，而称为“临湘县”。汉朝的临湘县城，比今天的长沙县城小得多。今天的长沙县城，是在隋朝的时候扩大的：隋朝政府把临湘县北门外的郊区都收进了新的城墙里面，改临湘县之名为沙县。

刘表于黄祖死后，把江夏太守的位置给了大儿子刘琦。其他五郡，只有南郡太守的姓名不曾保留下来。零陵、桂阳、武陵、长沙，这四个郡的太守是：刘度、赵范、金旋、韩玄。

刘表死后，曹操率领大军，以泰山压頂的气势，吞了襄阳县、当阳县、江陵县，与整个的南郡。他在赤壁、乌林吃了周瑜、黄盖的亏，不曾拿到江夏郡，更谈不到今天湖南省的四个郡了。

曹操留下曹仁，撤了大部分的兵回许县。曹仁在建安十四年也走了，南郡只剩下襄阳等县尚在曹军之手。江陵及几个其余的县落到了周瑜之手。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已经被他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于赤壁乌林之战的前后，运用他的老手法，形式上上表给汉献帝，推荐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做荆州刺史。他随即又派兵遣将，以刘琦的名义，用武力征询(湖南)四个郡的太守的态度。这四个太守先后都表示归顺。其中，以桂阳太守赵范不甚可靠，刘备把这位赵范换了，叫赵云做桂阳太守。其余的三个太守，刘度、金旋、韩玄，不曾更动。

于是，荆州七个郡之中，刘备有了四个郡：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孙权只获得了一个半郡：江夏与半个南郡(曹方获得了一个半郡：南阳与半个南郡)。孙权认为，刘备白占了便宜。倘若孙权不派周瑜带了两三万兵来，倘若不是周瑜接受并实行了黄盖的火攻建议，刘备与刘琦的一万多兵(不足两万)，早就被曹操的几十万兵吃得干干净净了。孙权自问待刘备太好，除了救了他以外，又送了年轻的妹妹给他当“续弦夫人”。孙权不曾预料到这位老妹婿竟然大揩其油，一举而“偷”得了四个郡。

刘备而且不久又在刘琦病故之时，叫部下公推他为“荆州牧”；事前，不曾与孙权商量。孙权认为，刘备越来越过分了。回想起来，当孙刘联军追曹操，追到江陵城下之时，孙权曾经对刘备的驻扎江陵对岸“油江口”的计划，表示过同意。这油江口的小地方，属于武陵郡孱陵县，在法理上既不属于刘备，也不属于孙权，而属于当时的已经投降了曹操的荆州刺史刘琮。不过，它在事实上已经入于孙刘联军的控制之下，刘备有资格在这油江口驻扎部队，甚至建筑一个新城，取名“公安”；比起孙权之喧宾夺主，把刘琦的江夏郡据为已有，任命了程普为江夏太守，刘备的作风不见得在道义上有什么逊色，更绝对说不上欠了孙权什么人情、什么债务。

孙权不甘心，两度为了这荆州几郡的地盘，与刘备失和。事后，他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就造出一段“借荆州”的虚构故事来，以掩饰孙权背弃同盟、袭击关羽的丑行。

当时汉朝还不曾亡，天下是汉朝的天下，领土是皇帝的领土，除了汉献帝本人行使其自由意志之时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权力把荆州或任何一州赏给任何人，或借给任何人(倘若按照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来说，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不是皇帝一人的中国，汉献帝也没有把荆州借给别人的权力)。

有人说，孙权虽不曾借了全部荆州给刘备，却也真正借出了油江口、南郡江陵县的一部分。江陵是南郡的首县，也就是孙方的荆州的首县(曹方的荆州，已经改以襄阳县为首县)。因此，江陵与南郡被混称为一；也与荆州混称为一。那末，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借江陵；借江陵，实际上是借油江口。虽则以大称小，究竟还可以把“借荆州”这三个字勉强说得通。

这一种说法，是一种不肯“实事求是”，而一味“好作调入”的说法。油江口，并不属于南郡江陵县；它是属于武陵郡孱陵县的。孙权并没有占领了这油江口，如何能把它借给刘备呢(到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以后，才带了她的武装丫环与武装卫队来)?

孙权之所以念念不忘刘备“借去了”他自己的荆州，与周瑜之死有点关系。倘若周瑜不在建安十五年因箭疮而死，孙权对刘备之荆州“坐大”便不会有太大的疑虑(有周瑜在，孙权就不怕刘备)。

另一种使得孙权很不放心的事，是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率兵进入益州。那显然是刘备占领益州的第一步(暗弱的刘璋，绝对“耍”不过“枭雄”刘备)。这还得了?倘若刘备既有荆州的一大部分，又得到益州，岂不是有了周瑜生前所建议给孙权的、那对曹两路出兵的根据地?

周瑜在死前曾经从江陵专程去京县见孙权，建议：(一)请孙权同意他偕同奋威将军孙瑜，西征刘璋与张鲁，事成以后，留下孙瑜守益州与汉中，和马超结援；(二)然后请孙权自己与他(周瑜)由南郡共取襄阳，对曹操进迫。

周瑜的战略计划，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面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双方彼此互不知道有这么一种计划)。

周瑜对孙权建议了以后，获得孙权的同意，就离开京县，回江陵去准备西征刘璋。走到中途，在巴丘(湖南岳阳)箭疮复发而死。

我一向对周瑜佩服，关于这一件企图西征的事，我觉得他操之过急。他即使不在巴丘去世，而多活三五年，也未必能用硬干的方法，打进益州与汉中。

他死后留下在江陵的直接指挥的“士众”，仅有四千多人(孙权下令交给鲁肃接管，鲁肃的军职由“赞军校尉”升为“奋武校尉”。周瑜所遗下的南郡太守的位置，孙权调程普来继任)。

周瑜活着的时候，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一心想害死者葛亮。他对任何人不曾有如此毒辣的存心。但是，他为了忠于孙权，为了要扶助孙权统一中国，的确也把刘备看得很不顺眼，他不想杀刘备，却极想让刘备搬到江东去，用豪华的房舍、漂亮的女子与珍奇的玩物、可爱的犬马，把他软化成一个废物，同时把关、张这两位“熊虎之将”与刘备隔离，各置一方，由他周瑜自己“挟与攻战”。

这个软化刘备，隔离关、张的计划，由于孙夫人个性太强，未能合作，而化为泡影。

孙权自己，也不十分热心于这个计划，刘备在建安十五年来京县拜访孙权之时，吕范也曾经“密请留备“，孙权没有接受。

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上疏给孙权，推荐鲁肃自代，认为鲁肃是个“良将”，“智略足任”，有能力镇抚百姓，同时防备曹操，注意那“边境密迩”、“近在公安”的刘备。

鲁肃对于刘备的看法，与周瑜对刘备的看法并不相同。鲁肃始终以为，有曹操在北方，孙、刘二家必须诚心合作。他是诸葛瑾的好朋友，与诸葛瑾的同胞弟弟诸葛亮也很谈得来。是他，促成了孙、刘协力抗曹于赤壁乌林之役。《三国志.鲁肃传》，一再说他主张“借地”给刘备，是不是事实呢?

鲁肃在南郡驻扎了一些时，移屯陆口。陆口是陆溪水进入长江的口，在今天湖北嘉鱼县的西南，赤壁之东。

为什么鲁肃不留在南郡，而退驻陆口呢?这件事，有点蹊跷。《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有一段话，我以前读了不十分相信，因为它很像是证明了《三国演义》所说诸葛亮第三次气坏周瑜的经过。

《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话是说：孙权曾经接受了周瑜和甘宁的建议，想出兵攻取益州，他派人告诉刘备，征求刘备的同意。刘备的答复是：第一，孙权不可以为曹操败于赤壁以后，就不想、或没有力量“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第二，“我刘备与益州牧刘璋是本家远房兄弟，倘若刘璋有得罪了你孙权的地方，请看我的面子，加以原谅。”孙不重視刘备的反对，仍然派遣叔父孙静的大儿子孙瑜，率领水军多人，进驻夏口(汉口)，作跃跃欲试的姿态。刘备不让孙瑜的水军，通过公安城之北的长江。刘备而且“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部，备自住孱陵。(孙)权不得已，召(孙)瑜还。”

《三国志．孙瑜传》，没有一个字说到孙瑜有率领水军、进驻夏口，被刘备这样大张旗鼓来阻止孙瑜西上。

《关羽传》与《程普传》，不但不曾提起孙瑜率领水军西上，而且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关羽之接防江陵，程普之离开江陵而回任江夏太守，是在建安二十年夏天。当时孙权与刘备言归于好，把他们的荆州各郡重新划分，以湘水作为疆界，孙权把南郡送给刘备，刘备把长沙郡，加上桂阳郡，送给孙权。

这时候，张飞与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与赵云离开了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进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刘备打刘璋。

所以，《资治通鉴》的那一段话，极不可靠。这部《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一手所写，而是于他的校阅之下，“成于众手”。司马光虽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历史家，校阅之时也难免有时疏忽，不曾注意到这段话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传闻、野史。

事实是，周瑜在死前确有邀同孙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并且孙权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这个攻取益州的计划就由于鲁肃并不赞成而作为罢论，孙瑜及其水军始终并未出发。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刘备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孙权派水军到公安来迎接妹妹孙夫人回江东，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刘备离开公安不久。

孙权对刘备第一次翻脸，是在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打败刘璋，夺得益州以后。翻脸的具体行动，是派遣吕蒙率领两万兵进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个郡的太守以下的官吏。这三个郡，是长沙、零陵、桂阳。

刘备在荆州，原本只有四个郡而已；孙权一举而夺了三个，只剩下武陵一个郡未曾抢。他大概是因为武陵为公安城的所在地，有点不好意思罢。

孙权所想夺取的三个郡，有两个郡的官吏望风投降。这两个郡是长沙与桂阳(赵云这时候已经不在桂阳)。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在益州接到报告，认为事态严重，就亲自由益州赶到荆州武陵郡的公安城来。来到了以后，他派遣关羽率兵前往湖南，与鲁肃、吕蒙对敌。

孙权自己也从扬州吴郡的京县(镇江)来到了今天湖北嘉鱼西南的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前方军事；同时，派了鲁肃，带一万人进驻益阳。

在益阳，鲁肃与关羽两军相遇。

传奇性的“单刀赴会”，便是在这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但是其经过与《三国演义》所说，颇有出入；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的将领拿了单刀去赴会。所谓单刀，意思是不带部队前往。双方的部队，彼此停留在一百步的距离之外。

这样的一次“阵前会谈”，其结果是极难预料的。谈得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谈得不好，混战立刻开始。

鲁肃首先发言：“长沙、桂阳、零陵，这三个郡是我们借给你们的，为什么不还？”

关羽答复，“乌林之战的时候，左将军(刘备)身在行伍之间，和你们一齐出力，破了敌人，怎么可以让他徒劳，分不到一块土地？你这次来，难道是想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刘豫州(刘备)，是在当阳县长坂坡。当时，他的兵，数目及不上一个‘校’；他本人而且在打穷算盘，想到很远的地方去逃难(到今日的广西梧州，找苍梧太守吴巨)。我们的主上(孙权)同情他无所依靠，就不惜花费物力、民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很会做作，‘愆德堕好’(违背了道德，抛弃了友好)；现今有了益州，仍想兼据荆州的土地。这是普通的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的领导人物，怎么可以如此？”

《资治通鉴》这一卷的执笔人，在抄录了《吴书》上的这一番鲁肃的高论以后，加抄了该书的四个字结论：“羽无以答。”

这一位执笔人真是够客观的!他把《三国志．鲁肃传》中的下列几句话，完全不管：(鲁肃)“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这一位敢于插嘴，而说得极有道理的仁兄，鲁肃不应该对他厉声呵斥。这位仁兄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如《三国演义》所称，周仓?周仓的姓名，不见于《三国志》。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只有“演义”的作者自己知道。依照这位作者自己所说，周仓原是黄巾的小头目。既然不过是黄巾的小头目，不可能说得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我个人以为这位敢于发言而被鲁肃呵斥的仁兄，一定是关羽的部下军官。否则，关羽没有办法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就打发了他走。

其实，他的似乎冒失的话，在事实上挽救了双方在言语上相持不下的僵局。没有他挺身而出，打个诨，关羽可能被鲁肃的很不讲道理的话，气得立刻打了起来。

倘若打了起来，鲁肃绝对不是关羽的对手。论个人的武艺，或是兵员的数目，均是如此。鲁肃的一万人，如何经得起关羽打？

鲁肃败了以后，孙权一定不肯甘休。那末，赚便宜的是曹操。

这曹操聪明一世，糊涂不只一时。他以前在乌林把大小船只扣在一起，“首尾相接”，已经是够糊涂的了。现在，他听说孙、刘二人就要为区区荆州的湖南三郡，而拚个你死我活，他喜欢得了不得，同时竟然也急得了不得。他下了命令给下面文武官吏，赶快准备进军汉中(今日陕西南部)，收拾张鲁，为将来到益州收拾刘备的工作铺路。

刘备一生在力量上比不过曹操，比聪明也常常吃亏，现在，却聪明了起来(也许是受了诸葛亮的影响)。刘备于鲁肃、关羽二人在益阳演出了单刀会议以后，主动向孙权让步，情愿把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都让给孙权(不是“归还”)，仅仅要求以一个南郡作为交换条件。孙权欣然接受，派请葛瑾来负责实现这双方言归于好的大喜事。荆州问题，于是暂告解决。

二○、益州易手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的冬天，应刘焉的儿子刘璋之邀，前往益州，防备在汉中的张鲁。

刘焉是汉景帝的后裔，和刘备算是同一支派的皇族。不过，刘焉是从鲁恭王刘余的一系传下来的，而刘备是从中山靖王刘胜的一系传下来的。

刘焉生长在荆州江夏郡竞陵县(湖北天门西北)；刘备生长在幽州涿郡涿县(河北的涿县)。

在辈分上，刘焉比刘备高一辈(刘焉的儿子刘璋，算是刘备的远房兄弟)。

刘焉当过地方官的“佐吏”，也做过私塾老师，其后被举为贤良方正，获得进身之阶，一帆风顺，当了雒阳县的县令、冀州的刺史、南阳的太守，与中央的九卿中的宗正与太常。宗正管皇族的族谱、继承次序、家规；太常管祭祀与星象、天文以及人民的教育。

灵帝中平六年，黄巾造反，天下大乱。刘焉觉得京城洛阳与中原各州各郡都不够安全，就设法活动得“益州牧”的位置，兼一个“监军使者”；同时，获得了“县侯”级的封爵(他作了“阳城侯”。东汉的县侯，比乡侯大，乡侯比亭侯大，亭侯比“列侯”大)。

益州在当时并不太平，也有所谓黄巾徒党。这些所谓黄巾徒党，于自称天子的马相的率领之下，已经杀了益州的前任长官(刺史郗俭)，攻破了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简单说来，蜀郡是今日四川的西部；广汉郡是四川的西北部；犍为郡是四川的西南部)。

马相被益州的“从事”贾龙打了几个月，打平。贾龙肃清了整个益州，迎接刘焉到任。

刘焉把“州治”(州政府的所在地)从雒县(四川省广汉县)移到绵竹。

刘焉治理益州的政策，是对老百姓宽，对地方上的所谓“豪强”严。他一出手，便杀丁王咸、李权等等十几个。这些所谓豪强，有些是该杀的，有些也并无死罪，被杀得冤枉。曾经立了消灭马相之功的益州从事贾龙，对刘焉的辣手作风十分愤慨，便联合了犍为郡太守任岐，与刘焉兵戎相见，但不久就被刘焉打败、杀死。

从此，刘焉在益州境内没有可以对他反抗的人。他听说“益州有天子气”，也的确亲身经验到东汉朝廷的腐败，各州各郡的分崩离析，于是就颇动了“自为天子”的念头。暗中叫人制造了许多皇帝所需要用的马车、人辇、器具等等。不料，忽然有了“天火”，把雒县烧去了一大部分，他的那些准备当皇帝用的马车等等完全烧光。

雒县他不能再祝他把家搬到成都。

他有三个儿子留在长安。汉献帝派其中的最小的一个刘璋，到成都来劝告刘焉,不要妄想非分。刘焉把刘璋留在成都,不让他回长安去复命。

留在长安的大儿子刘范，官居左中郎将,竟然勾结了在凉州造反的马腾,准备与马腾里应外合。长安的朝廷把刘范逮捕，明正典刑。刘范的弟弟、刘焉的第二个儿子刘诞，这时候也在长安当一名小官，治书御史；受了刘范的牵累，同时被杀。

刘焉经过了这些事件，虽则在名义上仍是汉朝政府的益州牧,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正如关东(函谷关以东的)许多州牧、刺史和太守。

益州有九个郡，除了蜀郡、广汉郡与犍为郡以外，还有在四川东部的巴郡，在四川与西康的越嶲【xi，同“雟”】郡，在贵州的牂牁【zang ke】郡，在云南的益州郡与永昌郡，以及在陕西南部的汉中郡。

当时汉中郡的太守，姓苏名固，对刘焉不甚服从，刘焉派遣两个姓张的去讨伐他，把他赶走。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叫张鲁，另一个叫张修，都是“五斗米道”的分子。

五斗米道，是张陵所刨设的一种宗教组织。它的正式名称，并没有“五斗米”这三个字，可能仅仅是“道”一个字，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先缴“五斗米”作为人会的会费；因此，这个组织才被大家称为“五斗米道”。

《三国志．张鲁传》说：张陵是豫州沛国丰县的人，侨居在益州，进入今日成都之西祟庆县境内的一座深山之中，可能遇到异人，传道给他，也可能是自己本人悟得了道。下山以后，他教人悔过，信天；也画符念咒，替人治病。他的信徒们，称他为“天师”。

张陵得道之处，是鹤鸣山。《三国志．张鲁传》把它写成了鹄鸣山(这可能不是陈寿写错，而是抄写的人写错)。

张鲁是张陵的孙儿。中间的一辈，是张衡。张陵被信徒们称为“天师”，张衡被称为“系师”，张鲁被称为“嗣师”，亦称为“嗣天师”。后代的道教信徒，称他们为第一代天师，第二代天师．第三代天师。

第二代天师张衡，与大文学家兼科学家同姓同名。那个张衡是荆州南阳郡西鄂县人。这个张衡，在籍贯上是属于他父亲张陵的豫州沛国丰县。

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传道很远很广。于是难免有些信徒或自称信徒的人，把原来的教义与作风，加以或少或多的改变，甚至与政治混在一起。张鲁虽是嫡传，也大搞其政治；何况旁支流派，如巨鹿的张角、张宝、张梁，作为黄巾最高首领的三位兄弟，以及益州巴郡的张修?

我相信张陵本人，最初创立道教之时，只是为了治病(当时疟疾与其他的瘟疫，使得各州各郡有极多的人死亡)，为了“以忠孝导民”，劝人为善。他叫病人先承认自己的过失，反省自己的过失；然后，他画符，念咒，叫病人喝下他用符咒所灵化了的水(灵水之中，他有没有放下特效药?我们无法查证。四川所出产的“常山”，便是极能治疟的草药)。

张陵与张衡，均不曾在军事上与政治上有特殊的活动。作为第三代天师的张鲁，由于刘焉的提拔与支持，竟然割据汉中，做了军阀。

张鲁不仅以“智义司马”的官职，打败了汉中太守苏固，而且也袭击了同去作战的益州别部司马张修。张修，我在前面说过，是张鲁的五斗米道的教友。张鲁如此对待教友，实在太不应该。他的动机与目的是：吞并张修的军队，以便独霸汉中。

独霸了汉中以后，张鲁就烧掉汉中与宝鸡长安之间的栈道，和汉献帝的朝廷断绝关系。

他而且与刘焉的儿子刘璋闹翻。刘璋杀了张鲁在成都的母亲与其他的家人。

刘璋是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得了痈疽而死之时，被刘焉的部下拥戴为“益州刺史”的。其后，长安朝廷的主持者李傕、郭汜不仅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并且升任刘璋为“益州牧”，向刘璋表示好感。

张鲁在汉中郡不自称“太守”而自称“师君”(天师兼君主)。他废掉了各县的县令及其他的官吏，只设道教教会的职员，以职员兼管民政。最高级的职员称为“治头”。每一个行政区域称为一个“治”。治头之下，设大祭酒与祭酒。再其次，普通刚入教的教友，称为“鬼卒”。

人民犯法，张鲁不肯立刻用刑。第一次犯法，张鲁加以原谅。第二次，也加以原谅。到了第三次，张鲁才肯用刑。

张鲁在他所割据的全境，叫祭酒们到处设置“义舍”，义舍里有饭有肉，免费招待来往的旅客。老百姓有病的，张鲁的祭酒们叫他们静坐反省，或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过失，然后，喝下用指头画过符的水，与烧了的用笔在纸上所画的符。

张鲁确有他一大套的办法。在他的境内，新的道路极多。因为，他命令犯了罪的人，以出钱、出力来修筑道路，替代坐牢。

他在去汉中以前，在巴郡西部收了不少信徒；割据了汉中郡以后，这些巴郡西部的信徒，对他仍旧服从。

刘璋特地任命了一个姓庞名羲的，作所谓巴西郡的太守，用武力来镇压巴郡西部的这些“米贼”(米贼两个字很不好听，所指的是“五斗米道”的教友)。

汉朝原只有一个“巴郡”，没有什么“巴西郡”。首先在初平四年擅自把巴郡分成了两个的，是刘焉的“帐下司马”赵韪。赵韪把巴郡分为巴郡与永宁郡。到了建安六年，刘璋为了镇压“米贼”，就再把巴郡由二郡分为三郡：巴郡、巴东郡、巴西郡。

巴郡的郡治，设在垫江(四川省合川县治)；巴东郡的郡治，设在永宁(四川省奉节县东北)；巴西郡的郡治，设在阆中(四川省阆中县城之西)。

刘璋命令他的首任巴西郡太守庞羲，不仅要镇压郡内的米贼，还要抵御张鲁所直接指挥的汉中部的武装部队。

然而不久以后，他的喜欢听小话的作风，便使得庞羲灰心，由灰心而和刘璋貌合神离。庞羲也未尝沒有遵照刘璋的指示，对张鲁的部队交锋了若干次。可惜，每次都败在张鲁之手。

因此之故，刘璋才想到争取“外援”，派人到许县向曹操致敬。曹操以汉帝的名义，拜刘璋为“振威将军”。

刘璋再度派人到许县，向曹操表示进一步的尊敬。上一次所派的，是河内郡人阴溥；这一次所派的，是蜀郡人张肃。

刘璋派张肃押送三百名本地的土著民族叟夷，给曹操挣更大的“威服四夷”的面子。曹操果然十分开心，立刻任命张肃为广汉郡的太守。

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由许县出发，南征刘表。刘璋赶紧派张肃的弟弟张松，去向曹操表示赞成曹操这项举动。张松由长江顺流而下，到了荆州江陵县，遇到曹操。曹操一则军务极忙，二则看见张松其貌不扬，就对张松不太重视，只给了他一个县令的位置：越嶲郡的比苏县县令。张松认为，这是他生平所未曾受过的大侮辱。他这时在刘璋面前的官职，已经是“益州别驾”，是州牧以下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州牧，第二人是“治中”，第三人是“别驾”。别驾二字的意思，是，乘坐在别一辆马车上的大官。他与州牧同进同出，各坐马车一辆。他的实际职务，是参事顾问一类，也兼办对各方的公共关系与“外交”。“治中”与别驾不同，专管对内，等于是一位代拆、代行的副州牧或副刺史)。

曹操可能是一时疏忽，没有查问张松的现任官位，便贸然以区区县长的位置赏给了他。

张松很气。恰好，过不了多少天，曹操就在赤壁乌林吃了一个大败仗。张松便回去益州，向刘璋报告，曹操已经败得一蹶不振，劝刘璋与曹操断绝来往，改与刘备结盟，加入反曹的阵营。

刘璋这个人自己一向没有什么主见。这也难怪。他生长在富贵之家，在仆妇、丫环的手里长大，没有养成男子汉的刚强性格，遇事不能有所决断，只能依赖左右与部下的人代作主张。于是，他就接受了张松的反曹联刘的建议。

刘璋在张松的怂恿之下，派遣“军议校尉”法正，作自己的代表，去荆州武陵郡公安城拜访刘备，同时叫孟达带几千兵去，送给刘备指挥。

法正从公安城回到成都复命，向刘璋描述刘备如何英维、如何仁义、如何够朋友；叫刘璋听了恨不得立刻就与刘备见面，请他来成都团聚在一起。

张松借此机会，劝刘璋命令法正再跑一趟，请刘备率兵入川帮助刘璋抵御张鲁。刘璋照办。

建安十六年冬天，刘备从公安城来到了益州，抵达涪县(四川绵阳)，与刘璋见了而。和刘备同来的，是庞统、黄忠，与一万名不足的兵士(关羽、张飞、诸葛亮，都留在荆州)。

刘璋请刘备驻扎葭萌县(故城在四川省昭化县南，葭萌二字被后人念成“剑门”；唐朝改称它为剑门县，元朝把这个县废了，清朝设了一个剑门驿，剑门关就在这剑门驿的北部。唐朝另把剑门之南的梓潼县，改称剑州；到了民国时代，这剑州又被改称为“剑阁县”。这剑阁县，不是刘备当年的驻扎地；剑门驿才是。我到过这些地方，虽然是山路，却有铺了长方花岗石的大道，道旁有树)。

这条大道，南边经绵阳与广汉，通到成都。北边经昭化、广元、沔县，通到南郑。南郑在汉朝是汉中郡的郡治，也就是张鲁所盘据的地点。

在这条大道之东，有嘉陵江由西北遭向东南，在剑门关东北，今日的昭化县城，与大道交叉。嘉陵江由昭化经过阆中(巴西郡)流向合川(巴郡)，继续向东南流，流到今日的重庆，与长江汇合。

刘璋叫刘备驻扎葭萌，可算是选对了地方；既可北御汉中，又可东御巴西。

刘备在葭萌驻扎了足足一年，所忙的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并不急急于进军汉中，与张鲁一较雌雄。他的兵力，包括自己带来的与刘璋送给他的，慢慢地增加到三万人以上(留在荆州的，不在此数以内)。

刘璋而且把所谓“白水军”也交给刘备节制。这白水军驻扎在今日昭化县西北的白水县，与陕西的宁羌县交界；指挥官二人，一人姓杨名怀，一人姓高名沛。

刘备对刘璋翻脸，是在刘璋杀掉张松的时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曹操在建安十七年十月，大举南下，集中在长江北岸的濡须口(安徽无为县之东，濡须水进入长江之处)，声势浩大，有消灭孙权之意。孙权派人送信给刘备，请刘备帮助他。

刘备告诉刘璋，准备离开四川，亲自前往华中，策应孙权，或是与孙权夹击曹操的大军，请刘璋给予大力支持。刘备并且向刘璋说明理由：孙权不能不救，倘若曹操把孙权消灭了，那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随时以全力侵犯益州。到了那个时候，益州就很难挡得住曹操。所以，必须现在赶紧去救孙权。至于张鲁，刘备认为此人并无大志，只想保持汉中郡的地盘，没有并吞益州的野心与胆量。

刘备同时报告刘璋：关羽在荆州，也需要他去救。曹操的大将乐进，正与关羽在襄阳西北的青泥河对峙。乐进倘若得胜，就会转军西向，来打益州。这个威胁，比张鲁的威胁严重得多。

刘璋的反应很冷淡。刘备也不过是请借一万名兵士与战具军粮，刘璋却只肯拨付四千名兵士，与四千人所需要的战具军粮。刘备不能嫌少，也不能说走不走。于是，全军做出一副即将开拔的样子。刘备是真想走，还是并不想走，而仅仅作一个姿态呢?我们看不清楚。当时张松也看不清楚。张松写了一封信给刘备，劝他不要走。

张松在信里向刘备说：“现在，我们想办的大事快要成功。您为什么要丢下了这里而走呢?”

不幸，这一封信被张松的哥哥张肃看见了。张肃一则是极忠心于刘璋，二则是在主张上一向亲曹，就不顾真兄弟之情，向刘璋告了密。

刘璋立刻就下令，把张松抓来杀了。这一杀，闯下大祸。刘备因张松之被杀而知道自己对益州的企图已经暴露，没有可能再与刘璋和平共处。刘备很明白，即使撤军离开益州，刘璋也不会让他与他的部队好好地走。于是，二刘之间的战事成为无可避免。

倘若刘璋不杀张松，刘备也许会带他的兵回荆州。我这个“也许”，是建筑在刘备过去的仁义作风上，他一生注重仁义。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对刘表与刘琮他均未下过辣手。诚然，诸葛亮《隆中对》之中的，兼取荆益二州的政略，他曾经接受过；诚然，他这一次应刘璋之邀而进入益州，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于适当时机夺取益州之意。然而，他内心中的利与义的冲突是一直存在着的。否则，他何以不在刘表生前夺取荆州，又不在刘表死后，刘琮降曹之时，对刘琮作致命的一击(他的将士，人数虽少，却远非刘琮的部下所能抗拒)?

张松确是误了大事。张松不应该写那么一封不必要的信(有话，尤其是像这样重要的话，应该走到葭萌去当面向刘备讲，怎么可以写信?写了信则一定是委托他人代送，那末，虽不必哥哥张肃发现，也可能被代送此信的人出卖)。

张松与法正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成问题的。不论他们的借口如何，他们对刘璋是百分之百的不忠。

刘璋对法正未加重用，法正不应该因未被重用而出卖刘璋。君子与小人之别，正在于此。君子的处世，是有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合而仍留，那就该留得很有道德，所谓“为贫而仕”，按照听受的待遇而出力，不必贡献全部的力与智。这叫做，待我以众人，则以众人之身份报之。

上边把我看成了庸碌之辈而不予重用，我只能在下列两种办法之中选择一种：一、不就此职，或辞去此职，在别处另找知己。二、忍气吞声，埋头苦干，做出值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同时，骑马找马，注意更好的工作机会。倘若，既已就职，又不辞职，天天大发牢骚而不肯勤于工作，同时又把职务上的机密，卖给长官或雇主的竞争者，甚至勾结长官或雇主的敌人，卖主求荣，那末，不是小人是什么？

我因此要给法正与张松一个千年以下的“论定”：这两人是小人。

法正早该离开益州。他不离开益州，每月照拿刘璋发给他的薪水，却暗中勾进来刘备，把益州卖给刘备!他不是小人，是什么？他而且是小人之中最坏的。

张松，并不曾被刘璋冷落。他当了益州的“别驾”，在地位上仅次于州牧与“治中”，刘璋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这个张松呢?法正出卖刘璋，已经该死；这张松以别驾的身份而出卖刘璋，更是该死、死有余辜。也许有人会说，刘璋是不值得法、张二人对他效忠的。那末，法、张二人，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刘璋？另有一些人，被《三国演义》的纯主观的叙述所迷，以为只有刘备才是值得全中国的人所效忠的对象。小人而能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就不再是小人；君子而站在与刘备相反的立场，就不再是君子。

老实说，我个人连刘备本人都不完全佩服。他一生固然做了不少使得我佩服的事，例如救孔融于北海国被黄巾围困之时，对关、张二人的义气始终如一，屈身三顾茅庐，虚心向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请教(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刘备来拜访我。现今活到七十一岁，仍旧没有一个刘备上门)。然而，刘备不是圣人，所以也做了若干难以叫我佩服的事，例如，被吕布偷了徐州，不惜厚着脸皮，倒转来向吕布投降；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齐丢掉，只顾自己逃命，等等。

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甚至有时候连英雄都不是。单就夺取益州这件事而论，人家骂他“枭雄”，一点也不冤枉。

依我，刘备该怎么办呢?上策是：为而不有。进入益州以后，劝刘璋下决心，以益州为反曹运动的根据地，广揽天下英雄志士，以有计划的步骤，东联孙权，北取汉中，西结韩遂、马超，第一步椎进到函谷关；第二步请孙权同时出兵，夹击曹操，直捣许县，救出汉献帝。刘备不仅必须言行一致，绝对不盗窃刘璋的益州地盘，而且应该始终以首功让给刘璋，于大功告成以后请汉献帝给刘璋以重赏，自己呢，不妨退隐田园，或留在京城，作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所谓大隐于朝)。

中策是，在进入益州以前，就拜托法正、张松之流，代向刘璋把话完全说得明明白白：“我愿意来益州，帮宗兄(本家哥哥)打张鲁，希望宗兄了解两点：(一)我需要足够的兵力与给养；(二)我不是一个以打平张鲁为满足的人。我的志愿是打平曹操，振兴汉室。宗兄在我打平张鲁以后，不妨派人接管汉中郡。汉中郡应该属于益州牧管辖，但是宗兄必须承诺，在我由汉中继续北进，攻取陈仓(宝鸡)以及长安之时，给我以十万兵与给养。否则，我倘若没有由汉中郡进一步对曹操作战的可能，我只得留在荆州，另作准备，请宗兄原谅我无法抽身。打张鲁的事，请宗兄另找別人帮忙。”

下策是：不接受刘璋的邀请，也不理会法正，干脆始终与刘璋为敌，从荆州进军攻打益州。这一个策略，执行起来相当吃力。因为，攻益州是仰攻，对方的守军不仅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然而，这虽则是下策，却仍不失为一种策略。这至少是一种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行动。

比下策更不如的一种办法，便是：先和刘璋做朋友，答应替刘璋打张鲁，接受刘璋的礼遇和厚待，而终于突然翻脸，以怨报德、杀害刘璋的爱将畅怀与高沛二人，不践言向北进军打张鲁，反过来向南进军打刘璋。这是一种什么作风?也许有《三国演义》的读者，还要替刘备辩护，说：“刘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为了打曹操，不可没有益州这大块地盘。为了取得这一大块地盘，只好暂时对不起刘璋一下了。”

我也读过《三国演义》，我也认为刘备比曹操好，而且好得多。但是，我绝对不赞成刘备或任何人，只顾目的，不挥手段”。目的是正义，而手段与正义相反，如何说得过去？并且，用反于目的之手段，以求达到反于手段之目的，又怎么能够达到?古语说，“南辕北辙”，正是指的这种作风。

我并不是一个拥护刘璋的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打刘璋未尝不可，然而不可以于做了朋友以后才打。

刘璋在杀了张松以后，随即命令各地将领，不再把公文送交刘备，刘备召见刘璋的白水军的司令杨怀与将军高沛，骂了他们一顿，将他们斩首。

刘璋、刘备成了仇敌。刘备一面派遣黄忠与卓膺，带兵向涪县(绵阳)前进；一面亲自冲进白水关，接收杨怀与高沛所遗留下来的白水军，先叫白水军的军官与兵士每人都把家眷留下来当“人质”。然后就率领这些军官兵士，开到涪县，与黄忠、卓膺二人的部队会合。

涪县很快就被攻下，刘璋的主力退守绵竹县。刘璋加派一个姓李名严的人，做守城的“督”。这李严守了不久，就伙同费观等人向刘备投降。

刘备进一步包围雒县(四川广汉)。围了差不多一年，破不了城。守城的是刘璋的大将张任。张任的部队，射死了刘备的两个“军师中郎将”之一：庞统(另一位军师中郎将是诸葛亮，留在荆州)。

刘备派人叫诸葛亮赶快来，也叫张飞、赵云同时来。

这时候，张飞、赵云的军阶，都比请葛亮高(年纪也比诸葛亮大得多)。不是诸葛亮率领他们二人，而是他二人也奉了刘备之命，与诸葛亮同来(我在1949年写“新三国”的时候，把这一点写错。《三国志．赵云传》也错)。

张飞在当时的军阶，是征虏将军；赵云的军阶，是牙门将军；诸葛亮的军阶，是次于将军一级的“中郎将”，叫做“军师中郎将”(其后，打下了成都，诸葛亮才被升为“军师将军”)。

张飞而且是已经受封为亭侯，可以称孤(曹操、孙权、刘备等人，都自称为孤。凡是封了侯的人，都可以自称为孤。封了王的人，常常自称“寡人”。三公级的官，也自称为孤)。

张飞不仅封了侯，拜了将，也当了太守，掌握实权。他是荆州的宜都郡太守。荆州本没有这么一个宜都郡。刘备因人设政，划出了南郡的西部几县，成立了这个宜都郡，郡治设在今天湖北宜都县的西北。

赵云也不仅是牙门将军，他一度当了桂阳郡太守。刘备在离开荆州，前往益州之时，把他调回公安城，当“留营司马”，对孙夫人及她的男女卫队监视(孙夫人回江东企图把阿斗抱走，他会同张飞，用武力强迫孙夫人留下了阿斗)。

张、赵与诸葛亮，都是直接隶属于刘备，军阶虽有上下，指挥权是彼此不相统属的。请葛亮的学问好、办法多，张、赵二人极尊重他的战略意见，却是事实。

三人带了不少的兵，只留下不太多的部队，由关羽坐镇荆州。关羽身边，没有什么文人，只剩下一个马良(马良是马谡的哥哥，比马谡有学问)。

张、赵与请葛亮率军浩浩荡荡地进入益州，抵达江州(重庆)，与刘璋的巴郡太守严颜，打了一仗，俘虏了严颜。张飞骂严颜：“我们的大军已到，你为什么不来投降。”严颜回骂：“你们来侵夺我们的益州。益州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张飞大生其气，叫左右把严颜拖出去砍了。严颜却并不害怕，也不生气，从容不迫地向张飞说；“砍头就砍头。你生气干什么？”张飞听了，有点惭愧，气也消了。对严颜生出了佩服之心，就吩咐左右，把严颜释放。而且聘请了严颜当自己的“宾客”(相当于今日的顾问参议)。

占领了江州以后，诸葛亮陪张飞走北路，赵云走南路，目的地是雒【luo】县。张飞所走的北路，可能是溯涪江而上，指向西北，经过今日的合川、遂宁、三台，转向正西,以便帮助刘备围攻雒城。

赵云所走的，是先向西南，溯长江而下，占领江阳(泸州)。转而向北，经今日的内江、资中、简阳。他们三人未曾到达雒县之时，刘备已经攻下了雒城，转攻成都了。

张飞、赵云与诸葛亮所率领的大军，与刘备所直接统率的部队会合，把刘璋紧紧地困在成都城。

忽然，马超派人从汉中来找刘备，表示愿意来益州投奔他。

刘备大为高兴，向左右说：“有马超肯来，益州等于是已经拿下来了。”

马超是今日陕西的中部偏西的扶风(郡)茂陵县人。他的父亲马腾，原为汉朝政府的地方官，参加了凉州韩遂等人的“造反”，其后与韩遂闹翻，向曹操投降，到了许县，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为九卿之一：卫尉。马超却在建安十六年仍与韩遂等人合作，“十部俱反”，打进渭河流域的关中(包括长安)，前锋占领潼关。曹操亲自带兵来抵挡他，将他打败。他回师凉州，后来又由凉州逃往汉中，依附张鲁；张鲁一度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鲁的左右却对他很排挤。因此他才在建安十九年动了前来益州、投奔刘备之念头(父亲马腾与所有留在许县的马家大小人口，都已经在建安十六年马超再度造反之时，被曹操杀掉)。

马超带领了他的残余的少数军队，来到成都郊外，拜见了刘备与张飞、赵云、诸葛亮、黄忠、卓膺等人。刘备分了很多兵给马超，叫马超把这些兵改换服装，在外表上成为凉州的胡人的样子。

刘璋在成都的城里，接到城墙上守望兵士的报告，说马超带了许多的凉州胡人部队来，十分害怕。

刘璋决定向刘备投降。他的左右说：“城里的精兵还有三万，粮食还够吃两年，为什么要投降呢?况且您父亲与您，两代的益州牧，都对老百姓极为宽厚。老百姓与文武百官，都愿意和兵士一致作战，情愿为您而死。”

刘璋说：“不必了。我与先父做了益州的长官二十几年，并没有什么恩德施给百姓。最近这三年(从建安十七年到建安十九年)，与刘备兵连祸结，军民死了很多，都是为我而死。我怎么忍心再叫成都城內的这些人又死呢?”

于是，他开城投降。刘备对他也颇能留一手，不仅不将他杀害，而且送他与家眷到荆州公安城去住，叫他把私人的财宝完全带走。又准他仍旧佩带“振威将军”印绶(这振威将军的名义，是以前曹操用汉献帝的名义颁给刘璋的)。

京剧之中有《取成都》一出，很精彩。其中，刘璋所唱的一段，把刘备骂得惨，而且预言了将来刘备的儿子阿斗也会向别人投降。戏里的刘璋，在听到刘备下令“摆酒相送”之时，唱出以下的一段动人的话：“听说一声要饯行，好似狼牙箭穿心。舍不得成都江山美景，舍不得西川老少子民。含辈忍泪换衣襟，辞别宗兄就要登程。”刘璋继续向他的宗兄刘备唱出讥讽性的祝福词句：“但愿你在此多安稳，但愿你在此享太平，但愿你曹贼早灭尽，但愿你把东吴也要扫平。辞别宗兄跨金镫，孤临行不把别的愿……但愿你后代儿孙，莫要照我一样行”(以上的唱词，是李景武先生得自北京的名票友、同仁堂掌柜周子衡老先生的传授)。

刘璋到了公安城以后，生活得平淡而安宁。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在暗中降了曹操，袭击关羽，夺了刘备在荆州的南郡、武陵郡、零陵郡。于是，在公安城的刘璋入于孙权的掌握。孙权任命他为“益州牧”，给他一些兵，叫他驻屯在秭归县。这算是帮他对刘备出了一口气，虽则他不曾能够因此而打回益州。

不久，刘璋病死；孙权叫他的儿子刘阐当益州刺史；其后，调刘阐去江东，担任吴国的御史中丞。

刘备在送走刘璋以后，摆了酒席，请全体军官与士兵大吃特吃。对于特别有功劳的朋友与部下，他另给极多的金银、粮食、布帛(布是麻布，帛是丝绸。那时候木棉与草棉均还不曾被传到中国来)。

常璩在《华阳国志》里面说，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这四个人每人都被刘备赏了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锦缎一万匹。其余黄忠、赵云等人，所得到的赏赐，多少不等。

庞统没有福气，已经在攻打雒县之时，中了流矢，阵亡。这时候，赏赐没有他的份。但是，他的父亲，也已经被刘备于他阵亡之时，拜为“议郎”，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得到了优厚的“干俸”(谏议大夫无须办理什么公务)。庞统的儿子庞宏，后来也做官，做到了涪陵郡太守。庞统本人，被追赠为“关內侯”。

诸葛亮在这一次夺取益州的事情上，可算是“首功”。最先向刘备建议拿荆益二州的，是他；偕同张飞、赵云二人，用他的战略构想使得这二人分别扫平了川北、川南两条通往雒县与成都的大路的，也是他。

刘备不仅给了诸葛亮以如此多的金银绸缎，而且升他为“军师将军”，把自己“左将军府”的一切军政事务，都交给他管(其后，刘备东下荆州，支持关羽抵抗鲁肃。又北上今日的甘肃、陕西，与曹操争夺汉中。都是以坐镇后方的重任，付托给诸葛亮)。法正在《华阳国志》的这一段文字中，名列第二，是刘备夺取益州的第二功臣，赏赐的数量也与关羽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倘不是法正作了“内应”，刘备就只有从荆州硬打进来了。

法正这个人，是个小人，有聪明而不正用。然而就刘备的立场来说，法正却是一名不得不予以重赏的大功臣。

关羽、张飞是两位忠心耿耿，从一开始便追随了刘备的“熊虎之将”；在感情上他们和刘备也确是有如同胞兄弟，虽则未必如《三国演义》所说，正式结拜了一番。他们两人既然和刘备同尝了十几年的苦，这时候当然应该和刘备同事富贵。单就这一次夺取益州的事情而论，关羽留守荆州，张飞席卷川北，功劳也确实很大。

此外，马超、黄忠、赵云功劳都不算小。马超被任命为“平西将军”、“督临沮”。所谓“督临沮”，是指挥驻扎在临沮的军队。临沮是荆州南郡的一个县，在今日湖北省当阳县的西北。

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做了汉中王，把自己左将军的官职交给马超。

刘备在章武元年做了皇帝，又把马超从左将军的名位升为“骠骑将军”，同时叫他兼领凉州牧，封他为“斄乡侯”。次年，他得病而死，年龄仅有四十七岁，很可惜。

黄忠于夺得益州之时，被任命为“讨虏将军”；战胜了夏侯渊以后，被升格为“征西将军”。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做汉中王，又把他更升一格，为“后将军”，与关羽、马超、张飞并列。关羽是前将军，马超是左将军，张飞是右将军。

赵云功劳虽大，却不在这前后左右四位“二级上将”之列(汉朝第一级的上将，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赵云在《三国演义》之中，是“五虎将”之中的第三位，比马超、黄忠高。他在《三国志》之中的名次，却列在马超、黄忠之下。

刘备取得益州，给赵云的名义只不过是一个“翊军将军”。原因何在，很难查考。但这种不三不四的将军名义，糜竺、简雍、孙乾都获得了。这三人分别做了安汉将军、昭德将军、秉忠将军。赵云到了刘备死后，才被诸葛亮先后提升为征南将军、镇东将军。

糜竺、简雍、孙乾，都是有功的人，却难与赵云相比。

糜竺是徐州东海郡朐县人(朐县在江苏省东海县之南)。他是当地的一大富豪，从祖先以来就垦殖了海上的一个大岛(郁岛)，有成万的“家僮”。他当过徐州牧陶谦的“从事”，于陶谦死后到小沛迎接刘备来继任徐州牧；在刘备被吕布袭击，失掉了家眷以后，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奴客”两千人陪嫁。其后，他做了刘备的“从事中郎”(称为“左将军从事中郎”)。夺得益州以后，就被升为将军级的“安汉将军”，却并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简雍是涿郡人，刘备的小同乡，从少年时就在一起。他也当了“左将军从事中郎”。他第一次立功，似乎便是在这一次夺取益州之役。是他，做了刘备的说客，冒险进入被围的成都城，劝刘璋投降。刘璋接受他的劝告，就和他同乘一部马车，开了城门，来到刘备营中投降。刘备于是任命他为“昭德将军”。

孙乾是青州北海国人，是刘备当徐州牧之时的“从事”，其后跟随刘备投袁绍、投刘表，也与糜竺、简雍一样，做了“左将军从事中郎”。益州被刘备拿到手，这位孙乾由“从事中郎”而升为所谓“秉忠将军”。

赵云的将军等级，与糜、简、孙这三位“帮闲”的朋友差不多。我十分为赵云抱屈。

也许有人会说，赵云的将军头衔“翊军”二字，和法正所获得的“扬武”二字比起来，很相仿佛；比起什么“安汉”、“昭德”、“秉忠”，要高一些。这真是什么话?我们怎么可以把英雄本色的赵云，和小人法正混为一谈呢?

我一向对于刘备的为人，颇有保留。他的若干长处，我承认。他的某些作风，我深深感到不足为训。

他不仅任命法正为什么“扬武将军”(扬的什么武)，赏了法正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而且叫法正做蜀郡的太守，继许靖之任。

许靖是在刘璋投降之前以刘璋下面的蜀郡太守的身份而企图爬出城墙，率先独自投降的。这个人的人格，也甚无足取；却比法正要略为好些。刘备看不起他，不让他再做蜀郡太守；所选定的继任人选，却是那比许靖更坏的法正。

许靖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名士，豫州汝南郡平舆县人，许劭的堂兄。许靖在汉灵帝的朝廷中当过尚书郎，于董卓执政以后先后投奔豫州刺史孔伷与扬州刺吏陈讳、会稽太守王朗。会稽被孙策吞并以后，王朗逃往东冶(福州附近)，许靖逃往交州，接受交趾郡太守士燮的礼遇。他在交州曾经写信给曹操，对曹操表示好感。若干年以后，他离开交州，来到益州，做了刘璋的广汉太守，转任为蜀郡太守。

法正向刘备说：“您看不起许靖，是对的；但是外州的人不知详情，还以为您度量小，容不了他这样一位名士。您总得赏他一个差使。”于是刘备就任命许靖做“左将军长史”(长史是秘书长)。

蜀郡以外，其他几个郡的太守是：巴西郡，张飞；犍为郡，李严；巴郡，费观；益州郡，董和。益州郡的益州两个字，容易与益州的州名相混(益州郡是今日的云南省)。益州的牧，刘备自兼。

州政府的治中与别驾，很重要。刘备分别以彭羕与王谋担任。州政府的西曹，刘备请出了一位不肯出来的刘巴，做“掾”。

刘巴是荆州零陵郡人，一向不佩服刘备。刘备夺得益州以后，他闭门不出，刘备下令给将士不许伤害他。他终于出来，做刘备的西曹掾。这时候刘备闹穷，因为库存都已赏了诸葛亮等人。刘巴建议，铸造“当百”的大钱，这才济了刘备的燃眉之急。

二一、曹操收降张鲁

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冬天占有益州，不仅引起了曹操的不安，也激怒了孙权。

孙权之所以愤怒，是由于四年前刘备曾经阻挡他由荆州进取益州，借口刘璋是宗兄，替刘璋向孙权求情。现在，刘备自己却偷得了益州，显然是以前有心欺骗了他孙权。

孙权忘记不了鲁肃所描述的，刘备在长坂坡被曹操追击了以后的穷无所归，一副落魄样子。孙权更忘记不了，倘不是他情愿冒险，派周瑜、程普溯江西上，对曹操孤注一掷，这刘备早就性命难保。这刘备，保住了性命，又获得南郡对岸的武陵郡孱陵县，在该县建筑了公安城，居然又有了一个小小的局面，却又乘着周瑜忙于对付在江陵的曹仁，突然收降了在湖南的四个郡。如今，加上了益州，羽翼越来越丰满，比他孙权的威望高。孙权于愤怒之中，带有嫉妒。

于是，派了鲁肃带三万兵到今日的湖南，在益阳附近与关羽对垒。刘备自己见到形势不妙，亲自率领了五万兵，准备万一翻脸，就大干一场。幸亏鲁肃深知孙、刘之宜合而不宜分，使得孙权和刘备达成了以中分荆州作为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曹操的对策，是先打张鲁，占领汉中，再由汉中南下，打进益州，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消灭刘备。

张鲁显然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带兵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出发，经过陈仓(陕西宝鸡)而并不南下，先向西走出散关，于五月间击破在河池(徽县)的氐人之王窦茂；凉州的造反者首领韩遂，由金城(兰州)逃去了西平(青海西宁)，被他的同伙杀了，把头颅送给了曹操。

曹操这才转过头来，到汉中解决张鲁。

汉中郡的名称，早巳彼刘璋的爸爸刘焉，改为汉宁郡。张鲁也曾经被部下拥戴为“汉宁王”。幸亏有一位功曹(科长)阎圃，苦劝他不可称王；称了王以后，便和汉朝政府永久不能妥协。自称为“师君”，可以；同时自称为“汉宁太守”，也可以。况且，早在刘焉之时，刘焉曾经向汉朝政府保荐他做了什么“镇民中郎将”。

阎圃认为，张鲁不特在宗教的圈子里，仍旧自称为“师君”；在政治的圈子里却仅仅标出一个“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已经很够了。

张鲁接受了阎圃的忠言。因此，在曹操率领大军来到了的时候，心里一点不害怕。他知道，本人既未自称什么“汉宁王”，而仍是汉朝的一个中郎将兼太守。曹操不能把他当作一个造反者来治罪。而且，曹操一生以招降纳叛为作风，也许会对他不仅不惩罚，反而升他的官。

因此，张鲁一肚子装满了投降思想。

他的弟弟张卫，坚决反对。张鲁拗不过张卫的意思，就准许张卫姑且抵抗一下。

张卫选定了(陕西褒城县西北的)阳平关，作为防御阵地。沿着关的两旁，造了十几里长的小长城，把各座山头连在一起。这一座小长城，张卫集中了几万兵士来守。

曹操来到，攻了三天，竟然攻它不下。

过了三天，张卫的小长城却忽然入于曹军之手。是曹操用夜袭的方法把它攻破了的吗?颇有可能。这是《三国志》“魏’的部分，《武帝纪》中的说法。

郭颁在《魏晋世语》中说，曹操于攻了三天攻不下以后，本已决定撤退。他的“西曹掾”韩谌，劝他坚持。郭谌说：“部队已经进入敌人境内如此之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退便不可收拾。进，颇有胜利的可能。”曹操仍旧有点狐疑。

就在“西曹掾”郭谌进言的那一天的夜里，《魏晋世语》继续说，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有几千只麋鹿，走进了张卫的军营，弄得阵容大乱；二、曹军的前锋部队，走错了路，走进了张卫的军营里(在历史上，敌对两军因迷路或大雾而走到了一起的情形，每每发生)。曹军的一个中级军官高祚，想把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以免零零落落地在敌人营中被消灭，于是大擂其鼓，大吹其牛角制成的“号”。这一来，竟然引起张卫大恐慌，以为曹军有一大批人冲了进来。结果，张卫投降。

《魏晋世语》的说法，与《魏名臣奏》之中的一篇董昭所上的表，颇能符合。董昭说，曹操攻阳平关攻不下来，很灰心。他叫夏侯惇和许褚，把上山仰攻的部队撤回。夏侯惇和许褚依令行事，撤回了部队的大部分，却有少数的前锋这时候因为迷路而进入了张卫的军营，把张卫的兵吓跑。曹操得到消息，就挥军前进，占了阳平关。

又有一种说法，以为进言的人不是“西曹掾”郭谌，而是“主簿”刘晔。这一种说法，见于《三国志》“魏”的部分《刘晔传》(“主簿”，相当于“秘书处处长”，在实权上小于“西曹掾”。丞相官的最高的幕僚是“长史”，等于是“秘书长”，下面办文书的，是“主簿”及其僚屑，管行政的是东西两曹，每曹有一个掾，不妨翻译为第一处处长与第二处处长)。

总而言之，阳平关是被曹操拿下来了。张卫于投降以后，被曹操下令斩首。

张鲁听到张卫失利的消息，立刻就想出来投降。阎圃劝他不可如此性急。这个时候投降，一定被曹操看不起(当时的不成文习惯法是：不曾交锋而早日投降的，免死；交锋了以后，尤其是被围城了以后，才投降的，就凶多吉少；至于，到了城破以后才投降，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鲁倘若立刻投降，不至于像张卫那样身首异处；然而，也不会得到什么官爵。

阎圃建议给张鲁：不妨逃入大巴山之中，依附山里面的少数民族的领袖杜灌、朴胡等人，做成一种抗拒到底的姿态，然后派人向曹操谈和平解决的条件。张鲁认为此计很妙，便依阎圃之计而行。

有人劝张鲁，把堆积在汉宁郡郡治的财宝与粮食一齐烧光，以免被曹操占了便宜。张鲁不肯，反而贴上封条，静候曹军接收。果然，这件事深得曹操嘉许。

曹操不等待张鲁的代表来洽降，就先派使者迎接张鲁。张鲁也就率领全家妻子儿女，出来叩头。使者奉了曹操的命令，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与阎圃，也都被封为“列侯”。

曹操可算是仅仅打了三天加一个夜晚的仗，便获得了汉宁郡一大片的地盘。

他把汉宁郡的名称，恢复为汉中郡。

张鲁的女儿，曹操聘了作媳妇，给儿子曹彭祖为妻。于是，张鲁又升高一格，成了曹操的亲家。

张鲁的这一个女儿，是否以前被张鲁想嫁给马超的那一个?我们无法查考。我们仅仅晓得，《水经注》这部书里，说到汉水之南，有所谓“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山下有“女郎庙”。在女郎冢与女郎庙之间有“女郎道”。这个“女郎”，所指的便是张鲁之女、曹彭祖之妻。

《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八，抄录了一块南郑城的碑，碑文对张鲁大捧特捧：“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

曹操获得了庞大的汉中郡，下令把它一分为三：除了核心部分仍叫做汉中郡以外，新设一个西城郡与一个上庸郡。西城郡以(城固之东的)安阳县与(兴安西北的)西城县为主，上庸郡以(白河县东的)锡县与(竹山东南的)上庸县为主。汉中郡与西城郡均设太守，上庸郡不设太守，只设都尉。

这三个郡必须有人总管军事。这个总管军事的人，曹操选了夏侯渊。在夏侯渊之下，曹操加派了张郃与杜袭。

夏侯渊是豫州沛国谯具(安徽亳县)的人氏，与曹操是小同乡，从少年时代便在一起，交情极好(有人说他们二人，原是堂房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这个说法，站不住，因为，曹家与夏侯家，在曹嵩以后曾经互为婚姻。我个人的看法是：曹嵩虽不是宦官曹腾的亲生子，却极可能是曹腾的同胞兄弟之子)。

曹操年轻时候，在家乡行为不端。犯了法，该坐牢。夏侯渊把罪行供认是自己干的，因此而代替曹操坐了牢。不久，曹操却也出了全力，使得地方官把他从牢里释放出来。这一件事，我在以前叙述“曹袁之争”的时候，已经提到过。

曹操起兵，参加讨伐董卓，以及对袁术、吕布等人作战，夏侯渊一直跟随曹操，先后做了曹操下面的“别部司马”、骑都尉、陈留太守、颍川太守。曹操打平了袁绍，夏侯渊的军阶升到“督军校尉”，专管兖、豫、徐三个州的军粮。此后的几年，他不断地替曹操打仗，打平了不少的各地对曹操“叛变”或“造反”的人；泰山郡的昌豨，济南郡的徐和，庐江郡的雷绪，太原郡的商曜，右扶风 (郡)的隃糜县与汧【qian】县的氐人，安定郡的杨秋，终南山的刘雄，凉州的马超、韩遂、宋建。

这些被夏侯渊击溃或消灭的人，情形各不相同：昌豨与雷绪，是地方上的领袖，受了刘备的策动而起兵兴汉讨曹的。徐和是黄巾小首领。商曜是什么样子的人，无考。杨秋，很像是马超的朋友。刘雄是地道的土匪，有人说他不叫做刘雄，而叫做“刘鸣雄”。鸣雄的意思，是喊叫起来像雄鸡；这两个字不是真名，而是“绰号”。马超、韩遂，毋庸介绍。宋建，是割据了“袍罕”一带三十几年，自称“河首平汉王”的一位土豪。袍罕，在今天甘肃省导河县。

夏侯渊消灭宋建，是在建安十九年。次年，他带了凉州的将士与诸侯诸王，到一处叫做“休亭”的小地方，与曹操的大军会合，打平了张卫，收降了张鲁。

曹操先后升他为“行都护将军”、“征西将军”，留他在汉中坐镇，总管一切，自己回了邺县。

邺县属于冀州魏郡，本是袁绍大本营的所在地。曹操击溃袁绍，消灭袁尚以后，渐渐把这个邺县作为自己大本营的所在地，对许县不再重视。

建安十八年五月，他以汉献帝的名义，封自己为魏公，划魏郡及冀州的其他九郡，为魏国的领土。

这魏国与汉朝景帝以来。所有的诸侯国都不相同：魏国内部的行政，由魏公自己管，而不归汉朝的朝廷管。

到了这一年(建安十八年)的十一月，曹操索性又在魏国的都城邺县，另设一个“魏国的朝廷”，有尚书令、侍中与六个卿。

他早就目无汉室。汉朝自从汉高帝不许异姓为王以来，为“公”的只有一个王莽，这奸臣曾经逼了他的傀儡皇帝封他为“公”(安汉公)。曹操在“自封”为魏公之时，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在历史上与王莽并列了(“公”有两种：有封邑的公，是诸侯；没有封邑，而只是在朝廷中官位甚高的三公之公，不是诸侯，没有封邑。三公在周朝是司徒、司马、司空；在汉朝初年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太师、太傅、太保，是“三孤”，比三公高)。

曹操这一次收降了张鲁，并吞了汉中，不肯听司马懿的话，继续向南，越过大巴山，打刘备，而匆匆忙忙留下了夏侯渊，便回到魏郡的邺县去，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把自己再升一格，由魏公升为魏王，他叫华歆等人准备了一番。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准备完成，用汉献帝的名义颁了一道诏书给他。说他“勤过(后)稷(大)禹，功侔伊(尹)周(公)”，不把他晋封为王，就不能够“答神袛”、“慰万民”。

司马懿是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的人氏。这时候在曹操面前当“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用欺骗与武力胜了刘璋。蜀郡等地的人，心中不服。刘备自己又亲自带兵去了荆州．向孙权争夺江陵。曹操倘若在这个时候进攻，刘备的部队一定瓦解。

曹操回答司马懿说：“人倘若不知足，便要吃苦。我已经得了陇，难道还希望有蜀吗？”

曹操的另一位主簿刘晔．也劝曹操立刻进兵取蜀。曹操仍旧不听(主簿的职位，相当于秘书处处长，而并非完全相同于秘书处处长。主簿可以有两个或更多，而今日的秘书处处长只能有一个，其余的只能称为副处长)。

曹操把刘备的能力估计得不高(虽然当年曾经在许县为了拉拢刘备，说刘备是英雄，除他本人以外的唯一的英雄)。因此，曹操觉得留下了夏侯渊，加上张郃与杜袭，便足够对付刘备。

杜袭是一个文人，出生在豫州颖川郡定陵县，这时候在曹操下面当丞相府长史(秘书长)。曹操给他以“驸马都尉”的官衔，叫他主持汉中三郡的政务。他待老百姓很宽厚，有八万多逃到了山里去的人听他的话，从山里面出来，搬家到洛阳与邺县去。

张郃是冀州河间郡鄚【mao】县人，在冀州牧韩馥下面当“军司马”，打黄巾有功；其后在袁绍下面升到了“中郎将”一级，投降曹操，被曹操拜为“偏将军”，打了不少的仗，升为“平狄将军”。夏侯渊打马超与宋建，他是夏侯渊的得力帮手。

曹操叫他也留在汉中，和夏侯渊在一起。他带兵越过大巴山，深入巴东、巴西二郡，用说服或胁迫的方法，搬出了几万人口，向汉中郡的方向移动，走到(今日四川渠县之东的)宕渠山，被张飞挡住。两军相持了五十多天，张飞获胜。张郃率领残部，回去了汉中郡的郡治南郑县。

张飞在宕渠山的崖石上，留下了一块碑，字写得十分雄壮，文句也极其有力：“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宕渠，立马勒铭。”有人以为这是他的秘书写的。我认为，当秘书的先生们另有所长，写不出这样的碑。这样的碑，只有像张飞那样的大英雄，才写得出。

曹操接到张郃吃败仗的报告，不仅不处罚他，反而升他为“荡寇将军”，使张郃感激得五体投地。

此后，直至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大举向汉中进攻，曹、刘两军的接触不多。

建安二十二年十一月，刘备先对曹军作试探性的攻击，派张飞屯驻在(甘肃成县之北的)固山，另派吴兰率兵屯驻在(成县之西的)下办等处。曹操也派了曹洪与曹休来对敌。曹洪这时候是“都护将军”，曹休是“骑都尉”、“参洪军事”。

曹操吩咐曹休，“你虽然在名义上不过是曹洪的参军，实际上却是统帅。”曹洪知道了曹操有过如此吩咐，就索性让曹休主持一切。

刘军扬言，张飞屯在固山的兵，是作为切断曹军后路之用的。曹休告诉曹洪，倘若刘军真想叫张飞切断曹军的后路，便不会大肆宣传。“我们只要先打败了吴兰，张飞就会放弃固山而走。”次年(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曹洪、曹休击败了吴兰，张飞果然撤了固山之兵而去。吴兰逃到氐人的部落里，被杀。

二二、刘备攻取汉中

刘备并不因为吴兰被杀、张飞退军，而放弃他的攻取汉中的计划。他自己也已经率领了十万左右的兵，到达前方，向着阳平关进军(当时的阳平关，在今日陕西沔县的西北，不在宁羌县的西北)。

在他左右当智囊的是法正。诸葛亮必须留在成都，坐镇后方。

刘备一举而占领了阳平关，在阳平关停顿了一些时候。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春天，带军队向南，渡过汉水的一个支流沔水，依着当地的山势，逐步向南移动，选定了定军山的山坡之下扎营。

夏侯渊不知是计，用了全力来冲刘备在这山坡之下新扎的营，没想到刘备已经在事先命令黄忠率兵埋伏在定军山山头之后。黄忠于曹军冲击刘军正冲得激烈之时，突然“乘高鼓噪”而下，给曹军以侧击与俯击。不仅把曹军杀得溃不成军，而且当场杀掉了作为曹军主帅的夏侯渊，连带也杀了曹操所任命的“益州刺史”赵颙。

曹操接到报告，亲自带了大军由长安经斜谷前来，准备与刘备拚个你死我活；很快，就到达了“遮要”。

刘备却不肯、也不敢与曹操拚，守住了阵地，说什么也不把自己的将士放出来与曹军交锋。

就这样，曹军天天喊打，刘军理也不理。两军相持了一个多月，刘备收获到心理作战的成果：曹军的兵士，纷纷逃亡，逃亡得一天比一天多。原因不是没有粮食，曹军的粮食多得很，而且后方也不曾被切断。原因是什么呢？是刘军的这一边懂得揭发曹操的真面目：“名为汉臣，而实为汉贼”。每逢曹、刘对垒，常常在曹的后方有人作刘的内应。以前，有昌豨与雷绪；以后，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之时，又有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与人民，一齐起而响应诸葛亮的号召。

曹操决定下令搬军，走前，他说了一句“阿Q式”的聊以解嘲的话，“我本来就不相信刘备有如此的能力。他身边现在有了人才(所指的，是法正)。”

以前，他在赤壁乌林被孙刘两军烧去他的兵船，杀得他的军队狼狈而逃之时，他也说两句“阿Q式”的话：一句是：“船是我自己烧的。”另一句是：“孤不羞走(我并不认为退走是难为情的事)。”

曹操不仅撤退了他带来的大军，也下令所有滞留在汉中三郡的大小部队，一概离开。

于是，刘备占有了汉中三郡：原来的汉中郡，加上曹操所分设的西城郡与上庸郡。

汉中郡于定军山之战以后，立刻被占领；西城郡也没有什么抵抗。上庸郡远在今日的湖北西北部，曹操的太守申耽不肯望风而降。刘备派了养子刘封与宜都太守孟达，对申耽用武力威胁，申耽才终于投降。

刘备不仅仍叫申耽当上庸太守，而且也任命了申耽的弟弟申仪，当西城太守。刘封由“副军中郎将”被升为“副军将军”。另一个荆州的新设的郡房陵，也已经被孟达于攻击申耽以前，打了下来，房陵郡的太守蒯棋，死在孟达之手。

这一次定军山之役，倘不是黄忠把下山俯冲的作战命令，执行得有声有色，则刘备能不能获胜，大有问题。因此，刘备立刻把黄忠由“讨虏将军”升为“征西将军”。黄忠与刘备的关系，也慢慢地比得上关、张二人与刘备的关系了。

京剧之中的《定军山》，词儿好。它使得黄忠的英名，为将近两千年后的现代中国人所家喻户晓(美中不足的是：把黄忠描写成主将。他当时不是主将，主将是刘备自己)。

刘备一生打过了不少次的仗。真正是由他本人指挥所打胜的，次数不多。这一次定军山之战，是最精彩的一次。赤壁乌林之役，负责指挥主力(孙军)的，是周瑜。后来，攻破刘璋的雒县是围了很久才攻破的。在成都，并未破城，是刘璋自己开城投降。早年，帮陶谦守郯城，守住了。那只是与曹操的一次小接触。

二三、刘备称王

刘备在拿下了汉中、西城、上庸与房陵四个郡以后，声势浩大。同时，关羽在荆州，也准备得差不多完成，即将对曹仁进攻，争夺襄阳樊城。

当时的形势，似乎曹操已经走下坡路，夏侯渊全军覆没，他本人亲自率兵抵达遮要，竟然达不到与刘备交锋的目的而撤军，虽没有战败，也算是败。

刘备的左右与他自己，认为消灭曹操的时机，已经差不多成熟，而为了号召天下英雄与团结自己的部下，刘备不可以不称王。

刘备倒并不是最先有这个意思的人。他是“被动”的；不过，到了后来，他终于接受了左右的怂恿，于是“自称汉中王”五个字的贬语就被司马光等历史家，加在他的头上。

司马光及其助手，在他们所写的《资治通鉴》里面，对曹操相当客气。曹操之称“魏王”，也何尝不是“自称”？《资治通鉴》上的记载，却是“进魏公操爵为王”。至少就字面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汉献帝主动升魏公曹操为魏王。

刘备称汉中王，在事实上确是等于自称。而形式上是由马超、许靖等等一百二十个人联名上奏给汉献帝，说他们因为曹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僚，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所以“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备大司马。”将来，消灭了曹操以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诏擅封之)罪，虽死无恨。“刘备同时也上了一张表给汉献帝，说：“群僚见逼，迫臣以义，……(臣)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辄顺众意，拜受(大司马之)印，(汉中王之)玺，以崇国威。……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

一百二十人之中的领衔者，不是诸葛亮或关羽、张飞，而是马超。为什么?因为马超曾经是汉献帝朝廷正式封侯拜将的一员。所封的侯是“都亭侯”，所拜的将是“偏将军”(但是，在这一张表上所写的马超官衔，不是偏将军，而是刘备所给他的“平西将军”)。

马超之下，列名的人的次序，是许靖、庞羲、射瑷。然后才是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赖恭、法正、李严(李严以下的人，姓名没有被抄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面)。

许靖不过是“左将军长史”，挂了“领镇军将军”的虚衔，不曾封过侯，也不曾获得过许县汉献朝廷的官爵，何以名次列得如此之高呢?至于庞羲，简直是说不上有什么地位，只不过是一个“营司马”而已，比不上今日的副官处处长；射瑷，也只是上校参议之流：“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为什么这三个人，也列在请葛亮与关、张之上呢?

章学诚说：“殆不可解(差不多是无法解释的)。”我以为，可能执笔写这张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许靖。而庞羲与射瑷和他私交不错，年纪也相当大。但是，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种猜度而已(赖恭的姓名，很陌生。《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说他是荆州零陵郡的老前辈，为人仁爰谨慎，“不晓时事”。赖恭在当时的官衔，是“镇远将军”。他大概是从零陵，跟着刘备来益州的，由于是老前辈，所以也被年高而德不劭的许靖所接近)。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了请葛亮于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称帝之时，劝刘备不可违拗部下的攀龙附凤的愿望。诸葛亮引用了当年耿纯劝刘秀称帝的一番话：“天下英雄喁喁【yongyong，a.低声，如“～～细语”；b.随声附和，如“～～相和”；c.众人景仰归向的样子，如“延颈举踵，～～然，皆争归义”。】，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

刘备称帝，确是诸葛亮所竭力主张。称帝以前称王，是不是也由于诸葛亮主谋呢?待考。诸葛亮不曾陪刘备去汉中。在刘备身边的最重要的谋臣，是法正。这“自称汉中王”的事，很像是法正出的主意。

刘备举行称王典礼的一天，是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日。地点是(陕西沔县东南的)沔阳。马超、许靖等人设了一个坛常叫文武官吏排队，然后由领衔的人宣读上给汉献帝的奏章。读罢，就把一顶王冕，加在刘备的头上，也把一颗“汉中王玺”捧给刘备。

刘备在这“加冕典礼”完成以后，也宣读了自己上给汉献帝的表。

然后，刘备就任命“汉中王国”的文武大员，叫许靖做太傅，叫法正做“尚书令、护军将军”。太傅地位崇高，尚书令掌握实权，等于是汉中王王府的秘书长。刘巴当了尚书(于许靖死后继任为尚书令)。另一个很重要的职务是“侍中”，刘备任命了廖立。

廖立是武陵郡沅陵人，颇有才名，曾经被刘备破格提拔。在他年纪未满三十之时，就叫他当了长沙郡太守。孙权派了鲁肃、吕蒙在建安二十年前来荆州南部(湖南)，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之时，廖立不战而走，弃职脱逃，一口气达到了公安。刘备不仅不加以惩罚，而且叫他跟自己回益州，当巴郡太守。现在，刘备当了汉中王，又给他以“侍中”的位置。

诸葛亮是应该升官的。他升做了什么，《三国志.蜀书.请葛亮传》之中，没有记载。也许，刘备以为请葛亮已经有了很适当的职位：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不必再升。但是，左将军的名义，刘备于做了汉中王之时，就交给了马超。诸葛亮如何能留在所谓左将军府，给马超当部下呢?

重要的武官之中。赵云升做了什么，《三国志》也没有记載。有记载的，只是关、张、马、黄四人。他们分别作了前将军、右将军、左将军、后将军(汉朝以右为上，摆在左的前面)。

另一位武官，本来不太重要，却突然受了重任，有点像是当年刘邦礼遇韩信。这一位武官，姓魏名延，一生忠心耿耿，而《三国演义》的作者把他糟蹋得不像一个人，说他头上有一块反骨!事情的经过是：刘备做了汉中王以后，必须回成都处理全盘的军政事务，汉中王王府也自然要移设到成都去；不能没有一个可以坐镇一方的大将，留在汉中。大家以为，这个坐镇一方的大将的人选，一定是张飞。关羽坐镇了荆州，这坐镇汉中的任务，不给张飞给谁呢?结果，刘备却给了魏延!魏延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牙门将军”而已；出身也只是行伍的小兵。刘备为什么选中了他？因为他自从在家乡南阳郡义阳县在刘备的麾下当阿兵哥以来，不断地立有战功，说得上“勇冠三军”四个字。刘备不仅欣赏他的勇，也看出了他的“智”。他是的确具有大将风度，可以坐镇一方的入。

刘备升他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的人都大为惊讶。刘备当众召见他，问他：“我现在把这样的重大责任交给你，你准备怎么样办?”魏延说：“倘若曹操率领全国的军队来打，我就替大王抵挡。倘若曹操只派一个偏将，带十万兵来打。我就替大王把这十万兵吃掉了，吞下。”刘备听了，很高兴。这两句老粗口吻的壮语，也立刻使得军中的大小将士一致佩服。

魏延不仅是“勇猛过人”，而且“善养士卒”，能够获得士卒的心。刘备于众将之中，特别看中了魏延，可说是颇有知人之明(魏延其后也被诸葛亮十分信任；诸葛亮死后，才被小人杨仪谋害)。

我个人认为，刘备称王的事办得太早了一些。等到打胜了曹操，占领中原以后，称王就没有人批评，汉献帝也不会连一个王爵都不肯给他的。

他在拿下了汉中，就“自称”起汉中王来，事前事后，对孙权毫无安排；同时，关羽在荆州北部对曹军作战，也颇为顺利。孙权极想继续拉拢他而拉拢不上，十分感觉到不安全，就决计对他翻脸了。

二四、孙刘翻脸

孙权一向是对得起刘备的；不仅派了周瑜、程普，帮他抵抗曹操二十几万的大兵于赤壁乌林，不仅让他占了武陵郡孱陵县，造了公安城，不仅坐视他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与武陵郡的其他县；也不仅把亲爱的年轻胞妹，嫁给了他这个“年已半百”的老者。而且孙权又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对曹操常常作战。为了刘备而与曹操做敌人，前后整整十个年头以上。孙权对不起刘备么?

孙权与曹操在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刘备对曹操所打的仗更多。孙权先是在建安十四年一方面叫周瑜在江陵猛攻曹仁，逼得曹仁放弃江陵，撤兵退守襄阳；另一方面又在(安徽无为县东南的)濡须口，亲自抵抗曹操的水陆联军。其后，孙权又在建安十八年正月抵抗曹操濡须口的第二次进攻；又在十九年五月与闰五月，夺取了曹操的皖城(安徽潜山)。在十九年秋天，抵抗曹操第三度的进犯，在二十年八月，孙权以全力攻击曹操的合肥，几乎在“逍遥津”送了自己的性命。到了建安二十一年的冬天，曹操发动水军陆军，以居巢(安徽巢县)为前进基地，来势汹汹，而孙权毫无投降之意，仍旧沉着应战，终于使得曹操本人不得不在建安二十二年三月退走，留下曹仁与张辽，在居巢改取守势。

孙权之所以与曹操结下了如此的不解冤仇，诚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与生命，却也的确可以把它记在刘备的账上。倘若不是在建安十三年为了救刘备而叫曹操在赤壁乌林丢了脸，曹操也不至于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大举讨伐，欲得他而甘心。

孙权也未尝没有取汉朝而代之的帝王思想；他对刘备的合作，也未尝不是暂时的互相利用，以对付一个强大的共同敌人；等到将来，倘若是曹操被消灭了，孙权未尝不会与刘备作一次最后的一拚，以决定鹿死谁手，帝位谁属。然面，至少在那个情形到来以前，孙权一向并没有先干掉刘备，后干掉曹操的计划。

事实是，刘备与他的大将关羽，做了一连串的不仅激怒孙权，而且令孙权失去了安全感的事。第一，是在赤壁乌林胜利以后，追击曹操之时，刘备单独行动，占领了武陵郡的孱陵县，造了公安城，自成一个局面。第二，是不告诉孙权而径行攻取了武陵郡其他各县，与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第三，孙权把妹妹嫁给了他，而他和这位年轻而尚武的夫人处得极不好。第四，孙权建议与他共同进兵益州，夺取刘璋的地盘，面他竟然反对，说刘璋是他的本家兄弟，请孙权看他的面子，饶了刘璋。后来，这位刘备竟然自己单独夺了刘璋的地盘。第五，刘备进军汉中，杀了夏侯渊，抵住了曹操，做了汉中王，竟然在事前、事后不曾与孙权有所商谈，取得默契。第六，关羽打襄阳、樊城，看来颇为顺利，似乎不久便可以囊括这两个城，继续北进，许县以南，甚至许县以北，黄河以南，以及许县城内朝廷之中，都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准备，对关羽响应，曹操倘不是接受了司马懿的劝阻，很可能放弃许县，迁都到黄河以北。然而，这位关羽却从来不把孙权放在眼里，拒绝孙权与他攀亲的提议。

这拒绝攀亲的事，是上列六件事之中最严重的一件。孙权有意思替他的一个儿子，娶关羽的女儿。这件事倘若成功。那么，孙权虽已失掉了作为刘备的二舅子的资格(大舅子是已死的孙策；孙权是孙夫人的二哥)，却又成了刘备的第一武臣关羽的亲家，岂不很好。谁料到，我们的关夫子十分不懂政治，不仅拒绝了媒人的提婚，而且骂孙权的儿子为“犬子”，说“虎女怎么能够配犬子!”自比为虎，而称孙权为犬。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孙权的睥气，早就是坏得有名。他怎么受得了关羽的侮辱？即使刘备、关羽不曾在汉中与襄樊同时占了上风，孙权也会仅仅为了这拒婚与骂人的事，对关羽兴兵雪恨的。况且，又有吕蒙、陆逊这两个急于立功升官的人，不断在孙权面前说关羽的坏话。

孙权下面，懂得政治、深知非联络刘备便不能抵抗曹操，以保持江东的“独立王国”，进一步问鼎中原的，只有鲁肃一人，而鲁肃此时已死!

于是，孙权下个决心，给关羽颜色看，对刘备翻脸，不惜在暗中向曹操递降书，“以讨羽自效”，以讨伐关羽来证明他向曹操投降的诚意，对曹操报答受降之恩。

曹操接到孙权的降书之时，真是“喜可知也”。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曹操是如何喜欢。

然而，曹操高明得很，高明到非孙权或关羽所能梦想得到。曹操一方面立刻接受孙权的投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孙权为“南昌侯，领荆州牧”，一方面却出卖孙权，向关羽讨好，把孙权写给自己的降书原件，用飞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目的是卖一个人情给关羽，叫关羽和孙权拚命，他同时可以坐享渔人之利。不仅襄樊可以解围，而且孙、刘双方一定会打得不可开交。两虎相斗，一死一伤。

关羽接到曹军射来的孙权投降曹操的“降表”，并不立刻加以理会。一则是，他怀疑曹操造谣，破坏孙、刘双方的友好关系；二则是，他已经留了不少部队在江陵与公安城，分别交给了糜芳与傅士仁，不怕孙权来袭击他的后方。

关羽的应付方针是，先把襄樊攻下。襄樊攻下了以后，长驱北上，占领南阳、许县、洛阳，把曹操赶到当时的济水(现在的黄河)以北，然后再一面守住济水的南岸，一面分兵到江陵、公安或江夏、长沙、武陵等郡，收拾他所一向很看不起的孙权，以及孙权下面不配和他交手的吕蒙(这时候，陆逊的姓名还不曾有多少人知道；关羽可能从来没听人说过或提到过他)。

站在关羽对面的，以前是扼守青泥河的乐进，现在是死守樊城的曹仁，与屯驻在樊城之北的于禁、庞德。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刘备称王的第二个月，几乎破了樊城。汉水在当时突然水位增高，关羽就引了汉水的水，灌在樊城城墙之外(方法是：（一)把汉水下游堵住；(二)绕着城墙，再造一圈土墙；(三)引水进入这两墙之间)。

关羽把水引得越来越多，使得城墙剩下在水面之上的仅有几块模型版那么高。城外是一片汪洋。于禁的七个军，都完全被淹得死的死，逃的逃。于禁本人，被关羽活捉，投降。关羽把他押送到江陵后方安置。

庞德困守在营外的临时土堤之上，宁死也不肯降。某一天，关羽乘了大船，亲自来和他交战。他从天明战到中午以后，把箭都射完了，对关羽及关羽的兵，用刀剑搏斗；他的部下将士，除了他与两个人以外，也都已完全向关羽投降。庞德与这两个最后在他身边的人，仍然不肯甘休，跳上小船，向曹仁大营的方向划去。可惜，命运不济，他们三人乘的这只小船翻了。他躲在船身之下的水里，躲不了多久，被关羽捉住。

他对关羽“立而不跪”。关羽用骂他的口吻，劝他投降，“你有哥哥在汉中郡，我想用你为带兵的将军。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降”’庞德的确是有一个哥哥在汉中。他们兄弟二人，原为马腾、马超的部下，跟马超到了汉中，便留在张鲁下而任职了。曹操收降张鲁，连带把庞德也收了过来，带回许县。庞德的哥哥留在汉中，于汉中被刘备攻下以后，成了刘备的部下(哥哥的名字叫什么，无考)。

庞德和他哥哥，是凉州南安郡疸【da】道县人，与荆州南郡襄阳县的庞统，不是很近的本家，彼此也并不认识。庞德这个人，对马超、张鲁均不十分依恋，却十分感激曹操的知遇。曹操对他也确是极好：拜他为“立义将军”，又封了他为“关内亭侯”。

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庞德为了答报曹操而心甘情愿地死，是死得很舒服的。我们后世的人，也许觉得他不该为曹操而死，因为曹操是一个大坏人。然而，庞德却只是感觉到，曹操对他个人极好，看不见曹操对汉献帝不好，对汉朝不忠。反过来说，他倒是很晓得刘备如何对刘璋不起，连带也就万分不愿意向刘备的部下关羽投降。

他回骂关羽的一番话，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怎么也听不进去的。他说：“竖子!什么叫做投降？魏王有一百万身穿盔甲的将士，威震天下，你的刘备只是一个庸才，怎么敌得了魏王？我宁可‘为国家鬼’，不为贼军的将。”

这几句太不客气的话，不但辜负了关羽爱惜他，想保全他的美意，而且逼得关羽除了杀他以外，不能作别的决定(他并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带了棺材找关羽比武艺)。

曹操接到关于他宁死不降的详细报告，哭了一顿，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庞德的大儿子是庞会，其后当了“中卫将军”，王隐在《蜀记》里说，庞会跟随钟会去伐蜀，找到关羽的后人，将他们全部杀光。这种说法倘若可靠，那庞会也太不够意思了。两军相争，各为其主，阵亡与否，被虏与被杀与否，都不是私仇，如何可以当作私仇来报复呢(所好，王隐的这部书，以“内容不可靠”著名)？

曹操对于禁之降与庞德之死，颇有感慨，他说，认识了于禁有三十年，没想到于禁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表现得如此赶不上庞德。

他赶紧振驻屯在南阳郡宛县的徐晃，带精兵前往援救仍在死守樊城的曹仁。

徐晃与关羽是大同乡：并州河东郡人，关羽出生在解县，徐晃出生在杨县。两人自幼认识，感情很好。这一次，徐晃来与关羽对垒，却一心以战胜关羽为目的。

徐晃把军队停驻在阳陵坡，不忙于进攻关羽在襄阳县之北、偃城镇的大营。曹操也追下了一道命令给他，叫他静候加派的十二营兵士到来，然后才一起前进。

关羽对樊城所筑的围墙，有两个重要的屯，一个叫做“围冢屯”，一个叫做“四冢屯”。徐晃于增援的十二营兵士到达以后，宣传要攻“围头屯”，而秘密行军，向着“四冢屯”的方向前进。

关羽在围头屯听到消息，带了五千兵来“四冢屯”援救，和徐晃恶战了一场。关羽战败，退到“四冢屯”里面去。徐晃就冲过了十重的鹿角，追关羽的兵，追进了“四冢屯”的内部，获得大胜。关羽下令撤去樊城之围，他的部队战死与沉入汉水之中的很多。

这时候，关羽得到消息，公安与江陵已经先后为吕蒙所袭取，傅士仁与糜芳二人均已先后对吕蒙不战而降。

关羽本可以改向西北的方向走，却由于和孟达、刘封处得不好，不敢经过他们在房陵、上庸一带的防地。关羽仍旧冒险先向南走(湖北到当阳东南的)麦城，又听说陆逊占了江陵西边的宜都。

关羽没想到，他盖世英雄，竟然走到末路。在无可奈何之下，叫残余的部队树起降幡，自己带了十几名骑兵，骑马走小路，改变方向，向北，希望能穿过山地，逃出孙军的掌握，走到刘备的汉中或益州。

他走到(当阳西北的)临沮，被孙军的朱然、潘璋带兵挡住去路。潘璋的一名司马，姓马名忠，捉住了关羽，关羽便这佯死在这几名四五等角色之手。可气，可叹；可恨，可悲!

刘备与关羽对于孙权，诚然都有过很多的不是，然而孙权竟然背盟弃好，投降共同的敌人曹操，杀害了关羽，真是太过分了。

关羽之死，是直接死于潘璋与潘璋的一个姓马名忠的司马之手，间接死于吕蒙之手。吕蒙虽则是孙权的忠臣，却不识大体，只晓得为孙权扩充领土，袭取荆州，不知道如此反而害了孙权，叫孙权留下叛盟卖友的恶名，也叫孙权不再能够以忠心于汉为号召，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割据一方的无立场的军阀。

吕蒙为孙权立下了这一番颇成问題的功，受到孙权的厚赏，他却无福消受。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他为孱陵侯，赏他黄金五百斤、铜钱一亿。这些，便是他害死了关羽的代价。封他为侯爵的公文，还不曾送到他手中，他突然得了怪病。病征之一，是吃东西吃不下去(很可能是喉癌，或食道癌)。

孙权这时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宫内，叫人把吕蒙抬进行宫的“内殿”，以便亲自照料，孙权找了最好的医生来治，同时悬赏：谁能冶好吕蒙，就赏他千金，有时候，医生用针灸的方法治吕蒙，孙权见到针刺入吕蒙的肌肉，便自己觉得痛，孙权很想常常去看吕蒙，又怕耗了吕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间墙壁上凿一个孔，他从隔壁的一间窥視吕蒙的情况。每逢见到吕蒙能够略为吃下一点东西，便喜欢得不得了，对左右大臣、小臣，有谈有笑。否则，见到了吕蒙不能吃东西，他就愁眉苦脸，嗟叹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着。

吕蒙的病好了一些，孙权立刻下令大赦，受群臣的朝贺，不久，病又坏了下去。孙权急得乱请道士们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吕蒙求寿。最后，吕蒙还是活不了，死在孙权的这所在公安的“内殿”。吕蒙以外，另一位在关羽死后就很快丧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该死呢?他早就该死了，却不该以害死关羽的罪名而死。就关羽之被害而论，曹操是没有任何责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经以孙权的请求“讨羽”的降书，用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这虽則是居心挑起孙、刘之间的大火并；却也不能不说是送给关羽的一份深厚的情谊。他实在不想让关羽被孙权轻易地击败、杀死。

后来，关羽被杀，孙权把关羽的头送到洛阳，向曹操报功，曹操不仅不曾以对待其他敌人的方式，把关羽的头挂在城门或其他地点“示众”；而且葬之以“诸侯礼”，把他当作一位诸侯而给以隆重的葬礼。换句话说，不计较他俘虏了自己的大将于禁，而把他仍旧看成一位替他斩了袁绍的顏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战友的“汉寿亭侯”。

曹操一生，对不起很多人，却不能被说是对不起关羽，关羽被孙权的吕蒙等人害死，为什么老天要叫曹操也跟着就在三个月之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是曹操打开了盛着关羽首级的木盒子一看，看见关羽首级眉毛大动，眼睛大睁，于是一吓，就吓得头风之病大发，不久便死。

“演义”的说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确是死于头风。死前，他很后悔不该在前几年杀了华佗。华佗是豫州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是一位配得上称为“全科”的医生，会开汤药的方子，会用针用灸，会施行开刀手术，而且有“麻沸散”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觉得痛。

曹操在以前头风初发之时，曾经叫人把华佗找来，留在身边。遇到头痛，随时请华佗刺上一针两针，头痛就好了一些。

后来，曹操有亲戚得病．叫华佗去治。华佗请假回家，又借口老婆有病，一再请求延长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并没有病，就把他关在牢里问罪。狱吏对华佗严刑拷问，把华佗终于弄死。因此，到了曹操于关羽死后，头风恶化之时，便没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曹操死在洛阳，他的儿子曹丕当时还在邺县。邺县原是袁绍的大本营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从袁绍小儿子袁尚的手中夺来，作为自己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许县的地位逐渐下降，只留下了汉献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当了魏王。这作为魏郡首县的邺，也就成了魏国的都城，获得了“邺都”二字的称呼，许县于曹丕篡位称帝以后，被改称为“许昌”。曹氏父子的家乡谯县，在某一年被升为谯郡。这三个新兴的都会：邺都、许昌、谯郡郡城，加上东汉遗留下的长安与洛阳，成为所谓“五都”。

曹丕的为人，比他爸爸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继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汉朝的年号从三月起改为“延康”。

这延康年号寿命只有八个月，从十月起又被改为“黄初”。

黄初是魏朝的第一个年号，而“延康”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

妙在黄初元年只有十一月与十二月，两个月而已，汉献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逊位；曹丕(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汉，是当时一般忠心于汉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后代的历史家，对他的如此举动，以及对他父亲之窃夺汉朝政府的大权，很少有好的批评。

我有一个姓曹的朋友，曾经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辩护。他说，汉朝在中原的政权，早就于董卓之时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军阀之手，倘不是曹操东征西讨，一手削平了这些军阀，汉献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窃夺”这个朝廷的政权，曹丕也不曾“篡取”汉献帝的帝位；而是“继承”了他父亲为他其立的帝位。

这位朋友继续说，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革，一向有革命与禅让两种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禅让是和平的。所以，禅让优于革命。曹氏替代刘氏，说成篡位固未尝不可，而实际上是禅让。其后，由晋而宋、齐、梁、陈，以及由唐而五代，直传到宋；都是一朝禅给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后的一朝所篡。“我们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誉虽然不好，却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吧!”

这位朋友有替他的祖先作辩护人的权利。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颇有距离。尧之传舜，舜之传禹，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仅有《孟子》、《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传闻，极难获得明了。曹丕在行罢禅让之礼以后，对左右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八个字，很容易引起后世历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么?倘若受禅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点功绩足以称述。可惜，曹操倘若从开始便以自己的名义打天下，不利用汉献帝，不挟天于以令诸侯，那就谁也不能说他与他的儿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我在这“孙刘翻脸”的一章之中，不忙于叙述刘备如何兴兵为关羽报仇，而先将曹操之死与曹丕之篡汉作一个交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本人并不曾立刻忙于替关羽报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后才率军东下的。在刘备称帝以前，曹丕先称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略谈一下。

刘备称帝的事，也必须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后的六个月，听说汉献帝已经被弑，才由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杀了黑颜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与世祖光武皇帝)，龚(恭)行天罚”。

刘备“龚行天罚”的对象，在这篇祭告天地的文书里所说的，不是孙权，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既然“龚行天罚”的对象，是已死的曹操与篡位的曹丕。刘备做了皇帝以后，便应该出兵北伐，而不该丢开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亲自东征孙权。

赵云就曾经以如此的话，对他进谏，他却听不进去。诸葛亮有没有也公开表示反对，我们不知道。诸葛亮在心里根本不赞成。诸葛亮曾经在事后说，刘备很肯听法正的话，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刘备东征。

刘备本人当局者迷，一定要先给关羽报了仇，消灭了孙权，吞并了东吴，再谈其他(也许，他自以为太了解孙权了。看不起孙权及其部下的能力，觉得有把握顺流而下，一举而克复南郡，进占江夏，席卷豫章、丹阳、吴郡；然后再转师北上，讨伐曹丕)。

刘备一生“多败少成”，大都是由于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虑，丢开了当前的大敌曹丕，而先与孙权拚一个你死我活，这是大错。即使想先打孙权，其实也不必亲自带兵去打。黄权劝他，派一员大将去就可以；黄权并且愿意自己去冒险一试。刘备不肯采纳。于是，御驾亲征，声势浩大；然而他所带去的实在兵力．只有四万多人!以四万多人的兵力，想一举而消灭孙权，吞并东吴，真叫我们不懂。

当然，《三国志》的记载，可能错误，刘备所带去的兵，可能超过四万五万。但是，以当时益州的户口而论，太多的兵是抽调下出来的。而且，汉中郡之北，还有大批的魏国军队不能不防。

孙权交给陆逊带去抵抗刘备的吴军，有五万人，以五万对付四万，陆逊的成功不仅仅靠他的优良战术。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五月就丧失了张飞，张飞死于部下范彊、张达之手。七月，刘备出发。

孙权曾经在刘备东下之时，派了使者来求和。刘备盛怒未消，加以拒绝。刘备的前锋将领吴班与冯习，很快就击败孙权的李异与刘阿，收复丁巫县与秭归。

次年，章武二年，刘备在正月间叫吴班、陈式二人率领水军，守住夷陵(宜昌)的东西两岸，自己由前线回驻在秭归(这一年，是曹丕的黄初三年，孙权的黄武元年，公元222年)。

孙权的部队在这一年这一月，击溃了刘备的营盘五座，杀掉五个指挥官。然而，不过是小接触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刘备把陆军主力由秭归推进到(宜都县西北的)猇亭。在秭归与猇亭之间，他的军队分驻在几十个营盘，最前的一个与最后的一个，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个错误，是营房全用江岸两旁山上的树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与石块。

陆逊，孙权所派来的大都督，不忙于立刻与刘备交锋。而不惜花费半年的时间，研究刘军的强点与弱点，他研究出来，刘军的几十个营盘互为犄角，下容易被单独击破，只有用几十支小兵力，同时对它们一起进攻；而且，最好用火来攻。

陆逊动手的时候，是章武二年(黄武元年)闰六月。一场恶战，同时烧掉了刘备军四十几个营盘，杀掉了几万兵与大将张南、冯习，与来自(四川西南部的)越隽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中被写成“沙摩柯”，可能是当年抄写的人抄错。

刘备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极小部分的主力。这残余的主力，也被陆逊督率了若干人马加以包围、击溃。

《江表传》说刘备把皮盔皮甲作为燃料，烧断了夷陵的山路或栈道，狼狈得很，一口气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节)。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掌握有相当多的兵，不曾来得及援救刘备，被陆逊的部队隔断，便投降了曹丕，驻扎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带的孟达，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孙权建议，索性对刘备跟踪追击，捉住他，吃掉益州。

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说：“曹丕正在集中兵力，借口帮助我们讨刘，其实是很想袭取我们的后方。我们不可以不对曹丕加以戒备。所以，我已经大胆地自作决定，叫追击刘备的兵停止前进了。”孙权的昭武将军朱然与建忠中郎将骆统．看法与陆逊相同。

曹丕果然在两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统率，来到(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统率，来到(无为县东北的)濡须；一路由曹真统率，来到南郡的首县江陵，把江陵包围了起来。

孙权慌忙派遣吕范以五个军抵抗曹休；叫诸葛瑾指挥潘璋与杨粲等人救江陵；严令朱桓以“濡须督”的身份，死守濡须。这三路兵，有两路均被曹军打败，仅仅朱桓总算表现得还不太坏。

孙权向曹丕上书悔过，把话说得十分客气：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愿把土地人民一起“交还”给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的回答是：“联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只因为“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儿子孙登来当“人质”，你多方推诿，不曾送来。

孙权在当时已经是大魏帝国的诸侯，受封为“吴王”，照規矩确是应该送一个儿子以上到京城洛阳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实上作为忠心于魏国朝廷的担保。

他始终不肯送，由于不愿意把鼻子交给曹丕牵，不愿意丧失他的“独立王国”的国君的地位。

于是，吴、魏之间就继续处于交战状态，吴在一方面和刘备结了深仇；一方面又实在有点儿吃不消曹丕的三路进攻。

孙权挨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着脸皮，以战胜者的身份，向战败者刘备求和。他持派太中大夫郑泉前往白帝城，拜访刘备。

刘备接见郑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个太中大夫(宗玮)到武昌见孙权，算是答聘。孙权这时候已经把江夏郡的鄂县改名武昌，作为新设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吴郡的曲阿县一一即丹阳。后来在秣陵县境内造了建业城一一即今日的南京。袭击关羽以后搬到公安城，为了就近支援陆逊抵抗刘备而又迁居到武昌城(刘备在自称汉中王的时候，都城在理论上应该设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而事实上留在南郑县之时极短，便去了成都。其后，自称汉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论上又应该设在长安或洛阳，却由于事实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设在成都)。

孙、刘二人经过了这一番互相报聘以后，可谓言归于好。

刘备在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后主刘禅继位，把一切军政事务交给诺葛亮管。诸葛亮坚持了他的联吴伐魏的政策，此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

二五、汉吴同盟

孙权、刘备二人，毕竟是非凡的人物。孙权能在战胜以后，反而向被他打败的刘备求和；刘备于报仇报不成功以后，慨然面对现实，接受孙权的言归于好的建议。这两位均可以称为“知过能改”，值得我们赞叹。

双方互相派遣的使者，孙权所派的郑泉与刘备所派的宗玮、费伟，也都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人才，非清朝以来的若干只会向洋人胁肩谄笑，满口“也是”的“西崽官僚”可比(西崽是上海人用来称呼洋人所雇用的中国仆役的名词)。

刘备去世，阿斗刘禅嗣位，诸葛亮主待成都的汉朝朝廷，决心把蜀、吴之间的和平，进一步发展为攻守同盟，于是派遣了邓芝作“大使”前往建业。孙权派一位官居辅义中郎将的张温来答聘。诸葛亮于是又派邓芝再度去建业，算是“答聘的答聘”。

在邓芝前往建业以前，刘备或诸葛亮曾经派了两位不甚称职的人去过：丁宏、阴化。孙权在写给诸葛亮的信里说：“丁宏掞【yan】张，阴化不尽”。孙权对邓芝却十分欣赏；他告诉请葛亮：“和合二国，惟有邓芝。”

邓芝是南阳郡新野县人，光武帝好友兼功臣邓禹的苗裔，眼见天下大乱，选择了益州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作了刘璋的部下的部下的部下，在蜀郡郫县当一名所谓“邸阁督”一一山路栈道的管理员。刘备夺了益州以后，到郫县去视察，遇到他，听到他的报告，看出他是人才，就叫他由区区管理员而“平地一声雷”升为郫县的县令；不久又因行政成绩优良再升为“广汉太守”；其后又“内调”为“尚书”。诸葛亮派他去建业，又加给他一个“中郎将”的官衔。

中郎将的军阶，虽则是不算太小，但在孙权的跟里究竟算不了什么，引不起这位大王的兴趣。因此，邓芝在建业的族邸等候了若干天，而孙权并未予以召见。

他写了一封信给孙权(这封信是下属写给长官的，在当时称为“表”)。邓芝在表里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部下这一次来，也是想帮帮吴国的忙，不仅是替蜀国办事)。”

孙权接到了这一道表，念了一遍，觉得语气不亢不卑，颇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召见，见面之时，孙权说：“我未尝不想与你们蜀国‘和亲’，但是你们的国君年纪太轻，领土又小，抵不住魏国的压逼，难以自保，因此我才很为迟疑。”

邓芝回答说：“魏国虽大，吴、蜀两国合起来也有荆、扬、交、益四十州。况且，大王是‘命世之英’(盖世的英雄)，诸葛亮也可以说是一时的豪杰。蜀国有一重一重的高山，吴国也有三江可资防守。所以，吴、蜀两国联合起来，像嘴唇与牙齿一样，进可以统一中国，退也能够与魏鼎足而立。大王倘若向魏输诚纳款，魏国就要大王自己去上朝，或是送儿子去当人质。倘若您不肯照办，魏国就会派大军来征讨，称大王为叛逆。蜀国在那个时候必定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江南的一大片土地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了邓芝的这一番大道理，有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孙权是在沉思默想。想定了以后，他就向邓芝说出四个简单的字：“你的话，对。”

于是，孙权就不仅与蜀继续保持和平，而且进一步对魏国断绝来往。再进一步，他就和蜀缔结攻守同盟了。

攻守同盟的缔结，是天大的事，不能立刻便与邓芝立约签字。

孙权派一位辅义中郎将、吴郡吴县人张温，作答聘的特使，到成都来见阿斗与诸葛亮。诸葛亮和张温谈了一些时候，谈出眉目，就命令邓芝再去建业一次。

吴、蜀双方信使往还，前后有七年之久，才终于缔结成了同盟条约(条约里面，称刘禅的国家为汉，不称为蜀。它的正式名称，本是汉，而不是蜀。陈寿及后代的历史家，为了方便起见，才称它为蜀，或蜀汉，以别于前汉与后汉。吴国的君臣，喜欢称它为“西”；魏国的君臣，只肯称它为“贼”。蜀汉的君臣，也称魏为“贼”)。

邓芝去了东吴两次以后，费祎又在建兴三年或四年去了一次(建兴是刘禅的第一个年号)。到了建兴七年，诸葛亮又派了陈震前往，庆贺孙权称帝，乘着孙权高兴，便把同盟的条约签订了。

孙权是老早就该称帝了的。曹操与曹丕先后封了他南昌侯与吴王，却在封他为吴王以后不久，见到他打败了刘备，吞并了荆州的南部、宜都郡，与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声势浩大，就借口他不曾遣送儿子孙登当人质，而大兴问罪之师。孙权始则卑辞道歉，继则以不用魏国的年号，而自创一个“黄武”二字的年号作为抗议(以魏的黄初三年为吴的黄武元年)，却未敢再进一步自称皇帝。

为什么到了后主建兴七年，亦即他自己的黄武八年，他竟然在四月丙申日自称起皇帝来了呢？因为，黄武七年八月，他的陆逊在(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大破魏明帝曹叡的大将曹休，他自己不再对魏国畏惧。

曹叡是魏文帝曹丕与袁绍的二媳妇甄氏所生的儿子。有人怀疑，曹叡的父亲根本不是曹丕，而是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正如有些人也怀疑，明成祖不是明太祖的儿子，而是元顺帝的儿子)。

曹丕这个人极无良心。他在曹操大军攻破邺城之时，乘人之危，用暴力强迫这位袁绍的二媳妇甄氏顺从了他。甄氏生下曹叡，他却又见异思迁，喜欢了一个姓郭的女子，逼死了甄氏。

曹丕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任城王曹彰，也不惜用毒药浇在枣子上，毒死。另一个弟弟曹植，也被曹丕欺负得闷闷不乐，死在明帝曹叡的太和六年，享寿仅仅四十一岁。

曹丕这个人，除了会写写无关宏旨的文章以外，没有什么行政的或军事的才干。刘备曾经在托孤给诸葛亮的时候，向诺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刘备的这句话，没有错。

他在内政上全靠华歆、王朗等人，本身毫无创见。他有了时间就常常去打猎。一名姓戴名陵的长水校尉劝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便把戴陵关在牢里，处以无期徒刑(比死刑轻一等)。

他的所谓武功，只是征伐了孙权两次，而两次均无战果。第一次在黄初三年十月，三路出兵：叫曹休带了张辽与臧霸，进兵(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叫曹仁打(安徽无为县东北的)濡须，叫曹真带了夏侯尚、张郎、徐晃，围攻孙权的南郡首县江陵。这三路，都受到孙权的将领阻挡。

曹丕第二次对孙权用兵，是在黄初六年十月。他御驾亲征，到了(江苏江都的)广陵，渡不了江。这一年冬天天气极冷，江水一部分冻成冰。曹丕的水军无法行驶他们的兵船。曹丕所能做的，只是：把十几万兵陈列在长江北岸，把旌旗排成了几百里，吓唬吓唬孙权而已。

其实．孙权不是一个他可以吓唬的人。当年，他的父亲曹操，带了号称八十万的大军，也不曾吓唬倒了孙权。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丁巳日死去，继承他的是甄氏所生的魏明帝曹叡。孙权见到有机可乘，便在两个月后围攻(湖北应城东南的)石阳县。守将是魏方的江夏太守、刘表的旧部文聘。帮助文聘的，是一位擅长虚张声势的荀禹。荀禹的官职，是曹叡身旁的侍御史。他发动了外县的地方部队一千多人，在石阳郊外的山上举火。竟然使得孙权的兵误会，以为魏方大批的救兵来到，而慌忙撤围而去。

次年(曹叡的太和元年，孙权的黄武六年，刘禅的建兴五年)，孙权又受了一次挫折：老将韩当的儿子韩综，率领了家属与所主管的人马几千人向魏方投降。这韩综曾经在孙权围攻石阳的时候作了武昌的留守，颇受孙权的信任。他犯了大过，孙权也看在他死了的父亲韩当份上，未加处罚。他真是太对不起孙权了。他的行动，却也反映了当时吴国内部某些人对孙权失掉了信心。

这一年，诸葛亮动员大军，由成都进驻汉中，声势浩大。

次年，诸葛亮在春天攻打(甘肃成县的)祁山，获得魏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与人民一致的响应。这真是非比寻常的一次政治性的大胜利。虽则，魏方守祁山守得很稳，诸葛亮不曾能够达到占领祁山的目的，他给予魏方的震撼确是够它受的。

秋天，魏军采取攻势，夺了马谡所守的街亭。

冬天，诸葛亮又从散关北上，围住了陈仓(宝鸡)。守陈仓的魏方将领郝昭，也守得极稳，诸葛亮破不了它，只得于粮尽之时退兵，却能在撤退之时略加布置，叫魏方的追击将领王双，中了埋伏，被斩(诸葛亮屡次伐魏的经过，以后还要细说)。

孙权这一方面，为了配合诸葛亮的攻势，曾经于五月间叫鄱阳郡太守周鲂向魏方诈降，骗曹休率兵来迎接。曹休在八月间来了以后，孙权叫陆逊在(安徽潜山东北的)石亭，给曹休军队拦腰一击，把曹休打败。九月，曹休病故，可能是因败得太惨而气死的。

再下一年，曹叡的太和三年，刘禅的建兴七年，孙权的黄武八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又在春天采取攻势，叫大将陈式拿下了武都与阴平两个郡，而且新造两个城：一个是今日沔县东南的汉城，另一个是今日城固县城所在地的乐城。

孙权获得鼓励，便终于拿出勇气，在四月丙申日自称皇帝，改元黄龙。所以，就吴的历法来说，这一年正月至三月，是黄武八年。四月丙申日至年底，是黄龙元年。

诸葛亮抓住机会，派遣位居九卿之一的陈震，到东吴去庆贺孙权称帝(陈震的官职是卫尉)。

不久，汉、吴就缔结了盟约。

陈震这一去，就实现了双方都盼望已久的同盟。

同盟的目的，是共同消灭曹叡的魏国。为了确定双方将如何均分魏的领土：彼此同意，以豫、青、徐、幽四个州给吴，兖、冀、并、凉四个州给汉(蜀汉)。中国在东汉之时，原有十二个州与一个司隶校尉部。这时候实际上魏有八个州，吴、蜀各有两个州不到，吴有扬州与荆州的一大部分，蜀有益州与凉州的两个郡。司隶校尉部完全在魏的掌握之中。吴、蜀双方决定：灭魏以后把司隶校尉部平分，以函谷关为界。双方还不曾战胜魏国，就先把魏国的领土如此分得干干净净，似乎把如意算盘打得太早，却也不失为坦白老实。

汉吴同盟的盟书，全文被保存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里面，这是一篇极有趣味的“原始资料”。

盟书首先叙述汉朝的“皇纲失叙”，以致“国柄”先后被董卓与曹操劫夺，而曹操死了以后，大权传给了曹丕，曹丕“偷取天位”，篡了汉朝。曹丕死了以后，又有曹叡这个“么魔”继续作恶，“阻兵盗土”。当年高辛氏征讨共工，虞舜征讨三苗，现在，灭掉曹叡与捕捉他的徒党的责任，不由汉、吴双方来担负，有谁能担负呢？

因此，汉、吴双方必须先立一个盟誓，声讨曹叡的罪恶，同时把曹叡的土地“夺”来，由吴、汉双方分掌，让曹叡统治下的各地区人民，知道他们将要属于哪一国。汉、吴双方虽则是已经互相信赖，却也不可没有书面的约定，说明曹叡的土地如何分割，以免将来于胜利之后发生误会：“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

盟书最精彩的一段，是关于语葛亮的一段。它赞美诸葛亮，而没有一句话提到吴国的丞相或汉、吴两国的国君。这是中外古今任何条约所没有的特殊文字：“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盟书的作者，或孙权本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丞相，原因是：发起这个盟约的不是别人，而是诸葛丞相。

盟书的主要部分，是下列几句：“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双方一致对魏。至于双方彼此之间，当然应该“互不”侵犯：“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倘若有一方违背誓约，做出对不起盟国的事，该怎么办?那就只得信赖“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当时的人们，极大多数信神，不像今天有些国家的朝野上下，嘴上离不开上帝，而一肚子转满了出卖盟友，男盗女娼的坏心眼。

中国在春秋时代，诸侯之间有过若干次的盟约。其后，在唐、宋之时，也有过若干次对番邦的盟约。然而没有一次，同盟者彼此之间真能有始有终，信守盟约到底，像这一次建兴七年(黄龙元年)的汉、吴盟约的。我们再查看西洋各国的历史，也绝对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终的同盟，足与汉、吴的同盟媲美。

在缔结了这盟约以后，孙权把国都迁回了建业，叫陆逊陪太子孙登留守在武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以蜀汉为假想敌，而改以曹魏为唯一的共同敌人。他必须把大本营搬回建业，以便专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江东的防守。

可惜，诸葛亮活不了几年，便积劳病故。诸葛亮倘若多活几年，一定可以与东吴密切合作，东西两方同时北伐，获得更辉煌的战果。曹叡和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人，已经十分吃力；倘若又要分兵在东边抵挡孙权的长期攻势，很容易一败而不可收拾。

诸葛亮在缔结汉吴盟约之前的两年，建兴五年，就开始了北伐，一直打到了建兴十二年，不曾休息(虽则有时候要屯兵、运粮、种粮，不是天天交锋)。孙权这方面，也确是不断地给予他以呼应。

上帝有灵，为什么要叫诸葛亮在仅仅虚岁五十四岁之时，便病故了呢?这真是“天道难知”啊!

二六、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是在帮助刘备拿下了成都以后，才在刘备下面获得了将军级的官职。以前，于取得荆州南部之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郎将”，地位在将军与校尉之间，而职务是专管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赋税与军粮。办公的地点是在衡阳，不在公安城。

刘备带了庞统、黄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后方事务，交给了赵云，叫诸葛亮留在江陵，辅佐关羽。张飞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当太守。刘备打不下雒县(广汉)，谓张飞、赵云与诸葛亮西上。这三位，分兵两路，席卷了川南、川北，与刘备在成都郊外会师(刘备在这个时候，已经打下了雒县)。

取得了成都，刘备给予诸葛亮以相同于关羽、张飞二人的赏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刘备而且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署左将军府事”。把所谓左将军府，亦即刘备自己的司令部交给诸葛亮代拆代行。

刘备离开成都，与曹军争汉中，其后去夷陵，替关羽向孙权报仇，都是叫诸葛亮留在成都当留守。

在这两次出征之间，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称帝，改元“章武”，叫诸葛亮作丞相。六月，张飞被部下杀害，遗留下的遥领司隶校尉的荣衔，也被刘备送给了诸葛亮。

刘备在七月沿江东下，于次年闰六月兵败回川驻在鱼复县白帝城，改称鱼复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并发症”，医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诸葛亮召来永安城，托孤给他，请他扶助阿斗刘禅继承帝位。

这时候，阿斗的年龄是虚岁十七岁。

刘备写了一封遗书给阿斗，叫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弗为”；又叫他勤读《汉书》与《礼记》；有了闲工夫，就不妨浏览诸子，尤其是《六韬》《兵书》与《商君书》。刘备听到说，请葛亮曾经亲笔抄了申不害、韩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韬》，叫人带给阿斗去读。可惜这些手抄本都已经在中途被遗失了。刘备告诉阿斗，这些书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这一封刘备的遗书，里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话：“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换句话，仅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干高强，也不见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贤、是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向他的儿子阿斗坦白承认自己一生的作为，不配当儿子的模范。他写下这七个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与其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不仅要以诸葛亮为师，而且要以诸葛亮为父(刘永这时候，在刘备身边)。

刘备于临终断气以前，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刘备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是多余的；而且说得太不应该，叫诸葛亮如何吃得消?诸葛亮度量大，不计较刘备的这句话。换上一个人，例如司马懿，就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为你与你的儿子出死力呢?”

我认为，刘备的确于信任之中，带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仅托给诸葛亮一个人，同时也托给了李严。李严被刘备提升为尚书令兼都护军，镇守永安，“统内外军事”，分掉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大权。

刘禅在五月继位以后，改这一年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他对诸葛亮很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不久又叫他兼领益州牧，丞相的官职仍旧。一切大小的事务，都交给诸葛亮处理。

这时候，蜀汉对东吴的和解，尚未成熟，内部又有四个郡一齐叛乱。是哪四个郡呢?昆明与晋宁县一带的益州郡；云南省保山一带的永昌郡；西康与四川西南的越隽郡；贵州安顺一带的牂牁【zang，ke】郡。

叛乱的首领，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闿。他把本郡的太守张裔捉住了，押解到东吴去，向孙权讨好。

雍闿叫他的一个在永昌郡的姓孟名获的徒众，用造谣的方法煽动各地的边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谣言的內容是：“官家要你们缴纳三百条黑狗，必须胸部及其以上完全乌黑。官家又要你们搜集‘螨脑’(玛瑙?)，不能少于三斗。第三项的征收之物,是‘断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于三丈。”这“断木”是当地的土产，却没有长过两丈的。于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觉到缴不出这三项贡品，一定要被处罚，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许可以侥幸获胜。

诸葛亮处在这内忧外患之中,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他先把对东吴的外交办好。到了建兴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乱的四郡。他自己带了得力的部队，渡过泸水,把雍闿等人及其徒众打平，杀掉雍闿与越隽郡的夷王高定。孟获被诸葛亮捉了又被诸葛亮放走，最后终于又被捉住，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诚，不肯再走。《汉晋春秋》把孟获屡次战败而终于投诚的经过，扩充为十分热闹的“七纵七擒”的故事。

诸葛亮对孟获尽力安抚，同时也指点他、教导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传说，孟获其后在蜀汉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队，长于爬山，被诸葛亮编成了一支特技队伍，称为“飞军”。

南方的四个郡完全恢复了秩序以后，有人建议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亮不予接受。请葛亮说，“留兵太多，就妨碍北伐的大计；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应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对本地人诚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后，“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乱过。

他本人在建兴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来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称为建宁郡。益州本是一个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个郡，益州之内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紧，也显出了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确是一位大才。

建兴四年，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而在实际上用全力作大举北伐的准备。他一共准备了十万人的军粮、军服与刀矛、盾牌、弓箭、箭头。在这一年，他也命令了驻防永安城的李严，移驻江州(重庆)，叫李严在江州建筑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将领陈到，担任防守)。

建兴五年，北伐开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开往汉中，出发之时，他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表，不仅感动了“后主”刘禅，而且也感动了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很多的人，使得他们也成为忠臣义士。他劝后主亲君子、远小人，赏有功、罚有罪；尤其要把宮内的人员与丞相府中的人员一视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赏罚上有所异同。他保证宫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费祎、董允，与专管军政的一位将军向宠，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长生张裔与参军蒋琬，也是“忠良死节”之臣，建议后主对他们加以完全信任。他语重心长，不胜依依。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颇有计划的行动。他不仅策动了西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吏民，一致对他响应；而且在东边约好了已经降附了魏方的孟达，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为一个郡，实际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所合并。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达是扶风(郡)人，曾经在刘璋下面做官。奉刘璋之命，带了两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带领的两千兵，到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公安城，迎接刘备。刘备叫他留在荆州，当宜都郡太守，把他的两千兵与法正的两千兵，都拨给他指挥(法正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替刘备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刘备调他为房陵太守，拜为“副军将军”。

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叫孟达派兵来助攻。孟达借口山地的防守与安抚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实上抗命，以致关羽终于失败。

刘备很生孟达的气，孟达又和刘备的养子刘封处得不好。刘备下令，夺去孟达的“鼓吹”(军乐队)，不让孟达享受当将军的荣典。孟达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有礼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为建武将军，封他为平阳亭侯，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郡太守。

孟达在曹丕下面虽然相当得意，却免不了內疚于心。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对他那样好；而且驻节在南阳郡宛县的司马懿又显然对他很不放心。这时候刘备已死，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以及同受托孤之任的李严，常常写信给他，畅叙旧情，好像是他并未曾投降了敌方。

李严在一封写给孟达的信里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爱深贵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在他给孟达的信里，谈到李严，大加赞赏：“部分如刘，趣舍罔滞，正方性也。”孔明是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严的字。李严所写的是：我和孔明的责任太大，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来陪陪我们。请葛亮所写的是，李严有办理行政的天才，他处理公文，随到随办，很像川流不息，从来没有过积压公文的事。换句话说：倘若又有你来，像他这样的协助我，该有多好!

孟达终于抵挡不了诸葛亮与李严的“策反”，在暗中答应了叛魏归汉。

后主建兴五年(魂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竖起了反旗。他预料司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样，最快要在一个月以后(亦即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时)，才能率领大军来讨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魏方的情报员需要走好几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从新城传到南阳郡宛县；司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这项消息派人从宛县送到洛阳京城，又从洛阳京城把讨伐的诏书圣旨带回宛县，然后司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后，又得走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县房陵(今天的湖北房县)。

孟达做梦也不曾想到司马懿有不必向洛阳请示，先干了再说的权力；更不曾料到司马懿早就断定了他孟达迟早会反，于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动。所以他宣布造反刚刚才有八天，司马懿已经率兵来到了房陵城下。

孟达死守新城郡的首县房陵，在城外筑了一道木栅，木栅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马懿围攻了十六天，用船渡过了城外的水，毁掉护城的木栅，使得孟达自己的外甥邓贤与爱将李辅，都失掉了信心，自动开了城门，放进司马懿的兵。

孟达成了俘虏，头被割下，送到洛阳，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诸葛亮和孙权都已经派了军队来支援。这些军队分别抵达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桥与木兰塞；却都被司马懿的兵挡住。也许，孟达对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应该等待汉、吴两方的援兵来到了以后才动作。或是，等待诸葛亮于次年(建兴六年)春天在祁山大举，声势浩大之时，然后再动。

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把十万大军移到汉中，于建兴六年春天声东击西，以一部兵力交给赵云与邓芝守住陕西宝鸡东南四十里的箕谷，自己率领主力攻打(甘肃西和县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边的军事重镇，正如它在东边的“合肥新城”。位于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间的另一重镇是襄阳。

诸葛亮的部队，据陈寿说，是“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仅魏方的祁山守将张郃感觉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认为必须自己御驾亲征，从洛阳来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一时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后面的南安郡、天水郡与安定郡，这三郡的官吏与老百姓都一致响应了请葛亮的北伐军，反魏归汉，换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县，叫做“豲【huan，豪猪】道”，在今天甘肃陇西县的东北。天水郡的首县叫做冀县，在甘肃伏羌县之南。安定郡的首县，叫做临泾。在甘肃镇原县的南边五十华里。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两次祁山；演义过甚其辞，说他“六出祁山)。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诸葛亮本可以获得全胜；可惜，前锋的司令官马谡，在(今天秦安县东北的)街亭镇败在张郃之手。

马谡，战败的经过，依照《三国志．蜀书．王平传》，是这样的：马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以裨将军的身份，向他一连规劝了好几次，马谡固执己见，不肯采纳。结果，魏军来了，把马谡所指挥的部队一齐围困在山上。部队没有水喝．军心瓦解，小有挫败，便一哄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鸣鼓自持”。魏军以为马谡有埋伏，而不再恋战，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为基础，慢慢地招集了其他各单位的溃兵，整军而退。

诸葛亮这时候驻节在距离街亭不远的戎丘，接到马谡战败的消息，很担心魏军会倾巢而来追击，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华里)西县城内的人民一千多家，连同他们的粮食都一齐撤走，搬去汉中。

诸葛亮的这一项撤走西县人民与粮食的措施，拿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坚壁清野”。用古代的话来说，是“空城计”。

空城计，不能像演义与京剧所描写的那个以统帅本人的生命为赌注的儿戏行为：开了城门，坐在城楼之上弹琴，邀请对方的大将司马懿进城来共享羊羔美酒。

事实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对方的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诸葛亮一生谨慎，做不出这种只有扑克牌老手才敢于施演的bluffing。

京剧的题材，几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国演义》。《失街亭》与《空城计》是其中很受观众欢迎的两出。另一出是《斩马谡》，合起来，成为一套“三部曲”，叫做《失空斩》。

马谡究竟有没有被诸葛亮斩了呢？这个问题，在极大多数的京剧爱好者看来，是不必深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戏词儿好，唱得好，做工好，马谡在事实上是否为诸葛亮所斩，没有多大关系。推而广之，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多数成员，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视“细节”。反正马谡早就死了，至于他怎样死的，有什么关系呢？学历史的人，为了忠于所学，却不敢不认真，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时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学历史的人。

马谡有没有被斩，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个例子。陈寿自己，先后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

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以与第一种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了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不过，第三种说法也可以与第一第二两种相抵牾：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隐姓埋名，远走他方，不曾被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面，保存了马谡在“临终”之时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这一封马谡的遗书，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它不能证明马谡是被斩而死，还是因病而死。

进一步说，习凿齿倘若能把《襄阳记》里的“临终”两个字，换上“临刑”两个字，这问题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习凿齿在字里行间，似乎是说，马谡确是被斩的，不是病死的：“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马谡被斩的另一个旁证，是：诸葛亮确是杀了另外两个将军，一个姓张名休，一个姓李名盛。

尽管如此，这问題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陈寿要在《马良传》里，说马谡“下狱物故”呢？

我只有转请当代的几位三国专家，以及未来的后起之秀，用将来可能发现的新史料来结束这一桩公案了(我乘此机会，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谢意。胡先生博闻强记，谈笑风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马谡是否被斩或逃亡了的问题)。

街亭之战，暴露了马谡的无能，证明了马谡确如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它也给了裨将军工平以施展大将之才的机会，虽则是出身行伍，所认识的字不到十个，诸葛亮升他为“讨寇将军”，请后主封他为亭侯。诸葛亮与魏延死后，王平主持汉中的防务，官职晋升到“镇北大将军”。

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责任，由自己担当，向后主请求处分。这败仗虽则是马谡打的，然而重用马谡的是谁?是他自己。

后主接受诸葛亮的请求，将诸葛亮的官阶降了三级，改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但是，“所统如前”，所主管的各种事务，仍旧和以前一样。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诸葛亮降级不到一年，就由于在建兴七年攻取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而官复原职。

这攻取两个郡的一役，已经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兴六年春天祁山与箕谷之役，包括马谡街亭之败。第二次，是建兴六年魏军郝昭坚守陈仓之役)。

倘若诸葛亮不在建兴六年的冬天才发动陈仓之役，而提早几个月，在建兴六年的秋天，也许要好些。因为，孙权叫他的鄱阳郡太守周鲂骗曹休，向曹休诈降，诱他带兵来鄱阳迎接，进行得相当顺利。曹休在当时是魏方的扬州牧，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十万之兵来攻打吴国，作为周鲂的接应。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陆逊，吃了陆逊的一场大亏(孙权自己也带了大军，开到皖口，作为陆逊的“后劲’。皖口在安庆之西十五华里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倘若孙权与周鲂，能够延迟几个月骗曹休南下，对诸葛亮的陈仓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话说回来，一则是骗曹休的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方面选定日期的；二则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没有电报或长途电话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送信，最快的也依然不过是骑马而已。马怎么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国藩与部下通信，或对朝廷送报告，喜欢在文件或信封上写“八百里”三个字，算是命令驿递人员用最快的方式传递。事实上，驿递人员并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汉、吴双方，虽则每想同时采取攻势，而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于事发以后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

建兴七年，诸葛亮在春天便对武都郡与阴平郡动手。就时间上来说，那是紧接着陈仓之役的一番举动，帮他执行这“二郡之役”的，是将军陈式。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没有，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创设出这个雍州来，以便治理，同时防备“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

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统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氏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也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雍州刺史”郭淮，知道了陈式带兵前来，也就“点齐人马”，准备迎敌。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请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成县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个郡，也不是一个县，而只是一向用来作屯驻兵士的大堡垒。

郭淮不敢与诸葛亮较量，就退了兵，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这是请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

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诸葛亮传》不曾记载任何事迹。这是陈寿的疏忽之处，叫我们读《诸葛亮传》的人，以为诸葛亮在这一年大睡其觉，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阴平两个郡。

事实上，魏方采取了空前的大攻势：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个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诸葛亮也一直在对魏方的行动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静的等待，不曾轻举妄动)。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走斜谷。第二路，由张郃率领，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司马懿所驻扎的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

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一是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准；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著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延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延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战伐。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邦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请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部、郭淮、费曜【yao】。

发动攻势的，是诺葛亮，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之手)。司马懿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十分兴奋，便留下王平续攻祁山，自己带了主力，到上邽来向司马懿迎战。

司马懿慌忙留下费曜与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说是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迎头痛击。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走。

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与费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触，便把他们解决。解决了以后，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东边走，对司马懿的主力追击。

司马懿和他的兵，虽则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司马懿并不转过头来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在山上扎营。

这时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马懿军中作为“监军”的贾诩，实在看不过去，就忍不住，责备司马懿，说：“你怕蜀国的兵，像怕老虎一样。天下的人都会笑你，你怎么办？”

司马懿这才有点儿觉得难为情。同时，张郃等人也纷纷请求出战，与“蜀兵”一决雌雄。司马懿于是勉强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战。

五月辛巳日这一天，双方的主力死拚，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诸葛亮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別由魏延、高翔、吴班三个人境率，把魏军打得隔成几片，一一包围、歼灭。

恶战了整整一天后，司马懿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只剩下他本人与几位亲信落荒而走。诸葛亮所获得的战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角弩，与三千颗魏军军官的头。

双方参加作战的兵力，似乎均在五万人以上。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这一次，他留了两万人在汉中，交给李严坐镇，可能也分拨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几个其他的兵略要地。带到上郑来的，应该有六七万人，或是更多。

司马懿带了多少兵来，待考。总不会少过诸葛亮的部队。魏国的领土大，人民多，兵员与粮食都是一向不成什么问题的。诸葛亮竟然能于万分困难之中，能采取攻势的主动，而且打胜，真值得我们佩服。

上邽之役以后，双方有一个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触。汉方的汉中留守兼代拆代行丞相事务的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由于大雨阻塞了道路，军粮恐怕不能继续向前方运到，叫诸葛亮撤退。诸葛亮于是就在六月间撤退。司马懿派张郃追击，追到“木门”，遇到诸葛亮的伏兵，死于乱箭之下。

诸葛亮回到汉中以后，才知道虽然有过大雨，而军粮的运输并没有李严所说的那么严重。这一位李严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诸葛亮撤退，却在诸葛亮回师的消息到达汉中之时，故作惊讶之状，说“粮食很充足，丞相怎么撤退了呢?”李严随即(一)想杀掉军粮的督运官岑述，以推诿自己不热心运粮的责任；(二)报告后主，说诸葛亮并非真正撤退，面是“伪退”，以“诱贼与战”。李严这一着很阴险。这是把撤退的事说成诸葛亮主动，不是他李严主动。而且把“诱敌”未成的责任，也加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把李严前后写给自己的书信与公文，汇集起来，叫李严自己下一个结论，李严承认自己前后矛盾，甘愿受罚。诸葛亮上表给后主，把李严的本兼各职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严以平民的身份，从汉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严的儿子李丰，被诸葛亮从江州都督的职位上，调到丞相府，当“中郎将”军阶的参军。诸葛亮勉励李丰，说：“我和你的父亲，本是同心合力，为兴复汉室而共事的，我没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边发生变化。倘若你的父亲知过能改，回心转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推心从事’。那么，‘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你的父亲仍有可以替国家出力的机会)。”

从这一件处理李严犯罪的方式上，我们可以认识诸葛亮的为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后来，渚葛亮去世，李严在梓潼听到消息，非常伤感。他知道，请葛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宽恕他的过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绝了望，不久便发病而死。

《资治通鉴》在叙述他的这一段经过之时，称他为“李平”。这是因为他本来虽叫李严，其后自己改名为李平(《资治通鉴》也称大将王平为何平。那是因为，王平曾经一度做何家的养子；他曾经在张鲁降魏前后，也降了魏，那时候还是叫做何平。到了刘备拿下汉中之时，王平归附了刘备，复姓原来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复了姓，仍旧称他为何平。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根据的关于王平的资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写)。

诸葛亮的兵多(十万人左右)，每个月所需要的军粮自然也多，当时的汉中与四川虽则出产粮食，却很不容易运到秦岭之北。诸葛亮在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够获胜，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种神秘的，甚至是能够自动的运输工具。实际上，它也依然是要掌人力来推动，不过是由于构造得巧，可能外形像一条牛，或载重的能力像一条牛而已。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躬耕过(隆中在今天襄阳县之西)，那时候南阳可能已经有了我在民国初年所见到的一种叫做“土牛”的车子。也许，当时还不曾有“土牛”，是诸葛亮先发明了“木牛”，其后才慢慢地传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个可能与“木牛”有关系的东西，是今天成都一带都有的“鸡公车”。鸡公车，头小身大，像一只“鸡公”(公鸡)，它也是车轮小，与“土牛”相同，推起来十分省力。两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车轮在前，而车身是一块长方形斜板(前窄后宽)；鸡公车是小车轮在车身之中。车身也是前窄后宽(这两种车子都比江苏各地所能见到的大车子省力)。大车子是有一个很大的轮子在车的中央，直径几乎有三尺左右，推起来十分费力，虽则车轮的两旁每一边可以坐一个人或两个小孩，或载一头肥猪。

到了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进行第六决战役，武功之役之时，由于已经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马”。

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后，休养兵士三个年头，才在建兴十二年作最后一次的进攻，亦即“武功之役”。

这一次，诸葛亮所用的运粮工具，是一种快船，叫做“流马”，“流在水中的马”。船身长而且窄，因此减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诸葛亮在春天行动，带军队从斜谷的一条路出来，很顺利地到达今日郿县西南的汉朝武功县五丈原。司马懿驻扎在附近，对诸葛亮部队严密监视，却不敢走出壁垒来交锋。

就这样，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没有什么“行动”。传说：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装饰品给司马懿，司马懿气得想下令出击。魏明帝特别派了一位老臣辛毗，来营中制止司马懿，不许他与诸葛亮部队对阵厮杀。这个传说很没有根据。请葛亮不是一位肯用这种无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权司马懿作统帅，也绝不会特别派一个人来，不许这位统帅作战。事实是，诸葛亮确曾屡次向司马懿挑战，而司马懿始终忍耐，不肯应战，只是用“守”的方法，等侯诸葛亮粮尽退兵．请葛亮这一次却并没有“粮尽”的问题。他已经下了决心，对司马懿持久作战。他在五丈原一带实行“屯田”，叫兵士种田，生产粮食。

诸葛亮的部队纪律极好。他们夹在本地农民中间，相安无事。

可惜，他本人太劳苦了，“事必躬亲”，而肠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来越重，挨到八月间，便不幸去世。

诸葛亮死得太早，虚岁只有五十四岁。他不负刘备给他的知遇，实践了自己对刘备所许下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左右，杨仪、费祎二人，决定了把他去世的消息保守秘密，先把大军撤回汉中，然后才宣布这个消息。

杨仪是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职位相当于秘书长；费祎是“丞相司马”，地位相当于参谋长或参谋处长。

杨、费二人之所以要作如此的决定，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仗，而又怕魏延虽则会打，却未必能胜得了司马懿。除此以外，他们在感情上与魏延也颇有隔阂。就杨仪而论，那就不仅是隔阂，简直是“积不相能”、“势如水火”。杨仪甚至于不愿意魏延有机会主持作战而战胜，成为诸葛亮的继承人，作蜀汉的统帅与丞相。

费祎到魏延的营中，把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诉魏延，说诸葛亮留下遗嘱，叫大家撤退回汉中，并且叫魏延担任“断后”的任务。

魏延不赞成撤退。魏延说：“国家的大计方针，不可能因某一人的死亡而变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营的官吏送回汉中或四川。军队应该留驻在五丈原，屯田、作战。我本人相信有能力打司马懿。”

他质问费讳：“是谁派我替杨仪这种人断后？是丞相本人么？”

他随即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与分布军队的方案，说给费祎听，叫费祎回丞相行营，以丞相司马的身份，发布命令。费祎答应了他。

费祎回到行营以后，把魏延的吩咐丢在脑后，仍旧与杨仪合作，完全按照杨仪的意思办：大军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断后。

魏延不理费祎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杨仪与费祎造反。

杨仪与费祎也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魏延造反。

地位仅次于魏延的大将王平，站在杨仪与费祎的一边。于是，魏延失败，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军队，走到汉中，被一个姓马名岱的杀了。后主依照杨仪与费祎的请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谋反大逆之罪，不仅杀了魏延的妻子儿女，也屠灭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极其冤枉。他倘若真想谋反，为什么不带了他所指挥的先锋部队，去司马懿的营垒中投降？却反而只带了少数人，来到汉中?他分明是想经由汉中，回成都，向后主当面报告，陈述他自己的继续作战的主张。他不像是“烧绝栈道”，用武力阻挠过大军南下，如杨仪、费祎所说。

二七、诸葛亮的为人

在所有的三国人物之中，最能受到当代与后世的人崇敬的，是诸葛亮。孙权与蜀汉结盟，盟书中没有提到后主，也设有提到他孙权自己，却明明白白标出了“诸葛丞相”四个字。赞扬诸葛丞相“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被诸葛亮打得抬不起头来的司马懿，一生不曾在别人手中吃过败仗，应该是对诸葛亮“恨之入骨”了。这位司马懿却在蜀汉军队撤退以后，视察了一番诸葛亮的营垒布置，忍不住说出“天下奇才”四个字，表露了内心对诺葛亮的佩服。

诸葛亮不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刘备在临死的时候，一面对诸葛亮亲口说：“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写给后主与鲁王、梁王等几个儿子，说“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们应该以(诸葛)丞相为师”。字里行间，刘备向儿子们称许了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刘备左右的两员虎将，具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关羽、张飞，膂力与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龄上也比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关羽也念过《左氏春秋》之类的书，张飞写字也写得出够资格刻在石头上作为碑铭的雄浑的字；这两人虽然在刘备开始对诸葛亮礼遇之时，有点儿不以为然，过不了多久便完全了解诸葛亮确是刘备这条大鱼所需要的水。再到后来，刘备于拿下成都以后，提升诸葛亮为将军级的军师将军(不再是中郎将级的军师中郎将)，又赏赐给诸葛亮以相同于赏赐关、张二人的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关羽、张飞二人一点儿不觉得刘备做得过分，也丝毫不以变成了与诸葛亮于同等地位为耻。

而且，在关羽颇以与马超并列为耻之时(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只须诸葛亮一句安慰的话，便笑逐颜开。诸葛亮写信给关羽，说：“马超是一时之杰，英布、彭越之流，可以与张飞比一比，哪里赶得上你‘胡子’的‘绝伦逸群’呢?”诸葛亮和关羽的交情，可见已经够得上称关羽为“胡子”了(笔者曾经侥幸以后辈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赏识，却从来不敢在于先生面前说出“胡子”这两个字。虽则于先生正如关羽一样，颇以自己的美髯为乐。于先生的胡子之美，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人)。

张飞与诸葛亮也极好，从偕同入川打刘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证明。倘若不是张飞、赵云、诸葛亮三个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么会席卷川北与川南呢?

赵云的资格也比诸葛亮老得多，他在刘备死后随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兴七年一一或建兴六年年底一一便去世了)。

黄忠去世得更早。在定军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将另一位是马超。诸葛亮不是故意把马超搁在一边，而是想重用马超也无法办到。马超在刘备的章武二年已经去世了!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明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一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请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他对得起刘备，人人皆知。他对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证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达之时，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进了四川，见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给诸葛亮建筑一个庙。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认为这不合于“礼秩”，不许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纷纷在路旁设祭，一面再度向后主直接要求，至少为诸葛亮立一个庙，立在成都。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许。

有两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郎向充，实在看不过去，就鼓起勇气，向后主上了一个表，说：汉朝自从开始以来，功臣立庙的颇有前例。诸葛亮“德范遐迩，勖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不应该让他“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习隆与向充，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不在成都立庙，而在沔阳(汉中的沔水之阳)诸葛亮坟墓的附近立一个庙。这一个办法，总算被后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这些官僚与后主本人，在当时做梦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庙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刘备，不是后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记的官僚，而是我们所佩服的诸葛亮。

这个庙，我去瞻礼过。老百姓称它为“武侯祠”。我到达以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武侯祠”大门之上有一块匾，匾上的三个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庙”(刘备的庙，刘备死后谥为“昭烈皇帝”)。

原来，将近两千年来的刘备的庙，不被老百姓称为刘备的庙，而成了家喻户晓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时候，昭烈庙就已经变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诗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诸葛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认为这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诗里，把诸葛亮比成伊尹、吕尚，与萧何、曹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自己在青年时代，不过是自比于管仲、乐毅而已)。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资”的人物。陈寿却只肯推许他的“理民之干”，不甚钦佩他的“将略”。他是否真的不会打仗呢？是司马懿打胜了他，还是他打胜了司马懿?陈寿的批评，有很多人认为是曲笔(陈寿在晋朝做官，而晋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马懿。陈寿可能惧怕惹祸，而不敢太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不过，陈寿也未尝不替诸葛亮说公道话。陈寿以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实在是因为：(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司马懿)。(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传说，司马懿有兵三十万，而诸葛亮仅有十万。究竟是各有多少，难考；魏方在陕西、甘肃的兵，多于诸葛亮在汉中的兵，却是很显然的)；魏方以数量较多的兵取守势，诸葛亮以数量较少的兵取攻势，当然是诸葛亮的处境较苦了。(三)萧何有韩信可以推荐，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荐。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韩信与王子城父的名将，因此而“未能有克”。

诸葛亮所能指挥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吴懿、吴班，与年轻的姜维。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难以和韩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获得诸葛亮准许，以一万人经子午谷直趋长安，与诸葛亮会师潼关，说不定能够袭取洛阳，立下不世之勋，功名超过韩信。然而这是厉史上的若干所谓if’s(假定)之一，谁也不能预言结果一定会怎么样。

诸葛亮应该不应该接受魏延的建议?这也是一个所谓idle question(浪费时间的问题)。

魏延的建议，诸葛亮有权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当时是诸葛亮，也有权利接受或不接受。这是各人的战略构想的问题。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赌博性质。胜负之数，所系的因子太多。兵多、将广、粮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说，败了卷土重来；正如赌本雄厚的赌徒，可以千金一掷，输了面不改色。反过来说，兵比魏方少，将没有魏方多，粮食更是成问题的诸葛亮的一方，实在是虽则明知有胜利可能，而仍旧不宜于轻易冒险的。

何以说魏延的“子午谷计划”是冒险呢?因为，长安是一个大城，坚城，魏延带去五千名作战之兵与五千名背粮之兵，未必能够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难免敌人不从洛阳及各地来援，对魏延部队来一个反包围。

长安的守将夏侯懋，是魏国的驸马，是纨袴子弟，是一个“不知兵”的人。诚然，谁能断定，在夏侯懋的左右与麾下，没有一两位知兵的、能征惯战的将领呢?我这些话，也并非“定论”。倘若魏延被诸葛亮准许带一万人经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举而攻下长安，与请葛亮会师潼关，也不是全无可能的。

话说回来，问题在于诸葛亮本钱少，而冒不起这个险。

另一种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批评，是说他打来打去，不敢直接向长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阳打，而故意“舍近求远”，打到了甘肃去。最后的一次也只是在长安西边相当远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说这种话的人，也是忽视了诸葛亮的实力与魏方的实力不成对比。诸葛亮只能够“舍近求远”，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阴平等郡(他在建兴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获得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人民的响应。他在建兴七年，又叫陈式攻下了武都与阴平)。

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汉的防守线做巩固了再说(阴平的重要性，从其后邓艾经由阴平而偷袭江油城的一点上，获得证明)。诸葛亮把远在今日甘肃的几个郡先拿下来，是为了慢慢地扩充实力，同时解除了后顾主忧。

自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人在事功上与道德上，及得上诸葛亮的很少，而批评诸葛亮的人极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难，批评别人极容易)。最常见的批评，是说诸葛亮忽略了分层负责与培养人材，以至于不得不事必躬亲，与身后无人继承他的事业。

这两点批评，我想，倘若诸葛亮自己听到了，也会承认批评得对。他的确是不该“亲校簿书”，不该亲自复判处罚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确也忽略了办一个军官学校，以造就堪比于姜维，或能力超过姜维的将才。

诸葛亮除了虚心接受类此的批评以外，可能要加上一两句诉苦的话。他倘若不“亲校簿书”，则簿书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错误，大到关系前方将士的生命。至于复判刑事法案件，也不过是略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于办军官学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养人才。他也知道这工作很紧要，只恨有心无力，抽不出时间来做(他把能省下的一点工夫，都用在教导姜维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批评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专找出他们的缺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责备贤者，是可以的，倘若我们志在做一个比他们更贤的人。否则，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无出息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鸣得意。“无诸己而先求诸人”，不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我个人佩服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几次胜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绩，如“野无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够意思。

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他对得起刘备，也对得起李严。对于也反对过他的廖立与彭羕，他也是十分对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刘备自称荆州牧之时，做了“从事”，升为长沙郡太守；转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刘备自称汉中王，他做了“侍中”。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一切，把廖立调任为“长水校尉”。廖立很不高兴，就在言语之中对刘备、关羽、丞相长史向朗、文恭、后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评得很厉害。蒋琬与李郃，把他的话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上表给后主，说廖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好比乱群之羊，建议把他削职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县、茂县一带)。

诸葛亮成全他，不请后主治廖立以死罪，而从轻发落，仅仅免去他的官职，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这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颇知好歹，心里对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终有一天仍被诸葛亮重用或准许回成都的希望。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说：“我永远也不能回到华夏的文明之乡，而要老死在这个不毛之地。与‘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过了若干年，姜维有一次行军，经过汶山，特地去拜访了廖立一次。姜维在事后告诉人说，廖立亲自率领妻子儿女耕田，身体很好，“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廖立也确是一位“可人儿”，老脾气没有改。所好，汶山较为偏僻，又没有蒋琬之辈在旁边搜集小报告的资料，他尽管在不毛之地对边疆同胞用汉语大发牢骚，也不会再发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诸葛亮治罪，而心中并不怨恨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广汉郡的一个书佐，地位极低，因庞统、法正的推荐而获得刘备破格录用，当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从事”(与今日的总务处处长或秘书处处长相类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诸葛亮向刘备建议，把他外调为江阳郡的太守(江阳郡的首县，在今日的泸州)。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气愤得很，竟然图谋不轨，想唆使马超与他一起造反。他向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宅也。”马超被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事后，不敢不告发他。他立刻被官厅逮捕下狱，判了死刑。死前，他写信给诸葛亮，承认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说诸葛亮是“当世伊吕”，希望诸葛亮好好地辅佐刘备，共成大事。他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只求诸葛亮了解他的“本心”并非“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只不过一时酒醉，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而已。

诸葛亮不曾因为彭羕写了这么一封悔过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军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毁谤之罪，或李严谎报军粮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于诸葛亮的坚决主张。这个人就是刘封。刘封原是(湖南省湘阴县东北的)罗国封君(罗侯)的儿子，姓寇，母亲姓刘。刘备在徐州丢了妻子儿女；到了荆州，就收养了这位寇封，叫他改姓刘，成为刘封。那时候，刘封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长成了以后，竟然膂力过人，而且学得了一身武艺，随同张飞、赵云等人进益州，很立了一点功劳，被刘备任命为“副军中郎将”。其后，刘备叫他带兵由汉中，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会同孟达，夹攻刘璋的太守申耽，给了他以节制孟达部队的全权。申耽投降以后，刘备升他为“副军将军”，驻扎在(陕西省安康县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襄阳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刘封与孟达出兵相助；这两个人竟然借口“山郡未附”，说是抽不出兵来。后来，关羽因吕蒙偷袭江陵后方而失败，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虏，被斩。刘备因此而十分痛恨刘封。

不久以后，孟达降了魏方，刘封不接受孟达的劝诱。西城郡的太守申仪，也降了魏方，击破刘封的部队。刘封只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称为魏兴郡，仍叫申仪做太守，驻扎洵口，洵口在洵阳县)。

刘封到达了成都以后，诸葛亮向刘备说，此人不可不除。据陈寿在《刘封传》中所写，似乎诸葛亮是为了防免刘备百岁归天以后的后患，而不是为了治刘封不救关羽之罪。所谓后患，指的是：刘封生性“刚猛”，又比阿斗刘禅年长(大了几岁。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来的；他的母亲是刘备的姨太太甘夫人)。虽则刘禅已被立为太子，难保刘封不与刘禅争夺继承之权。

陈寿所记的，是不是事实?倘若诸葛亮是基于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刘封于死地，这是不足以服当世之人与后世之人的。刘封还不曾有过一丝一毫想争继承之权的言论或行动。大胆假定某人将来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杀了这个人以防免他将来犯罪，这是最不讲道理、最野蛮而残忍的事。我不知道请葛亮曾否做出这种事；我希望陈寿写错。倘若陈寿没有写错，那我就不得不改变我对诸葛亮的钦佩了。

也许，刘封之所以被赐死，只是因为他不救关羽，又先后与孟达及申仪处得不好，使得刘备失了荆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与西城郡。倘若诸葛亮真是为了“防患未然”而冤杀了刘封，那他就未免太对不起刘封了。以我所知，除了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诸葛亮并不曾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为人忠厚。一个人是否忠厚，从他对家中的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黄氏夫人很好，且无论黄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对养子诸葛乔与亲生子诸葛瞻，一视同仁，很细心地教育他们。诸葛乔是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于诸葛亮还没有亲生的儿子以前，过继了给他。其后，诸葛瞻出世。渚葛亮仍旧以诸葛乔为嫡子、武乡侯爵位的继承人。这便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诸葛瑾与诸葛乔之处。他不肯更改诸葛乔这个“养子”的继承人地位，怎么会像陈寿所写，使出杀人辣手去干掉刘备的养子刘封呢？

诸葛乔于诸葛亮北伐之时，随军到汉中，被指定带了五六百兵，帮助转运军粮，与其他达官贵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诸葛乔在建兴六年病故，年纪只有二十五岁，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诸葛攀。诸葛攀其后做了“行护军、翊军将军”。诸葛攀于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在东吴倒楣，遭受灭族之祸以后，转回东吴，做了“诸葛瑾之后”，延续诸葛瑾的“香火”，作为祭祀诸葛瑾的人(武乡侯的爵位，已经改由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继承)。

诸葛瞻继承武乡侯的爵位时才两岁。十五个年头以后，诸葛瞻娶了后主的女儿，成为驸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将”，其后历升至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共)平尚书事(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见到诸葛瞻的成长与成就。诸葛亮去世之时，诸葛瞻的年纪尚幼)。诸葛瞻于三十七岁的时候，和自己的长于诸葛尚一起在绵竹对邓艾的军队作战，壮烈牺牲。

诸葛瞻的小儿子诸葛京，因为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参加作战，幸免于难。这是天佑吉人，使得渚葛亮不致绝后。诸葛京其后长大成人，在晋朝做了郡县的县令，调升东宫舍人，最后做到了广州刺史。

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经说过，于诸葛恪灭族之后，因诸葛攀由益州回了东吴，也免于绝后。

诸葛瑾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诸葛均，跟随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他们的父亲是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诸葛珪早死，他们跟随叔父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后到荆州南阳郡。

诸葛玄在豫章郡为太守，时间很短。他是袁术所派的人；汉朝在长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个朱皓来(朱皓其后死在笮融之手；笮融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刘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华歆为太守。孙策带兵打来，华歆投降，随孙策回江东，当孙策的上宾；过了相当时期以后，华歆去了许县，转入曹操的门下)。

话说回来，诸葛玄在荆州南阳郡邓县，把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小姊”养大成人，把这位小姊嫁给了襄阳县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当时的邓县县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阳县之北)。

请葛瑾于孙权在江东继承了孙策以后，拜别叔父诸葛玄，奉了继母(诸葛珪的后妻)，离开邓县，转往江东，经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作了孙权的部下。从此，诸葛瑾一辈子忠心于孙权，不存“跳槽”、换老板的念头。

诸葛亮与诸葛均，由于命运的安排，先后作了刘备的部下，与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们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改变，依然是休戚相关的同胞。同时，他们也绝不因为是同胞兄弟，而试图互相勾引，使对方不忠于其主。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们做到了。

晋武帝司马炎，叫陈寿编订诸葛亮的文集。编成之后，陈寿呈献给晋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陈寿在这一篇“表”里，畅论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强调了他死后粱、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对他怀念，“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离诸葛亮去世的一年(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已经有了四十个年头。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诸葛亮不仅被怀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经被怀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们的今天；不仅被梁、益两州的人民怀念，也被全中国的人怀念(东汉与蜀汉只设益州，没有梁州。梁州是魏国朝廷，把汉中即陕南等地，从益州分出来设置的)。

陈寿在“表”里说，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他不仅荣膺刘备的三顾，也深受孙权的“敬重”。到了刘备死后，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军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办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

这几句“论定”诸葛亮的治绩的话，是当时一般人的“公论”。陈寿并未“过甚其辞”。事实上，出于陈寿之口，更为客观。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参军，于马谡战败以后连带地被诸葛亮处罚。陈寿本人，也曾经为了某一件事，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处罚过。

后代的史论家，却颇有批评陈寿不够客观，责备陈寿，说陈寿为了“私怨”而在“表”里写了下列几句话：“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陈寿的批评是否恰当，为另一问题。他确是并设有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评：他不曾为了父亲的被罚，而说同时被治罪的马谡好；也不曾为了自己被罚，而说诸葛瞻不好。陈寿不曾否认诸葛亮有“治戎”之长，所批评的只是诸葛亮短于“奇谋”、“将略”。

陈寿而且找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诸葛亮何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第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第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魏方的兵多，蜀汉的兵少，彼此相差太远，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个州，一个部。蜀汉只有一个州。司马懿的兵力，号称有三十万，事实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诸葛亮的十万应该是多到一倍以上)。诸葛亮采取攻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攻难守易。第三，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与萧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萧何找得到韩信；诸葛亮在他的同时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这样的人作为助手，因此就在功业上不能有管仲、萧何的成就。

陈寿的解释，是既公平而又没有火气的。倘若他仅仅指出这三项诸葛亮未能在军事上达到“龙骧虎视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么“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按语，后世大多数的崇拜诸葛亮的人，就不会责备陈寿对“私怨”未能忘怀。因为，既然是对手方“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那样的人作为助手，诸葛亮即使有“奇谋”，也不敢轻试，即使长于“将略”，也难以实施。怎么就可以因他之“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而说他“短于奇谋与缺乏将略”呢?

打仗时事，胜败不系于一方，而系于双方，单就某一方而论，统帅有将略与奇谋，未必就能够每战必胜；所需要的别的条件，还多得很。陈寿犯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毛病。况且，诸葛亮并不曾败。他虽则没有来得及拿下长安，却也达成了“以攻为守”的任务，使得蜀汉先后免于被张郃、司马懿占领，以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存。

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与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攻势防御”的战术，不谋而合。他的“将略”，非同时的若干“人杰”可比。陈寿本人，对军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诸葛亮的将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话，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这一位袁子，生存于诸葛亮死后仅有数十年之时，所听到的“口碑”很多；所说的极可能是事实。

一个带兵的人，能够“止如山”，这已经是了不起了。岳飞也做到了这一点。岳飞使得金兵感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诸葛亮不仅能叫他的部队“止如山”，又能叫他们“进退如风”。这还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领实行了闪电战，所用的是飞机、卡车、大炮、坦克。诸葛亮到了第五次与第六次对魏战役，才分别有了木牛与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为省力而已，他在头四次的战役中，连木牛沈马都没有。他竟然能够把部队运动得“进退如风”!他不是第一流的将才是什么?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木牛流马描写成自动的、不用人力或兽力的运输工具，使得许多入以为这是神话、造谣，根本不曾有过那么一回事。其实，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的确确是发明了的。虽则并非自动的运输工具，而只不过是略省人力的运输工具。

诸葛亮也设计了“八阵图”。可惜，这“八阵图”又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成妖气弥漫，以石头代替兵马的迷魂阵，神奇得叫读者难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时，便是不相信有过这八阵图的一人，后来我读唐诗，读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二十个字，才修正我的怀疑。我想，像杜甫那样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道听途说”作为歌咏的对象吧？又过了若干年，我读的书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诸葛亮确是设计了“八阵图”。不过，杜甫以为刘备在攻打东吴之时，用过这“八阵图”，却有点“未加深考”。

“八阵图”究竟是什么呢?是八个阵势的图，而不是一种兼有所谓生门、死门等等八个门的阵。这一张图，本是一种用以教导高级将领的教材或“教范”，指示了他们以八种基本阵势，与如何于敌军来攻之时，变化这些阵势。

在诸葛亮的时候，两军相遇，不像今天我们之双方猛掘壕沟，蹲在里面，互相密切注意。他们所做的，是赶紧安营扎寨。倘若双方的距离十分相近，他们就立刻“射住阵脚”，不让敌人来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万的兵，不可能挤住在一个营寨之內。一个营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挤在一个帐篷之内。所以，双方的营寨都很多。而每一个营寨之内的帐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营寨布置在地势优越的地方，保有水源与后方交通线，而且构成“箭网”，能够于被攻之时互相援救，攻人之时迅速集中，分途前进一一这便是一个在当时身为将帅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实务”才能。

到了出击或应战之时，双方于集中以后“摆开阵势”。最简单的是所谓“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的长处，并非如“外行人”所说，能够“首尾相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首尾相距很远，实际上不仅不能首尾相应，而且最容易被敌人切成首尾两段，或若干段。这一字长蛇阵的长处，是便于包抄敌人的两翼或两翼之中的一个翼，绕到敌人后方。西洋的军事学家，称这种动作为out flank，中文译成“延伸两翼”。

在西洋的历史中，希腊人有所谓“方阵”，罗马人有所谓“分段阵”。我们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鱼鳞阵”。鱼鳞阵可说是“复式”的分段阵，以次一排的分段单位，填补前排的空隙。

诸葛亮的“八阵”，是哪八阵?我个人研究得不够。八阵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窥见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兴势，在今天陕西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王平于后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挡曹爽，派护军刘敏与参军杜祺，带兵守住兴势，自己以主力留在洋县之东八十华里的黄金谷，作为呼应。

诸葛亮曾经在汉中郡首县南郑县的外围，新造了汉城与乐城两个城，用意也是为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他当然不至于用石头代替兵马。杜甫所见到的石头，可能是刘备营垒所遗留下的残迹。造营垒的壁，是必须用石头作为基础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营垒，也留下了石头基础甚至墙壁。这些石头与墙壁，后来被司马懿看到，司马懿很赞赏，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诸葛亮的才具，确是“兼资文武”。中国汉唐及其以前的读书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礼乐，同时也教学生练习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门下的一位很会打仗的人。中国在宋朝以后，才出现了“文人不知兵”的现象。到了曾国藩操练湘军，这种怪现象才被逐渐改变。可惜，从袁世凯创办新军以后，又有一些所谓“军人”，自以为读过了步兵操典之类，便成了专家，把所谓“文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其实，步兵操典之类，文人也颇有读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孙中山先生不曾进过职业性的军事学校，对军事理论却颇有很精到的见解。在革命元勋之中，黄兴、陈其美、于右任，都不曾进过军事学校，而他们都以副元帅、都督，或总司令的身份带过兵，打过相当成功的仗。

诸葛亮的成就，超过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愿望，他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管仲在功业上不过是扶助了齐桓公成为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归”之玷。乐毅替燕国向齐国报仇，一举而打下了七十几个城镇，然而结果却受了奸人的谗毁，丢了官职，功败垂成。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做到管仲的领导群伦，或乐毅的势如破竹，却在事实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诸葛亮并且使得全中国的人心不为那不顾道义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于以区区益州一个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为上做出一个好榜样，使得当代与后世的人不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与打仗技术，而且更崇敬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臣”，他是一个“宗臣”，值得推为模范受人宗仰的贤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杜甫接着说：“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两句相当费解。一种解法是，三分割据的工作，太委屈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凤一羽”，具备五德，它升入云霄，经过千古万古，才被人们见到一次。另一种解释是：三分割据的功业，在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过是犹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觉得第一种的解释较为说得通。

杜甫这一首“七律”的后四句是：“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在这四句里面，只有一个“失”字成为问题。它不仅费解，而且不可解。倘若这“失”字是“轶”字的讹写，我们就很容易懂了。杜甫的结论是：诸葛亮不是不知道汉朝的天下难以恢复，然而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所以不惜以烦劳的军务，磨折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

我个人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诺葛亮似乎没有以操劳作为他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并不想自杀。他只是抱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态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奋斗到底。

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

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

二八、蒋琬

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经秘密上表给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依照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讯到达成都之时，任命蒋琬为“尚书令”，这时候蒋琬已经是“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抚军将军，是一种“加官”，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

诸葛亮生前是这样的一位“真宰相”。他从刘备称帝之时开始，就当了“丞相、录尚书事”。倘若他仅仅官居丞相，而没有兼了这“录尚书事”四个字的头衔；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实权，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丞相”而已。

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封他为安阳事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蒋琬于过渡期间所做的“行都护”的官，也很不小。所谓“都护”，是“什么部队都能管”。我们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过的“西域都护”，那就比较小，因为宫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于在西域的部队。周瑜在东吴做过“中都护”，那就很大。因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汉朝的所谓“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时候指的是“宫中”)。

蒋琬所一度担任的“都护”，官名上边有一个“行”字。这行字是“代理”或“试用”，意思是说这个人资格稍嫌不够，姑且让他先试试，做得好再“实授”。

“假节”的“假”字，不是伪造的假，而是暂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节”(权杖)暂借给他，于必要时代天子发号施令。

节制军队，任免大官(汉朝有过这“假节”的权力的人不多。诸葛亮有过。另外，魏、吴将“假节”改成了“使持节”；其后“都护”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几州的军事，甚至“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所保留的实权，越来越小)。

蒋琬又“领”了“益州刺史”。这领字倒不是“代理”、“试用”，或“暂借”，而是“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然而这益州刺史官职虽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们的二千石)，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颇有实权的据点。因为，蜀汉所有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益州”；而蒋琬虽则又因为“资格不够”而不能像诸葛亮当年“领益州牧”，在名义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实上却与东汉中叶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够控制各郡太守与主管各郡财源与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于建兴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的实权就与当年诸葛亮做“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义上不是丞相而已(诸葛亮却也没有做“大将军”，也没有做过“都护”。都护的位置，刘备绐了李严。李严在建兴九年因罪被废，后主没有把都护的位置另给别人)。

蒋琬是曾国藩的同乡，湖南湘乡人。湘乡在汉朝也是一个县，县城就在今日的县城所在，属于荆州武陵郡。蒋琬于刘备在荆州抵抗曹操，只不过是刘表下面荆州“州政府”的一个“书佐”，地位很低。他不愿留在刘琮那里，随刘琮投降曹操，却选择了刘备。跟随刘备到了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广都县的县长(广都在成都之西三十华里)。

蒋琬在广都当县长的时候，作风与庞统在耒【lei】阳当县令的时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务搁在一边，所喜欢做的只是喝酒与睡大觉。刘备以益州牧的身份来巡查、见到他如此地不尽县长之责，勃然大怒，不仅免了他的县长之职，还把他扣留，关在牢里，说不定想要他的命。

诸葛亮听到消息，赶快抢救。以前，庞统被免了耒阳县“代理县令”之职，只是暂时失业而已，并无生命危险。而且，不久鲁肃便写了信给当时驻屯公安的刘备，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应该当一个州的治中、别驾(总务厅厅长或副州长)”。现在，蒋琬这样一个名气不大的人，是不会有大人物如鲁肃写信来撑腰的(而且鲁肃已死，即使不曾死，也并不认识蒋琬)。

诸葛亮走到刘备面前，替蒋琬说人情。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这个理由，请刘备对蒋琬原谅。

鲁肃说庞统应该当“治中、别驾之任”；诸葛亮却更进一步，说蒋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托全国之事的大才。

刘备却也并不立刻就把这位醉汉重用，让他坐冷板凳坐了一两年，才给他一个什邡县的县令。

蒋琬挨到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做汉中王，才勉强被召入王府，当一名“尚书郎”。尚书郎是年轻人干的。这时候蒋琬年纪已不太小。

蒋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该在广都县县长任上大喝其酒，给了刘备以极恶劣的印象。

刘备当了皇帝，诸葛亮做了丞相，蒋琬这才有了相当好的转机。被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区区一个尚书郎一跃而为丞相府的“东曹掾”(勉强可以称为人事处处长)，蒋琬倒也在修养上大有进步，居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请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与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选择一位：刘邕、阴化、庞延。

廖化在当时名叫廖淳，其后改名为化。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每每以为廖化是一个年轻的三等角色。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其实，廖化年纪大，有相当能力，并不“窝囊”。他是襄阳县人，当过关羽的主簿(秘书长)；于关羽兵败之时流落在东吴官吏之手。他用装死的方法逃出东吴官吏的掌握，陪了母亲向西边走，在秭归县遇到来伐东吴的刘备。其后先后做了宜都郡太守、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广武驻军的督(当时称为“督广武”)，最后升到“右车骑将军”，遥领并州刺史，封为中乡侯。他为人富于决断，作战很勇敢：“以果烈称”。

诸葛亮回给了蒋琬一封“教”，安慰他，说这东曹掾的职务，必须有你这样肯“背亲舍德”的人(不私于亲戚与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为，东曹掾有保举“茂才”的权力。

诸葛亮又在他的“教”里面说：“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当时称为“教”。诸葛亮的意思是说：蒋琬，你也不必再谦辞了。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实”，不能摆脱心里的情感，又不能保守办事的秘密。而且，保举出来的人，每每叫远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举出那样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东曹掾之职。你应该把保举人才的事，做得像样，使得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这个东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贵的。

诸葛亮的文笔，除了《出师表》那一篇写得十分流畅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难解著名。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说的话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觉创出了一种过于简练，而失之于有一点儿堆砌的文体。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读者嫌我噜苏，甘冒画蛇添足的批评，反复解释他老人家的若干节语重心长的话。

与陈寿很多同时的人，也感觉到诸葛亮的“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陈寿替诸葛亮解释，说《尚书》之中周公的几篇训诰，也很繁琐。“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蒋琬做了丞相府的东曹掾，表现得很不错，不负诸葛亮的知遇。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祎、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那时候，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蒋琬已经由东曹掾改任“参军”。郭攸之是后主在宮内的“侍中”，费祎是“尚书郎”，张裔是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

诸葛亮率领十万兵北驻汉中，叫张裔与蒋琬留在成都，“统留府事”(统管丞相留在后方的办事处的事务)。张裔与蒋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个字：使得后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诸葛亮所带的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征兵。每次“瓜代”，有两万兵退役下来，另有两万新兵从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汉中。这种工作，是张裔与蒋琬的任务之一)。

张裔是成都人，书念得多，经验也丰富。他在刘璋下面做过鱼复县的县长；在刘备下面被任命为益州郡(云南昆明一带)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闿的俘虏，被雍闿送往东吴，献给孙权。他在中途脱逃，躲躲藏藏。到了刘、孙在章武三年言归于好，他才被诸葛亮叫邓芝向孙权要了回来，留在身边做丞相府参军兼益州牧衙门里的“治中从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去汉中，把他留了下来。升他为丞相府长史，官拜“射声校尉”，以射声校尉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偕同蒋琬办理“留府”(留守办事处)的事。

张裔在章武三年已经有了五十八岁；到了建兴八年，他虚岁有了六十六，病故。蒋琬被升任为丞相府长史，也加了一个官：抚军将军，以抚军将军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

当时，请葛亮的“丞相长史”有两个，一个随侍在他身边，是杨仪；一个留在成都，称为“留府长史”，先是张裔，后为蒋琬。

蒋琬做了留府长吏，在工作上与诸葛亮的接触比以前多。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不减当年，而且尤有过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长官的识拔，过了不久，便由于成绩不佳而灰了长官的心。蒋琬和这些人相反)。

诸葛亮常常对别人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公琰是蒋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费解，这是“诸葛体”的用字法。其实，改用一个“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这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到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说过，诸葛亮曾经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给后主，特荐蒋琬做他死后的职位继承人(当时，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诸葛亮独独选上了蒋琬，一定是蒋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杨仪是在汉中随侍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为什么？杨仪不是没有能力。他办事以迅速著名：“斯须便了”。这位杨仪生性骄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军师”魏延，常常与魏延吵架，气得魏延有时候拔出刀来想干了他，他被吓得哭了出来。诸葛亮怎么会保举这样的一个杨仪，做未来的综揽军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后主接受诸葛亮的推荐，先后把蒋琬一升再升，先升了尚书令，最后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做到了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升为大司马，以大司马的身份“录尚书事”。实权照旧而官阶升高。大将军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地位与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后，延熙九年，蒋琬在十一月间病故。综计，他当“真宰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过是做了十五个年头而已。

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当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带了主力进驻汉中。在汉中驻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驻在涪县(绵阳)。

诸葛亮去世之时，杨仪与费祎不顾魏延的反对，把主力从武功五丈原撤到汉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汉中，交给吴懿。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督汉中”。作为吴懿助手的是“安汉将军”王平。

王平也做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担任“督汉中”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起先本是刘备交给魏延担任的。诸葛亮在建兴九年调魏延以“前军师”的名义做先锋，这个“督汉中”的责任，便落在“都护”李严的肩上。李严因罪被废以后，继承他在汉中的职务的，似乎便是吴懿。

魏延的“前军师”，意思是前军的军师，也就是“先遣军司令”之类。这个官职，于魏延被杨仪谋杀以后，一度由邓芝承乏，但不久也划归了王平，于延熙元年改称为”前护军”，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称为“前监军”。

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

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把王平的官衔，由“前护军”升高为“前监军”，“督汉中”升高为“统汉中”，“安汉将军”升高为“镇北大将军”。

王平却也不负蒋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方的二十万大军声势汹汹，来到汉中之时，不慌不忙，派了两位偏裨之将，对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的)兴势山迎头一击，就把魏军打得一时不敢再来。

王平所派去的这两位偏裨之将，一位是护军刘敏，一位是参军杜祺。

费祎带了若干兵马，从成都赶到汉中。魏方的“齐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报，适可而止，召还了曹爽等人。一场很可怕的风暴，突然云开雾散，王平的功劳很大。

蒋琬的值得称赞之处，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给了王平，后方的事交给了费祎。他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

他早就在建兴十三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之时，把“尚书令”的官职交给了费祎。延熙六年，他从汉中退驻涪县，又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真宰相”地位，让给了费祎，只留下一个“大司马”的虚衔给自己(费祎对他始终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1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祖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延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联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九、费祎

费祎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祎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祎来挑。

费祎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祎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祎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患。

费祎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

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兵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那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向我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我在几十年前，曾经看到一部《围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祎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眷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祎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祎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迫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祎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三○、从董允到樊建

蜀汉的这一本账，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没有什么“进项”，只是姜维在今日的甘肃青海略有作为而已。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却也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內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其中只有一个陈祗，成绩较差)。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董和是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寄居荆州南郡。在汉朝末年回益州，在刘璋下面当过几任县长县令与“益州郡”太守，富有行政经验。刘备拜他为“掌军中郎将”，叫他陪同诸葛亮处理“左将军府”的种种事务。那时候，刘备除了仍自称曹操一度向汉献帝推荐他担任的“左将军”以外，已经同时又自称为“大司马”。所以，他的“左将军府”的正式名称，是“左将军大司马府”(诸葛亮的官衔是军师将军，比董和的“中郎将”高)。

董和与诸葛亮两人之间，相处得极好。董和虽则在官阶上低于诸葛亮，却敢于“就事论事”，在公务上常常向诸葛亮提出相反的意见。有时候，诸葛亮不肯接受董和的相反意见，董和却又敢于不怕诸葛亮嫌他噜苏，一再把这个相反的意见提出，虽提出十次也要提它出来，直到诸葛亮接受为止。

诸葛亮不仅不嫌他噜苏，而且十分欣赏，叫同僚们以他为模范。诸葛亮说：“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董和的字，叫做幼宰)。”

诸葛亮又说：“倘若大家能像董幼宰那样‘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诸葛亮说他一生有四位肯对他“直言”的朋友：崔州平、徐庶、胡济，另一人便是“每言则尽”的董和。

董和生性耿介，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为官清正，“死之日，家无儋【dan】石之储。”

董允幼承庭训，学养均好。刘备先后叫他作太子舍人、太子洗马，意思是叫太子阿斗有他这样的一个好人作朋友，免得走入歧途。

阿斗继位以后，把董允升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在建兴五年离开成都北上，进驻汉中，写了《出师表》向后主临别赠言，希望后主把“宫中之事，事无大小”，都征求侍郎董允与他上面的两位侍中(郭攸之与费祎)的意见。倘若这三人没有“兴德之言”，就杀掉他们“以彰其慢”。

事实上，郭攸之是好好先生，不太坚持自己的意见。费祎不久便被诸葛亮调去丞相府作“参军”，剩下来作为后主身边的“诤友”的，只有董允一个人。

后主升他为“侍中”，又让他兼领“虎贲中郎将”的职衔，统领在宫中宿卫的“亲兵”。

后主在即位的时候，年龄是十七岁。到了建兴五年，便有了二十一岁(他即位的一年是刘备章武三年，没等到第二年便改元建兴。所以，在建兴五年之时，他的虚岁是二十一岁)。

后主对于美丽的女子颇有兴趣，虽则他的皇后、张飞的大女儿，并不难看(可能甚美，因为张飞本人曾经是美少年)。

后主除了皇后张氏以外，也有若干位妃嫔之类，却贪心不足，颇想广采民间的美女，收入后宫。董允认为这件事他不能不以侍中的身份，出面阻挡。他板起面孔向后主说：“古时候的天子，至多只有十二位后妃。现在，陛下的后宫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后主向董允说好话，请他通融通融；董允却始终坚持，绝对不肯通融。后主只得打消这广采民间美女的念头。

从此，后主对董允既敬且畏。别的坏事，他也不敢做，不敢想了。

宦官黄皓，也极怕董允，比后主更怕董允。董允对黄皓，也当然更加不假辞色，常常对黄皓严厉责备，也不许黄皓升官升得太快。在他当侍中的期间，他只许黄皓升到“黄门丞”为止。

董允在费祎于延熙六年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的时候，被加官为“辅国将军”，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尚书令”，成了费祎的副手。

老百姓对他的印象极好，把他列为所谓“四相”，即四个丞相之一。这所谓四相，是，诸葛亮、蒋琬、费祎与董允(其中，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是丞相；蒋琬与费祎均有过“录尚书事”的实权，算得上是事实上的“真宰相”。董允仅仅做了“守尚书令”，不曾“录尚书事”；他是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一个“相”的)。

董允做“尚书令”的期间，也极短，只做了三个年头，到了延熙九年便病故了。

继任尚书令的人，是来自南阳郡的吕义。吕义的行政经验很丰富，做过一任管盐的典农都尉，两任县长，四任太守。他的办事效率极高，做到了“众事无留，门无停宾”。

吕义做尚书令，做到了延熙十四年病故为止，前后五年。

吕义的继任者，是贻误大局的汝南郡人陈祗。陈祗与宦宫黄皓“互相表里”，纵容黄皓。黄皓之开始干预政治，是在陈祗作尚书令的七个年头的期间。

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开始做尚书令的，是(河南省桐柏县之东的)平氏县义阳乡人董厥。他做过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职，似乎比“长史”小，而县令则比县长大(大县的长官叫做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做县长)。

诸葛亮曾经向别人夸奖董厥，说：“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这“思慎宜适”四个字，是“诸葛体”，费解。意思是：“董厥这个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细，说出话来，很恰当，可行。”

董厥不仅在景耀元年做了尚书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辅国大将军”的官职，“平尚书事”。“平尚书事”，在名义上比“录尚书事”的权力较小，其实权力是一样的(平字的意思，是“秤”，是“权衡轻重，决定如何处理”。其后的几个朝代，“真宰相”的官衔有的是“平章事”、“平章军国重事”、“与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因此这“平章”两个字成了真宰相的简称。这里面的“章”字，是名词，似乎指“文章”、“文件”。“三品”两个字，不是说真宰相的官阶只有“三品”，而是指“三品以上的官”。那时候，当真宰相的人，要会同中书与门下两个省(院)的三品以上的官，一起研究重要的文件与政务，所以他的官衔才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

董厥开始做“平尚书事”，为时太晚，不过两年蜀汉就亡。在这最后的两年，在董厥下面当“侍中，守尚书令”的是他的小同乡、平氏县义阳乡人樊建。他们二人有能力处理庶政，同时支援在前方作战的姜维，却没有办法控制宦官黄皓。

不过，宦官黄皓之坏，并没有坏到了该负亡国责任的程度。

那末，该由谁来负呢？第一，当然是后主自己。第二，是竭力主张投降的谯周。这些话，我要等到叙说邓艾与钟会两路伐蜀之时，才能细说。

我在这一章里，约略叙过了董允到樊建这几位当过尚书令的人，用意在于说明诸葛亮不是没有留心到奖拔人才。在董允以前，蒋琬与费祎均做过尚书令。这两人是诸葛亮有生之年的好帮手。更前于蒋琬的，有法正、刘巴、李严、陈震，四个人，都当过尚书令。

法正与李严的为人，我以前作过批评。刘巴，依照胡健中先生的意见，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荆州零陵郡烝阳县人，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别的荆州名士一窝蜂跟随刘备向南逃难，他却向北走，投奔了曹操，其后又接受曹操给他的任务，回家乡，争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流落到交阯。又来到了益州，偏偏遇到刘备拿下益州。终于被刘备的情义所感动，死心塌地，先后作“西曹掾”与尚书令，办了不少事，而对外保密。他去世于章武二年(公元222年)。

陈震是荆州南阳郡人，长于办外交，出使东吴，订成了汉、吴同盟的条约。他在建兴三年以后，一度做过尚书令。

三一、曹家的事

曹操有过二十六个儿子。这些儿子，一个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余的廿五个是十二个小太太生的(不曾生过儿子的小太太，在《三国志》里面都没有记载)。

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环夫人”所生。曹冲人极聪明，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或是发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称一头大象的体重(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里，看这个船入水有多深，在船边划下记号；然后把象牵走，放入大小石头，到船边的入水记号相同为止；最后，把大小石头一一称其重量，加起来，那便是象的体重了)。

曹冲不仅聪明，而且心也极好。有一次，曹操挂在仓库里柱子上的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库房的人心惊胆跳，怕被曹操发现了，就会一怒而处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个洞，先让曹操看见，而且做出很愁的样子。曹操问曹冲：“你为什么发愁呢?”曹冲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诉我；‘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人会倒霉。’”曹操说：“哪里的话？这是无知识的人胡说，你不要发愁。”过了不久，曹冲就叫那个管库房的人进来报告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请罪。曹操笑了起来，对那个管库房的人说：“你起来，这件事不要紧。我儿子的衣服，夜里放在身边，还会有老鼠咬；这马鞍子放在库房，挂在柱子上，当然难免被老鼠咬了，你没有罪，去罢。”

可惜，这位有才有德的曹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伤心。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乌林被周瑜、刘备击败的一年。

曹操打听到邴家有一个女孩于，刚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长提亲，要替儿子曹冲的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听到甄家也有这么一个刚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亲。甄家倒肯了(能够替死了的小女儿找一个伴，而且活着的家属也与炙手可热的曹丞相攀上关系，有什么不好呢?邴家太固执了。原来，邴家的家长，是邴原，一位颇有骨气的读书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儿子曹修，死于建安三年征讨张绣之时。

次于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比曹冲大九岁。

曹丕没有曹冲那么聪明，或那么心好。曹操一向对曹丕不太喜欢。除了曹冲以外，曹操所最喜欢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还有一个曹熊，都是第一个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风尘女，原籍(山东临沂之北的)琅邪郡开阳县，流落在(安徽毫州)沛国谯县。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曹操；当时，曹操是顿丘县的县令。她的命运很好，自从嫁给曹操以后，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建安二十一年做了魏国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后，作了魏国的皇太后；在曹叡继位以后，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岁才死。

卞氏为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济曹操的大太太丁氏。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谯县小同乡，在儿子曹修死了以后与曹操闹翻，去了娘家；曹操亲自请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着曹操不在家的时候，把她接来，厚加款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丁氏所生的一个女儿，卞氏与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抚养成人，嫁给了夏侯惇的第二个儿子夏侯楙(懋)。

在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间的两个是曹彰与曹植。

曹丕颇有文才，写过一部《典论》。《典论》之中的一篇，叫做《论文》，指出文章好坏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因文章本身的性质而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又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个人的寿命，无论多长，迟早也是会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够把“声名”传于后世。

曹丕除了《典论》以外，也写了一部很像《聊斋志异》的《列异传》(在《太平御览》与《法苑珠林》里有《列异传》书的引文)。他不仅会写散文，诗也写得很好。并且创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体”：《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韵方式，与今日的“七古”、“七绝”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韵的。这《燕歌行》一共两首，每首十六句，气很长，描写独守空房的女子，思念远在他方的丈夫。

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来更高。曹植的五言诗，有抒情、说理、写景、祝颂、象征，种种的体裁与内容；在用字、措辞、押韵，尤其是情感的深度与意境的开拓上，不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又如，《吁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这八句，批评家大可以说：“上追《离骚》”；在我看来，这八句比《离骚》“轻快”多了。

曹植留下的杰作，数不胜数。《洛神赋》是杰作中的杰作。有些马虎的读书人，以耳代目，牵强附会，硬把这篇极美的文字，与下流不堪的谣言连在一起，真是太不应该。曹植赋中的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后。当甄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被曹丕娶来之时，曹植才不过是十三岁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对甄后有幻想，甄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意思的。

苦命的甄后，在童年便已丧父，长大了嫁给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又遇到邺县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虏。她给曹丕生下了儿子曹叡，留住在邺县，却又因郭氏的嫉妒与进谗，在黄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杀。媳自杀了以后的次年，黄初三年，曹植才因事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阳；然后渡过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juan】城。

这时候，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甄后尸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为神，该尊她为邺县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该称她为洛阳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赋》是一种“纯文艺”的作品。纯文艺的超现实性质，很难被我们中国的业余性批评家所能体认(这些批评家的本业不是研习或写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性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就最喜欢作“索隐”，硬说贾宝玉是影射什么人，或全部《红楼梦》故事是曹雪芹的自传。把《红楼梦》本身的文笔、结构，完全搁在一边不管)。

《洛神赋》的文笔与结构，不是在它以前的汉朝若干篇的赋可比。它文字简练，音韵铿锵，叙事干净利落，描写玲珑剔透，虽则题材的本身有点模仿《楚辞》里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处理手法，确是高人一等。

《洛神赋》中的下面几句话，曾经引起了将近两千年来无数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譬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睞，[上厌下面]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后，说到别离之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几首极短的赋，更是自创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几个字的《慰子赋》：“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別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琬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

曹植与曹丕兄弟之间，处得不好，却也不曾有过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诗”的事。《三国演义》厚诬古人，把周瑜、诸葛亮说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说成要把曹植害死，这种“反道德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团结。

事实是，曹丕先死，曹植后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植于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为平原侯，三年以后，改封为临淄侯。他很得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为魏王，曹植几乎作了魏国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说话的，有杨修、丁仪、丁廙【yi】等人。

曹植做了两件错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第一件。他擅自叫人开了宫里的“司马门”，让他所乘的车子直驰而出。按照汉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曹操很气他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下令将主管公家马车的官(公车令)砍头。曹植做的第二件错事，是当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之时，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阳樊城去支援曹仁，对抗关羽。某一天，曹操召见他，准备有所吩咐，他却已经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样子。曹操撤销了他的军职，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从此不给他任何实际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欢卖弄小聪明，又常常泄漏军政上的机密，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杀掉。

他的另外两位好友，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在黄初元年曹丕当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杀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时一起被杀。

曹丕叫曹植与所有的诸侯，一律离开京城。各“就”其国。魏朝对于诸侯，无论是同姓或异姓的，都管理得很严。行动的自由极其有限：非得诏书，不能自己来京城；诸侯彼此之间不许有来往、不许通信。在诸侯所居住的国，魏的中央政府设置了所谓“监国谒者”，专管监视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曹植在黄初二年便被驻在临淄国的监国谒者(姓灌名均)告发了一次，说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公事公办，把他从县侯降为“乡侯”，由临淄侯降为“安乡侯”。

曹丕在惩戒了他以后，不久又把他由乡侯升为县侯，封在鄄城。次年，黄初三年，再升他为王，称为鄄城王。他晋京，于出京还国之时在途中写了《洛神赋》，便是在这黄初三年。

黄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为雍丘王。他写了两首诗，献给曹丕，诗里面充满了悔罪与感恩的话。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开封西北的)浚仪；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过一年，让他搬去丁东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帝一举而划了陈郡的四个县，封他为“陈王”。他并不曾因此而快乐。

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终，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明帝追谥他一个“思”字。有些写文学史的人，于是就拿“陈思王”三个字来称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经一再上表给文帝曹丕与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带兵打仗，为魏国国家立功，始终没有能获得准许。此人真被派到前线，能否把仗打得像个样子，我个人有点不敢对他乐观。文章好、诗赋好，不一定军事、学术也好。况且，他毫无耍刀舞矛、或调兵遣将的经验。

也许，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线，并非真想立功建业，只不过是想离开牢狱式的“封邑”，逃避“监国谒者”的控制而已。他名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个田舍翁或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个真会打仗的人，结局还不如他。曹彰的胡子有点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膂力过人，能够手格猛兽；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到代郡讨伐造反的乌丸(乌桓)。

曹彰战胜了造反的乌丸(乌桓)，回到长安，见曹操。这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刚从汉中撤出夏侯渊的残部。

曹操自己打了败仗，看到儿子曹彰打了一个小胜仗凯旋，很高兴。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黄胡子，说：“我这个黄胡子的儿子，果然与众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衔，由“行骁骑将军”改为实授“越骑将军”；把他留在长安，自己回洛阳(可能是准备由洛阳再北上，回他的魏国的都城，邺县)。

曹彰算是当了曹操在长安的相当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职务。

曹彰先后的几个官衔，都是东汉的朝廷制度上所没有的。中郎将东汉有；但是，所谓“北中郎将”却是曹操所创。“越骑将军”也是曹操所创。西汉与东汉只有“越骑校尉”。至于“骁骑将军”，也只是西汉一度“因人设政”，为了宠遇李广利而特设过，对别人不曾给过这么一个既不像正规的“骠骑将军”，又高过了正规的“骁骑校尉”的名义。

从“黄巾之乱”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领袖，很会“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种种的奇怪官衔来鼓励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这一套。

曹操对别人尚且舍得给宫、给爵、给钱，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早死(曹熊)，其余的三个，曹丕受拜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为“南中郎将”。在这三个人之中，仅仅曹彰一人立了军功。

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宫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因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丁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入，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掸。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话说回来，在曹植所写的诔【lei】词里面，确有一些引入深思的暗示。这诔词，前面是小序，后面是诔词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几句：“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话中的参与商。曹植又大胆说出了“以(爰)柔克刚”四个字。这分明是说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刚(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温顾得很，后来做了魏王与皇帝，对诸侯与大臣很不客气)。

曹植诔词中的最有深意的八个字，是“同盟饮泪，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个王爷死了，百僚与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这曹彰死了，为什么同盟(诸侯)要把眼泪咽下肚里去呢?为什么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说，曹丕是有杀弟的“罪嫌”(虽则罪证毫无)。

《世说》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杀了曹彰以后，随即又想除掉东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

这又是谣言(写《世说》的人，对曹丕确有成见)。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当了皇帝以后，才在太和三年由浚仪王改封为东阿王。卞太后怎么会在曹丕的黄初四年，就称呼曹植为“东阿王”呢?曹丕诚然一度对曹植也很不喜欢，却始终并未加以杀害。

曹植屡屡向曹丕上万言书、献诗，要求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可见曹植深知曹丕对自己并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后，过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丕对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异母兄弟，也并不薄。在黄初三年封了八九位作郡王，其后又续封了几个。

他尤其喜欢“环夫人”所生的曹宇。环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环为氏，而本人十分聪明，所以生过了天才儿童曹冲以后，又生了一位其后成为“中牟王”的曹据，与这个被曹丕特别喜欢的曹宇(她前后和曹操生了三个儿子)。

陈寿在《三国志》魏的部分，说曹操一共有过二十五个儿子，不曾把曹操的“家乡老婆”所生的一个计算在内。

在曹操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至少有六个是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古时候的接生婆与产妇都不懂卫生，缺乏医药常识。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与药品。所以婴儿生下来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来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请客或者请产妇娘家的人，称为“喜三”。生下来，竟然活上了一个足月，平安无事，就一定必须大请其客，称为“满月之喜”。婴儿最容易得的病，是“惊风”。其实是脑膜炎)。

天才儿童曹冲，活到了十三岁而死，也是属于“早夭”的一类，却不能称为“殇”。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叡把宗室诸侯管得紧，曹操的成打的儿子想表现也没有机会；另一方面，这些曹操的儿子，能力与智慧大概也相当平常。否则，为什么曹操自己没有把他们多加提拔呢?曹操的若干儿子，到了黄初三年还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为郡王或县王；只有一个例外，赵姬的儿子曹茂。曹丕只封他为乘氏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少无宠于太祖”，长大以后，又“性傲佷【hen，违背，不顺从】”(即骄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时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时，做了“太皇太后”。她以太皇太后的地位，为曹茂向明帝说情。于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转封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晋升为“聊城王”。其后，他却也不曾犯有什么大过。

“犯”了过失最大的一位王爷，是孙姬的儿子曹彪。曹彪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弋阳王，当年改封为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寿春县王，七年改封为白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马懿既已迎立了齐王芳为皇帝以后。曹彪被人告发，说他与王凌和令孤愚二人同谋，想在许昌另立一个朝廷，由他当皇帝，与司马懿所操纵的洛阳朝廷相对抗。

因此，司马懿就用皇帝的名义，下圣旨给他，叫他“自图”。换句话说，叫他自杀。他也就乖乖地自杀了。

这位曹彪，究竟有没有与王凌及令狐愚同谋呢?有可能，但也许是冤枉。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向于“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国志.王凌传》说令狐愚曾经派了一位姓张名式的，到“白马”去拜访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这怎么就可以成为曹彪参加造反阴谋的证据呢?话说回来。他身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该与当时官居兖州刺史的令孤愚来往。来往了，就是罪。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案子，令弧愚倘若不是为了征询曹彪对于迎立他为皇帝的计划，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马联络呢？

那末，曹彪的罪状，是铁案如山动倒也不见得。第一，王凌的案子暴露之时，令弧愚已死，这是“死无对证”的事。第二，曹彪早巳在太和六年由白马王改封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凌所驻扎的寿春。王凌或令孤愚何必舍近求远，派人到曹彪早已离开的“白马”呢?白马在河南延津县。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寿春。王凌当时是以“太尉”的官衔，“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的首县也是寿春。

这件曹彪与王凌、令狐愚同谋造反的案子，确是颇为蹊跷的。只有等待将来有什么“新证据”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再说了。

曹操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位曹衮，很喜欢读书。虽然文章比不上曹植，为人却谨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经许可而自动到京都来朝。这个罪，叫做“交通京师”)。

后来，没有犯过的，极少。似乎仅有燕王曹宇一人。他是环夫人所生，与天才曹冲同母。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下邳王。五年改封为单父县王，明帝曹叡升他为燕王。他与明帝在辈分上是叔侄，在年龄上相差不远，自幼生活在一起，感情很好。所以明帝对他特别好。明帝得病以后，在景初二年十二月拜他为大将军，以后事拜托他。他很聪明，做了四天，就坚决辞职，明帝只得勉强予以照准。大将军的位置，由曹爽接替。

他的这一种姿态，令司马懿十分欣赏。

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病危之时，曹宇已经不是“顾命大臣”，一切都由新的顾命大臣曹爽、陈群、曹休、司马懿，四个人共同决定。他们决定扶立明帝的“养子”曹芳。

明帝虽则没有亲生儿子，却有异母兄弟八人。为什么太祖曹操与文帝曹丕的这几个骨血，都不如一个“莫有知其所由来者”的曹芳呢？曹家的事，本就复杂，又插进了司马懿一家，那就更复杂了。

原来，曹丕的九个儿子，有七个短命。其余的两个，一是明帝曹叡，为甄后所生；另一个是东海王曹霖，为仇昭仪所生。

曹霖在明帝去世之时(青龙三年)，还不曾死，要再过十年才死。

那末，受了顾命的曹爽与司马懿为什么不立曹霖而立明帝的一个养子呢?因为，据陈寿在《三国志》里说，曹霖的性情粗暴，残害了丫头与姨太太。奇怪的是，魏朝管理宗室的法律很严，打了县吏都会冶罪，何况“残害”了“婢妾”？怎么没有关于曹霖因此而被治罪的记载呢?

后两个顾命大臣，为了想揽权而不欢迎“成年”的人做皇帝。明帝的养子曹芳，年龄仅有八岁，当然要比曹霖易于操纵。曹霖的年龄不详，但是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已经受封为东海王。到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去世，又有了十七年。这位曹霖，当然是早已成年了。

这时候，明帝的叔父辈，曹丕的弟弟们，有没有活着的呢？有：而且有八个之多。

彭城王曹据，环夫人所生。

燕王曹宇，亦环夫人所生。

沛王曹林．杜夫人所生。

陈留王曹峻，秦夫人所生。

赵王曹幹，陈姬所生，王昭仪所养。

楚王曹彪，孙姬所生。

东平王曹徵【zhi】，宋姬所生。

乐陵王曹茂，赵姬所生。

在这八个王爷之中，曹字和曹彪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其余的六位都正如一般的魏国诸侯一样，各有“老兵”一百名左右，打猎不能走出封国的三十里以外，一年到头，生活于“监国谒者”的监视之下，不许与宾客交通，不许与别的诸侯来往，不许未经特许而到京城去上朝。他们即使有什么特长与能力，也绝对没有机会表露出来。

况且，他们都是明帝的叔父。怎么能够以叔父的身份作侄儿的继承人呢?

明帝的这些叔父，有没有成年的、能干的儿子，够资格以“堂兄弟”的身份于明帝去世之时入承大统?

有，虽然不太多。例如，曹植的儿子曹志，颇有才气，行为也好。此人后来颇蒙司马炎赏识，在晋朝大做其官，当了乐平太守、章武太守、赵郡太守、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国子祭酒(教务长)。这样的人，在晋朝可以得意，在魏朝是只有“受软禁”的份儿，怎么可以“入承大统”？

曹彰的儿子，任城王曹楷，有人以为是少帝(齐王)曹芳的生父。然而并无旁证(曹楷本人也活到魏朝被司马炎篡了以后，当过“少府”之官)。

此外，又有天才儿童曹冲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据的亲生儿子邓王曹琮；曹据的另一个儿子，郿公曹阐；曹昂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均的亲生儿子，丰王曹抗；曹均的另一个儿子，琅邪王曹敏；等等。

至于，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陈留王曹峻的儿子曹澳，楚王曹彪的儿子曹嘉，与东平王的儿子曹翕，也都是颇够资格作为明帝的继承人的。这时候，也都没有份。这四位“王子”，都有爸爸在堂。即使爸爸没了，也难得有位正九五的希望的。

然而，曹奂却终于当了皇帝，在第二个“少帝”曹髦对司马昭拚命而死之时，他被司马昭迎接到洛阳，成为第三个“少帝”，也是末了一个少帝，末了一个魏朝天子。

曹芳、曹髦、曹奂，前后三个少帝，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傀儡，替司马炎的晋朝铺路。倘若明帝能有一个亲生的、成年的、能干的好儿子，司马懿如何能迷惑曹爽，扶立“来路不明”的曹芳?

我把曹家的事，说个没完，并非故意如此。三国时代的历史，能撇开曹家的事不说么？

曹操的能力，在整个三国时代占第一位。他有文才，有武艺，能主持政务，能指挥军事，肯用人，会用人。他虽则是中常侍曹腾之孙，太尉曹嵩之子，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地盘作为凭借，在董卓窃据朝廷之时，他曹操也不过是一个逃出京城的，脱离部队的一名团长级的“校尉”而已。

六年以后，他成为中原的一霸，做了汉献帝的保护者。不久，他敢于和雄踞四州的袁绍作对。而果然以弱胜强，占了长江与秦岭以北几乎每一方寸的中国领土。

他戎马半生，战无不胜，偏偏在建安十三年碰上了周瑜、孙权、诸葛亮几位青年才俊，弄得统一的大业功败垂成。于是，灰心之余，倒行逆施。自封为魏公，向王莽看齐，又进位为魏王，越来越不成话。太可惜了。

他本可以作伊尹、周公、霍光，并且已经几乎作了伊尹、周公、霍光，却在赤壁乌林的一战以后，做出显然是违反汉朝的“祖宗成宪”的事。汉朝的“祖宗成宪”是：非刘氏不能封王。这是高皇帝刘邦的遗训。

在汉朝的历史上。贵族的封爵只有王与侯，没有“公”。为“公”的，仅有王莽一人。王莽于篡位以前，自封为所谓“安汉公”。因此，当曹操自封为“魏公”之时，天下的人都猜得出曹操的下一步是什么：篡位!这就使得若干为了中兴汉朝而追随他的志士，陡然心寒。这些志士的代表人物，是荀彧。

荀彧的道德与才具均高，高到了曹操认为是他的张良。荀彧也的确给了曹操以极不可少的支持：劝曹操到洛阳迎汉献帝的，是荀彧；吕布偷袭兖州之时，发动了夏侯惇、程昱等人，守住了鄄城、范县、东阿三个城，是荀彧；袁绍率领大兵南下，给曹操“打气”，指出袁绍的若干缺点以及袁绍谋臣的如何一个一个皆不成材，叫曹操不必害怕，尽管去和袁绍一拚的，也是荀彧；每一次，曹操在外边打仗，替曹操坐镇后方的，都是荀彧。荀彧不仅是曹操的张良，也是曹操的萧何。

荀彧是荆州颍川郡颍阴县人，祖父荀淑当过县令，父亲荀绲与七个伯叔都是才子，号称“八龙”。荀绲做过济南国的国相，叔父荀爽做过司空。

荀彧在本郡被举为孝廉，做过中央的“守官令”，于董卓作乱以后活动“出京”，金蝉脱壳，到今天的山东济宁附近作亢父县的县令，然后在亢父挂冠而去，回到颖阴家乡，劝家乡的人赶快搬家，不要留恋这颍川郡“四战”之地。

其后，他投奔袁绍，看见袁绍不是一个能够成事的人。就转往东郡，与当时的东郡太守曹操做了朋友。

这一位曹操的确是比那一位袁绍高明多了。荀彧死心塌地要帮助曹操成功。荀彧并且向曹操推荐了不少的人才。包括陈群、钟繇、司马懿。

陈群也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子弟，与荀彧同郡而不同县，是颍川郡许县人，在家乡声望颇高。祖父陈寔，受过党锢之祸。父亲陈纪与叔父陈谌，是有名的难兄难弟，所谓“元方、季方”。

陈群一度在豫州帮过刘备。刘备不太能接纳他的意见。其后，他随同父亲陈纪在徐州“避难”，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曹操用他做“西曹掾”，专管“人事”。若干年以后，逐渐升他做了“治书侍御史，参丞相军事”。

陈群所做的事，可说是帮曹操料理内部杂务，替他管家。曹操有了这个陈群，等于是有了一个放得了心的“管家婆”。

钟繇发迹比陈群早。他也是颖川郡人，家住长社县。被举为孝廉以后，当过尚书郎、县令、“廷尉正”(廷尉下面的判“平决诏狱”之官)、黄门侍郎，对于李傕、郭汜。他颇能进言，他劝李傕、郭汜。让汉献帝离开长安，回洛阳。

他随了汉献帝再由洛阳到许县，就由于荀彧的推荐而深受曹操的赏识。曹操一举而用献帝的名义任命钟繇为御史中丞，不久又连升他为侍中、兼尚书仆射，封他东武亭侯(这时候，荀彧是侍中兼尚书令)。

曹操很怕袁绍派兵到关中(陕西)，荀彧说：“只须派钟繇去，西边的事你就可以不必忧虑了。”曹操就叫钟繇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给了钟繇全权，“不拘科制”。

钟繇到了关中，就招抚了韩遂、马腾。韩马二人均送了儿子到许县作效忠的担保。马腾而且派了另一个儿子，马超，带精兵一万，帮钟繇抵御袁绍的河东太守郭援，杀了郭援。

曹操的很多别的助手，包括司马懿，也都是荀彧所推荐(司马懿有才无德，荀彧看重他，可谓千虑一失)。

曹操待荀彧也很好，封他为“万岁亭侯”(万岁亭，在河南省新郑县)。在汉朝的历史上，像荀彧这样没有“野战之劳”而仅仅是一个“抹公事桌子的”尚书令，竟然也封了侯(虽则不过是一个“亭候”，比不上“县侯”或“乡侯”)，可谓空前。

荀彧坚辞。曹操向他说：“自从与你共事，立了朝廷以来，你匡弼我，你保举人才，你贡献计划，你参与机密，做的事也够多了。立功，本不必限于‘野战’。希望你不要再谦让了。”于是，荀彧接受了这个亭侯的爵位。

建安十七年，有董和等人，找荀彧秘密商谈，想建议汉献布，封曹操为“国公”、“加九锡”。荀彧反对。荀彧向他们说：“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他又说，曹操本来是为了“匡朝宁国”才纠集“义兵”；他一向“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我们不可以违拗他的本意。

荀彧心目中的曹操，便是这样一个“忠诚”的，志在“匡朝宁国”的曹操，并不是一个诈伪的，以兴汉为幌子而实际上想做王莽的曹操。

这一年，不久以后，荀彧便去世了。陈寿说他是“以忧薨”。荀彧所忧的是什么?陈寿不曾明说。陈寿在下面接着说。“谥曰‘敬侯’。明年，太祖(曹操)遂为魏公矣”。陈寿在语气上暗示我们：因为荀彧死了，所以次年曹操才敢于做魏公。

孙盛在《魏氏春秋》里面，说曹操送了食品给荀彧，荀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空的，便认为这是曹操要他自杀，就立刻饮药而卒。

孙盛不曾举出证据来；所说的这个故事显然是得之传闻。然而范晔写《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均受了他的影响。

就史笔而论，还是陈寿的比较好，虽则有点含糊，不曾明说荀彧所忧的是什么。我看，荀彧所忧的不是自己的性命发生危险，而是汉朝的前途无望。

在曹操的左右，因曹操自封魏公而感觉失望的，不止荀彧一人。他们看到荀彧的下场如此，也就“噤若寒蝉”了。然而私底下总是蕴藏着一肚子不愿意。大家位登朝班，本来是大汉的高官名士。谁甘心跟姓曹的下水，做一名大奸臣之下的小奸臣呢？

崔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曹操自封魏公之时，他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又自封为魏王；崔琰仍旧不敢有所表示，却有一个曾经因他推荐而做了小官的杨训，写出一件歌功颂德的表，内容十分肉麻，被“时人”讥笑，认为“希世浮伪”。崔琰叫人把杨训这肉麻的表的草稿拿来看看。看完，写了封信给杨训，信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是说：“我省(看了)你的表。你干这件事，也好。表里面提到所谓‘时’，时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时也会变的啊”

有人把崔琰的这一封信，报告曹操。曹操大怒。曹操说：“‘事佳耳’的‘耳’字，在语气上不是好话。至于‘会当有变时’这五个字，更是意旨不逊。”

曹操下令，把崔琰“罚为徒隶”。当时，崔琰官居“中尉”，中尉是魏国的官，相当于汉朝的“执金吾”，亦即负责首都治安的警备司令。崔琰由中尉而突然变成了“徒隶”，跌得很深。徒是罚作苦工的囚犯；隶，就是奴隶。

不过，这一条处罚他的命令，并没有立刻执行。他仍旧住在自己的家里，照常见客，“门庭若市”。曹操派人去侦察他，见到他对宾客谈话之时“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虬须”，是用手卷胡子。“直视”，是两眼发直。“若有所瞋”是似乎在生气。崔琰能够不生气么?

曹操却认为崔琰应该悔罪，不应该生气。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叫崔琰自杀。

崔琰有一位老同事，官居丞相府东曹掾(人事处处长)的毛玠，十分为崔琰不平。有一天，毛玠遇见一家男女老少，披押走在路上，去作“官奴婢”(公家的奴隶与丫环)。他问了一问，原来是这家有一个男子，因犯罪而刺花了脸(黥面)，在外地当“宮奴”，做苦工，私逃回家，被本地的官厅发觉，官厅就依照当时的法令，把这个私逃回家者的家属，都逮捕了来，全数处罚为“官奴婢”。

毛玠的一肚子气，遇到这一根导火线便按捺不住，让很危险的“诽谤”的话，脱口而出。他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曹操的耳目相当众多。任何人有什么不利于曹操的行动或言论，曹操是很快就知道的。曹操受不了毛玠的“诽谤”。就下令把他逮捕，交给“大理”(最高的司法官)钟繇严加讯问(这时候，钟繇已经在关中一一陕西一一做过司隶校尉，安抚了韩遂、马腾，回到许县，升官，做“前军师”，于曹操自封魏公以后，当了魏国的“大理”。魏国与汉朝的诸侯之国不同，有它的三公九卿小朝廷，是汉帝国之內的一个“公国”)。

钟繇与崔琰、毛玠，都是好朋友。他为人也十分正直。他奉了命令之后，又不得不遵命办理，对毛玠严加讯问。

这一次的讯问，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司法制度史或司法实务史之中，是空前绝后的“盛举”。钟繇在庭上大发议论，引经据典。说出天旱未必是君王无道，罚民为奴也不是昏君才如此。钟繇表面上似乎是在驳斥毛玠的“谬论”。而言外之意，倒很像是承认毛玠的“谬论”也不无理由。

钟繇面恶心善，在发表一大通“天人之际”的哲学与“家族连带负责”的刑法理论以后，向毛玠提出几个像煞有介事的问题：(一)有哪几个人，和你一同见到那个脸上刺了字的人？(二)这个人的家属被罚作官奴婢，是不是你本来就认识的?(三)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见到这些官奴婢？(四)你发感慨。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是对谁发出这个感慨?(五)那个你对他发感慨的人，回答了你什么话？（六）你发感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七)在什么地方?

毛玠对这七个问题，一概避开不答。只要求原告出庭，提出证据。倘若证据确凿，死也甘心。

钟繇把审讯的经过报告曹操。在这个期间，有毛玠的其他朋友桓阶与和洽二人，在曹操面前求情。曹操免了毛玠的死罪，只革去了他的官职。毛玠总算是幸运的。

当初，倘若曹操能够对崔琰也从宽发落，历史家对曹操的批评也许要好一点。

我对于曹操的能力，在前文已有赞赏。他开始起兵，确是为了讨伐奸臣(董卓)，匡复汉朝。其后，由于赏罚分明，威德足以服众，也的确为天下的忠臣义士所瞩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铲除袁绍以次的大小军阀，化割据为统一，我们也很难说他完全不对。甚至，在他战败于赤壁乌林之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努力于统一并没有错。所错的不是原则，而是技术：低估了刘备的能力与孙权的态度。

在他与刘备私人之间，谁负了谁，有待更多的历史家举行一次会审，以取得定谳。

他在建安元年，刘备与袁术对垒之时，便已推荐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在建安三年十二月带了刘备打平吕布，自己扩充地盘，也替刘备出气。以后，又把刘备升为“左将军”，叫刘备“领豫州牧”。他待刘备，不能算坏。

刘备却参加了董承的密谋，要用政变的手段消灭曹操。曹操在当时(建安四年)是否奸形已露呢?董承这个人，是否比曹操更忠于汉朝?董承的政变办法，是否值得提倡?有没有“成事”的可能?这些，也许只有刘备本人才可以答复我们。

曹操对汉献帝，起先也不算坏。汉献帝流落在洛阳，当了强盗头子韩暹、杨奉的傀儡，很苦很穷。有谁去管?袁绍，不肯去。

是曹操带了兵到洛阳，把这位十五岁的献帝迎接到许县来，给他立了朝廷，造了宫殿，供应了一切开销。

傀儡，不错，是傀儡。东汉和帝以后的殇帝之流，谁不是傀儡？站不起来的皇帝们，不曾以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的皇帝们，本来也只有当傀儡的份儿。

汉献帝有没有参加董承的政变阴谋?有没有送衣带诏给刘备？难说。汉献帝于建安十九年却很可能参加了伏皇后向伏完写信，建议诛曹操的事；也可能并不知情。

伏完是琅邪郡东武城人，经学大师伏生的苗裔，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世袭“不其侯”，本人是汉桓帝阳安公主的驸马，官居屯骑校尉。

伏完接到女儿(伏皇后)的信，始终不敢有所举动，也不忍心告发女儿；把这件事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于建安十四年带进了坟墓。

伏皇后为什么想除掉曹操呢？因为，在建安四年年底，建安五年年初的董承事件以后，曹操曾经向汉献帝三番五次，要去了董承姐姐董贵人加以杀害。董贵人当时身怀六甲，汉献帝向曹操求情，无效。伏皇后很有兔死狐悲之感。这才决定写信给爸爸，作十分大胆的建议。

建安十八年，曹操自封为魏公，十九年十一月，有人告发伏皇后的这么一回事。曹操派遣御史大夫豨虑，和尚书令华歆，带兵进宫，捉伏皇后。

《曹瞒传》说，可怜的汉献帝，仅仅能够把伏皇后藏在复壁(双层的墙壁)之中。这是极幼稚的一种办法。豨虑与华歆怎么会不到处搜寻呢?华歆打开了这复壁，揪住伏皇后的头发，牵她出来；牵过献帝的面前，伏皇后求救。献帝说：“我自身难保，不知道这条命什么时候完结。”

郗虑与华歆，都曾经是名满天下的文人，却也作了这种“助纣为虐”的事。不过，他们名为汉朝大臣，实为曹氏家奴。当了家奴，怎能不做家主所吩咐的事?关键在于，未能于曹操自称魏公之时，以一死成全自己的名节。死，不是容易的事。“千古艰难唯一死”!而且，从容就义，比慷慨赴死更难。

伏皇后被捕以后，她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以及哥哥伏典及伏氏一族一百多人，一起被杀。

曹操当得起“心狠手辣”四个字。

这时候曹操早已把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宫中当“贵人”。伏皇后被杀以后，曹操叫献帝在三个曹贵人之中选择一个做新的皇后。献帝无可奈何，就指定了中间的一个做皇后。这位曹皇后，单名一个“节”字。她的姐姐叫曹宪，妹妹叫曹华。

曹皇后虽则是父亲姓曹，却很忠心于夫家刘氏。曹丕篡位之时，好几次派人向她索取传国的玉玺；她不肯给。最后一次，她知道不能不给，就把玉玺摔到楼下，哭着大骂：“天不会保佑你(曹丕)的！”

曹操另有一个女儿，是家乡的小老婆刘氏所生，后来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琳。曹操还有一个侄女，嫁给了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衡。曹氏的女子，能够嫁到夏侯氏家，作媳妇，可见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是从夏侯氏家里抱过来，当曹腾的养子的。

陈寿似乎是有意开玩笑。一方面在《武帝纪》里说，关于曹嵩，没有人能查出他的“生出本末”；另一方面，他又把两位夏侯氏将军及其子孙与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及其子孙，合写在一起，称为“诸夏侯诸曹传”。陈寿似乎在暗示，夏侯氏与曹氏本为一家，却又明白交代曹氏有女儿嫁到夏侯氏家。

我认为，陈寿不应该如此。在他那个时候，想找出曹嵩的生出本末，不是很困难的。曹植的儿子曹志，以及被封为陈留王的魏国最后一个皇帝，都健在人间。

陈寿又故意不肯交代曹仁、曹洪与曹休这三个人的父亲是谁，只说：曹仁是太祖(曹操)的“从弟”，曹洪也是太祖的从弟，而曹休是太祖的“族子”。这是什么意思?陈寿不仅对姓曹的不起，也对我们于百年后的读者不起。

陈寿在《三国志.诸夏侯诸曹传》里面，说曹仁、曹纯、曹洪，都是曹操的“从弟”，却不曾交代这三位从弟的父亲是谁，祖父是准，和曹操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陈寿仅仅说出曹仁与曹纯是“亲兄弟”而已。

王沈在他的《魏书》里眚诉我们；曹仁与曹纯的父亲是长水校尉曹炽；曹炽的父亲，曹仁与曹纯的祖父，是颍川太守曹褒。这位曹襄。是否也是曹洪与曹操的祖父呢?

王沈在《魏书》里，只说了曹洪有一个伯父，叫做曹鼎，当过尚书令；不曾记载下曹洪的父亲是准，祖父是准。因此，我们没有方法断定，曹仁、曹纯的祖父曹褒，是否也是曹洪的祖父。

剩下来的问题是：曹褒与曹操有没有血统上的关系？他可能不可能，也是曹操的“亲生祖父”?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曹操家乡谯县(安徽亳县)有“曹腾兄冢”。冢东有碑，上面刻了‘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这一位“颖川太守曹君”，应该就是王沈《魏书》中的“顾川太守曹褒”。

《水经注》而且也记载了，在“颍川太守曹君墓”的北边，又有一座“元子炽”的冢，冢旁的碑，题作“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这一位曹炽，也毫无疑问，是曹仁与曹纯的父亲，长水校尉曹炽。

郦道元之所以断定曹褒是中常侍曹腾的哥哥，想必有他的理由。曹褒与曹腾既然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谁?

《太平御览》所引司马彪的《续汉书》，说曹腾的父亲叫做曹萌(今本《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的《续汉书》，把萌字讹刻成“节”字)。曹萌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叫做曹腾，字季兴。其余的三个，名叫做什么，司马彪不曾说。司马彪只说出了他们三人的字：伯兴、仲兴、叔兴。曹褒倘若确是曹腾的哥哥，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曹操的亲生祖父，亦即曹嵩的亲生父亲，似乎也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甚至就是曹褒。

在曹褒的坟墓之旁，有他的两个儿子，长水校尉曹炽与“谒者”曹胤的坟，没有太尉曹嵩的坟。倘若曹嵩也是曹褒的儿子，他的坟，是不是也应该设在曹褒的旁边呢?不可以!他的坟应该设在过房父亲(中常侍)曹腾的坟的旁边；不可以设在亲生父亲曹褒的坟的旁边。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并未解决。曹操的亲生祖父、曹嵩的亲生父亲是谁?有待于今后考古家，从地下发掘出新的史料来，予以答复。

至于曹休，他只是曹操的一个“族子”而已，扯不上很近的血统关系，我们也就不必多噜苏了。

关于曹真，陈寿却交代得颇为清楚。曹真本不姓曹，姓秦，是秦邵的儿子。曾经有敌人追捕曹操，追到了秦邵的家里，秦邵说自己是曹操。因此而被捉去，牺牲了性命。曹操收养秦邵的孤儿，取名曹真。

曹操把曹真抚养成人，如其亲生儿子一样。事实上，他信任曹真，甚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他给曹真兵权，先后任命他作偏将军、中坚将军、中领军、征蜀护军。

曹丕篡位以后，又屡升曹真，升到“中军大将军”，加官“给事中”。曹丕死时，把儿子明帝托给他，叫他与陈群、曹休、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明帝死时，又把养子曹芳，托给了曹真的儿子曹爽，叫曹爽与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

曹家的事，姑且写到这里为止。其余的，放在司马懿父子的故事里面。

三二、孙家的事

曹操去世之时，虚岁六十六，死于头风；刘备去世之时，虚岁六十三，死于痢疾与并发症；孙权去世之时，虚岁七十一，也是死于“风疾”。所谓风疾，是血压过高所引起的各种毛病(头风是其中的一种)。

责任大、事情多，而性情又急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血压弄得过高，倘若又有不良习惯，例如喝酒，那就更麻烦了。

孙权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好酒之人，而且喜欢“闹酒”。他生平好客，常常举行宴会，总想叫所有的参加宴会之人都喝得七歪八倒，甚至烂醉如泥。

孙权兄弟四人，加上一个姐姐，都是母亲“吴国太”一人所生。吴国太的弟弟，孙权的舅舅，叫做吴景。吴景追随孙坚，参加了若干战役。孙坚死后，在袁术下面当过丹阳郡太守与广陵郡太守，帮助过孙策，孙策对袁术绝交以后，吴景就和孙策在一起，孙策打仗顺利，把丹阳郡又交给了吴景。再其后，孙权当家，吴景又做了孙权的辅佐。

曹操与刘备均不曾有这样的一个好舅舅。他们也没有兄弟辈，像孙权所有的孙策，及孙翊、孙匡(比父亲，曹、刘二人也是比不过孙权的)。

曹操不是没有兄弟，见于陈寿“武文世王公传”的有曹绍、曹彬、曹玉。这三人都死得很早，不曾留下子嗣。曹操把自己的儿子曹整、曹均、曹徵分别过继给这三个弟弟。

刘备有没有哥哥弟弟，在史料上找不到记载。陈寿的《先主传》说他的父亲叫做刘弘，是涿郡的孝廉，当过范县县令，去世之时，刘备的年纪很小，和母亲相依为命，“贩履织席为业”。很像是不仅没有弟弟，连一个成年的、能谋生的哥哥也没有。

再进一步来说，曹操虽没有亲兄弟在左右，究竟还有堂兄弟曹仁、曹洪之流，与似乎是表兄弟的夏侯惇、夏侯渊。刘备呢，简直是“六亲无靠”。只有倚仗那两位虽未必正式结拜，而感情上却是有如骨肉的关羽、张飞了。

孙权有一个好哥哥孙策，与两个颇为能干的弟弟，孙翊、孙匡。可惜，孙翊于建安八年，官居丹阳太守之时，被左右杀害，未能展其长才。他死时，虚岁仅有二十岁。孙匡，一向为孙权所钟爱，很年轻的时候便被本郡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可惜，他也只活到了二十岁便死了。不是被人杀害，而是病死。

孙权的堂兄弟很多，伯父孙羌有五个儿子，叔父孙静也有五个儿子，一共十位。其中，以孙羌的儿子孙贵与孙辅最为重要，分别做了豫章太守及庐陵太守。

孙权自己有过七个儿子：登、虑、和、霸、奋、休、亮。在这七个儿子里面，孙和先被立为太子，其后被废。孙亮在孙权死后，继位为皇帝，他年纪最小，也最受宠爱。孙亮被孙[左纟右林]废掉,孙休继位。到了孙休去世，皇冠便落到孙和的儿子孙皓的头上。

如此的皇位继承次序,反映出孙家的事不比曹家单纯。

孙权的“夫人”很多，而王后与皇后的名义，他一直拖延着不肯颁赐给其中的一人,直至自己快死之时，在死前的一年,太元元年(公元251年)才立了潘氏夫人为皇后。连带地，太子孙和不曾犯罪也竟然被他废了，改立了乳臭未干的孙亮。

君主时代的太子，号称“国本”。有了好的太子，国家便有了好的前途。孙权不曾懂得这个道理。

孙权的“糟糠之妻”，是历史家谢承的姐姐、徐县县令谢褒的女儿，谢夫人。谢家是会稽郡山阴县世家，和孙家门当户对，谢承写过一部《后汉书》，也做过武陵郡太守。主持这婚事的，是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吴国太)。

谢夫人死得早，不曾留下儿女。

第二位夫人，是吴郡富春县的徐夫人，和孙权是小同乡，而且是极近的血亲，徐夫人的祖母，是孙权的姑母，孙坚的妹妹(徐夫人的祖父，是徐真，孙坚的好朋友；徐夫人的父亲，单名一个琨字，官居偏将军，跟随孙坚、孙策打过很多次仗，于讨伐黄祖之时阵亡)。

徐夫人原为吴郡的一位陆尚之妻；陆尚死后，被孙权聘来为妃(辈分很不合适)。过了不久，孙权嫌她太喜欢吃醋，便把她搁置在吴郡郡治(苏州)，一搁就搁了十几年。

孙权做了“吴王”之时，理应立一位夫人做“王后”。徐夫人在现有的夫人之中进宮最早，而且一直抚养了被立为王太子的孙登，群臣很主张立她为王后。

当时，孙权心中所想立的，却是原籍临淮郡、寄居在庐江郡的步夫人，步夫人有很多优点：她极美，又极不喜欢吃醋，常常推荐别的女人给孙权。她又是丞相步骘的同族；并且也是孙权的两个女儿的母亲。

孙权倘若有决断，索性立了步夫人为王后，以后于称帝之时再升她为皇后，则宫廷之内倒也简单化了。然而孙权一拖再拖，拖了十几年，拖到步夫人去世以后，才在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追赠步夫人以皇后之号。

孙权的真正皇后，是会稽郡句章县的女子潘氏。潘氏得宠，似乎是在步夫人死了以后。她的父亲犯了罪，被杀。她和一个姐姐，都被罚为女奴。押进宫里的“织室”，织布制衣。孙权不知怎地，兴致高，到织室来巡视，便看中了这位潘氏，和她生了儿子孙亮。不仅立她为夫人，又终于在立了孙亮为太子以后，立她为皇后。

潘夫人性情很“妒”。妒本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种权利。然而在清朝及其以前的中国，由于一夫多妻是合法的，女人便丧失了妒的权利。善妒，成为一种罪名。

当年，徐夫人善妒，孙权把她打入冷宮。现在潘皇后善妒，孙权一切依她的意思办理；把她的姐姐嫁走，也把来自琅邪郡的王夫人冷落了，忧闷而死。

这位来自琅邪郡的王夫人，生过一个儿子，名叫孙和，一度做了太子，被废。另有一位王夫人，是南阳郡人，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孙休，其后于孙亮被废之时，继孙亮做了皇帝。

孙权七个儿子，最小的两个当了皇帝，其余的五个落空。

最年长的一个孙登，不知是哪一位夫人所生，由徐夫人抚养长大，在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被立为吴王太子。到了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自称皇帝，这位孙登，又被升立为皇太子。

孙权很花了一番心思，选择了大臣的子弟给孙登作为辅佐：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张昭的儿子张休，顾雍的儿子顾谭，陈武的儿子陈表，以诸葛恪作为“左辐”，张休作为“右弼”，顾谭作为“经正都尉”，陈表做“翼正都尉”。

关于诸葛瑾、张昭、顾雍，我在前文已经说过不少。陈武是孙策的爱将，“所向无前”，其后做了孙权的五校尉的督(司令)，相当于汉朝制度中的“北军中侯”，统率五个营的守卫宫殿的禁军。孙权和他最有感情，也对他最为信任，升他为偏将军。他在【缺P352】这时候，是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权的虚岁是六十九岁。

有两位军官，无难督陈正与五营督陈象，上书给孙权，引用晋献公废掉太子申生的故事，劝孙权收回成命。孙权大怒，把这两位姓陈的全族都杀了。

另有两位大臣，骠骑将军未据和尚书仆射屈晃，率领很多文武官吏，都自己捆绑了来到宫门口磕头苦谏。孙权叫人把朱据、屈晃牵进大殿，每人打了一百棍子。

孙权的大女儿鲁班公主，与潘夫人勾结在一起。鲁班公主而且已经把婆家全氏的一个小姐，嫁给了这位小小皇子。

孙亮被立为太子不到一年，潘夫人就被孙权升为皇后。孙权一生，只立了这么一个皇后。

又过了不到一年，孙权去世，孙亮继位，这时候，已经是神凤元年(公元252年)的四月了。

孙权七个儿子，除了孙登、孙虑、孙和、孙亮，其余的三个是孙霸、孙奋、孙休。

孙霸是一位姓谢的姬(姨太太)所生。这个谢姬与谢夫人不是一人。孙霸在赤乌五年孙和被立为太子之时，受封为鲁王。

他是当时几位皇子之中，唯一获得王爵的人。因此，就有一些无聊分子，想攀未来之龙，附未来之凤，施展出拽拨离间的鬼蜮伎俩，使得这位鲁王与太子孙和形成两个壁垒。

无聊分子的首领，是全琮的第二个儿子全寄。

全琮娶了孙权的大女儿鲁班公主。这个全寄，却不是鲁班公主所生(鲁班公主所生的，是全琮的第三个儿子全吴)。

然而，鲁班公主倒是很支持全寄与鲁王孙霸的。原因是，她与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是死对头。

孙权很厌烦自己的两个儿子形同敌国，终于最后把双方都惩罚了：废掉了孙和的太子名义，把孙和关起了；同时，把孙霸的【缺P354】死，并且谣传继位的皇帝可能是孙奋。

孙奋这时候还在章安，已经于太平三年(公元258年)被封为章安侯。他的母亲谢夫人的坟墓留在南昌。当时的豫章太守张俊竟然动了投机之心，把孙奋母亲的墓大加“扫除”，向孙奋讨好。

孙皓接到报告，叫人把张俊处以“车裂”之刑，杀掉张俊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孙奋本人与五个儿子，也被孙皓叫人杀了。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吴国的第四个皇帝。第一个皇帝是孙权，第二个皇帝是孙亮，第三个皇帝是孙亮的异母兄孙休。

孙休于太平三年(公元258年)九月，孙亮被权臣孙[左纟右林]废掉之时，被迎立为皇帝。当皇帝当了八十年头，在水安七年(公元264年)七月去世。去世的时候，虚岁三十。

写到这里，关于孙权的七个儿子，可说是都有了交代。我把这七个人的一生，再简述一次， (一)孙登，于公元229年被立为太子，死于公元241年。

(二)孙虑，早死。

(三)孙和，公元242年被立为太子，公元250年被废，安置在“故鄣”；次年，徙封为南阳王，住在长沙。

(四)孙霸，于公元242年被封为鲁王；公元251年被废，赐死。

(五)孙奋，公元252年被封为齐王，公元267年，被杀，五个儿子同时处死。

(六)孙休，在公元258年即位，公元264年去世。

(七)孙亮，公元252年即位为帝，公元258年被废。

把孙权的儿子说完以后，也要说说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有三个：大女儿名字叫做鲁班，称为鲁班公主，又称全公主；乳名却是“大虎”。中间的一个女儿，不知道叫做什么名字。小女儿叫做鲁育，称为鲁育公主，又称朱公主，乳名是“小虎”。大虎与小虎，均为步夫人所生。中间的一个女儿，是谁所生，我们不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中间的那个女儿的事，只有这么一点：她嫁给了一位书法家刘纂，死在刘纂以前。刘纂以小虎为续弦夫人。当时，小虎已经嫁过一次；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建义校尉朱据(朱据积功升至骠骑将军，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被奸臣孙弘，用伪造的孙权诏书赐死)。

大虎的第一任丈夫，是周瑜的儿子骑都尉周循。周循死得早。大虎的第二任丈夫，是卫将军全琮。全琮后来升官升到“右大司马、左军师”，在赤乌十年正月去世。

大虎的为人很不好。她不喜欢来自琅邪郡的王夫人，连带地也不喜欢王夫人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孙和。她不断地在孙权面前，说王夫人与孙和的坏话，弄得孙和的太子名义被废，王夫人失宠，愁闷而死。

大虎而且与权臣孙峻私通，叫孙峻杀死了小虎(小虎是她的同父同母的妹妹)。小虎的丈夫朱据，被奸臣孙弘害死；朱据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被皇帝孙亮下令叫老将丁奉捕杀一一都是这狼心殉肺的大虎(鲁班公主)搞的鬼!

权臣孙峻，其实也是孙家的人，在辈分上是大虎的本家侄子。孙峻的曾祖孙静，是孙坚的胞弟。孙峻所做的一件最该死的事，是在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杀害诸葛瑾的儿子、大将军诸葛恪。

孙权的哥哥孙策，留下一个儿子，叫做孙绍，袭封吴侯，其后改封为上虞侯。有人批评孙权，说他情薄。他的江山，本是哥哥打下来的。他虽不必于侄儿成年以后，把江山双手转让。却至少该给侄儿多一点实惠，例如封为王爵。我倒以为封王也大可不必，多送“几千户”年俸，实在是应该的。

孙绍的儿子，死于孙皓之手。这个，我以后再为细说。

三三、刘家的事

比起曹、孙两家，刘家的事要简单得多了。而且，也干净得多。原因是，刘备比曹操、孙权，较为重视道德。作为刘备的辅佐兼刘禅的师傅之诸葛亮，也比司马懿、张昭等人高明。

刘备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一夫一妻主义者。他有过好几位太太与姨太太，他并且颇有乃祖汉高帝刘邦之风。遇有敌兵追来，便把妻子儿女放弃。

他的原配夫人是谁?无考。

刘备在徐州广陵郡海西县(江苏省东海县之南)，娶了糜竺的妹妹糜夫人。糜夫人是“正室”，不是“侧室”。作为“侧室”的，是“沛国”女子甘氏。甘氏，据陈寿说，是刘备“临豫州”之时所娶。

刘备“临豫州”，前后共有三次。“临”宇的意思，是“君临”。当时，一般的官吏。喜欢称刺史或州牧为“州君”。

刘备第一次做豫州刺史，是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向长安朝廷推荐他的人，是陶谦。

他第二次当豫州刺史，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准许他去的人，是吕布。

他当“豫州牧”，是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用许县朝廷的名义，正式任命他的人，是曹操。甘夫人是在刘备第几次君临豫州之时，成为他的侧室?陈寿不曾交代。

陈寿在《先主传》与“二主妃子传”里面说，刘备的“妻子”被吕布掳去了两次，也被曹操掳去了两次。被吕布掳去，其后都收回了；被曹操掳去的两次，都不曾能够收回。

这些“妻子”是谁?是“妻与子”，还是仅仅是“妻”?有没有包括像甘夫人那样的“妾”在内？这些问题，大概也只有刘备自己的在天之灵可以答复我们了。

甘夫人跟随刘备，一直跟随到荆州；在荆州，于建安十二年给刘备生下阿斗。

次年，曹操追刘备，追到当阳之北的长坂坡，把刘备的几千兵与十几万难民杀得落花流水。曹操的堂弟弟、统率所谓“虎豹骑”的曹纯，替曹操掳去刘备的“妻子”，包括两个女儿。

这一次，甘夫人几乎也被掳去。幸亏有挥身是胆的赵云，把她连同阿斗，一起救了出来。

甘夫人极美，她的皮肤白嫩而滋润，像羊脂玉一样。刘备喜欢在夜晚把她与一座羊脂玉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惜，她红颜薄命，于“赤壁之战”以后不久死在荆州。

刘备在荆州，娶了孙权的妹妹孙夫人。这位孙夫人，于孙权争夺荆州的南三郡之时，被孙权派水军从荆州的公安县迎回建业(南京)。有人说，孙夫人是气愤而去的。因为刘备一到了成都，便娶进来刘璋的媳妇吴氏。事实是，孙夫人先回建业，刘备才娶进吴氏。

这位吴氏，也是一位美人。她原籍(河南)陈留，跟随父亲到了益州，被嫁给刘璋的小儿子刘瑁。刘瑁死得早，她守了寡，没想到会变成刘备的最后一位太太，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之时当了皇后。

吴皇后不曾生下孩子。刘备除了阿斗以外，另有两个皇子，是“庶出”，为妃嫔所生。妃嫔的姓氏无考。

这两个皇子，一个是刘永，封为鲁王；一个是刘理，封为梁王。其后，因为蜀、吴立约，预先平分灭掉魏国以后的中原，鲁、粱二国的地方被划入吴的未来领域，后主阿斗把这两位弟弟分别改封在甘陵与安平(甘陵在山东省清平县南；安平在今天的河北省安平县)。

后主阿斗前后有过两个皇后，第一个皇后是张飞的大女儿。她在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去世。被谥为“敬哀皇后”。

后主的第二个皇后，也姓张，是敬哀皇后的妹妹。她在建兴十五年入宫。先作贵人，不久便立为皇后。她在炎兴元年后主投降以后，跟随后主去洛阳，做了“安乐公夫人”。

后主的妃嫔是哪些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他的妃嫔之中有一位李昭仪。到了洛阳以后，不愿意改嫁魏政府所指定的军官，自杀(昭仪是宫中妃嫔的某种等级的称号)。

另有一位妃嫔，姓王，等级是“贵人”。她给后主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刘璿【xuan，同“璇”】。这位刘璿，在延熙元年被立为太子，当时他的年纪是虚岁十五岁。钟会占领成都之时，他死于乱兵之中。

后主除了太子刘璿以外，还有六个其他的儿子。其中,以刘谌【chen，相信，诚然，的确】为最好。刘谌曾经受封为“北地王”(北地是汉朝的一个郡。在甘肃省灵武县西南一带)。后主投降的时候，别的儿子都没有意见，这位北地王刘谌极为感伤、愤慨。他自杀，以一死报祖父于地下。

后主也有几个女儿，其中有三个，是我们知道下落的：一个嫁了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一个嫁了费祎的儿子费恭；另一个嫁给了关羽的孙儿关统。

刘备不曾像孙权那样，有亲兄弟当部下；也不曾像曹操那样，有几十堂弟与表兄弟当部下。他只有“亲如兄弟”的关、张二人。关、张二人的子孙，我想也附带地在此说一说。

关羽的儿子关平，在临沮(湖北南漳)与关羽同时被害。关羽的另一个儿子，叫做关兴，在益州长大，很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提拔他，先后升他的官升到侍中与中监军。可惜，他寿命不长。

关兴的大儿子关统，做官做到了虎贲中郎将，寿命也不长。死的时候，没有儿子。

关兴的另一个儿子(关羽的小孙子)，叫做关彝。关彝在关统死后，继位为“汉寿亭侯”。

王隐在《蜀记》里说，魏军入蜀的时候，庞德的儿子庞会，也跟了来，来到以后，专找关羽家里的男女老少，加以屠杀。把他们杀尽。

倘若《蜀记》的记载是确实的，这个庞会未免太没有道理了。关羽在战场上杀了他的父亲庞德，是所谓“各为其主”，不是为了私怨。庞会不该把这件事，当作“家仇”来报。即使是私怨、家仇，庞会也应该诉诸法律，诉诸君上。不应该任意杀人，而且也没有如此地任意杀人的权力。

从刑法的观点来评论，庞会的罪很大，从佛家的教理来评论，冤仇宜解不宜结。

关羽有一个女儿，孙权曾经想娶做媳妇，关羽不肯。此在前文说到过，这位关小姐，后来嫁给了谁。我们不知道。

张飞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张苞，死得早，小的叫张绍，做官做到了侍中、尚书仆射。张绍的儿子张邈，是一员尚书，在绵竹跟随诸葛瞻抵抗魏军，壮烈牺牲。

三四、司马懿

司马懿在历史上的地位，比起曹操要低得多。

曹操虽则是目无君上，自封魏公，自封魏王，迫害了伏皇后，造成了儿子曹丕可以顺利篡汉的环境，使得当时与后世的人都认为他与王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是篡位者，是奸臣。然而他毕竟与王莽不同，与司马懿也不同。

王莽所篡的天下，是汉高帝刘邦所留下来的。曹操叫儿子所篡的天下，却不是汉光武帝刘秀所留下来的，而是汉灵帝以后被董卓与袁绍等人弄得分崩离析，经过曹操自己的“力征经营”才又像个样子的天下。换句话说，曹丕所篡的天下，是曹操本人打出来的。

曹操不仅把中国的极大部分，东汉十三州部之中的九个州一个部，与荆州的一半，都统一于设在许县的中央政府之下，并且把这些地方的行政与司法都办得很好。他清除了贪官污吏和盗匪，也根绝了东汉的宦官外戚的老毛病。

曹操并不曾“挟天于以令诸侯”，他只是借重天子的名义，讨伐诸州诸郡的割据之雄，加以削平。他欠汉朝的，正是这“天子的名义”，他自己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一直到死，不肯篡位，让儿子去篡。

司马懿也是自己不肯篡，而让儿子孙子去篡的。可见，司马懿的“小聪明”不在曹操之下。然而，司马懿不曾“力征经营”，打下这个天下。这个天下，是曹操留下来给曹丕、曹叡、曹芳的。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所犯的罪只是一个“篡”字。司马懿父子祖孙，所犯的不仅是“篡”，还加上一个“窃”字。

姓曹的，最多可被姓刘的骂为强盗。姓司马的，却实实在在是“小偷”(我很抱歉，敬请今日许多姓司马的朋友原谅。你们并不是司马懿的苗裔；你们是司马迁、司马光等等好人的苗裔)。

司马懿不是没有打过仗。他对诸葛亮打过两次，对孟达打过一次，对公孙渊打过一次，对孙权也打过半次。这些战事，都不过是边疆上的小接触，与奠定中原无关。

司马懿对中原的“法律与秩序”也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荀彧、崔琰、毛玠、陈群、钟繇，那些人，才是造成了“安定”与“清廉”的功臣。

司马懿被后世的历史家批评为“以狐媚取天下”。这狐媚二字很恰当，一点儿也不冤枉。他会“媚”，会骗，先骗了曹操，后骗了曹丕，最后又骗了曹叡。他骗这三人，所用的手段都是一个“媚”字。骗过这三人以后，他又骗曹爽，把曹爽骗进了鬼门关。这一次。他所用的不再是“媚”，而是“哄”。

叙过司马懿的一生，便是叙述他如何媚了三个人，哄了一个人。

在他所骗所媚的三个人之中，最难骗、最难媚的当然是曹操了。曹操自己是骗人专家；对司马懿来说，他是前辈，他是大巫，怎么反而“败”在司马懿之手呢?

原因相当简单。曹操只知骗而不知媚。曹操一生没有媚别人的需要，自然也没有练习媚的机会。换句话说，曹操对于媚与被媚，十足外行。于是，他终于被司马懿媚得不知道这是司马懿在对他媚!

曹操从崔琰等人的口中，听到了司马懿是河内郡温县的一个人才。司马懿的胞兄司马朗，在曹操面前当过“主簿”(秘书)，其后外放，做“兖州刺史”，做到了“政化大行”而本人“粗衣恶食”，给了曹操以相当好的印象。司马朗在建安二十二年，在讨伐孙权时，死在前线(染了瘟疫)。曹操这时候已经用了司马懿做魏国的“太子中庶子”了。

曹操并不曾一下子就让司马懿当“太子中庶子”；司马懿也没有一下子，就乖乖地走到曹操的面前，请曹操给工作，听曹操摆布。

司马懿也并不是骨头硬：弯不了腰，或不愿意弯腰。他是早就看清楚了曹操的作风，以匡扶汉朝为号召，而心里所想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司马懿觉得，犯不着和这样的一个曹操混在一起，弄得将来成功失败难以预料，是流芳百世，还是遣臭万年，也毫无把握。因此，在曹操以“司空”的身份，派人来“辟召”他的时候，他假装风瘫，躺在床上不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骗”。曹操所派的人，被他骗过；曹操是否也相信他真的风瘫了，无考。至少是在当时，曹操就不再派人去辟召他了。

不久，曹操在建安十三年由“自为司空”而“自为丞相”，想起了这位架子大的司马懿，于是又派人去。这时候，曹操已经知道了他上次并非真有风瘫；所以，就吩咐这一次被派去的人：“倘若他再不肯来，就抓了他来。”

于是，司马懿也就不敢再装风瘫，而“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他跟随曹操的“行者”来到了许县，曹操却也暂时不给他官职，而把他当作一个晚辈(世交的子弟)看待，叫他与儿子曹丕在一块儿住、一块儿玩。

司马懿很有办法，花不了多少时间便把曹丕侍候得十分舒眼。曹丕舒服了，曹操也很舒服。曹操任命司马懿作黄门侍郎，然后一升再升，作议郎、丞相东曹“掾属”。掾是处长，属是处长下面的职员。再过了一阵，司马懿就当起丞相府的“主簿”来了。

曹操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去陕西打张鲁，带了司马懿同去。

张鲁很快便投降了。司马懿劝曹操一口气由汉中向南，越过大巴山，抢刘备从刘璋之手所夺到的今日四川省。曹操不太欣赏司马懿的这种拍马屁而不切实际的建议，却不愿意向司马懿示弱，说没有把握一口气又打刘备，抢四川。曹操只是轻描淡写，向司马懿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在建安十八年当魏公，二十一年称魏王。魏国等于是汉朝内部的另外一国，自己有一个小朝廷，设了丞相以下的宮。“太子中庶子”是这些官之中的一个。“中”的意思，是“內”。“庶子”的意思在这里不是嫡子以外、庶出的子；而是“众多的子”，“众多的、与太子年龄相仿佛的年轻人”。换句话说，是太子的“宾客”，他们住在太子公馆之“内”，与太子生活在一起。

本来，司马懿早就在担任黄门侍郎以前，与曹丕一起生活过，而不曾有什么名义。现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叫他当正式的“太子中庶子”。

于是，司马懿的一套“媚”的功夫，有了更确定的对象。他常常被曹丕邀请“参与机密”。他每次参与机密，都拿得出“奇策”来。因此，他越久越被信任。

陈群是曹家的“老臣”，陈群的地位被司马懿赶上了。陈群与司马懿，加上吴质、朱铄，被人们称为“四友”。

司马懿一方面做了曹丕的亲信，同时也保持了与曹操的接触。他做了太子中庶子以后不久，曹操就把他调回，放在自己身边当“军司马”。他常常对曹操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也颇有被曹操采取的。

他的最重要的一次建议，是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于关羽掳了于禁之时，有意思放弃许县，迁都到黄河以北、邺县之类的地方，司马懿恳切谏阻，说千万不可迁都，一迁都人心就会动摇。曹操对司马懿的建议，欣然接受。迁都的念头，立即打消。

曹操与司马懿处得很久了，对司马懿的才干，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他也生了一种恐惧之心。曹操看出了司马懿有一种“狼顾”的特征。“顾”是回头看；“狼顾”是像狼那样能够身体不动，两肩不动，而头与颈项可以向左右转一百八十度。凡是有这种“狼顾”的特征的人，曹操知道，心术一定很坏，坏得像狼一样。曹操这个学问，是从看相的书上得来的。

曹操而且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同在一个马槽里吃草。这是“三马吃一曹”(预言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将要把曹家的天下吃掉)。曹操因此对司马懿更不放心。他向儿子曹丕说：“司马懿不是能够给别人当臣子的人。他会干涉到你的家事。”曹丕这时候早已被司马懿迷住，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样。曹丕不仅不遵照父亲的意思，对司马懿疏远，反而替司马懿说了许多好话。

司马懿也觉察到曹操对自己颇不放心，就更加在办公之时特别卖力，一天到晚办公，办到深夜，应该睡觉之时，仍在处理公事。而且他大事肯做，小事也肯做，奉了命令的事，他一定去做；不曾奉到命令而似乎不妨一做的事，他也自动去做。例如喂曹操所骑的马，如此的小忠小信，使得曹操渐渐感觉到自己的看相术可能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办事卖力的司马懿，也许没有什么不可靠罢。

结果，曹操终于也像曹丕那样，对司马懿放了心。

孙权在关羽打胜曹军之时，派吕蒙偷袭关羽的后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孙权与刘备，本是反曹的战友，虽则在赤壁乌林之战以后，为了荆州南三郡的问题一度几乎翻脸。然而这关于南三郡的争执，已经获得和平解决，为什么孙权要在关羽可以长驱直捣中原之时，对关羽施展出这偷袭后方的绝招呢?原来，这是司马懿的安排。司马懿向曹操说：孙、刘二人“外亲内疏”。刘备的关羽打胜仗，不是孙权所希望的。不妨派人叫孙权偷袭关羽的后方，关羽就不得不放弃对樊城的围攻了。

曹操听到司马懿的这一番话，觉得此计甚妙，就立刻派人去说动孙权。孙权也果然依照曹操的吩咐，做出那丧心背理、出卖盟友的事。

事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迭到洛阳，献给曹操。曹操接到以后，很快便旧病复发，头痛难忍，一命呜呼。于是，司马懿又得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替曹家办理丧事。他把丧事办得井井有条，“内外肃然”。

这时候，曹丕以魏国“王太子”的身份留守邺县。司马懿把棺柩运送到邺县去，交给曹丕。这分明是告诉已经来到洛阳的曹彰、曹植等等，接班人不是他们，而是曹丕。

曹丕继承了曹操所遗留下的魏国的王位与汉朝的丞相之职。司马懿被升为“丞相府长史”。“长史”相当于今日的秘书长。曹丕而且封他为侯，封为河津亭侯。在此以前，曹操所赏给司马懿的官，只不过是主簿与“军司马”而已。

曹丕上台以后，第一招的辣手是杀掉丁仪、丁真兄弟，与两家的所有男人。这两位姓丁的，是曹植的好朋友。

是谁，教了曹丕，干出这种缺德的事？

司马懿!不久，曹丕篡了汉朝的皇帝之位，不再是汉朝的丞相。司马懿也不再是汉朝丞相府的秘书长了。他改做了魏朝政府的尚书，由尚书转任为督军、御史中丞。爵位也从亭侯升为乡侯：安国乡侯。

曹丕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在黄初二年又升谓司马懿的官，从“督军、御史中丞”升调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司马懿所已经担任过的“督军”，与民国初年的“督军”不同。司马懿所“督”的，是曹丕在延康元年七月所率领南下到谯县的、作为一种耀武扬威的姿态的象征性的军队。督的字义，只是主管军风纪而已。那时候，作为司令官的督，不称督军，而称“督汉中”、督某处。

延康元年，是汉朝的年号，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开始，到十月结束。曹丕在延康元年十月篡位，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黄初元年仅有三十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次年正月，便是黄初二年的正月了。

司马懿所担任过的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

侍中，很重要，是宮门以內最大的官，在皇帝的左右侍候皇帝。

尚书，在汉朝初年地位不高，只不过是宮内的书记之流而已，却也经手大小衙门向皇帝上奏的文书。霍光当了“录尚书事”。在名义上只不过是有权抄录全部尚书们所经手的文书，却成了综揽大权的“真宰相”。

尚书们之中的第一位尚书，称为尚书令。尚书令在霍光以后，有时候权大，有时候权小。倘若同时不曾有大官兼“录尚书事”，那末，尚书令的权力就要大些，倘若有大官兼“录尚书事”，这位尚书令便只是“录尚书事”下面的一位属员而已。

尚书令的副手，称为“尚书仆射”。这位仆射的重要性，也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要看当时在他的上面，有没有人担任尚书令。倘若尚书令的一职，暂时虚悬，这位仆射就等于是事实上的尚书令了。倘若当时又没有一位兼“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仆射便是“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

司马懿在黄初二年担任“尚书仆射”之时，在他上面有一位尚书令：陈群。

再过三年，黄初五年，他却在事实上爬到了陈群的上面，升凋为“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陈群要到了黄初七年，曹丕从广陵班师回朝，才破曹丕升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都督水军”，在名义上与司马懿共同“录尚书事”，在事实上坐镇许昌。“录尚书事”的政务，都是那回了洛阳的司马懿一个人办了就算(在陈群尚未领了水军还许昌以前，坐镇许昌的是司马懿。许昌在汉朝称为许县；到了魏朝，才改称为许昌)。

曹丕在黄初七年五月丙辰日病重，把陈群由许昌召回洛阳。与司马懿、曹休、曹真，同受托孤的顾命。这四人的名次是；曹真第一，陈群第二，曹休第三，司马懿第四。曹真，虽则是本不姓曹，而是曹操“抱来”的姓秦的儿子，地位却比曹休高。曹真是“中军大将军”；曹休只是“征东大将军”。陈群呢，是“镇军大将军”；司马懿是“抚军大将军”。在这四个所谓大将军之中，真正的大将军，相当于汉朝的大将军的，只是曹真一人。

然而，曹真自始至终，只执掌过兵权，而从来没有主管过行政，从来没有兼任过“录尚书事”。自始至终，替曹丕在名义上与事实上都担任过“录尚书事”、替曹丕“当家”的，只有这位工于孤媚的司马懿一人而已。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为人比曹丕略好，天贤也高，却也看不清司马懿的本质。他给了司马懿以相同于曹真的兵权，叫他镇守宛县(南阳)。

司马懿在镇守宛城的期间，做了一件大事：消灭了孟达。这件事，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孟达造反，是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十二月，也就是蜀汉后主的建兴五年的十二月。他以新城郡太守的身份宣布反魏归汉，仅仅过了八天，司马懿已经率领兵马，来到了孟达的上庸的城下(上庸城，在今日湖北竹山县东南，房县西北)。

这是司马懿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指挥作战，而所获得的是一个全胜。

魏明帝曹叡特别召见他，问他：对于东吴、西蜀，应该先征讨哪一个。司马懿回答：不妨先征讨东吴。曹叡问他，如何去征讨东吴？司马懿回答：不妨先攻皖城，引吴军去皖城，然后乘虚直捣夏口(汉口)。因为，夏口是吴国的心脏。曹叡认为很对。不过，并没有予以施行。

曹叡不叫司马懿去征讨东吴，却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升他为“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命令他与曹真共同领兵去打西蜀。

三年以后，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带了十几万人，由斜谷出兵，来到郿县城附近，屯扎在渭水南岸五丈原。

这一次，曹叡加派了两万兵来，交给司马懿调度。司马懿挨了一百多天，不敢对诸葛亮决战。在这一百多天以內，诸葛亮曾经对他多方挑战，而他一概不理。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的军队撤走。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已死，追到赤岸，才得到确实的情报。

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在夏天宣布独立，自称燕王，不再听命于魏。次年，曹叡拨四万兵给司马懿去讨伐公孙渊。

司马懿到达辽东，不攻公孙渊所设防的辽隧，而迂回到公孙渊的根据地襄平(辽宁省辽阳县之北)。司马懿把襄平围了，断绝粮食的供应；围了差不多三个多月，然后猛攻。

司马懿攻破襄平城，杀掉公孙渊与城里的两千多文武官吏、七千多无辜的男性人民。他这一股残忍劲儿，十足暴露了他是狼，不是人。

另有一件小事，也显出了司马懿的为人。辽东的气候极其严寒，有些兵士实在抵挡不住，便向他请求，把辽东郡仓库中储存的短袄赏给他们。司马懿竟然不肯。他打着官腔说，“接收下来的敌人物资，是公家的，我怎么可以擅作主张?”

司马懿的次一重要事迹，是在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与他同受顾命的，是曹真的儿子曹爽。曹爽原任“武卫将军”，而此时升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懿的官职，只是“太尉”。

曹叡所托的孤，是他的养子、封为齐王的曹芳。曹叡这个人也够特别，自己生不出儿子，却不肯选一个侄儿或堂房侄儿，或弟弟，作为曹家帝位的继承人。偏要抱一个来路不曾交代的曹芳为养子，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未必姓曹的八岁小孩子，托给曹爽与司马懿。

于是，在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保护之下，曹芳顺利即位。司马懿被升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是谁把他升到与曹爽几乎一样高的地位并掌握实权的?不可能是“少帝”曹芳，因为曹芳才有八岁；而事实上是曹爽，因为当时，“录尚书事”的只有曹爽一人。这是曹爽所做的一件糊涂事。

曹爽不久便后悔了。他把司马懿明升暗降，升他为“太傅”，去掉他的“录尚书事”的兼差，剥夺了他的行政实权。

少帝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孙权派遣大军，分三路伐魏：叫全琮攻芍陂，朱然、孙伦攻樊城，诸葛瑾、步骘攻祖中。

司马懿向少帝曹芳与曹爽讨得了一个差事；带兵去救樊城。他在六月间南下。朱然、孙伦在他快到樊城之时，撤军而去。

两年以后，正始四年，司马懿又有了一个机会掌兵：攻打吴方的皖城。这一次，吴军也是闻风而逃。皖城的诸葛恪，在司马懿到达舒县之时，便烧了存粮放弃皖城而去。

司马懿可算是得到了一个空城。他为了补偿未能获得敌人存粮的这一个缺憾，便加宽淮阳渠与百尺渠，用这两个渠的水灌溉更多的田，并且把颍水两岸的坡，也整修了。从此，在寿阳(安徽寿县)与洛阳之间，有不少的屯田兵士的聚居之地；也有了不少的粮食仓库，分布在这一条路上，使得魏军对东吴有所举动之时，不必忧虑粮食的接济与运输问题。

司马懿虽则是一个心狠手辣、不顾道义的人，论行政能力，他却也有过人之处。他一向很知道重视水利与屯田的工作。

倘若他永是于曹爽主持的朝廷之下，以官居太傅为满足，有时带兵出京，打打仗，散散心；有时督率文武官吏，开开水渠，办办屯田，我们就不会把他批评得一文不值。相反，我们会夸奖他是魏朝的一位“能臣”。

他不以官居太傅、打仗开渠为满足，他定要与曹爽争权，他定要打倒曹爽，取曹爽而代之。

这个，其实也不太严重。争权的事，在历史上极多。他以能臣而与一个无能之臣争权，我们可能会同情他，说他是为了想“做事”而不得不争权。

可惜，他夺得了大权以后，又不满足。他硬要杀掉曹爽三族，杀掉曹爽的几个“党羽”的三族，又借口有人告发王凌，想背叛少帝曹芳，另立楚王曹彪当皇帝，把王凌抓了，把王凌及其“余党”的三族也屠杀了；同时，强迫楚王曹彪自杀。

他也命令所有姓曹的王爷、公爷、侯爷，都搬到洛阳来住，不许互相来往，一切行动由他派人监视。

他这样做，分明是为儿子与孙儿铺下一条将来篡位的路。

因此，我们才对这样的一个司马懿深恶痛绝。他地下有知，应该后悔。对曹爽、王凌、曹家宗室，做得太绝，太缺德。

曹爽也有他的取死之道。

他应该为国求贤，进君子、退小人，增强少帝曹芳的力量。最好，把若干在事实上等于囚犯的曹操子孙，都“放”出来，分别给以文武官职。也只有这样，曹家的天下才能稳固。

也许，曹爽自己在心里有毛病。他的父亲曹真，原本姓秦，不姓曹，是曹操的养子。他曹爽不是曹家的亲骨肉，犯不着把姓曹的都“放”出来，排挤自己。

他和司马懿同受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在地位上与司马懿相等而略高一筹。为了礼貌，为了使司马懿明升暗降，他表请少帝曹芳，把司马懿由太尉升为太傅(太尉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中央最高的三个大官之一，执掌兵权，其余的两个，丞相管文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太傅是从西周沿袭下来的，在名义上高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事实上并无权力的“皇帝的师傅”。太傅的同级是太师、太保。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官合起来，称为“三太”)。

曹爽叫司马懿做太傅，把太尉的位置转送给征东将军满宠。满宠是一员老将，兖州山阳郡昌邑(山东济宁县)人，对曹家很忠心，曾经做过汝南太守、豫州刺史和“前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三月间去世，继任太尉的是“领军将军”蒋济。

蒋济也是魏朝的一个忠臣。他是扬州楚国平阿(安徽怀远县)人，是曹操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当过魏方所虚设的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丞相府主簿、“西曹属”。魏文帝曹丕叫他做“东中郎将”、散骑常侍。东中郎将是带兵的军官，军阶决于将军，高于校尉，属于“中郎将”的一级。散骑常侍。在名义上相当于今日的 “随从秘书”，而地位甚高。

魏明帝即位，调他为“中护军”。“中护军”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内部主持军官升迁调降的人事处长”。

他在中护军的任上，敢于对魏明帝曹叡进谆，劝曹叡裁减后宮女子的人数，把一些闲着无聊的与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宮外。

他对曹叡的又一次谏诤，是关于朝廷中的两个小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

汉朝本没有所谓“中书”，只有尚书。尚书在汉朝开始之时，是在宮里面侍候皇帝的小书记，职务是把各衙门送来的奏章等文件，整理出来，呈给皇帝批示。有时候，他们也替皇帝代笔，或拟办诏书文稿。过了相当时候，他们的实权越来越大；因为，皇帝每每向他们就近征询意见。对于臣下某一个请求，他们倘若说“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虑，而决定予以批准。他们倘若说“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驳了。

再其后，几个尚书之上，有了“尚书令”。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录尚书事”，他的权力又比尚书令高出许多；而且，虽则于名义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实权方面已经使得丞相位同虚设。

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以后，在魏王的宫中设了秘书与秘书令，以免与汉朝廷的尚书与尚书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汉朝，把汉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来，把魏国的“秘书”改称“中书”，于是汉朝的尚书与魏国的中书，都成为朝廷的机构，同时存在。这便是隋唐以后，何以有了“尚书省”，又有所谓“中书省”。加上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三权鼎立的局面。

本来，尚书的权大；有了中书以后，中书的权更大。尚书只管例行的公文；中书管了机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官位虽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蒋济等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没有不向他们低头的。真正的皇帝，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做(中书令之上的中书监，是曹丕所设：用意在于制衡中书令。结果，中书监有时候也会与中书令彻底勾结，狼狈为奸)。

蒋济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说：“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系者，身蔽。……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曹叡用诏书答复蒋济，褒奖他忠义奋发，升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那刘放、孙贤二人，仍旧当他们的中书监与中书令，曹叡并不肯免他们的官。

刘放与孙资所做的最大的坏事，是在曹叡临死之时，排挤了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骁骑将军秦朗、屯骑校尉曹肇。这几个人，都是曹叡想委托以后事的。

曹叡召见了曹宇，叫他做大将军，辅佐即将继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谎辞(这是曹宇的错)。曹叡问刘放、孙资，曹宇为什么坚辞。刘放、孙贤说：“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曹叡说：“用曹爽来代替他做大将军，好不好?”刘放、孙资说：“好！”于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刘放、孙资又向曹叡建议，把司马懿找来，与曹爽同受顾命。曹肇反对。结果，曹叡还是听了刘放、孙贤的话，召来了司马懿。

曹肇与夏侯献、秦朗，这三人不仅不再列名于被“顾命”的大臣以内，而且丢了他们原来的官。

曹爽做了“顾命大臣”。当然很感激刘放、孙资，听他们的摆布。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对过刘放、孙资二人的蒋济，继满宠的太尉之任。

这是曹爽糊涂呢？还是故意向刘放、孙资二人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司马懿挑战呢?糊涂，不见得。挑战，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来，这不是挑战，而是镇压。

曹爽提拔三个“自己的人”，做“尚书”，专管“选举”，分刘放、孙资的权。这三个人，是何晏、邓飏【yang】、丁谧。事实上，“选举”只是选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提拔起来。曹羲当了“中领军”，曹训又当了武卫将军。中领军与武卫将军都是统带作为皇帝的卫队的禁军的。另一位弟弟曹彦，当了“散骑常侍”。

曹爽最叫司马懿吃不消的，是叫两个亲信毕轨与李胜，分别担任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司隶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属地区(明清两朝的所谓“直隶”)的行政，同时也有权弹劾、甚至逮捕任何一个住在这中央直属地区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当于太守，然而高于任何太守，因为河南郡是首都洛阳的所在地。

司马懿一向是与曹爽共“录尚书事”，由太尉升为太傅以后仍然如此。不过，自从那何晏、邓飏与丁谧，三个人做了尚书以后，他们就很少把尚书部门的公事送到司马懿那里去请示了。毕轨与李胜当了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马懿的办公室里去。

司马懿气不过，就称病请假，不再上班。他并不辞职，仍旧在家里当他的太傅。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在朝廷中布置了自己的人，与曹爽的人对抗。

曹爽有一个弟弟曹羲当“中领军”，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师当中领军。曹爽有一个弟弟曹彦当散骑常侍，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昭当散骑常侍。曹爽有三个自己的人：何晏、邓飏、丁谧当尚书，司马懿也有一个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马孚，当尚书令。

司马懿而且有一种曹爽所没有的秘密力量。这秘密力量，是大儿子司马师所豢养的，散居在民间的三干名“死士”。

除了这些以外，司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骗。

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辞行。司马懿躺在床上装病，叫人把李胜请进卧房。丫头送上稀饭，司马懿喝到嘴里，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弄脏了胸前衣服。李胜向他说话。他把“本州”听成了“并州”。在回话的时候，他又下气不继上气地勉强说出了几句。李胜以为司马懿果然病得很厉害，就去报告曹爽。曹爽听了，大为放心，便不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

过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南门外若干里去拜谒魏明帝的陵墓(称为高平陵)。

他们谒陵完毕，回洛阳来，没想到城门已闭，整个洛阳城已被司马懿父子占领。司马懿带了兵马，站在城门外的洛水浮桥之上,叫人送一张表给少帝，交曹爽转。

在这一张表里，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说曹爽广用私人，“尽据禁兵”，又说他以黄门(宦官)张当为都监：“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马懿又在表里说，太尉蒋济与尚书令司马孚，均认为蕾爽与曹羲、曹训，都不宜于继续“典兵宿卫”。蒋济与司马孚已经奏请皇太后(郭氏)，将曹家兄弟的官职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归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经准了他们的奏，叫臣(司马懿)执行。

臣已经通知主管人员，立即遵办，不许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误了皇上回宫的时间。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一时不敢把司马懿的这一张表，送请少帝曹芳过目。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这时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植范，已经冒险从城里跑出来。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劝曹爽赶快去许昌(许县是在曹丕篡位以后，改名为许昌的)。桓范说：“你到了许昌以后，便可以集合全国兵马，申讨司马懿。”

曹爽身边，有主张向司马懿投降的许允、陈泰。许允是侍中，陈泰是尚书。

曹爽终于派人向司马懿投降。司马懿暂时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进城，各回寓所。他们不再是宮，而仅仅是侯。

过了不久，司马懿把宦官张当抓了来，严刑拷打，叫张当不仅招供了曾经以宫内的“才人”(宫女)若干名送给曹爽；而且也“承认”了曹爽曾经和他与何晏等人同谋，准备在正始十年三月间造反。

结果，司马懿无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恒范，一共十个人，治了谋反大逆之罪。不仅十个人都杀了头，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屠杀得精光。

这就是司马懿辣得比狼还要凶狠之处(他曾经答应过蒋济，说只要曹爽肯交出政权，便留他性命。蒋济于曹爽一家被屠杀之后气死)。

司马懿在解决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以后，少帝叫他做魏朝的“丞相”，他假惺惶地坚辞。

司马懿把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丁以后，又开始对夏侯氏一家动脑筋。用少帝曹芳的诏书把征西将军夏侯玄召回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官职。

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夏侯渊的从侄孙，同时也是曹爽的“外弟”(表弟)。夏侯玄的母亲是曹家的女子。

夏侯玄以征西将军的名义，驻屯在长安，一向负有防备西蜀的全责。他既是曹爽的表弟，又是曾经在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跟随曹爽大举伐蜀一次的大将(他们由骆谷进军，被王平在兴势挡住，又被费祎威胁了后路，大败而回)。

曹爽回到洛阳，夏侯玄掌握重兵，留在长安。四年多以后，在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和三个兄弟与何晏等人，被司马懿消灭，夏侯玄得到消息之时，不知如何是好，魏少帝的诏书已到，叫他回京城洛阳，把所掌管的兵权交给雍州刺史郭淮。

夏侯玄乖乖地回了洛阳。司马懿却也一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原因是：夏侯玄失掉了兵权，又住在朝夕被监视的洛阳，不能够对司马懿有所作为。而且，夏侯霸已经逃往西蜀。倘若杀了夏侯玄，那就难免有更多的夏侯氏成员向西蜀、东吴乱跑了。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也就是夏侯玄的堂叔父，在辈分上比夏侯玄高，在地位上却比夏侯玄低。他是夏侯玄征西将军府所统辖的“讨蜀护军”，带兵驻扎在陇西(甘肃)，与雍州刺史郭淮处得不好。

夏侯玄被征召回洛阳的时候，夏侯霸顾不得西蜀与他有杀父之仇，当机立断，一口气奔往西蜀。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战死在汉中，当时传说是被刘备亲自斩杀的。近代的京剧，才把夏侯渊的死，记在黄忠的账上。

西蜀的君臣对夏侯霸很好。首先，刘后主阿斗向夏侯霸解释，说：“你的令尊大人，是不幸阵亡于乱军之手；并非先父(刘备)所杀。”

刘后主又把夏侯霸引进宫内，与皇后张氏相见，告诉夏侯霸，“她是你的堂外甥女!”原来，张皇后的母亲，是夏侯霸的堂妹，于当年兵荒马乱之时的中原，被张飞遇到，成了张飞的妻。

刘后主问夏侯霸，司马懿对西蜀有什么打算?夏侯霸说，司马懿刚刚拿到了政权，目前要忙于整顿内部，消灭更多的异己，一时来不及对西蜀有什么举动。将来，倘若有一位姓钟、号叫士季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在魏国朝廷中主持大计，那就值得吴、蜀二国忧虑了。

司马懿这时候，正如夏侯霸所说，忙于寻找曹爽以外的异己，加以消灭，他找来找去，找到了驻扎寿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他一口咬定，说王凌企图勾结楚王曹彪造反，起兵占领许昌，迎立楚王为皇帝，然后打到洛阳，废掉少帝曹芳。

王凌所做的，引起司马懿如此猜疑的事，只不过是因为吴国塞了涂水入江之口，认为这是吴国即将对魏用兵，下令全军戒严，同时上表给少帝(等于上呈文给司马懿)，建议乘此对吴国大举讨伐。如此而巳。

司马懿不动声色，以绝对秘密的方式，带了重兵，突然由颍水航行到寿春的城下。

王凌见到司马懿来得奇怪，想抵抗也来不及，只得叫人捆了自己，押送到司马懿的水营之前。司马懿先叫人传令，松解了王凌的绑，却又不许王凌坐小船前来见面。

随后，司马端便派了六百名兵士，押解王凌去洛阳，王凌走到中途，在项城喝了毒药，自杀。

王凌死了以后，才有一个军官王式来自首，说自己是王凌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的部下，曾经奉了令狐愚的命令到白马城勾结楚王曹彪。这时候，令狐愚早已病故，死无对证。

司马懿于是下令将王凌与令狐愚剖棺戮尸，两家的父族、母族、妻族，以及与此案相连的其他的人，一概杀光。楚王曹彪被下诏赐死(命令他自杀)。

过了不到一个月，司马懿本人也得病而死(当时有人记载，说他之所以得病，由于常常见到王凌的鬼魂)。

三五、司马师

司马懿死时，虚岁七十三岁。

魏少帝曹芳的朝廷之中，极多是司马懿的党羽，以及若干趋炎附势、甘心或不敢不效忠于司马氏的人。这些人一致主张，朝廷的大权由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继续执掌。

司马师的官职，由“中护军”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正月，司马师被再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司马师不像他父亲司马懿开头那么苦，因为，他没有一个像曹爽那样的人和他同时“录尚书事”。魏少帝曹芳的朝廷，等于是他司马师一人的朝廷，他可以为所欲为。

嘉平五年五月，吴国孙亮的太傅诸葛恪带了大军来攻打“合肥新城”(合肥西北三十里的一个小而坚固的新城，满宠所造)。司马师命令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用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方法抵抗诸葛恪。诸葛恪因欲战不得，而羁留在合肥新城的城郊有好几个月，终于粮尽退兵，在归途中被埋伏在合榆镇的文钦杀得惨败。

司马师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兵的人。

次年(嘉平六年)正月，司马师完成一件父亲司马懿想做而不曾来得及做的一件事：解决夏侯玄。

他给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加上一个企图“废易大臣”的罪名，说他们想把夏侯玄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升为“大将军”，代替他自己司马师“辅政”。就把他们连同夏侯玄全部抓来，都灭了三族。

李丰是当时的“中书令”；他的儿子李韬是“齐长公主”的驸马。张缉是光禄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国丈，他的女儿是少帝曹芳的张皇后。苏铄是“黄门监”。乐敦是皇太后郭氏身边的人，官职是“永宁署令”。刘贤是“冗从仆射”。“冗从”是宫中的侍卫。苏铄、乐敦与刘贤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国志》与《晋书》所保存的史料看来，李丰、张缉等人似乎确有“废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马师给他们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问题在于：倘若他们是自作主张，就可以说得上是犯了企图“废易大臣”之罪。倘若他们是事先获得了皇帝的默许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来说，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司马师。皇帝想换一个大臣，当然就可以换，执行皇帝此项命令的，怎么可以说是有罪呢?

《三国志》不曾记载少帝曹芳在这一件流产的政变中是否有份。《晋书．景帝(司马师)纪》却明明白白、毫不隐讳地说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以夏侯玄代‘帝’(被晋朝司马炎追封为景皇帝的司马师)辅政。”这样看来，李丰等等并非自作主张、企图“废易大臣”的罪人，而是不惜一死，以执行皇帝密旨的忠臣。

司马师也确是够深沉的。他在正月间杀了李丰等人，却不立刻对少帝曹芳有所举动。他拖延到九月，才用皇太后郭氏的名义，把少帝曹芳废了，押往山东临淄的“齐国”，再度作所谓齐王，在事实上施以软禁。这时候，曹芳的年龄是虚岁二十三岁。

司马师心里所想的，是扶立一个小孩子做新皇帝。他嘴里所说的，却是了不起的一番“公忠体国”的话：必须扶立曹操的儿子，任城王曹据，使得国家有一个“长君”(年长之君)。

同时，他叫皇太后郭氏一再以“长辈不可继承晚辈”为理由，说任城王是叔祖，不可继承侄孙曹芳。她出面主张，立魏明帝的一个侄儿、与曹芳辈分相同的高贵乡公曹髦。曹髦这时候的年龄是十四岁。

曹髦是东海王曹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孙子、“魏武帝”曹操的曾孙。

曹髦比起曹芳来，的确更有资格做魏朝的皇帝。因为，他是有凭有据的曹家骨血，而曹芳不过是明帝曹叡的一个养子，来路不明，甚至未必姓曹。曹髦的另一长处，是书念得好。这个，我想留到以后再说。

司马师扶立了曹髦以后，把嘉平六年十月改为正元元年十月。

三个月以后，在寿春有人“造反”，反对司马师，申讨司马师。造反的领袖，是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

毋丘俭是河东郡闻喜县人，魏明帝当太子时候的好朋友。明帝即位以后，他先后做了尚书郎、羽林监、洛阳典农、荆州刺史、扬州刺史、幽州刺史加“渡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他收降了乌丸(乌桓)的几个单于，战胜了高句骊的一个国王，在帮同司马懿打平公孙渊以后，升为“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转为镇南将军，又改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

司马师派了太尉司马孚来，抵抗孙亮的太傅诺葛恪于合肥新城，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在司马孚的督率之下，奉了司马师之命以守为攻，十分服从。

司马师把少帝曹芳废了，改立另一少帝曹髦，毋丘俭便约了文钦，与安丰护军郑翼、庐江护军吕宣、庐江太守张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护军正休，举起维护魏朝、申讨司马师的义旗(陈寿在《三国志.毋丘俭传》里面，却把他描写成一个“作乱”的叛逆)。

毋丘俭等人向少帝曹髦上了一张表。这一张表，便是他们的檄文，他们列举了司马师十一项大罪，其中包括废了旧少帝曹芳，对新少帝曹髦不肯上朝等等。他们也提起了合肥新城之役，魏军苦战了一百多天而司马师对他们有功不赏。

也许是为了分化敌人罢：毋丘俭等人不仅在檄文里称赞了司马懿，而且也建议曹髦，以司马昭代替司马师执掌大权。说司马昭“忠诚为国，不与师同”。他们这样做，其实达不到分化敌人的目的。司马昭怎么会为了毋丘俭等人这几句话，而糊里糊涂地对哥哥翻脸呢?

毋丘俭与文钦在才干上不及司马师。他们把儿子送到东吴，向孙亮讨好，却并未得到东吴的大力支援。他们集合了五六万人，由寿春向西进发，没有办法直捣洛阳，或占领许昌，却走到了项县(河南项城)就停住了。这分明是静候挨揍。

司马师吩咐监军王基带领前锋部队扎在“南顿”，对毋丘俭、文钦监视，另派诸葛诞带领豫州的兵，进攻寿春；派胡遵带领青州、徐州的兵，斜出谯县与今日的商丘之间，断绝毋丘俭、文钦从项县回归寿春的路。司马师自己亲率主力，屯聚在汝阳。

另外，司马师又叫邓艾，带了一万多名“泰山诸军”，到乐嘉县，做出不堪一击的样子，引诱册丘俭、文钦出击。

毋丘俭果然就叫文钦来打邓艾，司马师就指挥大股骑兵，从后面袭击文钦，文钦大败。

毋丘俭在项县城里听到消息，慌忙弃城而走。这一走，全军不可收拾。他毋丘俭本人在走到慎县以后，躲在河旁的草丛里面，被老百姓射死。这个老百姓，姓张名属。文钦一口气逃往了东吴。毋丘俭的小弟弟毋丘秀，也逃去了东吴。

毋丘氏与文氏两家的人，凡是留在魏国的，都一齐被司马师屠杀。母族、妻族的人也连带遭殃。

曾经跟随他们二人一起申讨司马师的将领，有些投降得早，没有被治罪；有些投降得晚，当然都倒霉。

文钦有一个儿子文鸯，十分勇敢。他曾经带了十几个骑兵，冲到司马师的大营，把司马师吓得眼睛都震出了眼睛眶子，痛得要命，终于病死，死在正元二年正月辛亥日，享年四十八岁。

三六、司马昭

司马懿在杀了王凌以后不久便死，司马师也是在杀了毋丘俭以后不久才死。恶人自有恶报。

司马师所执掌的大权，入于司马昭之手。司马昭也将要在杀了诸葛诞及钟会以后不久才死。

司马昭在继承司马师以前，先后作过了洛阳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征蜀将军，议郎，“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节度诸军”，“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行征西将军”，“中领军、留镇洛阳”。

司马师病重于许昌之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来。少帝曹髦赏升他为卫将军，算是壮壮他的行色。但是，司马师的死讯到达洛阳之时，少帝曹髦却突然下诏给司马昭，叫他留镇许昌，不必返回京城洛阳，军队改由尚书傅嘏带来。

曹髦的意思很明显：不愿意给他以相同于司马懿及司马师的大权。

司马昭不理会曹髦的圣旨，仍旧带了大军，浩浩荡荡，由许昌开向洛阳。曹髦没有一点兵力能挡住这位目无君上的权臣，只好逆来顺受，升司马昭为大将军，加官“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叫他像他的父亲与哥哥一样，“辅政”!

两年以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五月辛未日举起造反之旗，借口忠于大魏而造司马昭的反。

诸葛诞是不是忠于大魏呢?他倘若真是忠于大魏，当年便不会捧司马懿捧得那么起劲，以扬州刺史的身份与王凌作对，帮助司马懿消灭王凌，于王凌死后继任“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倘若真是忠于大魏，也不会于调任镇南将军以后，以镇南将军的身份帮助司马师，消灭毋丘俭。司马师赏他的功，升他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他和扬州刺史乐缮处得不好，正如当年王凌之与他处得不好。乐缮告了他一状，说他勾结东吴(其实，他抵抗过东吴大将孙峻、吕据等的来攻，斩杀了将军留赞)。他心中怀有鬼胎，很怕迟早有一天会被司马昭捎灭。他“阴养死士”，企图自卫，倒是事实。并且，他在寿春城内储藏了足够一年食用的军粮与民粮。

司马昭派贾充来视察。贾充回洛阳以后，向司马昭建议：征召诸葛诞到京城来做“司空”，逼他提前造反。贾充说：“征召他，他一定抗命不来，造反。这可以说是‘小祸’。不征召他，将来他还是要造反，那就成为大祸了。因为，再给他几年时间，他的准备就更加充足了。”

司马昭接受贾充的建议，征召诸葛诞，把他从寿春调回洛阳，改任司空之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便起兵杀了乐缮，对司马昭造反。同时，他把小儿子诸葛靓送往东吴，向东吴投降，请东吴派兵支援他。他集合了十几万兵，东吴派来了三万多兵。司马昭却带了二十六万兵来打。

司马昭不但自己来，而且也“挟”了少帝曹髦一起来。这就一方面增大了声势，一方面也免得少帝曹髦留在洛阳“捣鬼”。

率领东吴兵士的将领，是那曾经与毋丘俭共同造反的文钦，与唐咨、全怿、全端、王祚。他们都及时赶到，进入了寿春城。其实，这是错的。他们不应该进城，应该留在城外，维护寿春与东吴领土的交通线，相机与城内诸葛诞的军队共击司马昭军。

司马昭把他的主力“司令部”设在河南沈邱县东北的丘头，叫部队把寿春四面合围，沿着城墙，造起双重的“堑垒”。这样，从甘露二年五月围到了甘露三年二月，城中粮尽，有些军官出来投降，诸葛诞与文钦发生内讧，杀了文钦，文钦的儿子文鸯报仇不成，也出城投降。

陈寿的《三国志》说：寿春城破的一天，司马昭的兵士从城外爬上了城墙，城內的诸葛诞军没有一个人“敢动”。陈寿又说：诸葛诞一个人单独骑马，“将其麾下”冲出“小城门”。

陈寿的文笔，颇有问题。既然是城内役有一个人敢动，那么诸葛诞和他的“麾下”都动了，他们难道不是“人”?

这些麾下，有几百人之多。与诸葛诞一起被司马昭的兵捉住，却都不肯投降。干宝在他的《晋纪》里说：“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杀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

这些从容就义的人，在被杀的时候心安理得，一点儿也不痛苦。他们说：“为诸葛公死，不恨。”

在我国对日抗战期间，美国空军若干人在杜立特统串之下，飞到东京上空，执行轰炸的任务；回到中国的上空，因油尽而“强迫降落”，被我们某一村庄的敌后同胞藏了起来。日军把这个村庄的人，排在一起，先杀一个，再杀一个，直到杀尽为止，没有一个人肯说他们已经把美国人藏在什么地方。日军每杀一个我们的这些忠义同胞，一定先问一次：“你们把美国人藏在哪里?”而所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的。他和那几位幸免于难的美国空军是好朋友。

话归本题，诸葛诞能有那么多的麾下，甘心为他而死，可见他也不是一个毫无道理、喜欢造反的军阀。他本人在麾下被捕以前，于格斗之时阵亡。他的头被司马昭叫人割了下来，送到洛阳，挂在十字街头示众。他的家人，照例都倒了霉。父族、母族、妻族．完全被杀。

诸葛诞与诸葛亮并不是兄弟，只是远房的本家：同为诸葛丰的后裔(诸葛亮兄弟三人：老大诸葛瑾，老二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诸葛均跟随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司马昭打平诸葛诞，“挟”了少帝曹髦回洛阳，叫曹髦封他为“晋公”，以并州六个郡与“司州”(司隶校尉部)的两个郡，为晋国的封地；又升他的官为“相国”，宠他以“九锡”之命。他一概谦辞(既然不想要，为什么又先叫曹髦给？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

曹髦与在他以前的一个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曹髦是“智商”颇高的一位青年。他向当时的太学博士淳于俊请教，问《易经》这部书的来源。淳于俊说：“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曹髦再问，为什么孔子不说“燧人氏没，包羲氏作”?对于这一个问题，淳于俊答不出来。

曹髦对于《书经》里的许多字句，也有疑问。他觉得尧有四凶而不能去，用舜还要等待“四岳”来推荐，似乎并不是圣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说。他这样“惑经”、“疑古”，比唐朝的刘知幾早了几百年，也许是受了王充所写的《论衡》的影响。

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否则，以他的能力，当一个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绝对可以做到。他也不幸而智商颇高。否则，倘若他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一切完全听由司马昭做主，可能获得司马昭的宽容，不致死于非命。

我们应该替司马昭说一句公道话，司马昭本没有计划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

曹髦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己丑日，纠集了几百名“僮仆”，敲鼓呐喊，冲出宫门，想冲往司马昭的住宅，在“东止车门”遇到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屯骑校尉司马伷想阻挡他们，被他们骂走。

他们到了宫城之南的“南阙”，被司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护军贾充，带了若干兵挡住，双方打了起来。

这时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宝剑，亲自动手。贾充旁边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济，问贾充，“情况紧急了，该怎么办?”贾充说：“养你们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你尽管干罢，事后不会有人追究的。”于是，成济便抽出自己随身佩带的戈，对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于背”。

曹髦当时就死。可怜他年纪只有二十岁而已。曹操地下有知，应该后悔白花了一辈子力气替子孙谋得了这个并非值得一谋的皇帝宝座。事后，司马昭把成济杀了，灭掉三族。贾充，司马昭升封他为安阳乡侯(原为阳里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户封邑，扩大他的兵权为“统城外诸军”，加官“散骑常诗”(成济算是白白地上了贾充的当)。

司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原名曹璜)，继承填补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这位曹奂在当时是“常道乡公”(常道乡属于幽州广阳郡安次县，安次县在今天河北省)。曹奂并不住在所封的常道乡，而与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样住在邺县。

司马昭把曹奂立为皇帝以后，更改年号，以甘露五年六月为景元元年。

曹奂成为魏朝历史上的第三个“少帝”。其后司马炎逼着曹奂禅位篡了魏朝，封曹奂为陈留王。

陈寿把曹芳、曹髦、曹奂，三个人先后当皇帝的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合写成一篇《三少帝纪》。然而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却又不称他们为少帝芳、少帝髦，与少帝奂，而只称他们为“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这是十分说不过去的一种“笔法”。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魏国列为正统，口口声声，说这不是为了“独尊奖一国”，而是为了“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志)事之先后”。但是，到了真的记载史事的时候，我们这位史学前辈与他的若干助手，却毫不考虑，大书特书什么“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刘备称为刘备，孙权称为“吴主权”。魏方打蜀汉东吴，就写成“征”、“伐”；蜀吴打魏方，却写成“入寇”!

《资治通鉴》荒唐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称为“邵陵厉公”。曹芳在被司马师废掉的时候，回复了他的齐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马炎篡魏以后，他才被降封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后，才获得了“厉”这个字的恶谥。司马光及其助手，凭什么可以把晋朝人加给齐王的坏称呼，写在属于魏朝一段的《资治通鉴》上?该骂!

司马昭于少帝曹奂即位以后，叫曹奂封自己为晋公，任命自己为“相国”。他又坚决辞让丁一次。此后，少帝曹奂与他又再扮演了一个硬要封拜，一个硬是不肯接受的骗人的把戏。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已经开始了对蜀汉作最后一次用兵之时，司马昭才装出“只得接受”的样子。

一个月以后，邓艾胜诸葛瞻于绵竹，后主刘阿斗投降。

再过四个月，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己卯日，司马昭叫少帝曹奂升封自己为晋王，封地由十郡增加为二十郡。

司马昭作了晋王，本可以再进一步，升自己为皇帝。然而八字不够好，当晋王只当了一年又五个月，便在咸熙二年八月，一命呜呼，享年五十五岁。

三七、姜维

姜维是(甘肃伏羌西南)天水郡冀县的人，少年丧父，被母亲抚养长大，教育成人，他对经学颇有研究，喜欢郑玄一派的注解。他在本郡的郡政府当过“上计掾”，在州政府当过“从事”，升为“中郎将、参天水郡军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天水郡的人民与若干官吏都响应了诸葛亮的号召。当时，姜维与功曹粱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都跟随天水郡的太守马遵，在外县出巡，马遵怀疑姜维等人都已经有意对诸葛亮响应，便瞒着他们，独自一人去上邽，闭了城门，设防。

姜维等人发现了马遵已走，就迫到上邽，不料上邽的城门已闭，他们只得退往冀县，冀县的城门也闭了。他们无路可走，一起奔向蜀汉军营，向诸葛亮投降。

诸葛亮很赏识他，把他带回汉中，任命他为丞相府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官衔。他的年龄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就把他拜为将军，是因为一则他已经是“中郎将”了；二则他确是“凉州上士”，“才兼于人”。

诸葛亮对姜维极为器重，说他非当年的马良与李邵可及；说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姜维的尤其可贵之处，是他“心存汉室”。

诸葛亮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军事学识，完全传授给姜维，然后，送他到成都觐见后主，请后主予以重用。

姜维很专心听诸葛亮的教诲；后主也先后升姜维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14年)去世，姜维被召回成都，改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在成都及其附近的所有部队；而且封他为平襄侯。

大将军蒋琬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姜维跟了去。其后，蒋琬改任大司马，叫姜维以“司马”的身份带一支“偏军”，向敌方的西边进展。

延熙六年，他做了“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十年，升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

《三国演义》说姜维“九伐中原”，错了三个字，只有“九”字不曾错。姜维前后一共有九次用兵，但地点都不在中原。

这九次，第一次是在延熙十二年。当时，费祎抑制他，不让他带足够的兵去打，只给他不到一万人。费祎是一个知守而不知攻的人，并且是失败主义者。他向姜维说：“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姜维带这一万兵去陇西郡，被邓艾打败。次年，延熙十三年，费祎让姜维再去打一次，而所给的兵也是不到一万。姜维不仅不敢像诸葛亮那样指向上邽或五丈原(诸葛亮有十万兵以上)，也不敢再到陇西找邓艾打，而绕到更西面的西平郡(青海西宁一带)，结交了许多羌人领袖。

费祎在延熙十六年死，姜维这才稍能施展，有了三四万兵。他从延熙十六年干起，一连五年，干了五次，亦即他生平用兵的第三次至第七次。

第三次，在延熙十六年，他围攻南安城，久攻不下，魏方的雍州刺史陈泰来救，姜维于粮尽之时撤退。

第四次，在廷熙十七年，他攻下了狄道、襄武两个县，把狄道县与临洮【tao】县、河关县三个县的人民，带回西蜀(当时，西蜀苦于户口太少，兵丁太少)。

第五次。在延熙十八年，他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共击魏方雍州刺史王经，杀了王经的部队几万；于魏方的征西将军陈泰及安西将军邓艾带了很多的魏军来救之时，撤退，扎在(甘肃成县西北的)钟题。

第六次，在延熙十九年，他由祁山的一路进攻(在秦水西南的)段谷，被邓艾打得大败。原因是，胡济的一支兵，没有按照预定的日期到达。胡济是蜀方的“镇西大将军”(这一年，姜维刚被升为“大将军”不久，把“镇西大将军”的位置交给了胡济。战败以后，姜维自请处分，降为“行大将军事”)。

第七次，在廷熙二十年，姜维听到诸葛诞在寿春对司马昭造反，很兴奋，就再集合了几万兵，走骆谷的一条路，到了盩厔【chou，zhi】县南的沈岭，魏方所造的一条小长城之下。向司马望挑战。邓艾从陇西赶来，帮助司马望守这个长城。司马望与邓艾下了决心坚守。姜维移军到盩厔之东的芒水，依山为营；司马望与邓艾也到东边来，依渭水为营。任凭姜维如何挑战，司马望与邓艾二人总是“大量包涵”、“相应不理”。

姜维与司马望、邓艾相持到次年(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听到诸葛诞兵败身亡，这才撤退，把军队留在汉中，自己去成都向后主报告。后主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

姜维生平最后两次用兵(亦即第八次与第九次)，均为被动。第八次，是在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他向后主建议，杀掉坏宦官黄皓。后主不仅不采纳，而且告诉了黄皓，叫黄皓到姜维那里谢罪。姜维不敢留在成都(怕被黄皓暗算)，就带兵去洮水北岸的洮阳，在侯和遇到邓艾，又被邓艾打败。他不敢回成都，留在甘肃西南部的沓中，办屯垦。

第九次，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大举伐蜀，分兵三路：第一路，叫邓艾带三万人把姜维牵制在沓中；第二路，叫诸葛绪带三万人打祁山，断姜维的归路；第三路，叫钟会带十几万人翻越秦岭，进取汉中。

钟会带领十几万人分别由骆谷、斜谷、子午谷，都翻越了秦岭，进抵汉中的外围的两个城；汉城与乐城。这两个城，各有五千人把守。钟会只叫部队对他们包围监视，而不必忙于破城，只须阻止城內的兵去救汉中。

钟会在孤立了汉中以后，不费吹灰之力，将它占领。阳平关也被他收买了一个姓蒋名舒的攻下。守关的将领傅佥，力战而死。

姜维听到汉中失守，不再和邓艾死缠，抽兵东下，到了阴平桥头，骗过诸葛绪，而回到今日的四川，与张翼共守剑阁。

姜维骗过诸葛绪，真可说得上只是“略施小计”而已。姜维先绕到阴平桥头的北边，诸葛绪就走到北边来堵截；姜维又很迅速地来到阴平，走过了桥。

张翼原本是与傅佥守阳平关的。关破了以后，张翼带了残部向南走，遇到姜维的兵，会合在一起，共守剑阁，抵挡钟会的大军。

姜维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应该不解决诸葛绪，留兵守住阴平。然而他是值得原谅的。第一，他急于到四川去抵挡钟会；第二，他以为追他的邓艾，会过了阴平继续追他。不曾料到邓艾竟然由阴平直接翻山，穿过七百里的无人之境，经江油县到达涪县(绵阳)。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绵阳抵挡邓艾不住，退往绵竹。邓艾追到绵竹，诸葛瞻战死。

邓艾长驱直入，到达成都。后主听了谯周等人的话，捆绑了自己，走到邓艾军前，向邓艾递了一张投降魏国皇帝(少帝曹奂)的表。邓艾欣然接受，解了后主的绑。

后主这时候已经下诏书给姜维，叫姜维投降。姜维与将士从剑阁走到郪【qi】县(三台)，打听消息，接到了严令投降的诏书，全军将士都气得“拔刀砍石”。

钟会的大军追他们，从剑阁迫到了郪县、涪县(绵阳)。姜维只得就在绵阳，率领部队向钟会投降。

钟会对姜维不仅很有礼貌，而且推心置腹，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双方都是颇能打仗的人；这叫做惺惺相惜。钟会与姜维“出则同辈，入则同席”。

钟会告诉他自己的长生(秘书长)其后以注解《左传》成名的杜预：“拿姜伯约比中原的人士，他好过了诸葛公休与夏侯太初”(姜维的字，是伯约；诸葛诞的字，是公休；夏侯玄的字，是太初)。

钟会只见到姜维的能力，不曾识得姜维的内心。姜维在内心里实在不愿意投降。他的投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有一套极苦心、极大胆的“阴谋”，而目的在于消灭已经侵入的魏军，让后主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先恢复汉的益州领土，再收复整个的江山。

他的办法是：劝钟会第一步除掉邓艾，第二步申讨司马昭，第三步自为天子。他留下了一个第四步，不曾告诉钟会。他的第四步，是杀掉钟会，让后主再做天子。

钟会果然听他的话，向司马昭诬告邓艾，说邓艾图谋不轨。司马昭派人用囚车把邓艾装载回京。中途，有刺客把邓艾杀了。这刺客，可能是钟会派遣的；也可能是姜维暗中派遣的。

邓艾死了以后，司马昭对钟会发生怀疑。他亲自带了十万兵来到长安，而且又叫贾充带五万兵由斜谷先行由汉中入蜀。

钟会心里明白，这分明是对付自己。于是，立刻实行姜维教给他的第二步：对司马昭造反，自称“益州牧”，宣言以魏国忠臣的姿态，申讨奸臣司马昭。

传说，与钟会同来的魏方将士都害怕起来。他们不愿意与钟会一致，对司马昭造反；他们更不愿意于钟会被司马昭打败之时，受到牵累。

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姓胡名烈，是中级军官，临时想出了一个保命的主意。他散布谣言，说钟会不再信任魏军将领，而只肯信任姜维；又说钟会已经挖妤一个大坑，要把魏军将领全部活埋。于是，魏军将士便在某一天暴动了起来，杀掉钟会，也杀掉姜维。

事实是：钟会并没活埋魏军将领之意，只想派姜雏带领五万兵当先锋，北上汉中，与贾充对敌。

姜维倒是真想找机会杀了钟会的。《华阳国志》记载了他写给后主的一封密函：“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华阳国志》也说了，姜维“欲杀会，尽坑魏兵”，这显然是扩大了胡烈所造的谣。胡烈不过说了钟会想尽坑“魏将”，《华阳国志》却说成姜维想尽坑魏兵。尽坑魏将，已经很不容易；尽坑十几万名魏兵，如何可能?那么多的魏兵，他们能够俯首帖耳，听候活埋么?

姜维的全套计划，不幸败坏在胡烈一人所造的谣言上。倘若他成功了，不仅批评家另有一番夸奖，就是那些以耳代目，作应声筒的谣言传播家，也不会说他心狠到准备尽坑十几万的魏方将士了。

批评家中对姜维最不客气的，是孙盛。孙盛说：姜维不忠、不孝、不义、不节。其实，姜维投奔渚葛亮，由于天水郡太守马遵不让他回去。他见到诸葛亮，表露了他“心存汉室”，这是忠心于汉。忠心于汉，当然要比忠心于篡汉的魏好多了。不能遵母亲之意而回乡，那是忠孝不能两全，值得原谅。带蜀兵打魏军，是打奸臣，不是打家乡或旧邦，不应称为不义。国亡不死，一则是奉了后主之命，二则是“留此身以有待”，不应称为不节。孙盛的批评，完全错误。

况且，如卻正所说，姜维一生清廉、好学，不仅功业彪炳，私生活也确不愧为“一时之仪表”。他死得太可惜了、太可悲了。

三八、分久必合

蜀汉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结束；魏国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被篡于司马炎。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于司马昭死时，继承了晋王与魏国的相国之位。那时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个多月以后，魏国的最后一个少帝曹奂，便叫人把皇帝的玺绶，双手捧送给司马炎。

司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几万名臣僚与四夷君长，在洛阳的南门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于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称为大晋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国也结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与曹丕的一时得意。都幻灭为春梦一场。

吴国亡得最后，要再过十五年，才轮到它。到了孙皓的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马炎派来的大军所征服。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吴国在孙权与孙皓之间，有过两个其他的皇帝：孙亮与孙休。

孙权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孙登，孙登不幸早死。孙权的第二个太子，是第三个儿子孙和。孙和因姐姐大虎向孙权进谗而被废。最后，孙权死时，小儿子孙亮得到皇帝之位。

孙亮当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为权臣孙[左纟右林]所废。以后，自杀；自杀之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继孙亮而为皇帝的，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孙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废了两年

他的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受了他的临终之时的“顾命”，却并不扶立他的儿子孙[上雨下单]，改立了一位“长君”，年方二十三岁的孙皓。

孙皓即位不到三个月，便杀了濮阳兴与张布。原因是，他听说这两人见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颇有后悔立了他的意思。

孙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夺回以外，别无其他作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马昭的人夺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须把女儿送进宫来，任他挑选，选剩下来的，才许领回去嫁人。传说他的后宫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实也许与这个数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个昏君，而不是一个贤君，已经是千古的定论。

他不仅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暴君。他喜欢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欢用锯子锯掉“犯人”的头，有一个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论国政”之罪，被他杀掉三族。

像他这样的一个既昏且暴的亡国之君，竟然能在蜀汉已亡以后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令我们又叹一声“天道难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语：“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风。”(God has His strange ways.)我们倘若多懂一点上帝的奇特作风，便多了解一点历史哲学。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来了“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请原谅，我必须先交代一下，孙皓在公元280年是怎样丢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简单，司马炎于休养生息了十几年以后，调遣大军，分兵六路，对孙皓的东吴下手。

这六路的司令与目的地．是：

一、司马伷，涂中(当涂)。

二、王浑，牛渚(采石矶)。

三、王戌，武昌。

四、胡奋，夏口(汉口)。

五、杜预，江陵。

六、王浚，西陵及其以东。

在这六人之中，杜预的地位最高：他是“镇南大将军”，其余的五人都只是“将军”而已。我们今天的人，仅仅晓得杜预是一位《春秋左传》的注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显赫一时的“镇南大将军”。

杜预一向坐镇在襄阳。他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间出动，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东吴在荆州南部几郡(湖南)、交州与新设的广州的大小官吏，都纷纷派人送了印绶来，向杜预投降。

这时候，王浚也已经带了他的部队，乘船由益州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烧断了东吴水军用来“锁江”的几千尺长的铁索，占领西陵峡与荆门、夷道两个城。

司马炎叫杜预镇抚零陵、桂阳、衡阳；叫王浚继续东下，与王戎、胡奋共同进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懒得自己费事，只派了两个参军带一些兵去。胡奋相当卖力。于是王浚与胡奋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浚在三月间又“顺流而下”，到了建业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孙皓的游击将军张象，与张象所率领的一万水兵。

孙皓曾经让丞相张悌，带了建业城内的精兵三万人，在三月初旬渡过长江，抵挡那来攻牛渚的王浑。张悌忠义有余，而军事学识不足，一战而败，本人阵亡，部队被杀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来的残部，都丧失了战斗能力。

司马炎的叔叔、晋朝的琅邪王司马伷，也率领他的部队到达了涂中(当涂)。

孙皓生活在王浑与司马伷四只眼睛的监视之下，已经够害怕的了。忽然，听说又有“兵甲满江，旌旗烛天”的王浚，即将来到建业城外的长江江面。孙皓不再考虑，立刻叫人写降表，写三份，分送给司马伷、王浑、王浚。

这三人都很欣赏孙皓送来的这张降表。

王浚的船，行列有一百华里长；王浚的兵，共有八万之多。这些兵敲着鼓，喊着、唱着，果然来到了石头城(建业)的城下。他们抬头看到，城墙上竖满了降幡。

唐朝的刘禹锡，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县之东的西塞山，想起了这是当年王浚带了“楼船”所经过的地方，不免詩兴大发。吟了一首“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以前，孙坚、孙策何等英雄。孙权也不愧是一时豪杰。而今，这窝囊的孙皓丢尽了曾祖、伯祖，与祖父的检。他捆了自己，带了棺材，走到王浚的军门，去听凭处分。

王浚也像以前邓艾对待刘后主那样。解了孙皓的绑，烧了孙皓带来的棺材，请孙皓进来相见。然后，点收了东吴的领土地图与户口册藉。地图上列有四个州(扬州、荆州、广州、交州)，户口册籍上列有五十二万三千户人家。

驻扎在涂口的王浑，大吃其醋，认为王浚无权受降，他王浑自己是“安东将军”，而王浚不过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龙骧将军”。王浑又认为，既然司马炎曾经命令他攻涂口，可见这攻进建业的事是司马炎准备交给他的任务。王浚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击溃张悌的，是他，不是王浚。他尤其生气的是：在王浚经过(江宁峡之东的)“三山”之时，他派人请王浚到自己的军营里“谈谈”，那王浚却藉口“风大，船停不住”，竟敢不来(王浚也知道，倘若去王浑的营里，王浑一定要“节制”他，命令他暂时不要进展到建业城下)。

王浚赶紧把孙皓押送给王浑，把首功让给王浑。王浑却仍然向司马炎告了王浚一状，说王浚不受他的“节度”。

司马炎把王浑的状子，交给主管的臣子们审议。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浑的立场，建议用囚车把王浚押解来京，从严惩罚，像以前对邓艾那样(为什么这些臣子对王浑“一面倒”呢?因为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王浑与司马炎是“亲家”)。

司马炎在这一件事的处理上，不愧为开国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马昭还略高一筹。司马炎不准把王浚用囚车押解来京，只是下了诏书，申斥王浚一番，不该违抗了王浑的节度(王浚上表申辩，说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经到达秣陵关，到了黄昏之时才接到王浑要他接受“节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浑叫他回军西向，围石头城。这时候，孙皓已经来降，实在没有再去围石头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亲家王浑，也真是够无聊的，他又告王浚“得吴宝物”。王浚又不得不申辩，说：先走上孙皓的御船的，是王浑，不是他王浚；先进孙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浚，而是晋朝的扬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浚到京觐见之时，王浑在京城的党羽，又告他擅自烧了孙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请司马炎把王浚“付廷尉椎”(抓到大牢里，严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这是我们中国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难看的一点微瑕)。司马炎说：“不必如此。”

司马炎升了王浑的爵，由京兆侯晋封为京兆公，也升了王浚的官，由龙襄将军升为“辅国大将军”，其后再升为“镇军大将军”。

孙皓到了洛阳以后，被司马炎封为归命候。以前蜀汉后主到洛阳，所得到的爵位是“安乐公”。公爵，比孙皓高。魏国的末代皇帝曹奂，是在禅位以后被封为“陈留王”，王爵，比刘后主又高了一层。

司马炎待他三人(曹奂、刘禅、孙皓)都很宽厚，让他们安享余年而死。

现在，我们可以略为谈谈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庆于演讲之时说过：分久必合的必字，与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为“可能”两个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现在，我以为这“可能”两个字，又不妨再修正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与分，本身都各有可爱之处，也各有缺点。刚合了不久，一切新鲜，颇有“开国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庆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点就显露了。当皇帝的以为宝座稳如泰山；当官的懒得向老百姓讨好；没有当到官的，由于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远没有机会一过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乱”；至于一般浑浑噩噩的老百姓，过久了出汗纳粮的日子，也感觉烦，倘若又遇到什么蝗虫、大水、干旱、地震、土匪，那就颇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说”的造反之意了。于是，大一统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若干割据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后来，就有几位尖尖儿的角色，演出在时间上或长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尝没有它的令人向往之处。以读书人而论，在战国时代活着，确是比在明清两代捱着，舒服得多。明清两代有盐商，却没有孟尝君，也没有像“稷下”那样可以雄辩滔滔、畅所欲言的公共场所。做官的，与希望做官的，也会羡慕他们在战国时代的老前辈：本国或另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赏识他们，他们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国家去活动活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以苏秦而论，只要还留着“三寸不烂之舌”，不怕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国家。

我想大胆说一句对先贤失敬的话：倘若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机会，而跟着哥哥诸葛瑾到东吴去找工作，像诸葛均后来跟了他去西蜀一样，那么诸葛亮十有九成，在东吴当不上丞相，而极可能倚靠哥哥的社会关系，做到一名比“长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诸葛亮之所以能与哥哥诸葛瑾各仕一国，分途发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爱之处。太史慈是山东人，到了东吴，才遇到一个自称为他的知己的孙策。当时，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东边人跑到西边，西边人跑到东边，忙得很，热闹得很。

老百姓夹在三个国的里面与中间，岂不很苦：要打仗，要纳粮，还要做无薪的工。事实，却也并不太坏。三国时代到来以前，当老百姓的还不是一样要纳粮、做工、打西羌、打乌桓、打鲜卑?三国时代的仗，也只有几次比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况而言。老百姓在三国时代，远比在东汉时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后几年有一个宦官黄皓而外)。三个国家的大小官吏，绝大多数是清廉的。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遗。

曹魏的法律，比较偏于太严，却也有严的好处，叫人民不敢轻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订的魏律，其后成为几个朝代的法律的蓝本。

曹魏也创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制度虽未必能实现以绝对客观的标准来登记青年才俊的构想，却也不能不说是好过了东汉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无优良品德或真才实学，全靠父兄与岳家的权势而获选。

曹魏的屯田政策与水利建设，虽则是以便利军事行动为目的，而间接却大大地帮助了农民。

曹魏在金融的处理上，有点儿颠颠倒倒：恢复了五铢钱，又施行“以物易物”。在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发行了当百的大钱，而不久便恢复了五铢。后主与诸葛亮继续执行这一种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让人民始终生活得十分安定。孙权也发行过大钱，而且发行了“当千”的“大钱”，来套取人民的“小钱”。但是，后来他也觉悟了，把“大钱”收了回去(东汉与三国时代的人，喜欢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钱，正如民国的许多老百姓之喜欢所谓“袁大头”。袁大头，每块重库千七钱二分，质量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纯银)。

魏蜀吴三国的领土，加起来，比以前东汉的大。它们三国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时彼此无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头对外发展，把较为弱小、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邻居部族，“纳入范围”。魏对于乌桓、鲜卑；蜀对于南方的夷(蛮夷)与青海及甘肃西南的羌，吴对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军政人才。这些人，倘若生在东汉，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数目春风得意。

三国时代的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都十分发达。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战，又有热心的老师。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颇有可观。至于，虞翻谈《易经》，谈出了新鲜的道理来，那就更高于看相算命的管辂了。一度想说服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诸葛亮用“正议”申斥了一顿的王朗，对《易经》也有相当研究。他所写的“传”，到了北魏之时，仍被经生用作课本。他的儿子王肃，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怀疑为“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的作者)。王肃的儿子王弼，是天才：他注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释了《易经》。

论文学，我们只须再提一下曹操的“对酒当歌”与曹植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就够了吗?再说，建安七子怎么样？东汉有没有?

在才华上比曹植略逊一筹的曹丕，却也自有千秋。在诗的体裁上创始了“七言”，又在小说方面写了一部神怪的《列异记》。与他有“谈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记》的作者，干宝。

干宝同时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晋春秋》，作为其后南北朝刘宋的裴松之用作注解《三国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书籍而论，三国时代的当代历史家确是不少：写《魏略》的鱼豢，写《吴书》的韦昭，等等，不胜枚举。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谯周，也表现了他对古史的浓厚兴趣(写过一部《古史考》)。

三国时代在艺术上的成就，图画可以用美国波士顿城美术博物院所藏的壁画为例：上面有两个极其生动的游春的人。建筑，东吴的佛教寺庙很多：武昌有慧宝寺，建业有瑞相院、保宁寺，吴县有通玄寺，鄞县有德润寺。曹操在赤壁之战战败了以后所建的铜雀台，大概不太难看。他的孙儿，明帝曹叡，是一个很喜欢搞建筑的皇帝。

谈到科学，三国时代有过会用麻醉药，又会动手术取出肾结石，甚至有把握进行“神经解剖”的名医华佗。马钧，传说为水车的发明家，但他确是曾经发明了“发石车”、“指南车”，与“十二蹑绫机”。以及一种自动儿童玩具，叫做“翻车百戏”。马钧是魏国人，魏国另有一位刘徽，在数学上颇有造诣，写出了一部《海岛算经》。

三国时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么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原故，要把三个国家又合成了一个呢?为什么，在最后合的时候，又合得那么容易?

想合的，不仅是司马昭与司马炎，吴蜀两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统一宇内的，只不过是力量不够而已。自从孟子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于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论”。他们接受了孟子的判断：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时候；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因此地上也不该有两个大王或皇帝。

这个理论，是否有斟酌的余地，只有少数入私底下在“胡思乱想”。极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是皇帝与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总以为：有了两个以上的皇帝就会有内战，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个“天下”之内，一个中国之内，是不应该有两个皇帝的；倘若有，那是违反天道，不能长久。

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国的大臣与人民也有点儿感觉到，再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怀念过去合的时候的光彩。晋朝的司马氏一家，虽则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对老百姓倒很宽厚。司马炎本人，也不像孙皓那么昏而且暴。中国能够统一于司马氏之下，也许要比天下三分好。

因此，司马昭与司马炎把三国合了起来，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经想拚出一个统一的局面。诸葛亮也试图帮助刘备与刘禅，以追求同样的目的，却鞠躬尽瘁而死。曹操与诸葛亮的才干，均比司马昭与司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

为什么司马昭与司马炎先后轻轻一动，就吞并了西蜀与东吴？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两汉合久了，也容易分。

话说回来，两汉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为什么三国分了几十年就又合了呢？我的答复是：司马炎在公元280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暂时的合而已，过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乱，接着又有“五胡乱华”与南北朝，要到了隋炀帝以后的李渊、李世民，由于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第一流人才作为帮手，才把庞大的中国真正合了起来，却也不过合到了安禄山造反为止，前后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真正统一而已，可惜。

细说两晋南北朝

沈起炜 著

本书以讲史形式阐述了自西晋建立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之间的历史。作者系著名通俗历史读物作家，熟谙史实，文笔优美，全书沿袭了黎东方讲史”笔法，可读性极强。

《细说两晋南北朝》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１９９７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橱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１９９８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竞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智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入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入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诘屈聱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雅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入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１５万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１５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镠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２０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入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１９９９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９０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８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５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９０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２００２年５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黎东方先生所著《细说》各书，我在书店里看见过，可惜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黎先生为何许人，以为这些书不见得有什么特色，竟懒得去翻阅。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崔美明女士忽来电话，说黎先生已归道山，《细说》还缺几本，希望我参与续写。接着又来信，并寄来《细说三国》一册，供我参考，以便考虑。

我年事已高，写作一道，除料理些未了事宜外，不想另起炉灶，但是看了《细说三国》后，倒又来了兴致。

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看了书中介绍黎公的部分，想见其为人，颇令我鼓舞。历史教师多有埋怨学生不喜欢学的，历史读物，读者也往往不多。然而黎公当年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历史，竟有大量听众踊跃购票入场的盛况。他把历史教育做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使我为之神往。对于这样一位老前辈，我愿意为他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他九十多岁不停笔，我毕竟比他小好几岁，没有理由搁笔。

次之，《细说三国》是在当年讲稿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文字与当年的口语比较，必有逊色，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这本书确有特色。一般史书往往缺少细节，看起来不生动。《细说》的长处就在于“细”。“细”不是什么事都讲，而在于不说则已，说到的就详加刻画。这正是司马迁优于后世正史作者的地方，试想一篇《项羽本纪》，如果把鸿门宴、乌江自刎等情节，都略去细节，一笔带过，怎么会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黎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试图写一套可读性较强的断代史读物，是有意义的尝试。我愿意学着干，如果能够学得有几分像，不失为晚年一乐事。

我愿意写了，但是还有顾虑。崔美明女士和她的领导，我都不认识。他们对我的情况是否充分了解呢？特别是：是否知道我已经有八十多岁呢？因此，我就直言相告，声明我尽管自信还能够活几年，但毕竟是一大把年纪了。问他们是否放心。答复竟是丝毫不以为意，事情就定下来了。

黎先生留下来的缺口相当大，我选哪一段好呢？我以往涉猎较多的是唐宋两段。但是我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国小通史》写过《隋唐》、《五代》两本，写这一段不免重复。两宋呢，家里缺好几种重要的参考书，写起来不方便。因此，我决定顺着《细说三国》来写两晋南北朝这一段。

两晋南北朝是分裂割据的乱世：然而中国终于不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那样一直处于列国并存的形势之中，最后仍归于统一。我们看：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到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努力的事迹。其间有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政权，兴亡倏忽，往往开创者不失为一代人杰，而后继者暴横愚蠢，其间发人猛省之处，几乎俯拾皆是。

这段历史，先民在战乱难得停息的形势之中，仍在经济和文化中有可观的成就，其中有些业绩是无声无息的，如中原人士在混乱到极点的环境中，世代相传，保存了文化种子。这种史事，读来使人胆壮。

这段历史还产生了大量典实，例如“坦腹东床”、“草木皆兵”……等等，读之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修养。

凡此种种，都说明读这段历史，颇有裨益。

但是写这段历史，很不容易。它的内容太复杂。《二十四史》中属于本时期的有十部之多（《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三百多年中，建国称号的，只算两晋、南北朝、十六国，已有二十五个（如将西魏和北周、东魏和北齐分开算，有二十七个），其余冉魏、西燕等还不在内。建国称号的多了，头绪就繁，真要一一细说，上百万字也说不完。但是“细说”与“繁琐”有别，我只能择要细说，黎先生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另外，我在各篇的篇首常对本篇内容作概括性的提示；写某一政权的史事时，常对其周围或邻接地区的局势作些必要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让读者看起来醒目一点。

关于本书的写作，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指教。

沈起炜

２００２５月１７日写毕

开场白

从泰始元年十二月普武帝司马炎代魏起，到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前后共有三百二十三年（公元２６６年２月到５８９年２月）。

这是一个交织着光明和黑暗的历史时期。

三百多年间，除西晋统一后的二十年外，分裂、割据、混战，迄无间断。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颠沛流离的惨状竟屡屡出现。长安、洛阳、邺、建康、江陵等名城都曾茂草丛生，有的还发生过多次。大片古代文明被毁灭，相当发达的地区竟变得与洪荒的原野不相上下。人口也大面积锐减，记录的数字还不到汉代盛世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忘怀过“定于一”的教导（孟子答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语，见《孟子·梁惠王》上），他们艰苦奋斗，一批人失败了，另一批人继之而起，终于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各族之间，尽管有相互虐杀的悲惨事实，然而交流、融合毕竟是历史的主流。三百多年后，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在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后，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这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

两晋南北朝又是中国文化成就大量涌现的时期。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工艺都有美不胜收的成就。在多灾多难的时期中，古人成就之丰富多彩，令人不能不赞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惊人的创造能力。而印度文化的大量输入，又使中土文化更增华采，格外耀目。

让我们从一批不合格的开国君臣说起，力求弄清楚这三百多年间的历史面貌吧。

一　　不及格的开国君臣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２６５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但只过了四个月，这位年仅二十（虚岁）的晋王，还等不及过年，就逼使与自己同龄的魏元帝曹奂“禅”位，废他做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立国为晋，改元泰始元年。又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从此，魏国告亡，晋朝开始了。这是祖孙三代四人欺人孤儿寡母的结果，丝毫不值得夸耀，所以后来明帝听王导讲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历史上，“逆取”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在得天下后，如能“顺守”，治国作出成就，后人也一样会给予肯定的评价。可是，这位后来被谥为武帝的年轻天子却并非如此。虽然他在位时没有多少过恶，例如那位被废黜的曹奂得保善终，一直活到了五十八岁，但也说不上有什么政绩。老丞相何曾就曾对儿子们说过：“吾每宴见，未尝阅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为此，他忧心仲仲，断定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所以他指着孙儿们说：“此等必遇乱亡也！”他预测得很对，到永嘉（晋怀帝年号，３０７～３１３年）之末，何氏一族在丧乱中惨遭了灭门之祸。

晋武帝治国无方，但好色却很有名。泰始九年（公元２７３年）。他选公卿之家以下的女儿进宫，在采选结束前，还禁止天下人的婚嫁。次年，他又取良家百姓和众多将吏的女儿三千人进宫供其挑选，当时母女号陶，哭声一直传到了宫外。至太康二年（２８１年），他还将原来的吴国宫女三千人也纳进宫里，这时后宫的女子竟有万人之多。在后宫，武帝常好乘羊车游乐，羊在哪里停下不走，他就在哪里留宿过夜。羊要吃草，也爱咸味，有些宫人就在房门上插上竹叶，把盐汁洒在门口，引得羊车停在自己的门口。

皇帝本人无所作为倒也无妨，只要托付得人，一样可以治国平天下，如齐桓公用管仲就是一例。晋武帝用的人确有好的。如博学多识的中书令张华，他曾促使武帝定下决心出兵灭吴，而一旦出兵，他又亲任度支尚书（财政部长），以保证军需粮草的供给，因此是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再如镇守襄阳多年的羊祜，他与吴将陆抗对峙，竟深受陆抗的钦佩，说他是属于乐毅、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陆抗坦然服下。部下谏劝，陆抗就说：“岂有鸠人羊叔子！”叔子是羊祜的字。羊祜苦心经营，在作灭吴的准备，但陆抗在世时，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没有发起进攻。咸宁二年（２７６年），陆抗一去世，他便上疏请命伐吴，但朝中却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为此他常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抱憾！”咸宁四年（２７８年），他抱恨去世，时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他举荐杜预继任。杜预素来与他同志，在灭吴的征战中，他率军攻克江陵（今湖北荆州）后，沅湘以南的州郡都望风迎降。羊祜慧眼识人，而杜预也终于实现了羊祜的遗志。

张华、羊祜、杜预，他们都是名著一时的经国之才，但他们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却不属于主流派。主流派是何曾、贾充和杨皇后的父亲杨骏等人。何曾、贾充都是魏时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在魏时已官至司徒。他看得出武帝庸碌，但他本人也不是品行高洁的贤臣，在生活上奢侈无度，“食日万钱，犹曰无下著处”（《晋书》本传语）。他明知子孙会遭乱世，却不教他们戒骄戒奢。尤其他的儿子何劭，比父亲奢华更甚，每天饮食的费用要达二万钱之多。以后，他的几个孙子也大都如此，加之骄而且吝，又盛气凌人，便为同僚和乡里人所恨，所以不免杀身之祸。

贾充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心腹，成司马氏之事的人是他，但败司马氏之事的人也是他。当年（魏甘露五年，２６０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等讨伐司马昭，司马氏的兵士见魏主挥剑亲战，毕竟有些顾忌，谁也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问中护军贾充：“形势危急，怎么办？”贾充毫不迟疑，道：“司马公畜养尔等，正为今日之事，不问是谁，动手就是！”成济得令，一家伙便把曹髦杀了。事后，贾充诱罪成济，灭其一族，自己反而封侯升官。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将次子司马攸继嗣给他，自己则继承了兄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魏晋南北朝时总揽一切的职务）的官职。他曾一度考虑再传位给司马攸，但何曾、贾充等人都称赞其长子司马炎有“德、才”，山涛也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为此司马昭就考核了司马炎的“才”，觉得不错，才打定主意，立他做晋王世子。其实，司马炎何尝有才，那是因为他的心腹羊琇，事先替他拟了若干份时政意见书，又让他读熟了，所以他才应付得了父王的考核。司马昭是个极精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却被糊弄了，由此不仅抛弃了声望远在司马炎之上的司马攸，而且还种下了日后政争的祸根。

司马炎即位称帝后，任贾充为车骑将军，后来又加他尚书令、侍中，地位仅次于“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实际上就是当朝宰相（晋不设丞相。尚书分“曹”办事，尚书令是各曹尚书的长官，也就是行政首长）。贾充和朝官荀觊、荀勖、冯紞等结为同党，操纵朝政。泰始七年（２７１年），鲜卑秃发树机能在西北越闹越厉害（见《徙戎论》篇），朝中就有人想借此把贾充挤出朝廷，建议武帝派有威望有智谋的重臣前往镇抚。武帝问谁可担当这一重任，他们便推荐贾充。武帝大喜，就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留侍中、车骑将军之职不变。但贾充不愿离开朝廷，可又无法推托，只得准备赴边。这时荀勖向他献计：“只要和太子结为姻亲，就可以留在京城。”贾充说：“计是好计，可谁去提亲呢？”于是，荀勖又自告奋勇，去向武帝请求。

太子司马衷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时年十三岁，是个痴呆低能儿。武帝本来想为他娶卫瓘（参见《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篇）之女，但经不起杨皇后和荀觊、荀勖等人的内外求劝，便决定与贾家联姻。杨皇后是中了贾充妻子郭氏的“银弹”；二荀则是一心一意为贾充奔走的奸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丑，荀勖却说她“才色绝世”，“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泰始八年（２７２年），比司马衷大两岁的贾南风被册封为太子妃。她就是日后“八王之乱”的祸首，当时自然是谁也料不到的。婚事成了，太子的老丈人自然留任本职，不仅不必远走西北，而且不久还加了司空的官衔。

贾充是奸臣，一生都在做坏事。历史上，晋武帝惟一的贡献，是灭亡吴国完成了统一。可这件大事，就险些被贾充破坏。

西晋灭吴，本来不难，咸宁二年（２７６年）羊祜请命伐吴的奏疏就说得极为清楚。他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由此可见，灭吴要比灭蜀容易。他还指出，吴靠的是据江而守，但长江东西数千里，晋兵几路挺进，只要突破一处，就可大功告成。这是极清楚的，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表示赞同。但朝廷议论却多是不以为然，贾充、荀勖、冯紞等人更是竭力反对，因此一拖就是几年。

咸宁五年（２７９年），益州刺史王濬的奏疏说得很苦，“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他怕错过了时机！更怕丧失建立大功劳的机会！杜预从襄阳七疏，也尖锐指出贾充之流的祸心，说他们讲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他们以前反对用兵，现在就不肯改正。杜预疏到之时，武帝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武帝听了，这才决心出兵。贾充等人还要反对，他没有听，但又作出一个荒谬的决定，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节”和“钺”都是使臣权力的凭证。“假”，意为皇帝借给他使用），即伐吴的“总司令”。叫一个认为战则必败的人当总司令，岂非荒谬之至。贾充不肯受命，说自己年老体弱（咸宁五年，贾充六十三岁），做元帅不合适。可是武帝偏要他做，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贾充这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命。然而，他率中军驻扎襄阳，远离前方战事，这个“总司令”实际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伐吴之役，始于咸宁五年十一月。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楼船开到石头城下，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可笑那个奉诏移屯项（今河南沈丘）的“总司令’，在他人大功告成的前夕，还上表说什么：天气渐暖，江淮低湿，疾疫必起，应该立即班师。如果出了问题，“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看他的遁词，大概是曹孟德兵败赤壁的恶梦在他心里作怪。杜预知道了，连忙上表力争，恳请万勿罢兵，只是杜预的使者还没有到达洛阳，吴国已是一片降蟠出石头了。这时贾充悔莫能及，又怕武帝办他的罪，就赶到洛阳请罪，可武帝不仅毫不责怪，反而还安慰了他一番。这种不分是非的做法，哪里像是一代开国君主！

更可笑的是，这以后贾充还在降王孙皓的面前出了一次洋相。孙皓既降，晋武帝便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武帝对他说：“朕设此座待卿已久。”孙皓答道：“臣在南方也设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边的贾充见他嘴硬，就想给他一点颜色，出语道：“听说您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料想这下打到了暴君孙皓的痛处，使他无话可答。不料孙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臣下如是犯了弑君之罪，就必受这种刑罚。”这一下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谁叫他是杀害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呢！他满面羞惭，再也开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２８２年），贾充亡故，时年六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做坏事了，但他的党羽荀勖、冯紞，还有外戚杨骏等人，却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将下去。

还在贾充未死之时，一次武帝忽然问张华：“后事可以付托给谁？”武帝其时不过三十七岁，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史无明文，后人不得而知。当时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齐王就是武帝的胞弟司马仪。武帝知道父亲当年考虑过要立故为晋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钉，所以哪里听得进张华的话。荀勖、冯紞因伐吴一事，一直记恨张华，这时就乘机说坏话，武帝就任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把他派到北方边疆去任职。不久，武帝听了另一些人的话，又想调张华进京。这时，冯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钟会灭蜀后又谋反的故事影射张华，说对于统兵的功臣，不宜过于信任。武帝耳根最软，听了这话，调张华进京后，先给他做无关紧要的太常（管祭祀的官），继又免去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徒具尊位的侯爵名号。

不仅如此。荀勖、冯紞还图谋要把司马攸赶出洛阳。荀勖对武帝说：“现在内外百官都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肯定做不成皇帝。臣言是否属实，陛下只要下诏命齐王就国（到封地），届时满朝都会表示反对，那就看得出了。”

武帝依言一试，反应果然强烈，于是他当真把齐王看作威胁皇权的大敌，非要把他赶走不可。在这情势下，太康四年（２８３年）三月，齐王愤怨发病，呕血而死。

太康十年（２８９年）十一月，时任尚书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时，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在宫中侍疾。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他的女儿杨皇后（这是惠帝生母杨后的堂妹，第一个杨后临终时要求立她为后）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进宫，口宣帝旨，令二人写下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这是杨皇后在武帝时常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七天以后，武帝驾崩，时年五十五岁。

平心而论，晋武帝还是有些可以称道之处的。他有时能听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灵。”武帝大为惊奇，说：“何至于此？”刘毅答道：“桓、灵卖官的钱进国库，陛下卖官的钱进私家，两相作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话十分尖锐，武帝却并未动怒，大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彼了。”听得进逆言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听了不改。晋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晋朝开国，对魏时制度很少改变，只有封国一事，与魏时大不相同。晋武帝时，君臣上下都认为，曹魏宗室没有实力，是势孤而亡，因此应当大封诸王。分封王国以郡为领地，封地有两万户的为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士五千人；一万户的为次国，设上、下二军，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的为小国，兵士五百人。王国有了兵力，内战便容易打起来，矫正一种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种流弊，这是一项极端错误的决策。

政争和内战的种子都播下了。这一群开国君臣的作为，是不能算及格的。

在本篇里还应该交待两事。

一是西晋统一时有多少人口。按照史籍的记载，有２４５９８４０户、１６１６３８６３人。这是一个偏少的数字，如吴国投降时的户口数是５２．３万户、吏３．２万、兵２３万、男女口２３０万。难道四川以东的长江以南地区只有不满三百万人口？显然，私家占有的人口、官吏兵士的家属、流亡的人口，还有山区的少数民族等，都不在上述数字之内。据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当时全国约有三千万人，这应该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见葛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第１３２页，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二是灭吴后颁布的“户调式”。《晋书·食货志》所记是：丁男每年输绢三两、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者输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不课。宗室官吏以贵贱占田，最高五十顷，每减一品田减五顷，九品十顷。此外还可以“荫”人为食客、佃客，一、二品可以有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递减到九品只限一户。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几点。一是何谓“占田”？对此古今解释很多，我认为唐长孺教授的解释最为妥当。唐先生认为占田制没有授田、还田的内容，只是“空洞的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二是何谓“课田”？唐先生接着上文说：“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不论你是否自己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五十亩（丁女则二十亩）……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田不被荒废。……没有田的呢，可以垦荒，可以去‘占’。”（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的《西晋田制试释》，１９５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三是《食货志》所载只有输绢和绵的内容，没有缴粮的田租，那肯定是记载得不完整。在上举唐先生的著作中，他还引了《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的话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至于其他对官僚贵族占有田地人口的限制，历代都不会严格执行，所以我也不想多引唐著再作解释了。

二　　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

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１９６～２１９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有些却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所以，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年）、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２０５～２８３年）、向秀（约２２７～２７２年）、王戎（２３４～３０５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２５０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涛绝交了。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各人生平，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坚决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绝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结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助毋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２５５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志，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他爱饮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他自己不以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实，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小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模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自然满意。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窃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３１２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爱读《庄子》，似乎很矛盾，然而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后来做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作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当时号称“山公启事”。嵇康写信与他绝交，后在得罪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应。”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别人都害怕逃开，他却神色自若，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要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过去，想摘来吃，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做官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自己不管不问。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孳孳为利，到处购置田园、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自算账。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因怕人家得到种籽，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

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２５６～３１１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３０４年）是晋初名士的领袖。

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２４０～２４９年）开始的。之前，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宗旨。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太过分了。其实，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匡正时弊，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具体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就可以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３１１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乐广与他不同，无论做什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当时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有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觉得可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时代”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张华字茂先（２３２～３００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内（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有名气，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余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可以从略。

傅玄字休奕（２１７～２７８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新隽永，而见识更有可取。他不赞成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有什么魂魄。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傅咸字长虞（２３９～２９４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

陆机字士衡（２６１～３０３年），弟陆云字士龙（２６２～３０３年），二陆是孙吴名将陆逊的孙子。他们的父亲陆抗在吴末镇守江陵时，与晋襄阳守将羊祜既对峙抗衡，又互相尊重，至今还传为美谈。陆家是吴郡吴人，因陆逊初封华亭侯，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所以今人又说陆家是上海人。吴国亡后，机、云兄弟在华亭住了几年。其间，陆机在这里作有《辩亡论》，论孙权之所以得、孙皓之所以亡，以及其祖与父的功业，同时对江东的土地之肥美、人才之优秀及江山之险要等，也都讲得清晰透彻，是一篇极精彩的文章。

太康末年，机、云二人到了洛阳。张华久闻二陆之名，见了面就高兴得像是碰到了老朋友。范阳人卢志却当着许多人的面问陆机：“陆逊、陆抗和你是什么关系？”当面直呼人家的祖、父之名，在古时是极为无礼的举动。陆机当即回敬他道：“同你与卢毓、卢珽一样。”卢志听了，做声不得。事后，陆云对兄长说：“异国路远，也许他真的不了解，何必叫他当场下不了台。”陆机说：“祖父和父亲的威名远播四海，怎么能说不了解！”世人以这事为根据，认为陆机的才识在陆云之上。

二陆声名虽高，然诗篇只以辞藻华丽见长，佳作不多。但是陆机的文章实在是好。除《辩亡论》外，如《豪士赋序》（刺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之作），《吊魏武帝序》等，都是历代传诵不衰之作。文字骈散结合，极一唱三叹之妙，陆机还有一篇《文赋》，是文学批评的早期著作。

二陆于晋初不甘寂寞，屡有建功立业之心，结果为奸人所谗，都遭冤杀，详见第五篇。

二潘中的潘安，字安仁（２４７一３００年），少时因姿容秀美，出行时，妇女掷果满车。他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人称“潘黄门”。他工于叙哀，所作《悼亡诗》有“情文相生，如闻呜咽”之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语，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赵王司马伦得势时，他被司马伦的亲信诬为与石祟谋乱面遇害。他的侄子潘尼，字正叔，诗文也有名气，但其实并没有精采的作品。

左思字太冲（约２５０～约３０５年），是有名的《三都赋》的作者。“三都”者，魏、蜀、吴的都城。他构思这篇大文章，下的功夫很大。如他对蜀中情况不太了解，就特地找人请教。他在家中到处放上纸笔，连厕所也不例外，只要想到好句子，便马上写出来。他用了十年时间，才把这篇文章写好。完成后，洛阳人争相传抄，纸张因而涨价。“洛阳纸贵”一语便由此而来。其实这种文章一味堆砌，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不过，相比其文，他的诗却写得极好，其《咏史诗》就堪称杰作。

在诸王争权的初期，左思因谢绝齐王司马冏任之为记室（秘书）的成命，从而没有被卷入政争的漩涡，得以善终。

左思的妹子左芬也有文名。晋武帝曾把她选入宫中，选拜修仪，后为贵嫔。左思貌丑口讷，左芬也不漂亮，她在宫里，实际上是个女秘书。

晋初能文善诗的人有许多，笔者不可能悉为列举，但还有两位，却决计不可省略，他们就是蜀中学者谯周的弟子陈寿、李密。

陈寿字承祚（２３３～２９７年），他入晋后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编成《蜀相诸葛亮集》；另一件是编撰了《三国志》。《三国志》虽稍简略，但仍不失为一部上乘史著，至今还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道，同享“前四史”的美誉。

李密字令伯（２２４～２８７年），晋初，他因祖母年老须奉侍，不肯从命入朝，写了一篇《陈情表》。这是一篇为历代传诵的不朽之作。有人评道：“语浅而情深，事曲而笔达，一字一句皆由心曲中流出而来，墨痕泪渍，狼藉行间，千载读之，亦且感泣。”（王文濡《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录江山渊评语，民国初年上海文明书局版）李密后来做过汉中太守，又因故罢官。他是入以文名，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不见得会为后入熟知。

西晋初年，还有许多在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王叔和，名熙，魏时做过太医令。他所撰著的《脉经》，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一。

皇甫谧字士安（２１５～２８２年），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号玄晏先生。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针灸专著。他还撰有《帝王世纪》，是一部古史专著，然其内容不太可靠，后人信以为真，每加引用，就不免要以讹传讹了。

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秀、裴頠父子，他俩都是大学者。裴秀字季彦（２２４～２７１年），西晋开国后，历任尚书令，司空。他研治地理学，主持撰成历史地图集《禹贡疆域图》。在编制过程中，他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原则，即：分率（按比例表达区域面积大小）、准望（确定各地的坐标方位）、道里（明晰各地间的距离）、高下、方邪、迂直。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图理论。《禹贡疆域图》虽已亡佚，但这套理论却留传了下来，也为后人所师法、借鉴。

他的儿子裴頠，字逸民（２６７～３００年），反对崇尚虚无的风气，著有《崇有论》（见《晋书》本传）。王衍、乐广同他辩论，都驳不倒他。他在政治上也有建树，可惜在三十四岁的盛年，便在政争中被杀害了。其事另见第五篇。

灭吴大将之一的杜预，字元凯（２２２ ～２８５年初[太康五年闰十二月]）、是研究《左传》的专家，晋武帝曾问他：“卿有何癖？”他答道：“臣有《左传》癖。”他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长期保持着对《左传》注释的权威地位。清代学者对群经都有胜过前人的新注，但于《左传》独付阙如。而仪征刘文淇与其子及孙，三世续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也只写到襄公，没有能够完成。现有惟一完整的新注，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才由杨伯峻先生以其《春秋左传注》而告成。究其原因，《左传》字数达二十万左右，比群经都多，注释的工作特别繁重。杜预在治军从政之暇，竟能完成此书，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虽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当之处，如他据《司马法》，认为春秋时车一乘，始终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类的误断，但对于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古人，是绝不可以苛求的。

杜预还主持过黄河孟津处的建桥工程。当时有人认为，自殷周以来，历代都曾有建都于此的，而从来没人造桥，此举一定难以成功。可他说：“古人云‘造舟为梁’，就是河桥。”后来他果然造成了河桥。还有，古人多厚葬，密县邢山上有郑大夫祭仲或子产的古墓，他议论说，此墓的寝宫塞其后而空其前，这是表示中无随葬珍宝，故而无人盗掘。由此他遗嘱子孙，令其照此办理，以利身后。他的识见，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一般人士。

魏末参与灭亡蜀汉的卫瓘，还有他的儿子卫恒、侄女卫铄，都以书法著名。卫瓘字伯玉（２２０～２９１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善草书。卫恒字巨山（？～２９１年），草、章草、隶、散隶，四体皆工，并著有《四体书势》。他们父子都在政争中被贾后杀害。卫铄（２７２～３４９年）嫁与江州刺史李矩，世称卫夫人，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

三　　徙戎论

早在曹魏后期，对于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内地的情况，就已有人表示担忧，怕会发生变乱。嘉平三年（２５１年），邓艾就说：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又说对杂居汉人中的羌胡，应予逐步迁往塞外。司马师对他的主张很赞赏，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而邓艾本人，为了与蜀将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更不得不招抚了几万鲜卑人，把他们安置在雍、凉一带（今陕、甘、宁及青海东北部），与汉人杂居。

西晋初年，西北各少数族人与统治者的矛盾日益激化，先后爆发了鲜卑以秃发树机能和氐以齐万年为首的反抗运动。于是，郭钦、江统又相继上疏，再次提出要把内地少数族人迁往塞外的主张。

郭钦是在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年）灭吴后率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是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人，这一带匈奴族的人很多。他见树机能在凉州闹了多年，就担心当地的匈奴人会继之而起，于是上疏，说：如果匈奴族也造起反来，胡骑从平阳、上党（今山西省南部和东南部）出发，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孟津，直逼洛阳。因此他主张在灭吴之后，乘国威极盛之时，把杂居内地的胡人迁往塞外。但武帝没有听从。

江统的《徙戎论》，是在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齐万年的反抗运动刚刚结束时提出来的。他的迁胡之论，比郭钦要系统得多。他认为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他着重论述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追溯各族迁居内地的经过，强调如让各少数族人“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那一旦起兵造反，必然“为祸滋蔓，暴害不测”。他力主把他们迁往塞外，不可“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

这一次，朝廷也未予采纳。

五年以后，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建国称汉。再后来，鲜卑、氐、羌、羯各族也纷纷起兵，陆续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个名称其实不很确切，习称的十六国，其中前凉、西凉、北燕三国是汉人政权；十六国以外，还有汉人冉闵的冉魏，氐族的仇池杨氏，鲜卑族的段氏、宇文氏、西燕，丁零族的翟氏，都曾割据一方，虽时间长短不一，但毕竟是造成那一时期长久分裂的因素。旧时颇多议论，认为晋朝政府当初如采纳郭钦、江统的主张，后来就不致有如上之乱。那么，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郭钦、江统的主张，是以秃发树机能和齐万年为首的两次事变为背景的。所以，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先把两次事变的真相讲清楚，真相既明，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晋武帝泰始五年（２６９年），朝廷从雍、凉、梁三州析出部分地区，建置秦州，治所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目的是加强对有大量鲜卑族人居民地区的统治。秃发树机能起兵不是在这一年，就是在下一年。我们只知道，他在泰始六年六月，便在万斛堆（约在今宁夏固原附近）之战中打败过晋军，还杀死秦州的第一任刺史胡烈。七年四月，他又在青山（今甘肃环县西）攻杀凉州刺史牵弘。晋大司马陈骞对这两人的失败早有预见。他曾对武帝说两人“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他们对少数民族究竟做了什么，史书上没有明说，但“二人果失羌、戎之和”，这八个字却很能够说明问题（引文均见《晋书·陈赛传》与《通鉴》卷七九）。自邓艾把所招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以来，至此已历多年，若不是晋官“失羌、戎之和”，变乱是不会发生的。

树机能之乱愈演愈烈，武帝甚至一度想派“重臣”贾充出镇秦、凉（见第一篇），只是因贾充与皇室联姻而作罢。咸宁三年（２７７年），晋文鸯曾一度击败树机能，招降二十余万人，但是乱根却未铲除。四年，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与其部将交战，兵败而死。五年正月，武帝得知武威陷落后叹道：“谁能为我讨此虏者？”

问题似乎严重之至，堂堂中原政府，似乎找不出一个能够对付树机能的良将。然而，良将就在武帝的身边。宿卫殿中的司马督马隆挺身而出，道：“陛下若能用臣，臣能平定此虏。”司马督一官地位不算高，马隆其人更是新近由兖州推举上来的武士。但就是马隆，却早就说过：“杨欣失羌、戎之和必败。”在朝中众臣谁也不肯站出来的时候，他又自愿挑起这副重担。武帝问他准备怎么办。马隆只说：“陛下如要用臣，就让臣自行作主。”武帝又问他有什么具体要求，他答以“请让臣招募三千勇士”。

武帝大概是认为不妨一试，就应允了，任命他做武威太守，让他招兵。公卿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现有的军队很多，不必再行招募，马隆之言，不可采纳。幸而武帝不听，马隆才得放手干将起来。他立下标准，凡拉得开１２０斤的大弓，能挽九石之重的重弩，就予录取。这是相当高的标准，当时的斤约相当于２５０克，１２０斤约相当于３０公斤；一石为１２０斤，九石即相当于２７０公斤。最终马隆录取了三千五百人。之后，马隆又到武库挑选兵器。武库令不让他挑，双方争吵起来，御史中丞不问情由就弹劾马隆。幸而马隆是“通天”的，他向武帝陈情，说：“臣要带将士到战场上拼命，没有好的兵器，怎么能打胜仗。武库令给臣的是魏朝留下来的旧兵器，柄都快烂了，根本不能使用，如何可以拿去杀贼！”武帝听他讲得有理，立即命令让他自己挑选，并且预先发了三年的军费。

马隆带起了这支队伍。深入河西后，他见山路狭隘，即令选便于在狭路上行驶的车辆。车上装上木屋，兵士利用木屋防御箭石。这支队伍一面走，一面打，进展很快，当年十二月，就攻克武威，杀死树机能。据《晋书·马隆传》的记载，当时树机能的军士都身穿铁甲，而晋军都以皮革为甲，于是马隆就下令在路边散布磁石，使敌军行动受阻。其实这个说法不见得可信，那是因为，一则需要大量磁石才能够用；二则晋军也只能以木器作战，否则自己也会受到妨碍。《晋书》常见荒诞神奇的成分，这大概只是传说而已。

晋朝大臣对马隆出征未抱信心，在几个月也得不到消息后，有些人便估计他己经全军覆没。直到捷报到了洛阳，他们才大为震惊。

朝廷将近十年的边患，马隆只用了一支小部队，不满一年的时间，便完全解决了。由此可见，树机能的力量并不真正强大，面此前屡战屡败，完全是朝廷用人不当。概括起来说，事变由“失羌、戎之和”而起，而用无能之人，才使之为害了好几年。

马隆后来又做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太守，镇守西睡十多年，地方平静，百姓安宁。惠帝元康年间关中大乱时，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元康四年（２９４年），匈奴人郝散在谷（榖）远（今山西沁源）起事，不久西渡黄河，到了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便向地方官投降，结果被杀。六年夏，郝散的兄弟郝度元，又联络冯翊、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的马兰羌和安定郡（治今甘肃临泾）的卢水胡（匈奴部落），一齐起事，这起反晋之乱就闹大了。

此时镇守关中的将领，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赵王司马伦。这个人“无学，不知书”（《晋书》本传语），大概是个半文盲。他的心腹孙秀又是个“狡黯小才，贪淫昧利”（同上书）的坏蛋。他们“刑赏失中”（同上书），致氐羌起事。“刑赏失中”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洁身自好的雍州刺史解系奏请诛杀孙秀以谢氐、羌的奏折来看，可知关中各少数族人对他俩的积怨是很深的。

由此，朝廷把司马伦调回洛阳，改派他的异母兄梁王司马彤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彤离京时，张华叮嘱他，必须杀掉孙秀。他已经答应了，但到任后听了孙秀朋友辛冉的话，说是“氐羌自反，非秀之罪”，便又改变主意，放过了这个小人。

这年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关中的氐、羌群起反晋，共立氐族首领齐万年做皇帝，接着就围攻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朝廷见事态更加扩大，遂于十一月增派周处、卢播二将，由安西将军夏侯骏指挥，增援关中。

这次增援的人选很不得当。夏侯骏是司马师妻子的本家，他和司马彤一样，根本不懂军事，都没有做统帅的才能。还有，周处做御史中丞时，曾弹劾过司马彤，现在派他到司马彤手下，等于把绵羊送进虎口。中书令陈准看出了这两个问题，就提出异议，但朝廷坚持原议，不肯改动，结果自然要偾事。

这里还须交待一下周处其人。周处字子隐，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是吴国名将周鲂的儿子。有一个“除三害”的传说，说他少时品行恶劣，被家乡父老视为与南山猛虎、长桥下的恶蛟并称的“三害”之一。他知道后，决心改过，先上山射杀了猛虎，再下水与恶蛟搏斗，历三天三夜将其杀灭。当他回家时，看到人们当他已死，竟在互相庆贺，他这才了解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曾是何等恶劣。从此他改过自新，并立志向学，终有所成。这个传说相当夸张，但有此传说，即可了解周处其人了。

周处在吴末做过军官，在晋朝曾任新平太守、御史中丞等官。新平郡的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这里正是氐、羌和晋人（当时称汉族人为晋人）杂居的地方。他做太守时，地方秩序良好，羌人对他的口碑不差。从他的履历看，派他到关中是恰当的。但是，派他到司马彤手下去当差则极不妥当。氐首齐万年了解这点，听见他会来，就说：“周府君文武全才，如果是他独揽大权，那我们是抵敌不住的；如果他受人管辖的话，那就可以一鼓成擒。”这个人是有点眼光的。

当时了解周处处境危险的人不仅陈准一人，如伏波将军孙秀（这是另一个孙秀，吴大帝孙权的兄弟），就劝他应以“有老母在堂”为由，推辞不去。但周处告以忠孝不能两全，毅然谢绝了孙秀的好意。

梁王司马彤果然假公济私，伺机报复。元康七年（２９７年），他勾结夏侯骏命周处带五千兵，去攻打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齐万年的七万大军。周处懂得他的用意，但是仍旧希望他以国事为重，不要一意孤行，并向他解释道：“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势必覆没，不仅要死人，而且是国家的耻辱。”但司马彤和夏侯骏不听，硬逼着要他出兵。结果，六陌（在今乾县东北）之战，周处率领这支孤军，苦战一整天，虽杀伤大量敌军，终因弦断箭尽，没有救兵，陷入绝境，周处拒绝左右的劝告，不肯弃众先逃，力战而死。后来朝廷得报，虽怪司马彤不应该这样做，但是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齐万年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元康八年（２９８年），张华、陈准推荐孟观为将。孟观率领京师的宿卫兵到关中后，接过当地驻军的指挥权，连续不断地发动猛攻，到次年正月，就攻杀齐万年，一举平定了事变。

这两大事变的真相证明：只要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地方就不会发生动乱；如用人比较得当，即使发生了事变也不难解决。西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族百姓，和汉族百姓一样，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决不是“凶悍不仁”、生性就喜欢烧杀掳掠的。各族的首领，其中会有些野心家，但是只有在晋朝的内政有毛病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生事的机会，否则是不可能的。江统写了《徙戎论》，其实他未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论》中说：“士庶顽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一有机会，便发生事变。不过，他存有“戎、狄凶悍不仁”的偏见，因而不把这一点放在主要地位。《徙戎论》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对少数族人的看法上。

再进一步看，江统是开了一张治不好病、而且会使矛盾激化的方子。强迫数十、上百万的人举家迁徙，势必造成颠沛流离，老弱倒毙的情况，其结果必然引起反抗。晋朝政府不肯“徙戎”，原因之一就是怕激而生变。我们只要看巴氐在蜀中的起兵，原因在地方官限期要他们出境，就可以知道朝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此详见第六篇）。

四　　白痴皇帝和黑丑的矮皇后

晋惠帝司马衷生性痴呆，是个白痴皇帝。他听到人家说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许多人，觉得很奇怪，便说：“何不吃肉糜？”这是个千古流传的大笑话。

既然是个白痴，当初武帝为什么还要立他做皇太子？皇帝一般都有一群儿子，武帝也不例外，共有二十六个。“八王之乱”中的八王就有他的三个儿子在内。他们是楚王司马玮（以下称楚王玮，余亦照此，以省“司马”二字）、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还有一个小儿子（第二十五子）司马炽，继惠帝之后，也做过皇帝（怀帝）。他们都不痴不呆，如能继位为君，总要比惠帝好得多吧。

但上文说过，惠帝是武帝头一个杨皇后的亲生子（第二个杨皇后没有子女）。这位杨皇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幼时夭折，惠帝是次子，还有一个是秦王司马柬。这时，依次序立太子，当然应该立司马衷。但武帝对于这个儿子的智力水平，似乎既有点了解又不大了解，因而对他进行过一次考核，即叫他对一些政事拟出批文。贾妃即使人代他起草。此人就引经据典写了一大篇。旁边有个精明的家伙说：“这样不行，陛下一眼就看穿了，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以引用它书。”贾妃就改命此人起草，他果然写得既浅显又明白。太子照抄不误，缴了上去。武帝看了，心中大喜，觉得这个儿子事理还算明白。可他实在蠢极了，怎么就想不到有“枪手”，他自己不是也曾用过此法吗！（见第一篇）另外还有一层。惠帝和谢才人生有一个儿子司马遹。这个孩子玲珑乖巧。五岁时。宫中失火，武帝登楼观察火势，这孩子拉着祖父的衣襟，要他退到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说：“深夜发生意外事件，应该提高警惕，不可让火光照见皇上。”武帝见孙儿有这等见识，高兴极了。他以为儿子虽笨，但考虑到以后孙子继位，完全可以成为一代明君。可他又想错了，这个孩子并非贾妃所生，将来的地位怎么会有保证呢！

贾妃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黑又丑，做太子妃时，就曾在宫中杀人。有一次，她发觉一个宫女有了孕，勃然大怒，拿起一支手戟掷去，致使宫女受伤流产。武帝知道了，大为光火，决定把她废黜。这时，贾充早已死了，但杨、贾二氏的党羽仍在，杨珧（杨骏之弟）、荀勖都帮她说话，杨珧甚至说：“陛下难道把贾公闾忘了？”武帝的耳根最软，听了他们的话，火气便消了。

太熙元年（２９０年）四月，武帝去世，太子即位，改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当年改元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当时杨骏大权独揽，可能就是他的主意。

杨骏是个蠢人。他要专权，又怕人害他，他最怕的是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之子）。武帝临终前，本来想使汝南王亮与杨骏一同辅政，但昏迷之中，诏书被杨皇后做了手脚，变成了命杨骏独自辅政。汝南王亮怕杨骏害他，在城外安营，要求过了武帝丧事，再到许昌就早已任命的督豫州诸军事的职务。有人却去报告杨骏，说汝南王要动武讨伐杨骏。杨骏害怕，就告诉杨太后（原武帝之杨后），要惠帝写一道诏书，命司空石鉴率领守卫武帝陵地的军队讨伐汝南王。这次，若非石鉴稳重，未曾轻易听命，可能就会闹出大乱子。但汝南王亮事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和廷尉何勖商议，何勖说：“如今朝野都归心于公，哪有公不讨人，而怕人家讨伐的道理！”他劝汝南王亮主动夺权。可汝南王亮生性胆小，不仅不敢发动，还连夜赶赴许昌，事情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在此之前，杨骏之弟杨济不以兄长的意旨为然，曾劝他挽留汝南王亮，但杨骏不听。晋朝宗室强盛，外戚若能与宗室合作，天下就可能安宁。杨骏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杨济就估计到，以后杨家的门户是难以保全了。

杨、贾两家也有矛盾。杨芷（第二个杨后名）和贾南风在宫中已相处了十多年。杨芷每见贾南风有些过失，为爱护起见，常加劝告。贾南风下知她的好意，还怀疑她会在武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反而怀恨在心。杨骏则深知这个做了皇后的女人阴险毒辣，每次拟定了诏书命令，给惠帝看过后，就送到里面再给杨太后过目，然后随即施行，中间不让贾后有插手机会。贾后对此当然不满，也就更加嫉恨杨家。另外，贾后还有一块心病，她自己没有儿子，谢才人生的司马遹已经十三岁了。她不能不同意立这个孩子做皇太子，也就不能不同意把他的生母升做淑媛，而她目前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让他们母子见面，以待将来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元康元年，贾后发动政变，杀死杨骏兄弟，废黜杨太后，逼她活活饿死。详情如下。

贾后知道，杨骏对宿卫将领孟观、李肇一向礼数不周，二人心怀怨恨，她便使宦官董猛，与二将密商，准备发动政变。同时让李肇联络汝南王亮，要他起兵反杨骏。汝南王不肯，李肇就转而联络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楚王玮。楚王玮是惠帝的兄弟，年方二十，是个好勇斗狠，喜欢揽权的少年王子。他爽快地答应了，立即向朝廷要求入朝。杨骏了解他的性格，本来对他就不大放心，见他要求入朝，立即同意。他以为楚王玮到了京师，便于控制，却没有想到他是来造自己的反的。

元康元年二月，楚王玮到达洛阳。三月初八晚上，孟观、李肇向惠帝诬告杨骏谋反，贾后立即写好诏书，以此罢免了杨骏官职，同时宣布戒严，命东安公司马繇（司马郎之孙）领殿中兵四百人“讨伐”杨骏，楚王玮领兵守卫司马门（皇宫的外门）。杨骏的外甥段广官居散骑常侍，就在惠帝身旁，他跪下求道：“杨骏没有儿子，岂有谋反之理，请陛下明察！”惠帝听了，呆木木地一言不发。他扮演的是一个傀儡的角色，本来就做不了主。

杨骏在府里听到宫中发生变故，即召集众官到府商议。主簿朱振主张发动反击，火烧宫城的正门云龙门，造成声势，再打开宫城的东门万春门，拥护皇太子，引东宫卫兵和京城驻军进宫，责令殿内人员交出祸首。他说：“除此以外，别无办法。”可怜杨骏内心虚弱，哪里有应付非常事件的魄力。他不发一令，只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云龙门是魏明帝所造，工程费用很大，烧了可惜！”众官听了，知道无法挽救，纷纷散走，把杨骏丢在府里等死。

杨骏是有兵可用的。京师有前、后、左、右四军。左军将军刘豫是杨骏的党羽。杨骏不立即抓这支兵，事变时刘豫连杨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遇见右军将军裴頠，就向他打听杨骏的去向。裴頠是贾家的近亲，骗他说杨骏已出城逃走。刘豫也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问：“那我该怎么办？”裴頠说：“该到廷尉（大法官）那儿去听候处分。”刘豫一听，就离开军队走了。不多一会，诏书下来，命裴頠领左军将军，守卫万春门。这时，东安公繇所领的兵还没有出宫城，可见杨骏若有决断，及早用这支兵，就有打进宫城争取主动权的可能。

杨太后得讯，写帛书射出，号召“救杨太傅者有赏！”贾后借此声称太后参与谋反，命东安公繇立即领兵出发。他到了杨府，不知虚实，就先放起火来，又命弓箭手从高处向府里乱箭射去。杨骏的卫兵被堵在里面，只能躲起来避箭，不敢抵抗。杨骏逃到马厩里，结果被兵士搜出、乱刀砍杀。孟观等也捉拿了杨珧、杨济么及段广、刘豫等人，都全族夷灭，一共杀了好几千人。

第二天，贾后矫诏，命太后移宫，太后母（杨骏妻）庞氏免死，并与太后同居。她一步紧一步，唆使臣下上奏，先是准请废太后为庶人；再准奏庞氏不得免死。可怜这个杨太后，当时抱住母亲，哭哭啼啼地向贾后称妾，哀求免其母一死：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庞氏终于死在贾后的刀下。次年二月，杨太后活活被饿死在金墉城（洛阳西北角的小城）的冷宫里面。

这次政变，可以说是“八王之乱”的序幕。

接着，贾后又以惠帝诏书征汝南王亮入朝任太宰，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一同辅政。惠帝虽是个白痴，但贾后不能一下子就走到前台，也不便一下子让贾家人出任最高的官职，所以她搬出这两个人来过渡一下。他们两个，一个既是辈分最高的宗室成员（司马懿的儿子），又是杨骏的政敌；一个是晋廷资格最老的元老重臣。其实，贾后又何尝想让他俩一直干下去。卫瓘当年曾佯装酒醉，拍拍武帝的坐椅，说：“此座可惜！”武帝懂得他是说太子不堪重托，因面才有出题考核太子之事。贾充曾使人把此事情的起因通知女儿贾南风，说：“卫瓘老奴，几破汝家！”为此贾后怀恨已久，如今把他捧上高位，正是为以后好将他一跤掼杀。

楚王玮和东安公繇是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前者被任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掌握一部分兵权，后者升为东安王。他们和贾后的族兄车骑司马贾模、堂房舅父右卫将军郭彰，妹子贾午之子贾谧（贾午的丈夫叫韩寿，贾充没有儿子，使外孙改姓贾）都参与国政。

这一伙人的相互之间很快就产生了裂痕。东安王繇只做得半个多月王，即以“谋废贾后”、“专行诛赏，欲擅朝政”的罪名，被罢官，远谪东北边地。他的罪状未必是实，大概是居功自傲，和贾后及汝南王亮都有点摩擦，所以先遭贬逐（此人后来还任尚书左仆射，后因劝成都王司马颖迎天子请罪，为颖所杀）。

楚王玮的为人前面已经提到，这时他有了点兵权，格外飞扬跋扈。汝南王亮和卫瓘都看不惯，想夺他的兵权，劝他还是回到封地去的好。楚王玮就竭力靠拢贾后。他的心腹岐盛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向贾后告密状，说汝南王亮和卫瓘要谋废立。贾后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借楚王玮的手，来除掉这两个老头子（汝南王在司马懿的九个儿子中排行第四，司马懿在公元２５１年就死了，所以汝南王的年龄至少在六十以上。卫瓘这年七十二岁）。

六月，贾后使白痴皇帝亲手写道诏书，命楚王玮“免亮及瓘官”。楚王玮便连夜动手，除出动所领北军外，又假传诏书，令城内外各军一律听他指挥。

这几乎是重演了三个月前杨骏遇害的场面。

楚王玮派两队人马分别开往亮、瓘二人的府第。

汝南王府的帐下督（卫队长）李龙发觉情况异常，立即进内堂禀报，请求发令抵抗，汝南王亮还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不多一会，李肇等率领的兵士已经爬登墙上，大声叫喊，汝南王亮这才大惊失色，说：“我并无贰心，何至于此！”他令人问：“诏书何在？请拿来观看，究竟怎么讲法？”李肇等不予理会，只催兵士打进去。长史（秘书长）刘准见如此情况，说：“他们不肯出示诏书，必是奸谋，府中兵将不少，可以决一死战。”但汝南王亮不听，李肇等冲进内堂，汝南王亮和世子司马矩都被拿下，立即处死。司马亮临死叹道：“我的赤心可以破示天下！”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一点，诏书只说“免官”，没有说逮捕，更没有说“处死”。是不是楚王玮或李肇等做过头呢？不然，从贾后到李肇等，他们都是一致的。不过，贾后阴险，楚王玮粗疏，诏书不写明白，事后好一古脑儿推在楚王玮身上，借此把他一并除掉。这是一石二鸟的计策，史书上没有说穿，但明眼人一看，心里自然明白。

卫瓘家里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不过死人更多。卫瓘的左右也主张抵抗，同时上表核实，如确有处死命令，再束手就戮。但卫瓘也不肯听。他有个旧部荣晦，因有罪被他斥革，这次也前来参与抓捕。他知道卫瓘子孙的名字及人数，进去后指名搜捕，结果连卫瓘本人，共抓到九人，悉数杀死。幸其孙子卫璪、卫玠当时不在家里，不曾遇害。

一夜乱后，楚王玮的心腹岐盛就劝其主子，应乘兵权在手，将贾、郭两氏也一起除掉。这个粗莽的主子对此并没有思想准备，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楚王玮顿时陷入了绝境。

原来，时任太子少傅闲职的张华，次日见天色已明，即去找贾后的亲信宦官董猛，要他转告贾后：“楚王杀了二公，天下威权将完全落到他的手中，可以用‘擅自杀人’的罪名把他杀掉。”贾后本有此意，当然深表赞同。但这时情势仍极混乱，她也不知该如何收拾局面。于是张华就又献计，请惠帝派殿中将军王宫，手执“驺虞幡”当众宣告：“楚王矫诏，将士切勿听他的号令！”驺虞见《诗经·召南·驺虞》，据说是一种不吃活物的仁兽，晋朝用画有驺虞的旗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令旗。将士听了，都丢掉武器，四散奔走。楚王的左右都跑光了，他光杆一人，很快就被捉拿。六月十三日，他被绑出去杀头，那张密诏还在身边，他一边哭，一边把那张青纸拿出来给监斩官看，说：“我也是先帝的亲生骨肉，怎么会让我遭此奇冤！”可他悔之晚矣。他的亲信岐盛也全族都被处死。

这次六月事变是“八王之乱”的第一幕，也可以说是第一个高潮，死了八王中的两个王——汝南王亮和楚王玮。

事变之后，贾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作出了许多安排。

她把汝南王亮和卫瓘之死的责任推在楚王玮身上，追复汝南王亮的爵号，并追封卫瓘为兰陵郡公。并因卫瓘的女儿鸣冤及其属吏刘繇等的上言，把荣晦全族处死。

贾后任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散骑常侍和侍中都是参与议政的官。她和贾谧商量，决定倚重众望所归的张华，任他为侍中、中书监，又用裴頠为侍中。朝中政事，主要由贾模和张、裴三人负责。贾后对张华很倚重，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政局比较平稳。

贾谧奢侈豪华，但是爱好学问，喜欢结交士大夫，其中才学尤为优长的有陆机、陆云、潘岳、左思等二十四人。另外还有大富豪石崇，是司马氏开国功臣石苞的儿子，他在当时也号为有才气的人物。但传到后世的，却以与外戚王恺斗富一事最为人所熟知。这还是武帝在位时的事情。武帝给王恺一支两尺来高的珊瑚树。王恺以为石家不会有这样的奇珍，故意向石祟炫耀。石祟随手用铁如意把它打碎。王恺急了，与他争吵。石祟却说：“这种东西何足为奇。”他命左右把所藏的珊瑚树都拿出来，三四尺高的竟有六七株，光彩夺目。贾谧的豪富奢华，具体情况不清楚，大约总不及石崇，但是也不会相差太远吧。

从上述的情形看来，在六月事变以后，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年）基本上是政局稳定、贵族官僚歌舞升平的时期。“八王之乱”的第二幕，要到永康元年（３００年），才因废太子遹而爆发出来。

五　　皇族大混战

晋惠帝元康九年（２９９年），贾后与太子遹的矛盾激化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太子被废为庶人，而这一结局又导致了宗室诸王的纷争，引起了从永康二年（３０１年）到光熙元年（３０６年）的皇族大混战。

贾后的母亲广城君郭槐常劝女儿善待太子。她见贾谧与太子口角争执，总是责备贾谧。她还想把外孙女（韩寿、贾午的女儿）嫁给太子，但贾后和贾午都不肯。临死之前，这个老太太还再三叮嘱女儿好好对待太子。她是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的，可惜贾后一点也听不进。

贾后嫁了个白痴皇帝，自然很不乐意。她和太医令程据私通，又使人到外面诱骗青年男子，将他们藏在箱子里，送到宫内，与自己淫乐。这些男子除个别外，为防泄密，事后多被杀害。

贾模对贾后的行为非常不满。他担心一旦出事，自己也要遭殃。他多次同她讲明利害关系，非但丝毫无效，反而引起她的反感，对他日益疏远。

裴頠对局势也很担心，他甚至于同贾模、张华商议，要采取非常手段，废黜贾后，立太子的母亲谢淑妃为皇后。但贾、张两人都以为不妥，他们认为倘使皇帝不以为然，怎么应付，又怕宗室诸王势力强大，如果他们参与进来，会引起大祸。裴頠承认他们说得对，只认为照贾后这样胡作非为，恐怕随时会出乱子。但张华不这样看，他说：“两位和中宫（指皇后）都是亲戚，不妨随时劝诫，庶儿不致造成大错，那么天下不会大乱，吾辈总可以优游卒岁吧！”张华是晋初智谋出众的人物，这时却以为眼前尚无大碍，自己估计余年无几（张华时年六十八岁），可以平安度过，又不肯急流勇退，终于招致杀身之祸，后人不能不为之叹惜。

太子左右也有人主张先下手为强。东宫有左右前后四个卫率，所统兵员有万人之多。照左卫率刘卞的意见，只要张华肯作主，用东宫兵力拥太子进宫录尚书事，废贾后，把她押进金墉城，只需要两个宦官就可以了。但是张华不赞成，他推说没有听见过贾后有废太子的打算，又说废后夺权是无君无父的不孝行为。太子本人也不听左右废后的主张。刘卞的意见不久就传了出去，他被调任外宫。他料想贾后不会放过他，就服毒而死。据宋元之际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估计就是张华揭发了他，否则贾后不会不追究闻而不告之罪。这个估计是合乎情理的。

贾后决计对太子下手了。这年十二月，她诈称惠帝患病，召太子入内。太子进了内宫，贾后不见，却令宫婢陈舞诈传惠帝的命令，逼他喝下三升酒。太子说喝不了那么多酒，陈舞说不喝就是不孝。太子无奈，勉强喝了下去，就此大醉昏迷。贾后已经使潘岳起草了一封太子给惠帝的“密件”，内容有“陛下当自了，不自了，吾当人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刻期两发……”等话。她派一名年小的宫婢，拿了纸笔，说是惠帝命他照抄一份。太子在昏迷状态中，也不明白是什么内容，照式写了。他醉中握笔不稳，认字不清，笔画也写得不全，根本无法辨认。贾后把笔画补全，拿去给惠帝看，说这是太子劝父亲杀贾后的密信。

十二月三十日，白痴皇帝呆呆地坐在殿上，众公卿奉命入见。又是那个宦官董猛，他手持两张纸，一张是太子“密书”，另一张是写好“今赐死”的青纸诏书，给公卿观看。公卿看了，目瞪口呆。殿上寂静无声了好大一会。张华见没有人肯先开口，只得硬着头皮，说：“这是国家的大祸。自古以来，常因废出正嫡而导致丧乱，而且大晋开国，年数还不很长，更宜慎重，望陛下详察！”他避开“密书”真伪这一要害，用意不言而喻。然裴頠年轻（时年三十三岁），就抓住要害发言，他认为一要查出传“密书”的人，二要核对笔迹。贾后立即拿出十多份太子写的文书。大家核对过后，没有人敢说不对。贾后又使董猛向惠帝假传武帝之女长广公主的意见：“事情该从速解决，臣下有不从诏书的，应该军法从事。”尽管这样，公卿毕竟谁也不肯或不敢随声附和，眼看日头已西，还是议而不决。贾后怕生意外，就亲自上表请废太子为庶人：公卿不敢再持异议，事情方才了结。这天正是大除夕，太子司马遹改换了服色，拜受诏书，徒步出东宫，坐上一辆简陋的牛车，和妃子王氏及三个儿子，被押送到金墉城去。王氏是大名士、尚书令王衍的女儿。这个丈人立即上表，请求准其女儿离婚，也立即得到准许。王氏无奈，痛哭回家，此后，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也立即被杀。次年（永康元年，３００年）正月，太子又被押赴许昌幽禁。

贾后除去了多年的心病，正在洋洋得意之际，不料事变突起，被废身死。

发动事变的主角是赵王伦，他是司马懿最小的儿子，当时应有六七十岁了。第三篇里已经说过，此人愚鲁无知，办事一味听信心腹孙秀的话。这次也不例外，所以真正的主角是孙秀。

太子被废后，东宫的一些旧属就想推翻贾后，恢复太子的地位。他们见赵王伦任右军将军，手里有兵，便去游说孙秀。孙秀何等狡诈，他知赵王伦一向依附贾后，心想如能事成，尽管是为太子立了大功，但将来如何，毕竟还难预料，不如先让贾后把太子害了，然后推翻贾后，那么天下便是赵王的了。他把这番意思去打动赵王，赵王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

事情定下后，孙秀秘密使人散布流言，说殿中有些将士打算废黜皇后，迎立太子，还故意让贾后派在民间打探消息的人听到。贾后知道了，很是担心。赵王伦和孙秀便劝贾后杀死太子，以绝祸根。贾后上了他们的当，派宦官孙虑到许昌毒杀太子。太子不肯服毒，竟被孙虑活活打死。这是永康元年（３００年）三月间的事情。

赵王伦、孙秀决定于四月初三夜一更天起事。这天白天，孙秀先派参与密谋的军官右卫督司马雅去见张华，要他与赵王合作，为天下除害。张华不肯，坚决拒绝。司马雅大怒而去，张华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

当晚一更，赵王来到宫城，矫诏向宿卫将士宣告：“中宫和贾谧等杀害太子，今使车骑（赵王伦的宫职是车骑将军）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将士听命，立即打开宫门，赵王伦派齐王司马冏（司马攸死后，儿子冏继承王爵，他和惠帝是堂房弟兄）率将士一百人进入内宫，先斩了贾谧。贾后看见齐王，大惊，问道：“卿为何而来？”齐王答云；“有诏收后。”贾后竟说：“诏书当从我出，这算什么诏书！”这当然是白说。她随即被废为庶人，押解到金墉城居住。六天之后，她被勒令喝下一杯金屑酒而死，时年四十五岁。贾后的死党董猛、孙虑、程据等自然都被处死，张华、裴頠也都被杀。张华临刑，仍自称忠臣，监斩官斥他：“身为宰相，废太子时，何以不能死节？”他回答说，当时的话，都有案可查。监斩官又道：“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张华就无言可答了。一代奇士，终遭杀身灭族之祸，坏就坏在贪恋权位这一点上。但是《晋书》本传赞他“忠于乱世，自古为难”，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

赵王伦自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这一自称的官衔有两点显示了非常的野心。一是相国这官名，这是晋廷未曾设置过的，而魏末司马昭做的正是这个官；二是依宣（宣帝司马懿）、文（文帝司马昭）辅魏故事，司马懿父子辅魏是为代魏作准备。赵王伦事实上已经把取代惠帝的存心昭告于天下了。

他用孙秀为中书令。这个出身小吏的家伙顿时成为全国威权最高的显赫人物。人们都知道，有事该求孙秀，不必再去求赵王。

可是政局并不稳定。事变之前，朝中曾有立惠帝的兄弟淮南王司马允为皇太弟的说法。赵王伦夺了权，担心这个侄孙会造他的反，便封他为骠骑将军，让他领中护军，以此笼络。后来发现他在畜养敢死之士，知道笼络不住，便想对他下手。八月，调他做太尉，解除其领中护军的职务，以削其兵权，不让他带兵。但淮南王允拒绝接受。于是，孙秀派御史带了“诏书”前去逼迫。淮南王看那“诏书”，竟是孙秀的笔迹，他大发雷霆，即率所统七百兵士，直向皇宫杀去，一路上响应的人很多。他到了宫前，因宫门紧闭，无法入内，便转而围攻赵王伦所在的相府。这一天，从上午起，激战了将近四个时辰。最后，一名宿卫兵将领受赵王党羽的唆使，带了几百兵来，诈称“有诏助淮南王”，乘其不备，杀死淮南王允。这次事变，连同被牵连而死的有好几千人。这个小战役是宗室内战的第一仗。不过，淮南王允并没有算在“八王”之内。

事后，孙秀借此大发淫威，打击素有嫌隙的人士，潘岳、石崇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孙秀地位低微的时候，曾在潘岳手下当差，受过几次责打。又石崇有个爱妾叫绿珠，孙秀曾指名向石崇讨要，石崇不给。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又与赵王伦不睦。这时孙秀便诬称这三人是淮南王允的同党，将其三族全部处死。兵士到石家时，石崇对绿珠说：“我是为你得的罪。”绿珠道：“我当为君而死。”她跳楼自杀，孙秀终究得不到这个美人。

赵王伦篡位的企图日益明显。不久，他蹈袭曹魏代汉、晋代曹魏的先例，以惠帝下诏的形式，给自己加“九锡”（一般指车马、衣服、乐器、朱户[门漆红色]、纳陛[陛，宫殿的台阶。放在檐下，使登升的人不在露天升陛]、虎贲百人、铁、弓矢、秬鬯[用黑黍和郁金香酿造的祭祀用酒]。具体内容历代不尽相同），另外扩充相府的军队，增加到三万人。

永康二年（３０１年）正月，赵王伦即位称帝，改元建始，把惠帝迁往金墉城居住。形势决定他这个皇帝是做不长的。当时，镇守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镇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都有相当的实力。他们都不肯让赵王伦做皇帝。

三月，齐王冏率先起兵，号召讨伐赵王伦、孙秀。成都王颖听了邺令卢志的话，认为以顺讨逆，一定会受百姓拥护，于是起兵，第一个响应齐王。他的兄长常山王司马乂又继之以起，因其封地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在邺的北面，所以他带的兵是成都王颖的后队。河间王颙是司马懿弟司马孚的孙子，他与宗室关系比较疏远，开头有点举棋不定，先打算拥护赵王伦，并已镇压了一个反赵王的太守，把齐王冏派来的使者押起来，解往洛阳，令部将张方领兵帮助赵王伦。兵到华阴，得到齐王、成都王兵势浩大的情报，才改变宗旨，令张方率兵投人二王的阵营。

三王（如连常山王，即为四王）协力，形成了压倒的优势。洛阳方面分兵迎敌，南北两条战线，都先胜后败。成都王颖在初战失利后，信心有些动摇，得咨议参军卢志的劝说，才坚持战斗，结果，湨水（在今豫北的黄河支流）一战，大破号令不一的敌军，成都王颖乘胜挥军渡河，向洛阳推进。

洛阳得到河北兵败的消息，立时陷入混乱状态。四月初九，宿卫军左卫将军王舆等率部七百多人进宫，得到宫内将士响应，杀孙秀等，逼赵王伦写“诏”，恭迎惠帝复位。次日，惠帝回宫，改元永宁元年，接着，派使者慰劳三王，责令赵王伦自杀。他是八王中第三个离开人世的。赵王所派抵御齐、成都二王的将领，有的已在洛阳被杀，大部分投降，其余皆被处死。

这次战争，持续两个月左右，战死近十万人，是皇族大混战的开始，也是它的第一个段落。

惠帝改元永宁，但是晋室却不得安宁，而且越来越混乱。成都王等先后到了洛阳，论功行赏，以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加九锡；河间王颙为侍中、太尉，加三锡；常山王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不久又改封为长沙王。这几个人中，成都、长沙二王都是惠帝的兄弟，长沙王只比成都王长三岁，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齐王是惠帝的堂房弟兄，时当中年。而河间王则比惠帝和上述三王都长一辈。他们都立了“大功”，对权力地位的欲望也都随之膨胀起来，很难再和平共处了。如齐王和成都王都加了“九锡”，这种安排，休说那个白痴皇帝难以安于其位，就是他们两个，为了谁能再高升一步，也非争到兵戎相见不可。因此，不久就开始了皇族混战的第二阶段。

有人劝齐王冏说；“如果不能与成都王同心辅政，就该剥夺他的兵权。”长沙王乂则认为大权应掌握在武帝的儿子手里，即劝成都王抓权。卢志比主子聪明，主张以退为进，劝成都王应以母亲程太妃身体欠佳为理由，须回邺侍病，让齐王独掌朝政。这一着果是上策，天下人都称赞成都王司马颖是个贤王。他回到邺地，又听从卢志的策略，推掉九锡之赐，还要求运河北的米去救济齐王所部及战地受难的百姓；又吊祭阵亡将士，收葬赵王兵士的骸骨，由此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他虽则生得漂亮，却不过是个没有多少文化、智力平庸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何尝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

齐王冏独专朝政，兴造府第，宴乐无度。天下有识之士都知道会发生变故，他任用的江东名士张翰、顾荣都借故脱身。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他因秋风起，推说思菰菜、鲈鱼，辞了齐王，浩然南归。顾荣无法脱身，便天天喝酒装醉。

这个局面维持了一年半多一点。惠帝永宁二年（３０２年），河间王颙首先发难，他上表声称要和成都王等共会洛阳，请在洛阳的长沙王剥夺齐王的权力，由成都王代齐王辅政。同时，派张方领兵开往洛阳。十二月二十二日，表到洛阳，城里就爆发了一场混战。长沙王又带一百多人进宫，说“大司马谋反”，即用惠帝名义号召讨伐齐王冏。齐王同派兵火烧宫门，又派人执驺虞幡到处叫喊：“长沙王矫诏！”长沙王又即把惠帝“请”到宫城门楼上，用来证明自己确系秉承惠帝的诏书行事。这天夜里，洛阳城里，火光冲天，如同白昼，两军混战，箭一直落到白痴皇帝的身边。混战持续了三天，长沙王又大获全胜，并抓住齐王冏，把他斩了。这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四个王。

此战结束后，纪年改元太安。后来，史书上都称这年为太安元年，其实，这年已经只剩几天了。

长沙王又在洛阳掌权后，起初他还常派人到邺，征求成都王的意见，可日子久了，弟兄间的关系逐渐变坏起来，于是出现了成都、河间二王联合反长沙王乂的战争。这是皇族混战的第三个段落。

太安二年八月，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他派张方率兵七万，出函谷关向洛阳进攻。成都王颖在反齐王同时，已经准备响应，但因事变解决得快，没有来得及加入，这番决意要参加进去。卢志劝他，不要因此而丧失以往博得的好声望，参军邵续也劝他不要与自己的兄长为敌。他一概不听，派陆机率王粹、牵秀、石超等将，统兵二十余万，南下进逼洛阳。

洛阳得报，下诏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兵抵御。诏书说：“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惠帝还出洛阳城，巡视过几处营地。这是长沙王又利用皇帝来张大声势。这个白痴皇帝无非是受人摆布罢了。

这一回，仗打大了，打得时间长了，从九月起，打到年底，竟还没有结束。成都王颖的兵力虽大，却在洛阳周围屡战屡败。十月，建春门（洛阳城东面北头的第一门）之战，长沙王又带上惠帝指挥作战，大破陆机军的主力，斩大将十六人。陆机部下将领都是“北土旧人”，不愿意受他节度。成都王颖的亲信宦官孟玖和机、云兄弟向有私怨。孟玖的兄弟孟超在做将官带兵时，曾因部下犯法，与陆机冲突，就造谣说陆机要谋反，还写信给孟玖告状。他在战役中不听号令，擅自进兵，被敌军所杀。孟玖怀疑是被陆机所害，便向成都王颖进谗言，说陆机有二心，勾结长沙王，牵秀等几个将领都帮孟玖作伪证。成都王颖相信了他们的谎话，即派人到营杀了陆机，又逮捕陆云，也把他杀掉。这是明显的冤案，陆云更是与兵败之事毫无关系。陆机幕府中的正直之士如王彰，就说得很清楚，“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云被害前，蔡克向成都王叩头流血，说陆云是为孟玖所怨，人人都知道，求他免陆云一死。成都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孟玖见了，马上一面把主子扶入内堂，一面催手下动手。成都王用陆机为大将，是一错；听谗言杀陆机，是再错；进而杀陆云，是三错。看他的行为，简单得像是受孟玖操纵的傀儡，这种昏王如何成得大事！只可惜陆氏兄弟不能效法张翰、顾荣，以致白白送了性命。陆机临死时说：“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但是他觉悟得太迟了。

张方很能打仗，但也有胜有败。九月，他一度攻入京城，大肆抢掠后退出。十月，长沙王乂带着惠帝，进行反击。专制时代，皇帝真有点威慑作用，张方部下的将士望见车驾，纷纷后退。张方打了个大败仗，退到城西的十三里桥。这时，部下还想后撤，张方却反其道而行之，乘敌人战胜后疏于防备的机会，在夜里寂静无声地推进到离城七里的地方，并筑起好几重壁垒。城里发觉后，发兵来攻，因工事坚团，不能得手。

战局陷入了相持状态。洛阳城里的人力物力都出现了问题。兵源缺乏，只得征发家奴；十三岁以上的男孩都要服劳役了，米价涨到了每石一万文钱。东晋初以击揖渡江闻名的祖逖，这时是长沙王乂的主簿，他献一条计：派人到西北去，命雍州刺史刘沈起兵袭击河间王颙的后方，使他不得不召回张方，以解京城之危。雍州的治所在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辖有七郡地方（在今陕西、甘肃、宁夏各一部）。这是一条好计，然而用得迟了，已经来不及挽救洛阳的危局。

太安三年（３０４年）正月二十五日，正在张方觉得打下去没有把握，考虑撤退的时候，洛阳发生内变。东海王司马越联络不愿意再战的宿卫将校，把长沙王乂扣留。次日，东海王越请惠帝下诏，罢免司马乂的官职，改元为永安元年，开城停战。这一次，打了半年多仗（从九月到正月，中间有个闰十二月），死的人不计其数。

张方入城，东海王越即把长沙王乂交给了他。张方这人极其残酷，竟把他放在火上，活活烤死。张方部下的军士看了，也觉得太惨，流下了眼泪。长沙王又是“八王之乱”中死掉的第五个王。

获得胜利果实的是成都王颖。他的军队战绩并不好，损失了六七万人，但是他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洛阳，命部将石超等率兵五万，镇守洛阳十二座城门，他本人不留驻洛阳，仍回邺城。

河间王颙的后方一度吃紧，长安险些被刘沈的军队占领，为此他不得不赶紧召回张方。张方掳了洛阳的官私奴婢一万多人西回，途中缺粮，就杀人与牛马同煮，分而食之。到了关中，他派部将打败了刘沈军，又生擒刘沈。河间王颙将刘沈先用鞭打，然后处死。

三月，应河间王颙的要求，惠帝下诏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成都王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他没有人君之度的真相早已被人看穿，所以局势又很快发生变化，爆发了以东海王越为主角的皇族大混战，这是混战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段落。

同年（这时还称永安元年）七月，东海王越宣布讨伐成都王颖，石超闻讯赶奔回邺。东海王越挟了惠帝，一同北征，兵到荡阴（今河南汤阴西南），被石超击败。混战时，可怜那个皇帝而部受伤，身中三箭，跌在乱草之中。这时文官嵇绍（嵇康的儿子）身穿朝服，跨上御辇，意欲护卫皇帝，结果被兵士所杀，鲜血溅到惠帝的袍上。惠帝虽则低能，还有点良心，以后一直保存这件袍子，不准洗濯，作为纪念。战后，惠帝被迎送到邺，把年号又改作建武。这是几个月里的第三个年号了。

东海王越逃回到封地东海（今山东郊城北），拒绝成都王颖提出和解的要求，联络各方，意欲再起。这时，洛阳已落到了张方的手中。原来，河间王颙得了东海王越北征的消息，就派张方去攻洛阳，牵制他的后方。洛阳留守的兵力薄弱，张方得手后，河间王颙就命他镇守洛阳。

东海王越要破成都、河间二王，原本极为困难，但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的插手，给他提供了机会。

王浚是个心有图谋的小人。当年三王联合反赵王伦时，他看不准谁胜谁败，便禁止所部士民应三王招募，以坐观成败。他也想称霸割据，但苦于实力不足，便把一个女儿嫁给鲜卑段氏的首领段务勿尘，请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又把另一个女儿嫁给鲜卑宇文氏别部的首领素怒延。利用鲜卑部落的骑兵来参加内地的混战，是他早已打定的主意。他和成都王颖都有消灭对方的打算。这年七月，王浚联合鲜卑、乌桓的兵力，与东海王越的兄弟东赢公司马腾合作，南下攻邺。

成都王颖派石超等北上抵御。八月，石超等连战都败。邺中得讯，百官士卒纷纷逃走，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卢志劝成都王拥惠帝退回洛阳，成都王答应了，卢志并连夜做好了准备。不料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不肯离开邺中，成都王不能当机立断，耽误了时刻。将士们都想快逃，见出发号令迟延不发，便自行散去。原来一万五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只剩几十个人。成都王没奈何，只带得几十名骑兵，与卢志护着惠帝坐的御用牛车（晋时多用牛车，有的很考究，牛也跑得很快），往洛阳而去。仓猝之间，他们忘了带钱，只有一名宦官身边有三千文钱。流亡途中，要吃饭非用钱去买不可，这几十个人只能半饥半饱抵过这几天工夫。渡过黄河以后，洛阳有兵来接，情况才有所改善。行近洛阳，张方出城来迎。他才下马要拜见皇帝，可惠帝先已下车，并要他免礼。这时，皇帝、亲王、太妃等人，都有了一种脱难的感觉，然而他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了，还有大灾大难在等着他们。他们把张方看作救星，其实张方却包藏着祸心。

洛阳的事情，一切都听张方作主，成都王颖的话，没有人肯听。在洛阳住了几个月，张方的兵士把城里的财富抢得差不多了，便都想回关中老家。十一月初一，张方带兵上殿。惠帝见他来意不善，逃到后园竹林中躲起来，仍被兵士拖出逼上牛车。惠帝无可奈何，只要求安排车辆，以装载宫人、宝物。宫里本来并未遭劫，这一回却被张方的将士把财物抢得精光，宫女也被掳去。张方还想放火烧毁宫室宗庙，幸而卢志劝他不要效学董卓的行为，百年以后，还被人唾骂（董卓曾烧毁洛阳全城房屋，时在汉献帝初平元年[１９０年]，去此一百十四年），张方才打消这念头。

惠帝到了长安，把河间王的征西将军府作为行宫。十二月，下诏罢免成都王颖的皇太弟身份，另立豫章王炽做皇太弟，以河间王颙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改元永兴。连“太安”在内，这是本年的第四个年号。这些举动当然都是河间王颙作的主。

可局势仍不稳定。张方“劫迁车驾”之举很不得人心。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七月，东海王越以“纠集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为由，号召四方，起兵征讨河间王颙和张方，王浚等响应者即推他做盟主。这时成都王颖的旧将公师藩也在河北起兵，攻城略地，声势不小。

河间王颙见公师藩起兵，即命成都王颖都督河北诸军事，令其招抚。十二月，成都王颖到了洛阳，因兵力薄弱，无法渡河北上，只得停止前进。其时，东海王越的军队已经进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离洛阳已不满三百里路了。

永兴三年（３０６年）正月，河间王颙见形势险恶，便想与东海王越和解。张方知道自己罪大，恐怕和解以后，会追究他劫掠宫室劫迁车驾之罪，就竭力反对。于是河间王颙即遣张方的熟人那辅，以送信为名去见张方，乘他看信的时候，把他砍死。

河间王颙把张方的头颅送到东海王越军前，请求和解。东海王越不许，继续西进。此时成都王颖在洛阳立足不住，狼狈西走，到了华阴，才知有河间王求和之事，便不敢再回长安，只得暂时停下，观望形势。

五月，东海王越所派的祁弘等军进入关中，击败河间王军，占领长安。河间王颙匹马逃到太白山中，百官也都逃到山里，拾橡实充饥。祁弘是王浚部下，由王浚派去帮东海王越的。他带的鲜卑骑兵在长安城中烧杀掳掠，杀了两万多人。

六月，惠帝被祁弘挟持到洛阳，算是“还复旧都”，便又改元光熙。这几年多次变更年号，史籍上往往以最后改定者为正式年号，害得看书的人眼花缭乱，实在头疼极了。

八月，东海王越任太傅、录尚书事，掌握了朝政。他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但是这胜利不能保持得长久，因为天下己乱，不可能再恢复承平的时势了。

还有一点余波。在祁弘入关之时，成都王颖东窜西逃，宛如丧家之犬，最后在投奔公师藩的途中，被人擒获，解到他的老基地邺中被杀，年仅二十八岁。之前，他的官属只有卢志始终跟着他不走，最后料理了他的后事。河间王颙于祁弘退兵后，即回到长安。十二月，他奉东海王越命赴洛阳，在半路上被南阳王司马模（越之弟）的部将所杀。这二王是“八王之乱”中死的第六、第七个王。

白痴皇帝也于十一月中死去，相传是被东海王越毒死的。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

绵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了。

六　　成汉李氏

“八王之乱”的一个极重要的影响就是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八王之乱刚结束时，十六国中的两个已经建立，即巴氐的成汉李氏和匈奴族的汉（前赵）刘氏。还有两个建立时间较晚，而事实上已经存在，它们是汉人张氏所建的前凉和鲜卑慕容氏的前燕。

本篇单说成汉李氏的建国始末。

东汉末年，有一支原居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宕渠（治今四川渠县东北）的氐人迁移到了汉中。曹操攻占汉中，氐人首领李氏即率众归附。曹操封他们的首领为将军，把他们迁到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以北，从此就有了巴氐的名称。西晋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年），关中连年饥荒，发生了以齐万年为首的起事（见第三篇）。略阳、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等郡各族百姓数万户又流人汉中。其中，巴氐李特、李庠、李流兄弟，都有英雄气概，善于骑马射箭，富有组织能力，流民在途中发生了疾病、贫乏等困难，李氏兄弟都帮助他们解决，因而深受爱戴，隐然成为流民的领袖。

元康八年（２９８年），流民因汉中地区狭小，不容易生活，就上书朝廷，希望让他们到蜀中“就食”。朝廷派来慰劳流民的一个御史认为可行，于是大量流民进入了蜀地，李特也在其中。到了剑阁，他仔细察看了地形，不禁叹道：“刘禅有如此之地，而束手就缚，真是庸才啊！”他不甘寂寞的心情在这话里完全泄漏出来了。

永康元年（３００年）十一月，诏书召益州刺史赵廞入朝。赵廞是贾后的亲戚，其时贾后己于四月被废黜，他怕受牵连，不肯入朝，遂自称益州牧，意欲割据蜀地。赵廞是巴西人。李氏亦祖籍巴西，李特兄弟入蜀后，结识了许多巴西同乡，赵廞便想利用他们，李特等也借此机会，公开组织武装力量。李庠首先组织一支有四千骑兵的队伍，投到赵廞麾下。赵廞见他骁勇，赞他是“一时之关、张”（两晋南北朝时，称赞武勇之士，常以关羽、张飞作比），任命他做威寇将军，让他在流民中招募壮士，把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去防守从汉中入蜀的道路。

李庠训练兵士，不用旗帜，举矛为号，不听号令者立斩，阵容整肃，队列寂无声息。赵廞本希望李庠为他出力，但见李庠有治军的才干，便又不放心了。永宁元年（３０１年），赵廞借李庠劝他称帝的机会，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杀了。但赵廞又不能不用他手下的兵士，而要用这六郡流民中的壮士，就不得不借重李家的人，所以他又派人去安抚李特等，说李庠是为自己才说了大逆不道的话，与兄弟们无关，并把李庠的尸体交还他们，让他们安葬。同时，仍用李特兄弟做督将。可这些举动完全是在自欺欺人。赵廞很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李特、李流不愿意为赵廞所用，遂带兵移屯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不久，赵廞派费远等领兵一万多人去担任原由李库负责的防务。他们在绵竹附近宿营时，受到李特的奇袭，损失了十分之八九的兵力。李特乘势进攻成都，赵廞无法抵御，只得坐小船逃走，在路上被随从所杀。李特进了成都城，便听任兵士大肆掳掠，同时上表朝廷，申诉赵廞之罪。

这时晋廷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动乱，事实上根本过问不了。恰好梁州刺史罗尚在赵廞反后有表到洛阳，说赵嵌并没有什么能力，不受蜀人拥戴，于是廷议就拜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领兵入蜀。梁州的治所在汉中，辖境（今陕西南部和四川东部及重庆市各一部分）与蜀地（益州）是近水楼台。罗尚来得快。李特自然害怕，便派兄弟李骧带上贵重的礼物远出迎接。罗尚见了那些贵重的物品，非常高兴，马上任李骧做骑督。之后，李特、李流又备下酒肉，在绵竹慰劳罗尚带的人马。于是罗尚进了成都，罗、李之间暂时相安无事。晋廷因李氏兄弟征讨赵廞有功，即拜李特、李流做将军，封侯爵，还让他们为有军功人士开列名册，准备封官行赏。命令到了成都，罗尚左右的广汉太守辛冉要把灭赵廞的功劳据为己有，把命令搁下，不照实际情况报告朝廷，从此罗、李双方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这时，朝廷要在蜀中流民回乡。这道命令使矛盾很快激化起来。李特的长兄李辅又从略阳赶到蜀中，告诉李特等人，中原情形很乱，不宜还乡。李特便使天水人阎式去见罗尚，请求让流民仍留在蜀中，罗尚表示同意。但是没过多久，他又派人催督流民，限在七月里动身。流民都在梁、益二州各地帮佣耕种，听说要限期动身，都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都没有积蓄，当时田里的粮食还没有收上来，一动身就要挨饿。为此李特再派阎式去见罗尚，请求宽限到冬季。辛冉和犍为太守李芯认为必须坚持原议，罗尚就拒绝了阎式的要求。

罗尚、辛冉都是贪官，尤其辛冉，竟想从遣返的流民身上发笔横财。他和李芯真告罗尚，说流民在赵廞乱时，曾抢到大量财物，遣返时可在路上设立关卡，一一搜括出来。这个主意正中罗尚下怀，至期他就命梓潼太守张演，在各个必经路口设卡，派人搜检流民的财物。梓潼在剑阁以南，是出蜀北归的必经之途。他们简直是惟恐流民不反，想方设法逼他们造反。

这正是拱手奉送给李特的机会。李特便以流民救星的姿态出现，他在绵竹扎下营盘，一面收容流民，一面要求辛冉对流民实行宽大政策。李特是明知辛冉不会同意，故意作此姿态，是要进一步激起流民反抗的怒火。果然，辛冉不仅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到处张贴文告，悬赏捉拿李特、李流兄弟。李特见了，将计就计，把它取下，改成“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汉魏六朝时居今甘肃东南部及川西、滇东、黔西的少数民族，在蜀的则称蜀叟）侯、王一首，赏百匹”，然后重新张贴出去。这一改，打击面扩大了许多，把巴氐几个大姓的首领和蜀叟的酋长也都包括了进去，流民见了更为恐慌，投奔到绵竹大营的人越来越多，个把月里就达两万多人。这时李流也纠集了好几千人，他们整编部队，收拾衣甲兵器，很快就作好了战斗准备。

官方是用两面派的手法对付李氏兄弟的。罗尚扮白脸，对李特的代表阎式，表示可以放宽期限，以作安抚；辛冉、李芯则积极准备，想用武力解决。史籍说辛、李二人认为“罗侯不足复问”，是擅自决定动武，这不见得可信。因史籍又说辛、李派兵出发后，罗尚知道了，也派兵前往增援，可见他二人绝不是背着罗尚行事的。

辛、李二人派曾元等将校，领兵三万，偷袭李特的绵竹大营。他们到了目的地，见对方并无戒备，便放胆冲进，不料李特早有准备，故意放他们进来，然后伏兵齐起，一举歼敌。他们领兵的四个将校，死了三个，罗尚所派的一个也在其内。罗尚得知败讯，无可奈何，只好怪罪辛冉过于轻敌，贸然动手，以致遭殃。

六郡流民起义由此正式爆发了。李特众望所归，被首领们推为行镇北大将军，李流也出任行镇东将军。之后李特又攻广汉（今射洪南），辛冉屡战屡败，只得弃城逃走。李特得了广汉。进而威慑成都。罗尚没有力量迎敌，只得死守城池，向邻近的梁州等地求救。

李特的声势大了。他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窦融据河西以拥护汉光武帝，光武给以自行封拜官吏的权力）。他封兄李辅，弟李骧，子李始、李荡、李雄为将军，阎式等为幕僚。蜀人恨罗尚贪污残暴，李特即与百性约法三章，赈济贫苦居民，优礼贤士，整肃军纪，因此大得人心。

这是永宁元年（３０１年）岁末时的形势。

次年（太安元年），河间王颙派兵自关中入蜀，朝廷也派张微入蜀任广汉太守。此时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已以一方之主自居了。这年八月，张微进兵争夺广汉，相持了好多天后，侦察到李特营中兵力薄弱的机会，派步兵突然进攻，李特抵敌不过，形势十分危险。李荡得讯，引兵去救，因山路狭仄，只通得过一两个人，兵力无法展开。李荡发狠，披上重铠，挺着长矛，亲自当前，大声喊杀，一连刺死十多人，冲过狭路。部下见状也都跟着猛冲，终于把官军一举击溃。李特得胜后，本想让将士休整一下，但其部下多认为不能给张微获得养成气力卷土重来的可能，遂又乘胜追击，攻杀了张微。

李特与张微相持时，曾使李骧、李流兵分两路，以牵制成都方面的官军。李骧几次击败罗尚后，罗尚便派一名叫张兴的将官，假意投降李骧，去刺探他的虚实。其时李骧军只有两千人，罗尚得报，即挑选一万精兵，连夜偷袭李骧的营盘。李骧碎不及防，损失很大。幸而李流的营盘相去不远，他就率部向李流靠拢，再合力反击，竟又反败为胜，将罗尚军大部歼灭。李特两战告捷，成都的形势便日益紧张了。

太安二年（３０３年）正月，李特亲自领兵，从广汉西进，渡过郸水向成都推进。罗尚在郫水沿线本来有兵防守，无奈这些部队一遭攻击便溃散了。蜀郡太守徐俭见李特主力来到，不敢抵抗，即向他投降。李特顺利占据了成都少城后，罗尚只守着个太城，蜀人相聚建立的坞堡，都表示臣服李特。

这是李特声望最高的时候。他骄傲起来了，以为“大事已定”，建元称建初元年；又以军中粮草不多，便把六郡流民分散到蜀人各坞堡中“就食”。李流、李雄都劝他不能丧失警惕，对新近归降的坞堡首领，应该要求他们送子弟来做人质，主力部队更要集中，不应该分散。他却不以为意，说不应该怀疑降人的诚意。

朝廷见蜀中问题严重，即命荆州刺史宗岱等，率水军三万，入蜀援救罗尚。官军的声势为之一振。坞堡首领服从李特，本是出于无奈，现官军既盛，他们又准备投过去。成都城里，有个兵曹从事任叡向罗尚献计，联络各坞，约定于二月十日同时发动，攻击李特大营。罗尚就派他趁黑夜缘索出城，与各坞首领定约。他又诈降李特，骗他说城内粮食即将吃完，只剩些布帛。这样一个人，理当把他扣下，但李特却听他一句“想去探家”，便放他走了。他自然不会去探家，而是笃笃定定回到城里，向罗尚汇报去了。

二月十日，罗尚出兵袭击李特的营盘，成都附近各坞的地主武装群起响应，李特吃了次大败仗，他本人和李辅也同被杀害，时年约五十多岁。这是六郡流民起义遭到的重大挫折。

李特既死，其兄弟李流继承首脑地位，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继续统领义军。李特之子李荡、李雄，也承其父志，牧拾余部，决心再战。

三月中有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罗尚派兵反击，起义军中两个氐人将校符成、隗伯叛变，形势十分紧张。李荡的母亲罗氏亲自披甲上阵，眼睛被隗伯刺伤，仍浴血奋战。她是起义军中的一位女英雄。最后，罗尚军被击退，两个叛将也跟着逃进了成都城。李流率部进逼城下，但李荡在追击时不幸中矛阵亡。

其时，荆州军的前锋孙阜已深入蜀中，在德阳（今遂宁东南）击破起义军一部，宗岱的主力也快赶到了。李流见李特、李荡相继阵亡，成都难打，援敌将到，心中很是担优。李含劝他投降，李流竟以为可行，便与李含各送一个儿子到孙阜军中做人质。流民起义几乎被他们断送了。

李骧、李雄都反对投降。李含的另一个儿子李离也坚决反对投降，并与李雄商议袭击孙阜军。李雄担心两个老人不答应，李离毅然表示只有决一死战，前途才有希望。他们劝说部下道：“我们同蜀人结怨已深，一旦投降，便要成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同心协力打败孙阜，才能取得富贵。”于是一举大破孙阜。恰巧此时宗岱在途中去世，荆州军就退回去了。

经过此番波折，李流很是惭愧，自觉不如李雄，不久，李雄攻克成都西北的郫城（今四川郫县），李流就把这里做了大本营，以后义军兵权就逐渐转到了李雄的手中。

这时，粮食问题使起义军陷入严重的困境。蜀中打了两年半左右的仗，居民有的逃往南面的宁州（今云贵一带），或沿长江东去荆州，留下的都是据险建立坞堡的地主武装，城邑处处了无人烟。义军无处筹粮，休说再战取胜，即令维持生存都很困难。这时，天师道首领，涪陵人范长生在这紧要关头帮了他们大忙，范长生率领一千多户人，依青城山（在今都江堰市西南）结寨居住，积有大批粮食。他和起义军合作，提供军粮，部队才恢复了活力。范长生因此成为成汉的开国元勋。

李流不久病死，享年五十六岁。病重时，他嘱咐儿子们要服从李雄；又嘱咐众将，说兄弟李骧虽好，但英武不及侄儿，要求大家拥护李雄做成都王。李流死后，李雄即被拥立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

李雄确实具有卓越的领袖气魄。罗尚使隗伯领兵攻郸城，战败被俘。李雄不杀这个亲手刺伤他母亲的叛徒，使有过动摇变节行为的人们消除了疑惧心理。李雄尊重李流的儿子李国、李离，大小事务都商请他们决断。李国、李离也向他尽忠竭力，堂兄弟间团结得很紧密。

同年闰十二月，罗尚兵弱粮缺，放弃成都出走，留守的将士开门迎降，李雄进占了成都城。但是，粮食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他只得把军队分散到郪县（今中江县东南）一带比较容易筹粮的地方去，甚至掘野生芋头，用以果腹。

晋永兴元年（３０４年）十月，李雄称成都王，建元为建兴元年。

李氏与罗尚的争战还要继续一段时间。罗尚逃到巴郡（今重庆市），依靠荆州的支援立定脚跟后，又屡次出兵进攻蜀地。这期间蜀中李离与阎式，因部将叛变在梓潼被害，但不久内乱即归平定。后来罗尚死去，东方的形势才平静下来。这是李雄建国好几年后的事情，我只一笔带过，不去细说了。

晋光熙元年（３０６年）六月，此时正当“八王之乱”结束前夕，李雄即位做皇帝，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此时，范长生也下山进城，做了丞相。这时他已八十多岁，做了十二年丞相后去世，享年将近一百岁。

大成建国后又相继攻占了汉中及南中之地，疆域几与蜀汉相同。李雄建国之初，蜀中贫困缺粮，已见上述，但这种情形很快就改变了。农业社会只要不打仗，赋役轻一点，很快就会富庶起来。李雄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规定男丁每年交三斛谷，女丁减半，有病也减半；户调每年几匹绢，几两绵。事少役轻，蜀中在中原板荡的乱世，成为一个安定的地区。

李雄在位二十九年，于大成玉衡二十四年（晋成帝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后来成主李寿（李雄堂弟）改国号为汉，所以史有“成汉”之称。晋永和三年（３４７年），成汉被晋桓温所灭。

七　　匈奴刘渊的汉朝（前赵）

匈奴族的部分南迁，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５０年），汉因南单于与北匈奴交战失利，便将他移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汉末灵帝中平五年（１８８年），於扶罗做了南单于。次年，他乘天下大乱之机，攻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郡县，就此便驻屯平阳（今临汾西南）一带。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年），外戚董承请右贤王帮他与李傕、郭汜作战，匈奴骑兵乘势在今陕、晋等地大肆掳掠，蔡邕的女儿蔡琰（蔡文姬）就是在这时候被掳去的。於扶罗死后，兄弟呼厨泉做南单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２１６年），呼厨泉入朝，曹操把他留在邺中，又把南匈奴的人众分为五部，选拔其中的贵人做首领。五部分居并州各郡后，匈奴族的居住地已不再限于晋西南一隅，而扩至北部新兴（即今山西忻州一带）。

曹操任命的北部帅，是於扶罗的儿子刘豹，他就是本篇要说的刘渊的父亲。匈奴贵族曾以匈汉和亲为由，说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外孙，用外祖父的姓为姓。匈奴人用刘姓，是匈奴族逐渐汉化的标志。刘豹似是第一个有史为据的采用汉姓的匈奴人。

刘渊字元海，生于魏嘉平年间（２４９～２５４年）。他师事上党（今山西长治）名儒崔游，学习《易》、《诗》、《书》等典籍，尤其爱好《春秋左传》、《孙子兵法》，并能熟读成诵，同时也读过《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因此是个大知识分子。但他也长于武事，膂力过人，善于射箭。他非常自负，曾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何曾为汉高祖游说西楚九江王英布，使之降汉；陆贾曾为汉高祖说服南越赵佗，使之对汉称臣，又以“不能于马上治天下”的著名论点，促使高祖深思存亡之故。这两人是汉初的著名辩士，绛侯周勃和灌婴则是汉朝的开国名将。刘渊要兼有随、陆、绛、灌的长处，其自负之高，可以想见。

曹魏亡国前夕，刘渊到洛阳做“任子”（人质），很受司马昭的优待。晋武帝时，有人推荐刘渊可任灭吴的元帅，后来又有人说他可以担当镇压树机能的重任。两次都因为是匈奴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遭到强烈的反对而作为罢论。他知道后，颇为不满。为此，齐王司马攸竟劝武帝杀他以除后患。其实，晋朝若不内乱，刘元海也只图建立功名，不会别有野心。

刘渊在晋廷一直担任左部帅、北部都尉、五部大都督等治理本族人的职务，晋廷也曾封他为将军，但这仅是徒具名义。他实在是个投闲置散的豪杰之士。

“八王之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使若干匈奴贵族想乘机崛起，刘渊的叔祖、原北部都尉刘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贵族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地位）的处境耿耿于怀，认为“司马氏骨肉相残”，是匈奴人“兴邦复业”的大好时机。他们秘密商定，推举刘渊为大单于，随即派人到邺，向刘渊汇报。其时，成都王颖正把刘渊留在邺中，要他为自己效力。刘渊一时无法脱身，只得命使者返回，并带信要刘宣等再纠合胡人，诈称响应成都王，实则为起事作准备。

晋永安元年（３０４年），王浚与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成都王颖。幽并二镇声势浩大，成都王兵力不济，难以应付。刘渊抓住这个机会，自告奋勇向成都王请命，愿意发匈奴五部之众，助他平定二镇。当时成都王颖求援不得，病急乱投医，就放他回去了。不过，当时刘渊并不希望成都王失败。临行前劝他必须坚守邺城，说“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不可得而至；虽至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这不失为临别寄语。后来成都王仓皇离邺，果然一败涂地，事实证明了刘渊的先见之明。

刘渊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即匈奴左部驻地），刘宣等人立即拥护他做了大单于，建都离石，二十天工夫，便已聚众五万。他随即派出五千骑兵，象征性地去支援成都王的部将王粹。但匈奴兵还没有到，王粹已被东赢公腾打败，带兵的将官刘宏就以支援不及为借口撤了回来。刘渊得知成都王放弃邺城后，也曾表示，“我答应过他，不可以不救。”但刘宣等不赞成，他也就算了。其实，刘渊的表态，多半是做给部下看的，以示其待人诚信，意在训导部下，对他必须忠诚。

晋永兴元年（３０４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建国称汉，自称汉王，改元元熙，并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这种做法表明，刘渊与刘宣等其他匈奴贵族的观念很不相同。

刘宣等人是一心要“复呼韩邪之业”，而刘渊却说：“呼韩邪何足效哉！”他要做的事是，“上承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刘邦、曹操。他的头脑很清楚，知道如是亮出匈奴旗号，“晋人未必同我”（未必会受汉人拥护），所以才决定利用曾有的匈汉和亲关系，“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他还以臣属口吻发表文告，从“我太祖高皇帝（刘邦）”说起，历叙两汉盛衰，而且为了表示尊汉，不仅痛责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曹操，也对昭烈（刘备）未能完成复兴大业深表惋惜。他要重建汉朝，即是要在“宗庙不血食四十年”之后的今天，“绍修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之业”（上述引文均见《晋书·载记一》）。由此可见刘渊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高明人物。

刘渊建国之初，离石饥荒，晋并州刺史刘琨又已据有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要向南发展，并不容易。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石勒、王弥、刘灵等率部来投，刘渊的实力又有所增加。在此，需要先说一说这几个人的来历。

公元４世纪初，天下处处发生战乱。石勒是在“八王之乱”的末年涌现出的一位豪杰之士。他是羯人（羯，匈奴的别部），家居晋南的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西北），原名匐勒，字世龙（这当然是发迹后起的）。他的父亲和祖父据说都曾做过部落中的小头目，这是否属实，无法查考，但他年轻时很贫苦，倒是实情。晋太安年间（３０２～３０４年），并州饥荒，东赢公腾为筹措军费，抓胡人卖给人家做奴隶，三十岁左右的石勒也未能幸免。他与人合戴一枷，被押到茌平（今山东东阿西北），卖给师懽做奴隶。不久，他结识了牧马场的头儿汲桑，又招集桃豹、逯明等相与落草，其时共有八人，叫做“八骑”，后又增加十人，改称“十八骑”。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成都王颖的旧将公师藩起兵，石勒和汲桑纠合数百人，带上牧马场的马匹，前去投奔。石勒的名字便是公师藩为他起的。公师藩后被充州刺史苟晞打败杀死，石勒和汲桑流亡逃窜，再次落草，不久他们又纠合众多亡命之徒，自己组建了一支部队。永嘉元年（３０７年），他们竟打开邺城，杀死新蔡王腾（即东赢公，后进封为王），但很快又被苟晞打败。他们收拾残部，要去投奔刘渊，但途中却被晋军打散。此后，汲桑被“乞活”（流窜求食物的难民武装）诸将所杀，石勒则投到了刘渊麾下，从此成为他的一员得力部将。

王弥与石勒不同。他是东莱（今山东莱州）人，其祖与父都曾官至太守。他既有谋略，也膂力过人，但在官宦之家，却是个不肖子弟。惠帝末年，他率领家僮，跟着“妖贼”刘伯根造反。刘伯根失败后，他上长广山落草，在青州一带，号称飞豹。他曾纠合数万之众，在今山东、河南境内流窜劫掠，一旦被打得溃散了，便潜伏下来，再收亡命之徒，以期卷土重来。刘灵是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出身贫苦，勇猛过人，力能制服奔牛，跑可与快马争先。公秉藩起兵后，他纠合一批人马，自称将军，在河北以劫掠为生。晋永嘉元年（３０７年），这两支人马被官军打败后，两人沆瀣一气，决心投靠刘渊。派人前去联系后，刘渊当然很愿意接受，分别给他们封了官。随之，刘灵去了刘渊那里，王弥则仍在中原重整部伍。

在永嘉二年（刘渊元熙五年，３０８年）以前，刘渊的兵力并没有较大发展，加以离石饥荒，处境极为困难。他的侍中刘殷、王育两人认为，危困之时，应大举出兵，攻下晋阳，消灭刺史刘琨，再南向占领河东（河东、平阳两郡，今晋南），建立帝号；渡过黄河后，即取长安为都，再以关中之众，东进直取洛阳。刘渊听后认为可行，即于当年年初派刘聪等人南据太行，石勒等人东下赵、魏（即河北方面）。但半年过完后，两路人马都没有什么战绩，倒是王弥在中原整顿恢复后，打得有声有色，且攻略青、徐、兖、豫四州（相当于今山东全省，河南省的黄河以南部分、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破城杀官，让有“屠伯”之称的青州刺史苟晞十分头疼。五月，王弥打到洛阳城外，在被晋朝援军打败后，逃走前还放火烧建春门，又与追兵恶战一场，才撤到黄河以北，往晋南去和刘渊会合。

刘渊南进策略，到七月中才有所获，即攻克了平阳郡的治所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随即，他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于十月中即位称帝，改元熙五年为永凤元年。次年正月，又迁都平阳，改元为河瑞元年。

现在回头再说河北的战况。秋冬间，石勒与王弥联合行动，九月进至邺，守邺的征北将军和郁弃城而逃。以后，石勒又与刘灵合作，攻略魏郡（治邺，此指属县）、汲郡（治今河南卫辉西南）、顿丘（治今河南清丰西北）三郡，百姓五十余垒都望风而降。这几郡在今冀南、豫北一带，久经战乱，成都王颖覆亡以后，晋朝的统治力量薄弱，社会秩序混乱，居民为求自保，建立了许多村寨堡垒，但若遇强敌，除了投降，别无出路，所以石勒、刘灵进展得非常顺利。

汉河瑞元年（晋永嘉三年，３０９年），刘渊得到降将朱诞的报告，知道洛阳空虚，很想尽快攻下洛阳，但在当时，他却不能不以上党郡（即今晋东南地区）为其用兵重点。因上党就在都城平阳之东，那里仍受晋并州刺史刘琨的管辖。所以刘渊必须攻占这一地区，才能保证平阳的安全。至于渡黄河南下进攻洛阳，则更须取得上党，才能打开进兵的道路。这年上半年，他即派刘聪、王弥攻上党。刘琨处境困难，不敢轻离重地，但也派兵去救。洛阳的东海王越也派王旷率数万之众，渡河北上救援。刘聪、王弥先后打败这两次援军（《晋书·载记四》和《通鉴》卷八七都说石勒做刘聪的前锋，按石勒其时已有兵十多万，在河北的巨鹿、常山一带，即今河北省中西部发展，恐怕不可能去做刘聪的前锋都督），又相继攻克屯留、长子，逼得上党太守庞淳不得不献出壶关投降。之后刘琨虽命张倚再领上党太守，但其实只据襄垣一城，上党郡的大部分都已为刘渊所有了。

可进攻洛阳就没有这么顺利。

早在上党战前，刘渊已有一次尝试。他任刘景做灭晋大将军、大都督，用降将朱涎做前锋，要他们先在洛阳以东几百里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突破黄河，再寻南下之机。刘景领命后，一举攻克黎阳，又占领了黄河的重要渡口延津（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北）。他在这里犯了个大错误，竟把三万多男女百姓赶到河里淹死。刘渊得讯，大为光火，说：“我要铲除的是司马氏，百姓有什么罪！”他立即把刘景降职，战役也就此中止了。

上党战役结束后，刘渊就可以用主力攻洛阳，也无需从东面迂回了。八月，刘聪等向洛阳进军。他走的是晋西南黄河对岸的路线（大体上相当于今陇海铁路潼关、洛阳段），也是走最直捷的路线。刘聪开头打得很顺利，很快就推进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九月，他因轻敌，被晋军袭败。这是一打洛阳。同年十月，他又发动第二次进攻洛阳的战役。这时刘聪、王弥、刘曜、刘景也都赶来助阵。兵到洛阳城下，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时，部将呼延翼、呼延颢、呼延朗先后阵亡；加以由于道路狭仄，又遭晋军阻击，陕县后方的粮车无法前进，刘聪无奈，只得发令退兵。两仗如此结局，看来汉要灭晋，暂时还做不到。

刘渊等不到胜利之日，即于河瑞二年（晋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去世，时年约六十，太子刘和嗣位。刘和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兄弟刘聪却久握兵权，他们两个如何能够相处。刘渊尸骨未寒，刘和就想解决刘聪，但力量不够，反而被刘聪杀了。刘聪夺了帝位，改元光兴。他在位时，攻陷洛阳、长安，灭掉西晋（详见第八篇）。东晋大兴元年（３１８年），刘聪去世，其子刘集嗣位。刘暇（刘聪堂兄弟）又夺了堂侄的帝位，还把国号改称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刘聪、刘粲、刘曜都远不及刘渊。刘渊谴责刘景滥杀百姓的暴行。刘聪、刘粲却都荒淫残酷，刘曜与他们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他们凭着武力，乘晋朝衰弱的时机，能够得逞于一时，但是无法维持较长的国祚。这些情况，本篇只简略地作一交待，后文将另作补充。

八　　怀、愍二帝与西晋灭亡

刘渊去世前，汉还一时灭不了晋，但西晋已是苟延残喘，来日不多了。刘渊去世后，在刘和、刘聪争夺帝位时，洛阳因受东、南两面合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一座危城。

永嘉四年（３１０年）春天，王弥的部将曹嶷从大梁东进，打破东平（今属山东），进攻琅邪（今山东临沂北）；石勒在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河而南，与王弥会师后，又攻略徐、豫、兖三州辖境，先破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后杀晋兖州刺史袁孚，再渡河而北，攻略冀州各郡。此时洛阳以东的大部地区已是残破不堪。青州刺史苟晞和豫州刺史冯嵩虽有相当实力，但与在洛阳当权的东海王越不和，不敢轻动。苟晞还面临日益迫近的曹嶷，因此更不可能发兵去支援洛阳。

同时，在洛阳之南，又发生新的变乱。朝廷要使南阳的雍州流民回乡，流民因关中残破，不愿回去，政府遂定下限期，发兵遣送，这就犯了与益州罗尚同样的大错。京兆人王如、侯脱和冯翊人严嶷，分别聚众反抗，起兵攻打城镇，杀死地方官吏，到这年秋天，这几支兵已各有数万之众。

至此，洛阳已是四面受敌。十月，汉刘粲、刘曜、王弥、石勒联军攻晋。洛阳以西的渑池，东北的成皋，以及今豫东南的梁、陈、汝、颖一带，都是狼烟四起，战事不断。

京师洛阳城内，粮食匮乏，人心浮动，加以太傅东海王越大权独揽，怀帝的亲信缪播、舅父王延等都于上年被他擅自杀死，内部很不团结。怀帝号为君主，却受制于人，毫无作为，形同亡国之君。晋阳刘琨见朝廷危急，想借用晋北鲜卑拓跋琦卢的兵力，联络各方，共同讨伐刘聪、石勒。这条计未必行得通，而且借用鲜卑兵，还会出现新问题，但是总不朱为救急的一法。但东海王越猜忌苟晞、冯嵩，不愿采用。他也曾遣使征各地兵马人援京师。怀帝还叮嘱使者，要他告诉各地守臣、将领，“现在还可来救，再晚就等不及了！”说得凄楚哀怜，窘相毕现，这样的人居然也算是皇帝！根据记载，当时，只有两人愿意赴难效命。一个是襄阳山简（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但他派出的兵，到襄阳以北的涅阳，就被流民武装王如击溃。山简非但救不了洛阳，还得闭上城门，抵御王如，继而丢弃襄阳，退到夏口（今湖北武汉黄鹄山东北）；另一位是荆州王澄，他派的兵出发不久，听得山简兵败，就不战自溃，逃之夭夭。他们势孤力单，都自顾不暇，哪里能够救得了洛阳。

东海王越困守洛阳，已到无法坚持的地步。十一月，他率兵四万往许昌，声称讨伐石勒，使太尉王衍任军司同行。这一走之后，洛阳城里一天比一天混乱，官署没有人守卫，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没有人去埋葬；有留守之职的人，离开不得，也都掘壕沟筑工事，以求自保。

东海王越的人马，行到项地（今河南沈丘），便不走了。转瞬就到永嘉五年（３１１年），形势愈加严峻。怀帝怀恨东海王越，便亲手写了诏书，秘密派人送交青州刺史苟晞，要他讨伐东海王。其时，苟晞已是自顾不暇，他与曹嶷交战，开头还有胜有败，到这年正月，兵败弃城退守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但是从纸面上攻击东海王的举动却并不停止。这时汉兵的威胁愈益严重。石勒在上年已打破宛城（南阳），并消灭了侯脱、严嶷等几支流民武装。这年二月，他从江、汉北还，又占领了许昌。在这样的情势下，苟晞如果发兵中原“讨伐”东海王，岂非是在劲敌面前打内战！

东海王越抓到了苟晞的密使，也看到了檄文，又见石勒重兵日益逼近，因而惧恨成病，终于在三月十九日一命归天。之后，王衍要领兵送他的灵枢回东海（今山东郯城），洛阳的王妃、世子及将领何伦等，也都要随行同往。城中居民大起恐慌，纷纷跟着逃难，洛阳更乱了。

石勒得讯，率领轻骑追击，四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宁平）赶上，大破晋军。这实际上不成其为战斗，晋军这路人马约有十多万，但其中包括众多眷属、随从，他们根本没有应战能力，被汉兵远远围住，遭乱箭射杀，尸陈如山，一个也没有走脱。王衍等十几名权贵都被俘抓获。其中，除襄阳王司马范一人神色自若拒不畏死外，其余各人都纷纷哀求，乞怜保命（王衍的丑态已见第二篇）：结果，当天夜里，都被石勒命人推倒墙头压死。从洛阳逃出的何伦等，后也被石部截住，东海王世子等都死在乱军之中，王妃裴氏被掳去卖掉，后来不知怎么到了江东，才又恢复原来的身份。

这时还在洛阳的怀帝再也呆不下去了。苟晞派兵五百到洛阳，要接皇帝到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怀帝想走，公卿左右却留恋家财，结果没有走成。后来实在无法支持，但要走时，却又没有车子，怀帝只得徒步出宫，跟随的宫员也仅有几十个人。他们刚走到铜驼街（因街上有魏明帝时立的两座铜驼得名），遇盗匪抢劫，只得退身返回。皇帝竟在京城里碰到强盗抢劫，这应该好算是空前绝后的奇闻。

汉将呼延晏、刘曜、王弥、石勒各部，于此时纷纷进抵洛阳。六月十一日，汉军打开城南的宣阳门进入城内。军队把宫里的珍宝、宫人抢得一干二净。怀帝吓得躲到华林园（东汉时造的园，原名芳林，魏改名）里，逃出园门时，仍被抓住，从此做了俘虏。刘曜霸占了白痴皇帝的第二任皇后羊后，又一把火烧掉洛阳宫室，把怀帝解到平阳。洛阳宫中珍宝，张方曾抢光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上次因有卢志劝阻，没有放火，这次卢志也在洛阳，但他只能出逃并州，再也无法保住洛阳的宫室街巷了（参见第五篇）。这是继汉末董卓之后，洛阳遭受的第二次大破坏。

汉刘粲、刘曜西进关中，至八月便占领长安，俘获了晋南阳王司马模。不久，刘粲即将司马模处死。其时关中荒芜，士民即使不亡于兵贫，也多死于饥馑，活者寥寥无几。九月，石勒又攻占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俘获了苟晞和被他拥为皇太子的豫章王司马端（怀帝侄）。

西晋几乎亡了，但仍在苟延残喘。当时，怀帝的另一侄子，一个十二岁的秦王司马业，他在洛阳陷落时逃了出来，后来跑到密县（今河南密县东南），遇到舅父司空荀藩。恰好前豫州刺史天水人阎鼎在此已纠集数干流民，正想西回故乡。司马业与荀藩就利用这支武装，暂时立住了脚跟。

这时，关中的形势起了变化。原冯翊太守索琳等人，在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已推举安定太守贾疋为平西将军，要起兵兴复晋室，关中未曾失守的一些地方官长也纷纷起而响应。刘粲、刘曜与他们交战，竟一连吃了几次败仗，长安被围。由此，秦王司马业得到了在关中立国的机会。

荀藩等人都是来自今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他们跟随秦王业，只想在中原寻求立足之地。阎鼎势力强大。他本来要回西北，得知关中形势有变，认为有机可乘，便拿下武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控制了司马业。荀落等人不愿远离故土，只得沿路逃散。秦王业在阎鼎掌握之中，当然只能跟着他走。贾疋得讯，即派兵迎接。十二月，秦王业到了雍城（今陕西凤翔西南），暂时安顿下来。

贾疋等又围攻长安，到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四月，已历时好几个月。汉刘曜坚守不住，终于弃城逃还平阳，秦王业随即进入长安。九月初三，贾疋等奉他做皇太子。此前的几个月，想必是在酝酿这个班子怎么搭法。阎鼎、贾疋、索琳等人，原来不是一伙人，只在共同对敌时能够合作，一旦“功成”，就闹起纠纷来了。

先是贾疋与汉将彭天护作战，中计被杀。接着，阎鼎又与原来的关中诸将争权。至十二月，阎鼎杀京兆太守梁综，于是麴允、索琳等群起攻之，阎鼎兵败逃走，也被杀死。

永嘉七年（３１年）四月，怀帝在平阳遇害的凶讯传到长安。二十七日，皇太子司马业即皇帝位，改元建兴，是为愍帝，也就是西晋的最后一个皇帝。

刘聪原来对当了俘虏的怀帝还算可以，先封他为平阿公，后又改封为会稽郡公，两人也常谈早年在洛阳相识的旧事。刘聪后宫以“六刘”（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最为得宠，他居然把其中的小刘贵人送与怀帝。但这相安无事的状态却在正月元旦的宴会上破裂。其时刘聪大宴群臣，命怀帝青衣行酒。青衣是贱人的服色，行酒是侍者的活计，在座的许多晋朝旧臣见了，都痛心之至，其中庚珉、王隽等十几人还当场忍不住流下泪来。刘聪见了，大为不满。不久，有人告发庚珉等私通晋阳刘琨，刘聪就以此为借口把庚珉等十几人，连同怀帝一道，都给杀了，刘夫人则回到宫里，依旧做她的小刘贵人。怀帝只活到了三十岁。

建兴元年（３１３年）五月，愍帝发布诏书，声称要“扫除鲸鲵（指汉），奉迎梓宫（怀帝的棺木）”，命幽（王浚）并（刘琨）两州出兵三十万直取平阳，右丞相（南阳王保，司马模之子）率兵三十万来长安，左丞相（琅邪王睿，即后之东晋元帝）率兵二十万进攻洛阳。这道诏书口气大得不得了，实际上是虚张声势。而这几个人，王浚想乘危割据；刘琨靠鲜卑部落才能勉强立脚；江东、上邦（司马保驻地，今甘肃天水）力量薄弱，他们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这时，只有避乱南渡的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祖逖向琅邪王请缨北伐。琅邪王给他一千人的粮饷和三千匹布，让他自己招兵。他率领部曲（私兵）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他进屯淮阴，招募了二千余人，步步北进。这个“中流击楫”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祖逖也确实对石勒起了牵制或威慑的作用，然而要扭转大局，已是不可能了。琅邪王对祖逖的出兵，支持不够，但他也有难处，我在下面要具体说明的。

在愍帝夸张的口气下，真实的情况却是：作为当年西汉故都的长安城里，荆棘杂草密密丛丛，居民不满百户，车驾只有四乘，百官连印都已失落。但是麴允、索琳等人，却仍多次击退刘曜的进攻，艰难坚持了三年有余。

愍帝建兴四年（３１６年），刘曜最后一次进攻长安。从八月到十一月，外城先失，麴允、索琳只守得个小城，城中斗米竟值黄金二两，以致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愍帝见晋廷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即向麴允表示：“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索琳却临危变节，派人出城见刘曜，诈称城中存粮尚富，若能对索琳许以高官，即愿献城投降，被刘曜拒绝。十一月十一日，愍帝依照传统的国君投降仪式，乘羊车，肉袒（去袖，露出左臂）、衔璧（以口衔璧）、舆榇（车子上装着棺木）出城投降。刘聪也照传统做法，焚棺受璧，准予投降。西晋至此灭亡。

愍帝君臣被解到平阳。刘聪封愍帝为怀安侯。麴允伏地痛哭，被囚自杀。索琳也因不忠被杀。

愍帝只做了一年的怀安侯便被杀了。一次，刘聪出外打猎，使愍帝穿上戎装，执戟前导。百姓见了，都指点说：“是原来的长安天子！”有些老人竟流下泪来。汉太子刘粲就主张把他杀掉以除后患。刘聪没有马上接受，还想再羞辱他一回。汉麟嘉元年（３１６年）十二月，刘聪重演当年折辱怀帝的场面，大宴群臣，使愍帝行酒，洗酒杯。过了片刻，他起身离座，又使愍帝执盖随从。在座的不少晋朝旧臣都流泪涕泣，有的还哭出声来。尚书郎辛宾甚至抢步上前，抱住愍帝大哭。刘聪命将辛宾拖出去，立即斩首。几天之后，愍帝也终于遇害，时年仅十八岁。

怀、愍二帝屈辱行酒，与后来北宋徽、钦被虏囚死异乡的悲剧，都是为历来读史人所难以忘却的。

西晋共四个皇帝，历五十二年。

九　　陈敏和杜弢

长江流域的动乱西晋亡后，东晋偏安江左，居然还维持了一百零四年，国祚比西晋长多了。然而，在西晋末年，陈敏、杜弢曾先后起兵，要再造一个吴国，断绝司马氏在江东的统治。后来，他们虽然相继失败，仍不失为一时之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兴亡历程吧。

西晋末期，在长江中游地区，头一个起兵的是张昌，时间在惠帝太安二年（３０３年）。张昌是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史书上说他是“蛮”，这是当时散布在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通称。他在平氏县（在新野以东）做过县吏，可见与晋人（汉族百姓）己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武力过人，喜欢谈论用兵打仗的事情。这年，荆州官府要征发武勇之士去益州打李流（见第六篇），百姓都不愿意去。当时诏书催得紧迫，命令被征发者在任何地方停留满五天的，二千石（太守）就得免官。因此郡县官吏都亲临现场，催逼动身。百姓没法，只得到处屯结，反抗官府。张昌原已聚众数千，要想起事，这时便乘机纠合那些不愿远戍的百姓。恰好江夏郡（以安陆即今云梦县为中心的湖北省一部）又因丰收引来了数千流民，张昌也把他们收下，并在离安陆八十里的石岩山扎下了营盘。江夏郡派兵来剿，被他击溃。

张昌乘胜进占郡治。他改名李辰，放风说“会有圣人出来为民之主”。他找到一个做过县吏的丘沈，把他改名叫刘尼，诈称汉室后裔，立为皇帝，张昌自己做相国，部队很快扩大到三万人。他们都头戴红帽，拿马尾当胡子挂在脸上。其中勇悍的人能够挑刀（舞刀时，把刀掷到空中，以手接之）走戟（使戟时把戟往地上一插，纵身跳过戟柄），声势十分浩大。

张昌攻樊城，镇南将军新野王司马歆（司马懿之孙）自出襄阳迎战，兵溃身死。张昌又围宛城（南阳），攻襄阳。他的部将石冰东进扬州、江州；陈贞攻陷武陵（今湖南常德）、零陵、长沙、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临淮（今江苏盱眙东北）人封云起兵响应，进攻徐州。于是张昌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地方，声势极其浩大。

这时，中原皇族混战正烈，蜀中李氏与罗尚相持未决，再加上包括今豫南、两湖、江西、江苏等地的动乱，民生其间，苦难深重，实在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张昌其实没有多大能耐。荆州动乱。症结在新野王欲“为政严急”。朝廷于张昌兵起后，已调刘弘任荆州刺史，司马歆既死，即以刘弘接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是一个很干练的人，颇受张华重视，其时年已六十八岁，年龄资格都极老。他的作为，举一件小事可以窥见。他在襄阳，有一天晚上起来（当是出去巡逻），听见城墙上的更夫在唉声叹气，就召见询问。原来这个兵士年龄已在六十以上，体弱有病，又缺少御寒衣服，所以自叹命苦。刘弘听了，立即把主管人员唤来，严加处分，替老兵制备衣服。地方长官能够处处为兵民着想，解除或减少他们的痛苦，人民自然不会起来造反了。

他用兵镇压张昌，选陶侃为将。陶侃字士行，庐江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早年家贫，因无人提拔，出仕较晚。他做过督邮（太守的属吏，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按验刑狱）、县令等官。刘弘知道他是人才，到了任，就用他为南蛮长史（南蛮校尉的幕僚长）、大都护，领兵打张昌。陶侃首战就在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大破张昌军。以后连战得胜，张昌逃走，部众投降，荆州的战事很快结束。刘弘非常高兴，对陶侃说：“我从前在羊公（羊祜，见第一篇）手下做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做到他当时的官职。现在看来，卿会做我的后任的（晋人相称用“卿”字，表示尊重之意）。”这话后来果然成为事实。陶侃初立战功时年已四十五岁，若不是刘弘知人善任，他能不能成为东晋初年的大人物，恐怕会是一个问题。张昌于次年在长沙境内被抓获处死。这件事就这样提一笔，不多说了。

刘弘在荆州做了不少善后工作，史书上说他“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因此“公私给足，百姓爱悦”。荆州的社会比较稳定了。

石冰也没有支撑多少日子。这年冬天，江东大姓起兵镇压石冰。宜兴周氏是江南著名“强宗”，周处的儿子议郎（担任顾问应对的官）周玘联合做过南平内史（相当于太守）的长沙王司马矩在江东起兵，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九郡指丹阳、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即今皖南、苏南、浙东）。于是，原吴国名臣贺邵的儿子贺循、名将甘宁的曾孙甘卓，以及广陵（今江苏扬州）华谭、丹阳葛洪（参见第二十九篇）等一齐起兵，杀死石冰所派的官吏，击退他派来的军队。这是原吴国境内大族的自卫行动，至于那个长沙王矩不过是用来摆摆样子，表示吴中大族忠于晋室而已。

石冰在江南的势力瓦解了，但是在淮南的实力还很强大。石冰从临淮向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征东将军刘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这给了一个原来没没无闻的小人物以跳上历史舞台的好机会。此人就是庐江（今安徽舒城）人陈敏。

陈敏字令通，出身郡吏，因办事廉洁能干，被提拔到洛阳做尚书仓部令史。令史是‘’吏”，不是“官”，士人是不屑干的。皇族混战起后，京师缺粮。陈敏建议，说南方各郡都积有大量陈粮，可以解决京师粮荒。于是朝廷用他做合肥度支，又调任广陵度支。古代度支指财政，清末还曾把财政部叫度支部。陈敏所任，实际上是运粮使臣，这已是官，而不是吏了。

刘准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陈敏恰好在寿春，手下有大队运粮兵士。他就自告奋勇，愿意带运粮兵去打石冰。只要求刘准把所辖正规军分一部分归他指挥。刘准当然愿意照办。

永安元年（３０４年）正、二月中，陈敏以寡击众，与石冰交战几十次，每次都打胜仗。二月，他和周玘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合攻石冰，又得大胜。石冰逃往徐川，去投封云。陈敏追击得很猛，封云的部下不敢再战，杀了石冰、封云，向陈敏投降。陈敏立了军功，朝廷任命他做广陵相（在有封国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叫太守，而叫内史或相，各代不同，晋的正式官名是内史，但记载也常称国相）。一个区区小吏，一跃而为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了。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滋生了割据的愿望。这其实也很自然，当年孙坚出身也不高，既曾有过一个孙吴，那又何妨再有一个陈吴呢！

然而，江东社会已与当年大不相同了。孙策渡江之时，只要对付一些土豪和外地来的地方官。但经过孙吴一代（从渡江起共八十五年），这里已出现了一批门第高贵的强宗大族，出身践微的陈敏要驾乎其上就难了。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东海王越用陈敏做右将军、前锋都督。他乘东海王兵败的机会，以还江东扩充军队的借口，于这年十二月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反晋。他不是一下子就扯起反旗的。他先使从洛阳东归的甘卓假传皇太弟（怀帝即位前为皇太弟）的命令，拜他做扬州刺史，接着使兄弟陈恢与钱端等南取江州（今江西、福建、鄂南、湘东），兄弟陈斌东取大江南北各郡，由此，各地方官也都弃城逃走。

陈敏对江东的豪杰、名士都收罗礼待。这些人对他的态度颇不一致。甘卓倾向于同他合作，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顾荣当年在洛阳装糊涂，却接受他的右将军的任命，也倾向于同他合作。贺循、周玘则都装病，推辞他的任命。陈敏本来要贺循做丹杨内史（相当南京市长，但辖区较大），贺循不到职，陈敏就让顾荣兼领。江东既定，陈敏就要部下推自己做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称“楚”即意味立了国号，“加九锡”是升格做皇帝的预备阶段，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宣称接到密诏，要从长江入沔水（指今武汉市以下的长江）、汉水，奉迎銮驾，说白了，就是要大举西进。

陈敏西进，江夏郡首当其锋。江夏太守陶侃和陈敏都是庐江郡人。荆州刺史刘弘的左右就有人据此担心陶侃不可靠。刘弘不听，说对陶侃的忠诚有信心。陶侃听说有人对他不放心，就把一子一侄送到刘弘处做质子，刘弘不接受，说：“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陶侃果然击退了陈恢、钱端等的进攻。

西进的胜负是陈敏成败的关键。他如能席卷荆州，就可以恢复孙吴时的版图。一旦脚头硬了，那些强宗大族、豪杰名士就会对他抱有信心，原来与他合作的不必说，动摇的会坚定起来，观望的会逐渐倾向他。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后，他还在原地踏步，离心倾向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

上文提到的广陵华谭也是原吴国高官的后人，其时正在庐江内史任上。他写信劝告顾荣等，“不要辱身奸人之朝”，说陈敏没有成功的可能，他失败之后，“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耶？”顾荣对陈敏，本来信心不足，看了华谭的信，更觉得非改弦易辙不可。

陈敏的兄弟陈昶一直认为顾荣等不可靠，劝他把这些名士杀掉，陈敏不听，他们两人的见解各有所偏。顾荣等人在当时当地是有声望、有号召力的，杀掉这些人，会使自己失掉一部分群众。陈敏不肯杀，确有道理，而且军事上若打不开局面，无论杀不杀这些人，总归是要失败的。我们分析当时的局面，只能得出这一结论：杀了顾荣等，内部不会出问题，但结果是将被官兵打败，最多也不过是拖延一些日子；不杀，内部剧变，失败得快，如此而已。

永嘉元年（３０７年）二月，陈敏的部将钱广，受周玘策动，杀主将陈敏的兄弟陈昶，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其时还没有改称建康）举兵反陈敏，并诈称陈敏已经被杀。他屯兵在秦淮河朱雀桥南。陈敏以为甘卓是儿女亲家，一定可靠，命他讨伐钱广。不料顾荣、周玘的一席话，使甘卓完全变了过去。顾荣说：“如果江东的事情可以成功，我们应当同他合作到底。但是卿看这局势，会有成功的希望吗？陈敏才能平常，政令反复，子弟骄纵，败局已定。我等却安然受他的官爵，事败之日，让江西诸军把我们的头颅送往洛阳，匣子上大书‘逆贼顾荣、甘卓之首’，遗臭万年，岂不可耻！”

这席话确实令人动容，甘卓就推称有病，接女儿回家，并毁坏朱雀桥，把船都送到南岸，然后宣布讨陈。陈敏在秦淮河北岸的军队还有一万多人，他带这支人马和甘卓隔秦淮河对峙。甘卓手下的将士隔河叫喊道：“我辈为了相信顾丹杨、周安丰（陈敏任顾荣做丹杨内史、周玘做安丰太守），才愿意替陈公出力。现在二公都不跟他了，你们还跟着他做什么！”陈部将士听了，面面相觑，正在犹豫不决之时，那位“顾丹杨”走到阵前，手执白羽扇，向对岸挥动。众人看见此人确系顾荣，才完全相信刚才的喊话，他们相信跟顾荣没有错，就一下子溃散了。陈敏控制不住局势，单骑逃走，在长江边被俘。陈敏死后，他在各郡的几个兄弟也都被地方人士所杀。长江下游地区的动乱就此结束，前后为时不过一年又三个月。

四年以后，荆、湘爆发了巴蜀流民起义（湘州，永嘉元年分荆州置）。镇守襄阳的刘弘已于光熙元年（３０６年）去世。先后继任的是司马略和山简。山简上任后，自己醉酒糊涂，却上表说：“顺阳内史刘璠得众心，恐百姓劫璠为主。”朝廷也竟听他，把刘璠调到洛阳做京官。朝廷大员都不喜欢地方官得人心，这个天下怎么会不乱！刘璠是刘弘的儿子，父子二人都是受人民欢迎的好官。

山简管辖的地区很广，他是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南阳是荆州的属郡。永嘉四年（３１０年），雍州流民王如等人的起义，就在他的辖区之内。此事已见第八篇，这里不重复了。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正月，成都人杜弢在湘州起义，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原来蜀中乱后（参见第六篇），巴蜀居民东迁避难，散布在荆湘二州的有好几万家。他们与当地人常常发生摩擦，相互间都有敌对情绪。有个流民蜀人李骧（此人与成汉李雄的叔父同名同姓）聚众据乐乡造反。当时杜弢在醴陵当县令，他还参加了镇压李骧的军事行动。后来李骧向荆州刺史王澄投降，王澄假意允许，乘其不防，袭而杀之，并因追查余党，杀害了八千多人。流民自然更加怨恨。这个刺史是宰相王衍的兄弟，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堂兄弟，是一个“辞义锋出”（能说会道）的大名士。这等人如何办得了事！不久，流民杜畴等又反。湘州参军冯素与流民首领汝班有仇，在刺史荀眺面前造谣，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信以为真，打算屠杀流民，于是四五万家一齐起而造反。杜弢就是在这时被推为首领的。

杜弢字景文，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县令，他本人也有才学，被地方上举为秀才，因李氏父子兄弟起兵，他才迁居荆州。他不是主动造反，是被时势卷进去的。

杜弢进攻长沙。五月，荀眺弃城南逃，被追兵擒获。于是杜弢南下破零陵、桂阳，东掠武昌郡境（治今鄂州，郡境包括长江以南今湖北省南部及江西省的一部）。

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又有一个原属新野王歆的将官胡亢自称楚公，在荆州境内打家劫舍，起兵造反，他起用也曾是新野王属下的裨将杜曾做竟陵太守。这个胡亢没有多大能力，杜曾却是一员勇冠三军的猛将，披了甲还能游泳。

荆州混乱到这地步，征南将军山简和荆州刺史王澄是应该任其咎的。山简早已逃往夏口，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承认“社稷倾覆，不能匡救”，自已是晋朝的罪人。他于这年四月去世，年六十岁。王澄却还要败坏荆州的事情。他和杜弢作战，屡次败北，仍不以为意。后来山简的参军王冲叛变，自称刺史。他才觉得害怕，逃亡东下。镇守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见此情形，就把他内调做军咨祭酒（供咨询的官。祭酒，部门的长官），用周顗代替他的职务。周顗到了荆州，对杜弢也毫无办法。于是为琅邪王镇守长江中游地区的王敦（参见第十、十四篇）命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协同进击杜弢，陶侃便成为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风云人物。

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周顗屯兵得水城（今湖北黄梅西，即寻阳县城），杜弢兵临城下，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陶侃派部将朱伺往救。杜弢发觉援兵已近，立即撤到泠口（约在今蕲春附近）。陶侃估计杜弢一定会乘虚去袭击武昌郡城（今鄂州），立即引军还郡。杜弢果然来攻，遭到朱伺迎头痛击，大败而去，逃回长沙。陶侃派参军王贡到王敦处报捷。王敦大喜，说：“若无陶侯，荆州将非国家所有！”他上表请任陶侃为荆州刺史，屯兵沌口（今汉阳东南）。

在此之前，那个胡亢已被杜曾火并。参军王贡报捷后回来，路过竟陵，以陶侃的名义，命杜曾解决一股以王冲为首的“贼军”。杜曾很容易地攻杀了王冲。陶侃召王贡去见，王贡怕陶侃怪他诈传命令，不敢去，反与杜曾合作，进攻陶侃。这年十月，陶侃吃了一个大败仗，他本人也险遭不测。想来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着，是疏于防范了。他的官职被罢免了，但王敦仍让他以“白衣”（无官职者）领原职。不久，他率领周访等进攻杜弢，大获全胜。王敦就上奏恢复了他的官职。

杜弢、杜曾都是劲敌。建兴二年（３１４年），陶侃移驻林障（在江夏郡沌阳县，今武汉市汉阳西）。他在这里又一次被杜弢的部将王真袭击，撤到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以南），得周访援助，才反败为胜。

经过了几年的战斗，杜弢的兵力损失惨重，他感到难以支持下去了，就写信给旧时相识的南平太守应詹，痛陈衷曲，希望他出面斡旋，让他投降，给以为国效劳的机会。这封信写得很是恳切，文词也很优美（见《晋书》卷一百本传）。应詹替他呈给琅邪王。琅邪王允许了，派人前去受降，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但是众将贪功，不断地向他进攻。杜弢愤恨，杀掉受降使者，重新举起造反的旗帜。这是建兴三年（３１５年）二月间的事情。

同年八月，陶侃击溃杜部，王贡投降，杜弢逃亡，不知所终。陶侃和应詹进克长沙，平定湘州。陶侃有功于晋室，是毫无疑问的，但杜弢不失为文武兼资的奇士，他起兵为的是几万流民的生死存亡。晋朝政府不能善处流民与土著的矛盾（这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豪杰之士在长达数年的血战之中残身，读史至此，不能不为之惋惜。

陶侃破了杜弢，乘胜进攻石城（在今湖北钟祥境），想一举解决杜曾。司马鲁恬劝他不要轻敌，说：“使君部下诸将，没有一个及得过杜曾，这仗不大好打。”陶侃不听，进兵围城。这仗果然难打。杜曾突然打开城门，率领骑兵冲开陶侃军的阵形。到了他的后面，翻过身来冲杀，使陶侃损失了好几百人。

杜曾占了些便宜，不与陶侃恋战，长驱北上，围攻宛城（南阳）。宛城守将荀崧号为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其实兵力薄弱，存粮又少。他想向旧部襄城（今属河南）太守石览求救，却没有适当的人可派。幸而年方十三岁的女儿荀灌自告奋勇，率领几十名勇士，在晚上缒出城墙，突围而去。她一面打，一面走，竟摆脱追兵，到达襄城。她又以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周访。两支援兵到后，杜曾就解围而去。这个“荀灌娘突围求救”的故事，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杜曾与杜弢不同，仅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叛将，平定并不太难。不幸的是晋人内部滋生了一些事端，坐大了杜曾的声势，使他能够拖延好几年。

事情是这样的。王敦的左右钱凤，见陶侃有功，常向王敦进谗。王敦原来很信任陶侃，但是陶侃威名既盛，便也产生了猜忌的心理。陶侃部下好几个人都估计到这问题，劝主将不要去见王敦。陶侃不听，去了后王敦果然不让他走，把他调任广州刺史，用自己的堂兄弟王廙接替他做荆州刺史。荆州将校郑攀、马隽要求挽留陶侃，王敦更大发其火。于是郑攀等率部叛变，与杜曾合流。其时愍帝也从长安派了一个第五猗来当荆州刺史，出武关南下。杜曾、郑攀迎第五猗而拒王廙，局势就弄得更复杂了。

陶侃表现得很得体。他服从命令，到广州上任。他在广州做了件让人看了觉得古怪的举动，每天早晨搬一百块砖到室外，晚上又搬回室内。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这个“陶侃运臂”的故事，在后世也传为佳话。

陶侃走后，解决杜曾的任务落到了周访的肩上。周访字士达，祖上是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后来迁到庐江寻阳。他和陶侃同乡知交，又是儿女亲家，因与陶侃共同对付杜弢，积有军功，官任豫章太守。

晋元帝建武元年（３１７年），杜曾连战得胜，向江陵挺进。元帝命周访前去迎击。沌阳（今武汉市汉阳西）之战，周访有兵八千人，使李恒督左翼，许朝督右翼，他自领中军。杜曾先攻左右翼。从清晨起激战到申时（下午５～７时），两翼都败，周访挑选八百名精兵，亲自行酒，叫他们喝了，下令不得随便行动，听鼓声进兵。杜曾军进到离阵前三十步时，周访亲自击鼓，将士都奋勇出击，大破杜曾军，杀敌一千余人。周访下令连夜追击，把杜曾打得溃不成军。

战后，周访升任梁州刺史。太兴二年（３１９年），周访再破杜曾，把他杀死。第五猗也做了俘虏。他是愍帝任命的官，周访特地向王敦说明，劝他不要杀。王敦不听，也把他杀了。

十　　“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亡后的次年（３１７年）三月，琅邪王睿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东晋开始了。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这时，晋元帝到建康已经有好几年了。事情该从更早的时候说起，也该从司马睿的身份说起。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分，世袭琅邪王。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年），荡阴之战后（见第五篇），惠帝被挟持到邺。司马睿也到了那边。成都王颖恨东安王繇曾劝他不要与皇帝对抗，把他杀了。司马睿是东安王繇的嫡亲侄子，怕遭连累，连忙逃走。成都王颖对此早有防备，他已经下了命令，一切关口、渡口都不准贵人通过。司马睿尽管换了装束，但到了黄河渡口，还是被拦住不让过河。幸而从者宋典见机，把马鞭朝主人身上一拂，笑道：“舍长（看管房子的小吏），官禁贵人，怎么你也被拘留了？”守渡口的吏信以为真，就把他放过去了。

永兴二年（３０５年），东海王越起兵讨河间王颙和张方（见第五篇），命琅邪王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他一向和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友善，这时急需得力的帮手，便向东海王要来，让他担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了。

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接着又派琅邪王睿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睿到达建业，王导也跟着同来。这是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然而此事谈何容易。江东（现在的江南，古代常叫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吴郡顾氏、义兴（今宜兴）周氏、山阴（今浙江绍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推翻的（参见第九篇）。琅邪王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琅邪王睿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

这是个难题。琅邪王睿资历不深，江东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也不主动到府里参见。为此王导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睿坐着人抬的“肩舆”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祓除不样的“楔祭”（《晋书·王导传》说是三月三上巳节的事情。三月三距琅邪王到建业有半年之久，似不可能。秋季也有“楔祭”，《通鉴》记在本年秋，比较合理），他和府里的幕僚骑马随从，队伍整齐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了都颇为惊异，不得不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王导又替他出主意，说：“顾荣贺循，在此地声望最高，结纳了这两个人，别人自然都肯来了。”琅邪王睿便使王导亲自去请顾、贺两人，两人应命而至。从此，吴中、会稽一带受此影响，名门士族无不归附，江东人士逐渐拥护琅邪王睿了。

琅邪王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这是地方行政长官。顾荣字彦先，他的祖父顾雍是吴大帝孙权的宰相。贺循也字彦先，他的父亲贺邵是吴国忠良，为孙皓所害。除此两人外，琅邪王睿还对纪瞻、周玘、张闿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洛阳陷落后，中原士族大批南迁。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颖川鄢陵（今河南郡陵西北）庾氏以及门第较低而为元帝所亲信的刘魄、刁协等，都陆续渡江南下。当时南下的人往往成群结队，宗族乡党都相随同行，如祖逖南下时，率领亲党几百家，他把车辆马匹给老弱生病的人乘坐，自己徒步，所有药物衣食都与众共享，因此为同行的人所拥护，推他做“行主”。这是一个有名的范例。

王导劝琅邪王起用这些人中的贤人君子，同他们商议国家大事。琅邪王有过失，王导也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废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而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桓氏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大姓。桓彝过江之初，见朝廷微弱，很是担忧，对周顗（周氏是汝南安成大姓）说：“我因中原大乱，想到此间来求生存，不料如此微弱，怎么能维持下去！”后来他见了王导，谈论了一番，回来后对周顗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字夷吾），我再也不必担忧了（相传温娇也有相同的事，见《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宴会。有一次，周顗喝了半晌酒，忽然叹道：“风景虽说与中原没有多大差异，举目所见却是长江而不是黄河了！”（原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江河”或作“山河”）周顗人在建业，心却飞到了洛阳。众人听了，都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的确。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先垮了，怎么能战胜困难呢！王导的精神境界显然高出众人，所以有做一时领袖人物的资格。当时众人听了，都揩干了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故为避讳，建业这个地名从此改为建康。上文提到，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是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

难在哪里？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还有矛盾。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这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因此，愍帝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发生了周玘危害执政的事件。

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势力强大的大姓。周玘的父亲周处因梁王司马彤公报私仇，以孤军御强敌，战死沙场，已见前篇。周玘在西晋屡次不应州郡征召，应该是与父亲的死有关系。他在地方上声望极高。石冰、陈敏之外，还有一个侠持孙皓的儿子孙充造反的钱璯，都被他用乡里义兵平定，号为“三定江南”。他打完了仗，便解散部队，从他的行为看，他的目的只在安定乡土，不大像是为晋室办事。建兴元年，他正在做吴兴太守，自以为“失职”（不执掌朝政），又与琅邪王的亲信刁协有矛盾，就阴谋联络一部分人，要杀死执政的宫员，改用南方人士。琅邪王睿发觉密谋后，不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只先调他做南郡太守，等他动身后，再改任军咨祭酒，即抽掉实权，给一个闲官。他知道密谋泄露，忧愤而死，临终还对儿子周勰说：“杀我的是诸伧子，能报此仇，才好算我的儿子。”琅邪王和王导明知他要造反，但是仍然谥他为“忠烈”。他们只希望事情就此收场，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周勰念念不忘父亲的遗言，指使吴兴功曹（太守的属员，相当于总务长）徐馥诈传叔父丞相从事中郎（丞相的幕僚）周札的命令，起兵讨伐王导、刁协。江东的土豪知道了，都愿意参加。建兴三年（３１５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发动事变。徐馥家里本来有部曲（私兵），加上响应的土豪，集结了好几千人。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今属安徽，离宜兴、湖州都不远）起兵，与他呼应。他们打算拥周札为主。周札这时因病正在义兴家里，得讯大惊，连忙去告诉义兴太守孔侃。周勰见叔父反对，没有敢发动。徐馥集结的本是乌合之众，他们见情况不妙，便倒戈杀掉徐馥。孙弼也被地方官镇压杀死。事变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周氏族人周续又在家乡阳羡（今宜兴荆溪南）起兵。建康得讯，琅邪王想要讨伐，王导以为少发兵不能平定叛乱，多发兵则京师空虚。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周续的族兄周莚只带一百名力士，回乡去平乱。周莚日夜赶路，到了家乡，遇见周续，只说同去见太守有话说。到了府里，周莚喝令郡吏吴曾，就在座上把周续杀死。一场事变，就此结束。

事后，晋政府对周勰并不追究，后来还让他做过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除此以外，实在是别无他法。

而琅邪王本人，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他即皇帝位时，命王导到御座上同坐。王导当然不肯。元帝（从这儿起，应该改口叫他元帝了）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必须依靠王导，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使王敦再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做地方官，一个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巩固了统治，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即今苏皖南部、上海市、浙江省）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３１１年），江州（今江西、福建二省和湘、鄂各一部分）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这个问题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土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王敦江州牧。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任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刺史和牧都是州官，但牧比刺史为尊）。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况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情况又有变化。元帝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而王敦本人也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这是后话。但是无论如何，在江东草创之初，王导和王敦都功不可没。王导更是奠定东晋立国基础的大功臣，他忠贞不贰，经历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始终是朝廷重臣。他在成帝咸康五年（３３９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王导自然是司马氏的忠臣，但是我们评价王导，绝不能局限于这个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两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的新的一页。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陈寅格先生独具只眼，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笔者认为陈先生是说得对的。

十一　　刘琨之死

西晋时的北方重镇，以蓟、邺、晋阳最为紧要。蓟（今北京城西南）控扼东北，与鲜卑的宇文、慕容、段等部都是近邻。邺的位置虽在内地，但系曹魏旧都，是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位于山西高原的中心，北面有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肘腋之下又有匈奴五部，地位的重要，自然更不待言。晋朝要保持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必须牢牢地控制这三大重镇。

西晋晚年，邺首遭破坏。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年），王浚用鲜卑、乌桓等众打破邺，已见第五篇。光熙元年（３０６年），东海王越使兄弟东燕王腾从晋阳移镇邺城，另任刘琨做并州刺史。这时匈奴刘渊在离石建国已有两年左右。并州郡县常遭匈奴骑兵攻击掳掠，人心恐慌，加以这年饥荒严重，将校官吏和一部分居民，都要跟着东燕王腾东迁。刘琨刚到晋东南的上党，东燕王腾就带着一万多将校官吏及百姓出井陉往河北平原粮食较多的地方去了。他们此行有个叫法，叫做“乞活”。并州没有走掉的人不满两万户，到处都有盗匪胡骑的踪迹，新官哪里能够从容上任！刘琨在上党招兵，编成一支五百人（一作千余人）的小部队，边打边走，到了晋阳。这时的晋阳已经被旧官抛弃了不少日子，官署多被烧毁，居民寥寥无几，根本不像一个军事重镇的样子。刘琨招抚流散，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东燕王到了邺，朝廷改封他为新蔡王。他在邺不满半年，汲桑、石勒就打破了城子，他轻骑逃走，仍被抓住杀死。汲桑、石勒火烧邺宫，杀吏民一万多人，大掠而去。这座重镇事实上从此归于废弃。以后朝廷虽又派了征北将军和郁来守。永嘉二年（３０８年），他一见王弥、石勒打来，便把城子丢掉走了。

晋朝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残余力量只剩下了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他们两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王浚利令智昏，不度德，不量力，妄想乘乱割据，自以为汉高祖、魏武帝不足与自己相比，终于为石勒所灭，遗臭万年；刘琨艰难苦斗，誓与刘聪、石勒势不两立，虽终于为鲜卑段匹磾所害，毕竟博得了流芳百世的名声。

先说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晋阳人。太原王氏是北方大族之一。他的父亲王沈颇有文才，很为曹魏高贵乡公曹髦所尊重信任。当年曹髦要率领宿卫去杀司马昭，先和他商量。他就去告诉司马昭。当时的舆论都说他不忠于君。但是他在晋朝算是一名开国元勋。他的儿子在仕途上自然升迁很快。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年），贾后派孙虑到许昌去杀害废太子遹时，他已经是以东中郎将镇守许昌的大员了。据《晋书》本传的记载，他积极配合了孙虑的行动。传文接着说，他先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再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似乎是贾后给他的奖赏。但事实上这不大可能，因为废太子在三月份被杀害，贾后到下个月就遭了灭顶之灾，时间太局促，所以升迁的事可能在稍后一点，而他与废太子之死的关系，当时竟没有人过问。由于史籍没有确切的记载，我们只能存疑了。总之，永宁元年（３０１年）成都王颖在邺起兵时，王浚已在幽州，这点是明确的。

王浚不支持成都王颖的行动，禁止辖区内的人员加入成都王的军队。他采取的是观望态度，想乘时局变化从中渔利。他见鲜卑部落骑兵强悍，又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就把一个女儿嫁给段部的首领段务勿尘，另一个女儿嫁给宇文部的别帅素怒延，并上表给朝廷，封段务勿尘为辽西公。以后王浚用段部和乌桓的兵力打破邺城，已见前文，不再详述。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为敌时，王浚使部将祁弘率鲜卑、乌桓兵做东海王军的先锋，进攻关中，在长安大杀大抢，这事也已见于第五篇，这里略提一下，目的是请读者注意：王浚对邺、长安两大名城的破坏，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同时也要请读者注意：王浚可用之将，不过祁弘一人，所用兵力，全仗鲜卑、乌桓骑兵。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有限得很。

王浚自己感觉很好，他还没有打过败仗。永嘉三年（３０９年），祁弘和段务勿尘在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西南）打败过石勒。同年，他利用石勒打破信都（今河北冀县）、杀死冀州刺史王斌的机会，扩大地盘，自兼冀州刺史。永嘉四年（３１０年），祁弘在广宗（今河北广宗东南）打败汉冀州刺史刘灵，把他杀死。晋朝越来越衰败，王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盛兴旺，他就未免忘乎所以了。

永嘉五年（３１１年），荡阴之役王衍等全军覆没后，在洛阳危城中的晋怀帝对王浚抱有幻想，加给他“大司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的官职。然而王浚并没有“勤王”的打算，倒是滋生了割据称霸的野心。

这年六月，洛阳陷落。八月，王浚布告天下，说是立了一个皇太子（此人是谁，似乎当时也没有人知道），受中诏承制封拜（受密诏由他任命官吏），换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在幽州设立临时政府。他自封尚书令，也就是做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

当时王浚有一个有利因素，他却没有本领运用。洛阳陷落后，中原士大夫流散四方，其中北迁的都以蓟为首选的安身之处。王浚如果真是汉高祖、魏武帝一般的人物，正好招纳天下俊杰，好好地干一番事业。无奈他不过是汉末袁术之流，可能还不及袁术，因为袁术尚能赏识孙策，王浚却并没有类似的举措。他残忍多疑，对北上流民不加招抚，反命所部官吏逮捕杀害；对士大夫不知礼遇，许多流寓的人士也往往弃之而去，到辽东投鲜卑慕容廆了。

接着，王浚在军事上也遇到了危机。永嘉六年（３１２年），石勒从淮北北还，取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据点。这当然为王浚所忌。十二月，他使段务勿尘的儿子段疾陆眷与兄弟匹磾、文鸯、堂弟末柸等率兵五万，进攻襄国。鲜卑军的战斗力很强，石勒几次出兵交战，都打了败仗。石勒与众将商议，谋士张宾、勇将孔苌献计，用示弱骄敌的策略，破其最精锐的段末柸部，使其余的不攻自溃。石勒依计，守城不出，在城墙上凿了二十多道突门（留几寸厚不予穿透，以利出击时推倒冲出），作好突击准备。段部将士见石勒军不敢出战，都懈怠下来，有些人竟放下武器，卧倒歇息。石勒在城上见了，命孔苌率领精兵从突门出击。孔苌直冲段末柸的营盘，不曾得手，便抽身撤退。末柸恼怒，自负勇猛，追将过去，即被石部围住擒获。疾陆眷等不敢再战，纷纷退却，被石勒军打得大败。

石勒不杀末柸，而是派使者向疾陆眷求和，表示愿意释放末柸。他说：“鲜卑与我无仇，不过为王浚所使。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这绝不可取。而放了末柸，他们一定不再为王浚所用。”他估计得非常正确。疾陆眷很高兴地同意讲和，石勒便使儿子石虎和疾陆眷结为兄弟，自己宴请末柸，认他做干儿子，放他回去。末柸感激涕零，在路上三次向南跪拜。段部与石勒和好后，王浚在军事上就再也没有优势了。他的爱将祁弘也在此前于一场大雾中与石勒军遭遇时为石部所杀，至此他连可用之将也没有了。

王浚仍不醒悟，他根据一些莫明其妙的“谶”（预言），自以为命里该当皇帝。他与幕僚商议，头脑清醒的都劝他不可以走这条路。建兴元年（３１３年），刘亮、王抟、高柔都因反对他称帝被杀。有一个不做官的名士霍原，只因被问称帝事时不肯回答，便被他加上一个“通盗”的罪名杀了。从事韩咸据亲身见闻，称赞慕容廆能够招贤纳士，用意在希望王浚能效学慕容廆的长处，王浚却认为他意在讥刺，大为光火，也把他杀了。王浚任用的都是些贪财苛刻的小人，如枣嵩、朱硕之流。民谣说：“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人枣郎。”（丘伯，朱硕字）百姓苦于苛政，很多人逃投鲜卑，王浚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石勒想一举消灭王浚。张宾献计：先卑辞厚礼，诈称要降，然后出其不意，突袭蓟城。建兴元年十二月，石勒派人多带珍宝，上“表”给王浚，自称本是“小胡”，乱世聚众，但求保全性命；中间说如今中原无主，“殿下”是北方望族，“为帝王者，非公复谁！”最后表示愿意归降，“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希望王浚对自己“视之如子”。这一番甜言蜜语正投合王浚的心思，他竟不防其中有诈，信以为真。

建兴二年（３１４年）二月，石勒从襄国出兵。三月，兵到易水，守将飞报王浚，准备抵抗。王浚大怒，说：“石公来，正是要奉戴我，敢说打的立斩！”部下谁都不敢再说抵抗。初三清晨，兵到城下，喊守门官开门，长驱进城，大肆劫掠。石勒进府登堂，王浚方知不好，却已被拿下。他大骂胡奴骗人，反被石勒训了一顿：“位居高官，手握强兵，而坐观本朝倾覆，不肯救援，乃欲自尊为天子，不是凶逆，又是什么？”石勒骂得句句在理。王浚最后在襄国被祈了脑袋，年六十三岁。石勒在蓟城只住了两天，一把火烧掉宫室，仍回襄国而去。

再说刘琨。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惠帝初年，他与兄刘舆均名列于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中（参见第二篇），是个有名的文士。他曾与祖逖同任司州主簿，都有英气，曾同被共寝，交情很深。有一次，半夜听见鸡啼，祖逖推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两人就起身舞剑（史籍只说“因起舞”，当指舞剑）。平日里两人谈论时事，颇多感慨，都想在“四海鼎沸，豪杰并起”的时代有一番作为。但是论两人的才干，刘琨似乎不及祖逖。祖逖北伐，至少能够在淮北打开局面，使石勒不能南侵。刘琨做并州刺史，却始终不能挽救危局，终于以身殉国。这与他所处环境有关，然而与策略的不尽妥善，也是有关系的。

刘琨上任时，在路上上表，报告目睹的情况，“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见《晋书》卷六十二本传）简直是一字一泪。

他到了晋阳，剪除荆棘，收葬枯骨，安抚百姓，随时抗击来犯的胡骑。形势实在紧张，战场往往就在城门口，农民下田，随身必须带着武器，准备战斗。经过了一年光景，流亡的百姓逐渐回来，四下又听得见鸡犬之声了。

但刘琨没有把晋阳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堡垒。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本人有关。

他是从金谷园里走出来的贵人，习于奢华，嗜好声色，到了晋阳，尽管自觉抑制，有时仍不免故态复萌。徐润擅长音乐，能投其所好，刘琨就用他做晋阳令，此人据说败坏过不少事情。护军令狐盛为人正直，看不得这种小人，劝刘琨不要用他，刘琨不听。徐润倒打一耙，向刘琨进谗，说令狐盛即将劝刘琨称帝。刘琨一怒之下，不把事情调查清楚，就把令狐盛杀了。我们须知，一个领袖人物，第一要紧的事是知人用人，刘琨不能知人用人，自然办不好晋阳的事。他的老母在令狐盛事件上倒看得很深，她对儿子说：“你不能驾驭豪杰，而一味铲除比你自己高明的人，想以防后患，如何成得事业。照这样下去，我也将不免于大祸。”刘琨却听不进去。令狐盛一死，他的儿子令狐泥逃出去投奔刘聪，把晋阳的虚实完全透露出去，成为晋阳的大患。

在晋阳的元气稍有恢复之时，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投奔刘琨的着实不少。刘琨长于招抚，但不善于发挥人们的才干，很多人到了晋阳，很快就失望而去。有时一天来了几千人，而同时离晋阳而去的竟也有数千人。由此可知，刘琨不是没有人可用，而是不能得人心，得不到人心，力量就强大不起来。我们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２年）的形势，刘聪建都晋南的平阳，屡次发兵进攻洛阳、长安。当时若有一个强大的并州，正好威慑平阳，大大地改善黄河以南的形势。可惜刘琨实力薄弱，勉强自保了几年，已经很不容易了。

永嘉六年（３１２年），刘琨连晋阳也保不住了。七月中旬，刘聪了解了晋阳的情况，即以令狐泥为向导，命刘粲、刘曜领兵去攻。刘琨得报，遣将拒敌，自己东出井隆，到太行山以东的常山（治今河北石家庄西北）一带集结军队，并向鲜卑拓跋猗卢求救。他派的拒敌之兵很快就全军覆没。汉军进抵晋阳城下，地方官太原太守高乔等开门投降。八月，刘琨西回救晋阳，兵败后仍逃回常山。他的父母都被令狐泥所杀。这位老太太死得可惜，她的见识实在是在儿子之上。

拓跋猗卢是刘琨的盟友。刘琨自知力量薄弱，早就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上表请朝廷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猗卢嫌封邑（指代郡）离所住的地方太远，就率领部落一万多家进入雁门，索取陉岭（句注山）以北的土地。刘琨无法拒绝，只得强迫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今山西代县以北，西至神池、西北至朔州、东北至浑源的地区）的百姓迁到陉岭以南，空出一大片地方给猗卢。在依靠少数族游牧部落骑兵这件事上，刘琨和王浚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番，猗卢帮了刘琨的大忙。

十月寒冬，正是适合北方游牧部落骑兵发挥威力的季节。猗卢令儿子六脩、侄儿普根等做前锋，他自领二十万人为主力（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的）。刘琨率领几千残余部队，只能起向导的作用。六脩大破汉军，刘曜身受七伤，狼狈逃回到晋阳城内，与刘粲等把城内百姓都赶将出来，强迫他们跟汉军撤退。十一月，猗卢领兵追击，在蓝谷（今太原西北、蒙山西南）再一次大破汉军，数百里间，沿路都是尸体。其中汉军不过几千人，其余都是晋阳百姓。经过这番一得一失，刘馄五六年休养生息的成果丧失得干千净净。

猗卢送给刘馄马、牛、羊各一千多头，车子一百辆，留下两名原系晋人的将领箕澹、段繁守晋阳，然后领军北归。从此刘馄移驻阳曲（在今太原北、阳曲西南），招集流散，力量更弱了。然而他没有丧气，更不想放弃并州。

刘琨的打算是依靠猗卢的力量灭汉，但是他不久就发觉这个打算落了空。石勒灭了王浚，声势强盛，猗卢所部“杂胡”（非鲜卑人的胡人）一万多家想叛投石勒，猗卢把他们全部剿灭，然而也因此不能与刘琨联合攻汉。晋愍帝建兴四年（３１６年），猗卢因要立少子比延为嗣，与长子六脩冲突，并为其所杀。普根又攻杀六脩，国内大乱。卫雄、箕澹二将率晋人和乌桓三万家投奔刘琨。刘琨的兵力为之一振，然而他再也得不到拓跋部的支援了。

这时，恰巧石勒进攻乐平（今山西昔阳），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便率领这支新得的人马去对付石勒。箕澹、卫雄都认为部下将士尽管是晋人，但是已经习于鲜卑的风俗，不容易指挥，不如收集鲜卑的余粮，掳掠胡人的牛羊，扼守险要，务农休兵，养成气力，并使部众都能信服主将，然后再求发展。这两个人是说得有道理的。但刘琨不从，一战大败，几乎全军覆没。箕澹、卫雄只剩一千多人，逃往代郡，韩据也弃城逃走。

十二月，晋阳也守不住了。刘琨狼狈不堪，出飞狐口，逃往幽州，依靠鲜卑段部的段匹磾。原来石勒破王浚得幽州后，使原晋臣刘翰留守幽州，自还襄国。刘翰不愿从石勒，归降段匹磾，蓟城就成了段部的基地。

刘琨想和段匹磾合作，讨伐石勒。建武元年（３１７年），他和段匹磾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发表檄文，号召各族人士。他派妻子的侄儿温峤到建康报告北方情形，并请琅邪王睿即位做皇帝。他与温峤分手时说：“晋祚虽衰，天命未改，我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刘琨的实力已近乎于零，但他“立功河朔”的志向不变，对于这样的志士，我们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段部是不可能为刘琨所用的。匹磾一度推刘琨为大都督，但是末柸早已倾向于石勒，末柸又劝疾陆眷（匹磾兄）、涉复辰（匹磾叔）不可“以父兄而从子弟”。他们都不听匹磾，刘、段联军便组织不起来。

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年），疾陆眷死，匹磾赴辽西奔丧，末柸发兵迎击，把他打败。刘琨的儿子刘群跟匹磾同往，被末柸擒获。末柸优待刘群，答应让刘琨做幽州刺史，写一封密信给刘琨，要他做内应，同杀匹磾。刘群得释回蓟，在途中被匹磾的巡逻兵截住，搜出密书。匹磾起初不信，把信给刘琨看，还说：“本不疑公，所以告公。”但是匹磾的兄弟叔军却认为晋人难信，段家内部分裂，是晋人造反的好机会，如果有人拥护刘琨起事，段家就完了。匹磾听了他的话，就把刘琨关禁起来。刘琨的子弟怕遭屠杀，闭门自守，被匹磾攻杀；部下密谋起事，被匹磾发觉捕杀。同年五月，刘琨终遭杀害，年四十八岁。他的功业虽没有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个烈士。他的一腔激昂注人五言诗中，又使他成为晋代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十二　　北方的两个安定地区——河西和辽东

从“八王之乱”发展到大混战之年，即公元３０１年起，到北魏统一北方止，一百四十年间，除几个短暂的段落，如石勒灭前赵后的四年左右和符秦极盛时的十来年以外，北方（指秦岭淮河以北）战乱不绝，民生凋残；其间几次大的动乱，如永嘉之乱、后赵之亡和符秦淝水战后的残局，为祸之烈更是惊人，魏晋时的中原发达地区几乎全部化为丘墟。后人读史，也不免为之掩卷长叹，时人之苦，更是不待说了。

然而也有例外。在这时期的前半段，河西和辽东两个地区，却未遭到任何厄运，这使中原士民有了避难之所，文化典籍也得以在此保存。而在后半段中，其所受破坏也不算严重，河西走廊人文荟萃的特点，更始终未变。笔者无法在本篇交待这两个地区一百四十年间的全部史事，只能先讲讲两地早年的情况。

先讲河西。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地处黄河上游的西部，由陕、甘入新疆，再西赴中亚，四郡乃必经之途，加以地形狭长，因而有河西走廊的名称。河西因受祁连山雪水之赐，素为农业发达的地区。晋初凉州辖八郡，四郡之外，加上东面的金城郡（治榆中县，前凉时迁今兰州西南），另有西平郡、西郡、西海郡，以后虽有增益，总之都在这个地区和附近的湟水流域。

晋惠帝永康二年（３０１年）正月，任张轨为凉州刺史。张氏的前凉，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出身儒学世家。他到洛阳后，深受张华赏识。他见政局混乱，想跳出中原政争的漩涡，自己要求到凉州去。他离京赴任后，只过得两三个月，中原大混战就爆发了。

张轨上任的时候，凉州也不好算是乐土。他平定盗匪，击败反叛的鲜卑部落，安定了社会秩序。他用宋配、阴充、氾媛、阴澹为幕僚；征召各郡望族子弟五百人到州治，设立学校，大兴文教，置崇文祭酒，地位同于别驾（州官佐官之一，地位较高，出行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所以叫别驾）。他采取上述措施，既培养了人才，也增强了河西望族的向心力，可谓一举两得。他的治绩传闻到洛阳，一些有识之士便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的议论。

凉州的治所姑臧也就是武威郡的郡治，匈奴早就在这里筑城，城形狭长，南北七里，东西只有三里，状如龙形，故而号称卧龙城。张轨又大事扩建，使它成了河西名都。

晋初，河西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萧条，交易不用钱，用帛代替，把帛撕成一段段的，很不方便。张轨定制，恢复使用五株钱，史籍上说“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这是河西经济开始繁荣的明证。

西晋丧乱时，张轨曾派北宫纯等领兵救洛阳。王弥攻洛阳被击退（见第七篇），北宫纯部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京城里的人编了歌，唱凉州兵的英勇，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类的歌词。不过张轨的力量有限，不能派大部队进中原，联络又极困难，所以后来北宫纯终于降了匈奴族的汉。

张轨在州十三年，于愍帝建兴二年（３１４年）五月去世，年六十岁。这时他的官爵是太尉、凉州牧、西平郡公。州郡官职照例是不予世袭的，但爵位却可以继承。可地方人士却推他的儿子张寔摄（代理）其父亲的职位。愍帝也就任命他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张氏世袭凉州的局面就此定下来了。

有人发现了一颗玉玺，上面刻有“皇帝玺”字样，拿去献给张寔。众官向他祝贺，他却拒绝受贺，把玺送往京师。这颗玺肯定是献者伪造的，作伪者估计张寔会称王称帝，想借此升官。但此人投机投错了，张寔是晋朝的忠臣，并没有篡位的野心。愍帝将向刘曜投降时，派人送一封诏书到凉州，叮嘱他拥护琅邪王睿（元帝）。挽救晋室。愍帝遇害后，他发布檄文，号召天下一致推崇晋王（建武元年[３１７年]琅邪王睿即晋王位）做皇帝。他派的使者到江东时，晋王已经即位称帝。他是拥戴东晋皇帝的，不过不用江东的年号，仍用愍帝的年号建兴。他的后人沿袭不变，一直用了四十九年。

张寔在位六年，于晋元帝太兴三年（３２０年）被部将刺杀，时儿子张骏年幼，便由兄弟张茂继位。张茂于明帝太宁二年（３２４年）去世，张骏再继位。张茂病重时叮嘱侄儿，说我家以孝友忠顺著称，现在尽管天下大乱，你必须谨守人臣之节，不可违背。

张骏字公庭，嗣位时年十八岁。他在位二十二年。这是前凉兴旺发达的时期。他遣将军杨宣领兵攻龟兹、鄯善，西域各国都归顺前凉。所置戊己校尉赵贞抗命，他出兵平定后设置了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东部哈拉和卓以东一带）。由于西域道路畅通，所以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在中原大乱之世始终没有断绝。

张骏拒绝臣下请他称凉王的要求，然而境内都称他为王。他晚年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假”意为“暂称”），但承认是晋朝的臣子，则并不改变。成帝咸和八年（３３３年），陇西人贾陵把建康来的诏书送到了凉州，这是一次历尽艰难的使命。早在愍帝建兴中，凉州派到长安去的官员耿访，因无法回到凉州，便取道汉中，由汉水、长江而东，于太兴二年（３１９年）到达建康。他几次上书，要求派使臣到凉州去传达中兴情形，由他做向导。朝廷都因内部多事，无暇顾及，后来总算派耿访西还，拜张骏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然而耿访到了梁州（襄阳），道路梗阻，等了七年都没有走成，最后只得让贾陵化装成商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安抵凉州。从建兴末至此，前后达十七年之久，耿访的使命才可以算完成，真是难啊！以后使节往来。仍常为后赵擒获，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

晋穆帝永和二年（３４６年），张骏去世，年四十岁。儿子张重华继位。重华初立时，后赵大将麻秋等攻陷金城，形势很紧张。司马张耽独具慧眼，推荐主簿谢艾为将。重华召见，谢艾表示，只要给他七千兵，必能破赵。重华只给他五千人。他以寡击众，大破赵兵，斩首五千级。晋穆帝永和三年（３４７年），麻秋以八万之众，围攻抱罕（今甘肃临夏），架云梯，挖地道，守将张璩坚守城池，杀伤敌军达数万之众。后赵增兵侵凉，重华任谢艾为军师将军，率三万人进军迎敌。麻秋欺他是年少书生，命三千使长矛的精锐骑兵猛冲他的中军。他从容不迫，坐在胡床上指挥。赵军以为有伏兵，不敢进迫。谢艾另遣别将引兵截断赵军后路，前后夹击，再一次大破赵军。此后一年中，后赵又先后发起两次攻击，都被谢艾击退。石虎因而叹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前凉比后赵小得多，也弱得多，谢艾却能以寡敌众，且对手都是久经战阵的将帅，并能屡建奇功，可称一代名将。

重华屡胜之后，骄傲起来，政事也渐归废弛。他死于永和九年（３５３年），年仅二十七岁。十岁的儿子曜灵嗣位。重华的庶兄张祚废曜灵自立。张祚荒淫无道，铲除异己，杀死谢艾。这是自毁长城的举动。永和十一年（３５５年），变乱再起，张瓘反张祚，声称将复立曜灵。张祚杀曜灵。张瓘与宋混杀张祚，立曜灵之弟张玄靓。张瓘又与宋混相争，宋混杀了张瓘。到晋穆帝升平五年（３６１年），宋混死，兄弟宋澄执政。张邕杀宋澄夺权。玄靓的叔父天锡又杀张邕，自行辅政。这一时期的前凉，政局极混乱，但都是宫廷政变，所以对社会的危害不是很大。

晋哀帝兴宁元年（３６３年），张天锡杀玄靓自立。张天锡是前凉的末代君主。晋孝武帝太元元年３７６年），前秦灭凉。从张轨到凉州起，共九世、七十六年。

现在掉过头来讲前燕慕容氏。

慕容氏的事迹富有英雄传奇的气息，比河西张氏的史事有趣味得多。

在历史纪年表上，前燕的始年在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即慕容皝称燕王之年。然而述其缘起，却不能不从晋初慕容廆登上历史舞台时开始。

慕容廆名奕洛瓌，是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砖城子）的鲜卑人。相传其曾祖莫护跋在魏时曾从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渊有功，以后在棘城之北建国时，因学汉人戴步摇冠，被人叫做“步摇”，后来即因谐音而被称作慕容，此即慕容得姓之由来。

鲜卑人的风俗习惯本与匈奴人相同，但慕容氏在与魏晋宫民交往了几十年后，汉化现象十分显著。晋太康十年（２８９年），慕容廆受封为鲜卑都督时，这个二十一岁的部落首领已经是一个深通汉人礼数的人物了。他去参见东夷校尉何龛时，其穿戴与士大夫一般无二，他发现何龛的卫兵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立即换上一身军装，然后晋见。人家问他为什么要更换着装，慕容廆说：“主人做事不照规矩，叫客人怎么办呢？”慕容廆的态度说明了两点：第一，他懂得汉族官员的礼仪规矩；第二，他对主管各族事务的长官不卑不亢，保持一个部落首领应有的尊严。

慕容廆从棘城迁居徒河（今辽宁锦州）的青山，不久再迁到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他与邻近的鲜卑段部结为婚姻，娶了段部首领段偕的女儿。段部是他的西邻，宇文部是他的北邻，两家都是鲜卑的强部。

晋惠帝太安元年（３０２年），宇文部的单于莫圭使兄弟屈云攻击慕容廆，其别部首领素怒延为慕容廆所败。素怒延不甘心，发兵十万，围攻棘城。慕容廆毫无惧色，亲自领兵出击，大破素怒延。俘斩了上万敌兵。慕容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其时晋朝皇族内战虽告结束，局势却更加严峻。辽东方面，太守庞本攻杀东夷校尉李臻。新任东夷校尉封释以伏兵击杀庞本。然而地方秩序已混乱不堪，难以收拾。靠近边塞的鲜卑素喜连、木丸津两部借口为李臻复仇，攻城略地，掳掠士民。封释无法制止他们的暴行。辽东民众投向慕容部避难的很多（南面是幽州王浚，不是能庇护百姓的人），慕容廆都加以救济，能回去的遣返，愿意留下的设法安置。

他的儿子慕容翰是个颇有见识的人物。他劝父亲讨伐两部，兴复辽东，以示忠于晋朝；再并吞两部，扩大本部的实力，以作称霸称王的基础。慕容廆见儿子有此见识，自然高兴。他出兵攻击两部，即以慕容翰为前锋，很容易地大破两部，并吞部众，把他们所掳晋民三千多家，连同原来收容的难民，一并还给晋官。

这件事做得漂亮极了。晋官高兴，百姓满意，本部更强。封释和慕容廆相处得极融洽，他病危将死，就把身边的孙儿封奕托孤给慕容廆。封释死后，慕容廆把封奕召来，一谈之下，见他确有才能，就加以任用。封释的儿子封悛、封抽从内地来奔丧，也都被他留下任用。他幕府中的晋人不断增加，宇文、段等只以攻战为能事的鲜卑部落，就不可避免地落在慕容部之后了。

裴嶷投慕容氏，这是慕容廆能得士大夫人心的典型事例。裴嶷字文冀，出身河东闻喜（今属山西）大族，原为昌黎太守。兄裴武死在玄莵太守任上，裴嶷和侄子裴开运枢还乡，路过棘城，慕容廆招待得很周到，临行还送了很厚的礼。裴家走到辽西，道路不通，裴嶷决定去投慕容廆。裴开想不通，说：“家乡在南面，怎么往北走？而且同样是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为什么要去此就彼（辽西离段部近）？”裴嶷便讲了一大通理由，大意是：一、中原大乱，往南去等于自投虎日；二、段部几个首领都没有远见，而且决不会厚待士大夫；三、慕容公有远大眼光，从了他，上可以立功名，下可以保宗族。裴开听叔父讲得有理，就跟他同去。慕容廆见他们到来，非常高兴，立即任裴嶷为长史〔秘书长），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

永嘉、建兴年间（３０７～３１６年），幽、并、青、冀、兖、豫等州（今京、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大乱，洛阳、长安两京陷落，北方的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流亡到辽东的为数很多，慕容廆为他们分别立郡，如安置冀州人的地方就叫冀阳郡。他选拔其中的贤才，任为官吏，据《晋书·载记八》所收，就有十七人之多。其中有几个人投过王浚或段氏，后来仍归慕容廆。慕容廆还设立学校，任平原人刘赞为东库祭酒，使世子慕容皝率领贵族子弟人学受业，他本人也常去听讲。慕容氏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更加探厚了。

晋元帝在当初即晋王位时，曾任命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但他没有接受，后代郡人鲁昌、辽东人高诩都劝他派使臣到江东，劝晋王继承大统。慕容廆就派长史王济由海道赴建康劝进。大兴元年（３１８年），晋王即皇帝位后，再遣使重申上年的任命，但慕容廆仍没有接受昌黎公的爵位。

东晋朝廷乐于看见辽东慕容氏的强盛，西晋遗留下来的地方官平州（治今辽宁义县）刺史崔毖却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以为自己出身中原大族，士大夫避乱应该投奔自己，不该去投慕容廆，但派人去招，却无效果，他就认为这一定是给慕容廆扣留了。于是他暗地勾结段氏、宇文氏和高句丽（其时高句丽都城在丸都，位于今吉林集安西北），使他们进攻慕容氏，约定胜利后瓜分所得土地。

三家联军围攻棘城，慕容廆闭门坚守。他知道三家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日子拖长了，他们会自相猜忌，那时再打败他们也就不难了。他派人带了牛、酒去搞劳宇文氏军。段氏和高句丽以为宇文氏将与慕容氏合作，担心受到攻击，各自引兵回去。

宇文部的大人（首领称号）悉独官自视兵力雄厚，认为单独作战也能灭掉慕容廆。

慕容廆派人召回镇守徒河的慕容翰、以充实守城的兵力。慕容翰却认为，棘城现有兵力并不少，留一支在外，有机会时就可以反击，如果都集中到棘城，敌人倒可以全力攻城了。使者回报后，慕容廆接受了他的意见。

悉独官也知道慕容翰是员骁将，想先把他解决，便分一支兵去袭击徒河城。慕容翰侦察到这情况后，派人冒充段部使者，迎上去说：“慕容翰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听说你们要去打他，我部愿意合作，已经派兵前往，希望你们赶快进兵。”使者出发后，慕容翰就率兵出城，设下理伏。字文氏的部队见了使者，大喜过望，加速前进，结果中了埋伏，全部被慕容翰歼灭。慕容翰得胜后，乘势进击，并派密使通知父亲，出兵夹攻。慕容廆命世子慕容皝和长史裴嶷率精兵做前锋，自己领主力在后，大举出击。悉独官正在等候徒河方面的捷报，毫无戒备，仓猝应战。慕容翰兵到，前后夹攻，大获全胜，悉独官几乎全军覆没。

崔毖还想以祝贺为借口，保全自己的地位。不料三家怕慕容廆同他们算账，都向慕容廆求和，说用兵都是崔毖的意思。崔毖无法抵赖，只得逃走，从此辽东全为慕容廆所有。

战后，慕容廆派裴嶷到建康献捷，并把从宇文氏军中缴获的三颗皇帝玉玺带去，献给元帝。大兴三年（３２０年）三月，裴嶷到达建康。元帝君臣听了他的报告后，才对慕容廆的成就有了充分了解。元帝很希望裴嶷留在江东，并说准备另下诏书，命慕容廆护送他的家属。裴嶷不肯，说：“慕容龙骧竭忠王室，志除凶逆。……如果臣来而不返，一定会以为朝廷瞧不起他，从而削弱他尽忠讨贼的决心。”元帝听了，对他更加赞赏，让他北返，并命把平州刺史之职由慕容廆兼任。不久，又进封他为辽东郡公。

东晋内乱不断（见第十四、十五篇），慕容廆远道听到这种消息，非常痛心。他看江东人物，认为只有陶侃凭其威望地位可以有所作为，便写了一封信，劝他兴兵北伐。但这次派遣的使者遭了海难，信未送到。他重又缮写一份，同时附一份由僚属封抽等出而，建议进封慕容廆为燕王的文书。成帝咸和六年（３３１年），陶侃收到两份文书后，回信说进封的可否迟速，须待朝廷决定，至于北伐问题，如何答复，则不得而知了。从情理推测，是不会有肯定的答复的。这年陶侃年已七十三岁，比他年轻十岁的慕容廆也是一个老人了，他们都来不及有所作为了。咸和八年，慕容廆去世，陶侃也在下一年去世。他们两个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陶侃的事迹分见第九、十五两篇）。

慕容廆死后，其子慕容皝继位。他和弟兄们的关系很恶劣。庶长兄慕容翰膂力过人，所用弓箭都特别长大，谋略也尤为出众，只因不是正室所生，才没有被立为嗣君。慕容皝对他猜忌得最厉害，他怕遭杀害，逃往段部。段部的首领段辽对他非常爱重。慕容仁、慕容昭和慕容皝是一母所出，也不能和衷共济。仁与昭都想先发制人，阴谋泄露，昭在棘城先被杀害。仁在外起兵，据平郭，联络段、宇文二氏，与慕容就为敌。慕容皝为此很吃了些苦头。咸和九年（３３４年），段辽使兄弟段兰和慕容翰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守将石琮等苦战，才没有失陷。慕容皝派慕容汗、封奕领兵来救，也大败溃退。段兰想乘胜追击，但慕容翰怕宗国灭亡，借口用兵当慎重，劝他退兵。段兰也看穿他的用意，但见他己命所部撤退，只得也跟着退兵。咸康二年（３３６年），慕容皝破平郭，擒杀慕容仁。这场内乱至此方告结束。

段氏与慕容氏又屡次发生冲突。慕容皝要灭段氏，甚至向后赵称藩，约共同灭段。咸康四年（３３８年），后赵军入蓟，段辽放弃令支（今河北迁安西）逃走（参见第十八篇）。慕容翰只得转投宇文氏。

这次慕容皝没有如约出兵。石虎不满，大举攻燕。燕三十六城不战而降，棘城被围，慕容皝一度想弃城逃走。燕的处境危险极了。幸而靠了慕舆根等力战，才击退后赵军，反败为胜。接着，他分兵平定了反叛各城。燕境向称安定，从慕容皝继位以来，几年中变乱迭起，这都是内争的恶果。

慕容皝恐慕容翰终为祸根，但以他起初并无叛乱之事，又知道他在宇文部并不得意，想让他回国。他先派商人王车到宇文部，以经商为名，打探慕容翰的意向。慕容翰见了王车，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摸摸胸口。王车回报，慕容默懂得他是想回来，便使王车再去，转达欢迎他回来的意思，并特为制作了慕容翰惯用的特长大弓，让王车埋在路上，把地点告诉慕容翰。咸康六年（３４０年），慕容翰偷了宇文部首领逸豆归的好马逃走，途中取到了埋藏的弓箭。逸豆归发觉后，派一百多名精锐骑兵去追。慕容翰见追兵已近，就停下厉声道：“我不想杀你们。你们可以在一百步外把刀竖起，我一发而中，你们就不必追了；不中的话，你们再上前好了。”一名追兵把刀倒插在地，慕容翰一箭正中刀环。追兵见他箭法如此，不敢再追。慕容翰回去，慕容皝非常高兴，对他优礼有加。但是好景不长。康帝建元二年（３４４年），他随慕容皝灭宇文部时，中箭受伤，在家休养了许久。康复后，他在家试马，看能否疾驰。有人告发他，说是“私习骑乘，恐欲为变”（估计慕容皝一直派人监视他的行动）。慕容皝就据此勒令慕容翰自杀。这也是一件“莫须有”的案子，一代豪杰饮恨而终，令人长叹。

慕容皝于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九月即位称燕王。五年冬，他派刘翔等赴建康，要求晋朝封王（实即要求晋朝承认）。晋廷商议很久，到七年二月才正式同意封慕容皝为燕王，遣刘翔北还。但是到了晋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他便以古时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为借口，不再用晋朝年号，自称十二年了。

晋永和四年（３４８年），慕容皝去世，年五十二岁。世子慕容儶即位。到了永和八年（３５２年）十一月，慕容儶因破魏攻邺，陆续取得了原属后赵的许多州郡，在蓟（今北京西南）称帝，改元元玺。此后中原出现了晋、燕、秦相争的局面，最后中原完全为符秦所有，这些事件另见有关各篇。

十三　　石勒建立后赵

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是十六国时期的杰出人物之一。笔者在前面几篇中已经讲到，他于晋建兴二年（３１４年）攻杀幽州王浚，但由于各篇主题的关系，对石勒崛起之初的一些事件有所省略，不得不在此作些补充。

建立“君子营”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措施。匈奴刘氏的其他诸将都没有采取过类似的措施。晋永嘉三年（３０９年），这时石勒是汉安东大将军，活动在河北的巨鹿、常山一带，兵力已有十多万人。他把“衣冠人物”（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从被裹胁的百姓中区别出来，编成君子营，用张宾做谋士。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西）人，出身官僚家庭，很有学问。他自负智谋不在汉张良之下，只恨碰不到汉高祖之类的人物。他倒不是被“裹胁”到石勒军中去的，而是提了把剑，到营门口大呼求见的。他事前曾对人说：“我见的将领多了，只有这位羯胡将军是个能成大事的人物。”可见他选择石勒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石勒起初以为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听了他的几次献计，而且事后都证实他确有先见之明，就把他作为心腹谋士了。前文己经几次提到石勒听了他的意见才打胜仗的事，这里用不着再举例了。

石勒常和王弥联合作战，两人表面上很亲近，其实互相猜忌。王弥的部将曹嶷东进，打败晋将苟晞，夺得了青州（治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也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势力。石勒要在山东（指太行山、崤山以东地区）称霸，就非要把这两人铲除不可。反之，王弥也是这样。晋永嘉五年（３１１年），石勒先抓到一个王弥派到青州去的密使，搜出王弥给曹嶷商量对付石勒的信件。其时王弥有两员部将引兵离去，他力量薄弱，与“乞活”刘瑞交战很是吃紧，就要求石勒援助。石勒想要拒绝，张宾却说这是“天以王公授我”的好机会，不可拒绝。石勒听他的话，出兵击斩刘瑞。王弥大喜，不疑石勒有恶意。于是石勒设宴请王弥前去，在酒酣耳热之际，亲手斩了王弥。事后他上表给刘聪，诈称王弥要反。刘聪大怒，派使者责备石勒“有无君之心”，但实际上拿他毫无办法。此时的石勒已经不是刘聪所能驾驭的了。

石勒下一步曾作渡江进攻建业（其时还没有改叫建康）的打算。从永嘉五年（３１１年）冬到六年春，他屯兵葛陂（在今河南新蔡西北）。这里有个方圆三十里的湖泊，他造船练兵，作南下的准备。这时，晋朝的琅邪王睿也在寿春（今安徽寿县）集结军队，以纪瞻为主将，准备北上反击。

天气对石勒不利。到永嘉六年二月为止，连续下了三个月的雨，石勒军中疾疫流行，加以缺粮，折损了大半兵力。石勒得到晋军准备反击的情报后，与众将商议。文官刁膺主张向琅邪王投降，表示愿意扫平河朔，等晋军退后，再作打算。石勒听了，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将军夔安请移营高地避水，石勒也听不进，说：“将军的胆子何其小啊！”孔苌等大部分将校纷纷要求立即进攻寿春，下定准备在年内平定江南的决心。石勒知道这不可能做到，笑道：“这是勇将的主意。”便吩咐各赏铠甲马匹。然后，他回头对张宾道：“先生意下如何？”张宾侃侃而谈，他历数石勒对晋朝犯下的大过，说明降晋已无可能；接下又说去年杀王弥以后，本来不该南下，现在大雨不停，是天意表示不该逗留此处；最后提出了北上取邺，经营河北的策略。石勒赞同他的主张，引军北上，取襄国为家。以后两三年间，破段疾陆眷，灭王浚，已见第十一篇，此处从略。

石勒从幽州撤军时，曾遭王浚易水守将孙纬（即向王浚报告石部到来消息的那一位）的袭击，很受了点损失。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襄国饥荒，两升谷值一斤（约２５０克）白银，一斤肉值一两（约１５～１６克）白银。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勒自然在短时期内不会有大的行动，但是他开始在辖区内核实户口，规定每户每年出两匹帛、两斛谷。这表示他要在北方建立稳固的政权，有点自行建国的样子了。

在此同时，汉正在走下坡路。刘聪任儿子刘粲做相国、大单于，主持国政；同时信任宦官王沈等，自己却经常在后宫游宴，有时酒醉三天不醒，上百天不出后宫。生杀封拜等大事，照规矩应由王沈等入内禀报决定，但王沈等常常隐瞒不报，擅自决定。刘粲也亲小人，远贤臣，专横骄态。晋建兴四年（３１６年），在西晋灭亡的前夕，刘聪听信王沈等人的诬陷，一天杀了忠良七人。御史大夫陈元达是刘渊的老朋友，曾与宗室刘易等人上疏，极言晋尚未亡，巴蜀自立，“石勒谋据赵魏，曹嶷欲王全齐（按其时曹嶷己攻占齐、鲁郡县，移镇临菑）”；朝中则王沈等人乱政，陷害忠良，要求将其治罪。刘聪看了问刘粲，王沈等人究竟是忠是奸。刘粲说王沈等人确系忠良。刘聪听了非常满意，非但不治罪，而且将王沈等人封了侯爵。

刘易再次上疏极谏。刘聪大怒，亲手把奏疏撕得粉碎。刘易气极，不久便死了。陈元达见此情形，到刘易灵前大哭一场，回去便自杀了。

汉的国情如此，虽能灭掉积弱的西晋，但不久必乱，也是无可避免的。

晋元帝大兴元年（３１８年）七月，刘聪病死，在位九年。刘粲即位后，他也不理政事，只在后宫游宴。刘聪的靳皇后（现在是太后）等几个女人都不满二十岁，刘粲同她们都发生了关系，还把国政都交给靳太后的父亲大将军靳准。刘粲只做得个把月皇帝，便被靳准杀了。靳准屠杀刘氏家人后，自称大将军，汉天王。

靳准是个妄人。他不想想：石勒在襄国，刘曜在长安，两个都久经战阵，手握强兵，自己怎么对付得了。刘曜倒有和靳准合作的意思，因为刘粲既死，帝位自然就是他的。从这个角度看，靳准竟是他的恩人。但是靳准屠杀刘氏时，把刘曜的母亲和兄长也都杀了。他心中疑惧，不敢下决心和刘曜合作。靳氏一伙要求自保，便杀了靳准，推靳明为主，派人与刘曜接洽。石勒见他们只向刘曜讨好，大发雷霆，进军打破平阳。靳明等逃投刘曜，没有逃走的靳氏男女，都被石勒杀尽。

汉的新皇帝刘曜，据说曾被刘渊称为“吾家千里驹”。他兼长文武，自比乐毅、萧何、曹参。刘聪甚至于说，这几个人都比不上刘曜，他是汉光武、魏武帝之类的人物（均见《晋书·载记三》），这些都是溢美之词，不过多少有点道理。但他不态度鲜明地讨靳，就是匈奴族汉朝的“乱臣贼子”。

他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晋元帝大兴二年（３１９年），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历史上叫做“前赵”。他声称刘渊认汉朝皇帝做祖宗，不过是为了“从民望”（争取民心），现在该改了，以冒顿单于配天。他明明知道尊汉可以得人心，但却把它改掉，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他的内心当是以为国势已经巩固，用不着再变着花样去争取人心了。这是愚蠢之至的想法。不独于此，他在上一年已封石勒为赵公，几个月后自己又改国号为赵，他一手造出两个赵国，这也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蠢事。

同年十一月，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春秋列国例，称元年。“后赵”出现了。

石勒建国颇有法度。他任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以侄儿石虎（《晋书》避唐李虎讳，称石季龙。季龙，石虎字）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他还把胡人叫做国人。任支雄、王阳为门臣祭酒，专管胡人诉讼，并严禁胡人欺侮衣冠华族。他又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他因晋朝以来律令烦杂，即命法曹令史贯志删繁就简，以便应用，施用多年后，再改用以前的周密的律令。他还任用续咸做律学祭酒，他办事公正，百姓拥戴。

石勒是个文盲，但是他很喜欢学习，常使儒生为他讲史书。有一次，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他不禁大惊，说：“这样做是要失败的，怎么会终于得到天下！”接下去听到张良的劝阻，又说：“幸而有此。”可见他很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自己的见解也很高明。

他是个武夫，但是很重视教育，有时还亲自到学校里去，考核学生的学习，对成绩好的赏帛奖励。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石勒确有做君主的度量。他要出去打猎，主簿程琅谏阻，理由是要防刘曜和可马氏的刺客，再是纵马疾驰时碰到枯木朽株也可能发生意外。石勒自负本领高强，怒道：“你只懂点文书而已，用不着管这等事情！”可这天偏偏发生意外，石勒飞马追猎物时，马撞到树上死掉，他本人也险遭不测。他醒悟道：“不听忠臣之言，是我的过失。”立即奖赏程琅，从而使官员都愿向他进谏。

石勒曾在晚上化装外出，检查守卫情况。他塞给守门官贿赂，要求放行，守门官王假拒绝贿赂，而且要把他抓起来，因从者赶到，把事情弄明白而止。次日，他就给王假升官封爵。

石勒知道参军樊坦清贫，特地给他升官。樊坦进来参见时，石勒见他穿戴得破烂不堪，惊道：“樊参军怎么穷得这样厉害？”樊坦脱口而出道：“刚才碰到横行不法的羯贼，把我家里抢光了！”石勒不生气，笑道：“羯贼抢得那么厉害啊！赔给你好了。”樊坦才想到不该当着羯族皇帝骂羯贼，心中害怕，连忙跪下请罪。石勒却说：“孤的法令只防俗人，和卿等老书生无关。”随即赏钱三百万，让他去购置车马衣服。

石勒有个老邻居李阳，贫贱时因事和他冲突，打过架。石勒做了赵王，李阳很害怕，石勒却把他请来，吃酒谈笑，拉着他的膀子，笑道：“孤往日饱受卿的老拳，卿也尝够孤的毒手！”他不记旧怨，赏了他一所住宅，还给他做了个官。这是汉高祖封侯先封仇人雍齿的手段，不是真心，是争取人心。但没有比较宽阔的胸怀，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些事例说明石勒是一个合格的领袖人物。

石勒初称赵王时，北方的形势还很复杂。从西北到东部沿海，有河西张氏（前凉）、前赵刘曜、后赵石勒、齐鲁曹嶷。而若干地盘狭小的集团还与以上几大势力犬牙交错，相互杂处。他们是：介于张、刘之间的晋南阳王司马保（在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与石氏邻接的幽州段匹磾和仍然打着晋朝旗号的冀州刺史邵续。

但这个局势在十年之间完全改变了，除河西和辽东之外，北方完全成为后赵的一统天下，南北朝几乎因此要提早出现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变化的过程。

在这过程的前几年中，前后赵两个强国基本上各顾各的，前赵解决西面的对手，后赵兼并东部的敌对势力。从其成果而言，后赵比前赵丰厚得多。

前赵之强，其实已经徒有其表。石勒自行建国，刘曜只得听之任之。晋南阳王保是个体重七百斤（当时的斤约２５０克）的大胖子，软弱无能，不消前赵进攻，便在大兴三年（３２０年）被自己的手下人杀害。倒是他的旧将陈安武勇过人，但此时已投了刘曜，后来又相信刘曜已死的误传，便想夺前赵的天下。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刘曜亲自领兵与他决战。陈安所据只不过上邽、陇城（今甘肃张家川）、平襄（今甘肃通渭西）等几处地方，面临大军，如何抵敌。但是陈安突围血战一事，却脍炙人口，几乎可与项羽二十八骑决战汉兵之事并传。当时陈安左手执七尺大刀，右手用丈八蛇矛，近身时挥刀挺矛，一下子便杀伤五六个人；拉开距离时就一面飞驰，一面左右开弓。前赵勇将平先与他搏战，夺下他的蛇矛。天夜了，又降大雨，陈安带着随从躲在山里，赵兵遍寻无着。次日雨停后，他们从地上的蹄痕足迹发现了他的行踪，才把他擒获杀死。陈安只是一介武夫，但陇上（陇山、六盘山一带）人都钦佩他的勇武，为他作了首《壮士之歌》。“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后人读来，还觉得虎虎有生气。

刘曜解决了陈安，得到的是这一带的氐、羌各族都归顺了前赵。羌族酋长姚弋仲受了平襄公的封爵。他就是后秦建立者姚苌的父亲。

刘曜想乘势灭凉州张氏，扬言“百道俱济，直抵姑臧（今甘肃武威）”，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只求张茂上表称藩他就满足了。凉州也看透这点，同时也知道自己实力有限，不敢硬拼，结果以称藩了事，接受了前赵所封的凉王称号。

阴平、武都（治今甘肃文县西北至西南）一带有一支以杨难敌为首的氐人地方势力。刘曜企图把他解决，尽管打了胜仗，但因军中疾病流行，不能持久，最终也只得以同意杨氏称藩了事。杨氏以仇池为基地，号为仇池杨氏。这地方在今甘肃西和西南的洛峪，山地绝险，上有水泉（即仇池）和上百顷的平地。杨氏在此长期保持半独立状态，直到梁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５０６年），才为北魏所灭。

刘曜几年征战所得，只有上面所说的一些。石勒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的收获都是实实在在的。

晋大兴二年（３１９年），孔苌攻占幽州各郡。段匹磾在蓟城立脚不住，逃奔乐陵（今山东乐陵东南），依靠晋冀州刺史邵续。匹磾不仅受石氏的欺凌，还受本族段末柸的攻击，实力更见虚弱。大兴三年，匹磾与兄弟文鸯北上，想夺回蓟城。石勒见段、邵分兵，便抓住时机，命石虎围攻庆次（今山东阳信东）。邵续出击，被他用伏兵擒住。段匹磾从蓟城回来，也被后赵兵拦击，损失了不少人马。这时全靠段文鸯率领几百亲兵，杀出一条血路，他们才得进城。从此，段匹磾和邵续的儿子邵缉等只能坚守城池，与后赵兵相持。

大兴四年（３２１年），经过了一年多的苦战，厌次虽未失守，但所有的属邑都落到了后赵军的手里。段文鸯悲愤交加，说：“我号称勇猛，现在坐视百姓被掠夺而不救，简直变成懦夫了！”他率领几十名勇士，出城决战，杀伤许多敌兵。最后，战马力气耗尽，伏地不起。石虎大声劝他投降，说大家都是“夷狄”，何必再打。文鸯厉声怒骂：“你这反贼，该死已久。我宁可斗死，决不屈服。”他下马步战，矛断了，再挥刀迎战。从辰时打到申时，几乎肉搏了一整天。最后，他力气耗尽，后赵兵才以马障泥护身，四面拥上，把他擒获。

城里的将士再也打不下去了。段匹磾想单骑出走，南投东晋。邵续的兄弟邵洎主张投降，但又怕走了匹磾会激怒石勒，便挟持了他，开城投降。匹磾见了石勒，仍不屈服，后来与文鸯、邵续同被杀害。

到此为止，原属晋朝的幽、冀、并三州（约略相当于今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大部地区，及京、津二市，山东省的西北部）已全为石勒所有。以后，后赵东压曹嶷，南略东晋，又取得大片土地。晋永昌元年（３２２年），后赵攻拔泰山郡（治今泰山东），杀了在晋、赵之间倒来倒去的徐龛。在邹山（今山东邹县东）驻屯了三年的晋充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又苦于缺粮，便退到淮河以南的合肥。祖逖在时，曾于大兴三年（３２０年）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收复过河南许多地方。太兴四年，祖逖去世，兄弟祖约继任豫州刺史。这时，他也继郗鉴之后，撤退到淮南的寿春。晋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后赵兵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晋徐州刺史卞敦撤退到圩眙（今江苏圩眙东北）。在以后的两年里，晋在淮北所剩不多的几支兵马和城池，也都被后赵兵拿下。从这时起，晋与后赵就以淮河为界了。位于今山东省东北部的青州曹嶷这时也难以图存，太宁元年，石虎兵围广固（今青州西北），曹嶷只得投降，但仍不免一死。

至此，北方的东半部除辽东慕容廆和鲜卑段部、宇文部以外，都是后赵的天下了。石勒曾想利用宇文部打击慕容廆，但一战而败，石勒只能暂且弃之不顾，而把灭亡刘氏前赵定为主要目标了。

两赵决战是一场历时一年有余的恶斗。晋咸和三年（３２８年），后赵石虎率军从软关（今豫北济源东南）西进，攻前赵并州的治所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前赵刘曜亲自领重兵救蒲阪，在高候（今山西闻喜北）大破后赵军后，随即改取攻势，南渡黄河，进攻洛阳，黄河一线两岸的后赵地方官纷纷投降，前赵的声势一时为之大振。

襄国得到败讯后商议对策。其时张宾早已在六年前去世，石勒的主要幕僚是程遐、徐光等几人。石勒要亲自领兵去救洛阳，程遐等都害怕前赵兵势，说“大王不宜亲动”。徐光却认为刘曜在高候得胜后，不直攻襄国，而屯兵于洛阳城下，是大大的失策，我军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一举破敌。石勒认为徐光说得对，就亲自领兵南下，在延津（在今河南延津西北至滑县间）渡过黄河，到成皋关（今荣阳西北）集结部队。时刘曜围洛阳已达四个月，兵力极度疲乏，加之又不把守黄河各处要津，石勒就可节节逼近，这真如徐光所言，是大大的失策。他一向嗜酒，晚年更常在醉乡。咸和三年十二月初五，洛阳城下决战之日，他在出战前喝得大醉，战时身受重伤，马倒被擒，石勒凯旋。后来刘曜即为石勒所杀。

次年（３２９年），后赵石生占领长安。九月，攻占了前赵最后一座城池上邽。后赵灭亡。从刘渊到刘曜，共经三世，历二十七年。

咸和五年（３３０年），石勒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几个月后，正式即位称帝。但后赵的极盛时期至此已经过去，它很快就从颠峰落下，陷入危亡的败局。事见第十八篇。

十四　　王敦

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这座城东倚钟山（紫金山），西踞石头山（清凉山），相传诸葛亮有“龙蟠虎踞”的赞语。东晋南朝时，建康城在今玄武湖南，南城墙距秦淮河约有五里，西城墙距长江也有相当的距离。城中还有台城，宫殿官署都在台城里面。城西的清凉山有座石头城，石头城负山面江，西南面即秦淮河入长江之口，形势极为险要。当年孙权在这里筑城，显然是作为江防要塞的。秦淮河边上另有西州城，是扬州刺史的治所。它的东面有东府城，是宰相和扬州刺史的府第所在。这些城起先都是土城，从东晋末年到南齐，逐渐改用砖砌，才愈显得气势宏伟（隋灭陈，把建康城拆毁，现存的南京城墙系明初所建）。

历史地看，建康城不论造得如何坚固，它的安危存亡却是取决于上游的形势。如果对手掌握了长江中游的重镇，建康就很容易变成危城，从晋初王濬楼船下益州，到清代太平军从武汉东下破江宁，无不如此。东晋南朝于此也有教训，最早是见于晋元帝时的王敦叛乱。

王导、王敦堂弟兄两人，本来一内一外，辅佐晋元帝，以稳定半壁江山的统治。但是，一个家族的权力太大，总是帝王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元帝即位后，就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人，以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人，做过本郡大中正，也曾在成都王颖、赵王伦、长沙王乂手下任职，因谙熟朝廷制度，渡江后就入琅邪王幕府。东晋定都建康后，朝制初创，众臣对各种礼仪制度都很陌生，无论什么事都要向他请教。元帝重用这样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刘隗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长于文史，做过彭城内史，也在渡江后人琅邪王幕府。琅邪王任丞相时，他做丞相司宪，执法很严。南中郎将王含（王敦之兄）曾一次要求他任命参佐和地方守长二十多人。刘隗认为一次任命太多不妥，而且其才能资格与职位又不相符，便提出劾奏。他敢碰王家，王家自然讨厌他。

元帝即皇帝位后，两人受到重用，更是处处维护皇权，以抑制大族。对此王导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王敦却从荆州上疏，说：“导顷见疏外”，请元帝回忆过去说的“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字），当管、鲍之交”，这就等于责备元帝食言，最后希望他能始终信任王导。这道奏疏到了建康，被王导退还给王敦，但王敦再次派人送交元帝。从疏中王教自述任外官近十年的话来看，王敦上疏的时间，大约是在大兴三年（３２０年。王敦于永嘉五年[３１１年]以扬州刺史出讨江州刺史华轶，以后一直在外）。

就在大兴三年，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对此，王敦上表，请求调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刺史。沈充字士居，是吴兴的土豪，做过王敦的参军。王敦推荐沈充，显然是要把老部下安插在近处（湘州州治长沙，与荆州是邻郡）。元帝没有同意，但改派了谯王司马承到湘州。谯王承比元帝长一辈，为人忠厚，向为元帝所信任。元帝曾把上述王敦为王导诉怨的奏疏给他看过（《通鉴》记此事于本年，也是王敦于本年上疏的一证，但未必是确证，因为司马光常把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起叙述），并说：“王敦把话说到如此地步，如何才好？”谯王承便说：“不早处理，必为后患。”这次派他到湘州去，元帝就告诫他，要“据上流之势”，以防范王敦。王敦也明白元帝派司马承的用意，不过他知道司马承不是将帅之才，所以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可断定：元帝和王敦的矛盾，在大兴三年就已表面化了。而一旦如此，政局也就难以预料了。

大兴四年（３１年），朝廷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北方石勒），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在任命两人的前两个月，元帝还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所谓僮客，就是家奴。免除僮客身份，就是让这些人恢复他们平民百姓的地位，这无疑损害了大族的利益，也不免会受到大族怨恨。但是，东晋政府采取这措施，并不是为僮客着想，而是要把他们从大族手里挖出，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兵役、劳役。据王敦起兵时上疏中的“今便割配，皆充隗军”两句看，这些人以后都被拨到刘隗部下服兵役去了。《晋书·戴若思传》（渊字若思，《晋书》因“渊”字犯唐高祖讳，称字不称名）也说：“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由此可知，当时好不容易从北方逃出的人，到了江南，不是被逼为奴，就是被迫当兵，不管做什么，都是受苦受难。

永昌元年（３２２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声称“隗首朝悬，诸军夕退”。兵到芜湖，他又上表指斥刁协。王敦起兵时，沈充也在家乡吴兴（今浙扛湖州）起兵响应，王敦即任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元帝得讯大怒，下诏讨伐王敦，命戴渊、刘隗两军人卫建康。

王敦叛变，建康城里处境最难的是王导。他每天一早就率领宗族二十多人到宫门口请罪，等候发落。刘隗到了建康，与刁协都劝元帝把王氏全族处死。元帝虽未允准，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王导，他一时也在犹豫不决。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尚书左仆射周顗。周顗进宫见元帝时，王导见了，喊他道：“伯仁（周顗字），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但周顗头也不回就进了宫。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满。但是他见了元帝，却极言王导忠诚，不能治罪。元帝被他打消了疑虑，才又召王导进宫，表示对他完全信任。

三月，元帝发布诏书，称赞王导是能够做到大义灭亲的忠臣，任命他做前锋大都督，命周札守石头城，刘隗守江中蒲洲上的金城；另外，使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以攻击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兵马从芜湖到建康，沿江而下不足二百里，很快就兵临城下。他采纳部将杜弘的计，首攻石头城。杜弘了解周札为人刻薄寡恩，士卒不肯为他所用，所以石头城不论如何险固，却是最好攻取的地方。果然，杜弘兵到，周札无法抵抗，只得投降。元帝命刁协、刘隗、戴渊等反攻，想夺回石头城，都大败而归。

一战结束后，王敦放纵士卒劫掠，建康大乱。元帝身边只有一位安东将军刘超领兵侍卫。元帝气愤道：“要我的位子，早点说好了，何必把百姓害得这等模样！”他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就此息兵，天下还可以维持。如其不然，联当仍归琅邪旧邸，以避贤路！”他已做好了被废黜的准备。

刁协、刘隗狼狈不堪地来见元帝。元帝痛哭流涕，令两人赶快逃走。刁协年老，马也不会骑，随从又都逃散，他逃到江边，就被人杀了。刘隗则逃往后赵，后来在那里官做到太子太傅。

王敦并不废黜元帝，但这个皇帝也只是徒具名义，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作主。周顗、戴渊，一个汝南安成人，是来自北方的有声望人物；一个广陵人，是东南本土的俊彦。这两人都有一个特点，同王敦说起话来，针锋相对，不肯屈服半点儿。王敦正要做些事情压服众人，便把两人杀了。

但这两个人又是有所区别的。戴渊是领兵防范王敦的将帅之一，当然难逃一死。周顗只是言语不让人，属于态度问题。当时王导若肯劝阻，王敦很可能会罢手。无奈王导不知道周顗曾救过他，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受理睬的情形，便一声不吭。后来王导见了有关文书，悔恨莫及，流泪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两句话以后传为成语，出典就在这里。

王敦之所以能一举攻下建康，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方没有发生问题。元帝曾命甘卓、陶侃攻击他的后方，但是远水不救近火。因命令要传到王敦军的后方给甘卓，这很困难，也来不及。而陶侃更远在广州，根本无法驰援。当时的处境，关键在甘卓能否积极主动地“勤王”。他若能以襄阳之众由汉水顺流而下，直达夏口，再东进拊武昌（今鄂州）之背，就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平定王敦的叛乱。王敦当然了解这点，但他之所以敢放胆行动，是因甘卓事先答应过要同他合作。《晋书·甘卓传》说，甘卓内心不以为然，答应合作是假的，但这并不可靠。因为从甘卓的行动看，像是犹豫不决而敷衍一下。王敦起兵上了船时，等甘卓不来，他就派人去催，而甘卓却派人劝他不要发兵。这一着使王敦吃了一惊，他便连忙要使者向甘卓许愿，答应事成之后，给甘卓升官。使者回报后，甘卓仍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人劝他，先答应王敦，等他到了建康，再起兵讨伐。他又不肯，说以前先从了陈敏，再又把他推翻，人家说我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倒来倒去，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现在不能重蹈覆辙！他这样的话是说了不少，可实际行动则半点都没有。

王敦后方还有湘州谯王承。王敦不怕他，但也希望把他拉过来。他派使者到湘州，请谯王承做他的军司（监察军务的官员）。谯王承却囚禁了来使，起兵讨伐王敦。然而，晋朝的湘州非近代的湖南可比，人口稀少，兵微将寡，谯王承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寄希望于甘卓，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劝他起兵“勤王”。邓骞见到甘卓费尽了口舌，既说平叛可立齐桓、晋文之功；又说若是坐观脚玫，一旦王敦得志，回师西进，甘卓将无立足之地；并且替他分析形势，说襄阳的兵力比王敦留守的部队强大得多，攻克武昌，势同摧枯拉朽，极易得手。

邓骞已经说得极合情理，不料王敦却又送来一个帮腔的说客。原来王敦怕甘卓在他后方动手，即派参军乐道融邀甘卓与他一同东下。不料乐道融不赞成王敦的举动，见了甘卓反而劝他袭击武昌，使王敦因后方失事，不战自溃。他与邓骞唱的是一个调子，甘卓听了觉得有理，才下了决心，发表檄文，声讨王敦，并还派使者到广州，约陶侃一同起兵。当时王敦还没有到建康，武昌城中，谣传甘卓兵到，着实恐慌了一阵。

王敦听得甘卓起兵，惊恐万分。他派参军甘印（甘卓的侄儿）回去见其叔父，传王敦的话说：“足下此举自是臣节，我不怪你。我是因王氏处境危急，不得已而为之，现请足下班师，以后当再结好。”这一席话空洞无物，可甘卓听了竟会心动，以致兵到猪口（在今湖北京山境，离夏口[武汉]还远），就不再前进。

甘卓在观望，王敦则加紧行动。他自己率兵攻建康，另外派兵围攻湘州。建康的战事结束后，王敦即派人执起“驺虞幡”（见第五篇），以朝廷的名义命甘卓停止军事行动。这个老糊涂得知周顗、戴渊被杀，倒流了几滴眼泪，不过又说：“既然圣上和太子都安然无恙，我也可以歇手了。”遂下令返回襄阳。乐道融再三劝他，应进兵彭泽（今江西湖口），截断王敦东西两段的联系，把他一鼓解决，但甘卓不听。乐道融自然不能再去见王敦，竟忧愤而死。

甘卓回到襄阳，丝毫不作戒备。王敦却非杀他不可。襄阳太守周虑受王敦指使，趁他不防，引兵把他袭杀。湘州死守将近一百天，终于陷落。谯王承被俘，后在押解往建康的途中遇害。

元帝气恨成病，于闰十一月中去世，年四十七岁。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王敦自驻武昌，遥制朝政，建康仍是王导在那里执政。这时北部边境的形势也趋向恶化。大兴三年（３２０年）即元帝与王敦的矛盾表面化之年，东晋在淮北的形势相当稳定。祖逖对河上各坞堡，结以恩信，听任他们脚踏两头船。坞主感激祖逖，后赵有何行动，他们常过来报信。石勒对祖逖有所忌惮，特命幽州官府修建祖逖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并且写信告诉祖逖，借此要求通使和互市。祖逖不给回信，但允许互市。有个裨将叛投后赵，石勒把他杀死，将首级送交祖逖。祖逖因此也不接纳降人，并令部下不得越境劫掠后赵百姓。边境居民因此稍得休息。大兴四年，戴渊出任司州刺史的任命，使祖逖很不偷快。他认为戴渊所辖地方是自己千辛万苦收复的，无缘无故交给别人去管，太不公平。同年，他去世后，兄弟祖约继任豫州刺史。祖约才能远不及祖逖，后赵乘机南侵。永昌元年（３２２年），祖约退屯寿春，以后形势越来越坏，淮北各军一步步退却，东晋政府不但不能以一兵一卒支援淮北，还需把淮南的军队调到长江边上去打内战，所以到了太宁三年，东晋与后赵便把长淮一线作为边界了。

现在来讲王敦叛变事件的结局。

明帝太宁元年（３２３年），王敦准备夺取帝位。他暗示朝廷召他入朝。他到来后，又得到几种特殊礼遇：黄钺（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大臣所持的斧）、班剑（手执木剑从行的勇士二十名）、奏事不名（奏事时不报己名）、入朝不趋（入朝时可以踱方步）、剑履上殿。他又移驻姑孰的于湖城（今安徽当涂），这里离建康更近了。他还铲除敌对势力。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一族有五人封侯，以前又有过反对北方大族的“前科”。王敦便利用道士李脱以妖术诱骗士民的事，诬周氏与李脱共谋造反，先杀了在自己手下的周嵩、周莚两人，再派人去通知在吴郡的同党沈充，使他杀在义兴的周氏子弟，然后再进兵会稽，攻杀时任会稽内史的周札。义兴周氏与北方大族的矛盾，到这时（太宁二年[３２４年]正月）才完全结束。

王敦的凶焰虽高，但他的日子也不长了。这原因有二。一是叛变不得人心：他的左右也有不少反对派。前面已提到一个乐道融，还有一个参军王峤，在周顗、戴渊被杀时，力持异议，也险些被杀。长史谢鲲是一时的名士，他在幕府不肯干事，但对王敦起兵却表示过不同意见，以后又劝王敦勿杀王峤，而且劝他尊重元帝。王氏本家也有坚决反对他的人。王敦极喜欢的侄儿王允之，晚上躺在床上，听到了王敦和心腹钱凤的私房话。这个小孩假装醉得不知人事，呕吐得脸上衣服上一塌糊涂，仍旧呼呼大睡。钱凤走后，王敦拿火来照，见他如此模样，以为他没有听见什么。不料他回到建康，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父亲廷尉王舒。王舒和王导乂同去告诉明帝，朝廷对于王敦的底细清楚了，这对于平叛有很大的好处。

王敦的心腹只有以钱凤.、沈充为首的一小撮人。沈充远在吴郡，他的身边只有钱凤。钱凤字世仪，与沈充同乡，因沈充之荐，他才进了王敦的幕府。

原因之二是王敦病重，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王敦没有儿子，便以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做嗣子。太宁二年（３２４年）五月，王敦病重，钱凤问他，以后怎么办。王敦这时倒想悬崖勒马了，他说：“非常之事，寻常人是干不来的。应儿年小，哪里能干大事。我死之后，上策是解散军队，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回武昌，不废贡献（即保持现状，稍作退步）；下策是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进兵建康，以求侥幸成功。”钱凤对同党说：“公的下策乃是上策。”决定行险侥幸、以求一逞的策略。

建康朝廷也知道王敦患病。明帝打算讨伐王敦，征求光禄勋应詹的意见，应詹认为可行，明帝才下定决心，以王导为大都督，温峤、卞敦、应詹、郗鉴、庚亮、卞壶等大臣都做将军领兵，并调在北面领兵的苏峻、祖约、刘遐等南下保卫京师。王导更利用王敦病重的消息，诈称王敦己死，率领子弟哀悼。人们信以为真，害怕的心理为之一扫而空。朝廷也发表诏书，谴责王敦，号召所部归降，一律不加追究。

王敦在病床上看到诏书，大发雷霆，要领兵攻建康，无奈动弹不得，只能使其兄王含做元帅，与钱凤等进兵建康。七月初，兵到建康秦淮河南岸，温峤因所征外兵还没有到，宿卫兵力薄弱，遂烧毁桥梁，与敌隔水相持。双方都在等待援军。沈充先率一万余人与王含、钱凤会合。朝廷方面刘遐、苏峻的北军也随后到达。钱凤、沈充攻北军失利。其时，王敦已死了多日。起初军中还不知道，后来泄漏了出去，士气大受影响。七月下旬，王含支持不下去，便烧营撤退。

王敦叛变事件完结了。王含、王应逃到荆州被杀。钱凤为江州太守周光所杀；沈充逃亡到旧将吴儒的家中，被吴儒杀了，首级也被献给了朝廷。

朝廷得胜了，然而内部虚弱的情况也完全暴露了出来。就全局来看，东晋已大伤元气。内争的结果总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规律。

十五　　苏峻、祖约的叛乱

王敦的叛乱才平定了三年，东晋又发生苏峻、祖约的叛乱。苏峻由平叛功臣转变为又一次叛乱的祸首，究其原因，外戚庚亮是不能辞其咎的。

庚亮字元规，颖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是明帝庚皇后之兄，明帝时做过中书监，也领兵参与过平定王敦叛乱的战争。太宁三年（３２５年）闰七月，明帝去世，年仅二十七岁。他五岁的儿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庚太后临朝。这时，司徒王导仍录尚书事，依官名是统辖一切的宰相，但实权却都转到了与其共同辅政的中书令庚亮的手里。

庚亮爱好《老》、《庄》，善于谈论。明帝曾派他到芜湖与王敦议事，王敦与他长谈，颇为钦佩。论他的才能，在当时可谓突出，但从他处理政事来看，他却是自信太过，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以致往往误事。这应该是与他的身份有关的。他以小皇帝的舅父身份来治国，国事几乎就是家事，又当大乱初平的时候，他也不免求治太急。求治太急容易出毛病，古往今来，犯这毛病的不可胜数，庚亮即是其中之一。庚亮还有一个严而不当的毛病。王导当国多年，待人以“‘宽”为原则。庚亮可能是嫌这老翁（太宁三年，王导五十岁，古代可以算老翁了，庚亮比他小十三岁）只会一味地“和稀泥”，便改而从严。从严治国未尝不对，但这必须得当，才能服人，诸葛亮就是靠这条成功的。反之，如果措施不尽得当，必然会招致人们的怨恨。

成帝咸和元年（３２６年），因御史中丞钟雅的劝奏，庚亮杀宗室南顿王司马宗，免西阳王司马羕官，降爵为县王，贬逐大宗正虞胤（元帝虞后弟）为远郡太守。这次处分引起的震动很大，人们多以为是外戚在剪削宗室。让我们看事情的来历。司马宗和虞胤在明帝时分任左、右卫将军，率领禁兵，极受信任。明帝生病时，一天晚上，庚亮有事要进宫见皇帝，向司马宗要宫门钥匙。司马宗不给，骂庚亮的使者说：“这难道是你家的大门？”庚亮对此一直怀恨于心。明帝病重时，不想接见臣下。庚亮就怀疑司马羕、司马宗兄弟和虞胤有什么阴谋，硬闯进宫，要求罢黜司马羕、司马宗兄弟，但明帝没有允准。成帝即位后，庚亮大权在握，左、右卫将军都换了人，司马宗失势，钟雅劾他谋反，认为他有夺权的企图。庚亮即命新任右卫将军赵胤去抓他，他不肯俯首就缚，用武力抵抗，结果当场被杀。庚亮积怨既久，采取的措施又不稳妥，如果用冷处理的办法，不抓、不杀、不贬，只剥夺他的权力、兵卫，就不会引起大的震动了。身为皇帝的舅父，他应该知道，对宗室采取行动是应该谨慎的。成帝年仅六岁，他对这事就有看法。他好久没有看见司马宗了，偶然想起，问庚亮道：“以前常常看见的白头公哪里去了？”庚亮说是因谋反被杀了。成帝一面哭，一面说：“舅舅说别人造反，便杀了；如果别人说舅舅造反，该怎么办呢？”庚亮想不到小外甥会说出这样的话，着实吃了一惊。

庚亮和陶侃、祖约、苏峻这三个握有兵权的人关系都不好，主要是庚亮怀疑三人不可靠。这三个人，陶侃功勋卓著，而在平定王敦叛变中没有什么表现，那是因为远在广州所致。王敦失败后，他已调任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他早年本在荆州立功，声望原好，再来此为官，很受地方人士的欢迎。祖约仍镇寿春。苏峻在破钱凤、沈充时立功最大，事后任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内史。明帝死后，遗诏褒（嘉奖）进（加官晋爵）大臣，漏掉了陶侃、祖约。他俩便怀疑是被庚亮删掉的，京城里则传闻他俩都有怨言。苏峻，掖县（今山东莱州，一作挺县人，今莱阳南）人，是书生出身。永嘉年间，他纠合数千家，在本县结垒，有相当实力。因为敌不过曹嶷，就率领一部分人马南渡。他是在乱世中从书生转变为武将的人物。他在历阳有精兵一万，又招收亡命之徒扩充兵力，所需粮草也都要政府供给，得不到满足时就表示不满。司马宗死后，部下卞阐逃到苏峻处，庚亮命苏峻交出，苏峻推说没有这人。庚亮本来就怀疑苏峻有野心，这下出了卞阐一事，双方的关系就更恶化了。

从上述情形看，这三人对朝廷都有些怨言，但是除苏峻有点不守法度外，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因此朝廷应该设法化解矛盾，内外合作，共御后赵，绝不可以采取可能激化矛盾的做法。遗憾的是：庚亮走的是后一条路。

庚亮走的第一着还没有大碍。他派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州）；王舒为会稽内史，东西两面，与京师相呼应。温峤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需要介绍一下。他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曾在刘琨处做参军。刘琨派他到江南“劝进”（请琅邪王速即帝位）。王导、周顗、庚亮等都和他友善。他屡次要求北归，都被众人挽留。明帝与他为布衣之交，即位后对他极为倚重，机要密事他无不参与，是个智谋出众的人物。庚亮要在上流设置重镇，牵制荆州陶侃和历阳苏峻，便用他担当这重任。

庚亮的第二着就出毛病了。咸和二年（３２７年），他决心下诏征苏峻回建康，解除其兵权，让他做一个无关轻重的大司农。王导、卞壶都不赞成。王导说：“苏峻必不奉诏，不如暂且包容他。”庚亮认为王导老翁又在“和稀泥”，就说：“苏峻之于晋朝，好比吴楚七国之于汉朝，狼子野心，总有一天要造反，现在召他，即使不服从，为祸尚浅，再过一段时间，势力更强，更难对付。”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似的，而没想到还有一条消弭祸事的道路。卞壶争他不过，写信给温峤，说：“本来出足下为外援，现在反恨足下在外，不能一同谏他了。”温峤知道了，也写信去劝。但是庚亮主意已定，再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

庚亮驳王导的话，是在朝堂上公开讲的。苏峻知道了，便派人到建康，对庚亮说：“讨贼外任，不论远近，决不推辞；到朝廷任职，是干不来的。”庚亮当场拒绝，随即任兄弟庚冰为吴国内史，与驻淮北的郭默都领兵戒备，然后下诏征苏峻入朝。苏峻再一次要求调任北边一郡，仍被拒绝。苏峻本人倒有听命入朝的意思，部下任让等却以为入朝不会有生路，劝他造反，苏峻这才决定起兵。从这过程看，庚亮不逼得太紧，事变是可以避免的。

苏峻知道祖约对朝廷有怨气，邀他同讨庚亮，祖约欣然从命。十一月，祖约派侄儿祖涣、女婿许柳领兵与苏峻会合。叛乱开始了，但还没有发生战斗。

温峤得到苏峻拒命的消息，就想领兵东下，保卫建康。庚亮不准，写信给他说：“我担心西面（指荆州陶侃）比担心历阳更甚，足下切勿过雷池一步。”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东南，雷水人江前在此积而成池。庚亮怕陶侃叛变，要温峤在原地戒备。庚亮怀疑陶侃，说明他对陶侃缺乏认识。但是因这一封信却产生出一个典故，后世常用雷池来比喻不可逾越的界线，这倒是庚亮料想不到的。

当时朝中有人向王导献策，建议趁苏峻的兵还在长江北岸，抓紧进兵扼守历阳江边的当利日，阻其渡江，并利用彼少我众的优势，进逼历阳城，以图一战成功。反之，如果让苏峻获得主动，使兵临建康城下，以致人心恐慌，事情就难办了。王导赞同他们的意见，庚亮却不肯采纳。

十二月，苏峻的部将韩晃、张健等袭陷长江南岸的姑孰（今安徽当涂），夺得储藏在那里的米和食盐。庚亮大惊，才后悔没有抢先争取主动。他只得宣布京师戒严，准备进行防御战了。

咸和三年（３２８年）正月，温峤见形势吃紧，即从武昌（今湖北鄂州）东下，进驻寻阳（今黄梅西南，东距雷池还有一百公里左右）。同月下旬，苏峻亲率主力二万人，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渡江，到达南岸江边的牛渚山，击败当地的政府军。二月初，苏峻到达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门西）。这次又是那个提出阻敌渡江、先取攻势的陶回，他料定苏峻不敢直指石头城，一定会从南面的小丹杨绕道而来，可以在此处伏兵邀击，庚亮又不肯听。后来他知道苏峻果然是从那边过来，而且夜里迷了路，队伍乱糟糟的，庚亮又一次后悔莫及。

苏峻进逼建康。卞壶率军苦战，抵敌不过，与两个儿子都力战阵亡。卞壶字望之，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因世乱南渡，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为人廉洁俭约，办事勤敏，不喜清谈，是当时少见的实干派：他战死时年四十八岁，是晋朝的一大损失。苏峻军在作战时顺风放火，官署都被烧毁。卞壶既败，政府军士气衰落，庚亮亲自领兵在建康城宣阳门（南面正中的城门）布阵，士兵不听指挥，抛弃武器逃散。庚亮无法可想，只得与几个兄弟上船逃往寻阳而去。

应付叛将叛军是王导的差使。叛军攻入时，他命侍中褚翜赶紧请皇帝出来，在正殿上坐定。可怜这个皇帝年才八岁，慌乱之中，只得由褚翜抱将出来，王导等几个大臣都登上御床。王导临时任命刘超做右卫将军，让他和钟雅、褚翜两个侍中立在皇帝身边。叛兵拥上殿来，褚翜喝道：“苏冠军（苏峻官为冠军将军）来觐至尊，军人不得胡来！”叛兵听了，果然不上殿来，但是冲进后宫，大肆掳掠。许多官吏都被军人拉去挑担子，士民的衣服都被剥光，只得拿草拿土遮盖身体。建康城内城外，哀号啼哭之声，不绝于耳。

苏峻占领了建康，对部下都封官晋爵。他们对王导也不得罪，仍旧让他做原来的司徒（宰相）。这些就不必去讲了。

建康暂时处于这样的状态。笔者可以按下这一头，去讲寻阳的事情了。

温峤向来推重庚亮，尽管庚亮是兵败逃来，温峤对他仍极尊重。他们互相推为盟主，温峤的堂弟温充却劝他们推举位重兵强的陶侃。温峤赞成，就派部将王愆期到荆州（今湖北荆州），邀陶侃共赴国难。陶侃推说自己只是地方军事长官，不敢超越本身的权限。温峤几次去人，陶侃都不答应。温峤没有办法，只得顺着他的意思，派人送信去，说：“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出发后，参军毛宝从外地回来得知了这一情况，就劝温峤道：“要干大事，必须联合各方，共同合作。应该追回使者，重新写信，说必须一同进兵。万一追不回使者，也要再派人去。”温峤恍然大悟，追回使者，重新写信送去。陶侃果然允许，马上派部将龚登领兵到寻阳。温峤得到了陶侃支援，才宣布讨伐苏峻、祖约。这时己是咸和三年四月了。

陶侃这番再三推托，毕竟是何用意，笔者不妨来作些分析。从陶侃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绝不是那种对兴亡成败无动于衷的人。他字士行，原来是都阳（今江西波阳）人，孙吴亡后，才迁居庐江寻阳。庐江太守张夔用他做主簿。张夔的夫人患病，需要去接一位远在数百里外的医生，其时天寒雪大，属吏都不愿意去。陶侃却认为郡守的夫人好比一郡之母（古代州郡长官自辟属吏，长官与属吏有君臣之谊，故有此比），父母有病怎能不尽心竭力，于是就毅然上路。大家都佩服他确实是个义士。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不为国尽忠！

他办事认真，工作效率又高，无论远近来信，都迅即亲笔答复，从不拖延时间。他常说：“大禹惜寸阴，我辈平常人当惜分阴。”他最恨酗酒赌博，幕僚犯了这种毛病，他加以训斥，把器具抛到江中，下级的将吏犯了，还要责打。有人赠送礼物，他总要问明来历，如是勤劳所得，东西虽小，也很高兴地接受；如是从邪路上得来的，就拒不接受，还要严加斥责。他有一次出行，看见有人手执一把尚未长熟的稻，便问用它做什么，此人说是拔来玩耍，他怒道：“你自己不种田，倒去偷人家的稻来玩耍！”命左右把此人责打了一顿。他在荆州时，地方上要造船，他命将所有竹头木屑，统统藏起来。众人不知藏着有何用处。后来大会将吏时，正逢雪后地湿，木屑正好用来洒在地上。桓温取蜀时，造船需钉，他储存的零星竹料正好派上用场。晋朝盛行清谈，做实事的人常被视为庸俗，他这种实干派人物自然是凤毛麟角。

这样一个人，难道会不愿与人共赴国难吗？何况他的儿子陶瞻在建康之战中阵亡，又添了家仇。然则为什么推托？没有其他原因，只为有股怨气，以前你们认为我不配管朝廷大事，现在怎么要请我来主持朝廷大事？如此而已。

他大概觉得“架子”还不够足，又下令叫龚登回荆州。温峤急了，赶紧再写信去，说“成败之由”，全靠他参加与否，捧他“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同时也动以利害，说如果江州失守，苏峻、祖约在此设官驻兵，对荆州也有危险，加上北方的后赵、西面的李氏，将处于三面受敌的形势。使者王想期也说：“苏峻是豺狼，一旦得志，四海虽广，仁公焉有立足之地！”于是陶侃下定决心，立即上船出兵，赶往寻阳。

五月，陶侃到达寻阳。温峤自然高兴，庚亮却很害怕，外间也有谣传，说陶侃要斩庚亮以谢天下。但庚亮听温峤之计，一见陶侃，就下拜谢罪，引咎自责。陶侃本无恶意，见他这样，反觉意外。从此三人同心，引兵直指建康。温峤原来只有七千兵，陶侃来后，一共有兵四万，声势浩大，远近震动。

现在轮到苏峻紧张了。他决定坚守石头城，把小皇帝也挟在身边，王导竭力劝阻，也无济于事。这个八岁的小孩哭哭啼啼地上了车，刘超、钟雅徒步相从，不离左右，荀崧等几个官员也跟着前去。成帝进了石头城，住在原来用作仓库的房屋里。刘超天天教他读《孝经》、《论语》，他们除等待局势变化外，别无他法，只能在那里苦度时光。

王导还能够进行些秘密活动。他使人以太后的名义令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吏士起义兵救皇帝。庚亮任命的吴国内史庚冰，早已被苏峻赶跑，但是苏峻也分不出多少兵力去防守东部各地，他只能从朝廷官员中挑了一个叫蔡谟的去做吴国内史。会稽郡更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西面义军起后，东部人士的胆子大了，于是会稽内史王舒借一万兵给逃在那边的庚冰，让他渡浙江（钱塘江）西进；吴兴太守虞潭、前义兴太守顾众和蔡谟也都起兵响应。他们的兵力虽不够强大，但至少牵制了苏峻的部分兵力。

苏峻两面受敌了。他在石头城里登上烽火楼，远望江上陶侃等的水军，心里很是害怕。然而，这次平叛却打得很艰苦，拖得也长久。从闰五月陶侃水军开到石头城下，至四年（３２９年）二月中旬才完全结束，前后竟达十个月之久。

苏峻军的战斗力很强。荆、江二州的兵士长于水战，苏峻的兵惯于步战，温峤初到，就有过命令：“将士有上岸者死”。陶侃也说：“贼众方盛，难与争锋”，需要长时间的相持，以寻求破敌的机会。从两人的表示来看，他们对苏峻军都有所忌惮。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本来是应该让他们在对后赵的战斗里发挥作用的。这是极可惋惜的事情。

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的都鉴在闰五月中渡江，与陶侃、温峤等会合。六月，虞潭等与苏峻军交战，屡次失利。从建康逃到陶侃军中的尚书左垂孔坦（孔坦是与陶回一同提议先攻历阳的智士）建议，使郗鉴回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加强东面的力量。陶侃依议，于是郗鉴带着后将军郭默到了京口，筑起大业（在今丹阳北）、曲阿（今丹阳）、庱亭（在武进西北）三垒。建康方面，陶部也在靠近石头城的地方筑白石垒。这都是与叛军相持的办法。苏峻果然把白石垒视为眼中钉，出兵猛攻，却拿不下来。大业等垒也遭叛军猛攻，守兵打得很苦，但终于守住未败。

七月中，发生了一件对叛军不利的事件。祖约的部下私通后赵，引后赵军渡淮，祖约逃往历阳，后赵军掳寿春二万余户而去。这是东晋的一大损失。但在这时，苏峻的心腹路永却在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九月初，王导得到他的帮助，带着两个儿子，逃到白石垒。但是苏峻的兵势依然很盛，他分遣众将，东西攻掠，都能得手。义军还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陶侃甚至打算退回荆州，以防西北两面发生意外，至于平定苏、祖二叛，想留待日后再说。但温峤坚持要打到底，还责备陶侃不该“违众独返’。毛宝知道光说没有什么作用，就自告奋勇，领兵上岸烧敌军的粮草。他对陶侃说：“如果我不能成功，仁公自去好了。”陶侃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分一支兵给他。毛宝果然把苏峻积储在句容（今属江苏）、湖孰（今江宁县湖熟镇）的粮草烧光。苏峻军缺粮，义军的士气为之一振，陶侃自然也坚定了打到底的决心。

九月下旬，义军又得了一次意外的胜利：元凶苏峻授首。

这时，苏峻的骁将张健、韩晃正猛攻大业垒，形势十分危急。陶侃想领兵救援，长史殷羡说：“救大业不如攻石头，石头城吃紧，大业之围自解。”陶侃依计，自领水军进迫石头城，庚亮、温峤、赵胤也率一万步兵从白石垒出击，于是苏峻即率八千人迎战。酣战中，苏峻望见部将匡孝打退了赵胤，心中大喜，便喝了酒，亲自带着几名骑兵，向前冲去。不料在冲锋受阻，想要退回时，坐骑忽然失足跌倒，义军将校彭世、李千等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把矛脱手掷去，几支矛都正中苏峻。众将一拥而上，割下他的首级，还分割躯体，好去报功。义军见斩了苏峻，都高呼万岁，岸上江上声震天地。

然而，石头城没有拿下，战斗并未结束。苏峻既死，其手下又立他的兄弟苏逸为主，死守石头城。韩晃等解了大业之围，也回到石头城。

咸和四年（３２９年）正月，建康城里的晋官陆哗等说服守将匡术，投降了义军。但石头城里，刘超、钟雅想带上小皇帝，逃走出城，被苏逸发觉，两人都被杀害。成帝的处境更苦了。

战斗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义军分兵攻历阳，祖约只带了几百人逃往后赵，余郡投降。二月，义军攻克石头城，杀死苏逸。一员将官抱起成帝，把他送上温峤的座船。张健、韩晃等流窜到平陵山（在今江苏溧阳境），被郗鉴派的追兵解决。平叛至此完全结束。

在这场事变中，建康的官室都化为废墟，两支可以用来与北方对抗的精锐部队也消耗殆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内耗如此之甚，晋朝的复兴当然是不可能的。

十六　　庚氏弟兄收复中原的尝试

从晋成帝咸康年间（３３５～３４２年）起，中经康帝建元元年至二年，到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庚亮、庚翼试图收复中原和巴蜀的十年辛劳，结果是一事无成。本篇叙述他们尝试的经过，并分析他们无所成就的原因。

讲述本题，必须先交待咸和四年（３２９年）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以后的政局。

叛乱初平的时候，庚亮很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甚至要求“阖门投窜山海”，但经过外甥皇帝劝慰，他就出任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芜湖去了。他与江州温峤、荆州陶侃是沿江三个统帅，也都是平叛的重要人物。

这年四月，即叛乱过后才两个月，温峤去世，这是东晋的重大损失。这位温太真的公忠谋国精神，实在庚、陶两人之上。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在平叛时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这不是虚夸。不过，他举荐刘夤继任江州刺史，却是看错了人。此人在任不好好办事，只顾做生意捞钱。有人弹劾他，要求免他的官。十二月，与他有怨的后将军郭默就假造诏书，把他杀死。

王导拿这员勇将没有办法，五年正月，用和稀泥的办法，任他为江州刺史。陶侃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平叛后从江陵移此）得讯大怒，写信给王导说：“杀刺史就当刺史，那么杀宰相就给他做宰相吗？”王导只好承认这是无可奈何，暂时忍耐的缘故。陶侃立即出兵讨伐，庚亮也要求讨郭。两路兵到，郭默抵敌不过，部将就把他捆绑起来献到陶侃营里了。五月，江州事件结束，朝廷就让陶侃兼领江州。这是陶侃军功达到顶点的时候，共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几乎管辖了半个东晋。慕容廆希望与东晋合作讨石氏后赵，写信给陶侃而不给别人，就因为他是威名最高的人（参见第十二篇）。

从陶侃的事迹来看，他并不赞成北伐，原因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他的军队，长于水战，不善步战，与苏峻的军队就打得那么艰苦，再要同后赵打大仗，显然力所不及。这一点，陶侃心里当然明白。他镇守武昌时，有人主张应该分兵守北岸的郑城（今湖北黄州西北），他听而不答。此人说之再三，他就渡江打猎，指点形势，对将校们说：“我们靠长江天险御敌。郑城在北岸，形势孤立。在这里屯了兵，将士贪利，一定要去掳掠夷人，夷人不能忍受，一定会去引敌军来犯。这不是御敌之计，而是惹祸的根子。以前吴国用三万人守此城，现在即使有这么多的兵力，对江南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敌国有可乘的机会，也不会从这里发动进攻。”陶侃这番话至少说明：其一，他主张对北方后赵取守势；其二，后赵也没有可乘的机会（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陶侃只在后赵进犯时才作些必要的反击。咸和五年（３３０年），襄阳守将周抚受敌军恫吓弃城逃走。赵军渡汉水，毁襄阳城而去后，又留兵守樊城。不久，晋兵收复襄阳。七年，赵将郭敬又攻陷襄阳。这一次，陶侃反击了。他乘郭敬东进掳掠时，命儿子陶斌与桓宣乘虚袭樊城，击败郭敬回救之军，又另派一军攻拔新野。郭敬不敢再战，弃城而去，晋军又收复了襄阳。战后，陶侃留桓宣守襄阳。他守襄阳十余年，防守很有成效，时人以为仅次于祖逖。这次反击是成功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桓宣不是陶侃的老部下，他是在祖约参加叛乱时与他分手的，他所领的兵原来长于陆战，陶侃收复襄阳，主要是靠这一支兵。

我这样讲不是贬低陶侃，倒是肯定他知己知彼，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处。

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六月，陶侃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去世。石勒、慕容廆已在上一年中去世；成主李雄也在陶侃死后不久去世。历史舞台上几乎是同时换上了一批新人物，这倒是不很多见的。

陶侃一死，庚亮继之执掌长江上游的军政大权，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

庚亮这个人缺点很突出。《晋书·本传》的“史臣曰”给了他八个字的评价：“智小谋大，才高识寡。”这评得一点不错。他掌权以后，大概把过去酿成苏、祖之祸的过失忘得一干二净，又把王导看作大奸臣，说他“欲愚其主”，并约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郗鉴，一同起兵废王导，遭郗鉴拒绝。参军孙盛也劝他不可如此，说王公决计没有这样的罪过，他方才打消念头。陶侃的儿子陶称是南蛮校尉，也是庚亮的属员。他知道这件事，就秘密通知王导，王导却写信给他说：“庚公是皇帝的舅父，要好好地服事他。”有人劝他要有戒心，他说：“我与元规休戚相同，决计没有这种事情。假使真有其事，元规若来，我便解职归私第，没有什么可泊！”这是咸康四年（３３８年）的事情。这次庚亮如果一意孤行，岂不又要引起一场祸事。

庚亮有志收复中原。这自然是好，但措施必须得力，如果贸然从事，反遭损失，那就不好了。对于时机，庚亮只看到石勒已死这一点上，却不顾虑后赵用兵常以石虎为元帅，而此人正是敌国的新君。他命毛宝、樊峻领兵一万，戍守邾城，这又正犯了陶侃早有预料的错误。他在调兵遣将时，忽然历数陶称的“前后罪恶”，把他斩首，分明是因为知道他泄了自己的“密”。这种做法，怎能使人信服。

咸康五年（３３９年）四月，他上疏声称：“胡强蜀弱，拟率十万大军移镇石城（今湖北钟祥），诸军布列江、沔（汉水），准备伐赵。”

朝廷大员对他的主张，除王导大约是不愿或不敢反对外，多数都表示反对，蔡谟讲得尤其透彻。他认为绝对不可以不计强弱而轻举妄动。他回顾过去，说祖逖与石勒对峙时，石氏只有河北之地，比之今日石虎的版图，不过四分之一。祖逖当时占不了便宜，如今庚亮怎么能够取胜。他的结论是：北人便于用马，南人便于用船，所以“胡若送死，则敌之有余；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成帝根据他们的意见，下诏不准移镇，庚亮只得服从。

几个月后，王导、郗鉴相继去世。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人，享年七十一岁。他死后，庚氏的权势更盛。庚亮的兄弟庚冰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加个‘参”字，表示地位权力略低），代王导辅政。弟兄两人，一内一外，庚亮以为移镇石城再也不会遇到阻力了。不料晴天一个霹雳，邾城失守，他再也不敢重提旧议了。

陶侃的看法果然正确。石虎把都城设防看作眼中钉，命夔安、石闵等率五万人攻扰边境，用二万人攻邾城。毛宝求救，庚亮以为城池险固，不急于发兵：咸康五年九月，邾城陷落，毛宝、樊峻突围出走，苦于前临大江，从城里杀出来，哪里去找船，结果都溺死在长江里。后赵攻扰北边的军队深入到石城，围攻了一阵，方才退走。

庚亮雄心受挫，自然郁郁不乐，到第二年（咸康六年，３４０年）正月便去世了，年五十二岁。兄弟庚翼继镇武昌，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庚翼字稚恭，其时年仅三十六岁。很多人怀疑他不能够胜任，但他管理军府的才干却很是见长，几年之后，公私都很充裕，人们对他大为赞赏。

庚翼有志灭胡平蜀，他对人才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他与桓温友善，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有英雄之才，请成帝不要把他当作寻常人物。后来桓温建立的功业，果然不是东晋多数军政领袖所能企及的。杜乂、殷浩才名极高，殷浩尤为特出，一般人都把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庚翼却说：“这等人应该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再考虑安排什么地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看法完全正确。殷浩所长不过两条：一是精读《周易》、《老子》，善于“玄言”，口头、笔谈都行，是个清谈能手；二是架子大，请他做官他不做，如此而已。慕容皝的使臣刘翔到了建康，根据目睹的情况，在宰相何充等的宴会上，把江南士大夫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他说：“四海板荡（以《诗经》的《板》、《荡》篇名喻国家大乱），已经超过三纪（十二年为一纪）……而诸君宴安江左，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如何能尊君济民呢？”不肯出山是“傲”，口谈玄言是“诞”，这“以傲诞为贤”五个字，正说中了时人拔高殷浩的不当。庚翼主张把这种人束之高阁，对得很，不过庚翼的言行似乎不完全一致，他仍想把殷浩召入幕府，但殷浩不肯从命。

咸康八年（３４２年），只有二十二岁的成帝病死。庚冰作主，立成帝的同母弟岳，是为康帝。康帝建元元年（３４３年），后赵汝南太守戴开率所部几千人向庚翼投降。同年七月，庚翼决心要发动北伐。从他上的奏疏来看，他选的时机其实并不恰当。

他说石虎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认为敌国有内部矛盾可以利用，但一个地方官带几千人来投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裂痕，并不能证明其内部有严重的问题。不过，他接下去所说，倒是在理，即担心后赵一旦并吞了辽东（当时石虎大事征发，准备攻燕、攻晋、攻凉），扫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南向，江南形势就有危险，所以必须趁早北伐。

这个决定，行险侥幸的味道太浓了。后赵前番攻燕，大败而归（３３８年事，见第十二篇），何以见得燕会亡呢？庚亮北伐之谋不能实现，数年之后，形势依然，有何把握呢？再说，如果详细了解敌情，可以知道石虎征发过度，百姓难以忍受，那么应该等待他们内部矛盾的发展，不宜急于行动。可庚翼不这样考虑问题，而是急于用兵，不是行险侥幸又是什么呢？

庚翼命桓宣为梁州刺史，向丹水方向进军；同时在所属江、荆、司、雍、梁、益六州境内征发奴、车、牛、驴、马。他本人想移镇襄阳，恐朝廷不准，只说移镇安陆（今属湖北）。九月下旬到了夏口，他再上表请移镇襄阳。他选择襄阳做经营中原的基地，并没有错。正如他在夏口上的表中所说，襄阳本来是荆州旧日重镇，西向关中，北进中原，都极方便。但他的军队不过四万，征派来的牛马，又都瘦弱不堪，加以冬季已近，汉水上流水量不足，水陆运输都很困难。北伐难以成功，其实是不待智者就可以明白的。

庚翼到了襄阳，大会僚佐，表示决心，以振作士气，朝廷也命庚冰进镇武昌，做他的后援。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打过一个极小的胜仗。一股五六百名骑兵从汉水北岸的樊城出来活动，庚翼派将军曹据出击，消灭了将近半数的敌兵，掳获了一百匹马，如此而已。他寄予厚望的桓宣，于建元二年（夕阵年）在丹水被后赵李罴击败。庚翼恼恨，狠狠地贬了桓宣的官。桓宣年老经不起这番挫折，不久便死了。北伐至此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建元二年九月，康帝去世，年二十三岁。在此前后，庚氏兄弟的精力都集中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他们主张立长君，即元帝的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宰相何充却主张立康帝的儿子聃。康帝赞成何充的主张，在去世前立聃做皇太子。他一死，何充就用遗旨立这个两岁的小孩子做了皇帝，是为穆帝。庚氏兄弟在这件事上吃了败仗，他们的权势就维持不了多久了。

同年十一月，庚冰去世。庚翼孤立，不能留在几千里外的襄阳，只得让司马毛穆之辅助儿子庚方之守襄阳，自己还镇夏口，修缮军器，积草囤粮，以作北伐的准备。

穆帝永和元年（３４５年）七月，庚翼在夏口去世。年四十一岁。他遗表让儿子庚爰之代理荆州刺史。但是朝中没有能够支持庚家的人了，何充说得好听：“荆楚，国之西门，得入则中原可定，失入则社径可忧，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他提议用桓温做荆州刺史。何充并非出于公心，但说得也是，爰之、方之两个白面少年怎么能与桓温相提并论呢！

十七　　桓温灭成汉

庚亮、庚翼都想“灭胡平蜀”，都知道“胡强蜀弱”，但是他们都不肯先易后难，结果都一事无成。桓温任荆州刺史后，决定先从李氏的汉下手，于穆帝永和三年（３４７年）一举灭蜀。晋朝南迁之后，这是第一次收复大片国土的胜利。

取蜀为什么不难？因为蜀有必亡之势。这是本篇首先必须说明的。笔者在本书第六篇里讲过：李雄建立成国后，蜀中在中原板荡的乱世曾是一个安定的地区。他的堂弟李寿在位后，把国号改作汉。这个国家在李雄死后，很快就变得不安定了。

李雄其人，有颇多可为称道之处，不忘晋室即是一端。他在答凉州张骏书中说，他本来无心于帝王，“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但又恨“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巴郡告急，说遭晋军攻击。他并不着急，倒说只担心琅邪王〔晋元帝）受石勒侵逼，现在既能兴兵，说明国势不弱，令人高兴。他对凉州使者张淳更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晋朝臣子……琅邢王若能在中原中兴大晋，我愿意率众归附。”

可惜的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流民领袖，对于怎样创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却是外行，如在立太子一事上就留下了祸根。他有十多个儿子，却立侄儿李班做太子。群巨都劝他立亲生的儿子，他却说自己的位于本来是兄长李荡的，而李班又仁孝好学，就不接受众人的劝告。晋咸和九年（３３４年），李雄死后，李班即位，李寿以遗诏辅政。李雄的儿子李越从外地奔丧还成都，便和兄弟李期商议夺权。他在成都逗留了许多日子，李班丝毫不起疑心，结果被他杀死在殡官里。李越立李期做皇帝，把李寿打发到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去做梁州刺史。

李寿和李期、李越兄弟互相猜忌。李期时常派人到涪城观察李寿的动静。李寿向巴西名士龚壮请教保全自己的办法。龚壮本来不赞成李氏割据，便劝他推翻李期，向东晋称藩。李寿身边。也有几个人赞成这个主意。晋咸康四年（３３８年），李寿即引兵袭成都，废李期，杀其亲信用事多人，纵兵大掠，城里乱了好几天才定下来，李期被幽禁了没有多少日子便自缢而死。

李寿起兵之初，对天发誓，歃血盟众，说要向晋称藩。但得了成都后，他却听亲信任调等的话，自己做了皇帝，并把国号改称为汉。在作此决定之前，他曾命卜者起一个卦，卜者说：“可以做几年皇帝。”任调高兴地道：“‘做一天就很了不起，何况几年！”另一个亲信解思明不以为然，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百世诸侯（向晋称了藩，便是诸侯）！”李寿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的话是上策。”做一天皇帝就死也愿意，李寿和任调都成了皇帝迷！

李雄为人，宽厚俭约，但是就在他在位的时候，其子弟已都奢靡成风。打天下的目的本来是求富贵。天下（不管这天下是大是小）到了手，不享受岂不是傻瓜，于是蜀中很快出现了“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的情况。

李寿和后赵石虎通使。使臣从邺回蜀，大讲邺中繁华，宫殿壮丽，听得李寿心向往之。使臣又讲石虎严刑峻法，所以能控制境内，没有人敢不服从。李寿听得心痒痒的，从此把石虎当“样板”，一心一意地模仿。他从各郡征发壮丁，充实成都，让这些壮丁大造宫殿，挖河道，引水进城。他嫌父兄（李寿是李骧的儿子）过于寒酸，根本不想听到他们的事迹，便命臣下不得再提。李寿做了五年皇帝便死了。他的儿子李势即位。其时是晋康帝建元元年（３４３年），也就是上篇所说庚翼移镇襄阳之年。

李势荒淫无道，要谁的女人，便杀掉她的丈夫。他不理国政，又不信任大臣，祖父和父亲的旧人都受到排斥。他没有儿子，兄弟李广请兄长立他为太弟，李势不答应。李寿的谋士马当、解思明都劝他答应，以团结兄弟。李势怀疑他们内外勾结，派李奕袭击涪城，把李广抓回成都，李广被迫自杀，马当、解思明也被他全族处斩。解思明谋略出众，马当能得人心，李势杀这两人，等于斩断自己的膀臂。

李奕见李势无能，想夺他的位子，从驻地领兵攻成都。百姓怨恨李寿父子，踊跃从军的有好几万人。但是李奕勇而无谋，单骑当先冲锋，被城上守兵一箭射死，全军就瓦解了。

蜀中情势如此乱糟糟的，灭它自然容易。桓温的决策是正确的。

桓温这个人，与一般的晋朝士大夫很不相同。桓氏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集）人。他的父亲桓彝任宣城内史，在苏峻叛乱时，守境力战而死。桓温娶南康公主为妻，是皇室的女婿，然而少年时就英气逼人。桓彝之死，与泾县县令江播有涉。他立志报仇，江家知道了常作戒备。江播死后，三个儿子在孝帏中也备有利器。其时桓温十八岁，他冒充吊客进门，出其不意，先杀了一个，两个逃走，也被他追上杀死。

他和刘惔友善。刘惔字真长，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是会稽王昱的“谈客”。会稽王也善于清谈。桓温曾问刘惔：“会稽王谈玄言有没有进步？”刘惔答道：“大有进境，然而总是第二流。”桓温又问：“第一是谁？”刘惔道：“本来就是我辈。”他和会稽王昱等，是一群身着宽袍、手执座尾、整日口谈空言的书生。有一天下雪，桓温出去打猎，先到刘惔处，刘惔见他一身戎装，就问：“老贼如此装束，意欲何为？”桓温道：“我不做这等事，卿等怎能坐谈？”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隐含桓温对于清谈家的看法。刘惔大概也懂得他的心思，也佩服他的能力，深知会稽王昱等清谈家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曾劝会稽王昱，不可使桓温居形胜之地（做荆州刺史就是居形胜之地），不能让他任太高的官职。他是料到桓温会发展到图谋夺取晋朝天下的。

永和二年（洲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伐蜀，使袁乔率二千人为前锋。他上了表就出发，所以朝廷虽有异议，也无从阻止他了。朝中的议论多以为蜀中地形险阻，路途又远，桓温兵力不大，难以取胜。刘惔却以为必能成功，众人问他根据何在，他说：“从赌博可知。桓温赌博的手段极精，非一定能赢绝不出手。只怕灭蜀之后，朝廷都得听他的而已。”此人是真正了解桓温的。

李势仗着蜀道险阻，不作战备。桓温长驱深入，至永和三年（３４７年）二月，已经在离成都不远的平原地区上大耀军威了。李势这时如梦方醒，急命叔父李福、堂兄李权、将军昝坚等领兵迎敌。昝坚不知根据什么，领兵到了犍为（今四川彭山东）。三月，桓温到了彭模（今彭山东北），这里离成都只有两百里。昝坚与桓温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不知晋军何在，只在驻地傻等。

桓温与众将商议进兵方略。有人主张分兵为二，两路挺进。袁乔反对，他说：“此刻悬军万里之外，得胜可立大功，败了就全军覆没，必须合势齐力，不可分兵。应当丢掉锅子，只带三天粮草，表示有去无还的决心，全力进攻，必可成功。”桓温依计，只留参军孙盛、周楚带少数军队守相重，他自己引兵直取成都。

李福攻彭模，被孙盛等击退。桓温和李权遭遇，三战三胜，汉兵溃散，逃回成都。待桓温进至成都近郊，昝坚才发现自己的失误，赶忙回来，但见晋军已逼近成都，所部军心慌乱，竟不战而溃。李势派的几支兵都完了，他垂死挣扎，领兵出城，在笮桥（在成都西南）迎敌。这是灭汉的决战，也是惟一的一次硬仗。晋军开头打得并不顺利，参军龚护阵亡，汉军的箭射到桓温马前，军心有些动摇。这时，突然鼓声大振，袁乔拔剑指挥，将士誓死力战，于是大获全胜，便又进到成都城下，放火烧其城门。李势连夜逃往茵萌。他自忖无法再战，只得修了降表，派人送到军前投降，成汉就此灭亡。从太安元年（３０２年）李特起兵起算，共六世四十六年；若从李雄称王起算，还得减掉两年。

笮桥之战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几句。战鼓之声从何而起？史籍的记载是这样的：“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晋书·桓温传》、《资治通鉴》均同。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只是有些动摇的朕兆，主将没有下令撤退，此其一；古人打仗，击鼓进兵，鸣金收兵，不会有什么“误鸣进鼓”，此其二。我估计是袁乔见情况紧急，来不及向桓温请示，便命鼓吏加急擂鼓，以振士气。这样似乎比较合于情理。

蜀事还有余波。好几个蜀将起兵反晋，被桓温、袁乔等打败。桓温留驻成都三十天，班师还江陵。李势被送到建康，封归义侯，后来在建康病故。晋军主力撤退后，蜀将隗文、邓定等进入成都，立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做皇帝，到永和五年（３４９年）才完全平定。

灭蜀大大地提高了桓温的声望。以会稽王昱为首的朝廷，一面替他加官晋爵，封临贺郡公；一面设法牵制，会稽王昱因扬州刺史殷浩名气极大，引为心腹，作为对抗桓温的手段。但他想错了，桓温哪里会把只配束之高阁的人物放在心上。还是王羲之有见识，殷浩用他做护军将军，作为一条膀臂。他劝殷浩与桓温合作，使内外协和。殷浩不听，终于酿成日后的恶果。羲之是王导的侄子，在历史上以书法著名，但他绝非仅是一位书法家。

十八　　石虎父子、冉闵

石勒于晋咸和八年（３３３年）去世，年六十岁。从进据襄国起算，共二十二年；从称赵王起算，在位计十五年。他虽不免有些横暴。如姐夫张越偶因言语得罪，便命力士把他先打断了腿而后杀死；谋士徐光因态度傲慢，竟连家属也被囚禁了一阵，然而总的讲来，他还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优秀领袖人物。

他统一了北方绝大部分地方后，又逐步南进，曾两次攻占襄阳，并从海道进兵，攻掠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娄县（今太仓）、武进。如果天假以年，石勒是不会满足于只当北朝皇帝的。然而他在灭亡前赵后，只过了两年多便死了，而且身死之后，国内便出现了问题，一个商纣王式的人物夺得了帝位，于是，后赵将在短期内灭亡的趋势，便无法逆转了。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也是他部下最重要的将领。从第十三篇中，读者可以看到，后赵用兵，常以石虎为主帅。石勒早年与母亲王氏失散，刘琨想争取石勒，找到了王氏和石虎，并送到石勒军中。石勒知道这个少年性格残忍，但是喜欢他能打仗，对他极为倚重，一直封到中山王。

石虎带兵时，攻破城池就大肆屠杀。石勒有没有禁阻或劝诫呢？史籍上找不到有关记录。从他一贯如此来看，想来是没有受到禁阻劝诫，那也就是石勒的不是了。

石虎自以为功高盖世，又是嫡亲侄儿，预计石勒身后，帝位一定是自己的。但是石勒即位时，宣布立儿子石弘为太子，石宏为大单于。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便顿起歹念，对儿子石邃说：“等主上晏驾之后，决不让他们留一个活口！”

石勒身后会出乱子，程遐、徐光都料到了，而且都同石勒讲了，但石勒本人却似乎闻而未闻。

太子石弘是个文文绉绉的读书人。有一次，石勒对徐光说：“大雅（石弘的字〕文静得很，不像将家之子。”徐光说：“汉高祖于马上取天下，文帝以安静守天下，今日之事，正合于此。”石勒听了很高兴。徐光趁势说：“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千秋万岁之后，臣担心社稷将不是太子所有，应该逐渐剥夺中山王的权力，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石勒听了，觉得有点道理，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又有一次，程遐对石勒说：“中山王勇悍权谋，群臣无人能及。除陛下之外，他心目中看不起任何人，加以性情残暴，久为将帅，两个儿子（石邃、石宣）也都掌握兵权。陛下在，不会有什么事，异日恐怕不是少主之臣，应该早日除掉，以免后患。”石勒还是听不大进，说：“现在天下未定，大雅幼弱，需要强有力的帮手。中山王是骨肉至亲，正该委以伊尹、霍光一般的重任，怎么会如卿所说！莫非卿伯不能以国丈的身份掌权！尽管放心，我会让卿参与顾命的。”程遐见石勒怀疑他有私心，不禁梯泣而言：“中山王虽是皇太后抚养成人的，究非陛下亲生可比，若不除掉，后患无穷！”石勒仍是不听，看来上次听了徐光的话以后，他考虑了一番，觉得不会有问题，所以这回竟完全听不进去了。

程遐把这情形告诉徐光。徐光说：“中山王恨透了我们两人，恐怕将来非但危国，而且还有家祸。”他决心寻个机会再和石勒谈一次。有一天，石勒说起“吴（指东晋）、蜀（成汉）未平”的事，徐光便说这不过是四肢的疾病，只有中山王权势太大，才是腹心之疾。他举出实事为证，说看到中山王在东宫宴会上有看不起太子的神情，“臣恐陛下万年之后，不可复制也！”

这次，石勒似被触动，便命皇太子也参与朝政。中山王从此门庭冷落，他就更为不满了。石虎的力量是兵，不剥夺他的兵权，任何其他措施都无济于事。何况史籍上也没有记载他采取过什么有关措施。

晋咸和八年（３３３年），石勒病重，召太子石弘和石虎到宫中侍奉。石虎就假传诏书，命群臣亲戚都不准入内。石勒的病情，宫外的人得不到任何消息。秦王石宏原来镇守邺城，彭城王石堪原来镇守河南（洛阳）。石虎为防他们在外地与自己作对，假传诏书召他们回襄国。石勒病情略有好转时，看见秦王，大为震惊，问道：“我让你镇守地方，正是防今天之事。你是自己来的？还是有人召你来的？谁召你的，查明立斩！”石虎害怕，抢着回答：“秦王思念陛下，来了没几天，现在马上让他回去。”过了几天，石勒再问，石虎推说秦王早已走了，其实他仍被留着没让走掉。原来石勒使石宏（《晋书·载记》先说是石弘，后面讲病中时事时说是石宏）镇邺，配禁兵一万，用老部下王阳（初起时八骑之一）统帅各族胡人，目的在于一旦襄国发生意外，就可以牵制。无奈秦王不是石虎的对手，一召即来，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七月十五日，石勒去世，临终遗命，要石弘弟兄以司马氏为鉴，始终友爱；叮嘱石虎要学周公、霍光辅佐少主，千万不要做让后世人当作话柄的事。可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石勒豪杰，不能为身后作出妥善的安排，以致北方再次分裂，生灵涂炭，实在令人惋惜。

石弘不敢嗣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要让给石虎。石虎偏不准许，非逼他做皇帝不可，还把程遐、徐光抓起杀掉，自己做丞相，封魏王，将石勒的旧臣全部调任闲职，要害部门都改由自己的亲信把持。

后赵很快发生内江。石堪出逃，想到兖州，以石勒的小儿子南阳王石恢为盟主，起兵讨石虎。他被追兵抓到，押回襄国，用火烤死。母亲刘太后也被废杀。石恢也被召回襄国。镇守关中的石生、镇守洛阳的石朗相继起兵讨石虎。他们都敌不过石虎，兵败身死。

石虎看各地的敌对势力都已失败，认为可以取而代之了。晋咸和九年（３３４年）十一月，他命右仆射郭殷进宫，废石弘为海阳王。群臣向石虎“劝进”，他假惺惺地推说不敢当皇帝，暂称“居摄赵天王”。他把石弘和母亲程太后以及石宏、石恢都监禁起来，不久又全都杀掉。

石虎是个认为靠了暴力就什么都能办到的暴君。他的儿子石邃、石宣、石韬都和父亲持同样的态度。石虎统治十五年，大兴劳役，大动干戈，父子兄弟相残杀，终于身死国灭，为天下后世所耻笑。

晋咸康元年（３３５年），石虎迁都邺。他在邺和襄国，都大规模兴建宫殿，珠帘玉壁，穷极奢华，增选宫女竟达一万余人。他出行时，从驾的“卤簿”（仪仗队）有女骑士一千名，衣饰华美，其实是一群女奴。他命人把洛阳曹魏时铸造的钟虡（钟[乐器]和木架）、九龙殿、翁仲（一对大铜人）、铜驼、飞廉（铜制怪兽）搬到邺。一具钟落到了河里，招募了三百名能够潜水的民工，再用上百头牛，才把它捞起。其时大旱，一斤金子只能换两斗粮，而兵役劳役丝毫不减。民生艰难，民怨沸腾，社会矛盾非常严重。

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也开始了。晋咸康三年（３３７年）正月，石虎正式即位，称大赵天王。他终日沉醉于酒色之中，政事多让太子石邃处理。石虎为人喜怒无常。石邃有时禀报政事处理情形，他嫌烦，便说：“小事一件，何必禀报！”有时不报，又恨道：“为什么不报！”并加以责打。石邃性格本极残暴，有时将美人斩首，把头上的血洗掉，放在盘上给宾客观赏，还把美人的肉煮了，与宾客同吃。他恨父亲凶恶，对中庶子（东宫官）李颜等说：“我想行冒顿之事〔冒顿杀死父亲，夺单于位），卿等肯跟我干吗？”李颜等都吓得不敢开口。这年七月，他诈称有病，石虎要去探望，他尊信的龟兹和尚佛图澄曾劝他不宜去东宫，他想起了和尚的话，便中途折回；再又想想，觉得父子之间不会有什么问题，便派一名可信的女尚书去视察。太子见了她，拔剑就刺。石虎大怒，把东宫官李颜等唤来查问，才了解真相。于是把石邃夫妇子女和东宫官等，全部杀死，改立石宣为皇太子。这是石虎父子自相残杀的第一幕。

经历这次骨肉惨变，又面临着民间的严重饥荒，稍有头脑的统治者总会采取一些调整性的措施，以缓和各方面的矛盾。石虎却一切照旧，终于导致了更严重的危机。

石虎任儿子石韬为太尉，与太子石宜分日轮流批阅尚书奏事。司徒申钟进谏，指出这有双重错误，一是太子管朝政，已有石邃的前车之鉴；二是两人轮流管事，势必引起纷争。申钟语重心长地提醒石虎：“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但是不到大祸爆发的时候，石虎是不会醒悟的。

石虎有并吞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称大赵天王以后的十来年间，取得的进展却很有限，而在辖区中造成的灾难却很严重。

对鲜卑段部的战争收获较大。段部屡次攻扰后赵边境，甚至在晋咸康四年（３３８年）初占领了蓟（今北京城西南）。在此之前，赵已与辽东的燕慕容氏订定攻段的密约。这年三月，燕兵攻掠令支（段部的首府，今河北迁安西）以北各城，段部的首领段辽使兄弟段兰领兵追击，中伏大败。后赵大将支雄又乘虚收复蓟城。段辽知道段兰已败，不敢恋战，放弃令支逃走，赵军追击，又获大胜。这是次代价不大的战争。但是石虎怪燕王慕容皝掠夺了一大批人民和牲口后，不来会师，就此撤兵，于是决定大举攻燕，这是极不明智的。

五月，石虎以数十万之众进攻前燕，声势惊人，望风投降的属邑有三十六座。赵军包围棘城（今辽宁义县西），猛攻了十多天，没有占到半点便宜，被迫撤走。燕兵乘势追击，斩获三万多级。这时的赵兵因久战疲乏，只想逃窜，竟抛弃武器甲青、溃不成军。

石虎咽不下这口气，加以在下一年的小冲突中又吃了亏，便于晋咸康六年任如年）大举征兵征粮，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他命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连邺城旧兵，共达五十万人；再运粮一千一百万解到乐安城（在今河北乐亭东北）；还搜括民间马匹，有敢藏匿的即予腰斩，共得四万多匹；又命靠近燕境的居民一万多户迁到内地。这些数字，隐藏着多少民间的血泪啊！

前燕为防敌大举进犯，慕容皝亲自领兵，出其不意，向西绕道，从蠮螉塞（今北京昌平县居庸关）进入平原地区，向南打到高阳（今属河北，距北京在一百公里以上），到处焚烧积聚，掳去人口三万多家。后赵蓟城守将石光关紧城门，不敢出击，眼睁睁地望着燕兵饱掠而去。燕兵烧掉了多少东西，史无明文，估计大部分的积聚物资不是被烧掉便是被抢走。石虎的大举进攻自然一时发动不起来。

石虎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他不但要东征前燕，还打算南攻东晋，西灭前凉。晋咸康八年（３４２年），他命境内的河南、西北、东北各州分别进行战备，征兵比以前更多，五丁发三，三丁发二，各地造甲用工达五十多万人，船夫十七万人，溺死的，被虎狼吃掉的不计其数。同时，又在邺兴建台观四十余所，在洛阳、长安建筑皇宫，用民夫四十多万人。公侯和地方官也趁火打劫，从中侵夺渔利，百姓负担更重。许多穷人卖妻鬻子，还无法满足官家的勒索，只得走上绝路，就在路边树上自缢而死。

晋建元二年（３４４年）正月，石虎征集的兵力已在百万以上，他意欲大举攻晋，但因太史令赵揽说“不宜南行”，才告中止。然而各项徭役并没有停，许多地方的百姓流亡殆尽。三面边境上的冲突也并不都顺利。赵军攻陷过晋的郭城（今湖北黄州西北）。这是局部事件，不影响大局。赵将麻秋等攻凉，被凉的儒将谢艾击败。石虎早年，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的那种情形，再也不复重演了。他本人又发了“福”，痴肥不能骑马，只能坐车子，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英武的神气了。

但是他的自我感觉还是好得很，而且是大好，不是小好。晋永和三年（３４７年），太子石宣奉命出行祈山川求福，顺路游猎。石宣坐一辆大辂（皇帝坐的车子），竖起皇帝的旗帜，率领十六个军十八万人出了邺的西门金明门。石虎在后宫最高处观看，高兴得笑道：“我家父子如此，只要不是天崩地陷，就不必担忧！我只消抱子弄孙，天天寻乐好了！”

这是石虎的“名言”。但是石虎没有几天好乐，危机马上要爆发。父子相残杀的第二幕就在眼前了。

石宣武装大游行以后，石虎又命石韬也来一次。石宣走东部各州，石韬走西部各州，规模与石宣那次相同。石宣见兄弟敢和自己匹敌，恨得要命，从此起了杀念。

永和四年（３４８年），石韬在太尉府造大堂，号为宣光殿，梁长九丈。大堂叫“殿”，那还了得！石宣大怒，带人前去杀死工匠，截断大梁。石韬不肯罢休，你截我九丈，我便再造十丈。石宣知道了，命几个手下去行刺，还准备在石虎亲临丧事现场时，连石虎也杀掉，好及早登上帝位。

石韬被刺死后，石虎果然想赴丧事现场，有人进谏，说京城里出此大案，凶手不知是谁，皇上不宜轻出，石虎才没有到场。但石宣去了，他不哭而笑，揭开盖脸的裳，看了一看，又大笑而去。

石虎怀疑凶手是石宣，诈称皇后悲哀过度，出了毛病，召他进宫。石宣进宫后就被扣留。他手下一个知情人把事情说了出来，石虎即命抓那几个行凶的，抓到了一个，便问出了真情。石虎号陶痛哭，把石宣押到城外，立在柴堆旁边，先由两名服侍石韬的宦官拔头发，抽舌头，再牵上柴堆，截断四肢，按石韬身上的伤痕，照式照样，挖眼破腹，然后四面放火，把他烧掉：石虎带了妃殡和大批随从登在高台观看，石宣的妻子和子女一共九人，也被同时处死。有个年才几岁的小孙子，石虎平日最是宠爱，他不太舍得，抱着他哭，大臣不肯赦免，把他拉着就走，小孩拉着石虎的衣服不放，把衣带都拉断。石虎因此发起病来。

次年四月，石虎病死，年五十五岁。上年新立的太子石世即位，年才十一岁，子是生母刘太后（灭后赵时所得刘曜的女儿）临朝。这个局面哪里定得下来！混乱的内战爆发了。

石遵认为自己曾被父亲（石虎）选做继承人，即起兵进邺，杀了石世自立。石遵之兄石冲认为其弟不该夺位，便在蓟起兵，南下争位，但被石遵的部将石闵打败杀死。石遵原来答应石闵，得胜后立他做太子，事后却赖掉，改立亲生儿子做太子。石闵愤恨，倒戈杀了石遵，立石虎另一个儿子石鉴做皇帝。

石闵本是汉人，姓冉，字永曾，别号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十二岁被掳到军中，做了石虎的干孙子，长大后勇猛过人，成了一员骁将。他立了石鉴，石鉴却反过来要除掉他，于是冉闵就把石鉴禁闭起来。他知道胡人、羯人不肯为他所用，便下令屠杀胡、羯，赵人杀胡、羯的有赏。外地将帅中的赵人见此也杀胡羯。单单邺城内外就杀了二十多万人，外地又不知有多少。将军麻秋把手下的胡兵一千多人都杀了。死者不一定都是胡人，有些人只因鼻子高、胡子多，便被当作胡人杀了。这是应受谴责的大屠杀。

永和六年（３５０年），冉闵废杀石鉴，把在邺的石氏家属杀光。石氏的后赵至此灭亡。冉闵即位称帝，先改姓李，又恢复原姓冉，国号大魏。这个残暴的武夫哪里能够使局面恢复安定。后赵石抵在襄国称帝，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族都拥护石抵。燕兵进入赵境，取得蓟、河间等地。鲜卑段部的首领段龛乘乱再起，占领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自称齐王。羌人首领姚弋仲，氐人首领蒲洪都想割据关中，又发牛冲突。姚弋仲的儿子姚襄兵败，蒲氏占了优势。蒲洪改姓为符，不久，被人毒死，儿子符健做了首领。冉闵见形势不妙，便放弃屠杀胡人的政策，并封自己的儿子为大单于。冉闵又领兵进攻襄国，兵势很盛。

转眼到了永和七年（３５１年），冉闵和石秪的战争越打越剧烈，也越打越混乱。襄国被围了将近一年，因姚襄等的参与，击退了魏军。冉闵亲自出击，又打了个大败仗。但是石秪又与部将刘显争权，刘显杀石秪，也自称皇帝。符健己在这年正月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建立秦国（前秦），减免赋税，除去后赵苛政，关中地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这时中原的情况却陷入了最恶劣的状态，后赵时被迫迁徙的各州居民和氐、羌、胡蛮数百万人，都成群结队，各还故乡。其时中原饥荒，疾疫流行，农民无法耕种，到处流亡。各族流民互相杀掠，大半死亡。这个惨绝人寰的局面，是从石虎到冉闵这些暴君造成的。

永和八年（３５２年），冉闵终于打破邺城，杀了刘显，但是军队缺粮，只能在常山、中山等郡（今河北省中部）到处“游食”。这种局面是无法维持的。其时燕兵一步步南进，四月，魏昌县廉台（今河北无极西）之战，冉闵左手执两刃矛，右手执钩戟，亲自领兵决战。他本人就杀死燕兵三百余人，最后马倒被擒，死于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

后赵灭亡，是东晋恢复的大好机会。后赵官吏将领降晋的为数不少。姚弋仲得不到关中，也决策归晋。然而，晋人北伐终于无成，这是由于晋的内部矛盾复杂所致，事见第十九篇。

十九　　殷浩、桓温北伐的失败

后赵灭亡，中原大乱，是东晋立国江东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复国良机。然而，朝廷与桓温互相猜疑，殷浩、桓温北伐又相继失败，最终未能扭转偏安的局面。这是读史者一直引以为憾的事情。

穆帝永和五年（３４９年），在石虎死后，北方乱事初起之时（参见第十八篇），后赵寿春守将降晋，大量北方士民南迁，依附晋朝。桓温抓住时机，进屯安陆（今属湖北），准备进取。朝廷却不愿让桓温立功，而让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做征讨大都督，督师北伐。结果代陂一战，北上接应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归附民众的王龛、李迈全军覆没。褚裒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退到广陵。已经进据寿春的将领陈逵也吓得烧毁军需，毁城南逃。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至此陷入绝境，差不多死光。这次北伐也就此结束。褚裒气愤，又自觉惭愧，不久便在京口（今镇江）病死。此人是个名士，虽系外戚，倒并不想抓权，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就不免要误国了。

永和六年（３５０年），即冉闵称帝那一年，北方更乱。闰二月，朝廷任殷浩都督扬、豫、徐、充、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从这时起，到九年十月山桑（今安徽蒙城北）之败止，殷浩负经略北方的责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结果是误了大局，也误了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的北方形势，对晋既极有利，又极复杂，非真英雄真豪杰，是驾驭不了的。氐蒲洪、羌姚弋仲都想割据称雄，同时又遣使降晋，目的无非是借晋自重：永和六年，符健（蒲洪子，洪改姓符）进关中，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他到了长安，还派使者到建康去献捷。但他一旦立定了脚跟，就于七年（３５１年）正月自立秦国（前秦）了。

永和七年，姚弋仲在后赵的残余势力被消灭后（指石祗被杀，见第十八篇），即派使者向晋投降。晋朝给他六夷大都督的官名，封大单于、高陵郡公。次年他死后，儿子姚襄先打算争关中，只因为被前秦兵打败，才又南下投东晋，到寿春去见晋将谢尚。

此外后赵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守将周成、许昌守将张遇等也因后赵灭亡降晋。这些地方，晋廷如能控制，才能真正为晋朝所有，否则说变就变，降将也会再叛。永和八年（３５２年），殷浩以为可以进兵许昌、洛阳了，即命谢尚、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不知谢尚怎么一来，就激怒了张遇。他马上变卦，不让晋军进兵。殷浩、谢尚拿他没有办法，停了好几个月不动。姚襄到寿春后，谢尚和他合兵攻许昌，却被前秦的救兵打败。这次北伐就搁浅了。

王羲之对此非常担心，他劝会稽王昱和殷浩歇手。他的意见似乎太保守，然而未尝没有道理。他说的“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是实际情况；他说当时是“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也符合实际情况。荆、江等州在桓温控制之下，朝廷无法利用那边的人力、物力。益州（蜀中）遥远，朝廷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主张减轻赋役，与民休息，从长远来说，是培养国力的根本办法，可是即使不继续用兵，也是做不到的。

殷浩不听他的劝告，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要减少军事以外的开支，把太学生徒也遣散了。其实多这一点财力，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停办太学，其负面影响却不可轻估。殷浩非但不懂军事，其实也不懂政治。

这年十月，由于前秦把张遇所部和陈、颖、许、洛的五万多户居民迁往关中，只留少数秦军驻防，谢尚总算收复了许昌。这是东晋惟一的一点收获。

永和九年（３５３年），由于前燕在上年取得邺和若于北方州郡，基本上形成了与晋、燕、秦鼎峙的形势（西北的前凉可以视为晋的方面军），其中晋的兵力最弱。姚襄一军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殷浩如果驾驭得了姚襄，实力对比上可以有利得多。还有桓温也有相当实力，如果殷浩听王羲之的劝告，和桓温和衷共济，团结对外，东晋的形势也可以好得多。可是，殷、桓两人各干各的，桓温还要等着看殷浩出洋相。殷浩对姚襄是忽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忽而要他出死力打仗，如此作为，不出大乱子才怪。

姚襄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在淮河两岸垦募电田，练兵积粟。姚襄这个人，和他的父亲姚弋仲不同。姚弋仲是个直性子的老羌人，对石虎也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跟了石氏便忠心耿耿。而姚襄除勇敢善战外，又博学善谈论，所以谢尚同他很谈得来，江东人士也都看重他。

殷浩在寿春，怕姚襄不可靠，就扣留了他的几个兄弟，还几次派刺客去行刺，可刺客却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姚襄。殷浩甚至命降将魏憬领本部人马去袭击姚襄。姚襄杀了魏憬，收编了他的人马。殷浩对姚襄的猜疑越来越深，为了不让他在内地驻防，就请朝廷任他为梁国内史，调到北边的蠡台（在今河南商丘南）。姚襄的使者到寿春去见殷浩，殷浩提出姚襄有不服从命令的问题，从此两人互不信任的情况公开化了。

这年十月，殷浩误信前秦内部有人作内应的情报，便使姚襄为前锋，领兵北伐，想收复洛阳。姚襄引兵北上，估计殷浩将到，诈令所部在夜间逃跑，暗地里设下埋伏。殷浩得讯，领兵去追，在山桑中伏，大败溃退。他收拾余部，发动反击，又告失败。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募流民，把部队扩充到七万人，再派人到建康，陈诉殷浩的罪状。以后姚襄引军北还，这里就不再去讲他了。

桓温见殷浩兵败，十分得意。永和十年（３５４年）正月，他上疏要求废黜殷浩。朝廷无奈，便把殷浩废为庶人（平头百姓）。殷浩罢官后，住在朝廷指定的信安县（今浙江衡州）。他心中烦闷，常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四个字。桓温倒不想把他完全打倒，写信告诉他，准备推荐他做尚书令。殷浩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提笔写回信，送出前恐泊内容有错，拆了封，封了拆，最后送出去的竟是一封空函。桓温拆开看了大怒，殷浩的庶人就只能做到底了。

殷浩既被废黜，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立即率领步骑四万人，从江陵出发伐秦。水军从襄阳上溯沔水（今汉水）上游人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即今浙川入涌水口，浙川旧称均水），到南乡（今湖北均县）；步兵从淅川（今河南内乡）向武关前进；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从今陕西安康北上，越秦岭，至今长安县东）进兵关中。四月间的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之战打得非常激烈。秦将符生单骑突阵，在晋军阵中冲出冲进十来次，杀伤虽多，仍旧挽不回战局，结果大败而退。接下，桓温的兄弟桓冲又在白鹿原（在今蓝田西）击败秦将符雄。桓温进到灞上（在白鹿原北，今西安东灞水上），符健只带六千老弱守长安小城，命雷弱儿等率仅有的三万精兵抵敌晋军。至此只有司马勋一路人马因遭符雄袭击，打得并不顺利。

晋军的胜利在关中引起巨大震动，郡县守令都来投降，居民争先恐后地带了牛酒来慰劳将士，男男女女夹道观看，并不畏惧。有些老人感动流泪，说：“想不到今生竟能再看到官军！”（关中陷落已达三十八年）遗民的欢愉转瞬又变成了失望。顺阳太守薛珍劝桓温不要逗留霸上，应该乘胜进逼长安，但桓温没有采纳。他行军数千里，补给是个大问题。汉水上游，水狭流急，运输困难。他原指望能以关中平原的新麦补充军粮，不幸秦人用清野之计，把麦都割了。军中缺粮，人员伤亡也无法补充。五月中再战白鹿原，晋军再也占不到优势，损失了一万多兵力。六月初，桓温只得撤走，秦军随后追击，晋军又损失了上万人。

后来做了前秦符坚的宰相的王猛，其时隐居华阴。他到军中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桓温对他很佩服，问他：“我奉天子之命，领十万大军人关，为百姓灭除残贼，而秦中豪杰不起而响应，这是什么缘故？”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现在长安近在咫尺而不渡浦水，百姓不了解明公的用意，所以不敢响应。”桓温无话可答，只好另换话头应付过去。桓温撤走时，希望王猛跟他南下。王猛不肯，后来就为符坚所用。

王猛和薛珍都认为桓温应该渡灞水直逼长安，王猛更以为桓温不急攻长安是另有用意。至于用意何在，后人多以为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向朝廷示威，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而并没有灭秦的决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并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桓温如能一举灭秦，他的政治资本岂不更足？笔者认为，桓温是很想一举灭秦，以树立更大威望的，可是他对于初次见面的王猛，不可能直陈胸襟。他不是说了“十万大军”吗？他不好对王猛说只有不满四万人。从他向王猛提的问题看，他除有以关中新麦补充军粮的愿望，还估计过将来关中会出现豪杰群起响应的局面（这并不是空想，是可能的。晋升平元年[３５７年]，前秦内乱时，秦将张平以降晋为名，企图割据，据有今山西境内的好几个郡，有三百多个壁垒，各族人等十多万户，可为例证）。现在两个愿望都落了空，而直逼长安，难道会一攻必克？如攻而不克的话，要想撤走也就难了。兵力不足应是桓温最大的难处。我们看东晋这段历史，最可惋惜的是统治者内部不团结。殷浩以七万人北伐而溃于山桑，桓温以四万人伐秦而对长安可望不可即，如殷、桓合作，十万大军是否就能北定中原呢？历史上的许多憾事，根源多是内部不团结，这是值得世世代代记取的。

桓温没有灭秦的实力，然而在黄河以南还是能有些作为的。当时冉魏的旧将周成占了洛阳，姚襄北归占了许昌，又北上与周成争洛阳，情况非常混乱。永和十二年（３５６年），桓温向朝廷提出一个表面上光明正大的请求：“移都洛阳，修复园陵。”朝廷便命他去讨伐姚襄。这个任务，他轻松地完成了。这年八月，他从江陵北上到洛阳城南的伊水，一战击败姚襄。姚襄西走后，周成又投降，桓温便进了洛阳，谒西晋诸帝陵，对有毁坏的即令人修复，还留兵戍守，然后班师还江陵。

这是桓温为晋朝立的大功劳。在以后几年间，桓温与朝廷也相安无事。然而，朝廷在与前燕发生冲突中的表现，却又挑起了桓温轻视朝廷的心理。

后赵亡后，鲜卑段部的后人段龛据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称齐王。晋永和十一年（３５５年），前燕慕容恪进攻广固。段据向晋求救。晋徐州刺史荀羡救燕，他虽不敢进军广固，然晋燕之间，在今山东、河南与苏皖北部的冲突，自此连绵不断。永和十二年，广固在困守十个月后投降。以后晋、燕冲突，晋一直处于劣势。

升平三年（３５９年），晋使豫州刺史谢万、徐兖二州刺史郗昙攻燕。谢万是后来成为东晋名相谢安的兄弟，也是个大有名气的名士。王羲之得知了这道任命，就写信劝他“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谢安也对他说：“你做元帅，必须经常接待众将，使他们心悦诚服。”谢万做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便听兄长的话，召集众将会议，他找不出话来，便把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将皆是劲卒。”那时候阶级区别森严，把将校叫作兵卒是有侮辱性的，众将听了，对他十分怨恨。谢安知道这位老弟不可救药，怕他送掉性命，就特地赶到他统率的军中，与各级军官联络感情，连最下级的军官也不例外。后来谢万兵败逃回时，部下看了谢安的面子，才没有杀害他。朝廷用这等人做元帅，实在是天大的笑话。郗昙是郗鉴（见第十五、十六篇）的儿子，也是个文士。

这次出兵的出发点，谢万是在下蔡（今安徽凤台），郗昙是在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谢万由涡水、颖水之间进军，去救洛阳。不料郗昙生病，退屯彭城（今徐州），谢万得报，以为是打了败仗，连忙退兵，结果军心慌乱，就此大溃而散。他逃还之后，被废为庶人。于是许昌、颖川、瞧（今安徽毫州）、沛（今安徽濉溪西北）等城都被燕军占领，洛阳孤立，陷入极危险的处境。这时若不是燕主慕容儶病重，到下年（３６０年）正月病死，加以嗣君慕容玮年幼，内部政争剧烈，燕军势必大举攻晋。

升平五年（３６１年），燕将吕护叛变，想引晋兵袭击邺（燕于３５７年迁都邺）。燕慕容恪引兵攻野王（今河南沁阳，在黄河以北）。他不愿意多牺牲士卒，就围而不攻。桓温乘他们相持的时候，使兄弟桓豁领兵收复了许昌。

燕军把野王包围了好几个月，吕护支持不下去，便突围逃走，野王投降。不久，吕护仍还燕国，依旧做了燕国将官。晋哀帝隆和元年（３６２年，穆帝在上年去世，年仅十九岁。哀帝司马丕是成帝的儿子，原封琅邪王），燕让吕护将功赎罪，领兵攻晋洛阳，守将陈祐只有一千多兵，哪里够用，连忙告急。五月，桓温一面派三千兵去援助，一面乘机吓一下朝廷大僚。他上疏重提前议，请求迁都洛阳，而且加上一条：从永嘉（３０７～３１２年）之乱以来南迁人士，一律北移，以充实河南。

这道奏疏使满朝官员大起恐慌，他们害怕桓温，又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他们为什么恐慌？原来南迁以后，那些丢了北方田庄的人在江南广殖田园，占有山泽。王、谢等大族，为避免与孙吴以来的江东大族摩擦，已远渡浙江，在浙东立业。如果一律北迁，他们岂不要再受一次与南迁同等的损失，怎么能够不怕。再说，洛阳地处前线，正在战时状态中，如果军事失利，又得仓皇逃难。这些生活奢华的士大夫想起来也怕，怎么敢去！

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打破了沉闷，上疏说明不可北迁的理由。他讲得相当坦率，说：“丧乱以来，己有六十多年（他从八王之乱的混战算起），中原早成丘墟。南迁士民的子孙也老的老，死的死，如今要离坟墓，弃生业，远涉万里，田地房屋卖不掉，车辆船只无从获得，一路上死亡的人势必很多。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这句话是将桓温一军，有威望的除了他有谁），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议迁都。”

他说得倒也合乎情理。但桓温见了，大为不满，他令人带话给孙绰，“兴公（孙绰）何不寻君《遂初赋》（孙绰的作品），管人家的国事干吗！”

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劝他收回这个主张。扬州刺史王述却说：“桓温不过以虚声吓唬朝廷而已，只管答应他好了，这在事实上是无从做起的。”于是下了一封诏书，说知道他要亲率三军收复中原，一切都“委之高算”。事情果然就这样搪塞过去了。吕护攻打了几个月。后中箭受伤而死。燕军撤走，洛阳暂时脱离了危险。

哀帝兴宁元年（３６３年），朝廷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这一系列官名意味他是最大的实力派。兴宁三年，他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使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兄弟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上下游的军政大权，除京口（今江苏镇江）外，都进入了桓家的掌握之中。桓温既然认为晋朝没有别人能胜过自己，便一步步地走着取晋朝而代之的路子。但是他总觉得还必须北上中原，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回来再受九锡，才能真正名实兼收。于是，就有了废帝海西公太和四年的北伐之举（哀帝于兴宁三年因服药求长生，中毒死，年二十五岁。弟琅邪王奕立）。

太和四年的前几年间，中原军事形势对晋很是不利。许昌得失几次，终为前燕所有。兴宁二年（３６４年），汝南、陈郡（治今河南淮阳）失守。洛阳孤立，守将陈祐以救许昌为名，逃离洛阳，留沈劲带五百人守城。这个差使，谁也不愿当，沈劲却非常高兴地接了下来。他是王敦死党沈充的儿子，以父亲落个叛逆的恶名为憾事，决心要找个以身殉国的机会，挽回家族的荣誉。此刻机会来了，他自然高兴。兴宁三年，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到洛阳。这两人都是名将，打一座只有五百兵守的城，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慕容恪攻城，通常不愿硬攻，这番认定洛阳城高而兵弱，一鼓可下，不必浪费时间。事实果然如此。沈劲被俘后，慕容恪不想杀他，但部将说看此人的神气是决不肯为别人所用的，他才把他杀了，事后他还觉得这是件憾事。

太和元年，燕军又攻拔鲁、高平等郡。宛城（今河南南阳）守将献城降燕。前秦军也攻掠南乡郡（治今湖北均县），把汉水以北的居民掳去了一万多户。东晋方面，除桓豁于太和二年（３６７年）收复宛城外，没有其他取胜的记录。

桓温最后一次北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的。他自领徐、兖二州刺史，与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攻燕。徐、充二州刺史原是郗愔（郗鉴之子、郗昙之兄），治所在京口。桓温知道京口的兵一向精锐（郗鉴也镇守过京口，３３９年他病重时上疏，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是新附”。这些北方流人及其子孙正是京口的兵源），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郗愔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他把父亲给桓温表示愿共同北伐的信，抽换信笺，改为说自己年老，愿意让桓温领徐、充。桓温有了这根据，便请朝廷调动都倍官职，把京口的军队转到自己的部下。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领步骑五万人，从姑孰出发。长途远征，成败关键常常在于补给，而补给能否充足，关键又在于运输。桓温上次攻前秦，汉水上游航运艰难是个难题。这次在东面，运输必须利用汴水。晋时的汴水指从今河南荣阳向东经开封折而东南到徐州入泗水的水道。水流所经的地方，数十年来，战乱不息，没有人疏浚，因此水道淤浅难以航行。郗超在出军之初，就向桓温提醒这个困难，但桓温未予重视。六月，到了金乡（今山东嘉祥南），因天气干旱，水道断绝，桓温即命毛虎生率军挖出三百里水道，北起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的大湖，今为陆地），南到方与县（今山东鱼台西旧城）菏水。在大热加以干早的日子里挖这样长的水道，尽管有部分现成的水道可以利用，也总是非常艰巨的工程。将军和士兵总不会把自己的体力都消耗到土方工程里去吧，所以吃此苦头的无疑是当地的老百姓。这史籍上没有写下，但是尽信书不如不读书，有些历史的真相是该从没有字的地方看出来的！这条水道后来叫做桓公渎。桓温有了这条水道，即让大军乘船，在巨野泽北的清口入清水（清口，即汶水入济口以下的济水），再由清水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连绵好几百里，气势威武极了。

郗超又看出了问题。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又远，航运难以畅通。如果敌军不战，运输线又断了，在敌境弄不到粮食，就太危险了。”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全军直逼邺城。敌军如果出战，可以立即解决；如守城不战，那么当此盛夏，百姓散布田野，尽为国家所有，易水以南势必全部听命。若嫌这办法太冒险，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即屯兵河、济（指开凿水道的地区），控制运道，等军需充足之后，到明年夏天再进兵，这是稳妥的做法。他坦率陈述现行办法的危险，说：“照现在的办法，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必定竭力拖延到秋冬二季，那时水浅不能通航，北方又冷得早，将士缺乏冬装，就不仅仅是缺粮的问题了。”

郗超说得透彻极了，可是桓温固执地都不采纳。

晋军打得很精彩，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黄墟（约在今河南兰考东南）、林渚（约在今河南新郑北）等战，晋军都获全胜。燕高平守将投降。七月，桓温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慕容玮想弃邺城北逃。其时慕容恪已死，慕容垂不受信任，仍自请领兵拒敌。燕还派遣使臣向前秦求救。秦命苟池、邓羌领兵救燕，从洛阳进至颖川（治许昌）。

晋军的优势不复存在了。慕容垂指挥众将迎敌，晋军连遭挫折。桓温使袁真开石门，打开水运道路。袁真攻下了谯郡（今河南商丘东北）、梁国（今商丘南），但是没有开成石门（地点不详，应在上述两地附近）。燕慕容德等军进屯石门，截断了运粮路线。

九月，桓温被迫烧掉船只，抛弃辎重，从陆路撤走。慕容垂知道他撤走之初戒备必严，只缓缓地跟着推进，过了几天，估计晋军己经力尽气竭，才加紧追击，终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大破晋军，斩首三万级。晋军退到谯郡，再遭苟池阻击，又损失了上万兵力。

桓温北伐彻底失败了。他把过失推到袁真身上，怪他不能完成任务，以致粮运不通。袁真不服，据寿春降燕。从太和五年到六年（３７０～３７１年），桓温费了不少气力，才收复寿春，杀死袁真的儿子袁瑾（袁真已死）。

桓温的皇帝梦还想做下去。太和六年十一月，他把皇帝废为东海王，立会稽王昱做皇帝（简文帝），改元咸安。咸安二年（３７２年）七月，简文帝去世，大臣王彪之等立太子做皇帝，是为孝武帝。桓温原来期待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至此大为失望。他几次暗示朝廷赐他九锡，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知道他有病，故意拖延。他们没有失望，孝武帝宁康元年（３７３年）七月，桓温死去，年六十二岁。兄弟桓冲代他镇姑孰，桓冲不是野心家。东晋的政治危机消失了。

二十　　符坚和王猛

北方的短期统一笔者在上一篇中讲过，从公元３５２年底前燕迁都邺城起，大体上形成了晋、秦、燕鼎峙的形势。这形势存在了十八年，到３７０年底前秦灭前燕而结束。从此，直到淝水之战前的十三年间，这是北方获得短期统一的时期，也是晋、秦南北对峙的时期。

燕、秦两国，在鼎峙开始的时候，燕的国力在秦之上，但以后，强弱易位，原来的强者甚至陷入灭亡的境地，其原因何在呢，笔者可用两字概括：内讧。

慕容氏一族人才辈出，第一代慕容廆是杰出的领袖人物；第二代慕容皝至少可以说是个明君，他的庶长兄慕容翰英武绝伦，智谋出众；第三代慕容恪、慕容垂都智勇兼备，为敌国所畏惮。一个家族，几代相继出现许多优秀人物，历代都很少见。

不幸的是，在第二、三两代中，兄弟不和的事竟不断出现，终于给前燕带来了噩运。慕容皝猜忌慕容翰，始而使他不得不出奔，后来回到故国建立战功，仍遭迫害而死，事见第十二篇。

慕容皝去世前，曾嘱咐嗣君慕容儶说：“如今中原尚未平定，你的兄弟恪智勇兼备，可以担当重任。”古人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慕容皝是不是担心下一代重演兄弟不和的悲剧呢？这是有可能的。

史籍上没有提到慕容皝遗言有没有涉及慕容垂。慕容垂原名霸，字道业，排行第五（慕容恪是老四），从小得父亲喜爱，世子慕容儶因而不太高兴。慕容垂少年时喜欢打猎，有一次从马上跌下来，折断了牙齿。慕容儶即了位，以敬仰春秋时晋人郤缺为借口，命五弟改名为（垂夬），后来信了谶文中的话，才又拿掉“夬”，改名叫“垂”，可见他对这个兄弟是一直猜忌的。

慕容恪打仗，不愿多牺牲士卒，对所俘敌将，不肯随便杀害等事，有关各篇已有述及。慕容垂破桓温，亦见上篇。现在补叙一点慕容垂青年时的事迹。晋永和六年（３５０年），慕容儶攻克蓟城，斩守将王佗，想坑杀所俘士卒一千多人。慕容霸（那时还没有改名）谏道：“赵国暴虐，大王兴师讨伐，救民于涂炭之中，使得安居乐业。现在刚得蓟城，便要坑杀他们的士卒，风声传将出去，恐怕会不利于王师。”慕容儶听了，便停止屠杀。远近官民听说燕军不随便杀人，都望风迎降。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王子的见识比他老兄高明多了（慕容儶时年三十二岁）。

慕容儶对慕容恪似乎不大猜忌，然而临终的嘱托实在令人生疑，他说：“景茂（慕容玮的字）年幼，我想把社稷交给你。”慕容恪不肯接受。慕容儶怒道：“况弟之间何必虚饰！”慕容恪答道：“陛下如果认为臣担当得起天下重任，难道就不能辅佐少主？”慕容儶听到这里才放心，说：“你能行周公（西周周公旦辅佐幼主成王）之事，我就完全放心了。”由此可见，所谓传位，只是试探而已。试探的结果好，他才放心，万一不好呢，恐怕会趁自己没有死，另有措置吧！

晋升平四年（３的年），慕容儶死，年四十二岁。儿子慕容玮即位，年十一岁。太宰慕容恪、太傅慕容评、太师慕舆根辅政，慕容垂任河南大都督、兖州牧、荆州刺史。慕容炜在位十一年。这十一年间，内部矛盾的发展，终于使强大的前燕陷入灭亡的境地。

先是慕舆根自以为是老资格，对慕容恪主持国政不服帖。他故意劝慕容恪废慕容玮夺位。慕容恪大惊，说：“您喝醉了吗？怎么说出这样荒谬的话来！我和你同受先帝遗诏辅政，怎能忽而作此主张？”慕舆根当场承认了错误，但怕被治罪，便向太后可足浑氏和慕容玮诬告太宰、太傅要造反，还自告奋勇，愿意率领禁兵去杀两人。可足浑氏信以为真，打算答应，倒是十一岁的小皇帝有点主意，不相信这套鬼话，而且怀疑真要反的是太师，所以没有同意，才没有闹出大乱子。

慕容恪把慕舆根的话告诉了兄弟慕容垂，慕容垂就劝他果断地把他杀掉。秘书监皇甫真也说慕舆根毫无见识，自以为老资格，骄横狠毒，不及早解决，会酿成大祸。慕容恪不肯，他考虑得很周到，小皇帝刚即位，大臣就自相残杀，邻国（东晋、前秦）会认为本国政局不稳定。这是他能说出口的话，而内心却还有更深的顾虑：“人家一定会把我这个周公看作专横的权臣。”

他忍住了。但是慕舆根却不罢休。他先是诬告，后来又向太后和幼主建议放弃邺城，回到龙城（今辽宁朝阳）老家去。慕容恪这才无法忍耐下去，就与慕容评商议决定，奏明慕舆根的罪状，杀死他和他的妻、子、党羽。

风波过去了。晋太和二年（３６７年）慕容恪去世，燕的局势就急转直下。慕容恪叮嘱过慕容玮：“吴王将相之才在臣十倍以上，先帝因长幼的次序，用臣辅政。臣死之后，请陛下举国以听吴王。”他还不放心，又叮嘱慕容玮的兄长慕容臧说：“大司马总统六军，人选不可忽视。我死之后，以亲疏而言，应该轮到你和冲。你们弟兄虽则才能出众，然而年纪还轻，不见得能够挑得起这副担子。吴王是人中豪杰，智谋无人能及。你们若能推举他做大司马，必能一统天下。你们千万不要贪恋官职，不以国家为意。”他病重将死，慕容玮去探望，他又一次推荐吴王，说他是管仲、萧何一类人物，如果不加重用，秦、晋两国一定要兴兵来犯的。他还把这番意思同慕容评讲过。

慕容恪把利害得失剖析得明明白白，无奈他们不肯听取。他死之后，慕容玮让兄弟慕容冲做了大司马，把慕容垂搁在旁边。他自请领兵击败桓温之后，威名远震。慕容评是个庸人，又是忌他，又是怕他，便和可足浑氏商量害他。慕容垂发觉了他们的阴谋，想逃往龙城，据有燕的旧疆，但没有成功，只得改变计划，带了儿子慕容令、慕容宝等投奔前秦去了。

燕的国势，由于王公、贵戚占有大量户口做佃客和衣食客，国家的户口反而比私家的少，财政困难，官吏的棒禄，战士的口粮，常有拖欠，本来已经很衰弱了。晋太和三年（３６８年），尚书左仆射悦绾建议清理，这得到了慕容玮的同意。结果，他清出了二十多万户，但也惹得满朝怨恨。他本来身体不好，硬拼着做这件苦差使，竟把性命送掉。这项工作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王公贵戚中，权势最高的无过于慕容评。慕容恪死后，权力全在他的手里。他贪得无厌，占有的户口自然最多，用的地方官不是行伍出身的武臣，便是纨绔的贵族。太后可足浑氏和慕容玮也奢靡不堪，后宫有女子四千多人，僮侍厮役还不在内，一天的耗费常在万金左右。这样的国家，显然是难以长久支持的。

我们回过来再看前秦。它从符洪建国以来，历经磨难，终于成为一个强国。

符洪称大单于、三秦王，事在晋永和六年（３５０年）。他还没有进入关中，就被原后赵将麻秋毒死。儿子符健杀死麻秋，不用大单于、三秦王称号，引兵入关，只称晋雍州刺史。关中平定后，他才于七年正月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又过了一年，才即位称帝。以后关中诸将群起反符氏，加以东晋桓温北伐，境内不太安定。这时老天也不帮忙，永和十年（３５４年）饥荒，一升米值一匹布。十一年春天发生蝗灾，牛马无草可吃，竟互相吃身上的毛。这年六月，符健去世，年三十九岁。他临终对太子符生说：“六夷酋帅和执政大臣，如果不听你的命令，可逐渐把他们杀掉。”这是极有后患的遗嘱。符生是个“独眼龙”，武艺绝伦，性格残暴，父亲又这样嘱咐他，国内自然不会安定了。

从永和十一年到升平元年（３５５～３５７年），符生杀了许多人，后妃、公卿、仆隶，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丞相雷弱儿为人刚直，因为在朝堂上公开批评符生的亲信，其本人和九子、二十七孙都遭非命。尚书令辛牢在宴会上做酒监，因为劝人饮酒不力，被他当场一箭射杀。太医令程延为他着病，说是吃枣子太多而引起的，他大怒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吃枣子！”立即命令拉出去斩了。他梦见大鱼吃蒲（符氏本姓蒲），又听说长安民谣有“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两句，就把太师鱼遵及其七子十孙都杀了。诸如此类，死的人不计其数。他接见群臣的时候，弓上弦，刀出鞘，另外还放着锤钳锯凿等可以杀人的器具。杀人的方法，除杀头以外，斩断胫骨、拉胁、锯颈、刳胎、凿头顶等法，都随时使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二说符生虽好勇嗜酒，但并不凶暴，是符坚“妄书生恶”。此说可供参考）。

这样的暴虐是长不了的。升平元年（３５７年），姚襄进兵来争关中，被符黄眉、邓羌等击败。秦兵又擒杀姚襄，他的兄弟姚袭只得率众投降。黄眉回到长安，符生不但不予奖赏，还时常当众辱骂他。黄眉想杀符生自立，被发觉杀死，王公亲戚牵连被杀的又有多人。

这年六月，清河王符法、东海王符坚起事。他们手下不过几百人，但进了宫中，宿卫将士都放下武器，服从他们。符生喝得酩酊大醉，睡得正熟，听见喧闹醒来，还弄不清是什么事。符坚把他废为越王，接着把他杀死。这个昏君只活到二十三岁。

荷坚是符健的侄儿，与符生是堂兄弟，比符生小三岁。他从小从师读书，很有点学问，也很受当时人的称赞。他见符生残暴，即与尚书吕婆楼商议对策。婆楼说自己没有本领办大事，家乡有个王猛，是世间少有的奇才，殿下不妨向他请教。符坚就请婆楼介绍，把王猛请到府里。宾主谈论了一番之后，符坚对王猛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仿佛是刘玄德认识了诸葛孔明。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博学多才，喜读兵书，与那些崇尚《老》、《庄》、口谈玄言的名士谈不拢，反为他们所笑。他到过邺城，后来隐居华阴。他见桓温不会有大的成就，所以不肯跟他南下，终于为符坚所用。他比符坚大十三岁，相见时正当三十三岁的壮年。

符坚弟兄起事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的。他们确实久已存有此心，但也不敢轻易动手。这天夜里，符生对侍婢说：“阿法兄弟也不可信任，明天要把他们杀掉。”侍婢偷偷地把这话传了出去，他们就再也不能拖延了。

事成以后，符坚要让符法即位，符法自忖才能不如兄弟，又是庶出，就不肯接受。（阿法于几个月后，以皇太后[嫡母，亦即符坚的生母]命被“赐死”，原因很简单，皇帝只能有一个。）群臣都拥护符坚，于是符坚即位，不称皇帝，仍用大秦天王的称号。他杀掉符生的亲信二十多人，任王猛为中书侍郎，不久改任尚书左丞。从此，王猛与符坚的兄弟阳平公符融，成了前秦朝廷的柱石。

符坚上台后，很快就发觉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权贵不守法，二是叛乱迭起。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遵循“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符坚、王猛正是遵照这原则雷厉风行地办事的。

特进（赐给有特殊地位者的官职）樊世是氐族土豪，与符氏关系密切。他见符坚重用王猛、心里有气，当众骂王猛道：“我辈和先帝共兴事业，而拿不到权；你没有汗马功劳，怎么敢执掌大权？这样岂不是我种了田你吃饭！”又气呼呼地说：“不把你的脑袋挂在长安城门口，决不罢休！”王猛告诉了符坚。符坚怒道：“必须杀掉这个老氐，然后百僚可整。”过了一会，樊世来了，他对符坚说话，口气很倔强。王猛在旁指责他没有上下之分，樊世大怒，跳起来要打王猛，被左右阻止后，便又破口大骂。符坚顿时发火，立即命令把他斩首。许多向符坚告王猛状的氐人，都遭符坚斥责，有的就在殿上被鞭打。从此公卿以下的官吏都畏俱王猛，不敢轻易得罪他了。

强太后（符健的妻子）的兄弟特进强德是长安城里的大恶霸，吃醉了酒，带着一群爪牙，公然掳掠百姓的财物、子女。晋升平三年（符坚甘露元年，３５９年），王猛以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他一上任，便逮捕强德，一面上奏，一而斩首。符坚派使者来赦，强德的尸体已在市口上示众。王猛和御史中丞邓羌合作，两人皆疾恶如仇，无所顾忌，数十天中，杀、关、罢免权贵二十多人。不法之徒吓得气都透不过来，哪里再敢犯法。符坚为之叹道：“我到现在才知道天下有法啊！”

符坚自此非常重视吏治，常派使者巡察州郡和各族部落，凡有孤寡老人生活贫困的，官吏刑罚不公平的，以及清廉公正、能够劝课农桑的，总之，各种好好坏坏的情况，都要求如实奏报。符坚根据这些情况，采取措施，于是前秦的政治，比起晋、燕两国，要清明得多。符坚重视教育，命公卿以下的子孙都入学修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的予以奖励。他每月到太学一次，考核学生经义优劣，并提出经学上的问题，与博士（教师）讨论。回顾前文殷浩因军兴而废学校，这与符坚比较优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

叛乱迭起的问题，有时是相当严重的。前文提到过的张平，他拥有各族十多万户，与东晋通声气，受晋朝任命的并州刺史，声势不小。但是这类叛乱不难平定：符坚大军一到，很容易就把他的军队击溃，迫使张平投降。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在符氏自己人的内部。符生有五个兄弟，都封为公爵。王猛曾劝待坚及早解决，以免后患，但符坚不听。符坚的考虑也有道理，五公无罪而就死地，岂不要被人指责为屠戮宗室。王猛不仅对五公作此主张，慕容垂投秦后，他也主张杀掉他以除后患，这就未免过于狠毒了。战时杀降，向来视为罪恶，何况杀避祸来降的人呢！若说后来慕容垂果然重建燕国，确系后患，也必须弄清楚，这是淝水之战的后果，不是慕容垂搞的阴谋。这是后话，下文再说。

晋太和二年（符坚建元三年，３６７年），符生的兄弟符柳、符双和符廋、符武果然一齐起兵造反。他们本来分别镇守地方，有兵有粮有城池，造反很方便。符廋原在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地近燕境。他起兵后，投降燕国，请燕出兵接应。这时慕容恪已经死了几个月，慕容评在掌权，他放过了这样一个大好机会，只轻描淡写地说：“我等智略，非太宰之比，能闭关保境就够了，平秦不是我的事情。”符廋再次特地写信给慕容垂和皇甫真，说符坚、王猛都是人中俊杰，今日不乘机取之，只怕燕国君臣必有后悔的日子。两人明知他说得对，但是慕容评哪里肯听他们的话呢？

符坚分兵征讨叛军，先后击斩符双、符武、符柳，最后，王猛等于晋太和三年（符坚建元四年，３６８年）十二月打破陕城，擒获了符廋。符坚问他为什么要反，他说：“只为弟兄屡谋逆乱，臣怕连累而死，所以造反。”符坚责令他自杀，但赦免了他的儿子。符坚仍然留有余地，这是他为人比较宽厚的地方。

前秦的内部矛盾与前燕不同之处在于：首脑不制造矛盾，在矛盾出现后，处理得也比较得当，所以风波过去之后，国家的情况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接着，符坚就动手兼并前燕。晋太和四年十一月，慕容垂投秦。十二月，秦就以桓温败后燕不履行其求救时许诺，愿割虎牢以西之地为口实，使王猛等率兵进攻洛阳。五年正月，洛阳守将慕容筑看了王猛一封虚张声势的恫吓信，便开门投降。秦得了洛阳，便暂时休兵。

同年六月，秦兵再出。符坚送王猛到灞上，把关东重任委托给他。八月，王猛攻克壶关（今山西长治北）；九月，又助杨安攻克晋阳。燕命慕容评做元帅，领兵三十万御秦。燕兵比秦多得多。但是慕容评怕王猛，不敢进兵救晋阳，士卒怨恨主帅，没有斗志。十月潞川之战，秦军大获全胜，俘斩五万多人，乘胜追击，又俘获十多万人。慕容评单骑逃回邺城。秦兵长驱东进，包围邺城。十一月，慕容玮、慕容评弃城逃走，邺城投降。秦兵追到高阳，俘获慕容玮。慕容评逃到高句丽，被高句丽抓起来，交给前秦，前燕灭亡。燕从慕容儶称帝起算，凡二主历十九年。从慕容皝称王起算，共三主三十四年。它是十六国中第四个灭亡的国家（前面三个是前赵、后赵、成汉）。

邺城被围的时候，城外秦兵占领的地区，因王猛令行禁止，秩序良好，百姓不胜感慨地道：“想不到今天又见到了太原王（慕容恪的封爵）！”王猛知道了，也叹惜“慕容玄恭（慕容恪字）真是奇士！”

秦灭了燕，得到一百五十七郡、二百四十六万户、九百九十九万口。符坚把慕容玮和燕的后妃、王公、百官以及鲜卑四万余户迁到长安。

秦灭燕后就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灭燕的下一年，前凉称藩。晋太元元年（符坚建元十二年，３７６年），秦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凉，张天锡投降。除边塞的游牧部落外，北方是前秦的一统天下了。王猛没有看到这一天，他已在上一年去世了，年五十一岁。

二一　　淝水之战

符坚灭燕后，渐渐志得意满，不如以前那样励精图治了。有一次，他到了邺城，在附近打猎，一连十多天，乐而忘返。众官也不谏，似乎都认为没有必要。倒是一个伶人王洛在马前叩头劝谏。王猛也只在王洛谏后，说了句：“打猎不是急务，王洛的话，不可忘记。”这回，符坚听是听了，但总露出些得意忘形的样子。

他厚待慕容垂、慕容玮等。如果以慕容垂为能人，竭力笼络，使他肯为秦效忠，这是对的，然而同时把他的段夫人引做情妇，则又与上述目的背道而驰了。慕容冲是个漂亮小伙子，符坚对他有龙阳之宠，这更是恶德。

原后赵将作功曹（将作，为皇帝制作器具的部门）熊邈常在符坚面前讲石氏的宫室器玩如何丰富美妙。符坚听得心向往之，就命他领将作丞，大修舟舰兵器，用金银做装饰。奢侈的风气抬了头，亡国的鲜卑贵族看在眼里，都觉得复国的机会不太远了。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符坚建元十八年、３８２年），即淝水之战的上一年，幽州蝗灾严重。然而，根据地方的报告，却是农业丰收，而且是特大丰收。说是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又说蝗不飞出幽州，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田五十石。这显然是在谎报欺骗，但前秦朝臣却没有人敢于指出。

符坚还定有一项常受人指责的措施，即将氐人十五万户，使宗亲率领，散居方镇。“宗”指符氏宗室；“亲”指毛兴、王腾等氏人名门、符氏的亲戚。群氐与父兄分别，都痛哭流涕，当时即有歌唱道：“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有些论者认为荷坚分散种人，产生了削弱国力的后果。其实，使本族人分驻要地是加强统治的措施，与清代八旗驻防并没有区别。符坚的失误在疏于防范鲜卑，若同时加强这一面，就谈不到有什么不是之处了。

太元八年（符坚建元十九年，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就是在有了上述种种情况的背景下发生的。

淝水之战志在灭晋。其实，对晋作战，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久。早在十年前，秦已一举攻占蜀地。晋军反攻，蜀人起事，都告失败。王猛临终，劝符坚不要攻晋，这用意究意何在，应从他的原话来作分析。他说：“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殁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这当然是出于史臣之笔，但总和原话相近。笔者认为：王猛觉得东晋内部团结，没有可乘之机；而鲜卑、西羌（慕容垂、姚苌等）一直在窥测时机，若玫晋不能得手，他们必将起而反秦。此外，他应该还有不少潜台词，例如“我死之后，君王没有好帮手了，还是谨慎些，不大动干戈的好。”又如“我说了多少次严防慕容垂等，君王总是不听，实在使我不放心啊！”诸如此类，想必不少。总之，王猛总是为秦的国运着想，不是为了存晋。胡三省注《通鉴》，于此说“王猛事秦，亦知正统之在江南”，恐怕太着重于“正朔相承”四字了。但这也难怪，一个由宋入元的遗民，着眼于此，完全是正常现象。我们生于数百年后，就应该看得全面些了。

他说东晋内部团结，是看得很准的。东晋建国几十年，经常苦于内争，然而在桓温死后，却出现了内外协和的局面。桓氏仍旧执掌上游兵权，桓豁是荆州刺史，桓冲是江州刺史（后来桓豁去世，桓冲领荆州，桓冲的儿子桓嗣领江州），他们都拥护中央政府。中央是谢安、王彪之掌权，两人都是一时名贤。

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虽也善于清谈，为时人所推重，却不是像殷浩那样不知世务的人。他知道兄弟谢万不适宜领兵做元帅，就联络兄弟的部下，使他得脱杀身之祸，已见上文。即此一端。谢安应变的才能已可想见。他多年不肯出仕，时人也有“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的议论。谢万被黜后，他才肯出山，其时已有四十多岁了。他做过一任吴兴太守。《晋书》本传说：“（他）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笔者很欣赏这种作风。因为这种人决不肯因追求表面的“政绩”而劳民伤财。当然，真正做出利民利国的实事来，那就更好。

简文帝去世后，桓温来到新亭（今江苏南京西南），召见大臣谢安、王坦之（坦之是太原晋阳王氏，彪之是琅邪临沂王氏），在暗处埋伏了刀斧手。坦之见了桓温，一身急汗，倒执手版。谢安从容就席，坐定便说：“明公何须壁后置人？”桓温被他说穿，说：“正是不得不尔而已。”谈论许久面散。谢、王本来齐名，从此便分出了高下。

后来王坦之出任外官，谢安和王彪之共掌朝政。谢安常说：“大家解决不了的大事，一问王公，立即可以解决。”太元二年（３７７年），王彪之去世，朝廷大权更集中在谢安手里。当时要挑选能够防御北方的将领，他选中了侄儿谢玄，任命他做广陵相。有些人认为他不应当用自己家人。原是桓温智囊的郗超却极口称赞谢安能不避嫌疑，任用亲侄，他说：“我曾和谢玄同在桓公幕府，深知他的才能。郗超不久即死）谢玄招募勇士，用刘牢之做参军，用兵时亲率精锐做前锋，战无不胜。因后来谢玄兼领徐州，治所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晋人常把京口叫做“北府”，从而有了“北府兵”的名称。

从上述东晋的情况看，内部是安定的，也是有相当实力的。

但符坚不听王猛的遗言，决心兼并东晋，一统天下。晋孝武帝太元三年（符坚建元十四年，３７８年），符坚大举攻晋，以长乐公符丕（符坚子）等攻襄阳，韦钟攻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彭超攻彭城，俱难、毛盛、邵保攻淮阴、盱眙。一时晋东西两面同时吃紧。

襄阳攻防战打得非常惨烈，从太元三年四月打到四年二月，达十个月之久。三年十二月中，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说符丕以十万之众攻一小城，久而无效，应该召回治罪。符坚虽则不曾同意，但也派人赴军前申斥，封一口剑给符丕，说来春攻不下襄阳，可即自尽。四年正月，符坚甚至想亲自领兵到襄阳，只因阳平公符融和梁熙谏阻才作罢。晋守将朱序的母亲韩氏亲自上城巡视，见西北角不很坚固，就率领一百多个婢女及城中妇女在里面加筑新城，后来果然靠新城才守得这样长久。襄阳人因而都把这新城叫做夫人城。

最后，督护李伯护降秦做内应，秦军才打破襄阳，擒获朱序。符坚最恨不忠之臣，他杀死李伯护，用朱序做度支尚书。符坚重用被俘之人，而且盲目信任，实在很不明智。后来淝水大败，朱序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晋荆州刺史桓冲因前秦强大，早已从长江北岸的江陵移屯南岸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北老城西）。襄阳危急时，他虽有兵七万，但仍以实力不如秦军，不敢进军。

四月，魏兴失守，守将吉挹被俘，绝食而死。秦军在西面取得了全胜。

晋在东面的损失比西面稍轻。二月三月，彭城守军因敌军稍向后撤，得以出城南归，秦将彭超占了空城。俱难顺利地攻下淮阴。五月，俱难、彭超得增援后攻下盱眙，围攻三阿（今江苏金湖东南平阿西村）。这里离广陵只有一百里路，朝廷不得不加强江防，形势一时极为紧张。然而广陵相谢玄的反击很有威力，他先解三阿之围，六月又收复盱眙、淮阴，肃清淮南。北府兵显出了雄风，但彭城再也拿不回来了。

太元五年，秦有内乱，符坚的兄弟行唐公符洛叛变，据东北边地，进军到中山（今河北定州）。事变虽很快平定，然符坚考虑到东部地区的统治力量不够强大，决定分派宗亲，率领氐人，镇守各地（见上文）。南方前线平静无事，这是很自然的。

太元六年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平静，但是到了十一月间，秦军忽然进攻竟陵（今湖北钟祥）。这是一次地方性事件，是秦荆州（治襄阳）刺史都贵派出的军队，人数不过二万人。桓冲出兵反击，十二月，桓石虔等击败了来犯之敌，事件就结束了。

符坚从来没有放弃灭晋的念头。这两三年间，他大概在不断地思索。晋太元七年（符坚建元十八年，３８２年），伐晋已经进入准备阶段。四月，他任命阳平公符融做征南大将军；八月，他用裴元略做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他秘密准备船只。十月，他大会群臣，宣布决心攻晋，征求群臣的意见。

有的官员当然顺着皇帝的口气，说伐晋易如反掌，但是有几个人却坚持异议。尚书左仆射权翼素有智谋，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伐晋，他说：“谢安、桓冲都是江表伟人，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依臣的愚见，伐晋难以成功。”符坚听了，很不愉快，隔了好久才说：“诸君可各言其志。”

太子左卫率（“率”通“帅”，太子卫兵主将）石越先根据天象，说“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再说“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恐怕是打不下来的。他把天时、地利、人和都说到了，但是说服力并不很够。符坚用武王伐纣不顾天象不利而得胜的故事，驳倒他的天时说；又引夫差、孙皓的江湖之险不可靠来驳他的地利说，并且自豪地说：“以我之众，投鞭可以断流，他们有何险可恃！”这是没有看见过长江的人的无知之谈。符坚有兵九十七万，长江可不是几十万条马鞭就能够使它断流的。他驳了天时地利，却没有驳人和。石越说殷纣、夫差、孙皓都淫虐无道，所以一打即亡，晋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好打。

当场许多臣僚，有的说好打，有的说不好打。符坚听得不耐烦，不想再听，就此散场。群臣走后，符坚只留下阳平公符融一人，要和他两个人作出决定。可他根本没想到，符融一开口便说“伐晋有三难”。三难是：一、天道不顺；二、晋内部团结；三、秦本身多次用兵，兵力已疲，百姓有畏敌之心。符融还说：“不赞成伐晋的都是忠臣，希望陛下听他们的话。”

符坚想不到符融也反对伐晋，板起面孔来说：“你也这样看，我失望极了。我有百万强兵，器械辎重，堆积如山。我虽不算明君，也不好算庸人。乘连战连捷的声势，攻一个将亡之国，有何难哉！”

符融见他如此固执，心里难过，流着泪说：“晋未可灭，是极明显的事实。面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信鲜卑、西羌，让他们散布在京师周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仇敌。太子只带几万弱卒留守京师，臣只怕肘腋之下，突然发生变故，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实顽愚，所见并不可取。王景略一时英杰，难道陛下不记得他临终的话吗？”这一席话的说服力够强了，提醒符坚回忆王猛的话，更是有力。但符坚仍执迷不悟，认为以秦伐晋，如秋风扫落叶，可群臣反对的有那么多人，实在难以理解。

这时，有一个他钦佩的人出来捧场了。此人就是原前燕吴王、现任前秦冠军将军、京兆尹的慕容垂。他先说强大并吞弱小，理势自然；再说晋武灭吴，赞成的只有寥寥数人，若从朝臣之言，岂有混一之功。他的话不多，但是一则符合符坚的心思，二则所举的例子可谓恰当。符坚自然听得“龙心大悦”，说：“与我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己！”他竟忘了慕容垂原来是什么人。

阳平公融、太子符宏、平日尊信的和尚道安、宠爱的张夫人、小儿子符诜等都劝他不要南征，他一概不听。

转瞬就是太元八年了，符坚却不马上发动战争。他当是鉴于南方炎热，所以入秋以后，方才发动，希望在冬季决战，这样对北方士兵的健康比较有利。但他想不到的是，晋桓冲却于五月里在襄阳方面大举反攻了。他派刘波等攻沔（汉）水以北各城，郭铨攻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杨亮深入蜀地，进逼涪城（今四川绵阳东）。桓冲大概也考虑了气候条件，才选定在北方人最怕的炎热潮湿的夏季发起进攻。一这次攻势搞得符坚有点手忙脚乱。他派出三支人马分头去救襄阳、武当、涪城。晋军攻占过两个县城，打败救武当的一支人马。攻势到七月中结束，桓冲退还上明，分遣的部队也都安全撤退，没有让秦军占到便宜。

就在这个月里，符坚下诏宣布南征，百姓每十丁出一个兵，二十岁以下、有材勇的良家子（清白人家的子弟）都拜羽林郎（宿卫武官）。他还傲慢地宣布：“战胜后任司马昌明（昌明，孝武帝字）做尚书左仆射，谢安做吏部尚书，桓冲做侍中。可先为他们造宅子。”良家子很快地集结了三万余人，都配有马匹。

前秦朝廷里反对的声浪一直不停，只有慕容垂、姚苌和那些良家子赞成出兵。阳平公符融作最后一次努力，提醒符坚，叫他想想赞成派是何等样人：“鲜卑、羌人是我们的仇敌，他们经常想乘机作乱，这种人的话，怎么好听！良家子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不懂军事，只是说些迎合陛下心意的言语而已。陛下相信这两种人，贸然出兵。臣怕非但大事不能成功，还有后患，那时后侮，就来不及了。”符坚决心已定，阳平公说得再有道理，他也只当耳边风，不考虑它了。

八月初，符坚命阳平公符融率张蚝、慕容垂等领步骑二十五万人为前锋；命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把西线付托给这位羌族将军。慕容垂的两个侄儿慕容楷、慕容绍对他说：“主上骄傲已极，叔父建中兴大业的时机到了。”慕容垂兴奋地说：“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没有你们是不可能成功的。”兵马将动，慕容氏已经跃跃欲试，准备重建燕国了。

八月上旬，符坚从长安出发。全军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运输的船只上万，声势浩大极了。但是他的兵力很分散，西面从今四川省、重庆市起，向东铺开，直到今安徽省中部；南北的距离更大。九月，符坚到了项城（今河南沈丘），凉州的兵才到咸阳，幽、冀二州的兵才到彭城，只有阳平公符融等军约三十万人到了颖口，即颖水进入淮河之口，在今安徽颖上县东南。我们必须注意，参加淝水之战的秦军，实际上只有阳平公符融的部队，约当全军三分之一。其余或在遥远的后方，或在没有积极行动的西线。

东晋得讯，任谢石（谢安弟）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谢琰（谢安子）、桓伊等八万人拒敌，另派胡彬率水军五千人增援寿阳。这时，晋军与前线的秦军人数之比，约为１．２：４。对此，建康城里人心恐慌，谢玄受命出师，心里也很惶惑。他进见谢安请示，谢安神色自若，只说了一声“已另有圣旨”，便不开口了。谢玄不敢再问，出来后请别人去问。谢安不谈军事，只命安排车辆，到郊外别墅游览，大会亲友，谢玄也只得跟去。谢安还拉他下棋。谢玄的棋艺本来比谢安高，这天心不在焉，越下越差。谢安接着又随意游览，直到天黑才返回府中。这时，桓冲怕建康兵力不足，要派三千精锐东下支援，谢安却坚决拒绝，说朝廷不缺兵甲，西藩应该留着防敌。桓冲内心焦急，对幕僚叹道：“谢安石能做宰相，但没有大将之才，他尽派些没有经过风浪的年轻人去御强敌，这不问可知，我辈都将陷入敌手了！”

十月十八日，秦阳平公符融等攻占寿阳（今安徽寿县），擒获守将徐元喜等。这时胡彬还没有赶到寿阳，得知此讯，就退守峡石（今寿县西北）。阳平公符融进兵往攻，使梁成率五万人在洛涧（今淮南市、长丰县东淮河支流洛河）筑栅，截断晋军能从东面溯淮而上的来路。谢石、谢玄所率主力离洛涧只有二十五里，但见梁成军兵力众多，便不敢进击。其时胡彬部粮草将断，即差密使向谢石报告，使者又被秦军抓住，押到了阳平公处。他弄清情况后，竟也滋生了轻敌思想，差人飞报符坚说“贼少好捉，只怕被他们溜掉，应该赶紧进攻。”由此符坚也更轻敌，把已经到达项城的大批部队留在项城。只带八千轻骑赶到寿阳阳平公符融营里。他以为晋军已经吓得胆破，可以不战而下，竟派朱序到晋营劝谢石等投降。符坚的骄傲轻敌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他派作使者的朱序，曾是战败被俘的晋将，虽则后来受了秦的官职，但一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下，他得了这个差使，当然喜出望外，到了晋营，便把秦军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谢石、谢玄等，并出主意说：“如果秦军百万之众全数到达，确实难以抵抗。应该乘他兵力还没有全部集中的时候，从速进攻。只要打败了他们的前锋，挫其锐气，就不难连战连胜了。”

谢石知道符坚已在寿阳，心中胆怯，打算不与秦军直接交锋，而是拖着让时间来消磨秦军的锐气。谢琰则劝他听朱序的话。十一月，谢石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向洛涧前进。从进军时间和人数来看，谢石的决心不见得很坚定，否则，总不致让刘牢之带以一当十的兵力去进攻吧。

刘牢之军到离洛涧十里处时，梁成发觉了，即沿洛涧列阵。刘牢之指挥士卒，渡水进击，大破秦军，杀死梁成和副将王咏，又分兵截断退路。秦军奔逃，无路可走，溃散的步兵、骑兵都只有浮水求生一途，溺死、被杀的达一万五千人。晋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谢石的胆子也壮了，传令拔营起寨，分水陆两路，向前推进。

符坚和阳平公符融得了情报，登上寿阳城楼察看。他们远望晋军浩浩荡荡开来，竟把八公山上的草木也当作晋兵。符坚的傲气顿时去了一截，回顾符融道：“这也是劲敌，晋国不弱啊！”他开始觉得这仗难打了。

秦军直逼淝水，在岸边列阵。淝水之“淝”一作“肥”，今名东肥河，它从合肥向西北流入寿阳，再西北流经八公山而入淮河。晋军到了河边，不好渡河，谢玄即派人向符坚传话，说：“如果把阵形略向后移，让晋军渡河，一决胜负，岂不更好。”秦军众将都不同意后退，符坚却说：“只要略为后退，等他渡到半途，用铁骑压着它打，没有不胜之理。”此计本来不错，半渡而击之，历史上用这个策略取胜的战例很多。符坚错在不疑内部有奸细，不是这个办法本身不可取。阳平公融也赞成，随即下令后退。二十几万（三十万已经损失了一万五）人的队伍，后面的根本不知道前面的为何要后退，却听到朱序等人在阵后大叫：“秦兵败了！”便大起恐慌，争先恐后乱逃起来。中间的见前后都在退却。也跟着乱奔。前面后退的见后面已乱，以为后面遭到袭击，也一下乱作一团。这一场面，虽然史籍上没有写得这样细，但大致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河时，秦兵队伍已乱，其将帅非但无法指挥将士“半渡而击之”，连阻止士卒后退也做不到。晋军上岸进攻时，阳平公符融仍在阵前东奔西跑，喝令士卒收住脚步，但自己却因马匹跌倒（可能是被自己的士卒撞倒的），被晋兵杀死。晋军乘胜追击，冲过寿阳，直到三十里外的青冈，方才收兵。朱序、张天锡、徐元喜都自拔归晋。晋军收复寿阳，缴获符坚乘坐的云母车及大批器械、军资、珍宝、牲畜等。

秦军乱逃，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计其数，路上、田里、河里，到处都是尸体：逃跑中的秦兵胆战心惊，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是追兵赶来，一路上饥饿冻死的又不计其数。符坚本人也身中流矢，逃到淮北，身边只有千余骑兵。当时，只有慕容垂一军三万人没有溃散，符坚投到他的营里，慕容垂念他当日保护的恩惠，不听子侄辈的话，把全军交还给他指挥。符坚又沿路收容散兵，到洛阳时已集合了十多万人，他才定下心来。

晋军捷报传到建康时，谢安正在与宾客下棋。他把捷报看过，随手就放在旁边，依旧下棋。客人却耐不住，问是什么消息，谢安随口答道：“小儿辈已经破贼！”其实，他内心激动异常，还内室时，跨过门槛，把屐齿折断，竟不曾觉得。

东晋成功地阻止了一场大灾难。北方却陷如了大动乱。

二二　　北方的重新分裂

我们只要翻开任何一张《十六国兴亡表》（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所载的表），就可以知道，淝水之战后的三四年间，在中国历史版图上又相继出现了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四国，它们占了十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除此以外，还需要加上不在十六国之内的西燕，而且前秦尚未灭亡，所以与此同时并存的常有六七个小国。这个局面要到公元４世纪末，即待北魏占有了中原大部，才基本结束。而这距十六国时期的终结，还有四十多年。本篇就以淝水战后到北魏占有中原大部为叙述的范围，在必要的地方，也略为叙述一些事件的余波。

第一个脱离前秦的是慕容垂。他自交出军队，跟符坚到了渑池，就要求到北方去安抚“轻相煽动”的百姓，并顺路谒拜原燕国的陵庙。北方是前燕旧地，慕容垂的意图也很明显，但符坚却爽快地答应了。对此，智士权翼劝符坚不可让他脱身，符坚虽听得进，但回答既已许可，便不能食言。权翼无奈，只得在河桥旁边设下埋伏，打算袭击慕容垂。不料慕容垂已有提防，结个草筏，在无人处偷渡黄河，逃过了这一劫。

慕容垂到邺城与长乐公符丕相见后，符丕让他住在城外。他就在这里和旧部商议复国。符丕对他疑虑重重，常恐肘腋之下会生变故。恰好此时丁零族首领翟斌起兵反秦，准备攻打洛阳，符坚即命符丕给慕容垂一支兵马去镇压。符丕知道给兵不妥，但想借此把慕容垂支开，便给他二千弱卒，另派符飞龙做他的副将，领一千氐族骑兵，监视他的行动。慕容垂走到河内（治野王，今河南沁阳），便一面招兵，把部队扩大到八千人；一面激怒旧部，说自己忠于符氏，而他们老是想办法要谋害他，这样怎能不反。符飞龙是个粗汉，哪里能监视他，结果反而被他所杀。慕容凤和燕旧臣的后裔王腾、段延等都参加翟斌的部队。他们劝翟斌拥护慕容垂做盟主，翟斌同意了。

太元九年（３５４年）正月，慕容垂到洛阳城外，与翟斌会合。他本拟袭击洛阳，后来考虑到会四面受敌，便又决定北上攻邺。部下都请他称尊号，他就效法晋元帝先称晋王的先例，在荥阳称燕王，然后渡河北上。这时他的军队已经扩大到二十多万人。原来留在邺城的侄儿慕容农等，已于上年末秘密离开了邺，逃到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他们发动附近的屠各、乌桓等族，征发居民当兵，也有数万之众。长乐公符丕派兵镇压，被他们击败。

慕容垂到了邺城城外，即宣布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这是后燕开国之始。慕容农引兵前来与慕容垂会合后，燕王便要符丕交出邺城，答应让他安全返回长安。符丕不肯，于是邺城攻防战开始了。

邺城之战拖得很久，对此暂搁不提，先看陇西的情形。早在符坚南下攻晋时，陇西鲜卑族的乞伏步颓曾起兵造反，符坚便命随军的前将军乞伏国仁回乡镇压。这是一件蠢事。乞伏国仁是步颓的侄子，他回到家乡，便和叔父合作，准备割据一方。符坚打了败仗后，他们便大干起来，纠合各部，有十多万人。乞伏国仁建国虽还要等待时机，但陇西一隅已经不是符氏的天下了。

邺城之战起于太元九年正月下旬。三月，慕容泓起兵据华阴，攻杀秦钜鹿公符叡；慕容冲起兵据平阳（今山西临汾），却被秦兵打败，于是他率余部投奔慕容泓，关中就变成了慕容氏和前秦争胜的西战场。几个月后，慕容泓乱的谋臣高盖等嫌主将苛刻，声望又不如慕容冲，就杀了慕容泓，立慕容冲做皇太弟。这个政权便是不在十六国数内的西燕。

关中还出现了第三股势力，即羌族的后秦姚苌。姚苌本来和符叡一同去打慕容泓，曾劝符叡切勿鲁莽从事，但符叡不听，一战而死。他的死与姚苌无关。之后，姚苌为妥当起见，派人去向符坚谢罪。符坚连遭祸事，变得性情暴躁，一怒之下，把使者杀了。姚苌害怕，逃往渭北的牧马场。由此，天水一带（今甘肃东部）的羌族土豪一时并起，率领五万多户，拥护姚苌做了大单于、万年秦王。

关中有了前秦、西燕、后秦三国，自然乱得不堪设想。符坚把在长安的前燕末代皇帝慕容玮痛骂一顿，气出过后却说：“这自然不是卿的过失。”便又亲自领兵去打姚苌，他连战都胜，后又截断后秦军驻地的水源，眼看全胜在即，不料天降大雨，解决了后秦军的困难。符坚气道：“难道老天也要帮助逆贼吗！”两秦相持时，西燕军乘虚进逼长安，符坚不得不收兵赶回。西燕军打败了几支前秦兵，又占领秦朝阿房宫原址的阿房城。至九月，一直推进到长安城下。符坚登城瞭望，只见以前有龙阳之宠的慕容冲在城下耀武扬威，气得要命，才觉悟过去的错误，怒道：“我不用王景略、阳平公的良言，使白虏（氐人对鲜卑的称呼）猖撅至此！”这时长安城中还有一千多鲜卑人，慕容玮和慕容肃就阴谋利用这些人起事。十二月，慕容玮以儿子结婚为名，请符坚光临，以伏兵杀他。符坚的警惕心实在太差，居然不疑应允，倒是老天救命，下了大雨，符坚没有去成：后来阴谋被发觉，他把慕容玮、慕容肃以及城内的鲜卑人，无论老少男女，全都杀光。

战乱中的长安，衣食困难至极。晋太元十年（３８５年）正月，符坚宴请群臣。许多参加宴会的人竟把肉含得满口，回到家里吐出给家属吃。民间更有人吃人的惨状。

关中大乱，河北也不太平。邺城虽仍在符丕手里，但常山（今河北正定南）、中山（今定州）等要地，都已为后燕所有。丁零翟斌因慕容垂不能满足他官爵的欲望，反与符丕通谋，但被慕容垂杀死。翟斌的侄子翟真率部逃到邯郸，又从邯郸北走，一度打败过燕军追兵。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郡县则因战事而屡有不同归属，忽而从前秦，忽而从后燕。后燕确保的地盘不多，而且不太稳定。

符秦大乱，谢安即奏请乘机出兵收复中原。太元九年（３８４年）八月，谢玄收复彭城；九月，刘牢之收复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十一月，刘牢之等又收复碻璈（今山东往平西南古黄河东岸）、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军事要地。刘袭自滑台渡河北上，进克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前秦符丕以处境困难，请晋军援助，于是晋军也参加了河北的战斗。同时，晋军分路北上西进，又陆续收复了涪城、襄阳、洛阳等地。其时前秦各地守臣多已丧失斗志，或逃或降，晋军所至，很少激战。

太元十年（３８５年）中，北方局势渐已明朗。后燕、前秦、晋争夺河北的争战，后燕的胜局已定。关中虽仍在混战，然符坚被后秦擒杀，前秦之亡已不可避免。在中原龙争虎斗之际，陇西、河西的割据政权乘机崛起，北方几国并存的形势已定。然而，百姓的灾难日益深重，幽冀关中的饥荒更为严峻，后燕军士饿死的很多，慕容垂禁止百姓养蚕，将桑椹充为军粮。桑椹如何能够果腹，可见困难的严重了。在此形势下，战事却仍在继续。

先说河北的战局。刘牢之进到仿头后，听说邺城内部力主附晋的人被杀，就暂停进兵，到四月间才进兵到邺，击败慕容垂军，乘胜追击达二百里之遥，士卒争夺燕军辎重，又被慕容垂邀击，反而大败溃退。刘牢之匹马逃走，得符丕所派接应之兵，才得脱身。晋廷得讯，把他召回，晋军参加河北争战的行动到此结束。八月，谢安去世，年六十六岁。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政。桓冲也已于太元九年病故。晋朝经略中原的领袖人物既已谢世，河南、益州又已收复（晋军于十年四月克成都），没有多大雄心的会稽王道子自然要改取保守态度了。

符丕在邺立足不住，八月，率男女六万余口，通过壶关，往西而去。慕容垂得了邺城，命慕容农回镇龙城（今辽宁朝阳），收复东北旧地。十二月，慕容垂定都中山。至次年正月，即位为皇帝。这时他年已六十一岁，英雄老矣，然而终于能够重建燕国，其踌躇满志的心理状态，可以想见了。当然，河北各地与前秦残余势力的斗争仍未平息，但并不影响大局，笔者就略而不提了。

且说符丕到了晋阳，才知道关中形势恶化，符坚已死。关中形势是怎么恶化的呢？

太元十年（３８５年）的头几个月，西燕、前秦激战多次，互有胜败。符坚曾在长安城西大破西燕军，追到阿房宫城，因怕中计，不敢杀进城去，收兵而退。这是符坚的一大失着。慕容冲攻长安，符坚出兵拒敌，亲自督战，身上中了好几支箭，血流满身。五月，骁将杨定在城西阵亡。符坚害怕，他见谶文有“帝出五将久长得”的话，以为“天意”要他出外，留太子符宏守城，自己带几百名骑兵与张夫人等出奔到五将山（在今歧山县东北）。他在危难之际，迷信妄人造作的鬼话，又是一大失着。六月，符宏守不住长安，弃城出逃。他走投无路，最后从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南走，降了东晋。西燕军进了长安，那个已经自称皇帝的慕容冲放纵士卒烧杀掳掠，长安城中又死了许多人。

七月，后秦姚苌知道符坚到了五将山，派将军吴忠领兵去捉。前秦的几百名兵都四散逃走，符坚身边只剩了十几个侍从。他只能故作镇静，跟吴忠到姚苌的驻地新平。八月，姚苌派人把他缢杀，张夫入自杀。符坚时年四十八岁，他与东晋谢安死在同一个月里，可谓巧合。

符丕得知这些情况后，就在晋阳即位，要把前秦的残局撑下去。

讲到这里，必须补一空白。姚苌乘西燕、前秦苦战的时候，曾向东发展，没花太大气力，便攻占了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新平（治今陕西彬县）、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等郡，所以符坚出奔五将山，正好投到了他的势力范围。

现在笔者暂时把中原大地的情形放一放，请读者跟我朝西北方面看去。这里有两股势力各据一方。一是前面讲到的乞伏国仁，他见关中大乱，觉得时机已到，便自称单于，筑勇士城（今甘肃榆中东北）做都城。这便是历史上的西秦。西秦是个小国，常向大国称藩，接受封号，西秦的国号是迟到晋太元十九年（３９４年）国仁的兄弟乾归在位时才出现的。笔者一笔带过，不去多说它了。

另一个是吕光的后凉。吕光曾是前秦大将，于淝水之战的前夕，奉符坚之命进军西域。他以附秦的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为向导，领兵十万，于晋太元八年（３８３年）正月从长安出发。吕光打败龟兹、温宿、尉头等国兵，改立龟兹王，焉耆等三十多国投降。太元十年，他班师到姑臧（今甘肃武威），得知中原大乱，就打算割据河西，再造当年西晋张轨的局面。他称凉州牧、酒泉公是太元十一年的事，然而，后凉实际上在太元十年就已出现。吕光屡次改变称号，到太元二十一年（ ３９６年）称天王，才定国号为大凉。这些事情也在这里一笔带过，以免过于琐碎。

让我们回过头再看太元十一年的中原大局。在这一年中，北方的中原大地，东为后燕，西为后秦，格局大定。然枝节仍有不少，主要是西燕趋于微弱，前秦苟延残喘。而拓跋珪改代为魏，却预示了一个强大朝代的到来，这却是为当时人所无法预料的。

这年正月，慕容垂即皇帝位。北方的东部可以说是稳定了。但西燕的日子却不大好过。鲜卑人都想东归，慕容冲怕慕容垂，只想久居长安，部下都有怨气。二月，慕容冲被部将攻杀，段随被立为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永又攻杀段随，立慕容顗为王，率鲜卑人男女四十多万东归。在东迁途中，慕容顗又为慕容恒之弟慕容韬所杀。慕容恒改立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做皇帝。对此众人不服，都拥护慕容永，慕容永就杀掉慕容瑶，立慕容泓的儿子慕容忠做皇帝。他们走到闻喜（今属山西），知道东方已有一个大燕皇帝，便不敢再往东走。到六月，将军刁云等又杀死慕容忠，拥慕容永做河东王，向后燕称藩。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慕容垂的谅解。秋凉以后，他们打算上路，这时西燕、前秦都挤在晋南，东进道路在符丕势力范围之内。慕容永向符丕要求假道，遭到拒绝，只得动兵冲过去，于是发生了襄汾（今山西襄汾东北）之战。鲜卑思归，作战自然奋勇，结果大破前秦兵，进据长子（今属山西）。慕容永打了胜仗，以为可以自立，便在长子做起皇帝，并以“中兴”为年号，他的心愿不问可知。

符丕兵败，只剩几千人马。他南渡黄河后，想袭击东晋的洛阳，兵败被杀。前秦到此地步，似乎已经完了，但是在两个月之前，以狄道（今甘肃临挑）长符登为首的一股氐人势力却又异军突起，东克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符丕既已败死，符登便在十一月中即位为帝，因此前秦还在挣扎，而且挣扎的力量还相当强劲。

后秦姚苌于鲜卑东迁后进入长安，并于这年五月即位做皇帝。他在关中的地位似乎完全稳定了，但是符登给了他以意想不到的威胁。十月，符登攻秦州（今甘肃天水），姚苌往救，打了个大败仗。他身受重伤，只能让兄弟姚硕德统率军队。以后几年，两家争战，互有胜败。太元十八年（３９３年）十二月，姚苌去世，年六十四岁二十九年，其子姚兴即位做皇帝。符登得姚苌死讯后，以为有机可乘，发动进攻，却被后秦军击败。姚兴即位后，攻杀符登。符登的儿子符崇远走湟中，被乞伏氏攻杀。前秦至此才完全灭亡。从符健即位起算，共六主、历四十二年。

笔者为行文方便起见，顺带讲了太元十一年以后的若干事件。现在该重提这年年初拓跋珪称魏王的事了。

关于拓跋部的起源，可看第二十三篇所述，这里不拟涉及，只从魏登国元年（晋太元十一年）起，讲些与后燕有关的事。

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东洋河南）大会部众，即代王位。二月，移居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四月，改国号为魏。魏起初是后燕的附庸。慕容垂很需要这个友好的部落，使它看守边境，牵制别部。拓跋珪和别部冲突需要援助时，后燕也乐于为他出兵。但是拓跋珪并不甘心做附庸，所以当慕容垂封他做西单于、上谷王时，他就不肯接受。又过两年，他的羽毛更加丰满，对燕的态度更有变化。登国三年（晋太元十三年，３８８年），使臣拓跋仪到中山，慕容垂问他，魏王何以不亲自前来。使臣就以先世都是晋朝臣子、世为兄弟为借口，比较婉转地提出应该地位平等的主张。这当然引起“威加四海”的慕容垂的不快。拓跋仪则看出“燕主衰老（慕容垂六十三岁），太子（宝）暗弱”的弱点，认为不久会有可乘之机。他们不但要求与燕平等相处，暗中已有取而代之的准备了。

当然，后燕表面上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东晋也不是它的对手。丁零的余部翟辽（翟真为部下所杀，弟成领兵，为燕所灭，余部由翟辽统率）先投靠晋黎阳守将滕恬之，然后夺据黎阳，于是晋泰山太守张愿又叛降翟辽。至此北方一时骚动。晋本以彭城为重镇，到太元十一、二年，谢玄和他的后任朱序都退驻淮阴，这是没有力量（实际上是没有决心）与北方争夺今山东和苏、皖北部之地的表现。后燕见此便乘机南向扩张。晋的守将和张愿、翟辽都不是后燕的敌手，青、兖、徐等州的许多郡县壁垒都落入后燕手中。翟辽据有滑台后，又反复于东晋、后燕、西燕之间。他死后，其子翟创终于为慕容垂所破，逃往西燕，后在西燕被杀。

晋太元十八年（３９３年），慕容垂以“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为宗旨，大举进攻西燕。十九年六月，进至长子，八月，破城，杀慕容永。

这时（指公元３９４年前秦、西燕亡后）除南方的晋以外，北方共有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北魏五国，其中以后燕最为强大。然出兵攻西燕前，诸将多以“我连年征讨，士卒疲敝”为由，反对用兵，这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的表现了。但慕容垂在终于灭掉西燕后，还要远征北魏，就未免要丧师辱国。

拓跋珪自称魏王以来，陆续兼并贺兰、纥突邻、纥奚、刘卫辰等部（刘卫辰，匈奴族，少子勃勃逃脱，即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势力日益强大。长子被围时，它应西燕的要求，出兵援助，虽不曾赶上与后燕兵交锋，显然已处于与之敌对的境地。

晋太元二十年（３劳年），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元帅，领兵伐魏。

拓跋珪用谋士张哀的计策，故意示弱，带着部落，牲畜，渡过黄河（指河套地区北部的黄河），西迁一千多里，装出远逃的模样。后燕军到了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得到别部降人三万多户。这时太子宝若能见好即收，未尝不能满载而归。但他决心要和魏兵决战，就继续深入。九月，燕军见魏兵在黄河南岸，慕容宝想渡河进攻，却为暴风所阻，形成了相持之局。慕容宝从中山出发时，慕容垂已有疾病。进至五原后，魏军小部队在他的后方活动，把后燕往来的使者全部抓住。慕容宝几个月得不到中山消息，拓跋珪令抓获的使者隔河叫喊，说：“你的父亲已死，何不早点回去！”

燕军无论兵将，斗志都日益衰退。十月下旬，慕容宝烧船退兵。他以为魏军没有船，不能渡河追击。不料十一月初，天气严寒，河上结冰坚厚，拓跋珪即率军过河，选精锐骑兵两万余人，追击燕军。初九夜。魏军到达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岱海）西，得知燕军就在陂东宿营，且无戒备，即于次晨登山，向山下平地上的燕军冲杀。燕军正要出发，突遭攻击，惊慌失措，乱窜乱逃，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自相践踏而死就有上万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的四五万人，逃脱的不过几千人。慕容宝等只逃得性命。拓跋珪把俘获的人，除少数有才能的外，悉数坑杀。

晋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年）三月，慕容垂自引重兵袭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杀魏勇将拓跋虔，掳获他的部落三万余家。拓跋珪很吃了一惊，但是燕军过参合陂时，见上年死者的遗骨堆积如山，军士怮哭，声震山谷。慕容垂悔恨交集，呕血病倒，在平城住了近十天，病情更重，只得退兵。四月，他在上谷的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去世，年七十一岁。慕容垂不失为豪杰之士，但晚年自负过甚，穷兵黩武，终于有参合陂之败。

慕容垂死后，后燕强盛的时期也过去了。北魏代后燕而起，成为北方一霸，已经不可逆转了。

二三　　拓跋氏建立北魏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统一北方，结束了西晋八王混战以来战乱扰攘的局面，为胡汉各族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建立这个朝代的鲜卑拓跋氏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让我从它的根说起。

《魏书》卷一《序纪》说，拓跋氏原来住在大鲜卑山，经过六十七代，传到首领毛，统国（部落）三十六，大姓（氏族）九十九。同书卷一百八《礼志一》说，其祖上在乌洛侯国西北凿石为祖宗之庙，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４４３年）曾派李敞去祭祀，《礼志》还录有祝文。这石室在什么地方，过去只能猜测，没有定论。１９８０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的嘎仙洞内发现了石刻铭文，与《魏书·礼志》所载相同，从而证明嘎仙洞就是鲜卑石室。洞址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顶巅的东麓，由此可见，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乌洛侯国当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以西一带。《魏书》自毛以下，对历代首领的名字都有记载，在始祖拓跋力微以前共有十四世（包括毛在内），连毛以前的六十七世，共八十一世。根据世数推算，鲜卑族在公元前一千七八百年即夏代中叶或稍后，已在大兴安岭一带活动；毛做部落首领时。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即西汉时。拓跋氏在推寅做首领时（自毛后的第六世）“南迁大泽”，大泽就是呼伦湖。以后，拓跋氏继续自东北向西南方向迁移，至拓跋力微时，已迁居到定襄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曹魏景元二年（２６１年），力微遣使贡献，从此鲜卑拓跋氏与中原王朝有了联系。

晋怀帝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并州刺史刘琨因力量薄弱，联结拓跋氏，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请朝廷封猗卢做代公。猗卢是力微的孙子（由于中间有兄终弟及等情况，隔了四世）。愍帝建兴三年（３１５年），进封猗卢为代王，拓跋氏从此有了国号。代共六主、六十二年，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３７６年）为前秦所灭。它的末代国王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在国亡的前夕，被庶子寔君杀害。这个国也不在十六国数内。

北魏建立者拓跋珪是什翼犍的孙子，他的父亲太子寔在亡国前五年就死了。代国亡时，拓跋珪只有六岁。其时，符坚把代国人民分作两部，由刘库仁、刘卫辰分别统率。拓跋珪的母亲贺氏带着儿子，投靠刘库仁。刘库仁是匈奴独孤部的酋长，又是什翼犍的外甥，原来是代国的南部大人。他不因兴废而改变宗旨，对拓跋珪照顾得很周到。

太元九年（３８４年），库仁被部下杀害，兄弟头眷继统部众。十年，头眷又被堂兄刘显杀害。刘显想把拓跋珪也杀掉，幸而有人通风报讯，拓跋珪才得逃往贺兰部，投靠舅父贺讷。贺讷的兄弟染干见拓跋珪很得人心，就率兵围困他的住地，想要杀他，因被拓跋珪的母亲贺氏责备，撤兵离去。

晋太元十一年（３８６年），十六岁的拓跋珪乘前秦衰亡的时机，重建代国，又改国号为魏。从这年正月在牛川大会部众起，到太元二十年（北魏登国十年）在参合陂大破燕军事，已见第二十二篇，这里不再重复。

参合陂之役的下一年，后燕主慕容垂攻魏，进入平城后，因病撤军，中途病死。后燕国势从此一撅不振，反之，北魏气势大盛。七月，拓跋珪建天子旌旗，改元为皇始元年（３９６年），决定进取中原，要取后燕而代之了。

魏皇始元年〔晋太元二十一年）八月，拓跋珪大举攻燕，步骑四十余万人，越过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南下。九月，大破燕慕容农军，取得晋阳。慕容农在并州不得人心，地方人士早已与魏军有联系，所以一战就解决问题，地方元气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以后一年多的河北争夺战却是一场浩劫，受害者不仅是居民和燕军，连胜利者的魏军也死了一半以上。我们一千几百年后的人看到史籍上的记载，也感到触目惊心，生当其时其地的人，其悲惨痛苦，笔墨是实在无以形容的。

晋阳失守后，燕主慕容宝召集群臣会议，商讨拒敌之计，结果采取慕容麟的主张，坚守中山（今河北定州），待魏军疲乏后再行出击。这消极防守的战略，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燕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内部矛盾极严重。慕容垂在世时，喜欢长孙慕容会，派他去镇守旧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临终时叮嘱慕容宝，叫他立慕容会为嗣。慕容宝却偏爱小儿子慕容策。慕容盛和慕容会同年，不愿意做他的臣子，和慕容麟劝慕容宝立策做太子。慕容宝正中下怀，他就立策做太子。这样一来，他与慕容会父子之间隔阂很深，埋下了自相残杀的根子。

魏军向河北进攻了。十月，魏将于栗磾、公孙兰率部从晋阳开出当年韩信出井陉攻赵的道路，进入河北。拓跋珪随即出井陉，攻克常山（今河北正定南）。河北郡县守臣，不是逃走，便是投降，燕只剩下中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信都（今河北冀州）三座城池。十一月，拓跋珪分兵攻邺和信都，自己领兵攻中山，打了大半天，就死伤了好几千人。他知道急切攻打不下，决定暂时不打中山，先解决邺和信都。

邺和信都也很难打。

魏贺赖卢与拓跋仪攻邺。贺赖卢自以为是拓跋珪的舅父，不听拓跋仪的号令。魏皇始二年（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正月，拓跋仪误信叛将离间，以为赖卢要闹兵变，引兵撤退。燕守将慕容德派兵追击，魏军很受了点损失：信都方面，魏军攻打了六十多天，伤亡很大，还是打不下来。二年正月，拓跋珪亲自到信都城下，发动猛攻。燕守将慕容凤支持不住，出城逃往中山，守军投降，魏才取得信都。

二月，拓跋珪因并州监军丑提发动叛乱，想撤兵回国，派人与燕约和。这原是慕容宝取得喘息的机会，但他既高估了丑提叛乱的严重性，又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竟拒绝和议，大举反击。他在曲阳的柏肆〔在今河北藁城北三十里）集结兵力，共有步兵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在滹沱水北岸安下营盘，准备邀击魏军。初九，魏军到了。他们不知道对岸有敌军，在这里安营休息。深夜里，慕容宝领兵悄无声息地渡过河来，用招募得来的勇士一万多人袭击魏营，自率主力在营的北面布阵。燕兵冲进魏营，一面冲杀，一面放火，魏军大乱。拓跋珪从睡梦中惊醒，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赤脚逃出营盘。燕将乞特真带了一百多人冲进他的营帐，缴获他的衣服靴子。但这些募兵究竟缺乏训练，在黑夜中分不清敌我，竟自相冲突起来。拓跋珪惊魂稍定之后，在营外看出敌兵的弱点，就命令击鼓集合部队，在营外多举火把，派骑兵发动反击。募兵被骑兵一冲，立脚不住，溃退下去，慕容宝只得收兵渡河回营。第二天，魏军反攻。燕军夜袭不成，斗志已失，不敢再战，就向中山撤退。魏军紧紧追击，慕容宝害怕，带两万骑兵先走，把大队人马丢下不管。燕军只顾逃命，辎重兵器，全都抛弃。天气严寒，风雪交加，冻死的不计其数。魏军杀死、俘获大批朝臣、将校、士卒。

中山和邺又被围了。后燕到了存亡的关口。这时最需要的是团结，是鼓舞人心。不幸的是：出现的是猜疑、分裂和沮丧。

在龙城的慕容会早就要求领兵赴难了，但是行动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前锋在卢龙（今河北迁安西北喜峰口附近）停留了三个多月，他本人还没有出龙城一步。慕容宝几次下诏催促，他又拖了一个多月再出发。他到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隅）时，慕容宝已在柏肆大败了。他进兵如此迟缓，慕容宝对他起有疑心，不能说没有道理。

中山城里也互相猜疑。有人想杀慕容宝，拥立慕容麟，但没有成功。慕容麟怕因此获罪，真想取而代之，又没有成功，就逃走出城。城里连续发生事变，人心动荡，很难支持下去。

中山被围既久，将士都想拚死一战。他们都是参合陂死者的父兄子弟，对魏军仇恨极深，士气旺盛，也可以一战。但他们几次要求出战，慕容宝、慕容麟、慕容农都不准许，从而放掉了死中求活的机会。

慕容麟出走后，慕容宝不知道他的行踪，怕他去夺取慕容会的兵权，就与慕容隆、慕容农商议，决定放弃中山，逃往龙城，保住燕国的旧地。三月十四日晚上，慕容宝等带了一万多人马出城，北上去和慕容会军会合。他们若能以往事为鉴，和衷共济，那么即使没有力量重回中原，但要保住东北旧地还是完全做得到的。可惜，他们的内部矛盾还在发展，慕容氏的江山终于落到别人手里。这与燕魏争胜无关，笔者只好把它放在第二十四篇里去了。

慕容宝走后，中山城中混乱不堪，东门开后，没有人去关上。拓跋珪得报，想连夜进城。将军王建怕他进城后禁止掳掠，推说夜里太乱，恐士卒把府库抢光，不如等天明再说。不料天明以前，城中已经拥戴没有走掉的慕容详为主，紧闭城门，继续抵抗了。拓跋珪打了几天，攻不下来，就派人喊话，劝百姓投降。城中人回答说：“我们百姓只怕又落入参合陂死者的命运，想多活几天罢了！”参合陂大屠杀，正是那个王建出的主意。拓跋珪到这时才知道大屠杀误了大事。此时又恨他误了立即入城之事，一口唾沫吐到了他的脸上。这不过聊以泄怒而已，中山城还是可望而不可及。

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个年头，魏军尽管占着绝对优势，但是到了初夏，粮草成了严重问题。四、五月间，拓跋珪先是命拓跋仪解邺城之围，移屯钜鹿；接着自己也解了中山之围，移屯河间，“督诸郡义租”。所谓“义租”，无非是抢百姓的粮食而已。中山城里的慕容详见魏兵撤走，自以为了不起，即位做起皇帝来了。他不过是一天到晚酗酒的粗汉，城里缺粮，他却不准百姓出城寻食，饿死的不计其数。他也派兵出去“督租”。两家都要抢粮，百姓哪里还有生路！他派出去的兵将也反对他，慕容麟利用这支军队，进中山城，杀了慕容详，也做起皇帝来。他比慕容详稍好一点，就是准许让百姓出城觅食，中山城还没有饿死的人总算有了一点生路。

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夏秋之间，瘟疫流行。八月初，拓跋珪军在常山的九门县（今河北藁城西北）安营，病号满营，人畜死亡的极多，将士都想回到北方去。拓跋珪查问疫情，部下回答：“十个人中活着的只有四五个。”这种回答一般不会完全真实，推测起来，非战斗减员已在半数以上。拓跋珪却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天命，没有办法可想的。好在到处有人，不怕没有百姓的。”群臣听了，都不敢提撤兵的话。这是专制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的口吻！老百姓死了多少，史籍没有提。军人死了一半以上，老百姓死的自然也不会少。

慕容麟的办法只能救一时之急，日子一长，城外也没有什么可以入口的东西了。深秋九月，慕容麟熬不过饥荒，带了两万多人，出城到新市（今正定东北新城铺）驻扎。拓跋珪立即进军攻击，十月，在义台（今新乐城关西南）大破燕军。慕容麟逃往邺城，后来为慕容德所杀。中山再也没有抗拒的力量了，魏军进入中山，燕国的公卿官吏将士两万多人投降。拓跋珪这回聪明了，对以前投降过又逃走的降将也不杀。

中山属了北魏后，邺城孤立，显然无法支持。次年（魏天兴元年，３９８年），慕容德带了四万户南迁滑台。魏拓跋仪军进入邺城，追燕军到黄河边上，没有追上。慕容德后来进取广固，建立南燕，另见第二十四篇。

中原战事至此结束，零星的反抗、叛乱可以不论。拓跋珪南巡到邺，设置行台（中央政府在外地的派出机构），留兵镇守，再还中山，派兵从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高昌店）起，凿恒山到平城的直道，长达五百多里。他在中山也设置行台，加强对山东地区（指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统治，然后离中山北还。为了充实代郡一带，他强迫山东各族人民十多万日迁移到代郡。我们可以想像：这十多万人在魏兵的监督驱赶下，在新修的不见得平坦的山路上长途跋涉的苦况，这其实是一幅流民图啊！移民到代郡后，计口受田，做了国家的农奴。

现在拓跋珪要认真考虑立国的规模了。这年六月，他命群臣讨论国号问题。群臣大都认为，“我国家百世相承，开基代北”，应该叫代国。崔宏却说：“代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套了《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两句，意思是说现在形势不同了，要开创一个宏大的新局面了。崔宏又说：“登国初年己经改叫魏了，魏是‘大名’（崔宏根据《左传》“卜堰曰：魏，大名也”立论），是中原大国的国名，应该叫魏。”国号问题就此解决。同年七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在这次商议中，主张称“代”的显然是那些鲜卑族的旧臣。崔宏字玄伯，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在前秦、后燕都做过官。魏兵进中原时，他逃往海边，被追兵抓住。拓跋珪同他谈了一席话，就用他做黄门侍郎。清河崔氏和博陵（今河北安平）崔氏都是北方大族。崔宏的看法是汉族士大夫的见解。拓跋珪重用崔宏，采用他的看法，表示鲜卑贵族与北方汉人大族合作建立一个兴旺发达的朝代的开始。当然，这些大族人士开头也很吃了些苦头的。崔宏跟魏军北迁，过恒山时，不得不艰难地扶着老母行走（这时妇女还没有缠足的恶习），拓跋珪看见了，才发给车牛粮食。崔宏如此，其他人的苦况可以想见了。

从取得并州时起，拓跋珪建立台、省等官署，在地方上设置刺史、太守等宫。议定国号之后，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仪曹郎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晃崇考天象，由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天兴二年（３９９年），把尚书三十六曹及其他官署，细分为三百六十曹（这个曹应该是三十六曹之曹的下级机构），官署更加完备。拓跋珪问博士李先：“天下有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于是拓跋珪下令征集书籍，送到平城。李先字宏仁，改字容仁，中山卢奴（今河北定州）人，原来是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赵郡李氏也是北方大族，他本人在前秦、西燕都做过官。这些事例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拓跋氏朝廷的影响逐渐增强，对北魏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拓跋珪创建了北魏王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但他性格残暴，晚年尤甚。天赐六年（４０９年），他要杀贺夫人，被贺夫人生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所杀，年三十九岁。拓跋珪就是北魏太祖道武帝。他的另一个儿子齐王拓跋嗣平乱，杀死拓跋绍，即皇帝位。拓跋嗣就是北魏太宗明元帝。

二四　　后燕的残局

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三月十四日晚上，后燕主慕容宝和他的两个兄弟慕容农、慕容隆以及儿子慕容盛等逃出中山城后（参见第二十三篇），两天工夫，便到了蓟城以南。慕容会早已得讯，领了两万骑兵迎上前来。按理说，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父子叔侄相见，应该相互激励，力挽狂斓。但是这对父子已经没有恩情可言，慕容宝只觉得儿子像是存有恶意。他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两个兄弟，两个兄弟劝他不要多心，还答应教训侄子，对父亲要有规矩。慕容宝暂时听了，但是仍旧命令把慕容会的军队分一部分给慕容农、慕容隆。

接着，慕容宝放弃蓟城，把府库所有都带走，北往龙城。魏将石河头引兵来追，在夏谦泽（在今河北三河、大厂、香河间）追上燕军。慕容宝只想快点逃，慕容会不肯，整顿队伍，与追兵交战。慕容农、慕容隆也率领从中山带来的骑兵冲杀。这一战，魏兵大败，损失了好几千人。

慕容会打了一次胜仗，对父亲的态度更恶劣。慕容隆看不过去，屡加训责，慕容会越发怨恨。他又怕到龙城后，权力会落到资格比他老的两个叔父手里，父亲也绝对不会立自己做太子，心里很乱。那些分给慕容农、慕容隆的将士跟慕容会惯了，不愿意跟别人，向慕容宝要求：请他和太子（慕容策）、各位王爷留守，让他们跟清河王（慕容会）去解京师（中山）之围。慕容宝的左右都说不好答应，说清河王打了胜仗，就不会让老子继续做皇帝了。这话极能投合慕容宝的心思，他干脆拒绝了将士的要求，将士都很不满。

父子交恶越来越深。慕容会的左右劝他先动手，杀慕容农、慕容隆，废太子，自己做太子兼掌军政大权。在另外一边，慕容宝也和两个兄弟商量，说道通（慕容会字）一定要反，应该及早杀掉。两人都觉得不妥，说侄儿远赴国难，很有威望，没有明显的逆迹，不应该贸然动手。

慕容会下决心先动手。四月，在广都黄榆谷（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宿营。他使亲信仇尼归等袭击两位叔父，杀死慕容隆，慕容农受了重伤，仍揪住仇尼归，逃到山里。慕容会见仇尼归被擒，知道无法隐瞒，就向父亲谎报二王造反，已经正法。慕容宝明知是假，但只得口是心非地说：“杀得好！”

第二天出发时，慕容农回到了队伍里。慕容宝装出严厉的模样，命令把他抓起来。走了十多里，慕容宝叫群臣停下来吃东西，并商议怎样定慕容农的罪。慕容会刚坐定，慕容宝用眼神向将领慕舆腾示意，叫他杀慕容会。一刀下去，慕容会没有死，只是头部受了点伤。他奔出去，回到自己带的部队里，要对父亲动武。慕容宝知道不好，带了几百名骑兵，疾驰两百里奔逃到龙城。慕容会派兵追击，没有追上，只得自称皇太子，以讨慕舆腾为名，领兵进攻龙城。儿子领兵打老子，道理上慕容会先输了。守军士气高昂，出战大胜。高云又率勇士夜袭，慕容会军大溃而散。慕容会逃到中山，被守将慕容详杀死。

慕容宝渡过了父子冲突这一关，这时他如能认真吸取丧师失地的教训，未尝不可以重振旗鼓。但是才过了几个月，他便根据些零星的情报，轻举妄动，又遭遇了一场灾难。

十月底，有人从中山来到龙城，说慕容德仍坚守邺城，魏军兵力很弱。慕容宝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准备反攻。十二月，兵力已经集结就绪。次年（晋隆安二年，３９８年）正月，派出的探子回报中山已经陷落，慕容宝只得停止南征，引兵北上，想去抢游牧部落的牛马。大部队刚渡过浇落水（今西拉木伦河），慕容德的使者赶到，说魏军已经西撤，中原空虚。他又改变计划，退回龙城，令军队暂时扎营休息，不准解散，准备反攻中原。兄弟慕容农、儿子慕容盛都不赞成，只有慕舆腾竭力摔掇。慕容宝听信他的话，决心出兵，宣布“敢谏者斩！”

二月，大军出发。走了没有多少路，原属慕容隆的段速骨等就因将士不愿远征，发动兵变，逼慕容隆的儿子慕容崇做名义上的首领。慕容宝逃进慕容农的营里，想用他的兵镇压兵变。不料他的兵也不愿远征，都丢掉兵器逃散。慕舆腾带的先头部队也自行溃散。慕容宝、慕容农逃回龙城，幸而出发时留慕容盛守城，暂时得以无事。

三月，段速骨等进攻龙城，段军本是乌合之众，斗志不高。但是慕容盛的岳父尚书兰汗却想乘势夺权。慕容农受他的欺骗，以为城子守不住，逃出去与段速骨合作。城上守兵发现慕容农和段速骨在一起，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慕容宝、慕容盛等也出城逃走。段速骨军进了城，大肆烧杀抢劫，把慕容农关在宫里。慕容崇的亲信听说他们考虑立慕容农做首领，就擅自把慕容农杀了。

兰汗是个阴谋家。他不再需要段速骨了，便出其不意，一举把他的一伙全部消灭，废掉慕容崇，把太子慕容策捧出来，派人迎接慕容宝回龙城。慕容宝毫不怀疑，想马上回去。儿子慕容盛劝他不要轻信，并且主张到南边去，与慕容德合兵收复河北。

慕容宝听了儿子的话，往南经过邺城到达黎阳，听民间说慕容德已经自立为皇帝，就不敢再去，退而往北。慕容盛在钜鹿、长乐（今河北冀县）一带活动，地方上有人愿意支持他，由此可见中原空虚是实，北魏在河北的统治不很巩固。但是慕容宝总认为兰汗有诚意，又以为彼此是亲家，就回到龙城去了。他走到离龙城四十里处，兰汗的兄弟加难领兵来接。慕容宝还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不料还没有进龙城，便被他杀了。其时在晋隆安二年（３９８年）五月。

慕容盛走在后面，得讯后决定利用兰汗喜欢搞阴谋、其实很愚蠢的特点，料他会看在女儿的面子上，不会加害于己，进城见他，只要争取到一点时间，便可以设法报仇复国。一切都如他所料。七月，他联结一些旧日的亲信，杀死兰汗父子，夺回了政权。

这个青年比他的糊涂父亲强多了，然而，他吸取教训却有错误。他认为父亲太懦弱，因而失败，就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从严，结果他的左右人人自危。晋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宫中有人起事，他领卫士抵敌，在黑暗中被人打伤，连凶手是谁也弄不明白。他只来得及命令召叔父慕容熙，就死了。他在位三年，先只称长乐王，中间称皇帝，后来称“庶人天王”。慕容熙即位后，也沿用这称号。

慕容熙杀了那天起事的首领，至于杀慕容盛的真凶，始终是个谜。燕国的内部矛盾还没有完结，一部分人想拥立慕容盛的儿子慕容定，阴谋泄露后，慕容定也因嫌疑送掉性命。

慕容熙是慕容垂的小儿子，勇武过人，但不是做国君的料。他大兴土木，造苑筑宫，大热天也不停工，服役的士卒中暑死了一大半。区区燕国，实在经不起折腾，他却到处游猎，还一会儿东侵高句丽，一会儿北袭契丹。其士卒马匹，或因雨雪，或因疲劳过度，每次都有巨大损失。宠妃符氏死后，他使慕容隆的妻子张氏殉葬，检查群臣脸上有没有眼泪，没有的要受处分。其余暴行还多，笔者不愿多说了。

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先前因得罪于慕容熙而亡命的原中卫将军冯跋和兄弟冯素弗等潜入龙城，奉慕容云（本姓高，即上文所说高云，慕容是赐姓）为主，起事攻杀慕容熙。后燕亡，从晋太元八年慕容垂复国起算，共四主、二十四年。

高云复姓，即天王位，仍称燕国，但是后燕已经变成了北燕。高云任冯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北燕的建立者实际上是冯跋。高云做了国君，怕人篡位，养些勇士做心腹。这些人其实是些暴徒，贪得无厌，稍不满足，便起毒心。晋义熙五年（４０９年），高云竟被卫士首领离班、桃仁杀害：冯跋平定乱事，杀离班、桃仁，即天王位。

冯跋字文起，信都（今河北冀州）人。他即位后，为政简易，减轻赋税，在位二十二年。他死时已在南朝宋元嘉七年（４３０年）。兄弟冯弘在他病危时领部下进宫，冯跋惊惧而死。冯弘做了天王，把冯跋的儿子全都杀掉。元嘉十三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４３６年），北魏灭北燕。北燕共二主（高云不计）、二十八年。冯弘逃往高句丽，两年后为高句丽人所杀。

北燕事实上是后燕衰退的继续。这拖了将近四十年（不算北燕也有十来年），说明北魏起初并没有灭燕的决心和力量。燕之无法复兴，终于陷于灭亡，慕容氏的不团结不能辞其咎。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值得人们记取。

后燕在衰退时还曾出现一个南燕。前面已经讲到慕容德南迁滑台。滑台介于北魏、后秦、东晋之间，难以长期自立，而且“土不过十城，众不过数万”，仅是个危邦而已。然而慕容麟穷途来投以后，居然想取而代之，因面被杀；后燕皇帝慕容宝有前来之意，慕容德既难以相容，慕容宝也终于舍此而去。这不仅是慕容氏不团结的老毛病所致，也是皇帝制度害死人。这个制度只能让一人居尊，父子兄弟为了这个宝座，都不免要自相残杀。

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慕容德出兵击叛将符广，留慕容和守滑台。慕容和的长史李辩杀慕容和，投降北魏。魏将拓跋进驻滑台。慕容德军将士的家属都在城内，幸得将军慕容云杀死李辩，率领家属两万多人冲出滑台，与慕容德会合。慕容德本来想反攻滑台，听文臣韩范、潘聪的意见，才决定进取青州，以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为都城。这个南燕小国后为东晋所灭，事见第二十六篇。

二五　　桓玄、孙恩

淝水战后不久，东晋上下内外协和的局面不幸消失了。太元八年（３８３年）八月，在宰相谢安命将出师的时候，又命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录尚书事什么都管，加“六条”，意为只管六条范围以内之事，内容从略）。司马道子是孝武帝的兄弟，而且是一母所出，所谓“亲贤莫二”。这个任命是否有牵制谢氏的用意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太元十年，谢安去世，就以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了。他后来被改封为会稽王，下文就称他为会稽王道子，或单称其名。

道子信任王国宝（王坦之的儿子，谢安的女婿，谢安发觉他品质恶劣，不加任用）。朝政浊乱，徭役繁重，据范宁（参见第二十九篇）说，当时百姓“殆无三日之休，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的情况。

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年）九月，张贵人因恐色衰被废，用被蒙住孝武帝的头部，使他窒息而死，推说“因魇暴崩”。司马道子昏庸糊徐，竟没有追究。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是晋朝第二个白痴皇帝，连冷热饥饱都分辨不清，朝政自然更不必说。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更加肆无忌惮，道子甚至把东宫的兵都让国宝率领。

安帝隆安元年（３９７年），镇守京口的兖、青二州刺史王恭派使者到江陵，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商议起兵讨伐王国宝。这时桓温的儿子桓玄正在荆州。玄字敬道，很有才气。太元末年，曾被任为义兴太守。他郁郁不得志，登高望震泽（太湖），叹道：“父为九州伯（九州指天下；伯，霸主），儿为五湖长！”即弃官而归。他在荆州闲居，很为殷仲堪所尊重。他劝仲堪与王恭同盟起兵，说这是齐桓、晋文的举动。

司马道子儒弱无能，听得东西两面要同盟起兵，便把一切问题推在王国宝身上，责令他自杀，派人去向王恭谢罪，于是风波暂时平息。

道子的儿子元显，年才十六岁（道子本人也不过三十三岁），他却不肯罢休，说必须防备王、殷异动。道子就任命这个大男孩做将军，让他统率一部分军队。道子又结谯王司马尚之及尚之的兄弟休之做心腹，一同筹划对付王、殷的策略。

隆安二年（３９８年），王、殷果然再次起兵。道子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把事情都交给元显，自己一味饮酒，逃避到醉乡中去。元显很有点勇气，但不过是个没有实际经验的纨绔子弟而已。王恭军的内部矛盾却帮他解脱了这次危机。

王恭用的是北府兵。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不赞成起兵，又受元显使者的游说，把王恭抓起来，送到建康处死。其时，殷仲堪用杨佺期为前锋，桓玄领第二拨队伍，自己随后，已经进逼建康。会稽王道子用桓脩（桓冲子）的计策，宣布用桓脩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杨大喜，要接受朝命。殷仲堪大怒，命将士退兵。桓、杨掌握不住所领队伍，只得仍与仲堪合作。朝廷无可奈何，把荆州还给殷仲堪。从此桓玄屯兵夏口，与殷、杨貌合神离。道子父子又渡过了第二次危机。

这年，东部还发生了天师道首领孙泰起事的事件。孙泰是钱塘（今杭州）人杜子恭的徒弟，做过新安太守，信奉他的人极多。他以讨王恭为名起兵。会稽王道子使元显把他诱杀。信徒们都认为他是尸解成仙。孙泰的侄儿孙恩逃到海岛上，纠合死党，准备报仇。

隆安三年（３９９年），荆州桓玄与浙东孙恩都强大起来，已不是司马道子、元显父子所能制服的了。以后，从北府兵中崛起的刘裕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消灭了这两股势力，东晋的实权也完全落到刘裕的手里。

晋朝弄到如此地步，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不能辞其咎。司马道子有病，而且每天都喝得大醉。元显便让朝廷解除他的司徒、扬州刺史官职，由他自己做扬州刺史。道子酒醒知道后，大光其火，但已毫无补救的办法。

这个十八岁的权奸以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为心腹，满朝文武都怕他们两人。当时东部各郡有许多原来的官奴，他们被免除奴隶的身份后，做了官吏士人的客户（佃客之类）。元显把他们征发到京师当兵，叫做“乐属”。被征当兵的自然不“乐”，那些失掉客户的官吏士人也都抱怨。这年十月，孙恩乘此机会，从海上起兵登陆，杀死上虞县的县令，进攻会稽郡的郡治。

会稽内史王凝之也信奉天师道。他得到孙恩起兵的消息后，不出兵，不布防，天天在府里的道室中拜神念咒。属员请他发兵，他说：“我已借到几万鬼兵，扼守各处要隘，不怕贼兵来犯。”等到孙恩兵近，鬼兵影踪不见，他才准许部下出兵，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孙恩打破郡治，杀死王凝之。王凝之的妻子谢道蕴（谢安兄谢奕的女儿）是著名的才女，她拔刀出门，杀了几个人，才被擒获，孙恩倒没有杀她。吴郡、临海（今属浙江）、义兴（今江苏宜兴）的地方长官都闻风逃走。会稽、吴郡、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临海、永嘉（今温州）、东阳（今属浙江）、新安（今浙江淳安）八郡的党徒，一时起兵响应，十来天中，发展到了几十万人。朝廷直接统辖的地区几乎全部失陷，建康城内也有潜伏的党羽，形势紧张极了。

晋谢琰、刘牢之统兵镇压孙恩。孙恩所部都是乌合之众，哪里敌得过久经训练的官军。谢琰很快收复了义兴、吴兴，留屯乌程（今浙江湖州），使刘牢之继续进军，渡浙江（钱塘江），收复浙东各郡。

孙恩只靠天师道煽动群众，其实并无作为。他起初听到八郡响应，洋洋得意，对部下说：“天下大局已定，我辈不久就可以到建康去了。”后来知道刘牢之军到达江边，才有点失望，但仍自欺欺人地说：“我占有浙东，还可以做个勾践！”又过了几天，知道刘牢之军已经渡江，便老着面皮说：“孤不以逃走为耻辱！”下令叫男女信徒二十多万人跟着逃走，并沿途抛弃财物子女。官军急于掳掠，追得慢了，孙恩才得以脱身，逃上海岛。

孙恩起得快，败得也快，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刘牢之纵兵劫掠，士民大失所望。各处城里的居民几乎逃光，过了个把月，才慢慢地有人回来。官军的暴行正是为孙恩的再起布下的种子。

这场为时短暂的战役使一个人崭露头角，他便是后来成为南朝刘宋开国皇帝的刘裕。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人。《宋书·本纪》说他是汉朝帝室后裔，这种事谁搞得清楚，无非是以认个阔祖宗为荣而已。“寻根”是好的，但是以不耻贫贱为善。刘裕出身贫苦，种过田，捕过鱼，赌输了拿不出钱，被大族刁氏绑在系马的桩子上，是个出自草莽的英雄。当时他在刘牢之部下只做个参军，有一次奉命率几十个人打探敌情，遭遇敌军几千人，他率部迎击，手下全部阵亡，他也从高处跌下。敌兵想下去杀他，他执长刀向上砍杀了好集个人，奋身上去，大喊杀贼，杀得敌兵都不敢上前。刘敬宣见刘裕出去的时间太长，恐怕有失，领兵往寻，见他独当几千敌兵，无不钦佩，于是进兵杀败了这支敌兵。刘裕从此成为名震一时的勇将。

在东部各郡扰攘之秋，西部也不太平。殷、杨和桓玄三个人，各有特点。殷仲堪多疑，缺乏决断能力，不是干大事业的材料。杨佺期的远祖是汉朝望族，因渡江较晚，被名门大族看得低人一等，而佺期本人也确有粗犷的缺点。桓玄与父亲比较，显有逊色，但才力在殷、杨之上。殷仲堪联杨制桓，但又不能完全信任佺期，这样的联合自然必败无疑。朝廷要分化这三人，即因桓玄要求增加所统范围，加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四郡指长沙、衡阳、湘东、零陵）。杨佺期想先动手，袭击桓玄，殷仲堪不肯，苦苦劝阻。杨佺期无可奈何，只得歇手。

殷仲堪不肯动手，桓玄却反要先下毒手了。这年荆州大水，殷仲堪尽力救灾，把仓库存粮都用光了。桓玄乘此机会，以杨佺期不救洛阳为借日，发兵西上，进攻江陵。殷仲堪召杨佺期来救，杨佺期认为江陵缺粮，难以拒敌，要他到襄阳去。殷仲堪心慌，就骗杨佺期说已经收集了大批粮食。杨佺期信以为真，领兵到江陵，才知道上了当。桓玄兵到，打败杨部，杀死杨佺期。殷仲堪想逃往北方，也被追兵擒获杀死。

荆、襄都到了桓玄手里。隆安四年（４００年），朝廷不得不依照他本人的意愿，任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自说自话，使兄桓伟做雍州（襄阳）刺史，侄子桓振做淮南太守。这样一来，西起蜀中，东到历阳（今安徽和县）、芜湖，都在桓玄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桓玄是个野心家，事实上已显而易见。朝廷（实即司马元显）要分化三人，欲扬桓抑殷，可谓愚蠢之至。

司马氏的国运已经危如累卵了，然而司马元显和他的一伙却自我感觉好得很。元显也当上了录尚书事，和父亲道子各有一座府第。人们叫道子为东录，叫元显为西录。东录门前冷冷清清，西录门前一天到晚停满了车马。元显的亲信不是自命为豪杰，就是自诩为风流名士（风流指风度）。元显骄傲自大，公卿百官见了他都拜。政府财政困难，元显的家财却日增月长。这种情形，显然是难以长久维持的。

孙恩一直在海岛上窥伺时机。晋谢琰镇守会稽，他自负十几年前大破符坚大军的战功，不把“孙恩小贼”放在心上，戒备松懈。隆安四年五月，孙恩再次登陆，攻陷余姚、上虞，进迫会稽。谢琰亲自领兵出战，兵败后被部下所杀。孙恩越闹越厉害，晋朝只有再令北府兵出征一法。十一月，刘牢之领兵东征，孙恩又撤到了海岛上去。

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孙恩改变进兵方向，北上攻海盐（今属浙江），但为刘裕所败。孙恩沿杭州湾北岸进军，击退刘裕的追兵（刘裕带的是一支不满一千人的小部队）；五月，攻陷沪渎垒（在今上海市青浦东北旧青浦西），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沿长江西进到丹徒（今镇江），所部有海船一千余艘，战士十多万人。建康为之震动。

元显害怕了。桓玄听到孙恩进逼京师，立即集结军队，上疏请讨孙恩。元显对孙恩、桓玄都怕，无论哪一个来，自己都必死无疑：幸而刘裕带的小部队日夜赶路，和孙恩同时到达丹徒。孙恩并不注意这支小部队，他率领一部分人众，登上了江边的蒜山（今存孤峰，其余部分己淹没）。城中的守军不敢出战，穷苦的百姓并不害怕，有些挑着担子走路的人索性立定了看陌生的队伍。刘裕却不顾疲劳，指挥所部，冲杀上去。孙恩的将士仓猝遇敌，惊慌失措，乱逃乱奔，跳山落水的为数很多，他本人也狼狈不堪地逃回船上。然而，他毕竟人多，整顿了一下队伍，便继续向建康推进。幸而援军渐次集中，刘牢之也赶到京口以西江中的新洲，于是孙恩不敢再进，退出长江，由海道北上到郁洲（在今江苏灌云东北）。朝廷嘉奖刘裕的功劳，任命他做下邳太守，追击孙恩。孙恩连战失利，扬帆南撤。十一月，刘裕又在沪渎、海盐大破孙恩军。孙恩浮海远逃，势力远不如前了。

孙恩从建康附近撤退后，桓玄宣布解严。元显方才惊魂稍定。然而，不久之后，桓玄对朝政的责难又使道子、元显紧张起来，于是张法顺献计，用刘牢之为前锋，元显自率大军随后，讨伐桓玄。这条计如能实施，也未必能够成功。更糟的是：张法顺面见刘牢之商量此事，刘牢之以为难办。张法顺还见元显，说刘牢之不可靠，不如先把他杀掉。元显不听，后来果然出了乱子。

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年）正月，下诏宣布讨伐桓玄，元显自任元帅，仍用刘牢之做前锋都督。桓玄得到在建康之族人的密报，吃了一惊，想采取守势，坚守江陵。长史卞范之说：“‘元显口尚乳臭（这年元显虚岁二十一），只要兵临近畿，马上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桓玄才发布檄文，宜布元显的罪状，发兵东下。元显见了檄文，胆战心惊，二月，下了船却不叫开船。在另外一头，桓玄出发后，老是怕不能得胜，预作返回江陵的打算，船过寻阳（今江西九江西），还没有发现官军踪迹，胆子才壮起来。如此看来，两军的统帅都怀着一肚子鬼胎，元显当然是无能之辈，但桓玄也不是真豪杰，还够不上奸雄的资格。

这是一次儿戏式的战争。桓玄军一鼓攻克历阳（今安徽和县），如此而已。刘牢之到了建康西南长江中的溧洲，便按兵不动。他听了桓玄所派说客的话，决心倒戈。他的儿子敬宣、外甥何无忌和参军刘裕都劝他不要走这条路，他固执不听，理由是“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骠骑指元显，他的官是骠骑大将军。刘牢之素来讨厌元显，他实在想先和桓玄合作，除掉道子、元显父子，然后再找机会推翻桓玄，取而代之。他以当代名将的资格，自以为有条件做到这一涉，而不知一反冉反，终于众叛亲离，陷入灭亡的境地。

三月，刘牢之投降。桓玄兵到建康，只喊一声“放仗（放下武器）！”元显率领的军队便溃散了。元显走马进东府，跟随他的只有张法顺一人一骑。元显问父亲怎么办，道子只对着他哭。捉他的人紧跟着来了，元显成了阶下之囚。

桓玄进了建康，自任（当然号称有诏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他废黜会稽王道子（不久被毒死，年仪三十九岁），杀司马元显、张法顺等。他任刘牢之做会稽内史，牢之见一上来就被剥夺兵权，要想造反，部下都不愿意。刘裕认为“桓玄新近得志，威震天下”，反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参军刘袭说得最干脆，“将军往年反王充州（兖州刺史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现在又要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将佐僚属也多半离他而去。刘牢之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刘敬宣与宗室司马休之等逃投后秦。

刘牢之既死，桓玄除掉了一块心病。同年，孙恩在临海被当地军队打败，跳海而死。余部只剩几千人，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桓玄想安抚这股力量，便任命卢循做永嘉太守。卢家本是北方大族，卢循本人也很有学问，做个太守完全能够胜任。然而他并不想做这个官，不久又攻打邻近州县。桓玄派刘裕前去镇压，卢循立足不住，便和部将徐道覆航海南走到岭南去了。他们以后还要和刘裕一决雌雄，事见下篇，这里不提了。

桓玄一步步地向皇帝的宝座迈进。元兴二年（４０３年）正月，任大将军。这自汉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做这官的必定专擅朝政，九月，即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加九锡。十月，逼晋安帝写禅位诏，禅位于楚。十二月，桓玄在姑孰即位做皇帝，国号楚。

刘裕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当初桓玄新得天下，人们希望他改变会稽王父子的弊政，使天下稍得安宁。但是他奢华放纵，大兴土木，改造宫室，逼得很紧；人家有好的书画、园林，也想方设法占为己有。他于政事没有什么兴革，却只抓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如奏事的文书上写错了个别字之类，以表示什么都瞒不过他，而积压大量奏案，不去处理。他又想废钱用谷，恢复肉刑，加以想法多变，朝令夕更，把政事搞得一团槽。天也不帮忙，元兴元年，江南浙东大灾饥荒，富人穿着绸衣，怀藏金玉而饿死的大有人在，穷人是更不消说。这虽不能由桓玄负责，但自桓玄来后就出现这样的重灾，人们是不会不怪到桓玄头上去的。

元兴三年（４０４年）正月，益州刺史毛璩首先宣布讨桓，发兵东下：二月，刘裕和刘毅、何无忌等又在京口起兵。这三个人，照桓玄的认识，“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里存粮不满一石，赌起钱来敢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刘牢之）。”他们都是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物。

二月二十七日，刘裕推说打猎，和何无忌纠合了一百多人。次日早晨，京口城门刚开。何无忌身穿传诏书的服装，诈称朝廷使者，当先进城，一百多人跟着一拥而入。守将桓脩大概连真假还没有弄清楚，便被砍了脑袋。刘裕得了京口，军中急需一个处理事务的主簿，刘毅推荐刘道民，说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了。道民是刘穆之的小字，他字道和，莒县（今属山东）人，博览群书，有文才，做过官，也有吏才，这时正闲居京口。刘裕也知道这个人，立刻派人去请。他听见城里喧闹，出来探望，正与使者相遇。他一上任，一切事务很快都有条有理。

京口对岸的广陵，有桓弘驻防。他的主簿孟昶、参军刘道规（刘裕弟）都参与反桓密谋。举事之前，刘毅到了广陵，决定与京口同一天发动。孟昶劝桓弘打猎，天还没有亮，开城门放猎人出城。孟昶和刘毅、刘道规带几十名壮士进府，桓弘还在吃粥，就被杀了。他们随即率众渡江，与刘裕会合。

刘裕尽管取了两座名城，军队却不过一千七百人。二十九日，他发布檄文，宣布讨伐桓玄。桓玄得报大惊，命吴甫之、皇甫敷率军拒敌。三月，刘裕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北）遇吴甫之军，一战大胜，斩吴甫之。进至江乘以南的罗落桥，遇皇甫敷军，发生激战。刘裕军初战不利，他自己也被敌兵重重包围，靠着大树苦战，幸而援军赶到，射倒皇甫敷，才反败为胜。

桓玄得了二将死讯，更加害怕，命桓谦等率众二万在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门西侧）待敌，他自己命人备好船只，预作逃走打算。

三月初二，刘裕军饱餐既毕，抛弃余粮，推进到覆舟山东。刘裕命弱兵登山，多张旗帜。桓谦得探子报告，只知道山谷中全是刘裕军，不知道有多少，胆先怯了。刘裕、刘毅等分作几队，直前冲击。刘裕身先十卒，将士人人死战，喊声惊天动地，又趁东北风急，放火焚烧，烟焰漫天。桓谦带的兵，大部分是北府旧兵，对刘裕又怕又服，都不愿意为桓家出力，很快就溃散了。

桓玄得了败报，出城上船，浮江而去，到了寻阳，又带上囚徒晋安帝，于四月中回到江陵。他自称算无遗策，只因诸军违背了他的节度，才陷于失败。凡此种种，再次说明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

桓玄仍想反扑。五月，峥嵘洲（在今湖北鄂州境江中）之战，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一举把他的水军击败。桓玄常在座船旁备有小船，预备战况不利时先逃，因此士气甚是不振。他回到江陵，见人心已乱，谁也不听他的号令，就带了少数随从出逃，在江陵以南的枚回洲，被益州兵杀死：刘毅、何无忌等行动迟缓，又不知道桓玄已死，桓振因此得以据守江陵，与东军相持。但这只是垂死挣扎而已。义熙元年（４０５年）正月，刘毅等进入江陵，迎安帝回建康：桓振还在苦战，甚至一度再进江陵，不久终于战死。

桓氏灭亡了。晋朝也变成刘裕的天下。

附带交待一件事。蜀兵不愿东征。毛璩于下令东进攻桓振时被变兵杀害。参军谯纵称成都王，蜀中又出现了割据的局面。

二六　　刘裕北伐

刘裕迎晋安帝复位后，从义熙元年到十三年间（４０５～４１７年），做成了五件大事：一是向后秦讨还隆安时的失地；二是灭南燕；三是消灭卢循、徐道覆的武装集团；四是平定蜀中的割据势力；五是灭后秦。其中两次北伐成功，尤其是可圈可点的功业，所以本篇就以北伐为题来讲这五件大事。

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年），后秦兵攻陷洛阳，淮、汉以北各城降秦。桓玄兼并殷仲堪，就是以仲堪不救洛阳为借口的，但是灭殷之后，就再也不问失地的事情了。义熙元年（４０５年），刘裕向后秦要求归还汉水以北的南乡（治今湖北均县境）等十二郡：姚兴大约是见刘裕声威正盛，不愿与晋发生冲突，便以“天下之善一也”为理由，称赞刘裕的功绩，答应了他的要求。

灭南燕是刘裕力排众议、终获成功的大功业。

当时的南燕皇帝慕容超是南燕创立者慕容德的侄子。他于晋义熙元年即位，以公孙五楼为心腹，使旧臣多遭排斥，有的甚至被杀害。老臣封孚屡谏，他都不听。慕容超曾问封孚：“肤像前世哪个君王？”封孚坦率地说：“桀、纣！”说完后，慢吞吞地踱出去，面不改色。慕容超又恨又火，因他名望太高，竟拿他毫无办法。封孚年已七十左右，不久死去，朝中又少了个直臣。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二月，慕容超嫌太乐伎人数太少，发兵攻击晋淮北的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掳去大量人口，选男女二千五百人给太乐训教。

这是向晋挑衅的行动。三月，刘裕上表请求伐燕。朝廷议论都表示反对，但是刘裕决心已定，于四月十一日从建康出发。大军坐船由淮河入泗水（淮、泗交会处在今江苏淮阴西南）；五月，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刘裕命把船只、辎重留在这里，大军改走陆路，步行到琅邪（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沿路冲要之处，都筑城留兵防守，以防南燕军的袭击：从此前进，在临朐（今属山东）东南，还有地形险峻的大岘山，不能平安穿过这一关，便不能到达目的地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

这确实是一次艰难并且危险的远征。读者不妨看看现代地图，从南京渡江往北穿过大半个江苏省到山东，再穿过半个多山东省到青州，该有多少路！就算前面一大半是水路，有船可坐；单算后面一小半，也有好几百里早路，加以夏日炎热，孤军深入，何等危险！刘裕的行动简直完全违背了军事常识！敌人可以扼守大岘，以逸待劳；也可以坚壁清野，使晋军求战不得，又征发不到粮食，势必陷入绝境。这都是任何一位将帅想得到的办法，而且当年公孙五楼也把这两套办法向慕容超提了出来，前者为上策，后者为中策，上策中还加上派奇兵袭击晋军后方，截断运输路线。晋军中也有人提醒刘裕，要注意深入之后，“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的危险。

然则刘裕为什么敢于冒险进军？因为他估算定了。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提醒他的人说：“慕容超心贪，既想掳获，又爱惜禾苗，以为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绝不会守险，也不会清野。我敢为诸君担保，不会有什么危险。”果然，慕容超不用公孙五楼的上中二策，倒用了“纵贼入岘，出城逆战”的下策。他以为晋军远来疲乏，到了现内的平地，用骑兵一冲，就可以取胜。他的决策与刘裕的预测完全吻合，晋军的胜局已经定了。

刘裕说是这么说，心里总不免有一二分紧张，直到过了大岘，不见燕兵，才完全放心，举手指天，十分高兴。左右问他为什么高兴，他说：“兵已过险，人人有决一死战之心；禾苗满野，无需顾虑缺粮。敌人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慕容超先派公孙五楼、段晖等领兵五万扼守临朐，得晋兵已过大现消息后，又亲自领兵四万前往。六月，两军在临朐以南大战。刘裕用四千辆车子，分成左右两翼，徐徐推进。慕容超的铁骑碍着车辆，无从发挥横冲直撞的优势，交战半天，还没有分出胜败。晋参军胡藩献计，乘燕军悉数出战的机会，先袭取临朐。刘裕就命胡藩等带一支兵，绕出燕军之后，直取临朐，声称是海道增援的生力军。临朐守兵果然不多，又没有防备，被晋军一鼓攻克。慕容超大惊，逃出临朐，到城南段晖营中。这么一来，军心动摇，刘裕趁势猛攻，大破燕军，斩段晖等十多个大将。慕容超逃回广固，连乘坐的辇和玉玺都成了晋军的战利品。晋军追到广固城下，六月十九日，攻克大城，围困小城。刘裕要让慕容超困守自毙，暂不攻城，腾出手来，安抚人民，招纳贤才。军中所需，都就地取给，用不着依赖江淮漕运了。

慕容超派尚书郎张纲到长安求救，他回来时被晋军抓住。刘裕得了此人，使他发挥两种作用。一是叫他立在楼车上面，向城中喊话：“刘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城里的人听了都为之胆落。二是张纲是个兵工专家，刘裕命他制造各种攻城器具。增强了晋军的攻击力量。慕容超恨极了，把张纲的老母押到城上，肢解处死，却不怪自己把个兵工专家派出去，以致落到敌军手里。

张纲的喊话内容不好算假。刘勃勃就是赫连勃勃，当时还没有改姓赫连。后秦正在和他交战。姚兴很想救燕。当时北方形势，北为北魏，西是后秦，东有南燕，成三鼎足之势。其余西北小国（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和东北的北燕都与中原大局关系不大。晋灭南燕后，后秦势必受到威胁，但是匈奴刘氏正在崛起，姚兴救燕实在是有心无力。他只能来一个虚声恫吓，派使者到刘裕军中，说：“秦已经派十万铁骑到洛阳，晋军若不撤退，当长驱东进。”刘裕看穿那一套，果断地答道：“对你那个姚兴说：我灭燕之后，本拟休兵三年，然后进取关中、洛阳，如果现在送上门来，再好也没有了，快点来好了！”刘穆之听说有后秦使者，连忙进去，秦使者已经灰溜溜地走了。刘裕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他大为不满，怪刘裕道：“一向不论大事小事，都承蒙让我参与筹划。此事理该慎重考虑，怎么马上如此答复。这话只能激怒对方，如果广固没有攻克，羌兵又到，不知如何对付？”刘穆之不失为老谋深算的人物，但是毕竟逊刘裕一筹。刘裕见他着急，笑道：“兵贵神速，他若能来，一定怕我知道，怎么会先派使者通知。羌人自顾不暇，哪里能够救人！”

姚兴确实自顾不瑕。九月间的贰城（不详，当在今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处）之战，姚兴被勃勃打败，休说十万铁骑，连原来进屯洛阳的一万人也调回去了。

义熙六年（４１０年）正月，广固被困已半年有余，城中男女大多脚弱无力，逃出投降的络绎不断，但是慕容超仍不肯降。二月初五日，刘裕下令总玫。燕尚书悦寿开城门迎接晋军入城。慕容超突围被擒。南燕亡，从晋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国，共二主、十三年。

刘裕灭了南燕之后，本来打算进一步经略中原，不料后方出了大问题，卢循、徐道覆从岭南北上，企图乘虚袭取建康。朝廷还没有收到灭燕捷报，先得上游警报，人心恐慌，立即派急使召刘裕南还。

义熙元年，东晋朝廷任命卢循做广州刺史，徐道覆做始兴（今广东韶关）相，希望他们不再造反。卢循颇有安居岭南的意思。徐道覆却不甘寂寞，而且估计刘裕必有收拾他们的一天，所以一直在作卷土重来的准备。他使人在大庚岭等地所伐适于造船的木材，运到始兴，低价出售：居民贪便宜，争相购买。这时他见刘裕远征日久，觉得时机已到，便力劝卢循起兵，并说如不同意，他决心单独行动，率领始兴的部队，直取寻阳。说到这等地步，卢循尽管不太愿意，也只得听他的了。

徐道覆早己把居民所积木材，拿来造好了船。他们兵分两路，卢循攻长沙，徐道覆攻南康、庐陵、豫章，各地守臣都狼狈逃窜。徐道覆顺赣江而下，声势浩大（笔者写到这里，有个疑问，在岭南造的大船，怎么运到岭北的江西去用，古书于此等处，记载不清。估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用人力把空船搬运过岭，一是木材本来堆积在大庚岭以北，没有运到岭南去过）。江州刺史何无忌领兵迎敌，三月二十日，兵败豫章长今江西南昌），何无忌阵亡。建康为之大震。

刘裕南还，走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得何无忌死讯。他担心建康有失，只带几十个人，轻装赶路，到长江边打听消息。路人也不知道他是谁，说：“贼军还没有到，刘公若能回来，就不用担心了。”刘裕听了，心中为之一宽。他渡江到京口，四月初二到达建康。朝廷和百姓见他回来，才都安定下来。但是五月初七，桑落洲（在今安徽宿松西南长江中）之战的失利，又使建康受到很大震动。

这是刘毅的过失。刘毅时任豫州刺史，镇守姑孰（今安徽当涂）。刘裕赶回建康后，因北征的军队刚刚南归，将士疲劳，又多伤病，船只也需修理，竭力主张慎重行事。他知道刘毅要出兵迎击卢、徐，先是写信劝阻，继而又使他的堂兄弟刘藩前去，要求他暂缓出兵，等刘裕准备就绪，再一同行动。刘毅虽与刘裕一同起事反桓玄，并且推刘裕做了盟主。但是成功之后，却颇有争当领袖的野心。他曾推荐谢混做扬州刺史，用意在把刘裕挤出朝廷，做个“守藩之将”。刘穆之看穿他的心肠，叫刘裕抓住扬州不放，所以二刘之间早已有了裂痕。现在他见刘裕阻止他出战，以为刘裕不要他立大功，就对刘藩怒道：“你难道以为我真不及刘裕吗？”遗憾的是：桑落洲之战证明他确实不如刘裕。他损失了几百条船和堆积如山的辎重，所带两万将士也所剩无几。他本人历尽艰辛，才逃回建康。

桑落洲之战后，逃回的人都说卢、徐如何如何强盛，有些朝臣竟主张奉晋安帝到江北避难。刘裕坚决不听。当时敌情严重是真实的。建康能够上阵的战士只有几千人。卢、徐却有十多万人，最大的楼船高十二丈（魏晋南朝尺约相当于四分之一米弱）。卢、徐的基本队伍，依当时人的评价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就是说战斗力极强。有一个孟昶，是与刘裕同起反桓玄的伙伴。他预料过刘裕伐燕必能成功，又预料何无忌、刘毅南征必败，因此人们都很相信他。这次他认为刘裕一定敌不过卢、徐，坚持要让皇帝逃难，刘裕仍坚决不听。他竟以自己支持刘裕伐燕，“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引咎自杀。当时建康悲观气氛之浓厚，于此可想而知。

孟昶的主张不对。当时不能走，一走便会土崩瓦解。刘裕招募百姓当兵，赏酬从优，动员民众修治石头城，集中兵力扼守石头城。五月十四日，卢循兵到秦淮河入江之口。徐道覆主张直指新亭（今南京西南），烧毁舟舰，分路进攻。这是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必然势不可当。但是卢循担心，万一失利，便无法收拾，不如暂时与之相持，并说：“大军还没有到，孟昶便已自杀，从大势看来，建康不日自会溃乱。”徐道覆无可奈何，叹道：“我终为卢公所误，大事一定不能成功；我若能为英雄效劳，天下不足定也！”

刘裕怕的就是徐道覆这一着。他在石头城上隙望，见敌军船舰，靠着江中的蔡洲停泊，知道可以缓一口气，心才宽了。刘裕争取到了时间，兵力逐渐集结，又增筑几座堡垒，分兵把守。卢、徐几次挑战，刘裕都坚守不动。部将违令出战失利的，被他斩首。卢、徐分兵攻掠各县，收获不大，相持到七月，兵力已很疲乏，只得于初十退回寻阳。建康的危机过去了。

刘裕立即转入追击，并且派孙处、沈田子二将带三千兵，坐海船南下，袭取广州，使卢、徐无家可归。十月中旬，刘裕从建康出师，准备与卢、徐决战。军事形势完全改变了，卢，徐处处失利。徐道覆攻江陵，为荆州刺史刘道规所败。广州守兵想不到海上会出现敌情。十一月，孙处、沈田子很容易地拿下了广州。

十二月初一，刘裕进军大雷（今安徽望江）。次日，卢、徐大队船舰顺流而下，两军发生激战。刘裕分兵屯于西岸，向敌船投掷火具，满江烟火。卢、徐大败，退回寻阳，打算再退到豫章，在左里（在都阳湖口之左，今江西都昌西北左蠡山下）筑栅阻止追兵。十八日，刘裕兵到左里，毁栅进攻，又获大胜。卢、徐只剩几千残部，退回岭南。义熙七年（４１１年），刘藩等进兵岭南，二月，破始兴，杀徐道覆。卢循反攻广州，为沈田子所败，逃往交州，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战败，投水而死。

消灭卢、徐集团，在刘裕做的几件大事中，应该说是最艰难的。这个问题解决后，刘裕的威信更高了。刘毅要想同他争胜，事实上已不可能，但他总不死心。义熙八年（４１２年），他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他不满足，要求兼督交、广。他有学问，很文雅。大族名士和他合得来，与出身卑贱的武将刘裕却格格不入。这是他的有利条件。刘裕见他如此情况，知道决裂无从避免，就加上一个“谋为不轨”的罪名，出兵讨伐。刘毅兵败，自缢而死。当年的同志，最后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这是历史的悲剧。

刘毅问题解决后，刘裕于同年十二月，选择朱龄石做元帅，任益州刺史，领兵收蜀。这是第二次出兵了。早在义熙三年，刘裕就派刘敬宣收蜀，但未成功。这次他对人选考虑得很周到，觉得朱龄石武事吏才都很出众，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他。朱龄石果然不负重托，于九年七月平蜀，谯纵自杀。

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二月，后秦主姚兴去世，年五十一岁，其子姚泓嗣位。氐、羌、匈奴各族首领发生了多次反秦起事，夏天，赫连勃勃也出兵蚕食秦地。刘裕看准这是灭秦的大好时机，决定出兵北伐。

刘裕留刘穆之在建康，总摄内外。八月十二日，兵发建康。王镇恶、檀道济从淮、淝向许昌、洛阳，朱超石等向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沈田子、傅弘之向武关，分路推进。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今山东平阴北），从汴水入黄河（古时淮、济、汴、河可通，石门，济水之门）；王仲德率前锋诸军，开通钜野泽和黄河间的航道（参第十九篇桓温北伐时开航道事）。总括一句，就是从现在的山东（黄河以南部分）、皖北向京汉线以西的目标大举推进，这样讲也许可以给读者以比较简洁明白的印象。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九月，王镇恶、檀道济进入秦境，漆丘、项城等地守将迎降，进克新蔡、许昌；沈林子攻克仓垣（今开封东北）；王仲德水军进入黄河，北魏守将放弃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撤往北岸。魏明元帝使人质问，刘裕客客气气地答复，说是为了修复洛阳陵墓，假道于魏，并不打算侵夺魏的土地。十月，檀道济于连捷之后，进逼洛阳，守将姚洸投降。

后秦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还发生了内战。姚懿、姚恢相继起兵争位失败。东晋灭它是不难的。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正月，刘裕率水军从彭城出发。二月，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进到潼关。这时发生了晋、魏关系的问题。王镇恶等被秦潼关守军所阻，进展困难。刘裕水军由黄河西进，对岸魏军，有干涉的可能。姚泓向魏求救，刘裕也向魏要求假道。北魏政府对这问题举棋不定，有人认为刘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即怀疑刘裕有侵魏的可能，主张截断晋水军西进之路；有人认为刘裕伐秦，他不达目的不会罢休，魏若阻其西进，他一定会上岸攻击魏军。魏正在北边与柔然交战，又是荒年，不宜与晋冲突。结果明元帝采取折衷办法，发兵十万，在北岸跟踪西进，监视晋军行动。晋军在南岸拉纤的人员，有因风高水急漂到北岸的，都落到魏军手里。

刘裕知道，要排除魏军的阻挠，必须显示一下力量。四月，他派军官丁旿率领一七百名士兵，带一百辆车子登上北岸，把车辆布置成一个半圆形的阵势（名叫“却月阵”），两头紧靠河岸，半圆形的顶离岸一百多步。每辆车配七名士兵，插一根白旌（即旗杆上部装有白色羽毛）。魏兵不明白他们的用意，暂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刘裕俟白旌竖起后，命先已奉命准备的朱超石率二千人渡河，携带大弩一百张，每辆车增兵二十人、弩一张，在车辕上竖起彭排（傍牌），掩护士兵身体。魏军见晋军像是在北岸设置据点，便大举进攻，把半月阵围住。主将长孙篙亲自率领三万骑兵前来增援。晋军先用弓弩杀敌，但是敌军越来越多，而且逼到车前，守军的弓弩已经发挥不出威力。朱超石命把长矛截断，只剩三四尺长，一人执矛刺敌，一人在后用大锤锤矛，由于魏军密集车前，一矛可以刺穿三四人，致使魏军死伤惨重，溃退下去。朱超石转入追击，又杀伤了上千人，魏军从此丧失了阻挠晋军西进的勇气。

七月，沈田子、傅弘之一军进入武关，到了青泥（在今陕西蓝田）。这一军原来是用作疑兵的。只有一千多人。八月，姚泓领兵好几万人想东进抵御刘裕，怕沈田子袭击他的后路，决定先到青泥消灭这支“偏师”。沈田子见敌军大队前来，便乘其立足未定的时候，率部冲杀，一战杀敌一万多人，缴获姚泓乘坐的车子。姚泓狼狈不堪，逃回灞上。王镇恶改变强攻渡关的战略，引水军从黄河进渭水，乘蒙冲小船前进。秦兵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把全部舱面遮盖起来的船，以为是没有人摇而能行动的怪物，越发胆寒。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军在渭桥（今咸阳东北）上岸，大破秦军。姚泓单骑逃回宫中。王镇恶跟踪进入长安城北门。次日，姚泓投降，后秦亡。从晋太元九年姚苌建国算起，共三主、三十四年。

九月，刘裕到达长安。他把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等送往建康。姚泓也被解到建康处死。东晋多次经略中原，只有刘裕灭了十六国中的两国，功业可谓大矣。可是他志在南归代晋，加以得刘穆之病故噩讯，担心后方发生问题，竟于十二月间匆匆离长安南下。赫连勃勃乘虚而入。刘裕留守在关中的诸将又自相残杀，灭秦的收获竟化为乌有。这是一段令人为之惋惜的历史。

二七　　西秦和四个凉国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分裂割据的时期。从地区来说，西北是分裂得最严重的地区；从时间来说，无过于从四世纪末到五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段。秃发乌孤说：“陇右、河西本数郡之地，遭乱，分裂至十余国。”（《通鉴》卷一一一，《晋书·载记二十六》文字略有不同）他说的十余国，其中有些只是小小的部落。在十六国的名单中，此时此地只有五个，即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乌孤的话是在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说的，当时西凉还没有出现，所以他说的十余国，有列入十六国资格的不过四国而已。

西秦乞伏氏和后凉吕氏出现于符坚淝水兵败之年，已见第二十三篇。鲜卑乞伏氏据有今甘肃省西南部。创建者乞伏国仁以勇士城（今甘肃榆中北）为都城，受前秦符登封为苑川王，实际上是前秦的附庸。晋太元四年（３８８年），国仁死后，兄弟乾归继立，才自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兰州西北），但仍接受符登封的王号。他称秦王，是太元十九年（３９４年）打败了前秦太子符崇和氐王杨定之后的事（前秦亡于后秦，符崇是亡国之君），以后历史上为区别几个秦，才叫这个秦国为西秦。晋隆安四年（４００年），乾归被后秦姚兴打败，先投秃发氏，后归姚兴，实际上已经亡国。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乘后秦渐衰，逃回苑川，才又复国。义熙八年（４１２年），乾归被侄子公府杀害，儿子炽磐平乱即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炽磐灭南凉（参见下文），是乞伏氏最强盛的时期。他死时已在刘宋元嘉五年（４２８年）。儿子暮末嗣立，三年后为夏国所灭。西秦共四主、四十九年。

后凉是与乞伏氏西秦同一年出现的。鲜卑族的南凉秃发乌孤，匈奴族的北凉沮渠蒙逊（沮渠本来是匈奴官名，蒙逊的祖上以官为氏），都受后凉管辖，也都在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从后凉分裂出来。隆安四年，西凉李暠又从南凉分裂出来，于是出现了四个凉国。在整个北方，这年（４００年）共有八国，即四凉、两燕（后燕、南燕）、两秦（后秦、西秦）。这是北方进一步分裂的表现。

后凉初建时，其版图与前凉相仿，国土不小，吕光从西域得胜回来，兵力也很强。但是吕光治国无方，内部的凝聚力很差。他初到凉州，便听信谗言，杀南安、天水名士十多人，使地方上对他没有好感。他平定河西，部将杜进的功劳最大。但是他听外甥石聪“中原人止知有杜进而已，其实不听见还有舅父”的话，便杀了杜进。吕光如此作为，便难怪地方势力（如前凉张天锡之子张大豫）和部将（如彭晃）屡次起兵生事了。秃发乌孤未尝愿意安于附庸的地位，但是开头因“根本未固，小大非敌”，接受了吕光封的河西鲜卑大都统的官职。吕氏若无衅可乘，秃发氏就只能一直做他的大都统。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他见吕氏“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就自称西平王，与上年刚从三河王改称天王的吕光相对抗了。

沮渠蒙逊的伯父罗仇、麹粥都在吕光部下为将。吕光攻西秦兵败，听信谗言，把败军之罪推到两人身上，把他们杀了。于是蒙逊起兵反凉，拥建康（今甘肃高台南）太守段业做建康公。这与秃发氏起兵是同一年的事情。

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吕光病死。沮渠蒙逊说他“荒毫信谗”，其中三个字是实，“毫”则未必，他享年不过六十三（或二）岁而已。他明知嫡出的儿子吕绍年龄才能都在庶出的吕纂、吕弘之下，也明知吕纂久掌兵权，性情粗暴，却仍让吕绍继天王位，只叮嘱他们切勿内讧，一个做天王，一个管军，一个管政。他的尸骨未寒，临终的愿望便落了空。吕纂自立，吕绍被迫自杀。几个月后，吕弘起兵争位，失败而死。

后凉的内乱还没有完。吕纂是个昏君，喜游猎、酒色。隆安五年，吕光的侄儿吕超在宴会后把他杀死，立兄长吕隆做天王。同年，后秦攻姑臧（今甘肃武威）。吕隆兵败投降，成为秦的附庸。两年后，在秃发、沮渠两家夹击下，无法自存，只得请求后秦发兵接他到长安。后凉亡，共四主、十八年。

秃发、沮渠两氏的人物比吕氏强得多，然而僻处一隅，力量有限，东面受阻于后秦，又经常相互攻击，所以都不能大有作为。

秃发乌孤很有雄心壮志。他罗致人才，据《晋书·载记第二十六》列举的姓名，共达二十三人。他乘吕氏之衰，想统一凉州，不幸在位三年，即因酒醉坠马，伤重而死，时在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兄弟利鹿孤继位，乌孤原驻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利鹿孤移驻西平（今青海西宁）。他们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能招致到一批“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的人才，实在很不容易。他们本身是部落的酋豪，而能尊重人才，更不容易。部将如瑜勿崘，论事能举陈胜、项羽为例，主张举事之初，不宜急于称王，又可见秃发部的酋豪中不乏有相当文化知识和见地的人士。

利鹿孤在位也只三年。晋元兴元年（４０２年），他死后，兄弟傉檀继位，他称凉王，历史上因此有南凉这个名称（乌孤先称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利鹿孤先沿称武威王，后改河西王）。

河西各国，这时以秃发氏南凉为最强。吕氏后凉连年饥荒，人口大减，已经衰落。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力也差。隆安四年（４００年），段业的敦煌太守李暠称凉公（西凉）。五年，蒙逊杀段业，称凉州牧、张掖公，境内很不安定，有些地方官投向西凉，所以国势不如南凉。但是秃发、沮渠两家都害怕后秦姚兴。后凉亡后，傉檀废去年号，甘心于附庸的地位。姚兴很高兴，于晋义熙二年（４０６年）把灭后凉所得的姑臧（今武威）给他。凉州主簿胡威到长安见姚兴，说他不该无故放弃凉州要地。姚兴想反侮，但傉檀已经接管，再也收不回来了。这是秃发氏的极盛时候。

形势变化得很快。当他在前凉张氏造的宣德堂里为“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而感慨的时候，形势已经在变了。匈奴族的赫连勃勃正在崛起（参见第二十八篇）。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十一月，勃勃进攻南凉的支阳（今甘肃永登东南），掳去人口二万七千多，牛马羊数十万头。傉檀领兵往追，焦朗劝他不要轻敌，他却相信莽夫贺连“勃勃败亡之余，乌合之众，应该急追”的话，遇伏而大败。这一仗，南凉大伤元气，名臣勇将死了十之六七，傉檀本人也险些为追兵抓住。反之，沮渠蒙逊却在强大起来，在此之前，已经击退了傉檀的一次进攻。南北二凉的强弱对比从此换了位置。

晋义熙四年（４０８年），姚兴想乘傉檀渐趋衰弱的机会，收回凉州，派兵进攻姑臧，被南凉击退。傉檀于是再称凉王。然而，南凉毕竟不能挽回颓势。义熙六年，傉檀攻蒙逊，大败后匹马逃还。蒙逊乘胜进围姑臧。傉檀不得不送质子求和。战后，傉檀迁居乐都。他刚出姑臧城，侯湛等便关上城门，自称凉州刺史，向蒙逊投降，从此姑臧为北凉所有。

傉檀不甘心失败。义熙七年（４１１年），他再攻北凉，掠五千余户而还。蒙逊反击，大破南凉兵，又包围乐都，傉檀被迫求和，再送质子，国势更弱。其时西秦乞伏氏渐强（见本篇上文）；北凉沮渠蒙逊也于义熙八年迁都姑减，即河西王位。义熙九年傉擅攻蒙逊，又败，乐都被围达二十天。十年，傉檀因属部多叛，出兵讨伐。西秦乞伏炽磐乘虚攻陷乐都。傉檀无奈，向西秦投降。南凉亡，凡三世、十九年。傉檀于一年多后，被炽磐毒死。他中毒后，左右想设法解救，他倒有自知之明，说：“我的病怎么可以治疗呢！”

南凉一亡后，西秦乞伏氏与北凉沮渠氏成为邻国，屡起冲突，互有胜负，到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终于握手言和。西秦、北凉、西凉暂时形成三分凉州的局面。三国之中，西凉最小最弱。义熙十三年，李暠死后，其子李歆继立。李歆与强国为邻，而繁刑峻法，大兴土木，其势当然不能持久。刘宋永初元年（４２０年），蒙逊破西凉兵，杀李歆，进入酒泉。李歆弟李恂据敦煌拒北凉。永初二年，敦煌守将投降，李恂自杀。西凉亡，共二主、二十一年。

沮渠蒙逊在凉州群雄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智勇兼备，博涉群史，是个文武全才的领袖。他削弱后凉、南凉，灭了西凉，晚年侵逼西秦，使乞伏暮末向魏要求内迁。暮末走到南安（今甘肃陇西县东南），为夏军围困而亡。四凉、一西秦，最后只剩一个北凉，它虽不能尽有其余四国的故土，但比起早年，版图大得多了。然而时势已不容许再出现割据的霸主。他听到刘裕灭后秦，便大受震动，见文臣刘祥奏事时面有喜色（此人未必因刘裕得胜而喜），便怒道：“你听到刘裕入关，竟敢这样高兴！”就把他杀了。蒙逊的心态由此可见。北魏强大，更使他感到难以自立。他不能不先向东晋、刘宋称臣；继而受魏封的凉王爵位。宋元嘉十年（北魏延和二年，４３３年），蒙逊去世，年六十六岁，在当时是高龄了。子牧犍立。牧犍聘儒者刘炳为国师，颇能注意文教事业。然而，北魏统一北方己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４３９年），魏太武帝攻克姑臧，牧犍投降。北凉亡，共二主、三十九年。

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灭亡的国家。北凉亡，十六国时期也随之结束了。

二八　　赫连勃勃和统万城

在陕西靖边县以北约五十公里之处，有一座淡灰色的古城耸立在无边无际的毛乌素沙漠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统万城遗址。它有内外二城，内城还很完整，城高十米，夯筑得极其坚固。

为什么把城筑在沙漠里？这城是晋义熙九年（４１３年）夏王赫连勃勃建造的都城。他选中的城址，当时水草肥美，“临广泽而带清流”，是他看见过最理想的地点。但是几百年后，到９世纪末的唐末，大风刮来的流沙，有时已经会高到城垛子上。到了近代，更完全处于沙漠之中，成为古今生态变迁的最好物证了。

赫连勃勃是匈奴族人，原姓刘（匈奴人以刘为姓，见第七篇），字屈孑。他的父亲刘卫辰原居悦跋城（即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晋太元十六年（３９１年），为拓跋珪所破，逃走被杀。勃勃投奔叱干部。酋长叱干他斗伏派人把他送交拓跋氏，幸得他斗伏的侄儿阿利把他劫下，送交后秦的高平公没奕干。勃勃就在没奕干处长大成人，还做了他的女婿。姚兴很赏识他的才干，使他协助没奕干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要把刘卫辰旧部和其他一些部落共二万人给他统率。兄弟姚邕谏姚兴不要重用此人，说他对上傲慢，对下残暴，不可信任。姚兴当时听了，但后来仍使他镇守朔方（今内蒙古杭爱旗北），统率一部分游牧部落。他很快就显出贪暴残酷的真面目，乘后秦衰落的机会，截留河西鲜卑族首领献给姚兴的大批马匹；假装行猎，袭杀恩人又是岳父的没奕干，并吞他的部众。

晋义熙三年（４０７年），勃勃（那时他还姓刘）觉得自己羽毛丰满了，便脱离后秦管辖，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他建国以后，部将都主张建都高平，进而与姚秦争夺关中。勃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如果建立了都城，等于给姚氏准备好打击的靶子，那时敌众我寡，势必灭亡。他说：“不如用行动迅速的骑兵，出其不意，他救前就打他的后面，他救后就打他的前面，使他疲于奔命，我们则到哪里便吃哪里的，不出十年，岭北、河东将尽为我所有。等姚兴死后，嗣子暗弱，长安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这是一套极精辟的运动战理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赖以取胜的一贯战略。

刘勃勃依照他的计划，不断攻击后秦西北各城。各城守将防不胜防，大白天也常紧闭城门。姚兴到此地步，才后悔当时不听姚邕的话，然而国势衰弱，已经无力补救了。

几年之间，刘勃勃击败秃发傉檀，几次击败后秦军，每次杀伤动以万计，所得百姓有好几万户，又得原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来降，作为谋臣。他的实力与初称夏王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也不用担心城池会成为敌人打击的靶子了，于是他决定建造统万城。

他用叱干阿利做将作大匠，征用各族人民十万人筑城。阿利蒸土筑城，一段段验收，如果夯得不够结实，即用锥子如能锥得进一寸深，就杀死筑这段的工匠，把尸体混在泥土里当建筑材料用。为了这座城，究竟死了多少人，谁也没有办法知道。在鞭子刀斧的驱逼下，这座城造得异常坚固。北宋淳化五年（９９４年）宋破赵保忠（李继捧）所据的夏州（即统万城）后，命拆毁城墙，而内城至今还存在，想必因拆毁太难，所以只拆了外城了事。“统万”这名称，取的是统一万邦的意思，勃勃当年的雄心勃勃，从都城名称上已显露无遗了。

就在这一年里，勃勃改姓赫连。他声称子从母姓，不合于礼；帝王是天的儿子，“其徽赫与天连”，所以改姓赫连。同姓而非直裔的，都称铁伐氏（勃勃原系铁弗氏），意思是坚硬如铁，锐可伐人。他已经自命为“天子”了，然而他只是一个迷信武力的暴君而已。

叱干阿利监督工匠制造兵器。造的弓箭射不穿铠甲，便斩弓箭匠；射穿了，便斩铠甲匠。他监制的“百炼钢刀”，锋利无比。他用铜铸大鼓、飞廉（长毛、有翼、似虎的野兽）、翁仲（高大的人像）、铜驼、龙兽之类，都涂上黄金，排列在宫殿之前。制造时稍有不合，工匠就得遭杀身之祸。前后死了好几千人。我们知道，夏国当时还不算大，而奢华至此，暴虐至此，它的前途不会很光明，是肯定无疑的。

赫连勃勃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冶家，但是毫无疑问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他不可能建立一个国祚长远的国家，却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系列的军事成就。

晋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刘裕进关中，灭后秦。勃勃断定两条：其一，姚氏必亡；其二，刘裕本人一定速返。他留子弟诸将守关中，我取之极易。他的预测果然不错，十二月，刘裕离长安东还，赫连勃勃得讯大喜，立即向王买德征求夺取关中的意见。王买德主张先派游军截断青泥关（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城侧）、上洛（今陕西商州）两处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关隘，东面在潼关塞断水陆交通线，然后发布檄文，号召三辅（汉以京兆尹与左冯翊、右扶风管辖今陕西中部地区，合称三辅。后世沿用为这地区的名称）官民来降，那么刘义真如在网罗之中，难以脱逃了。”勃勃依计，命儿子赫连璝进向长安，赫连昌屯潼关，王买德屯青泥，自率大军，随后进发。

赫连勃勃和王买德的策略是高明的，然而南军并不是弱者，假使众将同心协力，共拒强敌，胜负谁属，其实很难预料。不幸沈田子以私怨杀王镇恶，刘义真的长史王脩又杀了沈田子（参见第三十篇），尚未交兵，先折了两员大将。尽管这样，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正月，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寡妇渡（不详，据《通鉴注》在今甘肃庆阳境，与泾阳距离太远，恐不确）二战，傅弘之大破赫连璝，正面的夏军被迫退却。但是晋军不能保持有利的态势。十月，刘义真这个十三岁的孩子，相信左右说的“王镇恶要反，所以沈田子要杀他。王脩又杀沈田子，可见王脩也要造反。”命左右杀死王脩。王脩既死，长安事实上陷入无政府状态，人心恐慌。刘义真把兵力都调到城里，关上城门防守。于是赫连璝卷土重来，夜袭长安，勃勃本人也进据咸阳，关中郡县都向夏军投降。

刘裕在彭城得讯，命义真东归，以朱龄石代镇长安。刘裕采取这个措施太晚了。关中事实上已经改变了颜色。十一月，朱龄石到达长安。刘义真不遵照父亲“轻装速发，出关后才可以徐徐前进”的指示，将士更是贪得无厌，毫无纪律，一路走，一路抢劫，带着大量辎重、子女，一天不过走十来里路。傅弘之劝义真丢掉车辆，轻装快跑，义真不听。他们很快就被赫连璝的三万铁骑追上，傅弘之、蒯恩断后，边走边打，走到青泥，终于大败。傅弘之、蒯恩、毛脩之都被夏兵擒获。刘义真走在最前面，因天色已暗，夏兵不再穷追，才幸免于难。他的左有全部逃散，他只一个人伏在草里，参军段宏单骑寻他，边走边喊，义真听见他的声音，才敢从草堆里钻出来答应。段宏用带子把他缚在背上，一马双驮，总算逃了性命。

晋军失关中，也失了关中人心。刘裕不肯留屯长安，已使人失望；刘义真军大肆掳掠，更使长安居民恨透晋军。他们一哄而起，驱逐朱龄石。朱龄石无奈，烧毁宫殿，退往潼关。

赫连勃勃进入长安后，又东进破朱龄石军，俘获朱龄石。几个被俘将领，都死在长安。刘裕灭后秦，实际上是替赫连勃勃打的。战胜之后，赫连勃勃在灞上即皇帝位。然而，他以长安离魏太近，不肯迁都于此，仍退回统万。

夏的国势至此已达顶点。从古至今，专门靠武力立足的国家或集团，发展到顶点之后，便会很快衰落下去，没有一个能逃得脱这条规律。赫连勃勃目中根本没有人民。他常常坐在城头上，身边放着武器，无论对什么人，稍有不满，就亲自动手杀掉。他发现臣下目光中有不满表现的，就凿瞎眼睛；有敢笑的，就割掉嘴唇；有敢谏的，先割舌头，然后杀头。他召见隐士韦祖思。祖思见他时心中害怕，极其恭敬。他却怒道：“你见姚兴不拜，见了我为什么拜？我还没死，你就不把我看作帝王，我死之后，不知你在笔头上要把我糟蹋到什么地步！”就把他杀了。

他得关中后七年便死了，其时是刘宋元嘉二年（北魏始光二年，４２５年），其子赫连昌嗣位。次年，北魏军破长安；又次年，破统万。魏神房元年（４２８年），赫连昌在安定为魏军俘获。以后，赫连定在平凉即位，反攻获胜，收复长安。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神麚四年，赫连定避魏西迁，被吐谷浑所俘，夏亡。夏共三主、二十五年。

二九　　东晋的文化名人

东晋虽偏安江左，国势不振，但在文化上却颇多成就，出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人物。

笔者最先想提到的是葛洪（２８３～３６３年）。他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杨句容（今属江苏）人。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什么家，他著的《抱朴子》，内容包罗之广，实在惊人。这部书分内外二篇。内篇讲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等内容，其中甚至有好几道符，说是佩带了可以辟山精鬼魅、虎狼，非常荒诞不经。然而，他所处的时代，科学和迷信还没有分家，在他讲的炼丹术中，包含了古代的化学知识。他炼丹的尝试就是化学实验。他知道“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抱朴子内篇·金丹》）。那就是说，把丹砂煅烧，其中的硫变成二氧化硫，同时游离出金属汞即水银；把水银和硫黄化合，就成为硫化汞。我们知道，西方的近代化学，其祖先是炼金术。我国古人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抱朴子内篇·黄白》讲的便是炼金术。在讲求炼丹、炼金的同时，他又研究了许多草木之药的性能，如说久服茯苓等药物如何如何，尽管失之荒诞，但这些药物对人有补益也是事实。古代的方士一般都通医学，葛洪另著有《肘后备急方》，证明他还是一个医学家。

《抱朴子外篇》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思想属于儒家范畴。他对晋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都有具体的论述和深刻的批判，如王孙公子不学无术，而倚仗门第出身，享有权势地位；“母后之亲”与“阿谈之人”，不懂律令而掌握审判的权力，屡战屡败而仍为大将，不知《五经》的名目而身任学官；出身低微的人则卑躬屈膝以求显达，一旦身处高位，便利用职权，无恶不作……其余如酒鬼的丑态，风俗的侈靡，也都有所揭露。其中《汉过》、《吴失》两篇，作用在于刺今，然而对汉、吴历史的批判，也可以供论史者的参考。如《吴失》中的“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为了解孙吴的大官僚地主拥有大量人口、土地（此外还有私有武装）的状况，提供了比较生动的资料。

葛洪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孙吴的官员，他十三岁丧父，又在吴国初亡之际，陷入很贫困的境地。他艰苦力学，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兼擅文武，善用刀楯、单刀、双戟，又学“七尺杖”（约合一米六十，相当于后世的齐眉棍）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抱朴子·自叙》）。他曾组织一支小部队，参加镇压石冰，后来受赐爵关中（一作“内”，二者相差一级）侯。

在批评当代社会风气方面，范宁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范宁（３３９～４０１年）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把“中原倾覆”之祸的根源归咎于清谈，以为王弼、何晏之罪比桀、纣为重，说是“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这评论有过当的地方，何晏其实办事很认真，他做吏部尚书，所用内外官吏，都能称职。他是曹操的女婿，要巩固曹魏政权，因此才被司马氏说得很坏。但是西晋的王衍、王戎等确有清谈误国的毛病。范宁生当东晋后期，受时势刺激，话说得过分激切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他批评时政，如云“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体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自残肢体以求免役），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嫁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见《晋书》卷七十五本传）。苛政连“鬼”也要怨，真是言之至极了！

东晋时期的书法和绘画都有极高的成就。“书圣”王羲之尤为杰出。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年，或３０３～３６１年）字逸少，出身于琅邪临沂王氏，是王导的侄子。他做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有一个“坦腹东床”的典故出在他的身上。郗鉴使门生见王导，物色一个女婿。王导叫他到东厢去看。他看后回去报告说：“王氏子弟都好，只是见了我都有点紧张做作的模样，只有在东床坦腹吃东西的一个，若无其事。”郗鉴说：“这正是好女婿！”派人去问，就是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的书法起初师法卫夫人（魏晋之际，卫瓘与子恒、女铄都以书法著名，铄即卫夫人），后来博采众家的长处，兼工隶、楷、行各体。永和九年（３５３年），他与诸名士修禊（在水滨举行消除不祥之祭）兰亭，作《兰亭序》，传为千古佳话。至今中日书法家仍效法古人，到绍兴兰亭，“流觞曲水”，以纪念书圣。

他的轶事很多，我试略举一二。他喜欢鹅，听说山阴有一道士养的鹅好，特地去看，看了想买。道士说，只要替他写《道德经》，就全部奉送。羲之欣然写完，把鹅装在笼里带了回去。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卖六角竹扇的老太，一时高兴，在每把扇子上都写了几个字。老太起初很不高兴。他就嘱咐她：“你只要说是王右军的字，每把可以索价一百钱。”老太一试，生意很好，后来又拿扇子来请他写，他只对她笑笑，不再写了。

《兰亭序》真迹相传在唐太宗陵中，后世所传都是摹刻本。郭沫若不信《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他提出后即有人反对，笔者也认为郭说很难成立。

王羲之不仅仅是个文人和书法家，他对政事也有不少切实的见解，如劝阻殷浩北伐，前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

晋代书法艺术甚为发达。羲之的叔父王廙，有过江后书画第一的美誉。羲之也说自己书法本来不及庚翼、郗愔，到晚年才胜过他们。可惜年代久远，这几个人的真迹不传，后人无从一饱眼福。

顾恺之是东晋的绘画大师。恺之（３４１～４０２年，或约３４５～４０６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做过桓温的参军。后来宫至散骑常侍。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相传瓦棺寺（在今江苏南京西南）初建时，慧方和尚请朝士捐钱，士大夫落笔没有超过十万钱的，顾恺之却写上百万钱。大家知道他并不富有，以为不会真的拿出来，不料他要寺里给一间屋子，并空出一面墙壁，每天到屋里关上门画画。一个多月后，画的维摩洁像只需要点眼睛了。这时他告诉和尚：第一天来看的要布施十万钱，第二大五万，第三天起照常例。开门后，光彩夺目，看客云集，没有多少时候，就收到了百万钱。这故事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的《京师寺记》。他的名气之大，画像之工，由此可见。他画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有摹件传世。

东晋名士中以绘画著名的还有戴逵（约３２６～３９６年），字安道，谯郡侄（今安徽宿州西南）人。他是个隐士，也善于雕塑。

东晋史学家以干宝、习凿齿最为著名。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曾受王导荐，领国史。他著有《晋纪》，是一部从司马懿在曹魏时事写起的西晋编年史。这部书早已佚失，现存只有后人的辑本。《资治通鉴》引用了他的史论，读《通鉴》的人都可以看到。

习凿齿（？～约３８４年）字彦威，襄阳人。他著的《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止于晋愍帝，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他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将司马昭灭蜀，断为汉亡而晋兴。他长期在桓温手下任职，《晋书》说他因“温觊觎非望”，所以著此书是要“以裁正之”。他在当时名气很大。前秦军陷襄阳，符坚说得了一个半人，一个人是释道生，半个人就是习凿齿。他后来仍回故乡。晋收复襄阳后，要用他典国史，可惜他就在这时病故了。

在东晋文化名人中，陶潜（３６５或３７２或３７６～４２７年）是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晋代的大诗人，而且在中国诗史中，也是公认的第一流作者。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是陶侃的曾孙（陶侃是庐江寻阳人，其时的寻阳在长江北岸的今湖北黄梅西南。咸和中，即在陶侃的晚年，寻阳移治长江南岸的今九江西南，他的后人也的确生活在这个寻阳），但是从来没有发达过。许多古代作家常常为“士不遇”而磋叹，他却从来没有这种表示。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很好，但看得出是经过加工，雕凿修饰而成的，可他的作品却一点看不出这种痕迹，仿佛是自然而然地从肺腑中流露出来的。他的人品和作品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没有他的人品，就不会有他的作品。

他做过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郡守派督邮到县，照规矩县令应束带去见），自行解印去官，为之赋《归去来辞》。江州刺史王弘慕名往见，他托病不见。后来，王弘打听到他要上庐山，就请他的老朋友庞通之等带了酒菜，在半路迎上。陶潜见了酒，便在野亭上开怀畅饮。在他兴致正高的时候，王弘出来相见，就一同盘桓了一整天。王弘邀他同回州衙，他也不推辞。王弘便叫一个门生、两个儿子（不是用差役）抬起他乘坐的篮舆便走。我们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总是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陶渊明，别的人很难或者不可能学得来的。

渊明的诗，后人评论极多，现录近人钱基博先生数语如下：“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是就本色炼得人细……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极精细。”（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７０页），这是直抉本质的总评。陶诗“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写景极妙。郑振铎先生以“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评其诗作（见作家出版社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一八一页），说：“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出处同上）陶诗之不可及，后世拟陶学陶的人，尽管包括王维、韦应物、苏轼等大诗人在内，总是或多或少有点差距，关键也正在这里。

渊明的文章，如《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也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两文看似闲适，实在富有愤世嫉俗的意味。鲁迅更早已指出，陶诗如《咏荆轲》充满了愤激之情。

陶渊明绝不是一个只爱饮酒闲居的人。有人说，他的愤激是由于“际（晋宋）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沈德潜语，见《古诗源》卷八），笔者是不相信的。难道陶潜是仅仅忠于一姓的人物！

讲东晋的文化名人，决不可以忽略了几个和尚，而且有几个还是外国人，他们活动的地域不限于江南，好在都是这个时期的人，不妨放在这一篇里。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东汉、三国，传播渐广，到了晋代，译经事业更有显著的发展。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译出经论一百五十多部之多。他到长安弘扬佛法，听他讲经的僧俗有一千多人。

西晋末的永嘉四年（３１０年），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他己有七十九岁。后赵石勒、石虎父子对他非常信任，他也常常劝告石氏父子不要动辄杀人。他建立过八百九十三所佛寺，门徒近一万人，名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弟子。他享年一百十七岁，于晋永和四年（３４８年）在邺城去世。

释道安（３１２或３１４～３８５年）是僧人“释”为姓的创始人。他是常山扶柳（在今河北冀州）人，十八岁出家前读过儒家经书，二十四岁在邺城师事佛图澄，受到他的赏识。后赵亡后，中原混乱不堪，他和弟子们迁徙往来，于晋兴宁二年（３６４年）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到了晋的襄阳。他在这里注经、讲经、订正译文，徒众经常有好几百人。据文献所载，佛图澄神通广大（大概是有些可以惑人耳目的魔术），道安却完全不靠这一套，而是个严肃的佛学家。太元四年（３７９年），前秦军攻陷襄阳，符坚把他请到长安去，并说得到襄阳时只得到一个半人。这一个人是道安，半个是习凿齿。

道安在长安领导组织了翻译佛经的事业，进行佛学研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弟子慧远于前秦军攻占襄阳后，率徒众到寻阳，后来定居庐山。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或４１７年），俗姓贾，雁门楼烦（在今山西宁武境）人。他少时游学许昌、洛阳，学习儒家经籍与老庄之学。二十一岁到太行恒山，听道安讲经后，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庐山住了三十多年，送客只到虎溪为止。同时，他派弟子远出求经，接待来到江南的西域僧人，并与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通信问学。东晋名士达官也喜欢同他来往。桓玄权势最重，曾要求僧人对王者尽敬。慧远特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终于说服了桓玄。他倡导的念佛法门，后来发展为净土宗。

与慧远同时的鸠摩罗什（３４３～４１３年），原籍天竺，父亲移居龟兹，因而是龟兹人。他七岁时从母亲出家，从佛陀耶舍学习，兼通小乘、大乘。又从须利耶苏摩问学，对大乘佛学，又有精进。符坚命吕光进兵西域时，他已届中年，声誉很高。吕光班师时，他从至凉州。晋隆安五年（４０１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他到长安，也敬之若神，命僧人八百余人从他学习。他精通梵、汉文字，在长安主持译经事业，又得慧恭、僧肇等数百人协助，共译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今存三十九部、三百十一卷。他的译文文字优美，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或增文以表达言外之意，或删繁就简以便读者，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翻译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三国曹魏时的朱士行起，汉僧西行求经的，历代不乏其人。东晋时期的法显是与唐玄奘名望不相上下的人物。法显（约３３７～约４２２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他三岁时就进佛寺做了沙弥，二十岁受比丘戒。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年），他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后秦的都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他的旅伴时有增减，旅途生活极为困难。如隆安四年秋，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曾在以枯骨为标识的沙碛中走了十七天，至晋元兴元年（４０２年），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天竺。以后跋涉西、中、东天竺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搜求经律论。晋义熙五年（４０９年），他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搜求经律论。七年秋，他搭乘大商船回国，途遇大风，漂流九十天。到了耶提婆（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八年（４１２年）夏，从这里再搭乘商船回广州，途中又逢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在今山东即墨）。这里原属南燕，两年前为东晋所得。法显乃于义熙九年南下到建康，与佛驮跋陀罗等共同翻译求得的佛经。他还把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后来，他到荆州辛寺，在那里圆寂（逝世）。

佛驮跋陀罗（３５９～４２９年）是天竺迎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人。他于义熙四年（４０８年）来到长安，因与鸠摩罗什有不同见解，与徒众南下，先到庐山，得到慧远的礼待，后经江陵到建康。他除与法显合作译经外，又与法业、慧严等翻译了《华严经》。

佛教文化久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晋时期名僧辈出，译事大盛，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

三十　　刘裕做皇帝

晋恭帝元熙二年（４２０年）六月，刘裕受晋恭帝禅，即位做皇帝，国号宋，南朝从此开始。刘裕就是南朝宋的高祖武皇帝。

刘裕早就想做皇帝了。

笔者在第二十五篇中说过，桓玄失败后，晋朝已经成为刘裕的天下。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心中有数的事实。晋朝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傅亮要他写禅位诏书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还“欣然操笔”（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左右说：“桓玄之时，晋朝已经完了，靠刘公大力帮助，又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实际上是十七年）的国祚；今日之事，本来是心甘情愿的。”他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刘裕为什么要拖延十七年之久？就像反桓玄时一样，他在等待时机，要等到瓜熟蒂落的日子。

刘裕与刘毅、何无忌起兵讨桓玄时，三人的领袖地位是众人推举的，实际上没有明显的高下，桓玄也把这三人都视为劲敌（见第二十五篇）。义熙二年（４０６年），朝廷论讨伐桓玄之功，三人都受封郡公，但刘毅明显有争当领袖的野心。在这个问题上，卢循、徐道覆倒是帮了刘裕大忙，使何无忌战死；刘毅兵败，威望大损，却仍想与刘裕争胜，自然不免于身败名裂的结局（见第二十六篇）。

然而刘裕认为，当皇帝的时机还没有到。参与讨伐桓玄的诸葛长民在卢、徐进逼建康时，从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丹徒镇）入卫京师。这是一支异己力量，但刘裕暂时不能不与他合作，讨刘毅时，甚至让他监太尉留府事（太尉是刘裕所任官职），把后方重任交给他，同时把刘穆之留在建康，起监督的作用。诸葛长民号称有文武才干，其实是个庸人。他明知刘穆之是刘裕的亲信，却问穆之道：“人间论者，说太尉与我不和，是什么缘故？”穆之轻描淡写地答道：“相公西征，把老母弱弟交托给将军，如果心怀不平，怎么会这样办呢？”几句话稳住了这个粗汉。长民又写信给刘敬宣，商议和他合作，反对刘裕。敬宣答书拒绝，并且把来书呈交刘裕。他的底牌都在刘裕手里，他却浑然不觉。义熙九年（４１３年），刘裕从江陵返回建康。诸葛长民进见，当场在座上被力士拉杀。刘裕肘腋之下再也没有异己的力量了。

宗室司马休之任荆州刺史，很得江、汉人心。刘裕要夺晋朝的天下，当然把他看作眼中之钉。义熙十年，刘裕先以休之的儿子文思在建康有不法行为做理由，把文思送往江陵，要求严办。十一年，进而以休之不肯严办文思为口实，兴兵“讨伐”。他想拉拢休之的录事参军韩延之，先寄密书给延之，说“吾受命西讨，止其父子而已”，劝延之归降。延之答书，严辞拒绝，中间说：“刘裕足下，海内之入，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他把刘裕铲除异己的心理看得透而又透了。司马休之敌不过刘裕，只得逃往后秦，后秦亡后，他又改投北魏，后来死在北方。

时机走向成熟了。司马休之败后，“诏”（其实是刘裕授意）加刘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是第一步。

刘裕还要进一步提高威望，于是有北伐后秦的战役。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收复洛阳后，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向朝廷表示要九锡。这一次，刘穆之犯“错误”了。他是负留守责任的大员，如果“识时务”的话，应该主动提出这要求，现在让刘裕从前方派人来提出，岂不是犯了大大的“错误”。据说他竟因而又惭愧又害怕，生起了重病。这年十二月，“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宋公，备九锡之礼。刘裕却故作谦逊，表示不敢接受。这是第二步。

义熙十三年，后秦亡后，“诏”进宋公爵为王。刘裕再一次辞而不受。这是第三步。接着，刘穆之去世，刘裕便以建康“根本无托”为由，决定离长安东归。其实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是他认为既然已建立了灭秦的大功业，威望已经达到顶点，可以回去登基做皇帝了。赫连勃勃就是看透了这点，等他一走，便轻易地夺得了关中。

灭后秦是刘裕一生事业的顶点，而留下十二岁的刘义真和众将镇守关中，则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

刘裕本来有条件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东归的消息传出后，关中父老到军门流涕请愿，希望他不要走。他们说：“残民受不到大晋教化，到现在已有一百年（愍帝建兴四年长安陷落，为公元３１６年），才能重新看到上国衣冠，人人互相庆贺。想不到明公会丢下我们回去。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府第，明公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关中父老显然是希望刘裕远承西汉的事业，把他看作堪为汉高祖、汉武帝继承人的人物了；同时这话也透露出料定他不会再做晋朝臣子的消息。

据说刘裕听了这一席话，也有点感动，不过他不肯改变主意，口是心非地以“受命朝廷，不敢擅留”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本来很得关中人心，这么一来就令人失望，再加上后来诸将自相残杀，将士大肆掳掠等，关中人士不得不转而接受赫连勃勃的匈奴军队了（参见第二十八篇）。

刘裕是一员好将领，但绝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他真正能够信赖的人只有一个刘穆之。刘穆之死后，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替的人，勉强用了徐羡之，结果，以前通常由刘穆之作主的朝廷大事，都要向北方刘裕的帅府请示。

留下刘义真镇守关中，问题更大。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是荒唐之至的措施。刘裕当然知道，一个孩子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只是把义真作为自己的象征而已。但是他不曾想到，这样做表示他对部下缺乏信任，会产生许多麻烦。不仅如此，他还明白表示过对王镇恶的不信任。后来诸将自相残杀，正是由他的这一表示引起的。

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前秦亡后，流亡到南方。他骑射的本领不高，但是谋略出众。刘裕赏识这一点，用他为将。灭后秦之役，镇恶与沈田子的战功最大。镇恶首先进入长安，接受姚泓君臣的投降，抚慰城中各族居民，出足了风头。关中人对他的祖父王猛还念念不忘，因此对这个打回老家的孙子也有天然的好感。

刘裕部下将领，除王镇恶外，都是南方人（朱龄石，沛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傅弘之，北地泥阳人；毛脩之，荣阳阳武人。以上各人的籍贯都在北方，但事实上已经南迁过后好几代了）。他们见王镇恶功大，都有妒忌的心理。沈田子以千余人破秦兵数万之众（参见第二十六篇），自以为战功最大，更是要和镇恶争功。

将领间有了矛盾，做领袖的必须设法消饵，刘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进长安时，王镇恶到灞上迎接，他口头上称赞他说：“成吾霸业者卿也。”然而听到王镇恶私藏姚泓的辇，便怀疑他有野心，派人调查，查明王镇恶只是剔取了上面的金银，把辇当垃圾丢掉，才觉得放心。沈田子、傅弘之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刘裕不批评两人，倒说：“现在留下两位与一万精兵，他若有不法行为，只能自取灭亡，不消多说什么。”他甚至引曹魏灭蜀故事，对沈田子说：“钟会之所以造不成反，正是因为有卫瓘之故。卿等十多人，用不着怕王镇恶！”这是在挑拨他们了。沈田子之所以敢悍然杀王镇恶，正是以卫瓘自居。刘义真的长史王脩不了解其中底细，杀死田子，王脩又遭义真左右谗杀，关中的局势从而大坏（参见第二十八篇）。这简直是刘裕自铸恶果，怪不得别人的。

关中得而复失，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毛脩之、朱龄石、蒯恩等名将都死了。刘裕再要用兵，已拿不出伐秦时的阵容了。灭秦时的威望丧失无遗，更是无从挽回的损失。刘裕在彭城得青泥败报后，声称要刻日北伐，不过是一句空话，否则怎么会有因知义真没有死而中止的道理。他登城北望，慨然流涕，只能是无可奈何的表现。

刘裕虽走下坡路了，但晋朝内部还没有其他可以与他抗衡的力量，他仍旧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皇帝的位子。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十二月，使王韶之缢杀安帝，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皇帝，是为恭帝。这是第四步。

恭帝元熙元年（４１９年），刘裕受晋爵为宋王之命。这是第五步。最后，于元熙二年受禅为帝。这一套由权臣至皇帝的历程，从曹丕到司马炎，再从司马炎到刘裕，大体上完全相同。然而，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后，还活了十四年，到魏青龙二年（２３４年）才死；魏少帝被废为陈留王后，也活了三十八年，到晋太安元年（３０２年）才死，他们都得尽天年。晋恭帝却没有这样的好运道，他禅位后只过了一年便遭了毒手。此后相沿成习，禅位的君主都保不了性命。

刘裕即位时，年已五十八岁。永初三年（４２２年）五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两年皇帝。

三一　　元嘉之治

南朝一百七十年（４２０～５８９年），刘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间（４２４～４５３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后人对他的治绩评价较高，有“元嘉之治”的说法。

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武帝时，封宜都王，任荆州刺史。武帝死后，长子义符嗣位，徐羡之、傅亮、谢晦辅政。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刘裕的幕潦。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郑县（今山东郯城北）人，他在刘裕初起时就进了他的幕府，一直是刘穆之的副贰，后来接了穆之的班，负起留守重任。他出身布衣，又没有学问，但办事能力极强，所以受刘裕重用，也为当时人所推重。傅亮字季友，是晋初大臣傅咸的后人，博涉经史，长于文词。刘裕想受晋禅，而难于出口，乃宴请朝臣，只说想奉还爵位，回京师养老。众人都听不出他的用意。傅亮起初也没有听懂，席散出外后，突然领悟，连夜再见刘裕，声称要回建康。两个人都没有说破，但是相互已经了解。傅亮随即就到建康去为“禅位”做筹备工作，叫晋恭帝写禅位诏的就是他。谢晦字宣明，是著名大族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刘裕伐后秦，刘穆之留守，他随从出征，这两人等于刘裕的左右手。

少帝义符即位时年十七岁，他守孝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宫，歌唱奏乐；在华林园开店，亲自沽卖……总之是一味游戏，不像一个继位为君的人物。徐羡之等商议废立，依序应立南豫州（历阳）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就是当年从长安逃出来的那一位）。但是义真与文士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交好，说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做西豫州（寿阳）都督”的话，徐羡之等要保持权力地位，自然不愿意立他做皇帝。少帝景平二年（４２４年），他们利用少帝本来和兄弟不和睦，先废义真为庶人；然后召南兖州（京日）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把废立的计划告诉他们。五月，他们让檀道济领兵在前，自己跟在后面，进入内宫，把少帝“扶”（应是“拖”）将出来，废为营阳王。六月，他们一面让傅亮到江陵迎接刘义隆，一面令人把义符、义真两人杀掉。这两个纨绔少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只为了事情牵涉到帝王的位子，便送掉了性命。徐羡之等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面对先帝的两个爱子下此毒手，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羡之可能有点担心，他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

刘义隆的幕僚知道了营阳、庐陵二王的死讯，都为主子担忧，劝他不要到建康去。司马王华却认为绝对没有问题，劝他接见傅亮。他见了傅亮，便问少帝和义真废杀的情况，一面问，一面哭。傅亮紧张得开不出口，浑身大汗，他对自己的前途有点数了。

八月，刘义隆到建康即位，把景平二年改为元嘉元年。他一即位，便恢复庐陵王的封爵；用荆州旧人王华、王昙首做侍中，到彦之做中领军，主管军政。他没有立即动徐羡之、傅亮，并让谢晦到荆州上任，暂时稳住这三个人。元嘉二年（４２５年），徐、傅两人上表“归政”，文帝还故作姿态，等他们上了三次表，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亲自处理政事。同时，对徐羡之辞官的请求，仍不同意。这样一来，傅亮大概不会很紧张了，徐羡之一向认为自己“赤心为国”。更加不担心了。

一年很快过去，到了年底，建康忽而盛传要出兵打北魏，其实骨子里是在准备西征讨伐谢晦。

元嘉三年（４２６年）正月，文帝动手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皇帝把参与废立的五个人分为两类：对主谋的徐、傅、谢三人，坚决消灭之；对附从的王弘、檀道济，非但不加追究，而且加以重用。王弘字休元，是王昙首的兄长，拉过来可以扩大亲信的阵容；檀道济是仅存的刘裕旧将，打荆州很需要这个智勇兼备的将军。文帝左右对任用檀道济都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檀道济也的确能够忠直地执行他的命令。文帝顺利地捕杀了徐羡之、傅亮。二月，檀道济、到彦之军击溃荆州兵，擒杀了谢晦。

解决了徐、傅、谢的问题后，文帝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到各地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三年五月，他亲自到建康华林园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且规定每年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宋文帝初年，宰相不是特定官职，凡是经常与他议论政事，委以机密任务的，都是宰相。侍中本来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也有官居侍中而不是宰相的。大体说来，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在当时都是要职。王弘、王昙首、王华都出于琅邪临沂王氏。他们和殷景仁（殷氏是陈郡长平大族，殷浩也是族中成员，景仁又名铁）、谢弘微（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本名密）、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都是元嘉初年极受信任的大员。这几个都是出身名门的人物，与当年刘裕初起时的一群冒险家大不相同。文帝常与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四个侍中宴饮，宴罢，四人退出，文帝目送良久，叹道：“这四位贤士是一时之秀，同时做我的喉舌，后世恐怕难得再有了。”笔者在前面说过，那些文绉绉的士大夫和能够亲自执刀冲杀的刘裕合不大来。元嘉时情况不同了，文帝本人博涉经史，善于隶书，他自然与文臣有说不完的话了。

这几个大臣，论起建树来，应该首推王弘。宋初沿东晋旧制，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弱的到了这年龄，还不能胜任劳役。而且在家里劳动，力气不够时便可以歇息，为国家服劳役，不达到规定的标准不行，碰到好官还能够体谅，碰到苛刻的官吏就惨了。他还指出，有些官吏为了增加服役人数，把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以致造成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这也许是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

三王都在元嘉初年去世。王华在元嘉四年（４２７年），王昙首在七年，王弘最迟，也只在九年。王弘死时，政局已有变化，即朝政已经落到了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比文帝小两岁。他做过荆州刺史，颇能称职。元嘉五年，一个七十多岁阅历极深的老人范泰（东晋著名学者范宁的儿子）劝王弘说：“卿兄弟掌权日久，应当考虑退步。彭城王是天子的兄弟，宜征召入朝，共参朝政。”王弘猛然醒悟，便乘大旱疾疫的时机，引咎辞官，文帝不准。五年正月，再次要求让贤，文帝乃以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共同辅政。其时王弘身体不太好，又牢记范泰远离事权的劝告，凡事都请义康作主，从此朝廷大权都在义康的手中了。

刘义康入朝后，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文帝小六岁，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很节俭，义恭的几个哥哥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讨好吃的东西，讨也讨不到，只有义恭讨什么就给什么。他任荆州刺史时年才十七岁，文帝对他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提出十一条注意事项，要求他随时注意。这封信首先提出“守成不易”的总纲，然后列举礼贤下士、切勿兴修园池堂观、审慎刑狱、生活节俭、经常引见属员等，有一条具体到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三十万钱，少些更好。这封信，《宋书·武三王传》和《通鉴》都收载了（《通鉴》稍略）。元胡三省注《通鉴》至此写道：“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是评论得很中肯的话。

元嘉中期，朝政其实有很多问题。但可以称道的是创建四学一事。十五年（４３８年），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却是与“元嘉之治”的美称很不协调的。

事情是这样的。元嘉中期，文帝多病，有时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义康侍候兄长很周到，但是内外大事都独断独行，权势显赫，每天一早，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四方贡献，都把上等货送进王府，把次等货送进皇宫。有一次，文帝吃柑子，嫌形态滋味都差，义康却说：“今年的柑子有很好的”。他派人到自己府里拿来柑子，比皇宫里的大得多。他在这种地方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想不到兄长会有看法。

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问题使政局更加复杂起来。殷、刘在元嘉初年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外官，因殷景仁的推荐回朝。他见景仁的地位比自己高，又深受文帝倚重，便生出妒意，想靠义康的力量排挤景仁。义康听刘湛的谗言，在文帝面前攻击景仁。文帝不听，对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年），景仁称病辞职，文帝不准，让他居家养病。刘湛想派人假扮强盗，杀害景仁。文帝风闻有此阴谋，命把护军府（殷景仁任中书令、中护军）移到宫禁附近，刘湛才不敢动手。景仁从此不再上朝，文帝便使后将军司马座炳之与他联系，传达旨意，密件往来，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竟瞒过了刘湛。

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千古流传。这件事也和刘湛有关。宋文帝猜疑檀道济是事实，但不见得会起杀机。是刘湛见文帝有病，对刘义康说：“如果宫车一日晏驾（皇帝若死），道济不复可制。”恰巧文帝病危，义康便要求召道济入朝。道济到建康后，文帝病势渐轻，就让道济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不料病势转剧，义康便假传诏书，说道济谋反，把他杀了。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一个都不剩了。

刘湛见文帝多病，与亲信商量，打算一旦文帝病故，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义康。义康不知道有这回事，文帝倒打探到一点消息，义康的地位便动摇了。

元嘉十七年（４４０年）十月初三，文帝依照和殷景仁预订的计划，命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当夜，文帝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殷景仁进宫。这天白天，久不出门的殷景仁忽然使左右拂拭衣冠，从人都不懂他的用意。接到命令后，他立即进宫，发布命令，逮捕刘湛，下诏宣布他的罪恶，立即处死，同时杀死他的儿子和党羽。

刘义康再也不能执政了。他被任为江州刺史，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才获准动身。辞别文帝时，文帝只对他怮哭，什么话都不说。他在江州，政事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实际上等于软禁。二十二年（４４５年），范晔等谋划拥立义康，事露被杀，义康亦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魏兵南侵，文帝恐有人拥义康起事，竟把他杀掉。

从上文所说的史事来看，元嘉十五年以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情了。至于元嘉末期，非但没有较好的治绩，而且局势搞得很糟。二十七年（４５０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准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充、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惨重，旧史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司马光把称赞元嘉之治的一段话，放在元嘉十五年，想必也是由于元嘉下半期无可称道的缘故。然而其中所说“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户口蕃息”，仍然是溢美之词。最低限度，太平岁月是不满三十年的，“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更不见得。事实是：自从刘裕死后，魏军逐步南侵，宋朝版图日益缩减。它的颓势，绝非起自北伐失利，笔者将于下一篇中，详细介绍南北势力消长的情形。

三二　　北魏统一北方

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就在当年把天赐六年改为永兴元年（４０９年）。当时的北方还是列国分立的格局。北魏东北面有北燕，西与夏和后秦邻接，这两国以西有西秦、南凉、北凉、西凉。以上各国都在十六国之内。另外，北面有强大的游牧族柔然。至于在今青海（不包括西宁、乐都等地）的吐谷浑，因与中原的争战无甚牵涉，可略而不提。上面没有提到东南面的南燕，是因为它在明元帝即位后，只过了几个月，便被东晋刘裕灭掉了。

明元帝初年，魏的国势不见得很强。神瑞二年（４１５年），因连年霜、旱，云中、代郡的百姓多饿死，有人主张迁都邺城。博士祭酒崔浩反对，他讲了一大篇道理，说：“迁都到邺，只能解决今年的饥荒，不是长久之计。山东人以为国家处于广裹无垠的地方，人民牲畜多得不得了，号为‘牛毛之众’。现在如果迁都，留兵守平城，南迁的人住不满各州地方，分散到各郡各县，把真实情况都暴露出来，人家知道了我们的底细，就不会再害怕我们。”这是一条，怕中原百姓生异心。他又说：“国人（鲜卑人）南迁后不服水土，疾疫死伤的必然很多。”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平城守兵不多，屈丐（指赫连勃勃，魏人对勃勃的蔑称）、柔然会入人侵，朝廷远在南边，难以救应。”

明元帝听他说得有理，才不听主张南迁者的意见，只挑选一部分最穷困的鲜卑人到定、相、冀三州就食。

这是北魏当时不见得很强的证据之一。

泰常二年（４１７年），晋刘裕攻后秦，沿黄河西进，后秦向魏求救。群臣都主张要救，又是崔浩出头反对。他认为刘裕伐秦，志在必得，魏若救秦，刘裕必上岸北侵，那么魏将代秦受敌。他特别强调：“现在柔然侵扰边境，百姓粮食又不够吃，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发兵南下则北面吃紧；救了北边，南面各郡又有危险。”崔浩的意思是，柔然和东晋都是强敌，北魏如果同时在南北两面作战，会有危险。

明元帝折衷两种意见，派一支兵在北岸监视晋军，略作干扰，结果被刘裕反击一下，很吃了点亏（参见第二十六篇）。明元帝因而后悔没有听崔浩的话，由此可见当时北魏对南方的实力估计得相当高（这里面包含对刘裕的重视，崔浩认为刘裕的才干在慕容垂之上）。这是北魏不见得很强的证据之二。

刘裕不会久留关中，也在崔浩预料之中，所以他主张“按兵息民以观其变”，最后一定可以得秦地。至于赫连勃勃夺得关中，扩大了地盘，崔浩却不以为意，因为他看准勃勃一味残暴，是长远不了的。

魏泰常七年（４２２年），刘裕一死，明元帝就出兵攻宋。崔浩不赞成“伐丧”，这回，明元帝没有听他的。泰常八年，魏军攻占了河南几个重镇，这时魏的实力已在刘宋之上了。这年十一月，明元帝去世，儿子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明元帝在上年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篙、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人，除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明元帝既死，有些人就设法排挤崔浩，太武帝受他们的影响，就免去他的职务，但有事仍旧向他请教。

崔浩重视柔然侵扰北边的问题，如上所述，他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泰常八年，魏在对南朝作战获胜的时候，北方边境屡受侵扰，不得不采取中原王朝的老办法：筑长城。北魏长城从赤城（今属河北，在张家口东北）向西到五原（今属内蒙古，在包头西北），长达二千余里。这是北魏君臣感受到柔然问题严重性的明证。但是长城从来不曾能够真正拦阻游牧族的铁骑。太武帝始光元年（４２４年），柔然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入侵，这是对新君佛狸的考验。

这年八月，纥升盖可汗亲率六万骑兵侵入云中，攻陷盛乐宫（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这是拓跋什翼犍的代国故都，也是拓跋珪复国之初的都城。它的陷落绝非边境上的小冲突可比。魏太武帝亲自率领“轻骑”往救，三天两夜从平城赶到盛乐。纥升盖仗着兵多势众，把太武帝团团围了五十多重，双方的马头都碰到了。太武帝沉着应战，射杀了柔然大将纥升盖的侄子於陟斤。最后，柔然兵撤走了。从这条记载看，当时平城没有多少精兵猛将，太武帝掌握的兵力不多，否则何至于打得那么艰苦。至于柔然兵的撤退，史书上写的是“遁去”，这不见得真实，可能是抢劫到的人畜财物很多，不愿恋战之故。

战斗结束后，尚书令刘絮向太武帝建议：等秋收完毕后，发兵大举反击，否则纥升盖是会再来的。太武帝接受他的建议，于同年十二月派长孙翰、尉眷领兵攻柔然，他自己屯兵柞山（在平城以西）。这一战，魏兵得胜，掳获了大量人畜。

始光二年（４２５年）十月，魏再一次大举攻柔然。魏军五路并进，太武帝自领中军，到了大漠以南，留下辎重，只带十五天口粮，度漠进攻，柔然部落惊慌逃窜，从此魏确立了对柔然的优势。这年，魏还得到一个好消息：赫连勃勃死了。这个人在军事上毕竟是个强劲的对手，他在世的时候，魏人一直不敢对夏动手。

魏太武帝考虑统一北方的行动了。始光三年（４２６年），他向群臣征求意见：“赫连、柔然，先打哪一个的好？”

长孙篙、长孙翰、奚斤等主张先打柔然。这是鲜卑族武将的意见，他们贪的是可以掳获大量人畜，即使深入漠北后找不到敌军踪迹，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围猎，用抓到的鸟兽来补充军需。刘絜等主张先打北燕，他们是想先易后难，拣弱国先下手。崔浩其时官居太常卿（掌宗庙礼仪的官），他力主先打赫连氏，说：“赫连氏政利残虐，人神共弃，应该先打。”太武帝接受崔浩的主张，亲领一军，渡黄河袭击统万。这一次虽没有打破城池，但杀俘几万人，掳获牛马十多万，给赫连昌以极大的震动。大将奚斤一军又连克蒲阪、长安，收获很大。

始光四年（４２７年），魏太武帝再攻统万，把主力埋伏在山谷中，只带一支小部队到城下，想引夏军出战，达不到目的，又佯装撤退，进一步诱敌。赫连昌开头还不上当，事有凑巧，有一个魏军逃兵投奔夏国，说军中缺粮，步兵在后面没有到（他不知道山谷中有伏兵）。赫连昌听了大喜，立即引兵出城追击。统万城造得特别坚固，硬打是打不下来的。赫连昌一追就坏了事。两军打得非常激烈，太武帝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后来又身中流矢，然而终于彻底击溃夏军。赫连昌因追兵追得太紧，进不得统万城，即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而去。魏太武帝追得太急，倒和逃的人一同冲进城里。尽管他是下级人员打扮，夏人仍有所觉察，把城门全都关上。他和随从闯到官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装，翻城出去，才得脱险。

统万城还在夏人手里，然而这时候没有人再防守它了。第二天，魏兵进了统万城，夏的王、公、大臣、将校、后妃、宫人都落到了魏军手里。

夏国还要挣扎。魏太武帝神盛元年（４２８年），魏尉眷等进攻上邽，赫连昌退守平凉，魏军继续进攻，俘获赫连昌。赫连定守住平凉，即位做皇帝，又击败魏奚斤军，夺回长安。然而，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神麚三年（４３０年）十二月，魏军攻克平凉，收复长安，平定了关中地区。赫连定据守上邽，不肯屈服。他还在魏神麚四年（４３１年）正月打破南安（今甘肃陇西西南），迫乞伏暮末投降，灭掉西秦。但是同年六月，他就因畏惧魏人，渡黄河西迁，被吐谷浑所俘。夏至此灭亡，共三主、二十六年。它虽亡于吐谷浑人，然究其实际情况，还是为北魏所灭的。

明元帝初立时还存在的北方诸国，到此为止，东北的北燕仍旧存在；西北只剩北凉一国（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原属后秦、夏、西秦的地方已经全部为魏所有，北凉也向魏称臣。所以，胡三省注《通鉴》，至此下一断语云：“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归于魏矣。”（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北魏在俘获赫连昌后，对夏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时太武帝便腾出手来，再一次大举出击柔然。这次行动的阻力很大。群臣只有崔浩赞成，其余一致反对，太后也出头劝阻。刘絜等还推出太史令张渊、徐辩，让他们用天象之说，进谏用兵不利。他们提出一个“证据”，说张渊等年轻时曾劝阻符坚南征，符坚不听，因而失败，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预测会十分灵验。太武帝听了，心里很不痛快，便叫崔浩同张渊等当面辩论。

古人相信天象对人事有影响，崔浩也不否定这一套。他先对张渊等提到的天象作了不同的解释，张渊等讲天象，说不过崔浩，只得避开，就讲起人事来。他们说：“柔然是荒外无用之物，得了它的土地，不好用来种粮食；得了它的百姓，不好当臣民来役使，何必出动人马去打呢？”

这两个人对崔浩讲这些话，简直是班门弄斧。也许他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崔浩是何等样的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早年在前秦任职，一年多前还是夏国的官员，夏国灭亡后才到平城来的。崔浩听了他们的话，驳道：“两位讲天道，还与本职有关，至于人事形势，完全是无知妄谈。柔然本来是本国臣子，中间叛变逃走（柔然原来臣属鲜卑拓跋部，五世纪初，社崙可汗从漠南迁往漠北，自建部落联盟），现在杀其首恶，收其良民，使照常服役，绝非无用。世人都说两位深明术数，能够预测成败。臣倒要请教：前年统万没有灭亡之时，有没有失败的预兆？如果两位不知道，就是没有学问；如果看到了不讲，就是不忠。”崔浩侃侃而谈时，那位亡国之君赫连昌正在旁边，张、徐二人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此刻也无从强辩，只得一声不响地退下去。

辩论结束后，出兵问题定下来了。但是有些大臣满腹优虑，私底下怪崔浩道：“如今南朝正在窥伺机会，如果柔然远逃，我军进无所获，而后有强敌，如何是好！”但崔浩很有把握地说：“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我国主上英武，士马精强，他们如果敢来，譬如以小马小牛斗虎狼，不必害怕。”他对打胜柔然信心很强。其时正在夏季四月，他说：“柔然的习惯，夏季都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掠。现在乘它部落分散的季节，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可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而已。”

崔浩的估计与事实完全符合。太武帝于四月底出兵，五月中旬到漠南，他们丢掉辎重，每个骑兵都带上副马轻装前进，袭击柔然。纥升盖可汗事前没有觉察，人口牲畜都分散在原野之上，突受攻击，都惊慌乱窜，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纥升盖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魏军获得降人三十多万落，马一百多万匹，其余牲畜、车辆等不计其数。魏军进到琢邪山（今蒙古阿尔泰东南额德伦金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说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全部消灭，果然证实了崔浩的预测。神麚三年（４３０年），宋文帝使到彦之等攻魏失败（参见第三十四篇），果然无损于魏，也证实了崔浩的估计。

魏的声威既盛，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以至破落那（大宛）、者舌（康居）等国都派使者与魏往来。吐谷浑灭夏后也遣使附魏。

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六国中残存的北燕、北凉二国自然难以存在。魏太武帝延和元年（４３２年），魏攻北燕，围和龙（今辽宁朝阳），攻陷郡县多处。太延二年（４３６年），燕君冯弘烧和龙宫殿，逃往高丽。北燕亡，共二主、二十八年。冯弘后为高丽人所杀。

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武帝率军攻北凉，围姑臧（今甘肃武威）。凉主沮渠牧犍与柔然敕连可汗（纥升盖子，名吴提）相结，他希望柔然内侵迫使魏军撤退，守城不降。然而敕连内侵，一时虽能震动平城，终于无功而退。牧犍困守了一个半月，坚持不住，只得投降。北凉亡，共三主、四十三年。十六国时期到此结束。

姑臧是当时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内有居民二十余万人，城外水草肥美。太武帝到后，在赐给太子拓跋晃的沼书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魏出兵前，很多人以为凉州水草绝少，反对用兵。崔浩以《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及汉人决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筑城郭、建郡县为理由，坚持凉州不缺水草的论点，以此说服了太武帝。但是怀疑的人仍多，所以太武帝特地写了这道诏书，解除平城朝中人士的疑虑。

北魏灭北凉，除完成统一北方外，还有两大收获。

一是魏使者往返西域，以往责成北凉护送出流沙，然而沮渠氏勾结柔然，散布魏已削弱等流言，使西域各国滋生疑虑。灭北凉后，通西域更方便，西域各国也不会再有贰心。

二是魏从凉州这个人文荟萃的地区得到许多学者。从张轨保据河西以来，历时已达一百三十九年，中原人士避地河西的，世代相传，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其爱好学问，重用学者刘昞、索敞、阴兴、张湛、宋钦、赵柔、程骏、程弘等。这些人都从魏军到了平城。此外还有在北凉时没有出仕的胡叟、常爽等也从入中原。索敞在魏做了十多年中书博士，教导贵族子弟成材官至尚书、刺史、太守的有好几十人，对纠正鲜卑贵族重武轻文的风气，起了较大的作用。常爽设立学馆，弟子多达七百多人。祖籍陈留的江强，祖上是卫顗（卫瓘父）弟子，精通文字学，长于书法，后来避地凉州。江强继承家学，富于藏书。魏太武帝也用他为中书博士。旧史说自此以后，魏之儒风始振，可见此举对复兴北方学术文化所起的作用。

三三　　崔浩之死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六月，在明元帝、太武帝两朝受重用三十多年的司徒崔浩，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清河崔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遭族灭。这是北魏的空前大狱。

为什么会有如此惨酷的大狱？难道仅仅是修史产生的问题吗？

让笔者从崔氏在北魏发迹说起。

西晋末年，中原大族大批南迁，然而也有许多留在北方的，如上述各族及博陵安平崔氏、赵郡李氏等。笔者在第二十三篇中提到的崔宏就是崔浩的父亲（《魏书》因崔宏与孝文帝同名，称其字孝伯）。崔氏从崔宏的祖父一代起，就处于北方的混乱状态中，祖父崔悦出仕后赵，父亲崔潜出仕前燕。崔宏出仕前秦，做过阳平公符融的记室（秘书）。前秦亡后，他奔走流亡，想投往江南，到了泰山（今山东泰安东），被叛将张愿扣住。后燕时，为慕容垂录用，然家中生活仍较贫寒。北魏和后燕争夺河北时，他正在高阳内史任上，避难东走。道武帝特地派骑兵去追，把他找回来，加以任用。以后从道武帝西还，草创制度，议定国号，均见第二十三篇，这里不再重复。

崔宏在乱世中经历不少患难，为人谨慎。他没有去成江南，内心苦闷，做了一首诗，秘不示人。直到崔浩得罪，高允奉命抄家时方才看见。他在朝中不肯阿谈奉承，但进谏总是婉转陈辞，不会触怒君主。道武帝晚年，大臣往往遭到斥责，崔宏独能安然无事，原因就在于此。拓跋绍弑父后，大出财帛赏赐朝士，不受的只有他一人。明元帝即位，就赐他帛二百匹。大臣长孙嵩等都觉得很惭愧。明元帝还命崔宏和长孙嵩、安同、奚斤、拓跋屈等共听朝政。他无疑是汉官中极受信任的人物。

明元帝泰常三年（４１８年），崔宏病故。崔浩是他的长子，字伯渊，小名桃源。他十八岁时从父亲西迁平城，也尝过一点艰难滋味，然而以后的生涯一帆风顺，对少年时的流亡迁徙，想必早已淡忘了。

早在道武帝天兴年间（３９８～４０４年），崔浩就做了著作郎。崔家几代人都长于书法（崔浩的曾祖父崔悦师法晋初书法名家卫瓘、索靖），道武帝见崔浩的字写得好，叫他经常随侍左右。明元帝初年，他升任国子祭酒，常教明元帝读儒家经书（明元帝即位时十八岁，崔浩比他大十一岁），兼有帝师的身份。八九年间，父子都是朝廷上的红人。

明元、太武二帝时，崔浩参与的军国大谋，已见于第三十二篇，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一点太武帝称赞他的话。有一次，太武帝接见新近投降的几百名高车（北方游牧族，因所乘之车轮子高大得名）酋长，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身材瘦小，挽不来弓，使不得矛，肚皮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许多胜仗，都是此人指点的功劳。”他还下令关照各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定夺的，都先问过崔浩，然后施行。”信任到这样程度，历代君臣关系，很难找到类似的事例。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点家常莱肴，太武帝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这样一个深受尊重信任又极亲近的大臣，忽而遭到灭族之祸，真是太奇怪了！

让我们来看，崔浩还做了什么，看看其中有没有惹祸之事。

崔浩师事道士寇谦之，而且把他推荐给太武帝。寇谦之是道教的改革家，他抛弃张道陵、张鲁五斗米道的一套，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以服食修炼之术。他到平城，宣称要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太武帝因而用“太平真君”为年号（４４０～４５１年）。这件事情与崔浩获罪不会有什么关系。寇谦之死于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年），在崔浩得罪之前，太平真君这年号一直在用。三件事各不相干，中间没有联系。

一向都说他死因是在修史。现在把过程交待一下。道武帝使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编年记事，没有完成。明元帝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太武帝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修《国书》。邓颖就是邓渊的儿子。太延五年（４３９年）魏灭北凉后，崔浩把凉州士人阴仲达、段承根吸收到修史工作中。《魏书·崔浩传》所载有关诏书，说神麚时“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但是至今“史阙其职，篇籍不著”，因此“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于是使崔浩总其事（总主编），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副主编），“续成前纪”（此句系《魏书》原文）。根据这条记载，可见神麚时已经撰成一部分，到伐北凉时命崔浩留在京师，续成前书。成书时间究竟在哪一年，史载不够明了，估计不会离伐凉之年（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远。

修史成罪，是由于把所修《国书》刊石立于郊天坛东，北人（鲜卑人）看了，认为把鲜卑族早期的状况都暴露出来，是“暴扬国恶”。他们向太武帝攻击崔浩，于是出现了一场惨祸。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历史还透露了若干其他消息。

其一，明元帝末年，崔浩“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时伏其言”：他又与寇谦之谈这问题，“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道，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引文均见《魏书》）。所谓“五等”，指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五等郡县之是非”，就是封建（此用“封建”一词的古义，指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和郡县两种制度的是非得失问题。“以复五等为本”，就是主张要像周朝一样，“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其二，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魏征逸民，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卢玄与他是亲戚，劝他道：“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当今之世，对这等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人？”但崔浩听不进去。《魏书·卢玄传》记了这件事情，并下一断语道：“浩败颇亦由此。”但是同书《崔浩传》却没有片言只字讲到这件事情。

以上两件事，说无关便无关，说有关便有关。魏征大族名士，是要大族为魏所用。但是“大整流品，明辨姓族”，便是提高大族的地位和势力，与“复五等”联系起来，便是要使一部分大族成为诸侯，这难道不是要和皇权分庭抗礼！当时有没有人这样联系看待，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浩败颇亦由此”六个字，却暗示有过这种攻讦！

其三，太武帝伐凉，使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人数十名，都任为郡守。太子不赞成，说以前征召的人也是优秀人才，还没有做到郡守，应当优先任用。崔浩不听，一定要照自己的意见办。中书侍郎高允知道了，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的，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这件事，《魏书》写在《高允传》里，《崔浩传》里不着一字。

同主子争权，问题不小。一时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以后翻出来照样会性命交关。

其四，崔浩曾注《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据崔浩自道，是明元帝叫他注的（见本传《上五寅元历表》）。这么多书的注，他三年就完成了（要知道，他是个政务官，能用来注书的时间不会很多），可见不过是汇集旧注、略加取舍而已。然而到了晚年，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却上疏说：先儒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注不及崔浩注精微，要求收境内各家旧注，颁行崔注。把《国书》刻石公布，也是这两个人的主意。高允知道了，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办的事情，恐怕会成崔门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到连累的。”

闵湛、郗标是“抬轿子”的行家，然而把“轿子”抬得太高了，坐“轿子”的一交跌出来，就难免要粉身碎骨。《国书》刊石问题是导火线，一经点燃，过去种种都成为罪行。妄图使汉人大族与鲜卑贵族平起平坐或驾乎其上！妄图裂土分封，瓦解拓跋皇室的天下！目无监国的皇太子，强行任用私人！妄图以一家之言，取代先儒著作，想成为大宗师！……凡此种种，没有一件套不上去的。这样，崔司徒从足智多谋的能臣一变而为阴谋夺国的权奸，他的末日到了。笔者写到这里，想替自己表明几句。读者不要以为上列罪状不见史籍，是笔者的想像。要知道：《魏书》的作者魏收是魏朝本朝人，奉命修史于北魏末，成书于东魏时。许多人说他借修史酬恩报怨，评论不公，然而这也不可以一概而论口崔浩奇祸离他修史之时已近百年，他与崔浩、卢玄、高允等人都无恩无怨。我看他对这件事情是公正的。他有意把崔浩得祸的原因分散到卢玄、高允等传中去，原因在本朝人述本朝事，诸多未便，不得不这样做。他在《崔浩传》的“史臣曰”一段中说：“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威未震主”四个字深可体味。看来太武帝听了、看了若干人的攻讦之辞后，已感到崔浩之“威”“震主”了，所以火发得不可收拾。魏收是了解真相的，可惜他不便直说，只好这样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让后人去领会了。

当时太武帝的“火”是发得异常之大的。高允是《国书》的“副主编”，也有杀头灭族的份。幸而他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太子要救他，事件爆发那天，太子叫他住在宫里。第二天早晨，太子带他去见皇帝，叮嘱他：“见了至尊，如果有所询问，只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弄得莫明其妙，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子说：“进去了自然会知道。”

他们见了皇帝，太子先说：“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然而高允地位低贱，一切都由崔浩作主，请饶了他的性命。”太武帝听了，召高允上前，问道：“《国书》是不是都是崔浩所作？”高允照实回答，说明各人分工情形，而且承认自己担任的部分比崔浩多，一点都不讳饰。太武帝大怒，说：“如此说来，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命！”太子只好代他掩饰，说：“高允小臣，见了陛下，吓昏了，不知所云。臣仔细问过，说都是崔浩所作。”太武帝再问高允：“是否确如东宫所说？”高允答道：“臣以下才，谬参著作，冒犯天威，罪应灭族，不敢说谎。殿下是念臣侍讲多时，想救我一命，其实没有问过臣。臣说的是实话，不敢瞎说。”太武帝见他诚实，竟免予治罪。

太武帝再召崔浩进内宫，令人审问，崔浩吓得话也说不清楚。其时太武帝火得不得了，命高允起草诏书，令将与修史有关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高允奉了诏，迟疑不一肯落笔。诏书几次来催，高允要求再见一次皇帝再写。太武帝命他上前，他说：“崔浩所犯，若另有别罪，非臣所敢知晓。只是触犯忌讳，那么罪不至死。”太武帝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拿下。太子在旁叩头请赦他一命。太武帝的怒气渐渐平息下去，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罪止本人，没有连累到族人。高允字伯恭，后来官至中书令，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才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被捕后非常狼狈，押赴刑场时，几十名卫士朝着他的身子解尿。“呼声嗷嗷”，路上行人都听得到。他死时年七十岁。

崔浩之死说明一个问题，在鲜卑族皇帝的统治下，汉人大族的势力受到较大的抑制，与南方大族的游离于皇权之外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三四　　元嘉北伐　胡马窥江——宋魏势力的消长

刘宋建国之初，北方除北魏外，还有北凉、西凉、西秦、夏、北燕五国；此外，阴山以北，还有强大的柔然部落。其中夏和柔然都是魏的劲敌。刘宋虽只有半壁江山，对外却可专注，形势比较有利。其时，宋在河南还占有洛阳、虎牢、滑台、碻磝（今山东在平西南）四个重镇，往东包括今山东省的大部分，济南、淄博、青州等城市都在宋的境内，建康离北方边境较远，所以比起东晋初年，它的局势要安稳得多。

宋永初三年（４２２年）刘裕死后，魏明元帝（拓跋嗣）便命奚斤等攻陷滑台，进逼虎牢；另遣叔孙建等从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渡河，攻陷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高平（治今巨野南）、金乡（治今山东嘉祥南）等郡，东进青州境内，东阳（今青州东）危急。景平元年（４２３年）正月，魏于栗磾攻陷洛阳金墉城；叔孙建陷临淄。在魏军的攻势下，宋只有东阳、虎牢两地的抵抗比较有效。在东阳，青州刺史竺夔动员居民尽量迁入东阳城，又使不进城的依山据险，实行坚壁清野。魏军攻城不下，又筹不到粮食，困难很大。但是叔孙建军有三万之众，城中却只有一千五百人，又四重壕沟，已被魏军填没了三重，城墙也被冲车撞毁了多处，形势很是危急。虎牢方面，毛德祖也领兵死守，他在城内掘地挖地道，直达魏军背后，用四百名敢死队掩袭魏军后方，焚毁攻城车具。然而，魏军毕竟势大，尽管一时溃乱，很快又重新集合，攻打得更急。

宋檀道济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率军北上。他一支人马无法兼顾司、青二州（指虎牢方面和东阳方面），两难之下，遂因青州路近，东阳兵弱，便决定先救东阳。四月初，檀道济军进至临朐（今属山东），已距东阳不远。其时，叔孙建因军中疾疫流行，病号占了半数以上，便主动烧营撤走。檀道济到了东阳，因粮食接济不上，不能追击。竺夔也因东阳城垣损坏得太厉害，就移屯至不其城（今山东青岛）。

虎牢却没有得救。闰四月下旬，它在苦战两百天后终于陷落，守将毛德祖被俘。但魏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十之二三的兵力。

战争结束后，宋丧失了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项城（今河南沈丘南）以北的土地。然须提及的是：在虎牢失守的前夕，湖陆的檀道济军、项城的刘粹军、高桥（今地不详）的沈叔狸军都不敢救援，可见此时刘宋的力量，与刘裕北伐时相比，已经差得多了。

这年十一月，魏明元帝死，太子拓跋焘（字佛狸）嗣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初年（即宋元嘉初年），魏与夏、与柔然的战争连绵不断，宋文帝利用这时机，于元嘉六年（魏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向魏要求归还河南各地，声称否则要用武力夺取。太武帝听了，付之一笑而已。元嘉七年，宋文帝果然命到彦之率军北伐。四月，到彦之率五万之众，走水路由淮河入泗水，至七月才到须昌（今山东东平东），然后溯黄河西进。魏因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兵少，主动撤出。到彦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收复四镇，又进屯灵昌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的南岸，使先头部队西进直抵潼关。宋军将士皆大欢喜，只有曾从檀道济作战的旧将王仲德不以为然，他料定魏军有计，一定是在等待冬季河上冰冻时反攻。魏崔浩更看穿到彦之的弱点；把几万人排成东西二千里的一字长蛇阵，每一处只有几千人，力量非常薄弱。

到彦之沿河布防后，就带着王仲德回东平须昌的大本营去了。到了冬天，十月，魏军渡河反攻，攻下洛阳、虎牢二十一月，宋文帝命檀道济率兵伐魏。但是到彦之失了洛阳、虎牢，先己胆怯，引军从水路撤退，到了历城（今山东济南），便烧掉船只，丢掉铠甲，徒步退往彭城。魏兵追到历城。济南太守萧承之只有几百个兵，他命部下大开城门，做出毫无戒备的样子。魏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见了这等模样，估计必有伏兵，不敢进城而去。这是真正的空城计。后来讲三国故事的人，说不定就是从这件实事得到启发，再拿去装在诸葛孔明身上的。宋军这次冬季失败，损失惨重，府藏、武库为之一空。

檀道济略为挽回了一点颓势。元嘉八年（４３１年）正、二月间，他北上救滑台，进至历城，二十多天中，打了三十多仗，重创敌军。魏叔孙建用骑兵小部队袭击他的运输线，焚烧草谷。檀部缺粮，不能前进，滑台终于失守，守将朱脩之被俘。檀道济粮尽退兵，部下有人叛逃，把虚实告诉魏军，魏再发兵追击，宋军恐俱，随时可能溃散。檀道济在夜间宿营时，唱筹量沙（筹是记数字和计算的工具），把剩下来的一点米铺在沙上，装出存粮极多的模样。魏军探知，以为降兵骗人，把他杀了。道济又故作镇静，命军士披甲，自己只穿便服，坐了轿子，慢吞吞地行走。魏军见了，以为是诱敌之计，不敢再追，檀道济方得全军而归。

宋军北伐至此完全失败。这次，魏同时还在与夏交战，仍绰有余力。宋的实力比魏弱得多，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以后宋魏之间平静无事了多年。到了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４４９年），其时已在魏统一北方之后的好几年，宋文帝却又想要北取中原。古人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者”，于是，自有那些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群臣纷纷献计，其中最起劲的是王玄谟。王玄谟字彦德，出身著名大族太原祁县王氏。他倒并不是少不更事之流，当时年龄已在六十以上，可就是喜欢空谈兵事。他喜欢谈，宋文帝喜欢听，听得入神时还对左右说：“听玄魔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军，封狼居胥山而还）。”御史中丞袁淑会拍马屁，便说：“陛下席卷赵魏之后，定要封禅泰山，臣逢千秋难得的机会，愿意写上一篇《封禅书》。”文帝听了大为高兴，似乎中原已经回到了宋朝的版图。

魏太武帝倒是给过宋文帝醒悟机会的。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从二月到四月，魏以十万之众，对南方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魏军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四十二天，守将陈宪兵不满千，杀伤敌军在一万人以上，城池始终没有陷落。然而此外好几个地方的守臣都弃城逃走。宋人多有畏魏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宋文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心一意要大举北伐。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支持文帝最积极。富有军事经验的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反对得最坚决。他说步兵难以抵敌骑兵，引檀道济无功、到彦之失利的先例为证。文帝却认为两将失利，各有原因，檀道济是不肯尽力，到彦之是中途患病。今年夏季水大，河道畅通，便于用兵。沈庆之再兰强调不可，文帝即命徐、江二臣和他辩论。庆之说：“治国譬如治家，种田该问家奴，织布该问婢女。现在陛下要出兵打仗，却和白面书生商议，如何办得好事情！”徐湛之是刘裕的外孙，是个生活奢华的文士，饮食服饰都极讲究，在建康很有名气。江湛家贫，生活俭约，为人公正，长于文辞。两人情况不同，然而都是文士，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沈庆之说他们是白面书生。文帝不认真思考沈庆之说得是否有道理，见老将军（沈庆之时年六十五岁）讲得气咻咻的样子，倒哈哈大笑，不想再同他争辩。

七月，文帝下诏大举北伐。这次的部署相当复杂，如果照旧史所载来写，反觉眼花缭乱，不容易让读者看明白，我想还是拣紧要的说得细些，次要的只说个大概，比较便于阅读。

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指挥。这一路是主力，也是最东面的一路。行军路线就是元嘉七年到彦之走的路。当年因水浅，通航困难，一天只能走十里路。二十七年水量充足，航行不会发生困难，进入黄河，可以直取碻磝。

雍州刺史随王刘诞（文帝子）指挥西面的一路，使柳元景等从襄阳北上，取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东西两路之间，大体上相当于今江苏省徐州以西到河南省中部京汉线两侧地区，另有几支向北进攻的军队，这里就不逐个讲它了。

这次北伐需要庞大的人力、财力，人民负担很重，已见上篇。

北伐开头似乎很顺利。魏碻磝、乐安（今山东博兴东北）守将都弃城而走。萧斌留沈庆之守碻磝，使王玄谟进兵围滑台。这支军队兵力充足，器械精良，但王玄谟是个庸才，误了大事。滑台城中，茅屋极多。部将建议用火箭，他怕烧了房屋，破城后缴获不到多少东西，不肯使用。城中发觉了自己的弱点后，就自行拆掉了茅屋。中原人民见宋军来到，自行纠合，带了武器来投军，每天都有上千人。王玄谟不用义兵的首领，把义兵队伍拆散了分配给自己的亲信，还要他们每家缴纳一匹布、八百只大梨。中原人民大失所望。他围攻滑台几个月，还打不下来。九月，天气转凉，魏太武帝亲自领兵南下救滑台。王玄谟军的先锋将垣护之驻兵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的石济（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得到魏救兵将到的消息，急报王玄谟，劝他不惜代价，赶快拿下滑台。王玄谟大营里的众将也劝他赶紧建立车营，以作防御。王玄谟却一概不听。十月，魏太武帝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即石济对岸），先派几个人利用夜色掩护，潜入滑台，安慰守军，并登城观察宋军营垒，然后回营报告。太武帝得报后，随即引兵渡河，来救滑台。魏军号称百万之众，击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急得六神无主，仓皇之中，只说得一个“走”字，顿时全军溃散。魏军追击，杀死将士一万余人，缴获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走后，魏军把缴获的船用三道铁锁联结起来，封锁河面，截断垣部退路。垣护之利用水大流急，行动迅速，每到铁锁面前，命兵士用长柄斧劈断通过。魏兵无法拦阻。他带的一百条船，只损失了一条，其余都安全撤回。

萧斌得到兵败消息，派沈庆之带五千人去救王玄谟。沈庆之说：“玄谟所部已经疲劳，不堪战斗，敌军已近，没有几万人无法迎敌，派小部队去没有丝毫用处。”萧斌坚持要他去救，争执之间，王玄谟已经逃到碻磝。萧斌发火，要斩玄谟，沈庆之又劝他不必，说：“佛狸威震天下，岂是王玄谟所能抵敌，而且临阵斩将，绝不是好办法。”萧斌听谏，王玄谟才得保全性命。

萧斌想坚守碻磝。沈庆之又劝他不要坐守穷城，以免蹈朱脩之守滑台的覆辙。萧斌想要依他，朝廷使者又到，传达文帝不准退兵的命令。萧斌再和众将商议。沈庆之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军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空谈有何益处！”众将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个文盲，见他引证史事，都笑起来说：“沈公现在大有学问！”庆之厉声答道：“列位虽则通晓古今，其实还不如下官靠耳朵听来的有用！”萧斌接受他的意见，只留王玄谟守碻磝，申坦、垣护之扼守清口（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南，参见第十九篇桓温北伐时事），自己率军还历城，以防魏军东进青州。后来因碻磝的位置过于突出，无法防守，又命王玄谟撤出。

笔者再掉转笔头来写西面的战事。

雍州诸将打得有声有色，比王玄谟强多了。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将庞季明，出身关中土豪，他主动提出到关中去发动各族人民起兵。他从襄阳北上，穿过今豫西山区到卢氏县（今属河南）。卢氏人赵难起兵响应。薛安都等军利用这条件，通过卢氏以东的熊耳山北上，柳元景等军跟踪前进。闰十月，柳元景、庞法起等都到了卢氏。接着，庞法起等进兵攻克弘农，留薛安都守弘农，法起等进攻潼关。十一月，诸军攻陕城（今河南陕县西南），与魏援军激战。薛安都是员猛将，他打得性起，丢掉头盔，脱去铠甲，马也去掉护身的具装，怒目挺矛，单骑冲杀。矛断了，换一根再打。两军恶战两天，宋军大胜，斩援军主将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等三千余人，俘降二千余人。柳元景到后，宣布：“今王旗北指，当使仁声先路。”把俘降的兵士全部释放。宋军随即攻克陕城，又攻克潼关。关中豪杰闻风而起，山区的羌、胡各族也派人与宋军接洽，愿意归降。在西路军的东面，宋梁坦、刘康祖等也攻克长社（今河南长葛东），进逼虎牢，他们也打得很不错。然而王玄谟败了，魏兵南下，宋文帝认为柳元景等不宜单独进军，下诏班师。他们只得放弃所得各地，退回襄阳。

北伐失败了。魏太武帝大举南侵。

魏军分成好几路，其中永昌王拓跋仁的一路从洛阳向寿阳进军，很快就攻占悬瓠、项城。宋文帝怕寿阳有失，赶紧召刘康祖军回寿阳。刘康祖军只有八千人，走到离寿阳只有几十里的尉武（在今安徽寿县西），被拓跋仁军追上。拓跋仁有八万骑兵，人数为十与一之比，又有以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刘康祖的副将胡盛之主张绕道，走山路回寿阳。康祖不肯，还结车营前进，并下令：“回头看的斩首，改变走路方向的斩脚。”魏军追到，四面围攻。刘部殊死苦战，杀敌一万余人，康祖身受十伤，仍坚持战斗。魏军人多，一分为三，轮番作战。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最后，康祖颈部中箭，落马而死。其余部溃散，几乎全被魏军所杀。这是异常惨烈的一战。拓跋仁军进抵寿阳，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文帝子）关上城门，不敢出战。魏兵也只在周围各地烧杀掳掠。

魏太武帝亲自统率的屯力军进迫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江夏王刘义恭（文帝弟）、武陵王刘骏（文帝子，即后来的孝武帝）都在城里。刘义恭听见魏兵将到，想弃城逃走。长史张畅说一动脚军民便各自逃散，决不可行。刘骏也说叔父要走，只能听便，自己决心与此城共存亡。义恭才息了逃走一念。

魏军打彭城，久攻不下，太武帝便主动歇手，于十二月初，引兵南下。宋文帝命臧质领兵一万人救彭城。他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魏军己经渡过了淮河，两军相遇，他这一万人怎能抵敌北魏大军，一交战即被歼灭，臧质只带了残部七百少石些得盱眙城。盱眙太守沈璞是个有主见的人。王玄谟在滑台时，他就修缮城垣，浚深壕沟，积储粮食矢石。魏兵南下时，地方官多弃城逃走。有人劝他回建康，他却说：“敌人如果以为城小犯不着攻，当然不须忧虑，如果来攻，这是我报国之秋，诸君立封侯之功的机会，为什么要走？诸君见过几十万人聚在小城之下而不败的事例吗？昆阳（刘秀破王莽军）、合肥（张辽破孙权军）的战例可为明证。”大家听了这一席话，情绪才比较稳定。他集结了两千精兵，臧质来后，力量更加充实。臧质见城中粮食器械都很充足，大喜过望，便和沈璞同心协力，守卫城池。

魏太武帝果然不攻盱眙，只留几千人马监视，自引大军继续南下。十二月十五日，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当时在江边），他下令拆民房，结筏子，扬言要渡长江。建康顿时陷入空前紧张的状态，在丹杨尹管辖区域内征发全部丁男，王公以下的子弟一律不得免役，沿江水陆布防、宋文帝登石头城，对江湛叹道：“檀道济若在，怎么会使胡马到此！”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二，魏军烧毁房屋撤走，居民也尽被掳去。

魏军转回到盱眙，太武帝向臧质索取美酒，臧质封了一瓶人尿给他。太武帝大怒，下令攻城。魏军从附近的山上运来泥土石块填塞壕沟，造浮桥截断水陆通道。太武帝为了泄怒，不惜断送大量兵士的生命，他在威吓臧质的信中说：“我用的兵不全是我国人（按指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人和匈奴人，南面是氐和羌。丁零人死了，正可减常山、赵郡贼；匈奴人死了，可减并州贼；氐、羌人死了，可减关中贼。你杀他们，对我并无不利！”臧质绝不示弱，回信痛骂，并把朝廷所出赏格写给他看，内容是：“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一万匹。”

魏太武帝更怒，令将士猛攻。魏军用钩车把钩子抛到城上，钩住城楼，想把它扳倒。守军用又粗又长的绳子缚住钩子，几百人用力把它往里面拉。钩车扳不倒城楼，也无法后退。到了晚上，守军用绳子把木桶吊将下去，桶内藏人，到了下面，截断钩上的索子，让钩子落到城里。绳子一拉，藏人的木桶又到了城上。魏军又用冲车撞城。因城墙的垒土夯得坚实，撞击的力量虽大，每一下只能撞落不多一点土。魏军不惜代价，驱使兵士攀登城墙，把死人的尸体当台阶，到了后来，尸体堆积得同城墙一般高低。到正月底，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是打不下来。太武帝说得嘴硬，不怕死人，但是死伤越来越多，病号也越来越多，加之彭城还在宋军手里，他不能不担心。二月初一，他下令烧掉攻城器械，解围撤走。盱眙保卫战是宋军大获全胜的战役。

魏军经过彭城时，刘义恭不敢出击。等到建康使者赶到，送交追击的命令，魏军已经觉察，把走得慢的掳来的一万多人杀掉后，长驱而去。彭城的追兵白赶一阵，连敌兵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战争完全结束了。刘宋军民死伤被掳的不知有多少，魏军的人马也损失了一半以上，南朝和北朝其实都是输家。然而，南北对比，南朝愈弱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说的正是这段史事。

三五　　自相残杀的刘宋帝室

从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杀害起，到昇明三年（４７９年）顺帝禅位给萧道成（齐高帝）止，二十六年间，刘宋帝室自相残杀的事迹，史不绝书。宋的国势也因之日趋衰弱，外则失去了一大片土地，内则终于重新出现权臣夺国的场面。这段历史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

宋文帝有十九个儿子，刘劭最长，又是嫡出，立为太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文帝很喜欢这个儿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他防宗室争位，增加东宫兵额至一万人之多，刘劭后来就是用手里的这支武力杀死父亲的。刘劭和异母弟刘濬友善，两人都相信女巫严道育，以为她有法术。严道育替他琢玉做一个文帝像，埋在殿前，盼其父快死。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年），事情败露，文帝虽则大为光火，痛责两人，但是并不打算给什么处分，只是到处搜捕严道育。三十年止月，发觉严道育仍在刘濬处，知道两人并不悔改，才打算废太子劭，赐刘濬死。但文帝当时没有当机立断，特别是，总要立一个儿子为太子，可立哪一位为好，又下不了决心。于是，他和徐湛之、江湛、王僧绰三人商议。徐、江都是国戚，南平王刘铄是江湛的妹夫，随王刘诞是徐湛之的女婿。两人都有私心，文帝又力主慎重，因而一时定不下来。王僧绰怕万一消息泄漏，会发生意外事件，催文帝早下决心，他又不肯。不但如此，他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刘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赶紧通知刘濬，刘濬又急报太子，于是一场宫廷政变爆发了。

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深夜，刘劭集结亲信将士二千余人，宣布“明旦将行大事”。二十一日天色微明时，刘劭率众到台城门口。依制度规定，东宫兵不得进台城，刘劭用假诏书骗开城门，进宫上殿。这天夜里，文帝和徐湛之一直谈到天明，蜡烛还没有熄，东宫斋帅（卫兵头目）张超之等已经手执利刃，奔上殿来。文帝拿起茶几招架，一刀下来，五根手指都被砍掉，再一刀便送掉性命。徐湛之想逃，哪里来得及走脱，也被兵士杀了。江湛在侍中省值班，也被搜出杀死。

刘劭用假诏书召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进宫，把他们软禁起来，再召集百宫。这时消息己经传开，所以应召而来的只有几十人。刘劭马上自立做皇帝。他不知道王僧绰劝文帝速断之事，任他做吏部尚书，过几天发现了有关的文书，便把他杀了。

政变之前，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奉命率沈庆之等镇压蛮族起义，驻扎在五洲（在今湖北滩水县西南的长江中）。三月，他得到建康政变消息，立即起兵讨逆。沈庆之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刘劭原来估计沈庆之会为他所用，派人送去一封亲笔信，要他杀刘骏。沈庆之去见刘骏，刘骏不了解他的倾向，推说有病，害怕不敢见他。庆之直闯进去，把密信给他看，刘骏更急，只求到内室与母亲诀别再死。沈庆之倒觉得他太不中用，气愤地说：“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视；殿下何以如此见疑！”刘骏才定下心来，说：“家国安危，皆在将军。”

武陵王兵起之后，各地军政长官纷纷响应。四月，武陵王到新亭（今南京南）即位，是为孝武帝。五月，诸军攻克台城，杀死刘劭。刘濬逃走，也被擒获杀死。在这番兴废中，刘劭还杀死宗室多人，刘义恭独自逃脱了牢笼，十二个儿子都死于非命。孝武帝得胜后，刘劭、刘濬的妻、儿、女儿等都被杀死。刘劭的妃子殷氏临死时，对狱官说：“汝家骨肉相残，何以枉杀无罪之人！”刘劭并不爱这个妃子，他的“皇帝”如果能够做下去的话，她很快就会被废的。不过，她的这一句伤心话，倒真正揭露了残酷的现实。

孝武帝即位不久，就使人下毒，杀死了兄弟南平王刘铄。刘铄向来为文帝所宠爱，自负才能，看不起这个异母兄长，又曾为刘劭所信任。孝武帝当然不会放过他，但是没有明显的罪过，就使用了谋杀的手段。

孝建元年（４５４年），孝武帝的叔父刘义宣起兵与侄儿争位。义宣久任荆州刺史，庸愚无能，奢侈荒淫，后房有一千多人。北魏兵南下那年，荆州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他都想逃离江陵。事后，文帝特地关照他好好办事，不要作逃走的打算。守盱眙的臧质与义宣有亲戚关系，此人确有才能，但是野心不小，他劝义宣争位。孝武帝也是一个荒淫之徒。义宣的女儿都是他的堂姐妹，他却毫无廉耻地和她们胡来。义宣知道了，自然大为震怒。臧质的计划，看起来成功的把握很大，他就决定起兵争位。臧质本人是江州刺史，他联络寿阳的鲁爽、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的徐遗宝，打算同时并起。不料鲁爽酒醉误事，提早好些日子起兵。义宣和臧质得讯，尽管没有作好准备，也不得不仓促发动。尽管这样，叛乱的声势还是很大，孝武帝甚至一度作过投降的打算，只是兄弟扬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坚持不肯，才决定用沈庆之、王玄谟、柳元景等讨逆。官军先破杀有勇无谋的鲁爽，又擒杀徐遗宝，进而击败沿江东下的刘义宣、臧质，平定了叛乱。义宣与十六个儿子都被处死。臧质也为自己的野心所误，送掉了老命。臧质死时年五十五岁；同守盱眙的沈璞，也因服从刘劭被杀，这两个人都自己跳到“贼船”上去，以致不能保全名节。后人读史，也不免为他们觉得可惜。

孝建二年（４５５年），孝武帝又杀了一个十七岁的兄弟武昌王刘浑。此人本来是个无赖少年，从小顽劣成性，发起火来就拔刀伤人。这等人本该严加管教，不应该让他去当雍州刺史。他自称楚王，立年号，备百官，纯粹是闹着玩。属吏告发此事后，即被免为庶人，又被责令自杀，实在冤枉。

竟陵王刘诞支待孝武帝平定义宣，关系应该很好。然而事平之后，因他畜养勇士，储藏精甲利器，孝武帝对他就不放心，先调他到京口，再调到广陵，任南充州刺史。大明三年（４５９年），有人告发刘诞要反，孝武帝便派人到广陵，想出其不意，把他拿下。不料消息泄漏，刘诞连忙闭城拒命，孝武帝即派沈庆之领兵攻破广陵，这才杀死刘诞。

孝武帝在处理这次事变中暴露出他极其残酷的面目。他恨广陵之战打了好几个月，就迁怒百姓，下令屠城。沈庆之要求身高不满五尺的免死，才保全了一部分人的生命。屠城时，女人不杀，“赏”给军人，她们的遭遇可能比死还惨。孝武帝还命把死者的头颅集中到石头城南，筑为“京观”（用积尸加泥土筑成高的坟墓），以此炫耀武功。刘氏帝室骨肉相残，竟累及满城军民，真是天理难容啊！他也恨原东扬州刺史颜竣多“怨望诽谤”的言语，就硬说他与刘诞通谋，先打断他的腿，然后责令自杀（即所谓“赐死”），又将其妻、子徙交州，走了一段路，又把其中的男口都推到湖里淹死。

大明五年（４６１年），又有一个十七岁的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造反的事情。此人看来也是一个无赖少年，他恨司马庚深之不让他胡作非为，便听左右亲信的话，杀庚深之等，自称车骑大将军。参军尹玄庆起兵，把他攻杀。幸而这件事没有扩大，因此不曾连累多少人。

大明八年（４６４年），孝武帝死，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孝武帝残酷贪淫，已见上述，他的嗣子变本加厉，更是不堪。他即位之时，脸上毫无悲哀的神气。太后病重，喊他进去，他竟说：“病人房里多鬼，怎么可去！”太后知道了，气恼而死。孝武帝时，中书通事舍人（掌呈奏章和诏命的官）戴法兴最受信任，因而最有权势。废帝即了位，想随便做事，法兴常加以抑制。废帝听宦官华愿儿的话，说外面传言：“法兴是真天子，子业是假天子。”就罢免戴法兴，责令他自杀。

刘义恭在大明年间经常怕不得好死，同朝中大用也不敢往来。孝武帝死后，他以为从此得免于横死，和柳元景、颜师伯等大臣互相祝贺。戴法兴之死使他们大受震动，柳、颜等密谋废子业，拥立义恭。柳元景想拉沈庆之合作，颜师伯却以为沈庆之只是一名武夫，不要他参与政事。沈庆之恨师伯，就出头告发。前废帝比父亲更加残暴，他自领禁兵去杀叔祖刘义恭，斩断四肢，分切肠胃，挖出眼睛，浸在蜜里，叫做“鬼目粽”。义恭的四个儿子、柳元景和八个儿子及六弟与侄儿们、颜师伯和六个儿子，也都遭杀害。

沈庆之对他有功，结果也不免死于非命。他出头告发了颜、柳，但又多次谏废帝不要乱来，引起了这个无赖天子的不快。景和元年（４６５年），这个八十老翁终于被压在被窝里窒息而死。

前废帝做的事，正如当时的名臣蔡兴宗所说的：“人伦道尽”。兄弟刘子鸾因向来受父亲宠爱，废帝责令他自杀。子鸾死时年仅十岁，同母的弟妹也都被杀。他临死对左右说：“愿不再投生帝王家。”说得何等沉痛！叔父刘昶知道废帝要寻他的事，就在彭城起兵，因见所部不能同心协力，只得逃往北魏。前废帝还把他的叔父们关在殿内，任意虐待。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是胖子，他称湘东王“猪王”、建安王“杀王”、山阳王“贼王”，把他们关在竹笼子里。其余几个王，他不太在意，稍为宽松些。

前废帝的姐姐山阴公主对兄弟说：“陛下有许多妃殡，我只有一个附马，太不均匀。”他就替姐姐置“面首”三十名。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奇闻。

前废帝把姑母新蔡长公主（文帝女）纳入后宫，姑父何迈打算推翻废帝，迎立晋安王刘子勋。十一月，废帝发现了密谋，杀掉何迈。他本来就猜忌子勋、因为子勋和文帝、孝武帝的排行都是第三，怕他争位，就利用何迈事件，要逼子勋自杀。子勋年仅十岁，其时在江州做刺史，他的部下邓琬等决定拥子勋起兵。

江州刚刚起兵，前废帝已经在建康被人杀死。这是一些小人物干的事。湘东王刘彧的主衣阮佃夫联合了废帝的主衣寿寂之等，乘他在华林园竹林堂“射鬼”的时候，闯进去很容易地把他杀了。于是那个险些儿被他当作肥猪杀掉的刘彧便即位做了皇帝，是为明帝。十二月，他改元泰始。

明帝任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邓琬等却不肯罢休，拥护子勋与明帝争位，于是又爆发了一场内战。

晋安王得到许多方面的响应。他的兄弟子房是会稽太守，子项是荆州刺史，他们的“行事”（小孩子当地方官，替他办事的官除称其宫名外，还加“行……州[郡]事”，简称“行事”）都起兵响应晋安王。此外，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历城）刺史崔道固，青州（东阳）刺史沈文秀等也拥护晋安王。一时之间，朝廷的势力已很薄弱。

但形势又变化得很快。明帝泰始二年（４６６年）正月，朝廷岌岌可危。可到了三月，因吴喜平定了东面的吴郡、吴兴、会稽等地，朝廷就可以用全力对付西面之敌了，而最终又能获胜，是得力于一个“宽”字。蔡兴宗分析当时的局势，说人情苦于废帝的狂暴，赞成新君的宽政。吴喜为人宽厚，为三吴百姓所熟知，因此容易成功。刘休仁指挥西征军，能够抚慰士卒，吊死问病，也很得军心。八月，沈攸之等进入寻阳，杀子勋，邓琬已先此为部将所杀。

刘休仁回建康后，向明帝建议：子房等兄弟尚在，后患不可不防。于是孝武帝的二十八个儿子，除己死者外，其余全部“赐死”。这些王子，大的十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四岁，骨肉相残到这等地步，历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

南方的问题解决了，北方问题却使刘宋丧失了一大片土地。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于晋安王失败后都向朝廷投降。明帝要向淮北示威，派张永、沈攸之领重兵北上“迎”薛安都。薛安都恐惧，派使者向北魏求降，于是魏军南下，进入彭城。

泰始三年（４６７年）正月，张永、沈攸之被魏军击败，狼狈逃回。魏军进围历城。四年二月，城破，崔道固投降。三月，东阳被围。五年正月，东阳陷落，沈文秀被俘。宋元嘉时，北伐虽则失败，然北方重镇彭城、历城、东阳都没有失陷，但经过这几年的交战，不仅把在今山东省内的大片土地全部丢光，而且还丢掉了在今苏、皖两省的淮河以北各地，使淮阴成了宋的北边重镇。

明帝并不是明君。他和刘休仁是弟兄（明帝，文帝的第十一子；休仁，第十二子），在前废帝时不仅共患难，还靠休仁领兵打败晋安王。但他们只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安乐。泰始七年（４７１年），明帝生病，他以太子年幼，怕日后诸弟夺位，就把休祐、休仁、休若一个个杀掉，所剩休范，因人才凡劣，才得免一死。他不仅杀宗室，连吴喜那样的功臣，也要责令自杀，宣布的罪状中竟有“素得人心，岂可奉守文之主”这样的话。泰豫元年（４７２年），他病重将死，担心日后皇后临朝，她的兄长王景文必为宰相，可能会有野心，就命他服毒先死，说是“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这是真正的“独夫”的心理状态。在他的心目中，天下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

这年四月，明帝死了，十岁的太子刘昱即位，他便是后废帝苍梧王。后废帝元徽二年（４７４年），那个人才凡劣的刘休范在江州起兵争位，后失败而死。四年，又有建平王刘景素（文帝孙）在京口起兵，也很快失败。他的两个堂兄弟伯融、伯猷（休仁子）只因年龄较大，后废帝的左右认为他们可能会造反，就把他们都杀了。

后废帝和前废帝是一路货色。他喜欢出外游玩，从者都执短矛，路上见有行人或牛马驴狗，便任意刺杀，弄得人们大白天也不敢开门，商贩更不敢出门叫卖。他残酷好杀，一天不杀人便不快活，左右稍有不合意之处，便遭杀害，人人都提心吊胆。太后常加劝诫，他大为不满。有一次，太后赐他一把扇子，他嫌扇子不好看，就令太医煮药，要下毒杀死太后。左右劝他说：“如果做了此事，你就要行孝，不能出去玩了！”他听了说：“你说得大有道理！”方才作罢。

元徽五年（４７７年）六月，他闯进领军府，看见中领军萧道成赤膊躺着，便叫他站起来，在他肚皮上画了个圈做靶子，张弓要射。道成恭恭敬敬地说：“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说：“领军肚皮大，是好靶子，一箭射杀了，不能再射，不如用骲箭射（骲箭系去掉镞的箭）。”废帝大喜，果然照办，萧道成才没有死。他从此暗暗地联结废帝的左右杨玉夫等，让他们找机会动手。七月，杨玉夫等乘废帝熟睡时，抽出他的防身刀来，把他杀死。于是萧道成用太后令，立安成王刘准（明帝子、九岁）做皇帝，追封后废帝为苍梧王。刘准就是刘宋的末代皇帝顺帝。

刘宋帝室自相残杀的局面结束了。刘准这个皇帝只是萧道成夺国的过渡人物。异明三年（４７９年）四月，顺帝被迫禅位给萧道成。刘宋亡，共历八帝、六十年。

三六　　提倡节俭的齐高帝

刘宋末年，袁粲、褚渊、刘秉、萧道成四人掌权，号称“四贵”。四人中，袁、褚两个是明帝去世前指定的。其时萧道成的官职是以右卫将军领卫尉，虽不预问政事，但掌握着禁卫军，是个实力派。刘秉是刘裕的侄孙，没有多少才干，袁、褚要拉一个宗室共事，就把他从外地调到建康，做了尚书左仆射。苍梧王元徽二年（４７４年），桂阳王刘休范叛乱，兵临建康，全靠萧道成指挥作战，才得平定。这次事变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从此他以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守建康，与袁、褚、刘轮流值班决定政事。他不仅掌握兵权，也兼有了执政的地位。后来他取代刘宋，建立齐朝，他就是南齐的太祖高皇帝。

萧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南兰陵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的父亲就是宋元嘉二十七年守历城（今山东济南）用“空城计”退魏兵的萧承之（见第三十四篇）。道成以将门之子，先从雷次宗读书，不久，随父从军，兼有文武才能。元嘉二十八年（４５１年），他从臧质守盱眙，以后历经战阵，官职渐高。宋明帝泰始四年（４６８年），任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六年，移镇淮阴。他的威望渐著后，明帝颇为猜疑，曾自封银壶酒赐之，他戎装出迎使者，当面酌饮。使者回报，说他不疑有毒，明帝听了很是满意，也比较放心了。七年（４７１年），萧道成被召回京师，部下劝他不要去。他却奉命即行，还对部下说：“各位见事不明。主上杀了兄弟后，为了太子年幼，考虑万岁以后之事，与外姓没有关系。我只该立即动身，迟了反而要引起怀疑。目前皇室骨肉相残，国运断难长久，天下将乱，我以后借重各位的机会很多，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萧道成这一席话吐露了他的心曲，他己经准备取而代之了。他与褚渊一向关系密切，到建康以后，因褚渊的推荐，很快就抓到了禁卫军的兵权。

苍梧王死后（参见第三十五篇），萧道成进宫，用皇太后令召袁、褚、刘三人进宫会议。当时，他的心腹将王敬则拔刀在手，威吓三人，说：“天下事都应该归萧公管，谁敢开一声口，就吃我一刀！”他左手拿起一顶白纱帽替道成戴上（白纱帽是当时从皇帝到士人都可以戴的帽子），要道成马上即位，喊道；“今天谁敢再动！事情须趁热办！”萧道成板着脸把他喝住，说：“你懂得什么，休得胡说！”袁粲想开口，被王敬则喝住。褚渊连忙说：“非萧公不能了事！”于是，萧道成作主，迎立了顺帝。

南朝的大权都在萧道成手里了。然而，袁粲并不甘心，他还想挽救刘宋王朝。他接受了镇守石头城的任命，便准备以石头城做根据地，和萧道成抗争。

顺帝昇明元年（４７７年）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以“交结左右，亲行轼逆”为道成的罪状，起兵反萧道成。袁粲和刘秉也联合一些将领，想在建康发难，杀掉萧道成。但是他们的做法实在太不明智，不可能不失败。萧道成知道了沈攸之起兵，就去见袁粲。袁粲不见，分明表示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决定反萧后，明知褚渊与萧关系密切，却又认为必须告诉他，否则就是把老同事看作敌人。褚渊得知后，立即向萧道成和盘托出。其实萧道成何等厉害，即使褚渊不说，他也早已打听到了，并且派了几员将官到石头城去，说是帮袁粲把守，实则是安插好内应。

预定发动的日子到了。刘秉心慌意乱，临走之前，喝汤都泼在胸口，手抖个不停。不等天黑，便带上全部家属和几百名部曲，赶奔石头城去，事实上这把行动公开化了。

他们本来打算进攻，结果变成了石头城里的一场混战。萧道成预先派的内应先占领石头城的仓城，义得到新到的援军，占有优势。打了半个晚上，袁粲被杀，刘秉逃出城去，仍被追兵抓住杀死。当时民谣唱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后人也常称赞袁粲是忠臣。但是，刘宋骨肉相残，明帝残忍，幼君暴虐，为之尽忠，实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沈攸之起兵后，到闰十二月才进攻郢州（今武汉市武昌），一时又攻不下来，形成“顿兵于坚城之下”的局面。昇明二年（４７８年）正月，军心涣散，逃亡者一天多似一天，沈攸之无奈，只得退回江凌，可还没有到，江陵已被萧道成的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袭破。沈部得讯，全军溃散，沈攸之在荒林里自缢而死。

萧道成已经完全控制局面了，至于加黄钺，封齐公，加九锡，晋爵为齐王，都不过是手续问题。褚渊、谢朏等只想多拖点时间，褚渊说“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谢朏论魏晋间事，说：“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称赞司马昭没有亲自代魏（说司马昭好话的，恐怕只有谢朏这一回）。但是萧道成只想赶快解决（这可能与他的年龄有关，他毕竟己经五十三岁了），昇明三年（４７９年）四月，便强迫顺帝禅位，把宋昇明三年改为齐建元元年。从来被迫禅位的皇帝总是服服帖帖的，这位顺帝毕竟只是个小孩子，躲起来不肯出宫。太后害怕，亲自带了宦宫把他寻出来，交给来接的人。可怜这个十三岁的小孩哭哭啼啼地说道：“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他不久就被杀害，刘宋宗室除刘澄之一支，因褚渊的关系免死外，其余也全部遇害。刘裕开创的先例被萧道成沿用，致使自己的后裔身受其害，这也许可以说是“恶有恶报”吧！

这位齐高帝在位时间很短，到建元四年（４８２年）三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三年皇帝，连昇明时大权独揽的一段，至多不过五年左右。

在这几年中间，值得提的只有两件事情。其一是禁奢崇俭。刘宋帝室本来起自民间，刘裕做了皇帝，还保留几件旧时的东西，供子孙鉴戒。他曾把当年穿的补丁短衣交给女儿会稽公主，嘱咐她：“后世有骄奢不知节俭的，可以把这件衣服给他看！”他做了皇帝，房间里墙上还挂着葛做的灯笼，麻做的蝇拂。大明七年（４６３年）拆掉这间房子，改建为玉烛殿，孝武帝带着群臣视察这地方，看见了这情况。侍中袁顗便称颂武帝节俭的美德。那个孙子皇帝却用轻蔑的口气说：“田舍翁（乡下土老儿）得此，已为过矣！”刘裕的儿子文帝还懂得节俭是美德。元嘉二十二年（４５５年），他到城外为兄弟刘义季饯行，出发前令儿子都空腹前往，到了宴会地点，又故意拖延时间，王子们都饿了。他乘此机会，教导他们说：“你们从小在富贵中长大，看不见百姓艰难，现在叫你们尝一下饥饿的滋味，知道应该节俭的道理。”

文帝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然而效果几乎等于零，他本人也不见得能够身体力行。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年），孝武帝刚即位时，周朗上疏说：当时的风俗，见车马分辨不出主人是贵是贱；见衣冠看不出穿戴的人是尊是卑；尚方（宫中制造御用物品的官署）今天造成一件新东西，民间明天便仿制；宫中早晨做一件新款服装，庶民晚上便照样子裁制。他指出：宫廷是风俗奢华的发源地。这是元嘉末年的情况。大明间不过变本加厉而已。

萧道成力图改变这种风气。他在宋昇明二年（４７８年）取消专门制造玩好物品的御府，命尚方不得制造这类物品。他又颁布禁令，要禁绝各种华丽的东西，如不得把金银做金箔、银箔，马的乘具不准用金银装饰，不准用金和铜铸像等等，共有十七条之多。不过，其中如不准织绣花裙，不准穿锦履在街上行走之类，就有点趋于极端了。

他即位后，发觉主衣库中有玉导（导，帽子上的簪），他立即命令把它敲碎，说留着便会助长奢侈的风气，还命令检查是否还有同样性质的异物。后宫器物栏槛凡用铜装饰的，都改用铁。内殿的帐子，宫人穿的鞋子，都改用朴素的料子。华盖（伞形遮蔽物）上的金花爪改用铁回钉。他常说：“我若能治天下十年，可以使黄金和泥土一样不值钱。”

帝王一般都穷奢极欲，难得有个把能够提倡节俭当然是好的。但是专制君主办事可以随心所欲，创业之主订定的规矩，只要后代不愿遵照办理，便完全失去效力。齐高帝死后，儿子世祖武帝萧赜继位。武帝有“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不可以太瞥脚），谓此（指所建内殿）为奢俭之中”的话，就不是一味崇俭了。他又自称很恨“游宴、雕绮之事”，但是“未能顿遣”（不能完全取消），那就不免留有后患了丈上引文均见（《南齐书·本纪第三》）。南齐一共不过二十四年。至末代君主东昏侯萧宝卷，他用金子凿成莲花，铺在地上，使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莲花”，又穷极奢侈了。

萧道成定的规矩，好几条与民间有关。这种规矩，不论哪一个时代，都不大会有效，至多在一个短时间内起些作用，长不了的。武帝永明七年（４８９年）有两道诏书，一道谴责民间婚礼奢侈，说“膳馐方丈，有过王侯”（摆的酒席比王侯家的更讲究）；又说民间风俗“浮丽”，国家常想改革，“而民未知禁”。另一道诏书谴责民间”吉凶奢靡……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墓地）之丽”（引文出处同上）。照此看来，齐高帝的十七条禁令，老百姓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

关于禁奢祟俭，笔者还有一些话要说：消费以与生产相适应最为妥善，过分的俭（即抑制消费）是不利干生产的；反之，在生产力极低的时候，极少数人大肆挥霍，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据永明五年（４８７年）的一道诏书，南齐建国之初，“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引文出处同上），社会如此贫乏，那么萧道成提倡节俭，尽管无甚成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萧赜诏书中提到的奢侈情况，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极其不均的严重问题。

萧道成办的另一件事情是，即位之初宣布的“二宫诸王（二宫指帝宫和东宫）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

这是晋宋以来的老问题。据《宋书·羊玄保传》所说，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占山封水，作为私有。“富强者兼岭而占（占有好几座山），贫弱者薪苏无托（柴草没有斫处），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这是大明初年的情形（大明元年为公元４５７年）。而东晋咸康二年（３３６年）发布的“壬辰诏书”，就禁止封山占水，违者照强盗罪办理。颁布这样的沼令，可见当时封山占水已经很严重。百余年后的宋孝武帝时，情形依旧未改。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南齐建国，依然如此。宋时的解决办法是，规定占有面积，一、二品官，准占山三顷；三、四品二顷五十亩；五、六品二顷；七、八品一顷五十亩；九品和百姓一顷。这个规定有没有真正执行呢？根据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不会执行的。而且这规定的面积不大，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根本行不通。《宋书》与羊玄保同卷的孔灵符，他在永兴立墅（别业），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山两座，另有果园九处。举此实例，可概其余。至于萧道成，不过是说本朝的贵族不得如此而已。

据上述两件事来看，萧道成虽有移风易俗的志向，但他的措施其实没有什么效果。萧齐一代，凡事均仍晋宋，如此而已。

三七　　北朝的女政治家——文明冯太后

北魏高宗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在显祖献文帝和高祖孝文帝两朝，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她是一个无愧于世的女政治家。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的孙子，太子晃的儿子。太武帝性格残暴，杀人毫不手软，事后有时会后悔，杀崔浩后，与别人议事，觉得都不如崔浩，又说“崔司徒可惜！”正平元年（４５１年），他攻宋（见第三十四篇）时，使太子晃监国。北回后，听中常侍宗爱的谗言，杀死几个深受太子晃信任的官员和东宫的属员。太子心中害怕，不久便一病不起。后来太武帝弄明白了事实的真相，知道太子并无过失，心里着实懊悔。宗爱怕白己的脑袋落地，竟于正平二年（４５２年）二月，把太武帝杀了。

北魏朝廷也真怪，宦官谋杀皇帝，元老重臣似乎对事变一无所知，只有尚书左仆射兰延等几个人和宗爱商量立新君的问题。其时皇孙拓跋濬还只有十三岁，兰延等想立已经成年的秦王拓跋翰（太武帝子），同伙中又有人主张立皇孙。宗爱在太武帝的儿子中，与秦王的关系最坏，与南安王拓跋余最为接近，就诈传皇后命令，召兰延等进宫，把他们杀掉，又杀害了秦王，立南安王做皇帝。这位新君任宗爱做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这种局面照理是长不了的，然而也拖了好几个月，若不是“皇帝”和“宰相”窝里反，也许会一直混下去。十月，“皇帝”嫌“宰相”太专横，想夺他的权。“宰相”竟重演故伎，把“皇帝”杀了。这件事也秘密得很，幸而有一个带宿卫兵的羽林郎中刘尼知道了，去报告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与南部尚书陆丽等商议，才决定杀宗爱，立皇孙做皇帝。这原来是易如反掌的事，却拖了大半年，才得解决，原因大概在于宫中府中声气隔绝。然而，区区宗爱，做了那么大的官，封了王，竟没有人挺身而出过问一下，这总是不太正常的情形吧！其中一定有些奥秘之处，史无记载，后人不得而知了。

文成帝太安二年（４５６年），立冯贵人为皇后。她就是本篇的主人，后来的文明冯太后。冯皇后原籍长乐信都，她的父亲冯朗原是北燕王族，后来逃到内地，投降北魏。冯皇后在长安出生，因父亲得罪被杀，由姑母抚养教训。姑母是太武帝的昭仪（妃殡之一），所以她是在宫里长大的。紧接在立皇后之后，文成帝立三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这个拓跋弘就是后来的显祖献文帝。他的母亲李贵人，依照当时宫廷的规矩即被“赐死”。这是极残酷的制度，说是为了防止异日母后干政，然而，只要贵为皇后，就不会受这个规矩约束了。

皇太子三岁，皇帝也只有十七岁。十五岁就做父亲，如何能够长寿！和平六年（４６５年）五月，文成帝便死了，年仅二十六岁。献文帝继位，这又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皇帝。

魏在太武帝时，国势虽则强盛，但是三十年间（４２３～４５２年），难得有几年不打仗，国力消耗得很厉害，加之以后政变的影响，局势很不稳定。文成帝时，宋魏绝少冲突，北方边境也比较平静，国力有所恢复。这个较好的局面在献文帝初年险些儿被权奸乙浑毁掉。文成帝本来倚重陆丽。陆氏是鲜卑世族，陆丽的父亲陆俟，军功吏治，都很出色。陆丽对文成帝有拥立的功劳，自然深受信任。他好学爱士，往来的都是正人君子。文成帝太安四年（４５８年），陆俟去世，他须守孝，后来又患疾病。乙浑大约就是趁这时机抓到权力的。

献文帝即位时，乙浑身任侍中、车骑大将军。他铲除异己，杀了好几个大臣、贵族。当时陆丽正在代郡温泉治病，乙浑派司卫监（掌管宿卫的长宫）穆多侯去召他进京。穆氏也是鲜卑世族。多侯告诉陆丽，京城里局势很乱，乙浑奸邪，以不去为妙。陆丽却认为君父之丧，不可不去，应命入京，结果与多侯同遭杀害。乙浑的气焰越来越盛，他官至丞相，爵封太原王，朝中一切由他作主，和他不合的多遭杀害。

时势迫使冯太后不能不站出来收拾时局。天安元年（４６６年）二月，她以宗室拓跋丕告发乙浑谋反为由，立即把乙浑逮捕杀死。这显然是一次精心准备好的行动，拓跋丕的告发只是预定的一着而己。

事后，冯太后临朝称制。她用高允、高闾、贾秀共参大政。高允为人正直，崔浩之狱时，他敢于不避嫌疑和安危，向太武帝陈辞，救了几千人的性命（详见第三十三篇）。他时任中书令，是朝中老臣之一。高闾字阎上，渔阳雍奴（在今天津市武清县）人，富有文才，是崔浩识拔的人员，时任中书侍郎。他敢直谏，在私室中说话声音极低，在大庭广众之中则议论风生。贾秀，武威姑减人，是文成帝的东宫旧臣。他执掌吏曹。乙浑为妻子求公主称号，他坚决拒绝，说“我宁死于今朝，决不取笑于将来。”当时听见的人无不失色，他却无所畏俱。乙浑想陷害他，没有来得及动手便失败了。这几个人都是公认有风骨的人士。

冯太后是汉人，高允等也都是汉人，北魏的朝廷已经有点汉化的倾向了。同时，冯太后封侍中拓跋孔雀为濮阳王，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征召久任外官的陇西王源贺为太尉。在重用汉官的同时，这些举措也表示出对鲜卑贵族的尊重。陆定国是陆丽的儿子，又是献文帝的好朋友。源贺是杀宗爱、立文成帝的老功臣，尊重他们，即有酬德报功的用意。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的手腕着实巧妙。

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的时间不长，到皇兴元年（４６７年）九月，便还政给献文帝了，前后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皇子拓跋宏（即后来的孝文帝）就出生于还政之前。父亲名弘，儿子名宏，读音完全相同，这名字起得好奇怪，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献文帝得子时年仅十四岁，比他父亲生他时还年轻。这种人的身体怎么会健壮！

冯太后还政是不是完全主动，旧史没有任何说明，可能有来自献文帝或贵族们的压力。笔者有两点根据。其一，冯太后亲自抚养孙儿拓跋宏。她为什么要费这番心思，难道不是想培养一个对她有感情又听她的话的少年天子吗？从后来的事情看，她完全达到了目的。其二，她和献文帝的关系并不好。献文帝十四岁亲政，十四岁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龄，名义上是皇帝，政事却由不是生母的嫡母作主，他不见得能够甘心。嫡母的生活问题，他又耿耿于怀。要知道，冯太后说是太后，然而年龄一点不老，到还政的皇兴元年也不过二十六岁。她有个相好李奕，出身大族赵郡李氏，是太武帝时大臣李顺的次子，文成、献文两朝历任中书监等官的李敷的兄弟。献文帝要杀李奕，着实用尽心机。相州刺史李訢是个能人，治绩也很突出，后来因受胡商贿赂等罪被人告发。献文帝知道了，把他抓到京师，一面审问，一面使人向他传递上面的意思：只要出头揭发李敷兄弟，就可以脱罪。李訢本来与李敷共事多年，很有交情，他既不愿揭发李敷，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后来有人告诉他，李敷快要倒了，你不告他，也有人会告，至于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个姓冯的人都知道，只要问他就可以了解。李訢如法办理，果然得到从轻发落，后来又被起用，成为献文一朝的重臣。李敷、李奕兄弟和堂弟李显德、妹夫宋叔珍等，则都于皇兴四年（４７０年）被处死。这件事，冯太后怀恨在心，后来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详见下文。

献文帝的性格很怪僻：他做了几年皇帝，便于皇兴五年〔４７１年）声称性喜佛、道，要禅位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贵族重臣一致反对，他才改变宗旨，决定禅位给儿子拓跋宏。从这年八月起，改元延兴。然而拓跋宏年才五岁，治不了国，于是献文帝自称太上皇帝，来代行皇帝的权力（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有区别，太上皇是没有权力、不管事的，太上皇帝其实仍旧是皇帝。北魏献文帝是第一个用此称号的人，最后一个是清高宗）。

从延兴元年到六年六月，这位太上皇帝忙得很，他亲自领兵与柔然打仗，又下令征兵征粮，准备进攻刘宋，一点不像有“遗世之心”的样子。延兴六年（４７６年）六月，冯太后一杯毒酒夺去了他的性命，时年仅二十三岁。这件事做得十分隐秘，孝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于是权力又回到了冯太后的手里。这绝不是一次突发事变，必定是长期筹划的结果，也一定有某些人参与其事，可惜这些都是永久的秘密。历史只告诉后人：事后，魏廷宣布改元承明，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再临朝称制。这年，她也只有三十五岁，从此她做了十四年不叫皇帝的女皇帝。

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她宠信的左右，稍有过失，就重加责打，但事过之后，就照旧任用，并不歧视，该赏就赏，该提拔就提拔，所以受罚的人并不对她离心离德。

她服饰俭朴，饭菜也比宫廷旧规减少一大半，又通晓政事，谋略出众，碰到问题，能够很快作出决断。她信任的宦官王叡、张佑、杞嶷等多人，封王、封侯，赏赐巨万。她宠爱太卜令王叡，把他升到吏部尚书、太原公，后来还进爵中山王。太后经常让他出入宫廷，赏赐的珍玩缯采，以及田园、奴脾、牛马，不计其数。朝士知道他与太后关系密切，都不敢得罪他，而此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劣迹。太和五年（４８１年），法秀和尚用妖术迷惑百姓，企图在平城造反。这件案子牵连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王叡请求只杀首恶，赦免余党，因此得减免刑罚的有一千多人。有一次，他跟太后、孝文帝、百官等到虎圈游览，有一头老虎逃出虎圈，几乎冲到御座旁边。左右侍从都吓得各自逃散，王叡却提戟上前，保护太后、皇帝。照此看来，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冯太后很善于保持平衡。她在厚待王叡等人的同时，对众望所归的名流，如宗室中的拓跋丕、出使南朝深受对方尊重的游明根等，也优礼有加，做出公正无私的姿态，使人无从指摘。

她也有心狠手辣的时候，不肯放过李訢，就是一个例子。她临朝之初，任李訢为司空，佯为尊重。不久，利用与他有怨的旧同事赵黑攻击他专权，调他到徐州去当刺史，然后在太和元年（４７７年）十月，利用他旧时的心腹范檦，告发他要叛变投宋，把他召到平城讯问，也不听他的再三申辩，还是把他和两个儿子都杀了。

以上的是非恩怨，只能说她有些手段，并不能证明她是一个政治家，而这要以她两次临朝称制时的政绩来作评说。

她第一次临朝时，从高允、李訢的主张，于献文帝天安元年（４６６年）在各郡设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这在北魏，是属首创，因此这是她的政绩之一。

魏道武帝时设立候官，专做侦讯调查的工作，性质和前之孙吴的校事，后之明朝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相同，流弊也一样。冯太后知道这些人专事敲诈勒索，得了钱财，对重罪不闻不问；反之，对轻微过失倒吹毛求疵，对上表功，对下勒索。这些人的员额有一千以上，官吏百姓都对他们头痛。太和二年（４７９年），冯太后毅然取消候官制度，另外挑选几百个诚实可靠的人，巡逻街道，只抓斗殴闹事的不法之徒。平城居民从此才得安居乐业。这是她的政绩之二。

北魏官吏，一向不发俸禄。太和八年（４８４年）开始“班禄”。同时，每户增加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专供体禄之用。又规定：发俸禄以后，赃满一匹的处死。这年，地方官因贪赃处死的有四十多人。做官有禄，本来是老规矩，不过，长期不发后，“班禄”倒变成了新花样。淮南王拓跋佗（一作“陀”）不以为然、主张依旧断禄，冯太后就召集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说；“给了傣禄，廉洁的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如果不给，贪财的得以大捞特捞，廉洁的生活困难。淮南王的意见是错误的。”“班禄”不见得能使吏治弊绝风清，但总是政治走上轨道的表现，太后就依照高闾的意见作出决定。应该说，这是她的政绩之三。

接着，就是太和九年（４８５年）采纳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度。均田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丁男受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奴婢照丁男丁女受田；有牛的，每头牛受三十亩，以四头为限。人死或年满七十岁，田要交还政府。初受田的，丁男另给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桑树；种麻产布的地方，男给麻田十亩，女五亩。桑麻田作为世业，不用再交还政府。一夫一妇每年向政府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产麻布的地方改为调布一匹。此外，还要服兵役和徭役。

李安世提议均田，针对的情况是“时民困饥流亡，豪右多有占夺”。豪强占有了土地和人口，“荫附者”（被豪强占有的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豪强的征敛比公家多得多，其结果是国家占有的人口不多，国家的收人也不多。这种趋势如果不扭转，国家的力量势必日益削弱。均田制是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的制度。这种争夺，从汉末以来，其实一直不断，多有反复，国家占有农户多的时候，国家就强，反之就弱。李安世是把争夺农户的办法制度化了，所以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中叶，将近二百年内，历代无不遵行，可见在这段时间内，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均田制有利于国家富强，冯太后坚决采用，可说这是冯太后的政绩之四。

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是在下一年由秘书令李冲提出来的。李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学识优长，又为冯太后所宠，是当时很有权势的人士。他提的是个要害问题：当时户籍混乱，只有宗主督护，民间往往三十家、五十家才算一户。在这种情形下，别的不管，单就推行均田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李冲建议：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里，设里长；五里为党，设党长。三长担任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和徭役的工作。这是把豪强的荫户变成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的制度，与均田制相辅相成。当时应当是在实施均田制碰到困难而提出来的。对此，冯太后予以采用，这自然也应算是冯太后的政绩之五。

在以上五者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面貌来进行考察。这方面的材料不多，但也有些可以参考的论述。

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平城天旱粮贵，齐州刺史韩麒麟上疏，主张禁奢侈，劝农桑。他说：京师居民，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又说，承平日久，风俗奢侈，车服第宅往往超越等级限制；工商之族都玉食锦衣，“宝货盈于市里……丽服溢于路。”他是把这些作为反面现象，与农民的贫苦饥寒来对照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工商之家富庶了，难道不是社会经济繁荣的现象吗？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当时北魏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

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年四十九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三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冯太皇太后去世时，孝文帝年二十四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做到第二十年了。太后生前，不仅亲自决定一切，有时甚至还虐待皇帝。一次，她脾气发作，大冷天把皇帝关在空屋子里，三天不给饭吃。她还打算把他废掉，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孝文帝弟）做皇帝，后因东阳王拓跋丕（宗室中辈分最长之人），大臣穆泰、李冲等人的力谏才作罢。然而，孝文帝对祖母并不怨恨，只是非常感激拓跋丕等。

历史上，母后掌权时用的人，幼君长大后会将其全部除掉，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魏孝文帝并不这样，例如李冲，他跟他的祖母有极亲密的关系，孝文帝却丝毫不以为意，仍视其为股肱之臣，“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君臣之间，情义莫二。”（《魏书·李冲传》）这种情形，历史上好像没有近似的例子。

魏孝文帝对祖母的孝顺是出于衷心，太后死后，他水浆不人口达五天之久。他以改革旧俗、实行汉化著名，这其实与他秉承祖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群臣见他在大丧中哀毁过甚，劝他节哀。他的答辞中有几句极可注意。他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肤今仰察圣训，庶习古道……”由此可见，孝文帝认为在冯太后以前，魏的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冯太后才开始振兴文教，他本人受到太后的教导，才懂得“古道”。所谓“古道”，即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他的这段话，已是在无意中宣布，要把冯太后开始的改革进行下去。

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就去世了，他亲政的时间只有九年，然而取得的成就却是可观的，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也是艰巨的。

孝文帝非常希望能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机会来了。南朝齐的雍州刺史王奂因故被杀，他的儿子王肃逃奔北朝，孝文帝在邺接见他时，谈得非常投机。王肃谈萧氏有可乘之机，劝孝文帝南征；也谈治国之道和南朝的典章制度。两人越谈越有劲，坐得也越来越近，丝毫不感到疲倦。从此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礼遇，丝毫不逊于亲贵重臣，有时谈话还命左右回避。孝文帝把他比拟为春秋时的伍员，君臣之间也自比为刘备与孔明。

在这里，有必要把王肃其人作一点介绍。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投魏时三十岁。他在南齐做过秘书丞，并不以才学著称。他的父亲王奂没有多少学问，只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才干，能办事；二是信佛。既然如此，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成为“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的人物？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认为“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政国故，著名当时”，王俭卒于王肃北奔前四年，“是肃必经受其宗贤（笔者按：王俭也是琅邪临沂人，与王肃都是王导的后裔）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本段引文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篇《礼仪》）。

王肃并不是第一个把南朝制度输入北方的人。在他之前，魏文成帝和平六年（４６５年），宋文帝子刘昶因被诬谋反投魏。献文帝皇兴三年，魏军破宋青州东阳，博昌人蒋少游被俘入魏。太和初年改革朝仪，两人奉命专主其事。李冲等定衣冠制度，向两人咨询，两人的意见常有出入。王俭有礼学专著，王肃因而能掌握“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把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引文出处同上段）。

王肃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无怪要受孝文帝的高度重用，封汝阳县开国子，任豫州刺史。孝文帝去世时，遗诏任他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孝文帝弟，从太和二十年起，改拓跋为元）等同为宰辅。但是有些贵族，如任城王元澄见他的地位如此之高，看不大惯，一度诬他谋反。王肃本人则小心谨慎，才得无事。宣武帝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他在寿春任扬州刺史时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现在该回过头来讲孝文帝的改革了。王肃投魏之年，就是孝文帝决策迁都洛阳的同一年。这年五月（即在接见王肃以前五个月），他打算以伐齐为名，行南迁之实，命太常卿占了一卦，因卦象的意义，引起了不同的看法。群臣都不敢说话，只有任城王拓跋澄（这时还没有改姓）敢表示异议。他是孝文帝的堂叔（太武帝的太子晃的儿子云封任城王，澄是云的儿子），身为长辈，素有才学，为宗室领袖，自然较少顾虑。孝文帝听了，板起面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这样讲，难道是想破坏我的大局！”任城王并不退缩，说：“社稷虽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么能不讲！”孝文帝寻思了半晌，才说：“各言其志，也没有关系。”

回宫之后，他召任城王进宫，向他解释，道：“刚才怕群臣多有异议，所以话才说得重了一点，叔父想必能够谅解。”然后屏退左右，与任城王密谈，说：“伐齐的确不容易。但是国家崛起北方，迁居平城，这是用武之地，不可文治。现在要移风易俗，十分困难。联想借南征之名，移居中原。叔父以为如何？”任城王恍然大悟，高兴地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孝文帝又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孝文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君臣两人就此作出了决定。

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九月，渡河到洛阳。孝文帝先到旧时的太学，参观《石经》。过了几天，命先头部队继续进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上马出发。群臣在马前下拜，像是有什么请求的模样。孝文帝先开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即将前进，诸公还有什么话要说？”尚书李冲等说：“这次大举，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要这么办。臣等不知道陛下固执己见，究竟要做些什么？臣等无话可说，只是不辞万死，请陛下止步！”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经营四方，统一天下，而卿等儒生，疑虑丛生，使军国大计，屡受阻挠，如再敢多言，斧钺之诛，决不轻饶！”说完，一拎马缰，准备马上出发。几个宗室大臣见状，都哭哭啼啼上前劝谏，孝文帝才借此落篷，宣布：“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其中一位便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于是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既已南行至此，只得赞成，不敢再生异议。

这是史书告诉我们的场面。但是笔者怀疑这是一出预先排好的戏。李冲和个别宗室是预定的角色。大众欢呼万岁，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运动群众取得的效果。我总以为这一幕大有做作的味道。

迁都定下来了。孝文帝自己巡行各地，在邺接见王肃就是巡行中的事情。任城王奉命回到平城，向留守官吏宣布迁都的决定。他征引古今史事，说服众人，人心逐渐安定下来，然而思想感情上不愿南迁的仍属多数。第二年即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三月，孝文帝回到平城，让群臣发表对迁都的看法，有人便假借没有马不能打仗，河南不出马，所以不宜迁都这一类不赞成迁都的理由。有人提不出别的理由，只说世世代代一向住在平城，住惯了，所以不宜迁都。这些都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经过孝文帝的批驳，大家也就不敢再说了。

孝文帝的作为也有不够适当之处。这年冬天，他回洛阳后，知道南齐宣城王萧鸾（明帝）废海陵王自立，决定大举攻齐。在迁都之初，人心还没有安定的时候就发动战争，显然是很不明智的。任城王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说：“现在刚从平城迁来的百姓，都有留恋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洛阳，住房粮食，都没有安排好。而且冬天即将过去（按他说这话的时间在十二月初），春耕在即，大家正忙于造房子，又要预备耕种，而这时要他们披甲执兵去打仗，实在很不妥当。”他见司空穆亮带头赞成南征，公卿争相附和的状况，很是生气。他批评穆亮道：“公等在外面看到发放甲胄武器，都很担忧，平时议论，都不愿南征，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就换一种说法。万一出了乱子，都是公等造成的。”任城王的话虽有道理，但孝文帝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去。

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魏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又攻赭阳（今河南方城）、南郑，但都没有打下来。老臣高闾、鲜卑贵族尚书令陆叡都劝孝文帝收兵回洛阳。陆叡是不愿南迁的，不久以后，还与穆泰等在平城起兵作乱，失败而死。但这次主张撤兵，他提出的两点理由是对的，一是兵士疲劳，天时转热后，必多疾病；二是洛阳城中，官署办公的地方尚付阙如，民夫苦于大兴土木，百官起居仿佛在行旅之中。他讲的当是实况。孝文帝为形势所迫，只能听他们的话，停战撤兵。这次行动毫无收获，反而会助长反对南迁、反对改革旧俗的保守派的气焰。

孝文帝是要把改革旧俗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他宣布士民禁止胡服。十九年六月又下诏：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违者免官。

这两道禁令引起很大的反感，群臣的态度，绝大部分是“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下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的诏书前，孝文帝和群臣有过一次对话。孝文帝的目的是希望群臣支持改革旧俗。他先问：“卿等是希望朕远追商、周还是只希望连汉、晋都不如呢？”大家毫不思索地答道：“臣等愿陛下超越前代君王。”孝文帝顺着口风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变风易俗，还是应该因循守旧呢？”群臣听出皇上的用意了，他们不肯作出正面的回答，模棱两可地道：“愿陛下圣政日新。”为什么这是两可之辞呢？因为他们用的是《礼记·大学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话，没有对是否赞成废除鲜卑旧俗表示态度。孝文帝再问：“那么只为朕一身，还是要传给子孙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他们一致道：“愿百世相传。”孝文帝说：“既然如此，那么必须改革，卿等不得违拗。”群臣又顺从地答道：“上令下从，谁敢违拗！”对话进行到此，孝文帝已经把群臣逼到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地步，他才把当天的主题亮将出来，说：“孔夫子说得好：‘名不正，言利顺，则礼乐不可兴’。现在决定禁绝北语，一律改说中原正音。年在三十以上的，一时也许难改。三十以下，现在朝廷的人，语音不得照旧。如有故意违背的，要分别降、黜。大家要切实遵行。朕作此决定，王公以为然否？”当时在场的人，恐怕不以为然的居多，但是口里都说：“实如圣旨。”孝文帝明知许多人口是心非，便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朕曾和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不知道谁的好。我看皇帝说了什么话，便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其罪当死！”他又在杀鸡给猴子看，对李冲说：“卿负社稷，该使御史把你拉出去！”李冲连忙取下帽子，顿首谢罪。孝文帝又责备御史道：“昨天望见女人仍旧穿夹领小袖子的衣服，卿等为什么不遵守上次的诏书！”御史们吓得一个个都顿首谢罪。最后，孝文帝郑重地说：“朕的话如果不对，卿等该当面提出，怎么可以入则顺旨，退则不从呢？”

在这一年里，孝文帝还推行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有位亲王病故，他的妃子先已去世，葬在北都。有关方面请示：亲王该葬在哪里。孝文帝指示：“迁洛的代人，死后都葬在邙山（在洛阳的北面）。凡丈夫已葬在代郡的，妻子死后可以回葬北方；丈夫在洛阳去世的，不得还北方就妻。”他随即下诏：“迁洛的百姓，死后葬在洛阳，不得回北。”于是迁洛的代人，其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其二，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东、西、南、北四门小学，训教贵族子弟）。

其三，魏以前不用钱，本年铸太和五株钱，命公私使用。

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正月，孝文帝又宣布实行一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措施：改变鲜卑人的姓氏。他宣称：“北人把土叫做拓，把后（君主）叫做跋。魏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为王，所以叫做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所以改姓元氏。”其余鲜卑人的姓氏，如拔拔氏改长孙氏，达奚氏改奚氏，乙旃氏改叔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贺楼氏改楼氏，勿扭于氏改于氏，尉迟氏改尉氏等等。前文所提到的如长孙嵩、叔孙建、于栗磾、陆丽、陆叡等，从魏收《魏书》起，已经从简用改过的姓。这是应当说明的。

魏晋重视门阀，使少数大姓势族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这本来不是什么好事情，孝文帝羡慕华风，连这件事也要学。北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首领，要限制汉人大族特权并不很难，以前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无法实现，但孝文帝却是以鲜卑族皇帝的身份来办理这件事情。他把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奚（或作秘）、尉定为八姓，即鲜卑的高门，与汉人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以及赵郡李氏处于同等地位。他还命六个兄弟中的五个分别与李、郑、卢等汉族高门通婚，只有一个与穆氏结亲。北魏皇族早已与汉人通婚，这次的安排是高门对高门。

以上各姓是最上层的。另外，地方上还有郡姓。有个争郡姓的故事，最能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薛氏该不该算河东的郡姓？一般都认为该算，孝文帝却独持异议，说早年有个薛永跟刘备到了蜀中，应该算蜀人，不能列人河东郡姓。其时有个直阁（统率宿卫侍从的军官）河东薛宗起，正执着戟站在殿下，他听见孝文帝的话，便跨出行列，上前争辩。他说其先人曾到蜀中，经过两代，便回到河东，至今又已六代，并非蜀人。他最后气呼呼地道：“算不上郡姓，活着有什么意思！”手上一使劲，把戟折断，丢在地上。薛氏竟因此争辩得以列入郡姓。孝文帝还笑眯眯地对他说：“卿不该叫‘宗起’，实在是‘起宗’啊！”

孝文帝分别姓氏高低，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李冲说：“傅说、吕望，岂可以门第得之！”秘书令李彪说：“陛下若专以门第取人，那么不知春秋鲁国三卿（按：即所谓三桓的季孙、孟孙、叔孙三氏）是否及得到孔门四科（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可以让贵者世袭贵显，贱者永无上进之路！”孝文帝对他们的言论都不肯接受，只说非常之才世所难得，若有其人，可以不拘常制而已。

总之，孝文帝是要彻底革除旧俗，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搬将过来。他的改革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是有巨大贡献的。然在当时，却引起了一部分鲜卑人的强烈反感，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太子元恂。

元恂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成了反对革除旧俗的先锋。他身体肥胖，嫌河南太热，一直想回北方。孝文帝给他汉人的衣冠，他背着父亲便常穿鲜卑族的服装。东宫官中庶子高道悦谏过他好几次，他恨得要命。八月中，他乘父亲到嵩山去的机会，带上左右心腹，逃往平城，临走时，还亲手把高道悦杀死。中领军元俨领卫兵拦截，闹到天夜，方才平息。次日一早，尚书陆琇飞马出城，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大惊，令严守秘密，并且故示镇静，不立即赶回去。他回宫后，召太子来见，痛加训责，还与兄弟咸阳王元禧两个轮流动手，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出去关禁起来。这一顿打得着实重，元恂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孝文帝把元恂废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次年二月，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他仍谋作乱。孝文帝令人带毒酒到河阳，逼他自杀，其时年仅十五岁。

太和二十年冬，还发生过一个事件。新任恒州（治所在平城）刺史穆泰与尚未离任的旧宫陆叡同谋，拟拥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发动叛乱。幸而陆叡不主张立即行动，元颐又假装同意，立即向洛阳报告，孝文帝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结果，穆泰率部西向朔州，想与元颐会合，却被元澄所派先头部队击败擒获。元澄到了恒州，逮捕陆叡等人。一场叛乱还未及爆发就被平定了。

消极抵制比武装叛乱更难对付。朝堂上满座红袍，个别贵族如新兴公元丕仗着宗室长辈的身份，经常不改装束，有时改了，也穿戴得不成样子。孝文帝没有办法，只得不管。鲜卑族女子仍旧戴帽子，穿小袄，孝文帝问任城王，任城王推说改装的多，不改的少，敷衍过去，孝文帝很不满意。

然而，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怎么强大，最后总是要灭亡的。

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四月，孝文帝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太子元恪即位，是为世祖宣武帝。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在公元６世纪初的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北魏文风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其弟子多的有一千余人，少的也有几百人。这虽则是在太和以后，然足以说明北朝文化日益发达的事实，大河南北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晋末年丧乱以来停滞落后的状态。

三九　　齐、梁的更迭

北魏孝文帝去世后将近三年，南朝发生了萧梁代替萧齐的事。

在第三十六篇里，笔者已经提到南齐的第二代皇帝武帝萧赜。他年号永明，在位十一年（４８３～４９３年），几乎占了南齐二十四年的一半。对这一时期政治社会状况的评价，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其一是北魏使臣宋弁的看法。他答魏孝文帝“江南何如”的问题，说：“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逆取之后，不能顺守；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堂上没有可以称作股脑的臣子，田野里有满腹怨恨的百姓。永明皇帝在世的时候能够安然无事就不错了，要传给子孙是不会有很大希望的。”他这话是在齐永明十年（４９２年）说的。

其二是《南齐书·良政传》的看法。作者萧子显是萧道成的孙子，萧赜的侄子。他说：“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繁盛，士女富逸……”这是全部予以肯定的评价。

究其实际，这两种看法都各有是处，也各有偏颇。

“朝无股肱之臣”，确系事实。武帝即位不久，就杀散骑常侍荀伯玉、五兵尚书垣崇祖、车骑将军张敬儿三人，表现出他缺乏君主应有的度量。萧道成十四岁生萧赜，齐朝建国时萧赜年己四十。他以为自己曾与父亲“同创大业”，因而遇事专断，常常违背制度。荀伯玉就把太子的作为告诉高帝。高帝知道了大为震怒，即斩太子的亲信张景真，太子也险些被废。后来萧赜杀荀伯玉，为的就是这层旧怨。垣崇祖曾屡破魏兵，他的死是因为素与荀伯玉相厚。武帝担心他会发动政变，就硬装上一个“招结江北荒人，欲与伯玉作乱”的罪名，把他杀了。张敬儿只是个勇力过人的武将，没有多少见识，他相信梦兆，告诉别人自己梦中全身发热，又梦见故乡村中的树长得同天一般高。武帝知道了，认为他有野心，就把他杀了。

武帝时，掌握中书省实权的是四个中书舍人，其中最受信任的是茹法亮、吕文显，都是《倖臣传》中的人物。茹法亮自己说：“这扇门里，一年可以挣一百万。”地方官常有调动，要能得任肥缺，就必须“孝敬”中书舍人。大臣王俭领国子祭酒，开学士馆，大兴儒学，是个正派人物。他曾因天文有变，极言“文显等专权询私，上天见异，祸由四户”。武帝赞赏他说的话，但是不照他的话改变现状，所以王俭只是一个可以做股肱之臣而又起不了作用的人。他死于永明七年（４８９年），以后南齐连这样的人也没有了。

百性怨恨，那更是事实。高帝时使黄门郎虞玩之等检定“黄籍”（户籍，因用黄纸书写，故名）。武帝即位，另立校籍官，连续进行了好几年，民间已很不安。永明三年（４８５年），大贪官吕文度建议，凡违反黄籍制度的都得充军，百姓逃亡避罪的人数很多。富阳（今属浙江）人唐富之借此机会，利用迷信手段煽动群众，聚众四百人起事，攻陷富阳，很快发展到三万人。四年正月，攻陷钱塘（今杭州），即位称帝。这次事变虽则很快就被平定，但它反映出百姓的愁怨是毫无疑问的。检籍的事并不因此停止，到永明八年（４９０年），才规定“自宋异明（昇明元年、４７７年）以前，皆听复注（自昇明元年以前及今凡没有登记户籍的都可以补登），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其时因户籍问题而远戍沿淮一带的，有人已经充军达十年之久。

永明时也有些好现象。

竟陵王萧子良（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结交宾客，其中最著名的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眺、沈约、陆倕，号为“西邸八友”，亦称“竟陵八友”，其余还有柳挥、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等多人。这确实是一时盛况。

沈约、王融、谢眺在永明中始将四声（平、上、去、入）用于诗文，“立骈文之鸿轨，启律诗之先路”（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８９页），世称“永明体”。这是文学体裁演变史上的大事。萧子良提倡之功不可抹煞。

八友之外的范缜是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著有《神灭论》。他把形与神比作刀和锋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是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见解。当时驳他的人极多，最好笑的是王琰，他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他以为这样一讲，范缜就无法反驳，不料范缜学他的调子，反击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自己驳不倒范缜，使王融劝他不要再讲《神灭论》了，以免妨碍仕进，说放弃了此论，不怕做不到中书侍郎。范缜坚持真理，大笑道：“我如果肯卖论求官，早已做到令、仆（尚书令、左右仆射）了，何止中书郎呢！”看来那时还容许自由争辩，范缜尚书殿中郎的官可以照做，就是人家不愿意升他；萧子良也没有不许他进西邸，更没有迫害他。

从上述的情形看，永明时期是思想活跃、文艺昌明的时期。

永明时没有发生统治集团中自相残杀的惨剧，这与萧道成的告诫有关。他临终时对萧赜说；“宋朝若不是骨肉相残，。他族哪里能够取而代之，你必须引以为戒！”萧道成最不放心的是第四个儿子长沙王萧晃，因为这个皇子好勇斗狠，容易出纰漏。武帝永明初，萧晃果然出了纰漏。当时规定：亲王在京左右捉刀以四十人为限。萧晃从罢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回京，带了可供几百人用的武器，被检查人员发觉，都丢到长江水里。武帝知道了，大发雷霆，要加以惩办。豫章王萧嶷与武帝是一母所出，他苦劝武帝，说：“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晃小名白象）！”武帝方才一作罢。旧史说萧晃从此不见亲宠，然从下述的情况看，兄弟间还是比较接近的。有一次，萧晃从武帝到钟山，在马上用矛刺枯树，入木很深。武帝令几个人去拔，拔不出来，再叫萧晃自己去拔，他一拔就拔了出来。武帝让这样一个勇力过人的兄弟手持武器，从驾出行，可见他并不存戒备的心理。

永明年间出过一件鱼复侯萧子响与台军（政府军）对抗被杀的事件。萧子响是武帝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有勇力、喜欢武事的人。他受封巴东王，任荆州刺史，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又准备用服装和“蛮”（长江流域山区少数民族）交换武器。属员向朝廷报告后，武帝命令查究。子响愤恨，杀死有关属吏，致使事态扩大。之后武帝又派人带几百名武士前往，只希望把子响带回建康。但由于带队的人办理不得当，引起冲突，失败而回。于是武帝再派人带兵前往，子响投降后，即被杀。这完全是两次领兵前往的人办理不当所致。子响后来被追贬为鱼复侯。

从上面好好坏坏的情形看，永明时期的情形至少是过得去的，宋弁的结论太苛，然而他竟不幸而言中了，毛病出在武帝身后的帝位继承问题上，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接班人问题。

武帝的长子太子萧长懋在永明十一年（４９３年）正月去世，比武帝早死半年。同年四月，武帝立孙子萧昭业做皇太孙。昭业时年二十一岁，人很聪明，可惜品质十分恶劣，又特别善于做作。父亲死后，他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但回到私室，就饮酒谈笑。做了皇太孙，他叫女巫杨氏祷告，希望祖父快点死，好接班登位。祖父病重，他致信妃子何氏，在纸上写一个很大的“喜”字，周围绕上三十六个小的“喜”字。祖父不了解这些情况，却以为这个孙儿很聪明能干，一定能够担当起国家的重任。

在立昭业做皇太孙以前，朝中一般估计武帝会立子良做太子。立了皇太孙后，子良是否有争位的想法，历史上不见记载。史书只说他为人仁厚，不欢喜世务，连武帝遗诏，使他辅政，也要让西昌侯萧鸾（萧道成的侄子，辈分比子良高）参加，在遗诏中加上“不论大小事，都与西昌侯商议决定”的字样。但是武帝病重之初，有诏书（谁知道这道诏书出于哪一位之手）命子良进延昌殿侍医药，子良还带上暂任军主的萧衍、范云等。子良不分日夜，都在殿内。皇太孙却只是一天隔一天进去侍疾。这格局很像准备只等武帝断气、便由子良继位的样子。史书不这样说，只说王融打算假造遗诏立子良（读者须知，遗诏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武帝去世时的形势是够紧张的。武帝昏死过去时，皇太孙不在里面，百官已经换了丧服，王融已经把遗诏起草完毕。皇太孙来时，王融在中书省门口令东宫从人不得入内。事情几乎定局了，这时武帝忽又苏醒，问太孙在哪里。于是局势大变，东宫的武装侍从都进去了，把朝事委托给西昌侯萧鸾的命令下达了。只隔片刻工夫，武帝死了。王融还想挣扎，命令用子良的兵把守门户。萧鸾赶到，兵士不让他进宫，他说：“有敕召我。”径自进去。他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把子良搀扶出去。大局于是完全决定。

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西昌侯萧鸾。王融被捕，以“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的罪名赐死，丝毫不提谋立竟陵王萧子良的问题。王融字元长，出身琅邪临沂王氏，死时年仅二十七岁。竟陵王表面上仍受尊重，进位太傅，但是新君和西昌侯对他不放心，他也怕被追究，到次年（４９４年）四月便郁郁而死。他字云英，享年只有三十五岁。

这年是皇帝轮流上台的一年，一年有三个年号。萧昭业年号隆昌。七月，西昌侯鸾废杀昭业，贬为郁林王；立昭业的兄弟新安王昭文，改元延兴。萧鸾先杀武帝的兄弟都阳工萧锵和武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随郡王萧子隆，接着又杀高帝的儿子铄、锐、銶、铿、钧、锋，武帝的儿子子真、子伦。这是比刘宋更甚的自相残杀。宋、齐两代，藩王身边的典签权力最重。萧鸾杀诸王，多使典签动手，没有一个藩王能够抗拒。建安王子真躲到床底下，被典签柯令孙拖出来。他叩头求饶，愿做奴隶，仍被杀死。巴陵王子伦做南兰陵太守，手下有兵。萧鸾派中书舍人茹法亮去。典签华伯茂表示：“若用兵力，恐怕不能立刻解决，如果让我去办，只消一个人好了。”他带上毒酒。要逼子伦喝下。子伦衣冠整齐，出见茹法亮，说：“君是身世旧人（茹法亮权力很大，见上文），今天来此，想必是不得已吧！”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即死去。茹法亮看了，也忍不住流泪。

十月，昭文被废为海陵王，宣政王（原西昌侯）萧鸾即位，改元建武，是为高宗明帝。海陵王过了不多几天便中毒死了。

自相残杀还没有结束。建武二年（４９５年），杀武帝的儿子子明、子罕、子贞。永泰元年（４９８年），因高、武直系子孙还有十人，明帝怕他们长大后报复，把他们全部杀光，其中最小的只有七岁，即武帝的幼子子夏。

萧鸾废郁林王，得到尚书令王晏的支持。王晏自以为是新朝佐命，常和明帝争用人。明帝心里已经讨厌他，又从武帝时的文件中发现王晏谏武帝用萧鸾掌选官事的文书，对他更有看法。王晏却一心只想升官，叫相工相面，相工说他该得大贵，他更得意忘形，同宾客谈话，喜欢屏退左右。这些情况，都被明帝派的人员查明奏报。明帝疑他要反，便于建武四年（４９７年）把他杀了。

永泰元年，会稽太守王敬则起兵造反。王敬则是高帝、武帝时的旧将，他见明帝残杀高、武子孙，怕连累自己，经常心惊胆战。这年，明帝病得不轻，他怕敬则异动，派张環做平东将军、吴郡太守，防范敬则。这个举动反而惹出事来。会稽在吴郡以东，王敬则不能不想：“东有哪个该平，只是要平我罢了，东就哪么容易平吗？我是决不接受金杯的！”金杯指毒药酒，当时“赐死”都用金杯子装毒酒。

王敬则起兵，以奉徐章王萧嶷的儿子子恪为名（萧嶷早已死了，他在世的兄弟都被明帝杀死，但他们的儿子不在处死之列）。子恪得讯逃走，到建康报到，明帝知道事情与他无关，倒不加罪。王敬则渡浙江时只有一万人马，百姓跟他的倒有十多万人。不幸一战而败，敬则阵亡，只给明帝和太子萧宝卷一场虚惊。

这年七月，明帝病死，年四十七岁。太子宝卷即位。宝卷后来被称为东昏侯，所以史籍上都从一开头就把他叫做东昏侯。东昏侯的品质大概比郁林王还差，不欢喜读书，只爱游玩，说话不流畅，与士大夫不相往来，只愿同左右亲信及宦官搅在一起。明帝对他的教导却是“先下手为强”（史籍原文是“作事不可在人后”）。他很听得进这句话，常常和左右亲信商量杀害大臣，因此永元年间（４９９～５１１年）出现了大臣人人不能自保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当然是长不了的。

明帝死后，先是六贵同朝。六贵是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明帝侄）、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东昏侯不是做皇帝的坯子，人人都看得出来，六贵很快就商议废立问题。萧坦之不赞成，说明帝当时做的事情，天下至今不服，如果再来一次，恐怕会弄到四方瓦解。他利用母亲的丧事，回家守孝去了。其余五贵，始安王想自己做皇帝，二江开头并无此意，后来表示基本上同意。刘暄是东昏侯弟兄的舅父，他要立东昏侯的兄弟宝寅。遥光发火，派人行刺刘暄未遂。刘暄发觉了，便向东昏侯告发。东昏侯立即逮捕二江，把他们杀死。遥光恐为东昏侯所害，仓猝起兵，也失败而死。

以后的齐朝简直成为“刀敕”（皇帝的侍从，传达旨意的叫应敕，执刀侍卫的叫捉刀）的天下了。他们说要杀谁，东昏侯就答应杀谁。

萧坦之为人刚狠，为嬖倖所恨，杀！茹法珍说刘暄有异心。东昏侯说他是我娘舅，不会吧。另一个侍从说明帝是武帝的堂兄弟，一向受武帝厚待，结果把武帝的儿子都杀了，娘舅怎么好相信。于是，杀！曹虎参与平定遥光，只因为是旧将，难以信任，而且很有钱，杀！徐孝嗣同人谈过废立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下决心，也杀！

老将陈显达在江州听见谣言，说朝廷要派兵袭击江州。永元元年十一月，他在寻阳举兵造反。十二月，攻建康，兵败而死。

豫州刺史裴叔业派人到襄阳，与雍州刺史萧衍商议怎样才能保自己的安全。他提出的办法是投降北魏，可以做个河南公。萧衍不赞成，说投了北魏，他们一定派人来，河南公决不可得。他主张不得已时发兵直取建康，天下可一举而定。裴叔业没有接受萧衍的劝告，于永元二年（５００年）正月投魏。北魏立即派元勰、王肃、奚康生南下接管寿阳。裴叔业在北兵渡淮前病故，否则他一定要后悔不该不听萧衍之劝了。

萧衍的主意早已打定。兄长萧懿解除益州刺史东还时，萧衍就说建康去不得，萧懿不听。萧衍在襄阳招募晓勇之士，积储战争物资，积极做东征的准备工作。

裴叔业降魏后，朝廷命崔慧景率水军讨裴。他不北上寿阳，而是回师打建康。这次是萧懿替东昏侯出力，在台城被围十二天之后击败崔慧景军，崔慧景逃走被杀。此时的东昏侯比以前更昏，经常到街上游走，每次出门，前面击鼓，听到鼓声的人家，都要离开，只留下空房子，来不及走避的，看见就杀。有一次，一个妇女临产，无法走开，他命人剖腹看是男胎还是女胎。有个老和尚生了病，不能走，躲在草丛之中，他命左右上百人，把他乱箭射死。这样一个昏君，萧懿为他效劳，忠得实在太愚。

他不出门游走，百姓也不安宁。他大兴土木，最著名的便是把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命得宠的潘妃在上面走路，叫做“步步生莲花”。赋役繁重到空前的地步，到处可以听到百姓号哭的声音。

萧衍得到兄长入援建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劝他，得胜之后，或随即废立，或回师历阳，千万不可以留在建康。萧懿不听，受东昏侯任为尚书令，没有多少时候，便被毒死。他的兄弟侄子除一人被捕杀外，其余都避匿在百姓家里，但没有人出头告发。百姓怨恨东昏侯之甚，由此一例可知。

永元二年十一月，萧衍得萧懿死讯，即与荆州刺史萧颖胄联合，以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东昏侯的兄弟）为名，立即在襄阳起兵。由于早有储备，三千只船很快就装备齐全。

永元三年（５０１年）三月，南康王在江陵即位，改元中兴，是为和帝。十月，萧衍大军进迫建康。十二月，城中内变，东昏侯被杀。萧衍以皇太后命追废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即位为帝，把齐中兴二年改为梁天监元年。萧衍就是梁武帝。他和南齐萧氏本系同族，不过不属一支。齐和帝与他的兄弟们难免一死，但是齐高帝和武帝的后裔倒有了出头的日子。《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就是齐高帝的孙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在梁朝做过国子祭酒、吴兴太守等官。

四十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齐末梁初，北朝是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之时，外戚高肇擅权是宣武帝一朝的特点。孝文帝尽管喜欢接近中州儒士，然而他晚年最信任的却是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和彭城王元勰。任城王澄支持变革旧俗，已见第三十八篇。彭城王勰是孝文帝的兄弟。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孝文帝出兵攻齐，使任城王澄主持留守事宜，使彭城王勰为中军大将军，随同出征。二十二年，孝文帝在外地生病，彭城王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二十三年，他从南方北还，途中病重时嘱咐元勰道：“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于汝。”元勰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他苦苦推辞，说这样会得到“震主”的名声，“取罪必矣”。他举史事为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魏书·彭城王传》及《通鉴》卷一四二）孝文帝想了好大一会，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亲手写了一道诏书给太子，要他嗣位，让叔父辞官归隐。

彭城王勰的顾虑是不错的。孝文帝死在回洛阳的路上，身边亲贵只有任城、彭城二王，彭城王的身份又是“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休说东宫属官怕他有野心，连自己的兄长咸阳王元禧也防他搞政变。宣武帝即位后，请他做宰相，他再三请求照遗旨行事。最后，宣武帝让他到定州做刺史。这时的宣武帝，对这位叔父是理解的。也是尊重的。

孝文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有六个，他们是任城王澄、咸阳王禧、北海王详（咸阳王之弟）、广阳王嘉（太武帝孙，宗室中的老长辈）和王肃、宋弁（李冲已在太和二十二年去世，宋弁是补他的缺）。宋弁随即去世；元嘉因辈分受人尊重，和别人容易相处。王肃从南齐奔魏，极受孝文帝信任，因而在孝文帝死后就容易受人排挤。任城王澄并不是妒贤嫉能之辈，但是对王肃很不服气。孝文帝尸骨未寒，他就根据一个降人的诬告，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立即限制他的行动。咸阳王禧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堂叔存着畏忌的心理，便利用查明王肃并未谋反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罢了任城王的官，不久又派他到雍州去做刺史。几个顾命大臣之间，矛盾重重，靠他们去辅佐少主（宣武帝即位时十七岁），要办好国家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

宣武帝景明元年（５００年），南齐寿阳守将裴叔业降魏，魏命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兵到淮南。不久，彭城王勰取寿阳的功劳回洛阳任司徒；王肃任扬州刺史，镇守寿阳。景明二年七月，王肃在寿阳去世。这时洛阳的政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宗室诸王的地位一落千丈了。

少年天子最容易和辅政大臣发生冲突，如果有人从中挑拨，就更加容易发生问题。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初，咸阳王禧派家奴到领军于烈处，向他要羽林军人做自己出入时的仪仗队。于烈不给。元禧再派人去，说他是天子的叔父，说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仍旧不给。元禧发火，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推说有病，闭门不出。于烈的儿子于忠是宿卫兵的将官，常在宣武帝的身边。于烈就叫儿子劝宣武帝及早亲政，以防意外事变。北海王详和元禧是亲弟兄，但是意见不合，他也向宣武帝揭发元禧专横不法的过恶，又说彭城王勰很得人心，不宜长期捕政。

这些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咸阳王禧骄奢淫佚，贪赃不法，如上述索取羽林做仪仗队，显然是错的。然而，由一个人的问题而扩大到别人身上就不对了，至于把“得人心”当问题看待，更是荒谬之至。但是皇帝听得进这些话，因为他只着眼于一个“权”字，为了争权，就不分是非了。这种情形，历代常见，绝不是魏宣武帝一朝的特例。

宣武帝宣布亲政的举动是有点令亲王们害怕的。他命于烈带直阁（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元禧、元勰、元详三人进宫，宣布亲政，勰依照高祖遗敕被解除职务（这是客客气气的）；禧进位太保（这是在升官的同时夺权）；详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是重用）。

这天早晨的气氛非常紧张。领军带几十名卫士送亲王进宫，听到、看到的人都觉得像是“押解”，神经过敏一点的人都猜想是发生了宫廷政变。尚书张彝、邢峦怕有牵连，一度逃出洛阳城，事后受到诏书切责。

宣武帝亲政了。然而，由贪得无厌的北海王详做宰相，少年天子的左右亲信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赵邕和外戚高肇等又都弄权用事，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高肇以后专权多年，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宣武帝的舅父。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西）人，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从平城往洛阳，在途中突然死亡。这是冯皇后下的毒手，原因是高氏的儿子已立为太子，把她杀了，以后就不会同自己抢皇太后的位子。她的心思白用了，因为她以行为不端，于太和二十三年先被废黜，后遗诏赐死。宣武帝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即位后，才召见高肇、高显和两人的侄儿高猛，都封公爵。三个人从来没有进过宫，见了朝廷的排场，都慌慌张张，出了不少洋相（可惜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模样）。几天之中，就大富大贵，变成朝廷上的红人。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五月发生的咸阳王禧谋反事件，使宣武帝更加疑忌宗室，赵脩、高肇等的权势也因而上升。

元禧失势后一直担心自己的命运，手下的斋帅（诸侯王的护卫、服务人员）刘小苟又常常告诉他一些据传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皇帝的左右主张杀他。元禧更加害怕，便同妃子的兄长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商议造反。五月中，恰巧宣武帝到北邙打猎，他们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同时使大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元通走了之后，他们反复商量，意见不一，元禧只得决定暂不起事，叮嘱大家不要泄密后才散去。不料杨集始一出门，便赶往北邙告发。元禧派人追元通回来，又没有追上。元通进了河内城，便释放囚徒，发给武器。宣武帝得讯，使于烈派人率卫士逮捕元禧。宣武帝亲自审问后，责令自杀，并处死同党十多人。元通也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宣武帝虽猜忌宗室，但是对北海王详还是信任的。元详把华林园的西部作为自己的别墅，常到那里居住。宣武帝也喜欢到那里去，同他饮酒作乐。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的主官）王遇见他有权有势，常常随他所欲，把公家的东西给他。于忠为了此事，曾当着元详的面，痛责王遇。元详因此对于忠不满，在皇帝耳朵里灌输于忠不可靠之类的话。宣武帝相信他的话，不叫于忠继续带宿卫兵，改任他为太府卿（管金帛财物的官）。

元详有本领排挤于忠，但是敌不过高肇。宣武帝杀咸阳王禧以后，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因在朝中的亲族极少，就设法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散骑常侍赵脩和北海王详两个，是他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前者是宣武帝的头号亲信，后者是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物。扳倒了这两个，就可以取而代之。

赵脩原来是宣武帝做太子时的侍从，“不闲书疏”’（《魏书·恩律传·赵格》），大概是个文盲或者半文盲，然而深受宣武帝信任。宣武帝即位后，让他做到从三品的散骑常侍。他在家中宴会，皇帝会带着许多王公贵族官僚去参加。他仗着皇帝宠信，横行不法。父亲落葬时，他毫无悲痛的神情，宾客在路上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观看戏乐。小人得志，总是会忘其所以，他连王公也敢欺凌，积怨日深，一旦爆发起来，就无法招架了。高肇利用众怒，把赵脩的过恶揭发出来。一向依附他的官僚怕遭连累，也争先恐后告发他的罪恶。景明四年（５０３年），宣武帝不得不把他交给尚书元绍审问，结果下诏打一百鞭，徙敦煌当兵。这一百鞭，由五个力气大的汉子轮流动手，实际打了三百鞭。这个家伙身体十分粗壮，吃了这顿打，还没有死，不过到底走不得路了。接着，把他缚在马鞍子上，加上一鞭，赶马飞跑。浑身是伤的赵脩经过八十里路的颠簸，终于死了。事后，宣武帝还怪元绍为什么不重新奏报一次，意思想免他一死。元绍说：“臣若不借此机会把他除掉，恐怕陛下要受万世之谤。”赵脩在朝廷中积怨之深，由此可见。

赵脩死时，已近年底。过了几个月，正始元年（５以年）四月，高肇的毒手又伸向北海王元详。他诬告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为逆乱”（想谋杀皇帝）。茹皓等四人都是宣武帝的侍从人员。茹皓善于布置园林，设计楼观；刘胄本由元详推荐，做到将军直周；常季贤长于训练马匹；陈扫静能为宣武帝梳头发。谋杀大人物，特别是皇帝，利用他的侍从来动手、是最有效的办法，何况四人中还有是由元详推荐的，所以高肇一告，不由宣武帝不信。他立即命中尉（管治安的官）崔亮弹奏元详贪淫奢纵，和茹皓等仗势贪横等罪，表面上不提“谋为逆乱”字样，用意想必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动。

这四个人在当天被抓，第二天即处死。茹皓的妻子是高肇的堂妹。这天，行邢的官员押茹皓到他家里，令他服毒而死。茹皓的妻子见丈夫到家，披头散发，便哭将出来，眼睁睁地看他死掉。他们不可能知道下毒手的就是高肇。茹皓这种人自然该死，而高肇的狠毒，实在比茹皓之流厉害不知多少倍。

北海王府当天被一百名虎贲（禁卫兵）围住，元详看了差官拿来的中尉弹文，心里有数，就说：“如果只有这点内容，毋须着急，倒是只怕另有大罪名横加于我！”果然，接着就有一辆车子把他押往华林园，看守起来。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处理办法。五月初，宣布将其免为庶人，送太府寺圈禁。不久，几个家奴想把他劫走，因密谋泄露，他哭了几声便死去。这自然是被杀害了。

北海王死后，高肇劝宣武帝加强防范宗室各王。宣武帝听他的话，派宿卫军官带兵驻守各王府第，从此亲王的处境几乎与囚犯相同。彭城王勰劝谏无效，他心中苦闷，只能闭门不出，与人不相往来。

高肇的气焰越来越高，他官居尚书令，娶宣武帝的姑母高平公主做妻子；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于皇后死后，进而立为皇后。于皇后死得很突然，当时人都说是被高夫人害死的。

永平元年（５０８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叔，彭城王勰等之弟）在信都称帝改元。这件事很复杂，有元愉本人的因素，如嫌自己的官职地位不及两个兄弟（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有宣武帝和他的矛盾，如他因不爱妃子于氏（宣武帝于后之妹），被宣武帝打了五十杖，爱妾李氏也被于后打了一顿；但也有被高肇谗毁的因素。这次叛乱很容易平定，朝廷的军队很快就到达冀州。九月，元愉抵敌不住，逃遁被擒。宣武帝不想杀他，命把他押解到洛阳，但半路上被高肇派人把他杀了。

在元愉败死之前，彭城王勰，也受到牵连而遭杀害。长乐太守播僧固是彭城王推荐的人。长乐与冀州的治所都在信都，叛乱爆发后，潘僧固无法脱身，被卷了进去。高肇本来最忌彭城，多次向皇帝进谗，皇帝都不相信。这次他说起来就仿佛有根有据了，说彭城王不仅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的少数民族。彭城王部下的魏偃、高祖珍被他收买，忘恩负义，出头做证人。宣武帝开头还不相信，见有证人，才信以为真，于是设下酒席，召高阳王雍、彭城王勰、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弟兄四人，以及老长辈的广阳王嘉和高肇赴宴。酒阑席散之后，他令各王分别择地休息，然后遣一名差官带了武士送上毒酒，逼彭城王自杀。彭城王不肯喝，说“至尊圣明，不会无故杀我，定是有人诬告”。他再三要求和告发人一辩曲直。差官不肯，令武士用刀环击他。彭城王无奈，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在刀环的重击下，他只能把毒酒喝下。差官怕他不死，还命武士加上一刀。天明以后，只说酒醉去世，派人用一床锦被裹了尸体，送回府第。宜武帝还假装哀痛，企图掩人耳目。然而天下人谁不知道“高令公枉杀贤王”！

高肇直做到车骑大将军、司徒，名列“三公”（魏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之中。他爬到顶了，但摔下来也快了。

延昌三年（５１４年）十月，他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攻取益州。四年正月，宣武帝病故，年三十三岁。太子元诩即位，年才六岁。领军将军于忠与侍中崔光等商议，请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出来主持政事。

高肇接到幼君具名告哀并召他回京的文书，知道不好，但是无计可施，只得回京进宫。高阳王雍和于忠早已布置好，埋伏了十多个武士，等高肇哭拜先帝完事，就把他杀了。

高肇专权，从宣武帝亲政算起，首尾十四年，北魏的政治风气败坏已极。以后更是问题成堆，再也不可能恢复太和时期的盛世了。

四一　　梁初与魏争夺淮南的战斗

在东晋、刘宋之际，也就是北魏初年，南北对抗，黄河沿岸的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四镇是必争之地。几十年后，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镇都变成了北魏的内地，这时南北对抗，重点在淮河一线。从西往东，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淮阴（今属江苏）是淮南四处重镇。南朝保有这几个重镇，淮南、江南可以高枕无忧。北朝争夺到手，就可以进而威胁长江沿岸，使建康的朝廷难以安稳。

北魏迁洛之后，就在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攻南齐的义阳、寿阳、赭阳、南郑等地，都没有得手。二十一年，再次攻齐，围南阳、新野，二十二年攻占两城，然而义阳仍旧没有得手。宣武帝景明元年（５００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怕遭昏君东昏侯杀害，向北朝上表投降。这对北魏无异于一个“天落馒头”，即使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十万大军前往，但嫌大部队步兵多，走不快，又再派奚康生领一千羽林骑兵赶往寿阳。南齐也立即派崔慧景、萧懿、陈伯之等军前去争夺。这时，魏军势大，崔慧景却志在推翻东昏侯，他便转过头去攻建康，结果，北魏不仅牢固地占有了寿阳，还打败陈伯之等，进而攻占了合肥。

景明四年（梁天监二年，５０３年），魏元英等攻梁义阳。梁司州刺史蔡道恭以不满五千之众，从十月到次年（梁天监三年、魏正始元年）五月，杀伤了大量魏军。他病重将死时，把守城重责交给堂弟灵恩。灵恩守到八月上旬，因援军马仙琕部兵败，城中势穷力竭，才开城投降。义阳以南有著名的义阳三关：平靖关、黄岘关、武阳关，在今河南、湖北两省界上。三关守将见义阳已失，也都弃关逃走。梁朝只能在关南的南义阳设置司州，把防线移到今湖北省的境内了。

这时梁朝初建，梁武帝力争改变这不利的态势。北魏也企图扩大有利的局面。景明三年〔梁天监元年，５０２年），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本打算用十万兵在一百天内玫占钟离，后因无法征集所需粮食，只得作罢。但在以后两年中，魏军几乎不间断地攻略钟离及其附近各城：梁将姜庆真也于天监二年二月一度袭占寿阳外郭，其时魏任城王澄率军在外，太妃孟氏亲自登城指挥作战，一度出现很紧张的局势。

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５０５年），梁武帝决心大举攻魏，使兄弟临川王萧宏任统帅，出屯洛口（今安徽淮南市东，为洛涧入淮处）。这次梁武帝是用了全力的，军容之盛，北朝人士认为是一百多年以来不曾有过的。

有篇与这次战争有关的文章，即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写得十分优美，至今为人传诵。陈伯之是个反复无常的武将，南齐末任江州刺史，降萧衍；梁天监元年起兵反梁，兵败投魏，以后屡次从魏军攻梁。丘迟字希范，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当时在临川王宏手下做记室、咨议参军。他奉临川王命，写这封信招陈伯之反正。信写得文情并茂（不过陈伯之是个文盲，不但要让人读，且非解释不会懂），江南故土的风物何等美妙，陈伯之在梁的亲属如何受到优待，投降北朝如何不值得，很能动人：陈伯之被这封信打动，率众八千人投降（以后梁朝自然不让他再带兵了）。不过信里讲的“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却并不符合事实。这位亲王只有搜刮钱财的本领，家中藏钱三亿余万之多，胆却小得出奇。梁武帝用他做统帅，错得不能再错了。

天监五年的军事形势对梁非常有利。陈伯之归降了，张惠绍等攻克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昌义之等攻克梁城（今安徽寿县东），韦叡攻克合肥。当此之时，众将都想乘胜继续进攻，他这个统帅却作不出什么决断。接着得到消息，说魏将邢峦所率援军已经渡过淮河，与中山王元英联合，反攻梁城。他心中害怕，便召集众将，商议退兵。吕僧珍了解这位上爷的弱点，怕弄出大毛病来，赞成退兵。好几员大将大起反感，昌义之怒发冲冠，胡子都翘了起来，说：“吕僧珍可斩，焉有百万之师望风而退之理！”马仙琕更怒斥统帅本人，说：“大王怎么可出此亡国之言！”

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临川王见了众将激昂慷慨的神气，也不敢再提退字，只是下令：“不得前进，违令者斩！”

魏将奚康生派人向元英请求下令进兵，说：“梁军占领梁城以后，许多时候没有行动，一定是畏惧我军，大王只要进据洛水一线，敌军一定会溃退。”元英却主张慎重，他说：“萧临川虽则愚蠢，手下却有韦叡等良将，不可轻敌，只宜观看形势发展，暂时不要和他交锋。”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洛口一场暴风雨，军中发生了一些骚乱，临川王以为敌军乘风雨来袭，带了几个侍从，飞马逃走。军人寻不见主帅，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逃散。武器甲胄全被抛弃，伤病老弱，无人照顾，加上自相践踏，死伤不下五万人。临川王逃到江边，雇一条小船渡了江，深夜叩城门想进城，却被守城的临汝侯萧渊猷拒绝，只得等到天明，才得进城。昌义之、张惠绍得到洛口消息，都放弃收复的城池，引兵撤退。

这年的战争不限于寿阳方面，梁军在上游也在围攻义阳，洛口兵溃后，只得解围撤走。

梁武帝并不责怪兄弟，只命昌义之赶快去守钟离，防魏军进攻。这是预料得对的。十月，魏元英、萧宝寅果然进兵围钟离，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了。

钟离战役是一场苦战。元英预计在八十天内攻下钟离，他筹集了足够的粮食。邢峦本来奉命参加这个战役，他上表说南军长于守城，城壕水深，无法填塞，而且魏军兵力已疲，除非有内应，否则是打不下来的。他请求免予参加。朝廷就派萧宝寅代他。

元英和杨大眼等率军几十万人围攻钟离，昌义之所部守军只有三千人。魏军用车子装土填壕，步兵跟着车辆运土，铁骑紧跟在后，运土的人转身得慢了一点，后面的土倒下来，就连人带土掉下去。壕沟填满了，冲车往城墙上撞去，撞一下，掉一大块泥。守军也储备好大量泥土，撞坏哪里就补哪里。冲车撞得虽重，城墙仍岿然不倒。魏军日夜轮番攻城，前面的爬上去，掉下来，后面的接着再爬，没有人敢退却，死尸堆积得和城墙一样高了，但是仍旧打不进去。

梁武帝先命曹景宗领二十万大军救钟离。天监六年（５０７年）二月，又命韦叡领兵往钟离，受曹景宗指挥。韦叡接到命令，立刻从合肥出发，十天工夫就赶到了钟离城畔的邵阳洲。曹景宗见韦叡兵到，非常高兴，两人相处得很融洽。

这个洲在淮河中间，魏军在洲的两头造桥，使南北两岸联成一气，北岸的军需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南岸，补给攻城的军队。曹景宗军先到，已在洲尾安营筑城。韦叡军到后，在曹营前面，把城筑到洲上，离魏军的城只有一百多步距离。韦叡军中有个筑城专家冯道根，他骑着马在工地上一走，凭着马走的步数，就可以把需要的数据弄得清清楚楚。他指挥兵士连夜施工，天明时，营盘已经屹立在魏军面前，使元英大吃一惊。

曹景宗要守军心安，就派几个精通水性的兵士，潜水到城边，上岸进城，递送文书。城中知道援军已到，士气大振，打起来更有劲了。

元英想先打败援军，使勇将杨大眼率领一万多骑兵猛烈进击。杨大眼是氐人，力能搏虎，作战时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时人以为汉末的关、张也不见得及得仁他。南军的韦叡号称韦虎，然而身体瘦弱，从不骑马，坐在木质小轿里指挥作战，勇气和方略则都远胜一时众将。杨大眼指挥骑兵猛冲，他把车辆联结起来构成阵线，骑兵冲不进也冲不动。杨大眼指挥骑兵把车阵围住，他用两千张弩一齐发射，无论什么甲都挡不住，杀伤大量敌军。杨大眼右臂也中了一箭，只得撤退。第二天，元英亲自带队来攻，又被击退。当天晚上，魏军再次进攻，箭像阵雨似地密集向城上射来，韦叡坐在城上，沉着指挥。他的儿子韦黯请他下城避箭，他坚决拒绝。魏军白白地消耗了大量的箭，一无所获，只得又退了下去。

梁武帝定下火攻计，命曹景宗等加高战船，使与桥的高度相等，令两将分工，韦叡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三月里，春天水发，淮河一下子涨了六七尺。韦叡命冯道根等将校，乘战船进攻邵阳洲上的魏军，另用小船装草，浇上油，推上去烧桥。一时之间，风助火威，满天烟火，那些一下子烧不完的桥和木栅，也被勇士们拔的拔，砍的砍，很快都化为乌有。洲上的魏军走也没有走处，束手待毙，被梁军全部歼灭。梁军将士，人人奋勇当先，喊声震动天地。魏军大败，元英先逃，杨大眼也烧营撤走，所有的营垒陆续崩溃，武器甲胃，悉数抛弃，落水淹死的不下十多万人，梁军斩获的也有此数。韦叡派人进城通报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集，别的话都来不及讲，只是喊道：“复活了，复活了！”梁军追击，又俘获了五万之众，收集的军资粮食、武器、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刚愎自用的元英逃到梁城时，只剩下一人一骑。

淮南争夺战至此告一段落，但是远远没有结束。梁军虽胜，寿阳仍在魏军手里，这始终是梁武帝的心病。

天监七年（魏永平元年，５０８年），梁在上游方面也取得过短期的优势，但结果仍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这年秋冬之间，先是魏郑州（魏以义阳为邪州）司马彭珍叛变，引梁兵攻义阳，三关守将也都降梁。继之，悬瓠（今河南汝南）军主（军的主官，中古的军，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团或营）白早生利用群众痛恨暴虐的豫州（魏以悬瓠为豫州）刺史司马悦的情绪，杀司马悦，叛魏投梁。两三个月中间，从悬瓠到安陆一带，只剩义阳一城还在魏军手中。但是，这些叛将叛军没有多少战斗力，魏邢峦、元英等一到，他们就支持不住，很快都失败而死。梁将马仙琕的援军也抵敌不住，于天监八年正月放弃义阳三关。梁武帝派韦叡往救，韦叡到了安陆，立即加高城垣，开挖大堑。有人嫌他胆怯，韦叡不以为然，说做将军不能一味靠勇，该怯时就必须怯。他说的“怯”，其实是慎重，这是对的。这次他没有和魏军交锋，因为元英知道韦叡来了，便不敢再进兵。

在以后的几年里，淮南争夺战暂告停顿，到天监十三年（魏延昌三年，５１４年），梁武帝用降将王足的建议，才决定建筑浮山堰，用淮水灌寿阳。这是个不切实际的计划。梁武帝派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祖冲之之子）去探察地形，他们都持否定意见，但是梁武帝还是坚持要干。

浮山在今安徽五河县东的淮河南岸，对岸有巉石山。筑堰的办法是从两面沿岸开始，向河中投土，逐步向河心推进，最后合龙截流，使上游水位抬高，淹没寿阳城。

这件事谈何容易。古人肩挑背负，至多用畜力拉车子，一车几百斤，至多上千斤，一车土倒下去，不等第二车到，那土早已被水冲走了。淮河边取的土，陈、祖二人都说沙土漂轻不顶用。梁武帝不信，硬要建造，除劳民伤财外，自然不会有其他效果。

当时梁武帝命康绚驻钟离，主持筑堰工程，徐、扬二州每二十户出五个男丁，役夫和战士共二十万人，从事兴筑。工程起初还算顺利，到十四年（５１５年）四月，眼看要完工了，被大水一冲，马上垮掉。道理很简单，冬天水浅，施工容易，但是并不结实，夏天发了大水，合龙处水流最急，自然马上冲坍。有人造谣，说是蛟龙兴风作浪所致，又说蛟龙怕铁。梁武帝就命把建康东、西冶（铁工场）的几千万斤铁器全部运去，投将下去，仍旧无法合龙。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斫树，把几棵树身做成并栏圈的模样，中间填满石块，上面再加泥土。这个笨家伙虽然比较有用，然而做起来难啊！沿淮上百里以内的树都斫光，木头、石头都用得精光，役夫挑担子，挑得肩部的皮肉都破了。夏天发生疫病，工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满天苍蝇，遍地蛆虫，工地成了人间地狱。几个月过去，冬天到了，天气严寒，淮河、泗水都结了冰，役夫士卒十之七八又都冻死。

北魏朝廷很为寿阳担忧。延昌四年（梁天监十四年，５１５年），先命杨大眼镇守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北），又遣萧宝寅领兵去破坏浮山堰。熙平元年（梁天监十五年，５１６年）正月，加派李平到寿阳，统辖各军。萧宝寅军攻浮山堰，被康绚击退。北魏打算大量增兵，派任城王澄南征。李平不以为然，说不需兵力，它自然会垮掉。

李平的估计完全止确。天监十五年四月，浮山堰落成。它长九里，下而宽一百四十丈（约四百米），顶部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堰上种有杞柳，建有营垒。为了减少洪水冲击的力量，还凿开一些分流的管道：上游水位大大地被提高了，出现了方圆几百里的人工湖。寿阳城浸在水里，居民都搬到山冈上居住，房屋坟墓都在水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北魏守将李祟在八公山东南早已筑好魏昌城，又在城西北的硖石搭了浮桥，来应付这个局面。

梁武帝此时想必十分高兴。然而好景不常，九月十三日，淮河暴涨，洪水冲垮了浮山堰。堰垮的时候，声如巨雷，三百里内都可以听到。沿淮河的城堡营寨村落和十多万人都被洪水冲到海里（按普通七年，５２６年，有“淮堰水盛，寿阳城几没”的记载，胡三省注《通鉴》说“观此，盖淮堰复成也”。胡三省说恐不确，冲坍不会连底部冲光，残址会长期存在，水大时仍会抬高水位）。

梁朝没有再争寿阳的雄心了。北魏也进入了多事之秋（见下篇），淮南前线暂时平静无事了。

有几个人的下落不妨在这里提一下。梁的名将韦叡在梁武帝普通元年（５２０年）去世，年七十九岁。他字怀文，杜陵（在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是应当列入古代著名军事家名单的人物。但晚年似乎许久不受重用，原因何在，不得而知。曹景宗、马仙琕也都已去世，昌义之比韦叡晚三年病故。梁代前期的名将至此凋谢已尽。北魏的中山王元英、邢峦、杨大眼也比韦叡死得早。本篇中的一些人物到韦叡去世时差不多都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有梁武帝还康健得很，他的日子还长得很。

四二　　北魏胡太后临朝

笔者在上篇篇末说过，北魏在与梁朝争夺寿阳的斗争中，虽则保持了优势，然其自身却进入了多事之秋。这个多事之秋，前后不过十八九年，然而政争剧烈，战乱频仍，终于分裂为东、西二魏，实权分别落入高家和宇文家的手中。这段历史，该从胡太后临朝说起。

胡太后是肃宗孝明帝的母亲，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进宫生了孝明帝元诩后，从承华进位充华。按照旧例，太子的生母如果不是皇后，是要杀掉的。她却得宦官刘腾、尝食典御侯刚与大臣于忠、崔光等设法保护，逃过了这一关。延昌四年（５１５年），孝明帝嗣位后，她先被尊为皇太妃，再进为皇太后。

孝明帝嗣位时只有六岁。正月即位时，朝中作主的是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和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他们请出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参与决策，接着又把清河王怿、广平王怀请出来担任重臣。到了九月间，因群臣的奏请，胡太后临朝听政，权力的分配随即发生变化，于忠被逐出了执政的圈子。

于忠是名将黑矟公于栗磾（刘裕写信给于栗磾，因他使黑杆的矟，故被称为黑矟公）的曾孙，为人专横粗暴。他既领门下（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是政令所出的机关），又总宿卫，权力特大，诏令生杀都归他一把抓。休说一般人，连亲王们见他也怕。他这样做，结果孤立了自己。太后临朝后，不顾他的旧恩，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的官职，后来一度调任外官。

亲王之中，任城王澄的辈分最高（孝文帝的堂叔），见识也最高明，对政事的利弊得失都很了解。熙平元年（５１６年），他深感北边镇将不得其人的危险，要求重视这问题。胡太后不能用。七年以后，六镇起义爆发，证明了他的看法确有道理。胡太后兴建永宁寺（九层浮图高九十丈，塔尖又高十丈[当时每尺约合２９．６厘米]），增修伊阙石窟（龙门石窟，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迁都洛阳前后始建），都是了不起的大工程，人民劳役负担很重。百姓逃避赋役，很多人家绝户做了沙门（和尚），这对国家的财政收人很有影响。任城王为此上表，请减轻人民劳役负担，引“章台丽而楚力衰（指春秋时楚灵王兴建章华宫事），阿宫壮而秦财竭”为教训。但是胡太后对他尊而不信，优诏答之，却不照他的意见去做。神龟二年（５１９年），任城王澄去世，年五十三岁。朝廷少了一个肯讲话的老臣。

崔光原名孝伯，字长仁，东清河鄃县（今山东淄博东南）人，是朝廷重臣。他对胡太后和孝明帝，遇事未尝不谏，但说话并不激切。他为人如此，所以在政海波澜之中，绝不会覆没，从于忠到元叉，都不得罪，也都受尊重。他平平安安地通过神龟三年（５２３年）的政变（见下文），到正光四年（５２３年），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当时确是高龄）去世。他是目睹北魏逐渐烂下去而不认真抢救的人物。

胡太后临朝的初年，北魏已经现出衰乱的苗头，元澄讲的北边镇将问题即是其中之一。神龟二年，羽林、虎贲大闹尚书省事件又是其一。

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要求修改选法，不让武人担任清要的官职。消息传出后，洛阳城里到处议论，羽林、虎贲在街上立了榜（张贴通告），定期集结，宣称要杀张氏全家。张彝父子以为不过是虚声恫吓，不以为意。二月二十日，羽林、虎贲近千人在尚书省前大闹大骂，指名要找张仲瑀之兄左民郎张始均，没有找到。他们用砖瓦石块打尚书省大门，竟没有人敢出来禁阻。他们在这里闹了好大一会，然后向张家出发，一路上拾取柴草等可燃材料，收集木棒石块做武器。到了张家，冲进府里，把张彝拖到堂下，任意打骂，又放火烧屋。张始均已爬墙逃到外面，又返回进去向乱党叩头，请他们饶父亲性命，但被他们抓起来丢到火里烧死。张仲瑀身受重伤，总算逃脱一命。张彝被打得奄奄一息，两天后终于身死。事后，胡太后只杀了为首最凶横的八个人，其余一概不问，而且下诏大赦，宣布准许武官依年资人选，不加限制。这次事件，事前已经立榜定期，朝廷有关部门丝毫不加禁阻；事后从轻发落，而且屈从闹事者，法纪荡然，这是天下将乱的朕兆。

在平城当差做“函使”的高欢，因送文件到洛阳，目睹了这起事件。他断定天下快要乱了，回去后不惜资财，结交朋友，准备到历史舞台上一显身手。

胡太后常到宗戚勋贵家里，和这些人优游自得，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生活豪侈，互相争奇斗胜。高阳王雍（孝文帝弟）号为首富，府里有僮仆六千、伎女五百，日日夜夜乐声不停，一餐要花几万钱。大臣李崇财产不比他少，只是生来吝音，常说：“高阳一食，敌我千日。”有一次，胡太后带着王公大臣等一百多人参观绢库，太后叫他们要多少拿多少。李崇、元融两个背得太多太重，跌倒在地，李崇伤腰，元融伤脚，成为一时的笑料。李崇贪多务得的性格在这件事上完全暴露出来了。

河间王琛（孝文帝堂弟）也是一个大富翁，常要和元雍斗富。他有十多匹好马，用银子打马槽，即此可见一斑。他常说：“不恨我不见石崇，只恨石崇不见我。”石崇和王恺斗富，是历史上的丑闻，元琛却把它看作美谈，也不想想石崇的下场，应当引以为戒。章武王融参观了河间王府里的陈设库藏，回去后闷闷不乐，说：“开头以为比我富的只有高阳，想不到还有河间！”这些贵族都已不可救药。尽管任城王澄呼吁“（近年）公私贫困，宜节省浮贵以周急务”，可又有什么用呢！

不久，果然乱了！神龟三年（５２０年），侍中、领军将军元叉和宦官卫将军刘腾发动政变，杀死清河王怿，幽禁胡太后。

刘腾本来是胡太后的恩人，已见篇首。这个人不会写字，但是有一肚子奸计。太后临朝后，把他提拔起来，做了大官。元叉是远房宗室。因系胡太后的妹夫，升迁很快，也极受信任。但是胡太后爱清河王怿（据说元怿是个美男子），用他辅政。元怿字宣仁，有文才，也很有才干。他以天下为己任，对元叉、刘腾的所作所为，常加限制。叉、腾二人恨他恨得必欲去之而后快。元叉先指使一个叫宋维的告发有人要拥立清河王做皇帝。查明是诬告后，宋维应当反坐。元叉说杀了宋维，以后真有人造反，没有人敢告发。胡太后听信了，只把宋维降官了事。

叉、腾两人知道在胡太后面前扳不倒清河王，决定绕过太后，利用十一岁的小皇帝。他们唆使主食中黄门（管皇帝食物的宦官）胡定向皇帝诬告：“清河王收买小臣，叫臣毒死陛下。”孝明帝信以为真。七月初四，他们乘太后不在前殿时，元叉请孝明帝升殿，刘腾关上永巷门，把太后关在里面，不让她出来。清河王进了宫，立即被抓起来。刘腾以诏书名义，宣布清河王谋反，命公卿议论。公卿怕元叉，都不敢开口，只有仆射游肇独持异议。当天晚上，清河王遇害，年三十四岁。他们又假造太后诏书，说她有病不能理事，还政给皇帝。太后被幽禁在内宫，宫门紧闭，钥匙由刘腾亲自掌握，小皇帝也不能进去。太后有时不免饥寒，才知道喂了老虎结果伤害自己的苦处。

清河王之死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朝野人士都觉得可惜。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元英子，元英多次统兵与南朝打仗）上表请杀叉、腾，起兵讨伐，因部下叛变而败，反为元叉所杀。

此后，元叉与高阳王雍（孝文帝弟）等辅政，元叉与刘腾一外一内，大小政事，权柄都在两人手里。

正光二年（５２１年），原来与幽禁胡太后事件有关的大将奚康生反叉、腾不成被杀。叉、腾的气焰更高。刘腾出任司空，各部门的长官每天先去参见，察言观色，摸他的意向，然后回本部门，遵照他的意向办事。有人在他那里，等了一整天，还见不到他的面。元叉的父亲京兆王元继先任司徒，他倒嫌父子权威太盛，把司徒推给崔光，自任太保、侍中。但是这个老头最贪财货，他受了贿，向有关部门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谁也不敢拒绝，以致牧（州刺史）、守（郡太守）、令、长（县令或县长）等，绝大部分都是用钱买的官。吏治败坏到了极点，百姓也穷困到了极点。

正光四年（５２３年）三月，刘腾死。宦官戴重孝算做“义子”的有四十多人，高官贵族送葬乘坐的车马充寨道路，布满田野。同年十月，老臣崔光去世。他是孝明帝的老师，孝明帝在他病危时亲去探视，他去世，皇帝哭得很伤心，但是丧事远不及刘腾热闹。

就在这年里，导致北魏灭亡的六镇起义开始爆发。上文提到任城王澄讲过镇将不得其人的危险，这年，李崇的属员魏兰根更提出“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的建议（府户，边镇世袭服兵役的人户，详见下篇）。但在当时，根本无人重视。于忠的兄弟于景反对元叉，元叉就把他黜为怀荒镇的镇将。做镇将变成惩罚性措施，镇将地位之低，可想而知。柔然攻掠边境时，镇民要求发粮，于景拒绝，镇民愤恨，杀死于景，揭竿起义，接下去便势成燎原。争战不休了。

胡太后重新临朝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刘腾死后，对胡太后的防范略见松弛，太后母子可以见面了。正光五年（５２４年）秋，太后对孝明帝和群臣说：“隔绝我母子不准往来，我呆在这里做什么！我决意出家，到嵩山庙里去住。”说着便要动手落发。孝明帝和群臣都叩头苦请，太后闹得更加厉害。孝明帝因此陪母亲住了好几天，商量废黜元叉的办法。但是孝明帝在元叉面前，又表示对他没有隐瞒，把太后发脾气是为了要和儿子经常见面，以及心中烦闷要出家等等言语，都告诉了他。元叉居然不疑心，答应对他们母子不再设置障碍。

胡太后已经解脱了被幽禁的状态，不过还没有权力。正光六年（５２５年）二月，太后与孝明帝出游洛水，丞相高阳王雍邀请二宫到他家中。他们三人秘密商议，定下对付元叉的策略。于是太后对元叉说：“元郎如果忠于朝廷，没有谋反之心，为什么不解除领军一职，以其余官职辅政？”原来太后之所以不敢对他下手，就是因为他握有兵权。元叉蠢到极点，不想想以往所作所为，决无生理，居然幻想与这位大姨妥协，听了这话，竟乖乖地当场取下帽子，请求解除领军将军一职。他的官职从此改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元叉已经死在临头，但是他丝毫没有危机感。胡太后心里起初有点踌躇，他们毕竟是亲戚，左右却劝她赶快动手。孝明帝年已十六岁，前几年已经“还政”，有的动作需要他出手。于是一个宦官（显然是出于太后指使）向深受孝明帝宠爱的潘嫔说元叉要杀她。潘嫔向孝明帝哭诉时又加上一句，说：“元叉非但要害妾，还想谋害陛下。”孝明帝相信了，乘元叉回家住宿的时候，免掉他的侍中一职。次日，元叉要进宫，就被挡驾，进不去了。

四月初二，胡太后重新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免掉元叉一切官职。于是有人上书为清河王怿申冤，有人告元叉勾结六镇降户阴谋造反，元叉终被“赐死”，父亲元继也被废黜。

胡太后拿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北方战祸愈演愈烈，南面梁朝利用北魏内乱，又连年进攻。孝昌二年（５２６年，上年六月改正光为孝昌），梁取魏寿阳等五十二城。胡太后没有收拾时局的能力，她只喜欢打扮化妆，也摆脱不掉情欲：她以前与父亲胡国珍（初次临朝时，封安定公）的属员郑俨相好，再次临朝后，就任郑俨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再带一个尝食典御的职务，以便经常留在宫里。有一个中书舍人徐纥，有点才干，先“紧跟”赵脩，赵脩失败后被贬；回洛阳后，依附清河王怿，再任原官；清河王死后，又再次被贬；后来拍上元叉马屁，又得发迹。元叉倒后，太后因他是清河王的亲信，仍用为中书舍人。他是个善观风向的人，看准郑俨可以做靠山，大拍特拍。郑俨见此人智谋出众，遇事可以请他出主意，于是两人结成一党，号为“徐、郑”。郑俨升到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升到给事黄门侍郎，仍兼舍人，军国诏令都从他的手里出来。他整天工作不觉疲倦，有紧急文书，即令属员执笔，由他口授，不消多少时间便可完成：问题是他一味趋炎附势，不讲原则，这样，魏的政治就越来越腐败。

胡太后第二次临朝后，她和儿子的关系起了变化。孝明帝变成有名无实的君主，当然很不乐意。太后也不希望儿子了解外面的事，更不希望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儿子的亲信，她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赶开，赶不开的索性消灭掉。有一个蜜多道人，太后竟派人行刺，杀死后又假惺惺地悬赏捉拿凶手。母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坏。这尽管是宫廷中的事情，然而早已传布出去，成为公开的秘闻。

武泰元年（５２８年），满怀野心的高欢向秀容部落酋长、大军阀尔朱荣提出“讨徐、郑以清君侧”的计划，受到尔朱荣的赞赏。

母子的矛盾终于激化。二月，胡太后毒死十九岁的孝明帝，立年仅三岁的孝文帝孙元钊做皇帝，尔朱荣就以幼君被鸠为借口，声称率铁骑赴哀山陵，“问侍臣帝崩之由”，要“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他从晋阳出兵，四月到达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即立长乐王元子攸（彭城王勰之子）做皇帝，是为敬宗孝庄帝。洛阳城里得讯，徐纥、郑俨先自逃走。太后见局势紧张，令孝明帝的后宫全部出家，她自己也落了发。尔朱荣到洛阳，令百宫迎接车驾，百官不敢不听，出城迎接孝庄帝。尔朱荣派兵把太后和小皇帝抓到河阴。太后见了尔朱荣，再三解释，尔朱荣听了一会，不愿意再听下去，下令把两人投到黄河里溺死。他一不做二不休，认为对洛中人士，若不大杀立威，难以驾驭，便诈称祭天，等百官到齐后，大肆屠杀，共杀高阳王雍以下二千余人。这便是著名的河阴事件。

孝庄帝对此气愤得连皇帝也不想做了，结果却仍旧忍气吞声，妥协了事。秀容胡骑进了洛阳城，居民大起恐慌，不论贫富，纷纷逃走，城中人口只剩下一二成。

尔朱荣把女儿给孝庄帝做皇后。五月，他自回晋阳，然而朝廷仍受他控制。以后，局势虽有变迁，魏朝朝廷始终受军阀控制，元氏的皇朝名存实亡了。

四三　　高欢在魏末大乱中崛起

从魏孝明帝正光四年（５２３年）怀荒镇民杀镇将于景起义开始（见上篇），到孝武帝太昌元年（５３２年）止，十年之间，战乱几乎遍于北方各地，其间建号称王称帝者，可稽的在十人以上。他们造成的结局是高欢掌握了魏朝实权。如果进一步查考高欢实力的来源，又可以找到一条简单明了的线索：头一个建号的破六韩拔陵失败后，其部众被安置到冀、定、瀛三州“就食”，以后即为葛荣所有。葛荣败后，尔朱兆使高欢统其旧部，高欢因而崛起。所以讲高欢发迹的历史，不可不从六镇起义讲起。

六镇造反算不算起义？笔者认为应该算，因为这是一大群受统治者歧视的人奋起反抗的行动。

所谓六镇，指太武帝为了防御柔然侵扰而在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设置的六座军镇。最西的是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往东依次是怀朔镇（今固阳西南）、武川镇（今武川西）、抚冥镇（今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最东的是怀荒镇（今河北张北）。

设镇之初，朝廷选拔亲贵做镇将，用强宗高门的子弟做兵员。兵将很受尊敬，升迁也不受限制，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差使。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情况很快变了。在雍容华贵而且文雅的洛阳上层人士眼中，边防将士只是些愚鲁粗人，只有“底滞凡才”才会派去当镇将。镇将驱使兵士服工役，替自己积累财富。从前的强宗高门子弟变成了“府户”，“役同厮养”。反之，他们在中原的同族却很容易做到上品清要的官员。魏兰根（参见上篇，此人后在孝武帝时官至侍中，传见《北齐书》）说得好：他们对比一下，“理当愤怨！”叫起义也好，叫反叛也好，总之是因受歧视、受虐待而爆发出来的反抗。

魏兰根提出“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的方案，李崇奏报上去，朝廷竟不加考虑。等到战火已成燎原之势的时候，孝明帝才想到这个方案，赶紧下诏付诸实施，但是已经无从实施，而且即使实施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了。

正光六年，继怀荒镇民造反以后，沃野镇匈奴族人破落韩拔陵聚众起兵，杀镇将，年号真王，各镇华、夷百姓纷纷响应。五年，他的部将攻克怀朔、武川两镇。同年又有敦勒族人胡琛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起兵称王；秦州（今甘肃天水）羌族兵士莫折大提起兵称王，他死后，儿子莫折天生进而称帝；营州（今辽宁朝阳）民就德兴称王；其余倏起倏灭的还有多股。孝昌元年（５２５年），又有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今北京市延庆）起兵，年号也叫真王；汾州山胡刘蠡升称天子；北荆、西荆、西郢（在今豫西南的三个州）群蛮反魏，首领不称王就称侯。

北魏政府应付这个局面，显得手忙脚乱，几乎没有什么成效。正光五年（５２４年），临淮王元彧、安北将军李叔仁先后被破六韩拔陵打败。孝明帝因李崇提出过改镇为州的主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不顾他年已七十难堪军旅重任的实际，派他出征，结果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孝昌元年（５２５年），萧宝寅（南朝齐明帝子，梁代齐时北逃）率崔延伯军曾在马嵬（今陕西兴平西）大破莫折念生。但是萧宝寅攻克了一个县城，竟把居民抓来当奴碑，部下也都大肆掳掠。这是逼百姓造反，如何能够平乱。他们得胜后移兵安定，与胡琛的部将万俟丑奴交战，已经胜了，只因急于掳掠，缺乏戒备，被丑奴一个反扑，打得大败，崔延伯阵亡。崔延伯魏勇过人，萧宝寅赞他：“关、张不如也！”他的阵亡，朝野都为之忧虑。魏在这年仅有的一次“大战功”，即是靠柔然阿那環打败了破六韩拔陵。然而，把降众安置到河北几个州后，所谓“降户”又引起了无穷后患。六镇造反本来都在关陇地区，把降众迁往河北，起的作用是在河北播下了战火的种子。

孝昌二年（５２６年），“降户”鲜于修礼率流民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兵，年号鲁兴。部将元洪业想要降魏，杀死修礼。葛荣又杀元洪业，扫‘败魏军，自称天子，建国号齐，改元广安。他的部众日益增多，最盛时号称有百万之众，后来东西二魏的许多人都参加过这支军队。同年，胡琛战死，万俟丑奴做了首领。孝昌三年，萧宝寅因消灭不了起义军，无法向朝廷交账，索性在长安自称齐帝。天下更乱了！

笔者讲到这里，该让高欢上场了。这个人，笔者在上篇已经提到过，但是没有介绍他的来历。这里应该作一点补充。高欢，史籍记载，说他是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西）人，祖上移居怀朔，风俗习惯都变得同鲜卑人一模一样。有些学者认为高欢其实是鲜卑人，诈称勃海蓨县人。笔者赞同这看法。他字贺六浑，就是一个鲜卑式的名字。他家里很穷，年轻时在城上服役做工，娄家的小姐看中了他，使婢女向他致意，送私房钱给他，叫他向她父母求婚。这个小姐，就是后来北齐的神武明皇后（北齐称高欢高祖神武皇帝）。他自讨了这个老婆，才养得起马，在本镇做了队主，又转为函使。这些都是起码的小差使。上篇提到他送文件到洛阳，目睹张彝父子被殴辱的事件。除此以外，他在洛阳还吃过四十下板子。令史麻祥给他吃肉，他坐下来就吃。这一来惹火了麻祥，以为他投规矩，拉下去就打。令史是不人流品的吏，函使更小，在他面前只能立，没有坐的资格。高欢地位的低微，由此可知。他回去后，散财结客。史书上说他是从张彝事件看到天下将乱之故，但是笔者以为那四十板的刺激也可能有些作用。

孝昌元年（５２５年），高欢和他的一伙尉景、段荣、孙腾、侯景等投到杜洛周麾下。过了一阵，看他没有什么希望，想夺权又不成，只得逃走。他逃时拖家带眷，娄氏骑在牛上，抱了一儿一女，后有追兵，跑不快又抱不牢孩子。儿子高澄几次落牛，高欢己经想把他射杀，以免落入敌手，弓都拉开了，幸得段荣把他救起，才得一同脱身。

高欢离了杜洛周，投奔过葛荣，又逃走去投尔朱荣。高欢旧时结识的刘贵早已在尔朱荣麾下，竭力向他推荐高欢。但是这时的高欢，已两经流亡，形容憔悴，尔朱荣看不出他有何出众之处，没有立即重用。有一次，高欢跟着尔朱荣走到马厩旁，厩中有匹劣马，没有人能制服它。尔朱荣想看高欢有什么能为，叫他去修这匹马的马鬃。高欢本是驯马的能手，他顺利地完成后，对尔朱荣说：“驾驭恶人同养马是一样的道理。”尔朱荣听他出语不凡，才同他谈论时事。秀容在今晋北朔州一带（一作忻州一带），尔朱氏的领地周围三百里，地形复杂。尔朱氏是契胡酋长，部众精于骑术。尔朱荣养了十二个山谷的马，每谷马的毛色完全一律。高欢就借此为题，问“养了这么多马，做何用途？”尔朱荣并不正面回答，反而要求高欢谈自己的意见。于是高欢提出讨徐、郑以清君侧的意见（参见上篇）。尔朱荣听了，大有深得我心之感，两人谈得投机，从日中直到半夜才歇。从此高欢经常参与军谋，成为尔朱荣的得力助手。

河阴事件前后正是葛荣势力最强的时候。孝昌三年，葛荣打破信都，围攻邺城：孝庄帝建义元年八月，葛荣第二次围攻邺城。九月，尔朱荣率侯景等七千骑兵，每人都备副马，东进救邺。葛荣仗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以为必胜无疑，对部下说：“多带长绳，抓到就缚。”他在邺城以北，列成长达几十里的阵形，想一举把敌军包围歼灭。尔朱荣把部队分成若干处，每处三员将、几百名骑兵，潜伏在山谷中间，到处扬尘鼓噪，造成声势，使敌人弄不清楚有多少人马。他下令：每人带一根棒，见敌就打，不准下马斩级，以免浪费时间。秀容胡骑奋勇冲击，尔朱荣亲自带队冲锋，绕到敌后，前后合击，大破敌军，并在阵上生擒葛荣，余众全部投降。他命令降众，愿往何处，便往何处。降兵大喜，几十万人一日之内便分散完毕。押领的官在一百里外的各条路上等候，把降众分别集中起来，进行安置，原来的首领都量才录用，使降官管理降众，进行得非常顺利。北魏为这次胜利，把年号建义改为永安。葛荣被押到洛阳，魏孝庄帝开宫门引见后，把他斩首。

尔朱荣俨然是北魏的大功臣了。永安二年（５２９年），他还帮过孝庄帝一个大忙：这年五月，梁将陈庆之送上年投梁的魏北海王元颢进洛阳，孝庄帝仓皇出走（详见第四十六篇）。闰六月，尔朱荣反攻洛阳，陈庆之撤走，元颢逃亡被杀。尔朱荣俨然是再造社稷的大功臣。残存的反魏各军也陆续为尔朱氏的部队消灭，到永安三年（５３０年）万俟丑奴与萧宝寅在平凉被尔朱天光擒获。至此，自从正光四年以来的各种反魏武装，可以说是完全覆没了。然而孝庄帝并不以全胜为可喜，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像是个皇帝。

九月，尔朱荣到洛阳朝见孝庄帝，被孝庄帝和几个亲信乱刀斫死。消息传出，洛阳城里欢声动地。然而这实在是轻举妄动。十月，尔朱兆、尔朱世隆在晋阳立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为皇帝，改元建明，尔朱兆做了大将军。十一月，向洛阳进兵。其时高欢在晋州（今山西临汾）做刺史。尔朱兆要他同去，他推说“山蜀（汾晋山区中保聚山寨的蜀人）尚未平定”，不肯同去。他对尔朱氏的所作所为，此时至少已经不很赞同。但是《北齐书·神武本纪》说的“兆举兵犯上，此大贼也”，恐伯是史官粉饰之词，即使有之，也是出于反尔朱氏的需要而已。十二月，尔朱兆兵到洛阳，抓住孝庄帝，把他带回晋阳缴死。这个倒霉皇帝只活了二十四岁。

尔朱兆到洛阳捉皇帝，并不费力，但是当河西（北河以西，即黄河河套西北角以西，指今内蒙古磴口一带的黄河两岸）“贼帅”纥豆陵步蕃应孝庄帝之命来袭秀容时，却抵敌不过，不得不向高欢求救。幕僚都劝高欢不踩，高欢却认为此时尔朱兆正在着急，不会有别的念头，即引兵往救，与尔朱兆协同作战，杀死步蕃。尔朱兆很感激，与高欢起誓，结为兄弟。把葛荣旧部交给高欢统率，就是这个战役以后的事情。

上文说过，尔朱荣让葛荣部众愿往何处，便往何处。其中流入并州、肆州（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肆州治今山西忻州，二州指今山西省中部）的有二十多万人。他们和契胡杂处，常受胡人欺凌虐待。两三年间，发生过二十六次大小不等的反抗行动，杀掉了一半，仍旧不能解决问题。尔朱兆向高欢请教。高欢说不能靠杀，应该挑选心腹将领作统领，有人犯法，惟首脑是问，这样就容易管。尔朱兆赞道：“好主意，谁能担当？”贺拔允在座，就推荐高欢。高欢心中暗喜，怕尔朱兆生疑，便佯装发火，朝他嘴上一拳，打断了他的一颗牙齿，骂道：“天下事都由大王作主，阿鞠泥（贺拔允的别名）胆敢胡说，该杀！”尔朱兆当他真心，当场决定交给他统率。高欢见他有些醉意，怕他清醒后反悔，立即出去宣布：“受委统州镇兵，一律到汾水东岸集中听令。”葛荣旧部本是六镇之人，后来孝明帝改镇为州，所以有州镇兵这个名称。

不久，高欢又使刘贵向尔朱兆提出“就食山东”的要求。理由是：并、肆二州连年受灾，降户在田里挖田鼠吃，人人面黄肌瘦，希望到山东粮食丰富的地方去，等温饱以后再回来听候安排。

尔朱兆很爽快地同意了。长史慕容绍宗劝他不要答应，说：“现在天下很乱，高公雄才盖世，再使他握重兵在外，譬如把云雨借给蛟龙，一旦存了异心，将无法制服。”尔朱兆是个蠢汉，竟说：“我们起过誓结为弟兄，有何可虑？”慕容绍宗早己看穿高欢要脱离尔朱氏掌握的野心，冷冷地道：“亲兄弟有时还不好相信，何况是结义弟兄！”当时尔朱兆左右亲信都已经拿到高欢的钱财，大家说绍宗和高欢有仇，故意说他的坏话。尔朱兆听了大怒，把慕容绍宗关起来，并且催高欢早日出发。

高欢走了没有多少路，遇见尔朱家洛阳来人，有三百匹马，便都抢了。尔朱兆得报，马上放慕容绍宗出来，问他该怎么办。绍宗说：‘他走得还不远，仍在大王掌握之中。”尔朱兆便亲自去追，在襄垣（今山西襄垣北）追上了，只是隔了一条漳水，又逢水涨，冲坏了桥，渡河比较困难。高欢隔河拜道：“借马非为别故，只是怕到了山东，打起仗来马不够用。大王听信人家的话，亲自来追，某不辞渡水而死，只怕部下顿时要反。”尔朱兆听了一番花言巧语，倒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向他打招呼，声明没有加害之意。他为了表示诚意，轻装骑马过河，同高欢一起坐在营帐之前，把佩刀塞到高欢手里，叫他斫自己的脑袋。高欢马上号陶大哭，道：“自从天柱逝世之后，除了大王，贺六浑还有谁可以依靠！只希望大王千万岁，把事业越做越大。现在受人离间，大王又说这等话，贺六浑如何受得了！”不知高欢这些眼泪从何而来，装得真像极感动的样子。尔朱兆头脑简单，给他一糊弄，当真大受感动，把刀投到地上。又斩了一匹白马，和高欢起誓，当夜就在高欢营帐里睡了。尉景想乘此机会，把尔朱兆抓起来杀掉。高欢不许，说：“现在杀了他，尔朱氏党羽还多，一定要集结起来对付我们。我军兵饥马瘦，难以抵敌。如有英雄乘之而起，麻烦更大。尔朱兆虽勇，粗鲁无谋，并不可怕，让他回去好了。”第二天，尔朱兆告辞，邀高欢到他营里一聚。高欢想上马同去，孙腾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高欢会意，就谢绝不去。尔朱兆想必觉察到这个微妙的变化。他到了对岸，立刻改变态度，朝对岸大肆谩骂了一通，然后回晋阳去了。

高欢实际上已经和尔朱氏决裂了。他清除了队伍中亲尔朱氏的人员。他需要改善他本人和队伍的形象以提高声誉。他在壶关附近的大王山停留了两个月，让队伍休息，然后东出滏口（太行山径，在今河北邯郸西南）。他申明纪律，严加约束，对民间秋毫无犯。走近了麦地，他便下马，亲自牵着马通过。远近的百姓都传说他的军队纪律好。

魏普泰元年（５３１年）二月，高欢到达信都（今河北冀州，当时是冀州州治）附近，高乾已经带了十多个随从在那里等候了。高乾字乾邕，也是勃海蓨县人，曾在元叉手下供职，颇受信任。尔朱荣得志时，他见天下大乱，率流民造反，曾受葛荣官爵。葛荣败后，孝庄帝倒要用他，因尔朱荣反对，他就回到乡里，与兄弟高昂纠集骁勇，这时己很有点势力。昂字敖曹，胆子大，气力也大，常说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不能端坐读书做老博士。尔朱兆人洛阳后，高氏兄弟占了信都，推封隆之权行州事（暂时代理刺史职务）。封隆之字祖裔，与高乾同乡，他的父亲司空封回死于河阴事件。他对尔朱氏是既有国恨，又有家仇。他们听说高欢兵近，估计不是为尔朱氏效力而来，决定由高乾迎上去探他的意向。高欢、高乾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高欢就进冀州，在此驻军。

这里提到的年号普泰，是节闵帝（前废帝）的年号。镇守洛阳的尔朱世隆就在这个月废掉长广王，改立广陵王元恭（孝文帝侄），改元普泰。这位君主从元叉擅权以来，诈称失音，住在庙里，不和人往来。这次登位，表示谦谨，下诏不称“皇帝”，只称“帝”。他八年不开口，安然无事，这次一受拥戴，就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真是何苦！

高欢准备起兵讨伐尔朱氏了。他使出绝妙的动员兵士的手段。他先假造一份文件，说尔朱兆要把六镇人分配给契胡做部曲，部众知道了都很着急。接着他又假造并州发来的兵符，征发一万兵士去攻打步六稽。他一本正经地执行命令，编好队伍，出发的日子也定了，然后，孙腾、尉景出面要求，让大伙迟五天再走。五天满期后，再一次请准延期五天。非走不可了，集中完毕，准备开拔了，高欢出城送行，流着眼泪和众人告别，大家都哭了，一片哭声惊天动地。在这节骨眼当儿，高欢挑拨大众的情绪，他说：“俺和大伙都是失乡客，等于是一家人，想不到上面要征发你们去打仗。听命令到西面去是死路一条，误了军期也得死，分配给‘国人’（指契胡）也没有生路，如何是好呢？”大伙的情绪空前激动起来，喊道：“只有反了！”高欢要的就是这一句，接着便道：“反是只得反了，必须推一个人做主。”回答当然是都愿意拥他为主。高欢还不罢休，他需要部众死心塌地服从他，告诫大家道：“人家都说你们六镇人强横。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们没有看见葛荣吗？尽管有百万之众，没有法度，终于败了。如今以我为主，必须和从前不同，不得欺负汉人，不得违背军令，该死该活，都得听我的。如果大家做不到的话，我就不干，否则将来要为天下人取笑。”这时众人热情正高，都叩头听命。于是高欢杀了牛，请将士饱餐一顿。六月，在信都起兵讨伐尔朱氏。

十月，高欢用孙腾的建议，立勃海太守元朗做皇帝，改元中兴，是为后废帝。这个皇帝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从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皇帝便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非有一个不可。

尔朱氏的实力远在高欢之上，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不团结。尔朱世隆任尚书令，控制洛阳朝廷；尔朱兆据有晋阳和秀容老家，俨然独霸一方；尔朱天光做雍州刺史，据有关陇；尔朱仲远镇大梁，有徐兖二州地盘。他们若能团结一致，高欢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他们就是做不到。二是残暴。这点不消多说，从尔朱兆以来，一向如此。

高欢反后，尔朱仲远和尔朱兆都出了兵，仲远屯兵阳平（今山东莘县），尔朱兆出井隆，屯兵广阿（今河北隆尧东）。高欢散布流言，说“世隆、仲远兄弟要谋害尔朱兆”，又说“尔朱兆和高欢同谋，要杀仲远等”，弄得他们互相猜疑，尔朱仲远等便不战而退。高欢进军广阿，一举击败尔朱兆军，接着移兵攻邺，于次年（５３２年）正月，攻克邺城。

尔朱家总算在大敌而前勉强联合起来，闰三月，天光从长安，兆从晋阳，度律从洛阳，仲远从东郡，四路人马到邺城附近集合，号称有二十万之众。高欢率军迎敌，他的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列阵，把牛驴联结起来堵塞归路，将士除决死向前，别无出路。一战下来，大获全胜。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尔朱氏的失败，根子还在内部。战前，大将斛斯椿和贺拔胜就在议论：“天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为之用，亡无日矣。”他们愿败不愿胜。贺拔胜在阵前向高欢投降。兵败以后，斛斯椿加速赶回洛阳，四月，杀尔朱世隆、尔朱彦伯，连生擒的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都送交高欢。尔朱仲远南逃降梁。贺拔岳率宇文泰等杀了留守长安的尔朱显寿，投降高欢。

高欢进了洛阳，把节闵帝和自己立的后废帝都废了，另立平阳王元脩为帝，改元太昌，是为孝武帝。这两个废帝和先被废黜的长广王（后改东海王）先后被杀。

高欢做了大丞相，实际上是魏朝真正的统治者。同年（太昌元年）七月，高欢进兵并州，尔朱兆放弃晋阳，退回秀容。高欢因晋阳地势险固，在这里建立大丞相府，从此开始，终东魏、北齐之世，晋阳一直是陪都。这年岁末，高欢使窦泰掩袭秀容。二年（５３３年）正月，袭破秀容，尔朱兆逃到荒山上自缢而死，尔朱氏彻底灭亡了。

四四　　魏分为二、东西恶战

高欢拿不到北魏全境。永熙二年（５３３年），他要调贺拔岳做冀州刺史。贺拔岳不肯离开关中老窝，谢绝了任命。从此，东西分裂的苗头已经出现。

魏孝武帝对高欢不放心，想倚靠贺拔弟兄，使贺拔胜出任荆州刺史。他又下过一招“昏着”，想把高乾拉到自己这边，说彼此虽是君臣，却义同兄弟，要和他共立盟约：当时高乾没有往深处想，这时见到他和关中信使往来以及贺拔胜的任命，才觉得苗头不对，就告诉高欢，并且劝他马上取而代之。高欢自忖时机并未成熟，就不肯干。高乾知道留在洛阳太危险，要出去做徐州刺史，但还没有动身，便被孝武帝以“漏泄机事”的罪名给赐死。高欢这个人也够狠毒，只因他曾与孝武帝“私立盟约”，很长时间没有告诉自己，就见死不救。

高欢决心解决贺拔氏。永熙三年（５３４年），他指使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借议事为名，在座上杀了贺拔岳。贺拔氏的将士推宇文泰做主将。侯莫陈悦是个蠢材，他杀了贺拔岳，并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宇文泰却是比贺拔岳厉害的人物，他不顾两尺深的雪，倍道兼行，一举夺取上邽（今甘肃天水），侯莫陈悦只落个兵溃自杀的下场。宇文泰把上邽府库里的财物，悉数赏给士卒，自己一无所取。高欢枉自谋杀了贺拔岳，实际上一无所获。孝武帝就任命宇文泰做关西大都督，把他看作倚靠的对象。

当年夏天，孝武帝诈称攻梁，调集军队，想攻晋阳。这等举动怎么瞒得过高欢，他上表说马上发兵南下，随同南征。孝武帝知道高欢已有觉察，以后敕往表来，君臣打的笔墨官司，可以说是天下奇文，总之是互相埋怨，笔者就不加转述了。

孝武帝在敕中虽则说过“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王若发兵南下，朕即使连一匹马、一辆车都没有，赤手空拳也要和你拼个死活）”，这似乎是要准备在洛阳和高欢决一死战，但其实他已经决定逃往关中，投靠宇文泰了。当时参与决策的裴侠明知此举“无异避汤入火”，然而已经别无选择，只得去了再说。七月，高欢南下，孝武帝西走，部下沿途逃散。八月，宇文泰迎接他进长安。贺拔胜引兵想往关中，因高欢的追兵已经占领华阴，就退回荆州，却又为侯景所败，只得南奔投梁去了（大统二年，５３６年，得梁武帝许可，又回到长安）。十月，高欢在洛阳立十一岁的元善见（清河王怿的孙子）做皇帝，改元天平，是为东魏孝静帝。魏从此分为东魏、西魏。高欢久已主张迁都邺，这时因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决定立即迁都，而且勒令居民全部迁居邺城。命令下达后三天动身，四十万户狼狈上路。这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可惜竟无略为具体一点的资料流传下来。次年，高欢又命拆毁洛阳宫殿，把材料运到邺城去建造新宫。洛阳又一次受到大破坏（参见另篇有关《洛阳伽蓝记》的部分）。

孝武帝在长安只住了几个月，便于闰十二月被药酒毒死、年二十五岁。宇文泰改立南阳王元宝炬（孝文帝孙，京兆王愉之子），是为西魏文帝。次年正月即位，改元大统。

东西魏对峙，战事不绝，零星的不去讲它了，只讲几个大的战役。

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５３６年〕，关中大饥，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高欢乘此机会，于十二月中出兵攻西魏，命高敖曹攻上洛（今陕西商州〕，窦泰攻潼关。

次年（５３７年）正月，高欢亲自领兵到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架起三座浮桥，做出准备渡河的模样。宇文泰进驻广阳（今陕西临潼北栎阳），分析三路敌情，断定造浮桥的目的是吸引西魏军注意，使窦泰军可以乘虚西进。众将听了都不放心，主张以分兵抵御较为稳妥。宇文泰解释道：“敌军以前两攻潼关，我军都没有跨过灞上进行反击。这次大举而来，以为我军一定仍取守势，有轻我之心，乘此反击，可以必胜。敌军虽有浮桥，渡河仍需时间。我只要五天工夫，就可以解决窦泰，所以不必忧虑。”他的族侄宇文深对形势分析得更深刻。他说：“窦泰是高欢手下的猛将。我军若攻蒲坂，窦泰必定来救，我两面受敌，其势必危。不如挑选精锐部队暗暗地从小关（在潼关旁边）出击。窦泰性急，一定会来决战。高欢持重，不会马上来救。我以全力打窦泰，必可把他擒获。窦泰被擒，高欢胆落，我回师进攻，可获全胜。”宇文泰对这一席话深表赞赏。于是他扬言准备退保陇右（指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实则向东挺进到了小关。窦泰突然听见兵到，赶紧从风陵渡渡河（今山西苗城西南、黄河北岸）。宇文泰从马牧泽（在今河南灵宝西南古桃林塞中）出击，大获全胜，把敌军全部歼灭，窦泰自杀。高欢来不及往救，只得拆掉浮桥退却。

高敖曹部在南面边打边进，攻陷上洛（今陕西商州），想继续进攻蓝田关（在今商州西北），接到高欢通知，嘱咐他从速撤退，不妨丢掉部队，只要本人安全脱身就可以。他不忍照办，力战后率军而回。

此役东魏失利，尤其窦泰之死是重大损失。他世居统万（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祖父做过镇将，父兄都在与破六韩拔陵部战斗中阵亡。他背着他们的骸骨投奔尔朱荣，久经战阵。他娶高欢娄夫人的妹子为妻，与高欢关系密一切，每有战事，常任前锋，所以他的死不舍斫掉高欢的一条膀臂。

同年八月，又开始了另一个战役。这次是西魏先发动攻势。宇文泰听宇文深的建议，出兵攻拔恒农（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旧灵宝西南）。九月，高欢出兵反击。闰九月，高欢领兵二十万从蒲津（渡口，东岸即蒲坂，见上文）渡黄河入关中，使高敖曹率兵三万出河南。其时关中又在闹饥荒，宇文泰率部在恒农“就食”，听到高欢渡河的消息，只得退回关中。高敖曹就把恒农团团围住。

这时，西魏极为困难，兵既少，粮又缺，众将都不敢早打。宇文泰却认为如果失了长安，人心势必大起恐慌，敌军虽多，远道而来，立足未定，并不难打。

十月初一，宇文泰军到达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水之间），离东魏军只有六十里路。宇文泰派大将达奚武侦察敌情。他带三名骑兵，着装都和敌军相同，等天色暗后，在离敌营几百步处下马，偷听到军号（口令），然后上了马，大模大样地装作查夜的军官，把敌情探查得明明白白。

次日，高欢引兵进向沙苑。西魏军候骑（侦察骑兵）飞报敌军将到。宇文泰和众将商议，李弼说：“敌众我寡，不可在平地列阵，此地以东十里有渭曲，可以在那边等敌人到来。”宇文泰同意，命将士背水布阵，李弼居右，赵贵居左，将士都伏在芦苇中间，约定听鼓声出战。候到申时（１５～１７时），东魏兵气势汹汹地到了渭曲。

东魏将领，从高欢本人起，都仗着兵数的优势，不把敌军看在眼里。只有一个斛律羌举认为，“宇文黑獭此番定要决一死战，不可轻敌，而且渭曲芦苇丛生，地面泥泞，有气力也使不出来，不如与他相持，分兵直取长安。黑獭失了巢穴，不消战斗，就可以落到我军手里。”这是头脑清醒的见解，无奈大众的头脑都在发热，都听不进去。高欢说：“放把火逼他出来，如何？”侯景居然说：“要活捉黑獭示众，让百姓看看。如果烧死了，谁相信是真的！”勇将彭乐更是摩拳擦掌，急于要打，说：“一百个人抓一个，根本用不着担心！”高欢见大家勇气百倍，就听他们的话，下令进攻。

东魏军望见西魏军少，争先恐后，向前猛进，队伍先已乱了。宇文泰沉住气，等敌兵来到跟前，才擂起战鼓。将士们都一跃而起，与敌兵搏斗。于谨等军与敌合战，李弼率铁骑从侧面冲进去，把东魏兵截成两段，把他们杀得大败溃退。彭乐太狂妄了，喝得醉蘸蘸地出战，深入敌阵，受了重伤，肠子流了出来，塞进去后再战。他勇是勇的，但是挽回不了全军的颓势。

高欢想收兵再战，使人一个一个营头点兵，都没有人应声。使臣还报：“营都空了。”高欢还不死心，立马不动。部将斛律金对他的坐骑加上一鞭，才疾驰而去。到黄河边上，船都已离岸很远。高欢骑了骆驼，到河中心才得上船。

这一仗，高欢损失八万人，抛弃了十八万件铠甲武器。西魏兵追到黄河边上，前后抓到俘虏七万，宇文泰留下二万名精壮的兵士，其余都放还。

高敖曹军知道高欢兵败，也自解恒农之围。退保洛阳。不久，因西魏军东进，渡河北撤。西魏军进入洛阳，河南州郡也多投降。

这是高欢在一年中间的第二次大败。

下一年（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元象元年，５３８年），双方争夺河南，发生了多次激战。东魏以大行台侯景为主将，在虎牢集结军队，着手收复河南州郡。西魏兵力不敌，放弃了颖川、汝南、襄城等地。七月，侯景、高敖曹军包围金墉城，高欢亲率大军做后援。侯景放火烧毁洛阳城内外的官衙民居，残存的不过十之二三。他和高欢都是破坏洛阳城的大罪人。

金墉城守将独孤信向长安告急。宇文泰亲自领兵前往，文帝也跟着同去。八月，侯景乘夜解围而去。宇文泰因上年两战都胜，滋生了轻敌心理，于次日早晨率轻骑追到黄河边上。侯景兵多，他北据河桥，保住退兵的道路，向南延伸到洛阳北郊的邝山。宇文泰挥兵进攻，坐骑中箭受惊，把他颠落地上。这时他和左右侍从失却联系，东魏兵已离身边不远。正在危急之际，都督李穆赶到，他急中生智，下马用马鞭在宇文泰背上打了一下，骂道：“你这惫懒军汉，怎么独自在此，长官都到哪儿去了？”东魏军打得顺手，急于进击，不知道跌倒在地的是敌军主帅，竟不顾而去。李穆把自己的坐骑给宇文泰骑了，两人都得脱身，找到本部人马后，后续部队也及时赶到。于是，西魏军声势大振，重又占了优势。东魏猛将高敖曹自恃勇猛，亮出自己的旗号，冲入敌阵，想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不想适得其反，西魏兵用大量精锐部队猛攻这支兵，把它全部消灭。高敖曹单骑逃到河桥南岸的河阳南城，来不及进城，就被追兵杀死。西魏军还斩获了东魏西兖州刺史宋显，俘获一万五千人，逃奔落河而死的东魏兵也有上万人。

然而战斗并没有马上结束。双方的战线都拉得很长，从早晨打到未时（１３～１５时），两军都屡进屡退，各处将领对全局状况弄不清楚。西魏军右翼独孤信、李远，左翼赵贵、怡峰，都挡不住对方的攻势，又不知道皇帝和宇文泰在什么地方，都丢掉部队走了。后军李虎、念贤见他们退下来，也跟着撤退。宇文泰发觉了，只得下令退兵，仅留一员将守金墉城。

宇文泰和文帝退到恒农时，见城池已在敌军手里，原来守将早已逃走，手下的降兵就打起东魏旗号，闭门守城。宇文泰大怒，下令攻城。打破城池后，杀了几百人，留王思政守恒农，自己引兵还长安.

其时关中情况很乱。上年被俘获的东魏将士听到西魏兵败，起事造反。宇文泰回来后，又花了点气力，才把这些人平定下去。

河南方面，高欢渡河攻金墉，守将弃城逃走，把城中房屋一把火烧光。高欢索性把金墉城毁掉，然后班师。

这场争夺河南的战役，前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大半年，东魏赢是赢了，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高欢得到高敖曹的死讯，如丧肝胆，可见受到的震动异乎寻常。高欢部下以鲜卑兵为主，高敖曹所统却全是汉兵。高欢担心战斗力不够强，要分一部分鲜卑兵充实其间，他不要，说所部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比鲜卑兵差。当时鲜卑人轻视汉官，对高敖曹却不敢不服。高欢发布号令，常说鲜卑语，但每逢敖曹在场，总是改说汉话。他和窦泰是高欢手下两员得力大将，两年连丧两人，高欢自然要若丧肝胆了。敖曹战死时年三十八岁（《北齐书》本传作四十八岁。标点本校记疑为三十八，可信）。

这年的战斗还有点余波。十二月，西魏兵再次袭占洛阳、襄城。王思政筑玉壁城（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汾河南岸），这城地势险要，四周有许多深谷，从此成为防御东魏进攻的重镇。

两年恶战，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以后基本上形成对峙的局面。至东魏兴和四年（西魏大统八年，５４２年），因连年丰收，东魏出现了战乱以来未有的小康局面。高欢利用物力比较充裕的条件，重新试图对西魏用兵。八月，他任侯景做河南道大行台，随机行事，自己引兵攻西魏。他从汾、绛（今山西西南部）进兵，玉壁城正好拦住他的进路。十月，他围玉壁九日，毫无进展，又碰上大雪，非战斗减员很严重，只得收兵退回。

东魏武定元年（西魏大统九年，５４３年），因北豫州（虎牢）刺史高仲密叛降西魏，东、西二魏又发生了一场恶战。

字文泰率军接应高仲密，到洛阳，三月，包围河阳南城。高欢领兵十万到黄河北岸。宇文泰稍向南撤，在上流放火船东下烧河桥，想阻止东魏兵渡河。东魏大将斛律金使张亮用一百多只载着长锁的小船，锁的头上有钉，等火船来近时，用钉钉住，引锁向岸，桥因此没有被烧。

高欢渡过了黄河，据邙山布下阵势，暂时按兵不动。宇文泰等了几天，不见动静，决定主动进攻。西魏军饱餐后，黑夜行军四十多里，赶到邙山。高欢早得探报，严阵以待。黎明时两军相遇。东魏右翼的彭乐见西魏军来到，立即率领所部几千骑兵，冲杀过去，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很快便杀进西魏军阵营中间。东魏瞭望的人弄不清楚，以为彭乐叛变，投了西魏，而且把这想当然的看法向高欢报告。高欢听了，正在恼怒，忽见西北面尘头大起，一人飞马前来，却是彭乐派来报捷的使者。原来他已经俘获亲王以下各级官员四十八人。东魏诸将乘此全线出击，大破西魏军，斩首三万余级。彭乐又追宇文泰，追上后字文泰对他说：“你不是彭乐吗？苦苦追我，真是痴汉！你不想想，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有你吗？”（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彭乐听了，果然放他过去。

第二天，两军再战，东魏军大败。高欢马倒，赫连阳顺把坐骑让给他，他才得上马逃走。后面追兵将到，他身边只有七个人，还不是每人都有马。都督尉兴庆叫高欢快跑，他一个人、一张弓、一百支箭，断后力战，箭尽阵亡。那时高欢已走得远了。

宇文泰从降兵口中了解到高欢所在的地点，立即挑选三千名精兵，各执短兵，令贺拔胜率领，去捉高欢。贺拔胜和十三名骑兵冲在前面，追了好几里路赶上他，手中所执的长矛也几乎要碰上高欢的身体，他大叫道：“贺六浑，今天贺拔破胡来取尔的性命！”高欢吓得气都透不过了。在此紧急关头，他旁边刘洪徽射中了两名骑兵，段韶又一箭射杀了贺拔胜骑的马，再等后面的兵士送来副马，高欢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贺拔胜叹道：“今天可惜没有带弓箭，这是天意不让我杀高欢！”

战斗还在继续。西魏左军失利，东魏军又恢复了信心，越战越勇，宇文泰亲自领兵迎战，也败退下去。这时，天色已暗，西魏兵无心再战，向西撤退。东魏兵不肯罢休，跟踪追击，幸得独孤信、于谨收容了一部分散兵，从后面袭击，东魏军想不到后面有敌兵，引起一阵惊慌，才不敢再追。

高欢进到陕州，文官封子绘主张乘战胜之势，进兵灭掉西魏。然而高欢和众将都没有再战的勇气了。毫无疑问，这又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三年半以后，高欢发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再次进攻玉壁。他的目的是诱使西魏出兵，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彻底打垮西魏。但是，宇文泰相信玉壁险固，也相信王思政推荐的继任人韦孝宽，就没有出兵去救。

果然，从东魏武定四年（西魏大统十二年，５４６年）九月到十一月，高欢苦攻玉壁五十天，损失兵力七万人，终于一无所获，解围而去。这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攻防战。玉壁用的水来自汾水。高欢在上流改变水道，一夜完工，但是城中早有准备，始终没有发生水荒。高欢在城南堆起土山，想从山上打进城去。韦孝宽命在两座城楼上缚上木材，使城楼始终比土山高。高欢改变策略，开凿十条地道，想从地下打进去。韦孝宽掘长壕，壕边派兵防守，东魏兵掘到壕边，一露身就被抓起来杀掉。西魏兵还预备好柴和火种，把柴塞到地道里，点上火，用皮排打气，地道里的敌兵不是被烧死便是窒息而死。东魏兵用攻车撞城，所撞之处，无不损坏。韦孝宽用布幔对付攻车，布幔是软的，撞上去不起作用。东魏兵在长杆子缚上松枝麻梗，浇上油，点火烧布。韦孝宽便用锋利的长钩，伸出去割断杆子，松枝麻梗都落到地上。东魏兵又在四面掘二十条地道，中间架上柱子，放火烧柱，柱子断后，上面的城墙因下面空虚，自然坍倒。韦孝宽就命什么地方坍，就在什么地方竖木栅，挡住敌人进攻的路。韦孝宽还出兵反击，夺占土山。高欢攻城的伎俩已经用完，韦孝宽防守的手段还绰绰有余。

高欢撤兵时已经有病，回晋阳后，日益沉重，到下一年的正月里便死了，年五十二岁。

四五　　高欢父子的虐政

高欢起兵反尔朱氏时，曾告诫部众不要欺凌汉人。这一条，后来根本没有做到。东魏初年，文武官吏贪污成风，行台郎中杜弼要求高欢加以整顿。高欢不肯，他说：“弼上前来，我同你说。天下贪污，由来已久。现在督将的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一直在招诱，是去是留，不少人都拿不定主意。江东又有萧衍这个吴中老翁，专门考究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把他看作正朔所在。我如果严明法度，恐怕督将都要投降黑獭，士人都要投奔萧衍，人物流散，这个局面怎么撑得下去！不过你不要心急，你的话我不会忘记的。”

天平四年（５３７年），沙苑之战以前，杜弼要求先除内贼，然后西征。高欢问谁是内贼。杜弼说：“掠夺百姓的勋贵就是内贼。”高欢不回答，只命兵士夹道列队，弓箭手张弓搭箭，作出预备射的模样；拿刀的举起刀，执矛的按住矛，然后叫杜弼从刀枪丛中走过去。杜弼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遍体流汗。于是高欢阴阳怪气地开导他说：“箭搭上并不射，刀举起了并不斫，矛按着不往前刺，你已经吓得亡魂丧胆。勋贵都是身犯锋镝，百死一生，尽管有点贪财之类的事情，但是都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不好同寻常人比的啊！”杜弼无可奈何，只能叩头，承认自己见识不高。

这就是高欢的强盗逻辑！依照这种逻辑，兵将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敲诈勒索，横行不法，岂非一齐变成应予谅解的行为？

高欢号令军人时，常令属员张华原做代表。他对鲜卑兵说：“汉民是你们的家奴，男人代你们种田，女人代你们织布，缴粮缴帛，让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还要欺负人家？”这几句话里暴露出两点实际情况，一是汉人百姓的社会地位极低，等于鲜卑人的家奴；二是鲜卑族武人经常欺凌汉民。张华原对汉人则说：“鲜卑人好像是你们家里的作客（长工），得了你一斛粟、一匹绢，就替你打贼军，使你能够安居乐业，你们为什么还要恨他们？”这是粉饰的辞令，不必另作解释了。

当时鲜卑人轻视汉人，只怕一个高敖曹。一次有人向御史中尉刘贵（鲜卑人）报告，治河的民工溺死了不少。刘贵随口说：“一钱汉，让他们死好了！”“一钱汉”意思是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其时高敖曹恰好在座，闻此勃然大怒，站起来拔刀要斫刘贵。刘贵逃回自己营里，高敖曹不肯完，击鼓集合本部兵士，要打刘贵。侯景等再三劝解，他才罢休。

高欢常在晋阳，使堂弟高岳和侍中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本姓徐，高欢认他做堂弟）、左仆射司马子如在邺辅政，号称“四贵”。高岳爱好酒色，奢华比高氏诸王都厉害。孙腾先从尔朱荣，后从高欢，是他的心腹，也是“四贵”中最非法专恣的人物。在他手里，若没有贿赂，什么事也办不成。高欢明明知道，也屡加谴责，然而他就是不改，高欢也依旧任用。高隆之为人最阴毒，稍有不合，便要报复。司马子如自称是晋朝皇族后裔，他受纳财贿，毫无顾忌；巡视州县，下级说话稍不合意，便令武士拖下去，把刀搁在颈上，进行威吓，也是个穷凶极恶的人物。

“四贵”的权势越来越大，高欢也不十分放心。东魏武定二年（５４４年），高欢任高澄做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做录尚书事，把左仆射司马子如升做尚书令，由高洋继任左仆射。这个安排的作用，是把门下（侍中、给事中等）所掌机密移归中书，从而削弱“四贵”的权势，把大权集中到高澄手里。录尚书事在两晋南北朝本来是掌实权的，但是魏朝宗室的元弼做这个官，却不过是摆摆样子。

高澄、高洋都是高欢的儿子。这年，高澄二十四岁，高洋只有十六岁。有个著名的高欢试子的故事。高欢拿一团乱丝，叫几个儿子解开。别人都搞得手忙脚乱，还是解不开。高洋拔刀就砍，还说：“乱的该斩！”高欢很欣赏他的“快刀斩乱麻”的作风。还有一次，他叫他俩每人带一队兵，分头出发，然后他又派披甲的骑兵佯攻。高澄等都因事出意外，惊慌失措，高洋却不慌不忙，指挥部下迎敌。徉装敌将的彭乐连忙脱下头盔，说明来意。高洋还不完全相信，一定要把他擒获，押到父亲面前，才把事情完全弄清楚。

高澄一上台便对老的权贵不客气，孙腾见他时，礼貌不太周到，他立刻叫左右把孙腾从坐床上拖下来，立到门外头去。高洋当他的面拜高隆之，叫他叔父，便被高澄骂了一顿。高欢不叫儿子尊重公卿，反而向他们打招呼，说是儿子大了，公等要让让他。因此公卿都怕高澄。

高澄重用博陵崔氏的两个人，一个崔季舒，做中书侍郎，是高澄放在东魏孝静帝身边的人；一个崔暹，做御史中尉（当时是御史台的主官），任务是打击别人，树立高澄的权威。

他们为官从政，颇有做作的地方。有一次，朝廷大员在座，高澄故意使崔暹迟到。侍从报了“崔中尉到”后，高澄起立迎接。两人昂着头，略为提起点袍子，慢吞吞地走进大堂，然后面对而作揖。崔暹不等让坐就坐，酒过两巡，便起立告辞。高澄要留他等席散再走，他推说有紧急公务，必须马上回御史台。他走时，高澄又毕恭毕敬地送出去。又有一次，高澄和大员们游山，在路上遇见崔暹。御史台的侍从手持赤色棍棒，见高澄的导子占住了路面，举起棒就打。高澄一点不动气，而且主动让路。这些举动，分明是做给人看的。

崔暹弹劾过司马子如、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另一个受高澄重用的尚书左承宋游道也弹劾过一批人，包括司马子如、元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羡等。高澄曾把司马子如关进监牢。此公平生没有受过这等惊吓，据说一夜过后头发全部变白。然后高欢出场，写张条子给高澄，说：“司马令（令，尚书令），我之故旧，汝宜宽之。”高澄遵照父亲的指示，要放他出来，但又要做恶作剧。他立马大街，命人把司马子如押到面前，这个老家伙（五十六岁）吓得要命，当是要杀，怎么也想不到是当场脱下刑具，宣布释放。其余被弹劾后降官、罢官、削爵的也有多人。

崔暹真的不惧权贵，看见有问题就弹劾吗？否。在高澄而前，他是个十足的马屁精。魏高阳王元斌有个庶出的妹子玉仪，不受本家承认；做了孙腾家的歌妓，又被抛弃；高澄在街上把她收留下来，非常宠爱，封为琅邪公主。高澄自忖崔暹一定要谏，而且把这估计告诉了崔季舒。不料三天后，崔暹进见时，故意把名刺（名片）落在地上。高澄问：“带上名刺有何用途？”崔暹一本正经地道：“想参见公主。”高澄喜出望外，就拉着他的手臂，领他进去见公主了。后来崔季舒对人说：“崔暹常怪我逢迎别人，会拍马屁，在大将军面前，说叔父（季舒比崔暹长一辈）可杀，但是他自己所作所为，比我严重得多。”

这种靠打击别人来树立自身权威的做法，不会保持团结，只会促进分裂。高欢一死，问题就出来了。侯景从东魏天平三年（５３６年）任南道行台起，到武定五年（５４７年）高欢去世，十多年间，一直统率十万大军，驻在河南。他看不起高澄，曾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高王一旦不在了，我不能和鲜卑小儿共事！”此人在高氏将领中确有特点，他出身边镇戍兵，羯人，右脚比左脚稍短，不精弓马却诡计多端，是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河南西有西魏，南有梁朝，高欢不能不借重他，但是估计将来不是儿子所能驾驭，特地留一个慕容绍宗，不加重用，让儿子给他高官厚爵，以防侯景变心。高澄当了权，一味树立自己权威的做法，侯景看在眼里，而且也遭受过弹劾，自然要寒心。高欢病重时，高澄用父亲的名义，写信召侯景来洛阳，显然是来后就不让他走了。但是他不知道，高欢与侯景有过约定，来书须有特定暗号。他收到了没有暗号的信，又知道高欢有病，断定在鲜卑小儿手下没有自己生存的可能，不反也要反了。

高欢将死时，问儿子：“我虽病，汝面更有余忧，何也？”这个问题不像是人说的话，父亲病重，按理儿子必定悲伤，高欢却以为，“澄当以得尽总内外大权为喜，不应更有余忧。”（《通鉴》卷一五九胡三省对上引句作的注）原来高澄之忧，只忧侯景要反，至于父亲之死，倒像是该庆祝的。这对父子都是缺乏人性的两脚动物。高欢之死，高澄并不悲伤，另有一件事情可以作证。高欢死于武定五年正月。四月，高澄到邺，孝静帝设宴招待，他不仅赴宴，而且还偷快地起身舞蹈。依照历代礼法，尊长逝世之初，都不应该这样的。

高欢对孝静帝表面上很恭敬，君巨之间，相安无事。但高澄连这点面子也不买。有一次陪皇帝饮酒，劝酒时毫无礼貌，皇帝耐不住了，气愤地道：“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联实在不想活了！”高澄听了，怒道：“朕？朕？狗脚朕！”叫崔季舒打皇帝三拳，然后自顾自走了。

孝静帝恨极，与宗室元大器、侍讲荀济等同谋，以堆土山为名，在宫中掘地道，通到高澄府里，想杀高澄。高澄发觉后，带兵进宫，质问皇帝为什么要反，自称父子有功于社稷。孝静帝也豁出去了，跟他吵道：“自古以来，只有臣反君，从来没有君反臣的。王自己要反，怎么反而责备我！我杀了你，社稷安，不杀，亡国就在眼前……”这是历史上极少见的君臣吵架时的对话。吵当然是白吵的，孝静帝结果被幽禁起来，几个帮他的人都被活活煮死。

武定七年（５４９年）八月，高澄正在和陈元康、杨愔、崔季舒等秘密商议受禅时，膳奴兰京进来上菜，他突然拿起藏在盘子里的刀，刺死高澄。陈元康掩护高澄，身受重伤，在当天晚上死去；杨愔狼狈逃走，掉了一只靴子；崔季舒躲到厕所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兰京是梁徐州刺史兰钦的儿子，被俘后，高澄拒绝兰钦赎取的要求，把他放在身边做膳奴，因而出现这事件。这是高澄自作自受。

高洋得讯，立即进府，指挥将士，杀死兰京和他的几个同伙，然后出外宣布：“膳奴造反，大将军受了点伤，并不严重。”当夜，他命大将军督护唐邕，要他安排好镇守各地的将士，唐邕很快就完成了任务。高澄的死讯过了一两天便瞒不住了。高洋决定留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杨愔留守邺中，其余勋贵都跟他回晋阳。高澄被刺后的第四天，孝静帝正在高兴，以为大权可以回到帝室了。不料高洋上殿向孝静帝辞行。他带着八千兵士，跟他登殿的二百多人都手按刀柄，像是随时准备厮杀。高洋本人不开一声口，只令人传话，说：“臣有家事，须往晋阳。”传话完后，拜了两拜，便掉转身躯走了。孝静帝大惊失色，目送他的背影，咕道：“此人又像不是好相识，朕的死日看来快要到了！”

高洋其人，比高澄厉害得多。高欢看得很准，认为这个孩子比自己强。高澄却浑然不觉，而且认为兄弟的面相不好，依相法不会富贵。高澄当权时，高洋处处退让。他为妻子李夫人弄了点好的服饰玩物，高澄常要夺取。有时李夫人生气不肯给，他总是笑笑，说：“这种东西并不难得，老兄要嘛，不必小气。”他退朝回府，就闭门静坐，会整天不开口；有时在家里跑跑跳跳，夫人问他这是做什么，他只说玩玩而已，其实是借此习劳，同晋朝陶侃运凳是一样的意思。他城府之深由此可见，高氏兄弟互相防范有如敌手，也由此可见。

高洋既然深自韬晦，所以不但高澄以为他没有什么能为，连功臣宿将也看他不起。后来，处理高澄被刺事件时，他从容自若、有条不紊的手段便使人大为惊奇；到了晋阳大会文武官时，其神采飞扬，言辞敏洽，更令人刮目相看。他修正高澄时不甚妥当的政令，把高澄亲信的二崔打了一顿鞭子，贬滴到北边任职（二人不久复用，从略）。

高澄死前，已在准备受禅。高洋上了台，皇帝就轮到他做了。东魏武定八年（５５０年）五月，高洋受禅即位。在此之前，自然有封齐郡王，进齐王，进相国，加九锡那一套顺序，笔者就一笔带过了。高洋就是北齐文宣帝。他追尊高欢为高祖神武皇帝（原为太祖献武，后改），高澄为世宗文襄皇帝。那个被废的东魏孝静帝，开头循例封了个王爵，过了一年多，便被杀了。

高洋做皇帝之初，有点励精图治的样子，但是赋役繁重，以致引起淮南人民反抗，此另见有关陈霸先的第五十一篇。他实在是个残酷的暴君，在位的日子稍长，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恨高隆之以往对他不敬，又恨他不赞成受魏禅，到天保五年（５５４年），听了崔季舒“隆之每见打官司的人故意表示哀怜之意，表示爱莫能助”的谗言，便勃然大怒，把他禁闭在尚书省里。后来又听到一些别的话，便叫壮士把他打了一百多拳，放出后从驾外出，这个花甲老翁即因伤势转重而死。

高洋把娼妇薛氏纳入后宫。这个女人以前到过高岳家里。高洋听人密报，说高岳造的住宅，处处模仿皇宫的格局，就硬说高岳与薛氏有奸情，逼他服毒酒自杀。他对薛氏原极宠爱，一天忽然想起她和高岳有关系，便借此把她杀了。杀了以后，又似怜香惜玉地把死人脑袋放在怀里，宴饮时拿出放在盘子里，对它流泪，说“佳人难得！”

他的行为越来越放纵，有时整天整夜唱歌舞蹈；有时披头散发，穿着胡服；有时骑驴、骑牛、骑骆驼、骑象，都不加鞍子、僵绳；有时要崔季舒、刘桃枝背着他走，一边走，一边击鼓。他高兴到哪里便到哪里，勋戚的府第，市（唐及唐以前，商店只设于特定的商业区—市），居民区，他都要去，走得累了，就在街上或坐或卧。他不怕热，也不怕冷，在夏大的烈日下赤着膊，在冬天的严寒中脱去衣服，狂奔疾走。从者都吃不消，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扩建曹操造的邺城三台（铜雀、金虎、冰井），改称金凤、圣应、崇光，高达二十七丈，台与台之间相距二百余尺，工匠身上都缚着绳子，以防失足。高洋却登上绝顶，跑来跑去，甚至于在上面舞蹈，面无俱色，看的人倒都觉得害怕。他有一次在路上问一个女人：“你看皇帝好不好？”女人不知道他就是皇帝，实话实说：“痴痴颠颠，哪里像个皇帝！”他听了大怒，马上把她杀了。

他到李后家，用鸣镝（响箭）射岳母崔氏，骂道：“我吃醉了连太后也不认得，这个老太婆算什么东西！”还提起马鞭，把她乱打。他用杨愔做宰相，杨愔还是他的姐夫（高欢把女儿嫁给东魏孝静帝，后来高澄又把她嫁给杨愔），但是上厕所时要杨愔递厕筹（相当于今卫生纸的用具）；发脾气时用马鞭打他的背部，弄得袍子上全是血迹。有一天，他手执长矛走马，三次把矛尖对准左巫相斛律金的胸口，斛律金泰然处之，他高兴起来，赐帛一千匹。

高氏妇女，他不问亲琉，都要乱来，有时还要逼她们与左右侍从乱来，不从就杀。

他制作种种杀人工具，有大锅子、长锯，锉刀、碓等，都陈列在殿庭之中。他吃醉了酒，总是要亲手杀人，当作玩耍。杨愔经常把判了死刑的囚犯，关在宫里，叫做“供御囚”。每逢高洋要杀人时，就拉出来让他杀。

高洋的兄弟永安王高浚、上党王高涣，因谏被装进铁笼，关在地牢里，最后被他和刘桃枝用矛乱刺，加上柴火烧死。他对另一个兄弟常山王高演略有忌惮，但也曾把他反绑起来，把刀搁在头颈上，问他：“谁教会你谏的？”高演答道：“天下人都闭紧了嘴，除臣还有谁敢说话？”高洋命人乱棒责打，打了几十棒，他自己酒醉睡着，高演才没有被打死。皇帝残酷，臣子学样，宫吏审案都用酷刑。他又穷兵黩武，打柔然、打突厥，筑长城，争淮南，侵江南，损失兵马数十万，加上修筑三台宫殿，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到天保之末，连官俸兵晌也不能如数发放了。

天保十年（５５９年）十月，高洋因酗酒成病而死，年三十一岁。发丧之时，群臣号哭，只有声音，没有一个出眼泪的。其子高殷即位，年仅十五岁。高洋临死时，对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位就夺，只希望你不要杀侄儿。”这一点倒有点预见性。

高殷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常山王便夺了他的位子，把乾明元年改为皇建元年（５６０年）。高演就是齐昭帝。侄儿废帝终于死在他的手里。他做了一年刚出头便死了，兄弟长广王高湛即位，是为武成帝。此后的北齐史事，另见第五十二篇。

四六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现在该掉转笔锋来写南朝史了。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是庚信《哀江南赋》中的两句。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５０２～５４９年），也很长寿，享年八十六岁。在全部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时间如此之长的极为少见；在南北朝短命皇帝极多的时期，梁武帝的长寿更加见得特出。

他处于内部比较稳定的时期，东晋一百零四年，波及建康附近的内战在十次以上；刘宋六十年间有四次；南齐国祚只得二十四年，也有四次。梁在侯景叛乱以前，建康及其附近从来没有战祸。除梁魏邻接地区外，四十六年间（除最后两年侯景叛乱期间），境内平静无事，官叛（梁朝初建时，江州陈伯之反；益州刘季连拒命）民变（如大同八年[５４２年]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刘敬躬以迷信聚众起事）都极罕见，而且发生后很容易平定。同时，北魏国势渐衰，后来又战乱不绝，东西分裂。梁武处于这样良好的内外环境中，却不能有所作为，最后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台城陷落时梁武语）。庚信对此深表惋惜，所以有《哀江南赋》之作。后人读史，也不免感慨系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局呢？答案应当到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去找。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人，与南齐帝室同族。他是个文武全才，三十多岁时，与沈约、谢眺等名列“竟陵八友”之中。他在南齐时多次与魏军作战，建武四年（４９７年）任雍州刺史，镇守重镇襄阳。他在东昏侯时，起兵东下，代齐为帝，已见第三十九篇。

萧衍建立梁朝，具有结束南齐后半期混乱局面的意义。他用八友中的沈约、范云做尚书左右仆射，然而他真正任用的是范云。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办事效率极高，也敢直言。萧衍进建康之初，宠爱原东昏侯的余妃，对政事颇有妨碍。范云引汉高祖入关中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之事进谏，而且不等他同意，便把余妃赐给别人。他在天监二年（５０３年）便死了，享年五十三岁。

范云既死，时人议论梁武一定倚重沈约。但是梁武却认为这位前辈先生（沈约比梁武大二十三岁）尽管“才智纵横”（梁武与范云评沈约语，见《梁书·沈约传》），然而为人轻率。所以只给他做大官，不把国事付托给他。由此可见，梁武初年用人很慎重。

继范云掌机密的是徐勉和周捨。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因范云推荐而得任用。他从尚书祠部郎起，历任中书侍郎、尚书吏部郎等官。梁初礼仪损益，多出自他的手中。他留在尚书省内，执掌机密二十多年，一直在梁武的身边办事。他喜欢谈话，一天到晚不停，但是从来不泄漏半点机密。他生活俭约，衣服器用都像寒士。普通五年（５２４年）因故罢官。梁武本意仍要起用，不料他就在这年死了，年五十六岁，死时“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梁武表扬他的沼书中语）。

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齐时，起家国子生，深受名相王俭赏识。萧衍到了建康，用他掌管书记，历任尚书吏部郎、给事中等官。他任吏部尚书时，案上堆满文书，旁边坐满宾客，手不停笔、应对如流。有一天晚上和门人闲一谈，其中一人提出求官，他正色答道：“今天晚上只可以谈风月，不宜涉及公事。”别人都佩服他公正无私。他不经营产业，说别人留财产给子孙，我只留清白给他们。他于大同元年（５３５年）以七十高龄去世。但是从普通六年（５２５年）起，他就因年老多病，“久阙朝觐”（《梁书》本传语），所以他真正掌机密的时间只能算到此时为止。

梁武帝的年号很多，上述范、周、徐三人掌权的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天监（元至十八年，５０２～５１９年）、普通（元至七年，５２０～５２６年）期间。这段时间，亦即梁武帝在位的前半期，是梁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

继周、徐执掌机密的是朱异。他字彦和，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于《五经》、文史之外，兼通博弈书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天监二年（５０３年）他二十一岁时，因有人推荐，受梁武召见，使他谈《孝经》、《周易》。梁武帝对他很欣赏，对左右说：“朱异实异。”从此渐受任用。据《梁书·朱异传》说的“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谋”，可见自普通五年以后，徐勉虽在，但权力已尽归朱异之手。从普通六年到朱异去世，连头带尾共计二十五年。《朱异传》说他居权要三十余年，恐怕多了一点（古代史籍的数字常有不可靠处，用的时候都需要审核，我这里说壮恐怕”，因为周捨在世时，他可能已经参与了机密）。二十五年也够长了，比梁武帝在位期间的一半还多。他是个极能干的人，朝仪国典，诏浩敕书，都归他管。各种文书，不管多到什么地步，他一边看，一边作出决断，一刻儿也不停笔，不消多少时候，诸事便了。

这样能干，当然值得称赞，然而他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朱异传》说的“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这是历代常见，总有些善于揣摩上级心思的人，其结果总是误了国家，误了事业，深可慨叹。

第二，他是一个大大的贪官。他和几个儿子在从潮沟到青溪有一系列宅子，中有台池园囿，可供朱异与宾客游览。他家里堆满了四方“赠送”的财货。吃不完的菜肴，每个月要倒掉十几车。试与徐勉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两人的经济情况有天渊之别。《梁书·徐勉传》收有一篇《诫子书》，其中记有为儿孙造房子的事，说由于儿孙长大成家，原来的宅子不够住了，只得另造两宅，所需的钱不够，只得把在郊区的园子卖掉。从他的自述来看，这位朝廷中的要人的“宦囊”不见得充裕，而朱异就用不着打这种穷算盘。

朝政操在朱异这种人手里，梁朝这所“大厦”自然不免于日趋朽败的命运。试看梁武帝后半期国势不振的状况。

天监十五年（５１６年），浮山堰坏，梁与魏争夺淮南至此告一段落（已见第四十二篇）。从天监十六年到普通四年（５１７～５２３年），梁限于国力，不再作进取的打算；魏则政争迭起（参见第四十一、四十三篇），无暇南顾，最后爆发了六镇起义。普通五年，梁武帝见北方大乱，雄心勃勃地出兵攻魏。这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三年，正当前后两半期的分界点上。

梁朝的军事机器运转得并不很灵。六月，命豫州（合肥）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从八月起，捷报不断，攻克的地方很多，但都是些小据点，而像寿阳、涡阳、淮阳、郢州（义阳，今信阳）等要地，却都没有打下来。后来裴邃曾以三千骑打进了寿阳外郭城，与守军一日九战，因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只得退出。李国兴等也曾攻克义阳三关，然而围郢州将近一百天，终于因北魏援军到达而撤走。

普通六年（５２５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梁。这是梁的一大收获。同时，裴邃攻克新蔡（今属河南）、郑城（今安徽颖上），汝水、颖水之间，纷起响应的不乏其人。魏河间王元琛等救寿阳，也被裴邃打败。

梁朝没有把有利的形势发展下去，反而把它断送掉了。武帝派皇子豫章王萧综进驻彭城，总督各军。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是南齐东昏侯的宠姬，她被梁武帝占有后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故萧综的父亲是东昏侯还是梁武，是有疑问的。萧综长大后，为知道自己血脉所系，曾偷偷地掘开东昏侯坟墓，做“割血沥骨”的试验，又杀死一个儿子，作对照试验，从此就深信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而把梁武帝视为仇人。宫里知道他的情况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告诉武帝。他多次要求担任边防职务，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他到彭城不久，便派密使向魏求降。北魏方而起初不信，拖延了许多时候。六月初七夜，萧综私出彭城，徒步投敌（他久已在内室铺了沙，赤足练走，练成一大能走三百里的铁脚板）。次日，城内众官不见主帅出来，正在莫明其妙之际，只听见城外魏军高声喊叫：“豫章王已经在我军营里了，尔等还呆在那里干吗？”城里等不到王爷，没有人作主，就此各走各的，自行溃散，重新出现了天监五年洛口之役自己打败自己的局面（见第四十二篇）。魏军不战而收复彭城，追击到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方才收兵。梁军损失了十之七八的兵力，只有陈庆之一军全师而回。

梁朝在五月间还有一重大损失，即名将裴邃去世。他字渊明，河东闻喜人，从祖父时起，一直住在寿阳。齐末，裴叔业降魏，他被迫北迁，曾受宣武帝任为太守等官。梁初，他利用从守寿阳之便，自拔南归，天监中屡立战功。当时的名将活到普通年间的只有他一人。

北伐停顿了。普通七年（５２６年）七月，浮山堰旧址发洪水，寿阳城几被淹没。梁武帝知道这情况后，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寿阳。十一月，魏寿阳守将李宪投降。梁共得五十二城、男女七万五千口，豫州自此从合肥还治寿阳。我们若联系梁初争淮南的情形来，梁从天监三年（５０４年）起，就试图夺回寿阳，至此已历二十二年，才因魏北方战乱（普通七年正是葛荣称帝之年）和淮河洪水的有利条件而达到目的。这年，梁军还进攻彭城、新野等地，但都没有拿下。

大通元年（５２７年），北魏内乱更烈，葛荣打破信都，进攻邺城；原来镇压起义军的大将萧宝寅在长安称帝；其余倏起倏灭的反魏起事还有多起。梁朝在此条件下继续进攻，才于其年十月取得东豫州广陵（今河南息县）和涡阳（今安徽蒙城）。涡阳一役，梁将曹仲宗等听到魏援军到达，怕腹背受敌，已经准备撤退，幸得陈庆之坚持，才得成功。陈庆之批评曹仲宗等说：“今诸君皆无斗心，只想退缩，这样哪里是要建立功名的样子，不过是借行军之名掳掠而已！”他的批评直抉梁军弱点，可见当时优秀的将帅是极少的。而陈庆之之所以能迫使曹仲宗等听从，是因为他有一样“秘密武器”，他说：“庆之另有密敕在此，诸君如果定要班师的话，立即依救执行！”曹仲宗等才不敢不听。他身边到底有没有密敕，谁知道。不过他是有来头的，从小跟随萧衍，是头等亲信人士，他说有密敕，谁敢不信！

大通二年，北魏发生了皇太后与大批朝士被屠杀的河阴事件（见第四十一篇），几乎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郢州（义阳）刺史元显达、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北海王元颜等都投降梁朝。这在南朝是从来未有的大好形势。然而曹义宗围魏荆州（今河南邓州）三年不能下，而且因魏援军到达，兵败被擒。魏泰山太守羊侃降梁，因没有南军接应，只能突围出瑕丘（兖州）南奔。这都是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而不能大有作为的证明。

这时有一次震动南北的行动，即大通二年十月至中大通元年闰六月（５２８～５２９年）陈庆之送元颢回洛阳的行动。

梁武帝使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命陈庆之领兵七千人送他北上。他们从铚县（在今安徽濉溪县南）出发，进拔荥城（在今河南雎阳南），到雎阳，击败魏军丘大千七万之众。元颢在雎阳城南即皇帝位。陈庆之进破济阴王元晖业，克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继续西进。魏杨昱守荥阳，有兵七万。陈庆之第一次进攻，没有打下来。魏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的大军陆续将到，梁军将士都很害怕。陈庆之命将士稍事休息，把马也喂饱，然后鼓动大家，说：“我们一路上屠城略地，确实不少。诸君杀死人家的父兄，掳掠人家的子女，又不计其数。天穆所部都是我们的仇人。我军只有七千人，敌军有三十多万，若不决死一战，绝无生路。胡人马多，不可同他们在平原上野战，必须在他们没有全部到达之时，打破城池。诸君切勿迟疑，以致成为人家刀砧上的鱼肉！”

全军将士听了他的讲话，都情绪激昂，摩拳擦掌。他趁热打铁，擂鼓进攻。将士前仆后继，攀登城垣，很快玫克荥阳，擒获杨昱。元天穆等大队赶到时，城池已在梁军手里。陈庆之背靠城垣掩护，率领三千骑兵出击，大破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军。陈庆之又乘胜进攻，魏虎牢守将尔朱世隆弃城逃走，梁军不战而得虎牢。

魏孝庄帝在洛阳呆不下去了，遂渡黄河北走，逃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留守洛阳的魏官备了法驾，迎接元颢。五月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从铚县到洛阳，陈庆之军共取三十二城，作战四十一七次，战无不胜。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孤军深入，毕竟难以持久。陈庆之深知自身的弱点，想要求梁武帝增援，并请求元颢命令各州把陷没的南方人都送到洛阳，以及时补充兵员。但是元颢得了洛阳，不肯再听陈庆之的话，而且怕庆之自行向建康请求增兵，就先向梁武帝上表，说毋须加兵，以免牵累百姓。梁武帝听了他的话，便没有再派兵北上。闰六月，尔朱荣大军渡河南下，陈庆之寡不敌众，只得撤走，所得各城，一下子全为北魏收复。陈庆之部几千人在追兵和大水的冲击下，几乎全部损失。陈庆之剃掉须发，化装成一个和尚，才得逃回建康。元颢逃离洛阳，也为魏人所杀。

这次行动，陈庆之创造了一个奇迹；梁武帝作了一个荒唐的决策，毫无道理地断送了一支精兵。

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北方多事，到梁中大通六年（５３４年），分为东、西二魏，双方恶战。在此期间，北朝对南朝的攻掠仍有所闻。梁中大通五年（５３３年），魏荆州刺史贺拔胜攻陷梁雍州城戍多处，沔北多化为丘墟，为患惨烈。大同二年（５３６年），梁武帝曾下诏伐东魏，其实并没有动静，大概是听说东魏将要南侵而虚张声势。但东魏南道行台侯景却真的于了起来，率兵七万攻楚州（今河南妆南附近），俘获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司州刺史陈庆之出兵反击，把侯景打得连辎重也丢掉，使其赶紧逃走。接着，梁武帝便宣布停止北伐。他丝毫没有用兵的意思，是明显的事实。

很快过了十年。太清元年（５４７年）正月，梁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州郡长官献地投降，满朝庆贺。他告诉朱异，而且说：“我难得做梦，做了梦必有事实。”朱异何等善于奉承，马上说道：“这是天下一统的预兆。”梁武做这个梦，说明他内心很想把中原收入版图，但是国力不足以实现这愿望，就只能做做梦了。

可事又凑巧，这年二月，侯景派丁和到建康，声称与高澄有怨，愿意降梁，“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梁武的梦想可以成真了。他当然高兴，尽管一时还拿不准，曾自言自语道：“我国家金欧无缺，现在忽然受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异在旁听了，他知道武帝意在受降，就顺着他的思路，说“若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无疑”。受降就此决定，梁武帝即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又派羊鸦仁领兵进向悬瓠（今河南汝南），运粮接济侯景。

侯景降梁前，曾先降西魏，降梁后，再求西魏派兵援助，首鼠两端，毫无信义可言。西魏王悦看穿侯景此人“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他劝宇文泰切勿“益之以势，援之以兵”，指出援助侯景，必将“贻笑将来”。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对，便召侯景到长安。侯景不去，他与西魏的关系就断了。

梁朝难道没有像王悦这样见识的人。有是肯定有的，但朱异当道，梁武帝怎么听得到这样的言论？就是听到了，他又怎么肯信呢？

梁武帝的兴致正高。七月，梁军进入悬瓠。八月，下诏伐东魏，以贞阳侯萧渊明（梁武帝兄萧懿之子）任元帅。萧渊明根本不懂得军事，和诸将会议，只会说“临时制宜”。其时梁朝众将，只有羊侃一人深通韬略（陈庆之已于大同五年去世），他屡次建议抓住战机出击，萧渊明都不肯听。自己不懂，又不听内行的话，这个仗怎么打？羊侃料定非败不可，便率领所部，另立营头。

梁武帝的方略是，先攻下彭城，再和在悬瓠的侯景分头北进。东魏得讯后，高岳、慕容绍宗即往救彭城：十一月十三日，慕容绍宗进攻离彭城十八里的梁军驻地寒山。他先攻郭凤一营。萧渊明吃醉了酒，起不得身，命众将往救，都不敢动，只有胡贵孙一军奋勇出战。魏军受挫退却，梁军却产生轻敌情绪，深入穷追，乱了阵脚。慕容绍宗本来怕敌不过南军，嘱咐所部：“我准备佯装退却，诱敌深入，你们就打他的侧背。”这时魏军将士当慕容绍宗是用计，争先出击，前后夹攻，把梁军打得大败。萧渊明被擒时，不知酒醒了没有。梁军损失好几万兵力，只有羊侃一军全师而归。

十二月，慕容绍宗移军攻侯景。涡阳之战，慕容绍宗兵败，与侯景夹涡水相持。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正月，侯部缺粮，坚持不下去了。慕容绍宗用攻心战术，告诉侯部将士：“你们的家属安好，反正后照旧任用。”于是侯部溃散，侯景仓皇渡淮南走，投奔梁朝去了。羊鸦仁得讯，也放弃悬瓠南撤。

寒山兵败的消息报到建康，梁武帝正在睡午觉，被宦官唤醒，说朱异有急事要报。他到前殿阁子里，听到了“韩山失律”，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将下来，宦官连忙扶住。他坐定后叹道：“难道我会蹈晋室的覆辙吗？”

其实事情还可以补救，东魏并没有大举南侵的野心，侯景只剩下一小撮残部，然而梁武帝竟一错再错，把“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大好局面，断送得干干净净，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是用了一个朱异之故吗？不是的，根子在他自己身上。早在大同十一年（５４５年），散骑常侍贺琛已经在他耳边大喝一声，叫他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贺琛也是梁武帝身边的红人。他字国宝，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精熟“三礼”（《礼记》、《周礼》、《仪礼》），曾在家乡聚徒教授。在朝中，梁武帝经常和他长谈，当时有“上殿不下有贺雅”的说法。贺雅是人家替他起的别号。这次他上的奏章却使武帝大发雷霆，立刻口授一道敕文，把贺琛大骂一顿。

贺琛的奏章指出了一些时弊。一是户口减少。国家派遣名目繁多的使臣，大州大县经常要接待十来个，他们到处勒索，于是州逼郡，郡逼县，层层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二是风俗侈靡，官吏越来越贪婪。三是官吏以榨取为能事，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干了若干不该做的事情，浪费了人力物力，以致天下无事而竞财政拮据。

贺琛的指责并不尖锐，批评的范围也并不广。但梁武帝自以为是个有道明君，已经把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至于百姓有穷有富，官吏有好有坏，他以为都是常情，不能把整个局面说成一团漆黑。

这一道敕实在是篇天下奇文。梁武在敕中自夸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皇帝。他说自己已有三十多年不和女人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你看：皇帝一般都好色，谁能像他那样清心寡欲！他又说平生不饮酒，不听音乐，宫里没有雕饰之物。他说自己三更天便起来办事，事情忙的时候，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吃东西，且通常一天只吃一餐。从前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他声称：凡此种种，“为谁为之，救物故也。”把自己说得好极了！

梁武帝是不是有意骗人？不，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尽管他本人十分刻苦，他还是把梁朝弄糟了。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无法作全面的分析，只能简单地讲三点。

第一是在位日久之后，只听得进符合自己意向的话。这不需要再举具体事实了。

第二，他是一个佛教徒。佛教要普渡众生，要求人们以慈悲为怀。但是梁武帝做的许多事情都有悖于佛教的教义。

早在天监三年（５０４年），他就率领僧俗二万人，发愿舍道归佛。十六年，规定宗庙祭祀用面代牲。大通元年（５２７年），他到庙里“舍身”，过了三天回宫。中大通元年（５２９年）。再次舍身，由群臣出一亿万钱把“皇帝菩萨”赎出去。太清元年（５４７年），最后一次舍身，住在庙里达三十七天。此外还多次到庙里讲经。他长斋不吃鱼和肉。他每次批准了重罪后，总是整天为之愁眉不展。

往《资治通鉴》的胡三省对梁武帝这些行为作出过中肯的批评。他说：“万机之事，不可一日旷废”，“舍身”之类的行为显然与政事有碍。胡三省又说：“洛口之败死了多少人？浮山堰之役死了多少人？寒山之败又死了多少人？……把无辜之人驱向死地，不但为儒、道所不许，而且是佛教的罪人。所作所为如此，却为批一件重案而整天愁眉不展，吾谁欺？欺天乎！”（见《资怡通鉴》卷一五九大同十一年条注）胡三省的话讲得痛快极了，萧衍实在是佛教的罪人。

第三，梁武帝对王公贵族非常宽容，对这些人误国家、害百姓的行为，采取包庇放纵的态度。这个问题，天监十年（５１１年），有个秣陵老人就对他说了。这位老人拦住车驾，说：“陛下执法，对百姓严，对权贵宽，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天下人就有福了。”这是应该写进政治学教科书的至理名言。

洛口兵溃是他的六弟萧宏造成的（详见第四十二篇），他不加罪责。但是听到萧宏私藏军械的传言，却非去调查不可。他派人送酒席到临川王府里，说要去和他欢宴。酒到半酣，说要到后房走走。萧宏怕他看见了一百多间库房里的巨额财富，要查问来历，吓得脸色都变了。梁武帝见此模样，更加疑是军械。不料查看下来，光是钱库就有三十多间，每间藏钱一千万，分为十堆，共有钱三亿余。梁武帝见没有军械，非常高兴，赞道：“阿六，你的生计好啊！”

萧宏的财富来自何处？史籍上记载了其中之一，便是高利贷。他在建康设“邸”几十所，放债取息，到期不能立即偿还，便夺占债务人的财产。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霸，梁武帝对他却十分庇护，让他无所顾忌地祸国殃民。

萧正德是又一个例子。梁武帝三十七岁才生长子萧统，在此之前领养过侄儿正德。梁朝建国后，武帝就立萧统做皇太子（昭明太子）。萧正德因此怨恨，一度逃投北魏，又因在北方不受重视，逃回江南。梁武帝不惩办他的叛国重罪，只骂了他一通，骂的时候自己还哭，以后又恢复他的封爵，任他做吴郡太守。以后他与侯景狠狈为奸（见第四十七篇），可以说是梁武帝姑息养奸造成的恶果。

叛国大罪可以轻轻放过，王侯自然更加目无法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的，有在黑夜公然抢劫的，有包庇隐藏亡命之徒的。梁武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不愿意追究惩治。

可他对老百姓却不是这样宽大的。王侯作恶，不加追究，便是不爱百姓。现在再举一个徭役的例子。中大通二年（５３０年），要征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河。太子萧统要求停工，他说：“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说：“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三吴号为富庶之区，人民苦于天灾人祸的状况，由此已可想见。武帝有没有听他而停工，未见记载，只有“优诏以喻”的下文而已。听讼是国家的大事。春秋鲁国曹刿以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公正断案，能得民心），从而断定“可以一战”（《左传·庄公十年》）。梁武帝同鲁庄公相反，不关心刑狱。公卿大臣都不以听讼为意，于是贪官污吏可以为所欲为，冤案很多。囚徒有财力行贿，可以解除刑具，宽松度日；拿不出钱行贿的，真的有病，也得戴着刑具做苦工。

综合起来看，梁武帝初年，任用得人，有积极进取的志向，不失为南北朝时期一个较为英明的君主。在位长久以后，朝中王侯贵族贪纵横暴；执政作威作福，招权纳贿；民间赋役繁重，户口流亡；武帝本人志气消沉，而自信之心甚于早年，虽能摒除嗜欲，却无益于政事。整个国家像一所大厦，外表堂皇，骨子里已经朽败，一旦有外力冲激，就会坍塌下来。这就是６世纪中叶的梁朝。

四七　　侯景乱梁

梁武帝太清二年（５４８年）止月，侯景于涡水大败（见第四十六篇）以后，逃到淮河南岸，身边只有八百名残部，也不知要到哪里去为好。这时，一向对南豫州（寿阳）监州事韦黯不满的马头（在寿阳西北）戍主刘神茂听说侯景来到，却非常高兴，就赶去参见，还献上一条袭据寿阳的奸计。侯景大喜，到了寿阳城下，派人进城，劝韦黯开门接待，只说河南王是朝廷的客人，若不接他进城，万一魏兵追到，河南王有失，朝廷定要见怪。韦黯信了，打开城门。侯景一进城，就夺了韦黯的权，占领了寿阳。

梁朝中断定侯景不可靠的有识之士大有其人。袭占城池之举已经露出跋扈的端倪，然而梁武帝却就此任命他做南豫州牧，大大地助长了他的气焰。

高澄不想和梁打下去，梁武帝也有同感，双方接触频繁。侯景担心他们会把他当作交易的筹码，就向梁武帝上书，说“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梁武帝答书表示，议和归议和，对侯景则“大义已定”，决不会抛弃他，要他放心。但侯景不放心，就伪造高氏来信，说是要求用俘获的萧渊明（梁武帝侄）与梁交换侯景，向朝廷试探。梁武帝和朱异都同意，还写了回信，说是“贞阳旦至，侯景夕返”。侯景拿到了这封信，对左右说：“我早已料到吴老公的心肠薄得很！”这件事，梁朝君臣愚蠢得不可救药。既然口口声声要侯景放心，怎么一下子又准备把他交出去。侯景伪造邺城来信，有来人，有来书，稍加审核，必有疑窦，怎么会给他瞒过，岂不是蠢得不可救药。经过这番试探，侯景不反也要反了。

梁朝君臣对待侯景的办法实在使人难以理解。他在寿阳有所需索，朝廷并不拒绝。他要一万匹锦替军人做袍子，朱异照数发给，只是用青布代锦。他不算一下，一万匹可以做多少件袍子，一算就可以知道他在大举扩军了。他嫌朝廷发的武器不好（可见是发了武器），请求派京里东冶（铁工场）的工匠到寿阳去重造，朝廷也不拒绝。侯景本来兵微将寡，朝廷帮他武装起来，这叫做“资寇兵而赉盗粮”。

侯景在寿阳的行为明显是非法的，他把所属各城的居民都招来当兵，把百姓的女子配给将士。寿阳距长江不过五百里，难道朝廷一无所闻？

侯景的家属都在北方。他要求与王、谢大族通婚，梁武帝不婉转地拒绝，却直说：“王、谢门第太高，朱、张以下可以考虑（江南大族以朱、张、顾、陆为首）。”侯景哪里听得进这种话，怒道：“总有把吴中儿女配给奴隶的一天！”看不起侯景，又何必去刺激他呢？这位老翁（太清二年梁武帝八十五岁）太不懂得北方武将的心理了。

侯景知道临贺王萧正德对伯父皇帝有怨，又知道所部徐思玉在北方时与萧正德相识（萧正德曾逃奔北魏，见前篇），便使徐思玉与萧正德联系，表示愿意拥立他做皇帝。天下哪有自己抢到了地盘拱手奉送给别人的事情！萧正德却利令智昏，以为侯景当真要拥戴他，就此上了贼船。

合州（今合肥）刺史鄱阳王萧范几次密报侯景要反，梁武帝和朱异都不相信。羊鸦仁从悬瓠撤退后，曾受梁武斥责，他不敢回义阳，便留屯淮上。侯景就约他一同造反，他立即向朝廷报告，并且把侯景的使者押解到建康。侯景谋反已经有了确实证据，对此朱异仍不以为意，说：“侯景只有几百名残兵败将，有何能为！”朝廷甚至把使者发回寿阳，不把它看作严重问题。侯景更加肆无忌惮，反咬一口，说羊鸦仁诬告该杀，公然要求扩大辖区，否则就要率兵临江，进向闽越，让朝廷难堪了。这是向朝廷提出的“最后通牒”。梁武帝却使朱异对侯景的使者口头传达他的话，说：“譬如寻常穷人家，有三个、五个客人，还相处得好。朕只有一个客人，惹得他生气，这是朕的过失。”同时厚加赏赐。侯景何等凶恶狡猾，以前高欢如何对他防范，梁武帝不会不知道吧，此刻却以为打个招呼，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知到了可怕的程度。

八月初十，侯景在寿阳起兵造反，以讨伐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这几个都是公众痛恨的坏蛋。少府掌管宫中服御的东西，制局监管器仗兵役，业务都和商贾有往来。这几个人以苛刻闻名，民间怨气很大。东宫官和民间一般没有多少关系，陆验的坏名声是在做少府丞时得来的。

梁武帝知道侯景造反后，命儿子邵陵王萧纶做大都督，率领四路兵马，进行讨伐，以为笃定可以扑灭。

侯景与心腹谋士王伟商议，王伟主张放弃寿阳，直取建康。九月二十五日，他以打猎为名，出了寿阳城；十月初三，袭陷谯州（今安徽滁州）；二十日，兵到江边的历阳（今和县），太守庄铁投降。从这过程来看，萧纶等将帅在一个半月简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如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进军寿阳，侯景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朝廷到十月十三日才派王质领三千兵到江边巡逻。历阳失守后，梁武帝召见都官尚书羊侃，问用兵方略。羊侃主张立即派兵扼守采石，阻敌渡江，一面命萧纶袭取寿阳，使侯景既不能进，又无处可归，乌合之众必然瓦解。朱异却说侯景绝对不会有渡河的意向，把羊侃的意见当作耳边风。

当然，梁武帝并不是丝毫不作军事准备，荒唐的是派一个投奔过北魏的萧正德做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萧正德便利用职权，调集了几十只大船，供侯景军渡江之用。采石也不是完全没有人防守，王质巡江，采石就归他扼守。名将陈庆之的儿子陈听从外任回京师，他怕王质守不住采石，提议要加强兵力。梁武帝就派他去镇守采石。可王质接到调令，不等下任到达就走了。侯景得到谍报，确知采石没有军队防守，于十月二十二日用萧正德备下的船，从容渡江，到了采石。这时，侯景全军只有八千人和几百匹马。

当天晚上，朝廷宣布戒严。太子萧纶受命指挥军事，建康进入了战时状态。梁朝建国以来已有四十七年，江南无事，公卿百姓没有经历过战乱，突然之间，叛军兵临城下，人心慌乱。城外百姓纷纷逃进城内，秩序大乱。太子能够依靠的只有羊侃一人。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今山东泰安东南）人，祖父羊规于刘宋时因主将薛安都降魏，无法脱身，在魏为官。父亲羊祉也做了魏官，但经常教育子弟，要寻机会归南朝。羊侃在魏任泰山太守，于梁大通二年（５２８年）投梁。他是个文武全才的人物，爱读《春秋左传》和《孙子兵法》，马上能使两丈四尺长的两刃矟。他是当时建康城中惟一富有军事经验的人才，指挥作战，在他已是责无旁贷。

太子和羊侃都不知道萧正德附敌，让他负责扼守建康朝南的正门宣阳门。侯景军在秦淮河南岸，萧正德的部将让侯部安渡朱雀航（秦淮河上的浮桥）。萧正德开门揖敌（不是笔者掉文，是萧正德见了侯景真的在马上作揖），于是侯部直逼台城（官城）脚下。至此双方还没有发生过战斗。宣阳门外，朱雀航北，原有庚信带的三千多人，位于萧正德部和侯部之间。但庚信只会做诗赋，他和部下都从来没有经过战阵，对岸射来一阵箭，有一支正中庚信身边的门柱，庚信正吃甘蔗，一惊甘蔗落地，就转身逃走。这支兵（本来不是兵，是宫中文武人员杂凑起来的队伍）马上溃散。守石头城的萧大春（武帝孙）听见台城吃紧，便逃往京口去了，接着部将便降了侯景。若不是羊侃诈称接到飞箭射来的信件，说萧纶、萧渊藻（武帝侄，《梁书·本传》避唐高祖讳，省去“渊”字）的救兵即将到达，台城里面人心稍定，那很可能会被叛军打进去，在当天就结束战局的。其实萧纶还在淮南，萧渊藻在京口（今镇江），他们都不知道建康已危急到了这种地步。

这天是十月二十四日。次日，侯景包围进攻台城，鼓声、喊声，震天动地。叛军放火烧门，羊侃就命在门的上部凿洞，从洞里放水灭火。还有一位将军率领了几名勇士，翻城出去，浇水把火扑灭。叛军又挥动大斧劈一扇门，门快被劈开了，羊侃就在这扇门上钻个洞，伸矛刺杀了两名敌兵，敌兵才不敢再上前劈门。

东宫在叛军占领区内。侯景把东宫的几百名歌舞奏乐的女子，分给军士奸淫取乐。东宫离台城的城墙很近，叛军爬上屋顶，朝城里射箭。到了夜里，侯景在东宫里摆上酒席，饮酒作乐。太子怒极，命人放火烧东宫。侯景也放火烧毁了几处宫署。台城外面，遍地瓦砾。东宫原来富有藏书，此时都化为劫灰，随风飘扬。

二十六日，侯景用几百只木驴攻城。所谓木驴，是一丈多长、有六条腿的木头架子，“驴”身上面蒙上浸湿的牛皮，下面藏六名军士。他们靠“驴”身掩护，在城墙下破坏城墙。羊侃见此，命城上兵士投掷石块，把木驴砸得粉碎，军士也被打死打伤。侯景又改用尖顶的木驴，石块打不坏。羊侃就命兵士扎火把，插上箭镞，浇上油，涂上蜡，点上火，重重地抛下去。这个东西叫做“雉尾炬”。箭做插到木驴身上，大火延烧，一会儿就烧成焦炭。侯景又造了十多丈高的登城楼，推到城边，使军士在楼上向城里射箭。守军看见那么高的车子向城墙逼近，无不惊骇。羊侃叫兵士放心，他说：“车子高大沉重，城边的壕沟填得不实，到了城边，一定会倒。”果然，登城楼被推到壕上便倒下了。

侯景猛攻两天，打不开台城，又死伤了许多兵士。他只得改变战术，筑起营垒，隔断内外联络，准备长期作战。他射箭书到城里，只说杀了朱异等便肯解围。城里也射赏格出去，“有能献侯景首级的，即授侯景所任官职，并赏钱一万万、布绢各一万匹。”

羊侃的儿子羊（族鸟）在城外被侯景抓到。侯景把他押到城下，逼羊侃投降。羊侃大义凛然，不为所动，说：“尽管把他杀掉好了！”过了几天，他又被押来。羊侃对儿子说：“我以为你早已死了，怎么还在！”拿起弓来要射。侯景知道杀他不起什么作用，反倒没有杀他。

十一月初一，萧正德即位做“皇帝”，任命侯景做丞相。他自以为圆了皇帝梦，侯景却在心里觉得好笑。

半个多月过去了，战局仍旧没有进展。侯景心中焦急，既怕四方援军，又因石头城和常平仓的存粮都已经吃光，就命兵士抢劫民间粮食和金帛子女，准备再次发动猛攻。十一月初八，侯景命令在台城东西两面堆起土山，兵士把城外居民赶出来运士筑山，手脚慢一点就打，跌倒了就把上倒上去，将尸体当建筑材料用，到处只听见号哭的声音。城里也筑起土山，太子、亲王以下的人都背土夯土，山上筑楼，招募两千敢死队，多穿衣服，披上铠甲，登山作战。事不凑巧，打了几天，忽然天降大雨，城里的土山坍了。叛军乘势进逼，羊侃立即命令把手头身边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点上火，投掷出去，形成一条火焰阵线，把叛军阻住，同时在里面赶筑一道城墙，台城才得保住。

侯景利用家奴怨恨主人的心理，宣称凡是家奴来投降的，一律解除家奴的身份。他找到一个朱异的家奴，任为仪同三司（意思是不是三公官而得享受三公官的待遇，起初不是正式官名，曹魏才用作官名），让他身穿锦袍，骑上骏马，在城下喊着朱异骂：“你做了三十年官，才做上中领军，我刚跟侯王，已经做仪同了。”城里王公大臣家的家奴听了，三天工夫，逃出去有上千人。侯景都厚加赏赐，这些人也都愿意为“侯王”尽力。其实这些人是被利用了，他们何尝真的翻了身！侯景失败后，他们不知有几个能够脱身，绝大部分肯定是为他殉葬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黎明，第一批援军在城东的蒋山（今江苏南京市钟山）出现。他们来得真慢，但是总算来了，这支兵就是原定攻寿阳的邵陵王萧纶的部队。他们兜了不少圈子，先是到了钟离，打算从那里攻寿阳；在钟离听到侯景已在采石渡长江，日夜赶奔而来。他们渡江时碰上风浪，损失了一两成人马；后在京口又集结了三万人马，便继续向建康推进（根据在京口集结一点，可知他们没有走采石一路，而是先往东再往西，自然走不快了）。最后，又在晚上走错路，迂回了二十多里，没有实现“径指蒋山，突据广莫门（台城北面偏东的门），出贼不意”的预定目标。然而，援军的到达，仍给侯景造成很大的威胁。他把抢得的妇女、珍宝都集中到石头城（石头城位于建康城西面江边），并备好船，以便战败好走。

当天两军交锋，萧纶占了上风。二十八日，进到玄武湖旁（台城在玄武湖南），却又一战大败，萧纶手下只剩一千多人，只好东撤。

二十九日，萧嗣（合州刺史萧范子）与西豫州刺史裴之高等军到达，在长江中的蔡洲驻扎，等待上游各军。

在此紧要关头，五十四岁的老将军羊侃去世。城里失去了惟一的优秀指挥官，又不知道有没有援军到达，上上下下，都很紧张。侯景知道援军会越来越多，想赶快打下台城，日夜赶造攻城器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连续猛攻了十多天，城中一个下级军官吴景精通对付各种攻具和攻击手段的办法，使叛军死伤惨重，保全了台城。十二月二十三日，叛军烧毁攻具，停止进攻。但是有一个投敌的将官教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台城，侯景照此做后，皇宫前面积了很深的水，城里的人处境更加困难了。

援军实在来得太慢。荆州是上游重镇，荆州刺史是武帝的儿子湘东王萧绎。他派儿子萧方等仅领兵万人救建康，而且是在十二月十四日才从公安（今湖北公安北）出发，其时台城被围已达四十九天。这位七王爷（萧绎排行第七）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尽管人家不说，大致也猜得出几分。

不过，急速赶来的也有。韦粲，字长倩，是梁初名将韦叡的孙子，在老远的衡州做刺史。他奉命回建康任散骑常侍，走到庐凌（今江西吉安）时，得到侯景叛变的消息，就立即率领所部五千精兵加速东进。到豫章（今南昌），又知道叛军已经渡江，心情更加焦急。江州刺史萧大心（萧纲子）请他议事，他赶去后两人商定，大心留江州接应，派柳昕领兵二千人跟韦粲到建康。他们没有拖延救援的时间。

司州刺史柳仲礼是韦粲的表弟，他也率步骑一万余人来到建康。年三十夜，韦粲、柳仲礼以及羊鸦仁、裴之高等军都先后赶到了，共有十多万人，在秦淮河南驻扎。根据韦粲的提议，推柳仲礼做大都督。

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正月初一，两军在建康郊区的青塘激战。韦粲军受大雾影响，一度迷路。侯景望见韦部手忙脚乱地建立营栅，就猛扑过来，冲进韦粲大营。韦粲不肯退避，与儿子、三个兄弟、一个堂弟都力战而死。柳仲礼得报，赶往援助、与侯景军苦战，斩首数百级，叛军因逃窜沉死在秦淮河中的就有一千多人。柳仲礼是员勇将，他几乎刺中侯景，不幸被敌将偷袭，肩部中了一刀，若非部将来救，险些遇害。这一战使侯景不敢再渡秦淮河，但援军损失了一位优秀的将领，还有柳仲礼身受重伤，援军也丧失了勇气。

在以后的几天里，又有援军陆续到达。萧纶收拾余部，会合京口方面各军，进到秦淮河南岸。这时，湘东王派的萧方等、王僧辩军，还有远从高州（今广东阳江市西）、天门（今湖南石门）等地来的援军也先后赶到。萧嗣的左右李朗用苦肉计，先吃了一顿鞭子，凭伤投敌，取得信任，然后设法进到城里。正月中旬，城里知道城外已有大量援军，人心为之一振。

形势已对梁朝有利，但梁朝没有一位能够利用有利条件的帅才。援军缺乏统一指挥，大都督柳仲礼为人粗暴，待人无礼，众将不服。宗室王、公、侯之间，也互相猜忌，不能合作。军队虽多，却像一盘散沙，发挥不出力量。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一踏上秦淮河北岸便随便掳掠。建康士民本来把援军当救星，见了这等情形，又都大失所望。

局势僵持到太清三年二月，双方都精疲力尽，很难再打下去。

政府方面：战争爆发时，大家怕绝粮，人人出去运米，一共积了四十万斛；各官衙的钱帛，集中起来，共五十万亿。但是没有储备燃料、草料以及鱼盐等物资。结果只能拆了房子当柴烧，把垫床铺的草抽出来饲马，用完了只好给马吃饭。没有菜，军人捉老鼠、麻雀，杀马，甚至煮皮革制的甲，把人肉和马肉混在一起烧吃。城中原有十多万人，其中能够参与战斗的只有两万多人二三个多月下来，许多人浮肿气急，兵士不满四千人，中间还有许多病号，人死了十之八九，横尸满路，无法掩埋。

叛军方面：侯景军也缺粮，抢也没有抢处。东城的存粮够吃一年，但被援军断了路，无法运来：侯景又听见荆州兵将到，更加着急恐慌。

在此情形之下，王伟向侯景提出一条求和缓兵之计，即利用求和，把东城的米运进石头城；休整兵马，等对方懈怠的时候，再一举击破。侯景大喜，依计行事。

梁武帝还有点英雄气概，听说议和，便怒道：“和不如死！”太子萧纲再三要求允许议和，梁武帝踌躇了许久，才说：“你去办吧，只是不要为千载之后的人所笑！”其时朱异已死，中领军傅岐力待异议，说这明明是缓兵之计，千万不可相信。但是萧纲主意已定，再也听不进忠良的劝告。

二月于三日，双方派人在城外会盟。然而，侯景并不解围，更不渡江北撤，只是抢运粮食。湘东王萧绎率领的荆州主力部队在即州武城（今湖北黄破东南）已经驻扎了一个多月，见朝廷救文说已议和，便准备返回江陵。

侯景运完了米，又知道荆州兵不来，立即撕毁和议，再攻台城。三月十二夜，黎明前。叛军得降将内应，登上了台城西北角。永安侯萧确（南齐萧氏后人，实为梁朝萧氏同族）抵敌不住，退下来闯进宫里，向武帝报告：“台城失守。”武帝躺着不动，问：“还能不能打？”萧确答道：“没法再打了。”梁武叹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当天，侯景带兵进宫，和梁武帝及太子萧纲都见过面。他离开后，军人就把宫中一切所有（包括宫人）抢得精光。三月十四日，侯景用梁武帝的诏书命援军解散。柳仲礼竟接受这命令，于是各军自回本镇。那个自以为做了皇帝的萧正德，这时侯景对他不再承认，只让他做了个侍中、大司马。他知道上了侯景的当，便写密书给萧范，约他起兵反侯景，结果事败被侯景所杀。

梁武帝气恨交加，一病不起，于五月初二去世。二十六日，太子萧纲即位，是为简文帝。

侯景使部将攻取吴、吴兴、会稽各郡，到这年年底完全占有三吴。东魏从台城被困时起乘机扩地，占领寿阳、合肥等地，尽有淮南。

梁朝的天下受到极严重的破坏。然而，天下专事破坏的人物、集团、国家都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很快会受到惩罚，侯景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四八　　侯景的末日

上篇提到，台城开后，侯景进宫见了梁武帝。当时他们有段对话，其中几句如下。梁武帝问：“渡江之初有多少人？”侯景答：“一千人。”“围台城时有多少人？”答：“十万人。”“现在有多少人？”侯景傲慢地答道：“四海之内，有谁不是我的！”梁武帝初见侯景时，神色不变，讲到这里，低下头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这时的侯景，大有大下舍我其谁的气势。但只过了三年又一个月，他就在逃亡途中被杀，暴尸建康，受尽天下人的唾骂。

让我们看他是怎样走向死亡之路的。

侯景死得晚了。从上篇可见，邵陵王萧纶等如果及早集结军队，进攻寿阳，侯景能不能出寿阳都成问题。他出寿阳进军之初，江防若严，建康就不会受兵。“议和”之后，“诏命”援军各回本镇，当时有人劝萧纶，“出贼不意攻之，可以得志。”萧纶不听。柳仲礼身为大都督，完全可以作主决战。他的父亲柳津在城里，登城对他说：“你的君父遭难，你不能竭力，百世之后，将把你说成何等样人！”他也无动于衷。梁武帝曾问柳津退敌之计，这位老大夫伤心地说：“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如何能够平贼！”

柳津身处围城，只看得到邵陵的不是，看不到更加不忠不孝的湘东王萧绎。从上篇可见，围城后期，侯景怕的就是荆州兵。湘东王若及早率主力东下，会合原有援军，数量上、气势上都可以占绝对优势，把叛军悉数歼灭是完全做得到的。后来侯景派董绍先取广陵，于子悦取吴郡，都只带几百个饿得面黄肌瘦的兵士。湘东兵多粮足，怎么会对付不了这支饿兵（湘东王命王琳送米二十万石到建康，船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听到台城失陷，把米沉入长江，开船回去，可见荆州存粮充足）。

侯景打开台城，不废梁武帝，一切行动都用武帝诏命的名义，武帝死了，又让太子萧纲即位，他自己只做“侯丞相”。读史人须知，他不是不想连名带实地取而代之，实在是实力有限，不敢这样做。他常说“吴儿怯弱，容易掩取，当须拓定中原，然后为帝”。所谓“拓定中原”乃欺人之谈，他其实是想连吓带骗，使梁朝所辖各地都服了他，然后把萧家天子一脚踢开。从侯景的行事来看，笔者深信自己的判断绝不会错。梁武帝死了二十六天才宣布死讯，让太子即位。为什么要等二十六天？史书上没有说，从情理推断，是就此取而代之呢，还是让简文帝做一个过渡人物，侯景、王伟等肯定是颇费踌躇的。

简文帝在位两年三个月，实际上是做了两年三个月的囚犯。侯景对他防卫极严，除了几个特定的人以外，不让他接见外人。侯景则以汉王、相国，再加上不伦不类的“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的称号，做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大宝元年（５５０年）十一月，南康王萧会理（简文帝的堂兄弟）等乘侯景不在建康的机会，打算起兵杀王伟，占领京师，不幸被人告发，参与的都遭杀害。事后，几个原来可以进宫与简文帝谈论的人，除武陵侯萧咨（萧范弟，简文帝的堂兄弟）外，都不敢再去了：侯景见萧咨照常办事，又怀疑简文帝知道会理的密谋，竟派人把萧咨刺杀。从此以后，皇帝就更加像囚犯了。

大宝元年四月，湘东王萧绎发布檄文，下令讨伐侯景。他以新君为贼臣所立不用大宝年号，只称太清四年。这是拖了将近一年才采取的行动，实际还是表态。上年四月，世子萧方等撤军回江陵，萧绎就知道台城失守。他只加强江陵城防，掘壕树栅，防侯景来攻。他得了父亲武帝死讯，秘不发丧，到这时方才宣布，这是为什么？答案是兄弟叔侄忙着内讧，没有工夫讨贼。这里需要把台城失守后的上游形势先作一交待。

邵陵王萧纶驻兵郢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从这里往西到荆州，是湘东王萧绎的地盘。再西面的蜀中，武陵王萧纪在那里做益州刺史、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三王都是梁武帝的儿子，从东而西列成一条线，排行也巧，是老六、老七、老八。

在荆、郢的南北也各有一位亲王。南有在长沙的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北有驻襄阳的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两人是亲兄弟，都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也是上述三王的侄儿。

另外还有一个桂阳王萧慥。他是梁武帝兄萧懿的孙子，与河东、岳阳二王平辈，任信州刺史，地在今重庆市奉节东，介于湘东、武陵二王势力范围之间，但从行政区划来说，湘东王以荆州刺史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桂阳、岳阳、河东只王又该受湘东王管辖。为了这重关系，萧慥从建康撤军到江陵，想等萧绎回来，参见后再回信州。不料有人向湘东王诬告萧慥与岳阳、河东二王勾结，要谋害湘东王，夺他的地盘。萧绎不加详察，立即改走陆路，赶回江陵，把萧慥杀了。这是上游诸王自相残杀的开端。他们忙于内讧，侯景就能多一点作恶的时间了。

湘东王听信谗言，也事出有因。入援建康时，萧绎命所属各州出兵，岳阳王萧詧派一员将官领兵前往。萧绎要萧詧自己去，萧詧不肯去。萧绎准备讨伐侯景，向湘州征粮征兵，萧誉认为各有各的军府，不肯服从萧绎。萧绎便决定先用武力解决湘州。

打湘州并不容易。萧誉很得人心，又骁勇善战。从太清三年六月到大宝元年四月，先是世子方等兵败而死，中间鲍泉久攻长沙不克、最后才由王僧辩攻下长沙，杀死萧誉。

太清三年秋，长沙被围，萧誉向雍州求救。岳阳王萧詧亲自领兵攻江陵，大败而归。他恐怕被萧绎并吞，向西魏求救，自愿处于附庸地位，以后成为傀儡政权后梁的首脑，详见下篇。

大宝元年正、二月间，广陵发生过以前太守祖皓为首的反侯景起义。祖皓与广陵人来嶷等纠合勇士，斩叛军将领董绍先，占领广陵城。侯景先派郭元建领兵围广陵，又派侯子鉴领兵增援，自己也前往督战。城破以后，侯景命用乱箭射杀祖皓，再把他的尸体车裂示众，城中居民不论老少，尽被屠杀。萧氏诸王忙于内讧，侯景就可以用全力去镇压。湘东王等实际上起了帮凶的作用。

萧范的兄弟文成侯萧宁在太清三年曾受陆缉等推为首领，袭取吴郡，被侯景将宋子仙打败。大宝元年夏，又在吴郡西乡起兵，被侯子荣击败而死。三吴从东晋以来，日益富庶，除晋隆安三至五年（３９９～４０１年）孙恩起义时有兵祸外，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事（宋泰始二年，４６６年，三吴服从寻阳的晋安王，朝廷使吴喜平定三吴，没有遭到抵抗）。从孙恩失败到台城被围，共一百四十七年；从泰始二年算起，也有八十二年。长期的和平环境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三吴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侯景之乱彻底破坏了这个局面。吴郡三遭叛军烧杀劫掠（侯子悦取吴郡一次，镇压萧宁两次），到第三次已经没有什么可抢，只剩下了人，他们就抢人，有的抓来吃掉，有的贩到北方去卖掉。这是空前的浩劫！

侯景公然提倡烧杀掳掠。他告诫众将：“打开了敌军的营垒城池，要把他们杀光，使天下知道我的威名。”他在石头城立一座大碓，抓了犯他的法的人，就放在碓里舂死。他禁止人们低声说话，违反的连“外族”（母族或妻族）都得治罪。

侯景如此残暴，百姓都希望他快点灭亡。湘东王萧绎宣布讨侯，但仍拖延时日，无异于纵容侯景作恶。萧绎不行动，侯景倒先向上游的萧家藩王发动攻势了。他命任约、于庆率兵西进。

大宝元年七月，任约兵到湓城（今江西九江）。这里是寻阳王萧大心（简文帝子）的驻地。他一战而败，就听母亲陈淑容的话，向任约投降。于庆兵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原属萧范（范此时已死）的侯瑱抵敌不过，也投降了。侯景就命他跟随于庆作战。

叛军的兵锋逼近郢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邵陵王萧纶整顿兵马，准备抵抗。湘东王担心他的兵力强了对自己不利，派王僧辩等领兵，以拒任约为名，进向郢州，声称迎邵陵王回江陵。萧纶痛心之至，对部下说：“我志在灭贼，没有其他用意。湘东以为我要和他争皇帝，故而来打。我若和他交战，将为千载下人所笑，只能走开。”九月，他到齐昌（在今湖北黄陂北）时，所部不过几千人，就派人与北齐联系。齐封他做梁王。他是又一个托庇于北朝的梁朝亲王。他后来移驻汝南（今属河南），于次年二月为西魏军所攻杀。

王僧辩得了郢州。叛军任约也进据西阳（今湖北黄州东）、武昌（今湖北鄂州）。原宁州刺史徐文盛招募了几万兵讨伐侯景，受湘东王指挥，他东进到武昌，与任约对峙。十一月，徐文盛大破任约军，斩骁将叱罗子方等。湘东王讨侯景，到这时才真正有实际行动。侯景得了败讯，派宋子仙等率兵助任约，自己出屯晋熙（今安徽怀宁东北），做他们的后援（上文讲的南康王萧会理谋在建康起义，就是侯景在晋熙时的事）。

大宝二年（５５１年）三月，徐文盛又打了个胜仗，攻克武昌。任约告急。闰三月，侯景留王伟守建康，自己带着太子萧大器做人质，领兵西上。他到了西阳，与徐文盛交战，也吃了一场败仗。但他毕竟是个久惯用兵的人，经过详细了解对方情形之后，决定了一条偷袭郢州的计策。

其时湘东王用十五岁的儿子萧方诸做郢州刺史，以鲍泉任“行事”。他们仗着徐文盛军离州治不远，又连战得胜，就放松了警惕，不作戒备。侯景了解了这种情况，四月，命宋子仙、任约领四百骑兵，走旱路袭击郢州。四月初三这天，风大雨急，天色阴暗。守兵在城上望见疾驰而来的一队人马，连忙进府报告。萧方诸正在和鲍泉玩耍，骑在鲍泉肚皮上，用五色彩线缚他的胡子。鲍泉听了报告，认为不可能有敌军，想必是自己的人马。萧方诸玩得起劲，不肯歇手，更不当一回事。一会儿，接二连三有人来报，鲍泉才命关上城门，但己经来不及了。敌骑直冲进城，宋子仙闯进州衙，萧方诸没有躲处，见子仙便拜。鲍泉钻到了床底下，胡子尺还系着彩线。宋子仙见床下露出点彩线，喝令搜查，把鲍泉拖了出来。侯景知道得了手，利用风势，扯足了帆，越过徐文盛军，于初四进了郢州。徐文盛军受此震动，丧失斗志，不战而溃。徐文盛逃回江陵，所部有些将官因家在郢州，便降了侯景。

郢州失守以前，湘东王已任命王僧辩做大都督，领兵东征。初四，兵到巴陵（今湖南岳阳），得到郢州失守消息，便停止前进，决定扼守巴陵。

侯景得了郢州，气势非常嚣张。他除留兵防守郢州外，命宋子仙领兵一万做前锋，攻巴陵；任约率领一支人马进向江陵，他自率主力在后，水陆并进。四月十九日，叛军到巴陵城下，开始攻城。五月，湘东王使胡僧祐、陆法和救巴陵。侯景使任约邀击这支部队。胡僧祐示弱，诱使追击。六月初二，在赤亭（在今湖南南县附近）一战大胜，擒获任约。侯景攻巴陵一个多月，伤亡加疾疫，已经损失一大半兵，只得于任约兵败的第二天烧营撤走。王僧辩军乘胜东下，于六月下句收复郢州，擒获宋子仙。七月，王僧辩军进克湓城，与从豫章方面来的陈霸先军会合。陈霸先就是后来的陈武帝。这时，叛军的于庆部在豫章因侯瑱反正己退到江州的郭默城（今江西九汀东北，郭默，晋叛将，见第十六篇）。八月初，王僧辩的先头部队进攻郭默城，于庆弃城而走，寻阳城（今九江西南）的叛军也弃城逃遁，王僧辩军的攻势至此告一段落。

再说侯景带了几千残部退到建康，就和王伟商量，想代梁称帝。王伟认为这样做可以“示我威权，且绝彼民望”。侯景就着手进行。他废简文帝为晋安王，幽禁起来，立豫章王萧栋做皇帝，杀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等及宗室二十余人。十月，命王伟以上寿为名，劝简文帝饮酒，待其醉后，即用土囊把他压死。十一月，通过传统的加九锡、受禅等方式，侯景即位做皇帝。然而，登殿的时候，部下几万人呼啸鼓噪上殿，却又是“侯氏汉朝”独创的方式。

侯景即位后，王伟说要“立七庙”。侯景不懂，王伟讲给他听：“皇帝必须祭七代祖宗。”又问他七代祖宗的名字。侯景怎么记得几代祖宗的名字，说：“我只记得父亲名标，而且他在朔州，魂灵怎么会到这里来受用！”众人听了都好笑。部下有人倒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乙羽周，其余只得由王伟胡乱造了点名字凑数。

江陵方面得了简文帝的死讯，王僧辩等便都向湘东王“劝进”。萧绎一直想做皇帝，他与弟、兄、侄儿的摩擦为的就是这个位子，但是为了装出明君的模样，现在不得不暂时拒绝。壬申年（５５２年）二月，王僧辩、陈霸先奉湘东王命，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攻势。

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军队进展很快，一路上很少遇到抵抗。三月上旬，到了姑孰（今安徽当涂），才与侯子鉴部发生一场激战，把叛军击败。三月十二日，战船驶入秦淮河，到达建康城郊。

侯景得到姑孰的败讯，心惊胆战，才后悔不该杀简文帝。他强打精神，命堵塞秦淮河口，沿北岸筑城，建立营栅，作垂死的挣扎。陈霸先奋勇当先，挺进北岸，在石头城西筑栅。各军随后前进，建立八座营盘。十九日，两军决战。侯景率步兵一万多人、铁骑八百余冲突八次，都不能得逞。石头城守将见情况不妙，开城投降。最后，侯景亲率一百多骑兵，丢掉长矛，执刀猛冲陈霸先军，还是冲突不动，终于耗尽锐气，溃退下去。

侯景不敢进台城，带了一百多骑兵，逃往吴郡。侯子鉴、王伟走另一条路，逃往京口。

梁军收复了建康。但是，胜利给居民带来了新的灾难。王僧辩放纵兵士肆意劫掠，百姓男女老少随身衣服都被兵士剥掉，街上只听得到一片哭声。当天夜里，兵士放火，烧毁太极殿，把宫中的宝物抢得精光。

王僧辩从江陵出发时，向湘东王请示，如何对待嗣君（即侯景所立萧栋）。湘东王答云：“六门（指台城的六座城门）之内，自极兵威！”这个人心肠何等狠毒！王僧辩其人，虽有统兵无纪律和后来投靠北齐等劣迹，对此也不肯听命，他回答得很妙，说：“讨贼之谋，是臣的责任；成济之事，请另外交给别人。”成济就是为司马昭行凶杀魏帝曹髦的人。湘东王就把这件事交给了一个名叫朱买臣的将军。侯景兵败逃走后，萧栋和两个兄弟从监禁的地方脱身，两个兄弟都说“总算可以免横死了。”萧栋却说：“还很难说。”他预料得不错。朱买臣找到了他们，就请他们上船喝酒，不等席散，弟兄三人都成了落水之鬼。湘东王希望没有人同他争帝位，简直想把弟兄侄儿全杀光。这样狠毒的人是不大会有好下场的，异日在江陵身死之时，不知道会不会略有悔意，可惜后人没有办法知道了。

侯景的余党侯子鉴逃到江北，与广陵守将郭元建等商议，决定投降北齐。北齐就此占领了广陵。王伟被人抓获，押到建康，再转送到江陵，为湘东王所杀。

侯景本人收拾散兵，有船两百艘、兵数千人。四月，在松江被侯瑱所率追兵打败。侯景只剩下一条船、几十个人。他在沪渎（今上海市西旧青浦的吴淞江）出海，想逃往北方。他再也料不到，杀他的人此时就在身边。他在建康，娶梁武帝的女儿溧阳公主做妻子，霸占羊侃的女儿做妾，用她的哥哥羊鹍做库直都督。羊鹍时时刻刻想复仇，但始终装成忠于他的样子，经常随待身旁。他乘侯景白天睡熟时，令船家改变航向，开往京口。侯景醒来时，见船在长江中，大吃一惊，问江中洲上的居民，说是郭元建仍在广陵。他正想命船家驶往北岸，羊鹍已拔出刀来，命船家不得改变方向，一面用刀指着侯景说：“今天要借你的脑袋去取富贵。”羊鹍在船上已经联络了好几个人，他们一齐亮出兵刃，向侯景砍去。侯景要投水，没有空隙可钻，只得走到船舱里，用佩带的短刀挖船底。这哪里来得及。羊鹍提起矛来，一下便把他了结。他们切开侯景的肚皮，塞进大把大把的盐，以防腐烂。尸体到了建康，王僧辩命把首级送往江陵，把手砍下派人送交北齐，其余部分在建康示众，顷刻之间，便被百姓扯得粉碎。

侯景之乱结束了。十一月，湘东王绎在江陵即位，改元承圣，是为梁元帝。元帝留恋江陵，不去建康。梁亲王争位的斗争也没有结束。西魏、北齐乘机蚕食南朝土地。梁朝没有中兴，梁元帝最后的岁月甚至是非常悲惨的。

四九　　江陵的陷落

梁元帝承圣三年（５５４年），西魏兵破江陵，梁元帝被俘遇害。城将陷时，元帝烧毁所藏图书，为文化史上一浩劫；王公百姓数万人沦为奴婢，小弱尽遭屠杀。这是台城陷落后的又一次大灾难。文学家庚信身经台城之围，江陵陷落前出使西魏，在长安目睹亲友成为俘囚的惨状，伤心刻骨，因有《哀江南赋》之作，声调激越，为千古之绝唱。而赋中“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几句，尤见卓识。台城之涡，萧正德开门揖盗，不能辞其咎；江陵陷落，兄弟叔侄的内讧，何尝不是它的远因。“拨乱之主忽焉”，是庚子山对梁元帝的指摘，他是说得对的（我劝读者读读《哀江南赋》，这实在是难得的好文章，如果嫌长嫌深奥，单读前面的序也可以，选家就常选序文）。

萧绎与萧誉、萧詧两侄的冲突，已见前篇。他与兄弟武陵王萧纪都想做皇帝，矛盾更是不可调和。萧绎讨侯景，如能与萧纪同心协力，可以事半功倍，但萧绎却唯恐兄弟插手。大宝元年（５５０年）五月，萧纪使世子萧圆照率兵东下受湘东王节度，萧绎命他在白帝城驻扎，不准东下。同年十一月，叛军已西进到西阳时，萧纪亲自领兵从成都出发，萧绎又连忙写信去阻止，借口“蜀人勇悍，易动难安”，叫他不要出兵。

大宝二年，侯景进逼江陵，萧绎不求兄弟协作，而向西魏求救，以割让南郑为条件，命梁、秦二州刺史萧循回江陵。萧循不肯服从，于是西魏出兵取汉中。承圣元年（５５２年）五月，萧循力尽而降。梁失汉中，完全是萧绎造成的。

萧循曾向武陵王求救，武陵王命杨乾运一军往救，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他一心一意要做皇帝。承圣元年十一月，湘东王即位改元时，武陵王已经做了半年多皇帝，他在四月里便即位改元天正。剑阁以北转瞬就成为西魏的天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湘东王也不考虑唇亡齿寒的问题。他们两兄弟如果明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诗·小雅·常棣））的道理，携起手来，日后的惨祸，是有可能避免的。

萧纪在成都，萧绎在江陵，各做各的皇帝，他们的“天下”都小得很。萧纪所有不过蜀地。萧绎的荆州，西至峡口，与萧纪分界；北面的襄阳在岳阳王萧詧手里，已属西魏势力范围，他的辖区只到武宁（今湖北荆门东北）为止。岭南为萧勃所据，虽是宗室，也不听他的号令。巴陵（今湖南岳阳）以东，直到建康，以长江为限，诏令能够到达的地方，只在一千里以内；确实管得到的百姓不满三万户（指荆州地区的户口），如此而已。

尽管这样，两家还是要争。承圣二年（５５３）三月，元帝派人向武陵王通报侯景已亡，希望他停止东下。使者到了巴东，便被萧圆照扣留。他怕伯父（元帝）的帝位稳了，自己就没有做太子、做皇帝的希望，就造假情报送到父亲处，说“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听说荆州已为侯景所破”。武陵王信以为真，加速东进。

元帝怕兄弟来抢地盘、抢位子，便向西魏求救。西魏太师宇文泰看准这是个好机会，兴奋地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他派外甥尉迟迥领兵，由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取蜀。

剑阁守将杨略是潼州（今四川绵阳东）刺史杨乾运（即曾奉命救汉中之人）的侄子，他早已看清萧纪是不可救药的，便对叔父说：“现在侯景初平，应该同心戮力，保国安民，而兄弟争战，这是自取灭亡之道。朽木不可雕，世衰难佐，不如送款关中，可以功名两全。”他们早已和西魏联络好了。五月中，魏兵一到，他们先后迎降，魏兵很快就进到成都城下。

武陵王到了巴东，知道侯景之乱已经平定，又知道成都危急，就责备圆照。圆照却说：“侯景虽平，江陵还没有臣服。”萧纪本人也以为己经自称皇帝，不能再做别人的臣子，便想继续东进，但部下将领都担心后方，主张回师去救成都。圆照坚决不肯，萧纪就按他的意见，宣布：“敢谏者死！”于是蜀军继续东进，直抵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

峡口守将陆法和见蜀军声势浩大，几次向江陵告急。元帝把监狱里的侯景旧将任约、谢答仁放出来，派他们去帮助陆法和。两军相持四十多天，萧氏弟兄都有很不光彩的表现。先是元帝怕蜀军势大，写信给兄弟，劝他回蜀，答应让他专制一方。其时萧纪兵势很盛，不肯接受。后来相持的日子长了，作战苦无进展，成都方面又不断有恶耗传来，他就又想讲和，还派使者到了江陵。但那位使臣却把“蜀军缺粮，伤亡很重”的窘态都告诉元帝，于是轮到元帝拒绝议和了。两兄弟都希望对方彻底失败，却不想“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是双方都是输家，胜者只会是西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萧氏弟兄都是很有文采的饱学之士，而见不及此，究其所以然，无非是聪明被皇帝梦蔽塞而已，岂有他哉！

萧纪不仅沉溺于皇帝梦中，还惜财如命。他把黄金铸成一斤重的饼，每箱装一百块，共有一百箱；白银五倍于金；其余还有大量丝织锦绣物品。作战前说要论功行赏，但是从不兑现，所以将士的心都冷了。

七月中，任约、谢答仁发动进攻，大破蜀军。萧纪的退路被江陵兵截断，无路可走。江陵将樊猛禀承元帝的意旨：“抓活的不算成功”，就杀死萧纪。圆照被解到江陵，不给饮食，即在狱中饿死。

成都被围五十天。八月，守臣萧撝等投降，蜀地从此入了西魏的版图。

梁元帝战胜以后，与群臣商议是否要还都建康。江陵群臣大多是荆州人，他们借日建康与北齐只隔一江，形势不安全，反对还都。一部分较有远见的人则认为，“百姓不见车驾进建康，只视为列国诸侯王，不好算天子”，力主还都。元帝本人久居江陵，不愿远离，又听说建康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就决定留都江陵。

元帝错了。建康隔江便是敌境，这虽系事实，但长江天堑，还是容易防守的。而江陵北有襄阳的梁王萧詧，西面的蜀地已属西魏，两面受敌，形势比建康危险得多。梁王詧一直想依靠西魏报河东王萧誉之仇。西魏宇文泰也想利用这点并吞荆州。原梁朝下溠城（在今湖北枣阳东面）守将马伯符虽降魏几年，但对梁朝毕竟还有点旧情，他就把了解的情况，派密使报告元帝，可元帝偏不相信。其实魏兵入侵已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了。

承圣三年（５５４年）十月初九，西魏柱国于谨、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领兵五万，从长安出发，进向江陵。初十，梁武宁太守宗均就向江陵报告魏兵出动的消息（这个人的情报工作是做得好的，他一定是在魏兵出发前已经得到了可靠消息，否则是不可能及时报告的）。梁元帝这几天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老子》，收到了宗均的报告，只得暂停讲学，召集公卿商议。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侍中王琛几个重要人物对此都不相信。其时王僧辩在建康，胡僧祐在江陵众将中是头号人物，他居然认为，两国通好，并无嫌隙，不会有这等事情。王琛上年曾出使西魏，宇文护大概对他彬彬有礼，所以他也有根有据地说，看宇文的神情，必无此理。梁元帝听他们讲得很笃定，便依旧去讲《老子》，只使王琛出使西魏，再去探个究竟。

十三日，魏于谨到达樊城，梁王萧詧率部与他会合。十四日。梁元帝讲不下去了，才停止讲学，宣布戒严。但是王琛很快又传来平安无事的消息。原来、他走到竟陵（今湖北钟徉）的石梵，没有发现魏军踪迹，便写信告诉黄罗汉，说是“境上帖然，前言皆儿戏耳”。元帝听了黄罗汉的报告，又不大相信真有魏军入侵的事情。十七口，他又升殿讲学，不过百官听讲的时候，都穿上军服，算是有点准备的模样。

元帝的心理状态一定很乱：他十七日恢复讲学，十八日便派专使到建康，调王僧辩回江陵任荆州刺史。这是远水不救近火，即使王僧辩接到命令，立即领兵出发，赶往江陵，也需要不少日子（萧方诸军于太清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从公安出发，到三年正月初八才到达建康，可供参考。萧方诸坐的下水船，上水船的速度慢得多，这点也需要注意）。何况王僧辩只是虚张声势，调动军队，根本不敢（也许是不肯）前往。元帝这一着棋是白下了。

风声紧起来了。二十一日夜里，元帝登凤皇阁观看星象，对前途作出不利的推测，悲从中来，叹道：“这次怕要完了！”身边的妃嫔们听了，也都哭了起来。

十一月初一，魏军渡过汉水。于谨命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先截断东西援军的来路。初二，宇文护占领武宁，擒获宗均。这天，荆州也紧张地进行战备。元帝骑马出城视察立栅情况，周围六十多里，都插木树栅。元帝命胡僧祐指挥城东各军，张绾为副；王褒指挥城西各军，元景亮为副；王公以下，都分别规定负责防守地区。初四，命太子上城楼巡视，令居民帮助搬运木材石块。这天夜里，魏军到达离城四十里的黄华，初五到达栅下。初六，裴瓷、裴机、朱买臣、谢答仁开城门出战，杀了魏军一员将官。这是江陵之战的第一次接触，也是惟一的一次胜仗。

十五日，栅内起火，烧掉了几千户房屋和一部分城楼。元帝登城隙望火势时，见魏军陆续渡江，不禁长叹。次日，城外魏军筑起长围，把江陵城紧紧困住。梁将徐世谱、任约在长江南岸，无法渡江。十八日，他们就地筑起营垒，希望造成声势，为城里守军壮胆。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元帝盼望援军越来越焦急，他撕了一块帛，写信催王僧辩，说：“我忍死待公，可以来了！”他让人设法送出去。使者究竟有没有混过魏军防线也无从稽考，更不必说王僧辩有没有收到了。城中诸将几次出城突围，都收不到任何效果。

十二月初，魏军开始猛攻。胡僧祐日夜督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初二，他中箭阵亡，守军的斗志为之大挫。西门守军叛变，开门让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退守金城（内城），派两个亲王出去求和。人心散了，文武官员陆续出去投降。当天天色渐暗的时候，战斗完全结束。

金城中间，还在苟延残喘。元帝十二岁时便好学问，夏天睡在绛纱蚊帐中，有时通宵看书，自称史书一天能读二十卷。他下笔成章，富于著述，有藏书十四万卷。他眼见灭亡在即，竟命舍人高善宝放一把火，把这一大批书全部烧毁。这是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我们须知，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全靠手抄，书籍流传不易，这一把火，使许多书从此失传。谢答仁、朱买臣劝他突围，到南岸任约营里，元帝因不精骑术，觉得为难。谢答仁愿意保他冲出去。元帝踌躇，问王褒是否可行。王褒却说谢答仁是侯景余党，难以信任，还是投降的好。这时城中残部还有五千人左右，谢答仁要求用这点兵力誓死决战，王褒又说不行，谢答仁无奈，气愤而去。

梁元帝出东门投降。他白马素衣，走到城门口，拔出剑来，在门扇上打了一下，无可奈何地道：“萧世诚（世诚，萧绎字）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啊！”魏军兵士看见他出来，上前牵着他的马，走到白马寺以北，叫他换乘一匹瘦弱老马，由一名身材高大的鲜卑人抓着他背后的衣服，押解过去。碰着于谨，那个鲜卑人把他揪下马，逼他拜见。梁王詧又派骑兵把他押到自己营里，痛加辱骂，他只得忍受。次日，见了魏国大官长孙俭，才得带走。长孙俭问他为什么烧书。他说：“读书万卷，还落到如此地步，所以烧掉。”他可以说是至死不悟的蠢人，灭亡纯由自取，与读书有何相于呢？

他又是个残酷的人，上文已见他的若干残酷行为，这里再补一事。江陵狱中有判了死刑的囚犯几千人，有官员建议放出来充当兵士，但元帝不准，还命令悉数打杀。他对待部下有时也相当粗暴残酷。太清三年湘州之役，他原来派王僧辩与鲍泉一同出征。王僧辩因所部集结需要时间，请求重定日期。他怀疑王僧辩是要观望，即手搭剑柄，厉声说道：“你违抗命令，莫非要同贼人合作，你胆敢如此，今天只有死路一条！”他拔剑斫去，正中其左腿根部，王僧辩当即昏死过去、苏醒后又被关进大牢。僧辩的母亲徒步进府赔罪，再三申辩，萧绎的怒气渐退，才给他好药疗治。后来萧詧攻荆州，萧绎束手无策，只得派人到牢里去请教王僧辩。王僧辩提出了拒敌方案，他就把王僧辩放出来，令他指挥作战。胡僧祐也有类似遭遇，不过没有被劈伤而已。如此用人，要人家尽心尽力，自然很难。这样一个人实在没有当领袖的资格。他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

他做了不多几天俘虏，就被杀了，年四十七岁。

魏立梁王詧做梁王，使他住在荆州东城，另派魏兵驻扎西城，名为保护，实系防范。他原有的襄阳也被魏收入了版图。

于谨满载而归，除篇首所述奴婢外，还有府库所藏珍宝，以及刘宋所造浑天仪、梁朝造的铜暑表等。梁王詧失掉襄阳，又见阖城居民尽被掳走，所余只有三百多家，也大失所望。从来靠外力搞自己人的都不会有好结果，萧家叔侄自然逃不出这一铁的规律。

中书郎庚季才到长安后，宇文泰对他很重视，叫他参掌太史。他用私财赎买在江陵陷没为奴婢的亲戚朋友。宇文泰知道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古人攻克了敌国，总是要礼用它的贤士。现在江陵覆没，其君确有过恶。可缙绅有何错处，要沦为奴隶！鄙人是羁旅之臣，不敢献言，所以只能赎买一些熟人。”宇文泰觉得他说得有理，就赦免了好几千人。十七年后的建德元年（５７２年），周武帝下诏：江陵所虏为“官口”的，一律免为百姓。“官口”是国家的奴婢，其余赏给将士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五十　　陈霸先

陈霸先就是南朝最后一个王朝的建立者陈武帝。

经过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江陵之役后，南朝几乎完全垮了。巴蜀、汉中、荆襄都落到了西魏手里。长江下游，北岸全被北齐控制，北齐又把在梁太清元年（５４７年）寒山之役俘获的梁贞阳侯萧渊明立为皇帝，送他南还。王僧辩慑于北齐兵威，变节迎降，接萧渊明到建康。这个局面如果稳定了，那么建康的萧渊明，与江陵的萧詧，都无异于北朝的傀儡，南朝的历史也会于公元５５５年即告结束。陈霸先打破了这个局面，他奋起抗击，稳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使南朝延长了三十多年。他可称是个很有作为的人物。

陈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东）人，从《陈书·高祖本纪》“少俶傥（豪爽）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兵书，多武艺”等语来看，他是个土豪出身。梁大同初（大同元年是５３５年，陈霸先三十三岁），萧暎到吴兴做太守，见了陈霸先，很是赏识。后来萧暎做广州刺史，就把他带到岭南，任中直兵参军。他招兵买马，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队伍。这就是他起家的本钱。

大同年间，岭南多事，陈霸先因此得了出头机会。先是交州土著豪族李贲起事，新州太守卢子雄讨李贲兵败后，即以“与贼交通”之罪，被当时的州刺史萧咨处死。大同八年（５４２年），子雄的兄弟子略等起兵造反，攻广州，要为子雄复仇。其时陈霸先是西江督护、高要太守，他率王千兵往救广州，擒获杜僧明、周文育二将。杜僧明是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周文育是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都是跟卢家到岭南来的，也都骁勇过人。僧明号为万人之敌；文育少时不愿学隶书，称“取富贵但有大槊耳”。陈霸先正要搜罗人才，就把两人留在部下。大同十一年（５４５年），陈霸先从交州刺史杨膘攻李贲，任前锋，连战获胜。次年（中大同元年），又获大胜，基本平定了交州起事（李贲逃亡，后为獠人所杀）。

太清二年（５４９年），侯景使人与广州刺史元景仲联系，想把岭南收入侯氏的势力范围，元景仲欣然同意。陈霸先知道了，便在高要起兵讨元景仲，宣称朝廷已派萧勃来做广州刺史。元氏的部众听到了，顿时溃散，元景仲走投无路，只得自杀。萧勃原任定州刺史，陈霸先迎他进广州，萧勃遂命陈霸先监始兴郡事。始兴今名韶关，是粤北重镇。陈霸先有志讨侯，这里正是北进的基地。

陈霸先到始兴时，恰在台城失守之后。他联结当地的豪杰之士，其中最有名的是侯安都。侯安都涉猎书传，兼精骑射，也是土豪之流，他招募了三千多人，成为陈部主要将领之一。陈霸先积极准备出师，先派杜僧明率二千人进屯大庚岭。萧勃不赞成他北伐，派人劝阻，说什么“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君以区区之众，将何所之！”陈霸先见他身为宗室（梁武帝的堂侄），而对梁朝兴亡漠不关心，深表不满，就派密使到江陵，向湘东王萧绎效忠。萧勃也派心腹谭世远做曲江（今韶关）县令，使他和南康蔡路养联络，同谋阻止陈霸先北进。南康郡治就是现在的赣州，正当由大庚岭北上的要冲。蔡路养是南康土豪，当时起兵割据一方。

大宝元年（５５０年）正月，陈霸先从始兴出发，到了大庚岭。蔡路养以二万之众在南野县（今南康县西南，正在赣州和大庚岭之间）拦住去路。蔡路养的内侄萧摩诃，年仅十三岁（按摩诃于隋仁寿四年从汉王谅反炀帝，失败被杀，《隋书》本传云年七十三岁，据此，则此处的十三应作十九，两个数字必有一误），单骑出战，无人能敌。杜僧明和他交锋，坐骑受伤，陈霸先亲出救护，把所骑的马给他，让他上马再战。陈霸先随即挥军大举进扑，大破蔡路养部，打开了进军道路，攻克南康。他在这里修治崎头古城，作为屯兵之地。湘东王萧绎任命他做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

当时这地区（指与今江西省约略相当的地区）的形势很复杂。侯景的部将任约、于庆在这一带很猖獗。梁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敌不过任约，向他投降。于庆兵到豫章，梁将侯瑱投降。侯景使侯瑱跟着于庆，攻取彭蠡湖（鄱阳湖）以南各郡。巴山（今江西崇仁）人黄法氍聚众保卫家乡，屯兵新淦（今属江西），与于庆军交战。陈霸先即命周文育一军与黄法氍合作。此外，岭南高州叛将李迁仕进兵逼南康，为杜僧明擒杀。新吴（今江西奉新西）人余孝顷也起兵拒侯景。总的说来，这时是形成了陈霸先和于庆争夺江州（此指当时包括今闽赣二省的行政区）的形势。

大宝二年（５５１年），湘东王与侯景在邹州、巴陵等地激战之际，命陈霸先在江州发动攻势。六月，陈霸先从南康出发。事有凑巧，这时于庆在都阳被余孝顷击败，他回到豫章（今南昌），侯瑱反正，于庆遂又逃往今九江东北的郭默城。陈霸先不发一箭，于七月就顺利地到达湓城（今九江），与王僧辩军会师。陈霸先此时有兵三万、船两千艘、粮五十万石。王僧辩军缺粮，陈霸先慷慨地拨给他三十万石。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一大宗粮食，要想东下收复建康，几乎是不可能的。

收复建康之役已见第四十八篇，本篇从略。

梁元帝承圣元年（５５２年），陈霸先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封长城县公。他先奉王僧辩之命，到广陵接受侯景余部郭元建等投降，但刚到欧阳（今江苏仪征东北），知道郭元建等已变卦投了北齐，而且齐将辛术已经进了广陵城。北齐不满足于兼并侯景辖区，又使潘乐、郭元建进攻王僧辩部将严超达扼守的秦郡（今江苏六合西北）。由此陈霸先即派部将徐度去帮助守城，自己又从欧阳往救，并会合王僧辩所派援军，终于大破齐军。

江北人民苦于北齐赋税苛重，不愿属齐，豪杰之士屡请王僧辩发兵援助，都遭拒绝。这年七月，朱盛等准备袭杀广陵齐官，请陈霸先援助。陈霸先一面通知王僧辩，一面发兵渡江。兵到江北，朱盛等已经失败，陈霸先就包围广陵，准备把它打下来。齐文宣帝派使者南下，向王僧辩、陈霸先要求解广陵之围，说肯归还广陵、历阳两城。陈霸先才于九月中撤兵还京口，江北居民跟陈部渡江的有一万多人。

归还广陵、历阳只是一句空话，北齐南侵之谋并没有收敛。文宣帝命郭元建在合肥训练水军两万多人，准备袭击建康，扶植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投降东魏的湘潭侯萧退（梁武帝的堂侄），并且派邢景远、步大汗萨率领大队人马随后出动。其时王僧辩在江陵，陈霸先代镇建康，他得到探子报告，立即向在江陵的朝廷禀报。梁元帝就命在回建康途中的王僧辩到姑孰主持防御。他到姑孰后，调集侯瑱、张彪、裴之横等军在东关（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上）筑好防御工事。闰十月，侯瑱在东关击败来犯的郭元建军。萧退灰溜溜地退回到邺城。梁朝又一次挫败了北齐的南侵。事后，王僧辩回建康，陈霸先仍回京口。

承圣二年年底，苦于北齐虐政的宿预（在今江苏宿迁东南废黄河东岸）人东方白额起兵占据宿预城，归降梁朝，淮南各地也纷起响应。承圣三年（５５４年），陈霸先领兵渡江，包围广陵，使杜僧明率兵三千人，北上援助东方白额。严超达从秦郡进围泾州（在石梁，今安徽天长西北）。侯瑱、张彪两军也向石梁方面出动，以壮声势。这一次，梁朝很有收复淮南大片土地的可能，然而，各军缺乏联系，不能够协同作战。北齐主将段韶看到了这点，他即留兵围宿预，自率主力直奔泾州，击败严敬达军。侯、张两军见状，就退还秦郡。段韶即掉转兵锋，进向广陵，陈霸先只得解围撤退。杜僧明孤悬宿预，也只得撤还。最后，段韶以议和为名，骗东方白额出城，把他杀了。

以后，江陵危急，元帝命王僧辩西上，王僧辩没有行动，已见前篇。江陵的朝廷覆灭后，王僧辩和陈霸先在建康奉元帝的儿子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承制。次年（５５５年）二月，晋安王从寻阳来到建康，即梁王位。萧方智年仅十三岁，毫无能力，梁朝安危的重任都在王僧辩、陈霸先的肩上，尤其是在王僧辩的肩上。

北齐乘危来抢江南的地盘。文宣帝立萧渊明做梁朝“皇帝”，派上党王高涣领兵，送他回南方。文宣帝先派文官邢子才赶往建康，送一封信给王僧辩，要他迎接萧渊明。萧渊明本人也有信给王僧辩。王僧辩开头是拒绝的。北齐见劝说没有效果，便用武力恫吓。东关之战，齐军一举占领东关，杀梁将裴之横。王僧辩害怕，就改变初衷，答应接受萧渊明。五月，萧渊明渡江进建康，即皇帝位，改元天成，立晋安王做皇太子。这个梁国是北齐的属国。

陈霸先不肯接受这个局面。他曾派人到建康反复力争，王僧辩都不肯听。九月，他召集侯安都、周文育、徐度、杜棱四将商议，决定袭击王僧辩。徐、侯二将走水路，陈霸先等走陆路，分头进发。侯安都到了石头城北，弃船上岸。石头城北面同山地接连，靠得很近。侯安都身穿甲胄，手执长刀，叫兵士立在离城最近的地方，把他举起来，抛到女墙里面。部下将士也照此办法进城，直抵王僧辩的卧室。陈霸先带的兵也从南门进了城。王僧辩正在厅上办事，外面报进来，说有兵来到（这是陈霸先军），他正惊疑，又有兵从府第里面冲出（这是侯安都的兵），王僧辩与儿子王頠只带得几十个人，在厅上苦战，终于抵敌不过，逃上南面的门楼。陈霸先逼他下楼，说不下来就放火烧楼。王僧辩父子没法，只得下楼，当天夜里都被绞杀。

陈霸先宣布王僧辩罪状，声明除王僧辩父子兄弟外，一无所问。萧渊明随即退位。十月，晋安王即皇帝位，改元绍泰。晋安王就是梁敬帝。陈霸先让萧渊明做个有名无实的司徒。他向北齐通报：“杀王僧辩是因为阴谋篡位，新君仍对齐称臣，永为藩国。”这其实是缓兵之计。

陈霸先自任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北有强齐，内部也多有与王僧辩关系密切的将领，陈霸先要稳定他的统治，实在不容易。

绍泰元年冬，吴兴太守杜完、义兴太守韦龛、吴郡太守王僧智（王僧辩弟）一齐抗命。这三郡声势相连，几乎包括了京口东南的整个江南地区。吴兴是陈霸先的家乡，他知道杜龛与王僧辩关系密切，已预先使侄子陈蒨回长城故里，立栅自卫。然而，陈蒨手下只有几百兵，战事一起，杜龛就派五千精兵来攻打，陈蒨守住了，但处境仍极危险。陈霸先派周文育率军东征，攻义兴，一时打不下来。陈霸先只得留侯安都、杜棱守建康，自己领兵到义兴。

陈霸先一走，建康就出事。谯、秦（滁州、六合）二州刺史徐嗣徽和南豫州（当涂）刺史任约合兵偷袭建康，占据石头城。侯安都扼守台城，击退徐、任两军，形成相持的局面。这件事从何而起？原来徐嗣徽有个堂兄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他投奔嗣徽，嗣徽就降了北齐，这次乘陈霸先外出，他们就发动了这次偷袭。

陈霸先东征总算顺利。他命韦载的族弟韦翙招降韦载，在解决义兴问题后，他留韦翙守义兴，把韦载留在身边做参谋。他使周文育去对付杜龛，黄他、裴忌去取吴郡，自己赶回建康。王僧智打退过黄他，后见裴忌兵到，以为是陈霸先自己来了，便弃城逃往吴兴。三郡起事，这时只剩下吴兴一郡，问题就不十分严重了。

可建康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好办。北岸可以不断增援。这在陈霸先是事关存亡的战斗，从绍泰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徐、任袭据石头城起，到太平元年（５５６年）六月十六日解严止，前后共达二百二十多天。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绍泰元年十一月，齐军五千人渡江占领姑孰，与石头城的徐嗣徽、任约相呼应。陈霸先命徐度在冶城（在今南京市区南部的朝天宫）立栅，加强防卫。齐翟子崇、刘士荣、柳达摩率兵一万，从石头城对岸的胡墅输送米.三万石、马一千匹进石头城。陈霸先见进犯建康的敌军兵粮日益充足，很是担忧，便和韦载商量，问他该如何是好。韦载说当前最危险的是，敌军分兵占据通向三吴的道路，向东扩张，因此应该在秦淮河南岸侯景的老营所在赶筑城垒，保障与东部联系的运输线，同时截断敌军运粮的路线，才可以稳操胜算。陈霸先依计行事，命侯安都夜袭胡墅，烧毁了一千多条船；命周铁虎攻击敌军的运输线，擒获徐将张领州；又命韦载在大航（朱雀航，秦淮河上最大的浮桥）侯景旧营筑城，使杜棱防守。北齐兵也在石头仓城门和秦淮河南岸分别立姗，与梁兵对抗。

徐嗣徽等仗着北岸有齐大都督萧轨的军队为后盾，便出兵猛扑冶城，陈霸先即亲率精兵往救。徐嗣徽、任约兵败后，他们留柳达摩守石头城，两人自往采石迎接北齐援军。十二月中，梁兵连战得胜。侯安都在北岸深入袭击徐嗣徽的秦郡（六合）老营，把在徐家缴获的琵琶和老鹰，派人送往徐处。徐嗣徽见了，大为震惊。陈霸先与柳达摩交战，烧毁齐军所立两栅。徐嗣徽、任约领齐兵一万多人回石头城，也被侯安都的水军击败。最后，陈霸先猛攻石头城，想凭着连胜的锐气，把它拿下来。柳达摩胆寒，要求讲和，但仍以梁方送质子为条件。建康朝臣因兵粮都感不足，愿意讲和，并提出以陈霸先的侄子陈昙朗做质子的主张。陈霸先不以为然，但是拗不过众人，只得同意。他说：“我若不听大家的意见，一定要以为我舍不得昙朗，不顾国家的难处。现在决心叫他去。齐人不讲信用，以为我国微弱，一定会撕毁盟约。齐寇若来，诸君务必要为我力战！”

十二月中旬，双方议和。柳达摩北还后，因枉自损失了大批兵、粮、马匹，一无所获，被齐文宣帝所杀。

陈霸先的估计完全正确。敌人只是需要喘息一下。两个月后，徐嗣徽、任约袭击采石，抓去了一个防守的军官。三月下旬，齐萧轨等与徐、任合兵十万，从栅门（巢湖入长江处，在今安徽和县西南）出动，进向梁山（今当涂西南的长江两岸有东西梁山，此指南岸的东梁山）。陈霸先在梁山本来已经立栅设防，使侯安都、周铁虎在此驻军，这时又增加兵力，陈霸先还亲自前去视察，慰劳军队。

这里需要说明陈霸先所处的环境。他与梁朝旧将都没有渊源，号令所及，听命者有限。如江州刺史侯瑱本是王僧辩属下，就不肯服从陈霸先，梁山设防本意就是要防侯瑱。周文育军已向盘城进发，只因齐军攻梁山才不得不撤回。由此可见，这时陈霸先控制的地区，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所幸者陈蒨、周文育己于太平元年（５５６年）正月攻杀杜龛，取得吴兴；二月，义袭破会稽，杀亲附王僧辩的东扬州刺史张彪，所以后方稳固，可以专心对付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事。

这一次，齐军在梁山方面不过虚张声势，相持到五月初，齐方突然通知梁朝，只要交还萧渊明就退兵。陈霸先答应备船送他，但是到初九，萧渊明便“疽发背”死了〔这不像是善终）。北齐方面所谓退兵，更无非是麻痹的手段，双方其实都在准备大打。初十，齐军从芜湖出发，走旱路往东向建康推进，把周文育、侯安都等军抛在后面。陈霸先因敌变化，召还梁山各军，集中兵力。二十九日，齐军进到台城以东的倪塘，游骑也在台城城旁出现。

从这天起，空前激烈的建康决战进行了十三天。当天，陈霸先在建康东南面的白城与徐嗣徽军交战，周文育、侯安都当先突阵，生擒齐将乞伏无劳。陈霸先又抽出三千精兵，交给沈泰，渡江偷袭瓜步（在今江苏南京以东长江北岸），缴获了一百多条船和一万斛粮食。

次日（六月初一），齐军进至城东北的钟山；初四，进至城北的幕府山；初九，到了玄武湖西北。从进军的日程和到达的地点看，齐军是从建康西南方面进军，逐渐到达城南、城东南，折而向北，到达城东北、城北，采取包围的策略，而且进展相当顺利，一直处于主动地位。梁军逐处应战，不管发表什么有利消息，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南、东、北三面都出现了敌踪（西面是长江），建康对外联络已被切断，处境非常危险。旧史记述当时形势，说“时四方塞隔，粮运不至，建康户口流散，征求无所”，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尽管这样，齐军却很快陷入了困境。连日大雨倾盆（这本是多雨的季节），积水很深（史籍说“平地水丈余，恐怕不是实况，真有那么深，会把人马都冲走），齐军兵士日夜都立在烂泥里，脚趾都烂了，烧东西吃更是困难。台城城里和潮沟（建康城内人工渠道，沟通长江、玄武湖、秦淮河）以北不积水（也可能是积水浅），而且守军可以轮换到室内避雨休息，健康情况比齐军好得多。十一日，天气转好，陈霸先准备出战，要让将士饱餐一顿，但苦于缺粮，只弄到点麦饭，而且数量还不足。幸而陈蒨及时送到二千斛米、一千只鸭。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令煮熟，发给每人一包用荷叶裹的饭，中间夹几块鸭肉。十二日拂晓，将士吃饱了，日光亮足后，陈霸先亲自领兵，在幕府山方面发动反击。其时猛将萧摩诃隶属侯安都部，侯安都鼓励他说：“卿骁勇有名，但是千闻不如一见……”摩诃不等他说完，应声答道：“今天让明公一见。”激战中，侯安都落马，萧摩诃大喝一声，一马直冲过去，杀得齐军将士四散逃避。陈霸先乘此亲率吴明彻、沈泰等军大举进攻，侯安都既得脱险，就率部绕到敌后，齐军前后受敌，大败溃散，互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梁军擒获徐嗣徽和他的兄弟徐嗣宗，斩首号令，军威更壮。又各处梁军也相继大胜，并擒获萧轨等将领四十六人，只有任约等不多几个人逃得性命。其余齐军将士逃到江边，因船少人多，渡江中沉溺而死的又不计其数。

十三日，梁军烧毁江边齐军遗留的船舰，战事完全结束。十五日，宣布解严。陈霸先得胜了，但是充当人质的陈昙朗却被北齐所杀。

陈霸先的地位稳定了。太平二年（５５７年）九月，他开始以陈代梁的程序，自封陈公，备九锡。十月，又进公为王；再过几天，就受禅为帝了。

陈霸先太心急了。当年曹操何等聪明，终其身“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孙权的“劝进”看作是要把他放到炉火上去烤。陈霸先急于称帝，等于自己爬上火炉。须知梁武帝台城之围后，特别是梁元帝江陵之役后，各地军政长官都是割据或半割据的军阀。新的中央首脑如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安定地方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陈霸先称帝前，只有侯瑱因被别人打败归附朝廷，广州萧勃起兵失败，其余都没有解决。陈永定三年（５５９年）六月，陈霸先去世，年五十七岁。侄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原湘州刺史王琳一得陈霸先死讯，便引兵东下，到文帝天嘉元年（５６０年），他在芜湖兵败，又出奔北齐。而这时巴陵、湘州又为北周所据，后经侯瑱、侯安都等讨伐力战，才于文嘉元年十二月收复。陈朝至此才保有长江中下游（不包括江陵地区）的江南全部，是南朝时期辖境最小的一个朝代。

五一　　恣意作乐的北齐

高湛父子北齐武成帝高湛与其子后主高纬都是除作乐以外不知其他的昏君。本篇即从第四十五篇篇末武成帝继位讲起，时间上大体与第五十篇的内容相衔接。

武成帝最宠信的和士开有一段“名言”，他说：“自古帝王，驾崩以后都化为灰烬，到那个时候，尧舜和桀纣还有什么区别。陛下该趁年轻，恣意作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快活一天，抵得上一千年。国事都交给大臣好了，不怕办不了，犯不着勤勤恳恳自讨苦吃。”武成帝听了大喜，就叫赵彦深掌管官爵，元文遥掌管财政，唐邕掌管军政，冯子琼、胡长粲掌管东宫。他自己则隔三四天才上朝一次，每次也只写几个字，一句话不讲就退朝了。

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人，祖上是西域商人，本姓素和氏。他的父亲已经在朝做官，他本人出身国子学生。高湛做长广王时，他就人王府任参军。高湛喜欢“握槊”（一种博戏，不是握着架角力，读者切勿望文生义），和士开恰巧精于此道，又会弹琵琶，因此两人一拍即合。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批评当时有些人教子弟弹琵琶，学说鲜卑语，讨公卿喜欢，谋“上进”之路。和士开就是靠这种本领往上爬的典型人物。高洋知道了和士开和儿子“戏狎过度”，倒很不赞成，把他贬逐出去。后来，长广王即了位，不仅把他召回，而且还把他升做侍中，加开府，要他随侍左右，他一下子成了朝廷的第一红人。

武成帝不理朝政，这对国势却没有多少影响，原因是朝中确有人才。如他委以重任的几个人，赵彦深从高欢时起就掌管机要，为人小心谨慎；元文遥为人和厚，不与人争竞，重视县令人选；唐邕久掌兵机，在御前检阅，哪怕三五千人，他不看文簿，也都叫得出官职姓名，高洋称赞他一个人抵得过上千人。这几个都是高氏几代旧人，所以政事暂时不致混乱。河清只年（５６４年），朝廷完成修订律令，颁布《律》十二篇，命做官人家的子弟讲习，所以北齐多深通法律的人士。同年又颁布法令，使民十八岁受田输租调，二十岁充兵，六十岁免力役，六十六岁还田，免租调。这两项都是政事进行得有条理的证据。

当时东西对峙，加以突厥强大，北周和突厥曾联兵攻齐。然而北齐将才并不乏人。高家的老亲戚有段韶，他是高欢的连襟段荣的儿子，智勇兼备，曾与高欢论众寡强弱，说“众者，得众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他有这等见识，就非一般的勇将可比。宗室有兰陵王高长恭（一名孝瓘，高澄子），他容貌俊秀，上阵常戴假面，以示凶猛之状，时人为之赋《兰陵王入阵曲》。外戚有斛律氏的将门世家。斛律金先从破六韩拔陵，不久归尔朱荣，后属高欢。他在北齐，一门之下就有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但是这位老将军不以此为荣，曾说“我家靠立功抱忠得到富贵”。他的儿子斛律光，字明月，与段韶、高长恭是武成帝时的三员大将。

齐河清二年（５６３年）冬，周杨忠、达奚武进兵逼晋阳，突厥木杆可汗等也发兵与周军会合。三年正月，段韶在晋阳城下大破周军，突厥见了，不敢交锋，边走边抢，出塞而去。同年十月，周宇文护又大出兵攻齐洛阳。十二月，邙山之战，齐兰陵王长恭为中军，段韶居左，斛律光居右，又大破周军，缴获大量军资器械。

根据上述的情况，当时北齐对北周还占与有优势。但是，在以后几年中，北齐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政争，使国势日益衰落，情况很快就变了。

河清四年，散骑常侍祖挺创议禅子，得到和士开的支持，劝武成帝禅位给儿子高纬。高纬就是北齐后主。

祖珽字孝微，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文才出众，天性聪明，善音律，会弹琵琶，能谱新曲，懂好几种民族语言，高欢父子和朝廷大员都很欣赏他的才能。有一次，他在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饮酒，席上少了两只铜碟子。厨子要求搜座客，果然在他身上搜出。又有一次，在高欢府里宴会，一只金叵罗（杯子）忽然不见，窦泰命座客脱下帽子，金叵罗赫然在他的发髻上面，高欢竟没有给他处分。此外，他曾贪污仓粮，纳贿任人做令史（令史是吏，不是官），这应处以绞刑，但都因其能干而免罪，虽曾从宽除名，不久又得任用。他靠做涂画用的胡桃油的本领，和长广王拉上关系。武成帝初年，和士开把他排挤到外地去做地方官，疏远了几年，这时又活跃起来了。

他吃过和士开一次亏，知道不先同他搞好关系不行，就对和士开说：“足下得主上宠幸，自古以来，无人可比，怕只怕一旦宫车晏驾（皇帝死），事情就麻烦了。”武成帝年才二十九岁，然而那时候国君年纪轻轻的就死的并不少见，武成帝的哥哥孝昭帝就只活了二十七岁，所以和士开听了，内心为之一震，便向祖珽请教有何妙计。他说：“最好去劝主上，说襄、宣、昭三帝的儿子都做不成皇帝，现在应该让皇太子早登大位，以定君臣。这件事情办成了，中宫（皇后）少主都见你的情，这是万全的计策。足下可在主上面前说起，让主上心中有底。我再在外廷上表提出。”和士开果然听得进，也答应了。事有凑巧，天上出了彗星，太史奏说是“除旧布新之征”；祖珽乘此机会上书，说“陛下虽然做了天子，也不好算最贵，传位给东宫，做了太上皇帝，不仅尊贵至极，而且还可上应天道。”武成帝同意了，这年四月即传位给太子高纬，河清四年也改为天统元年。武成帝称太上皇帝，军国大事，仍要由他作主。

祖珽得势了，官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但他想做宰相，对此并不满足，便走了一着险棋。天统三年（５６７年），他上疏奏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罪状。太上皇帝大怒，把祖珽抓来，严词诘问。他与上皇反复辩论，不肯屈服，声称和、元、赵专弄威权，控制朝廷，卖官胃爵，政以贿成。他又说“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听了更火。这次，祖珽吃的苦大了，刀环筑口，鞭子抽打，泥土塞嘴，终被贬滴外地，关在地牢内，仍邢具加身，家属不得探望。由于夜里用芜菁子为烛照明，他两眼也被烟熏得完全丧失了视力。

天统四年十一月，太上皇帝（武成帝）死，年仅三十二岁。前面说过，和士开是他手下的第一个红人，经常随侍左右，因此出入内宫，和胡皇后发生了关系。武成帝死后，他无所顾忌，后主因他受父亲顾托，对他十分信赖，他的威权比以前更盛了。这种情形引起了其他权贵的不满。天统五年（５６９年），赵郡王高叡（高欢侄、后主之叔）、冯诩王高润（高欢第十四子）、安德王高延宗（高澄子，兰陵王之弟）、司空娄定远（高欢娄后的内侄）、尚书左仆射元文遥等，都要求把和士开调到外地去任职。高叡更于胡太后在前殿宴请朝臣时，当面痛陈和士开的罪恶。太后反驳道：“先帝在时，王等为什么不讲？今天莫非要欺我孤儿寡妇？”高叡等没有被她吓住，仍力陈奋争。太后只好说：“过一天再说，今天且散！”高叡等都很不满，有的把帽子掷在地上，有的拂衣而起。第二天，大家又催元文遥进奏，出出进进了三次，仍旧没有结果。左丞相段韶见闹得很僵，只得使胡长粲出去传太后的话，说先帝还没有落葬，事情未免太匆促，请大家再慎重考虑。大家听了，只得散了。胡长粲是太后之兄，时任度支尚书，是代表太后说话的适当人选。

胡太后得到了喘息机会，就和后主找和士开商量对策。和士开何等狡猾，他提出“日头应允，拖着不办”的办法。他说：“可以对高叡说，‘文遥和臣都受先帝任用，岂可一去一留。可都用为州官，暂时依旧领职，等过了山陵（皇帝落葬），然后离京上任。’他们以为臣真会出京，一定高兴。”太后和后主就如法炮制，下表和士开任兖州刺史，元文遥任西充州刺史。武成帝落葬后，高叡等催和士开上路。太后要留他过百日，高叡不答应。几天中间，太后讲了几次。有个知道太后意向的宦官对高叡说：“太后的意思既然如此，殿下何必苦苦不依！”高叡说：“我受委托不轻，现在嗣君年幼，怎么可使邪臣在旁，我不以死力争，有何面目做人！”他再进宫见太后，太后即命左右赐酒，他正色道；“现在议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为了饮酒！”说完，立即退出。

和士开见对高叡无计可施，便采取分化手段，带上两名美女，一卷珠帘，去见娄定远，说：“各位贵人要杀士开，蒙大王（娄定远封临淮郡王）之力，得以保全性命，出任方伯。今当奉别，特来相谢！”娄定远见了美女、珠帘，心中大喜，便说：“想不想调回京里？”和士开故意装得不急，答道：“在里面日子长久了，很不安宁，现在能够出去，实为大幸，只求大王鼎力保护，能够一直做大州刺史，便心满意足了。”娄定远信以为真，送到门口，和士开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说：“现在就要出远门，希望见到二宫辞行。”娄定远一口答应，于是和士开又得到进宫觐见太后和皇上的机会。

和士开装出一副忠良的样子，对太后和皇上说：“先帝驾崩，臣不能随从而死，很是惭傀。看朝廷贵人的模样，只怕要以陛下为乾明（乾明，废帝的年号）。臣走以后，必有大变，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说着就痛哭流涕。太后也哭。后主也真的怕自己被废，哭将起来。于是母子两人都急于问和士开“计将安出？”和士开冷冷地说道：“臣已在此，还怕什么，只需要几行诏书而已。”太后才恍然大悟，让后主下诏，调娄定远出任青州刺史；谴责赵郡王叡不臣之罪。

次日，高叡还要进谏，妻子、儿子都劝他不要再去。他不肯罢休，到了殿门，又有人劝他：“殿下不要进去了，怕会出事。”他毅然道：“我上不负天，死亦何恨！”他见了太后，又是一场无结果，下了殿，便有兵把他抓起来，送到华林园的佛院里。力士刘桃枝是个专做这种差使的人，恭候已久，立即把他杀了。高叡是宗室里有威望的人士。他小名须拔，幼时深受高欢钟爱，长大出仕后，做地方官能劝课农桑，优礼当地贤良人士，带兵能与士卒同劳苦。他死时年三十六岁，朝野都认为是一大冤案。

高叡既死，其余几个都不敢坚持了。和士开重新出任侍中、尚书左仆射。那个娄定远不得不把和士开送的重礼璧还，而且还另外加上许多珍宝。

和士开是上代留下来的人，后主另有自已的亲信，其中陆令萱，穆提婆母子和韩凤、高阿那肱是几个最要紧的人。陆令萱因丈夫骆超谋反被处死，发配掖庭（宫中妃嫔居住的地方）做女奴，其子提婆也跟了进宫。后主在襁褓中时，经常由她带养，稍大些，便常同提婆一起玩耍，所以同他们母子两个，关系很是密切。斛律后有个婢女穆舍利，很受后主宠爱。她同陆令萱互相利用，她认陆令萱做养母，陆令萱让儿子跟她姓穆。陆令萱在宫中的地位，从一名女奴变成一个有权有势的女人，胡太后封她做郡君，后主任命她做女侍中，和士开、高阿那肱都叫她干娘。

韩凤字长鸾，原来是侍卫东官的都督之一（共有二十名）。高阿那肱原来也是侍卫东宫的武官。后主即了位，把韩长鸾升到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把高阿那肱封做淮阴王。

天统五年（５６９年），后主又把祖珽召回京师，让这个盲人重任秘书监、开府仪同三司。后主对他是有好感的，不是他，自己怎么能够及早受禅。上皇去世不久，后主就解除他的囚徒身份，任为海州刺史。他眼睛虽瞎，脑子却十分灵活，就写信给陆令萱的兄弟仪同三司陆悉达，说：“赵彦深人极阴险，要行伊尹、霍光之事（指废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和士开在朝中树敌很多，也想抛弃旧嫌，把祖珽拉过来做一个帮手，而且估计他丧失视力以后，野心不会很大，就与陆令萱一同劝后主召回祖珽。祖珽因此得以复出。

武平元年（５７０年），后主任和士开为尚书令，封淮阳王。和士开的威权达到了顶点，朝中的敌对势力也对他痛恨到了极点，后主的同母兄弟琅邪王高俨是其中的头号人物。高俨为人有决断，办事能力比后主强得多，上皇在世时有过废立的想法。祖珽《与陆悉达书》所谓“伊霍之事”，虽属造谣，而意有所指，否则凭空瞎说，怎能使人相信。高俨做过京畿大都督、御史中丞，都是有实权的官。和士开、穆提婆都怕他，说：“琅邪王的目光好厉害，射在身上，叫人出一身冷汗！”

武平二年（５７１年），和士开等设法规定琅邪王每五天进宫一次。不得随时进见太后。高俨和亲信定计，令人上表弹劾和士开，要求把他逮捕审讯，由侍中冯子琼（胡太后的妹夫）把表夹杂在其他文书中送到后主面前。后主当作是无关紧要的文书，看都不看就批准了。接着，高俨骗领军库狄伏连，说：“奉敕，令领军逮捕和士开。”伏连向冯子琼请示，并请求复奏。冯子琼说：“琅邪王受敕，何必再奏。”伏连便照命令办事。在宫门口埋伏了兵士。七月二十五日，和士开上朝，到宫门口被伏连抓住，押到御史台，便被高俨杀了。

高俨本意只要杀和士开一人，他的左右却认为不可半途而废，他才集结京畿兵士三千多人，屯在千秋门外，然而又不立即冲进宫去，只想骗陆令萱出来，把她杀掉。相持了半晌，斛律光来了。他拉高俨进去见后主，一场政变就此失败。高俨虽有太后保护，也拖延了些日子，但终于被后主以出猎为名，骗去让刘桃枝“拉杀”。从此后主母子失和，太后被幽禁起来，不得与亲戚相见了。

和士开既死，时任尚书右仆射的祖珽成为权力最大的贵人，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依靠和士开、陆令萱向上爬，不惜陷害一向小心谨慎的赵彦深，把他排挤出去做地方官。他身居高位，不能与斛律光和衷共济。斛律光和将军们议论，说：“边境消息，处分兵马，赵令（赵彦深任尚书令）总是和我们商议。盲人执掌机密以来，从来不告诉我们，这样只怕要误了国家大事。”斛律光的埋怨是有道理的。祖珽发觉斛律光对他有看法，便买通他的家奴，问有没有听到议论自己的话。家奴告诉他：“相公夜里常常叹道：‘盲人来了，国家将亡。”’穆提婆想娶斛律光庶出的女儿，被他拒绝。后主要把晋阳的田赐给穆家，斛律光又说：“这片田地，神武皇帝（高欢）以来，每年能出几千匹马的饲料，给了提婆，于军务有碍。”因此，祖、穆两家都怨斛律光。

天统、武平之际，北周与北齐争宜阳，几次争战，北周都败在斛律光手里。北周韦孝宽知道北齐内部矛盾很多，就行使一条反间计，编造几句歌谣，说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懈木不扶自举”，使间谍散布到邺中。不久，小孩们在邺城里传唱开了，祖珽知道了，不仅不查不禁，反而添两句，“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叫人奏报后主。后主问祖珽，祖珽和陆令萱都说确有其事。祖珽还解释它的含义，说：“‘一百升’就是‘斛’，‘盲老公’指臣，‘饶舌老母’像是指女侍中陆氏。斛律几代都做大将，斛律明月声震关西，女儿做皇后，儿子尚公主，实在很可怕。”后主问韩长鸾该不该解决斛律氏，韩长鸾倒认为不可以，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

祖珽等了一阵，见没有动静，又进见后主，问这件事情。后主把韩长鸾的意见告诉他。旁边有个何洪珍，也是后主的亲信，他说：“如果本来没有提起过，倒也无关紧要。提起过了而不施行，万一泄露，如何是好？”后主觉得他说得对，但还是下不了决心。一个相府的属员马上出来添上一把火，说以前斛律光出兵回来，不肯马上遣散部队，有过谋反意图。家中藏有大量军械。后主果然相信，令何洪珍召祖珽进宫，定下了杀斛律光的计谋。

第二天，斛律光进宫，力士刘桃枝从后面扑上去，没有马上把他扑倒。老将军回过头来说：“桃枝专门做这等事情。我生平没有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刘桃枝一个人对付不了他，同三名力士用弓弦套在他的头颈上，终把他勒死。之后，其兄弟幽州刺史斛律羡、子梁兖二州刺史斛律武都等都被杀。斛律皇后本不受后主宠爱，亦废为庶人。北周得讯后，为之大赦。

此后，北齐以高阿那肱录尚书事，与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号为三贵。后主遇事都要韩长鸾出主意。韩长鸾贱视士人，动辄辱骂，常说“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祖珽同这些人终于发生了矛盾。他毕竟不是“佞倖传”中的人物，对政事是认真的。他注意选拔贤能之士，把与百姓有关涉的事务，都划归州郡县管理，并抑制宦官和后主身边亲信的权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陆令萱、穆提婆等发生冲突。武平四年（５７３年），他被逐出朝廷，任北徐州刺史。他不肯听命，要求面见后主，竟被韩长鸾命人拖将出去。他在北徐州，曾有陈兵来攻，他居然能指挥将士，守住城头。韩长鸾故意不发救兵，想陷他于死地，竟没有达到目的。后来他在任上去世，年份不明。

同年，后主以兰陵王长恭威名太重，疑他要反，一杯毒酒，把他杀死。段韶在武平二年（５７１年）先已去世。北齐良将，一个也找不出来了。就在这一年（武平四年）里，陈吴明彻等攻克历阳、寿阳、合肥，收复了淮南全境。

韩长鸾、穆提婆接到寿阳失守消息时，正在握槊，他们停都不停一下，说“本来是南朝的地方，让他拿去好了”。后主倒有点着急，穆提婆安慰他说：“假使国家把黄河以南完全失掉，还可以作个龟兹国。可怜人生如寄，只该寻快活，何必忧虑！”左右侍从都争着说提婆的话有理。后主便也把一天（也许不到一天吧）愁云尽都抛掉，依旧酣饮欢舞，恣意作乐。

后主作乐的情形，虽无细说的必要，但也必须略说一二。他的左右侍从有一种“见鬼人”，真是活见鬼！宫人穿的裙子，有一条值绢一万匹的，不知精致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宗室介绍一种作乐的法子，在浴桶里放上许多蝎子，把人脱光衣服，放到捅里，看他被咬得号叫翻转的模样，当作乐事。这真不是人做得出的事。

不过，再过三年多一点，北齐就要亡了。后主和他身边的恣意作乐的人一个也保不住性命的。

五二　　宇文氏的霸业

从北魏永熙三年（５３４年）七月，魏孝武帝西走关中，托庇宇文泰起，四十余年中，其国号虽有魏（西魏）周（北周、后周）之别，实际上都是宇文氏的天下。宇文氏是东方高氏的死对头。

宇文泰怎样据有关中以及拥立西魏文帝等事，笔者已在第四十四篇中讲过，只是没有提过宇文氏的来历，这里需要作一交待。

宇文是氏名，也是部（国）名。鲜卑宇文部原在辽西，东晋时为前燕所灭。宇文泰的四世祖由燕投魏，迁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他的父亲在六镇起义时流入河北，在鲜于修礼军中，与魏兵交战阵亡。宇文泰先从鲜于修礼、葛荣，后属尔朱荣，又从贺拔岳到关中镇压万俟丑奴，任夏州刺史。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后，他平定乱事，从此成为一方领袖。从上述情形来看，他的创业实以六镇流民为基础。这与高欢相同，不过高欢得到的流民多，他得到的少。东西魏分立时，东强西弱，宇文泰要与高欢相抗衡，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苏绰、卢辫帮了宇文泰大忙。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出身关中世家，从曹魏以来，几代人都官至二千石。汉末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苏绰正是有家学渊源的人士，有“博物多通”的名声；宇文泰与公卿到昆明池（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东南的洼地，汉武帝时开凿，北魏太武帝时修复）观鱼，途中经过城西汉时的仓地，左右没有一个说得出它的来历，有人推荐苏绰。苏绰当时是个著作郎。宇文泰把他召来一问，他讲得头头是道。宇文泰听得很有兴趣，就进一步向他请教天地造化、历代兴亡，他也都侃侃而谈，有识有见。两人都放慢了坐骑，边走边谈。待到了昆明池，宇文泰听得正在兴头，就无心钓鱼，马上回到城中府里，邀苏绰作长夜之谈，向他征询治国之道。

苏绰做著作郎，是出于仆射周惠达的举荐，说他有王佐之才。经过这次长谈，宇文泰便大为信服，次日就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士，我要把国政交给他管。”于是，任他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

苏绰制定各种文书式样、计账（赋役估计数即预算）户籍等法规。西魏所辖只有关陇地区，又在多年战乱之后，国小民贫。苏绰为宇文泰筹划富国强兵的方略，减少官员，设置屯田，又在魏文帝大统七年（５４１年）起草六条诏书，奏明后颁布施行。这六条：第一“先治心”。他说官吏治理百姓，先须治心。心不清净，见理不明，就会颠倒是非。清心不是指不贪财货，而是要公正。做君主的人更要以身作则，使人畏而爱之。

第二“敦教化”。他说近年收成较好，徭役较轻，百姓不缺衣食，有兴教化的条件。教化即是要：“教之以孝梯，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

第三“尽地利”。他要求各地每到年初，就要戒敕百姓，凡是能够使用农器的都下地劳动。也就是劝课农桑。如有游手好闲的，要加以处罚。政府在春耕、夏种、秋收时，不可生事，以免使民废农。另对缺乏劳动力和牛的民户，要劝令有无相通。此外还要教民种桑、植果、种菜蔬，养鸡养猪。

第四，“擢贤良”。他说选举的原则是“不限资荫，惟在得人”。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惟试刀笔，并不问志行”的错误做法。他对“志行”（德）和“材艺”（才）两者，主张先志行、后材艺，明确指出用了“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就是害了百姓。他还主张官不可多，引“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之语，主张必须照此办事。

第五，“恤狱讼”。他强调对案子要“慎”，以至公之心，尽力弄清案情，有疑则从轻，没有弄明白不随意处罚。同时，对于深奸巨猾，则主张严加惩治，达到杀一做百的目的。

第六，“均赋役”。为了做到平均，要“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他主张征税要先劝课，让百姓知道什么时候要纳绢麻，预先准备好。征税差发徭役，要斟酌贫富，差次先后，力求合理。

六条诏书是一份完整的施政纲领。“擢贤良”一条中反对凭门资尤有特色。魏孝文帝改革中重视门族是一个缺点，是把糟粕当作精华吸收过去，使六镇旧人滋生严重的怨恨之心。当时本身门第很高的李冲就反对过，但是孝文帝不肯考虑。宇文氏和所属将领本来不属高门，关陇又是士族势力薄弱的地区，苏绰提出这项改革措施既合乎时宜，也不会碰到多少阻力。

这项改革并不是排斥高门士族，只是不再承认或给与特权。高门士族的优秀分子并不吃亏。卢辩就是这类人士。

卢辩字景宣，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范阳卢氏正是士族中的著名大姓。卢家又是经学世家，他曾作《大戴礼记注》。孝武帝入关时，他在邺任太学博士，得讯便不顾其家，匹马跟到关中。他在长安从给事黄门侍郎逐步升到尚书令。西魏的朝章制度，大多由他制定。

但苏绰有一件事却做得很不成功，即受宇文泰之命改革文体，作《大浩》。宇文泰要革除晋朝以来文章浮华的流弊，命苏绰仿《尚书·周书》的文体，写了一篇《大浩》，而且宣布“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这种一味复古的文章是没有生命力的、尽管用行政命令来推行，也不曾收到什么效果。

作《大浩》在大统十一年（５４５年）。下一年，苏绰便因积劳成疾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在此前后，宇文泰还有几方面的重要措施。

一是建立府兵制度。府兵制起于西魏大统年间（５３５～５５１年），坏于唐代中叶开元、天宝之际，前后两百年，其间有很多变化，现在只说宇文氏创立时的制度。宇文泰仿鲜卑旧俗，将所属分为八部，各部设柱国大将军，共为八柱国。在大统十六年（５５０年）前，八柱国中，宇文泰是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只挂个名，其余六人，每人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各统两个开府；每个开府领一军兵，共二十四军。此外也有做柱国或大将军的，或出镇外地，或无所统御，都不在其内。府兵的兵另编军籍，与地方无涉，是专业军人，不从事耕种。府的总数不满一百，兵数不满五万。大统十五年，西魏已命太和年间改为汉姓的鲜卑人重又恢复旧姓。到恭帝元年（５５４年），帝室也恢复姓氏为拓跋氏，进而还把中原大族的汉姓改为鲜卑姓，如杨氏改为普六茹氏等。诸将改了姓，所统军人也改从其姓。陈寅恪先生据此断言：“明是以一军事单位为一部落，而以军将为其部之酋长。”“其府兵与农民迥然不同，而在境内为一特殊集团及阶级。”（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这是宇文泰时的府兵制度。到他的儿子周武帝宇文邕时，把军士改叫侍官，募百姓充当，就起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改变府兵的部属观念，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所以改军士为侍官，不仅仅是个名称问题。二是府兵的扩大化，史称“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夏人指普通的汉族百姓，当时当兵虽脱离了地方户籍，然而由此逐步走向兵农合一，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

二是模仿《周礼》，创建六官制度。宇文泰先命苏绰进行筹划，苏绰死后，才由卢辩继续完成。西魏废帝（文帝子元钦）三年（５５４年）先改“品”为“命”，一品改叫九命，九品改叫一命（命原指周王赐仪物爵位时的诏书，以赐命次数而定等级，所以越多越高）。又过了两年，于恭帝三年（５５６年，废帝和恭帝不用年号，废帝三年只有三个月，四月就是恭帝元年了）实行六官制度。六官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种改变官名的变革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表示与山东的高齐、江左的萧梁有所不同，独树一帜，夸示文化传统的深厚而己。这种变革自然不可能持久，到其子孙手里，就逐渐恢复汉魏的制度了。

宇文泰还大大扩大了西魏的版图。大统十六年（５５０年），即侯景攻陷建康台城的下一年，西魏陷梁安陆、取得汉水以东的大片土地。废帝元年（５５２年），陷梁南郑（今陕西汉中），取得剑阁以北的地方。次年，梁元帝与武陵王纪兄弟鏊兵，元帝求魏援助。宇文泰便使尉迟迥取了益州。“益州殷阜，军国所资”（《周书》卷三十九《辛庆之传》语），西魏的国力随之大大地提高了。恭帝元年（５５４年），于谨等破江陵。荆、襄又为西魏所有（荆州虽有后梁，仍在西魏势力范围之内）。同年，魏军又取得巴州（今四川巴中）。经过这几年的攻略，西魏所有土地近似三国时的蜀汉，东面还要加上荆襄。西魏的版图原来比东魏、北齐小，这时已经比北齐大了。

西魏恭帝三年（５５６年）十月，宇文泰去世，年五十岁。其子宇文觉嗣位，任太师、柱国、大冢宰。宇文觉排行第三，年仅十五岁，军国事务由堂兄宇文护主持。同年年底，宇文护逼魏恭帝禅位给宇文觉。次年（５５７年）正月，宇文觉即天王位。宇文觉就是北周孝闵帝。

北周初建，政权很不稳定。赵贵、独孤信本来都是和宇文泰地位相等的人物。宇文泰继贺拔岳做主帅，正是赵贵倡议拥戴的。大统末在任的六个领兵的柱国，赵贵，独孤信都在其内。宇文护本来威望不高，他们怎么肯服。赵贵想杀宇文护，但因独孤信反对而作罢。不料此事被人告发，宇文护反而杀死赵贵，把独孤信免官，不久又逼他自杀。

这场风波刚过了几个月，宇文氏兄弟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孝闵帝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地位，便与亲信密谋杀宇文护。九月，因密谋泄漏，他反被宇文护废杀。宇文护又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做天王。宇文毓就是北周世宗明帝。被废黜的君主绝大多数都没有较好的下场，魏恭帝和周孝闵帝都在这一年里被杀。

明帝头两年仍旧不用年号，到第三年（５５９年）的八月里，把天王的称号改叫皇帝，才用年号，称武成元年。武成二年四月，明帝又被宇文护毒死，年二十七岁。史籍只说宇文护忌惮他“明敏有识量”，究竟有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清楚。他临终前口授遗诏五百多字，希望“仁兄冢宰”等“协和为心”，辅助兄弟宇文邕，根本不提自己的“病因”。他明知问题出在哪儿，但是话只能这样说，他的内心一定是十分痛苦的。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就是北周武帝，即位时十八岁。他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与“仁兄冢宰”相安无事了十二年。保定元年（５６１年），以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把一切权力都让给仁兄了。看来宇文护对他很放心，以为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天和七年（５７２年）三月，宇文护进宫见皇太后，武帝陪他进去时，说太后喜欢喝酒，希望老兄谏劝，并拿出一份《酒诰》给他。宇文护见了太后，一本正经地念起《酒诰》来，不防被武帝用玉珽（皇帝执的笏）在背后重击一下跌倒在地。武帝喝令一名带御刀的宦官动手，那个人紧张得手都软了，砍下去竟不能伤人。预先埋伏在内的卫王宇文直（武帝同母弟）这时冲出，一刀才把宇文护结果了性命。于是武帝亲政，又杀死宇文护的亲信多人，把天和七年改为建德元年。

宇文护执政十五年，除开头几年外，在北齐武成帝、后主在位时，却不能乘势大有作为，这里面因素很多：如齐有名将斛律光等；又如保定四年（５６４年）攻齐之役，刚在北齐遣返宇文护的母亲之后（东西魏分立时，宇文氏在晋阳的家属都被剥夺自由，在宫中做奴婢），道义上先已亏了。然从北周本身来说，宇文护是一个不合格的统帅，实在是主要的原因。他在内政方面，也没有什么兴革。武帝宣布他罪状的诏书，说他执政时“任情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使户口凋残，征斌劳剧”，是有事实根据的。

周武帝大事兴革。建德元年（５７２年）十月，下诏把江陵掳充官口的都敕免为民。这是一项极重要的措施。江陵所掳人口，宇文泰听庚季才的话，释放了原来是缙绅的几千人，大多数人仍旧在做奴隶，到这时才得敕免。建德六年，又命将所有的杂户，都敕免为民。这时已在灭齐之后了。同年，又进一步宣布，从永熙三年（５３４年，即东西分立之年）以来，凡东土之民被掠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良与贱对称，指身家清白）没为奴婢者，全部敕免为良。这比元年敕免只限于官口（政府的奴婢）的，范围大得多了。

武帝厉行节俭，他认为上善殿太壮丽，把它烧毁。这似乎有点过分，但是若因违章建筑太“高级”，不舍得拆毁，就难以禁止新建。在宇文护专权多年，风俗奢侈的背景下，他烧掉一座殿，对大臣贵族是会起震慑作用的。这种措施，对后人很有借鉴的意义。

武帝非常重视军队的改革，内容已见前文。他每年都亲自率领六军讲武（演习、检阅），集合各军都督以上官员，或发给赏赐，或教练战阵之法，有时还身穿短衣，和将校饮酒联欢。经过几年努力，军队的规模已有所扩大，战斗力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君主在军队中的权威大大地增强，这就为灭齐奠定了基础。

武帝禁佛、道二教，毁经、像，强迫沙门（和尚）、道士还俗，是做得过头的事情。武帝杀宇文护以前，已经几次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建德三年（５７４年），在沙门智炫和道士张宾辩论难分高下后，下令废斥两教，僧道还俗的有两百多万人之多。后来又留两教名人一百二十人，称通道观学士，专事阐释三教经义。北朝的人口数很难估算，葛剑雄先生估计北周灭齐后可能有三千万人以上（《中国人口发展史》）。武帝灭齐后，又迫令齐境近三百万的僧人还俗，连前共五百万人。三千万人中有出家人五百万，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当时许多人出家的目的在逃避赋役，君主禁佛的实质是与寺院争夺赋役对象。这是必要的，但决不应该采取禁教和全部还俗的措施。有些论者对这类措施唱赞歌，笔者认为是不应该的。

经过十几年的整军经武，周武帝发动了灭齐战争。这是宇文氏的霸业达到顶点的表现；由于事关统一大业，笔者决定专辟一篇，详见于下。

五三　　北方的统一

北周建德六年（５７７年），周武帝灭北齐，结束四十三年东西分立的局面，统一了北方。此时南北国势对比，已与魏梁时的对峙不可同日而语，北朝已兼有巴蜀荆襄，陈朝微弱，北朝统一全国已成必然之势。然而，周武帝英年早逝，嗣君昏庸，从而在灭陈的前夕还发生过一次改朝换代的纷争。

建德四年（５７５年），韦孝宽上疏，首建灭齐三策。其下策“还崇邻好”，只是陪衬；上策“百道俱进”，一举成功，才是他的真实主张。中策与陈国合势，使陈在东南方面进行牵制；一两年间，周只用奇兵袭击，彼出我入，使其疲于奔命，然后一举解决，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周武帝像是很欣赏他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请他参与决策。武帝先派伊娄谦（伊娄，复姓）出使北齐，观察敌国形势，然后和异母弟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谊商议用兵方略。宇文宪富有军事和政治经验，镇守益州，能得当地民心；从宇文护东征，退兵时力拒追兵，在武帝诸弟中才略最为出众。王谊字宜君，洛阳人，有文武才能。这两个确实是当时的优秀人才。

建德四年七月，武帝下诏伐齐。北周攻齐，有两条路线可用。一是出潼关东向洛阳、河阳；一是走黄河北岸直指太原（晋阳）。宇文泰几次都走洛阳这条路，武帝也决定走这条老路。但出兵前，好几个人都不赞成，赵煚说得最清楚，他说：“河南洛阳是四面受敌之地，即使攻下，也不易守住；不如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东魏北齐虽以邺为都城，然而高家的老窝一直在晋阳，先端掉老窝，是事半功倍的策略，但是周武帝却不肯改变原定计划。

武帝率兵六万，直指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八月，攻克河阴大城。但是，接下来攻河阳，攻洛阳金墉，都没有成功。河阳在今孟县西，有三座城，南城在黄河南岸，中潬城在河中沙洲上，北城在北岸。周军占领南城后，围攻中潬城时，受齐将傅伏的坚决抵抗，二十天也打不下来。金墉城守将独孤永业也坚守城池。九月，齐高阿那肱从晋阳率援军南下抵河阳。周武帝见形势不利，又因身患疾病（按这可能是托辞），就烧毁船舰，从陆路撤回关中。

一年以后，建德五年（５７６年），他决定再次伐齐。他承认“去年河阴之役，直为拊背，未扼其喉”的错误，改而采用直取晋阳的战略。但是，北周诸将大多不愿东征，这大概是由于多年以来，屡次东征都无功而还，因此滋生了畏难情绪。这次武帝只能用高压手段，宣布凡“不服从命令的，一律军法制裁！”

十月，武帝发兵到汾曲（平阳以南汾水弯曲处）后，即分兵扼守各处要隘，命王谊监督各军攻平阳（晋州，今山西临汾）。齐后主在晋阳派遣援军开往平阳。武帝经常亲自到城下督战。城中危急，守将侯子钦、崔景嵩先后投降，周将段文振乘势登城，与崔景嵩闯到守城主将尉相贵处，拔刀把他劫持。城上顿时鼓噪起来，守兵溃散。周军攻克平阳，俘获尉相贵和守军八千人。

平阳危急时，齐后主正和宠妃冯小怜在三堆天池打猎。天池在静乐县，离平阳有好几百里。从早晨到中午，驿马三次前来报告战讯。高阿那肱不向后主奏报，他说：“大家（宫中侍从对帝、后的称呼）正玩得快活，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寻常事情，何必急于奏报！”到天色暗下时，又有使者飞马来报：“平阳失守！”高阿那肱才准使者去见后主。后主得了讯，倒想马上回去，可冯小怜正在起劲时候，要求再杀一回，后主居然会同意。静乐县在晋阳西北一百七十多里，后主和冯小怜既然在那里打猎消遣，可见在晋阳派援军一事只是一句空话，并没有具体行动，从此史籍流传，成为君王态意作乐不以国家存亡为意的典型事例。不过，唐李商隐诗“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北齐》二首之二）说晋阳已陷，是把晋州误为晋阳了。

齐后主在平阳陷落后才大举南下，自率主力上鸡栖原（在今山西霍州东北霍山高平处），与平阳以北的周宇文宪等军交锋。当时齐军兵力占有优势，周武帝决定留梁士彦率一万精兵镇守平阳，命宇文宪等军南撤。十一月，齐后主到平阳城外。周武帝见齐军声势很盛，就引军西还，使宇文宪、字文忻断后。齐兵追击，被两将击退。

这次撤退实在不明智。宇文忻曾劝阻说：“齐国主暗臣愚，兵无斗志，虽有百万之众，也只好算是送上门来的俘虏。”宇文忻与北周帝室同姓，但不是同族。他和王谊等后来都是隋朝的开国功臣。武帝虽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却并不改变主意，看来他对齐军还有畏俱心理。周军撤走后，齐军大举围攻平阳，形势非常危急。梁士彦动员城里所有的男男女女，日夜修筑城墙，但是齐军在下面挖地道，使上面的城墙坍塌，出现了十多步宽的缺口。齐军乘机要冲进去，后主忽然下令：暂缓冲击，等冯淑妃（小怜）来了再冲。他要让她领略这个壮烈的场面。冯淑妃要化妆好了才出场，耽搁了好大一会。守军利用这时间，把缺口堵塞得结结实实，齐军再也打不进去了。

周武帝回到了长安后，知道平阳危急，才后悔不该不听宇文忻的话。他在长安只住了几天，便重新出兵东征。十二月初四，他集结了八万兵力，再到平阳城下。这时齐兵的人数，据高阿那肱说有十万人，但伤病和在城下捉柴烧饭的占了三分之一，因此他主张扼守壕沟上的桥梁，避免野战。但是后主的另一个亲信安吐根却狂妄地说：“一小撮贼兵，铁骑冲过去，一枪刺着了，望汾水里一丢便完事！”后主一下子还打不定主意，左右宦官都说：“他们有皇帝，我们也有皇帝。他老远能够赶来，我们守着壕沟，不敢出战，岂不要惹他耻笑！”后主被他们一激，便道：“说得对。”立即下令填没壕沟，向前决战。

齐后主和冯小怜骑马观战。冯小怜见左翼略为后退了一点，便吓得魂飞魄散，叫道：“败了！”穆提婆在旁就说：“大家走吧！大家走吧！”后主就和冯小怜掉转马头，往北逃走（齐军面南背北列阵）。将领奚长劝后主不要走，说：‘半进半退是打仗中的一般情况。现在我军完整，并没有失利。陛下的马蹄一动，人心恐慌，大局就危险了。请陛下回去鼓励将士！”另外一个将领张常山追到后主身边也说：“队伍集结好了，兵力完整，围城兵也没有动。至尊不信臣言，可以叫内参（宦官）去看。”听了两人的话，后主正想返回，穆提婆却又拉住他，说：“这话靠不住。”后主就同冯小怜一直往北奔逃。齐军将士以为后方出了大乱子，军心大乱，顿时大败溃退。只有安德王高延宗（高澄子，后主的叔父）一军没有乱，全师而返。

齐后主本来决定立冯小怜做左皇后，派宦官到晋阳去拿皇后的服饰。这天逃到半路上遇到，后主居然有这兴致，暂停马足，让冯小怜穿戴整齐了再走。

初七，周武帝进平阳城。梁士彦见了武帝，捏着皇上的胡子，哭道：“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武帝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这一仗，北齐军实际上是败在自己手里。周武帝侥幸得胜，又见将士都很疲劳，就动了退兵的念头。这次，最不愿意撤退的是梁士彦。他拦住武帝的坐骑，谏道：“如今齐军溃散，人心摇动，乘此进攻，其势必可成功。”武帝才又改变主意，下令追击。诸将不愿继续作战，都要求撤退。武帝怒道：“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才不敢再提退兵的话。

再说齐后主逃到晋阳城里，一直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群臣倒不像他那副样子，都说：“为今之计，先要减轻赋税，免除摇役，以收民心；招还溃散的兵士，背城决一死战，以安社稷。”但后主已毫无斗志，想留延宗、孝珩两个叔父守晋阳，自己到北朔州（今山西朔州）去，如果晋阳失守，就逃往突厥。群臣都不赞成，他却不肯改变主意。

周军顺利向北推进，于十二月十三日到达晋阳。当天，齐后主改元隆化，让高延宗守晋阳，自己利用夜色掩护，出城逃走。他本意要北走突厥，因从官苦谏，才回向邺城而去，随行人员只有高阿那肱等几十人，其余都溜掉了。

北齐官员投奔周军的络绎不断，其中地位最高的要算穆提婆。他的母亲陆令萱知道末日已到，就自杀而死。周武帝自然了解穆提婆是什么货色，为了招降的需要，暂时给他做了柱国、宜州刺史。

晋阳城里的将领都要求安德王即位做皇帝，他们说：“大王不做天子，我们实在不能为大王出死力。”十四日，高延宗在危城中即位，改元德昌，用唐邕做宰相，莫多娄敬显、段畅等做将帅。高延宗杀穆提婆的家属，籍没宦官十多家，把府库所藏财物和后官美女赏给将士。一时城中士气大振，都愿为延宗死战。后主在赴邺城途中得讯，却恨得要命，对近臣说：“我宁可让周得并州，也不要让安德得到它。”

十五日，周武帝到达晋阳城下，次日周军即发起攻城。周军打着黑旗，身穿黑衣，从城上望下去，宛似满天乌云。打到黄昏时，周军打进东门，武帝亲自率队冲进城里，放起火来。高延宗、莫多娄敬显见形势危急，率军增援，堵住城门口。城外的周军冲不进去，突入城内的周军前后受敌，陷入混乱状态，都往后面争夺退路，死在城门附近的达两千多人。周武帝身边的侍从几乎死光，只剩两个人，一个牵马，一个在后挥鞭赶马，冲出城门口，险些被齐兵所杀，到四更天才得脱险。高延宗以为武帝已死在乱兵之中，命人在满地尸体中找长胡须的，找来找去找不到。

一场激战，对两军都产生了严重影响。齐军打了胜仗，太高兴了，都痛饮一番，喝得大醉，躺倒了爬不起来。高延宗要整顿队伍，竟毫无办法。

周军方面，武帝逃回营里，心力俱瘁，想收兵撤走。多数将领本来不愿意继续作战，也都劝他班师，只有宇文忻、宇文宪、王谊几个人不同意。宇文忻说：“昨天城都破了。只因为将士轻敌，受了些挫折。大丈夫要死中求活，败中取胜，何况如今已经形成破竹之势，奈何弃之而去。”周武帝于是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一待天明，便下令吹起号角，集结部队猛攻东门。那齐军的许多将士还在睡梦之中，如何抵敌，不多一会，城池便被打破。高延宗苦战，力尽被擒。武帝对他很客气，叫他不用害怕。唐邕等都投降，只有莫多娄敬显逃往邺城。

这年除夕，周军以齐王宇文宪为前锋，向邺城进军。其时邺城内部已经乱成一团。大臣斛律孝卿请后主亲自慰劳将士，并且替他写了一篇发言稿，指导他：“要慷慨流梯，以激动人心。”后主出去，站到将士面前，把孝卿教他的话忘记得干干净净，忍不住大笑起来，左右侍从跟着也笑。将士人人愤怒，都说：“他自己还笑得出，我辈急了什么！”谁也不想出力死战。

后主相信望气术士的话，说应该有变革，决定禅位给皇太子。次年（５７７年）正月元旦，齐太子高恒即位，年仅八岁，改元承光。后主做了太上皇帝。

齐后主派尉世辩带一千多骑兵侦察周军行踪。他们出了淦口（在今河北邯郸西南石鼓山，为太行八陉之一），登高岗朝西眺望，见远处有一群乌鸦飞起，他们当是周军旗帜（上文说过，周军的旗都是黑旗），赶紧飞马回去报告，直到邺城城外，谁都不敢往后再看一眼。

邺城得报，皇室就预备逃走。太皇太后、皇太后等先走；初九，幼主离开邺城。十八日，周军到达城下，次日围城，击败出战的齐军，上皇（后主）离邺出走；同日周军进入邺城，派兵追齐君。齐上皇渡黄河而南，到济州（碻磝，今山东往平西南）。他让幼主禅位给任城王高湝（高欢子），派人把禅文和玺绂送到河北交给高湝。上皇父子和穆、冯两后等再走青州，想逃往陈国。不料高阿那肱在济州降周，骗后主说周军还远，后主因此走得不快，出青州不远，便被追兵擒获。任城王高湝在冀州招兵四万多人，想恢复齐朝，二月，被周齐王宇文宪、杨坚击败，也被擒获。北齐亡，历六帝、二十八年。不久后主和穆提婆就以“谋反”罪被杀，宗族也全部被迫自杀。

北方统一了。

北周建德六年是陈宣帝（陈顼）太建九年。太建五年（５７３年），陈乘北齐衰败，使吴明彻等攻齐，收复淮南。北齐亡后，宣帝又想争徐、兖二州，十月，命吴明彻北伐，围周彭城。陈军利用水道交通线，由淮河通泗水（清水〕。十年正月，周王轨率援军南下，据淮口（泗水入淮之口），用铁锁联结几百只车轮，放到泗水河道里，堵住陈军归路。陈将萧摩诃劝吴明彻乘王轨布置没有完毕的时候，发动进攻。吴明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肯听从。十来天后，王轨布置完毕，水路断绝。萧摩诃再劝吴明彻领全军突围，他率铁骑前后护卫。吴明彻知道，照这个办法，他本人可以脱险，但步兵的损失一定很大。他决定亲自断后（这时他正身患重病），命萧摩诃的骑兵当先突围。结果，萧摩诃冲出了重围，吴明彻和所部三万人在淮口却全军覆没。吴明彻被俘后，不久就在北方病故。陈朝没有达到扩大版图的目的，又受了重大损失。次年，周韦孝宽伐陈，占领淮南全境。南北强弱的对比，较前更甚。北朝统一中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然而，统一还得等二十年以上。其原因就完全在北朝内部了。

周武帝进了邺城。原北齐国子博士熊安生便命家人把大门内外扫干净。家人觉得奇怪，问是什么原因。他说：“周朝天子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周武帝一向知道熊安生博通《五经》，慕名已久，果然。很快亲自登门拜访。还不让他下拜，坐谈多时，厚加赏赐。原北齐中书李德林素有文名。武帝派人到他家里说：“平齐之利，惟在于尔。朕本来担心尔跟齐王东走，如今知道不曾走，非常高兴，可以赶快来见。”使者引他进邺宫后，武帝派内史宇文昂向他询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一直谈了三天。武帝回长安，把李德林也带回关中。武帝曾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以前只听见李德林的名字，看到他为齐朝做的诏书檄文，在我的心目中，仿佛是天上的仙人。想不到今天为我所用，替我写文书，高兴极了。”

这不是宇文岂钦佩李德林个人的问题。晋南北朝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声教文明比关中先进。宇文氏以弱御强，为维系追随他们的鲜卑人，否定了魏孝文帝改革旧俗中一些为六镇鲜卑人不满的措施，又穿起胡服，恢复原来姓氏，甚至使汉人大姓也改用鲜卑姓。这种矫枉过正，对统一不利。灭齐统一北方后，其势非恢复汉魏旧制不可（这里复古即是维新），尊重任用熊安生、李德林正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建德七年（５７８年）六月，周武帝死，年仅三十六岁。太子宇文赟即位，他就是周宣帝。周宣帝大成元年（５７９年），元旦朝会，君臣改穿汉魏衣冠，是这个趋势没有因武帝去世而中断的证明。但宣帝不是一个能够发展这趋势的领袖人物，他连做一个平庸的君主也不合格。这有几个例子。其一，他忌宇文宪有声望，便无故把他杀害：其二，他做太子时，曾屡受父亲训责，故其父死后，他一点也不悲伤，而且骂道：“死得晚了！”王轨以前在武帝面前讲过他的过失，他也把王轨杀死。其三，他不准人有“天”、“高”、“上”、“大”等称，官名上有这些字样的都要改掉。其四，他动辄打人，公卿以下常被鞭打，后妃宫人也受杖背。他出入无常，侍从人员一直处于紧张的待命状态，无法忍受。

他做了几个月皇帝，不高兴做了，便于大成元年二月传位给太子宇文阐，改元大象。宇文阐就是周静帝。宣帝不称太上皇，另外创立一个名称，叫“天元皇帝”。

大象二年（５８０年）五月，天元皇帝病故，年仅二十二岁。静帝更是只有八岁。朝廷实权落到天元杨皇后（天元有五个皇后，静帝是朱皇后所生）的父亲隋公大丞相杨坚手里。相州总管尉迟迥、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杨，都先后被杨坚解决。改朝换代的时机成熟了。十二月十二日，周下诏，改姓的一律复旧，杨坚才从普六茹坚改回叫杨坚，十三日，以杨坚为相国，进爵为隋王。

次年（５８１年）二月，又上演了一出禅让的悲喜剧。杨坚改周为隋，改元开皇元年。杨坚就是隋文帝。至此北周亡，共五帝、二十五年。

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隋军灭陈，南北统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评说隋文帝的功过，不属本书范围，不过有几句话不得不说。杨坚平了尉迟迥，就焚毁邺城；灭了陈国，就平荡建康的城邑宫室，这真是作孽！

五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陈霸先是个有作为的人物，但是他创立的陈朝，却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王朝。陈氏集团的基础太差，周围的环境又太险恶，所以尽管能一时立住脚跟，但江东王气终究难以维持长久。

陈武帝立国之初，长江北岸是北齐的势力范围；西北有北周和后梁，荆襄全属敌境；而江南内部还有若干不愿与他合作的势力，如缙州（今浙江金华）留异、临川（今江西抚州）周迪、闽州（今福建）陈宝应、湘州（今湖南）王琳等。王琳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陈霸先受禅前，曾以梁敬帝的名义征他入朝，他拒不应命。陈霸先命侯安都、周文育领兵讨伐。永定元年（５５７年）陈霸先受禅时，两军还没有决战。侯安都得到消息后，叹道：“这么一来，我师出无名，一定要败了！”他料得不错，沌口（今武汉市汉阳东南）一战，陈军大败，侯、周二将和裨将周铁虎、程灵洗都成了俘虏。王琳把军府移驻郢州（今武汉市），所部进占江州。永定二年（５５８年），王琳立梁元帝的孙子萧庄做皇帝，俨然和陈朝唱起对台戏来。相持到八月中，王琳才接受陈武帝所派说客的劝告，退回郢州。他之所以肯退兵，其实是由于后梁乘虚袭取了长沙、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被俘的将官，除周铁虎被杀外，侯、周、程三人总算逃还陈军。

永定三年六月，陈武帝去世，其时距王琳撤兵不过十个月。江陵陷落后，陈武帝原在梁元帝处做“质子”的儿子陈昌和侄儿陈顼即被西魏军带往长安。这时只有另一个侄儿陈蒨（陈顼之兄）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而惟一的旧将侯安都（从前篇已知，陈氏初起时，旧将不过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三人，杜已死，周不久前又为叛将熊昙朗所杀）则成为决策大臣，这个朝廷可谓寡弱之至了。

王琳知陈武帝已死，立即准备再举进攻。十一月，兵进大雷（今安徽望江）。陈文帝命侯瑱、侯安都等领兵抵御。两军相持到文帝天嘉元年（５６０年）二月，已达一百多天。北周见王琳东下，发兵袭击邱州，因守将孙瑒坚守，没有得手。王琳得讯，怕军心动摇，率水军东下，企图速战速决。芜湖之战，王琳大败，退到湓城（今江西九江），收拾不拢残部，只得逃投北齐。萧庄也被侍从送到齐境。攻郢州的周军攻城不下，见陈军将到，便解围而去。孙瑒见大势如此，便投降陈朝。陈军进而与后梁、北周争巴陵（治今湖南岳阳）、湘州，到天嘉二年（５６１年）正月，逼退周军，陈的西境才达到今鄂中、湘北，可以说勉强站住脚跟了。

天嘉元年，陈朝还发生过一件骨肉相残的事件。武帝在位时，北周扣着陈昌不放，武帝一死，又马上把他遣返，这明显是要挑堂兄弟争位。由于王琳兴兵东下，陈昌走到安陆就不能再走。王琳失败后，他再从安陆出发，还先令人送信到建康，“辞甚不逊”，表示他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文帝非常恼火，召见侯安都，对他说：“太子快到了，须别求一藩，做归老之地。”安都不假思索地答道：“自古以来，哪里有皇帝换人的道理，臣不敢奉诏。”他便自告奋勇去迎接陈昌。于是陈霸先仅存的儿子的命运定了，渡江的时候“溺死”在长江水中。

但文帝对亲兄弟陈顼是要的。他和北周再三交涉，最后以鲁山郡（今湖北涌阳东北）和黔中（当指北周所置黔州，今重庆市彭水）为交换条件，北周才肯遣返陈顼。文帝这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亲兄弟会夺去儿子的帝位！

侯安都支持文帝，但他也因涉嫌觊觎帝位而送掉了性命。他自恃有大功劳，不守法度，部下将校犯了法，有关部门也无从捉拿查问。文帝心里非常不满，他却毫不觉察。天嘉四年（５６３年），他竟向皇帝借御堂举行宴会，自己坐在御座上，宾客坐群臣的位子。文帝再也不能忍耐，不久也借宴会为名，把他抓起来，逼他自杀了。

文帝在位七年。他在位期间，陆续削灭了留异、陈宝应、熊昙朗、周迪等割据势力。天康元年（５６６年）四月，文帝去世，太子伯宗即位，安成王陈顼执政。不久，叔侄之间便发生了矛盾。临海王光大元年（５６７年），原系文帝亲信的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将军韩子高等想夺安成王的权，反而一个个都被安成王杀掉。与刘、韩等关系密切的湘州刺史华皎联络北周、后梁造反，发兵东下，到沌口为淳于量、吴明彻等所败，逃往江陵。光大二年（５铭年）十一月，安成王用太皇太后（武帝章后）的名义，把伯宗加上“与刘师知、华皎等通谋”的罪名，废为临海王。次年正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太建。陈顼就是陈宣帝。

从上文可知，从陈武帝受禅以来，实在没有多少太平日子。陈朝建立于梁末大乱以后，国土狭小，财政困难。这最好的证据是徐陵在天康元年写的文件。他说，陈初“白银难得，黄札（任官的文书用黄纸）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用官阶代替钱绢，说白了，就是卖官），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而它又内耗不断，其国弱民贫，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陈宣帝太建初年，北齐也是政局混乱，北周宇文护也缺乏进取力量，因而陈可以安然无事。太建五年（５７３年），吴明彻北伐，不费多少气力便攻克历阳、合肥、寿阳等地，完全收复了淮南。陈国君臣昧于知彼知己，从而高估了自身实力。当时北齐大臣赵彦深问熟知江淮情况的源文宗，为什么打不过陈军。源文宗说，朝廷不肯多发精兵，任用将帅又不得其人。他认为应该信任王琳，让他在淮南招募三四万人，就能保住淮南。若不信任王琳，另派别人掣肘，必然坏事。由此可见，齐失淮南，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陈军在攻克寿阳时擒获了王琳。吴明彻军中有许多王琳的旧部，他们见了老长官都很伤心，请求不要杀他。吴明彻担心出事，赶紧把他杀了。此人实在是个将才，只因忠于萧氏一姓，死于非命，是很可惜的。

以后几年，北方局势急转直下。陈宣帝太建九年（５７７年），北周灭齐，北方一统，陈却想乘机收复淮北，这完全是不度德、不量力的举动。结果是先则兵败淮北，继而尽失江北（已见第五十三篇）。

陈宣帝在位十四年（实为十三年强）。太建十三年，即隋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一个强大的王朝在冉冉兴起。隋文帝任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两支矛头对准江南，南朝灭亡，已指日可待。

太建十四年正月，陈宣帝去世，太子叔宝嗣位，叔宝就是陈后主。这分明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位子，但是还有人拼命去争。宣帝临终时，叔宝和两个兄弟叔陵、叔坚一同在宫中侍疾。叔陵要抢帝位，预先关照典药吏说：“切药刀太钝，要磨磨快。”宣帝刚断气，叔陵便命侍从到外面拿剑。侍从不明白他的用意，拿来一口在朝堂上佩带的木剑。叔陵大怒，但是又不好说，只好忍着。叔坚见他的神情不对，生怕出事，便注意他的举动。第二天小殓的时候，太子跪伏哀哭，叔陵抽出切药刀，朝太子颈后砍去，太子受伤昏倒。太子的生母柳皇后上前救护，也被他砍了几刀。乳母吴氏拉住他的时部，叔坚上前夺他的刀。他不甘心失败，见太子勉强立了起来，便拉住他的衣服，幸而被太子挣脱。最后，叔坚夺下他的刀，用袖管代替绳索，把他绑在柱子上。其时，吴氏已把太子转移出去，叔坚要找太子，请示怎么处理。叔陵乘没有人看管，挣断袖管冲出，即回府集结部下，还释放囚犯充兵，纠集了近一千人的队伍。宫里叔坚向柳皇后享报后，派使者以太子的名义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命他讨贼。萧摩诃带了马步兵士，轻而易举地杀了叔陵。至此事变平定，陈后主这才做稳了皇帝。

陈后主叔宝，字元秀，太建十四年即位时年三十岁。他生于江陵，出生的第二年，便落到西魏军手里。西魏、北周使陈顼和妻子柳氏分居两地，叔宝跟母亲在一起。陈天嘉三年，北周先遣返陈顼，然后再遣返柳氏和叔宝母子。其时叔宝十岁，尽管南归后，“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陈书》本纪六史臣魏徵论语），但幼年曾经的苦难也应该留有印象。然而，他把宝贵的生活经验都丢到脑后去了。

后主爱好文词，太建八年，宣帝听了吏部尚书孔奂的意见，要用人品好的王廓做太子詹事。叔宝不同意，坚持要用江总。宣帝终于听他的话，用了江总。江总字总持，南齐士族领袖江教的曾孙，长于五言诗，而失之浮靡。他比陈叔宝大三十四岁，是前辈先生了，然而不能引导太子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是应该受谴责的。后主即位后，他的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尚书令。这是执掌政事的要职，他却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十几个文士，经常陪着后主在后庭游宴，妃、嫔、女学士也不回避。后主把江总等文士叫做“狎客”，叫他们和妃、嫔等赋诗，互相赠答。后主选择最艳丽的诗，配上曲子，使宫女一千多人歌唱。曲子的名目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江总在后主至德元年（５８３年）已六十五岁，他不顾国家安危，也不顾廉耻，混在一大堆中青年男女中饮酒赋诗，不能算政治家、文学家，只能算一个老清客。陈亡之后，他又做了几年隋朝的官，到开皇十四年（５９４年）才死。这样一个人，自然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陈后主宠爱的妃、嫔有张贵妃，龚、孔二贵嫔，以及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另外还有女学士袁大舍等。后主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都有几十丈高，连延几十间，大量使用沉香、檀香等名贵木材，用金玉珠翠装饰，室外积石成山，引水为池，种了许多奇花异卉。后主自己住临春阁，张贵妃住结绮阁，龚、孔二贵缤住望仙阁，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张贵妃名丽华，出身低微，原来是龚贵嫔的侍儿，后来变成了最得宠的贵妃。孔贵嫔的地位仅次于张贵妃。孔范和她结为兄妹。后主最不愿意听见谏净的话，孔范专讲好话，后主听得进，因此言听计从。孔范自以为文武才能，无人可及。他对后主说：“外间诸将（按指萧摩诃等），出身行伍，不过匹夫之勇，没有深谋远虑。”后主根据他的意见，每见将帅稍有过失，就把所率军队，分配给文官带领。文官武将都不满意，心都散了。

后主信任的人还有施文庆、沈客卿两人。施文庆是中书舍人，后主在东宫时，他就追随左右。他记性好，精于算账。沈客卿是他的朋友，得他的推荐，也做了中书舍人。他熟悉朝廷典故，口齿伶俐，一下子就得到后主信任。后主修建宫室，开销巨大，度支部门哪里供应得上。沈客卿提议加重关、市的税收，每年的收人增加了几十倍。后主非常高兴，认为施文庆识人才，百姓却怨声载道。

当时朝中也有人直言谏劝。曾在东宫任职的傅縡后来做了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他被施、沈诬陷下狱，就在狱中上书，直言后主“酒色过度”，“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的状况。后主看了，自己不仅不改过，反而使人问傅縡肯不肯“改过”。傅縡不肯，结果被迫自杀。

祯明元年（５８７年），隋朝下江南的准备工作快完成了。吴兴才士章华上书谏后主，说：“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更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这是以春秋时吴王夫差亡国为前车之鉴谏劝后主，后主见书大怒，立即命令把他斩首。

祯明二年十月，隋文帝宣布出师伐陈。次年（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正月，隋军渡江，韩擒虎军首先进入建康。陈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嫔躲到井里，被隋军用绳子像吊水似地拉了上来。

隋以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为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高颎先进建康，杨广派人通知他留张丽华。高颎不听，把她杀了。杨广从此对高颎怀恨于心。杨广进了城，杀施文庆、沈客卿等几个百姓最恨的贪官。

陈亡了。陈共五帝、三十三年。

陈朝君臣到长安后，隋文帝又把孔范、王瑳等几个放逐到边塞。他对后主颇为优容，叔宝却提出“愿得一官号”的要求。隋文帝听了很感意外，因而有“陈叔宝全无心肝”的评价。

隋文帝仁寿四年（６０４年）十月，陈叔宝死，年五十二岁。即位才几个月的炀帝即赐他长城县公之爵，谥为“炀”。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自己死后也会被谥为“炀”。“炀”是什么意思呢？“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是为“炀”。这一谥号，对陈叔宝和杨广，都是适合的。

五五　　岭南女杰洗夫人—一个深明大义的政治家

梁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洗夫人，在梁末和陈、隋两代的初年，始终拥护中央政府，打击分裂割据的势力，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政治家。

梁朝高凉郡的治所在今广东阳江市西，辖境包括今阳江、阳春、恩平、电白、高州、化州、吴川、茂名等地。洗氏世为当地越族首领，故里在今电白县或高州县境，有部落十余万家。她在梁武帝大同（５３５～５４６年）初年嫁给冯宝为妻。冯氏是汉人。北燕末，冯宝的曾祖冯业航海投南朝宋，从此住在岭南，一直做地方官。由于地方情形复杂，尽管经过了三世，推行政令，仍旧很感困难。冯宝的父亲罗州刺史冯融听说洗氏有位年轻姑娘能够治军打仗，又常劝亲族做好事，制止互相攻击掠夺等，就聘她做了冯宝的妻子。冯洗联姻后，地方势力服从，事情就好办了。夫人令本族成员，要像汉人编户一样，遵守政府法令。她常陪同冯宝审讯案件，首领犯法，即使是洗氏亲族，她也绝不姑息，一律依法严办，地方秩序因而得到很大的改善。

侯景叛乱爆发后，岭南的局势一度动荡不安。先是高州刺史李迁仕潜谋割据。广州都督萧勃命各地发兵讨侯景。简文帝大宝元年（５５０年），李迁仕领兵到了大皋口（今江西吉安南赣江畔），召冯宝往见。冯宝不疑有诈，想要前去。夫人阻止他，说：“刺史无故不应该召见太守，他一定是想逼你一同造反。”冯宝问：“何以见得？”夫人说：“刺史奉命去救建康，不马上出发，而声称有病，一面却打造兵器，集结军队，然后唤你去见。你如果去了，他一定会把你扣留起来做人质，勒逼我们交出兵马，这种用意显而易见。你切勿马上前去，稍缓时日，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冯宝听她的话，没有前去。形势果然不出洗夫人所料，几天之后，李迁仕造反，派部将杜平虏领兵到赣石（石碛，在今江西赣州与万安间赣江中），在鱼梁（在万安南）筑城，威胁南康。其时陈霸先已驻南康，在作北上讨侯景的准备（参见第五十篇），他见杜部进逼，就派周文育领兵去讨伐。冯宝得到杜部北进消息，马上告诉夫人。夫人说：“杜平虏是员猛将，他到了赣石，一定会同官兵发生冲突，不可能很快回来。这时李迁仕后方空虚。很容易解决。不过你若亲自领兵前去，他知道你来意不善，一定要发生战斗。不如派个使者去骗他上当，只说‘不敢轻离本部，想叫妻子前来参见’。他听了自然高兴，不会想到要防范。我带千把人，暗藏兵刃，步行挑担，以进贡为名，只要到得城下，必能破贼。”冯宝听了，非常赞成，就照计行事。李迁仕果然上当，他的探子报说，洗夫人带的人都挑着礼物担子。李迁仕更是放心，只等着接受厚礼，再也想不到要防范。夫人带着队伍，到寨前，丢下担子，拔出兵器冲杀进去。寨中顿时大乱，李迁仕不能抵敌，只得逃往宁都，躲在城里不敢出来。周文育也把杜平虏打败，夺得了他的城子。洗夫人到赣石，与陈霸先会见。她回去后，对冯宝说：“陈都督深得人心，不是寻常人物。我看这个人一定能够平定侯贼，我们应当全力支持他。”

李迁仕不久就被陈霸先攻杀。但萧勃却把岭南视为自己的地盘，在梁末不肯入朝，拒绝调动。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的前夕，他起兵讨陈，失败而死。陈霸先使欧阳頠平定岭南，从此欧阳頠与儿子欧阳纥相继做广州刺史，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与建康的中央政府若即若离，最后更公然抗命，兵败而死。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中，洗夫人态度鲜明，始终如一地以拥护中央政府为宗旨。冯宝在梁末就去世了。夫人在混乱的时世中，安抚越族各支，她势力所及的几个州都安然无事。陈武帝永定二年（５５８年），她命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各部落首领到建康朝见武帝。武帝任命他做阳春郡守。

陈宣帝太建元年（５６９年），欧阳纥拒绝到建康做左卫将军的命令，举兵叛变。朝廷命章昭达率兵讨伐。二年，欧阳纥召冯仆到南海（广州）。冯仆派人回去禀告母亲。洗夫人说：“我家忠心报国，已有两代，你不能为了自己而做出对不住国家的事情。”她即命守卫本境，又亲率越族各部落首领迎接章昭达，对欧阳纥内外夹攻，很快平定了叛乱。朝廷为嘉奖夫人，封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任石龙（今广东化州）太守；同时另派专使南下，册封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赏一辆四匹马拉的有绣花车慢的安车（古代车轮不论木制、铁制，行驶时都震动得很厉害，安车用蒲裹轮，震动较轻），给鼓吹一部（乐队）和大将的旗帜，仪仗队与刺史的规格相同。

陈后主至德年间（５８３～５８６年），冯仆去世。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年），陈国灭亡。岭南一时暂无归属，几个郡的长官即推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这时的洗夫人已经是一个古稀老人了（洗夫人约生于公元５１２～５１８年间），威信仍旧极高。

隋派柱国韦洸等安抚岭南，陈将徐蹬据守南康，阻挡隋军。洗夫人以前曾把扶南国（今柬埔寨）所产犀杖送给陈朝皇帝。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此时是灭陈的统帅）叫陈后主写信给洗夫人，告诉她陈国已亡，应该投降隋朝，并把犀杖和陈朝调兵用的兵符，交给使者带去，作为凭证。洗夫人见了犀杖，知道陈国灭亡确系事实，召集首领数千人，哭了一整天，然后命孙子冯魂率兵北上，接应韦洸到广州。岭南全部平定后，隋朝加封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封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不久，番禺人王仲宣造反，许多部落首领都参加了叛乱。叛兵把韦洸围在广州城里，进兵扼住衡岭（约在今广东始兴一带）。洗夫人立即命孙子冯暄领兵救韦洗。冯暄因平日和叛将陈佛智友善，故逗留不进。洗夫人知道了，大为震怒，命人逮捕冯暄，囚禁起来；改派另一个孙子冯盎讨伐陈佛智。冯盎一战斩了陈佛智，进到南海县，会合隋将鹿愿，一同打败了王仲宣。其时隋朝派到岭南做安抚工作的特使裴矩，只带得三千兵。洗夫人担心若有部落首领发动叛乱，裴矩兵少，恐难取胜，就亲自披甲上马，率领张弓搭箭的卫队，保护裴矩，跟他巡行各州。许多首领知道圣母来了，都出来参见。夫人叫他们拜见特使，叮嘱他们统率好部落，遵守隋朝的法令。岭南全境的秩序很快完全恢复。

隋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赞赏，即任冯盎做高州刺史；赦免冯暄，任他做罗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夫人为谯国夫人，开设谯国夫人幕府，设长史等官，发给印信，准予调发部落和各州兵马，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皇后也另赐首饰和宴会时的礼服。夫人把所受赐物放在一只金箧中，梁、陈二代所赏之物，也分别各藏一库。逢时逢节，亲族聚会的时候，夫人便把三朝所赐物品都陈列于厅堂上，叫子孙观看，并嘱咐他们道：“你们要赤心尽忠天子。我服事三个朝代的君王，所凭只有一片好心，朝廷所赐物品都在这里。这是忠孝的报酬，你们应该永志不忘。”

中央政府所派官员若有严重虐待百姓的情况，夫人也如实向朝廷反映。番州（隋改广州为番州）总管赵讷贪污残暴，各族人民多有逃亡、反抗。夫人即派长史张融到长安上封事，要求查办。隋文帝查明后，处分了赵讷，并命夫人招抚逃亡，安定人心。夫人不顾年迈，走遍十多个州，亲自完成了任务。

仁寿初（仁寿元年为６０１年），夫人病故，享年约在八十五岁以上。

五六　　士族

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士庶之别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看几件轶事，就可以明白。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

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到这地步，已经踌躇满志，又替儿子娶了出身高门的媳妇，他只将自己不是出身士族引为憾事，便向武帝讨个“士大夫”的身份。武帝说：“这归江敩、谢瀹决定，我不好作主，你自己去见他们好了。”纪僧真以为奉旨而去，一定能够如愿。不料到了江家，他刚坐下，江敩便命左右移座。纪僧真见了这等模样，口也不敢开，垂头丧气而退。他回宫对齐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说什么，臣下都必须照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别。他可以任命一个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变他庶族的身份。

写到这里，笔者想腾出笔来，对几个名词先作一番解释，以免有时会发生误解。

士族一词中的士，原义是从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时，已经只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不包括野人（亦称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国”、“野”的区别，都城及其邻近地区为“国”，四郊以外的地区叫“野”。国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别，前者是统治者的自己人，后者的身份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资格当兵。春秋中叶以后，国野的区别逐渐消泯）。士是农民，也是战士，也可以被推选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野人原来称庶人，以后庶人逐渐成为平民的同义词。《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春秋后期已经这样用了。

士、庶两字，由来已久，但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士族和庶族，含义却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简括地说，就是把地主阶级的上层叫士族，下层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层之分又不以官职、财产为准，而依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为准。上文提到的“士大夫”，这与后世的用法有别，只指士族成员而言（士大夫原义为官吏，见《周礼·考工记序》，也与后世不尽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门、势族，但是高门和势族两个名词，后世也用来指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家。还有望族一词，历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两晋南北朝时，这是要受评定才能被公认的。

素族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它本指门第较低的士族；同时，又有素为世族的意思，王俭死后，宋武帝要依晋王导的先例，谥为文献。王晏反对，说：“自宋以来，此谥不加素族。”王俭是琅邪王氏的成员，门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临沂王氏）把他称为素族，即与通常说的素族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寒门、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词，都指门第低微的人。

讲到这里，可以回过头来讲士庶之别是怎么产生的了。这要从东汉说起。东汉时，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发展，“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势力日益见大。如汝南汝阳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门阀特权自然也决定了官吏的选举。曹丕于受禅前夕，采用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设中正，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评定士人，依其德才选拔录用。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以，再低对仕进的影响就极严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当地的门阀势力，所以到了西晋初年、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见太康五年，２８４年，刘毅请废九品中正制疏）。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对门阀势力起了巩固和维护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别最严，就是因九品中正制发挥得最为充分。

分别贵贱、士庶，必须稽考谱牒，否则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谱学成为当时的显学。由于家世与荣辱关系太密切，就难免有人要有意作伪。齐梁帝室自称系出西汉萧何，逐代官位、名讳，都开列得明明白白，陈武帝也自称系出汉陈寔之后，这伪造的痕迹都极明显。梁武帝指出，谱牒常有错误，“冒袭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然而有谱可稽，至少可以避免大量的假冒，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东晋南朝，甲族（高级士族）初入仕途，便可以做秘书郎或著作郎。琅邪临沂王氏过江以后，没有做郎官的。梁王筠初仕尚书郎，有人以为破了例，劝他拒绝不做。他倒很豁达，说：“陆平原（陆机做过平原内史）东南之秀，王文度（文度，晋王坦之的字。坦之，太原晋阳人）独步江东，他们都做过这官，我能够比踪昔人，又有什么值得引以为憾的呢！”

当时风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业，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刘宋的陈显达，在宋、齐从幢主（幢，本义为旗帜，此为军队建制单位。幢主，低级军官）做到方面大员。他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意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的官，尔等切勿以富贵骄人！”又说：“麈尾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要学他们拿这种东西！”刘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则和王俭同拜开府。王俭对褚渊说：“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时人尊重老庄，轻蔑商鞅、韩非，所以王俭有此说法。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并不生气，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吏，现在能同王卫军（卫将军，官名）同拜三公，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从这些事例可知，当时人把门第高下视为理所当然。

高门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尽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读者只要翻本书东晋南朝部分，便可以知道，琅邪临沂王氏除王导、王敦、王彪之等几人外，梁国阳夏谢氏除谢安、谢玄等外，其余各人在事功方面几乎都无所建树。有些大名士徒有虚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偾事，殷浩、谢万是两个典型人物。不仅此也，高门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啸自高，把国家大事当作俗务，不肯认真办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上面列举的王、谢两氏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晋时的人，面在宋、齐、梁、陈四朝，一个也举不出，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执掌机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说：“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又说：“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这实在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赵氏认为这种人“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则未免过于侧重其中几个著名的奸臣，如陈末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其实寒人中不乏贤良之士，这是不待细说的。赵氏同书第十二卷《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列举了“立功立事为国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误列，如晋顾荣，顾、陆为江东士族之首，绝非寒人），说明东晋南朝所赖以“御武戡乱’的，主要是寒人。这两条也充分说明寒人在政治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不涉世务而坐享其成的高级士族阶层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身经亡国之痛的颜之推讲这个问题最是透彻。他原籍琅邪临沂，生于江陵，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江陵陷落即成为俘囚，后来逃往北齐，曾任黄门侍郎等官，去世时已在隋朝初年。他是个历尽风波的人士，加以才识优长，对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其言论见于所著《颜氏家训》。书中的《涉务》、《勉学》两篇讲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丧乱时的惨状，极具体也极沉痛。

他说：梁朝的贵游子弟，大多不学无术，凭着身份，便可做官，民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书郎）。他们喜欢打扮化妆，“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他们穿戴宽衣、博带、大冠，进出靠车辆代步，下地进门要人搀扶，甚至不会骑马。有人见一匹劣马嘶叫，就吓得说：“那是老虎，怎么叫做马！”有个尚书郎骑马，竟有人提出弹劾。很多看起来像个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赋诗，都要找人代笔。

梁末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这些士大夫顿时陷入了绝境。他们本来连路也走不动，至此却或被驱迫做苦工，或作俘虏跋涉长途，死亡的不知凡几。那些在西魏做奴仆的人，如果以前读过《论语》、《孝经》，主家还往往让他们教子弟读书，至于那些“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以“勉学”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学问，遇有危难，才能自立。

当然，在南朝高级士族中，在北方处境优裕的也不在少数，如颜之推、庚信官都做得不小；江总在陈亡之后，也依旧有官可做，然就整个阶层而言，它已是没落的了。

上文没有讲到北方的士族，因为他们的情况与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并没有受国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３０７～３１３年）丧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数族领袖的暴力统治下，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呢？

“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他们是南迁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则在故土坚持，不曾迁走。这只要翻一翻各史列传所收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五胡各国，有官可做就做，有的还很受重视，但往往别有滋味在心头。举几个例子。卢志是晋成都王颖的心腹。永嘉时洛阳陷落，他北投刘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儿子卢堪跟着父亲，被汉刘粲俘获留用，也曾历仕前、后赵，但心里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孙卢玄在北魏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与博陵崔绰等同被起用。其时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劝崔浩不要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崔浩不听，后果然以国史问题遇害。卢玄本来隐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礼发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顾虑重重，他对北魏朝廷显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与婚姻。教育包括经学和礼法。陈寅恪先生谓此时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这确是不易之论。否则，在学校兴废无常，且兴亦多限于国都的十六国时期，士族怎能绵延不绝，到神麚四年竟有多至数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国家征用呢！

崔浩之死（见第三十三篇）对士族势力是个打击，但是影响并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祸的以崔浩的同宗为限，其中崔颐、崔模又以一向与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亲为限。卢玄是崔浩的姻亲（崔浩是卢玄的舅父），出事时卢玄已故。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度世是嫡妻所生，应当连坐，其余庶出四子都不受牵累。度世得讯后就弃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为已经逃往南朝，后从刘宋使者口中，知其并未南逃，就下诏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就结束流亡生涯，回朝为官，其事前后不过一年而已。由此看来，这个事件像个风暴，虽有损害，过去以后便完了。

崔浩事件发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下距孝文帝定氏族凡四十六年。定氏族的具体内容，已见第三十八篇《魏孝文帝改革旧俗》，这里不再重述。

太和定氏族的影响十分深远。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确认，比过去有所加强。孝文帝使六个兄弟娶大族之女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乐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来盛行族际联姻，皇后就颇多汉人，此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更加频繁，鲜卑贵族改汉姓后，两个民族间的共性更日益增强。

这种流风余韵，到唐朝还没有完全泯灭。《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录柳芳论氏族之论甚详。他说，晋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他又说：“今（指唐时）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他认为这是不经之谈，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柳芳列举的各方大姓，可以认为是到太和定氏族为止的情况。从此至陈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后共一百余年。在此百年之间，各方大姓有何变化呢？我想为他们作一小结。

１、随着南朝的衰落灭亡，侨姓、吴姓都失却了昔日的威风。“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变化。宋、齐、梁、陈四书所收王、谢二氏人物，逐朝递减，说明这两个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后，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两个没落的家族了。吴姓中的顾、陆两氏，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名人辈出，号为望族，然而他们都分别是以官宦、财产、学术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阶层。

２、中原和关中的郡姓保持兴旺发达的趋势。隋朝帝室出自弘农杨氏，唐朝帝室出自赵郡李氏。从北魏后期，中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崔、卢、李、郑、裴、韦、柳、杨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

３、“虏姓”是个带侮辱性的词，北朝鲜卑人自己是不会用的。元氏因亡国受的打击很大。其余各姓在这百年左右的期间都很兴旺，到了唐朝，更与汉人融为一体，不知其本为另一民族了。

４、南朝士族日益变得腐朽无能，已见上文。国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颜氏家训·涉务篇》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辩护，就持此论调。庶族对上族的特殊地位，本来视为理所当然，虽有不满，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随着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难以维持。前举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齐两代的事情，而梁、陈未见，其中消息，可以想见。

５、唐初士族地位特殊，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贞观十二年（６３８年），高士廉等编《氏族志》成书，以崔民斡为第一，这是旧有成见所使然。后太宗命改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斡第三，从此身份标准就以现实政治地位为首选，原有观念日益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残余了。

五七　　南北朝的文艺学术

南朝文学，成就很高，诗、赋、文尤为可观。现依时间顺序，介绍一些重要的作者及其成就。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年）。他以山水诗见长，生活在晋宋之际，与陶渊明几乎是同时代人，昔人也常以“陶谢”并称。他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名将谢玄的孙子，晋末袭封康乐县公，世称谢康乐。他所处的时期，正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之际，所作山水诗、山水画、写景文都很出色；之所以如此，这固然“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紊乱腐朽的市朝政治生活的逃避，也反映了文艺在颓废时期对形式技巧的追求。”（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但也与中原士大夫被灵秀的江南山水景色所吸引有关。晋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见《世说新语·言语》）就是一个明证。

谢灵运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因“非毁朝政”，出任永嘉太守，于是就在这里尽情游览；去官以后，即隐居会稽。他曾带几百人，从始宁（今嵊州北）出发，伐木开山，直抵临海，当地人竟把他当作山贼。他最后以“谋反”罪被杀。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都清新可喜。谢氏山水诗，以写永嘉（温州）、桐庐、富阳一带景色者最多，诗学大师黄节先生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为之作注。

谢灵运的族弟惠连，诗赋都有声名。颜延之字延年，诗与灵运齐名，但论者多谓不及灵运。

比谢灵运稍晚的诗人，以鲍照（约４１４～４６６年）最为杰出。他字明远，东海（今山东苍山南）人，曾任荆州刺史刘子顼的前军参军，人称鲍参军。刘子顼拥护晋安王刘子勋，与朝廷对抗。事败，鲍照为乱兵所杀。唐杜甫《春日忆李白》有句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即是说李白的诗兼有庚信、鲍照的长处，故“俊逸”二字也高度概括了鲍照诗的风格。

现代人不大会去读鲍诗了，所以笔者也不想多说，但是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两篇文章却实在是好，不可不讲。宋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相忌。刘诞据广陵（今江苏扬州）抗命，事败后，孝武帝迁怒百姓，下令屠城。《芜城赋》即为此事而作。他先极写广陵人口之多，财赋之盛，城池之雄壮，然后笔锋一转，写这一切皆化为乌有，终而慨叹道：“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沉痛之至。

斌的体裁实介于诗和文之间。《登大雷岸与妹书》则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情景交融的美文，写江行时的心情与所见的景色，一向为人传诵。他的妹子名令晖，也是一代才女。

讲刘宋时的文学，最不可忽略，也最容易为现代人接受者，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年）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这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任诞等三十六类，记载汉末魏晋时人的轶事佳话；晋人言语，向称“简约玄澹，尔雅有韵”。此书所录言语，颇能传其神韵，当与当日的语言相去不远。许多著名轶事，如嵇康临刑奏广陵散曲、王羲之坦腹东床等都见于此书。鲁迅说读此书可见“晋人清谈之状”（见《开给许世瑛的书单》，收在《集外集拾遗附录二》内）。鲁迅难得推荐古书，这份书单列书十二种，《世说新语》与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均在其内，故其价值可见。

南齐沈约、谢眺等竟陵八友，已见前篇，现在只就沈、谢等的文学成就，稍作补充。沈约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之制韵，用于诗文，号永明体。然沈约又提倡平易，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见《颜氏家训·文章》），其说是。他著有《晋书》、《宋书》等，《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即他所撰，另见本篇史学部分。沈约的诗清旷婉秀，所作山水诗秀丽疏朗，不像谢灵运常杂以哲理，容易被读者赏识。论者说他“开（唐）王维蹊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是讲得对的。

谢眺（４６４～４９９年）的诗名比沈约大。他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因曾任宣城太守，后人称为谢宣城。他与谢灵运称“二谢”，也因卷入政争被杀。他善写山水诗，清丽工巧而不失劲挺之致。沈约对他推崇备至，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李白对他“一生低首”，用心向他学习。

沈约死时，已在梁武帝天监十二年（５１３年），正当“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早期。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承平时期，也是诗人、文士空前活跃的时期。笔者在前面有关各篇中，已经提到过梁武帝父子，包括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长于诗文。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昭明太子萧统（５０１～５３１年）。他字德施，小字维摩。他编纂的《文选》，收历代诗文辞赋七百多篇，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本。文选怎么也收诗？原来，当时习称有韵者为“文”，无韵者叫“笔”（见《文心雕龙·总术参）。萧统自称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即专收文采华美的作品。后人把它看作治词章之学的必读书。唐杜甫勉励儿子，就要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在梁朝众多的才士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吴均（４６９～５２０年）。他字叔库，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因曾任奉朝请（有参加朝会资格的人员，闲散无实职），人称吴朝请。他的诗文极清拔，号为“吴均体”，文章尤佳。《与宋元思书》仅一百四十四字，不妨全录如下：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猨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富春江的山水宛如仙境，吴均这篇文章正好配得上山水的景色，清幽绝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写出来的。古人许多写景文很少比得上它的。

以《与陈伯之书》（参见第四十一篇）著名的丘迟（４６４～５０８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远处北国的人，确实很能引起他的乡思，所以有充分的感染作用。他也有诗名。

梁朝文学家，名气最大的当推江淹（４４４～５０５年）。他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他年轻时才思敏捷，后来减退。相传他梦见一人，自称晋郭璞，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可以见还。”他就从怀中拿出一支五色笔，还给此人，此后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好诗。

江淹最有名的作品是《恨》、《别》二赋。《恨赋》先总提世间多有抱恨而死的，然后列举帝王（包括成者和败者）、列侯、名将、美人、才人、高士、孤臣、孽子的恨事。而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作结。《别赋》也先提“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然后列举各色各样人的离别之苦。两赋状景写物，抒情感怀，无不丝丝入扣，极文笔之妙。

何逊也是梁朝有名的诗人。他字仲言，东海郑县（今山东郊城北）人。他的诗很受范云、沈约的推重，与陈朝的阴铿并称“阴何”。唐杜甫自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又称赞李白的诗可与阴铿所作媲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由此可见唐人是把他们评价得很高的。阴铿字子坚，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历仕梁陈，曾任员外散骑侍郎等官。

庚信（５１３～５８１年）字子山，小名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与父亲庚肩吾都有文名。侯景乱时，他逃往江陵。后奉梁元帝命，出使西魏，被魏人扣留。北周时官至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他常被称为北周人，其实他的内心很痛苦，对梁朝的灭亡和江南人士（包括统治阶级和一般百姓）所遭受的灾难，耿耿于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苦难玉成了庚子山，否则怎么会有《哀江南赋》这样的名作呢！他若处于承平之世，至多仅以文辞瑰丽见称而已。杜甫诗多次称道庚信，而《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的“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句，最能抉出庚信的精神，原因实在于同遭乱世，作品同样“穷而后工”，所以领会得最深切。

庚信善作碑版之文，然为北朝贵人所作，不过谀墓而已，独为被俘的陈将吴明彻所作，死者与执笔者同有英雄失意的遭遇，慷慨悲歌，特具精彩。

徐陵（５０７～５８３年）与庚信并称“徐庚”，其实除文辞瑰丽这一点外，两人很不相同。他字孝穆，东海郯县人。侯景叛乱前夕，他奉使北齐，被扣达七年之久，因此没有亲历台城、江陵陷落之苦，后随萧渊明回建康（事见第五十篇）。家口先由长子徐俭携同避往江陵；江陵陷落后，没有被掳，仍回建康。他可说是个在大乱中幸得瓦全的人。他在陈朝历官尚书左仆射等高官，过上二十七年安富尊荣的生活，号为一代文宗。他的作品未尝没有感慨兴亡之作，然而绝无庚信那样的悲凉愤激之辞。他编有《玉台新咏》，收录的多系有关爱情的诗歌，正好补了萧统《文选》的缺陷（萧统连陶潜的《闲情斌》都不收，而且认为是渊明的“白璧微瑕”），因此是有贡献的。他写的《玉台新咏序》是一篇名文，形式为声偶兼到之作，内容则专讲名媛淑姬，好是好的，但是总不能与发抒兴亡之感的《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吧！

陈朝的文学是很发达的，陈后主叔宝本人就是个诗人。虽则他的行为可议（见第五十四篇），诗文是写得好的。

讲南朝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绝不能忘掉两部文学批评的名著，即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刘斜（约肠５一约５３２年）字彦和，东莞莒（今属山东）人，早年孤贫，依佛教学者僧祐而居，因而深通佛典。后来做过梁朝的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晚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慧地。《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的专著。六朝是骈文形成并盛行的时代，刘勰尽管写的是理论文章，但用的却是骈体。古文本来难译，骈文自然更难译。即使译得都对，可读起来往往一点味道也没有。但张光年先生用白话拼体译《文心雕龙》，能够保持原著风味，所以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本子。

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约子公元５１８年去世。依年代顺序，他比刘勰早，但《诗品》的价值不如《文心雕龙》，所以放在后而讲。

钟嵘把自汉至梁的一百多个诗人（有姓名的一百二十四人，另加不知姓名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人都有评语。他对于过多地使用典故等流弊，颇有讥议。但陶潜、鲍照、谢眺列为中品，曹操更屈居下品；反之，刘祯、王粲，陆机、潘岳等都在上品之列，就未免失当。然而，其评陶潜云：“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长语意为冗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则又推崇备至，无一字讥评。此书有陈延杰先生注本，注释详明，并附有诗选，甚便读者。

接着，再讲北朝文学。

西晋以后，北方的文学在许多年间，寂然无闻。是没有人才呢？还是有人才而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而一种情况。丧乱流离的现实，理应产生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力作，然而未有闻也。这一定是艰难的时世使作品的保存与流传，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情形，在北魏统一以后，仍然没有多大改变。笔者在第三十三篇中讲过，崔宏写过一首抒发遭逢世乱的感慨的诗，秘不示人，因儿子崔浩得罪，抄家时才被人发见。我们看了这件史事，就可以知道北朝诗文流传极少的秘密了。

从崔宏、崔浩以后，北方文学渐盛，然而史籍所载文士，如温子昇、邢劭、魏收等，多以撰写政府文件擅名（魏收为史家，详后），与南朝文人辈出，情形不大相像。至于北朝文学的精华所在，实在于三部大书。它们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们都不是文学作品，但是都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郦道元（４６６或４７２～５２７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他做关右大使时被萧宝寅所杀，事迹入《魏书·酷吏传》。他为传为汉桑钦所作的《水经》作注，注超过正文二十倍，是一部地理学的名著。他对每一条河，都详述故实逸闻，其文笔长于写景，因而为历代文人所盛赞。巫峡一则，语文课本选的很多。现在摘录“渐江水（浙江）”注一小段如下，以见一斑。

（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

杨炫之，一作姓羊，又作姓阳，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北）人，曾任秘书监等官。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年），因事途经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惨状（高欢毁洛阳，事见第四十四篇），黯然神伤。他从此下定决心，收拾遗闻，著成此书，以寄托兴亡盛衰之感。全书以“伽蓝”（梵语寺院）为纲，凡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佚事、传说，均系于寺院之下，资料丰富，可补史传之缺，而文词优美，又具有艺术价值。试录城南景明寺条的一小段如下：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信徒……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一派繁盛热闹的场面跃然纸上，写得何等生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笔者在第五十一篇和五十六篇中都提过。他痛斥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公卿的恶劣风气，表现出一个在乱世中不肯随风逐浪的大丈夫的凛然正气（原文见《家训》卷一《教子第二》）。但是希望能够教书以免苦役，又表现出在乱世中无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的“弱点”（笔者写了这两个字，又不满意，因为有几个人能避免这个弱点呢）。

《家训》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朴质，比较容易读。

关于北朝文学，还有两者应该提到。

一是北方民歌。“救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唱出了游牧民族生活的风趣，也描绘出优良的生态环境，使人心向往之。

二是《周书·宇文护传》收录的宇文护母子的信件。东西魏分裂时，宇文氏的一部分家属在晋阳被扣，成为高氏的奴隶。后来，北齐想与北周议和，愿意遣返宇文护的老母阎氏，使人为阎写信给宇文护。宇文护看了，非常悲痛，也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老母竟得西回长安。这两封纯是家信，写得情真意挚，许多地方近似口语，现在摘录阎氏信一部分如下：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并乘骡同去。……今又寄汝小时所著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

……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钱基博先生激赏这两封信，赞道：“一味情真，宇字滴泪，而精神恺恻，为北朝第一篇文字，足与李密《陈情表》并垂千古。”（见所著《中国文学史》上册）这是极恰当的评价。

讲了文学以后，接着再讲史学。

“二十四史”中，成书于南北朝的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四部。此外，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补救了原书太简略的缺点；成于唐初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都以当时人的著作为基础，增补而成。故如包括这些，那就有九部之多。

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年）字世期，闻喜（今属山西）人，历仕晋、宋。他作的《三国志注》，以材料宏富为特色。有人认为他收的本来是陈寿弃而不用的，这未免持论太苛。当然，有些材料，明显是不可信的，如《诸葛亮传》所收“郭冲三事”的空城计事，即后来演义所本。从史学角度讲，不必收录，但因尺度较宽，收录下来就保存了许多资料，这却不能不说是裴氏的功绩。他的儿子裴骃，字龙驹，著《史记集解》，流行至今，也于史学有功。

范哗（３９８～４４６年）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浙川南）人，以阴谋迎立刘义康为帝，下狱而死。他删各家《后汉书》成一家之言。后人把晋司马彪（司马懿的侄孙）《续汉书》各志与范书合刻，遂成为后人所见的《后汉书》。范书于体例有所创新，如为“党锢”诸人作传。范氏的文辞也有可观，古文学家尤称道其论赞之作。

《宋书》是沈约（４４１～５１３年）所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见上文。他自宋入梁，著《宋书》是写“现代史”。当时已有好几部关于刘宋的史书，这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没有写《食货志》，但是在孔灵符、羊玄保（附羊希）传内对经济情况有所反映，可以稍补缺憾。他收录奏疏及杨伟、何承天、祖冲之所修历法原文等，有功于保存文献。第一百卷的《自序》，历叙吴兴沈氏家世（沈约为沈林子之孙），所以沈田子、沈林子等都不入列传。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二十四史”中仅见的两篇作者自序（自序即自传）。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４８９～５７年）是南齐宗室。他在梁朝撰《南齐书》，也是写“现代史”。《梁书》和《陈书》的作者都由唐姚思廉署名，其实草创者是他的父亲姚察（５３３～６０６年）。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历仕梁、陈、隋三朝，从梁朝时领史职起，没有脱离过修史的工作，隋朝政府因而命他编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把他没有完成的工作接下来，撰成《梁书》、《陈书》。

《北齐书》的编撰情况，与梁、陈二史相似。署名作者李百药，他是以父亲李德林（５３１～５９１年）的旧稿为基础的。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朝，他写的自然也是“现代史”。

讲北朝史学，有两点遗憾。一是崔浩修的《国史》被毁掉，这部书一定保存了拓跋氏早年的许多实况。另一是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不幸佚失，今本是明人托名所撰。

北朝史学的主要成就是一部《魏书》。作者魏收（５０７～５７２年）字伯起，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是北魏有名的才士。前人说他因个人恩怨，褒贬不从其实，所作实为“秽史”。这种评论未免太苛。如果确有其事，也只会影响少数列传，不能据以否定全书价值。这部书材料丰富，文字畅达。为“释老”立志，是一个特色。《序纪》收录石室祝文，现在已被考古发现证实。笔者在第三十三篇说过，他把崔浩得罪的原因，分别写在几篇传里，应该是写本朝史时的苦心安排。我们应该承认，魏收撰史，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是用了气力的。至于“秽史”之称，至少是证据不足，难以成为定论。

艺术方面，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山水画的兴起。南朝宗炳、萧贲、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等都善画山水。宗炳（３７５～４４３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他酷爱游览，足迹遍历巫峡、匡庐、衡岳等地。晚年住在江陵，画所历山水，卧而观之，号为“卧游”。但是陆探微与张僧繇及晋顾恺之号为绘画史上的“六朝三杰”，而不以山水见长，可见这时还不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

二是石窟艺术的兴盛。随着佛教的盛行，信徒们凿石窟，雕佛像，作壁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甘肃敦煌石窟约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３６６年），天水麦积山石窟约始凿于后秦时（３８４～４１７年），临夏永靖炳灵寺石窟最早纪年为西秦建弘元年（４２０年）。举此数例，可知在公元４、５世纪中盛行开凿石窟的风气。敦煌壁画以唐代作品最为精美，然北魏时的佛本生故事画，如萨棰以身饲虎，突出舍己救人的思想；降魔变画释迦成道前与魔王斗法，都已经非常精彩。

北魏后主在内地开凿的云冈、龙门两石窟，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石雕佛像气魄雄伟，云冈大佛最高的为第五窟的坐佛，高达十七米，小的只有几厘米，都各具精彩。

最后，讲讲南北朝的学术。

南北朝时，在民间讲授经学的人，时有所闻。隐士顾欢，宋时在天台山讲学，徒众常有百人。南齐刘瓛博通“五经”，徒众常有数十人。梁贺瑒在乡里讲学，四方受业的竟有气千多人。北方学风也不逊色。高允还家教授，受业的有一千多人。华阴人徐遵明（４７５～５２９年）是魏末大儒，讲学二十余年，北齐经学诸生多出于他的门下。

黄老、老庄之学也传授不绝。前引《文心雕龙》“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话，后半完全正确，前半则未必尽是。梁元帝在危城中还要讲《老子》，好之可谓甚矣。大抵梁时士大夫仍沿晋人积习，崇尚玄谈了；武帝大同二年（５４７年），东魏李谐、卢元明聘于梁，梁武帝同他们一谈，大为倾倒。卢元明正是长于玄理的人物。梁使者到邺，贵族子弟都盛装到馆，看南朝人物，听他们谈论。

然而无论经学、玄学，南北朝人都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只是传承未绝而己。最为南朝思想史生色的，只有齐梁时范缜的《神灭论》。这是中国无神论发展史_上的重要文献。

范缜（４５０～５０７年以后）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他与齐竟陵王萧子良等的争论，已见第三十九篇。他和梁武帝本来是西邸老朋友，梁初做到尚书左丞，只比仆射低一级。不久因替人申诉冤枉，遭人弹劾，于天监四年（５０５年）谪徙广州，两年后回建康，任官职较低的中书郎。梁武帝信佛教，他不信，又对当时“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见《梁书》本传）的状况深表不满，就公开发表《神灭论》。梁武帝知道了，亲自与他辩论，又发动僧法云等六十多人，写文章与他争辩。佛教的教义本极博大精深，但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与神不灭而已。范缜所驳也只限于这点，不过强调形神不可分，人死则神灭，并不是全面批判佛教教义。

梁武帝并没有因此处分范缜，这倒是可取的。范缜后事不详。僧法云把辩论的文章，编成一部《弘明集》。《梁书·范缜传》也载有《神灭论》的原文。

五八　　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讲南北朝的科学技术，首先应该讲南朝宋齐时的科学家祖冲之（４２９～５００年）。他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做过县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禁卫军军官）。他对儒家的经典和道家的《庄子》、《老子》都很精通，但是他钻研得最深的是天文、历法、数学和制造器物的技术。他最有名的成就是推算圆周率二的值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和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间。这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年左右。现代有人建议把圆周率叫做“祖率”，由此可见他在科学史上地位之高。古人以圆周长为３，径长为１，即以π＝３。以后西汉末刘歆、东汉张衡、魏晋时刘徽都研究过这问题。刘徽从圆的内接六边形起，逐步加倍，１２边、２４边……从而得出了π＝３．１４１６的值。祖冲之改用别法，可惜其法不传于世。现代人验证结果，认为要得到祖冲之的值，需要求出内接正１２２８８边形的边长和２４５７６边形的而积。这样复杂的数字，古人用算筹是不可能计算的。

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共同提出推算球体体积的公式，叫做“祖氏公理”，也比西方早一千年以上。他著的《缀术》，在唐代作为数学教科书使用，可惜后来失传了。

祖冲之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成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４６２年），因此叫做《大明历》。此前用的是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有不少疏漏的地方。他吸收了晋虞喜、宋何承天研究“岁差”的成果，把它用到编制历法中去（岁差，太阳从今年冬至到下一年冬至，并不回到原来在恒星间的位置）。他还吸收了十六国北凉太史令赵欧所创六百年二百二十一个闰月（旧说十九年七闰）的学说，并改进为每三百九十一年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月。《大明历》确定一回归年为３６５．２４２８１４８１天，与地球绕太阳周时误差比《元嘉历》小得多，只有一秒左右。这部历法受旧臣戴法兴等反对，被搁置起来。直到梁天监十年（５１０年），经祖暅上疏力争后，才得颁行。

造指南车和千里船，也是祖冲之被人津津乐道的事迹。

指南车和指南针是两回事，它不用磁石，靠齿轮的作用，使车上木人手指的方向不变。创始人是曹魏时的马钧，后来懂得造法的人很少。十六国时后秦人令狐生为姚兴造过一辆。刘裕灭后秦，把它作为战利品，带回建康。但是这辆车的机件己经损坏，转弯时木人的手指不能随之转动，只能用人力矫正。过了六十年以上，到刘宋末年萧道成辅政时，令祖冲之修复。他用铜制新机，转动起来非常灵巧。另外，他还造过千里船，在江上试航，一天能走一百多里，可惜记载不详，连用什么力量推动也不得而知。

其次该讲的提日七魏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贾思勰，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曾任高阳（治今河北高阳东）太守。他著成《齐民要术》时，约在公元６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间，已在东西魏分裂之后了。

贾思勰深知农业与国家盛衰、人民哀乐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博采文献，搜集民间农牧业生产经验，成为此书。这是对石世纪中叶以前北方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齐民要术》的正文分十卷、九十二篇，从作物栽培、种树、养畜到制酱造醋，无不具备。他记载粟的品种有八十六种，兽医的药方有四十八种。书中还有许多关于产量、物价的资料，如《种榆白杨》篇述种榆树之利说，生了孩子，就种二十株，到成人嫁娶的时候，树身就长到可以做车榖（车轮中心的圆木）了。一棵树可以做三根，每根值三匹绢，共值一百八十匹绢，婚事的全部开销就够了。他写得这样周到，想必含有提倡植树的意思在内吧。

此外，还有几件必须提一提的事情。

１、南朝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年）是个医药学家、炼丹家。他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他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收药物七百三十种，是本草学发展史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２、南北朝时，瓷器制造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都已大量生产。

３、以生铁、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技术已经成熟。北齐纂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用牲尿、牲脂淬火。《北史》本传说他所造的刀能斩甲过三十札。

４、南北朝时马蹬已普遍使用。现从公元４１５年北燕冯素佛墓中出土的马蹬，是己知最早的真正的马蹬。

细说隋唐

赵剑敏 著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以讲史形式阐述自隋文帝建立隋朝至宋太祖统一五代十国建立宋朝之间的历史。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魏征、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等。作者系著名通俗历史读物作家，沿袭黎东方“讲史”笔法，把一部隋唐史叙述得生动活泼、故事性极强。

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细说历史，是黎东方先生别开一门的历史叙述法。

细说历史，是有别于通史、断代史那种举其大略的历史叙述法。

细说历史，不是戏说历史(在语音上，“细说”和“戏说”是难分彼此的，常需要费些口舌解释)。细说历史，和所有史学意义上的叙述一样，有着确凿的史料作依据，并无随心所欲的臆造处:细说历史，不是琐碎的唠叨，不是罗列青菜豆腐流水账，不是事无巨细地笼统拿来，而是在筋骨过多的枯燥的历史文本之外，还以已风干的历史人物的血肉，还以已湮灭的历史事件的灵动，还以已枯竭的历史长河的激浪，还以已黯淡的历史天空的明月。

本来，黎东方先生欲用“细说”这体裁，来勾画纵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然遗憾得很，他在开创了这个体裁，并完成了五部著作后，以九十高龄在大洋彼岸资志以没。这个遗憾，不仅仅是黎东方先生个人的遗憾，而是整个史学界的遗憾。为弥补这个遗憾，负责“细说”大陆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不辞辛劳地到处物色人选，以完成黎东方先生的未竟之志。

笔者不才，承崔美明女士垂青，嘱撰“细说隋唐五代”一段。

若以统一、分裂、兴盛、衰亡为周期，以此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其中有两个周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秦汉三国”，一个是“隋唐五代”。这两个周期，在历史状态的起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秦、隋各自结束了它们前面的分裂时代，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这两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它们的末期，都以苛政严刑、草营人命，引发了遍及全国的大起义，从面导致了王朝的崩溃，且都是二世而亡。

通过起义，通过击败各个对手，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在秦、隋之后得到了确立。这两个第二代的大一统王朝，汲取了殷鉴的教训，借助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有利条件，各自促成了大治局面的形成，并形成了盛世。然而，泰极否来，汉的王莽之乱，唐的安史之乱，皆腰斩了盛世，使帝国走了下坡路。尽管有光武帝、唐宪宗的中兴，可帝国的积弊越演越烈，终于彻底覆灭。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东汉末群雄逐鹿的结果，是产生了三国;唐末板荡纷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五代十国。天下共主消失了，大一统消失了，历史再度进人了分裂时期。然这两个时期的分裂是短促的，仅仅数十年而已。在这数十年间，又长足地酝酞了统一的因素。

然而，尽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隋唐五代毕竟不同于秦汉三国，其自有其自己的历史特征以及表现状态。

当时代进人隋唐后，一种成熟气象，弥漫在历史河床之上。这是种大成熟，一种万千气象的大成熟，其犹如日中天，犹如人之壮年，犹如秋季的稻田，充满了魅力，充满了精气神，充满了丰收的景象。

内政是成熟的，德、刑的调用，踏上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交是成熟的，文、武的张弛，进人了得心应手的阶段;制度是成熟的，三省六部、科举考试的推出，奠定了政治的基业;文化是成熟的，诗赋、艺术的创造，涌现了一批出神人化的人物;经济是成熟的，均田、租庸的匹配，成就了殷实的社会…所有的一切，汇成了综合国力，无与伦比的超一流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于青史居了巅峰，在东方执了牛耳，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模本。

辉煌!合成了盛世。

大辉煌!合成了大盛世，黄金般的大盛世。

然事情正像西谚所说的那样，一枚硬币总有两面。成熟未必全是好事，在正极成熟之际，各种负极因素，在汲取了恶的历史经验后，继之也成熟了。军阀成熟了，掌生了野草般的藩镇割据;阉人成熟了，滋长了毒瘤般的宦官专权;士人成熟了，掀起了逐浪般的朋党之争;皇帝成熟了，上演了戏剧般的昏君故事;官僚成熟了，腌养了酱缸般的贪官群体。

在恶的因素如蛀虫一样将帝国大厦蛀空后，正常的社会生活遭到了大破坏，民不聊生以致不可遏制地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变。民变未能改变小民的生活，却成全了无数的草莽英雄。草莽英雄在把蛀空了的大厦毁成废墟后，各自开始称王称帝，由此进人了五代十国时期。

大一统虽是传统并深人人心的观念，但当大一统的弊病糟糕得不能再维持大一统后，分裂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趋势，成了纠正大一统弊病的不得已的历史选择。在五代十国时期，不是纯然无序的，而是在貌似支离破碎的状态下，一个个实力与权力中心在膨胀，其膨胀的程度与其是否采取利民的政策成正比。统治者的利民，在于巩固其政权，在于发展其政权，在于壮大其政权。当某国壮大其政权的行为，能接二连三地吞食邻国的领土时，便形成了统一的架式。这种统一的曙光，产生在后周。然在统一曙光微露之际，却因君主身体的原因暂告中断了。

继承后周衣钵的北宋，终于让曙光变成了旭日，让大一统的态势重临于中华大地。

笔者细说这段历史，是按着黎东方先生留下的葫芦在画瓢。

然瓢毕竟不是葫芦，终究难以画得像。此外，隋唐五代的历史洋洋大观，断非一本薄书所能概括。故而，不得不寻找重点加以叙述，寻找要点加以勾勒，寻找特点加以表现。由此，笔者在画龙时，画的是龙睛;在画凤时，画的是凤尾。这龙睛，是历史自身的传神处;这风尾，是历史自身的华彩点。

笔者虽曾梦过笔，然笔上却未开花，以未开花之笔，来撰写这段中国的巅峰史，必然捉襟见肘。奉命之下，无奈只能以这一襟一肘，来博智者仁者一笑。

本书本应唤作《细说隋唐五代》，然考虑系列书名的整齐，略称为《细说隋唐》，特此说明。

细说隋唐1：再现大一统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达数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国家，其根本在于有着凝合力极强的文化道统，在于这个文化道统派生出来的大一统的国家观。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观，由此，中西方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统一问题时，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非但是重视，且作为经典的现象来加以阐述。

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理念，一种颠扑不破的理念，一种为天灾人祸所不能摧毁的理念，一种高于民族其他利益的理念。

中国大一统的实际形式，在历史进程中并非一而贯之。由于政治、经济、民族等多种交会的因素，常常使统一的国家陷入分裂的状态，陷入军阀、政客割地为王、各自为政的状态。然而，深植人心的统一观念一直蛰伏着，犹如被山火过后的野草，一旦春风化雨，便会破土而出，恢复盎然的生机，重新缔造大一统的国家。

统一，分裂，相互交替，是事实。

统一终究战胜分裂，终究是主流，那更是事实。

故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中，将中国国家状态的演进，用了极为简练的八个字来总结，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用历史哲学的语言，论述统一国家的第三特征是：“它们是一种‘集合’的表现-而且是一种特别显著的集合的表现；它是在一个解体过程中以一连串的‘分散-集合-再分散’表现出来的；当人们对一个混乱时期屡次三番想遏阻它，但总是遭到失败，眼看着局面每况愈下，但是最后看见有一个统一国家成功的建立起来，总算限制着混乱的发展时，那些能及身见到这种局面的一代人是多么的向往和感激啊！”（《历史研究》）两种语言，叙述的是同样的事实。

若用浪峰与波谷来比喻，统一便是浪峰，分裂便是波谷，我们现在将要说的，就是南北朝的波谷向隋朝的浪峰推进的历史阶段，换言之，就是继战国末、三国末之后又一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

东汉政治糜烂，激起了政治大动荡，引出了群雄逐鹿，逐鹿的结果是魏、蜀、吴鼎足三分，最终三家归晋。建立统一大业的西晋是短暂的，由门阀大族垄断政权造成的弊端，清谈所带来的务虚风气，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使西晋陷入比东汉末更为混乱的境地，不久政权便为匈奴族的刘氏军事武装所消灭。

西晋的消亡，使全国在整体上分裂为南北两大板块。

北方拉开了各族大争战的帷幕，其以匈奴、羯、鲜卑、氐、巴五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史称“五胡乱华”，加上汉族，前后成立了十六国。后来，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而，好景不长，相继爆发了各族大起义，在起义中崛起的高欢、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将北魏分割为东魏、西魏。随之，高氏、宇文氏又分别对东魏、西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齐、北周。北周灭掉北齐，再度统一北方。

南方为东迁的晋室残余力量所占据，重组了东晋政权。东晋虽拥有半壁江山，然并不稳定，外受北方威胁，内受军阀威胁，在风雨飘摇中终结。在东晋之后，是宋、齐、梁、陈四朝相继而立。

如此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

从西晋的消亡，到南北朝的结束，分裂的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

分久必合，这次合，是由杨坚所创立的隋朝来完成的。

杨坚出自北周，隋朝脱胎于北周。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早年追随宇文泰的功臣，在北周立国后，论功行赏，晋升为大将军，并成为掌握政权的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被赐姓普六茹氏，爵封隋国公。

杨坚小名叫那罗延，凭着家庭的显赫背景，凭着自己出众的才干，轻而易举的获得了一系列的高官要职，在父亲过世后，袭封隋国公。尤为重要的是，他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多角度的直接的与皇帝成了姻亲：他的妻子是鲜卑大族独孤信的七女，而妻秭、独孤信的四女是周明帝的皇后，由此和周明帝成了连襟；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周宣帝的皇后，由此他又成了国丈。隆盛的地位，特殊的关系，高超的才干，廉洁的作风，再对比北周诸帝荒淫平庸的形象，长足的提高了杨坚的政治声望，在汉、鲜卑实力人物的支持下，营造了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当年仅八岁的周静帝—北周的末代皇帝—上台后，他取得了总揽军政的辅弼大权，成为能摆布皇帝的大权臣。

按常理而言，人的欲望总是和其地位成正比的。目睹君主的无能，目睹皇室的腐败，杨坚逐渐萌发了最高的政治欲望：禅代北周，圆皇帝梦。他先后采取了三个步骤：以开明的姿态，改革的精神，清简法令，废除为人们所痛恨的苛政严刑，身体力行的提倡节俭，阻止奢靡之风，以争取人心；接着，他伸出铁腕，无情的镇压了挽救北周的反抗势力，特别是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三大地方军事势力；然后，屠杀北周诸王，彻底铲除了北周政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无助的周静帝只能拱手将权杖交给了杨坚。

公元581年，杨坚走上皇位（庙号隋文帝），宣布国号为大隋，年号开皇。

建立新朝的杨坚，以实现南北统一为自己的使命。其实，想实现统一的，杨坚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已大有人在，且南北都有。短暂统一过北方的十六国之一的前秦君主苻坚，曾挥百万雄师南下，但因内部的民族矛盾，在淝水之战中竟遭惨败。东晋的桓温等诸将，也曾多次北伐，终因条件不成熟而功亏一篑。这些统一战争虽未成功，然为后来者开了先河。到杨坚之时，统一大业已瓜熟蒂落。当时为什么是由北方统一南方，而非反之？

关于这个问题，韩国磐先生从双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是：北方的均田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南方的大土地私有制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北方中央集权渐呈上升趋势，南方的人才选拔则承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北方的府兵制构成了有效的军事体系，南方的军队则令出多门。（《隋唐五代史纲》）笔者觉得在上述的分析中，至少还得加上一点，即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带有浓烈的“蛮族”色彩，具有擅长攻击的彪悍战斗力，而南方虽有高度的文明，然在文明创造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同时，南人原始的勃发生机也遭到了软化与弱化，两方对垒，军事上谁优谁劣自不待言。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的冬天，在一切部署就绪后，隋文帝次子晋王杨广被任命为最高军事长官，并与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分任行军元帅，以五十万之众，向江南发动了全线的进攻。水军、马军、步军复合部队，构成了立体的军事全景，“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资治通鉴》陈长城公祯明二年）重点突进路线有七条，其中以庐州总管韩擒虎、吴州总管贺若弼二路打的最为出色，直捣陈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整个战争的态势简直是摧枯拉朽，陈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躲进枯井的陈后主陈叔宝及其爱妃，成了隋军的阶下囚。

陈朝的灭亡，加上隋军在南方平叛的成功，使隋旗插遍了全国的山水。

统一的实现，使隋朝成了大一统的王朝。

细说隋唐2：隋文帝

从秦至隋创立四个大一统王朝的君主：秦始皇、汉高祖、晋武帝、隋文帝，在知名度上，是前二者响亮，然在历史评价中，当数隋文帝最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历代开国君主中，隋文帝也可以名列前茅。

隋文帝于历史是大有功绩的，他的大功绩不仅表现在统一大业上，且表现在统一后对天下的治理。

历史对隋文帝形象的记录是，性格庄重严肃，不苟言笑，即使至亲也从不开玩笑，外表钝木而内里明敏，有雄才大略。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难能可贵的俭德，这种俭德非但表里如一，且贯穿始终。他在北周官居高位，私人生活却非常俭朴，俭朴到几乎有些寒酸的地步，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弼大臣，依然如此，并把俭朴倡导为全朝的风气。他的俭朴，不是自我标榜的伪饰，不是映照鲜卑贵族奢侈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始终的本质，在成为万乘之尊后，更是予以发扬光大。

隋文帝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曾对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隋文帝的内宫，可能是历代最简陋的内宫，后妃宫女的衣服及日常器具，均有严格的供应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损，加以补缀再用。他本人的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除了必须的宴会，每餐至多一小盆肉。他本人的寝宫，全是布幔布帐。他摒弃金玉，摒弃锦绣，摒弃所有的器玩。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斑斓的绸绫，他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各等官员各种目的进献。《隋书·文帝纪》说：“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在隋文帝君临天下的时代，上自大臣贵族，下至富商大贾，穿的不过是布帛，装饰的不过是铜铁骨角，俭朴蔚然成风。

以俭朴为立国之道，在于隋文帝深刻体察到，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农业，而农业每年的产值是有限的，要让农民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惟有将对农民的剥夺压到最低限度。俭朴的风气，可减少用度，缩小无谓的消费，使有限的农业产出，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生活。隋文帝懂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要想保住社稷江山，当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他即位之初，就将五千头官牛分赐给贫苦的农民，后来又多次推出降低税役、轻徭薄赋、宽恤民力的政令。

以民为本，与民休息，使隋朝在立国后与统一后，迅速受到了民众的拥戴。

人是复杂的，是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被他深深地压抑着。北周首都设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由于长期的战争，都城已凋敝不堪，出于新朝万物更新的感觉，隋文帝决定在长安另外择地营筑新都，名为大兴城。营筑新都城花了不少的工役钱财，但为了帝国的形象，无可厚非。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今陕西凤翔）造仁寿宫。仁寿宫的工程由杨素负责。杨素为讨好隋文帝的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劳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棍棒的催逼下，万余人死于非命，工地上一片惨象。隋文帝知悉此事后，很是不悦。然当他游览新宫时，却为豪华气象笑逐颜开，直夸杨素是忠臣。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置十二行宫，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俭朴是难的，难在要克服追求享乐的欲望，努力克服这种欲望的隋文帝稍一松懈，便为佞臣所误，违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不遗余力地勤政，是隋文帝为君的特色。他每日坚持上朝，听取各级的奏报，甚至日落西山，仍精神不减地端坐着。有暇时，乘舆四出访问，途中遇见上表者，便停下来，亲自仔细询问，极有耐心。另外还派遣行人（特别的使者），去各地采听风俗。由此，官场的得失，民间的疾苦，帝国的现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勤政，使隋文帝成为明君。

出自真心的亲民，是隋文帝另一个为君的特色。关中闹饥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饮食情况，有人带来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他涕泪俱下，遍示群臣，沉痛的自我咎责，为惩罚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达一月。到泰山封禅，道中遇大量关中饥民往洛阳就食，车队行进困难，他关照警卫部队不得驱逐，从而出现了这样的奇观，饥民与御仗混同而行。他骑着马，见有扶老携幼者，或引马让路，或为之安慰。经艰险之地，令左右帮扶百姓。

亲民，使隋文帝深得人心。

中国政治道统，历来分两大体系：一是儒家的以德化天下，一是法家的以刑格天下。

隋文帝对待政治道统的态度，是兼容并蓄，他强调以儒家提倡的德来治国，不仅身为表率，且要求臣下、民众均得培养谦让节俭的美德；然与此同时，他却厌恶儒家的诗书，废除学校，实行愚民政治。

他相当偏爱法家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以势立自己的权威，以术驾驭群臣，以法对违法现象矫枉过正。从而，他是喜怒无常的、随心所欲的、变幻莫测的，以此不让群臣熟悉他、窥破他。为明察群臣，派左右心腹到处打探，官员即使犯有小过失，他也必不轻饶，量以重罪。为考察官吏是否贪污受贿，他暗地派人送去钱帛，一旦有受者，即处以死刑。他常当殿杖责他所不满之人，有时一日竟达四次之多，怒气特盛时，便不顾青红皂白的推出斩首。他明令：盗军粮一升以上者，处死，家属没官；盗一钱以上者，处死，知情不报者连坐，同样处死。武库脏乱，他亲自临决，将有关人员处死数十人。

隋文帝用严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场发生腐败，防止官吏不尽职守，防止犯罪现象在民间蔓延。然他弃法律而不顾，仅凭自己的好恶主观来草菅人命，从而制造了恐怖气氛。

用刑过滥，不遵法律准绳的隋文帝有暴君之嫌。

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滥用刑法为隋炀帝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基础。隋朝的再次二世而亡，隋文帝不能逃脱其咎。

《隋书·文帝纪》的末后有这样一段话，说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是的，隋文帝与曹操等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都有好猜忌的毛病，他们夺人政权，待自己获得政权，又怕他人仿效他们。故而，对追随他们谋取天下的功臣与将领，始终放心不下，一有风吹草动，不管是否事出有因，还是空穴来风，或解除他们的权位，或将他们打入囹圄，或将他们置于死地，情愿措置错关错杀，而决不姑息。

隋文帝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行为，使许多正直有良知的元老重臣被逐出了中央权力核心，以致在他身后缺乏一种制约隋炀帝奢欲的有效力量。他像后来的朱元璋一样，为儿子拔去了他认为的权杖上所谓的棘刺。但他自以为是的做法，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南辕北辙，使隋朝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中国的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宗法制度父子相传，因而，一个君主是否能选择到能付以大任的接班人，是保证基业绵延长久的关键。隋文帝在这方面，铸下了不可弥补的大错，强行抛弃嫡长制的传统继承制，舍弃生性较为仁厚、不会作假的长子杨勇，而被巧言令色、善于伪装自己的次子杨广所迷惑，立了后者为太子，结果，社稷的继承人成了社稷的掘墓人。

最早对隋文帝做出整体评价的，根据《旧唐书·太宗纪》的记载，是在唐贞观初期。当时面对唐太宗的询问：“隋文帝何等主？”大臣房玄龄、萧瑀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仄。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

瑕不掩瑜，总而言之，隋文帝还是功大于过。

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有关他的死，许多人认为是杨广的谋弒，并举出了事实加以证实。

细说隋唐3：独孤皇后

独孤氏，这个连名字都未留下的女人，却是隋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重要，不仅因为她是隋文帝的正妻，关键在于她凭藉先前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后来国母的地位，直接和间接影响了杨氏社稷的兴亡。

她的身世，在第一节中已有所介绍。若不是她及她的家庭，用婚姻为杨坚和北周皇帝之间架起政治桥梁，杨坚不可能成为北周的辅政大臣，更不可能黄袍加身。说得不客气点，杨氏的江山，一半得力于独孤氏。

《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引用的谱牒，称她是洛阳人，这种说法，很令人怀疑。她的父亲独孤信是鲜卑族，祖籍当是鲜卑的发祥地。鲜卑本是东胡族的一支，在秦汉之际，游牧于今内蒙古西喇木伦河与洮儿河一带。后因部落的兴衰多次发生迁移。到北魏初期，鲜卑有三十六部，独孤信的祖先伏留屯为其中一部的大人，祖父俟尼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去镇守武川（今属内蒙古）。故而《周书·独孤信传》称传主为云中人。以独孤氏为洛阳人的说法，究其实，是鲜卑族创立的北魏、北周定都于洛阳，从而鲜卑贵族以洛阳为籍贯。

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北朝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时，常站在汉族的立场，大讲鲜卑的汉化。这是事实，然这是片面的事实，全面地看，不仅鲜卑在汉化，而且北方汉族也有鲜卑化的倾向。杨坚的父亲等一些汉族大官僚，被赐鲜卑之姓，取鲜卑之名，便是一个有力的实例。惟有两族的相互渗透，才能造成民族大融合，否则，很难长期共处一地。双方的融合点，不止在文化，且在习俗。

独孤氏与杨坚的婚姻，应视为汉化的鲜卑人与鲜卑化的汉人的结合。

出身鲜卑贵族的独孤氏，为何嫁给不是鲜卑族的杨坚，是善于识人的独孤信看中杨坚长有一副奇表贵相：龙颜，目光精射，身长腿短（和刘备相似，刘备身长腿短，方能“两手过膝”），断定他前途不可限量。独孤氏出嫁那年，仅十四岁，可她已相当懂事，柔顺恭孝，恪守妇道。夫妇俩在花烛下立了誓，他们的誓言不是海枯石烂心不变的俗套，而是他们的子女不能是其他女人所生。言外之意，是杨坚不能娶妾纳小。

在婚后的岁月中，独孤氏被人最看好的一点是，尽管出身大贵族，姐姐为皇后，女儿为皇后，但无一丝骄横的气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她不但是贤妇，且是哲妇，有过人的见识，在杨坚被推为辅弼大臣后，她仔细分析了丈夫的处境与政治形势，派人传话给丈夫说：“大势已趋，骑虎难下，当自勉！”自勉，就是要丈夫不顾后瞻前，向更高的政治目标努力。杨坚得了妻子的鼓励与支持，更坚定了信心。

杨坚成了皇帝，夫贵妻荣，独孤氏当了皇后。

地位遽变，然独孤氏的秉性未变。她贤德依旧，只是从家庭扩大到国家。突厥与隋朝互市，有明珠一箱，索价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上奏独孤皇后，请她购下。可她的回答是：“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当今边境屡屡告急，将士疲劳不堪，不若用八百万分赏有功者。”她父母早亡，见了公卿大臣的父母，常常给予礼问。她对公主们说：“周家公主，多无妇德，失礼于公婆，间离夫家骨肉之情。这些不顺的事情，你们当引以为戒。”她的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诛，隋文帝看在她的份上，准备赦免。她反对说：“国家之事，岂可顾私情！”每遇司法部门处置囚犯，她都流涕呜咽，以示怜悯。

独孤皇后的德，与隋文帝的德相得益彰，在男女两界树立了典范。

与她的德未变一样，她关心政治的爱好也一如既往。她令宦官打听隋文帝的举动，若获悉朝政有得失，便及时匡谏，从而纠正了隋文帝不少的过失。她明说不可开妇人与政的先例，实际上却一直注视着朝政。为表示她也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每次隋文帝上朝，都同辇伴去，到殿门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宫。他们夫妇间的话题，主要是朝政，彼此谈得很是投机，常所见略同。

独孤皇后的政治操作，深深地影响了隋文帝，影响了朝政的走向，影响了高级官员的人选。鉴于她和隋文帝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宫中把她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人们常以为“二圣”只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称，殊不知，这是独孤皇后开的头。

与独孤皇后对人谦和相映成趣的，是她对隋文帝在女人问题上的专横。

笔者在拙著《皇冠与凤冠》中说过：“君主作为一个特殊的男性，对女性具有无可争辩的支配权。在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作用下，除了伦理观念所排斥的直系亲属外，只要君主愿意，海内每一个女性都可以成为他的配偶或情欲宣泄的对象。”出于限制君主对女性过渡占有的考虑，历朝制定了相应的后妃制度，确定不同级别嫔妃的人数。民间形象的说法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在独孤皇后的干预下，隋文帝的嫔妃被减低到历朝内宫的最低数，除皇后之外，嫔三人，世妇九人，女御三十八人。如此做，独孤皇后并非没有道理，他与隋文帝是有约在先的，为了照顾到丈夫做皇帝的面子，她已经做了让步。后宫虽说有几个粉黛，但独孤皇后牢牢把着关，除了她和宣华夫人陈氏外，对其他嫔妃，隋文帝实际上难得见上一面。

独孤皇后还瞪大着眼，严密控制隋文帝与嫔妃以外的女人交往。有约在先，隋文帝对独孤皇后的约束听之任之。

尽管隋文帝不是好色之徒，但他毕竟有七情六欲，有次巡幸仁寿宫，还是被一个长得楚楚动人的宫女尉迟氏给迷住了，于是发生了男欢女爱的事情。

独孤皇后随即获悉了此事，表面装作不知，趁隋文帝上朝之际，找了个借口将尉迟氏杖杀了。

隋文帝闻报大怒，又不敢向独孤皇后发作，觉得了无生趣，一人策马出了宫，径入二十多里深的山谷。大臣高颎、杨素怕出意外，紧追不舍，拦住隋文帝的马头，苦劝他回宫。隋文帝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高颎劝慰道：“陛下岂能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折腾到半夜，隋文帝方被劝回宫。独孤皇后流泪谢罪，经高颎、杨素调解，夫妻重归于好。

经过此事，独孤皇后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管丈夫，但自我的压抑使她心里变了态，将怨气发泄到其他男人身上。她见不得诸王与朝臣的小妾怀孕，尤其见不得生男孩，凡获悉这类事，必百般诋毁，让隋文帝罢他们的官。最倒霉的是高颎，他原是独孤信的家客，和独孤皇后的关系很是亲近，但随口的劝语“一妇人”，被独孤皇后理解为是轻视她，由此被百般中伤，直弄到丢了官。

促使隋文帝将太子由杨勇换成杨广，独孤皇后起了莫大的作用。原因不是其他什么事情，也在于女人的问题。她不准丈夫多内宠，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儿子，也许她的本意不错，要丈夫、儿子把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不要被儿女情长所误。然她的作法有些偏激，偏激的模糊了自己的眼光。

杨勇是个情种，他最爱的是情投意合的昭训云氏，还宠了不少嫔妃，独不喜欢母亲为他所娶的太子妃元氏。元氏心疾发作，仅两日就一命归西。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氏所害，又怀疑是杨勇的怂恿，遂派人对他们进行暗察。暗察没有结果，可他对杨勇的感情却一落千丈。极有心机的杨广，窥破母亲的感觉，趁机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冷落所有的嫔妃，只与王妃萧氏共处。两子相较，独孤皇后把感情的砝码放在了杨广身上。由此，杨广萌发了代太子而立的想法，在母亲的帮助下，终于把想法变成了事实。

独孤皇后死在隋文帝前两年，时为仁寿二年（公元602年）。

没了正妻的约束，隋文帝开始同姿貌艳丽的宣华夫人陈氏、荣华夫人蔡氏打的火热，从未纵过欲的他失去节制，以致纵欲过度，一病不起。在临终之前，他丢下了这样一句话：“假若皇后还在，我必不致如此。”

细说隋唐4：隋初功臣

某一姓欲得天下，必有一大批文臣武将的追随辅弼，事业若是成功，这批人也就成了元勋功臣。对待功臣，历朝基本上有两种做法：一是刘邦、朱元璋式的，寻找理由，将视为后患的功臣予以诛灭；二是赵匡胤式的，在杯酒释兵权后，对功臣厚加优待。隋文帝对功臣的态度，大致在二者之间走出了一条道。

篇幅有限，在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功臣事迹，只能捡主要的举其大略。

李穆，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对宇文泰的事业有杰出的贡献，为北周大功臣，被赐铁券，可恕“十死”。

杨坚执政，尉迟迥起兵反抗，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并州总管李穆，成为双方力争的关键人物。李穆不顾儿子李士荣的反对，把宝押到了杨坚一边，他扣押了尉迟迥的使者，派人去晋见杨坚，并赠送了熨斗与十三环金带，其寓意分别为“熨平天下”与“夺取天下”。

接着，李穆公开亮出旗帜，将尉迟迥之子尉迟谊擒送杨坚，对尉迟迥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再献密表给杨坚，明确表示支持他的政治作为，进行劝进。

杨坚在走上皇位前，为表示尊敬和感激，对进京的李穆说，如此做是听从了他的劝告。李穆得到优礼，进为太师，满门为官，赦免百死。杨坚给了朝廷中最大的荣耀。

李穆是隋朝少见的寿终正寝的功臣，平安的活到了七十七岁。

梁睿，安定（今甘肃平凉）人，他比李穆晚一辈，和宇文泰的儿子们相处得极好，在北周历任高官。

北周末年，梁睿投靠了杨坚，被命前去益州，代有造反嫌疑的王谦为总管。他尚在途中，王谦已树起了反旗。由此，他被任命为行军元帅，率军二十万进行讨伐。经过多次激战，擒住了穷途末路的王谦，推至市口斩首，平定了叛乱。

梁睿声震西川，加上他恩威并重，各少数民族纷纷闻风归顺，甚得当地民心。惟有南宁一地不肯宾服。梁睿以远振威名与有益军国为由，请求杨坚批准，让他领军继续深入，促使南宁归化。这本是好事，然好猜疑的杨坚，顾及镇守蜀中的将帅常拥兵自重，担心梁睿步其后尘，遂以天下初定，民心未安为由给回绝了。

杨坚的“阴惮”，使得梁睿的处境非常难堪。幸得文臣薛道衡入蜀，为他出了个妙计。他按计而行，进献密表，劝杨坚符合天意民心，早登九五。他挠到了杨坚的痒处，由此改变了对梁睿的态度。

隋朝建立，梁睿成了功臣。

平陈之际，他进了策；对付突厥，他又进了策。隋文帝没用其策，但嘉奖了他的忠诚。

梁睿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远在巴蜀，又手握重兵，不敢怎样表忠心、献孝心，究竟犯了君主的忌。在隋文帝应允后，他放弃了益州总管之职，回到京师。他明确表示了功成身退的意思，托病在家，杜门不出。为防当年入蜀威名过盛而招忌的教训，大量接受贿赂以自秽。他终于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及其苦闷。在郁郁寡欢的境遇下，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刘昉，博陵望都（今河北安定）人。他是北周功臣之子，因善于逢迎，讨周宣帝欢心，而“宠冠一时”。

刘昉本被暗定为辅政大臣，然周宣帝临终前已不能言语。为了确保自己的前程，刘昉引出了有名声、有势力的杨坚来辅政。杨坚心中甚喜，表面却假惺惺的退让。刘昉为逼他就范，说：“公要做，请速做；如不做，我当自为。”话说到这般地步，杨坚不再推让。出于名正言顺的考虑，刘昉不惜伪造“圣旨”，命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

登台的周静帝虽幼小，然北周宗室也不是无人。皇叔汉王宇文赞，以首席宗室成员的身份，积极地参与了朝政，与杨坚平分秋色。刘昉设了一计，弄来一些美妓，献给宇文赞，并动听的要他：“眼下政局紊乱，王不如先去享受人生，待局面平静之后，再来当天子。”也想当皇帝的宇文赞信以为真，由此离开了权力中心。

刘昉为杨坚连建两大“定策之功”，被拜为上大将军，封黄国公。他与沛国公郑译出力最多，人称“黄、沛”。时人形容他们如何帮助杨坚取得执政大权时说：“刘昉牵前，郑译推后。”

牵前的刘昉，和杨坚的密切关系未能保持多久。他性格粗放，贪图财利，居功自傲。他先是拒绝前往抗御尉迟迥的韦孝宽部监军，后王谦、司马消难相继举兵，他不与杨坚分忧，却游玩纵酒，耽误了大量的要事。杨坚削除了他的丞相府司马的职位，登位之后，又改封他为舒国公，让他闲居无事。

疏远日久，刘昉开始恼恨，他不甘就此结束政治生涯，遂与也被隋文帝冷落的名将梁士彦、宇文忻结成团伙，准备发动政变，推梁士彦为帝。图谋泄露，他们一起被逮捕归案，处以死刑。

郑译，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他凭着与周宣帝早年的特殊交情，被封沛国公，获得特地为他所设的上大夫一职。

郑译和杨坚有同窗之谊，从相貌到地位，他一直看好杨坚，由是倾心相结。杨坚为周宣帝所忌，他极力安慰杨坚，并为杨坚谋得南征陈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周宣帝病危，他和刘昉密谋，引杨坚为辅政大臣。

杨坚辅政，遭到忠于北周皇室的御正中大夫颜之仪的反对。颜之仪联结宦官，准备推大将军宇文仲执政。闻讯的郑译先下手为强，带兵直入内宫，拘捕了一系列参与密谋的人员，为杨坚扫清了政治障碍。

郑译获得的报酬是：恕“十死”，先后出任相府长史、天官都府司会，总令六府之事。他是杨坚最亲密的心腹，可随便出入杨坚的卧室，杨坚对他言听计从。

然郑译为人轻浮，长于计谋而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无心处理公务，而忙着贪赃受贿。杨坚逐渐产生厌恶之感，对他开始疏远，暗地关照官员遇事不要向他禀报。郑译明白自己的处境后，急忙向杨坚请罪，稍稍改善了彼此的关系。

与刘昉一样，在杨坚走上皇位后，郑译的状况是外荣内竖。他请道士为他设坛祈福，被人告发，受到了谴责。他不孝，与母亲别居，隋文帝削了他的职，并数落他不再有良谋奇策，一味卖官鬻爵：“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宜与母亲共居，熟读《孝经》。”

念着郑译的功，隋文帝最后还是网开一面，将他外放为地方官，后召回恢复爵位，让他参与整理音律，以此颐养天年。

相比刘昉的下场，郑译还算不幸中之大幸。

细说隋唐5：高颎

高颎，又叫高敏，自称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人。其祖先原是汉官，因到辽东上任，遂与当地人融合。父亲高宾，为独孤皇后父亲独孤信的门客。

在孩提时，高颎就显得很出色，涉猎文史，有器度，能言善辩。据说，家门口有棵柳树，高达百尺，亭亭如盖，闾中父老说：“此家当出贵子。”（这和刘备早年的故事极为相似）借着独孤氏的势力，借着父亲的余荫，高颎年纪轻轻，就步入了北周的中央政权，在平齐大业中，立下战功。

精明强干，久习兵事，多韬略，高颎出众的才干，加上与独孤氏的特殊关系，使他成了辅政大臣杨坚物色的人物。当有人从中斡旋时，高颎很是坚决的表示：“愿受驱使，倘若大事不成，甘当灭族！”从此成了杨坚的心腹。

尉迟迥起兵反杨坚，由韦孝宽统领前去讨伐的中央军，惧怕敌方的强大，畏缩不前。杨坚接连派心腹崔仲方、刘昉、郑译赴前线监军，然三人均托辞不肯受命。高颎自告奋勇接受使命，托人将“忠孝不能两全”之语带给母亲，流泪上路。到了前线，深谙兵法的高颎审时度势，造桥进军，毁桥激励士气，用破釜沉舟的项羽式战术，大破敌军。最后，困守邺城的尉迟迥走投无路，在城破后自杀。

这一仗，打出了高颎的名气，打出了高颎在朝中的地位，班师回朝后，加官进爵，成为杨坚手下第一红人。

杨坚夺得政权后，高颎高居相位，被拜为尚书左仆射、纳言、封渤海郡公。因高颎父亲高宾曾被赐姓“独孤”，杨坚亲切的称高颎为“独孤”，而不直呼其名。高颎常坐在朝堂北面的一棵槐树下理政，由于此树不顺树列，有司要伐去，杨坚不准，令留示后人，以为纪念。

胸怀大志的高颎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他将自己的大志，与隋文帝的大志凝合起来，一同治天下。然南北分裂，国土未一，必须先打天下，然后才谈得上治天下。由此，他积极地帮助隋文帝策划伐陈战略。充分相信高颎的隋文帝，命他节制伐陈诸军。时正值陈宣帝驾崩，高颎出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考虑，提出“礼不伐丧”的战略，暂停伐陈，以此塑造隋军仁义之师的形象。

军队虽然班师，然高颎却未停顿，他一直在比较双方的优劣。当隋文帝问他对灭陈有何妙策时，他胸有成竹的说：“江北地寒，收成时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在对方收获时节，我方征集少量部队，虚张声势，佯作进攻。对方必忙于屯兵防御，从而误了收获。对方防御，我则解除进攻之势，如此再三，对方便习以为常。此后再集结部队，对方必不再警惕，当其犹豫之时，我则一举渡江，登陆而战，士气肯定高涨。此外，江南土薄，屋舍多用竹茅，所有积蓄，不用地窖。我秘密派人前去，因风纵火，焚毁其积蓄；待其重修重积，再予焚毁。不出数年，对方必财力耗尽。”

经隋文帝拍板，此策成了大战前对陈战略的核心。

此策被用，效果确实如高颎所说的那般。

大军集结，高颎被任命为元帅杨广的副手——元帅长史。他有着极大的权限，三军事务全部由他实际处理。他处理得当，使隋军的战略推进得以顺利实现。

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杨广体现出了优秀的元帅素质，对高颎予以高度信任，放手使用，从未有过猜忌。然在建康得手之后，却在女人问题上，彼此发生了不快。杨广贪恋陈后主宠妃张丽华的美色，要纳她为妾，可高颎引用古训阻止说：“武王灭殷，杀了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张丽华！”下令将张丽华斩首。这事使杨广心生芥蒂，埋下了他日后嫌忌高颎的伏笔。

高颎才高、功高，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嫉妒，流言蜚语包围了他，最严重的一种说法，是说他图谋不轨。了解高颎的隋文帝，对此根本不信，杀了告密者，重赏高颎，受上柱国，封齐国公。面对重赏，高颎让位以示不敢当。隋文帝认定高颎是上天赐予他的“良辅”，是不可多得的“心腹”，要他抛弃一切疑虑，安心当好他的宰相。然而，这样仍未能杜绝朝中对高颎的攻击之言，由此，隋文帝又罢黜了几个说三道四的大臣。对君主的厚遇，高颎更为谦虚，谦虚中保持着从容。

隋文帝评价道：“独孤公如镜，每被摩擦，愈显其明。”

高颎当年拜相，他的母亲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告诫儿子说：“你富贵已极，只缺一砍头，当慎而再慎！”高颎记着母亲的话，极力淡化自己的功劳。一次，隋文帝让他和贺若弼论平陈之功，他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又在蒋山苦战破敌。臣不过是一文吏，怎敢与大将军论功。”隋文帝听了满意的大笑，舆论以为高颎有谦让的美德。

由隋文帝做主，他的儿子高仁表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为妻。有这样前程似锦的联姻，有隋文帝的高度信任，自己又丝毫不张狂，然叫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始终难以逃脱人言的包围。突厥犯边，他被拜为元帅，前去抗御。他在前方血战，后方宫廷中近臣们却说他要谋反。

史书没有记载这些谣言源于何处，仔细分析一下，绝非空穴来风，没有实力人物的暗中运作，近臣们绝没这般胆量。自以为行得正的高颎，得罪了两大要人：他劝隋文帝的随口语“一妇人”，得罪了独孤皇后；他杀张丽华，得罪了杨广。两人怀恨在心，自然要报复。这尚是浅层的，更深层的是，他和太子联了姻，成为太子的保护伞。而独孤皇后与杨广正在颠覆太子的地位，要废掉太子，先得除掉这把保护伞。用刺激隋文帝的谣言来打倒高颎，正是他们母子唯一可以采取的招数。讨好他们并被他们所收买的近臣，不过是他们的传声筒。

事情的复杂，远远超出高颎的估计，虽然隋文帝再次为他辟了谣，但隋文帝出于对太子的不满，准备重新考虑太子人选的做法，将他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不想躲避，实在也没有退路，冒着风险反对隋文帝改换太子。他不得不这样做，于公，他保太子，就是保住国本，以避免天下震动的后患；于私，他保太子，就是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太子终于没能保住，在独孤皇后的谗言下，在新太子杨广的推波助澜下，在宗室成员的诽谤下，继杨勇被废之后，高颎最后也“得罪”了隋文帝，以“重大罪行”被罢去了官职。

隋文帝未忘记这个老臣，说不忘记，只是让他参加一些宴会而已，没有重新启用他，并很武断地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自负朕。”还对侍臣说：“不要学高颎要挟君主样，自许第一。”

高颎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无法辩解。他杜门不出，以免是非。可政敌们还是不放过他，告发他以司马懿自比，托疾等待时机，夺取社稷。这是一等死罪，可隋文帝为了减轻连杀功臣的声明，改为削职为民。

高颎不恨，以为以此免了杀头之祸。

高颎是免了杀头之祸，但仅免在隋文帝之朝。

隋炀帝即位，他被任为管礼乐的太常。按说，这个职务，是个与世无争的职务，然他以习惯了的责任感，批评起时政来。针对隋炀帝好声色，喜奢靡，兴长城之役，说是亡国之象；针对隋炀帝厚待突厥启民可汗，说是恐为后患；针对腐败局面，说是朝廷很无纲纪。

有人告发，隋炀帝将他推上了断头台，家属充军。

高颎死的冤。他以天下为己任，执政二十年，殚精竭虑为隋朝效劳，在统一和治国两方面建立了盖世功勋。他有度量，奖掖人才，推出了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一大批名臣。人称“真宰相”。

“真宰相”的被杀，加速了隋朝的崩溃。

细说隋唐6：韩擒虎、贺若弼

排列隋朝的功臣，名列前茅的是韩擒虎和贺若弼。这是一对名将，一对名贯古今的名将，若非这对名将，隋朝的统一大业不可能如此顺利，至少，隋军不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建康（今江苏南京），端掉长达几百年的南朝老巢。他俩以功立身，以功益国，然在功成之后，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们辉煌的功勋，结果，在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漩涡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下场。

韩擒虎，字子通，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父亲韩雄，为北周大将，官居高位，建有大勋。韩擒虎生就一副英雄相貌，魁梧伟岸，慷慨大气，富有胆略。然他不是一介赳赳武夫，性好读书，读各类经史都能通其大旨。文韬武略，造就了他这个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造就了他这个气贯长虹的儒将。

不是到平陈战争中，韩擒虎才横空出世的，早在北周平灭北齐时，他就已崭露头角，以三寸不烂之舌下了一城，复领兵克了一地。杨坚执政后，他多次击退陈军的进犯，史称“陈人夺气”。

隋文帝酝酿统一大业，他被拜为与陈朝接壤的庐州（金安徽合肥）总管，委以平陈大任，打响了前哨战。男征号角吹响，他担任先锋，以五百人趁夜渡江，轻取采石（金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他乘胜进军，仅用半日便夺得陈朝首都的门户姑熟（金安徽当涂）。门户洞开，陈人知大势已去，当军抵新林（今江苏南京西南）时，素闻韩擒虎威名的江南父老，昼夜不绝的来谒军营，以示输诚之意。陈军丧失斗志，连续数将前来投降。陈叔宝命陈将蔡徵在朱雀航布防，阻挡隋军。然此军听闻韩擒虎即将进兵，吓得一哄而散。建康成了不设防之城，韩擒虎率轻骑直入朱雀门，效忠陈朝的军人还想负隅顽抗，归降韩擒虎的陈朝老将任蛮奴对他们说：“老夫尚且已降，何况你辈。”说得他们弃甲而走。

韩擒虎兵不血刃，俘虏了亡国之君陈叔宝。

从冬末到春初，骑青骢马的韩擒虎将隋旗插上了建康。

先是，江南流传着一首童谣：“黄斑青骢马，发自寿阳涘，来时冬气未，去日春风始。”到韩擒虎擒了陈叔宝，人们便把这首童谣附会到了韩擒虎的身上。

论功行赏，韩擒虎本当以首功封国公，然法律机关弹劾他放纵部下淫乱陈宫，由此降封县公，进位上柱国，拜凉州（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总管，防御边患。

韩擒虎寿终正寝，是隋朝功臣中罕见的幸存者。他的幸存，一在能始终不犯隋文帝的忌，保得恩宠；二在他死得及时，未卷入更大的政治漩涡，逃脱了隋炀帝的杀戮。

贺若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父亲贺若敦，以勇略著称于北周，数建奇功，然功高却不得高位，于是口出怨言，激怒了执政的晋公宇文护，被逼令自杀。临刑时，他对年纪尚幼的儿子说：“我志在平定江南，然壮志未酬，你当继承我志。我口无遮拦，招受大祸，你当引以为戒。”说罢拿出锥子，刺得贺若弼舌头出血，以此让他牢记必须慎口。

贺若弼豪放有大志，武艺高超，弓马娴熟，博览群书，和韩擒虎一样，从文武两道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出色的将才。将才耀眼，他得到了北周朝廷的重用。他谨记父亲遗言，每言必思量再三方才出口，从而在立太子的政治事件中，为自己留下了余地，避免了一场大祸。北周伐陈，他佐翊元帅韦孝宽，攻克了数十城。

隋文帝酝酿统一，考虑将帅人选，高颎推荐说：“举目朝臣，文武才干，无人及得上贺若弼。”推荐得到了隋文帝的首肯，贺若弼被拜为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经营对陈战事。这是他父亲的遗愿，贺若弼以此为己任，向隋文帝献上让人称道的平陈十策。为麻痹陈朝，他在其防区内遍列旗帜，广设营盘，做出进攻的架势。陈朝信以为真，大掉军队，进行防御。然贺若弼只是虚张声势，引而不发，时间一久，陈军松懈了下来。

百万雄师大举征陈，被拜为行军总管的贺若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江去。其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稳定了所经之地的民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直插建康近郊蒋山（今紫金山）之白土岗，消灭了任蛮奴、萧摩诃等多支劲军。

运兵神速且又功劳巨大的贺若弼，自以为必定能夺得首功，然万万没有料到，他还是晚了一步，晚了关键之关键的一步，让韩擒虎将陈叔宝擒了去。进入建康，他呼陈叔宝相见，亡国之君吓得一身冷汗，颤抖着拜了又拜。首功被韩擒虎所得，贺若弼恨极，恨得食而无味，恨得夜不能寐，恨得咬牙切齿。他的恨是有道理的，他的军队激战、鏖战、死战，扫清了陈军的主力，却为韩擒虎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他气不能平，要与韩擒虎争个明白。他争到了御前，怒不可遏的申诉道：“臣在蒋山死战，大破对方精锐部队，显耀了上国的威武，遂得以平定陈朝。韩擒虎少有大战，岂能与臣相比！”韩擒虎毫不退让，辩白道：“臣奉君旨，与贺若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而贺若弼不遵君旨，竟然挥军先行，逢敌而战，以致将士死伤甚多。臣以五百轻骑，兵不血刃，直取建康，收降任蛮奴，擒拿陈叔宝，占得府库，覆灭其老巢。贺若弼直至黄昏之时，才扣北掖门，臣开城迎入，其充其量不过是将功补罪，岂能与臣相比！”贺若弼闻言大怒，拔刃刺向韩擒虎，幸被旁人劝开。隋文帝明鉴攻克建康是二人各有其功，便息事宁人的安慰双方说：“二将俱是上勋！”然韩擒虎因放纵部下淫乱陈宫，降封县公，而贺若弼却在进位上柱国的同时，封了国公，拜大将军，赐物无数，并得了陈叔宝之妹为妾。隋文帝对二将封赏有别，在于申明军纪，体现隋军是仁义之师，以平慰江南人心。

贺若弼在君主的厚赏下，比韩擒虎得到了更大的荣耀。他不懂功大震主的古训，充分享受着荣耀以及荣耀所带来的富贵。府中宝物珍玩不计其数，穿锦披绣的妾婢达几百人之多，丝竹之音绕梁不绝。

在时人啧啧称羡声中，贺若弼忘乎所以，以为自己在朝内功高无出其右，足以担任宰相。隋文帝看出他的心思，很是不快，命杨素为右仆射（宰相之一），让他仍留在将军任上。贺若弼忘记了父亲的遗言，对隋文帝的朝廷人事安排，心中不平，口出怨言，甚至怒色挂在脸上。隋文帝忍无可忍，下令罢了他的官。可他不吸取教训，怒气反而更重，于是被打入囹圄。隋文帝问他：“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你每每重伤他们只会吃饭，这是何意？”贺若弼强项不服，回答道：“高颎是臣的故人，杨素是臣的舅子，臣深知他们，故有此语。”公卿百官早已痛恨他趾高气扬，纷纷上奏其罪当死。隋文帝怜惜他的功勋，仅将他废为庶民。年余之后，恢复了他的爵位，待遇虽很优厚，却没丝毫权力。

如此总算君臣相安无事。遗憾的是，贺若弼在隋文帝那里逃脱了大劫，可却栽在了隋炀帝的手上。隋炀帝原本就不太喜欢贺若弼，一是早先南征时，此人不听他的号令，擅自进军；二是此人从未对他做出亲近的举动，属于异己，且是很具危险性的老资格异己；三是此人自视甚高，高得过分（杨广为太子时，曾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优劣如何？”贺若弼回答：“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杨广追问：“那大将是谁？”贺若弼说：“唯殿下所择。”其意在他自己）。

隋炀帝登位，贺若弼受到了冷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至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东北十二连城），设能容数千人的大帐，宴请突厥启民可汗。随从的贺若弼以为过于奢侈，与高颎等大臣进行私议，为人所告发，被处死，年六十四岁。妻子没为官奴，流放边地。

细说隋唐7：李德林

李德林，是个地道的文臣，之所以如此说，在于他不但是行政意义上文臣的翘楚，且以一手好文章名闻天下。

李德林，字公卿，博陵（今河北安平）人。祖父李寿是北魏州政府的官员，父亲李敬族为文学博士、镇远将军。北周分裂后，李家站在了东魏、北齐一边。

李德林年方数岁时，仅用十多日便背出左思的《蜀都赋》。重臣高隆之对他赞赏不已，对朝士们说：“这孩子只要有足够的寿数，必为天下伟器！”赞语流向朝野，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人多闻名前来李府，车水马龙，争睹李德林的风采。到十五岁，他已能遍诵儒家五经和各种古今文集，通晓多种学问。《魏书》作者、著名史学家魏收，将他与文坛才子温子昇相提并论。父亲亡故后，他在家服侍多病的母亲，无意于官场，在母亲的催逼下，才走上了仕途。

名声在外，李德林入仕后，受到了东魏定州刺史仁城王元湝的重视。元湝是个极为重才的宗室成员，认定李德林能为东魏的生存与发展出大力，与之朝夕同游，尊为师友，并举为秀才，送往邺都。

元湝给尚书令杨遵彦的推荐信说：“燕、赵多奇士，此言不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他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于经国大体（治国平天下），是贾谊、晁错之流；雕虫小技（诗赋文章），是司马相如、扬雄之辈。”

为试李德林是否果真如元湝所说的那样，杨遵彦让他撰写《让尚书令表》。李德林立马而就，文不加点。吏部尚书陆卬钦佩的说：“李德林的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与之相比，后生们的制作，不过是涓涓细流。”举秀才，是汉代中央政府人才选拔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比地方性的举孝廉高出一大截。时杨遵彦主持秀才考试，把关极严，罕有甲科。可李德林射策五条，均为上等，打破了纪录，被授为殿中将军。殿中将军并不带兵，只是一种闲职，李德林见没有他用武之地，托病还乡。

乱世重人才。在乱世中，有政治抱负的枭雄，需要人才为他们经营事业，需要人才为他们披荆斩棘，故而，每每以各种方式，将人才罗致到他们的帐下。当时的东魏名为元氏政权，实际却是高氏父子在把持。在高欢撒手西归后，他的儿子高洋成了高氏集团的领袖，也成了东魏的宰相。高洋为把元氏政权变为高氏政权，千方百计寻觅能辅佐他的人才。在这过程中，他把隐居在家乡的李德林召了出来，令参掌机密。北齐建立后，李德林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做的第一件惹人注目的事情是，让使者去李府宣布：“平齐之利，唯在得到你，宜来长安相见。”作为政治家的周武帝，他的言语自然有因需要而夸张的成分，然也确实反映了他的某种真实心态，汲取汉文化，拉拢汉族名士，以为他的政权服务。李德林本就有名，在周武帝超级赞语的映照下，名声更发扬光大，成了海内瞩目的大名士。

李德林赶往长安，授内史上士，主管诏令文书，选拔原北齐人物。李德林虔诚并忠于职守的态度，让周武帝激动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以前闻李德林之名，又见到他为齐朝所撰写的诏令檄文，以为是天上人。没想到今日为我驱使，为我作文书，岂非大奇事！”大臣豆陵毅纥接口逢迎说：“臣闻明王圣主得麒麟凤凰为瑞兆。但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使，是被陛下圣德所感，他有大才用，无所不能，远胜麒麟凤凰！”

君主赞赏，朝臣赞赏，李德林在北周鹤立鸡群，成为中央核心人物。

转眼到了北周末年，杨坚控制了政柄，准备改朝换代。到底是忠于北周皇室，还是择木而栖？不愿为没落王朝殉葬的李德林，选择了后者。他对为杨坚来游说他的人说：“德林虽愚庸，但也略识时务。若能得提奖，必不推辞。”在杨坚亲自与之谈了话后，他更是倾心尽力的投进了杨氏集团。

杨氏集团虽在朝廷举足轻重，大目标也一致，然主要成员却是鱼龙混杂，各有各的小算盘，就是如何利用本集团的力量，为自己谋得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地位。对权利和地位的分配，最为积极的两个干将郑译、刘昉提出的方案是：由杨坚出任冢宰（第一宰相），主持朝政；由郑译出任大司马（军队最高长官），统领军队；由刘昉出任小冢宰（第二宰相），具体管理政务。这方案，明为尊崇杨坚，实际则架空了他，而由郑译、刘昉分掌军队和政府的实权。杨坚心有疑虑，拿不定主意，遂征询李德林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公宜作大丞相，掌握权柄，统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路军队。不如此，无以压服众人之心。”一语中的，杨坚采用了李德林的主张，仿照曹操任丞相的形式，切实掌握了军政大权，而将郑、刘二人纳入丞相府的职官体系，阻遏了他们欲自掌大权的野心。李德林的建议，为奠定杨坚至高无上的地位，做出了莫大的贡献。然也因此，郑、刘二人和李德林产生了很大的嫌隙。

前面有更大的挑战等待着李德林，但也为他大展身手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大地方军事势力发兵反对杨坚，在危如累卵的形势下，李德林屡屡参与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贡献了他的智谋。不仅如此，他还全面负责军事文书的撰写。他表现出罕见的惊人才干，对不同内容的文书，可同时快速口述文辞，让人分头记录，没有半点紊乱，一日之中，能发出百件左右。

迎战尉迟迥的东道元帅韦孝宽之部进军迟缓。有人向杨坚报告，他的三员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故意延误战机，弄得军内人心惶惶。事实上，韦孝宽的态度是积极的，他的部下也无受贿之事，只是在攻打永桥城时，见城坚兵足，恐怕急战不下，会有损士气，故而暂移师沁水东岸，待时再战。隋文帝不明真相，误信报告，大怒之下，要派人前去替换三将。李德林谏诤说：“公与诸将是平等的，只是借助挟天子的威名，才能指挥他们。即使撤换诸将，又怎能保证后接之将必会效忠？贿赂一事，急切中难以查明。临阵易将，犯兵家大忌。不如派一有智略并为众信服的心腹，速去前线，以观真伪，相机行事。”醍醐灌顶，如梦初醒的杨坚忙不迭的对李德林说：“非公，险些误了大事！”遂命高颎赴阵节度诸将，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隋文帝禅代北周，所有重要文书出自于李德林之手。

平陈统一，李德林贡献了卓有成效的方略。本来隋文帝要将他列为首功，高颎恐杨广与诸将领不服以致节外生枝，予以劝阻才作罢。

李德林功在杨家，功在社稷，功在天下，按理当随着政局的变化而获得尊荣。可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如愿以偿，相反，多次遭到了隋文帝的谴责和冷落。直接的原因是，他犯颜直谏，逆了龙鳞。隋文帝黄袍加身后，欲尽诛北周宇文氏宗室，以绝后患，李德林数次上言反对，以为不可，激得隋文帝发怒说：“你是读书人，不懂怎样处理这种事！”宰相苏威建议设立“乡正”，掌理民间诉讼，李德林认为不妥，但见隋文帝支持，只得转变了态度。推行之后果然产生了一些弊端，隋文帝要废除，李德林认为朝令夕改，有损帝王立法之意，以致隋文帝变色说：“你是否把我比作王莽！”如此的事一而再的发生，原来融洽的君臣关系，被彼此不同的见解给破坏了。

最后，李德林被问了罪，罪行是：隋文帝提倡以孝治天下，他说孝本出自天性，毋需特地设教提倡；以逆人之产为名，强占民宅，开店营取巨利；为父亲编造当过太尉咨议的经历，骗取赠官。

发落的结果是，李德林被贬为怀州刺史。怏怏不得志的李德林死在了任上。

细说隋唐8：史万岁

老话说：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这句很管用的老话，用到西汉的李广身上，可不管用；用到隋朝的史万岁身上，也不管用。

史万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出身北周刺史家庭，打小就雄姿英发，射得硬弓，将烈马骑的如飞。他不止有勇，还有谋，好读兵书，懂阴阳占卜，类似诸葛亮。十五岁那年，从父入军，在周、齐大战中，双方旗鼓相当，可他却看出周军已处于不利地步，急率部下撤退，在周军大败后保存了有生力量。父亲在平齐中殉职，他以忠臣子的身份，拜官封爵。

武艺盖世，足智多谋，在杨戬执北周政柄时，史万岁受到了重用。在镇压尉迟迥的战役中，他反败为胜，创立奇功，被拜为上大将军。

隋朝建立之初，史万岁卷进了大将军尔朱勣谋反案中，被削职为民，发配到敦煌做戍卒。他所在之队的队长很是骁勇，每每单骑深入突厥境内，掠取羊马，常有大收获。此人以孤胆英雄自居，看不起初来乍到的史万岁，随意辱骂。史万岁心里不服，自言也能如此。他讨了匹战马，携着弓箭，冲入突厥境内，竟也满载而归。队长服了，从此两人时常同行，直驰几百里。去得多了，他们名震北方各族。

时突厥为隋朝的主要边患，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派秦州总管窦荣定率大军前去打击突厥。史万岁待大军开来之后，自往大帐，面见窦荣定，要求收录他。窦荣定早闻其名，非常高兴的当即将他收在军中。有了史万岁撑腰，窦荣定对前来迎战的阿波可汗说：“士卒有什么罪过，令他们互相厮杀。不如各派一壮士一决胜负！”阿波答应了。史万岁和突厥壮士各自出阵，只见史万岁纵马过去，手起刀落，斩得首级策马而回。突厥大惊，不敢再战，撤兵而去。这一仗，使史万岁重新返回隋高级军事阶层，拜为车骑将军。

统一江南，史万岁以功加上开府。

对史万岁而言，他指挥的最精彩的战役，是征伐江南高智慧。陈朝被灭后，江南仍烽火连绵，其中力量较为雄厚的，属高智慧部。杨素被付以讨伐大任，他欣赏史万岁的军事能耐，特将他调来。史万岁率兵二千自为一路，从东阳别道行进，翻山越水，前后七百余战，转战千余里，攻陷了难以计数的洞穴。中间一度与大军失去联系，因时间长达一百多天，皆以为他已战死。远离主力的史万岁，见山川形势复杂，不便信使往来，想出一法，将书信置于密封的竹筒内，放入江流中。下游的汲水者拾得，交给了杨素。杨素大喜，隋文帝大喜，赐了史万岁家里十万钱，升他为左领军将军。

能者多劳，史万岁从江南返回后，不久被命为行军总管，率部去川蜀，镇压降而复叛的南宁部族首领爨翫。一路险山恶水，史万岁沿途一一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敌军，直插南中。最有意思的是，史万岁与“诸葛亮”的遭遇。他在当地见到了诸葛亮纪功碑，碑阴铭刻着这样的文字：“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史万岁不愿当此盛誉，令人推翻了纪功碑，继续前进。他总行一千多里，破族三十多部，俘虏男女二万多人。南宁诸夷抵不住，派人来投降，贡献直径寸许的明珠，刻碑颂扬隋朝盛德。史万岁上奏朝廷，准备带爨翫入朝。可当朝廷批准后，爨翫却用财宝买通了史万岁，逃脱了惩罚。时蜀王杨秀正在益州，听闻史万岁受贿，派人来索讨，史万遂将财宝沉入江底，推说无这等事。

他领兵回朝，得到了嘉奖。

然到了第二年，爨翫又竖起叛旗，杨秀上奏史万岁受贿纵敌，以致后患无穷。隋文帝责令有关部门仔细调查此事，结果事情属实，按罪史万岁当死。隋文帝大怒，亲审史万岁，说：“受金放贼，劳师糜饷。朕念将士艰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卿岂是社稷之臣？”史万岁辩解道：“臣留爨翫，是恐当地有变，故留之镇抚。臣确实接到了带爨翫入朝的诏书，但我部尚在远离南宁的途中，故而无法再带他入朝，实在不曾受贿。”隋文帝见他还在狡辩，隐瞒事实，怒斥道：“朕以为卿是好人，为何官高禄重，翻为国贼！”随口吩咐刑宪部门：“明日斩首！”到了这个地步，史万岁才生出惧意，俯首服罪，请求网开一面。幸得高炯、左卫大将军元旻等人为他说情：“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军用兵，无不身先士卒，尤其善于抚恤、驾驭部队，将士乐为他出死力，就是古代名将也难以比得上他。”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番话语打动了隋文帝，于是免了死罪，改削职为民。

这是史万岁第二次被削职为民，如此大起大落，在隋初大臣中是不多见的。不久，他以难得的杰出将略，再度官复原职。其原因是，令隋朝棘手的突厥，仍在不断的骚扰边境。旋即，他被拜河州（今甘肃兰州西北）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防备北方之胡。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雄踞北方的突厥达头可汗大举侵犯隋境。隋朝的应对战略是：杨广与杨素领军出灵武道（今宁夏陶乐西南），杨谅与史万岁率兵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分兵合进，共同粉碎突厥的进攻。以天子的两个亲儿子为两路元帅，以两个名将为两路行军总管，从政治到军事，构成了两个一流的统帅部，如彼此精诚合作，本该是胜券在握的，并有围歼达头所部的可能。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相当的悲剧化。

出赛之后，史万岁之部与突厥相遇。达头可汗遣人打探这支隋军的主将是谁，回报是史万岁，复问：“是否敦煌戍卒？”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竟惧怕的失去了斗志，立即下令沿原路撤退。史万岁闻报，率军猛追，一气追了一百多里地，才追上突厥，发动攻势，斩敌首一千多级，大破突厥。达头托着残兵败将再逃，史万岁一直追入沙碛数百里，虑兵家不宜孤军深入的训条，方挥军返回。

是史万是建了大功，可大功得有天子的承认，方才为大功。然而，作为军事英才的史万岁，在政治上十足是个门外汉，他急于建立奇功，而忽略了曾是他的上司、阴谋专家、也强烈的想建立奇功的杨素的心思，把功劳全都由他独个儿包了，由此犯了一个极大的失误，严重触犯了杨素。

杨素在军事名义上，和史万岁似乎一样，都是行军总管。然在政治上，他却是首席宰相，掌握着与君主交流的特权。凭着这特权，他对隋文帝说：“突厥不是来犯边的，而是来归降的，在塞上只是畜牧。可史万岁贪功心切，居然大开杀戒，反虚报为功。”听到事情的“真相”，隋文帝没核实调查，既不加史万岁之功，也不问他的罪，不了了之。

史万岁不服，上表申诉，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此时，杨素在史万岁的背后，再踹了他一脚。时隋文帝在准备废除杨勇的太子之位，并在追究他的党羽。史万岁在朝堂之外等待天子的接见，而杨素却说他前去拜谒太子，其意在于激怒隋文帝。隋文帝果中其计，将史万岁召进来问罪。

史万岁不知内中奥秘，一心要为自己、也为他的部下向君主叫屈。从而，见了隋文帝，意气激愤的职责朝廷压了他们的功勋。他说的忘乎所以，不知不觉得罪了隋文帝。隋文帝怒不可遏，以他惯用的方法，令卫士将他当庭乱欧而死。

史万岁死了，一代名将死了，他尸骨未寒，隋文帝就后悔了，后悔自己行事过于轻率。

消息传出，天下一片痛惜之声。

细说隋唐9：洗夫人

隋朝在北方对突厥的平抚，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长孙晟、达奚长孺、史万岁等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以及奋身疆场，然也得力于启民可汗这样一类顾全国家大局的民族领袖。可隋朝在南方对岭南少数民族的平抚，则有赖于一个杰出的女性，一个丝毫不逊色于须眉的巾帼英雄。

此人姓洗，无名，因历封夫人，史称洗夫人。对此称呼，只消稍微注意一下，便可发现，其姓用的是女方的姓，而非按传统用夫家的姓，这透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即在高度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只要女人有特殊的并为社会所称道的行迹，完全可以在历史上享受与男性同样的令誉。

洗夫人是高凉（今广东阳江西）人。祖上世代为南越首领，拥有部落十多万家。他生于斯、长于斯，尚在做姑娘时，就以多筹略被看重，能管理部众，能行军用兵。她是个贤妇，明达事理，常劝亲族为善，化解了不少冤仇，信义深结于本乡。

南朝梁代之际，主管当地的罗州刺史冯融，久闻此女有志向、有德行，诚下聘礼，娶为儿子高凉太守冯宝之妻。冯融本是北燕开国之君冯跋的后裔，他的祖父冯业在其国发生变故后，率众三百人渡海来到岭南，被刘宋政权任命为地方长官，到冯融时已传了三代。然虽说一直父子相传着刺史、太守之位，但因是外乡人，不为当地人所欢迎，以致衙门形同虚设，政令不行。故而，冯氏和洗氏的联姻，实是政治联姻，意在借重洗氏在当地的势力和威望，改善冯氏在岭南的实际政治地位。

这个联姻是成功的，洗夫人在婚后不久，就开始约束部众，学习汉族礼法，每与冯宝一同听决诉讼，不论是谁，哪怕是首领，哪怕是亲戚，只要犯法，决不宽贷。从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从此，洗夫人从土族首领，踏着婚姻的跳板，成了当地半官方的政治领袖。

常言道：家有贤妻，夫无横祸。若将这句话用在冯宝与洗夫人夫妇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梁武帝时，发生了堪称浩劫的侯景之乱。广州都督萧勃广征辖内军队，前去救援梁武帝。高州刺史李迁仕名为响应萧勃的号召，实际另有异谋，欲借机征集本州军队，准备割据自立。

面对李迁仕的召命，冯宝按理当去，可被洗夫人拦住了，理由是：“刺史无故不得招太守，恐欲诈君共同造反。”

冯宝问：“何以知之？”

他辨析说：“刺史在接了都督之命后，不立即率兵前往，而托病不去，暗中整兵习武，然后再来唤君。今若前往，必被留下为人质，而胁迫君交出兵权。此意极是清楚，愿君勿动，以观形势变化。”

冯宝采纳了洗夫人的意见。没出几日，李迁仕果然公开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在李迁仕的主力部队和官军呈胶合状态时，洗夫人亲自领一千士兵，暗藏武器，表面却但酒挑物以进献的模样，前赴空虚的州衙。李迁仕见了，眉开眼笑，毫不设防。洗夫人一行走的近了，拔出兵器，发一声喊，冲了上去，打的李迁仕大败而逃。

冯宝病卒，洗夫人成了实际的首领，时值梁、陈换代之际，乱波涌向岭南，她凭着自身的勇略，保得数州为安宁之地。

早在打击李迁仕时，她曾与统领官军的陈霸先谋过面，事后认定此人乃非常人。故当陈霸先建立陈朝后，她表现了拥护的态度。投桃报李，陈朝拜她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为阳春郡太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将冯仆诱去，逼他一同造反。冯仆还小，派人返回告知母亲。洗夫人的回音是：“我忠贞贯经梁、陈二代，不能为了保全你，而负国家！”她一面发兵抗拒欧阳纥之军，一面领南越众酋长迎接新广州刺史章昭达。两面合围，打的欧阳纥兵败逃窜。

为嘉奖洗夫人，陈朝封幸免于难的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迁石龙太守；同时，派出专使册洗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赐以刺史的仪仗。

没过上多少安稳日子，一连串的变故，又降到这个好强的女人头上，先是儿子冯仆病故，接踵而至的是陈朝的灭亡。失去中央政府的管辖，岭南再次陷入了大乱之中。德高望重的洗夫人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被推选出来主持政局，号为“圣母”，有效地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措施。

上述诸事，证明了洗夫人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真正让她名垂史册的，则是她对隋朝统一大业的支持。

随着建康的失守以及陈朝的灭亡，隋军以破竹之势向南挺进。奉命招抚岭南的隋军总管韦洸领兵开来，在入境之前，因畏洗夫人威名，犹豫彷徨而裹足不前。忠于陈朝的洗夫人，决心领众抵抗。

在此关头，隋军最高长官的杨广想出了一计，让陈叔宝写信劝洗夫人归诚，附来当年她送给陈朝作为信物的犀杖，并相赠兵符。

洗夫人看了，方才确信陈朝真的亡了，她带着数千个酋长，大哭了一整日。哭罢，她顺应时代潮流，同意归附隋朝，派孙子冯魂领众迎接韦洸进入广州。

由此，岭南正式成为隋朝的领地。为奖励洗夫人和平归化的功劳，隋朝拜冯魂为仪同三司，册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岭南的政治归属问题，并没有因洗夫人的明晓大义，而得到一次性的解决。在韦洸入驻广州后，当地的一些民族首领不甘心就此臣服隋朝，秘密酝酿驱赶隋军，以实现自治。番禺人王仲宣首先发难，在其他首领的响应下，他们将广州城团团围住，随后进兵衡岭。

形势危急，何去何从，到底是拥护隋中央王朝，还是和王仲宣等人联为一气？两条路严峻的摆在了举足轻重的洗夫人眼前。历来奉行亲中央政府政策的洗夫人，没被难题所难住，她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派孙子冯暄领兵前去救援韦洸。然而，冯暄与一个造反的首领陈佛智有良好的关系，故意缓军不发。洗夫人即刻探明了冯暄的真意，遣使入军，将他抓了起来，投进大牢。与此同时，又派出另一个孙子冯盎讨伐陈佛智，结果大获全胜，斩了陈佛智。随即，兵进南海，会同其他部队，击败了王仲宣。

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洗夫人并不是只在大帐中调兵遣将，而是以飒爽英姿出现在阵前，她乘马披甲，上张锦伞，后面簇拥着劲骑。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从而在以少对多的劣势下，取得了可观的战绩。

战场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主动，在隋朝使者裴矩的劝喻下，各部落首领纷纷前来参谒洗夫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大首领，有苍梧的陈坦、冈州的冯岑翁、梁化的邓马头、藤州的李光略、罗州的庞靖等人。洗夫人发出命令，鉴于他们能改过从善，可仍旧统领本部落。

尘埃落地，岭南重归安宁。

隋文帝诏令：冯盎任高州刺史；赦免冯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洗夫人为谯国夫人。最为重要的是，洗夫人可开谯国夫人幕府，内置一整套官吏，授印章，可调度部落六州兵马，遇紧急事，有便宜行事之权。

隋文帝下诏表彰，独孤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洗夫人毕生致力于统一，她在晚年还为隋朝做了一件大好事。时番州总管赵讷贪婪暴虐，逼得其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或叛或亡。洗夫人上书朝廷，揭露赵讷的罪行，最后将他绳之以法。另接受隋文帝的拜托，充当招慰亡叛的使者，不辞辛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跋涉十多州，成功地再建了地方秩序。

洗夫人每逢部落大会，总将梁、陈、隋三朝的所赐之物，陈列在庭院中，以此训示子孙说：“你们当尽赤心忠于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全在，是忠孝之报，愿你们皆常思念！”

细说隋唐10：大索貌阅、输籍法

在隋代各种经济制度中，以输籍法及大索貌阅最为特殊，且最为闻名。

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及其派生的经济政策，历来崇尚土地广阔，崇尚人口兴盛。土地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规模；人民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强弱。故古谚云：“王者有二宝，土地与人民。”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推行均田制，及以此为基础的赋调力役课收制度。开皇二年（公元583年），规定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由一月减为二十天。平陈之后，江南免征十年，其他地方免征一年。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下诏：“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优惠的政令，对安定国家秩序，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无论怎样，国家政权是赖赋税而生存的，因而，赋税的征收是全面的、恒常的，减免只是部分的、临时的。

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在隋初，户口隐漏相当普遍，相比较之下，属山东最严重：“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隋书·食货志》）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

大索貌阅的具体方法是：“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就是按照户籍登记的年龄，来对照各家庭成员的实际形貌，以定真伪。此外，还检查每个家庭是否在户籍上有隐瞒、脱漏等欺诈行为。

如此大规模的户籍普查运动，仅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行的。隋文帝对此作出的对策是，将任务下放到基层组织，并由其承担责任。隋朝地方上的最基层组织是三长，京畿地区为保长、闾正、族正；一般地区为保长、里正、党长。三长负责大索貌阅的具体事宜，一旦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有户口不实的问题，三长当被发配远方。

此外，还开相纠之科，即让民众互相检举揭发，以使隐漏之人无处躲藏。

为进一步加强户籍管理，政府让堂兄弟同居一家的大家庭进行分户，建立容易检查的小家庭。

开皇年间大索貌阅的工作，做的相当细致、相当到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最终，政府公布的成绩是：增加丁男四十四万三千，增加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在大臣裴蕴的建议下，再度大索貌阅，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

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与大索貌阅相应的，是输籍法。若说大索貌阅是针对广大民众的，输籍法则主要是针对地方豪强及其依附民的。

时输缴赋税，是按户籍进行的，许多百姓想逃避赋税，而地方豪强又想获得劳动力，二者结合，造成了许多人口不自立户籍，甘愿成为豪强依附民的状况。而地方政府具体征纳赋税时，又有着极大的弊端，官吏和豪强串通一气，恣意胡报，搞的账目含混不清，中饱私囊，使国家损失了大量的收入。

面对这种情况，宰相高颎设计了“输籍法”，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被隋文帝采纳，并推行贯彻。

输籍法的具体方法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随后颁布到各级地方政府。其关键是，按照户等高下的不同，承担不同的赋税量。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亲自出查，督察百姓根据居住地点的远近，由五党或三党组成一团，按照“定样”，重新确定户等高下，及应纳赋税量，并写成“定簿”。

输籍法颁行后，人称“自是奸无所容”。它将许多豪强的依附民，改造为国家的编民，以此确保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此外，许多隐匿的户口，或出逃在外的人口，也因此得到了澄清，或返回了家园。

隋朝的经济繁荣，与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细说隋唐11：杨素

和隋朝两代关系最为密切，且又在整部隋史上发挥极大作用，包括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大臣，可推杨素。

杨素，字弘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北周的官员。

有一部美须髯，有一副好仪表，有一手好书法，有一肚子好学问，加上有一个好门庭，杨素年纪轻轻就胸怀大志。他善思，实干，敢作敢为。北周权臣宇文护看重他，引为高级文官，随即升任大都督。

周武帝之际，时任汾州刺史的杨素父亲杨敷，在对北齐的战争中以身殉职，却未得朝廷褒奖。杨素为父亲鸣不平，上表申论道理。申表如泥牛入海，没回音。杨素接二连三的上，上得周武帝大怒，命推出斩首。杨素毫无惧意，且大呼：“臣事无道天子，死得应该！”这股英雄气打动了周武帝，非但被免了死，且为父亲争得了大将军的赠号，为自己取得了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美职。

紧接这一大奇事后，杨素又制造了第二件奇事。周武帝让杨素拟写诏书，他信笔写去，片刻便成，辞藻优美，义理服人。周武帝鼓励道：“你若自强不息，何愁不富贵。”若是寻常官员听到君主这般说，肯定激动不已，磕头如捣蒜，千谢万谢君恩浩荡。可杨素却应声答道：“只恐怕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杨素自负的无以复加，胸襟宽阔的周武帝倒也丝毫不计较，遂成北周一段佳话。这是乱世，也是英雄惜英雄的时代，杨素生当其时。

不止有文才，杨素的武略同样十分了得。在漫长的平齐过程中，他率领父亲的旧部，连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基本上是每战有功。然后，他调转兵锋，先后多次重创陈军，下了数地。由此，他被封为县公。

许多人在读隋史时，常误以为杨素是杨坚的亲戚。其实不然，杨素与杨坚在血缘上毫无瓜葛，他与杨坚的关系，纯粹是政治关系，起始于北周末年。在杨坚当了丞相秉执朝纲后，杨素才靠上去。对文武全才的杨素，杨坚是求之不得，即刻委任为汴州刺史。杨素途遇尉迟迥起兵，杨坚加他为大将军，全权负责对尉迟迥之子尉迟胄的战事，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晋爵清河郡公。

隋朝开国，“富贵”终于“逼”到杨素的头上，加上柱国；三年之后，成了御史大夫。可他仍狂放的很，口无遮拦。他的妻子郑氏极为泼悍，杨素忍不过，有次发火说：“我若作天子，卿定不配做皇后！”郑氏跑去告御状，隋文帝不是周武帝，以妄言之罪罢免了他全部官爵，还算手下留情，放了他一条生路。

平陈之前，杨素以高超的谋略上了一计。这一计上得隋文帝满意，让他担任了信州总管，主持这一块防区的军事准备。杨素准备的是水师，他命造大船，名曰“五牙”。这是地道的楼船，上有楼五层，高一百多尺，前后左右安了六拍杆，可容八百名战士。另外，还依次造了“黄龙”、“平乘”、“舴艋”等战舰。

这支水师，是中国历史记录中数得上的水师，不仅战舰容量大，且舰只数量可观，并能大小相互组合、彼此照应。

伐陈开始，像韩擒虎、贺若弼一样，杨素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换言之，也就是方面军最高负责人。他率领水师沿江而下，以三峡为第一攻击目标。三峡既有陈军重兵把守，又地理形势危峻，是易守难攻的去处。诸将忧惧，可杨素胸有成竹的将日战改为夜战，亲自指挥数千艘“黄龙”轻缓而行，另派一部从岸上偷袭陈军大营，两下合力，拿下了三峡。

首战告捷，杨素释放了所有的俘虏，以秋毫无犯的军令，挥军进入陈境。纪律严明，且有仁义之风，杨素所部得到了陈人的赞扬。水师顺流东下，满江旌旗蔽天、铠甲耀日，容貌雄伟的杨素端坐在中间的大船上，威风凛然，引得观望的陈人惊叹道：“清河公就是江神！”

用兵如神，杨素一路扫荡过去，正可谓遇关斩将，逢军破敌。陈军望风披靡，以致巴陵以东未有敢守者，遂使杨素直至汉口。凯旋，被拜荆州总管，封越国公；不久升为纳言，再转内史令（宰相）。

陈朝政权虽然被灭，但江南人心尚未被收定，拥兵起事者此起彼伏。精于将略的杨素，再度挂帅出征，先后平定了李棱、朱莫问、顾世兴、陆孟孙、叶略、高智慧、王文进、沈孝彻等各路造反者。经过杨素的经略，隋朝的根基才在江南扎了下来。

得胜回朝，杨素被命代苏威出任尚书右仆射，与高颎同掌朝政。

突厥达头可汗犯边，杨素再创奇功。原隋军与突厥交战，为防对方劲骑冲阵，每以车、步、骑三个兵种共同编阵，而将骑兵置于阵内。杨素出塞，审时度势，改变了原战术，将诸军一体编为骑兵。达头大喜，以为天赐良机，引十多万轻骑迎击。然对阵的结果，是突厥大败，达头受重伤。

杨素是个常胜将军，他之所以能够常胜，除了精通兵法奥秘外，还在于有个妙法，就是用“斩”来约束军纪，提高战斗力。有犯军令者，无论轻重，立斩不赦；临阵，必寻部下过失，多则百余人，少则十多人，全部斩首；对阵，先令一二百人冲锋，不能克敌，全部斩首，再用二三百人冲锋，不成，再全部斩首。将士惧怕杨素之威，怀着必死之心上阵，表现出了攻无不克的高度战斗力。由此，杨素成了名将。再者，他是大权在握的重臣，对自己的部下即使轻功必给予重赏，而对其他部队的立功者多加以排斥，由是，他虽残忍，部下为了升官发财，很是乐意跟随他。

高颎得罪了隋文帝，杨素代为尚书左仆射，成为首席宰相。

位极人臣，杨素最高限度的实现了当年他对周武帝的一席话。

杨素不是高颎，他虽是文武全才的能臣，可他更是私欲多而公心少的“佞臣”。时朝廷围绕太子问题大起波澜，杨广处心积虑欲对杨勇取而代之。杨广通过伪饰，已赢得母后的欢心，为争取朝臣的支持，他不顾体面，卑躬屈膝的讨好作为百官之首的杨素。杨素自然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日后的“富贵”计，他迎着最大的风险下了赌注，抛弃已是太子的杨勇，而站到了准备“夺嫡”的杨广一边。杨素的考虑是：他和杨勇并无交情，若顺着已确定的政治格局来走，一旦杨勇按部就班的继了皇位，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做法而言，他很难再继续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转而帮助杨广，一旦杨广争取到皇冠，那他就是最大的功臣，将可在隋文帝百年之后，依然大富大贵。

说得好听，杨素是足智多谋，说得难听，他是诡计多端。在易换太子的风波中，他首先弄清了独孤皇后的意图，然后使出一个简单却甚为有效的方法，在隋文帝之前，用谗言中伤杨勇，用谎言美化杨广。君主最难把握的，是对臣下言语的分辨，这是衡量他们昏明的一个重要标准。晚年的隋文帝是昏昧的，从理智判事，变为感情用事。他已讨厌杨勇，此时杨素的话，如同水银泻地，句句渗透了他的心。太子终于易人，杨素的计谋得逞。

杨广成为太子，恐手握重兵的蜀王杨秀遗为后患，再与杨素密谋，无中生有的罗织罪名，将他废为庶人。

作为首席宰相，杨素在用心用力，可他的心力不是用在治理国家之上，而是用在保权、保位、保私利。只要朝中有异己或他看不惯的人；不管对方官爵多重，功勋多高，必欲除之而后快。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彧等，他都设阴计而将他们置于罪地或死地。对亲戚和附会的党徒，即使再无能、再庸碌，他必大力加以升擢，给予美官肥缺。朝臣奈何他不得，为避免迫害，为讨好富贵，纷纷逢迎他，以他马首是瞻。

不服者也有，兵部尚书柳述仗着是驸马，大理寺卿梁毗仗着一身正气，或上言，或上表，斥责杨素作威作福。说得隋文帝觉得杨素已权力过大，且有些心术不正，遂以优崇、关心杨素为名，暗中革去了他的实权。

隋文帝弥留之际，开始后悔易太子之事过于草率。时杨广严密守护着宫禁，控制父亲的一举一动，阻止朝臣与隋文帝相见。杨广有事致信向杨素讨教，然回信却被宫女误送给隋文帝。隋文帝大怒，加上宣华陈夫人说太子对她非礼，一气之下，大叫要召回杨勇。杨素为杨广采取紧急措施，矫诏将拟诏令的柳述等人抓了起来，让太子心腹宇文述统领东宫卫士前来“护驾”，另一心腹张衡入侍隋文帝。当天，对外宣布了隋文帝驾崩的消息。

隋炀帝登位，杨素再立新功，为新主平定了“造反”的汉王杨谅。

向来用阴谋算计别人的杨素，满以为从此能常保富贵，可他打错了算盘。比他更会算计的隋炀帝，只是利用了他，在利用之后，仅给了他表面的尊荣，背地里巴不得他快死。杨素患了重病，不肯服药，从此一命归西。

杨素的事情并未结束，他的儿子杨玄感在隋末掀起了一场特大风波。

细说隋唐12：嫡长制的变通

中国王朝的皇位继承制，是按宗族法所制定的继承制，为保社稷天长地久，必须由一家一姓来绵延皇位。虽说在宗族内部产生继承人，然由于宗支体系复杂，出于简单化和明了化的考虑，更出于皇位传亲不传疏的考虑，从而演化成了这样两种形式：一是兄终弟及制，一是嫡长制。前者主要存在于殷商时期，后者则从西周开始，流传于后世的历朝历代。

任何制度都是人根据需要而加以制定的，当某种制度在现实中与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发生抵触时，那么，被改变的往往不是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而是制度本身。这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说得更彻底些，权力要比制度重要的多。隋初的皇位继承问题，以及相关的风波，便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他信守了当年和独孤氏的婚誓，这些儿子全是独孤氏所生。五个儿子的排序是：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杨勇是长子，且是独孤皇后所出，是堂堂正正的嫡长子。凭着这最起码也是最要紧的条件，他是名副其实的皇位继承人选。

隋文帝在早期，是遵守嫡长制原则的。还在北周当辅政大臣时，他就根据这个原则，将杨勇立为世子（这是权臣独有的特权，世子为权臣官爵的当然继承人）。改朝换代后，水涨船高，杨勇又被立为皇太子。对杨勇的政治安排，隋文帝是满意的，他对人说：“前世帝王，溺爱嫔妃，废嫡子而立她们所生的庶子。朕身旁无侍姬，五子同母，可谓是真兄弟。不比前代帝王多内宠，孽子得位，自取亡国之道。”

杨勇不是无能之徒，他有才干，在北周时，历任多种高级官爵，主管过旧北齐地区。被册为太子后，参决军国大事。虽未制造过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也干得踏踏实实、井井有条，没授人什么口实。他是个仁者，极有恻隐之心。隋文帝见北方因战乱凋敝，而山东则流动人口甚多，打算将这些人口迁往北方，以充实边境。杨勇上书反对说：“人们背井离乡，本是迫不得已。只要坚固北方边塞，致使天下太平，流散之人定会自返家乡。”他说的在理，隋文帝放弃了原来的设想。

杨勇是性情中人，他爱词赋，对人敦厚，有什么说什么，率意任性，好文士朋友，不会作伪，不会矫饰，不会察言观色，不会见风使舵。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人之本色，却触犯了标榜正经的官场，即使他贵为皇太子，也不能有好果子吃。此外，他缺乏自我约束力的表现，和处处以“德”为规范且有些僵硬的隋文帝，逐渐产生了矛盾，在调和失效后，进入了很是难堪的境地。

先是，杨勇用锦绣装饰了一副蜀地所产的马鞍，被隋文帝获悉后，恐太子渐入奢侈之途，将他狠狠教训了一顿；后遇冬至，百官来朝拜杨勇，他非但不拒绝，且大张旗鼓地接受朝拜。隋文帝认为这有违礼制，下诏严厉申斥，并规定从此不得再犯。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事，严重损害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从亲近变为疏远，从信任变为猜忌。

明说太子违反礼制，实际是隋文帝对他的继承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怀疑太子有非分之想。这类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立太子时，双方都是高兴的，时间一长，父子交流不够，加上党派或别有用心者的离间，彼此会产生各自的成见，距离越拉越远，最后，只能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加以解决，或皇嗣拥兵反抗父皇，或父皇下令废除或处死皇嗣，远者如汉武帝父子，近者如魏孝文帝父子，均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自上述两事发生后，隋文帝对杨勇的态度，由恨铁不成钢，转为政治上的不信任。为防事出万一，隋文帝从最坏处着眼，下令将宗卫系统中最强健的将士，调去侍卫皇帝，仅给太子的东宫留些老弱者。高颎提出异议，隋文帝辩解这是好事，太子既有仁德名声，无需什么强健卫士，嘴上如此说，心里却怀疑高颎与杨勇是亲家关系，也别有企图。高颎是杨勇最大也是最后的政治屏障，隋文帝既对高颎有防备之心，杨勇实际上已陷入相当危险的地步。

让杨勇雪上加霜的是，他喜欢女人。一个皇嗣喜欢些女人，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再者，杨勇喜欢的女人，不是沾花惹草弄来的野女人，而是明媒正娶来的嫔妃。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母后为他迎娶的太子妃元氏，而和宠妾昭训云氏等人整日儿女情长，这使得独孤皇后很为不快。突然，元氏发心疾而亡，本就心存芥蒂的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氏所为，并得到杨勇的支持。怒中生恨，独孤皇后对杨勇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如若仅是他们母子二人之间的事，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冰释前嫌。可杨广趁机加入了进来，他早就垂涎太子之位，苦于无机会，今天赐良机，他怎能放过。他用与杨勇截然不同的面貌，争取母后的欢心，然后进谗言，说杨勇每欲加害他。独孤皇后盛怒之下，已辨不清真伪，彻底倾向了杨广。面对杨广一次次的诉苦，她激动得叫着杨勇的小名说：“睍地伐渐令人不可耐，我为伊讨了元家女，望他们能兴隆基业，可竟然不闻他们做夫妻，而专宠阿云，使元家女犹如嫁给猪狗。元家女本无病痛，忽然暴亡，恐是他们派人下毒，才致使她夭折。事已如此，我也不能穷究，为何又在你的面前发如此意？我尚在，他竟敢如此，我死后，岂不要鱼肉你？每思东宫无正嫡夫人，一旦至尊（皇帝）千秋万岁之后，你等兄弟当要到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何等的大痛苦！”话说到这里，杨广已知道母后的全部心思。

杨广欲夺嫡，单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心腹张衡为他出了一计，拉拢已接替高颎为首席宰相的杨素。在心腹宇文述和杨素之弟杨约的密谋下，杨素终于加入了他们的政治圈子。杨素设法进一步套出了独孤皇后的想法，而独孤皇后与他一拍即合，以赠金的方式暗示杨素努力去办。

面对母亲、兄弟、宰臣三面联盟的围攻，加上父亲的冷淡与疏远，绝非政治材料的杨勇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病急乱投医，走投无路的杨勇，竟然去向占卜之人求救。他用铜、铁等五种金属作厌胜法，再建庶人村，布衣草褥宿在其中，以为这样就能免去被废的灾难。

隋文帝闻报，派杨素前去观察。杨素故意让杨勇久等，以激怒他。无谋的杨勇中计了。杨素回报杨勇有怨恨之心，请隋文地多作防备，以备不测。时独孤皇后也秘密派人打探东宫之事，然后罗织其罪。杨广威胁利诱，收买了东宫官员姬威，使杨勇变成了十足的透明人。在无数谗言的熏染下，隋文帝已失去明智的判断力，他采取从政治到军事的各种措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曾极喜欢的太子。

其实，隋文帝内心极其痛苦，他希望杨勇改邪归正，重新做个好太子。然谗言不断吹向他的耳里，他终于忍无可忍，大陈兵戎，在武德殿宣布将杨勇及其子女全部废为庶人。

嫡长制的原则，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被破坏了。太子之位的腾出，成全了杨广，使这个口是心非者成了日后大隋的最高主宰。

杨勇的下场惨得很。他被废之后，被彻底与父皇隔绝了。他要申冤，想说明一切真相，可见不到父皇的面，急切之下，他爬到树上，对着内宫大叫，希冀父皇能听见。杨素却对隋文帝说，杨勇神志昏乱，已被鬼魅所惑。

隋文帝不愿再见杨勇，直到临终前觉察到杨广的阴谋，才痛心的说：“枉废我儿！”可迟来的醒悟，既救不了杨勇，也救不了他自己。

隋文帝暴崩后，杨广矫诏处死了杨勇。

细说隋唐13：雄心大欲的隋炀帝

提起隋炀帝，人们总是将暴君与荒淫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他的一身，似乎是集了秦朝弊政之大成。他的暴行，毫不逊色于秦始皇；他的荒淫，又绝对超过秦二世。其让人最注目的地方，是在中国整个大一统的历史中，继秦朝之后，再一次制造了一个王朝二世而亡的纪录。

说秦、隋均是二世而亡，恐怕有许多人会有异议，并会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秦二世、隋炀帝之后，是有第三代君主的，如秦二世之后，有子婴；隋炀帝之后，有隋恭帝杨侑。殊不知，秦二世为赵高所逼自杀日，秦政权已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陷入了灭顶之灾，子婴是受赵高摆布得位，而得位仅四十六天，即降于先入关中的刘邦，旋被项羽所杀，甚至连一个名号都没有，故算不得正式的君主。至于隋恭帝杨侑，似乎有庙号，又在《隋书》本纪中位列第三，当可以算正式君主了么？也不能算。这杨侑是在李渊入长安后，被扶植的傀儡皇帝，时隋炀帝尚在江都，到李渊称帝后，他便被剥去皇袍，第二年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年仅十五岁。他的庙号，是唐朝给定的；给他立本纪的《隋书》，又是唐朝修撰的。故而，从头到尾，杨侑是个李唐王室一手炮制的政治点缀品。以此而论，说秦、隋均是二世而亡，大约是能站住脚的。

现在要把话题倒回去，再说隋炀帝到底是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

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史家，习惯于以果论因的思维，喜欢盖棺而定。换言之，就是用人的后半生，来推定前半生；用人最后的行为，来审度一生所有的行为。若某人先前不良不善，后来改过自新，那叫浪子回头，金也不换，知名人物有晋朝的周处；若某人先前德高望重，后来恶贯满盈，那叫大奸大诈，包藏祸心，知名人物有王莽。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带来简单的历史评判。这种简单的方法，也用到了隋炀帝身上。

隋炀帝，姓杨名广，又名英，小名阿麼。幼时，因姿仪俊美，聪慧敏捷，特别受到杨坚和独孤氏的钟爱。十三岁，即隋朝开国那年，他被封为晋王，拜为柱国、并州总管。不久，拜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受到时风的熏染，杨广迷上了文学，且能写出好诗妙文。他与杨勇放荡不羁的性格相反，举止端重，城府深沉，颇有王者之风，极被朝野各种政治人物看好。隋文帝曾暗中唤著名的相师来和给所有的皇子看相，最打动隋文帝的，是来和这样一句话：“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皇子本是大贵之人，再说贵不可言，实是已在言他将贵有天下。

在隋文帝的诸子之中，杨广确实与众不同，善于收敛自己，并为他人着想。有一次，去观赏打猎，忽遇大雨，侍从为他披上油衣，他推开了，说：“士卒都淋湿，我怎能独自披这油衣！”这事传为美谈。隋文帝到他的居处去看望他，只见乐器的丝弦大多是断的，上面还积满了灰尘，像是久未触及的样子，认定这个儿子不好声色，心里喜欢的很。

如此的事不胜枚举，他被称为是仁孝并举的有德之人。可史书的评价是：“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任孝。”史家的言下之意是，杨广早年的有德表现，不是出于秉性，而是故意装出来的，装给隋文帝看，装给独孤皇后看，装给满朝文武看，装给天下人看。

按照杨广的德行和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若非有嫡长制的成规在先，他极有可能当时就被隋文帝立为继承人，从而也可省去日后血腥的太子之争。

对于杨广早年的表现，是否可以有这样的两种解释：一种是，他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屈服于道德和文化的规范，从而极力压抑自己，使自己变成一个阳奉阴违的伪君子；一种是，他在那个阶段，是真诚的相信，一个在政治上有大抱负者，必须克服私欲，必须严以律己，否则，是难以完成上天所降的大任的。

杨广真正名闻天下，是得自于统一战争。在隋文帝对陈的战略部署中，他在名号上被任命为三大行军元帅之一，而实际被赋予统领全军的重职，下隶九十个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名将士。在平定建康后，他命令将陈朝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这五个江南民愤最大的奸臣正法。同时，他封存了陈朝的府库，对资财丝毫不取。连续两个大动作，使他不仅在江南且在全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天下称贤”。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统一战争是杨广指挥的，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当与他指挥得当有关。论功行赏，他进位太尉，随即拜并州总管。然而，陈朝政权虽然覆灭，江南各种政治势力并不承认隋朝，纷纷割据造反。与此之际，杨广再度到达江南，任扬州总管，镇于江都（今江苏扬州），负责剿抚造反者。他再次证明了他的能力，在他政治与军事两手交替之下，江南终于彻底成了隋朝的领土。杨广镇于江都，由此扬州成了他的“龙兴”之地。

史家对杨广非议最多的地方，当属他对杨勇太子位的取而代之。是的，杨广在这过程中，确实用了不少心思，并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他不完全是个阴谋家，他想望当太子，也有他的道理和依据：他有比杨勇更强的能力，有比杨勇更高的威望，这能力和威望，通过平定江南及其他事情，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他认定，他比兄长杨勇更有能量接好最高权力的班，因此，他必须先取得太子的资格。况且，立太子虽是以嫡长制为主要原则，然功勋制也是一种补偿原则，而根据功勋制的原则，自己是完全符合其条件的。层层剥笋，杨广为自己找了最好的理由。步步紧逼，杨广把杨勇逼到了绝地。全面审量太子风波，隋文帝也是有责任的，他让杨广而不是杨勇担任平陈战争的统帅，是从此开启了杨广的政治欲望。

隋炀帝登位后，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被史家否定的。

假传父皇的遗诏，缢杀废太子杨勇，以此绝了政治后患。

调动大军，征伐起兵“反叛”的五弟汉王杨谅，经过大规模的军事抗衡，最终生擒杨谅，将他除名为民，幽禁而死。

调发丁男百万，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修筑长城。

调发丁男数十万，挖掘沟堑，从龙门始，东接长平、汲郡，至临清关，渡黄河，入浚仪、襄城，达上洛，以置关防。

营建东都洛阳。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在政治上，可以加强对关东及江南地区的控制；在经济上，便于解决粮食、物资转运问题。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以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二百万人，开始了大约一年的营建东都工程。工程是铺张奢靡的：将豫州几万户居民，以及各地数万家富商大贾，迁至洛阳，以繁荣市面；征集大江南北的良材美石，筑建宫殿；征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充实皇家花苑。

开凿大运河（参见《大运河》）。

三征高丽（参见《征高丽》）。

隋炀帝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穷极豪奢享乐的一面。这虽与他的性格有关，然也与他等位前长期压抑，登位后得机会释放有关。享乐仅是部分的，更大的部分是在满足虚荣，比如下扬州的排场，比如会见突厥启民可汗等的巨大场面，以此耗费了无数的财富。但平心而论，在他好大喜功的行为中，比如开大运河，比如征高丽，也有繁荣经济、发扬国威的因素。关键的关键，也就是他失败的根源，在于他没有掌握动用国力、民力的尺寸，不顾民众的承受能力，而予以滥用，结果，物极必反，加上官逼民反，引发了各种起事、起兵、起义，终于汇成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朝的崩溃。

大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隋炀帝身在江都，他已回不了中原，只能撞钟度日。早已不满的北方将士终于发生哗变，遂被宇文化及等人所利用，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丙辰日，隋炀帝被缢杀。

此后虽在洛阳、长安仍分别由两个为王世充、李渊所扶植的傀儡政权，然究其实际，隋炀帝的被杀，已宣告了隋朝的灭亡。

细说隋唐14：突厥问题

突厥，分东、西二支。与隋朝发生密切关系的，是突厥汗国，又称东突厥，或称北突厥。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产、生活，无固定居处。

东突厥以狼为图腾，姓阿史那氏，早年由叫阿贤设者开创部落，后渐强大。到北魏后期，经第一任可汗伊利的征战，破了北方强族茹茹。第二任可汗逸继振雄风。第三任可汗木杆灭茹茹，大拓领土，北方各族为之服膺。第四任可汗佗钵，自以为总可汗，下分立二可汗，以尔伏可汗统管东面，以步离可汗统管西面。佗钵实力雄厚，北齐、北周不得已而臣服，各自贡献，一则避免受攻击，二则争取他的支持以对付对方。从而佗钵骄狂地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愁贫穷！”

从伊利到佗钵，都是兄终弟及，没一人传儿子的。佗钵临终，感念其兄木杆可汗传位的恩情，关照他的儿子菴罗不得争位，当让给木杆的儿子大逻便。可佗钵亡后，突厥贵族却欲立菴罗，而拒绝大逻便。尤其是主管东面的尔伏可汗（名摄图，也是佗钵之子），更是以武力相胁，坚持要这样安排。最终，菴罗得立。然大逻便不服，每每唤人前去辱骂。菴罗无法招架，将第一汗位让给了最得人心的摄图，自为第二可汗。摄图当仁不让，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又名沙钵略可汗。大逻便不甘，请求给予汗位，沙钵略心虽不愿，然恐他为患，令为阿波可汗，统率他的本部。

沙钵略为第五任可汗，他勇敢善战，深得人心，成为北方众望所归的领袖。时隋文帝已登基，他不像北齐、北周那样极力讨好突厥，而是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沙钵略怨恨，出兵攻击隋边境城镇。沙钵略的妻子宇文氏，是北周的千金公主，她为了向隋文帝复仇，日夜向丈夫吹枕边风。于是，沙钵略出动了四十万大军，向隋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可隋朝早已采用了大臣长孙晟的计策，拉拢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使东、西突厥互相猜疑。当沙钵略大举行动时，达头按兵不动，致使隋军的迎击获得成功，沙钵略被打的大败。

沙钵略是和阿波共同出兵的，但隋朝在他们中间也使了离间计。当阿波连遭败绩时，长孙晟派人对他说，当警惕沙钵略借机铲除你的阴谋，不如效法达头，与大隋连合。阿波最终被说动了，他遣使朝见了隋文帝。沙钵略本就一直暗忌阿波的骁勇，此番见他临阵叛卖，怒不可遏，独自先行返回，袭击阿波部落，杀得血流成河。阿波无家可归，投奔了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从此，东、西突厥进入了长期兵戎相见的阶段。

东、西突厥争得不可开交，为争取隋朝的支持，双方各自遣使向隋文帝请和求援。这下彻底改变了以往突厥控制中原的局面，由隋朝掌握了主动权。隋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坐山观虎斗。不久，沙钵略陷入了窘境，他西被达头所困，东被契丹所扰，不得已，他卑词致书，以“丈人”呼隋文帝，自谓“儿”，说突厥所有财物都是“丈人”所有，子子孙孙永不改悔。隋文帝不愿让西突厥过分强大，他采取的战略是，平衡突厥双方的实力，使自己长居于仲裁者的地位。于是，他把天平转而倾向了沙钵略，从政治名分，到军事给养，给予了可观的援助。得了大量的援助，沙钵略击破了阿波，并与隋朝立约，以大碛为界，永为隋朝的藩国，时时贡献。沙钵略立了约之后，确实是这样做的。为羁縻沙钵略夫妇，隋文帝赐沙钵略之妻千金公主为杨姓，改封大义公主。

沙钵略原想选自己儿子雍虞闾为继承人，然虑雍虞闾性格有缺陷，转立其弟处罗侯。沙钵略撒手西归后，处罗侯与雍虞闾叔侄彼此真心谦让了一番，最后位归处罗侯。隋文帝承认了第六任可汗处罗侯，赐予乐队和仪仗。

处罗侯用隋朝所赐的旗鼓，前去征伐阿波，以示是奉大隋天子的旨意。这一招果然奏效，阿波的部下多被吓得放下武器，纷纷投降。结果，成了孤家寡人的阿波束手就擒。突厥内部争斗不已，使隋朝享受了几年的太平。

当处罗侯再次西征西突厥时，中箭身亡。雍虞闾终于被拥立为第七任可汗，唤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简称都蓝可汗。新可汗继续执行和隋政策，立市进行双边贸易。

北方的安宁，使隋朝得以全力进行平陈事业。统一后，隋文帝将陈叔宝的屏风赐给了大义公主。赏赐原本是高兴之事，然大义公主却触景生情，从陈朝的灭亡联想到北周的灭亡，不禁悲从中来，遂写了一首诗以叹自己的命运：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虏庭。

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明。

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诗是好诗，情是悲情，然这首诗被隋文帝获悉后，却引起老大的不快。大义公主为北周报仇，复与西突厥泥利可汗联结。隋文帝恐引起后患，以大义公主与从人私通，下诏将她废黜。为免养虎遗患，隋朝发动内外各种力量进言，激怒都蓝杀了大义公主。身不逢时，远嫁突厥的大义公主，成了北周宗室最后一个政治牺牲品。

在杀大义公主之事上起了特大作用的，是沙钵略的另一子染干，号突利可汗。他以此事为功，向隋朝求婚。都蓝也曾向隋朝要求联姻，但迟迟未获回音。对两可汗的求婚，长孙晟的主张是：都蓝不可靠，不如允准染干的请求。这一主张的关键在于，用厚待染干的方法，来壮大其部落的力量，以为削弱突厥总部实力所用。隋朝嫁给染干的是宗室女安义公主，为离间染干和都蓝的关系，特地铺张了大排场，事先几度让宰相带使团出访染干部落。而染干为迎娶安义公主，从北方的治所南迁度斤旧镇，并前后三百七十次派使者来洽谈有关问题。

都蓝的请求被拒绝，体面大失，愤怒的说：“我是大可汗，竟然反不如染干！”从此断绝了对隋朝的朝贡，“化玉帛为干戈”，数度出兵军队骚扰隋朝边境。隋朝调几路大军予以反击，打得都蓝之部溃败而返。

得了安义公主的染干，为隋朝充当耳目，随时上报都蓝的军事部署。都蓝原想出击大同城，在遭到隋军的重创后，他愤怒的转而攻击染干部落，尽杀染干兄弟子侄。染干夜以五骑随长孙晟逃往长安，受到隋文帝的隆重接待，被拜为意利珍斗启民可汗，简称启民可汗，成为突厥第八任可汗。安义公主病卒后，隋文帝复将义成公主嫁给了他。

启民是忠于隋朝的，他成为隋朝的屏障，抵御突厥其他部落的侵扰。都蓝不久在其部的内乱中被杀，达头可汗自立为步伽可汗，派出军队攻击启民。在隋军的及时援救下，启民转危为安。他向隋文帝表示由衷的感激，愿“千万世，长与大隋放牧羊马”。

突厥内部大乱，隋文帝审时度势，令杨素护送启民进行北伐。北伐是成功的，达头全线溃败，泥利可汗紧步后尘，北方众多民族部落纷纷归附，拥戴启民为最高可汗。

启民一直将对隋的友好关系保持到隋炀帝时代，并改变服饰以适应汉化。

启民逝世后，隋炀帝为他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

始毕对隋朝的态度，是按着隋朝的兴衰而变化的。初立之际，隋朝尚有较强的国力，他是恭敬来朝。当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后，他开始准备脱离隋朝，成为独立的突厥可汗，由是数次进犯边陲，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竟兵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在隋救兵的增援下，方撤退而去。

隋朝与突厥的关系，从此中断。

隋末天下大乱，突厥由此复兴，恢复了强盛，使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人竞相称臣，以争取它的支持。

细说隋唐15：大运河

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它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由人力所构建的两大奇迹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长，现今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而言，北起北京，穿越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南抵杭州，途经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大运河的形成，是历代努力的结果，然在其中用力最多且最具规模效应的是隋代，尤其是隋炀帝一朝。故而，提起大运河，人们总要联想到隋炀帝。

因而，隋朝水利事业的主要成绩，在于运河。

隋文帝登基后，虽没有直接用力于今天意义上的大运河，但却开了造运河的先声。当时政治中心设在长安，因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隋文帝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令人从大兴城到潼关，，开凿一条运河，引入渭水。工程完成后，全长三百多里，起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此运河沟通了关中与关东的漕运，有效地解决了关中粮食供应问题。

隋文帝对广通渠的经营，应该说，对隋炀帝开大运河是有启发的。

隋炀帝上台，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为保证洛阳的粮食供应，为保证军事战略的便捷，为保证自己巡幸江南的排场，遂以洛阳为中心，下令修建了三个水利大工程。三个工程的连通，构成了大运河。

第一个工程，始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开凿通济渠。

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在荥阳（今属河南）和开封（今属河南）之间改造汴渠，然后在开封东向挖一条新渠，与汴渠分道，在盱眙（今属江苏）直入淮河。

经淮河，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通济渠与春秋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相连。邗沟因年久多有淤塞，而加以疏浚。

通济渠连通邗沟，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形成了大运河的南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

第二个工程，始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是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也是以洛阳为起点，在疏浚三国魏所筑的旧渠的基础上，加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南引沁水入黄河，北向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第三个工程，始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是开凿江南河。

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构成了大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

大运河的三大段，各有其开凿的具体目的。

通济渠加邗沟，能将洛阳与扬州联为一气，便于隋炀帝下扬州。扬州是隋炀帝早年的发迹之地，即所谓“龙兴之地”，故定名为江都。此外，扬州是当年天下最繁华的所在，是风流的隋炀帝魂牵梦萦的地方。所以，这一段造的特别豪华，特别壮观。《大业杂记》说：“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之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将大运河向南延伸，除了隋炀帝的个人意图外，还有在政治上控制南方、在经济上依靠南方的政府行为。

永济渠，是为了征高丽。《隋书·阎毗传》云：“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

江南河，应当说是通济渠的延长，其流经的太湖流域，以及末端的杭嘉湖平原，乃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可以更深入的通进富庶的江南，使江南的财富和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向洛阳。

对隋炀帝开大运河一事，历来毁誉参半。

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开挖大运河调发了大量的民役，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疏浚邗沟，征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集河北一百多万民工；通江南河，又征集了数量庞大的民工。这些民工的调发，都是强行的、无条件的，迫使农民放弃了田间生产，并受到极其严重的经济剥夺。

再者，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唐传奇《开河记》从一个侧面描述道：隋炀帝以著名的酷吏麻叔谋主管开河工程，他动用彪形大汉与刑杖，来督促民工们无休止的干活，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白骨积盈于两岸。

大运河的开通，犹如隋炀帝制造了一根特大的吸血管，将北方的民力与南方的民脂民膏，尽数吸入了他欲壑难填的血盆大口中。他下扬州的龙舟，长二十多丈，上建四层楼阁，分正殿和东西朝房；此外，还为萧皇后建造了翔缡舟，为嫔妃建造了浮景舟，为随行人员和护驾将士各建造了三千多艘战舰。这六千多舟船，配备了八万多纤夫。整个船队行在大运河上，连绵不绝，长达一百多公里。如此的船队，其耗费之多是难以估计的。此外，从南方运向洛阳或运向扬州供隋炀帝挥霍的赋税，更是个天文数字。唐代诗人李敬的一首诗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由于隋炀帝通过大运河来进行穷奢极侈的游乐，致使民众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以致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王朝的崩溃。故而，隋朝的灭亡，与此河有关。李商隐《汴河亭》一诗云：“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是景阳楼。”

持赞赏观点者认为：大运河的开通，使中国从此有了经济大动脉，它贯穿南北，“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漕运，便利了商业流通，不仅如此，还便利了文化交流，便利了政治运作，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机地凝为一体。唐人皮日休撰《汴水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大运河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使长江中下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包括商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开发，城市的开发。

对大运河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往往贬者过于贬，褒者过于褒，较为客观且能调和的说法，当推唐代的皮日休和明代的于慎行。

前者在《汴河怀古》（其二）中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后者在《谷山笔尘》中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在盛大的文化古迹上，几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越是能在后世为本民族赢得文化奇迹盛誉的东西，越是在建造时要付出损民损国的代价，代价越大，盛誉越重，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这样，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也是这样。

细说隋唐16：征高丽

隋朝的国威是巨大的，在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君主的经营下，在外交和民族关系上，曾有过万国来朝的辉煌。

然而，在辉煌之车下，历来滚动着战争与和平两轮。在战争与和平两者中轮番交替的，莫过于对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朝鲜半岛有三国，高丽、新罗与百济。在这三国中，南端的新罗、百济，始终与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高丽与隋朝的关系，则比较微妙复杂，它由于地居半岛北端，与隋境毗邻，一直有警惕不要被强邻所蚕食之心，加上它的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也生出了向北拓展领土的要求。而隋朝在东方事务中，常以宗主国自居，对高丽的态度，和对其他周边国家的态度一样，带有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要求能承认他宗主国的地位。由此种下了双方冲突的因子。

高丽与隋境在辽西隔鸭绿江相对。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高元发兵进攻辽西，营州总管韦冲打响了保卫战，一举将其逐出境外。高丽入侵虽未得逞，但此事深深地震动了全国。因此时隋朝经过多年的生养积蓄，以及外交多方位的成功，已成为一流强国，高丽的挑战，激起了普遍的反击情绪。故史书云：“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主战的论调占据了上风，只有名儒刘炫反对，撰《抚夷论》，主张改用亲抚之策。可刘炫的声音是微弱的，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

主战的情绪影响了隋文帝，他决意讨伐高丽，组织了讨伐统帅部，以汉王杨谅、大臣王世积为行军元帅，以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领水、陆军三十万进行东征。

整个军事部署是兵分两路，然都遭受了气候的不利：一路是杨谅亲率陆军，从临渝关开进，途遇大雨、大水，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一路是周罗睺所领的水军，从东莱渡海直接进攻平壤，但在海上受大风侵袭，舰船大多被漂没。不得已，水、陆两路均撤退，到了长安，统计死伤人数，竟达十之八九。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幸亏高元不想和隋朝发生全面的战争，遣使送来谢罪表，隋文帝有了台阶，同意赦免他的罪行，结束征高丽的军事行动，两国重新发展睦邻关系。

隋炀帝登位之初，隋朝与高丽的关系，是在友好的面纱之后，隐含着不和谐的声音。

从高丽一方而言，当年高元的谢罪，是惧怕隋军的征伐，而并非出于真心。况且，在谢罪表中，他用了极其自污的文辞“辽东粪土臣元”，这虽说是能屈能伸的外交手段，但终究很失体面，不仅失了他本人的面子，也失了高丽政府的面子，失了高丽国家的面子。对此，高丽相当多的人，希望在对隋关系中，有一日能改变彼此尊卑的关系。当高丽使者访问突厥时，流露了对隋朝的不满情绪。而忠于隋朝的启民可汗，旋即将这事转告了隋炀帝。隋炀帝的大国情结，远胜过他的父亲，听说高丽有不敬的言论，便对高丽使者说：“你可转告高元，尽早来朝见。若有不臣之心，朕当率启民前去讨伐，即刻诛灭！”

高元没有来朝，隋炀帝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征高丽行动，并连续进行了三次。

在征伐之前，隋炀帝做了全方位的准备，这准备大约延续了五个年头，其中最显目的两个举动是：开永济渠转运军饷；在涿郡（今北京）筑建林朔宫作为军事大本营。征兵量是空前的，以致“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志》）。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正式下诏征伐高丽。出征的大军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组成二十四军，分为左十二军、右十二军，从二十四个方向向平壤进攻。另有水军从东莱进发，军锋同样指向平壤。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纪大业八年）隋军强大，强大的似乎对高丽能以石压卵。然这不过是虚象，战争的结果与出师的雄壮，正好成了鲜明的对照。尤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江淮水军，浮海从高丽的浿水登陆，进至离平壤六十里地，大破高丽军。高丽军因势利导，索性装弱，让出平壤城，随后在城内设伏兵，打得入城的四万隋军精兵几乎全部覆没，来护儿仅与千余人逃出城去。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多路军，共三十万人会于鸭绿江西。高丽遣派大臣乙支文德来诈降，以阻止隋军渡过鸭绿江。待乙支文德返回后，于仲文挥师渡过鸭绿江，向高丽腹地逼近，七战七捷，离平壤城三十里地扎营，由是隋军生出骄意。乙支文德再派使者诈降，益增隋军骄意。待隋军疲惫不堪，又严重缺粮之际，高丽军用四面包抄的战术，打的隋军溃不成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隋军狼狈逃奔，到达辽东城，仅剩下二千七百人，所有军械器具几乎全部丢失。

隋炀帝第一次征高丽，以惨败告终。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再次下诏征伐高丽。由于去年士卒伤亡严重，遂募民为骁勇，大集天下兵于涿郡。此次的军事部署是，隋炀帝亲自到辽东指挥，宇文述、上大将军杨义臣统领陆军直接进攻平壤，来护儿依旧率水军从东莱浮海进攻平壤。隋军的进展，起初尚算顺利，打了些胜仗，待兵临城下后，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隋军转而用贮土布袋积为与城齐平的高道（唤作鱼梁大道），并用高出于城的八轮楼车俯射城内。一切准备就绪，然在攻城的前夕，后方传来了杨玄感起兵的消息。后院着火，隋炀帝只得放弃进攻，仓促命令军队立即返回国内，丢弃的军械器具犹如山积。

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遂不了了之。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在杨玄感的起事被镇压后，隋炀帝又发出了征高丽的诏令。此时国内起义已此起彼伏，民众纷纷逃避兵役。隋炀帝不顾国内的形势，强行组织征伐行动。来护儿在离平壤不远的毕奢城击败高丽军，准备向平壤发起进攻。由于连年战争，高丽国也已经兵疲财困，高元不得已向隋炀帝送来了降表，并遣还上年因受杨玄感株连而逃往高丽的将军斛斯政。急于返回国内的隋炀帝捞到了虚面子，迅速同意了高丽的投降，下令班师。来护儿犹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欲领军继续进攻平壤，可在御史的威胁下，将领们惧怕得罪隋炀帝，纷纷接受班师诏令，成为孤家寡人的来护儿只得随众而回。

隋炀帝的第三次征高丽，终于得到了所谓的“胜利”。

这胜利是非常可笑的，在隋炀帝班师回国后，已“投降”的高元，竟拒绝炀帝的召见之行。隋炀帝恼羞成怒，还向组织第四次征高丽，然已天下大乱，再也无法实施他的计划了。

征高丽，是隋朝对外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接二连三的战争，耗尽了隋朝的元气，使民众对隋炀帝及其政府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故颇有些学者说：隋亡，亡于征高丽。

细说隋唐17：隋末大起义

与残暴的秦政一样，残暴的隋政失去了起码的人心；与大起义遍布秦末一样，大起义也在隋末风起云涌；与短促的秦朝一样，短促的隋朝也是二世而亡。

两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秦末的祸端尚与赵高有关，而隋末的苦酒则是隋炀帝一手自酿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之乱，并非一开始就是大乱，其实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当乱萌已发，君主及其政府不能或不愿及时修补过失，这大风便毫无阻挡的刮了起来，进而啸卷成了狂飙。

有历史记载的乱，最早发生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正月。一天黎明时分，洛阳建国门外来了几十个人，都是和尚打扮，自称是弥勒佛。守门卫士信佛，见之恭敬相迎。不料，来人突然抢夺卫士的武器，欲冲进去。正值隋炀帝次子齐王暕带兵出巡，才敉平了这场乱事。

此后，各地有关乱事的报告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乱，仅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发起人和参加者被呼为贼、呼为盗，或啸聚山林，或闯浪江湖，尚未对政权造成重大危害。

同年六月，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尉文通发动了三千人的起义；十二月，在朱崖（今广东琼山），王万昌发动了起义。这两次起义，虽均未造成大气候，但深深刺激了隋政权。

大起义的序幕，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掀起于征高丽的前夕，掀起于山东。

隋政府征高丽，将山东作为壮丁、役夫、军饷、马匹、车牛的主要征集地之一，对此民众已不堪重负，加上洪水暴发，加上官吏侵渔，田荒乏粮……民众更是无法生存，由是“始相聚为群盗”。

既是“群盗”，可见已有燎原之势。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具规模的，当属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所领导的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境内）起义。王薄自称“知世郎”，对天下事无所不知。他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成为当时号召民众拒绝服役、拒绝出征高丽、拒绝隋朝统治的著名宣传品。其歌词是：“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歌的效应是巨大的，逃避徭役、逃避当兵的山东人云起响应，纷纷投效长白山军，与隋军展开了争取生存权的战斗。

接着，官宦子弟刘霸道，利用豆子卤亢（今山东惠民）历朝多“盗”的条件，在那里竖起旗帜，其众达十多万，号“阿舅贼”。

漳南（今山东武城）人孙安祖，自号将军，领数百人，入高鸡泊起义，得到同县人窦建德的帮助。

鄃（今山东夏津）地人张金称，聚众河曲（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一带）境起义。

蓨（今河北景县）地人高士达，自称东海公，聚众清河（今属河北）境起义。窦建德加入其中。

此年至翌年的起义，主要集中于山东。当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征高丽后，起义不仅在山东得到扩展，且蔓延到江苏、河南、广东、陕西等地。各部的人数从数百、数千发展到数万、十多万。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到十二月，起义在上述各地继续蓬勃发展，并扩展到安徽、甘肃、河北等地。起义的性质有所变化，从农民最低限度的求生存，杂进了诸雄趁机经营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发展的成分，其显著的标志是纷纷称王称帝。如扶风人唐弼，推立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延安人刘迦论，自称皇王；离石胡人刘苗王，自称天子；鄱阳人操师乞，自称元兴王，战死后，其部将林士弘自称皇帝，利国号为楚；等等。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各地的起义军，从零星分散的状态，凝聚汇集为声势浩大、政治组织性强的大起义军。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对付隋军及隋廷，先后各自组建了政权。与此同时，隋朝内部分裂出来的军事集团，以及各地方豪强，或进而争夺天下，或守而拥众割据。在如此天下板荡、群雄逐鹿的形势下，隋朝的核心政权已成空中楼阁，到次年就土崩瓦解了。

农民起义军，以这样三支最具规模：翟让、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参见《瓦岗寨》）。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参见《窦建德》）。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参见《杜伏威与辅公祏》）。

从隋政权后院起火的兵变，以这样一起最为震动：贵族杨玄感领导的起事（参见《杨玄感事变》）。

从隋政权中分化出来的军事集团，以这样三路最有影响：李渊领导的太原军事集团（参见《李渊从太原起兵》）。王世充领导的洛阳军事集团（参见《王世充》）。宇文化及领导的江都军事集团（参见《宇文化及》）。

以下简略的表一表一些二流的起义军以及军事势力：济阴（今山东曹县西）人孟海公，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占据周桥，进而攻克曹、戴两州，自称“录事”，盛时有众三万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败于窦建德。

齐郡（今山东济南）人孟让，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揭竿。曾会合王薄长白山军，旋即转向江淮地区发展，有众十多万。败于王世充，投瓦岗军，有破洛阳外城之功，会同他部攻下回洛仓。后失败。

东海（今山东枣庄）人李子通，出于长白山军。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渡过淮水，会合杜伏威部，旋即分裂，自行为战，攻克江都，称帝，国号吴。遭辅公祏攻击，迁都余杭（今浙江杭州），占有吴越之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因战败而降于先已降唐的杜伏威，后欲重新起事而被杀。

沧州阳信（今山东阳信南）人高开道，参加豆子卤亢军，在首领格谦战死后，领众转向北方。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取得北平，攻克渔阳，自称燕王。武德三年，接受唐封爵，不久，复反唐，与突厥联合，占得恒、定、幽、易等州。后因部将叛，被逼自杀。

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刘黑闼，参加瓦岗军，为王世充所俘，逃脱后率部投窦建德。在窦建德败后，他整集窦建德余部，恢复窦建德曾有过的地区。他连结突厥，称汉东王。在被唐军击败后，投奔突厥，引突厥军攻略河北、山东，复得河北。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败于唐李建成，为部将所杀。

河间景城（今河北泊头东北）人刘武周，以鹰扬府校尉身份，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和张万岁等人杀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太守王仁恭，自称太守，拥众万余人。在取得突厥支持下，攻占雁门、楼烦、定襄等地，被封为“定杨”可汗，称帝。复联合突厥军，攻取太原、晋州等地，多次击败唐军。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被李世民所败，投奔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朔方（今陕西靖边北）人梁师都，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以鹰扬郎将的身份在本地起兵，攻取雕阴、弘化、延安等地，称帝，国号梁。北附突厥，被封为“解事天子”。多次联结突厥攻城略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在遭唐军进攻时，被部下所杀。

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薛世雄，任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进攻瓦岗军，在途中为窦建德所击败，退回后不久而死。

鲁郡（今山东曲阜）人徐圆朗，大业十三年（公元）攻下琅玡、东平大片土地。降李密，再降王世充，后降唐军。刘黑闼起兵反唐，他予以响应，自称鲁王。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战败被唐军所杀。

同州蒲城（今属陕西）人郭子和（即李子和），曾任左翊卫将军，因罪被流放。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榆林聚众杀郡丞，自称永乐王，联结突厥。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降唐。

庐江襄安（今安徽巢县）人陈稜，任右御卫将军，曾率军镇压杜伏威，然遭惨败。隋炀帝卒后，他占据江都。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败于李子通，归依杜伏威，被杀。

河东汾阴人薛举，出任金城（今甘肃兰州）府校尉，家巨富。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自称西秦霸王，占据陇西，盛时有众十三万。后称帝，都天水（今属甘肃）。与唐军有过大战。他死后，由儿子薛仁杲继位。薛仁杲与唐军激战，兵败投降。

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李轨，任武威郡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自称河西大凉王，后称帝。被唐使所擒，处死于长安。

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沈法兴，为当地豪强，任吴兴郡太守。以讨伐宇文化及为名起兵，攻克江南十多郡，自称梁王。后败于李子通，投水而死。

南朝梁皇室后裔萧铣，任罗川（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校尉董景珍等人起兵，推他为主，自称梁王，旋即称帝，都江陵。据有长江中游，拥众四十万。后因兵败投唐，在长安被杀。

群雄幻灭，成就了李唐王朝。

细说隋唐18：杨玄感事变

继山东王薄起仪之后，在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丽之际，杨素之子杨玄感相机起兵，在隋廷的后院烧起了一把火，给了隋朝沉重的一击。

杨玄感，形貌酷肖其父杨素，雄伟健壮，蓄得一部好须髯。然他幼时却是很愚钝，周围人皆认为他有些痴呆，唯独杨素不以为然，对亲戚们说：“此儿不痴。”知子莫若父，杨素果然言中，到杨玄感长成后，竟是文武双全，喜读书，善骑射。

生在官宦人家的子孙，不用担心前程，因有恩荫之法可让他们轻易的获取官位。杨素功大官也大，杨玄感靠着恩荫走进了官场。这可能是历史上少见的奇事：靠着父亲恩荫的杨玄感，居然和父亲同样是二品，上朝时站在一个队列。隋文帝如此做，自然是嘉奖杨素的一个方式，可上朝时看着看着，觉得父子同站一列，有失体统，由是当廷宣布将杨玄感降了一等。此时，杨玄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拜谢道：“没想到陛下这么宠臣，竟然在宫廷中让臣献了孝心。”这话，巧妙的挠到了隋文帝的痒处，给自己美化了形象。

杨玄感第一次当地方官，是当郢州（今湖北钟祥）刺史。他虽是初出茅庐，却是少有的老到和有手段，到任后分布耳目，打听当地官吏的行状，无论是清廉还是贪赃，其能力如何，都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找机会一一予以当场公布。从而使得官吏们不敢有半点欺隐，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郢州的官场。对此，当地民众相当敬佩，纷纷称赞他的才干。

后转宋州刺史，到杨素过世后，杨玄感被调入中央，拜鸿胪卿，封楚国公，迁礼部尚书。

官居要职的杨玄感，有一点也很像他的父亲，为人骄矜，但偏爱文学，遂使天下名士竞相来往于他的门下。

文学只是杨玄感的业余爱好，他真正的兴趣仍在政治。他从事政治，可谓得天独厚，由于父亲的功勋，杨家名满天下；由于父亲做过将帅，做过宰相，无论是武的系统，还是文的系统，在朝廷上都有一大批追随者。这些条件，本是杨玄感继续飞黄腾达的资本。可是，在混乱的朝廷氛围中，隋炀帝因办事不顺手，对周围重要人物的猜忌心越来越重。在杨素病卒不久，隋炀帝就暗中说过：“杨素即使不死，必有一日全家诛灭！”此话传出，成为杨玄感的一块大心病。他虽官高爵重，看似体面得很，其实，内心一直恐慌不已，怕大祸临头。他不甘束手待毙，欲趁着朝政紊乱，准备发动政变：废除隋炀帝，拥立隋文帝第三子杨俊之子秦王杨浩。在随从隋炀帝征伐吐谷浑时，因部队发生混乱，他考虑下手，偷袭隋炀帝的行宫。然这行动被他的叔父杨慎阻止了，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

既然时机尚未成熟，杨玄感调整了计划，积极投入隋炀帝的权力圈子中，跻身于军事最高领导层，在军队中建立他的威信，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为日后行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兵部尚书段文振的帮助下，他被隋炀帝接受了，并得到了这样的赞语：“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此言不虚。”由是，赏物、礼遇、权柄，令人羡慕的加到了他的身上。

时机终于降临。这个时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后方空虚；二是百姓苦于劳役，天下已出现乱象。时杨玄感被委以在黎阳督运粮饷，他故意拖延，希冀在前方的军队因缺少粮饷而削弱战斗力，直至被高丽军击败。隋炀帝派人来催，他的答复是：漕运的水路已被盗贼把握，粮道难以为继。

等杨玄感从前线秘密召来其弟杨玄纵等人，便正式宣布起兵。为避免直接针对隋炀帝而树敌过众，他用了贼喊捉贼的手段，宣称带领水军的来护儿在东莱谋反，他奉密诏讨伐来护儿。由此，他带兵进入黎阳县城，关了城门大索男夫，以为壮丁；按照隋文帝时代的样式，开府置官；传移文书给周围郡县，命令立即会兵于黎阳。

谋士李密为杨玄感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兵进东北，扼住隋炀帝的归路，其粮饷断绝，复被高丽所迫，可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取长安，据险而守，徐图天下；下策是以精锐部队，袭击洛阳，以号令四方。

杨玄感求成心切，采取了下策。他以为拿下东都洛阳，即可取得政治象征。他挥师东向，在修武县渡河遇阻后，折道汲郡渡河。一路上，来从军者数不胜数，到达洛阳城上春门外，已众至十万多。洛阳地区的民众将杨玄感当作救星，夹道竞相献上牛酒，以示欢迎。杨玄感认定人心向己，每每誓众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积巨万金，至于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破家灭族，只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这阵阵誓言，愈发打动了天下受苦受难人之心，每日来军营投效者，竟达数千人之多。

在外围打了些胜仗后，杨玄感将洛阳城团团围住。负责东都城防的民部尚书樊子盖，严明纪律，申颁法令，组织了守城战。两下僵持不下，而援军中的贵族子弟，如韩擒虎子韩世咢、观王杨雄子杨恭道、虞世基子虞柔、来护儿子来渊、裴蕴子裴爽等四十多人，皆向杨玄感投降。杨玄感甚喜，以为赢得了政治优势，立即将他们全部委以重任。

洛阳告急，刑部尚书卫玄率众数万，从关中驰援。卫玄出二万人挑战，杨玄感佯败而退，卫玄实施追击，不料中了伏兵，前军尽数战殁。几天后，双方再战，兵锋刚一接触，杨玄感让部下大叫：“官军已得杨玄感！”卫玄军稍一松劲，杨玄感亲领数千骑兵冲锋，冲得对方大溃，俘虏了八千人。

杨玄感不是个在后面指挥的人物，他力大无比，且骁勇得很，每战都亲持长矛，身先士卒，呼喊叱咤，所当者莫不惊魂失魄，不能抵挡。由此，军中将他比作项羽。他不仅善战，且擅长抚驭部队，将士感激，以死相效，从而战无不胜。

卫玄数败，加上粮食不继，情急之下，驱众与杨玄感决战。一日之间，交锋了数十次。双方战得血流如何，尸体狼藉，忽然，杨玄感之弟杨玄挺阵亡，杨玄感军才稍微退却。在城上观战的樊子盖，趁机开了城门放出人马，杀了杨军数百人。从整个战局来说，杨玄感占了些上风，然他不能彻底打开僵局，对东都还是望“城”莫及。

就在此时，放弃了高丽战场的隋炀帝，命令武贲郎将陈棱进攻杨玄感的根据地-黎阳；武卫将军屈突通屯兵河阳，相机渡河向洛阳进发；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发兵跟进；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从另一路进援东都。

面对前后夹击的形势，杨玄感再次犯了战略错误，听从了谋士李子雄分兵相拒的主张，将军队一分为二，西路对付卫玄，东路对付屈突通。由于杨玄感的阻击无力，屈突通顺利渡过黄河，与卫玄、樊子盖遥相呼应，发起了大战，打得杨玄感二路军连连败退。

眼看取得洛阳的希望已成泡影，杨玄感又听从了李子雄放弃洛阳，转而进攻长安，然后以西击东，成就霸王之业的建议。关中的杨氏家族，接连派人前来接洽，愿意作为向导。

杨玄感进入关中，开永丰仓散粮于百姓，以争取人心。军至弘农宫（今河南灵宝），当地父老争相劝留杨玄感，要他夺取这座宫城。杨玄感同意了，可连攻三日，城不能下。宇文述的追兵迫近，杨玄感只得西去，随即布阵五十里，边战边行，却是一日三败。接着布阵于董杜原，双方进行决战，杨玄感惨遭大败。

他领着十余骑，突围而去。在追兵的追击下，最后，仅剩下他和其弟杨积善二人。眼看大势已去，穷途末路的杨玄感不愿遭擒受辱，让杨积善杀了自己。

杨玄感的起事，终于黄花委地。然这场起事，在隋朝后院猛烧了一把火，严重的破坏了隋炀帝的形象，在统治阶层中进一步促进了人心涣散，为隋朝长城自毁敲响了警钟。

细说隋唐19：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的出身可谓得天独厚，一是源于鲜卑贵族；二是父亲宇文述为左翊卫大将军，而且有助杨广夺太子之位的功劳。

他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凭着家庭的背景，横行不法，是长安有名的“轻薄公子”。轻薄管轻薄，可仗着父亲和杨广的关系，他成了杨广护卫队的负责人，自由出入东宫。几经升迁，官至太子仆。因贪婪无度，接受大宗贿赂，几次被隋文帝削去官职。然得杨广的庇护，每次事后均官复原职。在其弟宇文士及成为杨广之女南阳公主的东床快婿后，他以皇亲的身份愈发肆无忌惮，恣意凌辱公卿百官，向人索讨女子、狗马、珍玩，敲诈商贩。

恶名昭著的宇文化及，在隋炀帝登基后，非但没受到任何制裁，而且平步青云，当上了掌管马政的太仆少卿。坐在这肥缺之上，他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随同隋炀帝巡幸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之际，他伙同其弟宇文智及，违禁与突厥交易，以获取厚利。这是与国家争利，实是与隋炀帝争利，事发后，终于惹得隋炀帝大怒，将他兄弟俩囚禁起来，并准备开刀问斩。考虑到他们是南阳公主的姻亲，执法随意的隋炀帝在临行前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赐给他们的父亲宇文述为奴。在宇文述死后，隋炀帝感念这个曾经为他出过大力的功臣，不仅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身，且任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

若非天下板荡，宇文化及充其量不过是个混混儿，官场上的高级混混儿，在贪官榜上名列前茅的混混儿（透过隋炀帝对宇文化及兄弟的信任，足以反映隋炀帝政治的腐败）。然大江东去，泥沙俱下，隋末的大动乱，竟使得这个浑身沾满铜臭、劣迹斑斑的小丑，在政治舞台上着实的表演了一番。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领导的瓦岗寨夺取了洛口，获得兴洛仓，向洛阳进军。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滞留江都，不敢再回洛阳，欲定都丹阳（今江苏南京）。禁军部队多是关中人，留的时间长了，思乡心起，生出怨望，私下酝酿叛逃。禁军领导人之一司马德戡，久已对隋炀帝不满，为谋求生路，开始倾向叛逃的士兵。他和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商议如何对待兵变。商议的结果是：若告知猜忌心极重的隋炀帝，恐先招杀身之祸；若隐而不报，事后又恐遭族灭；进退皆死，不如与禁军一同叛走。随之，他们串通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良，城门郎唐奉仪，医正张恺等人，拜为刎颈之交，同谋此事。

众人聚谋得急，参与聚谋的乐人之子赵行枢、勋侍杨士览，将事情告知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素来胆大，不怕风险，敢于铤而走险，闻得此事，决定加以利用，闹成政变。当他面见司马德戡，获知对方定于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五日举兵叛逃，并劫持十二卫人马与当地居民、财物，结党西归的计划后，提出了修改的意见：隋朝亡在旦夕，趁天下英雄并起的难得机会，举行大事，以成帝王之业。司马德戡领导叛逃，原只是不愿给隋炀帝陪葬，讨条生路，并无具体的政治方略，也不知叛逃之后如何安排前景，故听到宇文智及的言论后，表示了赞同。本尽是禁军叛逃，由于宇文智及的加入，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变成了将矛头直指隋炀帝的政变。

政变需要有相当政治资本的人来号召，司马德戡、宇文智及都不足担当，有人提议抬出宇文化及为主，得到众人的赞成。可宇文化及既蒙在鼓里，又生性胆怯（他的胆怯，仅仅是政治上的胆怯，在经济上向来胆大的很，否则，无从解释他怎敢藐视法度纲纪，大肆敛财），在得知众人的决定后，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直冒冷汗，许久才定下神来。

虽政变计划已经确定，然这尚是上层人士的主意，广大禁军将士还停留在叛逃的层次上。为赢得众将士的支持，他们让精通医道、颇得众人信任的许弘仁、薛良出面煽动，说：“皇上已经听说禁军酝酿叛逃，准备下了许多毒酒，假借宴请，毒死你们，只留南人守江都。”此言不胫而走，传遍军营，众将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司马德戡见谣言生效，于三月十日召集众将士，托出了他们的意图。走投无路的众将士为了活命，同意服从他们的安排。

当夜，在司马德戡的指挥下，政变开始了。元礼、裴虔通负责宫殿，唐奉仪负责城门，宇文智及、孟秉于城外纠兵数千，司马德戡于东城聚兵数万，举火与城外相应。隋炀帝见城内有火光，人声喧闹，问出了何事，裴虔通敷衍说是草料场失火。经过不太费力的战斗，叛军全面控制了局势，攻入玄武门，直逼宫殿。隋炀帝至此方知发生了兵变，易服逃向西阁。裴虔通领兵紧追，得宫内美人的指点，终于擒住了如丧家犬般的隋炀帝。

天明时分，孟秉领全副武装的骑兵，迎来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骑着马来了，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有人前来请谒，只是低首据鞍，口称罪过（史书以此表现，欲证宇文化及的无能。其实，这完全可能是宇文化及的政治权谋，以显示他与此事无关，是被逼无奈才走上这一步的）。在城门，他受到了司马德戡的迎接，引入朝堂，被奉为丞相。

成了囚徒的隋炀帝，被逼外出慰劳禁军。他还想强作天子威势状，宇文化及看的不耐烦，说：“何需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裴虔通、司马德戡持刀将隋炀帝带进寝殿，先杀了隋炀帝的爱子赵王杨杲，在数落了他的罪行后，用丝巾将他给缢杀了。

随即，宇文化及下令大屠杀，杀尽在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忠于隋室的大臣。仅留下与宇文智及关系较好的秦王杨浩，扶为傀儡皇帝，派专人看管。

十多天之后，宇文化及令夺了江都所有的舟楫，领军沿水路向西而行。途中，他镇压了一次军中的武装反抗，并乘势占有了隋炀帝的嫔妃宫女，享用起隋炀帝的起居待遇与礼仪。他毫无处理政务的能力，凡是有人汇报事情，他均沉默不语，待人走后，再收取文本，让唐奉仪等人参决。行到徐州，水路不通，改走陆路，又夺了当地居民的车牛，用于载他的宫人与珍宝。而所有的兵器军需，则让兵士们手拉肩扛。将士们本就对宇文化及的能力抱怀疑态度，加上路途遥远，弄得人疲马乏，情绪恶劣，开始怨声载道。

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司马德戡也相当失望，对当初提议拥护宇文化及的赵行枢说：“你当初的决定，实在是误了大事。处于乱世，必得英主才行。而宇文化及庸碌昏暗，又有一批小人围在左右，前景肯定不妙，你看如何？”赵行枢正对自己当初的行为后悔，遂与司马德戡等人商议，杀了宇文化及，另立司马德戡为主。然此密谋被许弘仁获知，转告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来了个先发制人，收捕了司马德戡等谋事的十多人，全部处死。

兵锋西行，逼近洛阳，取了东郡。此时投靠东都集团的李密，用骑兵屡破宇文化及，打得他损兵折将，仅剩二万余人，北走魏县。由于连吃败仗，宇文化及部队内部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宇文化及面对败局，埋怨宇文智及当初立他为主。宇文智及反骂：享乐归你，事败归人，是否要杀我将功赎罪。兄弟相争，愈发搅得人心不安，丧失信心，纷纷出亡。

宇文化及见大势已去，不寻思找一个集团去依附，反使出无赖的本性，说：“人固有一死，岂可不当一日皇帝！”于是毒死了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设置百官。

宇文化及的称帝，只是一种临死前的哀鸣。他在军事上非但毫无进展，而且日见萎缩，只取了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苟延残喘。

以河北为根据地的窦建德，挥军前来攻伐。岁末最先起事的王薄，打入宇文化及的内部，作为窦建德的内应，开了城门，迎入窦建德的军队。窦建德生擒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及其党羽，一体斩首。

细说隋唐20：王世充

在隋末诸雄中，王世充既不同于窦建德等自拉的武装，也不同于李渊从隋末内部分化出来的政权，更不同于宇文化及用政变方式营建的集团，其是在忠于隋朝和背叛隋朝的边线上走出的军事力量。

王世充，字行满，家庭背景很是复杂，父亲王收官至怀、汴二州长史。他一头卷发，声音颇尖，有城府，多权谋，读了不少儒家经典，特别喜欢研习兵法。

开皇中，他步入军界，当禁军积了军功，升为兵部员外郎。他能说会道，善于舞文弄墨，加上精通法律，人称有“明辩”之才。

王世充的发迹，是在隋炀帝登基后，凭着让隋炀帝看好的才干，当上了江都郡丞。江都郡丞不是一般的地方长官，江都是隋炀帝数下扬州后的实际政治中心，由此他这个负责江都事务的郡丞，成了类似“首都”地区的行政长官。他善于阿谀奉迎，每次隋炀帝来江都，他与之谈话，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他还兼了江都宫监，即江都宫殿的负责人，不时地修建池台，收罗珍宝，广采美女，取媚于隋炀帝。隋炀帝在雁门（今山西代县）遇到突厥围困，他尽发江都丁壮组成救援军，前去救驾。一路上，他蓬头垢面，一直哭泣，不解衣甲，卧于草上，隋炀帝知晓后感动不已。隋炀帝是个特重感觉的君主，王世充将他的感觉弄好了，自然龙心大悦，对他恩宠有加。

有才，不是对王世充的过誉。不管是正才，还是歪才，他确实有才。隋朝从大业八年（612年）起，大乱的征兆开始萌生。想乘乱大干一番的王世充，审时度势，开始注意培育自己的势力：他礼贤下士，恩结豪杰，拉拢人心；人有犯法，枉法开释，树立私恩；征讨地方造反队伍，他功归部下，有物赏兵士，自己一无所取。他工作勤奋刻苦，对人广行善事。由此，获得了崇高的威信。

除了政治之才之外，他还有军事之才，长期研究兵法和入伍后的实战经验，使他成了一个隋炀帝倚重的将帅。在江都的数年，他为隋朝镇压叛乱造反立下了赫赫战功。吾人朱燮等在江南起兵，响应杨玄感，隋炀帝派出大军围剿无功，结果他旗开得胜。齐郡孟让拥众十多万，进入盱眙（今属江苏），他以弱胜强，获得大捷。此后，又连破声势浩大的格谦、卢明月等军。

多管齐下，王世充成了隋炀帝身边顶尖的红人。

促成王世充离开隋炀帝，使他日后成气候的一个机遇，是李密的瓦岗军攻陷临近洛阳的兴洛仓。洛阳是隋朝的首都，闻讯焦急的隋炀帝，令王世充为将军，统军前赴洛口，征讨李密。血战百余次，双方各有胜负。然在最后的会战中，王世充全线奔溃，仅带了千余人逃往洛阳。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念他是个难得的将才，在急需用人之际，赦免了他的败绩之罪，并给予了重用。

在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之后，身在洛阳的王世充，与东都留守的主要官员元文都、皇甫无逸、卢楚等人合议，决定拥立越王杨侗为帝，继承隋统。说是参与合议，然王世充并非首席人物，洛阳政权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元文都等人的手中，他是个外来户，在被用的同时，也遭到了一定的排挤。他被任为吏部尚书，爵封郑国公。

王世充处在这个政权中，本就有些孤立。在杨侗听从元文都等人的建议，拜正在与宇文化及征战的李密为太尉、尚书令后，王世充更感到了一种空前的失落，因为李密的军事才干，在众人眼中，远远高出于他。李密确实不负众望，及时获得了令洛阳政权上下心悦诚服的黎阳大捷。王世充曾与李密血战过，有相当程度的仇恨情结。为清除李密，他用话激怒他的部下说：“元文都之辈，不过是刀笔吏，早晚必被李密所除。我军人人都与李密血战过，杀了其军不少的父兄子弟，一旦成为他的下属，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绪在王世充的部队中迅速蔓延，危险的兵变一触即发。

元文都获悉后，与卢楚等密议。密议的结果是：支持李密，除去王世充。具体的行动方案是：诱骗王世充前来，设伏兵将他杀死。

可是，他们晚了一步，参与密谋的将军段达，让他的女婿张志将元文都等人的密谋通报了王世充。王世充当夜发动兵变，围住了宫城，在击败了两道抵抗的防线后，杀死了元文都、卢楚。杨侗迫于形势，只得含糊的认定了元文都等人的“罪状”，与王世充结盟。杨侗不过是空头皇帝，他从元文都的傀儡，转为了王世充的傀儡，拜王世充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王世充以其兄王恽为内史令，入居内宫，看管杨侗。

洛阳发生政变时，李密尚未到过城内，他的军队在黎阳大捷后，一直继续在外与宇文化及大战。虽最后击破了宇文化及，但他的军队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精兵良马丧失殆尽。李密返军驻扎在偃师（今属河南）的北山上，王世充见李密军大丧元气，欲乘机将他消灭，一雪当日兵败之耻，二除现时政治障碍。为让部下和他同心，编造周公托梦于他：要他急讨李密，建立大功，否则全体将士皆死。他的部下多是楚人，风俗迷信，相信了他。由是，他出奇兵偷袭李密，再施以火攻，乘乱逼迫李密军会战。结果，李密部队溃不成军，再在王世充的攻心战下，仅带了几十个骑兵逃脱。

偃师之役，大胜的王世充几乎是悉数收编了李密之军。他的威信和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东面和南面的各种割据势力，纷纷前来投靠。史书称之为：“东尽于海，南至于江，悉来归附。”

水涨船高，王世充在洛阳政权中的地位，更上了一层楼。杨侗在他的党羽威逼下，拜他为太尉，许设置官属，以尚书省为其府。对于杨侗给予的待遇，王世充仍不满足，旋即，自称为郑王。自称郑王，等于向天下宣告，他王世充已有了独立的政治体系。他四出进行军事经营，然多出师不利。

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自称相国，受九锡，不再朝见杨侗。他的这一政治举动，表明他已开始酝酿禅代隋祚。

王世充欲禅代隋祚，遇到许多臣僚的反对。然他一意孤行，终于废了杨侗，自己皇袍加身，宣布年号开明，国号郑。王世充的禅代，标志了隋朝在形式上的终结。

做了皇帝的王世充，没个皇帝样，听朝时言语及其罗嗦，一事反复叮咛，且千头万绪不得要领，大臣们疲于听受，侍卫不胜其烦。

这个政权，在这样的皇帝管理下，毫无生气，仅维持了两年。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唐军向洛阳发动了强烈的军事攻势。王世充自忖无力抵抗，请求窦建德救援。李世民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先解决了窦建德，然后倾力围攻洛阳。王世充迫于攻势，开城出降。

亡国破家的王世充，被李世民带回了长安。唐高祖没杀他，将他废为庶人，安置去川蜀。途中，被仇人独孤修德兄弟所杀。

细说隋唐21：瓦岗寨

瓦岗寨最初的领导者，是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翟让。翟让原是东都的法曹，犯法被定了死罪，得狱吏黄君汉舍身相救，脱出大牢，拉人至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起事。

翟让手下最得力的人物，是同郡的单雄信，健壮、骁勇，使一杆马槊。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年方十七岁的徐世勣投进寨中，说服翟让，引众前往汴水流经的荥阳（今属河南）、梁郡（今河南商丘南），劫掠官私船只，以为资用。这一步的成功促进了瓦岗寨的壮大，闻讯来投者络绎不绝，遂聚众万余人。

瓦岗寨是隋末最早起事者之一，韩国磐根据徐世勣入伍时的年龄推算，约在大业七年（611年）左右起事。瓦岗寨并非是孤立的，在其周围，还有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一个个寨子。

瓦岗寨后成大气候，与李密有关。

李密，字玄邃，京兆长安（今属陕西）人。祖上历为高官，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封蒲山公，知名于当代。

李密曾在隋炀帝的卫队中干过，又因在牛背上读《汉书》，为杨素所赏识。他有高超的智谋，然却仕途不畅，在杨玄感起兵后，被请去当军师。他向杨玄感提出过许多见地深刻的策略，但大多被束之高阁。杨玄感败后，他被逮捕，施计带领同犯逃脱，开始了流亡的生涯。他隐姓埋名，做了乡村教书先生。课余，想起平生抱负，不禁闷上心来，提笔赋五言诗一首，云：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

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合，千古传名谥。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书罢，热泪成行。乡人见状可疑，密告官府，他闻讯再逃。

这一逃，李密逃向了瓦岗寨的地带。他先和周围的那些寨子取得了联系，继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与推重。尤其是王伯当，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王伯当的穿针引线下，他和翟让见了面。他以“秦失其鹿，天下逐之”的道理开导翟让，使翟让拨云见日，看到了出路。一个从洛阳来投叫李玄英者，以童谣推断李密“斯人当代隋家”，从迷信的角度提高了他的声望。

进了瓦岗寨，李密连立了五大功：一功是游说其它各寨子，让他们投奔了瓦岗寨；二功是建议攻荥阳诸县，取得了立脚的城池和充足的粮草；三功是领军击破了让翟让惧怕的隋将张须陀的征讨之军，并阵斩张须陀；四功是领兵攻克兴洛仓，开仓放粮，大大争取了民心；五功是一战歼灭洛阳杨侗派来的征剿军。

翟让服了李密，先是让他独领一部，号为“蒲山公营”。接着，自知不如李密的翟让，向李密让出了首领的位置。李密称魏公，拜翟让为司徒。

瓦岗寨出名了，与此相应的是，李密成了天下诸雄中风头最健的人物。长白山义军孟让，率部归附；巩县县长柴孝和，举城归降；隋军征讨元帅裴仁基，原进驻武牢，进剿瓦岗寨，也倒戈投向了李密。

李密借此声势，推出了一项大战略，令裴仁基、孟让领军进攻东都。东都是攻进去了，然遭到了激烈的反击，裴仁基大败而回。李密接着亲自统军，进逼东都，击溃七万多来战的隋军，夺得回洛仓，兵临洛阳城下，发出讨伐有十大罪状的隋炀帝的檄文。此举震动了天下，隋炀帝吓得龟缩在江都，不敢西返。可东都久攻不下，柴孝和建议留军守河南，主力西进关中，夺取长安，以号召天下。李密以部下多是山东人，放弃了这个建议。大战连着打，李密身中流矢，部队大溃，放弃回洛仓，退向洛口。此时，隋炀帝从江都派来的王世充军赶到，向李密叫阵。双方前后征战六十多次，李密是前期不利，中期各有胜负，后期得了大批来附的义军与官军，几乎全歼王世充部，仅逃脱了王世充等千人。

在与王世充激战之际，瓦岗寨内部发生了一场大事变。原让位于李密的翟让，大权旁移后，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他的心腹王儒信，劝他夺回大权，架空李密。他的兄长翟宽，进一步要他做天子。李密耳目甚多，在探出蛛丝马迹后，以宴请为名，邀翟让赴席，席间安排壮士将他给杀了。事变对李密而言，虽说是成功的，翟让旧部没作任何反抗，就接受了现实，然内心的嫌隙却深藏了下来。

击败王世充后，李密乘势取了偃师，建筑了金墉城，聚众三十余万。这是瓦岗寨的全盛时期，也是李密个人最辉煌的时期。“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诸雄，纷纷遣使送来劝表，请李密皇袍加身。他的部下也群情涌动，要他早登九五。然此时的李密还算明智，以东都尚未攻下为由，给拒绝了。

李密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认为时机还没成熟。他眼下的目标，只是当天下讨隋的盟主。他认定要当成这个盟主，首先须得到李渊的承认，由是致书李渊，请合纵灭隋。时李渊力量不及李密，且专意经营关中，正需要李密为他阻挡关外的隋军，遂卑辞赞许，以骄李密之态。李密得回信大喜，说：“唐公推奖，天下不足定矣！”

形势突变，宇文化及在江都杀了隋炀帝后，拥众西行。在进入李密的地盘后，与李密发生了军事冲突。在洛阳的杨侗，在元文都等人的推戴下，存亡继绝的成了皇帝。他为了打击首号的乱臣贼子宇文化及，不惜捐弃前嫌，遣使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魏国公，令他先平宇文化及，然后入朝辅政。一直需要政治旗号的李密，立即转变了他灭隋的态度，同意向杨侗称臣，在政治上可以取得正统的名分，在军事上可以免遭两面受敌而全力对付宇文化及。

然一贯能制定正确战略的李密，此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忽视了与他大战而结下大仇的王世充，在洛阳城内非但是政治决策人物之一，也是军事实力派之一的事实，过分相信了元文都等人能控制局势。他与宇文化及的战争，是场费时费力的消耗战，尽管在战场上他获得了主动权，但在打垮对方后，自己的损失也相当惨重，精兵几乎全部打完。

得胜的李密，抓获了直接杀死隋炀帝的于弘达，献给了杨侗。杨侗下令同意李密进入东都，辅助朝政。李密去了，可走到半途，洛阳发生了王世充的政变，他只能率部返回金墉城。他本是能厚抚部下之人，可在此时，他只有粮仓，而没有府库，缺乏财物赏赐将士，加上他特别照顾最早跟随他的人马，于是在部队里弥漫起怨言。

王世充没和李密撕破脸，虚与委蛇的用文书进行周旋。李密虽对王世充心存戒备，但却未能妥善的备战，将金墉城交给王伯当留守，自己率部开往偃师，欲借邙山北拒王世充。王世充出奇兵，强行迫使李密会战，结果，李密全线溃败。王伯当无力守金墉城，退保河阳。而重要的洛口、武牢等城的守将，相继投降了王世充。

李密前往河阳，面对全局沦丧的惨象，他自觉无颜以对部下，举剑自杀。最最忠于他的王伯当拦住了他，哭叫的昏厥了过去。众将被感动，表示愿意跟李密走到底。走向何方？议论的最后决定是：李密兵战河南，对李渊夺取长安起了关键的作用，加上彼此皆姓李，惟有投李渊最为合适。

余众尚有二万，李密进入关中，一路受到李渊隆重的欢迎。可好景不长，在长安呆下后，受到的礼遇越来越薄。官职也不高，仅被拜为掌管皇室膳食的光禄卿，封邢国公。加上唐高官的索贿，李密的心情日益恶劣。

其实，李渊接纳李密的真正用意，在于借助他过去的声望，招降他的旧部，以讨伐王世充。没多久，李密受命率所部人马，以王伯当为副手，前去河南。可走至逃林（今河南灵宝），李渊又令他返回。李密不想再回去受辱，决心反，遂夺了逃林县城，派人驰告旧部张善相，让他速来接应。但未等张善相到，李密就被唐将盛彦师击败，与王伯当一同阵亡，时为武德元年（618年）。

瓦岗寨起义，到此烟消云散。

细说隋唐22：窦建德

一身豪气，轻财好施，重然诺，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窦建德虽是普通的农民，却在乡里享有高度的威信。

他做过里长，不知何事犯了法，流亡他乡，会天下大赦，才可以返归故里。流亡岁月，在外面开了眼界，也了解了天下的形势，从而在豪气中又平添了一种见识与器局。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征高丽，在各地招募军队。贝州地方政府积极执行最高当局的命令，并选用特别骁勇者为基层军官。在这样的背景下，窦建德被补为二百人长。虽说成了军官，然他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和广大的农民一样，怀有强烈的反战情绪。队伍组成了，可未成行，窦建德依旧呆在家乡。

当时贝州在广义上被认为是山东地界，次年山东大水，漳南受灾严重。但让农民痛恨的是，政府仍然募兵不止。窦建德的同乡孙安祖，房屋被大水冲走，老婆孩子被饿死，却因他孔武有力，还是被抽了壮丁。孙安祖以家里的不幸，向漳南县令求情，希望能免去他的兵役。可求情没求到，反遭到一顿毒打。孙安祖一怒之下，杀了县令，投奔窦建德。隐藏逃避兵役又杀县令的要犯，窦建德知道要负什么后果，然他义无反顾地收留了孙安祖。

大水之后，紧跟着是大饥荒，颇有见地的窦建德结合征高丽的恶果，预感到天下从此将不太平。为救孙安祖，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他说动孙安祖，聚众于芦苇茂密、地形险要的高鸡泊（类似《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做强盗，待时以成大事。在孙安祖应允后，窦建德凭着在当地的威信，招诱了逃兵和无业者数百人，让孙安祖带进了高鸡泊。孙安祖自称将军，行起了绿林好汉的勾当。窦建德依然做他的良民，暗中和高鸡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类似《水浒传》中早期的宋江，自己不入梁山泊，却与梁山泊好汉时有来往）。

在贝州地面上，做强盗的不止是孙安祖，另有张金称、高士达也各自聚众数百上千，占地为王。这是一伙真正的强盗（将所有的强盗说成是农民起义军，实在与事实不符。强盗成了气候，转为农民起义军，有不少例证。然那些小强盗，终究只是强盗）。他们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焚烧房屋，到处骚扰地方。但让官府费解的是，他们从不侵犯窦建德的居住地。在没有取得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官府断定窦建德与这伙强盗有联系，抓窦建德未抓到，遂将他的家属不分老幼少长，一齐处死。本来还在观望的窦建德，被逼之下，拉出了手下的二百人，投奔高士达（此时的窦建德犹如《水浒传》中中期的宋江，被逼上梁山）。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窦建德为司兵。

以孙安祖为首的高鸡泊，是靠着窦建德一手策划并全力帮助，才得以建立的。而走投无路的窦建德没投高鸡泊，却去了高士达那里，实在有些令人纳闷。其实，这是窦建德的义气所在，他知道孙安祖的威望、人缘、资格均不如自己，如去了高鸡泊，孙安祖势必要将大头领的位置让于他，这是他所不愿的，不愿如此轻巧的夺了孙安祖浴血奋战的成果。然孙安祖毕竟缺乏谋略，他在和张金称争地盘时，被张金称所杀，他的部下数千人群龙无首，均投奔了窦建德。窦建德由此壮大了势力，兵达万余人，并时常前去高鸡泊。

窦建德为人较为坦诚，待人接物不拿腔捏调，很是诚恳，加上能和士卒同甘苦，使得部下能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窦建德投奔的高士达，是个心胸磊落的人。大业十二年（616年），隋军前来征讨，大敌当前，他自知军事智谋不及窦建德，遂晋升窦建德为军司马，全权掌握部队。窦建德出手不凡，用诈降和偷袭双管齐下，大破隋军。继而，隋军良将杨义臣复来征剿，在灭了张金称后，大军向高鸡泊压来。窦建德收拾了张金称的余众，建议高士达高壁坚垒，在敌疲后再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高士达不听，率军迎战，留窦建德守营。一切不出窦建德的预料，高士达战死，窦建德寡不敌众，领百骑突围而去，行至饶阳，乘守军空虚，一气攻下。再招兵买马，重整旗鼓。

待杨义臣班师后，窦建德率军返回故地，召集高士达留下的散兵游勇，军事复振，自称将军。

窦建德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同于草寇，对士人和一般隋官有着正确的看法。当时有些起事者，抓到隋朝官员和士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死。而窦建德懂得，士人由于书读得多，在政治之道上有不可轻视的长处，故而，他每获得士人，必加礼遇，使得他的智囊团的素质，大大高出其它起事集团一筹。对待隋官，只要不是罪大恶极者，他也酌情加以录用，以分化隋朝营垒。这种政策是有效的，一些不愿再为隋朝陪葬的官员和士人，纷纷举地举城向窦建德投诚。他的实力迅速扩展，拥有精锐部队十万余人。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窦建德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建年号丁丑。同年夏天，他大破来犯的隋将薛世雄，全歼其军二万多人。随即，围攻河间城，妙借隋炀帝被弑的形势，收降了守将王琮。他自称夏王，宣布建都乐寿，名为金城宫。同时派兵四处经营，广拓土地。

武德元年（618年），窦建德改年号为五凤，宣布国号为夏。夏国蒸蒸日上，在河北破了魏刀儿的十万之众。次年，再打出为隋朝讨贼的旗号，在聊城平定了宇文化及。

成了夏王的窦建德，未改朴素本色。战胜获得的财物，均分给将士，自己不取丝毫。他的妻子曹氏，一身布衣。他从不食肉，只用蔬菜。击灭宇文化及后得到的上千有姿色的宫人，全部放散。他虚心纳谏，使夏政权出现了开明的气象。

夏政权在成长，今非昔比，他的力量已在天下名列前茅。为适应发展的需要，窦建德审时度势，推出了新的政策。他录用隋朝高级官僚，借助他们的能力，对夏国进行治理。他先是遣使朝见洛阳的杨侗，在杨侗被王世充废后，他与洛阳断交，自建天子礼仪，追谥隋炀帝为“闵帝”。他与突厥联好，不仅减少了后顾之忧，且可借力共同对付其他势力。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号万春宫。

然而，在多方位的军事拓展成功后，在一系列的政治经营成功后，窦建德开始滋长起刚愎自用与多疑的性情，从而犯下了两个不可挽救的错误：一是听信谗言，杀了勇冠三军、足智多谋、功勋卓著的大将王伏宝；二是杀了最能进谏言的纳言宋正本。这两人是他得力的左右手，杀了王伏宝，致使出兵征战多有失利。杀了宋正本，致使朝中无人再敢于直言相谏。清明的气象，已不复当初。

武德四年（622年）初，窦建德在平定了孟海公后，倾其主力驰救被李世民围困在洛阳的王世充。他本已与王世充绝交，不想救援，可他的中书舍人刘斌提出了这样的战略思想：“唐有关中，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为鼎足相持之势。今唐军尽其主力攻郑，历时二年，郑力已竭。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一旦被破，夏则当有唇亡齿寒之虞。不如救郑，与郑里外夹攻，以击唐军。若仅是击退唐军，可保三分之势。若破唐军，则乘势灭郑。继而，挟夏、郑二国之众，长驱西进，直捣关中，可得天下。”窦建德听了，正中下怀。再说，他曾与唐军大战过，战绩辉煌，因此有轻唐之心。

窦建德进兵后，一路以席卷之势，直迫河南，在武牢与李世民遭遇。他有众十多万，号称三十万。然与李世民争战数次，均遭败绩。军心思退，国子祭酒凌敬建议，挥军进入山西，威胁关中，以解洛阳之围。他却认为是书生之见，不足取。他的妻子曹氏支持凌敬的建议，又被认为是妇人之见，也不足取。

会战终于在窦建德的坚持下爆发了。可他完全错误的估计了唐军的战斗力，仅交合四五回，即被李世民的骑兵冲得大败。他身中枪伤，带伤溃逃到一个叫牛口渚的地方。然他终没逃脱，被唐军追兵所擒。

曹氏和大臣领数百骑，逃回洺州，见夏国大势已去，率百官，持着夏国版图，入关中向唐廷投降。

尽管夏国已投降，但唐高祖没放过窦建德。他在长安被斩，时年四十九岁。

细说隋唐23：杜伏威、辅公祏

从乡里蟊贼到草泽强盗，再到江洋大盗，是隋政府对杜伏威档案的提要。

杜伏威，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少时落拓无行，游手好闲，穷得丁当响，为了生计，常干些入室撬窃的勾当，是个典型的无业流氓者。虽说被乡人看不起，却以过人的胆识赢得了同郡临济（今山东章丘西北）人辅公祏的爱戴，两人结为刎颈之交。

尽管是个惯偷，但杜伏威的生计很不稳定。辅公祏的姑姑家以牧羊为业，他为了接济杜伏威，多次偷拿姑姑家的羊送给杜伏威。姑姑家少了羊，发觉是他们二人所干，遂报了官。官府差人来捉拿，他们一起跑了。跑进草泽，拉人啸聚为盗。到外面打家劫舍，杜伏威总是出则居前，入则殿后，众盗钦服，被推为首领。

大业九年（613年），王薄领导的长白山义军，已发展成相当的规模。杜伏威率众前去投靠其中的左君行部，因受到冷遇，愤而率众出走，进入淮南，自成体系，号称将军。为扩大势力，杜伏威大量收编其他零星小盗，收得最大的，是下邳（今江苏邳县东）苗海潮部。

虽隋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为杜伏威的起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其生存状态仍是极为艰难的，既要对付官军的征剿，又要对付其他势力的兼并。可杜伏威凭着他出众的才干，领着他的部众，硬是一步步地走了出来。他经营的地盘靠近江都（今江苏扬州），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领军前来征讨，他用佯败将官军引入芦苇丛中，一把大火烧得官军全军覆灭。邻近有赵破陈的寨子，赵破陈恃强凌弱，要杜伏威并入其寨，杜伏威假装答应，在酒会上杀了赵破陈，反并了其部。

杜伏威势力遽增，震动了隋炀帝，他亲派右御卫将军陈稜来讨伐。陈稜军到，惧杜伏威，坚壁不出。杜伏威见他打又不打，撤又不撤，便学三国诸葛亮对司马懿样，遣人送去妇人衣服，讥之为“陈姥”。陈稜毕竟不是司马懿，耐不住气，怒而列阵相战。杜伏威亲自出阵挑战，额中对方一箭，他带箭冲入敌阵，指着射箭者高叫：“不杀你，我绝不拔箭！”他所向披靡，擒获射箭者，斥令拔箭，随之杀死，复杀了数十人。在杜伏威部的猛烈冲击下，陈稜阵脚大乱，全军覆灭，仅逃了自身。

杜伏威乘胜破了高邮（今属江苏），再兵克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此时，他们成了气候，成为江淮间最大的起事者，由此，江淮间小打小闹的势力争相前来归附，愈发加大了他们的声势。

杜伏威的用兵，自有一套。他特别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敢死队，他与之同甘共苦，号为“上募”，享受着优异的待遇，专打难仗、硬仗、大仗。一仗回来，则对每人做例行检查，若是背后中箭者，必判为逃跑者，格杀勿论。所获的战利品，全部赏给将士。由此，他的部队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横行江淮。

宇文化及在杀了隋炀帝后，为控制江淮地区，想收编杜伏威，任命他为历阳太守。杜伏威是有政治头脑的，他虽说反隋，但绝不愿和这天下各种势力都与之为敌的“乱臣贼子”为伍，从而毫无商量余地的拒绝了。

接着，杜伏威又做了一个大举措，将治所移到了丹阳（今江苏南京）。这里是六朝古都，他借此表明自己已是南方真正的统治者。确实，他在政治上也上了一个大台阶：开始招用士人，组织高级智囊团；大修器械，提高军需储备；轻徭薄赋，减少江淮地区民众的负担；废除殉葬，开化风气；凡民间犯奸盗，或官员贪污受贿，无论轻重一律处死，以整治社会秩序，肃清官场腐败现象。他的政令颇符民心，受到了江淮民众的欢迎。

出身草莽的杜伏威，深知自己缺乏进一步的政制号召力，由是上表洛阳的杨侗，表示愿意称臣，以取得正统的政治背景。杨侗正需要将政治影响扩大到江淮，同意了杜伏威的归附，拜他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然而，他当隋臣没多久，王世充废了杨侗，自立为帝。杜伏威不愿向王世充称臣，转而寻找新的政治背景，他看好的是长安的李渊政权。从而当李世民率部征讨王世充，遣使到丹阳相招时，他爽快地答应了，被任命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封吴王，赐姓李氏。他派出部队前往洛阳，协助李世民进攻王世充。

臣事李唐王朝，对杜伏威而言，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依附关系。直到武德四年（621年），他依然在展拓领土。他先是在杭州（今属浙江）破了势力浩大的李子通，并生擒李子通，送往了长安。继而，他又兵进歙州（今安徽歙县），破了另一股割据势力汪华。此时，他的领土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江淮地区，而是“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换言之，也就是北以长江为界，南达岭南，东至东海。

杜伏威虽然辉煌，但李唐王朝的统一态势远远超过了他。在李世民破了刘黑闼，再攻徐圆朗后，杜伏威已在丹阳坐不住了，他考虑若再拖延不去长安朝见唐高祖，恐怕这名义上的臣服难以遮盖实际上的割据，唐军兵叩丹阳将为时不远了。由此，在武德五年（622年），他无奈的赶往了长安。到了长安，他受到了殊隆的礼遇，被拜为太子少保。

杜伏威走后，在丹阳当家的是辅公祏。

辅公祏是和杜伏威共同起事的最大元老，且他年长于杜伏威，杜伏威呼为兄，军中称为伯。在杜伏威臣服李渊后，他被拜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他本和杜伏威同生死共患难，感情很好，可在市面做大后，有些倚老卖老，弄得杜伏威心里极不舒服。为压制辅公祏，杜伏威采取了表面尊崇实际架空的权术，外拜辅公祏为仆射，内里却提拔了他的两个养子-勇猛善战的阚稜、王雄诞-为左右将军，执掌兵权。辅公祏非寻常人，虽心中怏怏不快，但绝无半点怨言，跟着道人左游仙学神仙，作逍遥状。

从而，说是辅公祏当家，其实他仅是在名义上当家，真正当家的却是王雄诞。杜伏威走前把军队付与了王雄诞，并关照说：“我入京之后，若是不失职，绝不要让辅公祏生变。”他的言下之意是：他入长安后，若李渊善待他，则要防止辅公祏扯旗造反；若李渊和他过不去，则听任辅公祏所为。

王雄诞是忠实执行杜伏威意志的，可他非辅公祏的对手。武德六年（623年），在左游仙的策划下，辅公祏设计夺了兵权，杀了不愿相从的王雄诞，伪造杜伏威的命令，竖起了反旗。

杜伏威是无辜的，无辜的杜伏威“暴卒”于长安。

辅公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称了帝，宣布国号大宋。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越州总管。武德七年（624年），他顺利地用军事手段解决了占据毗陵（今江苏常州）的沈法兴。然对付小型割据势力绰绰有余的辅公祏，却在唐军面前一触即溃。李渊派赵郡王李孝恭领军前来讨伐，辅公祏预先设置的防线，以摧枯拉朽般被摧毁了。辅公祏见到败军之将后，不是组织力量再战，而是撒腿就跑。可跑到半途，被人心向唐的农民给逮住了，押往丹阳，被李孝恭斩首。

史书云：“公祏与伏威同起，至灭凡十三载。”

细说隋唐24：李渊从太原起兵

和隋文帝杨坚一样，李渊也是出自北周。北周是鲜卑族的政权，汉人混杂其中，时间一久，将祖籍搞得有些混乱。一说他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一说他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二说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陇西人，他后来依靠关陇军事集团得天下，与此有关。他有着出身不凡的家世，他的七世祖是十六国之一西凉的开国君主李嵩；祖父李虎以功被北周追封为唐国公，父亲李昞袭封。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爵位，从而三世为国公。隋朝建立，被任为千牛备身。靠着母亲与独孤皇后是亲姊妹，他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用，在外放了多处地方官后，回到中央担任了要职。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以卫尉少卿的身份，前往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负责督运军需。逢杨玄感造反，他得到紧急命令，赴弘化（今甘肃庆阳）担任留守，主持关右即潼关以西军事。

从中央到地方，又从地方到中央，历经政治、刑法、民事、军事等各种要害部门，李渊大幅度熟悉了国情民风。在这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隋朝这条大船已经千疮百孔，无可挽救，行将覆灭。由此，他广结志士豪杰，逐步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为天下大变做好了准备。他不想当忠臣，为失尽民心的隋朝去陪葬。然而，尽管他行事周密，还是受到了隋炀帝的怀疑。隋炀帝召他去行在，他托病未去，隋炀帝暗中吐出了希望他早死的意思。为打消隋炀帝的怀疑，他开始自秽，受贿、酗酒、玩女人，以掩盖他真实的行迹。这一招是有效的，隋炀帝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因隋炀帝确信，如此一个贪官、淫官、混账官，虽然行为很是不端，却是不可能胸有大志的，这要比那些廉官、好官、正直之官让人放心得多。为什么在衰世恶官层出不穷，聚蚊成雷，在其中也许可以得到些答案。

李渊的自秽，不仅取得了预期的保身效果，且迎来了官运亨通。在出任几个显眼的军事职务后，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太原留守。太原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为防御突厥，此地建造了森严的深池坚城，集聚了大批的精兵强将，囤积了充足的粮食军需。此外，太原还建有晋阳宫，是隋炀帝在北方的行宫，由此具有相当的政治感召力。李渊受命的任务是，和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成犄角之势，共同防御突厥。

精通政治的李渊深知，眼下的顺利，并未改变他真正的危境。若要在板荡的风云中占取主动地位，绝不能安于现状，必须抓紧时机，利用手中掌握的优势，先发制人。否则，一旦多疑的隋炀帝再对他采取什么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他命令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进一步收罗壮士、谋士、死士，以扩充本集团的力量。二子不负父命，结纳了大批的人才。自然，李家父子出众的秉质，以及他们拥有的实力，也使得许多在寻找出路的人才，乐意投奔到他们的营垒中来。

投奔而来的人才八仙过海，各以各的方式，积极地为李渊集团效劳，出谋划策。其中，最得力的是李世民交接的二人，一是晋阳宫副监裴寂，一是晋阳县令刘文静。刘文静有非凡的观察力，能洞若观火，看出李渊志在天下，又看出李世民是非常之人，由是倾心相结。然他因和瓦岗寨首领李密联姻的缘故，无辜受株连被捕下狱。李世民去探狱，他分析天下群雄四起，隋炀帝困于江都的形势后，献出了这样一计：于太原百姓中招募十万军队，会同原先数万军队，乘虚进入关中，号令天下，不用半年就可成就帝业。李世民首肯这是好计，通过裴寂，将此计转呈于李渊，遂定下了起兵的大略。

对于募兵，李渊分两步走。第一步，让释放出狱的刘文静伪造隋炀帝诏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凡二十至五十岁之间的丁男悉数为兵，于岁末结集涿郡，参加征伐高丽。这些地区的人本就厌烦高丽战争，由此更加惶恐不安，人心思乱。在达到预期的效果后，随之走第二步，趁马邑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联合突厥，率众前来进攻太原之机，再次伪造隋炀帝让他自行募兵的诏令，顺利地募到了数量可观的兵员。

然而，太原的最高领导层并非铁板一块。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人仍在效忠隋朝，他俩看出李渊行将谋反的行迹后，准备采取突然袭击，逮捕李渊。李渊得到情报，让刘文静等人捏造出王、高二人“勾结刘武周与突厥”的罪行，先行将他们处死。当刘武周和突厥的军队兵临城下，李渊打开太原所有的城门，以疑兵之计将来犯之敌吓得不战而撤。

尽管李渊具有一定的实力，然为了不至于分兵作战，或腹背受敌，他采纳了刘文静之计，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暂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妥协。同年六月，李渊正式竖起举兵的旗帜。然为了不授其他群雄以口实，在刘文静和裴寂的策划下，他决定只先废除人心失尽的隋炀帝的帝号，改立据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以维持旧政权的形式，来开出新局面。与此同时，他开置大将军府，自任大将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下设左右三军：李建成为左领大都督，统左三军；李世民为右领大都督，统右三军。在出兵之前，大开粮仓，赈济穷困，赢得远近一片欢呼声。

进入炎炎的七月，李渊以四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命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军事支援；自率大军三万从太原出发，走对角线向关中挺进。

开始十日无战事，在抵达灵石的贾胡堡后，五十里之外的霍邑（今山西霍县），已由杨侑派出的将军宋老生布下了防线。这是第一仗，关系到李渊军出师是否顺利地第一仗。可天公不作美，连旬瓢泼大雨，后方粮饷难以继运，前方道路泥泞三尺，李渊不得已下令部队暂作休整，以待天气变化，以待粮饷供应。但等了多日，雨仍不见止，刘文静迟迟未来，军中忽然传出流言，说突厥已生变卦，准备乘虚袭击太原，军心开始动摇。面前的仗不能打，大本营又可能面临危险，李渊犹豫了，再三思量后，欲放弃进攻关中，调转兵锋，北撤太原，并命令部分左军作为撤退的先头部队。这个决定，遭到了李建成、李世民的反对（在许多史料中，李建成反对的事实被隐去了，仅剩下李世民一人反对），兄弟俩认为，后撤是错误的，非但大业将毁于一旦，且前景是令人担忧的。他俩苦谏、长谏，终于谏的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成命。

到八月初，天终于放晴。李渊发起向霍邑的进攻令，为了消化对方高城严备的优势，他亲自上阵，以弱兵相诱，将宋老生诱出城来。贪功的宋老生中了计，倾其主力出城，欲一举消灭李渊军。双方接触后，李渊佯败，向后退却，待宋老生进入预设的伏击圈后，阵斩宋老生，全歼其部，遂之攻克霍邑。

凯歌高奏，李渊军乘胜向前推进。途中，出使突厥的刘文静赶来，他顺利地完成了使命，以“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归突厥”的条件，争取了突厥政治与军事的双重支持，并带来了突厥助战的军队五百人及二千匹战马。

九月初，李渊军兵临杨侑设下的第二道防线-河东城（今山西永济西）下。河东城位于黄河东岸，为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所把守，他凭借坚固的城墙和险要的地理形势，把河东城守的固若金汤，并撤去了河上的浮桥及各种船只，阻止李渊军渡河。李渊争取到当地居民及义军的支持，得了些舟楫，组织敢死队绕城渡河。可敢死队遭到了屈突通的夜袭，溃不成军。李渊围城挑战，然屈突通坚壁不出；发动攻击，却损兵折将，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李渊望城兴叹之际，李世民、裴寂等人献计，主力溯河北上，从梁山（今陕西韩城东黄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黄河中）渡河；分兵继续围城，阻止屈突通追击。

形势豁然开朗，龟缩在河东城中的屈突通不得动弹，李渊率主力按计渡过黄河，进入三秦地界，受到士民的普遍欢迎。他命李建成、刘文静率部进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兼守潼关，遏制东向来援之敌；命李世民率部沿渭水经营，直取长安。

李世民的部队并非孤军深入，他的叔父李神通、妹妹平阳公主与妹夫柴绍夫妇等人相继起兵，联络当地义军，成功地扫荡了长安以外的隋军据点和营垒，前来与李世民会师。随之，李建成挥部入关，李渊统军西上，形成了对长安的包围。

夺取长安，是一场大战。时李渊军已达二十万人，在关中形成绝对的优势。然辅助杨侑的刑部尚书卫文昇、右辅翊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滑仪誓死不降，领导城内军民展开了长安保卫战。李渊下令攻城，经过血战，于十一月攻陷了长安城。此时杨侑已成傀儡，任凭李渊摆布，被戴上了空头天子的名号，改元义宁。李渊自任大丞相、大都督，都督内外诸军事，受封唐王，总理万机。

得到长安，并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李渊集团成了天下诸雄中最为显耀的一路，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如何发展壮大了。

细说隋唐25：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李渊夺取的长安，不是寻常的军事重镇，而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中心-西京，尽管隋炀帝多在东都洛阳理政，然长安在名义上仍是隋朝的第一首都。因而军事上的胜利，给李渊集团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主动权。

设立傀儡皇帝，只是李渊的权宜之计，借用政治老招牌，为自己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从而得以进退自如。他懂得，在时机未成熟之际就急于称帝，是将自己架在炉火上烤的不明智之举。他在等，等全国形势有个更明朗的变化，也即隋朝的政治象征消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他不是在消极地等，而是在进一步拓展军事经营，以李建成为东讨元帅，李世民为副元帅，兵出潼关，进攻洛阳，争取拿下第二个政治中心。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谋主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为帝，自任大丞相。洛阳方面闻讯，随即立越王杨侗为帝。如此，加上长安的杨侑，有了三个顶着隋朝名义的政权。李渊审时度势，认定隋炀帝的死已宣告了隋朝的覆灭，若继续拘泥的维持傀儡皇帝，将陷入三方争正统的无聊闹剧，失去独到的政治感召力。由此在四月，他踢开了杨侑，自己走上帝位，宣布国号为大唐，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改朝换代，李唐王朝问世了，开国君主李渊史称为唐高祖。

然而，李唐王朝的建立，只是李渊集团的一厢情愿，并未得到天下诸雄的承认。当年的九月，兵至魏州（今河南安阳）的宇文化及如法炮制，鸩杀了杨浩，自立为天子，国号许，年号天寿。此后，洛阳的王世充废了杨侗，皇袍加身，国号郑，年号开明。

此外，在这前后，天下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大者有：李密建立的魏，地在巩（今河南巩县），年号永平；窦建德建立的夏，定都乐寿（今河北献县），年号五凤；薛举建立的西秦，定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年号秦兴；李轨建立的凉，定都凉州（今甘肃武威），年号安乐；萧铣建立的梁，定都江陵（今属湖北），年号鸣凤；李子通建立的吴，定都江都，年号明政；刘黑闼建立的汉，定都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年号天造；辅公祏建立的宋，定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年号天明……政权林立，开了国的唐朝，充其量仍只是一路诸侯而已。然有一点意义非同小可，即在唐高祖终结了杨侑的傀儡皇帝名号后，宇文化及、王世充亦步亦趋，做了相同的政治举措，使隋朝彻底烟消云散。逐鹿的诸雄各自打出旗号，以彼此平等的身份，展开了无遮无盖的角逐。

鹿死谁手，李渊集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风云变幻之际，谁都没把握，地盘仅有关、晋的李唐王朝，起初只能展开远交近攻，相机行事，逐步蚕食。直到蔚成气势后，方有了统一的力量。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长达七年之久。

在李渊登位后不久，关中就遭到了自称“西楚霸王”的薛举的进攻。李世民奉命迎敌，然出师不利。薛举病死后，十一月，李世民再度与继位的其子薛仁杲征战，采取袭击骚扰、深沟高垒、断敌粮道等战术，将对方二十万之众打得全军覆没，生擒薛仁杲，占据了陇右。

武德二年（619年），李轨政权内部发生裂变，主政的是户部尚书安修仁，其兄安兴贵在使唐后成为铁杆的亲唐派，兄弟俩联络当地少数民族部落，攻陷金城，擒了李轨，押往长安。由此，李渊不费一兵一卒，获得了河西。

同年，北方诸雄之一的刘武周，连连击败唐军，占据了本是唐军根据地河东的大半，并遣骁将宋金刚，领兵继续扫荡河东余地。在宋金刚的强势威逼下，唐高祖准备放弃河东。李世民坚决反对，他以太原是本朝发祥之地为由，请求领兵前去迎击。在取得唐高祖的支持后，他兵渡黄河，以坚营蓄锐的兵法，耗尽对方的粮食，武德三年（620年），待对方撤退之际，强行与其决战，从而彻底击败宋金刚，收降对方尉迟敬德等大将。继而，以破竹之势直取太原，逼使刘武周逃窜突厥，从而收复河东。

次年的下半年，李世民把兵锋指向中原，进攻王世充据守的洛阳。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领军来援，李世民以分兵相迎的战术，生擒窦建德，然后迫降了王世充（参见《王世充》、《窦建德》）。

同年，赵郡王李孝恭、李靖奉命率巴蜀兵，顺江而下讨萧铣，另出三路军相配合。萧铣政权内部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毫无战斗力，节节败退。萧铣出降唐军，被送往长安后处死。长江中游入于唐朝版图。

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率军进攻窦建德旧部刘黑闼，以正、奇之道互补，断其粮道，坚壁清野，引洺水灌其阵，随之发动攻击，剿灭其部大半，迫使刘黑闼领残众窜入突厥，由此平定了河北。不久，刘黑闼借了突厥兵，折回攻略河北，李建成、李元吉出师猛击，陷入穷途末路的刘黑闼，被其部属执送李建成后处死，河北复归唐有。

武德六年（623年），李世民出兵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讨伐响应刘黑闼的徐圆朗，经过激战，收复了其所据的兖、曹等八州，平定了山东大部。

武德七年（624年），最后的大割据者、拥有江淮的辅公祏，被李孝恭所平定（参见《杜伏威、辅公祏》）。

至此，除了零星小股的草寇外，唐朝完成了统一。要说明的是，隋末以来乘乱崛起的各类政权与势力，并非全是被唐朝消灭或收编的，其中许多是灭亡于互相的火并与争战之中。唐朝在群雄逐鹿中是最大的赢家，其在依赖自己的军事经营的同时，在政治上兼收了渔翁之利。

有很多史家，将唐朝建国与统一的功劳，主要归诸李世民。是的，李世民于此确实建立了卓越的功劳，然平允而论，他的功劳，是不能与唐高祖相提并论的，他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军师、将帅、方面人才的作用。李建成的功劳，也是不能抹杀的，李世民所具有的功劳和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他也是同样具有的。有关这方面记载的缺乏，实是与后来李世民得了天下有关。

功劳最大，作用最大，当还是首推唐高祖。没有他昔日在隋朝的政治地位，不可能取得起家的军事实力；没有他出色的领袖风范与素质，不可能有这么些人才的纷至沓来；没有他出类拔萃的组织能力，不可能将本集团凝聚成一体；没有他宽仁容众的度量，不可能使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之赴汤蹈火；没有他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不可能在每个关键时刻推出行之有效的战略。总之，他才是真正的核心，真正的大唐王朝的缔造者，真正的天下一统的完成者。

唐高祖坐在皇位上，是坐得问心无愧的。

遗憾的是，唐高祖在建国后，忙于统一大业，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又在皇嗣问题上犯了与隋文帝类似的错误，以致提前结束了历史使命，未能在治天下上有大的建树。

细说隋唐26：裴寂

当后世的人们想到辉煌的大唐时，总不会忘记高祖李渊开国的丰功，李世民扫平诸雄的伟业，却几乎忽视了另一个人的存在。而若非这个人，李渊敢否起兵还是个疑问，李世民能否将宏图变为现实也是个疑问。

这个人没有萧何供应粮草的本事，没有张良运筹帷幄的智谋，没有韩信纵横沙场的能耐，但他确确实实是唐的第一位元勋，名叫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东南）人。祖父、父亲在隋朝都做过不小的官，然他是个孤儿，得几个哥哥的抚养才长大成人。眉毛稀疏，身材魁梧，裴寂有着一副好相貌，属于标准的英俊男子汉。

他做过两任微不足道的小官，家境清贫，连起码的生活水平都无法维持，若要到长安去，坐不起车，也骑不起马，只能迈着两条腿走着去。穷则思变，他有强烈的变的愿望，希望社会变，他可有个奋斗的机会；希望命运变，可过上富贵的日子。而现实却如死水般的不起微澜，他为求得心理平衡，开始信神了，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到神的身上。去长安，经过华山，他进入华岳庙，上香，叩拜，口中念念有词的祷告：“我穷困至此，诚心拜谒，请神主宰我的命运。若富贵可得，望能降吉梦给我！”这天夜里，奇迹出现了，他梦到一个白发老翁对他说：“你属大器晚成的命，运起得较晚，要到三十岁以后方可得志，将来能位极人臣。”好的梦是一种希望，是一种信仰，得到吉梦的裴寂，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他的官运开始动了，从地方到中央一连串的官职，留下了他一连串的足迹，尽管名望还不大，他至少在官场上是个人物了。当他做到隋朝北部太原晋阳宫的第二号长官时，他长久企望变的形势来临了，并来得那么迅猛异常。天下将要大乱，当许多官僚惊恐“糟得很”时，裴寂心理直念着“好得很”。

裴寂会赌，有眼光，敢押宝。他赌的是政治，看好的是留守太原的实力派代表李渊，押上的是身家性命。他俩是旧交，裴寂看出这个旧交有远大的前程，有令人在当时不敢说出口的前程。因而将他排为社交第一人，做了知心朋友。李渊待他不薄，他对李渊也尽心尽意，常在一起宴饮、下棋、玩博戏，有时竟通宵达旦。

李世民想趁这形势大干一番，然对父亲又不敢说，他仔细观察后，认定只有裴寂有资格、有面子能向父亲谈这个“大逆不道”的话题。裴寂嗜赌，李世民以此入手打开缺口，拿出私钱几百万，让心腹龙山县令高斌和裴寂赌，许输不许赢，使裴寂发了大财。裴寂高兴的心花怒放，高兴之余和李世民也作了好朋友。朋友做了一段时间，李世民掏出了心里话，裴寂满口答应。

小侄对老叔玩的是把戏，有丰富江湖经验的老叔不会看不出，他之所以答应小侄，是他心里也早就有了这本谱，他乐得赚一票送上门的钱，再顺水做个人情。裴寂深知犯王法的事不能信口说说，于是对李渊用了计，让晋阳宫宫女陪着老友开开心，终让老于世故的李渊上了钩。

钓者收起钩后对老友说：“你家的二郎已准备好兵马，将竖起义旗行动，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把宫女送给你，怕事情走漏被皇帝杀头，所以他很着急。如今天下大乱，城外到处是盗贼，若局拟礼法小节，那死期不会远了，而起义兵，将可得到天子位。现上下一心，只不知你意下如何？”

被赶上架的李渊似乎已没退路（其实内心早就如此想），吐出的话是：“我儿既有这个想法，且都安排好了，那照着做就是了。”

敦促李渊下定决心起兵，裴寂立下了第一功。

李渊独树一帜后，裴寂利用职权之便，拿出宫女五百人、上等米九万斛、各种彩帛五万段、甲胄四十万套，供大军所用。继对李渊的精神指南之后，裴寂又提供了巨量的物资，为唐业奠基建立了第二功。

旧交加新功，裴寂在太原地区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李渊的兵锋首向河东，力讨蒲州割据者屈突通，对方坚壁清野，久攻不下。时间紧迫，李渊不能在此消耗时日，而失去取长安以号令天下的良机。然移军关中，又恐屈突通从背后掩袭，招致两面受敌。裴寂认为：放弃蒲州，必腹背受敌，自取其败；而拿下蒲州，则京师可不战自定。李世民持相反意见：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关中，招降群盗，增强实力，一鼓可克京师；屈突通不过是一自守之徒，不足为虑。两种相异的主张，反倒解决了李渊的疑虑，他分兵而行，获得了大成功。裴寂的保守，与李世民的奋进各得千秋，立下了第三功。

政治形势果然按着裴寂的看法在发展，傀儡隋恭帝“主动”逊位，禅让给唐公李渊。李渊“谦虚”的很，表示不敢当，一让再让。可这让来让去，把跟随他的人让的不耐烦了。裴寂在这难堪的局面下站出来了，代表大家请李渊即位。李渊沉默无言，还是“不肯”。裴寂“火”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夏桀、商纣覆灭时，不曾听说商汤、周武的大臣去相扶。我裴寂的一切都来自唐，如陛下不做皇帝，那我将只有弃官而走了。”李渊这下被“逼”得无法，才同意坐上龙椅。筹办登基大典，主持人裴寂着着实实忙了一大阵，在一个吉日，和李家子孙、文武大臣把皇袍给李渊披上了。

新皇帝感动的不得了，眼含泪光的对老友说：“我有这一天，全靠你老兄的大力！”

帮助李渊建立唐朝，裴寂立下了第四功。

滚滚而来的财富，屈指可数的地位，早日的梦灵验了，裴寂充满了成功的感觉。此时的李渊，对裴寂有种发自内心的感谢，常把他挂在心上：有稀罕的东西，不忘给他送去玩玩；有好吃的东西，不忘让他尝尝。裴寂每日享用御膳，每次入朝和君主同坐一车，退朝后再到内宫聊聊，所受的赏赐不计其数。李渊从不直呼其名，敬用着一个老称呼：“裴监”，对他言听计从。满朝的权贵，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体面。

建国不久，荣耀达到顶峰的裴寂丢了次大面子。诸雄之一刘武周的猛将宋金刚挥军扑向太原，两支唐军相继覆灭。未曾领过兵的裴寂自动请缨，被授以全权率领一军前去抵御。他政治内行却军事外行，犯了和三国马谡同样的错误，扎营于高地，遭敌军切断水源后，被打得横尸旷野，死伤将尽，他在数骑的保护下，才得以逃脱。这一仗的后果是严重的，太原以东的城池全部丢失。李渊没怪罪他，命他镇抚河东。生性无野气的裴寂，已吓破了胆，将虞、秦二州的民众强行迁入城堡，留下的房屋财产付之一炬。民心慌乱，地方势力和宋金刚里应外合，裴寂再度大败，被召回长安。李渊破脸将他痛斥了一顿，然后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待火气消后，才将老友给开释了，待遇仍然是老待遇。

经过此事，表面上君臣和好如初，按照习惯，李渊到外视察，总让裴寂留守首都。实际上彼此间已有了不可改变的看法，互相再难以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有人告发裴寂谋反，李渊命人把他审讯了一番，结论是查无实据。事后李渊安慰他说：“我有天下，是你所推。然皂白得辨清，不得不推究。”又让贵妃三人带着珍宝器玩，到裴宅打招呼。特准他铸钱，再结为儿女亲家。李渊不是不知道裴寂的将略水平，对他的败绩应不会太意外；李渊了解裴寂，应清楚他的造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屡屡跟他过不去，绝非是为了表面之事，而是要昔日的老友明白：他们现在的关系是君臣，做臣子的是要自我约束的，不能太随便，也不能居功自傲，否则，有些话就不便说了。裴寂是聪明人，如何不懂李渊的用心，他以退为进，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拜伏在地上，请皇帝批准他告老还乡。李渊不想留个容不得功臣的恶名，泪湿衣襟的挽留了老友。

李渊在世之日，裴寂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能安享富贵。当李渊被迫退位太上皇后，李世民接了位，裴寂仅被保留了短暂的体面，而后就每况愈下，厄运不断，彻底结束了政治生命。人传他和妖言惑众的和尚法雅有牵连，唐太宗立即公布了他现时的罪状，数落了他以往的失职，把这个帮助他起事的老叔赶到了蒲州老家，做个平头百姓。唐太宗是难容老叔的：当日赚了他的钱，一不能容；作为知根知底的元老，二不能容；作为太上皇的密友，三不能容；有此三不容，裴寂只得卷铺盖走人。

走了之后的裴寂，也难安生。狂人信行称“裴公有天分”，朝廷获悉后，他先后被流放到交州、静州。羌人起事，裴寂带家僮给平定了。唐太宗还算开恩，念及老叔的旧勋新功，将他召回了首都。

满花甲之年的裴寂，重新来到长安，百感交集，然他无福消受了，不出多久，就告别了人世。

细说隋唐27：刘文静

唐高祖从举义旗到建立大唐王朝，帐下有难以计数的能人志士，而其中事迹最显著的则有二人，一个是裴寂，另一个是刘文静。

刘文静，字肇仁，自称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迁居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他出身将门，一副伟丈夫相貌，举止倜傥，加上多韬略，有器局，先天的条件是十分的好。可是，他在隋末仅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虽说是一方父母官，但相对他远大的抱负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因职务关系，他和晋阳宫监裴寂成了好友。

时天下已大乱，裴寂望着城上的烽火，仰天长叹说：“我等卑贱之极，家道空衰，又身处离乱，不知如何处世！”

刘文静笑着说：“世途如此，时事推而可知。只要我们二人携起手来，何愁处于卑贱！”

乱世出英雄，刘文静趁着乱世，相当一个大英雄，以摆脱卑贱。然做番大事业，得有个契机，刘文静将这个契机，寄托在了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身上。他通过观察，察出李渊有非常之志，察出李世民有非凡之才，由此积极和他们交往，逐渐加入到他们的阵营。

可还未等刘文静向他们敞开心扉，他就因与李密通婚罪，被隋炀帝直接下令，关进了太原的大牢。早已图谋起事的李世民，环视周围所有的人物，认为唯有刘文静可与商议大事，借着探狱的名义，开门见山的说出了他的心事，请刘文静为他筹划。一拍即合，刘文静徐徐为他分析了天下形势以及李家的优势条件，要李世民立即不失时机地做好准备事宜。

李世民照着刘文静的谋划去做了，旋即又想方设法救刘文静出狱。李世民一切准备妥当，然忧虑李渊不肯与之一起干。刘文静引出了和李渊关系极密切的裴寂，和李世民相交，共同做好了对李渊的说服工作。

举事风声有所走漏，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将李渊拘捕。刘文静与李世民商议，准备提前举事。因证据不足，李渊被释。刘文静伪造隋炀帝诏敕，以对付突厥为名，招募了大量的军队，为举事提供了军事准备。随即，他状告王威、高君雅“谋反”，将他们给解决了。

清除了所有的障碍，李渊开大将军府正式举事，然他还是有所保留，仍用隋朝的旗帜。被任为军司马的刘文静，指出如此不足以打动痛恨隋朝虐政的人心，说动李渊改用自己的旗帜，以昭示义举。

接着，刘文静为李渊再出一计，联络突厥，以壮兵威。时突厥是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有着莫大的威胁力。刘文静认为，用暂时带有屈辱的妥协，来换取大事的成功，应当是值得的。李渊同意了，让他前去办理此事。

行前，李渊叮咛刘文静说：“请求突厥出兵，不过是为了虚张声势。如出兵太多，便无法控制，会给民众带来祸害。故而，请得数百人就够了，多则没用。”

刘文静以使者的身份，抵达突厥，说明了来意。

突厥始毕可汗究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

刘文静以道义与利益双重角度回答说：“隋文帝废长立幼，致使隋炀帝给国家造成莫大的灾难。唐公是国家的亲戚，不忍坐看民众遭殃，故而打出义旗，欲废黜无道的隋炀帝。请可汗发兵与唐公共入京师，民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归突厥。”

对始毕可汗而言，道义他是管不着的，但巨大的利益深深地打动了他，由此派出五百骑兵，相赠二千匹战马，跟随刘文静而去。突厥兵来的正是时候，帮着向长安挺进的李渊，打垮了隋军的阻击。

李渊率军渡过黄河后，命刘文静领兵驻守潼关，以防东边来敌。隋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守将屈突通挥军来攻。刘文静与之苦战，用奇兵消灭其前锋部队。尚有数万兵马的屈突通，见战局不利，向洛阳转移。刘文静出兵追击，生擒了屈突通，占领了大片地区，以功被任大丞相司马，封鲁国公。

唐朝建立后，刘文静拜为宰相。他奉命组织法律专家，修订了《隋开皇律令》。这部被修订后的法律，受到唐高祖的高度赞扬，并成为当时所依据的“通法”。

说实在，刘文静只是个政治谋略家，或是个典型的文臣，于军事并不十分在行。在对屈突通的战争中，他起先损失惨重，后又险些贻误战机，是在部将的补救下，才擒获了屈突通。他的这一缺陷，在随李世民征讨薛举时，又一次暴露。两军对垒，李世民病倒了，他关照刘文静等人：薛举孤军深入，且粮少兵疲，不宜与之硬战，当坚守不出，待其士气损耗，再相机一鼓击破。刘文静答应后，却没照着办，他贪功出兵会战，结果遭到大败。随之而来的处罚，是被唐高祖剥夺了官爵。

李世民还是看重他的，当再度征讨薛举时，让他随军而行。凯歌高奏，他摊得了一份功，被拜为民部尚书。后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

对唐朝所给的待遇，心高气傲的刘文静很不满，他认为自己的才干在裴寂之上，功劳又在裴寂之上，而地位却在裴寂之下。他缺少胸襟，将不满化在了行动上，每当朝廷有事商讨，若裴寂以为是，他必以为非。时间一长，他和裴寂闹得不可开交。他的弟弟刘文起，跟着他一同闹，有次借着酒醉，拔刀击柱，叫道：“必当斩裴寂之首！”刘文静心绪不佳，总觉得家里有妖怪，病急乱投医，不顾朝廷的明令禁止，唤来巫师，作“厌胜法”，以克妖怪。他失宠的爱妾将事情告知其哥，其哥复告知了朝廷。按律，刘文静被捕入狱。

唐高祖令宰相裴寂、萧瑀主持审讯。

刘文静自我辩解说：“义兵初起，我为司马，裴寂为长史，地位相当。今裴寂为仆射，占据了壮观的府第，而我受到的赏赐却和众人差不多，此外，长期东征西讨，家中没人照顾，心里确实有些怨气。或许醉后口出怨言，以致落到这个地步。”

定罪时，宰相李纲、萧瑀均认为刘文静并无谋反迹象，李世民列举他的一系列功劳，也极力为他开脱。然唐高祖一直暗中忌畏刘文静才干过高，裴寂对症下药的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超过了众人，加上他性情暴烈，又心地阴暗，口吐狂悖之言，谋逆之状已显露。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假若赦免，比后患无穷。”一言中的，唐高祖遂下决心，判刘文静、刘文起斩首，其家抄没。

临刑前，刘文静抚胸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此话不虚！”

细说隋唐28：玄武门之变

历史事件中有许多“之变”，然各种“之变”，都没有“玄武门之变”有名。因为这“玄武门之变”的结果，使唐朝产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即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

李唐王朝诞生后，随后的数年，在于群雄争天下的战争中，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作为。这一场连一场战争的胜利，自然得力于运筹帷幄的谋士，得力于搏杀沙场的良将，得力于上上下下全体官兵。可最主要的，当推得力于李氏父子三人：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他们父子三人，构成了唐朝的灵魂与精魄。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若非他们的齐心协力，在强手如林的纷战格局中，唐政权是绝不可能脱颖而出，最后雄睨于天下的。

当他们以同心同德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尤其在取得节节胜利后，彼此之间却逐渐滋生了走向悲剧的矛盾因素，症结在于权力。

按照嫡长制原则，在唐高祖登位之处，就立了李建成为太子，确定了皇位继承人。李建成能被立为皇嗣，他的嫡长子身份固然起了大作用，但他的功劳也非同小可，两种成分加在一起，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子。在开朝之初，就用国家大典的仪式，用法律的形式，把皇嗣问题确定下来，唐高祖是明智的，是做了件于国于民有力的大好事。然究竟能否彻底解决皇嗣一成不变，使皇权的递承一劳永逸，却非那么简单，而且“殷鉴”不远，隋初隋文帝立了杨勇为太子，但曾几何时，杨广使便取而代之，造成了震动隋朝社稷的剧变。

遗憾的是，初唐的政权没有接受这个近在眼前的“殷鉴”。

唐高祖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分别为十八个后妃所生：排行　　　 封爵　　　 姓名　　　 生母1　　　　　　太子　　　 李建成　　窦皇后2　　　　　　秦王　　　 李世民　　窦皇后3　　　　　　卫王　　　 李玄霸　　窦皇后4　　　　　　巢王　　　 李元吉　　窦皇后5　　　　　　楚王　　　 李智云　　万贵妃6　　　　　　荆王　　　 李元景　　莫嫔7　　　　　　汉王　　　 李元昌　　孙嫔8　　　　　　酆王　　　 李元亨　　尹德妃9　　　　　　周王　　　 李元方　　张氏10　　　　　 徐王　　　 李元礼　　郭婕妤11　　　　　 韩王　　　 李元嘉　　宇文昭仪12　　　　　 彭王　　　 李元则　　王才人13　　　　　 郑王　　　 李元懿　　张宝林14　　　　　 霍王　　　 李元轨　　张美人15　　　　　 虢王　　　 李凤　　　 杨美人16　　　　　 道王　　　 李元庆　　刘婕妤17　　　　　 邓王　　　 李元裕　　崔嫔18　　　　　 舒王　　　 李元名　　小杨嫔19　　　　　 鲁王　　　 李灵夔　　宇文昭仪20　　　　　 江王　　　 李元祥　　杨嫔21　　　　　 密王　　　 李元晓　　鲁才人22　　　　　 滕王　　　 李元婴　　柳宝林头上四个儿子，都是唐高祖的正室窦皇后所生（窦皇后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未活到唐朝建立），其中三子李玄霸早夭（著名的古典小说《说唐》，即以李玄霸为影子，塑造了天下十八条好汉中的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是嫡子，其他十八子均是庶子。在宗法制度中，嫡子比庶子具有优先的发言权和继承权，故而，他们三人在李唐皇室中的地位是得天独厚的。

兄弟三人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派是李世民。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唐高祖开始着力培养这个接班人，除了自己，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遇事都给予最高的名分与最大的权力。此外，功勋也很显著的李元吉，自幼和张兄的关系就比较亲近，此时更是紧紧相随，希望在长兄登位之后，自己能成为皇太弟。父皇的关照，弟弟的配合，李建成的羽翼自是长足的丰满了，使得东宫集团从正统的旗号到实际的力量，都成了天下瞩目的对象。

李世民的封爵是秦王，他是众兄弟中的佼佼者，打仗打得多，也打得精彩。长期的领兵打仗，使他掌握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且拥有不胜枚举的文武人才。他凭着出众的神采，非凡的气度，迷人的雅量，优异的将略，使得这批文武人才紧紧地簇拥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天下闻名的秦王集团。其中文士有饱学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楮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武将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瑾等。在文武两才中，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尉迟敬德，再加上他的妻兄长孙无忌、舅父高士廉，组成了核心班子。

兄弟三人并非一开始就闹派系的，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手足之情，有过政治上的精诚团结，有过军事上的通力合作。只是随着唐朝在天下逐鹿显出优势后，在权力再分配上，他们彼此之间逐渐有了矛盾。这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这矛盾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李建成被法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愈发的恶化起来，由此闹成了派系，闹得不可开交。

矛盾既起于双方，双方都有干系。

从李建成一派而言，在取得天下之本-太子-之后，他们有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担忧，即担忧功勋、实力、名声都大于他们的李世民始终包藏着“祸心”，早晚会越轨。魏徵对李建成明确地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当然，他们也曾希望李世民能“认清”大势，放弃自成一格的体系，听命和服从于他们。在这希望破灭后，为消除担忧，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压制、打击、迫害李世民。比如谗毁，比如侮辱，比如下毒，最后准备斥之以武力，只是功亏一篑。他们的行为，只是在清除政治对手，虽然有些过火，却很难说违反了政治游戏的残酷规则。

李世民不是省油的灯，李建成没过分的冤枉他。李世民在打了几次致使唐朝兴旺壮大的仗后，“功业日隆”，已不满足眼下的政治待遇。他是高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之下，免不了有些看轻李建成。由于排行的缘故，他在嫡长制文化背景里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这点他是很不甘心的。他也清楚，嫡长继承制并非历史上唯一的继承制，凭功成为皇嗣，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上比比皆是。他有如此的想法，他的集团成员为了取得更大的功名和富贵，也不遗余力地开导他，引导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反击李建成的迫害是事实，然这事实被他的政治动机夸大了，以至捕风捉影，甚至添油加醋。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极端举措，确实有正当防卫的因素，保护自己及其基团，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铺就了走向皇位的大红地毯。

按理说，儿子们闹得厉害，最为最高主宰的唐高祖，完全应该出来进行调解，以阻止矛盾的发展，还李唐皇室一个安宁。是的，唐高祖是出来调解的，他的调解本意也很不错，在嫡长继承制与功勋继承制两者中破天荒地取得平衡，既不负李建成，也不负李世民。然而，他美好的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却是事与愿违，他在陶醉于李世民的功勋时，萌生了易换太子的想法，想降李建成为蜀王。由于周围的阻力，又别出心裁，欲仿效汉梁孝王的故事，让李世民分主洛阳，建天子礼仪，随后考虑不妥，又作罢。他在讨厌李世民的气势时，复将情感的砝码重新压到李建成的身上，极度冷落李世民，恨不得削尽李世民的权力。如此的反反复复，莫衷一是，致使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唐高祖越调解越糟糕，终于弄得不可收拾，弄得自己失去了仲裁者的资格。

当两派闹得冰炭不同器，各种调解归于失败后，不得不图穷匕首见了。

武德九年（626年）夏，李建成、李元吉准备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是贬黜他们认为最难对付的房玄龄、杜如晦，然后以征讨突厥为契机，夺去秦府的精兵强将，伺机杀死李世民。

风声走漏，李世民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等紧急商量，以捷足先登的政变，除去东宫集团。在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后，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达武、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在玄武门设伏。京师之兵本为李建成所掌握，他绝没想到李世民敢有如此之举，故毫无防备，按着日常的规矩，和李元吉一起入朝。将至临湖殿，发觉有异，想退回东宫，此时李世民纵马跃出，引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领七十骑冲来，再射杀了李元吉。东宫将士组织反击，见尉迟敬德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相示，便立时作鸟兽散。

秦王集团政变成功，面对不由自主的局势，唐高祖只得“承认”东宫集团罪有应得，李世民救了社稷，救了他，连出“感激”之言。三天后，立李世民为太子。

八月八日，唐高祖知多次得罪过次子，更知大势已去，为给自己留个体面，留条后路，宣布自己退为太上皇，由李世民继位，即唐太宗。

贞观九年（635年），表面安享晚年，实则郁闷至极的唐高祖病逝了。

细说隋唐29：古今独步的唐太宗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一大串的君主。在这一大串的君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君主中，雄才大略的更不多。在雄才大略的君主中，被毛泽东看得上的，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五位，他在那阕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这五位君主中，罪被人们称道的，当是唐太宗。唐太宗之所以能博得历史盛誉，在于他一身完成了一个君主极难完成的两件大事：打天下与治天下，从而成为独步古今的君主。

关于唐太宗姓名的来历，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四岁那年，随父亲李渊到岐州（今陕西凤翔南），有一书生自称善于看相，对李渊说：“公是贵人，且有贵子。”在见到李世民后，脱口言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遂采其意作了儿子之名。

李世民是将门之子，自小生长于军营，耳濡目染，加上性格勇略果断，到了十多岁，便能领兵打仗。在隋炀帝遭到突厥雁门（今陕西代县）之围时，他奉命增援，有过出色的表现。十八岁时助李渊守太原，重创高阳草寇魏刀儿。

隋末将乱，李世民是太原军事集团中积极主张乘势而起者之一，为准备逐鹿天下，他折节下士，出财养客，联络江湖好汉，蓄养了大批能为他效死的文武之才。

晋阳县令刘文静高度评价李世民说：“此是非常人。大度类于汉高祖，神武同于魏武帝，年虽少，却是天纵！”

李渊举起义旗，李世民领兵成功的拿下了西河地区。旋即拜右领大都督，统领右三军；李建成拜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此时，他们兄弟俩的关系是和睦的，同心协力地为李家事业在奋战。

李渊挥军西上，与阻击的隋将宋老生之军遭遇。时久雨不停，粮食告罄，李渊欲引兵回太原。李世民以兵退则散的理由予以反对，反对无效，他在账外进行哭谏，从而打动李渊收回了成命。结果，他所率的城南之部歼灭了敌主力，阵斩宋老生，攻克霍丘。

在李氏父子进入长安，宣布建立唐朝后，屡建功勋的李世民被拜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晋封秦王。

唐朝建立后，进入统一天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李世民更是焕发出杰出的战略智慧，施展出无以伦比的战术才干。当然，他不是常胜将军，败过，且大败过，然他有极强的心理素质，不怕败，不忌讳败，从败中汲取教训，从败中积累经验，从败中走出胜利之路。

他向新王朝献的第一份厚礼，是将薛仁杲的二十万之众歼于一役；他打得最艰苦的一战，是平定刘武周、宋金刚势力；他打得最精彩的一仗，是围点打援，生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

这是大战，此外，他还打过无数的小仗，无论是野战、夜战、阵地战、攻坚战、防守战、运动战，还是水战、平原战、山地战，他都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威名。

对李世民打天下的战功，或许史家的记录有涂脂抹粉之处，然基本的事实则是确凿的。没有出生入死的军事经历，他不可能营造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他不可能在以后的宫廷纷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了他最大的政敌-李建成、李元吉，迫使唐高祖退为太上皇，从而皇袍加身，成为唐朝第二代君主（庙号唐太宗）。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他在君临天下的二十三年中，励精图治，开创了自汉代以后从未出现过的天下大治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参见《贞观之治》）。

唐太宗为何能取得大治的局面，这在于他及时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机遇：从国家形势而言，随着平定各路诸侯战争的结束，天下重归一统，中央政权名副其实的控制了全国，治理的方略得以贯彻执行；从社会状况而言，人心久乱思治，百姓嗷嗷待哺，从上至下欢迎治理的政策。

其实，这种机遇在每个大乱过后的时代，都毫无例外的存在，绝非历史单独钟情于唐太宗。然为什么唐太宗能取得大治的成就，而其他具有相同机遇的君主却未取得？这不能不归结于个人因素。唐太宗有着求取天下大治的深切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屏斥奢侈，甘于淡泊，放弃物质享受；为了这个愿望，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放弃精神享受。放弃物质享受固然可贵，然放弃精神享受更为难得，为何唐太宗能成为独步千古的君主，关键的关键，在于他敢于放弃作为君主本可享受的人世间最高级的精神享受。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的个人禀赋和爱好，这有部分的道理，然英雄崇拜过了头，夸大了英雄创造历史的作用。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这有更大的道理，然把事情过于抽象化了。

唐太宗之所以孜孜不倦的求取大治，实在是他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一种如同梦魇般的恐惧：他和隋炀帝太像了！

第一个像是：他俩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尽管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生活，但面对的是上层社会无休止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打小耳濡目染了权术，惯于经意、不经意的用权术来待人接物。

第二个像是：他俩都面对着乱世，并各有用各自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的父亲，在艰难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渴求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万死不悔的愿意用生命来换取。

第三个像是：他俩都在统一战争中出过大力，立过大功，他们善结人才，崇拜武力，有英雄情结，有豪情壮志，有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感觉。

第四个像是：他俩都在兄弟中排行老二，虽对本朝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功勋，然在传统的嫡长继承制下，对最高权位却是望尘莫及，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从而积极投身于宫廷争斗的漩涡里，不惜用超乎常规的手段，对原太子及其集团给予了万劫不复的打击，从而取得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第五个像是：他俩都在取得太子资格后，对父皇施加了某种政治手段或压力，从而促使父皇过早地离开人世或退位，让自己走上了皇位，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有许多的相像……

如此的相像，若排除道德因素，本无可厚非，但是隋炀帝的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隋朝灭亡，着实让唐太宗刻骨铭心，他恐怕重蹈覆辙，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朝重蹈隋朝的覆辙。他不想重蹈覆辙，由此深刻的认识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收敛欲望，收敛享受的欲望，收敛行使权力的欲望，一切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这样做，光凭自己一个人的悟性，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有制约，这制约就是让群臣监督自己，随时随地监督自己，保证自己一直再正确的轨道上走下去。隋炀帝曾说过：“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大业九年）这句话常在唐太宗耳边响着，于是他提倡谏诤的风气，鼓励群臣大胆且无顾忌的谏诤，纠正自己的各种过失。

唐太宗确实这样做了，然做得很不易，做得很痛苦，有时觉得非常不自由，有时觉得失去了自尊，几度不想再做下去，他扬言要杀了谏诤不断的“田舍翁”魏徵，责斥刚正不阿的王珪等实例，便是显著的反映。但在长孙皇后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反省下，他还是保持了纳谏的气度、开明的姿态，接受群臣的制约。

贞观之治来之不易，唐太宗的做法更是千古难得。

细说隋唐30：房玄龄、杜如晦

古典小说中常用这样一句话来比喻一个君主事业兴旺：文臣如云，武将似雨。这句非常朴素的话，透彻的揭示了君主事业与人才的关系。唐太宗能成就一番大业，与他的文臣武将大有关系。

唐太宗的文臣，是第一流的文臣。

唐太宗的文臣中，以房玄龄、杜如晦最为闻名。

房玄龄，名乔，然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在唐太宗率军进入关中之际，他自效于军门。李世民初次相见，谈的投机，犹如旧友。

房玄龄是个智者，又是个廉者，智廉一体，使他别具风采。他竭尽心力，为李世民处理事务，出谋划策，掌草文书。每次战争胜利，别人竞求财宝，他却独自忙着收罗人才。他有很好的人缘，他的人缘不是用在为自己谋利，而用在申明道义，激励谋臣猛将为李世民出死力。在他的努力下，李世民集团在内有了非同寻常的凝聚力，对外有着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李渊对他评价极高，说：“此人深识机宜，可委以重任。每为我儿陈奏事务，必通人心，千里之外，犹如面谈。”

在秦王集团与东宫集团相争之日，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以致李建成说：“秦府中最让人畏惧者，当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从而在唐高祖面前百般中伤，将他们二人逐出秦王府。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让他俩化装成道士，潜入府中，一起筹划了事变大计。

辅佐唐太宗得了天下，论功行赏，他和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被定为第一。有赫赫战功的唐太宗叔父李神通等人不服，说他们首举义旗，出生入死，怎么到头来，却让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吏占了第一。

唐太宗声情并茂的解释说：“房玄龄如同汉代的萧何，运筹帷幄，有定社稷之功，虽未身临战场，然殚精竭虑，故得功居第一。”

房玄龄先是凭着他理事的能力和责任，当上了宰相之一的中书令，帮助唐太宗治理天下。继而，他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总理朝政。他处理事务，废寝忘食，力求无纤芥失误；度量宽宏，对人不求全责备，听到人有长处，犹如自己的一样高兴；谙达政务，精通文学；审定法令，务在宽平；量才录用，不分贵贱。

难得的宰相，人称良相。

他是个双料的功臣，谋国有功，治国有功，由此他和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被画像于凌烟阁（人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下赞语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他尽管有功，唐太宗尽管英明，彼此又懂得君臣相处的道理，可伴君如伴虎的古训还是起了作用。先是房玄龄知趣的看到自己年岁大了，加上任职时间已久，于是提出辞去宰相。

唐太宗百般挽留，最后干脆说：“公学汉代的张良、窦荣主动让位，惧怕月盈而亏，知进知退，是难得的。然公任相日久，一朝辞去，则国失良相，朕失两手。公若是筋力不衰，切勿再烦着让来让去。”

由是房玄龄不便再让。可过了没两年，唐太宗却嫌他老了，以一件小事为借口，将他给罢免了。大臣中有人为他叫屈，说了许多道理，却不知唐太宗的真实心理，丝毫不起作用。

房玄龄卒于七十岁，临终前给唐太宗留了道表，说不要征伐高丽，让唐太宗很是感动了一阵子。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与房玄龄相同，好谈文史。他年轻时，以识人著称的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曾预言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

杜如晦是在李世民平定长安时前来相投的。初来乍到，他就受到了重用。然这个重用，是和其他有才之士一样，仅得到了一个较高的职务，并未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时李渊既依靠李世民，又有些防着他，恐怕他的势力过大，不好约束，遂将秦王府的英才多调出，另授他用。杜如晦名列其中。

房玄龄极度欣赏杜如晦，为保全杜如晦，他对李世民说：“府中僚属出者虽多，但不足惜。唯有杜如晦聪明识达，是王佐之才。若大王想经营天下，非得此人不可。”

李世民如梦初醒，说：“不是你及时相告，险些失去此人。”于是想方设法保下了杜如晦。

杜如晦不负李世民的殷切之望，不负房玄龄的推荐之诚，在此后的岁月中出色的体现了他的才干。从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诸雄，他是参谋本部的重要成员之一，拿出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案。讨论军国大事，他剖断如流，身为同僚所钦服。

秦王李世民开天策府，设立了文学馆，以招徕天下文士。来投的文士如过河之鲫，其中著名的是十八学士，杜如晦名列榜首。十八学士有画像，他的画像下的赞词是：“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是的，杜如晦在辅佐李世民的事业中，立了身，扬了名。

唐太宗登基，杜如晦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他每任一职，都有称职之誉。后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成了宰相，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同时，还一起制定了中央机构的规划和国家的文物典章。

杜如晦和房玄龄是合作成事的典范，他们彼此一片赤诚，互敬互让，无半点狭隘的嫉妒之心。杜如晦善断，房玄龄善谋，他们取长补短，合作的相当好，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谋臣，在打天下、得天下、治天下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建立了首屈一指的功勋。

房玄龄、杜如晦治国有功，促成“贞观之治”，被誉为良相，并称“房、杜”。

“房、杜”美名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传及后世。人以相业相比，比之汉初的萧（何）、曹（参）；以交谊相比，比之春秋的管（仲）、鲍（叔牙）。

杜如晦思域房玄龄之前，年仅四十六岁。唐太宗哭得伤心，痛感：“朕与如晦，君臣义重。”

细说隋唐31：魏徵、王珪

中国古代政治，评价君臣的德行，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君得虚心纳谏，方为明君；臣能犯颜直谏，方为良臣。上有明君，下有良臣，才可使朝廷政治清明，以达天下大治。

这样的君臣格局，中国历史上有，但出现的不多。在不多的几次中，最为人所传颂的是贞观时期。其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其次是唐太宗与王珪的关系。

魏徵是个特殊人物，特殊到提起唐太宗，人们必想到他；提起“贞观之治”，人们也必想到他。根据历史评价，似乎有这样一个感觉，没有魏徵，唐太宗即使是明君，恐怕也不会如此英明；而唐太宗不如此英明，“贞观之治”也难以达到如此之治。

魏徵，字玄成，巨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家贫寒，出家为道士，虚心学习各种典籍，尤精纵横术。

天下大乱，他附武阳郡丞元宝藏投瓦岗寨，始终不得重用。后随李密归唐，仍受到冷落。他奉命安抚山东，说服了李绩举黎阳仓投唐。正遇窦建德攻黎阳，被擒，出任起居舍人。到窦建德兵败，才重归唐朝。

胸怀大志却一直不得志的魏徵，遇到李建成，才改变了处境。李建成可谓是他的第一个知己，再见到重归的魏徵后，立即将他引入东宫，拜为太子洗马，且十分礼敬。魏徵洞察他们兄弟的矛盾已如水火，屡劝李建成先下手，以除后患。可李建成却犹豫着不肯动手，以致丧命于玄武门。

作为东宫主要谋士之一的魏徵，被李世民召去责问：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徵的回答是硬朗的，也是大气的：若是皇太子早听他言，必无今日的大祸！言下之意是，如李建成听他的话，今日他们兄弟的结局必是换个个儿。李世民闻言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欣赏起魏徵的气度，把他收到了自己的东宫里，给予重用。

可能正是从李建成不听魏徵谏的教训中，李世民刻骨铭心的看到了谏言的深刻作用，看到了魏徵的可贵，从此拉开了他接受魏徵谏诤的序幕。尤其是在他登位之后，他们之间受谏和上谏的关系，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魏徵的上谏，具有两个长处：一是他有经国之才，精于政治之道，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能中的；而是他性格耿直，从不知道什么叫碰壁，什么叫后果，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说个明白。两个长处加在一起，使他的谏，谏出了道理，谏出了水平，谏出了力度，谏得唐太宗能听，谏得唐太宗不听也得听。

魏徵很清楚，他的犯颜直谏，可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危险。然他将危险置之度外，长期义无反顾的谏。然他是大智之人，又知道在危险中含有很大的安全系数。这安全系数就是，唐太宗有深度的恐蹈隋亡覆辙的心理，有想当致天下大治的明君的心理，只要抓住这两种心理，多能转危为安。

为保证安全，他向唐太宗提出了让他做良臣，而不要让他做忠臣的建议。唐太宗问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啊，他解释说：良臣是尧、舜信任的正直之臣，如稷、契、皋陶等人，而忠臣是商纣王诛杀的直谏之臣，如龙逢、比干等人。良臣能使自己得美名，子孙得富贵，君主得大誉，很实在。忠臣则自己受诛灭，君主得恶声，徒有虚名。两者相差甚远。这番话不仅说动了唐太宗，还得到了赏赐的物品。

魏徵只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原则，贯穿他的一生，在李建成那里是如此，到了李世民那里也是如此。

唐太宗能纳谏，在于他懂得，纳谏可提升君主的品位。他曾将自己比为金矿，将魏徵比为金匠，只有经过魏徵这金匠的冶炼，他这块金矿石才可能变为金子。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纳谏是防止社稷倾败的一道长城。

然在具体的受谏和上谏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过风浪，且有过大风浪。魏徵的谏言，毕竟是有锋芒的，这锋芒时常刺得唐太宗的脸上很挂不住。在唐太宗理智占上风时，能提醒自己这是良药苦口；而在他感情用事之际，则感到对方过于咄咄逼人，有时免不了勃然发怒。有一次，他在上朝时，被魏徵谏的火起，回宫后，自言自语的大骂道：“我要杀了这田舍翁（乡巴佬）！”（《魏郑公谏续录》卷下）幸得长孙皇后善言相劝，才平息了风波，和解了他们君臣的关系。其实，唐太宗只是在内宫骂骂出气，没长孙皇后的劝，他也未必会杀魏徵。因为唐太宗认识到：“当今在朝臣中，论忠直，没人比得上魏徵。”

唐太宗高度评价魏徵说：“贞观以来，尽心于我，进献忠言，安国利民，犯颜直谏，纠正我过失者，唯魏徵而已。”

魏徵的犯颜直谏能成功，并保持了十多年，除了魏徵的因素外，关键的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徵曾对唐太宗开诚布公地说：“陛下引导臣言，臣才敢言。若陛下不接受臣言，臣岂敢逆龙鳞，触忌讳。”（《贞观政要·任贤》）长孙皇后也说：“主明臣直，魏徵能直言，是陛下开明的缘故。”

魏徵逝世后，唐太宗很是伤心，他怀念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很宝贵这三镜，今魏徵亡，失去了一镜。”他要群臣以魏徵为楷模，人人直言无隐。

王珪，和魏徵一样，对李世民而言，都来自于他所敌对的李建成阵营。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今属山西）人，南朝梁名将王僧辩之孙。隋时入仕，李渊入长安后投唐。

李建成册为太子后，王珪被引入东宫，受到极高的礼遇。她在玄武门之变前，坚定地站在李建成一边，积极的出谋划策。事后，他被流放到了蛮荒之地。

时隔不久，唐太宗因王珪的才，将他召回给予了重用。王珪有才，但更正直，故而与其说唐太宗爱他的才，不如说是爱他的正直。唐太宗曾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也不能致理。唯有君臣相遇，情同鱼水，方能使海内得安。”唐太宗是想用王珪的正直，来加强自己的正，来匡正整个朝廷的风气。

在王珪看来，君臣间正常的具体表现是，君主应虚心纳谏，臣子当直言相谏。由此，他对唐太宗一席话的反应是：“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按照古代君主的规矩，须备诤臣七人，若谏而不用，直谏至死。我既然处在没有忌讳的圣朝，就当不顾人说我疯狂，直言相谏。”

针对王珪的提法，唐太宗特地设置了一个制度，即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面君时，必须有谏官跟随，以随时纠正君臣的言语过失。

王珪言行一致，每每推诚进谏，秉直进谏。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他越谏越直，越谏位越高，直做到宰相。

宰相是正直之臣，是直谏之臣，当时朝廷的风气可想而知。

王珪的谏，数量虽不及魏徵多，但质量并不逊于魏徵。他善于因势利导：唐太宗夺了罪人的姬女入宫，还说这是罪人咎由自取。他用古人的例子，来影射唐太宗尽管喜欢善却不能用善，尽管厌憎恶却不能去恶。他得理不让人：唐太宗无端指责管音乐的太常少卿祖孝孙，他与另一宰相温彦博一同为祖孝孙辩护。唐太宗勃然大怒，斥责他们怎么不替君主说话，反替臣下说话。温彦博吓得跪下磕头，王珪却昂然站着，说这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

他曾将自己与魏徵做过一次比较，说魏徵是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如尧舜；自己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

用魏徵，用王珪，是唐太宗政治生涯中颇为得意的一件事。他说：“魏徵、王珪，昔日在东宫，尽心奉事李建成，当时真是可恶。我能提拔他们，用到今天，此事足以不愧于古人。”

魏徵、王珪是贞观时的两大谏臣，而这两大谏臣竟全来自唐太宗的敌对阵营，实在是一件奇事。其实，说怪不怪，用此二人，既给唐太宗带来了改善政治的功用，又体现了他非凡的用人度量，于实于虚，都获益匪浅。

细说隋唐32：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长安宫殿中有座三清殿，在三清殿的侧面，蚤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凌烟阁。这凌烟阁的引人注目，它的巍峨气象是个原因，然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画有二十四功臣图像。

这二十四功巨图像，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奉唐太宗之命所立的。图像的顺序依次是：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微、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璃、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谁襄公柴绍、邪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郑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豁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吕公唐俭、英公李世勃、胡壮公秦叔宝。

长孙无忌，字辅机，祖籍鲜卑，为北魏皇室，列祖列宗均至高官荣爵。他是长孙皇后的兄长，以出众的才干，辅助唐太宗打天下并取得皇位。唐太宗登基后，将他倚为腹心，拜相，封公。他尽忠于唐太宗，在李承乾、李泰争嗣之后，力荐李治为太子。唐太宗驾崩后，他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主持朝政。他是唐高宗的舅舅，又是元老功臣，因坚决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得罪武则天。武则天的党羽许敬宗等人，诬构他谋反。唐高宗不辨青红皂白，将他流放至荒地，旋即下了赐死令。

李孝恭，李渊堂弟。他是宗室中功勋最显赫者。李渊得长安，他兵人巴蜀，战抚双管齐下，灭了朱集势力，又平定了三十余州。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率水陆两军沿江而下，灭了盘踞在江陵的萧铣政权。平定荆襄后，采用和平方式，招抚了岭表四十九州。他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战功是，消灭了在江东的辅公拓政权。他生性豪放奢侈，闲来好两事：游宴和玩女人。然他为人宽恕、礼让，从不居功自傲。在宗室成员中，唐太宗和他的关系最为亲密。

杜如晦、房玄龄(详见《房玄龄、杜如晦》)。

魏微(详见《魏微、王硅》)。

高士廉，名俭，以字行。于隋朝人仕，并已成名。其妹嫁给名臣长孙晨，生子长孙无忌及一女。长孙晨亡故，高士廉将这外甥、外甥女接来抚养。他度见李世民为非常人，作主将这外甥女配与李世民为妻.此女即后来的长孙皇后。他因受投奔高丽的斜斯政牵连，被发配交趾。武德中归唐朝，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在玄武门之变中，建立殊勋。贞观时，外放巴蜀为官，在地方上移风易俗，大兴水利，造福于民。回京后，按照唐太宗的旨意，主持《氏族志》的撰写，提高了皇族及功臣的地位，贬低了门阀士族的地位。在相位上病卒。

尉迟敬德，初为刘武周偏将。为宋金刚屡次与唐军交锋，建有大功。后宋金刚战败投奔突厥，李世民说降了他。李世民对他恩重如山，在刘武周的降将大多叛去的情况下，非但不猜忌他，反而给予了重用。他勇冠三军，将一杆长矛用得出神入化。在征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阔、徐圆朗的战役中，连建奇勋。最要紧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不仅是积极的策划者，且射杀了李元吉，并让唐高祖承认了现实。由此，和长孙无忌一同功居第一。

李靖，本名药师，隋名将韩擒虎外甥。相貌魁伟，有文武才略。隋末，任马邑郡承，欲到江都向隋场帝检举李渊谋反，途中滞留长安，为进人长安的李渊所获，以壮言而免死罪，人李世民幕府。自此屡建大功：协助李孝恭灭萧铣、辅公拓，以收江南；破突厥领利可汗部落，拓边至大漠；平吐谷浑，收服西疆。唐太宗赞为：“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唐高祖评价他：古代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皆不能相比。

萧瑞，字时文，后梁明帝之子二曾献计解隋场帝雁门之围。李渊人长安后，被用为民部尚书。复任李世民右元帅司马，参与进攻洛阳。唐高祖登基后，被倚为心腹，拜相，掌理政务。他兢兢业业，又铁面无私，无论谁犯有过失，必弹纠，为人所惮怕。贞观时被罢相，然仍为唐太宗所重视。唐太宗称他：“性情耿直超过古人，但善恶过于分明，不免有时失误。”

段志玄，父亲段很师追随李渊举义旗。他招募义兵千人加人唐军，屡为唐军攻战先锋。从刘文静与隋将屈突通相持，力挽败局，重振军威，以致生擒了屈突通。从李世民讨窦建德、王世充，多建大功。拒绝李建成的引诱，将李建成的密谋告知李世民，与尉迟敬德同在玄武门之变中出了大力。贞观年间，领军驻扎城外，夜拒御使人营，唐太宗誉为：“此是真将军，不逊于周亚夫。”

刘弘基，隋末至太原投靠李渊。和李世民关系相当密切，出则连骑，人则同卧。奉命招募军队，得二千人。与长孙顺德同擒反对李渊的王威、高君雅。随李世民击宋老生，并阵斩宋老生。以唐军先锋，进入关中，单军击破隋卫文升的阻击部队，由此获得破长安的首功。从李世民破薛举、宋金刚。贞观中，因与谋反的李孝常等人有交游，一度被除名。后恢复官爵。

屈突通。隋文帝时担任要职，敢直言相谏，和其弟长安令屈突盖同以严整执法闻名。时谚说：“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出任将军，妙用兵法，建有军功。隋末，镇守长安，旋即为杨惰往河东拒唐军，回救洛阳，在撞关与唐军激战，兵败降唐。从李世民击薛举，以不取任河战利品而受到唐高祖的嘉奖。李世民击王世充，转而领兵对付窦建德，屈突通与李元吉兵围洛阳，城破后被评为第一功。

殷开山，名娇，以字行。原为隋朝县长，有能名。参与李渊起义，进人智囊团。曾随李建成攻克西河，复转为李世民部下。人关中，招抚了大大小小各种割据势力，与刘弘基共同击破隋将卫文升。再随李世民攻薛举、薛仁呆、王世充，卒于征刘黑周的途中。

柴绍，字嗣昌。关中闻名的大侠，李渊尚微时，将女儿(平阳公主)嫁与他。李渊起义，他与李建成从长安历尽艰险，投奔太原。任马军总管，随唐军向西挺进，击宋老生有功。兵进关中，屡屡击破隋军，和诸将一齐攻人长安：复随李世民征薛举、宋金刚、王世充，在武牢擒拿f窦建德。用计击溃吐谷浑、党项的侵扰。

长孙顺德，长孙皇后的族叔。隋朝时逃避征高丽的兵役，身藏太原。参与李渊首义，奉命招募军队。平霍邑，破临汾，下绛郡，数建军功。从刘文静击屈突通，身先士卒，在桃林擒获了屈突通，在玄武门之变中，和秦叔宝同讨李建成余党。他曾受贿，在唐太宗的提醒下，恬然侮悟，在泽州刺史任上，一改以往不遵法度的习性，大力整治官吏贪贿的风气，被号为“明肃”。

张亮，早人瓦岗寨，后随李勃归附唐朝。他外表敦厚，实是足智多谋。在房玄龄、李前的推荐下，进入秦王府，渐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与李建成冲突，他被派往洛阳经营，以为李世民留后路。贞观中，任相州等地方宫，扬善惩恶，明察秋毫，颇有政声。他揭发了侯君集的谋反企图；领水军渡海击破高丽沙卑城。然他晚节不保，引术士以证自己有帝王之命，事发被处死。

侯君集，是最早跟随李世民的功臣。他在军事上有功，在玄武门之变中又多次提出行之有效的良策。贞观中，他与李劫同破吐谷浑。后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平定高昌国。他出将人相，以杰出的才干，获得了令誉。然贪财，大量侵吞高昌的宝物，本当下狱，而以功勋得免。他不满意所得的待遇，积极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事发被斩首。

张公谨，字弘慎。初在王世充处任事，后投唐朝。在李勋、尉迟敬德的推荐下，进人秦王府，为李世民效力。李世民与李建成矛盾日深，多次询问如何对付，他每每提出良策，由此渐得李世民信任。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一同设伏，在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后，他独自守住城门，抵挡了东宫兵的进攻。贞观间，提出屯田以省转运之策，直言极谏时政得失，力主平定突厥。

程知节，本名咬金。初聚众保卫乡里，后进人瓦岗寨，颇得李密信用。李密败，归王世充，又与秦叔宝等一同离去，投唐朝，为李世民所用。以左一马军总管之职，相继跟随李世民破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在玄武门之变中，出力甚多。在唐高宗时代，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军。

虞世南，字伯施，著名书法家。和其兄虞世基(隋内史侍郎)被人比与二陆(陆机、陆云)。虞世基被宇文化及所杀，他随其伍西行。宇文化及败，他附于窦建德。窦建德败，他被李世民引为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共掌机密文书。唐太宗钦佩他博学多识，常与之谈论经史。他性情昂烈，每每以古帝王得失，进行讽谏。唐太宗盛称虞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法，誉为当代名臣。

刘政会，隋末领所部归附李渊。参与李渊起义密谋，制造王威、高君雅“谋反”罪状，得以将二人除去。平长安有功，任李渊垂相府椽。后为太原留守，他内抚军士，外和各少数民族，在当地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刘武周进攻太原，因地方豪强的里应外合，城破后被俘。在被囚期间，将所了解到的刘武周状况，写成密信，传给李渊。刘武周被平定后，恢复官爵。

唐俭，字茂约。他早与李世民关系密切，首倡李渊起兵。先为李渊大将军府的记室参军，继为李世民的行军司马。在人长安后，揭发了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的谋反罪状，救了李渊一命。后随李世民击破宋金刚。贞观中，出使突厥，接回了隋场帝的萧皇后等人。由于熟知突厥内况，奉命以计松懈突厥戒备之心，遂得以让李靖率军破了突厥领利可汗部落。

李世劫，本名徐世勃r赐姓李，因避唐太宗讳，而用单名。早从翟让入瓦岗寨，献策取注水官私船只，使瓦岗军得以壮大。与王伯当共同说服翟让，推李密为主。再献计取黎阳粮仓，贩济饥民，得兵二十万。一度随李密附洛阳杨俏政权，再从李密投唐。随李世民平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阔、徐圆朗，复与李靖破辅公拓、突厥颇利可汗。一征高丽，破其数城；二征高丽，平定其国。与李靖并称名将。

秦叔宝，名琼，以字行。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后随张须陀讨伐据守下邢的卢明月，以勇气闻名远近。张须陀征李密，战死荣阳，秦叔宝投继领隋军来剿李密的裴仁基。旋即随裴仁基降李密，得重用。在与宇文化及的争战中，冒死独救李密。李密被王世充击败，他无奈暂归王世充，被拜为龙嚷大将军，因鄙视王世充的为人，转投唐朝，效力于秦王府，任马军总管。在击破尉迟敬德、窦建德、刘黑阔等战中，屡建功勋。后随李世民诛灭李建成、李元吉。

细说隋唐33：贞观之治

唐太宗之所以能享誉千载，关键在于他有个非同寻常的成果，即唐朝两大治之一的“贞观之治”。

大治天下，是每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要实现这个理想，却又谈何容易。其需要君主不是停于空想、停于空谈，而是有脚踏实地不懈地追求的精神；需要一大批臣子不是安于享乐、安于现状，而是有同心同德为之奋斗的襟怀；更需要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的社会条件。

唐太宗有这种精神，他的臣子有这种襟怀，他的国家有这种条件，万物皆备于他，从而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实现。

求治，在唐太宗登基之初，就被置为头等大事。“每思治道，至深夜方寝。”但是否能达到治，他心里惶惶然，没个数，感叹：“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由此，他发起了一场讨论，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有见地的意见不胜枚举，而魏微和封德彝的争论，成了两种直指要害的代表性思路。

魏微认为：“大乱之后，不是难治。而是易治。因为天下久安，民众趋于骄佚，骄佚则难以教化；而经战乱，民众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犹如饥者思食物，渴者思饮水。”

封德彝非议魏微的说法：“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越来越奸讹，故而秦朝用法律，汉朝王道霸道相杂，这都是人心不能教化的原因。魏微是书生，不识时务。若信r他的话，国家必败。”

魏微反驳道：“古代大乱之后而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是说古人纯朴，人心渐渐奸讹，岂不是到今天，都变成了鬼吗？人主还怎治理！”

争论的结果，是唐太宗站到了魏微一边，并以“大乱之后易大治”的思想为指导，进人了探索求治的历程。

教化民众，首先得让民众能安居乐业，不要再断了生计，被迫为盗。故而，唐太宗反对用重刑来“止盗”，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费，轻摇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项方针，改善社会秩序。四项方针的贯彻是有效的，“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唐太宗深知，凡事都有“本”，即根本之处，治国应从根本人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国以人为本，是大政；人以衣食为本，是实事。唐太宗以大政指导实事，全面推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措施。他根据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无主荒地大童存在的情况，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尽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1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他又制定了减轻民众负担并能够接受的租庸调法。在这二项基本政策上，他劝课农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告诫地方官不得扰民，以不违农时。此外，还大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人日繁衍，增加劳动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唐太宗的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后，不仅使自隋末以来的衰破现象得到了改变，且迎来了许多年的大丰收景象，迎来了政清国晏的局面。

贞观四年(公元品O年)，“是岁，天下大捻，流散者咸归乡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稳，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辄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钱。”(《通典》卷七)米价是民众实际生活最直接的指标，米价稳定地大幅度持续下跌，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证明。

唐太宗求治的政策是成功的，他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辉煌的。这辉煌的取得，也有魏徽的一份功劳在内。唐太宗登位伊始，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也曾引发过一场大争论。许多大臣，根据唐太宗打天下的赫赫战功，主张“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有魏徽持不同意见，他劝唐太宗“堰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微的意见。

国家的大治，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唐太宗尽量避免大型战争，只是用强大的国力来进行慑服。然避免战争并非排斥战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还是启动了战争这架机器。他先击破东突厥，擒住了领利可汗；继而，平定了吐谷浑；接着，统一了高昌；最后，沉重打击了西突厥。

唐太宗“和”的杰作，是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从而消饵了来自青藏高原的军事对抗。这个和亲故事，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话，载进了史册。

以和为贵，以战辅和，有效的战略，使唐太宗的威望直线上升，如日中天。各族酋长，络绎不绝地前来长安，朝见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领利可汗被擒之后，西北各族一致给唐太宗上了个尊号：“天可汗”。

天可汗即万国之干.得了这尊号的唐太宗，意味着他执了东方的牛耳。

取得“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得了“天可汗”尊号的当年，还留下了一段趣话。他说：“今领利成擒，各酋长给联带刀宿卫，各部落改易中国衣冠，此都是魏微之力。唯一的遗憾，就是封德彝没能活到今日，以亲眼目睹这成就。”

对于百世称烦的“贞观之治”，与促成大治实现的唐太宗，以及承前启后的唐初诸帝，吕思勉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优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人力也。(《吕思勉史学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实，强调大乱之后可致大治的时势，正是当初魏微为唐太宗提供的理念依据。采纳了这一理念，唐太宗由‘.中材”一跃成了大材，成了历代雄主难以企及的大材；“贞观之治”成了大治，成了历代各种大治中最脍炙人口的大治。

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才会由衷地感激魏微，才会发出封德彝没能看到辉煌成就的遗憾。

细说隋唐34：玄奘取经

玄奖取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谓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流传到后世，越传越广，传到明朝的吴承恩，给演绎了一部《西游记》。(西游记》更是广为流传，将玄奖传得家喻户晓。

玄奖，俗姓陈，名伟，洛州猴氏(今河南鄙师猴氏镇)人。父亲陈慧为江陵(今属湖北)县令，后辞官归隐：他出生在隋朝后期，当时整个国度得隋场帝的倡导，沉浸在浓烈的佛教氛围中，他受此影响，从小笃信佛教，曾在洛阳净土寺内潜心学习佛经《维摩经》、(法华经》。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剃度僧人，年仅一十三岁的陈柿闻讯前去，因年纪太小受到拒绝，经他苦苦要求，终于感动了郑善果，被破例收录。出家后，他取法名玄类。

梯度后，玄樊仍在净上寺内学经，他尤喜印度大乘瑜伽派创始人无著所撰的《摄大乘论》。此书开创了唯识学体系，重理性思维，玄奖由此进人了追求唯识学的境界。

到大业·四年(公元 618年)，天下大乱，地居中原的洛阳更是成为战乱的中心。为躲避战乱，也为了访师求学，玄奖离开了净土寺，前往成都，后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今属江苏)、苏州(今属江苏)、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最后到达长安‘_这个旅程于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结束，长达八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遍学各经，遍访名师。他以谦虚的态度，精湛的学问，受到了佛界的高度赞扬，并跻身于高僧行列。

已被旁人视为高僧的玄类，在他自己的感觉上，仅是刚刚起步。他非但没有丝毫的成就感，目，充满了疑惑。这疑惑来自版本不一的汉文佛经，来自大师们各执己见的矛盾说法。来自佛教教义的混沌不清。为解决这疑惑，他逐渐萌生了亲往佛教发祥地—天竺(今印度)求取真法的愿望。

西行取经，玄奖并非第一人，东晋高僧法显、智严已有成功的经历。然而，尽管前有先例，但困难仍是相当大的，大到令无数高僧为之生畏：可玄奖排除万难，决心追踪法显等他心目中的英雄，用大丈夫的气概继承他们的事业。首先，他努力学习梵文，克服语言障碍；随之，他拒绝了长安庄严寺方丈之位，摈弃殊荣；最后，他冲破了关禁的阻力，偷越出国境。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类上路了。一路不止是艰辛，且步步充满着绝望。玄奖在绝望中征服了大漠黄尘，征服了高山峻岭，征服了关卡盘查，征服了缺粮断水，征服了信徒挽留……历经重重劫难、重重魔障，在三年后到达了天竺。

天竺，又称身毒，或称婆罗门国，玄奖始译为印度。时天竺并非统一的国家，玄奖遍游天竺，足迹印在了难以计数的王国。

玄奖在天竺的岁月中，花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的时间最长。因佛祖释迎牟尼在摩揭陀国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被佛界尊祟为圣地。那烂陀寺(遗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东九十六公里的巴腊贡村)是天竺最大的寺庙，也被视为最高学府。寺南有一大池，相传池内有龙名“那烂陀”，故名。玄类拜主持该寺的戒贤法师为师，学《瑜伽师地论》，以解决唯识学中佛性究竟是“本有”，还是“始有”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寺内所藏的各种经典，精通了梵文，在多次辩论中战胜了许多名僧。他综合大乘佛教的义理，撰写了《会宗论》。玄奖在那烂陀寺不仅学得了佛教的至高经义，并得到了佛教界的普遍承认。

使玄奖在天竺名声大振的，是揭若鞠周国戒日王在其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为他举办的盛况空前的佛教大会。在大会上，玄奖妙动莲花之舌，以崭新的说法，阐释佛经，剖析佛理，淦解佛义，引起了一场场的大轰动。听者欢声雷动，各国国王争相施舍珍宝，场面极为壮观。尤其他在辩论中绝无对手的压倒优势，更是让大乘、小乘二派均心悦诚服。大乘派敬称他为“摩诃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小乘派敬称他为“木叉提婆”(意为“解脱天”)。

玄奖到天竺，是为了取经，是为了将佛教真义传回唐朝。在大会之后，他决计返国了，尽管各国国王一留再留，他还是坚决地走了。戒日王等国王派兵护送，并命沿途各国接连护送，直将他护送到唐朝的边境。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类到达长安。与出国时冷清甚至违禁成鲜明对照的是，他返回长安时，受到了万人空巷的欢迎，民众自发的欢迎，政府组织的欢迎，唐太宗亲自接见的欢迎，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欢迎高潮。唐太宗推老子李耳为始祖，尊奉道教为最高宗教。本对佛教持保留的态度。他以高规格的礼仪对持返国的玄类，并非出于对佛教的热忱，而是出于对玄类以九死一生的精神求索的致敬。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唐太宗认识到玄类有高度的政治才能，前后两次殷切地要求他还俗，辅助他处理国政，然被玄奖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唐太宗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被其所感动。表示全力支持他的事业。

取经成功的玄奖，带回了大量的佛像和经卷。其经卷分别有：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正量部经、律、论十五部，化地部经、律、论二十二部，饮光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十三部。

玄类本要求去篙山少林寺译经，但被唐太宗安置在长安城中条件更加优越的弘福寺，并由宰相房玄龄亲自关照其所需事务。在君主、宰相、王公等支持下，玄奖译经之事开展得极其顺利，五十多名学问高深的沙门被配备为他的助手，各种所需的人力、物力均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根据天竺佛界的规矩，吸收前代的经验，考虑时代发展的特殊情况，玄类确立了译场的严密组织，以及相应的操作程序。在玄奖译成《瑜伽师地论勿后，唐太宗亲自为他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作了(述圣记》。

当李治为其亡母长孙皇后建造了大慈恩寺后，玄类迁入此寺继续他的译经事业，并主持寺务。唐高宗登基后，特救在寺内西院用砖砌造一座石塔，让玄奖储藏带回国的经本、佛像，以防火灾。玄奖亲自身背竹筐搬运砖石，在他的感召下，匠工们尽心尽力，用了两年时间，将塔造得气势宏大，极为壮观，成为长安城中的一处胜景。此塔名唤大慈恩寺塔，后入称为大雁塔。

由于玄奖名振天下，礼渴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玄葵穷于应付，从而译经之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在他的要求下，唐高宗安排他去了僻静的宜君山玉华寺(故玉华宫)。在这里，他翻译了《大般若经》。

终玄奘后半生，总共翻译了经、论七十五部。达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佛教的教派_匕玄奖与其弟子窥基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法相唯识宗、慈恩宗，与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合为唐代八大宗。法相宗将印度的因明学移植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逻辑思想。法相宗也因玄奖的关系，风靡一时，然终因与中国国情不太符合，仅四十多年便归于冷寂了。

在译经的同时，玄奖根据唐太宗的请求，在弟子辨机的协助下，撰写了记录他所到之处风土人情的巨著—《大唐西域记》。他西行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经一百一十国。其中许多地方，他的前辈张赛、法显等人从未到达。此书对深化中西交通，交流中西文化，起到了非同凡响的作用。其与法显的《佛国记》、园仁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被后人并称为东方四大游记。

细说隋唐35：松赞干布、大成公主

有统一西藏高原的丰功。又有文成公主和亲的佳事，以此英雄加美人的千秋不衰的话题，松赞干布成了唐代最著名的少数民族首领：松赞干布，又译为弃宗弄赞、弃苏农赞，为吐蕃国王。吐蕃风俗，称强雄为赞，称丈夫为普，从而呼国王为赞普。

吐蕃源出于西羌，始居雅隆河谷(今西藏泽当、琼结地区)，相传其始祖弃聂器赞出任六族牛部首领，号鹊提悉补野，其后遂以悉补野为姓。在弃聂器赞所创之业的基础上，吐蕃逐渐强盛，设大论为正相，设小论为副相，下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权系统。进至6世纪的下半叶，松赞干布的祖父柜素若，以都匹播城(今西藏琼结)为都，接连统一了邻近的部落，极大地拓展了领土，成为西藏高原的一个强国，与其北的苏毗、其西的羊同，并称为三大国。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索继位后，把边界大幅度地向苏毗推进，并让羊同表示臣服，从而使吐蕃成为只大国中的宗主之国。

在吐蕃日益强盛的形势下，松赞干布出生了，他长成后，为人慷慨豪爽，极富大丈夫气概，不仅按着传统的要求，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且知晓历算、工计等学间与技术。十三岁那年，一场巨大的变故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吐蕃内部的一些部落贵族毒死了论赞索，并联结苏毗、羊同的势力，里应外合夺取了吐蕃的大片领土。于此之际，松赞干布在叔父论科耳、大论尚囊等人的拥戴下，登上了赞普之位。他登位之后，首先清查并严惩了下毒的贵族，消除了内部的隐患，然后出兵击败苏毗、羊同的军队，重新建立了吐蕃的统治秩序。

鉴于雅隆河谷地区旧贵族势力较大，松赞干布将都城迁到了吉曲河<今拉萨河下游)的逻些(今西藏拉萨)，在布达拉山建造了王宫，在周围构筑了城堡。这是一块地势升阔的平原，物产丰富，位居西藏高原的中心，北有念青唐古拉山为依托，南为雅隆河谷，西为羊同，具有难得的攻守兼备且可控制全局的上乘地理位置。在新都，他改造了政权的人事结构，较大程度地消除了旧贵族的影响。

新都给松赞干布提供了新视野，在政权建设完成后，他继承了父祖的事业，将统一西藏高原当作自己的最高使命。他的战略设计是，先对付敌对倾向较浓的苏毗，然后对付实力相对较弱的羊同。他命大论尚囊领兵进攻苏毗。尚囊兵人苏毗后，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对敌方各部落进行分化瓦解，逐个击破，最后招降了苏毗，并东向使多弥、白兰、党项等部落臣服，将吐蕃的领土扩大到青海南部地区。随即，松赞干布亲统大军，向羊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成功地收服了羊同。

统一成功，吐蕃成了西藏高原的唯一王国。

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松赞干布以西藏高原之王的姿态，展开了更为高级的政治行动。贞观八年(公元6抖年)，他首次派遣使者入唐。唐太宗为答复松赞干布的恭敬之意，立即派遣冯德瑕回访了吐蕃，转达他的问候。冯德瑕到达逻些，受到了松赞干布热情的招待。在交谈之间，松赞干布获悉突厥、吐谷浑等民族首领均已娶唐朝公主为妻后，认为能与唐朝和亲，是提高吐蕃政治地位的有力措施。由此又派出使者，持着大量珍贵礼品，随冯德瑕去了长安，向唐太宗提出和亲的要求。

和亲不是一般男婚女嫁的小事，关系到唐朝对和亲对象的政治承认度。在唐太宗看来，唐朝之所以与突厥、吐谷浑和亲，是因为彼此已经有了深刻的政治关系，且对方表示了臣服之意，然而，吐蕃与唐朝仅刚刚开始使者互访，不仅缺乏进一步的了解，且关系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由此，他拒绝了吐蕃使者的请求。

使者回到吐蕃，因惧怕没有完成使命，无法向松赞干布交代，遂编出一套谎话，说：“我到唐朝后，天子对我是很厚待的，并几乎答应了和亲。然在吐谷浑诺易钵可汗到达后，从中离间，遂使和亲未能成功。”

松赞干布闻言大怒，他集结部队，并征调了羊同的部队，由他亲自率领，向吐谷浑发动了巨大的攻势。吐谷浑诺易钵可汗无法抵挡，朝青海北部撤退。松赞干布夺取了吐谷浑大批牲口物资，连破党项、白兰二羌(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接着，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松赞干布再度集结二十万大军。向唐境逼来。对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吐蕃大臣多人予以反对，甚至有八人以自溢死谏。然松赞干布未被所动。他将部队运至松州(今四川松潘)的西边，同时派出使者，携带大批金宝，到长安请求和亲。他对部下说：“如若公主不来，我当纵兵深人！”松州都督韩威派出小分队前去侦视动静，被吐蕃击败。此时，原已归附唐朝的诸羌部落，纷纷投向吐蕃。

形势紧急，唐太宗令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率军五万，分出四道，前去迎击。唐军迅速抵达松州，夜袭其营，杀吐蕃军千人。唐军神奇的战术，强大的战斗力，使以往战无不胜的松赞干布惧怕了，他将军队撤回了吐蕃，又派出使者人唐，向唐太宗谢罪，同时连连恳请允准和亲。

通过战争，唐太宗认识了吐蕃的军事实力，通过谢罪，唐太宗认识了吐蕃要求和亲的诚意：为和平解决西南问题，以腾出手来对付高丽，对付其他民族冲突，唐太宗终于同意了和亲。

当使者返回传达厂唐太宗的意思后，松赞干布喜不自胜，让大论禄东赞持黄金五千两与多种珍宝，作为聘礼，亲去长安谈论具体事宜。禄东赞是吐蕃第一能臣，文武兼备，且口才出众，善于应对。他出色的辞令，更加坚定了唐太宗与吐蕃和亲的决心，也掀开了彼此的蜜月之页。

唐太宗确定的和亲人选，是宗室之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是个识大体的姑娘，且有高深的文化素养。她接到诏命后，接见了禄东赞，详细询问了吐蕃的风土人情以及气候、物产。然后，她在唐太宗的帮助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行装中备上了芜著、谷子等吐蕃缺少的植物种子，以及佛、儒、史、诗、文、农、医、历法与工技等大量书籍。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一切准备就绪，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带上连绵的车队，向吐蕃行进。

松赞干布亲自率兵到柏海(今青海札陵湖)迎接。待文成公主到达后，他举行了盛大的迎亲仪式，以女婿之礼拜见李道宗，以新郎之礼接文成公主。然后，他与唐朝工匠先行一步，为文成公主开辟道路，建成了后人所称的唐蕃古道。

娶到文成公主，松赞干布的兴奋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统一西藏高原。他说他的祖先没有一人能与中国天子之女婚配，由此他表示要为文成公主建造一座城，以昭示后代子孙。城筑好了，他又仿照唐朝制度，为文成公主修建了一座宫殿，以慰她的思乡之情。他极为尊重文成公主的感觉，文成公主不习惯吐蕃人用猪土涂面的风俗，他下令予以禁止。为取悦文成公主，他脱下吐蕃毡皮服装，换上了华丽的轻质唐服。

文成公主的到达，其意义远远不止于和亲，而是大幅度地交流了唐蕃文化，并促进了松赞干布以及吐蕃的汉化。松赞干布派了许多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文典籍，又聘请了儒士到吐蕃掌管文书。唐太宗多次派出建筑、酿酒、碾碳等工匠，以满足松赞干布技术之援的请求。于此之外，他向唐朝讨取了蚕种，开创性地发展了吐蕃的桑蚕之业。闻名遐迩的小昭寺，便是文成公主让汉族工匠修筑的融合汉族风格的寺庙。

此后，松赞干布在唐太宗征高丽班师后，送了一只巨大的金鹅表示祝贺。唐高宗登基，他被册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

终老于西藏的文成公主，虽史料不多，但却成了汉藏友好的杰出代表，也成了巾帼英雄中数得着的人物。

细说隋唐36：孙思邈

今陕西耀县东一点五公里，有座药王山，山上供的是唐“药王”孙思邈o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七岁人学，每日能诵读千余言。年纪稍长，精心研究了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庄，并爱好佛典。北周洛州总管独孤信，即后来周明帝、隋文帝的岳丈，极日称赞他是“圣童”，并说他器局过于宏大，恐俗世难以让他施展身手。

其实，以老、庄之道立身的孙思邈，对入仕取富贵的通常做法很不感兴趣。他看着世道混乱，民众有病不得医，遂隐居到太白山(今陕西境内)中，潜心学医，终于成为一个有名的良医，据说有手到病除的手段。

北周末年，杨坚辅政，听得孙思邈的手段，以国子博士的头衔，想把他弄进朝廷。孙思邈不干，他对人说：“现在不是我出山的时候。再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到那时我才会入世济人。”

再过五十年，正是唐太宗君临天下的时候，由此有人称孙思邈有预见。实际上，孙思邈不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判断，五十年后，世道当进人太平时代。唐太宗下诏召见，他没推辞，去了长安。时孙思邈已年老，唐太宗却见他容貌后生，视听敏捷，甚是惊奇，要授予爵位，却遭到他的拒绝。他拒绝的仅仅是爵位，但从此开始了他人世以医济人的生涯。

唐高宗登位，又以谏议大夫相召，孙思邈再度到了朝廷，但还是拒绝了官职。在朝廷呆了若干年，他以年老多病为由，要求返回太白山。唐高宗不愿放他，又不能拂了他的意，于是双方作了个妥协：唐高宗赐他一匹良马，让他居住在已故的都阳公主在立德坊的宅第。如此，给了孙思邈一个自由身，又方便他来往于朝廷和居所之间。

经三代君主的宣扬，医术精湛的孙思邈名扬天下。名士宋令文(著名诗人宋之问之父)、孟洗(以精于药理闻名)、卢照邻(初唐四杰之一)等人，为得到他的指点，纷纷恭敬地执弟子礼以师之。

孙思邈作为一个良医，受到整个社会的尊祟，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尊崇，关键在于他不是就事论事地但讲医道，而是将医道与人道、政道、天道结合于一体，来加以研究，加以阐述。从谈病源出发，终指治国理人的政治之道。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孙思邈的各种言论中，数与卢照邻的一席谈最具代表性。

卢照邻间：“名医治病，其奥妙在何处？”

孙思邈答：“我认为善言天者，必究之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替代进行运转，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雪，张而为虹，此为天的常数。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为人的常数。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相同。若有所失，蒸而生热，反之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于面，变动于形，以此不仅可推人，也可推天地。……良医导以药石，救以针剂；圣人和以大德，辅以人事。”

卢照邻问：“如何处世做人？”

孙思邈答：“当小心，如《诗经》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大胆，如《诗经》所说的‘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行动当方，如《左氏春秋传》所说的‘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思考当圆，如《周易》所说的‘见机而作，不挨终日’。”

卢照邻问：“如何修性养心？”

孙思邈答：“修性养心必先自慎。慎以畏为本，士人无畏失仁义，农民无畏堕耕稼，。二人无畏坏规矩，商贾无畏不赚钱，儿子无畏则忘孝，父亲无畏则不慈，大臣无畏难立功，君主无畏难治国。故而，从道家而言，首先是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俱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懂得这些，便尽懂人事了。”

作为良医，孙思邈不仅在当时以医术高明著称，还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医药学著作。在他的各种著作中，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最有贡献。此二书总结了他的医药学理论以及！临床经验，并收集整理了民间秘方和针灸技术。其中收药方五千三百多个，记载八百多种药物性能。尤为难得的是，他破天荒地将妇科、儿科置于卷首，并发明了将脏病与腑病分类的体系，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流传甚广，不仅流传到后世，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

孙思邈以此二书，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细说隋唐37：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是李唐王朝第三代君主。

李治是唐太宗的第三个嫡子(长孙皇后所生》，总的排行第九，按说这皇位是轮不到他的。可让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命运偏偏眷顾了他，使他成了九五之尊。

唐太宗的另外两个嫡子，是长子李承乾和四子李泰。

按照嫡长制，唐太宗在登位的当年，就将李承乾册封为太子。李承乾人聪明，也确实能干，很得父皇的喜爱。唐太宗有意培养他，授权他处理政务，并在出外巡游时，让他主持国政。然李承乾有个毛病，除喜欢声色外，还有同性恋倾向，常常在东宫中胡闹。但他善于遮掩，若知道东宫的某臣僚要进谏，必抢先作一番自我检讨。由此，倒也博得了不低的声誉。

本来，李承乾注意加强自身修养，将他的行为与政治道德规范相符，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皇位继承人。可他害了腿病，破足，走路一拐一拐的，很不美观。唐太宗有些说不出的感觉。与李承乾身体形象成鲜明对照的是，被封为魏王的李泰，渐渐出落得仪表堂堂，并很是与唐太宗相像。此外，李泰还喜欢与士人交接，爱好文学，这点又和唐太宗脾胃相投。如此，唐太宗逐渐把感情转移到了李泰身上。

君主对儿子的移情，不同于一般家庭父亲对儿子的移情，其在政治权力问题上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可能重新安排既定的皇位继承人的人选。对此，李承乾和李泰两人都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一点，即使他们本人还噜懂不清，他们周围的人也会及时加以提醒。他俩对此分别作出了反应，李承乾开始处处猜忌和防范李泰，李泰则开始酝酿取代太子之位。他们互相不择手段地捏造对方的罪状，欲将对方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可是，他们都失算了。李承乾为情势所逼，挺而走险地策划政变，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唐太宗，事发后被废为庶人。李泰的所作所为，也惹恼了唐太宗，结果被囚禁了起来。

对儿子们争太子之位，唐太宗引以为鉴，特地立了一个制度，说：“自今以后，凡遇太子失德，而他王窥视者，两弃之。这当传之子孙，以为永制。”

太子还是要立的，在两个嫡子均失去皇位继承资格后，剩下的嫡子李治，成了别无选择的人选。李承乾、李泰鹅蚌相争，到头来，成全了本与皇位无干的晋王李治这个渔翁。

李治能成为皇嗣，不全是侥幸，他的与世无争，他的厚道，使一班大臣，如长孙无忌、李勋、房玄龄等从臣子的安全角度出发而看好他，由此积极支持他进人东宫。此外，他浓重的孝情，使对李承乾谋反寒透心的唐太宗看好他。在成了太子后，他参与处理国政的得体，又使他获得了从上到下的一致好评。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麟9年)，唐太宗逝世，李治按部就班地登上了皇位(庙号唐高宗)。次年，改元永徽。

历来认为在初唐政治史上，伟大的君主只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人，唐高祖被排斥其外，而唐高宗的形象则更是庸碌无能。其实，唐高宗是有一定作为的，尤其在民族和外交事务上，更是独树一帜。

就在永徽元年(公元65O年)，将军高侃奉命兵击东突厥余部，生擒了车鼻可汗，并收降其众。唐高宗采取羁糜政策，释放了车鼻可汗，拜他为左武卫将军，率部移居郁督军山(今杭爱山)。至此。东突厥的领地全部归入唐朝的治下。为彻底解决对东突厥的管理问题，唐高宗在其领地内，上设狼山都督府，下隶单于、瀚海二督护府及二十二州，用原酋长做刺史、都督。

紧接着在翌年，唐高宗着手解决西突厥重新叛乱的问题。时被唐朝册封为瑶池(今巴尔喀什湖)都督的西突厥入阿史那贺鲁，招集西突厥的流散之众，树起反旗，挥军南下，击破了忠于唐朝的西突厥乙毗射匾可汗，在千泉与双河(今吉尔吉斯山北)两地建立牙帐，自号为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的势力迅速发展，没多久，达到了数十万之众。西域诸国见状，纷纷背唐，归附沙钵罗。形势是严峻的，为夺回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和打击阿史那贺鲁，唐高宗启动了强大的军事机器。先是调遣八万大军前去征讨，击败其处月部，俘获其首领朱邪孤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次出征阿史那贺鲁，然出师不利，唐军遭到大败。次年，汲取教训的唐军调集了回纭等骑兵，变换战术，终于灭了西突厥，生擒阿史那贺鲁。战后，唐高宗将西突厥的故地划分为东、西二部，分别设置了昆陵、檬池督护府，以分而治之的办法，杜绝西突厥再闹独立。

东、西突厥问题的解决，使唐朝获得了一个安宁的北方。

继北方之后，唐高宗的视点转向了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时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百济。这三国的对唐政策基本是：高丽持敌对态度，新罗持友好态度，百济持反复态度。其中，数高丽的国力最为强大，新罗次之，百济又次之。为能对抗唐朝，高丽多方拉拢百济，夹攻新罗，以清除唐朝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百济在高丽的军事援助下，多次对新罗发动猛烈的攻势。新罗抵挡不住，国王金春秋向唐朝呼吁帮助。基于新罗的战略地位，唐高宗派出大军，前去救援。唐军没直奔新罗，而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术，进攻百济。百济不堪一击，唐军很快攻人百济的首都，百济国王扶余慈向唐军投降。灭了百济，唐高宗将其地并人唐朝的版图，设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个都督府，以管辖各州县，并同样用羁糜政策，让原酋长担任都督、刺史与县令。

高丽地处北半岛，新罗和百济同处南半岛，在百济消亡后，高丽已陷人唐朝势力的南北合围之中。由此，唐高宗将消灭高丽提上了议事日程，以完成隋场帝、唐太宗的未竟事业。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三十五万唐军从水、陆两路，向高丽推进。进军是顺利的，外围战也是顺利的，然在次年初，兵临高丽首都平壤城下后，由于罕见的大雪，唐军缺乏足够的御寒物质，只能遗憾地撤退了。四年之后，也即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朝获得了天赐良机。高丽执政的莫离支(相当于唐朝宰相)泉盖苏文身亡，其子泉男生代掌其职。可当他出外视察时，其兄弟泉男建、泉男产发动’了政变。泉男生本非亲唐之人，但迫子走投无路，只得向唐朝求救，以对付政变。唐高宗借此良机，以救援泉男生为名，再度进攻高丽。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军在元帅李勃的统率下，攻克了平壤。拿下高丽，唐高宗没还给泉男生，而是建为唐朝的领地，按层设置了都督府、州、县。与此同时，在平壤设置安东督护府，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督护，领唐军二万人，驻防高丽。

在唐高宗开边安疆之际，国内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起义的领袖是个女子，叫陈硕真，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她与妹夫章叔情L，在浙东揭竿而起，自称文佳皇帝。连续攻克了桐庐、睦州、于潜(今浙江临安西)等地，声势颇大。唐高宗派军镇压，在地方军的配合F，陈硕真兵败身亡。

陈硕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子，她的不寻常，不仅在尹敢和宫府对着干，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女性。她的称帝，虽是昙花一现，既末得止统政治的承认，也未得历史的承认。然谁都没注意到，这是个信号，一个女性要求参政的信号，一个女性同鼎最高政治权力的信号，一个真正的女皇将呼之欲出的信号。

唐高宗自然没注意到这个信号，他和所有的男性君主一样，以为君位是男性永恒的禁窗。其实，一种响应这个信号的变化，已悄悄地在他的宫廷中酝酿。

唐高宗体弱多病，先是他父亲的妃子、后成为他的妃子、继而又成为他皇后的武则天，借着他久治不愈的头痛目眩病，逐渐移夺了政柄。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的岁末，唐高宗病重驾崩，将政局留给了武则天。

细说隋唐38：女皇武则天

唐朝，尤其是初唐，是个相当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开放，不仅表现在文化、政治以及中外交流上，且表现在社会风气上，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妇女有着和男子近乎平等的地位：在如此社会风气的烘托下，走出了一个千古绝唱的女人，一个长期被男性津津乐道的女人，一个永远被女性当做经典的女人。这个女人叫武则天。

她是唐初二等功臣武士淤的小女儿，父亲亡故后，跟着守寡的母亲杨氏生活。由于杨氏是武士菠的填房，故而她们母女受尽了正房子女的欺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武则天，产生了想要摆脱困境，成为人上人的强烈意愿。

十四岁那年，唐太宗听说她长得美，将她召人宫里做才人(殡妃的一种名号)。按说，上层社会的家庭是不愿让女儿进宫的，因那意味着从此天各一方。可君王之命不能违，母亲杨氏大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却洒脱得很，不仅洒脱，且带着兴奋说：“见天子岂知不是福，何必为女儿哭泣！”

进了宫，因模样抚媚，唐太宗给她赐了个号，唤作“武媚”。据武则天日后回忆，那段时光，她是得宠的。这完全是言过其实，因为一则她的才人名号始终未曾向上挪动过，二则正处于生育旺期的她却从未怀孕过。

在唐太宗弥留之际，武则天生出了浓重的心事：按照唐朝内宫规矩，先帝驾崩，凡没子女的缤妃，都要被送人寺庙，出家为尼。这规矩等于要把她余下的漫长生涯，断送在青灯黄卷边。这是她所不愿的。为了改变命运，她使出手段，和太子李治建立了暖昧关系。

尽管按例她还是被送进了感业寺，然对她魂牵梦萦的李治，在上台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将她接进了宫。唐高宗的王皇后是欢迎武则天的，因她正在嫉妒缤妃萧良娣的受宠，而要武则天来帮她一把。武则天百般奉迎王皇后，在取得昭仪名号，再夺了萧良娣的宠后，她变换策略，开始打击王皇后，欲取而代之。她不择手段，将王、萧二人置于死地。

武则天在她的左右手李义府、许敬宗的帮助下，终于成了皇后。然她是杀开一条血路，才冲破重重阻力的。在这前后，曾反对过她做皇后的元老大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援、来济等等，不是被赐死，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她成了皇后后，大臣上官仪密奏唐高宗，说她作威作福，滥用大权，建议将她废黝o唐高宗同意了，可武则天闻讯后，反而逼唐高宗处死了上官仪。

上官仪的被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标志着武则天彻底控制了政权。唐高宗长期头昏目眩，史称“痛风”，可能患有今名高血压的病，苦于理政，加上性格多少有些濡弱，很需要这个能干的皇后来帮他分担政务。每次，七朝，唐高宗和武则天并坐在宝座上，在前面垂一道帘子。百官所奏的各种政事，多由她决断。各级机构、官员上表，将他们并称为“二圣”。

中国史学界在对武则天的研究中，一直将“二圣”这个称呼，作为武则天准备夺取帝位的过渡信号。其实不然，“二圣”并非武则天的独创，隋朝的独孤皇后与隋文帝也曾并用过这个称号，其只是显示了皇后与君主并驾齐驱的地位。真正的信号，是在上元元年(公元X74年)，她借唐高宗称号“天皇”之名，自己进号为“天后”：天后的提法旷古未有，其使皇后从皇帝的配偶，提升为上天所降赐的女性最高掌权者。此时，为病魔所苦的唐高宗，对武则天失去了最后的约束力，不仅一任她所为，更准备下诏，将帝位转给她，只是在宰相的劝阻下才作罢。子李显继位灯庙号唐中宗〕。唐高宗共有八子，其中武则天生了四子：李弘、李贤、李显、李旦。早先册了宫人刘氏所生的李忠为太子，后被武则天用李弘所取代。李弘成了太子，却在许多方面与母亲不同心而遭鸽杀，改立李贤为太子。李贤仍看不惯母亲，结果流放远地，被逼自杀。李显是个无用之人，加_七唐高宗有遗言，凡不能决定的军国大事，均由武则天处置，从而他只是个供摆设的傀儡。实际是皇太后武则天在临朝称制。

尽管李显无半点君主气象，可武则天为了加重她专权的威势，仅两个月，就将他废为庐陵王，外迁到房州(今湖北房县)。另立李旦为帝(庙号唐睿宗)。李旦是比李显更为虚化的政治符号，大小政务的处理权，全部落到了武则天手里。

李显、李旦均是长君，也就是成年的君主，按理应该由他们来亲政。然武则天非但把他们当成傀儡，且毫无顾忌地玩废立君主的游戏，吞噬了唐朝的政柄。这激起了所有忠于唐朝的政治势力的愤怒，他们为了维护唐朝和唐朝给他们带来的利益，纷纷起来，从朝内到朝外，用各种方式，反对武则天的行径：反对得最激烈的，是李勃的儿子徐敬业，他以匡复庐陵工为号召，在扬州举起了反武的旗帜，自称匡复府上将，组军十万多，兴师问罪。武则天沉着应对，命左玉铃大将军李孝逸率三十万大军，前去征讨。徐敬业的军事才干远不及他的父亲，在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渡江向洛阳挺进，而贪于在江南发展地盘。最后，兵败被部下所杀。徐敬业的军事反武，不过是昙花一现，仅三个月即败，而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他所撰写的《讨武墨檄》，倒成了一篇经典散文，流传千古。武则天读了，竟说：“此人没能为我所用，这是宰相的过失。”

继徐敬业之后，唐宗室成员也付诸了军事行动，唐太宗之子越王李贞起兵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琅邪王李冲父子起兵于豫州(今河南汝南)，然均被武则天所镇压。

朝内反武的代表，是宰相裴炎。他要求武则天归政于唐睿宗，被武则天投人大狱后再处死。

为扫清朝内的政治阻力，她制造了“铜巨”，接受来自各方上下的言论，更接受不论事实的告密。只要符合她的心思，不仅予以接见，还可破格升官。即使告密失实，也不追究。如此，使朝廷臣僚们随时可能处于被告密的危险之中。此外，她大用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人，让他们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审讯被告人狱者，并将其大多折磨至死。恐怖的气氛笼罩于整个朝廷，以致大臣每日早晨上朝，都要和家人诀别。如此，凡是不利于武则天的臣僚，几乎被清除一空。她大开杀戒，不仅杀宗室，杀大臣，且清算了从前欺负她的同父异母兄弟，除去了阻挡她篡权的家庭成员。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一脚踢开了唐睿宗，向天下宣布易唐朝为周朝，自己走上皇位，号“大周圣神皇帝”。

作为女皇的武则天，以她独特的政治手腕，经营她来之不易的周朝。为打破传统政治格局，以建立承认她的政治基础，一边不拘一格，把仕途向所有人开放，有意造成官吏冗多的现象；一边对那些不称职者，随时予以贬职与杀戮。这种带有滥用性质的走马灯式的用人方式，为她改造了朝廷的人事组织，彻底实现了政由己出的政洽局面。然而，同时她又用她的慧眼在审察着臣僚，对那些正直并有才干的大臣，如狄仁杰、姚祟、宋爆等，不仅给予一定的保护，还放手予以任用。在这些大臣的辅助下，朝廷逐渐出现了转机与生机。

武周王朝是乱的，但只是乱在初期，乱在官场，乱在中央，整个社会基本仍处于安宁的状态。当中央政府按照武则天的意志被改造后，乱就结束了(比如酷吏在完成作用后，全得到了严惩)，重新发挥了正常的政治功能。客观而言，武则天的政治作为，大部分还是建设性的，其为“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做’了承上启下的工作。

在外交和民族关系上，武周王朝是有得有失。早在垂拱年间，吐蕃以强劲之势，向西域发展，迫使唐朝放弃了对于闻、疏勒、龟兹、碎叶等安西四镇的控制权。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调遭大军奔赴西域，征讨吐蕃，连克四镇，再度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契丹攻陷营州，武则天两次派出讨伐大军，一次中伏全军覆灭，一次大败而回。接着，她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第三次派出达二十万的大军，击破契丹，迫使契丹余众投奔突厥。

在政权结构上，武则天在任用了一批原唐大臣的同时，将她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等人安排到了执政的位置上，以构成武周王朝的特征。此外，她还先后置换了不少面首，如和尚薛怀义、御医沈南谬、美少年张昌宗与张易之兄弟等，一则消除理政的疲惫，愉悦身心；二则作为政治羽翼，以强化她的私人政治。

然而，不管武则天多么精明强干，能在许多无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但在改唐为周后，作为李唐皇族的媳妇，又作为武氏家族的族长，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式的难题：在她百年之后，到底将皇位传给儿子，还是传给侄子？传给儿子，无疑会恢复李唐王朝；传给侄子，在姓氏上虽顺理成章，可究竟是传给了外人。武则天为此踌躇日久，在狄仁杰、李昭德等大臣的劝喻下，最终，她将李显接了回来，立为太子。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年初，趁年事已高的武则天病重之机，宰相张柬之会同大臣敬晖、崔玄咔、桓彦范、袁恕己，组织羽林军发动了政变，杀死张昌宗、张易之兄弟，逼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的武则天将皇位传给李显，使李唐王朝复辟成功：当年的年底，被迁人冷宫的武则天在弥留之际，被迫取消了武周的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

武则天去世后，与唐高宗合葬在乾陵(今陕西乾县境内)。在名分上，她只是以皇后的身份，与丈夫唐高宗合葬。但由于她在历史上的影响比唐高宗大得多，后世已将乾陵视为她的陵墓，反而把唐高宗淡化了。为客观体现陵主身份，笔者在1994年参加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时，在与会论文的开首写道：“乾陵葬了两个皇帝，一个男皇帝，一个女皇帝。”

细说隋唐39：狄仁杰

狄仁杰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他的大名不仅在中国流传后世，且飞扬于世界。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盛名，得力于一部公案小说《狄公案》，在其中，他被描绘成了一个有神奇断案能力的法官，非常引人人胜。

其实，真实的狄仁杰和《狄公案》中的狄仁杰相去甚远。他确实是个名人，说得具体些是个名臣，一个在武则天时期最大的名臣。他以坚韧的努力以及万死不悔的精神，不仅缓和了当时的恐怖气氛，并在生前巧妙地设下了一个政治伏笔，从而改变了他身后的历史进程。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年轻时就以无畏和仁慈著称。在他人仕后，把这两种难得的察质带进了官场。

他第一次显山露水，是在唐高宗仪凤年间出任大理寺丞，掌审狱量刑。一年中处理犯人一万七千多人，竟无一人叫冤，公正之誉不胫而走。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唐太宗昭陵上的一棵柏树，竟要被标榜孝道的唐高宗处死，是他站了出来，不避君主的盛怒，引经据典，据理力争，终于让唐高宗收回了成命。司农寺卿韦机奉迎唐高宗，将故太子李弘的恭陵造得过于壮丽；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唐高宗之宠，非法胡来，都在他的弹幼下受到了惩罚。

他对权贵不彻私枉法，而对百姓则充满了爱心。当他作为负责唐高宗巡幸的知顿使时，地方官为让君主满意，准备调集数万民工别开御道，他坚决予以制止，从而获得唐高宗“真大丈夫”的赞语。

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他治理有方，不仅改善了社会秩序，且和解了各民族之间较为紧张的关系，百姓为之竖碑颂德。御史郭翰奉旨考察地方官，进人陇右地区后，各地都有怨声，唯独宁州境内一片颂扬之声。

转任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正值越王李贞反武则天兵败，当地受牵连者达数千人，从中央来的司刑官敦促他快速行刊。他对这些人生出怜悯之心，一边请求司刑官缓期，一边给武则天打报告，为他们求情。武则天被他的报告所打动。将死刑改判为流放。

宰相张光辅率三十万大军平定了越王李贞，人豫州境后，将士们居功横行不法，并向狄仁杰求取财物。狄仁杰不仅加以拒绝，且当而严辞抨击张光辅放纵部下，滥杀无辜，扰乱地方，使豫州怨声沸腾，其乱远远超过了李贞，是“一贞死而万贞生”，若得皇上的尚方宝剑斩张光辅之首，自己万死不辞。张光辅无言以对，回朝后却打了小报告，使狄仁杰被贬去当了属小州的复州(今湖北河阳)刺史。

虽遭贬职，然狄仁杰的种种德声早已传人武则天的耳中，在几经转折后，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也即武则天做女皇的翌年，他被重新调人中央，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用，拜为宰相。

拜相后，武则天间他：“卿当年在像州，很有政声，但也遭到了攻击，是否想知道是谁在攻击？”

他的回答很出乎武则天的意料，说：“陛下若是认为臣有过，臣当改；陛下若是明察臣无过，臣是万幸。臣不知是谁攻击，但能与他为好友，而不愿知道他的姓名。”

听了这话，武则天深加叹赏。

然重用归重用，叹赏归叹赏，武则天并没有给狄仁杰彻底的信任，还是将怀疑谁有异心即格杀勿论的准则加到了他的头上。由此，引出了狄仁杰的一番传奇经历。

在满朝文武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当了没多长时间宰相的狄仁杰，被酷吏来俊臣诬加了一项罪名：有谋反意图。接着，不由分说，将他投进了大牢。审讯是来俊臣亲自主持的。按照当时刑法的规定，如一审即承认的犯人，可以免去受刑。狄仁杰并非怕皮肉之苦，然他知道，一旦被施以惨无人道的刑罚.十有八九会毙命二他不愿作无谓的牺牲，为了争取上诉的时间，他一口承认了自己是在谋反，供词是：“大周革命，万物维新。我是唐朝旧臣，甘愿被诛。谋反是实。”

既然承认了谋反，狄仁杰进人了等待被斩首的日子。具体负责该案子的法官王德寿，以减缓死刑的条件，引诱他诬攀尚书杨知柔一同谋反。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并以头撞柱，弄得满脸是血。王德寿怕了，再也不敢向他提此事。

狱卒见狄仁杰在等死，放松了看管。狄仁杰借口要写遗书，让狱卒给他弄来’了笔砚。趁狱卒不备。他拆开被褥，撕了一块布，在上面写’厂向武则天申冤的诉状，然后依样缝好。随后，对王德寿说：“天已热，请允许将被褥给家人拆洗。”

这是狱中很正常的事，王德寿同意了。

被褥送到家里，儿子狄光远取得诉状，立即人朝，向武则天呈报。武则天阅后，立即召见来俊臣，问是否有逼供。来俊臣隐瞒了真情。武则天派出使者，前往狱中，观看狄仁杰的情况。来俊臣强使狄仁杰穿戴整齐出见，并让王德寿代为写r一道(谢死表》，呈给使者。

随即，武则天召见了狄仁杰，问他：“为何承认谋反？”

回答是：“前时若不承认，早已死在鞭答之下了。”

武则天又问：“那又为何作《谢死表》？”

回答是：“臣未曾作过此表。”

通过验证，《谢死表》知是由人代作。真相大白，来俊臣、王德寿是武则天有用的鹰犬，自然不便追问，狄仁杰却从鬼门关中逃了出来，被贬为彭泽令。武承嗣要求下达追杀令，武则天认为命令已出，不可更改，加以拒绝了。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东北因契丹军的进犯，形势非常吃紧。在冀州(今河北冀县)被攻陷后，河北为之震动。为加强东北的防御，武则天特调狄仁杰前去，.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惧怕契丹来攻，将百姓全部驱赶进城，修缮战具，从而将大片农田给荒芜了。狄仁杰到任后，立即让入城的百姓悉数返归农田，以确保收成。

他说：“契丹兵尚远，何必如此。万一兵来，我自抵挡，不关百姓事。”

契丹知道狄仁杰，见他镇守魏州，闻风而去。百姓编了歌谣烦扬他，并立碑记录了他的恩惠。

狄仁杰的入生宗旨，是为国为民。他在做着许多为民之事的同时，也在为恢复李唐王朝而努力。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都在争取太子之位，他们反复向武则天吹风，要求按照武姓安排皇嗣。而武则天在传子还是传侄的问题上，却一直犹豫不定。

再度拜相的狄仁杰，看准了火候，向武则天进言说：“太宗皇帝九死一生，得了天下，传于子孙。高宗皇帝又将李显、李旦二子，托付给了陛下。如今陛下想把皇位传给异姓之人，这恐非天意。况且，姑侄关系和母子关系相比，孰轻孰重，是明摆着的。陛下若立儿子为嗣，千秋万岁后，可得以配食太庙，永享香火。若立侄子为嗣，一旦侄子成为天子，岂会将姑妈附在他家的太庙中？”

武则天一脸冰霜地说：“立嗣之事，是联的家事，请卿不要干预。”

狄仁杰不罢不休地说：“帝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中，哪一件不是陛下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脑r犹如人体一般，不可分离。臣备位宰相，岂能不预知天下大事？”

当然，这样的话，不止狄仁杰一人在说，说的人多了，武则天渐渐把倾向移到了儿子一边。

有一次，武则天对狄仁杰说：“联昨晚做了一梦，梦见一大鹦鹉双翼皆折断，不知是什么征兆？”

狄仁杰为她释梦说：“‘鹦鹉，乃武者，为陛下之姓；双翼，为陛下二子。陛下如重新启用二子，那就会振翅高飞。”

从此，武则天断了立侄子为嗣的念头。不久，将李显迎回，立为太子。

在迎回李显后，狄仁杰又为李唐王朝的复辟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政治设计二他一直在为朝廷推荐贤人，前后有数十人成了公卿。在一次武则天要他举荐佳士时，他问要这佳士作何用，武则天说是用为宰相，他举荐了张柬之。然武则天仅让张柬之从荆州长史升为洛州司马，狄仁杰再度力荐，终使张柬之成了宰相。就是这个张柬之，在后来武则天病重之际，会同其他四大臣，发动了拥护李显的政变，使李唐王朝得以复辟。

狄仁杰没有亲眼看到李唐.王朝复辟。然史家将这功劳记在了他的账上。

细说隋唐40：许敬宗、李义府

武则天能从一般殡妃变为皇后，并以此走上政坛，主要得了两人之力，就是许敬宗和李义府。

许敬宗，字延族，是个典型的有才无德的文一l：。凭着文才，他一路顺风地就仕于隋扬帝和李密，后又被秦王李世民召为文学馆学士。在唐太宗登基后，他几经升迁，成了中书舍人。

他的无德，第一次显露是在长孙毫后的葬礼_仁。时百官都披麻戴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相貌丑陋，加上穿了孝服，更是模样古怪，他见了竟哈哈大笑。结果，以讥笑大臣受到御史的弹幼，被贬到地方。

然没多久，他靠着他的文才，尤其是史才，东山再起，以修《武德实录》，《贞观实录》，被加官晋爵：在唐太宗亲征高丽时，他受命和高士廉一起辅佐太子监国。随即又被召到前线，在唐太宗取得大捷后，他立马撰写诏书，文辞优美，深为唐太宗所赞赏。

唐太宗欣赏他的才，继唐太宗登位的唐高宗也欣赏他的才，居然任命这个曾以无礼遭到弹动的人为礼部尚书二他的无德，第二次显露是在嫁女之事上：他把女儿嫁给了南方少数民族的酋长冯盎的儿子，索取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结果，又遭到弹劝，再次被贬到地方。

不久他又以文史之才，被唐高宗再度召回中央，担任弘文馆学士，主持修国史。国史修得唐高宗满意，被恢复了礼部尚书之职。

尽管礼部尚书的位并不低，可许敬宗觉得他是宰相的料，对时下的境遇很不以为然二然当时的朝政掌握在长孙无忌等关陇元老派的手中，他虽也是元老，但不属于此派.因而拜相的机会相当渺茫。在如此的形势下，他不肯罢休，到处寻找机会。

时唐高宗想废去王皇后，改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但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韩援和来济等元老的极力反对。许敬宗认定这是个机会，是改变政治境遇的犬赐良机，由是，他把宝押到了武则天一边，和有同样意图的李义府一起积极予以支持。

他在朝廷中多次扬言：“田舍翁多收十多石麦子，都会喜新厌旧，换易妻子。何况贵为天子，想废立皇后。这与其他人有何相干，为何要妄生异议？”

话终于传到了唐高宗的耳中，从而打消了疑虑，将这事给拍板了下来。

武则天成了皇后，但尚未站稳，为使武则天能长久地站住脚，许敬宗向唐高宗上了三个建议：一是剥夺废后王氏家属的官爵；二是将太子李忠废为外州刺史；三是将武则天所生的长子李弘立为太子。唐高宗见奏，照单全收。

武则天在许敬宗、李义府的帮助下，彻底改变了朝中的政治格局。由此将他们视为了心腹。投桃报李，他们甘愿成为武则天的爪牙。从外廷到内廷，他们和武则天结成了强大的政治联盟。为了给武则天报仇，更是为了扫清自己的政治障碍，他们合谋诬陷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缓、来济等人图谋不轨，不仅全部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且斩草除根。

如此，武则天的心愿得以实现了，他们的心愿也得以实现了，许敬宗和李义府均以功被拜为宰相。许敬宗在武则天的关照下，在他博学强闻的卖弄下，受到了唐高宗的刮目相看，时称宠遇之重，当朝莫比。

此后，许敬宗又为武则天立下了更大的汗马功劳。时唐朝的社会风气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两回事，政治地位按照由功勋得到的官爵来决定，社会地位按照世系门第的高低来决定。虽然贞观中，唐太宗在修《氏族志》时，已对这一现象作了些改变，然由于魏晋六朝以来强大遗风的影响，士族高于寒族的风气仍弥漫在国土之_七。因而，武则天虽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得到了政局的承认，但尚未在门第上得到社会的终极承认。为此，许敬宗奏请唐高宗，对《氏族志》加以改正。唐高宗同意了，下令另撰《姓氏录》。《姓氏录》的效果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皇后母家武氏列为第一等，由此成为天下最显贵的士族；二是完全以官员品级高低为准，分为九等，其中士卒以军功而官居五品者，均跻身于士族，由此为武则天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基础。

许敬宗为武则天的政治设计是全面而又立体的，其为日后武则天改朝换代，走上帝位，作了全方位的铺垫。

公正地说，许敬宗堪称一代文臣，他曾修纂了《隋书》、《晋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等不下十余种的文史煌煌大著。然在修国史。也即修唐史时，再度多次暴露了他的无德。为贪财纳贿，为荣耀亲家，为报复仇家，他多方随意篡改史实，颠倒善恶，受到时人的强烈遣责。

李义府，与许敬宗一样，也是个有才无行的文士。他以妙文在贞观中起家，经刘泊、马周等大臣的推荐，以监察御史之职，兼侍晋王李治。李治成了太子，他升为太子舍人，加祟贤馆直学上。他与太子司仪郎来济都写得一手好文章，人并称为“来、李”。

唐高宗登基后，李义府被摧为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他因沾了唐高宗的光，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可在他想更加飞黄腾达之时，却头撞了南山.因行为不端而得罪了掌握政柄的太尉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岂是能轻易得罪的？他随即遭到了贬职，贬到壁州(今四川巴中东南)去当司马。然贬令尚未传到门下省，他已经获知详情。为逃避变相的流放，他向中书舍人王德俭问计。

王德俭教他说：‘’当今皇上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但一直犹豫不定，怕的是宰相们非议。你若能为皇上排忧解难，必定能转祸为福。”

李义府立即采用了此计，当晚，他代替王德俭值班，起草了一份要求废去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奏议，理由是顺应天下民心。奏议立即起了效果，唐高宗接见了他，不仅保留了他的原职，还赐珍珠一斗。武则天也派人捎来了话，向他表示感谢。没出几天，他接到了晋升中书侍郎的任命书。

从此，他铁杆地站在了武则天一边，为她效犬马之劳。他的劳没白效，在武则天戴上凤冠后，他终于成了位极人臣的宰相。他与长孙无忌有仇，借着武则天的鳃旨，将长孙无忌置于了死地。

李义府待人，貌似很温和、很恭敬，和人说话满脸堆笑，可心地却极其阴险毒辣，凡有人不愿依附他，便想尽办法进行陷害。在做了宰相后，这种特征愈发厉害，人背后讥为“笑中有刀’”。又因他柔软害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李猫”。

“李猫”好色，好色到了无廉耻且枉法的地步。时洛州有个叫淳于氏的妇人，因犯通奸罪，被关押在大理寺狱中。李义府听闻这女人有非同寻常的姿色，让大理寺承毕正义为她开脱罪名，另择居所，准备纳她为妾：大理寺卿段宝玄怀疑其事有蹊跷，遂向唐高宗作了汇报，要求予以调查。消息传出，毕正义吓得畏罪自杀。唐高宗在武则天的影响下，对李义府进行了袒护，准备不了了之。侍御.史王义方继之而起，当廷揭露李义府贪色枉法，以及当初因和刘泊、马周同性恋而受到推荐的秽行。因牵涉到性的问题，言辞被“正人君子”听来有些狠衰。唐高宗大怒，将王义方贬为地方小官，而李义府则安然无恙。

李义府凭着有武则天做靠山，不断作恶，卖官弩爵，并逐渐将唐高宗不放在眼里。最终，数罪并发，被判发配，死在了贬地，朝野一致称快。

细说隋唐41：来俊巨、周兴

酷吏在“二十五史”中多有专传，被录下姓名的酷吏有着相当的数量。自秦汉到明清，酷吏各有各的酷法，然最闻名的，莫过于唐朝的来俊臣与周兴。

来俊臣，出生于一个赌徒之家，因受家庭的影响，打小就染得一身坏习气。长大后，更是为人残忍，常做害人之事。又不务正业，从小偷小摸，发展成了一个盗窃犯。事发后，被关进了和州(今安徽和县)大牢，等着被判刑。

时正值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风，且告密不论事实，不论身份，告得好了，便可升官发财。机灵的来俊臣从狱中得到消息，立即向地方政府申报，说有密要告，冀此摆脱牢狱之灾。然刺史是唐宗室东平王李续，本来就对告密风充满反感，再核实来俊臣所告的密，全是无中生有，将他杖了一百下，仍关进了大牢。

就在来俊臣在牢中养伤之际，李续因宗室的缘故，被罗织了罪名而予以处决。他得知后。直接向武则天投了诉状，说他前时曾告过密，内容是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父子分别起兵于博州、豫州之事，结果竟遭到了杖责，却又无处申冤。

武则天亲自阅览了诉状.认定来俊臣是被冤关冤杖的忠臣，特地下令将他赦出牢来，破格升迁为侍御史，掌理刑狱。得了这个差使，来俊臣成了武则天手下最得力的酷吏，渐成酷吏之首。

他上任伊始，首先伙同周兴、索元礼、万国俊、侯思止、王弘义、郭霸、李仁敬等酷吏，各自养了数百名无赖，专门告密，从而形成一支庞大且破坏力极大的告密队伍。

为了使告密成为一门学问，来俊臣和他的党羽朱南山等人编撰了《告密罗织经》，详细教授怎样网罗无辜，怎样编制反状，怎样告密，怎样拘捕。其内容翔实，多有历史案例的引证，并有一套能够实际操作的具体办法。

为了有效地对付人狱的被告，撬开他们的嘴巴，来俊臣等酷吏极尽他们的聪明智慧，推陈出新，弄出了名目繁多、令人发指的刑具大系列。如将犯人的手脚撑开，绑在木架上不停地旋转，叫做“风凰晒翅”；将犯人用绳子捆住腰，然后将手上的枷锁向前牵引，叫做“驴驹拔撅”；让犯人跪在地上，再于枷锁上置一大瓮，叫做“仙人献果”；令犯人立在高木上，将枷锁往后引，叫做“玉女登梯”。此外，或将犯人倒悬梁上，在脖颈上吊以大石；或用醋灌鼻，使犯人呛出血来；或用铁圈箍在犯人头上，在其中打进木榨，致使脑浆进出。他对枷锁的使用别具匠心，令索元礼等人制作了大枷锁，分为十种花样：一是定百脉，二是喘不得，三是突地吼，四是著即承，五是失魂胆，六是实同反，七是反是实，八是死猪愁，九是求即死，十是求破家。

来俊臣在审讯犯人前，不管罪名轻重，一律先杀其气，或以醋灌鼻，或囚在地牢，或装入火瓮，或关进粪秽遍地的牢房，并断供食物，致使有些犯人撕抽衣絮充饥。不招认，至死不得出。他还领着犯人参观刑具。并详细介绍其功能。犯人见了，大多魂飞魄散，不打自招，从而审理了一件件，’谋反案”，将武则天所痛恨的唐宗室成员、唐臣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一千多家在他的手中家毁人亡。

在武则天眼中，没有来俊臣破不了的案，他成了破案奇才，于是不断地重赏，不断地加官，想方设法刺激他的积极性。来俊臣变成了朝廷中的猫，所有的朝臣变成了鼠，鼠见了猫，只有怕的份，只有躲的份，只有被玩弄的份。

来俊臣是告密成功的样板，是酷吏中的楷模。在这样板和楷模的影响下，几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想做官得先告密，要想做红人得先进人酷吏行列。于是，告密风愈演愈烈，酷吏队伍越来越庞大。

来俊臣审案，绝对不许对方辩解。为彻底阻绝犯人辩解，他在审理大将军张虔渤、大将军内侍范云仙时，做了两个杀鸡傲猴的实验。张虔黝咬定自己是无辜的，不服强加给他的罪名，被大刑伺候了一场，然他还是不服，向司刑承徐有功申诉，言辞极为激烈，来俊臣命卫士将他用乱刀砍死。范云仙同样不服，向有关方面申诉自己的冤情，来俊臣命卫士当场割去他的舌头。此二事传了出去，从此无沦贵贱，一成为被告，都吓破了胆，再无人敢辩解、敢申诉。

无论来俊臣多么精明，他也有失算的时候。他诬陷.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以及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巫卢献、御史中丞相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七人谋反，将他们逼供立了反状。然在狄仁杰的智.牛下，在被杀宰相乐思晦的儿子在宫门前的喊冤下，了解了真情的武则天下令免去了他们的死罪。

来俊臣的案越审越大，直审到太子李旦的“谋反”案。在武则天的支持下，他对李旦的侍巨和宫人进行了筛网式的审讯，每人予以严刑拷打。这些人经受不住，都一一自诬认了罪二唯有一个叫安金藏的乐工，被打得遍体鳞伤，依然在抗争，他对来俊臣大叫：“你如不信金藏之言，我剖心以明太子不反！”

说罢，拿出佩刀自刺胸腹，以致五脏俱出，血流满地。武则天得报，将安金藏接人宫中，令御医给他抢救治疗。

翌日，安金藏才苏醒过来，武则天亲临探视，并激动地说：“我的儿子不能自明不反，而使你如此。”

遂下令中止来俊臣的审讯，了结了此案。

酷吏并非一种自立的政治力量，它之所以能存在.关键在于有个作用，即能替掌权者用近于非法的手段除去异己。酷吏虽是个群体，但其是各自为掌权者效命的，一旦酷吏中有人被掌权者所厌弃，那么其他酷吏就会像狼群处理受伤的狼一样，扑上去将他噬咬得粉碎。

一则“请君入瓮”的成语，便与此有关。

这成语的出典，出自来俊臣和周兴之间。周兴是有名的酷吏，他的手上不知沾了多少条人命。他和来俊臣意气相投，时常在一起对饮，谈论如何对付犯人。一日，他们正在饮酒，突然武则天传来密令，要来俊臣负责审讯周兴和另一酷吏邱神勋图谋不轨之事。

来俊臣接令后，装作无事一般，继续和周兴聊天，慢慢将话题引了过去，问道：“牢狱中有些犯人不肯认罪，不知用什么办法叮以让他们招供？”

周兴回答说：“这很容易，只要取大瓮一个，在周围燃起炭火，然后将犯人置于瓮中，他肯定马上认罪。”

来俊臣立即命人送来一个大瓮，燃起炭火，站起来对周兴说：“朝廷送来状子，告你有谋反之罪。你若不承认，请君人瓮。”

周兴当即吓得叩头认罪，并立了供状：周兴被判流放，在途中被仇家所杀。

来俊臣贪财又贪色，为此，他制造了许多的冤狱。他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讨金帛遭拒绝，便罗织了谋反之罪将其溢杀：他又将同样的罪名，套在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解斯罗的头上，以夺取其长得出色且能歌善舞的牌女：这类事做得多了，闹出不少丑闻。武则天开始有些讨厌他，将他贬了职。可他又用更大的告密，一次诛杀了千余人，重新取得了武则天的欢心。

作为超级打手的来俊臣，毕竟缺乏高级政治素质，然他野心又大得很，不甘心老是充当打手，凭着武则天对他的宠信，他突发奇想，欲全面摧毁武则天所依靠的政治集团，由他来取而代之，掌握朝廷政柄。他的具体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罗织武氏诸要人及太平公主、张易之连谋叛逆；第二步，罗织庐陵王李显与太子李旦串通大臣连谋叛逆：从武氏到李氏两个方面，掏空武则天的政治基础。在他准备付诸实施前，和他闹狗咬狗矛盾的酷吏卫遂忠获知其谋，向武则天作了呈报。被他罗织的对象，闻讯大惊大怒，立即组织了反击，弹幼来俊臣贪赃枉法、霸人妻女等罪状。

武则天终于愤怒了，更按着狡兔死走狗烹的不易古训，下令将来俊臣弃市。

行刑后，他的尸体被陈在洛阳街道示众，他的仇家纷纷赶来，争抢着挖眼、摘肝、剥面，须臾而尽。

洛阳市民庆贺说：“自今往后，可以高枕无忧了！”

其他酷吏，也多无好下场，遭到了百姓相同的沮咒。

细说隋唐42：唐中宗、韦后

唐中宗李显是个悲剧，其生是种悲剧登位是种悲剧，死还是种悲剧，一种贯穿一生的悲剧。

李显是武则天所生的第三子，在唐高宗的儿子中排行第七，生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一月。在这前一年，他母亲武则天用断去手脚，浸于酒瓮中的残酷方式，害死了被废的王皇后和萧良娣，取代了皇后之位。她们死后，武则天不断梦见她们披发沥血的惨死状，换了居所，依然如故。这说明武则天是恐惧的，加上她为清除反对她的政治势力而焦虑，恐惧和焦虑给她带来了紧张的心理状态。李显就是在这段时间被怀上的，由此他在胎中受到了相当的损害。李显日后具有胆小1庸碌、怕事等性格上的缺陷，显然与此有关。

尽管生而为皇子，且是皇后一系的嫡子，与生俱来有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然朝廷中血淋淋的争斗，以及狠心的母亲将兄长李弘、李贤弄死的惨剧，无时无刻不在震颤着他的心灵。

在二哥李贤被废后，他依次被册为太子。当了太子，他不仅无任何的兴奋，反而背上了更大的担忧：不知何时会重蹈兄长们的覆辙。

唐高宗驾崩，他按部就班地接了位。可他是空头天子，一切大权被母亲武则天掌握着。他对母亲具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对枉为天子又有一种失落感，从而他把感情移到了皇后韦氏的一家和他乳母的一家上。争取权力和感情的双重因素，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任用岳丈韦玄贞为宰相，任用乳母的儿子为五品官。然这决定遭到了中书令裴炎的激烈反对，并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感到儿子的决定背后，包藏着危及她临朝称制的居心，立即果断地予以了反击，废去了他的帝位，降为庐陵王，赶至房州(今湖北房县)。

仅当了两个月皇帝的李显，是和韦氏一起被贬放的。在房州的岁月，李显是提着心过日子的，他很怕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给他送来赐死令。每当朝廷派有使者前来，他都认为是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恐惧，想一死了之。

幸得韦氏有见识、有胆量，常安慰他说：“祸福相倚，非人所料，岂可一死，不如等待时日。”

李显受到鼓励，感激地许下诺言说：“如能一朝重见天日，当对你不加任何禁忌，任凭你所为。”

当时他们夫妇感情很好，为活下去而相濡以沫。他们在房州生儿育女，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显最爱此女，常脱下自己的衣服裹抱，昵称为“裹儿”。

在朝廷中狄仁杰等忠于唐室的政治势力的争取下，李显终于被武则天迎回了洛阳，重新立为太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他在宰相张柬之、崔玄玮与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右台中垂袁恕己五大臣的强行拥护下，趁武则天病重之际，进行了政变，夺取帝位，复辟了李唐王朝。

唐中宗登位，为嘉奖张柬之、崔玄玮、敬晖、桓彦范、袁恕己五人之功，将他们均封为王。然而，他虽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却对武氏势力作出了很大的妥协，让武三思拜了相。

让武三思拜相，不是全出于妥协，而是唐中宗和皇后韦氏的一个政治设计。他们在复辟前，为了取得武氏力量的保护，将安乐公主许配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从而结成厂亲家。他们利用亲家关系，提携武只思，让他领导武氏残余力量，与五王平分秋色，以平衡政治关系。

韦氏在成为皇后后，因唐中宗庸碌无能，学了当年婆婆武则天的样，开始干预朝政，权势与日俱增。宰相桓彦范等人多次上奏，要求唐中宗防范韦氏尾大不掉。可唐中宗信守他当年许下的诺言，听凭韦氏为所欲为。

此时的政坛，又冒出了两个女人：上官婉儿与安乐公主。

上官婉儿是因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而被杀的上官仪的女儿。她因父罪而被发人宫中为奴裨，然由于异常聪慧，做得一手好诗文，且精通政治之道，被武则天免了奴啤身份，掌管诏命，由此成了权势人物。唐中宗复辟后，她非但没受到处罚，反以出众的才华，被收为殡妃，拜为昭容，专掌起草诏令。可她并没有只向君主效忠，见韦氏势力强大，遂把宝押了上去，以冀成为旷古未有的女宰相。她起劲地出谋划策，成了韦氏集团的主要骨干之一。

安乐公主仗着父亲的特别宠爱，也抓了大权在手，十分的骄横跋雇，王侯宰相多听命于她。她自制诏效，卖官蔫爵，然后遮住文字，要父亲签署。唐中宗只是呵呵地笑，依言而做。她大造别墅，修了广达数里的定昆池，其中建起难以计数的亭台楼阁，华丽得令人膛目结舌。她见父亲无能，就贴近母亲，成了韦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她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其目标大得惊人，要改变皇位传子不传女的传统，代替皇太子而成为皇太女。她反驳大臣的反对意见说：u武氏之女尚且能做天子，我是公主，如何不可做皇太女？”唐中宗笑而不答。

为抗衡五王，韦氏与上官婉儿、安乐公主、武三思结成了政治集团。在上官婉儿的穿针引线下，武三思进人了宫中，和韦氏勾搭成奸。唐中宗知道他们的隐情，不仅熟视无睹，且有时在旁观看他们赌博，看得乐了哈哈大笑。士人韦月上书说，武三思私通宫掖，将有谋逆。唐中宗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斩首。为彻底控制朝政，在韦氏的支持下，武三思、上官婉儿、安乐公主合伙诬陷张柬之、崔玄玮、敬晖、桓彦范、袁怒己五王图谋不轨，将他们全部流放岭南，而后再将他们一一害死。

去了这些政敌，韦氏集团还有一大眼中钉，即非韦氏所生的太子李重俊。他们时常欺凌他、侮辱他，恨不得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李重俊是聪明人，但从小缺少良好的调教，性情有些怪决，缺乏政治气度。在忍无可忍的情景下，他没作周密的政治分析，就联结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等人，矫诏调集了三百羽林军，发动了政变。他先领兵冲进武府，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党羽，随后包围了宫城，杀向韦氏、上宫婉儿、安乐公主的住所。韦氏急忙拉唐中宗登上玄武门楼，让唐中宗用君主的号召力瓦解了李重俊的部队。李重俊兵败后，逃向山区，被部下杀死。

李重俊的身亡，使韦氏集团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韦氏的尊号一加再加，从“顺天皇后”加到“顺天姗圣皇后”。“[立羽]圣”，其名称虽不同于武则天的“二圣”，然实质已相差无几。她的党羽为其大造舆论，说她是顺天应人的“国后”，有夭命在身。

韦氏为自己制造天命，实是想成为武则天第二，以圆她的女皇梦。唐中宗并非不清楚这一点，然为报当年韦氏相濡以沫之恩，他不仅一直在装糊涂，且为韦氏大开方便之门。

然唐中宗内心毕竟是矛盾的，他对母亲武则天的行径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因为他在那个时期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梦魔，有时想起来还是芒刺在背。为此，他又不想让韦氏如此肆无忌惮地重复历史，让李唐王朝再蒙受奇耻大辱。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连续有人上书，说韦氏集团将要谋反。唐中宗杀了一个郎岌，又来一个燕钦融。

燕钦融是地方官吏，他上言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一宗族强盛，安乐公主、咐马武延秀(安乐公主在武祟训死后，又嫁给了武延秀)、宰相宗楚客等，企图颠覆社樱。

唐中宗将他召来问，燕钦融据理力争，神色不改。唐中宗心中明白，默默不语。待燕钦融出廷后，宗楚客矫沼令飞骑将他摔死。唐中宗闻讯，嘴上不说，神情却是侠侠不快。

韦氏集团看出症候，认定唐中宗心理起了变化，发展下去对他们将非常不利。韦氏觉得丈夫的变化不利于她圆女皇梦；安乐公主觉得父亲的变化不利于她当皇太女。母女二人商量之后，认为往日她们所依靠的唐中宗不但己成为她们最大的政治障碍，且还可能危及她们的生存。由此，她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暗中将毒下到了御膳中。被蒙在鼓里的唐中宗，吃了一命鸣呼。

韦氏秘不发丧，派她的侄子、外甥统兵五万拱卫京城，并做好了各种防范措施。然后伪造遗诏，立唐中宗的幼子李重茂为帝(少帝)，由韦氏临朝称制。

临朝称制，只是韦氏的一个过渡步骤，她的党羽纷纷劝她效法武则天，走上皇位。宗楚客上书援引图徽3以证明韦氏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女皇。为给韦氏扫清登位的障碍，宗楚客与韦氏侄子韦温、安乐公主策划弄死李重茂，再诛杀曾做过皇帝的李旦及其妹太平公主。

然而还未等到他们动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捷足先登，率领听命于他的羽林军，用军事政变的方式，处死了韦氏、安乐公主、上官婉)L以及所有党羽，彻底解决了武氏的残余力量。事毕，扶他父亲李旦登上了皇位。

细说隋唐43：唐睿宗、太平公主

唐睿宗李旦和他只哥一样，都是梅开二度的皇帝。

李旦为武则天第四子，在唐高宗儿子中排行第八。他出生以及成长之时，正是武则天当政方兴未艾之际。他不仅没得到皇嫡子身份这顶保护伞的庇护，相反，比其他人更容易卷入是非的游涡中。在说话不慎就要说错、做事不慎就要做错的恐怖气氛下，他干脆不说话、不做事，摆出胸无大志样，只是孝敬父母，关起门来读书，借练书法以磨平性情，钻进文字训话堆中消度时光。在如此环境中长大的李旦，英气萎缩，很是一副庸碌状。

他第一次登位，是在母亲武则夭将三哥撵下台后。从那时起，他虽说是皇帝，然正殿也不得坐，坐在偏殿，当临朝称制的母亲的摆设。这一摆设被摆设了六年，在母亲易唐为周后，他被降为皇嗣。皇嗣本是皇太子的别称，然他只能叫皇嗣，享受皇太子的礼仪，却不能叫皇太子。这皇嗣他当得十分困难，几度被酷吏罗织进谋逆分子的行列，遭到了一夜三惊的审查，最终得以侥幸过关。

待到三哥从贬地被召回，李旦明白自己的皇嗣当到了头，由是知趣地提出了让位。武则天接受了他的请求，立李显为皇太子，将他改封为相主。他一如既往，保持着温良恭俭让。

李旦潜缩着爪牙，一直潜缩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终于伸展了爪牙，参加了以三哥为首的政变，一同诛灭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母亲移交政权，恢复了唐柞。他有功，以功被进号为“安国相王”，居百王之首。三哥考虑他也曾做过皇帝，为安慰他，假惺惺地要立他为皇太弟，意即在百年之后传位于他。他知道这王朝是三哥一家的王朝，不可能由他来分一杯羹，由是坚决地推辞了。

推辞之后，他百事不管地当他的安国相王，坐看韦氏集团胡闹。然他再不管也没用，韦氏集团还是认为这个有过皇帝经历的李旦，以及他的妹妹太平公主，对他们有着莫大的潜在威胁。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唯一的女儿(武则天另有一女，为嫁祸予王皇后，她亲手将服释中的女儿弄死了)，深得武则天宠爱。早先吐蕃赞普遣使要求和亲，提出娶太平公主为妻。武则天没舍得，将她嫁给了光禄卿薛耀的儿子薛绍。后薛绍兄弟被牵连进越王李贞的叛乱事中，被处死。武则天又暗杀了她侄子武枚暨的妻子，将她嫁给了武枚暨，以亲上加亲。

生得方额广颐的太平公主，多权谋，常参与朝廷的政事。武则天认为，这个女儿和她很相似。然由于武则天的厉害，太平公主对母亲很是敬畏，在当时挺收敛，并不敢惹事生非。

她对政治有浓重的兴趣，更喜欢在政治大风浪中弄潮。在武则天病重之际，她降低了对母亲的敬畏，积极参加了李唐王朝的复辟活动。事后，封为‘’镇国太平公主”，被允许开府设置官属。她不像四哥那般敛光韬晦，而是大露锋芒，推荐依附她的朝臣为大官，百般笼络文人学士，以扩大她的势力。由于她做得很得体，在朝中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她不仅擅长权术，且有大刀阔斧的泼辣，从而韦氏、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对她很是忌惮。

在唐中宗被韦氏集团毒死后，他们将打击矛头暗中对准一了李旦和太平公主，欲将他们及其一脉的势力来个一锅端。

然而，韦氏集团最终非但不能如愿以偿，反而遭到了灭顶之灾。这灭顶之灾是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带给他们的，也是太平公主带给他们的。在李隆基政变诛灭韦氏集团之前，太平公主积极地给子了道义以及人力、物力的支持，并派出她的儿子薛祟简加人其中。

政变成功，然皇位_仁还呆着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决定抬出李旦，以取代少帝。可李隆基抬自己的父亲恐遭物议，说他发动政变是出于私情。李隆基不能说，其他朝臣也不敢直说。太平公主见这是自己立功的大好机会，当朝臣们在朝廷中议论不休之际，她大步走上前去，将少帝从皇位上半扶半拖地拉下来，并对他说：“天下事已归相王，此座非儿所坐！”

唐睿宗重新复位，坐到了久违的宝座上。

名实相符，才能当上大权独揽的皇帝。然而，唐睿宗本身并没实力，他是靠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联合支持，才登上台的。自然而然，他的新朝的实际权力，是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在平分秋色。可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往日的政治联合，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出于权力再分配，逐渐破裂了，演化成尖锐的矛盾。唐睿宗不得已，只能充当和事佬，尽力弥补他们的缝隙，以使政权得到支撑。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尽力起用一批旧唐臣，以建立本身的政治基础。从而，这个朝廷形成了一种很怪异的现象，唐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三者，构成了近似各自为政的三角政治。

三角政治不过是种架构，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两大实力派仍无时无刻不在较量，以较量出胜负为止。

太平公主非常了解她的四哥，每出言献计，必能打中他的心思。从而，唐睿宗对她几乎是言听计从。得了这种便利，她大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在她本人被加了实封万户外，三个儿子被封王，其他儿子均官居高位。时有一七个宰相，其中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提、陆象先五人竟然都出自她的门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等军官积极向她效力。各地地方官争先恐后地讨好她，不时向她献上丰厚的物品。她占尽了长安的良田，庄园遍布京师，所用器物络绎不绝地从各地运来，府中的摆设、车马、倡优能与宫廷相媲美，侍候她的侍女、奴仆、苍头有千余人。

太平公主认为，要压制李隆基，最关键的一步，是阻止他成为太子。由是，她和党羽们借皇位嫡长继承制传统观念到处宣传，说李隆基不是长子，不宜册立为太子。而太平公主的这一策划，在一个角度上和唐睿宗的思路发生了契合，因他明知道李隆基有大功于社翟，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但他从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还是看中了较为温和的长子李成器，不希望李隆基成为太子。

然而，李成器是识大局的，他不想卷人险恶的斗争漩涡中去，坚决不肯被册为太子。他且以平时立嫡、危时立功的古训，声泪俱下地向父皇陈请，要求立李隆基为太子。加七朝中的舆论倾向，唐睿宗迫不得已立了李隆基为太子。

太平公主不愿承认现实，她继续在力挽狂澜，强行要求宰相们同意废除李隆基的太子地位，但遭到姚崇、宋憬的反对，无奈只得暂时作罢。

此时朝中政治力量的对比已有所变化，李隆基取得太子位，利用正统的身份，建立了更大的政治威信。他利用政治威信，发出了强有力的政治号召力，使得大批的朝臣转变了立场，站到了他的一边。

先天元年(公元713年)，在皇位上被搅得心力憔悴的唐睿宗，已不想再充当这名不副实的皇帝，遂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向天下宣布退位，自称太上皇，由李隆基继立为天子(唐玄宗)。

唐玄宗登位后，太平公主仍不甘心，继续与之为敌。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她作了孤注一掷，先是收买宫人元氏，让她在御膳中下毒。此事没能做成，她又与其集团骨干商议，决定发动政变。

最后，还是唐玄宗抢先了一步，他组织了军事反政变，调动羽林军，将太平公主集团骨干杀了个殆尽。

太平公主逃奔南山寺庙。三天之后，她在绝望中被迫返回京城，等着她的是赐死令。

细说隋唐44：史才刘知几

初唐是个史学丰收的时代，一部“二十五史”，其中有八种出于这个时代，其书日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这是史坛的一件盛事，然在这盛事之后，又出了一件大奇事，刘知几撰写了千古奇书—《史通》二(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评类专著，也是第一部史学史专著。

这部煌煌奇书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

内篇三十六篇，分《六家》、《二体》两块，总结以往史书的类别和体裁，以及优劣得失。《六家》为纪言的《尚书》，纪事的(春秋》，编年的《左传》，国别的《国语》，通史纪传的《史记》，断代纪传的(汉书》。考二体》为编年和纪传。

外篇十三篇，分(史官建置》和《历代正史》两块，前者叙述以往官方史书编纂机构以及主管官员；后者叙述以往官方对编年体与纪传体两种正史的编纂过程。

这部奇书，奇在包罗万象，奇在贯穿古今，奇在突破陈见，奇在标新立异，奇在直言不讳，奇在震聋发联，奇在自成一家，更奇在空前绝后。当时的大学问家徐坚推崇道：“以史为职者，当以此书为座右铭！”清朝的大才子纪晓岚赞扬道：“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

刘知几名子玄，因避唐玄宗讳而以字行，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时与其兄刘知柔以文学起步，获得声名后，进士及第，被授为获嘉(今属河北)主簿。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武则天命九品以上文武官员上言论时政得失，刘知几上表论了多事，言语相当激烈。时武则天为了将唐朝的政治旧基础改造为她的新基础，用滥施官爵和收紧法网双管齐下，使大批士人为此断送了性命。刘知几痛感于怀，写了《思慎赋》，予以讥刺。在文坛以“苏、李”并称的苏味道、李娇见后大为惊奇，直呼：“陆机《豪士》所不及！”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喜欢并擅长文学的刘知几，在晋升后，被转人了官修史书的领域。他官职几变，一变为左史，二变为凤阁舍人，三变为太子中允，然一直兼修国史(唐朝史)。

唐朝官方修史，属于国家政治大事之一，君主极其重视。然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否则便过犹不及。由于君主的重视，从而常将多名宰相、大臣派去监修国史。时武则天派在史馆的监修官的阵容是：侍中韦巨源、纪处呐、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以及中书侍郎萧至忠。然这么多人领导，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政府全力支持的效果，反而衍生出种种弊端，致使费时费力，却不能如期完成国史的编纂。而萧至忠不仅不寻找监修班子的原因，反而责怪一直在辛勤笔耕的刘知几，说他没尽到责任。刘知几一气之下，提出了辞呈，并上书萧至忠，详细地分析了官修国史的问题。

这道上书，虽夹杂着刘知几的一些个人意气，然公允而言，绝不失为一篇总结官修国史问题的杰作。他说了五个问题，大意如下：一是古代国史都出于一人之手，如左丘明修《春秋》，司马迁修《史记》。到了东汉大集群儒，开始官修国史，但各以为是，致使长年累月修不出一部史。二是汉代修史的资料来源，有从下而上的一套合理的程序，由此史官得以写出记事丰富的史书。而到了近代，史官要自寻资料，又缺乏其他部门的配合，故而难以写出像样的史书。三是古代修史全部公开，以示公正。近代史馆，为防止人情干扰，严加保密。而现在的史馆，人多嘴杂，实在无密可保，致使史官畏惧人情而不敢秉笔直书。四是古代修史提倡惩恶劝善，有良史之道。而今监修官太多，十羊九牧，莫衷一是，又没是非标准，以致史官无所适从。五是设置监修官当有负责之实，如何定体例，如何作分配，如何来撰写，如今却一无所有，只能让史官虚度时日。

刘知几的论述，道出了官修国史难以成功的实质。然他的直言无忌，触怒了宗楚客、他对史官们说：“此人这般说话，到底想将我置于何地！”相比之下，还是萧至忠顾全大局一些，认为刘知几史才难得，不准他辞职，强留他在史馆。

人虽留在了史馆，可刘知几的主张，根本不为监修官们所认可。在无奈的境况下，他一边敷衍着修史的工作，一边将业余时间全用在了《史通》的修撰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官修国史问题上的遗憾，才得以促成这部伟大的史评专著的诞生，否则，历史界将生出另一种遗憾。

在《史通》完成后，在史才上很自负的刘知儿，仍然感到很大的失落，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理解他。从而他将修撰国史的工作，移交给另一个史学家著作郎吴兢，自己去修撰截刘氏家史》、《谱考》这二本谱碟类著作，受到史学界的赞誉。

刘知几不仅在史才上自负，且在前途上也很自负，确切地说，是史才的自负激起了前途的自负。他在《刘氏家史》中考证出，他这一脉的刘氏子孙，当是汉宣帝之子楚孝王刘嚣曾孙居巢侯刘恺的后裔。由此，他多次对人说，他若能得到封爵，必以居巢为名。他的自我预言，在修撰《武则天实录》后，以修撰之功得以实现，被封为居巢县子。

刘知几在.史馆执掌国史修撰，长达二十年，经他手所编纂的史书，绝大多数得到了时人的称赞。

这个史学大才，并没能得到善终。晚年他把触角伸到了与政治关系更直接的经学界，不慎得罪了宰相，受到经学博士的攻击。旋即，他的儿子太乐令刘赐犯了罪，他认为儿子是无辜的，跑去向宰相申诉，结果引得唐玄宗大怒，被贬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抑郁而亡。

刘知几著作颇丰，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史通》；他谈话甚多，其中最为闻名的，是有关“史才”的界定。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在文、史两界都有建树的刘知几：“自古以来，为何文士多而史才少？”

刘知几的回答是：“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而史才少。三长是：史才、史学、史识。若有学而无才，犹如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箱，却让愚者去经营，终不能增加财富。若有才而无学，好似巧如鲁班，而家中却无工具，终不能营造成宫室。最要紧的是史识，具体的表现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这如同为虎添翼，所向无敌。不具备三长，不可居史职。然从远古以来，罕见其人。”

他嘴上说“罕见其人”，实际其人正是他自己。

细说隋唐45：千古奇帝唐玄宗

光荣与耻辱集于一身，伟大和渺小熔于一炉，雄豪与软弱混于一体，英明和昏暗结于一生，千古奇帝唐玄宗，大写出了一个奇字。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因排行缘故，宫中称他为李三郎，自称阿瞒。阿满是曹操的小名。曹操在东汉末，从无名之辈崛起一方，最后主宰中原，无论从气度、韬略、手段、用人、施政等哪方面讲，都胜人一筹，且功绩辉煌，堪称拨乱之主。唐玄宗自称阿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他要效法曹操，成一代雄主。欲以同名造成同等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其中的进取精神却可以一脉相承。

唐玄宗的一奇，在于他从皇室的旁支，成为俯视天下的君主。

李隆基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是他连续奋斗的结果。他以诛灭韦氏集团之功，取得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并成为皇帝；然后剪除太平公主集团，巩固了皇位。他从血琳淋的宫廷斗争中杀了出来，揭开了唐朝历史崭新的一页。

唐玄宗的二奇，在于他创造了一个盛世：“开元之治”。

他上台伊始，从尚俭、戒奢入手，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将整个身心投人到促使天下大治的大业中去。

他放手任用姚崇，用姚崇的治国才干与理念，构建治理天下的基础。他把日常政务全交给姚祟处理，并处处帮助姚崇建立权威。姚崇起先尚有些缩手缩脚，对任命郎吏等小官都不敢自行决定，前来请示。他仰视殿顶，一言不发。待姚崇走后，他对宦官高力士解释说：“联委托姚崇处理庶政，大事自然应该共同商议，但如任命郎吏这等小事，有何必要一一来烦联！”当高力士把这个精神带给姚崇后，使姚崇领悟了他所身负的历史使命。

他努力扭正前朝以来卖官篱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调整官吏队伍的组织结构。其中最有力的一项举措，是下诏废除斜封墨救官、员外、试、检校等各种非正途选拔的官员。如此，节省了棒禄，减少了财政开支；维护了官僚队伍的纯洁，恢复了正常的选官制度；改变了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使政府机构得以运转灵活。岑仲勉就此评论说：“政治不走上轨道财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跟邋阶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胭、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隋唐史》，中华书局)在有着强烈民本思想的唐玄宗的眼里，地方官是朝廷和民众之间的纽结，地方官的形象及其政绩，关系到民众对朝廷的向背。故而，他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拔和任命。他登位不久，就召见了京瓷地区各县令，告诫他们在荒年饥岁时，不得忽视对百姓的抚养存恤。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当有人向他告发锉选充满黑幕，所授县令大多是滥竿充数时，他借这些新县令向他谢恩之际，突然考问起他们治民的方法。结果，除一人及格外，二十多人被改授其他官职，四十五人被遣回家乡重新学习，主司官吏部侍郎卢从愿飞李朝隐引咎辞职。

唐玄宗大治天下，有个蓝本，这个蓝本就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由此，他大力效法唐太宗，在各种效法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虚心纳谏。他听从太子舍人贾曾的批评，远离了声色；他听从宋憬的建议，不以私恩授官；他听从沛州刺史倪若水的谏议，停止在江南捕捉珍禽；他听从汝州刺史韦凑的谏奏，不再违反丰L制为生母窦德妃建陵；他听从，一行的劝告，降低了女儿出嫁的仪式规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纳谏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使他以明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由此，史称：“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唐玄宗是个深得驭臣之道的君主，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不断地调整中枢的人事安排。姚崇、卢怀慎为他打造了大治的框架；宋憬、苏颜为他推进了大治的进程；张嘉贞、源乾暇为他维护了大治的格局；张说、源乾暇为他添加了大治的内容；李元献、杜遥为他支撑了大治的门面；萧篙、宇文融为他谱写了大治的新章；裴光庭、张九龄为他注加了大治的活力。在开元前二十几年中，政纲不能说尽善尽美，政府不能说白璧无瑕，宰相不能说成圣成贤，然总的说来，建设大于毁坏，成就大于弊病，上升大于坠落。从而，大建设、大成就、大上升构成了大治，一种空前绝后的大治，一种黄金岁月的大治，一种永垂史册的大治。

大治处在开元期间，故称“开元之治”。“‘开元之治”比“贞观之治”更具大治的性质。得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跻身于伟君的排行榜中。

唐玄宗的三奇，在于他由明君转为了昏君。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形容君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最地道的一句古训。把这句古训套在唐玄宗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由明转昏这个转变，起因是唐玄宗在长期弹心竭虑理政之后，感到一种极大的身心疲惫，疲惫之余，对永无尽头的政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烦。此外，“开元之治”的巨大成功，国泰民安的景象，也让他陶醉了，在道家清静无为观念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躲进深宫去彻底地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然政务还得有人来总领，由此，他把这个以前他自己担负着的重职，交给了宰相。

时宰相有两个，一个是具有强烈儒家观念的张九龄，此人是个不知转弯的直臣，无论遇到什么他看不顺眼的事，就要谏，且不停地谏，搞得唐玄宗挺烦；一个是具有法家观念的李林甫，此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政事，也有让百官唯命是从的能耐，他做事，很让唐玄宗放心。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因政见不同、门派不同，时常斗，明里暗里斗个不停。最后，唐玄宗出于自己的需要，踢开了张九龄，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了李林甫。

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使唐玄宗能在深宫中高枕无优地享乐，也为自己能彻底控制朝政，先堵塞了言路。

他召集全体谏官进行训话，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唯恐顺从还来不及，岂用多言！诸君看见仪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然稍有一鸣就被斥去，后悔也没用！”

谏官们被镇住了，不敢再上言。唯有一人不服，但立即遭到了贬职。从此，李林甫得以为所欲为，躲进深宫的唐玄宗，再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

出于保持自己独操政柄格局的考虑，李林甫为屏弃地方军事长宫进入中枢，以勇敢善战为借口，提出了用少数民族之人担任边将的设想。因李林甫的说法冠冕堂皇，立即被唐玄宗所接受。这个计划推行后，被任为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优遇政策，快速地膨胀了他的集团势力，养就了一支胡汉杂混、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李林甫把持的政局中，人才遭到排挤，异己遭到排挤，严酷的刊法代替了清明的政治。虽说大治带来的升平景象还笼罩着整个帝国，但其质已起了变化，盛况犹存，然已每况愈下，朝着衰世发展而去。

可以这样说，唐玄宗由明转昏的阶段，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阶段。

在李林甫身后，掌握朝政的是国舅爷杨国忠。他依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地当上了宰相。他是个市井无赖，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廉耻和顾忌，一朝得势后，对百官颐指气使，井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他贪得无厌，府中积财如山，无论是谁，只要不贿赂他，便无法办事。

由于政治的腐败，唐廷派在云南的地方官，和南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南诏为反抗压迫，联络吐蕃，将云南官军打得一败徐地。根本不懂军事的杨国忠，错误估计双方的实力对比，先后两次出动大军前去征剿，结果都招致了几乎全军覆灭的惨败。经此战争，唐朝元气大损，失去了以往在对外事务中的强势地位。

唐玄宗的四奇，在于他险些成为亡国之君。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很能讨唐玄宗的欢心，由此成了天下第一宠臣。杨国忠为和安禄山争宠，双方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杨国忠屡屡进言说安禄山要反，安禄山被逼得走投无路，又见唐朝兵备空虚，从而扯起了反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接连拿下洛阳、长安。

唐玄宗逃往巴蜀，他一路逃，一路丢，先丢了他心爱的杨贵妃，接着丢了皇位，逃到成都，仅留了一顶聊胜于无的太上皇的帽子。

幸亏他的儿子唐肃宗领导抗叛，收复了长安。回到长安的他，在短暂的热闹过去后，被迁人了冷宫，直至忧郁而亡。

从大盛世，到大败亡，唐玄宗从顶峰掉进了深渊。

一场万劫不复的安史之乱，将唐玄宗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

细说隋唐46：姚祟、宋璟

唐玄宗的时代，是盛唐的顶峰，而其中的“开元之治”，是这顶峰中的顶峰。而将唐朝推向这顶峰之顶峰，唐玄宗得力于两个人，具体说来，是开元初期前后的两任宰相：姚祟与宋璟。

姚祟，本名元祟，为避开元年号讳，改名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人。

唐玄宗的起家，是依靠了“龙武功臣”集团。然当他在皇位上坐稳后，也即在得了天下之后，将治天下当成了他的新使命。他知道，要完成这样伟大的使命，需要有个与他志同道合并极具才干的宰相来辅佐他。他审视整个功臣集团，并无这样的人物，最后，将视点落到了时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身上。

拜姚崇为相，是唐玄宗精心考虑的产物。

姚祟在谋略、文才、吏治、人缘等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现，在朝臣中犹如鹤立鸡群，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人物。他起仕于武则天之朝，以文思敏捷、下笔成章闻名。此后，下至挽郎，上至宰相，外至刺史，内至中枢，军至兵部，用至司仓，在宦海中饱经沉浮。丰富的经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多次提出了切合事情本质且行之有效的条陈。他提倡正气，反对逢迎；主张仁和，反对严刑。由此，受到了武则天的高度赞扬。他参加了五王拥护唐中宗的复辟，事后，却以旧臣之情，对下台的武则天一掬同情之泪，从而被赶出中央。到唐睿宗登位，他再度拜相，又因不愿附和太平公主，重蹈前辙。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深得民心，离任之际，当地民众为留下他而表现出了罕见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拜相前夕，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大条陈，作为他就任宰相的条件：一是废刑法而行德政，二是数十年不求边功，三是不准宦官干预政事，四是停罢一切非正途之官，五是对君主宠臣施以法纪，六是杜绝贿赂之途，七是停造各种寺庙宫观，八是君主待臣以礼，九是让谏官说话畅通言路，十是不许外戚干政。唐玄宗一一予以答应，这十大条陈成了他们君相合作的契约。

在排除了功臣集团的阻力后，姚崇正式走马上任。他推荐黄门侍郎卢怀慎，作为自己的副手：卢怀慎为人清廉谨慎，敬重有才者，自认自己不及姚崇精于吏道。凡事都由姚祟定夺，成为陪衬性的人物，人称“伴食宰相”。这种格局，有利于姚崇充分展开他的政治作为。

姚崇的治国基点，设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为解决寺院经济与国家争利，为阻止国人借当僧人来逃避赋税，也为争取大批劳动力，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大幅度地清理天下僧尼，迫使一万二千人还俗。

山东发生严重蝗灾，按照传统的习俗，认为蝗灾乃是天灾，非人力可以解决，非得修德祭天不可。然姚祟不顾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坚决下令灭蝗，结果灭蝗十四万石。同时，针对朝廷中倾向传统的舆论，表示由他独自担当后果。由此，灭蝗运动得以全面展开，从蝗虫口中挽救了大面积的庄稼，使山东地区得以避免大灾的侵害。

姚祟的理政方式，强调权变，每每因事制宜地推出措施，从不陈袭旧规。执行起来，大刀阔斧，从不拖泥带水。由此，他在中枢里一言九鼎，同僚们多唯命是从。他为办儿子的丧事，请了十多天的假。卢怀慎一筹莫展，坐看政务堆积起来，他向唐玄宗请罪，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联将天下事务委托给姚崇，尔等只需一旁坐着就可。”

姚祟假满之后，未费多少工夫，就将积聚下来的政务全部处理完毕，且处理得让人钦眼。

他为此得意地问人称“解事舍人”的齐淤：“我的执政，和管仲、晏子相比如何？”

齐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却能用其一生。而公制法，随后即变更，似乎不及二人，可称救时之相。”

姚祟大喜掷笔说：“救时之相，也算难得了！”

姚祟仅执政四年，然在这四年中，他政绩显赫，得到全国朝野一致的好评，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

唐玄宗每日都要和姚崇谈论政事，来则起立相迎，去则相送告别。一日不见，便恍恍若有所失。某天，大雨傍沱，路上泥泞有一尺多深，姚崇无法人宫，唐玄宗特令待者用御用便轿，前去将姚崇抬来。此事传了出去，朝廷为之轰动，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君主礼待宰相的登峰造极的举动。

唐玄宗重用姚崇，借助他三朝元老的身份以及练达的才干，以制定治国大纲。奠定天下大治的基础。姚崇不负君主的厚望，以出色的工作，给唐玄宗带来了“一干元之治”的曙光。

然而，泰极否来，姚崇巨大的成功，给他造就了丰隆的威望，也把相权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这终于触犯了唐玄宗的忌，在姚崇大致完成其作用后，唐玄宗让官员弹劝姚崇的两个儿子及其亲信接受贿赂，并量了重刑。站在巅峰的姚崇，不得不知趣地提交了辞呈。

唐玄宗准了姚祟的辞呈，并让他保有晚年的体面。

接替姚崇宰相之位的，是广州都督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他在武则天之朝，是个闻名海内的直臣。持法刚正，利赏得当，不避权贵，是宋璟执政的特色。为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秩序，他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权贵、豪强，并制定了许多利民的措施。朝野称颂他为“脚阳春”，意为他每到一地，如同和熙的春阳普照大地。

他注重人才，按才施用，不苛求全才，让百官各得其所。为此，他对唐玄宗说过一番精辟的见解：括州员外司马李琶、仪州司马郑勉具有才略，但性格怪异，好惹是生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然捐弃他们的长处，则又可惜，应该选为民风较悍的渝、砍二州刺史；大理寺卿元行冲公认有才，初用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难以称职，可任为谏官性质的左散骑常侍，让持法公道的李朝隐来代替；陆象先以德理政，宽仁而不容曲非，可授为河南尹。

用才得当，知人善任，是宋璟声望高扬、相业隆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那些用阿诀奉承或卑鄙手段索求富贵者，宋璟是深恶痛绝的。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睿及其特为宋璟所撰的《良宰论》。宋璟阅后，在文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此文颇有候谈的意思，隐士应直言相陈，怎能偷合苟容。文章若作得好，应从科举中求出身，不该私自送上。”

宋璟将个人得失置于脑后，对唐玄宗常犯颜直谏。处于政治上升时期的唐玄宗，对宋璟的意见，即使心存异议，也多屈尊予以同意。唐玄宗曾将一双御用金筷赐予他，以表彰他的正直。

在当时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宋璟以无畏和务实的精神，反对君主的愚妄行为。天文官预报将要发生日食，唐玄宗认为这是上天在通过日食向他发出替告，从而立即穿.仁素衣，接连下诏，撤除伎乐，减少膳食，释放冤枉被囚者，贩济饥民，劝励农桑，期望苍天开恩，赦免他的罪孽。宋璟认为这些行为本身都是无可指责的，但为日食特地而做，似乎有些荒唐。他委婉地对唐玄宗说，日食既然是上天劝人君修德的信号，那人君只要推诚即可，不需要接连下诏。他还从此事中强化了他的理念，即只要把利国利民的事一以贯之，是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的。

宋璟在朝廷积极倡导开明的政治风气。他主张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还要有适当的牵制，具体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君臣的私议和密议。他要求恢复贞观时期开明的政治制度：大臣奏事，谏官、史官必须在场，以记录君臣的议论；各机关长官的奏事，御史弹劝百官的奏文，应当公开，以此杜绝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的途径。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张，然作一r一个补充规定，说是特别秘密的事除外，从而留下了一个伏笔。

除了开明之外，宋璟还在宫场中提倡朴实的作风。他在广州施有惠政，在他当了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遗爱碑。然宋璟对唐玄宗说：“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我职位显达，他们便来馅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唐玄宗为此签发了一道诏书，严令全国刹除立碑之风。

宋璟虽拒绝了官民为他所立的遗爱碑，然他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他继姚崇之后、以萧规曹随的精神，把“开元之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姚崇一样，宋璟为相也是四年。最后，也是在唐玄宗认为宋璟完成了使命后，以阻压有罪者上诉以及恶钱泛滥二事，罢了他的相职。

史家对姚、宋相随，促成“开元之治”，中肯地评价道：姚祟善于应变，宋璟善于守法，二人秉性相异，却同归于道，齐心辅弼，以成大治。

细说隋唐47：开天盛世

开天盛世，是指以“开元之治”为基础，而以开元、天宝两个时期为时空范围的大盛世，其包括了整个唐玄宗时代。

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开元盛世时，通过《忆昔》一诗说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票米白，公私仓康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执鲁编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户口的多少，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决定着生产力的高低，也决定着赋税的收人，总之，决定着国力强弱的程度。开元、天宝时的户口数，在政府人口政策的支持下，在社会秩序安定的保障下，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比唐初有了一个大发展：开元、天宝时期，共有过六次全国性的户口统计，其具体数字如下：第一次，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7069565户，41409712口。

第二次，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7861236户，45431265口第三次，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8412871户，48143690口。

第四次，天宝二年(公元743年)，8525763户，48909800口。

第五次，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9069514户，52880488口。

第六次，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8914709户，52919309口。

唐初为38万户，按天宝末8914709户计算，户数增加了二十多倍。

大量的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开垦出了大量的耕地。据元镇说，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耕作的景象。(《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又据史学家汪钱在《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中研究，天宝时的耕地大约在800万顷到850万顷，相当于今天的6，2880亿亩到6，881亿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一个政府兴修的水利，便可以反映出该时代的农业状况。开元、天宝时，政府规定了每年兴修水利的固定时间，仲春疏通沟渠，筑立堤防，到孟冬结束工程。经过长年累月的兴修，加上前朝留下的工程，政府统计天下水利共有30033559处。

时江南塞北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利网，其中开元、天宝时兴修的有：华州：利俗渠、罗文渠、潜渠、敷水渠。同州：通灵破。洛州：伊水石堰、梁公堰二会州：黄河堰。陕州：上阳堤飞积翠堤、月阪堤。蔡州：玉梁渠。仆州：潜渠。并州：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恒州：水渠。冀州：漳水堤。赵州：千金渠、万金渠。沧州：衡漳东堤、水渠、无棣河、阳通河、浮河堤、通阳河堤、永济北堤、甘井、靳河。流州：嘈渠。郭州：通利渠。瓜州：水渠。郎州：北塔堰。益州：万岁池堤、官源渠、新源水。蜀州：远济堰。眉州：大通济堰、小通济堰。和州：韦游沟：杭州：捍海塘堤。越州：防海塘、湖塘。明州：小江湖、西湖。衙州：神塘。

这些都是较大的水利系统，浇灌田地，多的可达几千顷，少的可达百余顷，其他尚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型工程。整个水利网络，对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丰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于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当时的物价，尤其是粮价，一直保持着稳定且低廉的价位。据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因连年丰收，东都洛阳的米价为十钱一斗，而山东青、齐地区米价仅五钱一斗，粟三钱一斗。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夕，西京长安米价不到二百钱一解，绢不到二百钱一匹。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关中、中原地区米价十三钱一斗，青、齐地区米价仅三钱一斗，绢二百钱一匹。

发达的农业基础，促进了官、私手工业的发展。

在纺织印染行当中，有布、绢、紽、纱、续、罗、锦、绮、缣、褐十大纺织品，有组、缓、绦、绳、缨五大编织品，有细、线、弦、网四大线结品。唐玄宗妃子柳婕好之妹，发明了工镂板印花工艺，印出了织机所不能织成的生动图案。

熔铸业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金器、银器和铜器上，其工艺有浇铸、镂刻、平脱三种。今通过考古发现的金银平脱天马莺凤镜，背面的图案是凤马相戏，金色的风翅凤尾、马鬃马尾，配以银色的马身、凤身，如日月交辉。东海人马侍奉造的白银酒山，其中有机械装置，以风为动力，可自动注酒，上有随意出人的酒使，若见客不饮，便出来劝酒。

名窑遍布各地，著名的有越州窑、邢州窑、鼎州窑1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等，出产的瓷器有青瓷、白瓷、黄瓷、褐瓷等。当代人陆羽在他所撰著的《茶经》中，将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作为评定瓷器等级的判断标准。尤有时代特色的，是黄、绿、白、蒲、蓝五色交映的“唐三彩”。

还有造船业、木器业、漆器业、编织业、文房四宝业等等，也都有各自精湛的工艺和上乘的产品。

时交通相当发达.无论陆路还是水路，每隔三十里设一释站，陆释备马，水释备船，全国共有蜂站1643所。这是官家的交通，至于民间的交通，时称：“东至宋、汁，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释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干里，不恃寸刃。”(《通典·食货典》)开天盛世，尤其可贵的是，人才喷涌，大家辈出。这个时代多人物，随便说说，都能说出不同凡响的人物、一流的人物。

开创比“贞观之治”更辉煌的“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姚崇、宋憬，绝对不亚于西汉之萧何、曹参，绝对不逊色于唐初之房玄龄、杜如晦，他们是一对被民众颂扬的贤相，是领导大唐进人盛世被千秋肯定的政治家。

即以在中国历来不占主导地位的科技论，僧一行等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意识，将一样样卓越绝伦的奇迹推到了世人眼前。他和另一科学家梁令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他发明的《覆矩图》，在世界L第一次测出子午线的长度。

艺苑奇葩绽放，绽放得姚紫嫣红。由杨玉环领舞，将天上胜景移入人间的<霓裳羽衣舞》，一经上演，便引起轰动，其轰动效应至今未衰。还有那个民间舞蹈家公孙大娘，人誉为剑器动四方，天地为之低昂。梨园高手李龟年，一动歌喉，就让听者如痴如醉，彩声不绝，绕梁三日。

丹青高手，有善鞍马画的曹霸、韩干，有善仕女画的张营，有善青绿山水画的李思训，有善水墨山水画的张操，有善花鸟虫兽画的李湛然。书法大家，有擅用行楷写碑的李琶，有创立颜体的颜真卿，有以狂草惊世的怀素，有得小篆真意的李阳冰，有皆能写/又分体的郑迁、郑逾、郑遇三兄弟。

最兴盛的莫过于诗界，这里可开出一连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单，如孟浩然，如贺知章，如张九龄，如储光羲，如岑参、如高适，如王昌龄，如王之涣……或寄情山水乡村作田园诗，或纵马大漠戈壁作边塞诗，或愁叹官场人生作感伤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璧，则造就了王维。

文坛上赋与散文的作家层出不穷，最具盛名的，是以“燕许大手笔”并称的张说、苏颐，其次可推萧颖士、李华。

不要以为上面尽数了一流人物，且慢，超一流的人物尚未提及。尚未提及的人物非但超一流，且成“仙”成“圣”。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泻狂草写得雄逸天纵的张旭是“草圣”；画道释画得摄人心魄的吴道子是“画圣”；被郭沫若赞誉为可与米开朗基罗等量齐观的雕塑家杨惠之是“塑圣”。

这些人物，不止在那个时代风流.不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他们是映映中华的风流，是映映中华的骄傲。直到今天，来给以前所有的历史人物定位，他们仍然是一流的人物，超一流的人物，成“仙”成“圣”的人物。

开元、天宝，一个数十年时间的时代，有如此大批人才的涌现，并达到群星璀璨，实在是千占独步。

盛世大批人才应运而出，与君主唐玄宗有关，与他领导下的政府有关。唐玄宗本身是个大才子，是历代君主中罕见的大才子，从政治到艺术，从治国到娱乐，件件精通，事事内行。正因为他有大才气，便不觉得下面的人有才对他的威望有威胁，对他的自信有干碍，对他的能力有怀疑；便生出大气量，生出大派头，生出大无畏；便敢于寻才，敢于拔才，敢于用才，敢于人尽其才。上行下效，用才方得以蔚然成风。

巨大的国力，使开、天时期的唐廷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

这个大盛世，是大太平、大富强、大气象、大辉煌的组合，创造了国强民富的典范。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总结说：“开元之盛，汉、宋莫及。”

细说隋唐48：张九龄

张九龄这个名字，在流传后世的历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难说是著名还是不著名。现代人了解他的角度仅在文学，在于他写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感伤诗句。除此之外，似乎对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实(笔者在这里着重用了“其实”二字，以强调转折的语气)，张九龄的人生经历及其意义，远非这么简单。他是盛唐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由于盛唐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代，由此而推，他当是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张九龄作为盛唐的关键人物，在于他有过几年的宰相生涯。他这个宰相，不是有名无实或聊胜于无的政治陪客，而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宰相，一个秉执中枢大权的宰相，一个能与唐玄宗坦诚对话的宰相。若没有显耀的相位，张九龄至多不过是个出色的文人，绝对无法影响盛唐的政治进程。

张九龄，又名博物，字子寿，曲江(今属广东)人。从相关的传记来看，他在孩童时极为聪明，并钟情于文学，七岁能写出流畅的文章，十三岁时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刺史大人读后，口中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此子必能致远。”

好文学，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这个风尚的流行，自然有传统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则是能换取富贵官爵的科举制度，其中最为体面的进士考，包含着大量的诗赋等文学内容。从小打下的扎实底子，加上出众的天赋，使张九龄一举金榜题名，年纪轻轻就成为被人们视为天之骄子的进士。时为太子的季隆基拔举天下文藻之士，张九龄对策高第，被正式任命为向皇帝进言的谏官之一—右拾遗(一人仕途就做谏官，伏下了张九龄日后祸福双重之机，唐玄宗起先欣赏他的敢谏，以此对他产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谏多了，却开始烦他的谏，终因无法忍受他的谏，而产生了将他调出中枢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后，将当年他亲自提拔的张九龄，任命为中书令(宰相之一，且时居宰相之首)。张九龄一步一个台阶，从右拾遗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这一步，前宰相张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说是帮助唐玄宗登台的功臣之一，为相期间进行了从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过边境战争，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誉为“大手笔”，文韬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遗憾的是，此人贪得很，为贪财，中过仇家姚崇临终留下的遗计，为姚崇撰写碑文；为受贿，他丢掉了相位，银档入狱。贪，使他贪小失大，毁了一世的英名(此足为有才者复欲成为有财者戒)。

张说看中张九龄，是看中他的文才，并预言他将是“后来词人称首”。两人都姓张，由此认为同宗。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好文学的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文学才干更是称赞备至，对侍臣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联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史家分析说，张九龄之所以能人主中枢，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学才能与成就。

张九龄被拜为宰相及其结局，是唐玄宗在个人政治转型之际的特殊产物。已取得“开元之治”辉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惯性的驱使下，需要一个有浓重儒家意识的仁人君子来主持政局，以体现德泽天下的浩荡皇恩；需要一个有高度文学成就的文坛巨匠来粉饰朝廷，以体现歌舞升平的祥和气象。二者合一，张九龄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长期的政治劳作之后，对政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已产生厌倦，想退进深宫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个带有强烈法家色彩的人物来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来锁定政治模式，便于他放松对政权的控制；需要一个擅长领导吏治的务实人物，来使大唐帝国的事务从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于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发现了李林甫。

出于奇恃的政治构思，唐玄宗在将张九龄推人中枢后不久，又酝酿提名李林甫为宰相候选人(宰相不是一个，是多个并存)。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君主的提名，张九龄表示了反对。然反对无效，李林甫还是顺顺当当地进了中枢。继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见长的凉州都督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再一次反对，可有唐玄宗做后台，李林甫又占了上风。整个斗争过程是漫长的，也夹进了各种其他的事端，最后，出于唐玄宗政治转型设计的完成，张九龄彻底败给了李林甫，被贬出中枢。

从现象面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冲突，当是标准的政治冲突。然而，依笔者之见，事情的性质决非这么单纯。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无锡外景基地召开“中国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提交的论文题目即为《张九龄与李林甫的文化冲突》。在此文中，笔者将张、李狭隘的政治冲突，置放到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条析出他们明为政治冲突，实是文化冲突，其表现状态有三种：一是儒学与法学的冲突；二是文学与吏治的冲突；三是书生与官僚的冲突。(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李冲突的结果，其意义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权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响到整个唐帝国的发展趋势。张九龄的倒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带来了一连串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典型的儒士，他最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与“孝”，以此作为社会的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他下台后，政府的指导思想转换为李林甫所倾向的法家理论，从而造成了儒家治国思想在朝廷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杰出的文士，他主张以文学为治国手段，重用熟悉传统治国方略的文人。在他下台后，李林甫在用人问题上全面贯彻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养不高但有丰富工作与社会经验的纯官僚，从而造成了文士主导政治局面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倔强的谏士，他以“忠”作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现的忠君行为不是盲忠，而是忠国家、忠社樱，一贯明言上陈朝政的得失，犯颜直谏，而不顾君主的好恶。在他下台后，李林甫以权谋对付上下，堵塞言路，从而造成了朝廷中开明政治风气的终结。

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评论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处中枢机构共事时说：“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言下之意，张、李关系的弄僵及破裂，张九龄的“难以相处”是个重要因素。其实(笔者在这里又要用“其实”了，“其实”二字是史家破谬揭实的重要转折词汇)，张九龄的待人之道，还是很宽和仁恕的，有着不少朋友。《旧唐书·张九龄传》说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终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阅读时忽视了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张九龄值得批评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种书生型的软弱(他有时也表现出书生型的刚强)。这种软弱轻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无招架之力，为保住现有的官爵，他忍气吞声地向对手发出了讨饶。讨饶是以他善于制作的感伤诗的形式出现的，名为《归燕诗》：海燕虽微沙，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浅，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準莫相猜。

他将自己比喻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将李林甫誉为高猛的鹰年，说绝无相争之意，让对方高抬贵手。张九龄此时的表现是可伶的，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损失了庄严的人格。从而难以想象，他为了大义，会去实现儒家杀身成仁的境界。

张九龄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颜直谏的宰相。他的执政，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精神的最后表现；他的下台，则是开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终结。

细说隋唐49：李林甫

溯着历史长河漫游，游到盛唐河床，可发现巨大的耻辱柱最显眼处钉着一个人，此人从唐天宝末年起被钉，一钉钉了一千二百多年。

此人叫李林甫，他是个奸臣，一个旷古的大奸臣，一个口蜜腹剑的大奸臣，一个无出其右的大奸臣。他还是个权巨，一个包揽朝政的权臣，一个把天子弄得高居无为的权臣，一个破天荒地行了十九年专政的权臣。

权臣加奸臣，李林甫名传千古，家喻户晓。

李林甫的罪名是奸，奸只是表，骨子里是权术。据史称，他特爱玩权术，特能玩权术，玩得得心应手，玩得炉火纯青，玩得让无数大人物坠人其计，失了官爵、失了前程、失了性命。

从身后名来说，李林甫是悲哀的。盖棺论定，他成了绝对的反面人物，只能与秦桧、严高并列，春花秋月千度枯荣圆缺，没人敢同情他，没人想理解他，没人能为他翻案。经过道德文化过滤的反面人物，总一无是处；经过历代口耳相传的反面人物，更是罪贯满盈。传到后世的李林甫和曹操一样，鼻上涂满了白粉。

李林甫，小名哥奴，是远房宗室，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初出茅庐，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官。靠着舅舅功臣姜皎的帮助，他的地位才得以向上挪动，先是来到太子身边供职，几经转折，被调到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当了一名官员。凭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凭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他打破层层阻力、重重障碍，一次次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终于进人了梦寐以求的中枢，做了那率领百官的宰相。

李林甫在政治上倾向有序，反对杂乱无章。从迈进政坛之口起，李林甫就欲以法治来理政，理至少属于他的那部分政务。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的初次实验得到了成功。国子监是个学生成堆的地方，浮夸风盛行，纪律涣散，前几任官员对此束手无策。李林甫到任后，制定出一套管理章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没出多久，把这个高等学府搞得焕然一新。学生们年轻，无固定观念，乐意接受新事物，尤其乐意接受改变现实的事物，他们对有创新精神的李林甫佩服之至，为他立了块德政碑。李林甫发现后，严厉地追问：“我李林甫有何德何能配以立碑，这是谁想出的主意！”学生吓得连夜磨平碑上的文字。继行事魄力之后，李林甫的人格魅力再次征服了萃萃学子。

也许性格上接近暴力论，也许官场的倾轧强烈体现了人性恶，也许一直受到儒家排挤，李林甫的处世观，从一开始就投向了法家学说。他没学过多少法家高深的理论著作，但靠着自己的感悟，靠着深刻的社会体验，靠着要和把持政坛的儒家作一番大较量的决心，他将法家学说当做了自己的政治支撑点。

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有着独特的政治背景：自取得辉煌的“开元之治”后，自姚崇、宋憬退出中枢后，宰相班底成了大江东下的趋势，一波低于一波：倒不是这些宰相能力低下，也不是他们不听使唤，而是这些人大多出自儒家门下，或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为了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心，为了自身青史留名的荣誉感，处事动辄搬出儒门教条，搬出孔孟训条，太不讲究实际，太酸文迂腐，太不理解他这个当君主的心理需要以及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应该说，这些宰相有些建树，起码没功劳也有苦劳，然却常各持己见、各执一词地闹意气，闹到最后窝里斗，很不顾大局。他们搞文学在行，搞经典在行，搞局部的具体事务在行，然实在缺乏恢弘的气度，缺乏摄众的权威，缺乏高屋建瓶的眼光，总之，他们难以担当领导帝国的重任。

唐玄宗看中李林甫，看中的是他外圆内方的务实精神，行事公允的秉政原则，善于驾驭百官的出众才于。唐玄宗特别看中的是李林甫以法治世的法家学说，这能使朝廷和国家秩序化、制度化、条理化、格式化，真切地做到在行政管理上有章可循，在法律量刑上有法可依。如此，方能让“开元之治”的成果得到巩固，大唐继续欣欣向荣地上升。如此，自己方能在功德圆满之后，实现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治国要旨，高枕无忧地躲进内宫享福。

唐玄宗想得切实，认定了李林甫。

君臣契合，唐玄宗在后台，李林甫在前台，推出了一场厉行法治的大运动。不过，这场运动没有以大张旗鼓的形式出现，而是悄悄地、渐渐地降临。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进人中枢伊始，唐玄宗就委托他负责一个重要的工作，即主持大规模的法律条文修订工作。

李林甫召集了一批行政和法律官员进行这项工程，经三年之久才完成。编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按类相从，以便于查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颁布天下。

然后，他再次领衔完成了一部著名的行政法典—《唐六典》。它以吏、户、礼、兵、邢、工六部，比附《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并按此系统分门别类阐述行政布局及条规。

此次法律条文修订的规模和程度，在唐代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修订后的法律条文具有系统化、规范化、精简化、方便化等优点。行政法典则更为周到细致，尽管有些牵强附会的弊病，但对各级政府部门确定了职能属性及相应责任。

从法律到行政，李林甫制定了全面的法规章程。在其中，大量体现了他的法学思想。反过来，在制定的过程中，他原来依稀含糊的想法变得清晰明朗、具体可行。二者相辅相成，加强了他以法治国的感觉。

为给朝廷树个榜样，李林甫从反人情人手，并先从自己做起。他处处以法为秉政原则，升用官员必按有关规定进行，哪怕是名门之后、贵族子弟也不例外。处理朝政，强调纲纪，慎而又慎，甚至被人认为是过分小心。从对李林甫有着深切反感的史家记载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样鲜明的辞句：“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他严格遵循法条，无论政敌攻击他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包藏险恶用心也罢，他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且相当彻底。

为取得天子的支持，李林甫对唐玄宗处处让着，事事顺着，极讨巧卖乖。但在贯彻法度上，却毫不含糊，毫不迁就。

法家以法、术、势为三位一体，主张以法治人，以术驭人，以势制人。李林甫虽非出自法家门下，但因天性的缘故，加上宦海的感受，无师自通地得到了法家的真传。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无数的权臣中，绝无一人在领受韩非子思想精髓上，能出李林甫之右。法家学术原是提供给君主使用的，李林甫变通用之，用得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在“术”的方面，他以此为武器，夺权，固位，置敌手于死地，使难以计数的将相大臣败在他的手下。他常借御前进言之机，陷害政敌、异己势力，人称“肉腰刀”；或用甜言蜜语诱导所恨之人犯过失，再在君主面前加以中伤，以至朝廷中传布说：“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资治通鉴·唐纪》中说他“口有蜜，腹有剑”，后世“口蜜腹剑”的成语即源出此人。他的术，在帝王术上作了发展，除了以术驭人外，更主要的是以术击人。

在“势”的方面，他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不断调整其中的人员结构，如对杨慎矜、王琪的先拉后打，对杨国忠先拉复打再拉等，使整个势力体系始终服膺自己。他以术增威，弄得不可一世的安禄山把他当作神明，甚至在隆冬季节见到他时也畏惧得汗流侠背。他处处树立他的威势，培养他的威望，增加他的威权。他执政十九年，朝臣惮怕他的威权，没有敢分庭抗礼者。天宝间，他在朝野的威势实际已经超过玄宗。群臣相见嚓若寒蝉，中枢同僚形同木偶，连拥有重兵、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每次遣使人朝后，也总要向使者询间李林甫给他带来什么话，内心颇为忌惮。

李林甫以法家的观念来理政，也用同样的观念来打击异己，打击竞争对手，从而制造了许多带有冤案性质的大案，如李通之案，如韦坚案，如杨慎矜案，使难以计数的宰相大臣贵戚倒在了血泊之中，从面让自己站到了深渊的边缘。他的儿子李灿有次手指着役夫说他，一旦大祸临头，恐连此也不能得。李林甫无奈地回答说，势已至此，那有什么办法。

和所有的朝臣斗，李林甫都是胜家。然当无赖杨国忠、安禄山等联手倒他时，他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终于郁郁病死。死后被抄家，亲属遭到流放。

细说隋唐50：高力士

唐玄宗身边始终有个最贴心的人，此人不是宰相，不是朝臣，也不是那个和他作七夕盟誓的女人杨玉环，而是宦官的首领、他的总管家高力士。

高力士，原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祖父冯盎，为唐初高州总管。父亲冯君衡，为潘州刺史，因犯罪被籍没，冯元一被阉为奴。十五岁时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人宫中，服侍武则天受到赏识，但没多久因小过被逐出宫外。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名为高力士。

唐玄宗在当藩王时，高力士倾心相结。唐玄宗成为太子后，他更是紧随左右，成为心腹。他参加诛灭太平公主有功，被授为内给事。到唐玄宗登位，他升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主管宫务的宦官总机构的首领。

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宦官，而是具有功巨的身份，他凭着这身份，参与了朝政。在他之前，宦官非但地位受到严格的限制，且明确不准干预朝政。即使在他之前发达的大宦官杨思助，充其量只能领兵出外征讨，为皇帝清查一些大案。高力士的参政，可谓是唐朝宦官参政的始作俑者。故史家称为：“宦官之盛自此始。”有学者认为高力士的封赏，是因功臣的缘故，井非因宦官的缘故，从而否定了这一说法。然这个观点，仅从高力士被授官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高力士参政的事实。

高力士有效地调节了君主和宰相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理顺了两者的关系。

当开元初期大治序幕刚揭开时，身为首席宰相的姚崇，还不明白他已被唐玄宗暗中授予了领导治国的重任，对任命低级官员仍去征求唐玄宗的意见，由此遭到了唐玄宗的冷待。姚崇惶惶不安地离去了。高力士对唐玄宗说：“陛下初理大业，宰臣有事相问，当直说可否二然陛下对姚祟的请示，却一言不发，臣恐宰臣必然大惧。’‘这番话，才引出了唐玄宗大用姚崇的真实心理。高力士了解后，立即前去转告了姚崇，使姚崇扔掉了顾虑，放开手脚推进大治的展开。“开元之治”的框架，出于姚祟的设计，并在他的领导下取得初见成效的局面。平心而论，这个局面的出现，其中应有高力士的一份功劳。

高力士为维护自己及宦官的权力、地位，和其他集团的争斗也是有的，但在争斗中，他更注重唐玄宗的好恶及其需要。

早年，唐玄宗在平定韦氏、太平公主两大集团时，曾着力地依靠了以工毛仲、葛福顺为首的龙武功臣集团。‘由此，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被授予了要职，并掌握了北门禁军。然而，王毛仲等人依仗着大功，在朝廷中很是飞扬跋息、作威作福，尤其看不起宦官，对高力士等大宦官极是无礼，对小宦官则动辄辱骂，甚至视为憧仆。在这样的态势下，唐玄宗生出了龙武功臣集团尾大不掉的担忧，高力士为了报复，趁机把君主的担忧变为了“事实”。在王毛仲添丁之际，唐玄宗令高力士携带大量酒肴、金帛、财宝前去祝贺，并授予新生儿为五品官。高力士回宫后，唐玄宗问王毛仲是否高兴。

高力士奏道，王毛仲手抱新生儿说：“此儿难道不能做三品官！”

唐玄宗闻言大怒，开口骂道：“昔日诛韦氏时，此贼首鼠两端，联未与他计较。今日他竞敢以婴儿怨我！”

高力士乘机进言说：“北门豪奴，官职太盛，若不早日除之，恐生大患！”

这一言，促使唐玄宗下了铲除龙武功臣集团的决心。不久，龙武功臣集团的主要骨干几乎全被处以流放性的贬职，王毛仲出京后，唐玄宗下令予以追杀。龙武功臣集团的覆灭，使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集团少去了强势的压制，从而得到了萌芽的机会。

王毛仲死后，高力士从唐玄宗一般的心腹，变成了第一心腹。然他取得这个地位后，不论对君主，还是对朝臣，始终保持着谨慎谦恭的态度，没有半点骄横的气焰。他不仅尽心尽力为唐玄宗分忧解难，且明确地将为唐玄宗全方位的考虑，作为自己参政的基点，从而成为唐玄宗惟一能彻底信任的人。在唐玄宗的高度信任下，四方进奏文书，均先送高力士过目，小事自行处理，大事呈报唐玄宗。

唐玄宗常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稳。”

得了处理与转达四方文书的权力，高力士在朝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不仅宰相大臣要让他三分，就是太子李亨(唐肃宗)也敬称他为“二兄”，亲王、公主都敬呼为“阿翁”。马之辈敬呼为“爷”。

李亨能被立为太子，主要是得了高力士之力。在前太子李瑛被赐死后，唐玄宗看好第三子李亨仁孝恭谨，而李林甫却串通武惠妃，多次劝立寿王李帽，唐玄宗因此踌躇不定，常显得闷闷不乐：了解唐玄宗的高力士，明知故问有何心事。

唐玄宗说：“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

高力士在确定是立太子事后，说：“大家何必如此劳损圣心，只要推长而立，谁敢复争！”

一锤定音，唐玄宗连着说：“汝言说得是！汝言说得是！”

于是李亨成了新的皇位继承人。

不止在立太子事上，高力士对唐玄宗起了作用，他在择拜朝廷重臣事上，对唐玄宗也有绝对的影响力。宇文融、李林甫、李遭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琪、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都多少得了他的相援，才得以出将人相。至于其他官职者，更不计其数。然他援引归援引，绝不与之结党，一旦唐玄宗嫌弃了谁，他也不伸手相救。

关于高力士的私事，有两件奇事。一是他幼年与生母麦氏离散，三十年后，他凭着胸前的七颗黑痣，终于与母亲相认。一是他首开宦官娶妻的先例，娶了小吏吕玄晤漂亮的女儿为妻，帮助吕玄晤升了刺史。

据《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说，高力士对唐玄宗“顺而不谈，谏而不犯”。此不是纯粹的吹捧，倒很有些事实依据。

在李林甫解决了长安用粮何题后，唐玄宗私下问高力士：“联不出长安十年，天下无事，联欲高居无为，将军国大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不知可否？”

高力士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军国大权不可假人，若掌政者威势一旦振于朝野，谁还再敢复言！”

唐玄宗原本想借机躲进深宫享乐和追求长生不老术，见高力士意见与他不合，立即面露不悦之色。高力士见状，连连顿首谢罪，才解了唐玄宗的不悦。

尽管唐玄宗置酒为高力士压惊，并好言安慰，然高力士还是受到了一场大惊吓。唐玄宗离不开这个忠心的老奴，为了笼住他，把他的位置一级级地往上抬，一直抬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爵封渤海郡公。

位置越来越高，高力士深得三昧地感知了宦海的险恶，他板依了佛、道二教，以寻找精神寄托。他资产丰厚，超过了王侯。他拿出资产，在长安的来庭坊建造了宝寿寺，在兴宁坊建造了华封观，两处寺观建造得富丽堂皇、美仑美矣。在宝寿寺的大钟落成后，他作斋庆祝，群臣毕至。他规定，击钟一下，施钱百络。群臣纷纷击钟，讨好者有击二十下的，至少也击十下。

史称，他经那次大惊吓后，“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三载)。其实不然，高力士为了尽忠于唐玄宗，还是在言，且言得很有深度。杨国忠在对南诏战事连连遭到败绩后，却谎报获得大捷。

受到蒙蔽的唐玄宗，以为将朝政委托宰相，将边事委托边将，足可高枕无优。高力士却直言不忌地反驳说：“臣闻云南数次丧师，边将又拥兵过盛，陛下将以何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言无忧！”

此后，大雨成灾，群臣屈服于杨国忠的淫威，无人敢奏报。惟有高力士对唐玄宗揭示真相说：“自陛下委权于宰相后，法令不行，阴阳失调，致使有此大灾，然无臣敢言。”

在安禄山成了气候后，他又多次向唐玄宗表示了他的担优。

高力士凭着他的良心，想辅助唐玄宗保持天下大治的格局。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使他的尽忠都落了空。安史之乱爆发，他追随唐玄宗逃往巴蜀。长安收复，他又随着回来。但新起的宦官李辅国容不得他，将他处以流放。在遇赦回京的途中，听到唐玄宗去世的消息，伤心得呕血身亡。

高力士的参政，公允而论，是正面的效应多，而负面的作用少。然而作为宦官参政，却从此开启了唐朝及以后宦官参政乃至专政的先河。

细说隋唐51：杨贵妃

唐玄宗的闻名，固然得力于他的大功：开元之治；也得力于他的大过：安史之乱；但更得力于一个女人：杨贵妃。

杨贵妃，名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丙城)，父亲杨玄淡到巴蜀任职，她于此际降生到人世。父亲死后，年幼的她为在河南府供职的叔父杨玄硅所收养。

杨玉环长成后，出落为聪明颖悟、能歌善舞、熟谙音律、姿色丰艳的绝代佳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她被选为唐玄宗爱子寿王李瑙的王妃。

几年之后，为唐玄宗所宠爱的武惠妃病亡，唐玄宗在精神上陷人了极为空虚惆怅的状态。他为填补这种空虚，消鲜这种惆怅，开始注意能替代武惠妃的人选。几经寻觅，他的视点最后落到了儿媳杨玉环的身上。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玄宗跨越伦理的羁绊，不顾李瑙的感觉，让高力士将杨玉环接到了骊山温泉宫。为洗去杨玉环)L媳的名分，他将杨玉环度为女冠(女道士)，赐号“太真”，回长安后，安排居住在宫内的太真宫。

经过这样的“脱胎换骨”，杨玉环名正言顺地成了唐玄宗的情人。因受胡风的影响，唐代的男女关系相对比较松弛，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贞节并不很看重，对两代人超越伦理的爱恋也少有指责。前朝唐高宗与庶母武则天的关系发展，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时代风尚。

唐玄宗和杨玉环以情人的关系，同居了六年。杨玉环以无与伦比的色艺，将唐玄宗彻底地迷倒了，一肇一笑，都让唐玄宗为之销魂。时杨玉环并没有任何名分，然在宫中的地位却是鹤立鸡群，宫人都敬称她为“娘子”，礼仪待遇都享受着皇后的级别。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在唐玄宗将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册为李艰的王妃后，他在凤凰园中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在《霓裳羽衣曲》的乐曲声中，给杨玉环册了“贵妃”的名号。由此，杨玉环，不，应称杨贵妃，正式成了唐玄宗的女人，一个在宫内压倒所有女人的女人。时唐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一七岁，两人相差三十四岁。

杨贵妃虽未成为皇后，但实际的享受远在皇后之上。她是唐玄宗的最爱，几乎是每求必得，每愿必遂。内廷中有专门为她服务的组织和项目，织绣制衣有七百人，雕刻熔造也有数百人。她自幼喜食荔枝，唐玄宗特令进贡质量最佳的南海荔枝。荔枝虽味道甘美，但娇嫩难藏，采下后隔夜就要变质。南海官员为保质保鲜，让人采下后用连释的方式快速运人长安。尽管南海和长安南北相隔几千里，但杨贵妃仍能保证每天吃上新鲜的荔枝。

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冀为讨得唐玄宗的欢心，先讨杨贵妃的欢心，尽心搜罗当地珍奇的物产，奉献给她。他们的做法果然奏效，不久就受到了唐玄宗的大奖励，张九章升为三品官，王冀升为户部侍郎。此例一开，内外各种官员争相仿效，极力打听杨贵妃的嗜好，绞尽脑汁地投其所好，以博取高官厚禄。

杨贵妃得幸于君主，满门沾光叨恩。父亲追赠太尉、齐国公，母亲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珠拜光禄寺卿。三个才貌双全的姐姐全被封为夫人，大姐为韩国夫人，三姐为貌国夫人，八姐为秦国夫人。堂兄杨括授鸿肪卿，杨铸任侍御史。整个杨氏家族以杨贵妃为背景，生活上享尽荣华富贵，政治上权倾朝野。他们每有关照，地方官都当作圣旨一般办理，唯恐奉承不周。他们门庭若市，朝臣、富豪争先恐后地进献各种无奇不有的礼品。三个夫人可以自由出人宫禁，在唐玄宗前畅所欲言。杨铸娶武惠妃生的女儿太华公主为妻，宅第和宫廷相连接。

靠着杨贵妃，原在巴蜀地区军界混得很不成人样的杨国忠，以远房堂兄的身份进人京师发展，在仕途上一路上升，成为权力中心的重要人员。在李林甫死后，出任了宰相，将杨家势力更是提高到“李家天下杨家党”的地步。为保障相位的巩固，他大力排斥异己，和安禄山闹得势不两立，从而加速了大乱的到来。

杨贵妃以女色占尽君王之心，把满门老小带人了富贵乡的现状，和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唱起了反调；由此，社会上流传起不少这样的谚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棺”。

杨贵妃之所以不同凡响，关键在于她不是个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女人，她敢于顶撞夫君，敢于漠视夫君，把夫君当成平等的情侣。唐玄宗爱她这点，也恨她这点，爱恨交织，反而加深了又创地的爱。杨贵妃先后有两次件旨，都被大怒的唐玄宗谴出宫外。

第一次是她封为贵妃的次年，被谴到杨括府中。高力士深深了解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感情，用百车将各种器用一同送去。在杨贵妃离去后，不到半日，唐玄宗已起了想念之绪，不思饮食，烦闷暴躁，无故答挞左右从人。高力士见状，奏请迎回杨贵妃，给唐玄宗找了个台阶。当天晚上，杨贵妃回到宫中，伏地请罪，要夫君宽恕她的任性。由是两人相好如初。

第二次是夭宝九载(公元750年)，杨贵妃再次怜旨，复被怒气冲天的唐玄宗逐出宫外。著名的酷吏吉温，对唐玄宗正言反说：“妇人智识浅薄，J件逆圣意。贵妃久承恩顾，应就戮于宫中，不可受辱于外。”这一番话，牵动了唐玄宗的情丝，让宦官给杨贵妃送去了御食。杨贵妃剪下一束青丝，请宦官带给夫君。唐玄宗见发如过电流，速令高力士召回杨贵妃。大起大落的风波，非但没有影响他们的爱情，反而促进了他们的交流。

关键的关键。杨贵妃是唐玄宗难得的红粉知己，她了解他的烦恼，了解他的心事，用温柔来化解他的烦恼，用体贴来分担他的心事。有年八月，太液池中的千叶白莲花昂首怒放，美不胜收。唐玄宗在一旁的亭台中设宴，邀请贵戚们共赏莲花。赴会者竞相赞美莲花，然唐玄宗却手指杨贵妃，一语惊人地说：“莲花虽美，怎及我的解语花！”这朵解语花，为唐玄宗解了无数心结，使他获得了人生之趣。

这对连理枝、比翼鸟在卿卿我我的氛围中过了数年，渔阳辈鼓响起来，先失洛阳，再失撞关，面对长安门户洞开的败局，唐玄宗不得不带着杨贵妃以及家属、官员，向巴蜀流亡。

逃到马鬼坡(今陕西兴平西)的马鬼释，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主持下，在太子李亨的秘密支持下，疲惫不堪、饥饿难当且前途渺茫的六军将士发动了兵变，杀死杨国忠及杨家所有人员。

唐玄宗迫于形势，不得不出来安慰将士，劝他们各自归队。然群情汹涌，仍不肯散去。

唐玄宗问他们还有何要求，陈玄礼说：“杨国忠谋反被诛，贵妃不宜再供奉，望陛下能割恩正法！”

唐玄宗辩解说：“贵妃深居宫中，怎知杨国忠谋反！”

官员韦愕叩头流血谏道：“众怒难犯，安危只在顷刻，望陛下速速作出决定！”

高力士又插言说：“杨国忠有罪被诛杀，贵妃即使无罪，但因是杨国忠之妹，还在陛下左右，将士们怎能放怀！”

犹豫了许久，处在绝路的唐玄宗，不得不以牺牲扬贵妃，来保全自己。唐玄宗忍痛发出了赐死令，杨贵妃走出厅门，悲凄地请高力士帮助她自裁。

她泪流满面，语无伦次地向唐玄宗诀别：‘愿陛下好自为之。妾既负国恩，死无所恨。乞请准许拜佛。”

唐玄宗心酸至极，说：“愿妃子能善地受生。”

进人佛堂礼佛后，高力士将她带出，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时年三十八岁。

扬贵妃刚气绝，南海进贡的荔枝送到了。

杨贵妃虽死得悲凉，然她凭着这悲凉，被后人列进了四大美人之中。更是凭着这悲凉，李、杨缠绵徘侧、回肠荡气的爱情，得以传之千秋。

细说隋唐52：曾一行

一行，是唐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数得着的大科学家。

一行是和尚，人们按风俗呼为僧一行：他俗姓张，名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他的祖父张公谨，是唐太宗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父亲张擅，仅是个县令。

他资性聪颖，然他没将这聪颖用在时人趋之若鹜的科举上，而是将此全部投在了学问上，在博通一r儒经、历史后，又花大功夫研究天文、阴阳、五行以及道家典籍。他对学问的超凡悟性，在当时引出了一则美谈。

有个道士唤尹崇，以博学驰名于学界与政坛，’被推为前辈，家中藏有大量的珍贵书籍。作为后生的一行，来向尹崇求借被人认为极其深奥的扬雄《太玄经》：他借得此书后，没几日就来归还了。

尹崇很是奇怪，问：“此书意旨深奥，我读了多年，尚未弄懂其意。你想研究此书，为何如此快地来归还？”

一行答道：“我已探得其意。”

说罢，拿出他所撰的(大衍玄图》及《义决》二书，交给尹崇。尹崇粗略地翻了下，惊奇不已，便和一行探讨起《太玄经》的奥旨。探讨的结果，是尹祟对一行彻底佩服，并对人说：“此人是颜回再世。”

经尹崇赞扬，一行出了大名。

大名传出，传到了宰相武三思的耳中。武三思企羡一行的学问，派人捎信来，要和他结交。一行不想答应，他一则鄙视武三思的为人，二则不愿卷人险象迭生的政界之中，然又不能公开拒绝，由是找‘r一处地方藏匿了起来。藏匿了一些日子，觉得还是不保险，遂以断绝红尘之念为遮掩，到篙山削发为僧，拜和尚普寂为师，从此在晨钟暮鼓下研习起佛经来。

唐睿宗登位，命东都留守(高山在其管辖之下)韦安石以礼相召。篙山是朝贵权要常来礼佛之地，通过这些人的言谈，一行清晰地了解到当朝政治，看似随着新主的登位已气象更新，实际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冲突危机。以学问为生命宗旨的他，不想置身于腥风血雨中，再次借托身体多病而拒绝了。为躲开韦安石的纠缠，他离开篙山，前往荆州当阳山(今湖北境内)，师从沙门悟真学习佛义。

开元前期，励精求治的唐玄宗以极其真诚的态度，让他的族叔李洽到荆州来召一行。李洽临行前，唐玄宗特地关照：若一行不来，抬也要把他抬来。一行作了拒绝，但拗不过李洽，终于来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一行的应召，关键在于世道的改变，“开元之治”的初步形成，已把唐朝推人太平盛世。

在长安，一行受到了唐玄宗」卜同寻常的礼遇。然唐玄宗只是久闻其名，并不知道他是否具有真正的过人之处。由是，唐玄宗在首次接见一行时，开门见山地问他有什么长处。一行说他擅长记忆，可过目不忘。唐玄宗叫入拿来一书，当场进行测试。一行用不长的时间读了一遍，便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出来。如此难得的本领，让唐玄宗顿时生出深深的敬意。

一行被安置在宫廷内的光太殿，唐玄宗时常前去，聆听他的安国抚人之道。一行以他渊博的学识、超凡的智慧，对这个开创了黄金时代的君主，给予了发自肺腑的真切指导。他是唐玄宗的帝师，也是唐玄宗的净友，对唐玄宗一些有失考虑的事情，给予了直言的谏净。唐玄宗的爱女永穆公主出嫁，唐玄宗令有关机构按照以前太平公主的婚礼规格来进行。一行认为这很不妥，说：唐高宗惟有太平公主一个女儿，所以赐予了如此殊常的婚礼，但实际效果并不好，正是超乎礼仪规定的做法，导致了太平公主的狂妄，让她做出了后来大逆不道的事，因而必须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唐玄宗觉得有理，下令有关机构对永穆公主的婚礼改用常礼进行。如此的谏净，对一行而言，是常有的事，从而他获得政界的高度评价，起到了大臣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此时，一行利用宫廷中的条件，继续他对历法、天文等学科的研究。在这方面首先让唐玄宗膺服的，是他撰成了他的从祖父张太素所著的《后魏书》中未竟的《天文志》。

他的研究没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做出了一连串的贡献，其中有三个是划时代的贡献。

一个是撰成《开元大衍历经》。唐高宗时编有《麟德历》，应该说这是本不错的历法，但里面有许多疏误。唐玄宗令一行对此加以改造。一行遍考前代的历法，按《周易》大衍之数的理论，在(麟德历》的基础上，重编了新历《开元大衍历经》。此历精湛详当，涉及面极广，其主要内容有：平朔望与平气，七十二候，太阳、月亮、五大行星的每日位置及运动轨迹，每日的星象与昼夜时分，日食、月食的预测，等等。此历问世之后，被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在实际的使用中，被证明具有历法里程碑的意义，其理论依据以及具体操作方式，对后代编修历法有相当大的影响与指导性。

一个是创造了“黄道游仪”。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以一行为首，与另一天文学专家梁令硬等人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用此仪器精确地重新测定了一百五十颗恒星的位置。

一个是发明了《覆矩图》：一行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发起了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的活动：然后，他根据南宫说一组的测量，用他的《覆矩图》，在世界上第一次推算出了子午线的长度。

一行是政治大师，是科学大师，更是他的本行中的佛学大师。

唐代佛学门派甚多，有八大派之谓。一行起初在r山学的是禅宗，后到天台山(今浙江境内)学天台宗。人长安后，到西明寺师从天竺(今印度)高僧善无畏学密宗，并协助翻译密宗最高经典《大日经》。学成后，自撰《大日经疏》十四卷，由此创立了中国的密宗教义。此外，他又从学于天竺高僧金刚智，习密宗法咒仪式。终于成为大阿阁黎，即密宗中可解释教义与主持仪式的权威。

因一行贡献巨大，他不仅在佛教界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且还得到道教界的推崇，由此流传两则虚玄的神话。一则说他当初到天台山求法时，寺前的流水竟然为之倒流，即东流转为西流。一则是大道士邢和璞说，汉代洛下阂造历法，预言八百年后，将误差一日，有圣人来纠正，而一行正是这圣人。

兴许是用脑过度，这位高僧并没有高寿，仅四十瓦岁就圆寂了。唐玄宗亲自为他写了碑文，赐溢号为“大慧禅师”。

细说隋唐53：诗仙李白

李白，毋庸置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响亮的名字之一，他超过了许多富有江山的帝王，超过了许多功绩彪炳的将相，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达到了名扬四海的地步。杜甫有诗赞诸葛亮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其实，李白大名同样垂宇宙。

然而，翻开煌煌的新旧两《唐书》，其中关于李白的记录之简，与其大名之赫竟成绝然之反差，《旧唐书》只有区区十行，《新唐书》的内容稍多，也仅一页半不到。这与那些至今已湮没无闻却占着大量篇幅者相比，不能不让人掩卷长思。

长思的结果，是明朗的。李白是个地道的文人，虽然凭借文名，被唐玄宗召人中央，曾在翰林院供过职，然那是“待诏”，是种清职，毫无实权的清职，给皇帝解闷逗乐的清职。故而名日官，看似荣华富贵，实际毫无权势，骨子里与在野布衣无甚大区别。唐朝，尤其是盛唐，重诗，重赋，重华彩文章，由此连带起来，重了文人，可这所有的一切，是国家政治的花边，是为体现强大国力的光环，究其本质，仍是依照传统而来的官本位在左右人之地位的升降。从而，一个文人即使锦口吐绣，妙笔生花，行文能使洛阳纸贵，只要他没有进人官场的核心，获取实权大权。终究不过是“流外”之人，居不到正统地位。而一部二十五史，观其形式是为一朝一代文化的总结，洋洋洒洒，林林总总，方方面而，遍及芸芸众生，而其实质却也是遵循官本位的观念，主要在为皇帝立纪，为大官要官作传，文人仅仅是点缀。李白终身不得大官，依着受名能在青史中占得一页半页，已是大幸，若说不幸，当是不幸中之大幸。

李白的传记是简略的，然简略的传记还是释放出了多层次的信息，加上一些其他史料，如笔记，如野史，如他的文集等等，构成了立体多彩的李白。

李白的籍贯是个谜，有多种说法。

《新唐书》：他是李唐王室的旁支，为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李唐王室的籍贯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故唐李阳冰蛋草堂集序》直说他是陇西成纪人。李白在《赠张相镐二首》中自说：“本家陇西人。”

《旧唐书》：他是山东人(此处山东，非今日山东，其广指蜻山或华山以东地区，或专指黄河流域)。

李白的出生地更是个被争论不体的问题。

(新唐书》：他祖先因罪被流放到西域，返归后客居于巴西(今四川伺中)；《宣和书谱》由此说他“生于巴西”。由此形成了李白为四川人之说。

范传正心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他祖先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郭沫若据此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考证说：“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此说已被学术界基本接受。中亚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斯附近。

李白，字太白，相传是母亲生育他时梦见长庚星(又称太白金星)，故起了这样的名字。太白金星，在民俗文化中是文曲星的别称，它是对有才情的文人最溢美的赞誉。不知是先有了民俗意义的太白金星，李白母亲用此为儿子起名，希望他日后能驰骋文坛，有个辉煌的前程；还是因有了李白的文学成就，后世才将他的名字与星宿相联，制造出了民俗意义的太白金星。

李白以诗闻名，闻名寸二文坛，闻名于政界，闻名于天下。他的诗，才气横溢，大气磅礴，一设想雄浑瑰奇，拟造了一团团天地人合一的化境。

诗作得出神入化，人称“诗仙”。

“诗仙”的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遂被后世冠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

“诗仙”的诗高踞唐诗鳌头，在后世化为了代表唐诗的符号。

“诗仙”的诗，让无数狂士为之折服，且折服得五体投地。

李白成名在诗，然他的壮志不在文坛，而在政坛。他作诗，竭尽心力作诗，将诗作得登峰造极，却不想以诗人身份终老此生。他有浓重得化不开的政治情结，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一生不能释怀。如同当时所有诗人一样，仅把诗作为敲门砖，以敲开朝廷的政治大门。当他受唐玄宗之诏前往长安前，曾洋洋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他要做官，且要做大官，最好是做宰相，目的不是贪图荣华富贵，而是以权位为舞台，来进行治国平天下。他在年轻时，就抒发他的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到了长安，著名诗人贺知章一见就说：“此天上滴仙人也。”

踌躇满志的李白，误以为前程灿烂的政治生涯拉开了帷幕，从此可以大展身手，实现他的抱负。然而，现实与他的理想相差甚远，他只是供奉翰林，隔三差五为唐玄宗献上华美词章。君主高兴时，亲自为他调羹，以示宠爱。宠爱不是敬重，李白不过是唐玄宗的高级玩物。

待李白看出自己在君主眼中真正的地位后，很是痛苦了一阵子。然他没把这痛苦放在脸上，而是化人了酒中。虽“举杯消愁愁更愁”，可除了酒，别无其他消愁的法子。他和贺知章、李逾[俞换商]之、李琏、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常在一起，把酒喝得烂醉，人称“酒/又仙人”。

酒喝得多了，原本很狂的李白，现出了更放荡的狂态。他是自视甚高之人，从来就看不起那些权贵，此时胸中有气，索性将权贵当成了他玩弄的对象。他借着醉意，斜卧在殿堂上，吃喝着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为报复，挑拨杨贵妃，说李白在诗中将她比为赵飞燕。由是，杨贵妃使出了她的手段，阻止唐玄宗给李白实职。李白的狂态，不止是得罪了高力士一人，而是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权贵们一致讨厌他，把他逼在清客的位置上不得动弹。

李白见做不上官，实现不了抱负，再也不愿呆在朝廷受那窝囊气，由是弃了许多文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翰林待诏之位，离开了长安，云游四方。

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丰富的经历，宽阔的眼界，使他酿出了更神奇、更瑰丽、更豪迈的诗篇。

看似闲云野鹤的李白，作诗虽取得了四海仰望的成就，然这仅是他在借抒胸臆。他决然没有出世的念头，也没放弃与生俱来的抱负，一直在寻找机会。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在西奔巴蜀的途中，任命他的第十六子永王李磷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使。此时唐肃宗已在灵武即位，要求李磷率所部向他靠拢，共同抗叛。然李磷却为自己设计了一张蓝图：克广陵(今江苏扬州)，取金陵(今江苏南京)，割据半壁江山。

李白不知李磷的真实意图，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毛遂自荐地成了李磷的幕僚。他想抓住这个风云板荡的机会，靠着李磷而建功立业。

然而，他这一宝押错’了，李磷并非具有领袖素质的皇子，不出两个月，就遭到兵败被杀的下场。李磷败后，其性质被定为唐廷的叛逆，作为幕僚的李白，被唐肃宗判了死刑。幸得郭子仪的解救，李白才改流夜郎(今贵州正安西北)。

流放被赦后的李白是潦倒的，并潦倒终身。潦倒中的李白更加迷恋酒，以至醉死在宣州。

后世的人们不忍让诗仙这样死去，编出了他在采石矶醉后捉月而去的故事。

细说隋唐54：诗圣杜甫

盛唐时代，出了两个成千古绝响的大诗人，一个是“诗仙”李白，另一个是“诗圣”杜甫。两人并称，人号’‘李、杜”。、“李、杜”虽并称，然对他们的评价时有起伏。在李白横空出世后，他以气吞宇宙的诗篇，征服了所有的文人墨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杜甫相对遭到了冷落，他的诗被讥为俗不可耐。直过了半个世纪，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才有诗人元棋出来为杜甫平反，认为杜甫的诗大大超过了李白，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侄期)、宋(之问)；言夺苏(味道)、李(娇)，气吞曹(操)、刘(备)；掩颜(回)、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庚〔信)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一诗人已来末有如子美者。《唐故上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元棋的评论，超拔了杜甫在诗坛的地位。自此以后，“李、杜”复又并驾齐驱。又过了一个世纪，诗人郭沫若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再度把李白捧了个够，把杜一甫贬了个够。以后，随着风云变幻，李白、杜甫重新平起平坐。

其实，公允地说，“李、杜”是并峙的各具雄姿的双峰，各有千秋。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语用在他们的身上最为合适。豪放者推崇李白，深沉者仰慕杜甫，正所谓青菜豆腐人各有爱。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后移居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对于祖先，最让杜甫自豪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十三代祖，即注《左氏春秋传》又参与统一三国的杜预；一个是他的祖父，即唐初五言律诗奠定者之一杜审言。

杜甫和李白一样，都有强烈的功名感。然如何来实现这功名，他又和李白大不一样。李白是想靠着诗文平地拔起，或成帝师，或为宰臣，治国平天下。杜甫则不然，他想通过朝廷为士人所设的进身之途—科举考试，尤其是特别荣耀的进士考试，来成为一名大官，治国平天下。他俩是殊途同归，然而都失败了，李白仅成了皇帝身边的清客，而杜甫考进士科也名落孙山。面对失败，两人的态度又不一样，李白离开了宫殿，去江湖作逍遥游；杜甫则用他的诗文，想办法走进宫殿。

在内心深处，杜甫也有浓厚的逍遥游的兴趣，然官场情结牢牢地系住了他，迫使他与李白走了两条道。冯至认为：此时杜甫的诗中充满了怀念李白的情意，“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迈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杜甫的官场情结，不全是为了出人头地，更有为生活所迫的原因。杜甫不像李白，声名已享誉四海，上到君主，下到命官，都在主动为他提供生活物质。而杜甫科举落第后，年已四十，困在长安，一贫如洗，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

为了打破困境，杜甫不得已，学了汉代司马相如的样，用直接向君主献赋的方式，向唐玄宗一连献了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暇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优美的文辞打动了唐玄宗，他觉得好奇，命宰相将杜甫召去应试文章。应试的文章还是写得好，杜甫终于被授了一个官职：京兆(今陕西西安)府兵曹参军。这是个首都地区管治安的武职，让他这样一个大文人去管抓盗贼的事，对杜甫来说，也不知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杜甫在这个位置上呆了没多久，安禄山的叛乱就发生了。国家大动荡，朝廷大变化，身处非常形势下的杜甫，政治判断力倒比投永王李磷的李白清晰得多，离开了一片混乱中的长安，去投奔正统的唐肃宗。一路吃尽千辛万苦，一度被叛军所俘，幸得逃出，到了彭原(今甘肃宁县西北)，才见到了唐肃宗，被授为右拾遗。

投在唐肃宗的旗帜下，杜甫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正在做着宰相的房落，不仅是他当年的布衣之交，更要紧的是，房落很敬重文人。然而，杜甫的兴奋很快就被打破了，本不太懂军事的房琅，强行与叛军大战，遭到了惨败，被罢了相。杜甫出于交情，也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站了出来为房箱辩解。这下惹恼了唐肃宗，他被交给司法部门审讯是何动机。亏得宰相张镐从言路考虑，为他说话而免了罪。可书生气极浓的杜甫依然不知高低，又上疏称赞房馆，希望唐肃宗能重新起用房馆。唐肃宗更是不悦，表面未和他再作计较，却从此冷落’了他。

尽管杜甫在朝廷为官，然他寄居在都州(今陕西富县)的家属，因战乱的煎熬，生活无着落，致使孩子被饿死。杜甫回去探视了一回，可待他返回，被外放了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这是个苦差使，那地方闹饥谨，饭都吃不饱。于是，他辞了官，去了秦州(今甘肃秦安西)，以打柴、采果为生。此年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在以平民状态受尽战争和官兵的骚扰后，写出了他反映民间疾苦的一系列代表作，其中有著名的“王吏”和“三别”。

秦州的生活终于无法维持，杜甫又选择了成都为栖身之地。成都地处剑南，是在战争时期相对安宁的一块土地。他结庐于成都西郊的洗花溪畔，这就是后人为纪念“诗圣”而建的“杜甫草堂”所在之地。他所结之庐，说得雅致点叫做草庐，而说得通俗点就是茅屋。茅屋建得并不结实，常被大风吹破，致使满屋是水。他在无寐的夜里作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声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三吏”和“三别”是杜甫为民众诉出了疾苦，而这首诗则为天下寒士诉出了疾苦，由此他以诗成了社会底层之人的代言人，在日后绵远的历史中，不断受到人们的怀念。实际上，杜甫在他颠沛流离的后半生，曾建过难以计数的茅屋，为什么“杜甫草堂”会被后世的文人选址在这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其原因正是杜甫在这里写出了这首让后世寒士能片刻‘“欢颜’“的诗。

不要以为只有李白才豪放.狂放，而杜甫是个慎小谨微的人。其实，这是个误区，一个千百年来为豪放诗和现实诗所导致的一个误区。杜甫的诗，相比李白的诗，只是更多现实性，更多写实的风格，由此形成“诗史”的特征，然而，绝不缺少大气磅礴、鬼斧神功之作。诗是如此，作为人，杜甫也绝不缺少豪放、狂放的秉质。“尝从(李)白及高通过仆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李白、杜甫都有狂放的秉质。只不过李白狂放得早一些，杜甫狂放得晚一些。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在彻底看透官场的黑暗后，毫无顾忌地将一腔怨气通过狂放喷发出来，由此狂上加狂了。对于他们的狂放，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都没有好言辞。李白喝令高力十当殿脱靴，唐玄宗在背后讥他“一副穷薄相”(《朝野金载》卷五)。杜甫登剑南节度使严武之床，则被史家讥为：“性蝙躁，无器度，恃恩放悠”<《旧唐书·杜甫传》)。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狂放，损了统治者的尊严，坏了统治者的规矩。

严武和杜甫是世交，在严武主持剑南事务后，杜甫的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严武为杜甫奏请了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以此后世尊称杜甫为“杜工部”)，还常上门问寒送暖。然好景不长，严武死后，杜甫失去了依靠，在成都呆不下去，再度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巴蜀一直飘泊到湖南。

最后的杜甫，其情景是极为凄凉的，年老多病，缺衣少粮。未阳县令聂令慕名给他送去了牛酒，他因贪吃加剧了病情，遂致身亡。

诗人的不幸，成就了诗坛的大幸，杜甫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细说隋唐55：安史之乱

血流漂柞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万劫不复的大灾难，它拦腰折断了大唐的黄金盛世，使之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历史之所以将这场大乱称为安史之乱，是因为先后发动领导大乱的两个首领，一个叫安禄山，一个叫史思明，还有安禄山身后的安庆绪，史思明身后的史朝义。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杂种胡人。年轻时投靠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张守洼，被收为养子。因对时称二蕃的契丹、奚作战有功，加上他善于逢迎和贿赂上级官员，官阶直线上升。

在他百般钻营下，直接和唐玄宗搭上了关系，他向唐玄宗大献媚忠，又拜杨贵妃为母。由此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宠臣，一身兼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爵封东平郡王。然太子李亨很看不惯他，认为他表面装愚，实际包藏了狼子野心，早晚要成祸害。

安禄山基于太子对他的态度，常为唐玄宗百年之后自己的前景担优。为避免担优成为事实，给自己留条后路，他靠着唐玄宗的信任，大肆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御寇为名，在范阳筑了雄武城，内存储了大量的兵器、粮草、战马、牛羊。同时养了同罗、契丹、奚等民族的八千健儿为假子，编成名为“曳落河’的精锐部队。在家憧中，挑选出百余勇悍者，训练成以一当百的贴身卫队。他精心组织了政治、军事相结合的集团核心班子，用高尚、严庄、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为幕僚，引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价、向润容、李庭望、崔乾枯、尹子奇、何千年、武令殉w熊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为武将。其中，以高尚、严庄为谋主。

安禄山如此行径，在唐廷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指贵他想谋反。他确实想反，然考虑到唐玄宗对他的恩情，他一直犹豫着不肯最后摊牌。可和他发生严重权力之争的宰相杨国忠，不断夸大着他的反情。安禄山被逼得等不及了，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提前发动了叛乱。

安禄山率军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从范阳出发，一路南下二在属于他管辖的河北地区，未遇什么抵抗，便下了各个城池。随后，进人河南地区，克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陷荣阳〔今属河南)，直逼东都洛阳。

驻守洛阳的是新任平卢、范阳节度使的封常清，他在当地募兵六万，然都是些从未习过武的市民。他先出武牢关阻击，失利后退进洛阳城，乌合之众的新募部队根本不是范阳劲旅的对手，结果洛阳失陷。

从洛阳退出，封常清前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与名为讨叛副元帅、实则连连兵败的高仙芝会合，共同抢占了长安的门户—撞关。叛将崔乾柿屯兵陕县，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可呆在长安的唐玄宗无视实际战况，追究高仙芝、封常清军事失利之责，不顾临阵易将之大忌，将二人斩首，替换上多病的大将哥舒翰把守渣关。

本来，安禄山欲亲攻撞关，然在郭子仪、颜真卿等在河北接连胜利的威胁之下，他只得亲自驻守洛阳。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为加强政治感召力，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年号圣武，封其子安庆绪为晋王，建立政府班子，正式与唐朝分庭抗礼。然整个局势对安禄山很是不利，郭子仪在河北大败叛军骆将史思明，准备直捣其范阳老巢。哥舒翰采取坚守不出的战术，使叛军难以向西推进一步。成了骑虎之势的安禄山后悔了，后悔听从严庄、高尚起兵的建议，将二人大骂了一顿。

正在唐廷有了转机之时，求胜心切的唐玄宗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逼促哥舒翰出关相战。挥泪出关的哥舒翰，在灵宝(今属河南)被崔乾拓用计打得几乎全军覆灭，他自己也成了战俘。

安禄山绝处逢生，叛军跨过渔关，直逼长安。唐玄宗向巴蜀逃亡。至此，唐朝二京全部落人叛军之手。叛军倒行逆施，在二京大肆抢掠破坏。

得了长安的安禄山，以为取得二京，等于取得了唐朝的天下，从此再无长远的打算。由于对外失去了目标，叛军集团产生了严重的内耗，君臣间相互猜忌，将相间争权夺利。安禄山原有眼疾，因情绪低落而发作，几乎失明。他还患有疽病，身体的欠佳，使他脾气十分暴躁，经常无故捶挞左右，挨打次数最多的是宦官李猪儿，就是严庄也免不了皮肉之苦。此外，他偏爱宠妾段氏所生的儿子安庆恩，欲取代安庆绪作为皇位继承人。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一同策划，秘密杀死了安禄山，对外则发布了安禄山因病而亡的讣告。

接替安禄山成为大燕皇帝的安庆绪，是个昏债懦弱、语无伦次的人，他的能力根本不足以统治全局。为避免产生不良的后果，严庄掌握了大权，他要这个新皇帝深居简出，尽量与外人少接触。为拉拢叛军集团中最具实力的史思明，洛阳方面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全权处理河北事务。

史思明也是营州人，先安禄山一日而生，彼此关系极为密切。他勇悍善战，积功升为平卢都知兵马使。在渔阳烽火燃起之后，他留守范阳，主持河北战局。

他最大的战绩，是消灭了以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呆卿为首忠于唐廷的力量。接着，他和李光弼大战，互有胜败。然在郭子仪增援李光弼后，他遭到了惨败。后趁郭子仪、李光弼运兵他地，他调兵扑向太原，再次与李光弼展开度战。在安禄山被杀后，受安庆绪之命，回到了范阳。

范阳是叛军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在叛军拿下二京后，曾将大批物资运来此地作为储备。史思明手中既有精兵强将，又有丰厚物资，其实力已在洛阳之上。他看不起安庆绪，也不满足眼下的地位，常常对洛阳方面的指令抗而不从，双方逐渐开始分化。

在唐军收复二京后，安庆绪北走邺郡(今河南安阳北)，他在严庄的策划下，以调兵为借口，准备兼并史思明的势力。史思明见江河日下，安庆绪又始终威胁着他，在忍无可忍之际，以所领范阳等十三郡以及八万军队，、向唐廷上了降表。唐肃宗封他为归义王，授范阳节度使，令他领众讨伐安庆绪。然由于史思明与唐廷双方互不信任，以及他对唇亡齿寒的普惕，终于又叛唐，重新投到安庆绪的一边。

说是投到安庆绪的一边，实际上史思明根本不帮安庆绪，而是重新拥兵自重。当唐廷派出九节度使围攻邺郡时，陷入绝望的安庆绪用以位相让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虽派出了大军，却观望不进。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史思明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自称大圣燕王。于此之际，他虽仍名为燕臣，实已自成体系。称王之后，他用五万精兵，与六十万唐军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因突起大风，飞沙走石，双方都受到了渗重的损失。旋即，他兵进邺城南郊。日暮途穷的安庆绪，为取得史思明的支持，不得已对他上表称臣。史思明诱以互结兄弟之国，将安庆绪骗至其营杀死二在兼并了安庆绪之众后，他返回了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将范阳定为燕京。

在大燕从安家王朝变为史家王朝后，有不凡军事才干的史思明，以自己的构想，再度南下发展。他渡过黄河，连下汁州(今河南开封)、郑州(今属河南)，攻克了洛阳，出兵向陕州经营。

史思明虽精于军事，但因残忍好杀，使得部下多有寒心。他先立了长子史朝义为太子，立后又欲以少子史朝清取而代之，并密谋诛杀史朝义：史朝义的性情较为谦谨，很是爱惜将士，故颇得人心。拥护史朝义的力量捷足先登，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杀死了史思明，在洛阳拥立史朝义为帝。

史朝义登位后，由于在范阳诛杀史朝清母子，导致了内部互相大残杀，使范阳陷人了长期的混乱，先后死了数千人，从而严重地自损了叛军的势力。各路节度使各自为政，对史朝义仅剩下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叛军尽管地跨河北、河南，实则已经分崩离析，一撅不振了：宝应元年(公元792年)，唐军和回绝兵联合进攻洛阳。史朝义力不能支，退出洛阳，向河北流窜。叛军各节度使纷纷向唐军投降。唐军对史朝义紧追不舍，他所到之处，均遭到叛军守将的拒绝。年底，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石头城(今河北唐山东北)附近温泉栅的树林中自溢身死。

到此，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

安史之乱是一场典型的叛乱，毫无正义可言，其破坏甚烈，危害甚大。北方大部分地区民户离散，屋舍焚毁，人烟断绝，白骨遍野，千里萧条，以致荆棘丛生，豺狼出没。其摧毁了北方经济的基础，遂使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其归降唐廷的各节度使，肇始了独立与半独立的方镇割据。

安史之乱是野蛮的，其野蛮程度不用到其他地方去找，只要看一看其伪帝位的更迭，便可以管中窥豹。子杀父，连续两次的子杀父，臣杀君，连续三次的臣杀君，足见这个集团泯灭了基本的人性。连起码的人性都不具备，更逞谈什么得民心、得天下。

从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从大盛世走向大灾难，整个唐朝经历了大喜大悲，整个中国经历了大喜大悲。

细说隋唐56：张巡、许远

笔者读武人诗词，总觉得最接近岳飞那闽《满江红》的，是天宝末年张巡的一首《守唯阳作》。其诗如下：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伴月晕，分守若鱼丽。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阵。

忠心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笔者在拙著《盛世魂一一大唐玄宗时代冲，曾如此评说这首诗：“这诗作得惨烈，作得冷静，道出了奇男子的志，道出了伟男子的意，捧出了一颗灼热滚烫但又无奈的报国心。”

张巡，其实是个文人，他在进士考中名列前茅，并和其兄都有文名。人仕后，也是做的文官，当了一名县令。然他却无文人的酸态、迂态、伍泥态，为人极其豪爽，重气节，讲义气，能倾财接济窘困者。

若无安史之乱，’张巡肯定只能永远站在文官班列中，可大乱改变了他的命运。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初，在做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的张巡，是第一批站出来抗叛的唐臣。吴王李抵奉诏到河南组织抗叛军事力量，正在大修城池的他，立即予以响应，凭着平日的关系，招募了大批豪杰投身其中。

时雍丘(今河南祀县)县令令狐潮准备举其城降叛军，可城中官民不答应，趁他出城，关闭了城门，引进张巡。张巡杀了令狐潮全家，以示与令孤潮势不两立。令狐潮领着叛军精兵来攻，张巡展现一位出色的将才，将城守得固若金汤。

令狐潮和张巡并不陌生，过去曾有过交往，一口，两人一个在城上，一个在城下，像故交一般拉起了家常。

说着说着，令狐潮忽问：“大一下大势已去，足下坚守危城，是为了谁？”

张巡接口反问：“足下平日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

问得令狐潮羞惭而走。

羞钧归羞惭，但令狐潮没有撤军，彼此又相持了四十多大。在唐玄宗西去巴蜀后，令孤潮送来了一封劝降信，雍丘有大将六人得信，请张巡识时务。张巡杀了这六人，以鼓励士气：为打破僵局，他反守为攻，以疑兵、奇兵偷袭敌营，成功地逼退了令狐潮。

令狐潮去而复来，来而复去，拉锯了好几次。

令狐潮是奉了死命令来夺雍丘的，其间又夹着他个人的报仇因素，故是志在必得。最后一次，他带来了数万大军，在雍丘之北建造了祀州城，以彻底断绝雍丘的外援。而张巡手下仅有千余人，且粮食已告罄。此外，叛军杨朝宗部直奔宁陵(今属河南)而来，以切断张巡与外联系的最后一条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张巡果断地放弃了雍丘，会合难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之军，运动到宁陵，大破杨朝宗部，以功被拜为河南节度副使。

时河洛地区，仅剩唯阳一座孤城，叛将尹子奇挥十三万众来攻。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率部进人唯阳，与许远并肩展开了保卫战。

唯阳打得比雍丘更可歌可泣：张巡主武，许远掌文，两人精诚团结，领导军民在十六天里，擒得叛将六卜多人，杀叛军二万余人。

尹子奇惨遭大败，下令撤军。然不久又卷土重来，可却付出了被射瞎左眼的代价。

尹子奇第三次围城，城内在长期坚持后，粮食全部吃完，只能用茶纸、树皮充饥，形势已相当严峻。在茶纸、树皮吃完后，开始吃战马，吃麻雀，吃老鼠。在所有还可以吃的东西吃完后，张巡献出了他的爱妾，当众杀了，令将士就食。继而，吃妇女，吃老人，吃幼孩，共吃了二三万人口。可离唯阳较近的憔郡(今安徽毫州)许叔冀部、彭城(今江苏徐州)尚衡部、临淮(今江苏吁胎)贺兰进明部等唐军却坐视不救，甚至面对大义凛然、痛哭断指的唯阳求救使者南界云，依然无动于衷。难阳军民大哭了一场，决心殉城。

城终于破了，张巡和许远被俘。许远被押往洛阳处死。

尹子奇间张巡：“听说你每战眼角暴裂，牙齿咬碎，何至于此！”

张巡怒斥道：“我欲气吞逆贼，只恨力不够！”

尹子奇用大刀撬开了他的嘴，见所存牙齿仅三颗。张巡不屈，和他的一些爱将一起被惨杀了。

后来，朝廷在讨论给张巡记什么功的时候，有人以他将人作食的事，提出不能给他记功，可最后还是以他坚守的道义，给记一了大功。

细说隋唐57：人如其字的颜真卿

提到颜真卿，人们大多耳熟能详，然这种耳熟能详，仅仅是熟在他的书法成就上，详在他的“颜体”上，而对于他一生的事迹，大约还是知之不多。

颜真卿，字清臣，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他受封为鲁郡公，后世尊称为颜鲁公。他的五世祖颜之推，写过一本名著，叫做《颜氏家训》，说的主要是治家的事。得了家训，颜真卿打小在自身修养上下了大功夫。

他在开元中以进士人仕，任监察御史。他到地方，澄清了多年悬而未决的冤案，正值久旱而雨，人称“御史雨”。他性格耿直，由于不肯依附杨国忠，被贬去当了平原(今属山东)太守。

这一贬，贬出了颜真卿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平原时属河北，系在安禄山管辖之下。由于这层关系，颜真卿观察出了安禄山早晚要反。未雨绸缪，他以预防霖雨为名，对平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城浚池工程，同时暗募了壮，储存武备和粮食。表面上，他装得若无其事，大会文士，饮酒赋诗，泛舟于池水之上。有人向安禄山密报，安禄山派人来察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不足为虑。

不出多时，渔阳辈鼓敲响了，战火迅速蔓延到整个河北。各个城池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纷纷不堪一击地陷落了，惟独平原城屹立在叛军之前。当初，唐玄宗听到安禄山反，曾长叹说：“河北二十四郡，岂没一个忠臣！”在阅了颜真卿派人送来的忠于唐廷的奏表后，喜不自胜地对左右说：“联不识颜真卿形状如何，竟能有此作为！”

抗叛是得人心的事，不出十日，颜真卿募得万余人。安禄山攻陷洛阳，派了特使段子光，以形势来说降颜真卿。颜真卿不为所动，斩了段子光，誓死与叛军抗战到底。在平原旗帜的号召下，河北抗叛斗争风起云涌，各路忠于唐廷的势力联合了起来，得众二十万，共推颜真卿为主帅。

唐玄宗任颜真卿为户部侍郎，仍领平原太守。颜真卿变守为攻，主动出师，会同清河(今河北清河西)等郡兵，攻伐魏郡(今河北大名北)，杀敌万余，取得大捷，重振了唐廷的威势。

安禄山在取得长安后，命史思明全力收拾河北。史思明挥大军而来，所向披靡，直扑平原。敌众我寡，颜真卿放弃平原，领军沿江淮、荆襄一线运动，前往灵武，投奔唐肃宗。唐肃宗任他为刑部尚书、御史大夫。人朝之后，他积极倡导礼仪，以规范群臣行为。他又秉公而言，直论军国大事。由此先后得罪了宰相以及权宦李辅国，两度被贬为外职。

唐代宗即位，颜真卿回到了中央，他依然如故，知无不言。

宰相元载当面讽刺他说：“公虽言之有理，然却不合时宜。”

颜真卿一脸怒容地反驳说：“用不用在于相公，言者有何罪？但朝廷之事，岂容相公再来破坏！”

元载不能答，却从此衔恨在心。

为阻止言路，便于自己专权，元载竟想出了极荒唐的办法，规定百官有言上达，必须先报告上级长宫，由长宫呈报宰相，再由宰相传递给皇帝。颜真卿对此予以了痛斥，说这规定是宰相遮掩皇帝的耳目，以陷皇帝于昏昧之中。元载便寻了个藉口以诽谤罪，再度将他撵到了地方。

元载被诛，颜真卿返回朝廷。在唐德宗朝，又遭宰相杨炎忌，被改授太子少傅，名为尊崇，实夺其权。

颜真卿遇事即说的作风，几乎遭到了每个宰相的反感。他最后得罪的宰相，是被历史定为奸臣的卢祀。卢祀表面对他毕恭毕敬，实际处心积虑要将他置于死地。在淮宁(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公开叛唐后，卢祀说动唐德宗，让颜真卿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去劝慰李希烈。此消息传出，朝廷一片哗然，说是徒然让一德高望重的四朝老臣去送死。然唐德宗仍坚持要颜真卿去。

颜真卿抵达许州，在森严的枪林刀丛中，指责了李希烈的不臣行径。李希烈将他囚禁起来，他却从容地自撰了墓志铭、祭文，以示必死之心。

李希烈威胁利诱，以宰相之职相许，要颜真卿支持他称帝。颜真卿拒绝了，慷慨赴死，死前大骂李希烈是逆贼。

颜真卿就义后，他的书法凭藉着他的人品，垒成了一座历史丰碑。

细说隋唐58：唐肃宗

唐肃宗李亨是唐玄宗的第三子，他是个在安史之乱中即位，又在安史之乱中驾崩的君主。

李亨本无太子名分，是个不太令人注意的皇子。唐玄宗将前太子李瑛赐死后，准备替以武惠妃所生的寿王李泪，后因朝廷的舆论，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改立“仁孝恭谨”的李亨。

成了太子的李亨，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威风与神气，而是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他先是受到李林甫的挤兑，后又遭到杨国忠的倾轧，在胆战心惊的日子中涯到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整个时代、整个国家、整个朝廷都是万劫不复的大灾难，惟独对他是一种拨云见日的良机。

在唐玄宗逃亡巴蜀的途中，一场兵变解决了杨贵妃、杨国忠的杨家势力，使李亨终于去掉了悬在头上的利刃。有人怀疑这场兵变是李亨在背后策划的，虽有旁敲侧击的考证，但毕竟缺乏确凿的史料。

马鬼释事变之后，唐玄宗继续西行，李亨被留下安抚百姓。安抚毕，在儿子广平王李豫、建宁王李淡以及宦官李辅国的劝阻下，他没再追赶唐玄宗，决定自成一体，来对付叛军。他们筹划的依据是：入蜀有违民心。再者，一旦入蜀，若叛军烧毁栈道，重出巴蜀便增加无数困难，更逞谈收复中原。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同时召郭子仪、李光弼二部于河北，进行大东征，以收复长安、洛阳二京。

李亨早就厌透了唐玄宗对他的猜忌和高压，此外，他极想用军事功勋来促成帝业，两者合一，他与唐玄宗分道扬镇了。他率众向朔方地区挺进，一路募兵数万人，添马数万匹，渐渐提高了军势。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七月，李亨备尝艰辛地抵达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在随从官员以及朔方官员的合力劝进下，他登上了帝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从此开始，他领导唐朝军民，与叛军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为使本政权有个名实相符的样子，唐肃宗特调郭子仪领兵五万从河北来灵武，授他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二人均拜为宰相。

时叛军几乎占领了半壁江山，即几乎控制了整个北中国。唐肃宗从政治角度和自身利益出发，没采用直捣叛军老巢范阳(今北京)的战略主张，而是令唐军全力收复长安，以恢复唐朝的政治象征。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他移驾凤翔(今属陕西)，令广平王、郭子仪以及回纭兵，共十五万人，向长安发动强攻。通过香积寺(今陕西西安南)大捷，击破了叛军，获得了长安。此年十月，唐肃宗回到了长安。

尽管外面依然在血肉纷飞，但得到长安的唐肃宗，已俨然以天子样，开始经营他的朝廷。然而，他并不能掌握全部大权，由于历史的原因，权力被宦官李辅国和他的张皇后给分了去。

李辅国是因养马有功，四十多岁时被高力士推荐到东宫的。他以参与马鬼异兵变，劝唐肃宗登位之功，被唐肃宗视为心腹。收复长安后，他身兼十多任，占尽了肥缺和要职，并被封为成国公，掌领禁军。他是百官与唐肃宗之间的中介，百官向唐肃宗奏事，必须通过他转达。军国大事，基本由他说了算；大狱重案，基本上也由他说了算。在他的眼里，宰相只是他的属官，群臣只是他的随员。他常到银台门处理事务，用了“察事听儿”数十人专「1伺听朝臣的过失。他每次出门，均有数百人息从，为他开道护驾。朝臣都不敢直呼其官职，而敬称为“五郎”。出身士族的宰相李撰，竟然对他以子弟之礼相见，并恭称为“五父”。

李辅国权势炙手，遮住了一半天。

张皇后，早年被选人东宫，册为太子良娣。她能干，肯吃苦，对政治又极有兴趣。在随唐玄宗西逃的路上，她说动了唐玄宗，将她的丈夫留下安抚百姓。往灵武的途中，险象环生，她每每走在丈夫之前，以便遮护。

李亨感动地问她：“捍卫不是妇人之事，为何一直居前？”

她答道：‘今大家(唐朝内宫对皇帝的敬称)涉履险地，卫士不多，若有万一，妾可遮挡，可保大家平安。”

到了灵武，她正逢生产，三天之后，便起床为战士缝补战衣，李亨要她注意产后保养，她说：“此非妾调养之时，当先办大家事。”

立为皇后之后，唐肃宗为了报答她，不仅封赏了她的全家，更是对她百依百顺，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宠遇专房”。然她没以丈夫的宠爱为满足，而是学了武则天、韦氏的样，积极地干预起了政事。为了扩大势力，她无休止地向唐肃宗提出各种要求。为了提高形象，她接受内外各级命妇的朝见。为了搬除障碍，她用谗言害死了建宁王李谈，又准备对太子李稼下手。

张皇后权大骇人，又遮住了一半天。

李辅国、张皇后各遮一半天，唐肃宗只能生活在他们两半天之间的缝隙中。他很不满，但也很无奈。李辅国升为兵部尚书仍不满足，要求做宰相。唐肃宗正面不敢加以拒绝，可怜地让宰相们不要举荐。张皇后的贪欲无止境，他心中愤怒，表面却不敢发作。

对于李辅国的专权，唐肃宗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通过宰相李规的帮助，还是推出了一些措施：非正式的诏令，停止执行；所有政务，归相应的机构负责；禁军、宦官等有关问题，交御史台、京兆府处理；重大案件，由法律部门与中书、门下二省会同处置。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李辅国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过为时已晚，唐肃宗在长期的精神压抑下，在鞍马劳顿的侵损下犯了病，且病人膏育，已无法进行正常的政务处理。

于此之际，李辅国和张皇后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们有过密切的合作，曾一度联谋，强迫太上皇唐玄宗迁人冷宫。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发生了权力分割的矛盾，渐渐不和，继而闹得水火不相容。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当唐肃宗弥留之际，为了争取新君登台后的朝中地位，李辅国和张皇后各自展开了最后的拼杀。

李辅国的对策是，联合另一权宦程元振，提高宦官集团的实力，加强对禁军的控制，以在最后时候用武力进行摊牌。

此时，张皇后所生的儿于尚幼，她无法用改易太子的方式，来使自己日后进行临朝称制。由此，她及时改变了策略，在表面上和解与太子李豫的关系，力图将他争取到自己的一方。

她对山李豫说：“李辅国久掌禁军，控制诏救，逼迁太上皇，罪恶稻天。他所忌者，是我和太子。今皇上已弥留，李辅国与程元振阴谋作乱，不可不诛！”

然李豫并未被打动，他一直为建宁王被谗杀的事耿耿于怀，又对自己久遭张皇后的陷害而不能释怀，他托词不敢惊动皇上，不敢搜杀功臣，拒绝了张皇后。

不能拉住李豫，张皇后再度调整策略，许诺越王李系为皇位继承人，让他一起发动政变。李系答应了，调集他所亲近的宦官二百人，在长生殿设伏，再由张皇后伪造圣命诱骗李豫前来，以将他消灭。

李辅国截获情报，他抢先笼络并保护了李豫。随之，他命令他所掌握的禁军，将李系与张皇后一网打尽。

唐肃宗本是风前之烛，一惊一吓，撒手而去了。

未等为唐肃宗发丧，李辅国先杀了张皇后、李系以及他们的党羽。

李豫(唐代宗)登基，唐朝的历史又翻了一页。

细说隋唐59：李泌

李泌先后事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是个标准的三朝元老。这个三朝元老，是一个传奇人物。

李泌，字长源，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他出生官宦家庭。在年轻时，就获得了能名，博通经史。对《易》尤其有研究。

他自负有王佐之才，虽有人仕之心，但不想走常规的道路，换言之，也就是不想参加科举考试，而采取了上书唐玄宗谈论世务的方式。书中言得很有道理，唐玄宗召见了他，在作了一席谈之后，让他待诏翰林，到东宫做太子李亨的属官。

李亨和他相见恨晚，彼此很合得来，称他为先生。他是个大才，如此的大才辅佐太子，遭到了企图动摇太子的杨国忠的忌恨，由是加了一顶讽刺时政的帽子，被贬了出去。

他不在乎遭贬，躲进大山，当了隐士。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躲进了大山的李泌，躲过了大宝末朝廷中的政治风险。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立即派人召来了李泌，向他征询如何处理天下大事。李泌援引古今成败教训，谈得头头是道，且一针见血。唐肃宗将他倚为智囊，从拜相到政务，事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唐肃宗要他出任宰相，可他拒绝了，理由是做天子的宾友贵于做宰相。

其实，李泌是不想用官衔来束缚自己，他认为以布衣的身份，更能达到出言无忌的效果。他虽不是宰相，但在唐肃宗的眼里，远远超过了宰相。

身处安史之乱，李泌不断在政治上对唐肃宗进行引导，引导他从大处着眼，引导他避免失误，引导他放宽胸襟，总之，引导他成为一个有道之君。

时唐肃宗立了嫡长子李豫为太子，为了对付叛军，准备任命另一子建宁王李淡为天下兵马元帅。

李泌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建宁王确实有帅才，但太子是他的兄长，如建宁王一旦大功告成，岂非要让太子让位！”

唐肃宗的解释是：“太子没必要以元帅为重任。”

李泌说：“不然，今天下处于艰难之际，众心所归于元帅。若建宁王成功，即使不用他为太子，追随他的人岂肯甘休。太宗皇帝、当今的太上皇，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

最后，唐肃宗听从了李泌的意见，以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

唐肃宗当初被册立太子前，曾经受到李林甫的百般反对，由此多年来，一直怀恨在心。有次，他咬牙切齿地对李泌说，若能恢复长安，一定要将李林甫焚骨扬灰。李泌劝导说：“陛下的大业是定天下，不必与死者计较，否则，枯骨没有感觉，倒显得陛下气量不宽宏。当今追随安禄山的叛乱者都是陛下的仇敌，一旦他们知道陛下心胸狭隘，还有谁会悔过自新，前来投降。”唐肃宗听得甚有感触，觉得自己大不如李泌，从此极力提高自己的襟怀。

李泌极有战略眼光，针对叛军已占据范阳、长安、洛阳的战局，他提出了一套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北伐方案：他说：“以臣之见，叛军将所得的战利品全都运回到范阳(今北京)，可见其没有雄踞四海的打算。既然对方缺乏远大的目标，从而可以断定，不出二年，即能加以平定。具体的军事布置是，命李光弼从太原〔今属山西)出井隆(今河北并隆西北)，郭子仪从冯翔(今陕西大荔)人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叛军的史思明部便不敢离范阳，安守忠部便不敢离长安。此部不敢向外运动，洛阳的安禄山当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调集所征部队，屯驻扶风(今属陕西)，与郭、李二军相互呼应，侯机出击，使叛军不能首尾相顾。同时采取这样的战术，暂不攻城，不阻击，敌来避锋，敌去出袭，使敌往来数千里而疲于奔命，官军则以逸待劳。待形势变化，命李光弼直捣范阳，倾覆叛军老巢。如此，长安、洛阳之敌当退无所归，留则不安。再各路大军进行合击，此必胜无疑。”

遗憾的是，唐肃宗贪子长安的收复，没采纳李泌高明的战略方案，致使抗叛斗争延续了好多个年头，连他自己都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

尽管大敌当前，流浪政府的内部还是充满了倾轧。唐肃宗在他的张皇后以及太监李辅国的谗言下。杀了有杰出军事才干的建宁王李谈。而宰相崔圆与李辅国对李泌的地位极是嫉妒，准备对他下手。为了避祸，李泌暂时离开了唐肃宗，做了闲云野鹤。

在唐肃宗的催促下，唐军花了重大的代价，收复了长安。唐肃宗回到京师，再度召见李泌，要他出来做事。

可李泌坦率地回答说：“臣对陛下报恩已足，只想再为闲人。”

唐肃宗说：“君臣患难与共多年，今正可同富贵，为何如此急着要去？”

李泌说他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可留而硬留，等子是陛下杀臣。”

唐肃宗表示，他决不会当勾践，诛杀功臣。李泌顺势利导地要唐肃宗以误杀李仪为戒，不再使太子落到同样的下场。

李泌终于走了，到衡山学神仙。

曾受到李泌保护的李豫，在继了帝位(唐代宗)之后，将李泌从衡山召到长安，在宫廷内外分别为他造了居所.以随时向他讨教，再想让他就任宰相。可李泌还是老原则，当王者师，当土者友，尽已力辅佐君主，但不做宰相。

李泌不愿做宰相，不是做作，是想保留个自由身，以躲避伴君如伴虎的危险，以躲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危险。然唐代宗不像他父亲，他不想让李泌保留自由身，而要李泌彻底放弃他的原则，交出身体来为他效命。

时逢端午节，王公大臣、妃缤公主都向唐代宗献了礼，惟独李泌不见动静。唐代宗间他为何不献礼。

李泌反间道：“臣住在宫中，从头巾到鞋袜都是陛下所赐，所剩只有一身体，拿什么来献？”

唐代宗说：“卿往日不肯屈就先帝的宰相，从今往后，卿当献身给联，身不再为卿所有！”

李泌问究竟要他做什么。

唐代宗的回答是：“联要卿食酒肉，有家室，受禄位，为俗人。”

李泌大泣，请唐代宗不要堕其志。唐代宗不睬，强行为他葬了双亲，再给他娶了士族卢氏之女为妻。

李泌拗不过唐代宗，他清楚再拗下去，只能自取其辱，由是迫不得已地当了俗人。作为妥协，唐代宗没强迫他做宰相，而让他当翰林学士。当了俗人后的李泌，却和官场很不融洽，宰相元载借口他有才，将他放了外任。元载被诛后，转了几个地方的李泌，被唐代宗召回了京。但没多久，宰相常衰如法炮制，又将他撵到地方上去。

唐德宗继位，逢朱砒作乱，放弃长安，逃奔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在这危难之际，唐德宗想起了曾做过他文学老师的李泌，想用他来为自己排忧解难，由是遣使将他召了来，任为左散骑常侍，在中书省听候调用。

到了唐德宗手下，李泌已完全放弃了学神仙，放弃了做隐士，成了彻底的俗人，在家里有了儿子，在朝中是个标准的官员。他不再以王者师的面貌出现，而是开始扎扎实实地做事二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他帮助唐德宗做了些消弹分裂势力的工作。陕貌都兵马使达奚抱晖鸽杀了节度使张劝，自立为节度使，上表要求朝廷予以承认。唐德宗命李泌前去解决此事。李泌单骑而往，以政治攻势化解了参与叛乱的军官，并说服达奚抱晖自选去处，使藐都回到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中。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节度使陈仙奇，自署为留后，李泌以伏兵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大破其兵。此外，他积极呼吁恢复府兵制，取消募兵制，以断绝藩镇割据的军事渊源。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李泌被拜为宰相，他没作推辞就上任了。在解决了胡人留京、边兵军晌等问题后，他就太子李诵(唐顺宗)妃母亲部国公主被人检举交通外臣之事，百般劝说唐德宗，担保李诵无事，从而保住了李诵的太子位。

两年之后，李泌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终年六十八岁。

细说隋唐60：郭子仪、李光弼

在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说安史之乱爆发后，若无郭子仪的力挽狂澜，恐唐朝再难复苏了。这其实是传奇小说带给人们的影响，有些夸大了郭子仪的历史功绩。但也不可否认，郭子仪确实是唐朝抗叛的第一功臣。

郭子仪的名与字是一样的，都叫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他是标准的军人，通过武举考试而步人军界。他统兵有方，作战有功，不时升迁，到天宝末安史之乱爆发，已任朔方(驻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节度使。

他转战河东(今山西)一带，攻城略地，在官军纷纷败退之际，独自撑起了一片天地。然后，他和他所推荐的李光弼合作，兵进常山(今河北正定)，通过九门之战，大破叛军史思明部，掀起了河北抗叛的大浪潮。

为减轻镇守撞关的哥舒翰的压力，郭子仪提出北取范阳，直捣叛军老巢，打烂叛军的根本。然未待唐玄宗做出批示，渡关已经陷落，朝廷向巴蜀流亡。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灵武是朔方军的治所，由此他将屡战屡胜的郭子仪视为了他的干城。他急调郭子仪回灵武，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宰相，仍领朔方节度使。在另一宰相房馆率军和叛军相战大败后，朔方军更成了唐肃宗身边惟一能倚重的军队。

郭子仪根据唐肃宗急欲收复二京的政治规划，将河东作为首要的战略要地来考虑，因其东征可图洛阳，西行可取长安，占得此地，等于洞开了二京的门户。他先在河东设下内应，然后，自己率军拿下冯姗(今陕西大荔)，隔黄河威胁河东。河东内应奋起，大杀叛军，叛军守将崔乾拓弃城而走。郭子仪渡河追击，乘胜取得了河东。随之，他击败叛军安守忠部，夺得永丰仓，打通了关中与陕地。

外围扫清，郭子仪出任天下兵马副元帅，会合其他部队以及回绘等军，先西进攻克长安，再东征夺回洛阳，为唐朝收复了二京。

在迎接郭子仪的仪式上，唐肃宗感激地对他说：“这虽是我的家国，但实由卿再造！”

郭子仪对唐朝有再造之功，由此获得了殊荣，但也由此功高震主，使唐肃宗对他有了提防之心。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调集各路大军围讨镇守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参加会战的将领中有九个节度使，其中以郭子仪与李光弼名望最高。然唐肃宗出于对他们的防范，却不设主帅，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整个战局。在唐军的猛攻下，邺城危在旦夕，然终因缺乏统一指挥，而功亏一签。

次年，唐各路联军再与史思明大战。大战之间，忽起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以致难辨敌我，由此双方均遭惨重损失。郭子仪率部向河阳(今河南孟县)撤退，以确保洛阳安全。为淮卸战败的责任，鱼朝恩竟向唐肃宗汇报，说是郭子仪作战不力。唐肃宗不辨曲直，召郭子仪回京，免了他的军职，让他在家赋闲。

然时属多事之秋，党项等羌人在长安以西地区不断挑出.事端，京师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不敢用郭子仪的唐肃宗，却想出了一个法子，让威震天下的郭子仪空顶那地区邺宁、解坊二节度使的名头，以震慑党项，但人仍留在长安。直到朔方军发生以拥护郭子仪为名义的兵变，唐肃宗不得已，才封了郭子仪汾阳王的爵位，让他以副元帅的身份，进驻发生兵变的绛州(今山西新绛)。郭子仪秉公处置了组织兵变的将领，同时解决了激发兵变的事由—军炯间题。

唐代宗登位，郭子仪再一次遭到了猜忌，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

不久，安史之乱结束了，而吐蕃却以强劲之势，一路向长安攻来。此时，唐代宗才不得不重新起用郭子仪。然为时已晚，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和军队的郭子仪，难以抵挡二十万吐蕃大军的进攻，眼看长安陷落。可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却沉着应对，组织散兵游勇，用疑兵之计击退吐蕃，收复了长安。

这是郭子仪第二次收复长安，回到长安的唐代宗，惭愧地对他说：“用卿不早，以致落人这般地步。”

郭子仪年事渐高，然在固怀恩联结吐蕃、回纶侵犯唐朝时，他还是显示了宝刀不老的威力。

仆固怀恩是员名将，在安史之乱中曾有大功于朝廷。渔阳战火熄灭后，他统朔方兵驻扎在汾州(今山西汾阳)。时朝廷衰弱，很是忌惮有大功者。仆固怀恩看得心寒，由此渐渐拥兵自重，暗与回绝联络，以为后盾。这本是仆固怀恩自保后路的做法，但事实上却产生了与朝廷二心的后果。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向唐代宗上了一道密本，说他勾结回给有谋反的企图。得知消息的仆固怀恩，从此再也不敢入京。

无论仆固怀恩是否真的想反，起码唐代宗容不得他这一系列的行径，由此朝廷展开了对付他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仆固怀恩是郭子仪的旧部，若让郭子仪前去接管朔方军，仆固怀恩便将无所作为。

郭子仪奉命上路。然未等郭子仪到达，为摆脱绝境的仆固怀恩彻底亮出了反旗，发兵进攻太原。可他不仅没拿下太原，反遭到渗败，率残部逃往灵州(今宁夏灵武)。他干脆联结吐蕃、回绝、党项、羌、浑、奴刺等三十万众，大举向长安杀来。

尽管唐代宗已布置了阻击防线，然因实力对比过于悬殊，长安仍危在旦夕。在汾州妥善处置了朔方军的郭子仪，远程赶来。他借着自己巨大的威望，孤身进人回绝阵营，晓以大义，喻以利害，离间了回绝和吐蕃的关系。随后，反化回绝为盟军，又趁仆固怀恩暴病而死之机，大破吐蕃兵，粉碎了联军的进攻，成功地保卫了长安。

郭子仪的结局是圆满的，满门封王封侯，贵同皇室，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唐德宗朝寿终正寝。

郭子仪与许多功臣一样，曾多次遭到君主的猜忌、冷落、滨弃，可他始终不为所动，随遇而安，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而当国家、民族、朝廷需要他时，他会不存任何芥蒂地出来效力。由此，化释了君主的疑心、同僚的嫉妒，成了历史上罕见的能保善局的大功臣。

李光弼和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

李光弼，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系契丹族。父亲李楷洛为契丹酋长，在武则天时人朝，有破吐蕃大功。

自幼长在长安的李光弼，成年后已相当汉化，喜读嚎汉书》，然他又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性，爱弓马。他承父风踏人军界，以优异的将才，一路升迁上去，并得到唐玄宗时名将王忠嗣、哥舒翰的高度赏识。

安史之乱爆发，李光弼受到郭子仪的推荐，成为河东节度使，从此进人了他抗叛的生涯。

他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围绕常山《今河北正定)展开的。常山是叛军从范阳南下的第一个战略要地，其直接关系到叛军的供给与后援问题，由此成了双方必争之地。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李光弼从郭子仪那里分出朔方数千人，出井隆(今河北井径西北)，向常山逼近，常山民兵奋起响应，绑了叛军守将安思义，献出城池。史思明闻常山失守，亲自领兵二万，前来争夺。李光弼豪放地采纳了安思义的计策，以坚守与偷袭的战术，御敌四十多日。在郭子仪的增援下，终于击退了史思明。

常山解围，李光弼运兵河北，连连获捷，取得了大片土地。唐廷任命他为范阳大都督长史、范阳节度使。这项任命意味着，端掉范阳叛军老巢的任务已落到他的头上。然当他准备实施对范阳的战略进攻时，撞关失守，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逮的变化，他不得已放弃了这个战略意图。

唐肃宗在灵武登位，李光弼被授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兼宰相，受命退出河北，前往太原，声援灵武。他到了太原，首先关押了胡乱用权的侍御史崔众，整顿太原军队。时正值唐肃宗晋升崔众为御史中承的诏书到，李光弼对使者说：“崔众有罪，必须斩首，你若不宣诏，只斩侍御史，你若宣诏，当斩御史中丞”使者吓得不敢拿出诏命。李光弼斩了崔众，威震三军。

太原是北方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叛军自然也来争。史思明合蔡希德等叛军大将，点兵十万，兵临太原城下。然李光弼的精锐部队已被抽去朔方，城内仅剩下一般部队，且不足万人。部下建议，面对强敌，当修缮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御力。李光弼不以为然，他说：“太原城方圆四十里，敌来再修，是徒劳我方。’他不死拘兵法，采取了敌变我变的机动战术。针对叛军集团冲锋，他制造了用二百人一起拉发的大石车，一炮打去，敌倒地一大片。针对叛军临城建造高楼，他开掘地道，使敌楼崩塌。针对叛军的嚣张气焰，他施以诈降，然后趁其松懈，发动突然袭击。结果，史思明怕了，自已离去，留蔡希德攻城。蔡希德更非李光弼的对手，在损失了七万人之后，望城兴叹了一番，也撤走了。

太原保卫战取得成功后，李光弼封为舒国公，被召人朝，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接下来，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一战，即九节度使合攻安庆绪之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全军失利。他提出围点打援的计划，又遭到了鱼朝恩的否定。不出多时，史思明驰军来援，唐军再遭大败。惟独李光弼在实力消耗战中，取得了和叛军伤亡相当的战果。唐各路军败后，兵变为匪，沿着逃跑的路大肆抢掠，骚扰居民。也惟独李光弼军整齐地撤向太原，于民秋毫无犯。

旋即，他代郭子仪，被拜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镇守洛阳。

洛阳是史思明势在必得之地，他率重兵朝洛阳扑来。李光弼见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排斥了众人坚守东京的主张，主动领军向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转移。史思明知李光弼善谋，见状不敢轻易逼近洛阳，待唐军全部有秩序地撤退后，才进了洛阳城。

李光弼转到河阳，史思明复遣军来攻。’首次交战，唐军斩了叛军晓将刘龙仙。史思明为迷惑唐军，将他的良马循环地赶到河中洗澡，以示其兵强马壮。李光弼弄来几百匹北马，将对方的良马全部吸引到了河阳城内。史思明派出火船来烧浮桥，李光弼令人用百尺长竿顶住火船，使火船自焚而尽。史思明全力攻城，李光弼亲自守城，以与将士同存亡的誓言，大大激发了士气，杀敌数干，迫使史思明下了撤退令。

河阳是洛阳外围重镇，河阳在唐军手中，洛阳自然不得安。本来，在唐军实力相对弱小时，能以河阳与洛阳对峙，在河南与叛军平分秋色，已算一件不错的事。可唐肃宗轻信鱼朝恩的一面之言，要李光弼迅速收复洛阳。李光弼奉命后，只能勉为其难，和仆固怀恩一同进攻洛阳。两人约定分兵合击，可仆固怀恩却违约未能到达指定地点。叛军乘唐军凌乱之际，打得唐军大败。李光弼遂被迫放弃河阳，向闻喜(今山西闻县东北)退却。

李光弼被改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领河南、淮南等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今江苏吁胎)。在那里，他参加了收复洛阳之战，后又派部下镇压了浙东的袁晃起义。

李光弼极会用兵，逢战必三思而后行，故常能以少胜多。他为人严肃，治军严格，诸将对他不敢仰视。在代郭子仪领朔方军时，营垒、将士、旗帜一无所改，仅凭他一声号令，军容顿时焕然一新。

他战功赫赫，被推为中兴第一战功。

他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很自然地遭到了朝廷的猜忌，可他对付猜忌的办法，与郭子仪大不一样，他呆在地方，尽量不人京，对朝廷的有些危难坐视不救，以求自保。因他的这种表现，部将田神功等人对他的敬畏态度大有变化，从而使得他抱愧成疾，郁郁而终，年仅五十七岁。

细说隋唐61：唐代宗

唐代宗李豫，原名椒，封广平王，当初其又唐肃宗在灵武登位后，他被拜为天下兵马元帅，是实际主持抗叛的领导人。

李豫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且以恩信深得人心。时叛军声势强大，官军屡屡败北。为扭转战局，他和前来为唐助战的回绝叶护王子结为兄弟，使本有超级战斗力的回给军更加奋勇作战，配合官军，取得了恢复长安的关键一战—香积寺大战的胜利。

然回绝不是完全出于道义来援唐的，其附加着苛刻的条件，即攻下长安与洛阳二京后，土地、民众归唐，而金帛、女子皆归回纭。由此，在进人长安前，叶护王子要求兑现协议。

李豫却要求暂缓兑现，说：“今刚得长安，若进行扫掠，洛阳之人闻讯，必为叛军死守，请到洛阳再如约。”

叶护王子听他言之有理，不但同意，且表示愿意再为唐攻打洛阳。攻下洛阳后，李豫再说动叶护王子，用万匹锦罗替代了协议内容。如此，避免了回绝的劫掠，保护了二京民众的生命财产。

李豫的功绩，天下有目共睹，各族盛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

唐肃宗驾崩后，李豫以太子身份即位。然他所面临的形势，仍是外忧内患。这外忧内患，可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从国家来说，外有吐蕃之优，内有叛军之患；另一层是从朝廷来说，外有叛军之忧，内有宦宫之患。

为真正建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唐代宗首先着手解决身边的李辅国专权问题。

李辅国可谓是帮助唐代宗登位的大功臣，他居着这功，比在唐肃宗时更加飞扬跋息。朝中事无大小，一切均由他拍板。公卿百官人朝，得先拜见他。

至此，李辅国还不满足，公然要唐代宗当空头皇帝，嚣张地说：“陛下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

唐代宗装着不和李辅国计较，并以将欲夺之必先予之的韬略，加倍地尊重他，敬称他为“尚父”。唐代宗谦恭的态度，使李辅国放松了戒备。时当初和李辅国合为一伙的另一大宦官程元振。因一没得到令他满意的回报，二遭到李辅国欺人太甚的压制，逐渐生出怨恨，常常向唐代宗检举李辅国的劣行。见宦官集团内部开始分裂，唐代宗笼络禁军军官，向李辅国开刀了：用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取代他各种要任的头衔，用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取代他判元帅行军司马的头衔，从经济到军事，剥夺了李辅国的权力，由此间接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力。

此后，唐代宗名义上赐给李辅国一所外宅，实际是将他从宫中给撵了出去。李辅国搬出宫后不久，就被人给暗杀了：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很多人认为，这是唐代宗派人所为。

李辅国被除去之后，程元振替补了上去。他的气焰比李辅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肆贪污受贿，排斥不肯顺从的将相大臣。宰相来填早先在地方任节度使时，曾拒绝过程元振的索贿，由此被诬告为和史朝义叛军有勾结，致使遭到流放，复被赐死。程元振的专权，使朝中有功者均处在阴云的笼罩之中。

内廷如此，边境的形势更吃紧。自安史之乱爆发，唐廷为抗击叛军，将西北戍边部队全都调往了内地，使西北成了军事真空地带。一直在伺机发展的吐蕃，趁机进行蚕食。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兵人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尽取河西、陇右地区。如此，凤翔(今属陕西)以西，那州(今陕西彬县)以北，全部丢失。吐蕃得了大片土地，并未打住，又以二十万部队攻克径州(今甘肃径川)，直向内地深入。进到奉天(今陕西乾县)等地，长安为之震动。

唐代宗仓促调动军队，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领军出镇咸阳(今属陕西)。然唐军寡不敌众，连传败报，遂使长安暴露在吐蕃军之前。唐代宗见无力守卫京师，不得已放弃了长安，向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流亡。

长安陷落。

逃到陕州后，朝廷依然被程元振所掌握。他先前隐匿吐蕃东侵的消息，致使唐廷没能及时调军抵抗。此时，他为了遮盖自己的过失，竟然多次向唐代宗打小报告，说郭子仪用兵不力，居心不良，将有不利于朝廷的图谋。郭子仪迫于谗言，上表请求解除他副元帅和节度使的职务，以明心迹。唐代宗没同意，复下诏调发各路兵，要求立即前来驰救。诏令下达后，拥有重兵的李光弼等将领，因恨程元振专权害人，拒不前来。

程元振不去，唐难未已。一腔热血的太常博士柳抗认为程元振罪大当诛，然程元振之所以能专权，问题出在唐代宗的怂恿。他冒死向唐代宗进言说：“吐蕃长驱直入，兵不血刃进入京师，烧杀抢掠，武士无人力战，此是将帅叛陛下；朝廷宦官当政，大臣被疏，酿成大祸，群臣无人犯颜直谏，此是公卿叛陛下；陛下出京，百姓不以为忧，此是百姓叛陛下；诏征诸道兵，四十天来竟无军队前来，此是四方叛陛下。若要转危为安，必得斩程元振，然后下罪己诏，以示改过自新。”

这一席话，唐代宗只是采纳了一小半，仅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归原籍。

尽管唐代宗很有保留，但还是激励了各路将帅。勤王兵从各地赶来，对吐蕃军进行了攻战。郭子仪在商州(今属陕西)组织了军事大反攻，终于将吐蕃赶出了长安。

唐代宗从陕州返回长安。程元振闻讯，想东山再起，扮成女人潜往长安。走到半路，被京兆府拿获，以图谋不轨的罪名，被唐代宗处以长期流放。

同年年初，叛军的最后一任皇帝史朝义自杀身亡，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无论唐代宗功过如何，这大战乱的结束，当给他添了不少政治光辉。

安史之乱的平定，吐蕃军的被驱，虽是全国军民抗战的成果，但在将帅之中，尤以郭子仪和李光弼建功最多。在这二人中，当以郭子仪居前。他是挽救唐廷的中兴之臣，曾经有过多次自立为天子的机会，都被他拒绝了。对这样的大功臣，唐代宗无以为报，只得搬出尚书令相酬谢。尚书令一职，是最高的宰相，因李世民曾领过此职，故后来长期被空缺，已成为惯例。直到唐代宗登基伊始，为提高太子李适的实际政治地位，有利于对叛军的抗战，才将尚书令一度授予李适。郭子仪懂得尚书令几乎已是唐皇室的禁商，对如此的酬谢，他是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坚辞了三次给辞掉了。

其实，唐代宗给郭子仪尚书令一职，不是真给，若是真给，郭子仪是推辞不掉的。他是借这酬谢，试探郭子仪，试探其到底是忠心耿耿的纯臣，还是包藏野心的奸臣。他更是借这酬谢，试探天下人心，这江山社樱究竟仍是李唐皇室的囊中之物，还是已潜伏着改易他姓的危险？有了这一试，他多少放了些心。

从郭子仪而言，对于皇位，他不想要，更不敢要，在长期的平叛斗争中，他认清唐皇室依然有着强大的人心基础。由此。他给自己设立的人生最高目标，只是建功立业，建大功、立大业，封王拜相，封妻荫子。

对皇位归属问题的潜在争议，不仅存在于唐代宗与郭子仪君臣之间，且还存在于他们的晚辈之间。为笼络郭子仪，唐代宗将自己的女儿异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从而君臣成了)L女亲家。

小两口闹别扭，异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羞辱郭暖。郭暖气不择言，脱口说：“你不过仗你父为天子，殊不知，我父还不愿为天子！”

异平公主人宫向唐代宗告状，得到的回答却是：“郭暖说得极是，若其父愿为天子，恐天子轮不到你家！”

郭子仪闻讯，急忙人宫请罪。唐代宗反安慰他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不值计较。”

郭子仪为化释唐代宗的猜忌，回府将郭暖责杖了一顿。

后京剧界根据这故事，编了一出《打金枝》。

唐代宗在位共十八年，在位期间，他做了些有利民众的事。

细说隋唐62：唐德宗

唐德宗李适，是唐代宗的长子。前为雍王时，出任天下兵马元帅，有破史朝义与收复洛阳之功。

在唐德宗登位后，虽安史之乱结束已有些年头，然大乱给唐王朝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许多藩镇以半独立的形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统一只是流于表面，分裂的因素深深地布满了大地。

作为一个负有将国家真正实现统一使命的君主，唐德宗出台了一系列抑制藩镇的措施，并努力促使其产生效果。对许多藩镇首领而言，唐德宗的措施是致命的，他们不甘坐以待毙，遂以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方式，继续负隅顽抗。彼此之间由是爆发了大冲突，再一次激起了政治大动荡，动荡的规模虽不及安史之乱，然其负面效应深刻地影响了唐朝中晚期的运势。

藩镇半独立的割据，基本上是节度使、留后父子相传，或拥兵自重，然后逼请中央政府加以承认。唐德宗为分化瓦解藩镇间的联合，有时承认了些一时难以对付者，有时则相机予以拒绝承认，有时让藩镇间互相攻伐。他的这种方略，在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同时，也种下了让藩镇更加轻视中央的恶果。

建中初期，镇冀镇也称成德镇(今河北部分地区)李惟岳、淄青镇(今山东地区)李纳相继擅承节度使之职，唐德宗皆予以拒绝。由此，这二镇联合山南东道(今四川、陕西、河南部分地区)梁崇义、魏博镇田悦共同反唐，形成了‘“四镇之乱’，。在被唐德宗派兵粉碎后，继而卢龙镇(今河北部分地区)朱滔、成德镇王武俊、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分别称冀王、赵王、魏王、齐王，形成新四镇反唐联盟，推朱滔为盟主。唐德宗再次进行讨伐，由于军事上失利，被迫颁发了赦免令。四镇取消了王号，在名义上臣服唐朝，实际却加深了割据程度。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西镇(今河南部分地区)李希烈，因有为唐征讨梁崇义、李纳等功，却未得到他想得到的地盘，遂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闹起了独立。朱滔、王武俊、田悦等人为了自身的生存，纷纷遣使劝李希烈称帝，彻底与唐决裂。次年，李希烈正式反唐，并付诸军事行动，连取汝州(今河南临汝)、安州<今湖北安陆)、汁州(今河南开封)等地。

李希烈的行为，是唐德宗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令左龙武大将军哥舒耀领军万人，前去征剿李希烈。可随着战局的展开，却是李希烈用兵三万，将哥舒暇团团围在了襄城(今属河南)。

为解襄城之围，唐德宗调径原〔今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兵来长安，准备在整顿后发往河南。径原兵本以为到了天子的脚下，可获得丰厚的赏赐，以安顿家小。然事实让他们很是失望，唐德宗只是拿出了一些微薄的东西来打发他们。径原兵愤怒了，他们推曾为径原节度使的朱砒为首，发动了兵变。唐德宗仓促之下，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朱袱是朱滔之兄，他早年是安史之乱中叛将李怀仙的部将，在归顺唐朝后，建过不少功勋，被加中书令的头衔，镇于风翔(今属陕西)。朱滔反唐，用蜡书与他联系，被唐军截获。唐德宗将他召回长安，名为安慰，实际是软禁了起来。当径原兵来推戴他，一系列的前因后果，促使他同意了做他们的首领。

基于各地反唐的形势，朱溉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登上帝位，国号大秦，改元应天。他致函联络朱滔，要求会师洛阳。随即，他率兵进攻奉天，围城数十天。然勤王的唐军从四处赶来，在澄泉(今陕西礼泉)之战中他遭到大败，被迫退回长安。

唐德宗正可望实施反击，以收复长安，不料前来救驾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因对唐廷不满，反与朱沈联成一气，反戈指向唐德宗。唐德宗再逃，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朱溅为拉拢李怀光，定约分帝于关中，永为邻国。然在李怀光反唐后，其内部开始分化，朱溉遂对李怀光以臣相待，加上邻近唐军的威胁，从而气得李怀光远走河中(今山西永济西)。

在唐德宗与朱掀的对垒中，名将李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晨因破吐蕃之功，官拜右神策都将军，在救援奉天的行动中，他又是一马当先。在李怀光兵走河中后，他挥大军逼向长安。

朱沈无力抵御，领众弃城向吐蕃逃窜，一路上人马不断流散，到了径州(今甘肃径县西北)，只剩下百余骑。他所委任的径原节度使田希鉴，闭门不纳。转向宁州(今甘肃宁县)，复遭到刺史夏侯英的拒绝。再投彭原(今甘肃宁县西北)，被部将杀死。一场皇帝梦就此破灭。

唐德宗收复长安的当年，也即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李希烈在沐州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李希烈设计的战略，是攻下江淮，取得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运输线。他以大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前去操作这个战略。然而，杜少诚先失于寿州〔今安徽寿春)，再败于薪州(今湖北薪春)，几乎是全军覆没。此外，给杜少诚打配合的晓将董侍，也在鄂州(今湖北武汉)被唐军击溃。

李希烈连连受挫，不得不放弃了经营江淮的战略。改向就近在河南发展。可是，他仍是一败涂地。他亲率大军五万，在宁陵(今属河南)与唐军激战四十五天，失利而退。其将翟祟晖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战败被俘。其猾州(今河南滑县)刺史见李希烈屡战屡败，归降唐军，致使注州正面洞开。唐军向注州推进，李希烈奔走蔡州(今河南汝南)s州为唐军所得。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在进一步的失败下，食牛肉致病。其将陈仙奇让医生陈仙甫毒死了他，举城归降了唐军。

两个伪皇帝虽都归于覆灭，然藩镇割据的格局仍未能得到有效的抑制，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唐德宗的身后。

唐德宗君临天下共二十六年，算是在位比较长的君主。然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与藩镇的对抗之中，却少有建树。在他的晚年，由于对朝臣的失望，开始大力依靠宦官，遂致使在唐代宗之时遭到沉重打击的宦官势力，重新开始抬头。宦宫取得了禁军的控制权，在朝中极其飞扬跋息。

宦官不仅把持朝政，且危害于民众。其危害民众最烈的，莫过于宫市。先前，官中所需物品，均由官吏到长安市场上去购买。宦官见此有利可图，遂夺取了宫市之权。他们购买物品，并不按照买卖原则，而是凭借权势，低于市价收进，或巧取豪夺。人称“名为宫市，其实夺之”。最典型的一事是，有个农夫，驾驴驮着柴薪到市场去售，宦官见了，用区区数匹绢强行买下，并让农夫将柴薪送人宫中。人了宫门，宦官索要人门钱，农夫大哭，无奈以绢相给，宦官不肯受，竟要他的驴子。驴子是农夫的命根子，由是拼死相争，打了宦官。事情报到唐德宗那里，他出于名声的考虑，废黝了当事的宦官，赐了农夫十匹绢。然事情过后，他依然听任宦官把持宫市，夺民财物：其实，得到宫市最大利益的，不是宦官，而是唐德宗自己。藩镇把握地方财政，赋税贡人有限，唐德宗用度紧张，在财政拮据的状况下，他已难顾天子的尊严，将廉耻丢在了一边，与小民争起了利。

出于对财政的改革，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二税法。然在二税法之中，他又加进了间架税、茶税等苛捐杂税，以搜刮民脂民膏。

史家对唐德宗的评论是：他极力想做个至圣至明的天子，然实际效果恰恰相反，昏庸地用了许多小人，靠着幸运才维持了统治。

细说隋唐63：理财家刘晏

一国之命脉，在于经济。唐朝之繁荣，得力于经济。掌管与调整经济事务，时称理财。唐朝前后出了许多理财家，刘晏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东北)人。他进人仕途，进得相当奇。八岁那年，唐玄宗到泰山封禅，他随着一起去，在途中献了一篇颂词。唐玄宗见他年幼，甚是惊奇，让宰相张说测试他的才华。测毕，张说汇报说：“这是国瑞。”唐玄宗立即授他为太子正字。公卿们将他视为“神童”，争相宴请，由此名声大振。

虽以文学叩开一r仕途大门，然刘晏最感兴趣的，却是经济。，对此，他花了相当大的工夫去研究。他研究经济，不是从纯经济出发，而是将经济与时代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他被授为夏县(今属山西)县令后，他将他的研究所得，在县内进行了实验。实验的效果非常出色，不用他督促，当地的民众便自动地缴纳赋税，一时称为美谈〔；他对经济有着一套独到的看法，然其宗旨却是利民，这与其他理财家刻剥民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在他转任温县(今属河南)县令后，受到了民众刻石的颂扬。

正当刘晏要为盛世进一步贡献经济才华时，安史之乱爆发了。他避难于襄阳(今属湖北)，在江南准备另起炉灶的永王李磷，看中一r刘晏的理财能力，任命他为高官、可刘晏拒绝了非正统的李磷，投到唐肃宗的阵营。他被拜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由此负起了经营南方对唐廷运输线的重责。然他到达吴郡(今江苏苏州)后，李磷的兵锋已经逼来，他利用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为唐廷保存了这块土地。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出任过地方长官，也担任过中央负责经济的要职，他虽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舆论的好评，然由于官场的倾轧，儿经沉浮，终未能在经济领域中大显身手。

唐代宗登位，刘晏以宰相衔领河南江淮转运、度支、盐铁、铸钱、租庸、常平使，集经济事务与大权于一身。他所领之事都是要务，然要务中的要务，是解决关中缺粮的问题。

自战乱以来，运河潜运儿乎中断，首都所在地关中需要的粮食，只能从长江、汉水等地辗转运来，由于运输困难，致使关中粮食十分紧张。每斗米值千钱，当地农民用麦穗供应禁军，宫中有时竟也遇无米之炊。

刘晏为解决这问题，不避千辛万苦，亲自在运河线路上勘探了一遍，个面地了解了情况。随后向幸相元载上了一道书，提出重新整治运河，恢复原有的槽运。此事本在刘晏权限之内，然他为避免其他方面的掣肘，以及嫉妒之人的谗言，而请求元载的支持。此事因有利于宰相的政绩，元载批准了刘晏的计划。刘晏又为了取得沿途地方的支持，和各节度使确定了嘈粮的分配数额。在上下一致的支持下，刘晏整治了淤塞的运河段落。接着，恢复了运河的槽运。

他的成绩是喜人的，每年向关中输送四十万解粮食，赢得了唐代宗的高度赞扬。从此，不论关中是否遭受水旱，粮食保持了合理的价位。

在重新开通运河嘈运后，刘晏为向关中运送更多的粮食，在潜运的粮耗上做起了文章。他通过实地调查，注意到江、仆、河、渭各大水系的水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槽运从江南直达关中，因路途遥远，舟船朽毁，一路损失不断。对此，他作了分段处理，在各大水系之间设立粮仓，以作中转之用。其具体的安排是：江船至扬州(今属江苏)而止，沛船至河阴(今河南郑州西北)而止，河船至渭口(今渭水人河口)而止，渭船通达长安。由此，在槽粮总数不变的前提下，运送到长安的粮食增加到百余万解。

国以民为本，在农业社会，人口多少，决定着劳动力的多少，而劳动力的多少，则决定着国家的赋税收人量。由于战争，战后人口逮减，加上落镇割据，隐匿其治下的民户，遂使天下户口数下跌百分之八九十。

为此，作为一个理财家，刘晏推出有力的措施，促进民户的增长，以改变民户凋零的状况。他在诸道设立巡院官，以及时反映各地丰灾的情况，并在丰年以高价收购粮食，在灾年低价出售粮食，以保证农民的利益。此外，遇到特大的灾害，官府减免赋税，或出面贩济，使农民有生活的保障。在如此利民的措施下，民户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刘晏刚出任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仅有二百万户.到了他的晚年，增到三百万余户。民户的增长，相应地提高了国家的赋税收人，从年四百万缉，提到了一千万绍6对盐业的整顿，刘晏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对民生而言，盐是仅次于粮食的生活必需品。由于以前缺乏统筹的盐务，致使私盐泛滥，民众负担加重，而国家的盐税收人大减。

刘晏对盐实行了专卖法，并辅以灵活的方法。他于产盐之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生产的盐，然后转卖给盐商，由盐商分售于各地。此外，对一些距离产盐地较远的地区，为防止盐商在那里谋取暴利，将官盐运送到那里储存起来，于盐价过高时投入市场，均衡盐价，此称为常平盐。

在刘晏主持盐务后，国家盐税大增，仅江淮地区，就从四十万绪，增加到六百万络，而民众不仅保证了用盐，且对盐的开支大减。相比之下，不属于刘晏管辖的地区，盐价却一直居高不下，如盛产池盐的河东地区，其盐利不过八十万络，盐价超过了江淮的海盐。盐务的妥善处理，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私盐的贩卖。当长安有一次盐价腾贵时，他奉命急调外盐以济长安市场，由于他真正控制了盐务，从扬州调盐入京，仅用了四十天，被长安居民视之为“神”。

对调节市场，实现贡赋的真正价值，刘晏也自有他的独到之处。各地出产不一，而有些产物在当地价钱较贱，尤其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产之物更是不值钱，当这些产物被当做贡赋，经过长途转运，送到首都后，其运输价已超过产物本身的价值。刘晏让当地政府收购产物，折算成货币，然后将货币贡人首都。仅江淮地区，每年即可贡人十余万络。

与其他掌管经济事务官员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刘晏能及时掌握各地市场的行情。他派了诸道巡院官驻在各地，随时注意各地市场的变化，一有变化，便通过严密设置的快马、骤站系统，立即迅速通报于他。不出数日，他便能知晓各地市场的变化情况，由此能让各地市场互通有无，以平衡物价，繁荣市场。他自称，这种办法，简直像钱在地上流一般。

刘晏的成功，在于他的敬业精神。他几乎没什么业余爱好，而将自己完全融人到了经济事务中。每日上朝，在马上筹算，处理事务，直到半夜，连休息日也如此。不论事情多么繁杂，当日事必当日毕。他的居所，极为粗糙简陋，饮食毫不讲究，甚至连一个侍候的奴脾都没有。

大历时期，人称军国费用全仰仗于刘晏。换句通俗的话说，刘晏是唐代宗时代的“财神爷”。

他理财多年，为做好理财工作，他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并强调“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从而培养了一大批的理财人才。在他死后二十多年，他所培养的人才，如韩徊、元诱、裴腆、包洁、卢微、李衡等，相继掌管了财赋。

刘晏用人，有个原则，即只用士人，不用俗吏，他对此的解释是：“士有爵禄，从而名重于利；吏无荣进，从而利重于名。”此外，他还将大量财货馈送给天下名士，名士们由此到处为他美言，提高了他的名声〔，在唐德宗即位后，兴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缘故，刘晏开始走下坡路。他以前曾与杨炎一起在吏部共过事，两人矛盾极深。在元载获罪后，他奉命进行审讯，乘机将杨炎赶出了中央。君位更迭，杨炎东山再起，为替元载报仇，更为自己出气，以刘晏谋立妃子为皇后，和朱牲份且谋等罪名，说动唐德宗将他贬为外官，再予以赐死。

刘晏死得冤，天下皆为他喊冤。

细说隋唐64：杨炎与二税法

中国经济史上，曾有过两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一次是“二税法”，一次是“一条鞭法”，前者是唐朝的杨炎推出的，后者是明朝的张居正推出的。

因这“二税法”，杨炎的大名得以传之后世。

杨炎，字公南，凤翔(今属陕西)人。他的父亲杨播是唐玄宗时代的进士，然中举之后，却厌恶官场，做了隐士，诏举为谏议大夫，又弃官回了家乡，自号玄靖先生。杨炎长得一表人才，文章极具雄气，处世极具豪气。人以为他肖似其父，有隐士之风，遂送了个雅称，叫“小杨山人”。

其实，杨炎与其父根本不同，有着强烈的官场情结。他凭着才华，在仕途上平地一路做去，在唐代宗时期，直做到中书舍人。他和常衰一起知制浩，常衰擅长起草任命官员的诏书，杨炎擅长起草天子施行恩命的诏书，两人各有千秋，人并称为“常、杨”。

他和宰相元载是同乡，凭着这层关系，他被授为吏部侍郎。同乡多得很，元载看中杨炎，是看中他的政治才干，以培养自己的继承人，故而待他亲近无比。然当杨炎完全踏上元载这条船后，却因元载获罪被诛灭，受到株连，被近似于流放地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人被贬到远方，却因他所撰写的(李楷洛碑》而峰回路转。这碑写得气势宏大，是一篇难得的佳文，时尚为太子的唐德宗爱之不舍，将它镶嵌在东宫的墙壁上，每日诵读把玩。到他登位，已萌生了起用杨炎的意思，加上宰相崔箱甫的极力推荐，便把杨炎调回中央，以门下侍郎带宰相衔。

有风度，有才干，有文名，有时誉，在杨炎被拜相后，天下舆论反应强烈，认为从此有了个为民谋利的贤相。

从流放地调回中央，从犯官一举成为宰相，平步青云的杨炎，有了宽阔的舞台作为用武之地。然而，他与刘晏一样，以文学崭露头角，却以经济之才大展身手。而唐德宗寄希望于他的，也正是这一点。

杨炎面对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战后经济秩序的紊乱，以及经济政策与时代潮流的脱节。他由此人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作出了一系列的大改革。

他首先处理的，是天下财物归朝廷所有，还是归天子所有的难题。

在战前，天下财赋贡送首都后，全部被储存于由朝廷掌握的左藏库，由太府按时核实呈报，由尚书省的比部复查出纳，从而账目相当清楚。战后，理财家第五琦出任度支、盐铁使，主管左藏库，京师的禁军将领杜撰种种理由，无限制地申请调拨财物。迫于他们的淫威，第五琦无法拒绝，然又恐人不敷出，遂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将财赋从左藏库转移到大盈内库。大盈内库是天子私用之物所藏之地，在财赋进人大盈内库后，天子从此得以自由支配，自由取用，再不受太府、比部的节制，宦官们乘机在内制造了许多弊端。时称：“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

杨炎以为：“财赋，是邦国大本，人的喉舌，其关系到天下的治乱。’他要求唐德宗以天下为重，恢复财赋归左藏库的旧制，杜绝宦官的舞弊，让财赋重新成为天下的公物。为说服唐德宗，他作了一些让步，提出了妥协条件，先计算宫中的开支，然后由朝廷尽数调拨，以满足天子的私用：唐德宗见自己的私用得到了保障，并可显示他有天下为公的胸襟，由是同意了杨炎的主张。

这一步的成功，使杨炎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有了足够政治资本的杨炎，接着，干了一件更让朝野震动的大事，改革因均田制破坏而不合时宜的租庸调制，推出焕然一新的“二税法”。

唐朝前期，继承了北周、隋朝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均田制。

均田制以人丁为基础。其规定男子按年龄分为五个等级：始生为“黄”，四至十五岁为“小”，十六至二十岁为“中”，二十一至五十九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

受田的规定是：丁男、中男各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残疾者四十亩，寡妇三十亩，如是户主，则为五十亩。道士、僧人三十亩，女冠、尼姑二十亩。官奴蝉受田减百姓之半。百姓一家超出三口，给园宅地一亩，另外，每增加三口，加一亩。奴蟀一家五口给园宅地一亩，每增加五口，加一亩。口分田在受田者死后交还国家，永业田可传给子孙。永业田每亩得种桑五十株以上，榆、枣各十株以_上，以三年为毕。授田的原则是：纳税者优先卜贫民优先，无地者优先。

国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相应的赋税征收制度，即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租是每丁年缴纳租粟二石。调是缴纳帛二丈、绵三两，或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是每T年服役二十天，无事则改折为缴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有事加役，超过十五天免征调，超过三十天，租调全免。而正役和加役加在一起，不得超过五十天。遇自然灾害，收成减少十分之四以上，免调；减少十分之六以上，免租调；减少十分之七以上，租庸调全免。

均田制实行以来，尽管实际情况有些出人，但基本保证了人均有田。而国家通过租庸调的征收，也保证了基本的财政收人。

然随着官僚经济、寺院经济、豪强经济的发达，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土地私有制蔚然成风，小农纷纷失去土地。富户丁多，或以官职，或冒僧名，或勾结官府，以逃避赋税。贫者丁多，无力负担，或逃亡他乡，或依附富户，以逃避赋税。从而均田制逐渐变得徒有虚名，国家的租庸调的征收逐渐难以落实。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各级宫吏假借征收租庸调，弄出许多苛捐杂税，以中饱私囊。以致农民无法生存，被迫挺而走险；朝廷财政拮据，捉襟见肘。于此之际，不改革赋税制度，国难望治日，民难望宁日。

杨炎针对这种情况，并鉴于各地没户籍的浮户，远远多于有户籍的定居者，遂以此为基础，废除了以丁为对象的租庸调制，改行“二税法”。

二税法的基本内容：一是量出为人，即国家根据每年的财政开支，先度算出数目，然后按这数目摊派税额，下达州县各自执行；二是取消原户籍限制，均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籍，不再区分年龄，而以贫富也即每户实际财产的多少来划分户等，作为承担税额的依据；三是土地税的征收，以每户在大历十四年土地占有的情况为准；四是户税、地税按夏、秋两季缴纳，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

二税法是根据现实经济状况而制定的，它较为实际，适应了经济变动的形势。它使国家扩大了税源，扩大了纳税对象，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国家财政拮据的窘况。它也减少了无地者的赋税负担，同时取消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抑制了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使民众稍稍得以安居乐业。

然而，在完全凭人治的社会中，任何制度的推行，在一段时期后，总会遭到人为的破坏和篡改，以致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发生极大的改变。二税法也是一样，在日后长期的施行中，被附加了盐、铁、茶等税，使二税法变得面目全非，再一次导致了唐朝经济制度的紊乱，进而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这是后话，在此带过。

二税法推行的成功，使杨炎走上人生辉煌的巅峰：可是，巅峰过后，杨炎却面临了深渊。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然杨炎这个宰相，心地却极其狭窄，受不得一点委曲，眶毗必报。他早先刚踏人仕途，就凭着河西节度使吕崇责的宠信，将曾侮辱过他的县令李太简打了个半死。和刘晏结仇后，又进谗言，害死了刘晏。然他不懂政治之道，为对付舆论，竟将害死刘晏的责任推给了唐德宗。唐德宗为此极为愤怒，先将他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走到半道，又将他赐死。

杨炎害了刘晏，又因刘晏事被唐德宗处死，这是他始所难料的。

细说隋唐65：卢杞

中国传统政治对臣子的评判，历来以忠奸为准绳。然将这准绳用到极致，当以欧阳修、宋祁领修的《新唐书》为一巅峰。其典型的一例，是径渭分明地将卢弈、卢杞父子分别列人了《忠义传》与《奸臣传》。

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祖父卢怀慎，是唐玄宗开元初期的宰相，以清廉谨慎著称，时称为贤相。父亲卢弈，天宝末为东台御史大夫，坚守洛阳，为安禄山叛军所害，人誉为忠臣。靠着父祖的德业，卢杞以门荫入仕。

卢杞的长相极为丑陋，且面带蓝色，被有些人视之为鬼。然他生活不讲究，不嫌旧衣粗食，人们以为他继承了卢怀慎的清俭之风。他又极富口才，说来滔滔不绝，很能打动人。凭着这两点长处，挽回了面貌的短处，一路升扬，周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要职。只有郭子仪对他抱有戒心。这个功勋卓著的中兴之臣，用奢靡来显示他无政治野心，常被歌姬丝竹所环绕，并在这场景中接见百官群臣。他病重之际，卢杞来访，他屏去所有的美女侍从，单身相见。事后，家人问是何故，他解释说：“卢杞面丑，左右见了必笑，然他心险，一旦得权，恐有灭族之祸：”

卢杞在政治上的飞跃，起于当歌州(今河南灵宝)刺史。他向唐德宗上奏，说本州有三千头官猪，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唐德宗令移往同州(今陕西大荔)，然卢杞答复说：“同州之民也是陛下的百姓，臣以为用为食。”

唐德宗感动地说：“官在掳州而忧他州，真是宰相之才！”

遂下诏将官猪赐予贫民，调卢杞进中央担任御史中巫4做了御史中承的卢杞，很能揣摩唐德宗的心理，故而每有奏事，必切中唐德宗的想法。由此，一年后就升为御史大夫，又没出数十天，被拜为宰相。其升腾之快，成为朝中的一大奇事。

人们以为卢杞升腾得快，而他自己却认为是历经了磨难，这磨难主要是，面貌丑陋而遭到的歧视，学术低下而遭到的蔑视。他得了志，便开始报复，以发泄积累已久的愤恨。他痛恨贤臣，痛恨能臣，痛恨仪表堂堂之臣，只要稍不如意，便排挤打击，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

一同为相的杨炎，看不起他，托病拒绝一起就食。此外，又在政事上发生了一些分歧。不到半年，卢杞拉拢大理寺卿严郧，摧他为御史大夫，一同对付杨炎，直到将杨炎弄死为止。

另一宰相张谧有才有望，并素得唐德宗信任。卢把嫉恨，却难以进谗言，乘陇右用兵之际，请用张锰领军前往，唐德宗没同意，再寻故推荐张谧出镇凤翔，由此将张傲撵出了中央。

大臣颜真卿一贯直言极谏，毫无忌讳，对卢杞专权很是不利。由是，卢杞让颜真卿出使宣慰叛乱的李希烈，结果颜真卿被李希烈所杀。

前宰相李摇有雅望，人多以为能被复用。卢杞恐怕成为事实，派遣他为吐蕃会盟使，遂使有病在身的李摇亡在了途中。

度支使杜佑，以学术和气度，得到唐德宗的青睐。卢杞却百般低毁，最后将杜佑外放为苏州刺史。

作为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的严黔，在助卢杞除去杨炎后，逐渐与卢杞意见不合。卢枪假借御史郑詹审狱有误，以此事牵连追究严郧，将郑詹处死，将严郑处以流放。

还有许多身为国家栋梁的大臣，伤、亡在了卢杞的手上，朝士扼腕，民众痛愤，然卢杞以他的逢迎之术，讨得了唐德宗的欢心，谁也不敢上言陈明真相，谁也拿他没办法。

当时为对付藩镇割据，唐德宗不断用兵。战争得靠巨大的经济开销支撑，财政由此相当拮据。作为掌管财政的度支部门，按照各军呈送上来的报告，每月得支付百余万钱，然国库所藏之钱仅够支付三个月。为解决这个问题，卢杞用了他的党羽户部待郎赵赞来掌管度支，并采用了另一党羽韦都宾的建议：商贾有钱千万者，任其自用；过千万者，多余的上交为军费；战争结束，则移为国用。卢杞上奏唐德宗，被批准施行。

然这方案完全是不顾事实虚构而成的，商贾们的财力与其相差甚远。地方政府为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或用刑法，或用搜查，或用暴力，强制商贾上交。商贾们哪来这么多钱，大多是卖了田地、卖了住宅、卖了奴脾，加上借债、典押，勉强凑钱。商贾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不少人只能选择了自杀。长安的店铺纷纷倒闭，市面极为萧条，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些稍有勇气的商贾，冒着杀头的危险，在长安街上拦住卢杞的车队诉说，然均遭到驱逐。民怨沸腾，终于让唐德宗知道了。唐德宗了解了实情，见此办法根本不足以解决军费，下诏予以停止。

军费还是要的，唐德宗要卢杞另想办法。接到命令的赵赞，竟然想出了征收间架、除陌之税。其间架税是：有屋二架为一间，按其质量、数量交税，上等者二千钱，中等者一千钱，下等者五百钱，由吏员进行核查，若发现有隐瞒者，没收抵罪，告发者可得五万钱。其除陌税是：原公私交易，规定征税千分之二十，现抬高到千分之七十。若有隐瞒，每一千钱罚二万钱，告发者奖一万钱。此法推行后，主掌的官吏大肆舞弊，中饱私囊。结果，缴人国库的钱不及以往的一半，然怨愤之声却遍布天下。

后来朱砒之所以敢发动“径师之变”，除了政治原因外，间架、除陌之税带来的民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叛乱的军队曾在长安大叫：“从此不再夺商贾之钱，不征间架、除陌之税！”由此，叛乱得到了商人、居民一定程度的支持。

唐德宗逃往奉天，卢杞随驾。宰相崔宁从乱军中逃出赶来，流涕痛陈时事，其语直陈卢忆迷惑唐德宗，负有不可浇恕的罪责。卢杞反诬崔叮与朱砒订有盟誓，借着唐德宗之手将崔宁杀了。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大破朱毗之军，欲得唐德宗一见。然卢祀之党纷传，李怀光有诛灭他们的想法。卢忆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动唐德宗不见李怀光，让他去收复长安。李怀光得诏，认为自己千里勤王，建有大功，却不得天子一见，一怒之下，接受了朱沈的拉拢，竖起了反旗，并极言卢杞的罪恶：千夫所指，直指卢杞，唐德宗迫于舆论，迫于形势，将卢杞流放性地贬为远地司马。

然人虽贬去了，唐德宗却思念不已，因这些年来，卢杞用刑法为他治朝，将群臣治得服服帖帖，治得他充分享受了君主的尊严，现一朝离去。再也没人像卢杞那般对他歌功烦德，面对的只是天下的怨气、群臣的指责，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们君臣之问心有灵犀，身处远地的卢杞认为自己必能东山再起，说：“皇上必然会重新起用我。”

他说中了，不久，唐德宗下诏，让他出任大州刺史：，然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命草诏的给事中袁高坚决不肯起草，接着，大批谏官纷纷进言，说卢杞已被天下所弃，不诛已算他万幸，绝不能再授为大州刺.史。唐德宗找宰相李勉商量，说是否可以改换小州。回答是，给大州也无妨，只是如何面对天下舆论。唐德宗无可奈何，改任他为遭州(今湖南遭县)别驾。

卢杞再也未能回到中央，死在了澧州。

卢杞死了，唐德宗犹在思念，为解这思念。起用了其子卢元辅。卢元辅担任了许多要职，所作所为不像卢杞，倒是很有清行，很有名节。舆论是公正的，没有将他与其父相提并论，而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细说隋唐66：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心今浙江嘉兴)人。唐朝的科举重进士，轻明经，陆贽在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复参加制举中了博学宏词科：按理说，少年得志的陆贽铺在他面前的该是一条锦绣大道，可他执拗的性格，使他在当县尉后，就遭到了一次大挫折，被罢了官。

被罢官的陆贽时还无名，在回乡的途中，去拜渴了有重名的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张谧。张锐起初不把他当回事，在他住了三天之后，才予以接见。可一经交谈，便大为惊奇，惊奇之后发出了大赞赏，要求结为忘年之交。陆贽走时，张锰赠送了百万钱，陆贽拒而不受，仅拿了些新茶。

陆贽由此出名。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听闻了陆贽之名，到登位后，又从派出的使者那里，获悉了陆贽对治国之道的至切建议，遂召为监察御史，再升为翰林学士。从此，陆贽开始谏言，开始建言，他的谏言直切无讳，他的建言每每中的。面对天下藩镇割据的纷乱局面，他在了如指掌地熟识了形势后，以高屋建瓶的大气，分析了割据势力的轻重，并提出了重新部署防务的具体方略。

陆贽认为，重中之重，在于强化首都所在地关中的战略地位，他说：“立国之要，当在审视轻重，本大而末小，方得以巩固。治天下，犹如身使臂，臂使指，大小相适而不违。关中作为王箭，为四方之本；长安作为京邑，为王敬之本。其关系是，京邑如身，王瓷如臂，四方如指，此为天子所掌之要。太宗置府兵八百所，关中占了五百，故而天下不敌关中‘，玄宗时期，大卜承平，关中武备渐虚，安禄山得以乘外重之势，一举倾覆二京。由此，关中是王业的根本所在，加强关中战略之位，方能驾驭天下：”

这个建议，唐德宗没采纳，遂导致了“泾师之变”。

唐德宗逃往奉天，陆贽随驾，参预撰写诏令文书。时事务剧繁，每日诏书不下数百道，其他学士多时写不出一道，惟陆贽从容地一一接连写出，以致一旁的书吏来不及誊抄。并且，他所写的诏书，道道合情合理，考虑周密，文辞畅晓，让人看得明白。

从“径师之变”，追究朝廷为政的得失，唐德宗以为“自古兴衰在于天命，不在人事”，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去：而陆贽认为唐德宗大有责任，不推诚信，不纳忠言，亲近小人，刚俊自用，因而需要下罪己诏，重新招徕天下人心。唐德宗听从了，用赦令的形式，夹进了罪已的内容，其下达后，“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重新建立了朝廷的威信。

陆贽还分析了朝中君臣隔绝、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其原因是出于“九弊”，君主居六，群臣居三。君主的六弊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说，恃聪明，厉威严，悠强惶。群臣的二弊是：馅诀，顾望，畏儒。君臣之弊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发生作用：“君主好胜人而耻闻过，必喜侯辞，忌直言，如此则馅诀者进，忠实之言则不闻。君主骋辩说而恃聪明，必强辞夺理以折人，施展权术以诈人，如此使顾望者大得其便，为国谋益者则难达其效。君主厉威严而态强恒，必不能虚心待人接物，群臣恐怕得罪，畏濡之风大长，符合情理之言则无法申呈。”

陆贽一针见血，针针见血，揭示了朝廷中君昏臣仿，不能意气相通，不能同心协力，不能融合一体的根本原因。

对唐德宗，陆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这个君主想德被天下，然行德不固；在困难时想治理大下，而一旦稍有成绩，便生出骄妄之心。他发出强烈刺激的声音，以求改变唐德宗。他说：‘’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延招不得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焕然一变。……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对陆贽之言，唐德宗在于听一与不听之间，听了心绪并不舒服，然屡奏大效；不听，自以为是，然屡出漏子。

观陆贽之才德，是十足的宰相料，观他的所作所为，也尽是相职，故人称“内相”。然他出言太直，用心太真，致力太大，虽为国家谋了利，为朝廷解了难，为君主分了优，然始终犯着唐德宗的忌，犯着朝中权贵们的忌，故而官位不得晋升，长期在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位上徘徊。相反，比他才干低得多、德行差得多的刘从一、姜公辅等人认因有着察颜观色、投人所好的能耐，仅一席话就挠到了唐德宗的痒处，被拜为了宰相。然陆贽不为自己考虑，该说的还是说，该做的还是做，虽未做到宰相，却在天下人心中已是个无出其右的宰相。他的声望，遭到了宰相窦参的嫉妒，由是百般地低毁攻击。然窦参自己却是劣迹不少，陆贽进行了揭发。彼此一来一往，是非曲直被搞混了，搞成了私人意气之争。最后，唐德宗站在了窦参的一边，将陆贽给降了职。

直到窦参失了唐德宗的欢心，陆贽才拨云见日，终于坐上了相位。成了宰相的陆贽，仍然一身正气，仍然奉行着儒家“君轻民重”的政治理念。

早先，唐德宗用杨炎、卢祀为相，而宰相具有选官的权力，他们利用这权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搞得朝廷中不复知公正为何物。在他们下台后，唐德宗为杜绝这弊端，在宰相报呈官员任命名单时，反复斟酌，然斟酌过了头，以致时常耽误了正常的人事安排。陆贽秉政后，提出让各部门长官自行推荐僚属，但若有不称职的事发生，其推荐人连坐。此法被批准推行后，风闻各部门长官利用此权，大肆接受贿赂，多引用私人亲属。唐德宗下诏，对官员的荐举权返归宰相。陆贽用了两个历史经验，来说明用人不可因小废大。一个是齐桓公问管仲，什么样的事影响霸业？管仲回答说：“得贤不能用，任贤不能固，害霸；固始而不终，害霸；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以此强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个是武则天有知人之明，用人广，却考课严格。以此佐证沙里淘金的作用。唐德宗认为陆贽说得有道理，然还是终止了部门长官的选人权。

安史之乱后，边境空虚，朝廷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军队，前往西北边境驻防，时称“防秋”。然由于士卒多未经过训练，将帅之间又缺乏协调，故而屡战屡败。 陆贽对此认为其中有“六失”，并提出相应的积极措施，以纠正“六失”：扬各军种之长，以纠一失；赏罚分明，以纠二失；划清责任，以纠三失；统一指挥，以纠四失；确定役期，以纠五失；选帅恰当，以纠六失。唐德宗再次赞扬了他的建议，然却不予以施行。

陆贽为相，截然不同于其他宰相，他不擅权自重，而是身体力行，努力纠正用人的不正之风。然不论事情关系到何人，都义无反顾地进行直陈，常常逆了唐德宗的“龙鳞”。有人劝告他，说话当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可他回答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岂能顾及其他！”

宦海是波涛汹涌、险象迭生的，在 陆贽一次次化险为夷后，终因唐德宗对他的日积月累的恨意，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时以奸侯闻名的裴延龄，以他高超的逢迎术，获得了唐德宗的宠信，被拜为判度支。人都不敢言，惟有 陆贽连连上言反对。在裴延龄的谗言下，在唐德宗的恼怒下， 陆贽被罢了相。继而，冠以“动摇军情”的罪名，险些被杀了头，幸得谏官们出手救援，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

到了荒远的贬地， 陆贽闭门不出，著了《今古集验方》五十篇。

细说隋唐67：唐顺宗与永贞革新

贞元二！‘四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长期卧病在床并已不能说话的太子李诵，强挣着身子，在百官的拥戴下，登上了皇位，是为唐顺宗，改元永贞。

看似废人一般的唐顺宗，与他外表截然相反，有颗想做一番大业的慷慨之心。这颗心是他在东宫时，被王叔文所激起的。

王叔文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擅长政治之道，因棋艺精湛，被唐德宗任命为东宫待诏。李诵在身体尚可的时候，曾与东宫官员谈论时事，谈到宦官极其扰民的宫市时，群情激愤，而惟独工叔文一言不发。人去后，李诵问他为何无言，他说：‘“太子奉事皇.仁，只要视膳问安即可，不该参预外事。皇仁在位己久，一旦小人以此进谗言，说太子拉拢人心，太子将无法辩解。”李诵听后，如醒醚灌顶，当即表示，若非王叔文，他是听不到此言的。

从此，王叔文成了李诵最亲密的心腹。东宫的所有事务，李诵全倚恃他的意见。他分析朝中政治势力，为李诵日后即位，设计了一幅政治蓝图，常对李诵说，某人可为相，某人可为将。他没有限于坐而论道，而是付诸行动，暗『户交结希冀在政治上有大发展的名士，如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哗、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多人，结为生死之交。此外，还结交了禁军、方镇等军政人物。

唐顺宗登位后，由于病情严重，根本处理不了政事。由此，政柄实际上是由王叔文操掌着。王叔文主外，他和唐顺宗的联系，全靠以前的太子侍读王任。王任是杭州(今属浙江)人，胸无大志，长得很是丑陋，加上一口京师人难以听懂的家乡话，极无人缘。然他仗着与唐顺宗曾有过的同性恋关系，能自由地出入于宫廷内外。王还还与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结成了联盟，共同影响唐顺宗。

王叔文因缺乏资历名望，只能出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坯以同样的原因，出任翰林待诏。为控制相权，王叔文以韦执谊为相。实际上，一切都是王叔文说了算，韦执谊不过是对外传达命令而已。以前所结交的名士，也均被安排到各要职上，尤其是刘禹锡、柳宗元更是受到王叔文的重视，前者被认为具有宰相之才，后者被认为日后定得大用。

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形成了，出于这个集团本身的利益，也融人了士人担当天下道义的成分，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主张。因发生在永贞年间，史称“永贞革新”。

革新的主要内容是：抑制宦官，禁止扰民害民的官市以及五坊小使，以期消灭宦官专政的现象；抑制方镇，收激地方财政及用人之权，以期提高中央集权；抑制陈旧势力，起用新人补充政权，以期推出全新政局；抑制苛政，降低与减少各种赋税劳役，以期获得民心。

单论这些举措，自然有强国强民的作用。然而，这个集团的结构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可谓是良秀参半、鱼龙混杂，动机不是很纯正。其中一些人成了暴发户，他们车马往来，受贿纳赂，尽情挥霍。尤其是王伍，府中设立一个无门大柜，以受来讨官者的贿物，为防止被盗，晚上其妻竟睡在上面。就是一些优秀的人员，也不免意气用事，利用权力，大肆发泄私愤。如尚书右承韩皋对王叔文有些不敬，立即被贬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掌管度支盐铁大权，对大臣多有伤害行为，受到侍御史窦群的弹勃，结果窦群反遭罢官。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因与御史大夫武元衡有个人矛盾，就将武元衡贬了职。如此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从而他们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自己的阵营。被打击的朝臣被迫与宦官、方镇联手，遂使他们成为一群相当孤立的人。

对于建设新阵营，这个集团也缺乏有序的方略。为了急于补充力量，他们对那些亲近自己者，毫无原则地予以吹捧，然后迅速升官，一天之内可以任命多人，以致滥竿充数、泥沙俱下，极大地损坏了自己的形象。

在舆论的强烈攻击下，唐顺宗的态度开始变得暖昧起来。宦官首领俱文珍利用舆论，说服唐顺宗罢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之职。时翰林院实际上已经替代了宰相机构，在控制着朝廷大权。此诏令一出，王叔文急得对人说：“我随时要人翰林院商量公事，若没了此职，再也不能人内！”在王任的周旋下，唐顺宗才同意王叔文三、五日一入翰林院。

为反击宦官，王叔文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谋夺被宦官所掌握的兵权，彻底消除宦官的实力背景。由此，他任命将军范希朝为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以韩泰为副手。当时宦官集团还没理解王叔文的意图，听任命令颂布；可各方镇仇恨王叔文的变革，立即向宦官集团陈述了其中的原委。宦官集团醒悟后，急令各方镇不得将军队调来。故而当范希朝、韩泰到达任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面对的只是空无军队的大营。王叔文闻讯，只能长叹：“奈何！奈何！”

王叔文的釜底抽薪之计。只是徒然地打草惊蛇了一下，非但未收到任何实际效果，反而引起了宦官集团的高度警觉。此时，王叔文像所有书生气过重、缺乏弹性的前辈一样，在过于自负的失败后，陷人一筹莫展之中。为了取得宦官集团的谅解，他收起了以前咄咄逼人的锋芒，百般解释他并无恶意，一切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出于为朝廷兴利除害。尽管他解释得委实可悯，可俱文珍等宦官并不为其所动，时不时给予严厉的驳斥，驳斥得他无言以对。

在王叔文集团的招数用尽后，俱文珍抓住他们的弱点，也在根本上发起了凌厉的反攻。这个弱点，就是王叔文集团出于专权，出于长期控制唐顺宗的目的，一直在压制朝臣要求册立太子的呼声。立太子是传统政治的首要之事，被认为是天下本之所在，俱文珍会同宦官刘光琦、薛盈珍以及朝臣郑细、卫次公、李程、王涯等人，共同说动唐顺宗，册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为太子。如此，宦官集团在许多反对王叔文的朝臣的支持下，以推戴之功，获得了未来君主的亲近。而李纯也因王叔文集团的反对，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仇恨。

在册立太子的大典上，文武百官争先恐后地向李纯祝贺。王叔文感到大势已去，喃喃自语地吟出了杜甫《诸葛亮祠堂》中的二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灭己志气的言语，损害了本集团的斗志，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

太子一立，形势彻底扭转，王叔文集团内部因此有了裂痕。韦执谊见王叔文并非干大事的料，逐渐不再唯命是从，彼此之间出现了争执。王叔文在此危急关头，非但不思如何在内部加强团结精神，却将韦执谊恨之人骨，私下大叫要杀了韦执谊等离心离德者，以致寒了众人之心。

反对派通过太子，控制了政权，逐渐清洗王叔文集团成员。王叔文以退为进，以母丧为由辞了职。王叔文一走，王坯按照密议，前去向宦官集团低三下四地请求用王叔文为相，且总管禁军。这无疑是与虎谋皮，白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待工还再三请求不得后，他也以中风为由，退到了家里。

二王的退隐，等于宣布了革新集团的全面失败。俱文珍等人先是要求唐顺宗下诏由太子监国，旋即又敦促唐顺宗退位，让太子继承皇位。唐顺宗是风前之烛，经不得任何动荡，再没了王叔文集团的支撑，已毫无政治价值可言，只能听凭他们的摆布，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

李纯登位，是为唐宪宗。他将唐顺宗尊为太上皇后，立即对王叔文集团进行全面的开刀。王叔文、王还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哗、凌准、程异、韦执谊八个于将一体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昙花一现，前后只有八个月。

次年，也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太上皇唐顺宗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细说隋唐68：刘禹锡、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唐占了二人，除了为首的韩愈外，尚有个柳宗元。柳宗元之名与刘禹锡齐，尽管无并称之号，然因文、因政，后世史家常将他俩置于一处。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出生于儒学之家。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人，人尊称柳河东，出生于官宦之家：两人于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同科及进士第。

在各经仕途晋迁后，刘禹锡、柳宗元均在唐顺宗时参与了以王叔文、王坯为首的改革。改革自有报国报民的因素，然他们一些过分的个人作为，也遭到了舆论的非议。他俩凭借手中的权势，不仅打击了阻碍改革的朝臣，也打击了他们往日的仇家。他们给长安笼罩了恐怖的气氛，人不敢呼其名，道路以目，惧称为，.二王刘柳”。改革运动遭到失败后，两人被处以流放式的贬职。(详见《唐顺宗与永贞革新》)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朗州在当时是非常落后的地方，各民族杂居，风俗与中原相去甚远，尤其让刘禹锡不适应的是，他竟然没一个人能说说话。在百般无聊的境况下，刘禹锡以诗文自娱，陶冶性情，克服了孤独，克服了寂寞，克服了水土不服。与此同时，他努力将自己融人到当地的生活中去。朗州古属楚地，风俗好巫，盛行歌舞相合的摊戏。他将楚辞的骚体编成新的歌词，以教当地的巫祝之人，致使摊戏提高了文化层次。他的新歌词不胫而走，受到了武陵一带少数民族的喜爱，得到了广泛的传唱。

以屈原自比，以张九龄自慰，刘禹锡在痛苦中挣扎，在艰难中求索，成了传播汉文化的使者，成了沟通各民族文化的功臣。

在这过程中，他没有被上层所忘记，宰相惜其才，要将他召回，任为刺史。可唐宪宗余怒未消，诏令“逢赦不原”，即就是天下大赦，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不能赦免；一贬贬了十年，到了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唐宪宗已将旧事淡忘，听任宰相们将刘禹锡从朗州召回长安。回到长安的刘禹锡，本已内定安排在尚书省任职。可还未等任命下达，他以诗惹下了大祸。时阳春三月，他闲着无事，到崇业坊玄都观游玩，观内桃树繁花似锦，观者如潮，他一时兴起，赋了首诗，叫《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此诗很快得到传播，传播到政坛，有人认为这是刘禹锡在发牢骚，对他被贬之事心怀不满。唐宪宗和权贵们很是不悦，由不得刘禹锡分辩，再将他贬为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

播州在当时被认为是极远之地、极苦之地，而刘禹锡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要奉养。宰相裴度出来为他说话，说将刘禹锡发放到这苦远之地，老母又不能带去，生离死别，恐有违皇上提倡的孝道。唐宪宗则回复说，为人子者，做事当谨慎，要为父母亲考虑，刘禹锡实在是有失考虑，咎由自取。由此他拒绝了裴度的说情，拒绝之后，想想还是不妥，又接受了裴度的意见。此时，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的柳宗元，提出与刘禹锡调换，也打动了唐宪宗。由此，刘禹锡被改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又是十年。这十年中，刘禹锡被调动了几地，在连州呆了些时候，调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再调到和州(今安徽和县)。

唐文宗登位，刘禹锡才得以重返京师。到了京师，他对文字狱一事仍耿耿于怀，复赋诗《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落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卯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次诗传出后，没再受到追究，然人们在赞赏他的诗才的同时，也鄙薄他气量过于狭隘。

在赏识他的裴度的保护下，刘禹锡终于得到了较为重要的职务：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然在裴度被罢相后，他遭到了排挤，先是出为苏州(今属江苏》刺史，后回中央任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

刘禹锡晚年和白居易最为相得并齐名，人称“刘、白”，常互为唱和。白居易最欣赏的刘禹锡诗句是：“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并誉为“神妙”。

此外，他的《西塞怀古》、《金陵五题》，被江南文士誉为难得的佳作。

当初和刘禹锡一起遭贬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永州比朗州好不了多少，被连绵的群山所包围，浓重的瘴气到处弥漫。他似乎没有刘禹锡那样放达，心情很是郁饱。然当他将这郁慢写进诗文后，却化成了一种空茫、寥廓、孤寒、凄凉的感伤美，时人读后不胜烯嘘。如此的文有数十篇，如此的诗也有数十首，其中可代表这种意境的，当推《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实际上，单凭这一首诗，柳宗元在文坛上就足以不朽。

就在刘禹锡首次被召回长安的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迁到了柳州当刺史。兴许在改革中他结的冤家比刘禹锡更多，从而遭人非议也更多，故而没能像刘禹锡那般幸运地返回长安，以致死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柳宗元对前途已相当失望，他给在柳州出生的两个儿子起了相当乡化的名字，唤作周六、周七，他撒手人寰时，他们仅三四岁。

柳宗元在柳州为民做了些好事。柳州有种陋习，人若要借债，得将儿女抵押，到时还不出债，则儿女被债主没为奴蟀。柳宗元不避阻力，大胆革除这一陋习，并拿出私钱为那些已没为奴脾者赎身，还给他们的父母。

柳宗元在年轻时，特别推崇西汉《诗骚》，从而构思下笔充满了古意。时人评为“精裁密致，璨若珠贝”。靠着扎实的基础与行文的特色，他积极投身于古文运动，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如《捕蛇者说》、《三戒》、《永州八记》等，将文学艺术与现实批判相结合，升华出了一个新境界。

在柳州的困顿境遇下，柳宗元没有停止创作，继续在为文坛贡献杰作。他虽潦倒于政坛，却在文坛声名显赫，人敬称柳柳州。南方的进士，不远千里，前来求师，且一人其门，必为名士。

他做了好事，民众纪念他；他写下了佳文，士人纪念他。由此，在他身后，人们于柳州罗池为他盖了庙，韩愈撰写了碑文。

细说隋唐69：中兴之主唐宪宗

通观唐代中晚期的历朝君主，最有闪光点的，当是唐宪宗。在对付藩镇割据的历史问题上，他审时度势，连连用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形式上将帝国重归一统，被称为“中兴之主”。

唐宪宗名李纯，为唐顺宗的长子。在六七岁时有一则近乎传奇的故事：祖父唐德宗因他聪慧，很是宠爱，有次将他抱坐在膝上，逗着玩地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坐我怀中？”回答出乎唐德宗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我是第三天子。”从此使唐德宗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童言无忌，李纯的这一言语，道出了他的心志。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因他是唐德宗的长孙，按照嫡长制，他当是第三代君主。然制度是制度，现实是现实，在多事之秋的宫廷中，他能顺理成章地走上皇位，毕竟是幸运的。

走上皇位伊始，出于权力争夺的需要，出于对支持他的势力的交代，他严厉地制裁了“二王八司马”革新集团。然而，他并非全面否定革新的内容，尤其是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他的步子比革新集团走得更远，采取的措施更为凌厉，获得的效果也更为瞩目。

唐宪宗与藩镇割据斗争的序幕，是在西川拉开的。

在尚能听命于朝廷的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后，其属支度副使刘辟仿照其他藩镇的做法，自为留后，然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时唐宪宗才登位，万事还没有理出个头绪，从而任命了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即代理节度使)。然这个姑息的做法，遭到了右谏议大夫韦丹的反对，他说：“今赦免刘辟的罪行，势必群起仿效，朝廷将只剩下东、西二京之地，谁还会服从朝廷！”韦丹的意见，代表了朝廷中强硬派的看法，唐宪宗同意他们的看法，只是苦于时机尚未成熟，由此机变地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以钳制西川。

然未等韦丹上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刘辟已提出了得陇望蜀的要求，请求批准他兼领三川(东、西川与山南西道)之地。此时，唐宪宗已在皇位上坐稳了，一口拒绝了他。刘辟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调兵遣将，将前东川节度使李康坐镇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团团围住，准备自命他的僚属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对刘辟的叛乱行为，唐宪宗决定出重兵讨伐。可朝中的公卿百官，绝大多数认为巴蜀地势险要，难以攻取。惟有宰相杜黄裳力排众议，支持唐宪宗讨伐，并推荐虽资望稍浅但具文韬武略的神策军使高祟文领军前往。这个主张，随即得到了翰林学士李吉甫的赞同。

唐宪宗对藩镇割据形成强硬态度，杜黄裳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曾对唐宪宗分析说：唐德宗在饱经患难后，对藩镇采取了姑息的政策，停止了使用武力。藩镇节度使亡故后，朝廷多派中使<宦官)前去观察军情，看谁合适继任。而那些欲自立者，往往贿赂中使，使他们回朝叙职时多多美言。不知底细的唐德宗，对这些人大多给予了委命，从而再也没有朝廷所派出的节度使。今国家振立纲纪，必须以法度制裁藩镇，如此，天下才可得到治理。

这话切中了时弊，也切中了唐宪宗的心怀。

对西川的战争，唐军以压倒的优势在推进。在高崇文的指挥下，唐军兵分二路，与山南西道部队相呼应，直捣西川的治所成都。全线溃败的刘辟，在逃往吐蕃的途中被生擒，押往长安斩首。

西川归于中央后，唐宪宗调河东节度使严缓，会合天德军，讨伐抗拒朝廷的夏绥〔今陕西靖边)节度留后杨惠琳，再次获得了连锅端的大捷。

西川与夏绥问题的解决，空前地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望，并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许多藩镇的节度使，先后提出人朝，接受朝廷的安排。

在这潮流之中，镇海节度使李铸，也上书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然他只是装装样子，并非真心诚意，以为如此就可以对付过去。岂知朝廷来真的，派中使前去劳军，实质是催促李铸启程。李椅一拖再拖，拖到无法再拖，又以身体有病予以搪塞。唐宪宗问宰相武元衡如何对付，武元衡的回答相当干脆，说唐宪宗登位不久，若放纵李铸说来就来，说留就留，将无法号令天下。唐宪宗由此正式下了诏书，令李铸人朝。

李铸被逼之下，打出了反旗。他让先期安排的内应，杀了苏州(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湖州〔今江苏吴兴)、杭州(今属浙江)、睦州〔今浙江淳安)五州刺史，接管各州的军政大权。另派军进屯石头城(今江苏南京)，抗御北来的官军；唐宪宗下令剥夺李铸的官爵，遣淮南节度使王愕为招讨处置使，率各道兵招讨。王愕以本部兵出宣州(今安徽宣城)，令江西兵出信州〔今江西上饶)、浙东兵出杭州，同镇海合拢。

在官军日益逼近之际，镇海军内部发生了分化，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反正，挥部攻人镇海军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活捉了李铸。李铸被押往长安，腰斩于街市。唐宪宗命没收李铸的全部财产，以代替浙西民众当年的赋税。

在连连得手的情况下，唐宪宗决意解决河北诸镇长久父子相袭的弊端。他选定的切入口是成德镇，把握的时机是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宰相们却认为不妥，理由是河北诸镇旧弊积重难返，加上各镇盘根错节，不可轻率从事。然宦官土突承璀为争取权力，以王承宗进攻德州《今山东陵县)为由，说动了唐宪宗下令征讨。尽管集结的部队不少，也取得了一些胜利，然由于互相之间的各种矛盾，致使劳师糜晌，久讨无功二此时王承宗也有些捉襟见肘，提出以缴纳贡赋、接受朝廷委派官吏，作为妥协条件。唐宪宗见无力再征讨，以此为台阶，正式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撤走了征讨部队。后来，唐宪宗再次对成德镇采取行动，王承宗又以悔过自新、遣送质子、交割二州版图为条件，使官军撤退了事。因而，成德镇实际是唐宪宗时惟一未能啃下的骨头，可王承宗的表面归顺，多少为唐宪宗的形式统一，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对成德镇休战之后，唐宪宗欲将兵锋指向河北的另一个藩镇—魏博镇。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田怀谏被拥立为节度副使，以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唐宪宗在宰相李吉甫的支持下要用兵，然另一宰相李绛认为，田怀谏是乳臭未退的毛孩子，肯定控制不了局面，不久将发生内变，因此不必用兵。最后照着李绛的主张在等，结果真的等来了内变。唐宪宗遂任命领导内变的田兴为节度使，使魏博镇也在形式上归顺了中央。

对唐宪宗平藩生涯而言，最为辉煌的，当是平定淮西吴元济，人称“淮西大捷”。这场战争足足打了四年，影响波及全国。(详见《裴度》、《李[朔心]》)平藩的最后一个大胜利，是平定淄青李师道。在吴元济兵败身亡后，各藩镇再度向朝廷献忠心，纷纷表示质子割地。李师道作了同样的表示，然不久就反悔了，继续与朝廷分庭抗礼。唐宪宗早就想解决淄青镇，遂乘势调宣武、义成、武宁、横海与魏博.五镇之兵进行会剿。还未等兵临城下，淄青军都知兵马使刘悟响应官军，杀了李师道。从而淄青十二州全归顺唐廷。

唐宪宗平藩的巨大功绩，使他成了安史之乱后最伟大的君主。他的再造统一，尽管相当部分是流于形式，然毕竟使唐帜重新飘扬于全国大地，也使唐柞得以多绵延了一个世纪。

在长期的心力煎熬中，为取得精神支柱，他深深地崇信了佛教。在他的晚年，他将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骨迎到了长安，掀起了王公贵族、黎民百姓竞相施舍奉养的热潮。

他寻找精神支柱信了佛教，然为了长生又信了道教。求长生得修炼，修炼的方式之一是服金丹。金丹服得多了，内里燥热得不行，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年初暴崩。

唐宪宗服金丹暴崩，是官方的宣告。时人不信，说是宦官陈弘志所轼。不管真相如何，宦祸在唐宪宗身后大泛滥却是不争的事实。

细说隋唐70：裴度

唐宪宗有“中兴”之功，这功中有裴度的一份。

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在进士及第、制举高中后，授河阴(今河南荣阳东北)县尉。后任监察御史，上疏抨击权贵，犯了唐宪宗的忌，被外放河南府功曹。再几经转迁，官居司封郎中。

裴度为唐宪宗建的第一功，是以君臣大义，说服魏博镇节度使田兴效忠于中央，使朝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魏博镇同题，从而在河北打进了统一的楔子。他以此功被晋升为中书舍人，再迁御史中垂o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镇彰义(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匿父丧，自摄蔡州刺史，自领军务。然与吴元济离心的判官杨元卿，向朝廷密报了真实的情况。唐宪宗早在平定西川之后，就有对淮西用兵的意思，此正好是师出有名的良机。

唐宪宗命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经为申、光、蔡招抚使，督领诸道兵进兵淮西，讨伐吴元济。次年年初，昊元济反守为攻，将兵锋推进到洛阳附近。然严缓并非吴元济的对手，尽管朝廷一再增兵驰援，结果还是在慈丘(今河南泌阳东北)被击败。幸得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在临颖与南顿(今河南项城西)连败淮西军，才扭转了局势。

于此之际，裴度以兼刑部侍郎之职，奉命前往蔡州行营宣慰官军。他在前线仔细地观察了各部的作战状况，透彻地了解了战场形势。回朝述职时，唐宪宗间他诸将如何，他说李光颜见义勇为，必能有所成。不几天，就传来了李光颜大破淮西军的捷报。唐宪宗极为钦服裴度的预言，从而加重了裴度在他心中的分量。

对淮西的战争，被唐宪宗列为头等军国大事，他命宰相武元衡分管此事。武元衡，字伯苍，河南缎氏〔今河南邱师南)人，是深孚众望的相才。他和裴度，在淮西问题上，都是强硬的主战派。

吴元济在遭到官军多次重创后，觉得孤掌难鸣，遣使向成德、淄青二镇求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从唇亡齿寒的角度，发出了响应。他们没有立即出兵，而是多次上表朝廷，请求赦免昊元济，然均遭到唐宪宗的拒绝。于是，王承宗在观望，李师道却出兵偷袭了河阴(即裴度的家乡)，焚毁了大量的钱帛粮谷，引起朝野大恐慌。

李师道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他再度遣使人京，向武元衡要求赦免吴元济。使者的态度极其蛮横，遭到了武元衡的斥责。李师道的谋士献计说：“天子之所以一心平淮西，主要是得了武元衡的支持。若是暗杀了武元衡，其他宰相将再也不敢主战，当会劝天子罢兵，由此淮西自然得以解围。”李师道不仅同意了此计，且添了一点，即将裴度一起予以解决。

元和十年(公元8巧年)六月三日的拂晓，武元衡像往常一样骑马上朝，刚出所居的靖安坊东门，刺客从暗中射出了密集的箭，射得武元衡的随从纷纷逃散，然后牵了武元衡的马走了十几步，杀了武元衡，取了首级而去。此时，走出所居的通化坊的裴度，也遭到了袭击，头部被连砍屯刀，疾走几步，倒在了路边的水沟中。他的随从王义以身掩护，被砍断了右手。刺客以为裴度已死，没有细看就走了。幸得裴度这天戴着毡帽，伤势不太严重。

京师大索，然未能抓到刺客。

此事震动朝廷，震动京师，震动天下。许多宰相与朝臣确实如李师道的谋士所估计的那样，他们怕了，上朝要卫队严加保护，天未明不敢出门，还要求罢免裴度，以安慰淮西、淄青二镇。

惟有兵部侍郎许孟容慷慨陈言：“宰相横尸路边，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当起用裴度为宰相，追捕刺客，以澄清乱臣贼子的根源。”

唐宪宗此时体现了伟君的风范，他命禁军守卫裴度的居所，让他安心养伤，并不断派人前去关怀。针对罢免裴度的呼声，他怒斥道：“若是罢了裴度的官，正是中了奸贼之计，朝廷将再无纲纪。我用裴度一人，足以破淮西、淄青二贼！”

随即，颁布诏令，以裴度为宰相，主持对淮西的战事。

用裴度为相，等于是唐宪宗铁心平藩的宣言。这一举措安定了人心，加强了主战派的力量。朝廷调兵遣将，重新作了对淮西的军事部署。

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撑，官军对淮西军的实力对比，并不能产生压倒的优势，在双方对垒了一年多后，官军在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遭到惨败。败报传来后，主和派重新抬头，其以翰林学士钱徽等人为首，争取了舆论的支待，请朝廷罢兵，赦免吴元济。主战的裴度等人已成为少数派，然唐宪宗仍义无反顾地站在他们一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严重的，一是军事上的，进攻淮西的军队是由诸镇杂凑而成的，将领们或无军事韬略，或拥军观望，或倚贼自重，因而导致了胶着状态的出现；二是财政上的，国家长期用兵，开支已不胜负担，民间的运输已经相当疲乏。宰相李逢吉、王涯出于实际的困难，倾向了主和派，提出罢兵求和的主张。

决心和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唐宪宗陷人为难之中。此时，裴度自动提出去前线督战，并以“与贼势不两立”的誓言，保证不辱使命。他对唐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拜有日；贼在，则归来无期。”

奔赴淮西的裴度，带着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的头衔，然名为宣慰，实际行着元帅的权力。他到了前线后，以浩荡皇恩宣慰众将士，激起了旺盛的战斗力。旋即，废除了宦官监军规矩，让将领们得到了自主权，调动了将领们的积极性。再者，申明了军纪，规定了各军的责任。由此，大幅度地改造了北线诸军的面貌，彻底扭转了战局，接连取得大捷。

在裴度的感召下，唐随邓节度使李怨领西线官军，攻破了吴元济盘踞的蔡州，终于赢得了对淮西长达四年的战争的胜利。

裴度进驻蔡州，废除了吴元济颁布的各种陋规苛法，如禁止行人说话，夜晚不准点灯，不得聚众饮酒等：蔡州百姓颂称为，从此有了人生之乐。

此后，回到长安的裴度，审时度势，浦助唐宪宗和平解决了成德镇问题，用军事解决了淄青镇问题，完成了唐帝国重归一统的大业。

裴度的政绩之所以为人称道，不仅在于他对平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抑制宦官上，也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唐宪宗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宦官扶上台的，从而，他在即位以后，对宦官给予了相当的纵容。尤其突出的是，皇宫宣徽院五坊(鹰坊、狗坊、雕坊、鹤坊、鹊坊)小使，借着君主的包容，到处横行不法，敲诈勒索。他们对下邦(今陕西华县东北)县令裴寰勒索不成，反诬告他有罪。唐宪宗偏信小使，要对裴寰处以极刑，裴度直言进谏，才挽救了裴寰。

五坊使杨朝坟为了收宫中放出的高利贷利息，用乱捉和严刑处置了千余人，从而激起长安一片愤怒声。裴度等人请求唐宪宗予以过问，制止这种恶弊。然唐宪宗却以“小事”推托，不肯采取措施。裴度上谏说：“朝廷正在对淄青用兵，此与五坊使作恶百姓相比，前者为小事，后者为大事。用兵有失，至多危及山东一地；而五坊使横行不法，将会扰乱京师。”在裴度的坚持下，唐宪宗不得不将杨朝坟赐死，以平民愤。

然而，唐宪宗对裴度的让步，只是在借重他平藩，当淄青何题解决后，觉得裴度已完成了他的作用，听任朝臣对他的排挤，让他带宰相衔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从唐宪宗晚年，又经唐穆宗、唐敬宗二朝，正直的裴度多次遭到朝泛的排挤，沉浮于宦海。

宝历二年(公元820年)，宦官就了唐敬宗，裴度出面靖难，扶了唐文宗登位。

细说隋唐71：李[上朔下心]

为将者，战无须多，只要一次大战打出奇迹，便足以成名将。李[上朔下心]以雪夜人蔡州活捉吴元济的奇迹，成了唐中兴的名将，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名将。

李恕，字元直，挑州临潭(今属甘肃)人。他是将门之子，且是名将之子，其父李晨，是解唐德宗奉天之围并收复长安的大功臣。他以父荫人仕，历任多种官职，至唐宪宗对淮西用兵之际，他的职位是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

相对职位而言，这场战争本来与李[上朔下心]并无多大的关系。然因战局推行得不顺利，这个名将之子按捺不住了。元和十一年(公元X16年)，位于蔡州西线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遭到全军覆灭的渗败，仅只身逃脱。败绩传出，朝野一片震惊。唐宪宗易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帅，接替高霞寓。可袁滋到任后，更是无所作为，他令部队不得犯吴元济之境，而昊元济出兵相攻，他又卑词请嫌和。可能袁滋是在用骄敌之气然后乘之的兵法，然而，实际效果却是相当的糟糕。于此之际，李[上朔下心]上表自陈，要求到前线效力。宰相李逢吉认为李[上朔下心]有军事才干，也极力推荐。由此，唐宪宗任他为唐邓节度使，前去接替袁滋。

李[上朔下心]到达任所，接管的部队士气极为低落。在大败并屡败之后，将士们普遍产生了恐战的情绪。李[上朔下心]毫不见怪，反对将士说：“天子知道我柔懦，特派我来安慰大家。至于攻战进退，这不是我的事。”他探视受伤的将士，以恩信结拢军心，绝无威严之容。有人建议他整顿军纪，他却说：“贼闻我来，必加强战备，我得故意显示军纪松弛，让贼以为我无能，待贼松懈，然后何机相图。”李[上朔下心]麻痹敌人的做法，收到了预期的成效，吴元济果然放松了戒备，认为名位素微的李[上朔下心]不足为虑。

李[上朔下心]以宽柔之道，赢得了将士的爱戴，重振了士气。半年之后，他认为军队已能为他所用，再上表请求增兵。唐宪宗调了河中、娜坊二千骑兵，归他节制。与此同时，他修缮兵器，秘密作了军事部署。

在攻势上形成突破的，是起于义释敌将丁士良。丁士良为吴元济的晓将，不慎被李[上朔下心]的巡逻队俘获。俘获后，他辞气不屈，视死如归。李[上朔下心]亲解其缚。好言相慰。丁士良被感动了，誓死以报义释之恩，在被署为捉生将后，献计说：“昊秀琳拥数千众，据守文城栅(距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为吴元济左臂。官军屡攻不能得手，实在于他有陈光洽为谋士。陈光洽恃勇轻出，我当为公生擒之，如此吴秀琳必归降。”李[上朔下心]让他按言而行，果然擒了陈光洽，果然吴秀琳来降。

去了吴元济的左臂，李[上朔下心]反其道而用之，将文城栅变为打击蔡州的据点，将吴秀琳变为打击吴元济的前锋。成了李[上朔下心]衙将的吴秀琳，率其部进攻蔡州外另一要害吴房(今河南遂平)，夺得外城。

李[上朔下心]收降丁士良、吴秀琳成功，将这经验予以推广，对敌占区更多的军民采取了攻心战。对淮西来归附的民众，特设行县(临时县)以为安顿。对淮西来归降的将士，给他们父母资粮帮助其回乡。从而有效地瓦解了部分淮西军民为吴元济卖命之心。

在政治之道收效后，李[上朔下心]展开了他的军事才干，连续攻占马鞍山(今河南确山西北)、碴呀山(今河南遂平东)、冶炉城(今河南遂平西北)、朗山(今河南确山)、白狗栅(今河南息县西北)、坟港(今河南平舆西)等地，从西、南、西北三面，端掉了蔡州的外围据点，从而使蔡州大幅度地暴露在官军面前。

将蔡州孤立以后，李[上朔下心]开始酝酿夺取蔡州。蔡州是淮西镇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吴元济指挥淮西军与官军对抗的老巢。与众不同的是，李[上朔下心]没有把对这最高战略的讨论，限于政治可靠的智囊人员，而是征求了吴秀琳的意见。被感动的吴秀琳，推心置腹地提出：要夺取蔡州，非得先生擒淮西骑将李枯不可。吴秀琳提供情报，李[上朔下心]以疑兵之计，生擒了李佑。

李佑不是等闲之人，他曾为吴元济立下过赫赫战功，多次重创官军。官军对他恨之入骨。李佑被擒后，将士纷纷要求杀了他。李[上朔下心]不许，他擒来李佑，不是为了替官军报仇的，而是要借他之力，夺取蔡州。他还是用亲解其缚，以诚相待的老办法，收降了李佑。

李[上朔下心]无视众人异样的眼光，将李佑作为主要智囊，再加上另一个降将李忠义，三人常在密室商议，有时竟议至半夜。有人劝告李[上朔下心]对李佑多加防范，而李[上朔下心]非但不听，反愈加信任李佑。

是不是出于李佑的指点，史书没有记载，然在李[上朔下心]和他多次密议后，招募了三千人作为敢死队，时唤“‘突将”，亲自进行训练。训练达到要求后，李[上朔下心]准备用这敢死队突袭蔡州。正在此时，天气突然转雨，雨很大且下个不停，从五月直下到七月，整整下了两个多月，下得道路泥泞，无法出师。

不知不觉，军中传起了流言，说天雨是不杀李佑所致，流言越传越玄，又说李佑是内奸，将配合吴元济打击官军。李恕为李佑作了许多辩解，但丝毫不起作用。李翔良是感伤，拉着李佑的手，泣道：“岂非天意不欲平定昊贼，奈何众日栋金，不能容君。”为防止有人害李林，李[上朔下心]不得不顺着些将士的意思，将他上了枷锁，送往长安。然李[上朔下心]先上了道表，对唐宪宗说：“若杀了李佑，平蔡必不能成功！”唐宪宗支待了李[上朔下心]，下诏赦免李佑，并让他返回李[上朔下心]军中。李[上朔下心]为显示对李祷的信任，升他为散兵马使，可带刀出入大帐。然后，再升为六院兵马使，统领山东南道三千精兵。由此，更加得了李佑的死力。

此外，李[上朔下心]废除了给间谍提供住处者全家处死的规定，感动了蔡州来的间谍，反从间谍口中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同时，无论抓到什么俘虏，李[上朔下心]必亲加询问，以了解对方各种情况。通过这两个渠道，李[上朔下心]彻底掌握了蔡州的虚实。

李[上朔下心]兵驻于蔡州的西线。军于北线的李光颜部，于九月数次发动对蔡州的强大攻势。吴元济急调西线部队去应付，导致了西线的空虚。

十月十五日，李[上朔下心]从文城栅出发，亲自领军对蔡州进行突袭。为防止将士畏俱，他秘而不宣真正的目的，而说东向六十里即止。这天，雨雪交加，天寒地冻，旗帜被大风刮破，战马冷得不能奔跃，士卒中多有抱戈倒地者。

李[上朔下心]选的是崎岖难走的山道，在进入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后，将士产生了恐俱，纷纷间到底去哪里。

李[上朔下心]说：‘“人蔡州捉吴元济！”

众将士大惊失色。

监军使大哭说：“果然中了李这佑之计！’“但李[上朔下心]严令继续进军。将士皆谓前去将难以生还，然均不敢违李[上朔下心]将令。一路被冻死者l一有二三。

李[上朔下心]先是成功地清扫了外围，隔绝蔡州对外的交通。然后，在风雪中急行军七十里地，于半夜时分，抵达蔡州城下。此时雪下得越来越大，铺天盖地，蔡州守军彻底放松了警惕。城附近有一处养鹅鸭的水池，为防止敌军察觉，李[上朔下心]让士卒惊起鹅鸭，弄出响声，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贴近城墙，守军依然不知，李拓、李忠义率先登城，敢死队紧跟而上，杀死守门的士兵，然留下了更夫，让他们继续敲更，以报平安无事。

黎明时分，雪停了，李[上朔下心]军已控制了蔡州城的大部分。当李恕领军来到吴元济的外宅时，吴元济仍未察觉。当蔡州官员向吴元济察报城已陷落时，他根本不相信，说外面的动静是附近据点的将士回来取寒衣。忽然听闻外面李[上朔下心]军传令：’‘常侍(李[上朔下心]时任检校左散骑常侍)传语。”吴元济犹问：“什么常侍来了此地？”待他弄清真相后，领着随从进人子城负隅顽抗，想等城外的军队来援。援军没能等来，官军放火烧城门，吴元济在绝望中投降了李[上朔下心]Q吴元济被押往长安斩首，蔡州平定。李[上朔下心]以功被封凉国公。

李[上朔下心]从此出名，出了名的李[上朔下心]在讨伐淄青李师道时，又做出了一番功绩。

细说隋唐72：韩愈

当唐代承六朝之遗风，将文章推向绮丽却又空洞的极致时，从青萍之末逐渐卷起了一股针锋相对的狂飘—古文运动。这古文运动的主将，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韩愈借用汉代以前的散文体，冲击已趋没落的骄文，他高叫：“愈之为一占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愈看似主张复古，其实是要恢复文章的道统；他看似反对绮丽，其实是要给文章注进活力。他的终极宗旨是，将文采和道统凝合为一体，成为词理并茂的好文章。他不仅提出了理论，且身体力行，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新散文，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人称’‘韩文”，为古文运动提供了堪称楷模的样文。

古文运动风起云涌，韩愈得到了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坛健将的响应，得到了被称为“韩门子弟”的大批后进的追随。

凭着在文坛的这一卓越功勋，韩愈被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叙郡望为昌黎(今辽宁义县)，由此人称韩昌黎。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先后为伯父、大嫂所收养。孤儿的身世，促进了韩愈的奋发，他刻苦读书，每日强记或数千或数百言，由此精通了儒家经典以及各家学问，尤为重要的是。他打下了扎实的写作基础：在陈子昂、张说、苏颜、李华、萧颖士等多位文坛前辈的影响下，从大历、贞元以来，为反对绮丽的文风，写文出现了浓重的效古倾向，其中独孤及、梁肃成了代表性的人物：年轻的韩愈立志要成为一代文宗，极力迫随独孤及、梁肃等人，由此站在了潮头之前。他的行文风格，和科举之文有很大的差异，故参加科举连续五次名落孙山。然他不后悔，用自我宣传的方法，将他所写的文章，在朝野间广为散发。在前宰相郑余庆的赞誉下，他不仅出了名，而且在科举考试时进士及第。

因韩愈有文名，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将他召为巡官，带在身边。后转为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在地方_L历练了一个时期，他被调人中央，任四门博士，再转监察御史。

应该说，韩愈是块合适的监察御史的料，他书生气浓，不懂官场中的周旋，为人刚直，敢于说话，且不避权贵。时是唐德宗的晚期，宦官专政十分猖撅，百官之长的宰相无理政之权，残剥民利的官市对社会影响极坏，谏官的谏言丝毫不起作用，在此情况下，韩愈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奏章，要求唐德宗加以改观。可唐德宗非但未采纳，反一怒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复移为江陵(今属湖北)府椽曹。

这是韩愈第一次在官场受挫。

到了唐宪宗登位，这个爱好文学的君主，把韩愈召了回来，先任国子博士，再升都官员外郎。韩愈为报答君恩，没有被遭贬的经历所吓倒，继续凭着他的为官良心在说话。他见华州(今陕西华县)前后两刺史阎济美、赵昌，一直在挤兑其下属华阴县令柳涧，遂上表为柳涧申理，说刺史相党。然在有关部门的调查下，柳涧竟犯有贪赃罪。由此，韩愈以妄论，被降为国子博士。

这是韩愈第二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见自己连续遭贬，没有检讨自身的原因，而将此归结为他才高遭嫉，遂作了《进学解》一文，以为自喻。此文作得极有文采，并体现了出色的史才，竟让宰相们大为感动，从而将他调人史馆，继而升为掌管诏令的知制浩、中书舍人。

做到中书舍人，已进人了最高权力圈。然由于韩愈自身的不检点，他一直担心遭人嫉妒的事终于发生了。时有人说韩愈前时被贬至江陵日，为报荆南节度使裴钧的厚待，居然为裴钧极为愚蠢的JL子裴愕饯别、作文，并敬称其字，实在有失士人的礼数。此说一出，朝廷舆论大哗。唐宪宗鉴于舆论，将韩愈调去当了虚职的太子右庶子。

这是韩愈第三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面临的时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为应唐宪宗打击藩镇割据之心，宰相裴度自任淮西宣慰处置使，亲赴淮西督战，与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决战。他带上了韩愈，以为行军司马。战争取得了大捷，韩愈奉旨撰写《平淮西碑》。他为了感谢裴度的提携，在碑文中将功劳全记在了裴度的账上，绝口不提雪夜人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昊元济的大将李怨的功劳。这种做法，引起了李怨的强烈不满，他的妻子哭到宫中，唐宪宗为安抚李想，令人磨去了韩碑，另找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了碑文。此事韩愈虽没受到直接的处罚，然碑文的被否定，很是损了他的声名。

这是韩愈第四次在官场受挫。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掀起了一场风波，震惊了当时，也影响了后世，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差点失去头颅。事情是：离长安不远的风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今以重开地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闻名)的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祖的一节指骨，按照规矩，每三十年一开。相传，每当开启之年，必是岁丰人泰。唐宪宗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令中使杜英奇率三十多名宫人，前去迎佛骨人京。迎来后，先于宫中供奉三天，然后再送往长安各寺进行供奉。在君主的带动下，长安刮起了争迎佛骨供养的旋风，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竞相奔走施舍，甚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者，以求将佛骨迎到家中供养。韩愈本不信佛教，当他目睹这疯狂并扰乱了日常生活的景象后，冒天下之大不题，上疏唐宪宗，请停止迎佛骨。

他在疏中列举了佛教传人中国的历史，并以历代王朝的兴亡，证明佛教并不能保佑苍生。他要唐宪宗不要迷惑于佛教，不要让百姓跟着起哄，以致伤风败俗。他还要唐宪宗不要让佛教占据上风，以致破坏了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父子之义。他请唐宪宗把佛骨付之于水火，以绝根本。他最后说，若是佛有灵验，降下灾难，他将一人承受，决不怨悔。

唐宪宗接到疏文，勃然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与另一宰相崔群，以韩愈忠心直谏为由极力相劝，加上舆论认为韩愈所言不无道理，才‘被从轻发落，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

这是韩愈第五次在官场受挫。

综观韩愈在官场受挫的经历，有忧国忧民的成分，也有从自己利益出发意气用事的成分。两种成分合在一起，体现了韩愈的复杂性，体现了他担当道义与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性。

到了条件恶劣的潮州，韩愈为当地民众消除了鳄鱼之患，又撰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祭鳄鱼文》：在唐宪宗的怒气消退后，他被转到条件较好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做刺史，留下了让民众长久怀念的政绩。

在唐宪宗的晚年，韩愈回到了中央，担任国子祭酒，旋即晋升为兵部侍郎。到唐穆宗时，他奉旨去镇州(今河北正定)，教划“了擅杀节度使的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以功再升为吏部侍郎等要职。

官运亨通了，韩愈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细说隋唐73：白居易

说到唐代诗人，若首选二人，必提“李、杜”；若以三人行，当加一白居易。可“李、杜”分别有“诗仙”、“诗圣”的尊号扬于海内，可白居易却没有。其实，白居易有尊号，非但有，且一人同时占了两个：“诗仙”与“诗魔”。

此据白居易给元慎的自传性的信函；“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骏鸯鹤、游蓬莱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仙”，不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魔”，然“诗仙”为李白所得，白居易又不愿当“诗魔”，故而他没了尊号。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属山西)，中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祖上世代为官。

白居易是个“神童”，人称他幼年时“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十五六岁时，自作一篇文章，去见当时雄踞文坛的才子顾况。顾况为人自负，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对后起之秀的文章，一直不屑一顾：然当他看到白居易的文章后，竟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并盛赞道：“我以为文章道统将断绝，不料今得了继承人。”

初出茅庐的白居易，可谓是春风得意，经顾况的推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又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考进士中了金榜，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通过了唐宪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被任命为盔厘(今陕西周至)县尉。到任之后，他以优美富艳的文笔，作了诗歌百余篇，篇篇皆切中时弊，从而得以广为流传。流传到了宫中，正发奋图强的唐宪宗见了欢喜，将他召来做了翰林学士，不久，又让他当了谏官—左拾遗。

白居易是个血性男子，不仅有着深厚的报国报民观念，且有着强烈的知恩图报的风格，在得到唐宪宗破格提拔后，他要把他所有的忠诚、才学、能力，全部贡献给这个让他感激梯零的君主。因他是个谏官，由此他不断地上谏：减免江淮租税让民得利；出宫人以降低宫廷开支；禁止地方官员搜刮地皮进贡以邀君恩；杜绝岭南、黔中、福建掠卖良人为奴脾的风俗。对这些谏言，唐宪宗不但接纳了，还对白居易进行了奖励，鼓励他继续进言。

一边作诗，一边进言，诗名大了，谏名大了，两名如双翼齐飞，将白居易托成了大名人。

成了大名人的白居易，依然是书生本色，继续在知无不言地谏。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背叛朝廷，唐宪宗委任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以及河中等四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领军前去征剿。

白居易对用宦官为领军将领提出了异议，他说：“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自古以来，没用宦官为统领的。今用吐突承璀，恐被天下看轻，被外夷耻笑。陛下是否要开让子孙们用宦官为统领的先例？再说，用宦官为统领，将领们必不用力，这征伐势必将难以成功。若陛下念吐突承璀勤劳忠诚，可使他贵，可使他富，然决不可因此坏了国家、朝廷、祖宗的规矩，为子孙们所笑！”

谏言上达后，唐宪宗却拒绝了。唐宪宗的拒绝，不是拒绝白居易的一片良苦用心，而是实在有苦衷，朝廷虽大，文臣武将虽多，但竟没有他所能信用的人，不得已才用了宦官吐突承璀。在唐宪宗拒绝后，幸得许多官员达成了共识，一致起来反对，才迫使唐宪宗将吐突承璀改为宣慰使。

白居易的谏，从外围政治逐渐谏到核心政治，从官场现象逐渐谏到官场黑幕，由浅人深，由表入里，由此，他的谏，逐渐引起了唐宪宗的不满。然他不顾君主的不满，还是义无反顾地谏。

河南尹房式犯有不法事，御史元镇上表弹幼。唐宪宗不仅不治房式的罪，反而罚了元棋的棒禄。元填回朝，途中被宦宫刘士元辱骂并用马鞭打伤了脸，唐宪宗不问罪刘士元，反将元模贬为江陵(今属湖北)士曹。元镇是白居易的好友，也是吟唱酬答的诗友，人并称为“元、白”。为了好友，更为了伸张正义，白居易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连续出来直言极谏，说元镇遭贬有“三不可”：从此无人再敢弹幼权贵亲党，从此无人再敢与宦官抗争，从此无人再敢揭露方镇的罪恶。可白居易的疏表被唐宪宗束之高阁。

束之高阁应该说是一种信号，表明唐宪宗已多少有些反感白居易的谏。可白居易无视这信号，仍然一如既往地谏。

吐突承璀虽被改为宣慰使，但实际上，还是成了征剿王承宗的最高统帅。仗打了好长时间，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并启开了回绝、吐蕃窥视之门。为此，白居易又连着谏了两次，请唐宪宗停止用兵。

唐宪宗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私下对翰林承旨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因联的提拔才得名得位的，现居然对联很是无礼，联实在无法忍耐了！”

李绛劝解说：“白居易能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地谏，正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提拔之恩。陛下欲开谏净之路，就不该阻止白居易上言。”

亏得李绛这番话，才熄灭了唐宪宗的怒火，重新信任白居易。

其实，唐宪宗对白居易的重新信任，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心中的芥蒂并没化释。不久，借着提升的理由，让他离开了谏官之职，去做东宫官员。

元和十年(公元915年)，宰相武元衡在京师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所暗杀，时人怀疑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为。白居易首先上疏论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缉拿刺客，以雪国耻。这下他招来了大厄。宰相们讨厌他多嘴，说他是东宫官，不该先于谏官言事。这尚是明枪，此外他的仇人又射来了暗箭，攻击他浮华无行，又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并身亡，他却作了《赏花》、《新井》诗。宰相们乘机奏请将他贬为江表刺史，在唐宪宗一口答应后，又有中书舍人王涯说他不孝，不能治理地方，由是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自此以后，白居易开始了他在宦海沉浮的生涯。一会儿被调回中央，一会儿又被贬到地方，直经历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五朝。沉浮的原因，还是他要说话、要上谏，不断地得罪君主，得罪宰相，得罪同僚。

他在中央做到的最高职位是刑部尚书，在地方做得最有名的是杭州刺史。他在杭州修筑海塘，浚疏西湖，为后人留下了一条白堤。

白居易的后半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为了减轻痛苦，他亲近了佛门，与和尚为伍，以释典为伴，常数月不食荤，自号“香山居士”：他不是不进取，而是昏乱的官场不让他进取。然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在遭排挤的日子里，营就了相当恬静的生活模式，并从中提炼了精致、隽永且又朴实的小散文。

白居易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然这不得意，迫使他贴近了民众，贴近了生活，由此写下了数量极大的通俗诗文。尤其是诗，更是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流传到全国各地，流传到“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如此广泛的流传，在唐代的诗人中是罕见的，从而为白居易制造了盛名。可在这盛名之下，白居易依然是痛苦的，他认为那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等作品，并非他的得意之作，而他真正的得意之作，即忧国忧民之作，反被人所不理解。

白居易卒于七十五岁，遗命葬于香山。

细说隋唐74：唐穆宗

唐穆宗李恒，为唐宪宗第三子。在唐宪宗暴崩之后，宦宫梁守谦、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杀了政敌吐突承璀等人，将唐穆宗拥上了台。

对于唐宪宗的暴崩，新君得有个说法，作为新君的唐穆宗，将罪责归于助唐宪宗修炼的方士柳泌、僧人大通，将他们交京兆府杖死。其实，唐宪宗是晚年服金丹过多，因内热，性情变得极为急躁，易发怒，常无故拿宦官出气，甚至打死，由此，内常侍陈弘志秘密刹了他。由于是宦官当道，宦官为陈弘志遮掩，被宦官所掌握的唐穆宗，只能将柳泌、大通做了替罪羊，以此将舆论对付过去。

唐穆宗本是胸无大志之人，且朝中政柄被宦官所掌握，从而上台之后，将政事弃于一边，及时行起乐来。他按照例行规矩，登上丹凤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一下楼，便在门楼后面观看起早就安排好的歌舞杂戏。观后，他犹不能尽兴，过了数天，又去看禁军兵士搏斗表演。他还迷恋于声色之中，嬉戏无度，赏赐无度，三日一小宴，五口一大宴。

谏议大夫郑覃等人进言说：“陛下宴乐过多，败游太盛，外寇压境，有事急奏，竞不知陛下在何处。又从早到晚与倡优押昵，赐予过厚。这金帛都是百姓膏血，非有功者不可赏：虽府库丰盈，但愿陛下爱惜，万一四方有事，可不再让地方官吏扰民。”

唐穆宗嘴上说：“当依卿言。”实际将此当耳边风。

他喜欢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字迹，由是立马将柳公权提升为右拾遗、翰林待书学士。柳公权是正直之人，当唐穆宗问他怎样将书法练得这么好时，他一语双关地回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知道他有所指，脸上掠过一阵惭色，然事过之后，依然如故。

上行下效，公卿百官乃至民间富豪大商，竞相吃喝玩乐，沉浸在花天酒地中。唐穆宗闻得此风大行，竟高兴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是政和人安，足慰联心。”

丁公著直言相谏道：“这恐非好事，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昼夜醉生梦死，戏倡观舞，毫无廉耻之心，百职全废，陛下岂能无忧！惟有稍刹此风，方为天下之福。”

唐穆宗虽觉得有理，然还是我行我素。

用民间俗话来说，唐穆宗是个典型的昏君，且是个虚心接受但屡教不改的昏君。

由于唐穆宗的无能，终其一生，不能改变宦官在朝专权的现象。士人为了仕途通畅，不得不结交宦官。著名诗人元镇在巴结宦官之后，做到了知制浩，后又被推荐为宰相。

于此之外，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政治活动。(详见《牛李党争》)财政上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在二税法推行之初，是用钱来折算所输之物，故钱轻货重。然此后由于官府铸钱量锐减，官僚、商人私自敛钱，民间为谋利而熔钱做铜器，大量恶钱泛滥，致使正币的价值扶摇直仁。可用钱折算所输之物的旧规不变，从而使得物价下跌，钱重物轻，极大地加重了税户的负担二到了唐穆宗时，税户所交之税，实际已超过当初的三倍。这问题已成了经济中的首要间题，为缓解政府与税户之间的矛盾冲突，户部尚书杨赞陵建议政府加大铸钱量，除盐、酒之外，所征之税，全部直接用布丝上交。出于保证朝廷的税收，防止民众不堪负担而闹出事来，唐穆宗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可能是唐穆宗在他四年的君主生涯中，惟一可以稍稍称道的事。

在对待方镇上，自唐宪宗驾崩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已明显减弱。河北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在短期间维持了对朝廷的效忠后，因方镇内部的顽疾至深，不久又以各自的表现形式，重新进人了割据的状态。其他各地相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批在朝的能臣才将虽在不同程度上，对割据者采取了政治、军事措施，然因唐穆宗过于昏庸而收效甚微。从此开始，方镇割据死灰复燃，且越燃越炽，直燃到唐末，将整个唐帝国焚毁。

唐穆宗在享受淫乐的同时，还追求长生不老，他忘记了他父亲唐宪宗的教训，再度信用方士，大量服用金丹。

最后，他非但没能长生不老。反在三十岁时就一命归西了。

细说隋唐75：唐敬宗

唐敬宗李湛，为唐穆宗长子。

在唐穆宗弥留之际，年仅十五岁的李湛以太子监国。控制朝政的宦官，不想让朝臣取得辅政大臣的身份，来分去他们的权力，遂准备推出郭太后(唐宪宗皇后，郭子仪孙女)临朝听制。

郭太后却对宦官说：“昔日武则天称制，险些倾覆了社被o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可比。太子年纪虽小，但得贤相辅助，你们切勿干预朝政，如此国家便可太平。再说，自古从无女子为天下主，而致尧、舜般的兴隆大业。”说罢，撕了宦官为太子拟定的制书。

郭太后是个明白人，她一是明白女主称制的时代早已过去，整个社会已缺乏这样的基础，若强行而为，徒然落得个身败名裂且祸及娘家的下场；二是明白宦官们只是利用她，并非真心实意要将权力交给她，而是要她当个傀儡，任他们摆布，以与朝臣抵抗。

郭太后不干，坚决地不干。

几天后，唐穆宗驾崩，唐敬宗登了位。这个少年天子，行为酷肖他的父皇，把皇位当成了执垮子弟享用不尽的资本。他依靠宦官，放任宦官，重用宦官，也听任朋党在朝廷中无休无止地相互倾轧。

登位伊始，他连着几天赏赐宦官，他赏金银，赏锦罗，还大赏官位。不同的官位，有不同的服色，人称“今日赐绿，明日赐紫”，忙个不停。

忙完了给宦官升官，他便忙着自己玩。他最喜欢的是打毯，也确实打得棒，时常在毯场上炫耀他的毽技。他还喜欢酒宴，喜欢音乐，喜欢打猎。宦官、乐人陪着他玩，大赏、小赏不断。

他只喜欢玩，最讨厌上朝，上朝得起个大早，他受不了。公卿百官到了上朝时分，都不敢有误，按时赶去了。而他却躺在温暖乡里，把早朝忘得一干二净。

有一次，直到太阳升得老高，还不见他的身影，时天气寒冷，把等在紫哀门外的百官冻得够呛，一些年老有病者冻得僵倒在地上。过了许久，他终于来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退朝后，作为谏官的左拾遗刘栖楚留下来进言说：“宪宗、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四方犹是叛乱不断。陛下年纪尚轻，尤其在继位之初，理当勤奋治政。而陛下却贪于寝睡，迷恋美色，直到日高才起，且国丧未过，乐声整天喧闹，好名没传出，恶声已遍闻，臣恐如此下去，社翟不保！”

说罢，他把头叩得宜响，满脸是血。复又抬起头来，大论宦官之事。

唐敬宗连连挥手，把他赶了出去。

唐敬宗忙着玩，故很少呆在宫中。看到君主这般浪荡相，使卜人苏玄明、染坊供人张韶生出了妄念。

苏玄明对张韶说：“根据我的占卜，你有升殿坐上宝座之相，与我共食。今皇上昼夜打毽，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

两人纠集无赖百余人，杀人皇官。

时唐敬宗正在清思殿打毯，见状逃人神策军。张韶进了清思殿，坐上御榻，与苏玄明共食，并说果如其言。大将康艺全率兵来击，杀了苏玄明、张韶及其党徒，杀得宫中一片狼藉。

一场颇为滑稽的政变就此结束。

遭此惊变，唐敬宗仍不改悔。他又大兴土木，营建宫室，极是壮观华丽。他再造竞渡船二十艘，一下费去了转运来京的半年物资。

县令崔发见五坊小使殴打百姓，将小使关押了起来，仔细一问，却是中使。唐敬宗知晓后，竟站在胡作非为的中使一边，将崔发交与御史台审问。数十个有品级的官员，为讨好宦官，进来把崔发打得昏绝过去二唐敬宗再令将崔发关进大牢。

越来越没个皇帝样的唐敬宗，除了打毯，又迷上了肉搏。禁军以及各节度使逢迎他，争相送来了力士。更为荒唐的是，他竟在深夜出宫去捉狐狸。探究其心理，其实是大权为宦官所掌握.内心十分苦闷，又无力改变现状，为发泄苦闷，由此搞出这种种无聊的把戏。

他性格急躁，稍不如意，便拿力士出气，或流放，或没为宫奴，对陪他玩的宦官也是这样，一不顺心，即将他们毒打一顿，弄得他们极为怨愤。

一次深夜打猎回来，与宦宫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打毡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等二十八人饮酒。酒喝得半醉，他人殿更衣，蜡烛忽然熄灭。这些人一拥而上，将他给弄死了，时年仅十/又岁。

轼君者虽然遭到了严惩，朝廷却由此经受了一场逮变。

细说隋唐76：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为唐穆宗次子。

自唐高祖传位唐太宗起，除了唐中宗、唐睿宗是兄终弟及之外(按史实唐中宗驾崩后，韦后曾立过少帝，然为时过短，故不得史家承认，未计人唐朝君主世系)，其余全是父死子继。唐敬宗被宦官害死，他虽生有五子，然由于他自己仅十八岁，其诸子均过于幼小，难以继承大统。宦官首领王守澄与翰林学士韦处厚商议，立唐敬宗的大弟李昂为帝。

唐穆宗、唐敬宗二朝，前后共七年时间，由于君主荒淫无度，致使朝中一片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唐文宗登位之前，深深了解二朝的弊端，久有振兴之心，然因地位的关系，无法将自己的抱负付诸实施。在侥幸得了皇位后，上台之初，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张。

套用史家的一句话，唐文宗的政治表现，叫做励精求治。他按照中国传统政治法则，首先从去奢从俭开始。他将没有职事的三千宫女放出宫，将五坊的鹰、犬等动物放归野，将教坊、翰林、总监等机构一千二百多冗员放还乡。此外，废除无功受禄的赏赐，退还宫廷强占的土地，停罢锦绣、雕镂之物。这些举措，表示了唐文宗对奢侈享乐之风宣战的决心，也表示了他要把全部精力用于治国理民的决心。

作为君主，其起码但却很难坚持的职事是听朝。唐敬宗时，每月听朝至多一二次。唐文宗恢复了听朝制度，每逢单日，无论严寒酷暑，必去听朝。除了听朝，他轮流找宰相群臣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他把各种待制官从有名无实变得名副其实，让他们成为他的智囊团。听朝、谈话、寻顾问，使唐文宗得以了解了国计民生，得以掌握随时变化的政情。

一个英明天子的形象浮了出来，使久处昏君治下的官民互相庆贺，说太平之世将为期不远了。

然官民们高兴得早了点，这仅是新君上任的三把火，其实，朝廷中积弊已深，且积重难返，非这三把火所能烧去的。

唐文宗自然也明白，他面对的政局，乃是个烂透了的政局，要想起死回生，确实谈何容易。但无论怎样难，他当尽力去做，至少在良心上不愧对列祖列宗。他非常清楚，整个帝国的问题不胜枚举，然关键的还是三个老问题；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方镇割据。

对方镇割据，唐文宗采取了抚、剿、拉、谈等多种方式，力图保持割据势力不要加强，割据版图不要扩大。

对朋党之争，唐文宗是极为头痛的，他曾很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河北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为对付朋党这历经数朝的难题，他不得已采取了逐渐抽薪的策略，将牛、李二党成员陆续排出中央。

对宦官专权，唐文宗是最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是万恶之源，不彻底予以解决，他这个皇帝不仅是个傀儡，且弄不好还会重蹈唐宪宗、唐敬宗的覆徽，且子孙们也永无拨云见日之时。具体而言，唐文宗对宦官的切肤之痛，一是拭唐敬宗的宦官仍逍遥法外，这让他愤惧交加，时不时有种惊悸之感；二是拥立他的宦宫首领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专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全然不将他放在眼中。

由此，他将铲除宦官之祸，当作了万务之首。

唐文宗的想法，不是他个人的好恶所致，而是在朝中有着广泛的呼声。代表这种呼声的，是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制举中举人刘黄的对策，说是否能消除宦祸，当关系到“宫胭将变，社翟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开始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看中的合作人选，是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被唐文宗认为忠厚谨慎，对宦官也充满了恶感。在秘密交谈中，宋申锡大胆地提出了逐渐消除宦官专权的建议。为让宋申锡能充分发挥作用，唐文宗先提升他为尚书右承，旋即又拜他为相。宋申锡孤掌难鸣，又选拔了吏部侍郎王瑶为京兆尹，想与他联谋解决宦官问题。然王瑶得知了宋申锡的真实意图后，未能紧守口风，将此谋泄露了出去。

王守澄立即从耳线那里获悉了消息，他抢先一步，指使神策军将领豆卢著撰写奏章，诬告宋申锡图谋拥立唐文宗之弟李凑为帝。李凑颇有德望，唐文宗对他早存防范之心，阅了奏章，不加调查即信以为真，遂批准王守澄逮捕宋申锡。宋申锡百口莫辩，幸得宰相大臣为他开脱，才被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的轻信，造成了第一次行动的破产。其实，唐文宗也未必全信，与其说他严惩宋申锡，不如说他惧怕宦官对他有所不利，才出了丢卒保车的下策。

密谋破产，唐文宗郁闷在心，患上了风病，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荐医术高明的行军司马郑注为他治病，病竟然被治愈了。唐文宗由此宠信郑注。郑注是贪财之人，在得到流放被赦的李训的贿赂后，将李训荐引给王守澄，王守澄为加强对唐文宗的控制，再将李训推荐给唐文宗。

李训、郑注伺候在唐文宗的左右，时间一长，唐文宗吐露了他的心事，两人表示愿意为君主赴汤蹈火，以诛杀宦官为己任。唐文宗遂任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内外双向配合，以彻底剿灭宦官。

李训出任宰相后，凌厉地走出了擒贼先擒王的第一步，让唐文宗下令由宦官仇士良接替神策军中尉之职，将王守澄调任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剥夺了他赖以控制政柄的军权，随即，再让唐文宗赐他毒酒，将他给鸿杀了。李、郑二人本计划趁为王守澄送葬之机，由郑注率兵将全体宦官杀死，一同埋于墓中。然李训考虑如此郑注功勋太大，复改变了主张。

继而，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为重要地区的节度使、京兆尹等职，以期从内外全盘掌握政局。他让担任那宁节度使的郭行余、担任太原节度使的王蟠在赴任之前，各招其镇兵前来京师，会同金吾使韩约共同行事。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向唐文宗奏报，说金吾厅后的石榴树降有甘露，是难得的祥瑞之兆。

唐文宗令全体大臣、宦官，陪同他前往观看。到了金吾厅后，宦官首领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着宦官们来到树下，反复端详，看甘露何在。此时在一旁的韩约紧张得神色大变，满脸是汗。仇士良感到奇怪，问韩约为何如此惊恐。说话间，一阵狂风掀起了金吾厅前幕帐的一角，露出了事先埋伏在内的壮士，又传出兵器撞击声。仇士良见状，忙率宦官站到唐文宗前，说有人谋逆。李训急呼兵士来保护君主，意即让他们动手。可宦官抬起唐文宗的软舆，迅速向殿中逃去。李训拉住软舆，遭到唐文宗的叱责，又被宦官打倒在地。待兵士冲上来，仅杀了数十宦官，大部分宦官拥着唐文宗逃进了东阁门，并关闭了大门。未出多时，宦官调来了五百神策军，杀向朝臣，李训、郑注集团成员遭到了大屠杀，宰相王涯、贾谅、舒元舆等也被枉杀。

事后株连而死的朝臣达六七百人，事情大闹了十几天，京城秩序才渐趋正常。

此事因甘露而起，史称“甘露之变”。

经宋申锡之案、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诛灭宦官的计划不仅全面破产，且他诛灭宦官的壮志也从此烟消云灭。因宦官非但加强了专权，并严密地将他监视了起来，实际等于将他软禁了起来。

对于唐文宗处置藩镇、朋党、宦官之事为何一无成功，陈寅格有着精到的评析，他说：“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唐文宗壮志未酬，旧疾又复发，刚至而立之年，已如同行将就木的老翁。他为解寂寞，和当值的翰林学士周挥喝酒聊天。

唐文宗问道：“联可和前代什么君主相比？”

周埠答道：“可比尧、舜。”

唐文宗接口说：“联岂敢和尧、舜相比，联问你的意思，是否像周掇王、汉献帝？”

周埠大惊说：“这都是亡国之君，岂能和陛下这样的明君相比。”

唐文宗长叹道：“周搬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而联却受制于家奴，以此而言，肤知道不如。”

说罢泪如雨下。

在此次谈话后，唐文宗再也不听朝了。

唐文宗不听朝，不是像唐敬宗为了淫乐，而是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再在皇位上呆着。

不呆也得呆，如木雕泥塑般，唐文宗握完了最后的岁月。

细说隋唐77：唐武宗与会昌毁佛

唐武宗李炎，为唐穆宗第五子，唐文宗之弟。

初时，唐文宗本立了唐敬宗第六子李成美为太子，在他弥留之际，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时枢密使均由宦官充任)与宰相李压以奉承密旨为名，准备推太子监国。可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却因太子非他们拥护所立，遂以太子年纪尚幼，矫诏立李炎为皇太弟，发兵将他迎人宫中二唐文宗驾崩，李炎继位。

在继位之后，唐武宗为报答拥立他的仇士良、鱼弘志，将二人分别封为楚国公、韩国公。为消除隐患，他将李成美以及也曾做过太子人选的安王李溶，一并赐死。为重组亲己的政府，将曾拥立李成美的宰相杨嗣复、李压一起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人京，拜为宰相。

由于争夺拥立皇帝的权力，在宦官内部闹起了激烈的矛盾，刘弘逸、薛季棱趁率禁军护送唐文宗灵框至陵寝之机，谋诛仇士良、鱼弘志，然因走漏风声，反被对方的势力所杀。仇士良、鱼弘志因甘露之变所积的仇恨，将被唐文宗亲近的宦官、乐工相继诛杀。

许是性格关系，许是韬略缘故，许是在未登位前接受了几代君主的影响，唐武宗的君主行为，既有昏君的昏昧，也有明君的英明，既有唐敬宗般的荒唐，也有唐文宗般的抱负，表现了很复杂的多样性。

初上台的唐武宗很贪玩，其玩的劲头绝不亚于唐穆宗、唐敬宗。他打猎、击毯、骑射、角抵，将各种武戏玩得极疯。陪他玩的是五坊小儿，在宫内玩，又到宫外玩，玩得高兴，他一掷千金地大量赏赐。时人见得时间长了，以为他活脱脱是唐敬宗的翻版。

带着玩兴，他去拜渴郭太后，他隐去了疯玩之事，从容地问如何能当好天子。郭太后早就知道这个孙儿的所作所为，然只字不提，仅说了一句话，要他纳谏。唐武宗倒也听祖母的话，回去后将高积在案的谏疏，统统阅看了一遍。这些疏文的内容，多是劝他停止游玩。自此，他玩还是玩，但玩的次数明显减少，对五坊小儿的赏赐也有了些节制。

他听说扬州的倡伎多才多艺，尤其擅长行酒令，由此下令驻在扬州的淮南监军选十七人送人宫中。监军为逢迎君主，在倡伎之外，拉着节度使杜惊，想选些良家美女，教她们练习后一起进献。杜惊说监军要选自己选，他不参加；监军再三相拉，拉不动杜惊，一怒之下打了小报告。

接到小报告，唐武宗沉默许久，半晌才说：“联要藩镇选倡伎，这岂是圣明天子的所为！杜棕不附监军之意，甚得大臣之体，真宰相之才。联实在惭愧！”

遂令监军停止选美，召杜棕人朝拜为宰相，并鼓励说：“卿不从监军之言，联知卿有致脱圣明之意。今以卿为相，如得一魏徽。”

唐武宗想做圣明天子，其目标是平定外患内乱。他在李德裕的大力辅助下，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有效的经营。

卢龙镇将军陈行泰拥兵驱逐节度使史元忠，让人向朝廷请求节度使之职。唐武宗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将奏表留中不发，让其发生内变。陈行泰未得朝廷承认，部将张绛再拉人作乱，杀死陈行泰，又奉表请职。唐武宗还是老办法，不表示态度。卢龙雄武使张仲武上表朝廷，以本部兵讨张绛。唐武宗同意了，结果，张仲武剿灭张绛，平了卢龙镇之乱。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子刘棋擅自为留后。唐武宗因势制宜，拉拢成德、魏博二镇，让他们出兵，由此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平定了昭义镇。

时最大的边境问题，是回绝的侵边。唐武宗以分化瓦解、军事攻势双管齐下，削弱了回绝的力量。他先允准回绝贵族咀没斯内附，以其为归义军节度使，化敌为友，牵制回绘主力。再令河东节度使刘河率部攻击回给乌介可汗。在杀胡山一役，乌介惨败，除他及少数人逃脱外，余众尽归唐朝。

无论是对付方镇，还是对付回绝，李德裕都表现出了运筹帷握、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杰出才干。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朝巨给予唐武宗的支持，使唐武宗在其政治依靠上，用朝臣替换了宦官。然而，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祟，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仇士良对于唐武宗的手段，洞若观烛。为打击李德裕，重新控制唐武宗，他向禁军将士散布谣言说，李德裕与掌管财政的度支使计划减少禁军的军晌，并怂恿他们在唐武宗加尊号的那天闹事。李德裕闻讯，抢先到唐武宗面前作了澄清和举报。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空穴来风，一切都是联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仇士良只得诚恐诚惶地谢罪。

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

在宦官党徒送仇士良归返私第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让他闲着，必须用奢靡来娱他的耳目，且要日新月异，使他无暇顾及他事，然后吾辈才可得志。切勿让他读书，亲近儒臣。否则，他一旦懂得了前代兴亡的教训，将心存优惧，吾辈定然被疏远，权力定然被剥夺。”

党徒们唯唯承训。

一年之后，唐武宗诏令削去了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但还算手下留情，留了他一条性命。

仇士良一去，鱼弘志成了惊弓之鸟，再也翻不起大浪。故终唐武宗一朝，宦官专权跌落到了低潮。

若是以为唐武宗有了这些政绩，便是个至圣至明的天子，那是大错而特错了。他的昏昧仍在，并不因政绩而消除。他无视唐宪宗、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暴崩的前车之鉴，也求起了长生。求长生得靠道士点教，由是他拜了道士赵归真为师，迷恋于道家的修炼。

李德裕进谏说：“赵归真是敬宗朝的妄人，不宜亲近。”

可唐武宗回答说：“联只是在无事时，与他谈道以解理政之烦。至于政事，联必间宰相大臣，虽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能迷惑联。”

嘴说不迷惑，其实，唐武宗已受赵归真大迷惑。为躲避朝臣的指责，他在长安南郊建造了一座望仙台，时常前去接受赵归真的指教。赵归真见朝臣对己多有非议，向唐武宗介绍了罗浮山的道士邓元起，说他有长生不老之术。唐武宗急忙派人将邓元起迎人宫中。

时道、释二家对抗激烈，为取得道教的一尊地位，并打击佛教，赵归真、邓元起二人先后向唐武宗进言，说佛教非中国之教，祸国殃民，应予取缔。并不时向他散布这样的意思：不除佛教，则人道之心不真，难以长生不老。

在道士们的极力煽动下，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唐武宗颁布诏令：禁断佛教。具体的措施是：长安、洛阳二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人三十名；大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名，中等留僧人十名，下等留僧人五名。除此之外，所有寺庙一律拆除，僧尼迫令还俗，寺院财货田产全部充公，拆下的材料用于修缮公癖、释站，熔化铜像、钟磐铸钱：由此，天下共毁寺庙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没收田产数千万顷，没收奴埠十五万多人。

这就是著名的“会昌毁佛”事件。中国历史有“三武灭佛”之说，即北魏太武帝拓跋涛、北周武帝宇文琶加上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毁佛，也有政府与寺院在经济上矛盾冲突的原因，在措施推行后，政府获得了大利。然而，其实质毕竟是唐武宗的愚昧所致，他毁佛后，道教取而代之，同样开始了与政府争利。故而欧阳修批评道：唐武宗去佛扬道，以求长生，足见“其非明智之不惑者”。

唐武宗追求长生的结果是，和唐穆宗一样，因丹毒发作而亡。

细说隋唐78：小太宗唐宣宗

唐宣宗李忱，为唐宪宗第十三子。

李忱前封光王，外观很是糊涂，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幼年在宫中被人认为笨得很，惟有唐穆宗曾抚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物。”长大后，愈发韬晦，公众场合从不开口说话二唐文宗，唐武宗都看不起这个皇叔，常戏称为“光叔”。尤其是一身豪气的唐武宗，对他更是无礼。凭着这种糊除，这种无能，这种沉默，在唐武宗弥留时，他被宦官们立为皇太叔，成为皇位继承人。

然在唐宣宗登位之后，一扫旧态，处理政务无一不合情合理，众人方知这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君主。

在宗教上，唐宣宗与唐武宗反其道而行之。他抑制道教，杖杀了赵归真等数名大道士；恢复佛教，除了诏令在长安、洛阳二京增加寺庙外，听任僧人修复各已毁之寺庙。他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厚实的政治基础，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来刷新政治。

时边境形势的变化，也帮助他取得了政治资本。自唐武宗以来的吐蕃内乱，削弱了吐蕃的实力，到唐宣宗初年.吐蕃据有的秦(今甘肃天水)、原(今甘肃固原)、安乐(今宁夏中卫)三州以及原州七关，归附了唐朝。

此后，沙州(今甘肃敦煌)志士张议潮联结当地军民起兵，赶走吐蕃守军，收复沙州。他在被唐宜宗任命为沙州防御使后，又收复了瓜(今甘肃安西)、伊(新疆哈密)、西(新疆吐鲁番)等十州。由此，唐朝重新取得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在沙州设置归义军，张议潮升为节度使。

唐宣宗兴奋地说：“宪宗常有志收复河、迫地区，然忙于中原用兵，事遂未成。联竟其遗志，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

在掌握了朝廷的政柄后，唐宣宗开始为他的父皇唐宪宗报仇。唐宪宗名为死于金丹，实死于宦官之手，且牵涉面颇广。据风闻，郭太后(唐宪宗皇后)与唐穆宗母子均涉嫌。事情尚未正式立案，郭太后因愤恨唐宜宗待她礼薄，登上勤政楼，欲跳楼自杀，然未遂。唐宣宗听闻后，怒不可遏。当夜，郭太后突然身亡。外面各种谣言四起。数年之后，唐宣宗才正式追究拭唐宪宗之党，杀戮和流放了人数众多的宦官、外戚以及当时的东宫官员。

与唐文宗一样，唐宣宗久有诛灭宦官的心愿。他为“甘露之变”扼腕长叹，但他又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除此二人，他对当时所有死于宦官之手的朝臣予以平反昭雪。

为解决宦官问题，他以论诗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内，屏退左右侍从，问：‘’近日外面舆论，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

韦澳答道：“陛下威断，宦官已大有收敛。”

唐宣宗闭目摇头说：“全非这样，联尚畏其存在。卿有何良策？”

韦澳以为和朝臣商量，恐重招甘露之涡，不如在宦官中找一些有胆识者共谋。唐宣宗否定了这建议。

他又召宰相令狐绚商议。令狐绚的计策是：有罪必究，有缺不补，待其自然消耗，以至于尽。

然令狐绚的奏章被宦官发觉，从而此计非但难以奏效，反面加剧了南衙北司的矛盾，势成水火。

尽管大动作无法实施，然唐宣宗还是尽力抑制了宦官。宦官内园使李敬宴气焰嚣张，遇到宰相郑朗不下马，唐宣宗立即剥了李敬富的官服，配给南衙当贱役。他又规定，凡是节度使有罪，监军(由宦官充任)连坐。

宦官问题虽终未能全盘解决，然唐宣宗在整顿吏治上下了大功夫，非但收到了一些成效，且赢得了民众的颂扬。

鉴于前朝晋升高官太滥的弊端，唐宣宗对高官的人数予以严格控制。官员各以品级授服色，自唐高宗上元以后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啡，五品服浅啡，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绿，九品服探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时以紫、维为高官，所谓的赐紫赐纬即为升高官。唐宣宗极为珍惜紫、啡，侍从官常备紫、鳞二色服相随，然有时半年未赏出一件。他授官爵的原则是，不到规定时间的不授，没有政绩的不授，换言之，也就是不以个人好感相授，不以亲近相授。

他曾胃口不佳，苦干饮食。医人梁新为他治了数日，有了明显的好转。梁新以功求宫，然被一口拒绝，仅赏赐了钱财。他授官不仅依据有关机构的报告，且注重自己的调查。他外出打猎，听径阳樵夫说当地县令李行言不畏军人威胁，将数名强盗绳之以法，回宫后即授以紫服。他又听酸泉父老说其县令李君爽有惠政，亲手签了任命书，授为怀州刺史。

相反，对那些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一经发现，必予以制裁。有个奉旨出外办事的使者，途经砍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投宿蜂站，见所食之饼黑，竟鞭打释吏出血。陕貌观察使高少逸，将此饼进呈唐宣宗。待使者回朝，唐宣宗斥责道：“砍石为深山所围，此饼岂是容易得来！”遂将这使者发配到恭陵〔唐高宗、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去守陵。淮南大饥，民众大批流亡，带宰相衔的节度使杜棕却不理政事，荒于游宴。考虑杜棕有较高的德望，唐宣宗将他调为虚职，换人替代其职。

唐宣宗最重视的是地方最高长官刺史，他认为整个帝国由各个地方所拼而成，这些父母官的政绩，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他规定刺史人选被确定后，不准直接去上任，必须到京师来接受他的当面考察，以定可否。他对此的解释是：“肤以刺史多不得其人，而为害百姓，故要一一面见，询问其如何施政，以此了解其优劣，再确定是否可以任命。”

先前几朝，乐工、倡优仗着皇帝的宠信，极是胡作非为，并屡屡于政，在朝廷中影响甚坏。此风延续到了唐宣宗朝，他铁面无私地进行了扭转。优人祝汉贞，以滑稽著称，反应敏捷，能当场应景出语，且诙谐无比。唐宣宗以他能为自己解闷，很是宠信。有一日，祝汉贞说着说着，触及了政事。唐宣宗立即板了脸，说：“我畜养尔等，只是供戏笑，岂可干预朝政！”从此疏远了他，并在其子贪赃事发后，杖死其子，将他处以流放。乐工罗程，弹得一手好琵琶，也极得唐宣宗宠。罗程倚恃宠，竟然因小事杀人，被关进大牢。乐工们为他求情，说他有绝艺，可为唐宣宗游宴助兴，要求赦免他。可唐宣宗却说：“尔等所可惜的是罗程的艺，联所可惜的是高祖、太宗之法，”下令将罗程给杖杀了。

唐宣宗有着好记性，叫得出宫中最低等的洒扫者的姓名，能记住奏表中出现的天下狱吏的姓名。他不但记性好，且心极细。度支部门上报污损的布帛，奏表中将“渍”误写成了“清”，主管官以为唐宣宗不会注意，胡乱报了上去。岂知唐宣宗一眼看破，处罚了与此事相关者。

善于纳谏，是唐宣宗有别于唐朝晚期其他君主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曾想到唐玄宗所修的华清宫去放松一下，谏官纷纷上谏，谏得极为激烈，他由是取消了行程。他纳谏的程度，仅次于唐太宗，不论是谏官论事，还是门下省的封驳(将君主不合适的诏令退回)，他大多能够顺从。此外，他十分尊重大臣的奏议，每每得了大臣的奏议，必洗手焚香再阅读二事也凑巧，唐太宗纳谏，得了魏微；唐宣宗纳谏，得了魏徽的五世孙魏警。魏臀是唐文宗读《贞观政要》后，思慕魏微，而在魏微后裔中找来的。魏警入仕后，再现了魏微直言极谏之风。唐宣宗登位后，拜为宰相。其他宰相。肚谏，唯恐君主不快，都委婉而谏，独他开门见山，无所忌讳。唐宣宗常叹：“魏警有祖风，我心极重他。”

唐宣宗临朝，对待群臣如待宾客，从未有倦容。宰相奏事，他威严不可仰视。奏毕，他脸上放出微笑，让群臣闲语，或问里坊琐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经一刻时辰，复严肃地告诫群臣：“卿等好自为之，联常担心卿等负联，日后难以相见！”说罢，起身回宫。令狐绚说：“我秉政十年，最受恩遇。然每次奏事，未尝不汗透脊背。”

唐宣宗努力仿效唐太宗，以“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他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他处理天下事务，明察果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其大中年间所施之政，直到唐亡，尤被入称颂，时称为“小太宗”。

“小太宗”行迹虽佳，然只是唐帝国的回光返照，未能救得千孔百疮的巨舟，在他驾崩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

最让人遗憾的是，这个明君晚年竟然也去求长生不老，服用金丹过量而送了命。

细说隋唐79：牛李党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按例举行了一场以君主名义主持的制举，其具体的科目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参加考试的举人牛僧孺、李宗阂、皇甫提等人，在对策中直刺时政，语言无所遮掩，极为激烈，直呼要求改革。

时唐宪宗正锐意改革积弊，这些举人的言辞很是与时势相吻合，因此实际主持考试的吏部侍郎杨砖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他们全都署为上第。唐宪宗在接到奏报后，当即表示了满意的态度，并关照中书省在给他们放官时，给予优先的考虑。

然而宰相李吉甫却怀疑，举人是得到了他的政敌的暗中支持，通过制举来对他进行攻击，从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状态，到唐宪宗面前哭诉，说这场制举的最后复核人是翰林学士裴泊、王涯，而皇甫，t是王涯的外甥，然王涯事先没有请求回避，裴泊也明知不说。

经李吉甫如此一说，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唐宪宗的眼里，那些慷慨激昂的举人的背后，原来竟有朝臣在操纵、在询私，由此这场制举明显带上了科场舞弊的性质。为追究科场舞弊，他不得不将这些他原本极为看好的举人忍痛割爱，并惩罚那些与此有关的考官。

结果，裴泊、王涯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杨放陵、韦贯之被贬为外官。牛僧孺、李宗阂、皇甫提等人被改署落第，并多年不得仕进。

以此事件为标志，从此拉开了以牛僧孺、李宗阂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相互之间斗争的序幕，史称“牛李党争”，又称“朋党之争’‘。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机(今甘肃灵台)人，为隋朝宰相牛弘的后裔。李宗阂，字损之，为唐高祖之子郑王李元巍的后裔。二人幼、少年时，均家道中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同科进士及第。此外，牛党的另外一些骨干，如杨嗣复等人，也多是进士出身。史家据此，将牛党定为进士出身的庶族势力的代表。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自幼心怀壮志，苦心奋学，然极其厌恶科举，从门荫之道人仕。此外，李党的主要成员，如郑覃等人，多是关东著名士族的后代，皆凭着门荫人仕，重门第，重儒家经学二史家据此，将李党定为门阀士族势力的代表。

牛李党争，争的是意气，以私愤相互排斥，毫无余地地极力排斥。李党执政，牛党必卷铺盖走人；牛党主朝，李党必被逐出中央。然在争意气之中，确也夹杂着他们对治国之道的不同主张。

平心而论，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都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情结，并在他们各自人朝主政期间，对打击藩镇割据，提高中央集权；对清除边患，保持国土安宁；对抑制宦官，加强朝臣地位；对改革弊端，调整国家状况等等，均有各自的建树。然就其态度而言，李党强硬，牛党婉和，由此李党的功业较为辉煌，牛党的事迹较为晦暗。

从而，史家在评论两党功过时，多倾向于同情李党，对牛党则多有非辞。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剧烈争斗，给历朝政治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使饱经患难的朝廷雪上加霜。

自制举一案之后，牛僧孺、李宗阂长期遭到压制，进不得正途，只能在藩镇处当幕僚。直到李吉甫亡后，他们才得以见了天日，进人中央任职。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时任中书舍人的李宗阂，其女婿苏巢参加进士考试及第，然放榜之后，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联合朝臣李绅、元棋上书，指责主考官钱徽接受贿赂，因而录取者有着严重的问题。唐穆宗令进行复试，苏巢以成绩不合格而落第。李宗阂有请托之嫌，被外放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刺史。然时隔不久，李宗阂被复中书舍人之职，在主持科举考试时，因录取了许多名士，名声大振，升为兵部尚书。

唐敬宗即位后，宰相李逢吉因曾受到过李吉甫的打击，出于报复，将李德裕外放为浙西观察使，而引政绩卓著的牛僧孺为相。然牛僧孺为相不久，见朝廷极为黑暗，无法伸展自己的抱负，自动请求辞去相职，离开京师，去担任武昌军节度使。

唐文宗登位，李宗阂在宦官的支持下，被拜为宰相。他出于报复，也恐怕时任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出任宰相，遂将李德裕贬为西川节度使，而引牛僧孺人朝为相。旋即，李宗阂和牛僧孺合力，将李党全部赶出了朝廷。

牛僧孺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鉴于国力的衰弱，主张以和为贵。从而，在他任相期间，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向着和好的方向在发展。然而，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要增强唐朝的威望，应当在军事上有所表现，以此才能慑服各民族。

在具体对待吐蕃的问题上，李德裕坚持以战为先的主张。当吐蕃维州(今四川汉川西北)守将悉但谋率众归附西川后，他奏请朝廷，要求趁此良机，向吐蕃发起强大的攻势。

可牛僧孺不同意，他认为：在与吐蕃修好之际，向吐蕃发起进攻，将失信于四夷，且吐蕃兵力强劲，一旦人寇，长安必陷于危险之境，如此即使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何用，不如将维州还给吐蕃，以维持双边关系。

唐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看法，令李德裕将维州及其所有降众归还给吐蕃。

当此事施行后，舆论掀起了大波，纷纷指斥牛僧孺假公济私，在报复李德裕。唐文宗由此改变了对牛僧孺的信任，将他贬为淮南节度使。

然李宗阂仍然控制着朝政，并将牛党成员尽行安排到各要职上。由于这些人良荞不齐，贪赃受贿之事时有发生，加上李宗阂专权太过，导致了唐文宗的不满。由此，唐文宗调李德裕入朝为相，将李宗阂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将所有牛党成员一体贬出中央。

李德裕在相位上呆了一年半后，受到李训和郑注的排挤，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李宗阂复被召人朝为相。由此，李德裕和李宗阂的位置对调了一下：然李宗阂与李训、郑注不是志同道合者，没多久，就彼此闹得不可开交。李训、郑注一面打击李宗阂的党羽，一面揭露李宗阂以前结交权贵谋取相位的劣迹。从而，李宗阂复被唐文宗贬为外州刺史。

先后被撵出权力中心的牛僧孺、李宗阂，虽然后来被授予了一些高层职务，然都是虚职，他们再也未能恢复相职。

到唐武宗登位，李德裕得到了大重用，在外事内务上多有骄人的政绩。然他利用手中的权柄，利用唐武宗的信任，对牛党实施了大报复，将牛僧孺、李宗阂、杨嗣复等人处以流放式的贬逐，逐至蛮荒之地。

牛李党争，直到唐宣宗上台，才告终结。

唐宣宗在两点上与李德裕不合：一是在科举考试上，唐官宗特别偏重进士科，每每接见朝臣，必问其是否进士及第，若得到肯定的回答，便十分高兴。他曾在宫廷中为自己题了一幅字：“乡贡进士李道龙”。(《唐语林·企羡》)由此可见，他偏向进士出身的牛党，而讨厌没有科第之名的李党。二是他被立为皇位继承人，是得了宦官的拥戴，并没有通过很有权威的太尉李德裕，故而，他一直畏惧着李德裕。在他的即位仪式上，是李德裕奉册。事后，他这样对人说：“刚才接近我的是否是太尉？他每看我，都使我毛骨惊然！”

还未等皇位坐热，唐宣宗就将李德裕给贬了，一级级地贬下去，最后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李德裕后来死在了贬所。在这过程中，所有李党成员及李德裕的亲近者，也悉被清理出朝廷。

与此同时，牛僧孺、李宗阂、崔琪、杨嗣复、李压等被流贬在外的牛党成员，相继被召回朝中。李宗阂未等到还朝，已病死在贬所。牛僧孺已年老，在昭雪之后不久即亡故。唐宣宗起用牛党成员白敏中、令狐绚为相。

至此，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以牛党执政，并失去争斗的对手，而宣告结束。

关于“牛李党争”，还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有人认为牛、李二党并不存在；有人认为仅有牛党，而没李党。其实，牛、李二党，不论哪党，起初都无结党的意愿，然在共同的利益下，自然地出现了人以群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朋党，且愈结愈深。这种现象是一切党派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由于牛、李二党存在的时间特别长，对垒的态势特别明显，故成了党争的典型。

第二点是：当时南衙北司的斗争异常激烈，宦官们将他们要打击的所有朝臣，全指责为朋党，以混淆视听。唐宪宗问过宰相李绛：“人言外间朋党大盛，这是为何？”李绛答道：“自占人君最痛恶的，莫过于人臣为朋党，所以小人攻击君子必谓朋党。然而，论起朋党极可恶，但寻找却无踪迹。东汉末年，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指为党人而加以禁锢，由此导致了亡国。从而，朋党都是小人欲害君子之言，不可相信。”(《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宪宗元和八年)第三点是：其他政治势力迫害异己的借口，其中尤以李训、郑注集团做得最为突出。他们在和李宗阂交恶后，为把持朝政，在唐文宗面前，将所有他们讨厌的朝臣，或指为牛党，或指为李党，然后一一加以逐去。

细说隋唐80：唐懿宗

唐懿宗李催，为唐宣宗长子。

他在位期间，仅用了一个年号：咸通，其取自于唐宣宗《泰边睡乐曲词》中“海岳晏咸通”。

唐懿宗的长相很是出色，“姿貌雄杰”，端坐在金妻殿L，极有伟君的气派。加上年号又取咸通，时人以为他将会造出一番超过唐宣宗的大业。

然事实正与人们的期望相反，与他的长相、他的年号相反，唐懿宗是个地道的昏君，气量狭隘得不能再狭隘。登位伊始，就下诏要杀早先没有签名同意让他监国的宰相。此事最后虽未能得逞，然他的心胸已昭然若揭。又宰相白敏中卧病在床已有数月，他不作重新安排。

谏官右补阀王普上疏说：“陛下即位之初，是宰相尽心之日。陛下与各宰相交谈，未尝满过一个时辰，白敏中病了数月，又怎和他交谈，此如何治理天下之事！”

唐懿宗非但拒谏，且将王普贬为县令。

唐懿宗对理政没什么兴趣，把心思全用在出游和酒宴上。

谏官左拾遗刘蜕上谏：‘“边境多事，南沼兵侵交趾，陛下毫无优虑之色，这如何让将士们出死力！望能节制游宴，待边境安宁，再玩不迟t”

因是谏官，唐懿宗不能拿刘蜕开问，但却当成了耳边风。

唐懿宗的玩兴不减前朝诸帝，并将规模推向极致。他喜欢音乐，殿前乐工基本维持在五百人左右。他喜欢酒宴，每月设宴不少于十次，他沉浸在声色酒肴之中，从不知厌倦，赏赐乐工侍从动辄千络钱。他还喜欢出游，长安周围地区，如曲江、昆明、霭1、南宫、北苑、昭应、咸阳，常常可见他的车驾。他说去就去，有关部门来不及安排，只能时刻备着乐队、饮食、帐篷，诸王立马准备相随。每次出游，从行者往往达到十多万人。

忙于尽情享乐的唐懿宗，把政事全委托给了宰相路岩。路岩奢靡，为对付巨大的开销，他大肆受贿，聚积之物不可胜数。他的左右从人依样画葫芦，各自聚敛财物。

县令陈蟠臾因此上书，被唐懿宗召去问话。

陈蟠里说：“请破边咸一家，即可养军二年。”

唐懿宗问边咸是何人，回答是路岩的亲信。

唐懿宗大怒，怒的不是路岩，不是边咸，而是陈蟠雯，将他处以流放。从此再无人敢言。

后路岩以宰相衔出任西川节度使，出长安城时，路人争相向他投掷瓦砾。

唐懿宗的爱女文爵公主因病不治而亡，他竟杀了翰林医官韩宗邵等二十多人，并株连他们的亲属三百多人。整个长安城街谈巷议，怨言沸腾。为文鳃公主治葬，祭物以锦绣、珠玉为原料，每物均一百二十车，光耀二十余里。他思念女儿，让乐官李可及作《叹百年曲》，伴舞者数百人，尽发大内宝物为首饰，用八百匹锦罗铺地。事后，满地尽是珠矶。

李可及是唐懿宗的宠臣，他为儿子娶媳妇，唐懿宗赐他二银壶酒，启开一看，却是全银铸成实心的。他所受的赏赐最多，常常用官车载着回家：神策右军中尉西门季玄谏阻唐懿宗，在谏阻无效后，他对李可及说：“你他日破家，这些物还得用官车载还朝廷，只是徒费牛足。”

在唐懿宗身后，果如西门季玄预言的那般，李可及遭到了流放，家财全部充公。

在唐宣宗恢复佛教后，唐懿宗再一次将佛教推向了顶峰，他大幅度地扩充寺庙数量，大幅度地增加僧尼的人数。他不仅到各大寺庙去施舍，且在宫中为内廷尼姑受戒，设立佛经讲座，安排佛事所需的一切程序。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唐懿宗下诏遣使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鉴于唐宪宗迎佛骨时的弊端，纷起劝谏。

然唐懿宗一意孤行，并说：“生能见佛骨，死也无憾！”

他广造浮图、宝帐、香擎1蟠花、幢盖，上饰金玉、锦绣、珠翠，从长安到凤翔长达三百里地，一路车马，昼夜不断。佛骨迎到长安，用禁军开道护卫，官民音乐、香烛绕于天地，绵延数十里。官僚、富豪争相施舍，各建彩楼于道旁。唐懿宗见了佛骨，激动得热泪盈眶，再三膜拜，广赐金帛给僧尼以及曾见元和迎佛骨事者。

时人以为，唐懿宗迎佛骨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唐宪宗。

唐懿宗朝爆发了两次大起义，一次是浙东裘甫起义，一次是桂林戍兵起义(详见《裘甫起义》、《庞勋起义》)，极大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唐懿宗迎佛骨，是想通过佛祖的保佑，来拯救他的王朝，拯救他的灵魂。然他的所作所为，正如杀人越货者为逃避惩罚，人庙祈求，不会有灵验一样，是一场枉费民脂民膏的无谓之举。

细说隋唐81：裘甫起义

号称“小太宗”的唐宣宗驾崩仅半年，唐鼓宗在宝座上还未坐热，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年底，在浙东掀起了震动唐王朝的裘甫起义。

裘甫起义的发展很迅速，证明唐宣宗的所谓中兴，不过是种政治泡沫，而从_L至下的吏治已经相当糜烂。起义萌芽于何时，无史料记载，记人史册的第一句话，已是“浙东贼帅裘甫攻陷象山”。(《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宣宗大中十三年)面对裘甫起义，浙东的地方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当裘甫占领象山县后，象山县的上属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的官府，不但不敢派兵前去镇压，反吓得在白日关上了城门。其实，裘甫兵不过百人，根本没有强大的军队。然面，地方军队也可怜得很，因长期不作战，武器已锈烂，兵员不足三百。裘甫见状，挥兵指向刻县(今浙江嵘州)。

浙东观察使郑抵德，在仓促之间组织了强凑起的军队，赶来拦截。可拦截没成功，反在刻西被裘甫用计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乘着剡西大捷，裘甫顺势拿下了刻县。进人刻县的裘甫声望大增，各地迫于生计来投靠者络绎不绝，没多久人数达到了三万，被分为十二队。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他以刘胜为军师，以刘庆、刘从简为大将，大集粮食，大造兵器。

义军蔚成气候，从震动浙江，到震动了中原。

郑抵德一边向朝廷告急，一边向邻地求救。邻地军虽然愿来，可要价极高，战斗力却不强，根本不能与裘甫军交战。裘甫由此相继攻克了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地。

郑抵德算得卖命，可连连败绩，使他在朝中获得了“懦怯”的评价。郑抵德是文官，既然文官儒怯，当调换武将，可选遍朝中的武将，竟无一人合适。最后还是推出了文官，让在安南享有盛名的前安南都护王式，代替郑抵德为浙东观察使。

王式走马上任前，唐鳃宗召见了他，问他用什么方法来镇压。

王式的回答是极为直接和实在的，说：“只要能得兵，贼必然可破。”

可在一旁的宦官却很是可笑地否定说：“发兵，花费太大。”

王式据理力争说：“臣自然该为国家节省开支。可兵多破贼J决，费用便节省。若兵少不能破贼，拖延时日，贼势将更盛，江淮群盗蜂起响应，而国家用度全靠江淮，一旦与江淮交通隔绝，那上自朝廷，下至禁军，用费全无着落，岂非开支更大！”

头脑简单的唐爵宗，终于被简单的道理说通，调发数地军队，归王式指挥。形势就在这里逆转。

王式是闻名的精通兵法的儒将。正在和部下一起喝酒的裘甫，闻王式领兵前来，心里一阵紧张，很是闷闷不乐，半日说不出一句话。

刘唯长叹说：“我等有这许多军队，却踌躇不定，真是可惜。王式智勇无敌，不过四十日必到。我当抢先夺取越州(今浙汀绍兴)，分兵守西陵，沿钱塘江筑垒设置防线，征集舟舰。然后，长驱直人浙西，渡长江，取扬州货财，返取石头城(即金陵，今江苏南京)而据守，将可得宣款(今安徽)、江西之人响应。另遣刘从简领万人渡海，进据福建。如此，国家的贡赋之地全人我手。”

刘眼的战略主张应该说是大气的，他以扼尽天下财富之地，隔江与唐廷南北对峙。这战略最后能否成功，是无法证明的，然相对裘甫的束手无策而言，当是积极进取的。

可裘甫没这胆魄.推托说：“今日已醉，明日再议。”

刘曦发怒，装醉拂袖而去。

谋士王格则说：“刘毗之策，是孙权所为，今天下尚未大乱，此策难成。不如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人海岛。”

尽管王格的战略是保守的，然裘甫也犹豫不能采纳。

积极的战略不取，保守的战略也不取，王式未到，裘甫已成了惊弓之鸟。在王式到后，他更是一筹莫展，只能消极地应战。

王式没急于付诸军事行动，他到达浙东后，首先肃清了越州城内暗附裘甫的势力。先是，越州城的宫兵怕裘甫军来，全家性命不保，便主动和裘甫军联系，愿作内应。王式查清了情况，将这些人全部处死。随后，他推出几大措施：开仓散粮仓济饥民，断绝裘甫军的兵源；不举烽火，稳定当地官民的人心；用老弱兵做侦探，随时掌握正确的情报；招募居住江淮的吐蕃、回绝人组成骑兵，以增加冲击力；联络当地土团，以共同作战。

一切准备就绪，王式在向朝廷讨得更多的军队后，兵分东路、南路两军，全面向裘甫发动了攻击二毫无战略筹划的裘甫，只能作无谓的消耗战。王式通过十九战，如风卷残云扫荡了各地的义军。

刘眼在全线失败后，指责裘甫当初不采纳他的战略主张，才落到这般地步。他本就看不起投身义军的王格等进士，见他们一直穿着绿衣，蔑称为“青虫”。此时，他又将一口怨气，全发到了他们的身上，将他们悉数推出斩首，并愤恨地说：“乱我谋者，都是这些青虫！”

裘甫节节退缩，最后，重新退到了刻县。王式步步紧逼，对刻城进行合围。前后三天，作了八十三战，义军打得力不能支，官军也打得精疲力尽。不知是想突围而走，还是麻痹对方以作袭击，裘甫诈以伪降。然被王式识破，复打了三场大战，裘甫、刘毗、刘庆等百余人被擒。

裘甫被押往长安，斩于东市。

刘堪、刘庆等被王式所斩。

但刘从简趁城未破之际，领五百壮士突围而走，一路转战到大兰山。在追敌和当地军队的合攻下，兵败身亡。

裘甫起义，前后时间虽仅七个月，然其拉开了晚唐农民起义的序幕，为庞勋起义、黄巢大起义作了先声。

细说隋唐82：庞勋起义

庞勋起义，又称桂林戍兵起义。

这次起义，对千孔百疮的唐王朝来说，要比裘甫起义的性质严重得多，因裘甫起义还是民间起义，而这次起义则是爆发在军队中。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出问题，已证明唐国家机器发生了严重的故障。

起义仍发生在唐郁宗朝，时为咸通九年(公元863年)七月。

起义的原委是，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诏陷安南，唐廷募二千兵驰援安南，其中分了八百人守戍桂州(今广西桂林)。按照约定，三年一代，换言之，就是这八百戍兵在三年之后由新募的戍兵替代，他们可以返回家乡。

八百戍兵主要来自徐州，以勇悍闻名，唐廷由此特派徐泅观察使崔彦慎前去镇领。本来崔彦慎的严刻治兵方法已引起戍兵的不满，加上他信任的都押牙尹戮、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的残暴，戍兵更是大为不满。然戍兵一忍再忍，希望能忍满三年，回家乡与妻儿老小团聚。可三年期满，崔彦慎以种种理由，将他们强留下来。

又过了三年，戍兵多次提出请履行当初的约定，但崔彦慎却以让他们回家的军费不够为由，要他们再留一年。

戍兵已不再信崔彦慎的话，激债的情绪弥漫全军。

在此之际，都虞候许信、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秘密酝酿兵变，杀了监视他们的军官，推颇有人望的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了仓库，北向家乡徐州打去，沿路州县毫无阻挡之力。

唐廷面对众独立和半独立的藩镇，已是焦头烂额，此时再无力分兵对付戍兵。出于不得已，对戍兵下了一道赦免的诏令，让他们停止军事行为，自行返回徐州。从而，当戍兵经湖南、过浙西、人淮南，各地方政府非但听任他们过境，还给他们补充给养。

戍兵一路招兵买马，顺利抵达离徐州治所彭城〔今江苏徐州)一百四十里的徐城。在这里，庞勋等人对戍兵们摊牌，说：朝廷的赦免令不过是缓兵之计，徐州城内已布下罗网，一旦他们自投罗网，将遭到灭族的下场。与其自投罗网，不如奋起反击，况徐州城守军多是父老兄弟，他们必将里应外合。

戍兵自然不肯束手待毙，表示坚决拥护庞勋的主张。

此时，崔彦慎连连送来安慰信。

庞勋回信提出了两点：一是解除尹数、杜璋、徐行俭三人的职务，以平众愤；二是戍兵将士自立两营，由一将统领。

然崔彦慎接信后，非但没同意庞勋的条件，反公开作了军事部署，一面令徐州严阵以待，一面令宿州(今安徽宿县)兵主动出击。

然宿州兵见到戍兵，望风而跑。庞勋挥军扑向宿州，仅半天时间就攻陷该城。人了城的戍兵，打开全部府库，让百姓来取。同时大量募兵，扩充了部队。

庞勋彻底撕去了和唐廷之间的一层薄纱，自称“兵马留后”，正式扯出了自己的旗帜。

官军围攻宿州，遭到大败。

庞勋主动放弃宿州，令全军乘三百艘大船顺汁水而下，途中再大创围追堵截的官军，兵锋直指彭城。

崔彦慎虽决心死守彭城，然城内外的形势，与他的期望截然相反。庞勋兵临城下，“鼓噪动地”，声震云霄。戍兵不但对城外居民秋毫无犯，且大加安抚，于是居民纷纷加人了他们的队伍。攻城开始后，很快拿下了罗城，城中居民站到了庞勋一边，帮助戍兵进攻崔彦慎退守的子城。整个彭城很快就陷落了，崔彦慎被俘，尹俄、杜璋、徐行俭三人被肢解。

取得彭城，控制了徐州的庞勋，要求唐廷拜他为节度使，然迟迟没有回音。他分兵连连攻克壕州(今安徽凤阳东)、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少肛今安徽和县)等大片地区。此外，还占领了都梁城(今江苏吁胎北)，控制了江淮运输线，不仅极大地充实了自己的财力，还切断了唐廷的经济命脉。所有攻城战中，数打离都梁城不远的测州最为吃力，在损耗了很多兵员后，仍未能得手，然也因此拖住了数量众多的官军。

由于庞勋的措施得民心，“父遣其子，妻勉其夫”，各地民众纷至沓来人伍，使部队急剧扩大到二十多万。这不仅是数量的增加，尤为重要的是，队伍的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戍兵暴动，变成了农民起义。

然遗憾的是，庞勋此时和以前许多起义领袖一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谓无敌于天下”，滥发告示，要各地所有村寨归顺于他，提供兵员和军铜。首当其冲的淮南民众，被吓得纷纷逃往江南。淮南节度使令狐绚，为避免庞勋兵人其地，主动提出为庞勋向朝廷求节度使之职。这一说说到了庞勋的心坎，他由此静静地等了起来，没有再向淮南用兵。令狐绚争取到了时间，作好了淮南的战备。

由于江淮运输线被庞勋所控制，时南方的贡赋改道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庞勋立即兵围寿州，彻底切断了唐廷运输线。

这个收获，加剧了他自傲的心理，不再关心军事拓展，一边静候朝廷委命的佳音，一边开始享受起富贵，天天酒宴行乐。

谋士周重谏道：“自古因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何况今日尚未成功！”可此话被庞勋当成了耳边风。

危机终于来了。

唐廷趁庞勋松懈之机，表面向他吹着阳和之风，暗中则紧锣密鼓地集结各地的部队。当官军集结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南)后，庞勋开始慌了，他知道自己中了唐廷的缓兵之计。更令他焦急的是。他所占领的各地纷纷要求派兵增援。在实在派不出兵的情况下，他开始饮鹤止渴，一反当初为民谋利的政策，派人到各处抓壮丁，搜刮大户与商旅，从而引起了民怨。而他内部的组织纪律也已衰败，尤其是那些在桂州一起起事的老人马，更是胡作非为，“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致使出现民不聊生的势头。

于此之际，唐廷却推出了强大的军事阵容，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命戴可师、王晏权分别为徐州南、北面行营招讨使，领各地军队，全线向前推进。此外，又调集了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共同围攻。

争战开始，双方互有胜败，然官军稍得上风。

在数地失陷，大将姚周战死后，为了重振士气，庞勋在周重的倡议下，杀了崔彦慎等多名被囚的唐官员，并正式打出了反旗。

他开誓师大会说：“我庞勋本望国恩，以全臣节。今日朝廷通我反，我当与诸君真反了！”

许估等人推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而庞勋推辞了王爵，仅受命为天册将军。

庞勋正式打出反旗后，形势有所好转。其部将在都梁城杀了戴可师，又屡屡击败王晏权，逼得唐廷换人易将。

康承训借重沙陀骑兵的优势，调整了作战部署，以更强劲的架势，向徐州政权的各城展开了攻势。

各地连续失守，庞勋亲自带兵出彭城，向西经营宋州、毫州，以求两线带面，打破官军的包围圈。可宿州守将张玄称叛投了康承训，反引官军进攻彭城。经过激战，彭城陷落，守将许估等战死。

庞勋攻打宋州失利，准备转攻毫州，途中遭到沙陀骑兵追击。他欲折道返回彭城，却被沙陀骑兵追上，遂全军覆没。时为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九月。

细说隋唐83：唐僖宗

唐僖宗李慑，为唐懿宗第五子。

他排行第五，按照顺序本无资格继承皇位，然控制政局的宦官神策左、右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考虑立长君不利于他们专权，遂杀了他的几个兄长，立当时仅十二岁的他为帝。

到唐僖宗登位，大唐帝国的景状已是日薄西山。整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无法缓解的矛盾，无法消除的矛盾。君主与朝臣，宦官与朝臣，中央与藩镇，内地与边境，汉族与其他族，官僚与民众，富豪与贫民，所有的矛盾向着极端在发展。帝国成了蠢空的大厦、纸糊的巨人。

就在唐僖宗走上皇位的当年，也即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在西南已成大气候的南诏，以云南为根据地，派出大军进攻巴蜀、黔南。由于当地守军的无能，南诏军长驱直人，威逼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将城外抢掠焚毁一空。唐廷连易数将，未能阻挡南诏军的势头，直到起用有平定交趾之功的高骄，才反败为胜，将南诏军打回了云南。

在击退南诏的翌年，也即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唐廷尚未喘过气来，又爆发了黄巢大起义。黄巢军经多年转战，终于攻克洛阳、长安。唐僖宗逃亡于成都，在黄巢兵败之后，才于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返回长安。

面对烂透了的政局，唐僖宗将他的聪明才智全用到了玩乐之上。他玩的功夫，超过了所有前辈君主，他好骑射、剑架、算术，尤其精通音律、赌博，还热衷于斗鸡、斗鹅。他曾和诸王斗鹅，一头鹅值五十络(一说值五十万钱)。

他最喜欢的是打毯，毯艺高超让他很自负，他对优人石野猪说：“联若去考击毯进士，定然为状元。”

石野猪反唇相讥道：“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时主科举考试的是礼部侍郎)，恐怕陛下不免被黝放。”

如此的皇帝根本不会理政，也不想理政，他把政事全权托给了宦官田令孜。田令孜原是唐僖宗为普王时的亲信，两人常一处寝。唐僖宗对田令孜万分恭敬，不仅提升他为神策军中尉，且呼为“阿父”。田令孜读过些书，极有权谋，将唐僖宗摆布得服服帖帖、舒舒服服。唐僖宗赏赐陪他玩的乐工、倡伎，动辄千金，致使库藏为之一空。田令孜让长安商贾大量送来珍宝，输人内库，供唐僖宗挥霍，商贾有怨言者，则交京兆府杖杀。

田令孜专政，一手遮天，卖官需爵，包办所有的官员任命。宰相的地位相形见细，沦落为听他颐指气使的执行官。宦官和朝臣的矛盾由来已久，朝臣在皇宫南边办公，宦官在皇宫北边办公，双方的矛盾斗争，史称“南衙北司之争”。到了田令孜之时，南衙北司之争，宦官占尽了上风。

田令孜的所作所为过于黑暗，不仅朝臣怨愤，且激起了军队中一些将士的强烈不满。当黄巢军逼来，田令孜丢下群臣不管，裹着唐僖宗出长安，进人咸阳(今属陕西)地界后，十多个禁军将士向唐僖宗高呼：“黄巢是为陛下除奸臣，请返宫！”田令孜出羽林军将他们杀死，催促唐僖宗赶路。

已六神无主的唐嘻宗，全都靠在了田令孜的身上。〕下诏以他为十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制置左右神策护驾使，独掌军权。到了成都，唐僖宗如同亡国之君，除了和侍女一起喝酒解闷外，常以泪洗面。在田令孜的安慰下，情绪才得以稍稍恢复。

田令孜为收服禁军之心。大量予以赏赐，对当地的蜀军却一毛不拔。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服，口出怨言，遭田令孜的毒酒相害。他饮血吐毒，率部作乱，兵败逃亡而去。

在郭琪作乱时，唐僖宗仅和宦官一起登楼避难，全不考虑群臣的安危。在事情过后，又彻底冷淡朝臣，实际等于摈弃了朝臣参政。

左拾遗孟昭图上疏说：“君臣一体，安则同宁，危则共难。昔日西来，不告知南衙，故宰相、御史中垂、京兆尹悉遭屠杀，惟有北司得以保全。黄头军作乱，陛下仅与田令孜及内臣闭城登楼，并不召朝臣。事后，又不召宰相，不安慰群臣。陛下不体恤群臣，于君之义安在！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非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非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衙未必尽无用。天子疏远宰相，视朝臣为路人，如此，天下将危，天子将危！”

疏文上达，田令孜隐匿不报，将孟昭图贬为外官，途中把他沉人了河中。

田令孜专政，直专了唐僖宗整整一朝，构成了宦祸最后一个高潮，也为宦官覆灭埋下了伏笔。

时黄巢虽灭，然秦宗权复起，各路诸侯倚恃灭黄巢之功，也倚恃着灭黄巢时所积累的势力，互相争斗，互相残杀，将唐帝国推到了深渊的边上。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唐僖宗因病驾崩，年二十七岁。

细说隋唐84：黄巢起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算得上一次。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他家连着几代以贩卖私盐为生。贩卖私盐是朝廷明令禁止的，属违禁之业，为能使贩卖私盐得以进行，贩卖者多有自己的小股武装，故在一定程度上已与政府构成了对立。从而可以说，黄巢之所以会较早参加起义，_民能成为起义领袖，其先前的立场与斗争经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黄巢本身来看，确实是个地道的乱世英雄，他能文能武，文能通达翰墨，武能击剑骑射，且能言善辩，喜交结豪杰好汉。虽有这些乱世英雄的特征，但他起先并不想当乱世英雄，而是有着强烈的功名念头，希望从科举考试中博得一官半职。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可他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经多次重大打击，他的希望落空了，变成了失望，失望之后对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了极度的不满。这种不满，几乎每个时代的文人都有，他们大多只能发发牢骚而已，可黄巢却遇到了乱世，从而命运拉着他成了乱世英雄。

从唐鼓宗咸通末年起，山东、河南一带连遭大灾，而政府却又未及时娠济，从而造成了无数的饥民。中国的农民是最好说话的，他们能忍专制，能忍苛政，能忍腐败，甚至能忍吃树皮草根，但到树皮草根也没得吃的时候，他们为了活命，便会以最大的爆发力来激起大动荡，向政府清算他们曾忍受过的一切苦难。

时民间盛传着这徉一首民谣：“金色蛤蟆睁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唐嘻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率先揭竿而起。次年五月，他领导义军连续攻克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南)、淮州(今山东哪城北)、郸州(今山东东平东北)。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下分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李重霸等各部。他向各地发出檄文，揭露朝廷种种弊端和腐败现象，号召民众起来抗争。

黄巢在家乡见了檄文，带着拜把兄弟八人，积极予以响应，顺利地募了数千兵，与王仙芝会师，攻陷河南十五州、将部队扩大到数万人。

唐廷为镇压义军，急调诸道兵，从南、北、西三面进行围击。王仙芝、黄巢突出包围圈，引军进攻沂州(今山东临沂飞。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回军河南，拿下河南八县，逐渐形成对洛阳的包围。官军驰援洛阳，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与许州(今河南许昌)东西两地设置防线，企图实现瓮中捉鳖之势。

义军见急切之间洛阳难以得手，转向官军薄弱地带一一江淮地区，兵临薪州(今湖北薪春)城下。薪州刺史裴握见不能抵御义军的进攻，提出为王仙芝向朝廷求官爵。王仙芝在遭受多次失利后，已对义军的前途产生了悲观的情绪，早存受招安之心，由是一拍即合。裴握没食言，为王仙芝请来了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

然黄巢发怒了，他责问王仙芝：“当初大家立过誓言，要横行天下。今你独取一官，那将置广大将士于何地？”说罢，他挥拳打去，打伤了王仙芝的头。

王仙芝俱怕犯众怒，遂拒绝了朝廷的委命，和黄巢兵分二路，他自率一路留在江淮经营，由黄巢领一路北上挺进齐鲁平原。

分兵之后，王仙芝一路并无太大的作为，虽一电攻下了不少城池，但得而复失的也不少。他又几度生出受招安之』15屡被官军所利用，陷人了非常被动的地步。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派去人朝求恩命的尚君长被官军斩首。他闻讯怒攻洪州〔今江西南昌)，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之役中战败被杀。

王仙芝的余部，在尚君长之弟尚让的率领下，北上与黄巢会合。黄巢正攻毫州(今安徽毫县)不下，得了这支生力军，实力大增。尚让等人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立官署，正式成立了自己的政权。

黄巢声势大震，率军十万，连克山东沂、淮等州，再人河南，向洛阳发动攻势。官军集结大批人马，前来围攻。寡不敌众，黄巢为获得生机，佯装向官军乞降。唐嘻宗闻黄巢将降，喜出望外，即刻封他为右卫将军。官军与黄巢约定，于邪州放下武器，接受官职。

黄巢在调整了战略部署后，非但没有如约前去，反趁官军松懈之机，又取了数地，欲再攻洛阳。官军看出了他的企图，各路军队迅速云集洛阳周围地区，黄巢无法北上，遂改南下，渡江攻克了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鄙阳)、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

在连连大捷后，黄巢进兵宣州(今安徽宣城)，然在途中遭到了官军的阻击，遂改道南下浙东发展。唐廷调名将高骄为镇海〔治所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负责攻灭义军。黄巢见形势对义军不利，指挥全军开辟七百里山路，打通仙霞岭大道，进人福建，随之拿下了福州。

从内地来到沿海地区，黄巢根据敌强我弱的战局，暂时改变了他的政治对策，准备以围攻广州这个最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迫使朝廷授予他天平节度使之职，以休整部队，维持半独立的政权。

他挥军抵达广州城下，致信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超等人，请他们代为转达他的要求。然而，他的要求被朝廷拒绝了。接着，他自己上表朝廷，请授他为广州节度使之职。

唐廷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改授他一个虚职一一太子东宫率府率。当特使持委任状来到)‘一州，黄巢见状大怒，发动部队攻克广州，俘获了李超。

尽管黄巢占领了被朝廷视为聚宝盆的广州，然由于战争的缘故，通商事务己陷人停顿，故而实际上没多少进项。此外，他的将士多是北人，在此地很是水土不服，军中传染了瘴疫，减员的情况非常严重。

经最高统帅部研究，决定重新北上。部队出发后，经湖南，拆向湖北，队伍扩大到五十万，乘势夺取了江陵。

可在此时，黄巢犯了轻敌的错误，结果在进攻荆门时，受到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等部的袭击，损失极其惨重。

不得已，黄巢挥军前往江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升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骄，派部将张磷渡江，迎战黄巢，另奏请朝廷大量增援部队，在淮南布防。此时，黄巢军再度传染了瘟疫，部队大幅度减员。为争取时间，黄巢用金帛使张磷停止了攻击，另致信高骄表示愿意归降。身处昏暗朝廷的高骄，出于避免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同意了黄巢的请求，并主动为他请求节度使之职，同时遣还了前来援淮的诸道军。黄巢获得请报，即刻出击张磷，获得杀死张磷的大捷。

经此大捷，黄巢军声势复振，一鼓作气攻克了睦州(今浙江建德)、要州(今浙江金华)等地，压向长扛o随后，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北)渡过长江，进攻天长(今属安徽)、六合(今属江苏)，兵胁淮南。

主持淮南军政的高骄，仍是自保的思路，他连连要求朝廷派兵增援，自己却毫无动作。唐廷只得调集河南诸道兵，前往激水(今河南商水)组成包围洛阳的防线。再用天平节度使曹全最前去迎战黄巢。黄巢与之在淮南展开大战，将曹全最打得退缩到酒州(今江苏盯胎北)。

河南诸道兵奉命驰援淮南，可各军矛盾重重，根本无法协调，并相继在许州(今河南许昌)、彭城(今江苏徐州)发生兵变，由此不了了之，全退回了原地。场殷水防线不击自垮。

黄巢毫无阻挡地渡过淮水，进人中原。经过大扫荡，包围了洛阳城。东都留守刘允章未作任何抵抗，领百官开城门投降了黄巢。

得了洛阳这个唐王朝的东都，黄巢已形成了和唐廷分庭抗礼的架势。他安顿了洛阳的秩序后，旋即挥兵西进，逼向撞关。渔关守军迎战失利后，退回城内，然忽略了附近可以人关的一条小路—“禁坑”。义军一面从正面攻打，一面由尚让领兵从“禁坑”潜进关内，以两面合击之势，拿下了渔关，随即向长安推进。

唐廷撞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唐嘻宗如同当年的唐玄宗一样，放弃了长安，向巴蜀逃亡；此年的腊月，义军前锋柴存率部进人长安。随后，黄巢领主力部队开进长安，受到民众的盛情欢迎。

得到唐廷的西京，十二月十三日，黄巢登上了帝位，宣布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建立了政府。对唐朝旧臣，黄巢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三品以上官员免职，四品以下官员留用，有重大民愤的贪官和宗室处死，招降各藩镇。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春，在长安仅呆了四个月的大齐政权，因安于享受胜利的成果，犯下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即没有及时派兵追击唐廷残余力量。由此，逃进巴蜀的唐嘻宗，利用当地的丰富物资，组织了反玫。凤翔节度使郑败率先纠集关中数万军队，向长安攻来。同时，沙陀、党项应唐嘻宗之邀，派骑兵前来助战。

双方的形势骤然一变。陷入被动的黄巢，为了反被动为主动，撤出了长安，屯于溺上，待唐军进城后，杀了个回马枪，重新夺得长安。然而，唐诸道兵已从四方赶来，对长安形成了包围圈。大齐政权控制的地盘，已东不过华州(今陕西华县)，西不过岐州(今陕西凤翔)，南不过渭水，北不过北山。

在这关键时刻，被黄巢委以重任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叛降了唐军，献出同州这个长安的桥头堡，长安由此暴露在唐军面前。

经过长期苦战，拖到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在长安已支撑不下去，便再次放弃了长安，经蓝田向中原退却。

到了中原的义军，己失去了从前的战斗力，成了强弩之末，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三百天而不能下。沙陀李克用部会同唐军，驰救陈州，先后击败尚让等部。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然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渡河时，遭到李克用的冲击，部队损失大半，尚让等将领投降。

黄巢转而退向山东，然李克用紧追不舍，黄巢的部队消耗殆尽，退到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走投无路，他拔剑自刻o黄巢起义到此结束，距唐朝覆亡仅剩二十五个年头。

细说隋唐85：唐昭宗与唐朝灭亡

唐昭宗李晔。为唐懿宗第七子。

唐禧宗时未立太子，至其弥留，群臣欲拥戴最有德望的皇六弟吉王李保，然宦官首领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因李保难控制而全力推出皇七弟李哗，册为皇太弟，作为皇位继承人。

然唐昭宗继位后，并非像杨复恭估计的那样，成为他的掌中物，而是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面貌。他好读书，好文学，尤重儒术，在先帝或崇佛、或奖道之后，重新恢复了儒术的一尊地位。他敬重大臣，极力招揽人才。他英气勃发，雄风超过了唐武宗。他志在消除帝国的积弊，志在澄清海内的混乱，志在再造祖宗的辉煌大业。

新主新气象，赢得了天下一片赞誉。

然一切只是新主的理想和精神，只是饱受苦难的臣民的愿望和期盼，要把已在进水的巨舟修复得完好如初，重新扬帆起航，实际已近于痴人说梦，根本没有可能。

唐昭宗是明白人，清楚他所面临的局势、所处于的环境。然他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除存侥幸之心外，仅是要对得起他的良心、他的责任。

时天下已大溃烂，然对唐昭宗而言，其最大的心腹之患，是外面的藩镇割据和里面的宦官专权。对此，宰相张潜与他所见略同，说唐昭宗“内受制于家奴，外受制于藩镇”。当唐昭宗问如何予以解决，张潜的对策是：招兵买马，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改变状况。唐昭宗批准此策，在长安招募了十万军队。

杨复恭以拥立之功，极其飞横跋雇，养了宦官六百人作义子，充任各道的监军，根本不把唐昭宗放在眼里。当唐昭宗在殿上与宰相们谈论如何对付藩镇叛乱时，他乘着肩舆直行殿中。宰相孔纬指责他耀武扬威，收养壮士为义子，是企图谋反。杨复恭傲慢地解释说，收养义子，是捍卫社翟，并非谋反二唐昭宗驳斥道，既然如此，为何不让壮士们姓李而姓杨？说得杨复恭哑口无言。

唐昭宗尚未来得及对付杨复恭，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擅自扩大地盘，向云州(今山西大同)发起了进玫。与李克用有矛盾的宣武节度使朱温，上表要求讨伐。唐昭宗因李克用在平定黄巢时有大功，犹豫不决，遂令群臣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除了张潜、孔纬之外，竟无人赞同，杨复恭反对尤烈。然唐昭宗终被张潜、孔纬说服，诏令削去李克用的官爵，以张潜为统帅，统领朱温等诸道兵，对李克用兴师问罪。遗憾的是，由于准备不足，加上诸道各怀己见，致使征讨遭到了败局。

李克用得胜后，上表指斥张溶，要求朝廷予以制裁。而杨复恭则乘机挟嫌报复孔纬。最终，唐昭宗不得不将张潜、孔纬贬为外官，恢复了李克用的官爵。张潜、孔纬外放后，向朱温求援。朱温上表为他们洗冤，言下之意罪在杨复恭。

得了朱温的声援，唐昭宗生出了铲除杨复恭之心。他以杨复恭谋反为名，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率兵，向杨复恭居住地进攻。杨复恭战败，率众逃奔兴元(今狭西汉中)，以讨李守节为名，与他的义子们联兵对抗朝廷。唐昭宗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以其本部兵，向兴元进攻。杨复恭再度失败，逃往间州(今属四川)。

讨伐杨复恭的胜利，使李茂贞的名声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他居功自傲，上表的言辞极是傲慢无礼，且充满了羞辱性的指责，说唐昭宗“尊极九州，不能戮杨复恭一身”。

唐昭宗怒不可遏，决计征讨。宰相杜让反对，从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角度出发，劝谏暂不用兵。

然唐昭宗说：“王室日益卑弱，号令不出京师。联不甘为儒弱之主，浑借过日。”

他强令杜让进行协调，并征调禁军，向凤翔开去。然这禁军由于是新募之兵，且多是长安的市井少年，在遭遇凤翔军后，一触即溃。

李茂贞挥兵向长安扑来，京师震动。唐昭宗不得己，以杜让做了替罪羊，将他赐死，让李茂贞以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这才阻止了凤翔军的深人。

李茂贞成了长安附近地区最大的诸侯后，派兵向闻州进攻。杨复恭及其义子杨守信、杨守亮等力不能敌，向河中逃窜，途中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韩建所获，被押往长安斩首。

在先后经历了对李克用、李茂贞两次用兵失败后，唐昭宗的威信已丧失殆尽，并逐渐沦落为诸侯们随意侮辱的对象。未出多久，邯宁节度使王行瑜会同李茂贞、韩建，各自领兵进人长安，将宰相韦昭度等人处死，并准备废默唐昭宗，改立吉王李保为帝。陷人绝境的唐昭宗，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出于政治发展的需要，立即率部向长安运动。时李克用部队的战斗力在天下名列前茅，王行瑜等不敢与其争锋，各自领兵退回了本镇。

李克用到达朝邑(今陕西大荔)，击败了匡国节度使王行约。王行约退往长安，与其弟左军指挥使王行实大掠西市。李茂贞假子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欲劫唐昭宗去风翔。神策军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闻讯，欲劫唐昭宗去邻州(今陕西彬县)。为争夺天子，左军与右军相互攻战，长安大乱。幸有勇悍的盐州(今陕西定边)六部兵驻扎在京师，为左右两军所惮，唐昭宗急令前来护驾，方将两军分别逼去了邻州和凤翔。

王行瑜、李茂贞各自领兵，复逼近长安外围，准备劫持唐昭宗。唐昭宗逃往南山莎城镇，催促李克用进兵。李克用进至梨园寨，击败王行瑜。李茂贞向李克用求和，并向唐昭宗上表请罪。由此，唐昭宗方得以在李克用的护卫下，返回长安。

待李克用返回河东后，李茂贞卷土重来，攻进长安，放火烧毁宫室、坊市。唐昭宗再度流亡，途中被韩建所得。韩建逼唐昭宗解散禁军，伙同宦官枢密使刘季述杀死了十一个宗室王。然后，韩建将受尽凌辱的唐昭宗送回长安。

然屡经患难的唐昭宗，其英气仍未被磨灭，与宰相崔L密谋，诛灭以刘季述为首的宦官。可刘季述等人闻得风声，捷足先登，发动禁军进行政变，废了唐昭宗。有朱温为后台的崔撤，扶了太子李裕登位。崔撒表面与宦官妥协，暗中支持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进行了反政变，杀死刘季述及其党羽，再拥唐昭宗复位。

唐昭宗复与崔撤密议，欲诛尽宦官。枢密使韩全诲早有防备，拉拢李茂贞以固其势。崔撤为弥补力量，调朱温人京。朱温进人关中后，韩全海挟持唐昭宗西往凤翔，投靠李茂贞，并向李克用求救。朱温击败李克用，兵围凤翔。李茂贞在强大的攻势下，被迫杀了韩全海等宦官，与朱温议和。和议达成，朱温护送唐昭宗回长安，自己返回了汁州(今河南开封)。

从此，唐昭宗落到了朱温的手中，在他的遥控之下，成了傀儡皇帝。崔撤为让唐昭宗摆脱朱温的控制，在长安招募数千兵，重建禁军。朱温密令他在长安的代理人其子朱友谅，诛杀了崔胤及其集团成员。

随即，朱温亲自率兵进抵河中，强请唐昭宗迁至洛阳。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唐昭宗，听凭朱温摆布，离开了长安。

与此同时，朱温为摧毁唐帝国的象征，令部将张廷范拆除了长安的宫殿、衙门、民居，并用所得材料营造了舟船，载着唐廷的财货沿渭水顺流而下，占为己有。

长安毁了，毁成了废墟。

到了洛阳的唐昭宗，英气犹存。朱温为杜绝后患，令心腹蒋玄晖予以解决。蒋玄晖得到指令，唆使牙官史太下手。史太领百人夜人宫内，杀死了在醉中惊醒，穿着单衣绕柱逃避的唐昭宗：时为天枯元年(公元叭辫年)，距唐朝灭亡仅有三年。

杀了唐昭宗，朱温立辉王李柞为帝，史称唐哀帝，又称唐昭宣帝。唐昭宣帝为朱温当摆设当了三年，于天佑四年(公元907年)被撵下了台。

唐朝到此结束。

历史进人了五代十国时期。

细说隋唐86：三省六部

唐朝的中央政府核心机构，继承了隋朝的制度，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

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

尚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执行机构，长官为尚书令，因唐太宗在即位前曾担任过，故以后长期缺而不设，提升原次一级的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最高长官。下有左、右垂为副手，再下有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尚书省统率六部。

中书省是为天子颁布大政文书的机构，长官为中书令，副手为中书侍郎。下有中书舍人六人(对应六部)，具体掌草诏文书。开元初年，另设他官掌诏命，称为“知制浩”。又有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阁、右拾遗、为谏官。

「丁下省是审核天子大政文书的机构，中书省发出的文书，均需交其审核，无异议的交尚书省执行，有异议的退回中书省，时称“封驳”。同时，还负责对下面呈送的文书进行审核。长官为侍中，副手为门下侍郎。下有给事中四人，具体掌审核事，对有异议的文书，涂勾后退回中书省，唤作‘’涂归”。又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网1左拾遗，为谏官。无论中书省还是门下省的谏官，都有五种谏法：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

三省的长官，为当然的宰相，因尚书令的缺置，中书令、侍中成为实际主持政务的最高长官。左、右仆射或次级官员担任宰相，在其本职之后，需加上参知机务、参知机密、参知政事、参知军国重事等名号，也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皆是三品。到唐中期，中书令、侍中提升为二品，从而改为“同中书门下”。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多不设中书令、侍中，常用次级官员如侍郎等担任宰相。唐朝的宰相无定员、无常制，少则二人.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在武则天时期，曾达到过十多人。

唐初，为了三省长官讨论事务的便利，在门下省设立了“政事堂”，以供他们联合办公。武则天时，裴炎任中书令，将“政事堂”迁人了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年间，张说任中书令，为了集权，改“政事堂”之名为‘“中书门下”，并在其下设立了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务房，以分管各事务。

尚书省下的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六部分掌全国各种行政事务，其办事处称为“都堂”，长官为尚书，副手为侍郎。下各设四司，长官为郎中，每第一司称为“头司”，其名称与本部相同；另三司称为“子司”。此外，六部之间有高低之分，吏、兵二部为“前行”，户、刑二部为“中行”，礼、工二部为“后行”。如此，不仅体现了各部在政府中的地位，且便于官员的升迁。

吏部掌管对文官的选举、勋封、考课：下分四司：吏部司，掌管文官的品阶、朝集、禄赐、告身、借使，以及流外官。司封司，掌管封爵、朝会、赐级。司勋司，掌管勋级。考功司，掌管官员功过善恶的考课。

户部掌管天下土地、民众、钱粮、贡赋。下分四司：户部司，掌管户日、田地、赋役、贡献、婚姻、继嗣、账籍。度支司，掌管租赋、物产、转运：金部司，掌管府库出纳、度量衡、市场、赐物，仓部司，掌管粮仓，以及义仓、常平仓。.

礼部掌管国家礼仪、祭祀、贡举。下分四司：礼部司，掌管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喜丧。祠部司，掌管祭祀、天文、时辰、卜笙、医药、僧尼。膳部司，掌管陵庙祭品。主客司，掌管诸王、藩使朝见。

兵部掌管武人选举、地图、车马、兵器、军械。下分四司：兵部司，掌管武官品阶、府兵、校考、告身。职方司，掌管地图、城陛、镇戍、烽火、道路，以及异族归化。驾部司，掌管舆荤、车乘、传释、厩牧。库部司，掌管兵器、军队仪仗。

刑部掌管律令、刑法、狱事。下分四司：刑部司，掌管律法、复审大理以及天下所呈案子。都官司，掌管俘虏、官奴。比部司，掌管赋税、经费、捧禄、赎罪。司门司，掌管门关出人。

工部掌管山泽、屯田、工匠、办公纸笔。下分四司：工部司，掌管城池土木建筑。屯田司，掌管屯田、在京文武官的职田、各机关的公癖田。虞部司，掌管京城街道、林苑、打猎、山泽草木，以及对百官、蕃客日常生活的供应。水部司，掌管水津、舟船、渠道、堤防、浦渔、槽运、碾磨。

三足鼎立的三省制，以及下属的六部，构成了一套有完整系统且运转灵活的中央政府机构，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成了后世构建政治体制的主要范本二

细说隋唐87：地方官制

唐朝的地方行政系统，是州(郡)、县两级制。

州(郡)按户口多少分上、中、下三类，满四万户为上州，满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开元期间，特设四辅州(京徽之地)、六雄州、十望州、十紧州(以上三种州均在军政要地)，加于上、中、下三州之上，形成七等。州长官为刺史，下属有别驾、长史、司马等。

县分八等，京县，设在京师之地；戮县，设在徽辅之地；望县，满四千户；紧县，满三千户；上县，满二千户；中县，满一千户；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下县，不满五百户。县长官为县令，下属有县垂、县尉、主簿等。

在与州(郡)平级但较为特殊的地区设府，政治地位在州(郡)之上。

一种是首都地区，如西京长安地区为京兆府，东都洛阳地区为河南府，北都太原地区为太原府。一种是重要地区，如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府设长官为府尹，后改为留守，下属有别驾、长史、司马等。

在重要军事大区设都督府。

都督府，或称大都督府，分为上、中、下三类。其由亲王任都督，但在京师遥领，实际事务由长史主管。都督府仅管本地区的军事，民事由当地的刺史管理。

在边疆地区设都护府。

都护府，或称大都护府，主管少数民族事务。其也由亲王任都护，同样在京师遥领，实际事务由长史主管。著名的都护府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等。下设都督州，长官为都督，由少数民族酋长担任。版土归朝廷，赋税自主，人称羁摩州。

军事方面有节度使、经略使、防御使、团练使等。

节度使，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管和唐朝前期的使待节都督。唐睿宗时将此改造为节度使，设置于全国边境八个重要军事地区。到唐一玄宗时，进行了调整，共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岭南为经略使，职能等同节度使)十节度使，以经营民族事务。节度使为藩镇长官，驻地称为镇衙，所统之兵称衙兵。其下属有副大使知节度事、留后、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等等。到安史之乱后，节度使遍布全国各地，手握军政双重大权，各自形成了割据、半割据的状态，成为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防御使，安史之乱后，由州刺史兼统地方防御部队，建防御使之名。

团练使，地方团结兵(对地方壮丁加以组织与训练的部队)的长官，也多由州刺史兼任。

唐人将所有的官员分为内外官，内官指的是京官，外官指的是地方官。起初，风气重内官而轻外官，因京官实际地位高，待遇优越，且容易升迁。有些外官将京官上任比喻为登仙路。然在安史之乱后，整个观念发生了颠倒，变成了重外宫而轻内官。其原因是中央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常常发不出官员的棒禄，而地方政府，尤其是节度使所在的藩镇，利用权力包揽当地的赋税，对其属官能给予较高的棒禄，由此，京官大批地向地方流去。此外，中央政府的权力遭到极大的分割，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得不依靠地方政府，内官的形象相应一落千丈，相形之下，外官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细说隋唐88：学校

唐代的学校.分为中央和地方二类。

中央学校，有七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崇玄学；有三馆：弘文馆、祟文馆、广文馆。

各类学校均隶属国子监，各校设博士、助教，教授学生。学生时称生徒，年龄限制卜四到十九岁，律学十八到十九岁，未完学业者不得毕业。

国子学，生徒名额为三百人，人学的资格是，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的官员之子。

太学，生徒名额为五百人，人学的资格是，文武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勋官三品以上官员之子。

四门学，生徒名额为一千三百人，人学的资格是，其中五百人为文武七品以__仁官员之子，八百人为平民中的优秀者。

以上三学均学儒家经典。经典分大、中、小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毅梁传》为小经，其下还有《孝经》、《论语》二经。各经学习时限不等，一经读毕再读另一经。除此之外，还学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律学，生徒名额为五十人，学法律的律、令、格、式。

书学，生徒名额为三十人，主要学书法，兼学《说文》、《字林》。

算学，生徒名额为三十人，学算术，教科书有《孙子》、嵘五曹》、<九章》、(海岛》、《张建丘》、《夏侯阳》、《周骸》、《五经算》、《缀术》、《缉古》、《记遗》、《三等数》。

以.上三学的人学资格是，文武八品以上官员之子，以及平民中有此专长者。

崇玄学，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设置，京、都二学各百人，地方学校无常员，学道家经典，主要是《老子》、《庄子》、嘴文子》、《列子》。

弘文馆，隶属门下省，武则天以后，以宰相兼领馆事，号“馆主”，由给事中一人主持常务，号“判馆事”。生徒名额三十人，人学的资格是，皇帝、皇后的至亲，宰相、大臣之子，学习内容除儒家经典外，还要学史，主要是前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另有生徒名额二十四人，条件须是京官五品以上之子，且有着高超的书法造诣，人学后，深造由宫廷所藏的名家书法。

崇文馆，隶属东宫，所收生徒二十名，招收生徒条件、学习内容以及过程基本与弘文馆相同。

广文馆，唐一玄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设置，生徒主要学习进士科的内容。

地方学校，按地区行政级别设置。

各校招收生徒的名额是：京都学(长安、洛阳两地学校)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生徒毕业后，不能立即做官，优秀者需由校方推荐，到吏部进行考试，合格者才可被授官职。

唐朝学校，唐太宗时生徒已达八千多人，其中有高丽、百济、新罗等大量留学生。到盛唐时期，学校更是兴旺发达。然经安史之乱后，学校多被关闭，生徒流散。至唐宪宗时，才一有所恢复。

细说隋唐89：科举考试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加以发扬光大。科举是君主、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及第者构成了宫僚主要的候补队伍。这个制度，奠定了其后一千多年政治人才选拔的基础。

科举就是以科目进行考试，其分常举和制举两类。

常举，每年进行一次。举子有各级学校中的生徒，由校方保送推荐给尚书省登录。还有未经过学校台阶的自学者，先在州县中报名，经地方初步考试，然后由地方长官每年带往长安，这称为“乡贡”。起初由吏部员外郎主持，后因举子闹事，唐玄宗认为吏部员外郎官望太低，不能慑服举子，而改由礼部侍郎主持。

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以及史籍等，如《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毅梁传》，此外还有(孝经》、《论语》、《国语》、(说文》、(尔稚》等。

考试的形式，有贴文、口试、策问、诗赋等。贴文，是取经文中几字为题，举人需将上下文贯通背出，以背出多少字而定等第。口试，也即墨义，举子口头应对考官所出题目，以答出十分之九为合格。策问，也即命题作文，考官根据举子之文的程式、内容来定等第。诗赋，由考官出题，并限音韵，举子据此作诗作赋。

常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三礼、三传、童子、道举等。

秀才科需试方略策五道，成绩以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为合格。因考试程度太难，时间不长，到唐高宗年间就被废除。

明法、明书、明算三科，为专门科目考试。

一史、三史二科，在前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按数目选定。

开元礼科，考《开元礼》。

童子科，专试十岁以下的少儿，凡能通一经以及考孝经》、《论语》者，给试诵文十道，全部通过的可授官，通过七道的，给予出身。

道举科，由祟玄学生徒为举子，考道家经典《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考试方式同明经科。

各种科目的设置或时间较短，或不定时，或参加与录取的人数较少，都影响不大。其中惟有明经、进士二科，是最为重要的科目。

明经科，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礼记》、《周礼》、《仪礼》)、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毅梁传》)、史科等分科。考试形式是：先贴文，然后口试大义十条，再答时务策三道。

进士科，考试形式是：试时务策五道，贴一大经，作诗赋。

明经科考试内容较为固定而较易，进士科要求博通古今而较难。此外，两科录取人数也相差甚远，明经科录取十之一二，进士科则录取百之一二。再者，明经及第后授官较低，升迁较慢，进士科则反之。久而久之，进士科地位远远超过明经科。故时谚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谓三十岁考上明经已经太老，而五十岁考上进士犹算少年得志。

进士和主考官之间在考试完毕后，结下了一层特殊的关系及第的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主考官称及第的进士为“门生”同榜及第的进士，彼此之间互称“同年”。进士及第是件极为乒光的事，进士在及第后，每每在长安举行“雁塔题名”、“曲江雀饮”等相庆仪式。

常举及第，经吏部复核，给予授官。

制举，起源于汉代皇帝因某方面事务亲自策问人才制度‘人唐后，演变为由皇帝亲自主持，或以皇帝名义另指派官员主抖的特殊科举考试。

制举考试地点于长安设在中书省，或随设在皇帝封禅、巡幸途中，武则天时改在殿廷举行。考试对象极广，科举及第者、之士、隐士、高士、力士、谋士、奇士、艺士、在职官员等等。考试利目由皇帝随时、随意设置，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初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科。

制举及第者，直接授予不同的官职，并多为要官。

细说隋唐90：山河的裂变

在唐朝进人衰世后，面对生计的困迫，首先起来的是农民造反，裘甫起义、庞勋起义、黄巢起义以及其他此起彼伏的起义，弄得朝廷顾此失彼，不得不借助军队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实力派帮着镇压。起义勉强被镇压下去了，然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冒出的各种实力派，加上原就存在的割据一方的方镇，变得更加尾大不掉。

到处是诸侯，沛、滑地区有朱温，河东地区有李克用，许、蔡地区有秦宗权，风翔地区有李茂贞，徐、泅地区有时溥，蒲、陕地区有王重荣，幽、沧地区有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邪 充地区有朱宣、朱瑾兄弟，淄、青地仄有王敬武，魏、博地区有罗绍威，镇、冀地区有王熔，西川地区有王建，淮南地区有杨行密，杭、越地区有钱缪，岭南地区有刘隐，湖南地区有马殷，福建地区有王审知……这些尚是大诸侯，那形形色色的小诸侯，更不知有多少。他们纵横裨阖，忽而联手，忽而争斗，互相兼并，将战争一场场地连着打。战争的轮子不断转着，转到十世纪初左右，朱温成了天下最大的诸侯，他扫平许多对手，进军关中，掌握了唐朝的命脉，天拓四年(公元如7年)，一脚踢开唐哀帝，自己走上了皇位。

将近三百年的唐朝结束了，代之而起的一个新时代，史称五代。

五代是继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之后，中国再一次大分裂的时期。五代只是一种简约的说法，较全面的说法是五代十国，其实，在被唤作五代十国的时期，远非五个朝代十个国家。

五代十国指的是：在中原相继递承建立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在南方先后存在的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及北方的北汉十个国度。这里尚未算北方的燕、陕西的岐、东北的契丹、云南的南诏、河西的曹氏等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政权。

五代的时间跨度，一般从朱温代唐算起，到赵匡岚禅周为止，也即后梁开平元年(公元卯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义，年)，实计五十四年。然而，十国的全部结束，并不与此同时，其中有六国是在北宋建立之后覆亡的，最后的北汉被灭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为五代结束后十九年。

黄仁宇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作用，发表了这样一段看法，他说：“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五代的特征是：每个王朝存在的时期短，更迭快；君主在位时间短，最短仅几个月；政权内部乱，政变多，兵变多，分裂多；外部战争频繁；后梁、后周为汉人所建，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均为沙陀人所建。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为朱温(梁太祖)所建，定都开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被李存勖所灭。共历三帝，存在时间为十七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河南、山东二省全部，陕西、湖北二省大部，安徽、江苏、河北、山西、甘肃、宁夏六省一部分。

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为李存勖(唐庄宗)所建，定都洛阳。清泰三年(公元936年)，被后晋所灭。共历四帝，存在时间为十四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四省全部，甘肃东部、陕西、湖北、安徽三省北部。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为石敬搪(晋高祖)所建，定都开封。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被契丹所灭。共历二帝，存在时间为十一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之地基本和后唐相同。

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为刘知远(汉高祖)所建，定都开封。乾枯三年(公元950年)，被郭威所灭。共历二帝，存在时间为四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全部，河北南部，陕西、湖北、安徽三省北部。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为郭威(周太祖)所建，定都开封。乾德七年《公元960年)，为赵匡撒所禅代。共历三帝，存在时间为十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河南、山东二省全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湖北北部，安徽、江苏二省江北部分。

十国的特征是：除了北汉，九国尽在南方；出现的时间，先后参差不齐；建国之.地，有相承、有独立；版图大小不等，相差悬殊；存在的时间，一般都比五代各朝长；领袖名号，称帝、称王不一。

吴：杨行密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被唐廷任为淮南节度使，从此据有一方。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被唐昭宗封为吴王。杨行密第四子杨溥于顺义七年(公元927年)称帝(睿帝)，国号吴，定都扬州。天柞三年(公元937年)，被徐知浩所废。共历四主，存在时间为三十六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大部。

南唐：徐知浩废吴后，改名李异，同年登上帝位(烈祖)，定都金陵。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为北宋所火。共历三主，存在时间为三十九年二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江苏大部，安徽淮河以南部分，福建、江西、湖南三省及湖北东部。

前蜀：为王建所创，天复三年(公元卿3年)被唐昭宗封为蜀王，武成元年(公元907年〕走上帝位(高祖)，定都成都。咸康元年(公元925年)，被后唐所灭。共历二主，存在时间为二十三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四川全省，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湖北东部。

后蜀：为孟知祥所创，长兴四年(公元933年)被后唐封为蜀主，次年称帝(高祖)，定都成都。乾德三年(公元935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二主，存在时间为三十三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四川全省，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湖北东部。

南汉：为刘隐所创，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被后梁封为南平王，乾化元年(公元911年)进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其弟刘险接位，乾亨元年(公元917年)称帝(高祖)，以大越为国号，定都广州。次年，改国号为汉。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为北宋所灭。共历四主，存在时间为五十五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广东、广‘西两省，湖南南部。

楚：为马殷所建，开平元年(公元9年)被梁太祖封为楚王，天成二年(公元927年)被唐明宗封为楚国王，改潭州为长沙府，建国称制。保大九年(公元951年)，为南唐所灭。共历六主，存在时间为四十五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湖南全省及广西东北部。

吴越：为钱锣所建，以杭州为政治中心。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封越王。天佑二年(公元904年)，封吴王。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被后梁封为昊越国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五主，存在时间为一七十二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浙江全省，江苏一部分。

闽：为王潮所创，以福州为政治中心。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王潮弟王审知(太祖)接兄之业，封琅邪王。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被梁太祖封为闽王。天德三年(公元945年)，为南唐所灭。共历六主，存在时间为三十七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福建省。

荆南：又称南平，为高季兴所建，以江陵为政治中心。同光三年(公元925年)，被后唐封为南平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五主，存在时间为四十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湖北江陵、公安等地区。

北汉：为刘崇所建，乾拓四年(公元951年)割据河东地区称帝(世祖)，定都太原。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为北宋所灭。共历四主，存在时间为二十九年。最盛时，领土据有今山西北部，陕西、河北部分地区。

细说隋唐91：后梁

建立后梁的梁太祖朱温，是宋州杨山(今安徽杨山)午沟里人，乳名朱三，出生于乡间儒经塾师的家庭。

父亲朱诚早亡，朱温兄弟三人成了孤儿，随母亲投靠同县的刘崇，以帮佣为生。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朱温，为人狡猾，落拓无行，时常惹出一些祸来，被乡人视为无赖，多次遭到主人的责打。有日，他偷了炊釜逃出去，被刘崇追回，幸得崇母的保护，刁’免受一顿毒打：人们都看不起他，连他的家人也这样，惟有崇母对他别眼相看，说：“朱三非常人，应好生相待。”

唐禧宗乾符年间，黄巢率领饥民揭竿而起，朱温投人了起义军。在平常生活中到处被人不齿的朱温，换了玩命的环境，却得到了用武之地，他作战勇敢，每一仗都冲在前头，因功被提升为队长。

起义军攻克长安，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他带领所部攻下了同州(今陕西大荔)，被授为同州防御使。可没多久，朱温就陷人了困境。时逃亡在蜀的唐禧宗，号召诸侯会合讨伐起义军。当朱温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遭遇后，他屡战屡败，败得不敢再战。他不得已，向大本营连发十道告急文书，然均被负责这方面军务的孟楷扣压。

在幕僚谢瞳的劝说下，进退维谷的朱温，投降了王重荣。

听到朱温归降的消息，唐禧宗兴奋地说：“是天赐我也！”

转到了唐廷方面，朱温被赐名全忠，拜为沛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他反戈一击，和唐各路人马围住长安，与早先的兄弟们厮杀了起来。黄巢招架不住，杀出重围向南撤退，收降秦宗权继续对抗。朱全忠乘胜追击，在获得几次大捷后，率军开进了他的根据地—注州。

就在和故主大战的岁月中，朱全忠结下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仇敌。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唐嘻宗的命令，与朱全忠联合作战，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大败黄巢军。战役结束后，朱全忠尽地主之谊，邀李克用到汁州整军休息，摆设宴会招待。心高气傲的李克用，几杯酒下肚，说了些不恭的话。朱全忠表面不予计较，等客人回了释馆，令人纵火烧馆，同时出兵攻击。用句老话来说，也许是李克用命不该绝，正巧狂风暴雨大作，他趁着电光翻墙逃走，相随的几百部下全部催难。从此，两下拉开了几十年战争的帷幕，直到后梁灭亡。

黄巢兵败身亡，秦宗权接过反唐旗号，但他到处残害民众，为非作歹，并狂妄地自立了帝号。他仗着兵多地广，与朱全忠进行较量。朱全忠不顾势力悬殊，以弱击强，终于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把秦宗权打得龟缩在蔡州，为秦宗权日后的覆灭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是军阀混战。朱全忠在这连绵不断的混战中，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蜜糖与大棒交替并用，纵横裨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予以各个击破：他先后打得徐州时溥城陷自焚，郸州朱宣被擒斩首，充州朱瑾失地出奔，幽州刘仁恭丧师大败，魏博罗绍威倾心结纳，镇州王铬纳质请盟，定州王处直举手投降，襄州赵匡凝罢兵求和，青州王师范献款归附···在这混战中，朱全忠有败有胜，胜多败少，他扬着胜旗，从一支平常的人马，打成了天下最强大的诸侯。

在逐鹿中原操得胜券后，他把视点投到了政治中心一一长安，从凤翔割据者李茂贞手中夺得唐昭宗，学着曹操的样子，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二他大杀宦官，结束了七十多年的宦官之祸；大杀宗室，彻底清除了唐的政治屏障；大杀士族，消除了长达几百年的门阀之风。为有效地控制天子，他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诸侯不服，缔结成同盟，起兵讨伐。他一边备战，一边抢先下手，指使人杀了唐昭宗，另立幼小的唐哀帝。

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朱全忠于开平元年(公元卿7年)四月，在唐旧官僚和部下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大梁(为有别于南朝梁，史称后梁)，定都开封。梁朝是个小朝廷，一个仅以中原为基本范围的小朝廷，尽管小，但在以北方为政治重地的传统观念中，它成了正统的王朝。

地位变了，行事的方式相随而变，考虑事情的角度相随而变，一直以袅雄面目临世的梁太祖，站在正统的位置上，着手实行了一系列安邦治国平天下的措施，以期他流汗流血得来的国家能不断壮大，以致成为大一统的国家，并永远存在下去。

作为一个君主，他从以前偏军事的立场，转到了以政治为纲的立场，真正了解了惟有民众和土地，才是他根本的财富。他尽一切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使民众在战争的空隙中，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也为整个国家提供必需的物质保瘴。

他认识到：打天下需要武将，而治天下则需要文臣。由此，他三令五申，加强地方官的权力和作用，强调所有的军人，不管职位多高、兵马多壮，地位都在所在地的地方官之下，服从他们的管束。

唐末骄兵悍将屡屡闹事，节度使尾大不掉，为防范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治下重演，他对手中握有重兵的将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一有可疑的苗子出现，他马上采取行动，或杀，或关，以防范于未然。

梁太祖皇袍加身的行为激犯了众怒，招致了更多的敌手，使他始终陷在战争的漩涡中。刘仁恭、刘守光、李茂贞、赵匡凝、王建、杨行密等，纷纷与他对着干。

其中战得最激烈、时间最长的对象，是他的宿敌李克用、李存渤父子，双方夹着黄河对峙，在建国前一直是后梁占据主动。

后梁建立的当年和翌年，两军展开了围潞之战。梁军长驱直人，将河东屏障潞州(今山西长治)包围得水泄不通。李存勖趁父亲新丧，自己刚即位，对方骄惰之际，发动偷袭，大败梁军：开平四年(公元910年)至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双方再次发生柏乡(今属河北)之战。梁太祖为彻底制服河北三镇中的镇、定二镇，出兵北伐，晋军应二镇之求相救，会战的结果，梁军遭到重创，全线溃退，大伤元气，使晋军得以饮马黄河。

两次会战的失败，使后梁大伤元气，从优势转向劣势。

通观各个战场，梁太祖打过胜仗，且打过大胜仗，然这仅限于一时一地，没有帮助他实现战略性的进展。

梁太祖统治的年代，尽管在建朝后大不如建朝前，然而，后梁政权毕竟是在全国占主导地位，使诸侯望而生畏，奉为正朔的王朝。他鼓励农业生产，制约藩镇的骄横，建立了一些秩序。

不过与此同时，梁太祖逐渐转向昏昧，变得好猜忌、好杀戮、好色，且好色好到了儿媳的身上。从而把朝廷的政治关系弄得紧张暗淡，把家庭的伦理关系弄得乱七八糟，并把继承人问题弄得无比复杂起来。

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立嗣无望的儿子郭王朱友硅杀了梁太祖，自登皇位。

梁太祖以生存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为了生存，他参加起义军反对唐廷；为了生存，他转投唐廷打黄巢；为了生存，他覆灭唐廷，自己登上皇位。他有个性、有魅力、有手段、有闯劲，能吸引一大批人为他效命，能把许多诸侯打翻在地，成就一番大事业：仅过了六个月，梁太祖另一子朱友贞以讨逆的名义，起兵诛杀了朱友玮，把.皇袍披到了自己的身上(史称梁末帝)。

一朝天子一朝臣，梁末帝在上台后，为了减弱敬翔、李振等元老重臣对朝政的影响，起用了赵岩、张汉杰及张汉伦等新臣，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权位上。新贵压制元老，控制政柄，中饱私囊，把政治搞得相当的糟糕。

贞明六年(公元920年)，爆发了以母乙、董乙为首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起义，但被镇压了下去。

内患除了起义，还有方镇。为解决方镇拥兵自重的问题，梁末帝将视点落到了河北重镇—魏博镇之上。当节度使杨师厚病死后，将魏博析为二镇，以分散其兵势。可这一举动，激起了魏博兵变，二镇归附了李存勖。这对后梁政权是个重创，使梁的实力更向弱势转去。

战场的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晋军的方向在发展，通过儿年在德胜(今河南淮濮)角逐，后梁丢失了河朔(黄河以北地区)，地盘大为缩小。

此后，经过杨柳〔今山东东阿东北)一带的夹河大战，梁军节节败退。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十月，李存勖击败迎战的梁军，生擒梁大将王彦章，袭破开封，端了后梁的老巢。

梁宗室全部被诛灭，后梁灭亡。

细说隋唐92：后唐

建立后唐的唐庄宗李存勖，小名亚子、亚次，艺名李天下，西突厥别部沙陀部人。祖父朱邪赤心，以破庞勋功，被唐鳃宗赐名为李国昌。父亲李克用，以破黄巢功，被封晋王，占有以太原为中心的河东地区。

出生于军人世家、唐末来到人间的李存勖自幼就跟着父亲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李克用破灭邢州割据者孟方立，凯旋回至上党(今山西长治)，于三垂岗饮酒作乐，伶人旁奏《百年歌》，奏到衰老之段，声音悲枪，满座凄凉。他突然持须慷溉大笑，指着身边年仅五岁的李存勖说：“我老了，此是奇儿，二十年后，将代我战于此地！”

岁月流逝，李存勖长大了，骑马、射箭、读《春秋》、听音乐、赏歌舞、观徘戏，他精武懂文，风流调悦。

李存勖比他雄才大略的父亲更有见识。幽州割据者刘仁恭吃不住汁军的进攻，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恨刘仁恭反复无常，准备拒绝。

李存勖进言劝说：“今天下之势，归朱温者十之七八，虽强大如魏、博、镇、定，莫不归附。自黄河以北，能和朱温抗衡的，惟有我与幽、沧，今幽、沧被朱温所困，我如不与其合力相拒，对我不利。图天下者不能计小怨，现彼有难，我解救其难，必感恩归顺于我。此是我复振之机，切不可失。”

李克用采纳了儿子的话，出兵救幽，阻止了朱温的蚕食。

父亲病故，李存勖接位做了晋王。这个位不好接，面对的是内外棘手的局面：在内部，他虽在叔父李克宁的支持下登上了位，然很多元老看不起他，他们团聚在李克宁的周围，怂恿李克宁取而代之；在外部，潞州被梁军造夹寨围了许久，旦夕有失陷的危险。

疾风知劲草，被内忧外患包围的李存勖，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气概。对叔父的威胁，他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手段，让李克宁死得无话可说。对潞州之围，趁着弥天大雾，挥兵分几路直扑夹寨，打得梁军措手不及，遗尸遍野，解了潞州之围。

梁太祖听到铁桶般的夹寨被破，惊得膛目结舌，半晌才吐出一句话：“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克用虽死犹生。我家诸子乃豚大而已。”

棋逢敌手，李存勖接过父亲的衣钵，和梁太祖在大地这块棋盘上继续对奕着。经过近三年的拉锯战，双方又爆发了柏乡大战。这一战，李存勖再创奇迹，大败梁军，饮马黄河，改变了彼此的势力对比。

与此同时，李存勖在太原全而进行内政整顿，命令地方官举贤才，罢贪官，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枉，禁盗贼。这一系列安民利民措施的实行，使他赢得了民心，实现了境内大治，巩固了根据地。此外，他强化军队素质，制定严格的军纪，使他庵下的军队成为对民无扰、对敌奋勇作战的军队。

经过柏乡之战，晋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几条战线上发起对梁的攻势，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正在此时，幽州割据者刘守光对晋军产生了威胁。为消除后顾之忧，李存勖决定暂缓对梁的攻势，腾出主力，先解决刘守光。在大将周德威出色的指挥下，晋军步步紧逼，顺利地金]清了外围城池和据点，最后将刘守光包围在幽州城内、，李存勖亲临城下，一举拿下了幽州。

乾化五年(公元915年)初，梁的魏博镇主帅杨师厚卒，早想解决魏博镇尾大不掉的梁末帝，趁机实行分而治之，结果导致兵变。乱兵向晋求助，李存勖率军前来，平定乱兵，占领犷魏博镇。

魏博归晋，梁失去了河北屏障，李存勖马鞭遥指河南。

尽管李存勖马鞭遥指河南，但黄河以北仍是诸侯林立，契丹横行。由此，他不得不与诸侯战，与契丹战，直战到他控制了大局。

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博加冕称帝，建国号为大唐(为有别于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定都洛阳。以唐为国号，李存勖聪明得很：一则以示他不忘唐昭宗的教海，标榜忠孝，收拢人心；二则续接唐统，表示处于正统，以此号召天下。

同年十月，他挥师攻克开封，消灭了梁政权。

唐庄宗坐了开封，他的日子比朱氏好过，外面没有强大的敌人压迫他。在这相对好过的日子里，他松懈了，有点得意忘形，以为自己的江山是铁打的，开始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顺着自己的意做风流天子。他大召宦官，召到千把人，任为心腹，为他的生活和事务服务；他交接伶人，让他们出人宫廷，凌驾于百官之上；他重用敛臣，搜刮百姓；他放纵武将，施暴于地方；他大修宫室，广采美女；纵马于农田，打猎取乐；他充实内库，不顾军队粮晌无着，使得军士卖儿鬻女度日。

弄到这个地步，唐庄宗还自以为稳坐泰山。他受宦官、伶人挑唆，无端怀疑功臣、大将，任意加以杀戮。他依靠大臣郭崇韬平定前蜀，却听任刘皇后及儿子李继岌将这个大功臣给谋杀了。在郭崇韬以及另一个功臣朱友谦被诛后，朝中的将臣陷人了人人自危的境地，尤其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整日如坐针毡。

在如此形势下，对朝廷极度不满的魏州兵士推赵在礼为头，发动了兵变。久受唐庄宗猜忌的李嗣源，力争到领兵平叛的任命，可他到了魏州，却和叛兵合流，掉头打进开封，再逼向洛阳，唐庄宗被乱兵所杀；唐庄宗凭着高度的军事素养、百折不挠的精神、奋勇作战的气概，继承父亲的遗志，通过无数次艰苦的战争，终于消灭了他们的世仇—后梁政权。然而，他只善于打天下，而不善于治天下。在灭梁后忘乎所以，没能吸取腐败的梁政权灭亡的教训，相反却变本加厉，重用宦官、伶人、敛臣，以满足自己的享受，把后唐搞得比后梁更腐败。再者，他没处理好与功臣的关系，最终激起兵变，招致了杀身亡家的大祸。

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得了洛阳的李嗣源走上帝位(唐明宗)，改元天成。

李嗣源，沙陀部人，本名邀估烈，无姓氏，被李克用收为养子后，改名李嗣源。父亲为李国昌部将。父亲死后，年仅十三岁的李嗣源因善骑射。被李国昌看中，当了贴身侍卫。没过多久，又被李克用收到帐下。年轻的李嗣源雄壮、果断、厚道、深沉、恭谨，武艺高强，受到李克用的刮目相看，收作了养子。李克用有养子多人，李嗣源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养父在汁州遭到朱温袭杀，他不顾自身危险，帮着养父翻墙逃脱。行军打仗，他身先士卒，把捷报一一传向大本营。他所带的五百精骑所向披靡，人称“横冲部”。作为“横冲部”的首领，人称李嗣源为“李横冲”。

针对将军们争相自我夸耀的场面，“李横冲”曾说：“此辈以口击贼，我以手击贼。”

大将军李嗣昭和汁将葛从周激战，兵败退人青山口，敌扼制山路，步兵溃不成军。正在这当口，李嗣源率部赶到了，他解鞍居高列阵，双手左右比划，作调动部队状，把敌军弄得莫名其妙，然后飞身上马，直冲敌阵，逼得敌军退去，挽回了败势。这一仗，他身中四箭，血流至股，李克用亲自为他解衣敷药，抚着他的背说：“我儿真是神人，若非我儿，险些为葛从周所笑。”

青山一战，李嗣源名闻天下。

在李克用手下，李嗣源是战绩辉煌；在李存勖上台后，他依然是累建功勋。柏乡之战，他笑傲盛装而来的梁军.立擒敌二将；征伐刘守光，他运兵神速，连下数州；与梁军相拒于黄河，他巧计迂回，袭破邻州；梁军全力进逼，他与主力遥相呼应，俘虏了敌主帅王彦章。

在与梁军相持的最后日子里，敌大军在段凝的主持下云集黄河，李存勖慌了，慌得没了主见。许多将领认为不如避开敌锋，东进青、齐地区，李嗣源不同意这常规之见，建议直捣梁政治心脏—开封，使敌大军群龙无首而瓦解，他说：“王彦章之败，段凝尚不知晓，就是知道，为调整军事方案，须得三日。待其了解我攻击方向，再发救兵，数万人过河，舟船也非一日能备。此去开封，没有几百里，且前无险阻，列着方阵前往，也不费多时。开封一破，段凝还能有何作为？”

李嗣源说得在理，加上郭崇韬的意思，李存勖挥军指向开封。

自动请缨，李嗣源被命为先锋，带着千骑，先行扑向开封封丘门，他军事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迫使敌门将开门出降。后到的李存勖见状大喜，手揽着李嗣源，以头相触，说：“天下当与你共之！”

论功行赏，李嗣源受赐铁券，被拜为中书令，任番汉内外马步军总管。

李嗣源和功臣们辅助李存勖打天下，可这个君主得了“天下”后，却对功臣们不安起来，逐渐想着法子开始拔刺，在拔去郭崇韬、朱友谦这两根大刺后，把注意点放到了李嗣源的身上。魏博镇一一此时称为邺都一一发生大兵变，大臣们纷纷推荐李嗣源领兵前去平乱，李存勖心存疑忌，没答应，然实在派不出比他更适合的人选，最后不得不让他挂了帅。

兵临邺都城下，尚未攻城，本军先发生了哗变，将士们“逼着”李嗣源反。李嗣源拗不过他们，被他们拥着进入城内，会合魏博兵，亮出了反旗。经过一阵折腾、挫折，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李嗣源，终于把多股部队凝聚在自己的帐下，气壮山河地一路南下，打进了开封。

李存勖在首都死于乱兵之中，李嗣源被百官们迎进了洛阳。他没有贸然登位，策略地先以“监国”身份控制政局，以观察天下大势，在时机成熟后，才接受了群臣们的再三“请求”。为表示他不是篡位，不是大逆不道，而是本朝的孝子忠臣，他驳斥了改国号的论调，继续沿用大唐国号。他说：“武皇(李克用)的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帝(李存勖)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

天成元年(公元926年)，李嗣源在李存勖的灵前戴上了皇冠。

亲眼目睹李存勖是怎样失去了天下，年岁已高的唐明宗改弦更张，身体力行，实行了一套利国惠民的开明政策：他不好声色，拒受美人，将李存勖留下的千余官女放出宫外；他废除内库，把贡品全部归人国库；他驱逐伶人，清肃宫廷风气；他大诛宦官，杜绝再次炽起的宦祸；他穷治贪官，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奖励清官，以改善宫民关系；他不兴土木，以减轻黎民负担；他轻摇薄赋，与民休息。

唐明宗清楚，惟有民众，才是他真正的基业。他始终以民为本，把民众放在最要紧的地位，尽着心为民众考虑。听到宰相说谷帛价贱，民间少疾苦，他高兴地说：“我有何德何能，当与你们作好事，以报上天！”

行伍出身的唐明宗，是五代中一个较为难得的君主，虽然目不识书，却熟谙民风世情，加上接受了前朝的教训，实施了不少利国利民的政策。他减轻税收，清除宦官，诛杀敛臣，整顿法制，使民众得到了一定的休息，使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唐明宗行之有方，行之有道，在他的治下，出现了小康的局面。他懂得，除民众之外，官员也是他所不可缺的力量。因此，他上台之初，就做了两件轰动朝野的事：将臭名昭著的大敛臣孔谦推上断头台，争取民众的拥护；为郭崇韬、朱友谦平反昭雪，以获得官员的支持。

唐明宗有道有为，称得上是个明君，一个在乱世中难得的明君。

这个明君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尽管尽了努力，但根本无力结束乱世，他夜里焚香，对天长祝道：“我本番人，岂足以治天下。世乱己久，愿上天早生圣人！”

说唐明宗是明君，只是相对其他五代君主而言，他也有过失：起初重用枢密使安重诲，让他全权掌握政务，等到他闹出乱子，闹得影响了自己的地位，又轻率地将他杀了；立嗣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结果，次子李从荣趁他病危之际，发动兵变，准备以武力取得皇位，虽然这次兵变最后遭到了镇压，但成为了后来皇室成员争位的肇因。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并两川，成割据状，他征剿无力，一筹莫展。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唐明宗病逝于宫中。

在唐明宗病危之际，其长子李从荣误认为父皇已亡，带兵人宫，被视为行逆，兵败而死。

李嗣源的继承人，是他的第五子李从厚。这个年仅二于岁的皇帝(唐憨帝)，于应顺元年(公元933年)即位，然只有四个月，就被李嗣源的养子李从坷给颠覆了。

李从坷取得皇位(唐末帝)，改元清泰元年(公元934年)。

没出多久，李从坷和李嗣源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唐末帝忌石敬塘尾大不掉，想方设法要夺去他的权力，削去他的势力。石敬塘全力抵制，抵制的结果是朝廷大军兵临太原城下。为打破重围，为反仆为主，进而做皇帝，石敬塘在桑维翰、刘知远等人不同程度的支持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年贡帛三十万匹，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作父为条件，引契丹兵人援。在契丹军队的驰救下，他粉碎了围攻，并把兵锋指向了洛阳。

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唐末帝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细说隋唐93：后晋

建立后晋的晋高祖石敬塘，人称石郎，祖上为西边少数民族。父亲桌披鸡，系李克用部将，因战功而任熔州刺史。石敬塘是桌扳鸡的次子，为表示自己是地道的汉人，自改此名。

子承父业，生于军营的石敬塘，长大后进人李嗣源的部队服役。他为人沉默寡言，有城府，喜读兵法，崇拜古代名将李牧、周亚夫。李嗣源喜欢这个年轻人，倚为心腹，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让他负责了能攻善战的“左射军”二李存勖取得河北，受到梁上将刘部袭击，因来不及布阵，损失惨重。眼看将要全军覆没，随军的石敬塘带着十几骑，强行发起冲锋，横架打进敌阵，东驰西突，抑止了对方的势头，使本军转危为安。

石敬塘不但救过李存勖，在以后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几次救了他丈人李嗣源的命，救得丈人愈发看重他。

在浴血奋战的沙场，石敬塘是一员了不得的猛将。到了风云变幻的政坛，他是一个有眼力的谋略家。李嗣源受到李存勖的猜忌，领兵前去镇压魏博兵变，本部又发生哗变，他进退维谷，准备返归洛阳，向君主表明自己的心迹。

石敬u反对这种愚蠢的做法，认为不如趁此机会亮出大旗，以成大事，他秘密对丈人说：“岂有领军在外，军队发生哗变，主将独自无事之事？犹豫，乃是兵家大忌，不如就此南下。我愿率骑兵三百，抢先进攻沛州，此是天下要害，若一旦得手，大事必成！”

得到女婿的开导，李嗣源恍然大悟，下了决心。石敬塘领前部先行，李嗣源统大军继后，及时拿下了汁州。

李嗣源得了天下，石敬塘被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

爱将、驯马、功臣，集此三个特殊名分于一身的石敬塘，在新朝中地位显赫，德高望重。他先是入陕为最高军政长宫，以清廉立政，未到一年，境内得治。后义去魏博主政，当地民风瓢悍，讼事繁多，案子积累无数，他一上任，就着手处理，使得案子大减。

不管到哪里，石敬塘都带着一个头衔一一六军诸卫副使。这个职位，是禁军最高副长官。正使是李嗣源的儿子秦王李从荣，石敬塘了解此人，预测他早晚要出事，婉言推辞了这个职务，在众大臣的帮助下，转领河东节度使，去太原负责军政。

太原是北方重镇，也是后唐的发祥地，石敬塘赴任后，一边主持着对契丹的防务，一边管理着当地的民政。他生活简朴，不近声色，不设宴会，办公结束以后，常召幕僚谈论民间疾苦和为政得失。他办案精明果断，不为假相所迷惑，作出的裁决能令原告和被告都心悦诚服。

善能理政的石敬塘深得人心，声誉鹊起。

唐明宗逝世，他的第五子李从厚登位(唐憨帝)，然而，李嗣源的养子李从坷不服，没出几月，他在凤翔发动兵变，杀向洛阳。唐憨帝敌不过，开门出逃，在道上遇见正要去京师的石敬塘。石敬塘忖度了形势和朝中情况，于此之际。不但没伸手帮助这个小皇帝，反而把他囚禁在卫州，并将他的随从全部杀死：李从坷图得皇位(唐末帝)，环视整个领土，认为兵强马壮且深得人心的石敬塘对他的威胁最大，千方百计要把他调离太原，使他失去赖以依靠的根据地。面对唐末帝咄咄逼人的举动，石敬塘的方针是，先不予理睬，一旦逼得无路可走，他将联结契丹，共同对付朝廷。

他对部下说：“今天子疑我，见迫日急：我本无异图，朝廷自启事端。太原是险固之地，积粟甚多，若朝廷能宽待，我当奉事。如必要加兵，我将外告邻方，北构强敌。”

他称疾不行，唐废帝下令削夺他的官爵，调遣部队包围太原。

石敬塘按着他预先设计好的方案行动，派出心腹桑维翰到契丹和耶律德光谈判，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同意了契丹提出的屈辱条件：石敬塘拜耶律德光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岁贡帛三十万匹。

燕、云十六州指的是今河北、山西的大片土地，其是：幽(今北京)、蓟(今河北蓟县)、像(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邱)、琢(今河北琢县)、檀(今河北密云)、顺(今河北顺义)、新(今河北琢鹿)、伪(今河北怀来)、儒(今河北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等地。

从这时起，契丹开始介人中原事务，在石敬塘发出求援信号的同时，掌握重兵的后唐重臣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也投靠了它，希望契丹帮助他们夺得皇位。耶律德光经反复考虑，把筹码押到了石敬塘的身上。

长兴七年(公元936年)，耶律德光亲自领兵驰救，大破唐军。为控制中原，耶律德光决定扶石敬塘上台，建立一个亲契丹政权。

石敬塘假意推让了一阵，走上了耶律德光为他布置的宝座，成了“)L皇帝”，定国号为大晋(为有别于东、西两晋，史称后晋)、改元天福。“儿皇帝”四十五岁，“父皇帝”三十四岁，子大父小，演出了中国政治史上罕见的闹剧。

皇袍加身后，凭着契丹这座靠山，晋高祖向洛阳发起大反击。后唐军队节节败退，唐末帝举家自焚。

消灭、收降了后唐军队的有生力量，晋高祖定都开封。

晋高祖终于圆了皇帝梦，可这梦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燕、云十六州的拱手让人，使北方险要之地落人契丹之手，加上无穷无尽的进贡，使政府和民众背上了永难见天日的包袱。大将安重荣说：“贬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之耻也！”

“儿皇帝”不好当，晋高祖受尽了窝囊气，契丹使者来，趾高气扬，任意责骂和欺辱，他只能低三下四，鞠躬俯首，陪着说好话。朝廷中针对契丹的实力和无休止的压榨，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他摇摆在两派中间，然终究未敢向契丹宣战，忍着窝囊气，继续当他的“儿皇帝”。

为讨得“父皇”的欢心，晋高祖“忍辱负重‘，，对契丹所有侮辱性的言语充耳不闻，对契丹所有挑衅性的行为视而不见，把源源不断的财富送往契丹，尽心竭力维持双边关系。

安重荣反对这样做，他以主战派领袖的姿态站了出来，命令其所部多方打击契丹。他的日的是，通过抗战，导致晋高祖政权垮台，从而使自己一圆皇帝梦。晋高祖在主和派代表桑维翰的提醒下，镇压了心怀异图的安重荣，把亲契丹的政策贯彻于他的有生之年。

从维护统治起见，晋高祖恢复了唐明宗的某些做法：发展农业，充实仓库，便利商贾，以通货财，使得中原地区稍许有了些生气。然在登位后，他自身的生活开始糜烂，穷极奢侈，宫殿全都以金玉珠翠为饰。为防止有人犯上作乱，制定丫如灌鼻、割舌、肢解、剖剔、炮炙、烹蒸等许多令人发指的酷刑。他不相信士人，认为士人多为子孙着想，由是大用宦官，致使宦官重新充满朝廷。

天福七年(公元X42年)，晋高祖因契丹的压迫，郁抑得病而亡。

晋高祖靠着勇猛、权术，屡建功勋，成了唐明宗的东床快婿、后唐的政治高层人物。在其政治生涯前期，颇能洁身自好、体察民情。为民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然在其政治生涯后期，为了保全自己，为了登上权力的巅峰，竟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契丹的支持，鲜廉寡耻地做了遗臭万年的“儿息帝”，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晋高祖一直未立太子，病重弥留之际，把仅剩且年少的亲生儿子石重睿托付给宰相冯道，意欲让此子继位。可当晋高祖死后，手握重兵的景延广站了出来，说国家正当多难之秋，宜立年纪大的君主，从而自作主张，于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把晋高祖的过继儿子一一一原来的侄子—石重贵(晋出帝)推匕了台。

石重贵早先是契丹看中的，然他上台后，由于对契丹的压迫忍无可忍，改变了从前“和”的方针，在大臣景延广的建议下，着手修正对契丹的政策，提出对耶律德光称“孙”不称臣，以此改变对契丹的依附关系。针对耶律德光的不满态度，景延广强硬得很，抛出了军事对抗的言辞。

双方关系迅速恶化，耶律德光扬鞭南下，率契丹兵三进中原。

契丹军大举南下，向不再听话的晋政权发动进攻。晋出帝没有畏惧，派出军队迎击人侵的契丹兵。在战争的头两年中，晋军多次获得大捷，打得契丹军极为被动。

开运元年(公元外4年)，发生了擅州(今河北淮阳)之战，晋出帝与景延广指挥晋军作战获胜。此年冬，再度发生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之战，晋军又告大捷。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在恒州(今河北正定)与契丹兵相持的晋将杜重威，也想依靠契丹的支持做皇帝，带领全军投降，并引契丹军杀向开封。

这一投降，导致了后晋的全面溃败，导致了后晋的覆灭，晋出帝与太后李氏成了俘虏，被押住北方。

细说隋唐94：后汉

建立后汉的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后改名为青，他是沙陀部人，世居太原，家世贫寒。

刘知远小时候，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且多病多灾，难养得很。大了之后，长成一副异相，面色紫红，眼睛多白，有凝重之态。他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到一个李姓大户人家当了L门女婿。倒插门后，他为女家牧马，有一天，马践踏了庙田，僧人恼怒，将他绑起来揍了一顿。

上门女婿不好当，身份太低，被人看不起。面对这个战争连绵不断的世界，刘知远为改变自己的前途，走卜了当兵吃粮的道路，投在李嗣源的手下。他上阵打仗勇敢，不久就被提升为偏将。李嗣源和梁军举行德胜之战，战斗打得激烈，参战的石敬塘突然马甲断裂，情况危险异常，刘知远冲了上去，以自己的战马与石敬塘相换，并断后保护石敬塘脱离了险境。事后，石敬塘感激他，把他从李嗣源那里要了过来。

石敬塘镇守太原，会朝廷发生政变，唐憨帝被迫出一亡，在道中与石敬塘相遇，一起进人屋舍密谈。刘知远为防出事，特派勇十石敢袖藏铁锤相随保护。结果两下闹了起来，刘知远带人闯了进去，将唐憨帝的随从全部杀死，再次救了石敬塘的性命。

两次相救，刘知远在石敬塘面前逐渐大红大紫，升为兵马总管—马步军都指挥使。他治军无私，不管士兵、将军一视同仁，治得全军上下一心。唐废帝疑石敬塘有反心，大军进围太原，他负责守城，把城守得固若金汤。持，刘知远和桑维翰力排异议，表示赞同。然当石敬塘准备以称子、割地的条件去谈时，刘知远认为这样做过于屈辱，反对说：“称臣可以，以子事父则太过分。厚赂金帛，足以让其出兵，不必答应割让土地，恐日后为中国大患，后悔莫及。”

石敬塘不听，刘知远只能听之任之。

契丹军帮助石敬塘粉碎了后唐的围攻，在互相合作的过程中，耳阵律德光非常看重作战有方的刘知远，在和石敬塘分手时，他特地关照说：“此将军甚勇猛，没大过切勿相弃。”

后晋政权迁移到开封，建有大功并受到契丹关照的刘知远，和投降契丹的杜重威，同时被任为节度使。刘知远耻于和杜重威一起受命，杜门不出，以此表示他的不满。石敬塘认为他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一气之下要剥夺他的军职。幸宰相赵莹说情，另派大学士和凝登府宣喻，刘知远才接受了诏命。

几经迁职，刘知远数年后被任命为太原最高军政长官，接管了这块北方最重要的领土。颇懂人情世故的他，到任后，公务不管，先忙着做了一件事：将当年揍他的僧人召来，好言抚慰。此事虽小，却为他赢得了度量大的美名，获得了当地的人心。

晋出帝子继父位后，景延广把持朝政，以强硬的姿态和契丹交了恶。朝臣畏惧景延广的权势，都嚓若寒蝉。身在太原的刘知远，也没向朝廷说半句话，暗中仔细分析了天下的形势，认为契丹的进犯将只是时间问题，由此，他积极扩军备战，以确保河东地区的安全。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河东强冠诸镇，马步兵共达五万人。

事情照着刘知远的顶见发生了，契丹终于打进开封，灭了后晋政权。在契丹兵大举南侵的过程中，刘知远没有作出任何军事姿态援助坐以待毙的朝廷。

耶律德光曾答应赵延寿做皇帝，也答应过杜重威做皇帝，可占领开封后，却把二人扔在一边，于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二月，在开封为自己举行了加冕仪式，建立大辽，改元大同。

迫于眼下的局势，刘知远派出使者王峻去开封，向耶律德光献贺表。耶律德光见后晋残余势力中最具实力的刘知远来贺，高兴得不可名状，称之为“儿”，格外加恩，赐了他一个象征最高荣誉的木拐。

王峻带着木拐回太原，途中的契丹人见了，纷纷让道。

向耶律德光献贺表。其实只是刘知远的权宜之计，以争取时间，观望形势的发展。观望了一段时间，刘知远看到：契丹不可能在中原长久地呆下去，他们的掠夺政策和残暴行径，激起了中原民众和各路军队的反抗，他们早晚会撤出中原。

于此之际，他的部下多要求他登上皇位，以此号令四方，招集各路诸侯：刘知远没有急于登位，他刻意为自己粉饰道德形象，扬言要出兵救晋出帝，把他接来太原，奉为君主。

在他的集团骨干的挑动下，军士们云集广场，对主帅说：“今契丹攻陷京城，虏走了天子，以致天下无主。能主天下者，今唯有我王。宜先正位号，然后再出师也不晚。”说罢；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内心激动的刘知远，表面装着镇静，让人禁止士兵们这样做，他斥责道：“虏势尚强，我军威未振，当先建功立业。你们士兵知道什么？”

士兵劝进无效，将军又紧跟着劝，一劝再劝，郭威等人对刘知远说：“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同，此实乃天意。王若不乘此机取之，谦让不居，恐人心离散，到时反受其咎。”

话说得有理，刘知远同意了他们的看法。开运四年(公元叫7年)，刘知远走上了皇位。

凭着政权的支撑，契丹军队任着性子地抢，任着性子地杀，任着性子地胡来，把中原民众逼进了地狱，逼得难以生存下去，逼得他们举起刀枪，打起了一场场自卫反击战，打得契丹政权天无宁日。做了中原皇帝的耶律德光，统治得很吃力，在勉力维持了一段日子后，以避暑为名，留下一个看守政府，带着文武百官及后晋归降人员向老家撤去，走到半路，他因病而亡。

为收拢后晋官民之心，刘知远表示继承的是晋高祖的事业，宣布将开运四年改为天福十二年。他一上台，就明令宣示以契丹为敌。

他下令：“各地为契丹搜刮钱财之事，立即停止；晋臣被迫为使者的，不予追问；各地的契丹人，全部处死二”

刘知远的登位，对中原反契丹的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耶律德光刚走，刘知远就开始向中原进军了，他指挥大军，攻伐依附契丹的势力，扫荡割据的诸侯，进展顺利。

看守政府的首领萧翰，面对契丹在中原大势已去的局面，毫无守志，无心恋栈，他找来唐明宗的儿子李从益，立为傀儡皇帝，以对抗刘知远政权，自己返归北方。。

李从益名为中原之主，其实，中原根本无主。刘知远进抵洛阳，派人前往开封秘密处死了李从益。随后，他带着军队夺取了中原，开进了开封，宣布以开封为东京，改国号为汉(为有别于以前以汉为名的政权，史称后汉)。为稳定新政权，他下令：所有契丹任命的官员，不论大小，一律安于原位，不得变更。

汉高祖仅做了一年的皇帝，就撒手而去。可在这短短一年的统治中，他以严刑治国，任用大批酷吏，草营人命，成为五代中最严酷的君主。他在临终前，将儿子刘承拓托付给了苏逢吉、史弘肇、杨那、郭威四个顾命大臣。

汉高祖长于权变，善于应对时事，然不太随波逐流，还知道一点民族自尊。他虽是石敬塘与契丹定盟的积极赞成者，却反对石敬塘割地称儿。他虽在耶律德光人主开封时献上贺表，却是虚与委蛇，以观形势的变化。他建立的后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原民众反抗契丹的倾向。不过，他鼓励大臣用严而无当的刑法治国，使他的政权成了五代时最为残酷的政权。

刘承拓登台，是为汉隐帝。

刘承佑启用外戚亲信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为新贵，以对付元老重臣的掣肘。新贵与元老斗，四个元老加上一个财政大臣王章内部也起了内江。

河中李守贞、凤翔王景崇、永兴赵思给三地联兵谋叛，郭威被拜为西征统帅，率军平定了叛乱。接着，郭威在史弘肇的支持下，前往河北邺都主持对契丹的防务。朝廷的人事矛盾终于大爆发，爆发的结果是汉隐帝派人伏诛了史弘肇、杨邺、王章三人，并密令诛杀郭威等人。

郭威发兵反攻，汉隐帝抵御失败，死于乱兵之中，用刑厉害、征税厉害的后汉到此结束。

细说隋唐95：后周

建立后周的周太祖郭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他颈上刺有飞雀，人称“‘郭雀儿”。有人说，他本姓常，随母亲王氏改嫁郭简，才姓郭。

十八岁那年，潞州割据者李继韬招募勇士，郭威应征人伍。

郭威长得人高马大，性格倔强，好斗殴，嗜赌博，喜欢喝酒。有日，他去闹市游玩。当地有一屠户，以壮健蛮横出名，人见人怕。带着几分酒气的郭威走近肉庄，让屠户割肉，割得不如意，便叱骂。屠户知道郭威比他还蛮横，起初忍着，终于忍无可忍，拉开衣服指着腹部说：“你有勇，敢刺我吗？”郭威二话没说，一刀捅了进去。闹出了人命案，他被抓进了监狱，李继韬爱他的勇力和胆气，给放了。

李继韬为唐庄宗所灭，郭威被收进唐军。经过几年的折腾，他渐渐了解了社会，懂得了光凭蛮力是难以成事的，由此对文化产生了兴趣，闲时拿着军中的簿书翻阅。他人聪明，肚中有了些东西，对事情的看法便深刻起来，受到周围人的看好。他人缘不错，按照当时军中盛行的习俗，他和李琼等十人结了金兰，刺臂出血盟誓说：“凡我十人，龙蛇混合，他日富贵，毋相忘！”

李琼精通奇书蛋间外春秋》，说：“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均在此书之中。”

郭威拜李琼为师，阅习此书，并将书藏在袖中，得空便读。

几度世事变化，郭威转到了刘知远的手下。刘知远看重他，让他当了亲军的高级军官，走到哪带到哪。

吐谷浑部驻在太原，其战斗力强，且富有财货。刘知远恐其日后生患，欲把他们赶走。郭威献计说：不如给其首领白承福按上个罪名诛死，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可消灭这股反复不定的势力，又能取其财货作为军需。刘知远照着办了，他的军队有了丰厚的经济实力。

在刘知远走向皇帝的过程中，郭威多次提供行之有效的良策，成了半个军师。

后汉开国，郭威担任了枢密副使。新老君主交替之际，他受托成了顾命大臣。汉隐帝登位，他升为枢密使，掌管了兵权。

河中李守贞、凤翔王景崇、永兴赵思给三地联兵谋叛，朝廷震动，派了几个大将前去平叛，都无进展。郭威临危受命，被拜为西征统帅，全权节制各军。他率军开赴前线后，以儒将的风采，交文人，抚士卒，亲冒矢石，冲锋在前，与军队同甘苦，赢得了军心。他攻城和攻心双管齐下，没有多久，就把三地一一平定，凯旋回朝。

平定三地叛乱是使朝廷转危为安的大事，做成了大事的郭威成了朝野瞩目的大功臣。这个大功臣，在接受了最高的荣耀后，又被赋予一个新的使命：前往河北邺都主持对契丹的防务。

使命是重大的，具有非常的战略意义，它关系到后汉是否能阻遏契丹侵扰的大问题。郭威被委此重任，说明了朝廷对他的倚重。可他临行前，顾命大臣内部却对他能否带枢密使衔去上任，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汉隐帝及其近臣对顾命大臣的不满情绪。

最终，郭威是带着枢密使的头衔走的，可他走得不踏实，走前对君主关照说：“苏逢吉、杨邺、史弘肇都是先帝旧臣，尽忠询国，愿陛下推心相任，必无败失。至于疆场之事，臣必竭忠报效，不负陛下驱使。”

到达邺都，针对契丹的骚扰，他采取了加强守备，坚壁清野的对策。

郭威在邺都凳子还未坐热，朝廷就发生了剧变：汉隐帝以议事为名，诱杀了杨邺、史弘肇、王章三个元老重臣，并诛灭了郭威在京的所有家属，同时令李太后之弟李洪义等人前往邺都杀郭威及其相关者。

李洪义审量朝廷势力分野，不敢与郭威为敌，把消息透露给了郭威。听到噩耗的郭威，没有慌乱，用以退为进的办法，收拢将官之心，留养子郭荣守邺都。自领大军以诛奸臣为名，杀向开封。

他派人向全军许愿：“若克京城，任你们剽掠十日！”

朝廷军不是对手，汉隐帝战败被乱兵所杀。

进人开封的郭威，表现出老练的政治家素质：止住了军队的剿掠，以安定京城秩序；把李太后推到前台当旗帜，以缓和人心；假选宗室刘赞继位，以为政治过渡；自己充当监国，以在幕后操纵；除首恶者之外，宽大政敌，以笼络人心。

着着上乘，步步到位，郭威迅速控制了政局。

等到时机成熟后，他“奉”太后命，把部队拉出去，说是北上打契丹。部队进至擅州，几千将士忽然大哗，要求郭威即天子位，连声高叫“万岁”，有人扯了黄旗当皇袍，硬披在“拒绝不从”的郭威身上。众意难违，郭威“被迫”认可。

大军返回开封，乾拓三年(公元950年)正月，郭威登上了皇位，建国号大周(为有别于以前以周为名的政权，史称后周)，定都开封，改元广顺。于此之前，他让人杀了前来京师还在半路的刘[斌贝]。

作为武夫却有一定文化的周太祖，在立国后，表现出与前朝历代君主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对契丹进行防御的同时，将着眼点放在内政的改革上，他革除弊端，提倡节俭，减轻税收，惩治贪官，罢废族诛，争取民，心，创造条件恢复生产。

做了皇帝的周太祖，经历了与生俱来的乱世，亲眼目睹了人间惨状，决心做个有道明君，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他宣布废除许多苛捐杂税、严刑酷法，各地方政府停止进贡美食、珍品以及特产。他生活俭朴，衣食住行务求简单，身体力行杜绝前朝以来的腐败风气。他说：“联起于微寒，备尝艰苦，时遭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天下！”

他留心治国之道，决意改变长久以来军人政府的丑陋形象，极力罗致有安邦定国韬略的魏仁浦、王溥、范质、李谷等文士为官。他诚恳地说：“联生长军旅，不懂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自上书论说，宜直书其事，切勿玩弄词藻。”

治国有道，天下清明之气初见端倪。

龙廷坐了整四年，周太祖病故了。留下的遗言是：务必薄葬，不要强征民力，不要伤人性命，不要陪葬宫人，不要石马石人，只需立一石碑，上面镌刻这样一行字：“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郭威养子郭荣继位(局世宗)。

郭荣，原名柴荣，百年后人又称柴世宗，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父亲柴守礼，处于社会的底层。年轻的柴荣前去依靠嫁给郭威的姑妈生活。他相貌堂堂，为人恭谨厚道，言语不多，办事踏实，深得郭威喜欢，被收为养子。当时的郭威还未发达，家境也不怎么样，柴荣便为养父做些生意，去江陵贩运茶叶等货物。他一边做生意，一边习文练武，从而精通了骑马、射箭等武艺，读了大量的史书及黄老著作。

后汉建立后，养父成了政权的核心人物，他离开了商界，被任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养父在邺都起兵杀向开封，他受命留守邺都，主持根据地的事务。养父做了大周皇帝，他被授予一连串显贵的职务。养父因儿子全被汉隐帝所杀，他又成了惟一的继承人，加封晋王。

周世宗在被百官迎向宝座后，私下立了个愿，希望上天给他三十年时间：“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新皇帝一上来，就呈现一股新气象，他实打实地开出了一个历史新局面。

后汉亡后，留下一支以刘崇为首的势力，在太原建立了北汉政权。刘崇对后周极为仇视，在周世宗上台后不久，就效法石敬塘，联合契丹共同向后周杀来。周世宗排斥了议和的意见，亲自率领军队前去迎战。

两军相遇，爆发了高平(今属山西)之战。敌方兵强马壮，来势汹汹，大有一口吞灭周军的气势。周军人少，看上去单薄得很。刘祟逞强，说是凭着自己的军队就能取胜，要契丹兵在一旁观看。周世宗披挂上阵，亲自督战。战斗开始了，北汉军发动强大的攻势，冲垮了周军的右翼。形势万分危险，周世宗鼓舞士气，亲自带领亲兵冲上去，在赵匡撒、张永德等将领的死战下，终于堵住了缺口，在后到的援军的配合下，乘势组织了反攻，打得敌军全面崩溃，打得刘崇抱头鼠窜而去。高平之战的胜利，确立了后周在天下的军事地位。

事后，周世宗根据军队在战争中暴露的缺陷，及诸侯尾大不掉的事实，对军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他下令藩镇将最有战斗力的兵士送往中央，在此基础上，他淘汰老弱，组织建设了具有绝对优势的禁军，初步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他对将帅臣僚恩威并用，有话说在当面，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使自己建立了祟高的威信，也改变了骄兵悍将难制的局面。

与此同时，周世宗继承了周太祖的政治、经济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

他努力树立好天子、好政府、好官员的形象：自己带头过俭朴生活，拒绝下面向他进献珍宝器玩及美食佳肴；破格选拔有识之士，构建有办事效率的政府班子；整顿科举，保证真正有用之才的进身之途；修订(大周刑统》，杜绝滥刑苛法；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的官员，毫不留情地坚决打击。主管税收的大将军孟汉卿，在正税之外，向民多收耗余，事发之后，被处以极刑。

他让官员每人做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他知道，他的国家要强大，最基本的一点，是靠民众，靠他们发展生产，增加国家的财富。由此，他从各个方面着手，调整民众的生存环境，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降低税收，革除不合理的款项；颁布《均田图》，力求耕者有其田；招集流民，解决劳动力的不足；兴修水利，认真治理黄河、沛河；消熔铜佛像铸钱币，促进商业流通。

走一步见一效，步步有章法的周世宗，没出几年，把国家弄得富强了起来。

国力强了、那就好办事。周世宗凭着逐渐增长的国力，开始按他的宏伟蓝图进发：南征北战，统一中华大地。

他的第一步战略，把兵锋指向西边。

西边的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成(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四州，原大部分地属中原政权，契丹人侵中原，四地归附了后蜀。当地民众不堪后蜀的重敛猛赋，要求回归中原的呼声日高。周世宗借着这股东风，派出大军前去收复。仅半年时间，四地的城墙上就插满了后周的旗帜。

他的第二步战略，把军队开向南方。

到南方是打南唐，南唐是大国，实力强不好打，战争打得艰苦，打了二年零五个月之久，周世宗前后亲征了三次。第一次亲征，经周军顽强作战，拿下了不少地方，但得而复失，功亏一赘。第二次亲征，周军水陆并进，取得了寿州等地，又因季节间题，撤军北还。第三次亲征，周军一鼓作气，征服了江北十州，并将几百艘战船开进了长江，准备渡江。

身在金陵的南唐主李憬见势不妙，为保住他的“半壁江山”，派能说会道的大臣钟漠、李德明前来求和。

周世宗未等使者转动三寸不烂之舌，先正气凛然地说道：“你们欲以巧言t兑寡人罢兵，是将寡人比六朝时一群痴汉，如何这等不知人？你们不用开口，速回去告知你们主人，令他即来跪拜寡人，事情可以好说。不然的话，寡人须看看金陵城，借府库搞军，到时你们不要后悔！”

李壕无法以口舌求和，只能割地求和，将另外四州一起献给了周世宗。

周世宗三次亲征，共得南唐十四州：光(今河南演川)、寿(今安徽寿县)、庐(今安徽合肥)、舒(今安徽潜山)、(今湖北薪春)、黄(今湖北黄冈)、滁(今安徽滁县)、和(今安徽和县)、漆(今安徽凤阳东)、洒(今江苏吁胎对岸)、楚(今江苏淮安)、扬〔今属江苏)、泰(今属江苏)、通(今江苏南通)。

他的第三步战略，把战车引向北地。

北地是契丹，周世宗还是亲征。北伐很顺利，仅四十多天，就轻而易举地从契丹手中取得了瓦桥〔今河北雄县)、益津(今河北霸县〕、淤口〔今河北霸县东信安镇)三关，及宁(今河北青县)、莫(今河北任丘北)、滚(今河北河间)三州等地。

族旗招展，他还想直取幽州，可他病了。只得撤军南下。

回到开封，周世宗就病逝了，年仅三十九岁。

周世宗是五代中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他长期闯荡社会，深知民间疾苦，深知时代潮流的趋势。在登位后，他顺应时代潮流，继承周太祖的衣钵，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将改革推向后周的全部领土。靠着改革，他提高了后周的国力，又凭着上升的国力，不辞鞍马劳顿，亲自统帅大军南征北战，取得了空前的军事成就，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

接位的是他的第四子郭宗训(周恭帝)，这是个仅七岁的黄口孺子，根本无力掌管天下。

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禁军首领赵匡清L在陈桥兵变中被黄袍加身，迫使周恭帝禅位，后周遂亡。

细说隋唐96：吴

奠定吴国基础的杨行密，原名行憨，字化源，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

杨行密自小为孤儿，家里穷得叮当响。他生得高大有力，叮轻易举起百斤，且能日行三百里。到了唐乾符年间，江淮地区民不聊生，群盗竞起，生活没着落的杨行密，投身做了强盗。做强盗总有失手的时候，有次被官府逮着，按理要受到严惩，可刺史郑菜看他相貌壮伟，暗中称奇，竟把他给放了。

州里募兵，没路可走的杨行密前去应募，被编进本地的部队。他身材大、力气大、尤其是胆子大，在本军和秦宗权部的战争中，每有俘获，从而被提为队长。后被派去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戍边。去了一年回来后，没过多少时间，他的上级讨厌他，又要他再去。他发怒了，砍下上级的头颅，纠集了一百多号勇而无行者，闹起兵变，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郎幼复吓得弃城而走，他乘机接管了部队，占据了城池。朝廷迫于事实，授之为庐州刺史。

庐州地处淮南，而淮南的中心在扬州。当时扬州在唐末名将高骄的控制下，可这个名将随着时过境迁，逐渐昏庸起来，信妖迷怪，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其部将毕师铎受到排挤，在高邮起兵，联合宣州割据者秦彦玫克扬州，囚禁了高骄。城破之前，高骄向杨行密求救。

杨行密率部驰救，和城内的联军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他用计诱敌出战，以伏兵杀得敌军大败，挫了对方的元气。毕师铎单骑逃脱，回城杀了高骄。杨行密命全军搞素向城大哭三日，激起哀兵之气，随之下达攻城令，集中兵力猛攻西门，打进了城。毕师铎和秦彦亡命而去。

城内一片惨景，居民无食已久，互相杀人充饥。更令人震颤的是，夫牵妻，父牵子，卖给屠夫，屠夫将买下之人如猪羊般切割成块，挂在架上出售。杨行密用军粮救济居民，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能勉力支撑。

为求得外援，他向中原的朱温送去了归附表。朱温时己向唐廷讨得淮南节度使的头衔，他明里同意和杨行密结盟，暗中却派出军队送大将前去接管扬州。杨行密看出端倪，明确地表示了抗命不从的立场。朱温一时难以顾及，只得承认了杨行密在淮南的地位。

城中严重缺粮，外面的靠山又找不到，杨行密失去了守志，想退出城别求发展。然而还未等他作出决断，秦宗权部将孙儒杀了来投的毕师铎和秦彦，兼并了他们的残部，声势浩大地进抵扬州，将城围了起来。城外尽为孙儒所占，扬州成了座孤城，一座内外交困的孤城。杨行密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守住这座城池。他打开一条出路，返回了根据地—庐州。

他依据庐州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攻克宣州(今安徽宣城)，扩大了领地。此后，在短短儿年中，势如破竹地连续取得了苏、常、润、滁、和、楚等州，把势力伸向了今江苏、浙江、江西、湖J匕等地。

孙儒在扬州也守不下去，加上他不愿看着杨行密坐大，于是放火烧城，将老弱病残居民杀了作军粮，驱众渡江，号称五十万大军，杀奔宣州。

势力对比悬殊，几场战斗打下来，杨行密的将领连连吃败仗。他悲观得很，想放弃宣州。幕僚绒友规反对说：“孙儒气锐兵多，其锋虽不可挡但可以挫，其众不可敌但可以疲。若避而出走，势必将被其所擒1“’将军刘威同意这看法，并提出具体的战术说：“背靠城池，树立营栅，可以不战而疲敌军。”

杨行密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坚守不出。

孙儒被阻隔在栏栅前，不能前进半步。时间稍久，军中发生了瘟疫，部队迅速减员，孙儒本人也病得起不来。杨行密趁机发动攻势，大破敌军，生擒孙儒，将他斩首示众。消灭了孙儒，杨行密大踏步地进入了扬州。

以胜利者姿态重回扬州的杨行密，着手做了两方面的事：针对人烟几乎断绝的淮南，他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招集流民，发展生产；改编孙儒遗部，选出精将劲卒，建立亲军，衣以黑甲，号为“黑云都”。

宽民整军，杨行密扬起了独树一帜的霸旗。攻城略地，从淮河以南，至长江以东，全都归入杨行密的版图。

仗一仗接一仗地打，和后梁打，和吴越打，和诸侯打，和叛将打，地理边界线有伸有缩，可淮南始终是杨行密的天下。

谁有实力和地盘，朝廷就承认谁。唐昭宗连着下诏：授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爵封吴王。

见杨行密在淮南割地称王，一直未放弃对淮南的企图的朱温，在中原形势稍稍稳定后，立即征调大军前来争夺。他命令：大将葛从周领一军屯兵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待机进攻寿州(今安徽寿县)；大将庞师古领一军驻扎清口(今江苏淮阴西)，目标对准扬州；自率主力在后左右接应。

面对以泰山压顶之势而来的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杨行密，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他先打清口之役：利用多水的地理条件，掘开大渠，水淹庞师古军，相机以少击多，阵斩庞师古，取得大捷。然后，乘势追击闻讯已经撤退的葛从周部，又获得大胜。梁军全线失利，退回了中原。

在对外战争的同时，杨行密着手整顿内部政治关系。当初，他在庐州起兵时，结交了一大批草莽豪杰，其中有田领、安仁义、朱延寿、刘威、陶雅、徐温、刘金等人，号称“三十六英雄”。在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们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随着事业的做大，他认为田颓、安仁义、朱延寿三人猛悍难制，决意将他们除去。田领、安仁义二人见势不妙，树起反旗，但一一遭到了镇压。他又装作眼睛失明，假意要托大事给朱延寿，将他骗来给刺杀了。

派将下了鄂州(今湖北武昌)，看着割据者杜洪被押来扬州斩首后，杨行密病了，没出几月，把他毕生挣来的江山留给了后人。

杨行密在那个官逼民反的时代中，凭着胆量和力气，把脑袋掖在裤腰上反了，反成了英雄，反成了割据者。他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识，却有出众的号召力、高度的组织力、精干的审察力，以此吸引了济济人才，成了大事。他占有淮南后，采取了宽松的惠民政策，使久经战争创伤的民众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为淮南经济的复苏提供了一些前提条件。

天枯二年(公元905年)，杨行密长子杨握在权臣张颗、徐温的支持下，继承了亡父之位。

杨握为与权臣抗衡，自建心腹班子。张颖、徐温杀死杨握的心腹成员，控制了大权，使杨握成为傀儡君主。

天佑五年(公元908年)，张颇、徐温二人再杀杨握，约分昊地向梁臣服。

可杨握死后，张颖反约准备自立，徐温杀张.，立杨行密次子杨隆演为主，自秉政纲。徐温以保境安民为方针，着力稳定社会秩序。他自己驻节金陵(今江苏南京)，让儿子徐知训在扬州主持日常政务。徐知训为政残暴，被大将朱瑾所杀，驻节润州(今江苏镇江)的徐温养子徐知浩过江平叛，旋代徐知训秉政。

天拓十六年(公元919年)，徐温使杨隆演称吴国王，改元武义。

武义二年(公元920年)，杨隆演卒，徐温扶杨行密第四子杨溥登位。顺义七年(公元927年)，杨溥称帝(睿帝)，国号吴，定都扬州，改元乾贞。

按道理说，杨溥是个开国皇帝，可这个开国皇帝却成了末代皇帝，在徐温死后成为头号权臣的徐知浩，于天柞三年(公元937年)将他连同吴国一起给废了。

细说隋唐97：后唐

徐知浩在废吴后，改名李异‘同年登上帝位(烈祖)，以大唐为国号(为有别于唐、后唐，_史称南唐)，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改元升元。

李异，一度名徐知诺，小名彭奴，字正伦，徐州(今属江苏)人。相传他父亲姓潘，名荣，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李异六岁时父亲亡故，成了孤儿，因当地遭兵乱，伯父将他母子带往淮南一带。不久母亲又亡，他进人佛寺谋生。杨行密派军援救山东王师范，途中，部将徐温与他相遇，见他聪颖机警，招人喜爱，收下作为养子，取名徐知浩。

杨行密过世后，经过一连串事件的变化，徐温诛灭了谋杀新主的权臣张颜掌握了朝政，先为杨渭建立了吴国，后又为杨溥筹划皇袍加身，成了杨家朝廷独断大权的主宰者。他自己驻节润州(今江苏镇江)，摇控指挥；让长子徐知训呆在扬州，管理政务，控制傀儡君主。

随着养父在吴国权势的增长，徐知浩长大成人了。他相貌不错，为人温厚，内中却深藏着机谋。本身的条件，加上养父的栽培，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条宽阔的仕途。在当了一段时间的水军军官后，他被授为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

当时的地方政府，全都被武人所把持，他们毫不顾及民众疾苦，大肆强征暴敛，作为军需。徐知浩到任后，一反常规，他广交儒士，以勤俭为修身准则，以宽仁为治政方针。

升州居民受苦已久，稍得惠政，即把徐知浩称赞起来。

驻在润州的徐温，听到养子得民赞誉，便赶来看了。一看，他看呆了：仓库充实，城墙修得整齐，市容生气盎然。看到如此令人醉心的景象，没多久他就作出了对调的决定：将升州升格为金陵府，自己亲自驻镇；调徐知浩去润州。

徐知浩不愿去润州，提出想去宣州，提了几次，养父都没答应，心里甚是快快不快。

他的心腹儒士宋齐丘却认为还是去润州的好，开导他说：“徐知训傲慢自大，难以担当重任，不久就会出事。宣州离扬州远，无法相应。润州仅一水之隔，有急情便能相机立功，切勿推辞！”

听到这番分析，徐知浩释然了，领命去了润州。

事情果然如宋齐丘的预料，没出多少时间，徐知训因上对君主任意欺凌侮辱，下对文武百官不当一回事，终于被浇悍的大将朱瑾所杀。扬州大乱，火光冲天。徐知浩隔岸观见火光，立即引军渡江，进入扬州，镇压了朱瑾及其党羽。

徐温闻徐知训出事，立马从金陵赶来，见徐知浩已平定了事变，转怒为喜地对他说：“幸亏你在润州，不然的话，我家大事将去了。你是兄弟中有大功者！”

当天，徐温命徐知浩接替徐知训的职事。

徐知浩执政后，一改徐知训的做法，和气待人，广施恩信，消除苛刑，把朝廷中原来紧张的气氛变得祥和宽松。对朝臣是这样，对民众他也施予仁政，减轻税收，鼓励生产，禁止买卖奴牌。此外，百姓家有婚丧红白之事，或发生严重经济困难，都能得到他的接济。

抚下有方，徐知浩收到了人心。

他善待文人，重用文人。凡是流落于吴国的文人，不管身世、才干怎样，均可谋得一定的职位。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足智多谋者，被他不拘一格地提拔上来，组成了动无遗策的智囊团。

得士之力，徐知浩把握了时势的火候。

一切都做得有分有寸，一切都合乎人情，徐知浩不但在朝廷中站稳了脚跟，且取得了很大的政治发展。他执掌昊国行政大权将近二十年，起先的十年，虽然徐温在世，但大多数的人心已经向着他。

徐温在金陵病逝，徐知浩当即采取行动，阻止徐温的亲生儿子徐知询继承权位，把金陵收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他完成了徐温的未竟之事—给吴主杨溥加了天子冕。加冕大典结束后，他按着徐温的规矩，自己前往金陵，留下儿子徐景通在扬州执政。

他一连串走了三个大步骤，通过这三个步骤，他彻底接管了徐温的所有权力。从表面看，吴国的政柄依然是在徐氏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却李代桃僵，完完全全转人到他父子的体系之中。

徐知浩不像养父甘甘心心地当权臣，他有了气象后，觉得朝廷上的傀儡皇帝实在是多余的摆设，于是生出了取而代之的念头。这个念头不好明说，有天，他照着镜子，手指头上的白发，拐着弯尽寸亲信周宗说：“功业已成，然我却老了，奈何？”

机巧的周宗立即明白了主人的意思，于是到处活动，对本集团的骨干们进行游说。除宋齐丘一人外，骨干们巴不得主人早些登上皇帝位，好一起沾恩叨光，从而组织了一场场各具形式的劝进活动。内部的人劝，带动满朝文武层层劝；外部闽、越等国也派人来劝，劝得徐知浩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天柞三年(公元937年)十月，杨溥知趣禅位，徐知浩接过了皇冠，建国号为“齐”，改元升元。齐国建立不久，贵为天子的徐知浩认为，依然姓徐，已不太合适。他下诏宣布：他原本是李唐皇室的后裔，从今起，“复”姓为“李”，改名异，易国号为“唐，’。因地处南方，史称南唐。

于此前后，江南盛行着一句童谣，叫做“东海鲤鱼飞上天”。李异取了杨家的天下后，善解童谣者解释说：东海是徐氏的爵封之名(东海王)，鲤鱼指的就是李异，他的登位早有征兆。

做了皇帝。有点自知自明的李异懂得，自己这个皇帝远不能和中原的皇帝比，实力不能比，号召力也不能比。依据国况实情，他为国家制定了一个对外总方针：守境保民，尽量与各国通好。在登位之前，长期的敌国吴越发生大火，宫室、仓库、武器装备遭到严重损失。群臣一致要求，趁此天赐良机，发动进攻。他不同意，不但不采取军事行动，反而派出使者前去慰问，并送去了大量的物品。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世世代代友好起来。

皇位坐了五年，李异告别了人世，庙号烈祖。

李异和其他立国者不同，他的天下不是马上得来的，而是以权臣身份，通过政治手腕取得的。他绝非军事家，除了从润州进人扬州平定事变外，几乎没指挥过任何战争。他是个道道地地的政治家，深知人心、民心的作用，懂得量力而行的道理，厌恶穷兵默武，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大乱已久的江淮地区恢复生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升元七年(公元943年)，李异长子李璨(元宗)继位，次年改元保大。

李碌重用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五人，他们专权乱政，人称“五鬼”。

李憬好歌咏，在朝廷倡导了填词作诗的风气。他非尚武之人，但趁着邻国内乱，保大二年(公元9月4年)出兵攻闽，然归于失败。次年，再度出兵，灭了闽。保大五年，福建旧将留从效以“礼”送走了南唐军队。保大九年(公元951年)发军灭楚，取得湖南之地，然次年即被湖南旧将刘言夺去。

在两度虚假胜利后，南唐受到后周的严厉打击，交泰元年(公元958年)，江北十四州尽归后周所有。李曝奉表乞和，去掉帝号和年号，改称唐国主，行用后周年号。北宋建隆二年(公元%1年)，迁都南昌。

这年，李璨病亡，次子李煌(后主)在金陵接位。

极有文人习气的李煌当了君主，不改文人的察性习气，对政治提不起什么劲。他设盛宴，赏乐舞，亲美色，作高谈，逛寺庙，做佛事，整天整月地玩，没对国事作任何建设性的补救。

李煌这样玩，除了文人的轻薄外，大宋咄咄逼人的统一之势，更是主要的原因。他一上台，就马上向宋朝贡，以示亲善之意。然后，派出弟弟李从善朝觑宋太祖，谁知被扣住不放，他亲笔写信要求放还，还是被拒绝。为防宋朝寻找进攻的借口，他主动降低了政府各级机构的级别，进一步表示臣服。

作为一国之主，面对朝不保夕的局势，李煌是痛苦的，他不忍看，不愿想，索性变本加厉，用色、用词麻醉自己，以醉来漠视人间事。这个杰出的词人、昏庸的君主，苟且偷安，在文学中撞钟度日。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召李爆前去开封，李煌以病为由加以拒绝。

次年，宋军进围金陵，城破，李爆被俘，南唐灭亡。

细说隋唐98：前蜀

创立前蜀的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出生于贫穷家庭。

王建屠牛、盗驴、贩私盐，年纪不大，在所居之地就得到了无赖的名声，因在家排行第八，人起绰号“贼王八”。“贼王八”名声不好听，人却剿悍得很，且有着不错的相貌。违俗违禁的事做得有段日子后，他见兵匪本是一家，为取得保险，应募参加了忠武军。秦宗权以重赏招收勇士，他改换门庭，去那里补上了一名低级军官。

时黄巢起义闹得厉害，攻陷了长安，唐嘻宗逃进川蜀。秦宗权以监军杨复光为帅、军官鹿晏弘为将，率部前去长安勤王，王建相随而去。事后，杨复光把部队分为八都，一都千人，王建被任为都头。杨复光死后，鹿晏弘成了带头人，王建与他不合，和晋晖、韩建、张造、李师泰四都头各率所部，到蜀中直接投靠了唐嘻宗。

几成空头天子的唐禧宗大喜，赐号为“随驾五都”，令他们直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一一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田令孜是巨阉、权阉，控制着这个没落的朝廷，他看中了王建等五人，把他们收为养子。

尽管随的是落难天子，主建这一步毕竟跨得大，大得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在最高政治象征的身边，他的见识多了，眼界开阔了。

长安收复，唐嬉宗返回首都，王建成了禁军—神策军—主要将领，担负起保卫君主的重任，并遥领刺史之职。

然而，唐嬉宗回到长安没儿年，田令孜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盐利，结果争得动起了兵戈。王重荣联合晋兵攻向长安，唐嬉宗只得再度逃亡，逃往兴元(今陕西汉中少。干建被授为清道使，护着玉玺，护着君主。途中，大火烧得栈道浓烟滚滚，几欲断裂，他用身体遮挡着君主的乘骑，硬是闯了过去。唐嘻宗累得睡着了，他以膝当枕，看着君主。唐禧宗醒来，感动得热泪直下，脱下御衣赐给一了他。

到了目的地，田令孜为逃避使天子流亡的罪责，自己提出去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暄那里当监军。太监杨复恭接替了军容使之职，为清除田令孜的势力，他把王建等人赶出去当刺史。

王建的任地是在川蜀的壁州(今四川通江)，此地汉蛮杂居，其中有个溪洞部落挺能打仗，他收编这些地方势力，组成八千人的军队，拉出了自己的独立武装。他把这支混合军队开出去，拿下了附近的两个州。

川蜀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东川，由顾彦朗把持着；一部分是西川，由陈敬暄控制着。王建要图发展，就必须和他们发生接触。他和顾彦朗早年在长安会战中认识，有交情。顾彦朗了解王建的军事才干，送钱送物，关系搞得不错。好朋友不能侵犯，王建只得别找出路。

陈敬喧忧虑这股新崛起的军事势力，和田令孜商量对策。

田令孜说：“王八是我的儿子，别无肚肠，在山南之地作贼，实是进退无路。我只要一封书去，便能让他归附你的毫下。”

收到养父的来信，苦闷的王建顿时高兴起来，派人对顾彦朗说：“监军阿父来信相招，我欲去成都看阿父。此能依陈敬殖，得一大郡，甚称我心。”

他把家属托付给顾彦朗，选了精兵三千，向成都进发。

王建将近成都，有人对陈敬渲说：“王建，乃是今日的猛贼，专门谋取他人的土地，一旦到达，公将怎样对待？他有雄心，终究不甘久居人下，若以将校相待，是养虎自贻后患！”

陈敬暄立即传书工建，让他退回去。

长途跋涉而来的王建如何肯退，他恼了，挥军攻克了汉州(今四川广‘汉)，随之发兵直即成都。成都城高墙厚，加上里面已有了准备，一时攻不进。他请求顾彦朗支援，大量东川军进抵成都城下。激战三日，依然只能望城兴叹。他果断地下令撤退，以汉州为根据地，向四处经营。

王建越战越强，军队如滚雪球般地壮大起来，他再次兵临成都。此时，顾彦朗担心王建下了成都，可能回头对付自己，上表要求朝廷派大员来担任西川节度使，使双方罢兵。宰相韦昭度衔命而来，可陈敬谊拒绝移交。韦昭度组织顾彦朗、王建等部进行会攻，然还是久攻不下。王建“请”韦昭度回长安，韦昭度犹豫不决，王建唆使部下将他的亲信杀死吃了，吓得韦昭度交出了节度使的印信，狼狈离去。

得了节度使的印信，王建理直气壮地在西川攻城略地，打得四方都响应他。然后，他挟势来攻成都。成都已成了孤城，经田令孜调解，走投无路的陈敬暄开门出降。王建入主成都，先派人将移至他地的陈敬煊刺死，后又借故把田令孜打人大狱活活饿死。

得了西川，王建对着东川的地图沉思起来。

顾彦朗于己有恩，且有联姻之亲，借口难寻。适巧，顾彦朗突然病逝，由其弟顾彦晖继任权位。王建急切不能下手，以各种形式开始挑衅。以凤翔(今陕西凤翔)为中心的山南割据者李茂贞，和顾彦晖缔结盟约，共同抵抗王建。王建得到口实，向东川发动了进攻。顾彦晖靠着盟军的支援，遏止了西川军的势头。

几年过去了，李茂贞和顾彦晖发生了矛盾，派军向东川压来。顾彦晖病急乱投医，转而向王建求救。王建乘机出兵，在大败山南军后，顺手牵羊，端了东川的老巢—梓州(今四川三台)，俘虏了顾彦晖。

王建兼有东川，成了名符其实的蜀王。

为了争夺唐昭宗，朱温兵围凤翔，把李茂贞困在了里面，一困就是一年多。此时，王建耍开了政治手腕，一方面和朱温通好，指责李茂贞；一方面又叫李茂贞坚守不降，他会出兵相助。实际上，他却乘着李茂贞难以外顾的窘境，把山南诸州拿去了大半。朱温撤围后，李茂贞力量大削，王建再接再厉，又打下了其他一些州，仅留给李茂贞一座凤翔城，说是为他做盾牌，以挡住梁军。

军势旺炽，王建又乘荆南之乱，攻下了四州。

朱温在开封建立后梁，遣使者照会王建。王建拒绝承认，发檄号召诸侯联合讨伐这个篡逆者。

天复七年(公元907年)，王建按着三国刘备的故事，登上了皇帝位，建国号蜀(为有别于蜀汉及后蜀，史称前蜀)，定都成都，次年改元武成。后一度改国号为汉。

做了皇帝的王建，有些刘备的样子，在境内劝课农桑，改善生产条件，以此来富民强国。他约束官员，约束军纪，约束宗族，在本境内建立了较好的社会秩序；闭关息民，注重农业生产，使当地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仓库充盈；实行严格的官吏奖惩制度，让他们尽心为君、为国、为民效劳；选拔人才，提高政府官员的质量；优厚韦庄、张格、毛文锡等文士，保存和发扬唐文化，尤其是词，出现了不少好作品。他对于天下大局，打出了反后梁的旗号，但又策略地把李茂贞的政权保留下来，作为一道隔绝后梁进兵的屏障。

到了晚年，王建贪享受，好女色，重宦宫，特别在立嗣间题上反复不定，逼得太子王宗鲜起兵自卫，继而失败被杀。

蜀帝做了十一年，王建与世长辞，春秋七十二，庙号高祖。

王建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和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以此双管齐下，先后取得了两川及山南、荆南等地，学着刘备和曹工分庭抗礼的榜样，在成都走上皇位，和中原的朱温对着干。然而，他是叫得多而做得少。不过是借此来增加政治号召力。他称帝后，确实做出一些政绩，但晚年却昏昧得很，弄出了一大堆问题。

光天元年(公元918年)，王建的第十一子王衍继位(后主)。

这是个纵绮子弟式的君主，无视父亲的遗训，喜声色犬马，喜斗鸡打球，喜华丽建筑，喜宫围词歌，委政于宦官，和押客胡混，学神仙游。

咸康元年(公元925年)，后唐大军人川，蜀军全线失败，王衍自缚出降，前蜀亡。

细说隋唐99：后蜀

创立后蜀的孟知祥，字保撒，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相承为地方军队军官。伯父孟方立、叔父孟迁，均官至节度使。时代动荡不安，他们投靠的门庭多变，但总的说来，和河东李克用的关系最深。

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自己的为人，年轻的孟知祥受到了李克用的青睐，不但被任命为军官，且成了他的侄女婿。

李存勖继了晋王位，看中孟知祥的才干，把他吸收进机要核心。一段时间后，准备让他补专门负责机务的中门使。孟知祥得到通知，考虑到一些前任中门使相继获罪被杀，为避祸，他上表请求改换他职。李存勖的反应是：换职可以，但须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代替。孟知祥转荐了郭崇韬，自己去担任军队高级将领—马步军都虞候：唐庄宗消灭后梁，入主洛阳，以根据地太原为北京，孟知祥被任命为最高军政长官。

郭崇韬率军人川平前蜀，因感孟知祥当年推荐之恩，临行前对君主说：“待臣平蜀后，陛下选帅镇西川，无人能及孟知样。”

前蜀如期平定，唐庄宗听取了郭崇韬的建议，大摆筵席，为孟知祥送行。

孟知样到达成都，而郭崇韬已遭谗被魏王李继岌所诛。李继岌率军回开封，他的先锋康延孝拥兵自重，攻下汉州，进行割据。汉州在成都附近，是蜀道重地，孟知祥分兵合击，剿灭了康延孝，获得大量兵员、轴重。

中原出事，唐明宗取代了唐庄宗。新帝君临天下，对政府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把他的集团成员分布于各种要位。作为和前朝有姻亲关系的封疆大吏，孟知祥对新帝是难以相信的，为保证自己的权益，他潜发了割地称王的念头。他明里表示拥护新帝，暗中却积极扩军备战，在原军队的基础上，增设了多股部队，骤添兵员七万多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强悍将领分别统率。

新朝权臣枢密使安重诲看出了征候，认为孟知祥的谋反只是时间问题，想方设法予以遏制。针对各地宦官监军一体被诛的形势，他派大臣李严为西川监军，前去牵制孟知祥。

李严抵达成都后，孟知祥设酒宴招待，等几杯酒下肚后，便将他拖出去斩了。

唐明宗鞭长莫及，对孟知祥无可奈何，只能“施恩”加以笼络。风翔军事长官闻李严被杀，扣留了途经本地的孟知祥家属。唐明宗听到汇报，命将孟知祥之妻琼华公主及其儿子孟袒送去西川，其余家属留下，作为人质。另派大臣李仁矩前往西川，对孟知样进行慰问。对孟知祥示以怀柔，决非唐明宗无能，他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免加速孟知祥的独立。将孟知祥稳定下来后，他发出两道任命：调孟知祥的首席谋士赵季良到别处任职，另派朝臣何玻去担任西川节度副使。

接到朝廷的任命书，时刻防备着的孟知祥将它藏了起来.，上表要求保留赵季良的原职务，在遭到拒绝后，他又派出将军雷廷鲁去洛阳争求。唐明宗退步了，同意了这个请求。为“回报”君主，孟知祥也准了何珊前去赴任，不过是降级使用。

彼此一来一往，暗中较劲，勉强维持着君臣名分。

掌着兵权的安重诲，和唐明宗分别扮着红白脸，他配合君主的政治措施，对川蜀进行了军事防区的调整：用亲信们担任川蜀各州刺.史，配备精兵以防不测；分地另建几个节度使，以弱化东、西两川节度使的权力。

面对大幅度的调整，不但孟知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且东川节度使董璋也慌了。他们原来有矛盾，从未来往过。此时情况紧迫，董璋已顾不得许多，派人向孟知祥请求联姻，以共同对付朝廷。孟知祥起初不愿，经赵季良的劝说，才答应与董璋结成儿女亲家。两川订立同盟，联名上表，要求朝廷撤还所派出的刺史和节度使。

唐明宗没有让步，只是用好言好语搪塞他们。

对两川的联名上表，安重海是这祥看的：想反的是孟知祥，董璋忠心报国，决不可能反。由此，他准备依靠董璋，来对付孟知祥。

然而，安重诲的估计是大大地失误了。没出多久，董璋抢先竖出了反旗，攻破了为朝廷所控制的一州。孟知祥积极响应，召开誓师大会，泪流满面地控诉了朝廷的罪恶，哭得将士齐声高叫愿意跟他干。他调兵遣将，一面令李仁罕等进攻朝廷控制的州郡，一面驰兵帮助董璋把守东川。

朝廷军开来了，由石敬塘率领直抵剑州(今四川剑阁)。孟知祥派出赵廷隐领兵万人迎战。战斗在剑门进行，朝廷军大败。剑门失利，其他地方也相继失陷，石敬塘下令撤退。东、西两川全部为董璋、孟知样所得。

朝廷军全线溃败，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粮食供应不力，唐明宗怪罪安重海。不久，又因安重诲弄权太过，将他诛死。随之，他派使者进西川，说彼此失和，本是安重诲所致，现祸首已除，应重归于好；还说，孟知祥在京家属安好无恙。

见朝廷愿意妥协，并为家属考虑，已据有西川的孟知祥想适可而止，派人要董璋一起去朝廷谢罪，以改变双方紧张的关系。

可董璋不同意，对来人说：“孟公家属皆存，而我子孙已全部被杀，我谢什么罪！”

孟知样再三相请，董璋只是不依，并怀疑这个亲家公已将自己卖了，口中渐渐带出难听之话。使者回报，劝孟知祥采取军事行动。然孟知祥还未动，董璋已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夺取了汉州。孟知祥亲自出征，和董璋大战于鸡距桥，打得董璋全军覆没，进而占据了东川。

得了东川，孟知样合算下来，觉得比家属重要得多，停止了向朝廷谢罪，悠然自得地当起了蜀王。

他还算给唐明宗面子，终唐明宗之世，他一直未亮出正式独立的旗帜。

在唐明宗逝世的第二年，也即应顺元年(公元934年)，孟知样自立为帝，建国号为蜀(为有别于蜀汉及前蜀，史称后蜀)，定都成都，改元明德。

为巩固两川这个独立王国，他治蜀的政策，沿袭了王建闭关自守的做法，然他没能像王建那样搞出较新的气象，但尽量派比较廉明的官员去当地方官，以争取人心。并采取了一些便民措施：招集流散人口定居，增加劳动力；免除不合理的税收，减轻民众负担；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仅戴了半年的皇冠，他就撒手告别了人寰，庙号高祖。

孟知祥很懂得政治分寸，善于保存自己，在别人对高位求之不得之际，他却明智地选择了推辞，由此不但逃避了灾难漩涡，而且落得了个人情。他是从后唐统治集团内部冒出来的割据者，利用朝廷之变，利用利益暂时相同的同盟者，把两川占为己有。在他的统治时期，低限度地营造了安宁局面，使川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相对的保障。

继位的是孟知祥的第三子孟租(后主)。

孟袒登台时年仅十六岁，面对一些元老功臣的骄横跋启，采取了先是忍让，然后果断诛除的手段，扫清了政治障碍。

他在施政上，以民为本，要求各级官员奉此本为纲进行管理。与此相适应的是，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减轻民众负担；并在朝堂上设置巨函，听取民众对官吏的意见；遇有贪官污吏，坚决予以罢官降职。

此外，他实行了让中枢大员遥领节度使，以杜绝地方割据的祸患，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然而，这些行为只是他为政前期的表现，随着本身地位的稳固，他开始追求享受，并且达到了奢侈荒淫的地步，居然用七宝装饰便器。同时，他扶植的亲信形成了新贵集团，把政治搞得渐渐昏暗起来。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军逼进，六十六天即荡平蜀川全境，统治了三十余年的孟耗献表出降，后蜀灭亡。

细说隋唐100：南汉

建立南汉的刘涉，登位后只度改名，分别为岩、龚1美　7仁蔡(今属河南)人。祖父刘安仁，迁居闽地，因往南海经商，复定居南海。父亲刘谦，唐末参加广州部队，从低级军官一直做到封州(今广东德庆)刺史，手下有兵万人，战舰百多艘。兄长刘隐继承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被后梁封为南海王，成为两广地区的割据者。

刘陆是刘谦的非婚生子，母亲段氏将他生在了外面。刘谦的正室韦氏是唐宰相韦宙的女儿，听到消息后，气得令人把刘涉抢来，拔剑要杀他，然仔细一看，却.见这个婴儿生得很是不错，立即转变了念头，将他收为己子。三天之后，把段氏给杀了。

刘陆排行第只，长大成人后，精子骑射，身材魁梧，据说还像刘备那样两手过膝。时大哥刘隐已干得相当出色，他靠着大哥谋得了显要的职位。大哥取得清海军节度使之位后，他当上了副使，一起经营着南海地区。

天下大乱，南海地区也大乱，刘隐虽说是南海王，却根本不能全面控制这个地区：交州曲颖、桂州刘士政、琶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昭均各自为政，打出独立的旗号；卢光稠与其弟卢光睦、子卢延昌分据虔、潮、韶三州，不时以兵相犯；高州刘昌鲁、新州刘潜以及许多地方势力，也不听调遣。

为收拾这些异己势力，把南海王当得名符其实，刘隐决定先向韶州进攻，以实现军事突破。

对此战略部署，刘陆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韶州是卢延昌所据，他依靠的是其父卢光稠。如击韶州，虔州军必救应，如此，我军将首尾受敌。依我之见，韶州不宜直攻而应计取。”

刘隐不听，坚持己见，结果大败而归。

大败而归的刘隐，服了这个同父异母弟，将军事讨伐全权交给了他。刘陆接受使命后，调整了军事攻击的箭头：先易后难，先弱后强。不久，除了少数地方外，各独立和半独立势力被一一平定。

刘隐死后，南海王的桂冠落到了刘阶的头上。

第二任南海王刘涉继位之初，一边继续对本地用兵，收服各种割据势力，将他的旗帜插遍境内；一边继承刘隐的外交路线，向后梁称臣，以换取政治支持。

向后梁称臣，本非心甘情愿的事，不过是为了得到后梁的承认，以显示自己是正统的地方政权而已。

待到钱珍被后梁册为吴越王后，刘阶耻于南海王的封号，对日益衰弱的后梁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愤恨地说：“中原正值多事之秋，真搞不清谁是真主，我岂能万里远航去臣事伪廷！”

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刘陆终止了和后梁的君臣关系，登上皇位，建国号大越，改元乾亨，定都广州。次年，改己名为岩，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在对外关系上，刘涉和两国结成了政治联姻：一个是楚，他娶楚王马殷之女为妻，先封为越国夫人，后册为皇后；一个是南诏，他把女儿增城公主嫁给南诏王郑仁曼为妻。通过联姻，他为南汉分别在北面和西南设计了两道屏障o对于中原政权，他在登位之后就没和后梁来往过，待到唐庄宗把后梁灭掉后，他听闻后唐军事实力极为强大，出于畏惧而派使者前去沟通关系，称“大汉国主致书，七大唐皇帝”，言辞相当恭敬。使者见了唐庄宗，说是本国己准备好了大批贡物，至秋即当送来。

可使者返回叙职时却说：后唐政治紊乱，不久将乱，根本无力南顾。刘涉听了，自大的感觉上来了，立即下令停止进贡。

南海多少数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帝，刘涉的心态极是复杂，自大和自卑难分难解。他耻为蛮夷之王，常对北方之人说，他的家乡是咸阳，他决非本地人。与此同时，他又狂妄得很，把后唐天子贬称为“洛州刺史”，意谓其土地少得可怜，控制力非常有限。

在内部的政治建设上，刘涉继承了刘隐的作风，依靠的是北方人：被流放本地的唐名臣子孙，及遭乱来此避难的士人，他不但依靠他们，且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宰相赵光撤自以为出身唐代高门大族，不得已奉事潜伪小朝廷，心里很是仪快不快，总想回北方。刘涉看出征候后，令人伪造他的手迹，把他的家属从洛阳全部接来，令他感动得从此尽心尽力。大臣王定保反对建国，刘阶派他出使荆南，等他回来，木已成舟，他出言讥讽，刘险毫不计较，一笑了之。

刘险聪明且悟性高，政治上颇有一套，办成了许多难办之事。然性格残酷，治民喜用刀锯、肢解、剖剔、炮烙、截舌、灌鼻等令人毛骨惊然的刊法。他每见杀人，竟然高兴得眉飞色舞，嘴中净晰呀呀，口水直流，被人认为是怪物投胎。南海民众，如置于炉火之上。

他生活奢侈，大肆搜刮民财，为显示富有，他聚收南海珍宝，建筑玉堂珠殿，上面饰以金碧羽翠，弄得如同人间仙境。外地客商经过，他常召之观看，自夸壮丽，以满足虚荣心。

他好蛋周易》，遇有大事必以此书求解。他改名龚后，时有胡僧说：“根据诫书讲，灭刘氏者龚也。”他恐此名将破国败家，遂根据《周易》中‘“一吃龙在天”之句，自造“美”字为名。楚军攻封州，本军大败，他又拿出《周易》占笨，得到的是’‘大有”，由此改元大有，大赦境内。

刘脸在位时，有件事对后来的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大有十年(公元937年)，属于南汉的交州(今越南北部)长官杨廷艺被部将皎公羡所杀，皎公羡自立为主。杨廷艺旧将吴权领兵攻击皎公羡。皎公羡向刘陆求救。刘涉封儿子刘洪操为交王，以救援之名发动大军进攻吴权。经过激烈的海战，南汉军大败，刘洪操战死，刘涉只得收拾余众撤退。吴权站稳了脚跟，拉开了越南吴朝的序幕。

刘涉临死前对继承人的安排充满忧虑，说：“奈何我子孙不肖，后世将如鼠人牛角，势必越来越小！”

继承人给他定庙号，称为高祖。

刘阶称得上是个乱世英雄，懂得军事之道，善于用武力却不迷信武力，为刘隐割据南海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他登台之后，制定了灵活主动的对外政策，根据天下形势不断地变，维护了南汉政权的利益和体面。对于政权建设，他全盘使用有高度文化的北方人，为提高当地的文化水准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过于奢侈、残忍，把治下的民众推进了水火之中。

大有十五年(公元942年)，刘险死后，其第三子刘洪度(疡帝)继位。

刘洪度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登台的，为防不测，他猜忌兄弟，猜忌群臣，用宦官加以防范。他本身的生活极为糜烂，常一与倡妇微行，命男女裸体相观看。

这年，爆发了以张遇贤为首的农民起义，南汉军队征讨无力，起义军攻克循州后，进人江西，被南唐军队所镇压。

光天二年(公元943年)，刘洪度被其弟刘展所杀，刘展自立为帝〔中宗)：这个杀兄而得位的君主，为避免自己重蹈刘洪度的覆辙，大开杀戒，把十五个弟弟送上了黄泉路。他好刑嗜杀，用“生地狱”肆虐臣民，以“斩瓜试剑”戏杀宫女。他挥霍无度，为满足需求，竟出动水师到海上劫掠商人的财货。

他广筑宫殿，建离宫千余间。他疏远朝臣，重用宦官和宫女，让宫女卢琼仙、黄琼芝等十几人身着朝服冠带，临廷参政：为扩大领土，他对楚展开大规模的用兵，乾和七年(公元只9年)，攻取昭州(今广西平乐)。两年后，趁南唐灭楚之际，再取宜、连等八州，将边界推至广西和湖南南部。

乾和十五年(公元958年)，刘展长子刘继兴继位(后主)。

刘继兴继承了父亲的用人方针，并发展到登峰造极，让宦官和宫女主掌政权。他审览奏章，必以卢琼仙之言为定否。卢琼仙联结宦官龚澄枢、陈延寿，秉握政柄。刘继兴信鬼神。尊崇自称玉皇大帝附身的女巫樊胡子。此辈互相呼应，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他相信宦官竟到了荒唐的地步，如要起用某个人，必阉割后再使用，甚至对待新科状元也是如法炮制。

他大造华楼，大贪女色，大征苛税，大用酷刑，比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境内怨声载道。

大宝三年(公元960年)，刘继兴拒绝了宋太祖让李后主所写的劝降信。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军长驱直入，包围了广州城，刘继兴开门出降，南汉灭亡。

细说隋唐101：楚

建立楚的武穆王马殷，字霸图，许州郡陵(今河南鄂陵)人。

马殷的出身相当特殊，是个木匠。在那个人们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年代，木匠的活实在不好找，迫于生计，他应募到秦宗权的部队当了兵。

因会做人，能打仗，且有股豪气，没出多时，马殷被提升为偏将。时秦宗权和杨行密争淮南，他派其弟秦宗衡率孙儒、刘建峰等将渡淮河攻扬州。马殷属孙儒部，相随而去。不久，孙儒和秦宗衡闹出矛盾，将这个主帅给杀了，接管了部队，和杨行密展开拉锯战。在这当中，马殷随刘建峰奉命去周围地区攻战，征集粮食，以供应主力部队。

孙儒战败被杀后，其部大部分被杨行密收编。马殷所在之部失去依从，推刘建峰为帅，马殷任先锋，打出独立旗号，转战豫章(今属江西)地区，攻下虔、吉等州，将部队扩展到几万人。然后，进人湖南，用计拿下了潭州(今长沙)，成了湖南最大的割据者。唐僖宗授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驻扎在邵州的湖南降将蒋勋要求做刺史，遭到拒绝后，出动军队骚扰他地。马殷领命对邵州采取军事行动。于此之际，大本营发生了巨变，刘建峰因看中军卒陈赡之妻的美色，与她私通，被陈赡组织兵变杀死。军中不可一日无帅，经将宫们磋商，推出行军司马张估为帅。

张估是明白人，有自知自明，认为自己决不是挂帅的料，诚恳地对诸将说：“我非你们之主，我才不及马殷，可共立他为主。”

诸将同意张估的推荐，派出使者前去邵州迎接马殷。马殷急速从邵州赶回，从张估那里接过了主帅之位。

张估的推荐确实有道理，马殷当了主帅后，从内到外改观了局面。他先镇压了陈瞻等闹事变的几十人，以确立军中秩序，建立主帅威信。随之，他派遣大将秦彦晖、李琼等进攻各州割据者，拿下连、邵、郴、衡、道、永六州。

湖南大半在手，马殷俨然成了湖南王。

马殷并不以湖南为满足，他乘军势旺炽之际，果断地把军事地图上的箭头画向了广西。他在出兵之前，派使者向桂州割据者刘士政施以政治攻势，然使者被阻止在要隘全义岭前，他马上调派李琼领兵征伐。李琼打破全义岭，攻陷桂州，生俘刘士政，取得了桂州所隶之地。

此后，杨行密命其将刘存攻江夏(今湖北武昌)杜洪，马殷为防唇亡齿寒，令秦彦晖率水军驰救。杜洪战死，刘存将全部兵力扑向了马殷。马殷在沿江一线排布了战阵、伏兵，打得刘存想罢兵求和。

秦彦晖不同意，说：“淮人多诈，以此使我军松怠，绝不可信！”

水陆合战，秦彦晖击得刘存阵亡，相机取得了岳州(今湖南岳阳)。

时湖南朗州(今湖南常德〕尚未归人马殷的版图，割据者是澄朗节度使雷彦恭。雷彦恭趁杨行密攻杜洪，荆南割据者成油出主力相救之机.袭取荆州，掠走财货，放火烧了城池。然后，他联结杨行密，扼断长江、岭南的通商之路，阻遏马殷和中原的交往。马殷和后来的荆南割据者高季兴联手，点派秦彦晖进攻朗州。经过几年的战争，终于平定朗州，活捉了雷彦恭。

唐朝给马殷的名号，是武安军节度使。

后梁取代唐朝，马殷立即予以承认，派遣使者入朝进贡。作为回报，当然更是为了控制湖南，梁太祖慷慨大方地赠给马殷多种头衔。

在这一串尊贵的头衔中，让马殷最心花怒放的是“楚王”。

当上楚王，马殷成了表面依附梁朝实际却独立自主的国王。他要求梁太祖同意他像唐初秦王李世民那样，开天策府，设置官属。这完全是空头人情，梁太祖哪有不同意之理，立即册封马殷为天册上将军，准许他所有的请求。

马殷在夭策幕府中设立左、右相及十八学士，作为政治中枢。

马殷的地盘有二十一州，政治中心设在长沙，对这地盘的经营，他费足了苦心。他出生于下层，知道民间的疾苦，知道国家的根本是什么，从而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在各种政府事务中，他对经济尤其下了大力气，广泛促进桑蚕纺织业。与此相适应，他改善赋税法，让民众以帛代钱，减少中间盘剥。

根据本地的出产特征，他把茶业立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广泛提倡民众种茶、制茶、卖茶。他利用和中原王朝的亲近关系，在开封、洛阳及襄(今湖北襄阳)、唐(今河南唐河)、(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嫂，设立了邸务经销茶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入称可以百万计。除了官府在境外经营的茶务，他还允许民众在境内自由买卖茶叶，以此吸引各地客商前来做生意，从中征收茶税。

为了扩大本地物产的销售量，除茶税之外，他以免税的特别优惠政策，鼓励客商到他的境内做买卖。同时，他别出心裁地制定了用铅铁制钱，对铜钱以一换十的货币制度，迫使得了铁钱的客商在其境内调换了物产再走二商旅辐凑，商业繁荣，马殷坐收大利。

楚兵力薄弱。却外敌甚多，先后与昊、吴越、南汉、割据荆州的成纳发生战争，马殷出奇制胜，赢得了主动权，以此保证了楚立于不败之地。

后唐灭了后梁，善事中原朝廷的马殷，迅速地做出了反应，派儿子马希范至洛阳朝贡。唐庄宗问起洞庭湖的广狭，马希范机灵地回答说：“若是陛下车驾南巡，此湖仅够饮马而已。”

唐庄宗高兴地笑了，抚着马希范的背别有用心地说：“我常听说马家社樱将来必为高郁所取，今马公有如此之子，高郁怎能取得？”

马希范带着这句话回了国。

高郁是马殷的首席谋臣，他足智多谋，为马殷建了不少良策，也为四面是敌的马殷设计了立国方针，他对当初陷于困境的马殷说：“成呐地狭兵寡，不足为虑；刘阶志不出其地，难以成患；杨行密和孙儒有大仇，即使用万金相酬，也难扭转关系。大王可尊奉中原朝廷，讨取封爵以压强邻，然后整兵兴农，蓄力以图霸业。”

马殷照计而行，大展宏图。

楚的兴旺，高郁当为第一功臣。然高郁虽有才，为人却贪得很，且傲慢自大。马希范从洛阳回来后，在本国也听到了许多对高郁的说法(有人说是高季兴所派间谍散布的谣言)，为防不测，更重要的是为了扫清自己日后登台的障碍，先是解除了高郁的军事职务，随后又矫旨以谋反罪将他给族灭了。

马殷时已年老，在得到唐明宗的“楚王”的封爵，并将潭州升为长沙府后，已很少管事，听到高郁的死讯后，痛心疾首，拍胸大哭说：“我既老又荒唐，居然连勋旧都不能保存！事至如此，我也将不久于人世！”

马殷带着遗憾去了黄泉。

马殷统一湖南后，他虽未走上皇位，但实际上，他拥有的领土已成了地地道道的独立王国。从一个帮佣的木匠，到割据一方的楚王，他尽管手上沾了许多鲜血，但和其他军阀相比，还算是有些人性的。照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来看，他完全称得上有突出的经济头脑，巧妙地用桑蚕、茶生产和商业交融的方法，为楚打下了较雄厚的实力基础。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马殷次子马希声(衡阳王)继位。

他执政后，不过是守业而己。

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马希声之弟马希范(文昭工)继位。

马希范和马希声是双胞胎，可他为政、为人的幅度要比马希声大得多。他好文学，能做诗，在周围聚了十八学士，有空则与学士们狂饮狂赌。他花费巨资起造宫殿，钱不够，又加重税于民众，弄得农民离乡背井。他造了座九龙殿，以八龙绕柱，自视为一龙，合为九龙。晋高祖征叛将安从进、李金全，他受诏出兵相助，并接济了大量粮食。此后，挫败了来犯的溪、锦、奖诸蛮，反攻其地，降服了大批少数民族。

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马希广(废王)接替亡兄之位。

马希广得立，其兄马希尊不服，起兵相争，进攻长沙：.马希广先胜后败，向汉隐帝求救不得。马希警自号为“顺天将军”，扫荡楚地。长沙陷没，马希广遭擒被处死。

经过三年的混战，乾林三年(公元950年)，马希尊(恭孝王)终于做了君主，时后汉被后周取而代之，他转臣于南唐，被封为楚王。他将军政大事全权交其弟马希祟处理，自己当起了安乐王。

次年，马希崇废马希粤自立，后马希曹被人拥为衡山王，双方都请命于南唐中主李憬。兄弟相争，外人得利，李曝趁湖南大乱之际，派大将边镐带兵人楚，俘了马希崇，并将马氏全族迁至金陵，楚至此亡国。

楚亡后，尚有一段尾声。南唐军占领湖南，其所作所为并不得人心，马希范旧将刘言遣军攻击边镐，将其赶出湖南。刘言为湖南主后，于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向后周献土臣表，移治所于武陵(今湖南淑浦南)。其将王进连不甘居其下，举兵相击，擒刘言而杀，自为湖南主。旧将潘叔嗣因受王进逛逼迫，袭击武陵，王进连兵败被杀。

潘叔嗣认为自己难当主位，显德元年(公元954年)迎武清军节度使周行逢为主。周行逢生活节俭，果于杀戮，对恃功傲慢者及图谋造反者一概绳之以法，对民众有过错者无论轻重一律处死。

北宋建隆三年(公元%2年)，周行逢死，其子周保权继任。他在击杀叛将张文表后，根据父亲的遗命，归降了宋朝。

细说隋唐102：吴越

建立昊越的武肃王钱谬，小名婆留，字具美或巨美，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父亲钱宽，以种田、打鱼为生。

钱谬年轻时，厌恶生产劳动，好舞拳弄棒、射箭击架，读了些图徽之书，开始行侠仗义，替人打抱不平，然家乡父老却将他视为无赖。靠拳棒解决不了糊口问题，在江湖朋友拉拢下，他加人了贩私盐的团伙。

时已是唐末年代，农民、军人揭竿而起的此起彼伏。浙西军官王郑引部造反，本地部队的将官董昌以参加讨伐为名，在乡里募兵。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将颇有名气的钱谬招为偏将。部队扩建后，拉上了前线，钱戮力了些战功：王郧失败后，黄巢起义军的一部分进人浙东，逼向临安，作为董昌得力将官的钱谬认为：敌众我寡，不宜硬拚，当出奇兵迎击。他带二十名勇卒，在狭窄的山谷中设伏，挫败了对方的先头部队，斩首数百级。随后，他将所部开进“八百里”之地，以此地名虚张声势，使得对方放弃了临安，绕道而走。

在和王邹、黄巢的争战中，董昌以保卫家乡为名，顺利地壮大了实力，控制了杭州地区八县，他在每县招募千人，置为一都，合为“杭州八都”，任命钱谬为最高长官—都指挥使。

起义之事烟消云散，江浙一带的地方实力派各自为了扩张，矛盾日益加深，到最后无可避免地发生了火并二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首先和董昌拉斤了战幕，两军隔钱塘江相峙。钱谬受命率军渡江，伪装成敌军，攻人敌营，杀得刘汉宏弃军易服扮成厨师逃走二两年之后，钱谬领军向越州进发，他长驱直人，所向披靡，捣破对方一的老巢，将刘汉宏处死。

消灭了刘汉宏，董昌取代了他的职务，搬进越州。钱谬接替董昌的职务，成了杭州刺史。

据有杭州的钱耀，以足智多谋的成及为副手，以勇敢善战的杜棱、阮结、顾全武为武将，以颇有名望的沈裕、皮光业、林鼎、罗隐为宾客，建立了一个文武兼备、人才济济的政治班子。

钱锢本非人下之人，经过战争的考验，他的自信心更是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他并不满足区区杭州一地，一心欲向外发展。然而南边是浙东，为顶头上司董昌直接管辖，无法染指，比较可行的，只有往北向的江苏地界开拓。此时，长江以南的江苏地面正值大乱：淮南将领徐约攻取苏州；润州(今江苏镇江)内部发生兵变，长宫周宝被逐了出来，逃向常州。擅长军事的钱谬3面对这扑朔迷离的局面，高明地采取中间突破，然后两头开花的战略：打出解危救难的旗帜，攻克常州，取得周宝为政治资本，随后夺取润州，再兵下苏州。

连下数州，钱谬名声大振，使得正在混战的杨行密、孙儒不敢进人他的地界。

钱谬的战绩，在董昌看来，这是他的成就，望着版图的扩大，他开始得意忘形。在术士应智、王百艺、女巫韩姐的鼓动下，他自称皇帝，建国一号为罗平，改元顺天。

对于董昌的举动，钱缪不但没有附和，反而认为这是脱离董昌系统，自己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从而向唐廷上了奏表，强烈谴责了董昌的谋逆行径。唐昭宗下诏削除董昌的官爵，晋封钱谬为彭城郡王，授以浙江东道招讨使之职，让他为朝廷铲除这个逆贼。

得到皇命，钱谬得到了代表正义的旗号，然为了证明他决非忘恩负义之徒，他出动三万大军结阵于越州城的迎恩门，并没有发动攻势，而是派说客入城对董昌晓以大义，劝他自行改过。董昌根本没想到钱谬会反他，绝对没有应战准备，加上精兵强将多在钱锣手中，他也无法应战，当即做出了待罪的姿态，拿出二百万钱搞军，另将应智、王百艺、韩媳等人送给钱谬发落。

面对故主如此的高姿态，钱谬己说不出什么，只能撤军返回。

待钱谬一走，董昌重新恢复了帝号，调兵遣将把守各关隘，同时向杨行密发出求救。钱谬得到消息，再度进兵越州，和董昌及杨行密的援军展开了长达几年的争战。最后，在顾全武等将领的有效作战下，并利用了董昌集团内部的分化，终于击败董昌，并生擒了他。

董昌无面目再见钱锣，在被押往杭州的途中投水自杀了。

把董昌的皇冠打翻在地，钱缪控制了整个杭、越地区。

钱谬对朝廷建了‘大功”，唐廷的回报是：授予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赐以铁券，可恕九死；此后，相继封为越王、吴王。

成为一方诸侯的钱锣，把他的政府定在杭州。为显示光宗耀祖的辉煌，他将故乡改名为衣锦乡，将发迹的营地先后改为衣锦营、衣锦城、衣锦军，将家乡的石鉴山改为衣锦山，将小时玩耍的大树封为衣锦将军。

功成名就的钱谬衣锦还乡，万人争睹风采，路衙水泄不通。可他的父亲钱宽却避得远远的，钱谬不解，下车赶去追问何故。

老父的回答是：“我家世世代代以田渔为生，从未显贵如此。你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我家，所以不忍见你。”

一身衣锦的钱谬哭了，感谢老父的指教。

从下层杀出来的钱谬，升腾在富贵乡中，充分地及时行乐起来，把家乡的第舍造得富丽壮观，把宫廷的殿阁造得气象万千。

然他没忘记治下的民众，为了农业收成有保障，更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他也做了一些好事、实事，特别是广泛地兴修水利事业。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件事，也是使后代相继获利的一件事，是沿钱塘江边建筑了捍海石塘。在修筑的过程中，因潮浪太大，施工极为困难，为鼓励参修人员的信心，他令五百强弩手猛射潮头。高明的工匠则解决了具体的技术难题，用装有巨石的竹笼和大木料相杂，层层叠叠地垒成了海塘。

钱谬审度天下形势，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并不太雄厚，难以进一步图霸天下，而惟有和中原政权搞好关系，才能与强邻抗衡，保住这一方土地。由此，不管中原政治格局如何变化，他始终向中原保持了一份’‘忠心”：梁太祖登位之初，鉴于钱谬的态度，立即封他为吴越王。

有人劝钱谬拒绝梁朝的任命，公开打出独立的旗号，可他笑着说：“我岂失为孙仲谋‘孙权)！”

钱谬长寿，活到八十一岁。临死之前，他告诫他的继承人说：‘’子孙善事中原，切勿以中原帝姓多变而改国之大政。”

钱谬走的是从无赖到军阀，又从军阀到君主的道路。他懂政治，也懂军事，然他的政治悟性要比他的军事才干更强。在对待董昌称帝的问题上，他巧妙地处理了道义和恩情的关系，遮住了他以下犯上的野心，把董昌逼上了绝路。在对待中原政权问题上，他委曲求全，以少量的贡品和牺牲一点名分的代价，换取了支持，使自己在三面受敌的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宝正七年(公元932年)，钱谬第七子钱元灌〔文穆王)继位。

有患难经历的钱元灌，颇懂政治之道，他守着父亲的遗训，与中原王朝尽力搞好关系；对朝内的人事，以消解矛盾为主，促使将臣和睦，加强政治凝聚力；提倡儒学，设立择能院，广为选拔吴中文士；恤抚将士，提高军队的向心力；减除无主荒地的租税，扩大耕地的开垦。在他的统治下，昊越经济朝着繁荣的方向继续发展。然他生活奢侈，在建造宫室上花费了惊人的钱财。而晚年的一场大火，却将他经营了一生的宫室几乎全部焚为废墟。

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因大火而精神失常的钱元灌病亡，他的第六子钱弘佐(忠献王)继位。

这个十三岁的小君主，_仁台之后，颇有些英明气象，继承了父亲的不少优点，在刚厉果断上则超过了父亲：元老宿将倚老卖老，骄横得很，他起初予以大度忍让，在自己立脚稍稳后，一举除掉了四个高级将僚，使得全体朝臣畏服在他的脚下。南唐平闽，闽将李仁达降而复叛，向吴越求救，钱弘佐力排众议，出动大军分水、陆两路驰救，一举击败南唐军。

在位七年，钱弘佐亡故。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六月，其弟钱弘徐(忠逊王)继承大宝，以弟弟钱弘椒参知政事：老将胡思进历享尊荣，却遭到了新君的轻慢，彼此渐起矛盾。钱弘徐欲诛胡思进，后者先下手为强，把钱弘徐给废了，另立钱弘椒为君，时在当年的十二月。

钱弘椒得立后，应周世宗之邀，出兵合击南唐，他遣将抢先进攻常州，竟全军覆没。待周军渡淮后，他尽出国中之丁壮为兵，组成庞大的水师，再应北军。他历经后汉、后周二朝，贡奉不绝。然对境内的民众，却加重了赋税。宋太祖立国后，诏钱弘椒人朝，他带大量礼品进献，得到了尽宋太祖一世可保吴越无虞的许诺。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太宗诏钱弘椒迁居开封，昊越结束。

细说隋唐103：闽

建立闽的闽王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祖上世代为农，到父亲王凭，依然是把汗水洒在田里的农夫。

王审知的哥哥叫王潮，在县里当吏，兄弟俩都有才有勇，知名于当地。时黄巢起义军攻进长安，带动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寿州人王绪应着形势，自己拉了一帮人马，打进固始。他占领此地后，大力扩军，听人介绍起王氏兄弟，把他们招来在军中任职，以王潮为军官。

王绪兵微将寡，光靠自己的势力，很难长期割据固始这弹丸之地，他寻找大军阀做靠山，和蔡州的秦宗权挂上了钩。秦宗权任命他为光州刺史，让他带所部合击黄巢。王绪惧怕黄巢，拖着不出兵。秦宗权恼怒了，发兵进攻固始。王绪无力抵挡，退出固始，南下另谋生路。他一路走，一路掳掠，进人闽地，部队壮大到数万人。

部队壮大得可观，内部的危机却日益增长。作为首领的王绪，尽管有着豪雄之风，但为人却气量狭隘，猜忌成性，凡才干超过他的人，都变着法儿给弄死。

众将官忧俱，王潮也优惧，为免做怨死鬼，他大胆地对处境相同的将官说：“我辈离弃祖坟、妻儿老小来当盗，原是为王绪所迫，并非出自本意。今王绪猜忌我等，将官中有才干者难逃一死，我辈朝不保夕，怎能图取大事！”

这一席话，说得彼此流泪涕泣。末了，他们抹干眼泪，决定除掉王绪。

他们选了壮士几十人，伏在鉴竹丛后，待王绪走来，冲出将他擒拿住，囚于军中。王绪无面目再活下去，寻了短见。

众将官重择主帅，因王潮为谋事之首，且有出色的才略，前锋将推荐了他，并说：王潮对大家有活命之恩，应立为帅：众人一致同意。

王潮成了主帅后，和一批骨干献血为盟，建立了核心集团，全面控制了军队。靠着这批骨干，更靠着自己的身体力行，他在军中迅速建立起威信，赢得了全军的拥戴。随之，他大抓军纪，革除掳掠习气，改善军民关系。

乱世难得这样的军队，王潮获得了当地的民心。王潮转战福建，受到民众的拥护。

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残暴，毫无人性，治下之民苦不堪言，所辖之军苦不堪言，然迫于他的淫威，无人敢出来反对他。当王潮军队路经其境时，泉州军民派出代表，前去和他洽谈，请他为民除害。泉州父老成群结队拦在路中，持着牛酒，要王潮别走。

泉州是福建的大城，又是海.七贸易的重要港口，这样的地方，王潮本是求之不得，现见当地军民这样欢迎他，实在是喜出望外，于是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号，将部队开到泉州城下。围城围了一年多，王潮率军开进了城内。

福建观察使陈岩承认了既成事实，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有了泉州，王潮有了一个很不错的根据地，他收编了泉州军，又平定了狼山的山大王薛蕴，极大地扩充了实力。拥有如此的实力，他开始打量起福建的其他地方。

福建的政治中心在福州，陈岩驻节于福州。陈岩病卒后，他的女婿范晖自称留后，接过了政权。早就对福州感兴趣的王潮，立即抓住这天赐良机，先表示了不承认的态度，然后命令王审知带领军队进攻福州。

福州城高墙厚，加上守军配备精良，战斗力强，王审知攻了很长的时间，牺牲了大批将士，没有任何进展。他吃不住了，要求大哥让他撤退。大哥的回答是不许。他请求大哥亲赴前线，并增以援军。大哥的答复是：‘“等你的兵与将全部战尽了，我自会前来！”

这是道死命令，不容商量的死命令，王审知被逼到了绝境。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没了任何退路的主审知，亲自上阵督战，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强攻。一年之后，城内终于食尽，守军杀了范晖，开门出降。

消息传来，王潮从泉州移治福州。此时，他已拥有福建五州，唐昭宗任他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接到任命，他授王审知为副使。

王审知生相雄壮，高鼻方口，喜骑白马，军中呼为“白马三郎”。他当上第二号人物后，对大哥依然百依百顺，从不计较个人的委屈。有时.他犯有过失，被严厉的大哥大加捶挞，受打后，脸上没一点怨色。因其能干，有度量，又识大体，王潮对王审知赋予了最大的信任。他病重卧床不起后，竟然舍去自己四个儿子不用，让王审知主持了军政事务。

王潮谢世，王审知接替了兄位，唐廷封他为琅邪郡王。梁太祖在开封登基，晋封王审知为闽王。

将政治中心设在福州的王审知，对梁太祖的晋封之恩，投桃报李，以朝贡的形式，把梁朝认作宗主。时江、淮地区被与梁朝敌对的杨行密所占据，陆上交通断绝，贡使只得转道海上，从福、泉二州起航，至山东登、莱二州靠岸，再前往开封。海上风浪大，贡船容易出事，被倾覆者十有三四。尽管代价非常大，然王审知始终尽着这份义务。

在政权内部的人事安排上，为人谦和的王审知礼贤下士，重用流落福建的唐士大夫王淡、杨沂、徐寅等人，以期用他们的文化提高当地的文化，用他们的政治识见来建设政府。

王审知还兴学办校，尽力培养当地人才。

福建地力有限，王审知利用多港的地理优势，积极发展海_仁贸易，吸引各地客商前来经商〔也的侄子王延彬为泉州长官，把海上贸易搞得红红火火，人称“招宝侍郎”。

最可称道的，是王审知的为政表现、，他反对奢侈，带头过俭朴生活，以为官吏的表率；用才德兼备者为官，改善与民的关系；废除严刑，轻摇薄赋，努力给民众创造休养生息的环境：王审知当政三十年。一境安然。民众喜欢这个统治者，有一年，风雨雷电在海边黄崎劈出一个大然港口，人们认为这是王审知的德政所致。

在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时期中，王审知是和其他君主有着最大区别的统治者。他的特点是天性比较温厚，以温厚被兄长工潮破除规矩地定为继承人，又以温厚取得闽地的人心。他能打仗却不太喜欢打仗，崇尚文化，崇尚德政，崇尚和睦，崇尚俭朴，崇尚老百姓能过上安定日子的社会，别具一格地将福建营造成为乱世中的一个“小桃源”。

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王审知亡，长子王延翰(嗣王)继位。

次年，后唐发生巨变，王延翰以《史记·闽越王无诸传》为依据，建国称王，然仍用唐年号。他选了许多美貌的民间女子为妃，然被其性嫉的正妻崔氏在一年之中害死厂八十四人。王审知养子王延察长期与王延翰不和，另一子王延钧又因对所授官职不满，两人串联一气，此年年底，各以所部兵攻进福州，杀王延翰。

事后，王延钧(太宗)得立。

王延察虽在此事上有过一番推让，然很快又与新主发生了冲突，长兴二年(公元931年)，以兵击王延钧，失败被杀。

次年，王延钧因向后唐求尚书令位不得，断绝了朝贡。他好鬼神，听信道士陈守元之言，建宝皇宫，避位让儿子王继鹏主事。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复位称帝，以闽为国号，改元龙启，定都福州，并以福州为长乐府。

闽地局促，国用不足，国计使薛文杰以察阴事罗致富人罪，籍没其财以供君主用。王延钧好女色，且喜男风，制作九龙帐，以为淫乐。

王延钧淫，儿子王继鹏也淫，淫得乱伦，淫得父子相仇，永和元年(公元935年)，王继鹏发动政变，杀了王延钧。

王继鹏(康宗)立后，欲以敌国礼和后晋相处，使者遭到囚禁。他尊崇道教，道士陈守元、谭紫霄等借子虚乌有的“宝皇”之口，对他传达天命。他杀父登位，从而对宗室及功臣大加猜忌，大加诛戮；为增加钱财，竟让宠臣以空名堂碟卖官。禁军将领连重遇出于自保，于通文四年(公元939年)发动兵变，王继鹏狼狈出逃。

连重遇迎王审知少子王延羲(景宗)为君，新君出兵追杀王继鹏。

王延羲重新修好对后晋的关系，以臣礼派使者朝贡。他貌明实昏，闻泉州刺史余廷英掠取良家妇女，欲问罪，得其双份为数千万的钱而作罢；滥铸大铁钱，以一当十，致使恶钱泛滥；因外甥李仁遇美姿仪，竟以色璧之，任为相。

其弟建州节度使王延政，不承认王延羲的地位，几度出兵相攻，并于永隆五年(公元叭3年)在建州〔今福建建甄)称帝(天德帝)，以殷为国号，改元天德。

连重遇在失宠的李皇后的挑唆下，天德二年(公元9科年)，趁王延羲出游，派壮士将他从马上给拉杀了。连重遇第二次兵变得手后，以王氏无道为由，宣布废除王氏政权，抬出他的亲家未文进为君，改奉后晋年号，将在福州的王氏子孙尽行诛死，用黄邵颇等三将分守泉、漳、汀三州。

泉州将留从效以王氏为号召，杀黄邵颇，迎宗室成员为刺史。漳、汀二州即刻响应。三州归附王延政。连重遇迫于形势，杀朱文进，传其首至建州，准备投王延政。福州将林文翰杀连重遇，谋迎王延政人福州。

天德三年(公元945年)，南唐见闽大乱，出兵进攻，福州将李仁达杀死主守福州的王延政儿子王继昌，向南唐投降，被任为威武军节度使。

与此同时，无力抵抗的王延政归顺了南唐，被迁至金陵。闽遂亡。

李爆以泉州为清源军，任命留从效为节度使。令李仁达人朝，李仁达拒绝，转投吴越。留从效逐南唐军，据泉、漳二州。李曦为保持闽地在名义上为南唐所有，封留从效为晋江王。后周时，留从效要求向中原内附，周世宗因战略考虑而予以否定，只得仍臣南唐。

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l年)，留从效病死，部将陈洪继任，随着南唐的灭亡，陈洪将版图献给了宋朝。

细说隋唐104：荆南

建立荆南(又称南平)的武兴王高季兴，本名季昌，后避李克用父李国昌讳而改此名，字贻孙，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

高季兴自小与父母相离，在沛州大商贾李让家中当家憧。长大后，为人机智，且相貌不错，在仆人中显得很不一般。

朱温古据汁州，李让出于自保，主动投靠，进献了大批货财，被收为养子，改名朱友让。高季兴跟着朱友让，见到了朱温。见了儿次，朱温挺喜欢他，叫朱友让把他领为养子，改姓朱。

当养子的养子，高季兴实际成了朱温的养孙，靠着这个养祖父，他进人了沛军任职，没几个台阶，升为了高级军官，常跟随在朱温身边。

朱温发大军攻打凤翔，和李茂贞争夺唐昭宗，城围得旷日持久，·费去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却只能望城兴叹。朱温想撤，召开军事会议商量，众将多认为围下去不是办法，应立即撤军，转向经营他地。

资历并不深的高季兴站了出来，力排众议地说：“天下豪杰注视大王此举已一年多：今守军疲惫，破在旦夕，撤军决非上策。大王所虑的是，对方闭门不战，以消耗我军力量。此不难对付，可以诱敌出来。”

一席话，说得朱温顿开茅塞，兴奋起来，他命令高季兴拿出具体方案。

高季兴早就胸有成竹，会后组织了敢死队，对队长马景面授了机宜。马景随着高季兴进人主帅帐中，拿出行动计划，向朱温请战，只说此去难以生还，望能照顾好他的家属。

在朱温答应后，马景带着几个骑兵，装着散兵游勇，来到城下高叫：“沛军将东还，其前锋已经开拔。”

守军信以为真，把门打开，准备追击汁军。马景等人迎了上去，卡住了城门，隐藏在后面的浮军大部队趁机冲了进去，杀死敌军九千多_人。

李茂贞被迫和朱温握手言和，让出了唐昭宗。

马景战死了，高季兴却一鸣惊人，受到了全军的瞩目。唐沼宗归长安，赐之为“迎奎毅勇功臣.

高季兴崭露头角后，被授予地方实职—宋州刺史，成了朱温家乡的最高长官。此后，他跟随朱温平定青州，又以功迁任颖州防御使，成为方面军事大员。

高季兴的人生转折点，是被任为荆南留后。

荆南是以荆州(今湖北江陵)为中心的湖北南部一片土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早先为成呐所据，后雷彦恭乘虚面人，襄州割据者赵匡凝将他打跑，把它交给其弟赵匡明。沛军击败赵氏兄弟，于是有了高季兴的任命。

几经战乱，几遭大火，几受诸侯侵占，高季兴到任时，荆南是满目疮演，荒无人烟，惟剩下荆州一座孤城，城内居民稀少，井邑凋零，面临的局面实在是万废待举。既来之则安之，他以倪可福、鲍唐为将领，梁震、司空薰、王保义为谋士，组建了地方政府军政班子。靠着这个班子，他安抚居民，招集流民.使当地多少恢复了一些生气。

在这个班子中，数梁震最为得力。他是川人，中进士后逢大乱，寄寓于荆南，以智谋著名。高季兴诚恳地将他请出山，欲授为判官。他耻于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小政权中做官，为了生存却又难以拒绝，从而表示不能接受任何职务，但可以“白衣”身份出来做事。高季兴对他极为尊敬，称之为先辈或者“前进士”。

高季兴治理有方，朱温正式委命他为荆南节度使。

朱温死后，梁朝江河日下，衰弱无力。高季兴开始谋划独立，他修治城池，加筑外城；加重赋税，以为军资；暗地向吴、蜀政权称臣，换取支持。与此同时，他实施了拓地方案，出兵进攻归、峡二州；借助梁击晋之名，派军围攻属于梁的襄州，然而这两次军事行动均遭失败。

没能拿到襄州，高季兴恢复了高姓，断绝了对梁朝的朝贡：软弱的梁末帝，为维持一个表面的帝国，对他百般姑息，不但未计较，反而封他为渤海王。

后唐取代后梁，唐庄宗的威望如日中天，割据政权多遣使前去向他致意。为讨好中原新天子，司空薰等大臣劝高季兴亲赴洛阳，可梁震反对，说：“大王本是梁朝故臣，而梁、唐血战二十年，世为仇敌。今天子新灭梁，恐余怒未息。再说，大王握强兵，居重镇，一旦人朝，难免为其所虏。”

高季兴不听，以精骑三百为卫队，去了洛阳。唐庄宗召见他后，果然不出梁震所料，准备将他扣留下来，幸得郭崇韬以信义相劝，才使他得以脱免。

相见时，唐庄宗问他：“我已灭梁，准备再征吴、蜀，你看应以何者为先？”

高季兴的回答是：“宜先征蜀，臣当以本部兵为前锋。”

唐庄宗闻言大喜，用手抚其背，以示满意。

高季兴走了，走到襄州，尚未出唐境，忽然心动，疑唐庄宗有变，连夜打出关去。事实确也如此，唐庄宗在高季兴走后，后悔没将他留下，传令襄州守将把他截住，然命令到达时，他已经逃出境外。

回到荆州，高季兴侥幸地对梁震说：“不听先辈之言，险些回不来。我此行彼此各有一失，我往朝是一失，彼放我也是一失。新天子自矜得很，他靠众将士百战而得河南，却说自己犹如手抄《春秋》，并说于手指上得天下，把功全归于自己一人，拿功臣不当回事。此外，他好游猎，政事多废。如此，我可高枕无忧了。”

话是这样说，高季兴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找来绣工，将唐庄宗按在他背上的手印绣下，到处夸耀。

同光三年(公元925年)，高季兴被唐庄宗封为南平王。有了这封号，高季兴俨然成了国王。

荆南政治中心设在江陵，地狭兵弱，夹在吴、楚之间，是一小国。境内出产不多，经济力量非常有限，当南汉、闽、楚等国遣使向中原运送贡品途经其境时，高季兴采取强盗行径，常强行扣留，占为己有。人家发书函谴责，或发兵打上门，他则将财货退还，毫无羞愧之色。后唐魏王李继岌平蜀后，将蜀中金帛四十多万输往中原，船经荆南，正值唐庄宗死于政变，他趁机全部夺了过来。

唐明宗登位，高季兴要求将夔、忠、归、峡等州划人他的辖内。唐明宗表面答应，实际却派出了自己委任的刺史。由是两下闹了起来，终于兵戎相见，结果，高季兴大亏，仅剩下荆、归、峡三州。他拿这三州依附了昊，被册为秦王。

高季兴割据荆南，和有些割据者从下层打出来不一样，而是作为后梁的封疆大吏，逐渐脱离朝廷而独立。他在荆南割地称王，有着主客观两重因素：主观因素是，此地完全是靠他白手起家，苦心经营出来的，从而在心理上将其视为己有；客观因素是，中原朝廷多变故，对他失去了控制力。

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七十一岁的高季兴扔下了权杖，他的长子高从诲(文献王)继位。

高从诲为人机敏，多权数，考虑到后唐势力强大，从而对父亲的外交方针作了修正，以赎罪银三千两，重新臣事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受封渤海王。应顺元年(公元934年)，进封南平王。后晋大将李从进叛，结高从诲为援，李从进被晋高祖镇压后，高从诲欲讨邱州(今湖北武昌)为属，遭拒绝。后汉高祖得天下，高从海再讨邱州，又被拒绝，发兵进攻郧州，兵败城下。荆南为小国，地处要冲，南汉、闽、楚等国向中原进贡，途经其地，常被高从诲扣留使者，掠去财物。各国谴责或出军讨伐，他亦如其父高季兴一样，即退还财物，毫无羞愧之色。凡有国称帝，他必上臣表，以讨赏赐，人称“高赖子”。

乾拓元年(公元948年)，高从诲的第三子高保融(贞懿王)继位。

在高保融执政期间，荆南和后周的关系趋向至好的地步。周世宗征南唐，高保融一边出兵相应，一边遣使劝李憬归顺。此后，荆南每年向后周进贡，从无间断，并派其弟高保绅前去朝见。高保融性格有些迂，缺乏才于，政事无论大小全都委托给其弟高保韵。宋朝建立，高保融大惧，一年进贡三次。

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高季兴第十子高保韵继位。

两年后，高保颤得病，用其子高继冲判内外兵马。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高继冲继位。

次年，宋太祖发兵征湖南，军经荆南，高继冲封库出迎，自请内附。九月，举族迁至开封。荆南的历史至此结束。

细说隋唐105：北汉

建立北汉的刘崇，是沙陀部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

和同时代许多发迹者一样，刘崇年少时是个无赖，好赌博，嗜贪杯中物。成人后，被河东李存勖的部队拉了壮了，受到默面。

以刘崇自身的能力，本并无多大的奔头，可他有个不寻常的哥哥，靠着手足同胞的提携，他的官阶一个劲儿地往上跑。哥哥当了河东节度使，他被任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本军各兵种的总负责人。

刘知远做皇帝后，去了开封，把太原这个最大的重镇交给了刘祟，命他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加宰相衔。兄为皇，弟做藩，上顺下从，彼此各得其所。

到了侄儿汉隐帝坐上皇位后，朝中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班元老控制了朝政，侄儿有点像傀儡。这批元老，因刘崇是皇室中权势最大的成员，对他有很大的顾忌，从而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尤其是郭威，与刘崇一直不和，矛盾特深。当郭威讨伐三叛取得巨大成功后，刘崇的优虑日益加重。

为君主优，为政权忧，当然更是为自己忧，刘崇优得心事重重，他对判官郑琪说：“主上幼弱，政在权巨，而我又和郭威不和，此事如何是好？”

郑琪倒是成竹在胸，他半是分析半是献计地回答说：“汉朝政局将必乱无疑！太原之兵称雄大下，地形险固，而所辖十州的赋税足以白给。公是宗室，若不以此为自己筹划大计，后必为他人所制。”

“子之言，即我意。”刘崇豁然开朗。

一切从保全自己计，刘崇定下总方针。按着这总方针，他招集亡命之徒，修缮武器装备，强征丁夫扩大军队，加重征收赋税，停止向朝廷交纳贡赋，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他没打出独立的旗号，却把辖地搞成了真正的独立王国。

朝廷对刘崇无奈，任他自行其事。

郭威起事，汉隐帝迎战失败身亡。进入开封后，他见登位时机尚未成熟，也为了稳住握有强兵的刘崇，派冯道等人前去徐州接刘崇之子刘赞来京当天子。面对这局势，稍有政治常识的入都知道，这是郭威政治过渡的把戏，郭威的登台只是时间问题。而刘崇却高兴得忘乎所以，说：“我儿为帝，我有何患！’‘有人提醒刘崇，说此事不可相信。刘崇为弄清事实究竟如何，派出使者前去开封，以洽谈政治联合问题为名，试探郭威的真实意图。

面对使者，郭威这个政治老手，指着自己颈上低微时所刺的飞雀雕青说：“自一占岂有雕青天子，愿刘公不要对我有疑。”

使者回报，刘崇愈加深信无疑。

大臣李骥为使执迷不悟的主人觉醒，直言相陈说：“郭公举兵犯上，其势不会再做汉臣，也不可能让刘氏为帝。我应出兵太行，扼关以观事变：待刘赞走上帝位，再撤兵不晚。”

刘崇大骂：“李骤，腐儒！欲离间我父子。”说完，令人将李骥推出问斩。

李骤临刑长叹：“我为愚人画策，应当死！”

事情的发展不出李骤的预料，郭威在彻底控制局势后，把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并秘密使人杀死了刘资。听到儿子的死讯，刘崇才醒了过来，大哭一场，为李嚷建立了祠堂。

太原和开封的关系完全破裂，广顺元年(公元911年)，刘崇割据河东地区称帝(世祖)，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定都太原，沿用后汉年号。

为和后周对抗，刘崇效法石敬塘，与辽建立了宗属关系，以为依靠。时辽是永康王兀欲当政，他要求和刘崇以父子相称。刘崇讨价还价，结果以叔侄关系敲定了双边关系。兀欲以宗主的身份，册刘祟为大汉神武皇帝，其妻为皇后。中原政局乱，有利于辽，为加助这种乱，兀欲把许多珍贵的器玩赐给了侄皇帝，包括自己一匹心爱的黄骏马。

有了辽的支持，“侄皇帝”刘崇对后周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辽骑兵的配合下，他出动主力，兵分二路，包围了晋(今山西临汾东北)、绛(今山西翼城西南)二州。周太祖派王峻率大军增援解围，北汉军接触后受挫，向太原方向撤退。时天寒地冻，北汉军缺粮少衣，回到太原，冻馁至死近半。

这次行动的翌年，刘崇在稍事修整后，又派出三千人马，进攻府州(今山西府谷)。府州长官折德展以逸待劳，不但打得刘军抱头鼠窜，且乘势拿下了北汉的奇岚军。

两次损兵折将，刘崇不以为然，他趁周世宗新即位之际，再度亲率大军向周境压来。辽以杨衰为将，出动五万军队，号称十万，相助北汉。联军浩浩荡荡，包围了潞州。为救援潞州，更是为了显示新天子的气势，周世宗御驾亲征。

两军相遇，爆发了高平之战。

双方对垒，彼此都是左、中、右三军。北汉一方是大将张元徽居东，杨衰居西，刘崇居中。刘崇见周军气势并不怎样，言色之中甚有轻视之意，准备开战。

杨哀告诫说：“此是劲敌，不可轻动！”

刘祟怒杨衷给敌方长志气，抨着美髯，驳斥道：“时不可失，不得妄言！”

他说不用辽兵参战，单靠他本军就可破敌，让杨衰率其部到远处观战。杨衷大怒，拉着队伍上了一个高处。

刘崇命令张元徽出击，大臣王得中观风势不对，劝告说：“南风甚急，对北军不利，宜稍待一些时间。”

此话激怒了刘崇，他破口大骂：“老措大，不要坏我士气！”

令旗挥动，北汉军上阵。先是大利，转而大败，一败再败，败得不可收拾。

杨衷按兵不动，坐看刘崇的笑话。

全军覆没，刘崇带着数人逃出战场，靠着兀欲送的黄骋马，他逃到了太原，但已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为表彰黄骆马的救命之恩，他给它造厩，披金挂银，吃三品官的食料，封为“自在将军”。

刘崇年岁已老，经此一败一吓，当年就得病而亡。

刘崇是个运势造成的小君主，也是该时代最难称道的君主之一。他早先有那么一股子运气，靠着哥哥刘知远，直升到后汉最大的封疆大吏。眼看要和朝廷发生冲突，郭威的事变却解救了他，使他名正言顺地得以另立帝号。他至蠢至精，精在当了石敬塘第二，却把名分搞得比石敬塘“好听”些；蠢在一点不懂政治原理和军事韬略，在政坛和战场都输给了郭威和柴荣。

乾拓七年(公元954年)，刘崇次子刘承钧〔睿宗)继位。

刘承钧进一步降低自己的辈分，以加深对辽国的依附，对辽主述律自称男，被对方呼为“儿皇帝”。然他与父亲每事必禀辽国的做法不同、行事多了些主张，因而常遭到辽国的羞辱。宋将李筠叛，依附北汉，刘承钧出兵相助，事败。他重视儒者，用郭无为为相。任刘守光之子五台山僧刘继顺为鸿肿卿，赖以经营货财，以助国用。宋太祖要他从太行山下来决战，他哀婉作答，得到了宽贷。

天会十二年(公元968年)，刘承钧的养子刘继恩(少主)继位。

刘继恩怨顾命大臣郭无为当初未助自己当继承人，欲将他罢职，然惧其势而不敢下手。上台仅两个月，供奉官侯霸荣带甲士杀死了刘继恩。

同年，郭无为迎刘承钧另一养子刘继元(英武帝)为君。

刘继元为人残忍，杀尽刘氏宗族子孙，广运元年(公元974年)，宋军进攻太原，郭无为提出归降，刘继元将他缀杀，组织守城。宋军引汾水灌城无效，加匕病疫流传，撤围退去。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盯9年)，宋军复来，刘继元出降。北汉亡。

细说宋朝

虞云国 著

本书叙述自宋太祖统一全国至元灭南宋期间的历史，涉及两宋、西夏、辽、金等政权的重要历史和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叙述了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澶渊之盟、靖康之变等重大事件，以及宋太祖、辽太祖、金太祖、宋仁宗、宋宗、岳飞、秦桧、文天祥等重要人物，并对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包拯、狸猫换太子等进行了历史的阐述，极富知识性与可读性。“细说体”既有生动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地的评点，体例别具风采。

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元朝·自序》的结尾，欣悦地说：“我又得暂时放下元朝，准备我的次一工作：《细说宋朝》了”。但黎先生立愿结撰的说史系列，终因他的去世而未成全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有心将黎先生未及完成的几部说史配齐，以构成一部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贡献给读书界，蒙她的厚意，约我作《细说宋朝》。

我自上一世纪80年代师从程应谬先生治宋史，已有二十余年，也在这一领域写过两三本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对宋代历史的相关问题，多年以来，略有些自己的想法，恰想借此机缘略述己见，也算是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接受了稿约。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严复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格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函应致力者。”他们对宋朝历史文化异乎寻常的重视，无疑是发人深思的。在西方和日本学者中，主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的时代的，颇有人在。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另作别论，却也说明了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总之，宋朝是值得细细评说的。

众所周知，先与北宋几成鼎峙之势的有辽朝和西夏，其后金朝取代了辽朝，继续与南宋、西夏维持三分天下的格局，故而也有个别史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后三国，不过这一叫法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至于书名《细说宋朝》，并不意味只说宋史，而无视辽金西夏的历史，也决无中原王朝中心论的倾向，只是尊重黎先生原先的命名，保持书名的简明醒目。不过，真要以四十余万字篇幅，对宋辽夏金史，面面俱到地细说，也是不无困难的。故而只能以宋为主，兼顾其他，有所取舍，详其当详。

黎东方先生的说史系列，是以其历史感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而赢得读者的。这也正是续作者应该追求的境界。然而，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所谓历史感，不仅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而且所评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历史眼光的。所谓可读性，就是行文表述应该使非专业读者也能够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而不是只有狭窄同行圈子的学术论著。以既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细说，’清除那些有悖史实的“戏说”，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学者宣传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以所谓学术性来鄙薄这种工作。实际上，学术性与否并不取决于著述的形式。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学术价值早就为学界所推崇，而那部著作完全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业师程应谬先生对这种撰述风格推崇备至，他的《南北朝史话》也有这种流风余韵。你能说这些著作不具学术性？目前史学界似有一种误解，认为征引文献、规范注释的才是学术专著。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治史者来讲，为白己的论著注上些引文出处，并非难事。而颇有些借此披上学术化华衰的所谓专著，其实倒是并无学术性可言的。话扯远了，有诸先贤的珠玉在前，我敢不努力从事吗？由于丛书的体例，对不得不节引的旧史原文和不得不吸收的前人成果，也不能一一出注，这是必须在此致歉的。

细说宋朝1：先说个大势

与汉、唐、元、明、清相比，宋朝能否视为大一统的王朝，是大有疑问的。让我们先从这一时期的大势说起，然后再下判断。

比起北宋来，契丹族创建的辽朝在立国先后上应该排位老大。唐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机通过部落选举成为契丹族的部落联盟长，而朱温推翻唐朝、建立后梁也恰在这年。十年以后，916年，耶律阿保机废除部落联盟制，正式称帝，国号契丹。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7年），辽朝第二代皇帝辽太宗从后晋高祖石敬瑭那里夺取了燕云十六州。其后，辽朝骑兵就对中原王朝构成了挥之不去的军事威胁。自宋太祖在建隆元年（960年）代周以后，宋辽关系就长期笼罩在这一阴影下，直到澶渊之盟以后，才进入较稳定正常的相处阶段。辽朝的疆域东临今天的日本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北至今色楞格河和石勒喀河一线，西接额尔齐斯河上游，南在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县、陕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接壤，迤西过河套与西夏交界，领土面积比北宋还大。

自党项族领袖李继迁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叛宋以后，宋夏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并不比宋辽之间有所逊色。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西夏的疆域最大时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北达大漠，南迄萧关（金甘肃环县北）。西夏建国以后，在11世纪40年代，先是屡败宋军，继而重创辽师，终于造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今天中国境内，以北宋时期的政治版图而言，还有与宋以大渡河为界的大理国，今西藏、青海和川西一带的吐蕃诸部，今新疆和中亚的回纥诸汗国。在这些地方政权中，只有大理国与宋关系尚称密切，其他政权与宋往来无多，就此带过，不拟细说。

12世纪初叶，女真族在契丹族的后院崛起。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辽朝，辽将耶律大石率残部西行，在今新疆和中亚一带，建立西辽，其领土最盛时北至巴尔喀什湖，西抵咸海，南控昆仑山脉，东在今甘肃西境与西夏为邻。而北宋则在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被金朝灭亡，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赵构继位为帝，这就是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但南宋疆域的北境已经退缩至淮水、秦岭一线与金朝对峙。在金灭辽、宋的威慑下，西夏以藩属礼事金朝，换取了继续立国的生存空间，国势以大不如前。这样，金朝取代了辽朝的地位，在东北与西北继承辽朝的旧境，南方与南宋接界，西部在陕西与西夏毗邻，与南宋、西夏构成新一轮的鼎足之势。大理国以及与南宋以岷山为界的吐蕃诸部，依然维持其民族政权，和南宋长期共存。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铁骑的西征南攻，很快改绘了这一政治地图的板块色彩。1218年，蒙古攻灭西辽。1227年，西夏也在蒙古骑兵的凌厉攻势下不复存在。1234年，金朝作为蒙古和南宋的共同对手，终于在蒙、宋联军的夹攻下彻底灭亡。1247年，吐蕃地区正式宣布接受蒙古国的管辖。1253年，大理国被蒙古国征服。到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在当时的政治地图上只剩下元和宋两种底色。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朝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恭帝奉表出降，被俘北上，南宋中央政权实际上已告结束。南宋流亡政权苦苦撑持到祥兴二年（1279年），随着崖山之战的失败而最终覆灭。

有历史学家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笔者对其他朝代不敢妄论，辽宋夏金元时期倒确实如此，当然所谓的冲突断不能只限于从军事上去把握，其内容丰富广泛的多。

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反观以上大势，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分之势，辽、金的实控版图也比宋为大，在与他们的军事角逐中，宋朝也从来没有占过上风。在疆域的大一统方面，宋朝确实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从大中国的视角看，把两宋时期看作所谓“后三国”或者“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是有其理由的。然而，传统观点却无不认为：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重建。

但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分裂与统一都各有一种相对性。宋代确实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所谓中原王朝（尽管南宋偏安江南，仍可借用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来指称它）的意义上，消灭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倘若把视野放宽到大中国的范围内，相对于宋朝来说，辽、金、西夏都已经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之长期抗衡的对等的少数民族王朝。就此而言，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分裂依旧是主流，大一统并未实现，宋朝确乎还称不上大一统的王朝。

然而，无可置疑，宋朝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大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很显然，大一统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来完成的），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影响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和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相处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以后，封建王朝再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而宋代朝政也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因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宋朝在制度和思想上馈赠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遗产，其影响更是难以低估的。只有以这种辩证的观点，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宋朝的历史地位。

细说宋朝2：辽太祖

辽朝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汉名叫亿。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它在迭剌部世里家族诞生时，契丹正处于由部落联盟向统一国家过渡的关节点上。“契丹”的含义是指镔铁或刀剑，对游牧部落而言，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由于两者的西传，导致俄罗斯以此发音来称呼中国。迭剌部在契丹八部中最为强大，而世里家族在部落联盟中的声望和权位仅次于可汗所在的遥辇家族，这些都是阿保机日后赖以统一建国的先天有利条件。

阿保机本人则“雄健勇武，有胆略”，部落莫不畏服。唐天复元年（901年），他被迭剌部选为酋长，专任对外征讨，战绩骄人。天复三年，他被授予仅次于可汗的于越尊号，并总知军国事。其后，阿保机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阵前约为兄弟，约定联手攻梁；同时却与准备灭唐的朱温也暗中通好，以便左右逢源，为契丹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唐哀宗天祐三年（906年），正逢契丹三年一轮的选汗之年。《辽史·太祖纪》说“痕德廑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似乎是自然选代。但据《五代会要·契丹》说，梁开平二年（908年），辽太祖遣使向后梁贡物的同时，“前国王钦德并其大臣皆有贡献”，钦德就是痕德廑的另一译音。可见根本不存在阿保机奉遗命得立的可能，事实真相应是《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说，“八部之人以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而罢免了遥辇氏痕德廑可汗。

选举当然只是个形势，除实力和才略外，阿保机是否还有幕后的动作也不得而知，但倘要追寻更深层的原因，耶律曷鲁的劝进词倒说得较明白：“我国削弱，齮齕于临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 痕德廑可汗主动让贤还是被迫辞位，已并不重要。契丹贵族迫切需要有一个杰出人物来领导本民族从衰弱走向强盛，满足他们对奴隶、牲畜、草原和财富的渴求，确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在他们看来，阿保机是这样的“圣人”，也可说是：历史选择了阿保机。

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以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即可汗之位。其后，汉人谋士力劝他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君权，于是，阿保机决心向三年选汗以次相代的契丹旧制发起挑战，这就招致其迭剌部亲族中诸弟的反对，因为按照旧制，他们将是被轮选为可汗的最直接的替补人选。以阿保机的亲弟剌葛为首，联合了迭剌、寅底石、安端等诸弟，自阿保机认可汗的第五年起，先后发动三次叛乱。

第一次是911年，谋叛败露，阿保机采取妥协的策略，赦免了他们。第二次是912年，因逢选汗之年，剌葛等以维护旧制为由，起兵阻击阿保机，阿保机不与交锋，引兵在当日率先举行了选汗仪式“燔柴礼”，堵住了叛乱者的嘴，他们只得各自遣人谢罪。

第三次是913年，这次叛乱径以谋杀阿保机、武力夺取汗位为目的，叛军分三路行动。当阿保机出行时，迭剌和安端率千余骑兵伪称入觐，准备实施谋杀计划，被阿保机察觉拘捕。寅底石率一支叛军攻打阿保机行宫，阿保机妻述律后据显阻守，保住了可汗仪仗，击退了叛军。剌葛自备可汗旗鼓，打算自立为可汗。这次叛乱最终被平定，剌葛等叛军首领也都被俘就擒。平叛的代价是惨重的，《辽史·太祖纪》说：“孽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但迭剌部的守旧势力已被彻底击溃，难以阻挡阿保机称帝建国的步伐了。

除迭剌部外，契丹尚有七部，这七部的反对派贵族还想利用选汗旧制，迫使阿保机让位。阿保机即汗位第九个年头，照例又是选汗之年。七部酋长在其出征室韦归来之际，拦道劫持，共同谴责围攻他。阿保机不得以交出可汗旗鼓，同时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一汉城，自为一部。得到许可后，他效仿幽州的城郭、市里，在滦河上造起了汉城。这里有盐铁之利，又易植五谷，阿保机率契丹人和汉人安顿下来，连汉人都不再思归。阿保机料知民心可用，便采纳述律后的计策，派人遍高诸部大人说：“我有盐池，诸部同食。只知食盐之利，不知答谢主人，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届时，诸部以牛酒犒于盐池，酒酣耳热，阿保机发伏兵尽杀诸部大人，最终扫清了建国道路上的障碍。

次年二月，耶律阿保机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大同元年改称辽；984年，辽圣宗统和二年，复称契丹；1066年，辽道宗咸雍二年，又改称辽），建元神册，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即辽太祖，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皇权。在太祖建国过程中，有三个汉人谋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韩延徽、韩知古和康默记。

韩延徽是奉刘守光之命出使契丹时，被阿宝机强留下来，在建国以前的征战中被倚为谋主，建造汉城也出自他的建议。他一度不告而别，南奔李克用。后因不惬意而重回契丹，阿保机喜出望外，信用如故，赐名“复来”，中外事悉令参决。建国之初，百事草创，营都城，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有序，史称皆延徽之力。太祖与延徽那种君臣间的信任和配合，在中原王朝也是并不多见的。

韩知古原来只是述律后从嫁的奴隶，阿保机听说他善谋有识，就起用了他。建国伊始，礼仪疏阔，他援据旧典，参酌契丹风俗，结合汉族仪制，使契丹人“易知而行”，加快了契丹族汉化进程。康默记原是蓟州衙校，阿保机将其俘获，以爱其才而径隶麾下，当时诸部新附，法律未备，他推敲律意，论决轻重，不差毫厘。

建国之初，辽太祖做了四件大事。

其一，神册三年（918年），由韩延徽和康默记主持，在潢河以北营建皇都（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经辽太宗数次扩建，改称上京。上京的营建，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空前创举，也表明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上契丹民族的积极态度。

其二，神册五年，命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仿照汉字偏旁创制契丹大字（其后，太祖之弟迭剌又以回纥文字创契丹小字），结束了契丹族“刻木为契”的历史，加速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

其三，神册六年，命耶律突吕不制定契丹第一部基本法典《决狱法》。

其四，改革宰相制度。阿保机就任可汗后，把原先契丹八部分入北南两个宰相府，北府以迭剌部为核心，包括品部、乌隗部、涅剌部、突吕不部共五部，南府以乙室部为核心，连同楮特部、突举部共三部，可汗从迭剌和乙室两大特权部落的贵族中分别任命北南两府宰相，这一举措推翻了此前八部酋长选举产生和平等议事的原则，是向朝廷决定宰相的过渡。910年，确立了后族任北府宰相的定制，神册六年，规定自此以后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这样，两府宰相就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后族和皇族担任，部落酋长议事制的残余完全清除，家天下的世袭皇权空前巩固。从此，辽朝作为契丹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雄踞北方。

契丹建国以后，辽太祖积极向外发展，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掠夺战争：一是继续征服西边的少数民族，一是伺机攻击南境的汉族地区。

关于前者，辽太祖进展顺利，自神册元年起大体到天赞三年（924年），已把吐浑、党项、阻卜等部族破的破，灭的灭，将西北边地纳入版图。在西征过程中，他把征服和俘虏的各族男女，改编为契丹新八部，分隶于原契丹八部管理。而契丹原八部早已规定了固定的地区，由氏族部落转变成地域居民了。这样重新编制部族，推动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在地域基础上的民族融合。

关于后者，辽太祖却不那么趁手。就在他出任可汗那年，后梁代唐，他遣使赴梁请求册封。梁太祖许诺他为梁翦灭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后再行册封。他当然不愿为梁火中取栗，但仍多次向梁贡物。李氏父子却不能容忍他的背信弃义，双方因此交恶。神册建元以后，李克用已死，辽太祖就连年攻掠李存勖控制的河东、河北的北部和辽西一带。契丹骑兵出入掠夺总有所获，但军事上却未能占尽便宜。

神册六年（922年），辽太祖率大军入居庸关，下古北口，在望都（今河北定县东北）与李存勖展开大战。辽军以绝对优势围击李存勖的千骑亲军，但骁勇善战的李存勖突围而出，会合大军奋勇反击，逐北百余里。时正连旬大雪，契丹人马没有吃的，死者相望于道。尽管如此，辽太祖退兵之际，依旧法度井然，令李存勖赞叹其御兵有法，“中国所不及也”。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由辽朝发动的这种边境掠夺占几乎每年都有发生。

通过这种边境掠夺战，大批汉地居民被俘北上，也颇有汉族降将和士吏归附契丹，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自然渗透进契丹社会经济中来。辽太祖采纳了韩延徽等汉人谋士的建议，对掠至契丹的汉人另置州县安顿，这些州县有的还“不改中国（即中原）州县之名”，例如为原从檀州掳来的汉人再置“檀州”（在今辽宁康平东南），为原从蓟州三河县俘掠的汉人重建“三河县”（在今辽宁沈阳）。这种做法略似东晋南朝的乔置郡县，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借鉴吧。

在这些州县中，有的直属国家，有的则是由契丹贵族将俘略、受赐的人口和自己原有的奴隶、部曲在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头下（亦称投下）州军。规模次于州、军的还有县、城、堡各级。头下州军促成了草原上大批定居点的出现，使中原农耕经营方式在游牧地区星罗棋布的生根发展。

头下州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两重性，即依附于本头下的契丹领主，又隶属于朝廷。州军的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则由领主向朝廷提名自己的部曲担任。头下州军的属户由部曲和奴隶两部分构成，奴隶所占比例随着契丹封建化的推进而日趋减少。部曲是具有依附身份的农名和牧民，既纳课于领主，也纳租于朝廷，故而也称二税户。在头下州军里，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契丹领主，不可能改变大量被俘汉族居民的农耕经济生活，只能采取中原习用的生产方式，来统治和剥削他们，但最终却被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影响，迅速向封建制转化。

汉地未易轻取，而被俘掠来的汉民安置在辽河中游，也引起与其东北为邻的渤海国的冲突。辽太组对其觊觎已久，而每次兴兵南掠，又唯恐渤海在其背后偷袭捣乱。天赞四年（925年）冬天，辽太祖倾师东征渤海，进围其西部重镇扶余府（今吉林四平），四天即将其攻克。仅用六天，大军团团包围了渤海都城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三天以后，渤海国王大譔请降，时为天显元年（926年）正月。辽太祖将渤海国改为东丹国，即东契丹之意，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亦号“人皇王”。

其后的六个月，辽太祖始终未离开过东丹国，一方面进讨拒不归附或降而复叛的渤海残余势力，一方面就地考察如何统治这片新征服的疆土。经其决策，东丹国保留原渤海国的政府体制和封建秩序，“一用汉法”。征服渤海，使契丹一下子攫得今东北东部以东至日本海的那一大片物产丰饶的土地，其成果远比西征重大的多。不仅如此，契丹拥有这么大的腹地，既占有了控扼其未来对手女真族的据点，还彻底解决了南攻汉地的后顾之忧。其后七八十年间，契丹或许正是因此得以专力南攻的。

这年七月，辽太祖见东丹国走上正轨，便回师皇都，途中病死在扶余城。

长期以来，评价历史上对汉地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创痛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偏见是始终存在的。且看《契丹国志》对辽太祖的评价，先骂了一通“人外而兽内”以后，也不得不承认：太祖“奋自荒陬，雄亦盛矣”。但对辽朝不但崛起朔方，而且立国久长，与后来的宋朝南北天下，却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岂天未厌乱，而淫名越号，亦可贴服诸人欤？”“虽曰人事，亦有运数存焉。”说辽的建立是“淫名越号”，是正统论在作怪。说辽太祖的所作所为“贴服诸人”，倒有点说在谱上。他顺应了契丹民族统一的需要，已无庸赘言。

诚然，作为一个从部落联盟向文明社会过渡阶段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辽太祖及其继承者发动的向外掠夺劳动力的战争，给周边民族和华北汉地社会经济以严重破坏。但他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上采用蕃汉分治的做法，给辽朝国内的契丹和汉族人民的生存、发展和融合，提供了一种能够共同接受的统治形式，体现出足够的政治头脑，不但有效缩短了契丹境内社会演进和民族融合的磨合期，而且充分弱化了这一磨合过程中带有血和火的阵痛感。

当然，耶律阿保机和辽朝的勃兴除了契丹社会内部和他个人的因素，与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历史大环境也是密切有关的。一度称雄漠北统治契丹的突厥、回纥已经风光不再，而晚唐五代之际中原政权衰微分裂，自顾不暇，都给辽太祖和契丹民族的登台亮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倘若当时蒙古草原上已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倘若当时中原王朝之强盛统一仍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时，那么，辽太祖和契丹也许会如流星一闪，就黯然失色。从这点说“有运数存焉”，倒也可以。

细说宋朝3：兄弟母子

辽太祖的遗孀是一位铁血皇后。她叫述律平，小字月理朵，回纥人的后裔。《辽史》本传说她“简重果断，有雄略”。在伏兵尽杀前来犒宴的七部大人的献策上，我们已领教过这种果断的雄略。她随太祖东征西讨，也谙弓马征战。她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即被太祖立为皇太子的耶律倍，次子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幼子耶律李胡是她最偏爱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辽太祖曾对他说起，次子德光必定会振兴契丹。天赞元年（922年），太祖命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有意在军旅上让其历练。而皇太子对汉文化十分钦慕，曾劝太祖说：“孔子，万世所尊，应先礼祀”，太祖遂建孔子庙，命他春秋祭奠。辽灭渤海，述律后力赞太祖册封皇太子为东丹王，也有意让皇太子避开德光。在讨灭渤海残余势力中，德光显现出军事才略。

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辽太祖去世，皇太子继位按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述律后却自个儿临朝称制，摄军国事。她决心尽可能的为继位的儿子铲除些异己力量。当月，他召集一些从征渤海的大将的妻子，说：“我现在寡居，你们怎么可以有丈夫！”接着把这些大将找来，问他们想念先帝否，回答说：“岂能不想？”她就说：“真想的话，就应去见他！”于是，杀大将百余人。见左右有桀骜不驯者，说一声“你与我传话给先帝”，就杀之于太祖的墓所。

据说，在安葬太祖时，他问汉军将领赵思温：“你追随先帝最亲近，何不同去？”答道：“亲近不如皇后。你去，我就跟上。”述律后说了一句心里话：“嗣子幼弱，国家无主，我不能去！”最后，他没杀思温，但为堵人之口，便忍痛自断右腕，随葬墓中。实际上，他的长子28岁，次子也已25岁，早不再年幼。她大杀太祖旧臣，既有类似明太祖晚年杀功臣为后继者扫清障碍的政治原因，又有随心所欲报复反对者的性格因素在内。例如，耶律铎臻就因为曾建议先西讨再东征而与他的设想相左，她一称制就把他关起来，诅骂道：“铁锁朽，当释汝！”

述律后不太喜欢深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的长子耶律倍，而希望次子德光继位，但长子早立为皇太子，令她棘手难办。在一次朝会上，她暗示己意，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坚持“帝位易先立长”。述律后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将其下狱，加以炮烙之刑，最后处死抄家。杀鸡儆猴，群臣遂不敢再与争议。

次年十一月，述律后临朝称制已一年四个月了，见群臣不可能再违拗自己的意志，始行立帝大计。她命二子各自骑马立在帐前，对诸将说：“两个儿子我都喜欢，不知立谁好。你们选择可立的，执其马辔吧！”大家心知其意，争执德光的辔头。她振振有词的说：“众心所欲，我怎敢违背？”耶律倍不得不向众人表示愿意让位。于是，当天就立德光为帝，此即辽太宗，尊她为皇太后，称耶律倍为让国皇帝。

耶律倍被迫让位不久，愠怒之下即率数百骑准备南投后唐，被巡逻发现而阻遏。述律太后倒不怪罪，仍让他回东丹国。但他明显“见疑”于太宗，其中或许也有述律皇太后的因素。天显三年，太宗升原渤海国辽阳为南京（今辽宁辽阳），命自己的长兄从东丹国的都城天福（即原渤海国都城，在金黑龙江宁安西南）徙居于此，又派卫士暗中窥伺其动向，将他监管起来。后唐明宗闻知，一再派人秘密携信希望他南下归唐。他慷慨的说：“我把天下让给了主上，反被疑忌。还不如前往他国，以成全吴泰伯让国的美名。”

天显五年十一月，他携带亲从，乘船载书数千卷，浮海至登州（今山东蓬莱）。后唐以欢迎天子的仪仗来接待他，明宗还赐他改姓李，改名慕华。其后，耶律倍虽在异国，与契丹亲属却问安之使不绝于路，述律太后也遣使通问。耶律倍南奔，后唐不以其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契丹也不以其为叛国而大张挞伐，双方宽容的心态难能可贵。

天显九年，后唐李从珂杀唐闵帝自立，耶律倍密函辽太宗：“从珂弑君，可来征讨。”两年后，李从珂灭亡在即，欲找耶律倍一起自焚，他因拒绝而被害。契丹大军到达，辽太宗诛杀了凶手，算是为兄长报了仇。太宗对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小字兀欲）视同己出，封其为永康王。

太宗即位以后，述律太后虽不再摄军国事，但影响仍不可忽视。太宗的应对稍不满她的意，她竖眉一看，太宗就趋避不及。天显五年，太宗立其帝耶律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显然有太后让幼子继承皇位的意思在内。但李胡生性残酷，稍怒就黥人脸面，或扔入水火，很不得人心。

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太宗在南讨后晋回师途中突然病死。当时，太后和李胡留守都城，而耶律阮恰在军中。大军行至镇阳（今河北正定），主宿卫之职的耶律安抟因与述律太后有杀父之仇（其父即迭里），就与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合谋，矫诏在太宗灵柩前拥立耶律阮为帝，此即辽世宗。诸将还记得述律太后在太祖死后大肆杀戮的往事，无不欣然从命。世宗派人先护送灵柩到上京，自率大军隔日缓缓开拔。

太宗灵柩抵上京，述律太后不哭，却抚摸尸体说：“待国中人畜安定如故，再来葬你。”她对长孙继位大为恼怒，既派李胡率京师留守军和宫卫军前去攻打。在泰德泉，两军相遇，李胡被世宗率领的原迭剌部精兵强将所击败。

闰七月，世宗军继续北上，再潢河石桥（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南）与述律太后和李胡卷土重来的军队对阵，李胡押着世宗群臣的家属作为人质，扬言：“我如打不赢，就先杀了这些人！”眼看祖孙叔侄就要自相残杀，形势一触即发，双方在潢河上隔岸对峙了好几天。

惕隐耶律屋质对太后说：“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则就应速战，以决胜负。但人心一摇，祸国不浅。请太后裁察。”见太后不反对，他继续说道：“都是太祖子孙，皇位未移他族，有何不可和议？”太后这才派他携函去见世宗。不料世宗也不听劝谏，答道：“那些乌合之众，怎能敌我？”屋质说：“还不知谁胜？即便侥幸获胜，被李胡扣押的群臣家属就要被斩尽杀绝了。”世宗沉思良久，才同意派人与太后约和。

然而，双方见面时，仍然怨言交加，绝无和意。太后对屋质说：“你应当为我们断个明白。”

屋质拿过一把算筹，向太后：“当初皇太子在，何故另立？”太后答道：“太祖遗命。”

屋质又问世宗：“何故擅立，不禀尊亲？”世宗答道：“父王当立而不立，这才去国的！”

屋质正色对世宗道：“大王见太后，绝无歉意，唯寻怨隙。”转而对太后说：“太后出于偏爱，妄托遗命。你们这样，还想和好？应该立即交战！”说完，掷筹而退。

太后哭着捡起一根筹，表示和解：“当年，太祖遭诸弟之乱，疮痍未痊，岂能再演？”世宗也说；“做父亲的不违尊名，做儿子的却不禀尊亲，还归咎谁呢？”也拾取了一筹。双方都有所悔悟，大哭起来。

太后又对屋质说：“和议已定，皇位谁属？”屋质以为应立永康王。李胡在侧厉声喝道：“有我在，兀欲岂能继位？”

屋质指出：“礼有世嫡，不传诸弟。当初先帝之立，尚以为非，何况你暴戾残忍，人多怨愤？”太后见大势已去，对李胡说：“以往我和太祖宠你超过诸子，但谣言道：偏怜之子不保业。我不是不想立你，你自己不争气啊！”于是，双方罢兵回上京。

耶律屋质临变直谏，使辽朝安然度过了一次皇位继承危机，使契丹民族避免了一场内战悲剧。述律太后能在紧要关头悬崖勒马，说明她还是以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为重的，有人认为她是旧制度的代表者，未免言过其实。

不久，世宗借口述律太后与耶律李胡还准备废立，把他们母子迁往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监管起来。这年，世宗的这位亲祖母已经六十九岁了，她将在幽禁中度过余生最寂寞的六年。至于李胡在辽穆宗时，因其子谋反，牵连入狱，最后死在狱中。《辽史》本传说：“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辽制赋予宗王以相当大的实力和相当高的权位，而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一有气候就会酿成一幕幕兄弟叔侄操戈相向的闹剧。

细说宋朝4：也算是一国两制

作为由游牧民族的契丹族建立起来的辽朝，其建国过程与契丹民族由部落联盟晚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几乎是同步的，其后辽朝又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开始了向封建制的过渡。参与并推进这一系列的社会巨变进程的，既有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族，也有辽朝境内人口最多的汉族居民。作为统治阶级的契丹贵族，在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经济社会特权同时，如何在民族关系上协调与汉族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关系到辽朝能否长期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形成南北对峙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辽太祖和辽太宗在位各二十年，这四十年是辽朝典制得以基本确立的重要时期（当然，其后也有局部的完善）。其中若干具有契丹国家特色的制度建设，尤其值得一说。

先说南北面官制。太祖时以契丹官制为主，但已采用汉制，任命汉官，中央置三省，地方设州县，又有汉儿司，是统管汉官系统的，以韩知古总知其事。太宗得燕云十六州，当地汉制政权组织纳入了辽朝的地方官系统。不久，太宗进军中原，颠覆后晋，也把中原王朝的官制带回了辽朝，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有拜日之俗，故皇帝宫帐必坐西面东，而且辽俗尚左，故契丹官衙都在皇帝宫帐之左，即在北面，汉人官衙则在其右，即在南面，此即南北面官制的由来。但北面官制中也有分称南北的，例如南枢密院和北枢密院，这里的南枢密院与南面官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北面官制也称“国制”，主要有：大于越府，设于越，位居百官之上，无职掌，为契丹最尊之官，终辽之世仅受耶律氏三人，即曷鲁、屋质和仁先；北、南枢密院，为辽朝最高行政机关，各设枢密使为长官，分掌契丹的军政和民政；北、南宰相府，分别以后族与皇族为北府宰相与南府宰相，佐理军国大政；北、南大王院，设北、南院大王，分掌契丹各部族的军民之政；北、南宣徽院，各设宣徽使为长官，职掌略同工部；大惕隐司，长官为惕隐，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夷离毕院，设夷离毕主管刑狱事；敌烈麻都司，长官为敌烈麻都，主礼仪；大林牙院，设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主契丹文翰诏令。

南面官制也称“汉制”，主要有：枢密院，由汉儿司改，以枢密使为长官，掌汉人兵马之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侍郎及六部，主管赋税财政；政事省，后改名中书省，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政务；门下省，设侍中、常侍，为有名无实的机构；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中丞等，名义上纠察百官，但也形同虚设（实际纠察权归北面官中的中丞司）；翰林院，掌皇帝汉文书翰，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契丹士人任此职者称南面林牙。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也贯彻于地方统治中。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为四大部族，其他还有数十个小部族，各部族在地方上逐级设节度使司、详稳司、石烈（相当于县）和弥里（相当于乡），分别设节度使、详稳、石烈夷离堇（或令稳）、辛衮为其长。汉人和原渤海人地区则实行州县制，大体采用唐制，分设刺史、县令。大致从辽太宗时期，就确立了“因俗而治”的立国原则，南北面官制业已健全，立朝时，皇帝与南面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面契丹臣僚则契丹服饰，“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的南面官制大体以唐制为主，后又兼用宋制而略加变通，故而官名略有紊乱。担任南面官的也颇有契丹人，他们也称汉官，也着汉服。而汉人出任北面官的凤毛麟角，其中当然有民族猜防的因素在。

次说五京建置。辽太组建皇都，后经扩建，北城为皇城，南城为汉城，其城市布局不同于汉地城市的“前朝后市”，而采取“先市后朝”的设计，正体现了契丹“东向而尚左”的习俗。会同原年（938年），太宗改为上京，治临潢府。同年，后晋献燕云十六州，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即治幽州府（后改称析津府，即今北京）；而将原来监控东丹王的南京改为东京，治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圣宗仿长安与开封等中原都城的规制，建造中京，治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南）。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至此，五京皆备，全国以五京为中心，化为五道。五京既是行政首府，又是经济中心、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当然，各京的作用也有所侧重：上京是名以上的皇都；中京则担负起接纳北宋、西夏和高丽等国来使的功能；东京显然是为了控制东北渤海故地；西京更多具有镇抚西南的军事作用，故多边防官；南京是接受中原文化的主要窗口，在五京中规模最大，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因而财赋官比东京还多。辽朝的五京建置后为金朝直接继承。

然而，辽史专家却说：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京都没有在政治上成为全国最高的司令台。这是否故作惊人之语，还要从辽帝的四时捺钵说起。契丹皇帝在建国以后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四时转徙、车马为家的生活方式，采取四时巡狩制。每到巡狩地的居所，即称“捺钵”，系契丹语“行在”和“行宫”之义。因自然气候等条件，辽帝四时各有捺钵之地，有时同一季内的捺钵地也无定所。春捺钵往往在鸭子河泺（在今吉林大安境内），夏捺钵多在吐儿山（今大兴安岭南麓），秋捺钵常在伏虎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东），冬捺钵一般在广平淀（今内蒙古奈曼旗东北）。捺钵期间，辽朝中央的北面臣僚都须随从，南面官则只有枢密院和中书省的要官前往。四时捺钵中以冬夏两次最为重要，军国大政都在这时的南北臣僚会议上讨论决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捺钵才是辽朝重大政令决策颁布的政治中心。

斡鲁朵宫帐制是辽朝颇具特点的兵制。斡鲁朵，契丹语“帐幕”的意思。辽太祖即位，深感宿卫阙弱，就从各部族和汉人州县划拨领地，调发精壮，组成直隶的宫卫，称为算（亦即心腹）斡鲁朵。据《辽史·营卫志》指出：其后，“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每个皇帝都建立自己的斡鲁朵，各有不同的命名。契丹九帝，另加长期摄政的述律皇太后和承天皇太后（景宗皇后），还有圣宗的皇太弟耶律隆庆，圣宗时期的丞相耶律隆运（即韩德让）也仿宫帐之例置文忠王府，整个辽朝先后共置十二宫一府。

斡鲁朵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领地，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他们入则居守，出则扈从，皇帝死后则扈从后妃宫帐，守护陵寝，而原斡鲁朵领有的奴隶、财产由家族后代继承。组成斡鲁朵的宫户（也作宫分户），既有契丹人的正户，也有契丹族以外的蕃汉转户，他们除了向本宫分提供劳役和赋税外，成年男子随时准备应征参战，大约每四丁还需遴选出骑兵一名。

斡鲁朵骑军战时作为皇帝亲军，在皇帝死后则仍为继位天子掌握。这样，宫卫骑军的数量就随着新皇帝的不断继立而逐渐增加，到辽朝中叶就转化为宫卫骑军制。五京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今河北卢龙）都设有提辖司，以便能够随时征集散布在当地或附近各斡鲁朵的宫卫骑军，去应付突发的战事或变乱，所以《辽史·兵卫志》说：一有兵事，“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县矣”。可见，宫卫骑军既是宿卫皇帝的精锐武装，也是保卫辽朝的重要力量。而斡鲁朵宫帐制也直接影响了后来蒙元的斡耳朵、怯薛制。

辽朝不仅官分南北，而且律分蕃汉。凡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刑法案件，统一用汉律断案。一般情况下，蕃律施行于契丹和其他民族，汉律适用于汉人和原渤海人。辽初汉律沿袭唐律，中期以后则用宋律，这有诏为证：“汉儿公事皆须体同南朝法制，不得造次举止”。“不得造次”云云，活现了辽朝皇帝对汉律独立性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无不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具有契丹特色的若干制度中，从南北面官制到蕃汉律并用，不妨视为一国两制的古代模式，其中充分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治理这一蕃汉多民族统一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创造性。谁能说少数民族的制度创造力就不如汉朝！

细说宋朝5：燕云十六州

辽太祖去世那年，中原恰是后唐明宗即位，他是五代少数值得称道的君主之一。辽朝平州（今河北卢龙）守将卢文进原来就是以唐卢龙节度使身份归附的，在这种形势下，因部下思归、明宗召诱和述律太后的滥杀将领，就在辽太祖去世当年，他率士卒十万、车帐八千重归后唐。平州控扼山海关，使契丹骑兵可以随心所欲的出入长城的主要通道。而后唐控制了平州，就可以把契丹骑兵完全阻挡在长城以外。

辽太宗深知平州的军事意义，天显三年（928年）正月，即遣将夺回了平州。四月，后唐义武节度使王都以定州（今河北定县）投附契丹。明宗即命王晏球进讨，契丹也派秃馁率万骑来救，经过反复较量，次年二月，唐军收复定州，王都举族自焚，秃馁被生擒处斩。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定州争夺战表明：中原国家对于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也不是绝对不能战胜的。

后唐明宗在继承人问题上却有失明断，他有一大帮儿子、养子和女婿，大多具有觊觎帝位的实力和野心。他一去世，后唐就陷入皇位争夺危机中。清泰元年（934年），明宗的养子、潞王李从珂起兵，把即位不到半年的明宗的儿子、闵帝李从厚给杀了，自立为帝。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作为明宗的女婿，也是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李从珂十分忌防他，却不懂驾驭笼络，还公然激化矛盾。石敬瑭的妻子入朝贺寿毕，当殿辞行，从可竟当她面说：“急着回去，不要是与石郎造反吧？”

清泰三年五月，从珂将石敬瑭移镇郓州，并急着催他赴任。此举用意过于露骨，早有异心的石敬瑭当然不愿束手就范。他的掌书记桑维翰和都押衙刘知远都指望在主子称帝中分一杯羹，竭力鼓动他揭出反旗。桑维翰教唆道：“契丹主近在咫尺，你能诚心屈节，朝呼夕至，何患不成？”于是，石敬瑭公开反叛，后唐派张敬达围攻太原。为解除后唐大军讨伐他的困境，石敬瑭不仅向辽朝乞求援兵，令桑维翰草表向辽太宗称臣，并以父礼侍奉，答应灭唐以后将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诸州割让给契丹。辽太宗见中原有机可乘，大喜过望，答应秋高马肥时即倾国赴援。

九月，唐军在雁门关等险要隘塞居然不设防，辽太宗亲率五万骑军长驱直入，直抵太原城北。当晚，石敬瑭出北门拜见比自己年轻十岁的辽太宗，“论父子之义”，“恨相见之晚”。次日，石敬瑭和辽军对张敬达的后唐军完成了反包围。

十一月，经过一番交易，辽太宗决定立石敬瑭为晋帝，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向辽太宗称臣、称子，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每年向辽纳帛三十万匹。所谓燕云十六州是北宋以后的习称，当时包括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

打开地图，即可发现这十六州都连绵分布在长城南侧，其中莫、瀛两州还深入到河北平原的腹地。在古代战争中，骑兵对于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在军事地理上，长城对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则能起到防御屏障的作用；而紧挨长城南侧的燕云十六州是长城防线赖以存在的有力依托，与长城构成唇齿相依的关系。如今这十六州划归了契丹，不仅使得今河北蓟县迤逦直到今山西朔县的千余里长城防线都成为辽朝境内的摆设，而且把长城南侧可以在军事上布防的隘塞险要也一并拱手让给了辽朝。这样，辽朝控制了长城，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就像把守了中原王朝的北大门一样，随时可以长驱深入，直捣中原腹地。其后，不仅华北平原，而且整个中原王朝就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力下，彻底处在屏障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

石敬瑭割弃燕云，自坏长城，直接导致了宋朝在宋辽对峙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也直接导致了金朝能轻而易举的灭亡北宋，从而再度形成宋金之间南北朝的局面。也可以说，两宋三百余年的外患局面都是石敬瑭此举种下的恶果。石敬瑭个人之无耻自不待言，王夫之痛斥他：“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石敬瑭对历史也是千古罪人，这点并不因为现在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可以一笔勾销，问题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当时，中原国家与契丹分明是敌国，石敬瑭为了自己能做中原王朝的儿皇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于他的无耻举动，中原社会经济在数百年间蒙受巨大的损失，历史发展因此增加了许多负面的变数，石敬塘对此是不能辞其咎的。

燕云十六州划归辽朝，对契丹来说，其军事意义自不待言；作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和窗口，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意义的是对契丹立国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倘若没有燕云十六州，契丹充其量只是北方边境的一民族政权。而燕云州县的并入，使辽朝增加了一个具有封建传统的新组成部分，采用原先的头下州军的办法，显然不能长久有效的统治这一地区。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统治政策的调整，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法律规定和文化习俗诸方面。

燕云州县的封建农业经济在契丹社会经济中始终是相对独立的，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先进模式，刺激和引导着头下州县乃至契丹全境的封建化进程；一方面，它作为辽朝最先进的经济区，是契丹得以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以南北朝抗衡的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同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对于中原与契丹的利弊得失就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闰十一月，后唐赵德钧与子延寿率领援军逗留不进，暗地也效法石敬瑭，与辽太宗做起了交易，希望辽朝立他为帝。辽太宗见其兵力颇强，便脚踩两只船，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唯恐被唾弃，即派桑维翰面见辽太宗，诉说赵德钧不忠于唐、不信于辽，而许诺自己若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辽太宗表示“兵家权谋不得不尔”，桑维翰跪在太宗帐前，自旦至暮，涕泣力争，太宗这才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氏使节说：“我已许石郎，石头烂，才可变。”

其后，辽军不仅攻克了被围八十余日的张敬达部队，并将赵德钧的援军悉数歼灭。太宗对石敬瑭说：“我若南进，河南之民一定惊骇。你自引兵南下，我派五千骑护送你入洛。我且留在太原，等洛阳平定，我才北归。”临行，辽太宗与石敬瑭宴别，再次执手约为父子，并告诫道：“子子孙孙，各毋相忘。”听到石敬瑭整军南来，李从珂举族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辽太宗这才班师，他这次南攻，可谓是志满意得。对他来说，扶立石敬瑭并非与其有特别的情义，他一度准备利用存有二心的赵德钧，就是例证。作为辽朝皇帝，只要谁能出好价钱与辽朝死心塌地结盟，他就立谁。而石敬瑭贡献燕云十六州，称臣称子，所允诺的两方面条件都已难加码，他才选了石敬瑭。

石敬瑭在位七年，真像龟儿子一样侍奉辽朝，每年除岁币外，赠送珍玩，不绝于道，甚至对契丹的太后、太子、诸王、大臣都各有进奉。辽朝小不如意，就严词谴责，但他仍小心谨慎，唯恐失闪。因而辽太宗对他还颇满意，让他上表不必称臣，只须自称“儿皇帝”就可以了。

后晋向辽割让了雁门关以北的州县，原在这一地区的吐谷浑也归辽朝管辖，但因不堪契丹统治的苛虐，颇有族帐再度奔归后晋。辽朝屡责后晋纳降，晋高祖石敬瑭卑词解释，忧恐得病，会同五年（942年），一命呜呼，其子石重贵即位，是为后晋少帝。

因拥立有功的景延广建议，后晋告哀表章向契丹称孙而不称臣。辽太宗见表大怒，他当初却也让石敬瑭只称儿不称臣，但这是恩准的，你继位者不经许可岂能如此？于是遣使责问，景延广回答说：“高祖是大辽所册，今主乃我国自立。为邻称孙则尚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辽太宗闻报，便有教训后晋的打算。而投靠契丹的赵延寿称帝中原梦还未破灭，一再鼓动南击后晋，辽太宗被说得心动。

会同七年正月，辽太宗命赵延寿率前锋五万骑，自率大军南下攻晋。现在，辽骑越过长城真是易如反掌，未几，辽太宗就在元城（今河北大名）建牙帐，对前来求和的晋使说，后晋必须割让河北诸州。见后晋没有回应，便进军至澶渊（今河南濮阳），双方激战，互有胜负。时已三月，黄河开冻，辽骑不便久留，只得回师南京（今北京），所过方圆千里，民物焚掠殆尽。这次南下，已把六十年后澶渊之役的景况预演了一番。

契丹连年攻晋，中原饱受兵燹肆虐，契丹也人畜损失严重，双方都深受战争之苦。述律太后问太宗：“你为什么要作汉人之主？”答曰：“石晋负恩，不可容忍。”太后又说：“你即便得到汉地，也不能居住。万一有蹉跌，后悔不及！”她对臣下说：“汉儿怎么能睡安稳觉啊！汉儿果能回心转意，我们也不惜与他们议和！”后晋再派使者上表称臣，卑辞谢罪，但辽太宗却不肯善罢甘休，提出议和条件：一是景延广亲自赴辽谢罪，而是割让镇、定两道归辽。后晋认为契丹缺乏和意，也就没了下文。

会同九年（946年）深秋，辽太宗大举南下，与前来应战的后晋杜重威军在滹沱河中渡（今河北石家庄北）夹河对峙。辽太宗分兵将晋军包围起来，断其粮道和归路。眼看内外隔绝，粮尽势穷。杜重威派人到契丹牙帐谈投降条件。辽太宗再次以“帝中国”为诱饵，十二月，杜重威率二十万大军束手投降。扫除了南进障碍，辽太宗便挥师直取后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

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元日，辽太宗在东京封邱门外接受晋少帝举族出降，降封晋少帝为负义侯，将其与家人押送至黄龙府（今黑龙江农安）羁管，后晋灭亡。随即入城，在御元殿受朝贺。他问群臣：“我想选一人作中原之君，如何？”群臣都表示：天无二日，愿意拥戴他君临中国。于是，二月初一，他改服中原皇帝衣冠，用中原王朝礼仪接受蕃汉群臣的朝贺，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有久据中原之意。

太宗对群臣说：“自今不用甲兵，不买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与太平大同的许愿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他下令在京城和诸州检括士民钱帛，名义上说是赏赐给契丹士兵的，实际上却藏之内库，准备运回契丹。当有人建议给契丹骑兵发粮饷时，他依然纵容骑兵四处剽掠，实行契丹“打草谷”的旧法，东京、洛阳数百里间财畜被抢劫一空。中原人民不堪契丹的暴行，发誓要把契丹兵赶回去，不断群起袭击辽兵，并攻克了宋州（今河南商丘）、亳州（今安徽亳县）、密州（今山东诸城）。

辽太宗不得不承认：“我不知中原之人如此难制！”于是，他改变初衷，把一些节度使打发回原先的驻地，自己打算回辽国去。三月，辽太宗率领大军，捆载着图书、仪仗等后晋库藏浩浩荡荡北归，随同北上的还有后晋官员、方技、百工、宫女、宦官数千人。这一场景也几乎是一百八十年后靖康之变的预演。

四月，在回师的路上，辽太宗勤俭所过城邑多为废墟，感慨地说：“导致中原如此，都是赵延寿的罪过啊！”这当然是推脱责任之言，但他也终于说出之所以不能在中原立足的原因：“我有三失，难怪天下要背叛我。一失是诸州括钱；二失是令契丹人打草谷；三失是没有及早派各节度使回镇守之地。”行至沙胡林，辽太宗病死。为防止尸体腐化，他被开膛剖腹，放盐数斗，汉人称之为“帝羓”（即皇帝肉干）。

契丹大军被赶回了辽境，但只要燕云十六州仍在辽朝手里，类似后晋灭亡的阴影，随时在中原王朝的头顶上盘旋。其后的历史确实一再重演了相似的片断。

细说宋朝6：陈桥兵变

清人查慎初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要说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还得从他在后周末年的实力地位说起。

赵匡胤出身于将门，祖籍虽是涿州，却出生在洛阳夹马营，至于《宋史》本纪说他生时“赤光绕室”之类的话头，令人想起刘邦斩蛇的故事，那是后来的附会。尽管家境还优裕，他却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这是一个靠武力和兵权夺天下的动乱年代。后汉乾佑元年（948年），他投到枢密使郭威的账下当一个普通的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的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以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

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的赵匡胤，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匡胤任职的殿前司系统，兵员虽少于侍卫司，确是禁军的精锐所在。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卒于显德三年，位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因而匡胤在侍卫司里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

这十兄弟是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和赵匡胤。这些人大多是后汉初年投奔郭威麾下的，现在已是禁军中手握兵权的中高级将领，而赵匡胤是他们的领袖。除了义社十兄弟，匡胤还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例如慕容彦钊、韩令坤、高怀德、赵延徽、赵晁等。这张名单与任职足以说明：代周前夕，匡胤已在后周禁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与此同时，赵匡胤也蓄意构筑自己的智囊班底，其首席人物当然就是那位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他还有匡胤之弟赵光义和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

除了赵匡胤，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二人。一是张永德，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一是李重进，郭威的外甥。郭威去世前，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让李重进担任马步军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奉世宗之命整顿禁军，把武艺超群者选入殿前司，殿前司的实力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但张永德官职依旧，他对李重进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大为不服，向世宗密告重进有“奸谋”，挑明了两人的勾心斗角。世宗便特设殿前都点检让永德担任，让他在地位上与李重进平起平坐，而他的殿前都指挥使就由匡胤顶替了。

显德六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作天子”的谣传，很显然是中伤张永德的。这块一箭双雕的栽赃木牌出自谁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李重进一派，一是赵匡胤一派。但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赵匡胤属于张永德派系，要完全摆脱永德的控制，必须把他从殿前司最高的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赵匡胤北征时始终拱卫在世宗身边，最有机会作手脚。

世宗北征回京，即身染重病，安排后事。他命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三相并掌军政大权，以辅佐年仅七岁的幼主。武臣方面，他命李重进率部防御河东，罢免了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让他出镇澶州，而改命匡胤任殿前都点检。世宗对张、李固然不信任，对赵匡胤也是忌防的，下令军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韩通裁决。世宗托孤的文武大臣很明确，张、李、赵都不在其列。

六月，世宗去世，恭帝即位。不久，李重进移守扬州，张永德改镇许州。这时，殿前司前四位实力将领依次是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彦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侍卫司前五位实力将领依次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在扬州）、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可见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了韩通，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

五代仅五十三年，先后竟出了十四位君主，而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原因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所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挟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周世宗死后，主幼国疑，一场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十一月，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上奏说：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

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谎报军情，因为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报；即便合谋谎报，后周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

大军将出，都城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名叫苗训，也指点了“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宣传开了改朝换代的“天命”。

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他俩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

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光义与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匡胤的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

次日黎明，诸将校露刃环立匡胤帐前，光义与赵普入内，匡胤才作乍醒欠伸状，黄袍已加其身。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率大军返回开封。

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时正早朝，韩通闻变，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殿前司勇将王彦昇率兵迫逐，合家被杀。这时后周将相中唯一的反抗行动。

当宰相范质、王溥被军士挟持来见时，赵匡胤还辩说自己被六军所迫，惭负天地。列校罗彦瓌不等二相回答，就扬剑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于是，当日就行禅代礼，正愁没有禅代的文告，原后周翰林承旨陶榖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他就是宋太祖。

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是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的，以便洗刷篡夺政权的千古骂名。实际上，匡胤完全是预知兵变的主谋，有关蛛丝马迹也并没有抹尽。例如，大军将出之际，为何先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为何军将（或说是高怀德）和陶榖敢于预备足以杀身的黄袍和禅位诏？还有两件家庭佚闻也泄露了天机。

其一，北征前夕，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令京师人心惶惶，富室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吗？”

其二，赵匡胤兵变成功，回师京城，有人报其母杜氏，她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两事也都证明匡胤是欲知其事的幕后谋主。赵匡胤之所以在代周以后遮遮盖盖，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政局动荡和政变频仍的局面，有功于历史甚多，后人已经并不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了。

次日，因太祖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仍定都开封。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皆都开封。除了北边还有黄河，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易攻难守，故而直到太祖晚年，还有迁都之议。开宝九年（976年），他准备迁都洛阳，群臣力谏不便，太祖表示将来还要再迁都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开其弟光义在开封形成的势力集团）。光义谏道：“在德不在险。”太祖默然良久，放弃了迁都的打算，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确实，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虚外的结果。而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但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定都开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太祖在吴越献宝犀带时说：“我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惠民河，一是五丈河。”首当其冲的汴河就是连同大运河以专运江南漕粮的。因而，太祖最终放弃迁都洛阳、再迁长安的计划，只得定都开封，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再回到太祖开国的话题上来。太祖代周，有两个握重兵在外的将领并不买账。一个是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一个就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驻守扬州的李重进。太祖即位后，即遣使加两人中书令的荣衔，试图稳住他俩。

李筠先是拒见使者，既而会见使者时对着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涕泣个不停，却犹豫不敢立即起兵。其后，他与后周的世仇北汉结盟，迟至四月才公然揭旗反宋。他命其子守节镇守潞州，大军兵锋直指开封。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道迎击，扼断其退入太行山的关隘。六月，太祖亲率大军进讨。李筠退保泽州（今山西晋城），城被攻破后，他投火而死。宋军进攻潞州，守节投降。

在李筠举兵以后，李重进派亲吏翟守珣亲往联络。不料守珣先到开封见了宋太祖，太祖让他说服李重进暂缓发兵，以免南北呼应，局面复杂。守珣回去照办，重进信以为真。太祖遣使赐重进铁券誓书，重进竟准备治装入朝，被左右劝阻，这才拘留了宋使，修城缮兵，还向南唐求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其时李筠之乱早被平定，正给太祖一个出兵平叛的理由。十一月，太祖亲率大军围扬州，当日破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

《宋史》把二李与韩通并列为周三臣，实际上三人并不能一概而论。韩通死于赵宋禅代之际，称得上是后周的忠臣，宋太祖赠官礼葬，也是表彰其节概。据说，太祖见到开宝寺壁画中韩通的画像，即命人涂去，在韩通面前，太祖自知是有愧于后周的。而二李不在宋太祖禅代之际起兵，与传统的忠义已经有亏，却举旗于局面安定之后，对天下的大势更是昧然。尤其是李重进，完全出于一己的盘算，进退踯躅，举措乖张，结局可以想见。说二李是逆潮流而动的叛乱，绝不算冤枉。

宋太祖削平二李，使那些心怀不满而实力不大的地方藩镇不敢再萌反志，标志着宋代后周的最终完成。

细说宋朝7：杯酒释兵权

后人往往用这一题目来标举宋太祖收兵权，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内罢典领禁兵的宿将，一是外罢拥兵自重的藩镇。这里说的杯酒释兵权仅仅是关于前者的故事，至于后者将另有细说。

五代后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已不是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节度使，而是在中央典领禁兵的宿将。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何尝不明白这点。因而宋代后周不久，典领禁军的宿将就有一番调整。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分别出任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将领，不过，太祖有意派他们领兵在外，使他们难有作为。石守信和高怀德成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实际上的最高长官，石守信是太祖的义社兄弟，高怀德则在当年成为太祖的妹夫。太祖还把另一个义社兄弟王审琦提为殿前都指挥使，让自家兄弟赵光义顶替了审琦出缺的殿前都虞候。这样，除了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外，禁军两司都控制在太祖亲信的手中。

到建隆元年岁末，太祖又以义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将领罗彦瓌取代了两人。对后周时在禁军中声望资历不在己下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太祖还是放心不下，建隆二年闰三月，他决定不再任命自己出任过的殿前都点检，同时以石守信替代了韩令坤，从而使禁军高级将领成为太祖清一色的嫡系亲信。

太祖认为，由亲朋故友执掌禁军，就不再会发生推翻宋朝的兵变。开国宰相赵普却不以为然。君臣有一段对话。太祖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何必那么担忧呢？”赵普说：“我倒不是担心他们反叛，只恐怕他们不能控驭部下，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到那时就由不得他们了。”这几乎是以陈桥兵变的前例来提醒，太祖立即领悟了。

建隆二年七月，一天晚朝结束，太祖与石守信、王审琦等故人饮宴，待酒酣耳热之后，他屏去侍从，对这些禁军宿将说：“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的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

守信等人忙问何故，太祖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都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怀异心！”

太祖说：“你们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人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要不干，也办不到啊！”宿将们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便一边叩首，一边流泪，请求太祖指示生路。

太祖开导道：“人生在世，就如白驹过隙。所以企求富贵的人，不过多积攒点金银，自个好好享乐，让子孙也不再贫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基业；再多收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很好？”

将领们见太祖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瓌等都上书称病，求解兵权。太祖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除天平节度使石守信还名义上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空名外，其他宿将的禁军职务都被撸去了。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了，从此，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职位不再任命。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太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太祖通过政治联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弭离心倾向，共保富贵。这就是罢去宿将典禁兵的“杯酒释兵权”。

不过，有史家考证，太祖虽有收宿卫大将兵权一事，但酒酣耳热的那个细节纯属戏剧化小说性的传闻。我们尽可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实际上，太祖在这里推行的是经济赎买政策，即以土地财货收购兵权。其后宋代武将普遍热衷于兼并土地，贪黩财货，与这一赎买政策也不无关系。

从上表可以发现，杯酒释兵权后，禁军发生明显变化。

其一，禁军将领权势大为削弱，原先九个将领减为四个，殿前司的正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不再设置，侍卫马步军都虞侯长期空缺。仅剩下四个职位较低的将领，朝廷也总是任命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将领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乾德元年，太祖曾打算招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极力反对，以为彦卿在后周末已为藩镇，又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名位太盛，不宜再委以禁军兵权。太祖说：“你为何总怀疑彦卿？我待他不能再好，他岂能背叛我！”赵普说道：“陛下何以有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收回成命。

其二，禁军三衙体制开始形成。由于侍卫亲军司不设正副都指挥使，自然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再加上殿前司便合称“三司”，也称“三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构成所谓“三帅”。三衙鼎力，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各军的体制，成为宋朝一项基本的军事制度。

既然讲到禁军，不妨将宋代兵制的若干问题一并在此说说。太祖时代已逐渐形成枢密院、三衙统兵的新体制。这种体制，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祖宗统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每有出征，则由皇帝临战命帅，所任命主帅往往并不是三衙将领。这样，就把兵权一分为三，各有职守，相互制约，宋朝因此没有成为继五代以后第六个由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推翻统治的王朝。不过，利弊往往是共生的，由于统治过严，政出多门，虽然消除了拥兵悍将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却造成了各自为政、动辄制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禁军是宋朝的正规军，是宋军精锐所在。为了提高禁军的作战力，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全国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登记造册送至京城，补充禁军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保证禁军中都是身强力壮的士兵。

禁军每隔二三年甚至半年就变动驻地，实行所谓更戍法。这时，将领却不随之同行，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更戍法的目的，一是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不至骄惰；二是使兵将分离，防止两者形成根深蒂固的亲党关系，铲除骄兵悍将犯上作乱的内外部条件。然而，兵将分离，更番迭戍，不利于同心协力的战斗团队的形成，其削弱战斗力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兵制上，宋代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宋代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禁兵是中央军兼正规军，是主力作战部队，主要布防在京师和军事要地。厢兵在北宋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部队，宋初由各藩镇兵中壮勇编入禁兵以后的老弱者留充，既维持地方安全，也从事这种劳役，因而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一般按户籍抽调壮丁组成，也有招募的。藩兵是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

所谓强干弱枝，即在部署军队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京师都比地方要绝对雄厚精良的多，旨在强化京师的保卫力量，弱化地方的武装力量。这一方针与内外相制又是相辅相成的。太祖时，禁兵约二十万，一半驻守京师，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兵足以对付外地诸道的禁兵，因而不会形成外乱；合外地禁兵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兵，因而难以酿成内变。此即内外相制。这种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不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上，还表现在京城内外、路州之间和州县之间的兵力和兵种的布防上。

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太祖的所有措施，其核心就是“猜防”，猜忌将领，钳制士兵。前面已经说到因制度、人事上牵制而影响到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与西夏的长期较量中，在面对女真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前，宋朝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们不能以后来宋朝军队的缺乏战斗力，来否定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对其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追究继任者，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完善太祖的兵制改革，避免其负面影响呢？

细说宋朝8：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不妨来鸟瞰一下宋太祖初得天下时的政治版图。宋朝北方面对的是辽朝，盘踞山西的北汉与辽结盟，互为犄角，与北宋对抗。南方共有七个割据政权，占有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是后蜀，控制岭南两广地区的是南汉，南唐据有长江下游以南今苏皖南部和江西、福建西部，吴越占领今浙江和上海、福建东北地区，局促在江南三州的是南平，其南的湖南被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所占领，福建东南地区被清源节度使陈洪进所据有，前五个割据政权都属于所谓十国之列，而周行逢、陈洪进的政权还没有列名十国的资格。

面对五代以来割据局面，太祖是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的。在平定二李以后，十一月的一个雪夜，太祖与弟弟光义密访赵普家，说：“我睡不着。一榻之侧，皆他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南征北伐，正当其时。愿闻成算所向。”太祖说：“欲收太原。”赵普沉默良久，再三追问，才说：“北汉即使一举而下，则西北边患将由我们独立担当。何不留着它，待削平诸国，弹丸黑子之地，还能往哪里逃？”太祖说：“这正合我意。刚才聊以相试罢了。”这就是雪夜访赵普的著名故事，当时定下的统一方略，后人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

对这一统一战略，后人曾有非议，以为宋朝坐失进攻契丹、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因为当是辽朝军政正处于辽穆宗在位的最腐败时期，而等到北宋统一南方以后，宋太宗北伐契丹时，辽朝已在辽景宗统治下经过十年休养生息，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上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畛等著名将才，攻守之势正向相反方向转化，收复燕云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一议论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从契丹一方着眼。周世宗临死前夺取北边三关，号为“不世之功”，他本人也认为燕云唾手可得。事有凑巧，世宗当晚突得急病，只得班师还朝。行至澶渊，他迟留不行，似仍留恋着未能实现的北伐。其后不久，周世宗便撒手归天，更使后人扼腕痛惜，把燕云未复归诸天意，认为宋太祖的统一方略违背了周世宗的本意。这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周世宗生前执行的也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这一战略是由王朴提出的，宋太祖与赵普不过是这一战略的宋朝版而已。世宗攻南唐将下，转而北伐辽朝，是因辽朝以南唐请求出兵进攻后周的缘故，并非统一战略的调整。

其二，由于周世宗攻取三关时并未与辽朝主力正面交战过，遂使当时人和后代史论家都以为契丹兵不堪一击。实际上，辽穆宗虽腐败，但契丹军事实力仍未可小觑。高平之战后，周世宗进攻北汉，辽朝派耶律挞烈率重兵驰援，大败后周大将符彦卿，杀勇将史彦超，周世宗不得不遗弃太原城下数十万刍粮，狼狈撤军。因而以为世宗不死燕云可复，以为辽穆宗时辽军不是对手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未经比试的乐观估计。

其三，最关键的是经济原因。自中唐以后，东南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宋初，淮河流域虽入版图，但最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浙江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仍在南唐、吴越和后蜀的控制下。宋人后来常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太祖当时也深知：仅靠中原地区的物力和人力，是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北伐战争的。这就是宋太祖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深刻的经济动因。后人以未复燕云的历史遗憾去责难这一方略，只是超历史的一厢情愿。

统一方略既定，太祖就付诸实施。对北方的契丹和北汉，它基本采取守势，力图保持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割据政权，他利用矛盾，抓住时机，予以各个击破。太祖首选的攻击目标是盘踞荆湖地区的两个政权。

建隆元年，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去世，其弟保勖继位，两年以后，保勖也死，其子继冲嗣位。太祖派人打探人心向背和山川形势，回报说：荆南甲兵虽整而不过三万，谷物虽登而失于暴敛，四分五裂，日不暇给。就在高保勖死前一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也一命呜呼，他的儿子保权嗣位，才十一岁。衡州刺史张文表不买帐，起兵袭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保权只得遣使向宋求援。太祖感到这是假道出师、一炮双响的大好机会。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祖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借道荆南，讨伐张文表。二月，大军到襄州（今湖北襄樊），尽管武平政权这时已平定了张文表之乱，但宋方仍要借道。高继冲派叔父保寅到边境犒劳宋军，以侦探强弱。慕容延钊热情款饮帐中，李处耘密派数千轻骑兼程挺进，直指其都城江陵（今属湖北）。继冲听说宋军奄然而至，仓皇出迎，在江陵北十五里处相遇。处耘一边让他就地等候延钊，一边率亲军抢先入城。继冲还都，见宋军已分居要冲，知大势已去，只得将其控制的三州十七县的版籍奉表呈纳给宋太祖。

三月，慕容延钊继续率宋朝大军进克潭州。周保权知道来者不善，便准备臣服宋朝保住富贵，但遭部将张从富的竭力抵制。慕容延钊兵分两路，水陆并进，水路攻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陆路占领了澧州（今湖南澧县）。张从富退守朗州（今湖南常德）。李处耘下令选择数十名肥壮的俘虏，处死后命左右分吃了，然后选些年轻的俘虏黥面后放归朗州。宋军吃人的恐怖敌事经生还的俘虏一传播，朗州军民无复守志，奔窜山谷。慕容延钊率军入城，擒杀了张从富，俘虏了周保权。没费多大周折，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也纳入了宋朝的版图。

平定荆湖是太祖统一战争的第一战役，初战告捷，意义重大。首先，验证了先易后难统一方略的可行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坚定了太祖君臣的统一信心。其次，宋朝控扼荆湖，不仅在经济上夺得了这一中部粮仓，而且在军事上掌握了西上、东进、南下的主动权，使后蜀、南唐和南汉随时处于宋朝可直接打击的势力范围之内。尤其是后蜀，宋军可以从东面的水路和北面的陆路对其实施攻击。

后蜀到孟昶晚年，日事奢纵，国将不国，人民怨声载道。宋取荆湖，孟昶拟向宋朝通使奉贡，大臣王昭远坚决反对，在通往四川的长江水路上增设水军，以为防备。他还劝孟昶结好北汉，约期让其发兵南下，后蜀也派兵北上，使宋腹背受敌。孟昶派赵彦韬奉携蜡书出使北汉。他却拐道开封把蜡书献给了太祖。太祖正苦于没有借口，见此笑道：“这下可师出有名了。”

乾德二年十一月，太祖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廷让、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王仁赡、曹彬为都监，率六万大军，分道攻蜀。出师以前，太祖对王全斌说：“凡攻下城寨，财帛都分给将士，我要的只是土地。”全斌和彦进率北路军由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攻蜀，光义和曹彬率东路军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入川。

后蜀以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出兵迎战之际，王昭远大言道：“此去不但克敌，取中原也易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以诸葛亮自比。但一接仗，却三战皆败，连招讨使韩保正都成了俘虏，只得退保剑门天险，负隅顽抗。

次年正月，王全斌由降卒指点，经小道以浮桥渡过嘉陵江，绕过剑门，蓦然出现在关南二十里的官道上。王昭远猝不及防，领兵退屯汉源坡（今四川剑阁北）。赵崇韬布阵出战，王昭远吓得软瘫在胡床上起不来。王全斌挥师进击，昭远逃匿在仓舍下，悲嗟流涕，双目尽肿，与崇韬一起被俘。

刘廷让、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溯江而上，进抵夔州（今重庆奉节），见蜀军在江上以浮梁为障碍，上设敌棚三重，夹岸列炮封锁，便舍舟步战，先夺浮梁，再乘舟西上，攻克了夔州，夺取了水路入川的锁钥。

孟昶听说昭远战败，慌忙命太子玄喆统领大军前去迎战。这位太子本不知兵，携着姬妾带着伶人上道，日夜嬉戏，半道上听说失了剑门，不战自溃，逃往东川。孟昶叹道：“我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遇敌竟没人为我东向发一箭。”便命上表请降，王全斌受降入城，东路军也来会师。灭蜀战役从出师到受降仅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平蜀以后，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在成都昼夜酗酒，纵容部下抢掠妇女，抢夺财物，蜀地人民深恶痛绝。曹彬屡请还师，王全斌置之不理。不久，太祖命蜀兵优给着装费后出川赴汴，王全斌对此也雁过拔毛，克扣其数。蜀兵怨愤思乱，行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发难起事，众至十万，号兴国军，推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全斌命朱光绪前去招抚，此人灭了师雄全族，霸占了他的女儿，更激怒了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川蜀十六州和成都属县的百姓也纷纷起兵响应。

全斌遣将进讨，屡战不利，退保成都。当时城中还有二万七千降兵，全斌唯恐里应外合，把它们诱到夹城里，全给射杀了。十二月，太祖得知川蜀降兵起事，即增派将兵入川镇压。不久，王全斌在灌口（在今四川灌县）大败全师雄。师雄旋即病故，蜀兵的反抗才渐次平息。

乾德五年正月，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被召回降官，算是对他们黩货、杀降之罪的惩办。其实，王全斌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五代骄兵悍将的一贯作派。由于王全斌的倒行逆施，宋初四川地区对中央政权的归附感十分勉强，一有风吹草动，就有起义或兵变随之而起，例如王小波和王均兵变。

在各割据政权中，南汉统治是最腐败黑暗的。那么一个小朝廷，宦官竟多至七千人，有的还位至三师三公。国主刘鋹所居宫殿都是以珍珠、玳瑁装饰，宫城左右还有离宫数十，常常月余或十来日地游幸其间。他把朝政委托给宦官龚澄枢和妃嫔卢琼仙，自己每天与波斯宫女鬼混。他娶了朝臣李讬的长女为贵妃，次女为美人，下诏国事都必须禀告李讬。国内赋敛烦重，刑罚苛酷，有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者让罪人斗虎角象。宋太祖听到这些虐政，惊骇的表示要解救一方黎民。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南汉进攻宋控制下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太祖命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尹崇珂为副都部署，出征南汉。次年二月，潘美攻克英州（今广东英德）、雄州（今广东南雄），进兵至距广州城仅十里之遥的双女山下。刘鋹征集了十余艘船舶，载上珍宝、妃嫔，准备下海逃命，却被一批宦官和卫兵捷足先登，把船给盗走了。穷途末路的刘鋹便以竹木为栅，作最后的顽抗。入夜，潘美派大批丁夫，手持两炬，潜至栅前，一时间，万炬俱燃，火焰烛天，风助火势，烟埃腾空，南汉军队不战自败。刘鋹出降，南汉平，宋得六十州二百四十县。

刘鋹被送至开封，把罪名都推到龚澄枢和李讬身上，对太祖说：“在国时，我是臣下，澄枢才是国主。”他性机巧，口善辩，曾用珍珠便治鞍勒，酷肖戏龙之状，献给太祖。太祖对群臣说：“倘把这些心思用于治国，岂至亡国呢！”有一次，太祖单独召见他，赐他一杯酒，他想起自己常以毒酒鸩杀臣下，战战兢兢说：“我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盛世。不敢饮这杯酒。”太祖大笑：“我以赤心待人，岂有此事！”便自饮此酒，别酌再赐，刘鋹惭愧谢罪。宋太祖将攻北汉，设宴宫中，他进言道：“四方僭伪之主，今日尽在座中。早晚平了北汉，刘继元还要来。我来朝最早，那时让我执梃当个诸国降王的头儿吧！”

自宋朝立国以来，南唐始终外修供奉，不敢有失，私下却预为之备。宋灭南汉，对南唐形成南北西半月形包围圈。开宝七年（974年）九月，太祖准备进攻南唐，就是少个借口，便一再遣使召南唐后主入朝。南唐群臣多认为有去无回，坚决反对后主亲往开封，李煜便托病固辞。

太祖便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十万大军征讨南唐。他对王全斌在平蜀之际扰民杀降，记忆犹新，出兵之际一再告诫曹彬：“破城之日，不许杀戮！”并把自己的剑交给曹彬说：“副将以下，不听命者斩！”连潘美听了也大惊失色。

曹彬率军从荆南乘战舰东下，一路击败南唐军队，进抵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南唐樊若水前来充当向导。他是一个有心计而无家国的落第士人，早就借渔钓之便测定长江采石矶江面的宽度，赶到开封向太祖上书说江南可取，方法是用船搭建浮桥。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在荆湖造黑龙船数千只，这次顺流而下的大舰上就载着大批巨竹粗索，以备搭建浮桥之用。十一月，在樊若水的指导下，只用了三天，就在采石矶江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桥。潘美率领着步兵渡江，如履平地。

开宝八年二月，宋朝大军击溃了南唐军队的阻击，直达秦淮河畔，南唐水路兵十万列阵金陵城下迎战。这时，舟楫未备，潘美下令道：“岂能被这一衣带水阻隔而不直渡过去吗？”说着，身先士卒带头涉水向敌阵冲去，大军紧随其后，南唐兵阵脚大乱。

南唐后主不以战事为虑，只管在后苑与僧道诵经说《易》，宋军围城已有好几个月，他还全然不知。一天，他亲自巡城，见宋军列栅满野，旌旗蔽空，才大惊失色，一面派徐铉出使，恳求缓师，一面急召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从上游率军来援。

十月，徐铉到开封，对太祖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陛下师出无名。”太祖说：“你既说父子，却还是两家，行吗？”次月，徐铉再使开封要求缓兵，以保全一邦之命。他据理力争，论辩不已，太祖辞屈，按剑怒吼：“不须多言！江南也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铉只得惶惶辞归。太祖真是可人，不矫饰，不含糊，和盘托出肺腑之言：统一就是理由，他有时候不需要再用理由来垫底；而“卧榻”的精彩譬喻，则成为其后一切掌权者的不二法门。

再说朱令赟从湖口发援兵来救国都，号称有十五万大军。但他必须焚毁采石浮桥，才能顺流而下，直抵金陵。曹彬命人在浮桥附近的洲渚间竖起长木，状若樯桅。望去疑有伏兵，令赟迟疑不敢前进。宋军水陆诸将，犄角出袭。令赟纵火拒战，恰北风劲烈，火势反而自噬船舰，南唐水军大溃，令赟也被俘。

金陵成为一座孤城。曹彬派人向李煜传达：城破在即，归降为上。李煜不听。一天，宋军大营传开了主帅因病不能视事的消息，诸将都来探视，曹兵说：“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愈的。只须诸位诚心立誓，攻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就会好的。”诸将焚香发誓。次日，曹彬声称病愈。再次日，金陵城被攻破，李煜赴军营请罪。南唐灭亡，宋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

李煜被送至开封，如果说南汉刘鋹是个喜剧性的失国之主，那么南唐李煜则是个悲剧性的亡国之君，这一个性和经历倒使他对家国人生有了独特的感悟，在词史上留下了不少永恒的名作。他从金陵押往开封时所作的《破阵子》，真切的刻画了一个只知享乐不识干戈的亡国之君的形象：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史称曹彬平江南不妄杀人，所谓“克城之日，兵不血刃”，他也因此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清代史家赵翼在《垓余丛考》提出反证，说他在庆功宴会上听到南唐乐人大哭，以为大煞风景，便将乐官给杀了。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塘润州降卒数千人在送往金陵途中纷纷逃亡，她发檄诱集，恐怕他们生变，斩首七百。南唐州郡都归降后，独有江州指挥使胡则率众死守达四月之久，城破，指挥攻城的曹翰纵容士兵入城掠取资财，屠杀居民。曹彬平江南没有像王全斌平蜀那样滥杀无辜，但说他不妄杀一人，则是美化。

到开宝九年春，宋朝控制的州郡由一百十八增加到二百六十，户数由九十六万七千多户增加到二百五十六万六千多户，南方已大体平定，局促在浙、闽的吴越和陈洪进政权，对北宋来说也形同囊中之物。太祖统一南方的战争所以能顺利推进，固然与统一的大趋势有关，与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总体战略有关，还与太祖许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有关。

其一，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太祖之时，总兵力尽二十万，除去北边防务，能用于南方作战的兵力不到其半，而南方诸国总兵力不下七八十万，不容小觑。但太祖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分化离间，再配合军事进攻，终于各个击破。

其二，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对每个割据政权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太祖总是派人搜集其山川地理、朝政民情的情报，作为决策和作战的重要依据，故能每战必胜。

其三，实行优待降王的政策。太祖对亡国的降王不但一个不杀，还建造别馆予以安顿，保持其优厚的生活待遇。这一做法也减少了统一战争的阻力，各割据政权几乎都有主张归顺的大臣。

其四，严禁军将滥杀无辜。虽然在平蜀时王全斌部队有所失控，但宋军在统一南方过程中，大体改变五代骄兵悍将任意杀戮的恶习，扰民较少，破坏不大。

其五，革除割据政权的弊政。太祖每下一国，就减免苛捐杂税，改革原有弊政，以善代暴，大得民心，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细说宋朝9：三大纲领

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太祖与赵普有一段对话。

太祖问：“天下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十姓，兵戈不息，苍生涂炭，其故何在？我想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治久安之策，其道如何？”

赵普说：“陛下能问到这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其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天根治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奇巧可用，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话音未落，太祖就说：“你不必再说，我已经明白了。”

赵普以“君弱臣强”一语道破中唐以来政变频繁、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又以“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作为解决这一历史大问题的三大纲领。赵普的回答，最初是为解决藩镇问题而发的，但其后太祖君臣的政治实践，却把三大纲领推广到强化中央集权的各个方面。

先说消除藩镇之祸的问题。藩镇因控制土地、人民，拥有财富、军队，所以敢于作威作福，坐大犯上。在“削夺其权”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罢领支郡。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宋平荆湖后，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派遣文官担任支郡的知州和知县等郡县长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不再听命于藩镇，使藩镇的辖区和权力大为削弱。这一做法其后推行到新统一的南方诸国，至于全国三十余名节度使先后都不领支郡，已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的事了。

其二，添置通判。建隆四年，荆湖初平，朝廷始向当地诸州派遣通判。这一做法后来推广到刚被评定的原后蜀、南汉、南唐地区和全国各地。这种由朝廷任命的新官，身负特殊监视的使命，颇有恃权骄纵的举动，他们名义上既不是州县长官的副贰，又不是属官，故而往往与知州、知府争权，动辄声称：“我是监郡，朝廷命我监督你！”

太祖颁诏要求通判与知州协调，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其同签署才能生效。有一则趣事颇能说明通判对知州权力的分割和制肘：杭州人钱昆嗜蟹，有人问他希望外放哪一州，他说：只要有螃蟹没通判的地方就行。

通判之设，原先旨在削夺罢领支郡以后兼知军州的藩镇的权力；后来节度使成为虚衔，通判在演变为知州的副贰的同时，还起到制约知州的作用。

其三，收司法权。五代藩镇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太祖下令，各州死刑必须由刑部审复。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禁止藩镇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代以朝廷委派的科举出仕的文官，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

在“制其钱谷”上，太祖主要采取四条措施。

其一，严禁占留。中唐以来，方镇都掌握地方财赋，绝大部分截留自用，名曰“留使”、“留州”，小部分用以上供奉贡或贿赂朝廷。宋代后周，依然如此。太祖在乾德年间屡下诏令，规定各州所收财赋税课，除留最必要的开支，悉送京师，不得占留。不能支配地方财赋，无异于釜底抽薪，连养病自大的本钱都剥夺光了。

其二，设置漕司。漕司是转运使司的别称，掌一路财赋收入，以保证向朝廷足额上贡和地方州郡开支充足。乾德三年，太祖最先设立淮南转运使。这一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的重大组织措施，不久就推行到全国诸道。作为朝廷外派的使臣，转运使权势颇大。开宝五年，李符出任京西南面转运使，把太祖亲赐的八个大字“李符到此似朕亲行”书于大旗上，常以自随。

其三，监临场务。场务是指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的机构。五代场务多由藩镇差遣牙校管理，不立章法，大肆诛求，成为方镇重要财源。太祖派京朝官监临各处场务，制定条禁，整齐文簿，有关税收直接归公，节度使不再有过问场务税课的权力。

其四，禁止贩易。五代藩镇常派亲吏前往诸道进行长途贩易，沿途免征商税。宋初，包括少数藩镇在内的数十功臣仍承袭旧风。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颁布了内外臣僚不得“回图贩易”的诏令，把藩镇经商获利的渠道也给堵死了。

在“收其精兵”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选拔精锐。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包括各藩镇在内的各地长吏挑选本道骁勇精兵，补充中央禁军的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使节镇精兵尽入中央禁军，自知在军事上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其二，撤罢节镇。开宝二年（969年）的一天，太祖在后苑宴请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席间，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久临大镇，公务繁剧，不是朝廷礼贤之意啊！”王彦超立即心领神会，自求告老还乡。武行德等四节镇却大谈自己攻占的资历，太祖打断他们的话头：“那是异代事，何足为道！”次日，任命他们担任些荣誉的虚衔，却把他们的节度使全给撤免了。这个故事似乎是杯酒释兵权的克隆版，其真实性恐怕也不无问题，也许都与酒筵有关，故而导致后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太祖撤罢节镇却有其事，其后太宗也撤免了石守信、张永德等七节度。

其三，文臣代阙。在藩镇因死亡、迁改、致仕等原因出缺，太祖便不再新任节度使，一概由京官权知，而京官毫无例外都是文臣。为了提高取代节镇的知州的权威，他们往往带着中枢职衔权知州府，例如，乾德元年，凤翔节度使王景死，任命高防以枢密直学士权知。太祖以后诸朝，这种情况几乎未见，应是太祖为削罢藩镇所采取的变通办法。

以三大纲领收藩镇之权，由赵普建议，太祖施行，某些政策至太宗时仍在继续推行，其完成的过程远较罢宿卫典领禁军为长，绝不是一夕杯酒所能完事的。北宋初年之所以能够彻底解决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问题，一举割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战乱的毒瘤，虽说其中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但太祖君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方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纲领付诸实施的一方面的成效。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总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这类例证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太祖便举一反三把三大纲领推广运用到分割相权上。

赵普虽是开国第一功臣，开国之初实际上也承担着宰相的职责，但他直到乾德二年才真正做上宰相。此前四年则由范质、王溥和魏仁浦担任宰相，它们都是后周留用人员。太祖留用他们是为了稳定政局，作摆设看的，一有机会就要折辱他们的权威。

宋代以前，宰相见皇帝议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坐而论道”。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落座时，座位已被撤去，从此宰相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还有一种说法，范质等人因心存顾忌，每事向太祖报告，无暇坐论，赐茶看座之制无形中取消。倘是前一种说法，太祖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但宰相见皇帝从坐到站，是从宋代开始的，这是相权下降的标志。

太祖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号称“二府”。中书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中书即中书门下的简称，是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即宰相，官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事），有时也以侍中为宰相，其议事办公场所称政事堂，俗称都堂。

乾德二年正月，太祖命枢密使赵普取代范质等三人独自为相。太祖此举不过循名责实而已，却犯了一个程序错误。他首先罢免三相，两天后才让赵普拜相。这样，拜相制敕却没有宰相为其署行了。太祖倒有开国帝王不循规矩的气派，对赵普说：你来起草，我给你签署。赵普表示：这归行政部门办，不是帝王的事。最后，还是采纳了窦仪建议，皇弟赵光义以同平章事任开封尹，略当宰相之职，可以署敕。这才解决了难题。

太祖似乎从这事感到宰相之权太尊太重，四月，便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是为副相，薛居正和吕余庆为首任参政，协助赵普处理政务。起初，参知政事不能到政事堂与宰相议事，不能掌管中书门下印，甚至不与宰相一起奏事，只是奉行制书而已，地位与宰相相去颇远。

那时太祖对赵普深为信任，故让其独居相位达十年之久，但后来赵普颇有点独断专行。开宝六年，太祖把参知政事的职权和地位，提升到与宰相接近，他首先命参知政事得入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而后命参政与宰相轮番掌中书门下的相印，押百官上朝班次，用意是防范宰相专擅，分割宰相权力。

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使，另设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资历浅的副长官也称签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多设副长官是为了防止大权垄断于枢相一人之手。枢密院政府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他们与宰相不在一起办公和奏事，所奏两不相知，皇帝不仅将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而且也可以在不同的奏事中，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裁决。参知政事与枢密院长贰合称执政，他们与宰相一气合称宰执。

在以枢密院分宰相兵权的同时，太祖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这是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的中央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执政，实际上与宰相、枢密使分掌了全国行政、军事、财政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太祖分割相权执行的也是三大纲领：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即“削夺其权”；以枢密院与中书合称二府，即“夺其精兵”；设三司总理财政，即“制其钱谷”。也许，这是作为这一纲领的始作俑者，其后久居相位的赵普所始料未及的。

三大纲领后来也贯彻在地方政权上，虽然这种运作已在太祖朝之后，我们且在这里一并交代，顺便把宋代政区也作一介绍。宋代一般被认为是二级政区制：即县为二级行政区划；府、州、军、监为一级行政区划。一级行政区以州最普遍，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尽罢天下节镇所领支郡，全国诸州都直属中央，通判成为分知州之权的副长官。在一级行政区中，府的地位最尊最重，都城（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和南宋的临安府）和陪都（北宋的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称为京府，其他则称次府。府都是由州升格而来，升格的原因除地理位置重要外，主要是皇帝未即位以前的封地或在该州任职的缘故，或因皇帝驻跸而升。直属于路的军，地位与下州相似（另有隶于府州的军，与县同属二级政区）。监专为管理矿冶、铸钱、产盐等区域而设，兼治民政，直属于路的监地位与下州仿佛（另有隶属府州的监，则与县同级）。关于路的性质，虽有学者认为是一级政区，但一般认为路只是中央派出的监察辖区，不属一级政区。

宋太祖时，承袭唐制，全国分十三道，诸道设转运使以总财赋，旨在削夺藩镇的钱谷之权。太宗时，转运使在掌管一道财赋之外，还担负起监察的职能。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全国划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四川、峡、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五路，路正式取代道。其后，路屡有分合，京东、河北、淮南、江南路各分为东、西，京西路分为南、北，陕西路分为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四川路与峡路分为成都、利州、梓州、夔州四路，至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全国增至二十三路。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设京畿路，全国为二十四路。

宋代路级机构名目颇多，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漕司是转运使司的简称，是最先设置的重要路级机构，其长官为转运使，如前所述，其目的在于对藩镇起“制其钱谷”的作用。

宪司是提点刑狱司的简称，太宗时始设，长官称提点刑狱，初为转运司的附庸，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成为监察一路的最高司法官员。

仓司是提举常平司的简称，正式成为独立的监司机构在神宗熙宁初年，长官即称提举常平，掌管一路常平新法和水利、茶盐等事。

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四分掌财赋、刑狱和常平新法，并监察所属州县的官吏，故也统称监司。

帅司是安抚使司的简称，长官称安抚使，原为诸路灾害或用兵而派遣的专使，真宗以后渐成为专治一路军政和治安的长官，往往由这一路分的帅司所驻州府的知府或知州兼任。

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有时并不尽同，例如元祐元年（1086年），漕司为二十三路，而宪司仅十八路，政和元年（1111年）漕、宪二司都是二十四路，而帅司倒有二十八路。即便漕司、宪司和帅司的路分相同，其各自的治所也不一定同在一处，如以政和元年的京东西路为例，漕司治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宪司治济州（今山东巨野），帅司则治郓州（今山东东平）。前述北宋十五路、二十三路和二十四路，都指的是转运司路。

乍一看去，路级机构给人以叠床架屋的感觉，实际上正体现了宋代地方行政贯彻三大纲领的特点。太祖、太宗朝，转运使逐渐拥有比较完整的治理一路的权力，成为一路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说，宋初的转运使实际上是汉朝的刺史、唐代的藩镇在新时期的翻版。正是看到这点，才有其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安抚使的设立，将有关权力依次从转运使那里剥离出去，彻底杜绝了路级长官重蹈前代藩镇覆辙的可能。

漕、宪、仓、帅四司是并行的路级机构，各司所职，各不统属，不但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帅司与监司之间也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不仅如此，宋代实行路级长官互察制度，内容包括监司之间的互察、帅司和监司的互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机构，使任何路级长官都不可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局面。

三大纲领对宋代削夺藩镇权力、分割宰相权力和制约路级权力，都起了不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仅凭这点，赵普就无愧是见识透彻的政治家。

细说宋朝10：宋太祖

宋太祖以一军旅武将夺得天下，在位十六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太祖不仅为赵宋王朝，也为其后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笔不可缺少的政治遗产，宋代以后的统一王朝没有再出现分裂割据局面，这笔政治遗产是大起作用的。王夫之在《宋论》里认为，宋太祖的功业“故将夷汉唐而上之”。《宋史·太祖纪》也认为：“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还说太祖作为创业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与其他开国帝王相比，宋太祖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治国与为人也自有特色和魅力。

太祖虽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他答：“蒙用为将帅，常怕完不成任务，故而聚书观看，就为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

太祖文化水平较高，也能吟上两句诗，有一首咏《日》：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简直是他立志君临天下的自白，充满了王霸之气。

有时候，太祖也会说两句文人的好话。乾德三年平蜀不久，他发现后蜀的铜镜铸刻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乾德是北宋的年号，太祖大感不解，翰林学士窦仪说：“前蜀王衍也用过这一年号，一定是那时所铸。”太祖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正因如此，后人都以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太祖定下的。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出于防范的需要，贬抑武人是宋初的基本方针，其后也成为宋代家法。由于贬抑武人，势必擢用文士，相形之下文人身份似乎大涨。而太祖实际上是抑武而并不太重文的，他对赵普有段话道出个中心思：“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有一次，太组指着朱雀门上的题额问赵普：“为什么在‘朱雀’后加个‘之’字？”赵普说：“语助词。”太祖轻蔑的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言谈之间掩饰不住对文人的鄙视。

有人把太祖誓碑作为其重文的论据，这也值得斟酌。建隆三年，太祖曾在太庙沁殿的夹室里立一誓碑，规定今后凡太庙祭奠或新天子即位，都必须恭读三条誓词，除“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还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条，固然反映了太祖的宽容与自信，但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这些文人成不了大害，完全可以宅心仁厚，不开杀戒。大体说来，重文与抑武相结合，成为不可分割的宋代家法，当在太宗时代。

禅代以后，太祖拜见母亲杜太后，太后愀然不乐地说：“我听说做皇帝难。如果统治得其道，则被人尊崇；如果一旦失控，要求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这就是我担心所在。”太祖恭谨的表示受教。在其后治理朝政中，太祖还是十分注意“治得其道”的。

即位不久，一天罢朝，他久坐便殿，沉默不语，内侍问他何以闷闷不乐，他说：“你以为皇帝那么好做吗？早朝时，由着性子办了一件事，想起来有误，故而不快。”开宝元年（968年），皇宫修缮完毕，各道正门都在中轴线上，太祖端坐寝殿，命诸门洞开，一无遮蔽，得意地对左右大臣说：“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可见！”这话当然有自夸的成分，但敢于自夸，至少说明他心思不太邪曲。

太祖在禅代以后，优待礼遇后周世宗的子孙，在平定南方各国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都是少有其比的。据说，太祖入宫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大臣如何处置，赵普主张处死，潘美后退不语。在追问下，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共事世宗。劝陛下杀，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表示：“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我不忍做这等事。”因而他立下誓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的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后蜀既平，太祖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说：“蜀道千里，而孟昶王蜀三十年，人心难测。请擒孟氏而杀其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这事颇详，并盛赞“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太宗还是杀降的，南唐后主李煜即被他鸩杀，赵翼失于考证，谬加称誉。而比起历史上那些杀降王、诛功臣的开国君主来，太祖还算是处理得当的。

太祖为人豁达自信，往往以此高人一头。既得天下以后，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发迹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说：“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说起类似的话。

有一次，一个军校献手挝给太组，说明挝首就是剑柄，有利刃暗藏其中，平时可以当手杖，危急时可以防不测。太祖大笑着把手挝扔到地上，说：“让我亲自使用这玩艺，事态要到什么程度？到那种时候，这玩艺还能管用吗？”

正出自这种个性，太祖能知人善任，任人不疑。他曾慨叹“安得有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赵普说：“恐怕维翰还在，陛下也不会用。”因为桑维翰贪钱好货。太祖说：“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他十万贯，就撑破屋子了。”实际上他对赵普就是如此做的。

有一次，吴越国主钱俶遣使送海产十瓶给赵普，放在廊下，恰巧太祖驾临，问及何物，赵普答以海产。太祖说：“这海产必佳。”即令打开，见满瓶都是瓜子金。赵普惶恐顿首，说自己不知底里，否则一定奏闻谢绝。太祖笑道：“受之无妨。他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书生做主。”一笑之间化解了一件可以问罪的大事。

太祖自奉节俭。他在战利品中见到孟昶所用的七宝装饰的溺壶，感慨地说：“用七宝装饰这家伙，该用什么盛饭呢？所为如此，不亡何待！”立即命人将他砸碎了。他的爱女穿着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太祖让她不要再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贵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大涨。小民逐利，辗转贩易，捕捉伤生，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有一次，宋皇后对他说：“官家作天子日久，何不用黄金装一乘肩舆，乘坐出入？”太祖说：“我以四海之富，即便宫殿都以金银装饰，也办得到。但想到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倘若只想厚自奉养，让天下之人怎么拥戴你呢？”自奉节俭虽非帝王大德，但也可折射其为人治国的某一侧面。

也许正因如此，太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严加惩治。据统计，太祖在位期间因贪污受贿处死的官吏达二十八人，处死方式有杖死、弃市、凌迟等极刑，级别则有郎官、刺史等。《廿二史札记》有《宋初严惩赃吏》条罗列详尽，并探其缘由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作为武将出身的帝王，太祖自有粗暴横戾的一面，但他绝不是一个率性而为的暴君，能适时适度的控制自己的脾性，接受正确的劝谏。一次，他在后院弹鸟，有臣下称有急事求见，所奏却是常事，太祖怒问其故，那人说：“我以为比弹鸟总要紧急些。”太祖大光其火，拿起手里的柱斧柄撞他的嘴。那人慢慢捡起被撞落的两颗牙齿，放进怀里。太祖说：“你藏起牙齿，还准备告我吗？”答道：“我不能告陛下，自有史官记录这事。”太祖转怒为悦，赏赐给他金帛。

有一次，赵普曾荐举某人任某官，太祖不用。次日，赵普再奏，太祖仍不同意。第三天，赵普仍荐其人，太祖一怒之下撕碎了奏牍扔到地上。赵普神色不变，弯腰拾起退出。改日，赵普拿着补缀好的奏牍，再奏如初。太祖终于觉悟，启用其人。

又有一次，一个臣下按规定应该升官，太祖一向不喜欢这人，便不批准。赵普力劝，太祖发怒道：“我就不给他升迁，你能怎么办？”赵普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人的刑赏，岂能以喜怒来决定呢？”太祖怒不可遏，起身而去，赵普跟随其后；太祖入宫，赵普立在宫门旁，久久不去，太祖终于收回成命。有个性而不固执，也许是太祖性格中吸引人的地方。

细说宋朝11：烛影斧声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死。老三即赵光义，后来继位为太宗，比他小十二岁。老四赵廷美比他小二十岁，与太祖、太宗都是同母兄弟。故事就在他们三兄弟之间展开。

陈桥兵变时，“市不易肆”，就是说士兵入城，秋毫无犯，这件事被理学家邵雍赞许为“唐虞而下所未有”。后来的史书说这是出自光义的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的约法立誓之举，以此烘托其高大形象。据记载，今已亡佚的《太祖实录》有新旧两本，旧本《实录》没有这一情节，而在新本《实录》中，光义不仅叩马而谏，而且成为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动者，以表明其继承太祖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不过，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闻见录》里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说赵光义压根儿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这事虽难详考，但说明现存关于宋太宗的官方记载，是做过手脚的。

自建隆二年（961年）起，光义担任开封府尹，主持京师达十三年，其官署号称南衙。他把一大批文武人才网罗进自己的幕府，有学者作过考证，其幕府拥有宋琪、石熙载、窦偁、柴禹锡、程德玄等幕僚六十六人。南衙仪仗每出行，灿若图画，京城人总赞叹道：“好一条软绣天街”。大抵说来，这十余年，光义韬光养晦，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赵普从乾德二年（964年）起也独相十年，权位在光义之上。他识见过人，对光义的动向与用心，不会没有察觉。因而在赵普独相以后，原先关系尚称密切的两人，形成了旗鼓相当的两大政治势力，不时地明争暗斗。

两人的政争围绕着光义继统问题展开，双方往往谁也不露面，只是采取打击对方亲信的手法进行。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开封府判官姚恕进谒赵普，恰逢赵普宴客，管门的没有通报，姚恕怫然而去。赵普知道后，立即派人道歉，他仍掉头不顾。仅仅因是光义的幕僚，对宰相致歉也不领情，其气焰可见。赵普也怀恨在心，借机将他调任澶州通判，即便光义挽留也不买账。数年后黄河在澶州决口，姚恕被找到了碴，赵普以不及时报告水情为由，将他身穿朝服斩首弃市（暴尸街头），再投尸黄河，既出了口恶气，又打击了光义的势力。

不过，太祖晚年对赵普的独断专行也深为不满，但赵普勋望卓著，对他处置尤须谨慎。这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因与赵普不和，每见太祖就攻击他。而赵普一方面因敢作敢为，树敌过多；一方面贪财好货，造邸店，夺民利，把柄不少。开宝六年（973年），太祖一方面扩大参知政事薛居正和吕余庆的参政权力，以分割其相权；一方面亲命重选中书堂后官，削去其心腹。

这年八月，赵普罢相。时隔一月，赵光义进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这两件事前后相接，表明光义久久不能确立为太祖继承人的地位，与赵普是有关的。在此且来探寻其间的蛛丝马迹。

其一，先从太宗的言行看。据官史记载，赵普死后，太宗曾对近臣公开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据《玉壶清话》，太宗贬谪赵普政敌卢多逊后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竟使太宗不能释怀如此，几欲开杀戒，不妨证诸野史。据《丁晋公谈录》，太宗即位不久，突然漏出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原来赵普是太宗继位的阻挠者，也难怪太宗耿耿于怀。

其二，再从赵普的言行看。他在罢相的奏章里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他想撇清曾在太祖面前议论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因为罢相即意味着否定他的议论，意味着光义将正式确立准皇储的地位，为将来身家性命计，他也必须撇清。但据《曲洧旧闻》说，世传太祖做出这一决定时，只有赵普“密有所启”，明确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从太宗再用赵普诘问往事时他的答语也可推知：“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犹如今言“就见不到您光辉形象啦”）。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凡此都透露出赵普与光义在继位人问题上有着解不开的过节。

光义虽说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这时太祖的儿子德昭二十六岁，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失德，也完全可以做皇帝。而且，太祖晚年与光义也是颇有矛盾的，他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企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何况在历史上，皇帝临终易储，也不是没有先例。因而，对光义说来，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太祖死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十九日晚上，天气陡变，雪霰骤降。太祖命召光义入大内，酌酒对饮，宦官、宫嫔都退下了。远远的只见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有所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忽见太祖手持柱斧击地，大声对光义说：“好做，好做！”便解带就寝，鼻息如雷。

次辰四更，太祖暴死。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召赵德芳。王继恩自以为太祖素来打算传位给光义，竟敢不宣德芳，竟赴开封府赵晋王光义。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德玄坐在府门口，便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召，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此情况，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

继恩感到怪异，便告以宫中大事，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大惊，犹豫不行，声称要与家人商议，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继恩欲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直接进去，何待之有？”三人俱至寝殿。

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马上改口喊官家，说：“我们母子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光义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就即了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烛影斧声下太祖的猝死和太宗的继位，其内幕究竟如何，这是千古难解之谜。以上叙述，出自《续湘山野录》和《涑水记闻》，后者出自北宋史家司马光之手，他可不是一个热衷小道的史家。南宋史家李焘订正了王继恩（原作王继隆）和程德玄（原作贾德玄）的姓名出入，把这两条记载编入他考证严谨的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越是难解之谜，越是引起人们的兴趣。自元代以后直至上世纪末，史家对这一疑案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派认为，太宗即位并不存在篡弑之事；另一派认为，太宗怀有阴谋，做过手脚，至于其阴谋程度又有各种不同意见。那么，事实究竟可能是怎样呢？

其一，太祖显然属于非正常死亡。太祖在席上对光义连说“好做”，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为“好好做”，一为反语“你做的好事”，李焘改成“好为之”，只有前者之义，并不妥当。倘是后者，光义当时做的是什么“好事”，却不得而知。倘据史料，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精力充沛，频繁出巡，甚至远至西京洛阳。而且迟至十月的十几天里，史书也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故太祖猝死，显然不是因病。有人推测他是饮酒过度而一夜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是有节制的，故贪杯猝死的论据有所不足。倘说因酒致死，这次是与光义共饮，太祖死于酒而光义无恙，只可能光义上下其手。太祖是否发现这点，才大呼“好做”的呢？

其二，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太祖死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相天文之学，与光义的亲信程德玄友善，十九日晚上来见德玄，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太宗。太宗命令将他看管起立，即位以后才将其放出。马韶的消息肯定是太宗亲信走漏的（也许就是这个程德玄），为防止他在事成之前泄露天机，只能把他关起来。这也说明程德玄完全预知即将到来的政变。除光义本身，德玄应是这幕闹剧里最知情的人，他在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是代光义静候宫中好消息。否则，既然担心光义有急病，却不入府视疾，在风雪之夜傻坐在府门口，无论如何难圆其慌。而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宋皇后的旨令，不召赵德芳，当光义故作姿态时又心照不宣的提醒他“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两人也显然有事先的默契。光义对宋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保富贵”，也表明他早知此事，有备而来。

其三，从宋皇后的言行可推见太宗即位出自逆取。宋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不宣光义，而宣德芳，一方面太祖没有关于传位的遗诏，至死也没有确定光义就是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者；另一方面也透漏出太祖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可能与昨夜的饮酒有关，故而不召光义。只有这样，当召来的是光义时，她才可能大惊失色，竟顾虑自家母子性命不保了。否则，太祖正常死亡，光义正常继位，他就没有必要多此一虑了。

总之，这一疑案稍加追究，就发现太宗问题多多，它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当然，其中细节也许永远是谜。据《烬余录》，后蜀花蕊夫人在亡国以后被召入太祖后宫，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酒酣，光义见太祖已睡去，呼之不应，就乘机挑逗调戏花蕊夫人，太祖寐觉，即以玉斧斫地。倘真如此，太祖连呼“好做”，倒有了落实。但此说也只是可能有，而未必一定有。

有人误解史书所说的“柱斧”，猜测光义是用斧头劈死太祖的。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铜铁为材料，烛影斧声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绝不可能成为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不至于做得如此露骨。最有可能的还是酒里做手脚，且有史料说明太宗是精于此道的：《烬余录》说后蜀降王孟昶因其而暴卒。《默记》说南唐后主李煜被他在酒里下牵机药而毒死。

细说宋朝12：金匮之盟

宋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说来，以子继父，以弟承兄，出于对前任皇帝的尊重和承认，当年是不改元的。两宋除高宗因在非常事态中即位而当年改元外，其他君主都是沿用旧号次年改元的。太宗此举主要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和迫不及待，倒并不是向世人表示割断与太祖的承统关系。他还是要打太祖旗号的。在即位大赦诏书里，他自称是“小子”、“冲人”（都是年幼继承者的意思），表示要“恭禀遗训”、“恭尊先旨”，以证明自己是太祖忠实的继承者。

即位以后，太宗下令太祖和皇弟廷美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一样，都称皇子皇女；让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太祖之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与廷美都位在宰相之上。然而这不过是稳定人心、巩固地位的权宜之举。等皇位稳固以后，他就很难与太祖之子“共保富贵”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攻灭北汉以后，太宗乘胜北征契丹，不料受到辽军重创，他也中箭溃逃。宋军夜惊，不知太宗所在，便有人准备拥戴随征的德昭。旋即知道了太宗的下落，这才作罢。太宗由此感受到怀念太祖的潜势力之可怕。回师以后，太宗因北征失利，对剪除北汉的功臣也久不行赏。德昭提醒他，他冲着德昭大怒道：“等你做了皇帝，赏也不晚！”这显然是扭住军中拥立之事不放，德昭回去就自刎而死。史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自己的责任。两年以后，年仅二十三岁的赵德芳又不明不白而死，只有《宋史》说他是“寝疾薨”，与太祖一样在睡梦中去世的。

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一死，秦王廷美的准皇储地位就成为太宗的一大心病。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宗的早年幕僚柴禹锡告发廷美“将有阴谋”。“将有”云云，即“莫须有”，也表明太宗将对廷美下手。但时距德芳之死仅隔半年，倘再兴大狱，太宗唯恐压不住阵脚。于是，他断然召见了赵普，借助于这位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开国元勋。

赵普自从在太祖晚年罢相出朝，以同平章事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给他一个使相的名义。太宗即位，对他宿恨未消，派与他有隙的高保寅出任其所属支郡怀州的知州，保寅一上任就说赵普抑制他，要求罢节镇领其支郡。赵普见自己提出的“削夺其权”的方针被用来对付自己，便在太平兴国二年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职。其后，赵普虽以太子少保的荣衔留在了京师奉朝请，但形同高级寓公，备受太宗的冷落和宰相卢多逊的逼压，不仅尝够了失去权势以后的世态炎凉，再如此下去，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普受到了太宗的召见，他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说明自己早年曾有奏札论及皇位继承事，还受太祖、太宗之母杜太后的顾命，书写过一份金匮之盟，两者现都在宫中，希望太宗寻访。太宗果然都找到了，立即再召见赵普，当面致歉道：“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他还就今后皇位继承试探赵普，赵普就回答了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次日就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捐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金匮之盟与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并称宋初三大疑案，不妨先根据后来的追述来说说当年金匮之盟的立约情况和誓约内容。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危之际，赵普曾向他上奏论皇位继承事，便召赵普入宫，当时太祖在侧。太后问太祖何以得天下，答以祖宗和太后积德，太后说：“不对！正因为周世宗让幼儿主天下。倘若后周有长君，天下岂你所有？你百年后应传位给你的兄弟。能立长君，社稷之福啊！”见太祖叩头应允，太后对赵普说：“你记下我的话，不可违背。”于是赵普在榻前亲写约誓，一式两份，在两份纸尾崎缝处签上了自己的名衔。事后，一份随葬入杜太后的墓棺，一份由太祖手封收藏。

由于誓约的原文从未见诸史书记录，而转述的记载却颇有出入。大体说来，盟约关于皇位传承的办法有“独传约”和“三传约”的区别。所谓独传约，即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杜太后的遗命。而所谓三传约，即太祖传之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太祖之子德昭，这是杜太后和太祖的本意。

金匮之盟这一历史之谜的症结有三：一、究竟有无此事？二、为何此时出笼？三、誓约内容如何？

先说究竟有无此事。金匮之盟的立足点是立长君。指其伪造者认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德昭十一岁，他岂能预料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主？倘经光义、廷美三传至德昭，一般在四十年左右，其实德昭已年过五十，生死尚且难卜，长君从何谈起？但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者不过十年，平均在位时间不到四年，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而太后临死立长君的遗言，当时完全可能有。即便如此，却未必书为誓约。这可从两方面得以印证。

其一，从太祖的作为看。正因为只是口头遗言，而不是书面誓约，太祖始终没有举行定储之举。但到开宝六年，德昭已二十三岁，也到完全可以继位的年龄，一向秉承母意的太祖才断然拒绝赵普的建议，按前朝惯例将光义晋封为晋王，确定其准皇储的地位。由于不是正式定储，皇位传承仍可能存在着变数。太祖的举动正说明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是受母意约束的，但又不必像履行书面誓约那么循规蹈矩。

其二，从赵普的作为看。他作为誓约的监督署名者，如果说太祖时期不敢泄漏事尚在理，但到太宗即位六年间，自己分明失势，为何不上书言明以邀主欢呢？这也反映当时并没有成文的誓约。

此说为何此时出笼。金匮之盟是太平兴国六年炮制出笼的，其誓约见诸史乘最早是神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的《太祖实录》（即《新录》）。《新录》还说约誓时太宗也在场，这是连编谎都编不圆。倘真如此，太宗对赵普的衔恨和致歉都无从解释。何况太宗即位时不宣布，太平兴国五年九月修成的《旧录》也不载其事，既表明《新录》所谓太宗在场纯系妄说，也反证金匮之盟的出笼却在《旧录》修成以后。

金匮之盟是密约，藏之宫中，密无人知，三个当事者中只有赵普还健在，而他给太宗捅破此事的方式仍是密奏。也就是说，只有赵普与太宗两人知道此事，他们联手做手脚，别人谁都难以否证。对太宗说来，迫害廷美，传位子嗣，都需要赵普这样元老级的开国元勋的支持和谋划；而以赵普的政治经验，当然知道太宗肚里淌的是什么坏水，也知道这是改变自己“日夕忧不测”处境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孤注一掷，伪造了金匮之盟，作为输心效忠的入场券，为太宗不正常的继位找一个合法的根据，以借机东山再起，恢复失去的权势。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两人一拍即合，金匮之盟应运而生。

再说誓约内容如何。若杜太后真有口头遗嘱，三传约的可能性最大。但太平兴国六年，金匮之盟刚由赵普炮制出笼时，肯定不是三传约，而只可能是独传约。倘是前者，无疑在宣传秦王廷美应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迫害廷美的阴谋自设障碍，任谁也不可能如此愚蠢。独传约突出太宗，一方面为逆取太祖之位、逼死太祖之子的太宗进一步确立合法的地位，打上了一针强心针；一方面也树立了赵普“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只有当廷美死后，三传约形同废纸，才可能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因其时已是太宗一系独传的天下了。

赵普以金匮之盟重新换取了相位，其任相次日，秦王廷美就感到压力，要求列班在赵普之下，而以其准皇储的地位是可以位居首相之上的。次年三月，有人“告发”廷美准备在太宗前往庆祝金明池的水心殿落成之际犯上作乱。太宗假意不忍心张扬其事，罢去廷美开封尹，将他调到洛阳任西京留守。与此同时，与廷美往来密切的一批文武臣僚都因“交通秦王”而贬官流放。

不久，赵普向太宗报告，调查到卢多逊与秦王廷美勾结事。卢多逊立即被罢相下狱，审讯下来，卢多逊与相关人等都表示“伏罪”，具体罪名是卢多逊派中书属吏向廷美密告高级机密，还效忠道：“愿宫车（指太宗）早宴驾（指死去），尽心事大王。”廷美也表示“愿宫车早宴驾”。于是卢多逊被削夺一切官爵，连同家属流贬崖州（今海南崖县），赵普终于出了口恶气。有关牵涉本案的属吏和证人都被斩首在都门之外，来个死无对证。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也不再称为皇子皇女，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彻底扫尽。

五月，继廷美出知开封府的李符迎合太宗旨意，上奏说廷美衔恨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太宗正中下怀，把廷美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这是流放后周退位小皇帝的地方。廷美忧悸成疾，两年后死于当地，年仅三十八岁。

这种明目张胆的迫害，连太宗的长子元佐也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出面向父亲申辩。廷美死讯传来，元佐顿时发疯了。

太宗还对宰相李昉等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而《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第四。可见这是太宗为掩饰逼杀廷美之罪，不惜向自己父亲泼脏水，故意编派出来的谎言。

涪陵之狱，始终未见有丝毫的显罪确情。《宋史·赵廷美传》把这一冤案归罪于赵普。实际上，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于子，因而元凶是太宗，赵普不过帮凶而已。在皇位这一天下第一权力面前，即便在兄弟父子之间，人性的泯灭也太司空见惯了。

细说宋朝13：海内一家

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中继位，内心总不踏实。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多年经验，虽然还不至于有公开指责他合法性的臣民，但飞短流长似乎难免。尽管找不到官私史书的正面记载，但即位次年有两道诏书泄漏出个中的消息。十月，太宗下令全国禁止天文、阴阳、卜相之书，有私习者斩首。十二月，他命令对全国送到京城来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进行甄别，把六十余人留在了司天监，将其余近三百人都一古脑儿发配到沙门岛上去了。

留在司天监做官是利诱，禁书和流放是威胁，理由都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如果只是对普通百姓“矫言祸福”，没有必要堵住他们的嘴巴，把查无实据者统统发配到与世隔绝的海岛上去，对私习者则要他们的脑袋。唯一可能就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对象牵涉到继位问题，才逼得太宗出此狠招。

在防民之口的同时，太宗急于完成统一大业，即证明自己是太宗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也可以转移朝野的视线，不再对他继位的合法性说三道四。当时南方还剩下龟缩福建一隅的陈洪进和吴越国的钱俶，都是只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汉因有契丹的撑腰，仍然割据河东，有一场硬仗要打。

五代中期，十国之一的闽被南唐灭亡，原割据泉、漳两州的留从效得到南唐的认可，被封为清源军节度使。北宋建立当年，从效上表称藩。建隆三年（962年），从效去世，少子绍镃主政。牙将陈洪进诬指他准备将土地献给吴越，把他捆送给南唐发落，推举统军副使张汉思担任节度留后，自己当节度副使，大权在握。后来陈洪进又囚禁了汉思，潜使宋朝请求承认。太祖当时无暇南顾，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仍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南唐灭亡以后，陈洪进与吴越向来不和，颇不自安，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8年）亲自入朝。太宗待他礼数倒很优厚，就是过了大半年还不放他回去。他现在倒落入了当时汉思被囚的处境，次年，只得向太宗上表献漳、泉二州十四县。

吴越自宋朝建立以来，每年朝贡，态度一直相当恭谨。南唐灭亡的次年，钱俶与妻、子入朝，因为太祖曾约他晤面“以慰延想”，并许诺保证让他回国。到达开封以后，太祖赐他剑履上殿，书诏不称名，极尽礼遇。群臣纷纷上章，建议扣留钱俶，太祖信守诺言，放他南归，感动得钱俶流着泪表示愿今后三年一朝。临行，太祖赐他一个黄包袱，封裹严密，嘱咐他在路上细看。途中打开一看，都是群臣请求扣留他的奏章，他越加觉得惶恐不安。

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越发忐忑不安，上表要求免去所封的吴越国王和书诏不名的待遇，允许他回国，宋太宗没有答应。随从的崔仁冀对钱俶说：“现在去国千里，尽在他人掌握之中，只有插翅才能飞去！”钱俶迫不得已也只得重蹈陈洪进的覆辙，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南方的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据说，这次钱俶入朝，臣民都知道他将有去无回，造了保俶塔祝愿他能平安回来。然而钱俶不仅没能南归，连做大梁布衣寿终正寝的权利都没有，他的死也是疑窦丛生的。雍熙四年（987年），钱俶得病家居，有一个叫赵海的宦官夜访其宅，拿出一粒药说是太宗所赐。他服下后，家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几天后，钱俶向太宗说了这事，太宗居然大惊，逮捕了赵海，决杖流配沙门岛，似乎他从来不知这件事。但赵海敢于假传圣旨，显然是令人怀疑的。其后，钱俶的病一直未好过。次年八月他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他就暴死，结局与李煜相去不远。

建立北汉的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旻，后周代汉以后，他就割据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虽局促一隅，军队却十分强悍，且与契丹成犄角呼应之势，地势又易守难攻，成为宋朝统一最难啃的硬核桃。太祖虽实行先南后北的战略，却始终关注着北汉的动态。

开宝元年（968年）八月，北汉第二代国君刘钧病死，在王位传承上引起了政局动荡，太祖认为有机可乘，就派李继勋、党进和曹彬率军北伐。北汉派名将刘继业（即杨业）抵抗，同时向辽朝求救。宋军直逼太原城下，太祖传诏北汉新国主刘继元投降，遭到拒绝。在契丹诸道驰援的情势下，李继勋唯恐腹背受敌，只得撤兵。

太祖心有不甘，次年二月御驾亲征。他一方面名各州调运粮饷到河东战场，一方面派兵扼守契丹可能驰援的军事重镇。大军抵达太原城下，太祖筑长围攻城，但城坚难下，于是掘汾河水灌城，城中虽然恐慌，但仍顽抗。太原城久攻不下，而契丹的援军虽然受挫，依旧在北边造成很大的压力。时已炎夏五月，淫雨连绵，宋军中疫病流行，太祖只得被迫撤兵。宋军撤退以后，太原城排除积水，大段城墙圮坏倒塌，辽朝使者见状大为赵匡胤惋惜，说：“宋军倘若先浸而后涸，太原城就易手了。”

南唐灭亡以后，南方的统一已大势明朗，次年秋天，太祖命令党进、郭进和潘美等兵分五路第三次伐汉，希望由自己来砸碎这颗硬核桃。但不久他就突然去世，把问题留给了太宗。太祖虽未平定北汉，但三次北征，已大大消耗了北汉的实力，在第二次北征以后，还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大量迁徙到内地，使其只剩下一个地荒民寡的空壳子。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见政权初步巩固，便急切的企图通过攻灭北汉来实现太祖不能完成的功业，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正月，他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分四路攻打太原城；同时命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以阻击契丹援兵。

二月，太宗御驾亲征，所遣兵马在十万以上。三月，郭进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北）南截击来援的辽军，辽军死伤严重，所幸耶律斜轸的后续部队赶到，才扼住宋军的攻势，得以退兵。另一方面，潘美指挥宋朝大军围困太原城，自春至夏，昼夜攻打，矢石如雨。

四月，太宗抵达城下，督诸将攻城越急，太原城几乎城无完堞，城头箭集如猥。城破在即，太宗传诏北汉主速降。刘继元见大势已去，亲信逃亡，只得出降。宋得十州一军四十一县，五代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

以中原王朝的传统眼光看来，这也可以说是海内一统了。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海内一家的范围也在扩大，而与宋对峙的辽夏今政权也和前代旋扑旋起的柔然、突厥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权实体，他们也加入到融天下为一家的历史过程中来了。而在这一融合过程中既有和平相处的乐章，也有兵戎相见的血污。北汉刚平定，宋辽之间就形成了唯一直接的对峙，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成为宋太宗的当务之急。

细说宋朝14：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辽太宗率领契丹骑兵直下后晋都城开封时，宋太祖年方二十，对这一浩劫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北宋建立以后，图谋燕云，拱卫中原，可以说是他一贯的夙愿。他建立了封桩库，积存每年的财政盈余，打算蓄满三五百万以后，与契丹交涉索还燕云的土地与民众。倘若契丹同意，这些款项就作为赎款，否则就散尽库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取。他做了一个估算，倘若以二十匹绢的价钱换算一个辽兵的首级，辽朝十万精兵用二百万匹绢也就搞定了。太祖的这一规划，表明他是对辽和战当作严重问题来郑重对待的。因而终太祖之世，宋辽之间基本维持互不侵犯的状态。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出兵攻北汉，已做好了与契丹开战的思想准备，而北汉终被攻灭，也令太宗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他决定挟战胜之余威，取燕云之故地。实际上，攻打北汉从正月到五月，已经是师劳饷乏，完全不宜再开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的辽朝在景宗统治下，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经济大有好转，政治也算清明，关键是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这样智勇兼备的名将。宋朝又没有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仓促上阵，显然是难操胜算的。这时，殿前都虞候崔翰迎合太宗的旨意，上奏鼓吹道：“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于是太宗决意攻辽。

五月下旬，宋军自太原诸路并进，越过太行山向河北平原集结。六月十三日，太宗从镇州（今河北正定）亲自督军北上，正式发动北征。十天后宋军进抵南京（今北京）城下。辽将耶律斜轸见宋军兵锋略盛，便引军退驻得胜口（今河北昌平西北），耶律沙则撤到清河北（今北京清河镇附近），互为犄角，声援南京。

宋太宗误以为耶律斜轸只能据守险要以自保，便派一部进行监视，自率主力日夜攻城，命宋军围城三匝，穴地而进。辽朝守臣韩德让日夜登城指挥，力保城池不失。宋军围攻半月，疲惫劳顿，粮草因运输线过长也开始紧缺。

七月初，辽朝所派耶律休哥率领的驰援大军已抵达前线。他先以弱兵五千诱敌，再以精骑三万从他道绕到宋军南侧，发动猛攻，席卷而北。六日，耶律沙进军城下，与宋军激战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也各率所部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宋军急调围城部队迎敌，城内辽军见援军赶到，便开门列阵，鸣鼓助攻。宋军在辽军数路猛攻下，全线崩溃。次日黎明，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了两箭，仓皇奔逃至涿州，因箭伤无法骑马而换成驴车继续南逃。辽军追杀三十余里，耶律休哥身上也多处受伤，不能驭马，便改乘轻车追逐，至涿州未获宋太宗而还师。

在高梁河之战中，就兵力对比而言，宋军明显占上风，但却以残败而告终，使宋初以来培植的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究其战败的内部原因，一是战略上的轻敌，以为挟战胜北汉的余威，必能奏功。二是战术上的失策，屯兵坚城之下，不做打援的部署，乃至处于内外数路夹攻的被动境地。三是士气的不振，将士连续作战，身心均已疲惫，将领中甚至有掳掠北汉妇女充当军妓，其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可以想见。

为了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现在自宋太祖就志在解决的燕云十六州问题，对太宗说来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首先，战端一开，已经切断和平解决的所有可能。大言既出，不打则贻笑天下，威望扫地；若打则覆辙在前，胜负难料。太宗有点进退两难。

太平兴国七年，趁辽圣宗新即位之际，宋太宗甚至谋求与契丹恢复以前的和平状态，但因没有正式的国书而遭到拒绝。而要下国书求和，太宗还拉不下这面子。在接到辽朝拒绝的信息以后，太宗重新开始积极备战。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伐。之所以这时发起北征，太宗是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才做出的。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见太宗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太宗深感皇位未稳，于是转而注意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廷美也已贬死，太宗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来战略物资的准备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太宗误信边将的报告，以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从表面现象来看，辽圣宗这年才十六岁，说得上是“主少”；政事听命于其母承天太后，说“母后专政”也名副其实；而承天太后也确实重用她所钟爱的韩德让，在大计方针上多有听从，以“宠幸用事”评断也相去不远。

但承天太后与韩德让共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这一时期也是辽朝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就以边境防务而言，承天太后在圣宗即位当年，就任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允许他便宜行事，总令南面的军务。史称耶律休哥在这一期间“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对宋朝的进犯早有防备。因而宋太宗在对外征战时机的选择上，是绝对错误的。

雍熙北伐是宋太宗亲自指挥的，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阵图是宋代猜防武将，实行“将从中御”政策的产物。宋太祖是宋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用将“专而不疑”，只在命将出师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太宗的韬略远不能与乃兄相比，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十分强烈，为了“将从中御”，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让他们不折不扣执行。太宗、真宗两朝阵图最为盛行，但也是对辽战争一败再败的年代。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反馈进行调整，阵图的荒谬可想而知。

且看太宗这次的战略部署：东路以曹彬为主帅，米信为副，率领宋军主力两军同行，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以缓慢行军的战术，张大声势，向辽南京进发，以牵制辽军主力；中路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西路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再与中路军会合，然后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南京。这一战略的不足在于：一是三路大军过于分散，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配合；二是东路主力等待时机的时间过长，容易出现不测之变。结局果然如此。

三路大军一开始进展都很顺利。中路军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西路军更是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州。东路军攻占了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州等地，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道。

辽圣宗与承天太后接到耶律休哥的求援消息，立即征调诸部兵增援南京，统一归休哥指挥，以抗击宋军东路主力。母子俩亲率大军南下，驻兵涿州东北，等待各路援军到达，以便决战。

曹彬在三月进占涿州以后，与耶律休哥的军队相持在涿水之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退守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即派使者指使他向米信军集结，养精蓄锐等待中西路军的会师。而这时中西路军屡战获胜的捷报不断传来，东路将士纷纷要求出战，以便为北征主力争回点面子。

曹彬只得率军与米信军会合，再度进攻涿州。因休哥以轻骑不断夜袭单兵落伍者，曹彬命部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将士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仅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来天。等到达涿州，曹彬发现承天太后率大军已驻扎在涿州东北，连忙决定退兵。这时耶律休哥已补充了精锐的援军，全力追击宋军。

五月，两军激战于岐沟关，宋军以粮车环绕自卫，被辽军包围，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辽军追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被耶律休哥追上，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宋军主力全线崩溃，伤亡惨重。

宋太宗接到东路军残败的战报，立即命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而辽承天太后则调集优势兵力向西，以便全力对付中西两路的宋军。见到宋中、西路军后撤，耶律斜轸等不及援军到达，就主动出击了。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西路军又接到太宗的指令，要求他们掩护寰、朔、云、应四州居民迁至内地，这只孤悬敌后的西路军就成为辽军唯一追击的目标。

七月，西路军副帅杨业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代县西北），配合云、朔守将撤离两州军民，但监军王铣却逼他与辽军正面交锋，主帅潘美不置可否，杨业无奈，只得出战，行前要求他们在陈家谷口接应。但当他与耶律斜轸的大军浴血苦战退至约定地点时，潘美、王铣已率军退走，杨业拼死血战，中箭被俘。辽军在岐沟关和陈家谷两次战役中大获全胜，彻底击败了宋太宗亲自指挥的雍熙北伐。

稍作休整后，十一月，辽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作为对雍熙北征的报复。西路军由耶律休哥率领，东路军由承天太后亲自统领，在滹沱河北与西路军会合，渡河以后直扑瀛州（今河北河间）。宋朝守将刘廷让约沧州守将李继隆以精兵来援，岂料李继隆畏缩不至。当时天气奇寒，宋军拉不开弓弩，被辽军围困聚歼，死者数万，大将贺令图等被俘，刘廷让只身逃回瀛州。辽军乘胜南攻，大名（今属河北）以北，悉遭蹂躏。耶律休哥建议干脆把辽朝的边境推到黄河北岸，承天太后没有同意，次年正月，下令还师。

雍熙北征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太宗企图收复燕云的最后努力。这次军事行动再次以惨败而告终，对辽宋双方以后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宋朝来说，雍熙北征的失败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

为了阻止辽朝骑兵的南攻，宋朝采纳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里间，利用原来的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构筑塘堤，形成南北宽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深数尺至丈余不等的防御地带，其间设立寨铺，派兵驻守。这一工事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澶渊之盟时辽朝骑兵照样直逼黄河北岸。

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由于收复燕云的无望，宋朝北大门的锁钥始终掌握在辽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令宋朝背上了岁币的包袱。这种阴影也直接影响到宋朝对夏、金关系的格局。

对辽朝来说，高梁河之战和反击雍熙北征的胜利不仅解了南京之围，而且包围了作为辽朝立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难怪《辽史》有一段话称赞这两仗说：“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宋自是不复深入”，意义不可低估。辽朝不仅在这场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也表面自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国家与辽朝对这块农耕地区和军事重地的长期争夺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在辽朝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

实际上，不论宋辽哪一方试图控制占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无可非议的。高梁河战败的次年，太宗还没有死了收复燕云的心，张齐贤有针对的上了一奏说：“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事而已乎！”南宋有个叫吕中的学者评论张齐贤的奏议，说他只知道辽朝不可伐，却不知道燕云所在当取，当取的理由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显移于夷狄。”前一条理由事关民族与文化问题，在当时当然是原则性的大问题。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左衽之民陷于中原，中原之民陷于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双向代价。后一条理由确是宋朝必取燕云的关键所在，即吕中所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更何况燕云十六州原来就是从中原国家划给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从契丹来说，燕云十六州一旦纳入自己的版图，就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军事地理学上，这一地区也成为辽朝防止中原国家长驱深入的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其原先的游牧经济形成良性的互补，随着年代推移已经成为辽朝赖以立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板块，因而辽朝殊死的保卫这一生命线也是情理中事。

也可以说，中原国家失去燕云，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辽朝一旦失去这一地区，它的经济文化形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类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样勃然而兴倏然而灭的游牧政权。既然双方都有取得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合理性，而双方又互不相让，便只有战争解决问题。历史就是这么干脆而无情，但战争结局却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胶合的产物。李塨以为：自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一死，“而天下不能混一矣”。宋太宗没有这一方面的雄才大略，应是毫无疑问的。

细说宋朝15：杨家将

在陈家谷之战中被俘的西路军副帅杨业，成为后来民间杨家将故事的主角。元明戏曲小说中的内容，虽也有历史的影子，但颇多附会成分。历史是不能戏说的，但杨家将倒是值得在这里细说的，目的也是把历史和附会区分开来。

杨业是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来迁居太原，《宋史》本传说他是并州太原人，是指他的今籍而言的。新秦地近边塞，以战射为习俗，杨氏也以武力称雄一方。杨业的父亲叫杨宏信，这是根据欧阳修为杨琪作的墓志铭，而《东都事略》、《宋史》和《资治通鉴》都说他叫杨信。有人认为是名信，字宏信，实际上可能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的讳，史家才改称杨信的。

后晋末年，契丹骑兵经常剽掠汉地居民，杨信大约在这一期间组织地方武装，在火山起事，自称麟州刺史。后汉代晋以后，他听命于汉，麟州刺史一职也得到了承认。后周建立，杨信表示归服，不久去世，职位由杨业之弟杨崇训继承。

杨崇训一度投降北汉，避北汉国主刘崇的讳，改名重训；后来重新依附后周，避恭帝的讳，改名重勋。北宋建立以后，重勋继续担任麟州防御使，多次击退北汉军队的侵犯，宋朝在麟州设建宁军，太祖让他做节度留后。其子杨光扆仍兼麟州兵马，欧阳修为作墓志的杨琪就是光扆之子。重勋子孙世居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还有杨家村，都是这一系。

杨业原名杨重贵，大约在北汉建立前后不久投效刘旻，赐姓名为刘继业。晚唐五代之际，军阀为拉拢亲信，收为义儿，赐以同姓，原本就是风气，刘旻让杨业做自己儿子刘承钧的养子，故而将其名与孙辈继元等同一排行。杨业的生年说法很多。山西代县杨氏后裔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应生于928年。但这一说法并未被学界所公认，另外还有924年、925年与935年诸说，莫衷其是。杨业效忠北汉，而其父却归顺后周，这种父子兄弟各效其主的现象在五代并不少见。

开包元年（968年），北宋派李继勋进攻北汉，杨业奉命扼守团柏谷，但当地守将降宋，他自度寡不敌众，领兵返回太原。不久，宋军兵临汾河，杨业封锁通往汾河桥的要道，被射中坐骑，只得退回城中。

次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时，杨业曾率数百精骑突袭党进所部，被宋军追击，缒城才得脱险。太原被围日久，杨业奉命与司空郭无为以精兵千人夜袭宋营，却因风雨晦冥，马足受伤，被迫收兵回城。看来杨业擅长突击和夜袭，善于进退自如，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虽然北汉与契丹结盟，但杨业对契丹却始终持抗击的态度。开宝二年，宋太祖久围太原撤兵之际，杨业向刘继元建议袭击屯驻于太原城下的契丹援军，他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藉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杨业这一建议，还是出于传统的夷夏之防与正统观念，没有必要把他现代化为爱国统一思想。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一战，杨业殊死守城，十分骁勇。刘继元已经投降了，他还举城苦战。宋太宗素知其威名，让刘继元派人去招降。杨业北面再拜，恸哭解甲，来见太宗。太宗一再抚慰，让他恢复原姓，名业，但宋人乃至辽人还有叫他杨继业的。

杨业归宋以后，太宗因他习知边事，洞晓敌情，让他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成为三交都部署潘美的部属。潘美在后周时就与宋太祖交谊颇厚，攻荆湖、讨南汉、灭南塘、征北汉，他都是统帅级的大将，他的女儿嫁给太宗之子赵恒（也就是后来的真宗），与太宗的关系非同寻常。杨业上任以来，深知代州的重要性在于雁门关，因而他加紧修筑了雁门、大石等十余座关寨，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

太平兴国五年，辽西京节度使萧多啰与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率军十万侵犯雁门关，杨业率数百精骑，由小径绕至雁门北口，南向与潘美的大部队合击，大败辽军，杀萧多啰，俘李重海。七年，他与潘美再次在雁门关击破来犯的辽军，斩首三千，追击入辽境，破垒三十六，俘获老幼万人、牛马五万。

雁门之捷以后，辽军一见杨业的旗帜，就胆战心惊，率兵退去，杨无敌的威名远播辽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到这一情况后有一段话：“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杨）业。”主将当然就是潘美，其用意一方面表示对杨业的亲近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暗示杨业你的动静自有人汇报上来，这是统治者一贯使用的互相牵制的手段。

雍熙北伐中，潘杨分任西路军的正副统帅，攻克了寰、朔、应、云四州，宋方记载都把这一战绩归功于潘美名下。倒是《辽史》相关战将的传记都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只有《辽史·圣宗纪》说“宋潘美陷云州”，可见西路军战功主要是杨业的贡献。

七月，当东路军溃败、中路军撤退以后，西路军担负起掩护四州居民迁入内地的重任。形势对宋军相当不利，辽将耶律斜轸率领十余万大军正在寻机聚歼宋军主力。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接战，可以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事先派人密告云、朔守将配合，将民众迁徙到石碣谷，我们再派强弩手千人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但监军王侁却指斥杨业怯懦，要他出雁门关正面迎敌。杨业告诉他这是必败之势，王侁讥刺他说：“君侯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却逗挠不前，不要是别有企图吧！”这时，主帅潘美在一旁不置可否，对王侁的主张表示默许。

杨业只得出战，悲愤的说：“此去必定不利。我杨业是太原降将，理应当死，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我这不是纵敌不击，而是希望立尺寸之功，报效国恩。现在诸位责怪我杨业避敌，我就应先战死在敌阵之前！”但他还打算败中求胜，临行请求潘美在陈家谷口两侧埋伏强弩步兵接应，以夹击敌军。

杨业出战以后，王侁派人登高瞭望，不见契丹队伍，误认为敌人败走，欲争战功，便领兵离开谷口，沿马邑川行进二十里，后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了。作为久经争战的主帅，潘美完全知道撤离防地的严重后果，却听之任之，不加阻拦，他确实有妒功嫉能、坐视其死的责任。

杨业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前来，佯败退兵至狼牙村，辽将萧挞凛率伏兵从四处杀来，宋军大溃。这时杨业麾下还有百余人，他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以突围还报天子。”众人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肯离去。

杨业且战且退，从日中战至日暮，转战到陈家谷口，见空无一人，抚胸大哭。他身上已受伤数十处，仍率帐下勇士力战，手刃敌兵数百人，转入深林，被射中坐骑，坠马被俘。

耶律斜轸责问：“你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有何面目相见！”杨业叹息说：“主上期望我抗敌捍边，不料反为奸臣所迫，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于是三日不食而死，首级被送往辽朝。他的儿子延玉也死于陈家谷之战中，将士无一生还。

杨业所说的“为奸臣所迫”，所指为谁是不言而喻的。他与部下全部壮烈战死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愤叹。迫于舆论，太宗将王侁除名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实际上，潘美、王侁之所以有恃无恐的诬陷乃至迫害杨业，正是太宗“行不测之威福以固天位”的统治政策的必然产物。

然而，人民自有他们的好恶标准，杨业的威名和节操赢得了宋辽两国人民的崇敬。至迟在宋仁宗中期，辽朝在古北口为杨业建立了杨无敌庙。而关于杨家将的传说，仁宗时期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年），欧阳修就说其“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杨业的儿子见诸史籍记载的有七人，戏曲小说中倒与此相符。七人之中，除延玉战死，其他六人依次为延朗、延浦、延训、延壤、延贵和延彬。《宋史·杨延昭传》说得明明白白，“延昭本名延朗”，这是真宗时为避所谓圣祖赵玄朗的讳。但后来的戏曲小说却误作两人，还以为延昭排行第四，延朗排行第六。尽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东都事略》都说契丹忌惮延朗，“目为杨六郎”，但据学者考证，他却不是杨业的第六子。因为在这些史书记载朝廷为杨业诸子加官时，都是延朗领头。按照当时赠官长幼有序的原则，又由于战死的延玉排行不清楚，不能排除延玉是长子的可能，但延朗不是杨业的长子就是次子。但为什么史书又称延朗为六郎呢？比较和情合理的说法认为，六郎是延朗在同一先祖的兄弟中的大排行，宋人以长称幼或平辈相称时，这一习惯颇为盛行，而契丹因屡为其败，便也以宋军盛传之称相呼，后人不察，遂以为他是杨业的第六子。

杨业诸子，就数延朗的事迹最为详细，《宋史》有他的传。杨业生前认为“此儿类我”，每次大仗都带在身边。雍熙北伐时，他担任先锋攻打朔州和应州，流矢中臂仍奋战不止。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他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辽承天太后率大军南下猛攻，遂城危在旦夕。时当十月，北方已天寒地冻，他命令士兵汲水浇灌外侧城墙，一夜之间凝为冰城。契丹兵见滑溜溜的无法攻城，只得退兵。延朗乘机出击，截获许多武器。

澶渊之盟时，他向真宗建议，趁契丹去国千里、人马俱乏之际，部署驻军，扼其要道，不仅屯驻在澶渊的敌军可以歼灭，幽、易诸州也可袭取。被契丹骑兵吓破胆的真宗不同意这一建议，延朗就自己率兵“抵辽境，破古城”，斩获颇多。真宗听说，立即派人前往监视他的行动，不许他闯下乱子。他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死在高阳关副都部署的任上，享年五十七岁。

延朗的儿子杨文广，《宋史》也有传。小说戏曲里说文广是宗宝之子，在延朗与文广之间加了一代，与史无据，史书里也没有宗宝其人。文广曾任秦凤路副都总管，筑筚篥城，长期抗击过西夏。熙宁七年（1074年），辽朝遣使与宋争代州地界，文广献上了攻取幽燕的计划，但不久就去世了。在抗击契丹的问题上，他是继承祖、父遗志的。

至于戏曲小说中所说杨业之妻是佘太君，文广之母是穆桂英，都与史无据。佘太君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到清代方志和笔记里，才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而佘太君是折太君音讹的说法。宋初武将中却有折德扆其人，但这些方志和笔记颇有倒果为因的作派，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宋代史籍和碑刻还不能验证这一说法。

杨业父子的事迹虽然在仁宗以后已流传在里儿野竖之口，但通过文艺方式广为传播似在宋室南渡以后。对杨家将故事进行全面考证的余嘉锡推断：“今流俗之所传说，比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凌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

宋代市民文艺的兴起，也为杨家将传说的不胫而走提供了载体，在已知宋代话本中就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等名目。宋元易代，又是中原国家输给了北方游牧国家，几乎是宋辽、宋金关系的翻版，于是杂剧扮演杨家将题材，也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不说已经亡佚的，现存元杂剧中，《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昊天塔孟良盗骨殖》和《八大王开诏救忠》都是演述杨家将故事的。《谢金吾》有一段唱词道：他他他也则为俺赵社稷，甘心儿撞倒在李陵碑，

便死也不将他名节毁。

他也曾斩将夺旗，耀武扬威，

普天下哪一个不识得他是杨无敌！

谁听了都会热血沸腾、胆气贲张的，不过撞到李陵碑只是艺术夸张，于史也是无据的。

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中国皇帝的年号是大有讲究的，这里难以细说，但宋代许多年号，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这个皇帝在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宋太宗即位当年，就迫不及待的把太祖开宝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就有发表施政演说的味道。完成统一，收复燕云，是太平兴国的武功方面，可谓是成败参半，这里再说说其文治的内容。

先说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宋承唐制，但也有不少完善和改革。太宗在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开科举之门。他说是“欲博求俊乂”，“为政治之具”，也夹杂着迫不及待的培养“天子门生”的私心。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后的第一次开科，即所谓的龙飞榜，共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这一榜的进士受到特别的礼遇，据说是因为张齐贤的缘故。有记载说，太祖晚年去洛阳，洛阳人张齐贤献下北汉、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见他，称赞他有四策不错，他坚持说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卫士将其拽出。回来后对其弟光义说：“我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留给你取他自辅吧。”而此时张齐贤虽中了龙飞榜，排名却在数十名以后，为了起用齐贤，太宗干脆大部分录用了。这个故事旨在说明太祖在生前就决定传位给太宗，即便不是子虚乌有，也很可能经过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有龙虎榜之称，李沆、王旦、寇准和张咏都是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这榜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官也有举进士赴殿试的，说明科举的市场价与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现在做了处长还要拿博士一样。从太平兴国八年开始，及第进士赐宴琼林苑成为一种定制，这也是为了提高进士的身价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礼部贡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实行试官亲戚别试制度，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一回避法后来也推广到乡试中。二是进士唱名赐第制度由这科开始，这也是曾强进士自豪感的有力手段，以至后来韩琦敢对名将狄青蔑视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尹洙更是说：即便是统兵数十万，恢复幽燕，奏凯太庙，也比不上状元及第那么荣耀。

端拱元年（988年）贡举确立了贡院制度，以后省试都基本遵行。制度规定：省试前，由御史台派一名官员监门，在都堂帘外设立桌案，唱名给每个应试士子印试纸。阅卷合格，录进士试卷供皇帝审阅，诸科则只录姓名。皇帝御定以后，先各书姓名分散报捷，次日再放榜唱名。向皇帝谢恩以后赴国子监谒见孔子像，接着在琼林苑举行两天闻喜宴，首日宴进士，次日宴诸科，都算是皇帝赐宴。宴罢及第者题名刻石于贡院，再由状元牵头，召集同科举人择日聚会，称为期集，列叙姓名、乡贯、三代，叙同年关系。然后登科之人赴吏部试判三道，称为关试，作为吏部选官时的参考。

淳化三年（992年）是太宗朝最后一次开科，也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在奉诏知贡举时当场就入贡院，与外界隔绝往来，使其不能预先接受请托贿赂。二是殿试时首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把举子的姓名籍贯糊去，防止徇私舞弊，这一制度后来也推广到科举制的各种考试中（真宗朝还实行试卷誊录，只把试卷的抄件交考官评阅，使其无法辨认考生字迹）。

纵观太宗朝的科举，有两大特点，即取士多，提升快。取士多当然是与太祖朝相比。太祖朝几乎年年开科，共取士十五榜，取进士最多一榜是开宝八年的三十一人，最少一榜是乾德四年仅六人；十五榜共取进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榜仅取十三人不到；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二百六十七人也计算在内，每榜也仅取三十人略强。太宗朝开科八次，取进士最多一榜是淳化三年达三百五十三人，最少一榜是太平兴国三年也有七十四人；八榜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榜竟达约一百八十六人，是太祖朝的十四倍；倘把诸科和特奏名的四千四百零六人也计算在内，每榜取士多达七百三十五人，将近太祖朝的二十四倍。太祖开科从开国到去世共计十七年，平均每年取士约十七人，其中进士十一人。太宗从即位次年开科取士，淳化三年以后就不再开科场，年代跨度为十六年，平均每年取士约达三百六十八人，其中进士九十二人，分别是太祖时代的二十一倍和八倍。太宗朝人才当然不会一下子比太祖朝十倍二十倍的涌现出来，这完全是太宗政策导向的结果。

再看提升快。唐代进士往往并不立即兑现官职，而宋代只要一举进士就直接授以京官。在以后升迁中，宋代特别讲究所谓资格出身，中过进士的称为“有出身”，出自荫补的叫做“无出身”，科举、荫补以外途径入仕的则是“杂出身”，而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太宗即位次年开科取中的进士，七年以后吕蒙正和张齐贤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已担任宰相。据统计，太宗朝的进士中，有十八人在本朝已位居宰执。难怪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说法，凤凰池指宰相府。也就是说，到太宗后期，太宗通过大开科举之门，已经使由自己录取的士人，占据了从中枢机构到州县幕职的大小官位，从而宣告了宋朝文官统治的真正确立。

接着来说文官统治。太宗对文官统治是倾力扶植的，在雍熙北伐失败以后，更是片面强调文治，走向另一极端。除了通过扩大科举，培育文官人选外，太宗还采取了相关措施。

其一，身为表率，好书重文。他曾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政。”他自称每天退朝，“不废观书”。他请国子博士李觉张幕设座，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大说“足为鉴戒”。太宗还力劝武臣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机，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一天辞朝，不识一字的党进忽然对太宗说：“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左右莫名其妙，他说：“我见措大们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

其二，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太祖虽用文臣知州，但边境州郡一般仍用武将。太宗以为武臣不知政事，开始兼用文臣。他让进士出身的柳开出知宁边军（治今河北蠡县），并历长边州；同时把一批文臣调到军中任职，以致宋人后来把文臣领兵管辖边郡称为“至道故事”。淳化五年，又名文臣、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陕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其后文臣出任安抚使、经略安抚使或兼任驻泊一方的马步军都总管督帅武将渐成惯例。宿将曹翰曾在太宗面前赋诗道：“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家贫卖刀只是说说而已，却表达了武将对权力地位日渐下降的满腹牢骚。

其三，官职差遣，成为制度。太宗先后设立了差遣院、三班院等专门任命差遣的机构，标志着宋初以来官、职、差遣分离现象渐成制度。宋代的“官”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也称寄禄官；“差遣”才是实职，也称职事官，往往带有知、直、判、权、提点、提举等前置动词；“职”指馆职和贴职，馆职即馆阁之职，贴职指职事官不任馆阁实务而监领馆阁之职，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名衔，完全用来礼遇文官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宋史》本传说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这里的龙图阁直学士是贴职，权知开封府才是差遣，右司郎中是寄禄官，指可以享受这一级别的俸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的推行，其积极作用是使整个文官系统更加灵活适用，负面影响则是冗官问题的日渐严重。

其四，词臣宰执，重用文官。词臣指为皇帝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起草外制的加知制诰，太宗简选时尤其注意德行与文学并重。当时有一种说法：朝廷任命一制诰，好比一佛出世。而太宗则表示，翰林学士之职亲近贵重，他恨不得自己来干。太宗一朝执政中，有七人是从翰林学士升任的，词臣成为最优先考虑的宰执人选。再看太宗朝宰执的构成，宰相九人，全部是文官，有出身者六人；正副枢密使三十五人，文官出身的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六十；参知政事十八人，全部是文官。一个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政府，正是在太宗朝正式形成的。

最后说说文化工程。没有文化大工程的衬托，太平盛世总显得气象不足。明代永乐和乾隆修大典与全书那样的用心，宋太宗早着先鞭了。太宗朝文化大工程主要有三项。

其一，搜访图书，组织校勘。太平兴国九年，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又专程派人前往江南、两浙购求图书。这类诏书与措施，在太宗一朝并不少见。在访寻图书的同时，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太宗朝官方组织校勘的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官方组织传世典籍的校勘，成为宋代的一种传统，对文化的传承是有好处的。

其二，健全馆阁，养育人才。宋太祖时以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为三馆，用来典藏图书。太宗即位次年视察三馆，见屋社低小，环境喧杂，便下令营建新三馆，并亲自规划，建成后栋宇花木，宏伟壮丽，赐总名为崇文院。其后又在在崇文院里新建立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迹。太宗还让文士担任三馆和秘阁中自校理到学士的各级职位。馆阁之职选人较严，成为文士升迁中枢要职的捷径，宋代文官也以带馆职为荣，因而馆职实际上是养育中央人才的储备库。

其三，编修大书，昭示太平。清人把《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并称为宋朝四大书，前三部都是太宗朝修成的。《太平御览》是一部综合性的类书，完工在即时，太宗每天“御览”三卷，一年读完了这部大书，就把原定书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是小说的类书，《文苑英华》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类书。太宗朝官方编纂的大型图书还有医学类书《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已佚）《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不难发现，在太宗下诏编修的大书中，以“太平”命名的特别多，也许他自知武功没法与乃兄太祖相比，就特别强调“文德致治”，向天下臣民炫耀他带来的“太平”盛世。

细说宋朝17：天下已治蜀未治

谚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到宋太宗晚年，除了燕云未复，其文治却也使社会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但就在他强调“文德治政”的时候，自太祖平蜀以来积累的种种矛盾终于交相作用，引起了总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给他的太平盛世涂抹上讽刺的油彩。

自唐末五代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川蜀因地处西南，既没有受到黄巢起义军对豪宗大姓的扫荡，也没有经历中原那样严重战乱的摧残，入川避乱的官僚地主为数不少，他们与土著的大户巨室一起，肆意进行土地兼并，残酷剥削当地农民。与其他地区的客户相比，川峡佃户所占人口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所受到的人身束缚也远为严重。他们被称为“旁户”，地主豪民往往数世役使他们犹如奴隶，少的一家占有数十户，多的动辄三五百户。宋代的建立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旁户成为李顺起事的主要力量。

宋平后蜀，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矛盾，反而加入了新的动乱因素。后蜀被攻下以后，宋太祖命令从水陆两路，用十余年的时间，把后蜀积聚的珍宝、钱币、布帛、粮食悉数运到开封。此举激怒了川蜀军民，于是就有全师雄领导的全四川地方性的变乱。宋将王全斌镇压这次起事历时近十个月（而平蜀仅用两月余），还坑杀了未参加变乱的二万七千余名蜀兵。表面上的反抗被重兵压服了，但川蜀军民对宋朝政府怨愤的过节始终郁积着。

而宋初对四川地区又在经济上实行超强压榨的政策。当地政府不仅把后蜀头子钱、牛皮钱等苛捐杂税全部继承下来，二税的征收也比其他地区繁重。官吏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太宗时曾考核川峡州县长吏，不法者多达百余人，只有彭山县令齐振元以所谓清白强干受到太宗表彰，而他实际上是个与老百姓为敌，“收赇得金，多寄民家”。由此不难想见川蜀剥削之苛急，吏治之污浊。

宋朝政府对茶叶和布帛的禁榷（官卖）政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无以为生的茶农、农户和手工业者都逼上了揭竿而起的绝路。四川历来号称“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宋朝就在这里设立“博买务”对布帛实行专卖，迫使贩卖布帛的小商人纷纷破产，从事布帛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户的利益也大受损害。茶叶在唐宋之际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榷茶也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源之一。所谓榷茶就是政府实行茶叶专卖，设立专门机构，以低价向被称为“园户”的专业茶农强行收购茶叶。这样，即使原先以贩茶为业的茶贩失去了生计，同时又致种茶利薄，茶农也相继破产。不仅王小波本人是丧失生计的茶贩，追随他造反的不少就是破产的茶农。

淳化四年（993年）二月，王小波在青城聚众起事，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现代学界把这一口号概括为“均贫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人质疑其能否视为一个明确的纲领。实际上既没有必要否认这个口号，它毕竟是社会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下底层人民的最后呼声；但也无需从思想史角度给予过高的推重，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早就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这一口号没有增加新内容。

王小波占领了青城县城，各地“旁户”纷纷加入进来，不久，就攻克了彭山县。愤怒的民众杀死了横暴贪污的县令齐振元，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搜刮来的钱财。岁末，王小波在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时，中箭身亡，队伍由其妻弟李顺统领。

李顺召集占领地区的富人大姓，勒令他们申报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留下生活必要的部分，一律没收，大赈贫乏，因而大受贫苦民众的拥戴。他继续率领民众攻州夺县，淳化五年正月，大军进入西南首府成都，他自称大蜀王，国号大蜀，建元“应运”，任命了从中央中书令到地方知州等官职，铸造了“应运元宝”等钱币。

随后，大蜀军四出扩大战果，除少数州县，川蜀全境大都成了新政府的天下。但大蜀军在军事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派主力进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围攻八十余天不下，仍不做战略调整。二是仅派数千士兵去攻打剑门关，被宋军击败，致使入川门户仍然掌握在宋军手里。

迟至淳化五年正月，宋太宗才听到川蜀之变，立即命亲信宦官王继恩率领大军前往镇压。王继恩完全袭用当初平蜀的路线，一路沿长江水陆并进西上入蜀，另一路则直扑剑门关，以保证入川的后援军队和战争物资畅通无阻。宋军入川以后立即增援梓州，而由剑门入川的宋军也节节向南推进，迫使大蜀军全线撤退。

五月，大蜀政权的中心成都被宋朝大军攻破，十余万大蜀军大多战死，被斩首者达三万。据王继恩奏报，包括李顺在内的十二名大蜀政权的领袖押至凤翔时被处死。但有史料说李顺下落不明，一说他战死了；一说他逃脱了，三十余年后，已经七十余岁时，才在广州被俘，押送到京城斩首。

王继恩攻下成都，几乎重演了王全斌的老套，怂恿士兵劫掠妇女和财物，杀人取乐。逼得李顺的余部张余再竖大旗，集结万余人，沿长江东进，攻下了包括嘉州（今四川乐山）、渝州（今重庆市）在内的沿江八州，众至数万，准备攻下夔州（今重庆奉节），东出三峡。但正面遭到了刚入川的中央禁军的阻击，千余艘战船被夺，二万余人战死。张余只得率军西撤，至道元年（995年）在嘉州被俘处死。

次年，张余的余部王鸬鹚自称“邛南王”，再次起事攻邛州（今四川邛崃）和蜀州（今四川崇庆），四川巡检石普向太宗建议，一边免除一边租赋，揭榜安民，一边进兵围剿，终于消灭了王鸬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波才被平息。

王小波李顺起义给太宗以极大的震撼。淳化五年，他把成都府降格为益州，随即派张咏出任知州，赋予它便宜从事的特权。张咏入川恩威并用，在所谓“化贼为民”上做了不少工作，稳定了川峡的局势。川人把张咏与李冰、文翁和诸葛亮共奉为治蜀名臣。至于张咏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有没有那么高是可以斟酌的，但他明白“贼”与“民”本没有绝对的界限，给后来当政者还是启示良多的。

与此同时，太宗下了宋朝历史上罕见的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表示要“改为更张，永鉴前弊”。不久，川蜀停止榷茶，似是这道罪己诏的直接恩惠。但太宗死后半年，四川广武卒刘旰又聚众攻略，所至之处官军不能抗锋。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益州士兵推举都虞候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建元“化顺”，再次发动兵变，坚持到十月才被镇压。最后仍由治蜀名臣张咏再知益州，才结束了宋初以来川蜀地区屡叛不靖的局面。

细说宋朝18：李继迁父子

党项的族源一说出自羌族，一说出自鲜卑。自南北朝末年在今青海东南黄河河曲析支之地初露头角后，经隋唐时期的内附迁徙，其中迁至夏州（今陕西靖边）周围的部族最为强大，称为平夏部。唐末，该部首领拓跋思恭出兵帮助唐朝镇压了黄巢起义，唐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进爵夏国公，赐姓李氏。历经唐末五代，这一党项政权始终以藩镇身份，与中央王朝维持着臣属的关系。

北宋建立后，太祖承认拓跋思恭后裔李彝兴所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割据地位，以换取其臣服。乾德五年（967年），彝兴死，子光睿（后避宋太宗讳，改名克睿）继位。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克睿死，子继筠代立。在宋初二十年里，宋忙于统一大业，利用夏州党项牵制北汉，李彝兴父子曾一再出兵助宋进攻北汉；夏州则保持与宋的臣属关系，以丰满羽翼，扩张势力。当北宋统一基本完成，中央集权与夏州割据势力的矛盾便逐渐凸现。

太平兴国五年，继筠死，其子尚幼，不能嗣位，于是就由其弟继捧袭职。李继捧缺乏号召力，此举立即激化了党性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而这种权力之争又与党项对宋顺逆的决策纠葛在一起。七年，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向宋太宗上表，认为继捧“不当袭职，恐生变乱”，建议宋朝召其入朝，意在借宋朝之手，解除继捧节度使的职位。

消除割据势力原是宋朝国策，太宗对克文的建议正中下怀。他一面改任克文权知夏州，并派朝官尹宪同知州事；一面派使臣持诏命继捧入朝。继捧内外交迫，只得携家属赴东京，向宋朝献出夏、绥、银、静诸州。宋太宗将继捧羁留东京不久，又派使臣召权知夏州李克文和绥州刺史李克宪携带家属入京居住，克文献出了唐僖宗赐给拓跋思恭的铁券和御札，以示归顺之心。历史地评价往往有二重性，继捧叔侄之举，从宋朝而言，自然是促进统一的作为，但站在当时党项民族的立场，则是献地求荣的举动。

这时，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正任定难军都知藩落使，率部居住在银州，也接到了宋朝护送李氏亲族入京的诏书。他这才知道党项经营达二百余年的诸州之地已归宋朝，而自己也在“护送赴阙”之列，急召部下商议，决定“走避漠北，安立家室，联络豪右，卷土重来”。为了避免屯驻宋军的阻截，继迁伪称为乳母发丧，令部下数十人将兵器藏于灵柩之中，伪装成送葬队伍，出城以后就直奔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这里离夏州三百余里，水草丰美，是沙漠中的绿洲，继迁便以此为根据地，集结党项诸部，壮大自己力量。

雍熙元年（984年）七月，他率众袭略夏州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虏万计，是反宋以来的首次胜利。但他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命部将张浦等率兵万人四处袭扰，完全不顾根据地空虚。宋朝知夏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派出精骑，连续两夜奇袭地斤泽，继迁与弟继冲突围而出，其母、妻都被俘，幕帐、牛羊损失惨重。继迁虽再陷困境，却不折不挠，又在黄羊平（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北）重振旗鼓，支持他的豪族酋长日益增多。

次年二月，继迁决定夺回银州故地。他亲率少数亲从到银州城下，对曹光实说：“我大败了好几次，走投无路不能立足，允许我投降吗？”并约期在葭芦川（在今陕西佳县）纳节献降。曹光实居然信以为真，擅功心切，也不与人通气，就由继迁为前导，率百来骑前往受降。继迁忽然挥鞭为号，伏兵骤至，尽歼光实及其从骑。然后扮为宋军，打起宋帜，袭破了银州城。

占领银州以后，继迁决定缓称王，仍称都知藩落使，权代定难军留后，而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对豪右则预封州郡，以为劝诱。但在其后与宋军的战争中，他却一再受挫，连银州也被迫放弃了。确实，仅以当时的势力，李继迁还远不能与宋朝抗衡。绝境中，他决定借助契丹的力量来对付宋朝，恢复故土。

雍熙三年初，李继迁派张浦携重币出使辽朝，表示归附的意向。河西向为中国右臂，辽圣宗也有意与继迁结盟，牵制宋朝，便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并将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嫁给继迁，数年以后还封继迁为夏国王。得到辽朝支持后，继迁便互为呼应，不断袭扰宋朝西北边境，屡屡得手。宋太宗深感头疼，只能以夷治夷，重新任命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为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

继迁的权谋兵略远在继捧之上，哪会买继捧招抚的帐，便忽而兵戎相见，忽而虚与委蛇，让继捧为他请封讨赏。继迁也被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为赵保吉。最后，继捧反而被继迁拉了过去，也归附了辽朝，封为西平王，仍恢复原来姓名。而宋廷还蒙在鼓里，封赏依旧。

淳化五年（994年），二李火并，继捧大败，被州将赵光嗣囚送东京，其部众则被继迁悉数兼并。继迁也离弃银州，宋朝对其施行严禁“青白盐”入境的经济封锁。以畜牧为业的党项人，其粮食主要以当地天然丰产的池盐（多数为青白色，故名青白盐）与边民交换所得。宋朝盐禁政策旨在引起党项族的粮食危机，但关陇边民因食盐断绝而骚然不安，而游牧部族因粮食恐慌而相率扰边，反而为李继迁推波助澜，不久只得撤销禁令。

至道二年（996年），李继迁截获宋军运往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40万石粮食，进围灵州，宋五路出师驰援，并试图一举歼灭继迁，却被继迁灵活迂回的战术所困，无功而返。次年，他以退为进，向宋朝上表请降，同时要求恢复对党项故地的统治权。这时，宋真宗刚继位，不暇西顾，便仍封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领夏、绥、银、宥、静五州。经过与宋朝十余年的艰苦较量，他终于卷土重来，夺回了故土。

但李继迁筹划着更宏大的伟业，他决定向西拓展，控扼整个河西走廊，以便“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纥锐兵”，这一步壮大自己后，再南攻宋朝。在这一战略明确以后，继迁就开始制造舆论。咸平二年（999年），一个谣言不胫而走：天降陨石在继迁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言外之意即向西发展）。

而欲西进，夺取尚被宋军控制的灵州，则是第一步。灵州背倚贺兰山，俯临黄河，历来是中原王朝的河西屏障，谁占有了它，谁就在西北布下了一颗大有余地的活子，因而也成为宋朝与党项、回纥、吐蕃各族势力必争之地。灵州在党项势力范围的腹背，军饷补给常受到继迁的骚扰拦截，宋朝政府对灵州一直在弃守之间举棋不定。而李继迁则在辽朝的支持下，在咸平五年三月，终于攻克了灵州城。

灵州易手，非同小可：党项打通了西进的大门，得以把河西各族网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往后西夏的立国才有可能；宋朝再也得不到来自河西的战马，更是拱手让出了控制西北的主动权，使得以后在与西夏的较量和经略西北的其他军事活动中，总是处于下风与劣势。继迁将灵州改名为西平府，次年正月在此正式建都，立宗庙，置官署。有一段话说出他对建都的重视：“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塞。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当时河西走廊，吐蕃势力相当活跃，其中又以潘罗支为首领的六谷部落最为强盛。潘罗支占据着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与宋联手，有力遏制了李继迁西进的势头。双方摊牌势不可免。

当年十月，继迁佯言攻宋环、庆二州，却声东击西一举攻下了西凉府，改名凉州。十一月，他乘胜追击，准备彻底解决吐蕃问题。潘罗支也玩弄伪降的手法，继迁以为凉州既得，大局已定，便掉以轻心，坦然受降。在受降归途中，受到潘罗支设伏的数万军队的偷袭，中了流矢，逃回西凉府，次年年初箭伤发作而死。

临死以前，李继迁谆谆告诫儿子李德明：“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看到了党项实力还远不足以与宋辽争雄，这是他留给儿子富有远见的政治遗言。

继迁一生，不仅联合契丹，抗衡宋朝，夺回了先人故土，保住了党项根基，而且建都西平，扼平夏之要冲，进军凉州，成河西之右臂，一个以夏州为首、西平为腹、凉州为尾的西夏帝国的雏形已经形成。西夏以后的一统疆域和累世大业，都是他所奠定的，因而西夏立国以后，他被追尊为太祖。

李德明，小字阿移，他继承定难军节度使，恰与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同在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对辽、夏的政策似乎有其一致性，对李德明也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政策，主动提议媾和。宋朝应允其条件有五项：一、封以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二、赐茶二万斤、钱二万贯、银万两、绢万匹；三、给予内地节度使俸禄；四、听从党项使臣回图贸易；五、开放青盐之禁。同时也要求李德明承诺七项条件。除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入质二款，德明对宋朝的条款都表示接受。经过讨价还价，宋朝取消了开放盐禁的允诺，双方在景德三年签订了和约。

德明同意约和，一是长期与宋战争也使党项民族不堪困扰，因而决心遵循其父的遗嘱：一是宋辽议和，也使西夏失去政治声援，不便一意孤行。德明在位近三十年，也确实做到了“不侵不叛”，维护了宋夏和议，使西夏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民族政权、发展社会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德明继续与辽结盟，景德二年，他接受辽朝所册封的西平王，复姓李氏，使他于内加强了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号召力量，于外增加了对宋朝交涉的政治资本。

德明继承乃父经略河西的战略，分别与吐蕃和回纥围绕这凉州与甘州进行了殊死的较量。先说历时二十年的甘州争夺战。甘州（今甘肃张掖）也是河西重镇，这里是甘州回纥的势力范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与次年，德明两次派精骑进攻甘州，一再败归。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其子元昊才终于袭破夜落纥可汗，控制了甘州。

时隔两年，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王曹贤顺也因势归降西夏。贤顺之父宗寿在当权时期，见河西将有战乱，便把瓜、沙两州各佛寺收藏的经卷文书约四五万件运到沙州（今甘肃敦煌），封存在莫高窟，这批敦煌文献历时近九百年始被完好发现，他倒是做了一件好事的。

次说历时二十八年的凉州争夺战。潘罗支设伏大败李继迁不久，景德元年即被党项归附者所谋杀，李德明再次攻取这一重镇。但吐蕃六谷部重新以厮铎督（潘罗支之弟）为领袖将其夺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德明遣将再占凉州。大中祥符九年，凉州复为甘州回纥可汗夜落纥夺走。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命元昊从回纥手中最终夺回了凉州。李德明掌握了凉州和甘州，西夏势力直抵雁门关，据有整个河西走廊，使李继迁经略河西的宏图基本成为现实，也为其子元昊称帝建国举行了奠基礼。

据范仲淹所见，李德明统治期间，“赛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宋辽两国对德明笼络羁縻，封王赐爵，无形中催生了他建国称帝的欲望。大中祥符九年，他已经欲“僭帝制”，下令讨论其父继迁的尊号和庙号。次年，有人见到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北的温泉山上有龙出现，德明以为瑞兆，决定迁都于此，便改名兴州，委派大臣贺承珍主持都城的营建。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立元昊为太子。明道元年（1032年）五月，宋朝封他为夏王，规定其车服旌旗低天子一等，试图以此来限制其称帝。不过，这种名分上的约束，显得迂阔和无力。德明离帝位仅一步之遥，他随时都可以跨越这一步，却在这年十月突然去世，而把立国称帝的重头戏留给了元昊去唱。

细说宋朝19：宋太宗和他的宰相们

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过九人为相，他们是薛居正、沈伦、卢多逊、赵普、宋琪、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和吕端，其中赵普、李昉和吕蒙正两次任相。薛居正与沈伦是太祖朝的旧相，太宗前期忙于巩固帝位，留用他们有利于消除舆论的非议。不过，太宗一即位还是增补了卢多逊为相，他协助太宗夺位有功，太宗既要酬谢他，还要让他在相权中发挥关键作用。薛居正五年后死于任上，沈伦和卢多逊都任相达六年之久。他俩因为与赵廷美关系过于密切，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终于招致太宗的疑忌而罢去相位。

其后，太宗在任相问题上采取了三项办法，来加强皇权地位，防止宰相专权。

其一，控制宰相任期。其后六位九人次的宰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最长的是李昉首次入相，为四年略多；最短的是吕蒙正第二次入相，仅一年半。席不暇暖的频繁易相，其目的正如王夫之所说“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这是太宗维护独裁专制的一着妙子。

其二，削夺中书事权。太平兴国七年，他命长子、次子分日赴中书视事，次年又让五子同日赴中书视事，名义上是让诸皇子熟悉政事，实际上是派他们监督宰相。太宗还削夺了中书差除权知与通判等官的任命权，另设差遣院掌管；又把中书刑房划出成立独立的审刑院。

其三，机构互相牵制。太宗在中央设三班院、审官院、考课院，置签署提点枢密院诸房公事，使机构重叠，互不隶属，便于皇帝控制。

取代卢多逊的是开国宰相赵普。赵普在太宗朝再次为相，除了与太宗的旧隙，来自政敌的诋毁也是防不胜防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似乎也与此有关。《宋史》本转说他“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出身小吏，早年读书不多，但晚年仍只读《论语》，显然有违史实。从其所上的奏议，可知他援古论今，涉略广博，绝不是一部《论语》所能包括的。实际上，杜甫有诗说“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因而宋代世人以《论语》为童蒙之书。太宗准备起用赵普，有人就在太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他是山东学究，只能读《论语》。太宗问赵普，赵普针锋相对的说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我确实不知书，只能读《论语》。辅佐太祖定天下，我才用了半部；还有半部可以用来辅佐陛下！”于是太宗决定用他为相。可见这一说法应出自赵普政敌之口，一经他的反击，便流传更广了。

太宗再相赵普是为了让他在金匮之盟和赵廷美的问题上死心塌地得助自己一把力，为皇位传子铺平道路。赵普出卖了灵魂，换来了相位，却没有获得太宗的绝对信任。赵普再相，其权势、地位与作用已和太祖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南宋吕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太祖时规模广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于事；太宗规模烦密，故普不免远嫌疑存形迹而救过之不暇。”赵普在相位时，太宗当着和尚骂贼秃：“我在藩邸时，常听说有朝臣强词利舌，陵替人物；或者遣使远方，归取财利。现在朝堂上还有这等事吗？”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赵廷美被罢官削职，送往房州安置，七月，太宗封长子德崇为卫王。迫害廷美、传位皇子的大局已定，赵普的使用价值也就差不多了。太宗的长子德崇后来改封楚王，改名元佐，他对父亲迫害叔叔廷美十分不满，对力助其事的帮凶赵普也相当厌恶。对已有储君地位的长子的好恶，太宗不能不重视，于是一年以后赵普罢相出朝。朝辞饯行时，太宗赐诗一首，赵普捧诗而泣，表示要将诗刻石与自己朽骨同葬九泉之下。从赵普生离死别的说辞推测，太宗似乎在诗里暗示将不再起用赵普。

罢相以后，赵普一直在外地做知州。雍熙北伐当年，他正在知邓州的任上，五月，正当宋军节节胜利之际，他上《班师疏》，认为北伐“劳师伤财”，批评太宗“乐祸求功”，建议尽快班师，防备契丹南下。从当时形势看，赵普的分析还是有见识的。不久，北伐果然失败，朝野都认为《班师疏》是致太平之策，赵普再次成为众望所归的宰相人选。雍熙四年（987年）十二月，赵普入朝，君臣相见，都别有感慨。

再说元佐在雍熙元年（984年）听到廷美在房州去世的消息，顿时精神失常。他的病实在是受到太宗迫害廷美的刺激而引起的，病情来势汹汹，已经不能上朝。次年重阳节，太宗召诸子会饮，未召他参加，他就纵火焚宫。太宗不得不将他废为庶人，幽禁起来。太宗次子元僖接替他当上了开封府尹，取得了准皇储的地位。元僖与元佐不是同母所生，他担心太宗的心理天平会再次倾向元佐，也知道赵普与元佐的关系，便趁着太宗优遇入朝的赵普那当口，建议太宗重新起用赵普。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端拱元年（）宰相李昉罢政，赵普与吕蒙正同时被任命为宰相。

太宗有意让赵普代吕蒙正，但对赵普并不放心，当面敲打他“勿以位高自纵，勿以权势自骄”。赵普这次入相已经六十七岁，即便心有余也力不足了，他在中书判事不到一年，就请假养病了。次年七月，有彗星现，有人鼓吹是灭辽的好兆，赵普抱病上《彗星疏》痛斥其说，使太宗打消了攻辽的想法。

由于前期的嫌隙和太宗的疑忌，赵普与太宗两人始终互相猜防，心存芥蒂。太宗容不得有威望的宰相，赵普患得患失，也只能韬光自敛，富贵自保，尽管在太宗朝两次入相，除了两次劝谏伐辽的奏疏，他在政治上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建树。比比与太祖在建国前后的那段风云际会的日子，这位开国宰相的晚年应该是感慨万千的。淳化三年（992年）赵普去世，太宗说了一段盖棺论定的话：“赵普追随先帝和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过去与朕曾有不快，众所周知。朕即位以来，总是优礼他，他也竭力自效，尽忠国家，真是社稷之臣！”

在太宗的宰相中，只有李昉的资格可与赵普一比短长。他是后汉进士，深受后周世宗赏识，在赵宋代周时，只有他不去朝见，因而在太祖朝他的最终官衔与他在后周时相同，都只是翰林学士。不过，当卢多逊挤兑赵普时，太祖问他，他说：“我只是草诏，赵普所为，非我所知。”李昉跳出是非圈外的表态，赢得了赵普的好感。他在赵普第二次入相时，出任参知政事，应与赵普奥援有关。

太平兴国八年，赵普罢相，李昉与宋琪并居相位。宋琪虽是首相，但李昉更受太宗青睐。原来，卢多逊为相时常在太宗面前说李昉的坏话，而李昉尽管不附和卢多逊倒赵普，却与卢关系不坏。有人告以多逊攻击他的事，他总不相信，仍待之不疑。为相以后，他也并不因为卢多逊倒台而落井下石，反而为他辩解。太祖告诉他说，卢多逊平时诋毁你不值一钱，李昉才知道真相。而太宗越加认为他是忠厚长者，因而在宋琪“素好诙谐，无大臣体”罢相后，就让他独相二年有余，这在太宗朝只有后来的吕蒙正和吕端才可与其相比。

李昉独相不久就是雍熙北伐，太宗与亲信控制枢密院的决策，中书无法过问，李昉也难有作为。但就在这种情势下，他大胆上书，反对北伐，甚至将太宗比为隋炀帝。北伐失败，太宗也没有立即降罪于他。端拱元年（988年），有个好事的布衣，叫做翟马周的，击登闻鼓上书，说李昉在北寇入边之际，不忧边事，列置女乐赋诗饮酒，强烈要求严肃处理。太宗便将其罢相，让他做了北征失败的替罪羊。

接替李昉任相的是赵普和吕蒙正。吕蒙正是太宗意欲培养的状元宰相，时年四十五，可谓春风得意。但赵普还能视事时，自然轮不到他来充分表现自己。赵普在淳化元年因衰病罢相，吕蒙正独相，正可以大展抱负时，却不慎惹怒了太宗。

这事与准储君赵元僖有关。元僖的地位日渐巩固，独相的蒙正与他的关系也日渐密切。由于元僖毕竟还没有被立为太子，而太宗共生过九子，除了元亿早夭，元佐精神失常，元僖至少还有六个竞争者。这时，度支判官宋沆与冯拯等五人伏閤上书，请求太宗立元僖为皇太子。宋沆是吕蒙正的妻族，也是蒙正所提拔的，太宗有理由怀疑是蒙正在背后唆使，表明蒙正与元僖关系已非同寻常。

在威胁到君权时，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哪怕是自己提拔的状元宰相，也都是不能容忍的。淳化二年，太宗便以“援引亲暱”的理由将吕蒙正罢相。淳化三年，元僖暴死，年仅二十七岁，终于没能圆上太子梦。但皇储问题始终是太宗的一块心病。

接替吕蒙正的又是李昉，与他同是拜相的还有张齐贤。齐贤是吕蒙正同榜进士，得到赵普的推重，在太宗朝进士中第二个位至宰相，至于以李昉为首相，太宗还是有以老带新的用意。但太宗很快就对他俩表示不满，说李昉未进用时以管、乐自许，任相以后却循默不言；说张齐贤是力不从心，名浮于实。两年以后，他俩被先后罢相，吕蒙正再次入主中书，独居相位。

吕蒙正这次入相，已无元老重臣需要他谦让三分，他以“清净致治”为说辞，让太宗感到打消出兵攻辽有充分的理由。由于君相投契，蒙正再相敢说敢为，与第一次大不相同。淳化五年元宵节，太宗设宴招待近臣，大吹大擂自己“躬览庶政，致此繁盛”的太平景象。吕蒙正则敢于大扫其兴，离座说：“京师所在，才繁盛如此。我见到都城外数里，饥寒而死者就不少。愿陛下视近及远，这是苍生之幸！”太宗作色不语，蒙正泰然就位。

有一次，吕蒙正拟好出使西夏使臣的人选，太宗不同意。数日后，蒙正仍将原来的名单呈上，太宗仍不同意。不久，问他，仍坚持己见。太宗盛怒之下把蒙正的奏疏扔到地上，要他一定换人。蒙正说：”其人可使，他人不及。我不敢枉随君意，贻误国事！”说着捡起章奏，揣怀退下。太宗事后对人说：“是翁气量我不如。”终用其人，国称其职，太宗更感蒙正知人善任。蒙正此举，显然在学赵普，他大概也希望太宗像太祖对待赵普那样待他。吕蒙正再相，确实大展身手，但皇位传承问题一直困扰着太宗，而要让蒙正接受托孤的大任，似乎还不是最佳人选。

在元僖死后的近两年里，太宗一直没有提及立储之事，但内心还是着急的。淳化五年秋天，寇准入朝，太宗突然问他：“朕诸子中谁可以付以神器？”寇准说：“陛下为天下择君，绝不可谋及妇人、内侍与近臣，只有陛下选择能够负天下之望者。”寇准的话暗有所指，妇人指太宗的李皇后，内侍则指帮助太宗继位有功的王继恩。太宗问襄王元侃行吗，寇准说：“知子莫若父，既以为可以，就立即决定。”太宗就让元侃出任开封尹，成为准皇储，寇准也当上了参知政事。

储君既定，太宗就有意改相吕端。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不久，太宗在曲宴后苑时赋诗说“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用吕尚辅佐武王的典故，表明对吕端的属意。不久，太宗宣布：今后中书事必须经吕端酌定才可奏闻。以太宗疑忌心之重，这是一种罕见的信任。

八月，太宗正式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掐指一算，自唐末以来，已经近百年没有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大典了，京师士庶见到皇太子都说是社稷之主。太宗听到李皇后传给他的这一消息，又是老大的不高兴，他先忌其侄，后忌其弟，现在竟忌及亲生儿子，他召见寇准说：“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寇准宽解道：“陛下把天下交给自己选择的社稷之主，这是万世之福啊！”明代李贽读史至此，不禁感慨道：“倘非寇公调停其间，安知自刎之祸不再见耶！”

寇准早在太平兴国五年，就向太宗推荐过吕端器识非常，希望能早日用他。太宗不以为然道：“我知道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吃大酒肉，其他没什么能耐！”但太宗后来完全改变了对吕端的看法。

太平兴国五年，吕端在开封府判官任上，受一件无关之事的牵连。太宗对那件事很恼火，命令在他头上戴上大木枷，安置商州（今陕西商县）。判罪以后，恰巧开封府还有一些公文要他签署，吕端怡然吩咐：“只管拿来！只管拿来！戴枷判事，自古就有。”太宗还下令只能步行，不能骑马，吕端身体肥硕，戴枷步行千余里自是够呛。宰相薛居正安慰他暂且认灾，他大笑说：“不是我吕某的灾，是长耳（指驴）的灾。”谈笑幽默，一如平日。

淳化三年，追究开封府尹元僖中毒暴死事，吕端这时又是担任开封府判官之职，与其他属吏以辅导无状受到审查。最后发落时，别人都哭泣着请求减轻处分，只有他声称“罪大而幸甚”，自求外贬。

端拱元年，吕端出使高丽，突然风急浪高，樯摧舵折，副使与同舟之人惊恐万状，他却始终稳坐舱中，安然读书，全无惧色。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吕端的稳重、决断和镇定广为人知，也传到了太宗耳中，从而得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高度评价。而吕端也确实没有辜负太宗托孤的厚望。

皇太子赵恒与赵元佐倒是同母兄弟，都不是依然健在的李皇后的儿子。李皇后是宋初大将李处耘的女儿，他的哥哥李继隆这时正担任殿前都指挥使，执掌着京师禁军的指挥权。他自己所生的儿子早已夭折，应该说太宗任何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对他都关系不大。官史上说她忌惮赵恒“英明”难以驾驭，看中元佐有病易于控制，这话未必完全可信。另有记载说她钟爱元佐，还在宫中抚养元佐之子，这一说法似乎比较合理。也许出于同样动机，在赵恒立为太子时，她在太宗面前离间过他们父子的关系，令太宗大生疑忌之心。

太宗死后，李皇后就和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结成了拥立赵元佐的联盟。王继恩这次是被江湖文士潘阆说动的。潘阆早年曾为宰相卢多逊策划谋立赵廷美，被朝廷长期追捕，多亏王继恩向太宗说情，才被宽赦。他对王继恩说：“你若扶立太子，显不出功劳。若扶立赵元佐，就是把被遗弃的人扶上了皇位，其功甚大。”潘阆似乎是一个同情被剥夺应有权利者的侠义之士，但拥立一个精神病患者显然说不过去。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去世前不久，吕端入宫探视，见赵恒不在宫中，便先在笏板上书写“大渐”两字，密派亲信去通知赵恒立即进宫。太宗撒手当天，李皇后让王继恩到中书去召吕端。吕端知道王继恩要故伎重演，就诓骗他去诏书阁取太宗诏书，把他锁在了里面，让人看住他，自己立即进宫。

李皇后对吕端说：“皇帝去世，立嗣以长，顺理成章，你看如何？”吕端反驳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因王继恩不在场，李皇后不知如何应对，便默然不语。吕端于是奉皇太子即位。即位仪式上，太子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立殿下不行君臣跪拜之礼，请卷帘相见，他亲自升殿审视，见确是太子，才下阶与群臣拜呼万岁，真宗终于顺利登位。

细说宋朝20：吕端和李沆

宋真宗一共用了五个年号，依次是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和乾兴。以景德元年为界，真宗朝的政治明显可以分为两截。这里先说前半段。

在太宗传位真宗的过程中，吕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宗并没有怪罪自己的同母兄长赵元佐有争位之嫌（也没有证据证明元佐有此意向），他恢复了元佐被太宗剥夺的楚王的封号，还多次表示要去看望兄长，却都被元佐以病为由拒绝了。

但拥立赵元佐集团的那些人总得处理，在这一问题上，吕端也很稳健老练。他首先让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为使相，表示尊崇，出镇陈州。使相就是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等头衔，或是原任宰相的勋旧大臣罢政后加节度使的头衔，但都不领中书政事，仅作为一种荣衔。

然后，吕端以王继恩与李昌龄交接请托“泄露宫禁语言”的罪名，将王继恩安置均州，李昌龄贬为忠武军司马。宋代官员被贬某地，往往有三种处分：最重的是编管，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完全受到管制；其次是安置，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限制；最轻的是居住，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自由。对王继恩的处分是比较重的，李昌龄因原是参知政事，只是以大幅度贬官了事。

处理胡旦，只说他起草诏书“颇恣胸臆”，有诽谤言辞，除名流放浔州，处理也是偏重的。除名也是宋代对官员处分的方式，即除去官员名籍，成为平民。但在处理时，吕端都没有指明他们是因拥立元佐而得罪的，而且除王继恩，不久都得到了从宽处理。

即位之初的稳定政局也离不开吕端，真宗对这位顾命大臣自然尤为尊重。他每见吕端入对，就肃然拱揖，从不呼以姓名，而以官名相呼。吕端晚年身躯肥大，行动不便，真宗特地将宫中高而陡的台阶加以改造，以便吕端出入。可惜吕端因身体欠佳，在真宗即位次年就辞去相位，过了两年就去世了。

吕端辞相以后，由张齐贤和李沆并相。张齐贤在太宗朝深负盛名，也以致君自负，但在真宗朝再相以后却没有大建树。一般认为，这与李沆有关。李沆是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即所谓“潜邸旧臣”，真宗一即位，就让他做参知政事，李沆不久后就升任宰相。太宗晚年，李沆在为姻亲补官外放时请托过当时的宰相张齐贤，后被太宗追究，齐贤不想连累李沆，独自承担了责任，因而丢掉了相位。

拜相以后，真宗召见李沆与张齐贤，强调上下团结，似乎已知道两人不太融洽。不过，两人的矛盾可能并不是个人恩怨，因为齐贤在前朝宰相是代李沆顶缸，张对李有恩无怨，李对张也无怨可结，很可能是两人在治国政见上有所不同。齐贤议论慷慨而难免迂阔，与李沆沉稳无为的政治风格难成拍档，在与真宗的关系上，也不及李沆有师生之谊，因而在咸平三年末以朝会上饮酒失态而被罢相。

次年正月，真宗同时任命吕蒙正与向敏中为相。吕蒙正已是第三次入相，这一经历只有赵普可与之相比。不过，这次任相，他并没有显赫的政绩，只是德高望重的象征。向敏中这次为相仅一年半，因生活琐事而被免相，也未见有重要政绩。但罢相以后，真宗仍委以重任，让他出知永兴军，担当西线抗击西夏的重任。他在真宗朝后期再次入相，这是后话。

咸平诸相中，李沆为相时间最长，也最受信任。真宗问他，治道何者为先，他说：“不用浮薄新近喜事之人。”一天，真宗派使者拿来手诏，让李沆进封宠妃刘氏为贵妃。李沆当着来使在烛火上烧掉了诏书，让他回奏“就说李沆以为不可”，真宗只得收回成命。石宝吉以驸马都尉求为使相，真宗征求意见。李沆以为，石宝吉无攻战之功，仗戚里之故，倘行典赏，恐招物议，明确表示反对。数日后，真宗再问，李沆坚持如初，真宗只得作罢。

当时，西夏李继迁正骚扰不断，参知政事王旦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坐致太平而悠游无事，李沆却说：“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宋夏战事稍停，王旦问他意见，他说：“边患既息，恐怕人主要渐生侈心。”王旦不以为然。李沆就常向真宗奏报全国水旱变乱之事，王旦以为鸡毛蒜皮不值得烦扰皇帝，李沆说：“人主年少，应让他知道四方艰难。不然，他不是留意声色犬马，就是热衷土木、祷祠或甲兵之事。我已年老，不及见此，这是你他日执政应当忧虑的事。”李沆死后不久，真宗果然东封西祀，崇奉道教，大造宫观，王旦感叹他有先见之明。

寇准向李沆推荐丁谓的才干，李沆不用，说：“观其为人，能让他位居人上吗？”寇准反问：“像丁谓这样的人才，你能始终让他位居人下吗？”李沆笑着说：“他日后悔，当思我言。”其后，寇准果然被丁谓倾陷，才佩服李沆识人。

真宗见李沆从来不密奏朝事，问他：“别人都有密奏，唯你没有，何故？”他答曰：“位居宰相，公事公言，何用密奏？人臣密奏，非馋即佞，我最厌恶，岂可效尤？”他自我评价道：“我居相位，实无贡献。只是朝廷内外所有兴利除弊的建议，我一概驳回。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报答吧。因为国家制度，大小具备，所谓兴利除弊，实乃随意折腾。”他还说：“我做宰相，《论语》所说的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还没做到。圣人之言，应该终生记诵啊！”

李沆死在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年仅五十七岁。真宗对他未享长寿十分悲痛。咸平时期，外有契丹的骚扰和西夏的攻略，内有益州王均率领的士兵叛乱，已非年号所显示那样的一切太平。但真宗在咸平初政时，没有任用小人，朝廷也没有大折腾，这应与在咸平时期始终为相的李沆有密切关系，他去世不久已有“圣相”之誉。李沆以清静无为治国，却有可取之处；但当时宋朝面临的内外问题，已不是这一治国方针所能完全解决的。李沆死后数月，宋辽有一次较量，订立了澶渊之盟，由此引发的一连串问题，使其后真宗朝的政治色彩与咸平时期大有区别。

细说宋朝21：承天萧太后

辽世宗以并非皇储的身份之所以得立，众臣拥立他的原因颇多：一是他以一定的实力造成了继位的既成事实；一是出于对其生父东丹王耶律倍不幸结局的同情；一是对述律太后在太祖死后擅自废立滥杀无辜的不满；而主要的是出自对耶律李胡的憎恶和畏惧。他在位仅五年，就被蓄谋已久的叛臣察割杀死。

察割叛乱很快被大臣耶律屋质和耶律璟联手平定，耶律璟是太宗长子，顺理成章的即了位，此即辽穆宗。穆宗在位十九年，前期上层叛乱隔三岔五的发生，这是太祖死后太宗一系与耶律倍一系的皇位争夺战的延续。辽朝内部不稳，中原正是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统治时期，这也是五代最有作为的时期。辽穆宗后期已是宋太祖前期，这时北宋正在实行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很显然，南北双方的强弱攻守之势已发生了逆转，优势暂时不在契丹方面。而辽穆宗也只是在边境骚扰，以声援北汉，从未主动大规模南攻过。

穆宗嗜酒无度，昼寝夜饮，国人称之为“睡王”。他性喜畋猎，不恤国事，辽朝出现了“政昏兵弱”的中衰局面。而他本人则喜怒无常，动辄虐杀左右男女侍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炮烙铁梳，无所不用其极。应历十九年（969年），他在游猎途中，欢饮大醉，索食不得，又要杀疱人。当晚，近侍和疱人们抢先下手，愤怒杀死了这一昏暴之君。

辽穆宗无子，即位的耶律贤是世宗次子，此即辽景宗。景宗在位勤于政务，初步扭转了穆宗中衰的局面。其主要举措有三：其一，任用蕃汉贤臣。契丹大臣萧思温、耶律贤适，汉族大臣韩匡嗣（韩知古之子）、室昉、郭袭，都是一时之选。其二，健全法制建设。例如恢复穆宗所废的登闻鼓院，让百姓可以击鼓鸣冤；派贤臣去各地平反冤狱，处理积讼；对犯罪的宠臣也绳之以法。其三，争取皇族支持。他对穆宗时期参加过谋叛的皇族也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上层相对稳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景宗仍采取不主动南侵、仅声援北汉的方针，只是在宋太宗挟灭北汉之余威亲征幽州时，他才遣将决战高梁河，挫败了北宋的攻势，保住了燕云的州县。景宗在位十四年，乾亨四年（982年）去世，时近三十五岁。史称他“任人不疑，信赏必罚”，他选拔的人才和进行的整顿为圣宗之治准备了条件。

景宗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年仅十二岁，此即辽圣宗。圣宗是辽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位共四十九年，其中前二十七年由其母承天太后摄政。承天太后，即景宗皇后萧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景宗自幼得病，沉疴连年，常不能视朝。《契丹国志·景宗孝成皇帝》说：“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帝知而已。”景宗曾在宝宁八年（976年）指示史馆：今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也应称“朕”和“予”。这也印证景宗之政确有皇后之助。景宗死时，他以皇太后摄政，年仅三十，次年群臣上尊号为承天太后，有关杨家将戏文里出现的萧太后就是指她。辽朝皇后都选自萧姓，萧氏贵族世任宰相之选，在辽朝的地位仅次于皇族耶律氏。

摄政之初，萧太后的父亲早已被害多年，后族无可依靠。而宗室诸王权重兵众者遍布朝廷，对圣宗皇位构成莫大威胁。南面边境辽宋战事正不可开交。故而她哭泣道：“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景宗的顾命大臣韩德让和耶律斜轸宽慰她说：“只要信任我们，何虑之有？”于是，承天太后命他俩参决大政，而把辽宋战事委托给耶律休哥。

韩德让是韩匡嗣之子，《辽史》本传说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据说，燕燕少时曾许配给他，未及成礼而被选入宫。有这层关系，皇后萧绰代决政事，已倚重德让。摄政以后，承天太后私下对韩德让说：“我曾许嫁给你，愿谐旧好。现在幼主当国，也就是你的儿子。”在不排除感情需要的同时，承天太后似乎有意利用先前的那种微妙关系。

路振《乘轺录》以为萧太后说那番悄悄话，是因为自己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这只是一种猜测，但韩氏自韩知古起三代都居要职，已成为汉官势力的代表人物，如今又是托孤大臣，为让他竭尽自己的才智、实力和影响，为巩固孤儿寡母的统治而效忠尽力，其中权谋成分与情感因素似乎是同时并存的。她命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使母子俩获得一种安全感。在韩德让的建议下，承天太后撤换了一批大臣，命宗室诸王各回自己的府第，严禁私自宴请往还，还相机行事夺了他们的兵权，圣宗的皇位才算稳固。

而后，承天太后秘密派人鸩杀了韩德让的妻子，德让就毫无顾忌的出入太后的帐幕，共同处理政务，食同案，卧同帐，成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德让在统和元年（983年）兼政事令，统和十七年，在耶律斜轸死后兼任北院枢密使，总知南北面两院事，拜为大丞相，至此，他位兼将相，总揽辽朝军政大权。其后，他受赐国姓“耶律”，赐名隆运，并特许置斡鲁朵宫帐（辽制仅皇帝和太后才有此特权）。

韩德让在辽朝蕃汉群臣中是辅政最久，权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重臣，是圣宗之治的直接促成者。他曾获赐铁券誓文，由圣宗亲笔书写，斋戒焚香，在北斗星下向蕃汉群臣宣读，其中自有他的心机。但在承天太后死后，却未蹈前代权臣为继位君主忌惮诛除的覆辙，圣宗始终敬事若父，恐怕绝不是一纸空头誓文所能保障的。史书说他“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孜孜奉国，知无不为”，“镇服中外，无有邪谋”，他个人的品德和作为其了很大的作用。连宋人所编的《契丹国志》都叹为“千载之逢而非常之遇”，除了韩德让个人因素，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绝无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排外心理，也许更至关重要吧！

承天太后摄政，亲自抓了三件事。其一，着意笼络大臣。他利用幸第问疾、进官加爵和为近臣在景宗御容殿绘像等手段，与群臣建立信任感，愿意竭尽忠诚，报效死力。其二，亲自审决滞狱。她在统和元年十二月颁赦：凡刑狱有冤屈的可以赴御史台上诉。接下来三年，她年年亲自临决滞狱，缓解了社会矛盾，赢得了人民好感。其三，大胆擢用汉官。除了韩德让，他还任用了室昉、张俭、邢抱朴、马得臣、王继忠等人。任用汉人是承天太后顺应潮流之举，既是契丹社会汉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她决心进一步封建化的组织措施。

紧接着，承天太后就与辽圣宗、韩德让一起进行了全面的封建化改革，这一改革绝大部分在承天太后摄政的统和时期已经开展，部分在其后仍由圣宗继续向前推进。

其一，重新编制部族。即既把原先隶属宫帐的奴隶户改编为部族，又把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旧部族经改编增置为平民性质的新部族，还规定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不再编为奴隶宫户，这些措施极大削弱了契丹社会的奴隶制成分。

其二，实行科举取士。统和六年（988年），辽朝首开科举，虽仅取一人，却意义重大，标志着汉族士人可以藉此进入辽朝统治阶层，也意味着辽朝统治基础的扩大。澶渊之盟以后，取士名额激增至二三十名，到圣宗后期已达七十余人。到辽朝晚期，契丹族也设科考，汉族文明已使契丹族高度汉化了。

其三，推进法制汉化。契丹旧例，契丹人与汉人共案同罪时，重处汉人，轻处契丹人，同罪异判现象十分严重。为调整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实现蕃汉同律、法制汉化的改革，同时剥夺契丹贵族和奴隶主的某些司法特权，逐步推行蕃汉贵贱同罪同判的司法原则。

其四，全面整顿吏治。韩德让建议以任官好坏作为考课标准；他本人以任贤去邪为己任，深受承天太后的嘉许：“进贤辅国，真大臣之职。”

其五，改革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一是将燕云地区推行的封建赋税制度扩展到其他头下州军地区，一是把穆宗朝以来胁迫为部曲的奴隶都改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

在对宋和战上，承天太后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她习知军政，先是击退了宋太宗的雍熙北伐，而后来又迫使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

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承天太后不再摄政，将权力移交给辽圣宗。这年十二月，这位辽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在行宫去世。史书称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又说她“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都是赞颂其政治才略的。关于其为人，史书称她“好华仪而性无检束”。华仪有二解，一是汉人的妆饰，一是华美的妆饰，若是前者则说明她向往汉族文化，若是后者则表明她作为女性的另一侧面，都是不坏的评价。至于性无检束，唯其如此，她才会为了自己和国家下嫁给韩德让。

历来小说戏文对她丑化为多，究其原因就是她率领辽军大败了宋军，而澶渊之役更令汉人的脸面没地方搁。这里，倒需要有一种大气去省视这段历史恩怨。对辽朝而言，承天太后无疑是推动其前进的有着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她不仅巩固了辽朝的统治，扭转了世宗、穆宗以来的中衰局面，还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契丹的封建化改革，迎来了辽朝的鼎盛时期。《辽史》以为：“圣宗以来，内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邻好，四境乂安。维持二百余年之基，有自来矣！”她与圣宗在辽朝历史上的地位，令人联想到北魏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她与文明太后都是中国历史上兄弟民族贡献的杰出的女政治家。

细说宋朝22：澶渊之盟

从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辽战争的主动权从宋朝移向了辽朝，辽军频频进扰北宋边境州县，但互有胜负，辽军未占绝对优势。真宗即位，辽朝对宋朝传达的和好意愿不予理睬，并在咸平二年（999年）深秋再次大规模攻宋。在忻州刺史柳开的鼓动下，宋真宗决定效法太祖、太宗率军亲征，岁末抵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这时，辽军已在掳掠了河北和山东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州县后顺利北撤，真宗亲征并没有给辽军以实际打击。但在群臣的称贺声中，真宗真以为御驾亲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作《喜捷诗》命群臣唱和。然后班师回京，结束了这次亲征。其后三年，辽军每年南侵，以便为更大规模攻宋作试探性准备。

景德元年（1004年），圣相李沆去世，真宗立即把另一位“潜邸旧臣”毕士安提拔为参知政事，并许诺将拜他为相，还问他谁可与他共居相位。士安说：“寇准忠义兼备，善断大事，己所不如。”以寇准的资历才干，真宗早该让他入相的，但真宗似乎不喜欢他“好刚使气”的个性，才久久未用。他又对士安说及这点，士安说：“忘身殉国，秉道嫉邪，往往不被流俗所喜欢。现在边患严重，正应该用寇准这样的人。”时隔一月，真宗颁布了两人并相的任命。

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再次南下，但进展并不顺利。宋河北诸城都奉命全力守城，辽军连攻数城，皆未得手，便绕道攻打瀛州（今河北河间）。承天太后亲擂战鼓，指挥攻城，都被宋军以大石巨木击退，辽军死者达三万余人，伤者更多。在遭到重挫后，承天太后鉴于辽军并不擅长攻打坚城，立即做出正确的决策，放弃瀛州，采取迂回穿插的战略，直趋开封，威逼宋廷。辽军攻占祁州（今河北安国）等地，不久就绕过重镇大名府，大军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下，令北宋朝廷措手不及。

北宋朝廷早在九月中旬就接到辽军南侵的边报，宋真宗表示要再次亲征，与辽军在河北一决胜负，询问宰执何时出发为宜。毕士安出于稳妥的考虑，认为如要亲征，也不必到最前线，只要到澶州即可；但澶州小郡，御驾和大军不宜长时间驻守当地，以晚去为宜。枢密使王继英也持这一看法。寇准则提议，军队都在前方，早去可以鼓舞军心。真宗听从了毕士安和王继英的意见。

敌骑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朝臣都人心惶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真宗逃往金陵（今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建议真宗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问谁出此二策，真宗让他只断可否，而不问其谁。寇准回答：“将献策之人斩首祭旗，然后北伐。倘若采用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岂能保有？”

真宗感到大名府一旦陷落，河朔即将不保，准备派一重臣前往镇守，寇准提名王钦若。召见之时，王钦若还没说话，寇准就说：“现在不是臣子辞难之日，参政当体此意！”王钦若没法再推辞，只得出判大名府监都部署（宋代凡是担任过宰执而出知州府，都称为判，以示位尊权重）。

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准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真宗。真宗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准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真宗车驾从开封出发，由李继隆和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真宗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真宗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数日以后，澶州在望，军中又开始流行南幸金陵的浮言。真宗有点动摇，寇准说：“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趁其后，要去金陵也不可得！”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禁军将士多为北人，倘若他们不愿南下金陵，恐怕要出大乱子。”真宗这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御驾进抵澶州的南城。

澶州，因古有称为澶渊的湖泊而得名，州治南北跨黄河为城，南城大而北城小，南城比北城安全，但宋军主力都布防在北城。多数随臣见契丹军声势浩大，都建议驻跸南城。寇准则力主真宗亲赴北城，鼓舞前线士气。高琼甚至说：“陛下如不过河，河北百姓如丧考妣！”一旁的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说话不知分寸，高琼激愤地说：“你以文章升为二府，今天敌骑当前，还指责我无礼，你何不赋诗一首咏退敌骑呢！”说完就命令卫士们护卫真宗前往北城，真宗这才渡河登上北城城楼，接见慰劳将士。当宋军将士远远望见御伞黄盖时，立即欢声雷动，高呼“万岁”。

巡视完毕，真宗将军事全权交给寇准决断，寇准留居北城，号令明肃，将士畏服。在南城行宫的真宗派人去探视寇准的动静，知道寇准与知制诰杨亿每天通宵达旦的饮酒呼卢，戏谑喧闹，便高兴地说：“寇准如此，吾复何忧！”他不知道这是寇准特为安他的心而做出的举动。寇准在澶渊之役中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对此，陈瓘在百年以后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南北矣！”也就是说，闹得不好，建炎南渡的局面会早一个世纪发生。

辽宋两军夹河而阵后，辽军先锋大将萧挞凛在开战前出阵视察地形，被宋军用床子弩一箭射死。萧挞凛是智勇兼备的辽军主将，他的死令辽军的士气一落千丈。承天太后亲临灵车前恸哭致哀，为其辍朝五日。他审时度势，深知辽军的力量尚未达到直入开封、迫宋投降的地步，便决定挟大军南下的余威，从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尚未获得的东西。

实际上，辽军出发之际，承天太后就通过宋朝降将王继忠，保持着与宋朝讨论议和的渠道。继忠是真宗潜邸时的旧臣，在一次战争中被辽军俘虏，便成为沟通辽宋议和的最佳人选。宋真宗表示愿意谈判，派曹利用为使者前往大名府。判大名府王钦若见辽军正在猛烈进攻，未见和谈意向，便将曹利用留在大名府。

两军在澶渊对阵以后，承天太后见军事上难以占到便宜，和议趋向日渐明确，便命王继忠从多渠道向宋真宗传递和谈信件，要求宋方派出使者。宋真宗虽然亲征澶州，也登上北城劳军，但始终难以克服恐辽心理。即位前后，自王小波李顺以来接连不断的兵民反叛，宋夏边境连年的不安宁，都令他揪心不已。如今两军虽夹河对阵，但时值隆冬，倘若辽军再采取迂回战术，放弃澶州，从别处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形势就不堪设想。考虑到这一切，真宗便坚定了求和的念头，下令曹利用立即赴辽军大营和谈。

曹利用见到承天太后的次日，就与辽朝使者韩杞出发来见宋真宗。真宗得知辽朝要求归还周世宗攻取的瓦桥关以南的领土，明确表示：可以习用汉代以玉帛赐单于的故事；若要求土地，则决战到底。寇准则主张，不仅不必赐玉帛给契丹，凡而要求他们交出燕云旧地向宋称臣，这样才能确保百年无事。

而其时有流言诋毁寇准挟兵以自重，真宗便以“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坚持己见，寇准只得同意议和。曹利用再赴承天太后帐前重议和平条件，真宗对他说：“必不得已，百万也可。”曹利用表示：“契丹如有其它非分要求，我就不活着来见陛下。”寇准听说，即召曹利用私下嘱咐道：“虽有圣旨，如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再赴辽营，承天太后说：“晋给我们关南地，被周世宗攻取，现在应该归还。”曹利用答道：“前朝之事，我朝不知。倘若要求岁币以助军用，还不知我朝皇帝是否同意。割地之事，不敢归奏！”

经过多次使臣往来和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和议的条款：一、宋朝每年给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宋真宗尊承天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辽为兄弟之国；三、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犯；四、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亡人员；五、双方不得构筑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曹利用带着这一和议条款赶回澶州行宫，真宗正在吃饭，不能立即接见他，便命宦官去问岁币数额，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宦官回来奏报说，猜想是三百万，真宗当即失声说“太多”，转而说：“能了结此事，也还可以。”召见时，利用连声谢罪说答应的银绢数太多，当真宗知道是三十万两匹时，大喜过望，重赏了他，和快就批准了和议，起驾回朝。

澶渊之盟不仅使契丹从孤军深入的军事险境中安然脱身，还获取了战场上没能得到的酬报，每年得到数额可观的岁币。对辽朝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在这场军事与外交的较量中，辽朝除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外，承天太后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胆略和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澶渊之役是契丹发动的南侵宋朝的战役，契丹确实于理有亏，但国与国之间历来都是凭借实力来证明其存在的，后人岂能苟求一千年前的古人。何况承天太后审时度势，并没有顽固坚持与北宋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在盟约订立以后，史称她是“愿固盟好”的，而后辽宋之间基本上也确实是和平相处的。

对宋朝来说，反击辽朝入侵的保卫战，本来就是正义的。就当时形势分析，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以便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宋朝君臣上下弥漫着严重的恐辽情绪，而“守内虚外”的国策也使真宗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对内防范上，因而不但不敢抓住战机，反而落的纳币求和的妥协结局，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岁币不仅自此成为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还在以后对西夏与金朝的交涉中成为惯用的一种妥协方式。

不过，从宋辽历史的长过程来看，澶渊之盟结束了中原政权与辽朝近百年的战争状态。自此以后，政治上互以南北朝相称，使者聘问不断，经济上双方沿边的农业经济在和平环境中得以发展，而榷场贸易更是互市不绝，有力的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因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澶渊之盟，就不仅仅是辽宋恩怨和你我是非的问题。既然在宋辽金元时期，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题之一，绝对的和平和正义在这种冲突融合中往往难以体现；相反往往会以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外表呈现在历史暂时的表象中，但从长时段来看，其间却有着历史的合理性。

澶渊之盟也可以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辽宋之间，也表现在宋夏之间。澶渊之役的当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战死，宋朝在次年抓住时机与其继承者李德明议和。景德三年，双方也达成了和议，其性质和效果不啻是宋辽澶渊之盟的克隆版。尽管宋夏之间地缘政治的短暂平衡在元昊时期一度打破，但三方毕竟通过妥协获得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期。至于宋辽间的这种平衡，虽然在元昊反宋时起过波折，但基本上没有打破过，大体维持到宋徽宗后期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

细说宋朝23：一国君臣如病狂

澶渊之盟的结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决策的正确，对力挽狂澜的寇准也敬重有加。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敬重寇准，莫非因他对社稷有功么？”真宗说是，钦若挑唆道：“陛下为何不意澶渊之役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社稷呢？”真宗惊问其故，答道：“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现以万乘之主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他见真宗不乐，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陛下，你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危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地以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立马降温。

而寇准任相，用人不拘一格，其他宰执颇有非议，暗示他任命有规矩，寇准说：“宰相就该进贤退不肖，倘若按例除授，只是书吏之职。”这也招来了同僚的不满，再加上寇准在澶渊之盟后有意无意的居功自得的架势，令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他被罢去相位，出知州郡。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执政。

现在，真宗一想起澶渊之盟，就深感奇耻大辱。他还可能联想到世人对其父亲皇位合法性的腹诽，对其父为他们兄弟谋求皇位继承权的非议，对他自己替代乃兄元佐继承皇位的看法，这些都是他的心病。如今旧病未除，新耻又添，心中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王钦若揣测到真宗的心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本来就畏惧契丹，说：“河朔生灵，才免干戈，岂忍再战？可想他策。”王钦若这才把本意脱出：“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而后他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有封禅之举。他见真宗心动，就献策说：“天瑞岂可必得？但前代有用人力搞定的。难道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后来去问秘阁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怎么回事，杜镐随口直言道：“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已。”真宗这才下定了决心。

但真宗还担心宰相王旦的态度，王钦若转达了真宗难以启口的“圣意”，王旦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王旦君臣欢宴，而后赐酒一尊，嘱咐他回家与妻儿共享这坛美酒。王旦归府一看，见尊中都是明珠，领悟到这是真宗让他在天书和封禅问题上不要发出反对的声音。于是，一坛珍珠塞住了他的嘴巴。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发生一次。一天，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应召入宫赴宴，见有丁谓与杜镐等人在场，不久，真宗入席，不分君臣而分主宾就座，尧叟等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不讲君臣大礼。”喝的开心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色小袋，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梦溪笔谈》所记此事未与天书封禅联系起来，但有理由推断两者是有关的。君不见丁谓后来在这出闹剧中的作用仅次于王钦若，而陈尧叟则多次承担宣读天书的重任，杜镐因曾经实话实说，显然也是要堵他的嘴。

一切停当以后，这年正月初三，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他去年十一月某日夜半就寝前，有神人来告：“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建道场祈祝以后，今日皇城司果然奏报有天书悬挂在承天门上。

在王旦等再拜称贺后，真宗与朝臣来到承天门，让内侍上屋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大中”即天书中强调的万事适中的意思，“祥符”就是“天瑞”。接着大赦，加恩，赐京师大酺五日，也就是犯罪减刑，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国定假五天，公费欢饮庆贺。一时间，天下争言祥瑞，一场煞有介事的迷信大骗局由此揭幕。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就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对封禅礼心向往之，却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是否与这一大礼匹配，不敢造次而行。

王旦五次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请愿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王旦把少数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代表（耆寿），也都恰到好处的拉上了。

真宗问权三司使丁谓经费如何，回答说：“大计有余”。真宗决定过一把封禅瘾，在六月的一次朝会上又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在泰山醴泉亭得到天书。于是又是群臣称贺，皇帝拜受，为封禅铺平了道路。

十月初四，封禅队伍以天书为前导，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共走了十七天，才到泰山脚下。斋戒三日，登山举行繁琐的封禅礼，又是大赦天下，文武官都进秩，赐天下大酺三日，公费宴庆遍及全国。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见了孔庙，赐钱三百万。封禅大礼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竞献赞颂，举国如痴如醉。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进士薛南和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汾阴后土祠建于汉武帝时，祭汾阴就是祭地神。不过，祭地仪式在汉代以后常在京城北郊外设坛举行，就像后代祭天一般在京城南郊设天坛一样。但真宗对制造大排场来刺激内心不踏实的做法，似乎已经上了瘾。八月，真宗决定明年春天亲祀汾阴。

在其后几个月里，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陕州报告说“黄河清”了，潜台词不言而喻是“圣人出”了。巨沼是汾阴所在的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灵宝真文》，这令人联想起汉武帝祀汾阴前夕当地有宝鼎出土的好兆头。反正士人与老百姓也看着领导人的喜好拼命扎堆，你能神道设教，就不许我也来个神道邀宠？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西祀汾阴的队伍仍以天书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在一整套繁缛的祀地祇仪式完成以后，真宗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过黄河大桥，折道向西，来到华山山麓的华阴县，亲自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仪式。归途中，真宗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谒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和太宗永熙陵）。这次西祀出巡，前后闹腾了六十八天。回来以后，又是宰相以下加官进俸；还派使臣分赴五岳，为五岳册封帝号。

在这场闹剧中，如果说真宗是前台唯一的主角，王钦若则是第一导演，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珪。他们五人互相勾结，行踪诡秘，时人号为“五鬼”。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妄为敢做，又懂道教，故而在这场神道设教运动中，委曲诱导，及时建议，作用最大。丁谓这时还屈居王钦若之下推波助澜，但很快就后来居上，在真宗末年政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脚色。林特工于算计，丁谓参知政事后推荐他做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权。他善于奉迎附和，先依附于王钦若，而丁谓后来也始终信任他。刘承珪是宦官，真宗伪造天书，多借皇城司奏报的名义，当时的皇城使就是他。陈彭年倒是个学者，他以自己的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为人一误入歧途，就覆水难收，他就把自己的学问、文章连同良知一同货与帝王家了。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对宰辅大臣又说了一个白日梦。说还是那位神仙托梦，传达玉皇之命说：“令先祖赵玄郎授你天书。”其后圣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由于梦境出自真宗的追述，谁也不敢究诘它的真实性。

真宗认下了这个子虚乌有的先祖以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的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并为他杜撰了一个名字叫赵玄朗；二是为圣祖上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还为他配了一位号曰“元天大圣后”的圣母；三是在京师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规模之大和规格之高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玉清昭应宫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和辞行；六是真宗带头撰写关于圣祖光辉事迹的重头文章《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紧紧跟上；七是命宗正司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

神道设教越搞越大。封禅和祀汾阴产生虽比道教早，但后来其仪式也都与道教合流。至于天书和玉皇，纯粹是道教的玩意儿，对道教也就不能不更加尊崇。在专制体制下，只要最高统治者想做什么，马上就会有“民意”代表们出来请愿和提案。大中祥符六年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三百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数天以后，朝臣们也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举行这一大典，现在先为老子加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的尊号，另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

以后几个月又是瑞兆频生，丁谓居然一下子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令寇准等人大为怀疑。真宗便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以证实其可靠性。不过丁谓以使相的身份，命手下到各地搜刮些灵芝，还是小菜一碟的，实物展览并不能证明这些灵芝都长在亳州。附带说一句，这种献成千上万灵芝的做法在东封西祀时也有，只是还没人提出异议而已。次年正月，仍以天书打头，真宗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开封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太清宫拜谒老子，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以后，真宗又想出了花头。他宣布玉皇的正式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简称“玉皇大天帝”（“玉皇大帝”的称呼或始于此）。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在玉清昭应宫向玉帝奉上尊号，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的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帝致敬，地方官员派人检查。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昭应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军民僧道烧香礼拜，把全国都卷入这一狂热的迷信活动。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就是玉清昭应宫，原计划工程需要十五年，但修宫使丁谓督工三四万夜以继日，到大中祥符七年就竣工了。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十座殿宇建筑，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稍不合意，就推倒重来。据目击者田况说是“开辟以来未之有”，其宏大瑰丽和豪华奢美，超过了秦之阿房、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命全国州县都必须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其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所谓圣祖赵玄朗显灵以后，因他自称其母是在寿丘生他的，真宗便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供奉圣祖，造太极观祭祀圣祖母。但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敬，就在京师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曲阜景灵宫达一千三百二十二座建筑，京师的景灵宫也有七百二十六座楼观殿宇。

真宗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就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在道教史上倒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导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导自演的脚色之中了。《宋史·真宗纪》评说澶渊之盟以后的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然而，当一国君臣都炫耀“皇帝的新衣”时，还是有人大声说出真相。早在天书首降之际，龙图阁待制孙奭就引用孔子的话说：“天何言哉！岂有天书？”西祀汾阴时，他上书指出，所谓祥瑞是欺天愚民惑后世，还警告真宗：“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当真宗要去祭祀老子时，他提醒真宗应当牢记唐明皇后期遭受安史之乱的教训。名臣张咏多次指名抨击王钦若和丁谓，他临终上表还要求真宗先斩丁谓之头置国门以谢天下，再斩自己之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真宗对这些激烈的反对意见，采取了既不采纳也不追究的方针，他还没有彻底昏头。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宋史·真宗纪》说：“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仁宗这年仅十三岁，当时是真宗刘皇后垂帘听政，这一决定应该是她做出的。不过，刘皇后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对天书封祀的憎恶，而是为了满足真宗生前的追求，说不上贤明，这有后事为证。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遭雷击起火，焚毁略尽，他曾哭着表示要重修新宫，大臣们都以“天变来警”加以激烈的反对，才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张。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真宗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真宗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真宗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他自己也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在财政上，东封泰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营造玉清昭应宫缺少具体的支出记载，但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恐怕不是几千万贯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进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天禧共五年，是宋真宗倒数第二个年号，他的统治也进入了晚年。

大中祥符前四年都是王旦独相，后五年他与向敏中并相。王旦有宰相之器，群臣奏事，他从容言来，一锤定音。寇准常在真宗面前诋毁他，他却一致称赞寇准。真宗对他说：“你尽讲他好，他却专讲你坏。”他说：“我久在相位，政事缺失必多。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其忠直，我也因此推重他。”

寇准在枢密院，见中书公事有违条例，便奏报真宗，王旦被责，中书堂吏都受罚。不久枢密院有公事送中书，也有违例处，堂吏送呈王旦，指望他报复，王旦却指示送还枢密院。寇准见到王旦惭愧的说：“同年，你怎么这么大肚量？”寇准罢枢密使时，托人向这位同科进士求使相，王旦断然拒绝道：“将相之任，岂可私求！”

翰林学士陈彭年上书中书，王旦看都不看，封存留档，向敏中劝他浏览一下，他说：“不过是兴作符瑞希图仕进罢了。”真宗早就欲相王钦若，他援引太祖太宗朝的惯例说：“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的。我为宰相，不敢抑人，这也是公议。”真宗终于不敢固执己见。

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王旦以身体欠佳，上表辞相。真宗允许他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论时日入预参决，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但王旦对没能阻止天书闹剧，内心深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愧疚。每次天书封祀的大典，王旦都必须陪同随行，史书说他总是“悒悒不乐”，对他说来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事情。真宗每次送来赏赐的物品，他总是闭眼叹气道：“生民膏血，哪里受用得这么多！”

七月，王旦终于获准辞去相位，临别，真宗问他谁可代其为相，他强起举笏道：“莫如寇准。”真宗嫌寇准性格刚褊，让他再举其次，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九月，真宗在王旦死前亲临其家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在遗表结尾加上四句：“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临终，王旦对儿子说：“我没有别的过失，只有不谏天书，为过莫赎。死后为我削发披缁以殓。”他的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以表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杨亿劝阻。王旦本来可以做一个好宰相，却一着软弱，遗恨千古，它无负于真宗，真宗却有累于他。

向敏中在咸平时为相一年有半，未见有什么政绩。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他与王旦并相，王旦死后，他成为首相。天禧元年，他进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真宗还是第一次授仆射之官，认为敏中一定会非常高兴，贺客盈门，派翰林学士李宗諤前去打探。宗諤是敏中的亲戚，到相府一看，只见门庭寂然。他表示祝贺，敏中唯唯，历数前朝仆射德高位重，敏中仍是唯唯，不发一言。宗諤到庖厨问今日有亲友宴饮否，也无一人。明日，真宗听说，感叹“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是天禧四年死在宰相任上的，他第二次入相长达九年，除了“大耐官职”，也不见得有大政绩。

王旦辞相以后，王钦若才由枢密使升为宰相，他恨恨的说：“为王旦一句话，晚做了十年宰相。”实际上，他自景德三年（1006年）再入枢府，除有十个月的短暂罢政外，一直都位居执政，真宗对他可是言听计从的，作用远在宰相向敏中之上。这年三月，真宗让参知政事王曾兼任会灵观使，王曾早在担任知制诰时就明确反对建造玉清昭应宫，尽管当时重要宫观都以宰执充任，他仍然坚辞不受，推举王钦若担任，真宗怀疑他标榜立异。

八月，王钦若拜相，处心积虑排除异己，便将王曾罢政，出知应天府。不过，这年九月，真宗又把钦若的老对头马知节召入知枢密院事。当王钦若任枢密使时，马知节就是副使，他是武将出身，一向鄙薄钦若为人，廷仪时，往往当面数落王钦若的短处，让他下不了台。真宗将知节召入政府，也许就有牵制钦若的用意，他对王的眷宠似乎已大不如前。不过，八个月后知节就以病自请罢政，除了健康原因，或许也有钦若排挤的因素。

大约在天禧三年，商州逮捕了一个私藏禁书的道士，据说还能施展法术驱使六丁六甲神，他承认出入王钦若之门，还得到过他的赠诗。在真宗看来，他王钦若可以帮我搞神道设教，却绝不允许与道术之士自搞一套，这年六月毫不犹豫地将他罢相，出判杭州。

取代王钦若为相的就是他的政敌寇准，这当然是王旦临终力举的原因，但也有寇准曲意迎合真宗有关。天禧元年，寇准正在判永兴军的任上，他辖境内的巡检朱能与内朝宦官头目周怀政串通起来，谎称天书降于乾佑山（在今陕西柞水）。真宗问王旦真伪，王旦以为，寇准原来不相信天书，现在就该让寇准奏上来。也许，王旦认为寇准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才这么说的。不久王旦去世，寇准的女婿王曙在朝，知道内情，力劝丈人与朱能联手。寇准便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将这事奏报朝廷。朝野都知道这是在造假，真宗却下诏将天书迎入大内。不论真宗是真相信还是假做戏，也许他对寇准个性刚褊的成见有所改变，天禧三年召其为相。

入朝之际，有门生向寇准建议：途中称病，坚求外补，是为上策；入朝以后，揭发真相，是为中策；下策就是再入中书，那将大坏平生声明。寇准还是决定入朝为相。也许在他看来，只有为相，才能有所作为，至于入相的手段是可以不必计较的，这也是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思路。

与寇准入相同时，丁谓也再入政府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他的关系原先不坏，还向李沆推荐过丁谓的才能。李沆认为，以丁谓的为人不能让他位居过高，寇准还大不以为然。一天，两人在中书用工作餐，寇准的胡须沾上了羹汁，丁谓忙不迭的为他拂拭干净。寇准开玩笑道：“参政，国家大臣，倒为官长拂胡须吗？”丁谓由惭转恨，从此交恶。曾任皇太子东宫老师的李迪这时也任参知政事，刘皇后因其反对真宗立自己为后而对他怀恨在心，寇准与他倒是一条战线上的，都为时局担忧。

这时，真宗已得风疾，病情时好时坏。前一年，真宗已立了太子，他见刘皇后干预朝政已很严重，更担心自己将一病不起，便与贴身宦官周怀政商议太子监国事。怀政及时向寇准传递了这一消息。见丁谓与知制诰钱惟演联合起来迎合刘皇后，寇准瞅准机会对真宗说了让太子监国的建议，还指斥丁谓和钱惟演是佞人，不能辅佐少主。真宗深以为然。

寇准就密令翰林学士杨亿上书，并以援引他执政作为交换条件。但寇准在一次酒后失言，这事被丁谓获悉，就责问两人：“倘若皇上康复，何以处置此事？”李迪认为太子监国，亦无不可。丁谓则在真宗面前以这事为由头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竟记不起寇准曾当面向他提过这一建议并得到过他的许诺，天禧四年六月将寇准罢相。寇准罢相令拥立太子派大势尽去。

七月，内侍头目周怀政联合其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和閤门祗侯杨怀玉准备约期政变，杀丁谓，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干政，传位太子。政变前夕，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曹利用在澶渊之盟中充当和议使者有功而受到真宗赏识，升迁很快，但寇准与他在枢密院共事时总看不起他，议事不合，就鄙薄他说：“你这大兵，哪懂国家大事！”因而在天禧政争中，他倒向了寇准的政敌。

曹利用听到消息，就入奏告变，真宗立即下令捕斩周怀政，粉碎了这次政变。这是原与寇准和皇太子无关，但真宗盛怒之下要追究太子，大臣们都不敢进谏，李迪从容对真宗说：“陛下有几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唯恐唯一的继承人出意外，只杀了周怀政一人。由于这事的牵连，寇准一贬再贬，降为道州司马。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刘皇后垂帘听政，他对寇准绝无好感，将他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次年他死在贬所。据说，名臣张咏与寇准有一次会晤，临别，寇准向他讨教，告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归取《汉书》，读到“不学无术”，笑道：“这是张公在说我！”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以致在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既怀了名誉，又一蹶而不起。张咏认为他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

天禧四年七月，李迪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丁谓与冯拯也都由枢密使拜相。丁谓立即与刘皇后联手，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的旧账，以彻底打击寇准的势力。在贬黜寇准的问题上，丁谓已敢对诏旨上下其手。真宗说让寇准出知小州，丁谓却说让他出知远小州郡，以致李迪当场与丁谓争执起来。寇准被贬以后，丁谓便擅权用事，连任命官员也不与李迪打招呼。李迪愤然说：“我起自布衣，位至宰相，岂能屈服权幸而苟且自安！”两人差一点在朝堂上动武。

十一月的一天，李迪向真宗历数丁谓枉上弄权的种种表现，说丁谓与钱惟演、林特相勾结，与曹利用、冯拯结为朋党，自己愿意与丁谓同时罢相，交给御史台推问。真宗一怒之下命翰林学士刘筠起草两人同时罢相的制诰，李迪出知郓州，丁谓知河南府。

次日，丁谓入谢（大臣罢政入朝谢恩），真宗追问两人纠纷情状。丁谓声辩道：“我未敢争，而是李迪詈骂我。愿继续留在朝中。”说着便自己传达仍入中书视政的口诏。真宗便命刘筠再起草丁谓留朝的诏书，遭到拒绝（宋代起草内外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只要有充分理由，都有拒绝起草他认为不合理的制诏的权利，以体现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就改命另一位知制诰晏殊执笔，让丁谓复位。

数日后，真宗宣布：今后大事仍由他亲自决定，一般政事就由皇太子五天与宰执参决一次。当时皇太子只有十一岁，他不是刘皇后亲生，这种视政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实际上是刘皇后裁决于内，丁谓擅权于外。对这种局面，有识之士都心怀忧虑。钱惟演与刘皇后是姻亲，参知政事王曾有意对他说：“太子幼小，非中宫不能立；中宫不倚太子，则人心不归附。皇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钱惟演转述了王曾的话，刘皇后认为很有道理，对丁谓乱政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心。

在真宗晚年的危局中，寇准和李迪采取的是驱逐丁谓、钱惟演的方针，以便打击后党，保护太子。但当时后党势力已成，这种做法只会招致后党的反击，因而寇、李都被逐出朝廷。在君权旁落，后党已大的情势下，让皇后或太后意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来确保君权的平稳过渡，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这种话，只有钱惟演转达，刘皇后才听得进。难怪后来史家认为，寇准号为能断大事，在这点上却远不如王曾。

就在天禧四年十月，王钦若以太子师保的身份被招回朝，多次受真宗的召见。它是真宗信任过的旧臣，仍享受着与宰执相同的待遇，丁谓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真宗其时脑子经常犯混，一天，王钦若与丁谓一起上朝，真宗问王钦若为什么不去中书办公，钦若声辩自己不是宰相怎能到中书理事，真宗立即命宦官首领带他去中书。丁谓遇变不慌，在中书设宴款待王钦若，宴罢出来，王钦若对宦官首领说：“转告皇上，没有诏书，我不能到这里办公。”但王钦若等来的是委任他出判河南府使相的诏书，他知道自己被原先的搭档甩了，便上书真宗要求回京看病。丁谓派人给他捎话，说是皇上很喜欢见他，只要请个假，不必等朝廷批准就可回京。等王钦若回京以后，丁谓翻脸不认账，指责他擅离职守，目无法纪。王钦若随即被降官，丁谓成功的扫除了权力竞争者。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病情加剧，问左右怎么眼前老不见寇准，左右也不敢据实回答。二月，真宗去世，遗诏命皇后权处分军国事，辅太子听政。据说，其庙号本来应为“玄宗”，为避赵玄朗的讳才改成真宗的。史称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但他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富国强兵，反而去搞神道设教的玩意，虚耗国力，粉饰太平，以满足心理上的自慰。真宗一声行事颇有效法唐玄宗处。他只有在咸平初政时，还差强人意，似欲有为；大中祥符以后，所为昏悖，与唐玄宗先明后昏倒是相差不多的。

细说宋朝25：刘太后

宋真宗原配妻子是潘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在景德四年（1007年）病故。其后，中宫多年虚位。在众多的妃嫔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叫刘娥，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他出身微贱，是个孤女，不得已十来岁就嫁给当地的银匠龚美。龚美走街串巷给人打造银器，她就摇拨浪鼓招揽顾客，雍熙初年，一齐来到了京城。真宗当时封为襄王，他的神女梦只想娶一个川妹子，他一向认为蜀地女子“多材慧”。而龚美因为贫寒正准备把刘娥改嫁，经襄王府给事张耆介绍，刘娥一入王府，就大受宠爱，这年她仅十五岁。但太宗知道这事，即令其子将刘娥逐出王府。这时真宗已割舍不得，便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来年后，直到太宗去世才将她接回重圆鸳梦。其后，她在后宫的地位升迁很快。

《宋史·后妃传》说刘皇后原籍太原，父祖都是五代高级将领，这是她得势后为了掩饰自己家事寒微编派出来的。正是基于同一考虑，刘娥做上皇后以后，总以美差为诱饵拉刘姓高官认同宗。她先找权知开封府刘综攀近族，刘综称自己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人，没有亲属在宫中。不久，刘皇后又召见权发遣开封府刘烨，他虽是名族，却是洛阳人，刘后急咻咻地对他说：“想见一见你的家谱，咋俩恐怕是同宗。”刘烨忙说不敢不敢。

正因为刘娥并不是太原刘氏的破落户，真宗打算立他为后时遭到大臣们激烈反对。但真宗仍力排众议，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立她为皇后。她没有娘家亲族，便以前夫龚美为兄弟，改姓刘氏。这桩婚事说明宋代婚姻已经不太注重门第，也表明北宋时妇女改嫁尚未有后来贞节观念的束缚。

刘皇后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政事，能记始末。宫闱有事，真宗询问，她都能引据故实，妥善应答，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春天，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她决断。在天禧末年罢黜寇准、李迪和处置周怀政事变中，她不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确立了后党的绝对地位。

真宗死后，遗诏命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丁谓力主去掉“权”字，王曾说：“称权足以昭示后世。何况增减诏书，自有法则，竟要率先破规矩吗？”丁谓这才作罢。次年，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即指宋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明道是刘太后在世时的第二个年号，“明”字由日月两字合成，与天圣一样，也是为了取悦刘太后。从此，她垂帘听政达十一年，成为宋朝第一位临朝的母后，仁宗朝前期之政就是她统治的产物。

听政之初，在进一步贬黜寇准和李迪问题上，刘太后与丁谓是完全一致的。寇准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贬为衡州团练副使。王曾认为贬责太重，丁谓瞪着他威胁道：“你这居停主人还有要说的吗？恐怕自己也难免吧！”丁谓还陪人前去阴谋逼死两人，寇准要来人拿出赐死的诏书，来人拿不出，他照旧喝他的酒；李迪要去寻短见，被儿子救起。有人问丁谓，倘若李迪贬死，你如何面对士论，他无赖的回答：“将来记史，不过说上一句‘天下惜之’而已。”

丁谓为了擅权，勾结入内押班雷允恭，让太后降诏道：“新帝每月朔望两次朝见群臣。大事由太后召见辅臣决定；一般政事令雷允恭传递给太后，圈定以后颁下执行。”王曾向丁谓指出：“两宫异处而权归宦官，是祸乱的先兆。”他认为应改按照东汉故事，五日一朝，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但丁谓这时权倾中外，根本没把王曾放在眼里。

刘太后旁观者清，知道丁谓擅断朝政的种种劣迹，她也知道丁谓要她下的诏出实际上在架空她。当时正为真宗赶修陵寝，丁谓是山陵使，雷允恭是都监。雷允恭听说山陵移上百步，就可使皇帝多子孙，便自作主张，在丁谓的同意下，移动了陵位，不料地下水上冒，陵寝工程搁浅。王曾瞅准机会向太后单独奏明了真相，太后便毫不犹豫地以此为机会，处死了雷允恭，罢免了丁谓宰相的职位，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终于把朝廷大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当时民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刘太后贬黜丁谓大快人心，但她没有采纳民谣的另一半，她与寇准的从政风格都有点自以为是的倾向，两人是无法合作的。

刘太后听政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废除宫观使，有力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在其他朝政上，在她听政期间也颇有建树。

一是创设谏院。为了解下情，她在天圣七年恢复了太宗时设立的理检院。明道元年，她又创立谏院。她并非一概不听逆耳之言，也有从谏如流的时候。

二是澄清吏治。天圣、明道间，她曾六次下令严惩贪官污吏。京西转运使刘绰为讨好邀功，声称要把多余的千余斛粮食发运京师，她冷笑道：“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和鲁宗道吗？他们谁是因为进献多搜刮的粮食而升官的！”在她的倡导下，当时涌现了范仲淹、王随、张伦、薛奎等一批廉吏。她还颁布了《约束文武臣僚子弟诏》，防止官员子弟违法乱纪。她要求大臣们把子孙和亲族姓名悉数写上来，诈称推恩授官之用，实际上却把个大臣的关系网和裙带图张贴在自己的寝殿中，大臣每有进拟差遣，就对照图表，不是两府亲戚才同意除授。

三是重视水利。经长期施工，终于在天圣五年堵塞了危害九年之久的黄河滑州决口（在今河南滑县）。天圣、明道间重大水利工程还有长达一百八十里的泰州捍海堰，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

四是发行交子。宋初，川陕流通铁钱，但沉重的铁钱携带十分不便。于是，成都富豪连保印造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伪造交子也时有出现。天圣元年（1023年），刘太后批准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官办的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这与她货泉“欲流天下而通有无”的经济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五是完善科举。天圣间，进一步扩大取士名额，严密考试制度，新设考试科目，宋代的武举就始设于这一时期。

六是兴办州学。她得知孙奭在兖州建立州学，便下令赐以学田，作为学粮；其后还赐青州州学《九经》。在她的倡导下，天圣明道间创办了一些府州学，成为“庆历兴学”的先声。

对刘太后的治绩，《宋史》有一段大体公允的评论：“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当然，在她垂帘听政十余年间，也倚用宦官、放纵外戚，这往往是母后临朝的孪生现象，但毕竟没有达到危害朝政的程度。以宦官而论，尽管后人说她“制命出于帷幄，威福假于内官”，但她重用的罗崇勋和江德明，还没有资格列入《宋史·宦官传》，可见其危害不大。

至于外戚，因她本身就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基础，其兄刘美在她垂帘以前已经去世。外戚中唯一位至执政大臣的是钱惟演，他把妹妹嫁给了刘美，后与得势的丁谓联姻，是一个专攀高亲的无耻之徒。他在真宗生前就是枢密副使，太后垂帘后升枢密使，但不久就以太后姻亲“不可与机政”的理由，被解职出朝。后来他两度谋取相位，都遭到朝论的强烈反对，御史鞠咏甚至表示：倘若相惟演，就当朝撕毁拜相诏书。刘太后也终没敢让他圆上宰相梦。

女主听政，在中国古代总不为正统观念所认同，因而王曾力争一个“权”字，刘太后在垂帘之初也不得不许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天圣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二十岁），但刘太后丝毫没有还政的动静。于是，其后几年，内外臣僚要求仁宗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这些奏疏，刘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借故把建议者调离出朝，将大权一直攥到去世为止。

在宋人记载中，颇有刘太后准备效法武则天的说法。明道二年，她打算穿着天子衮冕谒见太庙，参知政事薛奎问她：“大谒之日，究竟作男儿拜，还是作女儿拜？”但她还是穿戴经过改造的皇太后冠服谒拜了太庙。当她命有关部门撰著《谢太庙记》时，却遭到了抵制，认为皇太后谒庙不能作为后世之法。

刘太后也曾试探性地问大臣：“唐武后何如主？”以耿直著称的鲁宗道毫不犹豫地回答：“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她默然不语。有讨好的臣僚建议仿武后故事立刘氏七庙，她询问宰执，鲁宗道反问她准备拿嗣君怎么办，于是她只得作罢。三司使程琳献《武后临朝图》以为迎合，它掷于地上，说：“我不做这种有负祖宗的事！”据说，她临死前对着仁宗拉拉自己的天子衮冕，似乎欲有所言，大臣薛奎认为她在示意穿着天子衮冕不能见先帝于地下，仁宗命改用皇后冠服入殓。

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女主和外戚干政的家法十分森严，大臣、台谏和其他臣僚得以援引谏阻，使刘太后纵有其心也无其胆，以致她不得不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她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心悦诚服的表示：当初不知皇太后盛德乃止于此。

刘太后是一位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女政治家，史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大体说来，她的政治才干与政绩绝不在其夫真宗与其子仁宗之下，其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应基本肯定。在她听政的天圣、明道时期，不仅恢复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间的发展势头，还为仁宗庆历盛事奠定了基础。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宋仁宗这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刘太后亲生的。原来，她的生母李氏是刘皇后的侍儿，因为长得肤色明丽，真宗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孩子生下后，刘皇后夺为己子，让杨淑妃抚育。他从小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

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敢理论，默然杂处宫嫔之中。人们都畏惧刘皇后，也没人敢说明真相。仁宗即位，刘太后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隔绝这对亲生母子，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同时访得她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让这个衣食无靠的凿纸钱的小工当上了三班奉职，步步升迁，做得也并不十分绝情。

李氏是明道元年（1032年）去世的，死前虽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仍打算以宫人之礼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不以为然，太后大为不满，夷简从容道：“不为刘氏着想，我不敢说；倘若考虑刘氏，丧仪自当从厚。”太后终于感悟，用一品礼和皇太后服入殓厚葬。

刘太后一驾崩，有人就对仁宗添油加醋的说李宸妃死于非命。血浓于水，仁宗在下哀痛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的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第宅，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才感叹人言不可信，说：“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其后对刘氏恩礼益厚。这段历史后来演变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和戏曲，但把刘皇后刻画为阴狠刻毒的典型，与人物原型相去太远。刘皇后在这一问题上虽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对李氏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灭绝天良，小说戏剧的细节描写并不可信。

细说宋朝26：景祐亲政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和谏官范仲淹都上疏指出：皇帝刚亲政，岂能让女后相继称制。于是删去遗诏中“同议军国事”的内容，仁宗开始亲政，他亲政以后的第一个年号是景祐。

明道二年四月，仁宗组成了亲政以后第一届宰执班子，体现了试图消除太后影响的意图。旧相张士逊留任，他是仁宗东宫老师。仁宗先与另一旧相吕夷简讨论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信任的执政张耆、夏竦和晏殊都罢政出朝，不料仁宗把这一打算泄露给郭皇后听，郭皇后说了一句：“夷简就独独不趋附太后吗？不过机巧善变罢了。”仁宗立即改变了对吕夷简的看法，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免了。

取代吕夷简为相的是李迪，太后垂帘的十余年中，他一直出守地方，未获重用，再次入相倒也堪称人选。执政中参知政事薛奎是留任的，他在天圣七年就入政府，议论从不迎合回避，倘若所论不被采纳，归宅就嗟叹不食，家人笑他，他说：“我仰惭古人，俯愧后世啊！”新任命的执政还有参知政事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和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吕夷简被出乎意料的罢相，就托内侍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但他不动声色，半年以后，仁宗感到张士逊在朝政上不能有所建明，思念夷简，又召他为相。

亲政之初，有人抓住仁宗非刘太后亲生的空子，在皇太后垂帘听政上大做诋毁的文章。倘若过分纠缠在琐细旧帐上，对于政局的稳定和朝政的革新显然是不利的。范仲淹向仁宗指出：“太后保护陛下十余年，今天应掩盖其小过失，保全其大恩德。”仁宗听了既感动，又惭愧，表示自己也不忍心听这些诋毁，便下诏不许再议论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其后范仲淹提出八项建议，吕夷简也上书指出朝廷的八种积弊，请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十分强烈。仁宗也有振衰起弊一新政治的良好愿望。但仁宗亲政还没有改元，刷新朝政尚未着手，就发生了废后风波。

在仁宗的婚姻上，刘太后也是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仁宗最先醉心于姿色绝世的王蒙正的女儿，刘太后却认为她妖艳太甚不利少主，把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儿。在正式选后时，仁宗属意于大将张美的曾孙女，但刘太后坚持立另一大将郭崇的孙女为皇后。仁宗对硬塞给他的郭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仗着太后之势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妃嫔，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太后去世后，仁宗就追册已死的张美人为皇后，既还张美人的旧情，也报刘太后的宿怨。而郭皇后却不时与仁宗宠爱的尚、杨两美人争宠夺爱。一次，尚氏当着仁宗讥刺她，气得她跳起来打尚氏的耳光，仁宗庇护尚氏，一掌落在仁宗的脖子上。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与宰执近臣商量。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罢相出朝，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报复的机会。他在表示赞同时，还提供了两条强有力的废后理由，一是皇后九年无子，二是汉唐自有故事。

十二月，废后诏书一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吕夷简的指示，台谏官反对废后的奏疏也无法转达给仁宗。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名台谏官进殿面奏，认为皇后不应轻率废黜，要求仁宗接见，当面进谏。但吕夷简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这种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命宰相向台谏官说明皇后当废的情况，在辩论中，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台谏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逼得吕夷简无话可说，只得让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

回去后，吕夷简对仁宗说台谏官这样请对非太平美事，便让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孔道辅正准备上朝留百官一起与宰相当廷辩论，却听到了仁宗关于台谏即日起不许相率请对的诏书，同时接到了处罚台谏官的诏书，道辅、仲淹出知州郡，其他台谏官分别罚金。在这场废后风波中，虽然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击下，台谏官的进谏未能最终见效，但作为承担中央监察功能的官僚圈，他们已经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景祐元年（1034年），被废的郭后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但仁宗不久一场大病，数日不省人事。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寝”的缘故。内侍阎文应不断劝说仁宗，仁宗不耐烦的略一点头，阎文应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安置别宅。九月，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

仁宗后来颇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宫，郭氏表示：若再受诏，必须百官立班受册。阎文应一向在仁宗面前说郭氏的坏话，担心郭氏入宫对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仁宗让他带医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们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郭氏和二美人最终都是后妃制度的受害者。

仁宗亲政当年，改变太后垂帘以来单日上朝的惯例，恢复每日上朝问政的祖宗旧制。对百官章奏，无论大事小事，仁宗都亲自批览，以致吕夷简也劝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

但一年以后，仁宗主要兴趣转移到修订新乐和校勘图书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景祐新乐，编纂了《乐书》和《景祐广乐记》。后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馆秘阁完成了四库书的校勘，共计二万余卷。

其余的精力，仁宗则投入了大内后宫。于是，关于仁宗日居深宫好近女色的传言不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疏里委婉的出现。谏官滕宗谅形容仁宗“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仁宗怒不可遏，以言宫闱事不实，将他贬官出朝。

景祐二年（1035年），宰相吕夷简也编了一部中书行政法规，名为《中书总例》，惶惶四百十九册。他得意的声称“让一个庸夫拿着这书，也可以做宰相”。作为一个能臣，他是颇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的。这年年初，宰相里迪的姻亲范讽被御史庞籍参劾，李迪将庞籍迁官以为袒护。不料庞籍要求追查，吕夷简抓住契机穷追不舍，使得政敌李迪因庇护姻亲而罢相出朝，自己当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枢密使。王曾在天圣间任相七年，吕夷简作为参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对王曾相当尊重，王曾因而力荐他为相。吕夷简在王曾罢相后连任五年宰相，在仁宗亲政初虽一度罢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回朝做他的首相。也许为了报答提携之恩，也为了排挤李迪，吕夷简力请他回朝但任枢密使。

范仲淹与王曾相处很好，这年也被召入朝但任天章阁待制，依旧直言无隐。他认为郭皇后之死与阎文应有关，就上疏揭发，阎文应终于贬逐岭南，死在路上。事关郭皇后之死，吕夷简有点别扭，就递话过来：“待制乃是侍从，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吕夷简就让他去权知开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让仲淹无暇议论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务中犯错误，好有将他调离出京的把柄。岂料范仲淹到任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当地人称赞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文”（仲淹字希文）。

范仲淹对幸进之徒奔竞于吕夷简门下深为不满，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明近年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私心，还提醒仁宗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锋芒直指吕夷简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夷简听说大怒，在仁宗面前逐一辩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吕夷简还让仁宗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碑”，界饬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仁宗，请求追改贬黜范仲淹的诏命。馆阁校勘尹洙自愿要求列明范仲淹的“朋党”，不愿再在京师呆下去。欧阳修也在馆阁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言官，不敢说话，有何脸面见士大夫。高若讷把信交给了仁宗，于是欧阳修与余靖、尹洙都被贬官出朝。另一个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记这一事件，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这边。而仁宗在这场风波中，听任吕夷简为所欲为，与亲政之初广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径庭。

王曾这时还是宰相，范仲淹曾当面批评他：“誉扬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唯独这一方面还有欠缺。”王曾回答说：“倘若当政者，恩欲归己，怨将归谁？”范仲淹深为叹服。王曾与吕夷简并相以后，见他独断专行，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搞不到一块儿，矛盾再也无法掩盖。

仁宗问王曾有什么不满，他便把所听到的吕夷简招权市恩、收受贿赂的传闻说了出来。仁宗问夷简，他就与王曾在仁宗面前对质。王曾的话难免有点过头，受贿之类指控又难以立即坐实。执政中，参知政事宋绶倒向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则敬重王曾，宰执分为两派经常在仁宗面前争吵个不停。景祐四年，仁宗一怒之下，把吕夷简与王曾，连同追随他们的宋绶和蔡齐都给罢免了。

景祐五年十月，西北党项领袖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十一月，宋仁宗改元宝元。十二月，西北传来元昊起兵反宋的边报，结束了并不值得称道的景祐初政。

细说宋朝27：元昊

李德明的儿子元昊，小字嵬理，更名曩霄。他幼读兵书，又懂佛学，精通汉、藏文，确是王霸之才。据说宋朝边帅曹玮见其状貌，失声惊叹：“真英物也！”成年以后，他对其父的和宋政策深表不满。一次，他建议父亲用宋朝俸赐，训练蕃族，对宋朝小则四出劫掠，大则侵夺封疆，其父回答说：“我们苦于长期用兵。我部族三十年来，能有锦绮之衣，乃宋朝之恩，不可辜负！”他当即反驳道：“衣皮毛，事畜牧，这是我族习性。英雄之生，应当称王称霸，何必衣锦着绮！”

继位以后，元昊执行其祖、父的既定方针，继续与吐蕃和回纥激烈争夺对河西的控制权，其中尤以与河湟吐蕃的较量最为持久和艰苦，有必要细说其委末。

自唐末吐蕃王朝崩溃以来，吐蕃民族即以部族为生存活动的社群，《宋史》说其“族种分散，无复统一”。与李继迁父子争夺凉州的潘罗支兄弟属于吐蕃六谷部族，这时因凉州被夺，便退至青海湟水流域，依附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

唃厮啰，吐蕃语为佛子、王子之义，藏文史料证明他是吐蕃赞普的后裔。他原名欺南凌温，也许先辈流落异域，出生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十二岁那年被一位大商人发现，带回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河湟吐蕃各部族正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政治领袖，于是，他被宗哥吐蕃僧李立遵和邈川（今青海乐都）吐蕃酋长温逋奇尊为赞普，以宗哥城（今青海平安）为王城。

李立遵有个人野心，自立为相（藏语论逋），与其他部族首领争夺统一河湟吐蕃的领导权。李立遵首先争取宋朝的支持，表示愿意进讨西夏，但要求封他赞普的尊号，宋朝对李立遵、唃厮啰胸存戒心，没有满足其封号的要求。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李立遵派兵不断侵扰宋秦渭地区，在三都谷（在今甘肃甘谷）之役中，被宋将曹玮大败，自此李立遵的权势大不如前。

大约在天圣元年（1023年）以后不久，唃厮啰摆脱了李立遵的控制，把王城迁往邈川，以温逋奇为相，与宋朝的关系也日渐密切融洽。但温逋奇也野心勃勃，企图取唃厮啰而代之。景祐二年（1035年），他发动政变，将唃厮啰囚入陷阱，捕杀反对者。唃厮啰被一守卫的士卒释放，利用赞普的号召力，平定了政变。

而后，唃厮啰权衡利害，再将王城迁至青唐城（今青海西宁）。自此，唃厮啰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统治者，河湟吐蕃进入了唃厮啰时代。这一政权把分裂的吐蕃部落基本统一起来，拥有数十万居民，以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实际控制着河湟地区（今青海东北和甘肃西南毗邻地带），汉文史籍即便在唃厮啰去世以后也仍以其名称呼它。

在唃厮啰政权统治时期，丝绸之路中的河西走廊因西夏崛起而时有梗阻，青唐城便成为西域和中原商贾东西往来的交通枢纽，当地在此后百余年间也呈现出生产发达、商旅辐辏的繁荣景象。唃厮啰对外结好宋朝，以便在与西夏的抗衡中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联盟者，以保卫河湟吐蕃政权。

而宋朝见唃厮啰强大，也一改以往的轻视和怀疑，对其封官晋爵也不断加码，希望借其力量对付西夏，在其后宋夏关系的旋律中，这一政策始终是一个明确的音符。唃厮啰政权的出现，直接威胁到党项在河西的霸主地位，双方的角逐不可避免。

景祐二年（1035年），元昊听到温逋奇政变的情报，即派大将苏奴儿率兵二万五千进攻猫牛城（在今青海西宁东北），不料苏奴儿兵败被俘。盛怒之下，元昊亲率大军攻城，月余不克，便诈称约和，暗派士兵等其城门开启，即夺门攻入，大肆屠城。元昊还乘其内乱派兵攻打宗哥城、带星岭，进围青唐城，试图一举解决吐蕃问题。

唃厮啰见元昊兵势正盛，便屯兵鄯州（在今青海西宁境内），坚壁不出，同时派兵十万，迂回阻断元昊退路。元昊渡宗哥河（即湟水，今黄河支流西川河）主动出击，并在水浅处插上标志作为回师向导，却被唃厮啰派人暗将标识移至深处。双方连续鏖战二百余天，元昊军队粮草不继，被唃厮啰击溃，士兵寻找标志争相渡河逃命，漂没溺死者大半，损失辎重无数。

宗哥河之役对河西政治地图的划定是意义重大的。唃厮啰通过这一战役，保卫了刚诞生的河湟吐蕃政权，直到其去世，西夏军队再也未敢饮马湟水。但次年唃厮啰家族分裂为三，其原配妻子李氏所生的长子瞎毡和次子磨毡角分别逃离青唐城，各拥部族，不受唃厮啰统治，磨毡角的谋主郢城俞龙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元昊的儿子。唃厮啰见祸起萧墙，深怀忧虑，便携后妻乔氏移住历精城（今青海西宁西）。元昊这才有可能腾出手来去专力对付回纥。

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下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回纥，随即西进再克沙州（今甘肃敦煌），扼守了河西走廊的西大门，回师途中顺手把肃州（今甘肃酒泉）也占领了。至此，元昊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最终结束了甘州回纥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与河湟吐蕃则大体以今天的大通河为界确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自继位之日起，元昊就加快建国称帝的步伐。就宋朝来说，这时仍希望李德明的继承者保持臣属关系，故而使节不绝于道。但是元昊先是不出迎宋使，继而不肯跪拜受诏。虽然最终还是跪受了诏书，起来以后愤愤对大臣说：“先王大错特错，有这样的国家，还要向人臣拜吗？”

继位当年，元昊就宣布改姓立号，认为唐、宋赐姓李、赵都不足珍惜，党项王族的姓氏改用“嵬名”；废去宋、辽所封西平王或西夏王的封号，用党项语自称“吾祖”（兀卒），即自尊为天子可汗之意。

次年是宋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一改使用宋朝年号纪元的旧例，借口明道年号冲犯其父名讳，改元“显道”，颁行国中，向宋朝发出了不奉正朔的明确信号。同时，下秃法令，严禁用汉人风俗结发，推行党项传统发式，境内三日不秃发者，众皆可杀。这年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扩建宫城，营造殿宇，为立国称帝做准备。元昊还颁行了官制和仪服制度。

西夏官制与辽朝的南北面官制颇有相通之处，一方面采宋制立官职，一方面设立党项官，两个系统并行。汉制官职由蕃、汉分别担任，以中书省和枢密院分为文武两班，最高长官分别为中书令和枢密使，以下共设十六司。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仿宋制，增设尚书令，总管十六司。党项官职有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赉、祖儒、吕则、枢铭等，专授党项人。仪服也同时推行：文官戴幞头，穿靴持笏衣着紫绯；武臣按等级戴冠，穿绯衣或紫色旋襕衫，束带，着靴，配短刀或弓箭。

广运二年（1035年），元昊更新兵制。各部落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每二丁择取一人为正军，给马、骆各一，称长生马驼，每二正军，合用随军杂役一人。除步兵外，还设有“擒生军”十万，装备精良，直属皇室，在战争中专门掳掠生口充奴隶；另有名为“泼喜”的炮兵，负责在骆驼鞍上架旋风炮，发射拳大的石弹；骑兵中有三千“铁鹞子”，与后来金军的拐子马相似，是党项最骁勇的部队；侍卫军由擅长骑射的五千豪族子弟组成，号为“御园内六班直”，由元昊亲自掌握。

全国共有兵员五十万，以兴庆府为中心，西北起贺兰山、东南至西平府的腹心地区共驻守有十七万兵力，其他兵力则驻扎在相当于地方军区的各监军司里，全国分左右两厢共划为十二监军司。兵制改革使党项部落军事组织完成了向国家常备兵制的过渡，极大增强了战斗力。

大庆元年（1037年）五月，元昊为扩大政治声势，增设调整了所控制的州府，计有府、州、郡共二十个，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

七月，元昊改定礼乐制度。李德明时期礼乐悉尊宋制，元昊以为不足效法，名谟宁令野利仁荣以党项习俗改制礼乐，规定全国“悉用胡礼”，有不尊者族诛。

十一月，元昊设立蕃汉二学院，而蕃学院地位特尊。汉字用于与宋往来文书，蕃书即西夏文字，用于国内以及对吐蕃、回纥和西域诸国往来文书。元昊精通蕃汉文字，借用方块汉字形成创意以后，即命野利仁荣以一年时间演绎制成西夏文字十二卷。文字的创制，对西夏立国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至此，元昊完成了立国称帝的所有必要的准备步骤，一个西夏帝国呼之欲出。在所有立国措施中，元昊一方面无不贯彻了强烈而近乎偏执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则明显仿效他所敌视的宋朝制度和做法，看似对立的两种倾向在西夏立国措施中形成一种张力。

大庆二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追尊祖、父为太祖、太宗，封妻子野利氏为皇后，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元昊缔造了西夏王国，在称帝建国过程中，在促成与宋、辽鼎立的政治格局中，表现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

西夏立国实现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其后近二百年各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为元朝全国范围内的各民族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但当时者却不见得有这种放宽视野以后的宽容见解。元昊立国称帝，与宋朝成为平起平坐的主权国，这对一向强调大义名分的宋朝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元昊正打算实现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的抱负，宋夏战争便不可避免。对此，且听下回分解，这里先把元昊说个有头有尾。

元昊为人有其雄杰、坚毅、果敢的一面，也有猜疑、凶鸷、暴戾的一面。前者使他成功，后者则使他受害。嵬名山遇是元昊的从叔，勇谋兼备，为元昊掌军政多年。对元昊执意侵宋，他以为“一二年间，必且坐困”，劝他“安守藩臣，岁享赐给”。元昊就想除掉他，示意山遇从弟惟序诬告其谋反，惟序将元昊意图泄露给山遇。大庆二年九月，山遇被迫破家投宋。不料宋延州知州郭劝不但无视山遇提供的情报，反而把山遇一行交还给元昊。元昊聚集从骑用乱箭将山遇父子活活射杀，其族人也尽数处死。宋方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虚弱和颟顸，更使元昊敢于断然向宋朝开战。

在宋夏战争中，元昊皇后野利氏的兄弟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多谋善战，功勋卓著（关于野利后与旺荣、遇乞的关系，一说是兄妹，一说旺荣兄弟是野利后的叔父）。宋朝边帅对其恨之入骨，庆历三年（1043年）种世衡利用元昊猜疑心理，巧施反间计。种世衡亲书一封给旺荣的问候信函，闪烁其辞中若有促行私约之意，再选死士以苦肉计面见元昊行诈。元昊见信，派心腹将领假托旺荣所遣去见世衡，世衡确知来使真实身份后，假戏真做，当面痛骂元昊，盛赞旺荣弃暗投明，并赐以厚礼，让使者转告旺荣“速决不要迟留”。使者回报，元昊立即杀了旺荣，但对野利遇乞依旧信用。

遇乞时驻天都山，故号天都大王。这年除夕，他领兵巡边，深入宋境数日而还，与他向来不和的元昊乳母诬陷他企图投宋，元昊将信将疑。种世衡获悉情报，即命细作盗得元昊赐给遇乞的宝刀，而后散布流言，声称遇乞已被诬陷而死，他将择日在边境上为其设祭。他把祭文写在板上，历述野利兄弟有意归顺，追忆除夕与遇乞晤面之快，痛悼其兄弟功败垂成。设祭当晚，故意以熊熊火光引来西夏巡边骑兵，逃离时存心遗弃祭器与盗来的宝刀，将祭文投入火堆。夏人扑灭余火，祭文清晰可辨，遂与宝刀一起送交元昊。元昊再中离间计，赐遇乞自杀。两位名将因元昊的猜疑而无辜就死，群臣人人自危。

元昊妻室后妃众多，即为以后更是贪婪好色，欲壑难填。他最先娶母族卫慕氏，后因卫慕族首领山喜与其争权，企图谋害他，事泄，他不仅族诛了卫慕一姓，竟把自己生母也鸩杀了。其妻卫慕氏责以人论大义，他将其也幽禁起来。幽禁中，卫慕氏生下一子，宠妃野利氏向元昊进谗言，他把卫慕氏母子都给杀了。

野利氏曾被立为皇后，为元昊生有三子。第三子早死，长子宁明被封为太子，因热衷辟谷之术，走火入魔，不能进食而死。次子宁令哥，状貌酷似乃父，深受元昊钟爱，被继立为太子。成年以后，元昊便为他聘娶党项大族没吚氏之女。不料元昊见没吚氏貌美，便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还为她在天都山大起行宫。天都山守将野利遇乞难免有牢骚话，传到元昊那里，便对他心存恶感，终于堕入宋人的反间圈套。

在野利旺荣、遇乞被杀后，皇后野利氏时向元昊哭诉两人死的冤枉。元昊也悔之莫及，便寻访野利氏遗口。遇乞之妻没藏氏因出家为尼得以免死，被元昊访得。见她美艳绝伦，元昊便接入宫中，与其私通。被皇后野利氏发现，元昊令没藏氏仍入兴庆府戒坛寺为尼，自己常去幽会，出猎则同行共帐。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没臧氏在出猎的营帐里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谅祚。因为没藏氏的身份关系，谅祚就由没藏氏之兄没藏讹宠抚养。

元昊先是移情别恋没吚氏，继而宠幸没藏氏，野利氏时出怨语，终被废黜，幽闭别宫。宁令哥先是美妻被夺，继而母后被废，怨恨交加。而没藏讹宠兄妹，却为谅祚的皇位继承权，布下了借刀杀人之计。这时，没藏讹宠已升为国相，他派人与宁令哥密谋刺杀元昊。宁令哥信以为真，便联络野利族人约期下手。

次年正月元宵深夜，元昊烂醉如泥，由侍从扶入卧室，宁令哥持剑直入，一剑削去了元昊的鼻子。而讹宠事先埋伏好的卫士来救元昊，宁令哥仓皇逃脱，径投讹宠府邸藏身。讹宠反而以谋反罪逮捕了宁令哥，将他与其母野利氏一起处死。元昊因鼻疮发作，不治而死，遗命由从弟委哥宁令继位。

但没藏讹宠已控制了政局，朝臣们只得同意他的安排，立刚满周岁的谅祚为帝，上元昊庙号为景宗，尊其生母没藏氏为皇太后，讹宠以国相总揽军政大权。而由此为发端的母后干政，外戚专权，几乎成为西夏政治史的一大特点，其原因固然与后族基本上都是大族有关，也说明西夏政治在防范后戚擅权上还是远不成熟的。

细说宋朝28：宋夏和战

元昊立国以后，军事与外交两手并举，一面出兵攻掠宋朝鄜延路地区（今陕西北部），一面遣使宋朝要求承认既成事实，“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朝当然不能容忍藩属成为敌国，宝元二年（1039年），削去元昊的赐姓和官爵，断绝互市，张榜沿边，有能将元昊俘获或斩首者即授以定难军节度使。

当时的君臣都以天朝大国的观念来对待这一事变，认为元昊不过“蕞尔小丑”，大兵一出，就可诛灭。兴兵问罪，成为文武群臣舆论的主流。知集贤院吴育建议采取开国之初太祖对待江南藩国的方针，即稍易其名，故许其求，暂时顺抚，伺机收服，被宰相张士逊讥讽为脑子有毛病。

既然外交上一无所获，元昊决定用军事手段来夺取。当时，延州（今陕西延安）和泾州（今甘肃泾川）分别是鄜延路和泾原路帅府所在地，范雍和夏竦以经略使和马步军都总管的多重身份分知延州和泾州。宝元三年正月，元昊率大军一举攻下延州外围重镇金明寨，直逼鄜延帅府延州。范雍急召屯驻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前来救援。

二将率二万援军行至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元昊伏兵四起，双方发生激战，刘平耳朵中了流矢，依然率残部千余人与西夏军苦战两昼夜，最后与石元孙战败被俘。三川口战役结束后，元昊猛攻延州，七日而未能破城，时正大雪，西夏军不敌严寒，更恐切断后路，解围北归。

三川口之败震惊朝野，这是宋朝自雍熙北伐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也让宋朝知道元昊是必须认真对付的。宋朝调整了西北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舰知泾州，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在对夏方针上，韩琦主张主动进攻，根除隐患。范仲淹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这一方针是鉴于宋朝长期边防不修，战斗力不强的实际作出的。

岁末，仁宗召见了韩琦与两府宰执，决定采取韩琦主攻的方针，次年正月组织鄜延与泾原两路军队进讨西夏。但范仲淹一边派名将种世衡在延州东北修筑军事要塞青涧城，一边加强延州城的防务，同时上书说服了仁宗，允许鄜延路暂缓出兵。这样，韩琦的主攻政策也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推行。

宋朝的主动攻势还没有发动，元昊却先行一步。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准备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闻讯，即命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大将，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率部迎击。西夏军奉命诈败，一路丢弃马羊骆驼，宋军紧追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见西夏军已设伏川口列阵以待，才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但已无路可退。双方从清晨激战到正午，桑怿、任副都力战而死，宋军战死将士共达万余人。

好水川之败使主攻派失去了发言权，韩琦被降一级，贬知秦州（今甘肃天水）。这一期间，范仲淹在知延州任上得到了元昊派人转达的议和试探，就致信分析了八条“逆顺”的道理，但元昊回信的措辞十分傲慢，范仲淹当着来使将其烧毁了，录了个副本转呈朝廷。对此，朝廷以“人臣无外交”的罪名予以追究，将他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朝中央将西北防务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范仲淹、王沿、韩琦分知四路帅府所在的延州、庆州、渭州和秦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兵分四路，防地分明，但正如欧阳修所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并不能改变“常战而常败”的局面。

而范仲淹在对西夏和战问题上的战略思想日渐为仁宗所接受，这一方针集中体现在庆历二年正月他给仁宗的奏议中。他认为：对西夏应以有效防务为出发点，具体原则是“攻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在这一基础上，“招纳之策，可行其间”，因为“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既然“礼仪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但朝廷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仍十分激烈，双方还不能立刻走到谈判桌边。

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在试探议和未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泾原路统帅王沿急遣副总管葛怀敏率军迎敌。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军引向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一进入包围圈，就被四面围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军切断了水源，宋军只得冒险突围，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围歼，葛怀敏以下十四员大将战死，所部九千余名将士、六百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而后元昊挥师直抵渭州城下，王沿令为数不多的守城军民竖起许多旗帜，部下疑兵阵，再学诸葛亮，才使元昊大军放弃攻打渭州，纵掠七百里后整军北归。

定川砦战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如一战，可怕！”宋朝任命韩琦、范仲淹和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总领四路军事。范仲淹与韩琦一方面在宋夏交冲地区修城筑砦，构建起牢固的军事据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乡兵、蕃兵和弓箭手的战斗作用。

乡兵是从当地居民中抽点的汉族壮丁，蕃兵是由西北羌族中汉化程度较高者组成的西北地方军，弓箭手则蕃汉皆募，然后进行专门训练，三者都具有亦兵亦民的性质，尤其适用对待西夏军队的进扰。

这些措施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他们敬畏的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称为“大范老子”的范雍，互相告诫道：“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西北边民则用民谣称颂韩、范守边功绩：“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通过三次大战，宋朝原先那种一鼓荡平“蕞尔小丑”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明白了自己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风。宋仁宗决定全力求和，双方议和使节开始往来。而议和对西夏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响应，原因有三。

其一，战争爆发后，宋朝停止了对西夏银绢钱的大宗岁赐，关闭了榷场，西夏境内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奇缺，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

其二，战争使西夏民穷财尽，物价昂贵，民间流传“十不如”的谣谚表示不满，连年战争使西夏“军民死亡，疮痍过半”，在兵力上也没有力量继续长期的战争。

其三，元昊虽在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但也深知以贫穷落后的西夏，要全面战胜和长期占领地广人众的宋朝绝无可能，而从经济利益上看，战争掠夺远不如与宋朝维持和平获得的好处为大。

还必须指出，宋、辽、夏三国关系在当时的互动变化，也促使宋朝与西夏必须尽快与对方媾和，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元昊联辽抗宋，辽朝也瞅准宋夏战争的机会向宋捞上一把。庆历二年正月，辽朝派出使者，照会宋朝：辽夏为舅甥之国，对夏有保护之责，宋朝攻夏为何不先与辽朝打招呼；职责宋朝在边境上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掘水道，添置边军，有破坏宋辽盟约的意向。以此为理由，辽使向宋朝旧案重提，要求归还当年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这对处于宋夏战争泥淖中的宋朝来说，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点穷于应付，更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宋夏之间的战争状态。

宋朝派知制诰富弼为谈判使节赴辽，答应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之外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关南租赋，一半用以答谢辽朝约束西夏的。辽朝成为宋夏战争的唯一不花本钱的大赢家，它出卖了西夏，从宋朝那里得到了好处，又在宋夏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和救世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昊受到来自辽朝的政治压力，十分不满，庆历三年又与辽朝发生了争夺边境部落的纠纷，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联盟开始破裂。为了防止宋辽联合而腹背受敌，元昊在庆历四年秋天，匆忙遣使向宋朝送上称臣的誓表，双方达成合约：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允许夏国自置官属；宋每年“岁赐”西夏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匹、斤；两国重开榷场，恢复互市贸易。

其后不久，辽夏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元昊坚壁清野，重创辽军，而后见好就收，与辽议和。从此，北宋、辽朝和西夏之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而北宋在与西夏的关系上，最终似乎还是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吴育所提出的“稍易其名，顺时而抚”的结局，看来还是算他头脑清醒些。

细说宋朝29：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从夏毅宗到夏崇宗在位期间，大体是西夏继元昊立国以后，与宋、辽三国鼎峙时期，可视为西夏历史的前期。

夏毅宗谅祚即位于襁褓之中，朝政一切听命于国相没藏讹宠与没藏太后兄妹。毅宗初立时，诺移赏都等三大将各拥强兵驻守在外，讹宠还有点顾忌。当三大将逐一凋丧，他更为所欲为。讹宠连年侵扰宋朝沿边堡砦，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又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宋方一再交涉，讹宠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

没藏太后在元昊死后，先与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与元昊的侍卫官宝保吃多已偷情。李守贵忿妒之下，密派蕃骑数十，在没藏太后与吃多已出猎贺兰山夜归途中，将两人击杀。讹宠族灭了李守贵，让毅宗纳自己的女儿为皇后，以便在没藏太后死后继续控制毅宗。毅宗只得从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那里了解民间利弊和朝野舆情，因高、毛之妻曾哺乳过毅宗，故而深受其信任。讹宠听说，便在奲都三年（1059年）借故杀害了高、毛全家。

毅宗深知这是杀给他看的，对讹宠专断朝政深怀不满，就对讹宠的政敌大将漫咩屈尊礼敬，结为心腹。讹宠的儿媳梁氏是汉人，与毅宗私通，白天入宫，晚上归家，其夫野久怀忿怼。奲都五年，讹宠父子密谋刺杀毅宗，恰被梁氏侦知，密告毅宗。毅宗抢先一步，诈召讹宠入宫议政，名漫咩捕杀其父子，诛灭讹宠全家。这年，毅宗才十五岁。

毅宗亲政以后，立即废黜没藏氏，旋即赐死；同时改立梁氏为皇后，并任命梁后之弟梁乙埋为家相。毅宗随即作了几件大事。

其一，亲政当年，即把屈野河以西二十里耕地退还给宋朝，派出使臣与宋朝划定边界。

其二，亲政伊始就宣布不用蕃礼，改行汉礼；次年，向宋朝求取《九经》、《册府元龟》和朝贺仪制；两年以后，又恢复唐朝赐姓李氏。

其三，亲政次年，增设蕃汉官职，新增的汉官有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和中书学士，蕃官则增昂聂、昂里等职。

其四，拱化元年（1063年），请求宋朝恢复榷场贸易。宋夏之间，早在李德明时期，就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与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设立榷场。因没藏讹宠专政时期不断侵扰宋境，宋方关闭榷场，这对西夏经济影响颇大，故而恢复互市最为迫切。

这些措施明显向慕汉文化，表现出对宋朝友好的意向。但宋夏之间和平相处的基础似乎比辽宋远为脆弱，这或许因为宋辽之间原先就有对等之国的前结构，而宋夏之间则由宗主与附庸升格为对等之国，因而原先的尊卑情节反而引起国家关系间的过分敏感。

拱化二年，夏使吴宗赴宋贺正月，与宋朝引伴使发生争执，宋使声称“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听了夏使的回报，毅宗认定宋朝侮辱夏国，决定以武力维护自尊。这年七月，毅宗率兵数万攻略宋朝秦凤、泾原诸州。其后二三年间，西夏的进攻持续不断。但这些似乎只是警告宋朝必须尊重夏国，交战期间，西夏派赴宋朝的使节依旧不绝。

毅宗力图在三国关系间为夏国寻找一个支撑点；既不与宋朝闹翻，以免宋朝彻底断绝岁赐和贸易，让辽朝有机可乘；又必须向宋朝显示夏国的实力和尊严。拱化四年八月，毅宗又率步骑围攻庆州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临阵前督战，宋军箭下如雨，他被流矢射穿铠甲，死里逃生。时隔一月，他就遣使向宋请求时服和岁赐。在宋朝颁诏谴责时，他不失时机的保证履行前朝合约，于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毅宗在拱化五年岁末病死，年仅二十一岁。作为一个君主，他尊用汉礼以改蕃俗，求赐儒经以慕华化，却为元昊建国经营时从未有过的新趋向，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影响加强的表现。

继位的是毅宗之子秉常，这年才八岁，是为夏惠宗。其母梁太后临朝听政，由太后之弟梁乙埋任国相，梁氏子弟都位居要津，诸梁完全把持了朝政。乾道二年（1069年）梁太后身为汉人，却以惠宗名义宣布废除汉礼，恢复蕃仪。以致有论著说梁太后乃蕃化的汉人，是党项贵族的忠实代表。这点似乎令人费解，而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倒并不少见，北齐皇族高氏就是胡化的汉人。依附梁氏集团的有大将都罗马尾和贵族罔萌讹，夏景宗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毅宗朝曾参朝政，因不附梁氏，天赐礼盛三年（1072年）被免去都统军，阖家徙贬，两年后死在贬所，后族势力战胜了皇族势力。

大安二年（1076年），惠宗开始亲政，但大权旁落。他向慕中国制度，大安六年，在皇族支持下，宣布取消蕃仪再行汉礼。次年三月，他准备归还侵占的宋朝领土，双方约合（宋方记载说是“以河南地归宋，秉常从之”，所谓河南地即指黄河河套以南包括西平府和党项发迹的平夏五州在内，这片广袤的土地是西夏立国根本，全部归宋，似乎不足为信；应是河、洮等州黄河以南原属宋秦凤路的领土）。梁乙埋得知消息，就把惠宗软禁在离皇宫五里之遥的木砦。

支持皇族的将领各自拥兵自重，西夏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要求宋朝出兵讨伐梁氏。宋军五路进攻，双方战火再起，但宋朝不仅未得手，反而在大安八年永乐城之役中损失兵民近二十万之多。连年战争，宋朝岁赐和互市两绝，粱氏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内外交困，不得不在大安九年闰六月让惠宗复位，同时立梁乙埋之女为皇后。大安十一年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乙逋世袭国相，与大族仁多氏分掌东西厢兵柄。这年十月，梁太后去世，临死竟叮嘱惠宗向宋朝进献她的遗物，“示不忘恭顺之义”，真不知是临死前的悔意还是做作。惠宗复位，依旧政在粱氏，他作为傀儡孱弱无能，无力左右政局，次年在忧愤中去世，年仅二十六岁。

惠宗长子乾顺继位，他只有三岁，是为夏崇宗，尊生母梁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梁太后与梁乙逋兄妹重演母党专政的旧戏。他们凭借一门二后二国相的积威，扩张梁氏势力，在与分掌兵权的皇族嵬名阿吴和大族仁多保忠的权力角逐中，占据了上风。

对外战争往往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惯用手法。在梁太后听政的十三年间，他们对宋朝发起了五十余次大小战争，梁乙逋以此来傲视皇族：“你们嵬名家人有如此战功吗？”梁乙逋企图“独专国政”，对梁太后有时也掣肘。梁太后也不是好惹的，他在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亲自率兵进攻宋朝环州（今甘肃环县），不再让其染指兵权。梁乙逋心知肚明，“叛状益露”。天祐民安五年十月，梁太后拉拢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先向乃兄下手，讨杀其人，诛灭其家。

其后三年间，梁太后依旧对宋朝穷兵黩武，发动战争达二十余次，还经常挟持崇宗作御驾亲征。永安元年（1098年），她亲率大军三十万，大举进攻宋朝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西夏军队连营百里，建造了一种名为“对垒”的高大战车，能载兵数百，填濠直进。但连攻十三昼夜，飞石激火，平夏城依旧固若金汤。这夜狂风大作，战车折毁，西夏兵惊恐夺路。梁太后的脸面也被划破，大哭退兵。

梁太后的御驾亲征，令人想起辽朝承天太后萧绰，如果说萧太后给人以女强人的印象，那么梁太后则更像女无赖，两人在各自国家历史上的作用也是截然相反的。次年正月，崇宗已十六岁，梁太后仍不按西夏惯例让他亲政，而上表辽朝又言辞怨怼傲慢。辽道宗遣使赴夏，用药酒鸩杀了梁太后，以支持崇宗亲政。

崇宗亲政以后，对外执行依附于辽以结合于宋的政策。他一再向辽朝请婚，谋求政治联姻；而辽朝则遣使宋朝，调停宋夏和解；崇宗自己也向宋朝上誓表，以取得宋朝谅解。

对内，崇宗则采取措施以巩固皇权。其一，削弱领兵贵族。亲政当年，他就以党附梁太后的罪名诛杀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贞观四年（1104年），他又解除了仁多保忠的统军之职。其二，皇族加封王爵。他借用汉人封王制度，先后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委以兵柄；封宗室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授以要职。

建立国学是崇宗亲政中最值得称道的大事。西夏立国以来，蕃礼和汉礼之争，蕃学和国学之争，反复较量，未有定局。礼仪之争，前已述及，这里且说蕃学与国学。

蕃学是在立国次年由元昊亲自创立的，命野利仁荣主持其事。选择蕃汉官僚的优秀子弟入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和《四言杂字》以供学习。学成以后，出题考试，对答精通，书写端正，酌授官职。州县也各置蕃学，配备人员教授。虽然元昊的根本目的是“以胡礼蕃学抗衡中国”，但实际上是仿照宋朝科举取士制度，培养具有西夏特色的急需人才，对西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元昊重视蕃学，朝中因蕃学而进用的多至数百人，可谓成效卓著；但他把蕃学与汉学（即国学）对立起来，未免缺少汉唐拿来主义的恢宏气度。

不过，先进文化，不论是异族的，还是外国的，都是抵挡不住的，崇宗立国学正反映了这种需要。贞观元年（1101年），他下令在蕃学之外，特立国学，设置教授，收学生三百人授以儒学；另建养贤务，专供廪食。大体自崇宗以后，蕃学与汉学并重，而蕃汉礼仪之争也基本消歇，崇宗这一措施是顺应历史的。

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宋朝正是徽宗前期，蔡京开边邀功，对西夏也频频用兵。在这一轮宋夏战争中，西夏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便一再请求辽朝在政治和外交上对宋朝施加压力。元德元年（1119年），西夏军队终于在统安城重创宋军，连其熙河经略使刘法也被斩杀。崇宗再次请辽调停，在这轮战争中于理有亏的宋朝才被迫议和。

而其时辽朝已受到金朝的强势攻击，作为联姻之国，夏国军队也多次出兵援辽，但都无济于事。元德五年夏天，辽天祚帝西逃云内州（治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夏崇宗还遣使到两国边境，请天祚帝前来西夏避难。

但金朝使者随即出使西夏，以三款照会崇宗：第一，如果天祚帝前来，务须执送金朝；第二，如果夏以事辽之里事金，金朝将归还辽朝从西夏侵夺的阴山以南地区；第三款最具威胁性，“倘有疑贰，恐生后悔”。辽朝的必亡，领土的诱惑，本国的安全，稍作权衡以后，夏崇宗没有多犹豫，就在次年正月向金朝上表称藩，把结有秦晋之好的辽朝彻底抛弃了。

其后，西夏与南宋、金朝依旧维持着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它与金朝因直接接壤，难免偶有摩擦和战事，而与南宋因隔着金朝，已没有北宋那些恩恩怨怨了，只有金朝欺人太甚时，才会遣使通好川陕的宋军，指望他们能从背后掣肘金军。

大德五年（1139年），夏崇宗去世。他在辽金之间的取舍，清人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慨叹其“顾忘旧好”。在国家关系上，利益第一，实力至上，没有永恒的盟国，自然没有必要与不能自救的“旧好”同赴灭顶之灾，夏崇宗在在这点上不值得非议。

细说宋朝30：庆历新政与党争

吕夷简自景祐四年因与王曾纷争同时罢相以后，仅隔三年就第三次入相。在西夏侵扰政事蜩螗的形势下，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再一次起用这位能臣来应付危局。不过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未见他有高明的胜算，倒还是他的后辈范仲淹与韩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三次为相，以在刘太后听政时期安定政局的贡献最大。因当国日久，政敌不少，他在明道废后风波中泄私愤、黜台谏的作法，也为时论所非议。他已经老了，终于上书，自求罢相。新任谏官蔡襄抨击他要对西北的战败、国家的积弱和政府的涣散负担全部责任。宋朝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尽管责任决不是完全在他的身上，但他宰相也做到了头。

次年四月，吕夷简罢相，在此前后，宋仁宗调整了宰执班子。原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和晏殊同为宰相，其下执政有参知政事范仲淹和贾昌朝，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和富弼。枢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遭到台谏官强烈的论劾，说他为人“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便改判亳州，这就埋下了他后来对范仲淹新政的嫉恨。当时的台谏官也有较大的调整，御史中丞是王拱辰，他在反对夏竦入主政府上也是很坚决的。名相王旦的儿子王素与欧阳修、余靖都被新任命为谏官，都是三十来岁意气风发的年龄。

庆历三年，对西夏和战尚未定局，但宋朝许多弊病也在战时暴露无遗。这年五月，沂州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参加的主要是士兵，其后还有大量饥民加入。队伍从沂州（今山东临沂）北向青州（今山东益都），然后南下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一直打到扬州，最后朝廷派出大军围剿，七月，才在和州（今安徽和县）被击溃。

两个月后，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揭竿而起，起初只有数十人，后来不断有饥民和叛兵加入进来，他们转战京西十余州郡，最后韩琦调集精锐才将他们剿灭。

令人惊骇的是，两支起事队伍所至州县，官吏不是作鸟兽散，就是“金帛牛酒，使人迎劳”，甚至把兵甲作为礼物，让起事首领入主县衙，充分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废弛和腐败。类似的兵变和民变，时人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内乱外患所凸现的各种深层次问题，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年龄层次来看当时的宰执班子，首相章得象与枢密使杜衍六十开外，另一宰相晏殊与参知政事范仲淹五十出头，其他如韩琦、富弼等都在三四十岁之间。

再来看他们的政治倾向。晏殊虽与范仲淹同属中间年龄段，但他以神童入仕，出名颇早，天圣时已做到枢密副使，范仲淹、韩琦和富弼都是他推荐进用的，他还是富弼的老丈人，在人事关系上，它与改革派相当密切，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比较持重保守。

倒还是年龄比晏殊大十来岁的杜衍来的思想开通些，他是新入馆阁的著名诗人苏舜钦的泰山，对范仲淹和富弼抱有好感，但对范仲淹那些年轻追随者，例如石介、欧阳修的某些过激言论并不以为然。

章得象为人“浑厚有容”，他看到仁宗进用范仲淹、韩琦和富弼，让他们经划当世急务，尽管与后一辈有着代沟，却也能够涵容，直到后来新政失败，他才对人说：“我们常见小孩蹦跳游戏，总禁止不得，一直到碰墙才会停止。当其举步时，势难阻遏。”这就是他对改革的根本态度。因而章得象、晏殊和杜衍地位虽高，却没有成为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

早在仁宗亲政初年，范仲淹就以直言敢谏而被吕夷简指为朋党的核心人物，而今他位居执政，在处理西夏问题上也表现出远见卓识，在台谏与馆阁中有一大批都是他的追随者，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都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改革的领袖。

九月，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数日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条陈》则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他所条陈的十件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其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整顿吏治（一、二、三、四、五、九、十诸条）、发展经济（六、八两条）和加强军备（第七条）三个方面。可见这是一次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因此不妨先说其吏治整顿的具体措施。

其一，改革官吏磨勘制度。此即“明黜陟”的内容。宋代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为期，将政绩送中央考课院磨勘，无大过失，例行迁转，年资几乎成为升迁的唯一标准。十月，朝廷制定了磨勘新法，严格考核办法，延长磨勘年限，择优破格升迁。

其二，改革恩荫任子制度。此即“抑侥幸”的内容。官员子孙以门荫得官的任子制度，宋代是其恶性发展时期，皇帝生日、南郊大礼乃至官员退休、死亡，都可以为子孙乃至门客求得一官半职。宋代冗官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不久，朝廷出台了新荫补法，作出不少限制性规定：皇帝生日不再荫补；长子以外的官员子孙年满十五，官员弟侄年满二十，才有荫补资格；荫补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等等。

其三，改革科举学校制度。此即“精贡举”的内容。庆历四年，朝廷实行科举新制。规定举子必须在校学习三百日，才能参加州县试；参加州县试的士子必须有人担保其品质无大问题；考试内容改以发挥才识的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取消记诵为主的贴经墨义（贴经即以纸贴盖经文，让考生背诵；墨义即背诵经文的注疏）。这项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把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让科举制度能够选拔出合格的统治人才。与此同时，朝廷明令全国州县立学，一时间，州县学犹如雨后春笋。中央也在原国子监基础上兴建太学，成为最高学府，延聘孙复、石介等鸿儒执教，生源名额从七十名增至四百名，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期。史称“庆历兴学”。

其四，严格选任地方官员。此即“择官长”的内容。地方长吏的贤否关系到一方百姓的休戚，范仲淹主张将年老、多病、贪污、不才四种不合格官员一律罢免。他命各路转运按察使按察本路州县长吏，京东转运按察使薛绅的四名部属专门奉命搜集各州县地方官的过失，官员们称之为“京东四瞪”。范仲淹自己圈定全国监司名单尤其严格，见有不合格者，即以笔圈去，富弼也感到他苛刻，提醒他“一笔勾去容易，你不知道被勾去的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一家哭总比不上一路哭吧！”

其五，纠正职田不均现象。此即“均公田”的内容。真宗时，国家向官员授职田，以补薪俸不足，但在实施中也出现了分配不均和扰民现象。范仲淹认为职田有助于官员廉洁奉公，主张朝廷派员检查并纠正职田不均现象，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其六，强调诏敕政令信用。此即“覃恩信、重命令”的内容。范仲淹要求仁宗下诏，今后皇帝大赦的宽赋敛、减徭役等项，各级官府不能落实，一律以违制论处；而政府颁行的条贯法规，敢故意违反者，也以违制处罚。

发展经济的措施共两条。其一为兴修水利，以“厚农桑”。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秋收以后，朝廷行文诸路转运使，督导州县开河渠、筑堤堰、修圩田，以期救水旱，丰稼穑，厚农桑，强国力。其二为省并县邑，以“减徭役”。范仲淹指出，县份划分过细，管辖人口太少，势必造成官吏人数多、人民负担重。庆历四年，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试点撤并掉五县，并准备将这一做法逐渐推广全国。

加强军备的措施仅一条。范仲淹建议恢复唐代府兵制，在京师附近招募五万民兵，每年三季务农，冬季训练。这样，国家既不需耗费巨资募养禁兵，又能在敌军突然入侵时，随时组织军队，进行抗击。这条措施未及实际施行。

总之，庆历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唯有这一方面的具体措施不少都立即付诸实施，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集团的某些既得利益，引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派首领是前朝老臣夏竦，“朋党”是反对派挥舞的大棒。而改革派在策略上的失误也激化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促成了改革派与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力量消长。

新政开始不久，知谏院欧阳修就上书指出两制官中奸邪者未能尽去，并指责两制推荐的御史台官“多非其才”。欧阳修早在明道“朋党”风波中就与范仲淹同为“四贤”之一，他的这一上书，尽管只代表他个人激烈的主张，却理所当然地被人视为传达范仲淹改革派的倾向，这就把两制官与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官都推向了改革派的对立面，使得在改革吏治上原来可以合作的御史台与政府的关系一下子形同水火。

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权知凤翔府滕宗谅和并代副都部署张亢贪污公使钱，这两人向为范仲淹所器重，矛头所向十分清楚。公使钱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给，有点类似官衙的小金库，虽大部分不能私入，但在实用上有不少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不惜辞去执政之职为滕宗谅辩护，权御史中丞王拱辰也以辞职相要挟，并立即付诸行动，不到御史台供职。仁宗对滕宗谅在景祐初政时指责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记忆犹新，在台府之争中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两人贬官。

范仲淹入京参政后，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他既是仲淹的连襟，也赞成筑城固守的方针，因而支持静边砦主刘沪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但郑戬不久调离，新知渭州的印洙原属韩琦主攻派，反对筑城，双方各有所恃，发生激烈冲突，尹洙命狄青率兵拘捕了刘沪。水洛城之争实际上是范仲淹的主守派与韩琦主攻派不同政见的延续，两位新任要人为自己器重的经世之才各执一词，最后仁宗只得将尹洙和狄青调离他用，平息了改革派内部的纷争。

就在这场纷争的高潮中，仁宗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坏处呢？”其后不久，欧阳修进献了《朋党论》，显然是针对仁宗朋党之问而发的。这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围绕“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大做翻案文章，曲折反复，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为可用，最后归结到一点：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会是一着坏棋。这篇《朋党论》一是触犯了人主的忌讳，任何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二是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伪朋”，这样，改革派就在无意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对派。正如南宋吕中所说：“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则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为邪，则小人亦指正人为邪。”这样，党争就不可避免。

在反对派中，夏竦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前文提到，他原先是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的，王拱辰率领包括余靖和欧阳修在内的台谏官先后上了十一疏，拱辰甚至拉着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变任命（由此也可见王拱辰最初与改革派并无成见），仁宗才改命杜衍。从到手的枢相到改判亳州，对夏竦来说当然是奇耻大辱。这事令支持范仲淹的国子监直讲石介异常振奋，写了一篇流传一时的《庆历圣德颂》，文中明确把仁宗起用改革派称为“众贤之进”，而把夏竦灰溜溜的与枢密使无缘说成是“大奸之去”。

夏竦的反击就是从石介入手的。庆历四年，他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都是古代辅佐天子的贤臣；霍指霍光，他是西汉废立国君的权臣。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都心不自安，请求出朝巡边。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也出为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九月，仁宗罢了晏殊的相位，杜衍升任宰相。晏殊与新政集团保持着距离，但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荐者，又是富弼的泰山，人们容易把他的罢相与新政派的失势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仁宗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新政派的谏官蔡襄和孙甫上奏说他刚愎不学，仁宗硬是把陈执中从外地召入朝中。蔡襄和孙甫见轰不走陈执中，便自求外放，仁宗同意，改革派至此丧失了与反对派较量的喉舌，台谏官清一色都是反对派。这时，改革派的领袖与骨干几乎都已经被排挤出朝，但反对派还是要把范仲淹的追随者从馆阁中清除出去。

当时京师官署每年春秋都举行赛神会，同时置办酒宴，同僚欢饮。这年监进奏院苏舜钦发起进奏院的秋赛宴会，与会者王洙、刁约、王益柔、江休复、宋敏求等十来人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酒酣耳热，王益柔在即席所赋的《傲歌》中吟出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王拱辰打听到这事，立即让监察御史刘元瑜弹劾苏舜钦和王益柔诽谤周、孔，并犯有大不敬之罪，要求处以极刑。仁宗连夜派宦官逮捕了全部与会者，令开封府严加审讯。后经韩琦等反对，才从轻发落，苏舜钦永不叙用，其他人受降官处分。王拱辰高兴得声称：“被我一网打尽了！”

十一月，仁宗颁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不点名的批评有人“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范仲淹一见到诏书，就上表自求罢政。庆历五年正月，仁宗免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让他出知邠州，富弼也同时罢政，出知郓州。二十天后，杜衍罢相，指责他“颇彰朋比之风”，把他视为新政朋党的总后台。韩琦上书指出不应轻易罢黜富弼，三月，他也被仁宗罢去了枢密副使之职。至此，新政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在此前后，新政所退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几乎全部废罢。

宋代后来的学者批评仁宗对庆历新政“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并对其原因大惑不解。实际上，仁宗当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政外患的需要。到庆历四五年间，宋夏和议已成定局，京东西的兵民骚乱也已经平息，宋朝统治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还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党之嫌，迫使仁宗把消除朋党之争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既然小人结党而不承认，那就只有把不避结党之嫌的君子逐出朝廷。欧阳修乃至范仲淹这些君子们，在朋党问题上的见解从道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政治斗争并不一定是道理之争，因而他们最后只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仁宗敬而远之。

细说宋朝31：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对仁宗朝四十二年治迹的总体评价是：“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这段评价还是相当公允的。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有关仁宗仁慈宽厚的遗闻轶事特别多，虽不无箭垛效应，但也折射了历史的光影。有一天早晨，他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失眠腹饥，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什么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说：“宫禁每有取索，外间便为定制。我怕自此以后每夜都要宰羊，杀生害物。”

大臣王德用进献佳丽送入后宫，谏官王素极论此事，仁宗对他说：“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与他人不同，自是世交。德用确有其事，她们在朕左右，也很亲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说：“我欲所论，正是亲近！”仁宗有所感悟，命近侍赐德用所进之女各钱三百贯即令出宫，当即报来。王素表示：只要采纳进谏，不必如此紧急。仁宗说：“朕虽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见她们眼泪鼻涕的不愿出宫，恐怕也就不忍心赶她们了。你就在这里等回报吧。”不久，内侍来报“事已了当”。

君主制是家长制的放大。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下，毕竟是才俊如云；但有时，在一个平易而宽厚的家长下，子弟倒也颇有出息。仁宗朝人才之盛，似属后者。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畅所欲言，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诗是完全可视为反诗的，知府囚械了此人，上报了此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是附会，也真实反映了仁宗的为政风格。这种仁恕宽容对“忠厚之政”的风气，对人才的作育培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说到仁宗朝人才，在宋朝历史上真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而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鉅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里只就政治人才略说起荤荤大者。

第一个是范仲淹。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欧阳修说范仲淹事上待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当礼官请仁宗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寿时，他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上书明确反对，太后不悦，命宰执讨论，晏殊把他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虽说晏殊于他有推荐之恩，但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的无以应对。

范仲淹曾与吕夷简议论人物，吕声称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范、吕人格高下，顿时立判。

范仲淹一贯主张，“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他曾就废后和用人问题，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仲淹深知倘若没有夷简在朝支持，边事将“无以成功”，便主动修书消解旧日龃龉，说过去以公事冒犯，不意仍如此奖拔。为了公事，两位名臣尽释前嫌。

在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意见，尽管事实不久就证明防御比进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仲淹对比他年轻的韩琦更是期待殷殷，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宰执大任上来，展示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人格魅力。

范仲淹自奉节俭，妻子衣食，仅能温饱，却轻财好施。他的宗族多聚居苏州，他在苏州近郊购置良田数千亩，作为义田，设立义庄，赡养饥寒贫苦的族人，每日米一升，每年布一匹，学试嫁娶病医丧葬都有赡给。范氏义庄对宋代以后的义田、义庄、义学做出了示范，加强宗族制度下人际关系的亲和力。

再说富弼。司马光称赞他“温良宽厚，凡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瞅准宋夏交战之际，乘火打劫挑起边界争端，派遣使者向宋索要所谓关南之地。宋朝正被西夏折腾得焦头烂额，更担心与辽朝激化矛盾，落得腹背受敌的境地，想遣使赴辽，被选者都因恐辽症推诿不行。吕夷简一直对富弼不满，便让他出使。好友欧阳修引用唐朝颜真卿出使见李希烈而被害的故事，希望富弼不要去，他置之不理，临行对仁宗说：“主忧臣辱，我不敢贪生怕死！”

这年四月，富弼出使辽朝。辽兴宗仍以武力相威胁，声称“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富弼针锋相对的指出：“北朝难道忘了真宗大德吗？澶渊之役，真宗若听诸将建议，北兵就不会安然北返。现在北朝要打，能保必胜吗？即便取胜，掳掠所得，归于臣下，还是归于人主？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却是一无所获。”辽兴宗被说得不住点头，但仍要争回祖宗的故地，富弼争辩说：“晋高祖割地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都是前朝旧事。如要各复旧疆，恐怕对北朝不利。”至此，辽方在富弼还击下，已完全理屈词穷，只能进入议增岁币的实质性谈判。

七月，富弼带着宋朝的国书与仁宗的口谕再次使辽。辽朝要求宋朝在所增岁币的名称上，改称为“献”或“纳”。富弼据理力争：“宋辽乃兄弟之国，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岂有以兄献弟之理！”辽兴宗无法折服富弼，派刘六符使宋再议。富弼回朝奏明他在辽廷已拒绝献纳之说，对方已知理屈，万勿答应其无理要求。但仁宗与吕夷简急于讲和以摆脱困境，在增岁币银绢十万两匹的同时，仍允许以“纳”为名，自折了锐气。富弼再次使辽，一次女儿死亡，一次儿子出生，都毅然不顾，慨然登程，显示了公而忘私的感人襟怀。他在宋朝明显不利的情势下，不辱使命，在对辽外交上展现了卓越才能，次年就迁为枢密副使。其后，他在任宗至和二年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两度入相，与韩琦同为三朝重臣。

文彦博早在庆历七年（1047年）就位至参知政事，年仅四十二岁。这年十一月冬至那天，贝州（今河北清河）发生了王则领导的士兵起义。王则原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因饥荒流落贝州，投了驻扎当地的宣毅军，当上了小校。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进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募兵制，用心良苦的把“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让他们参军吃粮，把民间桀骜危险的力量纳入军队的管束。在宋太祖看来，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这种募兵制是消弭民众叛乱的最佳方案。于是，饥寒交迫的农夫，游手好闲的流民，都被投入了军队的大染缸。动乱根苗虽然暂时被转移进军队掩藏了起来，但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诱导因素，就会转变为兵变形式爆发出来。宋代兵变相对频繁，原因即在于此。

再说贝州地区，民间争相传习《五龙经》等图谶，鼓吹“释迦佛衰谢，弥勒佛主事”的谣言，这是弥勒救世信仰结胎与民间秘密宗教的一种表现。王则流亡前与母亲诀别，曾在其背刺上“福”字作为将来相认的记号，这时被用来大做文章，他也被信徒们视为崇奉的对象。

王泽的信徒广布于河北、山东一带，约定明年元旦在河北同时起事。他们派党徒带着书函前往争取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不幸被捕入狱。王则闻讯，提前在冬至起事，杀了通判，囚了知州，占领了贝州城，自称东平王，建国号安阳，建年号得胜，旗帜、号令都称以佛号，起事者脸上都刺着“义军破赵得胜”的字样。事发以后，宋朝一边在各州郡大索“妖党”，被俘者不计其数；一边立即派出知开封府明镐为体量安抚使前往进剿。在内应的帮助下，数百官军曾一度缒入贝州城内，但旋即被起事民众逐出城外。

次年正月，文彦博见贝州仍未攻克，便主动请命，出任河北宣抚使兼体量安抚使，改明镐为副使。他与明镐听从军士献策，一面派兵佯攻城北，一面秘密挖通城南地道，选派强壮官兵二百名连夜攻入贝州城。这些官军乘着夜色攻上城头，杀了守城者，接应大队官兵入城，镇压了这次士兵暴动。王则被押往开封磔杀（肢解而死），贝州改称恩州。这次兵变被朝廷视为邪教暴乱，先后持续了六十六天，朝野大为震惊。事平当月，文彦博就进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也不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头上，称赞明镐“才大可用”，推荐他做了参知政事。

至和二年（1055年），他再次入相。次年正月，仁宗在上朝时突然发病，扶入宫禁。文彦博考虑到政局大计，当即要求内侍及时通报仁宗病情，否则行以军法，同时与其他宰执在宫中日夜轮流值班。知开封府王素说有禁兵告发都虞候谋乱，文彦博了解到那个都虞候绝无谋叛事，便与同时任相的刘沆以诬陷罪签署了斩决那个士卒的命令，确保军队的稳定。

不久，两个司天官受内侍武继隆的指使，上书请求皇后听政。文彦博拿到书状后，也不给其他宰执看，找来那两个司天官说：“司天官干预大政，可是罪当灭族的！今后可不能再犯。”然后把这事通报给其他宰执，其他宰执都愤怒的表示应将这些僭言之辈斩首，文彦博则以为：倘若斩首，皇后不安。直到仁宗病情恢复，文彦博与富弼等才回私第。

以后，刘沆向仁宗密告文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呈上刘沆也签署的判状，仁宗这才深感文彦博在处理这场危机中的老练与沉稳。史称文彦博“凝简庄重，顾眄有威”，历仕四朝，任将相五十余年。元祐更化时，他受司马光推荐，以八十一岁高龄第三次入相，平章军国重事，成为元老重臣的一种象征。

说到仁宗朝的武将，狄青是不得不说的。他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在抗击元昊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喜欢戴一副铜面具，披头散发的冲锋陷阵，这一史实后来被有关狄青的话本小说附会夸张。范仲淹认为他是良将之才，让他读《春秋左传》，对他说：“将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他从此折节读书，精通了历朝将帅兵法。皇祐四年（1052年），他因战功升至枢密副使，出身行伍而位居枢府，这在太宗以后未有先例。

这时，南方侬智高起兵反宋正闹得不可开交。侬智高是广源州（今越南光渊）人，这里原是唐朝羁縻州，到侬智高时，因久受交阯压迫，起兵反抗，建立政权，请求归附宋朝。但宋朝不愿在边境生事，置之不理。皇祐元年，侬智高转而攻宋。皇祐四年五月，侬智高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建立大南国，建元称帝。他进而连下广南十余州，兵锋直指广州，围城近二月，未能破城，见宋朝援军相继而至，撤围退回邕州。

仁宗调兵遣将前往征讨，但南方素来缺乏战备，不少守臣不是战死就是逃亡，仁宗深为忧虑。狄青主动请战出征，仁宗命其经制广南战事，但旋即任命一内侍为其副手，实际是不放心狄青独掌兵权。有人以为宦官监军不足为法，仁宗问宰相庞籍，庞籍也说“号令不专，不如不用”，仁宗这才下令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并亲自为他置酒壮行。

狄青到达前线前就传令诸将不要贸然与敌人交战，一切听他的号令。但广西钤辖陈曙率兵八千主动出战昆仑关（今广西宾阳西南），大溃而归，殿直袁用等临阵脱逃。次年正月，狄青到达后，大会诸将于堂上，说：“军令不肃，所以兵败！”下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余人正以军法，在场诸将无不胆战心惊，军纪顿为改观。时正皇祐五年元宵，狄青下令大军休整十日，大肆张扬，麻痹敌人。料定敌探回去报告以后，狄青次日亲率大军，直扑昆仑关下。

隔日黎明，诸将环立大帐前等待主帅发布进军令，过了好久才见有人传狄青将令，请诸将到关外朝食。原来他早就趁着夜色，换了便服与先锋官偷越了昆仑关，在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列阵迎敌。双方展开一场恶战：狄青挥旗指挥他从西夏前线带来的蕃落骑兵，与先锋张玉率领的前军形成夹击之势，大败敌军，逐北五十余里，斩首数千，生俘五百余人。侬智高纵火烧城，逃往大理国，最后死在那里，叛乱被彻底平定。

侬智高之乱令岭南骚动，狄青的战功自然万众瞩目。回京以后，仁宗打算晋升他为枢密使，却招来一片反对声，连庞籍这时也以为狄青不宜久居枢府。然而，皇祐五年五月，仁宗还是让他当上了枢密使。他在枢密院四年，每次外出，围观者就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平民、士兵都把狄青视为自己的骄傲，这引起了朝廷的疑忌。

宋代士兵入伍前，都要在脸上刺上番号，以免逃亡。据说，在擢迁枢密副使前，仁宗曾劝他把脸上的黥文消去，狄青想起韩琦曾当面折辱他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的才是好汉”，表示不愿消去黥文，并不无自信和自豪地说：“要让天下贱儿，知道国家有此名位相待。”然而，说他将危及朝廷的谣言与各种五行变异编排在一起不胫而走，台谏侍从要求罢免他执政之职的章奏接踵而至。

嘉祐元年（1056年），狄青终于被罢政出知陈州。做这一决定时，仁宗说了句“狄青是忠臣”，宰相文彦博反问道：“太祖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狄青听到任命后，到中书去问为什么无罪出知州郡，文彦博两眼直瞪瞪逼视好久，才吐出一句：“无他，朝廷疑你！”狄青惊怖的倒退数步。到任后，朝廷每月两次派内侍前来“抚问”，实际上是不放心狄青，而每来就让他惊疑终日。不到半年，一代名将就在陈州忧愤而死。狄青之死，让人深切感受到宋代猜防武将的祖宗家法有多么森严可怕。

在中国清官册中，位居第一的包拯也是仁宗朝明臣。关于他的小说戏剧大多于史无证，却为他赢得了好高的知名度（这种民间高知名度的宋代人物还有杨业、狄青、岳飞），这里说的当然是历史上的包拯。

包拯知天长县时，有人来报告自家的耕牛不知被谁割了舌头。他知道这是一起邻里间的陷害案，不动声色的吩咐告状者回家把牛宰了卖掉，割了舌头的牛是难以活命的，只有这种处置办法。果然不出包拯所料：不久就有人来告发那人私自杀牛，因为私杀耕牛在宋代是违法的。包拯严厉责问告发者：为什么割了牛舌，还要诬告别人？那人措手不及，以为事情败露，只得伏罪。大约因为牛舌案，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不胫而走，并为以后小说戏剧所敷衍。

其后，包拯调知端州，这里是著名端砚产地。端砚是当时贡品，采石制砚极为艰苦，而到这里做地方官的，总以上贡为名十几倍、数十倍的搜刮端砚，带回京城去贿赂权贵。包拯到任后，自书座右铭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作为为官做人的准则，并下令只制作上贡的端砚数量，不多取一方，离任时也不带一方端砚。清正廉洁，朝野传为美谈。

弹劾张尧佐一事也许最能说明包拯的“立朝刚毅”。皇祐二年（1050年），他入知谏院，张尧佐仗着是仁宗最宠幸的张贵妃的伯父，正担任着三司使。这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往往是执政的后备人选。张尧佐没有干好的本事，包拯弹劾他“是非倒置，职业都忘”，却“洋洋自得，不知羞辱”。见包拯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书，仁宗只得打消让张尧佐升迁二府的念头，免去他三司使的职务，但为安抚爱妃及其伯父，改命他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

包拯立即上章指斥张尧佐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抨击仁宗“失道败德”，有求他收回成命，但仁宗就是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御史中丞王举正与包拯、唐介等台谏官留下百官而谏仁宗，动用了宋代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特殊手段。仁宗大怒，下令今后台谏上殿先报中书取旨，这是他自废黜郭后以来再次动用君权与台谏对着干。但仁宗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向台谏让步，免去了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一段时间，张贵妃又吹枕边风，仁宗见舆论平息，便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管仁宗先前警告，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谏官上奏再论。为了说服仁宗，包拯多次上殿争辩。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由于包拯等抗争，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并保证今后张尧佐再有升迁，必须听取台谏章奏。

包拯后来出知故里庐州，堂舅犯法，照样依律处以笞刑。从此，仗势扰民的亲戚故旧肃然守法。至于请托，不论故人亲党，一概拒绝。他还为子孙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藏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以龙图阁待制（后世因此称其为包龙图）权知开封府，在任仅一年半，却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首先，他惩治不法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其次，他改革诉讼制度。原来诉讼者不能直接到开封府大堂投递诉状，府吏中转，上下其手，他下令大开府衙正门，让诉讼者直到大庭下向他自陈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再次，他严办无赖刁民。有一次，里巷失火，几个无赖子却趁机起哄，聚众问他：“救火是取甜水巷水，还是苦水巷水？”包拯当即把他们斩首，从此无赖帖然畏服。

开封府肃然而治，童稚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亲切称其“包待制”。他天性严峭，不苟言笑，人们就说让他笑就好比黄河清那样难。开封府则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以阎罗来形容其刚正不阿和铁面无私。不久，他改任权御史中丞，与宰相富弼、翰林学士欧阳修、经筵侍讲胡瑗当时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先生。看来，包拯成为清官第一典型，却有其原型基础的。

韩琦也是仁宗朝必须一说的名臣，就听下回分解吧。

细说宋朝32：宋英宗

宋仁宗三十四岁前生过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其后，虽生到第十三女，却未有儿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词），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乱语，这种病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现，似乎是赵宋宗室的家族病。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长达二十日，多亏宰相文彦博把持大局，才渡过了危机。这种局面令朝廷大臣们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已迫在眉睫。

当年五月，知谏院范镇率先奏请立太子。在君主制下，立储问题是最为敏感的朝廷大事，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妄议，以免疑忌于君主而身败名裂。范镇的奏议，引起朝廷震动。宰相文彦博责备他事先不与执政商量，范镇说：“我做好必死的准备，才敢上奏。与执政商议，若以为不可，我难道终止吗？”司马光在并州通判任上，鼓励范镇义无反顾，以死相争，并与御史赵抃先后上书支持他。

仁宗把范镇先后送呈的十九道奏章交给中书，就是不表态，中书宰执也只得不置可否。朝廷升任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他以进言不用居家待罪百余日，须发尽白。仁宗被他所感动，流泪请他再等三二年，还指望能自生龙种。

嘉祐三年，张尧佐去世，仁宗发牢骚：“台谏官总以为我用张尧佐，就像唐明皇用杨国忠那样，会招来播迁之祸。我看也不见得。”一旁的户部员外郎唐介接口说：“陛下一旦有播迁之祸，恐怕还不如唐明皇。明皇还有儿子肃宗兴复社稷，陛下靠谁？”仁宗气得脸色骤变，却无反驳理由，沉默良久才说：“立子之事，与韩琦已商量好久了。”

韩琦这时正与富弼并相。他容貌凝重，令人望而生畏，但与人相交却浑厚温恭，说到小人忘恩负义倾陷自己时，也辞和气平，如说寻常事。庆历年间，他与范仲淹、富弼同为执政，上朝争事议论，下殿不失和气。为相以后，用人只据公议，所用之人未必谋面，甚至也不知道是他所荐。嘉祐三年，他任相不久，就向仁宗进言：应该吸取前代储君不立引起祸乱的教训，选择宗室子弟中的贤能者立为太子。仁宗因后宫有孕而迁延不定，但生下来的还是皇女。

嘉祐六年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也上了立储札，仁宗让他把奏疏交给中书，司马光请仁宗自己宣谕宰相。当天韩琦知道后让人传言司马光，争取把建言立储的奏札送到中书，否则，他作为宰相，欲发此议，无从说起。次月，司马光旧事重提，例举了相关的历史教训，仁宗叫他将所奏立即送至中书。

司马光遵旨照办，并对韩琦说：“诸公倘若不及时议定大事，有一天，禁中夜半拿出一张纸，说立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敢吭声了。”韩琦等宰执同声应道：“敢不尽力！”司马光为此已先后七次上书。十月初，仁宗让韩琦看了司马光和吕诲的奏章，问宗室中谁最合适。韩琦趁机说：“这不是臣下所敢议论的，应出自圣断。”

仁宗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实。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实四岁入宫，八岁时，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间，仁宗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两人年纪相仿，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庆历末年，仁宗无子，对曹皇后说：“我们过去收养过的宗实和滔滔都大了，我们为他俩主婚，如何？”于是仁宗的养子宗实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这就是后来元祐更化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很是热闹了一番，宫中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说法。如今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仁宗自然倾向于宗实。

当时宗实正在为父亲濮安懿王守丧，朝廷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以便为立储做准备。不料他先以父丧、后以生病相推托，不肯上任。韩琦向仁宗建议：“任命知宗正寺，外人认为就是皇子，现在不如立即为其正名。”八月，仁宗正式立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为了政权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范镇、司马光等一大批朝臣，终于信念，勇于牺牲，一再犯颜极谏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继承人问题，而韩琦作为宰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次年三月末的夜里，仁宗突然去世，时距皇子之立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内侍出宫报丧，派人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黎明入宫。韩琦赶到，即请曹皇后宣赵曙入宫即位。赵曙到场，连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转身就走。韩琦等将他抱住，七手八脚为他穿上黄袍。然后将翰林学士王珪找来草拟遗诏，他一时间惊恐得不知如何下笔，韩琦临变不惊，吩咐他按自己说的写。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宣读遗诏，宣布仁宗驾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英宗的身体确实大有问题。四月八日，仁宗大殓，他在灵柩前狂号疾走，韩琦当机立断，拉下帏帘，命几名内侍护持皇帝，让葬礼正常进行到底。见英宗病体如此，韩琦与其他宰执商议，请曹太后仿天圣故事，垂帘听政。

英宗病得不轻，性情也越发乖张，举止失常，对内侍毫无道理的说打就打。曹太后劝他注意自己皇帝的身份，他也往往出言不逊。双方左右，都有人多嘴多舌，两宫关系逐渐紧张。

太后很不乐意，向韩琦等诉苦，韩琦回答：“我们在外朝，内朝护持全在太后。倘若官家有失照管，太后也不安稳。”太后很不高兴的说：“这话是何意思？我当然在用心照管。”见太后脸色骤变，其他人都为韩琦说话太重捏一把汗。韩琦依然正色说：“太后照管，众人自然也会照管的。”他知道，在这当口，有些话是必须由他来说的。

曹太后垂帘不久，司马光就上了一奏，重提刘太后天圣恋权负谤天下的旧事，希望她“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意在防止母后干政。其后不同场合，韩琦与司马光等朝臣一再劝说太后忍辱负重，容忍英宗病中可能有的失礼和无理。他们费尽心力的调和两宫，用心就在于不让太后做出废立的举动，造成政局的动荡。

十一月某日，曹太后派内侍送一封文书到中书，都是英宗所写的“歌词”和过失的举动。韩琦对着内侍当场烧了文书，传言太后：“太后不是常说官家心神不宁，这些何足为怪！”

与宰执面见时，太后呜咽流涕给韩琦历诉英宗的不恭，韩琦譬解道：“这是有病的缘故。儿子生病，当母亲的能够不容忍吗？”参知政事欧阳修也说：“现在太后身居房帏，臣等五六个人只是措大，一举一动若不是仁宗遗命，天下谁肯听从？”曹太后默然，他听出了弦外之音：英宗乃仁宗所立，倘不遵遗命，天下是不会听从的。

他们再去劝英宗，针对英宗张口就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说：“父母慈爱而儿子孝，这不足为道。只有父母不慈，儿子不失孝道，这才值得称颂。何况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英宗若有所悟，两宫关系略有缓解。

即位后的大半年间，英宗身体时好时坏，到这年岁末，他已能够御殿视朝了。次年，改元治平，英宗已经可以不知疲倦的处理政务。曹太后原对朝政并无兴趣，这时却无还政之意，似与两宫不和有关。在韩琦等朝臣看来，女主垂帘乃迫不得已，久不还政更非盛世之象。台谏、侍从请求太后归政的奏章接二连三呈上来，迫使太后撤帘的舆论已到火候。

一天，禀事以后，韩琦单独留下，要求太后允准他辞去相位，出灵州郡。曹太后明白他的意图，说：“相公岂可求退？老身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先退。”韩琦立即称贺太后还政，贤明超过东汉马皇后和邓皇后，追问道：“台谏也有章疏请太后归政，不知决定何日撤帘？”曹太后似有不悦，起身入内。韩琦大声喝令仪鸾司撤帘，帏帘拉开，犹能见到太后背影。

一说，曹太后总把皇帝玉玺放在自己宫中，英宗外出巡幸时，他也带上玉玺同往。韩琦就安排太后与英宗出外祈雨，回宫后他当即以民众皆欢慰、台谏有奏章为由，奏请太后还政。太后恼怒道：“叫做也由相公，不叫做也由相公。”韩琦立在帘外，不撤帘就不下殿，曹太后只得被迫还政。

尽管记载颇多异同，但曹太后归政迫于形势，出于无奈，在台谏官一再谏诤下，由韩琦主其事则毫无疑问。由于这种制约机制的有效存在，兼之宋代家法对母后干政约束甚严，两宋尽管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多达八人，却从未危乱政局。

英宗亲政之初，颇欲有所作为，亲自点名把仁宗超颇有直声的谏官唐介召入朝，让他权御史中丞，做自己的耳目，去弹击奸邪小人。但他似乎并不像《宋史》本纪称颂的那样，是什么“明哲之资”。他缺乏根据的怀疑人，认定在他立为皇子一事上，三司使蔡襄向仁宗发过不好的议论，就违反宋代君主不得暗示台谏弹劾某官的做法，唆使谏官傅尧俞奏弹蔡襄，遭到拒绝以后，还是把蔡襄撵出了朝廷。英宗的生性固执集中体现在濮议上，这是牵动英宗朝的大事件。

英宗立为皇子时，正在为生父濮安懿王守丧。位居九五之尊以后，血浓于水，他想把生父也升格为皇帝。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交给礼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讨论。按照儒家礼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于是，朝臣们很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这派以台谏官为主体，有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还包括不少礼官和侍从等朝臣，例如翰林学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镇、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声势相当浩大。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理由是“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这一派都是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槩等，中书大权在握。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不亦乐乎。

台谏制度经真宗一朝的完善，台谏官敢言直谏的元气经仁宗一朝的涵育，正进入沛然浩荡的时期。宰执坚持皇考说，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官。台谏官本来就有监督制约相权的职能，他们认为宰执固执皇考说就是“臣权太盛、邪议干正”。不过，台谏官对大臣的弹劾最终还需有皇帝的支持，而在濮议中英宗与宰执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于是，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明眼人谁都知道这是在削弱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的力量。到这年十月，在朝的台谏官只剩下三人。

次年正月，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御史范纯仁和吕大防联合上疏，参劾全体宰执，说他们“拒塞正论，挟邪罔上”，接下去的话也意气用事了，“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即便不砍头，也应该判刑。到这地步，英宗不得不表态。诏书虽没有接受称濮王为“皇”，但仍称其为“亲”，并把濮王坟莹称为陵园，实际上还是将生父与仁宗并列。

吕诲等见论列弹奏不被采纳，交还了御史敕告，集体辞职，还放出话来，声称与称皇考派“理不两立”。英宗召来了宰执，问他们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欧阳修也逼着英宗作出选择：“留御史，还是留我们，唯听圣旨。”英宗的天平在私心的摇摆下倾向了宰执，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师。

出使契丹刚回朝的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瞻和赵鼎得知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所谓待罪，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是宋代台谏官言事不屈从于君权的制度保证。傅尧俞还拒绝了侍御史知杂事的新任命，他们都要求与吕诲等同进退。英宗只得把傅尧俞等三人也贬为州郡长吏。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濮议之争，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无聊。但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皇考”派于礼于理都显得有亏，宰执大臣们却有讨好英宗的味道。吕诲等台谏官执之愈坚，辨之愈烈，是当时台谏风气与职责使然，并不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以台谏官为主体的反对派借题发挥，挑起争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不过，这一结局也表明，台谏的制衡作用最终还需听命于君权，因而其制约机制作用只有在明君、贤相、好台谏下才能兑现，而满足三者是十分困难的。濮议也说明了英宗不是“明哲”之君。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不豫”。他已经失语，但神智有时还清醒，仍坚持在病榻上处理国事。宰相韩琦知道自己将面临又一次君权交替的严峻考验。他关照英宗长子颍王赵顼朝夕不离皇帝左右，颍王回答这是人子之责，他却别有意味的说“不仅如此啊”。

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剧。二十一日，韩琦请英宗“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并把纸笔递给他。英宗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看后说：“一定是颍王，烦圣上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得拿起笔，一边吃力的添加“颍王顼”三字，一边泫然泪下。韩琦这才把翰林学士张方平叫来起草遗诏。出宫时，文彦博问他是否看到圣上流泪，韩琦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何办法！”次日，宣布立赵顼为皇太子。

仅隔十五天，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韩琦急召皇太子前来，其间英宗的手忽动了一下，另一宰相曾公亮担心英宗活过来都要背上大逆罪，提醒韩琦。韩琦不为所动，说：“先帝复生，就是太上皇。”继续安排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韩琦曾自称“某平生仗孤忠以进，每遇大事，则以死自处”，他历仕三帝，顾命两朝，临变处疑，不动声色，当得起这个自我评价，是宋代有数的社稷大臣之一。

细说宋朝33：熙宁新法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他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幅摊子。

不过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奋发有为的当口，神宗决心把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富弼对他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也似乎有点空泛。对朝廷旧臣，神宗未免失望。

实际上，宋朝积贫积弱由来已久。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仅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就比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的官员数增加一倍。而军队的增加更是触目惊心，治平年间的兵额竟是太祖开国之初的5.3倍，军队开支竟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田无限，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形势户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庆历新政时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因新政夭折而延宕了下来。其后，表面危机似乎因宋夏议和而缓解掩盖，但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自庆历、嘉祐以来，当世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张方平、文彦博、韩琦，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要求变革的呼声从未中断过。

就说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他在度知判官任上，曾试探性地向仁宗上了一封万言书。这是宋代一篇大文章，据南宋吕祖谦说：“安石变法之蕴，已略见于此书”，可惜这份变法的蓝图和纲领当时未引起仁宗的青睐。

安石见不用他的政治主张，一直不愿入京任职。对此有三种说法：一说他是沽名钓誉，以期博得更高的声誉和职位；一说他对当时奔竞之风不满；一说他是把地方官作为一种历练，以期积累经验实现更大的抱负。

究竟何说为是，很难断定，但他却因此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以至朝野无不认为王安石这样才高学富、难进易退的人才，不做执政太委屈了他。天下之论都以为“介甫（王安石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大有“安石不起，奈苍生何”的企盼。

神宗对王安石之名，早就如雷贯耳，即位之初就召他进京，但安石仍称病不至。神宗询问宰执，宰相曾公亮力荐王安石有“辅相之材”（一说其意在于排挤另一个宰相，即三朝重臣韩琦），但参知政事吴奎认为王安石是一个临事迂阔、文过饰非的人。韩维建议，任用安石不能操之过急。神宗便命王安石改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五个月后，征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

这时恰逢韩琦罢相出判相州，神宗问他王安石是否可以大用，韩琦以为他当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却不能处辅弼之地。但神宗力排众议，经常找安石“越次”入对。神宗曾问安石如何看待唐太宗，安石以为应该取法乎上，直接效法尧舜。神宗说：你对我要求太高，希望今后辅佐我，一起完成治国大业。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君臣之间有段对话。神宗问：“世人都认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安石答：“世俗都以为经术不能施于世务，不知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神宗很赞赏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继续问当务之急是什么，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是方今之所急。”神宗让他拿出一套方案来。

二十余日后，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主其事，筹划与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这就正式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大幕。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熙宁年间这场变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当然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缘故。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倘若没有神宗的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既然熙宁年间的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自然更为客观公正。

自熙宁二年七月起，新法陆续出台，随着变法的扩大和深化，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新旧党派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为叙述方便，这里先按理财、强兵、育才三方面介绍这种新法，至于新旧两党围绕新法的斗争则放入下回细说。

首先来看理财方面的新法。

其一，均输法。熙宁二月七月颁行。宋朝立国全赖东南六路的物资供应，但原先的发运司虽主持其事，却既不了解京师对物资需求的实际情况，又没有掌握诸路上供物资的权力，只是刻板的以税收按簿籍购求物资发运京师，于是“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以取赢，年检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一旦遇有特支，发运司和诸路就恣意搜刮，或用“支移”、“折变”等手法扩大税收弥补不足，所夺农民租税甚至超过原额一倍，而富商大贾则乘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均输法即为纠正以上弊端而创立，目的在于调整物资的供求关系，稳定物资价格，节省国家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打击不法商贾。具体方法是：朝廷拨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石米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使根据京师库藏和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及时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其二，青苗法，也称常平法。熙宁二月九月颁行。每逢青黄不接或天灾人祸之际，佃农或小自耕农往往被迫向高利贷者借贷以渡过难关，而一旦无力归还，就有失去土地、无以为生之虞。青苗法即为缓和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贫困化趋势而设立的。其具体方法是：各路将原常平广惠仓的粮米由专运司兑换为现钱；以前十年中丰收时的粮价作为预借的折算标准，将民户自愿请贷的粮食折成现款贷付；每年分夏料与秋料两次，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将钱物贷与请贷的民户，连本外加40%利息随同夏秋二税一起缴还（若遇灾荒则随下次收成时归还）；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如本路常平钱额在支借以后尚有余额，则由官府根据二等以上人户数多寡酌量派给。

其三，农田水利法，也称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颁行。目的在于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具体内容是：各州县将需要兴建的水利工程提出实施办法，小者州县自行解决，大者奏报朝廷实行，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由官府按实效给与奖励。

其四，免役法，也称募役法或雇役法。宋代役法原来是由主户按户等高低分别轮流负担乡村和州县官衙的差役，这种职役既带有一定的职务，又具有服役的性质，对服役的户等来说是一种没有报酬的义务。主要以衙前主管官物的供给和运输，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如有缺失，都要承担补偿的责任，在职役中最为扰民；其他还有耆长、弓手、承符、人力等州县之役，各以户等高下差充。随着吏治的腐败，部分去服重役的户等往往倾家荡产，免役法即为此而订立的。这一新发自熙宁二年开始讨论试行，到熙宁四年十月才正式颁行。其主要办法是：由原先主户轮流充役改为募人充役，应役期间给以雇值；雇役钱由原来服役而现在免役的主户按户等高地按例缴纳，称为免役钱；原来不需服役的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僧道），也按户等半数出钱，称助役钱；各州县的役钱数额按各地雇值总额计算后再派摊到各户等征收；为防灾年役钱征收欠搁，另加征役钱二成，称免役宽剩钱。

其五，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随着商业资本发达，富商大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严重损害中小商人和市民的利益。市易法即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是：设立京师市易务（后因沿边和内地重要城市都设立市易务，遂改京师市易务为都市易务），朝廷拨钱一百万贯作为其本钱，负责平价收购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人只要向市易务抵押资产，即可以40%的年息利率赊购市易务库存货物到各地销售；都市易务和各地市易务之间相互通报物价和货物情况，平衡物价，协调物流。

其六，免行法。熙宁六年八月颁行。一般将此法归入市易法，但两者所解决的问题性质并不相同。宋代官府所需物资，原先都是通过科配制度以低于市场价向有关行业强行摊派，一旦该货物短缺，行户所费往往数倍或十余倍于所科物资的市价。这年，开封肉行派代表向官府提议缴纳一定数额的免行役钱，作为官府购肉的价格补贴，今后由官府随行就市自行购买，肉行不再直接向官府供应。市易务制定了所谓的“免行条贯”，规定商业和手工业各行可以根据收入多少，在每年缴纳免行钱后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

其七，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豪强地主隐瞒田亩，逃避税收，始终是宋代社会一大问题。以全国耕地数而言，真宗时达五百二十四万顷，到仁宗后期竟只有二百二十八万顷。方田均税法即旨在丈量耕地，清查漏赋，均定田税。其主要方法是：各县以千步见方（约合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作为丈量单位，在每年农闲丈量所有耕地，登记造册，按土质定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

其次来看强兵方面的新法。

其一，保甲法。熙宁三年十二月颁行。其目的有二，既能防范民众暴乱，又能使兵民合一，与募兵相辅，省养兵之费。其重要内容是：相邻十家为一小保，设保长，十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各一人（熙宁八年后改为五家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户两丁抽一，成为保丁，组织起来，训练习武，巡查值夜，维护治安；同保内有犯法者，知情不报，伍保连坐，如居留三个以上“强盗”达三日者，本保邻居虽不知情亦须治罪；保甲后转隶兵部，听从枢密院指挥，设“团教法”集中训练保丁，使其成为有节制的民兵。

其二，保马法。宋朝骑兵不敌契丹、西夏，故而兵威不振，但战马供应则是关键所在。宋朝原设有牧马监多处，但养马少，占地多，花费大。保马法即为改变这一状态而出台，始行于开封府界，推广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其主要方法是：五路义勇保甲凡自愿养马者，每户一匹（有力之家允许两匹），马匹由官府配给或给钱自买；开封府界保马户免去原纳粮草，并补贴钱数，其他五路保马户免去每年折变和沿纳等杂税；三等以上养马户十户为一保，所养之马死独自赔偿；四五等养马户十户为一社，所养之马死由同社诸户共同按马价之半赔偿。

其三，军器监法。熙宁六年八月颁行。宋代武器原归中央三司胄案和诸州将作院制造，质量粗劣，严重影响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便在京城设立军器监，附设东西广备作为军器作坊，监设判监和同判各一人掌管监务，并负责录用擅长军器制作者；出产各种军器材料的州军设都作院负责军器制造，由军器监派员指示制作法式，考核官员优劣，分为三等升降。

其四，将兵法。熙宁七年九月颁行。此前禁军实行的定期更戍和将兵分离的做法，严重造成战斗力不强和指挥权涣散，将兵法即为纠正这些弊病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是：在归并军营的基础上，选派将或指挥作为军事管辖机构的首脑，兵额多者设正将与副将统领，兵额少者仅设单将，在京东、京西两路设独立的指挥，将与指挥都常驻军中，负责演习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和独立的二十五个指挥，驻守沿边和内地的重镇，代替原来的更戍法。

最后来看育才方面的新法。

其一，科举新法。熙宁四年二月颁行。鉴于宋代科举以诗赋取进士，以记诵试明经，不利于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人才，科举新法规定：废除明经诸科，原习者一律改考进士科；考试取消诗赋、贴经、墨义等内容，改为首场试大经（也称本经，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种），次场试兼经（《论语》、《孟子》任选一种），外加大义十道；三场试论一首，四场试时务策三道。

其二，三舍法。熙宁四年十月颁行。此前宋代的太学徒有虚名，“学舍虽存，生徒至寡”，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三舍法的创立即有鉴于此。其主要内容是：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根据所教学生三舍进退的人数多寡进行考评升黜；将由州县考选入学的太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不限名额（元丰时限两千名），经考试合格转为内舍生，限额二百人，再经考试，选一百人为上舍生；上舍生考试分三等，名列上等者，可以不经科举考试直接授官。在整顿太学同时，朝廷又令诸州置学，赐予学田，考核学官，继庆历以后掀起了第二次办学热潮，史称“熙宁兴学”。

其三，《三经新义》。熙宁八年二月颁行。为了“同道德之归，一名分之守”，朝廷设立了经义局，修撰新义。所谓三经是指《诗》、《书》、《周礼》，前二经由王雱和吕惠卿共同撰注，已佚，现存仅王安石亲自诠释的《周官新义》。《三经新义》是变法派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周官新义》表述的完全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以这种《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唯一标准，用意就是统一思想认识，造就变法人才。

熙宁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庆历新政无法比拟的，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培养变法的后继人才，育才新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方面的新法接二连三的出笼，原因即在于此。而对熙宁变法的争论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理财诸新法上，尤其集中在青苗法和免役法上。

这里，倘若试图对新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是不自量力的。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因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抑或折中的评价，都能毫不费力的举出足够的史料。正因如此，熙宁变法是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在可望的将来仍将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难题。

细说宋朝34：大变法与新旧党

在对熙宁新法内容作静态描述以后，现在该按时间顺序对这场大变法来一番动态的追踪。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命王安石参知政事，变法开始。在安石建议下，新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决策变法的中枢机构，由知枢密院陈升之和王安石领衔，实际主其事的是变法派副帅吕惠卿。变法派骨干章惇成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是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他俩与吕惠卿成为王安石倚重的三驾马车。

新法陆续颁行，反对的呼声也日渐激烈。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经常争论新法，神宗总是偏袒安石，唐介不胜其愤，疽发而死。时人对当时五位宰执各给一字评语，合起来则是“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气勃勃的锐意新法；老指曾公亮，他因年老而依违在新旧党之间；病指富弼，他反对新法而称病不理政事；死即指唐介；苦指赵抃，他每见新法出台，“称哭者数十”。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好执偏见，轻信奸宄”，也不摆具体理由，就一口咬定“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变法方兴未艾，神宗正眷注着王安石，把弹章还给了吕诲，表示拒绝。吕诲见所言不被采纳，自求出朝表示抗议，宋代是赋予台谏官这一权力的。

均输法颁布不久，知谏院范纯仁上疏说安石变乱法度，掊克生灵，要求黜退他。神宗将章奏留中不发，纯仁也坚决求去，安石让人传话，说要让他改任知制诰，他不领情，安石大怒，要神宗重贬纯仁，神宗没有全听，让他担任成都路转运使。

十月，三朝重臣富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一再称病，自求罢相。富弼罢相前，神宗问他谁可相代，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问他王安石如何，他也默然不语。富弼罢相后，陈升之补为宰相。神宗问起外议如何，司马光说：“现在二相（指陈升之与曾公亮）都是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与赵抃）都是楚人，他们必将引用乡党之人。”

如何看待司马光以南北地域观念来区别变法种对立的两派？倘若把变法派代表人物及其籍贯与反变法派代表人物及其籍贯分别作一统计，不难发现：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而反变法派中北人的比重则大为增加。但因此把新旧党说成是地域上的南北派，显然并不妥当，因为旧党代表中南人也不少。

据说，宋太祖曾在禁中立石，刊刻“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的家法。但从真宗用王钦若、丁谓起，对这一祖训就置若罔闻。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中的比重，都与时俱进。神宗倚重的新党也反映了这一趋向。

但陈升之虽是南人，却只是新党的同路人，是为了自己地位才附和变法派的。在升任宰相以后，他就在表面上与变法派保持距离，请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当然不同意，推荐韩绛主其事，韩绛可是坚定的变法派。

通过具体实施，青苗法虽然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的部分利益，缓解了贫下户的燃眉之急，但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硬性摊派成为最大的弊病。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在河北安抚使任上上书：“兴利之臣纷纷四处。条文虽然禁止抑配，但倘不抑配，上户必然不愿借，下户则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

神宗见奏，大称韩琦是真忠臣，自责“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王安石则反击道：“抑兼并，振贫弱，怎能称为兴利之臣！”神宗开始动摇，下令中止青苗法。安石称病不出，上章求去。考虑到安石一去，变法也将寿终正寝，富国强兵梦也无从实现，神宗便反悔几天前的决定，一边继续推行青苗法，一边敦请安石出来理政。

安石出来后，令曾布驳斥韩琦的奏疏，颁示天下，引来了韩琦激烈的反驳。神宗派出两个宦官到开封府界调查青苗法执行情况，他俩回来报告说没有抑配，“民情深愿”。一说变法派买通了这两个人，但神宗却因此深信不疑。

神宗还想调和新旧党之争，打算重用司马光，王安石明确反对：“现在用司马光，无疑是为反对派树上一面大旗。”安石托病期间，神宗让司马光升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一辞再辞，并要求神宗罢青苗、免役二法。两派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反变法派说王安石在神宗面前鼓吹“三不足之说”，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司马光还把这种论点作为批判的靶子，出成策问题去考举子。这一概括实际上并没有曲解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但在反变法派看来却都是惊世骇俗的罪名。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上书说：“过去视为贤者的，都认为目前做法不对。难道过去的贤者，现在都不肖了吗？”确实，在反对派名录中，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吕诲、范镇、范纯仁、苏轼，等等，哪个不是口碑极佳的贤者呢？后人可以说这些贤者趋向了保守，但当时这句话显然刺痛了王安石，吕公著被罢职外放。

十余日后，参知政事赵抃见安石加强了新法的力度，感到再也无法与之共处在宰执集团之中，也上了一奏，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四十余名青苗使者“骚动天下”，“财利于事为轻，民心得失为重”，自求罢政，出知州郡。韩绛补上了执政的空缺。

王安石急切地想把变法支持者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李定是他的学生，入京后大说青苗法便民，安石即推荐他面见神宗，以坚定神宗变法的信念。他还不顾任命的常规，把李定破格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和李大临坚持原则给予反对，最终都被掳去了知制诰的职务，硬是让李定当上了御史。安石此举应是考虑到台谏喉舌多为旧党，试图在舆论上扭转局势。

这时，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和右正言李常也分别上书反对新法，都被赶出了朝廷，以至数日之内，台谏一空。王安石见舆论汹汹，便向神宗建议让谢景温当侍御史知杂事，景温与安石是姻亲，这一任命是有违台谏回避制度的。五月，撤销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认为这一机构不合理的呼声太多，其职能划归中书属下的司农寺，由吕惠卿兼判。

曾公亮也只是变法的同路人，当初推荐王安石是为了排挤韩琦，见神宗十分信任安石，便顺势行舟，但表面上还作出有所不同的样子。至此，他以年老自求罢相，苏轼批评他不能纠正弊端，他回答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这也证明熙宁变法前期神宗、王安石确实是同心同德配合默契的，神宗自己也对安石说“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

十二月，韩绛升为宰相，免役法也正式在开封府试行。由差役改为雇役，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免役法的要害并不是“免役”，而在于役钱。按理说，差役既然原是乡村上等户的事，该差为雇，征收役钱，绝无向乡村下等户征收的道理。而免役法却规定乡村下等户和女户、单丁户从此必须交纳原先所无的役钱，无论如何这是额外的负担。

于是，马上就有东明县的数百人聚集到开封府闹事，一说这是反变法派策划挑唆的。但问题正如知永兴军司马光上奏所说：“有司立法，为钱是求。富者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因为对贫下户说来，为了交纳免役钱，丰年还可以贱粜其谷应付，灾年只能杀牛卖田凑数了。

司马光见上书未被采纳，便一再要求神宗让他改判西经洛阳御史留台。熙宁四年四月，神宗同意他出任这一闲差，让他专心致志去修《资治通鉴》。他到洛阳不久，吕诲去世，临终喊着司马光的表字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但司马光却从此决口不论政事，修书的同时，他在冷观风云的变化。

熙宁六年四月，最后一名老臣文彦博辞去枢密使的职位，出判府郡。他看不惯市易法实行一年以来，连水果也要派官监卖，认为堂堂大国，皇皇求利，损国体而敛民怨。市易法是由国家实行对商业的垄断，虽然确保国家能从商人手中夺走部分利益，却在客观上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变法高潮中，这对君臣有一段著名对话。

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的话除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的自觉意识外，很容易令人得出反变法派代表大地主阶级的错觉，而神宗的话就更易得出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结论了。实际上，无论何派，都是不折不扣的士大夫，问题仅仅在于，反变法派是士大夫中的多数派（此即神宗所谓“诚多不悦”，也就是文彦博敢于径以士大夫代表自居的原因），变法派只是士大夫中的少数派。

从七月开始，连续大旱，引发饥荒，而新法规定的各种征敛却刻不容缓，因变卖田产而流离失所的灾民扶老携幼开始向开封府等大城市集体逃亡，指望能乞讨求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入京任职时曾对安石直言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法的弊病，安石不答。熙宁七月四日，郑侠日见赢疾愁苦的灾民涌入开封，便把现状绘成画卷，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想通过正常途径送给神宗，遭到梗阻。忧民之心不能自已，他便假称是密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了上去，希望神宗“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语，即斩臣宣德门外。”

神宗看后长吁短叹，夜不能寐。次日即下令暂罢青苗、免役等十八项新法，事有凑巧，不日即大雨如注，延续十月的灾情得以缓解。神宗拿出郑侠的画卷与上书给王安石看，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惩处了郑侠。吕惠卿等人含泪对神宗说：“陛下废寝忘食，成此美政，一旦废罢，岂不可惜！”神宗再令恢复新法，只暂罢方田均税法。

郑侠事件以后，王安石就撂挑子自求去位，意志十分坚决。在这以前，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听到民间最苦青苗法和免役法，就曾出面建议让王安石暂时“出之于外”，神宗以为群臣中只有安石敢于担当大事，顶住了内廷的干预。如今，太皇太后和神宗生母高太后再次流涕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神宗见再三挽留也无效果，同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但给他一个特权，可以随时入宫商议朝政。

王安石也不愿看到变法成果付诸东流，推荐韩绛替代自己为相，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协助他，神宗也同意这一安排。两人萧规曹随，韩绛被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被称为“护法善神”。惠卿还一边示意监司郡守们表态支持新法，一边说服神宗下诏声明：不因执行偏差而废除新政，因而安石罢相倒并不影响变法的继续。

但不久变法派就出现了内讧。提举市易的吕嘉问在执行过程中多收免行钱邀赏，另一个变法派骨干曾布时任三司使，对属下吕嘉问本来就有私愤，也知道神宗对市易法向来有不同看法，便抓住这一问题做文章。神宗让吕惠卿与曾布共同处理这事，而惠卿向来不满曾布，便说他阻挠新法。曾布被赶出了朝廷，由章惇继任三司使。

神宗看吕惠卿很准，认为他虽有“美才”，却有忌能、好胜、不公的毛病。他当上执政以后，感觉大好，疑忌神宗再用王安石，开始做些小动作。这时恰有李逢大狱，事关大逆，牵连者甚多，同案犯中有与安石关系稔熟的人，吕惠卿意欲让其人“有所诬衅”。见惠卿受神宗重用，变法派中趋炎附势的小人也都打算改换门庭，邓绾、邓润甫在李逢之狱上特卖劲。

宰相韩绛与吕惠卿在政事上数有争执，都占不了上风，暗中建议神宗再相王安石，神宗见韩绛难以独当一面，对其建议深以为然。惠卿知道后，就在神宗面前说安石的不是，不料神宗把他的上奏都封转给了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日夜兼程，仅用七天赶到京城，再次入相，他不能容忍吕惠卿的背叛。但复相以后，王安石与韩绛的亲密关系也开始恶化。韩绛主张市易司不能用那些只盯住“利”的官员，安石抢白他：“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八月，韩绛罢相。

吕惠卿对安石再相有点措手不及，御史转而弹劾他欺君立党，御史中丞邓绾见风使舵，掉转头来审理惠卿强买秀州民田事。神宗还想协调安石与惠卿的关系，但安石的倔强，惠卿的偏狭，使神宗的努力化为失望。惠卿一再向神宗表示二者必择其一，并不无讽刺的说：“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十月，吕惠卿罢政出知陈州，章惇也因趋附惠卿而出朝。

这月有彗星出现，反变法派利用天变做起了文章，神宗与王安石说起民间颇苦新法，安石不以为然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又称病不出，神宗敦勉他出来视政。新党骨干建议安石进用皇帝素不喜欢的措施，以巩固权力稳定局面。安石这么做了，神宗喜其复出，无不一一采用。

对吕惠卿的背叛，王安石之子王雱比乃父还要恼火，他让吕嘉问等人将邓绾论列惠卿的报告，夹上其他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吕惠卿得到情报，上书反击，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神宗拿惠卿的奏状给安石看，安石声称不知，回家一问王雱才知底里，便怒责儿子坏事。神宗因一系列事件，也开始“颇厌安石所为”。

邓绾其人确实鲜廉寡耻，前几年趋附王安石时，其乡人在京的都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次他担心安石失势，便上书神宗，请录用安石之子王雱，并赐第京师以为挽留。神宗说给安石听，对这一帮倒忙的上书，安石表示有失国体，应该黜免。于是，神宗将邓绾贬职出朝，向王安石传达了不满的情绪。

再相以后，王安石多次称病求去。不久，王雱因愤懑疽发而死，安石十分伤感，力请辞相。神宗同意他出判江宁府。吕惠卿还在倒王安石的戈，他把安石给他的私信呈送给神宗看，其中有“无使上知”等语。在无法确知这些话语背景的情况下，神宗自然会认为安石在欺瞒自己，君臣际会打上了终止符。王安石后来退居金陵，元祐元年（1086年），在新法被旧党尽废的日子里寂寞辞世。

熙宁变法虽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次的规模的改革运动，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内容来看，却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经济领域更是重中之重。变法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变法不仅解决了治平年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库，到北宋后期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变法之初曾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救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保守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说：“真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变法确实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以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为七百万贯。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而青苗还息和免役纳钱，负担最重、受害最深的还是被迫以实物易货币的贫民下户。倘若以财税增长作为全面肯定变法的充足理由，显然有失斟酌。

对这次大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熙宁新法在军事改革上的成效相当有限，以至有人说新政富国有术而强兵无力。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的弊病并未见有大的改变，否则就不会上演数十年后女贞铁骑灭亡北宋的悲剧。唯一有成效的是保甲法，但保兵替代募兵也无法彻底实现，倒是主要用来控制民众反抗，其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反动专制政府奉为至宝。

在熙宁新政中，王安石与司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旧党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因而不能用改革派与守旧派来论定。熙宁变法的功过得失与是非成败，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至于经验教训也将是见仁见智的，但以下几点还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王安石确有不凡的抱负与远大的理想，他也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实践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了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余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社会各阶层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第二，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即以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青苗法与免役法而言，旧党多就执行效果言，新党则多就立法本意言，立论也就大相径庭。青苗法制定以后，征求意见，苏辙就认为：动机虽好，“出纳之际，吏缘为奸”的问题难以解决。连神宗也承认青苗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免役法执行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也完全违背了初衷。

第三，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陆佃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贿赂，但变法派竟以“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放纵新法执行中的腐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大的弊病，还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反变法派相比，立即陷入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细说宋朝35：元丰改制

宋人与今人都有“熙丰新法”的说法，熙宁新政与元丰改制一脉相承，熙宁新法的绝大部分略作调整后仍在元丰年间继续推行，因而这一说法大体不错。但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熙丰新法明显可分为两个阶段。其前是以王安石为主导的，其后则完全由神宗来主持的。实际上在安石再相以后，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转向，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曾对人说神宗只要听从他五分也就可以了，他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师臣”的待遇，这也是他再次辞相的重要原因。

接替王安石与韩绛为相的是吴充和王珪。吴充虽与安石是儿女亲家，但对神宗好几次数说新法的不便，神宗用他为相，一方面固然因吴充中立不党，一方面也表明神宗在新法立场上的动摇和倒退。吴充请求神宗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旧臣，司马光闻讯十分兴奋，致信吴充历数废除新法的必要性。这时，蔡确搬出萧规曹随的典故对神宗说：“新法是陛下所建立的，前相助成，后相废除，让老百姓何所适从？”神宗默然，他确实不想完全废止新法，吴充只好打消改革新法的念头。

元丰年间另一个宰相王珪是典型的变色龙。熙宁三年，王安石拜相，他任参知政事，表态拥护变法。吴充建议废新法，他应声附和，惹怒了御史，当场质问他：“要么昨是，要么今非。”他只得表示新法不能变。他容不得吴充，向神宗力荐蔡确。元丰二年，蔡确参知政事。次年，吴充在两人夹击下辞去相位，王珪独相。元丰五年，蔡确升为宰相，成为变法派在朝中的代表。王珪虽为首相，却尸位素餐。当时人讥称他为“三旨相公”，因为他有三句口头禅：上朝进奏，说是“取圣旨”；接受批阅，说是“领圣旨”；归见下属，说是“已得圣旨”。

在熙宁变法中，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有所不同，神宗好几次表现出犹豫动摇，以至安石说他：“天下事如煮羹，烧一把火，却再放一勺水，何时煮的熟！”实际上，神宗作为君主的思路与安石有所不同，他必须更多考虑协调新党旧臣的关系，更多考虑把握富国与敛民之间的尺度。

王安石再次罢相以后，神宗一方面反思变法中的弊病，一方面起用部分反变法的大臣。熙宁九年（1076年）在罢免王安石同时，任命冯京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1080年）吕公著也出任枢密副使。

富国强兵是贯穿熙丰新法的主线，但元丰之政颇异于熙宁。神宗主持元丰改制以后，明显将重点放在改革官制、整顿军事上。元丰改制，广义指元丰年间在神宗主持下的各种改革，狭义则仅指元丰年间推行的职官制度改革。

宋代职官制度十分复杂紊乱，元丰改制前尤其如此。宋太祖立国，在建设新官制的同时，并没有全部取消旧官制，许多前代的官名职位都保存了下来。新旧杂厕，名实混淆，机构重叠，职能不专，也就成为北宋官制的普遍现象。尽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员，譬如户部尚书，若没有特旨，他就不能管理户部的事务，而只是按户部尚书这个级别领取俸禄和享受待遇。这种官职系统称为“寄禄官”，简称“官”。至于在各省、部、司担任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宋代称为差遣。即以户部为例，其实际职能由三司承担，三司使才是当时相当于户部尚书的实职差遣。

除了寄禄官和差遣官，宋代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官员还带有三馆、秘阁的馆阁帖职，除北宋前期部分带帖职的中央官员兼有馆阁实务外，大部分只是荣誉性的职衔，通称“帖职”，也称“职名”，简称“职”，这样就构成了宋代官制的官、职、差遣三大系统。

在熙宁新政中，神宗深感官僚机器官员的冗杂和效能的低下，为了减少冗官、省并机构、明确职责、提高效率，他主持了元丰官制改革。大体从熙宁末年起，宋神宗下令以《唐六典》为蓝本，着手研究官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元丰三年，颁布《寄禄新格》，开始执行文臣京朝官的寄禄官新官阶。元丰五年，新颁三省以下中央机构的组织法规和《官品令》。

元丰官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神宗在改官制诏书里规定：所有仅领空名的寄禄官全部废罢，更换以相应的阶官，作为领取俸禄的级别标准。新的阶官共二十五阶，比旧寄禄官省减了十七阶。新官品仍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共十八阶，比旧官品减省了十二阶。以后官员升迁与俸禄都按《寄禄新格》和新《官品令》办理。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元丰改制前，三省六部的主要职能都已转移分割到其它机构，其长官也只是寄禄官，三省六部制徒有虚名。元丰改制恢复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三省旧制。宰相的办公机构虽仍设在原来的政事堂，但名称上不再叫中书门下，改称都堂。取消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但因采取唐代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旧制，实权却在右相），中书省与门下省各另设一侍郎主管本省事务，与主管尚书省事务的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但都堂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的二府制没有改变，二府长官仍统称宰执，有人曾主张废除枢密院，神宗明确反对削弱这种“相互维制”的机制。尚书省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具体职能部门，各设尚书与侍郎为正副长官。原来从六部转移分割出来的职能机构分别还归各部，例如审官院、流内铨与三班院归吏部，三司与司农寺归户部，太常礼院归礼部，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归刑部，等等。

新官制职责分明，系统清晰，机构简化，费用减省，作为一次官制改革，元丰改制虽然还有生搬硬套《唐六典》的弊病，但还是比较成功的。

除了官制改革以外，元丰年间神宗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方法是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茶、盐、矾、铁，扩大禁榷区域和专利力度。

在加强军事实力上，神宗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依托将兵法，设立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等，负责军事训练，提高战斗能力。据苏辙说：“诸道禁军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剑槊击刺，弓弩斗力，比旧皆倍。”第二，依托保甲法，对保甲民兵全面实施训练，以“集教法”对大保长进行集中培训，以“团教法”对保丁分别实施训练，到元丰四年，开封府界与两边各路集训过的大保长与保丁已近七十万人。当然，对这种军事训练的实际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摆形式，走过场，也是古已有之的。

总的说来，元丰改制在触动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与熙宁新政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给人的感觉只是波澜壮阔以后的一泓死水，这也许是王安石比宋神宗更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重要原因吧。

细说宋朝36：与西夏的再较量

宋神宗自命大有为之才，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与群臣说起仁宗朝宋夏交战、契丹趁火打劫的往事，甚至悲痛得流泪。用武开边，建功立业，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始终把解决契丹和西夏问题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在熙丰变法中，他为军事行动作了物质上的大量准备，先后建了五十二个军用物资库，并赋诗明志道：“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求胜心切，溢于言表。

尤其是对西夏，就像是旧主人容不得昔日的小伙计成为他平起平坐的新对手，神宗总想一举消灭它，以挟制契丹和吐蕃，显示大宋朝的神威。

熙宁元年（1068年），变法派杰出的军事家王韶向神宗上《平戎策》三篇，要旨是先取河湟，控扼西北门户，斩断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然后伺机出兵，关门打狗。

这一战略分析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就牵涉到宋军的人才与素质。但神宗显然大受鼓舞，任命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司马光、富弼等老臣纷纷上书，认为内政还没有做好，贸然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但王安石却鼓励神宗时不可失。

熙宁四年，神宗设立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为长官，开始经略河湟。次年，王韶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招抚吐蕃部落三十余万人，拓地二千余里。神宗升镇洮军为熙州（今甘肃临洮），设立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历史上把王韶经营河湟的活动成为熙河开边。王韶的成功把神宗的梦想再次激活，对西夏用兵已势在必行。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梁太后反对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的土地还给宋朝，囚禁了惠宗。鄜延副总管种谔上书神宗以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倘若西夏被辽朝趁机攻取，必为中国的大患。神宗召见了他，他指陈箸划之余大言道：“夏国无人，秉常（夏惠宗名）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便定议攻夏。

知枢密院孙固和同知枢密院吕公著反对轻率举兵，并提出一个尖锐的实质性问题，谁是合适的主帅？神宗说：“朕已属李宪。”孙固以为，由宦官李宪担任主帅是十分错误的决定。但神宗固执己见，七月，命李宪为主帅，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受高遵裕节制；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鄜延路，受王中正节制；五路并进，会师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进而消灭西夏。五路将领中，李宪与王中正是宦官，高遵裕是外戚（神宗的外叔祖），都根本不是将才。

宋军从八月开始行动。种谔率军九万余攻克米脂城，挟功上奏要求不再受节制，进兵至石州（今陕西横山东北），已是十月，军粮不继，又遇大雪，将士不耐饥寒，冻饿死者十至二三，大军溃散，生还入塞者仅三万。王中正率部渡无定河北行，这支军队最无纪律，也无战功，入宥州（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滥杀无辜，纵火焚城，粮草也完全断绝，死亡达二万余人，已经溃不成军。

高遵裕率部近九万，十月兵不血刃进抵韦州（今宁夏同心东北），也因粮草不继而扎营旱海等待接济。刘昌祚率蕃汉兵五万，在宋夏边境击退西夏三万兵马的阻击，十一月先于高遵裕兵进逼灵州城下，前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忌功，传令他不许乘胜攻城，致使坐失战机。其后，高遵裕指挥围城达十八日，却久攻不下。西夏军一边决黄河水倒灌宋营，一边派兵断绝了宋军的粮道。大批宋军冻溺而死，生还者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率军十余万，九月收复兰州古城，便迟迟不愿进军，到十一月才进抵天都山（在今宁夏海原境），这时高遵裕、刘昌祚已经战败，他接诏回师。

神宗对灵州之役寄予厚望，中夜听到惨败的消息，起绕床榻环行，彻夜不能入寐，因此身染疾病。宋军在这次战役中仓促出征，麻痹轻敌，各自为战，互相扯皮，既缺少一个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主帅，又在军粮供应上严重脱节，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西夏军实行坚壁清野、纵敌深入的正确战略，再捕捉战机，断敌粮运，终于取得灵州保卫战的胜利。

战后，神宗一方面悔恨不已，表示“不复议再举事”；一方面却姑息败军之将，只是贬了高遵裕、刘昌祚和王中正的官，却断然拒绝了要求处死李宪的上奏，还将其提升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宋军在东北方向攻占了军事要镇米脂等四寨，打通了北进横山的要道，在西北方向则控制了兰州，开拓了从腹背压迫西夏的范围，但换取这些战果的代价未免太大。

实际上，神宗并不甘心灵州战败，他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战争。元丰五年，鉴于西征时攻克西夏诸州而不能守的经验教训，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与副使种谔建议在横山一带筑城，作为进瞰西夏的桥头堡。神宗即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前往经营其事。

徐禧下车伊始，认为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地势险峻，可以筑城作为根据地，进扼横山关隘，长驱直捣西夏都城兴庆府。永乐城易攻难守，沈括与种谔都有异议，种谔甚至尖锐指出“城之必败”。但徐禧固执己见，八月十五日开始筑城，仅用十四天即大功告成，神宗赐名“银川寨”。

对西夏说来，衡山是其心腹之地，当然容不得宋朝在其间插上一根眼中钉。永乐城筑成仅十余日，西夏即出动包括铁鹞子军在内的全国精兵，与宋军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当时，守城宋军仅三万，而攻城的西夏军达数十万，沈括曾建议弃城诱敌，被徐禧拒绝。大将高永能要求在西夏军尚未成列时出击，遭到否决。另一将领曲珍请在铁鹞子军渡河将半时出击，再遭否决。

战机频失，处境日险，永乐城小人众，粮草供应不足，而关键的水源竟被西夏军切断。争夺水源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曲珍提议绕道袭击西夏军最后面的老幼，扰乱其军心，以摆脱困境，徐禧仍不采纳。眼见城内断水，坐以待毙，渴死者十之六七，甚至有人绞马粪汁当水喝。二十日，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是夜，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多日饥渴，宋军已无抵抗能力，徐禧、李舜举与高永能被乱军杀死，守城士兵和夫役几乎全军覆没。

十月一日，神宗接到永乐城失陷的消息，悲愤涕泣，不思饮食，早朝时面对辅臣失声痛哭，群臣不敢仰视。永乐之役大大刺伤了神宗，史称“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他的强兵开边梦彻底破碎了。不仅精神萎顿不振，病情也日渐加剧，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到三年，便在深深失望中辞别了人世。

神宗是一个颇欲有所作为的皇帝，熙宁新政、元丰改制、与西夏的较量，得失相参，却无不凸显其雄心勃勃的个性。无奈到他即位时，宋朝内政外患诸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决非短期内急功近利所能解决的，这就决定他成不了一代雄主。他在新法与开边两方面都显得操之过急，在对西夏的战争上尤其如此，宋朝在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六十万，失误不可谓不大。

细说宋朝37：元祐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宰执入见，请求立储，由皇太后同听政。神宗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首肯。王珪他们所说的皇太后即指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曾祖就是曹彬。他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严格恪守宋朝的家法，并不出面干预。

三月一日，高氏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高太后知道大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侍卫禁止神宗的兄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随意出入皇帝的寝殿，一方面暗地让人按十岁孩子的模样缝制一件黄袍。尽管赵颢和赵頵也是高太后所生，但她在皇位传递上显然主张父死子继，而不像太祖之母杜太后那样希望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当皇帝。

在神宗弥留之际，另一个宰相蔡确与职方员外郎邢恕密谋，准备拥立赵颢或赵頵，由邢恕去找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兄弟，高公绘一口拒绝：“你这不是陷害我们高家吗！”蔡确、邢恕见谋立不成，反咬高太后要立赵颢。

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此即宋哲宗。高太后在哲宗即位典礼上向群臣特别表明自己的态度：“子继父业，其分当然！”在其后九年里，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交接。

神宗去世，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这时，宰相是蔡确与韩缜，章惇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

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舆论，援引孔子的话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针锋相对的还击，他一方面把神宗与王安石、吕惠卿分开，说新法都是王、吕所为；另一方面他强调高太后是“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把新法与神宗撇清，显然是自欺欺人，但这种政治手段往往在清除旧权威的当口被袭用。所谓“以母改子”，深契高太后心意，但只是在字面上绕开了“以子改父”，从皇权继承角度却是讲不通的，因为继承皇位的是神宗之子，而不是高太后。这也为日后哲宗绍述提供了逆反的口实。

司马光认为朝中尽是变法派的天下，便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以为他们的品行学问可以担任台谏或经筵官；还推荐了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等，希望朝廷委以重任，尽其才干；并建议让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德高望重的旧臣各举人才。于是，一大批反变法派联骈入朝，力量对比顿时改观。

神宗去世的当年七月，首先废除的是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元祐元年（1086年），废除新法工作雷厉风行的推开，史称“元祐更化”。

闰二月，右司谏王觌向变法派大臣发起攻击，说：“八个宰执，奸邪居半，让一两个元老怎么施展抱负！”接着连续上奏指斥蔡确、章惇、韩缜。孙觉、刘挚、苏辙、王岩叟等其他台谏也猛攻蔡确，于是，蔡确罢相，章惇罢知枢密院，分别出知州郡。四月，韩缜也罢相出朝。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宰执大臣转入反变法派的掌握之中。

司马光和高太后全面而彻底的废除新法，变法派竭力反对，反变法派也有不同的意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与司马光又是姻亲，认为新法只要去掉那些太过份的，“徐徐经理，乃为得计”。

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这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的。”

司马光同一阵营内对免役法行废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苏轼说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利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固执己见，令苏轼私下里感慨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南宋吕中也以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均是可行的。苏轼在这一问题上远比司马光通达。

五天恢复差役法的期限，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他是一个典型风派，很快从变法派阵营倒向反变法派。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每人都像你这样，有什么不能贯彻的？”范纯仁对司马光说：“你这是让人不要说话。这与那些新近迎合王安石邀求富贵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范纯仁因国用支绌，建议仍行青苗法，很多人以为不妥。司马光正抱病在家，闻讯急忙入见高太后，追问是哪个奸人主张重新实行这个方法的，吓得范纯仁在旁不敢吱声。

王安石是这年四月辞世的。司马光认为，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变法是因为不晓事体而喜欢更张，现在矫其失、革其弊，有人百般诋毁，我们应该对他优加厚礼，拯救风气。五个月后，司马光也去世了，这时新法已废除殆尽。

他俩曾是朋友，但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他们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都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

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

熙丰新法已经操之过急，元祐更化更是急于熙丰。南宋吕中指出：“去熙丰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熙丰小人之说还值得商榷，但政局与制度的转圜承受不起这种大起落的折腾，还是说在点子上的。总的说来，司马光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对变法派的打击也在不断升级。紧随蔡确、章惇、韩缜之后，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也相继被贬。范纯仁建议说：“录人之过，不宜太深。”高太后下诏，与前朝变法有关者台谏不必再追究，但立即遭到台谏官义正言辞的驳斥。

针对有人主张除恶务尽，吕公著处理问题比较稳健持平，以为治道去其太甚者，应该让那些变法派改过自新，不能使他们自暴自弃。但这种正确意见往往被情绪化的反驳所淹没。

吕惠卿早在神宗时就被贬出朝，那是变法派内讧的结果。现在，他遭到反变法派的清算，元祐元年，他被建州安置，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所致。

蔡确罢相以后，次年再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出游当地车盖亭时作诗十首。知汉阳军吴处厚与他有过节，元祐四年得到这诗后就捕风捉影的作了笺注，上书中书，指斥蔡确曲折用典以唐高宗传位武则天事影射高太后。台谏刘安世等劾论不断，高太后大为震怒，命宰执讨论处理方案。

这时，吕公著刚去世，文彦博以平章军国重事提议贬至岭南。右相范纯仁对左相吕大防说：“贬至岭南这条路，自真宗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我辈一开，恐难自免。”但终于决定将蔡确安置新州（今广东新兴）。纯仁对高太后进谏道：“朝廷不能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贬黜大臣。不能开这种先例。”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和侍御史盛陶也都反对这种罗织之风，都被贬黜。

宰相吕大防与执政刘挚向高太后建议为蔡确换一近地州郡，她在帘后厉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不久，纯仁也被罢相，因为竟有台谏指责他与蔡确结党，意气情绪已使部分反变法派不分是非曲直了。

蔡确一案牵连颇广，梁焘开出两张名单，一是所谓蔡确亲党，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人，而是所谓王安石亲党，有吕惠卿、蔡确等三十人。蔡确最后死在贬所，朝野震动，新党就把这口怨气憋到绍圣绍述，吐还给了所谓的旧党，连开列名单的方式都为元祐党籍碑所效法。范纯仁等人的说法是深具眼光的，但当时的高太后与明清以后锻炼文字狱的独裁者并未从中得到警悟。

元祐五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退了下来，吕大防独相，见熙丰新党反弹得厉害，便与门下侍郎刘挚打算引用一些新党，来点安抚，搞点“调停”。但遭到御史中丞苏辙的驳斥，他提醒高太后“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高太后以为说得在理，调停之说便断了下文。

司马光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自他去世后，位居要津的反变法派失去了凝聚力，这一现象在吕公著死后日渐加剧。除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和范祖禹等独立自守，不少朝臣大致按籍贯划分为洛党、蜀党和朔党。洛党首领是程颐，其下有朱光庭、贾易等，不少人都是程门子弟。蜀党首领是苏轼，其下有苏辙、吕陶等。朔党领袖人物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梁焘，其下成员颇多。如果说，他们在熙宁时与新党争辩新法，还是出于关怀苍生黎民的公心，那么，他们在元祐间分朋立党，除了学风旨趣那么点差异，剩下的就只有党派的私利和意气了。

元祐更化以后，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这是一个经筵官的差遣，为皇帝上课说经，他也真得以帝王师自居。人们对他说文彦博对皇帝还毕恭毕敬，他回答说：“他是三朝老臣，侍奉皇帝自应谨慎。我以布衣来为皇帝上课，不自重行吗？”这种酸味，与苏轼的风格格格不入。

司马光死后数日，朝廷大享明堂，事后大家去司马光邸宅吊唁，程颐以为于理不合，因为某天如果悲哀当哭，就不应该欢乐而歌。苏轼当即嘲讽道：“这是汉代蒙冤被斩于市的叔孙通制订的礼。”大概就在这时或前后不久，苏轼还送过他一个绰号，叫作“鏖糟陂里叔孙通”。 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地名，用来借喻程颐不过是一个蹩脚的乡巴佬儒生，程颐这就结下了怨气。

数月以后，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题策试馆职，题目说：“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偷谓苟且）；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刻谓峻刻）。”苏轼自辩说试题着眼当前吏治，且经御笔批点。朔党的王岩叟以为苏轼出题失当，推卸责任更罪不可恕。

蜀党的吕陶上书辩护，挑明了苏轼与程颐的个人恩怨，特别提到了朱光庭的籍贯，希望朝廷不要助长朋党之争。但王岩叟、朱光庭却仍紧追不放，上书不止。范纯仁的见解比较公允，他认为苏轼“偶失周虑，本非有罪”，但“相互攻讦，流弊渐大”，不过朝廷也不必因此惩治上书言事的台谏官。但高太后在为苏轼开脱的同时，还是贬斥了有关的台谏官。

通过这一事件，洛蜀朔党争正式公开化。元祐二年夏秋之际，哲宗因患疮疹不能听讲经书，程颐就指责高太后：“既然皇帝不能上殿，太皇太后怎能单独垂帘听政呢？”高太后受不了这种道貌岸然的批评，免去他经筵侍读的差遣。

洛党不甘心自己在朝实力的削弱，贾易就上疏指斥吕陶党附二苏，背后有文彦博、范纯仁撑腰。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牵扯，高太后大为不满，让宰相吕公著惩处。吕公著虽以为贾易恣意诋毁，但因是台谏官，责罚太重，不利于广开言路，只是免去言职，外放州郡。不料贾易外放以后，还是咬住不放，超越了职权范围，引起了普遍反感，被贬至广德军。

元祐六年，贾易再次弹劾苏轼，这次翻的是旧帐。说是神宗去世时，苏轼在扬州赋诗道“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也欣然”，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他却“闻好语”、“也欣然”，岂不罪该万死。苏轼这诗是在游上方寺以后所写，与神宗之死了无关系。贾易继吴处厚以后，企图再制造一起文字狱，以打击蜀党。

元祐六年二月，刘挚由执政升为右相。刘挚性格峭直激烈，元祐初任台谏官时嫉恶如仇，无意中开罪了不少人。投机分子邢恕曾与他同学与程颢门下。邢恕此人好钻营，奔走于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和蔡确之门，神宗逝世前，在拥立新帝上押宝，差点把自己赔进去。哲宗即位后，他又替高公绘出主意，建议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便在高太后死后留个后路。高太后见奏，直到侄子大字不识一个，问明了底细，把邢恕发落到永州做酒监。

因有那么一层交易，刘挚在信里劝邢恕“为国自爱，以俟休复”。郑雍、杨畏一直想找刘挚的碴，辗转搞到了这封信，把“以俟休复”解释为“等太皇太后他日复辟”，还搜集到刘挚曾教过章惇之子功课的情报，一并呈送给高太后。

与此相呼应，揭发刘挚与邢恕交通的奏疏，高太后一下子收到十八份。她原来对刘挚的好印象，立即大打折扣，认为他笼络章惇与邢恕，在为自己留退路。正直之士的劝谏，刘挚本人的辩白，在一边倒的舆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十一月，刘挚罢相出朝。

郑雍开列了一张刘挚同党的名单，计有王岩叟、刘安世、王觌、朱光庭、梁焘、贾易等三十人，其中固然多朔党，但洛党的朱光庭与贾易也在其间。开名单，划同党，已成一时风气。杨畏此人，人称“杨三变”，最先追随王安石与吕惠卿，元祐更化时向司马光献媚，而今又帮助左相吕大防挤走右相刘挚，他这种倾危反复的勾当在绍圣期间还有新表现。

元祐八年秋天，高太后病重，问宰执自己垂帘九年有否施恩高氏的情况（她自觉裁抑外戚的表率，赢得了朝廷内外的敬佩。据说，有一年元宵节，她为高家外戚推恩，吩咐给年长的每人送两匹绢，给年幼的只分两个乳糖狮子）。她当着哲宗说：“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这事官家应该好好记着。老身殁后，必然有很多人来教唆官家，应该不要听。”在总结自己垂帘的政绩和更化的根据后，她向哲宗留下了政治遗言，撒手归天。

高太后的去世，是元祐更化结束、绍圣绍述开始的标志。有记载说，“方其垂帘，每有号令，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甚至称颂她是“女中尧舜”，但这些恐怕都是反变法派的评价。高太后听政期间，以母改子，尽废新法，大有矫枉过正之处，整个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经济政策上旧党也毫无积极的建树，只是一场情绪化的清算运动。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好），但元祐更化反而使这些国家社会问题治丝而棼。

更为关键的是，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细说宋朝38：绍圣绍述

高太后是元祐更化的核心人物，元祐旧臣都仰承她的鼻息，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甚至连他说话都爱理不理。在高太后的阴影下，宋哲宗活得很压抑，对高太后和元祐诸臣积聚着深深的怨愤。有一次，高太后问他：“那些大臣奏事，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说？”他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让我说什么？”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他在追述高太后垂帘时，好几次都说“朕只见臀背”，发泄对高太后的强烈不满。许多朝臣窥测到这种逆反心理，开始大讲高太后坏话。知枢密院韩忠彦希望哲宗能像仁宗禁止群臣议论刘太后那样，下诏禁止。

十二月，宰相吕大防护送高太后灵柩去皇陵落葬，杨畏就上疏希望哲宗继承先帝之政。哲宗问他先朝哪些人可以复用，杨畏列举了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人。元祐九年二月，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述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就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而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执政苏辙列举了汉昭帝罢去武帝晚年苛政等例子，对李清臣的策论题表示不同意见。哲宗对苏辙将神宗比武帝勃然大怒，范纯仁从容劝谏道：“苏辙的比喻并没有谤意，对大臣不能像呵斥奴仆一样。”但苏辙终于出知州郡。接着，吕大防与范纯仁也先后罢相，但这还是较温和的宰执替换。

四月，谏官张商英因元祐时没能受到重用而积怨在心，开始猛烈抨击司马光、文彦博误国，甚至把高太后比为吕后与武则天。她挑动哲宗，希望他无忘元祐时。当时，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建议恢复神宗事业，改元顺应天意，于是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

章惇在元祐元年罢政出朝，至此入朝拜相。他在哲宗在位期间，始终独居相位。在新党干将中，吕惠卿因与王安石交恶而大失人望，在绍述中没能得到哲宗的青睐；曾布虽也力主绍述，但在不少问题上，并不一味盲从新党某些过激的做法，哲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明显不及章惇。

章惇入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宗旨来推行绍圣政治的。有人对他说：“熙宁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他根本听不进去。章惇主持绍述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元祐年间废除的新法全部恢复，元祐诸臣全部予以放逐和打击。他首先引用了蔡卞、林希、张商英、黄履等，占据了重要职位，准备对元祐群臣进行大规模报复。

林希任中书舍人，贬逐元祐大臣的制词多出其手，他甚至敢斥高太后为“老奸擅国”，以至有一次草制完毕，掷笔长叹：“坏了名节！”那个善变的杨畏无耻的向章惇表白：自己前不久利用吕大防驱逐刘挚，完全是“迹在元祐，心在熙宁”，人们都说杨畏当初巴结吕相公，与现在巴结章相公一模一样。蔡京也同样，当朝廷对免役法与差役法议而不决时，他建议章惇直接推行熙宁成法，何必议论？于是，他又成为免役法的主张者。

五月，章惇开列了元祐年间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的大臣，共计有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人，分别安上“挟奸妄上”等罪名。反变法派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实力而论，宋方如若希望和平，是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的。不过，现在章惇说他们“挟奸妄上”，也太言过其实。

六月，贬死蔡确的事被重新提起，吕大防与刘挚被视为罪魁祸首，再次贬官。其实，他俩对重贬蔡确并不以为然，现在反正也不分青红皂白了。元祐群臣被点名的越来越多，活着的被越贬越远，官职越贬越小，死了的被追夺赠官和美谥。

司马光和吕公著不仅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亲笔为他俩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章惇与蔡卞等三省官员还要求将他俩“掘墓劈棺”，有人认为发墓不是圣德之事，哲宗也以为无益公家，这才罢手。

这年岁末，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并指责原《神宗实录》诋毁熙宁法令。哲宗对这时修撰《实录》的史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和黄庭坚都给予安置的严重处分。早在元祐时，两种修史意见就针锋相对。礼部侍郎陆佃以为王安石多有是处，黄庭坚说这样修史就是佞史，陆佃反驳说：“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陆佃也受到落职的处分。

绍圣二年八月，哲宗下令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叙用。范纯仁虽不在其中，仍上章论谏，他知道这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却坦然说：“我曾为大臣，国事如此，我若不说，有负天地。”哲宗欲听其劝，经不住章惇反复进言，不仅吕大防等人没能改善处境，纯仁也从京畿近地贬到湖北。这年岁末，重新清查元祐章疏，不让有所谓漏网之鱼。言官陈次升上疏力论章惇、蔡卞网罗党羽，打击贤良，希望哲宗限制他们的权力，给元祐群臣以“自新之路”。

绍圣责降元祐党人，主要固然是新旧党之争，但元祐群臣目中只有高太后没有宋哲宗，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执政大臣苏颂看到这点，忧虑道：“黄帝一大，谁任其咎？”他自己在向高太后请示以后，必再向哲宗汇报。因而当有人准备弹劾苏颂，哲宗出面保护，说“苏颂知君臣之义”。

哲宗也是一个相当情绪化的君主，对已故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实行了追贬、夺恩封等办法（对死者追施打击，应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后代也遭到贬黜（株连亲属，同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远贬到岭南。

绍圣绍述使积重难返的北宋后期政治雪上加霜，王夫之认为，直接导致“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北宋灭亡固然还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一次更大的折腾，其后政治混乱越发不可收拾，则是不争的事实。

范纯仁一向最重国体，也在迁谪之列，对他的责罚还算是轻的，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一路上，家人大骂章惇。路过湘江橘子洲时几乎倾覆，他平静地对儿子说：“船破，难道也是章惇所为吗？”

韩维本来也在贬谪之列，他先向神宗竭力推崇王安石，熙丰新法时在青苗法与保甲法的评价上和安石相左而出朝外任，元祐更化时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急切做法，其子向章惇申诉了韩维与司马光的争论，朝廷允许他以平民身份归里。

范纯仁的儿子们也想申说乃父与司马光在免役法与青苗法问题上的争执，希望免去对父亲的贬谪，纯仁说：“同朝论事，有不合是正常的。那些事不说也罢。有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

在绍圣大流放中，出人意料的是杨畏也名列其中。章惇对他“迹在元祐，心在熙宁”的表白先是信以为真，后来发现他与自己暗中作对，更反感他在元祐的作为，也把他打入了元祐党籍。

章惇还发现林希有倒向曾布的倾向，打算除掉他。而林希与邢恕不和，当时程颐编管涪州（今四川涪陵）的诏命刚下，林希知道邢恕与程颐一向雅善，估计邢恕会出面论救，不料邢恕却表态说“即便斩程颐万段，也不论救”，章惇干脆让林希与邢恕一起罢职外任。这真是一场小人的勾心斗角。

绍圣四年四月，神宗病危时皇位传承问题再被翻了出来，矛头直指高太后，怀疑他曾打算立子不立孙，这是新党最能煽起哲宗反感的一着。这时，邢恕却为此事上窜下跳，但没能成功。八月，蔡确之子蔡渭揭发说，蔡确之弟蔡硕曾在邢恕处见过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书信，说及所谓大逆不道之谋。

也许为了撇清，这时文及甫也站出来告发说，其父文彦博临终曾对他说起刘挚等在元祐初准备策划宫廷政变推翻哲宗，所以不让文彦博出长三省，而只让他平章军国重事。此事立案，史称“同文馆之狱”。审理此案的安惇与蔡京对这番供词不置可否，声称别无佐证，希望另官审问。哲宗命他俩彻底追查，尽管用尽逼供，最后还是查无实据。

元符二年（1098年），刘挚再次被诬陷与宦官陈衍、张士良阴谋废立。刘挚已在绍圣四年岁末贬死，死无对证。陈衍贬在崖州（今海南崖县），被哲宗下令在当地处死。张士良从贬所押回朝廷受审，当问及所谓高太后废立事，他仰天大哭：“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岂可欺！”宁死也不肯诬陷高太后。

但章惇与蔡卞还打算追废高太后，还拟好了诏书。向太后听说，号哭着来见哲宗，她以同听政的身份，证明高太后所做一切昭如正午的太阳。哲宗生母朱太妃也苦劝道：“皇上一定这么做，也就容不得我。”哲宗这才怒斥章惇与蔡卞，是否还让他有脸跨进英宗的祖庙。一场追废高太后的政治闹剧才草草收场。

当时民谣说：“大惇小惇，殃及子孙”，大惇指章惇，小惇指安惇；又说：“二蔡一惇，必定沙门”，二蔡指蔡卞与蔡京，一惇指章惇，沙门指当时专门流放罪犯的沙门岛。民谣是一杆秤，反映出民心对绍述派代表人物的评价。

所谓绍述，主要就是宋哲宗与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还牙，打击政敌。仅元符元年重新惩处的元祐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绍述以后，新党在军事上对西夏再取强硬政策。一方面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一方面在重开的战事中打退了西夏的进犯。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击败敌军三十万，是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捷，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但浩大的军费开支，却令不景气的财政形势雪上加霜。

宋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宿疾。元祐七年，由高太后做主，宋哲宗娶了一位比自己大三岁的女孩，她就是孟皇后。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却也无可奈何。高太后死后，哲宗移情后宫刘婕妤。而章惇唯恐孟皇后预政，复行元祐之政，与宦官郝随、刘婕妤串通一气，密谋废后。

刘婕妤一向恃宠藐视孟皇后。孟皇后的养母燕氏，后宫称为听宣夫人，愤然不平的与尼姑法瑞、供奉官王坚用厌魅的手段诅咒刘婕妤。刘婕妤发现，找哲宗哭闹。厌魅术在古代被视为一种能致人死地的巫术，禁治极其严酷。哲宗下令追查，许多无辜的宦官与宫女被打得断胳膊缺腿。

绍圣三年九月，燕氏、法瑞和王坚被处以极刑，孟皇后虽不知情，也被废黜，出居瑶华宫。在章惇与郝随请求下，次年，刘婕妤进封贤妃，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册立为后。孟后被废，厌魅只是表面原因，实质是哲宗对高太后不满情绪的另一种转化，与绍述的大环境与大形势是息息相关的。

刘皇后为哲宗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才二十五岁，却已命在旦夕，不能说话了。他的生母朱太妃哭倒在床榻边，嫡母向太后拉开她，声称哲宗对她说可立端王。哲宗去世，没有儿子，继立储君就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向来淡泊政事，这时却心有成算的召诸王入宫，向章惇等大臣说：“先帝无子，应当立谁？”章惇提出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显然不同意，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说：“若以长幼，应立申王。”申王有残疾，一眼瞎，向太后表示反对，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以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向太后强调先帝遗言就是让端王即位。曾布也指斥章惇，支持向太后。于是，端王继位，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细说宋朝39：从建中到崇宁

宋徽宗以庶子入承大统，尽管已经十八岁，仍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以压阵脚。与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不同，向太后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听政仅半年，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宣布还政。

即位不久，徽宗就任命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两个月后进拜为右相。忠彦是名相韩琦之子，京城称这一任命是“快活差除”。范纯仁已成为元祐旧臣的一种象征，徽宗召他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最后以老病不得不归养，但徽宗声称“得一识面足矣”，倒赢得朝野不少好感。在忠彦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被废的哲宗孟皇后为元祐皇后，与尊为元符皇后的刘皇后享受同等待遇。忠直敢言知名之士也渐被起用，一时号为“小元祐”。

章惇因反对徽宗继位（他说徽宗轻佻，倒是识人之语），任山陵使时又将哲宗灵柩陷入泥淖，被劾为大不敬，徽宗以此为由头将其罢相。言官把他迫害元祐党人的旧账抖落出来，他先是被贬岭南，后来移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死在那里。蔡卞也是众多台谏官弹劾的对象，作为王安石的女婿，他也是鼓动绍述的主角，现在贬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接着，蔡京夺职出居杭州，邢恕、林希和吕嘉问等也分别被逐出了朝廷。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广开言路，听纳直言。他下诏说：“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励下，上书言事者就神哲两朝变法废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元符三年岁末，徽宗明确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宋代年号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这个年号的政纲很明确：“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旧布新，任贤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势恐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徽宗转眼就改变了初衷。形势逆转，与元符末年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息息相关。向太后无疑是旧党的代表，她的垂帘听政使旧党纷纷回朝。但她听政仅半年就主动还政，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去世，旧党顿失靠山，也缺少杰出的领袖型人物。韩忠彦虽为左相，但在处理政事上魄力不够，在玩弄权术上也不是右相曾布的对手，事事受到掣肘。

相对而言，新党不乏曾布这样有号召力的领袖，虽然向太后听政期间有一批新党被逐出朝，但在朝的新党势力仍盘根错节。曾布由于在皇位继承上大得徽宗好感，再加上他在绍述时期对章惇过激之举也发出过不同声音，在建中舆论中反倒能为两派所容。但他在本质上是新党领袖，因而利用相位渐进绍述之说，一方面示意御史中丞赵挺之对元祐旧党发动攻势，一方面千方百计排挤韩忠彦。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他挑唆徽宗说：“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用父子之情离间了徽宗的君臣之义，挑起了他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而崇尚熙宁新法。

曾布与蔡京在元符末年矛盾颇深，唯恐蔡京执政威胁自己，默许旧党将其逐出朝廷。但为相以后，他为了挤走忠彦，再次援引蔡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蔡京就当上了执政。当然，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蔡京入朝，先与曾布联手迫使韩忠彦罢相，罪名是变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稳脚跟却开始倾轧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他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发起攻击。曾布在徽宗面前声色俱厉的自我辩护，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弹劾，曾布罢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胜追击，命知开封府吕嘉问将其诸子问成贪污罪，把曾布贬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难翻身。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只是盘剥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实亡者十之八九”。蔡京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规，设立讲议司，安插了亲信党羽四十余人，由他担任提举。讲议司名以上讨论熙丰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举措，实际上是“中书以外有一中书”，成为蔡京打击政敌独揽权力的工具。

七月，蔡京颁诏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党，沸腾异端，肆行改更，无复忌惮”。九月，他下诏将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这张名单是蔡京一伙拟定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列为正上的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党。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虽有陈师道、晁说之等知名人物，但绝大多数只在具体问题上与蔡京意见不同而已。列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赏有加，列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责有差。

数日以后，徽宗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这张名单共计一百二十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去世，包括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等文武执政官二十二人，苏轼、范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员三十五人，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其他官员四十八人，张士良等内侍八人，王献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勒石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不都是元祐旧党，例如陆佃原是王安石的学生，章惇与曾布明明是新党，仅因与蔡京见解相左，也都一古脑儿打入了元祐党籍。可见到蔡京手里，连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都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让徽宗惩办元符末年变更法度的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废黜，仍居瑶华宫。十一月间，徽宗和蔡京将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远方，将列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别贬为远小州郡的监当官。

岁末，徽宗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羁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轼《东坡集》也在禁毁之列，列为禁书的，除了三苏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还有范祖禹、范镇和刘攽的学术著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党徒建议将刻石端礼门的元祐党籍碑颁示全国，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吏厅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将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为一张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书写刻石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元祐党人的名单，绍圣时定为七十三人，崇宁时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谁与蔡京立异，人无贤否，官无大小，就打入党籍。一如党籍，亲属也跟着倒霉。党人的父兄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律不能担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师。徽宗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已经定亲尚未成礼的一律改正。连党人的子弟亲属都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更遑论党人自身的遭遇了。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弹是强烈的。崇宁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的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缺失。因为按天人感应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作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执政刘逵首先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连夜派人拆毁端礼门外的元祐党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废毁，解除所有党禁。一声令下，量移（贬所由远移近）、减刑、叙用（重新安排工作）、坠复（对死者恢复原有的职级）等平反工作大呼隆的展开，只是朝廷以恩赐者出现，完全不必认错道歉。

如此戏剧性的峰回路转，不是蔡京的本意，而是徽宗的“圣裁”。蔡京在朝堂党籍碑被毁的次日，还声色俱厉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但他为相以来，不恤人言，威福自用，连其同党也啧有烦言，包括他的弟弟和知枢密院事蔡卞、右相赵挺之和执政刘逵。徽宗也不满他刚愎自用，这才使迫害有所松动。

但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反复无常，两年以后，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他声明：对罪在宗庙的元祐党人不予宽贷，但情节轻微执法过度等五种情况可以不定罪。总之，在他看来，当初既没有完全搞错，现在也不想彻底平反，这是专制制度下平反全国性冤狱的一贯做法。

细说宋朝40：《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宋徽宗后期，一方面，社会政治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长足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在东京开封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是后人识读这种繁华的最佳图文资料。

开封在唐末称汴州，是五代梁、晋、汉、周的都城。北宋统一，仍建都于此，也称为汴京或东京（另有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东西穿城而过的汴河东流之泗州（今江苏盱眙），汇入淮河，是开封赖以建都的生命线，也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不仅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远至四川、两广的漕运物资，也都在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今江苏淮安）、泗州改装纲船，经汴河运送京师。汴河里常年漕运的纲船达六千艘，每纲每年往返运输四次。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最繁华的河市应属东京河段。

开封有宫、里、外三道城墙，把这个城市化为若干区域。宫城即皇城，太祖时仿照洛阳宫殿，在五代宫城基础上大规模改建而成。宫城周长五里，南面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仅一门，东西门之间有一横街，街南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街北为皇帝居住生活区。由于宫城原来规模较小，宋徽宗时在宫城外北部营建延福新宫，实为宫城的延伸和扩大，徽宗后期即居住在此。

里城，又名旧城，即唐代汴州旧城，周长二十里，除东面两门外，其余三面各三门。

外城，又称新城和罗城，宋初也称国城，改筑后周长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楼建筑宏伟壮丽。城外有护城濠，名叫护龙河，比汴河宽三倍。外城南面三门，东面两门，北面四门，西面三门，另有水门多座。

从交通来看，开封城内几条御路构成主干道。从皇城南面正中的宣德门往南，经里城朱雀门，直达外城南薰门，时称御街，路宽二百余步，两边都是御廊，是开封最繁华的大街。从相国寺东侧向北，过开宝寺直达外城的新封丘门，也是重要的御路。此外，外城从万盛门到新曹门，从新郑门到新宋门，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而从陈桥门到陈州门，从卫州门到戴楼门，则构成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干道。

宋代东京城市布局和结构，较之前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宋以后，进入城市的商人与工匠络绎不绝，唐代以来封闭性的坊式结构不能适应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于是，坊市隔绝的旧格局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区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了店铺。有的店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道也要占上一席之地，以至徽宗时不得不向他们收取“侵街房廊费”。

既然坊市已打通，临街已开店，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据《东京梦华录》载，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如果热闹去处，更是通晓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不仅坊市格局被打破，城郭的限制也被打破。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城门以外或城郭附近多有居民居住，以至城外发展成新城。新城或外城因不再有坊市的区分，便以“厢”作为划分管理区域的名称。厢的本意就是正房两边的住房，用来指称和区划近城的地区是恰如其分的。于是，“厢”逐渐取代“坊”作为新老城区统一划分的单位。宋真宗时因汴京城外，居民颇多，特命置新城外八个厢，这是厢最早用于城市区划的记载。其后为便于统一管理，汴京旧城区也划分为十个厢，而原先的坊反而隶属其下，坊市结构完成了向厢坊布局的过渡。

中国城市的物质文化在两宋时期突飞猛进，大抵到十一、十二世纪之际，中国大城市里的物质生活已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其他任何城市。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是这种繁华壮观的大都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城市变化和经济繁荣。

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他曾在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最工界画，尤喜画风俗画。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的描摹了清明时节汴京东南城内外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展现了宋代城市的发展及形形色色市民活动的现实场景，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但也有人认为，图名清明，是指汴京城东郊的清明坊，图中所绘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而是秋景或四时景；有人甚至认为，该图描摹的并非北宋汴京的景物，而是宋代农村的临河集镇。但这两种观点并未得到学术界所认同。

而所谓上河，有人解释为上方之河，是御河之类，实际上就是到河上去的意思，整个图描绘就是清明时节人们到河上去的风俗人情。至于所绘的东京部位，一般多以图中虹桥作为定位的依据，尽管众说纷纭，但属东京城东南方位则无疑问。

长卷为淡墨设色绢本，高20.8厘米，横528.7厘米，绘人物五百余（一说八百余，恐怕还得仔细盘点），牲畜近百，树木近二百，洵为中外绘画史上煌煌巨制。打开卷轴，东京郊外的菜园风光，汴河运输的忙碌景象，街头市肆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入汴京，置身车水马龙之间，过虹桥，入城楼，街上人烟稠密，店铺作坊，客栈民居，错杂毗邻；骑马、坐轿、拉车、挑担者纷至沓来，车船轿担的细枝末节，牛马驴驼的形神动作，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打扮举止，无不勾画的惟妙惟肖，城市生活的众生相跃然纸上。

《清明上河图》采用传统的手卷形式，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表现有关景象，大到原野、河流、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部件、摊贩上的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成统一的整体，繁而不乱，长而不冗，布局分明，结构严谨。

作为一幅富于写实性的作品，该图所绘景物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时代气息浓厚，细节刻画真实。人物的衣冠服饰，各业人员的不同活动，都刻画入微，生动丰富。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画面所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文字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是后人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形象资料。

大约在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也正纵情享受着东京城内令人羡叹的物质生活。孟元老号幽兰居士，从崇宁二年（1103年）入京到靖康二年（1127年）南徙，饱览了二十余年的东京繁华。绍兴十七年，他避地江左，缅怀往事，写下了《东京梦华录》。

这部书记载了北宋后期东京的岁时节令、物产时好和民风俗尚，因为是亲历目睹，所记尤为真实，简直可以视为《清明上河图》的文献说明。两者相得益彰，让后人得以形象具体的了解北宋晚期东京城市的繁荣奢华与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有《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

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当年的繁胜：“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他记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说，“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他记东京诸酒店说，“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他记清明出游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他记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梦说，“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把玩《清明上河图》，品味《东京梦华录》，你才会明白徽宗朝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物理财富的丰庶，你才会更深刻体悟到行将到来的靖康之变的历史苍凉感。邓之诚称赞孟元老“但书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但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是为白描高手”。

张择端也似乎只是描绘东京的繁盛，令人错以为“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流正堪传”。而实际上，画家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画上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懒散坐着的士兵，大家上乱跑的猪，这里隐藏着画家对太平盛世的一种嘲讽。

无独有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到南浔门时也说，“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由此门而出，为正与大内相对。为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只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冷峻的叙事中透露出对大内荒谬决定的讥刺，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

细说宋朝41：如此君臣

宋徽宗即位前就喜欢书法、丹青、图书、古物、花石，在他身上有类似李后主那样的艺术天赋。他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瘦劲锋利犹如屈铁断金。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体物入微，绝对一流。他懂得音乐，词也填得不错。即位以后，他对翰林图画院关注有加，让文臣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等书画文物图谱；还设立了大晟府，制定了大晟乐作为宫廷雅乐。他适宜做主管文化艺术的大臣，但君主制却命定让他做皇帝，把国家的命运交由他掌握，这真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向太后一死，徽宗就按捺不住轻佻本色。崇宁元年（1102年），他命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专为他打造象牙珠宝、金银藤竹、雕刻织绣等高级工艺品。蔡京看透了徽宗粉饰太平的心思和声色犬马的嗜好，将《周易》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曲意发挥，倡导“丰亨豫大”，鼓吹君王应在太平盛世尽情享受，让他享乐也心安理得。

崇宁四年，徽宗让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所谓花石纲，指运送奇石异花的船队，每十条船称为一纲。朱勔主其事后，从国库取钱就像囊中取物，见士庶家有一石一木可供清玩，就派健卒闯入其家，指为御前之物，然后毁屋破墙，发运上船。花石纲船队在运河与淮河、汴河里舳舻相衔，有些高广数丈的巨木大石，往往要毁桥拆城，好几个月才运抵京城。花石纲之役两浙受害最烈，江南、湖南、福建乃至两广、四川也都在拽刮之列。百姓一预此役，中产之户也倾家荡产。据淮南转运使报告，运送一株竹子的花费竟达五十贯，整个花石纲危害东南二十年，耗费民财不知凡几，难怪东南百姓一提起朱勔，都恨不得食肉寝皮。

在蔡京等鼓动下，徽宗开始大兴土木，最劳民伤财的要数建新延福宫和艮岳。政和四年（1114年），蔡京声称原来的延福宫逼仄，让童贯、杨戬、贾详、何祈、蓝从熙分任工程，营建新宫。五人无不出奇创新，争胜邀宠。新宫东西略与大内相仿，南北略短，在东起景龙门西至天波门之间，垒石为台，疏泉为湖，奇花异木，争奇斗艳，殿台亭阁，金碧辉煌，还有鹤庄鹿砦等动物景点和村居野店等民俗风景点缀其间。

岳艮建在景龙门内。茅山道士刘混康信口开河说这里风水好，地势如果增高，皇室就能多子。政和七年，由梁师成主持，仿杭州凤凰山在这里堆造万岁山，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由于位在道家八卦的艮方，改称艮岳。周围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因大量征发花石纲，天下奇石怪木荟萃一地，集天台、雁荡、庐山之奇伟，两川、三峡、云梦之旷宕，宛如名山大川、阆苑仙葩装点成人间胜境。延福新宫和岳艮的构思与布局完全是艺术的，只可惜竭天下之力而奉一人，落成不到十年就金兵南下，落得个千秋骂名。

说到岳艮是崇道的副产物，不妨就来说说徽宗对道教的迷狂。在这点上，他与真宗倒是在伯仲之间。徽宗在崇宁、大观间还只是一般的崇道，政和以后就渐入迷狂。政和初年，他自称太上老君在梦中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

政和四年正月，徽宗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好比官制中的阶官系统；后来又置道职八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以拟待制、修撰等，好比官制中的馆职系统；另置道官二十六等，有知左右街道录院事等名目，好比官制中的差遣。

政和六年，徽宗在京师设道学，分元士至志士等十三品，后命太学、辟雍设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人，命各州县招收学道生徒，教材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学生通大小经各一部，即可参加道学考试，中举即授以宫观官或补以道职。

政和七年，徽宗对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让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很满意这个称号，民间也都以道君称他。贵为帝王之尊，以厕身佛道为荣，前有南朝梁武帝出家为僧，接下来就属徽宗自封道君了。不过，这个称号只用于道教章疏，而与政事无关，他似乎还知道政教得有所区别。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是相安无事的，两者争胜往往是最高统治者轩轾扬抑的结果。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下诏：称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冠冕衣着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激起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个别僧徒甚至不惜以身殉教。

另一方面，一些自诩道术高明的道士却被徽宗尊为上宾，著名的有王老志、王仔昔和林灵素。王老志入住蔡京府第，徽宗派人来问已故刘贵妃的事情，老志居然能写出刘贵妃生前侍奉徽宗的悄悄话，名声大振。老志死后，王仔昔取而代之，人称小王先生，他因未卜先知治好徽宗爱妃的眼疾而走红京城，林灵素得宠，他受其倾害，瘐弊狱中。林灵素受召，徽宗问他是否见过，灵素大言：“往年上朝玉帝，曾见圣驾起居。”徽宗也煞有介事说：“记得你当年骑青牛，现今何在？”答道：“寄牧外国，不久便来。”政和七年，高丽果然进贡青牛，徽宗惊异之下，赐他骑乘。

林灵素胡诌徽宗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徽宗便命天下所有天宁观都改称神霄玉清万寿宫。徽宗对他特别青睐，特许他随时出入宫禁。他有恃无恐，作威作福，其徒美衣玉食者近二万人，最后甚至敢与太子争道，与宦官近悻分党争胜，惹怒了徽宗，再也不顾他俩当年同“朝玉帝”的情分，让他死在了贬逐的路上。

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其游冶享乐也别出心裁。他在宫掖设立市肆，让宫女当垆卖酒，自己化装为叫花子行乞其间。后宫声色已圈不住那颗放荡的心，政和以后，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专设行幸局，凡有微行，就说是有排当（排当原指宫廷宴会，这里是微行的隐语），次日未还，就传旨说生了疮痍不能坐朝。蔡攸进言：“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于妓馆酒肆之间，追声逐色，寻花问柳。野史笔记说他嫖娼，说他与名妓李师师那段风流艳事，细节虽未必可靠，但其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宋江起义因有《水浒传》的渲染，几乎家喻户晓。其确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记载，大约在政和末年；活动地区相当广泛，北到京东河北，南到两淮的楚州、海州、淮阳军，“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史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但最后中了知州张叔夜设下的埋伏，副帅被俘，无复斗志，便接受招降。当年六月，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宋江起义有史可案的情况，大概如此。关于这次起义，宋元之际已有《宣和遗事》加以描写，虽不无历史的影子，但毕竟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征信。至于《水浒传》，更是艺术虚构。

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起义是否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梁山泊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有个叫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出入水泊，绝其粮食以迫使这些小聚者散伙。但崇宁以后，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后。从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横行河北、京东、淮南，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当时史料称宋江为“淮南盗”，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但从宋江军队在海州夺取官军战舰进行水战来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动过，这在地方志和口传史料里还留有痕迹。但未必如《水浒传》描写的以方圆八百里水泊作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

其二，宋将是否受招安打方腊。毛泽东在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引得文史学界争辩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留下了宋江受招安的铁证。至于宋江参与镇压方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和《皇宋十朝纲要》等权威史料都有确凿记载，也是无可否认的。大概就在镇压方腊以后返师时，武将折可存奉御笔讨捕“草寇”宋江，落得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接着说方腊起义。花石纲之役不仅把广大农民逼上绝路，连许多中小地主也濒临破产。方腊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的漆园主（有人说他是雇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其革命性），也是造作局压榨的对象。于是他以诛朱勔为名，在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杀牛酹酒，在漆园誓师起义。

这时，两浙饱受盘剥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就如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成燎原之势，数日之内，起义军就从千余人发展到十万之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不到三个月，起义军分路出击，控制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歙州（治今安徽歙县）、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何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等六州五十二县。

东南重镇杭州的陷落令徽宗君臣大为震惊。徽宗被迫下罪己诏，撤销造作局，废除花石纲，宣布免除起义地区三年田赋，以收拾人心，瓦解其斗志。与此同时，徽宗命童贯急调西北十五万健卒赴浙。宣和三年正月，起义军首领方七佛率兵六万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官军固守顽抗，童贯手下大将王禀率大军赶到，成两面夹攻之势，起义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守杭州。官军重兵压境，起义军的地盘日渐缩小，次月，杭州也终告失守，方腊只得率余部二十余万死守清溪帮源洞。四月，起义军终于被官军与地主武装联手攻破，帮源洞惨遭血洗，方腊也被宋将韩世忠俘获，八月押赴开封处死。

方腊起义的规模远较宋江为大，童贯在镇压过程中残杀的起义将士和平民不下二百万。这次起义，方腊登高一呼，两浙应者云集，除了花石纲之役的骚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腊以摩尼教组织和发动民众。这种秘密宗教的参加者不喝酒，不吃荤，互相以财相助，很受贫苦民众的欢迎。方腊故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来引导民众认识现实世界的不平等，积聚起义的力量。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下摩尼教。摩尼教属外来宗教，关于其教义与传来的路径，此处略过不表。仅指出一点，在其流传过程中，佛道色彩越来越浓，倒可以视为外来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唐武宗灭佛后，摩尼教转入地下，转而向东南沿海秘密渗透。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母乙、董乙以摩尼教为旗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起义，据说，其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宣称“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也就是说教主摩尼比释迦牟尼还要高明。入宋前后摩尼教改称明教，这种以教主命名改为以教旨命名的更动，似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

宋真宗时修《道藏》，两次下敕命福州献上《明使摩尼教》编修入藏。一说是当地有个大款买通了主持者，让他把《摩尼经》入藏，以便为明教争取合法地位。不论何说为是，此事表明：这时的统治阶级还没有惊慌失措，要把流传民间的明教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其后近一个世纪里，未见有关摩尼教的直接史料，只能推测它并不张扬的从福建波及两浙。

宋徽宗崇道，再修《道藏》，两次命温州送明教经文入藏。入宋以来百余年间，摩尼教水波不兴，表明它充其量还只是抚慰信徒苦难的一帖麻醉剂。但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即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异端邪说倒不失为测试社会是否稳定健康的试剂：社会越是安定有序，异端邪说便越是没有市场；一旦到了异端邪说不胫而走，争夺到浩浩荡荡的民众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机制乃至其本身的现实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徽宗后期的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方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明教来收拾人心的。

政和四年（1114年）有官员报告：两浙明教信徒各在所居乡村，建立斋堂，鼓动民众，夜聚晓散。徽宗这才感到问题严重，颁下御笔，严加取缔。然而，社会危机既然到达了临界点，一切都为时已晚。时隔六年，方腊就喊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不平之鸣，以明教相号召，树帜起义。

方腊起义以后，明教被定为邪教。其后，统治者以“吃菜事魔”和“魔教”来侮称明教。南宋对吃菜事魔的取缔更加严酷。高宗一再颁布禁令，因告发株连，被籍没流放者不计其数。绍兴四年（1134年），有官员承认：两者州县在方腊之后，法禁愈严，“事魔”之俗，不可胜禁；有人贪功邀赏，血腥镇压，往往令一方之地，流血积尸，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这种镇压扩大化所涉及的地区不限于东南诸路，持续的年代也不限于南宋初年。

统治者误以为这种镇压无所不能，意识不到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反而迫使异教信徒们协力同心，殊死反抗。实际上，方腊以后，吃菜事魔在东南民间一直禁而不止，一有气候，即生事端。南宋立国百余年间，与“魔教”有关的民众起义隔三差五的此伏彼起：建炎四年（1130年），“魔贼”王念经在江西贵溪聚众起义，信州、饶州数万民众纷起响应；绍兴三年（1133年），余五婆、缪罗在浙江遂安“传习魔法”，反抗官军，声震严、衢两州；绍兴十年，浙江东阳“魔贼”谷上元率众起事；绍兴十四年，安徽泾县“魔贼”俞一发动“事魔者”举义；绍兴二十年，贵溪黄曾继王念经之后，再次“以魔惑众”，揭竿而起。

距方腊起义一个世纪后，绍定元年（1228年），陈三枪在赣州松梓山举义，声势波及三路十余州郡，起义持续了七年之久；从义军先后奉张魔王、小张魔王为领袖等迹象推断，显然与吃菜事魔有关。宋代与吃菜事魔相关的民众起义，见诸记载的以方腊始而以陈三枪终，以方腊领导的规模为最大，以陈三枪坚持的时间为最长，二者倒是首尾呼应、前后辉映的。

细说宋朝43：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辽圣宗亲政以后，在外交上，对宋执行坐收岁币、和平相处的方针，对西夏采取怀柔政策以牵制宋朝，从而促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为辽朝持续发展争取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在内政上，继续推进承天太后开始的封建化改革，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辽朝进入了鼎盛期。《辽史》称赞道：“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

圣宗的皇后萧菩萨哥是承天太后的侄女，被册封为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却都早夭了。宫女萧耨斤为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养为己子。齐天皇后在承天太后去世后渐参朝政，颇受圣宗宠信。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将死，立下遗诏，交待立齐天皇后为太后，元妃萧耨斤为太妃，并告诫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害齐天皇后。

圣宗还没咽气，萧耨斤就诅咒齐天皇后“受宠到头了”，命人将他挟持出宫。圣宗一死，耶律宗真即位，年仅十六岁，即辽兴宗。萧耨斤马上烧毁遗诏，自立为法天太后，临朝摄政。他立即诬指齐天太后与其弟北府宰相萧浞卜（一作萧鉏不里）、国舅萧匹敌等谋反，二萧赐死，齐天太后则被押往上京囚禁起来，兴宗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重熙元年（1032年），兴宗例行春捺钵，地近上京，萧耨斤唯恐他思念养育之恩，把齐天太后接回来，便派人胁迫齐天太后自杀。

萧耨斤摄政期间，她与几个兄弟把大权抓在手里，专制国政，杀戮异己。她家毫无尺寸之功的四十名奴隶也都身居显职，出入宫廷，诋谩朝臣，卖官鬻爵，“当家作主”起来了。萧耨斤摄政四年，刑法废弛，朝政紊乱，圣宗法度，变更殆尽，史称“契丹亦困矣”。

但萧耨斤对兴宗仍深为不满。重熙三年，她与诸弟策划废黜兴宗，另立他所生的次子耶律宗元（此据《契丹国志》。《辽史》误作重元，唯《圣宗纪》有皇子宗真、宗元、宗简、宗愿、宗伟的记载，五兄弟当皆以宗命名）。宗元暗中告发，兴宗忍无可忍，从萧耨斤身边争取了殿前都点检耶律喜孙（这个职位在宋、辽似乎都是举足轻重的），与贴身卫兵五百余人包围了萧耨斤的行宫，把她押往庆州“躬守”庆陵（圣宗陵），实际上将她囚禁起来。重熙八年，兴宗听《报恩经》有所感悟，便将他从庆陵移置中京门外，但行止却与她相去十余里，以备不测。母子裂痕再也无法抹平。

粉碎了萧耨斤的废立阴谋，兴宗开始亲政，改正了法天太后摄政时的乱政。在对外方面，他趁宋夏战争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借口周世宗收复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原为后晋划归契丹的领土，宋朝应该还给辽朝。重熙十一年（1042年），他一面在边境摆出攻宋的态势，同时派萧特末和刘六符使宋索讨关南十县。辽朝连恐吓带讹诈，迫使宋朝在澶渊之盟所规定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的基数上，每年追加十万两匹，并承认是所谓宋朝“纳”给辽朝的。这是辽宋关系在澶渊之盟以后唯一的波折。

在这以后，辽兴宗有点忘乎所以，重熙十三年和十七年，两次亲征西夏，都没能讨到便宜。但辽朝实力毕竟比西夏强，重熙十九年，西夏被迫向辽称臣纳贡。三国鼎立局面得以继续维持。辽兴宗承袭盛世余晖，社会尚称安定繁荣，但他未有建树，唯享现成，辽朝由鼎盛走向衰败，野自此始。

辽兴宗嗜好广泛，往往率性胡来。他喜欢演戏，命后妃与伶人们一块演，自己也粉墨登场，让蕃汉群臣观看。皇后之父萧孝穆以为不雅，他一巴掌把岳父的脸都打破了。他沉迷赌博，与弟弟赌双陆，以居民城邑作赌注，连输数城，被伶官罗衣轻谏止。他性喜饮酒，尤好微服入酒肆滥饮，醉后胡言秽语。

有一次，兴宗醉后答应其弟宗元，死后传位给他。他对宗元当初告发法天太后废立事感激在心，故而又是封他为皇太弟，又是赐他金券誓书。联系兴宗至死不立其子耶律洪基为皇太子，却又让他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按辽朝皇位继承惯例，皇帝即位以前几乎都任过此职，这又等于宣布洪基是皇位继承人），醉后的许诺或是其潜意识中矛盾心理的反应。

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辽兴宗去世，长子耶律洪基继位，此即辽道宗（1032-1101年）。道宗深知父亲能坐稳皇位和自己能坐上皇位，叔父宗元是至关重要的。在即位的第三天，他就封其为皇太叔；次年，又拜宗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给他以皇位继承的指望。同时，他还先后对宗元之子涅鲁古封以吴王、楚王，让其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些措施延缓了宗元集团的最终摊牌，道宗得以有时间巩固皇位。

耶律宗元知道等待侄子的皇位太不现实，他本人虽不能说决无称孤道寡之心，但至少还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完全可以抢在兴宗死时与侄儿一决雌雄。但他终于抗不住儿子再三的蛊惑。其子涅鲁古性格阴狠，兴宗早就说他“目有反相”。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道宗例行秋捺钵，耶律宗元集团决定趁机发动政变。道宗接到密报，还将信将疑的派人去召涅鲁古以为试探。使者好不容易从涅鲁古处死里逃生，道宗这才派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去拘捕叛党。

宗元父子见使者逃脱，便率先发兵进攻道宗捺钵的宫帐，耶律仁先和知北院枢密院事耶律乙辛、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等率宿卫数千殊死抵御。激战中，涅鲁古中箭身亡，宗元也负伤而退。次日，宗元率兵再攻行宫，而勤王军也正赶到。萧韩家奴在阵前规劝叛军不要自找灭族之祸，心理攻势使叛军顿作鸟兽散。宗元仅带残骑数人北逃至大漠，长叹一声“涅鲁古使我走到这一地步”，自缢而死。

耶律宗元叛乱是辽朝历史上皇族内部最激烈的皇位之争。契丹由游牧部族立国，原先各部族首领的部曲军队继续保存，而宗室亲王的兵力尤为雄强，多到千余骑，倘若他们还担任朝廷北面官中的主兵之职，聚集一定数量的叛军并不困难，这也是辽朝皇族谋叛频仍的原因所在。类似情况在西夏和金朝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耶律宗元叛乱被平定后，道宗深感家族至亲不可信任，而对平叛有功的耶律仁先和耶律乙辛尤其倚重，让他俩共知北院枢密事。但乙辛是一个“外和内狡”的野心家，不久就将仁先排挤出朝，并与北府宰相张孝杰、北面林牙耶律燕哥和殿前副点检萧十三结为死党，操纵朝政。道宗却对乙辛反而宠幸有加，特许他四方凡有军旅之事，得以便宜从事。

大康元年（1075年），皇太子耶律濬兼领北南院枢密院事。皇太子聪慧贤能，这一任命对包藏祸心的乙辛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乙辛集团处心积虑要除去皇太子，便先从诬陷其生母懿德皇后萧观音入手。这时，道宗因皇后经常进谏而有所疏远。耶律乙辛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向道宗诬告皇后与伶官赵惟一通奸（《焚椒录》有详细记载）。道宗不分青红皂白，根本不听皇后的辩白，挥起铁骨朵差点将她打死，并命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穷治，终于铸成冤狱。这年十一月，皇太子哭着请求代母去死，道宗不准，仍赐皇后以白练自尽。皇太子发誓将来一定为母报仇，耶律乙辛也决心斩草除根。

大康三年，耶律乙辛又让党羽诬构皇太子结党，图谋废皇帝自立。道宗竟派耶律燕哥去审讯太子。皇太子对他说：“皇帝仅我一子，我岂会做这种事。你是我的兄弟辈，请代向皇帝辩白无辜！”燕哥却慌奏太子已经伏罪。道宗居然信以为真，将太子废为庶人，押往上京囚禁。乙辛旋即派心腹前往追杀，谎称病死。道宗欲把皇太子妃召来，乙辛又肆无忌惮的派人杀害了太子妃。皇太子的儿子耶律延禧才三岁。

大康五年，按例捺钵出猎，耶律乙辛心怀叵测，以皇孙年幼巡猎不便为理由，建议道宗留下皇孙。道宗打算同意，北院宣徽使萧兀纳自请侍卫皇孙，以防不测。道宗这才有点领悟，带上皇孙同行，对乙辛也生了疑心，不久就命其出朝任职了。其后，道宗加强了对唯一直系继承人的保护工作，并替皇太子昭雪，以天子之礼改葬，以便逐步确立耶律延禧的皇储地位。大康九年，业已失势的耶律乙辛私藏兵器准备前往宋朝避难，事发被缢杀。

耶律乙辛专政时期，不仅构陷了辽朝历史上牵涉面最广的懿德皇后和皇太子两大冤狱，并且直接使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谗言竟兴，奸邪并进，阿顺者受荐用，忠直者被斥逐。但正如《辽史》所说，这一切都是道宗“不明无断，有一养成”的。

道宗绝非治世之君，他用人选官不能决断，竟让候选者掷色子，以胜者命官。耶律俨掷了个头采，道宗说是上相之征，让他迁知枢密院事。大安四年（1089年），他推行入粟补官法，吏治更加腐败。他佞佛成性，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度僧三千余人。民众起事、部族反侧，则频频发生，以至史称“甲兵之用无宁岁”。耶律宗元叛乱和耶律乙辛专政更使统治集团尽失信任，大伤元气。道宗在位四十六年，仅少圣宗二年，如果说圣宗将辽朝引导到鼎盛的巅峰，道宗则将其推入了衰亡的深渊。

寿隆七年（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是即辽天祚帝。他即位以后首先着手为祖母和父母平反。其次是为首耶律乙辛迫害的朝臣平反。再次是严惩耶律乙辛集团骨干分子：活着的处死，死了的剖棺戮尸，株连后代。

不过，天祚帝已是亡国之君。他在位二十五年，继承的是道宗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棘手局面，史称其为君为政却是：“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纲纪废弛，人情怨怒”。于是“剧盗相挺，叛亡接踵”，即便没有外来打击，也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了。

更何况天祚帝丝毫不意道宗为前鉴，吸取明辨忠奸的沉痛教训，却在金朝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再次上演了杀妻灭子的内乱悲剧，加速了辽朝的覆亡。一个国家是经受不起一再内乱的。历史上亡国易代几乎都是外患内乱造成的，但又往往内乱先作而外患随至。内乱的可怕，正如古人所谓“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

细说宋朝44：金太祖建国破辽

生活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肃慎，但在文献上确立“女真”译名，则迟至辽朝立国以后。散处在辽阳（今属辽宁）周围的曷苏馆女真，称为熟女真，已成为辽朝的编民；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女真诸部未入辽朝编籍，还保持着本族习俗制度，称为生女真。

活动在安出虎水的生女真完颜部落，在辽兴宗时逐渐强盛，联合诸部组成部落联盟，完颜部首领乌古廼任联盟长，辽朝则按例封其为节度使。乌古廼死后，其子劾里钵继任，其后四十年间，联盟长始终由劾里钵一家继承。

辽天庆三年（1113年）岁末，劾里钵次子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他就是金朝的开国皇帝金太祖。史载阿骨打状貌雄伟，膂力过人。劾里钵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契丹问题。”

生女真作为辽朝属部，每当辽朝皇帝捺钵出猎，其首领就得追随左右，奴仆般的为其呼鹿、射虎或搏熊。这种主奴式的羁縻关系，两者实力稍一失衡，加上适当的导火线，必然会破裂。天庆二年，阿骨打带其兄完颜部落联盟酋长乌束雅，前往参加辽天祚帝在混同江（即今松花江）上的鱼头宴。席间，女真各酋长依次歌舞助兴，轮到他时，他怒目直立，推辞说不会，坚决不从命，差点被天祚帝杀害。

继任以后，辽使来责问阿骨打为何不发丧，他反问道：“有丧而不来吊唁，还要问罪吗？”阿骨打的强硬态度，从一个侧面表明女真的实力已不容小觑。而海东青事件恰好成为打破契丹女真间这种主奴羁縻关系的导火索。

生女真地区的海中出产一种“北珠”，每年十月以后才能从海蚌中获取，但其时北国已冰天雪地，采蚌者绝对难耐此奇寒。当地有一种天鹅，以蚌为食，而藏珠于嗉囊之内。另有一种名为海东青的猛禽，来自五国部以东的海中，专门搏杀天鹅。只要能得到它，也就能够捕到天鹅，剖取北珠了。

北宋后期，这种北珠大得东京宫闱和官场的青睐。辽朝在与北宋的榷场贸易中因其身价百倍而大获好处，便把生女真直到海滨的通道称为“鹰路”，每年派出“银牌天使”向生女真索要海东青。这些银牌天使所到之处不仅恣意勒索，还随心所欲的每晚命年轻美貌的女真妇女“荐枕”，而不问其婚嫁与贵贱，因而激起女真民族的同仇敌忾。

自乌束雅起，女真已以辽朝接纳女真叛人阿疏为由，拒绝辽使来往鹰路。阿骨打继任的次年，再次遣使向辽索讨阿疏，实际上是打探虚实。当得知天祚帝的骄奢废弛以后，阿骨打便决意备战伐辽。辽朝侦知，遣使指责其心蓄异志，阿骨打毫不含糊的回答：“倘若遣返阿疏，仍将继续朝贡。否则岂能束手受制于人？”这无异于向辽公开下战书，战争已不可避免。

天庆三年九月，阿骨打先发制人，进军宁江州，各部落前来会师。阿骨打传梃誓师：“你们同心戮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平民，平民为官，原先为官的按功劳大小晋升。倘若违背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这一誓词表明当时的女真社会已盛行奴隶制度）次日，女真军进入辽界，与辽军激战，辽军溃奔，死者十之七八。十月，阿骨打率女真军攻克宁江州。

宁江州之战一结束，阿骨打即将原女真部落因征掠、围猎而设的部族组织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领兵制，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兼具军事行政性质的社会组织单位，按每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把招抚的熟女真和生女真都进行了统一编制。此举有效削弱了血缘氏族组织的残余，强化了地缘行政的因素，有力促进了女真诸部的统一。在其后金朝征服辽、宋的过程中，猛安谋克制也被用以编制降附地区的人民。

十一月，辽军派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引兵十万屯驻在鸭子河北，准备与女真军一决雌雄。抓住萧嗣先以为女真军不敢轻易出击的侥幸心理，阿骨打偷渡混同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袭，两军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东）相遇，辽军溃不成军，统帅萧嗣先率先逃遁，仅率十七将士生还。女真军乘胜追击，缴获车马甲兵无数。

辽朝枢密使萧奉先唯恐其弟嗣先获罪，对天祚帝说：“若不赦免东征溃兵的败阵之罪，恐怕将相聚为患。”于是，天祚帝颁布大赦令，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辽朝将士私下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便无复斗志。契丹曾流传一种说法：女真兵卒过万则不可匹敌。出河店之战以后，女真军队超过了一万，兵锋所向，契丹军无不望风披靡。

次年正月，阿骨打仿中原制度，废除都勃极烈，即皇帝位，是即金太祖，改元收国，国号大金。他对群臣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强，但也会朽坏。只有金不变不坏。”他改变了与国相分治女真诸部的旧制，确立了勃极烈制，分设谙般、国论忽鲁、国论乙室、阿买、昃等勃极烈共掌国政。他还指示完颜希尹和叶鲁仿辽、汉文字，创制女真文字，在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此即女真大字，以区别金熙宗颁布的女真小字。太祖立国，庶事草创，尽管简朴疏略，甚至还没有宫室之制，却是女真民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收国元年（1115年）九月，金太祖攻陷了辽朝在东京道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辽天祚帝在金朝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被迫亲率十万辽军主力，号称七十万，开赴黄龙府。而金太祖以二万之众，在深沟高垒严阵以待的同时，准备亲率骑兵给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决战前夕，辽军都监耶律章奴临阵发动政变，率兵直奔上京，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这次政变是辽朝各种社会矛盾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映。天祚帝只得从前线西还平叛，章奴谋叛虽被镇压，但金太祖却趁着辽天祚帝西撤之机，集中兵力追击其中坚，辽军死者绵延达百余里。

其后，女真军节节推进，先后攻占了辽朝东京道诸州县，同时却与辽朝使节往还，进行和谈，以和备战。这在金太祖是为了赢得巩固占领区的间隙，而辽天祚的却是求之不得的。天辅元年（1117年），金太祖派兵趁墟攻下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和泰州（今黑龙江白城），其战略意图直指上京。

为了阻止金兵西进，辽天祚帝命耶律淳招募了二万八千名辽东饥民，让他们抱怨于女真，名为“怨军”。这种让人为他卖命的招数，也没能挡住女真铁骑的凌厉攻势，上京临潢府周边州郡接二连三的陷落。

辽天祚帝日夜忧惧，把珠玉珍玩打了五百多包，备了二千匹骏马，准备随时出逃。他扬言道：“我和宋朝是兄弟，和西夏是舅甥，到哪里都不失一生富贵。”一个在大敌当前首先想到了政治避难的国家首脑，这个国家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天辅四年（1120年）五月，金太祖亲率大军攻占了辽朝的上京，辽天祚帝逃往西京大同府，辽朝郡县已失其半。不久，金朝又与宋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辽朝再次发生了朝野震惊的内乱。

辽天祚帝共有六子，依次为晋王敖鲁斡，梁王雅里、燕王挞鲁、赵王习泥烈、秦王定和许王宁。其中文妃所生晋王因贤能最受国人拥戴。而元妃之兄萧奉先时任北院枢密使，他擅断朝政，一心想让元妃所生的秦王能继承皇位，便处心积虑诬陷文妃和晋王。

文妃萧瑟瑟有三姐妹，大姐嫁给耶律挞葛里，三妹嫁给耶律余覩。保大元年（1121年），耶律余覩正率兵与女真在前线打仗，文妃之姐去军中看望她随军的三妹。萧奉先就诬告驸马都尉萧昱与耶律挞葛里、耶律余覩勾结谋反，拟立晋王为帝，以天祚帝为太上皇，文妃也预知此事，而其姐是去军中通风报信的。昏愦的天祚帝竟然杀了萧昱、耶律挞葛里和文妃之姐，文妃也被赐死，惟有晋王幸免一死。

远在前线的耶律余覩得到消息，在怨愤绝望中率心腹投降了金朝。天祚帝急派奚王府萧遐买等将领率兵追击，诸将追至半途商议说：“主上偏信萧奉先。余覩乃宗室豪杰，倘若抓了他，改日我们都会成为余覩的。”于是，就放其逃生，以“追袭不及”复命。辽朝民心军心也由此可见了。

由于耶律余覩熟知辽朝内情，他的反戈，使阿骨打灭辽得到了最佳向导，金军更是指顾如意，势如破竹。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金军以余覩为先锋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刚从中京逃到南京（今北京）的天祚帝，接到战报，惊魂未定，就逃到鸳鸯泊（在今河北张北西北），企图躲避金朝的兵锋。不料余覩摸透了天祚帝的意向，与完颜娄室的金军尾追而来。

萧奉先还是一味的窝里斗，他对天祚帝说：“余覩引金军前来，为了拥立他的外甥晋王。为江山社稷，应不惜一子，宣布晋王罪行，将其诛杀，绝余覩之望，他便会自行退兵的。”天祚帝居然信以为真，上演了所谓为国杀子的闹剧。听到晋王被赐死，诸军流涕，人心解体，谁也不愿为辽天祚帝卖命了。

而余覩听说此事，不仅没有退兵，凡而穷追天祚帝。天祚帝先逃往西京，感到还不安全，再逃往夹山（今内蒙古武川西南）。这时他才痛感萧奉先误国，愤怒的说：“现在杀你，也于事无补。你们避敌苟安，必然祸及于我，不必随行了。”萧奉先父子行不多远，就被手下人绑送金军，途中遭遇辽兵，其父子又被抢回，终于被天祚帝赐死。但一切为时已晚，在这对君臣折腾下，辽朝气数已尽，天祚帝到处流窜，惶惶如丧家之犬，也不过晚了几年当亡国之君。

辽天祚帝逃入夹山时，命耶律淳以燕王留守南京。三月，因与天祚帝消息隔绝，群龙无首，汉人宰相李处温与耶律大石等拥立耶律淳为天锡皇帝，改元建福，实际控制燕云与中京路部分地区，为与控制夹山以北的天祚帝政权相区别，史称北辽。不久，北辽击退了企图攻占南京的北宋童贯的大军，在辽金战场上却一筹莫展。

六月，只做了三个月皇帝的耶律淳病死，遗诏立天祚帝第五子秦王定为帝，因秦王还在天祚帝身边，只能遥立。这种只有皇帝名分，却没能过上一天皇帝瘾的怪事，也只有乱世才会出现。而天锡皇帝的萧德妃被尊为皇太后，改元德兴，权知军国事。

这时，北辽宰相李处温父子见势不妙，正在为自个儿身家性命找退路。他南通童贯，准备挟持萧德妃向宋纳土；同时北通金朝，答应做灭辽的内应。萧德妃发现后，历数他们数十款误国罪行，将其父子处死，籍没其家时，抄出他当北辽宰相仅数月间搜刮的钱七万缗，珍宝不计其数。

十一月，萧德妃五次上表金朝，表示只要允许立秦王为北辽皇帝，金朝其他条件都可答应。但金太祖岂能容许行将就木的辽朝与金朝划界并存，根本不理睬北辽的表章，由西北挥师直指居庸关。守关的辽兵不战而溃，金兵长驱南下。十二月，南京的辽将献城纳降，北辽历时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保大三年（1123年）初，耶律大石收拾残军拥萧德妃出古北口，力主西投天祚帝，集结力量再谋救辽大计。到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见了天祚帝，其他拥立耶律淳的大臣都被赦免，但德妃还是难逃一死。

这年五月，因夏崇宗邀请，天祚帝渡过黄河投奔西夏。听说辽天祚帝避难西夏，金朝立即给西夏施加压力，于是天祚帝再也不能在外甥之国呆下去，只得渡河东还。其后，他继续流窜，苟延残喘的躲避金朝的兵锋。保大五年（1125年）二月，他终于在余睹谷被金将完颜娄室俘获，押往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三年以后病死于长白山以东的囚所。

在金军攻陷燕京的次年，天辅七年（1123年），金太祖把洗劫一空的燕京等六州按约交给宋朝，八月在返回上京途中病死。

金太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建立金朝和灭亡辽朝。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辽朝的灭亡，但已经奠定了胜局；他草创的制度，实现了女真社会从氏族制度向文明国家的过渡，支配着太祖、太宗两朝的金朝政治。《金史》称赞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其地位与耶律阿保机在辽史上正相仿佛。

细说宋朝45：海上之盟

童贯用兵河湟小有胜利，在与西夏较量中也略占上风，便打起了辽国的主意，主动要求出使辽朝打探虚实。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派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贺辽生辰使，童贯为副。童贯以宦官使辽，大为辽朝君臣不齿，指笑曰：“南朝乏才如此！”

在使辽时，燕人马植结识了童贯。政和五年，他由童贯荐引，入宋献联金灭辽之策，希望徽宗“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并断言旧疆臣民一定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徽宗大喜过望，赐以国姓，命他改名良嗣，参与图燕之谋。

重和元年（1118年），武义大夫马政奉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使金，向金太祖转达了宋朝“欲与通好，共行伐辽”的意向，双方开始接触。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命赵良嗣以卖马名义再次使金，缔结联金攻辽的盟约，行前在给他的御笔里说：“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徽宗打算收回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故地，却只提燕京所管州城，自缚手脚。

尽管赵良嗣在谈判中尽量扩大燕京的辖区，要求将西京和平州、营州都包括进去，即恢复长城以南一切汉地，却被金人以不属燕京管辖为由断然驳回。最后双方约定：届时金进攻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宋攻取燕京一带，事成以后，燕京归宋所有，送给金朝岁赐五十万两匹。赵良嗣回来复命，朝廷才知御笔作茧自缚，再派马政报聘，在国书中把燕云十六州一一注明。不料金人态度强硬，表示宋方如果要求过高，只有解约了事。

正当宋金使节来往道途折冲樽俎之际，；力主收复燕云的实力人物童贯因镇压方腊在南方无法脱身，无人敢作主，金使不得要领而返。后人称这一盟约为海上之盟。但定盟之际，宋朝已可谓不失败而失败。所谓不失败，指宋人字面上索要燕京的要求已经达到；所谓失败，指宋人本意欲得燕云十六州，而不仅是燕京。

宣和四年，金人约宋攻辽。其时，在金人追击下，辽天祚帝已逃入夹山，耶律淳被拥立为天锡皇帝，支撑着残局。童贯镇压了方腊，正踌躇满志，以为只要宋军北伐，耶律淳就会望风迎降，幽燕故地即可尽入王图。

四月，童贯以河北河东宣抚使率军北上。五月，徽宗又任命蔡攸为两河宣抚副使，与童贯共领大军。童贯到河朔一看，这里百年不识干戈，驻军骄惰，备战松弛，连当年为阻遏辽朝骑兵而构筑的塘泊防线也都水源枯竭，堤防废坏。

但这时童贯也只好硬着头皮进军。他派人前去说降，被耶律淳杀死。宋军张贴黄榜，宣传吊民伐罪之意，却不见有辽地汉民箪食壶浆出迎“王师”。实际上，燕云汉民已经习惯了辽朝对他们的汉化统治，他们并没有中原汉人那种强烈的夷夏观念。

童贯大军到达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即命都统制种师道率东路军攻白沟，辛兴宗帅西路军攻范村（河北涿县西南）。种师道是西北名将，以为伐辽是乘人之危的不义之战，完全是消极参战。他得知前军统制杨可世被辽军先败于兰甸沟，再败于白沟，辛兴宗也在范村溃败，就撤军雄州（今河北雄县），被辽军所乘，鏖战城下，损失惨重。徽宗闻之，对辽的态度立即由藐视转为畏惧，急召大军还师。童贯把指挥无力的责任全推给了种师道等，将他们或贬官或致仕。

七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萧氏以太后主政。宋朝正是王黼为相，他便鼓动徽宗让童贯、蔡攸再次发兵，以刘延庆替代种师道。金人唯恐宋军靠一己之力先取了燕京，得不到宋朝的岁赐，便遣使来约战期，宋派赵良嗣再使金朝，讨论双方履约事宜。

刘延庆因有前车之鉴，十万大军畏缩不前。辽涿州守将郭药师见辽朝朝不保夕，率劲旅常胜军八千人以涿（今河北涿县）、易（今河北易县）二州来降，隶属刘延庆麾下。不费一兵一卒得两座城池，宋徽宗有点忘乎所以，赏赐郭药师的同时，御笔改燕京为燕山府，其他八州也一一赐名，似乎一府八州都已入囊中。

童贯派刘延庆、郭药师率大军十万渡白沟伐燕，行至良乡（今属北京），被辽将萧斡邀击，就屯兵卢沟以南，闭垒不出。郭药师自愿率奇兵六千，乘敌后空虚，夜袭燕京，但要求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师接应。

郭药师攻入了燕京，辽军殊死血战，刘光世违约不至，郭药师军死伤过半，仅数百骑逃回。辽将萧斡断了宋军的粮道，扬言辽军三倍于敌，将举火为号，一鼓聚歼宋军。刘延庆闻风丧胆，一见敌军火光，就自焚大营，仓惶南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粮草辎重尽弃于道路。次日，宋军在白沟被追兵再次大败，退保雄州。

着一仗使熙丰变法以来积蓄的军用储备丧失殆尽。至此，童贯主持的两次伐燕均告失败，而覆亡在即的辽朝居然大获全胜，金朝也在一旁冷眼看清了宋朝在军事上不过是银样醋枪头。

这时，金太祖已攻下辽中京与西京（今山西大同），岁末，亲率大军攻克了燕京。他见宋军一再失利，对来使赵良嗣的态度十分倨傲和强硬。赵良嗣奉命与金朝谈判履约交割的相关事宜，他明知金人得寸进尺意在毁约，但宋朝在军事上硬不起来，他在谈判桌上也就没了底气。

经过几次使节往来和讨价还价，金人下最后通牒：金朝只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交割给宋朝；宋朝每年除了向金朝移交原来给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还须补交一百万贯作为燕京的代税钱；倘半月内不予答复，金朝将采取强硬行动。

宣和五年正月，赵良嗣回朝复命，徽宗全部答应，只让他再次使金，要求归还西京。金朝乘机再向宋朝敲诈了二十万两的犒军费，宋朝也一口应承，但金人最后照单收了银两，仍拒绝交出西京。

四月，双方交割燕京。金军入城近半年，知道城池将归宋朝，便大肆剽掠洗劫，居民逃匿，十室九空，整座城池几如废墟。金军临走时，又将富民、金帛、子女捆载而去。童贯、蔡攸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燕京空城和蓟（今河北蓟县）、景（今河北遵化）、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涿、易六州，其中涿易二州还是主动降宋的。

尽管如此，徽宗君臣还是自我陶醉，王黼、童贯、蔡攸、赵良嗣等都作为功臣一一加官进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伟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但金太祖在撤离燕京时就公开宣称二三年里必再夺回来。

宋金海上之盟至此已算交割清楚，但宋朝所得并不是全部的燕云故地，总有点心犹未甘。而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利害关系也并未最后定局，稍有风吹草动，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守平州（今河北卢龙）的是张瑴（亦作张觉），他原是平州所在的辽兴军节度副使，在辽末动乱中控制了平州，扩张实力，窥测方向，在辽、宋、金三国之间待价而沽。金军攻下燕京，改平州为南京，为了稳住他，加其为同平章门下事，判留守事，一方面则打算找寻机会翦除他。

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病死，金太宗即位，下令将辽朝降臣和燕京居民远徙东北。燕民不愿背井离乡，过平州时私下鼓动张瑴叛金投宋。张瑴与翰林学士李石计议后，与金公开决裂，派人迎奉天祚帝之子，企图复辽。同时，他还派李石向宋朝表示归降之意，徽宗心动，以为可以藉此收回平州。赵良嗣认为宋朝不应被盟失信自找麻烦，建议斩李石以谢天下，徽宗不听。张瑴便以平、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三州降宋。

正当张瑴出城迎接诏书、诰命时，金帅完颜宗望（斡离不）率军来讨，张瑴仓皇逃入燕山郭药师的军中，其母、妻被金军俘去。张瑴之弟见老母被捕，转而降金，交出了宋徽宗赐给其兄的御笔金花笺手诏。金朝掌握了宋朝招降纳叛的证据，移牒宋朝索要张瑴。

宋徽宗指示燕山府安抚使王安中不要交人，在金人催逼下，王安中杀了一个貌似张瑴的人顶替，被金人识破，声称要举兵自取。徽宗怕金人兴师问罪，密诏杀死张瑴及其二子函送金人。郭药师对宋朝出而返尔、薄情寡恩的做法十分寒心，愤愤说：“若金人索要我郭药师，难道也交出去吗？”从此，常胜军人心瓦解，不愿再为宋朝效力卖命了。

尽管如此，宋徽宗对尚未收回的新、妫、儒、武、云、寰、朔、应、蔚等九州仍心心念念。他让宦官谭稹为两河燕山府宣抚使，前往负责收回。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守将向宋纳款请降。金朝因太宗新立，辽天祚帝在逃，未暇顾及山后九州，十一月同意割武（今陕西神池）、朔二州归宋朝。至此，宋朝实际控制的仅山后四州，因金帅完颜宗翰根本反对交出山后诸州，宋朝也不敢再作交涉。宣和六年三月，金朝缓过气来，就派人对谭稹索要二十万石军粮，说是去年赵良嗣答应给的。谭稹以为口说无凭，金军恼羞成怒，又怨恨宋朝收留张瑴，八月间攻下宋军控制的蔚州。宋金战争一触即发。

海上之盟落到这一步，是徽宗君臣始料不及的。后人因而指责徽宗联金灭辽的方针与收复燕云的决策，以为倘不如此，或许北宋还不至于覆亡。实际上，收复燕云故地，巩固北线边防，是后周世宗以来有为君主的一贯追求，徽宗有此打算，也完全可以理解。

当时辽朝日衰，女真崛起，不失为攻取燕云的最佳时机。至于联金攻辽的决策，也不是绝对不行的。关键还是宋朝自身军事实力是否过得硬，正是在这点上，徽宗君臣缺乏起码的自我估价，于是即便是最佳时机与可行策略，一切也都无从谈起，适足以漏出自己的马脚，让金朝感到有机可乘。

但能否说不联金攻辽，宋朝就不会有靖康之难呢？这是缺乏政治地缘学常识的肤浅之见。既然金朝灭辽必不可免，其与宋直接接壤后，新兴奴隶主也必然会继续向外掳掠奴隶和财富，宋金交恶必不可免，宋朝在军事上孱弱的马脚迟早会在冲突中表现出来，其后的历史走向也决不会因为宋朝在辽金冲突中的中立旁观而有重大改变。

细说宋朝46：耶律大石

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1087-1143年），是辽朝历史上罕见的契丹族出身的进士。他字重德，在天庆五年（1115年）中举后，即任翰林应奉，据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才能授予此职，这更增加了他的声誉。史称他又善骑射，堪称文武全才。不久，他就升任翰林承旨，契丹称翰林为林牙，因而也被人称为大石林牙。

保大二年（1122年），在金军凌厉攻势前，辽天祚帝吓破了胆，命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王耶律淳留守南京（今北京），自己仓皇西遁，轻骑逃入夹山（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西北），与外界断绝了消息。这时，大石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势下，他参与了拥立耶律淳、建立北辽的活动，被任命为西南路都统。

这年岁末，南京失守，北辽难以为继。大石认为辽朝在西北还有相当势力，为挽救辽朝的灭亡，力排众议，冒着被诛杀的危险，毅然率部西投天祚帝，表现出非凡的胆略。次年二月，与天祚帝会合。天祚帝责问道：“我在，你怎敢立耶律淳？”大石答道：“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即便立十个耶律淳，都是太祖子孙，岂不胜于向他人乞命吗？”天祚帝语塞，赦免了他，仍让他担任都统。

四月，大石与金军在居庸关有一次激战，他战败被俘。据《金史·宗望传》，金军强迫他带路袭击了天祚帝的大营。而据刘祁的《北使记》，金太祖“爱其俊辩”，还赐他一妻，大石“阴蓄异志”，九月，在随军西攻天祚帝时，伺机率部重新投奔天祚帝。这些细节，辽方记载只字未提，《辽史·天祚帝纪》仅言金“擒耶律大石”和“耶律大石自金来归”，想必是他本人来归后也有所讳言。

保大四年，天祚帝在大石率部来归后，又得到阴山室韦谟葛失的部队，自谓天助，一反原来的逃跑主义，执意要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坚决反对这一冒险之举，进谏道：“原来全师却不谋战备。国事至此，反求决战，绝非上策。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但天祚帝一意孤行。他见天祚帝不可能成就恢复大业，便自立为王，设北南面官属，率铁骑二百连夜离开夹山大营北上。三天后过黑水（今内蒙古艾卜盖河），白达达详稳床古儿献马四百匹、骆驼二十头。大石率师再向西北，到达可敦城。

可敦城即镇州（今内蒙古土拉河上游），这里是辽朝西北路招讨司的驻地。金军攻辽，南下西进，所向披靡，但辽朝西北兵力未受损失。大石在可敦城召集了七州长官和十八部首领开会。会上，大石发表了重要演说，这篇演说词完全可以列入古往今来影响历史进程的著名演说词之列：“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

耶律大石悲壮激昂、忧国忧民的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在其感召下，马上聚集起精兵万余，战马万匹。大石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国家初具规模。

大石在可敦城立国，这里畜产丰富，远离金朝数千里，他贯彻“养兵待时而动”的战略，没有主动出击金朝，而是争取西夏、南宋等邻国及部族，以孤立金朝。到1128年，他已结集兵马达数十万，次年夺回了金朝北方二营。金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天会八年（）向诸部族征兵进讨大石，但诸部族不从，征讨半途而废。

大石经过五年生聚，决心向外发展。他审时度势：在大辽旧地光复故国，虽是他最为向往的事业，但金朝在实力上正处于上升期，其进攻虽半途而废，但若要在这里与金争夺生存空间，至少在近期绝无可能；而中亚高昌回纥王朝和黑汗王朝则已进入衰落期，在那里是大有发展余地的。于是，他决心向西开拓，待羽翼丰满后再与金朝决一雌雄，恢复旧疆。

就在这年二月二十二日，大石以白马祭告天地、祖宗，整军西征。他预先致书高昌回纥汗王毕勒哥，历数两国旧好，通报“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回纥王亲迎大石至宫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愿为属国。

自高昌回纥的北廷别失八里（今新疆奇台西北）西行，大石率部进入黑汗王国境内，受到当地的抵抗。但似乎没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大石以其素持保存实力、待时而动的战略思想，即折向也迷里（一译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修筑城池，建立根据地，招抚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户数很快增至四万户，控制了东起土拉河西至额敏河的广大地区。

天会十年（1132年）二月五日，大石在新建成的也迷里正式称帝，按突厥部族习惯，号称菊儿汗（一译古儿汗），义即大汗或汗中之汗，自称天佑皇帝，建元延庆。关于延庆建元究竟在何年，《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作1124年，即大石脱离天祚帝的保大四年。但这是大有问题的。第一，大石自立为王以后，仍以臣子自居，以“天祚帝蒙尘”、“思救君父”相号召，不可能作出改元之举。第二，称帝改元是中国传统，大石精通汉文化，应该遵循这一惯例。第三，《辽史·天祚帝纪四》说：大石在延庆三年“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则延庆三年即康国元年，而这年为1134年，是有中西史料确证的，因而延庆改元应在1132年。

至此，西辽正式立国，域外史家也称其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从脱离天祚帝到建立西辽国，耶律大石在这八年间，跋涉沙漠，艰难备尝，行程达三万里，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种气魄和胆略，确是常人难以比拟的。

立国以后，汉文记载颇简，只说“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今人根据域外史料勾勒其大概如下。大石统率大军南下，高昌回纥没作抵抗，即归顺西辽。大石将其并入版图，却仍让回纥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为督察。

而后，西辽军队西攻西汗王朝的东汗国，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遭到东汗阿赫马德·伊本·哈桑率部阻击，辽军大受挫折，转而进攻七河流域地区。这里，居住着原从辽朝迁来的突厥—契丹人，与汗廷时有民族摩擦，因而大石军队一出现在当地，就投向西辽，使辽军人数猛增一倍。但大石并未立即进军东汗王廷八剌沙衮，而是将大军集结边境，待时而动。

不久，东汗阿赫马德去世，其子伊卜拉辛继位，他软弱无能，境内的葛逻禄人和康里人不但不再臣服他，反而袭掠其部属和牲畜。延庆三年（1134年）初，他走投无路，请耶律大石进驻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东）。于是，大石便登上了被西方史家称之为“不费他分文的宝座”。大石降封伊卜拉辛为土库曼王，作为附庸国，保持其对喀什噶尔等地区的统治。八剌沙衮左山右川，控扼万里，是中亚少有的耕牧两宜的富饶之地，大石决定在此建都，改称虎思斡耳朵（意为强有力的宫帐）。其后不久，吉尔吉斯人和康里人也都臣服了西辽的统治。

康国元年（1134年）三月，大石派萧斡里剌为大元帅，率七万骑东攻金朝。不过，也许因大漠阻隔，战线过长，这次东征行程万里，牛马多死，无功而返。大石长叹道：“皇天弗顾，数也！”其后一二年间，西辽还再次发起过对金朝的突袭。金派粘罕征讨，被埋伏在大漠里的西辽军队连续三昼夜轮番进攻，粮草断绝，人马冻死。金军副将原是契丹人，率数千骑起事，金军在内外夹击下，大败而归。两次攻金，虽未取得巨大战果，但气势已咄咄逼人。

康国四年，黑汗王朝的西汗国时已沦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属国，大石率部进入费尔干谷地，未遇抵抗，继续西进途中，遭到西汗马赫穆德·伊本·穆罕默德的抵抗，两军交战，黑汗军队溃败，大汗逃回撒马尔罕。大石也不追击，而是巩固新占领的区域。

塞尔柱王朝的苏丹桑贾尔在马赫穆德一再请求下，经长期准备，集结了十万多骑兵，在康国八年（1141年）东征西辽。回历2月5日（公历9月9日），双方在卡特万（一译克特湾，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北）激战。敌军虽多而无谋，西辽军队越战越勇，迫使桑贾尔部队首尾不救，全军溃败。桑贾尔携马赫穆德逃至呼罗珊，其妻子和左右两翼指挥官都成为战俘。

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史上著名的战役，穆斯林史家认为“在伊斯兰教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会战”，据估计桑贾尔部下死亡多达三万人。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西洪河（今锡尔河）和纪浑河（今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

大石领兵进入西汗王廷撒马尔罕，改名为河中府，王国维认为西辽可能以其城为陪都。大石也保存了西汗国，封马赫穆德之弟伊卜拉欣为桃花石汗，留一名监国督察其统治。其后不久，大石派额儿布思进攻花剌子模，迫使其归顺西辽，每年交纳三万狄纳尔的贡品。大石在河中府驻扎了三个月，而后西巡起儿漫（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东北），再班师虎思斡耳朵。

西辽疆域最盛时，正东至土兀剌河（今蒙古土拉河）上游，包括可敦城周围地区；东北至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与游牧部族吉利吉思为邻；西北越过达林库儿湖（今巴尔喀什湖），迤逦西至花剌子模海（今咸海）以北地区；正西至今土库曼的卡拉库姆沙漠，包括花剌子模附属国在内；正南以阿姆河为西段，以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为界；东南隔沙漠与西夏接壤。其领土之广绝不亚于辽朝鼎盛时期。

西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境内主要有契丹、回纥、葛逻禄、塔吉克和汉族，北部边缘地区还有康里、钦察、乌古斯等突厥语部族，东部边境则有阻卜、乃蛮等部族。

在国家制度上，耶律大石沿用了辽朝的南北面官制，这对于以游牧立国而征服农耕民族的多民族政权有着普遍的价值。不过，在南面地方官名上，西辽采用了类似巴思哈这样的突厥语官名，使当地人民更易接受。除了直辖领地，西辽对附属国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羁縻方针，或者让其完全自治（如位于布哈拉的“布尔罕王朝”），或任命监督官常驻其首府（如回纥汗国），或定期派出官员视察情况收取贡品（如花剌子模）。

大石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其一，废除中亚地区长期以来分封土地的做法，既有效巩固了中央集权，又杜绝了因土地而引起的纷争与混战。其二，不允许将军直接控制军队，以扭转中亚诸政权普遍存在的军队与中央王朝的离心倾向。其三，维持农耕和游牧两部经济体制，在农耕地区减轻赋税以换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其四，执行开明的宗教政策，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这是符合西辽境内民族复杂、宗教多样的实际情况的。

康国十年（1143年），大石去世，庙号德宗。他的姓名已成为西辽的象征，在他去世数十年后，西域、南宋和金朝仍径以大石指称西辽。耶律大石在艰难的条件下，率众西征，在中亚创建了另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新王朝。他总结辽朝兴衰的教训，吸收当地民族的统治经验，制定了西辽基本制度和政策，推动了中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以致西辽被蒙古消灭以后，成吉思汗的谋臣耶律楚材仍称赞大石“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大石在辽史上应该占有与阿保机那样的地位，也应该列入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行列。以前的史书对他强调得实在不够。

大石去世时，其子耶律夷列年幼，遗命皇后萧塔不烟摄政称制，号感天皇后，改元咸清。咸清七年（1150年），夷列亲政，是为仁宗，在位十三年。西辽仁宗的年号与同时期南宋高宗的年号相同，都称绍兴，也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有向慕中原文化的意味在内。感天皇后与仁宗两朝，继续执行大石制定的国策，对外弭兵，对内生聚，国力大增。

仁宗死时，其子也年幼，仁宗遗诏命其妹耶律普速完权国，号称承天太后（大概志在效法辽圣宗的母亲萧绰，故而尊号也与其相同）。承天太后摄政时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权国的次年即崇福元年（1164年），彻底打击了葛逻禄人，葛逻禄人携带武器，始终是河中地区的不稳定势力；一是在花剌子模离心倾向日趋严重的情势下，在崇福九年，派兵把臣服西辽的特克什扶上了花剌子模沙赫的宝座，而逼迫原沙赫苏丹（特克什之弟）逃往国外。

承天太后与小叔子萧朴古只沙里私通，罗织罪名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萧朵鲁不。萧朵鲁不的父亲萧斡里剌以兵包围皇宫，射死了这对男女。仁宗之子耶律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此即末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号又与北宋真宗的年号相同。

12世纪末叶，古尔王朝取代塞尔柱王朝成为中亚大国，在扩张中与西辽属国花剌子模屡屡发生冲突。天禧二十一年（1198年），西辽大军应花剌子模的要求，与古尔王朝的军队在巴里黑（一译巴尔赫，今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交战，却以惨败而告终，辽军死亡达一万二千人。六年以后，古尔王朝大军再次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向西辽求援，辽军在安狄枯（一译安德霍，今阿富汗的安德胡伊）战役中终于洗雪了六年前的耻辱，歼敌五万，使古尔王朝走向衰落。但西辽付出巨大的代价，却没有实际的收益，反而为日后之敌花剌子模的壮大清除了障碍。

13世纪初叶，蒙古崛起漠北，直接影响到西辽政局的有两件事。其一，原西辽附庸高昌回纥汗国改换门庭，倒向了蒙古。其二，乃蛮部落被成吉思汗击溃，太阳汗败死，其子屈出律投奔西辽，时为天禧三十一年（1208年）。初来乍到，他向直鲁古表示，愿意召集散布在各地的乃蛮族人支持西辽。辽末主对他颇为信任，将女儿嫁给他，他在受封为可汗以后，即在也迷里、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干东北）等地网罗族人，组成军队，并与其他部族联盟，同时与花剌子模的沙赫摩诃末约攻西辽。

花剌子模在特克什统治时期（1172-1200年），日渐强大。其子摩诃末即位以后，早就不甘心属国的地位，天禧二十九年，他趁着布哈拉居民起义的机会，近军征服了河中地区，使西部喀喇汗国由西辽的属国变为花剌子模的附庸。如今与屈出律约定，双方便一西一东出兵夹攻西辽。

屈出律劫掠了西辽在讹迹邗（一译乌兹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支根）的府库，在进攻虎思斡耳朵时，受到西辽军的重创。于是，他返回原地纠集兵力，图谋再举。这时，西辽已是强弩之末，君臣腐化，法制废弛，战事不断，军纪败坏。天禧三十三年（1210年），西辽为了讨伐西部喀喇汗国，与花剌子模的军队在怛逻斯（一译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发生战争，辽军大败，双方退兵。

西辽军队返抵虎思斡耳朵时，城中居民拒绝他们入城，认为花剌子模大军就会紧随着追来。相持了十六天以后，西辽军队硬是用大象攻毁了城门，入城以后屠城三天三夜，大肆抢掠。国都的居民不信任自己国家的军队，而一个国家的军队竟对自己国都的市民大开杀戒，这样的国家离灭亡也不会太远了。

屈出律得知这一消息，即率兵袭击辽末主，将其擒获。1211年，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政权，仍用西辽国号，尊直鲁古为太上皇，以便稳定自己的统治。两年后直鲁古病死。但屈出律的皇位还没有坐暖，就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短命戏。1218年，他被蒙古军所杀。西辽故地尽入蒙古势力范围。

西辽在西北立国共九十四年。自阿保机建国至西辽灭亡，辽朝有长达三百零二年的历史。《辽史》在天祚帝被俘以后，仍续记西辽历史，到直鲁古死，才认为“辽绝”，这是有史识的。可惜西辽史若明若暗，再加上一般史书略而不提，遂使国人对中国历史上这一百年帝国知之甚少。

细说宋朝47：靖康之变

灭辽以后，金朝已无后顾之忧。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便下诏伐宋。金军以完颜杲为都元帅，其下兵分两路：完颜宗翰（粘罕）为左副元帅，攻太原；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右副元帅，攻燕京，而后两路会师宋朝都城开封。其时，领枢密院事童贯以两河燕山府路宣抚使正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防区和人民逃之夭夭。

十二月，宗望大军直逼燕京，郭药师劫持知燕山府蔡靖等投降金军。这个寡信无义之徒建议宗望，宋朝河东精兵受到宗翰的牵制，东路军正可乘虚攻下河朔，并愿亲任向导。但东路军南进并不顺利，在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一再受挫。西路军在十二月也攻到了太原城下，却遭到了张孝纯与太原军民的殊死抵抗，宗翰分兵为二，一部分继续围城，一部分向东挺进，以确保会师东京。

金军南侵前夕，宋朝那些大臣严密封锁消息，因为徽宗下过“不准妄言边事”的御笔，更兼郊礼在即，他们唯恐妨碍自己的推恩。直到这时，徽宗才感到事情严重，下罪己诏，数说了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不是，下令废花石纲、应奉局等弊政，要求天下官僚士庶直言时政，希望天下方镇郡县率师勤王。但一切都晚了点。

徽宗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使金求和，但金人不改变攻宋的既定方针。李邺徒劳而返，却长金军之威风，灭宋朝之志气，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开封军民愤然叫他“六如给事”。

二十三日，徽宗匆忙擅位给长子赵桓，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声称今后除道门事外，一切不管。这年徽宗才四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便早早决定自我下岗，不负责任的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数日后就是新年，他宣布改为靖康元年（1126年），乞求能保佑国家安定太平。

正月初一，钦宗下求言诏，让中外官僚士民直言时政得失。尽管钦宗下诏加强黄河防线，但驻守黄河北岸黎阳津（今河南浚县东南）的守将梁方平日日酣饮。二日，见宗望大军已攻陷相州（今河南安阳），便仓皇逃遁，南岸宋军也望风而逃。金军在五天内安然渡河，讥笑南朝可谓无人，倘若一二千人扼守住黄河天堑，岂能得渡！

三日，钦宗下诏亲征，以新任兵部侍郎李纲为东京留守，自己仿真宗澶渊故事，似乎欲与社稷共存亡。但次日宰执们建议他出奔襄邓，暂时避敌，他即表同意。李纲以为，舍此而去，天下将无安身之处，激励军民，京师岂有不守之理？并指出宰执白时中、李邦彦责无旁贷应该领导开封保卫战。白时中反问李纲能否出战，李纲表示愿以死报国，只是人微官卑难以服众，钦宗任命他为尚书右丞，位居执政。

正月四日，徽宗借口去亳州太清宫进香还愿，携带皇后与部分子女，由蔡攸随从，前往江南避难，走到泗州，高俅、童贯等也赶来扈从。徽宗出逃，让钦宗再次变卦，他打算逃往陕西。李纲一再苦谏，说万一金军得报，健马奔袭，何以御敌？钦宗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把统兵抗金的事都委托给李纲。

李纲临危受命，仅用了三四天就巩固了东京防务。七日，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向好几个城门发起进攻。出乎金军意外，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

宗望遣使入城，要求宋朝派出大臣与金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即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棁回使金营，谈判和议的条件。宗望回复的条件是：宋帝尊金太宗为伯父；燕云汉人悉归金朝；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归金朝；宋纳犒军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锦缎一百万匹；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李棁不敢作主，回城复命。

宰相李邦彦力主全部答应，免使京城受刀兵之苦。只有李纲强烈反对，指出只要再坚守几天，勤王大军就会云集而至，金兵孤军深入，必将向宋求和。见大臣们多倾向李邦彦一边，李纲愤然表示要离职出朝。钦宗还仰仗李纲守城，便好言抚慰，答允议和之事慢慢商量。

但李纲离朝部署守城时，钦宗就派使者带誓书赴金营求和，答应纳币、割地、遣质等所有请求，誓书已改称“伯大金皇帝”。随后，钦宗命宰相张邦昌为计议使，异母兄弟康王赵构为人质，前往金营。

中书侍郎王孝迪奉命勒索民间金银，出榜恐吓京城人民说，倘不交出财物，进军坡称，“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老百姓气愤地叫他“四尽中书”，与李邺的“六如给事”配对。

正月十五日，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在其中。钦宗召见，问以国事，他以为女真不知兵法，岂有孤军深入别国之境而能安然返归的；京师城高粮足，只要严密防守，金军日久必困。他反对割地求和，但同时表示自己只以军事听命于皇帝，其他事不想过问。

李纲任命了四壁统制官，擘画防务，守城形式为之一振。他请求统一指挥种师道的军队，但钦宗却让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兼京畿两河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并交代李纲的亲征行营司与种师道的宣抚司不能互相侵权。统兵权既分，指挥权不一，李纲便不能从容贯彻其守城方略。

种、姚同为西边豪族，各出了不少将才，种氏三代有种世衡、种谔、种诂、种师道、种师中，姚氏祖孙则有姚兕、姚雄、姚古、姚平仲。师道持重，以为京城形势，作战兵力略有不足，守御则绰绰有余。平仲急于建功，以士兵请战为由，说动钦宗实行劫营之计，李纲对此举也不反对。

二月一日夜，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实施计划，因走漏消息，反遭迎击。损失虽不严重，但他唯恐受到种师道责罚，竟弃军亡命。种师道原不赞成劫营，现在以为倒不如将计就计，每天派兵骚扰，不出十日，金兵必退，但被李邦彦拒绝。

宗望遣使向钦宗施加压力，追究劫营的责任，李邦彦完全推给李纲和姚平仲。钦宗的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撤销了亲征行营司，遣使谢罪，交割三镇。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诸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一说十余万），要求罢黜李邦彦，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这是一次永垂史册的学生运动，其伟大悲壮与东汉党锢之祸中的太学生可以媲美。

太学生们坚持和平请愿，但出于义愤的军民不可能那么温良谦恭。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把鼓皮都擂破了。他们见李邦彦下朝，围上去怒骂：“你这浪子，岂能作宰相！”拣起瓦砾掷他，吓得他坐上妇女的小轿，狼狈逃窜。其他主和大臣也遭到诟骂和殴打，前来宣谕诏旨的宦官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开封府尹王时雍派数十卫兵团团围住陈东，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多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有人劝他逃生，他说：“我一走，你们就得受戮。我今天这头已在地上了！”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更担心强敌压境，内乱再起，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请愿的学生，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主战派占了上风，大兵久困坚城之下，而宋朝勤王兵在外围聚集，自己将处于内外夹攻的危险境地，后果堪忧，便萌生退意。十日，钦宗更换人质，换回了赵构与张邦昌，将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送给金帅。这天，金军带着勒索到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日终于解围。

但是，以学生为先导、以广大军民为后盾的靖康请愿运动吓坏了统治者。请愿当天，就有数十名“乱行殴打”的所谓“暴徒”，被当局枭首通衢，用以杀鸡儆猴，震慑群众。金军撤退以后，李邦彦、李棁、王时雍等主和大臣指控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王时雍还派出数百人到太学窥探学生动静，甚至打算趁其不备，把学生都逮捕处死。太学生们听到朝廷要秋后算账，不告而去者占了一大半。国子司业（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动用学规开除那些离学的学生，其他太学生愤然要求将自己一起开除。

唯恐再次激起学潮，钦宗在金军撤后也赶到割地求和有点委屈，便承认学生请愿是忠义爱国行为，命著名学者杨时兼任国子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前去安抚学生，动员复学。宰相吴敏认为陈东无非闹而优则仕，建议朝廷授以太学录，先行收买，再行罢免。陈东五次上书，坚决反对，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带头请愿完全处于忧国忧民，并不夹杂私心。

实际上，“二五”请愿已是陈东领导的第二次请愿活动。早在一个多月前，钦宗即位第四天，陈栋就率数百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打算派人秘密处决他们，但其时童贯、蔡攸已随徽宗南下，投鼠忌器，唯恐他们万一挟持徽宗另立朝廷，后果将不堪设想，只得暂时作罢。靖康元年正月，钦宗下诏，将王黼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李彦抄家赐死，朱勔放归田里。王黼在押往贬所途中，被开封府秘密派人处死。数日后，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也有诏赐死。

再说徽宗南逃，车驾渡江，在镇江营缮宫室，建造庭院，做久居之计，每月花销竟达二十万贯。更令钦宗不满的是，徽宗并不想全部放弃君权，镇江行营俨然另一朝廷。在朝臣纷纷要求下，钦宗鉴于“自江以南，诏令不行”，便派出太上皇帝行宫迎奉使敦促徽宗回朝。四月三日，徽宗一干人等悠然自得返回京城，似乎什么战争都没有发生过，他只是做了一次江南之旅。回京以后，徽宗又提出亲赴洛阳募兵，钦宗断然拒绝，并驱逐了徽宗的侍从，以确保一个中心。

其后，要求惩办蔡京父子与童贯的呼声不绝于朝野。钦宗先后贬朱勔于循州（今广东龙川），贬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县），贬蔡攸于雷州（今广东海康），贬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崖县）。七月，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数日无人收尸；童贯在押送路上被下诏处死，首级送回东京示众；九月，蔡攸与朱勔也在贬所被处死。

钦宗惩办六贼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在其他方面却令人大失所望。金兵一退，他以为危机已过，把种师道罢为宫观使，让他赋闲，声称其老迈“难以再用”。御史中丞许翰上奏以为师道“智虑未衰”，应该复用，这才让他出任何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关陕、两河之兵，扼守黄河以北的军事要地，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命李纲代替种师道，去解太原之围，将他排挤出朝。钦宗让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己，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被迫提出辞职，钦宗就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将他一再贬官，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战备，反而压制抗金舆论，以至民谣一针见血的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另一方面，钦宗与徽宗父子芥蒂难消，在权力问题上勾心斗角，痛失半年备战的大好时机，坐视北宋的最后覆亡。当时有《九不管》民谣揭露了钦宗在朝政上本末颠倒，例如，“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河东，却管陈东”，就是讽刺朝廷不抓当务之急两河边防，却处心积虑的对付陈东与太学生；再如“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就是嘲笑钦宗不以对付金太祖的二太子宗望为头等大事，却与徽宗明争暗斗，急匆匆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靖康宰执多出蔡京、童贯之门，根本难系天下之望，有一个李纲而不能用。钦宗性又多变，白时中、李纲、种师道、姚平仲都能说服他，毋怪连逃守战和的基本决策都游移不定。金人就毫不掩饰的对宋使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南宋的吕中一针见血批评靖康之政，“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迟而又变其谋，靖康之祸，盖坐此也”。

金军虽迫于形势暂从开封撤围，在打交道中却看透了对手的腐败无能。当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东西路进攻宋朝，进攻路线对他俩来说已完全熟门熟路。

西路军再次猛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率领下，又一次让强敌受阻于坚城之下。九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太原三军煮弓弩皮甲充饥，老百姓吃萍实草茭，甚至人相食。这座坚守近九月之久的河东重镇终于陷落，王禀投水殉国，张孝纯被俘降金。

十月，宗望率领的东路军越过中山府，攻陷了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这时，李纲被贬，种师道刚病死，钦宗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请和使，前往金军大营乞和。赵构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守臣宗泽力劝他不该冒险北上，他应相州知州汪伯彦之邀只身南下。

十一月，金西路军抵达河阳（今河南孟县），见南岸有宋将折彦质率大军十二万布防，便虚张声势取战鼓数百，彻夜敲击，宋军不战而溃，金军安然渡河。金东路军在恩州古榆渡（今河北清河西）过河，向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挺进。

一过黄河防线，金帅就遣使东京，通牒钦宗尽割两河，两国以黄河为界。钦宗满口应允，即派聂昌、耿南仲分赴宗翰、宗望军前交割。聂昌在绛州（今山西新绛）被愤怒的军民杀死。耿南仲行至卫州（今河南卫辉），见乡兵差点杀了金使，仓皇逃往相州。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再次想起李纲，驿召他进京领开封府，但他还在中途，东京就陷落了。与此同时，钦宗派人持蜡书前往相州，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与河北守将火速带兵入援京城。

时值隆冬，开封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御寒衣薄，在城头瑟瑟发抖，钦宗视察后仍舍不得动用国库布帛。钦宗病急乱投医，相信术士郭京的胡言乱语，说能用撒豆成兵的“六甲法”生擒敌帅，扫荡金兵，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但郭京声称“非朝廷危急，决不出师”，迟迟不肯出招。二十五日，城破在即，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催促他出战。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七千七百七十七名“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郭京借口下城作法逃之夭夭，金兵却乘虚攻入了开封城。

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宗翰、宗望要求：一是割地，一是徽宗前去“相见”（实际即作人质）。钦宗表示太上皇有病，自己愿意代往，二帅让他到宗翰驻军的青城听命。钦宗在青城斋宫被扣三天，这里原是宋朝皇帝祭天前夕斋戒留宿之处，如今却成为他的临时囚所。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青城斋宫向金军二帅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尽管如此，徽、钦二帝还心存侥幸，希望金军能保留赵氏社稷。金帅也摸透了他们的心理，并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马匹、武器，剥夺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后让他们为金军搜刮京城官府和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此外，金军还索取给金太宗的贡女三千名，犒赏金军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仅民间妇女难逃魔爪，连不少宫嫔都投水自杀。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将钦宗与亲王、宰执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们囚禁起来。二月六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徽宗与钦宗废为庶人，另立别姓“以王兹土”。而后就下令剥去钦宗的帝服，在旁的礼部侍郎李若水上前抱住钦宗不让脱衣，大骂金帅：“你狗辈不得无礼，这是大朝真天子！”宗翰恼羞成怒，毒打不止，若水骂不绝口，最后被砍了脖子割断舌头，壮烈而死。

次日，徽宗与皇帝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营。徽宗对金帅哀求，说自己愿远赴金朝，只希望能让钦宗到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宗翰听都不愿听。得知金军将立异姓，同知枢密院事孙傅在四天里先后连上七书，先是要求复立钦宗，再是请求在徽宗其他诸子中另立贤者，最后恳求留钦宗的皇太子监国，宗翰不仅一概不答应，反而逼其交出皇太子，进而拘捕全部宗室，免得将来复辟。

在金军的斧钺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议另立异姓天子的问题。有人以为，为了不让金军屠城，不如推出一人应命，大家推举靖康元年做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两天后，金军事先宣布有异议者将押赴金营，东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僧道、耆老、军民被迫签名表示“拥戴”张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的日子。张邦昌打算自杀，有人说他被推举时不死，现在却要让一城生灵涂炭，他这才作罢。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与金以黄河为界。在册立仪式上，张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愿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时，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凡此种种，并不都是装模作样，表明他确实事出无奈，与后来伪齐皇帝刘豫有所区别。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宋徽宗、钦宗父子和他们所有的皇后、嫔妃，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战利品包括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马一万匹以及法驾、卤簿、车辂、冠服、法物、礼器、祭器、乐器以及其他文物、图书等，不可胜计。

行前，金军焚烧了开封城郊的房屋，而开封城内早就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卖到几十文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所见，再也找不到孟元老笔下的那些繁华景象。

徽、钦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历尽折磨，受尽屈辱，皇后受到随队金兵的性骚扰，离队小解的嫔妃遭到金军的强暴。次年八月，徽、钦二帝被辗转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们除去袍服，朝见金朝祖庙，行献俘之礼，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他们的后妃三百余人没为奴婢，为今人浣洗衣服；其他妇女配给金军作为性奴隶，男子则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

建炎四年（1130年），他们被远徙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当地，年五十四岁。绍兴十一年，金熙宗追赠徽宗为天水郡王，改封钦宗为天水郡公。绍兴二十六年，钦宗也死在五国城，年五十七岁（钦宗卒年，《金史·海陵纪》记之甚确，但金方迟至绍兴三十一年才通报宋朝，《中国历史大辞典》据此系为卒年，显误）。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的灾难、祸乱和耻辱，也称其为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耻。于是，就有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南宋凝聚成挥之不去的“恢复”意识。

细说宋朝48：建炎南渡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金军北归。次日，张邦昌就听从吕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九日，他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仅存三十二日。

这时，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蜡书，开府相州。东京告急，他在大名府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却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他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府衙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归政。

高宗任命李纲为右相，这时，他还在赶赴应天府的路上。高宗让黄潜善任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他们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的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李纲是六月一日到达应天府的，他为天下人望所归，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重，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汪、黄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七月，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这时也应召刚到应天府，据说他此行带着自己的棺木，决心舍身成仁。听到李纲罢相，他毫无畏惧的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势传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最痛处；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学潮那样的民变；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因此，高宗必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官修史书也强调他是误听了黄潜善的挑唆，无非旨在减轻公论的谴责。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小朝廷逃到扬州，把这个烟花繁华之地作为“行在”（即朝廷的临时住地）。岁末，高宗分别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廷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的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其时，两河山水寨星罗棋布。河东的红巾军以红巾为标志，用建炎年号，曾奇袭金军大营，差点活捉宗翰。五马山寨义军推戴自称徽宗之子的信王赵榛为首领（其真伪莫辨，一般以为是假的），实际领袖是赵邦杰和马扩，响应者达数十万。八字军由王彦领导，他是原河北宣抚司的都统制，招抚司解散后率残部入太行山，部众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受其号令的有十余万人。梁山泊水军以张荣为首，有战船数百，士兵万余，这支义军后由水路转战至两淮。

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

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做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建炎二年五月，他在上书里提出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壮举。但高宗安居扬州，置若罔闻；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笑着以为他脑子有病。

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小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制中原地区。

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之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嫉妒王渊骤然升迁，又忌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情由，却也夹杂着个人的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追击高宗小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帅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但兀术必得高宗而后已，完全不理睬高宗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了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

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决定入海避敌。十五日，高宗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坐楼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进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便让御舟漂泊在台州与温州间的海上。建炎四年正月初三，高宗船队落碇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后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驻泊温州江心寺。

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退回明州。这时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二月，兀术声称已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都是数日烟焰不绝。

三月，兀术军队从平江府撤军，准备在镇江渡江北上。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截断了金军的归路。双方展开激烈的水战，韩世忠妻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红玉之名后出，或是传说附会）亲自击鼓助战。金军无心恋战，损失严重。世忠拒绝兀术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将金军水师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这是一条死港，宋军堵住其出口，使金军屡次突围均告失败。金军最后掘开老鹳河故道通秦淮河，让战船驶入长江，以火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打败了从陆上撤退的兀术部队，收复了建康。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未最后取胜，却使金军从此不敢渡江。

高宗获悉金军北撤，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年），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虽然这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这里作为行在，在漕运上有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临安有作为都城的经济优势与地理条件：既有长江的天然之险，又不像建康那样濒临长江，易于受到攻击；地处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交汇处，物产丰富；大运河与浙东运河在这里接头，明州作为外贸港也近在咫尺，漕运、海运都很方便；经唐、五代与北宋的长期建设，杭州已跃升为东南最繁华的都会。

大体以绍兴二年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南宋小朝廷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后，高宗虽然也短暂驻跸过建康，但那不过是作抗金的姿态而已。当然，也为了做姿态表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临安始终称为行在。

细说宋朝49：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在古代，四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往往有其特殊性，政局动荡时期尤其如此，因而有必要把建炎、绍兴年间关陕川蜀地区的宋金战争另辟一节细细评说。

张浚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颇受高宗青睐，入知枢密院事。高宗问其大计，他强调关陕的重要性，以为倘若金军由陕入蜀，则东南也始终不保，愿身任其事。高宗任命他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赋予便宜处置之权，全力经略关陕。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张浚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宣布节制永兴、环庆、熙河、秦凤、泾原五路军马。

金军自建炎元年以来入侵关陕，战果并不显著，统治也不稳固。建炎四年三月，进攻江南的战事一结束，金朝将战略进攻目标转向关陕。四月，完颜娄室长驱攻入潼关，宋都统制曲端派部将吴玠等在彭原（今甘肃庆阳西南）阻击，自己率军在邠州（今陕西彬县）声援。吴玠先胜后败，取端为保全实力退守泾原（今甘肃泾川）。吴玠怨曲端失约，遂与之交恶。娄室见曲端全师而退，拣不到便宜，就退回河东。

这时，张浚误以为金军主力还滞留江淮，打算组织关陕反击战以减轻东线的压力。曲端是西北名将，以为“万一轻举，反忧方大”，对关陕会战持有异议。张浚听不得不同意见，以彭原失利为由将曲端投入监狱（富平之战失败，将其铸成死罪而滥加杀害）。他命五路经略大军，屯驻邠州地区，准备发起战略反攻。也许为了“堂堂正正”，他在战前竟通知河东金人。宗翰急命远在江淮的宗弼火速入关，与娄室会师，对付宋军的反攻。

九月，张浚集结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偓、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五路部队共计四十万，战马达七万匹，移师富平（今属陕西），以刘锡为统帅迎击金军。

其时，兀术军队近在下圭（今陕西渭南），娄室却远在绥德（今属陕西），宋军完全可以先一举收拾势单力孤的兀术军，再来对付南下的娄室军。但张浚却数次致函金帅，要求约日决战。娄室军移师富平，张浚还在学宋襄公，遣使约期。

金军允诺而不出战，以争取时间，部署战阵。王彦（他就是原八字军首领，后来南下为朝廷命将）、吴玠都提出过防守建议，张浚不加采纳。十四日，双方决战富平，从清晨恶战至中午，金军有备而战，攻击最薄弱的环庆军，宋军五路皆溃，辎重尽失。张浚杀赵哲，贬刘锡，但无补于大局。

富平之战的失败，标志着宋军在关陕争夺战中全盘皆输，从此金军控制了这一地区，宋军只能退保川蜀。有论者以为富平之战虽然失败，但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东线金军后来之所以没再南下，主要是因为岳飞、韩世忠等抗金武装的强大，富平之战纵有作用，也微乎其微，比起关陕大局的失利来，自然是功难抵过。

金军乘富平战胜的余威，尽夺关陇六路，张浚命吴玠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控制由关陇入汉中的要塞。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金军为了夺取汉中，进窥川蜀，发兵进攻和尚原。金将没立率师出凤翔（今陕西宝鸡），乌鲁折合出阶、成，准备合攻和尚原。但吴玠自富平战败以来，早就积粟练兵，列寨死守，因而两支金军虽各自轮番进攻，却无法实现合围的计划。

兀术闻讯，以为奇耻，调集十万大军，发誓夺下和尚原。双方激战三日，吴玠先命“驻队矢”持强弓劲弩轮番怒射，击退金军；同时派出奇兵，断敌粮道；最后设伏大败金人，敌军死伤以万计。兀术也身中两箭，逃回燕山，命陕西经略使撒离喝与吴玠对峙。

和尚原之战以后，吴玠让其弟吴璘驻守在这里，王彦守金州，自己率主力移屯河池（今甘肃徽县）。绍兴三年正月，撒离喝攻克了金州（今陕西安康），直逼宋军在川陕的桥头堡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知兴元府刘子羽遣使告急，同时派兵扼守兴元府的屏障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吴玠亲率数千精骑，由河池日驰三百里救援饶风关，令撒离喝大惊失色说：“来得怎么这么快！”撒离喝指挥仰攻，宋军强弩齐发，乱石摧压。双方鏖战六昼夜，金军尸积如山，不能得逞。撒离喝募集死士，从险道绕至饶风关之上，居高临下，打败了宋军，夺得了饶风关。

吴玠退保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东南），防止金兵由凤翔入蜀。刘子羽则率三百士兵死守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以保蜀口。撒离喝虽一度占领汉中，进窥蜀口，但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更兼瘟疫流行，王彦收复了金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只得被迫放弃汉中。饶风关之战，金军虽胜而不胜，宋军虽败而不败。

饶风关之战以后，吴阶调整防御策略，加强了仙人关的战备，以便在和尚原失手的情况下，另有一道阻碍金兵入蜀的铜墙铁壁。他在仙人关修筑了名为“杀金坪”的营垒，并采纳其弟吴璘的建议，在其后再建一道隘砦。这年岁末，兀术再次攻蜀，志在必得，命将领们带上家眷，准备入蜀后作久居之计。在金军猛攻下，和尚原失守，吴璘率军转移。

次年二月，兀术、撒离喝率十万军军直扑仙人关，吴玠仅以一万军队阻击，恰吴璘援军赶到，双方激战三日。金军果然突破了杀金坪，但在第二道隘砦前被吴璘的驻队矢击退。第三天（三月一日），宋军大举反攻，金兵全线溃退。仙人关之战让金朝认识到进攻川蜀时机远未成熟，史称金军从此“乃不敢窥蜀”。

绍兴四年三月，张浚受召回临安，他在川陕的作为遭到台谏官的非议，一度被贬黜。但高宗对他眷恋未衰，八个月后仍让他官复知枢密院事。

由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构成的西线三大战役，显示了吴玠卓越的军事才能，既对屏卫川蜀安全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有力支援了东线的抗金斗争。

其后，吴玠以四川宣抚副使的身份主持川蜀的战守大计，他加强战备，推广屯田，汰除冗官，节撙浮费，与金军对峙十年之久，功绩卓著，以至有史家认为，倘若没有他，早就丢了四川。史传说他，“御下言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不过他晚年好女色、丹石，在绍兴九年过早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吴玠死后，四川防务由吴璘接替，他在绍兴和议前夕与金主亮南侵时期也打过一些胜仗，但重要性与三大战役自不能同日而语。他活了六十五岁，乾道三年（1167年）才去世，守蜀近三十年，威名仅次于吴玠。吴氏兄弟保蜀有功，但由于四川地域的相对封闭性，再加上他们统帅号称吴家军的川军长达四十年，第二次削兵权也没有削到他们头上，到吴璘的第三代，就有坐大之势，终于发生了吴曦之变。

细说宋朝50：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宋金战争一开始，先是金兵南下，中原失守，继而高宗渡江，金军追击，宋朝政府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另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大约自靖康元年（1126年）起，到绍兴五年（1135年）止的十年间，中原与江南出现了两类失控的权力。其一是农民武装，据何竹淇统计不下六十起，规模教大的有宣和末年至靖康初年河北的高托山（一座高托天）、京东的张万仙（一作张仙），建炎末年至绍兴初年建州的范汝为，湖南的钟相、杨幺，绍兴三年吉州的彭友。其二是流寇集团，笔者也曾作过研究，由形形式式溃兵叛将组成的流寇集团不下二百个。更多的情况是，农民武装中加入了流亡的士兵，流寇集团裹胁了无辜的农民，因而官方史书上都笼统称之为“群盗”。以下根据《宋史·高宗纪》列出影响较大的流寇集团起事年月，并依据相关记载略述其本末（至于原文称“贼”者此处也不予甄别）：建炎元年七月，胜捷军校陈通作乱于杭州。十二月被王渊讨杀。

建炎元年十一月，真定军贼张遇入池州。后犯江州，次年正月被王渊招降。

建炎元年十一月，军贼丁进围寿春府。十二月投归东京留守宗泽，次年九月宗泽死后再叛，复寇淮西，十月被刘正彦击溃而投降。

建炎二年正月，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广收溃兵后转入荆南等地，后虽受招抚，任镇抚使与捉杀使等职，但烧杀抢掠如故，俘杀钟相。绍兴二年，投降伪齐，后为金将，屡为攻宋的前锋。

建炎二年二月，河北贼杨进归降宗泽。杨进号“没角牛”，宗泽死后复叛，众至数万，剽掠汝、洛之间。次年五月，为宋将翟进邀击，中流矢而死，其众溃散。

建炎二年五月，贼靳赛寇光山县。后犯通州，四年闰八月归降刘光世。

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叶浓等作乱，寇福州。张俊（此人是大将，与经略川陕的大臣张浚不是一人，两人在建炎、绍兴年间同时登场，请勿混淆）前往镇压，十一月投降，因复谋为变被斩。

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犯宿州。后招安为镇抚使，仍杀戮抄掠，据有江淮湖湘十余州郡，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绍兴元年，被张俊击败，投降伪齐，后为金将，成为孔彦舟那样的侵宋马前卒。

建炎三年正月，东京留守杜充遣岳飞、桑仲讨叛将张用于城南，其徒王善往救，张用、王善寇怀宁府。王善后转攻宿州，同年十一月叛降金朝。张用号称“张莽荡”，率部流窜至襄汉，复入江西，绍兴元年五月，受岳飞招降。

建炎三年四月，西北贼薛庆袭据高邮军。他原是溃兵，至此有众数万，次月，受张浚招抚。

建炎三年七月，山东贼郭仲威陷淮阳军。他原是李成一党，至此分兵攻淮阳，十月降宋为镇抚使，却打算割据淮南，与伪齐暗通声气，绍兴元年五月，被刘光世部将王德在扬州擒获，押至行在斩首。

建炎三年十一月，淮贼刘忠犯蕲州。他也是溃兵出身，后有兵数万，屯据岳州平江县白面山，绍兴二年九月为韩世忠击溃，走降伪齐，次年四月为部下所杀，传首行在。

建炎三年十一月，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率众叛。进犯潭州，杜彦后降宋，仍为统制。

建炎三年十一月，桑仲自唐州犯襄阳。他这年正月还在讨叛将张用，时隔十月，自己也成叛将，袭据襄阳，京西列城皆为其所有，后受招为镇抚使，叛降不定，绍兴二年二月，为郢州守将所杀。

建炎三年十二月，江淮宣抚司准备将戚方拥众叛，犯镇江府。后攻下广德军，次年六月被岳飞所破，降归张俊。

建炎四年三月，御营前军将杨勍叛。后犯婺州、处州，一度受刘光世招安，复叛，绍兴二年被宋将杨惟忠诱杀。

建炎四年十月，王善余党祝友拥众为乱。后渡江大掠，绍兴二年二月，归降刘光世军。

建炎四年十月，江东贼张琪犯建康府，受招降。绍兴元年四月复叛，占据徽州，十月在楚州为官军俘获，槛送行在。

绍兴元年正月，贼曹成入淮阳军，复引兵趋江州。曹成原与张用、马友属同一集团，后来分军南下，由江西入湖南，永兵十余万，次年受到岳飞的痛击，五月，以八万之众受韩世忠的招降。

绍兴三年正月，江西将李宗谅诱戍兵叛，寇筠州。三月，为李纲派兵击降，被杀。

宋太祖曾自豪的说过“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中，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太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这种全面失控的时候，这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自身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团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所起作用最大，并通过对流寇的招降与改编，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现在，再来说说这一时期的农民武装。土地兼并与赋税繁重，往往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症结所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说两宋的赋税。宋代无地的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国家则向土地所有者（不论地主还是农民）征收两税，夏税征绢麦，秋税征粮食。此外还有“支移”、“折变”、“和买”、“和籴”等附加税。所谓支移，是借口将两税实物运送边地而征收的“道里脚钱”；所谓折变，是有意让纳税户将实物折成货币，或将货币折成实物，从中收取附加费；所谓和买，原意为公平买卖，也称和预买或预买，实为政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强行预购两税中的绢匹等物，后来干脆连低价也都不付，变为一种附加税。所谓和籴，就是政府以低价向民户强征两税以外的粮食。

南宋一建立，就打着抗金的旗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借口供应军用而新增的附加税中，最苛急的有三种：一是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征收的版帐钱，以两浙路最为繁重；二是绍兴二年起在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和荆湖南路各州县按月交纳的月桩钱；三是绍兴五年新征的总制钱，与徽宗末年开征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有些地区的经总制钱竟达正税额的三倍之多。此外，东南地区还有二税的附加，例如和籴、和预买、折帛钱、预借。和籴、和预买是沿用北宋旧例；所谓折帛钱就是将和预买中的绢匹改征货币；预借就是提前征收明年以后的赋税，最多的甚至预借到六年以后。另据记载，江西、湖南在正税以外，还有“正耗”、“补欠”、“和籴”、“斛面”等名目，一石正税米往往要收到五六石；收税钱则还有“大礼”、“免夫”、“纲夫”、“赡军”等名堂，一缗税钱往往要收到七八缗。建炎绍兴之际的连年战争，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有江南农民来承担，不时之需，无名之敛，几无虚日，老百姓简直无以聊生。

与此同时，两宋之际空前残酷的战争破坏也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建炎三四年间，金军渡过长江，蹂躏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广大地区，加上望风溃逃的南宋官军与流窜不定的流寇集团，一茬又一茬的烧杀抢掠，硬是把农民逼上了绝路。在这种形势下，哀哭无告的广大农民只有结众自保，才是唯一生路。

唯其如此，这十年之间成为两宋农民起义的洪峰期，次数之密集，区域之广泛，在两宋是仅见的。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钟相杨幺起义。

靖康二年春，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命其子钟昂率义兵三百前往勤王，高宗南逃时被遣返原籍。钟相并没有按朝廷之命解散这支武装，而是结寨自保，抗击南下的金兵、溃兵与流寇。

建炎三年冬，金军南侵荆湖，流寇孔彦舟也盘踞洞庭湖沿岸诸州，为害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次年二月，钟相揭竿而起，建号大楚，自称楚王，建元天载（一作天战），控制了洞庭湖周边诸州十九县，在洞庭湖中建立了水寨。起义军也利用秘密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工具，这种宗教是否也是摩尼教尚难确定。钟相鼓吹：“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对贫苦民众是富有吸引力的，四方民众络绎前来投拜入法。

在“群盗”并起的形势下，南宋政府推行了以盗制盗的方针，即任命一些兵强马壮的流寇集团的首领为镇抚使或捉杀使，让他们去消灭其他流寇集团和农民武装。二月，孔彦舟被宋朝任命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对付钟相。孔彦舟派出间谍，混入义军，里应外合，在三月的一个深夜，偷袭了钟相的大营，俘杀了钟相及其妻儿。

起义军虽受到重大挫折，但推举杨幺为领袖。他原名杨太，当地称兄弟中幼小者为“幺”，故称其为杨幺。杨幺自称“大圣天王”，立钟相之幼子为太子，很快将队伍发展至二十万人。他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在湖里建立了面陆背水的大小水寨数十个，进可陆耕，退可水战，形成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

为提高水战能力，起义军让俘获的工匠高宣打造二十四车至三四十车的车船。这种车船形制雄伟，分二或三层，大者长三十六丈，高七丈余，可载千余人，以人踏车，以轮击水，进退灵便，行驶疾速，左右前后各设长达十余丈的“拍竿”，用来发巨石击碎敌船。车船与海鳅等战船配合，使起义军掌握了水战的主动权。

宋朝采取剿俘并用的政策。招安虽令个别动摇者叛变投敌，杨幺却始终不为所动，为了粉碎诱降阴谋，他后来对前往招安的官员一概予以镇压。

绍兴三年六月，宋荆南制置使王燮率兵六万，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率水师一万，与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联合进剿。杨幺诱敌深入，在阳武口（在今湖南汉寿东洞庭湖口）大败宋朝水军，崔增、吴全溺水战殁，一万水师全军覆没。而派去招安的官员，一再被杨幺处死，大半回不来。宋朝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杨幺起义军的壮大，引起两方面的重视。

其一是伪齐刘豫方面。李成投降伪齐以后，绍兴四年曾奉命派遣密使，游说杨幺“联军灭宋，分地而王”，为杨幺拒绝。时隔一月，李成又派人携官诰、金束带等前来诱降，被义军尽行杀戮，沉尸入江。关于杨幺起义军与伪齐的关系，也有与此截然相反的说法，以为两者勾结，约好李成由陆路、杨幺由水路，在两浙会合，“赴行在作过”。但坚持大义说有已然的事实可以作证，而勾结伪齐说充其量只是或然的道听途说，且未有实际的行动可以证实，即便在后来宋朝大军开赴水寨的情势下，不但伪齐绝无声援的举动，杨幺也绝无逃往伪齐的迹象，故后说不足为信。

其二是南宋方面。对朝廷来说，杨幺控制长江上游之地，阻遏漕运，独占一方，已成为与金兵、伪齐鼎足而三的心腹之患，“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到绍兴五年，南宋政府或剿灭，或招安，已基本解决了为患江南的各大流寇集团。这年五月，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浚以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坐镇潭州督战，命岳飞从抗金前线调来精锐部队进行镇压。

岳飞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诱降了少数起义军首领，熟知了内情，决定了对策。他先派人暗中打开西洞庭湖的堰闸，降低水位；而后名官员编制巨筏，堵塞主要港汊河道；再将大量青草束投入湖中，以阻挠车船的正常行驶。六月，岳飞向杨幺大营发起总攻。杨幺以车船迎战，舟轮被腐草羁绊，行进不便，欲退入港汊，又为巨筏所阻，终于被俘遇害。十几万起义军中，老弱者归田，岳飞将五六万少壮者编入岳家军。

钟相杨幺起义坚持七年之久，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但作为处于宋金之间的农民政权，长期并存似无可能，既不利于抗金大局，也不利于南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陈寅恪有诗云“妖乱豫幺同有罪”（豫即伪齐刘豫，幺即指钟相杨幺），也许正是从这种历史大格局而言的。

细说宋朝51：刘豫与伪齐

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关系上有四件大事不得不说。其一，三月，金军结束了对南宋小朝廷的追击，在还师途中受到韩世忠、岳飞军队的痛击；其二，九月，宋军在富平之战中败绩，只能退保川蜀；其三，七月，金朝扶植了“大齐”傀儡政权；其四，十月，金朝放回秦桧，鼓吹南北议和。这四件事都是宋金对峙格局基本形成的标志。前两件已在《建炎南渡》与《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中作了交代，这里且说刘豫与伪齐，秦桧放入下回分解。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最初的目标是活捉宋高宗。靖康之变时，金军把全部在京的皇族宗室俘虏北上，以后又必俘高宗而后已，用意就是将赵宋皇室的合法继承人斩草除根，然后卵翼一个傀儡政权，成为金朝的藩属国，构成金宋之间的缓冲屏障。当时，新兴的金朝感到自己还没有力量控制诺大的中国，因而先是立张邦昌，继而立刘豫。

刘豫原来在宋朝任济南知府，后降金朝，受命管辖山东河南地区。建炎四年七月，经完颜挞懒奏请，金朝册立他为“大齐”皇帝，定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伪齐向金“世修子礼”，也是十足的儿皇帝。次年，伪齐迁都汴京，实行与南宋相似的制度以招徕中原民心。

伪齐建立以后，战争主要在宋齐之间进行。绍兴三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伪齐，攻占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进而控制了郑州以西、黄河以南的广大区域，直逼汴京。刘豫向金朝告急，完颜宗弼亲率大军增援，金齐联军合力展开反击。宋朝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心存疑虑，刘光世与韩世忠扬言声援，却按兵不动。李横外无援兵，内乏粮草，只得一路败退至洪州（今江西南昌），不仅丢了颍昌，连襄阳府等襄汉诸州府都被伪齐所占领。伪齐既可以溯江而上进攻川蜀，也可以顺流而下直取吴越，对南宋安危构成巨大威胁。

次年五月，南宋命岳飞出师襄汉，高宗行前警告他只许收复李横原先“所守旧界”，不许越界到伪齐领土上，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岳飞出兵不到三个月，次第克复襄汉六郡。年仅三十二岁的岳飞也因功授为清远军节度使，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吴玠之后成为第五个建节的武将。

刘豫深知，与南宋为敌是自己存在的唯一前提。绍兴四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朝派讹里朵、挞懒权左右副元帅率兵五万以为声援。金齐联军避开岳飞所在的中路战场，向东线两淮地区发动进攻。高宗一方面做好再次出逃的准备，一方面名张俊率部往援驻守镇江的韩世忠，命令从淮西前线逃遁的刘光世移军建康府。但张、刘二人畏敌如鼠，张俊借口“坠马伤臂”压根儿不肯渡江。只有韩世忠移师扬州，然后诱敌深入，在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设伏，大败金军。

金军在淮东捞不到便宜，宗弼与挞懒便转攻淮西，十二月，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也遭到驰援前来的岳飞军队的痛击。岁末，听说金太宗病危，宗弼与挞懒匆匆北归，伪齐军队失却了后盾，也只得结束“南征”。

绍兴六年十月，刘豫征发三十万军队分三路进攻两淮。当时，韩世忠驻军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扎营盱眙（今属江苏），刘光世屯兵庐州，岳飞扼守鄂州（今湖北武昌）。听到伪齐南下的情报，张、刘二将故伎重演，准备开溜。刘豫之侄刘猊率领伪齐东路军在受到韩世忠军阻击后向西撤退，准备与刘豫之子刘麟率领的中路军会合，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与张俊部将杨沂中遭遇，双方激战，杨沂中取得了藕塘之战的胜利。伪齐刘麟率中路军与孔彦舟率西路军闻讯以后便仓皇退兵，三路攻宋的计划被彻底粉碎。

刘豫在宋齐战争中一再失利，金朝感到伪齐不但不能成为金宋之间的缓冲屏障，反而成为金朝甩不掉的累赘包袱，兼之金朝也摸索出统治中原的有效形式，便渐生废掉伪齐的念头。刘豫请求立刘麟为皇太子，以试探金人意向，遭到拒绝。绍兴七年十一月，应实权派大臣完颜宗磐与挞懒的要求，金熙宗废除大齐国，废黜了刘豫，在汴京设立行尚书台，治理河南、陕西地区。刘豫仅做了八年儿皇帝，却与石敬瑭那样遗臭万年。

细说宋朝52：秦桧、张浚与赵鼎的三角关系

秦桧在靖康之变时任太学正，倒也是反对割让三镇的强硬派。金人拥立张邦昌，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已经有点畏缩，勉强在御史台合台反对的议状上签了名。被俘北上后，他见风使舵，暗中投靠金朝当时的实权派完颜昌（挞懒）。

建炎四年（1130年），挞懒进攻楚州（今江苏淮安），他随军南下，十月，与妻子王氏带着大量财物与随从，投奔宋朝在涟水军（今江苏涟水）的水寨，次月航海到达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据其自称是杀了监视自己的金军，夺舟来归的，不过，带着众多的家眷随从与丰厚的金银财宝，无论如何不像亡命逃跑的架势，当时人多以为他是金朝特意放回的奸细。

秦桧初见高宗，就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主张南北议和。秦桧自主和议正中高宗下怀，他来自金朝习知内情，宰相范宗尹也称赞他忠诚可信，归朝仅三个月，秦桧就当上了参知政事。

范宗尹可谓少年得志，刚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宰相。他做了三件事：其一，撤销了行营司，恢复了枢密院领兵的旧制；其二，在与金、齐犬牙交错的地区，任命南宋将领、游寇首领或义兵领袖为镇抚使，让他们守土保民，抗金平盗，因镇抚使良莠不齐，有的的确能起些作用，至于李成、孔彦舟之类反而乘机为害一方；其三，建议追夺徽宗以来的“滥赏”，因涉及面太大而浮议蜂起，秦桧原来“力赞”此议与宗尹保持一致的，见高宗不打算“归过君父，敛怨士夫”，便落井下石，使宗尹在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罢相出朝，为自己独揽朝政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其时，相位空缺，高宗从江东召回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的旧相吕颐浩，有意让他重新主政。秦桧觊觎另一相位，对高宗表示：倘若为相，将有二策耸动天下。高宗也想试用一下秦桧，八月任命他为右相，此月让吕颐浩为左相。秦桧自知还不足以与吕颐浩争衡，便拉拢名士，壅植人望。而后就有人进言高宗，建议二相分任内外之事。绍兴二年四月，高宗决定让吕颐浩兼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专治军务，秦桧专理朝政。

吕颐浩发现秦桧在排挤自己，便举荐前宰相朱胜非出任同都督，以共同对付秦桧。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与叛将虚与委蛇，在缓解事态、争取时间上是有功的，但考虑到自己与政变者打过交道，政变平定后就自请罢相。高宗清楚知道秦桧任相以后在植党揽权，他虽然始终欲与金朝媾和，但这时还没有达到非秦桧不用的地步。高宗对朱胜非印象不坏，就召他回行在日赴朝堂议事。

秦桧迫不及待地向高宗兜售了自己“耸动天下”的方策，核心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是秦桧初见高宗时提出的“南自南，北自北”方针的具体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这次高宗却勃然大怒：“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秦桧仅做了一年的宰相，就被罢免。

接着是吕颐浩与朱胜非并相。但颐浩在次年九月也被罢相，他主张对金朝与伪齐用兵，但宰相肚量稍狭，不能用李纲。绍兴四年九月，朱胜非罢相，由赵鼎替代他独居相位。赵鼎号称中兴名相，《宋史》对其秉政方略有一段评价：“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固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张浚从川蜀召回以后，一度被免职。赵鼎以为他还是个人才，仍让他起知枢密院事，视师江上。绍兴五年二月，高宗命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

张浚在对金方针上是坚决的主战派，他在镇压杨幺起义以后，以为安内业已完成，可以转而攘外。绍兴六年初，张浚决策出兵，收复失地，由韩世忠出淮东进攻京东东路，岳飞出襄阳直取中原。二月，韩世忠进围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南），金齐联军驰援，宋军被迫退回。七八月间，岳飞的军队直导伊洛，逼近西京洛阳，朝野大为振奋。张浚要求高宗移跸建康鼓舞士气，赵鼎力求稳健，主张进幸平江（今江苏苏州）。

十月，伪齐三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淮西，赵鼎的措置略有乖张，他一方面主张回跸临安，一方面让高宗手诏张浚放弃淮西退保长江。张浚得知伪齐军队并无金军后援，力主不能轻易回跸，以免军心动摇，高宗也终于回心转意。其后，因杨沂中的藕塘之捷与岳家军的驰援，伪齐军被迫北撤。

在淮西之战的处置上，赵鼎大失其分，张浚大得人望，他乘机逼迫赵鼎罢相出朝。与此同时，张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误以为秦桧“柔佞易制”，绍兴七年正月，再次引荐他入朝为枢密使。

这时，张浚总中外之政，以恢复相号召，但他最先着手的却是“谋收内外兵柄”，揭开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权的序幕。所谓第二次削兵权，是相对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而言的。在涉及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回顾建炎绍兴之际武将势力的崛起与宋朝家法之间的冲突。

南宋政权一诞生，为对付金军、流寇与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默许南渡诸大将在镇压流寇集团与农民起义时将溃兵与农民整编入伍。这样，南宋初年的兵权经历了一个由分到专的过程，日渐集中到少数将帅的麾下。这些将帅把官军变为私兵，众军相称必曰某姓某家之兵，例如张家军（张俊）、刘家军（刘光世）、杨家军（杨沂中，后来高宗为其改名存中）、韩家军（韩世忠）、吴家军（吴莭、吴璘）等，凡此无不表明军队国家化的性质正在淡化，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

随着军事势力的膨胀，武将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诸大将如张、刘、杨、韩、吴、岳都官拜两镇节度使，张、刘、韩还加到三镇。在经济上，他们以充实军费为名，军队经商，侵夺国家财利。武将势力的坐大是建炎绍兴之际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与太祖以来抑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

大约从建炎末年以来，不同派别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卫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权的方案，其中虽有主和派的韩肖胄，也有主守派的廖刚、李弥逊、张守和张戒，却还有主战派的王庶、陈规、陈公辅和胡寅，甚至还包括抗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当然还有这位张都督。

高宗不是中兴名主，却决非庸主，在时机未成熟前，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和土地财货笼络诸大将，一方面说些“势合则雄”的话头稳住诸将。但苗刘之变无疑令他刻骨铭心的记得武将跋扈的严重后果，如今，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已经翦除，宋金战局也大体稳定，因而他默许张浚之举。这也是高宗在二相之争中偏向张浚的原因之一，尽管他对张浚的主战绝无好感，但比起赵鼎来，张浚有长于军事的虚名，更有利于恢复“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

张浚削兵权的第一刀砍向刘光世，他在与伪齐的淮西之战中怯懦无能是有目共睹的。绍兴七年二月，高宗与张浚任命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并通过岳飞给刘光世的部将颁发了一道“听飞号令，如朕亲行”的御札，作出将让岳飞率领淮西军北伐的假象，既用以稳定刘光世统领的淮西军的军心，也为了避免其余诸大将的疑忌。

岳飞满心欢喜，以为真可以实现北伐的夙愿，就向张浚提出统兵十万恢复中原的计划，高宗、张浚却突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交给岳飞北伐，高宗的理由是淮甸之兵乃驻跸行在的保障，淮甸一旦失守，朝廷何以存身？

三月，刘光世罢去兵权，淮西军直属张浚为首的都督府，由都督府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节制，以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本来就有积隙，吕祉一介书生不足以服众。

岳飞以为这种安排必将激起变乱，张浚准备让张俊或者杨存中前去接管，岳飞认为也非最佳人选，张浚抢白：“我早就知道非你不可！”岳飞反驳道：“你征求意见，我直陈己意，岂是为了多得兵马！”

岳飞对高宗、张浚出尔反尔十分愤慨，自求解除兵权，上庐山为母守丧。张浚派都督府参谋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准备取岳飞而代之。高宗对岳飞撂挑子大为震怒，但深知夺其兵权的时机尚不成熟，便一再下诏，“许卿以恢复之事”，促其出山，六月，岳飞仍下山统军。

张浚密谋召回郦琼，夺其兵权，处其死罪。岂料走漏消息，郦琼抢先在八月发动兵变，杀死了吕祉，裹胁四万多淮西军投降伪齐刘豫。淮西之变，震惊朝野，张浚成为众矢之的，高宗耿耿于怀，将其罢相。此前，高宗问他秦桧可否继任相位，张浚回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对他的本质似有所认识。

高宗重新起用赵鼎为相，令秦桧大失所望，他原以为张浚会推荐自己的。但他不动声色，大套近乎，讨得赵鼎的好感，以至高宗许诺赵鼎“现任执政去留惟卿”，赵鼎只说：“秦桧不可令去。”在其后的半年里，虽有台谏弹劾他有充当金朝内奸的嫌疑，但因高宗与赵鼎的信用，地位仍不可撼动。

赵鼎上台以后，废除了张浚经营的抗金错置，客观上为其后的和议起了接榫的作用。当次年三月高宗征询他秦桧任相问题时，他回答道：“用之在陛下，况自有阙”，明确表示赞同。于是，秦桧再次任右相，高宗迫切要求加强主和派的力量。

实际上，议和活动在绍兴七年已着手进行。这时，宋金战争的形式已明显有利于宋朝，高宗感到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这年正月，使金的宋使回朝报告徽宗已于前年四月死在五国城，高宗就和担任枢密使的秦桧密谋议和对策。这年九月，王伦在高宗数次面授机宜以后，以奉迎徽宗帝后梓宫（即灵柩）使的名义赴金求和。

金朝要求南宋纳币称臣作为议和的条件，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归还徽宗帝后梓宫（专指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废黜伪齐，并不久就废了刘豫。高宗大受鼓舞，更坚定了屈己求和的信心，派遣王伦再次使金。绍兴八年，宋金双方使节往还，就议和事宜讨价还价。

高宗决定议和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反对的奏劄纷至沓来，抗议不断，辩论纷起。其实宰执共四人，秦桧是主和派，与高宗穿一条裤子；枢密副使王庶属于坚决的抗战派，但地位最低，面折廷争也无济于事；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刘大中与他所追随的赵鼎是主守派，他们并不反对议和，只是不主张放弃河北诸州，也反对过分的向金屈膝让步，王庶认为他们是首鼠两端。七月，王伦再次北上，赵鼎交待和谈口径是岁币不超过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金以黄河故道（即原北流）为界，宋朝不向金朝称臣受册封。

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通过做工作让他们至少不反对与金议和。岳飞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高宗无言以答，对他益发嫌忌。

岳飞在抗金战争中迅速崛起，名位后来居上，而韩世忠、张俊等早就成名，因而引起他们的妒忌，平杨幺后，岳飞向他俩各赠大车船一艘，韩世忠尽释前嫌，在抗金立场上与岳飞声息相通，这次也与岳飞作了相同的表态。张俊则嫌隙更深，为博高宗的欢心，他表态支持议和。

高宗已不能容忍赵鼎在议和问题上的斤斤计较，秦桧看出了这一倾向，不失时机地向赵鼎一党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十月，他让依附于自己的侍御史萧振以不孝的罪名劾罢刘大中，并放出赵鼎将“自为去就”的流言，使朝野确信赵鼎将自动辞相。

与此同时，秦桧对高宗开价说：“畏首畏尾，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请独与臣议其事。”高宗表态就委托给他，秦桧请高宗深思熟虑三天再作决定。三天后，高宗依旧表示坚决议和，秦桧请他再考虑三天。届时，秦桧见高宗仍不变初衷，才取出奏劄，“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预”，高宗欣然采纳，决定独相秦桧。

距罢免刘大中仅十日，赵鼎也被罢相出朝，上距张浚罢相也仅十三个月。赵、张二人，大体说来，赵鼎识见不如张浚，张浚人品不如赵鼎。但在秦桧擅权的道路上，赵鼎与张浚一样，始惑其献媚，终识其奸伪，却为时已晚。十一月，激烈反对和议的王庶也被高宗罢去，至此，秦桧独相的局面正式形成。

秦桧把自己的亲信孙近提为执政，台谏官也都换上了秦桧的亲党，以便专门弹劾反对派。与孙近同时担任参知政事的还有李光，秦桧企图借其名望来压制抗金的议论，他毫不掩饰的对高宗说：“若同押榜，浮议自息。”

不过，李光执政不久，就在一系列问题上抵制秦桧。他反对秦桧裁撤抗金武备、削夺诸将兵权的做法，多次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引用亲党、盗弄国权的行径。仅仅一年，秦桧就再也容不得与他一起“押榜”，唆使言官弹劾，将其罢政出朝。

罢政前，李光希望高宗再用张浚，高宗对李光“初以和议为是，终以和议为非”已大为恼火，他对张浚也抱定“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的主意，李光制约秦桧的最后一步棋也无法走通。秦桧独相的局面已不可动摇，等着李光的是秦桧加倍的迫害。

细说宋朝53：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议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金朝的“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按规定，宋高宗必须跪拜金使，奉表称臣。高宗冠冕堂皇的表示：只要百姓安乐，不惜屈己就和。而群情激愤，抗议的奏章雪片般呈送上来，武将有岳飞、韩世忠、解潜与杨存中等，文臣有李纲、张九成、尹焞和朱松等。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上书最为激烈，直斥高宗“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表示与秦桧不共戴天，坚决主张斩秦桧、孙近和王伦以谢天下。高宗与秦桧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将他贬谪岭南。然后以高宗正在为徽宗守丧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诏书与议和条件。

绍兴九年正月，宋朝以韩肖胄为奉表报谢使，以王伦为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上开封，王伦与完颜宗弼交割了地界，宋朝名义上收回了东、西、南三京与河南、陕西地。王伦得到宗弼要谋害挞懒撕毁和议的情报，便派人回朝报告，建议派张俊、韩世忠、岳飞与吴玠分守河南、陕西地，免得再失中原，但高宗置之不理。

五月，王伦继续北上，等他到达金朝，完颜宗幹与宗弼已发动政变，杀死了对宋主和的完颜宗磐和挞懒，推翻了和约，以宗弼为都元帅，分川陕、两淮与京西三路向宋军进攻，仅在一月之间就夺回了河南、陕西。

王伦在金熙宗面前痛斥金朝背信弃义，被关押了起来。绍兴十四年，金人胁迫他出仕金朝，他坚决拒绝，被金人绞死。王伦在当时与后代历来遭人唾骂，但他作为议和使者，奉旨行事，别无选择，对金人也并不抱有幻想，更何况晚节可风，不能简单斥之为投降派。

金军全面进攻打破了高宗、秦桧屈膝求和的迷梦。宋军在三个站场上进行了抵御或反击。川陕战场由吴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阻挡住金将撒离喝的锐利攻势。东路战场由韩世忠与张俊唱主角。韩世忠军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进围淮阳却无功而返。张俊与王德在淮西采取了攻势，进入了宿州与亳州。但战争主要在中路战场进行，由岳飞、刘锜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

刘锜被任命为东京副留守，率原八字军万余人北上赴任，绍兴十年五月抵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接到金军毁约重占东京的消息，便率军入城，凿沉了自己的座船，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新任知府陈规作死守计。仅用六天，他就严密部署了顺昌城的防务，令蜂拥而至的金军前锋拣不到便宜。八字军将士都说：“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六月，宗弼亲率主力步骑十余万赶到顺昌城下，为鼓舞士气，他声称可用靴尖踢倒顺昌城，名将士来日府衙会食。他挥师攻城，出动“铁浮图”和“拐子马”夹攻宋军。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迂回侧击，称为“拐子马”。“铁浮图”也叫铁塔兵，形容重甲骑兵装束的铁塔一般，每三匹马以皮索相连，象一堵墙那样向前进行正面冲击，最适宜冲阵。

时正大暑，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已过，见金军疲惫不堪，才命八字军战士轮番出攻，殊死搏杀，以少击众，金军被杀五千余人。三日后，宗弼支持不住，狼狈逃回开封，刘锜追袭，杀敌万余。顺昌之战，以逸待劳，以少胜多，挫败了金军南下的势头。

顺昌之战后，宋军转入了战略反攻。岳飞以收复故都开封为目标，始终不忘自己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就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河，联合“忠义巡社”，攻取两河州县。他亲率大军长驱直入，进驻郾城，另派部将驻扎颍昌，对开封形成战略包围。

七月上旬，宗弼经过一月多的休整和补给，又亲率一万五千精锐骑兵从开封直扑郾城，企图借平原地形，充分发挥拐子马之长，一举消灭岳家军主力。岳飞亲自出马，命其子岳云和爱将杨再兴跃马驰突，运用巧妙的战术，或角其前，或掎其侧，使拐子马不能发挥威力。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宗弼把“铁浮图”军投入战斗。岳飞命步兵上阵，以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专砍马足。只要砍断一条马腿，一组三匹的“铁浮图”军就只能被动挨打。只见岳家军的步兵拉着敌骑手拽撕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取得郾城大捷以后，岳飞预料到宗弼将转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便派岳云等驰援前往。七月中旬，兀术率骑兵三万直抵颍昌城下，后续援兵源源而来，又遭到岳家军的沉重打击。他只得把十万大军驻扎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企图阻挡岳飞进军。但岳家军前哨五百铁骑抵达后，稍一交锋，金军即奔溃。这时，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大河南北捷报频传。

但高宗、秦桧为了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立即班师。其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局部地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张俊、韩世忠和刘锜等部奉命已经或正在后撤，岳飞陷入孤军深入的局面。鉴于形势，最关键的还是君命难违，七月下旬，岳飞违心拒绝了两河遗民要他继续北伐的请求，奉诏“班师”。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悲愤地喊出：“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南撤以后，河南州县很快被金军重新占领。

岳飞是宗弼碰到的真正敌手，郾城大捷以后，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宗弼开始采取和战并用的策略。双方和谈尽管中止，但热线联系仍未中断，宗弼致信秦桧，明确提出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绍兴十一年正月，宗弼亲率近十万大军直入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存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杨存中、刘锜与张俊的部将王德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准备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杨存中、刘锜还军，岂料宗弼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与王德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增援淮西都慢了半拍，其表面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则不得而知。但这点不久就成为他受迫害的口实。

高宗与秦桧本来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夺武将兵权，如今在兀术的要求下，罢兵权又与屈膝求和联系在一起。绍兴十一年四月，他们采纳了给事中范同明升官爵、暗夺兵柄的建议，调虎离山，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与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枢密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

韩世忠与岳飞对朝廷此举感到突然，张俊因与秦桧早已达成幕后交易，约好尽罢诸大将，兵权都归他执掌，便带头交出了兵权。惟恐韩、岳联手，高宗宣布韩世忠留御前任用，张俊、岳飞前往原韩家军驻地楚州措置战守事宜。

张俊所干的尽是肢解韩家军、撤毁江北防务的勾当，岳飞作为副职完全无能为力。当岳飞知道秦桧与张俊正在唆使亲信诬陷韩世忠企图谋求重掌兵权，便通报给了韩世忠。世忠急忙面见高宗，号泣投地，高宗知道他除力主抗金外还是比较听话的，念他在苗刘之变中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接下来，高宗、秦桧就把迫害的黑手伸向了岳飞。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出身最低、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高宗，加深了高宗的忌恨，引来了杀身之祸。

其一忌绍兴七年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其二即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三岁的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岳飞实在是太欠思量。再加上岳飞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宗弼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求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唆使他的死党万俟禼以谏官身份弹劾岳飞，颠倒是非的罪名有三，一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是淮西之战，“不得时发”，三是淮东视师，沮丧士气。第一个罪名暗指岳飞辞职上庐山一事，第二个罪名是指没能及时驰解淮西之围一事，第三个罪名完全把张俊撤除防务的事情栽到岳飞的头上。

此月，岳飞意识到处境的险恶，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他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宫观闲职。但高宗显然不想保全他，罢政制词里说岳飞有“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留下了杀机。韩世忠看清了大势，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杜门谢客，口不言兵，以求自保。

张俊受秦桧指使，利用在镇江开枢密行府的机会，胁迫岳飞的部将都统制王贵就范，又买通了副统制王俊，由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的爱将副都统制张宪，诬陷在岳飞罢兵后准备裹挟原岳家军离去，以威胁朝廷还兵给岳飞。王贵把王俊的状词发往镇江枢府，张宪虽受到张俊的严刑逼供，仍不肯屈招。张俊却上报朝廷，诬指张宪串通岳飞谋反。

高宗下旨特设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宋代群臣犯法，多由大理寺、开封府或临安府处理，重大的才下御史台狱，很少使用诏狱的方式，诏狱是用以查办谋反大狱，须由皇帝亲自决定的，临时委派官员奉诏推勘。

十月，岳飞与其子岳云被投入大理寺狱，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寺卿周三畏奉诏审讯，岳飞在受审时，拉开上衣，漏出早年刺在背上的“尽忠报国”四字，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何铸经反复讯问，未获一丝反状，便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辞穷，抬出后台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的说：“我岂区区为一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费舍己之长计！”

秦桧在高宗同意下，改命万俟禼为御史中丞，酷刑逼供，锻铸冤狱。岳飞在狱案上愤然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喊出最后的抗议。

听到岳飞将处以谋反罪，许多朝廷官员都上书营救，连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所谓谋反证据究竟何在，秦桧支吾道：“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秦桧的妻子王氏却火上加油的提醒道：“擒虎易，放虎难。”高宗也决心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他亲自下旨，岳飞以毒酒赐死，张宪、岳云以军法斩首。

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吾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家军能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其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在当时诸军中最具战斗力。在抗金战争中，岳飞的战功与威名远在其他诸将之上。他也是南渡诸大将中唯一的进攻性将帅，由他统率大军北伐，本来是最有希望恢复中原的。岳飞一死，恢复就只能成为一种难以兑现的梦想。一代抗金名将却死于自家君相的毒手，这种自毁长城的行径更激起万世后人对民族英雄扼腕的痛惜与由衷的崇敬。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及第二次削兵权错综复杂的纠葛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一文，可以参看。不过，削兵权并非必然要导致岳飞之死，因为当时三大将的兵权确实已经平稳转移到三省、枢密院手里，也并没有任何反侧动乱的迹象，高宗完全可以对他们“保全于始终”。但高宗与秦桧在议和、削兵权与杀岳飞问题上，是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在秦桧看来，岳飞成为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从高宗角度看，杀岳飞并非主要为了和议，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杀鸡儆猴，以便他驾驭诸将，也因为憎恶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替自个儿出一口恶气。在岳飞之死的问题上，高宗、秦桧也都在玩弄“交相用而曲相成”的把戏。于是，岳飞非死不可。

绍兴和议是在岳飞被害前一月签署的，这也反证：即便为屈膝求和，高宗也是完全可以不杀岳飞的。绍兴和议的主要条款是：宋朝皇帝向金朝皇帝称臣；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给金朝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与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宋向金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从当时宋朝立场来看，称臣、割地、纳币，绍兴和议无疑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更何况当时宋朝在对金战争中还占了上风。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绍兴和议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状态的产物，南宋即便在战争中略占上风，也未必就一定在短时间内真能直捣黄龙府，把宋金边境北推到宋辽旧界。而宋金两国都已不堪连年的战争，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

其后，宋金关系以和平共处为主流，双方虽然也有战争摩擦，但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下，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南宋则最终完成了社会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钱大昕以为，宋金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绍兴和议的交换条件，绍兴十二年八月，金朝把宋徽宗的梓宫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归还给南宋，高宗上演了一场“皇太后回銮”的“孝道”戏。据说，徽宗棺椁里并无尸身，金人只放上了一段朽木，高宗也不敢开棺验尸，他怕再蒙羞辱。而韦氏在金朝也受尽了臣妾之辱，他被金将完颜宗贤占有达十五年之久，生有二子。高宗煞费苦心的把自己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大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五旬老妇绝不可能有那号事，种种传闻只是金人的“诽谤”而已。

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这就剥夺了高宗对秦桧的罢免权，确保其相权的不可动摇。于是，绍兴和议以后直到秦桧死前，南宋政治空气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和黑暗。

细说宋朝54：秦桧与宋高宗

绍兴和议后，张俊还有滋有味的赖在枢密使的位子上。秦桧让御史弹劾他，将其旧部将譬为大小儿子：“大男杨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师中用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张俊只得乖乖提出辞呈。好在高宗说他有复辟之功，无谋反之事，同意他辞位，与秦桧演完了第二次削兵权最后一场双簧戏。从此以后，南宋政局重新回归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旧轨。撵走了张俊，再也没人能与秦桧分庭抗礼，绍兴和议的附文又规定宋朝不能无故罢免首相，自此开始了秦桧独相专政的黑暗年代。

自绍兴八年（1138年）将赵鼎排挤出朝起，到绍兴二十五年去世为止，秦桧独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地位始终未见动摇。除对金和议上，高宗引为同调这一因素以外，作为一代权相，他自有一套巩固权位的手段与阴谋。这里，不妨从打击政敌、引用亲党、控制君主三方面作一介绍。

首先来说打击政敌。秦桧制造冤狱、整治政敌的残酷程度，可谓是不择手段。他尤其将赵鼎、李光、胡铨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赵鼎在朝野颇有声望，也受高宗器重，秦桧将其视作莫大威胁。绍兴八年，赵鼎罢相，出知绍兴府，秦桧不久让他改知泉州，将他打发的远远的，免得高宗把他随时召入行在，东山再起。秦桧还不放心，将其一贬再贬，潮州安置。赵鼎在潮五年，缄口不谈国事，秦桧再将他编管吉阳军（今海南崖县）。赵鼎谢表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后悻悻说：“此老倔强犹昔！”

赵鼎在宜阳军三年，门人故吏都不敢通问，只有广西安抚使张宗元还过海送些酒米。秦桧就让吉阳军每月向朝廷报告赵鼎生死的消息。赵鼎知道秦桧决不会放过他，便对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你们无事；否则，祸及全家。”绍兴十七年八月绝食而死。但秦桧并没有就此结束对赵家与所谓赵鼎余党的迫害。

李光罢政后出知绍兴府。绍兴十一年，和议将成，绍兴府百姓连日游行抗议，谏议大夫万俟禼诬陷说是李光鼓动的，将其押送藤州（今广西藤县）安置。藤州知州周谋表面与李光诗歌唱和，背地里却把他抨击和议的篇什送给秦桧。李光再以所谓“动摇国论”被安置琼州（今海南海口），一家都受到株连。

李光罢官后曾札记过一些宦海见闻，这在宋代士大夫中原是常事。但从绍兴十四年起，秦桧与高宗唯恐民间私史记下他们的卑劣行径，一再下令查禁野史。绍兴十九年，李光之子李孟坚与其父门客闲谈起此事，不料这门客卖主求荣，孟坚入狱，除名编管峡州。李光也因私撰国史，与胡铨赋诗唱和讥讪朝政，远徙昌化军（今海南新州）。

胡铨曾在绍兴八年请斩秦桧，被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不久迫于公论，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但这笔帐，秦桧不会轻易了结。绍兴十二年，秦桧死党罗汝楫上章要求严惩，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元幹以一阕《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他壮行。胡铨在新州六年，遇到大赦也不准量移近便州郡。

绍兴十八年，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守臣：赵鼎、李光都远徙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一句话，就把胡铨贬到吉阳军。三年后，秦桧知道张元幹知道有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抓不到更多的把柄，将其除去官职了事。

在引用亲党上，秦桧也工于心计。

其一，控制台谏，操纵言路。秦桧当过御史中丞，深知为了专擅政局、遏制舆论、排斥异己，不能仅凭君主宠信，还必须使台谏完全成为相权的喉舌与鹰犬。秦桧弄权的关键一步即是“择人为台谏”，自独相后，他基本左右了台谏系统，以至在金朝毁约南侵时，竟没有一个台谏官出来谴责和议的失败。绍兴和议以后，台谏便成为其指东不西的鹰犬，不少弹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或授意。以至识者都说：这是老秦之笔。

其二，弹去执政，补以言官。台谏只要充当鹰犬，不须二三年，秦桧就让他位至执政。通过这种一箭双雕的手段，秦桧既使执政不可能进而觊觎其独揽的相权，又能将执政显位作为网罗台谏的诱饵。

秦桧的同乡巫伋也这样当上了执政，有一次秦桧问他乡里有何新鲜事，他吞吞吐吐，说有一术士自乡里来，颇能论命，秦桧立时作色说：“这人说你何日拜相罢！”不久，巫伋就遭到台谏论劾而被罢政。

秦桧独相十七年，执政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二十八人，其中由御史中丞、谏议大夫升为执政的即有十二人。唆使言官弹去执政而补其空阙，而台谏之权尽在秦桧，便于他把相权和监察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三，引荐柔佞，检汰异己。不论台谏，还是执政，抑或其他要职，秦桧都引用柔佞而无名望的小人。柔佞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最适合做鹰犬；无名望就不能拥有与他相抗衡的实力，有利于他的独相与专政。秦桧独相期间的数十个执政，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角色，不过是备员画圈而已。但秦桧一旦认为谁与自己立异，就毫不手软的汰除异己。最典型的例子是万俟禼。

万俟禼曾是秦桧最忠实的走狗，绍兴和议后当上了参知政事。万俟禼出使金国还朝，秦桧让他上奏时假借金人之口赞扬自己，他自以为已位至执政，想自立门户，拒绝了这一要求。还有一次，秦桧要任命一批亲党，派人让他画圈，他说没听皇上提起过，拒绝署名。秦桧自此与他不交一语，让台谏弹劾他“黩货营私，窥摇国是”，把他贬到归州（今湖北秭归）。

最后说说秦桧控制高宗的手段。

其一，每除言路，必预经筵。秦桧破坏台谏官不兼经筵官的制度，利用经筵官经常侍讲君侧的职任之便，让台谏兼任经筵，以达到交通台谏和窥伺君主的双重目的。他让其兄秦梓，其子秦熺相继任职经筵，传导风旨给那些兼任经筵的台谏官，打算弹劾谁，就在经筵侍对时转告或暗示，经筵一退，弹文即上。高宗并非任人摆布的庸主，秦桧担心他接近儒生，受到影响，让甘充鹰犬的台谏悉兼经筵，一来起到隔绝高宗的作用，二来可以窥察人主的动向。

其二，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原配邢氏被掳至北方，韦太后南归才带来其死讯。秦桧积极建议立吴氏，吴氏正位中宫以后对他自然感激。秦桧趁热打铁，把自己孙女嫁给吴皇后之弟吴益。秦桧死后，其子孙无一遭到贬谪，与吴皇后的庇护大有关系。秦桧还交结内侍张去为，他曾是韦太后跟前的红人，后来当上内侍省的都知，秦桧倚靠他刺探宫中消息。

御医王继先深得高宗宠信，甚至把恢复性能力的事儿都一手交给他办，秦桧让妻子王氏与继先认为兄妹，以便通过继先影响高宗。高宗曾说：秦桧是国之司命，王继先是朕之司命。再加上张去为是后宫管家，秦桧与这两人暗中勾结，互为表里。一方面对高宗的动向意愿了如指掌，便于应对，一方面通过他们影响高宗的好恶，巩固自己的权位。

秦桧独相时期是宋朝历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年代。绍兴二十年正月，殿前司武官施全在秦桧上朝途中谋刺未遂，被捕后秦桧亲自审问，施全大义凛然答道：“全天下都要去杀金人，只有你不肯杀金人，我就要杀你！”他最后虽在临安闹市被磔杀，但他的壮举大块民心，民间传说他是岳飞“旧卒”。刺秦案以后，秦桧心惊胆裂，出门便以五十武士执长梃护卫。

对秦桧擅权专政，高宗是了然于胸的，但一方面为维持对金和议，他与秦桧必须狼狈为奸，另一方面金朝规定不能任意罢免首相，他对秦桧尾大不掉之势也无可奈何。因而高宗对秦桧是既勾结利用，又疑忌猜防。

高宗不仅对秦桧任用亲党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还在绍兴十五年特赐望仙桥甲第一区，次年特许他在府第之东营建家庙，让他享受罕见的礼遇。为满足秦桧的贪欲，高宗将刘光世在建康的第宅园林转到秦桧的名下，还把面积千余顷、年租三万石的永丰圩赐给秦桧。但另一方面，高宗对秦桧又时刻提防着，据其后来自称，他每次接见秦桧，膝裤里总藏着匕首，以防不测。

高宗对秦桧隐忍的同时，也会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表达君威莫测。绍兴二十四年省试，经秦桧授意，已定其长孙秦埙第一，其门客曹冠第二，张孝祥第三。谁知殿试时，高宗打破惯例，称赞张孝祥“议论确正，词翰爽美”，亲擢为第一，把秦埙降为第三。高宗此举，意在向专横跋扈的秦桧表明：皇权仍是不可侵犯的。

秦桧则预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了挑衅，在他看来，张孝祥之父张祁与胡寅为知交，而胡寅这时正以讥讪朝政安置新州，这表明这些政敌即便远斥，仍能使故人之子中状元，更有必要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捏造了一起“谋大逆”的大案。八月，他指使台谏诬称故相赵鼎之子赵汾必有“奸谋密计”，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勒令他承认与胡寅、李光等“谋大逆”，以张浚为“谋主”，涉案五十三人，都是秦桧视为眼中钉的“一时贤士”。狱成以后，大理寺请秦桧签押，他已病重的不能署名，这一大案才不了了之。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知道来日无多，加紧策划让其子秦熺继承相位。秦熺是秦桧妻兄王唤的庶子，秦桧养为己子。绍兴十二年，因秦桧的关系，成为科考榜眼，才六年就位至知枢密院事，时无右相，立班仅在秦桧之下。秦桧两次上表请辞相位，高宗为了稳住秦桧父子，下诏不允。

十月二十一日，高宗亲临秦府探病，明表恩宠而暗探虚实，秦桧勉强朝服相见，高宗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秦熺在一旁迫不及待的发问：“代居宰相者为谁？”高宗冷冷说：“此事卿不当与！”回宫当日，高宗就命起草秦桧父子致仕的制词，而秦桧的亲党也正准备联名上书，准备让秦熺当宰相。次日，高宗宣布秦桧进封建康郡王，秦熺升为少师同时致仕，秦桧之孙秦埙与秦堪一并免官。得知一门被罢，秦桧当夜一命呜呼。

高宗的隐忍终于出头了，他舒心地对杨存中说：我今日才不必在这膝裤里藏上匕首。他“更化”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亲自任命台谏，削弱秦桧势力。汤鹏举成为高宗最倚重的御史，此人原来追随秦桧，因得罪了秦熺的妻兄曹泳，在秦桧死前数月被划出了死党的圈子。回朝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半里劾罢秦桧党羽不下百人。

高宗“更化”的第二条措施就是改变独相局面，相位暂时空缺。秦桧去世以后的半年多里，高宗没有任命过新宰相，旨在结束相权陵忽君权的格局。他先后让沈该、汤思退和万俟禼参知政事，他们原来都是秦桧的死党。万俟禼因想自立门户，遭到秦桧的排斥。汤思退在秦桧死前与懂德元各收到秦桧千两黄金，懂德元以为倘然拒绝，秦桧病愈一定怀疑我二心，就收下了赠金；汤思退则认为，秦桧多疑，他日病愈，必以为我待以必死，于是拒绝了赠金。高宗据此以为他不党秦桧，让他升为参知政事。

绍兴二十六年五月，高宗先让沈该与万俟禼并相，次年六月，汤思退取代了万俟禼的相位。高宗当然明白他们原先与秦桧的关系，实际上他也并不想真正纠正秦桧独相时的内外方针。难怪南宋史家吕中评判高宗更化说：“桧之身虽死，而桧之心未尝不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当朝野声讨秦桧投降卖国时，高宗毫不犹豫地下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

秦桧死后，尽管也平反了部分冤狱，但岳飞的冤案在高宗在位期间却始终未获昭雪。有人提议起用张浚，高宗断然表示“朕宁亡国，不用张浚”，下诏让他依旧永州居住。在清除秦桧的影响与维护苟安的路线上，高宗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

高宗“更化”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正式立储。早在绍兴元年，高宗就从太祖后裔中选了两人入养后宫，他俩后来分别改名赵瑗与赵璩。但高宗总还存着能生下儿子的侥幸心理，故而迟迟没有确立谁为皇储。更化当年，高宗已四十九岁，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生育的现实，开始考虑立储问题。

不久，这个好色的皇帝却以女色来试探自己的接班人，他给赵瑗与赵璩各赐宫女十名，数日以后对宫女进行体检，赵瑗因听从王府教授史浩的劝告，十个宫女依旧完璧，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绍兴三十年三月，赵璩改称皇侄，赵瑗立为皇子，更名赵玮，进封建王。他就是后来的宋孝宗，终以不近女色而被高宗定为皇储。

除此之外，高宗的“更化”一无是处，他依旧维持对金主和的既定方针，强调所谓“确守勿变”，讳言抗金，对金主完颜亮虎视眈眈的南侵准备置若罔闻。

细说宋朝55：金熙宗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金太祖去世，其四弟完颜晟（女真名为吴乞买）即位，改元天会，是即金太宗。他在太祖朝久任谙般勃极烈，地位仅次于太祖，继承皇位是理所当然的。这时，辽天祚帝只是流窜待捕的丧家之犬，因而金太宗即着手对北宋的战争，灭亡北宋进而进攻南宋是他在位期间的主要业绩。已在宋金战争的有关节目中细说，这里只说金太宗一朝的内政与政局。

随着灭亡辽朝和北宋，金朝的版图也基本确定，他大体包括辽朝旧地和北宋淮河、秦岭以北的州郡。在这一广袤的疆域里，可以划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人文地区。一是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地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等各族人民，其中契丹、渤海等族已进入封建制，而个别民族还处于比女真更为落后的氏族制时代。一是原辽朝上京以南直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里辽朝立国以来已处于封建制统治下。一是原宋朝淮河秦岭以北的汉族地区，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为了统治这三色拼成的政治版图，金太宗在遵循太祖“一依本朝旧制”的思想同时，也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先看政治方面。

其一，改革勃极烈制。定员四人，以谙般勃极烈为皇位继承人，其他三员依次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左勃极烈、国论右勃极烈。这一改革使太祖时代尚带部落贵族议事痕迹的勃极烈制进一步成为制度化的金朝中枢权力机构。

其二，沿用辽朝南北面官制。当金军占领燕京以后，因无法全面贯彻本朝旧制，即已沿用这一体制。金朝南面官指燕京地区的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年），建立三省制，任命辽朝汉人大族韩知古的后裔韩企先为汉官宰相，治理燕云州县。北面官即指本朝旧制，最高政治权力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

其三，推行科举南北选制。自天会元年（1123年）起，金太宗即连续两年在原辽朝汉族州县三次考试进士。天会五年，新占河北、河东后，根据辽、宋科举的不同，以“南北选”考取进士。

其四，扶植傀儡政权。金灭北宋，立宋朝降臣张邦昌做皇帝，国号楚，但宋高宗南宋政权一建立，张邦昌就反正被杀，存在仅数月，未起实际作用。天会八年，金军再克汴京，让原宋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国皇帝，把原北宋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这个儿皇帝去统治，实行的基本上仍是北宋制度。

其五，设立两枢密院。天会三年，金太宗把太祖末年设在广宁的行枢密院迁至燕京，实权掌握在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斡离不）手中。大约在天会二年，完颜宗翰（粘罕）在云中也设立枢密院。金人分别呼以南北朝廷，表明金朝当时统军贵族的势力足以抗衡中央，也埋下了熙宗朝政争的伏线。大约在宗望去世一年以后，天会六年，宗翰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将燕京的枢密院并入云中，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次看经济方面。

其一，在金朝内地推行牛头税制。太宗继续推行女真受田旧制，即奴隶主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平民）二十五人，受田四顷四亩。与此同时，天会五年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这种征税因以牛具为单位，故称牛头税，是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税粮。

其二，在燕云和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金朝征服辽宋的过程中，曾把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迁往金朝内地充当奴隶，但遭到强烈反抗，这些人相继逃亡。金太宗在燕云实行汉官制同时，一再严禁女真贵族在当地俘掠奴隶，女真受田制也未推广到这一地区，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而齐国统治下的中原和陕西对北宋先进社会经济制度更是未作改动。在经济地理上，金朝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三色板块。

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在金朝统一国家内的平行发展，不能不引起不同的政治派别在统治政策上的激烈较量。作为第二代政治领袖，金太宗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勾勒了自己的领袖光环，兼之当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金宋战争上，尽管太宗晚年也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意向，但未及着手。熙宗即位，这种较量就再也无法掩盖和调和，终于趋向公开化和白热化。

金熙宗完颜亶，是太祖的嫡孙，本名合剌。金初皇位，兄终弟及，故而太宗即位，其同母弟完颜杲（斜也）即为谙般勃极烈，确立了皇位继承权。不过，他天会八年就死了，尽管太宗有子，但宗翰、宗幹和希尹建议立完颜亶为谙般勃极烈。在没有弱弟的情况下，皇位仍还给长兄的嫡子或嫡孙，似是兄终弟及制的惯例，太宗也只得同意，熙宗就这样继承了皇位。

熙宗即位之初，宗翰的权势炙手可热，朝政他说了算。熙宗借官制改革的机会，以相位易兵柄，任命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把他从中原调回朝廷。同时以尚书令宗磐为太师，宗幹为太傅，与宗翰同领三省事。宗磐是太宗长子，满心指望能继承皇位，太师虽为三公之首，却不再是名分上的皇储。熙宗此举显然意在借助宗磐、宗幹来牵制他们的政敌宗翰。

熙宗还把宗翰的腹心都调入中央，以便控制，以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天会十五年（1137年），在宗磐派的支持下，熙宗以贪赃罪将高庆裔下狱，向宗翰传达了敲山震虎的消息。宗翰愿意免官以赎高庆裔的死罪，熙宗也不允许。

临刑前，高庆裔对哭别的宗翰说：“我公早听我言，事岂至于今日？我死后，我公要善自保重。”这话显然是针对宗磐派倾陷而言的，《大金国志》据此认定，高庆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纯属臆测。熙宗和宗磐派借高庆裔案连坐甚众，狠狠打击了宗翰派势力。

这年七月，宗翰郁愤而死。关于其死因，《金史》回避不载，而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熙宗《下粘罕诏》说他“持吾重权，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朕躬匪敢私循”，他即便不是赐死，也至少是囚死狱中的。

宗翰一死，被他控制的伪齐政权也寿终正寝。为防止刘豫反侧，熙宗命挞懒和兀术伪称攻宋，大兵抵汴，擒其父子，才宣诏废齐。这个傀儡政权僭号八年，终于被主子一脚踢开。熙宗改伪齐尚书省为行台尚书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金朝至少名义上在全境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宗翰死后，熙宗以完颜昌（挞懒）为左副元帅，以完颜宗弼（兀术）为右副元帅。天眷元年（1138年），完颜希尹被罢左丞相之职，熙宗总怀疑他心存异谋。而宗磐和宗幹成为两大对立势力的领袖，宗磐跋扈专横，不把熙宗放在眼里，当着熙宗的面与宗幹发生争执，持刀要杀宗幹。为制约宗磐，熙宗任命宗幹的同父异母弟宗隽为左丞相。不料，宗隽反与宗磐联手，与挞懒搞在一起，主张把河南陕西地归还给南宋，以换取纳币称臣，熙宗居然也同意了。次年初，宗隽升任太保，领三省事，宗磐派权势大增。此时，希尹又官复原职，宗幹与他结盟，联合了翰林学士韩昉，准备反击。

在这关键时刻，宗弼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把挞懒视为主要对手，便密奏熙宗，以为宗磐、挞懒力主还宋河南地，与宋必有勾结。六月，郎君吴十谋反处死，辞连宗磐、宗隽。熙宗倚靠宗幹与希尹的力量，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宗磐、宗隽和依附他们的一大批朝廷达官。当时挞懒因握兵在外，熙宗投鼠忌器，便说他属尊功高，未予追究，降任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但他到燕京后骄肆不法，与太宗子鹘懒谋反。熙宗下诏诛杀，他欲南投宋朝，被宗弼在祁州（今河北安国）追杀。

宗磐派被彻底铲除，宗弼的地位便扶摇直上，他容不得在诛锄宗磐、挞懒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希尹。希尹是开国三朝大臣，智略过人，对金朝制度文化的建设颇有贡献。但他因与宗翰长期在一起，熙宗一直对他放心不下，声称“朕早就要杀这老贼”。天眷三年九月，熙宗杀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诏书说：“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所谓帅臣密奏，是指宗弼，《金史·宗弼传》以史家笔法记道：“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而所谓言宣不道，是另有僭毁者说希尹明知熙宗这时还未有皇子，却窃议“神器何归”，这也触犯了熙宗的隐痛，于是，希尹和他的儿子们便非死不可。

皇统元年（1141年），重臣宗幹去世。其后几年，金朝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宗弼手中。他对外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南宋纳币媾和，促成了绍兴和议；对内继续支持熙宗改革，并趁汉人大臣右丞相韩企先病故，以自己培植的蔡松年为首的汉官集团取代了韩企先为首的汉官集团。皇统七年，宗弼任太师，领三省事，依旧担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次年去世。

熙宗一朝，政争酷烈可谓空前。各派领袖和骨干在辈行上几乎都压熙宗一头，而熙宗头上也没有太祖、太宗那样的伟人光环，兼之金朝制度正处于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型改革中，因而那些前辈、兄长们谁都试图在这种转型中唱主角，捞一把，你死我活的政争也就不可避免。今人喜欢在各派中划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一直众说纷纭（例如希尹究竟属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就莫衷一是），实在大可不必。实际上，未见那一派是彻底反对所有改革的，各派主要还是为自己集团争权力。

熙宗利用各种矛盾，制衡和消除那些威胁君权的政治派别，而整个改革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推进。这也不是熙宗有雄才大略，他还担不起这一评价，关键还是改革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各种政治派别都不可能阻挡这一进程，而一个看似平常的帝王也可以成为金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开创者。

现在来说说金熙宗的改革。熙宗改制主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进行，时间跨度从继位到皇统初年。

先说政治。

首先，废除女真旧制，推行汉官制度。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宣布废除传统的勃极烈辅政制度。仿辽、宋官制，兼采唐制，设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领尚书省事；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专管大政事，下设管理政务的左右丞相和副相左右丞；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皆在丞相之下，分别由左右丞相兼任。地方仍一国两制，既有依辽、宋旧制设立的路府、州、县，女真族所在各地仍置猛安谋克，猛安比照州，谋克比照县。

其次，颁布天眷新制，深化官制改革。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的新制，一是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和副相的助手，以加强相权；二是设立御史台，监督百官，以强化皇权；三是规定了新制和原女真或辽、宋旧职的换授等第，以统一官制；四是颁布封国制度，强调贵族大臣封王授号，只是荣誉勋爵，并不拥有封地，以削弱分裂势力。

再次，加强法制建设，颁行统一法规。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诏所用刑法皆依律文。皇统时，根据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考辽宋之法，制成《皇统制》，统一了全国法律。

次说经济。

最重大的是改革猛安谋克制。一是皇统五年废除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既保证了“兵柄归其内族”，也使渤海、汉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继续保存和发展。一是皇统元年绍兴和议以后令大批猛安谋克户南徙中原，与汉人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标志着猛安谋克制内部土地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推动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另一方面，废除伪齐以后，在中原也实行了新政策。一是放伪齐军士悉令归农；二是因岁饥而典雇为奴婢者，官赎为良，放归还乡；三是减伪齐旧税三分之一。这些都有利中原经济的恢复。

再说文化。

其一，扩建上京。太宗时，虽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建造乾元殿，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但十分简陋。熙宗时，改乾元殿为皇极殿，还仿照汉制，建敷德殿为朝殿，以供百官陛见；建庆元宫为原庙，以安放太祖以下遗像；又修建太庙、社稷。至此，上京始有皇都气象，金世宗时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北京（今辽宁宁城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并为金五京。

其二，详定礼仪。具体包括定法驾仪卫之制和宗社朝会之礼。

其三，创制新字。天眷元年，熙宗颁行自己改制的女真小字，这是一种比女真大字笔画更为简省的新字。熙宗下诏，规定女真字与契丹字、汉字同为官方通用文字。

熙宗改制显示出女真社会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了金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迫切需要。其中，完颜希尹的决策作用是值得重视的，韩企先也是参预改革的关键人物，其他例如韩昉和金朝扣留的宋使洪皓、宇文虚中也发挥了参议的作用。熙宗改制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加快了女真社会汉化步伐，在金朝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金熙宗不但不是雄主，也难称令君。直到皇统八年（1148年）宗弼去世，朝政大权依次被宗翰、宗幹和宗弼所把持，熙宗只是俯仰其间而已。宗弼死后，早就交通朝臣的皇后裴满氏迫不及待的填补了权力真空。她是天眷元年被立为皇后的，皇统二年，所生之自济安被立为皇太子，意味着皇权世袭制的确立。但太子不久病死，她掣制熙宗，致令皇嗣数年不立。而熙宗也似惧内的胚子，内心不平，无处发泄，便酗酒狂怒，挥刃杀人。裴满氏无所忌惮的干预朝政，朝官往往走她的门道博取高位。

当时朝臣中大体可以划分为亲帝派和亲后派，前者以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完颜宗贤为首，后者以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勖和左丞相兼侍中完颜亮为首。宗贤力劝熙宗选后宫以广继嗣，遭到裴满皇后与完颜亮的攻谮，一度被罢，由完颜勖为太师、领三省事，完颜亮兼都元帅。其后数月间，宰相和副相各职在两派主要成员间频繁变动，一如弈棋，反映出熙宗方寸大乱，已经无力控制政局。

皇统九年十月，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弟按察大王”起事，熙宗便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常胜和查剌都给杀了。十一月，熙宗在寝殿杀死了裴满皇后；又连杀嫔妃和宗室多人。熙宗杀红了眼，朝贵大臣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就使素有问鼎之心的完颜亮有机可乘。完颜亮是宗幹之子，与熙宗同为太祖之孙，自以为也有做皇帝的资格。

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裴满皇后做佛事，为谋逆者提供了策划密室的良机，完颜亮、秉德与乌带得以在唐括辩府中聚议。秉德是代国公主的驸马，时任平章政事，乌带时任大理卿，唐括辩任尚书左丞，他们都受过熙宗的严刑责罚，早就与完颜亮串通一气，密谋废立。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原是宗幹的旧属，另一十人长徒单阿里出虎与完颜亮是姻亲，也已被完颜亮网罗，这夜正是他们当值。给事寝殿的大兴国也被熙宗无辜杖责以后，早与完颜亮和唐括辩沆瀣一气。

计议停当，这伙人衣下藏刀，在二更潜至宫门前。大兴国打开宫门，将他们迎入宫内。熙宗发觉谋逆者进入寝殿，急取榻边佩刀，早被大兴国藏起，忽土和阿里出虎持刃行刺，完颜亮补上一刀，杀死了熙宗。

《金史》说，熙宗敬礼大臣，委以国政，“继体守文之治”，颇可观瞻；但末年酗酒妄杀，以至“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终致杀身之祸。作为君主的个人才具，熙宗实在不值得称道，但有金一代的重大改革却成功在熙宗朝，正应了形势比人强的说法。

细说宋朝56：金主完颜亮

完颜亮是金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死后被金世宗先是降封为海陵郡王，后又追废为庶人，史称金废帝。他弒君弒母，好色乱伦。南宋后期，这些事迹就被编为《金主亮荒淫》的话本，广泛流传。但近人刊刻《京本通俗小说》和《醒世恒言》，还是因为过于秽亵，未敢翻刻。对他的反面评价，主要即根据《金史》和这些小说家言。但自二十世纪后期起，颇有为他翻案的论著。其一生行事，是非功过究竟应如何评价呢？

尽管金熙宗晚年确有滥杀无辜的荒政，但完颜亮毕竟是弒君夺位。金熙宗虽是太祖的嫡孙，太宗子孙对其继位尚且一直不买账。如今完颜亮位登九五，其父亲幹乃太祖庶长子，不仅太宗子孙，甚至连太祖子孙也未必服气，他必须左右开弓，铲除太祖和太宗子孙中的所有反对派。

在太祖诸子中，宗敏是完颜亮的叔父，时领行台尚书省事。他辈高望尊，且有才干，完颜亮在夺位前就打算除掉他，苦于没有机会。刚杀了熙宗，完颜亮就派人召宗敏入宫，准备下手，却生犹豫。乌带提醒道：“他是太祖之子，不杀，众人必以为他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他这才命仆散忽土在殿内击杀宗敏。

太宗一系在朝地位最高的要推宗本。他是太宗之子，熙宗被杀前，就已以太保领三省事，早就被完颜亮视为眼中钉。完颜亮一继位，虽赐政变死党秉德、唐括辩、乌带、仆散忽土等以誓书铁券，却对政变骨干分子充满了忌疑猜防。

政变得手时，秉德没有立即向完颜亮劝进。完颜亮耿耿于怀，政变次年即让其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帅出朝，领行台尚书省事。乌带这个政治流氓，其妻与完颜亮私通，又与家奴淫乱，秉德不以为然地对熙宗说起过此事。他如今窥伺到完颜亮对太宗子孙的忌恨和对秉德的猜疑，便在完颜亮面前奏告秉德与宗本有联手谋反之意。

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完颜亮以“击鞠”（打球）为名召宗本和太宗另一子宗美，设伏将他们杀害。与此同时，完颜亮把为他火中取栗的政变死党尚书左丞相唐括辩和秉德也一并解决了，有铁券也不管用。完颜亮借所谓宗本谋叛案株连杀戮太宗子孙达七十余人，太宗后裔几乎绝迹。此外，宗翰一系三十余人和其他宗室五十余人也难逃劫运。

这次大清洗，去掉了完颜亮的心腹之患，他把女儿许配给诬陷宗本案有功的萧玉之子时，说过一番心里话：“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卿发其奸。朕无以为报，使朕女为卿儿妇，代朕事卿。”

完颜亮因皇位来得不正，心虚理亏而猜忌刻毒，对可能腹诽其政变和威胁其皇位的宗室大臣大开杀戒，也是意料中事。说他是为巩固帝位而打击政敌，也比较在理；倘若把他所杀的宗室大臣都指为女真旧势力，并为这种不择手段的诛杀做出历史合理性的辩护，则大可不必。

完颜亮杀熙宗夺帝位，却继承了熙宗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行台问题。熙宗虽强调行台尚书省隶属中央的关系，以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但因行台大权向为金军统帅所执掌，且兵民统管，财讼兼理，权限极大。绍兴和议以后，行台所管辖的中原地区进入经济恢复时期，所掌握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中央，朝廷也不免受其掣肘。因而行台作为实体继续存在，完全可能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尾大不掉的因素。完颜亮借宗本一案杀领行台尚书省事秉德，也有担心他在行台自立的因素在内。

秉德被杀，长期统兵在外深得士心的撒离喝任左副元帅、行台左丞相，但在完颜亮弒君后自立入朝，把此事比作唐太宗杀李建成，并建议完颜亮效法唐太宗多行善政，完颜亮大为不快。他命挞不野为右副元帅、行台右丞相分夺其权。

天德二年十月，元帅府令史遥设秉承旨意，以一份模仿撒离喝签字的家书，诬陷撒离喝父子约定日期与平章政事完颜宗义勾结谋反。于是，撒离喝与宗义都被族诛，牵连致死者二十余人。两月以后，完颜亮下诏正式废除行台。行台之废，彻底结束了金朝立国以来权力分散的局面，最终完成了金朝中央集权统治，其意义不仅仅取消了一个地方行政机构。至于撒离喝无辜致死则是大清洗的余波。

行台既废，金朝经济中心在中原汉地，而统治中心上京会宁府却孤悬在版图东北，于是，“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供馈困于运输，使命苦于驿顿”，这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效控制中原地区，割断女真族旧势力的牵连，加速封建化进程，都是相当不利的。天德三年（1151年），完颜亮在大多数汉官的支持下，下诏迁都燕京。

在尚书右丞张浩的支持下，征发民夫八十万，军匠四十万，历时年余，仿照汉人都城宫室之制，增广城池，经营宫城，燕京城焕然一新。天德五年二月，完颜亮由中京（即辽中京）前往燕京，三月的入城仪仗，俨然汉家天子，场面空前壮观。

完颜亮以迁都诏告中外，改元贞元，以燕乃列国之名，难为京师之号，便改称中都，府名大兴。同时，以汴京开封府为南京，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与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并为五京。其后，他在中都郊外大房山营建金朝皇陵，把始祖至太祖太宗的棺椁从上京迁葬于此；还下令拆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大族第宅，以示与女真旧制彻底决裂。

迁都前后，完颜亮对金朝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改革。

其一，统一科举制。天德二年，他开始实行殿试制，把取士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次年，他把自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和二为一，并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至此，金朝选举制才归于一统。

其二，罢废元帅府。天德三年，完颜亮废除元帅府，改设枢密院主管军事，受尚书省节制，朝廷直接任命枢密使副。与此同时，下诏罢女真世袭万户官。统兵之臣左右朝政的局面从此终结，中央集权的统治大为巩固。

其三，颁布新官制。此即正隆元年（1156年）颁布的正隆官制。新官制废除了中书、门下两省，只保存尚书省直属皇帝。尚书令为最高长官，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废除平章政事官，尚书省仍设左右丞与参知政事。这样，尚书省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的行政机构，权力更为强化和集中。尚书省以下的机构分别为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以掌其职。正隆官制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最彻底全面的改革，其中有着北宋元丰官制的明显印记。尽管完颜亮身后被人唾骂丑化，但诚如《金史·百官志》所说：正隆官制因“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

在社会经济方面，完颜亮的改革措施主要为两项。

其一，加大猛安谋克的南迁力度。熙宗以来，就对猛安谋克实行南徙安置计口授田的做法。迁都以后，完颜亮仍贯彻这一方针。大批南下的猛安谋克户，亟需大量耕田安顿。正隆元年，金廷派人在大兴府、山东路和真定府拘括荒闲牧地、侵官地和官民占据的逃户地。这一做法虽然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土地矛盾，但女真猛安谋克户散处中原，从事农耕，不仅有力推动了金朝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快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其二，发行金朝统一的纸币铜钱。金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沿用辽宋旧钱。贞元二年（1154年），完颜亮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大金交钞，以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和十贯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和七百文为小钞，七年为期，以旧换新。正隆二年，金朝开始自铸“正隆元宝”铜钱投入流通。

总之，以正隆官制的颁布、迁都燕京的成功和猛安谋克南迁中原为主要内容，标志着完颜亮在推进熙宗以来的全面改革中，已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为金朝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说完颜亮是熙宗改革的继承者，并为金世宗的大定之治完成了前期准备，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完颜亮还有他的另一侧面。在为他翻案的论著中，也有为他淫乱宗室妻女作辩解的。确实，正如元人苏天爵所说：“海陵被杀，诸公逢迎，极力诋毁，书多丑恶”，《金史·后妃传》关于完颜亮宫闱秽闻，必有夸张失实之语。

但有些记载还是说明他在宫闱之内的荒淫乱伦。例如，完颜亮既夺宗室阿虎迭之妻蒲察阿里虎为妃，又与阿里虎与阿虎迭的女儿重节相乱。他杀了叔父宗敏之后，将其妻纳为昭妃，有大臣以为宗敏族近辈尊，这才放其出宫。宗望、宗弼、宗隽的女儿都是完颜亮的堂姊妹，他也无所忌耻的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他还把自己的亲甥女纳入后宫，以致他的母后也说：“虽舅，犹父，不可。”这些有违人伦的举动，也完全超出女真旧俗的界限，恐怕不能一概以女真旧俗作为申辩。至于他随心所欲的召宗室之妻（包括后来世宗的夫人乌林答氏）入宫，喜怒无常的杀戮后宫的女性，也是不难想见的。

后人不必完全相信话本《金主亮荒淫》的秽亵细节，对《金史·后妃传》的记载也应打些折扣，但也不必讳言完颜亮在个人性格上的好色和滥杀。至于完颜亮正隆攻宋的是非得失，将另有细说。

细说宋朝57：海陵南侵和采石之战

在金朝历史上，除了太祖、太宗，完颜亮称得上是唯一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的帝王。他在夺位以前，曾对亲信高怀贞吐露志向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第一个大志，就是自立为帝；第二个大志即攻灭南宋统一天下。

正隆四年（1159年），他一览使节带回的临安山水图，就题诗画屏道：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侧，

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气势雄豪，寄意明快，以车同轨书同文混一天下的秦始皇作为自己追慕效法的榜样。一说此诗乃文士捉刀之作，这倒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其后战争的结局事关此诗评价。若胜，便是诗以寄志，立志高远；若败，便只是虚火攻心，狂妄自大。

历史若仅以成败论人物，未免有点势利眼。完颜亮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家，能有这种统一和正统的思想，应属难能可贵。时至今日，对历史上统一问题，是不必也不应有大汉族情结的。关键在于：完颜亮的统一之举在当时有无实际的可能性。

完成了迁都燕京和正隆官制两件大事以后，完颜亮就迫不及待的谋划统一江南的日程表。他向尚书令耨碗温敦思忠何时可以灭宋，温敦思忠答以十年为期，他不耐烦的表示要以月计算。这未免把消灭南宋统一天下看得太易如反掌，正如这种急性症导致他的轻举妄动。在急于求成思想的驱动下，完颜亮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南下侵宋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正隆四年，距迁都中都仅仅六年，完颜亮就命左丞相张浩主持重修汴京的浩大工程，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把统治中心进一步南移，便于攻宋兵力物力的调动和指挥。张浩虽然受命，却表示忧虑：“民力未复，一再征用，恐怕不像营治中都那样容易成功。”而实际上营建汴京工程，其规模远过于中都。

在统一号令下，民夫五征其三，工匠三役其二，日常施工人夫达二百万。由于劳动强度过大，所用工匠每四月一轮换，这些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归途所需近者半年，远者逾年，抵家月余，又要启程，疲于奔命，民怨沸腾，逃亡反抗不断，社会矛盾激化。完颜亮在汴京城外驻兵二十万以备镇压。整个营建工程不计工本，宋朝原有的宫室全被拆除，新宫殿便饰黄金而间杂五采，不合要求，成而再毁，以至“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金朝处于恢复时期的经济水平显然承受不起如此巨大的投入。

正隆四年二月，完颜亮下令征集各路猛安谋克军，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丁壮都纳入军籍听候调用，其中以女真兵为主包括契丹和奚族在内，供给正军十二万，另配副军十二万。次年，再征发十五路汉军（包括渤海），每路一万，与猛安谋克正军合计达二十七万，分为二十七军。另有海路水军一万。其后，完颜亮从猛安谋克军中挑选“硬军”五千亲自训练，声称“签兵数十万，只是张大声势。取江南，有这五千人足够。”

与此同时，各路总管府赶造兵器，箭翎和皮筋一时紧缺，价格上涨。工部则在通州（今北京通县）潞河加紧打造战船，但这里通海的二百八十里水路不畅通，完颜亮硬是命民工开河担水，挽舟入海。全国还以户为单位征调骡马，富室征发有多至六十匹的，全国共计五十六万匹，仍令本家饲养，随时应付军用。

这种超限度的举国大征发，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灾难，劳力被摧残，物力遭破坏，危机四伏，天下骚动。正隆三年以后，中原地区先后有山东开山赵、东海张旺、单州杜奎、河北王九、济南府耿京等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而金朝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直接激起了契丹撒八、窝斡领导的各族人民的起义洪流。

但完颜亮没有从这些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中体察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还是一意孤行的推进他的侵宋计划。太医师祁宰上奏反对侵宋，分析颇为在理：谋臣猛将，异于往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征调烦重，怨声载道，是为人事不修；舟师水涸，舳舻不继，江湖岛渚，不宜骑射，是为地理不便。但完颜亮已听不得反对意见，一怒之下，将他戮之于市。

正隆六年四月，尚书省、枢密院等中央官署迁往汴京，六月，完颜亮也到达汴京，作进兵江南的部署。这时，完颜亮的生母已去世，嫡母徒单太后，对他弒君迁都都是反对的，对侵宋更是多次谏劝，完颜亮忿怒的命人以残忍的手段将其虐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侍奉太后的宫婢、护卫等十余人。有人为他这一举动辩解，说完颜亮乃是为了制止母后干政而动杀机。实际上，以完颜亮专断刚愎的性格，根本就没有母后干政的余地，即便徒单太后确实反对完颜亮一系列做法，但以其当时权威，也绝非只有弒母一策。

对完颜亮决意南侵，宋高宗不是不知道。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宋使归报金朝在汴京大兴土木，准备迁都南侵，建议早为之计。高宗虽然震惊，却宁信其无，说：“恐怕只是营造行宫吧！”完颜亮利用宋高宗的苟安心理，一边积极备战，一边对宋使大放烟雾弹，说是因为喜欢中原风土，故而准备巡幸汴京，让宋朝不起疑防之心。

这年，台谏官抖落出宰相沈该谄谀秦桧的旧账，沈该罢相，陈康伯升为右相，汤思退进任左相。次年正月，金使施宜生赴宋贺正，他原是福建士人，以暗喻向宋使传达情报道：“今日北风甚劲。”唯恐对方不解，取笔扣案说：“笔来，笔来！”以谐“必来”之音。宜生北返，因此被烹死。而宋使也一再密奏完颜亮势必南侵，高宗这才同意宰相陈康伯进行备战。绍兴三十年岁末，汤思退以秦桧余党被劾罢政，陈康伯成为首相，加强了抗金的战备。

正隆六年四月，完颜亮自以为一切就绪，指使金朝生日使公开向宋朝挑衅。金使一行在运河沿途用箭射两岸居民，宋方忍气吞声。高宗接见时，金方副使厉声索要宋朝的汉淮之地，并突然宣布“赵桓（钦宗）已死”。

在这种挑衅面前，高宗仍不放弃委屈求和的最后努力。他仍按礼仪接待和礼送詈骂自己的金使，对陈康伯举荐张浚领导抗金，坚决表示反对。他甚至做好了“幸蜀”的打算，康伯对他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他这才让康伯转告都堂集议的朝廷要员说：“今日更不论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

自绍兴和议以后，南宋军队的素质急遽退化，将骄兵惰，无复战备，将领都去经商敛财，士卒皆成行商作贾。连投降派万俟禼都承认，这样的军队，一有缓急，不足倚恃。宋朝不得不临阵易将，宿将刘锜出任镇江府都统制，兼江淮浙西制置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兼湖北京西制置使，领兴州都统制吴璘兼四川宣抚使，主持东中西三大战区，另派李宝任浙西马步军副都管，率水军负责海上防御。

宋朝仓促命将刚定，金主完颜亮已经全线出击了。八月，尚书令张浩和左丞相萧玉再次谏止攻宋，都被当场杖责。九月，完颜亮命他俩与皇后、皇太子留守汴京，亲率三十二总管兵南下侵宋。

战争按惯例在淮南、荆襄和川陕三个战场上展开。完颜亮以河南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西路战事，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中路战事，显然这两路只起牵制作用。他把四分之三的兵力集中在东路的亲征军和浙东水军，以期大兵直下淮南，渡江以后与直捣浙东的水师对临安形成钳制攻势，以工部尚书苏宝衡为浙东道兵马都统制率水军由海道南下。另派徒单贞率兵二万由淮阴一线南攻，可视为东路战场的侧翼。

总的说来，完颜亮的战略意图颇有可取之处。相比之下，南宋九支御前诸军和三衙军则平分兵力，分散指挥，连刘锜、成闵和吴璘都不能统一指挥本战区的各支军队，在集中优势兵力上，金军就比宋军高出一筹。

就在完颜亮亲率大军由汴京向淮河开拔时，一些猛安谋克军纷纷举部逃亡，公开声称“前往东京立新天子”。他对远在东京辽阳府的宗室完颜乌禄的号召力严重估计不足，只派一支偏师前去镇压，自己依然按原计划南下。这是严重的失策，他统一之心太切，以为只要统一了江南，再挥师北上收拾篡立者也易如反掌。他不知道自己因强征国力发动战争，违背了南北人民渴求和平恢复的普遍愿望，已经失尽了民心的支持。他也不明白“安内”的紧要，一旦祸起萧墙就会连皇冠都被褫夺的，而独夫一旦沦为匹夫，被解决也是轻而易举的。

李宝曾任岳飞帐下统领，在担任沿海提督以后，侦知金朝水师大本营在密州胶西（今山东胶县）沿海，便决心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把决战的战场主动移到敌境之内。其时，北方忠义人魏胜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十月，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船一百二十艘从明州开赴海州。船队刚到东海县（今连云港南，当时尚是海岛），正值数万金兵进攻海州，李宝挥师登岸，与魏胜会合，与金军血战，保卫了海州。

李宝通过魏胜联络山东豪杰，命令他们向胶西集结。而后率战舰驶抵胶西陈家岛（今薛家岛），与停驻在唐岛（今黄岛）的金朝水师仅一岛之隔，相距三十里。尽管金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命令火箭环射，中箭的敌船烟焰连天，延烧数百艘。少数未着火的敌船还想顽抗，李宝令水军壮士跳上敌船，短兵相接。胶西之战共杀伤金军将士三百余人，俘虏汉军三千余人，金朝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逃跑，副都统制完颜郑家奴被击毙（一说活捉）。

这次海战的意义，一在于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了火药兵器，一在于彻底摧毁了完颜亮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有力保障了浙东沿海，尤其是行在临安的安然无恙，与采石之战同为确保南宋王朝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

再来看东线的陆战战场。南宋负责东路战场的刘锜扼守清河口，意在阻击徒单贞金军的南下，但建康府、池州、真州等地的御前大军都不归其统一指挥。负责淮西战场的建康都统制王权一听完颜亮大军渡淮，就望风披靡，放弃庐州，由和州（今安徽和县）一带渡过长江。由于王权不战而退，刘锜在淮东也难以孤军撑持，只得退师渡江，驻守镇江。金军实际上已控制两淮，饮马长江。

完颜亮进抵和州，听到完颜乌禄在东京即位改元大定的消息，慨叹道：“我本想在灭宋以后改元大定的，莫非是天命？”但他仍不愿罢兵北上，与乌禄逐鹿中原，而执意把侵宋战争进行到底。他得知战船因梁山泊水涸不能沿运河南下，即命金军在长江边赶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日夜不能休息。他准备渡江攻下采石矶，为金朝大军渡江夺取桥头堡。

宋高宗听到王权败退江南的军报，第一个念头就是再次航海避敌。他给陈康伯下了“如敌未退，放散百官”的手诏，康伯断然焚烧了御批，理由是既不能执行，又不能私留，并苦口劝谏道：“百官一散，主势即孤。”高宗这才与康伯考虑对策。

在康伯的坚决请求下，高宗首先下诏亲征，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其次，召回主战派领袖张浚，命其判建康府。除了这些姿态外，在军事上也有所调整。一是因刘锜在镇江染病，命李横权统其军督兵渡江，但李横孤军渡江仅以身免，金军屯驻瓜洲，依旧一苇可航。于是，只得命中路战区的成闵率本部兵马东来取代刘锜，中路再调鄂州都统制吴拱主持。二是将王权召回，以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代领其军，中书舍人虞允文以参谋军事的身分前往芜湖迎接显忠，并犒劳军队。

虞允文抵达采石时，王权已去，显忠未来，败兵残将散坐道旁，解鞍束甲而群龙无首。而完颜亮正在对岸临江筑台，筹划渡江。允文即召诸将，勉以忠义，有人对他说：“你只受命犒师，没受命督战。别人坏事，你来顶缸吗？”他斥责道：“危及社稷，岂能退避！”将士都愿死战，于是部署防务，准备迎战。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亲掣红旗指挥战船渡江，十余艘战船由杨林河口进入长江，两船先抵南岸，因不谙航路而搁浅。宋军利用水军优势，释放霹雳炮，令金军难以抵挡，并以海鳅船冲撞或拦截敌船，敌舟或溃或沉，不少金兵被杀死在江中，即便强行登陆的数百金兵，也都悉数被歼。战争持续到日暮，金军才退回江北。半夜，允文派一部分战船开赴上游，一部分战船到杨林河口阻击。次日，敌船再度企图强行渡江，遭宋方战船夹击，大量船只被烧毁，金军大溃。这就是闻名一时的采石之战。

完颜亮不甘失败，移师瓜洲，准备强行渡江。虞允文也从刚到采石的李显忠那里分兵一万六千，驰援镇江。这时，京口已集结御营宿卫使杨存中和东路主帅成闵的大军二十余万，从数量上也足以与完颜亮大军对垒抗衡。允文部署车船，在江上回转如飞，威慑金军。

直到这时，完颜亮仍不审时度势，限令诸将三日渡江，否则处死。军士开始结队逃亡，完颜亮下令：军士逃亡，杀其蒲里衍；蒲里衍逃亡，杀其谋克；谋克逃亡，杀其猛安。金军将士越发感到危惧。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勒令次日渡江，有敢后退者斩。次日清晨，金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联合若干将领闯入御帐，射死了完颜亮，然后退兵三十里，遣使向镇江府宋军议和。金军将士临阵逃亡和兵变，说明这次侵宋战争是不得人心，而完颜亮苛酷惨急的军令更是加速了将士的离心力，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完颜亮对金朝历史起过积极推动作用，堪称有为之君，这主要表现在完善中央集权，推进封建改革，改定官制，迁都燕京。但他不合时宜的急于完成统一，完全超越了国力条件，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给南北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与人民所渴望的统一事业南辕北辙，最终身死军前，也是咎由自取的。不过，金世宗为了证明其自立为帝合乎道义，在大定三十年间，公开号召朝臣凡能诋毁完颜亮的，就给他好官做，因而留给后人的形象就大有丑化的成分，抹黑应该洗雪，但就正隆南侵而言，他毕竟是一个有重大过失的历史人物。

由于虞允文当机立断，组织军民，奋勇抵御，赢得了时间，使南宋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劫难，采石之战的历史作用确实是不容低估的。宿将刘锜对前往问病的允文说：“朝廷养兵三十年，一筹莫展，大功倒出自一个儒生，我辈愧死。”这话说明两点：采石之战竟由儒生指挥，并获得胜利，都有一种偶然性；而这种侥幸取胜和成名的背后，却是南宋战备的废弛和兵政的腐败。其后不久，宋孝宗君臣以这样的军队来进行隆兴北伐，岂能立于不败之地？

细说宋朝58：隆兴北伐

金主亮南侵渡江前后，宋高宗一面下诏表示要亲征，一面早早准备好南逃的舟船，打算故伎重演。其时，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前所未有的高涨。而金朝南有中原民众的反抗起义，北有契丹族移剌窝斡的反叛起事，世宗登基后政权尚未稳固。虞允文向高宗指出，当前正是我朝恢复中原的天赐良机，他只冷冷回答：“朕知道了，你且去罢。”

在确知金主亮被杀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岁末，高宗才同皇子赵玮随他一起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象征性地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在随驾过程中，赵玮协助处理朝章奏疏，恪尽臣子之道，赢得了随驾群臣的普遍赞誉。

高宗看到了这种微妙的人心转向，金主亮毁约南侵早使他的求和政策丢尽了脸面，绍兴三十二年二月返回临安，五月，他就下诏宣布决定禅位，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眘。他对宰执声称：“今老且病，久欲退闲。”而实际上，他退位后还活了二十五年，禅让这年仅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健康。

高宗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一决策的：让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继承人早点替代自己处理朝政，既省得自己政事烦心，又能够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自己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六月，举行禅位仪式，新皇帝就是孝宗，高宗以太上皇移居德寿宫。在禅位仪式上，高宗接见群臣时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自我评价：“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即位第二个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朝野人心为之一振。他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也进一步做出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受害者，抚恤子孙；张浚、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都受到了重用。他继续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坚持抗金、政绩卓著的大臣，陈康伯、虞允文、张焘等都成为新班底的核心。

金主亮南侵以后，迫于舆论与形式，高宗不得不重新起用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但绝不让他干扰自己的乞和路线。孝宗一即位，就召他入京，共商恢复大计，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高宗很不以为然，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对孝宗的恢复也大泼冷水道：“大哥，等我百年以后，你再筹划这事吧！”但孝宗起用张浚、准备抗金的决心已定，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途中起过不少作用，号称智囊，因而颇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当时，西线吴璘在金主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了金军的攻势，还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十六个州军，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理由，让孝宗下诏命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新州军得而复失，而且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的反攻下伤亡二万余人。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再授权吴璘得以自行决定进退，但已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大约到大定二年（1162年）岁末，金世宗立足已稳，他做过与宋讲和的努力，但遭到了拒绝，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军，对南宋实行以战压和的政策。冬去春来，金军更加紧了南攻的准备，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壁（今属安徽），同时致书张浚，以战争相威胁。

在这种态势下，南宋朝廷中和战两派也不得不摊派。张浚主张孝宗北上建康督战，下诏出师北伐。他指出：中原久陷，今不规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的反驳：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决定北伐。

隆兴元年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高宗闻讯，急召孝宗企图迫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不语表示拒绝。史浩因宰相不得与闻出兵大事愤而辞相，孝宗同意他出知绍兴府。史浩放弃陕西与两淮确是馊主意，但反对草率北伐仍有可取之处。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今安徽泗县）。李显忠原是陕西骁将，一家二百余口遭金军杀害，后辗转至临安，因力主抗金而被秦桧贬官削职，金主亮南侵时才被起用，被张浚视为干将。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壁，而邵宏渊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

邵宏渊争强好胜，对虹县战功不出于己深以为耻，恰巧他的士兵抢了金朝降卒的佩刀，被李显忠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因而对显忠憋了一肚子气。显忠建议邵宏渊乘胜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宏渊酸溜溜的说：“你可真是关西将军啊！”见对方不见呼应，李显忠只得独率己部发起进攻，城破，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这时，邵宏渊才投入战斗。攻下军事重镇宿州的消息，令孝宗与张浚大受鼓舞，指示他们扩大战果。

但前线两将的矛盾却趋于激化。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他耻居李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李显忠的节制。张浚迁就了他的无理要求，使他更有恃无恐。他提议将宿州府库中的钱帛全部拿来赏赐给士兵，李显忠只同意每三个士兵赏一千钱，却放纵自己亲信部曲恣意搬取。其时南宋军队都是吃饱拿足的骄兵悍将，一经挑唆，拒绝受赏，人心立时浮动。

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对部众大讲风凉话：“这大热天的，摇着扇子还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呢！”于是，军心溃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宋军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二千余，终于独力难支，浩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遂率师而退，行未多远，宋军就全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略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溃”。

符离之败使宋金交涉发生了不利于南宋一方的倾斜，也使南宋主和派有了发难的把柄。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好在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他给张浚回信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倾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部署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

符离之败对孝宗北伐雄心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也发现恢复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六月，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不到一月，就让他担任右相。与此同时，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八月，孝宗恢复张浚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同时采纳汤思退的建议，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

十一月，卢仲贤带来了金军统帅仆散忠义至南宋三省与枢密院的函件，议和条件为：宋帝与金帝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被占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的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的岁币。

南宋朝廷的和战双方再次展开激烈辩论，最后太上皇高宗出面为主和派撑腰，孝宗才决定继续遣使议和。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去相位，向孝宗推荐张浚自代。但太上皇指令让汤思退升为左相，地位在右相张浚之上，以为牵制。尽管如此，主战派仍自觉实力大增。

隆兴二年正月，金帅仆散忠义再次来函，要价太高，口气忒硬。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励下，将卢仲贤以擅许四州的罪名除名，编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明宋朝拒绝归还四州，否则将中止和议。和议陷入僵局。孝宗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一决雌雄。

张浚招徕山东淮北的忠义之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污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四月，召张浚还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来看，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盛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他的遗言倒是真情实话，道出了自己的终生遗憾。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张浚罢相，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孝宗已倒向了主和派。六月，孝宗命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允文拒绝执行，被撤职降知平江府。七月，海、泗二州宋军撤戍。九月，孝宗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以副都督协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汤思退。

汤思退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十月，仆散忠义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主动撤防，金军轻而易举的突破宋军的两淮防线。十一月，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这时，孝宗听到使金回朝的魏杞报告说金人议和要价贪得无厌，便激愤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度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十一月，孝宗罢免汤思退，将其贬至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忧悸而死。

在罢免汤思退的同时，孝宗重新召回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他为左相，以主持大局。但宋朝在军事较量上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不得不再派王抃为使者赴仆散忠义的大营，表示愿意议和以换取金人的退兵。金朝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和议。

经过使节尊俎折冲，岁末终于达成和议条款：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朝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五万两匹，这是金朝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双方的让步都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地缘的实力平衡，金朝的让步是出于内部的不够稳定，宋朝的让步是出于兵戍相见时太不争气。离开这点，空谈和议是否平等或屈辱是意义不大的。

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再度恢复正常，直到开禧北伐才试图再次打破这种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而隆兴和议到开禧北伐的四十年间，对宋金双方来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细说宋朝59：大定之治

金世宗完颜雍，女真名乌禄，与完颜亮为从兄弟，其父亲辅也是太祖庶子。完颜亮即位后对他颇为猜疑，他始终隐忍韬晦，连完颜亮召其妻入宫，他也忍了。正隆六年（1161年），完颜亮南侵，他在东京留守任上，副留守高存福就是完颜亮派来监视他的。

突然传来完颜亮杀害徒单太后的消息，流言传说他正派人前来加害宗室兄弟。这时，南征万户完颜福寿在侵宋途中哗变，以“前往东京立新天子”相号召，一路接纳逃亡士兵，到达东京时数已多达二万。前往镇压撒八起义的完颜谋衍也率兵五千前来投奔。

十月八日，在舅父李石劝说下，完颜雍杀高存福，在东京辽阳发动政变，下诏废黜完颜亮，自立为帝，改元大定。当时，群臣都劝世宗北据上京，新任参知政事的李石反对说：“正隆远在江淮，万姓引领东向，宜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十二月，世宗进抵中都，确立了统治中心的所在地。

初登大宝的世宗首先面临着三大棘手的问题：其一，侵宋战争的稳妥善后；其二，中央皇权的顺利过渡；其三，各地起义的及时平定。关于第一个问题已有细说，这里只说个结果：世宗有效反击了南宋的隆兴北伐，迫使宋朝订立了隆兴和议，双方维持了四十余年和平共处的局面。

在第二个问题上，世宗没有采取杀戮异己、排斥政敌的做法，而是实行了既往不咎、兼容并包的政策。完颜亮被杀以后，张浩向世宗上贺表，世宗仍让他任尚书令，对他说：“你过去为相，岂能无罪？因你练达政务，所以还要用你作相。”纥石烈志宁与白彦敬奉完颜亮之命北上镇压契丹撒八起义，曾密谋进攻心蓄异志的世宗，还杀了世宗派来招抚的使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表示反正，世宗以为他们“忠于所事”，依旧信用他们。参加侵宋的汉南路副统制仆散忠义被任用为尚书右丞，后来与纥石烈志宁皆为大定名相。由于世宗宽容大度，不计前嫌，完颜亮任用的一大批文武官员被世宗所争取，统治集团高层并没有因皇位争夺而形成公开的反对派，实现了中央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此基础上，世宗在位期间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其母舅李石是朝中渤海人代表，位至尚书令。熙宗时的第一名进士石琚历任参知政事、右丞相，是大定间汉人宰相的代表。撒八、窝斡起义以后，世宗对契丹族多有防范，契丹贵族执政者不多，但契丹乙室部人移剌道还是被起用为户部尚书、平章政事。世宗朝任用的参知政事以上执政官，完颜部宗室七人，非完颜部女真贵族十五人，汉人十四人，渤海、契丹人各二人，亦可见世宗对维护多民族统治核心的良苦用心。

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世宗即位以后，中原地区小规模的汉族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而撒八和窝斡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在金军的进攻下，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撒八主张投奔西辽，移剌窝斡就杀了撒八，率义军回师攻占契丹的发祥地临潢府，自称皇帝，建元“天正”，众至五万，继续抗金。

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一面派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大军镇压，一面下诏招降：自动投降者皆不问罪，奴婢释放为平民。这两手都不生效，六月，世宗改命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右监军，合力进讨。纥石烈志宁收买内奸，离间军心，最后伺机擒捕了窝斡。窝斡被杀，移剌扎八率领部分义军南投宋朝，起义失败。

在解决了燃眉之急的三个难题后，世宗的统治渐趋于稳定和巩固。世宗基本上是守成明君，熙宗和完颜亮改革的成果，成为他治世的坚实基础，他俩晚年的荒暴苛急之政，又成为他理政的前车之鉴。他在位二十九年，使金朝诸帝中最长的，而金宋间和平局面的出现，也为大定之治创造了外部环境。

世宗首先推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定二年，他把来自中原参加南征的步军都遣返回家；同时派官员到汉人起义密集的山东地区，招抚正隆时期因苛重的兵役和劳役铤而走险的农民，只要及时归农，罪名一律赦免。大定三年，对移住中原的女真人户，凡父兄子弟俱在兵伍的，也遣放一丁归家农耕。大定六年，对宋战争一结束，仅留六万戍备，其余士兵也都放还。

世宗还局部调整了阶级关系。金朝灭辽以后，为满足女真奴隶制的需要，把辽朝有自己经济的投下户和寺院的二税户变为奴隶，这是历史的倒退。大定二年，世宗不仅将确有凭据的二税户六百余人放免为良民，还下诏凡从移剌窝斡起义军来归的驱奴、宫籍监户也一律放免为良。次年，他下令对中都等地因战乱和饥荒而典卖妻子者，官府代为收赎。大定二十二年，金朝规定：凡立限放良之奴，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子女即为良民。类似官方赎买良民和局部解放奴隶，对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世宗试图继续维持计口授田制，保护女真猛安谋克户的特殊权益。自熙宗以来在中原推行对女真猛安谋克户的计口授田制度，因中原旧有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和以战争俘虏补充奴隶来源的彻底断绝，逐渐向封建租佃制演变。一些猛安谋克户开始出卖奴隶，致使耕田者减少，只得将所授之田出租给汉人农民耕种。另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户，在战争结束后不再回到所授之田上耕作，直接将其转租给汉人农民。也有一些贫困的女真户将所授之田出卖给“豪民”。女真猛安谋克户发生了阶级分化，那些坐收地租的女真户便转化为封建地主。而女真贵族和官僚地主多占或冒占官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世宗企图制止生产关系向封建租佃制的转化，大定二十一年，他颁布禁止中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转租田地的诏令。次年，他又规定：一旦查出有不自耕种的猛安户，杖六十；谋克杖四十。不得，世宗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封建租佃关系的合法性，同意地有余而力不足的猛安谋克户可以招人租佃。

对于贵族地主多占冒占官田，世宗在大定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先后派员到各地拘括官田。括田的本意是将所括之田分给贫民，继续对无田少田的猛安谋克户实施计口授田的旧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土地都被强行拘括，田地更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反而加速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这是经济规律强过帝王意志的最好例证。

世宗还强行通检推排，平均赋税差役。金初对人户三年一籍，清查其人口、驱奴、土地和资产，据以排定户等，征收物力钱（财产税），征发差役。但贵族、官僚和地主以各种方式隐瞒财产逃避税收，而贫苦人户却负担重税。为改变赋役不均现象，大定四年，世宗下令分路通检天下物力，因标准不一，诸路不均，百姓不堪承受。次年，颁布“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标准，轻重不均的现象始有所改变。

大定十五年，离上次通检已经十年，但赋役仍有不均，世宗再命分路推排物力钱，手续较通检简化。而随着猛安谋克户内部的阶级分化，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也开始严重不均。大定二十年，从中都入手在猛安谋克户内也实行推排，两年后推广到全国，方法是清查各户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均赋役。大定二十六年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全国还进行过这种推排。尽管在通检推排中，不无官员上下其手苛增物力的扰民现象，但对均平全国赋役，保证国家收入，缓和社会矛盾，毕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金世宗虽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却坚决反对女真族汉化趋势。自完颜亮即位以来，这一汉化进程明显加快，世宗时，连太子都不知女真风俗，宗室诸王甚至已不通晓女真文字。世宗深为担忧，他认为女真族的汉化将危及女真王朝的存在。

大定四年，世宗下令设女真学，选猛安谋克子弟三千人入学女真文经书。大定十一年，世宗创女真进士科。时隔两年，又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这年，他还禁止将女真姓改译为汉姓，例如完颜译作王等等；次年，命卫士不准说汉语，改习女真语。二十二年，颁行女真文译本的五经和诸子。二十六年，世宗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不得承袭猛安谋克。次年，他再次强调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改服汉服，犯者处罪。二十八年，命建女真太学。

世宗在女真汉化问题上的做法，也许有其自己的统治思路：由于完颜亮南侵的失败，金朝将与南宋长期对峙，因而不能不保持其作为统治民族的自身习俗，使尚武勇悍的民族传统不致失落退化。但他没能认识到女真人汉化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和所体现的历史进步性，制定出阻挠汉化的种种措施，在这点上不仅难以比肩推动拓跋部汉化的北魏孝文帝，也远比推进女真人汉化的完颜亮逊色。

当然，历史大趋势是无法抗拒的，世宗自己在册立皇太子诏书中就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这本身就是求助汉化的表现。至于整个金朝女真社会的汉化进程，即使在世宗朝仍然不可遏制，而到金章宗时已告基本完成。

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历史上经济社会最稳定繁荣的时期，史称大定明昌之治。封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外部环境的和平共处，促进了金朝榷场贸易的空前活跃，成为金朝与南宋、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

金朝在与宋朝边境线上设立的榷场，自东往西有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寿州（今安徽凤台）、颍州（今安徽阜阳）、蔡州（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唐州（今河南唐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则是金宋海上贸易的窗口。金朝与西夏贸易的榷场主要有绥德州（今陕西绥德）、保安州（今陕西志丹）、兰州（今属甘肃）。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庆州朔平（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等地也进行榷场贸易。

榷场贸易既是辽宋夏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方式，对官方也是一笔不小的财税收入。仅金朝每年从南宋购买的茶叶就耗资三十余万两。金宋之间的榷场贸易在大定明昌间发展势头迅猛，以泗州场为例，大定时年税收为五万余贯，明昌七年（1196年）翻了一番。

世宗孜孜求治之心，史书多有记载。即位之初，他认为完颜亮“专任独见，故取败亡”，表示要虚心受谏。有人建议罢科举，他问张浩说：“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的吗？”张浩答有，世宗问谁，张浩再答：“秦始皇。”他说：“难道让我做秦始皇吗！”

大定十七年，他对宰臣说：“凡我一时喜怒而处置不当的，你们都应该执奏，以免造成我的过失。”还表示：“趁我还健康，有政令未完善，法令不统一的，都应该修改订正。我不会懈怠的。”

大定二十五年，世宗亲至上京大宴宗室、大臣和故老，席间，他亲自唱女真歌曲，咏叹王业之艰难和守成之不易，唱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时，慷慨悲咽，不能成声。一个专制制度下的帝王，时时能有这种忧患意识和民本思想，诚属难能可贵。

《金史·世宗纪》有一段评论，大意说：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安定之年无几。而完颜亮赋役繁兴，兵甲并起，国内骚然，颠危愁困。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原故，知吏治得失。南北讲和，与民休息，孜孜求治，得为君之道，上下相安，家给人足，号称“小尧舜”。

经历了金初以来长期战乱的女真民族和中原人民，能有近四十年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安定生活（自章宗末年起金朝再度陷入战争状态），与完颜亮晚年的苛政和战乱相比，自然弥足珍贵，尽管还有很多不如意处，但也不吝把“小尧舜”的美誉加到金世宗的身上，人民实在也是不过于奢望的。

细说宋朝60：宋孝宗

宋孝宗锐意恢复，王夫之说他是“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隆兴和议绝不是宋孝宗期望的结果，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在准备用武力恢复中原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向金朝索取更多的东西。

金世宗也从完颜亮的失败里明白，金朝没有力量灭亡南宋，他还从隆兴北伐里知道，南宋求和只是出于不得已。于是，他对内发展生产，稳定政局；对外既不轻易让步，也不主动挑衅。双方的这种国策使得隆兴和议以后的宋金外交总是别别扭扭的。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金朝报问使入见，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閤门转呈金使的国书。金使不同意，坚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由宋朝皇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由太上皇发话，孝宗不得不遵循旧例，但内心更感屈辱和愤怒。

乾道六年，他派范成大使金，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祖宗陵寝之地，更改受书仪式。金世宗断然拒绝，复函表示同意“奉迁”宋朝皇陵，声称将以三十万骑“奉迁陵寝来归”，将了宋朝一军。孝宗再派中书舍人赵雄使金，请求不迁祖宗陵寝，只改受书仪式，世宗同意前者，拒绝后者。乾道九年岁末，南宋在受书仪式再次作梗，金使严厉谴责南宋破坏十年以来的受书仪，高宗以太上皇的身份再度出面干预，孝宗只得一如旧仪。南宋在隆兴和议以后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占到金朝的便宜，折射出的仍是双方实力的均衡状态。

孝宗也知道外交不过是一种试探，关键还是实力的比拼。乾道元年，陈康伯以老病辞相，不久去世。过了两年，川陕主帅吴璘也病故了。在位的宰执都不懂军事，孝宗就把恢复的期望寄托在虞允文身上，他指挥的采石之战是有口皆碑的。乾道三年，孝宗任命他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刚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表明他对四川战略地位的特殊关注。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经济发展，军政一新。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允文入朝为右相，兼枢密使与治国用使。虞允文向孝宗分析形势，认为宋金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当务之急，莫急于兵财。他着手在军力与财力上为北伐作积极的准备。在军事上，他重建淮东万弩手，改名神劲军；将定海（今浙江镇海）水军直属御前，增设广东水军；按怯、壮分三等拣选三衙官兵，上等备战，中下等备辎重；将马军司牧地从临安移至镇江，以备随时渡江出击。

在财力上，他恢复了北宋以来的发运使机构，设都大发运使，以便及时调拨军需给养。他还对总领所作了调整。总领所全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是南宋在战事状态下的特殊财政体制，最早是张浚在建炎末年经略川陕时临时设立的总领四川财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收兵权后，设立淮东、淮西和湖广三总领所，绍兴十五年复置的四川总领，职权比东南三总领更重，合成四大总领所，分掌各路上贡财赋，供办相关御前大军钱粮，实际上成为户部为战争服务的财政派出机构。虞允文将淮东总领并入淮西总领，负责统一调度两淮、浙西、江东的军需财赋，这样，淮西、湖广与四川三大总领所恰与宋金战争中东、中、西三大战场相配套。

乾道八年二月，虞允文升为左相，但仅过半年，与孝宗在重用潜邸旧人上意见分歧，便辞相再任四川宣抚使。孝宗与他相约分别从东西两路出兵收复中原：“若西路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则卿负朕。”允文入川一年，虽然积极筹划北伐，但孝宗密诏询问进兵之期，他深知北伐不是轻率的儿戏，审慎答以军需未备。

淳熙元年（1174年），虞允文积劳去世。孝宗怪他迁延出师之期，一反常规，对允文不赠官，不赐谥。不久，孝宗检阅军队，亲见允文教练过的士卒无不少壮勇武，感佩他稳健持重，有恢复之志而大志未酬，这才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忠肃。

虞允文是孝宗前期抗战派代表，他的去世，对孝宗北伐大计是个沉重的打击。孝宗的统治也大体以此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孝宗在乾道二年、四年和六年，先后举行过三次大规模阅兵，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锐意恢复，矢志北伐。但允文一死，孝宗顿失支持，虎虎锐气逐渐消退，守成的暮气占据上风。他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控制朝政、掣肘宰相上。

孝宗吸取秦桧擅权的教训，一是“躬揽权纲”，一是“勤于论相”。他除了对虞允文等个别宰相还比较信任，在位期间采取频繁更换宰相的手法来限制相权。他在位期间共任命左相八人，右相十八人，其中连续任期超过二年的仅虞允文、赵雄、王淮、梁克家四人，超过一年的也仅七人，其他都一年不到。从乾道八年虞允文罢相，其后十年竟不设左相；其中淳熙二年九月至淳熙五年三月的两年半里，竟然左右相俱缺，仅以参知政事行相事。即便对一向倚重的虞允文，在任其为左相的同时，还将与他“不苟同”的参知政事梁克家提为右相，以为牵制，孝宗对大臣的猜疑由此可见。

孝宗为了防止相权与监察权的勾结，在任命台谏官上别具心计：前相刚罢，后相初拜，他故意任命前相在任时进拟的台谏官人选钳制后相，后相虽有进拟，他担心台谏奉承后相风旨，有心不加任命。

出于扶植心腹控制朝政的需要，孝宗自即位起就重用潜邸旧臣曾觌与龙大渊，外戚张说也颇得宠幸，这些人都被正直人士视为佞臣。孝宗与他们形迹亲密，称字而不呼名，罢宰相，换大将，都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宋史·佞臣传》共列近习十二人，孝宗朝就占三分之一。孝宗的初衷是以心腹爪牙来防止权臣专政，却不料造成了朝政的另一种混乱。佞臣势力在孝宗朝抬头，在两宋历史上颇引人注目，也大出人们期待之外。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史浩因反对隆兴北伐而撤职赋闲十余年，孝宗起用他，固然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但也表明其政策的转向。史浩入相，太上皇高宗兴高采烈的说：“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史浩建议孝宗静守典制，唯尽公道，把即位以来太上皇各种“圣训”公布于世，以便子子孙孙“尊承家法”，一句话，无非要求孝宗唯太上皇是听，不改苟安的国策。孝宗开始欣赏并表扬这些言论。史浩任相仅半年多，便以老病力求去职，孝宗授其为少傅，留在朝内以为顾问，备受礼遇达五年之久，才同意他正式退休。

继史浩任相的赵雄资历虽浅，却颇具恢复意识，每见孝宗，“二帝在沙漠”未尝离口。但面对孝宗的消沉和朝堂的苟安，除了协助皇帝整顿吏治安定政局，在恢复大计上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淳熙八年，王淮接替赵雄为相达七年之久，他是孝宗朝在位年限最长的宰相。不过，同时代的朱熹认为，孝宗晚年所用宰执，“多是庸人”。

淳熙间，孝宗常慨叹：一未能恢复中原洗雪国耻；二未能改变国弱民贫的局面。他知道前者短期内已无指望，后者只要君臣一心还可以实现，因而在淳熙年间尤其关注财政与经济，颁布注重水利的诏书，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他自己虽对恢复中原失去了信心，却仍希望后继者有朝一日能完成自己未竟的大业。

早在隆兴乾道间，孝宗就仿照太祖的做法，设立封桩库，作为备战钱库，但措施不力，收效颇微，淳熙六年盘点库存仅五百三十万缗。经过整顿，四年后增至三千余万缗，但后因太上皇的需索等滥支现象严重，仅隔两年封桩库财物就锐减至五六百万缗，整顿财政也落得个虎头蛇尾。

尽管如此，孝宗仍不失为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经常感叹自己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父子，抱怨自己还不如东吴孙权，能得许多人才。他十分勤政，以至“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乾道、淳熙年间，南宋社会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尽管也有过湖北赖文政率领的茶贩茶农暴动与广西李接领导的农民起义，但就社会政治而言，仍不失为南宋最清明稳定的时期。

孝宗锐意北伐，但内外条件却令他“用兵之意弗遂而终”。他外逢金世宗统治，对手政局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无懈可击；内有太上皇干扰，自己被索缚手脚，消磨锐气，有心无力，诸多无奈。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受到太上皇制约。

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不问朝政，颐养天年。一到关键时刻，就多方掣肘，出面干涉，例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在恢复大计上，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他一再告诫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恢复事等我百年以后你再考虑吧！这也是孝宗在隆兴北伐后不再用兵的重要原因之一。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终于去世，孝宗还做了两年皇帝，但他却无复当年的锐气，暗中打算着禅位给自己儿子了。后人以恢复论其父子道：“高宗之期，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说得不无道理，高宗无意恢复，但岳飞、李纲、张浚都以恢复为己任；孝宗志在恢复，仅一个虞允文也中途而殁。历史的机遇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细说宋朝61：两朝内禅

宋高宗禅位以后退居德寿宫，时称北内，每月零花钱就是四万贯，是当时太师等最高月俸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每逢生日，孝宗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是最常规的进献。孝宗对太上皇可谓是竭尽孝道，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种种欲望，即便在治国大计上也往往委曲求全，庙号孝宗却是名至实归的。

太上皇在禅位后还悠闲滋润的活了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以八十一岁高寿一命归西。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里有一段话，可以移作对高宗其人的盖棺之论：“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

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决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其中虽有尽孝报恩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对朝政已深感倦劳，不再是隆兴初政时那个雄心勃勃的宋孝宗。

孝宗有三个儿子，长子赵愭，次子赵恺和三子赵惇，都是原配郭皇后所生。他即位以后，久久未立太子，大概一是忙于隆兴北伐，二是免得引起太上皇难以言说的不快，三是对三子颇有属望却不便操作。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赵惇率先得子，两个月后，赵愭才生下儿子。赵惇为皇帝长孙的名分暗中较上了劲，孝宗这才不得不立长子赵愭为皇太子。岂料赵愭命蹇，两年后一命呜呼。其后东宫虚位四年，按立长的常规，理应立赵恺，但孝宗实在看好赵惇。乾道七年，孝宗断然越位建储，立赵惇为皇太子。淳熙七年，赵恺病死，孝宗问心有愧，却譬解说当年越次建储正因为他“福气稍薄”。赵惇坐稳了皇太子，迫不及待的企望孝宗早日禅位给他，但孝宗还不打算放手。

太上皇去世，孝宗渐生倦怠之意，让太子参决朝政。淳熙十六年初，孝宗正式禅位给皇太子，此即宋光宗。据推测，孝宗之所以决意退位，另一原因是这年正月，金世宗的皇太孙完颜璟即位，此即金章宗，而按隆兴和议，年过花甲的孝宗得尊年仅二十来岁的章宗为叔叔，这是其强烈自尊心所无法接受的。禅位以后，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寿宫为重华宫，移住其中也当起了太上皇。他期望光宗也像自己对待高宗那样，让他颐养天年。

但孝宗也并不甘心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内控，禅位前安排自己信得过的老臣周必大出任左相，作为一种平衡，光宗潜邸旧臣留正为右相。光宗一上台，就不愿再受太上皇摆布，提拔亲留怨周的何澹为谏议大夫。何澹上任，首攻周必大，光宗顺水推舟将其罢相，升任留正为左相。

光宗即位次年，改元绍熙。史称绍熙初政，“宜若可取”，实际情况是言过其实。光宗虽多次下诏求言，却是只做听众而缺少行动，有臣下一针见血的说他“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无闻”。在任用台谏上，他既出于私心选用了何澹，也严加甄选，任命了刘光祖、彭龟年等人，可谓正邪并用。至于薄赋缓刑，见诸本纪的“下诏恤刑”、“后殿虑囚（审问囚犯）”，不过是虚应故事；减税、节用、理财之举，或杯水车薪，小惠未遍，或有始无终，言行不一，总体上无甚可取。

另一方面，光宗初政，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却逐渐暴露。他对优伶歌舞，市井段子，特感兴趣，召来演出，乐此不疲。原先就嗜酒，如今更是饮宴无度。虽说是后宫生活，却没有不透风的墙。

太学生余古知道了，就趁着下诏求言，在封事里以酒池肉林的商纣王和宠昵伶官的唐明皇作为类比，进行劝谏。光宗再也顾不得维护纳言好谏的形象，一怒之下，将这个太学生押送筠州，让他边受监管边学习。

当年高宗听信道士皇甫坦鼓吹李凤娘“当母天下”，为还是恭王的光宗定下了婚事。婚后才知道她是一个妒悍多事的女人。册立为太子妃后，她容不得太子身边宫女的增多，一再到高宗与孝宗夫妇面前告状，孝宗让他学点后妃之德，同时警告她：“如果只管与太子争吵，宁可废掉你！”

册立为皇后以后，凤娘更是目中无人，有一次竟然话中有话的讥讽太上皇后谢氏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气得孝宗把老臣史浩召来讨论废黜事。史浩从稳定政局出发，以为绝不可行，废后之事这才作罢，但双方关系却充满了火药味。

光宗只有一个儿子，时封嘉王，是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留正劝光宗早日立储，光宗就去找太上皇，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为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而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意思很明白，赵愭绝后，皇位应该再回到赵恺一脉。孝宗这一安排原因有二：其一，弥补对赵恺的歉疚心理；其二，他发现嘉王“不慧”，而赵恺之子嘉国公赵抦早慧。光宗在大义与情理上不能回驳太上皇，内心却是老大的怨怼，父子关系划出无法弥合的裂痕。

李皇后知情后，决定亲自出面为儿子争回皇位继承权，他在一次内宴上向太上皇发作：“我，是你们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默不作声。

不久，太上皇知道光宗心脏不好，搞到一张秘方，合了一丸药，准备在光宗来看望时给他。李凤娘知道后，竟挑唆光宗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准备给你服的那丸药，就是为了好让嘉国公赵抦早点继位。”光宗信以为真，不去见孝宗，把原先规定的一月四朝的约期也抛诸脑后。

光宗的妃嫔多起来，碰上李凤娘却是个悍妒的醋坛子。一天，光宗洗手，见端盆宫女的双手白如凝脂，嫩似柔荑，大为愉悦。几天后皇后送来一具食盒，装的却是那宫女的双手。李凤娘对光宗最宠爱的黄贵妃早想下毒手，就趁绍熙二年光宗祭天不住后宫的机会虐杀了她，再派人到祭天斋宫报告黄贵妃“暴死”的消息。因为祭天大礼，光宗不能赶回后宫看个究竟，他也深知凤娘的歹毒，只是哭泣个不停。事也凑巧，次晨祭天时猝不及防发生了火灾，转瞬间大雨冰雹劈头而下，虽没把光宗烧死，但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获罪于天，吓得神经从此失了常。

直到绍熙三年春天，光宗才能勉强升殿听政，但也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还有点周期性，岁末年初比较稳定，偶尔还去朝见太上皇，开春到秋末神志就基本不正常。理智清醒时，他还想做个明君，曾为自己能把陈亮由礼部走名第三擢为第一而喜形于色。但昏政已司空见惯，蜀帅吴挺死了半年，他还固执的以为活着而不派新帅。邵熙二年岁末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南宋王朝就是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光宗一年里犯浑的时候多，那时他绝对不愿去朝见太上皇，孝宗不同意立嘉王的旧症结，使他疑虑与妄想父亲要废黜或加害自己。这事在臣下看来事关君德与孝道，于是近臣口敝舌焦的谏诤，外臣连篇累牍的奏疏，都劝谏光宗过宫朝见太上皇。有时，光宗在压力下，勉强答应某日过宫，届时侍卫仪仗全体出动，阖城百姓驻足翘首，他却出尔反尔，酿成一次次过宫风波。

绍熙五年初，太上皇逐渐病重，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过宫探病，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他。从太上皇犯病到去世，他竟一次都没有去过北内。个别得睹“天颜”的大臣不敢说出病相，无缘得睹“天颜”的士庶军民却被光宗的所作所为所激怒。叶适建议宰相留正将光宗病状遍告群臣，免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轻议君父”，留正却以为人臣决没有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听任人心浮动，政局动荡。

六月，孝宗去世，光宗拒绝出面出面主丧。大丧无主，是前所未有的人伦大变，社会变乱随时可能发生。宰相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朝臣们都手足无措。

高宗皇后吴氏自高宗死后一直与太上皇孝宗同住重华宫，她年已八十岁，却能处变不惊，命宰执赴重华宫发丧。留正、赵汝愚请她以太皇太后之尊垂帘听政，她不愿背上女主干政的恶名，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内服丧”，以掩饰朝廷体面，平息朝野义愤。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继续，留正便奏请立储，岂料光宗在这一问题上也出尔反尔，先是斥责留正“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既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又不明确指示究竟立储还是禅位，让宰执无所适从。留正迷信自己流年不利，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误以为不祥之兆，光宗给他的御批中又有语意含混的责备语，他便撇下了棘手的政局，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这一消息更令朝臣都民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当机立断，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出来主持大计，成就上天赋予的一段事业。汝愚被说得忘情，脱口道：“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二赵计议已定，赵彦逾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以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这是专制君主制下宫廷政变的关键。赵汝愚让知閤门事韩侂胄去打通太皇太后吴氏这一关，没有她的首肯就名不正言不顺，侂胄是名臣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吴氏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不过，侂胄平时也不能随便见吴氏，他托人传语，吴氏传语汝愚“要耐烦”。但局面不容一拖再拖，汝愚让他再去提议内禅。侂胄进退无路，走了原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的路子。关礼声泪俱下的向吴氏哭诉局势的严重，吴氏终于传谕汝愚，决策内禅。

次日，是孝宗大丧除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王府直讲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来到北内。赵汝愚则先命殿帅郭杲率卫士赴大内请来传国玉玺，自己与其他执政率群臣也来到北内孝宗灵柩前，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吴氏建议立储传位。

吴氏命赵汝愚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吴氏大声喝令他站定，亲自取过黄袍给他穿上。

嘉王在韩侂胄、关礼的挟扶下侧坐在御座上，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汝愚早率群臣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宁宗。次日，吴氏撤帘还政。在她的主持下，南宋王朝度过了一次皇位传承的危机。

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礼终于收场。至于太上皇光宗，其后病情更重，清醒时，他不能原谅儿子夺了自己的皇位，拒绝见宁宗；恍惚时，他疯疯颠颠满宫禁乱跑，宫女内侍私下里都叫他疯皇。退位以后，他还活了六年，庆元六年（1206年）去世。孝宗选他作继承人，完全是决策错误。他以精神病患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最后造成政局动荡一筹莫展，凡此都深刻揭示了君主专制的非理性。

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演。但比起绍兴、淳熙内禅来，绍熙内禅实际上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意味着其后的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相都难以为继了。

细说宋朝62：庆元党禁

宁宗被赶鸭子上架，他对留正临变脱逃印象太坏，改命赵汝愚为右相。据说，太祖曾把“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载诸太庙，以防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构成对君权的威胁。汝愚以前，宋朝确实还没有宗室任相的先例。若仅为身谋，汝愚应该回避，但他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认为朝中还有一批正直之士，可以共事而图治，便决定犯忌踏上危径。

朱熹入朝任经筵侍讲，当上了货真价实的帝王师。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宁宗初政，倒也众贤盈庭，露出点治世气象来，以至人称“小元祐”。

赵汝愚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在他建议下，绍熙五年（1194年）岁末，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表明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但真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就枕，庆元党禁倒因朱熹罢官而预先揭幕了。

这场政治集团内部的党争，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搅和在一起。朋党之争从北宋初年开始几乎没有消歇过，但与道学之争错杂纠葛在一起，则集中在高、孝、光、宁时期（洛蜀朔党争即便有学说不同的因素在内，也只是新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分歧，并未以道学与否划线。）早在孝宗期，双方就有过道学真伪之争，孝宗虽然不喜欢空谈心性的道学之士，但没有让这场争论酿成党争。这一时期正是程朱理学骎骎乎由时尚之学向独尊之学迈进的时期，理学家及其依附者在官僚层中所占比例激增，有一种强烈的门户认同感，在自律甚严的同时，也责人颇苛。而那些被排在门户之外的仕宦们，趁着理学尚未被独尊为官学，还有被议论指摘的可能性，便在朋争的同时，对政敌所主张的学说也一并攻击，以便从根本上摧毁政敌。因而在理学已成显学而未成官学之际，朋党之争往往以道学与非道学之争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便绝非偶然。理宗以后以迄明清，因理学已定于一尊，尽管朋党之争仍是封建官僚制难治的痼疾，却与理学之争脱了钩。

绍熙内禅，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赵汝愚以首席执政的身份主其事，赵彦逾参加了最初的决策，外戚韩侂胄在内外朝之间穿针引线。据说，在定策内禅时汝愚曾许诺：事成，让侂胄建节，彦逾执政。这一说法并不可信，以汝愚个性而论，他不是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的人，否则在党争中不会输得这么惨。

在宁宗推恩时，他对彦逾说：“我辈宗室，不当言功。”对韩侂胄也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可论功？”执政对于一个文臣，节度使对于一个武职官员，都是令人向往的诱惑，两人的失望可想而知。在汝愚看来，这是贯彻自己的为政原则。

史称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对跑官者一概不见，对门人避嫌不用。你可以说他不通权变，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正直、为政忠廉。但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招来的只是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促使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党争中倒向韩侂胄。晚清魏源批评赵汝愚“忠有余而智不足”，失计在于以己律人，诚是确论。

沿袭文臣鄙视武职的心理定势，赵汝愚还颇有点瞧不起韩侂胄。知閤门使刘弼说起侂胄有定策功，汝愚马上驳回道：“他又有什么大功！”刘弼与侂胄原来同知閤门，内禅定策时汝愚只找侂胄，他内心很不平衡，于是一转身便把这话搬给侂胄听。侂胄便决定与汝愚一决雌雄。

与汝愚相比，侂胄优势有二。其一，他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历史上外戚篡位虽不少见，但在外戚与宗室之间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多是亲外戚而忌宗室的。其二，侂胄知閤门事的职务，比起宰相来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的便利，使他得以搬弄是非、窃弄威福。

怨望把韩侂胄与刘弼捆在了一起。侂胄问以对策，刘弼说：“只有用台谏。”又问：“怎样才能用台谏？”答道：“御笔批出就是。”心计不多的韩侂胄顿然开悟，自此将御笔和台谏作为打击政敌的两件法宝。

宁宗即位以来好出御笔，彭龟年说他“有失为政之体，殆非初政之美”，但他置若罔闻，给侂胄留下了染指之便。台谏官何以在党争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因为对君主来说，台谏象征着公论，多予重视和采纳。对上至宰执大臣、下至一般臣僚，台谏都拥有检查弹劾权，而其主要制衡对象则是相权。按惯例，包括宰相在内的大小官吏，一旦知道自己被台谏论劾，就必须去位待罪。由于宋代台谏拥有议论弹劾的双重权力，在党争状态下，各方无论为了左右舆论，评断是非，还是为了排斥政敌，打击异己，都必须借重他们。

汝愚也深知台谏的重要性，动作却慢了一拍，坐视侂胄以御笔将其同党谢深甫提为御史中丞，刘德秀提为监察御史。谢、刘入台，侂胄便在对阵中布下了活眼，其党鱼贯而进，言路上都是侂胄的党羽。这是因为台谏官享有独立言事权，不但不必通过台谏之长，还可以弹劾台谏长官及其他言官。因此对党争的任何一方说来，关键在于抓住双方力量消长或君主倾向转变的有利契机，汲引及时而得当，一两个台谏便足以成为弹劾政敌、左右舆论的过河卒子，进而控扼整个言路。

援引台谏，初战告捷，韩侂胄又让京镗出任签书枢密院事。侂胄打算贬窜汝愚，苦于找不到借口，京镗建议：“他是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就可一网打尽！”不久，这方面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岁末，宁宗命赵彦逾出知建康府。执政梦断，彦逾殿辞时递上一张名单，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彦逾与汝愚都是宗室，同为定策者，他的告发是很起作用的。

朱熹借经筵之便上书论御笔之害，宁宗转发了这一奏疏。韩侂胄深感朱熹威胁之大，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让优伶刻了一个峨冠大袖的木偶像，在宁宗面前献演傀儡戏，仿照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引起宁宗对朱熹道学的厌恶感，接着乘机进谗说：“朱熹迂阔不可用。”

闰十月，宁宗内批朱熹提举宫观，理由是“方此隆冬，恐难立讲”。赵汝愚把御笔袖还，宁宗认为汝愚为助朱熹而不行君命，怒气愈盛。侂胄恐夜长梦多，令内侍缄封了内批面交朱熹。朱熹知道宁宗已彻底转向，便黯然出了临安。这天离他入朝只有四十六天。

朱熹出朝激起了轩然大波，给事中楼钥、中书舍人陈傅良等甚至动用封驳权进行劝谏。宁宗说：“我最初任命他的是经筵之职，现在他事事要过问。”看来朱熹在经筵讲学外，不时施加帝王师的影响匡正朝事，令他很不耐烦。

吏部侍郎彭龟年见韩侂胄用事之势已成，决心背水一战，向宁宗揭发侂胄，指望自己的学生皇帝做出取舍，以决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宁宗对汝愚表示，打算双方都罢免。汝愚建议让侂胄留在京城奉内祠，龟年依旧供职，他没能牺牲龟年来换取斥逐侂胄，坐失逐韩的良机。宁宗当场同意，后因侂胄活动，最终的内批却是侂胄与在京宫观，龟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见宁宗，请留龟年，已经泼水不进了。

自朱熹、彭龟年被罢，赵汝愚自知抱负成空，便递上辞相札子，宁宗还不打算罢汝愚的相。韩党加紧起用李沐为右正言，胡纮为监察御史，作为搏击汝愚的鹰犬。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李沐把各种谣言编织成一篇弹劾状，请罢汝愚相位。

对流言蜚语，宁宗也颇有所闻：内禅前，汝愚说过“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言外之意立许国公赵抦也可以的；太学传言“郎君不令”，即嘉王不聪慧理想，故而太学生上书请尊汝愚为伯父；而受鼎负龙的梦境更被歪曲附会。如今一经煽动，宁宗便将汝愚罢相，出知福州，让他体面去位。

御史中丞谢深甫领着御史合台上言，说应该让赵汝愚奉祠省过。合台论劾是宋代台官加强言事分量的特定方式，宁宗便改命汝愚提举临安洞霄宫。至此，宁宗彻底倒向了韩侂胄。尽管双方首领一是外戚，一是宗室，但这次政争并不代表后族的利益，他们也只是借着汝愚宗室大臣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的借口而已。

赵汝愚罢相反响激烈，拥赵反韩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未及，他决定利用业已驱使如意的台谏和犹如囊中之物的内批，给反对者以打击。进行谏诤的朝臣接二连三被罢免或流放。

太府寺丞吕祖俭上封事直斥韩侂胄，警告宁宗，“政权将归于倖门”。侂胄恚怒，于是有旨送韶州安置。经筵官楼钥借进讲吕公著奏议之机劝谏道：“因言得罪的吕祖俭，就是他的后代。现在流放岭外，万一死了，圣朝就有杀言者的罪名。”宁宗懵懂问：“祖俭所言何事？”原来不仅贬窜祖俭的诏旨御笔，宁宗全然不知，连封事都没到他手里。

但令人不解的是，宁宗知晓了此事，却既不纠正对吕祖俭的处理，又不追究韩侂胄的责任，除去庸弱无知，很难有开脱的理由。祖俭后来量移高安（今属江西）。庆元三年，在贬所去世。

尽管韩侂胄发出恫吓，但就在吕祖俭上书被贬的第四天，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徐范、张道、林仲麟和蒋傅联名付阙上书。上书递进后，如泥牛入海，太学生们就广散副本给各侍从台谏。侂胄恼怒的拟将他们窜逐岭南，最后宁宗下诏，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将六名太学生各送五百里外编管。

封驳官缴还诏旨，以为“国家对上书言事的学生天覆海涵，从不加罪”，宁宗不听。侂胄党羽钱象祖新知临安府，连夜逮捕这些学生，派人强行押送贬所。新任右相余端礼在御榻前叩拜数十次，恳请款待学生，这才改送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编管。

自从靖康以后，国有大事，往往有太学生叩阍付阙，犯死直言，虽一时被权奸所抑，却代表了公道人心。这次上书，学生的正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称之为“庆元六君子”。

庆元元年六月，刘德秀上书，重提孝宗朝道学之争，希望宁宗“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奏章将孝宗以来思想学术上的所谓“真伪”之辨和目前党争中的所谓“邪正”之分拉扯在一起，为韩党肆无忌惮的排挤异己提供了借口。

何澹这个在绍熙初政中见风使舵的老手，在丁忧三年后入朝任御史中丞，不断向韩侂胄摇尾乞怜，见刘德秀着了先鞭，便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

刘德秀、何澹之流出于一己的利害恩怨，激成了伪学之禁。他们不但把自己，还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士林败类最卑鄙肮脏的报复欲、名利心都鼓荡了起来，酿成了宋代党争史上最黑暗惨烈的一幕。而昏聩的宁宗完全被朝堂上来势汹汹的舆论所左右，认可了伪学之禁。

韩党深知如不远贬重谪汝愚，抗议便不会止歇。十一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还准备挟持太上皇帝赴绍兴，称绍熙皇帝”。孝宗系出太祖，宁宗作为乃孙，对汝愚自称正统的谣言，不能不有所顾忌。宁宗即位时已有“恐负不孝之名”的心理，对汝愚欲使父亲复辟为绍熙皇帝之说，也不会没有猜嫌之心。于是，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

贬谪路上，赵汝愚有点病渴，大夫却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饮食了。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州守钱鍪对他百般窘辱。正月十八日，赵汝愚服药暴卒，一说中毒身亡。

关于死因，《宋史·韩侂胄传》说：“虑他日汝愚复用，密谕衡守钱鍪图之。汝愚抵衡，暴薨”，给人以钱鍪加害的印象。而《宋史·赵汝愚传》仅说：“为守臣钱鍪所窘，暴薨。”但侂胄败死后刘光祖所撰汝愚墓志铭，未说其中毒。如确系遇害，光祖完全可借清算韩党的有利时机，要求追究凶手，毫无隐讳必要。故汝愚不是被害，因窘辱自杀的可能性则不能排除。

讣闻传来，人们不顾淫威，私相吊哭。大内宫墙和临安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匿名的悼念诗文张贴出来，多出自太学生之手。即便在政治高压下，民心向背总是评判是非正邪的最高标准。

赵汝愚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虽缺乏一流政治家应有的洞察能力和权变策略，但敢于担当，不顾祸福，使南宋安然渡过了一次君权嬗递的严重危机；他志在有为，立意改革，朝野人心还是能辨别出他与韩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以为汝愚不死，国事或许不会像后来那么糟糕。

庆元二年，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进一步将思想罪往政治罪上拉。这年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近年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中国历代党政往往不局限在高层政界的小圈子内，占优势的一方总将其拉进思想之争的轨道，拉出高层小圈子。前者为证明自己在道义上绝对正确，后者为让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表态拥戴自己，孤立对手。于是，高层的党争总是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韩党为政敌戴的帽子也不断加码，监察御史刘三杰鼓噪“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正逆之类的最高审判台，使政敌难逃诛心与诛身的双重判决。

这年十二月，韩党请置伪学之籍，名单很快编定，其后续有增补。计有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周必大和王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陈傅良、彭龟年、楼钥等都在其中；其他官员三十一人，知名的有叶适、刘光祖、吕祖俭、杨简等；武臣有三人，太学生即庆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吕祖泰也榜上有名。名单是胡乱拼凑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与道学无关。以曾任宰执四人而言，留正、王蔺与道学了无瓜葛，周必大当时也并不视为道学家。因此，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当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正在心惊肉跳的当口，这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

吕祖泰是祖俭的堂弟，祖俭上书被贬，他前往贬所探视，归语友人：“天下钳口，我必以言报国！”祖泰上书为“伪学逆党”辨诬，请斩侂胄及其党徒苏师旦，以周必大相代。韩党为了逼供出周必大是幕后指使者，将祖泰投入临安府大牢。

审讯时，知临安府赵善坚威胁利诱，祖泰冷笑以对，即便受杖，他仍大喊：“你是宗室，与大宋同休戚。我吕祖泰这是为谁家计安危而受杖辱啊！”祖泰最后被押赴钦州（今属广西）牢城拘管。

专制政体下，历代志士仁人都想吕祖泰这样慷慨从容的做过，但一旦到了志士仁人认定只有以血与死才能使统治者醒悟的时候，往往是血也白流，死也枉死，但他们仍是中国的脊梁。

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台谏摸准了侂胄的心思，嘉泰二年（1202年），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

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自便，但复官制词中仍说汝愚“宗相当国，凶愎自用”，“一时士大夫逐臭附炎”，意在证明当初打击贬逐完全是正确必要的，这也是专制政权下当政者为受害者平反时屡验不爽的通例。

庆元党禁虽然解冻，但后果不容低估。其一，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史称：“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庆元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其二，暗弱无能的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而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这也是庆元党禁滋长出来的毒瘤。

细说宋朝63：开禧北伐

庆元党禁扫清了韩侂胄通向权臣之路，庆元、嘉泰的十年间，他建节、封王、拜太师，地位一路飙升，但这些都是荣衔，他的最高实权只是枢密都承旨。也许侂胄认为这样更能进退自如，既毫不妨碍大权在握，又能避免外戚干政的非议。他虽非宰相，但宰执以下，升黜在手。

韩侂胄专政后期，最信用的是陈自强与苏师旦。陈自强是侂胄的童子师，昏老庸谬，一无所长，却一路青云，嘉泰三年（1203年）当上了右丞相。苏师旦原是平江书吏，侂胄视为心腹，当上了知閤门事兼枢密都承旨，为所欲为。

党禁失尽了上下的人心，侂胄为保住既得的权威而费尽心机，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借以自固。北伐金国，恢复故土，是南渡以来数代臣民难圆的梦，最显赫的奇功无过于此。在专制独裁政体下，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态”的战争，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苏师旦等党徒窥测到侂胄的新意向，恢复的气氛很快炒热。宁宗模棱两可，既觉得用兵有点不太稳妥，又认为“恢复岂非美事”。

韩侂胄虽有自己的用心，但他决意北伐却触动了敏感的民族情结，赢得了相当的社会支持。他也罗致了一些人，吴猎被任命为京湖宣抚使，薛叔似担任京湖宣谕使，叶适出任权兵部侍郎，他们都是原来名列伪党的知名之士，陆游、辛弃疾也与侂胄有较多的往还。辛、陆等抗战派代表人物与侂胄接近，双发出发点与目的不同，却交汇在北伐抗金的同一点上。因而赞扬辛、陆的爱国主义，并不等于肯定开禧北伐及其发动者；指出韩侂胄的轻举妄动，也不必把辛、陆支持北伐视为政治污点。

从宋金双方的综合国力来看，开禧北伐纯属政治投机与军事冒险。金朝与宋宁宗同时在位的是金章宗，他的政绩宁宗根本无法比肩，史称其统治期间“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

但韩侂胄决意打这场没有把握的仗。自嘉泰四年起，宋朝在边界东、中、西段不断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挑衅。开禧元年（1205年），金朝得到韩侂胄准备北侵的情报，便在河南新设宣抚司，以平掌政事仆散揆为宣抚使开始备战。

韩侂胄加快了战争的步伐。开禧元年七月，他出任平章军国事，位在宰相之上，不久亲兼国用使。国用司是宋代非常设性总管财赋的机构，次年改为国用参计所，侂胄亲兼此职意在调动全国财赋支持北伐。随着北伐的迫近，他感到必须集大权于一身，既便于调度指挥，也藉以提高声望，以为号召。

后来有人指控他：举事北伐而“上不取裁于君父”，说他有不臣之心。实际上，侂胄虽有无君之举，却无不臣之心，宁宗毫无主见，对他总是言听计从，他也专擅成了习惯，认为国事不必一一取裁于宁宗，反正御笔已是他的囊中物，不仅假作御笔升黜将帅是司空见惯，甚至密谕将帅出师之日，也擅借御笔来指挥。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

北伐的宣传也在加温。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赢得了更广泛的舆论支持。开禧二年四月，北伐前夕，追夺秦桧所赠封的王爵，将其谥号由忠献改为谬丑，也是大块人心之举。不过，宣传仅仅是宣传，人心大快并不等于胜券在握。

这年三月，原先追夺韩党的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钱象祖也以为北伐是冒险之举，侂胄斥责他“怀奸避事”，连夺他两官，迁信州居住。时隔一月，武学生华岳叩阍上书，给用兵热大泼了一盆冷水。他在揭露韩党专擅弄权的倒行逆施以后，分析南宋方面“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天数与人事都不利于首开战端，断言北伐“师出无功，不战自败”。最后，他请斩韩侂胄与苏师旦，为验证自己对战局的判断，他情愿身系囹圄，如果韩侂胄奏凯班师，他甘愿枭首示众，以谢天下。侂胄盛怒之下，将华岳削去学籍，押送建宁（今福建建瓯）土牢监禁。其后，几乎没有人再敢公开非议北伐了。

北伐在开禧二年四月拉开战幕。东路统帅是两淮宣抚使邓友龙与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这是北伐的主战场。湖北京西宣抚使薛叔似与京西北路招抚使赵淳、副使皇甫斌是中路统帅；四川宣抚使程松与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副使吴曦是西路统帅。

南宋方面不宣而战，东路军前锋毕再遇长驱直进，攻克了泗州（今江苏临淮东）。消息传来，韩侂胄以为恢复之期指日可待，五月，便让宁宗正式颁布伐金诏。金朝被迫作出反应，在南京（今河南开封）恢复河南行省，由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全权负责对宋战争，东、中、西线分别由纥石烈执中、完颜匡和完颜充任方面之重。

战事的进展令南宋方面气短。中路统帅之一的皇甫斌唯恐落后，率军北攻唐州（治今河南唐河），被金军一举击溃；他再派步骑数万进攻蔡州（今河南汝南），又在溱水大败，损兵二万余人。侂胄大怒，将其安置南安军。

泗州大捷后，东路主帅郭倪派其弟郭倬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以田俊迈为先锋；同时命毕再遇率精骑直取徐州。田俊迈仅七天就兵临城下，郭倬大军也随即赶到，合围宿州。沿边忠义军奋勇肉搏登城，城下官军嫉妒功落人手，竟从下往上放冷箭，攻城便延滞了下来。

时值两淮雨季，宋军营帐积水数尺，金军又偷袭焚烧了宋军的粮饷，兼旬豪雨，加上饥饿，十天后宋军不战自溃，向东南败退，被金军围困在蓟县（金安徽宿县东南）。郭倬乞和，金军以缚送勇将田俊迈为条件，他也照办。金军虽准其撤离，但还是剿杀俘虏了约半数的殿后宋军。多亏毕再遇率精骑扼守灵璧，才确保大军撤回泗州。宿州之役是北伐以来最严重的惨败，在东路主战场上，宋军已丧失进攻性作战的实力和可能。

西线主帅程松虽一度夺得方山原与和尚原等要隘，却仍被金军夺回。另一主帅吴曦两次进攻秦州（今甘肃天水），也都大败而返。侂胄这才明白他倚用的是一批怎么样的酒囊饭袋，继皇甫斌之后，邓友龙、郭倬等也先后受到居住或安置的处分，郭倬终因缚送田俊迈而被斩首。苏师旦以迎合用兵进拜为节度使，他招权纳贿卖将鬻帅的事也被揭露了出来，抄出金银财物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韩侂胄将其除名，安置韶州（今广东韶关）。

韩侂胄让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出任两淮宣抚使，部署长江防线上的三衙诸军分守江淮军事要地。丘崈有些军事才能，也主张对金复仇，北伐前侂胄曾拉拢他共取功名，他反对贸然用兵，以为这是“侥幸以求万一”。如今北伐丧师，侂胄不得不起用他来收拾败局。

秋高马肥之时，金军在东、中、西三个战场转入战略进攻，两淮仍是主战场。纥石烈执中攻克淮阴以后猛攻淮东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拼死固守，毕再遇遣部夜袭淮阴，焚烧金营粮草，又多次袭扰进围楚州的金军，故而楚州久攻不下。仆散揆亲率行省大军进克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转攻六合。东线右翼金军由纥石烈子仁率领从滁州（今安徽滁县）一线攻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一带，与仆散揆大军会师，屯驻真、扬之间。十二月，真州失守，郭倪放弃扬州，渡江南逃，两淮州县几乎尽陷敌手，建康、镇江一苇可航。

中路金军直逼汉水，宋军统帅赵淳竟自焚樊城，龟缩襄阳。樊城既失，襄阳屏障尽撤。开禧三年大年初一，完颜匡向襄阳发起猛攻，南宋新任京湖宣抚使吴猎派骁将孟宗政驰援，才得解围。西路金军先后占领了军事重镇和尚原与川蜀门钥大散关。比起宋军北伐来，金军南侵倒是节节顺利的。

就在大散关失守的十六天后，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公开亮出叛旗，自称蜀王，向金称臣，更使南宋战争危局雪上加霜。

吴曦是吴挺之子，吴璘之孙。吴氏兄弟在川蜀抗战中建立了吴家军，吴玠死后，吴璘代领其军。由于四川在地理、财政上的相对独立性，绍兴年间弟二次削兵权未对吴璘采取措施。吴璘死后，其子吴挺继任蜀帅。吴氏三世帅蜀，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绍熙四年（1193年），吴挺死后半年不置蜀帅，后因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建议，召吴曦入朝迁任殿前副都指挥，夺了吴家军世袭的兵权。吴曦总想回去当土皇帝，先走陈自强的门路，嘉泰元年终于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其后他向苏师旦纳贿，恰逢韩侂胄物色西线统帅，吴曦成了副帅。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因巴结自己与韩侂胄套上近乎的主帅程松放在眼里。

吴曦任西线副主帅后，金朝把他列为策反的目标，送去了一封诱降书。吴曦即派密使赴金，表示只要封其为王，他就可以献出阶、成、和、凤（分别治今甘肃武都、成县、西和，陕西凤县）等关外四州。金朝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直到发起全面反击后，才决定接受吴曦的献降，指望藉此控制四川，令战局彻底改观。岁末，吴曦先后派人赴金营献上降表与告身，完颜纲命使者带上诏书与金印，至罝口（今四川略阳西北）立其为蜀王。

有部属劝吴曦说：“如此，相公八十年忠孝门户将一朝扫地。”他答以主意已定，即派兵夺取设在宜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四川总领所仓库。他还致书驻兵兴元（今四川广元）的程松，命他知趣的离川。程松接函，竟置川蜀四路江山与人民于不顾，仓皇逃出三峡。开禧三年正月，吴曦正式在兴州（今陕西汉中）即位，继张邦昌、刘豫后当上了金国第三个儿皇帝。

利州东路安抚使杨甲募死士昼夜兼程赴临安告变，朝野为之震动。此前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也曾密奏吴曦必反，当时韩侂胄还不相信。朝廷以为杨辅必能讨叛，密诏任命他为四川制置使，授权相机行事。不料吴曦根本不买帐，将杨辅移知遂宁，杨辅只得弃离成都而去。

与方面大员临阵脱逃成为鲜明对比，一些忠义之士暗中筹划讨叛义举。监兴州和江仓杨巨源联络了三百人，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其兄好古也串联了军士李贵等数十人。他俩接上头后，就感到须有一个素有威望的人出来主持，才不至于一乱刚平一变又起。他们以为吴曦召用的伪丞相长史、权行省事安丙是最合适的人选。

安丙原是随军转运使，吴曦叛变后，他以为枉死无益，表面接受伪职，暗地等待时机。经过一番策划，安丙命人起草了一份讨叛的“密诏”，声称来自杨辅，以此号召忠义之士。二月下旬的一个黎明，李好义率七十四个敢死之士突入伪蜀王宫，大呼：“奉密诏诛反贼，违抗者灭其族！”吴曦僭位仅四十一日即被诛杀。

吴曦之叛是韩侂胄用人失误造成的一次浩劫，直到吴曦被诛的露布送达临安，侂胄才放下了心头的巨石，即日拜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兼知兴州。这次平叛，杨巨源、李好义首倡之功最大，但安丙却在奏报中将首功据为己有。

其后，安丙忌功妒能，先是坐视吴曦余党毒死李好义而不加追究，继而指使亲信杀害杨巨源而诬以谋乱自刎。蜀中忠义之士无不扼腕流涕，义愤填膺，一时在此人心汹汹。安丙上奏自求免职，朝廷怕把他逼上吴曦叛乱的老路，保留了他宣抚副使的要职。

吴曦之死，对金朝战略反攻是沉重的打击。仆散揆在战略反击占据优势后，适时放出了和谈的气球。韩侂胄得到消息，正愁议和无门，便派出使者进行接触。金方提出的条件是南宋须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韩侂胄。韩侂胄当然不会接受这一条件，便中断和谈。丘崈建议继续与金朝议和，侂胄一怒之下罢免了他，改命知枢密院事张岩代领其职，准备与金朝打下去。

开禧三年正月，金方统帅仆散揆病死，左丞相宗浩接替其位，宣称将亲率大军攻打襄阳。韩侂胄大为恐慌，命张岩招募议和使臣，重开与金和谈。弱国无外交，谁都不愿意揽这一差使，好不容易起用了萧山县丞方信孺。

宗浩责问他：为何前日兴兵今日求和？他不卑不亢回答：“前日兴兵复仇为社稷，今日屈己求和为生灵。”宗浩不得不折服于他的辩才，让他带回五款议和条件：割地、称臣、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南宋方面不同意前二款，表示可以接受后三款，当然，首谋是以苏师旦、邓友龙和皇甫斌来顶缸。信孺再使金营，双方距离太大，和谈陷入僵局。

信孺往返折冲，据理力争，宗浩沾不到便宜，下令将他关押起来。但信孺毫不畏惧的表示：“拘禁金国是死，辱没金使也是死，还不如死在这里！”宗浩无奈，只得放他南归复命。他向韩侂胄转达金方议和条件，说到第五条时语气支吾，在侂胄追问下，才慢悠悠说出：“欲得太师头！”韩侂胄恼羞成怒，连夺信孺三官，把这位当时最出色机辩的外交使节贬到临江军居住。他恼恚地决定“有以国毙”，即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这一不负责任的决策，自然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反战派开始结成了联盟，代表人物是杨皇后与史弥远。

先说杨皇后。庆元六年（1200年），韩皇后去世，作为其曾叔祖的韩侂胄自然少了倚恃。当时在宁宗的嫔妃中，杨贵妃与曹美人俱受宠爱，宁宗久久拿不定主意让谁入主中宫。侂胄见杨氏为人机警而颇任权术，有点忌惮她，建议宁宗立柔顺易制的曹美人为皇后，同时竭力隔绝杨贵妃与外朝的通籍往来。杨贵妃知道底细后，对侂胄衔恨在心而不露声色。嘉泰二年，杨氏略施心计，击败了曹美人，被宁宗册立为皇后。对开禧北伐，她从一开始就以为失之轻率，但宁宗没有重视她的意见。

史弥远是孝宗朝名臣史浩之子，时任礼部侍郎，兼任宁宗皇子赵曮的老师，官衔是资善堂翊善。赵曮为燕王德昭的十世孙，宁宗生了好几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才立他为皇子的。翊善之职有利于史弥远通过皇子传达内外朝的消息与动向。他是主张议和的，而当时欲议和，非除去韩侂胄不可。要把这事搞定，以他礼部侍郎的地位还差一截，必须借助地位更高的同盟者。开禧三年四月，被韩侂胄罢免的钱象祖再次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无法确认这是史弥远通过皇子向宁宗建议的结果，即便与其无关，他也肯定欢迎钱象祖东山再起。

史弥远历陈局势的危急，由皇子转身搬给宁宗听，还建议罢黜韩侂胄。宁宗不表态，离开了这一权臣，他感到失去依靠。皇子在杨皇后鼓动下瞅机会再向宁宗进言，杨皇后也在一旁附和，宁宗仍是一言不发。她担心宁宗会向侂胄出卖原告，侂胄毕竟大权在握，若要反击，还是易如反掌的。于是，杨皇后决定找一个堪当大任的朝臣联手搞掉韩侂胄。她让其兄杨次山物色人选，次山找到了史弥远。

十一月，史弥远接到杨皇后指命，分别与参知政事钱象祖、礼部侍郎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和前右司郎官张鎡串联密谋。张鎡是绍兴大将张俊之子，主张干掉侂胄以绝后患。杨皇后以宁宗名义颁御笔给史弥远与钱象祖：“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殿前司差兵士防护，不许疏失。”钱象祖当夜找到了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出示了御笔，让他选派士兵诛杀韩侂胄。夏震在这场政变中的地位作用，与绍兴内禅时郭杲相似，两人都位居殿帅之职。

次晨，夏震派出的部将夏挺率兵士将韩侂胄在上朝途中截获，挟持至玉津园夹墙甬道中用铁鞭击杀。大约就在对侂胄采取行动之时，杨皇后才向宁宗透露了消息，宁宗立即批示殿前司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以死相威胁，向宁宗哭诉侂胄杀两国百万生灵，还要废掉自己与皇子，宁宗这才作罢。

以史弥远为首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是要以侂胄之死作为向金求和的筹码。就在侂胄被杀的当天，钱象祖就将这一消息移牒金国河南行省。政变前派往金朝的王枘继续承担议和使命，他是绍兴和议时宋使王伦的孙子。金朝收到南宋诛韩的牒报，看出对手的软弱退让，便向王枘重申议和五款条件，强调必须以韩侂胄的头颅赎回淮南之地。

嘉定元年（1208年）初，王枘回朝转达了金朝函首的要求，宁宗御批“未欲轻从”。其后，二府宰执有过一次详议，侍从、两省、台谏官也有过一次集议，尽管有人指出送交头颅的做法有辱国体，但迫于所谓公论，宁宗无原则的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同意将韩侂胄枭首函送金朝。金章宗在京城举行了献受首函的庆祝仪式，将韩侂胄与苏师旦两颗头颅高悬在旗杆之上示众。

这年九月，宋金嘉定和议终于达成，主要条款为：宋帝与金帝的称呼由侄叔改为侄伯；宋向金所纳岁币由二十万两匹增至三十万两匹，另致金国犒军银三百万两；宋金边界维持战前原状；宋向金函送韩侂胄、苏师旦首级。嘉定和议虽免去了称臣割地的难堪，但在双方关系与岁币数额上却比隆兴和议倒退了一大步，而函首乞和更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从民族感情而言，开禧北伐是顺应人心，有其社会基础的。其所以失败，固然有韩侂胄方面的种种因素，例如准备不足，措置乖张，用人失当等等。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时移日久，人情习故”，与南宋在政治地缘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虽然交手时还有上下手之分，但谁也吃不掉谁。

回顾完颜亮南侵的失败、隆兴北伐的失利与开禧北伐的结局，不论率先发动的是哪一方，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中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却也深刻表明绍兴和议后宋金对峙是一种稳定的地缘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国力的明显消长，或者外来力量的强力干预，平衡态势绝非那么容易打破的。

后人颇有为开禧北伐与韩侂胄抱不平者，实际上也大可不必。早就有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照此而论，宁宗朝既无恢复之臣又无恢复之君。宁宗之为君，韩侂胄之为相，岂是用兵之时？宁宗事后评论道：“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开禧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明显不及隆兴之际，这场“不量力”的北伐，其失利也是无可避免的。

细说宋朝64：史弥远专政

在诛杀韩侂胄以后，宁宗改明年为嘉定元年（1208年），声称要革除韩侂胄的弊政，为赵宋基业“作家活”。史家把嘉定初年的政治举措称之为“嘉定更化”。“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是宁宗更化的第一个措施，他再次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但也只是听听而已。改正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也是更化内容之一。在政局大更迭以后，新上台的统治者注重历史的改写，倒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当然还有清洗韩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程松等都贬窜到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洗却走向了极端，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叶适被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的罪名被撸去了职名。

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是同时进行的。赵汝愚尽复原官，增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与功绩。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称为朱文公。吕祖俭、吕祖泰与庆元六君子也分别有所表彰。

宁宗对继承人也作了安排。诛韩不久，就立皇子赵曮为皇太子。赵抦已在开禧二年去世，追封沂王。他曾以早慧被孝宗看好，绍熙内禅时，太皇太后吴氏当着宁宗面对赵抦许诺“他做了，你再做”。如今这一安排虽已失去意义，但沂王绝后，宁宗便取宗室之子入嗣沂王，赐名贵和，算是一种交代。这些就是所谓嘉定更化值得一提的地方。

但宁宗在用人为政上依旧懵懂颟顸，招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右司谏王居安进言道：“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王居安曾参与政变，后任谏官，成为政变派论劾韩党的急先锋。但他的话触着了钱象祖、史弥远的痛处，立即被免去谏官之职。对嘉定更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的说：“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

到嘉定元年上半年，政变集团骨干已成鼎足之势：右丞相兼枢密使钱象祖、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与参知政事卫泾。政变时，卫泾位居礼部尚书，是礼部侍郎史弥远的顶头上司，也许他对这位下属太了解，有记载说他诛韩以后“又欲去史”。皇太子把这一动向告诉了史弥远，史弥远让他在宁宗面前说卫泾的坏话，同时拉拢钱象祖。钱象祖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在大庭广众之中把卫泾送韩侂胄螺钿髹器的事抖了出来：“我还以为他一世人望呢！”

史弥远与御史中丞章良能也做了一笔交易。六月，章良能不顾与卫泾的老关系，上章弹劾了他，同时面交弹章副本，逼着卫泾自求罢政。七月，史弥远兼参知政事，十月，在钱象祖升为左相的同时，他进拜为右相兼枢密使，宁宗已像过去信任韩侂胄那样倚信于他。

拜相仅月余，史弥远就遭母丧，按例必须辞相守制，这样就会出现钱象祖独相的局面。令人蹊跷的是，十天后钱象祖竟被论劾出朝。政变以后，他的权位始终压史弥远一头，但地位却不稳固。在二相勾心斗角中，御史中丞章良能仍站在了史弥远一边。只要把钱象祖在党禁时逮捕庆元六君子的劣迹抖落出来，就会被清议所不齿，何况人们对他在嘉泰年间趋附韩侂胄的丑事还记忆犹新。钱象祖罢相两个月后，章良能同知枢密院事，当上了执政，这是对他弹击卫泾与钱象祖的酬报。

在权力角逐中，史弥远抓住了杨皇后与皇太子。他已在政变中取得了杨皇后的信任，至于太子更是他调教出来的学生，宁宗理政时让他在一旁“侍立”，说话很管用。弥远归里守丧第五天，在皇太子建议下，宁宗在行在赐弥远一座第宅，命他就第持服，以便随时谘访。史弥远故作姿态，仍在鄞县老家守制。

次年五月，宁宗派内侍去请他回临安，就在这时发生了忠义军统制罗日愿的未遂政变。罗日愿曾支持北伐，尤其不满史弥远乞和弄权的行径，便联络了部分军将、士兵、士人、府学生、归正人与内侍，准备在他渡钱塘江回临安那天捕杀他，劫持宁宗升朝，任命新的宰执班子。不料有人告变，罗日愿等悉数被捕。

首席执政雷孝友对宁宗说自己能薄望轻，不足镇服奸慝，宁宗遂敦促史弥远起复。弥远担心守制两年，局面难料，也就顾不得儒家名教与朝野清议，重新做起了宰相。起复第三天，史弥远就指政变者为韩党，罗日愿凌迟处斩，其他人多处以各种死刑。弥远起复，标志着有名无实的嘉定更化的结束，史弥远专政时代的开始。

起复以后，史弥远继续在平反“伪党”、起用“党人”上博取人心，取悦清议。他任用了黄度、楼钥、杨简等著名党人，还找来了真德秀、魏了翁等知名之士。群贤点缀朝廷，一时人以为小庆历、元祐，这正是弥远老谋深算之处。实际上，他追逐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

首先，史弥远独揽相权，破坏既定的宰执制度。宋代宰执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相权，虽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但都是应付战争局面的特例。史称开禧以后“宰臣兼使，遂为永制”，是钱象祖以右相兼枢密使，但这或出于诛韩形势的特殊需要。其后钱、史并相，俱兼枢使，不久象祖罢相，弥远丁忧，但他嘉定二年起复以后，前后在宁、理两朝独相达二十五年之久（秦桧独相也不过十七年），时钟并长二府，大权独揽。可以说，从史弥远开始，宰相兼使才成定制，这对南宋后期皇权一蹶不振、权臣递相专政的局面以直接的恶劣影响。在独相局面下，史弥远尽选些便于控制的人备位执政，作为摆设。从嘉定六七年起，他专政之势已成，就经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第”，破坏了宰执合堂共议的政事堂制度，最高行政权沦为其囊中之物。

其次，史弥远独攥官吏任命大权，培植个人势力。宋代朝官以上的任命例由宰执注拟，经皇帝同意才能正式除授。史弥远只把任命结果告诉给宁宗，从来不取旨奏禀。宋代京官和选人的除授权在吏部，号称吏部四选；唯有特殊勋劳者可由政事堂直接注拟差遣，所得差遣较吏部选为快为优，号称堂除。史弥远以堂除名义把吏部选的美差都揽了过来。这样，他就以官职差遣为诱饵，呼朋引类，结党营私。有一次相府开筵，杂剧助兴，一艺人扮士人念开场白：“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另一角色打断道：“非也，尽是四明人”，讽刺史弥远援引同乡，网罗党羽。

再次，史弥远操纵台谏，控制言路。这是宋代权相专政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弥远曾以共同执政为筹码拉拢谏议大夫傅伯成，示意他弹劾某人，不料遭到拒绝。碰此钉子后，他引用台谏必先期会见，酒肴招待，条件谈妥，然后任命，确保台谏俯首效力。尽管如此，他还不放心，便在弹章谏草上大做手脚。台谏论事前，先把福封（即草稿或副本）呈送给他过目，是则听之，否则易之。还嫌麻烦，干脆从相府直接付出言章全文让台谏使用。这样，史弥远既杜绝了言路抨击他专断朝政的可能，又让台谏成为他搏击异己的鹰犬。

嘉定政治，说到底就是史弥远专政。所有人才进退，政事行否，天下人都知道这是史丞相的意思，以至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宁宗也习惯了在权臣的鼻息下做他木雕泥菩萨似的傀儡皇帝，无所作为而“垂拱仰成”。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史弥远专政进行了抗争。当年上书请斩韩侂胄的武学生华岳，诛韩以后登第为武学进士，担任殿前司同正将。他目睹史弥远对外苟安乞和，对内擅权专政，曾上书宁宗，大忤史弥远。

听说华岳要除掉自己，史弥远立即将其逮捕，判以斩罪。宋代实行死刑复奏制，宁宗对华岳记忆犹在，关照将其发配海南，意在免其一死。史弥远阴黠的说：“如此，则与减一等。”宁宗误以为减一等就是流配，表示同意，而实际上斩罪减一等是杖杀。弥远上下其手，活活杖死了这位“倜傥似陈亮”的英才。

嘉定十三年（1220年），皇太子赵曮去世，宁宗仍膝下无子，不得不再次考虑国本大计。次年四月，宁宗选十五岁以上的太祖十世孙入宫学习，意在遴选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之后的贵和呼声最高。弥远不希望贵和入选，因为他对自己专权流露出反感，便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孙赵与莒。六月，宁宗立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史弥远知道这是宁宗对国本的安排，不便公开反对，就提议再为无嗣的沂王立后，并把赵与莒推荐了上去。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名贵诚。

次年，赵竑进封济国公，娶了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这桩婚事应是杨皇后的意思，他对吴氏势感恩戴德的。史弥远知道皇子喜欢弹琴，送上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作眼线。皇子缺乏心机，不知韬晦，对这位美人十分宠昵，当着她的面大骂史弥远，还说将来一定要将他发配到海南四州去。

由于溺爱这位美人，皇子冷落了吴氏夫人，她便到杨皇后面前数落皇子的不是。杨皇后特赐水晶双莲花，命皇子为夫人戴上，以为调解。但数日后两人再起口角，皇子一怒碰碎了那对双莲花，吴氏又去哭诉，杨皇后自然不高兴。

而史弥远接到那美人的密报，处心积虑不让皇子登上皇位。他让自己的同乡与亲信国子学录郑清之兼任沂王府学教授，精心辅导与调教贵诚。不久，关于贵诚出生时的种种吉兆在宫廷内外不胫而走。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宁宗临死前夕，史弥远加紧了废立的步伐。他先让郑清之通知贵诚做好即位的准备，然后把两府执政与专司草诏之职的翰林学士隔在宫外，另召直学士院程珌入宫，许诺事成以后引为执政，与郑清之连草矫诏二十五道。

其中与废立关系最大的有三道矫诏。其一，改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其二，进封皇子赵昀为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这两道诏书使贵诚地位与赵竑不分伯仲，政变成功后，史弥远指使史官将这两道诏书的日期前移四日，造成贵诚立为皇子完全是宁宗决策的假象。第三道诏书是进封皇子赵竑为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

夜漏未尽，宁宗驾崩。史弥远一方面立即派人宣召贵诚进宫，一方面找到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渲染了皇子赵竑对杨皇后干政的反感，让他们去说服杨皇后同意废皇子而立皇侄。杨皇后虽对赵竑没有好感，但不赞成废立。

杨氏兄弟七次往来于史弥远与杨皇后之间，最后哭诉道：“如不同意，必生祸变，杨氏一门恐无遗类！”杨皇后知道史弥远的手段，这才不得不向废立阴谋屈服，引见了史弥远与赵昀。在开禧诛韩时，史弥远不过是杨皇后借重的搭档，而嘉定废立中，杨皇后反成为史弥远利用的配角。

一切安排停当，这才宣赵竑入宫，与百官立班听宣遗诏：“皇子成国公赵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赵竑坚决不肯跪拜新皇帝，硬被殿帅夏震按下了头。接着以杨皇后名义，宣布史弥远预先拟好的第三道诏书：皇子赵竑进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数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被监管了起来。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不少人感到义愤不平。济王被监管以后，湖州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李全的支持。李全是一个翻云覆雨之人，后面还要专门细说他。他玩了一个空袋背米的花招，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

潘壬兄弟只得仓促起事，妆束成李全“忠义军”的模样，夜入州城找到济王，硬把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跪拜如仪。济王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以李全的名义揭榜州门，声讨史弥远私自废立罪，号称将领兵二十万水陆并进。连知湖州事谢周卿也率当地官员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见拥戴他的都是些渔民与巡卒，知道乌合之众其事难成，就派人向朝廷告变，并亲率州兵讨叛。待史弥远派出的大军赶到湖州时，起事者已被济王讨平。潘丙、潘甫当场被杀死，潘壬逃到楚州被捕，押回临安处斩。

湖州之变（因霅川流经湖州，故也称霅川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的一种抗议，也表明只要济王存在就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因而尽管济王不是主谋，而且告变平乱有功，史弥远也决心斩草除根。

不久，史弥远派亲信余天锡（一说秦天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济王自缢身死，并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上奏，理宗收回成命，追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

这种处理，激起了不少正直之士的愤慨，真德秀、魏了翁和胡梦昱等朝臣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胡梦昱还因此贬死。但在处理济王问题上，理宗只得与史弥远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也就动摇了自己继统的合法性，所以终理宗之世没有为济王平反昭雪。理宗与史弥远既已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史弥远也就获取了比宁宗朝更大的擅权资本。

理宗已经二十岁，之所以还要杨皇后垂帘听政，一是理宗出身宗室远族，此举有助于加强其继统的合法性；二是史弥远有意将杨皇后推在第一线，以遮掩与与缓冲其擅自废立的罪责，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但理宗已年非幼冲，女主垂帘显然不合赵宋家法。史弥远对湖州之变的阴狠处理，也让杨皇后不敢恋栈贪权。宝庆元年（1225年）四月，她主动撤帘还政。

理宗由史弥远一手扶上皇位，在朝中也没有根基，尽管杨皇后已还政给他，他还得看史弥远的脸色行事。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理宗在权相专政下，“渊默十年无为”，其目的显然是韬光养晦，保全皇位与性命。从这点看来，理宗还是很有心计的。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的心腹党羽遍布朝廷，执政有郑清之、薛极、袁韶等，台谏官有李知孝、莫泽、梁成大等，地方制帅有史嵩之、徐国、胡榘、赵善湘等，还有知临安府余天锡等。他最信用的是世人所咬牙切齿的“三凶”和“四木”。“四木”是指名字中都含有“木”字的薛极、胡榘、聂子述和赵汝述。“三凶”是指担任台谏官的李知孝、莫泽、梁成大，他们是史弥远的忠实鹰犬，搏击政敌不遗余力。太学生们愤慨地为梁成大的名字加上一点，直呼其为“梁成犬”。

绍定六年，史弥远病重，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并越级提拔史氏家族成员到要害职位上，其侄史嵩之数月之内由大理寺卿升为京湖安抚制置使。有朝臣上书指斥史弥远专政误国，理宗仍恩宠不衰，先后晋封他为太师、会稽郡王。史弥远死后，理宗追封其为卫王，赐谥忠献，还不许朝臣揭露其过失，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

史弥远专政的年代比秦桧长，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其生前，公开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他也没有如秦、韩那样打入《奸臣传》。究其原因，在于他继秦、韩以后，把权相专政的手法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编织专政的权力网，使城狐社鼠布满中外的同时，还擅以爵禄笼络天下之士，“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残害善类的事，他都交给台谏爪牙去干，肆毒程度也较秦、韩为轻，大都做得不落痕迹。

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对内以巩固权势、对外以苟且偷安为其执政的根本宗旨。统治集团根本不去主动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与应变能力，而是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将国家命运完全压在一纸和议上，对风云变幻的中原大变局消极被动，不思作为。

及至史弥远死后，人们才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的流毒更深、为害更烈。有人打比方说：韩侂胄专政，“天下之势，如人少壮而得疾，其疗之也易为功”；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天下之势，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也难为功”。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折腾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走势已不可逆转。

细说宋朝65：金章宗与卫绍王

金章宗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他的父亲允恭被世宗立为太子，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先于世宗去世，他在当年就被世宗立为皇太孙，确定为皇位的继承人。大定二十八年岁末，世宗病重，就预作安排，让他摄政行事；同时命徒单克宁为太尉兼尚书令，把扶立新君的大事托付给这位重臣。次年正月初二，世宗在迎春爆竹声中去世，徒单克宁等宣遗诏立其为帝，是即金章宗。

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良好教育。他被封为王时，能以女真语入谢，令坚持女真传统的世宗着实感动。但他又是金朝诸帝中受汉化最深的君主，女真族的汉化也最终在章宗朝宣告完成。在这一方面，他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其一，尊崇孔子。他即位次年，就修缮曲阜孔子庙学、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尽壮观；还下诏全国州县各修孔庙，避孔子名讳。孔子在金朝所受尊崇已与宋朝相同。

其二，完善科举。即位当年，章宗就增设经童科。明昌初，章宗增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金朝科举至此诸科齐备。故而史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

其三，健全礼制。世宗时分别命官员参考唐宋沿革，议定礼乐，章宗初修成《金纂修杂录》四百余卷。明昌六年（1195年），又编成《大金仪礼》，史称“大定、明昌其礼浸备”。与此同时，金朝开始祭祀三皇五帝和禹汤文武，表明其继承汉族王统。

其四，修备法典。史称“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浸备”。明昌年间，编成《明昌律义》，另编榷货、边部、权宜等敕条。泰和元年（1201年），又修成《泰和律》，这是金朝最称完备的法典。

章宗在完备汉制方面所颁布的措施，是女真族汉化的总结，在金朝女真封建化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章宗禁止称女真人为“番”，本人也宛然汉家天子。他雅好汉族士人的书画作品，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他还设立书画院，命应奉翰林文字、汉人王庭筠任都监，为他鉴定王羲之、顾恺之的书画。章宗对汉文诗词有精深的修养，有句云：“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诗风虽纤弱，却是有意境的佳句。

在社会经济上，章宗也是女真封建化的最后完成者。他在这一方面的举动有三。

其一，废除奴隶制度。世宗时期，只是局部解放奴隶。章宗即位当年，将宫籍监户原系奴婢者放为良人，解放了女真奴隶；原寺院僧道控制的契丹奴婢也悉放为良。明昌二年，更定奴诱良人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废止奴隶制和禁止诱良为奴的成果。

其二，限制女真特权。章宗先后制定了有关猛安谋克的一系列规定，例如，镇边以后放免授官格、军前怠慢罢世袭格、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放老入除格、承袭程式格等等，在维护猛安谋克权益的外表下，通过法制规定在实际上削弱或废除猛安谋克女真户的特权。

其三，保护封建农业。明昌三年，章宗规定猛安谋克只能在冬季率属户畋猎两次，每出不过十日，此举改变了女真猛安谋克圈占猎地习武的习惯。次年，他下令将行宫禁地和围猎场所尽与民耕种。这些措施显然都是有利于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

其四，允许蕃汉通婚。明昌二年，章宗同意尚书省建议，认为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与当地汉户“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泰和六年，他下诏准许屯田军户与驻地居民互相通婚。通过通婚的纽带，女真民族加速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

章宗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全国户口数在泰和七年达到金朝历史上的峰值：7684438户，45816079口。税收也在章宗时期达到金史上的最高数字。故《金史·章宗纪》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不过，章宗朝也是金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而走向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女真民族的汉化和金朝社会的封建化，固然是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女真贵族汉化以后，逐渐失去原先骠悍善战的习性，他们热衷于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最高荣誉，以世袭猛安谋克的武夫官制为莫大耻辱。另一方面，随着一般的猛安谋克屯田户的封建化进程，女真军队的战斗力在抵抗北方鞑靼的战争中已明显减弱，军中游惰，军前怠慢，已不是个别现象，而须有法规才能有所制止。在与其后崛起的蒙古骑兵抗衡中，女真军队不仅没有当年勃兴时灭辽攻宋时的那种雄风，反而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蒙心理，处于不断挨打的被动境地，与女真民族的彻底汉化也有着必然的联系。真可谓是也汉化，非也汉化。

天时似乎并不厚待章宗。他在位期间，中原地区水旱蝗灾频频发生，而黄河三次大决堤在使河道南移夺淮入海成为定局的同时，也使金朝经济一蹶不振。这是因为：一方面，两岸农民流离失所，中原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中央财税大受影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赈灾和河防更令金朝财政雪上加霜，仅章宗即位那年修复河堤用工四百三十余万，每工钱一百五十文，日支官钱五十文，米一升半，可以想见开支浩大。

在外部环境上，章宗时期不像乃祖世宗那么有利。北方的鞑靼诸部，与金朝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但自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8年），不时侵扰金朝边界。章宗采取攻防并举的战略。一方面派遣夹谷清臣、完颜襄和完颜宗浩多次北伐，给以重创。另一方面，由完颜襄亲督军士民夫，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黑龙江洮安东北）一线，开凿绵延九百里的界濠。据考古勘测，界濠深三至四米，宽十余米，内侧还筑有墙堡，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防御工事。鞑靼诸部的南侵，虽打破了明昌承安之治的宁静，好在蒙古诸部尚未统一成为强悍善战、无坚不摧的游牧军事帝国，还未对金朝形成真正巨大的威胁。

章宗对南邻宋朝始终是一心维护和平局面的，但南宋权臣韩侂胄主动挑起战端，发动开禧北伐，金朝被迫反击，在全线获胜的有利形势下，迫使南宋订立了嘉定和议。南北两线的战争，虽然都以金朝占上风而告终，但大量的军费却使金朝财政入不敷出。

作为太平天子，章宗也奢用渐广，完全不像世宗那样节俭。他改造宫殿陈设，每日动用绣工一千二百，两年才完工。官僚机构的完善和膨胀，使章宗末年的官员数额比世宗时期激增三倍，这些成本也必须打入国家财政开支。再加上刚才所说的赈灾、河防和军费，章宗深感财政上的窘迫。

为弥补财政亏空，金朝开始滥发交钞。人民就拒绝使用这种贬值的纸币，私下以铜钱交易，即便朝廷以行政命令来维持钞法，也无济于事。有些情况颇能说明交钞贬值的严重程度：章宗在世时，万贯交钞只能买到一个烧饼；而去世后二年，有一次为了发军赏，竟动用了八十四辆大车来装运交钞。

总之，章宗明昌、承安年间（1190-1200年），承世宗大定之治的余荫，金朝社会经济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泰和年间（1201-1208年），金朝社会经济逐渐开始由盛转衰，通货膨胀既是最直接的后果，也是最明显的标志。

在朝政方面，章宗大体也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励精图治，汉化和封建化的一系列法规措施大多颁布在这一阶段。后期虽然也有这一方面的举措，却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追求浮侈，广建宫阙，最终导致外戚小人纷纷干政，使金朝政局在其身后出现剧烈动荡，加速了衰败的进程。

章宗威即位以前，原配蒲察氏即已去世。大定末，宫籍监户女子李师儿入宫，与诸宫女向宫教张建学文辞。有宦官说她才美，劝章宗纳其为妃。章宗好诗文，李师儿则生性慧黠，不仅能作字，知文义，且善察言观色，大得章宗欢心，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次年即进为淑妃。章宗准备立李妃为后，却遭到大臣、台谏的一致反对，认为金朝立后，都出自徒单、唐括、蒲察、仆散、纥石烈诸大姓，李氏出身奴婢之家，不能为天下母。章宗无奈，便在成安四年立其为元妃，尊崇与皇后相侔。

经童出身的胥持国，柔佞有心计，因久任太子宫官，知章宗好色，便献秘术博取好感，获得要职。他贿赂李妃左右，而李妃也正欲借重外廷，便在章宗面前多次推誉持国，于是他便为章宗信用，明昌五年迁为尚书右丞。于是，两人互为表里，专擅朝政，奔竞之徒争赴持国门下，其中尤以所谓胥门十哲最卑鄙无耻。民间传开了“经童作相，监婢为妃”的谣谚。承安三年，胥持国被御史参劾出朝，不久死于军中，但李妃兄妹却弄权如故。

李妃之兄喜儿原先无赖为盗，累官至宣徽使、安国军节度使，章宗赐名仁惠，其弟铁哥也做到少府监，兄弟俩倚恃李妃之势招权纳贿。一次内宴，有伶人借说凤凰四飞祥瑞各异，巧妙地向章宗讽谏道：“向上飞则风调雨顺，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李妃）则加官进禄。”章宗知伶人所指李妃，一笑了之，却不思整饬。

监察御史宗端修见李氏兄弟干预朝政，愤然上疏要求章宗“远小人”，章宗不明所指，命喜儿传问。端修直言面告喜儿道：“小人者，李仁惠兄弟。”喜儿不敢隐瞒，章宗虽不追究端修，却依旧倚二李兄弟为左右手。

章宗原配蒲察氏、元妃李氏和其他妃嫔虽为章宗生过儿子，但不到二三岁都先后夭折了。章宗为皇位继承人发愁，几近病笃乱投医的地步。泰和八年（1208年），后宫承御贾氏和范氏都怀孕了，但章宗等不到她们生男生女就撒手归天了。

临死以前，章宗留下遗诏，让元妃李氏和宦官李新喜会同平章政事完颜匡拥立皇叔卫王完颜永济为帝，此即金卫绍王。遗诏还说：“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责可立者立之。”章宗有他的如意算盘，他不过让这位皇叔代他未出世的皇嗣看守一下皇位而已。

史称卫绍王“柔弱鲜智能”，故而他的同母兄完颜永蹈以谋反罪名被章宗赐死，他却反而大受章宗的礼遇。无论是谁，一旦登上皇位，由于家天下的诱惑，无不打算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才识再平庸，卫绍王也知道不能让贾氏和范氏的胎儿出世。他表面上不负章宗重托，让平章政事仆散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两孕妇。

大安元年（1209年）二月，卫绍王即位仅两个多月，就据仆散端、孙即康奏称，下诏宣布说：承御贾氏产期已过三月，不见响动，愿先帝保全，早生皇嗣；范氏胎气有损，虽经调治，胎形已失，愿削发为尼。四月，他又下诏公布元妃李氏的罪行，指称她与其母王盻儿、宦官李新喜合谋唆使贾氏诈称怀孕，赐李妃和贾氏自尽，王盻儿和李新喜处死，李氏一家仍入官奴婢籍，其兄弟远地安置。

尽管有堂而皇之的诏书，这却是一件冤案。其一，卫绍王的诏书也承认贾氏有妊娠反应，而章宗晚年把全部希望都押在早生皇子上，即便李妃欲偷梁换柱、李代桃僵，贾氏岂敢与之合谋而犯欺君之罪？其二，卫绍王被杀以后，宣宗曾亲召当时近侍的宦官完颜达和实际监护贾氏的大政德，都说诏书指责暧昧无据，贾氏一事内有冤情。

卫绍王一上来并不想杀李妃，否则完全可以在二月诏书里就“揭露”她的罪状，没有必要再做两次手脚。让李妃死的，倒是与她共受拥立遗命的完颜匡。章宗后期，李妃干政，朝臣侧目，舆论喧腾。完颜匡在章宗朝也算是出将入相的重臣，对此当然不会满意。因而史称他在受遗诏拥立卫绍王以后，“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杀李氏当月，完颜匡即升任尚书令，总揆百官，但当年岁末就去世了。在这一宫廷冤案中，最无辜而被牺牲掉的是贾氏。次年，卫绍王立其子胙王为皇太子。

卫绍王在位时，蒙古诸部业已由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先后两次大规模南侵金朝。大安三年，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竟弃城东走，与蒙古军在定安（今河北涿鹿西南）遭遇，不战而溃，退至蔚州（今河北蔚县），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夺官民马匹，私自杖杀涞水县令，然后逃回中都。蒙古军兵临城下，中都一度告急。

对这样的败军无法之徒，卫绍王不但不处置，还以为可用，在至宁元年（1213年）命他权右副元帅，领兵屯驻在中都城北，以为屏藩。这年八月，蒙古军迫近中都，他却全不放在心上。卫绍王派人到军中责备他只知行猎，不思军旅。他一听就狂怒掷杀手中正在喂养的鹞鹰，集结军队，妄称奉昭征讨知大兴府徒单南平父子谋反，当夜分三路直入中都大兴府。诱杀了徒单南平父子后，胡沙虎入居大兴府衙，尽逐皇宫卫士，代以自己的士兵，自称监国大元帅，胁迫卫绍王出宫。

胡沙虎把整个朝廷和都城搅得天翻地覆，却难以收拾残局。他去探望在家养病的右丞相徒单镒，徒单镒劝他拥立完颜从嘉。于是，他派宦官杀死卫绍王，迎立从嘉，是即宣宗。从嘉是章宗的长兄，因是庶出，未被世宗立为继承人，胡沙虎要挟宣宗把卫绍王废为庶人，以便为自己抹去弒君的罪名。宣宗也打算贬抑卫绍王，以表明自己取代的合法性。但颇有朝臣反对，宣宗就降封其为东海郡侯，算是折衷。有近侍密请除掉胡沙虎，宣宗念其援立之功，没有同意。

时隔月余，元帅右监军术虎屡败于蒙古军，纥石烈执中警告他：“若这次出兵再无功，就以军法从事！”高琪再次战败，干脆效其故伎，带领部下入中都，包围了胡沙虎府第，把他给杀了，提上他的脑袋，向宣宗请罪。宣宗既然不敢正胡沙虎弒君之罪，自然也不会处置术虎高琪。于是，术虎高琪不仅被赦免，不久还当上了平章政事，权势日盛。

因宣宗有意毁弃记注，卫绍王在位五年记载缺略。时人说他“重惜名器”，“素无失德”，似乎对他印象不坏。但面对章宗末年内政的腐败，面对蒙古大军频繁的威胁，他都显得无所作为。《金史》说他在位期间，“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认为金朝从卫绍王时期急遽走向衰亡，是符合事实的。

细说宋朝66：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宋金战争开始，西夏乘机进攻宋朝沿边州郡，西夏打到西安州（今宁夏海原）时，原州判任得敬以城归降，夏崇宗让他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年），任得敬把女儿献给崇宗为妃。这时，曹妃已为崇宗生下了儿子李仁孝。但任得敬打点大臣和朝贵，都说无论门第和才德，任妃为最。次年，任妃被立为皇后。崇宗死，仁孝即位，是为夏仁宗，同尊生母曹妃和任皇后为皇太后。

仁宗在位五十五年，在西夏列帝中统治时期最长，社会也相对繁荣稳定，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仁宗与皇后罔氏都仰慕儒家文明。人庆元年（1144年），仁宗令各州县都建立学校，全国学生增至三千人；还在宫中设小学，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须入学。次年，仿效宋朝建立太学，仁宗亲自主持“释奠”大礼。人庆三年，尊孔子为文宣王，并令全国州郡都建立孔庙。次年，参照宋制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同时设立童子科。人庆五年，又建内学，仁宗亲选名儒主持。

天盛十三年（1161年），仁宗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学士，主管国史，领修《李氏实录》。天盛年间（1149-1169年），仁宗还下令参考宋代政书体例，编纂成西夏文的政治法令汇编，名曰《天盛年改定律令》。传世的西夏文重要典籍《圣立义海》、《文海》和《蕃汉合时掌中珠》，也多是仁宗时编著或印行的。仁宗在推动西夏接纳汉文化上是有积极贡献的。不过，在处理后族任得敬篡政问题上，仁宗实在称不上有识断。

仁宗即位不久，发生了夏州统军萧合达的叛乱，个别州郡的蕃部起义也此起彼伏，任得敬领兵镇压颇有战功，也乘机扩大了军事实力。其后，他恃功在镇守的地方任意诛杀，并冀图入朝参政。御史大夫热辣公济提醒仁宗说“外戚擅权，国无不乱”，重臣濮王仁忠也表示反对。仁忠死后，得敬打点了另一重臣晋王察哥，天盛元年（1149年）得召入朝为尚书令，渐受仁宗尊崇，次年即被擢升中书令。

天盛八年，察哥去世，任得敬任国相，更无所顾忌，政由己出，全不把仁宗放在眼里。他让两个弟弟，一为殿前太尉，一为兴庆府尹，控制军队和京城。天盛十九年，仁宗特地遣使金朝，请来良医为任得敬治好了病。次年，仁宗派谢恩使赴金，任得敬旨在试探，僭越名分，也附表表示感谢，被金世宗退回。

这年七月，任得敬派遣密使携带帛书约四川宋军相助，为夏军截获，但仁宗自己不做决断，而将帛书密献金朝。天盛二十一年，任得敬野心已路人皆知，热辣公济抗疏极论其擅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盛怒之下，准备找事杀了他，仁宗只得让他罢官归乡。得敬恃权篡国，任太后深以为忧，曾予劝戒，他却一意孤行。

乾祐元年（1170年）四月，任太后去世。仅隔一月，任得敬迫不及待胁迫仁宗分国之半归他统治，仁宗被迫把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划给他。任得敬建号楚国，又强命仁宗遣使金朝为他求取封号。金世宗认定“此必权臣迫夺”，拒不承认楚国，并在给夏仁宗的诏书里，表明了金朝的支持。

任得敬见得不到金朝的认可，便与两个兄弟商议对策，秘密与川陕宋军联系，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回派使者携蜡丸书约攻金朝，被夏军捕获。仁宗既得金朝坚决的支持，又拿到了任得敬叛国的铁证，便命族弟仁友在八月三十日设计捕杀了任得敬兄弟，尽诛其族党。

夏国虽然避免了分裂割据的危机，但任得敬以汉人军阀而权倾一时，表明了在汉化过程中，党项统治集团也日趋文弱和保守。其后十余年间，仁宗起用文臣领袖斡道冲为国相，稳定了统治，但直到仁宗去世，兵政却从未见有所振作。辽、金、西夏，以及其前的北魏，其后的蒙元，这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他们封建化或汉化的过程，几乎无一不是沿着这一轨辙滑行的，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仁宗去世，皇后罗氏所生之子纯佑即位，此即夏桓宗，尊她为皇太后。从桓宗起，西夏历史进入晚期。、蒙古崛起大漠，已成为西夏的巨大威胁。在桓宗晚年，天庆十二年（1205年），铁木真以追击逃敌的借口率骑兵深入河西，劫掠瓜、沙诸州，西夏军队不知所措，一任蹂躏。

蒙古军撤退以后，桓宗改首都兴庆府为中兴府，以表示西夏经此大难必将中兴。这种心虚的自慰，已昭示着西夏在将来蒙夏战争中的必然结局。而桓宗以后，西夏内部一再发生的皇位篡夺，更无异于内耗和自杀，使得西夏在蒙古铁骑的强势进攻前失去了号召力和战斗力。

在仁宗解决任得敬分国问题时，皇族仁友有功，封为越王。天庆三年，仁友死，其子安全企望嗣爵袭封。但桓宗知其“天资暴狠，心术险鸷”，不但不许他承袭，反而将封他为镇夷郡王。安全大为怨恨，就去走罗太后的门路，逐渐干预朝政。

而桓宗竟然会失爱于生母罗氏，以致在天庆十三年正月，安全倚仗着罗氏的支持，废黜了桓宗，自立为帝，改元应天，是为襄宗。三月，桓宗在废地暴卒。由于西夏史料语焉不详，这一宫廷政变的真实原因和过程，尤其罗氏为什么把亲生儿子赶下台，只能成为千古疑案。

六月，罗氏特派使者赴金，强调桓宗“不能嗣守”，因而与大臣改立安全，并请金朝对他册封。或许因为桓宗已死，襄宗即位已成事实，这次金朝没有像处理任得敬分国那样，而是册封襄宗为夏国王。

成吉思汗已把消灭西夏定为首选目标，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大军先后攻破黑水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二十世纪上半叶因出土大量西夏文献而闻名于世）和兀剌海城，七月进攻西夏首都中兴府的北面屏障克夷门。西夏大将嵬名令公率兵五万坚守两月，最后中了蒙古军伏兵诱战之计，兵败被俘，宁死不降。九月，克夷门既破，蒙古军兵临城下，筑堤遏迫黄河水倒灌中兴府，城中一片汪洋。

襄宗向金朝求援。金卫绍王不顾唇亡齿寒之义，只想坐收鹬蚌相争之利，扬言“敌人相攻，吾国之福”，拒不出兵相救。所幸三个月的水灌，中兴府固然岌岌可危，而蒙古军围筑的堤坝率先溃决，蒙古大营也成了水乡泽国，难以再战。于是，成吉思汗在退兵以前先遣使招降，襄宗正走投无路，便献女求和，蒙古也放还了嵬名令公。

次年，襄宗对金朝见死不救十分恼怒，派兵攻金，两国交恶。夏金两个弱国倘若联手，或许还能抵抗蒙古这一共同的强敌，而今两国交攻，互耗有限的实力，反而让蒙古捡尽了便宜。皇建二年（1211年）七月，西夏再次政变，襄宗被齐王遵顼废黜，一个月后也不明不白而死。遵顼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此即夏神宗。

神宗乃宗室之子，还是桓宗天庆十年（1203年）廷试进士第一，但治国实在不敢恭维。在对金、蒙的关系上，他出尔反尔，全无见识。神宗首先是独立攻金，以报前怨；光定四年（1214年）起，他又联盟侵金，一面为成吉思汗火中取栗，一面还受蒙古军的征调役使，弄得民怨沸腾。光定七年，蒙古远征花剌子模，向西夏征兵，西夏不堪负担，拒绝出兵。蒙古军马上翻脸，岁末再围中兴府。神宗吓破了胆，命太子德任留守，自个儿仓皇出奔西凉府。

蒙古军撤退后，神宗似乎才认清谁是最可怕的敌人，他试图再次联金，但遭到同样短视的金宣宗的拒绝，他又转而执行联宋侵金的错误决策。光定十年，西夏接到四川宋军约期夹攻金军的答复，而金朝与宋朝在两淮和荆襄战事正酣，遣使向西夏求和，神宗也断然拒绝。但这年秋天，宋夏夹攻金朝巩州（今甘肃临洮）的战役，并未得手。而与四川宋军联系，因中间横亘着金朝，很难畅通和及时。且不说联宋侵金是三国内耗，即从当时通讯联络角度而言，也缺乏可行性。

次年，木华黎率蒙古军从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渡过黄河，西夏守将一路望风披靡。在大军压境的情势下，神宗再次回到降蒙侵金的路线上来。这种几近自杀的策略，连太子德任也看不下去，对神宗说：“金朝兵势尚强，不如与其约和。”

神宗错误借鉴了夏崇宗附金扩地的成功经验，而没有看到金朝当时取代辽朝以后，与宋朝是主要对手，因而西夏可能在夹缝里求生存乃至讨便宜；而蒙古实际上已把西夏选为第一打击的对象，金、宋则是依次其后的目标。因而他刚愎自用，认为此非太子所知，当太子力谏无效，愿意避位为僧时，神宗便把他禁闭在灵州，不顾国破民弊继续倾国攻金。

成吉思汗对他的出尔反尔也大为不满，好几次遣使命他让位。光定十三年岁暮，他被迫让位给次子德旺，做上了西夏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太上皇，三年以后寿终正寝。但他在位的十余年间，面对蒙古勃兴的历史大变局，对金朝发动自杀性的连年战争，措置乖张，自耗实力，坐视时机，对西夏灭亡是难辞其咎的。

德旺继位，此即夏献宗。他改变国策，遣使奉表与金重修旧好，实行联金抗蒙的方针。乾定三年（1225年），两国达成和约：金、夏为兄弟之国，西夏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双方有难互相支援。但一切为时已晚。当时的金朝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而献宗却只把希望押在金朝一方，联金抗蒙成了恃金抗蒙。

成吉思汗这时已决心解决西夏。次年春天，他亲率十万大军再下黑水城；夏天连破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秋天攻克西凉府。就在蒙古铁骑势如破竹席卷河西之时，乾定四年七月，献宗回天无力，在惊忧中发病而死，其弟之子南平王李睍被拥立为帝，史称夏末帝。

当年冬天，蒙古军从东西两翼进攻，东路大军攻克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西路则由成吉思汗从西凉府进军，扼黄河九渡，直下应理（今宁夏中卫）等县，完成了对中兴府和灵州的战略包围。

十一月，蒙古大军渡过黄河直取灵州。西夏大将嵬名令公率兵十万殊死抵抗，战斗激烈是蒙古军历次征战中所罕见的，但灵州终于失守。十二月，蒙古大军把中兴府团团围住，逼迫其投降。中兴府被围达半年之久，保卫战也是够悲壮的。

次年闰五月，成吉思汗到六盘山避暑，派使者到城中劝降，被末帝拒绝。六月，西夏发生强烈地震，中兴府城中疾病蔓延，粮尽援绝，夏末帝只得向蒙古请降，但要求宽限一个月前往谒见成吉思汗。

这时，成吉思汗因重病正驻跸清水（今属甘肃）养病，七月，他在临死前交代：死后密不发丧，以待夏末帝献城纳降。当月，夏末帝出降，蒙古军大肆屠城；他与皇室大臣被押解去见成吉思汗，在萨里川被杀害。立国一百九十年的西夏至此灭亡。

细说宋朝67：中原大变局

蒙古的崛起与南侵，就像一张多米诺骨牌，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了中原的大变局。对这一大变局，《细说元朝》以蒙古为主角做过叙述。本书且切换角度，分别以金朝和宋朝作为主角来一番细说。这里先说金朝。

金宣宗即位次年，即贞祐二年（1214年）春天，除中都等十余城未下，蒙古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成吉思汗这时仅仅热衷于掳掠奴隶和财物，因而拒绝了部将进攻中都的建议。

宣宗一心求和，答应了成吉思汗的全部要求：金朝献纳童男女各五百，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并献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给成吉思汗表示臣服。蒙古军带着大批奴隶和战利品，出居庸关北归。

蒙古暂时北撤，金朝对中都弃守发生激烈的争论。以左丞相徒单镒为代表的抵抗派认为固守中都才是上策，理由是山陵、宗庙、百司、庶府都在中都，若弃中都，北路尽失。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则代表逃跑派主张放弃中都，迁都南京，理由是蒙古轻骑随时可能围困中都，而汴京南有淮水，北有黄河，西面可以依靠潼关防守。

逃跑派迁都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汴京是四战之地，必须有强大的防线才可能立足，而黄河和淮水根本不构成天堑，靖康之难和南宋的两次北伐都已经做出了证明。但宣宗决意迁都，太学生四百余人上书劝谏都一概不听。

贞祐二年五月中旬，宣宗命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宗晖、左副元帅抹撚尽忠和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自己带着朝廷百官仓皇逃离中都，将统治中心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七月，太子也被召回南京，表明金朝决心彻底放弃中都了。

金朝先后两次迁都南京，倘若说完颜亮是蛮进，宣宗则是退缩，而放弃中都，蜷缩南京，等于将自己放在一百年前北宋的位置上，将金朝攻守的前事在蒙金对峙的情势下重演一遍。

当蒙古崛起之际，卫绍王唯恐北边的辽朝遗民叛金降蒙，采取严厉的措施，竟下令对一户辽民由二女真户夹居防范。这一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效果适得其反。崇庆元年（1212年），金朝千户耶律留哥因自己是契丹人而亡命出逃，在隆安（今吉林农安）一带聚集契丹乣军，众至十余万，他被推为都元帅，结好蒙古，表示效忠成吉思汗。

次年，留哥大败来讨的金军，自称辽王。金朝派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领兵四十万进讨，也被留哥击败，逃回东京。贞祐三年，留哥攻破东京，尽有辽东州郡，部下耶厮不劝他称帝建国，他表示不愿食言叛蒙，便与儿子薛阇带着随从去投附成吉思汗，蒙古大汗对他的“仗义”之举大为高兴，仍封他为辽王。他留下的乣军，先由耶厮不称帝，继由金山和喊舍称王，到兴定二年（1218年）才由耶律留哥率领蒙古、契丹兵，在高丽和东夏国的协助下讨平。

东夏国，历史上也称东真国，建立者就是那个被耶律留哥打败的蒲鲜万奴。他是女真人，也是当时金朝留在辽东最高的朝廷命官。在宣宗撒手不管辽东的情势下，他被遗留在辽东的女真猛安谋克所拥护，也是情理中事。贞祐三年，他在东京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旋即攻下了咸平（今辽宁开原），号中京。

次年，木华黎攻陷锦州，万奴一度归降蒙古，但蒙古军一退，随即叛蒙自立，改国号东夏。天光二年（1233年），万奴被蒙古军战败俘杀，东夏国灭亡。一说万奴后来脱归，至蒙古乃马真后四年（1245年）被贵由和兀良合台所败。

蒲鲜万奴的东夏和耶律留哥的辽都是蒙古侵金的大变局中叛金自立的政权，尽管留哥的乣军有反民族压迫的成分，万奴的叛金也有据地自保的因素，但都严重削弱了金朝的统治。由于契丹、女真和蒙古民族之间的连环恩怨，留哥怨金而亲蒙，万奴怨蒙而不附，其结局就成为鲜明的对照。留哥去世，其子薛阇因长期扈从成吉思汗，颇得好感，他与他的后代袭爵辽王，直至元末。

宣宗南逃，人心瓦解。华北女真守将和契丹、汉族官僚、地主纷纷投降蒙古，其中最先叛金降蒙的是驻守中都以南以契丹族为主体的乣军。乣军和契丹军在金朝所受民族压迫最重，成吉思汗改变了以往杀降的政策，收降了乣军，从此以后，金军面对蒙古的进攻，便往往望风迎降了。

贞祐三年，留守中都的都元帅完颜承晖不谙军旅，便一边把军事委托给左副元帅抹撚尽忠，一边上书朝廷，告急求援。把持朝中大权的术虎高琪忌恨承晖，拒绝发兵驰援。

五月，蒙古军兵临城下，承晖准备与抹撚尽忠死守，不料抹撚尽忠却不想尽忠，私下里与心腹完颜师姑密谋出逃，承晖知道后，怒斩师姑，作遗表揭露术虎高琪报复私憾危害国家，然后服毒殉国。当晚，抹撚尽忠逃往汴京，宣宗不加追究，仍让他任平章政事。当天，蒙古军入中都，自完颜亮迁都以来六十余年的金朝都城终于陷落。

中都陷落前后，中原也早如蜩螗沸羹而鱼溃网烂了。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大起义。起义军大多以红袄为号，史称红袄军。

起义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概括地说，其一，章宗时期的括地运动使得“腴田沃壤尽入势家”，“茔墓井灶悉为军有”，造成阶级与民族间的尖锐对立，农民被剥夺了生计，只有铤而走险。其二，残酷的战乱与随之而来的饥荒相交织，迫使濒临绝境的人民联合起来，发动起义，寻找生路。

较大规模的起义军主要有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济南夏全，兖州郝定，连同星星点点小规模的红袄军，不下数十支。

贞祐二年，蒙古军北撤，金宣宗就派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领最精锐的“花帽军”前往镇压，杨安儿承舟入海，遭船家陷害，堕水而死。其余部数万人由其妹杨妙真率领，与李全合军，继续反金。

仆散安贞击溃杨安儿以后，即欲招降刘二祖。刘二祖殊死抵抗，次年战败被杀。郝定收集了杨安儿和刘二祖的部分余众，发展到六万人，自称大汉皇帝，设署命官，不久即遭仆散安贞镇压，俘至汴京被杀。

刘二祖的主要余部在霍仪领导下继续抗金，其下有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诸部。贞祐四年，霍仪战死，石珪、夏全降金，彭义斌率余部投归李全。李全成为红袄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依违在金宋蒙三角关系中（详见《李全》一节）。

说到红袄军的性质，很难一言以蔽之。其中固然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例如郝定自称大汉；但民族斗争并不是红袄军的主旋律，红袄军已没有南宋初两河义军那种明确的抗金性质。阶级矛盾的性质当然是有的，杨安儿军中颇有女真贵族的家奴；但阶级斗争并不是红袄军斗争内容的全部。在这两层性质外，红袄军还明显有频繁战乱中一般民众以武装力量谋求生存可能的因素。李全其后在金宋蒙之间降叛不定，出尔反尔，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对西夏和南宋的关系上，金朝也处置乖张，自食恶果。大安元年（1209年），蒙古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西夏向金朝求援，卫绍王拒不出兵，夏神宗遂由前朝的附金抗蒙改为附蒙攻金。西夏本来完全可以成为金朝牵制蒙古的筹码，现在反而成为蒙古侵金的盟军。

在多国关系中，金、夏统治者不但把加法做成了减法，还不知道唇亡齿寒的政治常识。自大安三年起，与西夏接壤的漫长边境上，金朝州郡便不断受到西夏军队的攻击。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夏神宗退位，这年也恰是金宣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元光二年（1223年）。

再说南宋，见到金宣宗受到蒙古的侵逼，迁都汴京，南宋朝廷普遍的情绪是“天亡此仇”，竟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清醒地指出：金朝是宋蒙这两个未来敌国的缓冲。自嘉定八年（1215年）起，宋朝已连续三年未向金朝纳币。金朝因忙于出兵反击西夏，也不愿意与蒙古、西夏和南宋在三条战线上开战，故而没有立即追究。

兴定元年（1217年）二月以后，金朝对西夏改取防御为主的战略。连年战争的巨额消耗，南宋岁币对金朝来说已是刻不容缓的强心针。南迁以后，金朝局促一隅，也深感有必要从南宋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当时，朝廷上以平章政事胥鼎为代表，提出了联宋抗蒙的正确意见，但遭到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的强烈反对。

在高琪的坚持下，原先反对侵宋的金宣宗也同意发兵。宋宁宗下诏对金宣战，嘉定和议以后金宋短暂和平局面宣告终结。次年春天，宋军在两淮、京湖、川陕三条战线上发起反击，双方互有胜负，战争打得黏着拖沓。

兴定三年，金朝试图凭借军事上小小的上风迫使南宋议和纳币，宋方却拒绝金朝打探消息的详问使入境。金宣宗只得任命仆散安贞为统帅，正式下诏伐宋。仆散安贞率大军分三路南下，一路攻黄州麻城，一路犯和州，另一路出盱眙，长驱全椒、来安、天长、六合，前锋游骑直抵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建康再次震动。

再宋金战争的过程中，南宋朝廷苟且无策，关于战守和的讨论没完没了；前线也是将无守意，军无斗志。除赵方主持的京湖战场有值得称道的战绩，江淮战场因有山东红袄义军的牵制，金军不能为所欲为，川陕宋军弃地丢城的记载不绝于史，连军事重镇大散关都多次失守，四川制置司驻守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也一度陷落。

不过，兴定南侵对金朝来说，肯定是一场力不从心的战争。宋军诚然腐败，金军虽有小胜，但在城池关砦的攻守争夺上，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状态。统帅仆散安贞，与祖仆散忠义、父仆散揆三世俱为女真名将，他在侵宋战争中不杀俘虏，把俘获的宋朝宗室献给朝廷。

兴定五年六月，尚书省竟诬奏其通敌谋叛，宣宗信以为真，说他“前日之俘，随时诛戮，独于宋族，曲活全门”，就是别有企图，将他处死。安贞有将略，他一死，侵宋战争即难以为继。金朝不仅没有实现一厢情愿的扩地立国的美梦，反而因战争巨耗而国用困乏，兵马折损，十不存一，大大削弱了抗蒙的实力，加速了自身灭亡的进程。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到宣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双方就像一对筋疲力竭的拳击手，谁都没有击倒对方的优势，气喘吁吁的都想休战了，当然，这一愿望对金朝也许更迫切些。这场战争对南宋的警示作用十分明显，就是王夫之在《宋论》里指出的：“以既衰之女真，而宋且无如之何，则强于女真者，愈可知也！”但宋朝似乎很少有人看到来自女真背后的蒙古威胁。

在宣宗南迁前后，河北地主武装纷纷结社自保，其中清乐社首领史秉直率清乐军投降蒙古军统帅木华黎，其子史天倪被封为万户。史天倪旋即御其叔史怀德统领私家军队，与蒙古军合兵攻陷辽西重镇北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南）。其后，天倪族弟天祥为蒙古军攻打大定府以南的其他地主堡砦，贞祐三年八月，与中都的蒙古军会合，南攻河间府、大名府、沧州、深州等河北、山东州府。像史家父子兄弟这样的官吏、地主武装纷纷叛金助蒙，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金朝在中原的统治基础，金朝抗蒙形式更为恶化。

当然，在拥兵割据、守土自保的地主武装中，也有以拥金抗蒙相号召的，金朝统治者往往授以“义军”的名义，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屏卫金朝统治的中心地区。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曾先后收复金朝五十余城，金宣宗封他为中都留守兼经略使，命其收复中都，却被中都经略副使贾瑀挟私隙刺杀，朝廷也不过问。

苗道润旧部张柔誓师复仇，金朝就任命他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但他后来却投降了蒙古，虽杀了贾瑀，却回过头来攻打金朝州县。因而这些“义军”首领决不是忠贞不二的拥金抗蒙派，拥金还是降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利害得失，绝无道义可言。

在蒙古罗致史秉直父子、南宋招降李全夫妇的启发下，金朝早就有大臣提议封建河朔，借助实际上已经裂土拥兵的地主武装来为金朝守地保民。兴定四年（1220年），宣宗听从御史中丞完颜伯嘉的建议，对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九个实力最大的地主武装首领分封九公，让他们各自统辖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九人姓名封号、势力范围及其最终结局分别是：王福，原任沧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沧海公，主要管理清州（治今河北青县）、沧州（今属河北）、景州（治今河北东光）地区。投降归宋的红袄军首领张林。

移剌众家奴，原任河间路招抚使、权元帅右都监，封河间公，赐姓完颜，主要管领献州（治今河北献县）、蠡州（治今河北蠡县）、安州（治今河北安新南）、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河间府（治今河北河间）地区。坚持抗蒙。

武仙，原任真定经略使兼知真定府事，权元帅右都监，封恒山公，主要管领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沃州（治今河北赵县）、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威州（治今河北井陉）、平定州（治今山西平定）地区。先降蒙古，复归金朝。

张甫，原任中都东路经略使，封高阳公，主要管领雄州（治今河北雄县）、霸州（治今河北霸县）、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和中都大兴府的东南诸县。投降李全，李全降蒙，被杀。

靖安民，原任中都西路经略使，权元帅左都监，行中都西路元帅府事，封易水公，主要管领涿州（治今河北涿县）、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安肃州（治今河北徐水）地区。抗蒙被杀。

郭文振，原任辽州刺史，封晋阳公，主要管领河东北路（今山西省中部）。抗蒙，溃不成军。

胡天作，原任平阳便宜招抚使，封平阳公，主要管领平阳府（治今山西临汾）、晋安府、吉州（治今山西吉县）、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地区。降蒙，被杀。

张开，原任潞州招抚使，封上党公，赐姓完颜，主要管领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沁州（治今山西沁县）。坚持抗蒙。

燕宁，原任山东安抚副使，封东苴公，主要管领益都府路（今山东中部）。抗蒙战死。

他们都兼宣抚使，总帅本路兵马，若收复失地，即归其管属，有权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实际上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宣宗企图用这一手段来尽可能的维系金朝的统治，无疑承认了中央集权制的解体，削弱了抗蒙战争的统一指挥与行动。九公中虽然有人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被鼓荡起来的封建割据的劣根性，往往导致各公之间为扩大领地而兵戎相见，难以实现抗蒙安民的初衷。

与此同时，由木华黎任统帅的侵金蒙古军，也千方百计招纳金朝地主武装，以确立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地主武装的向背，在金蒙力量消长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样是争取地主武装，在蒙古为得策，而金朝所谓“九公封建”却是弊远大于利。

最后说说宣宗。他因纥石烈执中的弒君而侥幸继位，却不敢追究这一逆臣。术虎高琪杀执中，一个固然该杀，一个却是擅杀，宣宗仍不敢追究，纵容高琪专断朝政。其无能和无权，由此可知。其后术虎高琪为相，擅作威福，内外臣民无不扼腕切齿的想杀了他，但宣宗迟迟不敢动手。

为防御蒙古军攻破汴京，高琪先建议修筑里城，固守这一弹丸之地；后主张放弃汴京，专修一可抗蒙军的山寨。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怒斥道：“即令逃入山寨得生，还能成为国家吗！”专擅之臣和昏聩之君就是这样了断国事的。

直到兴定三年，高琪唆使家奴杀高琪妻，还想让开封府为他杀奴灭口，事发，宣宗才趁机诛杀高琪。但经高琪多年专政，国事衰替，病入膏肓，已不能有所作为了。

元光二年（1223年），宣宗在汴京病死。纵观宣宗：放弃中都，迁都汴京，是第一大失策，从此大势遂去，人心尽失；不思抗击蒙古，反去进攻南宋，是第二个大失策，兵力既分，徒劳无功；封建九公，承认割据，是第三个失策，集权不在，中原瓦解。总之，金朝亡于哀宗之手，但使亡国成为定局的却是宣宗。

细说宋朝68：李全

金宣宗即位时，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义军初起，着红袄为标记，以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和兖州郝定等势力最强。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后，曾派仆散安贞率精锐花帽军前往镇压，杨安儿、刘二祖和郝定相继战殁。杨安儿数万余部由其妹杨妙真收拾，她的梨花枪号称天下无敌。不久，李全与她结为夫妇，顿时实力大增。宣宗侵宋以后，这些起义武装由单纯反金改为联宋抗金。杨安儿旧将季先率先归附南宋，受命联络山东义军。李全就此攻克海、莒、密、青诸州，南宋给了他京东副总管的空名衔。

李全出身农家，做过弓手，故而弓马矫健，以善使铁枪闻名遐迩，时称“李铁枪”。嘉定十一年，他率部归宋，再攻海州，远袭密州，抗金积极性十分高涨。次年，又在化陂湖大败金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塔，使金军不敢轻窥淮东。

听说金将张林有心归宋，李全亲至青州（今山东益都）劝降，仅带数人入城，博得张林的信任，让他将自己管辖的山东十二州府的版籍悉数上表宋廷。因这不期而至、不战而捷的胜利，宁宗与史弥远君臣任命李全为京东安抚使兼总管。南宋试图对中意军民通过招诱节制、授官封爵，利用他们反金，也仅是利用而已，这一做法与晚清西太后利用义和团颇相仿佛。

金朝深感李全威胁之大，派人招谕。李全表示“宁做江淮之鬼，不为金朝之臣”。盱眙（今属江苏）是北方忠义兵民与南宋往来的要冲，知盱眙军贾涉认定这些义军是“饥则噬人，饱则用命”的饿虎，处心积虑预防他们“反噬”。他将李全一军分为五砦，招刺了其中近六万人，放汰了三万余人，在余下义军武装的周围常屯官军六万，以为钳制。这种猜忌防范令南归义军为之寒心。

李全在各路义军中实力最强，战绩最著，渐有睥睨诸将之心。嘉定十三年，他买通贾涉亲信诬陷季先谋叛，贾涉诱杀季先收编其军，季先部将拒绝整编，迎另一义军将领石珪统领余部。贾涉深以为耻，李全自告奋勇进讨，石珪走投无路叛降蒙古。李全就把季先、石珪的余部都收在自个儿麾下。

次年，李全之兄李福与张林争夺胶西盐场，威胁要让李全取其头颅，张林再以山东诸郡向蒙古鲜降。对南宋说来，从来没有试图在控制山东州郡上采取实质性措施，因而来的意外，去得也容易。

眼见李全日渐坐大，史弥远的政策着眼点是“惧激他变”、“姑示涵容”，具体措施就是以高官厚禄实行笼络。嘉定十五年，南宋任命李全为京东路镇抚副使，进拜保宁军节度使，次年赐犒军钱三十万缗。

嘉定十七年初，许国接替贾涉赴淮东制置使之任，到任伊始，他傲然端坐接受李全的庭参，完全不顾“节使当庭参，制使必免礼”的官场常规。李全自建节后，与前帅贾涉都分庭抗礼，对位轻望薄的许国妄自尊大，憋了一肚子气，一出门就骂咧开了。

过了半月，李全欲回青州，唯恐许国扣留，表面上折节为礼，动息必拜，许国得意的以为镇服了李全，不知李全在耍弄他。李全离开楚州帅府时，已下定了叛宋的决心。

正当楚州剑拔弩张的当口，发生了湖州之变，起事者打着李全的旗号，主谋潘壬也是逃到楚州被捕的，令李全更不自安。宝庆元年二月，李全派部将刘庆福回楚州发动兵变，库藏钱物被洗劫一空，许国流血满面，缒逃出城，自缢于途中。

史弥远接报，唯恐激怒李全，酿成更大变乱，新派徐晞稷为淮东制置使，指示他曲意安抚，实质是姑息养奸。李全有恃无恐，移牒另一支山东义军的领袖彭义斌，声称许国叛变已被诛杀，你部应受我节制。彭义斌声讨李全擅杀之罪，李全大败。义斌收编李全降兵，声势大振，致书南宋沿江制置使赵善湘，建议讨平李全反叛势力，再光复故土。

李全也恶人告状，诬陷彭义斌谋叛。义斌整军北上，围东平，下真定，击败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奋力抗击蒙古军，但南宋却任其自生自灭。义斌最后在赞皇（今河北赞皇）五马山被蒙军俘杀，所收复的河北山东州县再落蒙古之手。李全成了山东境内唯一未归附蒙古的武装力量。

宝庆二年，蒙古军向李全据守的青州发起攻击。李全大小百余战，无法取胜，粮道断绝，形势危急，派其兄李福向楚州宋军求援。南宋却打算乘人之危解决李全。新任淮东制置使刘琸纠集另两个忠义军总管夏全与时青，准备诛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当时杨妙真与李福都在楚州，她艳妆约见夏全，晓以兔死狐烹的道理，并说：“听说三哥（指李全）已死，我一个妇人，岂能自力。这就以身侍奉将军，子女玉帛，唯你所有。”夏全招架不住美人计，与杨氏合兵包围楚州官衙，刘琸仅以身免，逃到扬州忧惧而死。夏全回大营，却吃了杨氏全武行的闭门羹，只得投降了金朝。

理宗对楚州兵变依旧宽纵，命新任淮东制置使姚翀“抚定”杨妙真。次年五月，李全坚守青州一年，战斗十分惨烈，城内军民从数十万锐减至数千，粮尽援绝，以致“自食其军”。李全意欲投降蒙古，却恐部众反对，便假装自杀，由亲信救起，佯劝其留得青山，投降蒙古。李全在三国之间朝秦暮楚，有人劝蒙古诸帅孛鲁杀之以免后患，孛鲁以为“山东未降者尚多，杀之徒失民望”，仍命其专制山东行省。

留在楚州的李全之兄李福与李全旧部刘庆福都想吃掉对方，李福诈病，杀死了前来探病的刘庆福。随后，李福与杨妙真宴请姚翀与制司幕府官员，杀了幕府官，割了姚翀的胡须，姚翀缒城夜逃。

面对楚州接二连三的事变，南宋政府干脆不再设制置司，把防线从黄河一线退缩到长江一线，改楚州为淮安军，视其为羁縻州，也彻底断绝了当地义军的粮饷。

当地义军将此归咎于李全，联手杀了李全之兄李福、李全之子李通和李全之妾刘氏。李全闻讯，向蒙古要求南下复仇，同时他也早想摆脱蒙古对他的控制。蒙古不允许，他自断一指，发誓南归必叛，蒙古这才同意。

绍定元年（1228年）十一月，李全率军回到楚州，表面上再次归附南宋以获取其钱粮，暗地里给蒙古的岁贡也从不短缺，同时与金朝也保持着联系，脚踏三只船。直到这时，只要李全不生事，南宋政府还企图以官爵粮饷笼络他。李全则把从南宋得到的钱粮赡养他的军队。

次年四月，李全以缺粮告糴为借口，派海船直抵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今属江苏），意在熟悉海道，窥探临安。绍定三年（1230年），南宋进拜李全为彰化、保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京东镇抚使兼京东忠义诸军都统制，指望他不要叛乱。李全拒绝接受，愤愤说：“朝廷当我是小孩，哭了就塞个果子！”同时，也赶制南侵的海船，招纳沿海亡命充任水手，其侵宋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参知政事郑清之深以为忧，向理宗陈述李全种种反状，力主立即进讨。随后征求史弥远意见，权相虽一贯主张“内图战守，外用调停”，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便命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总领诸军，便宜从事，赵范为淮东安抚副使，赵葵为淮东提点刑狱，俱节制军马，准备讨伐。

这年岁末，李全驱师南下，公然反叛。史弥远致函给他，许诺只要退回楚州，就给他增加一万五千人的粮饷，还不打算挑破这个毒瘤。李全置之不理。他原拟奇袭扬州，渡江直取苏杭，误听了部将郑衍德的馊主意，先去攻打通州（今江苏南通）与泰州，等他兵锋指向扬州时，赵范、赵葵已入居扬州，做好了守城决战的准备。

李全进退两难，只得倾力攻城，但败多胜少，不能迫近州城。他便驱使周边农民数十万，列砦围城，绝其外援，企图困死扬州军民。自己驻营平山堂，张盖奏乐，置酒高会，布置筑围浚堑事宜，准备长期围困扬州。二赵瞅准机会，适时出击，屡败李全。

绍定四年正月，赵范、赵葵利用李全自大轻敌的特点，选精锐数千，打着被李全击败过的军队的旗号出城佯战。李全大言“看我扫平南军”，跃马出阵。赵范挥师并进，赵葵亲自搏战，宋将李虎绝其归路。

李全这才感到不对头，率数十卫骑北走新塘。新塘决水以后，淖深数尺，表面因战尘飞扬看似干土，李全仓皇之间陷入淖中，不能自拔。南宋追兵赶到，李全大喊“不要杀我，我是头目”，但转眼间就被数十杆长枪活活刺死。

李全死后，余部被二赵一路追杀，败退楚州，推杨妙真为主帅。杨妙真慨叹：“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如今大势去矣！”便率残部北渡淮河，投降了蒙古。至此南宋才收复被李全占据的淮东州郡，历时十余年的李全之乱才告解决。

李全有个儿子（一说养子）叫李璮，自李全死后继续在蒙古治下专制山东行省。他张大宋军声势，来向蒙古要价，扩大自己的实力。景定三年（1262年），他叛蒙古而归南宋，献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涟水（治今江苏涟水）等三城，南宋任命他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进封保信、宁武军节度使，仍打算用空衔换取牵制蒙古的实惠。但忽必烈很快命史天泽将其讨平，济南城破之时，他投大明湖自尽，水浅不得死，被俘后肢解而死。这是后话，对当时宋蒙战局也未引起多大波澜，就此带过不表。

李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既有农民起义军领袖与忠义民兵首领的因素，又有流氓游寇与民族叛徒的成分。他出尔反尔，前期反金抗蒙附宋，后期降蒙联金反宋，其中固有其野心与个性的作用，企图在三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找与扩张自己势力的空间（他也确实成为当时独立于三国政权之外的一大政治势力），但南宋政府的政策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南宋先是对李全实行猜忌压制的政策，同时却企图利用他在与金蒙的对抗中火中取栗，这自然使他深有戒心，加速他的离心倾向。随着他的势力扩张与野心膨胀，南宋却一味姑息放纵，养虎贻患，没能及时果断地采取讨叛措施，致使他勇兵自重，兴风作浪，蹂躏淮东州郡达十余年。在宋金蒙三国鼎峙的战争格局中，南宋政府把一个可以结盟的对象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

细说宋朝69：金哀宗

金宣宗共有三个儿子。太子守忠在宣宗即位三年后去世，守忠之子立为皇太孙，不久也死。次子守纯乃庞贵妃所生，庞氏野心勃勃，一心要为儿子夺皇位。幼子守绪乃王淑妃所生，被淑妃之妹王皇后养为己子。如今嫡长子一脉已绝，按“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的传统继承法，自然应立守纯；但王皇后有宠，故而守绪被立为皇太子。

元光二年（1223年）十二月，宣宗临终的晚上，只有一位前朝的老年宫妃郑氏在侧侍奉，宣宗让她“速召太子主后事”，言罢气绝。郑氏秘不发丧，恰王皇后和庞贵妃前来视疾，她为防庞氏与守纯生变，借故让他们另室等候，随即将室户锁闭，急召大臣，传遗诏立皇太子。这才放出后妃，发丧如仪。守纯已先于太子入宫。守绪命卫士三万集结在东华门大街，令护卫四人监护守纯，才宣告即位。金朝皇位之争几乎持续到金朝灭亡。

正大元年（1224年）正月，金哀宗即位不久，有一天，狂风吹落端门上的屋瓦，一个穿这吊丧麻衣的男子，望着承天门又笑又哭，问其缘故，他说：“我笑，笑将相无人；我哭，哭金国将亡。”这类亡国之兆，历朝季世几乎都有，史家记之于五行妖异，现在轮到了金朝。

哀宗即位之初，主持侵金的蒙古统帅木华黎刚死，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哀宗也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首先停止了侵宋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尽管这一决策为时过迟，但毕竟有利于集中兵力，抗御蒙古。他还起用了一些主张抗蒙的大臣和抗蒙有功的将帅。

但哀宗决不是力挽狂澜的有为英主，他的施政纲领只是“述先帝之遗意”，宣宗贻误了十年的时间，他不久也步了乃父的后尘。王皇后还有一个姐姐，封为郕国夫人，能随时出入宫廷，号自在夫人。她干预朝政，权势通天，奔竞者往往纳贿取媚。皇族白撒，目不识丁，却奸黠有余，因善于奉迎，当上了宰相，入朝办公嫌堂食不合口味，总自带家膳。

正大四年，蒙古灭西夏，拖雷监国，得以全力攻金。次年，金蒙在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南）打了一场硬仗，金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兵大败蒙古宿将赤老温八千之众。这是金蒙对抗以来金军的第一次大胜仗，陈和尚因此声名远播，忠孝军也成为抗蒙劲旅。大昌原之战说明金朝绝非无将，金军也绝非不堪一击，关键是朝廷的决策和用人。

正大六年，窝阔台继承汗位，开始全力灭金，金蒙战争进入了最残酷的白热化阶段。次年，窝阔台亲率大军进攻山西，命史天泽进围卫州（治今河南汲县）。由卫州过黄河就是汴京，因而能否固守卫州直接关系到金朝存亡。哀宗命完颜合达等领兵十万驰援，先锋完颜陈和尚领忠孝军三千出击，蒙军退兵，卫州解围，汴京暂安。

正大七年，窝阔台确定灭金战略：由窝阔台亲率中路军，攻河中府，下洛阳；斡陈那颜率左路军进军济南；拖雷率右路军由宝鸡南下，借道宋境，沿汉水出唐州、邓州，次年春季会师汴京。九月，蒙军三路齐发。次年正月，窝阔台军占领郑州，游骑已到开封城下，哀宗慌忙让正在与拖雷军作战的完颜合达回师救援。

与此同时，拖雷军也进抵邓州境内的禹山（在今河南邓县西南），遭到金将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殊死抵抗。拖雷留一部分蒙军牵制，主力分道直奔汴京。合达和蒲阿奉命率步骑十五万驰援汴京，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以南三峰山后被拖雷大军追击，前遇窝阔台大军阻截，陷入重围。时正大雪，金军粮尽，人乏马困，枪槊蒙雪，结冻如椽。蒙军围而不战，烧火烤肉，轮番休整。而后有意让开通往钧州的一条路，在金军北走“突围”时，给以致命一击，进军全线崩溃。

移剌蒲阿领一支兵杀向开封方向，旋即被俘，遭劝降，答以“我是金国大臣，只应死在金国”，不屈被杀。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残兵数百突入钧州城内，但寡不敌众，城破，合达败死，陈和尚被俘，面对劝降，坚决不跪拜，被先后砍断膝胫、足胫，割开了嘴，仍怒骂不绝口，喷血而死。

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像完颜陈和尚这样的民族英雄，后人也应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去宣传他们。三峰山之战是金蒙之间决定性的战役，此战，金军不仅精锐尽失，还损失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两位主帅和完颜陈和尚等主要的战将，金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了。

开兴元年（1232年）三月，蒙古军攻克洛阳，挥师进围汴京孤城。哀宗与后妃聚在一起，以泪洗面，他先想偷偷自缢，被救下，后想跳楼自杀，又被救下。有臣下一针见血指出：“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哀宗遣使恳求纳质求和，不获应允。

五月起，城内发生瘟疫，《金史·哀宗纪》说五十天内出殡的死尸达九十余万具，这一数据肯定有夸大，但瘟疫来势迅猛可以想见。城内粮食断绝，以至于人相食。汴京城援绝粮尽，勉强撑持到岁末，哀宗决定仿效乃父故伎，弃城出逃。但乃父当年还有汴京作为退路，而哀宗根本没有方向。

十二月，哀宗将防务交给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奴申和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事完颜斜捻阿不，让皇太后和后妃们留守京城，表明他还要回銮，借以稳住城中人心，自己带着扈从的小朝廷，匆匆出城。

哀宗原来准备西逃汝州，听西来金将说京西三百里无井炊，便改道东行。元帅完颜官奴则主张攻卫州（今河南汲县），因为那里有粮可守。平章政事白撒以为还不如进驻归德（今河南商丘南）。

哀宗听从了官奴之策，连攻卫州三日不下，而蒙古大军随即来援，金军闻风溃逃。哀宗在白撒再劝下逃往归德，他把卫州之败归咎于白撒，这才把这个误国的皇族宰相投入大牢。七天以后，总嫌堂食不合口味的白撒活活饿死。

卫州之败的消息传来，汴京百姓才知道哀宗是撒手不管自逃生路去了，对哀宗的不满便转移到留守汴京的二相身上。因粮食断绝，汴京城内一升米售至白银二两，沿路饿殍相望，时见士女行乞，甚至发生自食妻子的惨剧。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发动政变，杀了留守二相。

在群众指望崔立为一城生灵作主时，他却自着御衣去见蒙军统帅速不台，企图让蒙古大帅立自己做儿皇帝。回城后，一把火烧毁了城防工事，把皇太后、后妃、宗室五百余人交给蒙军，押解北上。汴京陷落，蒙军入城，先把崔府搜刮的珍玩连同其妻妾儿女抢劫一空。

哀宗进驻归德，知府石盏女鲁欢升任枢密副使兼权参知政事。蒲察官奴继完颜陈和尚之后统领忠孝军，他虽是坚决的抗蒙派，但为人专断跋扈。这跋扈表现有三：其一，他在尚书省设宴调解时杀了与他不合的对手统兵元帅马用；其二，随即以谋反的借口杀了石盏女鲁欢等将相三百余人；其三，把哀宗隔离在照碧堂，挟天子以令诸侯，朝臣不敢奏事。

五月，官奴率四百五十忠孝军袭击驻扎在归德城北的蒙军大营，蒙将撒吉思卜华败死，敌军溺死者达三千五百余人。蒙军暂时败退，哀宗一面授官奴为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一面哀叹自己不知用人，以致几同狱囚。

哀宗早打算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这是逃跑主义的最后退路，再往南就是南宋边境了。官奴反对南逃，扬言谁再主张就杀他的头。六月，哀宗与近侍密谋，设伏杀死了官奴。用意一是受不了官奴的专擅，一是这样才可能南逃。蔡州无显可守，又随时受到来自南宋的威胁，哀宗迁蔡，其不智与放弃汴京相同。

初到蔡州，因蒙古与南宋正协商联合灭金的事宜，哀宗竟当了三个月的天平天子。他下令营造见山亭，供游憩之用。尚书右丞完颜仲德说：“蔡州公廨虽不及皇宫万一，但比野处露宿强。今大兴土木，恐人心解弛。”不久，哀宗又让内侍为他私下物色处女以备后宫，仲德进谏道：“老百姓无知，神不可不畏！”

就在哀宗醉生梦死不图救亡之际，南宋与蒙古达成了共同灭金的协议。此事还得从南宋角度细说原委得失。早在金宣宗发动侵宋战争的当年，即1218年，成吉思汗就派木华黎的叔父者卜客使宋，讨论联手灭金的可能性。南宋是表示响应的，也遣使报聘。

而窝阔台假道于宋以伐金的计划，实际上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遗嘱。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在进攻西夏的同时，就试探着侵略南宋四川境内。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守七方关（在今甘肃康县东北）、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南）、武休关（在今山西留坝南）三关，把关外五州军拱手相让给蒙古军。这年是丁亥，宋方称为“丁亥之变”。

绍定四年（1231年），当窝阔台将其父遗嘱付诸实施时，拖雷先攻下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南）、成州（治今甘肃成县）和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西），再派者卜客出使宋军，提出假道的要求。不料者卜客被南宋沔州统制张宣杀死，大怒之下，拖雷干脆武力借道。

蒙军攻陷沔州（治今陕西勉县），一路南下四川腹地抄掠，直到果州（今四川南充北）；另一路东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夺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宋四川制置司被迫供应粮草，派出向导，引导蒙军沿汉水东下，出邓州，对汴京完全战略包围。

绍定六年，金哀宗逃往蔡州以后，窝阔台派王檝出使南宋，约定共同攻蔡的日期。宋理宗见金朝灭亡在即，遣使赴蒙，同意联合灭金。金哀宗获知这一情报，立即遣使南宋约和，转告的理由倒十分鞭辟入里：“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既是为我们自己，亦是为你们。”但是，这不过是外交辞令，哀宗与宋约和，只是减轻两线作战的军事压力，背地里他却认为南宋不堪一击，还打算挥师西向，从南宋的川蜀夺取生存空间。

那么，南宋方面是否全然不知唇亡齿寒的常识，而作出联蒙灭金的决策呢？早在嘉定七年（1214年）蒙古侵金时，朝廷讨论断绝纳金岁币，提举淮西常平乔行简就提出：“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今天是我们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古训可以为鉴。不妨仍给岁币，使拒蒙古。”权相史弥远认为他所虑甚远，准备继续纳币。

一批太学生伏阙丽正门，痛斥乔行简卖国，要求砍他的头。史弥远深知学生运动惹不起，就停了岁币。这一决策实际上等于向金朝宣布嘉定和议无效，宋金关系的恶化责任最先在南宋方面。金宣宗侵宋，固然是大失策，但与此也不无关系。兴定侵宋使南宋朝野民族主义的仇金情绪再次急遽升温，虽知唇亡齿寒的常识，也不可能达成联金抗蒙的同盟。

金哀宗即位，虽然停止了侵宋，但双方却都政治短视，缺乏三国时孙刘联盟的那种远见，尤其是有燃眉之急的金朝，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应有的主动和诚意，以致双方未能结成抗蒙联盟，这是十分可惜的。

平心而论，南宋政府虽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就响应蒙古联合攻金的建议，却迟迟不见行动，应该就有唇亡齿寒的考虑在内。而金哀宗在即位的十年内丧失了与宋联手的大好时机，灭亡在即，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才想到约和之策，同时还在打南宋四川的主意。

面对金朝灭亡之势和得知金朝图蜀之谋，再联系到宋金关系的历史宿怨和近期走势，南宋决策联蒙灭金，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由于此时的金朝已必亡无疑，联金抗蒙已不可能扭转变局，而只能开罪于蒙古，使宋朝更早进入与蒙交战状态。而联蒙灭金，既可缓和与蒙古的紧张关系，又可满足靖康之变以来的仇金民族情绪。

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与北宋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却有历史相似之处。王夫之即把两者相提并论，批评宋朝“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情绪和收复失地情结在两个决策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海上之盟完全是徽宗集团出于对三国关系和实力的盲目估计，主动作出了错误轻率的决策。而联蒙灭金的选择，南宋无疑较理智的分析了当时三国关系的既有现状，虽名知唇亡齿寒，却出于被迫和无奈，以便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不能简单将其与海上之盟混为一谈。

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权参知政事，要求与他在九月中会师绕风关，乘宋不备，攻取兴元府，向四川扩地。同时，河南金将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今湖北光化西）等地，以便为哀宗入蜀杀开血路。南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大败来犯的金军，并乘胜攻克金朝境内的邓、唐等州，使哀宗入蜀计划成为泡影。

九月，蒙军进围蔡州，标志着蔡州之役的开始。十月，南宋以孟珙为统帅，领兵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履约与蒙军合攻蔡州，十一月抵达蔡州城南，受到蒙军统帅塔察儿的欢迎。双方划定围城地界，约定互不侵犯，同时相互配合攻城。

但金军顽强守城，战争十分激烈。蔡州被围三月，城内物价腾贵，粮食断绝，居民以人畜骨和芹泥充饥，哀宗杀厩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给将士食用。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十日，蒙军攻西城，宋军攻南门。哀宗见城破在即，传位给东面总帅完颜承麟，指望他杀出蔡州，再图恢复。其时，蔡州城已被攻陷，哀宗自缢身亡。完颜仲德率领一千金军精锐，与蒙宋联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听说哀宗已死，仲德也投汝水殉国，追随投河自杀的金朝将士达五百余人。末底承麟被乱兵所杀。金亡，立国凡一百二十年。

国亡身死前，金哀宗说了番自鸣不平的话：“我做天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也无恨。所恨的就是国家社稷到我而绝，与历来荒淫暴乱之君同样亡国，为此让人愤愤不平！”于是，元代郝经有“天兴不是亡国君”的议论。

金亡之局，宣宗虽已铸定，但哀宗为君十年，苟延残喘，不图远略，坐失时机，决策失误，一再逃跑，即便如其自诩无大过恶，不做国君则无妨，倘作为乱世之君，既然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和才略，便只配做亡国之君。认识不到这点，还以为历史不公平，有君如此，金朝焉能不亡！

细说宋朝70：宋蒙终于交战了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蔡州之役的蔡州统帅孟珙获得金哀宗的遗骨，俘虏了金朝参知政事张天纲，送往临安。南宋举朝若狂，举行了一系列热火朝天的庆祝活动。金哀宗的遗骨奉献在太庙徽、钦二帝的遗像前，理宗还派人羞辱张天纲“有何面目至此”，遣使祭扫河南祖宗陵园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南宋君臣自我感觉太好，不愿承认自己灭金只是狐假虎威的结果。

宋蒙联手灭金时，对灭金后河南的归属没有明确约定。但蒙古不会拱手相让这块到嘴的肥肉，南宋则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祖上的基业。金灭以后，南宋直接与蒙古发生了关系，在对蒙方略上，或者说在对待中原故土问题上，出现了主战主守两种意见。

先说主战派。金朝降将国用安向赵范、赵葵兄弟提出“据关守河”的建议，也就是把南宋的边境从淮河、大散关一线北移到黄河、潼关一线。这样势必要收复包括三京（指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和西京洛阳）在内的河南、陕西等地，与曾经占领这一地区的蒙古军发生正面冲突。二赵力主趁蒙古主力北撤、河南空虚的当口，尽快收复三京，实施这一方案。宰相郑清之也支持据关守河之议，他刚替代史弥远去世后的相位，正在襄赞理宗的端平更化，对史嵩之主持的联蒙灭金之功（孟珙也是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的部将）颇不自在，主战夹杂着个人的目的。

史嵩之这回倒成了主守派，他也有私心，唯恐郑清之与二赵的战功超过自己。赞同他的还有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他们认为，衡估南北局势与双方实力，还没有到开战的时机。站在史嵩之一边反对贸然收复三京的还有参知政事乔行简、枢密副都承旨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等，儒学领袖真德秀也在其中。

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当前国力尚不足以据关守河；二是后勤给养难以解决；三是为蒙古南侵制造借口。第三条理由站不住脚，蒙古要南侵，总能找到口实的。第一、二条理由应综合起来考察，中原屡经战争，无粮可供军用；南粮北运，汴河堙塞，漕运不通，陆路运输无异远水近火，杯水车薪，说国力一下子还不足以据关守河，有其一定的道理。

这年理宗刚开始亲政，颇想有所作为，因而屡发“中原好机会”的感叹。他打算成就一番祖先没能实现的事业，决定出师收复三京。他罢免了吴渊、吴潜兄弟，史嵩之也免职闲居；以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边制置副使，节制江淮兵马，策应入洛部队。

六月中旬，原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先头部队出发，六月末收复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七月上旬进驻东京开封，但他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半月以后，赵葵率大军抵达东京，见全子才人仍在原地按兵不动，责怪他延误战略目标，回答说是京湖制置司的粮饷尚未到齐。受史嵩之的教唆，京湖制置司在筹划粮饷上阳奉阴违，不肯及时筹划粮食，贻误了战机。

赵葵主张立即挺进洛阳，便派徐敏子为监军，率一万三千人进取洛阳，再命杨义领兵一万五千为后援，两军仅各带五天口粮。月末，留守洛阳的蒙古军有备撤退，徐敏子进入洛阳空城，蒙古军在城外设伏实行反包围。杨义所率援军在洛阳城东遭到蒙古伏兵的袭击，溃不成军，坠入罗水者不计其数，杨义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洛阳城内宋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八月初，入络宋军断食四日，被迫退兵，蒙古军纵兵尾击百余里，伤亡达十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步战逃回南宋边郡光州（今河南潢川）。

驻守在东京的赵葵、全子才闻讯也不增援，反向朝廷虚报战况，把败北溃散说成“歼敌精锐”，把望风披靡说成“保存实力”。大军最后也终因粮饷不继，兼之蒙古军乘机决黄河水倒灌，只得引师南撤。

端平入洛前后近两个月，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端平三年，理宗下罪己诏，承认“责治太速，知人不明”，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端平入洛的直接后果有三：其一，南宋国防力量大为削弱，军民死者十余万，粮食损失百万计，器甲辎重尽弃敌境；其二，南宋从此对蒙古彻底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略，转为闭关守御的消极政策；其三，蒙古确实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动侵宋战争，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端平二年，蒙故窝阔台汗在西征欧洲、东征高丽的同时，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先说西线战场。阔端攻陷沔州（今陕西勉县），次年九月，攻破宋军蜀口防线，深入川北，一月之间，利州、成都和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相继陷落，四川遭受蒙古军的第一次洗劫。

再说中线战场。阔出从河南南侵，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驻守唐州（今河南唐河），闻风弃城出逃，枣阳、光化和德安等湖北郡县也先后失陷。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坐镇襄阳，朝夕酣饮作乐，边防废弛，驻襄南北军势同水火，北军最后焚城降蒙。端平三年，蒙古军也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治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

孟珙奉命驰援，下令封锁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列炬照江达数十里，让军队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他趁机焚毁了蒙军打造的渡江战船，这才迫使敌军撤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江陵保卫战以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了孟珙。他也不负所望，不但收复了襄阳等失地，还多次派兵主动深入河南作战，给蒙古军造成严重的威胁。他是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的，在其镇守荆襄期间，蒙古军始终不敢轻易南攻。

最后来看东线战场。蒙古军队也向两淮州郡发起猛烈的攻势，前锋甚至打到过真州（今江苏仪征）。但这里是长江门户、江南屏障，宋军防御力量较强，蒙古军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端平三年，杜杲知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浚深城濠，构筑外城，为抵御蒙古军进犯预作准备。次年冬，蒙古军围城三月，架火炮焚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古军命敢死队戴金属面具，着牛皮盔甲仰攻攀城，杜杲命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使其无法得逞。安丰守军与增援部队内外夹击，大败敌军，蒙古军在安丰城下损兵折将达一万七千余人。

嘉熙二年（1238年），杜杲因功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蒙古骑兵来攻，堆垒起高于城楼的土坝，日夜炮攻不停。杜杲在城中再建一座土城，以防不测，指挥军民以火攻与炮石袭击蒙古军，焚毁其炮座，趁其势竭，乘胜出击，追杀数十里，毙敌二万六千余名。安丰军之战与庐州之战，是宋蒙战争前期少有的胜仗，也开创了城市保卫战的成功先例。

大体说来，从端平入洛宋蒙进入战争状态以来，一方面，蒙古专力西征，战略进攻重点不在南宋，另一方面，南宋在川蜀、荆襄战场初战失利后就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因而直到蒙哥汗在位前期，宋蒙战争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残酷悲壮的战役还在后头。

细说宋朝71：端平更化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理宗将明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年），沉默了十年，他终于熬出了头，开始亲政。

旧史家将其端平亲政后的一些改革称为“端平更化”，近来有学者认为理宗的这种改革一直持续到淳祐年间（1241-1252年），严格说来应称“端平淳祐更化”。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毕竟端平年间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改革力度也较大，这里姑且沿用旧称，但所说内容间或也延伸到淳祐之政。更化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罢黜史党。史弥远一命呜呼，他那些遍布朝廷的心腹党羽也失去了靠山。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五月，流放千夫所指的“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其二，慎择宰相。理宗纠正了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史称他“不好立异”，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倒也投契。端平三年，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史称郑清之“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清之去位以后，理宗让他独相三年，嘉熙三年，因老病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参与更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并任左右相。宗勉任相仅两年，即卒于任上，史称他“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其人，不是贤相，却是能臣。他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史嵩之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

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时人对史弥远的一口毒气都呵在了他的身上，后人对他也没有好感。他与乔行简、李宗勉先后并相，时论评曰：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他为相六年，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淳祐四年（1244年），丁父忧，理宗命他起复，舆论大哗。人们联想到史弥远在宁宗朝起复后专政二十五年的旧事，不断上书以儒家伦理抨击他，太学生、武学生与临安的府学生也轮番上书。理宗也唯恐他成为史弥远第二，便让他守丧，服除以后，借助舆论的力量也没有再起用他。因受史弥远的牵累，后人对他与郑清之俱无好语，平心而论，两人固然绝非贤德之相，但也绝非权奸之相。

其后，范锺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锺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欢呼载道”，都有令誉。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与范锺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和，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淳祐七年（1247年），边事转急，理宗再相郑清之。但他对御蒙并无贡献，而且“政归妻子”，其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

纵观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之际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一时之选，较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专政，台谏成为权相的鹰犬，理宗都看在眼里。史弥远一死，他就宣布“收倒持旁落之权，聿更大化，择特立独行之士，亲擢紧官”，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最后一抹余晖。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及至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个候补官缺，即消耗国家财政，又影响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贿。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规。堂除是权臣专政下的政治陋规，也为内降恩泽滥授美差留下了后门。堂除之阙还给吏部后，“赴选调者无淹滞，合资格者得美阙”，有效抑制了内降恩泽。

二是减少官吏权摄。所谓权摄就是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官员队伍因而膨胀。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那里官缺不再权摄。

三是控制取士人数。从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取士约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宝祐以后七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约六百人来，大约少取四分之一，也应是减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严格升迁制度。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理宗规定：在朝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在外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历州县官者不得入朝为郎官，已经在朝为郎官者必须补上这一任。

其五，整顿财政。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回应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楮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后期日渐严重的会子危机，对此将在《会子危机》里细说。

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户部会计式样，立簿记录出纳，每季送呈尚书省计簿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端平二年，宰执自愿减半俸，以为提倡节用的表率。这年九月，理宗命大臣审定节用项目，范围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指示“毋牵私情，毋惑浮议，日计之虽不足，岁计之则有余”。

其六，尊崇理学。韩侂胄倒台后，理学地位逐渐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郑清之学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让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宝庆三年，进封朱熹为信国公，凡此都表明他对理学十分热衷。端平亲政，理学家们掀起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热潮，理宗也成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从这一名单，反映出程朱理学虽已成为主流派，但尚未定为一尊，蜀学领袖苏轼与文坛泰斗欧阳修都名列其中。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汝南伯、河南伯、伊阳伯、郿伯，与原先所封的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令学官列入孔庙入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也被迁出，司马光则赔了绑。

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栻、吕祖谦补祀入孔庙，这是南宋最后排定的名单，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

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对朝野影响最大。真、魏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当时并称二贤。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民生憔悴，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民谚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民谚失望的说：“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也出朝督视京湖江淮兵马，不久自求罢官归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当然，上回已细说过的端平入洛，收复三京，也是端平更化的内容之一。端平更化是韩侂胄以后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对端平更化不宜估价过高，更不想当时人鼓吹的是什么“小元祐”。南宋王朝病入膏肓，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在用人方面，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非是端平君子无益于国人，乃是朝廷任用不笃，未能使君子展尽所长。”更化唯一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崇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此而名至实归。

细说宋朝72：大理国

南诏是由乌蛮为主体建立的西南民族政权，立国一百六十五年，唐天复二年（902年），被权臣郑买嗣取代，改国号为“大长和”。传了三世，被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推翻，拥戴白蛮（白蛮即白族的先人）大姓赵善政，建立大天兴国。杨干贞也是白蛮大姓，仅十个月，就按捺不住，自立为王，国号大义宁。

大义宁国属下的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也是白蛮贵族，但他自称先世是武威郡人，可能是蛮化的汉人。因杨干贞要加害于他，段思平就向东方三十七部借兵，会师石城（今云南曲靖），攻入都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改是年为文德元年（938年）。

大理国的疆域基本上与南诏相似，主要包括现在云南全境与四川西南等地区，建都大理（今属云南），洱海周围是其政治经济的中心所在。所辖共有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八府四郡是直接管辖的政区，三十七部各有世袭的“部长”，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十七部以乌蛮为主（乌蛮后来的衍变为彝族），曾帮助过杨干贞攻灭郑买嗣，看来是大理境内举足轻重的势力。段氏立国后，首先免去他们的徭役，立誓永修和好。其后，段氏与三十七部似乎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政三年（971年）还一起会盟攻打过滇池以东的几个民族头领，特地立了一方《石城会盟碑》以为纪念。

大约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第十二世王段连义时，权臣杨义贞发动政变，大臣高智昇命子高昇泰起兵攻灭杨氏，拥立段氏后裔段寿辉。绍圣元年（1094年），段氏让位给高昇泰，昇泰建立大中国。但他在位仅两年即死，王位再还给段氏，改国号为后理国。其后，高氏世代为相，称“中国公”，虽不废段氏，国人却称高氏为国主，波斯商人等前来，必先见国主后朝国王。后理国时期，三十七部屡与作战，或许与反对高氏擅政有关。

大理国的宫室、语言、礼仪与中原汉族政权没有多大差别，社会经济各门类的水平与汉族也相去不远。白文是大理国的民族语言，借用汉字书写而读以白语发音，《白史》就是用白文写成的历史著作。佛教在大理国相当盛行，据说，二十二位国王中，就有八位逊位为僧。

佛教的盛行促成了寺院建筑与佛教艺术的发达。传世至今的《张胜温画卷》就是佛像绘画的代表作。画卷作于大理国盛德五年（1180年），关于画家张胜温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画卷全长三十余米，前段绘大理国第十八世主端智兴及其扈从，是大理宫廷生活和衣冠制度的真实写照；中段绘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等画像，是画卷的主题；后段绘天竺十六国王。画卷素本彩绘而敷以金色，设色艳丽，金碧辉煌，光彩夺目，被乾隆皇帝称誉为“天南瑰宝”。

接着说说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大理国曾派使者到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递送过祝函。据说，灭蜀大将王全斌曾主动要求进攻大理国，但太祖鉴于南诏曾给唐朝带来过不少麻烦，就对着地图，拿起玉斧（也就是烛影斧声中的那种玉斧），在大渡河划了一线说：“此外非吾有。”理由是“德化所及，蛮夷自服”，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的故事。不过这一传说的可信度大可怀疑，关键恐怕还是北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北方大敌上，无力征服西南。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册封大理国主为“云南八国都王”。但大理与北宋的政治往来十分稀疏，也没有稳定的隶属性朝贡关系。政和七年（1117年），宋朝封其主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

大理虽偏居西南一隅，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往却绵延不绝。主要通道一是渡金沙江，越过凉山到达嘉州（今四川乐山），一说越过今贵州西南，沿右江而下到达邕州（今广西南宁）。设在邕州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是双方经济贸易最重要的窗口，嘉州铜山寨（今四川汉源西北）等地也是互市的集散地。

茶马贸易是双方经济交流的主要内容。大理国品种优良，可与西北马媲美，北宋在成都设茶马司，所购的主要就是大理马。南渡以后，宋朝断了西北马的来路，大理国成为补充骑兵坐骑的主要来源，在对金战争中起过相当的作用。通过横山寨等博易场输往内地的大理马，每年多者四五千匹，少者也达三五百匹，成为边贸的重头戏。

大理刀制作精美，锋利异常，以大象皮为鞘，一鞘两筒，各插一刀，在互市中也十分走俏。而除了茶盐，内地的图书也很受大理的欢迎，往往指名购求注释本的《五经》、《文选》、《三史》和《初学记》等典籍。大体说来，大理方面输出的主要有马匹、刀剑、金银、铜器、玉石、珠宝等，宋代用于边贸的主要与茶盐、丝织品、书籍、文化用品、金银制品等。

两个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北宋略比南宋密切；而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则南宋远比北宋频繁。有的史书说大理“三百年不通中国”，显然无稽之谈。

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蒙哥汗命忽必烈率军南征，忽必烈从六盘山迂回经川西大雪山，渡大渡河，辗转山谷二千余里，再以皮筏强渡金沙江，未遇到多大的抵抗，次年就破其国都，俘其国王段兴智。大理国立国共三百十七年，历二十二王。

忽必烈即位以后，命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往镇其地，至元八年（1271年），三十七部发生变乱，云南王被毒死。乱平，至元十年，建立云南行省，从此，云南正式与内地成为统一的行政区划，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掀开了新一页。

细说宋朝73：市舶与蕃客

宋代对外贸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边境上与辽、金、西夏、大理的榷场贸易，一是海外贸易。由于西夏的崛起，遮断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传统商路，更因经济中心的南移，支持外贸的经济中心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海外贸易恰恰是以东南沿海港口为其依托的。

宋代航海技术的领先和造船业的发达，也为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创造了条件。航海技术领先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指南针的发明，这点将在《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里细说。这里先说造船技术。

宋代造船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已能制造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以行驶区域分内河船和海船，以用途分有客船、漕船、渔船和战舰，以船型分有尖底船（海舶）、平底船（河船）和车船等，以规模分有载重数十石至万石的大料船、一二千石的中料船和数百石的小料船。

最能代表造船业水平的当然还是远洋海船，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和推广，密封隔水舱技术的发明，都是重要的标志。大型海舶建造基地主要集中在两浙的明州、温州、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广南的广州和雷州；而以福建，尤其是泉州建造的海舶质量最好。泉州曾出土南宋末年海船残骸，已设有横板区隔的密封舱。海船中大料船长达一百米，载货达六百吨，可载五六百人。而大型海舶木兰舟，据《岭外代答》说，“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与私商经营两种方式。一般说来，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贸易情况并不多见，私商经营才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贸易中，一种是个别权贵与官僚凭借特权派人出海经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牟取暴利。南宋初，那个打仗不行、赚钱有方的大将张俊就曾一甩五十万贯，命一老兵到海外经商，第二年老兵回来，获利几近十倍。但这类经营，市舶法不容许官僚权贵本人出面，只能私下委托他人进行，看来当时也是强调官商脱钩的。

于是，以民间舶商为主体的民营外贸便成为海外贸易的最主要方式。当然，有财力置办大型海舶的只有富家大姓，这是海外贸易中的大商人。个别的小商人和做发财梦的无业游民，只能出资在大商人的海舶上以“分占贮货”的方式出海贸易，一人得数尺见方的面积，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与宋代有直接或间接海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从唐代的三十余个增至六十余个。大体分为五个地区：一为今中南半岛诸国，如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和暹罗（今泰国）等；二为南洋群岛诸国，如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渤泥（今加里曼丹）等国；三为印度半岛和邻近诸国，如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为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层拔（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五为东亚的高丽和日本。当时的外贸航线分南海航路与东海航路，除了到日本与高丽走东海航路，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往来都走南海航路。

政府在外贸港口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加以管理，先后设立市舶机构的外贸港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温州、江阴郡（今江苏江阴）、秀州澉浦镇（今浙江海盐）和上海镇（今上海市）。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为著名，是宋代三大外贸港。广州不仅是华南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世界大港之一，史称“万国衣冠，络绎不绝”。

南宋以后，泉州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因为优越的港湾，泉州自南朝以来就是外贸港口；晚唐五代以来，因环城遍植刺桐，遂以刺桐港闻名于世。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始设市舶司，它作为东海航路与南海航路的交汇点上重要贸易港的地位日渐凸现。

南宋以后，由于朝廷的南迁，泉州既没有在宋金战争中遭到破坏，又有了接近政治中心的有利条件，兼之南方经济的高度发展，各种综合因素使泉州港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贸易额已超过广州。

在十三世纪初叶以前，大食（阿拉伯）、波斯、占城、高丽等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常来泉州贸易。其后二十年，贸易国增值五十余国。有时候，一次贸易的“净利钱”就达九十八万余贯，一次到货的乳香就达十万余斤。

元丰三年（1080年），北宋制定过一个广州市舶条法，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外贸法。整个民营的海外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海外流通阶段，即商人从上船放洋到回国上岸以前，纯属私人经营阶段。但舶商、船主和船员放洋必须持有市舶机构颁发的许可证，叫做公凭、公证或公验，以便出入境时交验，否则出洋交易即为非法。

一是舶船回国货物上岸以后进入境内流通阶段，无论中外商人载来的商品，都必须由当地市舶司按规定“抽解”（征税）和“博买”（征购）。抽解就是以舶来商品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抵冲税金；博买就是官府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大部分舶来商品，编纲运送榷货务，由官方掌管其流通和交易。政府对海外舶来品的主体部分实行禁榷政策，即官府垄断大部分输入商品的运销业务以获取厚利。剩下小部分舶来品才由中外舶商自行销售贩易。不少蕃货也被中国商人贩至内地贸利，都城开封和杭州是蕃货销售的中心，平江（今江苏苏州）乃至成都都有蕃货交易。

海外贸易中，进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过五十种，南宋已增至三百余种，可分香料、珍宝（珍珠、玛瑙、象牙、犀角等）、药材、矿产（水银、硫磺等）、染料和木材等几大类。输出的主要是丝麻制品、陶瓷器、铜铁和铜器、金银饰品、漆器、茶叶等几大类商品。

由于外来商品以香料为大宗，输出商品以绢帛和陶瓷为大宗，中外学者把当时的海上商路称为“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海外贸易不仅使政府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市舶岁入从宋初的三十万贯上升到南宋时期的二百万贯，也为海外各国的文明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在各外贸港口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蕃货市场，时称“蕃市”，一般设在蕃商聚居的“蕃坊”（也称“蕃巷”）里。广州、泉州的城南都有这种蕃坊，杭州的蕃坊则在城东，蕃坊还办起了“蕃学”。蕃坊设有蕃长，由官府挑选有声望的蕃商担任，机构称为蕃长司。朝廷还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蕃商犯罪，徙罪以上者，由地方官决断；杖罪则由地方官府审查核实后，送交蕃长按海外国家管理惩处，因为宋朝杖罪打臀部，海外国家则打脊背。

当时人习惯把外商称为蕃客。据仁宗景祐年间的官员报告，广州每年都有蕃客携带妻儿前来居住，甚至购买田宅，与当地人杂居，突破了蕃坊的限制。到南宋时，泉州城内蕃商杂处民间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些蕃客“富者资累巨万”，南宋泉州有一个名叫佛莲的回回商人，死后仅留下的珍珠就达一百三十石。北宋元祐年间，广州有个蕃客改为汉姓刘氏，娶赵宋宗室女为妻。

这些蕃客在泉州、广州等海港城市安家落户，长育子孙，以至泉州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泉州、广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终老中国的蕃客墓地，广州的蕃人冢累累数千座，都南首西向，朝着故国。泉州有不少“蕃客墓”保存至今，成为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细说宋朝74：佛教

据说，开国不久，宋太祖视察大相国寺，来到佛像前，问陪同的高僧应否跪拜，那位高僧得体的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会心一笑，即为定制。统治阶级最希望各种宗教都尊其为“现在佛”，利用“过去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进程，在唐代达到高潮，宋代已经波澜不惊。宋代对佛教实行利用与管理并重的政策，除了徽宗崇道时，对佛教有过短暂的压制，佛教与儒学、道教基本上和平共处。

宋代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鸿胪寺，掌管各寺院名册与僧官补授，设政府僧录为长贰。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设正副僧政为长贰，统领一境或一寺僧务。一般寺院设主持、典座等僧官。所有僧官都有各级政府任命。

由尚书祠部印发的度牒，是官方认可的出家僧徒的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始于唐代，宋代沿用来控制僧尼的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度牒的印量与工本费原来是有严格规定的，但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将度牒货币化，作为国家敛财的一种手段。

大约自神宗朝起，政府开始以度牒卖钱，来解决财政短缺。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加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与高宗绍兴前期尤为严重。孝宗时期，最高一年的度牒发行量为十二万道，每道价格由神宗时一百三十贯飙升至七百贯，宁宗嘉定时还高达八百贯。由于滥发而供过于求，度牒竟也像股票那样出现贬值现象，南宋后期有的地区跌到仅二十贯一道，其控制僧尼人数的作用自然也就丧失殆尽。

宋代译经乏善可陈，刻藏倒值得一提。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宋代，与印刷术的发展大有关系。宋代大规模刻藏共五次。其一是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开始在益州官刻的，统称蜀版大藏经，也叫《开宝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刻版大藏经，今虽散佚，却是其后辽朝《契丹藏》、高丽王朝的《高丽藏》与金朝《赵城藏》的蓝本。

其他四种分别是崇宁年间在福州东禅寺私刻的《崇宁藏》、两宋之际在福州开元寺私刻的《毗卢藏》，两宋之际在湖州吴兴思溪圆觉禅院私刻的《思溪藏》，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在平江（今江苏苏州）碛砂延圣禅院始刻、直至入元以后才最终刻成的《碛砂藏》。

宋代佛教宗派以禅宗与净土宗最为盛行，而相对唐代而言，其他宗派风光不再，这里不拟细说。禅宗在宋代最为士夫文人所欣赏，程朱理学在形成过程中也汲取了其中的养料，知识阶层的生活情趣、谈风机辩更大受其影响。

唐代慧能创立的早期禅宗推崇“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宋代禅宗却由“内证禅”演变为“文字禅”，一时灯录、语录风行。前者最著名的有《五灯会元》，这是《景德传灯录》等五种重要灯录的缩编本；后者以《古尊宿语录》篇幅最大，广采南岳怀让以下四十余家唐宋禅僧的语录。

禅宗在晚唐五代分为五宗，所谓一花开五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入宋，临济、云门枝繁叶茂，其他三宗则花果飘零。

云门宗一系传至雪窦重显，著有《颂古百则》，大振宗风；另一系传至灵隐契嵩，他的文章写得好，大受任宗朝君臣的激赏，他著有《辅教篇》，反对当时辟佛的议论，宣传佛教有益于统治与教化。不过，云门宗到南宋以后也逐渐衰微，传承统系不再分明。

临济宗六传至石霜楚圆，他的门人为杨歧方会与黄龙慧南，分别开出杨歧派与黄龙派，与临济五宗合称七宗或五宗七派。杨歧派再传五祖法演，三传佛果克勤，克勤的语录后人记录为《碧岩录》，为禅学名著。克勤的弟子有径山宗杲与虎丘绍隆，也都是一代名僧。南宋时，杨歧派俨然成为临济正宗，黄龙派势力相对稍逊。

如果说，禅宗是雅化的中国化佛教，那么，净土宗就是俗化的中国化佛教。净土宗宣称：只要一心年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修行简便，最受普通民众的欢迎。北宋前期，净土宗名僧是省常。他曾任杭州西湖昭庆寺住持，在寺内结“净行社”，社首就是真宗朝宰相王旦，入社的士大夫有数十人，僧人达千人。净土宗是一种教义相对粗俗浅陋的佛教派别，他在宋代的盛行，迎合了中国民众的接受习惯，他们总喜欢把一种原先深刻的理论与精致的教义简单化、庸俗化与口号化。

宋代还有一位怪和尚不能不提，他就是道济。道济俗名李新远，最先在灵隐寺出家，后来移住净慈寺。史称他“风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人以为颠”，故而史称“济颠”。他就是后来民间传说中济公的原型，各种神奇怪诞的传说都附益在他的身上。一说他还戏弄过奸相秦桧，但秦桧死时，他年仅八岁，恐怕也只是附会。

佛教在辽、金、西夏的盛行大大超过宋朝。辽朝与西夏的皇室、贵族几乎到了佞佛的程度，辽朝帝后频繁的饭僧，每次动辄数万、十余万或数十万。

辽朝佛教宗派中最发达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教与净土宗，禅宗反而流传不广。辽朝刻经事业也很繁荣，除了《契丹藏》以外，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起，还续刻了自隋朝始刻的涿州房山云居寺石经。由于刊刻佛经的需要，关于佛经字形音义的研究著作也应运而生，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和行均的《龙龛手镜》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金代佛教宗派倒有点百花齐放的态势，华严宗、净土宗、密宗和律宗各有一席之地，但最流行的还是禅宗。临济宗的杨歧、黄龙两派承北宋余绪，各弘宗风。金朝末年的万松行秀，传曹洞宗青原一系的禅学，曾在从容庵评唱天童的《颂古百则》，所撰《从容录》，是金代禅学名著。

由于党项先人深受吐蕃文化的熏陶，兼之在疆土上与藏传佛教地区相毗邻，西夏佛教有着喇嘛教的显著影响。

佛教的兴盛推动了寺塔建设，宋辽金夏都留下了佛教建筑的杰构。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和山西应县的木塔，是辽朝的建筑；山西大同的善化寺和华严寺，都是辽朝始建而经过金朝重修的；宋代保存至今的著名寺塔有河南开封的祐国寺塔（俗称铁塔）、河北定县的开元寺塔（也称料敌塔）、浙江杭州的六和塔、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浙江宁波的保国寺等。

细说宋朝75：新道教

与佛教相比，宋代的道教倒不断花样出新。宋真宗与宋徽宗时期的崇道闹剧，前已细说过。

宋代管理道教的中央机构是礼部所属的祠部；中央设道录院具体管理道门教务，分左右街，各设道录、副道录为长贰；地方州府或名山山门分别设管内道正司与山门道正司，设都道正、副都道正或道正、副道正为长贰执掌道务。对道士的度牒管理略如佛教。

广设宫观，是宋代道教一大特色。宫观有御前宫观与普通宫观的区别，前者供奉已故帝后的遗像或御书，由朝廷派遣专门的提举宫观官，后者则设住持、知宫事（或知观事）主管。

宋代多次整理道藏，与佛教大乘经多为民年私刻不同，整理道藏几乎全是官方行为。其中以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张君房主持修成的《大宋天宫宝藏》质量较高，采撷其英华而成的《云笈七籤》素有“小道藏”的美誉。徽宗政和年间修成的《万寿道藏》，则是中国道藏首次雕版印行。

北宋道教主要还是唐代以来的传统道派，这一格局到张伯端手里开始改变。张伯端，号紫阳，天台（今属浙江）人，他的代表作《悟真篇》对其后道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书主要叙述内丹功法，认为道教追求成仙的最好方法就是修炼自己的精、气、神，使其凝聚成丹；所谓得道就是修身练己之道；人身就是一个小天地，天地所有的，人身都具备；以人的精、气为药物，以神的运用为火候，以身体为炉鼎，炼成金丹，自能长生成仙，完全不必假手天地间铅汞水火去炼什么外丹。张伯端主张先命后性，性命双修；他的著作高扬“三教归一”的旗帜，认为道、佛、儒三家在性命之学上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教呈分三，道乃归一”。

其后，以《悟真篇》为祖经，以张伯端为祖师，形成了内丹派南宗。张伯端一传石泰，再传薛道光，三传陈楠，四传白玉蟾（原名葛长庚，号海琼子），这是所谓南宗五祖的统系。也有人认为，南宗前四传都是单传，没有形成严格的教派，实际创立者应是白玉蟾。他广收弟子，传道授法，还受过宋宁宗的接见，这才名声大振。五祖之中，他的著作最多，有人甚至认为石泰、薛道光与陈楠的传世著作也都是他托名的伪作。南宗既无祖庭，也没有严格的清规戒律，甚至以为不必禁欲出家，因而组织松散，势力不大。

传说张陵（即张道陵）由太上老君亲授正一之道，道众尊其为“正一天师”；其后，张陵的曾孙张盛移居龙虎山，创龙虎山天师府，世代承袭“正一天师”之位。不过，天师道自张陵之孙张鲁（张盛据称就是他的儿子）以后，就传承不详，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也都不见“正一天师”的活动。宋真宗崇道，召见了信州道士张正随，他自称是张道陵的二十四世孙。人们有理由怀疑正一道后来编写的《汉天师世家》就是他假造的伪家谱。

真宗把信州贵溪（今属江西）龙虎山真仙观改为上清观，张氏子孙继承天师之位时，例由宋代皇帝赐号，所赐之号也只是“某某先生”，天师只在道门内使用，但天长日久，世人也称其为天师，一般认为这才是龙虎山正一天师的真正开始。与其说真宗时期的正一天师道是新道派，还不如说它是老店新开。但到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时，理宗命他提举龙虎山、阁皂山、茅山三山符箓，正义道已凌驾在灵宝派与上清派之上，俨然成为道教符箓派的领袖。

南宋初年，金军南下，江南地区战祸惨剧，生灵涂炭，群众企盼能有神仙出现，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有个名叫何守证的道士，利用民众这一心理，伪托晋代神仙许真人（许逊）授他《飞仙度人经》与《净明忠孝大法》，创立了忠孝净明道。

净明道将儒家伦常直接搬进了道教经典，是儒道合流的产物。教义直揭“忠孝”两字，宣传以自己的忠使不忠的人变忠，以自己的孝使不孝的人变孝，才是道门最大功德。净明道修炼的“八极”，就是许逊当时提出过的“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八极具备就集中了一切善。

由于强调向内的心性修养，净明道教徒多制有“功过格”作为日常生活的规范。这一道派也讲符箓的修炼，声称佩戴符箓，就能达到内心清静、日月光明的“净明”境界。净明道主要流传在民间，由于强调忠孝的内修，从统治阶级到苦难群众都能接受。

内丹派南宗、正一天师道与忠孝净明道，是两宋境内的新道教教派。南宋时期，北方金朝的河北地区也出现了三个很有影响的新道派，这就是全真道、天一教和真大道教。当时北方的汉族遗民面对战争灾荒与异族统治，迫切需要找寻精神支柱。徽宗时显赫一时的旧道教已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道教倘不改革，就不能在北方立足与发展。这些道派的创始者都是北宋遗民，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里说，他们“立教之初，本为不仕新朝，抱东海西山之意，何期化民成俗，名动公卿”，终于成为金元时期最重要的道派。

全真道的开山始祖叫王重阳，咸阳（今属陕西）人，名嚞，重阳是其道号。正隆四年（1159年），他正式开始修道，挖一隧道，堆土成坟墓状，题为“活死人墓”，在内练内丹派功法。三年后，自平墓室，意味得道成功。后到刘蒋（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建庵传教，但追随者寥寥，便火烧茅庵，出关东去，到宁海州（今山东牟平）受到马钰（即马丹阳）与孙不二夫妇的礼遇，并入重阳门下，还为其造静室，重阳命名为“全真”。

王重阳著《立教十五论》，其教义主要是：其一，三教同源；其二，否认长生不死是修行的目的；其三，在修炼方法上属于内丹派“北宗”，主张先性后命，性命双修；其四，强调出家修行，实行禁欲主义。马丹阳夫妇入其门下以后，也不再相见，他们夫妇与王重阳后来所收弟子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合称“全真七真”。王重阳死后，弟子将其归藏于刘蒋村故庵处，这里后被全真教尊为祖庭。

七真中要数邱处机对宏大全真教贡献最大，他后来受到成吉思汗召见，向大汗宣传了全真教教义，以为帝王学道修仙，内修应内心清静，减声色，省嗜欲；外修应敬天爱民，不妄杀，令天下人安居乐业。邱处机大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全真教也走向宫廷，成为元代道教的大宗，与王重阳创教时以遗民自居的宗旨已大相径庭。

太一教的祖师萧抱珍，是卫州（今河南汲县）人。据说他曾得先圣“密箓”，为人治病，信徒颇众，便建庵立教。他曾受金熙宗召见，赐所居庵名为太一万寿宫。太一教脱胎于符箓派，与天师道关系密切。其教名取自“元气浑沦，太极剖断，至理纯一之义”。其教义提倡“中道”，知柔守弱，乐善好施，躬行孝道，戒律严格，不能茹荤饮酒与娶妻生子。

因不能生子，太一教祖师之位就由门徒接替，师徒形同父子，非萧姓门徒即位以后，必须改姓萧氏。萧抱珍以后的传承是二组萧道熙、三祖萧志冲、四祖萧辅道、五祖萧居寿、六祖萧全祐、七祖萧天祐，其后就断了世系，也许入元以后逐渐衰微，而归入了正一天师道。

真大道教的祖师刘德仁，号无忧子，沧州乐陵（今属山东）人。自称梦中有一乘犊车的白发老者，向他指点《道德经》要义，于是信徒渐多，遂创新教。他立下九条教规：一曰视物犹己，毋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由于教义平易，修行简便，这一新道派一时流传颇广，名声籍籍，刘德仁也受到金世宗的接见与赐号。这与其立教初衷不无矛盾，但一个教派若要兴旺发达，离开统治者的支持谈何容易。金元之际北方三个新道教，最后都离不开“名动公卿”而走入庙堂的结局，原因即在于此。

刘德仁之后，经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到五祖郦希诚时，教内似乎有了麻烦。具体真相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逆魔乱起”，十五年遭了十七难，多亏郦希诚道法高明，“魔不胜道，寻乃自平”。但教门内从此有真假之分，刘德仁创教时原名大道教，到得这时，郦希诚才自称“真大道教”，就好像老字号王麻子剪刀，在幌子前加一个“真”字那样，说别人都是冒牌货。

真大道教六祖孙德福以后是七祖李德和，他曾与正一天师道、全真道的教主应元世祖之命，共同审核道经的真伪，足见当时真大道教与正一天师道、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地位。这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事，距宋亡已经五年。

细说宋朝76：理学与宋学

这里首先有个正名的问题。学术界原先所说的宋学，是相对于汉学或清学而言的，所指的就是理学。这种以朝代命名的叫法，当然是指一个朝代的学术主流，说理学是宋代学术的主流，也未尝不可。

不过，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以为：理学真正形成一个学术流派是南宋高、孝以后的事，因而把理学与宋学等同起来，就有失偏颇，更何况两宋还有不属于理学系统的其他新儒学学派，把理学与这些新儒学学派统称为宋学，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这样，宋学就不宜用来专指理学，其范围几乎把宋代学术思想都囊括在内。我们也是在这一内涵上，使用“宋学”这一概念的。

理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说得大一点，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必然反映，社会与时代需要有一种维护统治的新思想；同时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长期撞击、批判与融合的历史结果。唐代是一个功业伟大而思想相对贫乏的朝代，但韩愈高扬道统、李翱鼓吹复性，已开理学的端倪。

讲到理学的先驱，总提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他们以《周易》、《春秋》为依据，继承韩愈的道统论，开始提倡道德性命之学，揭开理学成立的序幕。但他们都活动在仁宗朝，实际上不能称为宋初。

范仲淹在理学开创上的地位也值得特别标出，近来有学者推崇他为宋学开山，他虽然也有提倡新儒学的理论，把“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时代精神正式呼唤出来，这自然是他的伟大之处；但主要还是以自己光风霁月的人格，为后来理学家群体树立了一个典范。

提及理学的兴起，还有必要说说唐宋之际私立书院的勃兴。范仲淹早年曾在应天府书院攻苦食淡，终获大成，当时已有应天府、嵩阳、白鹿洞和岳麓四大书院之说，而宋代书院总数大概在四五百所之间。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的私学系统，不必向官方的价值系统降贵纡尊。这里没有太多的利禄诱惑，只要有志于学问，都可以就学；倘若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也可以悉听尊便。这就为思想学问的自由探讨留下了一片净土。这里曾是理学家的摇篮，理学兴起以后，又往往成为理学重镇。

从宋仁宗末年起，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既有奠定理学根基的北宋五子，也有王安石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家。

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周敦颐。他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其学也称濂学，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与《通书》。他的《太极图说》奠定了理学的宇宙观。不过，这一奠基之作却有剽窃之嫌，他只是将陈抟的《先天图》改头换面、颠倒次序而已。

陈抟是宋初著名道士，为修炼内丹，总结前人成果、结合自己心得，绘成一张炼内丹的方法程序示意图，名之曰《先天图》。其次序恰与周敦颐的《太极图》相反，因为陈抟认为这一模式“顺则生人，逆则成仙”。陈抟追求的是成仙，所以倒过来；周敦颐研究的是“生人”，所以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顺着往下说。

不过，周敦颐好歹也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算不得太丢脸。一般认为，后来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与程颐的《伊川易传》也都受到陈抟先天象数易学的影响，由此也可见道教对理学形成的重大作用。

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少年时从祖籍范阳迁居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代表作为《皇极经世书》。他曾追随李之才研究《河图洛书》与象数之学，李之才则得之陈抟，因而邵雍的象数学与儒家易学与道教思想相杂糅。

邵雍从太极的“一”开始，乘以简单倍数，递增为《周易》的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宇宙图式。他认为这就是宇宙万物构成的“道”，即天理，这种道是先天就有的，也存在人心之中，而所谓“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就是返求自己的内心，认识与适应先天的“道”。

邵雍还以象数学构建了一个历史循环的公式，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循环一次，其间又分皇、帝、王、霸四段逐步退化。他的学说染上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张载也与邵雍同时代，他是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其学也称关学，代表作有《西铭》、《张子正蒙》和《横渠易说》。据黄宗羲说，张载学说“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

张载对“气”有深入的论述，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气”，主张“太虚即气”、“理在气中”。今人争辩张载的气论究竟是唯物还是唯心，显然在用西方哲学概念来套中国理学范畴，实在有点勉强。

张载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高扬自己学术宗旨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理学家最深沉的社会关怀，成为两宋学术中最令后人心仪的精神财富与思想资源。

二程兄弟曾同学于周敦颐，在理学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们是洛阳人，其学也称洛学，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大程叫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小程叫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二程思想大体相同，但同中也有异。后人标称的程朱理学，主要是小程的思想。

程颢最得意的是提出了“天理”的命题，声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他还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即具有良知良能，只要通过“识仁”、“定性”的道德修养方法，就能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求得理想人格。这种强调人心直觉真理的倾向，已开后世陆王心学的先河。

小程则对“理”作了深入的探讨，在他这里，理与道往往是同义语。与张载不同，他认为理在气先，天下只有一个理，“一物之理及万物之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理纲常都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提出“致知在格物”，“涵养须用敬”，认为“无人欲即皆天理”，确立了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并在这一前提下，说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那句名言。程颐对理学的基本范畴例如理、道、气、性等都有论述，直接影响了朱熹学说，从而形成了堪称理学主流的程朱学派。

二程相比，程颢死得早，有影响的弟子不多。相反，小程比其兄多活二十余年，所谓程门弟子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著名的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张载的弟子吕大临等后也转入其门下。

其中，杨时颇受程颐的赏识，称赞他“最会得容易”。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程颐送他南归时高兴的说：“吾道南矣！”杨时将程颐之学传给罗从彦，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其学传李侗，世称延平先生，朱熹就是李侗的学生。

以朱熹为首，孝宗时期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二批大师级的学者群体，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与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

朱熹是宋代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其学术领域涉略之广，宋代无人可比，这里只说理学。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故其学也称闽学或考亭学派。他在理学上的代表性著作有《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朱文公文集》。

其中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把《礼记》的《大学》、《中庸》篇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采择合乎自己学术主张的前人论说，加上朱熹本人通俗浅近的注释，《四书》由此定名，并位居《五经》之前，在后世历朝的理学普及中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

朱熹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理”，也称“道”或“太极”，是其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在他看来，理是形而上的；先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而存在；理是事物的规律，万物有理是“理一”的表现，但落实到具体万物，则万物各有一理，此即“理一分殊”；理是纲常伦理的“当然之则”，具有理的人性是天命之性，理与气杂的性是气质之性。气也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气是形而下的，理气关系是主客关系；理在气先，理生气；但气一旦派生出来，就有一定的独立性。

朱熹认为穷理离不开格物，即所谓“即物穷理”；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逐渐积累到豁然贯通的过程。在指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同时，他还认为有出于天理与性命之正的“道心”，出于形气之私的“人心”；人心并不等于人欲，但倘若没有道心主宰，就有人欲泛滥的危险，因而必须“遏人欲而存天理”；天理人欲在社会领域的表现就是王道霸道的区分与义利之辨。

朱熹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理学就是以他为象征和作品牌的。理学当然也有其负面的东西，禁锢思想，压制人性，以致有“理学杀人”的呼声，但千万不要在泼洗澡脏水时连孩子一起倒了出去。

理学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与朱熹同时有个陆九渊，对心与理的关系就有自己的看法。他是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其学也称陆学或象山学派。他认为“心即理”，痛快地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便是每人的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从心即理出发，陆九渊认为学问应该“立大”、“求本”，而方法应该“简易”、“直捷”，也就是“切己自反”，“发明本心”，即所谓“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在道德修养上，他虽也主张“存心去欲”，但对朱熹格物穷理说颇不以为然，而强调“尊德性”，即只须发明人心的固有良知。他因张扬“心即理”，故其学也称“心学”。他提出的“良知”命题，开其后王守仁阴阳心学之先河。

当时还有一个学者叫吕祖谦，见朱陆两家各执一词，就邀请两派举行一次辩论。与会者还有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和朱陆门人，会议主题是求知治学的根本方法，时间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地点是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后人就把这次学术讨论会称为鹅湖之会。

在会上，朱熹强调“道问学”与“即物穷理”，即“反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尊德性”与“发明本心”，甚至以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熹讥刺陆学过于简易，陆九渊反讽朱学太为支离，并自负的吟诗道：“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令朱熹很不受用，终于不欢而散。

不过，后来程朱理学定为官学正宗，而陆王心学则始终缺少那份荣耀。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人心就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心学过分强调心的主体作用，稍一失控，就会出格，滋生出思想叛徒，动乱精英。

在北宋五子开创理学的同时，还有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亦称温公学派）、苏轼为首的蜀学和王安石的王学（亦称荆公新学）。朔学多是脚踏实地的务实的学者，体现宋学的实用精神，这一侧面为后来事功学派发扬光大。蜀学比较驳杂，老庄、佛禅与纵横之学的成分都有一点。但总的说来，司马光和苏轼还是分别以史学家与文学家见知于后世的，他们的学术思想往往被人忽视。

荆公是王安石的封号，新学的基本著作有他自撰的《周礼义》和其子王雱所撰的《诗义》与《书义》，合称《三经新义》，曾经颁行学校，作为取士标准；《字说》与《洪范传》也是新学著作。《三经新义》一变汉儒章句训诂之学，以义理解经，虽有牵强之处，却也富有创新精神。连朱熹都不得不承认：“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平生心力，岂无见得著处？”

王安石虽然也讨论“道”、“元气”等命题，但强调“天道尚变”，以此作为变法革新的思想根据，并进而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荆公新学有经世致用的鲜明性质，这点对南宋事功学派也有所影响。但王学在南宋名声不好，即便有学者受到这种影响，也讳莫如深。

当时与朱熹并称为东南三先生的还有张栻与吕祖谦。张栻，字敬夫，号南轩，他是南宋宰相张浚之子，原籍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迁居湖南衡阳，其学世称湖湘学派。在理学上，他强调“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注意“涵养功夫”，但重在力行。在当时的义利之辨中，他明确反对功利，认为功利之说兴，将使三纲五常“日以沦弃”。

张栻与朱熹在理学传承上关系，恰如大小程，他活的不长，学术上没能充分展开，传人也不多，而朱熹则门生弟子遍天下，朱学的影响就日渐势不可挡。不过，朱熹一再肯定张栻学术对自己启迪非浅。

浙东事功学派是南宋学术的第三种势力，由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构成。

金华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其学称吕学、婺学。吕学以“中原文献之学”为根柢，不主一说，兼取众长，“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从理学角度看，他的主张介乎朱陆之间，他起劲张罗鹅湖之会，就试图调和朱陆之争。在理学与事功学派王霸义利之争中，他既赞同朱熹的基本观点，又明显有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倾向，因而一般也把婺学划入浙东事功学派。朱熹对婺学颇有微词，以为杂博而不纯。也许这个原因，张栻倒进了《宋史·道学传》，吕祖谦却只能屈居《儒林传》。

陈亮，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他是永康（今属浙江）人，学派是以他的籍贯命名的。他曾自负的说自己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看来是毫不掩饰自己好恶与才华的直率之人。这种个性最易得罪当道，他也因此三次被诬下狱，差点被人整死。

陈亮反对朱熹“理在事先”的说法，认为“道非生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进而明确提出功利之学来对抗性命义理之学。淳熙十一年（1184年），通过书函往复，他与朱熹有过一次王霸义利之辨。

朱熹将陈亮的学说归结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在朱熹看来，义与利，王与霸，各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对立物。陈亮反驳说：义与利、王与霸同出一源；王与霸只是程度不同，并无本质差异；而仁义德性应该见于事业功利。

永嘉学派也是以领衔人物叶适的籍贯命名的。叶适，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他反对程朱“理在事先”的观点，认为“道在物中”。在义利问题上，他主张“以利和义”，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他对孔子以外的“古今百家，随其深浅，咸有遗论”，往往“有卓然不经人道者”。

在学术上，浙东事功三派也以永康学派最为激进，甚至有点偏激。但在功利之学的广度与深度上，叶适比陈亮更彻底，影响也更大，对朱熹理学的冲击也更激烈，李贽因而称赞他“无半点头巾气”。正因如此，朱熹对事功学派也比对陆学更持否定态度：“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在朱熹看来，叶、陈恐怕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

南宋事功学派批评程朱理学空谈性命道德。但就朱熹等理学家而言，他们倒并不是专尚空谈的：首先，他们身体力行自己主张的道德性命之学；其次，他们要求包括君主在内，人人都这样去身体力行，小则修身齐家，大则治国平天下，以期内圣的功夫翻出个外王的世界来。

但平心而论，第一，是否天下所有人都肯去做那种内圣的功夫，即所谓“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第二，希望内圣的功夫翻出外王的世界，怕也只是良好的愿望，因为理学框架里缺少这种可操作性的东西。

另外，理学家太讲道统门户之见，总以为自己的学说是谠言正论，其他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希望天下只有独此一家的声音。以这种态度去治学，引起的至多是理学不同派别之间或程朱理学与事功之学之间的学术争论。但随着持这种门户之见的理学家进入官场的人数已渐增多，他们倘若还是持理学的标尺，自视甚高而责人太苛，在理学在定为官学以前，就容易引起例如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被定为官学以后，就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当然，宋代道学，还是真多伪少。

细说宋朝77：史学

就总体而言，两宋学术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后仅见的高峰。即如史学，陈寅恪也对宋代评价最高：“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宋代史学的发达繁盛，有其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原因。

宋代设有各种专门的修史机构。起居院专门负责修起居注；日历所将起居注与时政记等史料逐日编成日历；实录院把日历等史料按某个皇帝或几个皇帝的断限撰成实录；国史院再将实录等史料编撰成某朝或几朝国史；会要所汇集各类档案文件编为一朝或几朝会要。以上各种官修史料，除了《太宗实录》尚存残稿，只有历朝会要尚有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大部头《宋会要辑稿》传世，号称宋代史料的渊薮。朝廷对官修史书的重视自然会推动史学的发展。

宋代出现的疑经思潮对当时史学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学者，例如孙复、李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刘敞、苏轼、朱熹、叶适、王柏等，都对儒学经典中的一部或几部提出了程度不等的质疑，这些质疑不仅有义理方面的，也有考据方面的。疑经思潮在学术史上有突破藩篱、解放思想的作用，既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条件之一，对史学考证也有一种思想方法论上的推动。

宋代与历史学相关学科或拓荒，或发展，也为历史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繁荣昌盛注入了助长的激素。宋代涌现了一大批金石学的奠基性著作，例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吕大临的《考古图》及其释文，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与《隶续》等等，金石的搜集与考订，无形中就酿成了据古代遗文以考证历史的风气，成为历史考证学可以借用的同盟军。清代赵翼指出：“考古之学，至宋最精博”，说的就是历史考据学。

方志学在宋代也大张其声势，重要的全国性总志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记胜》和《方舆胜览》等，至于像《吴郡志》这样的区域性方志更是不胜枚举。方志实史书之别乘，宋代方志学的繁盛与史学的发达是相辅相成的。其他如目录、校勘、训诂等学科的长足发展，对史料学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学思潮的兴起对史学的影响。其一，理学对理与道等根本义理的追求，对于宋代史学强调会通与通识有一种导向性作用。其二，理学倡导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宋代史学中的道德史观的风靡、资治思潮的盛行有一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其三，宋代史论的发达，除了宋人好议论的社会风气，与理学的勃兴也是息息相关的。

具体说到宋贤史学，第一个要说的是欧阳修。他以个人身份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又与宋祁奉敕官修了一部《新唐书》。《新五代史》自然是不满于宋初薛居正等官修的《旧五代史》有为而作的，他自述宗旨道：“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显然，他要学孔子的《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写出一部警示后人的“乱世之书”，在这点上基本达到了目的。例如，他写五代第一个皇帝朱温，一上来就直呼其名，唐朝赐名，才称他朱全忠，篡位以后，才称其为帝，而不像薛史那样开笔就以“帝”相称。欧阳修立意是高远的，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不惟想做司马迁，而且想做孔子，这种精神是很高尚的。

但从史学角度讲，《新五代史》还不能说十分成功。一是强调义法太过而有主观偏执之嫌。钱大昕以为，欧阳修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若各出新见，弄掉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二是过分注意文字的简言而忽略史实的记载。欧阳修也一向以文省而事增自许自己所修的两部史书，但有些史实却因而过于简略。三是史实考订上也颇有些失误。有个叫吴缜的人，写了《五代史纂误》，挑出了二百来条错误，大多让欧阳修无法回避。

《新五代史》是欧公史学的范例，其义法在史学思想史上自有其不容抹煞的地位，但在史料学上，新史仍不能完全取代旧史，史学毕竟不能仅以义法代替史实的。

代表宋贤史学最高成就的是司马光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从三家分晋到后周灭亡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编年体通史。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传统史学的二体，其始祖要上推到孔子的《春秋》。但《春秋》太简略，难以为编年体立则垂范。据说是辅翼《春秋》的《左传》称得上是编年体的杰作，文章也写的好，但所记的仅是春秋史事，而且其作法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不知从何学起。因而自从司马迁以《史记》为纪传体立了规模，挣了头脸，比他先出的编年体反而有点黯然失色，虽有荀悦的《汉纪》与袁宏的《后汉纪》，也没能使编年体有足够的底气与纪传体相颉颃。自《资治通鉴》出，编年体才扬眉吐气，毫无愧色的与纪传体分庭抗礼，司马光也与司马迁被人称为“两司马”。

司马光在仁宗朝先编了战国史事八卷，取名《通志》，神宗叫他继续编下去，还赐了《资治通鉴》的书名，允许他自辟官属。熙宁变法后，司马光退居洛阳，神宗特准他以书局自随，著史工作没受到干扰。作为主编，司马光总其成，他手下有三个得力助手，刘攽负责两汉，刘恕兼顾三国两晋南北朝与五代两头，范祖禹专管唐代，后来刘恕去世，五代由祖禹完成。

在主编《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创立了长编法与考异法，这是对史学方法的出色示范，让后来者有迹可寻，有辙可循。长编法首先是全面收集史料，按年月日的顺序，逐一标明具体事目，每一事目之下注以相关史料的书篇卷名，逐日排列起来，叫做“丛目”。然后将丛目中的史料经过选择，决定取舍，重新组织，修撰成文，注明史料出处，以备查核订正，此即长编。长编的编写原则一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既不使重要事实有所遗漏，又能让主编有比较选择的余地；二是闻见异同，并存其说。最后由司马光根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冗繁，润色文字，勒成定稿。

考异法就是以具体考证来说明史料取舍的依据，其成果保存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中，中华书局标点本已将所有考异散见在相关史事下。章太炎指出：“温公（司马光封号）既取可信者录之，复考校同异，辩证谬误，作《考异》以示来者，真可谓用心良苦。”在这点上，司马光不像左丘明那样“良工灭尽针线迹”，而是煞费苦心的“欲把金针度与人”。司马光的考异法影响极大，一是宋代考证型学术笔记在此以前几乎没有，在此以后却佳构迭出，名作接踵，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闲学记闻》是其中白眉；二是其后《通鉴》续作一系，虽优劣不一，但几乎都附有考异。

司马光突破了旧编年体的格局与限制，合纪传表志于一体。他以编年为纲，在相关年代下采用附载人物、政制、重要文字或杂事的灵活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编年体的纪事容量与表现方式，使编年体与通史体相互结合，开出了一个新局面。

除《通鉴》正文，司马光还有一系列辅助性的著作：相当于提要、索引的《通鉴目录》，作为简编本的《通鉴举要历》和《通鉴节文》，体现史料考证的《通鉴考异》，具有年表作用的《历年图》，兼有《通鉴》前编、后编与《历年图》另本性质的《稽古录》，作为范例与导言的《通鉴释例》。虽然除了《通鉴目录》与《通鉴考异》，其他多已亡佚，但司马光却已将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推向了新高度。

司马光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于一身，使《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史学中罕见的大著作。长编法与考异法是考索之功的集中体现，不必赘言。《资治通鉴》的长编草稿有整整两屋，经笔削取去始成今书，笔削的过程就蕴涵温公的独断。刘恕问他为何不上接《春秋》，司马光自谦经不可续，但他心里实际已有效法孔子的宏愿，而书名也强烈反映出他的治史目的。全书还有一百八十四篇“臣光曰”，是司马光的史论，表明他对某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见解与议论。这些史论，从今天的目光看，有些篇章或许不无迂阔，但倘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是有助于了解司马光史学的独断之处的。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合史学与文学于一家，不仅史学有创制，有见识，文章也写得好，打开任何一卷就能使你兴味盎然地读下去。他写赤壁之战与安史之乱，把纷繁复杂的历史大场面描写的那么栩栩如生，真可以见出他驾驭史料与驱遣文字的高超水平。难怪梁启超说他：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这种文学魅力的史学著作，大概《通鉴》才能与《左传》、《史记》鼎足而三。总之，无论文章，无论史学的才、学、识，《资治通鉴》无愧于王鸣盛推崇：“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司马光为编年体开出了一个派别，可称为通鉴学派，其中因继承的侧重不同，又各为流派。我们且以宋代为主略作介绍。

其一，续作派。即以司马光的义例方法，自搜史料，续作新书。赓续《通鉴》以前史事的，有作为司马光助手刘恕的《通鉴前编》。南宋李焘是得司马光长编法与考异法真谛的第一人，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上接《资治通鉴》的北宋九朝编年史，但他不敢以续作自居，谦虚的自称《长编》，仅视为未定稿。紧接李焘之书的有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南宋二李堪称续作派的翘楚。清代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与司马光的书先后衔接的，但远不能达到前后辉映的水平。

其二，改作派。即以司马光的著作为蓝本，自出机杼，自立义法，改编新书。第一个是南宋的袁枢。他特爱读《通鉴》，但有时为查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要前后好几卷的来回翻检，颇感不便，觉得何不以时间为中心将《通鉴》改造一番呢？于是，他立了二百三十九个纪事的题目，把《通鉴》改抄成一部新书，名曰《通鉴纪事本末》。这一抄，抄出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叫做纪事本末体。在他以后，《左传》、《宋史》、《元史》、《辽史》、《金史》、《明史》也分别被明清学者改编为纪事本末体，再加上《西夏纪事本末》与《三番纪事本末》，合称为九种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也俨然大国了。

不过，袁枢的书编得并不太好，例如先秦只立了《三家分晋》与《秦并六国》两个事目，战国史事只剩下一头一尾，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但毕竟这一体裁是他开创出来的，在史学编纂史上的地位便不容抹煞。这一体裁受到章学诚与梁启超的极口称赞，前者说：“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无遗。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取去，体圆用神”；后者说：“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实际上，咱们这部《细说宋朝》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的也是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体。

改作派的第二个代表就是朱熹。他不满意司马光主要有三点：一是正统观念还不够分明，例如在他看来，司马光处理三国历史以曹魏为主“其理都错”；二是对历史人事的爱憎取舍，他与司马光也颇不一致；三是《资治通鉴》多达二百九十四卷，作为学史的教科书太过繁冗。于是，他另做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篇幅只是《资治通鉴》的五分之一。

朱熹为这部《通鉴纲目》亲定义例，重定正统，大字为纲，体现褒贬，好比《春秋》，小字为目，记载史实，好比《左传》。这样一来，这部《通鉴纲目》倒真起了上接《春秋》的作用。再加上朱熹身后地位日隆，其书的名气也骎骎然凌驾于《资治通鉴》之上。后人仿效的也多起来，便形成了纲目体，著名的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定通鉴纲目三编》与吴乘权的《通鉴易知录》。

其三，注释派。南宋为《资治通鉴》作注释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专门考释《通鉴》涉及的地理问题，也是历史地理的一部名著；一是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后人简称胡注。胡注对《通鉴》中难解的字词音义、典章故实、地理沿革和叙事脉络一一注明，还指出了个别史实失误，可谓是《通鉴》第一功臣。胡三省经历了宋元易代的亡国之痛，许多注文都有感而发，寄托了故国遗民之思，体现了爱国史家的现实关怀，这正是宋贤史学的真精神。

其四，论断派。南宋有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专取《通鉴》中六朝攻守胜负的史事发为议论。论断派集大成之作则是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再说了一司马光为主帅的通鉴派以后，还得说说郑樵。他的代表作就是被列为“三通”之一的《通志》。《通史·总序》开笔就说“会通之义大矣哉”，表明郑樵就是要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关于《通志》的体裁，有人以为属于政书，所以将它归入三通、九通或十通。但《通志》包含有纪、传、略、年谱，显然与《通典》、《通考》那样仅记典章制度的政书不同。实际上，略相当于纪传体中的志，年谱也就是年表，因而说《通志》是《史记》那样的纪传体通史更符合实际。

《通志》立意很高，但纪传年谱部分主要还是沿袭旧史，他的会通新意主要体现在二十略上，也最为后人所看重。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郑樵自称二十略中只有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有旧史可以参考，其他十五略都是“自有所得”的，但平心而论，天文、地理、器服、乐、灾祥也还有前人成果可资引用，真正无所依傍、自有所得的共十略。

其中六书、七音分别讲文字、音韵。艺文、校雠、图谱、金石诸略都是讲图书文物的，《艺文略》创立了图书分类的新体系；《校雠略》是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角度讲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图谱略》、《金石略》分别讲图像谱系与金石碑刻。《氏族略》专讲姓氏源流与氏族谱系。《都邑略》讲历代都城。《谥略》讲历代追赠死者谥号的方法。《昆虫草木略》专说动植物。不难看出，二十略构成了一部广义的中国文化史，也最足以体现郑樵史学的会通精神。

也是“三通”之一的《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马端临编纂的，他生在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死在元至治二年（1322年）以后，《细说元朝》已介绍了他的《通考》，这里不复赘言。只想补充一点，《通考》不仅仅是一部史料会钞，其间也蕴含着宋贤史学的会通精神，因而其史魂倒是属于宋朝的。

细说宋朝78：散文

唐代文学的灿烂辉煌，使得宋代文学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于是在成长过程中就走偏锋，出新招，找寻自己的出路，体现自己的特色，赢得自己的地位。

不过，宋代疆域没有唐代大，武功没有唐代盛，文学的总体风格缺少唐代那种雄浑与阔大。

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建立的国家政权，相继在北方与西北构成一种始终存在的强大威胁，甚至因此而国破家亡，这种局势促成了宋代文学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

理学的兴起，道统的推崇，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觉醒，言论控制的相对宽松，宋人在诗文等文学主流主体中也喜欢说理，好发议论。

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繁荣，不但为文学样式（例如词、话本、诸宫调等等），也为文学主题（例如市民文学与城市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成分。

这里先说散文。宋初承晚唐五代文风，卑弱浮艳有余，刚健明快不足，韩柳开创的古文运动的成果没能发扬光大。柳开第一个起来反对这种颓靡的文风，提倡复古，推崇古文，将道统与文统都上接韩愈，其后王禹偁、穆修、石介与尹洙等相继挑战这种文风。除王禹偁略有佳作，柳开文章艰涩，穆修作品不多，石介风格偏激，尹洙文字简古，虽有“明道”的好主张，但拿不出体现文学思想的足够好文章，仍无力扭转颓势。

这一现象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彻底改变，他也因此成为上继韩愈的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功不在于专发议论，这些从柳开到尹洙已经说得很多。关键在于他是宋代第一个散文大家，散文、骈文与诗词都是一代高手，不论对他的文学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对他的作品都不得不佩服。

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欧阳修有相当的地位，曾利用知贡举的机会黜落险怪奇涩的试卷。他还凭借自己的号召力，聚集起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朋辈有梅尧臣、苏舜钦的支持，门下还有苏轼、王安石、曾巩的响应。欧阳修使宋代古文与韩柳接上了轨，形成了唐宋古文运动。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其阵容强大超过了唐代。

欧阳修开创的宋代古文运动，在“明道”上，与韩愈的“文以载道”一脉相承。但在文风上，欧阳修却肯定韩愈的“文从字顺”，摒弃韩愈的奇崛诡谲，因而宋代古文是沿着平易朴素、畅达自然的健康方向发展的。欧阳修本人的散文诸体兼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章法曲折委婉而严密有度。

三苏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欧阳修说他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已”，文风以雄奇劲简为主。在宋代散文家中，他的文章与韩愈最神似，但没有韩愈的沉浸醲郁。王安石说他的文章得法于战国策士的议论，但苏洵拿过了《国策》的清娼肆辩，却不取其瑰奢张扬，体现了自己的、也是宋代古文的基本风格。

苏轼在文学艺术上是宋代仅见的天才，几乎在主要门类里都确立了自己不可摇撼的地位。在他的思想里，既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成分，又有佛道超然物外散淡旷达的一面。这种双重的特点，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上对他的散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轼的议论文主要体现的是前者，指陈利害，评骘古今，往往笔力雄健，气势纵横，腾挪变化，不可羁勒，有《孟子》与《国策》的遗风，《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论，《留侯论》等历史人物论，都是这类佳作。

苏轼那些私人化的叙事记游散文和题跋书札小品主要体现的是后者，这类文章显然更得庄子与陶渊明的神韵。从思想内容看，雄次高旷，寄托幽远；从艺术风格看，不拘一格，意境出新，笔墨灵动，情文并茂，前后《赤壁赋》与《记承天寺夜游》都令人一读以后终身难忘。这类名篇，不暇列举，也最为后人钟爱，因为这些文章背后站着的那个苏东坡，其冲淡开朗、真率风趣、潇洒通达，热爱自然而略有点犹豫，感悟人生而略有点迷茫，真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欧阳修死后，苏轼弟子中有出息的颇多，号称苏门六君子的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廌，所长虽不尽在散文，但也都可观，苏轼的影响便盖过了欧阳修，成为宋代散文的第一大家。南宋时，苏文几乎成为范文而影响科举，以至谚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相比之下，苏辙被父兄盛名所掩，散文的影响不及父兄。相对而言，他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策论是其长（例如《六国论》），碑传是其短。风格抑扬疏朗，汪洋淡泊，但倘与其兄相比，则气舒笔透不够，波涌澜惊不如。

曾巩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欧阳修最忠实积极的追随者。他似乎特别强调“道”，所以抒情文较少，议论文、记叙文较多，即便记叙文，也爱发议论，显得比较严肃正经。文风从容浑涵，自然纯朴，不太讲词藻风采。由于有笔法而少情致，就不像欧文那样风神骀宕、韵味涵蓄。他也讲究跌宕波澜，但远不如苏文开阖自如，汪洋恣肆。不过，他的文章颇受南宋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家推重，地位列在王安石之上，也许因为不矝才使气，又清通明白，适合说理，也便于学习。

欧阳修曾以“吏部文章二百年”来期许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早年师法孟子与韩愈，其后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赡和扬雄的简古，形成自己峭刻雄健、质直自然的风格。他也是以议论文见长，主要可分奏议、杂文、史论与序跋书札。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浑灏流转，沉著顿挫，被梁启超推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而他的《读孟尝君传》，不到百字，却翻新出奇，转折跌宕，气势充沛，议论独断，大有尺幅千里之势，横扫万军之力，令人不得不叹服他在议论文上长短咸宜的超凡才气。有人说他文似曾巩，但王安石的议论文格局阔大，波澜曲折，元气淋漓，是曾巩远不能及的，成就应在其上。

南渡以后，宋代散文的高峰已经过去，没有出过堪与北宋六家比肩的散文家。汪藻的四六制诰曾名噪一时，陈寅恪对他的评价很高。稍后的陆游文名为诗名所夺，他的题跋记序淡雅隽永，游记也简洁清空，有自己的风格。陈亮、叶适的议论文与史论说理透辟，笔力纵横，尤其是陈亮之文有一股郁勃之气，很有个性特色。与此同时，理学家以文载道，对说理散文也有所贡献，吕祖谦编了一部《宋文鉴》，表明了自己的选文法眼，他与朱熹都写过一些不错的散文。

宋元之际，山河变色，散文却因此放一异彩，文天祥、谢枋得和谢翱的文章就如他们的人格，峭劲高奇，用黄宗羲的话说，这些都是天地间的“至文”，因为是用血泪甚至生命写出来的。

细说宋朝79：宋诗

钱钟书说宋诗的长短得失最为透彻：“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晚宋严羽写了一部《沧浪诗话》，算是宋代最有创见的诗论，为宋诗作了近乎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

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是宋诗最为人诟病的弊病，却也是宋诗最大的特点。唐宋相比，唐诗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想见胜；唐诗如丰韵少女，宋诗如瘦硬汉子。唐诗重比兴，其词微婉蕴藉，宋诗重赋，其词径直发露；唐诗妙在虚处，宋诗妙在实处。宋诗虽不能上比唐诗，但仍有其特色，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北宋前期，宋诗还在唐诗的阴影之下不能自立。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势力最盛，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号称晚唐体的诗派，取法的是贾岛，连像样的代表作家都推不出来。王禹偁力矫此弊，提倡学杜甫和白居易，自己也写过一些间有少陵、香山风格的诗，开宋诗的先风，他做过黄州知州，后人说他“纵横吾宋是黄州”，实际上仍无法与西昆体抗衡。

欧阳修在宋代诗风的创立上，贡献与他确立宋代古文风格的功绩大体相同，故而也有人通称为北宋诗文改革运动。从欧阳修倡导诗风改革起到江西诗派成立，是宋代第一个高峰期。

与欧阳修同时的苏舜钦与梅尧臣，在诗风改革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后人说：“自苏舜钦始窥李杜，而宋诗之势始雄；而梅尧臣专攻韩孟，而宋诗之体始峻，笔始遒。”欧阳修说梅尧臣“以深远闲淡为意”，风格平淡朴素，略近孟郊，在内容上也很关注民生疾苦，但往往平而乏劲，淡而寡味。苏舜钦的风格是奇峭豪隽，超迈横绝。他的语言虽畅达，但也有粗糙生硬的毛病。

欧阳修对诗有自己的见解，写过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他的诗在艺术上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较深，但并没有韩诗的险怪艰涩。他博参众家，杜甫的沉郁、李白的奇放、白居易的平淡、苏舜钦的俊迈、梅尧臣的瘦峭，都能兼收并蓄，因而他的风格也是多样化的。他的诗风中峭拗的侧面，滋润着黄庭坚、陈师道一脉，而舒坦的侧面则衍生出苏轼、陆游一线。不过，他已开“以文为诗”的风气，为以后的宋诗奠定了基调。他的诗明浅通达，流动自然，骨肉丰厚，一扫西昆体艳丽富贵、晦涩空洞的诗风。

王安石的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修饰技巧。他好以学问为诗，作诗有时就成了搬弄词汇与玩弄典故的游戏。不卖弄这些时，他反而能产生情景俱佳的作品。他的古体诗劲峭雄直，明显受韩愈影响，有些诗整篇就如押韵的散文。杜甫对他的影响分两个方面：杜诗关心政治，同情民瘼的精神影响了他前期诗歌的倾向；晚期他更热衷杜诗格律的精严、用典的熨贴、对偶的工稳。对王维诗歌取境的参悟，使其晚年诗歌能以凄婉出深秀，寄悲凉于幽旷。

苏轼的诗风格变化多端，但终以雄放洒脱为主。他学杜甫虽稍逊其沉郁，学韩愈却无其硬拗，将白居易的平易、柳宗元的秀澹、李白的豪俊、陶渊明的旷真融会贯通。苏轼对各种诗体都能得心应手，尤长于古体与七言近体。其七言长诗行云流水，波澜壮阔，是李白以后少见的。七律流丽圆转，七绝新警明快，佳构颇多。

苏轼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的丰富与奇特，比喻的新颖与贴切；要说毛病，也是喜欢铺排典故成语，议论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但总的说来，苏轼才思横溢，奔放灵动，艺术上别开生面，蔚为大观，影响远远超过欧阳修，成为宋诗一代之宗。

黄庭坚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虽出于苏门，却别立门墙，开创了江西诗派，庶子夺嫡，成为影响其后宋诗的最大流派。他大肆鼓吹学杜甫，指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这段话既是夫子自道，也是江西诗派的行动纲领。

黄庭坚的诗立意曲深，章法细密，尤其讲究炼字煅句，下语奇警，耐人寻味，即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喜欢使用音调反常、句法出新的拗句、拗律来形成峭拔瘦硬的独特诗风，但因此也难免有晦涩生硬的弊病。

陈师道原与黄庭坚同出师门，但因对黄诗十分佩服，便折节向学。后人把杜甫尊为江西诗派之祖，而将黄庭坚与他，再加上陈与义并列为三宗。他在形式上模仿杜甫不遗余力，但仍缺乏杜诗的雄深雅健。学养没有黄庭坚雄厚深博，诗风也就有点局促寒窘。当感情深挚时，他那些恬淡平易的诗倒颇有味。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诗风圆润，词句明净，音节响亮。他本来就师法杜甫，又经历了靖康之难，其诗慷慨激越，寄托遥深，风格也转而雄浑跌宕、简严老成，与杜甫有了一种神似，不是江西诗派中人在形式上的模仿所能同日而语的。

其后有南宋四大家，也称中兴四大诗人，他们是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不过，尤袤的现存作品的质与量，实在难以方驾前三家。

杨万里号诚斋，其诗号称“诚斋体”，不掉书袋，接近口语，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轻快诙谐，清新活泼，是诚斋体的最大特点。他观察景物很体贴入微，善于抓住耳目观感那一瞬间新鲜天真的感觉和状态，进行无微不至的刻画描写。当然，他的这种“即景”写法，急就章一多，也容易轻脱草率。其诗主题主要关注的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比不上陆游，同情民生的作品也不如范成大。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他不是超然物外的描摹四时田园景物，而是难能可贵的写出了民生之疾苦，稼穑之艰难。杨万里称赞他的诗“清新妩丽，掩有鲍谢（指鲍照与谢眺），奔逸隽伟，穷追太白”，说明他的诗虽属轻巧清新的一路，但不失婉峭，自成一家。他仕宦期间写各地自然山川的诗，意境开阔，风格清峻瑰丽，以五言为佳。晚年隐居石湖以后，诗风清丽秀婉，圆润恬澹，以七言见长，七绝尤胜。

陆游诗歌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抒发恢复雪耻情节的爱国之作，一是咀嚼日常生活的闲适之作，前者慷慨激烈，后者细腻熨贴。这是一个完整的陆游，无论忽略哪一方面都是一种阉割。但因为他前一类作品既多又好，才使他高出南宋的其他诗人。他总结自己创作经验说“功夫在诗外”，也就是说他无论写哪一类诗，都有丰富的生活与真实的感情作基础的。

陆游的古风善于以苏轼的晓畅化解梅尧臣的局促，而七言古诗明显又有李白的影响。他擅长律诗，尤其七律，对偶十分工稳，隽语迭出，以至有人说“好对偶被放翁用尽”。他的律诗在精神上接近杜甫，虽然沉郁雄浑略逊，语言风格平易自然倒是偏于白居易的。他不但是南宋四大家中的翘楚，即便要选宋诗代表，只要有两个名额，就有苏轼与他的份。

南宋四大家所代表的宋诗第二个高峰期一过，宋诗就江河日下了。徐玑（号灵渊）、徐照（号灵晖）、翁卷（号灵舒）和赵师秀（号灵秀）号称“永嘉四灵”，其诗称“四灵派”。他们的诗刻意雕琢，格局迫狭，诗意枯窘，笔力孱弱，倒与当时历史进程相般配的。

其后又有“江湖派”，因书商合刻他们的诗为《江湖集》而得名。刘克庄是其中最有成就的诗人，江湖派诗学晚唐，他也不例外，但还学陆游与杨万里，诗风也在两者之间。他有不少关注国家命运与社会腐败的诗作，在精神上上接陆游与范成大，当然没有他们那么出色。他晚年的诗风活泼跳脱，有诚斋体的余韵。

南宋灭亡前后，出现了宋诗发展史上第三个高峰期，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都身历了宋元易代的大变故，诗风尽管不尽相同，但都堪称是记录那一巨变的史诗。

细说宋朝80：宋词

词的起源与音乐有关，是可以配乐唱的，因而句式难免参差不齐，所以也称长短句。到晚唐，词已进入诗人的领域，诗人倚声填词已成为一种时髦。进入宋代，词发出夺目的光彩，成就在诗文之上。个中原因大概有二。

其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有这样一种文学新体裁。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化的兴起，文艺活动也就会有新的需求。词能够谱曲伴奏，适宜歌姬舞女在有关场合讴歌吟唱，比其诗来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自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青睐，也因而受到诗人进一步的关注。

其二，文学体裁本身发展的历史结果。诗到唐代登峰造极，以致后人酸溜溜地说“好诗都被唐人作尽”，宋诗尽管另辟蹊径，但毕竟做不出唐人那样的天地。既然现在有一块垦辟不久的处女地，社会也有需要，何不辛勤耕耘变为自家的园地呢？何况，词中小令虽已绽放，长调还待养育，至于词的题材与内容，更是大有拓展用武的余地。于是，词就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由附庸一跃而为大国，并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性体裁。

李煜那几首最好的词都是亡国后所作，已是宋初，但一般都把他归在五代，且不去说他。总的说来，宋代前期的词承袭着晚唐五代的词风，而晚唐武代词风，从这一时期两部词的总集的名称（《花间集》与《尊前集》），就能推想大概：主旨在花间尊前之中，风格在绮妆浓抹之间。

晏殊被人称为北宋词家“初祖”，其词风流蕴藉，和婉明丽。他与儿子晏几道北人追配李璟、李煜父子，几道的词号称“直逼花间，字字嬪嬪嫋嫋”，但从“嬪嬪嫋嫋”的评语，可以窥见他们父子倚红偎翠的题材与风格。

另一个词坛领袖是欧阳修，他在诗文上都是革新派的领军人物，唯独在词的领域里，却向花间、南唐词里讨生活。此虽写得疏隽深婉，因为风格太像南唐的冯延巳，以致后人常把他俩的作品缠夹起来，闹不清著作权。

张先的词极富光影感，因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和“无数杨花过无影”等朦胧隽永的名句，而洋洋得意的自称“张三影”。但他对词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尝试花气力去做长调，尽管还做得不算高明。

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有转折性作用。他的慢词写得又多又好，“能以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真正确立了长调的地位，充实了词的形式。在内容上，他把都市繁华、市民生活都揽入词中，突破了晚唐以来迫促的天地。在表现形式上，采撷俗语俚言，擅长平铺直叙，因而“曲处能直，密处能疏，戛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有人以此来诟病柳词乃“下里巴人”，殊不知这正是柳永在形式与内容上对词的市俗平民化的最大贡献。

紧接着，苏轼对宋词进行了重大的变革。首先，决不牺牲思想内容而屈就音乐声律，促成词与音乐的初步分离。其次，以诗为词，以清新雅正的字句，纵横奇逸的气象，形成其诗化的词风。再次，拓展词境，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局限。一方面是扩大词所表现的内容，任何题材都可入词；另一方面以豪放雋逸的风格，一扫先前婉约柔靡的词风，在内容与风格上都为南宋爱国词开拓了可能。最后，张扬个性。苏词个性之鲜明，一如其诗文。历代颇有关于其个性化词风的评语，例如，“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

南宋有人说：柳永出来，都以为宋词已经“不可复加”，谁知苏轼更“使人登高望远”，于是，别说花间派，即便柳永也只配为苏词鸣锣喝道了。不过，说苏词不是本色当行的也不在少数，他的那些特色在另一些人看来正是不足之处。

苏轼门下黄庭坚与晁补之有苏词余风，受其影响的还有未入门下的贺铸。但苏门秦观在词上，就像黄庭坚在诗上，也自行其道。当时把两人相提并论，所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黄词虽有超轶隽迈的一面，但失之重拙生硬，成就不及秦观。秦词受柳永影响，但和婉纯正，清丽淡雅，情韵兼胜，有人以“初日芙蓉、杨柳晓风”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但也可见其词风纤弱。

尽管笔者本人不喜欢周邦彦的词，但他作为格律词派创立者的地位却不能抹煞。首先，他完善了慢词的音律与体制。直到柳永与苏轼，慢词在音律字句上并未定型。周邦彦懂音乐，能自度曲，并主管当时中央音乐机构大晟府，在和谐音律与严整格律上作了不少工作，使倚声填词有了准绳。

其次，他在表现的内容与手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方面，他讲究铺叙的详赡，字句的锤炼，典故的化用，旧句的出新，使词有一种工整的形式美。另一方面，他把写景咏物作为词的主要题材，以掩饰生活内容的空虚贫乏，开出词中咏物一派。他的词没有柳永那种市井气，称得上典丽雅正，“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毛病就是“当不得一个真字”。

比周邦彦略晚的李清照也精通音律，可以归入格律派。与周邦彦相反，她的词里有一个真我。传世的词尽管不多，精品却不少，以寥寥之作确立在词史上的不朽地位，与李煜有点相似，以至后人推崇“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清照字）”。她早期的词局限于闺情，词风婉约清丽；靖康南渡后，风格突变，抒写故国之思与身世之变，风格转为苍凉。她的词擅长白描，字句深入浅出，音律圆熟和谐。

靖康之变对词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在题材上表现为爱国词大量涌现，在风格上表现为豪放派成为重要旋律。岳飞的《满江红》是这方面的千古名作（也有人疑其为后人伪作，但更多人宁愿相信是出自岳飞之手）。这方面的代表作家还有张孝祥、张元幹，前者的词风骏发踔厉，后者词作悲愤激越，已开辛派词的先风。与辛弃疾同时的大诗人陆游，虽也有纤丽绵密之作，但逋峭沉郁仍是其词风的基本面，“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

辛弃疾，字稼轩，他在南宋词坛上略如陆游在诗坛上的地位。其词在内容上爱国是基调，但实际上题材广泛得多，比起苏轼来，更是无所不写。除了发抒恢复情结，也有大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因为他也有长期乡居的经历，在这点上辛词与陆游的诗是行互辉映的。

在表现手法上，稼轩也比苏轼走得更远，从以诗为词进到以文为词，还把民间口语浑然天成的写进词里。他的词风雄深雅健，后人评语说是“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自应归入豪放派。但他的风格其实很多样化，中调、小令也颇有妩媚之作，其秾纤绵密一面，有人甚至以为不亚于晏几道与秦观。

辛词也有不足，一是议论太多，二是典故略深，三是粗豪过分。但辛弃疾以毕生精力专注于词的创作，成就比苏轼“尤为横出”。他对同时与其后的词坛影响颇大，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辛词派，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等。刘过完全发展了辛词粗豪的一面，刘克庄则推进了辛词议论化、散文化的那个侧面。

南宋格律派大家是姜夔。他也是一个音乐家，能自度新曲，新创了《扬州慢》等十余首词牌，还留下了工尺谱，是研究宋词乐谱的珍贵资料。在表现手法上，他用字精微细致，遣句圆美醇熟，用典含蓄工稳。在题材上，他把周邦彦致力的咏物词推向极致，也可见其生活底子的贫弱。姜词风格清峭疏宕，格韵高绝，但正如王国维批评的，“有格无情”，“终隔一层”。但他的词较容易学，因而对南宋后期影响很大，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周密、张炎，都是姜派词人，其中以吴文英与张炎成就较高。

吴文英的词秾挚绮丽，张炎说他的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张炎是格律派的殿军，为了协和音律，甚至不惜牺牲内容。他提倡“词要清空，不要质实”，词风清远蕴藉，婉丽空灵。但后人说他的词“终觉积谷作米，把揽放船，无开阔手段”。从对吴、张的批语中，不难把握姜派格律词的通病。

宋元易代之际，词也如诗文，迸射出一道爱国主义的光芒，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等人的词，或豪放，或沉郁，抒写家国之痛，连张炎的词也含蓄婉转的表达出故国之思。在这点上，词与文倒是一致的。

金代文学的总体成就虽不能与宋比肩，但元好问诗学杜甫而自然新丽，文学韩愈而清新雄健，词兼有婉约、豪放诸派之长，足与两宋名家相颉颃。晚年也经历亡国之痛，诗词文都沉郁顿挫，代表了金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细说宋朝81：书画

书画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样式。绘画向来以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画的高峰期，在这点上既无愧于唐代，更可以傲视明清。书法比起唐代来，虽然雄浑刚健不足，却也形成了自己雍容端丽的风格。

宋代皇帝的总体文化素质，在历代皇帝中大概算得上是最高的。他们对书画不仅雅有兴趣，而且特别重视，设立了翰林书艺局、翰林图画院与画学。北宋统一后，就将后蜀与南唐宫廷画院的画家，连同中原地区的绘画名家都召到开封，太宗雍熙六年（984年），成立了翰林图画院。真宗以后，按画艺高下，翰林图画院常设待诏、祗候、艺学、学生、工匠各若干人。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另设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大观四年（1110年），并入翰林图画院。

画院与画学经常举行等级考试，试题通常选一句古诗，让应试者构思作画。有一试题是“踏花归去马蹄香”，有人在归马后画上翩翩追逐的一群蝴蝶，表示马蹄透香，遂以构思巧妙而夺得头魁。南宋时，不立画学，但仍设图画院。画院对宋代绘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宋代绘画以历史时期分，可划为四个阶段。立国以后的百年为第一阶段，大体沿着五代绘画传统继续前进；神哲两朝为第二阶段，具有宋代特色的绘画风格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从徽宗到高宗时期为第三阶段，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是宫廷画院最繁荣的时期；南宋孝宗以后是第四阶段，宋画风格继续发扬广大，也不难发现偏安江南、企图恢复的矛盾情结所打下的深刻印痕。

倘从绘画题材分，宋画主要可分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三大门类。界画、院体画与文人画的兴起最体现时代特色，虽然这主要是就绘画风格而言的，但也该在相关处分别一说。

首先说山水画。宋初山水画继承五代荆浩、关仝、董源的发展势头，形成南北山水画的不同流派。北派以李成与范宽为代表。李成寓居营丘（今山东临淄），先是师承荆、关，后来师法自然，最善写齐鲁大地的平野寒林，风格潇洒清旷；笔锋颖脱，好用淡墨，有“惜墨如金”之称。

范宽是关中人，初学李成，继法荆浩，后来感到还是应该“师诸造化”，便细心观察终南山与太华山的山水云烟，自成雄峻苍老的风格。用墨深沉密集，令人有巨峰大川突兀在前之感。后人评李成与他为“一文一武”，可见李成的山水美在清刚秀润，而他则雄强浑厚。他俩与关仝是五代宋初北方山水画的三大家。

南方山水画派传自董源，他是南唐画家，北宋建立时还健在，但南唐亡国时，已经去世。他善于画溪桥洲渚的江南景色，风格平淡幽深。他的弟子巨然在南唐灭亡后曾到开封开元寺为僧，喜用破笔焦墨点缀水边风蒲或林间松石，画风苍郁清润。师徒俩是宋初南方山水画的双峰，但影响略逊于李成与范宽。

这些巨匠推波助澜造成宋初高峰以后，山水画陷入了停滞的境况。这与北宋士人用世之心渐浓，退隐之声渐息是有关的，于是只能在前代大师的画风里寻找生存空间。“李成谢世范宽死，惟有长安许道宁”，反映的正是当时山水画后继乏人的窘境。

郭熙是扭转这种颓势的重要画家。他中年以后才学李成，也注意博取众长，取法自然。对绘画理论，他有深刻的钻研与独到的见解，所著《林泉高致》堪称宋代最重要的画论。在取景上，他讲究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法，善于表达山水在远近深浅、风雨晴晦和四时朝暮等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特点。郭熙是山水画从五代余波向宋代画风转变的津梁。

一变北宋山水画传统画法的是米芾与米友仁父子。他们从董、巨画派中得到启迪，独辟蹊径，以信笔绘就的点滴云烟，来表现江南山水云雾迷濛的意境，水墨淋漓，气韵生动，别有一种平淡天真的情趣，形成了“米派”。他们自称为“墨戏”，画史上称之为“米家山”或“米氏云山”。米家墨戏实际上是文人画风在山水画里的一种表现。

院体画就是指翰林图画院画师们的作品，具有造型准确，笔法精严，着色浓艳，风格华赡的总体特色。院体画风也涵盖了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画三大系统，在山水画里体现院体画最高成就的是王希孟。

希孟十八岁入画院，曾得徽宗赏识与指点，二十余岁就去世，是一个享年不永的天才画家，传世作品仅有《千里江山图》。这一画卷全长近十二米，高半米许，是绢本青绿山水的巨制，融合南北山水画派的特长，既写实也富有想象，将大好江山画的壮美雄浑，大气磅礴，与同时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堪称宋代院体画的双璧。他以张择端都以一幅画而名垂后世。

其后，山水画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与夏圭。李唐的山水画前期笔墨劲峭，多写北方雄峻山川，南渡以后，受南方山水陶冶，讲究笔阔皴长，墨润势畅，创“大斧劈皴”，画风苍润劲拔。刘松年的山水画既学李唐，也汲取巨然清淡的笔法，在苍劲中不失妍丽，但气势稍弱。

真正称得上南宋山水画大家的还是马远与夏圭，他们都继承了李唐的风格，水墨苍劲是其共同的特征。但马远苍劲中含秀润，夏圭苍劲中见豪纵。马远偏好“一角”之景，人称“马一角”，远景简略清淡，近景凝重工整；而夏圭常取“半边”之景，人称“夏半边”，有近景突出、空间清旷的视觉效果。不过，后人从他俩“一角”、“半边”的构图中，读出了南宋偏安局面对绘画的潜在影响。

其次说花鸟画。宋初的花鸟画也是承袭晚唐五代的余绪，五代后蜀画家黄筌与南唐画家徐熙的画风成为院体花鸟画的正宗，当时就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定评。在宋灭后蜀那年，黄筌与其子黄居寀来到开封，不久去世，居寀成其当然传人。黄派画风富丽秾艳，最适合宫廷点缀升平，便成为百来年间画院取舍作品的程式。

相比之下，徐派就有点落寞，徐熙以粗笔弄墨创“落墨法”，所画花鸟虽有一种野趣，却被占画院主流的黄派斥为“粗恶”，竟没能进入画院。其孙徐崇嗣变其祖风，摒弃墨笔勾勒，直接以笔晕染，号为“没骨法”，徐派才稍振其势，但仍不敌黄派。

直到神宗时期崔白出来，才打破了黄派画风独霸天下的局面，而代之以清新疏秀的风格。崔白的画设色淡雅，用笔有细密、疏放两体，花鸟形象野趣生动。

与此同时，文人画也最早在花鸟画领域大张其军。文人画强调神似，注意写意，不斤斤计较于形似，主张自然天成，诗画相通。文同以善画墨竹首开其风，他出知湖州，未到任而卒，世称文湖州，其墨竹画风也被称为湖州竹派。他与苏轼是中表兄弟，其画经苏轼品题身价大增。

苏轼也善画墨竹飞禽与枯石怪木，成就影响更在文同之上，他最早提出“士夫画”的概念，成为文人画最早的倡导者。文人画是相对画工画与院体画而独立的新流派，它的崛起是士大夫独立意识在绘画领域的一种折光，而梅兰竹菊往往成为他们表达自身高雅脱俗与傲骨节操的传统题材。

徽宗时期，院体画中的花鸟画大盛，讲究写生，强调形似，画风工丽，号称“宣和体”。宋徽宗本人就是花鸟画的第一高手，他的花鸟画因观察细腻深入而表现生动逼真，以生漆点飞禽之睛，栩栩如生，“几欲活动”。这种画风一直延续到南宋前期。

其后，院体花鸟画渐趋衰落，文人画倒别有一种光彩。杨无咎的墨梅孤标雅韵，赵孟坚的白描水仙劲挺高洁，郑思肖在宋亡以后所画墨兰根不着土，象征失去故国，都是旨在寄托自身人格、表彰民族气节，使花鸟画也蕴涵着一种对现实的关注。

最后说人物画。宋代人物画按题材可分为宗教画、风俗画与历史画三大类，其风俗画与历史画成就不在山水画之下，而在花鸟画之上。

北宋前期宗教画主要继承唐代吴道子的画风，武宗元是杰出的代表。他的《朝元仙仗图》所画八十八位神仙各具姿态，在行进中随风飘动的旗幡、裙裾、飘带和花枝，无不透露出“吴带当风”的遗韵。

使人物画最终摆脱唐代余风、充分体现宋代风格的，是被后人评为“宋画第一”的李公麟。他活动在神、哲、徽三朝，绘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人物画无所不能，人物画中也是佛像、鞍马、故事、宫室无所不工。

李公麟重视写生，在博采前代名家之长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强调立意，善于通过浓淡、粗细、虚实、轻重、刚柔、曲直等不同的白描笔法，逼真表现人物各异的形神情态，极富质感、层次感与立体感，使以往的粉本（即草稿）白描足以与浓墨重彩的传统画法相媲美，成为具有高度概括力与表现力的独立艺术形式，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技法。

李公麟的《免胄图》描写了唐代郭子仪在阵上单骑免胄劝令回纥军退兵的故事，塑造了大敌当前郭子仪不顾安危镇定雍容的大将风度，寄托了画家在当时外患频仍的背景下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宋代中期以后，宗教画在人物画中的比重逐渐减少，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繁荣，风俗画在人物画领域里大放异彩。风俗画往往以屋宇楼台城郭等建筑为背景，倘要崇尚真实，就有必要使画中建筑物的大小与实物各成相应的比例。好在宋代建筑学已十分发达精确，李诫的《营造法式》就是宋代专讲建筑技术的名著。于是，以界尺按比例勾画图中的建筑成为一种风尚，界画也因此而兴起。

早期界画的代表人物是宋初郭忠恕，据说他的界画完全可以当作建筑施工图使用。他的《雪霁江行图》是界画精品，其中两艘大船更是精细绝伦。后人往往把界画评价为匠人之画，实际上，任何技法只要运用得当，都能产生不朽之作。前面细说过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以界画技法绘成的风俗画的宏构巨制。

两宋之际的苏汉臣最善于画婴儿嬉戏的画面与货郎图，他的婴儿图用笔简洁细劲，构图工整明丽，极具生活气息。生活在南宋中叶的李嵩也有多幅货郎图传世，这表明人物画已将百姓日常生活场景作为重要的题材，反映出人物画的新走向。李嵩的《货郎图》善于抓住货郎但刚到之时引起妇人幼童兴趣的一刹那，传神写照出浓重的生活情趣。

南渡以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勃然兴起，其原因自然与宋金对峙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以画山水见长的李唐与刘松年，也都有历史人物画的佳作传世。李唐的《采薇图》歌颂伯夷、叔齐的气节，《晋文公复国图》表彰晋文公立志复国的精神，寓意十分明显。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画了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与张俊，揭出人民对“中兴”的企盼。他还画过《便桥见虏图》，描写唐太宗在便桥与进犯的突厥可汗订盟退兵的历史场面，曲折表达自己的殷忧与关切。文姬归汉、昭君出塞一再成为众多画家笔下的题材，其中凝聚着浓重强烈的恢复情结。

文人画风对人物画领域的扩张，在南宋中期梁楷手里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的画风多样，但为其独创的简笔画是对水墨技法的新贡献。简笔画讲究写意，以大笔泼扫水墨，构成人物总体形象，气韵酣畅淋漓，再以细笔简略勾画五官神态。他的《李白行吟图》寥寥数笔就使李白飘逸洒脱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过目难忘。

宋代也是书法艺术变革创新的时代。宋初创立翰林书艺局，也设待诏、祗候、艺学、书学、学生等职位。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命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编为《淳化阁帖》，后史称为历代法帖之祖。帖学的昌盛引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辗转摹刻，渐失真迹风采，难窥用笔精微，所以有人叹息帖学盛而书法衰；另一方面，由于晋唐书法范本的普及，对行书的发展与尚意书风的形成，毕竟起了推动的作用。

北宋前期书风基本上承袭唐代的余波，李建中堪为代表。他师法欧阳询，兼具魏晋书法的风采，书风遒劲醇厚，但苏轼说他“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

蔡襄是唐宋书风嬗递的转捩点。他书学虞世南与颜真卿，兼法晋人，楷书端庄沉着，行书潇洒简逸，既保持着尚法的传统，也显露出尚意的端倪。蔡襄的书法虽被评为“本朝第一”，但他只是过渡性的人物。

宋代尚意书风当之无愧的确立者是苏轼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奇才。他提出了“我书意造”的口号，在书论里对尚意书法有充分的论述。归纳起来，一是人品重于书品，二是书法体现学识，三是书法传达个人情趣，四是“无法”“无意”乃创新的关键。所谓无法就是“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所谓无意就是“无意于佳”，妙手天成。他擅长行、楷，号称苏体，书风丰腴姿媚与沉雄浑厚相结合，笔势内紧外疏，险劲多变。

黄庭坚这位苏门弟子在文学与书法上都很为乃师争脸，但并不亦步亦趋。在书法上，他也自有独特的风格，与苏轼同为宋代书风的杰出代表。他擅长行、草，用笔以瘦劲奇险取胜，这点倒与他的诗风相似。行草几乎每字都有险笔的长画尽力送出，结构纵横奇崛。他的作品结字雄放瑰丽，笔势飘逸峻美。

米芾把书法中的点画移到绘画上，创“米氏云山”，可惜他的绘画作品并未流传至今，而作为书法家，他的传世作品却相当丰富。他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工，行书最为世所推重。他的书风跌宕多姿，隽逸疏放。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向来被称为宋四家，连称“苏、黄、米、蔡”。

但有一种说法以为：所谓的“蔡”应指蔡京，后因蔡京名声太坏，才拿蔡襄来充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理由之一是“苏、黄、米、蔡”中的前三人是按活动年代排下来的，蔡京比前三人要晚，排在最后才顺理成章，而蔡襄在英宗朝已经去世，米芾则活到徽宗期，蔡襄排在其后显然不合排序的规则。理由之二是蔡襄的书风与苏、黄、米相去较远，而蔡京的书风“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显然与前三家的尚意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蔡京还有墨迹传世，这个问题值得从书风上进一步探讨。

尚意书风是宋代书法的时代特色，强调人品重于书品也完全正确。但书法与人品毕竟不是一码子事，与蔡京同时的宋徽宗创别具一格的“瘦金体”，宋高宗书法造诣也很精湛，风格不失端雅隽秀，都是人品可鄙而书法可观的例证。

北宋神、哲、徽三朝是宋代书法的鼎盛时期，南宋虽然也有不少书家，但大多学习苏轼、黄庭坚或米芾。范式一旦形成，余下的往往就是仿效。宋末的张即之试图另辟蹊径，以唐代欧阳询的风格糅合米芾的笔意，书风方劲古拙，挺峻峭拔，但影响毕竟有限。

最后说说雕塑。宋代雕塑出现了两个与前代迥然不同的趋势，一是宗教雕塑的神圣性大为减弱，而世俗化大为增强；二是前代雕塑中那种雄浑阔大的气势消退殆尽，而代之以典雅秀美的风格。

宋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群有三，一是贡县宋陵石刻，二是太原晋祠彩塑，三是大足石窟。宋陵雕刻的主要是男性官僚贵族，晋祠主要塑造贵族妇女的形象，两者构成上层社会的生活场景。

大足石窟虽然以佛教题材为表现形式，但处处洋溢着世俗化的生活情趣，是宋代民间生活的传神写照，这就使其成为反映宋代社会风俗的最大的实物史料库。与唐代以前的佛像雕塑不同，这里的菩萨群像几乎都是人间的，不少观音以其秀丽妩媚、婀娜俊美，展现出东方民族的女性美，令人想起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圣母像。大足石窟表明宋代无愧为石刻艺术史上又一个高峰，完全足以与敦煌、云冈和龙门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细说宋朝82：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

李约瑟以为：对科技史说来，唐代不如宋代有意义。在被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火药、指南针与活字印刷的使用，都是宋代最后完成的。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宋代的天文学、数学与医学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里指出：由于宋代的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这就“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为系统地增进”。

火药的发明虽在宋代以前，但由于这一时期各政权之间频繁的战争攻守，很快被用于军事，从而进入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开宝三年（970年），兵部令史冯继昇献火箭法，五年后，火箭就用于与南唐的战争。

《武经总要》是北宋仁宗时期官修的一部关于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巨著，记录的火药武器就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十多种，还分别记载了引火球、蒺藜火球与毒药烟球的配方，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完整的火药的配方。

其后，火药研制不断改进。靖康元年（1126年），在开封保卫战中，宋军已使用霹雳炮打退金军的进攻，这是火药拌和瓷片装入干竹节内裹以纸壳而成的一种火器。金朝在这一基础上制成震天雷，宋人称之为铁火炮，《金史》有具体描述：“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大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里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威力强大可以想见。这种铁火炮因蒙古西征传到中亚与西南亚，回回炮应即由此改进而成的，再由蒙古军队用于攻宋的战争。

管状火器的发明在兵器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据陈规的《德安守城录》，绍兴二年（1132年），他为坚守德安（今湖北安陆），用火器制造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枝，其法是一人持枪，一人点火，一人协助，使用虽不便利，却是管状火器的最早记载。

金朝末年研制成功飞火枪，长仅二尺许，火药发射完毕而枪筒完好无损，已是携用方便的单兵火枪。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发明了突火枪，据《宋史·兵志》记载，“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已具近代枪炮的雏形。

令人惊讶的是，宋金时代这种先进的火药技术在明清两代似乎没什么长进，反而倒要从西方引进佛郎机与红夷炮，到了近代竟然只有在虎门挨打的份，难怪鲁迅愤激的说，中国发明了火药，最后是用来制造鞭炮与烟花的。

指南针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先秦，但用于航海则在宋代。《武经总要》载有指南鱼的制作方法，是利用地磁场作用使鱼身铁片含磁定位。这在指南针发明史上意义虽大，但因获得的磁性不强，使用价值仍然有限。三四十年后，《梦溪笔谈》记载了另一种制造方法，即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以磁石磨针锋令其含磁，具有实用推广的价值。

关于指南针的使用方法，据沈括介绍有四种：一是水浮法，即将指南针放入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爪法，即将指南针放在指尖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将指南针放在碗沿上指示方向；四是缕悬法，即将指南针用线腾空悬挂指示方向。第二、三种方法不易固定，很快淘汰，第一种方法发展成后来的水罗盘，第四种方法演变为后来的旱罗盘。

至迟到崇宁年间（1102-1106年），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据《萍州可谈》，当时船长航海，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宣和年间出使高丽的徐兢也说，“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从“浮针”看来，使用的应是水浮法，尚未发展为水罗盘。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到当时航海，“风雨晦冥时，为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里的“针盘”，应是水罗盘。

南宋末年出现一种指南龟，是将天然磁石放入木龟腹中，腹壁有一光滑小穴，可安放在圆滑而固定的竹钉上，龟身自由转动指示方向，这是后世旱罗盘的前身。

指南针为全天候的航海提供了可能，也为远洋航海图的精确绘制创造了条件。揆之情理，航海图不应迟至宋代才出现，但正式见诸记载却是指南针使用以后。那位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原附所经海道图，可惜其书文存而图佚。南宋晚期，金履祥也曾绘过一张由江浙沿海直趋幽燕的海图，备记航路，历历可据。后为元人所得，成为海上漕运海图的蓝本。

指南针的全面使用，航海图的精确绘制，再加上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与海外的经济往来，迎来了宋朝与紧接其后的元代前所未有的航海业盛况。可惜的是，自南宋以来的这种海上优势，到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就逐渐失去，而到清代竟至于要由西方船舰来叩开中国的大门。鲁迅对此也嘲讽过：祖先发明的指南针，却被不肖子孙制成罗盘去看风水了。

雕版印刷究竟出现在隋唐之际，还是晚唐五代，学术界还有争论，但盛行于北宋是毫无疑问的。据苏轼说，北宋初期，图书仍多手抄，仁宗以后，书坊转相翻刻诸子百家之书，学者很容易得到印本书。

宋代雕版印刷分三大体系。一是官刻系统，中央国子监是主要官刻机构，所刻称监本；地方上路级监司（盐茶、转运、提刑、安抚、常平）和路、州、府、军各级公使库、州县学，也都有官刻书行世，公使库本是常见的宋版书。

二是坊刻系统，即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或书肆刻印的图书，表明雕版印刷的图书已完全进入了市场流通。当时坊刻书技术质量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以量多取胜，称建本，尤以建阳（今属福建）麻沙镇出版最多，世称麻沙本。开封、杭州、成都、眉山（今属四川）、建宁、建阳（今属福建）、福州和建康（今江苏南京）都是当时的印刷中心。三是私刻系统，即官僚世绅私宅或家塾所刻的图书，表明宋代图书文化的普及程度。宋版书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传世稀少，价值连城。

雕版印刷是书写印刷技术的一次革命。但印行一部大书所需雕版往往累百千万，雕刻既费工时，保存也占空间，仍有改革的必要。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

其法是以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火烧泥活字使其坚硬备用。然后在一块铁板上敷以松脂、蜡和纸灰，上加一铁范，内放满所需字印，持铁板在火上加热。等松脂等溶解软化，再用一平板压平字印，使字平如砥，即可开印。

印刷时准备两块铁板，一板印刷，一板排字，交替使用，效率极高。每字多刻数印，常用字更多至二十余枚，以备一板内重复使用，以韵分类储入木格，少数僻字则临时烧制。印刷完毕，加热再令药物熔化，以手拂印，字印自落。毕昇出身平民，生平事迹不得而详。他也试制过木活字，但木纹有疏密，沾水易变形，还容易与松脂等药粘住，不易拆版，认为还是泥活字方便。实际上，只要选用优质木料，改变拼版方式，木活字的这些缺点也是可以解决的。

毕昇以后，使用活泥字印成的图书，目前确认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是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用胶泥活字印行了他的《玉堂杂记》。但现存西夏翻印佛经有光定六年（1216年）“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工院”的题记，表明当时西夏已专设主持活字印刷的机构，则可推测西夏使用活泥字与木活字印刷不会迟于周必大印书的年代，可见传播之快。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大约在13世纪，活字印刷东传朝鲜，后经朝鲜传入日本；另一路同时传入中亚与波斯，并因蒙古西征传入欧洲，启发了古腾堡金属活字的使用与推广。但古腾堡比毕昇的发明整整晚了四个世纪。

除了三大发明，就应说到宋代科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沈括。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学、生物学、医药学和工程技术上都深有造诣，这里只能择要而说。

在天文学上，沈括曾将提举司天监，改进天文仪器，提倡十二气历。他改制了浑仪，使其结构简化，精度提高，操作方便。他还吸取了燕肃莲花漏法的成果，提高了浮漏计时的准确性。他所提倡的十二气历是一种纯阳历的历制，以立春节气为一年之首，将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与十二个月建立起对应的稳定关系，与现行公历格列高利历有相似之处。但这一个新创举终因遭到传统势力的“怪怨攻骂”而没能推行。

在数学上，沈括一方面为隙积术给出了正确求解公式，隙积术是求解垛积问题的方法，解决的是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问题。另一方面，他创立了会圆术，给出了一个近似公式，会圆术就是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解弦长与弧长。

在物理学上，沈括进行了凹面镜成像的光学实验，取得了新结果；首次记载了地学上地球磁偏角的现象；以实验证明了弦线的基音与泛音之间的共振关系。

在医药学上，他编著了《沈氏良方》，自称“必目睹其验”，才写入书中。其中的“秋石方”，是关于提取荷尔蒙的最早记载。后人将其书与苏轼的医说合编为《苏沈良方》，也许因苏轼名声比他还大，可以招徕读者。

沈括最主要著作当然还是他的《梦溪笔谈》，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共计六百零九条。据统计，关于科学技术的条目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既有他自己对科学技术诸问题的观察、实验与思考，还保存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具体史料，例如的毕昇的印刷术、喻皓的《木经》，都因该书而得以传世。科学史家李约瑟对其书评家最高，盛赞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不过，国人对这一评价也不必过于陶醉。从其结构体例来看，《梦溪笔谈》还称不上是一部严格的科学著作（在这点上，甚至还不及秦九韶的《数术九章》有意识）。他采用的完全是两宋笔记的传统体制，著述宗旨也只是“谈噱”，与其他以资谈助的宋代笔记没有形式与内容上的根本区别。仅仅因为关注的兴奋点与众不同，因而保存的科技史料就较其他笔记远为密集。《梦溪笔谈》在保存沈括与他同时代的科技史料上确有价值，无视其地位自然不对，不切实际的过高评价也是不必要的。

说完沈括这位科学巨星，接着说说宋代科技的一般情况。

先说数学。传统数学在宋代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成就，涌现了贾宪、沈括、秦九韶和杨辉等顶级的数学家，迎来了中国数学发展史的高峰期。

贾宪大约生活在宋仁宗时期，曾在司天监任过职。他的数学著作《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和《算法敩古集》已经佚失，前书经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转引才保留了部分内容。

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是一个三角形数表，实际上就是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的系数表，比西方阿尔·卡西的同类成果约早四百年，数学史上称为贾宪三角（因出现在杨辉书中，也称杨辉三角）。贾宪根据开方作法本源图，创建了增乘开放法，提供了求解任何告辞弥合高次方程正实根近似值的方法。

秦九韶生活在宋宁宗、宋理宗时期，代表作为《数书九章》。他将增乘开方法成功的应用于一般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比西方同类成果早了五百多年，达到了当时数学的最高峰。他还创立了大衍求一术，简洁严密的解决了一次同余组问题的理论与算法，比西方欧拉与高斯的同类证明早了五百年。

杨辉、秦九韶与元代的李治、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杨辉的活动年代比秦九韶略晚，大约在宋元之际。他的数学著作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和《续古摘奇算法》，后三书也合称《杨辉算法》。

杨辉的贡献主要有三。其一，他在沈括“隙积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垛积术”，推动了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其二，他研究了组合数学中高阶纵横图的构成规律。其三，他对筹算算法归纳了一整套歌诀，有助于捷算法的应用与推广。

再说天文学。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仪器、天象观察、星图绘制与历法改进诸方面。

在天文仪器的研制发明上，燕肃在天圣八年（1030年）发明的莲花漏，首次使用了漫流系统，前所未有的提高了漏壶的计时精度。苏颂在元祐七年（1092年）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实现了浑仪、浑象与报时三位一体、协调运作的构想，既能观察天象、演示天象，又能计时、报时，已具有近世天文台开启式圆顶、望远镜转仪钟与机械钟的科学结构原理。

在天象观察方面，北宋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的近百年间，先后举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其中崇宁年间观察，姚舜辅等测得二十八宿距度误差的绝对值仅有0.15度，取代了沿用三百余年的唐代一行的数据。景德三年（1006年）对豺狼座超新星爆发的观测记录，至和元年（1054年）对天关客星的观测记录，都为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在星图绘制上，苏颂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的天文学名著《新仪象法要》附有五篇星图，首次采用了较科学的全天星空表示法。皇祐年间（1049-1054年），天文学家周琮主持了重测二十八星宿与周天恒星的工作，这次实验的结果，编制了三百四十五个星官距星的入宿度与去极度，这一星表收入《灵台秘苑》，所收星数超过了前代。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恒星测量精度更高，其星图以刻石形式保存下来，此即现存苏州博物馆的石刻《天文图》，上半部为星图，下半部为碑文，是研究宋代全天星空的珍贵文物。

两宋共三百二十年，先后颁历达二十部，后出转精，历法修订之频繁为历代所仅见，也可见天文历法研究的活跃。神宗时，卫朴制定的《奉元历》依据二十四节气修成，颇有特色。宁宗时，杨忠辅主持修成的《统天历》所测定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行公历所用之完全一致，但比西方格列高利早了将近四百年。

最后说说医药学。

宋朝政府对医药学十分重视，设有太医局与翰林医官院，大体说来，太医局就是中央医科大学，翰林医官院就是皇家医院。在医疗设置方面，宋代政府设立了官药局，按方配售成药，名称几经变动，最后称太平惠民和剂局；另外还官设了专供有病官员诊病与休养的保寿粹和馆，供行旅患者医养的养济院，为贫苦病人服务的安济坊，给弃儿与贫苦幼儿治病的慈幼局。

官修医方与本草也受到政府高度重视。重要的官修医方有太宗时修成的《太平圣惠方》，徽宗大观年间编撰的《和剂局方》，南宋绍兴年间在此基础上校补而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徽宗政和末年，命医官广集历代方书与民间验方，汇编成《圣济总录》，收方近二万，集当时医方之大成，未及印行，即因靖康之变而被金人运至北方，在金世宗时刊行。

官修本草最早是开宝七年修成的《开宝本草》，嘉祐五年在此基础上重新修订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与此同时，朝廷命各地普查药物，绘图汇总中央，由苏颂在嘉祐六年主持编成《图经本草》，收图九百余幅，是现存最早的版刻药物图谱。药物学家唐慎微在元丰五年（1082年）以私人之力修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内容精详远逾前人，宋朝政府在此基础上分别在大观、政和与绍兴年间多次官方修订，作为国家药典刻印颁行。

宋代的医学成就也是多方面的。王惟一对针灸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钻研前人著作，结合自身经验，详定经穴位置，编成《针灸图》，天圣五年（1027年），他奉命在此基础上铸造针灸用的铜人两具，对针灸学的教学、临床与考试都极为便利，他也将自己的著作改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钱乙从事婴幼儿疾病诊治达四十余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成果主要保存在重和二年（1119年）成书的《小儿药证直诀》中，这部书被称为“幼科之鼻祖”，对儿科医学的形成与发展颇有影响。

陈自明在嘉熙元年（1237年）著成《妇人大全良方》，分妇科三门，产科五门论述了妇产科临床与理论诸问题，是当时妇产科集大成的专著，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解剖学在宋代也初露萌芽，出现了最早的人体局部解剖图。庆历六年（1046年），广西区希范起事被捕，被处磔刑，处刑过程中，由绘工宋景将其内脏绘制成图，称《区希范五脏图》。崇宁年间（1102-1106年），杨介又绘有《存真环中图》，对人体胸腹腔相关部位的血管走向与消化、泌尿与生殖系统都详为描述。可惜这种实验科学的萌芽，在其后没能发扬光大。

宋慈长期担任提点刑狱，对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检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淳祐七年（1247年）著成《洗冤录集》，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将宋慈尊为法医学之父，应是名至实归的。

比起其他科学来，金代医学的成就倒是不容小觑的。医史上号称金元四家，分别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于朱震亨，前三家都是金朝人。刘完素，因其籍贯河间（今属河北），世称“刘河间”，治法上多用寒凉药，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字子和，以字名世，治法上主张去邪安身，故有“攻下派”之称。李杲，号东垣老人，时称李东垣，治法强调补气益胃，人称“温补派”。他们与以“阴补派”闻名的元代朱震亨在辨证施治上是各有特色的。

细说宋朝83：瓦子勾栏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兴起，与之相适应的市民俗文化也大放异彩。瓦子勾栏是当时市民文娱游乐的重要去处，也是宋代市民文化勃兴的一种标志。

瓦子又叫做瓦舍、瓦市、瓦肆，简称瓦，是固定的娱乐中心，游人看客来往其中，川流不息。引来时如同瓦合，去时如同瓦解，易聚易散，故而以瓦称呼。北宋开封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有十座，南宋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二十三座。都城以外，不少城市也有瓦舍，例如建康府的新瓦，明州的新旧瓦子。

也有学者认为瓦子不是一种专门的娱乐场所，应是城市中一种方形市场，四周有酒楼、茶馆、妓院和各种商铺，中间是定期集市，它是坊市制打破以后一种城市综合性市场，其中也包括文娱演出场所。

勾栏又叫勾肆，设在瓦子中，有时也互为同义词。其原意为栏杆，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内设戏台、戏房（后台）、腰棚（观众席），四周以栏杆圈围起来，用意大概一是圈定场地，二是免得有人混票。勾栏上面还张有巨幕，以蔽风雨寒暑，因而也唤作游棚、乐棚，简称为棚。

每座瓦子中都有勾栏，少者一两座，多者十余座。如开封中瓦、里瓦共有勾栏五十多座，南宋临安北瓦有勾栏十三座。勾栏规模大小不一，大的如开封中瓦的莲花棚、牡丹棚，里瓦的夜叉棚、象棚可容纳数千人。当时演出的场所除了勾栏，还有在城市里临时性搭建的演出场所，叫做露台。

宋代城市娱乐出现了四种新趋势。

其一，商业化趋势。瓦子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娱乐活动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因而也叫瓦市，其中也有卖药、卖卦、博彩、饮食和剪卖纸画等。勾栏内商业广告琳琅满目，艺人的演出乃至体育表演都以挣钱为目的。当然，瓦子以外酒楼茶肆的音乐演唱，也都具有商业性质。

其二，专业化趋势。由于商业化娱乐趋势的形成，观众就要求观看高质量演出，专业程度相当高的艺人和社团也相应产生。民间艺人可分瓦子艺人和路歧人两种。后者只在路边空场上作场演出，以换取衣食之费，不进瓦子勾栏，专业性较弱。瓦子艺人则以勾栏为固定的演出场所，往往自发结成演艺社团，例如杂剧有绯绿社，清乐有清音社，清音社下还有数社，每舍不下百人。失意的读书人组成书会，进行文艺创作，称为书会先生或才人。

其三，通俗化趋势。瓦子勾栏里的文娱活动能满足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不同爱好，以至有“勾栏不闲，终日团圆”的说法。当时街巷小儿的父母如被纠缠的紧，就塞给孩子一点钱，让他去听说书。听到刘备失败，就有蹙眉头流眼泪的，听到曹操打败，就手舞足蹈，喜形于色。

其四，大众化趋势。瓦子小的占地一里有余，勾栏大的可以容纳数千人，游人看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不少从前为上层独享的娱乐活动如今成为大众共同的爱好。徽宗时，开封府属下有个村民入戏场看戏，回来路上见到一箍桶匠，拿起他的桐戴在头上，模仿戏中造型问：“我比刘先生如何？”可见演剧之深入民众。

瓦子勾栏时演出的内容主要有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这里略作介绍。

首先介绍说唱。说唱大体分三种形式：“说话”、“杂说”和“演唱”。

说话即讲故事，讲故事的艺人也称说话人，故事的底本称为话本。说话根据内容再细分为“说参请”、“说经”、“小说”和“讲史”。说参请就是以诙谐机辩的谈锋，讲说参禅悟道。

说经就是讲说儒佛经书，南宋临安说书人张廷叟以说《孟子》而闻名遐迩，现在仅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南宋临安中瓦子印行的说经话本。

小说是讲市井故事，又可以分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一般篇幅较短，有说有唱，使用白话，先以诗词或小故事引入，称为“入话”，再讲一两个故事，称为“头回”，正文说唱完毕，再以诗词或议论收尾。现存当时的小说话本有《京本通俗小说》。

讲史是讲说历代兴衰战争的演义，以三国与五代史事最受欢迎。一般篇幅较长，只说不唱，并有议论。不过，有时说话人也说当代史，例如南宋王六大夫说《中兴名将传》，就是敷演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的故事。现在公认的当时讲史话本有《五代史平话》和《宣和遗事》。这种话本，在体制上对明代白话长篇和短篇小说，在内容上对元杂剧与明传奇，影响都不容低估。

杂说以机敏幽默的语言说噱逗笑。其中的“学乡谈”学说各地方言；“背商谜”是指本人心口相商或与别人相商，琢磨如何出谜猜谜；“说浑话”就是滑稽诙谐的语言表演，或说让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或吟咏语有讥刺的歌诗，有点像现在的相声。

演唱分为好几种。“小唱”声调重起轻落；“嘌唱”音调曲折柔曼；“叫声”模仿各种市井叫卖声；“唱赚”兼容小唱、嘌唱等多种声腔，伴以笛声鼓板，类似今天的大鼓；“合生”主要演唱诗词，指物题咏，应命立成，当场演唱；“乔合生”则是以滑稽或乔装的样子演唱合生；“陶真”以琵琶伴奏演唱小说或评话，类似后来的弹词。

演唱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诸宫调”和“鼓子词”。诸宫调是兼用多种宫调演唱长篇故事，宫指以宫声为主的调式，调指以其它各声为主的调式，说唱兼备，以唱为主。演唱时用琵琶等弦乐伴奏，因此也称“搊弹词”。孔三传与张五牛分别是开封与临安诸宫调的著名艺人。“鼓子词”说用散文，唱用韵文，使用同一宫调反复以鼓伴唱，或写景叙事。

其次说戏剧。当时戏剧包括傀儡戏、影戏、杂剧和南戏。

傀儡戏及木偶戏，一人用线牵提傀儡表演的，称为“悬丝傀儡”；用木棍操纵傀儡动作的，称为“杖头傀儡”；手擎幼童仿效傀儡表演的，称为“肉傀儡”；爆炸火药增强音响效果的，称为“药发傀儡”；另有在船上或水上表演的，称为“水傀儡”。傀儡戏题材广泛，能表演情节复杂的历史故事，很受民众欢迎。

影戏已由纸影发展为皮影戏，因用羊皮雕形，比白纸不易损坏。艺人边讲唱故事内容，边摆弄人物皮影，透过灯光折射，在布幕上变化造型。故事内容也以敷演三国争战最受欢迎。洪迈有绝句说：“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形象生动的赞颂当时手影戏的高超艺术。

杂剧出现在北宋时期，由唐代参军戏演变而来，但情节和人物都较参军戏复杂，其间也穿插一些插科打诨。角色通常有五个，即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其构成有艳段、正本、杂扮三部分：正本是杂剧主体；艳段是正本演前的小段，也称焰段，意思是犹如火焰，易明易灭，相当简短；杂扮是正本演出后的小段，可取可舍，也可以单独表演。杂剧演出时有音乐伴奏，以锣鼓为节拍。开封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五日上演《目连救母》杂剧，广受市民欢迎。遗憾的是，宋杂剧没有元杂剧那样有完整的剧本留传后世。

南戏也称戏文，南渡以后兴起于温州一带农村，故而也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以村坊小曲演唱，起初结构简单，出场人物较少。后来传到都城临安，大为盛行。在南杂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影响下逐渐完善，演出体制与杂剧大体相近，并与杂剧并驾齐驱，标志着中国戏剧由萌芽走向成熟。宋元之际，南戏受北杂剧南传的影响，开始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成为明代传奇的滥觞。《永乐大典》收有《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据说是目前仅存的宋代南戏作品。

再次说杂技。当时杂技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狭义的杂技当时称为“踢弄”，广义的杂技还包括魔术、口技和马戏。

踢弄因杂技往往不离踢和弄得名，踢的有瓶、磬、缸、钟等，弄的有碗、花钱、花棒鼓等，此外还有走索、踏跷、上竿、打筋斗、过门子、过圈子等，虽继承前代，但难度大增，惊险奇特。例如走索不仅行走索上，还在锁上担水和装神弄鬼；有的艺人还把走索与踢弄结合起来，让观众见了惊心动魄。

魔术变幻无穷，大多离不开一个藏字，例如藏人、藏舟、藏剑等，吞刀、吐火、吃针、取眼也无非是藏，当是也叫做“藏去之术”。宋神宗时，有一人擅长藏舟，用数十人抬舟，转瞬之间大舟不见，观众莫不惊骇。南宋临安有个艺人，能演出杀人复活术，当场将人头切下，再把它装上。

口技当时也叫做“百禽鸣”，因模仿飞禽走兽的鸣叫声而得名。宫廷的教坊乐人和民间艺人都有擅长口技的。他们模仿鸟叫，场内肃静，只听得百鸟在半空和鸣，犹如鸾凤翔集。

宋代马戏，一方面有马术的特技表演，骑手在马上表演“立马”、“跳马”、“倒立”、“拖马”、“镫里藏身”等高难动作；另一方面，凡是经过训练的动物进行表演也都属于马戏，当时称为“教禽兽”，包括“教走兽”、“教飞禽”、“教虫蚁”、“教水族”等。

教走兽有笨熊翻筋斗、懒驴跳柘枝舞、猴子演百戏、狮豹表演等。教飞禽有禽鸟认书、乌鸦下棋等。教虫蚁表演各种小巧新奇的节目，例如蚂蚁角胜，是调教黄黑两队蚂蚁，大者为将领，插旗为号，能对垒交战，偃旗归穴。教水族有鱼跳刀门、乌龟叠塔和七宝之戏等。七宝之戏是艺人一边手敲铜锣，一边呼唤动物的名称，桶内鱼、蟹等七种水族应声出来，头戴面具，边游边舞，令观众趣味横生。

最后说武术。当时城市里有商业性的武术艺人社团，例如南宋临安的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等等。拳术往往以套路形式出现，器械武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南宋已有十八般武艺的说法。不少的武术表演与舞蹈相结合，称为“诸军百戏”。

在瓦子勾栏或空地露台献演的各种武艺中，最受欢迎的是相扑。相扑也称角抵或争交，民间相扑手为谋生所作的表演，开场往往有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招徕观众，然后正式表演。女相扑手的表演一再遭到以礼法为理由的反对，但直到南宋后期依旧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两朝的市民文化也相当繁荣。辽朝宫廷已有杂剧演出，民间当亦如此。金朝灭宋，将开封的杂剧、说话、小说、影戏、嘌唱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迁往北方，这些文艺样式也在金朝广为流行。

金朝说书人张仲轲擅长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大为走红。金代演员居所称行院，故而杂剧也称院本，即行院之本的意思。山西侯马出土有金代砖雕戏台模型，设施完善，角色齐全，栩栩如生的反映了北方杂剧繁盛的情景。传世仅见的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倒都是金章宗时代的作品。正是在金院本与诸宫调的基础上，才繁衍出盛极一时的元杂剧。

细说宋朝84：“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理宗即位以后，先朝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与贾涉的女儿都入选后宫。谢道清端重有福而容貌平常，贾氏则姿色殊绝。理宗有意立贾氏为皇后，但宁宗杨皇后却主张立谢氏，理宗只得遵命，委屈贾氏做了贵妃，但对她专宠有加。贾贵妃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因裙带关系而一路青云，在淳祐七年（1247年）贾贵妃去世时，做上了荆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二十几岁就成了制帅。

贾贵妃去世，理宗不可一日无美色，阎贵妃又以姿色得宠。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更化的力度从端平递减到淳祐，已成强弩之末，而嗜欲好色的劲儿却明显看涨。他开始动用国库为爱妃建造功德寺，居然超过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规模，比灵隐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叫它“赛灵隐寺”。

淳祐末年，后宫有夫人名号者多达一千人，理宗对她们赏赐无度，完全忘却了不久前颁布的节用诏令。他的兴趣还广泛到深宫之外的烟花歌女，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把临安城内色艺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召入深宫共度元宵，赏赐十分丰厚，捧红了这个角儿。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理宗让人传言给他不要扩散，生怕狎妓坏了自个儿形象。

理宗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与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恃宠干政，与她在内廷相互奥援的有宦官董宋臣。董宋臣是理宗贴身内侍，以逢迎讨好而深得理宗的赏识与信任。人们把宋理宗、阎贵妃与董宋臣同唐明皇、杨贵妃与高力士相提并论。理宗还自我宽慰道：“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董宋臣得宠后，就揽权纳贿，无恶不作，人们称他“董阎罗”。史书描写其专横气焰道：“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

董宋臣用事内廷，在外朝与他表里为奸浊乱朝政的则是丁大全。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见其长得标致，就夺媳为妻。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却因攀附迎合阎贵妃与董宋臣而得到理宗的青睐。宝祐三年，他任右司谏，一无谏劾，被人称为一条不叫的狗。

董槐为相，自以为是人主亲自拔擢，只要立国安民，就敢说敢为，招致了这批佞幸的忌恨。次年，丁大全升为侍御史，他进一步意望执政，派门客去与董槐套近乎，遭到严辞拒绝，就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董槐将这事报告理宗，以为丁大全奸佞不可用，理宗反认为董槐多疑。董槐以为忠奸不能并事人主，称病辞职。

这时，丁大全居然私用御史台牒，夜半调兵百余名，手持利刃，包围董槐府第，裹胁他出临安城，弃置呼啸而散去。董槐入城才收到罢相诏旨。丁大全率兵迫逐宰相，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朝野震惊，他却志满意得，不可一世。

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和陈宗伏阙上书论丁大全专擅，他指使爪牙弹劾这六人。理宗竟不顾舆论，将这批学生削去学籍，编管远州，还下诏立碑太学、宗学和武学，禁止学生妄论国事。世人把这六人称为“宝祐六君子”，以区别于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六君子”。

当年十一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他又侵逼右相程元凤以天灾引咎辞位，自己当上了右相。有一次宫廷内宴，一杂剧艺人打锣不停，另一艺人说：“你为什么老叮叮咚咚敲个不停？”前人答道：“现在的事都是丁董，教我怎么不叮咚？”辛辣讽刺了丁、董专擅朝政的行径。

宝祐四年，与丁大全同时拜为执政的还有马天骥。理宗唯一的爱女出嫁时，马天骥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厚礼，大得理宗的欢心，当上了同签书枢密院事。

就在这四人帮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阎马是“檐马”的谐音，乃当时华屋下悬挂的铃铛，一有风吹，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的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宝祐五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阎贵妃在景定元年病死。惟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閤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细说宋朝85：贾似道

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分别拜吴潜与贾似道为左、右相兼枢密使。吴潜已是第二次任相，坐镇中央，协调各路抗蒙，军情紧急，他往往先行决断再奏明理宗。他还力主清算丁大全余党，招来忌恨。

理宗没有后代，打算立弟弟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忠谏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刺痛了理宗的癞疤。时值鄂州之役，忽必烈扬言要直下临安，理宗问计，吴潜建议迁都，理宗问你怎么办，他答死守于此，理宗当即抢白：“你想做张邦昌吗？”

贾似道一方面上书请立忠王为太子以讨好理宗，一方面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在立储问题上“奸谋叵测”。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吴潜罢相，贾似道应召从鄂州前线以再造宋室的功臣入朝。

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帅，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也在这些军政长官任上为抗蒙做出过一些成绩。即便在鄂州之役中，除了私下求和诚为失策，他有效阻止蒙古军的进攻，也不可谓无功，连忽必烈也赞赏道：“我怎么才能有似道这样的人驱遣呢？”问题在于，他过分夸大了这份战绩，以此作为专断朝政的政治资本。

入主朝政以后，贾似道首先毫不手软的打击丁大全党人与吴潜党人，一些小人对异己乱扣“党人”的帽子。贾似道抓住吴潜建议迁都避乱的软档，将其一贬再贬，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以防其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位。吴潜最后贬死在那里，有笔记说他是被贾似道派人毒死的，似乎根据还不足。他把扔在理宗庇护下干乱朝政的董宋臣与卢允生调为外任，其把柄也是主张“迁避”，使其余党不敢妄为。

谢皇后娘家外戚谢堂骄横不驯，外戚子弟都出任监司、郡守，贾似道先与谢堂套近乎，然后猝不及防的将其罢任宫观，再让理宗下诏“外戚不得任监司郡守”，解决了长期以来外戚干政问题。他通过利禄引诱与政治高压相结合的手法，派遣密探监视太学生们的言行，把反对丁大全的“宝祐六君子”收买到自己门下，瓦解了太学生中的反对派势力。

贾似道还取得理宗同意，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所谓打算就是核实军费开销，整饬不驯武将。在当时武将边帅中，虚报开支，大吃空额，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造成军费支出不断看涨。此举对理清财费、整顿军政固然有积极作用，但在其背后贾似道还夹杂有立威诸将、排斥异己的用意，因而执行起来，打算者与被打算者之间就明显夹杂着个人恩怨。

贾似道妒贤嫉能，他把自己所不满的武将，例如赵葵、高达、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指为有贪污的嫌疑，列为打算的对象。赵葵、高达因理宗保驾才免予追究，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遭到拘禁，备受折磨，向、曹最后被迫害致死。这样，不仅打算法变了味，还产生了将士离心的负面作用。逼叛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就是其例。

刘整是抗蒙战争中一员骁将，曾在泸州大败蒙军，其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与其有私怨，不仅定其战功为下等，还在打算法中乘机报复，诬陷他账目不清。刘整私下求情，派人上诉，都无济于事。他听到向士璧等因打算法而被害死，也唯恐不能自保，终于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降蒙古，严重改变了宋蒙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使战争形势不利于南宋。

理宗在位的最后五年，贾似道主政，他利用理宗的信任，采取整顿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系列措施，打击宦官，抑制外戚，控制台谏，笼络太学生，攫取权力和财富，排击一切异己力量，完全把持了舆论与朝政。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病死。在其统治前期，因其出身宗室远族的特殊身份，造成了史弥远专政；亲政以后，虽欲更化而成效不大；其后因嗜欲既多，荒怠政事，相继出现了丁大全、董宋臣的乱政与贾似道的擅权。明代李贽以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近来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但总体说来，还是失大于得，更何况失在晚年，留下的是一幅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继位的是赵禥，他就是宋度宗。度宗是理宗之弟赵与芮唯一的儿子，由于其生母滥服堕胎药，他大脑发育迟缓，七岁才会说话，手脚都软弱。理宗之所以把这样一个发育不良、先天缺陷的宝贝侄子说成是“资识内慧”，扶上了皇位，就是生怕传位远支宗室会为济王彻底翻案，整个动摇自己的合法性。

度宗即位前虽也接受过十余年的东宫教育，但资质实在太差，讲官分析讲解了大半天，他还是不知所云，惹得理宗老对他发脾气。因而尽管他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仍有人提议太后垂帘听政，终因有人以为不成体统而作罢，这就为贾似道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咸淳元年（）三月，贾似道假惺惺援例上章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把度宗吓得不知所措，一个月里连下好几次御笔，八次派人专程前往绍兴迎请他回朝。贾似道明白度宗已经寸步离不开自己了。

度宗虽然智力平庸，发育不良，却纵情声色，热衷享乐。他绝对是个球迷，战争危局也影响不了他踢球的热情，每日依旧毫无节制的踢球。

宋代制度规定：有嫔妃宫女被皇帝“临幸”，次日就要赴閤门谢恩，记录在案。度宗即位初，一天之内到閤门谢恩者竟然多达三十余人，可见其晚上玩弄嫔妃之多。

批答臣僚章奏的烦心活计，他都交给自己最宠爱的嫔妃王秋儿等十四人。至于朝政，度宗一古脑儿委托给了贾似道。咸淳元年，他特拜贾似道为太师；两年后，进拜为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一朝，位在宰相之上；咸淳六年，允许其十日一朝。这令贾似道更是大权在握，踌躇满志。

贾似道在政治上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其时，不但台谏的弹劾，就是皇帝颁布的内制，台谏官和两制官也必须向贾似道“呈稿”。有一次，他召集百官议事，厉声说道：“诸君不是似道提拔，怎么能到这地位？”偏偏礼部侍郎李伯玉不买帐，说：“伯玉殿试第二，平章不提拔，也可以到这地位。”事后，李伯玉就被赶出了朝廷。

从咸淳三年起，因贾似道推荐，程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鸾、王爚和张鉴先后任相，但他们必须对贾似道俯首贴耳，否则就会被台谏劾罢。叶梦鼎为一个官吏平反，贾似道认为恩非己出，就罢免了梦鼎属下的好几名省吏，还张榜于朝堂，梦鼎愤然表示自己不作第二个陈自强，自求辞位。贾似道的母亲也说儿子“牵制太过”，以不吃饭要求儿子收回成命，恰巧太学生也有人上书抨击他“专权固位”，他这才破例而作罢。

贾似道的专横还表现在对待度宗的态度上。度宗称其为“师臣”而不呼名，他不仅有入朝不拜的特权，退朝时度宗总是起席目送出殿。但贾似道还经常撂挑子，迫使度宗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咸淳二年，贾似道再次辞相，度宗急得流着泪拜求他留任。执政江万里以为实在有悖君臣大礼，说：“陛下不可拜，太师不可再言去。”贾似道这才收起了这场戏。度宗特地把西湖边上的葛岭赏赐给他。

贾似道醉生梦死，不管国事，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每日朝政，自有书吏把三省文书抱到贾似道的葛岭私第，由其门客廖莹中与翁应龙处理，他不过在纸尾画上个押。他每天在葛岭的亭台楼阁里，与姬娼尼妾花天酒地，纵情声色。初秋与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也是这时的事，赢得了蟋蟀宰相的万古骂名。

西湖是贾似道的游乐之地，当时就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民谚。有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美哉，二少年！”似道就说：“你愿嫁他，我就让他们来聘你。”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大惊失色，竟是那姬女的头颅。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红梅阁》与《李慧娘》的蓝本。

贾似道入主朝政前，尚有作为。其后，专擅朝政达十七年，主政之初，虽有改革弊政的举措，但既夹带私货，也不得要领，难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更是“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怠忽朝政，纵情享乐，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在导致南宋土崩瓦解的同时，也使自己身败名裂。后人评论他“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宋代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也就是说，贾似道在这一方面是个人才；至于做宰相，则做得一塌糊涂，恐怕主要是不具备宰相之器，才不足倒还在其次。

细说宋朝86：钓鱼城

自宋蒙端平开战以来，蒙古军一再深入四川腹地。巴蜀一失，敌军顺流而下，南宋长江防线就形同虚设，因而构筑长江上游的防务体系，事关抗蒙战争的全局。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军攻入川东，直指夔门。理宗急命孟珙率师入川救援，宋军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巴东（今属湖北）阻击住了蒙军，解了燃眉之急。

事后，孟珙主张在夔州设立制置副司，协调指挥涪州（今重庆涪陵）、万州（今重庆万县）以下的长江防御，筑起第一防线；在鼎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醴陵）屯注重兵，形成第二防线；在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靖州（今湖南靖县）、郴州（今属湖南）和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构建第三防线。这一防御体系极具战略眼光，已预计到蒙古军可能迂回大理国，从广西、湖南对南宋进行战略包围。

次年，孟珙任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统一指挥四川、京湖两大战场的防务，实施构筑第一、二道防线。淳祐元年（1241年），撤销四川宣抚司，但将夔州路从四川制置司划归京湖制置司，孟珙以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置司峡州（今湖北宜昌），仍全面主持川鄂防线。

这年，成都再次被蒙军攻陷，四川告急。次年，理宗决定派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四川总领，主持四川军政，置司重庆。这是因为成都地处平原易攻难守，且数度沦陷，凋敝不堪，而重庆依山傍江，扼长江之咽喉，在宋蒙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伊始就设招贤馆，礼贤下士，广揽人才，王坚、张珏皆入其幕下。早在嘉熙四年（1240年），为避蒙古兵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时，就在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筑砦，作为重庆的屏障。余玠入川不久，就采纳了播州（今贵州桐梓）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根据四川特殊的地形条件，在合州钓鱼山依山筑城，积粟治军，迁州城于此，以阻挡蒙古骑兵的攻袭。

余玠随后又把构筑山城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州郡，先后建成十余座山城，著名的有云顶（今四川金堂南）、营山（今四川营山西）、大获（今四川苍溪东南）、苦竹（今四川剑阁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得汉（今四川通江东）、天生（今重庆万县西）、白帝（今重庆奉节东）等。余玠的后继者王坚、张珏继续修筑着山城，总数达八十余处。这些建在四川主要水系上的山城，完整构建起一个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余玠还总结了一套抗蒙斗争的经验：一曰以逸待劳，不可轻战；二曰聚保山险，不居平地；三月多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史称余玠治蜀多年，“军得守而战，民得业而耕”，抗蒙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他便主动出击，恢复失地。淳祐十一年末，王坚收复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宋军重新在蜀口之外站住了脚跟。

利州都统制王夔恃功跋扈，余玠将其处死，派部将杨成代领其军，利州都统司则派出了本司统制姚世安前去接替。四川武将桀骜骄横，主将去职举代部属接掌军队也久成风气。余玠决心革除这种弊端，再派一姓金的都统制率兵前往接管，不料姚世安竟武力抗拒。

这时，余玠的支持者左相郑清之病故，谢方叔升任左相，他的侄子恰好避乱在利州都统司所在的云顶山上，姚世安就请他在朝中为自己说话。谢方叔偏听偏信，在理宗面前胡说余玠飞扬跋扈，居心叵测。

由吴曦、安丙的前例，有祖宗的家法，理宗也起了疑心，宝祐元年（1253年），下诏召回余玠。余玠对朝廷颠倒黑白的处理义愤填膺，接诏以后，服毒自杀。余玠治蜀，厥功甚伟，赍志而殁，壮士扼腕。川蜀百姓闻其死讯无不悲慕如失父母，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才，朝廷却轻信谗言，连一个余玠都用不得。

淳祐十一年，蒙哥汗即位，他逐渐将战略重点移向南宋。宝祐元年，他派忽必烈分三路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国。宝祐三年，蒙古灭安南，最终完成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宝祐五年，蒙军试图从安南北上广西，南宋派出李曾伯担任广南制置使。他此前在京湖安抚制置使任上，曾整顿孟珙死后留下的防务系统，再度收复襄阳和樊城，富有抗蒙战争的经验。到任以后他成功扼住了蒙古军北上的进路，确保了中南腹地的安全。两淮战场一直是南宋防御的重点，四川依山筑城的经验也因地制宜推广到两淮，蒙古军的进攻很难得手。

宝祐六年，蒙哥汗决定三路攻宋：自己亲率主力四万攻打四川，然后出峡东下；塔察儿领兵南下，进攻荆襄；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今湖北武昌），再合力东攻临安。

蒙哥主力入大散关，由利州（今四川广元）直取剑门，经过近一年艰苦攻战，岁末打到钓鱼城下。这时四川已大部沦陷，王坚以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他到任后就发动军民重新修缮钓鱼城。

钓鱼城周长十余里，山顶地势平旷开阔，上有充足的水源与足够的良田，军民耕战结合而无后顾之虞。钓鱼山高近四百米，嘉陵江与渠江环绕其南、北、西三面，山腰据险筑起两道而三丈高的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可安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当时，迁入钓鱼城内避乱的民众多达十余万。

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前来劝降，被王坚在钓鱼山阅兵场当众处死。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渡过渠江，蒙哥亲自督战攻城，双方攻守战打得十分激烈，但蒙军始终无法得手。四月，蒙古军一度袭破一字城外城，但旋被宋军击退。

蒙古军旷日持久，师劳兵乏，时值盛暑水土不服，疫疾蔓延。宋军以逸待劳，不时夜袭敌营。南宋政府听说蒙军入川，即派吕文德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川蜀抗蒙大局。五月，吕文德率战船千艘驰援合州，遭到蒙将史天泽的邀击，只得返回重庆。

六月，蒙将汪德臣单骑到钓鱼城下招降，城上发飞石将其击死，蒙军士气越发低落。相反，王坚则命守城宋军向城下蒙古军投掷鲜鱼面饼，并致书说：“你们北兵可烹鱼食饼，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蒙哥见钓鱼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只得安然撤军，命主力转攻重庆，自己则死在退兵途中的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关于蒙哥汗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病死，所染即为痢疾；一说中飞石或飞矢而死；一说因炮风所震，得疾而死。一般认为，蒙哥临死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为了发泄攻城失利的愤懑，蒙古军在护丧所经途中，杀无辜平民二万余人。

蒙哥一死，各路蒙军先后北撤，南宋政权转危为安。其后十余年间，宋蒙战争未发生过重大战役，这是因为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专注于解决内部纷争与推进封建化进程。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轻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

钓鱼城之战是南宋方面自宋蒙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不但有力阻扼了蒙古军的凌厉攻势，挽救了川蜀的危局，而且为余玠奠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实战经验，极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蒙斗志。

细说宋朝87：鄂州之役引起的失着

蒙哥汗抵达钓鱼城的那年秋天，得知南攻荆襄的塔察儿出师不利，就命忽必烈代领其军，渡江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进抵鄂州的长江北岸。九月，他接到蒙哥汗的死讯，却仍命大军克日渡江，包围了鄂州。

理宗急命贾似道从峡州（今湖北宜昌）驰援，并在军中拜他为右相兼枢密使，全权指挥四川、京湖、两淮前线的所有宋军。贾似道赶到汉阳驻营，与鄂州守将张胜里外声援，后来又亲入鄂州督战。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也从重庆来援，突破围城的蒙古军，夜入鄂州，壮大了守城的力量。

宋军虽伤亡严重，但在兵力上占上风，吕文德、高达等将领也沉着善战，蒙古军在鄂州城下一再受挫。但贾似道见城中死伤达一万三千人，就有点乱了分寸，派遣密使宋京到忽必烈大营，以称臣纳币等条件私自与蒙古军议和。忽必烈不想无功而返，拒绝了贾似道的要求。

入冬以后，蒙军十之四五染上了疫疾，粮饷也告匮乏，战斗力急剧下降。十一月，传来了其弟阿里不哥在漠北觊觎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向部将与幕僚问计，郝经等以为灭宋战争绝非短时间所能奏功，而汗位之争事关大局，刻不容缓，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忽必烈声称直取临安，开始作撤兵准备。

闰十一月，忽必烈正欲撤兵，贾似道再派宋京前来，愿以割江为界、岁纳银绢各二十万两匹为议和条件。忽必烈顺水推舟，同意议和，就轻骑北上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双方来不及讨论议和的具体条款，连蒙古议和使者赵璧也只丢下一句“俟他日复议”，就匆匆随军北去。

忽必烈临行，通知由大理入广西辗转打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兀良合台，解除潭州之围，渡江北撤。当兀良合台军从新生矶（今湖北黄冈西北）渡过长江浮桥时，贾似道听从副将刘整的建议，命部将夏贵截断浮桥，俘杀了殿尾的百余名蒙古军。然后，他向朝廷谎报说是取得了鄂州大捷，却把私自求和隐瞒了起来。理宗大喜过望，以为贾似道再生百姓、重造宋室，功勋不在赵普、文彦博之下，命他立即入京以右丞相主持朝政。

鄂州和议只不过双方有此意向，而南宋方面有妥协让步的姿态，既未订立书面条款，甚至也没有达成明确的口头协议。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但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还没有结束，内部统治尚不稳固，亟需暂时改善与南宋的关系，便派郝经为国信使，与宋商谈和议。

郝经到达边境，却迟迟不见南宋朝廷同意入境的答复。原来，入主朝政的贾似道既为了隐瞒鄂州求和的真相，也过高估计了南宋的实力，以拒绝议和的强硬姿态准备把郝经挡在国门之外。理宗原就知道郝经此行的主要使命是议和，表示“北朝使来，事体当议”，准备接见来使的。但在贾似道的鼓动下，他也下诏表示“誓不与北和”，不再接待郝经。

郝经不辱使命，以为双方战争近三十年，生灵涂炭，应该坐下来协商议和，便不顾个人安危，率随从人员渡过淮河到达扬州。贾似道指示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将其拘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忠勇军营。郝经继续致函宋理宗与贾似道，说服他们同意议和。贾似道既不接见郝经，又不放其北归。

次年，忽必烈见郝经一去不回，再派使者赴南宋责问“稽留信使，侵扰疆场”之罪，贾似道来个不理不睬，继续拘留郝经不放。七月，忽必烈甚至下伐宋诏相威胁，要求放人，但因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不能脱身，无力正式出兵。贾似道误以为蒙古怯懦，更自以为得计，隔绝郝经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直到咸淳十年（1274年）郝经才通过信雁传书的方式，让忽必烈知道自己仍活在南宋真州忠勇军营里。德祐元年（1275年），元朝据此向南宋交涉，贾似道这时已是蒙古军手下败将，垮台在即，这才急忙将拘留十六年的郝经礼送回国，而南宋也已国祚不远了。

贾似道为了掩盖自己私下求和的劣迹（他完全可以推托说双方未达成过实质性的协议），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惯例而拘禁使节，为后来忽必烈南侵灭宋提供了现成的借口，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着臭棋。拘留郝经，其谋出自贾似道，理宗虽不知道贾似道的隐衷，却也是同意的。他应知道此举的严重性，却毫不作为的听之任之。郝经事件活脱脱的映照出这对君相在军国大事上的颟顸嘴脸。

细说宋朝88：襄樊之战

忽必烈是中统元年（1260年）继位的，中统三年平定了李璮之乱，彻底铲除了南宋政权在中原腹地的牵制力量；中统五年，与其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最后归降，蒙古贵族内部的离心势力也终于消除。这样，忽必烈已无后顾之忧，具备了全力进攻南宋的政治军事条件。

景定二年（1261年），刘整由宋降蒙，不久即被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与四川安抚使吕文德迫逐出泸州（今属四川）。他在京湖与四川两大战场辗转驰骋数十年，对双方攻防得失最有发言权，因而在蒙古灭宋的决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用刘整之计，贿赂镇守鄂州（今湖北武昌）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让他同意在樊城外设立榷场。蒙古军进而借口防止榷场货物被盗，在沿汉水白河口、新城、鹿门山等地筑垒置堡，通过外通互市、内筑堡垒的手法，在襄樊城外埋下了钉子，截断了襄樊的供给线。

接着，刘整向忽必烈建议：消灭南宋，统一全国，正当其时。针对蒙古此前把战略进攻的重点放在四川的偏颇，他极有战略眼光的提议：集中兵力进攻扼踞汉水中游的襄阳和樊城，然后由汉入江，直下临安。

忽必烈采纳这一战略，征调十万兵马，任命蒙将阿术为征南都元帅，与刘整负责攻取襄樊。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这一决策的军事地理价值：“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弃上流者弃其所依。”

襄阳、樊城夹汉水对峙，城坚水深，城内储粮可供十年之需，两城间的长江江面立以巨木，联以铁索，上架浮桥，连通两城。守将就是吕文德之弟、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他向其兄报告蒙军将攻襄樊，吕文德压根儿没往心上去。刘整与阿术深知蒙古军以精骑见长，水战远不敌宋军，因而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军七万人，即便雨日不能实战操练，也画地为船模拟练兵。

咸淳四年，蒙古军正式进围襄阳与樊城，宋元战争史上最激烈持久的襄樊之战揭开序幕。次年三月，宋京湖都统张世杰在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中失利而退。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奉命率水师驰援襄阳，在虎尾洲被阿术击败。吕文德之婿、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前来支援夏贵，也为所败，另驾轻舟才得逃生。吕文德在这年岁末疽发去世，临死深以襄樊城外置榷场为一大失策，长叹曰：“误国家者，我也！”

咸淳六年，李庭芝接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把督师解围视为当务之急。范文虎致书贾似道，表示自己将兵数万就能解围，但希望不听命于制置司，成功后就能归功太师。贾似道就让范文虎独领一军，从中制肘。

李庭芝欲进兵，范文虎却整日击球饮宴，推托说正在取旨。两将不合，各领其军，大大削弱了宋军合力抗元的力量。岁末，蒙古军在万山筑城，在灌子滩立栅，断绝襄樊向西与向东的水上通道，使襄樊成为粮援不继的孤城。

咸淳七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改元至元，后世称其元世祖。他同时下令四川、两淮元军分别出兵，牵制与阻挠南宋军队援救襄樊。六月，范文虎率水师十万往解襄樊之围，在襄樊东南鹿门被夹江而阵的元军击败，他趁夜色逃遁，宋军损失战舰百余艘，伤亡不计其数。

咸淳八年，元军围困襄阳已经五年。守将吕文焕竭力据守，城中粮食尚有，但食盐、布匹短缺。李庭芝将帅司移至郢州（今湖北钟祥），以便就近救援襄樊。他招募了三千敢死队，派民兵领袖张顺、张贵统领战船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间一舟载盐布，左右两舟空其底而有三十名士兵作掩护。

张顺号竹园张，张贵号矮张，出发前，二张发令说：“此行有死而已。如非本心，即可退去，别坏了大事！”人人感奋争先。夜漏三刻，起锚出发，以红灯为号，张贵领先，张顺殿后，乘风破浪，直冲重围。

元军战舰密布江面，张顺等持巨斧，断铁索，转战一百二十里，所向披靡。黎明，援军抵达襄阳城下，送来了食盐与布匹等补给，守军士气大增。检点将士，独缺张顺，数日之后，其尸溯流而上，身重四枪六箭，犹被甲执弓，怒气郁勃一如生时。

张贵率部入援襄阳，吕文焕留其守城，张贵募二士回郢州向范文虎继续求援，回来报告范文虎拟发兵五千。张贵仗着骁勇，由原路杀回郢州，准备带领援兵赶赴襄阳。尽管元军封锁严密，张贵放炮发舟，乘夜顺流，破围突进，元军望风披靡。杀出险境，到龙尾洲，遥望下流战舰隐约，张贵以为郢州援军前来，便举流星火接头，迫近才发现都是元军战舰。

原来，范文虎派出的援兵因风雨狂暴，退避三十里，失约不至；元军获得情报，反以逸待劳，就等着张贵进入包围圈。张贵出乎意外，拼死力战，身中数十创，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他宁死不降，元军将其杀死，抬到襄阳城下，说：“认识矮张吗？这个就是！”守城宋军一片哭声。援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

在李庭芝建议下，度宗派人携带诏书、金印入元，进封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燕郡王，企图让刘整不为元朝所用。但刘整自陈清白，元世祖忽必烈也用人不疑，南宋实施离间计的企图落了空。

咸淳九年正月，元军兵分五路，向樊城发起总攻。这时，回回人亦思马因制成能发巨石的回回炮，刚运抵襄樊元军大营。阿里海牙架起回回炮，轰破樊城外郭。

元军统帅阿术听从部将张弘范的建议，派人用铁锯截断襄阳、樊城之间江中的木柱，焚毁架于其上的浮桥，切断了两城间的联系。樊城成为孤城，在被围四年以后终被攻破。

守将范天顺仰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守地自杀。另一守将牛富率死士巷战，渴饮血水，转战而进，杀敌无数，最后身负重伤，投火而死。

元军号称百万，围困襄樊数年，贾似道前期却向朝廷封锁消息。有一次，度宗说起襄阳已经被围三年，贾似道谎称蒙古军已退，陛下从何得知？度宗说是一个宫女讲的，贾似道找个碴儿将那个宫女处死，从此再也没人敢言边事。

襄樊危在旦夕，军民拆屋为薪，以纸为衣，吕文焕每次巡城必南望恸哭，一再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假惺惺上书要求上前线，暗地里却让台谏上章挽留自己，说是朝廷大事离不开他。

樊城失陷，告急再至朝廷，有人建议勇将高达可援襄阳。贾似道视高达为异己，在打算法中整过他，便说：“用高达，那吕文焕怎么办？”吕文焕听说高达要来，便将截获元军哨兵那样屁大的事说成大捷，以阻止高达的到来，毫无同胞成阵之心。

二月，元将阿里海牙再以回回炮轰襄阳，一炮击中谯楼，声震如惊雷，诸将多越城降元。阿里海牙亲至城下招降，吕文焕势穷援绝，遂与其折箭为誓，献城出降。

至此，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之战宣告结束，元军取得了宋蒙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胜利，牢牢掌握了通向长江中下游的管钥。对元军说来，襄樊之战表明其水上作战与攻坚作战的能力都大为提高，军事实力已明显超过南宋，宋蒙战争前一时期的抗衡均势已被打破，蒙古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贾似道对襄樊之战掉以轻心，如果他在围城前期就调动全国力量，全力救援，局势或许不至于此。而从其入相以前历任京湖、两淮制帅的才绩看，他并不是没有这一方面的才能。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他只想在临安西湖的葛岭私第里过安乐日子。襄阳失守，贾似道竟还在度宗面前卖乖：“如果陛下早点允许我上前线，事情也不至于如此。”但如今对于战局，对于南宋王朝，对于贾似道本人，都是大势已去了。

细说宋朝89：会子危机

由于城市、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货币制度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货币的品种与流通的区域也比较复杂。

宋代也有以金银为货币的，但比重不大，占主导地位的流通货币仍是铜钱。铸有年号的铜钱虽非宋代才有，但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即铸“太平通宝”，改元淳化时，他还以行、草、楷三种书体亲书“淳化元宝”的钱文，这是最早的“御书钱”，其后，宋代每次改元都新铸年号钱。

北宋铜钱的年发行量，一般维持在三百万贯以上。宋神宗时一度达到五百万贯，排列起来大概可绕地球三匝，总耗铜量达一万吨。而西方各国万吨铜产量还是数百年后的事，由此也可见北宋冶铜业的发达。南宋的铜铸钱币跌至年产十五万贯上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物价上涨，采铜铸钱成了赔本买卖；二是政府有意以纸币代替铜钱。

不过，宋代铁钱也很兴盛，主要在川蜀地区流通。其原因一是五代后蜀本来就铸行过铁钱；二是当时四川铁矿比较丰富；三是这里与西南少数民族接壤，使用铁钱可防止铜钱外流。

宋夏战争爆发以后，为了筹措军费，山西、河东地区也流通铁钱，成为铜铁钱并用的地区。政府打算把这两地区变为川蜀那样的铁钱流通区，遭遇了顽抗的阻力。用惯了好钱，谁愿意再用劣币呢？

铁钱有大、小两种，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合为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大钱虽比消遣为轻，当倘若大宗买卖，费用在三五十贯以上，携带还是有困难的。而当时川蜀成都府路的社会经济水平在全国仅次于两浙，倘若仍使用单一的铁钱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显然不能适用商品经济的需要。于是，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在川蜀地区应运而生，这在中外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最早的交子大约是在太宗末年到真宗初年，即十世纪末在四川出现的。其方法是在票据的正面与背面盖上印记，上书隐秘的记号，朱笔和墨笔各有不同，以备验对真伪，临时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交易使用。但这种交子容易伪造，漏洞很大，诉讼不断。

景德初年（1004年），四川地方长官张咏着手整顿，命成都十六户富豪连保主持其事。他们开始用一色的纸张和统一的印文印造交子，然后十六家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作为暗记。印成的交子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以按面值进行交易。

但伪造交子仍时有出现。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交子务，开始官办发行交子。官交子与私交子的主要区别是：上盖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的官印；取消面额填写的旧法，将一贯至十贯文的固定面额印制在交子上（后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面值）；设立准备金，每造一界（即一批）交子，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每界交子以两年为期予以兑换。

不过，交子是以铁钱为本位的，主要仍在四川流通。直到元祐时（1086-1094年），交子的发行与流通还比较稳定，贬值率为百分之十，但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交子改称“川引”。其后，一界发行量竟是天圣初年的二十倍，货币的实际缩水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不过，北宋旋即灭亡，川引使用又局限川蜀，因而没有引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

到了南宋，铁钱基本上在与金朝接壤的两淮、川蜀等沿边地区流通，目的仍是企图遏止铜钱北流的趋势。但因铜钱铸造量锐减，铜钱私铸为铜器和滚滚北流的趋向依旧势不可挡。原先局限在四川流通的纸币，自然而然的推向南宋统治地区。

南宋前期，发行量最大、流通面最广的纸币是会子，正式发行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因而行在会子所发行，流行于东南诸路，也称“行在会子”或“东南会子”。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为一贯（一千文）、二贯和三贯三种，后赠印二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值三种，乾道五年（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除东南会子这一全国性货币，南宋政府还发行以铁钱为本位的地区性纸币，流通于四川的仍沿用“川引”的名称，流通于两淮的叫“两淮交子”，简称“淮交”，流通于荆湖的称为“湖广会子”，简称“湖会”。

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据说是三百万贯，到乾道四年（1168年）仅七年，先增至七百万贯，进而攀升到一千万贯。第二、三界会子数加印，思与应付隆兴北伐有关，但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并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达百分之三百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的发行量比孝宗前期猛增了六十五倍，倘若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量确是三百万贯的话，竟增加二百余倍。

在财政政策上，会子与铜钱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会子不断贬值，两者的兑换率在宁宗以后也急遽走低。当时为了开禧北伐，把会子的发行量扩大了十四倍了；而从兑换率来看，会子这一期间起码贬值了一半。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会子之多如决堤之水，物价之涨如脱缰之马，谁都不愿把不断贬值的会子攥在手里，纷纷以会子挤兑铜钱。

嘉定二年（1209年），正值会子换界，朝廷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率兑换，同时辅以严厉的法禁。其本意是为了平息挤兑风波，但无疑向持有者宣布会子已彻底丧失信用度，因而效果适得其反。无论贫富谁都不愿使用会子，持有者更是急于脱手。

朝廷竟强行规定，让士民工商根据财产高下，按比例换购会子，违者抵罪，并鼓励打小报告告发。于是，俯首贴耳者甚至卖田质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售会子的民户，都因触犯法禁而被籍没家财。

但朝廷的禁令也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收会子的狂潮，这一强劲的势头反过来驱使会子进一步贬值。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动荡，富户大受损失，贫民更是雪上加霜。这年冬天，米珠薪桂，手中有会子也买不到米，饥饿难忍的乞丐群起抢夺商贩们的炊饼。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迫不得已，朝廷采取了三方面的补救措施：一是放宽新旧会子兑换的限期，二是发还民户因抛售会子而被籍没的家产，三是从卖官鬻爵和出售没官田等渠道筹措一千四百万贯，作为回收旧会子的资本。但会子危机并没有立即化解，最后采取了“悉弛其禁”的做法，至少在嘉定五年以后才渐趋平静。

宁宗以后，新旧两界会子的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深层次的问题越积越多。朝廷一有财政短缺，就以滥印会子的办法来饮鸩止渴。理宗亲政时，会子已印发了十七界，社会上流通的十六、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再次导致“会价日损，物价日昂”的局面，理宗只得以出卖度牒与封赠敕告等回笼的资金来收回部分会子。

端平入洛以后，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从端平亲政初暴跌二十五个百分点。而嘉熙四年（1240年）发行的十八界会子，数量反比十七界大为增加，大概为弥补联蒙灭金与端平入洛的亏空。同时规定五道十七界会子只能兑换回一道十八界会子，贬值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米价也立即暴涨至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乾道年间米价（每斗三百文）的十一倍强。

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正式颁诏：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使用。希望通过将会子变为不兑换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汹涌势头。但二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居然还买不上一双草鞋（即便在宁宗嘉定年间，物价暴涨以后，一斗米也不过五百文），一切措施都已无济于事。老百姓不再把会子当钱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

景定五年（1264年），权臣贾似道趁理宗弥留之际，首先下令停止十七界会子的流通，一月之内全部兑换成十八界会子；紧接着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也称“金银关子”、“见钱关子”或“银关”），以表明关子的贵重，已不同于贬值的“铜钱会子”；然后宣布关子与十八界会子的兑换率为一比三。于是，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诸行百市，物价腾贵，老百姓拿着钱，却整天买不到东西。关子发行仅十余年，南宋就为元所灭。

金朝在贞元二年（1154年）也开始发行一种叫“交钞”的纸币，资格还比南宋的会子老。交钞没有兑界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无限期流通纸币。到金章宗时，交钞也开始贬值。其后，金宋战争不断，交钞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贞祐三年（1215年）不得不宣布废除交钞，另发名为“宝券”的纸币。直到金亡以前的二十年里，金朝不断地废弃旧纸币，发行新纸币，纸币的名称也不一而足。但老百姓往往手持万贯，只能买到一个烧饼。金朝纸币贬值创下了六千万比一的空前纪录。困扰宋朝的纸币贬值问题，同样伴随到金朝灭亡，倒称得上是难兄难弟。

细说宋朝90：景定公田

纸币贬值，物价攀升，军费短缺，南宋的财政税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朝廷应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饮鸩止渴的滥发会子，一是竭泽而渔的仰仗和籴。结果却是“国计困于造楮（纸币），富户困于和籴”，谁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决定实行公田法，试图挽救日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一个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先说说相关制度的一般情况。

在土地制度上，宋代继承了中唐两税法以后的做法，私人土地买卖与占有不受任何限制。这一政策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八个字：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宋代土地兼并与流通的频率不低，有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但主要是以自由买卖的经济方式进行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是当时的公理；以政治特权强取豪夺兼并土地的情况，在法理上并不允许。

宋代也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其官田来源主要是户绝田、籍没田、抛荒田、濒江沿海的沙田或涂田，另外还有北方与西北边境上的营田或屯田，但国有土地所占的分额微乎其微。而且，南宋以后，通过买卖，官田私有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国有地的比重越来越小。

土地是农业社会最恒定的“常产”，宋代便把有常产的民户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客户主要是无地的佃户、雇工等。主户按财产的多少再分为五等，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属于地主；中户指三等户，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户；下户指四、五等户，指一般的小土地所有者，其中不乏还需要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当时还把有官品的称为官户，他们与州县公吏及乡村头目合在一起，构成上户中的特殊阶层，号称“形势户”。主客户的分类分等，不仅农村有，称为乡村户；城镇也照样适用，称为坊郭户。

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佃者之间，通过契约关系确认租佃年限与分配方式。落后的劳役地租已基本绝迹，先进的货币地租虽在两哲等少数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但实物地租依然是当时地租的主要形态。在实物地租中，定额制并不少见，即先以土地质量分出等第，再按等确定每年应纳的租额；但仍以分成制最为常见，其中五五分成最多，四六分成（即地主四成佃户六成）或倒四成制也很多。

宋代前比汉唐，后比元明，可以说是土地私有制发展最充分成熟的朝代。贾似道的公田法就是企图推翻这一成熟的土地私有制，来挽救千疮百孔的财政危局。

公田法的具体设想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

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等州府实行，再推向各路。贾似道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堵住了那些反对者的嘴巴。

景定四年二月，正式成立官田所，六月，就回买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但品官超标的田亩远远不足公田的数额，于是，先是规定无官之家拥有的最高田额也限五顷，后来降至二百亩，最后无论官民，超出百亩以外的田地就必须回买三分之一为公田。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租额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租额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但补偿的并不是现钱，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贬值无用的会子。行在会子所开动印钞机，每天加印十五万贯，专门用来回买公田。

首批公田回买以后，每乡设立一所官庄，庄官由财产丰饶者担任，两年一届，负责征收与运送租米。咸淳四年（1268年），取消官庄，改为包佃制，以一二千亩或百亩为一单位，招佃主包佃，再由佃主分佃给承佃户，佃主替代了原来庄官的职责。朝廷在平江、嘉兴、安吉和镇江等地分别设立了专管官田的分司机构。

为推行公田法，就必须全面核查官民的田产，确定超标的田亩数。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在江南再次实行经界法。所谓经界，就是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

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的情况，南渡以来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为确保财政收入计，国家当然有必要把全国官户和民户的田产明确无误的登入账籍。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至绍兴二十年间，由户部侍郎李椿年主持，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过“经界法”。经界对确保国家财税，抑制土地兼并，是有积极作用的，惟其如此，也遇到来自官僚、地主的顽强阻力。李椿年终于罢官，绍兴经界也没能彻底进行到底。其后，宁宗、理宗时期，部分官吏在局部地区也实行过经界，只是小打小闹，规模无法与绍兴经界相比。

但咸淳经界的目的，主要不是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而只是为回买公田提供数据。由于不必丈量土地，只须根据原有田产记录，核查其后变动，准确度自然不及经界，故而称为推排。推排手续简单，咸淳三年就已基本完成。

景定四年七月，公田法实行还不到半年，尚书都省就声称“中外支用粗足”。其中虽不排除贾似道党羽阿谀的成分，但公田法对缓解财政危机不会是绝无作用的。不过，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

首先，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加深社会危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所以，实际上，公田法就是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当时人怒斥之为“白没”（即平白无故的炒家籍没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也就完全不足为奇。

其次，官吏舞弊，回买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回买公田的田产标准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亩，关键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结主事官吏，隐瞒实际田产，造成回买不足。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户，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计算其田亩数，强迫他们增加回买数，造成有些民户倾家荡产也无田可卖。而督卖者峻急刻薄，不择手段，甚至滥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无路的民户自杀了事。

再次，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问题还不止于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规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作为政策优惠，现租只收八斗，但实际执行中，却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虽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实际收租时，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视为惯例，丹阳县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来纳租只须纳糙米，公田经营中却强令承佃农户改纳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粮一斗八升。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最后，加印会子，回买公田，加剧通货膨胀。回买公田的经费，绝大部分是当时加印的会子，这完全是无本的买卖。而会子本来就贬值的“粪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进十五万贯投入市场流通，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是必不可免的。贾似道党羽吹嘘公田法“可平物价”，既违背经济规律，也不符客观事实。事实是景定公田实施不久，就引发了新一轮来势凶猛的会子危机，迫使贾似道在景定四年十月废除会子，改用金银关子，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对此，《会子危机》里已有细说。

后来个别学者似对公田法大有好感，不仅认为有抑制兼并的积极作用，甚至以为包含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

但正如明代李贽所说：“若真买大户逾限之田，似无不可。”而公田法一开始以品官与大土地所有者为对象，很快就放低回买标准，把剥夺的对象主要转向了中小地主阶级和部分上层农民。抑制兼并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从最后效果看，也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至于在实施过程中，处于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中层执行者，由于官僚政体无法克服的腐败，进一步使公田法的条文规定严重走样（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这种现象在熙宁新法中，甚至在以后的朝代里也照样存在），令已经穷途末路的南宋社会更感到动荡与危机。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总让人感到他在唐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他挑战的是已经成熟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人们也会自然而然的把他的这种一意孤行与王莽联系起来，不是也有学者说王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吗？

总之，公田法是以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从推行之时起，就反对之声不绝，但贾似道执迷不悟，朝野也都奈何不得。

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鲁港战败，三月，朝廷就下诏说：公田最为害民，其田当还业主。贾似道个人的垮台并不是军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触犯了众怒，朝野就借鲁港溃败发难，让他来个身败名裂。

但当时国事蜩螗，还田之事还来不及操作，第二年南宋就为元所灭。由于原来是公田，倒给元朝拣了个大便宜，当时元世祖饷军、漕粮和给功臣的赐田，主要来自景定公田。

细说宋朝91：元军下临安

襄樊失陷，贾似道再次表示愿意出朝“上下驰驱，联络气势”，以挽败局。度宗却像吃奶的孩子，表示不可一日离开“师相”。南宋防线已从淮河、汉水一线收缩到长江一线。咸淳九年（1273年）四月，以汪立信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湖广总领，以赵溍为沿江制置使兼淮西总领。闰六月，命殿前都指挥使陈奕率水师守卫鄂州至黄州的长江防线。十一月，李庭芝与夏贵分任淮东与淮西安抚制置使。

汪立信一目微眇，却有眼光，上书贾似道，提出三策：上策是将内地兵力抽调到长江以北，组织起一支五十万人的抗元大军，在长江防线上划地防守，百里一屯，屯有守将，十屯一府，府有总督；中策是礼送郝经，输纳岁币，延缓战期，赢得时间，再定战守；下策是衔璧舆榇，准备跪降。贾似道掷信于地，怒骂：“瞎贼，竟敢如此胡说！”不久就将其罢免。

咸淳十年七月，宋度宗去世，终年三十五岁。他对后事没有安排，只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昰七岁，全皇后所生的赵显四岁，俞修容所生的赵昺三岁。贾似道与谢太后都主张立嫡，赵显被立为帝（宋人称其为恭帝），由理宗皇后谢氏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当月，元朝灭宋的最高统帅丞相伯颜殿辞南下，元世祖忽必烈叮嘱他学宋初曹彬平江南，不滥杀无辜。九月，伯颜将大军分为两路：其一由自己与阿术率领，由水路从汉水入长江，吕文焕率水师为前锋；其二由中书右丞博罗欢和参知政事董文炳率领，从陆路自京湖东攻两淮，由刘整率骑兵为先行。

水路元军在郢州遭到宋将张世杰的阻击，便绕过郢州，转攻黄家湾堡，由当地的藤湖再折入汉水。十二月，元军水师抵达汉口，在号称“江鄂屏障”的阳逻堡大败夏贵水军，占领了汉阳。汉阳一失，鄂州顿孤，吕文焕列兵城下喊降，元兵在江面上焚烧俘获的三千艘宋军战舰，烟焰蔽天，鄂州城降元。

鄂州易手，贾似道不得已出任都督诸路军马，却把都督府设在临安城内。次年是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年初，吕文德之子吕师夔以江州（今江西九江）降元；知安庆府范文虎也献城投降，沿江州军多是吕氏旧部，纷纷望风迎降，长江中游防线全线崩溃。刘整随陆路元军进攻两淮，一再要求提兵渡江，直取临安，伯颜没同意，听说吕文焕拿下了鄂州，深耻功后于人，愤死在东进途中。

贾似道一向忌惮刘整，闻其死讯，才率精兵十三万出师应战。离开临安前，他吩咐殿帅韩震：如出师失利，就护送皇上航海去庆元府（今浙江宁波），我率大军会师海上，或许还能复兴。大军到达芜湖，贾似道就派宋京为使赴伯颜军中求和，称臣岁币一如开庆鄂州之约，伯颜答复八个字：“宋人无信，惟当进兵。”

汪立信被再次起用为江淮招讨使，募兵江淮以救沿江州郡，与贾似道相遇芜湖。似道痛悔不用其言，立信说：“瞎贼今天再说一句：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只要死的分明！”他赶到建康（今江苏南京），见守兵四溃，率部数千北上高邮，以为后图。

二月，元军攻破池州继续东进。贾似道将精锐七万交给孙虎臣统领，驻扎在池州下游的丁家州（今安徽铜陵东北），夏贵率二千五百战舰封锁江面，他自领后军屯驻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夏贵在鄂州吃过败仗，又见孙虎臣位居己上，毫无斗志。

伯颜一边命步骑沿长江夹岸而进，一边指挥战舰合力攻孙虎臣军。阿术与孙虎臣对垒，元军巨炮击中宋军中坚，军心为之摇动。阿术以战舰数千呼啸直进，宋军前锋姜才奋力迎战。众军见孙虎臣跳到爱妾的船上，有人大喊“步帅跑了”，大军顿时不战自溃。

夏贵仓皇逃到鲁港，贾似道惊愕失措，慌忙鸣金退兵。阿术率轻舟横击深入，伯颜率步骑左右掎杀，宋军被杀与溺水者不可胜数，江水为赤。贾似道与孙虎臣溃退至扬州。

当时献媚者都把贾似道比作周公，丁家洲之败后，有人以诗讽刺道：“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他已非当年那个“阃才有余”的贾似道了。朝臣纷纷要求诛杀贾似道，谢太后只罢去其平章、都督的职位。五月，贾似道被召回临安，贬为循州安置，抄没其家，九月，流贬途中被押解他的郑虎臣在漳州木棉庵处死。此是后话。

再说汪立信听说鲁港军溃，沿江守臣或逃或降，叹曰：“我今日还能死在大宋土地上！”慷慨悲歌，握拳抚案，失声三日，扼吭而死。伯颜闻其二策，命厚恤其家，说：“有斯人，有斯言，如果采纳，我们怎能至此？”

三月，元军兵不血刃占领建康，进入了南宋王朝的腹心之地。但长江下游的战事，对宋元双方而言，都显得十分缓慢而艰苦。张世杰沿江东下入卫京师，总都督府诸军，先后收复了平江府、常州、广德军、安吉州等州郡。

七月，张世杰以战舰数千布阵于镇江江面的焦山南北，并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自常州出师，命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从扬州来会，准备一举会歼元军水师主力。但李庭芝误期，张彦背约不出，致使张世杰十分被动。元将阿术见宋军水师十船为一战阵，联以铁索，便在其两翼发火箭猛攻，自率主力居中冲击。宋军战舰起火，进退维谷，烈焰蔓延，战士只得跳水逃生。焦山之战，宋军损失惨重，史称“自是宋人不复能军”，大大削弱了抗元的有生力量。

十月，伯颜派阿术再次包围扬州，自率主力兵分三路直逼临安。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领，出建康，经溧阳、广德、安吉，次月占领临安西北门户独松关（今浙江临安北）。左路军由参知政事董文炳率领，南宋降将张弘范与范文虎为前锋，以水师从建康沿江东下，克江阴后由海道至澉浦（今浙江海盐西南），入钱塘江直逼临安。中路军由伯颜亲自统领，从镇江、常州、平江、嘉兴一线向临安推进。

十一月，伯颜进围常州，却碰上了硬钉子。知州姚訔、通判陈炤与都统王安节率领军民殊死守城。伯颜役使城外居民在城墙下运土筑垒，土运到后，连人一起筑入垒中；他还指使士兵杀人煎膏取油作炮。

垒与城平，常州坚守两月终被攻破，姚訔战死，陈炤与王安节各自收拾残兵奋力巷战。有人劝陈炤说东北门还未封锁，他说：“去此一步，非我死所！”终因寡不敌众而战死。王安节挥舞双刀血战，因臂伤而被俘，问其姓名，大呼道：“我是王坚之子王安节！”不降被杀。

攻下常州，伯颜恼羞成怒，他毕竟还比不得曹彬，下令将城内成年男子全部杀尽。偌大常州城，只有七人伏于桥下才得幸免。

自鲁港溃败后，南宋朝廷也像炸开了锅。右相章鉴离朝出逃，在宰执中最早临变遁迹。三月，章鉴被召回罢职，但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与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竟示意台谏弹劾自己，弹章还没送上，他俩就出城而去。

殿前都指挥使韩震拿出贾似道从前线发来的蜡书，请求迁都庆元府。当时，陈宜中以首席执政主持朝政，为表示自己不党贾似道，他以“阴怀异志”的罪名伏兵将其诱杀。韩震部属百余人愤而兵变，将火箭射入大内，也终被平定。

谢太后任命王爚与陈宜中分别为左、右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反对王爚严惩弃地逃遁的文官武将的主张，他原是宝祐六君子的领头人物，后来转投贾似道的门下，见其大势已去，便上书请诛似道。四月，王爚升任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与刘梦炎分任左、右相兼枢密使。

王爚提议宰相应该行边，协调出师抗元之事，陈宜中畏惧推托。临安府学学生受王爚之子的影响，伏阙上书论陈宜中误国甚于贾似道。陈宜中赌气离位，谢太后将王爚也罢为宫观官。十月，陈宜中再次出任右相。

十一月，左相刘梦炎也不辞而别，被谢太后遣使召回。其后，先后逃遁的执政还有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与常楙。至于在这大半年里争相避难出走的一般朝臣更是不可胜数，以致谢太后不得不出榜朝堂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但逃遁之风未曾稍息。一边是贪生逃命，一边是喋血抗战，对待国难的态度，就是如此泾渭分明。

南宋乞和的努力毫无结果。岁末，宗正少卿陆秀夫出使元军大营乞和，条件降低到纳币称侄，甚至称侄孙也可，伯颜仍不允许。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谢太后表示：只要保存社稷，称臣也不计较，双方约定在长安镇缔和。届时，陈宜中失约未往，伯颜大军进第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郊），游骑已至临安府北门。

因知临安府文天祥的建议，封赵昰为益王，出判福州，封赵昺为广王，出判泉州，由陆秀夫等护送南逃温州。文天祥还与张世杰建议派兵护卫三宫入海，自己愿意背城一战。陈宜中竭力反对，让谢太后派人向元军送上降表与传国玺。听到伯颜让他出议投降细节，陈宜中连夜出逃温州。

谢太后命吴坚与文天祥分任左、右相兼枢密使。文天祥随即奉命与吴坚等出使去与伯颜议和，他慷慨陈词，要求伯颜退兵平江（今江苏苏州）或嘉兴，再议岁币与犒师钱帛，否则兵连祸结，事未可知。伯颜放回吴坚，扣留了文天祥，然后胁迫谢太后下手诏给天下州郡，放弃抵抗，投降元朝。

伯颜为顺利占领临安，下令元朝大军屯驻城郊，只派小部分元军入城守卫大内皇宫。三月，元军统帅伯颜入临安，部署北归事宜，元军满载着接管过来的南宋户口版籍、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和图书珍玩等，押解着宋恭帝及其母亲全太后与两宫后妃、外戚、宗室、大臣、学生等数千人北上元大都（今北京）。

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八月也抱病北迁大都，七年后病死。元世祖降封宋恭帝为瀛国公，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其与南宋宗室迁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以免南方抗元力量利用他做文章。他长大后出家为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在吐蕃被赐死，距南宋灭亡也将尽半个世纪了。

历史似乎重演了靖康之难那一幕。南宋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至此已经灭亡，其后还存在三年之久的益、广二王政权，不过是一个流亡小朝廷。

细说宋朝92：再说钓鱼城

在伯颜下临安前后，南宋军民在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风起云涌，慷慨激烈，以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气概，写下了保家卫国的悲壮一页。其中，扬州保卫战与钓鱼城保卫战可谓东西辉映，彪炳史册。

襄樊失守后，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驻守扬州。姜才是淮西骁将，丁家洲之战中曾任孙虎臣的先锋，溃败后收兵入扬州。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元将阿术奉伯颜之命进攻扬州，筑起长围准备将其困死。其时，周边城市相继沦陷，扬州成为腹背受敌的孤城。

阿术断绝了扬州的粮道，入冬，城内粮尽，死者满道。李庭芝检括民间藏粮供给军队，民间粮尽，令官员出粮，官员粮尽，令将校出粮，掺杂牛皮麦秆作为士兵口粮。次年二月，饥荒更严重，因饥饿投水自杀者日以百计，道有死者，饥饿之人转眼将其割啖立尽。尽管如此，扬州军民仍殊死抵抗。

临安失陷，谢太后向全国州郡发布归降手诏，派人持诏到城下劝降。李庭芝登城说：“我只知奉诏守城，没听说以诏谕降的！”姜才发弩射退来使。三月，得知元军押解恭帝一行北迁将途经扬州，庭芝与姜才率兵四万夜袭瓜洲，试图夺回恭帝，激战三个时辰，仍未成功，只得退回城中。元军再次拿来太皇太后手诏谕降，手诏称：“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城？”李庭芝不答，射杀使者。阿术命元使持元世祖诏书再往招降，姜才说：“我宁死也不做投降将军！”庭芝斩杀来使，焚其诏于城墙之上，以示不降的决心。

五月，城中将士粮尽，士兵甚至烹子而食者，但仍日出苦战。姜才杀出重围，前往高邮等地筹粮，归至马家渡，与率部前来拦截的元将史弼发生激战，重创史弼。围城日久，庭芝也曾一度动摇，姜才凛然劝道：“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而已！”庭芝与左右将士深感震动。七月，在阿术建议下，元世祖再次下诏，只要献城归降，就赦免其焚诏杀使之罪，庭芝依旧坚拒。

这时，福州益王政权任命李庭芝为左相，遣使来召。李庭芝命副使朱焕留守，自己与姜才率兵七千北上泰州（今属江苏），准备从那里泛海南下。不料庭芝一走，朱焕立即投降。阿术将他们围追在泰州，还押着庭芝妻儿到城下招降。姜才恰因疽发肋下不能作战，泰州守将孙贵等开城降元。李庭芝投池自杀，水浅不死，与姜才一起被俘，押至扬州。

阿术责李庭芝不降，姜才愤骂不已，大呼：“不降者，是我！”阿术倒钦敬他俩的才勇，不忍下手，朱焕挑唆道：“扬州积骸满野，皆他们所为，不杀何待！”阿术这才将李庭芝处死，将姜才剐杀。姜才临刑，对一旁的降将夏贵说：“你看着我不感到惭愧死吗？”听到他俩被害，扬州市民无不流泪。扬州保卫战历时十个月，江淮州郡至此全部陷落。杨州军民宁愿饿死也血战到底，其情其景，可歌可泣，也不禁令人联想到，清初那慷慨悲壮的扬州十日是传统有自的。

再说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下的次年，王坚即被召回临安，后因受贾似道猜忌，景定五年（1264年），郁郁死在知和州任上。此前一年，号称“四川虓将”的张珏接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他原是王坚部将，十八岁就从军钓鱼山，善于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

史称张珏接任钓鱼城主帅后，“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他继续推进耕战结合的防御体系，派兵护耕，教民垦田储粮，不过一二年，就丰衣足食，使钓鱼城在军事与经济上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后，蒙古虽将战略重点东移，但双方在四川的交手从未中断过。而钓鱼城的屹立存在，使元军在川东丧失了战略主动权。钓鱼城始终是川蜀战场的中流砥柱，张珏是后期钓鱼城抗元斗争中的杰出将领。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南宋政府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不久，急召他出川保卫临安。但因东下的水陆路均被元军控制，四川抗战也进入最后阶段，驰援临安也绝无可能。次年，临安失陷，张珏趁着援军在四川兵力相对薄弱的机会，继续主动出击。

正月，张珏派赵安袭击青居城，俘虏元军安抚刘才等。四月，他派张万率精兵驰援重庆，合力攻克附近的凤顶寨。六月，张珏派部将王立出兵收复泸州，捕杀叛将梅应春与元将熊耳，俘虏熊耳夫人。听说益王在福州即位，他便在钓鱼城内辟建皇城，派出百余人前往访寻，准备接来长期抗元。

十二月，张珏因涪州降元、重庆告急，便命部将王立坚守钓鱼城，自己率军攻入重庆，莅任制帅之职，旋派张万击败涪州降将阳立，收复了涪州。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张珏再派张万联合忠、万二州守军连破元军十八砦，解大宁监之围。

元将不花率军数万包围重庆，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同时陆续攻占其周边州郡，使重庆成为孤城。次年，城中粮尽，张珏出战，遭到堵击，被迫退回城中。其将赵安以为难再坚守，劝其出降，张珏不从，赵安便开城降元。

张珏率兵巷战，独力不支，回家准备饮鸩自杀。家人藏起毒药，劝其逃跑，遂携妻儿登舟东下涪州。途中，他自愧临阵脱逃，打算劈船自沉，被船工夺走利斧，掷入江中。

船到涪州，他被元军俘虏，押往安西（今陕西西安），软禁庵中。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听说钓鱼城已在去年降元，大受刺激。友人也劝他：“你尽忠一世，报效朝廷，事到如今，纵然不死，如何做人？”他解下弓弦自缢全节。

大约景炎元年（1276年）岁末，王立由张珏任命为钓鱼城主帅。接手以后，他加强守备，还攻取了果州的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收复了遂州（今四川遂宁），进攻铁炉城堡。次年，元军决意要拔掉这颗钉子，一边大举围城，一边遣使招降，王立坚拒死守。也是老天不佑，连着两年秋旱，城内开始断粮，据地方志记载，也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象。流亡小朝廷已有三年不通音讯，却传来了张珏被俘、重庆失守的消息。

钓鱼城内绝粮草，外无友军，围成的元军却日益增多，王立深知已难久守。城内军民知道大难逼近，却依旧同仇敌忾，死无怨言。王立记得蒙哥汗死前扔下那句话“若克此城，当尽屠之”，对部下说：“我们当以死报国，这十几万生灵怎么办？”（《万历合州志》原作“百万生灵”，显然夸大，《民国合州县志》改为“数十万生灵”，还是夸大，笔者到过钓鱼城，住上十几万军民相差不远。）众人不知所以。

王立收复泸州时曾获熊耳夫人，因其自称姓王，就认为义妹，实为宠室，让他服侍自己的老母。见王立担忧城破以后元军杀戮百姓，熊耳夫人便说明自己真实身份，鼓动他为一城生灵着想。原来她姓宗，与元西川行枢密院枢密副使兼安西王相李德辉是异父同母兄妹，愿意说服哥哥上奏元世祖，保证降元以后不再屠城。在熊耳夫人与李德辉的斡旋下，祥兴三年（1279年）正月，王立出降。川蜀最后一个抗元堡垒终于陷落，而元军也确实没有屠城。

对于王立献降的功过是非，各有各说法，贬之者以为是民族叛徒、历史罪人，褒之者以为是保全生灵、顺应大势。如果说，民族气节是应该坚持的，而元朝统一也是大势所趋，在类似人物的评价上，似乎总会碰到这样的悖论。

暂且绕开这个悖论，还是说钓鱼城。从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始筑钓鱼山寨，到王立献城降元，前后整整四十年，它始终发挥着抗元堡垒的重大作用。如果说，其前期曾以击毙蒙哥汗而彪炳史册，则其后期则以巴蜀孤城支撑着抗元危局，从而激励振奋起全国的民心，以致后人给以“独钓中原”的高度评价。钓鱼城降元的次月，南宋流亡小朝廷也在崖山之战中彻底覆灭。这先后衔接两个事件，标志着挽救宋朝的所有努力打上了最后的休止符。

细说宋朝93：崖山之战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益王赵昰与广王赵昺在专人护卫下，历尽艰险经由婺州亡命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听说二王出朝，也追随而去，终于在到温州前追上了二王。闰三月，陆秀夫与此前私自逃到温州的前宰相陈宜中接上了头。他们得知张世杰因不满朝廷不战而降，率部东至定海，便与他联系，张世杰立即航海南下会合。三人决定建立都元帅府，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恰巧朝廷所派两名宦官带着八名士兵来温州召二王回朝降元，陈宜中他们将来者悉数沉入江中，随即将元帅府迁往福州。

五月一日，陈宜中等拥立益王为帝，此即宋端宗；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临朝同听政。封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相兼都督，右相虚位以待李庭芝，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流亡小朝廷建立的消息，给正在艰苦抗元的爱国将士以极大鼓舞。文天祥甚至以为，陈宜中与张世杰“方以李、郭之事为己任”，实在期望过高，他们怎能与李光弼与郭子仪相比。

陈宜中虽不敢明言投降，但心思根本不在抗元上，与陆秀夫略有政见不合，就指使言官弹劾。张世杰目光欠远大，一味主张南逃，只把福建与广东作为小朝廷的落脚地，他部署的收复江西、浙南失地以屏卫闽广的计划不久就成为泡影。但他是主兵的实力派，陈宜中不过表面上出头，大政都专制于他。

文天祥到达行朝，任枢密使与同都督诸路军马，主张积极北上，开府永嘉（今浙江温州）。而张世杰则坚持开府广州，为小朝廷南逃作准备。不久因广州降元，张世杰这才让文天祥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见其一呼百应，唯恐影响在己之上，就借端宗之命，命他将督府远移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还百般阻挠他入朝，心胸实在不够大。

陆路元军挥师从浙入闽，水师也从海上向南进逼。十一月中旬，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师相遇，但当时弥天大雾帮助行朝船队躲过了一劫。船队南下泉州，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势力范围。史称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这时，蒲寿庚正在宋、元之间见风使舵。他实际上不愿为行朝提供海舶，表面上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张世杰不同意，因为这有悖他南下远遁的既定方针。等蒲寿庚回到城内以后，张世杰因船只缺乏，强征了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蒲寿庚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次月就以城降元。

端宗的海上行朝从泉州经潮州到达惠州，仍感到不安全，在景炎二年四月到达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南），决定在这里立足，开始营建行宫。因元军追逼而来，十一月，行朝转移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但元军随即再下广州，离秀山近在咫尺，行朝只得再度入海，在香山岛（今广东中山）水面遭到元军水师袭击。张世杰部被俘将士颇多，陈宜中率领的数千人与八百艘战舰遇飓风溺死，宜中仅以身免。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已彻底灰心丧气，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并借口欲作准备就逃之夭夭。国难当头，他已是第二次逃脱了，这是这位“宝祐六君子”领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表现。

十二月，张世杰保护行朝船队到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遇上了飓风，船只倾覆，将士溺死，损失达十之四五，端宗也因惊悸而成疾。次年开春，小朝廷走投无路，大臣们也决定前往占城，但最后没有成功，只得暂在碙洲（今雷州半岛东硇洲岛）驻泊。

四月，端宗病死，群臣都打算散伙，陆秀夫拿出他代拟的《景炎皇帝遗诏》，宣布遗诏命卫王赵昺继承帝位，他正色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不能立国吗？”众人感奋，立赵昺为帝，是为帝昺，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年仅八岁的帝昺讲课。

雷州（治今广东海康）的辖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雷州半岛，是碙洲的陆上屏障，对行朝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遣将与元军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行朝不得不转移到珠江口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这也是张世杰的决定。

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称崖门，门内形成天然避风港，在他看来，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根据地。于是，一上崖山，他就命兵士造行宫三十间，建军屋三千间，作长期据守的打算。

元军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朝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潮阳（今属广东）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几天后，副帅、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也从广州率战舰一百二十艘入海前来会合。

张弘范包围张世杰的次日，恰是元宵，在双方战舰云集的海面上，当地居民依旧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上元夕竞渡，喧阗的鼓乐，与密布的战云形成强烈反差。国家兴亡，生活依旧，老百姓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

这时，包括官军与民兵，宋军大约还有二十万左右，战舰至少近千艘。而张弘范所率元军是水陆共二万，加上李恒的部队，总数估计不会超过三万，战舰大约四百余艘。从崖山之战的绝对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并不处于劣势。

但张世杰其人，虽是宿将，却不知兵，这时的心态也是有点失常，不是做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两手准备，而是孤注一掷，打算与元军一决胜负。当时有人建议他先据海口说：“幸而胜，国家之福；不胜，还可西走。”他不耐烦地说：“连年航海，何日是头，成败就看今日！”

张世杰决定不派战舰扼守崖门，却把千余艘战舰背山面海围成方阵，贯以大索，四周围起楼栅，一如城堞模样，帝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放弃入海口的控制权，是一大失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更是一大失误。他在四年焦山之战中就因为将十船连成一舫，最后被动挨打，大败而归。如今，他不但无视前车之鉴，还把同样错误犯得更大，崖山之战的结局这时已经铁定了。

张世杰的战舰方阵准备了半年的干粮，但所需燃料与淡水仍来自崖山，每天派快船前往砍柴与汲水。张弘范一方面派重兵把守崖山上的淡水源，一方面派出小型哨船袭击宋军的运水船。十余天后，宋军淡水供应成了问题，一饮海水则就上吐下泻，战斗力大减，水战优势逐渐丧失。

元军在崖山西山头上架炮射击帝昺的御舰，但御舰张起布帘抵挡炮石，纵受炮击仍岿然不动。张弘范派出满载柴草的小船，点火直冲宋军方阵。但宋军以泥涂舰，外缚长竿顶住火船，再用水桶浇灭火苗，使火攻不能得逞。

正式开战前，张弘范让不久前被捕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答道：“我救不得父母，怎么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呢！”还把日前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连声称赞“好人好诗”，不再勉强他。张世杰在元军中的外甥三次奉命前往劝降，回答他的是：“我知道投降能活命，而且能富贵，但忠义之志决不动摇！”

二月六日，乌云密布，阴风怒号，元军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张世杰的方阵南北受敌，士兵都疲惫无力站。战争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元军摧毁了宋军七艘战舰，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但大索贯联，进退不得，这才下令砍断绳索，率十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其时，暮色四合，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帝昺的座舰被其外围的战舰壅塞阻隔在中间，自己无法接近它，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帝昺。陆秀夫唯恐小船是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帝昺接走，张世杰只得率领十余战舰，护卫着杨太后，借着退潮的水势，杀出崖门。

陆秀夫见帝昺的座舰已无法突围，便决定殉国。他仗剑将自己妻子儿女驱入海中，其妻死拉着船舷不肯自尽，他喝道：“都去！还怕我不来！”其妻这才松手沉海。陆秀夫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背起八岁的帝昺，跳入大海。

崖山之战是蒙元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终于灭亡。据载，战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倘若张世杰部署得当，用好这十万兵，流亡小朝廷何至于这么快覆灭呢！明代张溥说：“陈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陆秀夫能死而不能站”，还应加上一句：“张世杰能战而不能谋”。由这三个人撑持的行朝，其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杨太后随张世杰突围，听到帝昺的死讯，抚膺痛哭：“我忍死到今天，就为赵氏一块肉啊，现在没希望了！”也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打算远走占城，但部下不愿背井离乡，只得仍回广东沿海。元军仍紧追不放。五月，张世杰率舰到达海陵港（今广东阳江南海陵岛），飓风突至，船队全部倾覆，他也堕海身亡。

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文天祥，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临安陷落前夕，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左相吴坚赴伯颜大营议和，他据理力争，被扣留军中。二月，他被元军押往大都，行至镇江，冒死脱逃。

五月，文天祥历尽艰险，间关来到流亡政权驻地福州。因受宰相陈宜中的排挤，不满张世杰的专断，文天祥以同都督军马先后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长汀）开府，组织军民抗元，后转战漳州与梅州（今广东梅县）一带。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进入故乡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军，收复兴国、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在兴国建立大本营，江西各地应者云集。但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大举反攻，文天祥应战失利，退至空坑（今江西永丰南），妻儿与幕僚都被俘，他因有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

其后，文天祥收拾余部残兵，继续在广东东北的南岭地区坚持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为摆脱被围追的困境，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张世杰的拒绝。十二月，他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不幸被捕，自杀未成，被押往崖山战场。

祥兴二年正月，南宋流亡政权正屯驻崖山，准备与元军作最后一战。元军统帅张弘范命文天祥写信劝降，他书录《过零丁洋》诗表明心迹，张弘范再也不提劝降之事。崖山战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优礼相待，将文天祥押解大都。

五月，进入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文天祥开始绝食，他估计七八天下来将行至吉安，那时候可以饿死桑梓，尽节故乡了。但绝食八天未死，而故乡已过，他决定恢复进食，以便将来从容就义，更有价值。

十月，押抵大都，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文天祥，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着南朝衣冠，面南而坐，表示不向北朝屈服。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他是淳祐四年（1244年）的状元，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任右相，后升左相，十一月听到元军坡独松关，就滑脚开溜，被使者押回朝。这个投降新朝的“识时务者”来当说客，遭到了文天祥的鄙夷与唾骂：你好歹也是一个状元宰相，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接着来的是被降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文天祥让他坐下，自己面北跪拜，痛哭流涕，连声说：“圣驾请回”，瀛国公根本说不上话，只得回去。

元朝重臣平章政事阿合马亲自出马，他让文天祥下跪，天祥回答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岂能下跪！”阿合马有意奚落道：“何以至此？”天祥道：“南朝早日用我为相，北人到不了南，南人也不会来北方。”阿合马威胁掌握着他的生死大权，天祥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无趣而退。

文天祥被关入土牢，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与平章张弘范提审他。孛罗命令差役强按他跪下，他坚决不屈服。孛罗问他有何话说，他答道：“天下事有兴废，我忠于宋室社稷，以至于此，只求速死。”孛罗道：“你道有兴有废，且说说盘古到如今，有几帝几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今天没空说闲话。”

孛罗问：“你们抛弃德祐嗣君，另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正色道：“德祐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另立二王，为社稷计，所以是忠。”孛罗诘问：“你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说：“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何必多言！”孛罗无言以对，主张处死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与好些大臣不同意，张弘范在病中也以为文天祥“忠于所事”，新朝应提倡节操，建议元世祖不要轻易杀害他。

于是，文天祥被关入低矮潮湿的土室，饱受各种磨难。他突然收到长女柳娘的来信，才知道三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女儿都在大都宫中。他知道这是元朝在暗示：只要投降，就可团聚。他不能因骨肉亲情而辱没自己的名节，强忍痛苦不给女儿去信，却心如刀绞的给妹妹去信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可令柳女、环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其开篇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他歌颂了自古以来浩然正气、慷慨赴义的先贤们，指出：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他回顾了自己以身许国的坎坷经历与身处囹圄的现实命运，在其诗结尾明确表示：哲人日已久，典刑在夙昔。

风簷展书读，故道照颜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有大臣提出以儒学治国家的主张，文天祥作为深谙儒学的南朝状元宰相，再次受到元朝君臣的关注。南宋降臣王积翁等联名要求让文天祥去当道士，免去元朝杀戮忠良的恶名。留梦炎坚决反对，说倘若文天祥再号召江南，后果不堪设想。

八月，忽必烈在与群臣的议事中问：南北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多以为：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即派王积翁再去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表示：自己不会尽弃生平而遗臭万年。

这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发生了数千人的反元起义，起事者自称南宋幼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文天祥是降是死，必须有一个了断。

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见文天祥，他依旧长揖不跪。忽必烈亲自做最后的劝降：“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力元朝，我就让你做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坚决回答：“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忽必烈见他不肯归降，总感到是个威胁，只得决定将其处死，却叹息道：“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

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就义那天，文天祥从容不迫的迈向设在柴市的刑场。面对万余名前来送别的百姓，向故国所在的南方拜了两拜，慷慨九义。死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绝笔书，上面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份绝笔在春天就已写好，文天祥早就视死如归，等待着杀身成仁、舍生求义的那一天。他以自己对民族、社稷、信仰、主义的崇高气节、坚贞操守，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抹上了最后一笔绚丽的亮色。

据说，文天祥受刑刚毕，传来了忽必烈停止处死的诏旨。他是欣赏文天祥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对另一个杰出人物由衷的器重，他希望文天祥以对宋朝的忠诚来为新兴的元朝效忠出力，表现出一个一统天下的开国明君在网罗人才上的宽广胸怀。但是，倘若文天祥腆颜改事新朝，他就失去了流芳百世的固有价值，也就不再是后人心目中一身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

纵观文天祥一生，任相于危难之际，却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毁家抗元，兵败被俘，也并没有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后人纪念他，以为是：“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肯定他的主要不是名相，而是以名相能为烈士，“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钦仰他的是节概与操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贞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回顾中华民族的伟人行列，宋代以功业而彪炳史册的相当罕见（岳飞战功赫赫，但后人缅怀他，主要还因为他是矢志抗金的民族英雄），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范仲淹、包拯、司马光、李纲、宗泽、陆秀夫、文天祥……乃至许多以立言而名传后世的理学家、文学家，例如张载、朱熹、陆游、辛弃疾等等，也都以他们所立之言体现的理想人格与爱国情操为后世所称道。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文天祥是宋代这种人格典范的最后代表，这正是他留给后世不朽的精神遗产。

在13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忽必烈与文天祥犹如耀眼的双子星座。当然，忽必烈的不朽主要在于“立功”。即位以后，他在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关于元朝历史，自有黎东方先生的《细说元朝》在，毋庸在下饶舌。但关于忽必烈，却打算再说几句，作为对《细说宋朝》的结语。

忽必烈建立元朝，取法前代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挥师南下消灭了南宋，结束了自晚唐五代以来长达四五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再次完成了全国大统一。

元朝的统一，是宋辽夏金不同政权与不同民族之间长时期政治军事冲突与经济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果，反过来又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为全国范围内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统一的空间，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正是在忽必烈的手里，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确立了行省制度，初步奠定了中国后来的疆域与版图，这些政治遗产也一直影响到现在。说他与文天祥分别是同一时代对后世留下政治遗产与精神遗产最丰硕的历史人物，读者诸君当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细说元朝

黎东方 著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成吉思汗统一全国至元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成吉思汗伐西夏、灭金国，忽必烈火南宋、建立元朝等历史事件，以及窝阔台、蒙哥、阿合马、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只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作者简介：

图书目录：

序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

序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原出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一 源远流长

二 寡妇孤儿

三 失妻，夺回

四 盟兄分手

五 义父信谗

六 吞并南部乃蛮

七 吞并北部乃蛮

八 受推为“成吉思可汗”

九 组织雏型的帝国政府

一○ 讨伐西夏

一一 受畏吾儿之降

一二 受斡亦剌惕等部之降

一三 囊括西辽旧壤

一四 消灭花剌子模

一五 击溃钦察人与俄罗斯人

一六 伐金

一七 灭金

一八 金宋之间

一九 宋与蒙古之间

二○ 蒙古汉军

二一 成吉思可汗的遗产

二二 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个可汗得位的经过二三 与忽必烈争夺可汗大位的四个人二四 海都对铁木耳可汗也不承认

二五 硕德八剌以后八个可汗的继位纠纷二六 蒙古可汗与元朝皇帝的名单

二七 耶律楚材

二八 耶律铸、察罕、孛鲁合

二九 王文统

三○ 姚枢

三一 阿合马

三二 卢世荣

三三 桑哥

三四 完泽

三五 脱虎脱

三六 六部

三七 中央的其他机构

三八 行省

三九 达鲁花赤

四○ 路、府、州、县

四一 其他的地方机构

四二 四大汗国

四三 马可·波罗

四四 经学

四五 史学

四六 文学

四七 成宗铁木耳

四八 武宗海山

四九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五○ 英宗硕德八剌

五一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五二 文宗图贴睦尔

五三 惠宗（顺帝）妥欢贴睦尔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三、本书涉及少数民族人名，基本采用(蒙古秘史)译名；年代、日期则基本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阴历。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部分主要人物名字改为(元史)中所用译名；对年代、日期择要加注公历(阴历日期以中文数字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编者

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出版《自序》

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

谢谢《新生报》王社长、童副总编辑，与有关的几位先生，他们勉励我闯这一关。

我在闯关的中途，生了一场大病，幸亏有丁农、田可高、与林克绍三位医士与几位亲友救了我。病后，我未敢等待健康完全复原，便鼓起余勇，把这关闯完。

闯完了关以后，我又把若干章彻底改编了一下，让单行本比连载的原稿眉目清楚一些。

每一种断代史，都是终生研究也研究不完的，而元朝这一代尤其是如此。这一部(细说元朝)只不过是我个人关于元朝的研究的开端而已，同时也算是贡献给未来的同好之士一种铺路工作。

在我以前，柯绍态与屠寄，以及钱大听、沈曾植与王静安先生，姚从吾与札齐斯钦两位教授，法德日美的若干蒙古史专家，也曾经为我铺了路。

现在，我又得暂时放下元朝，准备我的次一工作：《细说宋朝》了。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一.源远流长

“蒙古"这一个名词，蒙文的字义，并不是彭大任所说的“银”(《黑鞑事略》)，也不是萧特所说的“勇士”(《大英百科全书》 Mongols条)，而是“永恒的河”。首先作如此解释的，是札齐斯钦教授(姚译《蒙古秘史》第五十二节附注)。

我以为这“永恒的河”不仅仅是预祝幸运的部落之名。它确有所指，而所指的是“蒙兀室韦”之北的“望建河”。望字的古音从m，不从w。今天的上海话，仍把“望"读成“芒"，去声。建字的古音，从k或出气的g，不从jh。今天的台湾话，仍把“建”读成“给因”，去声。

望建河与蒙兀室韦，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看《室韦传》的口气，很像是把整个的黑龙江都称为望建河。“永恒的河”四字，黑龙江自然是当之无愧。即使我们追步津田左右吉与王静安(国维)先生的后尘，用严格的标准检讨室韦传，说它的作者误于传闻，事实上望建河并非整个黑龙江，而是黑龙江上游的一支：源出俱轮泊(呼伦泊)的额尔古讷河。然而，这额尔古讷河从呼伦泊流到与石勒喀河汇合而成黑龙江之处，也够宽够长，够得上称为“永恒的河”。

蒙兀室韦，只是室韦的若干部落之一。与蒙兀室韦夹望建河而对峙的，有“落俎室韦”。在他们的西边，有“大室韦"。“大室韦"的西边，有“东室韦”。东室韦的西边，有西室韦。西室韦的西南边，是呼伦泊。呼伦泊的西南，有葛塞支部落、移塞没部落、乌素固部落。乌素固部落与当时的回纥相邻接。此外，在柳城(热河朝阳)的东北，直至大兴安岭的山麓，也都有若干室韦部落。

这些室韦部落，在汉朝不曾有人说过，很像是到了北魏之时，才突如其来、出现于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辽宁省东部。事实上，他们的祖先，早就生活繁衍于这个区域了。室韦二字，依照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Iiot)的看法，与鲜卑二字同音同义，是一个名词的两种译法。

鲜卑这一个名称，常被汉朝以后的史家滥用，因此而兼指了很多的部族与部落。真正的鲜卑，只是东胡的西支。他们的领袖檀石槐，于东汉桓帝之时成为“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的霸主。檀石槐死于灵帝光和年间(公元l78年至l83年)，传位给儿子和连。和连死后，和连的侄儿魁头继位。其后，和连的儿子骞曼与魁头争位，鲜卑因而中衰。魁头死后，魁头的弟弟步度根，与鲜卑的另一新兴领袖轲比能分据东西，而轲比能的势力较大。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乞伏氏、秃发氏，皆被称为鲜卑。慕容氏之为鲜卑，没有什么问题。拓跋氏，伯希和以为是在语言上属于突厥语系，然而他所据以判断的拓跋氏词汇极少，因此而他的说法迄今仍未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我们姑且仍依《魏书》，把拓跋氏认作鲜卑。宇文氏呢，曾经被称为“乌丸鲜卑"，显然就是乌桓，属于东胡的东支，与女真满洲相近。乞伏氏起家陇右，秃发氏发迹河西，这两氏是否鲜卑，亦成问题。秃发氏又似乎与拓跋氏本为一家，如果拓跋氏是鲜卑，秃发氏便可能也是鲜卑了。

室韦的名称，最初见于魏收的《魏书》，写作“失韦"。魏收说，失韦人的语言，和库莫、奚、契丹、豆莫娄等国的人相同。唐朝李延寿编《北史》，把失韦改写为室韦，补充了一些部落的名称，并且说，“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五代后晋的刘昀编《旧唐书》，把部落的名称增加了很多，其中的一个便是望建河之南的蒙兀室韦。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说契丹在唐僖宗之时出了一位国王，名叫沁丹。此人“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残食诸郡，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这一位沁丹，是辽太祖以前的契丹领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室韦各部落颇用了几次兵。就大体来说，室韦各部落对契丹的帝室相当服从。

脱脱所主修的《辽史》，成于元朝末年。当时的史臣很讳言元朝祖先对辽的关系，他们只在道宗本纪留下了两条“萌古国遣使来聘"。一条在道宗太康十年二月，一条在同年三月(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道宗的继位者天祚皇帝受女真打击，常得“谟葛失”援助。这谟葛失三字很像是人名，其实，“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

谟葛失一面援助辽朝的天祚皇帝，一面也和新兴的女真建立友好关系。《金史·太祖本纪》说，“天辅六年五月，谟葛失遣其子葅尼格贡方物。"天辅六年相当于辽朝天祚皇帝的保大二年，宋朝的徽宗宣和四年，公元ll22年。

这位葅尼格，我们在现有的蒙古史料之中找不出来。应该详细记载蒙古及其帝室先世的《金史》，把金对蒙古和战的事闪烁其词。这不怪职司记载的金之史臣，而该怪写定《金史》的元之史臣。《金史·章宗本纪》，提起了“北边”的军事，而并不说明“北边"的敌人是谁，只一度说出带兵官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王静安先生说，这广吉剌部便是《元朝秘史》中之中的“翁吉剌"，《元史》之中的“弘吉刺”。

蒙兀室韦在金朝的时候已经发展为一大部族，被政府称为“萌骨部族”。室韦的其他部落，先后遭受辽金两朝的政府打击或吸收，多数不再被人提起。

蒙兀部族及其血统相近的人向南延伸，到达了呼伦泊、贝尔泊、喀尔喀河(合答斤族及撒勒只兀惕族)；向西延伸，到达了斡难(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河源(孛儿只斤族)；向西北延伸，到达了贝加尔湖沿岸(蔑儿乞惕族与瓦刺族)；向西南延伸，到达了阴山山脉之北(汪古族)。

蒙兀人何以能够起来得如此之快，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他们的子弟参加了金朝政府的乣军(称为“萌骨乣")，可说是转弱为强的原因之一。不过，十几个其他的部族也参加了乣军。蒙兀人的发祥地，比起其他的室韦部落，是除了落俎室韦以外，离开辽金二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可谓最远，因此而遭受打击的机会较少，于是休养生息，形成一个大国。

这个新兴的大国，虽则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5年)“举部降金”，却在十七年以后，使得金朝政府为其所“困"(《宋史·洪皓传》)。到了金世宗金章宗之时，政府的大军便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有事于“北边”了。大定七年(1167年)，负责征剿萌骨的是移刺子敬；大定十年与十一年(1170年与ll71年)，是(完颜)宗叙；大定十七年(1177年)，是宗颜觌古；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是夹答清臣、右丞相(完颜)襄、与(完颜)宗浩。移剌子敬、(完颜)宗叙，宗颜觌古，这三人和蒙兀部族的何人交手，无考。夹谷清臣的对手方，据王静安先生考证，是呼伦泊之东的合答斤族与撤勒只兀特族。右丞相(完颜)襄的对手方，本是蒙兀的某一氏族，却因偏军被阻獛(鞑靼)所包围，于是改向鞑靼进攻，追他们追到了呼伦泊西北三百多里的斡里札河(乌里杂河)。(完颜)宗浩的对手方，是广吉刺(翁吉剌)部长忒里虎，合底忻(合答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撒勒只兀惕)部长胡必刺。白古带与胡必刺均向(完颜)宗浩屈服。胡必刺告诉宗浩说，在他的山只昆部之中，有“必烈土”，住在移米河(伊敏河)，“不肯偕降，乞讨之”。王静安先生以为这必烈土便是《蒙古秘史》之中的“别勒古讷惕”。所谓别勒古讷惕，原为朵奔篾儿干第二个儿子别勒古讷台的后代，正如成吉思可汗是朵奔篾儿干第五个儿子孛端察儿的后代。

有人说，孛端察儿不是朵奔·篾儿干的第五个儿子，而是朵奔·篾儿干第三个儿子。又有人说，孛端察儿根本不是朵奔·篾儿干的儿子，而是他的寡妇阿兰美人与“一道白光"之神所生的儿子。

孛端察儿在成吉思可汗的祖先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在孛以前，有过十二代；在孛以后，也有过十二代。从第一代的祖先，名叫“苍狼"的数起，数到二十五代，便是成吉思可汗，而孛恰好是第十三代。

苍狼的名字，在明朝初年被人从蒙古话译成北京话写作孛儿帖·赤那(《蒙古秘史》)；在清朝初年又被人写作博尔忒.漆诺(《蒙古世系谱》)。

《新元史》的作者柯绍忞，比起《元史》的主编人宋濂，也是略逊一筹。宋濂懂得孔子“断自唐虞"的大手法，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先只从孛端察儿讲起。柯绍忞有了《蒙古秘史》作为参考，本有把历史向上推的权利，却不该盲目地抄袭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说“蒙古之先，出于突厥”。这与《蒙古世系谱》的著者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宗说成印度人，同样荒谬。

《蒙古秘史》是一部极好的史料，而其中的问题极多。能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或若干个，便足够资格受博士学位。我有一位美国朋友约翰·史屈特，便是因研究了《蒙古秘史》写成时的蒙文文法，而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进一步执教于威士康辛大学的。此外又有一人，因研究明初《蒙古秘史》的汉文音译，说出当时汉字的读音，也得了博士而在另一个州立大学教书。

《蒙古秘史》的第一段，据明初译本，是说苍狼与白鹿先渡过“腾汲思湖”，才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这“腾汲思湖”指的是什么湖?就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原来在蒙古文里面，“腾汲思¨便是湖。这个“腾汲思湖”，岂不是“湖湖”了么?伯希和不理这一套，干脆把它翻译成“海”。

也许，苍狼先生和他的太太白鹿女士，是来自贝加尔湖的那一边罢!贝加尔湖，比起里海来，更是既像湖，也像海呢!

在成吉思可汗的时候，贝加尔湖的东边与西边，都有蒙古人。他们属于篾儿乞特族与瓦刺族。然而，在苍狼先生与白鹿女士之时，亦即早于成吉思可汗二十四代之时，我们便不敢再说当时能有蒙古人在贝加尔湖的那一边了。色楞格河下游，直至唐朝中叶，为属于突厥语系的回鹘部族所占据。鄂尔浑河流域，是突厥本族的地盘。土拉河流域，在成吉恩可汗之时，是克烈族的领土。克烈族是蒙古人，还是属于突厥语系的人，今天还没有定论，而相信他们是属于突厥语系的学者较多。(当然，语言和血统不一定是符合的，说突厥话的人未必就是突厥人。反之，说蒙古话的，也未必是蒙古人。)最初见于中国历史官书的“蒙古人"，是额尔古讷河之东，黑龙江之南，大兴安岭之西，呼伦泊之北的“蒙兀室韦”。那时候，是唐朝初年，公元七世纪，比成吉思可汗早六百年。室韦之未“分"为若干部，或若干部的名称之未曾为长城以南的人知道，或室韦之人居或定居额尔古讷河与大兴安岭之间，自然是更早于唐朝初年了。《魏书》上已有室韦。北魏是在公元四世纪开始的。况且，汉朝的时候已有鲜卑，而鲜卑于以前被笼统称为东胡之时，住在中国东北，比起商周两朝统治中原还要早些。

我倒有点儿以为，苍狼先生与白鹿女士所渡过的腾汲思，既非里海，亦非贝加尔湖，而是呼伦泊。这不过是我的一个真正假设。他们可能是先由蒙兀部落的所在地南下，到了呼伦泊之东，然后由于渔猎生活的需要而渡过呼伦泊，走向西面，来到了斡难河的河源，不儿罕山，便在这山下住了下来。

他们两人在不儿罕山生子生孙，子子孙孙，一直住到了成吉思可汗之时。他们的儿子叫做巴塔赤罕，此人并非“可汗”，或小于可汗的“汗"。所谓“罕"，在蒙文里等于“汗”，可以指君王，也可以作为男子的美称(像北京话的“少爷”“老爷”)。

巴塔赤罕的儿子，叫做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叫做“射箭能手豁里察儿"。当时的蒙古话，射箭能手是“篾儿干"。篾儿干在今天的蒙古话之中，却有“贤者"或“聪明人”之意。(这也是札齐斯钦教授说的。我可以加上一句：汉文满洲话中的“墨尔根，，与此意思相同。清朝初年的“墨尔根岱青”是其一例。)豁里察儿的曾孙，叫做“大眼睛"(也客·你敦)。这分明是绰号，而不是真名，然而他的真名却因为有了这绰号而失传。“大眼睛”的绰号，也不算坏，眼睛大，漂亮，也是胆量大的象征。 大眼睛的曾孙孛儿只吉歹，又是一个射箭能手。此人的太太，名字叫做“蒙古美人”(忙豁勒真·豁阿)。孛儿只吉歹的儿子，是脱罗豁勒真·伯颜。“伯颜”读作“巴颜”才对(Bayan)，意思是“财主”。这位财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瞎了一只眼，叫做“一只眼都蛙”，小儿子便是朵奔·篾儿干(也是一位“射箭能手”)。 我们暂且结一结苍狼先生以来的账：苍狼——巴塔赤少爷(或老爷)——塔马察——射箭能手豁 里察儿——阿兀站·孛罗温勒——撒里·合察兀——大眼睛 (也客·你敦)——持锁赤——合儿出——射箭能手孛儿只 吉歹一脱罗豁勒真.伯颜——一只眼都蛙 射箭能手朵奔一只眼都蛙替弟弟朵奔找到一位叫做阿兰美人的作弟媳妇。这阿兰美人的父亲是秃马惕(土默特)部的部长，母亲是巴儿虎部的部长之女，也是一位美人。

一只眼都蛙有四个儿子。死后，四个儿子不愿与叔叔朵奔同居，分门分户，成为其后杜尔伯特部(四族部)的祖先。

朵奔兴阿兰美人生下两个儿子：不古讷台，其后成为不古讷惕部的始祖；别勒古讷台，其后成为别勒古讷惕部的始祖。

朵奔死后，阿兰美人寡居，又生了三个儿子(《蒙古秘史》)：牡鹿合培吉，是其后合答斤部的始祖；犍牛撒勒只，是其后撒勒吉兀惕部的始祖；傻子孛端察儿，是其后孛儿只斤(博尔济锦)部的始祖。

《元史》说阿兰夫人寡居以后只生了傻子孛端察儿一个人，而她之所以能寡居生儿，是因为“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元史》并且以为阿兰于丈夫尚在之时所生的儿子是博寒葛答黑(牡鹿合答吉)与博合睹撤里(犍牛撒勒只)，而不是如《蒙古秘史》所云，为不古讷台与别勒古讷台。

《蒙古秘史》记下了阿兰自己所说的话：“每天夜里有黄白色的人，藉着天窗和门额上露天地方的光，进到帐里来，……出来的时候，藉着日月的光，俨如黄狗一般，(摇摇摆摆地)……飘升着出去了。”

阿兰死后，兄弟五人分家。四个哥哥都欺负傻子孛端察儿，不给他任何家私(食粮与牲畜)。孛端察儿很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于是便骑了自己仅有的背上生疮的马，去到了巴勒谆小河(巴尔吉尔河?)的河中之洲，搭了一个草篷子独住。不久，他捉到一只鹰，利用这鹰捕野鸭子吃，也用箭射死为群狼新困的野兽，甚至吃那些狼所吃剩下的东西。附近在统格黎克河边有一群牧人，他常常去找他们，向他们讨酸马奶子喝。

这样，过了一年，他的一个哥哥来找。这位哥哥是牡鹿合塔吉。他跟随这位哥哥回不儿罕山的老家；其后，就引了四个哥哥又来统格黎克河边这些牧人的放牧之处，将他们征服，于是便有了牛羊，也有了“使唤的人”。孛端察儿而且也捡得了一个妻子、身已怀孕的兀良哈妇人。(兀良哈的原义是，“树林中打牲口的人"，也就是渔猎之民；这时候也已成为部落之名。)她说，她属于札儿赤兀惕族，阿当罕氏。我们不妨称她为阿当罕氏夫人。阿当罕氏夫人带来的将生之子，叫札只刺歹。札只刺歹的后裔，成为札只刺惕氏。其中的一人札木合，是成吉思可汗的好友，其后变成成吉思可汗的仇敌。

阿当氏夫人替孛端察儿生了一个儿子，巴阿里歹。此人的后裔成为巴阿邻氏。

阿当罕氏夫人不是孛端察儿的“正妻”。孛端察儿的正妻叫什么名字，今已无考，这位正妻所生的儿子，勇士合必赤，便是成吉思汗的“曾祖的曾祖的曾祖”。

勇士合必赤的曾孙海都，早年丧父，靠叔父勇士纳臣扶立为汗。

《元朝秘史》说那莫伦是海都的母亲，《元史》说她是海都的祖母，《元史》对。屠寄根据拉施特的书，也说她是海都的祖母(却把她的名字写成莫挈伦)。那莫伦游牧到清朝车臣汗的所在地，定居在诺赛儿吉与黑山之间。养了很多的牛羊，一群一群地按照毛色来分别放牧在山谷之中。不幸，来了几十车子的札刺亦儿族的老人与小孩子(他们的壮丁已为辽朝政府的兵击溃)。有若干札剌亦儿族的小孩子在那莫伦的牧地掘草根作食粮。那莫伦一怒而驾了车冲去，辗伤了很多，辗死了几个。不久，札剌亦儿族的壮丁便把那莫伦的马群完全裹走。那莫伦和六个儿子去追，都被札剌亦儿人杀死。只有纳臣幸免于难。他不在家，和巴尔虎族住在一起。他的岳父是巴尔虎人。

纳臣从岳父那里回来，救出侄儿海都与“十几个老太婆”，抢回马群，带去巴儿虎部；其后辅佐海都，立他为汗，兼有巴儿虎部与怯谷部，并且征服了札剌亦儿部。

海都可算是蒙古人的第一个汗(khan)，虽则不是可汗(khaghan)。汗是王，可汗是皇帝。(成吉思可汗是可汗，不是汗；一般书籍中称他为“成吉思汗”，习非成是。)海都的大儿子的一个孙子，是合不勒可汗。海都的二儿子的一个孙子，是俺巴孩可汗。合不勒可汗的第四个儿子，是忽图刺可汗。这三个可汗，是成吉思以前的三个可汗。

察刺孩是一个“领忽”。日本那珂通世博士以为这“领忽"是汉文中的“令公"。洪钧以为是辽朝的官名，“详稳"之下的“令稳”。我以为这“领忽”是否与“翎侯"有关系，值得研究。

想昆·必勒格，据《蒙兀儿史记》的著者屠寄说，是“详稳·贝勒”：上半段是辽朝政府给他的官，下半段是他在部落内自称的头衔。喇锡德的书中，说察剌黑·领忽的儿子之一是“莎儿郭图鲁·赤那”。莎的儿子是俺巴孩。屠寄认为，莎与想是一个人。本名叫莎儿郭图鲁.赤那，而官名与称号是想昆。

看起来，屠寄的解释是对的。海都虽则贵为一部之长，几部之霸，尚不曾获得辽朝政府的重视。他的儿子察剌孩，才受封为一世袭的小官。察的儿子莎儿郭图鲁·赤那，地位更进一步，作了“详稳"，差不多等于唐朝羁縻州的都督。

在莎死后，他的侄儿合不勒当了可汗，成为全部蒙古部族的领袖。合不勒死后，才由莎的儿子俺巴孩担任可汗。俺巴孩死后，于是又由合不勒的儿子忽图刺担任可汗。

合不勒可汗的父亲，是“聪明的”屯必乃；屯必乃的父亲，是“刚强粗暴的"伯·升豁儿。总而言之，这两人似乎均没有怎样大的官职。合不勒之所以当了可汗，可能是经过推选，正如中古日耳曼人的国王与皇帝，也要经过贵族大会的推选一样。蒙古人的“宗亲大会”，叫做“忽里勒台"。《蒙古秘史》不曾说合不勒可汗是经过宗亲大会推选出来的；只说了其后的忽图刺可汗是如此得位。

合不勒可汗，《元史》写作葛不律寒。他是不是《金史》天祚皇帝本纪之中的所谓“谟葛失"?不是。王静安先生认为，谟葛失不是人名，而是“蒙兀"一词的异译。但是，看天祚皇帝本纪的语气，谟葛失倒真像是一个“北部”的部长：保大二年(1122年)四月，“上遂遁于讹莎烈，时北部谟葛失赆马駞食羊。"六月，“谟葛失以兵来援，为金人败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保大四年(1124年)正月，“谟葛失来迎，赆马駞羊，又率部人防卫。……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这位谟葛失，另有一个儿子，名叫俎泥括失，见于《金史·太祖本纪》，天辅六年(1122年)五月：“谟葛失遣其子葅泥括失贡方物。"凭这两个儿子的名字，我们已可假定谟葛失不是合不勒可汗。合不勒可汗的儿子，《蒙古秘史》说，共有七人。这七人的名字，没有一个与陀古或葅泥括失相近，然而，谟葛失虽不是合不勒可汗，他是蒙古的一个君长，却没有问题。 这一位“谟葛”的“失"，很懂得多边外交。辽朝天祚皇帝倒霉，他雪中送炭，并且派了一个儿子帮助作战。金朝太祖皇帝(阿骨打)势如破竹，他也派了另一个儿子送礼，聊表敬意。其后，到了金朝太宗(吴乞买)的天会三年(1125年)，他索性“来附"，金朝的大将斡鲁代他向太宗请求“授以印绶”。

他既不是合不勒可汗，是否为想昆·必勒格，或想昆·必勒格的父亲察刺孩·领忽?这就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或现有史料的进一步研究了。

辽朝天祚皇帝于战败以后逃往沙漠，其后投奔西夏。他不可能被“迎到克鲁伦河以北、斡难河源的蒙古国"。他所寄居的地方，可能是汪古部。

《蒙古秘史》说，合不勒可汗曾经统治过全部的蒙古。这蒙古，不是地名，而是部族之名。《大金国志》说，合不勒可汗到过金朝的京城，向金熙宗上过朝，在某一次的宴会上闹酒，捋过金熙宗的胡须。《大金国志》又说，合不勒可汗回国以后，金熙宗派使者叫他再来，他不来，而且杀了使者，于是金熙宗在天会十五年(1135年)派遣胡沙虎率兵征讨，胡沙虎“粮尽而返"，被合不勒可汗追击，“大败其众于海岭”。屠寄以为这海岭不是海中的山岭，而是译音；“海岭”，是今天的海拉尔地区。

合不勒可汗死后，他的侄儿俺巴孩被推选为可汗。

拉施特的《史集》说：合不勒可汗留下的七个儿子，都是一母所生，这位母亲是翁吉刺惕部的人，有一个弟弟名叫赛因的斤。赛因的斤生了病，请来“主因塔塔儿人”之中的一位跳神赶鬼的“巫"来医治，不曾医好，死去。翁吉剌惕部的人，便杀了这个巫。“主因塔塔儿人"的领袖木秃儿勇士，也就带兵来打。合不勒的七个儿子都来到翁吉刺惕部，帮助母亲娘家，抵抗敌人。七个儿子之中的合答安勇士，一枪刺伤主因塔塔儿人的领袖木秃儿勇士。木秃儿勇士养伤一年，一年以后，再战；木秃儿勇士死于合答安勇士之手。

从此，主因塔塔儿人对蒙古部人记下了深仇。

主因，据王静安先生研究，不是塔塔儿人之中的一个部落，而是塔塔儿人之中的“乣军”。所谓“乣军”(乣字读jiu),是辽朝“属国军"的后身，金朝政府加以正规化，在东北设了八个单位，其中的一个叫做“萌骨部族虬军"。这个塔塔儿人的单位，不见于《金史·兵志》，是否就是“萌骨部族”的乣军，或西北其他七个部族之一的乣军?待考。

塔塔儿人是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之中的“达怛"、“达靼”，《辽史》圣宗本纪之中的“达旦"，辽史其他部分的“阻卜”，《金史》之中的“阻獛"，新旧《元史》之中的“塔塔儿”，《明史》之中的“鞑靼"。

西洋历史中的Tatars，在语言上属于突厥语系。中国历史中的塔塔儿或达怛、鞑靼等等，究竟是不是在语言上也属于突厥语系?这问题颇不容易答复。他们在种族上属于匈奴种，抑属于东胡种?那就更不容易答复了。

唐朝的达怛，占有三个不同的广大地区。王静安先生替他们创了名称：东鞑靼、西鞑靼、南鞑靼。东鞑靼住在突厥的东北， “与金元间之塔塔儿方位全同”。西鞑靼住在中受降城的西北，回鹘牙帐的东南数百里，达旦泊附近。南鞑靼住在阴山之北。 单就相当于“金元间之塔塔儿”的东鞑靼而论，他们是突厥东北边隅的部落，在种族与语言上皆可能与突厥同属一系，甚至是突厥的一个支族。倘若如此，他们和西洋历史中的Tatars便真正是远房本家了。在合不勒与俺巴孩可汗的时候，所谓塔塔儿人是住在呼伦泊与贝尔泊之间的兀儿失温河(即乌尔顺河，亦称呼伦河)流域。今天这流域的居民，所说的却是道地的蒙古话，也有不少人会说汉语。当年的塔塔儿人，除了被成吉思可汗消灭了的以外，剩下的人的苗裔，早已被邻近的蒙古人同化了。

塔塔儿人之中的“主因”(乣军)既然和蒙古部族结下了仇，其后就把俺巴孩可汗害了。

俺巴孩可汗被害的经过是：他把女儿嫁给一个塔塔儿人，这个塔塔儿人不属于乣军，而是住在呼伦泊与贝尔泊之间的乌尔顺河流域的阿亦里兀惕族或备鲁兀惕族的分子。俺巴孩可汗亲自把女儿送去；走到中途，被“主因塔塔儿人"掳了去，送给金朝皇帝。

这一位金朝皇帝，是金熙宗(金主直)。《蒙古秘史》说，金熙宗把俺巴孩可汗钉死在一个木头驴子上。

俺巴孩可汗在未被主因塔塔儿人押解南下以前，派人回去，告诉自己的十个儿子之中的合答安太子与合不勒可汗的七个儿子之中的忽图刺：“我是万民的可汗，国家的主人，竞因为亲身送自己的女儿，致被塔塔儿人擒拿!今后(你们)要以我为戒!你们就是把你们自己的五个手指甲磨掉，十个手指头都坏了，也要努力给我报仇！”(姚从吾教授译文)。

《蒙古秘史》说：此后，“全体蒙古泰亦赤兀惕人”就在斡难河豁儿的豁讷森林边，推选了忽图剌(Qutula)为可汗。这一句话 (《蒙古秘史》第五十七节第一句)原文有点含混。看口气，参加大会的只是蒙古人之中的全体泰亦赤兀惕族。这正是伯希和译文中的词意。海尼士加进去一个“和"字：全体蒙古人和泰亦赤兀惕族。这样译，颇有语病，因为泰亦赤兀惕族也是蒙古人。

忽图剌当了可汗以后，展开对主因塔塔儿人的复仇战争，打了十三次，“不曾替俺巴孩可汗报得仇"。俺巴孩的两个孙子，塔儿忽台与脱朵延(合答安太子的儿子)，作战得很出力，然而捉不到、也杀不掉塔塔儿人之中的阔端巴剌合与札里不花。

倒是忽图刺可汗的一个侄儿，也速该勇士，在某一次的战斗中，活捉得一一个叫做豁里·不花与另一个叫做帖木真·兀格的塔塔儿人。恰巧这时候，也速该的夫人诃额仑生下了一个儿子在斡难河上的“母牛乳房冈”。也速该高兴之余，将儿子命名为帖木真。

这一年，是公元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

四十四年以后，公元1206年，帖木真被各部各族的蒙古人公推为可汗，称为成吉思可汗。

二.寡妇孤儿

也速该勇士在儿子帖木真九岁之时，把他带到呼伦泊之东的翁吉剌惕部，想去斡勒忽讷兀惕族那里替他找一个媳妇。这斡勒忽讷兀惕族正是也速该的夫人诃额仑的娘家。

也速该勇士在中途遇到翁吉剌惕部婆速火族的首领德薛禅。德薛禅爱帖木真“眼中有火，脸上有光”，不让也速该勇士再到斡勒忽讷兀惕族去找媳妇，而坚持把自己的十岁女儿孛儿帖许配给帖木真。并且，要留下了帖木真在自己家里住一些时候。也速该勇士答应了。

不料，当也速该辞别德薛禅，向斡难河的家走去，在扯克扯儿地方的“黄色旷野”碰到了不知属于何族的若干塔塔儿人在宴会，因为口渴，便坐下来参加。他们的态度似乎很友善，也速该喝了几杯，吃了一顿，离开。他吃进了毒药。三天以后到家，毒已大发，疼痛难忍，便叫人去德薛禅那里，把帖木真接了回来。没等到这人出发，也速该已经断气而死。(这是《蒙古秘史》的说法。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里说，帖木真在岳父家里住了四年，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也速该来看他，才在归途中毒而死。)帖木真于是回家，陪着寡妇母亲与三个同胞弟弟，一个妹妹，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过十分艰苦的日子，受到很多次打击。

首先受到的打击，是被俺巴孩可汗的一房本家撇弃。这一房本家，叫做“泰亦赤兀惕族”(《元史》中的泰赤乌部)。这个族名的字义，可能是“太子旗"，源于俺巴孩可汗的儿子合答安太子。(合不勒可汗的子孙，包括帖木真，叫做乞牙惕族。)“乞牙惕"作为族名，源于也速该的胞兄忙格秃.乞颜。

从合不勒可汗到忽图剌可汗，汗位在由大房乞牙惕族和二房泰亦赤兀惕族轮流。忽图剌属于大房，他死后，该由二房的合答安太子当可汗了。当了没有?《蒙古秘史》上一字未提。

但是，在《圣武亲征录》里面却有一位“阿丹汗”。很像是：合答安太子在忽图剌可汗死后，不曾当选为全蒙古的“可汗”，而只是泰亦赤兀惕一族的“汗”。同时，也速该或忽图剌可汗的儿子拙赤，作了自己一族(乞牙惕族)的领袖。

《圣武亲征录》说：“初，泰亦赤乌部长别林，旧无怨于我，后因其主阿丹汗二子塔儿忽台，忽邻拔都，有憾，遂绝。"别林，王静安先生以为就是俺巴孩的祖父想昆·必勒格。忽邻拔都，我以为便是脱朵延·忽邻勒。

“有憾"的经过，《圣武亲征录》没有说。《蒙古秘史》却说得很详细：“有一年春天，俺巴孩的两个‘后妃’，斡儿伯与莎合台，到祭祖的地方(坟墓)举行‘烧饭’(焚化食物)，故意不等候诃额仑，以致诃额仑‘到的晚了’，什么祭品也没分得着。诃额仑一怒之下，说‘也速该勇士死了，我的儿于将来怕长不大!……眼看……起营的时候也不与呼唤了!’两个后妃说：‘……正因为俺巴孩可汗死了，甚至诃额仑都这般的说!’这两个后妃又向下边的人说：‘论起来呵，就这般做!(她既然说，眼看起营的时候也不与呼唤了，那我们明天)把他们母子撇在营盘里。起营走时，不携带他们。’”

果然，第二天，泰亦赤兀族的塔儿忽台胖子与脱朵延·忽邻勒就吩咐大家起营，顺着斡难河搬走，把诃额仑母子撇下，并且把若干“收集来的百姓"裹胁了去。有一位好心的老年人，晃豁坛族的察剌合，追上前去劝阻，却被脱朵延刺了一枪，鲜血直流。

诃额仑夫人擎起也该速留下的牛尾缨子枪，自己上马去追赶那些跟着泰亦赤兀惕族跑走的人，“阻止住一部分的百姓"。“但那些被阻留的人，仍然不能安顿下去，又陆陆续续随着泰亦赤兀惕人迁徙走了!"然而，诃额仑夫人越受挫折，勇气越大。她“系着短上衣，沿着斡难河上下奔跑，拣拾杜梨、山丁(野李子)，抚养她的幼小的儿子们，白日夜里，获得温饱。”“美丽聪慧的夫人，用韭菜野葱抚养长大的儿子们，都成了不知畏缩的好汉。既到膂力过人的时候，都是斗志高昂，敢作敢为。他们……用火烤弯了针，当作钓钩去钓细鳞白鱼和骖条鱼；用结成的鱼网去捞小鱼和大鱼：如此报答着、奉养了他们的母亲。”

他们兄弟六人，除了太小的合赤温与帖木格以外，其余四人常常在一起钓鱼、射鸟。不幸，由子其中有两人不是诃额仑所生，就和她的亲生儿子渐渐分了派别。帖木真与合撒儿是一派，异母的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又是一派。

这两派终于来了一次小规模的火并。

有一天，帖木真与合撒儿用除去箭头的箭，射得了一只小鸟，却被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抢了去。

第二天，他们两人钓得了一条金光灿烂的小白鱼，又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抢了去。他们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责备抢鱼的人，反而把他们两人训了一顿。

他们两人“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就在当天瞄准了别克帖儿，将他射死，别克帖儿在临死之前，求他们饶了别勒古台的性命。他们果然便把别勒古台饶了。

母亲诃额仑在知道消息以后，狠狠地骂了他们两人一顿，骂过了也就算了。(别勒古台从此也不再和他们闹派系，追随他们一直到打平了天下以后。)然而，作为领袖部落的泰亦赤兀惕族，尤其是该族的族长，塔儿忽台胖子，却不肯放过这个来找麻烦的机会。他们带了武器来到诃额仑母子所住之处，加以包围，说：“只捉帖木真一人，别的人都没有事。"别勒古台很好，他折断了木头，扎成篱笆，帮大家赶做寨子，让帖木真逃进森林。

帖木真在森林里躲了九天，找不到吃的，终于走出来，束手就缚。塔儿忽台胖子把帖木真上了枷，叫人押解到各处的“村营"里示众，在每一个村营住一夜。过了若干夜，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泰亦赤兀惕族的人正在饮酒作乐，帖木真歪头，弯腰，用自己项上的枷，把看守他的人的头打昏，然后飞奔，奔到斡难河边的树丛里躺下，躺了一阵，跳进斡难河，仰面而泳，藉着枷的浮力，顺流而下。

不久，塔儿忽台胖子下令，点起火把分途搜捕。有一位叫做锁儿罕·失刺的，本身不是泰亦赤兀惕族的人，而是泰亦赤兀惕氏脱朵格的仆人。他一向看不惯泰亦赤兀惕族欺负诃额仑母子的行为，偏偏这晚找到了帖木真的是他。他向帖木真说：“正因为你眼中有火，脸上有光，所以才引起了你的泰亦赤兀惕兄弟们那般嫉妒你!你就这样小心地躺在水里罢!(放心好了)我不向他们说。”这天夜里，塔儿忽台胖子叫大家再找一次。锁儿罕·失剌再度来到帖木真躲藏之处，叫他小心。机警的帖木真，候到人声静寂以后，偷偷地走到锁儿罕·失剌的住处来，“请求庇护"。锁儿罕·失剌的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对他表示欢迎。父子四人，卸开帖木真的枷，烧了灭迹，把他藏在装羊毛的车子里。三天以后，有人来查，查到了这装羊毛的车子。锁儿罕.失剌说：“这么热的天，羊毛里怎能受得了?”查的人也就跳下车子走了。

锁儿罕·失剌作了帖木真的救命恩人。(其后，帖木真当了可汗，锁儿罕·失刺受封为免税的千户侯。领得色楞格河流域一大片牧地。他的小儿子赤老温，作了“四杰”之一，大儿子沈白，也立了不少战功。女儿合答安，作了帖木真的妃子。)帖木真脱险以后，回到临时的寨子，已经看不到母亲与弟弟妹妹。找了很久，才在斡难河的一条支流乞沐儿合小河旁边的一座孤独的小山之中，找到了他们。不久，全家搬到桑沽儿小河边的黑锥山之下，扎了帐篷住。

太平日子过了不久，又被马贼欺负。马贼在一天之中，拐走了八匹骟马(阉了的马)。勇敢的帖木真年纪虽小，却有心担起家长的责任：他单枪独马去找。中途，遇到了一位富家子孛斡儿出，一见如故，愿意陪他辛苦。两个人骑着两匹马，又奔了三天，找到了那八匹骟马，套了回来。马贼听到动静，追了来，帖木真撑满了弓，搭上箭，瞄准。马贼心里明白，犯不着为了那八匹本来是属于人家的马，送自己的性命。

从此，孛斡儿出作了帖木真的好朋友。不久，在帖木真结婚以后，他瞒着父亲——财主纳忽，来到帖木真家，日积月累地用弓用刀用枪，把帖木真捧成了可汗。他自己也成了“四杰"之一，实际上可称为四杰之首。(除了他和赤老温以外，其他的两杰是木华黎与孛罗忽勒。木华黎替帖木真灭了金朝，孛罗忽勒勇冠三军，不幸早死，阵亡于讨伐豁里秃马敦族之役。)帖木真能有孛斡儿出那样的朋友，真是一生的幸福。刘备当年能有关羽、张飞，情形颇与此仿佛。刘备的“帝国"远不及帖木真的庞大，然而他以仁义立国，可谓自有其千秋。帖木真与刘备这一类型的人，大都是慷慨豁达，因此而常常“盛意可感”，叫一些做朋友的愿意改作部下。

赤老温和他的父亲与哥哥，一时尚未能前来追随。他们要等到泰亦赤兀惕氏灭亡以后，才肯过来。帖木真最初所能倚仗的，可说是仅有孛斡儿出与者勒蔑二人而已。

者勒蔑是兀良合族的人。他爸爸叫做札儿赤兀歹老人。爸爸把他带了来见帖木真，说是要送他给帖木真“备马鞍子，开屋门使唤"。实际上，两家是世交。

这时候，帖木真也结了婚，势力蒸蒸日上。

三.失妻，夺回

正因为势力蒸蒸日上，打击又来，来自篾儿乞惕族的脱黑脱阿。

脱黑脱阿是篾儿乞惕族三个分族之一的领袖。他的这个分族，叫做兀都亦惕，住在鄂尔浑河沿岸。另外两个分族，一个是住在鄂尔浑河与色楞格河之间的兀洼思，领袖为答亦儿.兀孙；另一个是住在恰克图一带的合阿惕，领袖是阿台·答儿麻刺。(屠寄如此说)脱黑脱阿在三个分族领袖之间，是最有力量的一人。他有过一个弟弟，叫做也客·赤列都。帖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原本是也客·赤列都从翁吉刺惕族那里娶过来的，途经斡难河，被帖术真的父亲也速该抢了去，成为也速该的妻，和也速该生下儿子帖木真、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女儿帖木仑。

也客·赤列都失去诃额仑以后，回家，其后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也许死了。隔了二十年或二十多年以后，脱黑脱阿才带了三百个兵来报仇。

俗语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脱黑脱阿却能等待上二十年之久，真是劲儿够长的。他为什么不在也速该未死以前，来和也速该一决雌雄?又为什么不在也速该刚死不久，帖木真等兄弟尚未长大成人之时，来找这些孩子出气?事实上，他曾经来过一次，而且绑走了帖木真，却在绑去帖木真不久，让诃额仑派人赎了回来。

这一次，可能也不是为了报仇出气，而是由于物质方而的动机。据说，篾儿乞惕人是天性喜欢掳人勒赎的。(说公道话，也速该当年用武力抢别人的太太，实在是“也不该”。)在诃额仑的左右，有一个年老女仆，叫做豁阿黑臣(这四个字，似乎是“老美人”的意思。不过，明朝翻译《蒙古秘史》的人，偏要用一个“黑"字，一个“臣"字，倒像是尉迟恭或包拯的外号。)豁阿黑臣的耳朵很灵。她在某一天的黎明，听到远远的地方有军队行动之声，便叫醒诃额仑，告诉诃额仑说：“赶快起来，(我)听见地面上有震动的声音了。莫不是扰乱咱们的泰亦赤兀惕人们又来啦?"诃额仑一面穿衣起身，一面向豁阿黑臣说：“赶快把儿子们叫醒。”帖木真、合撒儿等人，于是急急忙忙起来，“去抓各人自己的马。四位同母弟与异母弟别勒古台每人骑了一匹。孛斡儿出与者勒篾也每人骑了一匹。诃额仑母亲抱着帖木仑小妹妹也骑了一匹。他们家里一共只有九匹骟马。这样，骑了八匹，剩下的只有一匹，帖木真用来作为“从马"。(以便作战或逃跑之时，换着骑。)于是帖木真的新妇孛儿帖，与老妈子豁阿黑臣，就没有骟马骑，只好坐上一部牛车逃难；走不了多远，便成了脱黑脱阿的俘虏。

脱黑脱阿的兵，围绕着不儿罕山走丁三圈，不曾找到帖木真，就带了一老一步两位女俘虏，回鄂尔浑河的“营地"。

脱黑脱阿吩咐，把孛儿帖赏给赤勒格儿·力士。赤勒格儿是脱黑脱阿的弟弟，也是也客.赤列都的弟弟。(很像是也客·赤列都的胞弟，和脱黑脱阿只是堂兄弟或异母弟。)赤勒格儿享受意外的艳福，没有多久。帖木真邀约了干爹和干哥哥，带来了四万兵之多，一举而击溃了整个的蔑儿乞惕族。帖木真的干爹是克烈亦惕族的君长王汗。干哥哥是札只剌惕族札答兰部的部长札木合。

帖木真、王汗、札木合，以四万多兵袭击脱黑脱阿，使得脱黑脱阿觉得敌人如从天窗上降下来的一般。脱黑脱阿仅仅能和兀洼思分族的答亦儿·兀孙，“带着很少的几个人，顺着薛凉格(色楞格)河，逃亡到巴儿忽真地面。"“巴儿忽真"这四个汉字，意思是“巴尔虎部的"。换句话说，脱黑脱阿与答亦儿.兀孙等人，逃奔到巴儿虎部的地方，向巴尔虎人请求保护。合阿惕分族的首领，合阿台·答儿麻刺，作了俘虏，被带至帖木真的不儿罕山，处死。

帖木真与王汗及札木合的兵，把脱黑脱阿的“妻子、儿女，掳掠净尽”。这句话可能是过甚其词。不过，蔑儿乞惕族一般分子所受到的战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将所余的妇女小孩们，可以搂抱的，都搂抱了；可以门里面使用的，都使用了。"在兵荒马乱之中，帖木真找回了孛儿帖与女仆豁阿黑臣。 帖木真异母弟别勒古台的母亲、也速该的姨太太苏气姬尔，本已随同孛儿帖一齐作了蔑儿乞惕人的俘虏，这时候也早被分配给一位蔑儿乞惕族的男子。她见到自己儿子的兵来，却连忙躲开，钻到树林子里面去，不愿意和儿子见面，和儿子回原来的家。原因是：“我在这里配了歹人!儿子们的面，怎么再见得?”这真是够惨的。

此后，过了相当时候，帖木真与王汗两人又进攻了蔑儿乞惕旗一次。再过相当时候，王汗一人，瞒着帖木真，把蔑儿乞惕族的人口、牲畜、牧地，完全抢去。

脱黑脱阿与儿子忽图、赤刺温，以及答亦儿·兀孙与他的女儿忽兰，便到处流浪，先后寄食在札木合与王汗那里；再其后，答亦儿·兀孙献出忽兰，向帖木真投降。投降以后，又叛，被解决。脱黑脱阿依附了乃蛮一阵子，被追击至额尔济斯河边，射死。

四.盟兄分手

札木合和帖木真交换过礼物，成为“安答"，好比内地人拜把子一样。札木合的年岁略大，是盟兄，干哥哥。论起血统来，他们两人也勉强可算是远房本家，虽则并无共祖。

他们两人的关系，要远溯到孛端察儿，才能叫我们明白。孛端察儿的第一位太太阿当罕氏，有过一位前夫；她于身怀六甲之时，为孛端察儿所劫。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叫做札只剌歹，其后裔称为札只剌惕族，札只剌惕族的诸部之一，是札答兰部。而札木合便是这札答兰部的部长。阿当罕氏后来替孛端察儿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巴阿里歹，其后裔称为巴阿邻氏，与帖木真并无直接的血统关连。帖木真的远祖，把林·失亦剌秃·合必赤，是孛端察儿的另一位太太所生，其后裔称为孛儿只斤氏。

前夫

——札只剌歹……………………札木台 阿当罕氏夫人————————巴阿里歹 孛端察儿——把林·失亦剌秃·合必赤……帖木真 某氏夫人孛儿只斤氏一分再分，分到了帖木真的时候，他这一房已经是所谓孛儿只斤.乞颜惕氏了。这很近于周朝“别子为祖”、“以王父之字为氏”的制度，而不甚有规律。

帖木真与札木合初次相见，不是在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或札木合的“家乡"今日尼布楚(Nerchinsk)附近，而是在王汗的住处。那时候，帖木真仅有十一岁，札木合也不过是十几岁而已。 札木合与王汗的关系，也是“安答"，和王汗互称为兄弟；虽则帖木真与王汗的关系，却是义父义子。札木合幼年的家境，远比帖木真的好，所以很快地便成为石勒喀河一带的“要人”，而且势力跨过了额尔古讷河，到达呼伦泊以南的蒙兀族的合答斤部、撒勒只兀惕部与翁古剌惕族。

所以，在帖木真受蔑儿惕族侵侮，失掉了孛儿帖之时，札木合能够动员两万人之多。这两万人之中的一半，札木合告诉帖木真，原是也速该的“旧部”，而迁到北边、散居在札木台的领土之中的。

札木合为人很讲义气，作战也极内行；在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上游，可算是帖木真以外的第一人才。他对帖木真很好，一举而替帖木真报了夺妻之仇，并且在击溃篾儿乞惕族以后，和帖木真在一起放牧，共有十八个月之久。然而，不幸终于分手。

帖木真在某一天黄昏，应该扎营的时候，不扎营，却带了队伍、眷属，连夜地向前继续走，走到“合剌只鲁坚小山，阔阔纳浯剌”(黑色小孤山之旁的蓝色小湖)，才驻扎下来放牧。

帖木真如此对札木合不辞而别，很错。《蒙古秘史》说，这是札木合的错，札木合不该向帖木真表示：“依山扎营，我们的放马的可以有帐房住；傍水扎营，我们的放羊的可以有水吃。"帖木真听了不懂，走去问母亲诃额仑，母亲也答不出什么来。倒是妻子孛儿帖，认为札木合“莫非有图谋咱们的意思”，便怂恿了帖木真带领自己的人马与牛羊，和札木合分道扬镳。

奇怪的是，札木合并未骑马追赶，向帖木真问个明白，或真个用刀用枪“图谋"帖木真一下。两个把兄把弟，一向是亲亲密密地结合着，现在却糊里糊涂地分开了。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俗人说，“两雄不并立”；其实，历史上何尝不曾有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英雄，水乳交融，合作到底的事!

被札木合代为召集起来的也速该旧部一万人马，这时候可能有一大部份归到帖木真的一边，不再“散居"在札木合的领土里去。因此之故，帖木真才骤然地壮大起来，以一个仅有九匹骟马的小户长，不久便变成了“蒙古部族的汗”。(从蔑儿乞惕族那里抢来的人马也不在少数。)帖木真经过泰亦赤兀惕族的驻地，把泰亦赤兀惕人吓跑，跑去札木合的地方。帖木真的母亲捡得了泰亦赤兀惕部的别速惕分部的一个小孩子，叫做阔阔出，将他收养。

帖木真沿途搜罗人才，其中有不少确是自动来投效的，却也未必如《蒙古秘史》所说，没一个不是自动。这些人才，很快地便替帖木真撑开场面。

豁儿赤·兀孙与阔阔搠思，带来了巴阿邻氏的若干部落之一。至于敞失兀惕氏与巴牙兀惕氏，这两氏的人全体走来参加帖木真的阵营。

帖木真在招得了若干人才与敞失兀惕、巴牙兀惕两个氏族以后，又陆续吸收到忽难、撒察别乞、忽察儿、阿勒坛，与这四个人每人所带来的一个部落。

忽难，属于格你格思氏。他带来的人有一个营之多。

撒察别乞，带了他的弟弟泰出别乞一齐来。(¨别乞"与清朝的“贝子”似乎是一个名词，虽则含义稍有出入。)他们两人的祖父斡勤·巴儿合黑，是合不勒可汗的长子。他们的父亲是莎儿合秃·主儿乞。因此，他们被称为主儿勤·乞颜惕氏，简称为主儿勤氏。

忽察儿是帖木真二伯父捏坤太子的儿子。捏坤何以称为太子，很值得我们推敲。此人是合不勒可汗次子把儿坛之子，与也速该及忽图剌可汗为兄弟，也速该行三，而忽图剌可汗行四。他曾否被合不勒或忽图剌指定为“太子"、继承人?我们在现存的史料之中，找不到答案。(其后，在俺巴孩可汗的几个儿子之中，也有一位合答女被称为“太子”。)屠寄说，“太子”一词，在汉译《蒙古秘史》之中是译错了的，应该译成“太石"，而它的字源是汉文之中的“太师”。那末，为什么不索性译成“太师"呢?无论怎样，捏坤及他的儿子忽察儿，确是相当重要，举足轻重。捏坤此时已死，他的部落便由忽察儿带到帖木真的麾下来。所谓部落，不仅是妻子儿女，还有相当多的“世仆"，“奴隶"，与“百姓”。

阿勒坛是忽图剌可汗的儿子，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他的大哥，是术赤，称为“拙赤罕”，虽非可汗，而确是一部之汗。 和札木合同属于一个氏族(札答阑氏)的木勒合勒忽，也投奔到帖木真这一边来。这是很奇怪的事。帖木真倘无与札木合决裂之心，很应该劝他回去。

更叫札木合生气的，是帖木真不派人向札木合报告或商量，而接受豁儿赤、忽察儿、阿勒坛、撤察别乞等人的拥戴，贸然地在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称起“蒙古汗”来。

事后，帖木真派遣阿儿孩·合撒儿(不是他的胞弟术赤·合撒儿)与察兀儿罕两个人，去通知札木合。札木合很生气，叫他们回去告诉忽察儿与阿勒坛：“当初安答(帖木真)与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立他为汗?”

不久，帖木真的一个部下搠只.答儿马刺，为了几匹马而射死札木合的弟弟绐察儿，札木合与帖木真之间的大战，便爆发了。

札木台动员了十三个单位的兵，共有三万人之多，由北而下，对帖木真突袭。帖木真赶紧开拨向东，迎战，两军遭遇于呼伦泊之西南的“答阑，巴勒渚汭”。(答阑是平地，巴勒渚汭是呼伦泊之西南的“前水泊"。)这一次大战，是帖木真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战役。结果，大败，向西北奔逃，一逃便逃了三百多里，到斡难河之南的哲列捏山口(在呼伦泊之西北)。

札木合整军而回，把砍下的察合安.兀洼思的头，挂在自己坐骑的马尾之上；又在归途，将赤那思部各氏的亲帖木真派族长，捉来活煮，煮了七十锅之多。

战败了的帖木真，反而因此获得了民心。术赤台率领了兀鲁兀惕氏全部；忽亦勒答儿率领了忙忽惕氏全部；晃豁坛氏的蒙力克率领了他的七个儿子：不约而同、陆续离开札木台，来投效帖木真。

此后，帖木真做了许多别的事(灭主儿勤氏，会同王汗帮金朝政府军打塔塔儿族；迎救王汗于王汗被乃弟所逐、逃往西辽、又从西辽逃回之后；和王汗一齐打蔑儿乞惕族；和王汗一齐攻乃蛮的北部与乃蛮的南部)。)札木合也一度与帖木真言归于好。 传说，当帖木真陪同王汗打乃蛮南部之时，札木合却挑唆王汗，王汗单独不战而退。事实可能是，札木合看出了王汗已有撤退之意，才追上前去，说帖木真的坏话，向王汗讨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十：“昧爽，(札木合)遥辨王汗军旄纛离旧处，知有异，即背成吉思，追从(王汗)而谓之曰：‘我于君是白翎雀；我之安答，告天雀也。白翎雀和鸣同栖，告天雀一噪而散耳。’”) 此后，帖木真连续对篾儿乞惕族与泰亦赤兀惕氏作战，也在贝尔泊抵抗了合塔斤氏等五族的同盟军。这五族是：合塔斤、撒勒只兀惕、朵儿边、塔塔儿、翁吉剌惕。

到丁辛酉年(1201年，宋宁宗嘉泰元年)，这五族连同亦乞剌思氏与豁罗剌思氏等等，大会于根河的“刊沐涟洲”，公举札木合为所谓“古儿汗”。札木合接受，即位于根河之北的特勤布尔河河旁，誓师。(古儿汗这个称号，西辽的皇帝们用过，意思是“普天之下的皇帝"。)这一回，战于海拉尔河与特诺克河之间的旷野。帖木真胜。 次一年，壬戌年，秋天里，札木台的几族联军又来，而且加进了蔑儿乞惕族脱黑脱阿的残余，与北部乃蛮不亦鲁黑汗与斡亦剌惕(瓦剌)忽都合别乞的生力军。帖木真看见来势很凶，便向王汗求救。王汗领兵沿克鲁伦河东下，与帖木真会师于乌尔浑河及色野集尔河之间。会师以后，帖木真仍旧感觉到没有十分把握，就邀同王汗，向西撤退，撤退到“阿兰塞¨，金朝政府的边堡。

帖木真与王汗两支兵力，背倚边堡，面对奎屯河，与追来的札木合联军大战于阔亦田(奎屯)之野。传说，札木合下面的不亦鲁黑汗与忽都合别乞会呼风唤雨，但是所唤来的风雨，反而掉转方向，对着自己部队吹。因此，帖木真又获得了一次大胜。(呼风唤雨，很像是神话，但帖木真打了胜仗，确是事实。)以上，札木合与帖木真打了三次仗：是依照《圣武亲征录)的说法。拉施特的《史集》，也作如此说。《蒙古秘史》却把三次合起来，说成一次，亦即阔亦田之野的一次。

其后，札木合便不再有力量与帖木真对垒。他在阔亦田败了以后，向王汗投降，作了王汗的部下。王汗似乎在未得帖木真同意以前，不应该受札木合的降，却竟然受了。结果，王汗与帖木真之间的关系便日益恶化，终于兵戎相见。

其后，王汗被帖木真消灭，札木合带了若干部族逃到南部乃蛮的太阳汗那里作客。再其后，太阳汗对帖木真作战，据《蒙古秘史》说，札木合反而用心理作战的方法替帖木真瓦解太阳汗的斗志，并且暗中派人以太阳汗的虚实告诉帖木真。

最后，札木合潦倒飘零，只剩下五个“仆役"。这五人有一天将他绑了，押送给帖木真。帖木真一面杀掉这五人，替札木合出气，一面要求札木合重新和自己言归于好，帮自己打天下。札木合表示很感谢，却不愿意活，恳求帖木真赐他以“不流血的死"。帖木真照办。

五.义父信谗

帖木真的义父王汗，是居住在土拉河流域(包括库伦)的客列亦惕人的君主，本名脱斡邻勒，自称为汗，受金朝之封为夷禞堇，夷禞堇俗译为“王"，因此他就被当时的人称为“王汗"。他是属于景教教会的基督徒。中古西欧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把他描写成一位完人，称他为“牧师约翰”。

王汗与帖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有过密切关系。王汗在四十个兄弟之中，年龄最大，继承了父亲忽儿察忽思的汗位。即位以后，杀了两个弟弟，吓走了一个弟弟。叔父(客列亦惕人的)“古儿汗”，得了借口，来讨伐他，将他击溃。他只剩有一百人，沿着色楞格河，逃往篾儿乞惕族的所在，送女儿给脱黑脱阿，请求保护。后来，投奔也速该，也速该为了他而和客列亦惕人古儿汗打了一仗，把古儿汗赶走，赶到了西夏去，使得王汗顺利复位。 王汗受了也速该的如此深恩，却也并未忘恩负义。帖木真在十一岁之时来到他家，受他十分宠待，他把帖木真看成和自己儿子一样，收为义子，王汗与帖木真，是道地的义父义子。其后，帖木真受脱黑脱阿欺侮，被抢走了妻子孛儿帖，王汗毫不考虑地点齐两万兵，会同札木合，打脱黑脱阿，帮帖木真把孛儿帖抢回。

而且，在帖木真与札木合闹翻以后，王汗也一而再地站在帖木真的一边，打札木合。

错，就错在于阔亦田之役以后，单独受札木合之降。

帖木真心里反对，却无权阻挡。帖木真颇想用结亲的方法来巩固与王汗及其亲生儿子你勒合.桑昆的关系。于是，向王汗建议：要王汗的女儿阿兀儿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术赤，也把自己的女儿豁真公主，嫁给王汗的孙子，你勒合·桑昆的儿子秃撒合。王汗没说什么，他肯不肯，我们不知道。你勒合·桑昆却明明白白地拒绝了帖木真的建议。

两家的友谊，从此一落千丈。传说，这时候到了王汗父子身边的札木合，便大大地挑拨一番，说帖木真已经暗中勾结南部乃蛮的太阳汗，图谋对王汗不利。

不幸的是，有几位帖木真的“本家”，已经背叛帖木真，来到王汗之处，鼓动王汗父子对帖木真翻脸。这几位本家是：帖木真的亲叔叔答阿里台，堂房兄弟忽察儿(二伯父捏坤太子之子)，与同一曾祖的本家叔叔阿勒坛(合不勒可汗的孙子，忽图剌可汗的儿子)。这三人不仅是个人“跳了槽”，而且是带了每人的整个部落而去的。

跳槽的，除了这三人以外，还有一个与王汗同名的人：脱斡邻勒。这一个脱斡邻勒，地位很低，是帖木真家中的世仆。

王汗本人，始终并没有对帖木真打仗的意思。坏事的，是他的儿子你勒合·桑昆与札木合、答阿里台、忽察儿、阿勒坛、世仆脱斡邻勒等人。

他们叫人告诉帖木真，说结亲的事王汗已经答应，请帖木真来喝“许婚酒"。帖木真果然带了十个随从前来。来到半途，被随从之中的蒙力克提醒，于是派两个随从作代表，自己掉转马头回家。

你勒合·桑昆等人，这就怂恿王汗对帖木真袭击，大战于贝尔泊之南，“卯·温都儿”(不幸的高山)背后的“合剌·合剌只惕”(黑色的不毛之地)。帖木真惨败，只剩下两三千人马，逃到统格黎克小河(董嘎泊)躲藏，然后移驻在巴勒渚汭水(前水泊)。这是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的事。

不久，王汗的内部发生分裂。这也许是由于帖木真派去了阿儿孩·合撒儿与速客该·者温二人，向答阿里台、札木合等人分头“传话”的缘故。事实究竟如何，史料不够，难以断定。不过拉施特的《史集》和《圣武亲征录》均说，王汗几乎被答阿里台等人阴谋杀死。参加这阴谋的，除了答力台斡真(答阿里台)、按弹(阿勒坛)、火察儿别乞(忽察儿)、札木合、忽都花别乞(忽都合别乞)，还有他们的部众及梭哥台等人。这梭哥台，据屠寄研究，就是帖木真派去传话的速客该·者温。此人于传话以后，留在王汗的营里不曾走。

王汗发觉了答阿里台等人的阴谋，下令捕捉他们。答阿里台与忽勒巴里，带了撒合亦惕氏与温真氏两族回来，到帖木真的营里投降。札木合与阿勒坛、忽察儿、忽都合别乞，都逃去南部乃蛮的太阳汗那里。

这一年(嘉泰三年)秋天，帖木真带兵向西，突袭王汗，跑到“折额儿·温都儿"王汗帐幕之时，王汗正在举行宴会。王汗与你勒合·桑昆仓皇出走。他们的大将合答黑勇士对帖木真顽强抵抗了三天，为的是让王汗父子走得远些。然而，王汗走进了乃蛮境界，却被乃蛮的戍将豁里·速八赤错认为强盗，杀掉。你勒合·桑昆远远地看见父亲被杀，不敢去救，换了方向奔逃，逃去了西夏，当强盗为生，被逐，又逃去兀丹(和阗)、乞思合儿(疏勒、疏附)、曲先(库车)，在曲先为当地的君主黑邻赤哈剌所杀。

王汗父子所遗下的客列亦惕族及其土拉河流域的地盘，加上王汗所征服得的篾儿乞惕族在鄂尔坤河域的地盘，都移入帖木真之手。

帖木真的次一敌手，是南部乃蛮的太阳汗。再其次，是北部乃蛮的不亦鲁黑汗。灭掉了这两个乃蛮的两个汗，然后打西夏，受各方公推为成吉思可汗。

六.吞并南部乃蛮

《蒙古秘史》上南部乃蛮的太阳汗，监本《元史》与屠寄《蒙兀儿史记》均写作塔阳汗；《圣武亲征录>写作“太阳可汗”。所谓“太阳"或“塔阳”都是译音，而乃蛮的突厥语中之原文，本身又是汉语“大王"二字的译音，不过是未免译得有点走样。简单言之，太阳汗便是“大王汗”，比“王汗”多一个“大”字。

太阳汗只是一种称号。乃蛮的亦难察与他的儿子太亦不合，先后皆自称为太阳汗。我们在《蒙古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等书所见到的太阳汗，却专指太亦不合。为了方便，我们把这太阳汗三个字，也用来专指太亦不合。

亦难察是全部乃蛮的君主。“乃蛮”的字义是“八"，实际上是八个黠戛斯族部落。有人说，黠戛斯为汉朝的李陵之后，这可能是附会之谈。黠戛斯属于突厥语系，为匈奴之一支，却是定论。亦难察的八个部落，原先住在唐努乌梁海，势力南及于阿尔泰山，曾经派兵帮助王汗的弟弟额儿克.合剌，逐走王汗，一度篡居王汗之位。

亦难察死后，太阳汗(太亦不合)继位，为了争夺亦难察的小老婆古儿别速，和弟弟不亦鲁黑汗(古出古敦)分了家。弟弟割据北方，这北方便是所谓“北部乃蛮”，他带了古儿别速，割据南方，亦即所谓南部乃蛮，建牙(设帐)于兀里牙速秃(乌里雅苏台。)帖木真与王汗曾经袭击不亦鲁黑汗与太阳汗各一次。不亦鲁黑汗也参加了札木合的联盟，对帖木真与王汗讨浅一次。王汗在与帖木真翻脸、被帖木真击溃以后，逃入太阳汗的边界死于戍将豁里·速别赤之手，太阳汗便决定了乘早将帖木真消灭。他派人通知阴山一带的汪古部的君主，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叫他准备出兵，作自己的右翼。

汪古部和蒙兀部同为鲜卑的苗裔，因此也可以算是“蒙古人”。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虽则与太阳汗有点亲戚关系，似乎更重视与帖木真的种族关系。此外，帖木真这几年来的军事表现，对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也不无影响。结果是：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不仅不想出兵帮助太阳汗打帖木真，反而派人去告诉帖木真以一切。

帖木真因此就不等待太阳汗的兵来打，而先发制人，在甲于年(1204年)的夏天祭旗出发，到达南部乃蛮的边界，客勒帖该·合答。太阳汗领兵到合池儿水(哈瑞河)迎敌。

《蒙古秘史》把这一次太阳汗与帖木真之间的战役，描写得有声有色，而完全偏袒帖术真，把太阳汗形容为一个极其怯懦的人，说他被儿子屈出律与大将豁里·速别赤一激再激，才肯迎战。 两军一接触，乃蛮的军队就败，退守纳忽山山脚。蒙古军一直追进乃蛮军新阵地的营门。《蒙古秘史)说，太阳汗问札木合：“那样如狼赶逐群羊，……是些什么人?”札木合说：“(他们是)曾用人肉喂养、用铁索圈着的四只狗(四獒)……。他们这两个是者别和忽必来，那两个是者勒蔑和速别额台(速不台)。”太阳汗于是说：“是那样呀，离开那些下等人远些。”

《蒙古秘史》继续描写，说太阳汗挥军退守山腰。他又看到若干人“跳跃着、窜扰着前来了”，又问札木合。札木合告诉他，这些人是兀鲁兀惕氏与忙忽惕氏的战士。太阳汗这就又挥军后退，退到山上。其后，太阳汗看到一人，“像贪食的鹰，流着口水，张着尖嘴，前来。"札木台告诉他，这人就是帖木真。太阳汗说，“好可怕!我们上山顶上去立住阵势!”最后，太阳汗看见合撒儿与帖木格·斡惕赤斤，又一退再退。

当天夜晚，于蒙古军的包围之下，乃蛮军纷纷跳下纳忽山的悬崖逃命，死了不少。第二天，蒙古军活捉到太阳汗。

以上，都是《蒙古秘史》的说法。《圣武亲征录》说得比较简单：激怒太阳汗，叫他迎战的，只是豁里·速别赤；太阳汗在当天日晡之时便死，不曾等待到第二天。

屠寄跟据拉施特的《史集》，略加补充：太阳汗在当天夜晚“身负重伤，失血疲惫，偃卧山坡。”豁里.速别赤再三叫他起来，他起不来。豁里.速别赤知道太阳汗的确是快死了，便回到阵前，力战而死，先死给太阳汗看，让太阳汗安心闭上眼睛。第二天，太阳汗的尸首被帖木真找到。

《蒙古秘史》漏记了札木合中途率领他的部队撤退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虽则札木合其时已是帖木真的败将，但是蒙古“部族，多半从札木合在此"(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如此说)。这些“多半”的蒙古人是“扎答阑氏、朵儿边部、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斡亦剌惕部、加上篾儿乞惕族、塔塔儿族”。试想，当太阳汗既已与帖木真对垒之时，札木合突然带走了这许多人，太阳汗焉得不失败?

七.吞并北部乃蛮

太阳汗既死，他的领土、他所爱的父亲之妾古儿别速与大部分的南部乃蛮人民，都成了帖木真的战利品。朵而边部、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和塔塔儿人，也都成了帖木真的俘虏。札木合只带了札答阑氏逃奔北部乃蛮。篾儿乞惕族的兀洼思部也被部长答亦儿·兀孙领来投降。答亦儿·兀孙而且献了女儿忽兰给帖木真。这位忽兰其后成为帖木真所最宠爱的妃子。

一部分的南部乃蛮人民，于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的统率之下，不甘屈服，企图据塔米尔河顽抗，来不及，只好再逃，逃到了阿尔泰山以南，被帖木真的军队穷追，在今日青河承化等县之南的乌伦古河被追及。屈出律只身脱走，又去了阿尔泰山以北，投奔叔父不亦鲁黑汗。他留下的部众，便流落在叶密立、海押立、别失八里等地。

蔑儿乞惕族的兀都亦惕部部长脱黑脱阿，也投奔了不亦鲁黑汗。

次一年(宋宁宗开禧元年，l205年)，帖木真从新疆东北部爬过阿尔泰山，在科布多河的支流溃豁黑河(索果克河)遇到不亦鲁黑汗，将他活捉。(札木合的札答阑氏东奔西散，只剩下五个人，这五个人后来将札木合绑了，送给帖木真。)屈出律与脱黑脱阿，又得翻过阿尔泰山，向西逃。帖木真追他们，追到了额儿的失河(额尔齐斯河)，恶战一场，脱黑脱阿中箭身死，屈出律不曾死，又向西逃，逃到西辽的都城八剌沙衮。

八剌沙衮的另一名称，是“虎思·斡儿朵”(坚固的宫)；位于伊犁河之西，塔拉斯河之东，吹河之北。当时在朝的西辽皇帝，叫做直鲁古，是西辽德宗耶津大石的孙子，西辽仁宗耶律夷列的儿子。

屠寄说，屈出律怕直鲁古不肯收容他，叫一个随从冒了自己的名字去见，自己站在门外，装做随从等候；偏偏被西辽皇后格儿八速碰见，带进宫去细问，问出了真相，便收他为干儿子，招他为公主晃忽的驸马，不到三天便结婚。

此后，他很得直鲁古的欢心与信任。直鲁古准他到叶密立、海押立、别失八里等地，招集流亡的乃蛮人，成立了一支私人军队。脱黑脱阿的儿子忽秃，曾经逃窜到是吾儿国(都城在今天的吐鲁番)，未被收容，这时候也带了残余的兀都亦惕部篾儿乞惕人来依附屈出律。

屈出律暗暗地建立实力，也暗暗地勾结外援。外援，是一度降属西辽，而此刻又已独立的花刺子模。到了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西辽直鲁古天禧三十四年)，他实现了篡位的阴谋：直鲁古出外，讨伐率堵利瑟那国的汗斡思曼，他公开叛变，占领讹迹刊城(乌兹根)，进攻八剌沙衮。直鲁古从窣堵利瑟那国赶回，坚守。这时候，花剌子模国的兵，依照预定的阴谋入侵，攻破咀逻私城(塔拉斯)；城内的守军溃散，窜入八刺沙衮，杀了无辜的市民四万七千人。屈出律藉此机会，以平乱为名，把军队开进八刺沙衮，软禁直鲁古，尊他为太上皇，自己当起皇帝来。屈出律当皇帝当了七年，帖木真派大将哲别来攻。次年，哲别杀死屈出律于撒里黑昆。

八.受推为“成吉思可汗”

帖木真在脱黑脱阿死后，一面派速不台穷追脱黑脱阿的儿子忽都、合勒、赤刺温等几人，一面顺便侵入西夏，藉口是西夏“容纳了”王汗的儿子你勒合·桑昆。西夏因此而丧失了力吉里寨与乞邻古撒城。这是帖木真对西夏的第一次战争。那时候，是牛儿年，亦即宋宁宗开禧元年乙丑，公元1205年。

次年，虎儿年，公元1206年，冬天，各部族大会于斡难河的河源，拥戴帖木真为成吉思可汗。“成吉思”这个名词可能为“腾吉思”之讹转，意思是“海”。可汗，是大汗，皇帝。合起来，便是“海内的皇帝”。法国伯希和如此说，我国姚从吾与札齐斯钦二氏，均认为很对。

当了可汗，帖本真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大封功臣。功劳最大的孛斡儿出与木华黎，被封为世袭的千户，同时也被任命为统率大军的万户。孛斡儿出是“右手的万户"，木华黎为“左手的万户"日(十二年以后，木华黎被加封为“国王"，不是某一国的国王，而是一个仅次于可汗的爵位。)在孛斡儿出与木华黎以外，还有九十三个人也被封为¨千户”，一共是九十五个千户。

这九十五个千户的名单，载在《蒙古秘史》第二百零二节，所缺的共为七名。

真正有相当于“丞相”的权力的，是失吉刊·忽秃忽，亦即《黑鞑事略》一书之中的“胡丞相"。他出身为诃额仑的养子，自小和成吉思可汗一起长大，亲如同胞，替成吉思可汗办事也一向很卖力。成吉思可汗不仅叫他“治理全国人民”，而且授予他以“最高断事官"的权力，“该杀的杀，该罚的罚”，他并且是仅次于可汗本人的“出言为法”的立法家：“凡是失吉(刊)·忽秃忽和我商议制定的，白纸上写成青(黑)字，造成的册子，今后都不许更改。”这青册此后便成了蒙古帝国的根本大法。

就军事方面而论，地位最高的似乎是右手万户孛斡儿出，与左手万户木华黎。不久，也许就在这虎儿年的冬天(阴历十二月?)，甚至是就在封右左两个万户的当天，成吉思可汗又封了千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纳牙阿的战功，远不能与孛木二人相比。成吉思可汗欣赏他，第一是他不负故主塔儿忽台胖子，第二是他竭力保护了帝妃忽兰可敦(颇有关云长秉烛达旦的作风)。 塔儿忽台胖于是泰亦赤兀惕氏的领袖，一向专与成吉思可汗作对，纳牙阿和父亲失儿歌秃及另一人阿剌黑，都是这塔儿忽台胖子的部下。三个人到了最后，于战败流窜之时，把塔儿忽台胖子绑了，准备押送给成吉思可汗，作为投降见面礼。中途，纳牙阿良心发现，坚决主张把塔儿忽台胖子放走，然后三人空着手去向成吉思可汗投降。他的这个主张，被失儿歌秃与阿剌黑接受。到了成吉思可汗那里，成吉思可汗不仅不计较有没有活捉来的“敌酋”，而且对纳牙阿这种不负故主之心，甚表同情。

其后，篾儿乞惕族的兀洼思部部长答亦儿.兀孙水尽山穷，想把尚未嫁人的女儿忽兰送给成吉思可汗，作为投降的礼物，中途遇到纳牙阿，被纳牙阿留在自己的营盘里三天三夜，才亲自护送了来。成吉思可汗起先颇为误会，到了与忽兰成婚以后，才恍然大悟纳牙阿的苦心，纳牙阿实在是有鉴于当时兵荒马乱，中途易遇歹人，不得不把她留上三天三夜，等自己抽得了身，才亲自护送了来，不仅无丝毫非礼之想，而且把成吉思可汗的事真正当作自己的事，小心翼翼地做。

右手万户、左手万户、与中军万户三个人以外，另有一个万户，是巴阿邻氏豁儿赤。此人首先向帖木真“称说符命"，使得帖木真立志向帝王的目标迈进，倒也不无贡献，至少是对帖木真本人。姚从吾教授认为他是萨满(巫)教中的人物。帖木真在当了成吉思可汗以后，不仅封他为千户，教他统辖巴阿邻族的三千户，又叫塔孩与阿失黑二人所管的七千户左右阿答儿乞人、赤那恩人、脱斡列恩人、帖良古人，凑成一万户，归豁儿赤以“万户"的身份加以节制。豁儿赤而且获得两项其他的特权：①统治额尔齐斯河一带的“林木中的百姓"；②任意选择三十个“投降百姓内的美妇人"。他后来闯下大祸，正因为执行这第二项的特权。秃马惕(土默特)部的人对他武装反抗，害得成吉思可汗损了一员大将；孛罗忽勒。

豁儿赤而且兼了“别乞”的头衔，这就差不多等于清朝的“贝子"，其地位仅次于“国王”木华黎了。(当时没有相当于“贝勒¨的封号，虽则以前有过一位想昆·“必勒格”)。

豁儿赤又是所谓“答刺罕”(自在快活的人)：平时免税，战时免缴战利品。同时受封为答剌罕的，是锁儿罕·失刺、巴歹、乞失里黑。锁儿罕·失剌救过帖木真的命。巴歹与乞失里黑曾经把你勒合·桑昆与阿勒坛二人想偷袭帖木真的消息，飞马向帖木真报告，也算是救了帖木真的命。因此，帖木真在当了成吉思可汗以后，也封他们二人为答刺罕。

名为千户，而实际上所管超过千户的，除了四位万户以外，有下列几人：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管汪古部五千户。

阿勒赤·古列坚—————管翁吉剌惕部三千户。

不秃·古列坚——管亦乞列思二千户。

术赤台————————管兀鲁兀惕氏四千户。

也有四位，两人合管一千户，脱仑与脱鲁罕；古出古儿与木勒合勒忽。其中，只有脱仑与古出古儿是名义上的千户。

帖木真的护卫原先只有八十人左右。他作了可汗，便把这八十人增加为一万人，其中一千人是夜间入值的“宿卫"，一千人是弓箭手，八千人是白天入值的“散班”。宿卫的长官，是也客.捏兀邻。弓箭手的长官，是者勒蔑的儿子·也孙·帖额。散班的八个长官是(1)孛斡儿出的弟弟，斡歌运·扯儿必；(2)木华黎的弟弟，不合(不是那位当千户的不合驸马)；(3)亦鲁该的亲人，阿勒赤歹；(4)朵歹·扯儿必；(5)朵豁勒忽·扯儿必；(6)术赤台的亲人，察乃；(7)阿勒赤歹的亲人，也就是亦鲁该的亲人，阿忽台；(8)阿儿孩·合撒儿。这八位散班长官，正如宿卫长也客·捏兀邻，与弓箭手长也孙·帖额，都没有千户的爵位，而只是“千夫长”。

这一万名护卫，成了成吉思可汗的基本武力，被称为“大中军”。除非御驾亲征之时，护卫绝对不参加作战。每一名护卫，阶级虽低，而“比起在外边的千户那颜们，……在他们之上。”甚至，这些护卫的伴当(随从)地位也高于外边的百户与牌子头(什长)。

构成护卫的分子，是挑选而来、或自动愿来的精兵，与各位万户、千户、百户的“有技能，像貌好，愿在我跟前服务”的儿子。这些儿子，名义上是自愿参加，实际上是非来不可。他们其实是可汗藉以控制新贵族的“质子”(作为人质的儿子)。

万户与千户的儿子来当护卫，不仅要自备鞍马，而且要带来十个伴当与一个所谓“弟弟"。我猜想这“弟弟”便是像脱斡邻勒那样的“世仆”。伴当与弟弟的鞍马用物，也由万户或千户的儿子自备，百户的儿子来当护卫，要带五个伴当，一个弟弟，也要自备七人的鞍马用物。牌子头与“白身人"的子弟来当护卫，要带三个伴当，一个弟弟，与五个人的鞍马用物。

这一万名护卫，虽则称为“大中军"，却似乎不归“中军万户”纳牙阿指挥。指挥他们的可能是成吉思可汗自己。他们分作“四班”(所谓四个“怯薛”)，每班二千名散班，二百五十名宿卫，二百五十名弓箭手。四班的班长是：不合、阿勒赤歹、朵歹、朵豁勒忽。

帖木真以一个区区的“户长”，所拥有的仅仅是九匹骟马，于饱经患难之后，一跃再跃，竟然统一了蒙古，兼有大兴安岭与额儿古纳河之间的“海拉尔区域"，与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受推戴为成吉思可汗，其威权，较之长城以南的皇帝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本人既无当皇帝的经验，左右也没有配得上当宰相的人(要等到以后打下金朝的中都北京，才获得耶律楚材)。他全凭为人慷慨，待朋友厚道，开辟成一大帝国。帝国既已造成，他一口气封了四个万户，九十五个千户，即此一端，已非一般的君主所能及。况且，他对于万户千户以外的人，也封赏了很多。八名散班长，一名宿卫长，一名弓箭手长，以及兼为散班长的四位“怯薛”班长，名字载在《蒙古秘史》。不曾载在《秘史》上的，是若干的“百户"的名字，与“牌子头”的名字。百户与牌子头是下级干部，也就是基层干部。成吉思可汗待他们也很好。总而言之，成吉思可汗之所以能成功，决非偶然。

九.组织雏型的帝国政府

帖木真虽则是合不勒可汗的曾孙，却不曾直接间接继承得到合不勒可汗的江山或制度。江山被合不勒可汗传给了俺巴孩可汗。俺巴孩可汗死后，新可汗忽图剌尽管是成吉思可汗的叔祖父，却不曾留下宝座给他。事实是，忽图刺一死，蒙兀部各单位就不再有共祖，直至帖木真于ll89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被选为“蒙古汗”之时。制度呢，从合不勒可汗到忽图剌可汗，就不曾有过什么像样的制度，所有的无非是部落联盟式的一种结合而已。各部落都保存了独立主权，可汗之下，没有可以称为“政府”的东西。

到了l206年，帖木真被公推为成吉思可汗之时，推他的人未必有创造一个帝国、建造一个政府之意。有此创造帝国、建立政府之意的，是帖木真自己。这便是他的了不起之处。

他作了成吉思可汗，便一举而封了九十五个千户，并且指定其中四人为所谓“万户"，气魄之大、迥非合不勒可汗等人可及。辽金二国的开创者，甚至汉唐二朝的开创者，就这一点而论，比他不上。项羽在到了秦的都城以后，一举而分封十八王，其痛快似乎与成吉思可汗相伯仲。然而，项羽没有远见，把土地和人民随随便便送掉了一大半，埋伏下自己的杀身之祸。成吉思可汗呢，一面施惠而一面以蓄养千户之子为护卫，为质子，加强了对功臣的掌握。“雄才大略”四字，他可谓当之无愧。

四个万户与九十五个千户，在理论上并非必须送儿子到可汗的身边来，候选为护卫。他们送不送，他们的儿子来不来，全凭“自愿”。事实上，谁不愿意?谁敢不愿意?有了儿子在可汗身边当护卫，哪一个万户或千户敢反?

千户“可以”送儿子来候选为护卫，“百户”与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送儿子来候选。选的标准，是“有技能”与“像貌好”。所谓技能，无非是拉弓搭箭，使刀使枪而已。像貌，更简单，被可汗看得顺眼便成。

有九十五个千户，便是有九万五千以上的兵。事实上，每户的壮丁不止一人。打起仗来，父子兄弟全都出动。各族各部各氏的兵力，经过此次“分封”，实际上是反而合成了一体。成吉思可汗不是像项羽那样，把大好河山一块一块地切开送朋友，而是把各族各部各氏的人民一一安顿在自己的干部之下，以便指挥。 除了九十五个千户以外，成吉思可汗在护卫之中设十个千夫长。这十个千夫长是放在身边的将领，随时可以使唤，而一万名护卫在平时是凛不可犯的核心队伍，到了战时便是威力无穷的督战团。

一万名护卫直属于可汗。九十五个千户，在大体上分属于右手万户孛斡儿出、左手万户木华黎、中军万户纳牙阿、与另一万户豁儿赤别乞。军政方面的组织，如此而已。

在民政方面，成吉思可汗仅有一个“最高断事官”，由失吉刊·忽秃忽担任。他的权力之大，比起金、宋的丞相来，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权“惩治全国的盗贼，追查造谣惑众(的人)，依理该杀的杀，该罚的罚。”

次于最高断事官的，是四位“谏官”：豁儿赤·兀孙、忽难、阔可搠思、迭该。

．迭该兼作可汗的“牧羊官"。

我在上一章说过，忽难兼作皇子术赤的辅佐。术赤的其他两位辅佐，是豁儿豁孙与蒙古兀儿。

作为皇子察合台的辅佐的，是谏官阔可搠思与巴鲁刺思氏的合刺察儿。

窝阔台与拖雷，均只有辅佐一人；窝阔台的辅佐，是苏尼特氏的亦鲁该。拖雷的辅佐，是札剌亦儿氏的巴刺·扯儿必。

这位巴刺·扯儿必的哥哥，是勇冠三军、常当先锋的阿儿撒·合撒儿。巴剌·扯儿必本人也是一位名将。

另一位扯儿必，朵歹·扯儿必，地位也很重要。他的本职是护卫之中的一个千夫长。护卫分为四班(四怯薛)，班长由十个千夫长之中的四个人兼任。朵歹·扯儿必是这四个人之一。他又兼了“管理家内人口”的职务。成吉思可汗说：“在宫帐周围的全体宿卫们，散班们，宫帐内的家僮，放马的，放羊的，放骆驼的，放牛的，和宫帐自身，都常川由朵歹.扯儿必管理。”

地位可能次于朵歹·扯儿必，而重要不亚于他的，是可汗的“厨子”。如果把这个名词翻译得较为文雅而高贵些，便是“掌膳”，“御厨房总管"，或“光禄寺正卿”。这厨子必须是可汗相信得过的人。先后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的，是：四骏之一的孛罗忽勒，可汗的嫡堂兄弟翁古儿(蒙格秃·乞颜之子)，谏官迭该的弟弟古出古儿，豁罗剌思氏的薛赤兀儿，塔儿忽惕氏的合答安.答勒都儿罕，晃豁壇氏的雪亦克秃·扯儿必。

厨子以次的官，可考的有车匠古出古儿与必阇赤之长失勒忽勒。车匠，实际上不是普通的匠人，而是总管车子的制造与修理的工程官。必阇赤，我以为与清朝的“笔帖式”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书记、秘书。引申起来，必阇赤便是管得了民事的文官了。 成吉思可汗的帝国政府，是雏型的，一切都很简单。他本人在助击塔塔儿族以后，当过金朝的“招讨使”。但是他对于金朝的制度并不熟悉，更无模仿之意。事实上，漠北的社会，与长城以南的中原迥不相同，成吉思可汗即使模仿了也未必行得通。根本，漠北在当时，不需要如何复杂的政治组织。

他用了四个万户，及八九十名不兼万户的千户，已经可以收到“如身使臂"的效用。一个最高断事官与四个谏官，似乎也足以辅佐他个人“综理万机¨。帝国的基础是军队，而军队的核心是一万名“护卫”。其余，皇室内部的杂务与财务，有“管理家内人口”的朵歹·扯儿必。照料可汗饮食的有孛罗忽勒等“厨子"。辅佐皇子的有忽难、豁儿豁孙等人。加上牧羊官迭该、车匠古出古儿、与必阇赤之长失勒忽勒，成吉思可汗的周围也可谓人才济济了。

一○.讨伐西夏

成吉思可汗所伐的夏，中国史书称它为“西夏"，以别于商朝以前的夏朝。《蒙古秘史》称它为“唐兀惕”，译成英文是 Tanghut。

它的创始人李继迁不属于鲜卑的“拓跋氏”，而属于党项的“托跋部”。它的人民，似乎是以党项人(藏族)为主体，但也包括了不少的汉人与回鹘(维吾尔)人。

藏族在今天所住的地方，不仅是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西部，而且有青海的南半部。青海北部，也有很多的藏人。在唐朝的时候．藏族有一部分穿过了甘肃，而定居在宁夏与陕北等地。 李继迁的远祖托跋赤辞便是这一部分藏族的领袖。此人归顺了唐朝，被唐太宗安置在静边州(米脂县西)。静边州太大，其后分出一个“夏州"。托跋赤辞的后代托跋思恭，出生在夏州，兼有静边州、夏州、银州、绥州、宥州，一共五个州的地方。托跋思恭帮助唐朝政府打黄巢，被赐姓李，受任为“定难军节度使”。此后，他的子孙“世有夏州”等地。和其他的藩镇一样，“定难军节度使"成了一个世袭的封号。

唐朝结束以后，中原的“五代”都脆弱无能，“定难军"也自成一国和其他的“十国"一样，不足为奇。后周的世宗皇帝柴荣，加封“李思恭"的后代李彝兴为“西平王"。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以后，李彝兴进贡了三百匹马，宋太祖亲自督造了一条玉带，作为回赐。

李彝兴的孙儿李继捧，在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亲自到开封来上朝，表示不想回“定难军"，而情愿献出银、夏、绥、宥四州之地(静边州此时已废)，留在开封京城。宋太宗准奏，改任李继捧为(泾川)彰化军节度使，派曹光实为“银夏绥宥四州都巡简使"，接收定难军的地盘，把李继捧的同族兄弟十二人都任命为大小的官，并且叫所有“缌麻”以上的同族都搬家到京城里来。

宋太宗的如此作风，是为了削割据，求统一，却逼反了李继捧的一个同族弟弟李继迁。这李继迁住在银州，已经受任为“管内都知番落使"，听说要强迫他搬家，就逃去了“地斤泽”造反。 次年，太平兴国八年，曹光实打他，杀了五百人，烧了四百多帐篷，虏了他的母亲与太太。

又过了两年，到雍熙二年，他诈降，诱杀曹光实，占据银州。宋太宗派田仁朗、王优与郭守文去打他，烧了一千多个帐篷。契丹(辽)看见有机可乘，便在雍熙三年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宋金二史的西夏传，均以为辽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便已把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很错。辽朝封他为夏国王的事，是在宋太宗淳化元年，亦即公元990年(据《辽史·本纪》)。把义成公主下嫁给他，比封王只早一年：公元989年。

李继迁和宋朝政府军打了很多次，取回了祖宗的四州之地，而且夺得灵州(宁夏灵武)，作为都城。其后，在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l003年，他向河西走廊进攻，从藏族手中取得了西凉府 (甘肃武威)，被藏族领袖潘罗支暗算，中箭身亡。

他在西夏的历史上，是真正的创业之君，被追尊为太祖。

他的儿子，太宗李德明，夺得宋的怀远镇，建为新的都城，定名“兴州"(银川)。也夺得了回鹘人的甘州(张掖)，降服了瓜州(安西)。此人死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l032年。

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本是夺得甘州的主将，继位以后，又从回鹘人手中拿下肃州(酒泉)、沙州(敦煌)，从宋朝政府手中拿下盐州、会州、胜州，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9年称帝，国号大夏。他曾经一度对宋妥洽，被赐姓赵，所以有若干史书称他为“赵元昊"。称帝以后，宋朝政府削他的赐姓，他自己也不愿意再姓赵，仍旧姓李。

李元昊对宋作战，连获三次大胜，俘虏刘平、石元孙于延州(延安)城下，阵斩任福于好水川(甘肃隆德县之东)，阵斩葛怀敏子镇戎(甘肃固原)。宋朝派了韩琦、范仲淹等名臣驻防今天的陕北与甘东，也不过是仅仅挡住了李元昊而已。

辽兴宗作宋夏两国之间的调人，实现了和平。夏对宋自称“男邦"，宋每岁赐夏以“银、绮、绢、茶”，并且封李元昊为“夏国主”。银绮绢茶的详细数目待考。李元昊要求“二十五万五千"，是否为总数共值银二十五万五千两，或每样二十五万五千两、二十五万匹、二十五万斤，我们无法查证。我们仅仅知道，宋第一次所拿出的是：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这也许是第一年的“岁赐"，也许不是，而是一种特别的恩赏。

李元昊死于宋仁宗庆历八年，被尊为景宗。

在他以后，有儿子毅宗谅祚，孙子惠宗秉常。毅宗谅祚在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被辽兴宗伐了一次，他用坚壁清野的方式逼得辽军撤退。他对宋有几次小战争，但在大体上和宋维持了和平。

惠宗秉常在宋神宗元丰四年被母亲梁太后禁闭，宋朝政府兴师问罪，抢了夏的兰州、米脂、宥州，也打了一个大败仗在永乐城，损失了二十万人以上(元丰五年)。

惠宗秉常的儿子是李乾顺，西夏历史上的崇宗皇帝。此人对宋作战，大胜四次，第一次，在宋哲亲绍圣三年(1096年)，攻下(陕西安塞县北的)金明砦。第二次，在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战胜高永年于(青海西宁县北的)宣威。第三次，在政和六年(1116年)攻下泾原(甘肃泾川)的靖夏城。第四次，在宣和元年(1119年)战胜刘法于统安城(可能在陕西横山县西、统万城旧址的附近)。

李乾顺也吃了几次亏：在政和五年大败于古骨龙，在政和六年丢掉了仁多泉城与臧底河城(这三处地名，待考)。

辽在宣和七年(1125年)为金所灭。李乾顺曾经在政和二年与宣和四年出兵救辽两次，均被金军击败。

辽亡以前的一年，金太宗向李乾顺颁发诏书，叫他投降。李乾顺依从，金太宗册封他为“夏国王"。 宋在辽亡以后的第二年被金打败，徽钦二宗被掳，高宗在南京(河南商邱)即位。北宋结束，南宋开始(1127年)。

西夏与南宋之间，没有打多少交道，也无从打起，中间隔着一个金。只有一次，在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金主亮伐宋之时，西夏乘火打劫，偷了南宋的盪羌砦(甘肃固原县北)、九羊砦(也在固原县内)、会川城(甘肃靖远西南)。那时候，西夏的皇帝是李乾顺的儿子李仁孝(西夏仁宗)。

西夏对金，相处得比以前对宋好。这固然是因为李仁孝天性爱好和平，西夏的实力，经过宋徽宗时的若干次大战，也确已空虚到不足与金较量了。

李仁孝的儿子桓宗纯佑无甚作为，在帖木真被推为成吉思可汗的一年(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被堂兄弟李安全篡位。李安全也没有多大作为。他是西夏历史上的襄宗。

继李安全之位的，是远房的本家李遵顼(西夏神宗)。李遵顼即位之年(1211年，宋宁宗嘉定四年)，成吉思可汗的兵战胜金兵于会河堡。次年，李遵顼也仿照李仁孝对宋乘火打劫的先例，对金作战，攻打葭州。l213年，攻打保安州、会州，拿下了泾州。1214年，金的兰州守将程陈僧叛金降夏。六年以后，会州也入于西夏之手。李遵顼不曾料到，七年以后，西夏自身会亡，而且亡在金前五年。

成吉思可汗打西夏，前后有过四次。第一次是在乙丑年(1205年)，当时西夏的皇帝是李纯佑(桓宗)。战争的借口，是西夏容纳了王汗的儿子你勒合·桑昆。事实上，你勒合·桑昆并未正式“入境¨，也未受到收容。他在西夏混了不久。成吉思可汗攻下西夏的力吉里寨，把寨内的人民杀光。拉施特说，有一个极大的城，乞邻古撒城，也被成吉思可汗攻破。成吉思可汗回军，经过落思城，却掳去了不少的人民与骆驼。

第二次，是在丁卯年(1207年)的秋天。西夏的罪名是“不纳贡"。这时候，皇帝已经是篡位的李安全。战争的结果，是成吉思可汗打下兀剌孩城。屠寄说，此城在宁夏西南部的“龙骨山"，与甘肃的山丹县接界。

第三次，是在癸未年(1223年)的冬天，《元史》记载不详，只说带兵的是史天祥，所攻破的地方是贺兰山，史天祥在归途之中遇伏，眼睛中箭。这一年，可能是在战后，李遵顼传位给儿子李德旺，自称太上皇。

第四次，是在乙酉年(1225年)的秋天，成吉思可汗亲征，借口是西夏没进“质子”，又不参加对西域(花刺子模等国)的讨伐。真正的原因，据屠寄说，是西夏对金讲和。和金便是“叛蒙”，所以成吉思可汗才亲自带兵来打。然而，西夏对金讲和，是在冬天十月，而成吉思可汗来打，是在秋天。屠寄以为成吉思可汗早已料到西夏会叛，我看未必。可能是，成吉思可汗来打在前，而西夏因他来打，才不得不在十月间对金讲和。成吉思可汗发动亲征是在乙酉年的秋天，而军队到达西夏境内，却在次年，丙戌年的春天。成吉思可汗在二月间拿下“黑水"等城，而李遵顼便在这时候死，很像是吓死的。到了夏天，成吉思可汗又拿下甘州、肃州等城。李德旺又跟着在秋天七月死去。继位的，是远房的侄儿李晛(屠寄误写成李睍)。李晛即位以后，成吉思可汗又拿下西凉府(武威)及朔罗、河罗、应理(宁夏中卫)等县。这些，都是在秋天拿下的。到了冬天，成吉思可汗进攻灵州城(宁夏灵武)，李晛派了嵬名令公带领五十营来救。成吉思可汗撇下灵州，踏冰渡过黄河，迎战。嵬名令公大败，逃回“中兴”(就是兴州，宁夏银川)。成吉思可汗也再度到黄河东岸，向东南移动，札营在盐州(宁夏与陕西交界之处的盐池县)的郊外。

成吉思可汗在丁亥年(1227年)的春天，留下若干军队攻西夏的中兴城，自己带了大队人马去攻金的积石州(甘肃临夏县西)。西夏挨到六月间正式投降，成吉思可汗派脱栾·扯儿必去受降，加以抚慰。这时候，成吉思可汗已经不仅攻下了积石州，及临洮与西宁，而且回师到甘肃的六盘山避暑。

成吉思可汗由六盘山走去清水县，又由清水县去了灵州，就在七月的壬午日，死在灵州。(这是蒙古源流的说法，屠寄认为可信。别的书都说他死在六盘山。)李晛在成吉思可汗死后来朝，他不知道成吉思可汗已死。脱栾.扯儿必把李晛杀了，而且屠杀李晛的全族。西夏的人民被蒙古兵杀死了的，也不在少。

传说，成吉思可汗在死前有过如此的吩咐，脱栾·扯儿必只是遵行遗命。直到今天为止，还不曾有人对这个传说怀疑。我却以为，成吉思可汗生平杀人虽多，并不喜欢杀害已经向他投降的人，这个传说未必可靠。

西夏得到如此的结局，真是够惨。这个国家，自从公元985年李继迁袭取银州、叛宋自立以来，到1227年，已有二百四十三年的历史。倘若从公元883年托跋赤辞受唐僖宗的任命，充当定难军节度使的一年算起，那它的历史就不止二百四十三年，而有三百四十五年了。倘若只从“赵"元昊称帝之年(1038年)算起，也还有一百九十年之久。

它的领土，在极盛之时，有二十二个州。它的政治制度与文物典章，在大体上模仿唐宋。最醉心汉化的是李谅祚。对于佛教，夏的君臣也很提倡。最了不起的一位皇帝是李元昊(景宗)。他是文武全才，于打仗办公之余竟能发明了整套的西夏文字，其外形是方块而内容是拼音。

可惜，李元昊和另一个西夏皇帝李乾顺，太喜欢打仗。李元昊的对手方是不为己甚的宋仁宗，所以结果还是和。李乾顺的对手是宋神宗与不太懂事、受童贯摆布的宋徽宗，以致两国国力互相抵消。宋丧失了汴梁于金兵之手，成为南宋。西夏也一蹶不振，始则对金驯服，终于被成吉思可汗消灭。

一一.受畏吾儿之降

“畏吾儿”是自动归顺成吉思可汗的一个国家。畏吾儿的人民，是今天新疆境内维吾尔族的祖先，也是唐朝回鹘人的苗裔。 回鹘人说的话属于突厥语系。他们在血统上与突厥人也很近，在政治上始则为突厥的藩属，继则为突厥的敌国。

他们的领袖特健俟斤与隋炀帝同时。特健俟斤的儿子叫做菩萨。菩萨以五千骑兵，战胜突厥颉利可汗的儿子欲谷设，而欲各设所率领的骑兵有十万人之多。这件事，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

三年以后，唐太宗的兵俘虏了颉利可汗，漠北的霸权落入薛延陀国之手。薛延陀在贞观二十年被唐击溃，两年以后，薛延陀的残余，在可汗多弥的统率之下，为回鹘的君主吐迷度所消灭。吐迷度成为漠北的霸主，自称可汗，唐太宗封他为怀化大将军。 突厥人于默啜可汗的领导之下，一度复兴；回鹘人的独支解可汗逃奔到甘州(甘肃张掖)一带，其后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帮助唐朝军队，战胜默啜，杀死默啜。再其后，回鹘的可汗裴罗在天宝四年攻杀突厥的可汗白眉，便占有了漠北漠南、突厥旧有的领土。

裴罗的儿子磨延啜，派兵帮助郭子仪打安禄山，收复长安洛阳。

回鹘人的大帝国，维持了将近一百年，在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为黠戛斯所击溃。黠戛斯人住在今天的唐努乌梁海，所说的话属于突厥语系。他们自称是汉朝的李陵之后。

一部分的回鹘人，有十万人左右，在乌介可汗率领之下，来到漠南，驻扎在云州之北的闾门山，要求“借"天德城，被拒绝，先后进攻云州与振武，被唐朝政府的军队击败，投降的很多。乌介可汗逃到了黑车子室韦那里去，被黑车子室韦的君主杀了，向唐朝报功。境内的回鹘人，其后被黠戛斯派兵来要了走。

另一部分回鹘人，由庞特勤率领，占据甘州，慢慢地新成一国，拥有“碛西”(戈壁之西)的若干城，以庞特勤为可汗。这一国，叫做“甘州回鹘"。他们的后代，我在甘州遇到过。

甘州的地望近于“北庭”。北庭曾经是唐朝“北庭都护府"。 回鹘人称北庭为“别失八里”。别失是“五"，八里是“城”。我见过这“别失八里"的遗址，它确是五个城合起来的一个大城，中央的一个很大。我在这遗址之中掘得了一具古人的遗体，送到新疆的博物馆保存。

在别失八里有一位回鹘“大酋”仆固俊，在唐懿宗之时(859年至873年)翻过天山，对吐蕃作战，从吐蕃人手中抢得了西州、轮台等城。

西州的遗址我也到过，在吐鲁番城的东边几十里，当地的人叫它做“哈喇火加"。“哈喇”是黑，“火加”两个字是“和州”或“火州"的音变。它原是汉朝的“交河城”，宋辽金三朝称它为“和州"、“火州"。在清朝的文书上，“火加”写成“和卓¨，很容易令人误会，以为这是与“大小和卓”两位“圣裔”有关的一个城。

仆固俊及其部下在西州定居下来，也自建一国，被中国史家称为“西州回鹘"，有时候被称为¨高昌回鹘¨。以前在南北朝的时候，此地确曾有过一个国家，叫做“高昌”，直到唐朝初年还存在。玄奘去印度，由高昌经过，高昌的国王颇想留他下来。

这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不仅占有今日的吐鲁番与轮台，而且逐渐掌握焉耆、库车、阿克苏、疏附，以至于天山以南的整个南部新疆。南部新疆在西汉之时有三十六国，在东汉之时有五十几国，其中极大部分的人民是“白种人"，所说的话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西州回鹘花了几百年的工夫，做到使这些白种人的后裔都以为自己是“维吾尔人"，都只能说维吾尔话。

在宗教方面，西州回鹘在未到西州以前，所信的是摩尼教(波斯人摩尼所刨的一种兼有耶佛袄三教内容的宗教)。到了西州以后，大部分的人改信佛教，其后在明朝中叶以后又全体改信了“回教"(伊斯兰教)。回教是由葱岭以西传来的。

向成吉思可汗上表归顺的“畏吾儿”，便是这“西州回鹘”。关于西州回鹘在五代与宋之时的历史，我们所能知道的极少。 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派了王延德作答访“高昌”的使臣，因为“高昌回鹘”在宋太祖建隆三年，乾德三年及本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先后派了使臣来进贡。

这时候，高昌的“西州回鹘"久已有了可汗。对宋太宗进贡的一位可汗，叫做“阿厮兰汉”。阿厮兰，是狮子；“汉"是“汗”，是王。

王延德在太平兴国七年四月到达吐鲁番，只见到狮子王的“国舅"阿多于越，因为狮子王去了北庭避暑。(从这一点材料来看，北庭是隶属于狮子王的，西州回鹘的版图之大，于此可见。龟兹(库车)在五代的时候也已经是西州回鹘领土的一部分了。)王延德于是又到了北庭，与狮子王相见。这狮子王对宋朝很有礼貌，“东向”“拜受赐"。不久，狮子王要回西州，叫王延德先去，在西州等他。王延德留在西州，到了太平兴国八年的春天，才偕同狮子王的“谢恩使”一百多人启程回开封。

其后，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西州回鹘又有使臣来进贡一次。六年以后，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有所谓“龟兹图王可汗”派人来送大尾巴羊、独峰骆驼等等物品。“图”字显然是“国"字之误。龟兹久已是西州回鹘的一部分，此时是否另成一国，或西州回鹘迁了都，不再沿称“高昌”，而改用新都所在的古国龟兹之名?

也许是，并未迁都，而仅仅是感觉到用“龟兹"比用“高昌"更有面子。宋《会要》一书之中，有这么几句话：“龟兹，回鹘之别姓也。……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或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辽朝与甘州回鹘颇有来往，与西州回鹘似乎来往很少。辽亡以后，耶律大石西奔，建立“西辽”。他派人去西州回鹘有所要求，碰了钉子。《金史》太宗本纪，天会九年(1131年)：“九月己酉，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撤八迪里突迪，来献。”“和州”，也就是元明史书上的“火州”。

西州回鹘虽则有过这么一次对耶律大石抗拒，对金朝效忠，其后却免不了向耶律大石低头，成为西辽的一个属国。西辽不仅派了一个“少监”来监视西州回鹘，而且叫这少监就地征税。

因此之故，在成吉思可汗征服了乃蛮，兵力及于今日的新疆的北部之时，西州回鹘的君主(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便杀掉当时的一个西辽少监，和西辽断绝关系，向成吉思可汗上表归顺。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是巴尔术·阿而忒·的斤的传记。《蒙古秘史》称他为“亦都护”，其实亦郝护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衔号。玄奘在唐朝见过西突厥的“叶护”。叶护和亦都护，是一个名词，字义近于“亲王”。

巴尔术·阿而忒·的斤并不是等到成吉思可汗派了使臣来，才杀掉西辽的步监和西辽翻脸；而是先杀掉西辽的少监，才看见成吉思可汗的使臣来到。所以，他之决心归顺，可谓出于自动。 他的代表，陪着成吉思可汗的使臣回去复命。《元史》译载了他所上的表：“臣闻皇帝威德，即弃契丹(西辽)旧好。方将通诚，不自意天使降临下国。自今而后，愿率部众为臣仆。”

几年以后，在辛未年(1211年)，他亲自来到怯绿连(克鲁伦)河来上朝，要求作成吉思可汗的第五个儿子，成吉思可汗欣然同意，并且赏他一个公主(阿勒·阿勒屯)，招他为驸马。

从此，他成为皇亲国戚，而且作了成吉思可汗西征时的先锋，经常统兵一万人。

他的人民，在元朝被称为“色目”地位在华北的“汉人"与华南的“南人”之上，而仅次于“蒙兀"。

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了若干代，对元朝的中央政府始终很好。他的孙儿马木剌·的斤，以先锋的资格，率领一万人参加元宪宗(蒙哥可汗)在西川合州钓鱼台的战事。他的曾孙，火赤哈儿·的斤，忠于元世租(忽必烈可汗)，抵抗笃哇与八思巴等人的十二万兵，死守“火州”不降，事后，被元世祖赏以(定宗贵由可汗的女儿)巴巴哈儿公主。再其后，火赤哈儿.的斤驻守哈密，又遇到元世祖的敌人来攻，大战一场，阵亡。

火赤哈儿·的斤的儿子纽林·的斤，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封为高昌王，叫他对“内郡"(内地)称高昌王，对他的本国仍旧可以称“亦都护”。纽林的命很硬，连剋两个公主，最后娶了第三个公主。头两个公主是元太宗窝阔台可汗的孙女，第三个公主是安西王阿难答的女儿。

火赤哈儿·的斤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做帖木儿·补花，次子叫做篯台。这两人其后相继为“高昌王·亦都护”。帖木儿·补花也娶了一个公主。他们家世世代代，作了元朝皇室的表亲。

一二.受斡亦剌惕等部之降

斡亦刺惕在成吉思可汗之时是贝加尔湖西岸的居民。他们其后迁到新疆北部与青海北部，被汉人称为“瓦刺"、“厄鲁特”、“卫拉特”。

他们的“部长"忽都合.别乞，原先站在札木合的一边，与成吉思可汗作对；到了兔儿年(丁卯，1207年)，他见到皇子术赤带兵前来，便不战而降，向先锋驸马不合(布哈)表示，情愿作向导，深入“众多的”斡亦刺惕人之境，劝降。于是，依次而降的便有： (1)在今天赤塔一带的不里牙惕人。

(2)在见加尔湖东岸的巴儿忽惕人。 (3)在贝加尔湖西岸的兀儿速惕人。 (4)在唐努乌梁海东北部的合卜合纳思人。

(5)在杭爱山脉之北的康合恩人。

(6)在俄属托波儿斯克省的秃巴思人。

其后，皇子术赤派人到“众多的”乞儿吉速惕人(黠戛斯Kir_ giz)境内，亦即唐努乌梁海境内劝降。乞儿吉速惕人三个部的部长：也迪·亦纳勒，阿勒迪额儿，与斡列别克·的斤，都“望风款附”。

术赤不以收降了这些部族为满足，又继续招降了“七处林木中的百姓”。

成吉思可汗对于术赤有如此成就，十分高兴。他也很嘉许斡亦刺惕的部长忽都合·别乞，便把自己的女儿扯扯亦坚，嫁给忽都合·别乞的儿子亦纳勒赤，又把术赤的女儿溪罗罕，嫁给亦纳勒赤的哥哥脱列勒赤。

在这些人投降以前，成吉思可汗于即了帝位以后已派遣忽必烈进攻今天伊犁一带的合儿鲁兀惕人(唐朝回鹘“葛逻禄部"的后裔)。合儿鲁兀惕人的君主阿儿思阑汗(狮子王)也是不战而降。此人于羊儿年(辛未，1211年)亲自来上朝，成吉思可汗招他为驸马，把女儿脱烈公主嫁给他。后来，阿儿思阑汗病死，成吉思可汗叫脱烈公主再嫁，嫁给阿儿思阑汗的前妻之子也先不花。

一三.囊括西辽旧壤

成吉思可汗于征服了乃蛮，招降了畏吾儿以及唐努乌梁海、中部西伯利亚、与新疆西北部(伊犁一带)若干部族以后，已经与西辽帝国接壤。

关于西辽，我在前面第七节“吞井北部乃蛮”，已经约略提及，它是辽国皇室分子耶律大石在“西域"所建立的一个大国。 耶律大石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八世孙，文武双全，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当过刺史、节度使。辽朝天祚皇帝因战败而逃往绥远，他死守燕京(北京)，打退宋兵，其后金军进居庸关，他经古北口撤入热河，一度被金军俘虏，逃出，到绥远找天祚皇帝。

天祚皇帝保大四年(1124年)阴历七月，他离开天祚皇帝，带了二百人向北走，渡过“黑水¨，到了离开西库伦不远的可敦城，驻扎在“北庭"(单于庭)。，《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耶律大石条把“北庭"写作“北庭都护府”，错。

耶律大石召集了“七州十八部”的大会，凑集了一万人，企图复国。

新兴的金朝，有一名“泰州刺史”，驻在离今天长春不远的泰州。他的名字叫做婆庐火，婆庐火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向金太宗报告，说“耶律大石巳得‘北部’二营”。

次年，天会八年，耶律大石开拨，向西走。波斯的历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传》里面说，耶律大石“到了乞儿吉思人(黠戛斯人)的边界上，侵占了一片土地，被乞儿吉思人驱逐，才又到了叶密尔河(新疆西北部的额敏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建起一座城池，其遗址‘现在仍存’。”梁园东说，这个城便是常德在所著的《西使记》之中所提及的“叶瞒城”。

《辽史》说，耶律大石曾经写信给甘州的“回鹘王”毕勒哥，要求假道。毕勒哥迎接他到王府，大宴了三天。《辽史》这一段话，很成问题。耶律大石似乎并不曾经由甘州向西走，而是直接去新疆西北部的。并且，当时甘州久已入于西夏之手，西夏在六年前又已投降了金朝。

耶律大石在甲辰年(1124年)凑集了各部的兵一万人，驻扎在“单于庭"。这一年，他称王。

四年以后，他已经向西移动成功，占领了喀什噶尔。喀什噶尔的君主阿赫买德战死c(埃本.埃勒·阿替儿在所著《东土耳其斯坦》一书之中如此说。)又过了两年，ll30年耶律大石在新疆西北部的额敏河流域，筑了一个大城。(志费尼在所著《征服世界者的所史》一书之中如此说。)再过两年，1132年岁次壬子，他称帝于撒马儿干城之西的起儿漫城，建元延庆，国号仍叫做大辽。(《辽史》卷三十如此说) 他何以能在撒马儿千城之西的起儿漫城称帝?因为，他战胜了当地(“河中”)的君主穆罕默德。(志费尼如此说。)《辽史》说，耶律大石的这一次战争，是在称帝以前的九十多天；又说，对方是“西域诸国”的联盟军。这联盟军有十万人之多，号“忽儿珊”。《辽史》的作者，显然是错认了“忽儿珊”一词为联盟军的“称号”。也把对“河中”的战争，与对“忽儿珊"的战争，混为一谈。

事实是：忽儿珊是国名，今天为伊朗的一个区域，写成英文是Khorasan，这忽儿珊国的国君，叫做桑加儿。桑加儿不仅是忽儿珊国的国君，而且也是东部回教世界的共主，速勒坛，握有相当实权。住在巴格达的所谓哈里发(Khalif，caliph，“教主代表”)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而已。

苏丹(sultan)这一个阿拉伯名词，意思是“俗世之主”。第一个获得这个封号的，是桑加儿的叔曾祖，秃赫鲁勒。颁赐这个封号给秃赫鲁勒的，是当时的哈里发，阿勒·卡伊姆。

秃赫鲁勒的祖父，是西突厥的奥胡斯部落(Oghuzz)的领袖，名字叫做塞尔柱。

因此，从秃赫鲁勒开始的苏丹朝代，便叫做“塞尔柱朝代”。 桑加儿是这个朝代的佼佼者，却败在耶律大石之手。败的一年，据埃本.埃勒·阿替儿说，是1141年；那就迟在耶律大石称帝以后，而不是如《辽史》所说，在耶律大石称帝以前的九十多天。

《辽史》说，在耶律大石称帝以前的几天，亦即战胜了回教诸国的联盟军以后的九十天，有“回回国"的国王前来撒马儿干，向耶律大石投降。

这“回回国”不是泛指任何一个回教的国家，而是指的“花剌子模”(Khwarizm，Khwarizmia，Khorezmia)。花刺子模原为塞尔柱帝国的波斯的北边一个省。省长库特布德丁早已独立，自称“花剌子模·沙”。沙(Shah)的意思，是王。库的儿子阿特西斯在1138年和桑加儿大战了一场，所以不仅不参加桑加儿的l141年对耶律大石之战，而且于桑加儿战败以后的九十天，亲自去撒马儿干，向耶律大石投降。

耶律大石于是不但有了锡尔河与阿母河之间的“河中”，而且有了花刺子模作为藩属。(忽儿珊不曾变成耶律大石的藩属。耶律大石虽则战胜了桑加儿于撒马儿干附近，却不曾带兵到忽儿珊去，把忽儿珊征服。桑加儿虽败了一仗，实力依然雄厚。他在1157年死，要到了l194年他的后代才为花刺子模的国王，阿特西斯的孙子所消灭。)耶律大石的帝国，却也够大。在西边，有起儿漫城、撒马儿干城、以及整个“河中”，在东边有额敏河流域、喀什噶尔、和田、以及喀什噶尔与和田之间的莎车。作为他的藩属的，西边有花剌子模，东边有别失八里(新疆孚远一带，原属西州回鹘)，与西州回鹘(畏吾儿)，及其所包括的焉耆、龟兹(库车)，北边又有势力相当大的合儿鲁兀惕(伊犁一带)。

耶律大石在1124年北走、称王，在1132年称帝于起儿漫，建元延庆。到了延庆三年，他迁都至新筑的虎思·斡儿朵(Khus Ord0，坚固之宫)。这虎思·斡儿朵在旧有的八剌沙衮(Balasa— gun)附近。

耶律大石于迁都以后，改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这一年三月间，他派遣萧斡里刺为“都元帅”，率兵七万征金，萧斡里刺向东进军，走了一万多里，看不见敌人，无功而回。耶律大石不怪他，说“这是天数”!康国十年，1143年，耶律大石去世，儿子夷列年幼，皇后塔不烟摄政。

耶律大石死后，庙号德宗。他的皇后塔不烟摄政了七年，才由他们的儿子夷列继位。夷列在位十三年，死，庙号仁宗。在这位西辽仁宗在位之时，全国的户口有八万四千五百户。

仁宗的妹妹普速完，也摄政了十四年，才由仁宗的儿子直鲁古继位。

直鲁古在位三十四年，被乃蛮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篡位，于被篡两年以后去世。

从耶律大石称王之年(1124年)算起，算到直鲁古被篡之年 (1211年)，共有八十八年的历史。倘若从耶律大石称帝之时(1132年)算起，那就只有八十年的历史。

屈出律篡了位，并没有改西辽国号。西辽的种种制度，屈出律没有怎样加以更改。

然而，屈出律在文化的类型上距离西辽的历代皇帝很远。他本人毫未“汉化"，不懂得什么是“忠恕之道"，什么是“以大事小”。耶律大石等人，自己信佛教，却并不强迫别人信佛教。屈出律原是基督教景教派(Nestorians)的一分子，自从娶了直鲁古的女儿而改信佛教以后，竟然把和田的回教首领阿赖乌德丁·穆罕默得钉死在清真寺的大门之上。

屈出律的胡作非为，包括：袭杀阿力麻里克(Alimalik，废墟在今日伊宁城之北)的国王斡匝儿，劫掠屠杀合失合儿(即喀什噶尔，Kashgar，疏附)都城外的居民，连续作了两三年。

成吉思可汗于屈出律当西辽皇帝当了七年以后(1218年)，派遣哲别以两万人来征讨。屈出律望风而逃，离开京城虎思·斡儿朵。京城以内的人民纷纷起义，屠杀城内的乃蛮人。屈出律一逃，逃到合失合儿；再逃，逃到巴达克山(Badakshan)，被哲别的兵追及，捉到，砍头。

整个西辽帝国，于是也成了成吉思可汗的领土。

一四.消灭花剌子模

哲别在戊寅年(1218年)灭了屈出律所篡占的西辽；成吉思可汗在次年，己卯年，御驾亲征，征“回回国”。

所谓“回回国”，便是花刺子模。花剌子模原为中古波斯的一省，其中心城市为兀笼格赤，就是今天乌孜别克共和国的乌儿干奇，在咸海东南、阿母河的南岸。

花剌子模自成一国，是在公元第ll世纪之末、塞尔柱突厥人的朝代瓦解之时。关于塞尔住突厥人，我在前面已经略有交代。他们之中的秃赫鲁勒在1055年打下巴格达城，受当时的哈里发(回教教主)之封，作苏丹(俗世之主)。此人的侄儿阿勒普.阿儿思阑，在1071年战胜东罗马·俘虏了东罗马的皇帝罗芒弩斯第四。阿勒普·阿儿思阑的儿子马力克.沙把伊拉克把叙利亚并入版图，死于1092年。死后，马的弟弟土土希与马的儿子马赫谟德等人争立，塞尔柱帝国瓦解。马力克.沙的其他三个儿子是：巴奇雅罗克在位十年(1094～1104)；穆罕默得在位十四年(1104～1118)；桑加儿在位三十九年(1118～1157)。

桑加儿所能真正统治的地方，仅有忽喇桑(忽儿珊)。他在1141年(西辽德宗康国八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被耶律大石战败。三年以前，他与花刺子模的阿特西斯有过很大的冲突：占了花刺子模，但不久又失了花刺子模。

阿特西斯的祖父努希·的斤属于突厥种，自幼被人掠卖为奴，渐渐因功脱籍，升迁到马力克.沙下面的花剌子模总督。努希·的斤的儿子，是阿持西斯的父亲库特布德丁·穆罕默得；此人在马力克·沙死后，僭号，自称“花剌子模·沙”。

阿特西斯对桑加儿作战，对耶律大石投降。阿特西斯的儿子伊勒·阿儿思阑夺占忽喇桑的西半部。伍勒·阿儿思阑的儿子塔卡希夺占忽喇桑的其余半部，加上伊斯发韩。

塔卡希死于1199年，儿子阿拉·乌德丁·穆罕默得继位。这一个阿拉·乌德丁·穆罕默得和乃蛮余孽屈出律勾结，推翻了西辽直鲁古。他不把成吉思可汗放在眼里。

阿拉·乌德丁·穆罕默得在屠寄《蒙兀儿史记》中被称为“阿剌哀丁”，在冯译《多桑蒙古史》中被称为“摩诃末”。我在本书本节以下，简称他为“阿拉·乌德丁"。

阿拉·乌德丁自从在1199年即位以来，先后脱离西辽的羁绊，并吞撒马儿干与浩儿国。

撒马儿干的“突厥人伊儿汗"朝代，于耶律大石以后，一向是西辽的藩属。这朝代的末了一个汗斡思蛮与阿拉·乌德丁合谋，对西辽独立，情愿改奉花刺于模为宗主国，改以献给西辽的岁币献给花刺子模。不久以后，斡思蛮后悔，对所娶的花剌子模公主冷淡，而对所娶的西辽公主宠爱，并且屠杀撒马儿干城内的花剌子模侨民。阿拉·乌德丁于是在1211年兴兵讨伐，杀掉斡思蛮，将撒马儿干据为己有。

浩儿国，位于今日阿富汗的西部，国都浩儿城在海喇特(Herat)的东南。它的国王也是突厥人。最后一个，马赫谟德，在1213年被哈里发纳昔儿派人刺死，阿拉·乌德丁的胞弟阿里·息儿当时在浩儿城作客，乘便僭夺王位，向撒马儿干城的阿拉·乌德丁请封。阿拉·乌德丁派使臣去，赐锦袍给阿里·息儿，就在阿里·息儿试穿锦袍之时，被使者杀死。于是，浩儿王国亡国，土地变成了花刺子模帝国的直属领域。

其后，阿拉·乌德丁又战胜发儿斯国的国王撤德，收发儿斯国为藩属，取该国的赋税三分之一为岁币。里海西岸阿塞儿拜依姜国的兵，也被阿拉·乌德丁战败。国王欧斯拜克纳贡称臣。 再其后，于回历六一四年(1217——1218年)，阿拉·乌德丁向巴格达城进兵，企图废掉哈里发纳昔儿，却没有获胜。

虽则小受挫折，阿拉·乌德丁仍然很志得意满。的确，他的版图很不小；他的军队也号称有四十万人之多。

在他看来，成吉思可汗不过是东南的一个小国君长而已。成吉思可汗派了三个人来看他，向他说：“我看待你，如同看待所爱的儿子一样。……我不再需要别人的土地。我只要你我的臣民之间能够彼此通商。"阿拉·乌德丁听了，觉得奇怪。他问三人之中的一个，在花剌子模出生的马赫谟德说：“成吉思可汗为什么要把我当儿子看待呢?这人有多少兵力?”马赫谟德说：“成吉思可汗的兵力，决不能与您的兵力相比。"于是，阿拉·乌德丁便打发这三人回去复命，答应通商，却并不称臣纳贡。

成吉思可汗得到阿拉·乌德丁的回信，果然便传旨“诸王、诸那颜、诸将，各出私货”，各派可靠的仆役一两人，随那原已去过一趟而现在回来的三个人，再去花刺子模，换取花刺子模的土产，结果，竟有四百五十人之多，结队而去。

他们去到花剌子模边界，锡儿河上的讹答刺，被当地的守将亦纳勒具克逮捕。亦纳勒具克向阿拉·乌德丁报告，说来了四百五十名间谍。阿拉·乌德丁说：“既然是间谍，立刻把他们正法。”于是，这四百五十人都不明不白地死于非命。

成吉思可汗接到消息，气得走上山去，向天祷告，发誓替死者报仇。l218年，哲别歼灭了屈出律的力量，次年(已卯年)，成吉思可汗便在四月间下旨，御驾亲征，把漠北后方的事交给皇弟帖木格，漠南的事交给皇女阿刺合别乞。

他所动员的兵，据屠寄说，号“六十万"。这数目字，可能是超过事实很远，虽则畏吾儿、阿力麻里克、合儿鲁兀惕，都由国王亲自带兵来跟随成吉思可汗去作战。

成吉思可汗长驱直入，在九月间到达讹答刺城，留下察合台与窝阔台两个皇子攻打这讹答刺城，另派皇子术赤率领一军，向西北走，进攻毡的与养吉干；派阿刺黑、速亦客秃、与塔孩共率一军，向东南走，攻打别纳客惕。成吉思可汗本人，带着最小的皇子拖雷，率领一军，渡过锡儿河，直攻布哈喇城(屠寄写作“不合儿”，清代官方文书写作布加尔)，切断花剌子模新旧两京之间的道路。新京是撒马儿干，旧京是兀笼格赤。

多桑说，阿刺黑等三人所率领的一军，只有五千人。其他三个军各有多少人，多桑不曾交代，看来，不会比这一军多到十倍以上。

这四个军的战事，都很顺利。察合台与窝阔台攻下了讹答刺。术赤一连拿下了昔格纳黑、讹吉邗、巴耳赤刊、额失那思、毡的，并且也拿下邻近的养吉干。阿剌黑等三人的一军，攻下别纳客惕，也攻下忽毡(浩罕，Khojend，Kokand)。成吉思可汗自己与拖雷所统率的一军，更是势如破竹，连下塞儿努黑、努儿，在庚辰年(1220年)阴历三月，取得了布哈喇城。城内的守军两万，在抵抗了几天以后，子夜间开城出走，被成吉思可汗的兵追及于阿母河旁，杀光。

成吉思可汗的次一目标，是撒马儿干。多桑说，他到了撒马儿干城下，巡视了三天，叫捉来的布哈喇等地的俘虏，每十人用旗子一根，装做兵士模样。(事实上俘虏每每奉令作战，随时可变为兵。)城内的守军，虽有四万人之多，却自以为比成吉思可汗的兵少。于是，在第四天早晨，开城出降。

四万人之中，以突厥种的康里人占多数。多桑说，这些康里俘虏，于投降之后完全被杀。

撒马儿干当时是中央亚细亚的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成吉思可汗挑选了若干壮丁当兵，又挑选了三万名工匠“分赏其诸子、诸妻、诸将"，剩下的还有五万人。这五万人在缴纳了二十万枚金币以后，被准许回到城里去住。(他们在投降以后，被命令在城外集中听候处置，如同其他各个归顺的城市的居民一样。) 讨伐花刺子模的工作，到了占领这新都城撒马儿干之时，可说已经完成了一大半。成吉思可汗去到渴石城避暑，叫哲别与速不台两人各率一万骑兵，去搜捉追捕花刺子模的皇帝阿拉.乌德丁。

一开始，阿拉·乌德丁就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把自己的几十万兵分散在若干城市与乡镇，守“点"，让蒙古军横行于“面"，将这些“点”各个击破。

花刺子模军并不是不能打：在讹答刺城守了六个多月，在旧都兀笼格赤城也守了六个多月。花刺子模的人民也不是对君主不忠：各城人民之自愿投降蒙古军者极少。

阿拉·乌德丁不仅在战略上大错特错，在个人的表现上也十分怯弱，不敢和蒙古军交锋。以前，当蔑儿乞惕的部长脱黑脱阿被蒙古军追击于额尔齐斯河旁之时，阿拉·乌德丁确曾主动地迎击蒙古军一次，先小胜而后小败。现在，蒙古军正式以他自己为讨伐对象，他竟然全无当年的气概，望风而逃。一逃，到巴里黑城(《大唐西域记》上面的“缚罗喝")；二逃，到尼夏普儿城；三逃，到卡斯芬城；四逃，到哈隆堡；五逃，到塞儿吉罕堡；六逃，到给兰镇；七逃，也就是最后一逃，到了里海之中的小岛，阿比斯浑。

他在阿比斯浑住了没有几天，病死。他的儿子札阑丁继承他的位置；离开阿比斯浑，领导本国军民，对蒙古军作战。

札阑丁是成吉思可汗一生所遇到的最强的对手之一。

札阑丁与成吉思可汗本人，仅仅打过一仗：于辛巳年(1221年)阴历十月在印度河边，德喇·伊斯马伊勒罕城(Dera Istmail Khan)的附近。

在此以前，札阑丁对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人在兀笼格赤城交过手。兀笼格赤之所以能够守那么久，与札阑丁之坐镇不无关系。

札阑丁于父亲阿拉·乌德丁逝世以后，深入民间，走了很多地方，鼓动反蒙的情绪，组织新的劲旅。海喇特等地的人民，纷纷杀死当地的蒙古官吏与驻军，对扎阑丁响应。札阑丁所集合到麾下的，一时竟有六七万人。

札阑丁用这六七万人，于辛巳年阴历八月在巴鲁安旷野，击溃失吉刊.忽秃忽所统率的三万多蒙古兵。这是成吉思可汗自从率师西征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所遭受的挫败。 这时候，成吉思可汗刚刚攻下巴米安城，听到失吉刊·忽秃忽的败讯，赶忙用急行军的速度，冲向札阑丁所驻扎的哈斯纳；到达之时，他才知道札阑丁已经先他在十五天之前离开了哈斯纳，向着印度的方向走。

札阑丁不留在哈斯纳，或走向巴米安，以迎击成吉思可汗，是因为他的部队发生内哄：花喇子模人额明.篾力克与突儿科曼人阿黑喇黑抢一匹虏获的战马。额明·蔑力克用鞭子打阿黑喇黑，札阑丁不加以惩戒，阿黑喇黑一怒而带了他的突儿科曼兵士与胡鲁只·突厥兵士，自行撤退，而且唆动了浩儿兵士的指挥官阿加姆·蔑力克带着浩儿兵士一同走，走向今日印度西北部的派夏蛙儿(《大唐西域记》作“布路沙布逻”)。于是，札阑丁也只得撤兵向南。

成吉思可汗在哈斯纳扑了一个空，向南追，在印度河(“申河”)的河边，与札阑丁相遇。成吉思可汗带来的兵，有六万；札阑丁剩下的兵，至多不过是两三万人而已。这一场恶战，起先是札阑丁的右翼获胜；后来，成吉思可汗冲断札阑了右翼与中军的联络，并且用奇兵爬山，解决札阑丁依山而守的左翼。札阑丁战败，却能于战败之时，连人带马，从两丈的悬崖上跳进印度河，游水而逃。

成吉思可汗派了巴刺(千户)带兵到印度去搜，搜不到札阑丁。要等到窝阔台继为可汗以后，蒙古军才把札阑丁消灭。

一五.击溃钦察人与俄罗斯人

当花剌子模的阿拉·乌德丁向西奔逃时，成吉思可汗派了哲别与速不台二人率领三万精兵，负责追捕。

他们两几追到里海之边，慢了一步，阿拉·乌德丁已经乘船逃进了里海。传说，有若干蒙古兵，勇气十足，连人带马，也进入了海水之中，企图赶上阿拉·乌德丁的船。结果，白白牺牲。 哲别与速不台心想：阿拉·乌德丁无非是志在渡过里海而已。于是他们两几便顺着里海海岸走，由东南岸而绕到南岸，准备再由南岸而绕到西岸，去专诚等候阿托·乌德丁。

次年，辛巳年(1211年)，他们退兵，顺便攻破“篾而剌加”，又攻破“哈马丹"。里海以南的其他城市，差不多都被他们征服。 这时候，他们听到了阿拉·乌德丁已死的消息，觉得自身的任务失掉目标，便派人去到成吉思可汗驻扎之处请示。成吉思可汗命令他们：再向北去，征讨钦察人。

钦察人收容了篾儿乞惕的部长脱黑脱阿的儿子忽秃与赤剌温，成吉思可汗曾经要求引渡，而钦察人不肯。所以，成吉思可汗命令哲别与速不台，对钦察人用兵。

钦察人在当时住在里海黑海之北的大草原，在语言上届于突厥语系，在种族上可能也是如此，虽则不免包含非突厥的成份。东部的钦察人，也叫做“康里人"(Kanglis)，颇多在花刺子模当雇佣兵，札阑丁的主力，便是由康里兵构成的。康里人是否就是汉朝康居人的后裔，值得研究。西部的钦察人，被希腊人称为康曼人，被俄罗斯人称为坡罗夫奇。

钦察人与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儿人处得很好，对东罗马与基辅的俄罗斯人却不客气。他们在巴尔干半岛虽则受到匈牙利人的阻挡，却占有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奇亚。他们以打猎与作战为生，不事农业，把耕种的事交给所征服的斯拉夫人。他们之中的男子喜欢留两条辫子，而把头上的其他部分剃光。

哲别与速不台奉行成吉思叮汗的征讨钦察人的命令，再度转军向北。他们进入乔冶亚，打了一个小胜仗。他们听说乔治亚的都城替夫力斯防守的力量很坚强，便避开该城不攻，改由东面渡过库喇河(洪钧译作“库尔河"，屠寄改为“苦耳河”)，经由设里汪部，穿过高加索山脉的“打儿班”山口(Derbend Pass)。

对方，钦察人，邀集了阿速部人(来自阿速夫海的人)。薛儿客速部人，在打儿班山口等待。哲别与速不台派人带了礼物去向钦察人说：“你们是突厥人，我们也是突厥人，不可同类相残。"蒙古人当然不是突厥人。哲别与速不台之所以如此说，无非是为了拉关系，分化敌人而已。在言语上，蒙古人与突厥人确有许多互相借用的词字。在生活方式上，彼此同为游牧之民，更有显然的一致之处。因此之故，哲别与速不台说了自己与部队是突厥人，果然就被钦察人深信不疑。钦察人于是离开战场，留下阿速部人与薛儿客速部人挨蒙古军队打。一打，便败。然后，蒙古军队仍然向着钦察人撤退的方向去，对钦察人追击，杀了极多。 哲别与速不台一时遇不到其他的敌人，便转而向东，到了里海之北，伏尔加河之旁。他们派人去报告皇子术赤。这时候，术赤与察台台及窝阔台已经打下了兀笼格赤，手下的兵闲着无事，便在壬午年(1222年)年的冬天抽出一大半，送到哲别与速不台那里去。

哲别与速不台有了如此多的生力军，就一战而毁掉著名的阿斯特喇罕城(在伏尔加河下赫，距离里海不远)。不久，钦察人又遇到一次惨败。

哲别与速不台分兵两路，第一路向西北，追击钦察人，直到顿河之西；第二路向西南，踏冰走过阿速夫海，登上“客儿绵”(克哩米亚)半岛，然后转而向北，与第一路会师。

对方，钦察人的大领袖霍滩，已经说动了他的女婿，哈力赤城的城主，“勇敢的”密赤提思与基辅的亲王密赤提思老甫·罗慕诺委翅以及址耳尼哥夫的亲王密赤提思老甫·司瓦托勒委翅，联合了极多的俄国诸侯，动员八万二千多兵，等候蒙古军来决战。 决战发生在癸未年(1223年)的夏天，事前，址耳尼哥夫的亲王带了一万名骑兵，渡过第聂伯河。这一万名骑兵与蒙古军的前锋接触，获胜，追击蒙古军直至那流入阿速夫海的喀勒喀河河西。俄罗斯人与钦察人的大军，随即到齐，分作南北两屯。基辅(“乞瓦”)与址耳尼哥夫等国的兵屯南；哈力赤等部与钦察人屯北。

就数量而论，联军占优势，蒙古军占劣势。

出人意外的是：哈力赤的城主有勇无谋，不征求南屯各单位的同意，独自指挥北屯各单位先行渡河，向蒙古军进攻。一场恶战，起初倒也不分胜负。钦察人屡败之余，有点胆怯，战到中途，竟然有不少掉转头去逃命的。阵容一乱，整个“北屯”之军惨败。哈力赤的城主也心慌起来，自己渡回西岸，把所有的船沉了，以免蒙古军来追。结果，很多的哈力赤兵与钦察兵，奔到河岸而无船可渡，都成了蒙古军的刀下之鬼。

蒙古军却费了不多时间，就能有船(可能是随军的工兵所造)。蒙古军渡了河，到达南屯军的营垒，南屯军还不曾晓得北屯军已经擅自单独行动而被击溃。结果，南屯军一时措手不及，也完全败在蒙古军之手。

屠寄说，这一次战役使得俄国丧失了“三王，七十侯"，“兵士死者什九。"屠寄又说，“也烈班第二，方令其从子遏罗斯托王瓦西里克·康思滩丁诺委翅帅师来拒，行至扯耳尼哥(夫)，得前军败问，急引退。”

蒙古军匆匆如此的大胜，向西走到第聂伯河，停止前进。向北，到了址耳尼哥夫、诺夫果罗德、夕尼斯，折回。

蒙古军匆匆忙忙地撒军而回，使得被它击败的俄罗斯人与钦察人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其实，哲别与速不台对成吉思可汗有约在先。成吉思可汗叫他们“三年之内回军"。从l221年打到1223年，恰好已近三年。

况且，这时候成吉思可汗本人已经开始了撤军东回。哲别与速不台的部队尽快向东走，走到了昔日乃蛮的西界(科布多附近)，才赶上了可汗自己所统率的大军。哲别已经病死在中途，不曾能与可汗见面。钦察与花剌子模被可汗指定为术赤的封地。速不台麾下的术赤的兵，仍旧还给术赤。速不台所带回去的，是原先他与哲别所带去的三万人，除去已经阵亡的以外。 蒙古人“第二度西征"，是在窝阔台可汗的时候。窝阔台派遣术赤的次子拔都作为统帅，率领速不台、察合台的第三子拜答儿、长子木阿秃干之子不里、窝阔台自己的次子贵由、第五子合丹、拖雷的长子蒙哥，于1236年开始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蒙哥负责解决钦察人，一路由拔都负责解决俄罗斯人。次年，蒙哥把钦察的一个国王科替安赶去了匈牙利；拔都连克伏尔加河东岸的保尔加儿城与奥卡河南岸的哩阿赞城。

1238年，拔都与速不台等人向西北深入，打下莫斯科，回师东向，打下扶拉狄米儿城(Vladimir)，屠尽居民，烧尽房屋；然后，转而北向，击溃扶拉狄米儿亲王余哩第二(Juri II)于席特河(the Sit·River)河边。

1240年，拔都等人打下考赛儿斯克与基辅。

1241年，阳历4月9日，拔都等人大胜俄罗斯人、波兰人等等，于波兰希赖希阿的里格尼兹城，进展到匈牙利，把匈牙利国王拜拉第四，赶去了达勒马希阿海之中的一个海岛。

最后，在1242年春天，接到窝阔台可汗去世的消息，拔都撤军，回到了伏尔加河之东的沙莱。速不台、蒙哥与贵由等人一直回到了蒙古。

一六.伐金

成吉思可汗在亲征花刺子模以前，已经对金朝打了好几年。在亲征花剌子模的期间，对金朝的战事仍旧继续进行，由木华黎代他负责主持。

他在早年，对金朝的关系可说是相当好：曾经帮助金朝打塔塔儿人，受封为“招讨”。当了可汗以后，他还亲自到过金朝的边城竫州呈献贡品。当时代表金朝接受贡品的，是文弱书生型的卫王完颜永济。

传说，他对金朝翻脸，是由于完颜永济继位为帝。他看不起完颜永济，因此也连带地看不起金朝。

真正的原因是，他自顾羽翼已经丰满，够资格和金朝一决雌雄。况且，金朝曾经杀害俺巴孩可汗及俺巴孩可汗以前的巴儿合黑，成吉思可汗不愁没有用兵的借口。

辛未年(1211年)二月，成吉思可汗誓师伐金，三月，他领兵渡过克鲁伦河，向南，走到沙漠以南的汪古部，留在汪古部避暑。七月，他叫哲别攻打张北县之北的抚州与乌沙堡。乌沙堡是金朝新筑的边防重镇，哲别把它攻破。

九月，蒙古军大胜金朝的女真兵、契丹兵与汉兵，共约三十万人，于抚州之南、野孤岭之北的獾儿嘴，一直追击到今日张家口东南的浍河堡。屠寄说：“金之良将精兵，大半尽于是役。"蒙古军一口气打进了居庸关，成吉思可汗进关，驻扎在今日昌平之西二十里左右的龙虎台。哲别以先锋的地位进展到金朝的中都(北京)。由于这时候中都的守军还能够有勇气出了城来迎战，同时中都的城墙之高也叫蒙古兵有从来不曾见到过之感，哲别在略为打打以后，就撤退，回到龙虎台向成吉思可汗复命。 成吉思可汗命令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个儿子，率领“右手军”向西边发展。这三位皇子连破云内、东胜、丰州、竫州、宁边、武州、朔州、忻州、代州。

他们避开了金的西京(大同)不攻。《金史·卫绍王本纪》说金在这一年便已丢了西京，错。

西京虽则未丢，云内的群牧监却被蒙古军抢去了所有的马。 成吉思可汗在辛未年(1212年)及其后若干年的战略，很像明末清初皇太极的作风：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长城，目的不在占领土地而在抢掠焚烧，使得华北终于被“掏空"得一点儿抵抗力量也不剩。

成吉思可汗的蒙古军，差不多全部是骑兵，而每一个兵至少有两匹马。因此之故，其运动的速度决非金的步兵可比。金的皇室与贵族本也是以骑兵起家的，却已于进人中原之后过份“汉化"，一代两代三代，忘了原有的游牧生活，丧失了骑战的技能。事实上，这时候对蒙古军作战的主力，已不是女真兵而是汉兵了。

金朝的汉兵，只能守城，而守城于蒙古军侵入之时，正好是自杀的下策。城多得很，任凭金朝有多少兵，各城总会把兵力分散得不堪一击。金亡于蒙古，是如此。当年辽亡于金，其后明亡于清，以及西域花刺子模之亡于蒙古，都是如此。

守城的战略，只是对于无炮无马无云梯的敌人有效。

蒙古军每到一处，总是把村庄一个一个地吃下来，然后胁迫各村庄的壮丁走在前面冲锋、爬城、或制造云梯炮架、与背抬云梯炮架。(直至此时，蒙古军所用的炮，只是杠杆式的甩石头的炮，他们还不曾懂用火药。)金朝在辛未年不仅云内、东胜、丰州、竫州、宁边、与武朔忻代四州，被成吉思可汗的“右手军”攻破；到了冬天，弘州、妫川、缙山、昌平、密云、丰润、抚宁、滦州、清州、沧州，等等大小城池，也都被成吉思可汗的中路军与左路军所破。

而且，哲别远入东北，在金的东京(辽阳)郊外也大掠了一顿，满载而归。

屠寄说得好，这时候“蒙兀志在虏掠，得城旋弃。”蒙古军一走，这些城池的人民“往往复为金守”。

次年秋天，蒙古军又来，并且也是成吉思可汗所亲自率领的。这一次的对象，是西京(大同)。西京被围了两次，未破；金朝元帅奥屯襄来救，他的兵却全被歼灭。成吉思可汗的小儿子拖雷攻破德兴(琢鹿)与附近的若干小城，也是只抢东西，不作长期占领的打算。

癸酉年(1213年)七月，蒙古军又来到疮痍未复的德兴。这一次来德兴的主帅不是拖雷，而是成吉思可汗自己。

可汗再度攻破德兴。金朝驻在缙山的“行省事”完颜纲与“权元帅"术虎高琪带了十万多兵，在八月间被可汗击败于妫川。可汗乘胜追击金军，追到居庸关，进不去。金军已经用铁把关门浇锢。

可汗留下了一支兵在居庸关的“北口"，自己带领哲别等人绕路向西，经由飞狐道，进紫荆关，打下易州，够师北向，仰攻居庸关的“南口”，取得南口，“杀人如莽"，吓唬得居庸关的“北口"守将讹鲁不儿不战而降，把关门烧开，让关门之外的一支蒙古兵进来。

可汗的次一步骤是：用五千兵封锁金朝京城中都，(北京)的对外交通，把大军带到涿州，拿下涿州，分兵三路，把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大吃特吃。第一路，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个皇子率领，经太行山而南，走完，再进入山西，沿太行山而北。第二路，由皇帝合撒儿及有名的先锋将领主儿扯歹，与皇内弟阿勒赤，侍卫官脱栾，共同负责，“遵海而东"，打到辽西，包括途中的蓟州、平州(庐龙)与滦州。第三路，由可汗自己主持，一直向南，对今日山东河北两省下手，打到黄河边为止(当时黄河是经由现在的淮河河道入海)。

这三路蒙古军，逢人便杀，逢城必攻。立刻投降的城内的人可以免死。不立刻投降，而抵抗了若干天的；城破之后便一定要屠。这是可汗的所定的规矩(其后在花剌于模也是如此)。

屠寄说，这一年“山东河北诸府州尽拔，惟中都、通、顺(顺义)、真定(正定)、清(青县)、沃(赵县)、大名、东平、徐、邳(下邳)、海(东海)十一城不下。河东(山西)州县亦多残破。”

这一年的另一重大之事是：金朝的大将纥石烈·胡沙虎在八月癸巳日(廿五日)发动政变，把已贬为卫绍王的完颜永济杀了，立了完颜珣为皇帝。(完颜珣后被追尊为宣宗。)金朝之亡，除了其他几种原因以外，可说是亡在这纥石烈·胡沙虎卫绍王两人手上。纥石烈·胡沙虎负有守妫川之责，不战而回，而卫绍王毫无赏罚，仍叫此人防守中都的城北。即此一点，卫绍王已够作为亡国之君。被弑，也是咎由自取。

甲戌年(1214年)，成吉思可汗在正月间拿下河南的彰德怀庆与山东的益都；在二月间派人进中都，向金朝的新皇帝劝和。三月初六，金宣宗叫都元帅完颜承晖来到可汗的面前请示和平条件。二十天以后，金宣宗送来卫绍王的女儿岐国公主，以童男女各五百人陪嫁，外加三千匹马，与相当数量的金子和绸缎纱罗。可汗认为金宣宗尚有诚意，便在四月初六准和，下旨撤兵，完颜承晖恭送，一直送到居庸关外的獾儿嘴。

五月十八日(壬午)，金宣宗离开中都，向汴梁(开封)走，留下太子完颜守忠在中都当留守，叫完颜承晖与左副元帅抹燃尽忠辅佐他。

金宣宗走到良乡，怕随驾的“契丹乣军”靠不住，叫他们缴马缴铠甲回该军本营。契丹乣军便哗变起来，杀了本军的指挥官(详稳)，公推斫答、比涉儿、札刺儿三个人作他们的“帅”，向着中都进军。完颜承晖派兵到卢沟桥挡他们，被他们打败。他们却也不再向中都走，就推了代表找成吉思可汗接洽投降；也派了代表，找辽东的耶律留哥，联络。(耶律留哥是契丹人，原为金朝的“谟克"(百户)，此刻已经在东北割据称王，国号辽，年号“元统"，建都广宁(辽宁北镇)。)成吉思可汗一向注意情报。即使没有契丹乣军派代表来投降，他也会获得金宣宗迁都的消息。这迁都的事，很叫他生气。他认为，金宣宗既然讲和，便不该迁都，迁都等于是对他不信任。既然不信任，讲和便是一种骗局。他派了上次进中都劝和的阿剌浅，再去找金宣宗骗一次。阿剌浅在六月二十日赶到河北内丘县，与金宣宗会到面，代表可汗，痛骂金宣宗一顿。金宣宗依然不敢打消迁都的念头，仍旧向着汴梁的方向走。

不仅金宣宗无意回中都，他的太子也在他走后不到两月逃离中都，到汴梁去找父亲。这更叫成吉思可汗生气。恰好，辽王耶律留哥这时候表示归顺蒙古，叫可汗觉得对金的军事更有把握。于是，可汗便立即叫撒木合带兵围中都，又在十月间叫木华黎攻辽西。木华黎势如破竹，连下顺州、高州、成州。金朝锦州的兵马都提控张鲸，杀了他的长官，节度使，自称“临海王”，向木华黎投降。木华黎又在十二月拿下懿州。

次年，乙亥年(1215年)，正月，木华黎挥军北向，围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大明城)。金的北京留守这时候是奥屯襄。奥屯襄被宣差提控(官)完颜习烈杀害，完颜习烈自称监军。二月，完颜习烈又为变兵所杀。变兵公推乌古伦·寅答虎为元帅，向木华黎投降。

乙亥年是金朝的历史上，也就是全中国、全亚州的历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年头。这一年，除了“北京”以外，中都也落入蒙古军之手。

中都自从金宣宗与太子完颜守忠相继弃它而去以后，早就被金朝朝野认为迟早必丢。被指定为留守的，在太子走了以后，是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此人大权旁落，让左副元帅抹燃尽忠统率全部守城军队。

中都缺粮缺兵。金宣宗派李英与完颜永锡、乌古伦·庆寿等人带三万九千名兵士(据《金史》卷一百零一，乌古伦·庆寿传；屠寄以为只有两万九千人)。每名兵士背三斗粮食，去救中都。李英是生长山东益都的辽阳人，小有才，中过状元，官至翰林待制。他受命“督粮”，招得了河间、清州、沧州等地的义军不少，走到大名，居然有了数万之多。可惜，他得意之余，大喝其酒，就在这年，乙亥年三月十六日，醉醺醺地和蒙古军遭遇于霸州，一打便垮。他的数万名义军垮了，元帅右监军完颜永锡与左都监乌古伦·庆寿也控制不了他们所统率的三万九千名正规军。于是全军覆没，粮食丢光。

消息传到中都，完颜承晖准备一死报国，抹燃尽忠却另有打算。到了五月初二这一天，抹燃尽忠决定在晚上天黑了就逃走。事前，完颜承晖召见抹燃尽忠的心腹完颜师姑来问。完颜师姑说，确有其事。完颜承晖再问完颜师姑：“你走不走?"完颜师姑说：“我也走。"完颜承晖无法制止抹燃尽忠，由于手中无兵。他只能拿区区的完颜师姑出气，当时把这人杀了，然后写了一封奏表，托尚书省的令史(首席秘书)师安石带去汴梁，然后从容处理家事，与师安石喝酒决别，服毒而死。

抹燃尽忠不战而逃，把金朝最重要的京城中都白白地送给蒙古。他逃到了汴梁，金宣宗不仅不杀他，叫他仍旧作“平章政事"。平章政事在金朝是仅次于尚书令及左右丞相的官；位“从一品”，左右丞相也只是从一品。事实上，尚书令与左右丞相常常是虚衔，真正当家的是“平章政事”。抹燃尽忠和另一个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处得很不好。(术虎高琪很厉害，曾经在中都杀了纥石烈·胡沙虎，那时候纥石烈·胡抄虎刚弑了“卫绍王"三个多月。)抹燃尽忠究竟不是术虎高琪的对手。到了汴梁以后，也不过三个多月，便被术虎高琪的人徒单吾典控告谋反，处死。

抹燃尽忠未尽丝毫之忠，早就该死，没有什么可惜。可惜的是，金朝丢了中都。

抹燃尽忠弃了中都的次一天(五月初三)，中都的官吏父老僧道开了城门向蒙古军请降。蒙古军的指挥石抹明安对他们好言安慰一番，进城接收一切，同时准许蒙古兵带军粮进城卖给老百姓，老百姓很感激。

石抹明安出生在桓州。他的祖先是契丹人萧氏，辽亡以后才改姓石抹。石抹明安原在金朝的纥石烈·胡沙虎麾下当军官，于辛未年成吉思可汗攻破抚州以后，自动向可汗表示好感。两年以后，他随从完颜承晖到可汗帐下议和，便留在可汗那里真正投降，不回中都。可汗叫他带领一部分蒙古兵，收降云内、东胜等州。其后，替可汗立了不少的功劳。

他取得中都以后，向可汗报告。可汗拜他为“太保”，封他为“国公”，任命他“兼管蒙兀汉军兵马都元帅，守中都。"可汗在六月间下旨，叫撤木合·把阿秃儿带一万蒙古骑兵，假道西夏，打关中(陕西)；叫脱栾·扯儿必(侍卫官)带若干蒙古、契丹、汉军，向真定及其以南发展；叫史天倪以“右副元帅”的地位，“佩金虎符”，率领汉军若干人，向平州进攻。撒木合.把阿秃儿一时没有消息。脱栾与史天倪在八月间完成任务。脱栾而且打下大名，打到了山东东平的附近。

可汗也在七月间，派阿刺浅到汴梁，劝金宣宗投降；要金宣宗献出河北、山东尚未易手的各城，去帝号，改称“河南王"。金宣宗不肯。

八月以后，脱栾与史天倪继续攻打金朝的城市与邑镇。到了年底，总计这一年(1215年)，蒙古军共已打下金朝的八百六十二个城邑之多。虽则是“金人往往收复之”，所收复的只是残破的颓垣碎瓦，老弱妇孺而已。

撒木合的一路蒙古军，到了次年的下半年，就穿过西夏，来攻金朝的“关中"。八月丙子日(二十五)，打到延安；九月辛巳日(初一)，打到坊州，均不曾打下。十月间，打潼关，也打不下。撒木合走小路，由“禁坑"绕到潼关的东面。这一来，把金朝的潼关守军吓坏，也使得守将泥庞古·蒲鲁虎阵亡。

撒木合拿下潼关，乘胜顺着嵩山的小路到汝州，又由汝州冲到汴梁之西的杏花营。杏花营离开汴梁，仅有二十里路。那拥有全国重兵的术虎高琪躲在汴梁城里，不出来打，白让撒木合痛痛快快地掳掠黄河以南的州县。

撒木合干十一月在陕州踏冰渡过黄河，骚扰山西，在十二月打平阳没有打下，吃了一个败仗，其后路过西京(大同)，金朝的西京守将不战而降。

成吉思可汗获得了金朝的北京、中都与西京，加上黄河以北的极大多数的城市，知道金朝再也不能成为他的后顾之忧。中都有石抹明安以国公的爵位、“太保”的官位、“蒙兀汉军兵马都元帅”的职位，作为留守，又加派丁耶律阿海为太师、“行中都省事"，耶律阿海的弟弟耶律秃花为太傅、“总领那颜"(总管庶政的贵族)，可谓付托得人。中都的库存财宝，已经派了失吉刊.忽秃忽、翁古儿、与阿儿孩·合撤儿三人前去，捆扎押运北来。事实上中都已成为一个人口繁多而缺粮缺钱的虚有其名的大城，而且有过一次大火，传说过大火烧了一个整月才停。

成吉思可汗予西征西夏与花刺子模以前，先在丁丑年(1217年)八月把对付金国的战争，交给木华黎全权办理，封木华黎为“国王”(而不说明是什么国的国王，这“国王”实际上相当于清朝的“亲王"，有爵无土)，赐以金印与相同于可汗自己所用的“九斿白旗”(九个毛牛尾缀在杆子上的白旗，旗中心有一个黑月亮)，授以“承制得专封拜”的大权，拜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都行省、太师"。(金朝的人因此便称木华黎为“权皂帝"，权字的意思是“代理”。)成吉思可汗特地拨了十个“提控"(指挥)的兵交给木华黎。这十个提控及其部队，是：(1)镇国，汪古部骑兵一万(镇国是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的侄儿)。

(2)薛赤兀儿，豁罗剌思部骑兵一千。

(3)客台，兀鲁兀惕部骑兵四千。

(4)蒙可·合勒札，忙忽惕部骑兵一千。

(5)阿勒赤那颜，翁吉刺惕部骑兵三千。

(6)不秃驸马，亦乞列思部骑兵二千。

(7)带孙郡王，札剌亦儿部骑兵二千(带孙是木华黎的弟弟)。

(8)吾也而，“北京”的女真兵，契丹兵，汉军，若干名。

(9)耶律秃花，山后汉军若干名。

(10)札剌儿，契丹乣军若干名。

术华黎受到如此恩遇，果然不负可汗的期望，在年底以前便拿下遂城、蠡州、大名、盆都、淄州、登州、莱州、潍州、密州。这时候，自从取得中都，仿照金朝制度，设立“行省”以来，蒙古军早已变了以掏空为目的战略，而采用了攻破一城，便占有一城，保有一城的战略。

木华黎的任务，显然地，不再是打击金国，而是消灭金国、吞并金国。金国内部的汉人，于契丹人之后，也逐渐有更多肯帮蒙古军，投降蒙古可汗与“权皇帝”的人了。

木华黎在丁丑年(1217年)阴历八月受封为“国王”，在癸未年(1223年)阴历三月病死，前后五年半的时间，替成吉思可汗拿到左列城池：癸未年：遂城、蠡州、大名、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 戊寅年：太原、忻、代、泽、潞、汾、霍、等府州，平阳。

己卯年：岢岚州、石州、隰州、晋安府、绛州(山西绛县)。

庚辰年：真定(正定)、卫州、怀州、孟州、济南、彰德、大名(失而复得)、磁、洛(永平)、恩博、滑、浚、等州、楚丘(旧卫州)、单州。 辛巳年：东平、洺州(河北邯郸市一带)、枣强、蓨县、葭州(陕西葭县)、鄜州、防州、隰州(失而复得)、代州(失而复得)。

壬午年：孟州四螔寨、晋阳义和寨、三清岩、青龙堡、荣州、胡辟堡、吉州牛心寨、河中府(山西永济)、乾州(陕西乾县)、泾州、邠州、原州。

癸未年：河中府(失而复得)。

木华黎之所以能有这样多的收获，最大的原因是：他配得上称为“帅才”。将才难，帅才更难。论教育，木华黎不曾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连普通的小学教育都不曾受过。他是否能识(用畏吾儿文写的)蒙古文，很成问题。他何以竟然会“指挥若定"，岂不是天生的?成吉思可汗的榜样，我想，颇影响了他。可汗对他的信任，给他的厚恩，也的确增强了他的自信，激发了他图报的忠心与热忱。

木华黎由于是一个帅才，因此而颇得诸将的合作。在他麾下的十个提控，都很卖力。成绩较差的是他的弟弟，郡王带孙。带孙打洺州打不下来，木华黎派石天应去帮忙，一举把洺州打下。

石天应是永德县(辽宁锦县西北)的人，“善骑射，颇知书”，一向是地方领袖。他住在永德县所隶属的“兴中府”(府城是今天的辽宁朝阳)。木华黎从中都派了一个代表进城来劝降。这代表被金朝的兴中府同知兀里卜杀了，城里的老百姓很怕蒙古军会因而报仇，屠城，于是大家商量好，出其不意，把兀里卜杀了，公举石天应为“帅"，向木华黎投降。木华黎不仅不屠城，而且“承制”任命石天应作兴中府的尹(知府)兼“兵马都提控"；不久，叫石天应跟随他南征。石天应立了若干功劳，木华黎把他逐渐提拔为“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左监军”；其后又升他为“右副元帅"。洺州打下以后，石天应奉命守葭州，守了相当时候，在壬午年九月袭取河中府于金将侯小叔之手。侯小叔在除夕反攻，石天应被自己的一个部下吴泽所耽误，城破，巷战，死在癸未年元旦的正午。

像石天应那样死心蹋地的人，在蒙古军南下伐金之时，为数很多。他们是汉人，似乎应该效忠于宋才对。然而，燕云十六州在宋朝开国以前便已由石敬瑭割了给辽，过十六州的人民由辽而金，始终不曾和宋朝的皇帝或政府发生过关系。石天应的家乡是兴中府，论地域尚在燕云十六州之北。

石天应之降蒙古，最初并非纯出自动。兴中府的金吏与人民害怕被屠，才推了他当“帅"，向蒙古军洽降。降了以后，他效忠蒙古到底，倒也不失为行径一贯。

在石天应以前，济南的金朝防城千户刘伯林便已在辛未年缒城出降了。济南不在燕云十六州以内，更不在燕云十六州以北，人心未尝不对宋多少有所怀念，为什幺刘伯林不“归宋”而降蒙古呢?因为，宋对于他，是“天高皇帝远”，而蒙古军是近在眼前。刘伯林降了以后，跟随木华黎打中都，打太原、潞州、晋安，都很卖力，替蒙古守威宁，守了十年。他的儿子刘嶷，绰号刘黑马，其后被窝阔台可汗封为万户，是汉军三个万户之一。

汉军的其他两个万户是史天泽与札刺儿。史天泽是(河北)永清人，在癸酉年跟随父亲史秉直、叔父史怀德，以及本家、亲戚、邻居、朋友、一共一千多人，自动走到涿州，找木华黎，投降。史秉直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蒙古军十分残暴，常常屠城，而金朝的政府与军队衰弱不堪，不能保护他们于蒙古军铁骑之下。他们在投降了蒙古以后，也只得效忠蒙古到底，如同石天应、刘伯林等人一样。在他们看来，除了投降蒙古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况且，只要肯投降，不仅可以以不死，而且有大小的官可做。

这便是，每逢塞外部族南下之时，为什么中原有很多人甘心为虎作伥!

木华黎叫史秉直管理“降人家属”，屯守霸州(河北霸县)。降人之中的壮丁，被木华黎编为“黑军”，交给史秉直的弟弟史怀德统领。一年以后，史怀德阵亡，黑军改由儿子史天祥统领。史天祥跟随木华黎打下北京，收降兴中府(石天应)，跟随阿只乃打下(辽宁的)金州、复州、盖州，又跟随木华黎打下(山西的)晋安，(陕西的)绥德等五十余城，与(山西)平阳(临汾)附近的青龙堡。在木华黎去世以前的两年，史天祥升官已经升到了“蒙兀汉军兵马都元帅”，设元帅府于河中(山西永济)。

史家这时候最重要的人不是史天祥，而是史天倪。史天倪是史秉直的大儿子，官居“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设元帅府于真定(河北正定)。他下面有两个“副都元帅”，左副都元帅是史天祥(去了河中)，右副都元帅是武仙。

史家的人很多。天倪天祥是伯叔兄弟。天倪的同胞弟弟是天安、天泽。天泽其后由万户而历升至忽必烈可汗(元世祖)的中书右丞相兼枢密院枢密副使。他们的儿子都作了知府以上的官。

史家以外，替蒙古出力的还有很多家。例如，张家、李家。张家的张柔，是张弘范的父亲，涿州定兴的农家子，聚了几千家住在西山避乱，结队自卫，被金朝的中都经略使苗道润赏识，提拔他作定兴的县令。苗道润被副使贾瑀杀害，张柔想复仇，一时没有机会。其后，他当到了金朝的“骠骑上将军、中都留守、大兴府尹”，领兵抵抗蒙古兵于紫荆口旁的狼牙岭，因坐骑摔倒而被俘，投降。降了以后，帮蒙古兵打下雄州、易州、安州、保州，在孔山台捉住贾瑀，剖心祭苗道润。再其后，他在武仙叛金以前对武仙作战，拿下中山、深泽、宁晋、安平、平棘、槁城、无极、栾城。武仙在庚辰年(1220年)叛金，作了史天倪在真定的副手；于乙酉年(1225年)又杀害史天倪叛蒙古，归金。张柔于是又对武仙作战，会同史天安、天泽、天祥兄弟，将武仙赶出真定。

李家的投降者，是李庭植和他的胞弟守贤、守正、守忠，堂兄惟则、伯通、伯温，等等，整个一族。他们是北京路义州(辽宁义县)的人，在甲戌年于木华黎兵临辽西之时，自动迎降。木华黎叫李庭植到鱼儿泺朝见成吉思可汗，成吉思可汗见了他，很高兴，赏他以“义州监军、崇义军节度使”的职衔，叫他率领全族，隶属木华黎麾下。木华黎留下李守正在身边，当“质"(人质)，派其余的人打锦州。锦州打下了以后，李守贤由于功多而被木华黎 “承制"任命为“锦州临海军节度使，兼管内观察使”，镇守锦州。 李伯通在丙子年于攻打锦州之时阵亡，李守正在庚辰年于防守平阳之时阵亡，李守忠在丁亥年于救援洪洞之时被俘，被金军押到汴梁处死，同一年，李伯温守青龙堡，于堡破之时自杀。 蒙古军于“收复"平阳之后，从锦州把李守贤调来，以“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的名义镇守平阳。次年，监国拖雷加给他以“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的名义。

除了契丹人与汉人以外，女真人肯降蒙古的也有，例如在威宁随同刘伯林缒城而下的夹谷长哥，在通州身为金朝右副元帅的蒲察七斤。

不过，极大多数的女真人都效忠金朝到底。金朝是他们女真人自己当主人的朝代。死守惠和的，是女真人挞鲁；死守东平的，是女真人“蒙古纲”(原名“胡里纲”)；死守延安与凤翔的，是女真人完颜合达。可惜的是，一般女真人忠心有余，能力不足。一百多年以来的养尊处优与汉化，使得他们丧失了祖先的塞外雄武之气，抵不住蒙古兵。

举足轻重的，是汉人。汉人投降蒙古的虽则很多，效忠金朝的却仍占多数。在“蒙古纲”与完颜合达所统率的兵士之中，汉人是主要的成份。汉人老百姓之自动结合为拥护金朝的“义兵”的，比比皆是。例如，宝坻县李霆所领导的一支。在正规军之中，有所谓“花帽军”，也是汉人所组成。花帽军是全国兵力最强的部队。他们的领袖完颜仲元是汉人，原姓郭，中都人，被金朝赐姓完颜。花帽军转战南北；完颜仲元前后担任了永定节度使、河北宣抚副使、单州经略使、知归德府事、商州经略使兼权元帅右都监，又当单州经略使、保静军节度使、镇南节度使。元光元年(1222年)，他受命为凤翔知府，抵抗木华黎最后一次的来攻，使得木华黎终于解围而去。

以“义兵¨起家而结局为蒙古人庇护之下的地方军阀的，有(山东)长清县人严实。严实在癸酉年受李霆的提拔，当“百夫长”。七年以后，他以长清县知事的地位降宋。宋朝在这个时候由于李全等人所领导的“红袄贼”来归，派赵珙招谕京东州县。赵珙路过严实所驻扎的青崖镇，严实向赵珙投降。赵珙发表他为宋朝的济南治中。他也就移驻于济南了。不久，太行山以东的若干城池，都弃了金朝，归了宋朝。这一年(1220年)，七月间，木华黎来到济南，严实害怕，把心一横，又背叛宋朝，投降蒙古。他有部下驻在彰德府、大名府、磁州、洺州、恩州、博州、滑州、浚州。于是这二府六州也一鼓脑儿变成了蒙古的领土，而实际上仍由严实以元朝的“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的头衔来治理。次年，金朝的蒙古纲放弃东平，严实进了去，把“行尚书省”移设在东平城内。又过了四年，宋朝的势力抬头，严实便在四月间再度降宋，和宋朝的“京东总管”彭义斌拜了弟兄。三个月以后，彭义斌带了他去内黄打蒙古军。他却“阵前起义"，倒到蒙古军的一边，帮助蒙古将领不里合，解决了彭义斌。“于是，京东州县复为蒙古所有。”他的地盘，保持到窝阔台可汗即位以后，被窝阔台可汗分了，分封给十个蒙古贵族，只认他代抽“五户丝"。

所谓“五户丝”，是每五户出丝一斤，献给“本位"(受封该地的贵族)。窝阔台可汗准许严实代征他的地盘之中的五户丝，转手给十个蒙古贵族。在他的地盘之中，窝阔台可汗特准免设达鲁花赤(蒙古官)，仍由他所派的官吏治理。不过，他极盛之时所据有的五十四城，被减割为二十城。

严实的为人，朝秦暮楚，不足为训。但是，他先后劝好了郡王带孙等人，使得彰德、濮州、曹州、楚丘、定陶、上党，都幸免于屠城的惨劫。他而且用了自己的金钱与绸缎，替灵壁县因抵抗蒙古兵而罪该砍头的五万人赎回性命。由此看来，他也未尝不是乱世之中的一个好人了。他是汉人，他们不能怪他对金朝有始无终。他是生长在北方的汉人，我们也不能期望他效忠南宋到底，如同生长在南方的汉人一样。他之所以于降宋以后，又降木华黎，据屠寄说，是因为他的部下单仲在彰德被蒙古军围攻，而宋将张林观望不救。

窝阔台可汗在甲午年增设四个汉军万户，叫严实作“东平路行军万户"，仍兼“东平行尚书省”的事。六年以后，他病死，儿子严忠济袭封“东平路行军万户”“兼管民长官”，作威作福了二十几年，在中统二年被忽必烈可汗(元世祖)免职，由严实的另一个儿子忠范继任管民长官。忠范在乙卯年已由蒙格可汗(元宪宗)封为“新军万户"。同时，除了忠范以外，忠嗣也作了新军万户。当时，严实有了三个儿子当万户，比史天泽家还要显赫。至于地盘，忠范却在至元二年丢掉。这一年，元朝政府“废侯置守"，将忠范调去大都，当“兵刑二部尚书"；不久，又外调为“佥陕西行中书省事"。

和严实同时，另有一位失败的军阀，(河北)威州人武仙。他以纠集多兵起家，历官“权威州刺史"，威州刺史，权知真定府事，同知真定府事，知真定府事，一直做到了被金朝封为“恒山公¨，掌握中山府、真定府、沃州、冀州、威州、镇宁州、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县、南宫县。这是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的事。他就在这一年于蒙古军临近之时，接受史天祥的游说，投降木华黎，奉木华黎之命留居真定，作史天倪的副手。史天倪当元帅，他当右副元帅。三年以后，木华黎去世，再过两年，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他杀死史天倪，又归金朝。史天泽会同蒙古将军与乃台将他赶出真定，他又偷偷地取回真定，取回了以后，又被史天泽和肖乃台赶走，溜去了汴梁。其后，他辗转于卫州、邓州，南阳的留山，拥兵甚多，而不肯救被围的汴梁，不肯助守最后的一个都城——蔡州，想撤退到裕州，中途因部队溃散而死。

乱世作人，本不是容易的事。主张拿得定，还未必能顺利成功，何况学养不足，或根本毫无学养!李全，便是这样一个卷在漩涡里混的人。李全在《宋史·叛臣传》中占了两卷，而张邦昌、刘豫与其他三个人合起来才占了一卷。此人的事迹之多，于此可见。

李全是山东潍州人，出身农夫，武功颇好，外号李铁枪。在金宣宗放弃中都，南迁汴梁之时，蒙古军南下，李全的母亲与胞兄均死在蒙古兵之手，李全愤而聚众数千，筑寨自保。和他同时崛起的有所谓“红袄贼”，其领袖是杨安国，外号杨安儿。杨安儿不久便被金朝的花帽军击败，死在船夫之手。杨安儿的妹妹四娘子，带了一万多残余向即墨走，经过磨旗山，收李全入伙，招李全为夫，投奔宋军；于是，杨李二家的人马，抵住花帽军的追兵，然后向南，占了东海，派人向宋朝的楚州知州应纯之报告。

不久，李全便替宋朝攻破莒州、密州、青州。虽则并不能守，已经叫金朝吃亏不小。宋朝政府在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任命李全为“京东副总管”，封他为“武翼大夫"。次年三月，李全和他的好朋友，定远大侠季先，战胜金朝大将纥石烈·牙吾塔于涡口；六月，李全带兵回山东潍州扫墓，顺便到青州，向金朝的元帅张林劝降。张林接受，一举而送还宋朝以十二州府的领土：(1)青，(2)莒，(3)密，(4)登，(5)莱，(6)潍，(7)淄，(8)滨，(9)棣，(10)宁，(11)海，(12)济南。宋朝政府十分高兴，升李全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封张林为武翼大夫，任命为“京东安抚兼总管”。李全的部下刘庆福与彭义斌均作了“统制”。

李全的历史很长。简单言之，他在益都被木华黎的弟弟带孙与木华黎的儿子孛鲁先后围困了十三个月，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五月因箭竭粮绝而投降蒙古。那时候，木华黎已经死了四年。蒙古有了李全，声势复振，李全投降了不到一月，替蒙古攻陷楚州。三年以后，绍定三年(1230年)，十二月，李全南攻扬州，被宋朝的赵范赵葵击败，全军覆没。

宋军在战场尸首之中，找到一只左手。这一只左手“无一指"，所谓“无一指”可能是说缺一个指头，也可能是说连一个指头也没有。总之，有人说，这就是李全的手。也有人说，李全不曾死。无论怎样，此后便不再有关于李全的活动的记载了。

绍定四年，宋军收复楚州，蒙古军打下凤翔。端平元年(1234年)，宋军与蒙古军合作，打下蔡州，金亡。

一七.灭金

木华黎死于1223年，金亡于1234年。这中间的十一年，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窝阔台可汗在庚寅年(1230年)阴历七月亲征，是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在前，蒙古军陷于劣势；在后，蒙古军处于优势。

俗语说：“打仗打将”。将的关系，实在太大。木华黎一死，在华北的蒙古军顿失领导。虽则有他的儿子孛鲁继位为国王，统率全军，这一位孛鲁华化颇深，是翩翩佳公子，而不是能征善战的赳赳武夫。

孛鲁继位以后，所作的第一件事不是继续伐金，而是移师伐夏。他之所以如此，因为成吉思可汗命令他如此。他在癸未年(1223年)冬天出发，到了次年的阴历九月，才打下银州(米脂西北)，而又并不贯彻自己所奉行的任务，留下一位“蒙古不花”把守要害，便撤军东还。

乙酉年(1225年)，阴历二月，武仙杀死史天倪，盗占真定，此人虽则在三月间便被肖乃台、史天泽等赶走，却又于十月间夺回真定，住到丙戌年(1226年)的秋天才离开。

李全在丙戌年三月占领(山东)益都，孛鲁叫叔父郡王带孙去围攻；围到年底，没有结果，孛鲁自己带兵来，加强力量，又围了四个月，围到丁亥年五月，李全才降。

三个月以后，丁亥年(1227年)七月，在己丑日的一天(七月十二日)，成吉思可汗逝世。可汗是在乙酉年正月回到了土拉河的黑森林老营的。当年的秋天，他便出发，亲征西夏，冬天在(三音诺颜部的)河儿不合山打猎，落马受伤，征夏的事迁延到丙戌年的冬天。可汗攻打灵州，西夏的皇帝李晛带了五十营兵来救，大败，逃回国都中兴城。可汗在丁亥年的春天，留下若干兵围中兴城，自己带主力向南，打下金朝的临洮、洮州、河州、西宁县。夏天，可汗于闰五月到隆德县北的六盘山避暑，在六月迁居到清水县的西江。七月壬午日(初五)得病；己丑日逝世。

可汗死后，过了十个月，戊子年(1228年)阴历五月，孛鲁也得病而死，死在雁山(山西雁门关的山)。

继承可汗大位的人，要等候忽里台大会决定，暂时由拖雷以“当家的小儿子"的资格，主持一切。汉人称他为“监国”。

孛鲁所遗下的“国王”位置，却比较简单，由大儿子塔思继承。塔思这时候才有十八岁。在华北的蒙古军的指挥权，似乎是自从乙酉年成吉思可汗东归，已不再由孛鲁独掌。塔思当然也只是一个“国王”而不是全华北的统帅了。

塔思在戊子年继位为“国王"，在次年八月奉窝阔台可汗之命，援救守潞州的千户任存，却被武仙打败，潞州入于武仙之手。窝阔台又派额勒吉歹带兵来帮忙，这才在十二月赶走武仙。 蒙古军自从癸未年(1223年)阴历三月木华黎去世以来，打败仗已有多次：癸未年四月 失汾西。

五月 失河中、荣州、霍州、洪洞。

甲中年九月 失泽州、潞州。

乙酉年二月 失真定。(三月，复真定。)十月 再失真定。(丙戌年秋，复真定。)丙成年三月 失益都。(丁亥年四月，复益都。)八月 失曲沃、晋安。

丁亥年二月 失平阳。(三月，复平阳。)己丑年八月 再失潞州。(十二月，复潞州。)庚寅年正月 败于大昌原(甘肃庆阳之南，可能为宁县西南之大昌镇。)庚寅年正月的大昌原之战，是一个奇迹。金朝的完颜彝以四百名忠孝军战胜蒙古名将、四骏之一、赤老温，及其八千名蒙古兵。完颜彝是金朝的宗室，小字“陈和尚”，读过《孝经》、《左氏春秋》，会写“牛毛细字"。他所带的忠孝军，是回鹘人、乃蛮人、羌人、吐谷浑人、以及汉人的混合队伍，作战的能力很强。但是，这一次的胜仗，主要的原因是完颜彝本人的勇敢。

癸未年四月以来的其他若干次胜仗，完颜彝并没有份。那些胜仗，应归功于完颜伯嘉、史詠、移剌蒲阿、武仙、纥石烈·牙吾塔。移刺蒲阿不仅是甲申年九月泽潞之役的胜利者，也是己丑年八月泽潞之役的胜利者。

庚寅年正月大昌原之战，据《金史》说，是二十年来金对蒙古的第一次大胜仗。胜仗确是胜仗，精彩也够精彩，规模却并不甚大：只是不到一万人的战役而已。结果很重要：蒙古军因此而解了庆阳之围。另一个结果更重要：窝阔台可汗决计对金亲征。在窝阔台可汗看来，区区一个“陈和尚"竟能以四百人战胜蒙古老将赤老温的八千人，可见金朝不是无人。留下这个金朝，迟早必为蒙古之患。

为了行文的便利，我只得把金与蒙古之间的战事一口气说到金朝灭亡为止。关于成吉思可汗死后，拖雷如何监国，窝阔台可汗如何继位，以及窝阔台可汗的新猷，甚至成吉思可汗如何叫塔塔统阿用畏吾儿字母创行蒙古文字，我都必须搁下，等到以后再设。

窝阔台可汗对金亲征，在他即位以后的第二年，庚寅年，阴历七月间开始。庚寅年是公元1230年。那时候，蒙古的可汗们还没有年号。(年号要等到忽必烈可汗的时候才有)金朝剩下有四万左右的兵力聚在汴梁城内。京外的重镇，在西有庆阳、凤翔、京兆(西安)、潼关、中京。在北有河中、卫州。在东有邳州、归德、睢州。在南有光化、邓州、裕州、蔡州。

窝阔台派斡勒答合儿·豁儿赤驻在和林作留守，自己带了拖雷、阿勒赤歹、口温不花等人与他们麾下的兵，渡过沙漠向南，进雁门关，过了平阳，在十二月黄河结冰之时，过河进入陕西，拿下韩城、蒲城。

这一年(1230年)阴历十月，史天泽在卫州打武仙，金朝政府派移剌蒲阿与完颜彝来救。史天泽先败后胜，拿下卫州，武仙败走。

十一月，国王塔思攻潼关，攻不下。

次年正月，窝阔台攻凤翔。屠寄说，攻到二月，攻下。屠寄又说，在正月间，窝阔台派了速不台攻破潼关之西南的小关，又攻破了朱阳县、庐氏县。金朝的完颜彝带了忠孝军来抵抗，将速不台击败于(蓝田西南的)倒回谷。

这是速不台平生横行亚欧，第一次吃败仗。

窝阔台很生气，要严办他。拖雷求情，窝阔台这才从轻发落，叫拖雷带他走，作为假道宋朝的汉中、以偷袭唐邓二州的助手。

《金史·哀宗本纪》与《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均说速不台之败于完颜彝，在蒙古军既得凤翔之后；而不在蒙古军未得凤翔以前。并且，两件事(获凤翔与被击败)均在四月，不是在二月与正月。屠寄说，《金史》记错。我想，是屠寄弄错，不是《金史》记错。窝阔台在未得凤翔以前，不致于叫速不台去打潼关之西南的小关。

金朝虽则有完颜彝的忠孝军在倒回谷打了一个胜仗，却挽回不了整个局面的颓势。

驻在(河南)阌乡的陕西行省平章完颜合达，与参知政事移剌蒲阿，下令把京兆的人民强迫东迁，派完颜庆山奴以一军人作留守。东迁的人民走到半途，遇到蒙古游兵，死亡了一大半。 窝阔台到绥远丰州东北的“九十九泉"去避暑，召集诸王诸将开会，决定了三路出兵的战略。中路由他自己率领，经怀庆府渡河。东路的司令官是斡陈那颜(翁吉剌惕人阿勒赤·古列坚，窝阔台的母舅)，由济南南下，假道宋朝的淮东。西路的司令官是拖雷，经由宝鸡南下，假道宋朝的汉中，经金州、洋州，而指向唐州邓州。

拖雷在七月间到达宝鸡，听说蒙古的假道使者者卜客已被宋朝的统制张宣杀了，大怒，便不再客气而用武力冲进大散关，屠了洋州。他又冲进凤县东南的武休关，沿途杀人抢粮，杀到四川庆元之北的(宋朝)华阳县，又杀到阆中之南，今日南部县西北的(宋朝)西水县，才掉转方向，在十一月回陕南，冲过石泉县西的饶风关，由金州向东，在十二月间到达湖北谷城的汉水边。 对岸是金朝的光化。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完颜彝、武仙，这时候已经会师，集合在今日河南淅川县之东的(金朝)顺阳县。完颜合达主张在拖雷渡汉水之时，迎头痛击。移剌蒲阿不赞成。结果，拖雷的蒙古兵完全渡过汉水，杀奔顺阳而来，金军这才慢慢地进至禹山，摆阵。金军的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蒙古兵只有三万。

蒙古兵先不打，伸开了两翼对金军包抄。包抄好了，才打。这一打，并无多大胜负。忽然，蒙古兵退走，退到了树林里面去，好几天毫无消息。金军因为人多，粮不够吃，便藉此机会向邓州移动，到邓州去就粮。走到光化的枣林时，蒙古兵追来，出其不意，把金军杀得大败。

完颜台达、移剌蒲阿、完颜彝，带了残余军队跑到钧州，死守。

在这一战役的前两天，十二月初八日，窝阔台已经在山西打下金朝的河中府，捕杀守将完颜讹可。

壬辰年(1232年)正月，窝阔台在孟县西南的白坡渡过黄河，到了郑州，受守将马伯坚之降。

蒙古的游骑冲到汴梁城下。金朝政府着慌，叫完颜合达等赶紧来救。完颜合达等忠心耿耿，便凑足十五万兵，离开邓州，向汴梁前进。

拖雷一支的蒙古兵，听到消息，分出三千人在金军的后面追，专在金军吃饭与宿营之时挑战，弄得金军不得休息，疲倦不堪。这时候，天气又不好，有雨有雪。当金军到达钧州的三峰山之时，所带的粮食早已在三天之前吃光。然而，就在他们到达三峰山之时，不仅后面有拖雷的三万蒙古兵全部追上，前面也来了窝阔台的大军。

两路的蒙古兵，把金军四面包围，却并不变锋，只是烧火烤肉，让金军嗅到香味。蒙古兵吃饱了便休息，休息好了又吃。轮流吃，轮流休息。 最后，蒙古兵故意网开一面，让出通往钧州的一条路。金军“突围”，走到半途，被蒙古兵拦腰一击，切为若干段，全军被屠杀，“声如崩山”。

花帽军的名将“赛张飞"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死"。武仙只剩下几十人，逃进竹林，向密县走。移刺蒲阿向着汴梁的方向走了一阵，在“望京山"被俘，不屈而死。完颜合达、完颜彝，与一位叫做杨沃衍的，逃到钧州，企图死守。

钧州随即被蒙古兵攻破，完颜合达与完颜彝被俘，也是不屈而死。完颜彝死前，被解到拖雷面前，他向拖雷说：“我便是在大昌原、卫州，与倒回谷三个地方战胜蒙古兵的‘忠孝军总领陈和尚’。”拖雷叫他降，他不肯。他被砍断了脚，割开了嘴，至死不降，喷血大骂而死。

杨沃衍于钧州城破以前，杀了一个劝他投降的旧部下，上吊自杀。在血统上此人不是汉人，而是朔州的“唐和(唐兀?)迪剌部”人，能说汉话，在思想上也和金朝的汉人没有分别。他曾经在武州对抗蒙古兵二十七昼夜(贞佑二年，1214年，阴历二月)，获得全胜。其后，屡立战功。死的时候，他官至“元帅、左监军、遥领中京留守¨。中京，是河南府，今天的洛阳。

蒙古军的次一步骤，是围攻汴梁。汴梁于金宣宗迁来以后，最初的守将是术虎高琪，此人于兴定三年(1219年)阴历十二月被诛。(金宣宗恨他跋扈，藉口他纵容一个家奴杀妻，而把他明正典刑。)在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兵临汴梁之时，负责守城的是“内族白撒"。所谓“内族"，便是皇族。白撒是金世祖的一个孙儿之后裔，和末帝承麟是胞兄弟。

白撒的方略，第一是决黄河，想用黄河的水来环绕汴梁。这件工作还不曾做好，蒙古的骑兵已到，半途而废，死了很多民夫。第二是放弃在今日汲县的“宜村渡"新卫州，把当地的城防用具与兵丁搬来汴梁。第三是，不守术虎高琪所监造的里城，而改守周围一百二十里长的外城。

城内原有的兵仅有四万，加上新卫州以及沿河若干屯的兵四万人左右，又征召了壮丁六万左右，也算是有了十几万兵。另外，分配了四千名“飞虎军"在四面，每面以一千人作为救应。

金朝政府叫徒单兀典在阌乡“行省事"，“以各潼关"。不久又叫他收粮，回汴梁增援。他把同州、华州、虢州、阌乡以及业已集中在陕州的军粮，总共有几十万石之多，准备了二百多船只，正打算装运，顺黄河而下，忽然听说蒙古兵快到，于是慌忙放空船东下，另行强迫老百姓背粮走。蒙古的少数骑兵很快赶到，于是粮也丢了，老百姓也被惨系。

金朝政府也任命了徒单百家为关陕总帅。不久，徒单百家又奉了回援汴梁之命，尽撤潼关、蓝田、与其他各关的守军，总共凑集了步兵十一万，骑兵五千，准备帮助徒单兀典押运粮食，同回汴梁，却也随同粮食，一齐被蒙古少数骑兵冲散，消灭。

剩下有象征性的若干军队的潼关，是由李平守着。李平在徒单百家军溃之时，自动向蒙古兵投降。

蒙古军在1232年的阴历三月间进攻洛阳。洛阳的守将姓强名伸，原为文官，于元帅任守贞离城(援汴)以后，被老百姓公推代理。强伸用两千五百名的三峰山溃兵，竟能守洛阳守了三个多月，而逼得蒙古兵解围而去，可见“事在人为”。

汴梁东南的归德府，也有一位文官，冀禹锡，努力坚守。睢州却很轻易地被蒙古兵攻破。

也许是正因为西边的洛阳与东南边的归德，一时均无法攻下，窝阔台可汗在郑州派人去汴梁，向金哀宗劝和。

金哀宗很愿意和，就封了自己的养子(荆王完颜守纯的儿子)完颜讹可为曹王，准备把他送到窝阔台身边当人质，慢慢地商谈和平条件。这人质却送不出城，因为速不台还不曾接到窝阔台的停战命令。速不台说：“我只奉到有攻城的命令，别的事我不知道。”

速不台用他的老方法：驱使俘虏背草，填城濠。俘虏的人数多，城濠立刻便被填平了几丈长。金军不敢射箭阻挠。金哀宗自己从宫里出来，对军民讲话，说：“忍耐一天，等候我把曹王送出城，然后，如果‘鞑靼’不肯退，你们才可以拚命打。”

结果，曹王虽出了城。“鞑靼”却不肯退。

汴梁的攻防战，从三月上旬打起，打到四月初七，窝阔台才准和。尽管《金史·白撒传》的著者对白撤的批评很不好，我看白撒能守汴梁守上三十几天，功不可没。在他下面的参知政事，赤盏合喜，也很努力。

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是金军此次用了两种特别武器，一是“其声如雷”的“震天雷"。一是“飞火枪"。震天雷是装满了火药的铁罐子，“所爇围半亩以上，火点着铁甲皆透。"所谓火点，便是我们今日称为“碎片"的东西。这震天雷，可说是相当早的手榴弹。飞火枪是今日步枪的前身：“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和了以后，窝阔台回到绥远的九十九泉去避暑，留下速不台，以三万兵监视汴梁。

七月，蒙古的使者唐庆与随员三十几人在汴梁城内被杀。杀他们的是“飞虎军"的军人申福与蔡元。金哀宗不敢惩戒申福、蔡元，蒙古方面认为金哀宗根本没有和的诚意。

战事重新开始。武仙集合了若干旧部，会同邓州的“行省”完颜思烈与巩昌的统帅完颜忽斜虎两人的兵，一共号称二十万，奉命由汝州，向汴梁移动。金哀宗派赤盏合喜带了若干兵出汴粱，向西走，迎接他们。武仙等人的二十万兵在郑州之西的京水，与速不台的蒙古兵相遇，不战而溃。当时，赤盏合喜已经走到了中牟县，听到消息，便抛下辎重，带他的兵回汴粱。

速不台这一次对付汴梁，不攻，只用围困的方法。围困到冬天十二月，城内的粮食已完，人吃人的事很多。城内的金军，只敢守城，不敢出战。

速不台已经在汴梁城的周围，加造了一圈城墙，共有一百五十里左右。白撒自己，在汴梁的每一个城门之前，也早就加造了矮墙，以防敌人很快地冲到城门。现在，他命令金兵出城决战，一下子出不了许多。由子有矮墙的关系，金兵只能一个一个地出去：太慢。

癸巳年(1233年)正月初一，金哀宗带了若干兵离开汴梁，跑到今日曹县西南的黄陵冈，渡过当时的黄河，向着新卫州的路上走。走到沤麻冈，叫白撒去新卫州城下，用“御旗"向城上的守卒示意。守卒并不开门。白撒听说“蒙古兵"跟踵他，便退兵，在十一日退到白公庙，被史天泽击溃，慌忙去找金哀宗，在魏楼村找到。于是，金哀宗和白撒等人便在十四日向归德的方向走，于十六日进了归德城。

二十三日，汴梁的四个守城元帅之一，西面元帅崔立，杀了“南京"留守，参知政事完颜奴申，与枢密副使斜捻阿不，向蒙古兵投降。

六月初九，中京洛阳被蒙古兵攻破，强伸转战到偃师，被俘，不屈而死。洛阳之破，不是强伸战败，而是因为金哀宗曾经任命了“内族思烈”为洛阳的“行尚书省事"，内族思烈很忠心，从“南山”号召了十几万兵，带进洛阳，就这样，洛阳的存粮便被提前吃光。(内族思烈本人在四月间听到崔立投降的消息，已经一气而死。)洛阳城破以前，“代行省事”的总帅，乌林答胡土，带出了一部分兵力，去蔡州(河南汝南)。

正因为此人带了兵去蔡州，金哀宗便存了归德不如蔡州安全之想。同时，他在归德，也受够了蒲察官奴之气。蒲察官奴是完颜彝死后、忠孝军的重要领袖，率领了该军兵士四百五十人在归德。这四百五十人成为其他几千兵的领导力量，竟能在五月间击败速不台于毫州，赶了几千名蒙古兵下水淹死。

蒲察官奴忠勇有余，可惜相当跋扈，在战胜速不台以前，便已擅杀了归德原有驻军军官马用与三千多名兵士，以及李蹊以下三百多名朝臣；在战胜速不台以后他气焰更高，把金哀宗隔离在所谓“照碧堂"，过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瘾。

金哀宗向蒲察官奴表示想去蔡州，蒲察官奴坚决反对，并且向大家高声扬言：“谁敢说向南搬，就砍他的头!”哀宗受不了，便暗地与几个宦官商量好，埋伏在门后，等他又来见的时候，从后面下手。结果，蒲察官奴肋骨吃了一刀。哀宗拔出剑，迎面加给他一剑。他逃出照碧堂，几个宦官追上去，将他当场砍死。

忠孝军四百多人，被金哀宗宣布免罪，皆不曾反。

哀宗在六月十八日离开归德，经由毫州，在二十六日到达蔡州。

蔡州在形势上是四战之地，丝毫不像是一个可以久守的国都。哀宗到了蔡州，竟然选美女，造宫殿，作起太平皇帝的打算，十分可笑。

他这太平皇帝，仅仅当了半年，便在蒙古与宋的合军进攻之下，城破身死。

他懂得用好人当大臣，而不能听从大臣的意见。完颜忽斜虎是他的“尚书右丞、总领省院事¨。省是尚书省，院是枢密院。完颜忽斜虎主张在稍复元气以后，设法向西边走，到陕西甘肃另立基业。他完全无动于衷。乌古论·镐是他的御史大夫，也是曾经从蔡州带了粮食去归德奉迎他的功臣。群吏向乌古论·镐屡屡需索而不能满足，便向哀宗进谗。哀宗因此也就疏远乌古论·镐。

哀宗在癸巳年(1233年)六月迁到蔡州，只享受了三个月的安定，到了九月，蒙古军就兵临蔡州城下了。

蒙古军攻蔡州攻了两个月，攻到十一月，宋朝的军队两万人开到，会同蒙古军攻城。

宋军的指挥官是盂珙与江海。这两人而且带了三十万石米，分给蒙古军作军粮。蒙古军的指挥官，叫做塔察儿，是四骏之一、孛罗忽勒的第二个儿子。《元史》说，他是孛罗忽勒的侄孙，错。

宋军与蒙古军合作，在十二月同时决开蔡州外面的河堤。宋军决开柴潭的堤，蒙古军决开练河的堤。于是，蔡州的外城被水冲毁，内城西面的城墙也被宋军与蒙古军攻破。

蔡州的情形岌岌可危，蔡州以外的几个大城也相继丧失；唐州在八月，徐州在十月，海沂莱潍四州在十二月。

金朝在癸巳年所仅余的武力，武仙的兵，也已经在七月间被孟珙击溃于浙川的石穴山。

甲午年(1234年)，在正月初十的夜里，哀宗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次日，蔡州城破，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兵之手，金亡。 宋军与蒙古军各回原防。双方说好：以金朝的陈蔡为界，西北的地面划给蒙古，东南的地面划给宋。这一种分法，太笼统含糊，以致于蒙古与宋之间，不到半年便因为争夺汴梁而发生战争，战到宋亡为止。当初，倘若金宋的关系不在金宣宗之时恶化，宋朝不致于帮助蒙古灭金，金朝可能不会亡给蒙古，金朝不亡，宋朝也不会亡给蒙古。

一八.金宋之间

金朝自从太祖阿骨打在公元lll5年称帝开国，到1234年蔡州城破、亡国，共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阿骨打开国之时，仅有一万名左右的骑兵，只花了八年工夫，便连胜辽朝，取得黄龙、上京、中京、燕京、平州。他的弟弟吴乞买(太宗)继位，也只用了一年半的工夫，便把辽朝灭掉。次年，1126年，占领汴粱，受宋钦宗之降。

钦宗与钦宗的父亲徽宗，对金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金之所以能够灭辽，很得力于宋的帮助，却也未尝不知道以胜利的果实让宋分享，曾经在1123年以燕京与涿州易州等六个州的土地交给宋。不过，这七处的人民与财物，全被金搬了走。

宋徽宗及其大臣蔡京、童贯等人很恨，以为上了金的当，便贸然接受金的叛臣、南京(平州)留守张谷的来归。这给了金太宗以藉口，于是汴梁在1126年被包围、占领。

宋钦宗允许以中山、太原、河间，三个镇，割让给金，却又在金兵退出汴梁以后命令这三镇的守将拒绝移交。金是当然再来。

金兵再来之时，钦宗听唐恪的话，不让各地勤王的兵来救，于是汴梁再度被金兵占领。钦宗与太上皇徽宗均作了俘虏。 宋高宗另建朝廷于南京(归德)，本可有所作为，却天性怕死，一再向南迁都，迁到扬州，又迁到临安(杭州)，在金帅兀术快追到临安之时，他又迁到温州。兀术在北归途中被韩世忠打得惨，高宗才敢回临安作太平天子。岳飞连胜金兵，几乎恢复了中原，高宗听秦桧的话，为了不让岳飞逼得金朝把徽钦二帝送回，就忍心把岳飞杀了，甘心向金朝皇帝称臣纳贡，受金朝的册封，每年进献“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割让淮河以北及唐州、邓州、商州、秦州。这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阴历十一月的和约。

和平维持了二十年，被金主亮破坏。金主亮本名迪古乃，是金太宗的侄孙，金太宗的儿子宗干的儿子，金熙宗亶的同曾祖兄弟。金主亮带兵在绍兴三十一年阴历十一月冲到采石矶长江江岸，被虞允文击败，不久便死在扬州，死于自已的军官之手。那时候，金世宗乌禄(雍)已经在辽阳自立为帝。

金世宗雍是金太祖儿子宗辅的儿子。金兆丰在他的《中国通史》中，把金主亮金世宗均列为金太宗吴乞买的孙子，很错。这错误已有几家通史沿袭。我藉此机会，提供一张本于金史的世亲表：金世宗在金主亮死后，一度向宋朝表示愿和。宋朝此时(绍兴三十二年)高宗禅位于孝宗。孝宗重用主战的张浚。要等到张浚于次年(隆兴元年，ll63年)阴历五月在(安徽)符离集被金军击败，孝宗恢复中原的念头才开始动摇；要等到隆兴二年十一月金军占领楚州(淮安)，孝宗才有决心讲和。

这一次和约，订立于隆兴二年十二月，规定宋朝的皇帝对金朝皇帝不再称臣，而只自称为“侄大宋皇帝"，称金朝皇帝为“叔父大金皇帝”，“侄皇帝”三个字虽不太好，比起石敬塘对契丹所称的“儿皇帝”，却也略高一筹。岁贡改称岁币，数量从银二十五万两减为十五万两。绢也减为十五万匹。疆土方面，割让海泗唐邓四州。

于是，金宋之间又有了四十年的和平，直至被韩侂胄破坏为止。

韩侂胄在开禧二年(1206年)阴历五月，请宋宁宗下诏伐金；不到一年，他派出去攻打金朝边城的诸将全都败退。金军而且在西方取得大散关，在东方取得扬州。开禧三年十一月，韩侂胄被史弥远杀死，他的头被迭去金章宗那里，以表示宋朝求和的诚意。次年九月，和平恢复：疆界仍旧，岁币增加为银三十万两，绢为三十万匹。宋朝皇帝仍自称为侄，对金朝皇帝，则不再称叔父，而改称“伯父"。

这一次的和平，仅仅维持了十年，便被金宣宗破坏。

金宣宗之所以要在兴定元年伐宋，是为了催逼岁币。(兴定元年是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宋朝政府有好几年不曾依照约定送三十万两银子与三十万匹绢子给金，而金正苦于蒙古之连年来伐，需款甚急。

金宣宗以为只有武力对付宋，宋才肯送岁币来；他又以为金虽则打不过蒙古，打宋却绝对能胜。

然而，金这一次打宋，打了七年之久，并不曾能胜。这七年，也正是木华黎奉了成吉思可汗之命、全权征讨金朝的七年。

金在这七年之中，起先是攻枣阳，攻了几次，最后在兴定三年六月大败而回。守枣阳的先后为赵观与孟宗政，他们的长官是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事赵方。金军又攻随州，攻了几次，攻不下。赵方派孟宗政与扈再兴、许国等人还击，攻唐州邓州，也得不了手。金宋双方，就这样在今日的河南湖北僵持了七年。 在江苏山东方面，宋方颇占优势，因为李全与张林先后叛金归宋。同时，蒙古也先后取得了济南与东平。

金宣宗在元光二年(嘉定十六年，l223年)阴历十二月死。他的儿子金哀宗在正大元年(嘉定十七年，l224年)阴历二月派使臣李唐英到滁州求和，滁州的宋朝官吏推说要向京城请示，结果是李唐英扑了空。四个月以后，金哀宗片面宣布战事停止，“遗枢密判官移剌蒲阿，以文榜遍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宋朝政府虽则对金方的和平请求置之不理，却也在事实上不再北伐，直至八年以后，与蒙古订了夹攻金国的协定之时。 蒙古窝阔台可汗在壬辰年(宋理宗绍定五年，l232年)阴历十二月派了一位王檝，到临安来，宋朝政府其后也派了一位邹伸之去见窝阔台可汗，报聘。窝阔台可汗告诉邹伸之：“灭了金以后，把黄河以南的地方给宋。"宋朝的君臣相信窝阔台可汗的诺言，便让蒙古军假道，而且加强攻击金的各处领土，派孟珙与江海，率领精兵与多量的粮食，到蔡州，会同蒙古军在1234年攻下蔡州，把金灭掉。

金灭了以后，宋就抵不住蒙古。所谓交还黄河以南的诺言，其实是说说罢了。次年阴历六月，窝阔台可汗便派了阔端等人大举伐宋。

一九.宋与蒙古之间

宋与蒙古发生外交接触，始于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亦即金宣宗伐宋的次一年。成吉思可汗派了木华黎的叔父者卜客到临安。宋派苟梦玉报聘。苟梦玉到和林，可汗已经出发西征。苟梦玉于是也走向西边来，在嘉定十四年才见到可汗于寻思干(撒马儿干)。

《元史》在石珪传把者卜客的名字写作“葛不罕"，说葛不罕的任务是“与宋议和"。这时候，蒙古对宋还不曾交过兵，有什么“和”可议?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窝阔台可汗本纪中，把者卜客的名字写作“主卜旱”，在同书卷四十三、者卜客等人的传记中，却依照《蒙古秘史》的汉译本，将者卜客的名字写作“者卜客”。他说，苟梦玉向成吉思可汗“言南北连和，夹攻金人之利。汗以为然。”看屠寄的口气，似乎是始创夹攻之策的是宋，不是蒙古。那末，成吉思可汗为什么要先派者卜客去临安，难道是真的为了“与宋议和"么?我敢假定，者卜客使宋的任务，正是为了建议“夹攻金人"。

其后，在宋理宗绍定四年(辛卯，1231年)，窝阔台可汗打下金朝的凤翔，派拖雷由宝鸡假道宋朝的陕南，顺汉水而下，指向金朝的光化、唐州、邓州、汴粱；同时，派者卜客再度使宋，作假道的请求。

宋朝在青野原的守将，沔州统制张宣，不问青红皂白，便把者卜客杀了，闯下大祸。拖雷一怒之下，不假道而侵入，非但要通过陕南，而且先深入川北，烧抢屠杀了一大片地方。

前于此的一年，庚寅年(1230年)，窝阔台曾经派李昌国当使臣，向宋接洽。李昌国走到了(江苏)宝应，被挡驾。窝阔台叫他再去，由李全派人护送，他依然进不了宋的疆界。最后，李昌国放弃由东边的运河向南走，而改由中部，走(湖北)蕲州黄州的一条路，果然获得与宋朝的外交官会面，订立了夹攻金人的条约。孟珙、江海之助攻蔡州，便是依照这一次的条约而行事的。 李昌国有没有向宋朝的外交官承诺，将黄河以南的土地给宋?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李昌国之订成夹攻条约，是在何年何月?在者卜客被杀以前?还是以后?屠寄不曾交代明白。

《元史·太宗本纪》把这件事记在者卜客被杀以后。 者卜客之被杀，是在绍定四年(1230年)阴历七月。 次年十二月，窝阔台的另一使臣王檝到达临安，所谈的仍是夹攻金人的事。宋朝政府派邹伸之“报谢"。邹伸之见到了窝阔台。窝阔台“许俟成功，以河南地归宋”。

这是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窝阔台可汗本纪中的说法。 “金亡，塔察儿便宜与孟珙约，以陈蔡东南地分属于宋。”这是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十四、塔察儿列传中的说法。

这两种说法出入很大，而可能都是事实。窝阔台可汗答应了邹伸之以黄河以南的地方给宋，而塔察儿并不知道，孟珙也不知道。塔察儿和孟珙相处得很好，就自作主张，以陈蔡之东南的地方给宋，作为对盂珙助攻蔡州的酬劳，却不知道窝阔台可汗已经答应了邹伸之以更大的区域给宋。

奇怪的是，窝阔台并不记得自己对邹伸之所作的诺言。金亡之时，塔察儿不把自己的军队撤到黄河北岸，“仍自领军，留镇河南"，并且奏请“并大河两岸，东首曹濮，西抵秦陇，列屯置戍，以备宋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端平元年(1234年)阴历三月戊辰日的一条之中说：“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陈蔡西北地方届蒙古。”

史嵩之在当时是“京西湖北制置使"。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接得了孟珙关于和塔察儿获有协议的报告。

孟珙从蔡州回来，史嵩之叫他屯兵在襄阳。江海从蔡州回来，史嵩之叫他屯兵在信阳。此外，随州、枣阳、光化、均州，史嵩之都派了军队驻扎。唐州邓州，他也开始屯田。他丝毫不作接收黄河以南、陈蔡西北一片地域的打算。

在临安主持宋朝中央政府的郑清之，看法与史嵩之不同。可能是因为有邹伸之带回来的窝阔台诺言作根据，他不以收复唐州邓州及陈蔡以东与以南为满足，而接受赵范、赵葵二人乘机抚定中原的建议，在端平元年六月，亦即攻破蔡州以后才有五个月，便命令各军出动，收复“三京"。三京是，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

郑清之忠心有余，识见不够。他在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前的六天，由“参知政事，同知枢察院事"升为“右丞相兼枢密史”，大权在握，颇思有为。次年，端平元年(1234年)，他就在六月间，说动宋理宗，下诏收复三京。

他的副手，参知政事乔行简，期期以为不可。乔行简向理宗上疏，说：“臣不忧师出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今边面辽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趋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他日粮运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其实，乔行简的话，只说到了知己知彼的一半：知己。关于“彼"的情形，乔行简尚不曾提到。蒙古军的编制、战略、战术、战力，当时宋朝的大小官吏知道的很少，郑清之似乎是尤其茫然。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可以贸然作收复三京的举动?

倘若，事前和蒙古方面商量好，根据邹伸之带回来的窝阔台的诺言，可以不费武力而和平接收，自然是又当别论了。然而，郑清之并不曾在下诏收复三京以前，派人向蒙古当局要求接收，或“通知"蒙古当局以宋方派员前来接收的决定。

总而言之，郑清之把收复三京的事看得太容易，把蒙古方面的实力估计得太低。

他命令庐州(合肥)知府全子才带一万兵收复汴梁。汴梁的元朝守将是金朝的旧臣崔立。崔立被金朝的其他几个旧臣李伯渊、李琦等人杀死。李伯渊等人开了城门，欢迎全子才进去。 赵葵带了五万兵从滁州开到泗州，收复丁泗州，然后就来到汴梁，与全子才会师。赵葵督促全子才向洛阳与潼关进取。全子才派徐敏子带了两百名兵士作先锋，又派杨谊以一万三千名强弩手作为后继。

徐敏子到了洛阳，洛阳并无蒙古军队，只有三百家老百姓。这三百家老百姓向徐敏于“投降”，徐敏子进城。进城住了一天，已经吃完军粮。

杨谊与一万三千名强弩手，走到洛阳之东的三十里，与蒙古兵遭遇，一战而败。

蒙古兵来攻洛阳，徐敏子略为抵抗了一下，放弃洛阳，向东撤退，回了汴梁。不久，赵葵和全子才借口史嵩之不运粮食接济他们，一齐从汴梁撤退。这是端平元年八月的事。

四个月以后，窝阔台可汗派王檝来到临安，责备宋朝政府“败盟”。宋朝政府派程芾作“通好使"去见窝阔台，解释误会。(《宋史纪事本末》说是派了邹伸之去“报谢”，错。)程芾达成不了通好的任务，蒙古方面这时候已不是空言“通好”所能满足。

次年(端平二年，1235年)阴历六月，窝阔台派阔端、阔出、、口温不花，分三路大举伐宋。

阔端的兵走四路，于十一月进抵石门，受金将汪世显之降；带了汪世显攻沔州，杀死宋朝的沔州知州高稼；其后，被宋将曹友闻抵住于阳平关，相持到端平三年阴历九月，杀死曹友闻，长驱入蜀，在阴历十月占领成都。一个月以后，阔端撤退，成都被宋军收复。

阔出的兵走中路，在端平二年七月取得唐州，十月打下枣阳，其后在襄阳郢州(湖北锺祥)一带大掠。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七、阔出的列传中说：阔出的军队“入"了郢，似乎是强调他攻入了郢州。然而，在同书卷二十七塔思的列传中，却说宋军虽败，余众“入城坚壁"，塔思“攻之不下，乃俘人畜数万而还”。塔思是木华黎的孙儿，这时在阔出的麾下，负责攻郢州。阔出本人并不曾到郢州的城下来。阔出在端平三年冬天“薨于军”。他是病死，还是阵亡?待考。他死后，这一路兵是由塔思统率，还是由拖雷的儿子忽都秃统率?也待考。(襄阳的宋朝守将是李伯渊。李伯渊原是金朝在汴梁的都尉，跟随崔立降了蒙古，于宋兵到达汴梁之时杀了崔立降宋的。他与其他的宋军军官处得不好，就在端平三年三月烧了仓库，向蒙古军献城。两年多以后，嘉熙二年夏天，蒙古留在襄阳的守将之一刘义又把襄阳城献给宋军的指挥官孟珙。)口温不花的兵，走东路，于端平三年十月攻陷(河南)固始；次月，连陷蕲州、舒州、光州。次年，嘉熙元年(1237年)，攻黄州，攻不下，被孟珙抵住；攻安丰(安徽霍丘西南)，攻不下，被杜杲抵住。

嘉熙二年，窝阔台又派了王檝来讲和：要求宋朝政府给蒙古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两。宋朝政府不肯。

嘉熙二年九月，窝阔台派嵬名察罕，带了号称八十万人的大军，围攻庐州(安徽合肥)，却被杜杲打败。杜杲被宋朝政府升为“淮西制置使”。

杜杲是福建邵武人，守过滁州，当过几任知县，文武全材。《宋史》关于他守庐州的事，轻描淡写了六个字“复与大元兵战"，是胜是负不曾交代。《宋史》的编撰人，处于元顺帝的丞相脱脱监修之下，似乎不得不讳言蒙古大军的惨败。不过，来攻的蒙古兵虽则很多，也不会多到八十万人左右。

“号八十万"，是《宋史纪事本末》的说法。《宋史纪事本末》又说，在次年(嘉熙三年)十二月，又有“号八十万¨的蒙古兵由四川进攻湖北。这一次他们的指挥官是塔海绀孛。塔海绀孛是在嘉熙三年四月进入四川，占领了蓬州、顺庆(南充)、遂宁、重庆、夔州。

抵抗塔海绀孛的责任落在孟珙肩上。孟珙以三千人屯峡州(宜昌)，五千人屯松滋，一千人屯施州(恩施)，派他的哥哥峡州知州孟璟对蒙古军作战于归州(秭归)及巴东。孟璟的部将连胜，收复夔州。

孟珙这时候己不是助攻蔡州之时的“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而是专阃一面的“枢密都承旨、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鄂州”了。

在此以前孟珙已经在嘉熙元年十月击败蒙古军于黄州城下，在嘉熙二年十月收复荆门，在嘉熙三年三月收复信阳、光化、樊城、襄阳。

孟珙是一位将门之子，生长在(湖北)枣阳。岳飞的部将孟安，是他的四世祖。赵方的部将孟宗政是他的父亲。他一生作战，战无不胜。

嘉熙四年正月，窝阔台叫张柔、史天泽等八个汉军万户一齐伐宋。这八位汉军万户渡过淮河，抢掠了不少东西，却占领不了多少城市。

三个月以后，窝阔台又派王檝到临安来谈和。这一次，是王檝来到临安的第五次，依然谈不成功。王檝得病，死在临安，宋朝政府把他装进棺材，运送回“蒙古”。

蒙古对宋的战事，继续下去。继续到次年(淳祜元年，1241年)冬天十一月，成都与汉州(广汉)入于蒙古军培海绀孛的麾下汪世显之手。

淳祜元年阴历十二月，蒙古又派了一个谈和的使者来。此人的名字叫做月里麻思，月里麻思并不是一个人单独来，而是带了七十几个随员。

月里麻思走到淮河边，被宋军的某军官捉住，关在“长沙飞虎寨”。随员的命运如何，不详。

派遣月里麻思的，不是窝阔台，而是他的可敦乃马真氏。窝阔台在十一月已经去世。

“乃马真氏"是乃蛮人，原为篾儿乞惕人脱黑脱阿的儿媳妇，丈夫叫做忽秃。成吉思可汗把她赏给了窝阔台。她替窝阔台生下贵由。这位贵由是窝阔台的所有儿子之中的最长的，而乃马真氏却只是窝阔台的第六位可敦。其他若干位可敦没有她得宠、掌权。

窝阔台死时，贵由还在马札儿(匈牙利)前线，作拔都的部下。拔都是术赤的儿子。

选举可汗的忽里台大会，一时来不及召开，乃马真氏就当了摄政。她当摄政从淳祜元年(1241年)阴历十一月开始，到淳祜六年(1246年)阴历七月为止。

在她摄政的期间，对宋的战事照常进行，因为她所派的谈和使者月里麻思被宋军囚禁在长沙飞虎寨。

淳祜二年，蒙古军攻庐州，攻不下。攻(南)通州、叙州(四川宜宾)，攻下。

淳祜三年，蒙古军攻大安军(陕西宁羌)，攻下；攻大安军之旁的鱼孔隘，攻不下。守鱼孔隘的守将，是杨世安。

淳祜四年，蒙古军攻寿春，攻不下。守寿春的宋将，是吕文德。

淳祜五年，蒙古军大掠淮河以南，前锋及于扬州。

淳祜六年，蒙古军攻拔虎头关，前锋及于黄州(湖北黄冈)。 贵由在淳祜六年七月被忽里台大会推选为可汗，作可汗作到淳祜八年二月，病死。在《元史》上被称为“定宗”。定宗是忽必烈所追尊的庙号，正如成吉思可汗之被称为“太祖"，窝阔台可汗之被称为“太宗"。

贵由可汗即位于淳祜六年(1246年)阴历七月，去世于淳祜八年二月，在位共只二十个月的时间。

他对宋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只叫史天倪的儿予史权进攻黄州，叫张柔进攻泗州。

在宋的一方，孟珙病死于淳祜六年九月。这是很大的损失，然而无可如何。京湖制置使的重责，落到贾似道的肩上。

蒙古在贵由可汗死后，可敦斡亦剌惕氏摄政，摄到淳祜十一年六月，拖雷的儿子蒙哥被术赤与拖雷两系的人公推为可汗。 蒙哥的名字，也许读者觉得陌生。他便是其后忽必烈所追尊为宪宗的一人。

蒙哥可汗在位九年，从淳祜十一年(1251年)阴历六月开始，到开庆元年(1259年)阴历七月为止。他对宋作战很积极。 他的战略是：先派弟弟忽必烈攻下云南的大理国，再一面由忽必烈从云南回攻四川，一面他另派别人从陕西南下，夹攻四川。等将来拿下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吞并江南。

忽必烈在宝佑元年(1253年)阴历十二月攻下大理国的旧都大理城，附带也降服了在西藏的吐番。蒙哥可汗召忽必烈回蒙古，叫他在汴梁设立“经略司”。忽必烈的部队，交麾下的大将兀良哈台率领。兀良哈台于攻下大理国的新都云南城(昆明)以后，在宝佑四年(1256年)分兵从丽江攻四川屏山，战胜屏山的宋朝守将张实，打通嘉定到重庆的水路。

这时候，蒙哥可汗已派了帖赤，率兵由陕西进抵四川的合州(合川)。兀良哈台派一部分兵经嘉定而达合州，与帖赤会师。 守合州的宋将，姓王名坚。

宝佑六年(1258年)，蒙哥可汗开始对宋亲征。他在阴历正月元旦来到包头，在二月间踏过黄河，当时黄河的水结冰很厚。 四月间，他到了六盘山；九月间，他到了汉中；十月初二，他到了利州(四川广元)。其后，他一连攻下剑州东北的苦竹隘，剑州正南的鹅顶堡，间州(阆中)东南的大获山，蓬州(蓬安)之东的运山(营山)，于十二月底进驻南充之南的清居山。

开庆元年(1259年)，他在二月间亲自到合州钓鱼山，指挥大军对王坚进攻，攻到七月，攻不下来。他自己死于钓鱼山之下。

传说，他中箭而死。这传说可能是本于事实。

王坚守钓鱼山，前后有十八年之久，一直守到忽必烈灭了宋朝以后。钓鱼山东西南三面环水，夹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占有地形上的优势。山上有天池，水的供给不成问题。山上可以种田，粮食的供给也没有问题。所需要的只是抵抗的决心。王坚的决心十分坚强。

蒙哥可汗一死，在钓鱼山下的蒙古军慌忙带了可汗的尸首撤退。

然而，却有另外两支蒙古军在湖北湖南对宋军酣战。在湖北的一支，主帅是忽必烈，于九月初一由河南经大胜关黄陂进抵长江江岸，接到蒙哥可汗逝世的消息，不撤退，仍在九月初三于阳逻之西渡江。渡了江以后，随即进攻鄂州(武昌)，攻到十一月底，攻不下来。守武昌的宋将先是张胜，张胜阵亡以后，由高达继任。

忽必烈本想继续打下去，却听到有一位弟弟想在沙漠以北先占可汗的位置，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在河南河北挡住他，不让他回去。这一位弟弟是阿里不哥，排行第七。蒙哥可汗是老大。忽必烈是老四。他们的父亲是成吉思可汗的小儿子拖雷。

忽必烈在十一月二十八离开鄂州，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在鄂州城下，准备带主力经河南回开平。对外，他不说要回北边去，却装着要向东边走、去进攻临安(杭州)的样子，把军队第一步先移到东边的青山矶。

忽必烈的东进姿态，吓坏了驻在黄州(黄冈)的贾似道。贾似道这时候已经受封为“临海郡开国公”，官居“右丞相兼枢密使"、曾经率师援鄂州，屯在汉阳。“左丞相”吴潜把他调到黄州，为了提防忽必烈顺流而下。

贾似道却并无死守黄州之意。他偷偷地派人向忽必烈递上求和的降表，情愿由宋朝皇帝向蒙古可汗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忽必烈不知道这是贾似道瞒着宋朝政府而作的一种诈欺行为，很高兴，便批准了这降表，以为两国从此入于和平状态，放着胆子把主力，连同留鄂州城外的小部分兵力，一齐撤走。

忽必烈撤走以后，贾似道向宋理宗报捷，说是打了一次大胜仗，杀得忽必烈全军狼狈而逃。

在湖南的一支蒙古军，是兀良哈台率领的。兀良哈台在打下云南城(昆明)，收取大理国全境以后，曾经到过安南，受安南王陈日炬之降，然后就经由广西，打进湖南，围攻潭州(长沙)。攻到忽必烈撤兵之时，还不曾攻下。守潭州的宋将姓向，名士璧。忽必烈于接受贾似道降表以后，通知兀良哈台，叫兀良哈台也撤兵。于是，兀良哈台便解了漳州之围，向北撤走。

无聊的贾似道，却在次年(景定元年，1260年)正月，兀良哈台的兵已经差不多完全渡过(蕲春东南)新生矾地方的长江之时，突然予以袭击，打断浮粱，杀了一百七十余人。(浮梁是用船连结而成的桥。)当然，这又是他的一次大胜仗，值得向宋理宗报捷。

宋理宗在宝佑六年十一月晋封贾似道为“肃国公"，拜他为“少傅"；到了景定元年四月，又晋封他为“卫国公"，拜他为“少师"。七年以后，成淳三年，宋度宗更进一步，拜他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把一切大权都交给他。

忽必烈在景定元年三月即可汗之位于开平。四月，阿里不哥即可汗之位于和林。十月，忽必烈的军队战胜阿里不哥的军队于和林之南，阿里不哥逃往欠欠州(唐努乌梁海)。

这一年，景定元年七月间，忽必烈派了郝经作“国信使”，来到宋朝的真州(江苏仪真)，任务是收缴“岁币”。贾似道却叫人把这郝经关起来，以免他自己向忽必烈递表请降的事被暴露出去。

郝经在宋理宗景定元年阴历七月被拘禁，到了宋恭帝德佑元年阴历二月才被释放、送回。在这十五年的期间，贾似道一直是宋朝的唯一主政者，理宗、度宗、恭宗，都不过是名义上的君主而已。

贾似道的作风是“不战不和"。战，他毫无此意；和，他又绝对不肯。理宗景定三年，李全的儿子李璮在山东反正，他坐视李璮在山东被史天泽消灭，只派了胆小如鼠的青阳梦炎带少数的是去救，青阳梦炎中途撤退。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军开始攻襄阳樊城，吕文焕守襄阳，范天顺守樊城，他们两人苦守到咸淳九年正月，而贾似道所派去的援兵，仅有咸淳七年六月范文虎的一次，咸淳八年五月李庭芝的一次。范文虎一战而败，一败而退；李庭芝呢，只是倚仗少得可怜的三千民兵而已。樊城被蒙古军的炮攻破，范天顺力战而死。

次月，吕文焕接受蒙古军统师阿里海牙的劝降，把襄阳献给蒙古。次年九月，他成为蒙古军新统帅伯颜的向导与前锋，于三个月以后打下宋朝的鄂州。

跟着，在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的正月，陈奕在黄州不战而降，管景模在蕲州不战而降，吕文焕的侄儿吕师夔在江州(九江)不战而降。二月，范天顺的父亲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张林也在池州(贵池)不战而降。

贾似道这才慌忙带孙虎臣与贾贵两军到芜湖。孙虎臣的一军于二月二十一日在丁家洲对蒙古军打了一仗，战败。夏贵的一军不战而溃。贾似道一口气溜去扬州。宋恭帝的祖母谢太后将他的“平章军国重事”与“都督天下兵马"两个官职免了。

十天以前，二月十一日，贾似道曾经派了宋京去伯颜那里求和。这位宋京，正是他在十六年前派到鄂州城外、忽必烈的军营里去求和的一人。伯颜告诉宋京，叫贾似道自己来面谈，贾似道不敢去。

郝经之被释放，是在贾似道派宋京再度求和之时，还是在贾似道战败、溜去扬州之时?待考。总之，郝经在二月间恢复了自由，被送回。

贾似道在八月间死在流放的中途：漳州。杀死他的，是押解他的郑虎臣。

伯颜在次年(德佑二年，1276年)阴历二月初五接受宋恭帝的投降，占领临安。

直至贾似道溃败于芜湖丁家洲之时为止，忽必烈似乎并没有一定要灭掉“南宋”的意思。他和以前的几位可汗不同。他濡染了很深的汉文化，颇懂得一些“以德服人”，“以大事小"的道理。他所要求的，是宋对蒙古称臣纳贡。

这条件在忽必烈自己看来，可谓宽大之至。在蒙古征服其他各国的历史上，屠城是司空见惯的例子。不屠对方，而容许对方存在，只要求称臣纳贡，自从成吉思可汗以来，惟有畏吾儿等极少数国家享受过如此优待。而且，畏吾儿是“闻风纳款”，从未与蒙古交过兵的。

忽必烈之所以愿意让南宋暂时或长期存在，除了受有汉文化的影响以外，另一原因是他有后顾之忧。起先有阿里不哥，其后有昔里吉与海都。虽则昔里吉与海都之称可汗，是在伯颜“平宋”还朝以后，忽必烈之时时担心有人要抢他的大位，确是事实。 错误在于宋的一方。宋倘能知己知彼，早该在助灭金国以前对窝阔台可汗讲清楚以黄河为界的条件，写成白纸黑字，免得后来又有了所谓以陈蔡为界的约定。既然是有了两种前后不符的划界办法，就应该派使臣去把事情澄清一下，却贸然以突袭的姿态占领汴梁洛阳，惹起几十年熄不了的战火。

错到了鄂州被忽必烈围攻之时，不幸又有贾似道的奸内诈外。贾似道分明以右丞相的资格对蒙古正式求和获准，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却丧心病狂对朱度宗谎报大胜，对兀良哈台的殿后军队予以追击。更丧心病狂的是：把忽必烈派来的国信使郝经关在真州，以防免宋的朝野知道他曾经向忽必烈求和获准，把郝经一关便关了十五个年头，而宋的局势便如江河日下。至于，坐视范天顺与吕文焕苦守樊城襄阳六年之久，“阴阳怪气”地似乎派人去救，而实际上并不想救，叫李庭芝负责，又叫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调度而直接受朝廷节制：这证明贾似道不仅是丧心病狂，而是禽兽不如、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怪物。

宋恭帝投降以后，忽必烈叫伯颜把他与太皇太后谢氏、皇太后全氏，以及一切“宫眷”与皇族，带去大都。宋朝在理论上已亡，至少在蒙古方面的看法是如此。

却有陆秀夫与苏刘义二人，在温州请出曾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的陈宜中、召来在浙江定海驻扎的“保康军节度使、检校、少保”张世杰与他的兵，拥戴恭帝的庶兄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这是德佑二年(1276年)阴历闰三月的事。

温州不够安全，他们迁到福州，在五月初一奉赵昰为帝，改元“景炎"，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李庭芝当时尚在扬州担任“淮东制置使”，与蒙古的阿术对抗。张世杰与陆秀夫的新名义是“枢密副使"与“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的名义无考。

景炎元年(亦即德佑二年)六月十七日，文天祥从镇江脱险来到温州。陈宜中等人叫他当“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个月以后，叫他兼“同都督”。文天祥于临安被占以前，曾经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的地位，奉派与左丞相吴坚到伯颜的军中洽谈和平条件，因态度倔强，被伯颜扣留(德佑二年正月二十日)。其后，被伯颜加进宋朝派赴上都的“祈请使”之列(祈请使原为贾余庆等四人，加进文天祥，共为五人)。文天祥在船抵镇江以后，设法与杜浒等“义从”逃出，在真州、扬州、高邮，吃了很多苦，最后由南通州航海南下。

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是宋朝最后几年的三根柱石。陈宜中在景炎元年(亦即德佑三年)十月，便带了若干船离开帝昰，去了占城。李庭芝于离开扬州以后，在泰州被元兵捕获，就义。 文天祥在外面发展，张世杰护驾，陆秀夫主持政府。他们三人忠心耿耿，把宋朝的寿命延长到祥兴二年(1279年)阴历正月。祥兴是帝昰的弟弟昺的年号。帝昰原都福州，其后一再播迁，由福州而泉州的海面，而潮州浅湾，而(虎门附近的)秀山，而(中山县南二百里的)井澳，而(雷州正东的)碙州；终于在景炎三年四月病死在碙州；被追尊为“端宗”。帝昺在碙州即位，改年号为“祥兴”，以景炎三年五月为祥兴元年五月，于六月迁都新会之南的崖山，在次年正月被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

在文天祥的实际领导与号召之下，有不少的忠臣义士风起云涌，支持帝昰(端宗)与帝昺的朝廷，对蒙古作最后的挣扎。于是，宋军先后收复了(江西的)南丰、宜黄、宁都、瑞金、会昌、雩都；(广东的)韶州、广州、潮州、梅州、惠州、雷州。可惜的是，文天祥不曾能把这些城市一一固守，或是把这些城市之间的土地与人民结成一片。文天祥终于在景炎二年八月兵溃于庐陵(吉安)之南的方石岭与“空坑"(败在蒙古将军西夏人李恒之手)，退到汀州，其后又退到循州(广东龙川县)，再其后驻节潮州。次年，祥兴元年，十二月，“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来攻，文天祥退守海丰、扎营在海丰北门外四里多路的五坡岭。十二月二十四日，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攻占五坡岭，掳走文天祥。文天祥被解到广州，又解到大都，囚禁在兵马司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土屋子里，整整三年，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阴历十月被杀，牺牲。

文天祥在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考中状元，是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位十足的文人，生平不曾受过军事教育，也不曾怎样在兵法与战史的书籍上用过功夫。他凭着一腔忠愤，誓死报国，不存成功之想，只是“尽其在我"而已。可叹的是，宋朝在此后已无知兵的宿将能供文天祥驱策。

张世杰可谓宿将，然而忠义有余，却并不知兵。他出身行伍，是范阳人，原先属于蒙古军张柔的麾下，反正以后，始终忠心于宋，一直到死。他在镇江江面上用水军抵抗阿术，被阿术用火攻的方法击败。他对端宗与帝昺先后护驾，功在青史，然而他没有战略，甚至不甚懂战术。他围攻在泉州叛变的蒲寿庚，攻了很久攻不下，在浅湾也抵不住蒙古军刘深的进攻。他的最大错误，是最后的厓山一战，不占海口，而坐待敌船深入，并且烧了自己的营房，使得自己的军士挤住在船上，由于缺乏淡水而疲乏、生病、无力作战。他把自己的船都扎连在一起，排成一字形，以致当对方张弘范分前后两面同时进攻之时，他无法应付。这厓山之败，真是千古悲剧。当时宋方跳水而死的人，传说有十万左右。这十万人倘若不死，宋朝何致即亡!

陆秀夫是江苏盐城人，在镇江长大，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考中进士(《宋史》本传说他在“景定元年登进士第”，错。)他在李庭芝麾下当过参议官，被李庭芝推荐为司农寺丞，其后升到“宗正步卿、权起居舍人”。他的第一件大功劳，便是在温州找出陈宜中，召来张世杰，公推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再在福州公请赵昰即位为帝。他在赵昰(端宗)与帝昺的朝中，先作“签书枢密院事"。于陈宜中走后升为左丞相，持躬严谨，办事勤恳，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局促一隅，无所施展。他与文天祥及张世杰合作得始终无间，对国家有功无过，最后于绝望之中断然背帝昺跳海，免得帝昺作俘虏、受侮辱，这件事也无可非议。总之，他是宋朝殿后的完人。

忽必烈于帝昺及陆秀夫死后，成为全中国在名义上兼事实上的皇帝。

二○.蒙古汉军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把成吉思可汗死后、迄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蒙古对金对宋的战事，一口气写完。有许多话，我还不曾来得及写。

现在，先谈谈蒙古汉军的情形。

在成吉思可汗逝世之时(1227年)，全部蒙古军只有十二万九千蒙古人。这个数目，其后并未增加，直至忽必烈灭掉南宋之时，忽必烈所掌握的蒙古兵，只是这十三万左右的一大部分而已，有些早已分给了木赤、察台台、窝阔台、合撒儿、帖木格等人，及其后裔。

窝阔台、蒙哥与忽必烈伐金伐宋，所用的兵多数是汉人，不是蒙古人。窝阔台派拔都等人西征与蒙哥派旭烈兀南征，所用的兵多数是突厥种的人而不是蒙古人。窝阔台在即位的一年(1229年)便成立“汉军三万户"，以刘嶷(刘黑马)、札刺儿、史天泽三人充任。所谓万户，实际上是“万夫长”。这三人各有一万名兵士在麾下。刘嶷是刘伯林的儿子。刘伯林降蒙古最早。札剌儿是契丹人，原为金朝契丹乣军的指挥，在他麾下有契丹兵，也有汉兵。史天泽是史秉直的儿子，史天倪的弟弟。

五年以后，窝阔台灭了金，增设汉军五个万户，以张柔、邸顺、严实、张荣、郝和尚五个人充任。关于张柔、严实，我在以前已经有过交代。邸顺是保定府行唐县人，降了成吉思可汗以后，历任行唐令县、恒州安抚使、山前都元帅，被赐名为“察罕·纳合儿”(白狗)。张荣是济南府历城县人，本已结寨自保，而且掌握了章丘、济阳、淄州等等地方，最后在东平易手之后，无可奈何而降蒙古，被成吉思可汗任为“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他在灭金的战役之中，连破归德、沛县、徐州。郝和尚是太原人，幼年被蒙古兵掳去，隶属于千户客台麾下，在戊子年(1228年)当到了丰州元帅，三年以后受封为“行军千户"。

随着八个汉军万户，先后受封为汉军千户的人，有几十名。

事实上，窝阔台所有的汉军，超过八万人很远。

当年失吉刊·忽都忽到金朝中都接收户籍的时候，业已按照每二十壮丁佥军(征兵)一人的敕令，一共佥得了十万零五千四百七十一名，点名实到九万七千五百七十五人。史天泽、刘嶷、张柔、严实、张荣等人的兵，不在这些“佥军”以内。

二一.成吉思可汗的遗产

据赞儿那兹基估计，蒙古人的总数，当成吉思可汗逝世之时，只有一百万人左右。这一百万人以其十二三万的兵，加上若干汉军、花剌子摸、钦察等各国所征召来的壮丁，竟然建立了横跨欧亚的一大帝国，确是世界历史中的奇迹。

成吉思可汗具有天才与超人的毅力，无可否认。少年时的忧虑把他锻炼成一个刚强的斗士，“受命于天”的信心使得他几乎每战必胜。敌军的缺点逃不过他的眼睛；自己军队的优点他有能充分发挥u成吉思可汗生平恩怨分明，信赏必罚，发出命令来决不收回，信任一个人以后决不怀疑，把自己所喜所恶让部下与人民完全明白，待任何人一律平等(用同一的标准加以升降、赏罚)，对敌人则肯降者必生，抵抗者必死，人才不论是何族何国的人，肯为我用者一律予以重用：名义、待遇、爵位、采邑，在所不惜。像成吉思可汗这样的人，当然要成为大领袖、大皇帝、开国之君、世界性大帝国的主人。

他的帝国，是一个专制的帝国，同时也是封建的帝国。专制与封建本不相容，而在他死前这两者确是并存于蒙古及被征服的各大地区。他的话，就是法律。不是专制是什么?他在即位为可汗之时，封了三个万户、九十五个千户。这三个万户，九十五个千户，在军事上是三个万夫长，九十五个千夫长；在行政上等于是三个省长，九十五个县长；在社会的意义上却也差不多是三个部长，九十五个族长；三个侯爵，九十五个男爵。万户与千户都是世袭的爵位。其后，打下花刺子模，就把它封给了术赤。逝世以前，他又改封术赤以今日的哈萨克斯坦，封察合台以西辽的故壤，封窝阔台以今日新疆北部、额尔齐斯河下游及邻近地区，封拖雷以中部蒙古与西部蒙古。东部蒙古被封给了合萨儿等人。西夏的故壤给谁?金的北部故壤给谁?成吉思可汗不曾吩咐。他是否想把西夏的故壤给拖雷?把金的北部故壤给木华黎?我们无从考探。

蒙古在成吉思可汗未作可汗以前，原为时分时合的若干部落与民族，没有形成国家。合不勒、俺巴孩与忽图刺三位可汗只不过是一种部落联盟的盟长而已，不是一国之君。

成吉思可汗纠合了多数的部落与氏族屡屡对外作战，作战期间的生死与共，战胜以后的财物分享，俘虏分享，都足以增进各部落氏族之间的团结，与对于领袖(成吉思可汗)的拥护。 三万户与九十五千户的封设，是成吉思可汗的杰作。护卫由一千人增加为一万人，分作四班轮流服勤，而构成护卫的分子多数是各国万户与千户、百户的子弟，这些子弟事实上便是“质子”，足以防免万户、千户、百户的背叛。

护卫不论战时平时，均在可汗的身边；战时是督战队，平时是宪兵，只不过不叫做督战队或宪兵而已。护卫又等于是军官学校与行政干部学校：“全国”的年青人才在担任护卫期间获得训练、培养与提拔。于是，护卫也产生了各部落氏族对新国家的中央的向心力。

当成吉思可汗逝世之时，全蒙古的臣民被分给诃额仑太后等皇室分子，而似乎不曾再有各部落长与氏族长提出任何抗议。诃额仑与帖木格共同分到一万帐，术赤分到九千帐，察合台分到八千帐，窝阔台与拖雷各分到五千帐，合萨儿分到四千帐，别勒古台分到一千五百帐，阿勒吉歹也分到了二千帐。总共，是四万四千五百帐。一般的蒙古人，不再是某一独立部落或氏族的分子，而是蒙古国某一皇族份子“位下"的臣民了。

一般的蒙古人在成吉思可汗之时无需纳税，只须在作战以后把战利品交出属于可汗的一份。到了窝阔台可汗之时，一般的蒙古人便须纳税：每年缴马牛羊百分之一，并且要缴母的。有一百匹马的，每年缴一匹母马，以此类推。(此外，还要捐出百分之一的羊，赈济“本部"的穷人。)从此，每一个蒙古人对国家有了纳税的义务。

另一项国民义务是服兵役。旧例，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在原则上都是本部落或氏族的战斗员，直接向部落长或氏族长效忠，间接替部落长或氏族长所拥护的人拚命。在成吉思可汗设立了九十五千户以后，每一个服兵役的蒙古人都在千户的指挥之下，直接对可汗效忠，替可汗拚命。服兵役的年龄，改在二十岁以上。

成吉思可汗留下一部法典，汉文称做“青册"，蒙古文称做“札撒"(Jassaq)。

“札撒”这个字的本义，是普通的命令或法令；变成专门名词，就专指成吉思可汗留下来的法典。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学欧洲人称他为“大札撒"。

大札撒的全部，有人说是在成吉思可汗逝世以前完成，而更可靠的说法是：定本的颁布是在窝阔台可汗即位以后。所谓颁布，并非颁布给一般蒙古人，而是颁布给有治民之责的贵族与官吏。被征服的民族的分子，根本不许知遭大札撒的内容。

大札撤的主要部分，脱离不了蒙古人社会的习惯法的影响，却也显然地经过成吉思可汗与最高断事官失吉刊·忽秃忽的一番考虑、选择、更改。大札撒的一小部分，则纯粹是成吉思可汗与失吉刊·忽秃忽两人的创作。

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大札撒的全文。保存了大札撒的片断的，以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传》为最多，其次为阿布勒·法喇机的著作，再其次为拉施特的著作。

根据这些片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大札撒的精神：很严，而处刑不分贫富，不分贵贱。偷马的，如果缴不起罚金，便要处死。马在蒙古，当然值得如此重视。杀人的，用不着抵死，能缴罚金就可以了。这不是说死了的人不重要，而是说活着的人更重要，能叫活着的人免死总是好的。

大札撒规定了每一壮丁永久属于某一牌子头、百户、千户的麾下。离开了自已的隶属的单位而混到另一单位去的：处死。军官接受不属于自己单位的壮丁的，也要处死。

大札撤也规定了：蒙古人对于可汗，只须在可汗的名字之后，加呼可汗一词，不必像回教国家的人，对他们君主称呼一大串尊号。皇室分子对可汗可以仅仅称呼他的名字，连“可汗"一词都可以省略。而且，皇室分子犯罪，不处死刑，只能处监禁或流放。

留下来的大札撒片断，极少是属于民法范围的。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破产了第三次的人，处死。

有了大札撒作为举国一致所遵循的法典，蒙古这新建的国家可谓有了基础。

在这一方面帮助成吉思可汗最多的，是最高断事官，失吉刊_忽秃忽。此人是可汗的“过房弟弟”，为诃额仑太后的养子。他打仗不行，审案子却内行，而且颇为好学。他拜塔塔统阿为师，把畏吾儿字母练得很熟，颇能用畏吾儿字母写蒙古话。大札撒的原本，可能是他写的，或是由他监督若干书记写的。

塔塔统阿是畏吾儿人，起先在乃蛮太阳汗那里当“掌玺大臣”。太阳汗被成吉思可汗击败，塔塔统阿带了乃蛮的金玺逃命，被成吉思可汗的兵捉住，解到成吉思可汗面前。可汗对他说：“乃蛮的人民与土地都已入于我手，你带着这件东西想去那里?"塔塔统阿说：“我是想找故主，找到他便把这件东西还他。”可汗说：“你是忠臣。这件东西有什么用处?¨塔塔统阿说：“收支粮食金钱，委派大小官吏，都用得着这件东西作为凭据。”成吉思可汗于是便叫塔塔统阿替自己当掌玺太臣。(可能把乃蛮的旧玺磨了，重新刻上“蒙古"或成吉思可汗的名字。)成吉思可汗对玺上的字很有兴趣。塔塔统阿解释给他听。不久，他就想到叫塔塔统阿用畏吾儿字母写蒙古语。塔塔统阿遵命办理。于是，蒙古人开始有了文字。(在此以前，与蒙古人血统相同、语言相同的契丹人，有过拼音的方块字。)畏吾儿的字母，是横行的，由右向左。塔塔统阿在写蒙古语的时候把它改为直行，由上而下。有若干曲线的笔画，也改成了直线。塔塔统阿之所以作如此更改，可能也是奉了成吉思可汗的命令。

一个国家有了军队，有了政府，有了法典，又有了文字，实在已经是一个很像样的国家。(成吉思可汗在塔塔统阿试验用畏吾儿字母写蒙古语而成功了以后，立刻叫自己的儿子与大臣跟塔塔统阿学习。失吉刊·忽秃忽是学习得很成功的一个，也许是最成功的一个。)这个差不多是成吉思可汗所一手创造的国家，却有一个极严重的缺陷：皇位的继承法没有规定，只是依仗贵族大会(忽里台)来公选。

二二.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个可汗得位的经过

成吉思可汗在逝世以前，未尝没有明白表示：皇位应由第三个儿子窝阔台来继承。可是，遵行他的遗志的人，依然按照传统习惯，先由“看家的小儿子"拖雷摄政，然后召集一次忽里台大会，公选窝阔台为可汗。

拖雷从丁亥年(1227年)阴历七月起，监国到己丑年(1229年)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忽里台大会选出窝阔台为可汗之时。参加这大会的，有成吉思可汗的弟弟“斡惕赤斤那颜”帖木格、窝阔台的哥哥察合台、已故术赤的儿子拔都、成吉思可汗的侄儿(合萨儿的儿子)也古与也松格、以及西边的“右手诸王"、东边的“左手诸王”、拖雷与中央的“在内诸王"、后妃、公主、驸马、万户、千户。(所谓右手诸王、左手诸王、在内诸王，指的是各部落的长与各氏族的长。成吉思可汗从来不曾封过任何人为“王"，除了封过木华黎为“国王”以外。)大会开了四十天，才选出了窝阔台。开始，有人要选察合台，也有人要选拖雷。要选拖雷的人比较多。这些人似乎都不甚重视成吉思可汗的遗愿。拖雷坚持不干，要让给窝阔台做。窝阔台这才于最后当了选。

耶律楚材劝察合台，不妨以哥哥之尊，首先向当可汗的弟弟窝阔台下拜。察合台照办。帖木格等人于是也下了拜。窝阔台的地位于是确立。

窝阔台在辛丑年(1241年)阴历十一月初八日死，死于酒。天主教的神父勃朗弩·卡儿平尼说，窝阔台所饮的酒，其中有毒。放毒的是他儿子的一个婶母。(这位婶母是不是拖雷的寡妇，勃朗弩·卡儿平尼没有说清楚。)监国的责任，应该落在窝阔台的“看家小儿子”的肩上。窝阔台的最小儿子是谁?难考。可能是昔里吉(见于《元史》阿刺罕传，宪宗本纪称他为“月良”，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七说他是“业里讫纳妃子"所生的皇子“灭里”)。此人很不得窝阔台的欢心，可能不被放在身边。他的母亲也不是“正后"。正后是孛刺合真氏。(屠寄以为是巴儿忽真四字的异写，很对。“巴儿忽真"的意思是，巴儿虎人。)孛刺台真氏只生了皇子合失一人，而合失早死，留下了皇孙海都。妃子乃马真氏朵列格捏生了皇子贵由，妃子乞儿吉思氏生皇子阔端与皇子阔出。另有不知名氏的妃子二人生下皇子哈剌察儿与合丹。

窝阔台逝世以后，“看家”的大权不曾落在任何儿子之手，而落在他的妃子、所谓“第六皇后”乃马真氏朵列格捏之手。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朵列格捏“称制"(摄政)，竟有四年半之久，从辛丑年(1241年)阴历十一月到丙午年(1246年)阴历七月，她的儿于贵由被忽里台选为可汗之时。

朵列格捏在《元史》与《新元史》中，被称为太宗昭慈皇后乃马真氏。昭慈是忽必烈给她的谥法。“乃马真”的意思，是“乃蛮的人”。她的父亲是乃蛮的太阳汗。她先嫁给篾儿乞惕族部长脱黑脱阿的儿子忽秃，在鼠儿年(1204年)被帖木真(成吉思可汗)俘虏、赏给了窝阔台。她和窝阔台生下贵由。

她开始称制之时，贵由还陪着术赤的儿子拔都在马札儿(匈牙利)作战。拔都是指挥官，听到窝阔台的死讯，就下令全军撤退。贵由于是也就领了他自己的直属部队，向蒙古回师。

当他在癸卯年(1243年)夏天走到叶密立河之时，斡惕赤斤那颜帖木格正在“称兵犯阙"，向他的母亲“乃马真后”朵列格捏摊牌。帖木格听到他回师的消息，便搭讪着说：“我是来照料丧事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甲辰年(1244年)春天，贵由到达和林之西的“额垤儿水”(色楞格河的南源、倭帖尔河)。朵列格捏召集一次忽里台大会在额垤儿水的水边。这一次大会，由于拔都不肯来，无结果而散。

拔都之所以不肯来，第一是因为曾经和贵由处得不愉快，贵由喜欢乱喝酒，拔都向窝阔台可汗告过一状，窝阔台可汗授权给拔都严加管束，因此，两人之间意见很深。第二是因为拔都晓得，窝阔台可汗生前有传位给阔出的儿子失烈门的意思，如果选贵由，显然是违背窝阔台可汗的遗命。

过了两年多，到了丙午年(1246年)的夏天，朵列格捏又召集一次大会。这一次，拔都的态度较为温和。虽则自己仍然不来，却也派了一个弟弟、一个儿子来出席，作为代表。

于是，朵列格捏示意会众进行选举，选出了贵由为可汗。贵由随即即位。

贵由可汗在位不满两年，死于非命。

他和拔都之间，意见加深，由于拔都本人两次均未亲自参加忽里台大会。他作了可汗以后，坚持要拨都来朝觐他。拔都终于不得不顺从，在戊申年(1248年)春天离开欧洲，向着和林的方向走，走到今日新疆塔城西南，裕民县正西的阿拉湖，接到拖雷的寡妇莎儿台黑塔泥送给他的一项消息。这消息说：贵由可汗已经由和林动身，向西边走来迎接他，而且怀有不利于他的阴谋，叫他小心。拔都于是便停在阿拉湖不走，作种种预防贵由可汗暗算的准备。其后，贵由可汗在走到离拔都只有一星期途程的所在，乌里雅苏台正西，科布多东南，鄂尔格泊旁边的横相乙儿(和集格尔)，忽然暴卒。他可能是被拔都所派，或拖雷的寡妇莎儿合黑塔泥所派的刺客杀死或毒死。法国学者布洛懈写过一篇“贵由可汗之死”，登在《基督教东方评论》，1922年至l923年出版的第二十三卷。《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均说贵由可汗是病死的。《元史》只说他“崩于横相乙儿之地"。

贵由可汗死时，年方四十三岁。其后忽必烈追尊他为定宗。 他的皇后，斡亦剌惕氏海迷失，派人分别向拨都及莎儿合黑塔泥报丧，请求暂不发丧，由她自己摄政，等候新的可汗被选出之时。拔都答应了她；莎儿合黑塔泥有没有答应，我们不知道。 拔都在阿拉湖与阿拉套山之间的阿拉特忽拉兀地方召集了一次忽里台大会，会期定在己酉年(1249年)阴历四月。到时候，来参加的人不多，只有右手(西边)的忽必烈、阿里不哥、末哥(拖雷的第九个儿子)，与左手(东边)的也孙格(合萨儿的儿子)、塔察儿(帖木格的孙子)、帖木迭儿(帖木格的孙子)、也速不花(别勒古台的儿子)，以及几个军官：兀良哈台、速你带、忙哥撒儿、额勒只吉歹、畏兀儿台、巴剌·斡罗纳儿台。最后的两人是贵由可汗的寡妇斡亦剌惕氏海迷失所派。额勒只吉歹是贵由可汗的亲信，原派在叙利亚当司令官，现在赶来开会，联合了巴剌.斡罗纳儿台提出主张：主张以贵由的侄儿，皇子阔出的儿子失烈门为可汗，说这是窝阔台可汗当年的遗命。忽必烈站起来反对，说：“既然你们要遵从窝阔台可汗的遗命，为什么你们以前不早一点遵从，反而选出了贵由为可汗?”

这一次的忽里台大会，选出拖雷的大儿子蒙哥为可汗，但贵由的寡妇斡亦剌惕氏海迷失(“斡兀后”)和她的儿子忽察与脑忽不肯承认。她和两个儿子所提出的理由，是阿拉特忽拉兀不是可以举行忽里台大会的地方。

拔都于是又召集一次忽里台大会在蒙古人的发祥地，斡难河与克鲁伦河的河源所在地名是：阔迭兀·阿剌伦，定于次年春天开会。

海迷失与她的两个儿子，以及窝阔台一支与察合台一支的人，仍旧表示反对。会期延展到辛亥年(1251年)的夏天，终于开成，再度选出蒙哥为可汗，蒙哥即位。

在这第二次的忽里台大会之中，窝阔台一支与察合台一支的人，都不曾出席。海迷失连代表也不派。

蒙哥即位以后，窝阔台的孙子失烈门(阔出的儿子)、忽察与脑忽(贵由的儿子)带了大批卫士与武器来参加庆典，被逮捕、拷问。这三人自杀。跟着，蒙哥便大杀这三人的党羽，杀了七十人以上。

这一次所屠杀的，无一不是功臣，使得蒙古军的元气大伤。成吉思可汗的子孙，从此分为两个敌对的壁垒：大房术赤一支与四房拖雷一支在一起。二房察合台一支与三房窝阔台一支在一起。

蒙哥与拔都在事前有了约定；拔都奉蒙哥为可汗，蒙哥让拔都在钦察汗国一切自主。

其后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争战不休，未尝不是种因于此。海都对忽必烈的战争，也是种因于此。海都是窝阔台的大儿子合失的儿子。

二三.与忽必烈争夺可汗大位的四个人

这四个人，是：

(一)忽必烈的亲兄弟，阿里不哥。 (二)蒙哥可汗的第四个儿子，昔里青。 (三)成吉思可汗最小的儿子帖木格的玄孙，乃颜。

(四)成吉思可汗的第二个儿子窝阔台的一个孙子，海都。 (一)阿里不哥。

蒙哥可汗在己未年(1259年)去世，第四个弟弟忽必烈与第七个弟弟阿里不哥争位，于是拖雷一支的内部起了分裂。

阿里不哥经不起忽必烈打，败了以后逃走，在甲子年(1265年)硬着头皮来大都请罪，被赦免，于赦免以后一个月“病死”。 (二)昔里吉。

昔里吉自己以为比忽必烈更有资格当可汗：他是蒙哥可汗的儿子，忽必烈不过是蒙哥可汗的弟弟。

蒙哥可汗(宪宗)有四个儿子，第四子失里吉，三人都曾经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与忽必烈为敌，阿里不哥失败、投降，这三人也都被忽必烈赦免。

蒙哥的三儿子玉龙答失的大儿子是撒里蛮。

撒里蛮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秋天，在阿力麻里(伊犁附近)捧立昔里吉为“大汗”母窝阔台后裔与察阿歹后裔，凡是在西方的，差不多都反了。在东边反的，有翁吉刺部的部长，只儿斡带，可谓声势浩大。

脱黑帖木儿大，是昔里吉事件的主谋人。脱黑帖木儿是谁?屠寄说，他是帖木格的一个曾孙。《元史》卷一○七漏了“黑”字，写作“脱帖木儿”。

昔里吉等人的兵向东打，翁吉剌部只儿斡由应昌向西北打，以和林为目标。至元十四年春天，只儿斡带打到和林之南的合剌合塔(黑颜色的城)，被忽必烈的一位“诸王"，伯木儿，打得全军覆没。昔里吉的兵，打到斡儿洹河的河边，守了一些时候，被忽必烈的爱将伯颜杀得惨败，逃到唐弩乌梁海。

至元十六年，脱黑帖木儿再攻和林，被刘国杰击溃。他向昔里吉请救兵，昔里吉不肯。于是，他改捧蒙哥的孙子撒里蛮为“大汗”，昔里吉吓得退到额尔齐斯河水流域(新疆北部、承化一带)。

阿里不哥的儿子药不忽儿，对昔里青很忠心，不愿意附和脱黑帖木儿捧撒里蛮，便把脱黑帖木儿捉了，送给昔里吉，处死。 撒里蛮不敢再自居为大汗。他自动走到昔里吉那里，请罪。昔里吉派他去钦察汗国东部，联络术赤的孙子宽彻。他走到中途，被旧部拦住，回过头来攻昔里吉，捉住昔里吉与药不忽儿，派兵押解这两人去大都，向忽必烈讨好。

这两人与解押他们的兵，去到金山(阿尔泰山)，经过帖木格的另一曾孙、别里帖·帖木儿的行营。别里帖·帖木儿受了药不忽儿的贿，把药不忽儿释放，而且帮助药不忽几、突袭撒里蛮的主力，将他击溃。撒里蛮幸而逃脱，便索性也去大都，向忽必烈请罪。忽必烈对他不咎既往，而且“厚赐牧地人畜，仍命统军”。 不久，昔里吉也被(帖木格的曾孙)别里帖·帖木儿派军医押送了来。忽必烈把昔里吉流放在一个海岛。这时候，已经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了。

(三)乃颜。

至元二十四年，海都鼓动辽东的乃颜，对忽必烈叛变。乃颜是帖木格的嫡系玄孙。乃颜的父亲叫做阿术鲁，祖父叫做塔察儿，曾祖叫做只不干，死得早。

帖木格及其子孙，是东北最大的爵主(“国王")，占有广大的地盘，并且在(山东)益都、(河北)平州与滦洲享有“分地”，有私署地方长官(达鲁花赤)之权。

乃颜在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开始造反，自称可汗，设黄金帐。 忽必烈认为情势严重，一面派伯颜抢先守住和林，防备海都东袭，一面自己御驾亲征，在五月间出发，于六月初三到达撒里秃鲁，和乃颜麾下的塔不带与金刚奴二人及其六万骑兵遭遇。当天未打，夜里，用了火炮将敌军吓得在第二天后退。敌军一退，忽必烈的军队紧追，追到了不里古都·伯塔合。忽必烈的御史大夫、孛斡儿出的孙子玉昔帖木儿，带了另一支军队到此会师。于是再进，进到了辽河边、乃颜的黄金帐的所在，对乃颜的十万主力大战一场。忽必烈大胜，当场捉住乃颜，斩首。

忽必烈这一次的胜利，得力于李庭所统率的汉军步兵。这些步兵“皆执长矛大刀，进退时与骑卒叠乘一马，及敌，则下马先进。”

忽必烈杀了乃颜，收降乃颜在战场上的残部，交给乃颜的叔父，塔察儿的一个儿子乃蛮台。

这位乃蛮台很忠心于忽必烈，追剿乃颜的死党哈丹，到最后予以肃清。哈丹是成吉思可汗弟弟合赤温的曾孙，牧地在嫩江以东，其后窜到高丽，在至元二十九年被歼灭。

哈丹以外，合撒儿的一个孙子火鲁火孙，与火鲁火孙的侄儿势都儿，均参加了乃颜所领导的大叛变。火鲁火孙战败被杀，势都儿战败投降，于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受赏黄金一千两。

别勒古台也有一个孙子爪都一度参加了叛变，但不久便在伯颜到达和林之时悔罪来归。别勒古台及其子孙的封地，是在蒙古人的老家，克鲁伦河与斡难河之间。(相传，别勒古台有一百个太太，一百个儿子，子孙在忽必烈可汗之时共只有八百人。合撒儿有多少太太，无考。他有四十个儿子，到了忽必烈可汗之时，子孙也有八百人。)成吉思可汗的胞弟为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异母弟为别勒古台。

附从乃颜的，除了哈丹、火鲁火孙、势都儿、爪都等人以外，还有很多，例如成吉思可汗的庶子阔列坚的曾孙也不干。也不干在至元二十五年被捉。此外，先后战败投降的，有纳答儿，捏怯烈，阿秃，朵列秃，八里带，斡罗思，忽里带，朵罗带，脱迭出，抄儿出，哈麦，等等。这些人，都是所谓“诸王"，也就是皇亲国戚，而人数如是之多，可见当时在蒙古人的内部，忽必烈的威望颇有问题。费儿那兹基说，忽必烈喜欢汉化，因此而遭受守旧的蒙古人反对。

(四)海都。

药不忽儿与昔里吉的一个儿子兀鲁思不花，逃到了海都那里去，其后帮助海都对忽必烈造反。

海都是窝阔台可汗的长子合失之子，不曾被蒙哥可汗屠杀，反而获得海押立(金山之南、天山之北的“仆固振川”，巴勒喀什湖东南一带)作为封地。他一面先后对蒙哥可汗及忽必烈可汗恭顺，一面慢慢地纠合左右前后的窝阔台可汗子孙，成为他们的共主，恢复了一度被蒙哥可汗拆碎的窝阔台汗国。

他曾经拥护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失败以后，他依然雄据一方，不肯来大都上朝。忽必烈忙于对付南宋，只能在至元三年(1266年)派察合台的一个曾孙八剌合，回察合台汗国当汗，替代察合台的另一曾孙，亲海都的木八刺黑·沙。

八刺合回到察合台汗国，当了汗，也和海都打了两仗。但是，不久以后，就变成了海都的同盟者，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税收，让海部分享。原来，海都本在对术赤的一个曾孙忙哥·帖木儿作战，却能于八剌合来攻之时，迅速化敌为友，使得忙哥·帖木儿反而派五万兵帮他的忙。结果，吓得八剌合也变成了朋友。

八刺合在至元六年死，察合台汗国的汗位先后落在聂古伯与秃黑·帖木儿之手。海都在至元十年的冬天帮助八剌合的儿子笃哇夺得汗位。于是，笃哇成为一个最拥护海都的人。

笃哇帮助海都，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或其以前，攻占今日新疆南部的乞思合儿(疏附)、鸭儿看(叶尔羌莎车)、兀丹(和田)。两年以后，海都与笃哇的兵深入新疆中部的库车与东部的吐鲁番；此后连年骚扰，终于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包围了吐鲁番东南的合刺火者(雅儿湖古城)，胁迫畏吾儿国对忽必烈叛离。畏吾儿国的亦都护(国主)始终不屈，恰好忽必烈的救兵赶到，合刺火者城才解了围。

次年，至元二十三年，海都与笃哇的兵在别失八里的洪水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活捉了忽必烈的万户綦公直与总管李进。(别失八里的意思，是“五个城"。它的废墟在今日新疆孚远之北四十里左右，我去看过，所谓“五个城”原来是本城与四个郭城合在一起。)海都与笃哇本想在至元二十四年以十万兵东攻，与乃颜会师，听到忽必烈派了伯颜去和林坐镇，便打消了这个计划，以致忽必烈得以全力捎灭乃颜。这是海都与笃哇所犯的一大错误。 次年，至元二十五年，他们连攻甘肃、蒙古西南的业里干湖(阿拉格泊)，及其他几处边地，都得不了手。

海都于至元二十六年夏天长驱直入，皇孙甘麻审剌在杭爱山抵他不住，北退，被包围在色楞格河河边，全靠土土哈带了“钦察亲军"前来，才解了围。

海都到达和林附近，在和林的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满带、副使八黑帖儿，一齐迎降。这时候，伯颜于打平乃颜以后，已经被忽必烈调走。忽必烈带了大军去亲征，却又遇不到敌军，扑一个空。海都已撤军西去。

至元二十七年，海都有来。到了和林，防守成吉思可汗大帐的朵儿朵哈，因部队不战而溃，就降了海都。

两年以后，海都的大将，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被伯颜打败，穷追到贝加尔湖。钦察亲军的指挥官土土哈，奉忽必烈可汗之命，向乞儿吉速(唐努乌梁海)发展。

次年，至元三十年，土土哈在春天取得了乞儿吉速的五部：(吉利吉思部、乌斯憾部、哈纳思部、谦州部、益蔺州部。)忽必烈在至元三十一年死。

海都于忽必烈死后，继续造反。

二四.海都对铁木耳可汗也不承认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去世，享年八十。皇孙铁木耳原已于至元三十年六月“受皇太子宝"，却仍须召开忽里台大会一次于上都(多伦)，到会的人争论了一百二十天，才由于另一皇孙(晋王甘麻刺)因被玉昔帖木儿责备而退让，铁木耳方当了选，成为可汗。

海都对于铁木耳当然不肯承认。但是，在铁木耳即位以后的第三年，元贞二年(1296年)，海都却受了空前的打击：朵儿朵哈挑动了药不忽儿与昔里吉的儿子兀鲁思·不花，一齐向铁木耳投降。这三人深知海都内部的情形，与“西方”的山川。投降了以后，他们就在大德元年(1297年)引了忽必烈的儿子阔阔出与土土哈的儿子床兀儿西逾金山，深入额儿的石水(额尔齐斯河)流域。

大德二年冬天，笃哇反攻，如入无人之境，直奔和林之南的合剌合塔(黑色的城)，掳走了驸马阔里吉思，却在归途被朵儿朵哈袭击，损了极多人马。

大德四年，床兀儿战胜海都的儿子斡鲁温孙，乘胜越过金山，直捣海都的老巢海押立。

大德五年，海都倾巢东攻，“窝阔台汗后人及察合台后人从者四十王！”，铁木耳虽则有侄儿海山在杭爱山抵了一阵，海都终于推进到和林之南的合刺合塔，获得大胜。铁木耳的哥哥，晋王甘麻剌，被宣徽使月赤察儿救出重围。但是，海都的另一支军队，在笃哇指挥之下，却被床兀儿杀得大败。海都只得撤退，走至中途，去世。

海都一死，战事接近尾声。

笃哇扶立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作为窝阔台汗国之主，同时劝察八儿对铁木耳罢兵。察八儿接受笃哇的建议。

于是，在大德七年(1303年)阴所七月，察八儿、笃哇和明理帖木儿等人，向镇守北边的皇侄海山洽降。铁木耳可汗接到报告，便派大员去察八儿那里，加以抚慰。次年，大德八年，八月，察八儿与笃哇的使者到达大都。闹了五十年的内战，总算是结束了。

二五.硕德八剌以后八个可汗的继位纠纷

此后中原，大汗的继承依然常常成为问题。从铁木耳可汗死(1307年)，到妥欢·帖木耳可汗(元顺帝)即位(1333年)，中间仅有二十六个年头，可汗倒有过八个。所谓忽里台大会，自从忽必烈可汗以来，早已不是全蒙古性的，而只是仅能代表一派一房的形式机制。

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想用预立太子的方法，防免继承的纠纷。果然，他的儿子硕德八刺(元英宗)顺利地接了他的可汗位置。然而过不了三年，硕德八刺就被暗杀，晋王甘麻刺的儿子也孙·铁木儿(元泰定帝)被“诸王”迎立为可汗。也孙·铁木儿死后，儿子阿速吉八(天顺帝)虽已久被立为太子，而且正式即了位，然而不到一个月便被叛臣月鲁·帖木儿的兵赶出上都，不知所终。海山可汗(元武宗)的两个儿子先后当可汗：和世琼(元明宗)与图·帖睦尔(元文宗)。和世琼死得不明不白(暴卒)；图·帖睦尔在死前想把帝位传给和世琼的大儿子妥欢·帖木耳(元顺帝)，他的权臣却故意扶立妥欢·帖木耳的七岁弟弟，懿璘质班(元宁宗)。懿璘质班在位不到一个月便死。帝位仍落在妥欢·帖木耳的身上。

二六.蒙古可汗与元朝皇帝的名单

蒙古帝国开始的—年，是1206年。第一位蒙古可汗是帖木真，在长城以南的末了一位可汗是妥欢·帖睦尔(元顺帝)。(在长城以北的末了一位可汗是额尔克·孔果尔·额吉。从妥欢·帖睦尔到额尔克.孔果尔.额吉之间的世系，我在细说明朝的第五十六节“北元世系"之中，已经交代得很详细，这里不再赘述。) 第一位元朝皇帝，是忽必烈。他和继承他帝位的人，都同时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可汗)。他很喜欢汉人的文化，先在1260年定了一个年号：“中统"，十一年以后，在1271年，又定了一个国号：“大元"。“大元”两字，不代表任何地名，像夏商周以来的所有的中国朝代，而是采自易经乾卦的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元朝的开始一年，是1271年。一般人把它移后到宋朝帝昺死后的次年，即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朝结束的一年，是1368年(元顺帝离开大都)；或l370年(元顺帝去世)；或l378年(元顺帝的儿子“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去世)。通常，是将l280年算作元朝的开始，1368年算作元朝的结束，以与宋明两朝的历史相衔接。

忽必烈在至元三年十月，以汉文的谥法与庙号追尊在他以前的几位可汗。从他开始，每一位“元朝皇帝”死了便享受到汉文的谥法与庙号，而且加上一个蒙古文的谥法。只有泰定帝与天顺帝是例外。妥欢·帖睦尔有随他北去的汉臣所给他的汉文庙号：“惠宗”。他的汉文谥法是哪几个字．却不曾传下来。传下来的只是明太祖给他的“顺帝”二字。爱猷识理达腊去世之时，北元朝廷仍有若干汉臣，因此爱猷识理进腊也得到一个庙号：“昭宗”。昭宗以后，所有的北元君主皆不再自称皇帝，而其自称可汗。汉文的谥法与庙号也从此不再有。

在太祖与太宗之间，有一年又七个月由拖雷监国；在太宗与定宗之间，有五年又六个月由乃马真(乃蛮氏)皇后称制摄政；在定宗与宪宗之间，有三年又四个月由斡兀(斡亦刺惕氏)皇后称制摄政。

二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蒙古帝国的第一任中书令。

传说，在耶律楚材生下之时，父亲移剌履曾经替他算命，算出他将来“当为异国用"，因此而选了楚材二字作为他的名字，这名字的含意是“楚材晋用”。这传说不载于《元史》，而载于《新元史》及《蒙兀儿史记》。移剌履是否真能算得出耶律楚材会在若干年之后为蒙古所用，这是很难证明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楚材晋用也未尝不可以解释为“辽材金用"。移剌履本人便是一个辽材金用的人。

耶律楚材自幼受到母亲扬氏的良好教育。这一位杨氏，可能是汉人。楚材书读得很多，除了经史以外，也颇懂天文历法与卜算之道。除此以外，他诗也很会写，留下了一部《湛然居士文集》。就这部《湛然居士文集》(其实是“诗集”)来看，耶律楚材对于佛学书籍，确也涉猎了不少。

他在金昌宗与卫绍王、金宣宗的朝中作官，官至“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可汗的兵打下中都，他的年纪是三十或三十岁出头。(根据万松老人给《湛然居土文集》所写的序)成吉思可汗访求辽朝的宗室，找到了他，从此便把他放在身边，西征花剌子模的时候也带他去。可汗给了他什么官《元史》、《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都不曾说。他的主要任务，似乎便是卜卦。

“汗每出师，必命楚材预卜吉凶。汗亦自灼羊髀骨，用相参验。” 他在花剌子模的河中府(撒马儿干?)陪成吉思可汗住了很久，留下了“西域河中十咏”，每首均以“寂寞河中府”五个字作第一句。同时，他写了“西域和王君玉诗”二十首，其中颇露怀才不遇的情绪。例如：第一首，“归去不从陶令请，知音未遇孟尝贤。”第五首，“西伯已亡谁老老，卜商何在肯贤贤?”然而，他在河中却也未尝不自得其乐。河中十咏的第二咏，说：“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樽倾美酒，掷网得影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

传说，成吉思可汗虽则对耶律楚材不予重用，对他的能力却看得很清楚《元史》与《新元史》都说成吉思可汗曾经向窝阔台交代过：“这个人是老天爷赐给我们家的，你以后凡是军国的大事都不妨交给他管。”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没有抄这一节，这是屠寄的“史识”超过宋濂与柯绍忞之处。事实可能是：成吉思可汗对耶律楚材，不过是看成算命打卦的半仙之流；真正对耶律楚材的能力有认识的，是窝阔台。

在窝阔台当选的一天，耶律楚材一则劝主持大会的拖雷不可改期，二则劝察合台以哥哥的身份首先向窝阔台下拜，使得所有的贵族都不敢不下拜，包括窝阔台的叔父帖木格在内。耶律楚材立了如此的大功，难怪其后窝阔台对他几乎凡事无不听从。 耶律楚材于窝阔台可汗即位以后，建议了十八件事，包括设地方文官以与万户们军民分治、下级官吏非奉上级批准不许增加人民负担、死罪必须于申报获准后方能执行、蒙古人与回回人种田而不纳税的处死刑、挪动公家财物供私人经商的酌量治罪、监守自盗者处死刑、任何人不许对可汗贡献礼物，等等。

除了贡献礼物的一项以外，窝阔台可汗对耶律楚材所建议的完全接受，下诏颁行。

那时候，有一些蒙古人，如近侍别迭之流，主张将汉人杀光，将中原的田地一概改为牧场，以便蒙古游牧。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可汗说，“汉人留下不杀，对蒙古帝国的政府有利无害，可以让他们工作，然后抽他们的税，约略计算起来，每年(黄河以北)可以抽到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绢，四十万石粟。这比杀了汉人而一无所得，岂不是好得多?况且，可汗已想渡河灭金，正需要庞大的资源作为战费。"耶律楚材这几句话，救了河北、山东、山西千百万人的性命。 窝阔台可汗于是授权给耶律楚材，叫他设计抽税的事。他就保荐了陈时可等二十个人，分任十路“徵收课税使”与副使。这十路，是：(1)燕京，(2)宣德，(3)西京，(4)太原，(5)平阳，(6)真定，(7)东平，(8)北京，(9)平州，(10)济南。十路徵收课税使与副使，直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

十个月以后，辛卯年(1231年)阴历八月，窝阔台可汗到了西京(大同)，十路所收到的银子、绢与粟，都陈列在行宫的院子里，可汗很高兴，当天就任命了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叫他全权筹设中书省。

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并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从窝阔台可汗在辛卯年八月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的这一天开始，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而称之为中书省。(各地的沿袭自金的“行尚书省"，一时都不曾改为“行中书省¨。)中书省于中书令之下设右丞相与左丞相各一人。耶律楚材保荐了镇海为右丞相，粘台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俗称为“田镇海”，很像是汉人，而其实是客列亦惕族人。他曾经奉命在和林一带屯田，成绩颇好，因此而获得了一个“田"字作为绰号。他是景教徒，精通畏吾儿文，蒙古帝国的所有对西方各地的公文，概由他主持审核颁行，正如对中原各地的公文统由耶律楚材负责一样。虽则是中文的公文，也一概由镇海用畏吾儿文加写“付与某人¨，作为一种证验。至于左丞相粘合重山，却是金朝的宗室，曾经在成吉思可汗面前当质子，而私自向可汗投降，愿对可汗效忠，其后倒也始终一贯，对蒙古效忠到底。他对金朝的山川人物，十分熟悉，颇能襄助耶律楚材做“建官立法，任贤使能，分州县，定课赋，通漕运”的工作。

中书省的机构，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之时才算完备。耶律楚材有没有设平章政事，右丞、左丞与参知政事，待考。可能设了其中的若干位，而并未全设。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耶律楚材是契丹人，镇海是客列亦惕人，粘合重山是女真人。他们三人没一个是蒙古人。

耶律楚材当中书令，从窝阔台可汗在位的第三年(辛卯，1231年)阴历八月开始，到乃马真(乃蛮氏)太后摄政的第二年(癸卯，1243年)阴历三月、病死之时为止，前后有十一年又七个月，差不多全部时间住在和林。

他在和林盖了一座房了，格式与他以前在中都西山的一座相同。他写了一首诗《题新居壁》：“旧隐西山五亩宫，和林新院典刑同，此斋唤醒当年梦，白昼谁知是梦中。"又有一首诗《喜和林新居落成》：“登车凭轼我怡颜，饱看和林一带山。新构幽斋堪偃息，不闲闲处得闲闲。”

他身在廊庙，心系山林，功名之心极淡，利禄之心绝无。在十一年又七个月的任内，他把蒙古帝国的中央机构从头建置，也把地方上的军、民、财三方面的行政尽力调协。他所登用的人极多，权力之大可以想见，事实上也是应该的。可汗之下，主持国政的便是他。右左丞相均可算是他的属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成吉思可汗所任命的最高断事官失吉刊·忽秃忽此时尚未去世。此人的职权与耶律楚材的职权是否有冲突之处?答案是：并无冲突。窝阔台可汗给了失吉刊·忽秃忽以新的任务，“中州断事官”。既然是“中卅"的，可见已不是“最高”的了。最高的断事官，从辛卯年八月开始，已经是耶律楚材，只是名义上不再叫做最高断事官，而改称为“中书令”了。

嫉妒耶律楚材，与怨恨耶律楚材的人，自然不会没有。做大官，有权在手，可以满足一些人的欲望与要求，同时也必然不能满足另一些人的欲望与要求，甚至在满足了张三的第一项要求与第二项要求等等以后，总有一天满足不了张三的第五项或第六项要求。古今若干聪明人之不敢做大官，原因在此。耶律楚材是好人，而不是绝顶的聪明人，胆敢以非蒙古人的身份，作蒙古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令，真配得上称为拿性命拚。 第一个要他性命的人，是石抹明安的儿子石抹咸得不。此人使着父亲曾为“太保”，自己又袭了燕京留守之职，“恣为贪暴”，而且“其下化之”(所用的人也是死要钱，乱杀人)，弄得燕京城里盗贼横行，有许多“势家子弟”也公然在黄昏时候，走到有钱的老百姓家里勒索。耶律楚材曾经于充任中书令以前，奉了成吉思可汗之命，偕同塔察儿去查办，一举而捕斩十六人，使得燕京的人心恢复安定。那身为燕京留守的石抹咸得不，自知丢了脸，便恨死了耶律楚材。于是，在楚材作了中书令以后，便唆动皇叔帖木格，派使者向窝阔台可汗进谗，说楚材任用私人，“必有二心”。这一状，窝阔台查了以后，知道是诬告，把帖木格的使者骂了一顿。

最后一个要耶律楚材性命的，是不知姓名的某中贵。这位中贵是通事官杨惟中的一党。中贵向窝阔台告一状，说耶律楚材“违制”。(违的是什么制，《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都不曾交代。以常例论，这里所谓“违制”，可能是指“僭越”，用了天子才能用的东西，或盖了天子才能住的房子。)一向对耶律楚材深信不疑的窝阔台，这一次竟然耳软，下旨把耶律楚材捆起。不久，窝阔台后悔，叫人解了耶律楚材的绑。耶律楚材拒绝，说：“既然绑我，一定是我有罪。我忝为公辅，犯了什么罪，陛下应该明白宣布，让百官知道。现在又要解我的绑，那是以为我无罪了。怎么忽而以为我有罪，忽而又以为我无罪呢?这不是儿戏么?国家的大事，怎么办得了呢?”窝阔台向他说：“我虽然是可汗，怎么不会有错呢?”于是，君臣又和好如初。

耶律楚材的贡献，除了创设了全国税收机关与中央的中书省以外，还有很多，多到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是：(1)速不台在汴梁即将攻下之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屠城本是蒙古军队对付抗命者的老办法。耶律楚材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窝阔台因此而下令汴梁免屠，只杀金朝皇室完颜氏一族。于是，有一百四十七万住在汴梁的人，因耶律楚材的一句话，而保全了性命。

(2)此后，有许多抗命的城市，都由于有了汴梁的先例，而免于屠城的劫运。

(3)蒙古有一条禁令，凡是收容或资助在逃的俘虏的，或给予他们以饮食的，一概处死，并且，“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皆连坐。”结果，“逃民无所食宿，殍死道路相望。”这一条禁令，耶律楚材向窝阔台请求废除，获准。

(4)蒙古另有一条规矩：凡是被强盗抢去的东西，如果过了一年尚未破案，便由本地(本路，本府)的老百姓共同赔偿。这一条规矩，耶律楚材向窝阔台请求废除，获准。

(5)在蒙古帝国的领域以内，有花剌子模等国来的回回，经由各地官吏之手放高利贷，年利百分之百，过了一年便是一倍，过了两年便是四倍(复利)。还不起的人每每以妻子儿女作抵，仍旧不曾还清。耶律楚材于奏请获准之后，把所有的已欠本利，由政府代为偿还，用去了官银七万六千锭(一百一十四万两)。耶律楚材规定：从此以后，凡是付利付到了相当于本金的数额之时，一概停利付本。

(6)当时，除了政府自办的驿马以外，诸王与贵戚都可以自备驿马，用政府的驿馆为驿馆。这些诸王贵戚的驿夫与使臣，每每抢夺人民的马，而且在政府的驿馆中“要索百端。供馈稍缓，辄被箠挞。”耶律楚材定下规矩，诸王贵戚的驿夫与使臣，由政府发给牌剳，然后由驿馆依照规定的份量供应饮食。没有牌札的，概不招待。

(7)有一位姓于名元的，向窝阔台建议发行“交钞”(纸币)。耶律楚材说：“当初金章宗开始发行交钞，与铜钱并用，后来经管的人觉得很方便，便尽量地发出，而小热心于收钞回笼，弄到后来一万贯交钞才买得到一块饼。”窝阔台已经准了于元的奏，耶律楚材主张：如果一定要发行变钞，不可以超过一万锭(五十万两)的数目。

(8)蒙古军取得中原北部以后，查户口查得了一百零四万户。其后，积年逃离家乡的户口有十分之三四，但是蒙古政府所抽的赋税并未照减，仍旧按照原来的一百零四万户的赋税总数，向留在家多的十分之六七的民户征收。于是，每一家平均要缴出比以前差不多多出一半以上的赋税。耶律楚材毅然决然，把三十五万逃户的赋税从赋税的总额之中减去，使得人民受惠不浅。

(9)窝阔台把中原若干的州县与人民，分赏了功臣与皇亲国戚，让这些人可以自由抽取所封人民的赋税。耶律楚材认为这是“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主张土地与人民虽则在名义上是已经分封了，仍旧由政府派员代为收税，收好了转交给这些功臣与皇亲国戚。收税的标准是：每五户合缴丝一斤，叫做“五户丝”，给受封的功臣与皇亲国戚。另外，规定了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缴给政府。地税商税与盐税均全数作为国税。地税是麦田每亩上田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稻田每亩一概五升。商税按照三十取一的税则征收。盐税也是如此，不过盐价是按照每两银子四十斤计算。

(10)当时扑买(投标包税)的制度很盛行，有一个刘廷玉，花了五万两扑买到燕京的酒税；有一个“涉猎发丁"花了二十五万两扑买到全国的国有“廊房地基水利猪鸡”；有一个“刘忽笃马"，花了五十万两扑买到全国内地的“差发”(义务劳动?)；有一个姓名不详的西域人，花了一百万两扑买到全国的盐税。耶律楚材说，这些人都是坏人，“捐一偿十"(出一两银子给政府，向老百姓收十两银子)。“使怒归于上，利归于下。”他向窝阔台可汗请求，把这些包税的事都取消，获准。

然而，小的包税被取消了，最后却来了一位大的包税人：奥都剌合蛮。此人经由通事安天合的推荐，获得右丞相田镇海的信任，辗转取得窝阔台的同意，以四万四千锭(二百二十万两)的代价，扑买到全国的赋税。耶律楚材认为这是增加人民的负担太多，不仅在原则上包税的制度是一种陋政而已。以前，在庚寅年(一二三○)他向窝阔台建议用抽税代替屠杀作为对付汉人的政策之时，所定的税额不过是一万锭(五十万两)而已。其后，打下河南、灭掉金朝，也不过增加到二万二千锭(一百一十万两)而已。于是，他向窝阔台力争，争到声色俱厉。窝阔台说：“你是不是想动手打架?”结果，他的意见不被窝阔台接受。

窝阔台死后，乃马真(乃蛮氏)皇后摄政，对奥都剌合蛮十分宠信，甚至拿空白的盖好了印的敕书若干张交给此人，叫中书省的令史照此人的吩咐加以填写，如果不填写，便砍手。耶律楚材向皇后说：“先可汗把军国的事，都交给了我老臣管。令史有什么相干?要砍，可以砍我的头。何况是手?”说到此处，他放大喉咙，厉声喊叫：“老臣事成吉思可汗及先可汗三十年，无负于国。可敦(皇后)，我没有罪，您也不能杀我!"可敦对耶律楚材，怎么敢杀?可惜，耶律楚材这一次气成了病，不久便死，死在甲辰年(1244年)阴历五月十四，年纪才有五十五岁。

耶律楚材之死，是蒙古帝国的大损失，也是汉人的大不幸。

二八.耶律铸、察罕、孛鲁合

有人说，“元朝"只有过两个中书令，第一个是耶律楚材，第二个是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其实，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铸也当过。在太子真金后，当过中书令的又有武宗之时的“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其后的仁宗)，仁宗之时的硕德八剌(其后的英宗)，顺帝(惠宗)之时的爱猷识理达腊(其后的昭宗)。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说“楚材死，(楚材的儿子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这个“领”字，实在太含糊。是作为“权领¨、亦即“代理"的意思讲呢?还是当作实授讲?《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均沿袭了这个“领”字。

我找到了元好问写给耶律铸的一封信，才解答了这个问题。这封信的标题是：“答中书令成仲书"。成仲是耶律铸的号。元好问在这封信里说：“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声势，悠悠者……捏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固知有神理在，然[好问]亦何苦以不赀之驱，蹈覆车之辙，而试不测之渊乎?”结果是元好问不曾给耶律楚材写碑文。

从元好问这一封信的语气来看，耶律铸之充任中书令，似乎是紧接楚材逝世之时。那末，《元史·杨惟中传》所说，杨惟中于打下德安府(1235年)，以后“拜中书令。太宗崩(1241年)，太后称制，惟中以一相负任天下。”简直是胡说一顿。太宗未死之时，作中书令的一向是耶律楚材。太宗死后，“以一相负任天下的"，也是耶律楚材，而不是杨惟中。耶律楚材死于乃马真(乃蛮氏)皇后称制的第三年(1243年)，那时候及其以后的几个月杨惟中在干什么事，待考。杨惟中到了“定宗”贵由可汗即位以后(1246年以后)，才官居平阳路的宣慰使，不像是已经当过中书令的人。

到了“宪宗"蒙格可汗之时，杨惟中才在忽必烈的下面，当了一名主持屯田的“使¨；不久，升为“陕右四川宣抚使”，最后在己未年(1259年)作到“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抚使”，作了不到一年，就死。由此看来，此人不仅不曾在太宗去世以前当过中书令，而且也不曾在太宗去世以后的任何一年当过中书令。

事实是，杨惟中作过“军前行中书省"的事，而并非该“行中书省”的主官。主官是粘合重山。粘合重山是以中书省本衙门的左丞相的地位，被派在皇子阔出的军前，处理公文，“行中书省事”，以免凡事须向在和林的中书省本衙门请示。杨惟中只是粘合重山的一个助手而已。

耶律铸当中书令，似乎是当到“宪宗”蒙哥可汗即位以后的三四个月。宪宗一即位，便发表了孛鲁合为“也客·必阇赤”，(大笔帖式)。屠寄说，也客·必阇赤“为文臣之长，职如丞相¨，这时候，耶律铸似乎仍在当右左两丞相之上的中书令。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蒙哥可汗便把中书省改称为尚书省，派了“马步军都元帅”、自幼被成吉思可汗收养的西夏人察罕作“兼领尚书省事"。

察罕当了“领尚书省事”，是否实际上已被任命为“尚书令”，待考。

他在乙卯年(1255年，蒙哥可汗在位的第五年)，死在任上。

孛鲁合以“也客·必阇赤"的名义，继续在实际上主持尚书省的事于和林，于蒙哥可汗死后拥护阿里不哥，在阿里不哥失败以后随同阿里不哥来大都朝见忽必烈，被忽必烈杀掉。

二九.王文统

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阴历三月二十四日在开平即位以后，不在开平设中书省，而于四月初一日在燕京设一个“行中书省”。他之所以如此，是当时蒙古帝国的都城是和林，而不是开平或燕京。设一个行中书省在燕京，用意在于告诉蒙古人：等将来赶走阿里不哥、攻下和林以后，才设立中央的中书省。 这个“行中书省”的主官，是平章政事王文统。

次年五月，“行中书省”被去掉“行”字，成为名实相符的中央的“中书省”，简称“都省”(京都的中书省)。

这“都省"的最高长官是两位右丞相：不花与史天洋。其次是两位左丞相：忽鲁不花与耶律铸。再其次，是两位“平章政事”：塔察儿与王文统。

王文统是山东益都人，颇有才名，和李全的儿子李璮相处得很好。李璮叫他作儿子李彦简的老师，他也把女儿嫁给了李璮。于是，以“西宾"兼岳丈的身份，他成了李璮的灵魂。

不久，由于刘秉忠或张易的推荐，廉希宪的附和，忽必烈把他的姓名记在心中；即位以后，便把他召来开平；晤谈以后，印象颇佳，便破格提拔，任命他为“行中书省”的“平章政事"。那时候，燕京行中书省在平章政事之上既无中书令，又无右左丞相，并且没有第二个平章政事。“行中书省”的一切，都是由王文统一人主持。中统二年五月以后，有了右左丞相，真正当家的，也还是他一人，另一位平章政事塔察儿只是挂名而已。

他确有才具，在位仅有二十二个月，把中央政府应办的事，办得井井有条，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财政之中最重要的，是发行一种有准备、能兑现的纸币，叫做“中统元宝交钞"。这“中统钞”是金末“交钞"的后身，所不同于金末交钞的，是有准备、能兑现。中统钞分为“十等”，十种大小不同的票面；最小的是十文，最大的是两千文，称为“二贯"。每二贯，依照规定，等于银子一两。全国分为“十路"，在每路的首县设立“封桩库”，存了不少银子等候持钞人采兑现。结果，来兑现的人反而极少。这是因为，(1)老百姓知道随时可以兑现，对中统钞很放心；(2)中统钞携带起来，比笨重的银子方便得多。如此优良的通货制度，不仅使得忽必烈的帝国在财政方面上了轨道，而且使得社会经济因安定而繁荣起来。(要等到其后阿合马当政，中统钞才由于各路封桩库现银之被挪提，而失掉人民对它的信用。)王文统的另一建树，是颁布新的度量衡标准。能看出划一度量衡的标准，王文统配得上称为治国之才。)他的其他建树，包括：制定“盐酒宣课法"，“措置诸路转输法”，编定漏籍的老户幼户，核实新增户口，放宽各地的山泽之税，停止官采金、银、铜、铁、丹粉、锡碌、各矿，禁止各地官吏强拘良民为奴，解放河南舞阳县的姜户与藤花户两种奴隶，命令所有过路的军人不得向人民骚扰，一概由地方官招待食宿等等。

对外，王文统主张与宋和平相处，“互市”于颍州(阜阳)、涟水、光化，获得忽必烈的同意。对内，他主张派遣宣抚使与副使，分赴十路，也获得忽必烈的同意。这十路的宣抚使与副使是(1)燕京路：宣抚使二人，赛典赤·瞻思丁、李德辉；副使一人，徐世隆。(2)益都济南路：宣抚使宋子贞；副使王磐。(3)河南路，宣抚使史天泽；副使姓名不详，可能根本未派，以表示对史天泽的信任与尊重。(4)北京路，宣抚使杨果，副使赵炳。(5)平阳太原路，宣抚使张德辉，副使谢瑄。(6)真定路，宣抚使布鲁海牙(廉希宪的父亲，畏吾儿人)，副使刘肃。(7)东平路，宣抚使姚枢，副使张肃。(8)大名彰德路，宣抚使张文谦，副使游显。(9)西京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副使巨济。(10)京兆等路，宣抚使廉希宪，副使商挺。

王文统在中统三年二月廿三日，和儿子王荛一齐被杀。罪名是，私通“造反”的李璮。他是否冤枉，值得今后的历史家加以考核。李璮在二月初三日便已“造反"，为什么王文统迟至“反书”到达燕京之时，还不曾在燕京城内有所布置与行动以里应外合，甚至无意逃走?

最有力的证据，似乎是王文统自己写给李璮的信，信中有“期甲子”三个字。这信在中途洺水被扣，缴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交给王文统看。王文统说：“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忽必烈以为这是王文统的遁辞，便把他和他的儿子王荛处死。

倘若这真是王文统的遁辞，而王文统真是与李璮串同“谋反”，那末，为什么不叫李璮趁着现在阿里不哥尚未打下之时动手，而要拖到三年以后的甲子年?

退一步说，假定王文统真是和李璮同谋的，那末，站在汉族或宋朝的立场来说，他倒也不失为民族英雄或大宋忠臣。然而，就事实而论，王文统生长在金与蒙古相继统治的北方，不太自居为汉族，对宋朝又并无若何往来。以忽必烈待他如此之好，给他的职位之高，他又何必推翻忽必烈，另捧李璮为主，或跟着李璮去捧宋朝的、素未谋面的理宗及其权臣贾似道?

屠寄的看法，颇为近情：“窃谓文统揣[李]璮狂騃，不可理喻。告变，则乖府主之旧恩，灭昏姻之私义；从叛，又负明君之殊宠，枉一己之长才。姑缪其说，迟以三年。此三年中，朝廷果刑政修明，邻交辑睦，内忧既弭，外患亦宁，璮亦一隙之明，当知无衅可乘，或者戢其邪心，甘守藩服，而己亦得以其闲从容藉手，竟所设施，以奏其效而程其功。此正纵横家阳捭阴阖之故智。……”

三○.姚枢

王文统死后，他的平章政事一缺，由廉希宪补上。不过，廉希宪在京兆(陕西)走不开，到了中统五年五月，才回来燕京办事。在中书省表面上当家的，迄于廉希宪回京之时为止，是赛典赤·瞻思丁。此人原任燕京路宣抚使，在中统二年八月便已内调为平章政事。屠寄说他是“阿滥谧人”，我想了很久，才悟出屠寄的本意，是说他为阿拉伯人。赛典赤三个字，是“沙依德”(Sayid)的讹写，原义为“圣裔”，亦即穆罕默德的女儿法替玛的后裔。

赛典赤.瞻思丁虽则是“阿拉伯人”，虽则是圣裔，却并非生长在阿拉伯，而是生长在花剌子模的人。他在成吉思可汗西征之时，带了一千名骑兵迎降，其后就作了成吉思可汗的宿卫。窝阔台可汗在位之时．他先后做了丰州、竫州、云内州、太原、平阳二路等处的达鲁花赤，与燕京路的“断事官”。蒙哥可汗在位之时，他和塔剌浑同作“行燕京等处尚书六部事"，其后又作燕京路总管、采访使。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后，他作燕京路宣抚使。中统二年八月，内调，升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他在平章政事任内，作了些什么事?《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在他的本传中都是一字不提。在忽必烈的本纪中，也不曾指出那一件事是赛典赤.瞻思丁所作。

原来，真正继承王文统的职务的，不是这一位阿拉伯人，而是另一位汉人：姚枢。

姚枢原籍柳城，生长洛阳，于窝阔台可汗之时，由杨惟中保荐，当了燕京行尚书省的郎中，因不肯与燕京的行尚书省事牙剌洼赤同流合污而弃官退隐于辉州(河南辉县)的苏门山。不久，忽必烈派人把他请去，放在身边。那时候，蒙哥可汗尚未即位。蒙哥可汗于即位以后，叫忽必烈就南京(汴梁)与京兆(长安一带)两者之间，选择一处作为封地。忽必烈问姚枢。姚枢劝他选择京兆，说“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澙卤(硝盐)生之，不若关中阙土上上，古名天府陆海。”因此，忽必烈就选择了京兆。

王文统忌姚枢的才，在中统二年五月请忽必烈任命他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他的朋友窦默与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对三人极端尊崇，实际上把他们捧到不能再作平章政事一类的官。三公三孤，照例是高过丞相之上的。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们是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结果，忽必烈在八月间改命姚枢作“大司农"，窦默作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作国子祭酒。

在王文统死了以后的第三个月，中统三年五月，忽必烈下诏叫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换句话说，叫姚枢与刘肃二人参预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如此重要的、关于中书省人事方面的变动，可惜《元史》与《新元史》的宰相年表以及《蒙兀儿史记》的宰相表都漏记了。

从这一年十二月起，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当了“守中书令"，于是中书省的第一主管便不是右丞相不花，而是真金了。

次年，中统四年，正月间，姚枢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左丞的地位虽低于右左丞相与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起“同商议中书省事”，可说是进了一步。《元史·百官志》说，“右丞一员，正二品；左丞一员，正二品：副丞相，裁成庶务，号左右辖。"姚枢作左丞，似乎无赫赫之功，实际上作了不少建设性的事。枢密院之设立，他很有关系。更早于此，当他还不过是“同商议中书省事”之时，真金之所以被任命为“守中书令”，也是由于他在幕后策动。

中统四年正月，于姚枢实授左丞之后，忽必烈就下令全部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于各“万户"。“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之。"所谓“弟男"与“私人"，都是因被俘而成的奴隶之流。这一件敕令，是德政，可能也是由于姚枢的建议。

姚枢在至元二年闰五月外调。在此以前，又有几件大事，虽未必皆是姚枢一人的功劳，他至少是参加了一份的。这几件大事是：(1)中统五年八月初四，诏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2)同年同月，乙卯日(十四)，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3)同年同月，丁巳日(十六)，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4)至元二年二月，诏以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他各回教国家之人)充同知，“永如制”。

可惜，就在这不久以前(至元二年二月)，廉希宪与商挺敌不过阿合马的恶势力，而外调。廉希宪丢掉平章政事的官职，“分省山东"。商挺是在中统五年某月由四川行枢密院副使，内调为参加政事的，这时候也开缺，随着廉希宪“分省山东"。四个月以后，闰五月，姚枢也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

三一.阿合马

阿合马是花剌子模国、锡尔河边的别纳客惕城人。这个城，便是汉朝的大宛国的国都所在，今天的本地人称它为费儿汗那(Ferghana)。

他自幼被掳为奴，长大在翁吉剌惕部长阿勒赤那颜之家。阿勒赤那颜把“女儿”(可能是孙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阿合马是陪嫁的奴隶之一。

进到了忽必烈的“王府"以后，阿合马在宫内洒扫等等的工作上十分卖力，获得忽必烈夫妇的喜欢。此人不仅是懂得以小忠小信讨主人喜欢，也颇能于“公余"之暇留心括地皮的大技术。因此之故，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在忽必烈即位以后的第三年(中统三年)便平步青云，当了大官：“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

所谓“领中书左右部事”，说来话长。当时的中书省下面，没有六部，只有两部，称为左部、右部。左部是吏户礼三部的混合，右部是兵刑工三部的混合。两部各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郎中四人，员外郎六人。阿合马受任“领中书左右部事”，便是作两部官吏的总头目，很有实权，却并非“宰相"。他的官阶，次于“参知政事”，是“事务官”，不是“政务官”。

中统元年，祃祃曾经以燕京路宣慰使“领行省六部事”，其地位和阿台马在中统三年的“领中书左右部事”相仿佛。《元史》和《新元史》都错认了祃祃为“右丞相”。

阿合马的兼职，“诸路都转运使"，在“使”字上面省掉了一个“盐"字，以致我们容易茫然于他替政府转运些什么东西。他的这一项职务，堪比于今天的盐务总局局长。

阿合马晓得解州官盐的销售区，由于离开太原很近，人民贪图便宜，喜欢买太原来的私盐，以致政府只能从解州官盐卖得七千五百两银子。阿台马向忽必烈奏请，把解州官盐销售区的人民，按户派购定额。这样，便可以卖得一万二千五百两银子，多出五千两。人民于买了官盐以后，政府准他们随意买太原的“小盐"(不再称为“私盐")。忽必烈认为很好，准如所奏。

阿台马虽则准许山西人买太原的私盐，却不许东平等地的人买任何地方来的私盐。他在各地设立了“巡禁私盐军”。这巡禁私盐军不仅是政府的“缉私队”，实际上也成了他个人的基本武力。阿合马对于铁，也很有兴趣。他在中统四年，奏准了以三千户被“括”的人民开采钧州(河南禹县)与徐州等地的铁矿，预计每年可以出铁一百零三万七千斤，作成农具二十万件，向人民换取四万石粟，“输官”(缴入政府仓库)。

忽必烈对阿合马的“劲儿”十分欣赏，因此，便在至元元年(中统五年)十一月，升他为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地位与廉希宪相等。比姚枢商挺高。姚枢是左丞，商挺是参知政事。

阿合马进了中书省不到三个月，便将廉希宪和商挺一齐挤走。原因是，廉商二人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不支持阿合马的弄钱政策。(廉希宪在血统上是畏吾儿人，由于生长在中国，受了纯粹中国式的教育，而成为不比商挺差的道地儒家。)四个月以后，至元二年闰五月廉希宪与商挺重被起用，派到山东“分省”去工作。工作了两个月，两人又被内调，回任中书省的原官。为什么他们两人倒了以后又能起来?原因是，他们当年在开平，是劝进的功臣。

姚枢不曾在至元二年和廉商二人同被罢斥，却也在闰五月被外调，调为“行省西京平阳等处”。他不像廉商二人之于两个月内被召回，一直在外面住到至元四年，才被叫回来，当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事：“同议中书省事”。“同议"到至元十年，才得了一个“昭文殿大学士"。

阿合马在至元三年二月离开中书省，作了新设的“制国用司”的“制国用使”。中书左右部他早就不管。中书左右部在至元二年二月分为四部：(1)吏礼部，(2)户部，(3)兵刑部，(4)工部。四部的尚书是：(1)麦术督丁，(2)马亨，(3)严忠范，(4)别都鲁丁。

和阿合马关系最密切的，是户部。而户部尚书马亨刚好是他的“对头”。此人籍隶刑州南和，在廉希宪商挺下面，当过陕西行省的左右司郎中，其后作了中书左部(吏户礼)的两个尚书之一，现在，他作了户部尚书，便成了阿合马的眼中钉。阿合马虽则奈何他不得，却以制国用使的身份，把户部应有的职权，夺去不少。

阿合马在制国用使的任上，作了不少的事。三种元史的阿合马传，都语焉不详，只说了：(1)他叫人把东京(辽阳)缴纳的布，在当地换羊。(2)他认为真定与顺天所出的金银不够标准，下令改铸。(3)他奏请忽必烈派人去“别怯赤山”采石棉，获准。(4)他奏请将桓州峪所出的锡，卖钱发给矿工。政府在桓州峪共采得粗矿十六万斤，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锡，百分之零点一八(每百斤有三两)是银。

单就这四件事而论，阿合马不能算是坏人。

至元七年正月，他请准了忽必烈废掉制国用司，成立尚书省，以他自己为尚书省的平章政事。中书省仍旧存在，权力却被尚书省抢去了极大部份。中书省之下的四部，改隶尚书省，而分为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尚书人数不等。吏兵刑三部各设尚书一人，户工两部各设尚书二人，礼部设尚书三人。

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不设左右丞相。最高的主管只是平章政事一人。(中书省有平章政事二人。)这唯一的平章政事，是阿合马自己。在他之下，有“同平章事”一人，参知政事三人。

忽必烈规定：任用大小官吏由吏部开列合格人的名单，呈请尚书省圈选，再由尚书省咨请中书省上奏。阿合马却并不遵照规定，想用谁便用谁，既不等候吏部开列名单，也不咨请中书省上奏。有人在忽必烈面前告发他，他向忽必烈说：“事无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忽必烈竟然也不说什么。

阿合马作平章尚书省事的时候，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使得一般的人对他不满。他叫忽必烈以叠床架屋的方式另设一个尚书省，由他主持，把中书省的大权削夺殆尽，尤其令中书省的大小官吏忿恨。

由于有很多人向忽必烈控告，于是尚书省在成立了整整两年以后，便在至元八年十二月被废除。阿合马却仍被重用，调回中书省当平章政事。他在尚书省的副手，“同平章尚书省事”张易，也被调回中书省，升为平章政事。原有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忽都察儿，升作左丞相。尚书省的参知尚书省事张惠，是阿合马所最宠的亲信，也被调进中书省，升为左丞。曾经担任制国用司的佥事，尚书省的“参知尚书省事”的麦术督丁与李尧咨，也均调来中书省，当参知政事。经了一番如此的大更动，中书省变成了“面目全非”；除了名称仍是中书省三字以外，省内的实权都移入了“前尚书省”的大官之手。换句话说，所废的不像是尚书省，而很像是中书省。

中书省的旧人只剩下中书令真金，右丞相安童，左丞相忽都察儿，都是高高在上，奈何不了阿合马和他的一批干部。真金自从在中统三年十二月受任为“守中书令”以来，两度被以原职外调，一次去潮河，一次去称海，均是为了镇压当地的人心，防反侧于未然。回京以后他在实际也不曾怎样能够当家，右丞相以下的人凡事都要向忽必烈请旨，经过他与否并无多大关系，即使经过他，他也必须转奏忽必烈。阿合马主持尚书省之时，目无中书；现在进了中书，却不能不承认真金是中书省的主官，因此之故，也就对真金略存忌讳。真金对阿合马，心鄙其人，绝不假以辞色。然而，真金自己明白，忽必烈南征北讨，最需要钱，而当时能够弄钱的，至少忽必烈认为，只有阿合马一人。于是，真金以父子之亲，却无法使忽必烈去掉阿合马。

安童是木华黎的玄孙，父亲叫做霸特鲁，祖父叫做塔思，高祖叫做孛鲁。安童的母亲，和忽必烈的皇后是姊妹，因此而常能带了安童进宫。忽必烈对安童很器重，当安童十六岁的时候，便叫他充任四怯薛(侍卫军)之一的长官。到了至元二年八月，安童还不过是二十一岁的青年，忽必烈又把他破格提拔，任命他为中书省右丞相，与老将史天泽同位。当时，已经作左丞相的是耶律铸；和安童同月发表为左丞相的是伯颜。平章政事有三个人：廉希宪、阿合马、宝合丁。安童年纪虽轻，却颇识大体、不负忽必烈的知遇。他拜命以后，便奏请召许衡为自己的辅佐，忽必烈于是就把许衡召来，叫许衡每五日进中书省一次“议事”。中书省的编制之中，没有“议事”的名目。许衡在事实上是一位顾问，不仅是安童的顾问，也是忽必烈的顾问。安童在至元四年三月，奏请忽必烈将中书省的人事，加以调整，确定丞相只设二人，平章政事亦只设二人，右丞左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二人。这件事，看来似乎很小，却充分显露了安童之懂得提纲絮领，建立制度。同年六月，忽必烈依照他的意思，重行选定中书省的八位重臣，仍叫他担任右丞相的位置。

阿合马从至元元年十一月，到至元三年二月，曾经在安童的下面充任平章政事，对安童的为人与作风很了解，因了解而视作敌人。阿合马于至元七年正月成立尚书省，自为“平章尚书省事”以后，便向忽必烈建议，说安童的威望很高，应该升为三公。这是敬而远之的老办法，而忽必烈不懂，竟然郑重其事，发交“诸儒”去讨论。所谓诸儒，是姚枢、窦默、许衡、廉希宪、商挺、王恂、王磐、等等。商挺说：“安童是国家的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其他的诸儒附议，便拿这句话回复忽必烈。忽必烈这才留下安童在中书省。

阿合马在尚书省干了两年，对中书省磨擦失败，尚书省取消，他带了整批干部进中书省，占领了中书省，反败为胜。安童忍气忍了两年，忍到至元十一年，参阿合马一本，说阿合马任用非人，夤缘为好。安童的这一本，参不倒阿合马，几乎因此而送掉性命。阿合马在次年向忽必烈建议，说西北方面有海都与笃哇的大威胁，必须“勋旧重臣”像安童那样的去镇守阿力麻里克(在今日伊犁附近)，才抵挡得住。忽必烈听了，果然就在七月间，派安童“行中书省兼枢密院事于阿力麻里克"，去辅助原已驻在该处的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安童去到那里，因敬酒不周到而引起脱黑帖木儿的怨恨，这脱黑帖木儿鼓动了药不忽儿、撒里蛮等人在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叛变，拥立昔里吉为可汗，把那木罕和安童两人捆了，押送给海都。海都把他们留下，留到了至元二十年才释放。他们在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回抵大都。

安童回来，见不到阿合马。阿合马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已被千户王箸杀死。

阿合马之死，是戏剧性的死。王箸对他并无私怨，只是看不下他的胡作非为，这才邀约了“妖僧高和尚”，计划出历史上的一大政变。肯参加他们政变的，竟有八十多人。

他们在三月十八日的夜里分一批混进大都；次日(十九日)清晨，假传皇太子真金的令旨，说皇太子在晚上要进城回宫，吩咐枢密副使张易到时候发兵，在宫门口集合，同时也吩咐瓮吉刺带与阿合马以下的官员，到时候在宫门排班迎接。(真金于至元十年三月被册立为皇太子，仍旧作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阿合马在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升任左丞相。同年同月，别勒古台的孙子瓮吉剌带被拜为右丞相。)王箸在傍晚时光亲自找阿合马，说是太子快到城门，叫阿合马派人出城迎接。阿合马知道王箸是一位千户，深信不疑，就派了中书省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率领几个人骑马出城迎接。脱欢察儿等人出城走了十几里，遇见了所谓皇太子，都被这一位假太子杀掉，马也被抢去。

假太子和他的若干随从，在夜间二鼓左右大大方方地进了健德门，又大大方方地走到宫门口。果然，瓮吉刺带与阿合马率领了中书省官员在宫门口等着迎接。假太子对阿合马骂了几句，便叫王著将阿合马牵走。这时候王箸就拿出准备已久的铜锤，对准阿合马的脑袋，打了一下，阿合马当时就死。同时被杀的，是阿合马的亲信，中书省左丞郝桢。

一会儿功夫以后，东宫都总管张九思和同知高觹看清楚假太子的面貌，太叫“不是真的!”留守可的宫长博敦，将假太子用棍子打下马，假太子随即被乱箭射死。妖僧高和尚与八十几个同党一哄而散。王箸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主谋，束手就缚。 忽必烈当时还在上都附近的白水泺，接到报告，立即启程返回大都。他吩咐把王箸与其后不久便捉到的“妖僧高和尚”在壬午日(三月二十二日)处斩。同时被斩的，有被骗发兵的枢密副便张易。

其后，忽必烈问孛罗，孛罗把关于阿合马种种罪行的事实，都告诉忽必烈，使得忽必烈相信了阿合马果然该死，便吩咐把阿合马“戮尸”，“喂狗¨。阿合马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子亲属的财产，全部没收。他们的奴婢，一概释放。凡是属于阿合马一党的大小官吏，一概罢黜。其中，仅仅就中央的中书省与各部的而论，便有七百一十四人之多。

阿合马的正妻与阿合马所有的儿子与侄子，一齐处死。阿合马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大儿子忽辛，当过大都路达鲁花赤，二儿子抹速忽当过杭州的达鲁花赤，其余儿子与若干侄子有的当过礼部尚书，有的当过会同馆的主官，有的在行省当“参知政事”。

阿合马的“次妻”与妾共有四百多位。忽必烈把她们一概“赐¨给老百姓。(怎么样的一个赐法，无考。在这四百多位之中，有很多是抢来的良家妇女，可能被还给她们的娘家或夫家。也有很多，是她们的无耻的丈夫或父兄为了想做官而献给阿合马的。这些女人如何处理，很是一个问题。其余的，可能都是阿合马花钱买来的穷人家的女儿，大概都被赏还给她们的父母。) 阿合马除了强占良家妇女以外，也强占或强买了人民所有的“负郭良田¨。他的最叫一般人痛恨的地方，是把盐、铁、药材、铜器，都定为政府的专卖品，同时也提高了各种正税的定额。他在至元十六年，向忽必烈请准了设立“诸路宜课提举司”，派出亦不剌金(亦必烈金)、札马剌丁、张暠、富珪，等等，分赴各路，尽威吓搜括之能事。他而且奏请忽必烈下旨，叫御史台的人非先向中书省通知，不许“擅召仓库吏，究索钱各数”。至于，他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及提取各路的中统钞准备金，使得中统钞的市场价值一跌再跌，我在以前已经说过。

三二.卢世荣

忽必烈戮了阿合马之尸，惩办了阿合马的家属和党羽以后，并未彻底觉悟，仍旧喜欢有本事帮他弄钱的人，先后重用卢世荣与桑哥，不惜如当年重用阿合马的前例，更动或更改中央的行政机构。

至元廿一年十一月，忽必烈叫卢世荣与中书省的右丞相和礼霍孙，平章政事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在他本人面前辩论财政政策。卢世荣主张提高税额，被和麦张温四人反对。忽必烈把和麦张温四人同时免职，任命卢世荣为右丞，并且依照卢世荣的推荐、任命史枢为左丞，廉希恕(不鲁迷失海牙)与撒的迷失为参知政事、阿合马时代的户部尚书拜降为参议中书省事。

卢世荣当权的时间很短。他到了次年四月，便被捕下狱。在他披任命为右丞之时，安童于同一天也被任命为右丞相。安童是正经人，不与他同流合污，是他倒楣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朝野对阿合马的记忆犹新，而卢世荣搜括得比阿合马更多，更急，虽则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忽必烈。孟子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也，天下之恶皆归之。”

卢世荣未尝没有作了若干件的好事，例如：金银买卖的解禁，“竹监”的取消(不再以怀州孟州一带的竹货为政府的专利品)；驿使饮食改由政府供给；立“常平盐局”以调节盐价；制造“至元"铜钱与至元绫券，与纸钞同时流通，使得纸钞贬值的速度得以减低；用铁器的专卖制度，筹出买粟的钱，买足够的粟储入各地的常平仓，使得常平仓不致于像以前一样的空空如也，有名无实；在各路成立“平准周亟(急)库¨，以纸钞低息贷给贫民；在各郡(州府)成立“市易司”，抽取商货税，按四十取一(千分之二十五)，以此项税收的十分之六来增发地方官吏的薪俸，以十分之四抵充“市易司”的经费；由政府出钱，代江淮失业的人，买回他们所卖去的妻子儿女；命令江南的田主，向他们的佃户减收田租一成；增加中央与地方所有的官吏的薪俸二成；规定官吏考绩与升迁的条例。这些“德政"，都是从反对他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相当可靠。不过，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施行这些德政的目的，只是为了“释怨要誉"。

卢世荣的罪状，远不如阿合马的严重。他的罪，大都是属于擅权一类，属于贪污自肥的部分简直没有。他未向右丞相安童报告，支了库钞二十万锭。这二十万锭，虽控告他的人也不曾指为贪污，可见是用在明处，只是手续不合而已。另一项罪状，是为了成立野面、木植、瓷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等等牙行，以便抽取商货税，而动用了“县官”(皇帝，政府)的钞八十六万余锭，未能归垫。(这些牙行成立未久，当然一时归垫不出。)他的更大罪名，据安童指控，是曾经向忽必烈夸下海口：毋须增加人民的负担，只须“裁抑权势所侵"，便可以每年增加税收二百万锭，“令钞复实，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功”；然而，安童说，“今已四个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浮于所入。"这“所出浮于所入”六个字，最触动忽必烈的忌讳。于是，卢世荣便在“面质”以后被捕下狱。“面质”，是在忽必烈的面前，对控告他的人监察御史陈天祥辩论，有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在场。

卢世荣的其他若干罪状，皆不严重。他引用了若干阿合马的党人。然而他事前曾经向忽必烈请示过，说阿合马的门下“不乏通才，废弃可惜。臣欲择任一二，然惧言者谓臣滥用罪人。”忽必烈回答说：“可用则用之，何惧之有?”他叫驿站把公文分别缓急、用红青白三种颜色的袋子装。这件事，李璮曾经做过。控告卢世荣的人，说他模仿叛臣的行为。还有一件罪状是：未经与枢密院商议，便调动了三个行省的兵，共有一万二千人之多，驻在济州(济宁)。这件事非常奇怪。三个行省如何能随便奉了卢世荣的命令就调兵呢?倘若卢世荣真想造反，仅仅集中一万二千兵在济州，有什么用?大概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

卢世荣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政策，为功为罪，要依评判人的立场为转移。他设立“市舶都转运司”于泉杭二州，“官自造船，募人驾以入番，官收其利七，商收其利三。禁私泛海者，拘其牲畜实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之半给告者。"主张国营对外贸易的人，会认为卢世荣的包办不够彻底，应该由政府设立一个机关，派职员入海，而不募商人入海；同时，陆地边界上的对外贸易，也应该由政府来包办。然而，无论如何，卢世荣可算是国营对外贸易政策的先驱。反过来说，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认为卢世荣如此做法，是与民争利，而且所谓国营，实际上是政府营，也就是官吏营。官吏营，不如人民自己营的好。由人民自己营，而抽取人民的税，站在政府的立场说，是既可以免去由政府花本钱去投资，又可以免去管理上的浪费。卢世荣的办法，严格说来，并非国营，而是以政府为船主，以人民为船客。船客要付出百分之七十的经商赢利，这真是千古未有的昂贵船票。

忽必烈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起用卢世荣之时，不惜为了卢世荣而于一天之内免掉右丞相和礼霍孙，右丞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到了次年四月，经监察御史陈天祥一告，于廷辩以后却又立刻把卢世荣逮捕下狱。

关了卢世荣七个月以后，他忽然想起，问近侍忽刺出：“你对于卢世荣有什么意见?”忽刺出说：“中书省新来的汉人说，卢世荣的罪已经确定，还关在牢里，天天用囚粮养他，太浪费了。”忽必烈听了，吩咐把卢世荣杀死，刲割其肉以饲禽獭。

中书省的新来的汉人，仅有郭佑一人。郭佑原为御史中丞，在卢世荣被捕以后一个月，五月，受任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当时，御史中丞是从三品，参知政事是从二品。郭佑在审讯卢世荣之时很卖力，因此就升了官。

其实，不升官还要好些。中书省是是非之地。郭佑当参知政事当了两年又五个月，便不仅丢官，而且送命。害他的，是阿合马与卢世荣的继承者，忽必烈的另一言利之臣：桑哥。

忽必烈为了这桑哥，正如当年为了阿合马一样，不惜更改中央的行政制度，再度增设尚书省，使得中书省变成了冷衙门。

三三.桑哥

桑哥是畏吾儿人，信过佛教，拜西藏人胆巴为师，可能也当过和尚。桑哥两字也很像是“僧伽”一词的讹写。此人很有点小聪明，会说好几国的话，不知怎样见到了忽必烈，和忽必烈谈弄钱，获得了忽必烈的宠信，先叫他作管理佛教事务与西藏的总制院使，其后渐渐把他看成了非正式的高等顾问兼人事处处长。“朝廷有所建置或人才进退"，桑哥“咸得与闻”。

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忽必烈很像是完全忘记了阿合马的一段历史，又设立起尚书省来。桑哥，正如当年的阿合马，作了尚书省的平章政事。所不同的，阿合马之时尚书省只设一个平章政事，现在此省却有两个平章政事。桑哥以外，另一位是原任中书省左丞的帖木儿。在桑哥与帖木儿之间，事实上只是桑哥一人有权，帖木儿无非“伴食”而已。

桑哥作尚书省平章政事，不到十天便说动了忽必烈将中央的中书省六部改为尚书省六部，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又从此等于是一个闲衙门，直至桑哥在四年半以后，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明正典刑之时。

桑哥的第一大政，是发行新的纸币，称为“至元宝钞”，以代替贬值已甚的“中统宝钞”，规定每中统宝钞五贯，等于至元宝钞一贯。纳税的人必须用至元宝钞缴纳。除了纳税以外，中统宝钞仍许流通。

这一种办法，可谓饮鸩止渴，徒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总额，而无补于挽回币信。然而，忽必烈欣赏得很，对桑哥的宠任又进一步，授权给他，“检核中书省事"。他藉中书省的历年账目，亏欠好钞四千七百七十锭(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两)，与昏钞(破烂旧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两)，便在中书省大发威风，责问参知政事杨居宽，何以有亏欠!杨说，“我管的是铨选，钱谷不是我管。”他听了，便叫人打杨的嘴巴，边打边骂，骂得毫无道理：“你管铨选，难道铨选得毫无黜陟失当的地方吗?"退一步说，即使杨居宽有黜陟失当的地方，也得找出证据才能加以处罚。打嘴巴更不是制度上的处罚方法。

他不仅打杨居宽的嘴巴，而且报告忽必烈，要杨居宽的命。忽必烈叫安童与桑哥再会同审讯杨居宽一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中书省有亏欠或黜陟失当的事，首先应该负责的该是总管中书省的安童，怎能叫安童来当审判官，会同桑哥去审一位不相干的可怜虫——参知政事杨居宽!最妙的是，忽必烈向安童说：“此辈(杨居宽之流)狡狯，毋使他日得以胁问诬服为辞。”既然以为扬居宽之流是狡狯的，那末，起先为什么要任用这些人呢?

和杨居宽命运相同的，是另一参知政事郭佑。郭佑从御史中丞调升到这个职务，无非是由于曾经在审讯卢世荣之时有功。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卢世荣本是桑哥所推荐的人。桑哥上了台，果然就要替卢世荣报仇。桑哥在问了杨居宽以后，当天或是过了几天，便问郭佑，“中书省亏欠如此之多，你怎么早不向上面说?"郭佑回答：“我有病。”桑哥于是又叫人打郭佑，也是边打边骂：“好一个参政，你自己没有力量纠正省内的腐败情形，为什么不向上面的蒙古人大臣说?”这所谓蒙古人大臣，是指的安童。桑哥这样骂，暗暗地也是在向安童表示好感，替他向忽必烈掩饰，说亏欠的事他不知道，因为下面的人不向他报告。

结果，忽必烈吩咐把杨居宽与郭佑同时处死(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有两位小官，于闲谈之中表示不平，说将来尚书省也会有一天被中书省检核，“天下就只有你桑哥一个人不会死吗?”这闲谈的情报，被桑哥收到。于是两位小官也送了命。这两位，一是御史台的小职员王良弼，一是曾任江宁县尹的吴德。

十天以后，十一月初一，桑哥官星高照，又升了两级，当起“右丞相"来。忽必烈为他破例，在尚书省也设一个右丞相，以便他与安童在官阶上完全相等。

桑哥在财经方面作了些什么事?三种元史的桑哥列传，都说得极其含糊。除了发行至元宝钞一件事以外，三种元史仅仅提到他查账查得很仔细，并且设了一个“征理司¨来主持其事，派遣了十二位大员到六个行省去“理算”“钱粮耗失之数"。这六个行省是：(1)江淮，(2)江西，(3)福建，(4)四川，(5)甘肃，(6)安西。所派的十二位大员，以尚书省参知政事忻都与户部尚书王巨济为首。王巨济本是中书省的“参议"，曾经反对过发行至元宝钞，几乎惹祸，却能随风转舵，一变为桑哥的红人，作了户部尚书。

《元史·食货志》载有迄于至元二十四年每年中统宝钞发行的数字，与至元二十四年以后每年至元宝钞发行的数字。中统元年的中统宝钞，只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亦即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二百贯。其后每年增加，在至元二十三年达到了最高峰：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亦即两亿一千八百一十万六千贯。桑哥在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发行至元宝钞，在第一年便发行了一百万零一千零一十七锭。每锭至元宝钞等于五锭中统宝钞，这是在事实上发行了五百万零五千零八十五锭，亦即五亿零五十万八千五百贯，虽则这庞大的数目包括用以兑换中统宝钞的部份。

次年，至元二十五年，迄于至元二十七年年底，三年之间桑哥又发行了至元宝锭，共有二百二十万一千九百五十五锭，亦即两亿二千零十九万五千五百贯，等于中统宝钞十一亿以上。 他在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被捕，下台，于五个月以后被斩。在至元二十八年这一年，由于三月以后便不是他主政，至元宝钞只发行了五十万锭。

桑哥的另一“劣迹"，是增加商税。他把“腹里”的酒醋税增加五万锭，江南的酒醋税增加十万锭。全国的盐税每引(三百斤)由三十贯提到一锭(一百贯)；茶税每引(短引九十斤，长引一百二十斤)由五贯提高到十贯。

然而，桑哥也并非全无是处。“海运"的政策他很支持。在他主政以前，每年用海运的方法所运的漕粮，以至元二十三年为最多；以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上船，有四十三万三千九百零五石运到。到了他主政以后，每年的数字是：至元二十四年 共运 三○○、○○○石 运到 二九七、五四六石二十五年 四○○、○○○石 三九七、六五五石二十六年 九三五、○○○石 九一九、九四三石二十七年 一、五九五、○○○石 一、五一三、八五六石他设立了一个“行泉府司”，专管海运之事，也增加了两个万户的漕丁，连原有的共为四个万户。海运之所以有如此的成绩，他不是没有关系。

桑哥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我们所能知道的仅有两件事：(1)他不许商人把铜钱运出口，很有点像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2)他不许广州的“官民”把米运去占城等诸番邦。这可说是一种粮食政策，为了防免广州本地的米价上涨。

把桑哥打下台的是三个蒙古人：也里审班，也先帖木儿，彻里。他们三人藉着在柳林陪忽必烈打猎的机会，联合告桑哥一状，说桑哥怎样怎样不好，有也里审班的哥哥，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可以作证。忽必烈于是派人把不忽木找来，不忽木说，由于桑哥苛敛，百姓很多失业，因失业而成为盗贼的极多，倘若不赶快把桑哥除掉，蒙古人的江山将成问题。

忽必烈又问别的人。别的人由于见到已经有了也里审班等敢攻讦桑哥，而并未遭祸，于是也异口同声说桑哥不好，说桑哥是“盗贼蜂起”的原因，“盗贼”在当时确也不少。在广东与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之间，有钟明亮与董贤所领的两批，“往来劫掠”。在浙江台州，有杨镇龙所领的一批，势力更大。杨镇龙自称大兴国皇帝，年号安定，以厉某为右丞相，楼某为左丞相，军队的数目，在十二万人左右。他攻过东阳、义乌、余姚、嵊县、新昌、天台、永康。

忽必烈恍然大悟。他觉得自己吃不消有桑哥这么一个制造盗贼的专家。况且，在北面，又有乃颜；在西北，又有海都!

他很快地便下旨捕桑哥(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个月以后，他索性把尚书省又废一次。从此，中央的行政权的行使，仍以中书省为机构。

桑哥在尚书省的几名羽党，一概免职。尚书省的官吏，仅有右丞何荣祖，参知政事贺胜、高翥，被转到中书省担任同级职务。这三个人，都是在二月间，桑哥被捕以后，才从各方面调进尚书省去办事的。

连带下台的，是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此人在早年颇有一番作为，却于作了九年俘虏以后，再度出任原官之时，毫无对恶人奋斗的勇气。所以，忽必烈对他也腻了，便在取消尚书省之时，把他这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也免了职。免得好。

三四.完泽

作为恢复了行政权力的中书省的新的右丞相的，是完泽。完泽是中统年间当过右丞相的线真的儿子，很有能力，心地也好。他就任以后，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便是向忽必烈请准了免除全国人民的欠税。

完泽作右丞相，作到成宗铁木耳大德七年(1303年)。铁木耳与铁木耳的父亲，太子真金，都是完泽的学生。完泽从中统年间起，先后作真金的“王府僚属”与“太子詹事”。真金死后，他仍旧是太子詹事，以太子詹事的身份，随从铁木耳驻防北边。铁木耳于忽必烈死后之能顺利即位，完泽很有关系。

完泽死了以后，铁木耳才在中书省添设左丞相(以哈刺哈孙为右丞相，阿忽台为左丞相)。此后，左丞相或设或不设，而不设左丞相之时，常为名臣或权臣担任右丞相之时。名臣是，伯颜、脱脱。权臣是，燕帖木儿、搠思监。

三五.脱虎脱

尚书省设了两次，废了两次，而每次主持尚书省的人都不得好死，这就够令后世警惕的了。然而，到了武宗海山的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却仍然有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人，硬要请武宗再设尚书省，由他们来主持。尚书省大员的名单是：兼尚书令 “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兼右丞相 乞台普济左丞相 脱虎脱

平章政事三宝奴

乐实

右丞 保八

左丞 忙哥铁木儿

刘楫

参知政事 王罴

郝彬

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武宗的弟弟，于拥立武宗以后受封为“皇太子”。当时朝廷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儒家，否则“皇太弟”三个字要名正言顺得多。他受封不久，便以皇太子的身份“守中书令”。这时候，被脱虎脱等人怂恿着“兼尚书令”，也就兼了下去。

右丞相乞台普济是“河西人”，西夏的遗民，作过武宗的“怯薛歹”(卫队长)，此时已由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升到中书省的右丞相。(同时升为右丞相的，是作过御史大夫的塔思不花。塔思不花是别勒古台的后裔。)乞台普济对于另设一个尚书省，没有什么意见。脱虎脱等人之所以捧他“兼尚书省右丞相”，正如他们捧爱育黎拨力八达作“兼尚书令”，无非是借重其声望而已。 乞台普济作了三个月的“兼右丞相”，在至大二年十一月便被罢免，连中书省的右丞相也丢了，受封为安吉王，“就第”。同月，加进了一位伽乃伯颜作平章政事。

尚书省右丞相的位置虚悬了六个月，在至大三年五月由脱虎脱调升。同时，三宝奴也由平章政事升作了左丞相。乐宝与保八的位置仍旧。脱虎脱是谁?柯绍忞说他是畏吾儿种，武宗即位以前的旧人，武宗即位以后便被任命为宣徽使，由宣徽使而宣政使，由宣政使而尚书省左丞相。三宝奴是谁?柯绍忞只说他作过渤国公。“渤国公”可能是“渤海公”之误。他是否为帖木格的后裔、塔察儿的侄孙?乐实是高丽人。似乎这一项“恢复尚书省运动”的中坚人物，便是这位乐实。保八是准?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次的尚书省，正如以前的三次尚书省一样，把中书省的行政权力抢得一于二净。他对于财经方面也颇有更张，主要是发行新钞，称为“至大银钞”。这至大银钞，在原则上以银为准备，而事实上，又不许人民为金银的买卖。每至大银钞一两，等于白银一两，或赤金一钱，或“至元宝钞”五贯。至大银钞在至大三年开始发行，第一年便发行了一百四十五万零三百六十八锭。 所好。这“至大银钞”只发行了一年便不再发行。尚书省于武宗死后的第三天(至大四年正月初十日)便被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取消。再过四天，正月十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一齐被斩。

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一定要杀死脱虎脱等五个人，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尚书省发行了至大银钞，而是因为他们太为武宗所亲信。

在这一次的尚书省被消灭以后，元朝直至结束，不再有尚书省。

三六.六部

在正常之时隶属于中书省、而曾经三次改属尚书的六部，前后在编制上也有过相当的变化。

在忽必烈中统年间，所谓六部，只有两部，称为“左三部”与“右三部”。左三部是，吏部、礼部、户部的合并。右三部是兵部、刑部、工部的合并。左三部与右三部均各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这似乎是省钱的办法。如果六部分设为六，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一个侍郎，便至少要有六个尚书、六个侍郎了。省钱的事小。主要的原因是，大权属于尚书以上的右左丞相以至于参知政事。六部只是事务上的执行人员而已。右三部尚书，是宋子贞。左三部的尚书是谁?刘肃。

忽必烈在至元二年二月把“左三部”与“右三部”，由事实上的两部分为四部：吏礼部、户部、兵刑部、工部。这四个部的第一任尚书，据屠寄说，是：吏礼部，麦术督丁；户部，马亨；兵刑部，严忠范；工部，别都鲁丁。然而，依照当时的编制，吏礼部有三位，不仅是麦术督丁一位。户部的尚书也有三位。兵刑部与工部的尚书各有四位。换句话说，四个部的尚书共有十四位，而可考的仅有屠寄所列举的四位而已。

忽必烈主张不定。到了次年，至元三年，又把四个部恢复为“左三部”与“右三部”两部。再过两年，两部又改为四部。到了至元七年，四部才改为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成一部。各部的尚书人数不等。其后，每一部的尚书及其下的侍郎、郎中、员外郎，人数屡有变动，不仅在忽必烈一帝之时如此。到了最后，六部或先或后都确定为尚书三人，侍郎二人，郎中二人，员外郎二人。最先有如此编制的是工部(1291年)，其次是礼都(1295年)，再其次是刑部(1300年)，然后是吏户两部(1311年)，最后是兵部(1323年)。

《明史》有“七卿年表”，把六部尚书与都御史的姓名与在任期一一表明。《清史稿》有“部院大臣年表”，其内容与《明史》的“七卿年表”相仿，所记载的也是六部与都察院的长官，增加了侍郎与副都御史。可惜，三种元史皆没有这样的一种表。《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没有，值得原谅；因为，到了民国时代，离开顺帝北去已经有了五百多年，材料无从搜求。《元史》没有这个表，实在是怪不得人家责备它“草率”、“疏漏”。

我从三种元史的列传与《新元史》的氏族表之中，已经找出了一些六部尚书的姓名与在任的时期。

①吏礼部：高鸣(世祖时)。吏部：阔阔，别帖木儿，刘宣，刘正(以上世祖时)；吴元珪，王寿(以上成宗时)；李研(仁宗时)；王结，傅岩起(以上英宗时)；苏天爵，偰哲笃(以上惠宗时)。

②户部：忽都鲁沙，亦不刺金，拜降，刘正(以上世祖时)；萧拜住，谢让(以上武帝时)；宋崇禄(武宗仁宗时)；张思明、韩若愚(以上仁宗时)；杨安札儿不花(可能为英宗时)；高纳麟(文宗时)；徐奭，师泰(惠宗时)。

③礼部：刘秉恕，阔阔，廉希贤，马月乃合，张孔孙(以上世祖时)；杨朵儿只(仁宗时)，曹元用(泰定帝时)；张起岩(文宗时)；吕思诚(文宗或顺帝时)；曹鉴，徐奭(以上惠宗时)；哈散(不知何时)。

④兵部：苫思丁(世宗时)；崔敬，师泰(顺帝时)，阿速氏者燕不花，札刺亦儿氏博罗(以上均不知何时)。

⑤刑部：李子忠，布伯(以上世祖时)；高克恭(成亲时)；谢让(武宗或仁宗时)；王结(英宗时)；韩若愚，马煦(以上泰定帝时)，吕思诚(文宗或惠宗时)；崔敬，马煦，陈思谦(以上惠宗时)。

⑥工部：段天佑，王倚(以上世祖时)；吴元珪(成宗时)；尉迟德诚(武宗时)；韩冲，刘秉德，张思明(以上仁宗时)；成遵(惠宗时)；大食人也黑迭儿之子马合谟沙，马合谟沙之子木八刺沙(均不知何时)。

以上这许多位尚书，在当时都是显宦，然而过不了几时，姓名都被人们遗忘了。太史公所谓“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其中何尝没有好人?阿附阿合马与桑哥之流的究竟是少数。

三七.中央的其他机构

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枢密院成立，皇子燕王真金以“守中书令”的身份“兼判枢密院事”。

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御史台成立，第一任的御史大夫是先后担任过平章政事与左丞相的塔察儿(成吉思可汗胞弟帖木格的嫡孙)。

次年正月，成立了四个道的提刑按察司：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南河北道。这四个提刑按察司的提刑按察使，是道道地地的中央官，直届于御史台。

独立于上列“三权”之外的，有“司农卿”，即中统四年以后的“大司农卿”。司农卿或大司农卿之下，有分派到各地的“劝农使”。

至于，大宗正府、詹事院、翰林兼国史院、蒙古翰林院、集贤院、宣政院、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宣徽院、太常寺、符宝局、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通政院、管领怯怜口(工匠)总管府、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臙粉人户总管府、大都留守司、卫尉院(尚乘寺)、武备司、太仆寺、太府监、度支监、利用监、都水监、秘书监、司天台、回回司天台、司禋监，等等，都是于忽必烈在位之时，或先或后地设立起来的。这些衙门，虽则比不上唐宋的多，却也勉强可以算得上应有尽有了。

然而，一切都是草创。在枝节上，也就是中级以下的机构上，唐宋的先例与经验足够元初的君臣参考。在最高的行政决策上，由于当时的环境与唐宋迥不相同，元初的君臣便颇有凡事都得从头做起，甚至抱着准备失败的心情，作若干的尝试。因此之故，作为中央政府的轴心的中书省才成为改变得次数最多的机构。

三八.行省

元朝的所谓行省，便是中书省或尚书省的“行署”，与明清两代的所谓行省，迥不相同。明清两代的行省，区域的性质很重，虽则在理论上行省的长官也是“中央官”，亦即暂时驻在地方上的中央官，而不是纯粹的地方官。

行省的规模，仿自中央的中书省或尚书省(都省)，有右丞相或左丞相，虽则在元朝初年事实上是由都省的右丞相或左丞相，带了都省的官衔到“行省”去领导一切；元朝中叶不在行省设丞相，只有到末年才又如此。行省的真正主持人，是“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之下有右丞、左丞与知政事。这些人，在都省的都被称为“宰相”。宰相这个名字在其他的朝代之中，和“丞相”二字同义。惟有在元朝，宰相是范围比丞相较广的名词。在宰相之中，只有右丞相与左丞相才是丞相。行省的右左丞相，当然仍是丞相，亦即地位最高的宰相，在名义上与中央的几位宰相地位相等，不过事实上当然要比都省丞相的权力低。至于，行省的平章政事等等，也是如此。

成吉思可汗在蒙古帝国自身还没有“都省”以前，便已于1214年，亦即取得中都(燕京)以前的一年，设置了一个行尚书省在宣平，用以统治“山后”(长城以北)的降民。主持这宣平行尚书省的，是撒木合·把阿秃儿。

次年，成吉思可汗取得中都，立即设置中都行尚书省，以耶律阿海为“太师、行中都省事”。不久，耶律阿海跟随成吉思可汗西征，一度充任薛米思坚(撒马儿干)的留守，其后作了花刺子模旧壤与今日新疆南部莎车、疏附、库车等地的“都达鲁花赤”(民政最高长官)。

“行中都省事”的位置，在耶律阿海走后，交给了石抹明安的儿子，石抹成得不。此人充任“燕京行省”，是在丙子年乃父去世之时，亦即蒙古军取得燕京的次一年。

在石抹成得不之上，有木华黎。木华黎的官衔很长，其中有“都行省”三个字。所谓“都行省”，好比“都达鲁花赤”，是长城以南一切“行尚书省事”的人的长官。

木华黎而且可以用“承制”的方式(受权奉行皇帝意旨)，随时委派任何人为任何地方的“行尚书省事”(简称“行省”)。例如，严实之先作不附地名的“行尚书省事”，其后又作“权山东西路行省”，便是由木华黎任命的。

木华黎死后，他的儿子“嗣国王”孛鲁在丁亥年(1227年)也“承制"发表了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

窝阔台可汗于庚寅年(1230年)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在燕京、宣德、西京(大同)等十个都会成立“十路课税所”。这些课税所，虽无行省之名，倒很像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司”。

次年，辛卯年，中书省在阴历八月间成立。似乎耶律楚材一时并不热心于在各地设立行中书省。原有的各地“行尚书省”，并未因中书省之成立而一概改称“行中书省”。

可考的新的“行省"长官，一个是孛罗忽勒的儿子塔察儿。此人是“行省、兵马都元帅”，会同了宋朝的孟珙打下金朝的蔡州(汝南)。另一个是刘敏，于窝阔台在位的最后一年(第十三年，1241年)，受任“行尚书省"于燕京。

刘敏的前任的前任，是石抹明安的儿子，石抹咸得不。这位咸得不，于丙子年(1216年，取得中都的次一年)袭了父亲的封爵与官职，作“国公、太保、兼管蒙兀汉军兵马都元帅"。除此之外，添上“金紫光禄大夫、燕京行省"的头衔。

石抹咸得不远不如他的父亲。他不仅贪污，而且暴虐。戊子年(1228年)监国拖雷派了塔察儿与耶律楚材两人到燕京来查办他。不久以后，他就丢官，由他的弟弟石抹忽都华接任。再其后，到了1241年，石抹忽都华不知为了何事也丢了官(可能是病死)，于是刘敏便被派来，作“行尚书省"。

刘敏是宣德人，自幼被蒙古军官收养，其后作了成吉思可汗的宿卫，学会了蒙古话与各部落的方言，其后随成吉思可汗西征，于木华黎死后奉派回中国，充任燕京的安抚使，颇受耶律楚材的赏识。

中央的“都省"叫做“中书省”，而燕京的行省，却沿袭金朝的旧名称，称为“行尚书省"。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很不一贯，“说不过去”的事。当时的人，却认为这是无关宏旨的“小不合理”。

燕京的行尚书省，在刘敏受任不久以后，窝阔台可汗加派牙剌洼赤来共理行省之事。牙剌洼赤与刘敏争权，被乃马真(乃蛮氏)皇后换了，改派奥都剌合蛮来作刘敏的同事。“定宗”贵由可汗即位，杀了奥都刺合蛮，又派牙剌洼赤来。刘敏勉强继续干了八年，请求辞职，以儿子刘世亨继任，获准。这时候，已经是甲寅年，“宪宗"蒙哥可汗在位的第四年了。

刘世亨干到哪一年，无考。可能是干到了世祖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后。忽必烈一向对刘敏颇好，刘敏死在己未年，亦即忽必烈即位以前的一年。

忽必烈可汗在中统元年四月所设立的“中书省"，称为“行中书省"，却并未冠以“燕京”二字。这个“行中书省”的主官，是平章政事王文统。

三个月以后，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可汗又叫“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行中书省事”。同时也任命了赵璧为平章政事。

《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都不谋而合地以为这两个“行中书省”是一个。其实，它们是两个。四月间所设立的“行中书省"是管理全国的，只是名义上为了和林尚在阿里不哥之手、暂时称为“行中书省"，而不直截了当、称为“中书省"。七月间所设立的一个，是管理燕京一路的“行中书省"，虽则衙门的所在也是燕京。

由于把两个行中书省混为一谈，《元史》与《新元史》的宰相年表便“大胆假设"，祃祃为“右丞相”，同时也把赵璧和王文统放在一起。《蒙兀儿史记》的“宰相表"于依样画葫芦之余，“心有未安”，加上几个字的小注：“无丞相之称，但行六部首领而已。” 祃祃这个人，倘若是忽必烈的第一任右丞相，不该在《元史》中无传，也不该在次年三月“罢为燕京路宣慰使”(《新元史》)。其实他本来就是燕京路宣慰使，在兼了燕京行中书省的主官以后，仍旧是燕京路宣慰使。

《蒙兀儿史记》把次年三月，改为次年五月，把“罢为”改为“仍出为¨较之《新元史》确是略高一筹。事实是：次年五月，忽必烈可汗把全国性的行中书省，正式改称为“中书省¨，同时也把“燕京路的行中书省”取消。于是祃祃便“罢"为燕京路宣慰使，或¨仍出为”燕京路宣慰使了。所谓罢，是罢的“行燕京路中书省事”；所谓“仍出为"是“仍为”，无所谓“出"，根本不曾“入"。

除了这昙花一现的燕京路行省以外，忽必烈也设了若干别的临时性的行省。例如为了奖赏刘整之叛宋，而叫刘整“行夔府路中书省事"。这夔府路行省到不了一年，便由于刘整之改任¨行成都潼川路中书省事"，无疾而终。

伯颜伐宋，所带的头衔是“行省荆湖"(在荆湖一带代办中书省的政务，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是“行政院两湖办事处处长”)。其后，伯颜打到哪里，“荆湖行省"便跟着他到了哪里。伯颜运气好，打得超过了荆湖的地界。在打到建康之时，便把他的“行省”搬进了建康去。当时的官方文书，也就不再称他的行省为“荆湖行省”，而简称之为“行省"，不附地名。或是称它为“军前行省”。 伯颜的军前行省，到了恭帝投降、临安(杭州)易手之时，功德圆满。伯颜回京(大都)，受任为“同知枢密院事"。行省的事务，交给了两个参知政事，阿刺罕与董文炳，留在临安处理。 五个月以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忽必烈创设两个新的行省，一个在临安，一个在鄂州(武昌)，作为伯颜的所谓荆湖行省，亦即军前行省的继承者。临安的行省，其后发展为“江浙行省"、鄂州的行省，其后发展为湖广行省。

为了对付张世杰与文天祥，忽必烈又先后设立了所谓福州行省、赣州行省、泉州行省。这些行省衙门，一方面是¨前进指挥站”，一方面是牢笼投机份子的工具，用行省的大小官职去诱降他们、监视他们。

张世杰与文天样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及十月先后被解决，忽必烈便在至元十七年把赣州行省与泉州行省均并入江西行省。福州的行省改称福建行省。三年以后，泉州行省被抽出江西，划给福建。又过了两年，至元二十二年，整个的福建又被并入江西。忽必烈觉得仍旧有些不妥，到了次年又把福建改划进“扛浙行省"。

此外，征东行省，征交趾行省，缅中行省，都是赤裸裸的军事机构。征东行省在至元十七年八月创设，为的是一雪至元十一年以一万五千兵吞并日本不成之耻；然而这征东行省虽则是动员了十万人以上，仍旧达不到吞并日本的目的，于是在次年十二月被废去。两年以后，二十年正月，忽必烈又想打日本，把这征东行省恢复起来，恢复了两年又七个月，在二十三年正月再度取消；全国上下白忙了一阵，原定于二十三年八月出兵的计划胎死腹中。

成宗铁木耳可汗在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又把征东行省恢复。这一次，倒不是为了征服日本，而是为了镇压高丽。前两次设立征东行省，高丽的历任国王王暙一直是征东行省的两个左丞相之一。这一次，由于高丽国王王日昛“不能镇服其众”，征东行省便不再设左丞相，而只设一个平章政事，以阔里吉思充任。不料这位阔里吉思并无镇压高丽人民的能力，成宗铁木耳可汗一时又找不到比他适当的人选，于是就在大德五年十二月把征东行省作第三度的取消。

最后，在英宗硕德八剌可汗的至治元年(1321年)，征东行省又被恢复。原因是，高丽王王焘在正月间来朝，为了笼络他而任命他为“征东行省"的左丞相。此后，直至元朝结束，征东行省未废，然而只是为了送给高丽的历任国王一个“征东行省左丞相”的虚衔而已。征东行省的所有官吏，统由高丽国王自选。行省衙门设在沈阳。

征东行省以外，有“占城行省”、“缅中行省”、及“安南行省”，其性质也是纯粹属于军事性的。占城行省设于至元十八年十月，于至元二十年九月并入湖广行省。缅中行省与“安南行省”均设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缅中行省在至元二十七年结束。可能是在成宗大德四年八月或其以后。安南行省在至元二十四年正月，改为“征交趾行省”，于两年以后结束。到了至元三十年八月，忽必烈却又听了中书省的某一位平章政事的话，设立所谓“潮广安南分省"。这个分省，大概是在至元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以后，被取梢。

忽必烈派人征日本，征占城，征缅甸，征安南，没一次不失败。他在至元二十九年派人征爪哇，也是失败的，却并未设立什么爪哇行省或“征爪哇行省”，只是轻描淡写地任命亦黑迷失、史弼、高兴三个人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为了想征服琉球(今日的台湾)，成宗在大德元年二月特地把福建省改为“福建平海行省"，移省治于泉州。改了以后，刚满两年，不仅不再想“平海"，而且把整个福建行省也取消了，改设一个都元帅府与宣慰司于福建。

新旧元史百官志之中的十一个行省，除了征东行省的一设再设、与又设的经过，我已经详细说了以外，其余的十个行省也是常有变动。简言之，仅仅举“陕西等处”一个行省为例：宪宗蒙哥可汗曾经派阿蓝答儿与刘太平“行尚书省事于京兆”，为的是稽查忽必烈及其部下在陕西河南经收的钱谷(据屠寄的世祖本纪。新旧《元史》的世祖本纪，只说这两人奉命至京兆钩考财赋)。

世祖忽必烈可汗在中统元年设立“秦蜀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中统二年改为“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八年，把陕西部份的京兆等路改为中央直属，四川部份单独设省；九年，京兆等路还是设省，称为“京兆等路行中书省”；十六年，四川行省被取消；十七年，改京兆等路行省为“陕西四川行省”；到了十八年，又把四川分出去，二十一年，再把四川并回来；最后在二十三年，还是把四川分出去。从此，陕西单独成为一个行省，以至于元朝结束为止。它的正式名称，是“陕西等处”四个字而不是“陕西”两个字的“行中书省”。

其他九个行省，确定了名称与辖区而迄于惠宗印位不再更改的年代是：四川，成宗大德七年。甘肃，成宗元贞元年。河南江北，至元二十八年。瑚广，成宗大德七年。云南，成宗大德七年。江浙，至元二十八年。江西，至元二十三年。辽阳，至元二十四年。岭北，仁宗皇庆元年。

惠宗妥欢帖睦尔可汗于即位以后，为了应付风起云涌的反元的汉人，在行省的划分上颇多更张。他在至正十二年闰五月割出原属河南江北行省的若干地区，设立“淮东江北行中书省”，以扬州为首府。同年十月，又在扬州设了一个“行枢密院”。他又于某一年设立了山东分省，在至正十七年正月叫这分省招募“义兵”，对反元的汉人作战。到了至正二十三年，亦即他丢掉大都的前五年，他并且增设了广西与胶东两个行省。这些设施，总而言之，不过是元朝行省制度的尾声而已。

三九.达鲁花赤

在行省之下的路、散府、州、县，都有所谓达鲁花赤，而行省衙门本身反而没有。原因是行省的最高长官，无论左丞相或平章政事，或右左丞，或参知政事，总可以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而路府州县的“总管”由于是“亲民之官"，在事实上非用汉人不可，于是就添设一个达鲁花赤在这总管之上。

“达鲁花赤"与屠寄所喜用的“答鲁合臣”是同一个词，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

与“达鲁花赤”同源的另一个字：答鲁合刺秃孩，意思是“做了提调的人们"。因此，答鲁花赤也可以视为兼有“提调”、“派遣"的字义。

所以，元朝的汉人常常把达鲁花赤翻译为“宣差”、“节使"。其实，宣差是暂时性的，不甚恰当。译为“节使"较妥。不过，路与散府的达鲁花赤，还可以勉强称为“节使"；州与县的达鲁花赤，似乎太小，当不起“节使”的称呼。

路的达鲁花赤，在官阶上是正三品，与中央的六部尚书相等。“散府"的达鲁花赤是正四品。州的达鲁花赤，依户口之多寡而分等级，最大的是从四品，最小的是从五品。县的达鲁花赤，最大的是从六品，最小的是从七品。

四○.路、府、州、县

世祖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二月规定，全国各路一概以蒙古人为达鲁花赤，汉人为总管，回回人为同知。这个原则，在大体上是被遵行的，虽则例外也很多。

忽必烈对于一般的“例外"很不同意，先在至元五年三月下诏“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接着又在至元十六年九月，“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

忽必烈却也同意湖广一省可以例外。湖广行省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请求“变例”，用汉人充任达鲁花赤，忽必烈予以照准。为什么偏偏湖广一省可以获得如此的“异数"呢?也许是由于该省所辖的区域，居民十分复杂，除了有以倔强著名的“湖南人”(湖南的汉人)以外，又有苗、瑶、壮等等山胞。

蒙古人在整个元朝之中担任过达鲁花赤的，据札齐斯钦教授所列的表，共有一百零三人，其中包括了若干并非地方官性质的达鲁花赤，如“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宫相都总管府”、“本投下诸色匠户达鲁花赤”、“随路炮手达鲁花赤”等等；也包括了若干来路不明、冒用蒙古名字的非蒙古人。至于乃蛮人，严格说来，虽不是蒙古人，也包括在一百零三人之内。

畏吾儿人，有三十三名之多，虽则比汉人少些。(汉人在整个元朝任达鲁花赤的，共为四十七人。)有一位意大利人达鲁花赤，不载于札齐斯钦教授所列的表。(屠寄在《蒙兀儿史记》说这位意大利人当过“扬州路总管”，“在职四年”)。此人自己向笔录他的《游记》的人说，当过扬州的“总督”(governor)。此人是谁?“马可波罗”。我看马可波罗的官职，可能不是扬州路的总管。总管而由非汉人担任的，在忽必烈时代或其以后，尚无别例。

除了马可波罗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欧洲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在中国当过地方上的达鲁花赤?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就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而论，他们的工作并不繁重。琐碎的事，都已经由当总管、知府、知州、知县的汉人去料理了。达鲁花赤所负的，只是监视的责任。他们之中的多数是蒙古人。是蒙古人，便直接间接和可汗有密切的关系。非蒙古人而能当到达鲁花赤的，那更是特别为可汗所认识而相信的人了。因此之故，他们被若干儒者尊称为“宣差"、“节使”。

因此之故，每个地方机构，摆一个太上的总管、知府、知州、知县(达鲁花赤)在上面作为偶像，再用一个能办事而听话的汉人当实际上的主管，便把地方行政的基本问题解决了。

依照至元二年二月的规定，各路以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汉人充总管的，的确不少。回回人充同知的，见于《元史》的极少。我只找到一位，廉惠山海牙。此人在英宗硕德八剌的至治元年(1321年)担任顺州(河北顺义)的同知。然而顺州是州，不是“路”。廉惠山海牙是布鲁海牙的孙子，廉希宪的侄子，家世久已汉化，实际上等于是一个汉人。

为什么回回人担任“路”的同知的，竟然如此之少，也许一个也没有呢?我想，有能力的回回人早就当了路的达鲁花赤，没有能力的回回人即使充当一个同知，也未必能胜任。所谓能力，包括蒙古语文或汉语汉文的说与写。

在回回人之中，畏吾儿的人最重要。《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高昌国早就在唐太宗的时候被消灭了。不过，元朝自身封过所谓高昌王，很像是恢复了高昌国，虽则这些元朝的高昌王并非唐朝高昌国国王的后裔，而是畏吾儿国归顺成吉思可汗的那位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后裔。(元朝的第一代高昌王是此人的玄孙，纽林.的斤，受封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延祜三年(1316年)。纽林·的斤及其子孙对畏吾儿境内仍称亦都护，在“汉地"则称高昌王。)畏吾儿人之担任过“路"的达鲁花赤的，据札齐斯钦教授所列举，计有兀鲁失海牙等十三人。担任过散府的达鲁花赤的，有八丹等四人。

畏吾儿以外的回回人，或是来自花剌子模的旧壤，或是来自“西域"其他各地。这些回回人担任过路的达鲁花赤的，似乎仅有忽赛因等六人。

钦察人也信回教，却不在所谓回回人之内。钦察人担任过路的达鲁花赤的共有苫彻·拨都儿等三位。

西夏的遗民被称为唐兀人。其实唐兀或唐兀惕(Tang'ul)只是西夏的部落之一。唐兀人有四位当过路的达鲁花赤：小钤部在大名路，立智理威在嘉定路，昔里钤部在大名路，昔里钤部的儿子爱鲁先后在大名路与中庆路。

契丹人多数都已汉化，事实上被元朝政府视作汉人，只有其中未曾汉化、不懂汉语的才被给以与蒙古人相同的待遇。他们之中有两位当过真定北京两路的达鲁花赤：石抹查剌与他的儿子石抹库禄满；又有两位当过中都路的“也可"达鲁花赤：耶律绵思哥与他的儿子耶律买哥。

汉人之担任过各路达鲁花赤的，忽必烈时代有若干人。忽必烈以后，汉人充任路的达鲁花赤的，一个也没有。有占过勉强相当于这个地位的，仅有谢孛完一人。他是成宗铁术耳可汗之时的“冀宁等路管民提举司达鲁花赤"。

路府州县的总管，全由汉人担任。

除了担任总管与知府以外，汉人担任路府的“同知”的比比皆是。其原因，正是回回人之极少能担任这个同知职务。同知是总管或知府的最主要的助手，非深通汉语汉文不可。

州与县是地方上的基本单位。州与县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人口的多寡为标准。在华北，亦即淮河以北，一万五千户以上的称为上州，六千户至一万五千户的称为中州，六千户以下的称为下州。在华南，五万户以上的是上州，三万户以上的是中州，三万户以下的是下州。县的区分也是华北华南不同。在华北，六千户以上是上县，二千户以上是中县，二千户以下是下县。在华南，三万户以上是上县，一万户以上是中县，一万户以下是下县。

华北与华南的州县，户口如此不同，然而官员的人数却无分别。上州设达鲁花赤，从四品：州尹，从四品；同知，正六品；判官，正七品。中下州所设的官相同，品级略低。中下州的州尹不称州尹而称知州。中州的达鲁花赤与知州均为正五品，下州的是从五品。中州的同知为从六品、判官为从七品。下州的同知为正七品，判官为正八品。此外，上州有所谓“知事"与“提控案牍”，中州没有知事，而有所谓“吏目”。下州连提控案牍都没有，只有“吏目”，不过吏目的人数有时可以增加为二人。知事以下，是“不入流”的，没有所谓品级。

上县设达鲁花赤与县尹，从六品，丞(县丞)、簿(主簿)、尉(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品级依次由正七品递降。中下县不设丞。中县的达鲁花赤与县尹，是正七品，丞是从七品，其下依次递降。下县的达鲁花赤与县尹是从七品，丞是正八品，其下依次递降。下县如果户口太少，事情不多，便不设尉，而以主簿来兼领。

元朝州县的官吏，真是少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最大的州，才有六位官吏而已。在这六位官吏之下，可能有几位“师爷”、“书办"、“佐杂”，像清朝的州县衙门一样；即使如此，其总数也不过是十几人而已。

蒙古帝国部分的州县官，迄于至元二年，一向是世袭，而且没有薪俸。这两点，绝非今天的人所能想象。我们习惯于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度，连县长民选开始都看不惯，怎能相信成吉思、窝阔台、贵由、蒙哥这几位可汗之时，甚至在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后的头五年，各地的州县官竟然是可以当官当一辈子，死了还让儿于继位?清朝的县知事几年一任，好的可以升调，坏的便卷了铺盖回家，在我们看来很合理，也的确是很合理。所谓合理，是合于我们今天的理。历史却常常是不合理的，也就是不合于我们今天的理。

成吉思及其以后的几位可汗，为了扩张领土，招降纳叛，作风很大方，一点儿也不吝啬名器。逆我者死，顺我者生；顺我者不仅能生，而且生得极其舒服。刘邦说过：“从吾游者，大者王、小者侯耳。”这句话，道破了历代帝王的“成功秘诀”。成吉思可汗对于花剌子模的来降者，给他们以花刺子模的官与爵；对于华北的来降者，则除了给以金朝的各种官爵以外，再加上一个世袭。世袭的办法，是他从蒙古带来的。他在1206年即位之时，大封千户万户。这些千户万户，都是兼管军民的世袭官。于是，金朝的元帅、都元帅、知府、知州、知县，到了蒙古人来了以后便被可汗们改成了世袭的官。甚至所谓“行省"(“行某地尚书省事”)也变成了世袭的了。例如，严实传给了严忠济。

石天应在兴中府投降，术华黎任命他为“兴中尹”；他的儿子石焕中作“知兴中府事”，侄儿石佐中作兴中府千户。何伯祥跟随张柔投降，立了若干战功，受任为“易州等处军民总管”；死后，他的儿子何玮“袭父职，知易州"。

知县、县令或县尹的姓名，存于《元史》的极少；他们的世袭情形，很难找出例证。在蒙古人初来之时，而受任为县令的，我们仅能查出邸顺受任为“行唐令"。此人其后立了不少的功，升到“归德万户”。死后，儿子邸荣仁袭为归德万户。在邸荣仁以后，又一连传了三代：邸贯、邸士忠、邸文。

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下诏停止州县官的世袭。万户千户的世袭，由于是成吉思可汗立下的根本法之一部，忽必烈不曾敢加以取消。

蒙古人初入中原之时，为了招降纳叛而因人授官，常常由于被授官者的意愿而给以所希冀的名义。因此，那沿袭自金朝的副元帅、元帅、都元帅、兵马都元帅、蒙兀汉军都元帅，不胜枚举。这些元帅，也竟然有不少将所佩的“虎符”、“金虎符”以及元帅的职务，传给了他们的儿子。

万户千户到了世祖忽必烈可汗之时，便逐渐“正常化”而改成了总管、府尹等等官职。例如，张晋亨本是恩州(山东恩县)的“管民万户”，到了忽必烈的至元八年，就改为“怀远大将军，淄莱路总管"。岳天顺本是“管军百户”，在奉化打平地方武装人士，立了功，升作“管军千户"．最后却又“升"为福州路的总管。

在忽必烈以前，受封的贵族都有权委派封地内的大小地方官。这是割据。再加上，这些被贵族们委派的地方官，又是世袭的，使得割据又进一步，变成了相当程度的封建。廉希宪说得好：“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枧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也说：“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于是，忽必烈不仅在至元二年“罢州县官世袭"，而且在至元四年“罢世侯，置牧守”。所谓“世侯”，包括“王”以下的所有贵族，以及像严实与严忠济那样的“世袭”的“行军万户”与“行尚书省”(严实是东平路行军万户兼“行东平尚书省事”。严忠济袭为行军万户“兼管民长官")。

忽必烈的另一德政，是听从姚枢的话，给予州路长官及其他大小百官以俸禄。以前的几位可汗，皆不曾想到这一点，以为当官的自有老百姓供养，毋庸可汗另外再按月赏赐。这几位可汗生长蒙古，没有俸禄的观念。结果，当官的自以为可向老百姓作种种的需索，老百姓疲于应命。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百官俸禄，是至元二十二年的修正额。最初，在中统元年二年所颁定的数目，已经颇难查考。正一品的官，以右丞相为例，是中统钞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中统钞在当时的官定价值，是每贯等于白银五钱。一百四十贯，等于白银七十两。这个数目，是月俸，不是年俸。

从一品分上下两等。上等每年中统钞六锭(三百两，中统钞六百贯)，下等五锭(二百五十两，中统钞五百贯)。正二品也分上下两等，上等四锭二十五两，下等四锭十五两，相差仅有十两，也就是中统钞二十贯。

忽必烈在灭了南宋以后，于至元二十一年规定“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比腹里减半”。江南行省以外的其他原属南宋的若干地区，是否也减半?我想，大概也是减半的。依常理而论，江南及原属南宋的其他地区，人口比华北高，事情比华北多，民心怀念南宋，不易统治，在这种地方充任地方官的人虽不能待遇此华北的地方官好，至少也该一样。而忽必烈竟然采取与常理相反的措施，很费解。也许是因为，在他与一般的蒙古人看来，“南人"很贱，南人所住的地方不值得派遣上等的人去充任官吏。

四一.其他的地方机构

元朝在州县之下，有多，有里，有社。这三级，沿袭了宋朝及其以前的自治传统，而社的组织比宋朝完备。 州县之上，有路府。夹在路府与中央之间的，是行省。 在行省与路府州县之间，有所谓“宣慰司”。宣慰司的职务是“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下于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由此看来，宣慰司很像是小规模的行省，不仅是“承转"的中间机构而已；“掌军民之务"五个字很要紧。尤其是，“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 宣慰司的宣慰使，品级很高：从二品。中央与行省的参知政事也不过是从二品。

在边远地带，有所谓宣抚司与安抚司、招讨司。这些，是其后明清两代所谓“土司”的起源。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都是世袭的。他们的品级，都是正三品。这些，可算是相当于路府州县的地方机构。

四二.四大汗国

元朝在中央直辖的领土以外，有所谓“四大汗国”。这四大汗国不是四个“大汗”的国，而是四个“大的”“汗国”。

其中，窝阔台汗国的幅员最小，历史最短。幅员，包括蒙古的西部与新疆的北部，以及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黎河这三条河的下游。历史仅及于海都之子察八儿，也就是窝阔台可汗的曾孙。

察合台汗国的幅员稍大，历史也较长。当察合台受封之时，封地东及于伊黎河，西及于锡尔河，南及于阿姆河，而以垂河(吹河)流域为其核心。重要的大城，是伊黎附近的阿里马力克。其后汗位传到了“笃哇”之时，窝阔台汗国的旧壤大部分转入笃哇之手。新疆的西南部，由于忽必烈可汗鞭长莫及，也变成了察合台汗国的领土。

察合台汗国在1370年为铁木儿·阑克所篡，前后有过三十位君主，其中有两位并非察合台的苗裔，而是窝阔台的苗裔。这两位是第二十一汗阿里，与第二十四汗达尼斯乃次；他们皆只在位两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汗察合台与第十汗笃哇，察合台是开国之君。笃哇很会打仗，始终站在海都的一边，跟忽必烈可汗过不去，到了[成宗]铁木耳可汗之时，才约了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一齐归顺中央；归顺中央不久，便与察八儿失和，把窝阔台汗国吞去。

伊尔汗国的版图，更比察合台汗国的版图大：包括今日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约旦及一部分的叙利亚，与今日的乔治亚，属于土耳其的小阿美尼亚等。它的历史，也略久于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到了l394年，才被铁木儿·阑克吞并。

伊尔汗国的汗，前后共有若干，很难数清。原因是，自从第九汗阿布·沙衣德(布赛因)在1335年去世以后，全国沦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小汗林立，篡弑相寻。

它的第一个汗，是雄才大略的旭烈兀：曾经在1252年灭掉(木刺夷)，在1256年打下巴格达，杀死最后的一个回教教主谟斯塔辛，其后一度占领叙利亚的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基督教圣经上的“大马色")，却败在埃及的“奴隶王朝”之手。他对钦察汗拜儿克(别儿哥)作战，也是先胜后败。

旭烈兀死后，伊尔汗国的最重要的汗是第七汗合赞。此人改信回教，摧毁塞尔柱克朝的突厥国，一度占领大马士革。

四大汗国之最西边的一个，是钦察汗国。这钦察汗国实际上有两个：西钦察与东钦察。西钦察创立于1242年，第一位君主是术赤的次子拔都，版图相当于前苏联的欧洲领土，加上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与今日属于波兰的加利西亚。

拔都以后，重要的君主是第四汗拜儿克，第五汗忙哥·帖木儿，第九汗月思拜格(月思别乞，Uzbeg)。拜儿克信回教，拥护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可汗与旭烈兀。忙哥·帖木儿不信回教，一度拥护忽必烈可汗，打海都，其后与海都连和。月思拜格信回教，把国内治理得很好。

西钦察汗国到了1357年以后，盛极而衰，也演变成篡弑相寻、小汗林立的局面，在1480年，亡于俄罗斯的伊凡第三之手。 东钦察的创立者，是术赤的长子斡儿达。封地是拔都让给他的，亦即术赤原有的封地：东边有花剌子模旧壤(锡尔河与阿母河的上游)，北边有“林中的百姓”，西与西钦察为邻，南与察合台汗国为邻。

东钦察的君主，除了斡儿达以外，著名的只有第十一汗托克塔米失。此人在1381年藉铁木儿·阑克之助，吞并了察合台汗国的西半部。其后，他与铁木儿·阑克失和，终于败在铁木儿·阑克之手，于1405年窜死于西伯利亚西部。

他死后二十年，东钦察汗国化为乌有。

四三.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国的人，生于l254年，卒于1324年。在1271年，刚刚满十七岁的时候，随着父亲尼科罗·波罗与叔父马泰莪·波罗，从家乡出发，经黑海、伊拉克、波斯、帕米尔高原、今日的疏附、莎车、和田、罗布泊、甘肃、宁夏，而到达内蒙古的多伦(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

二十一个年头以后，他离开中国，从“刺桐”即泉州出发，经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君士但丁，在1295年回抵故乡。途中耽搁了三年，其中有两年是在苏门答腊。

回国以后，他在1298年9月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充任一艘兵舰的舰长，战败被俘，被关了十个月。(另一说法，是关了四年多。)和他同时被关的，有位比萨国的人鲁思梯谦。他向鲁思梯谦口述在东方的所见所闻与所作的事，被鲁思梯谦用法文记载下来，成为其后七百年间畅销于全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此书有冯承钧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有过拉丁文译本四部，意大利文的译本二十七部，英文译本十二部，德文译本九部，俄文译本二部，葡、西、荷、丹、捷克、瑞典文译本各一部，法文的不同版本十部，手抄稿本八十五部。

哥伦布生平最喜欢读的一部书，便是拉丁文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且在上面写了很多注解。

《游记》之中，有很多极可宝贵的史料，如：成吉思可汗对王汗的战事，忽必烈可汗对海都的战事，伊尔汗国内部阿鲁浑与阿合马德的争位之战，盖喀图、贝杜与合赞之间的争位之战，以及钦察汗拜儿克对伊尔汗旭烈兀之战，钦察汗国内部脱脱与那海之间的战事，等等。

《游记》也记载了忽必烈可汗对乃颜的讨伐，对缅国及蒲甘的侵略。蒲甘(Pagan)被鲁思梯谦写作邦加刺(Bangala)，原因是：蒲甘的古名是芒加剌(Mangala)，M被讹写成B。

忽必烈可汗对日本的战争，《游记》也有所记载：说有三万中国兵在1279年(事实上为l281年)，袭据了一个日本城市，死守了七个月，最后由于无法与可汗取得联络而投降，留居日本。这一件掌故，不见于中国的史籍，值得今后的学者加以考订。

《游记》又记载了蒙古兵用石炮攻襄阳城，说是全由尼科罗_波罗及马泰莪与马可·波罗三人献计，石炮也是这三人会同一位景教徒与一位日耳曼人所制造的。石炮的名称是“茫贡诺”。伯希和很怀疑，以为襄阳城被炮攻之时(1272年阴历十月)，三位“波罗”不在中国。(尼科罗·波罗与马泰莪·波罗兄弟二人在1255年第一次由威尼斯启程来中国，于1266年离中国回威尼斯。到了l271年阴历十月，才带了马可·波罗从阿克儿城启程，再度东来，不可能在1272年，阴历十月便已到了上都，转道抵达襄阳。)这件三位“波罗”助攻襄阳的事，也是值得学者加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更值得研究的是：马可·波罗曾否如他自己所说，在扬州“治理亘三整年”。

传说，在扬州的天宁寺中，有一位罗汉，相貌很像意大利人。雕塑这位罗汉的人，可能是请求了当时当扬州“达鲁花赤”的马可·波罗。

1881年，在威尼斯城有一次地理学者会议。有人在会议中提出报告，说广州某一所庙宇中也有一尊罗汉，是以马可·波罗为“蓝本"而塑成的。(伯希和认为：此项报告甚为“荒谬"。)我以前在现已忘记的某一本书之中看到过：杭州灵隐寺的某一号罗汉，也是马可·波罗的塑像。

马可·波罗到过扬州，也到过“京城”(杭州)。关于杭州，《游记》的文字涉于夸张：说石桥有一万二千座，户口有一百六十万家，房屋有一百六十万所，大街有一百六十条。

他在“汗城”(北京)住得很久，因此而《游记》所描写的“汗城"十分确实：说它的周围有二十四英里，每面各有六英里，“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墙头仅厚三步，墙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城楼)，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在“汗城”的外围，另有一道城，“宽广各八英里，其外绕以深壕，各方中辟一门。"在汗城的中央，“有一第三城墙”(宫城)，宽广各一英里，“此周围四英里墙垣之内，即为大汗宫殿所在。宫基高出地面十掌，四围环以大理石墙，厚有两步。”“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

《游记》所提到的城市，除了襄阳、扬州、杭州、汗城以外，尚有可失合儿(疏附)、鸭儿看州(莎车)、忽炭州(和田)、车尔成州(婼羌)、罗不城(罗布淖尔)、沙州(敦煌)、哈密、肃州、甘州、亦集乃城(居延)、哈剌和林(和林)、天德军、上都(多伦)、涿州、太原、京兆(长安)、成都、叔州、邳州、淮安、宝应、高邮、泰州、南京(开封)、镇江、苏州、福州。

这些城市，虽则马可·波罗都是以“走马看花"的笔法略加交代，却也多多少少令我们窥见当时当地人民生活的一斑。另有若干城市，如所谓“哈寒府城"、“中定府城”、“新州马头"等等，由于译名太过离谱，我们就颇有莫知所云之感。

东南亚与西南亚，也有不少地区见于《游记》。其中有马可·波罗所亲自到过的，也有他从未去过，而纯属得之传闻的。因此游记所载的可靠性，甚不一律。然而，这些记载，从西方人的观点来衡量，却都是空前的，极可宝贵的材料。(在马可·波罗以前，仅仅有过阿拉伯人苏赖曼的游记；并且这苏赖曼的游记，西方人看过的极少。几位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后，到过和林的神父，所走的路是经由欧亚大陆。例如在1246年觐见贵由可汗的卡皮尼与班奈狄克特；在1254年觐见蒙哥可汗的卢布卢奎斯。) 《马可·波罗游记》最叫西方人惊奇到难以置信的一点，是其中所叙述的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富、人口之多。

威尼斯国的幅员、物产与人口，如何能与蒙古帝国相比?威尼斯国的人，当然难以相信马可·渡罗的“海外奇谈¨。他们总以为马可·波罗是在一味夸张。

尤其叫他们难以相信的，是：马可·波罗所说，中国人用一种黑色的石头作燃料。他们不曾用过煤炭，甚至也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的石头。马可·波罗又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这句话，在威尼斯国的人听来，也同样像是马可·波罗在寻他们开心。

马可·波罗在中国住得很久，前后有十七年。他的父亲尼科罗与叔父马泰莪在中国住得更久，前后有二十八年(除了第二次偕同马可·波罗留居中国十七年以外，第一次在1255年来，1266年走，有十一年住在中国)。他们兄弟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从《游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揣测到：他们三人作了忽必烈司汗的情报及外交人员。

忽必烈可汗曾经在1266年，派遣尼科罗及马泰莪送一封信，给天主教的教宗克赖芒第四。二人在1269年回到地中海边的阿克儿城，听说克赖芒第四已死，便回了威尼斯国，住了两年，然后带了马可·波罗到阿克儿城，向“教廷大使”梯博要了一封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向东走，准备回中国向忽必烈可汗复命。可是，走到了小阿美尼亚的拉牙斯城，又接到消息：梯博当选为继任的教宗，改名为格累果阿儿第十(Gregoire X)，他们三人于是又折回阿克儿城，从这位新任的教宗的手中，取得了一封他以教宗地位所写的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偕同他所指派的两位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重新首途东向。这两位教士走到了拉牙斯城，不愿再走。波罗一家三人继续前进，于l275年夏季到达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

忽必烈可汗对尼科罗·波罗与马泰莪·渡罗兄弟二人之有始有终，完成使命，十分满意；对马可·波罗也很喜欢，说“他来甚好"。

此后，除了《游记》所说尼科罗等三人建议用石炮攻打襄阳以外，我们不再知道尼科罗与马泰莪二人在中国作过什么事，直至最后在1292年奉忽必烈可汗派遣，带了马可·波罗偕同蒙古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尔汗国，嫁给阿鲁浑。他们到达伊尔汗国之时，阿鲁浑已死，便把阔阔真公主交给了新任的汗乞合都(盖喀图)，继续向西走，于l295年回到了威尼斯国。(阔阔真其后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合赞。)至于马可·波罗，由于来中国之时年纪很轻，便学会了蒙古话与蒙古文字，因此而似乎替忽必烈可汗作了比父亲与叔父更多的事。《游记》说，他来了不久便奉可汗之命，到一处“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可能是云南大理)。其后，又到过很多地方，包括杭州。任务如何，我们不知其详。很可能是作密探，或公开的查案之官。他可能也在扬州“治理”了三年。除此以外，我们便不晓得他如何消磨那十七年的悠悠岁月了。

颇蒂埃说，他便是《元史》上面的“孛罗丞相”。沙海昂也如此说。

倘若我们不忘记，马可·波罗在1271年离家东行之时才只满十七岁年纪，到了1292年离华西回之时，也不过才满三十八岁，便不致于轻信人言，以为他在元朝当过“丞相”。

事实上，不仅是他；他的父亲或叔父，也决不是《元史》之中的孛罗丞相，伯希和考订得很精：孛罗丞相是属于杜尔伯特族的蒙古人，不是属于威尼斯国的意大利人。他的蒙古名字，是波禄德(Bolod)，写成波斯文是普拉德(Pulad)。拉施丁称他为普拉德丞相(Pulad Chingsang)。

颇蒂埃之所以错认孛罗丞相与马可·波罗为一人，原因之一是：当马可·波罗与父亲叔父护送阔阔真公主到了伊尔汗国之时，恰好孛罗丞相也在伊尔汗国。(盖喀图汗于1294年在其国内仿照中国“交钞”的办法发行纸币，据拉施丁说，“普拉德丞相”曾经表示赞成。)沙海昂在所注《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一册，沿袭了颇蒂埃的说法，以为马可·波罗便是拉施丁书中的普拉德丞相。其后在所注游记的第二册中，放弃了颇蒂埃的如此说法，却仍旧主张马可·波罗是《元史》之中的孛罗丞相：加上一种假设，说孛罗丞相与普拉德丞相不是一个人。关于这一点，伯希和也加以驳斥。 剩下的另一问题，是马可·波罗是否与忽必烈可汗征讨日本的战事有关。沙海昂说：“若是说他在预备远征日本一役里未曾画策，日本人决不能将他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谋。现在只说事实，当马可·波罗被任为扬州总管继续在职三年之时，就在忽必烈远征日本失败、预备报复之际。"伯希和在“通报"中对沙海昂的此书，有严厉的评语。书评中说：“沙海昂君所言马可·波罗在扬州所执之任务，也不确实。首先应该摒除的，就是日本尚记得有马可·波罗一说；因为日本在十九世纪翻译欧洲书以前，从未知有此人。此外，好像马可·波罗从未做过扬州总管。”“扬州之为[河南江北]行省治所，似在1276至1291年之间。……可是说他做过总管，我同玉耳(Yule)一样怀疑。案照马可·波罗之文，推想固然如此，而喇谟西莪(Ramusio)的本子尤为确定；可是中国[其他]史书同扬州府志皆无纪录，未免甚奇。或者他曾做过省或路的达鲁花赤的副贰，容或有之，但是现在不能作推定。"然而，沙海昂言之凿凿，说了日本人将马可·波罗“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谋”，也许有所根据。

总而言之，关于这一个小问题，最后的发言权应该是属于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之曾经作过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的，有“藤枝晃、桑原骘藏、伊藤述史、岩村忍，等等。

作过关于“元寇”的研究的日本学者，为数更多。池内宏在昭和六年八月发表了一部《元寇の新研究》，计有四百五十八页，列在“东洋文库论丛”之内，最值得我们参考。

四四.经学

元朝的时间很短，在经学上的成就赶不上宋朝，更赶不上清朝，却比明朝高明。

明朝在永乐年间，有胡广奉了成祖之命，编出一套《五经大全》，作为官方的标准本。其中，《诗》、《礼》、《春秋》三部大全，完全是抄袭元朝刘瑾、陈澔、汪克宽三人的遗作，《周易大全》是汇抄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人的遗作。《书传大全》是汇抄陈栎与陈师凯二人的遗作。不仅是抄，而且隐没了各书原著者的姓名。

类 别◆ 书 名◆ 原著者◆ 书 名易◆《周易大全》◆ 董 楷◆《周易传义附录》◆ ◆ 董真卿◆《周易会通》◆ ◆ 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 ◆ 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诗◆《诗经大全》◆ 刘 瑾◆《诗传通释》书◆《书传大全》◆ 陈 栎◆《尚书集传纂疏》礼◆《礼记大全》◆ 陈师凯◆《书蔡传旁通》◆ ◆ 陈 澔◆《云庄礼记集说》春秋◆《春秋大全》◆ 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在上列九部元人的著作之中，陈师凯的一部最好，把《尚书》中的名物考证得很详尽；陈澔的一部最差，大率望文生义，藉题发挥作者的“义理"，不甚注意自己立论的根据。

其余各部，大率是继承宋儒朱熹、蔡沈、胡安国的余绪，虽则发明不多，却也旁征博引，作了这三家的功臣。

元朝最杰出的一位经学家是吴澄。吴澄是江西崇仁人，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卒于元文宗图帖睦尔可汗至顺元年(1330年)。他对《易经》、《尚书》、《礼记》、《仪礼》，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在《易经》方面，他以吕祖谦的《古周易》为依据，参考许慎、马融、郑玄、王肃、王弼诸家的说法而加以校正，写出一部《易纂言》；又写了一部《易纂言外翼》，发挥自己的见解，作为《易纂言》的姊妹篇。

在《尚书》方面，他毅然舍弃伪古文各篇，而只论今文各篇，著了一部《书纂言》。

在《礼记》方面，吴澄也有一部《礼记纂言》，其中各篇的次序，完全与小戴的不同，《大学》、《中庸》也被他依照朱熹的意思抽出来另成专书。可惜他关于学庸的著作，今已散佚。

此外，吴澄也著了《仪礼逸经传》一部，《孝经定本》一部。他一生重视版本，精于考订，配得上称为乾嘉考证家的前驱。

元朝于吴澄以外，另有一位程端学。此人对春秋三传一律怀疑，而且直截了当，说《左传》是伪书，很像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论调。

元朝有一位不值得一提而不能不提的说经家，叫做倪士毅。倪士毅剽窃陈栎的《四书发明》与胡炳文的《四书通》，编了一部《四书辑释》，这部《四书辑释》被胡广“翻版”，改名《四书大全》，成为明清两朝八股家的圭臬。

四五.史学

元朝在史学方面的成绩，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开端，以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三史为收尾。这四部书都是不朽之作。 《文献通考》的价值，次于唐朝杜佑的《通典》而优于宋朝郑樵的《通志》。次于《通典》，是不够精简。优于《通志》，是题外的话很少。关于宋朝的制度，这部《文献通考》又每每详于《宋史》各志。

在性质上，《文献通考》只不过是一部史料汇抄，不算著作。倒是《通志》上的各篇的“略"，提纲挈领，一气呵成，值得清儒章学诚加以推崇。在这个意义上，陈栎的《历朝通略》以仅仅四卷的篇幅，能够把以前各朝之史说个大概，颇像今日的《中国通史》。这是唐宋的人所不曾做到的一件工作。

写历史写得长，不难；写得短，很难。有一部编年体的《宋史全文》，现存三十六卷，著者的姓名今已无考，其人可能是宋末元初的人。书中的北宋部分，由删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成；高宗孝宗两代，由删节留正的《中兴圣政草》而成；光宗宁宗理宗三代，似乎并无蓝本可以依据，全由著者自己搜集各种材料来写出的；度宗以后，有录无书，大概是著者不曾来得及写，便得病而死。

脱脱所主编的《宋史》，共有四百九十六卷，在纪传体的各部正史之中卷数最多。有人以它的卷数之多为缺点。金毓黻说，这正是它的长处。我也认为如此。所谓正史，实际上只是第二手的史料。史料，本是越多越好。宋朝的历代皇帝，生时有“日历”，死后有实录(除了理宗、度宗、端宗、恭帝、帝昰、帝昺)，因此而保存在临安的史料特别多，都被伯颜一股脑儿由海船运到了大都去。奇怪的是，为什么等候到了元朝快亡之时才交给脱脱及其属僚贺惟一等人“仓卒成书"?原因是，元朝君臣事先不知道元朝会亡得那幺快，同时又想慎重其事，于是耽搁了几十年，拖到至正年间群雄蜂起以后，才又不得不草草了事。另一原因，是宋朝遗老肯出仕于元朝的极少，金朝遗老又甚不明了南宋的故实，元朝自己的大臣什九为蒙古人，不懂汉文。

《辽史》只有一百六十卷。辽朝的官方材料与民间书籍，大多数或散或毁于辽末的丧乱。脱脱等人所依据的，仅为耶律俨所编的《实录》七十卷与陈大任所著的《辽史》，对当时现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诸帝的《实录》、有关对辽和战的宋臣的传记，以及《契丹事迹》等书，一概不曾参考。然而，这部元朝官修的《辽史》，仍不失为一部正史，足以与《宋史》相参证，永不可废。它的平实，较之宋人叶隆礼所编的《契丹国志》，有过之而无不及；虽则论取材的丰富，略逊一筹。

脱脱等人所修的《金史》，在三史之中是最好的一部。金朝的年代，不及辽朝的一半，而《金史》的篇幅仍有一百三十五卷。它的内容，“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金史》之所以能够如此之好，应该归功于金朝遗老王鹗与元好问二人。王鹗是曹州东明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状元，于蔡州城破之时，被张柔救了命，带回保州(保定)，其后当了忽必烈可汗的“翰林学士承旨"。张柔献出在蔡州所获得的金朝实录，王鹗向忽必烈建议设立一个机构，纂修金史，蒙准。可惜王鹗年事已高，在至元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这机构不曾能够完成任务。然而实录已获保存，而且有了初步的整理。元好问是太原秀容人，北魏皇帝的苗裔，金宣宗兴定五年的进士，于金亡以后隐居，一度向张柔借用实录来自著金史，不曾借到，便自建一座“野史亭"，独力搜寻史料，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稿子，其后成为脱脱等人主修《金史》时的蓝本。

元好问不仅有功于《金史》，也有功于《元史》。在他的文集《遗山先生文集》之中，有不步关于元朝人物的碑传。

真定(正定)人苏天爵写了一部《国朝名臣事略》，把木华黎等四十七人的事迹一一记载了下来。以后明朝宋濂主编《元史》之时，便用了这部《国朝名臣事略》作为蓝本之一。

苏天爵又编了一部《国朝文类》，其中除了各家的诗文以外，有王鹗等人替元朝历代皇帝所写的诏二十六篇，册文十六篇，制五十三篇；他们呈给皇帝的奏议十篇，表二十六篇；他们所写的有关元朝人物的碑文十四篇。在这十四篇碑文之中，最为西洋学者所重视的，是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与虞集的《高昌王世勋碑》。(高唐忠献王是汪古部长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的曾孙，阔里吉思。高昌王，指畏吾儿国的帖睦儿补化；“世勋"，是详叙自从该国的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顺成吉思可汗以来，历代子孙的勋绩。)虞集是宋朝虞允文的五世孙，元朝吴澄的学生，在成宗铁木耳可汗之时，由大都路儒学教授，历升国子助教、博士监；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之时及其以后再升太常博士、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国子司业、秘书少监、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他和赵世延奉命同修《经世大典》。这《经世大典》在体裁上仿照《唐会要》，共有八百卷之多。可惜原书久已散失，只有一部分被保存在《永乐大典》之中。

元朝除了《经世大典》以外，另有不知是谁所杂抄成书的所谓《元典章》，其中充满了第一手的史料。这部书只编到仁宗一朝为止，称为《前集》，现今还在。

元朝有一部奇怪的书，叫做《脱卜赤颜》，是秘藏在宫中的用蒙古文写成的历史，写到1240年(窝阔台可汗在位的第十二年)为止。这部书原文已经佚失，只有汉文的音译与意译对照本尚在人间。汉文译本是“世祖”忽必烈可汗之时写成，被保存在《永乐大典》以内，称为《元朝秘史》，最近已由姚从吾与札齐斯钦两位教授重新翻译了一遍，加上注解，改称为《蒙古秘史》。这部《蒙古秘史》是关于成吉思可汗迄于窝阔台可汗之时的最有价值的史料。德国汉学家海尼士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均曾经把它分别译为德文法文，加以缜密的研究。

与《蒙古秘史》颇有连带关系的另一部史料，是《皇元圣武亲征录》，用中文写成，而内容与《蒙古秘史》颇有出人。是谁写的?今已无考。伯希和对于这部书，也下过一番功夫。

元朝有《翰林国史院》，负责编撰《实录》。《蒙古秘史》在体裁上距离实录甚远。从太祖迄于宪宗的实录，由翰林国史院编成，在成宗铁木耳可汗大德七年十月进呈，主编的人姓名不详。世祖以后，迄于宁宗懿琳质班可汗，主编实录的是董文用、程钜夫、元明善、吴澄、王结、欧阳玄等人。

惠宗妥欢帖睦尔可汗一代，没有实录。这是史学界的一大憾事。

元朝有几部地方志，被收在清朝的《四库全书》之内；徐硕的《至元嘉禾志》，冯复京等的《大德昌国州图志》，袁桷的《延祐四明志》，张铉的《至大金陵新志》。不曾被《四库全书》收入的，尚有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卢镇的《重修琴川志》，与孛罗帖木儿与杨潓的《昆山郡志》。地方志以外，有关地理沿革的史料有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潘昂的《河源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等等。朱思本画了一幅七尺见方的地图，为明朝罗洪先的蓝本，可惜今已不传。

四六.文字

元朝的古文散文，以虞集的为最好；苏天爵《国朝文类》所选录的，也以虞集的为最多。至于古文韵文，各家的赋，很难分出多少高低。尽管如此，我个人却认为虞集的赋也以清新见长，不像别人的一昧堆砌。在诗的方面，刘因可谓首屈一指。此人志趣清高，生活严肃，可惜天不永年，在四十二岁之时便死，留下了一部《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其中十五卷是诗，第三卷完全是“和陶”之作，证明他对陶渊明的为人与诗学最为钦佩。我很爱他的《会饮北山》：“相逢相饮莫相违，往事纷纷何足悲?别后几经沧海浅，归来岂止昔人非!此山变灭终如我，后会登临知与谁?今古区区等如此，不须辛苦叹斜晖。”

元朝人写词写得好的不多。诗在唐后难写，词在宋后更难写。因此之故，“曲”便应运而起。曲并非开始于元，而是到了元时臻于极盛。

曲的发展，先为“小令”，次为“合调"，再次为“套子”，终于形成四个套子或五个套子的“杂剧”。

小令，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小调"。例如，马致远的《青哥儿》：“前村梅花开尽，看东海桃李争春。宝马香车陌上尘，两两三三见游人，清明近。"又如，无名氏的《塞鸿秋》：“影儿孤，房儿静。灯儿照，枕儿欹。床儿卧，帏屏儿上靠。心儿里思，意儿里想，人儿俏。不能够床儿上、被儿裹、怀儿抱。怎生捱今宵?梦儿里添烦恼。几时捱得更儿静，月儿落，鸡儿叫?"“台调"是两个或三个不同的调子合在一起的。例如，无名氏的《沽美酒》与《太平令》合调：“画梁间乳燕飞，绿窗外晓莺啼，红杏枝头春色稀。芳树外，子规啼，声声叫道不如归。雨过处残红满地，风来时落絮沾泥。酝酿出困人天气，积趱下伤心情意。怕的是日迟，柳丝影里，沙晓处鸳鸯春睡。”又如，曾瑞的《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个调子的合调：“无情杜宇闲淘气，头直上，耳根低，声声聒得人心碎。你怎知，我就里，愁无际。帘幕低垂，重门深闭，曲阑边，雕檐外，画楼西。把春醒唤起，将晓梦惊回。无明夜，闲聒噪，厮禁持?我几曾离这绣罗帏?没来由，劝我道、不如归。狂客江南正着迷。这声儿好去对俺那人啼。”

用两个或三个调子合起来，连续唱完自己想说的话：这是以前填词的人所从未尝试过的。倘若用同样的词牌连填两首或三首，就显然“单调”得多。

合调有一个规矩：除了意思贯串以外，韵也要贯串到底，不可一调一韵，要两调三调同用一韵。

然而这合调的韵，正如其他各式的曲一样，并非像词牌限于平声与平声相叶，仄声与仄声相叶。平上去三声可以通叶。于是，音调铿锵爽利，更便于唱，更能表情。

“套子”是三个调子以上的合调，最多的可以多到三四十个调子。那末，它和普通的合调，除了数量以外有什么不同呢?其不同在于合调是抒情，而套子是叙事。(当然，所叙的事，夹有浓厚的情的成份。)从小令到套子，都叫做“散曲"。套子再一步扩展，以四个套子连在一起，便成为“杂剧"。杂剧中的套子，称为“‘第一折”、“第二折”等等。在第一折的前面，或其他各折的中间，可以放一个“楔子”，也可以不放。“楔子”长的用一个合调，短的用一个小令，甚至连小令也不用。杂剧之中的楔子与各折，都夹有“说白"与“做"。“做"，称为“科"。例如，“递酒科”、“笑科”等等。

除了少效的杂剧像《西厢记》以外，每一折都只有一个角色在唱，其他的角色只能作说白与做科。这是杂剧不够进步，不如莎士比亚式戏剧之处。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元朝比莎士比亚早三百多年。

元朝的大杂剧家，除了《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以外，有马致远、关汉卿、白朴等人。最好的一部杂剧是《西厢记》，而马关白等人的曲子各有千秋，他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不逊于王实甫。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以文字精练见长。

马致远最会用“衬子”。“衬子"不受曲谱的拘束，使得曲词更加自由。例如，在他的《汉宫秋》第二折里面：(体态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温柔，(姻缘是)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脸儿有)一千般说不尽(的)风流。”《汉宫秋》所写的，是汉元帝与王昭君的故事。

白朴的《梧桐雨》，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白朴的文言根柢太好，因此写出来曲词倒反不够口语化，令我们有美中不足之感。例如，在《梧恫雨》的第三折里面：“‘驻马听'隐隐天涯，剩水残天五六搭。萧萧林下，坏垣破屋两三家。秦川远树雾昏花，灞桥衰柳风潇洒。煞不如碧窗纱，晨光闪烁鸳鸯瓦。‘鸳鸯煞’黄埃散漫惠风飒，碧云黯淡斜阳下。一程程水绿山青，一步步剑岭巴峡。唱道感叹情多，牺惶泪洒，早得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罢。这个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遥玉骢马。”

关汉卿所写的杂剧最多，所用的文字也最近于口语，而且他最喜欢写民间匹夫匹妇的故事。他写过六十几部杂剧，今日存在的有十六部完全的，两部残缺的。哪一部最好?可能是《窦娥冤》。窦娥是蔡婆婆的媳妇，婆媳二人均守寡在家，不幸遇到坏人张老头与张老头的儿子张驴儿。张驴儿从“赛卢医"那里买了毒药，想毒死蔡婆婆，以便逼迫窦娥嫁他。恰巧毒药放在羊肚汤里，被张老头误尝一口，中毒而死。张驴儿藉此又恐吓窦娥，问她愿意“私休"，还是“官休“。私休是嫁他，官休是拖她到山阳县衙门里告状。窦娥宁愿官休，不愿嫁他。于是，她被拖进了衙门，屈打成招，含冤而死。死后三年，她阴魂不散，告诉她父亲——官居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窦天章。窦天章这才捉了张驴儿，处以凌迟之刑。

《窦娥冤》的结构、说白与曲词，都很好。在说白方面，例如： (张驴儿做叫科云) 四邻八舍听着，窦娥药杀我老子哩! (卜儿[蔡婆婆]云) 罢么!你不要大惊小恠[怪]的吓杀我也。

(张驴儿云) 你可怕么? (卜儿云) 可知怕哩。 (张驴儿云) 你要饶么? (卜儿云) 可知要饶哩。 (张驴儿云) 你教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的的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她。

(卜儿云) 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

(正旦[窦娥]云) 婆婆，你怎么这般言语!

(张驴儿云) 窦娥，你药杀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 (正旦云) 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

(张驴儿云) 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问，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

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

(正旦云) 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 在曲词方面，例如，窦娥在被押赴刑场之时所唱的调子： (正宫端正好)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汉卿的另一杂剧，也写得很好，叫做《救风尘》，所写的是一个老妓女救出一个遇人不淑的小妓女的故事。他姓关，对关云长颇有兴趣，写过《关大王单刀会》与《关张双赴西蜀梦》。 在所有的杂剧作家之中，关汉卿是在生活上最能和剧中的角色及其扮演人结合在一起的。他没有士大夫自居“高人一等”的习气，生平喜欢与优伶娼妓为伍，常常粉墨登场，因此所写的作品十分逼真。

在王马白关以外，元朝会写散曲与杂剧的人还有很多。散曲作家之可以考出姓名来的，据任中敏说，有二百二十七人，杂剧作家的人数，任中敏不曾计算过。杂剧的数目，依明朝初年《太和正音谱》，有五百三十五部，存在到今天的，约有一百六十部左右。

元朝的读书人，不像在宋明两朝容易找到做官的机会。“汉人"与“南人”根本被歧视。而且，科举到了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之时才被恢复。这便是散曲与杂剧之所以盛行的一大原因。另一原因，是白话文学占了上风。皇帝下圣旨都用白话，难怪写曲子的人也用起白话来了。用了白话，曲子自然比古文诗词容易流行得多。

当杂剧盛行的时候，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不甚为有名的作家们所重视。到了元末明初，这南戏却已由附庸蔚为大国，蜕变成为“传奇"。

南戏起自民间，正如杂剧一样。温州人说话，与北方人不同，用韵不能像北方人那么准。正因为不准，才更自由。杂剧每部限于四折，每折限用一韵，限由一个角色主唱。南戏全不依这些规矩。每部长短自由，不分折，也不分后来明朝的所谓“出"，韵可以随意更换，唱的人也不限于主角一人，可以由两个角色对唱，也可以由几个角色合唱。唱词，可以比杂剧更“粗俗”，更口语化。(楔子称为“家门"，或“开场”，“开宗"，全用唱，不用说白，内容是就全剧的故事作一概括的说明。)今日宋元南戏之可考的，有一百多部；完全的本子留下只有三部：《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

元末最成功的三部传奇，是无名氏的《杀狗记》；《拜月亭》，《白兔记》。《杀狗记》的故事，采自无名氏的杂剧《杀狗劝夫》；《拜月亭》的故事，采自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杂剧所施于南剧及传奇的影响。《白兔记》的故事来源更古，金朝已有《刘知远诸宫调》，所唱的是刘知远如何由投军当了皇帝，他的太太李三娘如何在娘家受哥哥嫂嫂的气。 传奇到了明朝初年以后，渐渐地古典化，成为读书人所专享的贵族文学。再变而为明末的昆曲，规矩越来越严格。昆曲原称昆腔，本是南戏的一种，其后压倒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而成为南戏的主流，传奇的主流。

昆曲虽有说白，而以唱词为主。纯粹说白的，叫做“平话”·就是说书。

元朝留下来的说书人的“话本"，只有一部《全相平话三国志》，与五部说周秦汉三朝的历史的《武王伐封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

《全相平话三国志》的内容，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大不相同。他说，曹操是韩信转世，汉献帝是汉高祖转世。他也把张角写成“张觉"，糜竺写成“梅竹"，华容道写成“滑荣道”，街亭写成“皆庭”。这些，都证明了它纯粹是民间文学，不曾经过文人学士的修饰。

罗贯中生在元朝，死在明朝。说他是元朝人可以，说他是明朝人也可以。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很高。因为他是第一个以全部生命力从事于写作小说的人。然而，他的成就并不太高。他太重视朝代的正统，也夹丁太多的文言于白话之中。尽管如此，他也总算是把曹操、张飞、诸葛亮这三个人写活了。

把人物写得更活的，是施耐庵的《水浒传》。施耐庵是元朝人，比罗贯中年长。罗贯中曾经就“施耐庵的本”，加以“编次"，但不像是更动过原文。宋江等人的故事，最早见于北宋末年的《宣和遗事》，很简单。其后，被说书人及若干杂剧作家．一代一代地加以扩大，到了施耐庵的手中，藉了施耐庵写口语的天才，便成为一部空前的名著。

四七.成宗铁木耳

忽必烈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阴历四月去世。他的庙号“世祖"，蒙文的谥法是“薛禅可汗”，汉文的谥法是“圣德神功文武皇帝"。汗位该由谁继承?一时颇成问题。

忽必烈生前，本已模仿汉人，用预立太子的方法来防免君位继承之争。他在至元十年立嫡子真金为太子，不幸这位真金却在至元二十二年先他而亡。

真金留下了三个儿子：甘麻剌，答刺麻八剌、铁木耳。忽必烈似乎对这三个“皇孙"都很喜欢，一时不能决定以谁来立为¨皇太孙”。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受封为梁王，至元二十九年改封为晋王，率兵镇守北边，统领成吉思可汗的四大斡儿朶与“达选"的军、马、国土。答刺麻八剌先后一直被留在真金与忽必烈的身边，于至元二十八年受命出镇怀州(河南沁阳)，不曾到达怀州就生了病，回京，在次年春天去世。铁木耳曾经随从忽必烈讨伐乃颜，其后留在辽东打乃颜的余党哈丹，又其后驻防在金山(阿尔泰山)，防备海都。忽必烈在至元三十年六月接受玉昔帖木儿的建议，把当年赐给真金的一颗印，“皇太子宝"，派人送给铁木耳，用来作为“行军之印”的代替品。

在忽必烈去世时，论声望，论力量，甘麻剌均比铁木耳占优势。诸王、诸驸马、文武大官，集合在上都举行忽里台大会；大会开了十二天，以甘麻刺的呼声为最高。甘麻刺是“嫡长孙"，甘麻刺已经是王，而铁木耳不是。

为什么铁木耳终于当选呢?《新元史》甘麻刺传，说甘麻刺自动让给铁木耳。《元史》玉昔帖木儿传，说甘麻刺之所以肯让，是因为玉昔帖木儿先劝甘麻刺：“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岂俟而不言?"于是甘麻刺才赶紧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然而，《元史》伯颜传，却把铁木耳之所以能够得位，全归于“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

伯颜在当时是“知枢密院事"。玉昔帖木儿是御史大夫，主持和林的行枢密院。伯颜与平章政事不忽木，的确曾经于忽必烈病危之时，在忽必烈的榻前。忽必烈有没有对他们“顾命”，难考。他们两人就扶立铁木耳这一件事上，有了共同的决定，这是很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伯颜与不忽木两人不肯让右丞相完泽进去看忽必烈的病，又不肯让真金的妃于阔阔真和他们讨论大位的继承问题。是不是完泽与阔阔真均不赞成以铁木耳继位呢?然而，在铁木耳当了皇帝以后，完泽继续担任右丞相到大德七年七月，死在任上，不像是铁木耳对他存何芥蒂。阔阔真呢，她是甘麻刺的母亲，也是铁木耳的母亲。她对两个亲生儿子，该不会存有太大的轩轾。(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二十八里面说，阔阔真希望立铁木耳。)总而言之，铁木耳之所以得位，主要是由于伯颜的拥戴。其次是由于不忽木与玉昔帖木儿的支持。

伯颜是灭朱的元勋，巴阿邻氏、成吉思可汗功臣阿里黑千户的孙子，因父亲晓古台随旭烈兀西征而生在波斯，长在波斯，受洗为基督徒，回到大都，历任中书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左丞相行省荆湖，左丞相知淮西行枢密院，左丞相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事，太尉。于至元十二年七月升“右丞相，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事"。灭宋以后，再任同知枢密院事，讨蒙哥可汗的儿子昔里吉，驻扎别失八里(新疆孚远)，又改驻和林，防备海都，由同知而升为“知枢密院事，分院和林”。至元二十九年，奉命改驻大同，以分院的职务交给玉昔帖木儿接管。次年十二月，在大同奉召回京。

玉昔帖木儿，阿鲁剌惕氏，成吉思可汗功臣右手万户孛斡儿出的孙子。他的父亲叫做孛栾台，袭封右手万户，驻扎阿尔泰山。其后玉昔帖木儿再袭右手万户，也驻扎阿尔泰山，于至元十二年受任御史大夫。至元二十四年，他移师东向，与铁木耳共讨乃颜的余党哈丹。至元二十九年，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接替伯颜在“和林分院"的职务。

铁木耳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即位为可汗。次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知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同时，拜“宣徽使兼知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依前宣徽使，兼知枢密院事"。

月赤察儿，许兀慎氏，是成吉思可汗功臣孛罗忽勒千户的孙子，父亲叫做失里门。失里门于随从忽必烈南征大理之时阵亡。月赤察儿于十六岁以后在忽必烈身边先后当怯薛(侍卫)，保兀儿臣(厨子)，宣徽使兼领尚膳院、光禄寺，以告发桑哥及助浚通惠河立了大功，在至元三十年受任“兼知枢密院事"。此次得拜为太保，大概是由于位居忽必烈的近侍，帮助了伯颜与不忽木接受“顾命”。

太师、太傅、太保，是所谓三公。自从窝阔台可汗以来，并没有全设：直至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为止，仅仅有过太傅。从至元二年到十一年，不设太傅而改设太保。再其后，有十五个年头，连太保也没有。到了至元二十六年，才又设太傅，而享有此项荣衔的是玉昔帖木儿。

成宗铁木耳升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又以伯颜与月赤察儿为太傅、太保，无非是酬佣他们的“定策”之功。

伯颜去世于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铁木耳即位以后八个月)，玉昔帖木儿去世于(次年)元贞元年十二月。于是三公只剩下太保月赤察儿一人。过了四年半，在大德四年六月，月赤察儿升任太师，完泽以“右丞相”加了太傅的头衔。完泽在大德七年去世，太傅又虚悬了四个年头，到大德十一年五月才补了一位朵儿朵哈。同时，补进哈刺哈孙。

此后，迄于元顺帝丧失大都，三太的位置在大体上都有人占着，只有在仁宗皇庆五年，与至正八年至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没有太师；在“后至元"四年五年与至正十二年至十三年，二十四年没有太傅。

三太只是虚衔，井无实权，甚至是“尊而不亲”的一种地位。 铁木耳的中书右丞相，前后为完泽与哈剌哈孙二人。

完泽，秃别干氏。祖父土薛在成吉思可汗之时位居裨将，在窝阔台可汗之时位居都元帅。父线真在世祖忽必烈可汗之时，官至中书右丞相。完泽本人，先作太子真金的右詹事，干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作忽必烈的尚书右丞相；五月，改中书右丞相。铁木耳即位以后，仍叫他作中书右丞相，直至大德七年五月，他死在任上。此人为政，尚识大体；虽则与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处得不好，把不忽木挤到陕西作行省的平章政事，颇有妒贤的嫌疑。他的另一件被人批评的事，是支持荆深对“八百媳妇"用兵。

哈剌哈孙，斡罗纳儿氏，是成吉思可汗的千户乞失里黑的曾孙。祖父博理察，于窝阔台可汗之时，跟随拖雷对金作战。父亲囊加台，于蒙哥可汗之时，参加对宋作战，阵亡在四川。哈刺哈孙本人，于世祖忽必烈可汗至元二十二年受任为大宗正(“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于至元二十八年改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铁木耳即位以后，他在大德三年正月升任中书左丞相。这时候，中书省已经有十三年不曾设左丞相了。大德七年五月，完泽去世；七月，哈刺哈孙转任中书右丞相。他生平不识汉字，却很崇拜孔子，提倡读儒书，为政也颇有儒家风度：反对打“八百媳妇"，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严惩贪污。

铁木耳是一个不太好也不太坏的中等皇帝。他喜欢喝酒，花钱摆阔，袒护倖臣(阿里)；却也留心到人民的疾苦，对兵灾、水灾、旱灾与地震的地区舍得免税、减税、放赈；对母亲很孝顺，对乳母很有恩，对哥哥与叔父、侄儿，很有礼貌，对迁入内地的蒙古人与色目人均很体恤。

在铁木耳的时候，海都死，笃哇降，西北方的威胁已经消失。南方汉人的反抗也人于尾声。他大可把国家治得比忽必烈时候更好，然而能力不够，见解不够。平心而论，一般人民却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虽则是西南边省由于对“八百媳妇”之战而大受创伤。

财政方面，也勉强过得去。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完泽向他报告：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每锭票面价值五十两)。岁出超过岁入的数目，是银二十万锭，也就是一千万两。这数目在当时不能算小。好在，中央与行省的“钞母库"尚有相当的现银储存，可以放胆再印制一些纸钞。通货早巳膨胀，至元钞的实际价值在开始发行之时便已经降成中统钞的五分之一。再略为膨胀一点，还不至于到恶性的程度。

况且，自从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叫朱清张瑄试行海运以来，一向很成功。有了海运，江南的漕粮颇可作为中央财政的挹注。 (朱张二人是海盗出身，封了万户，官至行省参政，生活奢侈，于大德七年被和尚石祖进诬告谋反。朱清自杀，张瑄被斩。这时候铁木耳已经长年卧病，政务全由皇后巴牙兀氏主持。)

四八.武宗海山

铁木耳在病榻上缠绵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去世，被谥为“完泽笃可汗”，庙号成宗。(汉文的谥法是钦明广孝皇帝)他只生过一个儿子：德寿。德寿于大德九年六月被立为皇太子，同年十二月病死。

于是，在成亲去世之时，皇位的继承成了问题，皇后巴牙兀氏与中书左丞相阿忽台属意于安西王阿难答，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却属意于怀宁王海山。

阿难答是成宗的堂弟。他的父亲，是忙哥剌。忙哥剌是忽必烈可汗的爱子，太子真金之弟，先封秦王，后封安西王，死于至元十六年。阿难答袭封以后，参加对海都作战，有功。他的年纪比海山大，这时候恰好带了来降的阿里不哥的儿子明理帖木儿来，住在大都。

海山是成宗的侄子。他的父亲是成宗的二哥，答刺麻八剌。答刺麻八刺于至元二十八年出征怀手州(河南沁阳)，不曾到达怀州，中途生病回京，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去世。海山于大德三年奉派北御海都，在大德四年深入海都的根据地阔别列，次年与海都大战于合刺合塔，战败，突围。大德八年，受封为怀宁王；十年，袭击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俘虏了察八儿的弟弟斡鲁温孙，受明理帖木儿等人之降。

论功劳，论血统关系的亲疏，海山均比阿难答更够资格作成宗的继位人。

为什么皇后巴牙兀氏与左丞相阿忽台属意于阿难答呢?可能是阿难答在未来的用人行政上，与他们有了默契。

哈刺哈孙在表面上不加以反对；暗中派人分头敦促海山与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带兵入京。

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将皇后、阿忽台、阿难答、明理帖木儿及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卸任平章政事赛典赤伯颜、中政院使客列亦道兴、济南王也只理，一齐捕捉，关了起来。 海山带了三万兵，于大德十一年三月走到和林，得到爱育黎拔力八达政变成功的消息，便于五月间在上都召集了一次形式上的忽里台大会，大会判决阿难答等人死罪，公推海山为可汗。 海山即位以后，把中书省阿忽台与八都马辛以外的大员一概更换，连拥护他最力的哈刺哈孙，也只留了不到两个月，便外调去和林，作行省的左丞相。新的中书省右丞相，是五月间补为左丞相的塔刺海。此人是月赤察儿之子，原为“知枢密院事”。塔刺海调升右丞相之时，左丞相的位置便由原任御史大夫的塔思不花继任。塔思不花是成吉思可汗弟弟别勒古台的苗裔。 海山的亲信，是新任平章政事乞台普济。此人是西夏人，自称姓史，为周朝的史佚之后。祖父叫做立吉儿威，是成吉思可汗的宿卫。父亲叫做算智儿威，跟随过忽必烈可汗打大理国，打阿里不哥。乞台普济本人作过太子真金的侍卫，有二十年左右。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小便和伯父的这位老“家人”混得很熟。海山于铁木耳可汗之时率兵抵御海都，乞台普济被带在海山身边作一名“扈从”。海山获得了可汗之位，这乞台普济便平步青云，荣任了中书省平章政事。

乞台普济在大德十一年五月作了中书省平章政事以后，十一月，又升为“中书右丞相”，与塔思不花同官，而位置列在塔思不花之上。至大二年八月，海山可汗设立尚书省，中书省名存实亡，乞台普济改任“尚书右丞相"，晋衔[皇帝的]“太傅"。

不久，他辞去了“尚书右丞相"，被封为“安吉王"，于至大三年六月受赐(江西)安吉州的人民(赋税)五百户。代替他作为尚书右丞相的，是脱虎脱。

脱虎脱在《元史》中没有专传。我们从武宗本纪、仁宗本纪、与宰相年表之中可以钩出此人的宦海升沉。他作过管理佛教的宣政院使，于大德十一年九月，与教化、法鲁忽丁，共掌“尚书省”的事；十一月，仍领宣政院使。至大二年八月，尚书省正式成立，海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名义上“兼尚书令"，脱虎脱便作了尚书省左丞相。次年六月，升为尚书省右丞相。尚书省左丞相的位置，由“太保”三宝奴接替。至大三年六月，奉海山旨令，与三宝奴“总治百司”；十一月，加“太师"衔，“录军国重事”，封“义国公”。至大四年正月，海山去世，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尚书省被取消，脱虎脱与他的助手三宝奴、乐宝、保八、王羆，统统被逮捕，处死。

爱育黎拔力八达是海山的同母弟。母亲叫做答已，翁吉刺部孛思忽氏，成吉思可汗内弟阿勒赤那颜的曾孙女。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父亲答儿麻八剌，早死，答己带他们二人住在太子真金的宫中，由太子的元妃阔阔真(福隆太后)请了李孟作二人的教师。李孟将爱育黎拔力八达教得比海山好。

海山之所以能获得可汗之位，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功劳最大。因此，海山即位以后，便在大德十一年六月立他为“皇太子"，也就是指定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严格说来，“皇太子"三个字并不恰当，应该称为“皇太弟”才对。)海山不仅立他为“皇太子”，而且任命他为“中书令”兼领枢密院。这是叫他总揽全国的民政与军政。他对中书省的事，确也负责办理了一个极短时期(从五月到八月)，由于受不了海山常常直接由宫中下旨任用百官，以及九月间中书省的六部被分出三部(户、工、刑)交给所谓尚书省去主持，他也就消极起来，一切不管，只作一个名义上的“中书令兼领枢密院”而已。

海山的错误，在于信任私人。始则摒弃哈刺哈孙，重用乞台普济，继则急于整理金融，于至大二年八月正式成立尚书省，交给脱虎脱、三宝奴等一批“言利之臣”来主持，把中书省六个部的大权完全挪空，又把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重蹈忽必烈可汗时代的覆辙，求治得乱。

平心而论，脱虎脱等人的见解并非完全不对。“至元钞"确已因膨胀而贬值、到了必须整理的地步。他们于是发行“至大银钞”来更换至元钞，并且铸了两种铜钱来争取人民的信心：至大通宝(一文)与“大元通宝”(当十)。可惜，他们说是要毁掉“至元钞”的版子，却仍旧印发“至元钞¨；称“至大银钞"为“银钞”，而并未赋予它以“兑现”的功能。同时，他们仍旧禁用金银，再加上禁止铜的使用与买卖。此外，他们设立“常平仓"来平抑米价，这常平仓也不曾办得好。

四九.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海山在至大四年(1311年)阴历正月去世，总计在位的时期还不满三年又七个月。他享年仅有虚岁三十一，由于太好酒好色。死后，被谥为“曲律可汗”，庙号“武宗"，汉文的谥法是仁惠宣孝皇帝。

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武宗死后，立即以“皇太子”、中书令兼领枢密院的地位接掌政权，把尚书省废了，把脱虎脱等人捕杀。然后，在三月十八日正式即位。

他一共在位有九年之久，算是忽必烈以后元朝的唯一贤主。然而，他过于孝顺母亲答己(兴圣太后)，为了不敢拂逆母亲之意，而始终对于奸臣铁木迭儿姑息。

铁木迭儿，巴阿邻部速客讷氏，是成吉思可汗功臣者该的玄孙，速客该的曾孙。祖父叫做卜怜吉带，父亲叫做木儿火赤。铁木迭儿本人在成宗铁木耳之时，当过“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在武宗海山之时，当过宣徽使，中书平章政事，江西与云南的行省平章政事。兴圣太后喜欢他，于武宗去世以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正式即位以前，不征求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同意，便直接用“懿旨"召回铁木迭儿，任他为中书右丞相。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以后，仍让铁木迭儿作中书右丞相，作到皇庆二年正月；一年又八个月以后，却又让他官复原职，作到延祐四年六月。其后，不到一年，于兴圣太后的压力之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又任命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作为太子硕德八刺的保护人。

硕德八剌是爱的亲生儿子，于延祐三年十二月被爱立为太子。爱作这一件事，铸成大错。当年，武宗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有过成约：武宗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和世琼，而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皇太弟)，传位给他，将来他也必须传位给和世琼，让和世琼再传位给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一个儿子(例如，硕德八剌)。

爱育黎拔力八达现在却背弃了诺言，不立海山的儿子和世琼为“太子”，而以自己的硕德八剌为太子。谁叫他这样?不是别人，是铁木迭儿。铁木迭儿怂恿他，于延祐二年十一月封和世琼为“周王”，于延祐三年三月命和世琼出镇云南(在事实上等于流放)。和世琼在三年十一月走到半路，在延安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为他抱不平而造反，失败。和世琼由延安改向西北走，逃去了察合台汗国，依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

铁木迭儿乘此说动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立顾德八剌为太子，伏下了其后硕德八刺(英宗)被弑，与和世琼(明宗)回来争位，等等乱事的祸苗。

铁木迭儿只懂得迎合兴圣太后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心理上的弱点，而不肯向国家的长治久安方面着想。他处理行政，非无干才，却又颇贪小利，广布私人。爱育黎拨力八达始终摆脱不了他，这是元朝历史上的悲剧。

否则，以爱之俭用爱民，又有李孟在中书省作平章政事，成绩当更加可观。

李孟是(山西)潞州上党人，生长(陕西)汉中，于成宗铁木耳可汗之时一度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其后随从“兴圣太后”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住在怀州(河南沁阳)，于成宗铁木耳去世以后一齐到大都，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动宫廷政变，先友制人。武宗海山即位以后，李孟在中书省作了几十天的参知政事，因不容于同僚，逃到河南许昌的陉山去隐居。至大三年正月，他被召回大部，充任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至大四年正月，海山去世，他被升任为中书平章政事；干到皇庆元年年底，改任“议事平章”；延祐元年十一月，复任平章政事；四年七月，因病辞职，改任“翰林学士承旨"。

李孟在朝，有古大臣之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害民的地方官，被他免职；病民之政，被他减除(例如铁木迭儿所行的“括田”，强指人民的墓地为田，抽税毁墓，拘罚墓主)。

他的最大贡献，是说动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延祐二年恢复科举制度。爱育黎拔力八达任他为主考，录取了护都沓儿为蒙古色目榜的状元，张起岩为汉人南人榜的状元。

他作过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使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生崇敬儒学，曾经叫人用蒙文翻译《孝经》、《列女传》、《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国子学”也被他扩充，教出了不少的蒙古子弟与汉人南人子弟。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则对蒙汉界限之见仍未完全消除(一再申汉人南人弓矢之禁)，却很肯任用汉人南人作中书的官。先后被用作中书平章政事的，李孟以外，有张闾、张珪、剧正、王毅。王毅先作过中书右丞、左丞。另一作过右丞与左丞的是高昉。作过左丞的汉人，有李世英、郭贯。高昉与郭贯也作过参知政事。其他几个汉人参知政事，是贾钧、许思敬、薛处敬、赵世延、曹鼎、王桂、张思明。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九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忧外患。较为引人注意的，是蔡五九的起事，此人曾经攻占汀州；不过，从开始起事，到失败被杀，前后也只有五个月而已(延祐二年四月至九月)。

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很信佛教，对其他各种宗教一律宽容，遵行成吉思可汗以来一贯的国策，却把僧侣及各教教士在财政上与司法上所受的优待，予以取消；把江南的“白云宗总摄所"与“江南释教总统所”，先后废止。(白云宗的份子，是带发修行的“行者"。)湖广等地的“头陀禅"僧官(如僧禄、僧正、都纲司)，道官(如“道纪司")，回教的“哈的所”，基督教，答失蛮派回教，等等的教会首领，从此也不得自管教内份子对一般人民的诉讼；必须听由地方官判决。

爱育黎拔力八达生平不好色，不好打仗，不乱盖宫殿庙宇，只有一个小毛病：喜欢喝酒。他只活到了虚岁三十六岁，便是因为酒喝多了的原故。可惜得很。

他被谥为“普颜笃可汗”，庙号“仁宗”。汉文的谥法是“圣文钦孝皇帝”。

五○.英宗硕德八剌

英宗硕德八刺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嫡长子，十四岁立为太子，十八岁即可汗位，二十一岁遇弑。

仁宗死于延祐七年(1320年)正月二十一日，四天以后兴圣太后便把当时的中书右丞相伯答沙换了，叫铁木迭儿复职。 铁木迭儿把中书省的人事彻底更动，引用黑驴与赵世荣为平章政事，木八剌为右丞，张思明为左丞。铁木迭儿而且逮捕了曾经参劾他的四川行省平章赵世延，杀了曾为御史中丞的杨朵儿只，中书平章萧拜住，抄了这两人的家。铁木迭儿而且也把御史大夫脱欢(哈刺哈孙的儿子)调走，以其私人脱忒哈为为御史大夫。

于是，硕德八剌在三月初十即位之时，铁木迭儿等于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硕德八剌年纪虽轻，却不服这口气。

两个月以后，他毅然决然，先把那与铁木迭儿一党的左丞相合散免职，改任木华黎的曾孙拜住为左丞相。铁木迭儿与合散、脱忒哈、黑驴、以及徽政使识烈门等人，说动兴圣太后，准备废掉硕德八刺，政立硕德八刺的弟弟，安王兀鲁思不花为可汗。

他们事机不密，被硕德八刺知道，硕德八刺召拜住进宫决策，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率领宫中卫士把合散、脱忒哈、黑驴、识烈门、与亦列失八(桑哥之党要束木的寡妇)，一齐捕杀。若干天以后，亦列失八的儿子，江西行省平章买驴，也被逮捕，抄家；参与废立阴谋的徽政院另一院使米薛迷被流放，前太子詹事状兀儿被处斩。安王兀都思不花被降封为顺阳王，到了十一月也被杀死。

铁木迭儿由于有兴圣太后作保护人，不曾被处分。他自己心里明白，便称病躲在家里，不敢再过问中书省的事。至治元年十一月，拜住一度离京，为祖父安童立碑，铁木迭儿入宫，想朝见硕德八剌，销假。硕德八刺叫人告诉他：“你年纪老了，应该保重，不必朝见，到明年元旦再来。”于是铁木迭儿仍旧回家“养病"，养到至元二年八月，病故。十月，兴圣太后去世。

至治三年五月．硕德八刺下诏，夺铁木迭儿生前的封爵；七月，下诏抄他的家，将他的长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处斩；次子，知枢密院事班丹杖免(打了一顿以后，免职)。

铁木迭儿的另一个儿子，翰林侍讲学士锁南，在至治三年八月和铁失等人共弑硕德八剌。其后，硕德八剌被谥为“格坚可汗"，庙号“英宗”，汉文的谥法是“睿圣文孝皇帝"。

铁失·亦乞列思氏，父亲是昌王阿失，母亲是益里海涯公主，妹妹是英宗的皇后速哥八剌。他在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时，官居翰林学士承旨、宣徽院使；硕德八剌即位以后，兼太医院使，中都威卫都指挥使(至治元年改称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御史大夫，阶一品光禄大夫，领左右阿速卫。

铁失为人贪财好货，品格卑鄙，于铁木迭儿当权之时拜铁木迭儿为养父，自居养子。铁木迭儿失势以后，铁失很怕迟早也免不了受处分，就在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初四日，伙同锁南、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在上都之南三十里的南坡，杀害英宗于英宗的帐篷之中；同时，也杀害了中书右丞相拜住。

五一.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铁失等人于杀害英宗以前的两天，派他们的党羽斡罗思，到土拉河河边，向甘麻刺的长子晋王也孙铁木儿秘密讨好，说要在事成以后迎立他为可汗。

晋王也孙铁木儿很不愿意参加他们的阴谋，便一面拘禁斡罗思，一面派自己的亲信，别烈迷失，到上都向英宗告密。别烈迷失还不曾走到上都，英宗业已离开上都，在上都之南的南坡遇弑。

不久，铁失等人的正式代表，“诸王”(普通的王)按檀不花与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带了皇帝的玺绶来到晋王也孙铁木儿驻扎之处，请他早登大位。他便将错就错，在九月初四日即位。

《元史》保存了他的白话文即位诏书：“薛禅皇帝(世祖忽必烈)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太子真金)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儿朵思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甘麻刺]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成宗铁木耳)教我继承位次，大斡几朵思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里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武宗海山)，普颜笃皇帝(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们)，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每，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我]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儿朵思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叫)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也孙铁木儿即位以后，任命也先帖木儿为右丞相，铁失与完者均为知枢密院事，同党的章台为同知枢密院事，秃满为同佥枢密院事；也任命了自己的人旭迈杰为宣政院使，纽泽为通政院使，倒刺沙为中书平章政事。

也孙铁木儿派旭迈杰与纽泽到大都，于十月十一日行祭告礼。就在这一天，旭纽二人依照也孙铁木儿的密旨，出其不意，把铁失、章台、及其同党失秃儿、赤斤铁木儿、脱火赤，连同他们的子孙，一齐捕杀。

在同一天，也孙铁木儿在他的驻扎之处，也把新任右丞相淇阳王也先帖木儿、新任知枢密院事完者，铁失的弟弟锁南(与铁木迭儿的儿子锁南同名)，新任同佥枢密院事秃满，一齐捕杀。 也孙铁木儿能如此做，显见他是一位有为之君。

也孙铁木儿铲除了铁失之党以后，叫旭迈杰作中书右丞相，倒刺沙作左丞相，纽泽作御史大夫。倒刺沙的平章政事位置，由兀伯都刺接替。

其后，旭迈杰在泰定二年八月去世，塔失帖木儿被任命为右丞相。也孙铁木儿当皇帝，前后不满五年，于至治三年(1323年)阴历九月即位，致和元年(1328年)阴历七月去世。去世的时候，虚岁三十六岁。

此人生平没有大的过失，而且心地很好。他崇信佛法，一再受戒，叫皇后与儿子也受戒。有一次，他赏给“大天源延圣寺"良田十万亩。这可算是小过。在他的朝中，没有奸臣与小人，地方上的贪官也不多。他曾经派出二十二位宣抚，分十八道查访民间疾苦与冤狱，授权给这二十二人“凡可以兴利除害者，从宜举行。[遇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上，[将他们]停职申请[中央处分]，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判决)。”

可惜，元朝到了他的时候，已经盛极而衰；他的才干与学识又不足以扭转乾坤，创造新的中兴局面。

自从英宗硕德八剌的时候以来，西南边省差不多每年均有苗族与瑶族的民变。这，虽则似乎是“癣疥之疾"，然而日子长了，确是财政上的一失漏洞。纸币，一直不曾有过彻底的整理，不曾有过取信千民的充分准备金。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开放了铜禁，却没有勇气对金银的买卖也解禁。

水旱之灾，是中国历代政府一向无法避免的大问题。政府清明，虽有灾而不致扩大；政府昏聩，小灾成为大灾，大灾不可收拾。黄河于泰定三年七月在阳武县决扣，冲毁了一万多家，也孙铁木儿总算应付得快，却也不曾能够治本。旱灾来了，也孙铁木儿也正如在他以前的若于皇帝一样，略施赈济、减税、免税。他知道“义仓”的重要，不惜以七品以下的官爵为饵，鼓励人民捐粮。

元朝政府的最大问题，是蒙汉之界。如何把政权交给汉人，而自己完全接受汉化，如同来自德国的汉诺弗儿皇室在英国的作风；这是元朝皇室以及一般蒙古人所不曾想得到，即使觉察到也不甘心去实施的一种办法。于是，始则“人心思宋”，继则白莲教与“摩尼教”在“地下"不断发展。泰定二年六月，河南息州的赵丑厮与郭菩萨二人，因“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被捕，朝廷如临大敌，命令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与河南行省，会同审讯，可见其严重到什么程度。次年，广西普宁有一个和尚陈庆安造反，自称皇帝，虽则很快便被打败，却也是自从成宗铁木耳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事。

也孙铁木儿为了防免身后的皇位继承之争，在泰定元年三月便立了五岁的儿子阿速吉八为太子。阿建吉八于致和元年八月，九岁的时候，即位，改元“天顺"，不到两个月，兵败而死。也孙铁木儿与阿速吉八父子两人，均不曾在死后被尊谥，也没有所谓庙号。历史家称他们为“泰定帝”与“天顺帝”。

五二.文宗图帖睦尔

倘若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不按照元朝世祖以来历代皇帝的惯例，每年移驾到上都去避暑，而留在大都坐镇，也许他死后不致发生燕帖木儿窃占大都，偷迎图帖睦尔，拒天顺帝阿速吉八入京的事。

泰定帝为人忠厚，注意到当年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违背对乃兄武宗海山的约定，舍武宗之子和世琼与图帖睦尔，而立他自己的儿子英宗硕德八剌，以致造成了皇室内部的裂痕。仁宗本已把和世琼赶走(叫和世琼远戍云南，和世琼走到延安，逃去察合台汗国)；英宗硕德八剌因奸臣铁木迭儿的诬控，又把图帖睦尔流放到琼州(海南岛)。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觉得自己是太子真金一系长房的份子(真金长子甘麻刺的儿子)，犯不着介入二房内部的矛盾(武宗仁宗都是真金次子答儿麻八刺的儿子)，便在泰定元年把图帖睦尔从琼州召回大都，封为“怀王”，叫他镇守建康(今天的南京)。两年以后，在泰定三年三月叫他穆镇(湖北)江陵。

平情而论，图帖睦尔本人一再受到泰定帝的恩遇，直至泰定帝去世，太子阿速吉八即位，始终没有背叛泰定帝父子、入京争位之意。叫他入京争位的，是泰定帝遗留下的权臣燕帖木儿。

图帖睦尔的哥哥和世琼，对泰定帝父子也没有造反之意。泰定帝派人把和世琼的妃子八不沙送到察合台汗国与他团聚；和世琼也派人带了礼物向泰定帝朝贡。

乱子是由燕帖木儿一个人造成。

燕帖木儿在血统上是钦察人。高祖忽鲁速蛮，曾祖班都察，是钦察的酋长。班都察于拔都西征之时，向蒙哥投降。班都察的儿子(燕帖木儿的祖父)土土哈是世祖忽必烈的猛将，土士哈的儿子(燕帖木儿的父亲)床兀儿是成宗铁木耳与武宗海山的猛将，抵御海都有功，受封句容郡王，在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时打败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官至“知枢密院事"。

燕帖木儿在武宗海山即位以前当过海山的宿卫十几年，即位以后当过“同知宣徽院事"，仁宗叫他充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帝历升他为太仆卿，同佥枢密院事，佥枢密院事。泰定帝从来不曾怀疑过此人心怀叵测。

泰定帝于致和元年(1328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带了太子阿速吉八，右丞相塔失帖木儿，左丞相倒剌沙，平章政事买闾，太尉不花，御史大夫纽泽，梁王王禅，离开大都，去上都避暑，留下平章政事兀伯都刺与伯颜察儿主持大都的中书省，留下燕帖木儿主持大都的枢密院，担任“环卫”大都。

七月初十，泰定帝在上都去世。不知何日，太子阿速吉八即皇帝位。二十五日，阿速吉八会同他的母亲，泰定帝的皇后八不罕，下诏安抚百姓。

八月初四，燕帖木儿在大都造反。

燕帖木儿在八月初四这一天清早，带了十七名兵士进宫，用安西王阿刺忒纳失里的手谕，召集文武百官开会，拔出刀来，大喊：“祖宗的正统，属于曲律可汗(武宗)的儿子!谁敢反对，就杀!”喊完这两句话，他亲手捉了两位平章政事兀伯都刺与伯颜察儿，叫兵士捆起。又叫兵士捆了左丞朵朵与参知政事王士熙等十个人。他吩咐把这十二人送到牢里。文武百官一哄而散。 燕帖木儿一面占据了宫廷与各衙门，一面派人去江陵迎接图帖睦尔。

图帖睦尔在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大都，任命燕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授权燕帖木儿带兵到居庸关，抵御皇帝阿速吉八的右丞相塔失帖木儿与梁王王禅等人的军队。

九月十三，在燕帖木儿的敦促之下，图帖睦尔在大都自称皇帝，改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任命燕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

燕帖木儿于九月十七失掉了居庸关，其后对梁王王禅等打赢，也在通州打赢了从辽东来的营王也先帖木儿，在枣林打赢了从河南来的阳翟王大平，吓走了从山西进入紫荆关的汝宁王忽刺台。

这时候(十月间)，忠于阿速吉八的其他几路勤王之军都还占有优势：湘宁王八剌失里占了晋宁(山西临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占了河中(山西永济)，靖安王阔不花进逼虎牢关，铁木哥破了武关，进兵邓州襄阳。陕西、四川、云南这三省的官吏也完全不接受图帖睦尔的伪命，而效忠阿速吉八。

不料，由于上都后方空虚，燕帖木儿的叔父不花帖木儿说动齐王月鲁帖木儿，从今日的科尔沁左翼前旗的附近，偷袭上都，于十月十四日将上都攻破，杀死守城的辽王脱脱与皇帝阿速吉八。皇太后八不罕被流放到东安州(河北安次县西北)阿速吉八曾经在九月某日，改致和元年为天顺元年。因此，他在元朝的历史上被称为“天顺帝"。

阿速吉八的右丞相塔失帖木儿，向图帖睦尔投降。左丞相倒刺沙被押解到大都，被杀。中书平章政事兀伯都剌，则早已于被捆以后不久遇害。另一被捆的平章政事，伯颜察儿，被流放。

图帖睦尔于上都既破以后，一再派代表到察合台汗国，迎接哥哥和世琼，说是要让位给和世琼。这件事，是否图帖睦尔本人的主意，还是燕帖木儿的主意，难考。不管是谁的主意，其真正原因可能是由于陕西、四川、云南三省的官吏对图帖睦尔与燕帖木儿抗命，全国各地一般的民心看来也十分动荡。

和世琼本不想接受图帖睦尔的邀请，终于拗不过代表们的甘言蜜语，以及察合台汗笃来帖木儿的怂恿，自己左右诸人的功名心切，而启程东来，在天历二年(1329年)阴历正月到达和林之北，于二十九日即皇帝之位。四月某日，册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

他当皇帝当到了八月初八日，“暴崩”在上都。暴崩以前的四天，他曾经与“皇太子”图帖睦尔及“太师、右丞相、开府仪同上司、上柱国、将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燕帖木儿，相会于上都之北的旺兀察都，偕同他们二人进入上都。

和世琼的庙号是“明宗”，汉文谥法是“翼献景孝皇帝¨，蒙文谥法是“忽都笃可汗”。

明宗和世琼暴崩以后，过了七天，在八月十五日，文宗图帖睦尔再度即了皇帝之位。然后，在九月间回驾到大都。

次年五月，改天历三年为至顺元年。至顺元年十二月，图帖睦尔立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太子。次年正月，太子病故。

至顺三年(1332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图帖睦尔也病故，虚岁二十九，庙号为“文宗"，蒙文谥法为“札牙笃可汗"，汉文的谥法是“圣明元孝皇帝”。他哥哥明宗和世琼暴崩之时，虚岁三十。

燕帖木儿作图帖睦尔的右越相，作到图帖睦尔病故了以后，在元统元年五月，才死在任上。(一度在天历二年正月转任御史大夫，到二月间回任右丞相。)图帖睦尔没有什么作为，一切依从燕帖木儿。国内也不曾发生什么大事，只有流放在云南的前平章政事伯颜察儿及其兄万户伯忽，随同自称云南王的秃坚，在天历三年正月起兵抗命，抗到年底，失败。

图帖睦尔曾经在至顺二年八月，把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古纳答刺，交给燕帖木儿作养子，改名燕帖古思。因此，燕帖木儿便在至顺三年八月图帖睦尔死后，想立这位燕帖古思作皇帝。

图帖睦尔的皇后不答失里，虽则是燕帖古思的亲生母亲，却不愿意叫他当皇帝。她的理由是太子阿剌忒纳答刺，也是她的亲生子，已经由于文宗对不起明宗而被菩萨叫了走，剩下这个儿子燕帖古思，她不忍心卫让他被菩萨叫了走。

她主张立明宗的小儿子，年方七岁，养在宫中的懿璘质班。于是，燕帖木儿便在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把这懿璘质班立为皇帝。此人当皇帝当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短命而死。死后，汉文庙号为“宁宗”，谥法是“冲圣嗣孝皇帝"。蒙文谥法不详。

燕帖木儿向不答失里皇后再度请求立燕帖古思为皇帝，不答失里依然不肯。她主张立宁宗的哥哥，明宗的长子，妥欢帖睦尔。

妥欢帖睦尔此时年方十三，被安置在静江(广西桂林)。不答失里一面临朝称制，一面派人到静江，迎接他来。

他在次年阴历二月间到达大都，一时却即不了皇帝之位，因为燕帖木儿从中作梗。

燕帖木儿是元朝历史上空前的权奸。文宗图帖睦尔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而已。泰定帝的妃子某氏，被燕帖木儿收为己有。皇室与皇族的女子，先后被他“娶”了去的，有四十人之多。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儿，在朝中官居“知枢密院事"；他的弟弟撒敦，官居太傅，左丞相。他的儿子唐其势，官居“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是他的养子。他的儿子塔刺海，也是文宗的养子。他的女儿答纳失里，嫁给了妥欢帖睦尔作妃子。

妥欢帖睦尔倘若当了皇帝，对燕帖木儿应该有利。然而，燕帖木儿很怕，怕这位女婿将来长大成人，追问父亲明宗被害的经过，甚至对燕帖木儿报杀父之仇。

于是，直至燕帖木儿病故，妥欢帖睦尔老是在大都等候着，即不了皇帝之位。

五三.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完】

燕帖木儿死了以后，妥欢帖睦尔才在六月初八日顺利即位，此人被明朝君臣称为“顺帝"；元朝君臣给他的庙号是“惠宗”，谥他为“乌哈克图可汗”，汉文的谥法不详。

惠宗在位有三十八年之久(从1332年至l370年)，比世祖忽必烈多四年，是元朝在位最久的君主。

明朝的官方史料把他形容为典型的昏君；蒙古人自己，以(蒙古源流)的著者为例，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应该亡国的坏皇帝。 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不妨把他在位的时代，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蔑儿乞惕伯颜当权的时期，第二是脱脱当权的时期，第三是脱脱死后的时期。

篾儿乞惕伯颜．与世祖时代的巴阿邻氏伯颜及成宗时代的赛典赤伯颜同名而不同氏。蔑儿乞惕伯颜的祖父叫做称海，随从宪宗窝阔台伐宋，死在四川。父亲叫做谨只儿，当了太子真金之妃、成宗之母隆福太后(阔阔真)的宿卫。篾儿乞特伯颜跟随武宗海山北征，于海山即了皇帝之位以后，历官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尚书省平章政事兼领右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在仁宗之时，历官南台御史中丞、江浙省平章政事、西台御史大夫、南台御史大夫；在泰定帝之时，历官江西与河南的行省平章政事。燕帖木儿迎立文宗图帖睦尔，篾儿乞惕伯颜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地位与权力，赞成燕帖木儿的密谋，杀了同僚的平章政事曲烈与右丞别铁木儿，募兵护送文宗到大都。文宗即位以后，先后任他为御史大夫，加太尉衔、进位太保，加储庆院使、兼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文宗让位给明宗，退为“皇太子"，篾儿乞惕伯颜的官位仍旧，只是把储庆院使政为詹事院太子詹事。明宗死，文宗再度即位，篾儿乞惕伯颜升任中书左丞相，不久，改为“知枢密院事”，封浚宁王，由太保晋位太博。

惠宗妥欢帖睦尔即位，篾儿乞惕伯颜由太傅晋位太师，拜中书省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蒹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加“知经筵事”。元统元年(1333年)，由浚宁王进封为秦王(“一字王”)提调彰德威武卫事，不久又兼领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总领蒙占、钦察、阿速、斡鲁速诸卫亲军都指挥使司。

总而言之，他集文武大权于一身，比起他的前任燕帖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他当权八年多的时期，燕帖木儿的儿子唐其势、女儿答纳失里(妥欢帖睦尔的皇后)、弟弟答憐答里，先后被杀。地方上，从至元三年开始，有广东人朱光卿、河南人胡闰儿、四川人韩法师、福建漳州人李志甫、江西袁州人周子睦，等等，先后造反。 篾儿乞惕伯颜在至元六年(1340年)阴历二月失势。他之所以失势，原因是“树大招风”，引起了年龄渐大的惠宗妥欢帖睦尔的不满。他作威作福，办范孟端刺杀河南行省平章月禄帖木儿的案子，牵连了五百余家。他诬杀郯王彻彻秃，贬逐宣让王帖木儿不花与威顺王宽彻不花。他在至元五年十月，自称所谓“大丞相"，破坏了元朝历代相传的官制，正如汉朝异姓只能封侯，而王莽曹操前后“自封”为“公"，显然有“不臣”之心。连他的亲侄儿脱脱，也看他看不顺眼。

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是伯颜的同胞弟弟。马札儿台于伯颜入主中枢以后官居御史大夫，改知枢密院领岭北分院院事。脱脱作了惠宗妥欢帖睦尔的宿卫，于元统二年兼“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改兼御史大夫。

脱脱是吴直方的学生，颇有儒家思想，常常“袒护"汉人南人，而渐渐引起伯颜的疑忌。脱脱在伯颜与惠宗之间，又选择了惠宗作为效忠的对象，更增加伯颜对他的恶感。他为了自救，同时也为了救惠宗，救自己的父亲、兄弟、全家，以免予因伯颜擅权而可能惹来的“灭门之祸"，便在至元六年二月乘着伯颜去柳林打猎，把大都的城门关了，不让伯颜进城，请惠宗下诏免伯颜的本兼各职，调任河南行省左丞相，次月，请惠宗下诏贬谪伯颜于南恩州(广东阳江)。伯颜走到中途，“病死”在龙兴路(江西南昌)。

脱脱于推翻伯颜以后，由御史大夫转任“知枢密院事”。他的父亲马札儿台，继伯颜为右丞相。

马札儿台作右丞相作了八个月，辞职，由脱脱继任。

脱脱作右丞相，作到了至正四年(1344年)阴历五月，辞职。继任的是孛斡儿出的玄孙阿鲁图。阿鲁图作到了至正六年十二月，被惠宗免职。惠宗叫成宗时代左丞相阿忽台的儿子别儿怯不花作右丞相，别儿怯不花谦逊，只肯作左丞相，作了三个多月，惠宗仍旧叫他作右丞相，他勉强作了不到一个月，辞职。右丞相的位置于是又虚悬到(至正七年)十二月，才由木华黎的五世孙朵儿只继任。朵儿只干到至正九年七月。

次月，闰七月，脱脱东山再起，作右丞相作到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被贬谪而死。

总结脱脱两度当权，从至元六年六月到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减去从至正四年五月到至正九年七月他家居的时期，一共为十四个半年头，减去五年零两个月，足有九年又四个月，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他第一次当权，从至元六年六月到至正四年五月。他叫惠宗废去“皇太子”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惠宗也把文宗的牌位(木主)移出了太庙，下诏指斥文宗杀害(惠宗的父亲)明宗之罪。脱脱也叫惠宗恢复了伯颜所停掉的科举，放松了不许汉人南人骑马养马的禁令，蠲免了人民所欠缴的田赋，设局纂修辽金宋三朝的正史。

第二段，从至正四年五月到至正九年七月，阿鲁图、别儿怯不花与朵儿只当权的时期。阿鲁图是脱脱所推荐的，为政颇知大体，却被别儿怯不花排挤了走。别儿怯不花先当过行省的官吏，富有行政经验，可惜为了小事而与脱脱发生误会，恨脱脱，连带也恨阿鲁图，恨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把马札儿台贬死在甘肃。朵儿只与汉人贺惟一很好，向惠宗要求以贺惟一为左丞相，惠宗照准。贺惟一以前作过御史大夫。依例，御史大夫非蒙古色目人不能充任，惠宗特地赐贺惟一以“蒙古"二字为氏，“太平"二字为名。太平作了左丞相以后，颇能与右丞相朵儿只合作，提拔了若干正人君子，却得罪了脱脱左右的一个小人：汝中柏。汝中柏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弄得脱脱对太平如水火之不能相容。 在阿鲁图当政的时期，值得记载的大事，是《大元通制》被删修成功，改名《至正条格》。这是中国法制史的极好史料。

在别儿怯不花当政的时期，吴天保于至元七年二月在沅州起兵，五月攻破武冈，七月攻破溆浦辰溪，九月再破武冈，十一月三破武冈。

在朵儿只与太平当政的时期，黄河决口，惠宗叫贾鲁作“都水监"，设法应付。吴天保在至正八年十一月以六万人打到广西全州，九年二月回攻沅州。方国珍也在至正八年在浙江黄岩起事。

第三段，亦即脱脱再度当权的时代，是从至元九年闰七月到至元十四年十二月。脱脱在至元十年十一月，铸“至正通宝”铜钱，准许人民以历代铜钱与至正通宝同时使用。贾鲁动员了十五万伕子，两万兵士，开了一条“贾鲁河¨。有不少已被征召或恐惧被征召的伕子，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刘福通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起事于(安徽)颍州，在六月间连破(河南)罗山、真阳(正阳)、确山、上蔡。八月，李二(芝麻李)起兵于徐州，徐寿辉起兵于(湖北)蕲水。九月，刘福通攻破汝宁(汝南)、光州(潢川)、息州。徐寿辉攻破蕲水、黄州(黄冈)。十月，徐寿辉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攻破襄阳、荆门。丁普郎攻破汉阳，邹普胜攻破武昌，鲁法兴攻破安陆，倪文俊攻破沔阳。二月，徐寿辉的兵又攻破江州(九江)、南康、(湖南)岳州。郭子兴起兵于濠州(安徽凤阳东北)。闰三月，朱元璋来到濠州，向郭子兴投效。

此后，各方面的武力，风起云涌。详细情形，我在“细说明朝”中已经有所叙述。

脱脱在至正十二年亲自带兵，击败李二，屠杀徐州全城的百姓。他的令名与他的事业，从此也走向下坡。

至正十三年六月，惠宗立自己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叫爱猷识理达腊作“中书令"兼枢密使，叫脱脱以中书右丞相的原官兼“太子詹事"。

在此一个月以前，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张士诚起兵于(江苏)泰州。不久，便占领了泰州、兴化、高邮。十四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

脱脱在十四年十一月，率兵南至高邮，围城。十二月，惠宗以康里定住为中书左丞相，哈麻为平章政事。哈麻向惠宗说，脱脱师出无功，“倾国家之财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随"。惠宗轻信哈麻的谗言，一怒而免去脱脱本兼各职，“安置淮安”。不久，改贬脱脱于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至正十五年三月，再改贬于(云南)大理。至正十五年十二月，哈麻矫诏，令脱脱饮鸩自尽。

元朝于脱脱再度当权之时，大势已去，本无可为。脱脱即使不被哈麻推翻，也未必能挽回狂澜。

继脱脱而充任右丞相的，是汪家奴。此人当右丞相，只当了两个月，过渡给康里定住。康里定住当了七个月，休息一个月，又当了一年又五个月。然后，从至正十七年五月起，到十八年十月，右丞相是搠思监。(太不花在十八年三月以右丞相的名义，总兵山东，干了两个月，无功，被惠宗处斩。)搠思监休息了四个月，又作右丞相，从至正二十年二月作到二十四年四月，被贬赴岭北，不曾启程，为孛罗帖木儿所杀。孛罗帖木儿继为右丞相，在二十五年七月被惠宗叫人打死。其后，迄于二十九年正月，先后充任右丞相的，是伯撒里、完者帖木儿、也速。这三人皆无能力。最后的一个右丞相，是汉人扩廓帖木儿，原名“王保保¨。王保保于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受任命，那时候惠宗已经丢掉了大都有一年零四个月了。

王保保是李察罕的养子。孛罗帖木儿的对头。李察罕，号庭瑞，生长河南沈邱，原名察罕帖木儿，祖籍西夏。李察罕于至正十一年，招募沈邱子弟，号为“义兵”，对刘福通作战，屡屡获胜，打到至正二十二年六月他本人遇刺身亡之时，已经掌握了河南山东与陕西三省的地盘，官居“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

刺死李察罕的，是刘福通的部下田丰王士诚。王保保把田丰王士诚击败，处死，替李察罕报了仇。

孛罗帖木儿是蒙古人，成吉思可汗侍卫孛罗带的六世孙，官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颇有战功，驻军在大同。

孛罗帖木儿对王保保很看不起，于至正二十年九月开始打王保保，想夺取王保保所驻扎的大同；打到至正二十三年正月，抢到了王保保的真定(河北正定)。

这时候，惠宗与“第二皇后"高丽女子奇氏有了意见。奇氏皇后是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母亲，想联络王保保，逼迫惠宗退居为太上皇，让爱猷识理达腊作皇帝。拥护奇氏皇后的是右丞相搠思监，反对她的是御史大夫老的沙。奇氏皇后准备杀老的沙，老的沙逃到孛罗帖木儿的军营，鼓动孛罗帖本儿带兵进京。孛罗帖木儿于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及五月两度进京，第一次获得高官，“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第二次杀掉搠思监，幽禁奇氏皇后。皇太子逃走，逃到王保保的营里。

王保保在二十五年七月也带兵进抵京城城下，惠宗叫人把孛罗帖木儿打死，劝王保保不必进城。两个月以后，王保保又带兵来，进了城，把皇太子送回，受拜为太傅、左丞相，释放了奇氏皇后，却不肯依照奇氏皇后的意旨，逼迫惠宗让位。

其后，王保保的部下貊高等人对王保保叛变，惠宗于奇氏皇后的影响之下，设立“大抚军院"，叫皇太子主持，“悉总天下军马"，同时免了王保保的本兼各职，令他“退居"河南(洛阳)。 王保保既气愤而又灰心，坐视朱元璋的军队席卷山东河南河北，而毫不抵抗。于是，惠宗丢掉了大都，退回蒙古。其后，王保保才在(甘肃)定西与太原和朱元璋的军队打了两仗，失败，走去沙漠以北，于洪武八年死在库伦。

惠宗于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死在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病故。“北元”的君臣谥他为“必里克图可汗”，庙号“昭宗"。

再其后的北元历史，我在《细说明朝》中已有四章加以叙述：第十六章，深入沙漠，第十七章，北元概略，第五十五章，北元和战；第五十六章，北元世系。

细说明朝

黎东方 著

本书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明太祖的北伐、西征，以及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末三大案等历史事件，以及陈友谅、张士诚、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方孝孺、张居正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三、本书涉及少数民族人名，基本采用(蒙古秘史)译名;年代、日期则基本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阴历。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部分主要人物名字改为(元史)中所用译名;对年代、日期择要加注公历(阴历日期以中文数字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编者

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出版《自序》

由于读者对(细说清朝》的支持，我才敢接受新生报诸公的好意，续写了(细说明朝)。

藉着发行单行本的机会，我把它校对了一次，改动得很少。

有些朋友要求我补开参考书目录，甚至加进“脚注”与索引。这都是应该做的事。不过，我还想仿照(中国上古史八论)的体裁，把明清两朝的历史奸好地论一下。到了那时候，参考书目与脚注我一定要放进去。

我恳切希望各方同好之士，对我不吝指教。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一、明朝值得细说

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于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单凭这一点，明朝便已十分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况且，明朝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的确不容忽视。它推倒了元朝的部族统治，而且光复了那已经失掉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东北，到库页岛；西南，到乌斯藏；均划进了版图。称臣的藩邦之多，史无前例，包括远在非洲的木骨都束(索马利兰)。经常入贡的，有朝鲜、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柬埔寨)、暹罗、八百媳妇、缅甸。此外，马六甲(马束亚)、三佛齐(苏门答腊)、爪哇、渤泥(婆罗洲、文莱)、苏禄等，无不仰慕中国的声威。

明朝也富于传奇性的人物。太祖朱元璋便是其中的一个。郑和、于谦、张居正、戚继光、郑成功，都是千古不朽的豪杰。王守仁呢，是圣贤。论文学，明朝的诗与古文及不了唐宋，却留下了唐宋所不及的小品文与小说。论艺术明朝有独特的建筑，如北京故宫，以及自创的工艺，如永乐漆器、宣德炉、景泰蓝等等。论科学，明朝能虚心吸收西洋的知识，并且产生了李时珍、宋应星、方以智。

可惜，君权极大，而够得上行使此极大权力的皇帝，仅有太祖、成祖。仁宣二帝有三杨辅佐，景帝与孝宗亦差强人意，其余的非昏即愚，大权旁落于奸臣宦官之手。

二、从朱元璋做和尚说起

创造明朝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最初“反元”，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武装团体而已。

他是贫农家庭的“安分守己”的子弟。在他十七岁的一年，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l344年)，旱灾、蝗虫与瘟疫，先后降临到他的家乡，濠州钟离县(安徽凤阳)。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大哥朱兴隆，在几天以内相继去世。家里的现款极少，买不起三口棺材，更买不起坟地。幸亏有邻居刘家心好，准他和二哥朱兴盛，把父母大哥三人的尸首，用旧衣服裹了，理在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

大哥二哥均已结了婚。大哥留下了一个寡妇，两个孤儿，二哥自己又有一个妻、一个儿子，需要吃。三哥朱兴祖呢，虽则出赘别家，不再是二哥的负担，但也没有力量帮二哥的忙。

他自己当时的名字，叫做朱兴宗，读过几个月书，略微认得一些字，也做过几年活(农田工作)，不文不武；年纪轻，力气小，找工作不容易。一家八口，全仗二哥撑持，二哥实际上也是失业在家。朱家的几亩田地，荒了；附近家家的田地都是荒了的。谁还需要佃户？更有谁需要长工？

他帮助二哥苦撑。向亲戚朋友借贷，借贷得没有几时，那些能有一点财力施借的人，渐渐地都离开了太平多，离开了钟离县，离开了濠州，远走高飞，去别处“逃荒”了。于是他和二哥便只得剥树皮，掘草根，挨一天算一天。

就这样，从(阴历)四月挨到九月。九月里，他进了皇觉寺，受戒，当和尚。

寺里有粥。寺的主持人(住持)高彬法师，在十年八年以前受过朱家的一笔施舍，也收过他，朱兴宗，当了一个“记名徒弟”。他于毫无办法之中，想出这个“旧事重提”的办法，进了寺，正式受戒。在他以为，这应该是“一劳永逸”的归宿了。

他不曾料到，寺里的米只够煮一个多月的粥。寺里的和尚也正如其他的“较有办法”的饥民一样，纷纷逃荒，各奔前程。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他也只得托了钵子，追步师父与师兄们的后程。

从此朱兴宗(元璋)作了一个“游方”的小和尚。在实际上，他只是身披袈裟的小叫化子。

他当游方和尚，当了差不多四年，在至正八年回到家多的皇觉寺。这四年，他走过不少地方：向南，到合肥；转而向西，进河南，到固始，光州(潢川)，息州(息县)，罗山，信阳；又转而向北，到汝州(临汝)，陈州(太康)；最后，转而向东，到鹿邑，毫州(毫县)，颍州(阜阳)——回钟离皇觉寺。

三、加入了反元复宋的队伍

朱元璋兜了这么一十大圈子，总算不曾饿死，而且增加了不少见识，交了不少朋友，也参加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

这个革命团体的真正名称是什么，今已难考。在外表上，它只是半公开的一种宗教有时候被称为“明教”，有时候被称为“白莲教”，有时候被称为“弥勒教”。它的主要的口号是：“弥勒佛下凡转世，作人间的‘明王’"。它的主要的戒律与活动，是烧香、点灯、吃素、做礼拜。

“明教”的本身，最初叫做“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一个波斯人摩尼(Mani)，为了想综合波斯拜火教、印度佛教与犹太罗马的基督教，而创立的新宗教。摩尼主张：点灯点到天亮，帮光明战胜黑暗；吃素，不吃荤，而所谓荤并非牛肉羊肉，而是大葱；做礼拜，在每一个“密日”(礼拜天)的夜间，秘密聚会一次。这“摩尼教”在唐朝时候传人中国与回鹘。到了宋朝，它的教徒曾经在徽宗年问造反。

白莲教倒是中国人自己所创的一个佛教支派，与崇拜“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不无渊源，却演变为民间的秘密结社。每每在“民不聊生”的乱世，揭竿而起。

弥勒教的历史最为神秘。弥勒佛，在今天很多的庙宇里可以见到，俗称笑佛。它的面貌与身材，一团和气，不像是准备降生凡间，自愿担起行政重任的人物。弥勒教的弥勒佛可能是梵文佛经中的Maitreya，巴利文佛经中的Metteya，释迦牟尼成佛以后的次一佛陀，亦即最后降生人间的一个佛陀。

这三种来源不同的宗教，到了元朝末年，都被“反元复宋”的志士借用了，作为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凭藉。

朱元璋所“游方”的若干县，正是反元复宋的志士们的“策源地”。

七个年头以前(元顺帝至元三年，l337年)，陈州(太康)人胡闰儿在信阳起义。他精通武艺，善使一条长棒，绰号“棒胡”。官方的历史，说他“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他攻破了鹿邑县，焚烧了陈州城，屯兵在杏冈镇．对元军作战了一年又两个月，于至元四年失败，被押解到大都(北京)，斩首。

与“棒胡”差不多是|司时候起义的，在四川合州大足县，有自称“南朝赵王”的韩法师。这一位“韩法师”，是否其后在(河化)永年县被刘福通立为“明王”的宋“徽宗八世孙”韩山童，待考。韩山童当“明王”当了没有几天，就被捕了。

刘福通逃到颍州(阜阳)起兵，是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那时候，朱元璋已经回到了皇觉寺有三年之久。这三年，钟离(凤阳)没有灾荒。他和几个别的和尚耕种庙产，勉强可以度日。

消息传来，刘福通攻破颍州城，占领了固始县的朱皋镇，又连破罗山、真阳(正阳)、确山，冲过舞阳、叶县，回师攻破汝宁(汝南)、息州、光州(潢川)，兵力发展到十万人。

八月间，“芝麻李”在徐州响应。芝麻李姓李，行二，名字现已失传。他是萧县的大善人，曾经以家中仅有的芝麻一仓，赈济饥民，赢得了这“芝麻李”三字的绰号。和他密谋举事的，仅有彭大、赵君用等七人，连他在内，八人而已。这八位壮士，于一夜之间占领了徐州城，招兵买马，打下所有的徐州属县。兵力也发展到十万左右。

次年，至正十二年二月间，郭子兴在濠州响应。郭子兴是定远县的一个财主，也是“明教”的分子。他纠合了几千名“少年”，袭取濠州，自称“节制元帅”。

刘福通、芝麻李与郭子兴的三支军队，都用红布包头，也都“烧香”，因此，老百姓称他们为“香军”。

朱元璋有朋友在香军。这位朋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他，叫他前往参加，朱元璋赶紧把信烧了，却已经被皇觉寺的别的和尚知道。这时候元军被派来“剿灭”香军的，不敢和香军多接触，却敢在四乡骚扰，乱抓嫌疑分子报功。他们未必已经知道朱元璋“通匪”，然而朱元璋自己心中有数。

他想去参加香军，又不敢去。他找人商量，这人说：“与其等元军来捉，不如索性造反”。他仍旧有点迟疑，就在伽蓝神的面前祷告，投珓三次。第一次问“可不可以逃走？”答案是一阳一阳，“不利”。第一次问“可不可以留在寺里?"答案也是一阳一阴，“不利”。第三次问，“可不可以投效香军？”答案是，两玟皆阴．“大吉”。

若干年以后，朱元璋以皇帝的身份，写下一首不太坏的韵文(皇陵碑)，追叙这次的经过：“住(皇觉寺)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临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几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欲将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毙，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划计，且默祷以阴相。如其言，则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他走到濠州城城门口，取出藏在怀中的红布，把头扎，向守门的香军岗卫要求见郭元帅，被岗卫当作奸细，绑起。郭子兴见这和尚相貌不凡，叫人松了他的绑，委他充当一名“十夫长”。从此，他成了反元复宋的战士。这一天，是元顺帝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他的年龄，是二十五岁。(《明史·太祖本纪》说他二十四岁，错了一年。)

四、战无不胜

朱元璋作战很勇敢，不久便被升为郭子兴的“亲兵”。几个月以后，又被招赘为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之婿。

九月间，元朝的丞相脱脱，统领大军，打下徐州。芝麻李阵亡，彭大与赵君用带了若干残部，来到濠州，被欢迎进城。进了城以后，渐渐地喧宾夺主。彭大尚属忠厚，赵君用却对郭子兴欺侮备至。郭子兴的部下孙德崖等人，也渐渐地不听号令，与赵君用勾结。

朱元璋在至正十三年的春天向郭子兴建议，另创新军。郭子兴接受，派他回钟离县，招兵。他招得了七百人，郭子兴升他为“镇抚”。不久，他卫去到定远的驴牌寨，收编了当地的“民兵”三千；用这三千民兵，袭击横涧山的元军，大胜，收降了两万。(当时所谓元军，除了统帅常常是蒙古人以外，官兵都是汉人。) 有了这许多兵，朱元璋一举而攻下滁州(滁县)。替郭子兴创立新的地盘。郭子兴搬了过来，不再留在濠州受赵君用的气，而且，仿照赵的办法称王。赵已经自称为“永义王”。现在，郭自称为“滁阳王”。

至正十五年正月，郭子兴派人打下长江边的和州，交给朱元璋以“总管”的名义去守。

从此，朱元璋独当一面，等干是有了自己的地盘。事实上，郭子兴的兵一共四万，倒有三万左右是朱元璋经手收编或招降来的。

二月间，刘福通在(江苏)砀山县夹河镇找到了韩山童的孤儿韩林儿，迎到(安徽)毫州，立为皇帝，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杜遵道盛文郁二人为左右丞相，自己与罗文素为“平章政事”。

刘福通的政府发表郭子兴为“都元帅”，张天佑与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张天佑是郭子兴的妻弟。，)元朝政府一面调遣重兵对付刘福通， 一面也派了“太子”秃坚，副枢密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野先，带了号称十万的兵，攻打和州。从正月打到三月，打不下来，只得撤兵而去，留在濠州，而不与郭子兴合作的孙德崖，这时候缺少粮食，带了部队来和州，请朱元璋帮忙。郭子兴在滁州得到消息，也带部队来到和州，对孙德崖火并，捉住了孙德崖。孙德崖的军队也扣留了朱元璋。结果是，“互换俘虏”了事。郭子兴白忙一顿，既惊且气．得病而死。死后，“都元帅”的位置由儿子郭天叙继承。

六月间，朱元璋获得巢湖水师的支援，击败裕溪口的元军水师，渡江，在牛渚登岸，拿下采石矶与“太平路”(明朝改为太平府，后来为当涂县)。元军水师，在蛮子海牙的统率之下，会同阿鲁灰所带领的陆军，与陈野先的民兵，大举反攻，被朱无璋击败。陈野先投降。陈野先在降了以后，暗中仍与元军勾结，在九月间杀了郭天叙与张天佑。朱元璋替郭张二人报仇，诱斩陈野先，八月间，朱元璋打下溧水、溧阳、句容、芜湖。

次年，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打下集庆路(南京)。守城的元将福寿战死，廉茂才投降。朱元璋进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宣布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自称“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派人向刘福通报捷。刘福通发表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所谓“行中书省”，便是“中书省”的“行署”。这时候，朱元璋的年龄才有二十九岁。

镇江、金坛、丹阳，他也在攻取集庆路以后，派徐达去一一收入范围。三个月以后，派邓愈等攻占溧阳之南的广德与金坛之东的常州，常州之南的长兴。

龙凤三年(至正十七年)，四月，他自己出马，攻破广德的西南宁国，收降守城的猛将朱亮祖。宁国之北的宣城，顺手入于掌握。七月，派胡大海等人攻入绩溪与休宁、徽州。九月，派缪大亨，从所谓青军(民兵)张明鉴的手中夺得扬州。

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二月，派李文忠囊括宁国之西的皖南各县，包括青阳、石埭、太平、旌德。三月，派李文忠会同邓愈、胡大海，由徽州进入浙江，攻占建德路，改建德路为严州府(因为是东汉严子陵的故多)；把建德路之东的浦江，顺便拿下。

今日安徽省的最南端婺州与江西的景德镇最为邻近。朱元璋认为非把这婺州也占了，不足以应付雄踞长江中部的陈友谅。他又亲自出马，带了十万精兵，在龙凤四年十二月来攻，活捉了元将帖木烈思与石抹厚孙。

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九月，派常遇春取得街州；十一月，派胡大海取得处州(丽水)。

朱元璋在取得处州以后，工作告一段落。他自从在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向郭子兴投效以来，前后才不过七年光景而已，然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衰朽的大元帝国疆土上刳下了一片不太小的江山。比起刘福通来，大不相同。

五、刘福通

刘福通是革命的领袖，大宋新政府的发号施令者，刘福通力量大，风驰电掣，几乎把元朝真个推倒。在龙凤二年六月大胜元将答失八都鲁于河南长葛，在龙凤四年五月攻进汴粱(开封），分遣毛贵打平山东全省，由山东北进，于龙凤四年三月直逼大都(北京)附近的柳林(通县西南)。毛贵虽则终于失败，世是刘福通的另一部将关先生由河南而山西，由山西而绥远，察哈尔，在龙凤四年十月，毁掉元朝的内蒙中心都邑上都(多伦)，其后又东扫辽阳，竟然进入了高丽的王都。(不幸，关先生死在高丽。)此外，有李武、崔德二人，也住元朝的陕西、甘肃、宁夏如入无人之境。刘福通的错误，也许正在于此。力量分散了，一事无成。怎么比得上朱元璋的稳扎稳打呢？结果，元军于龙凤五年八月抢回汴粱，刘福通又只得带了“小明王”韩林儿退守安丰(安徽寿县)，一筹莫展。

自从在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八月，丢掉了汴粱(开封)而退守安丰(寿县）以后，刘福通继续竭忠尽智，替恢复了的宋朝撑持，撑持到龙凤九年二月，才不幸因张士诚反复无常，而遭了突袭，以身殉国。

在这三个半年头的期间，天下事尚有可为。起先，山东的根据地犹在。毛贵虽则于龙风四年三月，进攻大都而战收于柳林(败在一个甘心事元的汉人，刘哈喇布哈之手)，仍能全师而退，退守山东，并且经营屯田，使军粮不致匮乏。不幸，毛贵在龙凤五年四月，被那专门坏事的赵君用所害。赵君用原是在徐州跟随芝麻李与彭大起义的一人，不曾帮得了芝麻李。偕同彭大，率部逃到濠州，在濠州喧宾夺主，欺负郭子兴，排挤彭大，彭大死后，他又吃掉彭大的儿子彭早住的兵，经盱眙、泗州、淮安，而辗转到山东，投奔毛贵，终于露出狼心狗肺，把毛贵杀死，令人不禁为赵家子孙之如此不长进而慨叹。在整个的反元复宋的大运动之中，有名有姓的赵家人，除了徐寿辉的部下赵普胜以外，仅仪数得出这赵君用一个，而他的表现，糟到如此！谁能怪其后朱元璋之只肯“反元”，而不肯“复宋”呢？

毛贵的一个义气朋友续继祖，这时候在辽阳，听到消息，不陪放弃地盘，兼程赶来山东，替毛贵报仇，找赵君用拚。结果，拚死了这该死的赵君用(龙凤五年七月)。

毛贵的另个义气朋友田丰，于种种逆势之下，苦守东平。和田丰协力合作的，是王士诚。王士诚曾经于龙凤四年三月占领晋宁(山西临汾)，于龙风五年七月被孛罗帖木儿击败于台州(五台)，便辗转来到东平，帮田丰守城。

田王二人守到龙凤七年八月，抵不住察罕帖木儿大兵压境，投降。于是，山东全境只剩下一个益都，尚忠于宋。益都的守将姓陈，历史书上不曾记载他的名字，只记载了敌人给他的绰号：“猱头”。六个月以后，龙凤八年二月，田丰、王士诚反正，刺杀察罕帖木儿，引兵东退益都，和陈揉头合在一起。察罕帖木儿的养子，汉人王保保(被元顺帝赐名为“扩廓帖木儿”)极会打仗，把益都继续围攻了九个月，在龙丰八年九月破城，杀了田丰、王士诚，把陈猱头押解大都。

刘福通曾经在七月间自己带兵到山东来，想解益都之围，不幸在中途被[王保保的部下]关保邀击，败退而回。

次年，龙凤九年二月间，张士诚派了一个叫做吕珍的来围安丰，围了很久。朱元璋亲自带兵来救，到达之时，刘福通已经因粮尽而出战阵亡。但是，安丰城还没有被吕珍攻破。

六、韩林儿

朱元璋在安丰城郊击溃吕珍，进入城内，把韩林儿接了出来。这一天，是龙凤九年三月初一。朱元璋把韩林儿护送到滁州，自己回应天府(南京)。

他本该把韩林儿一直护送到应天府，对韩林儿北面称臣的。为什么他不如此？可能是受了刘基的影响。刘基，号叫伯温，是浙江青田人，书念得很多，在元朝考中进士，当过县丞(副县长)与江浙儒学提举(堪比于现在教育厅的督学)，以“元帅府都事”的官衔，帮过元将石抹宜孙，守住处州(丽水)，只落得一个“总管府判”，不肯就职，弃官而去。朱元璋在龙凤五年打下了处州与金华，派人用重金礼聘的方式，把他请来应天府，和宋濂等人招待在一座特地为他们这样的人建筑的“礼贤馆”之中。到了正月初一，朱元璋率领百官，向韩林儿的“万岁牌位”下拜之时，刘基一人偏不肯拜。他秘密向朱元璋说：“韩林儿只是一个牧牛的小子，天命所归，不在他而在你。”朱元璋说：“依你，怎么办?”刘基说：“先打陈友谅，次打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朱元璋在龙凤四年年底，打下婺州(婺源)之时，设了一个“中书分省”(宋朝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分署)，还在衙门前插了两面杏黄色大旗，旗上写的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在衙门的两旁，另有对联一副：“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可恨，所有此类的其他史料，差不多被后来官方人物毁灭干净。明朝的做官的，不敢提起朱元璋有过一段“北面事人”的历史，甚至对于朱元璋之被韩林儿于到达滁州以后，在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册封为“吴国公”一事，他们也大造其谣，说是：早在元朝至正十六年(龙凤一年)七月，朱元璋便已被自己的“诸将”“群推”为吴国公了。

至于，在韩林儿被迎到滁州以后的第二年(龙凤十年)正月初一，朱元璋晋位“吴王”，究竟是“自称”，抑是“受封”，倒没有什么关系。韩林儿已经是被他所“挟”的天子了。《明史·太祖本纪》说，群臣向他“劝进”，请他当皇帝，他不肯；群臣再三劝进，他才勉强“称王”。

称王称满了两年，到了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大宋皇帝“韩”林儿来应天府。船走到瓜步山(六合县东南)，翻了船，韩林儿死在水中。(这廖永忠，原是巢湖的一个水寇。)刘福通所恢复的宋朝，韩林儿一死，也就结束。朱元璋把次一年称为“吴元年”，不再用“龙凤”纪元。

七、徐寿辉

刘福通的失败原因之一，是不曾取得湖北香军的合作。

湖北香军也是弥勒教的分子所发动的，名义上的领袖是徐寿辉，实际上的策划者是邹普胜。邹普胜是麻城人，徐寿辉是罗田人。他们在至正十一年八月间起事于蕲水，十月间攻占县城，邹普胜捧起徐寿辉当皇帝而自为太师，国号“天完”，年号治平。 刘福通在(安徽）颍州起事，比他们早三个月，这时候已经纵横于河南的固始、光州(潢川）、罗山、真阳(正阳)、确山、汝宁(汝南)、上蔡、息县，一大片的地域；却还不曾找到韩山童的孤子林儿，因此，尚无皇帝。

刘福通是一个固守原则的人，在不曾找到他的亡友之子韩林儿以前，决不自为皇帝，也决不拥护别人当帝帝，更不愿抛弃“恢复宋朝”的主义，另创新朝。(韩林儿在他看来确是原本姓赵，宋徽宗的后裔。)他看不起邹普胜与徐寿辉这一批人。

邹普胜也够无聊。他看中徐寿辉这个布贩子．只是为了徐寿辉身材高大。，(《明史.列传》第十一说，捧徐的是个传布妖言的和尚彭莹土，事实上彭莹玉早已逃到淮西去了、无影无踪。)邹普胜的另一无聊之处，是把国号定为不伦不类的“天完”二字。也许，他以为在“大元”两个字上面各加一个帽子．便可以把元朝盖住了呢。

无聊诚然无聊，这天完帝国的好汉们打仗却也能干。主要的猛将有三位：水寇出身的赵普胜，渔夫出身的倪文俊与陈友谅。其次，是几个似乎都是“普”字辈的异姓兄弟：丁普郎、项普略、欧普祥、陈普文、鲁普恭等等，在至正十二年的一个年头中间，天完帝国的军队所向无敌把已经腐朽的大元帝国的中部领土捣得稀烂，除了拿下了黄州(黄冈)、汉阳与武昌以外，领土北至南阳、邓州；西至中兴(江陵)、归州(秭归)；南至湖南的宝庆、道州，江西的袁州(宜春)、建昌(南城)；东至江州(九江)、饶州(鄱阳)、信州(上饶)、徽州(歙县)。甚至浙江的杭州、湖州；江苏的常州、江阴；福建的邵武、福安、宁德，也都被天完军队攻破，加以长期或短期的占领。声势之浩大，比起当时的刘福通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元璋吗？尚在郭子兴的麾下充当亲兵十夫长之流，到了次年才升为统率几百人的“镇抚”。)天完军队有一个长处：纪律优良，不奸不杀。他们而且到处传教，宣扬天下大乱，弥勒佛下凡转世的大道理，欢迎任何人参加，手续简单，只须登记姓名。

由于领土扩充得太快，战线拉得太长，天完帝国在至正十三年盛极而衰，战无不败，守无不失，到了年底，连号称国都的蕲水也丢了。皇帝徐寿辉逃到黄梅的山中，不敢出来。

隔了整整一年，到至正十五年正月，才有倪文俊卷土重来，再建天完帝国。他在正月间攻下沔阳，三月间攻下襄阳，五月间攻下中兴(江陵)，七月间攻下武昌、汉阳、蕲水。次年，至正十六年二月间，他把徐寿辉迎到汉阳，改以汉阳为国都；三月间攻下常德，八月间攻下衡州(衡阳)，十二月间回师攻下岳州，但失掉了衡州。

两个月以后，他向西，攻下峡州(宜昌)。又过了七个月，他向东，率领大军顺长江而下，似乎是志在攻取江州(九江)、安庆等地。路经黄州，他被陈友谅留住，遭了陈友谅的暗算，他的部队，也统统被陈友谅并了过去。

传说，倪文俊曾经在汉阳想杀徐寿辉未成，而逃到黄州来的。如此的传说，很像是陈友谅造的谣。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正想杀徐寿辉，取而代之的，不是他，而是陈友谅自己。陈友谅终于在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矾，自为皇帝，改国号为“汉”，改年号为“大义”。

陈友谅是怎么来到了采石矶的呢?原来，他在至正十七年九月杀了老朋友而兼同乡的倪文俊以后，便带了自己的队伍与倪文俊留下的大军，向东进发，先后攻下江州、小孤山、安庆、龙兴(南昌)、抚州(临江)、建昌(南城)、赣州、信州(上饶)、池州。

到了池州，便与朱元璋的地盘接壤。朱元璋派徐达和他比武。徐选在至正十九年四月击破赵普胜的栅江营，一口气把池州抢了；又在这一年八月“登陆”于无为州，击破“胡总管”的浮山砦，也跟着就把潜山县抢了。

所谓“胡总管”，有姓无名，是赵普胜的一个裨将。这丢掉潜山的账，于是也被陈友谅记在赵普胜的名下。朱元璋藉此机会，施行反间计，离间陈赵二人。陈友谅上当，便杀了赵普胜，自毁长城。

过了几个月，远在汉阳的徐寿辉，异想天开，带了若干随从跑到江州找陈友谅，说是想迁都龙兴(南昌)。陈友谅把徐寿辉的随从完全杀光．把徐寿辉本人关起，视同俘虏。后来，他挟了徐寿辉带领水军东下，夺了朱元璋的太平府(当滁)，推进到采石矶，便在采石矶结果了徐寿辉的性命。

八、陈友谅

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都是失败的人，因此在明清两朝的官方历史上均被称为“寇”，被称为“贼”。然而这三人之间大有分别：刘福通是英雄，是君子；徐寿辉是浑浑噩噩的匹夫；陈友谅呢，是害友弑君、无德无能而妄自尊大的典型小人。

他在害了倪文俊，弑了徐寿辉以后，直袭朱元璋所住的应天(南京)。两军相遇于汉西门之西，江东门门外的龙江关，朱军大胜，陈军大败，丢下了巨舰一百艘，战舸数百艘。

朱元璋乘胜恢复了太平府，攻下了信州(上饶)，在这一年（至正二十年)的下半年，接受欧普祥之降，不战而得袁州(宜春)。次午又招降了南城的守将王溥，攻下了江州(九江)、蕲州(蕲春)、黄州、兴国、黄梅、广济。龙兴(南昌)的守将胡廷瑞望风纳款。朱元璋把龙兴改称南昌，派邓愈镇守(其后加派朱文正、赵德胜、薛显，由朱文正以大都督的名义负责主持)。江西的其他地方，如余干、吉安、瑞州(高安)、临江(清江)、乐平、饶州(鄱阳)、抚州(临川)，也都入于朱元璋的掌握，年底，朱军回师东下，很轻易地拿下安庆。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陈友谅的太尉张定边夺回饶州(鄱阳)；三月，朱元璋进军安丰(寿县)，救刘福通与韩林儿；四月，陈友谅带了家眷与六十万雄兵，“空国而来”，不乘虚直捣应天(南京)，偏要围攻南昌，作“攻坚”的蠢事。

他攻了八十五天，毫无结果。朱元璋在七月间率领二十万援军到达湖口。陈友谅撇开南昌，进入鄱阳湖迎敌。丁亥日(七月二十)，两军相遇于余干西北的康郎山(岛)附近；次日，戊子。展开了中同历史上少有的水战。陈友谅的船既太且多，大到上下分三层，底下有几十个橹；多到一个接连一个，首尾相连。朱元璋的船既小且小，但是比较快。在戊子这一天，朱军分成二十队，同时攻击，每队皆是先用火器，次用弓弩，最后短刀肉搏。结果，抢到了陈军一艘巨舰，烧毁了陈军二十几艘战舸。在交锋之中，朱元璋的座舰一度搁浅，陷入重围，有一个牙将韩成，见危授命，穿上朱元璋的衣服，戴上朱元璋的帽子，投水自杀。陈军以为朱元璋已死，就松了劲。(这一位韩成，是我的内表兄陆军中将韩君文源的祖先。)己丑日，朱军大举火攻，烧死了陈军一大半，包括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陈友贵。庚寅日，休息一天。辛卯日，再战，战到中午，陈军大败。当夜，朱军潜移都昌西北的左蠡，封锁鄱阳湖。相持到八月二十七(壬戌日)陈友谅突围，中箭阵亡，余众溃不成军，逃得走的仅有五万人左右。张定边把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带回武昌，扶立为帝，改元德寿。朱元璋进兵武昌，从九月围到次年二月，陈理出降。

九、张士诚

和陈友谅比较起来，张士诚略高一等：他既未害友，亦未弑君。他之从未存“复宋”之心，与“反元”之后而又降元，降了元之后再度反元，也并不足怪：因为，他不曾参加过弥勒教或香军，无所谓叛教或变节。并且，他对老百姓尚属宽厚，待读书人也很客气。

然而，他不是英雄，不是君子，也不是良民。他的出身是一个兼卖私盐的官盐贩子，一生，直到称王失败而死，唯利是图。 他为了卖私盐而受到小官吏的欺侮，一怒而在至正十三年五月杀人造反。他没想到元朝政府这纸老虎，一戳便穿，不费什么力气，就占领了家乡泰州与邻近的兴化、高邮。于是，他自以为得到老天保佑，便在高邮称孤道寡，国号大周，年号天祐。

次年十一月，元朝中央的右丞相脱脱，亲自率领大军来打，围住了高邮城。张士诚带了十七个好汉突围而走，当小土匪，实践了‘败则为寇”四个字。

他无声无臭地度过了至正十五年一个年头。到了至正十六年正月，有一个江阴的土匪朱英，引他过江，偷占常熟。两个月以后，他又偷占了十分富庶的平江(苏州)，吃用不尽。元朝的右丞相脱脱这时候已被奸臣害死。

其后，张士诚扩展领土，向南，到湖州、杭州、绍兴、诸全(诸暨)；向西，到长兴、宜兴、常州；向北，到通州(南通)、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泗州，并且围了安丰(寿县)，杀了刘福通。

朱元璋虽则从他的手中夺了常州、长兴、诸全、濠州，却不得不于消灭陈友谅以前，对他容忍，只是略为和他争一争前方的据点罢了。他却也并无警觉，坐视朱元璋之日益富强。朱元璋屡屡攻他的绍兴，他也屡屡攻朱元璋的诸全，如此而已。

他在至正十七年八月降元，元朝赏他一个“太尉’虚衔，他按年缴粮，由方国珍用船“海运”到大都。六个年头以后，他求封为王，元朝不肯，他就自封起来，对元朝翻半边睑。这一次，他的国号是“吴”，不是“周”；年号仍用元朝的“至正”二字。

朱元璋恰好在张土诚自称吴王以前的两个月，打垮了陈友谅；以后，朱元璋不慌不忙，从容布置，一直等到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才向张士诚下手。第一步，夺了江阴，割断他的长江以北的领土。第二步，从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开始，攻湖州，取杭州，吞他的太湖以南。第三步，从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开始，围攻那成为孤城的平江(苏州)，围到次年九月，张士诚被俘，解到应天。朱元璋叫他降，他不降，自缢而死。他这一辈子，总算结束得还“有种”。

十、方国珍

在打平了陈友谅与张士诚以后，朱元璋本可长驱北伐，扫荡元朝。南方所剩下的方国珍、陈友定、何真、也儿吉尼，虽则分别占据着浙江的庆元(宁波)、台州、温州，与福建、广东、广西的若干地点，皆非朱元璋的敌手，似乎不足为患。然而朱元璋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一面叫徐达向北推进，作大举北伐以前的“试攻”，一面调兵遣将，先解决这南方的四雄。

方国珍是黄岩人，起家海盗，素无大志，对元朝时叛时服，终于混得了“浙江行省左丞相”一品大官，然而既不对元朝死心塌地效忠，也不敢称帝称王，像陈友谅、张士诚那样。对于朱元璋，他也常常表示恭顺，心里自然全没有那回事。此人的大毛病，是“不诚”。他倚仗自己船多，胜则掠地，败则入海，不曾料到朱元璋会用水军来收拾他。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在攻破平江(苏州)，俘虏张士诚的前七天，下令对方国珍用兵。不到一个月，台州(临海)及其属县均被朱元璋的“浙江行省参政”朱亮祖完全拿下。次月，温州也入于朱亮祖之手。而且，庆元(宁波)的父老在方国珍的“院判”徐善的带领之下，向朱元璋的征南将军汤和，开城迎降。(徐善不是元朝中央的枢密院的官，而是在浙江的行枢密院的官。行枢密院的官有知院、同知、佥院、同佥、院判，其中院判地位较下。)方国珍本人，先期逃亡入海，扎营在海岛(可能是舟山群岛之中的某一岛)。

朱元璋早就准备了方国珍的这一着，便命令水寇出身的廖永忠以“征南副将军”的名义，率领水军，到海上去搜捕他，在盘屿打了一仗，收降了他的不少部队。汤和派人送一封信给他，“谕以朝廷威德，及天命所在。”

方国珍得到了汤和的信，知道机会难得，叫帐下的一位文士詹鼎，写了一张很委婉的降表，派亲生儿子方关，送给汤和转呈。表里有这么几句动人的话：“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适与此类。即欲面缚，待罪阙下，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

这一张表，别人看了，会骂他“无耻”。朱元璋看了，却十分满意，便复他一道“上谕”，说“汝违吾谕，不即敛手归命，次且(踟蹰)海上，负恩实多。今者穷蹙无聊，情词哀恳，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

结果，方国珍鼓起勇气来应天(南京)，不仅没有被杀，而且有官做，以“广西行省左丞”的名义，留在应天领俸禄，不做事，又活了好几年，才寿终正寝。儿子方关，被任为“虎贲卫千户所镇抚”；另一个儿子(长子)方礼，被任为“广洋卫指挥佥事”。

十一、陈友定

陈友定，一名有定，和陈友谅不是弟兄，陈友谅是湖北沔阳人，他是福建福清人，寄籍在汀州路清流县。

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个姓罗的家里当佣工，娶了罗家的女儿。丈人爷给他钱，让他做买卖。他赔了本，投身到“明溪寨”里当一名忠于元朝的所谓“义兵”，对本地的“妖贼”(弥勒教的分子)作战有功，被任为明溪乡的巡检(警官)。其后，升官，做了清流县的县尹(县长)。《明史》是这样说的。《新元史》不说他当了县尹，而说他当了“县尉”(尉是专管军事的官)。这一年，是至正十七年。

次年，他升为汀州路总管(知府)。这也是根据《明史》。倘若依照《新元史》，我们便应该说他是在“延平”当总管了。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派了一个邓克明来打福建，破了汀州(长汀)与延平(南平)，围攻建宁(建瓯)。陈友定击败邓克明，收复这三处地方。元朝政府升他为“福建行省参知政事”。

其后，他吞并了福清路宣慰使陈端孙的地盘，平定了兴化与泉州两路蒙古将帅的内哄，又消灭了据有漳州的福建行省“左丞”罗良，便被元朝政府顺水推舟，升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当了全福建的长官了。(左丞，不是左丞相，而是参知政事下面的官。元朝的行省可以设右左二丞相，也可以不设，平章政事总是设的，平章政事之下，有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之下，有右丞与左丞。)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对朱元璋作战，阵亡。至正二十五年，陈友定派人进攻朱元璋的处州(浙江丽水)，失败，朱元璋叫胡深还击，打下了浦城与建阳，中伏破俘，陈友定将胡深放在一个铜制的驴子上，用火烤死。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大举讨伐陈友定，陆路由胡廷瑞率领，从江西进入杉关，拿下邵武、建阳。水路由汤和率领，出温州台州海口，进入福州海口，占领南台，受守将陈同之降，在福州的蒙古人曲出，不战而走，柏帖木儿战死。

次年，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莆田等十三县都降了汤和，胡廷瑞也攻下了建宁(建瓯)。这时候，陈友定已在延平(南平)准备坚守。汤和派了人去说降，被陈友定杀了，用血渗在酒中，与部将同饮。汤和由福州西进。把延平围了十天，破城。陈友定自杀未死，被捉，押到应天(南京)。朱元璋问他：“元朝已经亡了，你替谁守？你又为什么杀了我的胡将军(深)，与我的使者？”他说：“完了，不必多谈。除了叫我死而外，你更能把我怎样？”于是，朱元璋就将他处斩。福建的其他地方，不久都入于朱军的掌握。

十二、何真、也儿吉尼

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命令他的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杨璟，打广西。次年，洪武元年，二月，命令他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廖永忠，打广东。

这时候，元朝在广东的负责人，是广东行省左丞何真；在广西的负责人，是广西行省平章政事也儿吉尼。

何真是广东东莞人，在河源县充任过九品小官(税务副使)，转任为漆水盐场的“管勾”(也是九品)，弃官而去，回家乡招乡勇，私办团练。当地有人“造反”，他跑到元军的“帅府”去报告，反而被扣留；他从帅府逃出，自动去打“造反”的人，仍旧得不到元朝官吏的谅解。其后惠阳城被元军的一个叛将黄常占了，他又自动去打黄常，“收复”惠阳城。于是，元朝政府任命他为惠阳路的“同知”，官居四品。再其后，有一个“海盗”首领赵宗愚(可能是“赵宗禹”)，打进广州，元军毫无办法，也靠了他，才把广州“收复”。元朝政府升他为“江西分省右丞”(二品)。不久，江西分省改为“广东行省”，便转任他为广东行省的左丞，官阶仍是二品。

元朝在广东的文武官吏，除他以外，没有一个是能干的。他因此就成为事实上的全广东最有力量的人。他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总算是乱世的一个好官。

廖永忠的水军，于洪武元年二月间到达潮阳，何真立刻上表投降。不久，廖永忠开抵惠阳，他亲自从广州走到惠阳来迎接，并且去应天(南京)朝见朱元璋。朱元璋很喜欢，比他为东汉的窦融，给他官做。他先后作了江西与山东的参知政事，山西、浙江与湖广的布政使；在洪武二十年退休，受封为“东莞伯”。

也儿吉尼是蒙古人，在元朝中央当过御史，转为广西道肃政廉访使，为人正直，是一个忠臣。至正二十三年广西设行省，他被任命为行省的平章政事。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四月间，杨璟的兵到达靖州(湖南靖旺)，也儿吉尼在靖州城内死守，守了两个月，城破，被俘押解到应天(南京)。朱元璋叫他降，他不肯降，被杀。在元朝末年，忠心效死的蒙古人，像也儿吉尼这样的不多。因此，徐达常遇春才能够在北伐的战役中，长驱直入，占领大

十三、元朝内斗

朱元璋在大举北伐以前，早就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派遣一个“千户”王时，到浙江搭上方国珍的运粮船，由海路混进大都，窥探元朝政府的虚实。

那时候，丞相脱脱已遭贬黜而死。朝中最重要的人是察罕帖木儿。此人的祖先是西夏人(唐兀氏)，住在北庭(新疆孚远)，从祖父以来移居河南沈邱已有三代。他有一个号，叫做“廷瑞”，并且姓了李。当地的人称他为李察罕。他应过“进七举”，虽则没有中，可见汉化已深。他在至正十一年有感于刘福通香军之杀官烧城，“骚扰地方’，而元朝的官军毫无镇压能力，就招集了沈邱的子弟几百人，自保乡里。不久，他会合了罗山人李思齐的“义兵”，从香军的手中夺得罗山县城。元朝政府发表他为汝宁府(汝南)的达鲁花赤。(元朝在每一个路或府，与每一个县，均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或其他的“非汉人”充任，位于汉人总管与县尹之上。)此后，他东征西讨，到了至正十八年之时，已经官拜“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御史)台侍御史兼河南行枢密院同知”，受诏“守御关陕晋冀，镇抚汉沔荆襄，便宜行间外事”。这一年年底，他被升为陕西省平章政事。次年五月，他“收复”汴梁(开封)，使得刘福通不得不退守安丰(寿县)，元朝升他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他兼了豫陕两省的文武行政，同时握有监察全权。至正二十一年，他拿下了全部山东，只有益都和莒州尚在香军手中。元朝更进一步，升他为[中央的]中书平章政事(位置仪次于丞相)，兼“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地盘由两省而扩充为三省(比现在的这三个省大)。

这一年八月间，朱元璋为了怕他转师南下，派了一个小官，汪河，前往山东，和他“通好”。通好的内容如何，明朝的官方历史家不敢明说。(实际上可能是向元朝称臣。)次年六月，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刺死。他的事业，由养子王保保(扩廓帖本儿)继承。王保保在五个月后打下益都，杀了田丰、王士诚，也打下了莒州。王保保派人到应天(南京)，与朱元璋重温旧好，朱元璋再派汪河前往，却被王保保扣留，拘在河南陕州。一拘，便是三年，到了至正二十五年才放回来。 王保保的为人，不如察罕帖木儿：野心大，地盘思想重。和王保保势均力敌的，有一位孛罗帖木儿与一位李思齐，孛罗帖木儿与王保保抢山西，抢中央的政权；李思齐呢，和王保保闹意气。结果，内战连年，给朱元璋造下北伐中原的机会。

孛罗帖木儿，是道地的蒙古人。他的高祖父的祖父，孛罗带，是成吉思汗的卫兵。孛罗带的儿子太答儿，是蒙哥可汗(元宪亲)的一个都元帅。太答儿的儿子纽璘，打下成都，也受委为都元帅。纽璘的儿子也速答儿，打下重庆，历事元世祖、成宗、武宗，官至云南行省左丞相平章政事。也速答儿的儿子南加台，作了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南加台的儿子答失八都鲁，是元顺帝的大将，曾经打下香军所占的襄阳与太康，官至河南行省左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死于至正十七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的儿子，便是孛罗帖木儿。

元顺帝在至正十八年正月，派孛罗帖木儿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统率答失八都鲁的部队。在其后两年半的期间，他打下了卫辉(汲县)、濮州、曹州，击败关先生于云中，击败杨诚于蔚州及飞狐，击败王士诚于台州(五台)，驻军大同。

这时候，王保保驻军在冀宁(太原)。元朝政府叫王保保与孛罗帖木儿两人各守防地，以石岭关为界。孛罗帖术儿一心要把冀宁划入自己的范围内，在至正二十年九月出兵逾过石岭关，对王保保作战，然而打不下冀宁。打到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他夺得了王保保的真定(河北正定)。

这时候，元朝内部酝酿着宫闱政变。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第二皇后”高丽人奇氏所生。奇氏信佛崇孔，见到元顺帝荒淫昏聩，颇想假借王保保的力量，逼迫元顺帝让位。她有一个亲信，宦官朴不花；也有一个羽党，右丞相搠思监。反对她的人也很多，以御史大夫老的沙为首。她却有办法叫老的沙失宠于元顺帝，加以放逐。老的沙逃奔到孛罗帖木儿的军营。皇太子派人去要，孛罗帖木儿不给。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右丞相搠思监用元顺帝的诏书，削去孛罗帖木儿的兵权。孛罗帖木儿抗命，而且杀了钦差。四月，孛罗帖木儿带兵进京，见到元顺帝，恢复了兵权与官职(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满意而去：回大同。五月，右丞相搠思监又怂恿了元顺帝，命令王保保进攻孛罗帖木儿的大同。孛罗帖木儿再度带兵来京，皇太子统率若干军队出城抵御，大败，逃到太原，投奔王保保。元顺帝把搠思监与朴不花押解给孛罗帖木儿，杀掉。孛罗帖木儿进入大都，受拜为中书左丞相，整个政府入于他的掌握。他开除了一些宦官，禁止番僧胡作非为，努力节省中央开支，停止了若干不必要的修缮营造，也把第二皇后禁闭了一百多天。他派遣一位伊苏，带兵南下，打王保保，不料这伊苏却与王保保讲和，连在一起。

至正二十五年七月，王保保的兵逼近大都，元顺帝埋伏了几个勇士在宫内延春阁，把孛罗帖木儿打死。八月，第一皇后宏吉剌氏去世。九月，王保保带了太子回大都，被拜为太傅，左丞相。事前事后，第二皇后奇氏与太子均叫王保保逼迫元顺帝让位，退居为太上皇，王保保不肯。王保保在大都住了两个多月，不耐烦，请求元顺帝派他打朱元璋。元顺帝封他为“河南王”，授权给他“总制关陕晋冀山东诸路并迤南一应军马，凡机务钱粮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年底，第二皇后奇氏被升为第一皇后。

王保保去了怀庆(河南沁阳)；次年二月，渡河南进。他征调在陕西的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卜这四个将领的兵。这四人均不奉命。王保保于是不再南进，而转师西向，派关保进人漳关，打这四人。一共打了一百多仗，不分胜负，到了至正二十七年七月，他加派貊高去打。貊高的兵，多半是孛罗帖木儿的旧部，开到中途，便在卫辉(汲县)叛变，捧貊高为“总兵”，向元顺帝上表，告王保保的状。这时候，元顺帝已经于第一皇后奇氏的影响之下，命令皇太子主持一个新立的“大抚军院”，“悉总天下军马”，把王保保的防区限制在潼关以东。貊高叛变以后，元顺帝索性罢免王保保本兼各职，令他以“河南王”的资格，退居河南(洛阳)。王保保很气，便擅自把军队撤回黄河以北。

关保在陕西，也对王保保叛变，不再打李思齐等人。元顺帝命令貊高与李思齐合力，讨伐王保保；又把王保保的根据地划给关保驻防。李思齐倒未敢走出潼关，找王保保打；貊高、关保二人，与王保保交锋，均被王保保击败，杀死。王保保回到太原，不肯出来抵御朱元璋的北伐军。

这一年，至正二十七年，十月甲子日，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一人统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先打山东，后打河南，然后打河北，指向大都。

王保保原有一个弟弟，脱因帖木儿，带领若干精兵留在山东，为了对貊高作战，这脱因帖木儿被调走，山东只剩下江苏兴化人王宣和他的儿子王信。这王宣与王信父子是经不起徐达、常遇春一打的。

徐达、常遇春由山东转到河南，在汴梁(开封)的梁王阿鲁温不战而降。这位阿鲁温，是察罕帖木儿的父亲，年已老迈。元顺帝到了最后关头，才下诏取消“大抚军院”，恢复王保保的官职与爵位，求王保保救援大都。

王保保不曾来得及整师而出，大都已经入于徐达、常遇春之手。

一四、北伐

元朝的宫闱、朝廷、将帅，如此内哄不已，就朱元璋看来，真是天造的机会。恰好在这时候，他早已打平了陈友谅与张士诚两个劲敌，剩下的仅有卑卑不足道的方国珍、陈友定、何真、也儿吉尼之流。所以，他一面分兵南讨，一面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十月甲子日，任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为征北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主力北伐。

两天以后，丙寅日，他发布一篇宋濂所起草的檄文：“自宋祚倾移，元主中国，此岂人力，实自天授。(这是说，蒙古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宋朝该亡罢了。)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元成亲)废长立幼，泰定(泰定帝)以臣弑君，天历(元明宗)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夫人君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礼义者，御世之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这是说，元朝君臣违背中国的伦理传统，失去统治资格。)及其后嗣，荒淫失道(指元顺帝)，加以宰相擅权(指脱脱)，宪台报怨(指御史大夫朵儿直班，宣政院使哈麻，御史袁赛因不花)，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也。”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是“弥勒佛转世”的预言的改版)。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皆不足以成事)，徒使尔等[齐鲁河洛燕苏秦晋之人]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阻兵据险，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指王保保、李思齐等人)。”

‘予本淮右布衣(平民)，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稍”字用得好，于谦虚中显出力量。)日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承天命(大胆假设)，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比起刘福通之“复宋”，进了一步)。虑人民未知，反为我雠，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子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尔民其体之！(只要你们人民作消极的欢迎，不希望体们作积极的参加。推翻元朝的事，有我朱元璋派兵去打，就够了。)”

事实上，朱元璋交给徐达统率的二十五万精兵、先声夺人无可抗拒，元朝本身又已分崩离析，上无斗志，连蒙古人也很少有效忠元朝到底的了，何况“色目”？

肯在山东抵抗徐达的元朝将领，仅有三个汉人——王宣、王信和俞胜，以及一个蒙古人——普颜不花。王宣与王信是父子，替元朝守沂州(临沂)及胶东一带，本已投降，降后想叛，王宣被杀，王信逃走。俞胜守乐安(惠民)，也是降了又叛，战败逃走，其后被捉。普颜不花守益都，不堪徐达一击，城破，被杀。

肯在河南抵抗徐达的元朝将领，仅有王保保的弟弟脱因帖木儿一人。这人就名字而论，和他哥哥(“扩廓帖木儿”)一样，像蒙古人，其实也是汉人(至少是在父系血统上，母亲是否属于纯西夏血统，待考。他们的母亲，是察罕帖木儿的妹妹。)脱固帖木儿领了五万兵在洛阳东边的塔儿湾打了一仗，打败，逃往陕州；在陕州也守不住，逃去山西他哥哥那里。

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示，于肃清山东之后，不向北续进，转师西向，肃清河南；也不向西续进，随即集合在山东河南的大军，会师运河与卫河的交叉点，临清，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河北，由长芦(沧县)，青州(青县)，直沽(天津城北)，直捣通州(通县)。在直沽逋州之间的河西务，遇到元朝的俺普达朵儿只进巴，打了一仗；在通州城郊，遇到元朝的“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也打了一仗。这两仗打完了，元顺帝听到消息，率领老婆(第一皇后奇氏)、儿子(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等人)、孙子(买的里八剌等人)与妃子、太监、宫女，在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七月丙寅日(二十七日)的夜里，偷偷地开了大都的建德门，向着居庸关的方向逃去，逃往“上都”(在明朝叫做开平，在令天是内蒙古的多伦)。 隔了三天，八月初二日庚午，徐达由齐化门进入大都，只杀了不肯降的元官六名，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元朝的历史，到此结束。明朝，已经在这一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之时开始。

一五、西征

朱元璋吩咐徐达，改大都为北平府，留三万人成立六个“卫”，拱卫这个北平府，交给孙兴祖与华云龙二人指挥，徐达本人统率大军西征。

西征的最大对象，是王保保。其次，是李思齐。又其次，是张思道及其弟张良臣，孔兴，脱烈伯。

王保保这时候在太原，已于大都易手之前，被元顺帝赦免一切罪名，开复重要官爵(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

徐达由今天的平汉铁路路线南下，进入山西，在洪武元年十月取了泽州(晋城)、潞州(长治)。王保保却也正在找徐达打，由太原北去，向着大都的目标走。徐达接到消息，决定不回师救大都，而贯彻原来的计划：打太原。

王保保在十二月间走到了保安州(涿鹿)，听说太原丢了，慌忙选了几万骑兵回来，在太原城下扎营，当天夜间被明军偷袭，大败，溜去大同。其后，由大同移军(甘肃)定西，在洪武二年冬天围攻明军韩温部于兰州，围了几个月，徐达带了主力来到。洪武三年四月，两军在定西之北的沈儿峪对垒，一日激战。结果，王保保又吃了一个极大的败仗，被俘了八万四千五百多将校士兵，自己仅能与妻儿几个人逃走，在宁夏住了一些时，最后去到和林(库伦西南)，保元顺帝的继承者，前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驾。

李思齐本在潼关，被明军冯宗异部吓走，退守凤翔。洪武二年三月，又从凤翔溜走，退守甘肃西南部的临洮。一个月以后，冯宗异追到临洮，李思齐投降，被送到应天(南京)。朱元璋赏他一个毋庸到任的官：江西行省左丞。

张思道本在鹿台，保卫奉元(西安)。明军一到，他溜去甘肃，扎在庆阳。其后，留下弟弟张良臣守庆阳，自己去宁夏投奔老仇人王保保，被王保保禁闭。张良臣在洪武二年五月降明，降了又叛，在八月间战败，被杀。

孔兴与脱列伯本来也是扎在鹿台的，其后于洪武二年八月攻明军某部于大同，李文忠来救，脱列伯战败被俘，押到应天，朱元璋赐他一套衣冠。孔兴溜走，被自己的部下杀了。于是在洪武三年四月沈儿峪之战以后，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都成了大明的领土。

一六、深入沙漠

当徐达在沈儿峪和王保保对垒的时候，正是李文忠以另一支精兵深入抄漠，希望捕捉元顺帝的时候。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年轻胆壮，战功颇多。北伐期间，他以偏将军的名义，隶属副将军常遇春的麾下。常遇春在洪武二年六月打下开平(元朝的上都)，却不曾捉住元顺帝。次月，常遇春在回师的中途，暴卒于柳河川，常的部队便完全归李文忠指挥。

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正月，升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再度出居庸关。李文忠在五月间到达开平，由开平转向东北，走了三百多里，打元朝的应昌路。事先，他听说元顺帝躲在应昌；其后，他在快到应昌之时，又听说元顺帝已死，元顺帝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称帝，仍在应昌。

五月甲辰日(另一说是癸卯日)，李文忠打进应昌，活捉了爱猷识理达腊的皇后、妃子、宫女、皇子买的里八剌等，与朝廷的大官、卫兵，还缴获了十五颗宋元两朝的玉玺与金印。爱猷识理达腊本人不曾被捉住，他向着和林(库伦西南)的方向逃走。李文忠带了骑兵追，追到北庆州(林西县西北)，追他不上。李文忠回师，经过兴州(滦平县西南)与红罗山，收降蒙古军民五万多人。 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决心大举，派徐达、李文忠、冯胜(冯宗异)各领五万骑兵，分三路出塞，搜捕爱猷识理达腊。徐达出雁门关，三月间连败王保保于野马川及库伦之南的土剌河(上拉河)，推进到“岭北”，与王保保对垒，死了一万多人，攻败垂成。这是徐达生平所吃的唯一败仗。

李文忠出居庸关，在六月间到达土剌河，元将哈刺章退守阿鲁浑河(鄂尔浑河)北岸，李文忠据河死战，侥幸战胜，但伤亡极多。哈剌章再退，退到骋海(一作“称海”)，李文忠追到骋海。元军的援兵越来越多，李文忠只得班师。在敌人境内班师，是不容易的事，李史忠除了抵御追兵与伏兵以外，又一度迷路，一度缺水，艰苦备尝。

冯胜由兰州出发，经过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受元将上都驴之降，推进到亦集乃路(额济纳，即居延设治局)，受儿将卜颜颤帖木儿之降，又推进到别驾山，吓得元将朵儿只班望风而逃。冯胜全师而退，俘获了十几万牛羊马匹骆驼。他的麾下傅友德，分兵西进，取了瓜沙州(敦煌)。

次年，洪武六年，王保保反攻，来到了长城边，狠狠地在抚宁与瑞州(绥中)烧杀一顿，被徐达占败于长城以南的怀柔。

洪武七年，李文忠又去热河，打下高州(平泉西北)的大石崖与毡帽山，杀了元朝的宗王朵朵失里，鲁王桑哥八刺(或他的儿子)，俘虏了小少人畜。

洪武八年，王保保在和林(库伦西南)病死。三年以后，爱猷识理达腊病死，被元朝的大臣们谥为“昭宗”。元顺帝之被称为顺帝，是朱元璋送他的谥法。元朝自己的谥法，是“惠宗”。，继承爱猷识理达腊的，是弟弟脱占思帖木儿。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派沐英经出宁夏，翻过贺兰山，穿过沙漠，到了和林，活捉元朝的丞相之一，国公脱火赤，枢密院知院爱足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派冯胜，去辽东，对付那驻扎金山(开原西北)，拥有二十万兵的元朝开国元勋木华黎的苗裔，纳哈出。冯胜带去的兵，也有二十万。麾下的猛将也不少，包括傅友德与蓝玉。结果，不必交锋，便受了纳哈出之降，送纳哈出到应天(南京)。朱元璋封纳哈出为海西候。(其后，纳哈出随傅友德征云南，病死在中途。，)洪武二十一年，爱猷识理达腊的弟弟，第三个君主脱古思帖木儿南下，住在捕鱼儿海(热河经棚县西北的达尔泊，不是贝加尔湖)。蓝玉带十万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去突袭，杀了几千人，俘虏了七万多，但不曾捉得了脱古思帖木儿。

脱古思帖木儿朝着和林的方向奔逃，在土刺河附近遭遇到叛臣也速迭儿拦截，只剩下十六人，再逃，被也速选儿赶上，勒死。

此后，元朝内乱，朱元璋也不再对元朝用兵。要到了明成祖的时候，明元两朝之间才重新有战事。

《明史·鞑靼传》说，在脱古思帖木儿以后，“部帅纷孥，五传至坤帖木儿”。事实是，“三传”至坤帖木儿。《明史》的撰述人，以为蒙古人其后不久便放弃了“元朝”的国号，而自称“鞑靼”，这也是错误的。蒙古人诚然不再用汉文与汉人的官名，然而对于“大元”的传统，却未忘怀。

一七、北元概略

《明史·鞑靼传》，是一本流水账，账上所记的是某年某处有鞑靼人入寇。撰述人对于所谓鞑靼的国内政情，甚至其君主传袭世系，一慨茫然无知。

我们必须参考柯绍忞《新元史》里面的“宗室世系表”，才能够约略知道“北元”的世系。但是柯绍忞把年代弄错了很多，也把君主们的名字故意写得与《明史》所记载的不同，给研究的人增加困难。

因此，我们又必须参考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及其所引的小彻辰萨囊台吉的《蒙古源流》，才勉强可以摸清楚这“北元”世系的一个大概——也只不过是一个大概而已。

“北元”这个名词，是高丽人所创造的，比“鞑靼”两个字公平得多。直到崇浈八年为止，“北元”始终与明朝对峙着，其情形犹如金与“南宋”，虽则地域迥异。明朝有过十六个皇帝；北元有过二十八个君主。

就大体来说，北元与明朝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谁。明成祖“亲征”了好几次，有一次到达克鲁伦河与鄂嫩河之间，成吉思汗的发祥地，几乎活捉了北元的第九个君主本雅失里，其余几次也吓得敌人望风而逃，然而他没有办法留下汉人在沙漠南北定居，没有办法收为“郡县”。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十三个君主脱脱不花的权臣也先，有力量活捉得明朝的英亲，却没有力量“收复”大都，终于不得不把英宗送还，和明朝言归于好。

再其后，北元在明宪宗至明世宗之时，崛起了一位盖世英雄：第二十个君主达延汗(大元汗)。他统一漠南漠北，分封诸子，直至二十世纪，蒙古多数盟旗的王公都是他的苗裔。然而他也只能适可而止，望长城而却步。他在位很久。

第二十二个君主卜赤无甚作为。另一房的孙儿第二十三个君主俺答，以河套为根据地，对明朝骚扰了几十年，直至受封为“顺义王”(明穆宗隆庆五年)，才肯罢休。

第二十四个君王卜赤的儿子打来孙；打来孙的儿子第二十五个君主土蛮；土蛮的曾孙第二十七个君主林丹汗虎墩兔，都很厉害。他们使得国运已衰的明朝，有些招架不住。明朝的君臣恨他们，称他们为“西虏”。(“东虏”是建州的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有人说，倘若明朝的实力不曾被“西虏”长期消耗，也许不至于亡给建州，也不至于在亡给建州以前，应付不了李自成、张献忠等若干农民军。

详细的经过，等到以后再分别叙述。

十八、明玉珍、明昇

明玉珍是湖北随州人，农夫出身，“身长八尺余”，眼中瞳人成双(目重瞳子)。他在家乡纠合了一千多人，在“青山”上筑寨自保，被徐寿辉威逼入伙。其后，奉徐寿辉之命，西取归州(归)，到夔州(奉节)一带抢粮。至正十七年十二月，他听说元军在重庆的很少，便溯江而上，取了重庆；次年，攻下成都、嘉定，取得整个四川(包括今天的贵州遵义)。徐寿辉任命他为“陇爵行省右丞”。

至正二十年，徐寿辉为陈友谅所弑，明玉珍派人守住夔关，和陈友谅断绝往来，同时在重庆城南替徐寿辉立庙。一年以后，他自称“陇蜀王”；两年以后，他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以重庆为都城。三年以后，他的兵攻下云南路(昆明)，守不住，退回；五年以后，他的兵攻下兴元(陕西南郑，“汉中”)。六年以后，至正二十六年，天统五年，他去世，享寿三十六岁。

他待老百姓极好，对读书人极有礼貌，税抽得轻，学校办得多。他不太喜欢扩充领土，更无意于统天下。他和朱元璋颇有往来。朱元璋比他为刘备，自居为孙权，说王保保想当曹操，却缺少谋臣如荀攸荀彧，猛将如张辽张郃，否则朱元璋自己和他(明玉珍)均不能高枕无忧。“予与足下实唇齿邦，愿以孙刘相吞噬为鉴。”

明玉珍死后，儿子明昇嗣位，年纪才有十岁，大权先后操于佞臣张文炳及武夫吴友仁之手。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取得大都，洪武三年击溃王保保于甘肃定西的沈儿峪，便不再以孙权自居，也不再视“大夏”为唇齿之邦，而决心对明玉珍的阿斗下手了。洪武四年正月，他命令汤和由湖北进兵，攻瞿塘峡，以重庆为目标；傅友德由陕西甘肃进兵，以成都为目标；冯宗异(胜)留守陕西，修缮城池；邓愈坐镇襄阳，督运粮饷。大军出发以前他秘密吩咐傅友德效法邓艾，由阶州与文县的阴平道，突袭川北。

傅友德在三月间完成任务，打下江油、绵州(绵阳)，六月间打下汉州(广汉)。

汤和的工作很艰巨，不仅要“仰攻”，而且要冲断大夏军队所布设的“铁丝飞桥”，从三月打到六月，才打下了夔州，推进到重庆。明昇的左右，主张退守成都；他的母亲皇太后彭氏，以为迟早要降，不如就在重庆降了，免得老百姓多吃苦。于是，母子二人及全朝文武一齐投降，汤和把他们押送应天(南京)。朱元璋封明昇为归义侯，其后流放他到高丽去居住。

成都及其他城市的守将，也一一投降。只有吴友仁在保宁(阆中)守了若干天，城破以后被送到应天，斩首。

一九、梁王巴匝剌瓦尔密

朱元璋在洪武四年受明昇之降，拿下四川与今天属于贵州省的遵义一带。

次年，洪武五年(1372年)，他派遣一位“翰林院待制”王袆【yi】，到云南昆明去，传谕给元世祖的苗裔，“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叫他献出云南，免得用兵。

梁王巴匝剌瓦尔密迟疑不决，虽则对王袆招待得很好。最后，在洪武六年年底，于来自和林的“北元”钦差脱脱的责难之下，终于把王袆杀了，表示对元朝忠心到底。

朱元璋又两次派了代表去：在洪武七年派元朝威顺王的儿子，[已经降明的]伯伯，在洪武八年派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伯伯到了昆明，向梁王投降；吴云走到中途，被同行的一个“铁知院”杀了。铁知院本是梁王的臣子，曾经奉粱王之命前往和林，被徐达俘虏，押送应天，朱元璋叫他陪同吴云去昆明，说服梁王。 又过了六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才下命令，对梁王用兵。兵分两路，一路是奇兵，由永宁(四川叙永)南下，攻乌撒(贵州西北部，包括云南的镇雄)，另一路是正兵，由遵义南下，经由今天的贵阳、安顺(在当时叫做普定)，以曲靖为目标。

奇兵的指挥者，是郭英，归正兵的总司令，“征南将军”傅友德节制。傅友德的左右，另有猛将蓝玉和沐英二人。这两人的名义，都是“征南副将军”。

傅友德在十二月间，进抵曲靖，与梁王的大将达里麻对垒。双方的兵力似乎均在十万人左右。交战的结果，达里麻大败，被俘了两万多。粱王在昆明听到消息，出城，到普宁州的忽纳砦，烧了龙袍，跳进滇池自杀。傅友德取得昆明。

那时候，郭英尚在乌撤的赤水河边，与梁王的另一大将实卜，相持不下。傅友德回师而北，对实卜夹攻，实卜吃不消，丢下三千多尸首逃逃走。

云南，以及贵州的所有其他地区，其后也逐渐成为明的领土。大理的土司段世，在洪武十五年闰二月被沐英活捉。云贵许多苗胞部落(泰缅等族)，都归附了大明皇帝。“八百媳妇”、“金齿”等等，也是如此。

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正月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在洪武十六年二月设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贵州都指挥使司到了明成祖永乐十一年，被升为“贵州等承宣布政使司”，也成了一个“完全的省”。

二○、开国规模——甲、里、州、县

朱元璋在贵州设“都指挥使司”,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似乎是“例行公事”，实际上不但不是例行公事，而且充分显现了他本人和他的左右的政治能力与责任感。

辛亥以前的中国历史，没有真正的革命，只有朝代的更换。有些新朝代比旧的好，有些新朝代与旧的如出一辙，或甚至更坏。明朝比元朝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把元朝的官制、军政、财政、教育、经济，改进了很多。

就官制而论，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方面都有更张。县以下的机构，在元朝有所谓“社’，以五十家为单位，设一个社长。在明朝，是以十家为单位，称为甲，设一个甲首。十个甲，成为一里，设一个里长。里长任期一年。城内的里，称为坊；近郊的里，称为厢。坊长和厢长的职权，与里长相同：一方面帮助执行中央与省府州县的政令，一方面领导本里的公益事业，兼为无形的仲裁法庭法官，解纷息讼。比起元朝之只有“劝农”的社，进步多了。

县的一级，明朝和元朝比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人员减少：减去了县尹之上的“达鲁花赤”，与县尹之下的“尉”。县尹改称“知县”，由从六品降为正七品。知县以下，设县丞、主簿、典史各一人。元朝的县，设典史二人。元朝的中级县与下级县，不设县丞。明朝的中下级县则不仅不设县丞，有时候连主簿也省了(倘若户口不及二十个“里”)，事务统由典史兼办。

县之上，有府有州。元朝的府，分为总管府(路)与“散府”(府)二种，总管府的汉人长官称为“总管”，散府的汉人长官称为知府。总管与知府之上，均有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达鲁花赤”。明朝把达鲁花赤裁了，“路”一律也称为“府”，元朝的总管是正三品，知府是正四品，明朝的知府一概是正四品。元朝总管府的属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照磨、译史(翻译官)、儒家教授、学正、学录、蒙古教授、医学教授、阴阳教授、司狱、丞，平准行用库大使、副使，织染局局使、副使，杂造局大使、副使，府仓大使、副使，惠民药局提领，税务提领、大使、副使，[管理户籍的]录事司录事、司候、判官、典史。户口少于二千家的总管府，与一般的“散府”，官员较少。明朝把知府衙门的官员，减少到寥寥可数：同知、通判、推官、经历、照磨、检校、司狱。推官以下，每职均只一人。经历与照磨，约略相似于今天的文书主任与收发，检校很像今天的校对与监印。

二一、州、省

有一些元朝的“散府”，到了明朝，被降为“州”。元朝的州，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州设达鲁花赤、州尹、同知、判官、知事、提控案牍。中下等州不设知事，而设“吏目”。下等州不设提控案牍。明朝的州分为两等：一等的叫做直隶州(直属于省的州)，原则上与“府”相等，但官员于知州以下仅设同知、判官、吏目。知州的官阶是“从五品”，比知府低一级半。元朝的州尹，是“从四品”。

明朝的二等州，叫做“属州”(属于府的州)，在原则上与县相等。

府以上的机构，住元朝叫做“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御史台”，简称为“行省”、“行院”、“行台”。这三样机构的管辖区域并不一致。行省约略等于明朝的省，而数目较少。行院视军事的需要，因时因地而设。行台的设置，除了江南与陕西两处以外，其他无规律可言。元朝而且有所谓“中书分省”、“枢密分院”(不曾有过“御史分台”)，其临时性与“代表中央”的色彩，较之行省与行院更为浓厚。行省、行院、行台，也本是中央机构在地方上的办事处，并非地方政府。中央的丞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知院等等，可以兼行省的丞相、参知政事、知院等等。中央也可以在行省另设丞相以下的雷同于中央的官，而并不派遣中央官兼任。很显然的一种后果，便是行省行院变成尾大不掉。虽则丞相在行省很少设置，而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等，或此或彼，或多或少，是常设的。行院呢，也常有所谓知院、同知、副枢、佥院等等。行台呢，也有所谓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御史等等。全国又分成二十二“道”，每道设提刑按察使及其属官。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以后，提刑按察使改称为“肃政廉访使”。 明朝在洪武九年以前，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度，不曾有多大改革；到了洪武九年，便一举而创立十二个“承宣布政使司”，以代替元朝的行省。(其中的一个，叫做“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在明成祖永乐元年改称为“北京”[直辖区]；明英宗正统年间，把“北京”改称为“京师”，所谓北京与京师，均兼指北京城及其直辖区，老百姓为了避免混淆，称北京城为京城或京师，称它的直辖区为“北直隶”。原来的南京所直辖的“直隶”，被老百姓称为“南直隶”。)洪武九年的十二个承宣布政使司，是①浙江、②江西、③福建、④北平、⑤广西、⑥四川、⑦山东、⑧广东、⑨河南、⑩陕西、⑾湖广、⑿山西。

洪武十五年，增设云南；永乐元年，减去北平；永乐十一年，增设贵州。于是，明朝的省定了型：直至清兵入关为止，明朝有两个直辖区(京师与南京)，也就是两个直隶，十三个省。

二二、布政使司、分守道；按察使司、分巡道

明朝的“承宣布政使”，不是中央官，而是最高的地方官。每一个承宣布政使的辖区，称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为“布政司”，而不称为‘行省”。在正式的文件中，为了避免“行省”两个字，地名下面加上“等处”。例如，江西“行省”，被称为“江西等处布政使司”。所有的布政使，不分左右，官阶概为“从二品”，不像元朝之有时以中央的正一品丞相与从一品平章政事，派到行省来，或另派“专任”的行省丞相与从一品行省平章政事。

元朝尚右，明朝尚左。元朝在行省的编制上有所谓“右左丞相”，与“右左平章政事”，等等，并不填满。明朝的每一个布政司，在编制上有左右两个布政使，与从三品的左右两个“参政”(参知政事)，以及无定额的从四品左右参议，——事实上也不填满。

元朝的行省衙门，等于是小规模的中书省(行政院)。明朝的布政司衙门，除了参政、参议而外，属官仅有经历、都事、照磨、检校、理问、副理问、提控案牍、司狱、库大使、副使、仓大使、副使，与四个局(杂造、军器、宝泉、织染)的大使、副使，共只二十个人而已。(官下面的胥吏，未计在内。)每一个布政使司，有“督册道”若干人，“督粮道”一人，“分守道”三人至八人。“督册道”无定额，有设有不设。督粮道很重要，差不多是今日的粮食处长，不过在任务上是专管征收田赋，不管增产，分守道，无甚实权，是府省之间的一种催办公事的人。大省如“湖广”(包括今日的湖北湖南二省)，设有分守道八人，驻在武昌、郧阳、澧州等处，称为“武昌道”、“下荆南道”、“上荆南道”等等。小省如山东，仅设分守道三人，称为济南道、东兖道、海右道，都驻在省城。

这些道员，均由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兼任。

布政使所主管的是民政。司法也管，但主管司法的是提刑按察使。因此之故，布政使的属官之中有所谓“司狱”；提刑按察使的属官之中，也有“司狱”。把司法和民政完全划分，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才开始推行的事。明清两朝及其以前的中国人，没有这个司法与民政划分的观念。知县与知府均“兼管司法”。布政使因此也多少有点司法权力。但是，提刑按察使在司法范围内是一省的最高负责人(差不多等于今天的高级法院院长)，而且兼有一部分的监察权力。

明朝有十三个提刑按察使，与承宣布政使平行，而官阶略低：正三品。提刑按察使的衙门及其辖区，称为“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司里有若干正四品的副使与正五品的佥事，兼任本省的“分巡道”。分巡道的衙门称为“按察分司”。有时候“分巡道”本人，也被老百姓称为“分司”。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分巡道”，但是各布政使下而的“分守道”却有六十个之多。

二三、巡抚、总督

明朝在洪武年间没有巡抚与总督。

最初的一个巡抚，发表于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委派了一个职司监察的七品官“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所谓巡抚，在当时只是中央官的一种临时工作，而并非固定的官职，更没有如同清朝一样，变成了事实上的省级最高长官。明宣宗宣德年间以后，巡抚才渐渐地多起来。到了明朝末年，差不多每省均有，但是辖区有大有小，并不与布政使的辖区相吻合，而且在职务上也是偏重军事，常常在官衔上加了“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的字样。

最初的一个总督，似乎是明景帝景泰元年(1450年)所发表的“总督湖广贵州军务”王来。王来那时候已经以“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资格，“巡抚河南等处”。总督是他的一个临时兼衔，为了便于调发节制湖广与贵州的兵讨伐造反的苗民。

第二个最早的总督，是景泰二年的“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徐和滁三州”王竑。王竑正如王来一样，集巡抚与总督二衔于一身。他们两人的本职，也均是“都察院副都御史”。所不同的，漕运是一种经常的政务。因此，漕运总督便成了固定的官职，直至清朝末年。其他各地的总督，以后越来越多，大都是为了军事上需要有一个官，来节制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兵员与粮饷。崇祯年间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总督因此也特别多。

明朝的巡抚与总督，均没有什么特别的官阶。他们的官阶大小，以各人的本职为定。倘若某人是“副都御史”，那末，他仍是正三品，不因兼了巡抚或总督而升高一级或半级。

到了清朝，顺治十年以后，巡抚与总督不再是出巡的或出征的中央官，而是“加”上中央官衔的“外官”了。总督所“加”的官衔，在康熙三十一年被明文规定：兵部左侍郎或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倘若本人已当了任何一部尚书，则一律称为兵部尚书。巡抚所“加”的官衔，在雍正元年也获得规定：各部侍郎出身的，加衔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是侍郎出身而当到内阁学士的，只加“右副都御史”，不加“兵部右侍郎”。再其次，只当过四品京堂、按察使，或左佥都御史的，只能加一个“右佥都御史”。

这些规定，其后有过不少次的修改。但是，官阶相当固定。直至宣统之时，清朝的总督是“从一品”，巡抚是“从二品”。总督在咸丰以前，兼管军民两政，是巡抚事实上的上司；咸丰以后，巡抚的权力被提高，与总督形成“分省而治”，总督只能在所驻的一省握有全权，倘若这一省已裁去巡抚。

二四、都指挥使

洪武年间，各省既无巡抚，亦无总督，最高的军事负责人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的衙门及其辖区，均称为“都指挥使司”。这都指挥使司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为“三司”，分别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与监察。

都指挥使的辖区，与布政使的辖区并不吻合。例如，在洪武八年，十三个都指挥使司之中，有一个辽东都指挥使司，而当时并无“辽东省”。洪武十四年，增设贵州与云南都指挥使司与一个所谓“中都(开封)留守司”。洪武二十年，再添一个“大宁(热河平泉)都指挥使司”。加起来，一共是十七个。

在这十七个都指挥使司之中，浙江、辽东、山东，属于左军都督府；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广西，属于右军都督府；中都、河南，属于中军都督府；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属于前军都督府；北平、山西、大宁，属于后军都督府。

此外，又有三个“行”都指挥使司，地位略低，一在福建，管建宁、延平、邵武、汀州、将乐；一在山西，管大同、蔚州、朔州；一在陕西，管今日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以及青海的西宁一带。 明成祖迁都北京，把北京都指挥使司取消，部队改为“亲军”。明成祖也把大宁都指挥使司移到保定，在事实上把热河东边的领土放弃。

明宣宗添设了一个“万全都指挥使司”，管辖后来的察哈尔南部与绥远的兴和等地。

明世宗添设了一个“兴都留守司”，以承天卫(今日湖北的安陆)为中心。此外，又有两个新的“行”都指挥使司，一在四川，管今日的西昌一带；一在湖广，管今日的湖北省的西部与西北部。 都指挥使，勉强可比对日抗战期间的“军管区司令”与“保安司令”。在他的下面，有若干“卫”及若干直属的“所”。每一个卫，通常有五千六百名世袭的兵与军官。卫下面有五个千户所。每一个千户所，包含十个百户所。每一个百户所，包含两个“总旗”。每一个总旗，包含五个“小旗”。

“都指挥使”的地位，不是世袭的。但是，只有属于“指挥使”一级的世袭的“世官”，或考中武科举的人，才有资格被任命为“都指挥使”。世官共有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这些世官，依照明朝的“军民分籍”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封地而有禄田，没有人民而有部队的贵族。

二五、军民分籍、卫所

军民分籍，是把老百姓分为两种。一种是“军”：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另一种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志愿投军的)。政府的户籍，因此也有两套，一套是军户，一套是民户。

这是来元璋所手创的奇特制度：综合了汉的屯田，唐的府兵，与宋的尺籍。他很以此种军民分籍自豪。他说：“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

他早就在占有和州之时，试行军士屯田：拿下了集庆(南京)及其外围以后，更是十分注意于此。他的军队，从不缺乏粮饷，因此才能做到对人民秋毫无犯，到哪里均受欢迎。

洪武元年，天下事已经大定，他考虑到如何于胜利以后，安顿庞大数量的军官与兵士。裁减，编遣，复员，都不是好办法。裁谁？不裁谁？编谁？遣谁？复员，复到哪里去？复到农村，农村吃不消；“退伍军人”无田，无牛，无农具，无种子，也复不进农村!

于是，朱元璋想出了这个军民分籍的办法，不仅安顿了兵士，酬庸了军官，而且替他自己与他的子孙保存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替大明帝国维持了长治久安的国防军。

兵士，每人赏官田五十亩。条件是：当兵到老(六十岁)；老了或死了以后，由儿子孙子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每代只须有长子一人服役，次子以下作为“余丁”，也就是补缺的兵。这五十亩田，也要纳税(称做粮)，每亩二斗四升，不运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而集中储藏起来，作为军粮军饷。

军官，每人封一个“世官”：最高的是指挥使，管一个卫，其次有“千户”、“百户”，管千户所与百户所，最小的是镇抚，有资格管一个总旗或小旗。千户有正有副，百户之下有所谓“试百户”。指挥使与正千户之间，有所谓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

共有九等。

大军官有功劳的，封为指挥使不够，便封公、封侯、封伯、封子、封男。这五等封爵，不属于“卫所体系”以内。

卫所的军官与兵士，分别居住于指定的地区以内，遍于全国。全国的卫所，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共有四百九十三个卫，卫之下各有若干千户所、百户所。独立的干户所有三百五十九个。此外，属于羁縻性质的边胞的卫所，也有四百多个。“世官”的总数，在洪武二十三年，有一万六千五百名左右。“世兵”的总数，有一百二十万名左右。全国的总人口，依照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

二六、五军都督府、兵部

某一个指挥使，被升任为都指挥使或更大的官，仍旧保存他的指挥使世职，虽则“都指挥使”等等的头衔及权力，是不能传给儿子或自己终身做下去的(原则上是五年一任)。

“都指挥使”是所谓“流官”(流转的官)。流官共分八等：在都指挥使之上，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在都指挥使之下，有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

那时候(洪武年间)，明朝还没有所谓“总兵”，也没有专任的“提督”。提督二宁，其后见于若干人的官衔之中，当作动词用，而不当作名词用。

在中央，军政与军令两项大权，分别由兵部与大都督府执掌。大都督府在洪武十三年，于丞相胡惟庸造反的案子以后，与丞相府同时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所谓“五军都督府”。五军，是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设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都督佥事若干人，同知是从一品，佥事是正二品。都驻在京师。各军都督府之下，有各省的若干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的官阶，是正二品。下边的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

(卫的指挥使，是世官，但也有官阶：正三品。指挥使以下的各级世官，也均有依次递减的官阶。)除了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各卫所以外，另有直属于皇帝的“亲军”。亲军在洪武年间，共有十二个卫，其中以“锦衣卫”为最重要。明成祖把亲军扩充到二十二个卫，称为“上二十二卫”。 兵部在丞相一职未被废除以前，属于以丞相为主管的中书省。其后，与别的五个部(吏户礼刑工)直属于皇帝。

兵部设正二品的尚书一人，“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设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作为尚书的辅佐。这三人的官阶，均及不上五个军的都督府的左右都督(正一品)。

发兵、调兵，必须“纳符请宝”。符是金牌，只有两块，一块藏在中书省(其后改藏在兵部)，一块藏在大都督府(其后改藏在中军都督府)。皇帝下诏发兵，由中书省(兵部)与大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及有关的某军都督府)会同奏覆，会同缴进这两块金牌，“请宝”。请宝，是请求发给“走马符牌”。然后，分遣使者，佩上这“走马符牌”，到各个卫所去调兵。走马符牌，是铁的，一共有四十块，二十块铸有金字，二十块铸有银字，平时都藏在宫城里的内府。

战事完毕以后，司令官缴印，军官与卫兵各回原有的卫所。

永乐七年以后，不再用走马符牌，而改用编了号码的“调军勘合”。

二七、六 部

在明朝，洪武十三年以前，兵部只不过是中书省的一个“部”，上边还有中书省的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等的官。洪武十三年，左右丞相被取消，平章参政等等也被取消，中书省的名义也被取消，兵部便和其他五个部，直接在皇帝的管辖之下。

其他五个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加上[位列第四的]兵部，统称“六部”。

六部渊源于秦汉，成形于魏晋，壮大于唐，叠床架屋于宋，大权上移于元。最先，在秦始皇的时候，有“少府”衙门的四个“尚书”(高等书记)，在“殿中”“发书”。其后，汉武帝派一个宦官(太监)范任所谓“中书谒者令”，作为这四个尚书的小长官，也无非仍旧是叫他们五人办办文书，跑跑腿而已。文书越办越多，腿越跑越远，中书谒者令和尚书们，也就日形重要，重要到武帝在晚年不得不叫自己最亲信的臣子霍光，以崇高的“大司马大将军”名义，来“录尚书事”。(霍光的异母兄霍去病，是武帝卫皇后的姨侄。)从此，直至东汉之末，谁兼了这“录尚书事”的差事，谁便是事实上的宰相，而所谓丞相或司徒，倘若在官衔上缺少这四个字尾巴的话，使成了徒拥空名。

不屑挂上这个尾巴的，仅有董卓一人。曹操在建安元年，迎汉献帝于洛阳，迁都许昌以后，也未能免俗。他是“镇东将军，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其后，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又在建安十三年改任丞相，可能仍旧挂上这“录尚书事”的尾巴(但是史节上缺乏明文)。

东汉从光武帝的时候起，便设了“尚书令”。这是一个“事务官”，比不上“录尚书事”，但是在地位上高过了原来的“中书谒者令”与汉成帝所改称的“中谒者令”，也不再像起自武帝迄于元帝之时由宦官来充任。尚书令下面，有一个仆射，六个尚书，三十六个侍郎，十八个令史，简直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的主官了。

武帝的四个尚书，分掌四个曹(科)：常侍曹(处理关于京中大官的文书)、二千石曹(处理关于地方大官的文书)、民曹(处理关于小官与老百姓的文书)、客曹(处理关于外国人的事)。

光武帝以后的六个尚书，分掌六个曹：把常侍曹改为“吏部曹”，主管选举与祠祀；叫二千石曹主管辞讼；叫民曹主管公共工程；客曹仍旧；增设“三公曹”，主管考绩；增设“中都官曹”，主管“水火盗贼”。

曹丕篡汉以后，增加一个仆射，减六曹为五曹：吏部曹、左民曹(公共工程)、客曹、五兵曹、度支曹。司马炎篡魏以后，把左民曹与五兵曹取消，改设三公、驾部、屯田，三个曹，于是又有了六个曹。

魏晋两朝的尚书令及其属员，由附庸蔚为大国，自成一省。省字的原意是“厢房”，皇宫大殿两旁的厢房。

与尚书省比起来，其他三个省要小得多：这三个小省，是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中书省的来源，不是汉武帝的“中书谒者令”，而是由于曹操当魏王之时用了两个人当“秘书郎”。这两个人，刘放孙资，在曹丕当了皇帝以后被升官为所谓“中书监”与“中书令”，以便留在身边，“办办文书”，但毋庸“跑跑腿”。“跑跑腿”的工作，交给门下省的侍中，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等等。至于秘书省，所作的却不是文书方面的事，而是保管宫内所秘藏的书籍!

南北朝时代的南朝与北朝的中央官制，就尚书省及其他三省而论和魏晋在大体上出入很少。

隋唐也是如此。唐把尚书省的六曹扩大为六部，称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又在左右仆射之下，新设左右丞各一人，每一丞管辖三个部，左右丞的下面，又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左右司员外郎各一人。尚书令的一职，因为唐太宗在未为皇帝之时，于唐高祖之朝担任过，所以唐高宗在龙朔二年把它废了。虽则唐玄宗恢复了它，却直至唐朝结束为止，始终是阙而不补。

唐朝的六部，比以前的六曹，充实得多。每部除了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以外，有若干名郎中，员外郎，主事，令史，书令史，“掌故”与或设或不设的“亭长”，计史。郎中之中，有四名各主管一个司。六部一共有廿四个司：吏部一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

户部一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

礼部—礼部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

兵部一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

刑部一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

工部—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部司。

宋朝开国于晚唐藩镇及五代纷扰以后，而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及他们的辅佐赵普之流，又无甚学识，以致规模庞杂，名实颠倒，于六部以外有了不少的骈枝机关，事实上使得六部有如虚设。最高的官，文的叫做“平章政事”，武的叫做枢密使。“平章政事”四个字，渊源于唐朝的“尚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唐朝，这是“真宰相”，集尚书、中书、门下三个省的大权于一身。在宋朝，“同平章事”的不一定是尚书省的尚书令或仆射，中等官如开封尹，也可以挂上这个尾巴而变成了“真宰相”，然而并无实权。枢密使和其下的副使，参知枢密院事，也都可以挂上这个尾巴，也照样毫无实权。

单就六部而论，宋朝的尚书侍郎管不了各人本部的事。管事的常是加了“判某部事”四个字头衔的或大或小的部外的官，实际上，这些“判某部事”也判不了多少事。因为，各部的职权早已被其他的机关分割了去。例如，吏部的考选官吏与黜陟官吏之权，旁落于“审官院”，也上移于中书省(政事堂)及枢密院。户部的收支之权，旁落于所谓“三司使”(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兵部，由于有了枢密院，成为赘瘤。其他三部，礼部刑部工部，也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雄峙于宋朝之北的辽朝金朝，在政治组织上比宋朝简单。金朝尤其好，做到了“职有定位，员有常数”。金主亮把沿袭自唐辽的三省，废掉中书门下二省，只留下一个尚书省，也把左右仆射的名称改为左右丞相，在丞相下面设专任的“平章政事”(不再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个长尾巴作为所谓真宰相的标记)，在平章政事下面设左丞右丞，作为事实上的“执政”，再下面设六部尚书侍郎各一人。六部各干各事，没有骈枝机关加以牵制。 元世祖改称尚书省为中书省，以“中书令”为只有太子才能兼领的“加官”，改左右丞相为右左丞相，左右丞为右左丞(不尚左面尚右)。其余，丞上面的平章政事，丞下面的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一律仍旧。

但是，他把六部的尚书侍郎增加了。至元二十三年，规定每部有两个尚书，两个侍郎。至元二十八年，又规定每部尚书由二人增加为三人。这样，每一部的里面均形成多头政治，大大地减低了办事的效率。元朝六部的附属机关也特别多。部内部外的冗官冗吏，数不胜数。比起金朝来，元朝在种种方面都差得远。 朱元璋在“吴元年”(洪武元年的前一年)以“吴王”的资格建立吴国的中央政府，在大体上沿袭元朝的规模，有相当庞大的中书省。中书省虽不设中书令，却有左右相国(尚左)、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检校、照磨、管勾、参议、参军、断事官、考功郎等等。洪武元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明，改左右相国为左右丞相，在中书省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侍郎各一人，属官若干人。

朱元璋在洪武六年，感觉六部的工作很繁，在每部添设尚书侍郎各一。两年以后，又在户部的五个科，刑工两部每部的四个科，各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于是，户部有了七个尚书七个侍郎；刑工两部也各有六个尚书，六个侍郎。加上其他四部的尚书侍郎，中书省一共有了二十七个尚书，二十七个侍郎，未免太多。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怒而永久废除丞相制度。他取消中书省，裁掉省内的所有官员，只留下十名“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洪武七年设置的，原称“直省舍人”)。六部被保留，也不得不保留。朱元璋藉此机会，把六部的机构简化，把六部的地位提高。

每一部，从此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称为左右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一律降为郎中。各部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侍郎也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原则上，六个尚书均直接秉承皇帝，办理各人本部的职务。于是，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有权力的君主。

在六个部之中，吏部最重要。它主管全国文官的升迁调转，甚至有力量保荐其他各部的尚书。

就人员而论，户部最大。一开始，它就有五个科，洪武十三年，五个科改为四个“属部”。洪武二十三年，四个属部分为十二个属部。洪武二十九年，属部改称为“清吏司”。明成祖在永乐十八年，减掉一个司，增加三个司。明宣宗在宣德十年再减掉一个司。于是，直至明朝末年为止，户部共有十三个清吏司，每一个司主管中央对某省的收支，以及某省对中央的报销。军队的俸禄粮饷，也归这些司主管。各省的承宣布政使，虽则是任免属于吏部，在业务上则与户部的关系最密切，等于是户部的属员。 礼部，自古以来，都是冷衙门，然而它主管国家的吉凶大典，主管教育与考试，主管招待外宾，宴劳功臣文士，也不能算不重要。

兵部，在上节已经有了交代。

刑部，主管“天下刑名”，也有十三个清吏司，“如户部之制”，“各掌其分省及兼领所分京府直隶之刑名”。它们和各省的提刑按察使有经常的接触。主要的业务是覆勘、录囚、决因。

工部，主管公共工程，包括宫殿、陵寝、城郭、祠庙、仓库、车船、钱币、兵器、颜料、窑器等等，兼管水利。工部业务虽繁。地位却是六部之中最末的一个。

二八、都察院、十三道

明朝在洪武十三年以前，沿袭元朝的监察制度，设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人，官阶是从一品。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等等。 察院是宋朝的遗留。宋朝把监察权分由三个机构执掌，有所谓台院，负责人称为“权御史中丞”；有所谓殿院与察院，分别由侍御史负责，名义是“殿中御史里行”与“监察御史里行”。三院的总负责人在名义上是御史大夫。比起秦汉隋唐之以御史大夫(或司空)真正总管监察，自然是差远了。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60年)所实施的大改革，兼及于军政、民政、监察。在军政上，取消大都督府，设五个“军都督府”；在民政上，取消中书省，以六部直属皇帝：这两项均是“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手法。在监察上，取消了从品的御史大夫，改以正二品的左右御史中丞为负责人：这是用降低负责人身份的手法来加强他个人的统治。跟着．他也废除了御史台与监院的名称，连带地也取消了御史中丞及其属官。

两年以后，他感觉到仍有设一个监察衙门的必要，于是便成立“都察院”，放八个“都御史”在里面，官阶一律是正七品，下面设“监察御史”荇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在大体上包括当时的一省，有监察御史三人至五人，但并不驻在各道，而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

次年，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把八个都御史之中的两个，称为左都御史与右都御史，官阶升为正三品。把其他六个，以两个为左右副都御史，正四品；四个为左右佥都御史，正五品。

这八人的官阶，在洪武十七年又升一阶(二级)。左右都御史升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升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升为正四品。下面的十二道监察御史，也一律确定为正七品(原本全是正七品)。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一度改左右都御史二人为一人，称为都御史，其后又改称为御史大夫，把都察院三个字也改称为御史府。明成祖即位以后，恢复洪武十七年的制度。到了永乐十九年，减掉北京一道，增设贵州云南交阯三道，共为十四个道。明宣宗在宣德十年废去交阯一道。于是，直至明朝末年为止，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人数各道多少不一，一共有一百一十一人。 明清两朝的监察官，除了都察院的十三道以外，又有直属皇帝的“六科给事中”。因此，“科道”两字常常在公文之中同列并举。

二九、六科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才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一人；下设“左右给事中”，每科各一人；再下设“给事中”，各科多少不等，共为四十人。“都给事中”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从八品．“给事中”正九品。建文帝把“都给事中”升为正七品，“给事中”升为从七品，省去“左右给事中”增加“拾遗”，“补阙”。明成祖恢复左右给事中，取消拾遗补阙，都给事中仍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普通的]给事中一律为从七品。

这“六科”之官，品级虽低，权力却大。他们侍从皇帝。每天每科有一人值日，站在殿里“珥笔记旨”。皇帝交给各衙门办理的事件，由六科每五天“注销”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办得慢的，六科便向皇帝报告。每逢百官“自陈”，六科也会同六部，纠举其中的不实之处。“自陈”，是京内四品以上的官，每逢巳年亥年，自己把功过写出来，自说该留该去，请皇帝决定。

所有京内京外的官，因有功而被“引见”候选的，一概由吏部尚书及有关一科的都给事中，陪着去见皇帝。

六科衙门的最大权力，是对于皇帝的制敕能够“封还执奏”。换句话说，它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提出反对的理由。这原是唐朝所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倘若运用得当，的确足以减少君主专制的弊病。在唐朝，有执掌“出纳帝命”的门下省，为此而设。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号称“左相”，而中书省的中书令号称“右相”。左右相之上的“真宰相”，通常是尚书省的左仆射或别的官，加上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的衔头(会同中书门下两省三品以上的官，平核文件与事务)。

明朝不设门下省，便把这门下省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六科”。当年在唐朝，门下省原本也有四个给事中，官阶是正五品，地位仅次于侍中及门下侍郎。

明朝六科的各级给事中，虽则官阶只是正七品与从七品，却可以弹劾任何一个大官。都给事中有权出席“廷议”、“廷推”、“廷鞫”。“廷议”是皇帝御前的大会议。“廷推”是在皇帝面前公推朝廷大官的候选人，请皇帝选定。“廷鞫”是在皇帝面前公审有罪的大官。

明朝在各省有提刑按察使与分巡道，在中央又有都察院及其十三道监察御史，加上这六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监察的制度可谓十分严密。而且，遇必要时，皇帝又特派这几种机构以外的大官，到地方上去查办不法的官吏。(倒如，明英宗派南京兵部侍郎徐琦与工部侍郎郑辰“考察南畿”，南畿是南直隶。)

三○、五寺

五寺不是五个寺庙，而是五个衙门。哪五寺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

在这五寺之中，大理寺最重要。它是清末民初“大理院”，亦即我们今日“最高法院”的前身，但在实际上甚不相同，也不相同于唐宋两代的大理寺。唐宋两代的大理寺管“覆判”，而并不自行提犯问案。清末民初的大理院与我们今日的最高法院，所管的是最后一次上诉，也并不提讯原告被告，只是审阅案卷，加以裁决而已。

明朝的大理寺，与刑部及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三个执法的衙门)。刑部在理论上是全国最高的上诉机关，同时也管辖京师与直隶的中级上诉及重要的刑事案件。(那时候，上诉的被告连同原告，均好比是已经判了罪的囚徒一样，必须对簿公堂，而且有受“刑求”的可能。)然而刊部与都察院对于所审理的一切案件，皆不能独作判决，必须把案卷和“囚徒”移送到大理寺去“详谳”。大理寺有权“照驳”，“参驳”，并且可以调别的衙门的官来换审(“番异”)，甚至在交给“九卿会讯”(“圆审”)以后，仍可“追驳”。就这一方面而论，大理寺确能制衡刑部与都察院。它对于五军都督府内的断事官(军法官)，也有同样的制衡权。

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官阶是正三品，他是所谓‘九卿”之一，也的确是秦汉的九卿之中“廷尉”的后继者。

其余四个寺的卿(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官阶分别为正三品、从兰品、正四品，都没有大理寺重要。太常寺卿管祭祀，太仆寺卿管马，光禄寺卿管宴享，鸿胪寺卿管外宾。其中太常寺卿与光禄寺卿，均须在礼部的指挥之下办理本身应办的事。太仆寺卿在事实上等于是兵部的属官。鸿胪寺卿堪比于今天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五个寺的卿以外，有管理玉玺的使用的尚宝司的长官，也称做卿，官阶是正五品。加起来一共只有六卿，并没有“九卿”。宗人府的左右宗正，地位崇高，官阶是正一品，列于太师太博太保之上(这“三公”也都是正一品，但非专任，而是加衔)。秦汉时代的宗正，是九卿之一，位列第四。其他的八个卿，是①奉常(太常)、②郎中令(光禄勋)、③卫尉、④太仆、⑤廷尉、⑥典客(大鸿胪)、⑦治粟内史(大司农)、⑧少府。

在明朝，卫尉被京卫指挥使与五城兵马指挥等官所代替。治粟内史与少府的职权也移到了户部等衙门。

三一、三公、三孤；詹事府、翰林院

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官阶正一品。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官阶从一品。其次，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官阶为从一品，此外又有：正二品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与正三品的太子宾客。这些都是“加官”，虚衔。

真正负责辅导太子的，是詹事府。府里有正三品詹事一人，正四品少詹事二人，正六品府丞二人。

府下面的单位，是两坊(左春坊与右春坊)，一局(司经局)，一厅(主簿厅)。左右春坊各有正五品大学士一人，正五品庶子一人，从五品谕德一人，正六品中允二人，从六品赞善二人，司直郎二人，从八品清纪郎一人，从九品司谏二人。司经局有从五品太子洗马一人，正九品校书二人，从九品正字二人。主簿厅有从七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录事二人，通事舍人二人。

院，除了都察院以外，有太医院与翰林院。太医院有正五品的“院使”一人，正六品的“院判”二人，正八品的御医四人。从九品的“吏目”若干人。附属的机构有“生药库”与“惠民药局”，各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比太医院重要得多的，是翰林院。然而翰林院的首长，翰林学士，也不过是官居正五品而巳。下边的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是从五品；侍读二人与侍讲二人是正六品；世袭的五经博士九人，是正八品。此外，有典籍、侍书、待诏，均是八品以下的官。号称为修史之官的“修撰”，只是“从六品”，“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修撰”，照例是中了“状元”，才够资格充任的。

正如其后清朝的一样。明朝的秀才每三年有机会参加一次“乡试”(在本省省会的考试)，被录取的成为举人。举人也是每三年有机会参加一次“会试”(在京师的礼部衙门)。被录取的俗称为“进士”，其实只是进士的候选人而已，要再参加一次“殿试”，考中了才是真正的进士。进士分为三榜。第一榜称为一甲．只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这三人的正式功名，是“赐进士及第”，而状元进翰林院当修撰，榜眼探花进翰林院当编修，无庸再考。第二榜称为二甲，功名是“赐进士出身”。第三榜称为三甲，功名是“赐同进士出身”。这二甲三甲的进士，必须再经过一次考选，幸运的被送进翰林院当学生，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毕业叫做“散馆”，留院任职或分发到都察院或六科当御史或给事中。那些未被选送为庶吉士的二三甲之人，仍旧只是进士而已，不能称为翰林。

三二、内阁

明清两朝的内阁，是翰林院的延长。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废除丞相制度，直接处理六部及其他大小衙门所递上来的公文，忙了九个月，终于吃不消。于是，从各省找来了六个老儒生(王本、杜佑、龚[左学右支]、杜[左学右支]、赵民望、吴源)。创设所谓“四辅”：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王杜龚三人当了春官，杜赵吴三人当了夏官，秋官冬官也由他们兼代。职务是与皇帝坐而论道，“协赞政事，均调四时”。这六人都是毫无政治经验的老学究，不曾能够帮得了朱元璋多少忙。不久，朱元璋腻了，换了几个人，依然不行，这四辅制度便在洪武十五年七月宣告结束。

但是，朱元璋仍旧需要几个有学问的人在身边，以便遇到问题好商量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以翰林院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官阶一律为正五品。(检讨是从七品，翰林学士是正五品，典籍是从八品)。吴伯宗是明朝开国以来的最早一个状元(在洪武四年考中的，当时还不曾有状元实授修撰的成例，而且修撰一职是在洪武十四年才设的)，由从七品的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的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殊荣。宋讷在元顺帝时便已中了进士，被朱元璋任为从八品的国子监助教，是到了洪武十五年才刚刚被破格升为正五品的翰林学士，不久，调任为文渊阁大学士，官阶虽则一样，却也加了一个“大”字。吴沉的父亲在元朝当国子监博士，本人对经学尚有研究，在朱元璋的翰林院中先充从五品的“待制”(这官职于洪武十四年被取消)。其后一降为正七品的编修，再降为从八品的典籍，却突然又被破格升为正五品的东阁大学士。

除了吴伯宗、宋讷、吴沉三个人以外，朱元璋也叫正二品的礼部尚书邵职，兼上一个正五品的华盖殿大学士的头衔。这一年不多久以后，他又任命年逾八十的崇德人鲍恂，年逾七十的吉安人余诠，高邮人张长年，作文华殿大学士。这三人是被征召而来的宿儒，都不肯作官，朱元璋只得放他们回家，到了次年，才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全思诚，肯就文华殿大学士之任，但也只是当了一年左右，便告老回家了。

严格说来，这些洪武十五年十六年的几位大学士，并未形成内阁。他们没有属员，没有专责，只是皇帝的顾问而已。当时帮助朱元璋看看公文，签注签注意见的，是翰林院与詹事府左右春坊的若干官吏。

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是在明仁宗的时候。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把各殿各阁的“大学士”，改为“学士”，增加一个正心殿学士。正心殿的原名是谨身殿。

明成祖即位。把自己所信任的解缙等七个人，放在文渊阁，不称做文渊阁大学士，而分别以各人原职，“入直文渊阁”。直，是“值班”。这就好比是清朝的皇帝叫某些人在军机处“行走”。解缙与黄淮在“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分别以翰林院侍读与编修的资格，奉敕入直之旨。次月，侍讲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与胡俨，也奉到入直之旨。十一月，解缙升为侍读学士，黄淮、胡广升为侍读，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都升为侍讲。到了永乐二年四月，解缙又再升为文渊阁学士兼詹事府右春坊大学士，黄淮升为左庶子，胡广升为右庶子，胡俨升为左谕德，杨荣升为右谕德，杨士奇升为左中允，金幼孜不曾升。九月间，胡俨调任国子监祭酒，退出文渊阁，没有补上别人。从此，直到永乐之末，文渊阁的人数有减无增。

解缙在永乐五年十一月失宠，外放为广西布政司的参议，黄淮升为右春坊大学士，同时候胡广也升为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黄淮在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失宠下狱(到了明仁宗即位才恢复自由，出任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胡广的运气好，在永乐十四年四月升为文渊阁大学士。

他是自从朱元璋去世以来，第一个文渊阁大学士。他死于永乐十六年五月。到了永乐十八年闰正月，杨荣、金幼孜二人也成了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翰林学士。于是，文渊阁同时有两个大学士兼翰林学士，阁内此时只有三人。杨金而外，另一人是杨士奇。杨士奇已在永乐十五年二月升翰林学士，其后在永乐十九年正月升左春坊大学士。

明仁宗在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除了把黄淮释放出狱，任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外，又调整了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三人的官职。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卿兼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次月，改杨荣为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少傅衔；改金幼孜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杨士奇仍为华盖殿大学士，加少保衔(不是太子少保)。于是连同黄淮，四位大学士均有了实缺。与崇高的加官，不再是皇帝的顾问，而是事实上的宰相，有“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之权了。明景帝以后，内阁的诰敕房与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秘书)，使得六部“奉命维谨”。

三三、诸司、外三监、内十二监

诸司，指不属于各部院的司。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尚宝司与五城兵马司以外，我们应该说一说通政司与行人司。通政司的职务，是转递各衙门与一般人民写给皇帝的公文。它管“收”，正如“六科”是管“发”。“收”与“发”原本是唐朝门下省的工作。通政司的权，不如六科的大，但是通政司的官，比六科的官官阶高。通政使是正三品，左右通政是正四品，左右参议是正五品；而六科的都给事中，才不过是正七品而已。至于“行人司”，却是一个说小也小，说大也大的衙门。主官称为司正，官阶仅为正七品，下边的左右“司副”是从七品，四十个额定的“行人”是正八品。然而区区行人，从洪武二十七年起，非“进士”不能充任。行人的职务，是替皇帝跑腿。到地方上颁诏谕，到外国或藩邦作使臣，等等。

外三监，是钦天监、国子监、上林苑监。说得简单一些，钦天监很像今天的气象局，但是兼管属于迷信性质的“星象”。国子监很像国家办的大学，有祭酒(校长)一人，司业(教务长)一人，监丞(训导长)一人，博士(教授)五人，助教(副教授)十五人，学正(讲师)十人，学录(助教)七人，典簿(注册组主任)一人，典籍(图书馆主任)一人，典馔(伙食管理员)二人。另一点不同的，是学生一律公费待遇，有吃有住。

学生的年纪有很大的，而且也有已经考中举人的，但是，倘若犯了规，一样地要受体罚。上林苑监，管皇帝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事情虽小，官阶却与翰林学士相等：正五品。

内十二监，是宫内宦官的衙门。我们把所有的宦官称为“太监”，是错的。只有这内十二监的掌印及其重要助手才是真正的“太监”，官阶为正四品。太监之下有从四品的左右少监。正五品的左右监丞，等等。那十二监呢?①司礼监、②内官监、③御用监、④司设监、⑤御马监、⑥神宫监、⑦尚膳监、⑧尚宝监、⑦印绶监、⑩直殿监、⑾尚衣监、⑿都知监。在这十二监之中，司礼监最重要。监内除了掌印太监之外有“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的礼仪刑名，有秉笔太监，其后到了明朝末年竟然替皇帝批公事。

十二监之外，有惜薪、钟鼓、宝钞、混堂(浴室)等四个司，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等八个局。加起来，统称为“内官二十四衙门”。

宫女们也有衙门。六个局：尚宫局、尚仪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每个局分为四个司，规模也不小。

三四、李善长

明朝的种种制度，大部分是李善长所拟定的。此人是朱元璋的萧何，而学识能力超过萧何，可惜在晚年有点糊涂，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己，死于非命。

他是安徽定远人，书念得不少，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和朱元璋初次见面。那时候，朱元璋的年纪是二十六岁，他的年纪是四十岁。朱元璋尚在郭子兴下面当一名“镇抚”，地位不高，却已先后收编了濠州家乡的壮丁七百，定远驴牌寨的民兵三千，横涧山的元军二万。李善长似乎不曾在元朝有过什么“功名”(秀才举人之类)，也不曾当过大小官吏，只是穷乡僻壤，一个偷生于乱世的读书人而已。

《明史·李善长传》，说他“迎谒”朱元璋于朱南攻滁州之时；《太祖本纪》却说朱“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无论是李迎谒朱，或是朱道遇李，总之，两人一见面便很投机，开始了几十年的合作。朱元璋留他当书记，带着他攻下滁州。从此，叫他参预机密，主持粮饷．协调人事。

郭子兴在濠州被赵君用喧宾夺主，迁驻滁州，对这位替他打了滁州的朱元璋，有尾大不掉之感，于是一面减削朱元璋的兵权，一面想釜底抽薪，暗中叫李善长到自己身边去。李善长为人颇讲道义，对郭子兴婉辞谢绝，情愿追随朱元璋到底。

朱元璋把滁州让给郭子兴，攻下和州，另创局面。有一次，朱元璋出城打鸡笼山山寨，叫李善长留守，元军乘虚来袭。李善长懂得利用埋伏，将元军击败。可见他虽则是一个丈人，也未尝不能领兵打仗。

在和州劝朱元璋渡江取集庆(南京)的，是他。劝朱元璋以“不嗜杀人”的方法统一天下的，也是他。当朱军攻下采石矶与太平路(当涂)之时，李善长已经事先把严申军纪的布告准备好，立刻贴在大街上。其后，徐达攻占镇江，老百姓竟然不知道镇江换了手，也是得力于军纪的严肃。

再其后，朱元璋亲自到安丰(寿县)救刘福通，亲自去江西打陈友谅，去湖北打陈友谅的儿子陈理，都是由李善长坐镇后方。李善长的官职也一步一步地由镇抚的书记，升为朱大元帅的都事，朱平章的参议，参政，大都督府的司马，吴国的右相国。朱元璋在吴元年九月改尚右为尚左，李善长也由右相国而改为左相国，同时受封为“宣国公”。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元旦称帝，李善长便作了大明天子的左丞相，加官“太子少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

和李善长同时当丞相的，是徐达。徐达军功最高，却屈居李善长之右，当“右丞相”，而且实际上不管“中书省”的事。真正替朱元璋“当家”的，只是李善长一人。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改封他为韩国公，食邑四千八百户，加官由太子少师升为[皇帝的]太师，爵位也升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

他大权独揽，未免结怨于同僚。最和他合不来的，是刘基(伯温)。刘基的官职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李善长有一个属僚，中书省的都事李彬，犯了贪污罪，当斩。李善长向刘基说人情，刘基派人骑马到开封，向正在出巡的朱元璋奏请施刑，获准，便把李彬斩了。

李善长在洪武四年正月告老引退。到了三月间，刘基也告老引退。中书省的政务，改由新从“左丞”升为“右丞相”的汪广洋负责。如果不是《明史》记载有误，中书省此时有了两个右丞相(徐达与汪广洋)，而左丞相的位置并未补人。我想，可能是徐达升了左丞相，照旧只管带兵练兵。

汪广洋当右丞相，当到洪武六年正月，失宠，贬去广东．作行省的参政。继任的人，是胡惟庸。胡惟庸是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投奔朱元璋于和州，受到朱元璋的赏识与李善长的支援，由元帅府的“奏差”，历升宁国县的主簿、知县，吉安[府]的通判，湖广行省的佥事，中央的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左丞。

胡惟庸当右丞相，当到洪武十年九月，升左丞相；汪广洋复任右丞相之职。

奇怪的是，闲了很久，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又在这一年的五月，东山再起，受任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原因是他的儿子李祺作了驸马(娶了临安公主)，他的侄儿李佑也娶了胡惟庸的侄女。

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因谋反罪被杀，颇有株连，但是李善长与李佑并未波及。中书省被取消，李善长的“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崇高职衔，可能也连带地被取消。但是，由于御史大夫陈宁已死，御史台一时主持无人，朱元璋还命令李善长代理了几个月，到这一年五月间御史台被取消为止。

李善长最后倒霉，是在洪武二十三年，他的一个亲戚丁斌因别的罪名被捕，供出来当年胡惟庸谋反，李佑和李佑的父亲李存义(李善长的弟弟)参加，并且曾经向李善长游说。李善长虽则始终拒绝了游说，却并未向皇帝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很生气。便把李善长赐死。这时候李善长的年纪已有七十七岁。他的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同时被杀。事实上，丁斌的供词未必不是严刑拷打之下的诬攀。

三五、刘基

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朱濂。

刘基(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烧饼歌”的著者。乩坛上，也常有他降临题诗。

就历史谈历史，刘基确是一位懂得“风角”的读书人。他在元朝有“进士”的功名，当过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与一个元帅府的“都事”，帮过石抹宜孙守浙江处州，应付方国珍。其后朱元璋请了他来应天(南京)，接到“礼贤馆”住。他递上十八条条陈，颇得朱元璋重视。朱元璋尊称他为“先生”，不敢委屈他作官，到了吴元年才发表他担任“太史令”。他编好一部《戊申大统历》，不久，受拜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他不赞成继续奉韩林儿为帝；主张打陈友谅，而且在鄱阳湖决战之时建议移军湖口，扼陈军的归路，“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反对朱元璋用他来代替李善长作丞相，说更换丞相好比更换房屋的柱子，要用大木头来换，不可用小木头扎起来作为代替，他自谦为小木头的原因，是自知疾恶太甚，又耐不了繁杂，因此他其后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反对用汪广洋，说在广洋气量偏浅，更甚于杨宪，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垮。 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人朱元璋都重用了。

杨宪在洪武二年九月受任为中书省右丞(当时中书省已没有参知政事，左右丞于丞相之下各领三个部)，到了洪武三年七月刚升为左丞，便犯了案子被杀。

汪广洋在洪武三年七月继任左丞，四年正月升任右丞相，六年正月贬为广东参政，其后不知何时内调为御史大夫，十年九月再任右丞相，十二年十二月因明知刘基为胡惟庸毒死而不上告，被朱元璋流放海南，走到太平(当涂)，又被朱元璋派人追令自杀。

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八年。刘基原已于受封为“诚意伯”之后，在洪武四年三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时日以后，胡惟庸告他因为“谈洋”地方的风水有王气，和当地的老百姓争墓地，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诚意伯俸禄，他来到京师(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迹。生了病，胡惟庸在洪武八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四五月间去世。

三六、宋濂

宋濂之死，也与胡惟庸有关，不是被胡惟庸毒死，而是被胡惟庸牵累。

宋濂与刘基是大同多，原籍金华，移居浦江。他和刘基不同，在于不曾当过元朝的官，一度被任命为翰样院编修而不肯就，隐在龙门山著书立说。到了龙凤五年(至正十九年，l359年)，他才和刘基，一齐应朱元璋的征召，于三月间到达应天(南京)。保荐他们的，是李善长。和他们同去的，另有章溢、叶琛两个人。(其后章溢官至御史中丞，叶琛在江西洪都(南昌)当知府，死于叛将祝宗康泰之手。)宋濂比刘基年长一岁，来到应天之时，已有整整的五十虚岁。那时候，刘基是四十九岁，朱元璋是三十二岁。朱元璋对他，正如对于刘基一样，尊称为“先生”而不敢呼名叫姓，也不敢用官职委屈他。他对朱元璋讲《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同时作了太子朱标与其他皇子的老师。

到了洪武二年，他才受任为编撰《元史》的总裁官。《元史》编完了以后，朱元璋任命他为翰林院学士(正五品)。实际上，他如果始终不作朱元璋的官，倒要好些；一作了官，便在次年八月因懒得次次上朝而被降级为编修(正七品)，在洪武四年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正六品)，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而未能按时交卷，被贬为浙江安远县知县(正七品)，挨了一年光景，但不久便内调为礼部主事，于洪武五年改为詹事府赞善(从六品)，总算升了半级．而且作了太子的正式老师之一。教书是他的本行，因此教得很好，赢回朱元璋的欢心，在洪武六年升他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这个从五品官，他当了四年，告老还乡。

他的《元史》不能算好，实际上这《元史》是“成于众手”的官书，他也不过是挂名总裁而已。他的文章，写得还可以。洪武元年朱元璋的《谕中原檄》，是他写的。除了不得不写的若干诏诰以外，他很喜欢替人家作墓碑墓志铭，也喜欢作送行的序与文集诗集的序。此外，题跋，小传，小游记，与某某建筑的记，也写得不少。他的文章趋向于淡雅，可说是桐城派的前驱，而没有桐城派的做作。

他在浦江忙于文字酬应，却不曾料到因孙儿宋慎与胡惟庸有往还而受到株连。宋慎被杀，他流放到四川茂州，在洪武十四年死在中途的夔州(奉节)。

三七、胡惟庸

胡惟庸被杀，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杀得一点儿也不冤枉。 此人既非功臣，而且谋反有据。他在至正十五年投奔朱元璋，混到至正二十七年，由“元帅府奏差”而宁国县主簿，而县令，而吉安府通判，而湖广行省佥事，而内调为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确是会混。传说，他之获得内调，全靠送了李善长二百两金子。

洪武三年正月，他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次年正月，于李善长告老之时再升为中书省左丞。虽则汪广洋同时被拜为右丞相，但汪广洋为人懦弱怕事，又喜欢喝酒，凡事都让着他，而且汪广洋在六年正月被贬往广东，于是他便成了事实上的宰相，直到六年七月升为正式的右丞相之时。十年九月，他又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汪广洋这时候回任右丞相，地位反而不如他。

从十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他足足当了两年又四个月的左丞相，大权独揽，不仅目无同僚，而且常常遇事不奏而行，对各衙门递上来的奏章，必先自看一次，不利于己的便搁了起来，不让皇帝知道。

皇帝朱元璋觉得他比谁都好。他不像李善长那么老朽，刘基那么古怪，宋濂那么迂腐，扬宪那么量小，汪广洋那么荒唐；相反，他善体人意，又很谨慎小心：既“曲”且“谨”。

他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深得这“一人”的宠信。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并且可以大大地捞下去，聚满了各方送来的“金帛、名马、玩好”，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然而，他竟然不满足，硬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依现存史料而论，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不像是朱元璋授意。)依照朱元璋自己所颁布的《昭示奸党录》，胡惟庸第一次劝李善长入伙造反，是在洪武十年九月。事实上，胡惟庸结党谋叛，可能更早于此。

最先被胡惟庸结为死党的，是吉安侯陆仲亨与平凉侯费聚。这两人打仗的本事根不坏，但是在洪武三年先后挨了朱元璋的处分。陆仲亨骑了公家驿站的马，被罚往雁门捕盗；费聚在苏州贪酒好色，被罚往西北边界，招降蒙古人，又不曾招降得多少，回来再度挨骂一次。其后，洪武六年某月，胡惟庸请他们二人在家中喝酒，喝到半醉，叫左右的人走开，单独对他们两人说：“我们干的违法的事很多，一旦发觉了怎么办?”这两人害怕起来。于是，胡惟庸叫他们帮他准备造反，在外边“收集军马”。

在陆仲亨、费聚以后入伙的，是都督毛骧(可能便是潘柽章《国史考异》所提起的李善长供词之中的“毛响糖”)。毛骧介绍给胡惟庸一个在宫中当卫士的刘遇贤，与一个在京师当亡命的魏文进。

再其后，被胡惟庸收为心腹的，是明州卫指挥林贤。林贤奉旨出海防倭，在洪武九年接来了日本的贡使圭廷用。胡惟庸叫林贤在圭廷用回航日本之时，故意把贡船错认作寇船，“打了分用”。于是，林贤有了把柄落在胡惟庸之手。胡惟庸一面又对朱元璋假作正经，说林贤错打贡船，理应处罚。朱元璋将林贤流放到日本去，正中胡惟庸之计：使得林贤有机会与日本朝野发生接触。三年以后，洪武十二年，胡惟庸派了一个李旺，到日本假传圣旨，召回林贤。林贤已经向“日本国王”借得了四百名精兵，作为日本新贡使如瑶藏主的随从，计划在入觐朱元璋之时，出其不意，将朱元璋杀害。

不料，这四百名日本精兵到达京师(南京)之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业已事败被杀，朱元璋将他们一齐逮捕，发往云南，作为中国的戍卒。

胡惟庸的另一布置，是暗派元朝的旧臣封绩，带了向“北元”皇帝称臣的表，经亦集乃(额济纳)到和林，请北元皇帝大举南伐，使得朱元璋的大军被调去应战，他好在京师肘腋之地下手。封绩果然走到了和林，然而北元并无力量大举。

胡惟庸本想静候林贤的活动成熟，或是北元大举南伐，然而一则是儿子被马车压死，他一怒杀了马车夫，被朱元璋知道，朱元璋大骂，要他偿命(实际上并未将他逮捕)；二则是占城国(在今天越南南部)有贡使来，他不曾报告朱元璋，也被朱元璋知道，朱元璋又大骂一顿，他推说这是礼部的错，朱元璋把礼部的人关了起来，要追问究竟是谁的错；三则是右丞相汪广洋忽然被贬往广南，而且，走不了多久又被朱元璋派人追斩其首，事后又要追问汪广洋的一个小老婆原为犯罪的一个县官之女，只能配给“功臣”(武人)，不应配给“文臣”，究竟是谁作的主张：——于是，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正月便提前动手。

事实上，汪广洋之所以被贬，正是由于胡惟庸毒死刘基的事，被御史中丞涂节报告了朱元璋。涂节说：“这件事，汪广洋应该也知道”。朱元璋问汪广洋：“刘基是不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汪广洋回答：“没有这个事!”朱元璋大怒。说：“你和胡惟庸结党，蒙蔽我!”便把他贬往广南。

贬了以后，又想杀，是因为想起了以前汪广洋也曾经在江西隐瞒过朱文正的罪恶，在中书省隐瞒过杨宪的罪恶。

涂节如何知道胡惟庸毒死刘基，是一个谜。可能是，胡惟庸自不小心，于涂节入伙以后，把涂节当做自己人，而一时兴奋，无话不谈。涂节是什么时候入伙的?在胡惟庸杀了马车夫，朱元璋声称要胡惟庸偿命以后。是谁介绍涂节入伙的?御史大夫陈宁。

陈宁是湖南茶陵人，在元朝当过镇江路的小官，受朱元璋的知遇，一再提拔到中书省参知政事，因犯过贬为苏州知府。在苏州，他喜欢把铁烧红，拷问嫌疑犯，赢得一个绰号，“陈烙铁”。胡惟庸保荐他，于是他一跃而由苏州知府升为御史中丞，又连升为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当了御史大夫，他更为严厉而残忍，他的儿子陈孟麟劝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之下，活活把这儿子打死。朱元璋接到人报告，颇为寒心，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儿子这样无情，对君上又怎么会有什么感情呢!”这句话，传到陈宁耳里，陈宁害怕得很，便入了胡惟庸的伙，而且拖了涂节去参加。

涂节在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出卖胡惟庸，暂时不说胡惟庸谋反，只说“胡惟庸毒死了刘基，汪广洋也知道”。朱元璋却不办胡惟庸，先办汪广洋。(也许是因为汪广洋既然不肯作证，不能以涂节一人的话为凭。)次月，涂正式“上变”，告胡惟庸谋反。(但仍不告发李善长、李存义、李佑、林贤、陆仲亨、费聚，可能是胡惟庸不曾把这些人也入了伙的事告诉过涂节。)差不多同时候，一位曾经作过御史中丞而被胡惟庸降为中书省的小官的商嵩。也把胡惟庸的若干秘密，告诉了朱元璋。

《明史·胡惟庸传》说，在涂节上变与商嵩告密以后，朱元璋便逮捕胡惟庸。

《明通纪》说，胡惟庸之被逮捕，是因为朱元璋于被请驾临胡府，观看井中所出醴泉之时，被一个宦官，云奇，拚命拦阻，于是走上宫城城墙，见到胡府里面，有“裹甲”的人，“伏屏帷间数匝”。胡府在细柳坊(其后的广艺街)，确是离开宫城西华门不远，然而朱元璋怎能看到屋瓦之下、屏帷之间的裹了甲的人?《明通纪》的记载，可谓荒诞不经。

胡惟庸被捕以后，朱元璋把他讯问了一番，又交给“廷臣”公审，于是胡惟庸供出了陈宁，也攀连了涂节。涂节是上变的人，原可免死，但是廷臣认为“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结果胡陈涂三人同时被杀。他们的家属必然也受了累。被株连的人也不太少(包括了宋濂的孙子宋慎及宋濂自己)。

案情更加扩大，是在五年以后，洪武十八年。毛响糖说出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的侄女婿李佑)与胡惟庸“通谋”。朱元璋认为不严重，下诏将李存义父子加恩免死，安置在崇明岛。

又过了五年，这案子发展成为“大狱”。第一件事，是李善长向汤和借用兵士三百人，替自己盖房子，被汤和在朱元璋面前告了一状。第二件事，这一年(洪武二十三年)四月间，有一个李善长的亲戚丁斌，犯了罪，该流放到边疆去，李善长向朱元璋当面说人情，元璋大怒，抓了丁斌拷问。丁斌供出，曾经在胡惟庸家里帮闲，知道胡惟庸有四次劝李善长入伙造反：第一次，托李存义去说，李善长大骂，说“你这是干什么?我看你要把九族都灭了呢!”第二次，托李善长的好朋友去说，答应于事成以后把淮西的地方划给李善长为王，李善长听了，似乎心动。第三次，胡惟庸自己去向李善长说，两人对坐密室，说的什么没有人知道。第四次，李存义又去说，李善长回答道：“我老啦，等我死了你们自己去做罢。”依照《昭示奸党录》，第一次，李存义去说，是在洪武十年九月，也就是胡惟庸升任左丞相的前后(有点奇怪)。第二次，杨文裕去说，年月不详(《国史考异》：十年十月)。第三次，胡惟庸亲自去说，是在十年十一月。第四次，李存义再去说，是在十二年八月。无论怎样，这丁斌的供词，已经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

况且，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又发生了第三件不利于李善长的事：封绩被捕下狱。封绩留在北元，于洪武二十一年在捕鱼儿海被蓝玉俘虏，搜出胡惟庸勾结北元的证据，但是李善长当时不把这件事报告朱元璋；现在，有某一位御史提出检举，于是因封绩之被捕而李善长逃不了欺君的罪。

第四件事，是李善长自己的一个家奴卢仲谦，也落井下石，告发李善长确与胡惟庸颇有往来。第五件事，是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大凑热闹，不但告发了陆仲亨与费聚，而且把唐胜宗与赵雄也拖下了水。

结果，不但李善长赐死，李家全门族灭(除了当驸马的儿子李祺以外)，各门各户被一齐杀掉的在三万人以上,久久未能结束。靖宁侯叶昇，便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因“交通胡惟庸”而被杀的。

三八、蓝玉

蓝玉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被捕，初十被杀。

蓝玉是叶昇的亲戚。叶昇在二十五年八月因胡惟庸案的牵连而被杀。蓝玉对自己的哥哥蓝荣说：“前日靖宁侯(叶昇)为事(出了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皇上)，好生疑我。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见洪武二十六年五月所颁布的《逆臣录》) 蓝荣的供词，证明两点：一、蓝玉确想造反；二、蓝玉之所以如此，由于害怕叶昇攀连了他。事实上，叶昇之被捕被杀，也是由于被一个“蒙镇抚”攀连的。据某卫指挥佥事田珍招供：“二十四年十一月，靖宁侯[叶昇]密与陈指挥说，‘有我旧识蒙镇抚为事(出了事)提下了，我怕他指着我的名字。我这一回好生忧虑’。在后，本官果为胡党的事，典刑了。”

由此看来，蓝玉之狱与胡惟庸之狱，颇有连带的关系。

蓝玉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之下，铤而走险，情有可原而罪无可逭。他计划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出城，躬耕籍田之时，大干一下。被他邀约入伙的，有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何真的儿子)，何荣的弟弟尚宝司丞何宏，都督黄恪，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是否为傅友德的弟弟，待考)，指挥庄成、孙让，府军前卫百户李成，与府军前卫的若干士卒。

詹徽的供辞是：在二月初二的一天，儿子詹绂回家说：“凉国公(蓝玉)教我传话，‘本朝文官，哪一个有始终?便是老太师(李善长)，我亲家靖宁侯(叶昇)，也罢了(也完了)。如今上位(皇上)病得重了，殿下年纪小。’天下军马都是他(蓝玉)掌着，教说与父亲讨分晓。”

詹绂口中的蓝玉的话，值得注意。第一，“本朝文官，哪一个有始终?”显然，蓝玉在怀疑，或十分相信，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是朱元璋所授意；宋濂之被流放而死，宋慎之被斩，死非其罪；汪广洋之被斩，即使是因为否认有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与隐瞒了朱文正的种种不法行为，也确是小罪大罚；甚至，胡惟庸之被杀，在蓝玉看来，也是天大的冤枉。

第二，“如今上位(皇上)病得重了，殿下年纪小”。朱元璋这时候(洪武二十六年)年纪已有六十六岁，太子标于去年先他而死，留下的太孙(其后的建文帝)这年只有十七岁。朱元璋是否有病，生在当时的蓝玉该比今天的我们更清楚。这个病的病源，可能正如朱元璋的“遗诏”中所说，是“忧危积心”。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明朝不仅是当臣当民的人人自危．当皇帝的也是感觉到“人人皆敌”，惴惴然不知道自己能活几天，死在谁的手中。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洪武十三年以前的他，并未如此。而且，即使在洪武十三年，胡案既已发生以后，他也不曾杀与案子直接有关的以外的人。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说明马皇后的心好。她视察了国子监，便建议不仅学生们应该有公费，他们的家眷也应该由政府予以赡养。) 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决意不再立后，不是没有原因。 偏偏，恼人的胡案真相，接二连三地暴露于朱元璋之前。洪武十八年，李存义父子的事暴露了；洪武十九年，林贤的事暴露了；洪武二十三年，封绩的事也暴露了。于是，牵连到李善长，牵连到陆仲亨。这两人，和朱元璋的关系极深，一个是知道有人造反而不报告，一个是甘心入伙，忘恩负义，均使得朱元璋极为讶异，伤心。

朱元璋在《庚午诏书》里说：“呜呼善长!当群雄鼎沸之时，挈家草莽，奔走顾命之不暇，虽欲往而无方(想找个地方去，而没有地方可去)。及朕所在，善长挈家诣军门，俯伏于前，其词曰：‘有天有日矣’。朕与语，见有其敏。时善长年四十一，朕年二十七(依照《明史》，似乎是善长年四十,朱元璋年二十六)。语言相契，朕复虑其反，与之誓词。(渠)本人能谨固自守，相从至于成帝业。”朱元璋又说：“吉安侯(陆仲亨)自十七岁被乱兵所掠，衣食不给，潜于草莽，父母兄弟惧无，手持帕一幅裹窖藏臭麦仅一升。朕曰，‘来!从行乎?’曰，‘从!’自从至今，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无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反已十八年，非家奴所觉，朕略无所知!”

倘若这时候马皇后未死，她可能向朱元璋说：“家奴的话，未必可靠。胡惟庸的事，早就过去了，既往不咎。像陆仲亨这样的人，以后不必重用就是。”

朱元璋已经没有马皇后在身边，给他消愁，解闷，平气。那些三宫六院的妃子，懂得什么?无从谈起，无话可谈。朱元璋于是凭着一时的失望，愤恨，恐惧，大开杀戒，杀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因一个区区的蒙镇抚而把刀锋移向靖宁侯叶昇，因叶昇之死而激反了勋劳不在徐达之下的蓝玉。倘若不是锦衣卫消息灵通，只消再过七天，朱元璋自己准死无疑，大明江山也就结束。 在朱元璋手下，荣拜为大将军的，前后仅有徐达、冯胜、蓝玉三个人。冯胜只是在洪武二十年讨伐纳哈出之时，当征虏大将军当了不到一年，因“多匿良马；使阍者行酒于纳哈出之妻，求大珠异宝；(某]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等等罪名，被收回大将军之印。蓝玉呢，于洪武二十年九月，在军中继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移师西向。于次年四月袭破北元朝廷于捕鱼儿海，八月班师缴印，十二月受封为凉国公。次年，二十一年，奉命讨平湖北的施南与忠建两个宣抚司，贵州的都匀安抚司。二十二年，因追剿入寇的祁者孙，而平定西番所占的罕东(敦煌)一带地方，又转军南向，生擒建昌(西昌)的叛酋月鲁帖木儿。这两年出征，他的名义可能仍是大将军。

从建昌回来，朱元璋发表他为“太子太傅”，作为皇太孙的辅佐。同时候，冯胜被发表为“太子太师”。蓝玉在私下对人说：“我不该为太师么?”他在建昌的时候，曾经写奏章向朱元璋建议，点集当地的老百姓为兵，就近打平“朵甘百夷”(青海的黄河源一带)，没有被接受。回来以后，贡献几项别的意见，也都碰了钉子。因此，自己感觉到失宠，以为是朱元璋怀疑他。叶昇被捕以后，他就更加害怕，怕叶昇在受刑拷问之时，攀进他的名字，这就下了决心，先发制人。

他的计划很厉害，而且有足够实施这个计划的力量。府军前卫百户李成，在供词里说：“二月初一日，凉国公(蓝玉)对(我)说：‘二月十五日，上位(皇上)出正阳门外劝农[的]时[候]，是一个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在上(以上)人马。我和景川侯(曹震)两家收拾伴当(帮闲)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合起来)这些人马尽勾(够)用了。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这稍息终于走漏。走漏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同伙的人太多。

告密的人，是锦衣卫的陆瓛。此人不曾入伙,也不可能被邀，而是从“眼线”之流的人物得到这“内幕新闻”。

于是，蓝玉在二月初八日上朝之时被捕，初九日移付锦衣卫，初十日被杀。曹震等人陆续被捕被杀，他们的家属连带遭殃。

奇怪的是,府军前卫的几千官兵，倒不曾“玉石俱焚”，一网打尽。到了七月间，他们之中的“有罪者”才被流放甘州，划入“左护卫”，成为肃王朱英的扈从，其后朱元璋觉得不妥，又把他们移到宁夏，成立一个新的卫。

其他的人，一概未能幸免，而且株连到“番僧、内监(宦官)、豪民、贱隶”，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比起胡案所株连的，却也总算是少了一半。叶昇是胡案与蓝案的桥梁，因此他的大名，既列在胡党，也列在蓝党。

三九、冯胜、朱文正、朱亮祖

是冤枉，而按照“谋反者灭族”的刑法也不能算是冤枉的，是傅友德。傅友德一生帮朱元璋打天下，“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却落得如此下场!蓝案发生时，他尚在山西河南，陪着冯胜替朱元璋练兵，如何能知道蓝玉的阴谋，与蓝玉和傅友文之间打什么交道?然而，他和冯胜一齐被召回，召回以后，一时并未下狱，过了一年多，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被赐死。他的死，可说是受了傅友文的累。

冯胜之死，却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此人“初名国胜，又名宗异，最后名胜”，是定远人，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小同乡，“喜读书，通兵法”。和哥哥冯国用“结寨自保”，两人在妙山一齐投奔朱元璋的麾下，其后无役不与。冯国用在攻打绍兴之时阵亡，于洪武三年被追封为郢国公。北伐之时，他攻下潼关，直取华州(陕西华县)，其后打下凤翔，收取临洮，打下庆阳，跟随徐达击溃王保保于定西．又袭取兴元(汉中)，移兵吐蕃，“极征哨于西北”，受封为宋国公，食禄三千石。洪武五年明军三路出塞，徐达一路战败，李文忠一路胜败相抵，惟有冯胜的一路“斩获甚众，全师而还”，因“私匿驼马”不赏。从此，有十五个年头，朱元璋只叫他练兵，而不叫他带兵。洪武二十年，出任征虏大将军，带二十万人到东北去讨伐纳哈出，俘虏了纳哈出及其部众，又因为“多匿良马”等罪名，被收回大将军印。洪武二十五年，被发表为太子太师，派到山西河南去练兵，却于二十六年二月蓝案发生以后被召了回来，在二十八年二月，无缘无故地被赐死。

傅友德与冯胜的被杀，使得后世的人以为朱元璋杀尽功臣。一个不留，以为当年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之先后暴卒，都是被朱元璋毒死了的。

在明朝的开国元勋之中，不因胡蓝二案的株连而被朱元璋“无故”赐死的只有冯胜一人。此外，有功劳而未得善终的，是朱文正与朱亮祖。朱文正是元璋的侄儿，原比李文忠更受亲信，是他的第一任，也就是唯一的一任大都督。其后，由于在江西与广东胡作非为被杀。朱亮祖可能是因为语言顶撞，当场被鞭打而死。

四○、徐达

徐达死在洪武十八年，死于瘩背(疽)。传说，朱元璋赐给他蒸鹅吃，他明知害了瘩背的人一吃蒸鹅便死，而不敢不吃，于是流着眼泪和鹅吞，果然，吞了下去便死。

这一种传说，极不可靠。朱元璋倘若想毒死徐达，用不着送目标显著的蒸鹅。

徐达在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得病，病了三个多月，到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才死。朱元璋派徐达的儿子徐辉祖到北平去慰问，又从各省找了许多名医去诊治，最后把他接回南京。 徐达死时，朱元璋辍朝，到他的家里吊唁，痛哭，追封徐达为中山王(原封魏国公)，谥以“武宁”二字，加赠徐达的父亲、祖父、曾祖为王，亲自写了一篇《御制中山徐武宁王神道碑》。这碑文可能经过词臣的润饰，但大体上是朱元璋的手笔。(朱元璋是一个很用功的人，虽则根底有限，而几十年来一面打仗办公，一面努力自修，到后来确是颇能写写了。)碑文说，徐达在癸巳年(至正十三年)，年二十二岁，来到朱元璋的麾下。(那时候，朱元璋的年龄是二十六岁)。徐达死的时候，享寿五十四岁，总计他一生，有三十二年始终替朱元璋效力。在二十二岁以前，他是濠州(凤阳)的一个农家子，不曾读过多少书，更不曾进过军事学校。

朱元璋留他在队伍中，观察了两年，觉得他“动静语默，悉超群英”，才叫他当诸帅之首。《明史·徐达传》说他们两人“一见语合”，失之于太简单。朱元璋说徐达一动一静，一语一默，都比别人高明，徐达地下有知，应该感激知己于黄泉了。朱元璋又说他“平昔言简虑精，当提兵之时，令出不二”。能有如此修养，已是大将之才，区区书本上的学问或学校中的操练，哪里抵得上这十八个字呢!

朱元璋接着说，“诸将敬若神明”。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什么是神?古语说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也。”这个一”，谈何容易!成功在于一，立信立威在于一，没有决心的人不能够一，见事不明的人不能够一，谋大事而舍不得小牺牲的人不能够一。 徐达只知有朱元璋，不知有自己，只知有国，而不知有家，一心求胜，而不好杀人。他“所至之处，攻城不屠，与人不戏。凡受命而出，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对姑苏(苏州)之府库，置胡宫(北平)之美人，财宝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真正是“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

常遇春和他比起来，便略逊一筹。(徐达的战功，已详于以前各节；他跟随朱元璋拿下定远、滁州、南京，单独领兵拿下溧水、溧阳、常州、宁国、宣城、池州，解南昌围，收取淮河南北，攻湖州，破苏州，长驱北伐，克复北平，移军西征，击溃王保保，虽则其后有土刺河之败，损失了几万人，只不过是百战勋名中的小小挫折罢了。)

四一、常遇春

徐达是帅才，常遇春是将才，在所有的“将”之中，常遇春堪称第一。

他是怀远人(怀远县城在淮河北岸，位于蚌埠的西北)，在龙凤元年(至正十五年)带了几十个强盗到和州投奔朱元璋。那时候，他的年纪是二十六岁，当强盗已经当了三年。两个月以后，他自请担任先锋，朱元璋说：“你来，无非是为了你们山寨上粮食不够吃。吃饱了，你和你的弟兄们便可以走。你原有你的主子(山寨上的刘聚)，我不便强留。”常遇春哭着请求朱元璋留他，说刘聚不过是一个强盗头子，不能有所成就。朱元璋才真是安邦定国的主子。朱元璋说：“好罢，等我渡了长江，那时候愿留愿去，再听你的便罢。”

在渡江一役之中，常遇春的表现极好，朱元璋的兵，后有元军的大船威胁，前有元军的采石矶坚垒，登不了岸。正在危急之时，常遇春手持长槊，飞舸而至，一跳上了岸，再跳登了采石矶，于是采石矶一战而定，朱元璋乘势取得太平(当涂)。常遇春被留了下来，当先锋，由先锋而升为太平府总管与“太平兴国翼元帅”(朱元璋自己)下面的“都督”之一。不久，元军的水军将领蛮子海牙夺回采石矶，朱元璋去打。也全靠常遇春飞舸而至，把元军的兵船冲成两截，首尾不能相应，使得朱元璋又获全胜。

其后，打集庆(南京)，常遇春的功也是最大。跟着徐达打镇江、常州，积功升为“中翼大元帅”。(徐达在当时的官职，是“淮兴翼统军元帅，佥枢密院事”，“佥院”是刘福通所授的宋朝官职。)再其后，常遇春跟着徐达拿下宁国、池州。徐达升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常遇春升为“[江南]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

常遇春跟随朱元璋拿下婺州(江西婺源)，升为“同佥枢密院事”；分兵拿下衢州，升为“佥枢密院事”，收复陈友谅所袭占的太平，留守有功，升为“行省参知政事”。朱元璋带大军去安丰，救刘福通，到达时，刘福通已死，安丰城已为吕珍所占，朱元璋的左军右军皆败，全靠常遇春一军“横击”反败为胜。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座船搁浅，全靠常遇春一箭射中对方的主将张定边，转危为安。其后溯江而上，扼守湖口，挡住陈军的归路的，也是他，朱元璋进位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那时候，尚右)，常遇春为“平章政事”，地位仅次于右左相国。打陈理，取江西各地，打张士诚，取淮北淮南苏州，也都有他，受封为鄂国公。北伐，徐达作征虏大将军，他作征虏副将军。洪武二年，他与李文忠率领步骑九万，由锦州经热河，打下开平，几乎捉住了元顺帝。不幸，在回师北平之时，于七月间暴卒于柳河川(河北省西北部)。害他的人，是部下的一个军官。他生平惟一的缺点，是性急。可惜竟因此而死，享年仅有四十。朱元璋追封他为开平王，谥以“忠武”，赠三世祖先王号，叫宋濂给他写了一篇《神道碑》。

四二、李文忠

在开国的功臣之中，被朱元璋追封为王的，除了徐达、常遇春以外，仅有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四个人李文忠是盱眙人，十二岁丧母，随着父亲李贞当难民，当了两年，在滁州找到朱元璋。朱元璋是他的舅舅，见到他很喜欢，说：“外甥见舅，如见母也。”说罢，便收他为子，改姓朱，请老师教他读书。五年以后，他十九岁，充任朱元璋的亲军指挥，一出马就立了功，击败在池州的赵普胜的兵，又攻下青阳、石埭、太平、旌德四个县。次年，至正十八年，会同邓愈、胡大海由徽州进入浙江，从元军手中夺得建德，升为亲军都指挥，坐镇建德，收降苗帅杨完者的旧部三万多人。不久，邓愈移军江西，李文忠便帮助胡大海拿下诸暨与金华，诸暨改称诸全，由谢再兴守，金华由胡大海守。李文忠的官职升为“同佥行枢密院事”。(这仍是因袭自元朝的制度，元朝在中央有枢密院，在地方上于必要时设“行枢密院”，有“知院”、“同知”、“佥院”、“同佥”等官。朱元璋是韩林儿的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可能也兼了所谓行枢密院的知院。) 苗兵在至正二十二年叛朱，杀了守金华的胡大海。李文忠转危为安，夺回金华。朱元璋“拜”他为“浙东行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州军事”。严是建德，衢是金华，信是信州，今天的江西上饶，处是处州，今天的浙江丽水。

次年，守诸全的谢再兴叛朱，投降张士诚，带了张士诚的兵来打东阳，李文忠在义乌迎战，大胜，但收复不了诸全，在离开诸全五十里的地方另筑一个“诸全新城”。张士诚派他的司徒李伯昇．以十六万人来攻，李文忠守这个新城，守得很好。

至正二十五年，李伯昇带了二十万人再来，被李文忠少数兵力杀得大败，俘虏了敌方将校六百，甲士三千。次年，李文忠进攻杭州，杭州的张士诚守将谢五与潘元明不战而降。朱元璋升李文忠为“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加衔“荣禄大夫”，叫他不必再姓朱，复姓李氏。这一年，他的年龄仅有二十八岁。

洪武二年，他奉命随同常遇春出塞，打到上都(多伦)，回军之时，常遇春暴卒，由他代作主帅，率军西向，帮徐达攻庆阳，走到太原，听说大同危急，而且庆阳已被徐达攻下，便当机立断转军北向，解了大同之围，活捉元军的将领脱列伯。

洪武三年，李文忠实授征虏左副将军，与征虏大将军徐达分途北进。他带了十万人，再度到达开平，听说元朝的新皇帝爱猷识理达腊驻跸应昌，他就兼程突袭，几乎把爱猷识理达腊捉住。爱的儿子买的立八剌和几个后妃、宫人、王公、武将、文臣，都成了他的俘虏。宋元两朝的玉玺金印，也被他拿到了十五颗之多。回军经过兴州与红罗山，收降了元军五万以上。朱元璋封他为曹国公，任命他为“大都督府左都督”，“同知军国事”。

洪武五年，朱元璋大举征讨北元，出兵三路，李文忠与徐达冯胜各任一路。他这一路由居庸关深入蒙古，到达和林，追击元军渡过土拉河与阿鲁浑河，大战获胜，但也损失了不少将士，继续向东追．追到骋海(呼伦池)回军。

在洪武六年与洪武七年，他奉命巡边，在长城外沿着长城巡逻，和元军发生了若干次的小接触，都获得胜利。洪武十年以后，他与李善长二人受任“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作了实际上的宰相，但是作了不到两年，胡惟庸谋反伏诛，中书省被取消，大都督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御史台也在十三年五月被取消，他和李善长失去了所“总”的对象。

在此以前，他曾经在十二年上半年督率沐英等人，削平洮州十八个番族的叛乱，在七月间回京，掌理大都督府的事。(最早的一任大都督，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掌理到十三年正月大都督府被分为五个都督府，也就算了。国子监，从十二年七月起，也是由他兼领的，兼领到什么时候，史无明文，好在那是一个闲差，又是一个文职，领不领均无多大关系。

他在十六年冬得病，十七年三月去世。病中，朱元璋自己来看过他，又吩咐华云龙的儿子淮安侯华中负责料理他的医药。他死了以后，朱元璋怀疑华中料理得不周到，把华中的侯爵贬了，把华中的家属流放到建昌(酉昌)，而且也怀疑医生用了毒药，把所有的诊视过李文忠的医生一齐砍头，连他们的妻与子也砍。

朱元璋如此作为，可能是由于一时气愤，即也容易引起当时与后代的批评家认为这是“欲盖弥彰”。事实上，朱元璋确无毒杀李文忠的必要。李文忠是朱一生所最亲最信的人，而且罢兵家居之时“恂恂若儒者”，与世无争。虽则他有时也因为劝朱元璋不必杀人太多，不必派船出海征倭，不必多蓄宦官，而受过朱的呵斥。他死的时候，年纪才有四十六岁，朱追封他为岐阳王，谥以“武靖”二字，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他。

四三、汤和、邓愈

汤和邓愈二人，在年龄上相差很大，在事功上彼此约略相同。汤和比朱元璋年长三岁，邓愈比朱元璋年幼九岁，汤邓之间相差十二岁。他们两人均在徐达之下当过副将军，也曾各自独当一面，汤为征南将军，邓为征西将军。两人同时作过御史大夫，一左一右。两人均积功封为“国公”，汤是信国公，邓是卫国公。死后，两人也均被封为王，汤是东瓯王，谥襄武；邓是宁河王，谥武顺。而且，两人皆是善终，既非暴卒，亦非“中毒”，更未因罪伏诛。

汤和与朱兀璋不仅是同州同县，而且同里。他投效郭子兴可能比朱早，并且是率领了十几个人一道去的，不像朱之单独行动。其后，朱作了郭子兴的养女之婿，在郭面前的地位便比汤高，汤却也认得出朱的才干，甘拜下风，于打下滁州以后和徐达等人作了朱的小局面的台柱，对于高高在上的郭子兴就隔了一层。郭只能将兵而不能将将，一手培植了朱，却容纳不了朱，连带地也掌握不住徐汤诸人了。

邓愈是虹县(安徽泗县)人，原名友德。他的哥哥名友隆，父亲名顺兴。顺兴与友隆在元朝末年起义，先后阵亡，友德在十六岁的时候接领部众，每战身先士卒，很受爱戴。其后，带了这些部众从盱眙来滁州，投效朱元璋，朱元璋叫他改名为“愈”。他跟着朱元璋渡江，建功甚多，受任为“广兴翼元帅”，镇守广德，移守宣城，又以“行枢密院判官”的地位改守徽州。汤和这时候，是“统军元帅，行枢密院同佥”，镇守着常州。

正如汤和之在常州，能一再击退张士诚的兵，邓愈也先后击溃了元军的“长枪帅”谢国玺，苗帅杨完者，而且会同了李文忠、胡大海，由徽州进入浙江，取得浙西腹地。其后，李文忠负浙江的专责，邓愈招降了饶州(鄱阳)守将于光，移驻饶州，由“佥行枢密院事”升为“江南行省参政”，袭取抚州。胡廷瑞以龙兴(南昌)投降，朱元璋把龙兴改称洪都，叫邓愈转任“江西行省参政”，在洪都镇守。不幸，被叛将祝宗康泰二人偷袭。丢掉洪都，只身逃回应天(南京)。朱元璋不仅不杀他，仍叫他回洪都，帮助大都督朱文正镇守。(祝宗康泰原为胡廷瑞的旧部，奉命跟随徐达去打武昌，中途叛变，折回偷袭洪都，但不久便被徐达旋军剿灭。)次年，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以六十万人大举围攻洪都，邓愈与赵德胜、薛显、牛海龙等三个人分守几个城门，朱文正居中策应。邓愈所守的是“抚州门”，对面的敌人是陈友谅自己所统率的主力，城墙被攻垮了二三十丈，邓愈毫不惧怕，一面修城，一面死战，足足守了八十五天，守到朱元璋带了徐达、常遇春等人来救。

鄱阳湖会战以后，陈友谅死，张定边奉陈理守武昌，守到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向朱元璋投降。

在这个期间，邓愈肃清江西全省，受任“江西行省右丞”。汤和那时候已因大破张士诚陆军于无锡山而升任中书省左丞；再破张士诚水军于太湖内黄杨山，续升“中书省平章政事”，于解了浙江长兴之围以后，奉命领兵到江西，帮助邓愈平定江西。邓愈花了五个月的工夫，打下赣州；汤和也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打下吉安西边的永新。

其后，邓愈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名义调守襄阳；汤和回守常州，助攻苏州。功成以后，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与邓愈同时受拜为御斯台左右大夫。汤和作“征南将军”，南下打方国珍、陈有定，邓愈留在应天(南京)主持御史台的事。

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统率二十五万精兵北代，先打山东，次打河南，然后直捣河北。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命令汤和由福建回浙江，在明州(宁波)造船运粮，按预定时日由海路送往直沽(天津城北)，接济徐常的大军。汤和的海运知识有限，怕飓风．仅仅做到把粮食运到镇江，所好徐常势如破竹，并不需要屯兵于通州或大都坚城之下，旷日持久，而且老百姓又极合作，因此也就没有发生粮食接济不上的问题。

邓愈在北伐期间所负的任务，是回驻襄阳，于徐常由山东横扫河南之时，从襄阳向北挺进，攻取南阳鲁山等地，叫王保保措手不及。这个任务，他顺利地完成。于是，他的地位也就一跃而与汤和相等了。洪武三年，徐达由大都转军西征，到甘肃打王保保，徐仍是征虏大将军，邓愈作“左副将军”，汤和作“右副将军”。另外，李文忠与冯胜二人，也是副将军，李为左，冯为右。

击溃王保保于甘肃定西以后，汤和受封为“中山侯”；邓愈由于继续推进到河州(导河县)、西黄河、黑松林，招降了不少的番族，又领兵出塞，“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因此，便受封为“卫国公”，比侯高了一级。汤和是到了洪武十一年作“征西将军”，防守延安有功，才晋封为“信国公”的。

受封为公以后，邓愈在洪武五年平定湖南的苗族四十八洞，在洪武十年作“征西将军”，惩罚剽劫各国贡使的番族，穷追到昆仑山，在回军的中途得病，死在寿春(安徽寿县)，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朱元璋追封他为宁河王，谥以“武顺”。汤和在洪武十八年作“征虏将军”，平定了思州(贵州思县)的苗族，又在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以后奉命在浙江沿海设防，筑了五十九个卫城所城。他早年颇为豪放。晚年却极知韬光养晦，住在中都(开封)，每年上朝一次，活到七十岁寿终(洪武二十八年)，被追封为“东瓯王”，谥为“襄武”。

四四、沐英

沐英的出身，是“难童”。父亲是定远人，早死。他随着母亲逃难，母亲又在兵荒马乱之中去世。剩下他孤苦伶仃，被朱元璋收养为子，改姓为朱。朱元璋的太太(其后的马皇后)很喜欢他。在朱前后所收养的二十几个养子之中，要算这朱英最有出息了。 朱英到了十八岁的旷候，受任为“帐前都尉”。这一年，是龙凤八年(至正二十二年)。其后，升为指挥使，驻在广信(江西上饶)。洪武元年，跟随胡廷瑞打陈有定，作为汤和的声援。他在分水关立了功，奉命复姓为沐，防守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个卫。不久被调回京师(南京)，当大都督府佥事，历升至“同知都督”。大都督府主管军政，等于现在国防部。日常公事很多，虽则上边有左右都督(大都督府创立于至正二十一年三月，从吴元年开始，不设大都督而只设左右都督以下等官)，沐英是实际上办事的人。他“年少明敏，判决无滞”，不愧为文武全才。论官阶，他已经是“从一品”了。

洪武十年，邓愈作“征西将军”，他作“征西副将军”，打吐蕃，“西略川藏，耀兵昆仑”，受封为“西平侯”。次年，他被升拜为“征西将军”，再征吐蕃，筑城于东笼山(在甘肃临潭县)，平定“朵甘纳儿”七站，拓地数千里。

洪武十三年，他直捣亦集集乃路(宁夏居延)，活捉北元的“国公”脱火赤，与“枢密院知院”爱足。次年，他跟随徐达，直捣全宁路(赤峰)，渡过胪朐河(克鲁伦河)，活捉北元的“知院”李宣。

这一年(洪武十四年)，九月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讨伐在云南的梁王巴匝剌瓦尔密。沐英活捉粱王的大将达里麻于曲靖的白石江，奠定了全胜的基础。其后，次年闰二月，他进军大理，活捉大理的“七酋”段世。回军‘平定”乌撤、东川、建昌、芒部，又击溃了土酋杨直围攻昆明的部众二十余万。

朱元璋把傅友德与蓝玉召回京师，留沫英在云南坐镇。他在坐镇云南的期间，除了在洪武二十年与二十二年镇压了百夷(白夷)巨酋思伦发的两次大“反叛”以外，把军政民政都办得井井有条，所垦的新田有一百万亩以上。他喜欢读书，好贤礼士，注意于为事择人，而自己“疏节阔目”，只不过是总其大纲，确是中枢宰相之才，可惜朱元璋为了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放在云南，便让他长期留在云南了。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他听到皇太子朱标(懿文太子)去世，哀恸不已，得了病，死在昆明，年纪只有四十八岁。朱元璋追封他为“黔宁王”，谥以“昭靖”。

四五、勋臣后裔

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不仅本人始终受到朱元璋的恩遇，而且子孙世世代代享受爵禄，直至明朝结束之时。

徐达的儿子徐辉祖袭封为魏国公，主持“中军都督府”，后来在所谓“靖难之役”，忠心于建义帝，抵抗燕王(明成祖)的军队，在山东打了一个胜仗，被无能的建交帝召还。燕王进入京师(南京)，要杀他，他写出太祖(朱元璋)赏给徐达的铁券之中“免死’的文句，于是燕王只能削他的爵，把他幽禁在家。他活到永乐五年病死。明成祖(燕王)觉得徐达不可无后，便封了他的长子、徐达的长孙徐钦作魏国公。徐钦行为不检，在永乐十九年削爵，但到了仁宗即位，又蒙恢复爵位。徐钦死后，儿子徐承宗袭爵，于英宗之时受任“守备南京，兼领中军(都督府)”。再其后，徐承宗的儿子徐[左人右甫]，徐[左人右甫]的孙子徐鹏举，徐鹏举的儿子徐邦瑞，孙子徐维志，曾孙徐弘基，玄孙徐文爵，一代一代，都当了魏国公，“守备南京，兼领中军府”。明朝亡了，徐家子孙才丢了这个爵位与这个官职。

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人忠勇，颇有父风，在征伐纳哈出之时，于受降的宴会中，见到纳哈出有反悔的模样，动手砍伤纳哈出的臂膀，主帅冯胜与他极不相能，藉此把他捆解京师(南京)。他向朱元璋报告经过，也反告了冯胜如何私占良马，与种种不法。朱元璋一面把冯胜的兵权收了，一面也把常茂“安置”(流放)在龙州。(实际上，冯胜还是他的岳父呢。)常遇春是鄂国公，死在洪武二年，追封开平王。常茂并未袭爵，而是在洪武三年另外受封为郑国公的。常茂死在洪武二十四年。他的弟弟常昇在洪武二十一年便已被封为开国公。常昇忠于建文帝，抵抗燕王，死于浦口。常昇的儿子常继祖，被流放到云南的临安卫，明孝宗把常继祖的孙子常复召回来，任命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到了明世宗的时候，常复的孙子常元振被封为怀远侯，又传了下去，传到儿子、孙子、曾孙。曾孙常延龄，在崇祯年间请缨，不曾能够如愿；国亡以后，“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

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于洪武十九年袭封为曹国公，其后受任为“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官太子太傅。建文帝即位以后，他曾经以“大将军”的职位，率领五六十万人对燕王(明成祖)作战，大败。燕王进抵南京城下，他开了“金川门迎降。其后不久，被人告发“谋为不轨”，于永乐二年被削爵，禁锢(关在自己的家里)。到了明孝宗的时候，他的曾孙李璿，被封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与常遇春的后裔常复，同受优待。(这个“南京锦衣卫”原为“空衙门”，有好几个“世袭指挥使”，都是吃干俸的。)传了两代，李璿的孙子李性，被明世宗封为临淮侯。其后，传到了明亡之时，最后的一个临淮侯叫做李邦镇。

信国公汤和的长子汤鼎，先汤和而死(死子征讨在云南的梁王之役)。《明史》说，汤鼎的儿于汤晟，汤晟的儿子汤文瑜，均因为“死得早”，不曾能够袭爵。这有点奇怪。大概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汤和病故之时，不愿意叫汤晟或汤文瑜袭封吧。明孝宗对开国元勋的后裔一视同仁，也叫汤文瑜的孙子汤绍宗，作一个“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明世宗更进一步，封了常遇春、李文忠的后裔为侯，也封汤绍宗为灵璧侯。传到汤绍宗的孙子汤世隆，作了“提督漕运”四十几年，一再加官为“太子太保”与(皇帝的)“少保”。再传下去，到了明亡之时，最后的一个灵璧侯是汤文琼。

邓愈的长子邓镇，袭封为卫国公，改封为申国公，不幸因为是李善长的外孙，于李善长族诛之时连带被杀。明孝宗封邓镇弟弟邓铭的曾孙邓炳作“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明世宗封邓炳的儿子邓镇坤为定远侯。崇祯二年，最后的一个定远侯邓文明死于战难。

在所有的勋臣之中，沐英的后裔最发达。这是由于朱元璋及其后的明朝皇帝，让沐家的人世世代代镇守云南，军事大权都授了给他们。沐英有三个儿子，沐春、沐晟、沐昂。沐春袭封为西平侯，平定了越州与麓川的叛乱。死后，无子，沐晟嗣爵，改麓川宣慰使司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帮助张辅打平安南，活捉黎季嫠，晋封为黔国公，其后又帮助张辅活捉安南陈季扩。明仁宗即位以后，特地铸了一颗“征南将军”印，交给他。其后每一代的黔国公，都受到这样一颗印。这是明朝的军政军令分立制度的一个例外。沐晟死后，他的儿子沐斌年幼，沐昂代镇云南。沐斌死后，儿子沐琮年幼，又由沐昂的孙子沐璘、沐瓒，相继代镇云南。沐琮死后无子，沐瓒的孙子沐昆袭封为黔国公。沐昆传给儿子朝辅、朝弼，与朝弼的儿子昌祚，昌祚传给儿子沐叡，孙子启元，曾孙天波。天波跟随永历皇帝(桂王)到缅甸，缅甸人想侮辱他，他不屈而死。

四六、朱元璋的儿子

勋臣之中的所谓六王，徐常李汤邓沐，都是死后才追封的。他们的子孙，其能承袭或公或侯的爵位。

真正封王的，是朱元璋自己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的二十四个。其余的两个，一是懿文太子朱标，一是生下了一个月便死，不曾受封的朱楠。

在这二十六个儿子之中，除了朱楠以外，赵王朱杞也是死得极早，死在三岁之时。其余的二十四个，太于朱标，秦王朱樉，晋王米棡，都是死在朱元璋本人之前。

朱元璋生平所最喜欢的，第一是太子朱标，其次是燕王朱棣。朱标好读书，秉性仁厚；朱棣雄才大略，颇有父风，因此而被封元朝的故都北京，虽则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

在燕王以外，被朱元璋安置在重要的据点，而有权节制军队的，是秦王朱樉，驻在西安；晋王朱棡，驻在太原；庆王朱檹，驻在甘肃庆阳；肃王朱楧，驻在甘州，其后移驻兰州；谷王朱橞，驻在宣化府；宁土朱权，驻在大宁；辽王朱植，驻在广宁。

危机产生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不立朱标的同母弟秦王，或晋王、燕王、周王，而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太孙。秦王死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晋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朱元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这时候的若干皇子，论年龄，燕王算是最长的了。他对于太孙朱允炆极不甘心服从。

四七、建文帝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辛卯日，太孙朱允炆即位，大赦天下，葬朱元璋，谥元璋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以明年为“建文”元年。

朱允炆当皇帝．当到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南京城破，不知所终；其后，直到清兵入关，既未受谥，亦未立庙。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他为“建文帝”。(清朝的乾隆皇帝进了他一个谥，“恭闵惠皇帝”。)建文帝生长于宫庭之中，虽则也读了一些古书，却食古不化。即位之时，年纪才有二十一岁，对当时的国家情势茫然无知，一味听信自己的老师太常寺卿黄子澄，蛮干。

黄子澄不是坏人，而是愚人。汉朝有过一次“七国之乱”，黄子澄以为明朝必然会有一次“七国之乱”，幸有中央朝廷能思患预防，先行下手。他保荐兵部侍郎齐泰，说齐泰是了不起的军事专家，于是建文帝任命齐泰为兵部尚书。实际上这齐泰所懂得的，只不过是将校的姓名与边塞地名而已。建文帝也任命黄子澄兼翰林学士，叫他与齐泰“同参军国事”。有了这“同参军国事”的头衔，齐黄二人便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这两位宰相花了一年工夫，把燕王朱棣逼反。

在这一年之间，从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到建文元年六月，他们废了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把他们囚禁，也使得湘王朱柏畏罪自杀。这五个王，可能都是罪有应得，然而建文帝操之过急，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曾经南下奔丧，走到淮安不远，被朝廷派人挡驾，他的“三护卫”(三个作为护兵的卫，总共有一万五六千人)，被朝廷抽去精锐，交给宋忠，调往开平(多伦)。北京左右两卫与永清左右两卫的兵，因与燕王有历史上统率关系，被分别调往彰德与顺德。朝廷派来的北京布政使张呙，北京都指挥使谢贵，负有刺探燕王阴事的使命。

燕王在起初，未必有造反的野心。他毫无地盘，所掌握的空间仅仅是一个宫城(元朝的故宫)。他的兵，只有三个护卫，而且不久便已抽去了精锐。他固然是朱元璋二十几个儿子之中惟一颇能打仗的人，对建文帝及其左右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又有和尚道衍与相士袁珙、卜者金忠等人不断地恭维他，说他有天子之相；不过，倘若建文帝与齐泰、黄子澄处理得当，让他安心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亲王，不去逼他，他也不至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

燕王于周湘代齐岷五王相继获罪以后，装病裴疯。朝廷这一方面，加紧对付他，把他部下的小军官于谅(于谅？)和周铎抓去杀了，又叫张呙、谢贵包围宫城，指名索取燕王府中的若干“官僚”(官吏与僚属)。

燕王叫人招寨八百名“勇上”，陆继在暗地里进入宫城，然后把黑名单上的官僚一一逮捕捆绑，骗张呙、谢贵在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日进府点收。张谢二人中计，被杀，燕王解了官僚的捆绑，冲散了包围宫城的兵，与驻守北京城九个城门的兵，上书建文帝，申讨“奸臣”齐泰、黄子澄，出兵收取通州、遵化、密云，打下蓟州，占领居庸关。

宋忠在开平(多伦)听到消息，带兵南下，走到居庸关，不敢交锋，退守怀来。燕乇到怀来，找他打，将他打败杀死，收降他的部队，包括那些原属于燕府护卫的精锐。永平(卢龙)的守将郭亮，望风投降，建文帝任命耿炳文作“征虏大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在八月壬戌日以先到的十三万人与燕军大战于滹沱河北岸，战败，退守真定城(正定)。燕王攻了三天，攻它不下，撤兵而去。 耿炳文在当时，是硕果仅存的宿将，年已六十五岁。他少年时代，替朱元璋守(浙江)长兴，守了十年，和张士诚的兵对垒，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其后参加北伐西征，屡克名城，积功受封为长兴侯。这一次虽则在滹沱河北岸战败，仍然守住了真定，保存了十万左右的兵力。

迂腐而慌张的黄子澄，请建文帝临阵换将，改派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到真定替代耿炳文。李景隆虽则为将门之子，却是十足的纨绔子弟，哪里比得上耿炳文呢!

李景隆坐误戎机，浪费了不少时候去征调各地的兵，想凑足五十万，甚至六十万人。打仗的事，何尝是比人多?这一点，不是李景隆这样的人所能知道的。

燕王故意离开北京，到永平去抵敌从辽东来的吴高人，又到长城外边的大宁去找宁王朱权，引诱李景隆来围攻北京，然后在会州胁夺宁王的护卫，与朵颜三卫的胡骑，回到北京，突袭李景隆的围城之兵，城中的燕王世子朱高炽(未来的明仁宗)开城出击。于是，十一月辛未日，李景隆于内外夹击之下，溃不成军，守不住真定等城，一口气退到德州。

燕王利用机会，向建文帝请和。建文帝在表面上罢免了齐泰、黄子澄二人的官。

到了建文二年二月，李景隆又上了燕王一次大当。燕王故意到山西去攻大同，骗李景隆去救，李景隆去了，燕王撤了兵，李景隆的兵，多半是南方人，空跑了大同一趟，冻死的与冻伤的极多，剩下的也疲惫不堪。

四月，燕军与李军在涿州的白沟河交战，战了两天，李景隆又遭惨败，退到德州，守不住德州，丢掉了一百万石左右的军粮。再退，退到济南，燕军来围，幸亏有一位山东布政使司的参政铁铉，和一位耿炳文的旧部盛庸，替他死守济南，守了三个月，出城反击，使得燕王大败撤兵而去。

建文帝封盛庸为历城候，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不久，再升铁铉为兵部尚书，拜盛庸为“平燕将军”。又过了一些时候，十月间，召回李景隆，让盛庸有对付燕军的全权。 盛庸在十二月乙卯丙辰两日，大胜燕军于东昌(山东聊城)，斩燕王的第一号勇将张玉。次年(建文三年)三月辛巳日，盛庸再战燕军于保定的夹河，大胜。燕王亲自以十几名骑兵断后，盛庸不敢杀他，原因是建文帝有旨，不许“使联负杀叔父之名”。第二天，壬午日，又打，燕军在东北，盛军在西南，从辰时(上午八点)打到未时(下午两点)，忽然起了东北风，飞沙扬土，盛军大败，退回德州。

两个月以后，叛将李远带了若干骑兵，冒充盛军，穿过山东，走到江苏沛县，烧去盛军在运河的粮船。七月间忠于朝廷的平安(姓平名安)率领一万名骑兵，由真定乘虚直捣北京，在距离北京五十里的平村，与燕将刘江交战，不幸失败，退回真定。大同的守将房昭，带兵进入紫荆关，屯扎在易州水西寨，也在九月间被燕王亲自攻破。辽东守将杨文，进入山海关，围攻永平，被刘江赶走。

直至此时为止，燕王虽则胜多败少，却还没有进兵京师(南京)的计划。他打下的城池，每每不留将士固守，只斤斤于保存北京、保定、永平几个大城。看样子，他只想作一个割据之雄而已。

偏偏有若干奉使在外的宦官，因招摇纳贿而被建文帝下旨叫各地的地方官逮捕，他们逃到北京，向燕王投降，把京师与南方各省的空虚情形向燕王报告，于是燕王便在建文四年大举南下。

燕王避实就虚，不攻盛庸所守的德州与铁铉所守的济南，而经由东阿、东平、汶上、兖州、沛县，直向徐州。

盛庸撤军，退守淮河。平安在燕王的后面追踪，于四月间追到(安徽)灵璧县西南的齐眉山，先胜后败，被掳。五月，燕兵渡淮，盛庸战败；六月，战于浦子口，又败。盛庸改守长江，都督佥事陈瑄带了江上的水军降燕，盛庸在高资港作最后一次的抵抗。 燕王在六月乙丑日，攻京师(南京)的金川门，李景隆与谷王朱橞开门迎降。燕兵入宫，建文帝放了火，逃走。他究竟逃去了什么地方，到今天仍是历史学上的一个悬案。

盛庸带了他的残部投降，燕王命他驻守淮安。次年永乐元年，都御史陈瑛弹劾他，说他“怨望，有异图”。他听到消息自杀。 平安于被掳以后，被安置在北京。燕王即了帝位以后，任命他为北京都指挥使；不久，升他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永乐七年，成祖(燕王)于无意中说了一句“平安还活着吗？”这句话传到他的耳里，他羞愧之余，自杀。

铁铉参加了灵壁西南的齐眉山之战，也帮助了盛庸守淮河。燕王作了皇帝以后，抓了他来，劝他降，他不肯降，大骂，被杀。 李景隆被燕王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给岁禄一千石，连同承袭自李文忠的岁禄三千石，共为四千石。曹国公的爵位，也保住了。但是，到了永乐二年，便被朱能、蹇义、张信等人弹劾为“有逆谋”，夺爵，没收财产，连同妻子与弟弟李增枝禁锢起来。他一度绝食自杀，未死；到了水乐末年才得病而亡。

耿炳文于燕王入京以后，仍旧作他的长兴侯；到了永乐元年，都御史陈瑛与刑部尚书郑赐弹劾他，说他的“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他听到了消息，自杀。

另有值得一提的两个人，是徐达的儿子徐辉祖与徐增寿。徐辉祖是忠于建文帝的，于建史四年奉命北援山东，指挥了齐眉山战役，在燕兵渡江后，仍在江边抵抗。燕王入京以后，他被关在家里，于永乐五年病故。徐增寿是不忠于建文帝，而暗中勾结燕王的，于燕兵渡江之时被建文帝召至殿中，亲自动手砍死。

齐泰、黄子澄于燕王入京以后被捉，族诛。同时遭族诛的，有风骨嶙嶙的一代“读书种子”方孝孺。

四八、方孝孺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幼年丧母，十九岁时丧父。父亲方克勤在济宁当知府，垦田兴学，颇有成效，不幸被属吏程贡诬控，贬到江浦作苦工，又因“空印案”牵连，被杀。(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有很多地方官依照惯例，用盖了印的空白公文纸，交给属员，带到京城，以备于报销时遇有户部剔除的项目，在京城随即补文申报或缴款赔亏。这种办法，被朱元璋发现，认为是集体舞弊，把案内有姓名的主印的地方官，一律斩首。)方孝孺葬了父亲以后，到浦江找老师宋濂，于宋濂的指导下重新苦读四年。宋濂的文章相当好，其后方孝孺的文章写得更好，可谓青出于蓝，不负师教。

方孝孺一生，并不想以文章留名后世。他的志愿，是学为圣贤：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达而为管仲萧何，是他所不屑的；穷而遁迹山林，诗酒自娱，也是他所不屑的；平居于视听言动，饮食卧起，他都不苟且，修养之深，非空谈性理的俗儒所可望其项背。

在他的《逊志斋集》之中，有不少关于“君学”、“君职”、“君量”、“官政”、“民政”、“成化”、“明教”的创见。他最反对人君“恃其才以自用”，这与朱元璋的专制主义恰好针锋相对。

朱元璋很早就认识了他，召见过他，也在他因仇家攀诬而坐牢之时释放过他，然而不肯立即加以重用，说“今非用孝孺时”，要让他继续钻研，以“老其才”。结果是，只准他作一名汉中府学教授(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省立中学校长)。后来，他被蜀王朱椿请去成都，当世子的老师，宾主极为相得。蜀王在朱元璋的所有儿子之中，是最好学、最贤的一个。方孝孺的书斋的原名“逊志”，蜀王赐以新名：“正学”。

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到京，任他为翰林院侍讲，不久便升他为侍讲学士。(建文元年，改称文学博士。)他的职务，是起草诏书、诰文、檄文。讨伐燕王的若干文件，多半是他所起草的。 燕王入京，他被逮捕。燕王叫人从牢里把他带出来见面，称他为先生，请他起草即皇帝位的诏书。他抵死不肯。燕王说：“我可以灭你的九族。”他说：“你即使灭了我的十族，又能把我怎样？”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感觉到这位方孝孺虽则早已和他“十族”引颈就戮，而精神上并不曾死。

四九、成祖功罪

燕王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己巳日自称皇帝，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庚寅日病故，享寿六十五岁，被明仁宗谥为“体天弘运，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简称为“太宗文皇帝”。其后，到了嘉靖十七年，明世宗把他的谥法之中的“体”字改为“启”字，“广”字改为“肇”字，庙号的“太宗”二字改为“成祖”。于是一般的史书之中，均称这朱棣为“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后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设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

甚至，对南海各国的武装访问，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上表称臣，甚至亲自来朝的番邦之君虽不在少，充其量仅仅足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这在促进中国与南海之间的贸易上，自然是不无关系，然而又何必派了那么多的兵(三万左右)与那么多的船呢(几百艘)？结果，始终来朝贡的仅有满刺加(马六甲)一国而已。

他在无意之中，却作了几件好事：(1)开了会通河与清江浦；(2)盖了北京的宫殿，集中国建筑学的大成；(3)抄书，抄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很多部当时尚存的古书，在今天已经散佚，全靠这《永乐大典》间接保存了下来。虽则是，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把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烧毁了不少，偷去了不少，遗失了不少，台北世界书局的杨家骆先生仍能搜集而借用了整整一千卷，影印行世。可惜，这一千卷只是全书的二十三分之一左右(原为二万二干九百三十七卷)。

五○、迁都北京

成祖在内政方面所作的几件大事：一是迁都北京，二是令阁臣参预机务，三是贵州设省。

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便已有所决定。北京被指定为“北京”，改称“顺天府”，与京师(南京)的应天府平等看待，又设了“行后军都督府”、“行部’，与“北京国子监”。所谓“行后军都督府”，便是“后军都督府”的“行署”，实际上是一个“分署’。“行部”不是某一部的行署，而是六个部合起来的行署，有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合管六部之事，至于“北京国子监”，那倒简单，等于添设一个国立大学。

北京的新宫殿，于永乐五年五月开始建造，到了永乐十八年年底才完工。从永乐十九年起，北京政称为京师，而原来的京师改称为南京。所有的中央衙门，在原则上都搬到“京师”去。所谓“行后军都督府”与“行部”当然取消。南京却留下了不少的骈枝机关，有所谓“南京宗人府”、“南京都察院”、“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吏部”、“南京户部”等等，至于“南京国子监”更是不在话下了。

事实上，南京的官，有实权的极少。南京国子监是一个例外，监内的祭洒、司业、监丞等等，与京师(北京)国子监各官，完全一样。南京的六部尚书之中，只有一个兵部尚书是重要的，这是因为从明宣宗宣德八年开始，“南京兵部尚书”六个字的头衔之下，加了“参赞机务”四十字，有“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之权。

南京在成祖以后的明朝历史上，是所谓“留都”。留都有规模略备的中央政府，在天下无事之时可以安置年高德劭的闲员。一旦京师(北京)发生问题，也可以作为应变的依据。崇祯十七年四月，京师失守，史可法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地位，号召各方，把福王朱由崧立为皇帝。(可惜福王不是一块好料，否则明朝的半壁江山，未必不能保持。)成祖迁都北京，最大的作用在于面对北元的威胁，不肯示弱。

但是他不该抛弃大宁故地，铸成大错。他把滦河与辽河之间广大地区，白白地送给了所谓“兀良哈”设立三个“羁縻卫”，西为朵颜，中为泰宁，东为福余(扶余)。这三个羁縻卫，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而常替明朝的敌人带路，打先锋，使得作为明朝首都的北京，处境十分危险。

五一、永乐文臣

明成祖本人常常轻举妄动，幸亏有很好的辅佐，才不至于在民穷财尽之际，身死国灭。话说回来，他能够选出很好的人当辅佐，也未尝不是他的长处。他之所以在历史上不被称为昏君，原因正在于此。

最得力的两个尚书，是吏部尚书蹇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自从太祖废相以来，工作最紧，权责最重。蹇义是四川巴县人，在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当“中书舍人”当了九年以上，只是皇帝面前管抄抄写写的小职员，被建文帝破格提拔，任命为吏部右侍郎。成祖入京，他随同多数的官吏迎降，不曾因迎降而被成祖看不起，一升为吏部左侍郎，再升为吏部尚书，从建文四年九月用到永乐二十年九月，整整地用了二十年，才把他抓了关起。关了五个月，放他出来，仍旧作吏部尚书。此人吃苦耐劳，不说同僚坏话，成祖让他久于其任，的确也替自己省了多少麻烦。 户部尚书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以太学生的资格，被选进宫里管抄写，外放为户部主事。建文帝升他为户部右侍郎，派他去福建湖北等地作“采访使”。成祖入京，有人把他捆了送来。成祖待他，好比待蹇义一样，一升为左侍郎，再升为尚书，让他当户部尚书从建文四年九月当到永乐十九年十一月，才抓了关起。关到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即位，他被释放复职，到了宣宗宣德五年正月，死在任上。(蹇义死于宣德十年正月，也是死在任上。)礼兵刑工四部的尚书，没有一人能如蹇夏二人之久于其任。 成祖所最信任的文臣，除了蹇夏二人以外，是身边的几个翰林。最初，于即位之时，他选了侍读解缙，侍讲胡广，修撰杨荣，编修黄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一共七个人“入直文渊阁”，当随身的侍从，无话不谈。这些人的官阶很低，最高的是正六品，最低的是从七品。同年(建文四年)十一月，他升解缙为侍读学士(从五品)，黄淮胡广为侍读，其余四人为侍讲(都是正六品)。永乐二年四月，解缙再升，为翰林学士(正五品)兼右春坊大学士(也是正五品)。黄淮胡广升为左右庶子(正五品)，胡俨杨荣升为左右谕德(从五品)。杨士奇升为左中允(正六品)，金幼孜不曾升。那时候，解缙最红，红到了永乐五年二月，被贬为广西布政使司当参议，不久改贬到交阯布政使司，于永乐八年因“私觐太子”，被想抢太子位置的朱高煦告发，逮捕下狱，于永乐十三年死在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之手。

胡俨在永乐二年九月改任国子监祭酒，不再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密。黄淮在永乐十二年闰九月下狱，胡广在永乐十六年五月病故。原有的七人，只剩下三人：杨荣、金幼孜、杨士奇。

在永乐文臣之中，遭遇最苦的是解缙，而才气最高的也是他。他敢于在李善长灭族以后，替工部的虞部司郎中王国用代笔，上书朱元璋，为李善长诉冤：“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不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能保首领者儿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王国用拚了性命，递上这篇大文章，结果朱元璋竟然不以为忤，不杀他，也不追究这文章是否有人代笔。解缙这时候官居御史。在此以前，当他尚在翰林院充任庶吉士时，便已经写过一封万言书，向朱元璋犯颜直谏：“国初至今(洪武二十一年)，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而今内外百官，捶楚属僚，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

他一辈子心直口快，虽则公忠体国，而自身终于遭殃。他在成祖左右，原是最受宠信的人。成祖在永乐二年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全靠他坚决进言。成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高炽，次子高煦，三子高燧均为皇后徐氏(徐达的女儿)所生。另一个儿子高爔，生母何人无考，未及受封而死。高炽为人忠厚，喜欢写诗。高煦为人勇悍，颇能打仗，曾经在靖难之役有好几次转败为胜，救了成祖，在成祖即位以后，领兵驻防开平。高燧没有多大出息。

成祖听了武臣邱福的话，原想立高煦为太子，秘密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成祖默然不语，解缙补上一句：“好圣孙！”提起了这位心爱的孙儿(未来的明宣宗，名瞻基，是高炽的儿子，这时候年方七岁)，成祖便点了点头。

成祖在永乐二年四月初一日(辛未)，设置东宫(太子)官属，以吏部尚书蹇义与兵部尚书金忠为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李至刚兼(詹事府的)左春坊大学十，升解缙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升黄淮胡广为左右庶子(这庶子是官名，不足姨太太的儿子)，升胡俨杨荣为左右谕德，升杨七奇为左中允。次日，以他的第一功臣，曾经建议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淇国公邱福，为太子太师；以他的第一谋臣，道衍和尚为太子少师，叫道衍还俗，复姓姚，赐名广孝。初四日(甲戌)，立长于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成祖这样子做，是想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国本已立”。

但是，高煦抗命不肯去云南就汉王之封，成祖却纵容他，让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南京，又把自己的“天策卫”亲军赏给他，其后又加赏两个卫。成祖在南京的时候少，在北京的时候多，太子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这汉王高煦便常常随侍在成祖身旁，有机会说太子的坏话，更有机会说解缙的坏话。到了永乐五年二月，解缙便以“廷试，读卷不公”的罪名，被贬到广西与交阯当叁议了。 永乐八年，解缙回南京述职，成祖去了北方打阿鲁台，解缙当然晋谒负有监国之职的太子。这件事，被汉王高煦歪曲，说解缙是明知成祖不在南京，而前来“私觐太子”的。成祖一怒之下，便把解缙捉下诏狱。解缙在狱中受了种种酷刑，供出他所交往的人如大理寺丞扬宗等等，于是这些人也连带倒霉。五年以后，永乐十三年，锦农卫指挥使纪纲(姓纪名纲，是个宦官)把狱中囚犯的名单送给成祖看。成祖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活着吗?”纪纲听了，回到锦衣卫，请解缙喝酒，把解缙灌醉，活埋在雪里，当时便断了气。解缙死后，家产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辽东。

去年，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成祖从蒙古打仗回来，太子的使者迎接稍晚，汉王从旁进谗，成祖把东宫的若干官属都下了狱，包括黄淮、杨士奇、太子洗马杨溥、金问。杨士奇不久便被释放，黄淮等人一关便是十年(到成祖逝世，太子(仁宗)即位)。

成祖在永乐十三年改封汉王于青州(山东益都)，汉王仍旧拖延不去，而且私自招募了三千壮丁，不向兵部列报，并且擅杀南京的兵马指挥徐野驴，成祖这才在水乐十四年十月将汉王逮捕，囚禁在西华门，于十五年三月改封他于乐安州(山东惠民县)，限令当天启程。

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刑部尚书吴中，在永乐十九年十一月下狱，不是为了太子与汉王之间的纠纷，而是为了反对成祖又想北征。兵部尚书方宾和他们主张一致，畏罪自杀。在所有的文臣之中，始终获得成祖的宠眷的，仅有胡广、杨荣与金幼孜三人，他们虽则也兼有詹事府的名义，但在永乐七年以后，便一直是跟在成祖身边当扈从的。

成祖虽则宠眷胡广、杨荣、金幼孜，却也未曾用他们控制六部的尚书，把入阁的学士大学士之流，放在六部尚书之上，是仁宗以后的事。在成祖一朝，阁臣只是“参预机务”而已，没有“票拟”的权。票是签条，拟是写出“拟准，拟驳、拟如何如何”。当时的阁臣，官阶最高的仅为正五品，虽则成祖特赐他们以二品服装，然而六部尚书是真的正二品。仁宗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分别“加”了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官衔，这才给了他们以名正言顺的核议各部奏章的大权。至于，在阁臣之下设置诰敕房，制敕房，与若干名中书舍人，更是景帝以后的事了。

话说回来，胡广、杨荣、金幼孜，确也值得成祖宠眷。这三位翰林，学问均有根底，胡广为人长于保密。金幼孜秉性谦退。杨荣呢，才气堪与解缙相比而没有解缙的锋芒。因此之故，成祖在晚年，最喜欢的便是他。每次发了脾气，见到杨荣来，脾气便没有了。杨荣在近臣之中，年龄最小(比成祖本人小九岁，比杨士奇小三岁)。成祖在永乐八年北征之时，叫杨荣统率三百勇士作了事实上的“亲军指挥”。水乐十二年，征瓦剌，令皇太孙(未来的宣宗)随行，叫杨荣在军中向皇太孙讲述经史；又叫他兼领“尚宝司”，“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永乐十四年，升杨荣与金幼孜为翰林学士；十六年，胡广病故，叫杨荣接掌翰林院；十八年，再升杨荣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翰林学士；二十年，北征，“军事悉令参决”，等于是叫他当参谋长；二十一年北征，“军务悉委荣”，等于是叫他作统帅。

成祖以叛逆取天下，而竟然网罗得若干正人君子，帮他“顺守”，可谓奇迹。成祖的度量，不比太祖宽宏，他所以能够如此，大概是得力于读书较多，太祖起自草莽，无法了解文人，太祖心目中的所谓文人，只是“肯为君用”的“士大大”而已。

在成祖的朝廷之中，也有来自北京的“老干部”与靦颜归附，甚至投机图利的无耻之徒：例如，“务为佞谀”而中伤解缙的礼部尚书李至刚(一点儿也不“刚”)；贪污成性，声色自恣的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得很好)；虽有建筑技术而不恤工匠，私生活糜烂的历任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的吴中；一味逢迎，开门纳贿的礼部尚书刘观；不学无术，贻笑大方的另一位礼部尚书吕震；刻薄残忍、欺侮弱者的左都御史陈瑛，与历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的郑赐......等等。蹇义与夏原吉以二薰处于众莸之中，竟能久于其任，也许是全仗皇帝身边有几个好翰林，朝夕呵护。

五二、永乐武臣

成祖在起兵“靖难”之时，所倚靠的是他的“燕山三护卫”的官兵，虽则其中的精锐已经被建文帝调去了开平，但是留在北京的军官与“壮士”仍然不少。在军官之中，下列诸人留下了姓名：燕山中护卫——指挥唐云，指挥佥事陈志；千户邱福，孟善；副千户陈珪。

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张兴；副千户朱能、李濬。

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陈寿；副千户谭渊、徐祥；百户王真。

在这些人之中，唐云的地位最高，年纪也最大。当成祖“八百壮士”从燕王宫城冲出，夺取北京城九门之时，夺下了八门，而“西直门”的守率抵死不降。唐云走向前去，向守卒说：“皇上已经有旨，令燕王‘自制一方’。你们快退，否则有性命危险。”于是，西直门的守卒一哄而散。其后，成祖出去打仗，留唐云在北京城辅佐“世子”朱高炽守城。入京以后，封他为“新昌伯”，世袭指挥使。

功劳最大的，是张玉和朱能。张玉在东昌之战阵亡，其后被追封为“荣国公”。他的儿子张辅从征有功，被封为信安伯。(关于张辅征安南的事，以后再说。)朱能于张玉死后，是成祖手下的第一员猛将，常常转败为胜。他极有毅力，主张打到底，成祖入京以后，封他为“成国公”，年禄二千二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任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永乐四年，命他为“征夷将军”，率领“八十万”大军讨伐安南，不幸病死在广西龙州，年纪仅有三十七岁，追封为“东平王”，予谥“武烈”。他的儿子朱勇，颇有父风，是仁宗、宣宗、英宗三朝的大将。

邱福的功劳不及张玉朱能，却有一个长处：绝不夸功争赏。成祖为了给所有的武臣以一个教训，特地在入京称帝以后，把他列为首功，置于朱能之上(其实朱能也从来并不骄傲)，封他为“淇国公”，年禄二千五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任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可惜这邱福不争气，在永乐七年以“征虏大将军”的地位统十万骑兵北伐，轻举深入，阵亡，全军覆没。成祖大怒，追削他的封爵。他是主张立成祖次子朱高煦为太子的人，成祖不听，而依从解缙等人的建议，立长于朱高炽为太子(即未来的仁宗)。邱福死后，朱高煦势孤，虽想夺嫡，巳经毫无希望了。

封公的，仅有邱福与朱能二人。朱能于死后被追封为王。追封为公的，是张玉。追封为侯的，是谭渊与王真。谭王二人均在成祖入京以前阵亡：谭死在夹河之战，王死在淝河之战。

成祖入京称帝以后，除了追封张玉为荣国公以外，也追封了阵亡的陈亨为泾国公，谭渊为崇安侯，王真为金乡侯。陈亨原为都督佥事，镇守大宁，谭渊原为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王真是燕山右护卫的百户，均极勇敢善战。

参加“靖难”之役的其他武臣，被封公的有成国公朱能。姚广孝是到了在永乐十六年病故以后，才被追封为荣国公的。姚本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被封侯的有下列十四人：在这些侯之中，出身最低的是张武与王聪，然而张武的功劳最大。此外，有王宁，原已因作了[太祖之女]怀庆公主的驸马而封为永春侯，因“通燕”而在南京坐了牢，也可算是功臣。又有郭义、薛禄二人，迟至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才分别被封为安阳侯与阳武侯，加号“奉天靖难武巨”。

封伯的是下列的十七人

在南京城破前后后向成祖投降劝进的陈瑄、茹瑺、王佐，被分别封为平江伯、忠诚伯、顺昌伯。这三人之中，只有陈瑄是武臣，官居江防都督佥事。

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年，先后因靖难之功而被追封为伯的有：景城伯马荣，新泰伯张钦，莱阳伯周长，成武伯陈亨，会安伯金玉，平阴伯朱崇，保昌伯程宽。

五三、贵州设省

除了上述的“靖难”功臣以外，其后打安南与打北元的有功军官，也有若干被封为侯与伯的。

因“靖难”而封的侯与伯，真正的将才并不多。其中镇远侯顾成与信安伯张辅是两个例外。顾成祖籍湘潭，生长江都，是划船的世家，力大如牛，替朱元璋掌伞，当随从，有一次小船搁浅，他背起了小船走。攻镇江的时候，他打进城里，作了俘虏，竞能在被杀之时挣脱绳索，跑回，再行打进城里，于克城以后升为百户。打云南，平贵州，他的功劳均多，升到了以“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建文帝召他回京，任为左军都督(左军都督府的都督)，派他随同李景隆北御燕兵，不幸在真定被俘。燕王(成祖)不杀他，留他在北平，帮助世于朱高炽守城，作为朱高炽左右的唯一军事专家。顾成为人颇重道义，不肯带兵出城，与建文帝的“南军”对垒，也不肯接受世子赏给他的任何兵器。他只肯就北平城的防守工作，指导一番。

成祖称帝以后，封他为侯，叫他回驻贵州。这时候，他的年纪已有七十三岁。到了永乐十一年贵州的苗民首领田琛与田宗鼎彼此打起仗来，成祖命令顾成率领五万大兵，加以镇压。田琛是思州宣慰使，田宗鼎是思南宣慰使。两人所争的，是“沙坑”一片地方。从中挑拨的，是思南的宣慰副使黄禧。田琛不该“目无朝廷”，擅动干戈，更不该自称“天主”。他任命这黄禧为大将，打进思南宣慰使的衙门所在地镇远，杀掉田宗鼎的弟弟，掘掉田宗鼎祖宗的坟墓。

顾成对田琛、黄禧，不动声色，便把这两个人抓了来，捆起，加上锁铐，送到京师(南京)。田宗鼎自己也来到京师，向成祖请罪。成祖治田琛与黄禧，宽恕田宗鼎。然而这田宗鼎不识趣，要求灭绝田琛与黄禧的亲族党羽，替他报私仇，除祸根。他而且告发自己的祖母(大概是庶祖母)，说祖母与黄禧私通；祖母也咬了一口，说田宗鼎勒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成祖大怒，说田宗鼎也不是好东西，法无可宥。

于是，思州与思南均没有适当的人可以作‘土司”。成祖便决定设置贵州省(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以思州、思南的土地分作八府，一州，一县，一宣慰司，三十九长官司。八府是：思南、镇宁、铜仁、乌罗、思州、新化、黎平、石阡。一州，是镇远。一县，待考。一宣慰司，是管辖永东、龙里等七个长官司的贵州宣慰使司。(二十九个长官司的名称，限于篇幅，从略。)布政使司与宣慰使司的衙门均设在贵阳城。那时候，贵阳还不是一个府；遵义是一个“军民府”，属于四川；安顺是普定府下面的一个“军民府”，先属云南，后属四川，到了英宗正统三年才划入贵州布政使司；都均是一个安抚司(比宣慰司低)，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而不属于贵州布政使司。

五四、成祖北征

成祖对北元一共打了六次，仅有第一次是师出有名，第二次是不得不战，其余的四次均为浪费。而严格说来，这六次没有一次打了胜仗。

在元顺帝北走沙漠之时，实力尚相当雄厚，而且在陕甘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在东北的纳哈出，均有庞大军队。就明朝的立场说，威胁犹往，所以朱元璋之一再竭力想“肃清沙漠”，不无理由。

到了成祖之时，此种威胁业已化为乌有。叫朝内部的行政井井有条，国力充沛，而北元内部篡弑相寻，分崩离析。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以德服人”，“以大事小”的传统，正可乘此发挥，根本用不着动武。成祖却一动再动，动得公私交困。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一位君主元顺帝在洪武三年得了痢疾，去世。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第二位君主，在位八年，饱经忧患而死，其弟弟脱古思帖木儿是第三位君主，当了十年可汗，被蓝玉击溃，死在叛臣也速迭儿之手。

瓦剌二字，是Oirat或Oirad的译音，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译为“卫拉特”，原意是“边部”。元亡之时，整个瓦剌被一位猛可帖木儿割据，其后分为三部，而马哈木是其中一部的部长。其余两部的领袖是太平与把秃孛罗。

额勒伯克的儿子，在位的时间也是极短，于建文四年被杀。

第八位君主鬼力赤，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亦非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来历不明的一个瓦剌人。后来，他被马哈木杀了。

北元的太师兼知院阿鲁台，在永乐六年扶立额的弟弟本雅失里作为第九位君主。

成祖听到消息，派人送信给本雅失里，劝他对明朝讲和。次年，永乐七年，又派了一位给事中郭骥，作使臣前往。郭骥一到，便被本雅失里与阿鲁台杀了。成祖动火，命令淇国公邱福佩“征虏大将军”印，率领十万骑兵，讨伐北元。

这邱福有勇无谋，推进到胪朐河(克鲁伦河)，不等大队人马到齐，便亲自率领一千骑兵穷追，果然中了埋伏，自己阵亡，使得跟随他的将军王聪、火真、王忠、李远，也送了命。剩下的无将之兵，十万人全军覆没。

成祖在面子上，下不了台，只得于永乐八年大举亲征，照理，他该另派一人当主将，不必亲自出马。但是，他对所有的武臣均失掉信心。邱福是他所最赏识的，尚且违反他临别之时“不可轻进”的吩咐，别人似乎更不可靠。

这是他第一次对北元的亲征．所动员的兵有五十万人之多。(其实，兵多反而是一个累赘。在沙漠中行军，粮与水均成问题。)他在三月间出发，五月初一到达克鲁伦河，见不到一个敌人，于是继续北进，渡了兀古儿札河(额尔古纳河)，到了五月十三日，才在斡难河的河边，追到了本雅失里。交锋以后，本雅失里丢下辎重，逃走。(据说，他只带了七名骑兵逃走。奇怪的是，《明史》并不曾记载下成祖杀死元兵若干，俘虏若干。)六月间，成祖班师。班师到飞灵壑，和阿鲁台遭遇。成祖自己带了“铁骑”冲锋(作风与邱福一样)，把阿鲁台吓得跌下了马，却又骑上，逃走。成祖挥动大军追赶，杀了敌方一百多人。

七月间，大军回抵开平(多伦)，举行庆功宴会。不久，成祖便回到北京。第一次的亲征，顺利结束。

这一年(永乐八年)的冬天，阿鲁台派人送马给成祖，修好。成祖顺水推舟，加重还礼，并且放还所俘的阿鲁台的哥哥一人，妹妹一人。

这时候，本雅失里已经与阿鲁台分手，西奔瓦刺，依附马哈木。阿鲁台不甘示弱，找出了一位阿岱台吉，立为可汗，算是北元第十个君主。这阿岱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也不是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尔的苗裔。

本雅失里寄居在马哈木的篱下，不甚如意。马哈木对他始则表示欢迎，继则视如赘瘤，终则举兵相向，在永乐十年九月结果了他的性命，另立他的弟弟答里巴为傀儡。

阿鲁台听到消息，便抓住机会，藉口要替“故主”复仇，向成祖请兵讨伐马哈术，并且说愿意“归附”。成祖欣赏他的“孤忠”，封他为“和宁土’，却并不应邀出兵。

马哈木早在永乐七年，成祖派遣邱福讨伐阿鲁台之时，受封为“顺宁王”。瓦刺的其他两个部长，太平与把秃孛罗，也同时受封为“贤义王”与“安乐王”。马哈木而且在袭杀本雅失里以后，向成祖表示过，愿意把得自本雅失里的“传国玺”献给成祖。(这个传国玺是秦朝的，上面刻有李斯所写的小篆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颗玺曾经一度落在孙坚之手，后来由魏晋而隋唐宋，入了元朝宫廷，被元顺帝带到应昌，又被本雅失里带去了瓦剌。)成祖回答马哈木说：“你既然获得了这件宝物，你自己留着用好了。”(其后这传国玺经由北元的林丹汗，归了清太宗皇太极，被清世祖带到北京。听说，它现今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马哈木献玺而成祖不要，觉得很丢面子，又听到仇人阿鲁台受封，更不开心，便在永乐十一年扣留了成祖的使臣，向成祖要求：叫阿鲁台“遣还”从甘肃宁夏到“鞑靼”去的蒙古人。成祖派了一个宦官海童，到马哈木那里，痛训马哈木一顿。

于是，在这一年(十一年)的冬天，马哈木便聚集了一些兵在饮马河。动辄生气的成祖，因此又决定“亲征”。这是他的第二次亲征，对象不是阿鲁台而是马哈木。

十二年三月，他从北京出发，以柳升郑亨将中军，以陈懋李彬将左右“哨”，以王通谭清将左右“掖”。五军兵力的总人数若干，待考。六月，成祖到达忽兰忽失温，与马哈木的三万兵对垒。 这一战，全靠柳升的神机炮(火器)与成祖自己所率领的铁骑，勉强获得小胜。双方死伤相当，但马哈木等退走。成祖追到了土拉河，捉得几十个俘虏，便下令班师。

阿鲁台，派了一个头目来到大营。成祖派人赏阿鲁台五千一百石米，一百头驴，一百头羊。

瓦刺的全部人口，仅有四万户左右。马哈木见到成祖发了真脾气，不得不于次年，永乐十三年，进贡了若干匹马，所扣留的成祖使臣也同时送还。成祖说，“这瓦剌根本是不值得计较的。”便收下马哈木的马。从此，直至英宗正统十四年“也先”入寇，瓦刺与明朝之间的和平一共维持了三十五年之久。

瓦剌与“鞑靼”之间，“鞑靼”与明朝之间，情形便不同了。“鞑靼”阿鲁台在永乐十三年袭杀瓦剌马哈木的傀儡答里巴。另立一个傀儡，鬼力赤的儿子额森虎，亦即《黄金史》中的所谓斡亦喇台汗。

马哈木为了报复阿鲁台，在永乐十四年绕到斡难河之北，从后面进入阿鲁台所盘踞的成吉思汗的发祥地。此种孤军深入的作风，原是极冒险的。果然，中了埋伏，马哈木自己阵亡，儿子脱欢作了阿鲁台的俘虏。额森虎(斡亦喇台汗)留在瓦剌，没有来，因此也就不曾被俘，当了名副其实的可汗，直至明仁宗洪熙元年。

脱欢于两年以后被放回，作了额森虎的“太师”；他的父亲马哈木，曾经是本雅失里、答里巴与这位额森虎的太师。在蒙古人自己的史书上，他的父亲被称为“马哈木丞相”，而他，被称为“脱欢太师”。

脱欢太师于额森虎死后，找到本雅失里的一个侄孙，脱脱不花，立为可汗，作为瓦刺一方面的第十一位君主。脱欢太师死于明英宗正统四年，脱脱不花可汗死于明景帝景泰三年。

脱欢太师在去世以前，于明宣宗宣德九年击杀“鞑靼”的阿鲁台。那时候，阿鲁台已经被明成祖，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亲征，惊破了胆，对脱欢失掉了抵抗的信心。阿鲁台之所以又遭成祖讨伐，由于在永乐十九年企图掳劫兴和(张北)城内的财富。 明成祖对北元用兵，前后共有六次，第一次是派邱福担任主帅，其余的五次都是御驾亲征。只有第三次是对付瓦剌的马哈木，其他的五次，都是对付“鞑靼”的阿鲁台。

关于前三次，我已经交代明白。这后三次，总而言之，皆花了极大的人力与物力，皆不曾遇到敌军，皆是徒劳往返。后三次的年代是：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在班师回京的中选，死在开平(多伦)西北的榆木川。

五五、北元内情

直至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去世之时，北元虽则颇已丧败，但王室(博尔济锦氏)的声威犹足以笼罩蒙古。那时候，热河东南的大宁三卫(朵颜、泰宁、福余)仍在明朝中央的控制之下，固不足以为患于明，也不够资格与北元相颉颃。松花江之西的科尔沁，尚未发展壮大，也决无对北元挑衅之意。西边，所谓瓦剌，仍自居为博尔济锦氏的臣仆。瓦剌在当时分成三部，不相统属。三部的部长俱已受明之封，彼此地位平等，不相统属。

铸成大错的，是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自己。他误信来自瓦刺的浩海的谗言，杀弟夺妇，其后又误信此妇之言，以为浩海企图对她强暴，一怒而杀浩海。杀了浩海以后，又因得知真相而抱愧，授浩海的儿子马哈木以统率瓦剌三个部之权，并且给他以丞相(Ching-sang)的官衔。

于是，灾祸接踵而来，马哈木虽受恩宠而不忘父仇，叫额勒伯克自己死于非命。

马哈本与他的儿子脱欢，孙子也先，祖孙三代，作了北元的实际主宰，写出北元历史上的瓦剌时代。孤忠耿耿的北元知院(兼知枢密院事)阿鲁台，在明成祖的大军压境之时，制止不了本雅失里的西奔。结果是本雅失里与其弟弟答里巴，先后作了瓦剌的傀儡。

阿鲁台甚至于在本雅失里西奔以后，似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皇室嫡系分子，而不得不扶立科尔沁的一个台吉，阿岱。阿岱作汗的资格，在表面上是，源出于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萨尔；在事实上是：阿鲁台需要借重科尔沁的实力。因为，在元顺帝北来以后，北元只有六万户左右而已，现在又经过了若干次的战争，怎能不向科尔沁求援呢？蒙古虽大，沿着长城的地区当时均在明朝统治之下。始则顺帝局促于应昌(经棚县西)一隅，其后各汗则远徙漠北，就食于克鲁伦河斡难河之间，成吉思汗的发祥地。 这样，北元(《明史》上的所谓“鞑靼”)勉强与瓦剌东西对峙，对峙到明宣宗宣德九年，阿鲁台败死于瓦刺的“脱欢丞相”之手。阿鲁台死后，阿岱可汗独力更加难支，被瓦剌压迫得无法回科尔沁，只能窜奔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一带)，死于明英宗正统三年。此后的“北元内情”，容我在说完明成祖与仁宗宣宗，说到英宗之时，再行交代。

五六、郑和

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所谓西洋，指婆罗州以西的一切海洋。)以前，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时，曾经派遣使臣，分谕南海诸国，告以即位。但是，太祖对于诸国之来贡与否，并不关心。 成祖在即位以后，也派遣了蒋宾兴、王枢、王哲、成务、张谦、周航、李兴、闻良辅、宁善、尹庆等等，到占城、真腊、暹罗、勃泥、满刺加、爪哇、苏门答腊，宣谕各国。所不同于太祖的是：除了告以即位而外，同时向各国表示，希望它们也派使臣到中国来上表进贡，加强邦交与贸易。

郑和在永乐三年所负的使命，与蒋宾兴等人所负的使命，在实质上是一样的，然而规模却大得多。第一，他带了二万七干多兵；第二，他也带了难以数计的货物；第三、所乘的船也极多。虽没有像万历年间的小说《西洋记》所说，有一千四百五十六艘之多，也不致于少到像《明史郑和传)所说：仅有六十二艘。事实上可能是二百多艘，其中六十二艘是大船，而最大的长达四十四丈，宽达十八丈，有桅杆九根(郑和的“座舰”)。最小的，也长达十三丈。

成祖如此舍得花钱，为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也有人说，为了张土诚(或方国珍)遗留在海上的余孽。这些揣测，均无根据。徐玉虎先生说，是为了组织海上大联盟，对中央亚细亚的帖木耳帝国作半月形的包围，也待考。徐玉虎又说，这也是为了增进国际贸易。折衷而论，国际贸易的增进是主要原因，而耀武扬威则是附带的一个目的。

《明史.郑和传)说部和下西洋，一共下了七次。据徐玉虎考订，他可能一共出使了八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奉了成祖的孙子，宣宗之命，他到过的地方极多，而最远的是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Mogdacio)、不刺哇、竹步。那时候，比起西洋人达加玛之绕过好望角而东来，要早八十几年。

郑和，本姓马，世居云南昆阳。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不详，似乎均曾到过天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因此而得以“哈只”(Ha- ji)为头衔。远祖可能是阿拉伯人或新疆畏吾儿(维吾尔)的回教徒，随了忽必烈征服大理，因而定居在云南。郑和本人在年纪极小之时，便作了明军的俘虏，送进宫中当小宦官，被派在北京的燕王府之中服役。成祖很喜欢他，于即位以后赐他姓郑，屡升他的官位，至“内官监太监”，官居正四品。他在永乐元年从道衍和尚(姚广孝)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

他之所以奉派远航“西洋”，与他的回教血统不无关系。那时候，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亚齐)与巴塞(Pasai)均已经是回教国家。由苏门答腊而西，从印度半岛到阿拉伯与埃及，都是所谓回教世界。郑和是否能说回教世界的世界语，阿拉伯话，待考。在他的随员之中，有一位会稽人马欢与一位仁和人郑崇礼，却是能说阿伯话的，也均是回教徒。此外，另有通番书的教谕一人，通事七人、郑和本人的军事学识，即使有，也极有限。他当了正使，兼称“总兵”。在他的麾下，有都指挥二人，指挥九十三人，千户一百零四人，百户四百零三人，总旗与小旗的数日不详。他的舰队有如此多的军官及两万七千多的兵士，确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力。

然而，他并未征服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于迫不得已之时略为还一还手，或帮助平定当地的内乱而已。第一次航行之时，他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浡林邦，Palembang)，有本地华人首领陈祖义企图抢他的宝，被他战败，俘虏，押解到南京，正法。第三次航行之时，在锡兰，有本地的国王亚烈苦奈儿把郑和骗进国都，暗派五万人到海边劫郑和的船。郑和回不了海边，身旁仅有两千官兵，却能攻占该国的国都，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活捉，押解到南京。成祖很客气，放亚烈苦奈儿回国，另立亚的亲属一人为锡兰国国王。第四次航行之时，郑和在苏门答腊国帮助该国国王宰奴里阿必丁，打平争位者苏斡拉，追到喃勃利国(Lam- bri)，将苏斡拉活捉，押解到南京，斩首。

在其余的几次，即第二次，第五次至第七孜，郑和皆没有动武。

他的副使之一侯显，也是一个宦官。侯显在永乐十八年奉派到印度半岛东北部的榜葛剌国(Bengal)，用外交手段替该国消除了巨大的外患：沼纳朴儿国(Junapure)已经派兵侵入榜葛刺国，侯显亲自去了沼纳朴儿国，带软带硬地劝沼国与榜国言归于好。

关于郑和之下“西洋”，究竟是有七次，还是八次，答案可能是“八次”。这八次的经过，简单言之，有如下表航行的干线是：由南京经太仓到福建长乐，放洋，直航占城的国都(今天越南的归仁)，然后到爪哇的苏鲁马益(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再以后去马来亚半岛西岸满刺加，这满剌加(马六甲)，是郑和的一个根据地，设了仓库与兵营在那里。从满剌加向西北，到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亦称“须文达那”，是其后的“亚齐”)。由苏门答腊国西航，到锡兰山(锡兰岛)，然后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葛兰(Quilon)、柯枝(Cochin)、古里(Calicut)。“宝艐”的干线是到古里为止。支线由少数的船只前往，称为分艐。

支线由占城分路沿着中南半岛海岸到真腊、暹罗、急兰丹(吉兰丹)、彭亨、满刺加。另一条支线是由占城去浡泥(婆罗、文莱)与苏禄。从苏门答腊北端的苏门菩腊国也可以直航北方，经龙涎屿翠兰屿而达榜葛刺(Bengal)。

古里以西，有两条支线。甲线是沿着印度西海岸北航，到今天属于伊朗的忽鲁谟斯(Ormuz)。(这忽鲁谟斯，在十六世纪初年是葡萄牙人东进的中途站。葡萄牙人的舰队司令亚伯奎到一处，占一处，没有郑和那么客气。)由忽鲁谟斯而去，绕着阿拉伯半岛的南岸走，可以访问祖法儿(Jufar，今天的Al juwara)、剌撒、阿丹(Aden)，然后再进红海，到秩达(Jidda)厦其东邻“天方”(麦加，Mecca)，郑和本人不曾到天方去，可能是因为改信了佛教。他只派了一个副使去过。

另一条路，乙线，是由古里向西南，直航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及其附近的卜剌哇(Brawa)与竹步(Jobbo)。

在郑和所到的国家之中，占城与浡泥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真腊与暹罗，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为西洋的二国。爪哇，按照以浡泥为东西洋分界的标准，可算是西洋的一国，但是爪哇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不是从郑和开始，也不是从明朝开始。

甚至，满剌加与印度东海岸的琐里(Chola)，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也早于郑和。成祖在永乐元年便已派遣了尹庆去满剌加，闻良辅与宽善去琐里。

然而郑和的功劳很大，由于他的劳力，满剌加成为明朝在南洋的最忠实的藩邦。他和该国的国王拜里迷苏剌及其儿子亦思罕答儿沙、孙子西里·麻哈剌，都处得极好。他分了砖瓦，给他们盖宫殿。成祖本人，也出面制止暹罗对满刺加的威胁。满剌加的这三代国君，都亲自到北京来过。从永乐三年开始，到宣德元年为止，满剌加的贡使来了十五次之多。其后，由宣德八年，直至满刺加国都于明武宗正德六年被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的贡使仍旧断断续续地来。可惜明武宗及其辅佐，毫无远略，不曾拿出实力来帮助满剌加收复失地，以致满刺加王室屈处柔怫(jo bore)一隅(其后改称为柔佛国)。

郑和的另一作为，是树立华人政治基础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旧港原为三佛齐国的国都。三佛齐为爪哇的满者伯夷朝代(Majaphit)所灭，旧港沦为爪哇属地，但爪哇不久又分为东西，内战，无力顾及旧港，因此旧港才为几千个华人的领袖粱道明、陈祖义、施进卿等人所据。梁道明于永乐四年来过北京，向成祖上朝，其后失势。陈祖义于永乐五年，企图劫夺郑和的宝艐，被郑和俘虏，送到北京正法。郑和保荐施进卿继充旧港华人的领袖，成祖特地为施进卿创设一个“旧港宣慰使司”，以施进卿为世袭的宣慰使，和内地的“土司”一样看待。其后，施进卿在永乐十九年病故，女儿施二姐袭职，儿子施济孙于永乐二十二年来到京师，“告其父诉”，成祖不明内情，便封了施济孙，而且派郑和带了印诰，专程去旧港一趟。据陈育崧先生研究，施济孙回去以后，旧港的大权仍在施二姐之手，自称“本头目娘”。施二姐的丈夫邱彦诚，倒是站在施济孙这一边的。施二姐的姐姐施大娘出嫁给满者伯夷国的一个大臣。大臣死后，施大娘作了爪哇泗水城西边锦石港(Gresik)的市舶官。锦石港一向是南洋华侨的所谓新港，而浡林邦(Palembang)之所以被称为“旧港”，正因为有了新港。《明史·外国传》的作者把詹卑(Jambi)错认作新港。旧港的华人宣慰使，对外仍自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帝王”，俨然以三佛齐的正统自居，同时却对中国与爪哇均称臣纳贡。

除了满剌加与旧港以外，因郑和之西航而对华进贡，发生变相的贸易关系的，有下列各国此外，有地电不详的加异勒、剌撒、麻林、吉麻四个国家，均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两次。

次而地望不详的国家，则有沙里湾泥、千里达、失剌比、剌泥、碟里、日罗夏、夏治、合猫里、白葛达等等。

我不曾把占城、真腊、暹罗、浡泥、爪哇(西王国)，列在上节的进贡诸国表之中，理由是：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不因郑和下西洋而开始。然而，这五国贡使来华的次数大为增加，也多少直该归功于郑和，虽则主要的推动力是成祖之打平安南，化安南为郡县。

这五国进贡的次数．是：

国 别 成祖之时 仁宗之时 宣宗之时 英宗景帝之时占 城 一九　一　九　 一五

真 腊 四　 ○　○ ○

暹 罗 一八　 ○　 六　 七

浡 泥 七　 一 ○ ○

爪哇(西王国) 一三　 一　五　 七吕宋(菲律宾)与苏禄两国，既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而且郑和也不曾去，吕宋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一次，苏禄进贡了两次(国王来朝一次)。

总结起来，郑和对耀扬国威，尤其是对增进贸易，我不能说没有贡献。因为海外各国见到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印象颇深，而所谓上表进贡，实际上也是以货易货。中国朝廷，一向采取“小来大往”的政策，常常以更多的赏赐(如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等)，回报别国的贡品，不让别国的君主吃亏，同时也容许贡使及其随员顺便带些私货来，准许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卖，换买中国的物品带同去。普通的外国商人，由于他们的国家成了中国的“入贡之藩”，也可以跟随贡使作为“随员”，取得了把货物运进中国三个通商港口的权利。这三个港口，是宁波、泉州、广州；各设一个提举市舶司。予以照料，不抽关税。不仅不抽关税，而且对贡使及其qi免费供给食，住，车船.

中国这一方面，花费很多，却换得了不少热带植物的果实、树皮(如槟榔、椰子、丁香、豆蔻、胡椒、苏木、沉香、金银香、檀香，等等)与若干奇禽异兽(如鹤顶鸟、长颈鹿，等等)，以及珊瑚、玛瑙、珍珠、宝石。

有若干在朝的文人，认为郑和的宝艐太浪费，便在成祖死后竭力反对，使得仁宗朱高炽在即位的一天，便下圣旨，“罢西洋宝船”，后来又指定郑和以“下番渚军守备南京”。但是郑和停止了下番，番也就不再上表进贡，于是宣宗朱瞻基又在宣德五年旧事重提，叫郑和再下西洋一次。郑和这时候年纪已经不小，此次回国以后便不能继续有所活动。宣宗也只得另找一人统率宝艐。

五七、仁宣二宗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死在开平西北的榆木川，享寿六十五岁，，他生于太祖称帝北伐以前的十二年。蒙古人传说，成祖是元顺帝的儿子，为业已怀孕的翁吉刺惕氏妃子于进了太祖之宫以后所生(见《黄金史》)，完全不确。

成祖的长子，仁宗朱高炽，生于于洪武十一年。这一点，足以证明成祖不可能是元顺帝的妃子所生。

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一年，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去世，享寿四十八岁。

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释放了被成祖关了十年的黄淮、杨溥。可惜他在位仅有一年，这是明朝的不幸。

仁宗的长子宣宗朱瞻基，不及仁宗，但也可算是一个守成之主。此人在位不足十年，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纪仅有三十八岁。好色，是一个原因。

辅佐宣宗的，是所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原是成祖的旧臣，富于经验。仁宗把杨士奇屡升至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升至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溥升至太常寺卿、翰林学士。

宣宗即位以后，令杨溥以“同治内阁事”名义入阁。此外，金幼孜原已在成祖时入阁，于仁宗时由文渊阁大学土兼翰林学士，转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宣宗留他在阁。黄淮出狱以后，未回右春坊大学士原职，被仁宗任命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不久又由通政使升为少保、户部尚书；宣宗也留他在阁。

另有一位权谨，官运不佳，于洪熙元年三月刚被仁宗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在九月间向宣宗请求致仕(退休)，宣宗因他年老，不留。

黄淮也因为年老，于宣德二年八月退休。

宣宗自己在宣德元年与宣德二年，先后提拔了两个人入阁，张瑛与陈山。这两人均不高明：“寡学多欲”。宣宗在宣德四年把他们逐出阁外，张瑛左迁为“南京礼部尚书”，陈山“专授小内史书”，教小宦官写字。

此后，直到宣宗去世，内阁之中仅余杨士奇、杨荣、杨溥。(杨溥在宣德八年才由太常寺卿升加礼部尚书之衔，在地位上稍近于杨士奇与杨荣。)三杨官为尚书，而职为大学士，兵工礼三部真正办事的尚书另有其人。三杨只是皇帝身边师友之间的顾问之臣而已。但是，由于位居亲近，他们对于皇帝的用人行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也差不多是宰相了。

三杨性格不同，学养不同，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好在他们均不负行政责任，因此皆能显其所长，而不致因有所短而误国误己。杨士奇之学，杨荣之才，杨溥之量，凑合起来，使得仁宣二宗在位的十一年左右，成为明朝少有的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的插曲。

这时候，瓦刺业已归顺，“鞑靼”毋庸再打，二杨决定停止下西洋的宝船，停止对安南的征战。他们把贪污的“大官”略惩一二(如都御史刘观)转转风气，却也并不以察察为明，叫天下当“小官”的人人自危。

仁宣二宗时代的六部尚书，多数均能称职。吏部尚书蹇义，是元老。他从成祖即位的时候，建文四年九月，便担任了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宣宗四年，但仍旧以吏部尚书的名义，留在宣宗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他死在宣宗以后的几天，享年七十五岁。他是巴县人，于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充任中书舍人。太祖磨练他，于任满三年之时，叫他再连任两次，不于升迁。满了三任，依然作中书舍人(正七品)。建文帝将他越级提拔，任为右侍郎(正三品)，成祖在建文四年七月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又升他为吏部尚书。此后，对他一直是信任不衰，只有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因为对太子(未来的仁宗)不满意，迁怒于他，把他关了，关到次年二月放出来，仍叫他回吏部当尚书。

吏部在成祖、仁宗、宣宗之时，权力最大。它兼有考绩与铨叙的大权，所以其他五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等，虽并不隶属于它，而人事方面却归它管。蹇义为人“厚重”，作风‘小心”，的确是一个合于理想的人物。吏部本身的事务，已经够繁而且烦的了，他应付得了繁，也耐得了烦。十几年中书舍人的磨练，确有用处。在这一点上，太祖的高瞻远瞩，作育人材，不愧为一朝开创之君，值得我们佩服。

户部尚书复原吉，也是在建文四年九月受任的，一直当到宣德五年正月病故。所不同的，他被成祖关得较久，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关到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之时。所犯的罪过，是反对成祖对北元作第三次的亲征。

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和曾国藩同多)。父亲是一个穷“教谕”，早死。本人是南京的太学生，并无“功名”。太祖叫他当户部的主事(约略相当于今日的主任科员或科长)，其后，派到福建与湖北当采访使。建文帝拔他为户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再升为尚书，和蹇义一样。

替成祖管钱，管稂，小是容易的事，因为成祖是极会花钱费粮的人。浚吴淞江，修运河，犹有可说；打安南，动员八十万兵，(可能并没有八十万，但也绝对不是八万；我考校了很久，八十的十字不是抄写人或刻字匠的错加)；造宝船，一造便是两三百艘三四十丈长的大船，八九百艘“小船”；他所建筑的新都北京的宫殿苑囿(三殿、紫禁城、三海)，气魄诚然雄伟，费用却是天文数字；他又要对北元一打再打，第一次是派邱福，其后五次是亲征。加起来，成祖一共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粮？《明史》的作者说，以“钜万万计”，钜万，应该写成“巨万”。巨万，是一万万，今天的“亿”。一个“巨万万”、便是“一万亿”。以“巨万万计”，便是‘以万亿为单位’。这或许是言之过甚。

太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平均每年的税粮有三千万石左右，在洪武廿六年，夏税是米麦共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秋税只有米，是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余石。此外，有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钱钞三万九千余锭(每锭合银五十两，亦即钱五万文，或钞五十贳)。当时米一石，折合钱价五百文，白银一两折合钱一千文，钞(洪武宝钞)，按照票面数字，十足通行。绢一匹，折合钱钞为一千二百文。所谓“钱钞”的岁收，是各项杂税，加丝钞、棉钞、麻钞，按户征收(与唐朝租庸调制度下的庸相仿)。 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夏原吉在“盐税”方面打主意洪武的盐税税率是二十取一，全中国的盐，共计有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余引，每引是四百斤，盐价各地不一，总税收折合白银，在九十六万两左右，等于铜钱九十六万贯，或白米九十六万石、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

成祖又要打安南，打北元，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可惜，成祖的花费没有上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本来，在洪武宝钞发行不久，民间对它便发生歧视，而宁可用金银。政府用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用金银，而老百姓的答复是把物价对钞抬高，对铜钱则差不多照旧。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省而论，铜钱一百六十文可以换钞一贯(应该是一千文换钞一贯)。成祖即位不久，在永乐二年规定，老百姓买盐，必须用钞，以钞一贯换盐一斤。家家户户，按人购盐，成年的每月买盐一斤，未成年的半斤。这样，宝钞回笼了不少。然而抵不住他自己的好大喜功，入不敷出。到他死时，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换句话说，单就米而论，物价增加了五十倍。

这一种物价直线上升的趋势，在成祖死前无法挽回。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理财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夏原吉又向仁宗建议，招商人用钞换盐，沧洲以三百贯换一引，河南山西以一百五十贯换一引，福建广东以一百贯换一引。

宣宗即位以后，也听从夏原吉的话，用种种方法使得宝钞回笼。例如，凡是犯禁以金银布帛代替宝钞作交易的媒介的，所缴罚款概用宝钞；各府州县的粮仓，如已有十五年以上的积存，便可以叫老百姓用宝钞纳盐税与田赋；所有全国各地的秋税(最主要的政府收入)，一概必须以十分之三折合宝钞，缴纳宝钞而不缴纳实物，凡是私用白银作交易媒介的，每银一钱，罚钞一千贯；官吏贪污，每受贿一两银子，罚钞一万贯。

夏原吉在宣德五年正月去世。他在去世以前的一年半，实际上已经不管户部的事，只是接受宣宗的优待，照支尚书的薪俸而已。户部在宣德三年五月便已添设了一个尚书郭敦，在宣德四年六月又增加了一个以“太子太师”的原官，兼掌户部事的郭资；在宣德五年六月增加一个兼任户部的入：兵部尚书张本；八月与闰十二月又添设两个专任的尚书：黄福与李昶。户部的事情之难找替人，于此可见，而夏原吉的才干也就因有此比较而更为显露了。

郭敦、李昶、郭资，先后积劳病故，于宣德六年四月、十月，八年十二月死在任上，黄福则因为事办得不好，于宣德七年八月降凋为“南京户部尚书”。于是，以尚书之多而著称的户部，在宣德九年与宣德十年两个年头，却连个专任的尚书也没有。只剩下一个兼任的尚书，胡[左水右荧]是礼部尚书，从宣德六年正月开始，奉旨兼任户部。

胡[左水右荧]是武进人，于建文帝时以进士充任兵科给事中，成祖升他为户科都给事中。《明史》说，成祖在永乐五年派他遍游天下，探访建文帝的下落，他探访到永乐二十一年，获得结果，向成祖报告。这结果究竟是什么，《明史>却不交代明白。他的官职，在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已经升为礼部左侍郎。

仁宗降他为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监祭酒。宣宗即位，令他官复原职，先在南京当南京礼部左侍郎，宣德元年转到北京，不久便升他为尚书。胡[左水右荧]一直当到英宗景帝，于英宗复辟以后退休，退休了七年才死，享寿八十九岁。此人的长处，是“老成持重”，却也在宣德元年八月，和杨荣一齐主张对汉王朱高煦大张挞伐，弭大乱于无形。

朱高煦是仁宗的弟弟，在成祖年间企图争夺仁宗的太子位不成。成祖最后封他在河北乐安，强迫他搬到乐安去住。宣宗元年八月初一，他在乐安造反，成立“五军都督府”，想再来一次“靖难”。宣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御驾亲征，兵临乐安城下，朱高煦投降，被带回北京，于九月间被杀。这是宣宗一朝惟一的战事，中央六部的其他三部，兵刑工，尚书的人选不及吏户礼三部，多数却也在水准以上。兵部从洪熙元年四月到宣德六年正月，是张本。其后是许廓，许廓当了一年半，也病死在任上，和张本一样。再其后，尚书一职虚悬了一段时期，在九年三月补了王骥。在刑部的是金纯，从水乐二十二年八月，干到宣德三年五月，下狱；关了三个月，退休。其后，虚悬到十年七月，补了魏源。在工部的．是黄福、吴中、车友直。黄福从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干到宣德五年八月，转任户部。吴中从水乐二十二年十月，干到英宗正统七年四月，退休。李友直从洪熙元年正月，干到正统三年九月，病故。

五八、英宗

明朝的国运，在英宗朱祁镇之时急转直下。

他九岁即位，三十八岁死，中间有七个半年头皇位被景帝朱祁钰占有。

即位之时，他年幼无知，国家大计方针，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知书识礼，信任老臣，一切事由旧章，虽有对北元阿岱可汗(阿台)与麓川土司思任发的战事，而国力未损。她也颇能制抑太监王振，要等到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她去世以后，这王振才专横起来。

当张氏死时，三杨之中杨荣已不在世(病故于正统五年)，杨士奇、杨溥已老。蹇义与夏原吉也作了古人。于是朝中并无一人能够对付得了王振。

王振是一个太监，何以能对英宗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我们该责备宣宗，不曾注意到儿子的教育，替儿于(尤其是太子)选择好的老师，好的“东宫官”，结果是，英宗在童年所认识、所崇拜的，仅有这么一个王振。英宗到了即位以后，当皇帝当了十几年以后，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第二，我们该责备成祖。成祖违反了太祖不许令宦官识字，不许令宦官干政的遗训。成祖对宦官有偏好，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他起兵夺位的前后，颇有一些在南京宫城以内及派遣在外的宦官拥护他，向他送消息。另一原因，是尹庆、郑和、王景弘等人的表现太好；使得他感觉到宦官可靠。再有一个原因，是成祖猜忌成性，对统兵的将领不肯信任，因此就常常派宦官当监军。由监军而升为“镇守中官”，于是宦官也当起方面大员来了。

宦官在生理上有缺陷，因此在心理上有变态。中国历史上未尝没有好宦官，然而究竟极少。多数的宦官，一朝有权在手，便无恶不作。

英宗在成年以后，依然是一个未成熟的儿毫。王振说什么，也都听从。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下跪的极少。除了二杨以外．有不肯对王振下跪的，迟早皆免不了吃亏。然而王振的官职，只是宫内的司礼太监而已。

王振是蔚州人，不学无术，懂得写几个字(淡不上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人。他自己作威作福，还不够，又引诱英宗对大臣无礼，对瓦刺用兵。也先在正统十四年大举入寇，实际上也是王振激出来的。也先选马进贡，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得很少；他又在也先入寇之时，力主御驾亲征，使得英宗成为也先的俘虏。

五九、也先

在北元的一方面，阿鲁台在宣德九年被瓦剌的脱欢战败，身死。他所奉的阿岱可汗(阿台)失了依靠，窜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于宣德十年十二月骚扰凉州(武威)与镇番(民勤)，被陈懋赶走；又在正统元年五月骚扰肃州(酒泉)，被蒋贵赶走。到了正统三年四月，他被蒋贵袭击，死于脱欢之手。在他以后当可汗的，是脱脱不花，汗号“岱总”。

脱脱不花的父亲，叫做阿寨台吉。阿寨台吉是额勒伯克的弟弟，鸿台吉的遗腹子。

脱欢在正统四年病故，继承脱欢作为瓦刺的领袖，同时也是全部北元的实际主宰的，是脱欢的儿子也先。也先的官位，正如脱欢的一样，是“太师”。脱脱不花名为可汗，力量极小。

也先从正统五年到正统十三年，对明朝差不多是年年进贡，只有在正统十年缺了一次。这一方面是给了明朝面子，一方面他自己也不吃亏。他所贡的是蒙古土产的马与骆驼，而换来的各种赏赐都是他所必需的各种物品。除了贡与赐的互换以外，明朝又已经从正统三年起，在大同特设一个马市，准许内地的老百姓用钱买瓦刺人与“鞑靼人”的马。

也先的贡使，正如其他各国的贡使，一入明朝困境，便获得白吃白住，白用交通工具的优待。因此之故，贡使的人数，每年均在增多。到了正统十三年，竟有两千多人，而号称三千，向明朝朝廷支取三千名额的招待费。《明史》说，太监王振恨他们虚报人数，而无可如何，便故意减估他们的马的价格，于是激怒了也先，决意对明朝大举入侵。《明史》又说，在正统十三年以前，王振和也先暗中有来往，秘密地送箭头给也先，换取良马。

也先这时候，承继了父亲脱欢所遗留下的庞大领土，而且向东发展，征服，“三万水女真”(可能是明朝的“三万卫”，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又向南发展．裹胁了“大宁三卫”的兀良哈人。

他早已不把明朝看在眼里，此时在受了王振的挑衅以后，便分兵数路，叫脱脱不花率领兀良哈人进攻辽东，知院阿拉进入宣府(宣化)，自己以主力进攻大同，另派一人以偏师进攻甘州。

这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间的事。

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京师(北京)，王振怂恿英宗，带五十万兵御驾亲征。

六○、土木之变

英宗那时候年方二十三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而且不曾出过京师的城门。王振虽则年纪较大，然而对军事之茫然无知，正与英宗相同。被他们带去的老将，确也不步，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公张辅，却皆没有指挥之权。况且，张辅的年纪已有七十五岁。被他们带去的文臣，也很多，其中官阶最高的是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邝埜主管兵部。却不会骑马，一路上跌了好多次。王佐呢，心中十分反对亲征，一路上常常跪在草中不肯起来，请求英宗回銮班师。

五十万大军，挤作一团，从京师出发，经居庸关、怀来、宣府，向大同前进。未曾到达大同，未曾遇到敌人，粮食已经吃完!兵士饿倒在路边的，比比皆是。加上老天不肯作美，天天刮风下雨，士气颓丧，未战先败。

事实上，在大军出发的前一日，奉命总督大同兵马的西宁侯宋瑛，已经在阳和卫(阳高县)惨败，宋瑛与武进伯朱冕阵亡。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王贵，这三人所统率的四万兵，也在大军出发以后，尚在中途之时，先后被也先消灭。

英宗、王振与大队人马，在七月十六日(甲午)离开京师，八月初一日(戊申)到达人同，一其走了十五天。在大同住了两天，不敢与也先交战，慌忙班师。

从八月初三日(庚戌)离开大同，到初十日(丁巳)回抵宣府，又走了八天。在宣府住了四天，也先的军队赶到，战了一场。明军损失大将二人：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英宗派成国公朱勇与水顺伯薛绶去救，这两人也中伏阵亡。

英宗与剩余的大军匆匆离开宣府，向蔚州方向撤退。原因是王振想带着皇帝到自己故乡一趟，摆摆威风。刚走了一会儿，王振又顾虑到大军会踏坏故乡，尤其是自己田地上的麦子，临时下令改道，转而向东，去怀来。

八月十二日(庚申)下午，天尚未晚，大军到达距离怀来仅有二十里路的土木堡。王振不肯再走，要停了下来，等候他的一千多辆的私人辎重。于是，大军留在土木堡过夜。这时候，已经有两天找不着水喝，人和马都渴得受不了。

次日，八月十三日(辛酉)，整个的大军被也先包围。又过了一无，壬午，王振下令向南突围，走不上三四里，队伍大乱，敌人追及，全军覆没，张辅、邝埜、王佐，连同王振，一大批文武百官阵亡，士卒死亡了几十万，英宗本人被俘。

六一、景帝、于谦

景帝朱祁钰，比英宗小一岁，是英宗的异母弟。英宗的母亲是孙贵妃，景帝的母亲是吴贤妃。宣宗的正宫皇后，原为济宁人胡氏，无子，于宣德三年因孙贵妃“生”了英宗而被废。孙贵妃是邹平人，一向有宠，在胡后被废以后，被封为皇后。传说，英宗根本不是她生的，而是一位姓名难考的宫女所生，被她抱了来，冒作己子。

吴贤妃是镇江府丹徒县人。于宣德三年被封为贤妃。

宣宗内宠甚多，却只生了英宗与景帝两个儿子。

英宗即位之时，大政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景帝被封为郕王。英宗在正统十四年听了太监王振的话，贸然御驾亲征。八月间，发生丁土木之变，英宗作了也先的俘虏，太皇太后命令郕王作“监国”，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于谦是杭州府钱塘县人，于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在宣德初年充任御史，为人守正不阿，疾恶如仇。其后奉命以“兵部右侍郎”的官衔，巡抚河南山西，前后有十九个年头，威惠并行，爱民如子，中间一度被依附王振的通政使李锡诬控下狱．关了三个月。正统十三年，他在巡抚的任上被召回京，升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兵部尚书邝埜随英宗出京亲征，于谦留在京里主持部务。英宗被俘，郕王监国，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京，于谦反对。于谦说：“建议迁都的人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宋朝迁都的结果如何，难道大家不知道吗？”郕王认为于谦的话很对，便决定留在京师(北京)不走。

那时候，京师所有的兵，不足十万，都是老弱。好兵，都给英宗带去，在土木堡白白牺牲。于谦请郕王把两京及河南的“备操军”，山东与南京(江苏)沿海各卫所的“备倭军”，北京(河北)与江北各府的“运粮军”，都调到京师来，加以整编、安排。这三部分的兵，来到京师以后，人心大定。

于谦与朝中的大臣，如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值阁的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陈循，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高谷，翰林院修撰彭时、商辂，等等，于九月间请准太皇太后张氏，推戴郕王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景帝即位的事，是于谦等人对付也先的一着好棋。也先满以为拿到英宗在手，奇货可居。事实上，也先已经派了使者来京，提出交还英宗的苛刻条件，包括万万文以上的赎金。景帝和于谦对他的条件置之不理，只赏赐也先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缎二百匹。

也先于十月初七日，带了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宣称送英宗进城。驻守大同的总兵官郭登，关着城门不开，叫人告诉也先：“中国已经有了皇帝”，意思是说：“景帝已经即位，你送不送英宗回来，毫无关系。”

也先经由紫荆关，直薄京师。于谦把京师城内的兵，大多数都开到城外，关上城门，自己率领诸将在城外迎战。也先在十月十七日到达，攻了五天，吃了几个败仗，分两路撤退。也先出居庸关，也先的弟弟卜颜·帖木儿带了英宗，出紫荆关。

英宗自从被俘以后，一直是由卜颜·帖木儿看管。传说，在被俘之初，也先本想杀害英宗。《黄金史》上说，也先用剑砍英宗，剑断了，英宗不曾受伤。也先又把英宗放到水中，英宗浮了起来，不沉。(《黄金史》称英宗为“景泰可汗”，错得可笑。)后来．也先便把英宗交给卜颜-帖木儿。(《黄金史》说，交给了永谢布族的额森.沙迈。)也先在撤退以后，攻了几次大同，均被郭登打了回去。这位郭登颇能打仗，发明了好几种新武器，例如“搅地龙”、“飞天网”，也仿造了古时候的四轮“偏箱车”，行军时供输运，作战时有钩环连结成阵。他把兵士每五人成为一伍，叫他们宣誓结盟，他对每伍的人，有功同赏，有罪同罚。十个伍成为一队，十个队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可能是称为营)。军官临阵退却，杀军官；前队退却，则后队杀前队。于是，他虽则麾下官兵不多，而始终守住了大同。

大同以外，独石口、宣府、居庸关、涿鹿、易州、保定、真定(正定)，于谦也都派了得力的将领坚守。

也先一再表示，愿意送回英宗，对明朝讲和。景帝在最后派了右都御史杨善，中书舍人赵荣，指挥王息，干户汤胤勣，偕同脱脱不花的使者皮儿麻黑马，去到也先那里，于景泰四年(1453年)八月初二日见到也先，初八日陪同英宗由也先的大营启程，廿一日(丙戌)回抵京师，景帝迎拜于东安门，英宗答拜，彼此谦逊了一番，景帝把英宗安置在宫城内的南官。

景帝自从在正统十四年九月即位以来，一向对于迎回英宗的事，甚不热心。英宗回京以后，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等人在十一月请求向“太上皇”拜寿，又在十二月请求于明年元旦向太上皇朝贡，均不被景帝许可。也先在放还英宗以后，屡次派人来修好，请求派使臣报聘，景帝一概不理，而且在敕书上明白告诉也先，议“前者使往，小人言语短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而太师请之，甚无益。”为什么景帝不愿意再派使臣呢？因为他怕也先提出叫英宗复位的要求。

景帝而且已经在景泰三年五月，去了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名义，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是景帝的错。当年太皇太后张氏于英宗被俘之际，命令景帝监国，差不多同时候(四天之后)也命令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太皇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天下是英宗的，你(景帝)不过是暂时代为料理而已。”现在，英宗回来了，景帝不把皇位交还给英宗，犹有可说；把太子的位置也连带废了，未免示天下以私。

比起宋高宗来，这位明景帝又略高一筹。宋高宗明知乃父徽宗与乃兄钦宗有可能被救回来，不让岳飞等人去救，而宁愿向金称臣，请金人扣住徽钦二宗。

就能力而论，景帝比英宗高。景帝能用贤，英宗不能。倘若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景帝当总统，比英宗好。然而，明朝是一个君主国。就君主国的体制而论，景帝应该把皇位还给英宗，至少是不该夺去英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

于谦的态度如何，史无明文。我们仅仅知道，当英宗仍在蒙古之时，景帝是听了于谦的话，才肯派李实、罗绮二人去见也先的。李实和也先谈好了放还英宗的事，其后扬善等人才顺利地把英宗接了回来。

更换太子的事，景帝是否曾与于谦商量，我们无法知道。他的职务是兵部尚书。皇帝下颁诏敕，照例只是值阁的学士或大学士之事。《明史纪事本末》说，景帝“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学上陈循王文等遂以太子为可易。”第一个建议更换太子的，是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黄竑．这黄竑越位干政，本该处罚，而景帝赞为忠臣，升授都督。于是，“吏部尚书”王直与于谦“相顾惊愕”。尽管他们两人相顾惊谔，那懂得逢迎的礼部尚书胡[左水右荧]，却出面奏请更换太子了。景帝立即予以批准。这便是景帝更换太子的经过。

六二、夺门之变

景帝除了这位皇太子朱见济以外，没有其他的儿子。而朱见济不幸在景泰四年十一月病死。

次年四月，御史钟同上疏，请复立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五月，礼部的一个郎中(司长)，管仪制的章纶，也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且要求景帝在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与各种节日，率领文武百官，朝见“太上皇”(英宗)于宫城的延安门。景帝读了章纶的疏，大怒，叫锦衣卫把章纶逮捕，加以拷打，追问主使，连带地也捕了钟同。

章纶、钟同二人在锦衣卫关了一年多，到了景泰六年八月，忽然被押解到宫门的阙下(阙是两根柱子，一种没有匾的牌楼)，用棍子打脊背与屁股(这一种刑罚，叫做“杖”)。同时被打的，有“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原来，这廖庄曾经于朱见济死后也上过疏，请求景帝常常“朝见”太上皇(英宗)，并且说太上皇的儿子是“皇上之犹子”，“亦宜令亲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这位廖庄在六年八月来到京师陛见，令景帝想起了他的那一本奏疏，也想起了章纶、钟同两人，于是下旨，把章钟二人由锦衣卫牢里带到阙下，和廖庄一齐挨打。钟同当场被打死，章纶在打完以后，仍旧关回牢里，廖庄被贬到四川宁羌驿，充任驿丞。

景帝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自己占了皇位，不肯让还英宗，却又不忍对英宗的“太子”朱见深下毒手。有一个给事中徐正，向他秘密建议，把英宗所住的南宫，加高围墙(等于是所谓“圈禁高墙”)，令朱见深出京，就封沂州。他不仅不接受，而且大发脾气，把徐正充军到铁岭卫(辽宁铁岭)。

其后，英宗复辟，对景帝便不如此客气。 英宗复辟，是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 当时，景帝得了重病，群臣惶惶不可终日。于谦每天领了若干大臣。上疏请求“立皇太子”，意思是恢复英宗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然而不曾明说(怕叫景帝生气)。东阁大学士王文似乎想另立仁宗第五个儿子襄王朱瞻墡的儿子朱祁镛，却也不曾明说，只上了一疏，请求选择一个人立为太子。景帝叫太监传旨，将在正月十七日临朝，宣布他的决定。

景帝没想到，在十四日的夜里，使发生了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张[左车右兀]等人的“夺门之变”。

徐有贞在景帝即位以前，只是翰林院的侍讲，是在景帝朝中才因治河有功，升至左副都御史。中间有一度他想当国子监祭酒，托于谦向景帝说，景帝不肯，徐有贞反而怀疑于谦，以为是于谦不曾去说。景帝之所以不肯，是由于记得徐有贞在英宗被俘，也先大兵压境之时，建议放弃京师，迁都南京。

石亨在景帝即位以前，官至“都督佥事”。于谦向景帝保荐他，升为“右都督”，掌“五军大营”，封武清伯。提督新成立的“团营”十万人，在于谦指挥之下，抵御也先，守住京师，因功进封为侯，佩“镇朔大将军”印，充任镇守大同总兵官。

曹吉祥是一个宦官，一向阿附王振，常常出外监军，选了“达官”“跳荡卒”自随，犹如卫队，回京以后，便把这变相的卫队养在“家”中，成为私人军队。宦官有“家”，本是滑稽的事，在当时却是一种风气，大率以侄儿或别人收为养子，娶了媳妇。以便公余由宫内外出之时，以“老公公”的身份享受家庭之乐。有些宦官，甚至纳妾，这妾自然也是名义上的妾而已。曹吉祥的养子，是侄儿曹钦。

张[左车右兀]是张玉的儿子、张辅的弟弟，在英宗正统年问官至前军都督，总管“京营”。在景帝即位以后，他未曾升官，而且因“骄纵不法”，一度于景泰二年被景帝叫人捕他下狱，关了很短的时间。他因此记下景帝的仇，在景泰八年正月，成为政变的发动人物之一。

政变的机缘，是景帝无法“郊宿斋官”。特地召见石亨于病榻之前，命他代为行礼。石亨见到景帝确是病得厉害，不久必死，因此在辞出以后，便找了张[左车右兀]与曹吉祥商量，打算于景帝死后迎立太上皇(英宗)复位。这三人商量不出一个办法来，又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说：“我老了，徐有贞的主意多，不妨找他谈谈。”他们见了徐有贞，徐有贞怂恿他们干。于是，在正月十六日的夜里，便发生这“夺门之变”。

所夺的门，是宫城的“长安门”。他们带了一千兵进去，守门的卫士见到他们都是文武大员，仓猝之间，未敢阻挡。他们进入长安门，一面把门下锁，防免别人带队伍进来，一面冲进英宗所住的南宫，用“辇”把英宗抬到“奉先殿”，高坐龙床(皇帝的大椅子)。这时候，天已快亮，到了习惯上皇帝坐朝的钟点。他们击钟鸣鼓，叫文武百官进宫。文武百官还以为是景帝坐朝。来到奉先殿前一看，才知道是英宗，而不是景帝。

英宗复辟以后，第二天便下旨将于谦逮捕下狱。和于谦一齐被捕的，是华盖殿大学士陈循；谨身殴大学士王文；户部尚书兼太子少师、值阁萧镃；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值阁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江渊；都督同知范庆；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 英宗同时叫徐有贞以副都御史本官兼翰林学士，“直内阁，掌机务”。这时候，内阁只剩下少保兼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高谷一人。英宗把许彬与大理寺卿薛瑄二人升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和徐有贞同时入阁。

英宗与徐有贞研究，如何处置于谦。英宗说：“于谦曾经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则今日之事无名。”结果，把于谦加了一个“意欲迎立外藩”的罪名，在正月二十二日(丁亥)和王文，及四个太监一齐斩首。陈循、俞士悦、江渊被充军，萧镃、商辂“除名”为民。范庆在二月间被杀。

英宗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封复辟的功臣：石亨，忠国公；张左车右兀]，太平侯；张[左车右免]，文安伯；杨善，兴济伯；孙镗，怀宁伯；童兴，海宁伯；徐有贞，武功伯。曹吉祥的养子曹钦，被任命为都督同知。

景帝于二月初一日被“废”为郕王，于十九日或其以前“病故”。

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于三月间被复立为太子。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皆没有好的下场。这三人互相争宠。 最先是，徐有贞被石曹二人进谗，以泄漏秘密的罪名于天顺元年六月下狱，贬为广东参政；刚走到德州，又因石曹二人进谗．以指使门客写匿名信骂皇帝(英宗)的罪名，再度于七月间下狱，而且拷打，其后因打不出证据来而释放，充军到“金齿”(云南保山)，到了英宗死后，才被宪宗准许回吴县原籍。

石亨以忠国公的身份，自居复辟元勋，每天直入内廷，引起自居为内阁第一人的徐有贞的嫉恨，与英宗本人的厌恶。英宗特地吩咐左顺门的卫士，凡是总兵官，非有“宣召”不许让他们进来(石亨是五军营的总兵官)，于是石亨便失了宠。到了天顺三年的秋天，他的侄儿石彪，因私藏绣蟒龙衣及“违式寝床”等等罪名下狱，连累了他，英宗命令他“养病”。四年正月(据《英宗本纪》)，他本人又因在大同侮辱过代王朱仕墿，在家里“私讲天文，妄谈休咎”，以及“招权纳贿，肆行无忌”等等罪名，被捕下狱，于一个月后死在狱中。

曹吉祥于英宗复辟以后，荣任司札太监兼“总督三大营”，招权纳贿，不亚于石亨，和石亨时而水火，时而勾结。在石亨倒霉以后，他和养子曹钦大散家财养士，终于在天顺五年七月庚子日造起反来。曹吉祥在宫内被英宗捆住，曹钦在官外与怀宁伯孙镗及其所率领的“西征军”巷战，战败，投井自杀。三天以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

六三、京军三大营、团营

曹吉祥所统率的京军三大营，是太祖遗留下来的五军营、三千营，与成祖所创立的神机营。所谓五军营，原本是“五军都督府”所统辖的全国军队之中的捍卫京师的部分，共有四十八个卫。成祖增加了二十四个卫，共为七十二卫，人数相当庞大，不仅足以捍卫京师，而且成了征讨北元的主力。宣宗讨伐汉王朱高煦与兀良哈，也倚靠这五军营的精锐。三千营的兵员，在原则上仅有三干人，与五军营不成比例，然而由于开始之时全为从北元来降的蒙古兵，其后所增补的也都是“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因此而作战能力颇强。它在平时的任务是充任皇帝的仪仗队，与巡逻京城。神机营，是专用火器的队伍，起源于成祖征讨安南之时，人数多少待考。

三大营的官兵，大部分跟随英亲亲征也先，在土木堡伤亡殆尽，京中剩下的多数是老弱。于谦于仓猝之间，除了征募民兵，檄调“两畿”(南北两个直隶)与山东河南的运粮军、备倭军等等，也顺利地选择三大营的可用之兵十万人(《明史·于谦传》作十五万人)，成立十个新的单位，总称为“团营”，分祢为“毅勇营”、“某某营”，等等。团营的总兵官，由三大营的三个总兵官选一人担任。这团营总兵官之上，另设提督一人，由一个尚书或都御史兼任；监军一人，由太监兼任(这是成祖以来的坏制度，于谦没有力量改变)。那时候石亨已由于谦保荐，作了五军营的总兵官，于谦又进一步保荐他，作团营的总兵官。景帝照准。提督的职务，景帝叫于谦本人兼充。团营的监军是谁，待考；可能便是曹吉祥，《明史·宦官传》含糊其辞，说曹吉祥在景泰年间“分掌京营”，于英宗复辟以后“总督三大营”。

于谦在选了“胜兵”成立团营以后，把三大营留下的老弱，称为“老家”，于是团营与老家，成为两个对待的名词。而总称为京军，或京营。

英宗把团营废了，宪宗把它恢复，由十营而扩充为十二营，称为奋武营、耀武营、练武营、显武营、敢勇营、果勇营、效勇营、鼓勇营、立威营、伸威营、扬威营、振威营。

其后，老家变成了当差与打杂的集团，根本不像军队，但正式的名称仍是“三大营”。团营呢，也逐渐腐化了。武宗先后成立了所谓“东官厅”与“西官厅”。东官厅所选的是京军精锐，而西官厅所选的是边军(原来在边疆各地镇戍的兵)。东西官厅合称为“两官厅”，团营变成了“老家”。三大营连“老家”的资格也丧失了。不久，两官厅也步了团营的后尘，官长们平时吃空额，战时拉壮丁。世宗接受王邦瑞的建议，把两官厅与团营同时废除，恢复“三大营”的旧制，以团营的十二营划入五军营，五军营仿照成祖旧制，分为“中军”、“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三千营改称为“神枢营”，神机营的名称仍旧。这些话，本该留到说至宪宗武宗世宗之时再说。

六四、孛来、毛里孩

也先在送还英宗以后，一心想与景帝通好。景帝对他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原因是，一则怕也先提出苛刻条件，二则宣府与大同有杨洪与郭登两个得力将领在镇守着，京师固若金汤。 也先自己的困难也很多。他的领土太大，不易控制；脱脱不花可汗与他并不能合作无间。脱脱不花于土木之变以前，便不主张对明用兵。也先叫他攻辽东，他攻得并不卖力。而且当也先从北京郊外撤退以后不久，脱脱不花便派了使者先来，对明“单独媾和”。种种迹象，显得他不甘心作傀儡。

两人终于在景泰二年的十二月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战败，逃到郭尔罗斯部部长彻卜登那里，于次年某月死在彻卜登之手。彻卜登有个女儿，原为脱脱不花之后，已被脱脱不花休废，彻卜登记仇，而脱脱不花懵然无知。这个后，她替脱脱不花生有一个儿子，叫做摩伦。

脱脱不花的另外一个后，生下一个儿子，叫做马古可儿吉思(《蒙古源流》上的蒙古勒克呼·青吉思，《黄金史》上的Makha— kurkis)。

也先于战胜脱脱不花以后，自立为可汗，称“大元天圣可汗”。到了景泰五年，被自己的知院阿拉打败，逃走，于景泰六年死在永谢布族的布浑之手。阿拉在《黄金史》上，称为“阿拉克·他木儿·丞相”，是镇西(巴里坤)地方的人。

不久，阿拉被北元的一个领袖打败，失势，不久便死。这个北元的领袖，叫做孛来。孛来在不知何时(可能是景泰六年，但《蒙古源流》说是壬申年，景泰三年)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这位马古可儿吉思，据《黄金史》说，死于鸡儿年。这鸡儿年，《蒙古源流》说是癸酉(景泰四年)，而且补充了一句：“在位一年”。我看，《蒙古源流》完全弄错。第一，孛来无法于也先未败以前，在景泰三年便拥立了马古可儿吉思。第二，孛来到了天顺六年二月，尚见于《明史·英宗后纪》；杀死孛来的人，毛里孩，到了成化元年，才在《宪宗本纪》露面。

成化元年是乙酉年，也是一个鸡儿年。《黄金史》不曾说马古可儿吉思究竟是何年即位，在位几年，而仅仅说他死在鸡儿年，态度比较审慎。我的结论是：马古可儿吉思与他的太师孛来，均死在成化元年。

杀马古可儿吉思的，《明史·鞑靼传》说是孛来，其实，不是孛来，而是多郭朗台吉。

《鞑靼传》说，孛来所拥立的可汗，叫做麻儿可儿，号“小王子”。到了天顺六年之时，“麻儿可儿继续与孛来相仇杀。麻儿可儿死后，众共立马古可儿吉思，亦号小王子。”事实上，据和田清研究，麻儿可儿与马古可儿吉思，不是两个人。

《鞑靼传》又说，在成化元年的秋天与冬天，以及成化二年的夏天，孛来均伙同小王子与毛里孩“大入延绥”。全靠杨洪的儿子杨信抵挡住，但是，在《明史·杨信传》之中，却仅仅提到毛里孩，没有孛来的名字。

孛来的名字，也绝未一见于宪宗(成化年间)的本纪。反之，在《明史·英宗后纪》之中，从天顺元年到天顺六年，均有关于他的记载：元年四月乙卯，孛来寇宁夏，参将种兴战死。

十二月辛丑，安远侯柳溥充总兵官，御孛来于甘凉。

二年八月戊辰，孛来寇镇番。

三年正月甲辰，定远伯石彪、彰武伯杨信，败孛来于安边营。都督佥事周贤、都指挥李鉴战死，进彪为侯。

四年八月甲子，孛来三道入寇，大同总兵官李文、宣府总兵官扬能御之。癸酉，孛来入雁门，掠忻、代、朔诸州。九月庚辰，孛来围大同右卫。

五年四月癸巳，兵部侍郎白圭，督陕西诸边(将士)讨孛来。六月丙子，孛来寇河西，官军败绩。壬午，(命)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充总兵官，帅京营军御之。(这便是所谓“西征军”，在出发以前便于七月庚子日遭遇到曹吉祥与曹钦的造反，由孙镗在深夜中纠集起两千多人，平了乱子。)七月戊午，都督冯宗充总兵官，御寇于河西。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左王右厷]，参赞军务。辛酉，孛来上书乞和。

六年三月癸丑，召冯宗等还。

孛来乞和的原因，不像是畏惧冯宗、白圭、王[左王右厷]等人的进讨，而可能是他与毛里孩或别的北元领袖之间有了很激烈的冲突。 《黄金史》上没有“孛来”。勉强在声音上相近的，有一个“阿孛他喇·彻辰”。这一位“阿孛他喇”曾经与阿拉知院及啥坦·帖木儿联合向也先要求，请也先把“太师”的名义给他们三人。也先不肯，他们才对也先造反。除此以外，《黄金史》并无别处谈到阿孛他喇。

关于马古可儿吉思，《黄金史》也仅仅只有淡淡的三句话：“在此(也先被杀)以后。马古可儿吉思坐了大位，他死在鸡儿年。他没有子嗣。”

在孛来与马古可儿·吉思死了以后，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与彻卜登的女儿所生之子摩伦为可汗。

这一年是鸡儿年，成化元年乙酉(1465年)。次年，毛里孩因小人挑拨而对摩伦发生误会，杀了摩伦。

六五、孛罗忽、满都鲁

乘时崛起的，是脱脱不花的弟弟阿噶巴尔济之孙(？)，孛鲁忽。《黄金史》说，孛鲁忽在猪儿年即了大位。(这个猪儿年，可能是成化三年丁亥(1467年)。)于是，毛里孩与孛鲁忽分别骚扰明朝的边疆。毛的活动，见于《宪宗本纪》的，到成化八年为止。孛鲁忽的活动，到成化九年为止。

毛被逐于来自科尔沁的一位诺颜·博罗得，潦倒而死。

孛鲁忽在成化十年左右被逐于自己的一个叔祖(?)，即脱脱不花的另一弟弟，满都鲁，辗转逃到永谢布族的地域，死于“虎儿年”(可能是成化十八年壬寅，而不可能是成化六年庚寅)。

满都鲁的靠山，是来自吐鲁番的一个强盗出身的癿[qie]加思兰。满都鲁的两个太太之一，是癿加思兰的女儿。

满都鲁之进入明朝的河套，是在成化九年。起初，满孛之间相处得不坏。其后，彼此在败于明军名将王越以后，也引小人挑拨而发生了误会。结果是，孛离开河套，逃走。满自称可汗，以癿加思兰为太师。

《黄金史》说，满在羊儿年即位，猪儿年死。依照札齐斯钦教授的考订，这羊儿年是成化十一年乙未，这猪儿年是成化十五年己亥。

满都鲁死后，他的另一个太太，土默特部长考老希拜·帖木儿的女儿芒都海，下嫁给孛鲁忽的儿子巴图·蒙克，扶立巴图·蒙克为可汗，以巴图·蒙克的名义征讨瓦剌，获得胜利。

这一位巴图·蒙克，便是北元历史上声势最为煊赫的达延汗，绰号“小王子”。

关于“小王子”的一切，以后再说。

六六、宪宗

宪宗朱见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不算是最坏的，却也谈不上一个好字。此人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一岁去世。国家在大体上是太平无事。边疆上虽有北元各领袖先后骚扰，但他们进了河套，而仍被王越逐出，又有余文俊亡羊补牢，在陕晋筑了“边墙”，总算巩固了这一方的疆界。内地也有广西的瑶族“反叛”与荆襄一带的流民“反叛”，却也先后平定。

然而明朝盛极而衰的征象，业已一一表露。宦官揽权，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忠少佞多。当皇帝的自己．竟然怕见各部尚书，甚至内阁诸学士之面，经常地倚靠宦官作传话人。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问，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的年纪，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万贵妃的罪恶，主要的有三点：第一，信任手下的宦官汪直。第二，戕害别的妃嫔所生的儿子。第三，服用奢侈，浪费民脂民膏。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七月正位中官，仅仅三十二天，便被万贵妃挤下了台。第二任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

万贵妃自己在成化二年正月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一年便死。

柏贤妃生了一个儿子朱祐极，在成化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到了次年正月，又死。

宪宗伤心得很，怕自己绝后。到了成化十一年，宦官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瞒着万贵妃，养在宫内的安乐堂，这时候年已六岁。宪宗叫人接了这儿子来，赐名祐樘．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逃过万贵妃的魔掌。万贵妃忿恚之余，在六月间将纪氏逼死(或毒死)。五个月以后,宪宗立祐樘为皇太子。(这便是未来的明孝宗。)自从祐樘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万贵妃也懒得再施行堕胎、毒杀等等手法，索性让各个妃嫔多生几个皇子，以与祐樘争宠。于是，宪宗又生了十一个儿子。

宪宗究竟有若干妃嫔，无考。

宪宗深处官禁，不与阁臣及六部尚书见面交谈，所谓朝会只是虚应故事。一切旨令，皆假手于宦官。

宦官乱政，是明朝的致命伤。明太祖曾经立了一个铁牌在宫门口，牌上铸了十一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太祖而且规定了内臣不许识字，外臣不许和内臣有公文来往。可惜的是，太祖自已立法而不守法，曾经在洪武二十五年派了一个宦官聂庆童，去甘肃河州“敕谕茶马”。

成祖继续破例，一再派遣宦官出使外国，又任命了宦官当“监军”。(叫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叫马靖“巡视”甘肃。)仁宗又向这个方向更进一步，命令“郑和以下番军守备南京”，命令王安“镇守甘肃”。诚然，郑和与王安均有能力，而且忠贞，但是在制度上叫宦官当“方面大员”，后患无穷。

宣宗令大学士陈山教小宦官识字，明明白白地违反祖训；英宗尊崇王振，唯王振之命是从，不仅是容许内官干预政事，而且是服从内官，让内官主持政事了。复辟以后，英宗又宠任曹吉祥，几乎死在曹吉祥及其养子曹钦之手，把朱家的天下断送给曹家。

宪宗在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即位，首先将自己的“东宫内侍”王纶逮捕下狱，又在成化元年二月下诏昭雪于谦，看来似乎颇有朝气，逮捕王纶是华盖大学士李贤的主张；昭雪于谦，由于御史赵敔[yu]的建议。宪宗能接受李、赵两人的意见，该是一个有希望的少年皇帝。

李贤在成化二年十二月病故，内阁之中尚有忠心耿耿的彭时，也添进了堪称贤相的刘定之与商辂。然而，到了成化五年，又添进了一个标准小人万安。

万安并非万贵妃的本家，却自称子侄。百端谄媚，与万贵妃所宠任的宦官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万安与万贵妃的另一亲信汪直，处得不好。)宪宗本身，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全国各省，差不多皆宦官当“镇守中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与总兵官之上。军队的统帅，也无不低首下心于所谓“监军”，不买镇守中官与监军的帐的带是官，寥寥可数(在南方只有韩雍，在北方只有马文升)。

明朝的祖制，皇帝任免大官要经过廷推，小官要经过吏部铨选，而且各衙门有一定的员额。宪宗却随意叫宦官“传旨”，任命若干人为官，资格出身一概不拘。被任命的大率是江湖术士、和尚、道士、番僧、优伶、工匠。这些官，全是不合规定的额外人员，被当时的人称为“传奉官”。给事中李俊在成化二十一年慨乎其言之地说，“一岁而传奉或至干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两)计，是皆国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养贤才，乃以饱奸蠹，诚可惜也。”

宪宗前后一共任命了若干传奉官，难以统计。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孝宗接受科道(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御史)的建议，一举而降黜了所谓通政使任杰，与所谓侍郎蒯刚，等等，不下二千余人。和尚道士与番僧之封为禅师、真人、法王、佛子、国师，同时被孝宗罢免的，也超过一千。那不曾因声名过于狼藉而降黜罢免的，为数自亦不少。

在万贵妃的影响之下，宪宗极肯花钱建筑庙宇，也极肯花钱买珍珠宝石、图画玩具。宪亲成年成月，陪着万贵妃厮混，拜佛、炼丹、吞符、欣赏歌舞，作种种的游戏，把国家的大事一概付托给宦官与仰承宦官鼻息的若干官吏。内阁的几个学士，若干年不被召见交谈一次，等于虚设。六部大臣与“九卿科道”更有天高皇帝远之感。坐朝，也不过是摆摆样子，排班叩头，礼成而退罢。

在如此情形之下，安得不内忧外患齐来？奇怪的是，君昏于上而臣奋于下，这些内忧外患都一一消除。太祖成祖的基业，仁宗宣宗的恩泽，培养了足够的潜力，替明朝延长寿命。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杀人甚少，打人也不多。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宪宗之被谥为宪，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他何尝配得上这个宪字。朝臣之所以选出了这个宪字，也许是因为联想到唐朝的宪宗。事实上，在唐宪宗与明宪宗之间无若何相似之处。像万贵妃那样的妃子，汪直那样的宦官，万安那样的“宰相”，在唐宪宗的宫廷与朝廷中绝无其比。不过，文臣如李贤、彭时、商辂，武臣如韩雍、项忠、马文升、王越、朱英，在唐宪宗的时候也不多。

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李贤是河南邓县人，宣德八年进士，历官“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兵部右侍郎，户部左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于天顺元年二月兼翰林学士，入直(值)文渊阁。宪宗即位以后，加少保，升为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位居当时三个阁员之首。其他两个阁员，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彭时。 李贤的长处，是颇有宰相风度，为政识得大体。在用人的一方面，他进贤而退不肖，提拔了年富、王竑等若干好人，革斥了四千多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的坏人。他劝英宗不再提起“夺门”二字。在他看来，夺门之变是多余的：景帝病重将死，并无子嗣，皇位自然会重归英宗。石亨曹吉祥得势的时候，李贤不和他们沆瀣一气，而时时劝英宗疏远他们。英宗在最后想换太子，李贤说：“这是大事，愿陛下三思而行。”结果，保全了太子(宪宗)，消弭巨变于无形。宪宗即位以后，他警告宪宗“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又劝宪宗“无狎左右近幸’。他对于宪宗，正如对于英宗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惜，他在成化二年十二月便病故了，年纪仅有五十九岁。

彭时是江西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次年郕王监国，奉命入阁，景泰元年出阁，其后屡升为左春坊大学士，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英宗复辟以后，再度入阁，不久，升翰林学士。宪宗即位，兼吏部右侍郎，次年，升为兵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值阁。

彭时为人耿直，每每为了公事与李贤争辩。李贤的度量，足以容他，因此而合作得好。有一次，李贤被锦衣卫指挥门达所诬陷，几乎获罪。英宗说：“在去了李贤以后，专用彭时”。彭时听到了，向人说：“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去贤，时不得独留!"宪宗即位以后，想独尊生母周妃为皇太后，把嫡母英宗皇后钱氏搁在一边。彭时随着李贤力争，宪宗这才并尊二氏，称钱氏为慈懿皇太后，称周氏为皇太后。其后，在成化四年，钱氏病故，也是因有彭时力争，才获得与英宗合葬。这些，还不是彭时的主要贡献。他在朝中，昂昂然不畏强御，使得正气充沛。他公开反对光禄寺在京师各城门“抽分”(抽取一种类似厘金的城门税)，认为是“掊克不堪”；也公开反对万贵妃“渔竭帑藏”、对贩卖珍珠宝石的商人加倍给钱。他甚至明明白白地向英宗上疏，说“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望均恩爱(于众妃)为宗社大计”。这些话，在当时均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彭时不怕。他并且敢于得罪万贵妃以外的贵幸，主张“毋惑佛事，糜金钱”；“清理牧马草地”；“减退势要庄田”。他在成化十一年三月病故，年纪也不过是六十岁而已。这是明朝的不幸。其后，支撑朝廷的大责任，便落在商辂一人的身上。

商辂是浙江淳安人，正统十年的进士，乡试会试与殿试皆考第一，是明朝唯一的连中三元的人。(乡试第一是解元，会试第一是会元，殿试第一是状元。)景帝即位以后，商辂以翰林院修撰的资格人阁，于景泰元年升为学士，景泰三年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景泰七年兼太常寺卿。景帝病重之时，他上疏说，“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他的意思是，景帝应该让给英宗复位，或是再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探(宪宗)为太子(宣亲章皇帝只生了英宗与景帝二人，景帝的唯一儿于朱见济此时已死。)英宗复辟以后，石亨曹吉祥说他的坏话，英宗免了他的本兼各职。宪宗在成化三年将他召回，仍以原官入阁，次年升本职为兵部尚书，九年转为户部尚书，十一年兼职由翰林学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十三年改兼谨身殿大学士，于六月间因斗不过汪直而自请辞职，宪宗给他少保的官衔，准予退休。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也就是外柔内刚，待人和气而固守原则，纪妃的儿子(孝宗)之得立为太子，他的关系很大。宪宗在成化十一年“改谥郕戾王为景皇帝”，虽由于一个位卑职小的荆门洲训导高瑶的进言，而在“廷议”之中竭力支持的却是商辂。

汪直在宫中官居御马监太监，屡次出外监军，是万贵妃与宪宗一向所最宠用的人，炙手可热。宪宗在成化十三年正月创立“西厂”，命汪直为提督。这西厂比太祖所创的锦衣卫与成祖所创的东厂，规模大得多，有权刺探不法，也有权逮捕人，审问人。汪直有了这个机关在手，如虎添翼，胡作非为。商辂在五月间列举了汪直十一大罪，向宪宗奏上一本：“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由于商辂坚持，大臣如兵部尚书项忠等人也认定非去汪直不可，宪宗只得暂时把西厂废了，令汪直仍回御马监原职，然而对汪直仍旧信任，仍旧叫他刺探外事。汪直及其党羽，由一个败类的御史戴缙出面，诬参商辂受过一位指挥杨晔的贿。商辂一怒而请辞，宪宗因此便赏他一个少保，准他退休。不到一个月，汪直便叫锦衣卫千户吴绶诬告项忠，说他受过太监黄赐的请托，以刘江为江西都指挥使。宪宗把项忠交付“廷推”(大会审)，项忠矢口否认，虽不曾定罪，却免了本兼各职。六天以后，宪宗再立西厂，仍以汪直为提督。

六八、韩雍

韩雍是苏州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御史，广东副检察使,江西巡抚，兵部右侍郎，浙江左参政。成化元年，被兵部尚书王竑保荐，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官职，“赞理”总兵官赵辅的军务，到广西去征瑶人壮人。

有若干瑶人于英宗末年对明朝造反，以桂平西北的大藤峡为根据地，蔓延及于广东。当时有人主张分兵，以一部分驱逐来到了广东的广西瑶人，另以一部分围困他们在大藤峡的根据地。韩雍认为，是分则力散，不如全军而进，直捣其根据地。赵辅接受他的意见，一切交他主持。

他带了十二万兵，先把“瑶山”北边的修仁荔浦两县攻下。大藤峡的本身，有六百多方里面积，韩雍令欧信率领五个哨由北路象州武宣进攻，自己与赵辅白全率领八个哨由南路平南桂平进攻，另派孙震率领两个哨，由水路进去。同时，他在若干的峡口，都布置了堵截的兵。

大战在十二月初一日开始。战了不到一个月，韩雍及其僚属，先后攻下了一批瑶砦，活捉了造反的首领侯大狗。

为了防免以后再有造反的事，韩雍把横悬于峡中的大藤砍断，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峡”。

宪宗召回赵辅，留韩雍在广西，升他为“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

残余的瑶民由侯大狗的儿子侯郑昂为首，不久又攻下了浔州府(桂平县城)与雒容北流二县，而且兵锋直逼广东的钦廉二州。韩雍把他们一一打平。

韩雍在成化四年丁忧回籍，次年，两广的瑶人壮人又造起反来。广西的巡抚张鹏与广东的巡抚陈濂毫无办法。宪宗在十一月命令韩雍不必守制满期，迅速回两广，以“右都御史”的本职，“总督两广”。韩雍于五年春天到达，设总督府于梧州，指挥若定，不久便又把天大的乱子化归乌有。

韩雍为人颇有威仪，待部下很严，两广的布政使、检察使、都指挥使，皆对他十分畏惧。在广西的“镇守中官”黄沁，不能像其他各省的镇守中官胡作非为，因此而对韩雍怀恨，在成化九年藉口又有小股的瑶民攻占怀集县城，而向宪宗奏了一本。宪宗一向是在宦官的掌握之中，接到黄沁的报告，便免了韩雍本兼各职，叫韩雍告老还乡。

那时候，韩雍才五十二岁。

六九、项忠

项忠是浙扛嘉兴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陕西接察使、巡抚、提督。

成化四年，甘肃固原的千户满俊造反。满俊是蒙古人巴丹的孙子，一向率领部众畜牧为生，因通匪的嫌疑被当地的官吏派他的侄儿满[左王右寿]去逮捕他，他便劫持满[左王右寿]，占领石城砦，自称“招贤王”。甘肃的都指挥使邢端与巡抚陈玠，先后被他打败。

宪宗任命项忠“总督军务’，调了三万三千兵去打。项忠令都督刘玉与新任巡抚马文升分兵七遵，对满俊作战。满俊和满[左王右寿]出砦求和，站得远远地向项忠行礼，项忠单骑直人，把满[左王右寿]抓了带回。其后，他吩咐兵士，每人带了一袋子土，填了壕堑，用铜炮仰攻，一共打了三百多次仗，活捉满俊，攻下石城砦。

成化六年，荆襄一带的流民，在李原的鼓动之下，也大造其反。李原自称“平王”，绰号李胡子，本是流民首领刘通的部下。刘通是河南西华人，绰号刘千斤，到了这荆襄一带，于成化元年造反，自称“汉王”，被白圭活捉。所谓荆襄一带，是陕鄂交界的森林区，明朝政府划为禁地，不许人民居住，但是“窜”进来的一年一年增加，自成团体，没有官吏管束。这地方在平时可称为世外桃源，在乱时便成了反抗分子的根据地。

项忠凑足了二十五万兵，分八路对李原进攻，大战于竹山，活捉李原，先后招抚了流民九十几万。

这是明朝的一件大事。倘若不是项忠恩威并施，可能这九十几万便变成反抗明朝的武装，那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起事，早就提前出现了。

白圭此时已任兵部尚书，嫉妒他，说他的坏话。宪宗在成化八年将他召回，与李宾协掌都察院。过了两年，调他为刑部尚书。又过了两个月，成化十年十二月，白圭病故，宪宗叫他接任兵部尚书。

项忠在兵部尚书任内，看不惯太监汪直凭藉‘西厂”鱼肉大臣，便在十三年正月附和大学士商辂对汪直的攻击，联合其他五部尚书，共同上一个奏章，请宪宗取消西厂，获准。

不久，宪宗又把西厂恢复。汪直唆使锦衣卫的百户吴绶，诬告项忠。宪宗把项忠付“廷鞫”，项忠侃侃而谈，抗辩不屈，虽不曾定罪，却被宪宗“罢斥为民”。

等到汪直在成化十七年真正下台，项忠才被“复原官”，他不肯就职，请求退休。从此，他在家中闲住，闲住了二十六个年头，在孝宗弘治十五年去世，享寿八十五岁。

七○、王越

王越，是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御史，山东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在成化三年受任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讨伐北元君主毛里孩，兼抚宣府(宣化)。

成化五年，他奉诏西行延绥，帮助当地的巡抚王锐，抵御入据河套的阿罗出等人，获胜于黎家涧、崖窑川、镇羌等处。次年，又顺利地阻挡了敌军一万多人的五路来攻，并且追击敌人，连胜于开荒川及牛家寨。宪宗升他为右都御史。

成化七年，朱永被召回。成化八年，武靖伯赵辅被拜为平虏将军，节制陕西宁夏延绥三镇。王越受任在赵辅之下“总督军务”，地位与实权均比今天的“参谋长”高。那时候，三镇所集合的兵，号称八万，事实上能作战的才有一万多人。敌方的兵员，总数不及八万，但是人人能战，而且皆是骑兵。当时的兵部尚书白圭，主张“搜套”：采取攻势，肃清入居河套的蒙古人。王越认为，要搜套，就必须调动十五万精兵，一切粮饷刍草的开销决非政府的财力所能办到。因此，他主张采取守势。赵辅支持王越的看法，宪宗将赵辅召回，改派宁晋伯刘聚为平虏将军，仍留王越为“总督军务”。

成化九年，王越会同刘聚，小胜于漫天岭。敌方满都鲁、孛罗忽，与癿加思兰等人把眷属牲畜留在红盐池(鄂尔多斯右翼前旗王府的西南)。率领精锐“西行”，深入甘肃中部的安定(定西)与东南部的秦州(天水)。王越当机立断，也率领骑兵五千，由榆林北上，深入沙漠，经红儿山、白盐滩，在两天两夜之间奔驰了八百里，到达红盐池，捣毁满都鲁等人的老巢，斩杀与活捉三百五十人。就人数而论，这不是一次了不起的大战。但在心理作战上，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满都鲁等人没想到明军能采取攻势。他们感觉到河套并不安全，于是相属渡河北徙，使得套内得到好几年的安宁。余子俊因此才能够在成化十年筑起清水营与花马池之间的“边墙”。

宪宗任命王越“总制三边”，开府固原，令三边的总兵巡抚等官悉听节制。所谓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成化十一年，王越还朝，以左都御史的身份与李宾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团营，不久，升任兵部尚书，仍掌都察院事，已先后加官由太子少保至太子太保。成化十六年，奉命提督军务，随成国公平虏将军朱永北征，掩击敌军于威宁海子(在绥远兴和县)，因功进封为威宁伯。次年，受拜为平胡将军，充宣府总兵官，兼镇大同，也立了一些功。可惜，由十和太监汪直颇有交往，在汪直于十九年失宠之时，他也受了牵连，“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到了孝宗弘治七年，他才被放还，以“左都御史”的官职告老。十年，重行“总制三边”。十一年，病故任上，享寿七十四岁。

七一、余子俊

余子俊是四川青神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西安知府，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在成化六年受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他就任以后，使上疏请求建筑“边墙”。他的前任王锐，也作过如此的建议，然而未能实现。他一再上疏，痛陈利害，而且开出一张帐单，说，以成化八年一年的开支而论，为了供给延绥驻军的人马，需要九十四万两银子的米与豆，六十万两银子的草，(人吃米，马吃豆和草)与八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的运费。合起来，近乎一千万两银子(九百七十九万)，真是朝廷的一大负担。宪宗时中央的岁入，无考。孝宗弘治年间的收入，约为夏税 米麦 四、六二五、○○○石钱钞 二、八一五、○○○两

绢 二○二、○○○匹

秋粮 米 二二、一六六、○○○石钱钞 一、○九五、○○○两

总数，倘以米麦一石折银一两，绢一匹折银五两，也不过是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两银子而已。

建筑边墙，也是花钱的事，但在余了俊看来，这是值得的。保障了边墙以内的军屯与农户，便可以增加当地的粮食，免掉不少的运费。他的计划是，役使现有的“运粮民”五万人，用两个月的工夫，把边墙筑成。

宪宗接受他的建议，叫他快做。恰好，王越在成化九年捣毁满都鲁等的红盐池老巢，余子俊便在成化十年很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伟大工程。所役使的运粮民仅有四万人，而所花的时间也不过是两个多月而已。

这边墙，便是今日万里长城的中段。东起绥远的清水河(清水县)、西抵宁夏绥远之间的花马池(盐池县)，全长一千七百七十里。沿着这边墙，有十一个城堡，十五个边墩，七十八个小墩，八百一十九个崖砦。

墙内的官地，分给军人屯垦，每年生产了军粮六万石，足够驻军之中两三万人的粮食。

更大的收获是：陕北与宁夏东南以及甘肃东北，均获得了保障。其后，在成化十八年敌军进攻延绥，王越全靠这边墙挡住了大部分敌军；少数窜进来的，由于有这个边墙阻碍了归路，被许宁杀得落花流水。

余子俊于筑好边墙以后，于成化十二年改任陕西巡抚，成化十三年升任兵部尚书，成化二十年一度兼左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次年，建议延长边墙，西起黄河，东达“四海冶”(延庆县东)，共长一千三百余里。达一段新的边墙，其后于成化二十二年兴筑，筑成。他在弘治二年病故，享寿六十一岁，追赠太保，予谥“肃敏”。

七二、马文升

马文升是河南钧州(禹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御史，福建按察使，南京大理寺卿，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助项忠平定满俊之乱，升左副都御史，仍旧巡抚陕西，在成化十一年继王越“总制三边”；同年回京，充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转左”(转任兵部左侍郎)。

马文升在陕西巡抚任上，颇有军功，但是他在宫廷中没有什么“奥援”，因而并未获得若何重赏。到了担任兵部侍郎，又为了辽东巡抚陈钺的事，与太监汪直发生正面冲突。陈钺是汪直的私人，毫无能力，只知道滥杀少数民族来冒功，几乎酿成巨变。马文升亲自到辽东去宣读皇帝的玺书，慰抚少数民族，才转危为安。结果，汪直反而在或化十五年诬告马文升“行事乖方，禁边人市农器，致怨叛”。宪宗耳朵软，竟然将马文升捕下“诏狱”，充军到重庆卫。陈钺于是又可以滥杀邀赏，获升为户部尚书，于十七年二月改任兵部，在十八年三月垮台，削职为民。

到了成化十九年，汪直也垮了台。马文升被放回，恢复原职。次年，出任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极受当地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爱戴。二十一年回京，升为右都御史，总督漕运。这一年的冬天，再升为兵部尚书。

马文升一生的官运，时起时伏。起，由于确有被朝廷需要的能力。伏，由于到处遇到小人为敌。当年汪直恨他，一方面是由于他不削司陈钺“合作”，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胆敢与汪直分庭抗礼，而且“奴视其左右”。现在，汪直早已完蛋，而另一个小人李孜省，偏要说他的坏话，以致宪宗在成化二十二年又外凋他为“南京兵部尚书”，虚有其名。过了一年，宪宗去世，孝宗即位，他才被“内调”，担任左都御史，做都察院的负责人。其后，从弘治二年到弘治十四年，他再任兵部尚书，为时甚久，孝宗对他言听汁从。他公忠礼国，不仅把兵部本身应办之事，办得很好，而且对兵部以外的事他也不避嫌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孝宗一朝之所以治绩远胜宪宗，马文升的关系很大。因为，他在当时的大臣之中，年最高而德最劭，确是一枝柱石。

弘治十四年，孝宗叫他转任吏部。吏部，正如我在以前所说，是各部之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整个政府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马文升才兼文武，在吏部尚书的任上也是卓有表现，虽则年事已高。武宗即位以后，太监王瑞容不了他，逼得他在正德元年退休。那时候，他刚好是八十岁。三年以后太监刘瑾诬告他在吏部任上“朋党”，叫武宗除他的名(所谓除名，便是削去他的官爵，他是以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的官衔退休的，被除名以后便不许再挂如此的官衔了。)又过了两年，他才去世。刘瑾失势以后，朝廷追复他的官衔，加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予谥“端肃”。

七三、纸糊阁老

宪宗在成化十一年，命令刘吉、刘珝二人入阁。这两人，加上万安，是其后内阁之中仅有的三人。在这三人之中，刘吉完全是一个依违取容的官僚。刘珝稍好，但也无甚作为。万安呢，是道地的小人。当时京内京外，称他们三人为“纸糊三阁老”，与所谓“泥塑六尚书”凑成一对很流行的口语。

作为国家栋梁的最高官吏竟是纸糊的，泥塑的，明朝的危险可以想见。

刘吉是北直隶博野县(河北蠡县)人。此人之无聊，可以下边这几件事为例：(1)他在成化十八年因丁忧而必须离职(这是规矩)，宪宗令他“起伏”(不等到终制，便出来复职)，他一面再三恳辞，做出一副淡于名利的孝子面孔，一面却暗托万贵妃的娘家人万喜，影响宪宗，叫宪宗不准他辞。(2)孝宗即位以后，一时颇有朝气，有十个好人，如贺钦、强珍等人孝宗已决定重用，他听到消息便连忙上了一本，推荐这十个人。(3)左庶子张昇、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南京给事方向(姓方名向)，等等，先后在孝宗面前弹劾过他，他慢慢找了机会，使得孝宗把他们一概放逐，弄得“台署为空，中外侧目”。

刘珝是山东寿光人，在入阁以前作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土，讲起书来倒“词气侃侃”。入阁以后，当商辂在朝之时，和刘吉、万安皆能随着商辂，对汪直作战，把汪直的西厂拉垮。然而商辂一去，不仪刘吉噤若寒蝉，这曾负一时之望的刘珝也坐视西厂复设，汪直再度得势了。

最后将汪直打倒的，却是万安。此人功不抵罪，卑鄙无耻，论人品似乎还抵不上汪直呢。他是四川眉州人，外像很好，内心甚为龌龊。他和汪直的冲突，并不是制度之争或原则之争，而是“同行相嫉”，均想独占万贵妃的宠信。他并非万贵妃的本家，而自称“子侄”，硬拉关系。力贵妃也乐得有一个大学士在内阁供她御用。宦官之中，也有不少人被万安结为朋友。例如，李永昌。李永昌自己是宦官，不能生儿子，收养了一个儿子，叫李泰。李泰官居詹事府詹事，年纪比万安小，万安却尊之为兄。专干坏事的左道妖人李孜省，进住了宪宗，万安也不惜以大学士之尊，和他勾结。介绍他与李孜省相识的彭华，被他一再提拔，也在宪宗末年入了阁。

总之，这三位“纸糊阁老”对国家的大事虽则像纸糊的一样，在谋求个人的利益上却一点也不像是纸糊的。

七四、泥塑尚书

从成化十三年六月起，内阁仅有万安、刘珝、刘吉这三个纸糊阁老。刘珝在二十一年九月退休，过了三个月内阁补进来彭华。次年九月，又加了一个尹直。彭、尹二人也是纸糊的。 尚书，从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三年九月宪宗去世，是下列的几人：吏部：尹旻、耿裕、李裕。

户部：杨鼎、陈钺、翁世资、余子俊、殷谦、刘昭、李敏。 礼部：邹斡、张文质、周洪谟。

兵部：余子俊、陈钺、张鹏、马文升、余于俊。 刑部：林聪、张荣、杜铭。

工部：王复、刘昭、李裕、谢一夔、贾俊。

在这些人之中，余子俊、马文升、王复、林聪、邹斡是例外。其余的，被老百姓称为泥塑，并不冤枉。

论才具，余马二人当尚书有余，王复、林聪、邹榦，虽也是贤者，却嫌不足。尹旻以下，都真正是一些泥塑的偶像，会说话的人而已。他们获得如此的高位，全靠夤缘二字，而夤缘的对象又大率是太监。

最坏的一人，是陈钺。他简直是太监汪直的门下。他在辽东当巡抚，滥杀邀功，引起少数民族的叛乱，结果，他非但无罪，反而当了兵部尚书。

其次，是尹旻，位居冲要而尸位素餐，毫无建树。但是，他“做官”的本事却不小，当吏部尚书当了十三个年头又一个月，从成化九年三月到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屡进屡退，笑骂由人。

周洪谟，依照《明史》的本传，不像是一个坏人，只是好出风头，专作无关宏旨、人云亦云的“建言”而已。然而，这样的人岂是作尚书的材料？实际上，他之“不学无术”，正如明清两朝极大多数所谓“进十”：背四书的机器，抄八股的工匠，说废话的专家。周洪谟之直上青云，全靠与万全是小同乡。

对于历史上当尚书的，我们本毋庸太过苛求。从秦汉到明清，位为宰相或虽非宰相而握有相权的人，其人数之多，堪称“车载斗量”，其中能有几人值得今天的追崇？他们的姓名，也早就如水纹竹影，消失于人类记忆之外了。何况等而下之，宰相之下的尚书之流!为若干成化年间的尚书之不肖而生气，太不值得。 然而，现在我们是在研究明朝，明朝之由盛而衰固非一朝一夕，而宪宗本人吃喝玩乐，太监专横，阁老纸糊，尚书泥塑，人民困苦颠连于旱灾、蝗灾、河患、倭寇、瑶民反叛、苛捐杂税、通货膨胀、严刑峻法、贪官污吏之下，我们自不能免于深慨。

七五、孝宗

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十八岁，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父亲是昏君宪宗，儿子是昏君武宗，他是两个昏君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首先，在即位以后的第五天，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丁未日，他一举而贬逐了妖人礼部右侍郎李孜省、万贵妃的弟弟都督万喜、揽权的太监梁芳。

其后，他罢免了宪宗所不依手续而任用的“传奉官“、通政使任杰等两千多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几人，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几人；也斥逐了无耻的大学士万安，罢免了阿附万安的尹直，选拔了徐溥与刘健二人入阁。

刘吉却被留用，此人在弘治五年八月告老，继任的是邱濬，邱濬在八年二月病故，继邱濬之任的是李东阳，增加一个谢迁。 徐溥、刘健、邱濬、李东阳、谢迁，都是贤相。

六部尚书，除了兵部余子俊以外，孝宗也在即位以后的一两年间都换了人。曾经因弹劾万安而失职的王恕，被召来京师，担任吏部尚书。其他四部是：户部，李敏；礼部，耿裕；刑部，何乔新；工部，贾俊，这六人都够得上称为“一时之选”。兵部余子俊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由马文升“回任”。马文升曾经从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二十一年九月，担任过这个职务，被挤到南京去，当“南京兵部尚书”。孝宗于即位不久，便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把他召回来，担任“左都御史”。

继马文升的左都御史之任的，是屠滽。屠滽于弘治四年二月生病，由白昂继任。白昂在六年八月转任刑部尚书，屠滽官复原职。屠滽于九年二月转任吏部尚书，其后的历届左都御史，是闵珪、侣锺、戴珊等人。这些人，也都是很好的。中央政府到了孝宗之时，面目一新。各省的大吏也颇有更动。全国上下，充满了朝气。

孝宗本人，年纪虽轻，却很有章法，一意求好，而并无急躁、轻信、易改等等青年人常有的毛病。这确是明朝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倘若没有他，而宪宗之后接着便是武宗，则小人必然依旧盘踞要津，贤人依旧放逐在外，国家的大局真是不堪设想。 可憾的是，他寿命太短。

七六、弘治贤相

徐溥是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及第(状元)，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太常卿、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孝宗叫他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不久加礼部尚书衔，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

他为人“凝重有度”。凝，是有含蓄；重，是厚重，不轻浮；有度，是有权衡，能包容。这些美德，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宰相。然而，他并不仅如汉朝三公之坐而论道，在消极的意义上“守正”而已，遇到该争的事他未尝不争。钦天监的革职监正李华，会看风水，替皇后的父亲张峦选择坟地，孝宗把李华官复原职，他(徐溥)上疏反对，请孝宗收回成命。孝宗命词臣撰《三清乐章》，他说“设祀五常，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这两件事，孝宗均因他反对而作罢。孝宗而且因此召见阁臣，共同处理章奏。阁臣自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和皇帝交谈的机会了。

徐溥在内阁十二年。刘健等人和他同心协力。刘健是洛阳人，天顺四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修撰、少詹事，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其后也屡屡加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于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之时，继为“首辅”(所谓“首辅”，便是名次列在最先的大学士。明朝从洪武十三年起，在礼制上不设宰相，首辅云云并非正式的官名。)他为人刚强，与徐溥的性格不同，却相得益彰。他对孝宗敢于犯颜直谏，知无不言，孝宗对他“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孝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周氏(英宗之妃，宪宗之母)，当年于万贵妃多方迫害孝宗生母纪氏之时，保护养育孝宗，因此而于即位以后对她十分孝顺，她和孝宗的嫡母王皇太后均喜欢佛老两教，孝宗为了她们而命令所谓“灌顶国师”设坛，命令宦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刘健对这两件事，坚决表示反对。孝宗又曾经叫词臣写一篇《释迦哑塔像赞》，派人在朝阳门外造“延寿塔”，下诏升道士杜永祺等为“真人”。这三件事，刘健也反对。结果，这几件事统统作罢。

最重要的一件，关系国家安危的是：孝宗在弘冶十七年听了宦官苗逵的话，想对“小王子”达延汗御驾亲征，倘不是刘健与兵部尚书刘大夏力谏，明朝几乎再吃一次“土木之变”的亏。

谢迁是余姚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及第，历官翰林院修撰、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讲学七，在弘治八年入阁，升詹事。十一年二月，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他见事明敏，长于口才，然而并不“恃才傲物”，在担任讲官之时，每逢进讲的前夕，“必正衣冠，习诵”，细细地准备一番。和他同在内阁的刘健、李东阳，各有所长，刘长于决断，李长于谋略，他周旋其间，侃侃而谈，使得刘李二人的考虑得以面面俱到。当时朝中的积弊已深，例如“御马监”的“龙骧四卫”，由于不归兵部统辖，吃空额，造假帐，成为惯例。孝宗想下诏旨申禁，谢迁便说，“虚言设禁无益”，必须命令主管的单位一一列举各种弊端，明白严定条规，犯了条规的必杀。

李东阳是茶陵人，天顺十八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侍讲学士、太常少卿，与谢迁同一年入阁，其后加官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勤政爱民，与刘健、谢迁相同。所不同的，是他既长于谋略，文章又特别好。他在弘治十七年奉旨去山东曲阜祭孔了，回京之时，上疏一道，藉机会向孝宗进言，痛陈人民疾苦。这一篇写得极好，一时京内京外，纷纷传诵。我们在今天仍应一读：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呰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

“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戚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系，闸河官吏万不惊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终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七七、弘治能臣

弘治年间的六部尚书，前后共有二十五人：吏部：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

户部：李敏、叶淇、周经、侣锺、秦纮、韩文。

礼部：周洪谟、耿裕、倪岳、徐琼、傅翰、张昇。

兵部：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

刑部：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

工部：贾俊、刘璋、徐贯、曾鉴。

在这二十五人里面，除了屠滽、徐琼、白昂、徐贯以外，其余的二十一人皆在《明师》有传。其中比较差劲的，惟有周洪谟而已。周是宪宗遗留下来的礼部尚书，到了弘治元年十月便退休了。

建树最多，是王恕、李敏、马文升、刘大夏、何乔新、贾俊、曾鉴。

王恕是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历官大理寺左评事、左寺副、扬州知府、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阳荆襄，巡抚河南，升左副都御史，内调为刑部右侍郎，外调以本官总督河道，转任南京户部左侍郎，又以右都御史巡抚云南，改任南京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改任南京兵部尚书，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于成化二十年复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被孝宗召回京师，任为吏部尚书。次月，加官太子少保。

他在巡抚南阳荆襄之时，帮助了白圭打平“大盗刘通”；在总督河道之时，疏浚了高邮湖与邵伯湖，修理了雷公塘、陈公塘与勾城塘的水闸；巡抚云南之时，对镇守中官钱能一点也不客气，一连参了钱能很多次，“直声动天下”；在巡抚南畿(南直隶，江苏安徽两省)之时，以常州的羡米(积馀的税粮)六万石代补当地人民所缴的夏税的不足之数，又用其他各府的盐钞积余之数，“补”了六百万贯(？)。南畿有些地区这时候有水灾，他奏准宪宗，豁免了秋粮六十万石。宦官王敬，带了一个妖人王臣，到南畿来采买“药物珍玩”，又叫苏州的秀才抄写妖书(炼丹术之类)，并且诬控了常州知府孙仁，把孙仁抓下牢里。王恕上疏救孙仁，告王敬、王臣。结果王敬坐了牢，王臣被斩首，孙仁被释放。

他回任南京兵部尚书以后，又上疏救林俊。林俊是刑部员外郎，因反对妖僧继晓而下狱。王恕在疏中向宪亲说：“天地止一坛，祖宗止一庙，而佛至千余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数百家，费内帑且数十万。此舛也。俊言当，不宜罪。”结果林俊被打了若干棍，从轻发落。全国人心大快，流行了一句话：“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

王恕在孝宗朝中担任吏部尚书，从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到弘治六年五月。他悉心整饬吏治，在弘治六年一举而罢黜了全国大小官僚两千人左右。当时的大学士之一邱濬，颇不以为然，选了其中的九十人，请孝宗特旨保留。理由是，这九十人“非贪暴有显迹者”。孝宗准了邱濬的奏。王恕因此而一再辞职，孝宗准他退休。继任的耿裕、屠滽、马文升，均能遵守成规。

户部尚书李敏，是河南襄城人，进士出身，历官御史、巡抚、漕运总督。他在成化二十三年至弘治四年的户部任内，也作了不少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把北方的北畿(河北)、山西、陕西，这三省的夏秋两税，以银折粮，按照每石一两计算。山东、河南二省的输边之饷，亦已在他巡抚大同之时，实行了这个以银折粮的办法，省掉了公家的浮费，免除了运卒的劳苦。此外，他又请准了孝宗，把充公的罪人庄田，招老百姓承租，每亩收租银三分。他颇想把当时所有的在北畿的皇庄(皇家的庄田)一万二干八百顷，与勋戚及宦官的官庄三万三千一百多顷，一概革除皇庄的名目，斥逐鱼肉农民的“庄头”(管庄)，改为官田，招老百姓承租，每亩收租银三分；官庄由政府代收租银，转交田主。这一个建议，孝宗由于缺乏魄力，未肯接受。

继任的户部尚书叶淇，是山阳(淮安)人，干到弘治九年，改变了“盐商开中”的办法，准许盐商用银子交到京师的太仓库，代替米粮。这件事，利害参半。所谓“盐课”是增加了，但是边军所需要的粮食却受影响。本来，在明朝初年，边军有所谓“军屯”供应粮食，此时的军屯业已腐化。叶淇以后的户部尚书，周经、侣锺、秦纮，均想有所作为，可惜都斗不过外戚宦官的恶势力，整顿不了明朝的财政。外戚，是孝宗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与张延龄；宦官，以李广为最坏。孝宗对张皇后专爱，连带地也姑息了鹤龄、延龄，准他们滥请“官地”与民地为庄田，准他们擅请长芦场的盐引(运盐的执照)十七万引之多，每引只出价银五分，以致后来的“奸商”纷纷援例，请去了两淮的所谓“旧引”一百六十万引之多。这是孝宗一生，最令人惋惜的美中不足之处。两浙的盐引，孝宗也准许管织造的宦官，每年拨走五千引。李广在盐的方面所获得收人，传说有一万万两以上。他常常矫旨发表“传奉官”，接受文武百官的馈赠，使得孝宗的政府几乎重蹈宪宗的覆辙。孝宗以为他深通画符念咒与风水之术，听他的话，造毓秀亭在宫城内的厅岁山，却死了最小的一位公主；不久，太皇太后周氏所住的清宁宫又失了火，太皇太后大怒，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出事!”李广畏罪自杀，孝宗却颇想替他立一个祠堂，赐匾。大学士刘健竭力反对，才作为罢论。但是，孝宗仍隆重地祭了李广一番。

礼部的尚书，从弘治元年十月开始，到正德二年闰正月，先后为耿裕、倪岳、徐琼、博瀚、张昇。耿裕为人方正，劝孝宗驱逐番僧，孝宗虽则未能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却也只准一百八十二人留下，把成千的番僧逐走。倪岳于继任礼部尚书以前，先作了若干年礼部右侍郎与左侍郎，对明朝的制度典章十分熟悉。当了尚书以后，他奏准孝宗规定王府建筑的格式，不许僭越，略为纠正了当时朝野的奢侈之风。礼部奏陈“灾异”一向是每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倪岳把这些灾异按月按日排列，博引经史，让孝宗知道警惕。徐琼，不是一个正人，全靠与张皇后有亲戚关系，而获得了尚书的位置。傅瀚很好，但在任不到两年，于弘治十五年死在任上。张昇是成化五年的状元，他位卑职小，仅为詹事府庶子之时，便敢于上疏直指大学士刘吉之奸。当了礼部尚书以后，勇气不减当年，终于在孝宗死后斗不过刘瑾，在正德二年告老回家。

兵部的三位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厦，最了不起。关于余马二人，笔者已经写了专节介绍。余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马文升在兵部王持了十二年又八个月，到弘治四年十月转任吏部。刘大夏作到正德元年五月，退休。

马文升才兼文武，历任封疆，对当时兵政的症结，了然于胸中，颇想大有作为，虽由于明朝积弊已深，不能一一照他的理想去做，却也保住了边界，整饬了军队。达延汗对他无可奈何，吐鲁番侵略哈密，被他派遣许进、彭清等人申讨，予以膺惩。他对于培养民力，十分关心，劝孝宗节用薄税。

刘大夏也是出身进士，他在兵部先当小官，由职方主事(管地图等项工作的科员)做到郎中(司长)，被余子俊倚为左右手。其后，由于一时气愤，打了宦官阿九，被宪宗关下诏狱，几乎送命，为另一位(好的)宦官戴怀恩所救，罚打二十棍了事。再其后，历官福建参政，广东布政使，于弘治六年以有副都御史的官职，到河南治河。那时候，黄河在张秋镇决口。他先疏浚了贾鲁河，孙家渡与四府营的上流，分掉水势，然后又在胙城至徐州之间，造了三百六十里长的河堤。在明朝的历史之中，他是治河最成功的一人。孝宗升他为左副都御史，转户部左侍郎，又兼左佥都御史，到宣府整理兵饷。最后，于升任兵部尚书以前，被任命为“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

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施一番改革。他坦白地告诉孝宗，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孝宗大为惊讶，问他说：“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岁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孝宗又问他军人的情形。他说，“穷与民等。”孝宗说，“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他回答，“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

于是，孝宗下旨严禁军帅的侵克。

以前汪直所赖以跋扈的御马监，养着四个卫的“勇士”。这四卫的“虚额”最多，刘大夏便从这四卫下手，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的“织造”与“斋醮”。他向孝宗上疏痛陈“兵政十害”，把漕军、番上(轮流入京侍卫的兵)、边军，各方面的积弊一一报告。孝宗接受了他的很多建议。不过，凡是牵涉到权贵与近幸的，大都“留中”(搁在宫中，没有批示下来)。

他主张把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孝宗不肯。武宗即位以后，他参劾最贪残的几个镇守中官(在江西的董让，在苏州的刘琅，在陕两的刘云，在山东的朱云)，碰了武宗的大钉子，告老退休。

刑部的尚书是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何乔新是一个正人，不见容于刘吉，被刘吉的党羽御史邹鲁诬告受贿，而孝宗竟然准他辞职。这是孝宗糊涂的地方。彭韶也是一个正人，也是被刘吉挤走的。白昂在《明史》之中无传。闵珪敢于向孝宗犯颜直谏，执法不阿不苛，倒始终获得孝宗的优容，到了武宗正德二年才致仕还多。

工部的尚书是贾俊、刘璋、徐贯、曾鉴。贾俊很知道节用，也敢于反对当时动辄调用京军作工的陋例。他认为政府的大工程，应以修造仓库与城池为限。诸王的府第与坟墓，应由诸王就自己的收人担负费用的一半。过去，全部是由政府担负。刘璋继任，对贾俊颇能萧规曹随。徐贯在《明史》中无传。曾鉴的作风，与贾俊、刘璋相仿，也是一个替国家省钱的人。宫内的针工局，要招收“幼匠”一千名，他竭力反对，向孝宗说：尚衣监、军器局、司设监，都已经收了一千名匠人，兵仗局而且收了二千名，现在针工局又来援例，这样下去，“其流无已!”孝宗因此而只准针工局招收五百名。(其实，五百名依然太多。)孝宗在弘治十六年一度召还所有的“织造中官”，不久却又听了邓镕的话，恢复这些中官的织造使命。曾鉴拚命反对，孝宗才勉强减少了织造的名额三分之一。

七八、白沙先生

明朝由于太祖与马后注重教育，普设学校，读书的风气维持了二三百年，直至清兵入关为止。虽则留下的特别好的著作不多，却不足为病。大抵明朝的学者，努力于实践的多，致意于撰述的少。所撰述的也常常是发挥程朱的陈说，甚鲜新义，然而为学的要点本在于行。能够行，也就值得我们钦佩了。

成为明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的，除了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三人而外，似乎仅有陈献章与王守仁二人，这两人也不是离开躬行而空谈性理或其他的。徐光启介绍了西洋的学术到中国来，另树一帜，其言行一致亦不亚于陈王。

陈献章是广东省新会县白沙乡人，各方的学者尊称他为白沙先生。他是明宣宗、英宗，与孝宗时代的人，生于宣德三年，卒于弘治十三年(14281500年)，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四五百年，然而他一直影响了若干世代的中国学人。梁任公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任公先生说：“白沙方法，与程朱不同，与(陆)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敛身心，象山努力发扬志气，俱要努力。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又文兄说：“余因夙持实生主义者，初时虽非源出于先生之学，但自闻其‘洒然自得’、‘自得自乐’之教，及高吟其‘我得此生真得矣’之句，亦乐于自许为其五百年后之私淑弟了，良以吾心亦有所自得于其‘自得’也。”

白沙先生一生不曾做官，以教书为业，晚年被封疆大吏(总督朱英、布政使彭韵)逼着荐至京师。皇帝(孝宗)要他到吏部去“应试”，他上疏称病，终于被孝宗硬送了一个“翰林院检讨”的虚衔。他带着这虚衔还乡，仍旧作他的读书教书的事。

他不曾写过一部书，只是随时信笔写了若干首的诗，与若干篇的短文，后人把这些诗文凑合起来，刊行了《白沙子集》。学问，在他是一种“受用”。别人接受了他的教导，也“受用”无穷，他把自己放在大自然与人群之中，真是“无往而不自得”。后生小子一时摸不着入门的途径，他便教他们于“静中养出端倪”。有人批评他近于佛家的参禅，其实他的学说与禅大有分别。他是“有所得”的，弹是“无所得”的。在“主静”这一点上，他差不多是王守仁的先驱；所不同的是，他于程朱象山之间并无成见。

七九、武宗

武宗朱厚照，是孝宗的独子，为张皇后所生，年十五岁即位，在位十六年欠两月，咯血而死。享寿三十一岁。

此人投错了胎。倘若他生在老百姓的家中，可能张大门楣；倘若他生在勋戚之家，更可能立功边徼，加官进爵，可惜他贵为皇帝之子，又为皇帝的独子，不得不嗣位为皇帝，君临天下，却又耐不住深宫的形似拘囚的牛活，自恨发挥不了他的手格猛兽的勇力，与奔驰草原的骑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陡然作了皇帝，苦不堪言。大学士与六部尚书以及都御史、给事中，等等群臣的奏疏，所谈的都是枯燥无味、头绪纷繁的国家大事，牵涉到许多他从未见过面的人，许多他从未到过的地方，而且文字典雅深奥，又不加圈点。对于这些奏疏，他认为只有完全不理是最干脆的处理办法。群臣而且“迂腐”到硬要他天天读书、听讲，这些人哪有身边的几个宦官好？宦官在东宫侍候了他很多年，玩得很熟，而且他们懂得玩很多样的游戏，例如踢线毬，捉蟋蟀，赶兔子，唱戏，摔角，叫姑娘．逛窑子。

父亲孝宗留下的一批老臣，个个“讨厌”。最“可恶”的是户部尚书韩文，韩文在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叫户部的一个“小官”，郎中李梦阳，起草了一篇奏疏，纠合了若干大臣连名请求把八个他最亲信的宦官一网打尽。这八个宦官，是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这八人是他一刻也离不了的伴儿，倘若把他们都抓去杀了，叫他如何活得下去？

于是，他急得哭了起来。马永成等八人，也跪在他的周围，一齐大哭。哭了一阵，他决定摆出皇帝的威风，不仅不把这八人“明正典刑”，而且故意提拔其中的刘瑾为司礼监太监，任命马永成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

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因此而一齐辞职。刘瑾拿起笔来，便准了刘、谢二人的辞，留下一个李东阳。李东阳不再坚辞，自愿留在内阁里鬼混，可能是为了顾全大局，随时对武宗与刘瑾的胡作非为加以补救。刘、谢二人的遗缺，由焦芳与王鏊填充。焦芳是一个小人，王鏊是一个君子。王鏊是大臣公推的；焦芳却是刘瑾塞进来的。韩文被勒令退休。

刘瑾作了司礼监太监，又提督十二团营，于东西厂以外创设内厂，加上有焦芳在内阁和他狼狈为奸，便为所欲为。吏部的马文升与兵部的刘大夏，已经先被挤走。户部韩文，在焦芳入阁以后的一个月，被“削籍为民”。

从此，直至正德五年八月刘瑾事败被杀之时，武宗等于是把皇帝让给刘瑾做，刘瑾最喜欢叫群臣罚跪听他“宣旨”；更喜欢“收礼”。凡是在外镇守的中官，照例要每人送他一万两银子；中官是他的同辈，尚且如此，那些担任尚书、总督、巡抚的，可想而知。他把整个的明朝政府，变成贪污的政府。

老百姓在求生不得的高压之下，便向往于造反的人。于是大规模的民变于正德四年发生在湖北的沔阳，四川的保宁，江西的东乡、桃源洞(万年)、华林山(高安西北)、大帽山(寻邬东南)。这些乱子，闹了一年多。

皇帝的本家，住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在正德五年四月造起反来，杀了巡抚安惟学与来到宁夏勘查田亩的大理寺少卿周东(这两人本就该死)，发布檄文，以清君侧为名(当时的君侧，早已该清)。武宗与刘瑾慌忙请出了一位确能打仗的杨一清，作为“总制军务”，派太监张永为监军，到宁夏去抵御。所好，当地有一个游击将军仇钺．不等杨张二人兵到，已经把朱寘鐇抓了。 杨一清是云南安宁人，生长在湖南巴陵(岳阳)，在成化八年考中进士，由中书舍人官至陕西巡抚，被刘大夏保荐为“三边总制”，颇立战功，一度想建筑西段的长城，已经开工，被刘瑾从中破坏，作罢，而且被刘瑾诬控为贪污，下狱，靠李东阳、王鏊两人救了出来，告老家居。

这一次，杨一清有机会与太监张永共事，便说动了张永，叫张永解决刘瑾。张永原为刘瑾一伙，刘瑾得意以后，不买张永的帐，两人之间生了嫌隙。杨一清不单纯用大义感动张永，主要地是用“取刘瑾而代之”的一套说法。因此，张永果然在回京复命之时，就把刘瑾如何胡作非为，都告诉了武宗。事实上，刘瑾确也颇有“谋反”的倾向：“家”里私藏了玉玺、衮衣、弓弩，五百件穿宫牌；他所常用的两把扇子，都夹着有小匕首。

武宗大怒，下旨将刘瑾凌迟处死。这是正德五年八月间的事。

杨一清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次年正月，改为吏部尚书。他竭力整顿，举贤退不肖，朝廷面目一新，但是新不了多久，武宗又被一个钱宁与一个江彬迷了心窍。

钱宁是太监钱能的家奴，刘瑾的私人，武宗的干儿子，官居“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他专引诱武宗“微行”，又劝武宗建造了一所“豹房”，一座“西寺”，伙同一批番僧荒淫无度。此人而且暗中勾结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替宸濠请准了恢复“护卫”，使得宸濠有了可用以造反的兵。

宸濠在正德十四年造反不成，钱宁连带倒霉。出卖他的，是江彬。江彬本和他沆瀣一气，然而究竟是势利之交，未能持久。江彬把钱宁的种种不法，向武宗和盘托出。武宗将钱宁逮捕，抄钱宁的家，他家里竟有黄金十几万两，白银三千箱，胡椒几千石，玉带二千五百捆。后来，世宗即位，把钱宁从牢里提出来，凌退处死。

江彬是宣府人，原为蔚州卫指挥佥事，于正德六年被调来内地剿匪，脸上中了一箭，其后因钱宁而获武宗召见。武宗见到他的箭伤，便升他为指挥佥事，陪武宗在豹房顽耍，有时候也一同下棋。有一次，武宗想提老虎，几乎被老晓吃了，江彬上前，救了武宗的命，因此武宗对他更加喜欢，收他为干儿子，准他将宣府、大同、延绥、辽东四镇的边兵调来京师，成立“义子府四镇军”，由他统率，作威作福。武宗而且又在正德十二年听他的话，微服出居庸关，畅游塞外，征歌选色，与北元的入侵之军遭遇，损了几百名官兵，只杀死对方十六人。

武宗不以损失了几百名官兵为耻，而以杀死对方十六人为荣，不惜以天子之尊，自拜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改名朱寿；拜江彬为“威武副将军”。

正德十二年正月，武宗回京，在京内住了十四夭，又溜去了宣府。这一次，不能顽个畅快，因为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宪宗之妻)在二月间病故，他不能不回来主持丧事。但是到了七月间，他又和江彬溜去了宣府。这一次，他由宣府而太同，而榆林，而绥德，再经偏关回到太原，下旨封自己为“镇国公”。敕文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屡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江彬，被封为“平虏伯”。 次年(正德十四年)二月，他才从大同回京。又下敕给吏部，说“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四个月以后，宁王朱宸濠造反，江彬又怂恿武宗藉此大举南征，到江南去选美。

宁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南昌造反，第四天攻下九江，向东进攻安庆。王守仁从吉安向北打，在七月二十日袭得南昌，宸濠回师遇伏，在二十六日被王守仁活捉于新建县西北的樵舍镇。

武宗在八月二十二日由京师出发，二十六日到达涿州，接到王守仁的捷报，秘而不宣，继续南下，于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扬州。在扬州，江彬“遍刷寡妇处女”，供武宗享乐。“遍刷”，是“一个不留”。遍刷了二十四天，武宗和江彬才渡江去南京。到了南京，昏君奸臣又游荡了八个多月，才在十五年闰八月懒洋洋地启程北返。

在北返的中途，他们停留在清江浦，忽然想当渔夫。武宗自己单独驾了一条小船去捉鱼，翻了船，泡在水中，被侍卫救起。虽则是救起了，却因受寒太甚，得了重病。

十月间，到达通州，江彬仍想叫武宗暂不回京，扶病北出长城，到宣府去抵御小王子。然而武宗病得太厉害，只好回京。回京以后，武宗挨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咯血而亡。 他一死，江彬失了靠山，被大学上杨廷和奏请皇太后张氏(孝宗之妻)，召进宫中，予以逮捕。世宗即位以后，下旨将江彬凌迟处死，家产充公。他的家产，除了各项珍宝以外，有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

和江彬党的神周(姓神名周)、李琮，以及江彬的儿子江勋、江杰、江鳌、江熙，同时皆被斩首。另一个同党许泰，也遭了同样的命运。神周、李琮、许泰，都是武宗的干儿子，与江彬、钱宁一样，也都曾赐姓朱。(许泰于武宗南征之时，充任“威武副将军”。)杨廷和是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所官翰林院检讨、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大学士、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尚书，于正德二年八月入为文渊阁大学士，其后转为[京师]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又改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再改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最后于正德七年十二月李东阳告老退休之时，代李东阳为“首辅”。 他的作风，与李东阳相彷佛，混在小人之群，虚与委蛇，随时就能力所及，对国事稍加补救。武宗去世之时，他认为机会难得，便说服了当时的司礼太监魏彬，联络皇太后张氏，把江彬等人解决。

武宗不曾生下儿子，杨廷和坚持以世宗入继大统，获得张皇太后同意，全国转危为安。世宗朱厚熜是与武宗血统最近的一个堂弟，为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杭之子。

八○、阳明先生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早岁筑室于阳明洞读书，因此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尊称为阳明先生。

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自己是弘治十二年的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北京]吏部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以原官兼抚江西，南京兵部尚书；世宗嘉靖六年，以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嘉靖七年病故，享寿五十七岁。

阳明先生虽则是典型文人，却颇能用兵，而且善骑善射。在巡抚南赣之时，他肃清了大帽山的詹师富，桶冈的谢志山，浰头的池仲容，费时仅有一年(从正德十二年正月到十三年正月)，平了数十年的“巨寇”。宁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六月造反，声势浩大，一举而占九江南康，攻安庆，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阳明先生那时候已经奉命去福建勘查叛军，行至中途丰城，听到消息，很迅速地回到吉安，檄调了八万兵，袭占宸濠的根据地南昌，迎击宸濠于黄家渡，八字脑，樵舍，于宸濠造反的第三十五天将宸濠活捉。

立了如此的大功，阳明先生的处境反而更加困难。武宗自己已经以自封的“威武大将军”名义，带了威武副将军、干儿子朱泰(许泰)，浩浩荡荡，御驾亲征。武宗在走到涿州之时，接到王守仁的捷报，秘不发表，仍旧继续向南进发。副将军朱泰与太监张忠，带了若干万“边军”与若干万“京军”在前面走，一直开到南昌，似乎以为宸濠仍在南昌一样。

王守仁带了宸濠，想迎接武宗，献俘，却不敢去。因为，武宗根本还没有承认他已捉得了宸濠。王守仁只得来个迂回，由江西到浙江，顺富春江而下，到了钱塘，找太监张永。张永曾经听杨一清的话，除了刘瑾，王守仁认为在太监之中，只有张永可以去碰一碰面。果然，张永对他表示好感，他就把宸濠交给张永，请他代献给武宗，自己转回江西任所。

恰好，这时候朝廷叫他“兼抚江西”，他便去南昌，与那已经开到了南昌的朱泰、张忠打交道。朱泰与张忠质问他“宸濠的金银珍宝，到了哪里击了？”他回答：“早就花光，运到京师送给若干要人了，有底帐可查。”朱张二人听到了“底账”二字，心里明白，便不再追问。

武宗叫阳明先生重新递上一张报捷的奏表，里面强调“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且加进武宗左右的若干小人的姓名，说他们有功。

武宗死后、世宗即位，才发表阳明先生为南京兵部尚书，阳明先生不肯到任，请求回家乡省亲。到了这一年(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世宗又封阳明先生为“新建伯”。次年二月，阳明先生丁父忧，退居家乡。

他在家乡一住便是六年，朝廷对他十分冷淡。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杨廷和对兵部尚书王琼有意见，认为阳明先生是王琼的人。(当年保荐他充任南赣巡抚的，是王琼。)到了嘉靖六年，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二人造反，朝廷这才任命阳明先生以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筹兼巡抚，对卢苏、王受用兵。阳明先生到任以后，不费一兵一卒，将这两人招降，安抚了两人的兵卒七万。思田两州的善后事宜，他也处置得很妥当断藤峡的瑶民，占据着三百多里的地域，“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造反了几十年。阳明先生出其不意，把瑶洞瑶寨一一“削平”。为了这一件事，阳明先生几乎获罪。原因是，吏部尚书桂萼对大学士刘璁有意见，以为阳明先生只肯听刘璁的话，不肯听他桂萼的话。(他曾经暗示阳明先生去打交阯，阳明先生不肯。)于是，他就向朝中的诸大臣说：“王守仁把不该招降的(卢苏、王受)招降了，把不该征讨的(瑶民)征讨了。”

这时候，阳明先生已经病得很厉害，一面上疏请求辞职回乡“省亲”，一面把公事交给在身边的郧阳巡抚林富，请林富代理，不等到朝廷准辞便启程东归。

这最后一点，确是阳明先生的错。于是，虽则他走得不多远，便病故在南安，桂萼却不饶他，振振有辞地参他一本，说他“擅离职守”。世宗很受桂萼的影响，叫廷臣公议对阳明先生死后的处分。桂萼却又作了好人，说阳明先生“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但是，他又说：“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桂萼的结论是：“宜禁邪说以正人心。”看样子，他是希望世宗把阳明先生的著作一概焚烧，毁板。

世宗根本不懂得桂萼所痛斥的，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也就未加理会，仅仅不让阳明先生的儿子袭继伯爵之位。

其后，穆宗追赠阳明先生为新建侯，准许阳明先生的子孙世袭伯爵。

神宗在万历十二年依照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以阳明先生、白沙先生，及胡居仁，从祀文庙。(另一位儒者薛瑄，已于隆庆二年由穆宗下旨从祀文庙，)阳明先生的事功，比起诸葛亮来，毫无逊色。他的德行与学问，可说是上追孔孟，与朱熹相比肩。

想详细研究他的思想，必须读他的全集(《王文成公全书》，明穆宗隆庆六年刻本，收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阳明先生是“诗礼家庭的宠儿”，幼年没有衣食之虞，加以天性豪迈，很想做世间“第一等事”，作世间第一等人。成年以后，接触到当时士夫夫的以程朱为道统的气氛，努力于“格物致知”。曾经用了七天功夫，“格”庭院前的竹子，格不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来，于是，在回到家乡以后，便住到阳明洞里去，出入于释老二氏(研究佛家与道家的书，并且打坐，导引)。那时候，他的年龄是三十一岁(弘治十五年)。他学仙学佛不到一年，由于割舍不了对祖母与父亲的孝心便毅然决然放弃了作仙作佛的想头，重行研究儒家的道理。

此后，他颇劝人“立志”。从弘治十八年起，便有人愿意执贽受教，使得他开始了二十三个年头的授徒讲学的生活。古语说，“教学相长”。他一面教人，一面也教了自己。

老天爷似乎也特别看中了他，送给他若干艰难，挫折，委屈，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无非是为了动他的心，忍他的性，补充他以他一向所尚未曾有的本事。武宗正德元年，他以兵部主事的资格上疏请求释放被刘瑾滥捕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余人。疏中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伏愿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末了一句之中的“改过”二字，稍许重了一些，使得武宗与刘瑾有藉口把阳明先生也关下了诏狱，打四十下棍子，贬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龙场是今灭修文县的县治，在当时还是个充满了“蛇魅魍魉，蛊毒瘴疠”，很不卫生的所在，居民也什九以上是苗胞，言语不通。全场连一座房子也没有。阳明先生到了那里，真是苦不堪言，却能慢慢地从苦中获得磨练，找到出路。他教导苗民识字读书，也教了他们架木盖屋。更重要的是，他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大道理。

这知行合一的大道理，发前人所未发，帮助了他自己后来为人为学，立功立德，也影响了几百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家及学人。

所谓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阳明先生的这种发明，在伦理的范围内容易讲得通。譬如，孔子说某人知礼，决不是说某人单单懂得条文，而是说某人在实践上合乎礼的要求。我们说，某人懂得了孝道，也是在说某人已经在行为上尽到了一个孝字。

阳明先生不仅是要人行善，也要人“不行不善”：“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自己]却[以为是]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阳明先生在江西平了宸濠之乱，几乎反而招祸，忧谗畏讥，在思想上多了一番磨练，才把“知行合一”的观念，发展为“致良知”的教训。“致良知”，是除去“不善的念”，也就是“去人欲’。去了人欲，天理自现。这天理，便是“良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良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然在常人不能胜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可见他对于《大学》一书之中“格物致知”四字的解释，与晦庵先生(朱熹)的迥不相同。晦庵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阳明先生似乎是把格字当作去字讲，物字当作欲望讲。关于理字，晦庵先生以为是“事物之理”，阳明先生则以为是“天理”也就是“良知”；“心即是理”，这便是朱王二家相异之处。

阳明先生因此而颇受朱派的人攻击，被批评为立异鸣高。他愤而抄集了晦庵先生晚年的若干话语，题为“朱子晚年定论”以证明他自己的思想与晦庵先生晚年的并无十分抵触之处。例如，晦庵先生在《答吕子约》的信中说：“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这样看来，朱王一家，形虽小异，实则大同。

八一、世宗

世宗朱厚熄，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是在位最久的两个之一。他在位四十五年，神宗在位四十七年。以享寿的长久而论，他也仅次于太祖成祖。他死时年已六十，太祖死时年七十一，成祖死时年六十五。

他生于湖北安陆，父亲兴献王朱祐杭的府邸之中。十三岁，袭封为王；十五岁，被迎到京师，入承大统。祖母，宪宗的贵妃邵氏，这时候还活着，眼睛已瞎，很高兴孙儿当了皇帝，把他从头顶到脚跟摸了一遍。他尊她为皇太后(应该称为“太皇太后”才对)，次年(嘉靖元年，1522年)，加号为“寿安皇太后”。她在当年的冬天病故。

世宗的母亲,兴献王的王妃蒋氏，被接了来，尊为“兴献皇后”。至于孝宗的皇后张氏，原已于武宗即位以后，尊称为“慈寿皇太后”，世宗再给她加上两个字：“昭圣慈寿皇太后”。此人死于嘉靖二十年。

武宗的皇后夏氏，在辈分上是世宗的堂嫂，被世宗尊为“庄肃皇后”。此人死于嘉靖十四年。

祖母与寡嫂，均不曾给世宗惹出若何麻烦。成为问题的，是伯母与母亲之间的地位的高下，连带地也牵涉到伯父孝宗与父亲兴献王之间的地位的高下。

这问题，在世宗即位以后的第六天便发生了。他下诏给群臣，共议如何尊崇本生的父母。大学士杨廷和引据汉哀帝与宋英宗的故事，认为世宗既已作了孝宗的嗣子，应称孝宗为“皇考”，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本生母为“皇叔母”。世宗懂不了这个大道理，说：“伯父母变成了父母，父母变成了叔父母，要换得这么多吗？”下旨叫群臣再议。

杨廷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多数的大臣也附和他，世宗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无可奈何。母亲蒋氏北来，中途留在通州，不肯进京，向人家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儿子，算作别人的儿子呢?”世宗在宫里也向孝宗的皇后张氏(昭圣慈寿皇太后)说：“我情愿回安陆，仍旧作一个兴王，皇帝的位置请您另找别人。”于是，礼部尚书毛澄商得杨廷和的同意，上疏请以“昭圣慈寿皇太后”的懿旨，尊兴献王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世亲觉得“兴献帝”与“兴献后”缺少了一个“皇”字，仍旧感到有点遗憾，但也只得姑且答应。到了嘉靖三年正月，终于把这个“皇”字加上。杨廷和便在加了“皇”字以后的次月，请求退休，获准。

杨廷和之因“议礼”而去，是世宗的极大损失。

杨廷和本人，也未免太固执了一些。兴献王只有世宗一个儿子，世宗改作了孝宗的儿子而称兴献王为叔父，岂不是弄得兴献王绝后？为了贪恋皇帝的位置，而使得父亲绝后，世宗的少年天真之心，如何能安。

话说回来，世宗一朝只有在杨廷和主政的头二年又九个月，有过几件好事。武宗刚死，杨廷和便以武宗的名义，颁布了一个遗诏：罢“威武营团练”，遣散边军回镇，在“威武大将军”的所谓“军门”办事的一切军官都伤令各归本卫，不许留在京城。武宗所经营的，不成体统的“皇店”一概关门，成千成百的番僧，少林寺僧，教坊的戏子婊子，以及专供游乐的南京“快马船”的船夫，与全国各地送来的美女，也一概遣散。而且停止了京城的若干不急之务的营造，送走了滞留在京城的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葡萄牙)等国的贡使。宣府行宫的所有金宝，也统统运回京城，存入内库。

除掉江彬的，是杨廷和。主持迎世宗入继大统的，也是杨廷和。

在世宗即位的前夕，杨廷和起草登极诏书，乘此机会，用世宗的名义大行改革：裁去了宫内与锦衣等卫的冗员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减免了各地方运往京师的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多石。

杨廷和去职以后，首席大学士的位置轮到费宏。费宏虽是一个正人，却没有杨廷和的魄力。费宏在嘉靖六年二月退休，老臣杨一清继为首辅，敢于和张璁、桂萼磨擦，胜得了桂萼，胜不了张璁。

张璁(其后改名“孚敬”)与桂萼始则朋比，继则相攻，俱不是好人。张璁当首辅，从嘉靖八年九月当到十四年四月，中间有一年半失位，地位被王守仁(阳明先生)的学生方献夫占了去。

嘉靖十四年四月以后，二十三年八月以前，当首辅的先后为李时、夏言、翟銮，这三人都好，但是都不能怎样挽救世宗的日趋下流。

再其后，当政的便是人奸臣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严嵩是首席大学士，严世蕃在名义上是太常卿，在事实上是幕后的宰相。世宗一直沉沦下去，到死。

死前，在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竟然有力量杀掉严世蕃泄愤。愤是泄了，明朝的天下已经被他的几十年的昏愦贪横的统治，弄得空虚得只剩下一个躯壳。明朝竟然没有立刻结束，又拖了近八十年，确是奇迹。

世宗生最大的兴趣，不是国家，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生命。他希望长生不老老，成仙。

最初引诱他走上这条路的是“暖殿太监”崔文。那时候，是嘉靖二年，他的年纪才有十七岁，他实在只是贪看“打醮”的热闹而已。顽了一个月左右，抵不住绐事中郑一鹏的苦谏，也就“暂停”。

次年，他又顽起这把戏来，特旨召龙虎山的道士邵元节来京，晤谈之下，对邵元节大为佩服。他叫邵元节求雨，求雪，均很灵验。本来，雨到了该来的时候，大概虽不求也迟早要来的。雪，也是如此。邵元节因此而受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宫、显灵宫、灵济宫三个道教的庙宇，“总领道教”。

过了二年，邵元节更加得宠，获赐紫衣玉带，赏建“真人府”，拨校尉四十人，供真人府洒扫，加赐庄田三十顷，免租免税，外给禄米每年一百石。邵元节感恩图报，自愿为世宗打醮求子。 果然，到了嘉靖十五年以后，世宗便一连生了几个儿子。邵元节的功劳，在世宗看来，确是太大。他的官阶，被升至一品，挂上“礼部尚书”的虚衔。不过，邵元节福薄，当这空头尚书当到嘉靖十八年便死。

继邵元节之任的，姓陶名仲文，原为八九品的小官(当过辽东的库大使)，和邵元节是朋友，也会画符念咒，能够“除妖”，“治痘”，预言火灾。世宗先封他为“神霄保国高士”，不久便升他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世宗有一次想听他的话，把政务交给太子以“监国”的名义处理，自己静居修炼，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被世宗廷杖杖死。

陶仲文于两个年头之中，平步青云，升到“少保，兼礼部尚书”。其后，再升为少傅，而仍兼少保。又其后，升为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以一人而兼为“三少”，在明朝或任何一朝的历史之中仅他一人，他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正如邵元节一样，也没有成仙。

但是，嘉靖帝始终执谜不悟，尤其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受了宫婢杨金英的刺激以后。杨金英乘他睡得很熟之时，用绳子套在他的颈子上打了一个结，使得他昏了很久才被救活。从此，他便搬到“西苑”里去住，不和任何妃子或宫女见面，也不和严嵩以外的任何文武大臣见面，只和几个道士与宦官打交道，更谈不上视朝听政了。严嵩之所以“得君甚专”，也全靠和道士们勾结在一起。说来奇怪，严嵩后来在嘉靖四十一年倒霉，却也是倒在一个道士蓝道行之手。倘若没有蓝道行利用扶乩的机会接近世宗，向世宗说严嵩是奸臣，仅仅有御史邹应龙的弹劾，世宗未必肯听。

严嵩虽则倒霉，一时不过是罢斥回多而已，未曾被杀。他的爪牙满朝满宫，很快地反告蓝道行一状，说蓝道行“怙宠招权”，于是蓝道行就被捕下狱，死在狱里。毕竟道士斗不过奸臣。

其他的道士，皆没有蓝道行那么傻。例如钱柱观的蓝田玉，见到严嵩业已罢斥，却仍肯把所画的符箓送给严嵩，让严嵩献给世宗讨好。结果，严嵩虽讨不到多少好，蓝田玉因此有了机会被召进京，向世宗表演“召鹤”之术。(实际上，这些鹤可能是蓝田玉早就养畜着，训练好了的。)蓝田玉不该于召鹤得宠以后，又假传圣旨征取各地水银，准备用水银炼出丹来，献给世宗吞眼。大学士徐阶向世宗说：“水银服不得，假传圣旨的罪太大，更不能不办。”这蓝田玉于是便以假传圣旨的罪名，下狱，处斩。(嘉靖四十四年的事。)徐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继严嵩而为首辅的。他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很会做官：出身是嘉靖二年的探花(一甲第三名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接察使司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礼部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他为人颇知是非，却有本事与小人周旋，不甚遭忌，又懂得迎合皇帝的癖好，把献给神仙的“青词”写得很好。

他在嘉靖三十一年以东阁大学士的名义入阁，在严嵩的下面挨了十年，挨到严嵩下台，才升为首辅。作了首辅以后，他便施展出一番作为．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五年稍许有点像样。 世宗对徐阶的信任，超过当年对于严嵩，公事多半听徐阶安排。在私生活的方面，世宗一如往昔，拜神，吃药，求长生不老，终于吃药吃得太多，不治而死。

世宗之死，给了徐阶一个起草遗诏的机会。假传活着的皇帝的圣旨，叫做矫诏，罪很大，假传死了的皇帝的圣旨，叫做奉命颁布遗诏，不仅无罪，而且可以立功。于是，徐阶便依照杨廷和替武宗颁遗诏的榜样，一举而把王金、申世文等五个妖人关下诏狱，判以死罪。所有的设斋打醮、造庙、造宫殿、取珠宝、织绸缎等等不急之务，一概停止。凡是自从世宗即位以来，因争议大礼(是否应该追尊兴献王为帝为皇，称孝宗为父亲或伯父，替兴献王立庙，搬走孝宗的牌位，腾出地方来安置世亲的孝烈皇后方氏)、或争议大狱(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首张实一案)，而被拘囚或判罪的，一概释放。

八二、兵的演变

嘉靖年间的内忧外患，相当严重。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兵变。至于白莲教、“套寇”、倭寇，似乎还是次要的。国家少不了军队，军队的内部溃烂，危险之至。

军队之所以溃烂，原因很多。就制度而言，明太祖的军民分籍，解决了一时的财政困难，而不足以奠定长治久安。把人民分为两种，以其一种担负全部军事任务，另一种完全不担负军事任务，根本是不合理。

其有军籍的人，又分为两种：军官与兵士，两种都有军田，两种都是世袭。军官世袭，变成了贵族；兵士世袭，变成了农奴。作为世袭贵族的军官，生活太有保障，一代一代地懒惰下去，很像清朝的八旗子弟。作为世袭农奴的兵士，终身听人驱使，前途毫无希望，能逃的逃，不能逃的也一代一代地混日子，不知有国家，更不会爱长官。

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明朝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四年的历史。所打的硬仗，寥寥可数。太祖打了几次，成祖打了几次，都没有元明之际对陈友谅的战争那样激烈。成祖以后，只是边疆上对北元常有小规模的接触(土木之变，死的人虽多而不配称为战争)，在内地对苗人、瑶人等有过几次行动而已。王守仁打宸濠，也算不上怎样大的战争。

太平久了，武器会生锈，军官与兵士也会生锈。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由盛而衰的关键。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找仗打，可能弄得民穷财尽，大损国力；反过来说，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敷衍，弄得将不像将，兵不像兵，将与兵都毫无作战经验，也未尝不是自种祸根。

明朝政治的绝症，是太监当国，从宣宗的时候起，直至崇祯帝即位，表面上的大官是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实际上的大官，在中央是司礼太监，御马监太监，东厂、西厂、内厂的提督太监，在各省各重要地点，则是所谓“镇守中官”。尤其要不得的，是军队中有所谓“监军太监”。这些太监，总而言之，都是只知道要钱。好的固然有，但百不得一。

总督与巡抚的地位，在镇守中官之下。“总兵官”在明朝初年，相当于整个战役的“总司令”；中叶以后，由于逐渐添设了总督、巡抚，与镇守中官，就缩低为一个单位的部队长(以至于到了清朝只是一镇的指挥官而已)。总兵官丧失了统辖部队的全权，照顾不了兵，也就管不了兵；上边的总督、巡抚，以及高而至于兵部尚书、五军都督府都督，也都照顾不了兵，管不了兵。兵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管，怎能不变？

明朝属于军籍的兵额，不为不多。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全国有三百二十九卫，与六十五个独立的所。平均每卫有五千六百人，每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包括军官在内。合计起来，该有官兵一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人。其后，卫与独立所的数目均逐渐增加，到了明朝末年，共有四百九十三个卫，三百五十九个独立的所。倘若这些卫所，皆达到平均的员额标准，便一共该有官兵三百一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人。

在孝宗弘治年间，依照兵部侍郎李孟旸的说法，全国官兵的总额，是“二百七十余万”。

这二百七十余万官兵，分散在全国各地，能打仗的极少。其中有一部分，只是虚额，有额无兵。额之所以变虚，或是由于“绝嗣”：老兵死了，不曾留下儿子；或是由于逃亡。逃亡的，照例由主管的人行文“跟捕”(到家里或其所逃亡之处捕捉本人)，或“勾捕”(捕捉本人的儿子或兄弟)。也是额已成虚，而主管的人不向上边陈报以便吞吃的，叫做“隐占”。

最初，军官取兵士当勤务兵(仆役)，政府限定指挥、同知、佥事只能取四人，千户只能取三人，百户与镇抚只能取二人。其后，所有的兵都变成了军官的勤务兵。各级衙门遇有什么运粮等差使，都调动兵士去作工。最后，不仅军官与文官可以使唤他们，连一个秀才也可以使唤他们了。

平时，各级军官注意于操练的极少。甚至有一年两年不下操的。到了战时，这些兵怎能作战?

笼统言之，淮河以南的各卫各所都失掉了军事作用。“京军”略胜一筹，比较可靠的是“边军”。

京军在景泰以前，分作“三大营”：即所谓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五军营是“五军都督府”所直辖的京师及京师外围各地的卫所的兵，加上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轮流调来京师的“番上军”。三千营，原由降附的三千个蒙古人所构成，全为骑兵，其后也不限于蒙古人了。神机营全用火器，相当于北洋时代的各处军阀的所谓“手枪队”；所不同的是，武器并非手枪，而是铳子。

景泰年间，于谦选用上述三个单位的精锐十万人，成立十个新的营，称为“团营”，由于认真操练而作战能力颇强。于谦也从河南等处招募了很多壮士。不属于军籍的这些壮士，是否也纳入了团营之中，待考。

景泰以后，团营时废时复。营数也扩充到十二万。然而其逐渐腐化与沦落为奴工，正与“老家”(三大营)相同。

“边军”，在原则上是散布在北边各地的卫所的兵。事实上，即使没有虚额，这些卫所的兵也不足以捍卫边疆，虽则他们在体质上较之内地的兵优良，究竟人数太少，不敷分配。

明朝初年，河套尚未被北元侵占，北边边疆上只有四个镇：辽东(辽阳)、宣府(宣化)、大同、延绥(延安绥德)。其后，增设蓟州、宁夏、甘肃、偏头关(简称偏关)、固原五个镇。一共是九个镇，称为“九边”。九边之中的所谓“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设了“三边总制”。三边总制的衙门设在固原。

九个镇，各设总兵官一人(简称总兵)。各镇所统辖的卫所的兵额，有多有少，平均是十万人左右。实际上的人数，那就大成问题。以宣府为倒，在洪武年间确有十万，到了武宗正德年间便只有六万六千九百多人。而且，在这不足七万的人数之中，倒有一半不是来自卫所的正规军，而是所谓“土兵”与所谓“募兵”。土兵，其实也是募兵，“土’的意思，指“本地”而言。边郡之有“土兵”，始自宪宗成化二年。在此以前，政府不过是准许边地居民自备军械，自行组织以各保乡里而已，政府不出饷，这些类似乡勇的队伍也没有受调到别处作战的义务。

明朝之有“募兵”，以补军籍兵源之不足，严格说来，不是从景泰年间于谦招募壮士之时开始，而是从英宗复辟以后正统二年开始。英宗下旨，招募各地的“军余”(军籍人家的多余子弟)与“民壮”(民籍的壮丁)，每人给布两匹，月粮四斗。陕西一省，应募的有四千二百人。

从孝宗弘治二年开始，明朝有了所谓“佥兵”。佥兵不是募兵，而近于“征兵”。有七八百个里以上的州县每里佥五人为兵，五百个里以上的每里佥四人，三百个里以上的每里佥三人，一百里以上的每里佥二人。对这些“佥兵”政府不给月粮，只在调遣的时候给以“行粮”。被佥为兵的人，如果有钱而不愿意服役，可以出钱，交由政府募人代役。于是本来可以作得好的新的兵役制度，又变质为一种新的税捐。

边疆的生活苦，本地的居民之应募为士兵的还可以勉强受得了，内地的募兵肯去的不多。每每走到半途，便开了小差。犯罪的，常有被“发往边卫为兵”的。这便是苦上加苦了。怀着一肚皮的委曲，如何打得了仗？

从军官到兵士，打仗只是虚应故事。成化年间以后，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便算是好军队，便有资格向朝廷报功领赏。多数的官与兵，虽则是身在边疆，却并无保卫边疆之意，只是按时领粮领饷，混混日子而已。粮饷发生问题，便要闹兵变。

粮饷二者之间，粮的问题比饷严重。原则上，边地卫所的粮，由屯垦的田地供给。然而，不够；必须由内地产粮的地方运去，政府所费很大。中盐法实施以后，商人始则输粟换盐，继则自行招工到近边之地开垦，就近纳粟以省运费，最后则因朝中的大官喜欢有银子经手，改叫商人缴银于库，再由政府代买粮食运边。这么一来，边军便常常有缺粮的恐怖。政府而且又常常折发现银代金，所定的折合比率低于当地的市价。

在嘉靖以前，也有闹兵变的，规模不大。嘉靖年间，却一闹再闹，闹了五次大的兵变，其中有四次是在边地。

第一次，嘉靖元年正月，驻在甘州的兵领粮食代金，请求巡抚许铭提高折合的比率。许铭不肯，这些兵就一闹而杀了许铭。总兵官李隆一向与许铭有意见，因此就犯了在幕后鼓动的嫌疑。朝廷派陈九畴继任巡抚，负责查办这件事。陈九畴参了李隆一本，李隆被捕，斩首。

第二次，嘉靖三年八月，驻在大同的兵恨巡抚张文锦与参将贾鉴，待他们太苛，督责他们造五个新的堡垒，又叫他们住到这些堡垒里去，他们便一闹而杀掉张文锦与贾鉴。并且把前任的总兵官朱振从监牢里放出来，奉为首领，占据了府城，对抗朝廷派去平乱的“京军”。朝廷叫蔡天佑继任巡抚，又叫朱振官复原职，接现任总兵官苗勇的事。这件事闹到次年春天才告平息，斩杀了乱兵首领三十几人。

第三次，嘉靖十二年十月，驻在大同的兵，因总兵官李瑾督责他们挖濠，太急，一闹而杀了李瑾与千户张钦，从监狱里放出前任参将黄镇，指挥马昇、杨麟，奉为首领。朝廷派了杨源清去打，无功。

其后，马昇、杨麟二人不愿意造反到底，杀了黄镇，对朝廷效忠，乱子才告平息。

第四次，嘉靖十四年三月，驻在辽东的兵，因巡抚吕经把每个“正军”所带的余丁从三名减为一名，又收回了正军所领的牧地(每人五十亩)，大闹，把吕经捉了，关起来，向朝廷告状。朝廷召回吕经，贬谪为兵，派巡按御史曾铣去查办。曾铣毫不客气，捕了几十个乱兵领袖，斩首示众。(正军所带的“余丁”，是伙夫马弁之类，也是军籍人家抽调出来的。)第五次，嘉靖三十九年二月，驻在南京的(募兵)振武营，因为到期领不到饷，春粮(不论有无子女一律每月八斗)全被取捎，照例应有的每年二次以银五钱代粮一石，又被减为一次，大闹，杀了总督粮储的侍郎黄懋官。守备太监何绶允许犒赏他们十万两银子，另一侍郎李遂颁发免死券给他们，风潮才算结束。结束了以后，李遂提了二十五名兵变的首领，报告朝廷，朝廷叫把这二十五人只杀三人，事实上所指定的三人于诏书到达之时已经死在牢里。

八三、达延汗

在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时，北元对明朝的威协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关键，全在于丢了河套。英宗土木之变，使得“京军”的精锐化归乌有；复辟以后，元气始终未复。到了天顺六年，翁牛特部的部长毛里孩等人，便先后进出于河套(绥远黄河南岸，今天的鄂尔多斯各旗所在地)；其后，在宪宗成化五年，来了以后便不肯走。

王越在成化九年，突袭北元各首领留在红盐池的妇孺老弱，使得他们一时稍存顾忌。然而，未出十年，河套又成了蒙古人的牧地。

余子俊在成化十年所筑成的边墙，保障了今日的陕北。但是它的功用，是帮助守，不是帮助攻。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余子俊可谓尽了最善的努力。

北元的达延汗在成化十五年即位，年方五岁，国事掌握在他所接收的“太太”，亦即满都鲁可汗的寡妇之手。夫“妇’二人以太太娘家土默特部的兵为主力，对瓦剌作殊死战，战到成化二十一年瓦剌的领袖亦思马因去世，才获得胜利。

三年以后，明孝宗弘治元年，达延汗遣使与孝宗通好，自称“大元大可汗”。达延汗的“达延”二字便是这“大元”二字的讹译。明廷在答报的文书上，只肯称他为“伯颜·猛可王”。

《黄金史》与《蒙古源流》，均说他的父亲的名字是“巴延·蒙古”，而他自己是“巴图.蒙古”。是不是这两种史料有误，或明廷“父冠子戴”，待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弘治元年和明廷建立友好关系的，是达延汗，而不是他的父亲孛罗忽。孛罗忽被逐于满都鲁可汗，是在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孛罗忽之为永谢布人所杀，是在成化十五年或其以前。

达延汗对明孝宗翻脸，是在弘治十四年。有一位火筛，邀了他，“大入延绥”。到了弘治十七年，两国一度言归于好。明廷准许他按照弘治十一年的例子，派遣二千名贡使来(据《明实录》，是年三月壬午日条)。

次年，达延汗在正月间围攻宁夏的灵州，打进花马池，劫掠韦州、环县，又占了清水营。其后，转而东向，横扫内蒙，在五月间到了宣府，饱掠一顿．又回师西向，骚扰大同。

明廷派去抵御他的主帅，正如在弘治十四年的一样，是朱晖。监军是宦官苗逵。朱苗二人只会报功领赏，保举亲戚朋友部下，不会打仗。上次杀了十五个敌人，保举了二百一十个官，这次杀了八十几个敌人，保举了一千五百六十三个官。

达延汗在弘治十八年的正月劫掠宁夏，五月劫掠宣府大同，十月又回到甘肃。他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唐朝设在黄河北岸的三个受降城(东边在托克托，中间的在五原，西边的在临河)，久已成为废墟。明朝的所谓九边，除了辽阳、宁夏以外，其余七个皆在长城之南，以守待攻，分散了兵力，丧失了主动。而且这七镇的总兵官只有“延绥”的一个驻节于长城边子上的榆林，别的都驻节于离开长城有相当距离的“安全所在”。

达延汗于明孝宗之时，藉着对明友好，赢得了充分时间，把蒙古各部一一征服，也胁从了一向最忠于明的朵颜三卫，与远在松花江与辽河之间的若干蒙古部落。

因此，他在明武宗之时，便能以全力对明侵扰，极占上风。明武宗在位十六年，差不多每年均有边患。本来，达延汗在弘治十四年曾经放弃河套，把套内的蒙古人带走。现在他又把一万户的蒙古人于正德德六年带进套内长住，称为鄂尔多斯部，与绥北的土默特部的一万户，与察中及热南的永谢布部的一万户，合称“右翼”，交给第三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管辖，封巴尔苏·博罗得为副王(济农，即《明史》上的“吉囊”。明朝官史误以吉囊两字为人名。)左翼也有三个万户，由他自己直接统率。这三个万户，是察北的察哈尔部，热东的兀良哈部，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喀尔喀部。

外蒙古的户数不详，人民也分作三部，称为车臣部、土谢图部、札萨克图部，都交给另一个儿子(可能是第八个)格埒森札管辖。

他如此措施，为的是防免子孙因争夺汗位而内哄。事实上，他给蒙古建立下一个维持了几百年的封建制度。游牧的部落，由于得到了固定的活动范围，开始和_土地发生关系，渐渐地生了根。

到了明世宗之时，达延汗的江山久已坐稳，对明朝的进攻也较前更加猛烈。前后死在他刀下的明朝军官，有指挥使殷隆，都指挥王纲，参将王经，参将关山，指挥赵源。

他死于嘉靖十二年。继他而作为入侵明边的北元首领，是“吉囊”与吉囊的儿子俺答。

八四、俺答

达延汗的长子图噜·博罗得，死得很早。次子乌鲁斯·博罗得为仇人伊巴里(亦不剌)所害。三子阿尔苏·博罗得便是《明史》上的“吉囊”，被谷应泰误认为俺答的父亲。

俺答的父亲是达延汗的第四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此人勇敢善战，受封为右翼三个万户之长，赐号济农，《明实录》与《明史》，以为他的名字便是所谓“吉囊”。吉囊比不上达延汗，对明军作战有胜也有败：他的军队杀了指挥赵镗、参将张国辅、都指挥周冕、指挥周岐、参将郑东，却也一再败于王效、梁震、任杰、鲁纲、姜奭、刘天和、周尚文、赵卿等人之手。

吉囊驰骋于明朝北疆之上，前后有八九年，从嘉靖十二年到嘉蜻二十年。

他的长子，叫做衮·毕里克，袭位为济农，在《明史》中被称为“吉能”。次子阿勒坦．比吉能厉害，在《明史》与《明实录》之中被称为“俺答”。俺答是明朝的劲敌：一度在嘉靖二十九年兵临京师(北京)城下，饱掠而去。另一次，在嘉靖二十一年，进雁门关，捣穿了山西省，兵锋及于太原、潞安、沁州，襄垣，长子、临汾。风驰电掣，很像后来的多尔衮与阿巴泰，使得山西的人民吃了很大的苦，也使得明朝的朝廷大官相顾失色。

俺答的其他活动，和这两次入侵比起来，反而箅不了什么了。石州(灵石)、朔州、宣府、大同、宁夏(银河)、延绥(榆林)、松子岭、清平、怀仁川、灵邱、广昌、广武、古北口、蓟州、土木堡、万全、隆庆，都被他占领过；其中以大同遭殃的次数为最多。其次，是宣府。明朝重要军官之死于他的军队之手的，单就世穆二宗的本纪所标出的而论，计有：总兵官四人——张达、李涞、岳懋、郭江。 副总兵二人——林椿、郭都。

参将六人一一张世忠、史略、冯恩、赵倾葵、李光启、崔世荣。 指挥二人——顾相、董旸。

指挥佥事一人——王恭。

游击四人——高极、张宏、董国忠、梁平。

守备四人——张文瀚、鲁承恩、祁谋、韩尚忠。

俺答在最后受封，与明廷言归于好，是在穆宗隆庆年间，张居正当国之时。

张居正于穆宗隆庆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到了隆庆二年十一月，便有宣府总兵官马芳，连败俺答于长水海子及鞍子山的胜利。次年正月，大同总兵官赵岢又大败俺答于弘赐堡。四年四月，俺答攻大同与宣府，均被马芳与赵岢挡住。 半年以后，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带了部下阿力哥等十人，到大同来投降。巡抚方逢对予以接受，报告总督王祟古。王崇古向明廷建议，封把汉那吉以官爵，让俺答知道，如果俺答肯归顺，便叫他把赵全等九个汉奸捆了送过来；如果俺答不肯归顺，便说要杀他的孙子把汉那吉，来恐吓他。

明廷批准王崇古的建议，封了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以下十人也分别封了千户等等官爵。

把汉那吉为什么离开了俺答，向明朝投降呢？因为，他的未婚妻“三娘子”被俺答霸占了去。论辈分，这三娘子还是俺答的外孙女呢。

在把汉那吉降明受封以后，俺答约集了各部人马，大举压境，见到明方有备，便派了一个使者来见王崇古，王崇古也派了一个翻译官鲍崇德去答拜，把归顺的利与不归顺的害，向他说明。

俺答听了，很高兴。他向鲍祟德说：“我本不想作乱，是赵全等人教我的。倘若皇帝封我为王，镇守北方的各个部落，有谁再敢作乱呢？我死了以后，我的孙子继位受封，衣食仰给予中国，也不会忘恩背德的。”

王崇古把交涉的经过报告明廷，同时也提出具体的封赏与贡市的办法。明廷照王崇古的办法实行，于隆庆五年三月封俺答为“顺义王”，他的部下与儿子等人，如昆都力哈(老把都)、黄台吉、宾兔台吉等十人，那木儿台吉等十九人，打儿汉台吉等十八人，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恰台吉等二人，都分别授了官爵。昆黄二人，授为都督同知，宾兔等授为指挥同知，那木儿等授为指挥佥事，打儿汉等授为正千户，阿拜等授为副千户，恰台吉等授为百户。到了秋天，俺答的哥哥吉能，也被授为都督同知。

赵全等九个汉奸，都已经在隆庆四年十二月被俺答捆了送来，斩首。把汉那吉也被明廷送给俺答；祖孙二人晤面以后亲爱如旧。

入贡的办法是，每年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许六十人进京，其余的只准留在边境等候。所贡的马，每年以五百匹为限，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给予马价，准许贡使以所得的马价购买缯布等项物品。互市的地点，除了陕西三边原有的以外，指定大同市场在左卫威远堡的边外，宣府的在张家口边外，山西在水泉营边外。互市的时期，定为每年以一个月为限。互市的物品，在蒙古人的一方，可用金、银、牛、马、皮张、马尾；汉人的一方可用绸缎、布匹、铁锅、铁釜。市场由明军五百人保护；蒙古兵可以驻三百人于市场之外。从此，俺答不再扰边。明朝的西北方得到安宁，直至他的另一孙儿撦力克之时。

八五、乞庆哈、力克、卜失兔

俺答在万历十年去世，他的儿子黄台吉继位，袭封为“顺义王”。“黄台吉”三个字，正如清朝顺治皇帝父亲皇太极的名字一样，是“皇太子”三个字的译音：从汉文译过去，又从蒙文译回来，走了样。黄台吉的本名，可能是“乞庆哈”。《明史·鞑靼传》说他在受封以后才改名为“乞庆哈”，可能是传闻之误。

乞庆哈在位三年而死。儿子撦力克袭封。三娘子于俺答死后，曾再嫁给乞庆哈；乞庆哈死后，又嫁给了撦力克。这是当地的风俗，并不足怪。她一向主张对明廷保持和平，明廷很感谢她，封她为“忠顺夫人”。

撦力克管不住自己的部下，包括他的一个孙儿卜失兔。他因事离开了河套之北，到西边去出巡。他的部下，在河套的庄秃赖，与他的孙儿卜失兔便骚扰起甘凉洮岷与西宁了。明神宗大怒，在万历十九年停止对撦力克的赏赐与互市。八个年头以后，明神宗才对他恢复了赏赐与互市。

撦力克在万所三十五年去世，诸部各不相下。到了万历四十一年，明廷才封卜失免为继任的顺义王。这时候，卜失兔已经对明廷表示服从，而且娶得了三娘子为妻。

三娘子嫁了卜失兔不久，使因老病而与世长辞。

卜失兔虽则受封为顺义王，而仍无统驭诸部的力量。他仅能驻牧于山西大同之北，割据一方。到了崇祯元年，东边的博迪一系君主所统辖的蒙古人，在林丹呼图克图的指挥之下向西发展，把卜失兔及其直属部落击溃。卜失兔逃奔到河套以内(黄河以南)苟延残喘。

他在何年去世，由何人继位，《明史》并无交代。蒙古人自己的史料《黄金史》与《蒙古源流》，也没有交代。我们仅仅知道，在他以后，不再有什么“顺义王”而已。

他的父亲是谁，我们也无从查考。其实，他是不是撦力克的孙儿，也是问题，只是《明史.鞑靼传》作了如此记载而已。

他可能是撦力克的儿子，或兄弟，或堂兄弟。总而言之，史无明文。

从俺答到卜失兔，均不是整个北元的正统君主。正统君主是博迪、达赉孙、图们、布延、林丹呼图克图；亦即《明史》上的卜赤、打来孙、土蛮、白言台周、虎墩兔。

八六、图们可汗

达延汗死时，由于长子图噜·博罗得先死，图的儿子博迪·阿拉克(卜赤)年幼，整个北元的领导权落入达延汗的第四个儿子，亦即俺答的父亲巴尔苏·博罗得之手，虽则巴仅是一个济农(“吉囊”，副王)而已。

博迪.阿拉克成年以后，就可汗之位。然而他所能控制的，只限于左翼(东边)的三个万户；作可汗也只是作了四年。

他的儿子库登可汗达赉孙(打来孙)，据《明史·鞑靼传》说，本来驻牧于宣府塞外(张家口的北边)，因为畏惧俺答的兼并而向更东的地区移动，移动到辽河上游，收福余(扶余)杂部。这就与泰宁及朵颜二部接壤了。

达赍孙在位九年。死后，他的儿子图们可汗，给了明廷以极多的麻烦，从嘉靖三十七年闹起，一直闹到了万历初年。明廷的君臣称他为“土蛮”。

最厉害的一次，是在隆庆元年。他在九月二十一日穿进长城，由蓟州转掠卢龙、昌黎，到了抚宁，才被总兵官李世忠挡了一阵。明廷宣布京师戒严，戒严到十月初五，他退出长城之时。 他同泰宁卫的部长速巴亥与炒花，朵颜卫的部长董狐狸与长昂，都连在一起。这泰宁与朵颜，加上福余，原是明成祖所设置的三个羁縻卫，称为“大宁三卫”，亦名“兀良哈三卫”，而讹称为“朵颜三卫”。朵颜位于热河东南，泰宁位于辽宁的西部，福余位于辽宁的北部。

图们可汗有两个弟弟，叫做大委正与小委正；一个叔父，叫做黑石炭；两个堂兄弟，叫做煖兔与拱兔。这五个人，都是很活动的分子。图们可汗的儿子也有好几位，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卜言台周，便是其后的布延可汗。

在明神宗万历初年，图们可汗闹得最凶。明廷幸亏有李成梁与戚继光，才守住了东北边疆。否则，便会在万历三年失掉沈阳，在万历四年失掉锦州义州，在万所五年失掉耀州，在万历七年失掉海州(海城)，在万历八年失掉松山杏山，在万历九年失掉广宁(北镇)或辽阳。

速巴亥在万历十年于义州镇夷堡之战，死在李成梁部下的参将李平胡与苍头李有名之手。

图们可汗死于万历二十年。到了万历二十五年之时，他的儿子布延可汗(卜言台周)与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对垒，用埋伏击杀了李如松。

八七、林丹·呼图克图

布延可汗的儿子，林丹.呼图克图，被明人称为虎墩兔。他即可汗之位，在万历二十七年，去世于崇祯七年。关于他的事，我们不妨现在一口气地说下去，论次序，原应等到说了嘉靖隆庆年间其他的事以后。

“呼图克图”这个名词，原意是活佛。(林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正如俺答在其晚年一样。)明人省掉了“林丹”二字本名，而把“呼图克图”缩成了“虎墩兔”，可谓匪夷所思。这还算是客气的呢。普通，在官方文书上，只称北元的君臣人民为“虏”。虏这样，虏那样，不写出对方君主或将帅的名字，不仅蒙胞读了会生反感，我们汉人读了也觉得刺眼。这一方面，显出明人的小气；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人对北元的内情茫无所知。知己而不知彼，焉得不败?况且，明人连自己的国力与兵力也同样地不知！ 林丹·呼图克图给于明廷的打击，虽不如图们可汗之甚，却也够受。最凶的两次，似乎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与四十三年。在四十一年，他与泰宁卫的炒花“三犯辽东”；在四十三年．他“掠义州，攻大安堡，兵民死者甚众”。

林丹和明廷的关系，发生在万所四十七年。这一年，努尔哈赤灭了叶赫，杀掉叶赫的君主金台什。金台什的孙女是林丹的媳妇。于是，努尔哈赤与林丹之间也结了仇。明廷见到有机可乘，便拉拢林丹，给林丹四千两银子表示好感，请他联络炒花等人，与明方一致，共同对付努尔哈赤。次年，明光宗泰昌元年，银子加送到四万两。林丹也正式宣告，此后要帮助明，对付努尔哈赤的金(后金)。

泰昌四年，为了林丹的一个亲属歹青，被明方的边境人民杀了，银子增加到“每年”一万三千多两，称为“偿命银”。这一年，炒花为后金击溃，他的残部有一半都归入了林丹属下。

崇祯元年，林丹攻破了哈刺嗔(喀喇沁)，又攻破了卜失兔所统率的一部，与白言台吉所统率的一部，势力顿形庞大，便对明廷翻脸，向宣府大同之北的长城进攻，明廷把“赏银”增加到每年八万一千两，和他讲和。但是，次年他又“拥众至延绥红水滩，乞增赏，未遂，即纵掠塞外”。这一次，他被延绥的总兵官吴自勉赶走。不久，他竟然转到后金的一边，帮助皇太极攻打龙门。但是，他大吃后金的亏，后金不仅不领情，而且击破他的兵。崇祯六年，他撤出在热河的部众，向西逃。崇祯七年，他死在中途。崇祯八年，他的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在上都被后金的兵追到，只得投降，献出元顺帝当年从大都带走了的秦始皇帝的传国玺。

八八、倭寇

倭寇的入侵，在洪武年间便已开始，但到了嘉靖之时，才成为严重的祸患。

太祖称帝以前．便已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领了倭人来骚扰沿海。太祖在洪武二年三年，先后派了杨载与赵秩前往日本，质问当时的世袭宰相足利良怀。良怀派了一个和尚祖来，作为使臣，向太祖称臣纳贡，送还明台二州被掳去的男女七十余名。就在这一年，温州又来了倭寇。次年，海盐、澉浦，与福建的沿海几处地方，也来了倭寇。其后，良怀常常派人来进贡，太祖也常常拒收他的贡，倭寇也照样常常来，不过人数皆不甚多。太祖在洪武二十年命令周德兴与汤和在福建、浙江的沿海，造了几十座防倭的城，市置了六七万兵。倭寇敢来的，便较前更少了。

实际上，这些倭寇并非良怀所派遣，亦非良怀或他的世袭的宰相足利义满所能防止。割据各方的藩镇，想怎样便怎样。那不属于藩镇的“无主武士”(浪人)更是无拘无束的极端自由的分子。况且，所谓倭寇，有十分之七八是华人!

足利义满在晚年改名“道义”，复姓源(足利氏本为源氏的一支)。他在永乐元年向明成祖上表进贡，受到成祖的优礼。次年，他捕杀了对马台岐等岛的若干海盗，于水乐三年派使臣押了二十名解到南京。成祖不收，叫使臣将这二十人带回本国，自行治罪。使臣走到宁波，于上船以前，用蒸锅把这二十人活活蒸死。

永乐六年，源道义去世，成祖赐祭赐谥，而且封了他的儿子源义持为“日本国王”。虽则，当时以及其后，日本始终另有一个天皇，而源义持在本国的正式爵位不过是“征夷大将军”，这“大明日本国王”的封导，源义持却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源义持，正如他的父亲一样，仅能捕捉他力量所及的地区内的零星海盗，没有办法禁止其他的日本人到中国沿海作倭寇。在永乐十七年的时候，竟有几千个倭寇乘了二十条船开进辽东的王家山岛。这几千个倭寇不久便被刘荣击溃于樱桃园，杀了七百四十二名．活捉了八百五十七名。

宣宗即位以后，进贡的“日本国王”叫做源义教。宣宗把贡使随员的人数，由永乐年间的二百人放宽为三百人，贡船由二艘放宽为三艘。

源义教，也如同他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管不住倭寇。到了英宗正统四年五月，竞有装满了四十船的倭寇，来抢劫浙江沿海，攻破了两个千户所(台州的桃渚千户所，与宁波的大嵩千户所)，又攻破了一个卫(昌国卫，今天的定海县城)。

有些贡使及其随员，也渐渐染上了倭寇习气，夹带了十倍于贡品的私货，在中国市场卖出，换买中国商品回国。在卖私货与买商品的时候，每每很不客气，强卖强买，甚至抢了东西不给钱。他们人人均带有武器，船上的武器更多。遇到中国的官军，他们便拿出贡物，说出贡使或随员的身份，不遇到中国官军而有机可乘之时，他们就使用武器，为所欲为。

贡使随员的人教与船数，没有一次不超过三百人与三条船的限制。

在景泰四年的时候，临清地方的指挥使，为了劝阻贡使抢老百姓的东西，几乎被贡使当场打死。事情被报告到景帝那里，景帝主张宽大，不予深究。

英宗复辟以后，源义教的儿子源义政派了使臣来谢罪。但是，到了宪宗成化四年，源义政的贡使又在某一城市打人，把人打伤。

孝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高。源义高的贡使也在弘治九年闹事，在济宁杀人。孝宗发了睥气，下旨：此后日本的贡使只许有五十人进京，其余的都必须留在“舟次”。

武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澄。源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根本是一个中国人，姓朱名缟。依照法律，中国人私自通番，而且冒充番人，作番邦的使者，应该处死。这宋素卿送了刘瑾一千两黄金，逍遥自在。

世宗嘉靖二年，宋素卿又以贡使的身份来到宁波。另有一位贡使，叫做宗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日本人，比他先到。宋素卿说宗设是假贡使，宗设也说宋索卿是假贡使。

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人，太监赖恩，请他们二人吃饭，把宋素卿的座位排在宗设的上边。(原因是，赖恩已经收到了宋素卿的贿赂。)赖恩而且提前把宋素卿的货物验放。宗设气不过，动起武来，杀了和宋素卿同来的日本人瑞佐，追击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绍兴城的城边。从绍兴回宁波，沿途烧房子，抢东西，而且架走了指挥袁琎，偷了一条官船出海，扬长而去，浙江都指挥刘锦，带了兵去追，追到他，打了一阵，刘锦阵亡。

宋素卿逃到绍兴城内或城外附近的地方，不曾被宗设追着。后来，他被明廷的官吏抓住，治罪，死在牢里。

明廷通知日本的“国王”源义晴，叫他交出宗设来。源义晴办不到。于是，明廷便拒绝了源义晴的请贡，一直到了嘉靖十八年七月，贡使硕鼎来到宁波之时。硕鼎却被准许进京，于十九年二月到达，明廷仍一面叫他转达源义晴，把宗设押解来华，一面准日本恢复入贡，贡使随员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船只以三艘为限，贡期则以每十年一次为限。

没有等到十年，日本的贡使又在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到了宁波。这固然是日本不对，明廷的限制也根本太不合理。当时的皇帝与大官都不懂国际贸易对两国彼此均有好处，只是一味地想省事。于是，明廷振振有词地又拒绝了日本的贡，而且治了沿海文武将吏的罪，严禁老百姓与日本贡使交通。事实上，尽管禁令皇皇，老百姓之中有力量的仍旧和贡使暗暗交易。

十年一次的限期，在嘉靖二十八年轮到(是从嘉靖十八年算起的)。源义睛派了一位周良作贡使，于嘉靖二十七年秋冬之际到了宁波，带来六百名随员，分乘四条贡船，向地方官要求暂在宁波停泊，等候明年的贡期，地方官呈报中央，中央请示皇帝(世宗)。皇帝在十一月间下敕书，叫地方官勒令周良带领随员与贡船回国。周良只得怏怏而去。

次月，十二，便有了若干倭寇，大掠温州台州二府。这些倭寇，是否为周良的随员，史无明文。

周良在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又遵旨如限而来。巡抚朱纨替他请准，带一百名随员入京。到了京城以后，周良向明廷诉苦，说：贡船高大，原限的随员百人不够驾驶，必须有五百名才够；贡船原限三艘，但是沿途有海盗，必须再加一条船护航，因此才带了四条船来，并非敢于“违制”。

周良走了以后，巡抚朱纨杀了若干私行贸易的中国人。这些人，多数都极有钱，在朝廷中也有奥援。于是，朱纨被朝廷降为“巡视”，不久又被免职，而且背了若干洗不清的罪名，愤而自杀。

朱纨死后，他留下遗缺，“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有四个年头不曾补人，“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明廷在嘉靖三十一年复设浙江巡抚，以王忬充任。王忬的运气不好，在次年三月便遇到海盗汪直勾引倭寇，大举入侵的事。

汪血与宪宗时候的一位坏太监姓名相同。太监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的瑶人。这一个海盗汪直，是安徽徽州府歙县人。他亡命在海外很久，有海岛根据地，在日本也有家。他的养子叫汪滶，原姓毛，名海峰；是他的得力助手。和他一伙，而势力相伯仲的大海盗，另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汪直与他的同伙，以及真正的倭寇，一共集合了几百条船，“蔽海而至”。他们在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攻破昌国卫(定海县)。次月，骚扰太仓，攻破上海县城，抢掠江阴、乍浦。八月，抢掠金山卫、崇明、常熟、嘉定。

次年，嘉靖三十三年，他们在正月间从太仓进犯苏州，抢掠松江，转而北向，渡过长江，抢掠南通州、泰州。其后，又转而向南，再渡长江，于四月间破嘉善县城与崇明县城，再攻苏州，进了崇德县城。六月，从吴江出发，抢掠嘉兴，然后，屯扎在柘林镇。 明廷在沿海的卫所，久已“船敝伍虚”，无力作战，王忬所倚靠的只是一些渔船，与一些临时招募的兵，坐视汪直等几东驰西突，如入无人之境，而一筹莫展。

明廷把王忬调走，换了李天宠，加派兵部尚张经到浙江来“总督军务”。一时，汪直等人依旧横行无忌。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才在王江泾吃了张经与李天宠一个苦头，被杀了一千九百余人。

昏愤的明世宗，却又听信佞臣赵文华的话，颠倒功罪，把张经与李天宠逮捕下狱，改以周玧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周忬干了不过一个月，被杨宜所替代，杨宜干到三十五年二月，被胡宗宪所替代。胡宗宪的巡抚一缺，由阮鹗接充。

胡宗宪是安徽绩溪人，他人极聪明，懂得应付赵文华，也懂得迎合明世宗的癖好(例如：献白鹿)。他的打仗本事，很平常，却有一个极大的长处：知人，《明史》对他的批评很坏，其实，他能选拔出戚继光，而予以信任，使得戚继光终于替国家平定倭寇。功罪相较，他已经足够留名青史了。

在杨宜与胡宗先分任总管巡抚之时，倭寇横行无忌。有六七十个个人从抗州北边的新关镇，向西，抢掠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芜湖、太平府(当涂)、江宁镇、南京大安德门、夹冈、秣陵关、溧水、溧阳、宜兴、武进、尢锡的惠山、浒墅、杨林桥，才被明军剿灭，世是他们蹂躏了几千里，杀戮了几千老百姓。另外有一批，不到二百人，在浙江乐清登陆，抢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到了嵊县，才被消灭。这一批，走过的地方虽只有三个府，残害的老百姓之多，更甚于杭州新关镇的那一批。

胡宗宪当了总督以后，一面从山东、山西、河南、广西，调集强厚兵力；一面派遣间谍，分化倭寇的首领。这些首领，几乎完全是中国人。胡宗宪骗徐海，叫他捆送陈东和麻叶。徐海中计，果然就把陈麻二人捆了送来。于是，桐乡之围，不解自解。胡宗宪随即追击陈嘛二人的余党，毁掉他们扎在乍浦的巢穴。然后，胡宗宪又出其不意，包同徐海于平湖县的沈庄与梁庄，恶战七日，把徐海及其二千余众也完全杀了。这是嘉靖三十年五月到八月间的事。

胡宗宪派在沈庄与粱庄前线的指挥官，是俞大猷。俞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世袭百户，于嘉靖十四年参加“武会试”，中了武举，升为千户，守御金门，其后历官至苏松副总兵，于嘉靖三十三年在张经的指挥之下大破倭寇于王江径。又其后，他连胜倭寇于陆泾壩、三丈浦、莺脰湖、马迹山、茶山、老鹳嘴，在三十五年三月受任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归胡宗宪节制。

俞大猷于歼灭徐海一支的倭寇以后，奉命进剿在舟山群岛的倭寇老巢，获胜，被升至“都督同知”，仍以都督同知的官阶，充任“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戚继光这时候，是浙江的“宁绍台参将”。参将之上为副将，副将之上为总兵。

胡宗宪对于汪直，也用了一套权谋。汪直在倭寇首领之中，是最厉害的一个，绰号为“老船主”，所盘踞的大岛有五个之多。胡宗宪先把汪直的母亲与妻儿，从金华的牢里释放出来，养在杭州，然后派人向他劝降。汪直在原则上答应，要求胡宗宪派一位“贵官”当人质。胡宗宪便派遣一个官居“指挥”(比千户高一级)的夏正，到了汪直的岛上。果然，汪直把夏正留下，交给养子汪滶(毛海峰)，自己来见胡宗宪。胡宗宪招待他一番，叫他去见巡按御史王本固。王本固毫不客气，一见面，便立刻将汪直逮捕下狱。

汪直的养子汪滶(毛海峰)，听到消息，就把夏正“支解’(裂开四肢而死)，率领五百名死党占了[定海县西北的]岑港。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去打，打了一年多，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打到三十七年七月，打不下来。敌人从容不迫地离开岑港，移屯柯梅，到十一月造好若干艘船，搭上帆，扬长而去，去到福建，占住浯屿(在金门之南，大胆岛之西)。

胡宗宪被御史李瑚等一再弹劫。李瑚是福建人，和俞大猷同乡。胡宗宪怀疑俞大猷，以为俞供给了李以军情内幕，便奏上一本，说岑港之败，全由于俞大猷作战不力。于是，俞大猷被逮捕审问。不久，俞的好朋友陆炳私下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了一些钱，俞才被释放，派往大同，在巡抚李文进指挥之下戴罪立功。

本来，俞大猷早就在岑港之战未了以前，和戚继光、张四维都革了职(和清朝的所谓“革职留任”相同)，限一个月把岑港打下。岑港虽不曾如期打下下，过了几个月敌人溜走，俞戚二人也可算是有功，所以革了的职就复任。偏有御史李瑚等人一再弹劾胡宗宪，又恰巧李瑚是俞夫猷的同乡，因此俞大猷才仍旧倒霉。 戚继光的运气，也不比俞大献好多少，他祖籍安徽定远，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官至大宁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他自己嗣职以后，作过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佥事，负责“备倭”。调到浙江以后，升到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打岑港打不下来，革职留任；敌人走了以后，复职。但是，又有别股的倭寇在台州登了陆，他被给事中罗嘉宾参了一本，就真地丢了宫，在胡宗宪面前当了一名闲人。这是嘉靖三十八年七月的事。到了二十九年二月，他才又因胡宗宪的保荐，重新作了参将，防区改为台川、金华、严州。

他在赋闲的段时期，曾经被胡宗宪派往义乌县，帮助县知事赵大河选兵练兵。他见到义乌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认为他们是好材料，便决心把义乌人练成精兵。他说义乌人“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这骄气不难消除，所需要的只是严格的训练与军法而已。

义乌附近的东阳、金华、浦江各县，人民的性格大致与义乌人相同。

胡宗宪授权给他，招募义乌及其邻县的壮丁四千人。

戚继光把招募来的四千名“义乌兵”，带到台州，练成了一立劲旅：在编制、武器、战术、军法等等方面均有彻底的革新。编制方面，他以十二人为一队，比起明朝原有的兵制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火兵”(伙夫)。有了这“火兵”，全队的人走到某处，便可以在某处吃饭，也就可以住在某处了。平时行军，毋庸赶到城市，赶到乡镇村庄；战时更可随处扎营，行动自由得多。 每队有个队长，亦称旗总。四个队合成一哨，有哨长，亦称百总。四个哨合成一司，有把总。三个司，合成一营，有千总。五个营合成一军，有主将。这便是所谓“戚家军”的编制。

武器方面，他发明了“狼筅”，用以对付倭寇的倭刀。倭刀长大而锋利，每每一砍便可以砍掉明军的花枪杆子好几条。戚继光研究出来，用毛竹做花枪杆子，便不是倭刀所容易砍的了。而且，倘若把毛竹尖端，留下两三尺长的枝叶，更可以抵御倭刀。这尖端再加上刺刀，就成了戚继光的“新武器”。

每一个司，有百总所直接指挥的“火枪队”。每一个营，也有把总所直接指挥的“火炮队”。这也是过去明军普通部队中所没有的。

每一队兵，分作两组：每组五人，最前边的一人左于执“长牌”或“藤牌”，右手执短刀，第二人用狼筅，第三第四两人用加长的花枪，第五人用“钯叉”。全队的序列，是队长在前，两组纵列左右：这叫做“鸳鸯阵”。或是队长居中，两组横列左右，以钯叉压阵：这叫做“三才阵”。

队是作战的小单位。队长的责任，是向前冲。兵的责任是跟着他冲，保护他。队长不退，兵先退，或是队长前进，兵不进，以致队长阵亡，全队的兵皆斩。一队陷入重围，队长之上的哨长不下令救援，或同哨的其他三队的队长不依令去救援，则哨长或三队队长之违令的，也斩首不留。哨长是全哨之首，哨长不退而阵亡。所有的四个队长皆要斩首。扩而充之，哨长(百总)之上，统率叫个哨(一个司)的“把总”，以及把总之上，统率三个司(一个营)的千总，如因不退而阵亡，则把总之下的四个哨长(百总)，或千总之下的三个把总，皆要斩首。这叫做“连坐法”。

营之上的主将，统率五个营，分别称为左右前后中。进退之际，各营均按固定的左右前后中的次序。进退的号令，操于主将，一概不用口传，而用锣鼓。敲锣是退，敲鼓是进。听了锣声而不退，听了鼓声而不进，都要以抗令论，军法从事。

作战之时，某队有一人阵亡，但也获得了敌人首级一颗，免罚。兵士负伤的，有赏。倘若伤口是在背后，则不但没有赏，而且要罚。同袍之间，互抢敌人的首级或财物，可以由哨长以上的军官当场下令处死。，戚继光练兵，最重军法，然而他并非以军法为万能。他说：“威严不能自行永守，保无阻坏。而所以使威严之永行无阻坏者，恩与信也。”严厉的军法，可以化部队为机器，要推动这部机器，必须驭之以恩，励之以信。

他在受任为金严台三府的参将以后，便把这一支义乌兵带去台州，继续训练，留作御倭之用。倭寇一直到了嘉靖四十年四月才来，足足给了他以一年多的训练时间。

一小股的倭寇，在四月十九日登陆于奉化。奉化不是戚继光的防区，他偏要带领义乌兵去救。作用是，为了引诱倭寇的主力“乘虚”袭击台州。果然，就有了两千矮寇又在桃渚登陆，向着台州的方向杀人放火而来。戚继光得到消息，便从桐岩岭折回．于半天的时间急行了七十里，赶到台州城下，转向花街，迎击倭寇，倭寇排开了一字阵，被戚继光施展出鸳鸯阵，杀得两千名倭寇大败全输。

这一仗打完以后，又有两千名倭寇于四月底在宁海县的圻头登陆，向着台州府城而来，在五月初一日到达大田镇。戚继光也把义乌兵开到大田镇，两军对峙了一天半，倭寇在雨中溜走，企图经由仙居，袭攻处州(丽水)。戚继光也就转军向着仙居急进，抢先占了白水洋镇附近的上峰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这一仗，又挫了倭寇凶锋，却被逃出了主力，窜至白水洋多的朱宅。戚继光追到朱宅，将他们包围，杀光，只剩下三个活的，作为俘虏。

从此，倭寇不敢再向台州进犯。戚继光被朝廷升为“都指挥”。

这一年(嘉靖四十年)冬天，戚继光被调往江西，剿当地的“土匪”。他五战五胜，将“土匪”肃清，于次年三月回到浙江。

自从汪滶(毛海峰)的一股窜据福建金门的浯屿以后，便有一批一批的“新倭”涌到福建，攻破了寿宁、政和、宁德三个县城，与元钟一个千户所，靡烂了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兴化，这八个县的属境，而且扎了一个坚强的营垒在三都澳的横屿岛。

于是，在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又奉命到福建去作战。这时候，他的部队早已不止有二四千义乌兵了。他带了六千人去。胡宗宪又加拨了一千六百人，交由戴冲霄率领，归戚继光节制。戴冲霄的官阶，也是都指挥，与戚继光相等。

戚继光率领不足八千人的部队，于八月初六到达宁德，宁德这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他略事休息，便在初八日黎明以前，乘着潮退之时，命令三分之二的兵上，每人带一捆草，越过大陆与横屿之间，足有十里宽的沙滩上，突袭敌人最坚强的堡垒。这一仗，杀死倭寇六百多人，救出八百名以上的被倭寇拘囚的中国老百姓。其余的倭寇狼狈而逃，死在水里的极多。(朝廷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佥事。)戚继光转军南下，又在九月初一黎明以前对福清县的圯寨夜袭，杀尽那里在酣睡之中的七百多倭寇，当天，光复牛田镇，击溃倭寇五千人之多。不久以后，他进一步肃清倭寇在兴化县林墩镇的另一堡垒，斩了九百六十，俘了一千以上，救出二千一百名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

他见到大功告成，便收兵回浙。福建的文武官吏要留他，却留他不住。他的军官与兵士，经过了这几次的战役，虽则阵亡不多。仅有六十九名，但是伤残的与患病的，几乎已及全军的半数。他必须回浙，一面给伤病的官兵以疗养的充分时间，一面向胡宗宪请示，倘若福建仍需要他再去，可否增募若干兵丁。

不料，在他回到浙江之后，胡宗宪已经丢官被捕。罪名是阿附严嵩。(严嵩是在四十一年五月被免职的。胡宗宪被押解进京以后，一度被明世宗释放。其后，大概是在四十四年三月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被杀之时，他又因被御史汪汝正指为与严世蕃交道，关进牢狱，病死在牢里。)胡的总督一缺，并未补人。当时的巡抚已不是阮鹗，而是赵炳然。赵炳然并不因戚继光之曾经受知于胡宗宪，而对戚继光岐视。他准许戚继光增募新兵，也同意福建文武官吏之请戚再度入闽的要求。

事实上，自从戚离开福建以后，又有成万的新倭蜂拥而来。兴化府于十一月被攻陷，烧杀一空。各地的山寇(土匪)纷纷揭竿而起，与倭寇相勾结，打家劫寨，无恶不作。

明世宗下旨，调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又加派广东总兵刘显，到福建对兴化府城的倭寇会剿。

戚继光带领一万六千名新旧的募兵，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开拔，四月初八日路过建宁(建瓯)，十九日到达兴化前线。俞大猷与刘显也均已在那里了。戚继光地位低，不能指挥他们两人。但是，他已经迎了福建巡抚谭纶夹，作为俞戚刘三人之上的共同主帅。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谭纶下令，戚继光居中，刘显居左．俞大献居右，三军一齐发动，进攻兴化平海卫的渚头许家村赤崎山倭巢。戚军先到，击败倭寇的马队，与倭寇的步兵肉搏，登上赤崎山，进逼许家村。刘、俞两军从两翼包来，把许家村合围，这一仗，是自有倭患以来，最猛烈一次的战斗，斩杀了倭寇二千二百，释放了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三千。兴化城与各村镇余寇纷纷逃走。

明世宗接到捷报，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同知，派他作福建总兵官，调俞大猷为南赣总兵官。

于是，他留在福建，把闽南闽北的“山寇”以及沿海各地的零星倭寇，一一肃清。其中，较重要的一役，是在四十三年二月打垮包围仙游县城的倭寇一万多人，又连胜他们于王仓坪及漳浦县的蔡丕岭。从此，福建也不再有大批倭寇入侵之事了。

倭寇的目标移向广东。广东有一个大海盗，姓吴名平，一向与倭寇勾结，引狼入室，帮助倭寇劫掠福建与广东沿海的各县。

明世宗在四十三年把俞大猷从南赣调往广东，充任广东总兵官。到了四十四年秋天又叫戚继光去，与俞大猷会师，解决吴平。吴平这时候，已被戚继光在福建打得站不住脚，逃到南澳岛扎了营垒。

戚俞二人会师以后，一鼓攻下南澳岛，歼火了吴平部属一万余人，烧了他的几百条船。但是，吴平溜走。

吴平溜去了饶平，号召当地土匪，占住风凰山。俞大猷派部下的将官汤克宽去打，打了几仗，都打不赢。最后，又被吴平从凤凰山再溜了走，抢了渔船，出海而去，不知所终。

俞大猷因此而被革了广东总兵官之职。(后来，他擒斩了翁源的“巨匪”李亚元，才复了职，调任广西总兵官。)戚继光留在南澳岛一个短时期，防备倭寇或吴平再束。结果，不见他们来，便回到福建原防。事实上，福建也不再有多少倭寇敢来了。

到了穆宗隆庆二年，张居正感到北方吃紧，便把戚继光调到蓟州，以都督同知的原官阶，“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他在蓟州，又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那是后话。

八九、穆宗

穆宗朱载垕，是世宗八个儿于之中的第三个。

世宗的长子载基，是阎贵妃所生，生下了两个月，得病而死。次子载壑，是王贵妃所生，生于嘉靖五年，在嘉靖十八年被立为太子。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也得病而死。

穆宗生于嘉靖十六年，母亲是杜康妃。他和世宗的第四个儿子，卢靖妃所生的载圳，均于载壑被立为太子之时，同日受封为王。他被封为裕王，载圳被封为景王。世宗的四个别的儿子，都是生下不到一年便死。

世宗听信道士的话，以为自己命中克子，便在太子死后不仅迟迟未立太子．而且不与穆宗(裕王)和景王见面，叫他们搬出宫中，分别住在裕王府与景王府。穆宗比较浑厚，景王却野心勃勃，于言谈之间盼望越次被立为太子。世宗得到情报，就在嘉靖四十年命令景王离开京城，搬到湖北德安所谓“封地”去住。四年以后，景王在德安病死。然而，世宗依然不肯立穆宗为太子。

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自己去世之时，剩下的活的儿子只有穆宗一人。于是大臣们秉承“遗诏”，便立了穆宗、这时候，穆宗的年纪已有三十。

穆宗是一个贤君，可惜享祚不久，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便短命而死。

他即位之时，内阁的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这四位，都是正人。李春芳是扬州府兴化县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性情和平，操守廉洁。他竭力折冲于徐阶高拱之间，无甚效果，在隆庆五年辞职回家，侍奉双亲，享受天伦之乐。郭朴是安阳人，嘉靖十四年的进士，选庶吉士(翰林)，历官礼部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为人忠厚，被徐阶引人内阁，在感情上与高拱比较接近。高拱和徐阶合不来，他被卷入漩涡，却能见机而作，在隆庆元年九月便辞职回家，在家中颐养了二十几年，才死。

高拱是新郑人，中进士，选庶吉士，比郭朴晚六年，与郭朴同时入阁，也是徐阶所荐。他忠于谋国而度量不足，不能与徐阶始终合作。徐阶写世宗的遗诏，不和他商量，他怀恨。他因一件小事而被徐阶的一个同乡、官居给事中的华亭人胡应嘉所弹劾，又以为这胡应嘉是受了徐阶指使，一怒而使得胡应嘉被贬为民。因此之故，弹劾高拱的人更多，他只得在隆庆元年五月挂冠而去。两年七个月以后，他被召回内阁，兼掌吏部，到了隆庆六年六月，穆宗去世之时，他又因为和张居正不能协调，被神宗的嫡母与生母罢黜回家，郁郁而死。

九○、张居正

张居正是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他在十二岁时“进学”(当了秀才)，十六岁中举(当了举人)，二十三岁成为进士，选庶吉士，受教于徐阶。(那时候，徐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两年以后，散馆(毕业)，张居正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他当了编修七年，感觉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决然，称病辞职，回到家乡，种了半亩竹子，闭户读书。

读书又读了整整六年。他的父亲(张文明)“郁郁不乐，日见憔悴”，父亲向朋友说，“吾生平志愿未遂，望斯儿树立，用显吾祖。今顾若此，吾复何望!”

张居正只得又进京城，作官。这一次所作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高拱和他同事，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等于今日国立大学校长，司业等于是教务长。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阶写遗诏，邀张居正参加意见。次年，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谓六事，是：(1)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妻，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伏望皇上备乾纲之断，普离熙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3)重诏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5)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二月入阁，两个月以后就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加柱国”；几天以后，加“少傅”，改“建极殿大学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六月，穆亲去世。八月，加“左柱国”，改“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职，三年十二月再度入阁，六年六月被罢免。他被罢免以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直到万历十年六月病故之时。在这十个年头之中，他只有三个月(万万六年三月至六月)给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旧有人送到江陵，请他裁决。他的加官，由少师而改为太博，又由太傅而改为太师，均仍兼太于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他不曾被封为侯伯，因为叫朝的规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万历四年十月被改为太傅之时，已经被特许“俸如伯爵”。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粱、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倖，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上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池的家属就遭受奇锅。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是所谓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筴而他决不轻易换人。

在他执政的期间，六部尚书的更选很少：吏部——张瀚、方逢时、王国光。

户部一一王国光、殷正茂、张学颜。

礼部——万士和、马自强、潘晟。

兵部——谭纶、王崇占、方逢时。

刑部——王之诰、王崇古、刘应节、吴百朋、严清。

工部——朱衡、郭朝宾、李幼滋、曾省吾。

在这些尚书之中，只有张瀚一人是被免职的。王国光先任户部，后调吏部，马自强离任，是由于入阁。谭纶与吴百朋死在任上。殷正茂等所有的其余人，都是在告老退休之时，才去职的。

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先当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的总理，不久兼为蓟镇总兵官，差不多与张居正在内阁的时间相终始。(张居正入阁在隆庆元年二月，戚继光由闽北调，在隆庆二年五月，到了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又被调往广东。)倘若不是有张居正在朝中替戚继光撑腰，戚怎么样也干不到那么久，因此也就练不成守边的精兵，修不好沿边的“敌台”(小部队可以集中防守的堡垒)，发展不了“车战”的战术，挡不住最足以震撼京畿的土蛮，也就无法保得住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一大段长城内外的土地。

李成梁能久于其任在辽东，也全靠张居正对他信赖不疑。 李成梁是铁岭人，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积功升至辽东镇的险山参将。他因救援永平而由参将升为副总兵，是在隆庆元年，亦即张居正入阁以后，因击斩张摆失而进秩一等，是在隆庆三年，因辛爱大举入寇，需他抵御而由副总兵升为都督佥事、辽东总兵官，是在隆庆四年。

次年(隆庆五年)，他大胜土蛮，斩其部长二人，被升为都督同知，赏一子世荫千户。他在隆庆六年与万历元年，又连胜土蛮，于是又增秩二等。万历二年，他击斩建州都指挥王杲；三年，他击走土蛮于长勇堡，击走炒花、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煖兔、拱兔、堵剌儿等人的联军两万多于沈阳西北，张居正给他以“太子太保”的加官，增荫一子千户。万历四年，他再破黑石炭于大清堡，袭击土蛮于辽河之东。万历五年，他捣破速把亥与土蛮于劈山。他有这几项功劳，张居正更进一步，把他的加官由“太子太保”而升为“太保”，赏一子世荫铁岭卫的指挥使。 这一年(万历五年)的十二月，速把亥、土蛮、炒花、煖兔、拱兔、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等，又集合了三万人以上的联军，深入到耀州。李成梁一面留兵遏守，一面目已提兵出塞二百余里，直捣敌后的圜山，斩其部长九人，部兵八百四十，使得对方的联军不得不由耀州撤退。张居正于是也不惜爵赏，奏准神宗，封他为宁远伯。

万历七年，土蛮以四万骑来攻，屯聚在锦遄营。李成梁挡住了他。恰好，戚继光奉命率兵来救，土蛮又不得不撤退。避了不九，纠合了速把亥卷土重来。宣传即将分别攻取海州、锦州、义州。李成梁不理他们的宣传，率兵正面迎敌，又出塞二百多里，到了红土城，找他们打，打了一个胜仗。他们狼狈而散。

万历八年，李成梁两御“迤东都督”王兀堂于宽甸，连败土蛮于大凌河及锦州。

万历九年正月，李成梁大破土蛮、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煖免、拱兔、炒户花(炒花？)等人于塞外四百余里的袄郎兔。张居正增加他的伯爵岁禄，由八百石改为九百石。四月，黑石炭等深入辽阳，李成梁派副将曹箫迎敌，小胜，追击至长安堡，遭遇埋伏，大败，损失了千总陈鹏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张居正将曹箫逮捕下狱。十月，土蛮纠合了十万人以上围攻广宁(北镇)，攻不下来，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十三山驿、攻义州，都被李成粱击退。

万历十年二月，在张居正去世三个月后，速把亥进犯义州，被李成粱的参将李平胡射中而被苍头李有名斩首。神宗大喜，让李成粱往京师有一个“甲第”，加赏一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使。

张居正去世以后，李成梁继续镇守辽东，到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因贪利、行贿，掩败为功、杀民冒级等等恶行，被谏官一再弹劾而不得不辞职。倘若张居正尚在，他决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终，国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尔哈赤的养痈之患。他作战的能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后在万历二十九年东山再起，“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边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他，维持他，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已。

明朝正北的边疆，也就是沿着今天的长城，东段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了戚继光，高枕无忧。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绥宁夏，均由于王崇古在隆庆年间，赖有高拱张居正从中主持，而安抚了俺答和俺答的侄儿吉能，不仅在万历初年汉蒙相安无事，而且一直相安到明朝结束之时。

王崇古的功劳，不在戚继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他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安庆与汝宁二府知府，常(州)镇(江)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宁夏巡抚，陕甘宁总督(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于隆庆四年调任宣大山西总督(总督宣府、太同、山西军务)，毅然决然作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之事。俺答去了赵全所捧他的帝号而受封为顺义王，吉能受封为都督同知，俺答所筑的开化府改名为“归化”。王崇古奏准明廷，让汉蒙人民互市，一举而奠定了两族之间的和平与相互依存。他“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王崇古在万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军营，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书，五年四月，被调到兵部，继谭纶之缺。十月间，他告老退休，继王崇古宣大山总督之任的，是方逢时。其后，继他的兵部尚书之任的，也是方逢时。方逢时湖北嘉鱼人，与王崇古同年中进士，历官知县、郎中、知府、辽东巡抚，在隆庆四年调任大同巡抚。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他投降，他报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终于完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的大工作。王祟古内调以后，他在总督任上，颇能萧规曹随，功绩也不算小，其后，继王崇古作兵部尚书，作到了万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与广东的“罗旁瑶”。“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倚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留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斩杀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里，卤获了九十二只铜鼓，“占田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调兵遣将，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瑶”，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瑶人首领潘积善，投降了，“罗旁瑶”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把西山的一部分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活动，兵来则退，兵去又来。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伕子，二十万两银子，作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作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睥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穆宗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壩)，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彩，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宗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拮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司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殷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考。)田亩的数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办法变多；户的数字，即没有办法化一人为两人来变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为五干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所查出来的，是六千零六十九片_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这倒未必是因为有他当政，而人民立刻乐观，于短期内纷纷增加生育(或减少杀婴与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综核之下，经手调查的人不敢马虎从事。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个雍容大度，提纲挈领，对天子坐而论道，调理阴阳的人。下面各部门的麻烦的事，让下面的人去管。这样的宰相只适合于天下已定的太平时代。乱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后，迄于嘉靖年间的情形，就必须有张居正那样的一个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亲，才能拨乱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统，可见他不是不懂得分层负责的道理。他所不同于以前的托干大学士的，只在把“负责”二字做到名副其实。他自己负责，也要求下面的人负责。他不许六部的尚书分他的大权，老实不客气地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内阁，而内阁的负责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说得好，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掉丞相。太祖与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挥六部，确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资格。仁宗宣宗，能力虽差，幸有三杨在阁，仍旧办到了小康。此后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阁臣不如三杨，国事安得不坏！张居正断然确定内阁的地位，把太祖废相的失着补救了过来。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回下坡的老路。

他并未把六部的权力剥夺净尽。事实上，他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充分权力：命令各省的抚按(巡抚与巡按御史)，必须秉承六部。对御抚按，他也让他们有权督责各府州县。这样，全国上下各级衙门，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极短期间，完成极大改革，指挥灵活，运用自如，也全靠有了这个整体。

在内阁及其以次一层一层的各级衙门之间，公文的来往必须迅速。因此，他特别注意驿递(谷应泰所谓“邮传”)。去掉驿站方面的小腐败，在他，可谓牛刀小试，很快地便办到了。还有，公事经办人的故意拖延，改革起来就比较费事。所好，他有严刑重罚作为后盾。拖延以外，如诬报、虚报、瞒报、夸大其辞的妄报，等等，他都有办法查出来，弄得没有人敢欺骗他，蒙蔽他。谁能比得上他精明呢？

张居正办事严格，但对人并不苛酷。人有小过，他写一封私函加以规劝或申斥。有了大过，他才依法办理。他把赏罚看得很重要。没有赏罚，的确也办不了事。然而他一向是赏得重，罚得薄。

不讲道理的人，也未尝没有他们的所谓赏罚。张居正的赏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秉至公。他尊重明朝已有的考绩制度。而加以认真执行。京内之官六年一考，京外之官三年一考。过去，常常只是例行公事。他呢，毫不客气：特别好的升，好的留，不好的降，太不好的去。可是，他不像某些大官之以给人痛苦为乐。他在原则上，是让胜任的人久于其任。

胜任的人，却不易找。风气好，好人多；风气坏，好人少。在少数的好人之中，能办事的人更少。张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长。此人的短处，倘与所任之事无关，不必计较。

他勇于自任，而律己未尝不严。反对他的人，说他接受贿赂，说辽王朱宪火(节)被废之时，王府的金宝都被他吞了。神宗因此而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抄他的家，却只抄得了十万两左右的银子而已(他家里原本是盐商，有钱)。

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在世，大权在握，没有人奈何得了他。他一死，仇家对于他的家属，对于他的身后令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弄得他在死后的第一年官爵被“追夺”，在死后的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在家属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狱，长子张敬修被逼得自杀。 在他未死以前，便已有很多人想藉他丁忧而“夺情”(不去职)的一件事，造成轩然大波。其实，“夺情”是两位太后与神宗叫他如此，不许他因丁忧而沿例去职，要他留在任上办事。他自己未尝没有一再恳请去职“守制”。那时候，万历五年，他的改革的大事业刚刚作了一半；如果两位太后与神宗真让他走了，这大事业一定半途而废，明朝也决不会能够再撑上六十二年。反过来说，倘若在他死后，继起有人，像他一样地综核名实，替国家办事，明朝也不致于在六十二年以后便亡。

九一、神宗

神宗朱翊钧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享国最久，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有四十八个年头加一个月即位位之时，他仅有十岁，张居正去世之时，他已经是二十岁。在这十年之中，由于生母慈圣皇太后陈氏管教甚严，张居正大权独揽，司礼太监冯保又颇与太后及张居正合作，神宗除了读书以外，无所作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不好。

张居正一死，继任的首辅(首席大学士)先后为张四维与申时行。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当权以后，把冯保赶去南京，也把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挤走。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现已并入是县)人，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文章好，性情和顺，凭这两点，就很受张居正欣赏，被张居正提携进了内阁。于万历十一年四月接张四维的事，到十九年九月退休。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呢，是内外俱柔。万历一朝的政治之坏，此人的责任最大。第一，他把张居正的一套综核名实的办法，束之高阁。第二，他帮助神宗逃学，不反对神宗之“每遇讲期，多传免”，替神宗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讲义)来代替讲授，在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第三，他帮助神宗拒谏，“令诸曹(各衙门的官吏)建言，各及所司职掌，听其长(官)执而献之”。第四，他又教了神宗，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中”(留住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

这时候，神宗久已成年，虽则还没有抽上鸦片，却已懂得纵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所信任的太监，是坏过冯保若干倍的张诚；所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有一位大理寺的评事，姓雒，名于仁，忠心保国，准备一死，在万历十七年冬天写了一篇大文章，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献给神宗。这一篇大文章，字数不多，而一字一泪，针针见血：“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十个漂亮的小宦官)以启倖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币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贵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绌不申，赐缳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

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中，继续侃侃而谈：“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优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陛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神宗接到了雒于仁的这篇“酒色财气四箴”，不知如何是好，摆了十天，刚好是元旦，便在百官朝贺以后召见了申时行等人，口口声声声，说雒于仁冤枉了他，要把雒于仁严办。申时行建议，不必如此，因为传开来，老百姓一定会“信以为真”，最好是暂时置之不理，慢慢地叫大理寺卿把雒于仁赶走。果然，几天以后，雒于仁便称病请辞，被“斥为民”，了事。

申时行的如此作风，对雒于仁而言，可谓“保全善类”；对神宗而言，可谓“不忠”。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孛廷机、叶向高、方从哲，一共有九个人。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他私德颇好，为人倔强，和“言官”(御史和给事中)合不来，终于因力争册立太子，被神宗准许辞职，(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即未来的光宗，非郑贵妃所生，因此而迟迟未蒙册立。)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他入阁甚早(在万历十二年十二月)，中间丁忧了两年零三个月。当雒于仁几乎被神宗严办之时，他向神宗说：小官不会知道皇帝的饮食起居，规谏是我们辅弼大臣的事。“臣备位密匆，反缄默苟容，上亏圣明之誉，下陷庶僚蒙不测之威，臣罪打矣。尚可一日立于圣世哉!” 次年，万历十八年，他自己也向神宗明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在万历十九年九月升任首辅以后，他也和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神宗骂他“希名”。他说：“名非臣所敢希。顾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则名垂干载，没(死)有余荣。若徒犯颜触忌，抗争偾事，被谴罢归，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乱莫匡，可谓不希名之臣矣，国家奚赖焉？使臣弃名不顾，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九庙神灵必阴殛臣，岂特得罪于李献可诸臣已哉！”结果，神宗准他辞职。(李献可是礼科都给事中，在万历二十年正月因疏请“预教太子”，被斥为民。另有十人，因他而先后被贬被斥。)王家屏走了以后，赵志皋作了九个月首辅。次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五月王锡爵告老。然后，又由赵志皋作首辅，到二十九年九月病故之时为止。

赵志皋是浙江兰溪人，隆庆二年的状元。王锡爵是江苏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与申时行同榜)。王锡爵性情硬，不怕得罪神宗，却也只办成了一件事：说服神宗，在万历二十二年二月，让“元子”朱常洛“出阁”读书，礼节依太子出阁的旧例。赵志皋性情软，连一件事也不曾办到，只会请病假，不办公，其后真得了麻痹症，便连写奏疏请辞。他一共写了八十几次这样的奏疏，而神宗偏始终不准他辞，直到他死在任上为止。

赵志皋以后的沈一贯，是宁渡府鄞县人。在沈一贯手上，朱常洛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被册立为太子，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老福王，其后在南京即位的福王朱由崧，是这老福王的儿子)。除此以外，沈一贯也是一事无成。他而且爱钱、记仇，受楚王朱华奎之贿，又欲置异己的礼部侍郎郭正域于死地。

沈一贯在万历三十四年七月退休，继他为首辅的是朱赓。朱赓是浙江山阴(绍兴)人，这时候已经七十二岁，没有多大精力来纠正神宗的种种恶习。平均，他上疏十次，批下来的难有一次，他在三十六年十一月死在任上。

次一首辅，是福建福清人叶向高。叶向高捱到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也曾经写了若干慷慨激昂的奏疏，而神宗依然是“万事不理”。“六卿(六部尚书)止赵焕一人(原任刑部，后改吏部)，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全国的巡抚与巡按御史，尤其是各府州县的知事，缺了一半以上(职务均由别的官吏或不够资格的人署理)。叶向高向神宗说：“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御史与给事中)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叶向高的继任者。方从哲，生长京师，在籍贯上届于锦衣卫，远祖是浙江德清人。他也是科甲出身，当过国子监的祭酒(大学校长)，但生性胆小如鼠，贪禄恋位。遇到有神宗在上，刚好是昏君奸臣凑在一起，明朝的灭亡便注定了。

这时候，党争已经把朝廷弄得全无正人。方从哲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以后“独相”，直到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故，仅仅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至万历四十五年七月有一个吴道南在内阁里，陪陪他虚应故事。

神宗这时候越发荒唐。五十几个给事中，只剩下四个；一百多个御史，只剩下五个；六部的尚书侍郎也剩下四五个，都御史一缺仍旧虚悬，几干个大选、急选，与待补的教官，聚集在京的等候不到“凭”，上不了任，旅费用光，三餐不饱。神宗一概不管，方从哲在事实上也只是敷衍敷衍，想了事而一事不了。

努尔哈赤这时已经崛起，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打下抚顺，万历四十二年七月击溃杨镐，灭掉叶赫与哈达。明朝剩下一个孤忠耿耿的熊延弼，方从哲又用了了小人姚宗文，把熊廷弼挤走，因此而又丧失了辽阳。

神宗去世，光宗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即位，把叶向高召回内阁，九月，光宗去世，熹宗即位。方从哲挨到十二月，告老。

九二、三大案

明末的三大案是：梃击、红丸、移宫。

梃击的案子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有一个姓张名差的汉子，手中拿了枣木棍，闯进皇太子所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的宦官李鉴，走近大殿廊檐，被捕。巡按皇城御史刘廷元，审了他，向神宗奏报：张差“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刘延元的真正意思，是说：“虽则张差有狡猾的面孔，但在行动上却是一个疯子，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有一个提牢主事王之寀，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来张差是受了“马三舅”与“李外父”的指使，从家乡蓟州来到京师，随了一个老公公走进另一个老公公的大房子，吃饭。速第二个老公公给他一根枣木棍，领他进了宫，叫他逢人便打死，事成以后赏几亩地给他。于是王之寀便报告侍郎陆问达，托陆代奏神宗。

方从哲认为：王之寀胡说。御史过庭训(姓过，名庭训)，主张赶快把张差杀了(以免露出真相)。过庭训而且行文张差原籍的地方官，调查张差得疯病的经过。果然，蓟州知州戚延龄，就回了文来，说张差如何如何地得了疯病。

刑部举行了一次“十三司会审”，十三个司的司官都出庭。张差供出：马三舅是马三道，李外父是李守才，第一个老公公是庞保，第二个老公公是张成。另外，还有一个姐夫，姓孔名道，也是同谋。他的任务并不是“逢人便打死”，而是专打“小爷”。(“小爷”在老公公们的口语中，是皇太子。)案情揭露到如此程度，一切无可掩饰。张成是郑贵妃的侍者，以前已经有一次犯了诅咒皇太子的嫌疑。郑贵妃一向想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皇太子；在皇长子常洛被立为太子以后，虽则她的儿子也被立为福王而她并不甘心，始则留福王在京城，不放他到洛阳去就封，继则鬼鬼祟祟，要害死常洛，以便把福王常洵迎回来，入继大统。

糊涂的神宗，硬要袒护郑贵妃，把天大的案子放在自己的肩上。他召见方从哲与朝中文武诸臣，破口大骂，说他们意在离间皇帝与太子之间的感情。其实，何尝有人说他神宗是谋杀太子的主犯呢!没出息的太子常洛，这时候站在神宗的旁边，也顺嘴向文武诸臣申斥：“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结果，张差仍以“疯癫之人”冒犯宫禁罪名，被凌迟处死，马三道与李守才、孔道，被从轻发落，充军了事。老公公庞保与张成，在宫里被皇帝秘密杀死灭口。郑贵妃依然住在乾清官陪伴神宗，好像不曾有过梃击的案子一样。

红丸的案子，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 朱常洛在八月初一日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他在位仅有二十九天，死后谥为光宗。在明朝的皇帝里面，他是在位最短的一个，不能有所建树，原无足怪，但是就他在短短的一个月之中所表现的而论，即使他在位二十年、三十年，也必一无所成。 他即位到了第五天(据《明史.杨涟传》)，便得了病。这病可能是肚泻或痢疾，然而肚泻痢疾之所以能致他于死，主要的原因却是起居无节。他原已宠了两个‘选侍”，均姓李，称为东李、西李。西李比起东李来，更加受宠。郑贵妃为了想笼络他，一举而送他四个美人(据《明史.崔文升传》)，他都收了，这四个美人，加上二李，便要了他的命。

从八月初五日病起，病到二十九日，病重。(在初五日吃宦官崔文升的药，吃了以后，一天一夜要大便三四十次)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他吃了，获得暂时的安睡，黄昏时睡醒了，再吃一颗，睡到半夜，去世，享寿三十九岁。

这便是所谓红丸案。

方从哲要用皇太子(熹宗)的名义，赏李可灼五十两银子。御史王安舜提出抗议：“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宜清不宜助。红铅乃阴中之阳，纯火之精，投于虚火燥热之症，不速之逝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而蒙殿下颁以赏格，是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议论也。”方从哲吓得缩了回去，把赏银子的原拟，改为“罚俸一年”。

这么一来，朝廷的议论与民间的的谣言更多。方从哲又只得用圣旨勒令李可灼回家养病(免职)。

西李姓李，李可灼也姓李。西李与神宗的郑贵妃一向很亲近，而郑妃在梃击一案早就有了嫌疑。用红丸把光宗弄死，莫非是为了要把福王常洵从洛阳请回来当皇帝？

郑贵妃本人，确也太不避嫌。在光宗末死以前，她向光宗建汉立西李为皇后；西李也向光宗建议尊她(郑贵妃)为太后。这很像是她准备以“皇太后”的资格垂帘听政，甚至演出废君立君的把戏来。光宗也竟然扶病朝见群臣，假传神宗遗命，催大家快制定尊封皇太后的礼仪，礼部侍郎孙如游表示反对，说：要封，该先追封光宗自己的生母王贵妃，不该先封郑贵妃。

光宗一死，又发生了移宫的案子。

移宫的案子发生在光宗死后的次日，亦即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二日(这一年，由于光宗等不到次年改元便死，群臣议定：八月以后，改称泰昌元年，以为纪念。次年，原定为泰昌元年，改称为天启元年。)光宗既死，西李照规矩应该搬出乾清宫，让新任的皇帝住，然而她没有搬。熹宗仍旧住在慈庆宫。她而且叫太监，把群臣的奏疏先送给地看，再拿到慈庆宫给熹宗看。

大学士刘一憬，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与御史左光斗，在九月初二日向皇长于(熹宗)上奏：请选侍(西李)移官。左光斗在奏中说：“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儿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处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况睿哲初开，正宜不见可欲。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

两李看到了这本奏疏，派宦官叫左光斗进宫，准备当面予以重罚。左光斗抗命，说：“我是天子的官，只有天子能召见我。你们是干什么的？”西李又派宦官叫熹宗来乾清宫，商量处罚左光斗的事。熹宗这小孩子此时精灵得很，不肯去；却也叫宦官把左光斗的奏疏拿来看，看罢，很欣赏，居然把奏疏批交内阁。到了初五，内阁“具揭”再催，熹宗便批令西李移官。西李只得遵办，搬到仁寿殿去。

初六，熹宗正式登基，受群臣朝拜以后，摆驾回宫，所回的便是乾清宫，而不是慈庆宫了。

熹宗而且下旨，叫西李搬出仁寿殿，到宫女养老的哕鸾宫里去住。随即特下一敕，痛数西李的罪：(一)初一日光宗去世，群臣哭临，请求朝见他，西李把他留在煖阁,不许出来；司礼太监(王安)固请，才许。出来不远，西李又叫“李进忠”等再三喊他回去。最后，出来了，西李仍叫人吩咐他，不可到文华殿。(二)他自己的生母(王才人)是西李打死的(死在万历四十三年七月)。谁料到，四年以后，这熹宗变了一个人，竟然听从李进忠(魏忠贤)的玩弄，封西李为康妃！次年，天启五年，他又把杨涟左光斗等逮捕下狱，死得不明不白。不久，他让李进忠(魏忠贤)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是非。

九三、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与仁宣二宗之明，成为黑与白的对比。光宗与仁宗在位极短(光宗一个月，仁宗十个月)；熹宗与宣宗也均不甚长(熹宗九年十一个月二十六天，宣宗九年六个月)。

光宗朱常洛，经若干忠臣冒了生命危险予以拥护，才获得立为太子，免于被福王常洵夺去太子的地位。这些忠臣不曾料到，此人之不慧不贤，与常洵没有什么两样。熹宗朱由检之得以“皇长子”的资格，于光宗去世的一天，受群臣朝拜，又于五天以后受群臣拥立为君，安然回驾至乾清官，以免于郑贵妃及李选侍两代太后之垂帘听政，而结果他的表现也十分令群臣失望。明朝大局之坏，由于熹宗之一任魏忠贤摆布，坏到不可收拾，注定了亡国的命运。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而自己动手术，进宫当了宦官。他原姓魏，改姓了李，取名进忠，叫做“李进忠”。

他进宫不久，便荣任了熹宗母亲王才人的厨子；又渐渐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暖昧，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人。另一个“假太监”魏朝，被他挤得失了客氏的宠。熹宗幼年丧母，由客氏抚养长大，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了客氏为“奉圣夫人”。连带地，这“李进忠”也很快地由“惜薪司太监”而升为“司礼秉笔太监”。熹宗准他恢复原姓，又赐了忠贤二字作为他的新名。

他目小识丁，怎么能够秉笔？却有两个识得字的宦官，听他使唤，一个叫做王体乾，另一个叫做李永贞。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熹宗本意要叫土安充任。王安是个好人，虽和熹宗的关系颇深(当过熹宗的伴读)，却住名利上很不积极，不愿意居此高位。于是，王体乾作了掌印。掌印的地位在秉笔之上，然而王体乾对魏忠贤奉命惟谨。

魏忠精兼了“提督宝和三店”的官职，也兼了“提督东厂”。不但如此，他而且获得熹宗准许，在宫内练兵，号称“内操”，足有一万多人，所用的是火器，等于是第二个“神机营”。这一万多内操兵，在名义上都是施过手术的。这样，他的声势已经够叫人害怕的了。他又勾结得内阁大学士之中的一个不肖份子，沈淮，和沈淮狼狈为奸，窃取政权。

熹宗读书甚少，喜欢作木工。每逢熹宗锯木头、刨木头，或是漆木头的时候，魏忠贤和王体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请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烦。熹宗总是说：“我知道啦，你们拿下去，好好地处理罢。”

虽则足叶向高在泰昌元年八月被召，次年(天启元年)十月到达京师，回任了首席大学士；虽则方从哲终于在十二月被准告老，去职；朝廷中的一切实权，已经操在魏忠贤的手中，非叶向高所能匡救。

光宗召回叶向高之时，同时也发表了六个别的大学士：史继偕、沈淮、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泰昌元年十月，熹宗又加进了一个孙如游。除了沈淮勾结魏忠贤以外，其他六个人都可算是正人，然而皆没有多大的作为。到了天启四年年底，叶向高与这六人没一个尚在内阁，都已经是走的走，死的死了。(沈淮先在天启二年七月告老。)替代他们的是一群小人，而首席顾秉谦更是小人之尤。他是昆山人，由进土改庶吉士，历官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出身未尝不好而自甘下流。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七月提拔他入阁，他越发感恩图报，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杨涟称他为魏忠贤的“门生宰相”，一点也不冤枉。魏忠贤的罪恶，杨涟在天启四年六月的一疏之中，列举了二十四项。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甲)侵夺内阁“票拟”圣旨的权，常常用所谓“内批”或“传奉”来代替。

(乙)破坏大学士及其他大臣的“廷推”制度。

(丙)挤走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刑部尚书王纪、工部尚书钟羽正、左都御史邹元标、太仆少卿满朝荐、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御史江秉谦、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刑科给事中毛士龙、吏部验封员外郎徐大相与(官职现已难考的)熊德阳。

(丁)害死司礼秉笔太监王安、(熹宗所最宠爱的]冯贵人、有孕在身的张裕妃、张皇后所生的皇子、[光宗的]选侍赵氏。

(戊)滥袭恩荫，使得乳臭未干的侄儿魏良卿、魏良弼、外甥傅应星都作了大官。

(己)容许奸细韩宗功混进京师，住在他的官舍。 (庚)创立“内操’。

(辛)出八警跸，走马御前。

杨涟是应山人，官居左副都御史；在上了这一本奏疏几天以后便被“切责”，四个月以后被“削籍”，次年(天启五年)七月被逮捕下狱。和他同时被逮捕的，有削籍左佥都御史、桐城人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陕西按察副使顾大章。

六人的共同罪名，是受过熊廷弼的贿赂。魏忠贤的锦衣卫“北镇抚司”许显纯，写好一张赃单，将六人屈打成招；招了以后，又五日一“比’，连续地打，叫做“追赃”。打到七月二十六日的夜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打死。又打了一个多月，袁化中与周朝瑞也被打死。顾大章最后被移到“法司”去审，审了以后，于即将移回“北镇抚司”之时，自杀。

熊廷弼是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任推宫、御史、大理寺丞，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作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他在辽东十六个月，把局面稳住，功劳很大，却被给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刘国缙与御史冯三元等人造谣中伤，说他一味地守，不敢进攻，因此而下了台，由袁应泰替代。袁应泰在军事上是一个外行，到任没有多久，便在天启元年三月失掉沈阳与辽阳，自杀。

天启元年四月，明廷以薛国用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六月，再度以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仍为巡抚。十几万的大兵，不由熊廷弼统率，而掌握在王化贞的手中。王化贞驻节广宁，在天启二年正月失掉广宁，全军瓦解，逃回到山海关，全靠熊廷弼以自己新练的五千人交给他殿后。

明廷把熊王二人，不分功罪，均判了死刑。熊廷弼托了内阁中书汪文言，答应魏忠贤四万两银子，其后却筹不出，于是魏忠贤就决定将熊廷弼的死刑尽快执行，顺便把所恨的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栽诬，一网打尽。

事实上，杨涟等人是所谓“东林党”，而熊廷弼一向与“东林党”是对头。

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万历二十二年，吏部因“廷推”大学士，而列上王家屏的姓名，不合神宗的意。神宗责备吏部，尚节陈有年据“故事”(成例)抗争，辞职，照准。神宗派孙丕杨继任尚书，另以特旨而不用廷推，发表沈一贯与陈于陛为大学士。吏部的文选郎中顾宪成，连带地也被“调”。有两位给事中上疏替顾宪成讲情，神宗更气，索性把顾先成削籍。顾宪成回到无锡，在“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参加他的书院，帮他讲学的，有高攀龙等人。这便是所谓“东林党”的由来。

顾宪成以为学术和政治与伦理是分不开的。他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他讲学之余，喜欢议论朝政，臧否人物，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权臣，也连累了不少朋友。

党争的根源，是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张居正当国之时，把六部的实权归入内阁。张居正一死，六部便颇想从内阁手中，取回原有的实权。而六部之中，对内阁首当其冲的，便是吏部。磨擦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吏部尚书孙铁及其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大学士王锡爵、赵志皋与张位的私人，而“宪成实左右之”。宪成那时候是“文选员外郎”。

党争的另一根源，是神宗不看公事。任凭言官怎样地发牢骚，弹劾甲，弹劾乙，神宗一概不理。于是，行政官每每于受不了言官的攻讦之时，自动辞职，神宗也很少加以挽留。言官之抬头，本不是一个坏现象，可惜言官本身也每每由于对于某一行政官持反对与赞成的两种不同态度，或是由于籍贯的同与不同，以及平日交往的亲与疏，而自分门户。

因此，便有了所谓奇党、楚党、浙党。三党所争的，属于制度方面的少，属于人事方面的多。是非与利害总难免纠缠在一起。倘若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这是很无足怪，应有的现象，可以由选举与表决种种方式不断地获得调整。然而万历及其以后的明朝不仅不是民主的国家，而且不是一个正常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皇帝昏庸，太监弄权，于是好斗的言官与行政官就卷在党祸的漩涡之中了。

自从顾宪成在东林讲学论政以后，制度之争及人事之争渐渐地变成了意气之争、邪正之争。所谓东林党人，根本不曾结党，却也不免有互通声气，甚至互相标榜的行为。叶向高于天启初年东山再起之时，所引用的也大都是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顾宪成已于万历四十年去世，而邹元标、赵南星等犹在。

邹元标是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于张居正死后被召回京，当了吏科给事中，又因弹劾掉礼部尚书徐学谟，而得罪了大学士申时行，被贬到南京当南京刑部照磨，转任南京兵部主事，南京吏部员外郎、验封。在南京住了三年，称病回家，在家乡讲学三十年，名高中外，到了天启元年才应召回到京师，充任刑部右侍郎。

邹元标在天启元年四月到达京师，向熹宗上疏荐贤，第一疏荐了涂宗浚等十八人，第二疏荐了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十五人，均蒙熹宗接受。他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被调升吏部左侍郎；未及到任，又被升为左都御史。次年七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因上疏追论红丸移官二案，被魏忠贤叫人挤走。十月，邹元标也由于在京师创办了“首善书院”，被二个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连疏攻讦，辞职回乡，在天启四年病故。

孙慎行是武进人，万历二十三年的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少詹事，常常请假回乡读书，在顾宪成的东林书院讲过学。万历四十一年，升为礼部右侍郎，署部事(代理部务)；泰昌元年十二月，实授礼部尚书，于天启元年四月到任。到任以后，他上疏追论红丸移宫二案，直指进红丸为“弑”，说李可灼该斩，方从哲应该“引剑自裁”，又说西李移宫之前，已有垂帘听政之事(从光宗之死，到熹宗在九月初六正式即位)，“若非九卿合谏力请移宫，选侍一日得志，陛下几无驻足所。闻尔时从哲濡滞不进，科臣趣之，则云迟数日无害，任妇寺之纵横，忍君父之阢陧，为大臣者宜尔乎？臣在礼言礼，其罪恶滔天，万无可生之路” 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十二月已经告老去职，孙慎行向他算旧账，的确过份。熹宗说：“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并进封(太后)移宫事，当日九卿合谏官亲见者，当据实会奏，用释群疑。”于是，有了一番“廷议”。廷议的结果，是李可灼戍边，方从哲不问。天启二年七月，孙慎行称病辞职，照准。

赵南星是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万历十年，张居正生病，他以户部主事的身份，与同官顾宪成、姜士昌不肯参加群臣为张居正所作的祈祷。万历二十一年，他以吏部考功郎中的身份，主办“京察”，“尽黜执政私人”，被“斥为民”。光宗即位，召他回京担任太常少卿；熹宗于他未曾到达以前，连升他为右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他作了工部右侍郎几个月，又在天启二年十一月被熹宗升为左都御史，继邹元标之任。次年，京察，他力主降黜前任给事中元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因此而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发生意见。他写了一篇“四凶论”，称这四人为“四凶”。吏部的考功郎程正己赞成他的看法，把这四任列为“不谨”的一类。天启三年十月，他被调升吏部尚书，干了十个个月，很提拔了一些人，包括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王之寀、夏嘉遇。魏忠贤想笼络他，被他拒绝。他的朋友魏允贞的儿子魏广微，为魏忠贤所用，当了大学士，来见他三次，他皆不见。 天启四年十月，赵南星奏请以太常卿谢应祥补河南巡抚。魏广微叫御史陈九畴参上一本，说谢应祥作过浙江嘉善县的知事，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是谢的门生。魏大中替谢向吏部文选郎夏嘉遇运动，因此谢才被赵南星奏荐为河南巡抚，可见魏夏二任“徇私”，“当斥”。二人上疏答辩；陈九畴冉疏攻讦；案子被交下吏部与都察院核议。赵南星与高攀龙均说，魏夏二人并未徇私运动，陈九畴“妄言”，“魏忠贤大怒，矫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畴，而责南星等朋谋结党。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贤复矫旨切责，放归。”“明日，攀龙亦引去。”其后，魏忠贤的御史张讷，劾赵南星十大罪，连带地劾了赵南星所用的人邹维涟、程国祥与夏嘉遇。魏忠贤传旨，将他们“削籍”。再其后，汪文言的案子发生、卷进赵南星，坐赃一万五千两。幸亏有亲戚朋友帮忙凑款子，缴了上去，这才逃了一死，而充军到代州。

高攀龙是无锡人，与顾宪成同乡，中了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官居“行人”，他在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上疏，抗议大学士王锡爵排斥异己，被贬到广东揭阳，当“添注典吏”。在揭阳住了七个月，因事回乡，便不再出来，家居了三十年左右，帮过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熹宗即位以后，他来到京师历官光禄寺丞、光禄少卿、太常少唧、大理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在天启四年八月受拜为左都御史(补孙玮之缺。孙玮是在天启三年赵南星调任吏部以后就职的)。他存光禄少卿任内，于天启二年四月上疏追论梃击一案，认为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是主凶，郑国泰虽则已经病死而郑国泰的儿子郑养性仍逗留在京师，“人言籍籍(啧啧)，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得旨：高攀龙不应多言，郑养性勒令回籍，他也主张杀对光宗妄下泻药的崔文升，与勾结李永芳的李如柏(李永芳是抚顺守将，降了努尔哈赤。李如柏是李成粱的儿子，娶了努尔啥赤的女儿为妾)，都没有下文。

他作都御史，作了两个月，便由于“河南巡抚”谢应祥的事而跟着赵南星去职。在魏忠贤面前说他的坏话的，是他下面的一个御史崔呈秀。这时候，崔呈秀出按准扬回来，高攀龙举发崔在淮扬受贿的劣迹，赵南星奏请将崔充军。诏下：崔革职听勘。崔赶快去看魏忠贤，拜魏忠贤为义父，于是赵与高二人被逼走，崔不但免了充军，而且从此得意，于次年正月复官，不久又先后兼了“督三殿工”，再兼工部右侍郎，本职亦由御史升为佥都御史。到了天启六年七月便当起工部尚书来，“仍督大工”。十月，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

天启七年五月，袁崇焕在宁远与锦州战胜黄太极。袁崇焕本人叙下到功，这功劳却被魏忠贤与崔呈秀冒了去，魏忠贤获得以一个侄孙魏鹏翼封为安平伯，崔呈秀获得加官为太子太傅。不就，崔呈秀又因三殿告成，再加了少傅。八月，转任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出入炬赫，势倾朝野”。几天以后，熹宗去世，思亲(崇祯皇帝)即位，十月，崔呈秀告老回乡。十一月初一、思宗下旨，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初六，魏忠贤因行至中途，有诏逮捕．自杀。崔呈秀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也上了吊。

崇祯元年正月廿四日，思宗下诏，将魏忠贤与崔呈秀二人“戮尸”。

崔呈秀是苏州人，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其自甘下流，与顾秉谦如出一辙。魏忠贤在他未来投奔以前，还不敢太放肆。有了他作干儿于，就为所欲为了。他作了两本名册，献给魏忠贤作参考。一本是所谓东林党人，称为“同志诸录”，一本称为“天鉴录”，是反对东林党的人，魏忠贤有了这两布名册，便逐渐地使得朝廷中“善类为之一空”。凡是无耻的小人，想升官发财的，都来向崔呈秀“暮夜乞怜”，于是“蝇集蚁附，其门如市”，纷纷送来“奇异珍宝”。

此外，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也是魏忠贤的得力鹰犬，与崔呈秀合称为“五虎”。五虎之下，有都督田尔耕、都督许显纯等“五彪’。五彪之下，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其他的两个阉党进士，是顾秉谦与魏广微。这两人都当了大学士。顾秉谦替魏忠贤编“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是非；魏广微替魏忠贤准备了一部“缙绅便览”，把正人列为“邪党”，把邪党列为“正人”。

思宗在办了魏忠贤与崔呈秀以后，在崇祯二年颁布“逆案”的名单，分别定罪。名单上，分为：(甲)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乙)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等。

(丙)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吴淳夫等。

(丁)交结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等。

(戊)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顾秉谦、冯铨等一百二十九人。

(己)交结近侍，减等革职常住者四十四人——黄立极等。

(庚)魏逆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处罚轻重与姓名不详。

九四、内乱重重

明朝在神宗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以后，一直不曾好过。外患严重，内乱重重。这些内乱，总而言之，是昏君奸臣与贪官污吏所逼出来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如下表：万历十一年四月 广东罗定兵变。

十三年正月 四川建武兵变。

六月 四川松茂少数民族民变。

十四年七月 河南淇县民王安反。

十五年十一月 湖北郧阳“兵噪”。

十七年四月 广东始兴僧李圆朗反。

十九年五月 四川四哨少数民族民变。

二十年三月 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反。

二十一年 四川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反；二十七年六月，陷綦江；二十八年六月，败，自杀。

二十七年四月 山东临清民变，焚税监马堂之署，杀其参随三十四人。

二十八年十月 贵州皮林苗族民变。

二十九年三月 湖广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及其参随六人。

五月 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宫孙隆及其参随数人。

三十一年十月 河商睢州民杨思敬反。

三十二年闰九月 湖广武昌宗人朱蕴鉁反，杀巡抚赵可怀。

三十四年三月 云南民变，杀税监杨荣。

十二月 南京民刘天绪反。

三十五年十二月 金沙江少数民族阿克反。

三十七年十二月 徐州民杀如皋知县张藩。

四十年 四川建昌彝民反。

四十四年四月 河南盗起。

天启元 年 贵州苗民反。

九月 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杀巡抚徐可求，据重庆，陷合江、泸州等州县，二年七月，陷遵义；三年十月，走龙场，与安邦彦合。

二年二月 贵州水西土同知安邦彦反，陷毕节、安顺、平壩、沾益、龙里，围贵阳。

五月 山东白莲教首徐鸿儒反，陷郓城，六月陷邹县、滕县。十月，平。

四年正月 浙江长兴民变，杀知县石有恒，主簿徐可行。

三月 杭州兵变。

五月 福建福宁兵变。

六年八月陕西流民起，由保宁攻广元。

陕西流民的最初首领，姓名不传。次年，崇祯元年，驻在甘肃固原的兵闹饷，抢劫本州的银库，于是白水的王二，府谷的王嘉胤，允宜的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以及安塞的高迎祥，纷纷响应。

九五、思宗

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去世，享年二十三岁；生过三个儿子，都已早死。

思宗朱由检，以异母弟的资格继位，改明年的年号为崇祯。可怜他，这时候年纪仅有十九岁，学识很浅，经验毫无，却不得不担起抵御外患和削平内乱的重担子，一心想做好而不知道怎样去做好。

刚刚即位之时，他颇表现出一种魄力，把魏忠贤及其党羽一同打尽。其后，面对着后金与农民军，他就一错再错，错到不可收拾，把江山断送了。

他不该在崇祯二年冬天皇太极入关，兵临京城，袁崇焕尾追皇太极而来之时，相信宦官杨某的话，以为袁崇焕与皇太极通谋，而把袁祟焕逮捕，于次年八月凌迟处死。

袁崇焕一死，思宗失掉了东北方面的长城。袁是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官邵武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宁前(宁远与前屯卫)兵备佥事，辽东兵备副使，右参政。他在孙承宗的支持之下于天启三年筑了极坚固的宁远城，又在天启五年分遣部队，占领宁远之外的锦州、松山、右屯、大凌河镇、小凌河镇，一一筑城固守。这些外围城堡，均在冬天被新任经略高第下令放弃。高第又叫他放弃宁远与前屯卫，他自称守土有责，抗令不从。明廷升他为按察使。次年正月，努尔哈赤来打，打不下宁远城，却中了他的炮弹，负伤而死。明廷升他为“右佥都御史”，不久，兼“巡抚辽东”，再升为兵部右侍郎。

他重新经营外围的锦州等地。大兴屯田，渐渐把高第所放弃的土地一一收复。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空国而来，和他与他的部将赵率教、尤世禄、祖太寿，战于锦州和宁远两城，大败而回。他有本事对付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没有办法敷衍魏忠贤。结果，被逼辞职。思宗即位以后，在天启七年十一月任命他作“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次年，祟祯元年，四月，叫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他受任以后，把东北的防务太加整顿，在祟祯二年五月用思宗赐给他的上方剑，斩杀虚报兵额，中饱饷银的皮岛守将毛文龙，却不曾料到自己会在七个月以后被思宗逮捕，在一年又五个月以后惨遭凌迟。

思宗杀袁崇焕，等于是“自坏长城”。虽则有忠心耿耿的孙承宗，替他追回那愤而出走的袁崇焕部将祖大寿，虽则祖大寿能够在其后替他死守锦州直到崇桢十五年三月，然而大寿究竟非袁崇焕可比，而且袁崇焕之死，足令沿边的将帅寒心，士无斗志。皇太极尽管不能从锦州这一条路来，却颇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地，在崇祯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又陆续从长城的其他口子，冲了进来(详见《细说清朝》第二十节，“五入长城”)。

思宗年纪轻，性急，轻信，多疑，好杀。倘若他性情稍能忍耐，对事稍加考虑，对人稍存信任与宽容，则不仅不致误信杨太监的话而捕袁杀袁(实际上，杨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详见《细说清朝》)，而且也决不会打不了农民军，亡于农民军之手。

农民军在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星星之火而已。在陕西中部，有白水县人王二，纠合了一批饥民在夜间涂黑了脸，抢劫蒲城县的孝童镇的大户。在陕西东北角，有府谷县人王嘉胤，揭竿而起。在延安的东南宣川县，有若干游民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乘机扩大他们的活动。不久，在延安的西北安塞县，有高迎祥聚众造反，自称“闯王”。他下面，有一个外甥籍贯属于米脂县，姓李名自成，当过驿站的伕子，自称“闯将”。在延安，有当过兵、当过布贩子的张献忠，占了十八个寨子，自称“八大王”。此外，如紫金梁、老回回、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等等，先后蜂起，不胜枚举。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对政府形成空前的威胁，无非是由于当时的陕西巡抚乔应申、延绥巡抚朱童蒙，均是极贪污、极残忍的坏官，又遇到天时不正，大旱连年。

次年，陕西布政使司的一个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但是思宗听了给事中刘懋的话，为了节省每年若干万两银子的经费，把驿站的制度废了，弄得成千成万的伕子失了业，等于是火上加油，给各地未死未败的农民军增加伙伴。冬天，皇太极的军队第一次冲进长城，思宗命令各地的“镇巡官”勤王。于是，在崇祯三年的春天，又有了山西巡抚耿如杞的勤王兵，延绥总兵吴自勉的勤王兵，甘肃巡抚梅之焕的勤王兵，相继在中途哗变的事。这些变兵都跑到陕西，找农民军入伙。他们多少有点作战或操练的经验，打起仗来，自然比饥民厉害得多。

思宗在崇桢二年选了一位操守顿佳而完全不懂军事的杨鹤，当“三边总督”。他本可倚仗老将杜文焕与后起之秀的陕西布政使司参议洪承畴，把农民军一一打败，却稍胜而即主抚，广开招安之门，而不懂得如何约束已降的人，与辨别真降与假降的人。截至崇祯四年七月，杨鹤被免职下狱之时为止，被农民军攻破的县城与堡寨，计有十一个之多：黄甫、清水、木瓜、府谷、新安、宁塞、柳树涧、保安、合水、金锁关、中部。

继扬鹤而任三边总督的，是洪承畴。洪承畴此时已经一升再升，由参议而参政，由参政而升至延绥巡抚了。接他的延绥巡抚之任的，是张福臻。张福臻干到崇祯五年，为陈奇瑜所替代。

洪承畴在升任总督以前，打垮了王左挂，升任总督以后，击斩了神一魁、不沾泥、可天飞、李都司。

在洪承畴的指挥之下，有一个极为得力的人：曹文诏。曹是大同人，应募从军，在辽东先后跟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马世龙，对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兵作战，由行伍而积功至“都督佥事”，于祟祯四年七月调任“延绥东路副总兵”。截至五年十月为止，他战无不胜，克复了河曲、中部、镇原、长宁驿、铁角城、清水、铜川桥、虎兕凹，消灭了农民军首领王嘉胤、点灯子、李老柴、一条龙、扫地王、杜三、扬老柴、红军友、独行狼、郝临庵，斩杀了农民军部众三万六千六百人以上。陕甘两省，这时候在大体上可说是已被曹文诏“平定”。

有七支农民军，以紫金梁(王自用)的一支为首，其余的六支分属于混世王、姬关钻、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塌天(刘国能)与加哈利，逃击了山西。他们进攻汾州、太原、平阳(临汾)，攻破了大宁、泽州、寿阳。

山西的巡抚戴君恩毫无办法。御史张宸极向思宗请求，调曹文诏进山西，获准；思宗加给曹文诏以“节制山西陕西诸将”的头衔。曹文诏从崇祯六年正月打到六月，连败农民军于汾河、孟县、寿阳、碧霞村、五台、盂县、定襄、太谷、范村、榆社、泽州、芹地、刘村、平顺、润城、武乡、高泽山、黎城、沁水、辽县；斩了混世王，捉了“大虎”。他花了仅仅半年工夫，把山西全部“肃清”。

一部份农民军流人河南的北部，曹文诏奉旨越境“追剿”，在五六月间打胜他们于林县，在七月间打胜他们于济源和怀庆。但是，巡按河南的御史刘令誉却由于和他有睚眦之怨，暗中参他一本，使得思宗突然把他调走，派到大同去当总兵。

他在大同，遭逢到皇太极军的第三次进入长城，失掉得胜堡、灵邱等地，被削职充军。新任的山西巡抚吴甡[shen]，上疏保荐他，请思宗派他回山西，收拾一些在山西死灰复燃的农民军。思宗答应，就任命他作“山西援剿总兵官”。命令发下了以后，思宗又因兵部尚书张凤翼的建议而改派他“驰剿”河南农民军。

曹文诏在崇祯八年三月，到达河南信阳，向洪承畴报到。洪承畴此时已经从七年十一月起，以三边总督的原职兼摄陈奇瑜所留下的“河南山陕川湖五省总督”。

陈奇瑜在担任延绥巡抚之时，位置在洪承畴之下，曹文诏之上。他是山西保德州人，在万历四十四年中了进士，所官洛阳知县，礼科给事中，户科左给事中，陕西副使，右参政，按察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在延绥巡抚任上，他分遣将校，斩杀了一百七十七名农民军首领，其中最著名的是：截山虎 柳盗跖 金翅鹏 薛仁贵 一条龙 金刚钻 开山鹞 黑煞神 人中虎 五阎王 马上飞 王登槐马红狼 满天飞 满鹅禽 黄参耀隔沟飞 张 聪 樊登科 樊计荣 一块铁 青背狼穿山甲 老将军 二将军 满天星 上山虎 扫地虎 爬地虎 括天飞 跳山虎 新来将 就地滚 小黄莺 房白兔 贾总管 逼上天 小红旗 草上飞 一集虎 一翅飞 云里手 四天王 薛红旗 独尾狼 钻天哨 开山斧金翅鹏 一座城　在这四十九人之中，有两个都叫做“金翅鹏”。至于“一只虎”，也显然与李自成的侄儿李过不是一人，虽则李过的绰号也叫“一只虎”，“满天星”其后又出现了一个。或许，陈奇瑜的战报可能有传闻失实之处：第一次所报的金翅鹏已死，可能是误传；而“一只虎”与“满天星”可能始终并未曾被陈的部队杀死。普通的农民军部众，被他斩杀的，共有三千人左右。重要的寨子，被他打下的也不少；最重要的是榆林东边的镇宁关。

由于若干农民军由陕西转移到山西，又转移到河南、湖北、四川，思宗感觉到要特设一个大员，负追剿与防堵的全责，于是就在崇祯七年正月任命陈奇瑜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

为什么这些农民军在济源、怀庆被曹文诏打败以后，能够渡过黄河而深入河南，甚至渗进湖北与四川呢?原因很简单，思宗已在崇祯六年七月把曹文诏调走!

老回回、过天星、“满天星”、闯塌天、混世王：这五人的农民军，在曹文诏走了以后，乘着冬天黄河结了冰，在渑池县境走过黄河，攻破渑池、伊阳、卢氏，经由内乡，进入湖北郧阳，分攻南阳、汝宁、枣阳、当阳、归州(秭归)、巴东，由巴东进了四川，攻破夔州府城(奉节)。在夔州，分三路退出：两路回湖北，分别由均州与郧阳重新去河南，一路经金漆坪，进攻陕西南部的商南。 八大王(张献忠)原已在南阳和他们分道扬镰，经由信阳，打到湖北应山，又由应山而折回内乡，西向商南，与其他各股分而复合。

陈奇瑜的对策是大‘围剿”。他命令四个巡抚驻在四个据点：西北，由陕西巡抚练国事驻商南；正西，由卢象升驻房县与竹山；东北，由河南巡抚元默驻卢氏；东南，由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襄阳东南)。

他自己率领大军，从卢象升的据点开始行动，偕同卢象升节节追剿，连胜于乌林关、乜家沟、蚋溪、狮子山，到了兴安(安康)之西的紫阳县境。于是，他又派遣游击唐通守住汉中府城(南郑)，派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守住略阳与沔县；派遣副将杨正芳、余世任守住褒城；自己率领副将杨化麟、柳国镇守住洋县。

用了这样的安排，他渐渐地把各支农民军都挤进了兴安的车箱峡(今陕西安康境)，堵住峡口，堵了两个多月，饿死了他们一半以上。因此，他们就向陈奇瑜投降。陈奇瑜慨然接受，派了五十多名“安抚官”统带尚未饿死的三万六千多人，包括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内，一一遣送回藉。

三万六千多人，一出栈道，便暴动起来，把五十几位“安抚官”杀光，烧村攻城。这是崇祯七年六月间的事。陈奇瑜着了慌，向思宗报告，说凤翔的乡官孙鹏等人不应该鼓动当地人民关了城门，不让已降的农民军进城，又杀了爬城而上的三十六人，因此而激怒了他们，弄得他们再反。陈奇瑜又说，宝鸡知事李嘉彦，不该对进来的农民军作战，把事情闹大。最后，他把最大的责任归之于陕西巡抚练国事，说他防堵不力。

思宗接到陈奇瑜的报告，不分青红皂白，便下旨捉拿孙鹏、李嘉彦及“共犯”五十几个，也把练国事削职建捕，充军广西。有一位给事中顾国宝，与一位御史傅永淳，心中不服，先后均参了陈奇瑜一本，于是思宗也把陈奇瑜削职逮捕，充军边地。陈奇瑜的五省总督职务．这才落到洪承畴的肩上。

从崇祯七年七月，到八年五月，在这十个月之间，洪承畴是镇压行动的最高负责人，握有全权。

洪承畴颇有办法，打到年底，便把陕西全省差不多又“肃清”了。农民军纷纷向东边跑，跑到河南荥阳集合，在崇祯八年正月开了一次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竞有十三“家”，七十二营之多，人数共有十万左右。十三家的首领是：(1)老回回(2)曹操(罗汝才)(3)革里眼(4)左金王(5)改世王(6)射塌天(李万庆)(7)横天王(8)混十万(9)过天星(惠登相)(10)九条龙(11)顺天王(12)闯王(高迎祥)(13)八大王(张献忠)李自成那时候还不够资格与老回回及张献忠等人立于同等地位，却也已经由于在车箱峡出来以后，和张献忠共破澄城，转而向西，进攻平凉邠[bin]州，又转而向东，冲出潼关，威胁嵩县汝州，算得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了。虽则在名义上，他仍是舅舅高迎祥下面的一个“闯将”而已。

他大胆向十三家首领建议，与其在荥阳静候洪承畴追击、围攻，不如化整为零：(甲)以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和改世王挡住西边的山西兵；(乙)以曹操、过天星扼守黄河，挡住山西的兵；(丙)以革里眼、左金王南下，挡住四川与湖广的兵；(丁)高迎祥、张献忠和他自己，向东发展；(戊)以老回回与九条龙往来策应。(算来，十三家之中的十二家都有了任务，顺天王不曾被李自成提及，可能是《明史·李自成传》的撰稿人抄漏了。)李自成附带地又建议：“打下来的城池村庄，劫来的男女财物，一概由十三家均分。”这一项建议，连同他的大战略，均被到会的农民军首领接受。

接受，是接受了。实行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高迎祥与张献忠两军果真东下，一口气攻破固始、霍邱、寿州、颍州(阜阳)、凤阳，烧了明太祖祖先的陵墓。高迎祥得意之余，打起“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此人是否具有蒙古血统，待考。他可能只是一时高兴，替失败了的元朝出出气。李自成根据“男女财物十三家均分”的原则，向张献忠要分守陵的小宦官，因为这些小宦官会吹打，吹吹打打，挺有意思。张献忠不肯给，李自成即刻鼓动高迎样“散伙”，各奔前程。高李去了归德(商邱)与曹操(罗汝才)合伙，共回陕西；张献忠南下庐州(台肥)，攻破潜山、罗田、太湖(县)、新蔡。

思宗接到凤阳陵墓被烧的报告，一怒而捕杀远在淮阴的漕运总督杨人鹏。

洪承畴由固原东下，到了河南，把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陈永福、邓玘、张应昌等等将领，布置在各个关隘，等候曹文诏来，以曹文诏作为中军主将，四面征讨，花了几个月的工夫，又把若干支农民军，包括高迎样、李自成与张献忠在内(但不包括老回回的一支)，都赶回了陕西。

这时候宁夏发生了兵变，洪承畴不得不离开河南，西去料理(宁夏、甘肃、延绥，是“三边总督”的辖区)。

曹文诏留在陕西，只有步兵六千，要对付农民军的骑兵二十万人之多。他向明廷告急，得不到反应。结果，他在崇祯八年六月阵亡在甘肃真宁(正宁)的湫头镇。农民军由于有饥民可以不断作为补充，因此而能够越战越多；又因为到处抢劫财主，既不愁粮，亦不愁饷。官军呢，能打仗、肯打仗的根本极少，死了若干便少了若干，要补充还得静候上峰，甚至朝廷的批准；饷，拖欠是常事，不欠是例外。粮，更加困难，地方闹灾荒，有钱尚且难买，而况没有钱？马匹呢，也是花钱的东西。农民军，尤其是高迎祥李自成的一支，可以一人数马。

曹文诏之死，是明廷无可补救的损失。当时的将领，谁也比不上他。

思宗在崇祯八年八月，加派卢象升为“总理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与洪承畴分工合作，卢以“总理”的名义专办“关外”(潼关以东)的农民军，洪以“总督”的名义专办“关内”的农民军。卢此时的本职，已经升为湖广巡抚。卢是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为人正直，在巡抚与总理任上均有建树。他担任总理到九年八月北上抵抗清兵之时为止。

在崇祯八年八月至次年七月，洪承畴、卢象升二人分任潼关内外的镇压行动一个年头之中，农民军的势力已经很大，但明军仍占优势。

洪在潼关以西对付高迎祥与李自成，使得高李虽能攻破咸阳而攻不下西安，并且收降了高李的部下高杰。曹文诏虽已阵亡，而他的侄儿曹变蛟颇能作战成为洪的一大助手。曹变蚊在崇祯八年九月大胜高李于关山镇，解了陇州之围，随即追击高李，使得高李不得不逃出陕西，到河南找张献忠。

在卢的麾下，也有两个好助手：祖宽与左良玉。祖是刚从宁远调来的，出身为祖大寿的家人，由行伍而升至“援剿总兵官”，带了三千“关外兵”南下。左是山东临清人，长身赤面，由辽东“车右营”都司升至副将，在崇祯五年奉调南下，在豫晋两省屡立战功，于六年某月被升为“援剿总兵官”，七年十二月大胜从陕西来的十三家农民军于磁山；八年八月，胜张献忠一支队伍于鄢陵；十月，会同祖宽，再胜张献忠于灵宝的焦村。张在十一月得到高李来合伙，攻占陕州，由陕州进攻洛阳，左良玉和祖宽追来，高李张望风分途而走。左祖二人也就分途而追。高李向东边偃师巩县的方向走，左良玉去追。张献忠向南边嵩县汝州的方向走，祖宽去追。

卢象升这时候也亲自带兵从湖北赶来前线，会同祖宽的一军，连胜张献忠于万家庄、九皋山及汝州西边的圪料镇。张献忠转而向北，迎接被左良玉击败于登封郜城镇的高李一支队伍，会合在一起，大战卢象升与祖宽在伊川县的白沙镇，却又败在卢象升与祖宽之手。

败了以后，张献忠的队伍躲藏嵩山深处，高李领军撤向东南。卢象升留下左良玉对付张献忠，自己和祖宽追高李，在十二月追及高李于确山，胜了一仗；高李向东边退，进入今日的安徽，围攻了卢州(台肥)七天七夜，祖宽赶到，高李立刻解围，又转攻滁州。这时候，已经是崇祯九年的正月了。

守滁州的，是南京太仆寺卿李觉斯和知州刘大巩。这两人没有多少兵，却也死守了几天，等候卢祖大军赶来，解了围。这一役，十分重要。倘若滁州失了，南京是很难保得住的。

高李由滁州回军河南，卢象升也移驻南阳，叫祖宽扼守邓州，不料，高李到了伊川嵩县一带，又与张献忠会合。守洛阳的汤九州在二月间约好左良玉入山夹攻，左良玉中途撤退，汤九州孤军深入了四十里，陷入绝地，遇伏阵亡。

祟祯年三月，高迎祥、李自成，加上射塌天(惠登相)等人的队伍，由豫西南回陕；卢象升派祖宽跟追，把祖宽划给洪承畴节制。祖宽一走，邓州一带防务空虚，张献忠的队伍突进湖北。 高李惠等人冲到安定、榆林，在五月间败于陕西巡抚孙传庭麾下、延绥副总兵贺人龙之手，两个月以后又在斁庢黑水峪几乎全部被贺人龙消灭；高迎样本人被俘，押送京师，凌迟处死；李自成率同惠登相突围而出，屯在宝鸡，被公推为继任的“闯王”。 这时候，清兵第三度进入长城，祖宽与卢象升先后应诏北上。祖被调回宁远．卢改任宣[府]大[同]山西总督。

“总理”的官职，由胆小如鼠的王家桢继任，到了十年闰四月，改派言大而夸的熊文灿来接充。洪承畴仍旧留在他的“三边总督”“兼摄五省军务”的原任，负责潼关以西的“围剿”工作。 杨鹤的儿子杨嗣昌在崇祯十年三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他向思宗建议：(1)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皖北)为四正，叫四正的巡抚“分剿而专防”；(2)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叫六隅的巡抚“分防”而协剿。这两项合起来，称为“十面之网”。(3)叫总督洪承畴与总理熊文灿二人，“随贼所向，专征讨”。(4)增加兵员十二万；增收老百姓的田赋二百三十多万，把裁省邮驿所留下的经费，抽出二十万，再加上其他的收入，凑二百八十万，作为“剿饷”。

这四项建议，都被思宗接受。实际上，前二项建议，说了等于不说。所谓四正与所谓六隅，原本守土有责，而且分不出什么正和隅来。在字面上，“分剿”与“协剿”之间，还勉强说得上前者是“分剿”，后者是“协剿”。然而农民军是跑来跑去的，各省如何分得了彼此?杨嗣昌以八股文起家，只会掉文字枪花，却把思宗的眼睛与脑筋掉糊涂了，以为他真是不世奇才。

第三项，更是废话。洪承畴与熊文灿二人，当然应该“随贼所向，专征讨”。第四项，在原则上无可批评。既有的老兵，能打仗的不多，确是需要新兵；款项，也需要另筹，可惜，其后新兵并未招募训练，而“剿饷”却被熊文灿用去，作为贿买张献忠、罗汝才等人的“抚饷”了。

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就任兵部尚书，十四年三月在荆州绝食自杀。在这整整四个年头的期间，思宗对他言听计从，不仅是镇压农民军的工作全由他主持，全国的军事、财政、外交，也都是大半取决于他。思宗对任何人都怀疑，却始终对他信任。可叹，在当时的人物之中，他正是若干最不值得信任的人之一。 这四个年头，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崇祯十二年九月，他出京督师以前，是第一阶段，自己坐镇兵部，“围剿”工作由熊文灿与洪承畴负责。他出京督师以后，是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两年又五个月之中，李自成于十年十月由宁羌县七盘关入川，连陷昭化、剑州、梓潼，分掠潼川(三台)、江油、绵州(绵阳)、彰明、盐亭，在十一年正月被洪承畴率领曹变蚊贺人龙等军击败。李自成回军陕西、甘肃，在三月间由洮州进入四川松潘少数民族地区，又被曹变蛟与贺人龙追杀了六千七百多人，残部逃到西和与礼县的山中。半年以后，李自成企图冲出潼关，被洪承畴围攻，全军覆没，李只带了十八名骑兵突围而走。　熊文灿这一边，所倚靠的大将是左良玉。左良玉在十年九月击溃张献忠于(安徽)虹县，次年正月，收降刘国能(闻塌天)于随州。三个月以后，张献忠也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张刘等人，在此以前，曾经在九年三月进入湖北，九年十月进攻襄阳，十年正月进攻安庆，二月进攻潜山，为安庆巡抚史可法所败。)其他的几个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曹操)、马进忠(混十万)、李万庆(射塌天)、马上秀、杜应金、许可变(改世王)、胡可受(安世王)，也都在这期间纷纷“就抚”。

熊文灿不曾料到，张献忠到十二年五月，又在谷城杀了知县，重新造起反来。

张献忠之所以降而复反，熊文灿该负其咎。熊不曾解除张的武装，也不曾把张的部队改编。张要求朝廷以总兵官职，熊答应替他请一个副总兵；张要求拨以十万人的饷，熊答应拨以两万人的饷。张所得不偿所欲，而熊毫不思患预防。于是张一旦再反，而熊措手无策。罗汝才(曹操)等八人，一齐响应张献忠。不反的仅有刘国能(闯塌天)与李万庆(射塌天)而已。

左良玉去打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于七月间在房县西面的罗猴山吃了一个大败仗，只剩下几百名兵丁，狼狈逃回房县。

李自成此时潜伏在河南淅川深山之中，依附着老回回。张献忠的反讯传来，李自成向老回回借了几百人，走出深山，重操故业。

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之再反，与李自成之再起，送了熊文灿的命，送了杨嗣昌的命，也送了明朝的命。思宗在崇祯十二年七月下旨将熊削职逮回，九月派杨以尚书兼大学士的地位出京督师(杨在十一年六月由兵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

熊在九月底杨嗣昌到达襄阳之时；交出兵符，受捕，押解京师；于次年十月被明正典刑。

杨于十二年十月初一，在襄阳誓师。他的围剿工作，进人第二阶段。他把自己的原定战略，所谓“十面之网”，修改为“网开一面”。所开的一面，是四川的一面。换句话说，把农民军尽量地赶到四川去，以四川为壑。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对地理茫无所知，不知四川之大与四川之肥沃，而幼稚到以为四川多山，像一座墙壁，可以让他把农民军推进去，碰壁，无路可走，然后予以格杀。

杨嗣昌而且故意把四川的好兵一万多名调走，惟恐四川有力量挡得住农民军，影响他的以川为壑的“妙计”。

左良玉奉杨嗣昌之命，集中力量，对张献忠、罗汝才、惠登相(过天星)三支队伍挤，挤到年底，把他们都赶进了四川。张献忠一股到太平县(万源)，罗惠二股到大宁(巫溪)与大昌(巫山县北)。

左良玉跟踪追击张献忠，追进了四川的境界。杨嗣昌命令左良玉停止前进，左良玉向他表示异议，认为张献忠在四川站住了脚便有粮可吃，难以剿办，现在去追他，追得疲于奔命，即使他回军湖北，也不能再有多大力量了。杨嗣昌奈何不了左良玉，只得准左去继续追击张献忠。

左良玉在崇祯十三年二月到达了太平县之北的鱼溪渡，三边总督郑崇俭也带了贺人龙与李国奇两支兵来，与左军会合。 张献忠从太平县大竹河转到九滚坪，又由九滚坪抢先占了玛瑙山高地。左良玉和郑崇俭商定，分兵三路，自率两路，由贺人龙另率一路，同时对张献忠仰攻。这一战，把张献忠杀得惨败，追奔了四十里，俘虏了张献忠的妻与妾，斩杀了十六名首领(包括扫地王、邓天王、白马、曹威)。张献忠只剩下一千多人，逃到湖北归州与兴山县一带的山中躲藏。

左良玉不再继续追击，放了张献忠走，回军驻在陕南的兴安与平利一带，连营百里，对张献忠远远监视，不攻。为什么呢?因为贺人龙告诉了左，杨嗣昌答应过贺，把左的“平贼将军’名号，于适当时机转颁给贺。贺为什么要将这件事告诉左呢？因为，在玛瑙山一役以后，杨嗣昌顾虑到左已立了大功，一时不肯对贺践言。

从此，左贺两人均对杨不理睬。

过了几个月，张献忠慢慢地向西移动，又进了四川，占据巫山；部众也陆续增加，重新成为一个大集团。罗汝才(曹操)走来，与他合伙。罗与惠登相(过天星)原在鄂西的南漳、远安、房县、兴山一带活动；于十三年正月间进入川东，五月间试攻夔州府，被秦良玉击败；六月间与贺人龙战于大宁，战败；七月间与左良玉及陕将孙应元先后战于兴山，又败。惠登相脱离罗，向左投降。混世王与小秦王也脱离罗，向孙应元投降，罗这才来到巫山，投奔张献忠。

张罗重新合伙以后，不到半年工夫，势力扩张到四川全省。四川巡抚邵捷春仅有两万左右的兵，如何抵挡得了，秦良玉虽则善战，也只能退保自己的石砫一个宣抚使司而已。张罗二军纵横驰突，如入无人之境，连胜于土地岭、上马渡、净壁，攻破大昌、开县、达州、剑州(剑门)、广元、梓潼、绵州，向成都进逼。

杨嗣昌在崇祯十三年十一月，由襄阳移驻重庆，把四川巡抚邵捷春捕送京师，斩首。

张罗由成都附近转向东南，于十二月间攻破泸州，次年(十四年)正月战胜陕将猛如虎于开县黄陵城；二月，杀襄王朱翊铭与贵阳王朱常法于襄阳城内。(“猛如虎”，原籍蒙古，家住榆林，是曹文诏的旧部。)按照明朝的法律，亲王被杀，巡抚或其他负责军事的人就有死罪。杨嗣昌的官职比巡抚大得多，自然是不能免于一死。况且，在襄王贵王被杀的一个月以前，福王朱常洵也在洛阳被李自成杀了!于是，杨嗣昌在三月间到达荆州之时，绝食自杀而死。

思宗一面派丁启睿接任督师，一面命令廷臣追议杨嗣昌的罪。廷臣议了一个斩罪。思宗却又替扬嗣昌辩护，说杨“无城守专责，......且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下旨昭雪，赐祭，准予归葬武陵，追赠加官太子太傅。同时，又把一位立功于玛瑙山而和杨嗣昌不甚相得的前任三边总督郑崇俭抓了斩首，说郑不该在玛瑙山一役以后北回关中；其实郑当时北回是曾经奏请获准的。

丁启睿毫无能力。他作督师，作到崇祯十五年九月，开封失守，被思宗下旨逮捕，关了一个短时期，放出。攻陷开封的，是李自成。

明朝旱蝗连年，政府的苛捐杂税又突然加重了好几倍，杨嗣昌除了请准思宗增抽“剿饷”每年二百八十万两以外。又增抽所谓“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名为招练各地民兵，实际也是多数挪作别用，不曾练出多少民兵来)。神宗末年，本已巧立名目，增抽了所谓“辽饷”五百二十万两，扬嗣昌也请准思宗把这辽饷再加一百四十万两。合起来，老百姓的负担，比起神宗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多了两倍以上，活不下去，想造反的就一天比一天多了。 李自成获得河南本地的农民军“一斗谷”来合伙，如虎添翼。各县各村的饥民，纷纷向他投奔。又有两个举人，杞县的李信(其后改名李岩)与卢氏县的牛金星入伙。李信向李自成建议，改变屠杀作风，以“不杀人”收买人心，李自成接受。李信又替李自成造了六个字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于是，不到一年，李自成竟然有了部众几十万之多，如火燎原，势不可挡。

在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张献忠攻陷泸州之时，李自成也攻陷了永宁、宜阳、僵师。次年正月，张在开县战胜猛如虎，李攻陷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这朱常洵确也该死。

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攻打开封，不曾攻下。六月，与杨文岳及唐大威二将战于邓州，小败。九月，会同罗汝才(曹操)杀三边总督傅宗龙于项城城下，占了项城，又攻破叶县，杀了为明效忠的刘国能(闯塌天)。

十一月，攻破南阳，杀了猛如虎与唐王朱聿镆。十二月，连陷洧川、许州、长葛、鄢陵，第二度进攻开封，李自成被射中了一只眼睛。十五年二月，攻破襄城，杀了傅宗龙的继任者，三边总督汪乔年与对明效忠的李万庆(射塌天)。三月，连陷陈州、睢州、太康、宁陵、考城、归德。四月，第三度围攻开封。丁启睿征调杨文岳、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将，在七月大会于朱仙镇。

丁启睿命令左良玉速战，左良玉不肯，在某一天夜里率众不告而去，虎大威等人看见情势不好，也纷纷各奔前程，散得干干净净。左良玉一军向南奔了八十里，前边已有李自成事先挖了的大濠沟，一丈四尺宽，一丈四尺深，一百里长，挡住去路。李自成的队伍从后赶来，把左军杀得溃不成军，丢了一万多匹马骡，左良玉只能带了极少数人，逃到湖北襄阳。

虎大威，与猛如虎一样，是蒙古人，一向作战有名，此时已积功升至山西总兵，为左良玉的胆怯行动所牵累，一时心慌，奔到汝宁府城，站定了以后，便进攻汝宁的农民军，中炮而亡。杨德政也是一个总兵，事后被思宗下旨逮捕，斩首。方国安是来自四川的总兵，跟着左良玉逃到了襄阳。杨文岳是所谓“保定总督”，亦即“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地位颇高，他和丁启睿及虎大威一齐奔到汝宁。闰十一月，李自成来攻汝宁，杨文岳守了些时，城破被杀。

丁启睿在朱仙镇军溃之时，被思宗下旨“褫职候勘”。开封陷后，被捕；过了一些时候，释放。

左在襄阳喘息既定，把襄阳一府的壮丁都编练成军，又大开招降之门，使得自己的部队扩充到二十万人左右。朝廷除了给养他的额兵两万五千人以外，当然没有那么多的钱与粮给他，而且也不曾授权给他扩编。他用自己的权力筹钱筹粮，在事实上变成了目无朝廷的一个拥兵自雄的军阀。

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朝着襄阳的方向移动，左良玉摆在樊城的战舰被老百姓烧了，老百姓而且烧香摆酒迎接李自成的驻军。左良玉抵抗了一两天，弃了襄阳，拔营而走。沿着汉水，左步兵，右骑兵，中舟师，奔到武昌，向楚王朱华奎要求二十万兵的粮饷，朱华奎不给。左良玉叫部队自由烧抢，火光一直照到江心。

崇祯十六年正月，左良玉放弃武昌，顺长江之流而下，退驻贵池的池口，安庆巡抚拨了存在九江库里的银子十六万两给他，“补六月粮”，军纪稍好，南京的人心稍定。这时候，他的“前锋”已经破了建德(至德)，抢了池阳(贵池)，他的先遣船只也已经泊在离开芜湖仅有四十里的三山港了。

他的二十万人，不像是国家的部队，倒很像武装难民，也差不多是专替农民军开路的向导了。李自成跟在他的后面，捡得了襄阳，也捡得了承天府(钟祥)、荆州。

张献忠这时在占领了安徽西南部之余，袭占蕲州(蕲春)，左良玉视若无睹。两个月以后(十六年三月)张献忠西陷蕲水(浠水)，左良玉这才慢吞吞地由池口西上；到了安庆，停住。张献忠由蕲水而黄州(黄冈)，而罗田，于十六年五月攻破汉阳、武昌，左良玉仍旧按兵不动。

崇祯十六年六月，思宗颁了一件诏书给左良玉，仍称他为“平贼将军”，叫他负专剿张献忠之责，“毋老师糜饷”。

思宗以为左良玉打不了李自成，应该打得了张献忠。因为，三年又四个月以前，崇祯十三年二月，他曾经大胜张献忠于四川太平县北的玛瑙山；一年又九个月以前，崇祯十四年八月，他又曾击溃张献忠于信阳，收降了张的部众数万，几乎杀死了张献忠本人，弄得张狼狈不堪。

左良玉在接到思宗的旨令以后，派两万兵，交方国安西上。方国安在七月小胜于大冶，八月大胜于黄州，乘胜进抵阳逻。张献忠开了武昌西门，不战而走。南下湖南、江西。于是，方国安替左良玉收复了武昌、汉阳。

张在八九两月，连破湖南的岳州、长沙、衡州、宝庆、永州；十月至十二月，连破江西的吉安、建昌、抚州。崇桢十七年一月，他又进入了四川。

李自成在掌握了河南极大部分与湖北的襄阳荆州以后，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设官分职，大封部下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命令牛金星每天对他讲经一章，讲史一段，颇有割据自雄的气象，一变当年“流寇”作风。张献忠拿下汉阳武昌，李自成很不高兴，竟然悬赏征求张献忠的首级，又写信给张，加以恐吓。张之所以放弃汉阳武昌而转向湖南江西，固然是由于左良玉在十六年七月以后西上进逼，也未尝不是避免李自成的火并。

李自成的一个谋臣顾君恩，劝李自成西取家乡关中，作为根本，然后出山西，取京师，称帝。李自成听他的话，准备自率大军离开襄阳，经由河南入陕，恰好在这个时候，明廷的新任督师孙传庭已从陕西出了潼关。于是，李为了抵御孙传庭，也不得不离开襄阳而来到河南，与孙传庭作一决战了。

孙传庭是代州振武卫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官永城知县、商邱知县、吏部主事、郎中、顺王府丞，于崇祯九年受任陕西巡抚，在任三年，前后斩杀了农民军首领整齐王、蝎子块(拓养坤)、圣世王、互背、一翅飞，俘虏了老闯王(高迎祥)、黄龙、刘哲，击败了过天星(惠登相)、马进忠、闯塌天(刘国能)、马光裕、曹操(罗汝才)、贺一龙、左金王，收降了张耀文、一条龙、镇天王、上山虎、大天王、混天星。崇祯十一年十月，被思宗征调北上，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替卢象升总督诸镇援军，抵抗清兵；次年，受任“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被杨嗣昌挤下了台，关在牢里三年。

杨嗣昌死后，思宗一时找不到继任“督师”的人，到了崇祯十五年正月，才把孙传庭从牢里放出来，复任兵部右侍郎，带领“禁旅”(京营的兵)，南下援救开封；不久，升任陕西总督(接汪乔年的遗缺)。他一就任，便大会诸将，当场捆杀了那一再跋扈违令的援剿总兵贺人龙，全军的军纪为之一振。他日夜勤劳，筹饷买马造兵器，很迅速地把他的兵练成一支劲旅，有“火车”三万辆之多。所谓火车，是装有火器的战车，“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开封失守以后，他一胜李自成于南阳，不幸败于郏县，却能守住潼关。

崇祯十六年五月，思宗叫他兼督河南四川，又叫他以“兵部尚书”“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尚方剑，命令他速出潼关讨农民军。八月十日，他进驻阌【wen】乡。九月八日，进驻汝州(临汝)，受李自成的“四天王”(李养纯)之降。

孙传庭在崇祯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攻下宝丰，乘胜又攻下唐县，与李自成会战于郏县境内，活捉了李自成的果毅将军谢君友，也几乎活捉了李自成本人。李自成逃到襄城。

但是，天不作美，一连下雨下了七天七夜，孙传庭的粮车不能行动，官兵吃不到东西，不仅无法续攻李自成于襄城，而且后方的一支部队(李养纯部?)在汝州哗变。孙传庭迫不得已，回军迎粮，留陈永福断后。不料，大军一动，兵心大乱，陈永福压不住阵，李自成追来，杀得孙传庭全军大败狂奔，奔了四百里，直抵黄河边上的孟津，死了四万多人，剩下的也只有四万多人。

孙传庭由阌乡渡河，经垣曲而抵潼关。李自成的侄儿一只虎(李过)来攻潼关，于十月初六日攻陷。孙传庭退守渭南，在渭南阵亡。

李军长驱直入，于十一日进了西安，陕西巡抚冯师孔战败被俘而死。

其后，李在十一月破延安、榆林、宁夏、庆阳，在十二月破平阳、甘州，次年(崇祯十七年)正月，改称“大顺王”于西安，定年号为永昌；二月，破汾州、怀庆、太原、潞安、代州、固关、宁武关；三月，至大同，受总兵姜壤降；至宣府，受总兵唐通降，破昌平，入居庸关。三月十七日，到达京师城下，京营不战而溃；十八日，进入京师外城；十九日，进入京师宫城。思宗上吊自杀于宫后的煤山。

事前，于祟祯十七年正月受任“督师”的东阁大学士李建泰，曾经劝思宗离开京师，迁都南京。思宗不肯，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这是思宗的一大失策。天子有责任保卫国家，却并无死在京城的义务，尽可以迁都别处，继续奋斗。况且，成祖把南京定为“留都”，设了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备非常，已是为了像崇祯十七年三月的情况而准备好了的一个退步。无知的思宗，却偏要滞留在孤城，一死了事，为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之烈，对不起他自已，更对不起他的列祖列宗。

此人十六岁即位，三十三岁自杀，不曾享福一天，而天天在内忧外患之中过苦日子；有心做好事而无一事做得好，有心去坏人，用好人，而认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没有治国救国的真本领，以致局面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终至于身死国亡，值得后世同情，而不值得后世效法。

九六、尾声

李自成进入京师(北京)以后，在四月二十一日与多尔衮战于山海关之东的“一片石”；次日，大战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于山海关之西的北山与海岸之间，大败。他退回北京，在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即皇帝位。次日，开了齐化门。逃走。吴三桂追他，追到真定；他逃回山西，在山西杀了李信(李岩)。多尔衮派了清将叶臣与马国柱进山西，李自成退入陕西。多尔衮派多铎领兵打下潼关，同时卫叫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等人由大同攻进陕北。李自成放弃西安，出武关，退至襄阳。这时候(顺治二年的夏天)左良玉离开武昌东航，找福王朱由崧(弘光帝)的朝廷算账，李自成乘虚占了武昌，停留五十多天，然后南下，到了通城，在九月间被打死在通城的九宫山(另一说法，是死在辰州的罗公山)。他的部众，有很多被何腾蚊收编。

张献忠于祟祯十七年正月入川以后，在八月间打下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他在四川屠杀了极多的人，包括自己的兵。顺治三年七月，多尔衮派来的豪格，到达汉中，张献忠的一个四川军官刘进忠叛变，到汉中向豪格投降，替豪格作向导，杀张献忠于盐亭西充之间的凤凰坡。张献忠所遗下的部众，以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为首，归附桂王朱由榔(永历帝)。其后，李定国忠心耿耿，与桂王相终始。孙可望与白文选先后投降了清朝。

南明除了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以外，另有在浙江监国的鲁王朱以海与在广东称帝的唐王朱聿键，这五人的事迹各有千秋，而鲁王尤其可佩。

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四月，桂王(永所帝)被吴三桂勒死，郑经与郑克塽以大明延平郡王的身份，固守台湾，把永历的正朔延长了二十二年。

明朝从洪武元年算到崇祯十七年(1368至1644年)，共有二百七十七年的历史；倘若加上弘光、隆武与永历三帝，及郑氏二王，算到永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就超过了三百年，而有三百一十五年的历史了。

明朝的文化成就，在工艺与文学两方面十分灿烂，读者不妨参阅柳诒徵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第二十六章与中华书局所印售的《中国文学发达史》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七章。在输入西学方面，徐光启的功绩最大，已有徐氏后人徐懋禧先生复印的《徐文定公集》及《徐文定公家书》可资印证。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皇帝》片段

黎东方教授，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曾先后在中外多所大学任教。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时，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卖票讲史，引起轰动，其盛况，决不亚于今天的“百家讲坛”。之后，他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了“黎东方讲史”系列，现摘编其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明太祖

创造明朝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最初“反元”，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武装团体而已。

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宋濂。刘基(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烧饼歌”的著者。乩坛上，也常有他降临题诗。

他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反对用汪广洋，说汪广洋气量褊浅，更甚于杨宪，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垮。

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人朱元璋都重用了。

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八年。刘基原已于受封为“诚意伯”之后，在洪武四年三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时日以后，胡惟庸告他因为“谈洋”地方的风水有王气，和当地的老百姓争墓地，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诚意伯俸禄。他来到京师(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迹，生了病，胡惟庸在洪武八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四五月间去世。

胡惟庸被杀，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杀得一点儿也不冤枉。此人既非功臣，而且谋反有据。

皇帝朱元璋觉得他比谁都好。他不像李善长那么老朽，刘基那么古怪，宋濂那么迂腐，杨宪那么量小，汪广洋那么荒唐；相反，他善体人意，又很谨慎小心：既“曲”且“谨”。

他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深得这“一人”的宠信，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并且可以大大地捞下去，聚满了各方送来的“金帛、名马、玩好”，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然而，他竟然不满足，硬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依现存史料而论，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不像是朱元璋授意。)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说明马皇后的心好。她视察了国子监，便建议不仅学生们应该有公费，他们的家眷也应该由政府予以赡养。)

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决意不再立后，不是没有原因。

●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北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没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

甚至，对南海各国的武装访问，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上表称臣，甚至亲自来朝的番邦之君虽不在少，充其量仅仅足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这在促进中国与南海之间的贸易上，自然是不无关系，然而又何必派了那么多的兵(三万左右)与那么多的船呢(几百艘)?结果，始终来朝贡的仅有满剌加(马六甲)一国而已。

他在无意之中，却作了几件好事：(1)开了会通河与清江浦；(2)盖了北京的宫殿，集中国建筑学的大成；(3)抄书，抄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很多部当时尚存的古书，在今天已经散佚，全靠这《永乐大典》间接保存了下来。虽则是，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把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烧毁了不少，偷去了不少，遗失了不少，台北世界书局的杨家骆先生仍能搜集而借用了整整一千卷，影印行世。可惜，这一千卷只是全书的二十三分之一左右(原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

●明英宗

明朝的国运，在英宗朱祁镇之时急转直下。

他九岁即位，三十八岁死，中间有七个半年头皇位被景帝朱祁钰占有。

即位之时，他年幼无知，国家大计方针，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知书识礼，信任老臣，一切率由旧章，虽有对北元阿岱可汗(阿台)与麓川土司思任发的战事，而国力未损。她也颇能制抑太监王振，要等到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她去世以后，这王振才专横起来。

王振是一个太监，何以能对英宗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我们该责备宣宗，不曾注意到儿子的教育，替儿子(尤其是太子)选择好的老师，好的“东宫官”。结果是，英宗在童年所认识、所崇拜的，仅有这么一个王振。英宗到了即位以后，当皇帝当了十几年以后，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第二，我们该责备成祖。成祖违反了太祖不许令宦官识字，不许令宦官干政的遗训。

宦官在生理上有缺陷，因此在心理上有变态。中国历史上未尝没有好宦官，然而究竟极少。多数的宦官，一朝有权在手，便无恶不作。

英宗在成年以后，依然是一个未成熟的儿童。王振说什么，他都听从。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下跪的极少。除了二杨以外，有不肯对王振下跪的，迟早皆免不了吃亏。然而王振的官职，只是宫内的司礼太监而已。

王振是蔚州人，不学无术，懂得写几个字(谈不上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人。他自己作威作福，还不够，又引诱英宗对大臣无礼，对瓦剌用兵。也先在正统十四年大举入寇，实际上也是王振激出来的。也先选马进贡，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得很少；他又在也先入寇之时，力主御驾亲征，使得英宗成为也先的俘虏。

●明宪宗

宪宗朱见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不算是最坏的，却也谈不上一个好字。此人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一岁去世。国家在大体上是太平无事。

然而明朝盛极而衰的征象，业已一一表露。宦官揽权，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忠少佞多。当皇帝的自己，竟然怕见各部尚书，甚至内阁诸学士之面，经常地倚靠宦官作传话人。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是三十五岁。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万贵妃的罪恶，主要的有三点：第一，信任手下的宦官汪真。第二，戕害别的妃嫔所生的儿子。第三，服用奢侈，浪费民脂民膏。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七月正位中宫，仅仅三十二天，便被万贵妃挤下了台。第二任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

万贵妃在成化二年正月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一年便死。柏贤妃生了一个儿子朱祐极，在成化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到次年正月，又死。

宪宗伤心得很，怕自己绝后。到了成化十一年，宦官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瞒着万贵妃，养在宫内的安乐堂，这时候年已六岁。宪宗叫人接了这儿子来，赐名祐樘，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逃过万贵妃的魔掌。万贵妃忿恚之余，在六月间将纪氏逼死(或毒死)。五个月以后，宪宗立祐樘为皇太子。这便是未来的明孝宗。

宪宗本身，其实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全国各省，差不多皆宦官当“镇守中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与总兵官之上。

宪宗成年成月，陪着万贵妃厮混，拜佛、炼丹、吞符、欣赏歌舞，作种种的游戏，把国家的大事一概付托给宦官与仰承宦官鼻息的若干官吏。内阁的几个学士，若干年不被召见交谈一次，等于虚设。六部大臣与“九卿科道”更有天高皇帝远之感。坐朝，也不过是摆摆样子，排班叩头，礼成而退罢了。

在如此情形之下，安得不内忧外患齐来?奇怪的是，君昏于上而臣奋于下，这些内忧外患都一一消除。太祖成祖的基业，仁宗宣宗的恩泽，培养了足够的潜力，替明朝延长寿命。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明孝宗

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十八岁，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父亲是昏君宪宗，儿子是昏君武宗，他是两个昏君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首先，在即位以后的第五天，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丁未日，他一举而贬逐了妖人礼部右侍郎李孜省、万贵妃的弟弟都督万喜、揽权的太监梁芳。

其后，他罢免了宪宗所不依手续而任用的“传奉官”、通政使任杰等两千多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几人，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几人；也斥逐了无耻的大学士万安，罢免了阿附万安的尹直，选拔了徐溥与刘健二人入阁。

刘吉却被留用，此人在弘治五年八月告老，继任的是邱濬，邱濬在八年二月病故，继邱濬之任的是李东阳，增加一个谢迁。

徐溥、刘健、邱濬、李东阳、谢迁，都是贤相。

六部尚书，除了兵部余子俊以外，孝宗也在即位以后的一两年间都换了人。中央政府到了孝宗之时，面目一新。各省的大吏也颇有更动。全国上下，充满了朝气。

可憾的是，他寿命太短。

●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与仁宣二宗之明，成为黑与白的对比。

光宗朱常洛，经若干忠臣冒了生命危险予以拥护，才获得立为太子，免于被福王常洵夺去太子的地位。这些忠臣不曾料到，此人之不慧不贤，与常洵没有什么两样。熹宗朱由校之得以“皇长子”的资格，于光宗去世的一天，受群臣朝拜，又于五天以后受群臣拥立为君，安然回驾至乾清宫，以免于郑贵妃及李选侍两代太后之垂帘听政，而结果他的表现也十分令群臣失望。明朝大局之坏，由于熹宗之一任魏忠贤摆布，坏到不可收拾，注定了亡国的命运。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而自己动手术，进宫当了宦官。

他进宫不久，便荣任了熹宗母亲王才人的厨子；又渐渐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暧昧，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人。熹宗幼年丧母，由客氏抚养长大，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了客氏为“奉圣夫人”。连带地，这魏忠贤也很快地由“惜薪司太监”而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他目不识丁，怎么能够秉笔?却有两个识得字的宦官，听他使唤，一个叫做王体乾，另一个叫做李永贞。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熹宗本意要叫王安充任。王安是个好人，虽和熹宗的关系颇深(当过熹宗的伴读)，却在名利上很不积极，不愿意居此高位。于是，王体乾作了掌印。掌印的地位在秉笔之上，然而王体乾对魏忠贤奉命惟谨。

魏忠贤兼了“提督宝和三店”的官职，也兼了“提督东厂”。不但如此，他而且获得熹宗准许，在宫内练兵，号称“内操”，足有一万多人，所用的是火器，等于是第二个“神机营”。

熹宗读书甚少，喜欢作木工。每逢熹宗锯木头、刨木头，或是漆木头的时候，魏忠贤和王体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请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烦。熹宗总是说：“我知道啦。你们拿下去，好好地处理罢。”

虽则是叶向高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被召，次年(天启元年)十月到达京师，回任了首席大学士；虽则方从哲终于在十二月被准告老，去职；朝廷中的一切实权，已经操在魏忠贤的手中，非叶向高所能匡救。

●明思宗

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去世，享年二十三岁；生过三个儿子，都已早死。

思宗朱由检，以异母弟的资格继位，改明年的年号为崇祯。可怜他，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六岁，学识很浅，经验毫无，却不得不担起抵御外患和削平内乱的重担子，一心想做好而不知道怎样去做好。

刚即位时，他颇表现出一种魄力，把魏忠贤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其后，面对后金与农民军，他就一错再错，错到不可收拾，把江山断送了。

他不该在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入关，兵临京城，袁崇焕尾追皇太极而来之时，相信宦官杨某的话，以为袁崇焕与皇太极通谋，而把袁崇焕逮捕，于次年八月凌迟处死。

思宗杀袁崇焕，等于是“自坏长城”。虽则有忠心耿耿的孙承宗，替他追回那愤而出走的袁崇焕部将祖大寿，虽则祖大寿能够在其后替他死守锦州直到崇祯十五年三月，然而大寿究竟非袁崇焕可比，而且袁崇焕之死，足令沿边的将帅寒心，士无斗志。皇太极尽管不能从锦州这一条路来，却颇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地，在崇祯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又陆续从长城的其他口子，冲了进来。

思宗年纪轻，性急，轻信，多疑，好杀。倘若他性情稍能忍耐，对事稍加考虑，对人稍存信任与宽容，则不仅不致误信杨太监的话而捕袁杀袁(实际上，杨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且也决不会打不了农民军，亡于农民军之手。

此人十六岁即位，三十三岁自杀，不曾享福一天，而天天在内忧外患之中过苦日子；有心做好事而无一事做得好，有心去坏人，用好人，而认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没有治国救国的真本领，以致局面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终至于身死国亡，值得后世同情，而不值得后世效法。

（摘编自《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

细说清朝

黎东方 著

本书是“黎东方讲史丛书”之一，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建立清朝至清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对俄和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吴三桂、洪秀全、和珅、李鸿章、康有为、慈禧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还阐释了顺治出家、雍正暴亡、乾隆身世等历史之谜。本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弄得许多人（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均受了处罚。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三、本书涉及少数民族人名，基本采用(蒙古秘史)译名;年代、日期则基本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阴历。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部分主要人物名字改为(元史)中所用译名;对年代、日期择要加注公历(阴历日期以中文数字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编者

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版《小序》

由于新生报诸位先生的鼓励，我试写这一部(细说清朝)，以就正于各方的博雅君子。

现在，经过了四百多天，算是完稿，然而所完的也仅是初稿而已。虽则，现在把有些应该改正的字句改正了;留下来仍有待于改正的，一定依然很多。

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我颇想就一些雪泥鸿爪，勾描出粗粗的轮廓而不慌不忙地细细交代一番，所愧的是学力不足。

我十分感谢各位颁函赐正的读者，尤其是欧阳和先生、袁性民先生、王超若先生、苏同炳先生、白建民先生、刘中和先生。在老朋友之中，以钱西樵先生与李树桐教授给我的帮助为最大。内子黄鸿书女士不惮烦劳，多方协助，我也应该借此机会，表示谢意。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一、先说一个大概

中国的历史既古且长，朝代也特别多。最后的一个朝代叫做清朝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有些人以为是顺治。其实，在顺治皇帝以前，清朝已经有过两代君主：太祖努尔哈赤与太宗皇太极。努尔哈赤于明神宗万历四＋四年(1616年），在沈阳之东、新宾县城之西三十里赫图阿喇城宣布独立，自称金国汗。

他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当了十年多的汗，改称皇帝，把国号也改成“大清”。这皇太极当皇帝当了七年四个月“无疾而终”，或许是被人害死的。

其次，便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顺治皇帝夺了明朝江山以后，在顺治十八年正月死亡。有人说，他没有死，做了和尚康熙呢寿命很长，人也很好。雍正办事能干，手段辣，传说被刺客割去了头。乾隆，也有人说是汉人所生的儿子。这位皇帝寿命比康熙还长，好花钱，爱出风头，把祖宗几辈子的钱都花光了。

再其次，是嘉庆、道光、咸丰。嘉庆被各地的教门、会党、回民缠得苦。道光所碰到的，是鸦片之战。咸丰顶倒霉，在位仅有十一年，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几乎拖垮，却又逢到英法联军冲进北京，只好逃往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去避难

咸丰的正宫皇后钮枯禄氏很老实，侧室妃子叶赫那拉氏很厉害。叶赫那拉氏在咸丰死后大权独揽，叫人家尊称她为慈禧太后。

慈禧懂得使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是消灭了太平天国。但她太无国际常识，应付不了外国，因此就一败于法兰西，再败于日本；把我们自己同胞所住着的台湾忍心送掉。后来，她想借重一批画符念咒的义和拳扶清灭洋，引来了八国联军。京城和大片土地都被联军占了，她只得向人家赔钱、赔礼。她的儿子同治皇帝与侄儿光绪皇帝，被她先后用作傀儡。后来光绪自己当家，找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准备大大地改革一番，她就发了脾气，把光绪皇帝关起来。

她比光绪迟一天死；死后，光绪的一个侄儿当皇帝，年号宣统。宣统三年阴历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从“顺治”到“宣统”，都是年号，而不是他们的名字，也不是他们的庙谥。想晓得他们的名字、庙谥与在位年数的，不妨看下边这张表。

庙 谥 名 年号 在位年数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圣祖仁皇帝

世宗宪皇帝

高宗纯皇帝

仁宗睿皇帝

宣宗成皇帝

文宗显皇帝

穆宗毅皇帝

德宗景皇帝

努尔哈赤

皇太极

福 临

玄 烨

胤 禛

弘 历

顺 琰

旻 宁

奕 詝

载 淳

载 湉

溥 仪 天命

天聪

崇德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

一七

一八

六一

一三

六○

二五

三○

——

—三

一一

三四

三

二、皇帝的祖宗

清朝皇帝的祖宗，是一部分女真人的领袖。

女真人和蒙古人同属于所谓通古斯族。通古斯这三个字，是从西洋人的书中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其实这个名词的来源本是中国古书上的“东胡”二字。在汉朝，北方的匈奴被称为“胡”，活动于匈奴之东的另一种胡人，被称为“东胡”。

东胡分为两支。女真人属于东支，蒙古人属于西支。两支的血统极为相近，语言也是大同小异，犹如法兰西语之于意大利语。

东支东胡人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过乌桓、前燕、后燕、南燕、西燕、渤海、金、清。西支东胡人所创造的是北魏、契丹(辽)、元。 女真人又分为两种：未被辽朝同化、停滞在渔猎生活与游牧生活之中的，叫做“生女真”；被辽朝同化、进步到定牧生活与耕种生活的，叫做“熟女真”。

金朝皇帝的祖宗，是生女真；清朝皇帝的祖宗，也是生女真。

金朝被元朝灭掉之时，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流域仍旧存在不少的生女真。这些生女真不曾随金朝的皇帝们到中原与汉人争天下、当主子、做官。所以，金朝失掉天下，他们却不受牵累，仍旧过他们的捕鱼、打猎，或游东游西，游南游北，放牛放羊，赶牛赶羊的快活日子。

元朝政府把这些“残余的”生女真，编成五个单位，每一单位设一个“万户府”，任命一个“万户”来管理。其后，由于人口减少及别的原因，五个万户府被合并为三个。

明太祖灭掉元朝；他的儿子明成祖把三个生女真万户府改为若干“羁縻卫”。“卫”在内地是军事单位，“羁縻卫”则类似云南、贵州的“土司”，由当地的酋豪担任世袭的官职，称为(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镇抚、百户镇抚，等等。

首先在永乐元年被设立的，是牡丹江流入松花江之处的建州卫。受封为指挥使的，是阿哈出。

九年以后，明成祖增设一个建州左卫，以斡朵里部的头人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这一位猛哥帖木儿，便是清朝的肇祖原皇帝孟特穆。

三、他们搬了家

这时候，斡朵里部业已由于“七姓野人”的侵逼，搬了家，搬到朝鲜境内图们江右岸的镜城。猛哥帖木儿在明宣宗宣德八年于升封为右都督以后不久，对“七姓野人”作战，阵亡。他的残部由弟弟凡察及儿子董山率领，再迁于镜城西南的东良(茂山)，三迁于鸭绿江之北、佟家江之西一带。明英宗准许他们迁来，并且把建州左卫分成两个单位(增设一个建州右卫)，以凡察为右卫的都督同知，董山为左卫的都督同知。

董山于天顺八年被明英宗升封为右都督。他瞒了英宗，接受朝鲜国王李裪的“中枢密使”的封号，并且在明宪宗成化三年纠合了那已经迁到佟家江的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住(阿哈出的孙子)，闯进(今日本溪县之南的)连山关，在抚顺开原间肆行劫掠。结果，他被明宪宗的官吏逮捕，正法。两年以后，他的儿子脱罗(妥罗)受明朝招抚，受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又过了几年，升封为都督佥事。脱罗在明武宗正德元年病故，袭职的是脱罗的儿子脱原保(妥义谟)。脱原保以后，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左卫的都督佥事叫做章成古鲁哥。这章成古鲁哥是否为脱原保之子，待考。

脱罗的一个弟弟，叫做石豹奇，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上写作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可能是“百户”的译音。石豹奇的儿子叫做福满。福满有六个儿子，六个城寨，每一个儿子住在一个城寨，作为城主(贝勒)。其中以第四个儿子觉昌安为最能干。他住在中央的一城赫图阿喇(今天新宾县城之西的三十里)。他的五个弟兄的城，分布在赫图阿喇周围，最近的有四五里远，最远的有二十里远。

四、死于非命

觉昌安有一个孙女婿，叫做阿太。阿太的父亲王杲，原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可能是李满住的苗裔)和明朝翻了脸，被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部长万汗捉住，交给辽东总兵李成梁杀掉。

阿太其后勾结了海西的另一部落叶赫部，向哈达部进攻，被李成梁打败。阿太又到沈阳附近去掳掠。李成梁决心将他根本解决，准备毁灭他的根据地——古勒城。

觉昌安听到消息，便率领儿子塔克世与孙儿努尔哈赤到古勒城，去劝阿太不必再与明朝为敌，以免吃亏。

阿太尚在迟疑，李成梁的大军已经开到，把古勒城围了。有一位尼堪外兰，与李成粱同来，尼堪外兰叫古勒城的人们开城。城门一开，李成梁的大军拥进，射死阿太，屠杀了城内一半军民。觉昌安与塔克世也死在其中。努尔哈赤侥幸获免。

努尔哈赤是怎样脱险的?有人说他留在城外，不曾进城。也有人说，他被明兵捉了去，当俘虏，遇到了李成梁的夫人。夫人见到他相貌堂堂．就把他放了。

我看，既然觉昌安、塔克世等人都进了城，努尔啥赤不致于单独留在城外。他可能是在当了俘虏以后，才被李夫人放走的。李夫人之所以放他，也可能并非由于他相貌堂堂，而是由于她根本和他很熟识。她和李成粱是曾经把努尔哈赤当作干儿子养过的。

努尔哈赤被放出以后，向李成梁哭诉，说祖父与父亲死得冤枉。李成梁命令部下，找出觉昌安与塔克世的尸首，装进棺材，送还给努尔哈赤。

李成梁之所以如此做，一则对错杀觉昌安与塔克世表示歉意，二则也是安慰这一位等于是自己儿子的青年。至于努尔哈赤在血统上不是汉人，李成梁倒并不在意。李成梁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汉人。他的高祖李英，是来自朝鲜的朝鲜人。

努尔哈赤却忘不了明兵杀了他的祖父与父亲之仇。

五、努尔哈赤报仇

努尔哈赤这时候，年方二十五岁。

他对明兵无可奈何。他所有的，仅仅是十三副甲胄。马少，人少，牛羊也少。

他想：虽则没有力量与天朝一较雌雄，总该把尼堪外兰杀了出气。尼堪外兰是女真人，而且是建州卫的女真人，怎么反而出卖了阿太？“倘若尼堪外兰不出卖阿太，我的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何至于死？”

这尼堪外兰是图伦城的城主。图伦在古勒之西十里，两者均在沈阳之东。

努尔哈赤花了几个月的工夫，纠合到八九十人，便向图伦进攻。图伦被他一攻就攻了下来。但是，尼堪外兰已经逃走，逃到嘉班城去了。这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的事。

再过三个月，努尔哈赤向嘉班城进攻。嘉班城于是也被他攻下，但是尼堪外兰又逃走了，逃到了抚顺去。

抚顺的明朝守将不肯将尼堪外兰收容。尼堪外兰只得向天涯海角乱走，走得很远，一直走到了今日黑龙江省的省城西南三十多里的一个地方：鹅尔浑。他住定了下来。

努尔哈赤一时找他不到，也打他不到。

三年以后，努尔哈赤不但找到了他躲藏的地方，而且也把这地方打了下来。

在这三年之间，努尔哈赤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经和南边的董鄂部与东边的苏克苏浒部分别打了一仗；为了打通那赫图阿喇与鹅尔浑之间的路，也和哲陈部与浑河部，均打了仗。

最险的一次，是在进攻哲陈部之时，遇到大水，退兵，却见到前面有八百个敌人，排在浑河北岸，挡住去路。努尔哈赤的部下，人人起了恐慌，甚至有脱了甲胄，准备投降的。肯拼一拼的，除他自己以外，仅有弟弟舒尔哈赤与两个侍卫颜布禄与武陵噶。努尔哈赤不顾一切，率领这三人冲入八百个敌人的阵里，一口气杀了二十多，其余的七百七十几个敌人都被吓走。

他终于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五月打下了哲陈部的托漠河城。在托漠河城他听到消息，尼堪外兰躲在鹅尔浑。他就去打鹅尔浑。谁知尼堪外兰又逃走了。

尼堪外兰这一次逃进了明朝的直属领土。努尔哈赤派斋萨带四十名兵，向明朝的守边军官硬要。军官不肯把尼堪外兰交给斋萨，叫斋萨自己动手将尼堪外兰当场捕杀。

六、受到本族人的敌视

尼堪外兰是该死的。他不仅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与祖父，而且也曾经和努尔哈赤争过建州左卫的领导权。

他于觉昌安与塔克世被明兵误杀以后，在建州左卫的女真人中间散布谣言，说明朝政府即将派兵帮助他构筑嘉班城，以支持他，作建州左卫各个部落的共主。于是，在福满的六房苗裔之中，亦即六个贝勒的子孙之中，只有觉昌安贝勒这一房(第四房)，对努尔哈赤尚存好感。其余五房则一致认为努尔哈赤之矢志复仇，与尼堪外兰为敌，是狂妄。

“努尔哈赤有多大能耐，敢和尼堪外兰作对？“尼堪外兰有天朝撑他的腰，努尔哈赤打得了天朝么？”“让他这样蛮干下去，我们全族的人都完了。阿太一族的人，不是榜样么？”

于是大房、二房、三房、六房这四房的子孙，在神庙里集合，对神发誓、结盟，要杀掉努尔哈赤，以救全旗人的性命。(五房的人没有参加宣誓，但是其后也和努尔哈赤立于敌对的地位。) 万历十一年六月，亦即努尔哈赤攻下尼堪外兰的图伦城以后一个月，有一天夜里，满天的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漆黑，闷热得受不了，努尔哈赤心神不宁，老是睡不着。他从炕上起来，穿好衣服，背了弓，挂上箭囊，提了刀，到城墙上走走，想散散心，也吸些冷空气。事有凑巧，那些在神庙宣过誓的同族兄弟们，正在赫图阿拉城外，把梯子搬近城墙，一个一个爬了上来。

努尔哈赤把刀一探，吼了一声。那些兄弟们一齐扑通、扑通，滚了下去，跑了。

到了九月间，亦即努尔哈赤攻下嘉班城的一月，在另一个漆黑的夜里，努尔哈赤听到自己的爱犬狂吠不停。爱犬的名字叫汤古哈。努尔哈赤轻轻从床上起来，先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藏在柜子底下，然后提了刀，在窗子口看看。果然有一个刺客，已经拔了木桩，进来了。努尔哈赤用刀背子将窗栏敲一敲，做出由窗口跳出去的样子，同时却迅雷不及掩耳地由房门冲了出去。这刺客看见情形不妙，便飞也似地逃了。努尔哈赤把房屋四周巡了一巡，才知道自己的侍卫帕海已于酣睡之中，被刺客刺死在窗子外边。

次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有两个刺客光临。一个是在四月间来的，姓名不详；另一个是在五月间来的，叫做义苏。两次，努尔哈赤均把刺客捉住，两次，他均把刺客捉了以后又行放走。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颇有帝王气魄。

七、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在都督福满一系的六房族人之中，亲如努尔哈赤所隶属的第四房(塔克世的一房)，也竟然有一个叫做萨木占的(与努同父异母)，甘心受三房的龙敦唆使，杀掉噶哈善哈思虎。这一位噶哈善哈思虎的妻，是努尔哈赤的胞妹(与努同父同母)。

龙敦的手段真是够辣的。龙敦忘记了：自己的父亲索长阿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亲兄弟；也忘记了：自己的祖父福满，与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

萨木占的行为，更是无可饶恕。努尔哈赤的妹婿，难道不也是他萨木占的妹婿?

这一位妹婿噶哈善哈思虎，死得可惜。他是一个寨的寨长，因为佩服努尔哈赤，而自愿归附努尔哈赤的。他所属的部落，叫做苏克素护河部；他的寨，叫做嘉木瑚寨。

最先投效努尔哈赤的，倒不是噶哈善哈思虎，而是噶的表弟额亦都。额亦都是长白山部的女真人，以钮枯禄为氏。在他幼年的时候，父母均为仇人杀害；他躲在邻近的村子长大。长到十三岁，他就报仇，杀掉仇人。他的姑姑，嫁在嘉木瑚寨，是噶哈善哈思虎的母亲；于是他在杀了仇人以后，就来到姑姑家里住着，和噶很处得来。

努尔哈赤有一次路过嘉木瑚寨，和额亦都相见；一谈之下，彼此相见恨晚。第二天，额亦都不顾姑姑的反对，便随努尔哈赤而去。从此，额亦都作了努尔哈赤的忠心干部，好比关云长或张飞之于刘备一样。

那时候，努尔哈赤二十二岁，额亦都十九岁。三年以后，努的父亲与祖父才被明兵误杀于古勒城。

努尔哈赤带了八九十人去打尼堪外兰，额亦都在这八九十人以内，而且是首先爬上图伦城墙的一位。他不但帮助努尔哈赤攻下图伦城，而且单独拿下了另一个城色克济。一直到他六十岁，死，可说是无役不与。有一次，他臀部中了一箭，射穿，箭头插进了敌人的土城墙的墙垛子，等于把他钉在这墙垛上。他挥刀砍断了这枝箭，继续作战，战到拿下这个城(巴尔达城)，才回营倒下；卫兵把他身上查了一查，共有五十几个创口。

其后，灭掉哈达，征服渥集部各路的野人，又灭掉乌拉，大败明军于萨尔浒，他均有份。

像额亦都这样既忠且勇的大将，努尔哈赤手下还有好几位。

八、帮他四面征讨

额亦都可算是努尔哈赤生平的第一知己。努尔哈赤极感谢他的忠心，把一个堂妹嫁给他，其后又加送一个亲生的女儿给他。

刘备有五虎将，努尔哈赤也有大将五人：额亦都以外，其他的四位是：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

费英东是苏完部的部长之子，跟随了父亲与部民五百户，在努尔哈赤捕杀尼堪外兰的次一年，万历十二年，自动归附。努尔哈赤很喜欢他，把一个孙女儿嫁给他。他在灭掉乌拉、打败明军于萨尔浒、灭掉叶赫这三大战役之中，功劳均是第一。(另一个大战役，万历二十一年的抵抗九部联军之役，则以额亦都的功劳为最大。九部是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科尔沁、锡伯、卦尔察、纳殷、朱舍里。)

何和礼为董鄂部的人。祖父、父亲、哥哥与他自己，先后当了部长。努尔哈赤很欣赏董鄂部的“兵马精壮”，设法将何和礼“加礼招致”。何和礼来了以后，努尔哈赤立刻把最长的一个女儿嫁给他。他家里原有一个太太。这元配太太听到何和礼“再婚”，便调兵遣将，找何和礼厮杀。努尔哈赤亲自出马，向元配太太解释一番，才算把风波平息。其后，何和礼参加征服渥集部虎尔哈路之役。路，是这里土著部落的单位。他也参加了灭乌喇与抵抗杨镐所统率的明军，以及攻取沈阳、辽阳诸役。

安费扬古与努尔哈赤同为福满的苗裔。努尔哈赤是属于四房的；安费扬古属于大房。在大房的份子之中，除了安费扬古与父亲完布禄二人以外，全都是反对努尔哈赤、惧怕尼堪外兰的。安费扬古比努尔哈赤年轻，辈份也较小。他勇敢得很，颇有冲劲。有一次，六房的康嘉勾引了海西卫哈达部的兵，以哲陈部的兆佳城城主理岱为向导，来劫掠安费扬古的故乡，世代所居的瑚济寨；劫掠饱了以后，呼啸而去。安费扬古正在山上打猎。他看见这批人不像善娄，便带领一同打猎的十三个人下山冲杀一阵，把哈达的兵杀得狼狈而逃。又有一次，努尔哈赤进攻哈达，劫掠哈达的富尔佳寨，遇到哈达的贝勒孟格布禄亲自来追。努尔哈赤被孟格布禄的四个骑兵围住，幸亏安费扬古赶到，杀掉这四个骑兵之中的三个。不久，努尔哈赤打乌拉，第一个爬上乌拉“京城”的城墙之上、竖起旗子来的，也是安费扬古。渡了黑龙江，征服黑龙江北岸各个部落；以及在此以前，把库页岛(萨哈连)拿下来的，也是他。

关于扈尔汉，我们只能简单地说一说了。他是长白山部佟佳氏的子弟，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来投效。努尔哈赤把他收为养子。他曾经以二百人与乌拉的一万人对峙；也参加了征服渥集部各路，与抵抗杨镐大军的萨尔浒之战。

九、打下一片江山

努尔哈赤有了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这五员大将，简直是无往不利。他把尼堪外兰捉住杀了，还不过是一件小事。借口报仇，而拿下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及其周围的一片领土，与领土之上的男女与马牛羊，才真正是实惠。

有了尼堪外兰的一切，加上父亲塔克世所遗留给他的甲胄十三副、男女数十人、马牛羊几百头，努尔哈赤就从一个普通的“牧户”。一跃而拥有数百副甲胄、上千的男女、上万的牲口与好几个城池。

进一步，努尔哈赤击败东边的长白山部、北边的哲陈部，又招徕了南边的董鄂部，便在事实上统一了原属建州三卫的女真人。

再其后，他一方而屡屡派兵，将野人女真各部依次打垮、挖空。所谓挖空，便是将男女马牛羊一齐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他又用时打时和的战略，把海西的四个单位(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各个击破，把四个之中的三个完全并吞，只剩下叶赫。于是，除了辽河以西地区，整个今日东北归他所有，还加上(一)沿海州，(二)直至外兴安岭的黑龙江以北，(三)库页岛。 居住在松花江以西的科尔沁族蒙古人，居住在热河北部的锡伯族蒙古人，与居住在热河东部的喀尔喀族蒙古人，都在努尔哈赤的压迫与引诱之下，变成了他的藩属。

明朝政府早该有所举动，以解除这东方的“隐忧”，然而皇帝神宗是一个鸦片鬼，荒唐到几十年不上朝，怕与大臣见面。在朝的文武官吏多数是颟顸无能、贪污自私，少数的好人也只是一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敷衍了事、混混日子之辈。张居正早就死了，戚继光也死了，李成粱呢，老了。

明朝政府坐视尼堪外兰之为了效忠明朝而遭受努尔哈赤的追捕，并且不让尼堪外兰进入抚顺，到最后又特准努尔哈赤派遣四十人进入边墙，在直属领土之上将尼堪外兰杀害。明朝政府也坐视忠于明朝的哈达被努尔哈赤灭亡、吞并；并且，还先后封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万历十七年，l589年)龙虎将军(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一○、建立汗国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喇即位，自称金国汗，定国号为金，年号为天命。

严格说来，他并非金太祖阿骨打或金朝任何一个皇帝的苗裔。但是，作为一个女真人而以恢复金朝为荣，也是人情之常。他本人汉化颇深，懂得汉话，听过《三国演义》，幼年在抚顺、沈阳、辽阳等地做过生意(所谓跑单帮)，结识了汉人朋友很多，包括那其后被他骂为“无赖”的萧子玉；至于住在李成梁家，当过李的养子，从李学过《孙子兵法》，也是极可能的事。

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他不索性称皇帝而只称汗，是需要几句话来解释的。在我看来，他根本并无打进长城、抢掉明朝天下的大野心。他能作到雄踞东北，子愿已足。如果明朝当局知道顺水推舟，封他一个“辽东王”，或像应付西边的俺答，封他一个什么“顺义王”之类，再具体地把疆界划分清楚，把互市的办法明白规定，宽大一点，诚实一点．不挑剔人家的马够肥不够肥，人参够长不够长，貂皮够厚不够厚，也不要额外强求“陋规”与礼物，双方的关系是不至于恶化到哪里去的。

站在客观的立场，我们应该承认努尔哈赤确是雄才大略，不愧为一个自创局面的领袖。他勇武绝伦，提起长槊、铁鞭，背上马刀、强弓，能够冲锋陷阵，手擒敌将；也曾直接指挥大小部队，每战必胜。这些还不算是他的真正大本事，他的真正大本事是：兼容并包，信赏必罚。

在他的左右，虽不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但武有额亦都、费英东等五人；文有额尔德尼、达海、范文程，也颇足以“偏安”一方了。额尔德尼和达海均精通汉文，范文程是范仲淹之后，明武宗时的进士范鏓的曾孙(落籍沈阳，居住抚顺)。在五个武臣之中，费英东兼有文人的治术，他掌理司法，大公无私。

努尔哈赤设了四个贝勒，五个大臣，十个札尔固齐，八个固山额真。“四个贝勒”的制度是沿袭祖父觉昌安时代兄弟团结一致，有事互商，有侮共御的传统。努尔哈赤指定第二个儿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儿阿敏(舒尔哈赤的儿子)为二贝勒，第五个儿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个儿子皇太极为四贝勒。用阿敏来作二贝勒，无非是为了告诉同族的人，大金汗国是大家的,不是他努尔哈赤一房的。第一任的五个大臣就是额亦都、费英东等五个得力将领。这五人等于是部长，而十个札尔固齐是副部长。军事的组织以旗为大单位，原为四旗，扩充成八旗，每一旗设一个旗长，叫做固山额真，固山是旗，额真是长。到了顺治年间，固山额真这个名词改用汉文，称为“都统”。

一一、以“七大恨”告天

努尔哈赤作了汗以后，在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翻脸。

第一件大恨，是关于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的旧账。那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觉、塔二人是在明军攻剿王杲于古勒城之时被杀的。——“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恨一。”

第二件大恨，是建州左卫与叶赫均为明的外藩，明朝待叶赫好，对左卫坏。“我与北关，同是外藩，事一处异。恨二。”

第三件大恨，是某一年努尔哈赤的部下杀掉了几十个挖人参的汉人，明朝命令他交出凶手偿命。努尔哈赤便从牢里牵出十个倒霉的哈达俘虏，押到边界上杀了，搪塞过去。——“汉人私出挖参，遵约伤毁，勒要十夷偿命，恨三。”

第四件大恨，是明朝帮助叶赫，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叶赫是海西女真的四部之一，明朝在开原叶赫的附近，筑丁一个“镇北关”，因此叶赫也常被混称“北关”。——“北关与我，同是属夷，卫彼拒我，畸轻畸重，恨四。”

第五件大恨，是关于一位“老女”的纠纷。叶赫的一个贝勒布扬古在万历二十一年答应把一个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作为努尔哈赤的很多太太之一。努尔哈赤等待了二十二个年头，市扬古却改变计划，把这妹妹(三十六岁的老姑娘了)嫁给喀尔喀的一个王子。努尔啥赤一口咬定，明朝当局教唆布扬古，布扬古才会变卦。——“北关老女，改嫁西虏，恨五。”

第六件大恨，是女真人强占柴河、三岔、抚安等处的土地，从事耕种与牧畜，明朝勒令这些女真人迁出。——“逼令退地，田禾丢弃，恨六。”

第七件大恨，是“辽阳无赖”萧伯芝(子玉)作了明朝的特使，对努尔哈赤颇不客气。——“萧伯芝大作威福，百般凌辱，恨七。”

有了这七大理由，努尔哈赤觉得振振有辞。他到抚顺，抚顺的守将李永芳向他投降；他又到清河，清河的守将邹储贤被他杀死。远东总兵张承胤带了一万精兵，赶来和他对垒，他杀掉这一万精兵之中的八九千，也杀掉张承胤。

一二、大胜明朝萨尔浒、界凡、尚间崖、布达里冈

明朝政府接到张承胤阵亡的噩耗，派了一个杨镐来对付努尔哈赤。

这杨镐曾经在朝鲜统率过明军，被丰臣秀吉打败，因而丢官。闲了二十几年之久，忽然又被重用。一到辽东，就调集了明朝在辽东所有的兵，加之朝鲜与叶赫派来的助战队伍，号称二十四万人之多，在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分兵四路，向赫图阿喇进发。

第一路，派杜松带领，开到赫图阿喇西边萨尔浒，在萨尔浒的山头上扎营。杜松把大队人马留在山上，分出一千多人，去攻打附近的一个城界凡。

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这时也开到萨尔浒山对面的太兰冈，看见明兵向界凡的方向走，便也跟踪而来。

牡松的一千多人与驻在界凡的女真骑兵发生接触。接触以后，女真骑兵退守一个山头吉林崖。杜松不该慌了手脚，又亲自来攻吉林崖。

正当杜松仰攻吉林崖的时候，皇太极的兵已经赶到。于是，崖上的女真骑兵冲下来，皇太极的兵从后面挤，又有那正在界凡筑城的一万多伕役跑来凑热闹。杜松吃了很大的亏。

当天下午，努尔哈赤本人也到了太兰冈，乘虚将萨尔浒的明军营垒一捣，捣毁了。然后，他便把留在太兰冈的全数部队，连夜开到界凡。结果是杜松这一路明军全军覆没，杜松阵亡。

第二路明军由马林带领，也在这一天到达赫图阿喇北边的尚间崖。第二天，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带了三百名骑兵去迎战。马林就吓得退在营垒之中，在垒外掘好了壕，又摆了火炮。这完全是守的样子，不像是负有“攻”的任务。

努尔哈赤在消灭了杜松以后，很快赶到这尚间崖，占领俯视马林营垒的高地，然后由上而下，一冲；代善在下面挥动大军，夹击。于是，马林这一路也崩溃了，马林逃走，副将麻岩阵亡。

第三路明军，由刘綎带领统率，穿过董鄂部，开到赫图阿喇南边的布达里冈。皇太极赶到，抢先占了山头。代善穿了杜松的衣服盔甲，打了杜松的旗号，带了几百名化装为明军的女真兵，混进刘綎的营垒，于是，里应外台，刘綎这一军又全军覆没，刘綎阵亡。

剩下的第四路，是李如柏带领的“奇兵”，被杨镐赶紧调回。

朝鲜派来的兵，被消灭；叶赫派来的兵，逃走。

一三、取沈阳、收辽阳、破广宁

这一年(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三月间战胜杨镐以后，不费什么力气，便在六月间拿下开原。守开原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手下的败将马林。马林在开原阵亡。七月间，努尔哈赤击败喀尔喀来援叶赫的兵。八月间，努尔哈赤灭掉叶赫。

明朝把杨镐换了，换来一位熊廷弼。熊廷弼很能干，来了几个月，便把局面稳住。他在几个重要关口，都设了哨；所有的重要城市，也修筑了城墙，挖深了城壕，储备了兵器。曾经临阵脱逃的将领，被他正法。不中用的将领，被他撤职。难民，被他招回到原地从事生产。兵士，被他整编、训练。他的见解是，先做到能守，才谈得到攻。于是，在他担任“经略辽东军务”的十八个月期间，努尔哈赤不敢对他有所举动。

明朝的当局却认为熊廷弼太胆小，把他凋走，叫一个袁应泰来接他的事。这袁应泰对军事完全外行。努尔哈赤知道得很清楚，就派了很多间谍分布在沈阳与辽阳两个大城的城内。

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启元年，l621年)三月，努尔哈赤进攻沈阳。守城的军队被诱到城外交战，一战而败，沈阳入于努尔哈赤之手。

五天以后．努尔哈赤乘胜进攻辽阳，袁应泰有熊廷弼所筑好的工事而不用，出城迎战。于是，辽阳也入于努尔哈赤之手，袁应泰自杀。辽河东岸七十个城堡，都降了金。

明朝当局慌忙把熊廷弼复了“经略”之职；同时派一个叫做王化贞的糊涂人当巡抚。十几万军队不交给熊经略，而交给王巡抚。更奇怪的是，叫王化贞统率大军，在前线广宁(义县境内)扎大营，叫熊廷弼空手住在后方的山海关。熊廷弼没奈何，自己练了五千精兵，以备万一。

王巡抚有一条妙计：勾引蒙古人来打努尔哈赤。他说，蒙古的一个部落领袖炒花，已经答应派四十万骑兵，不久便会开到；而且，那已经降敌的抚顺守将李永芳，准会内应。王巡抚认为熊经略所主张的筑城、浚壕、选将、练兵，都是白费力气。熊经略向政府报告，说四十万蒙古骑兵决不会来，李永芳决不可信。政府认为，他们两人不该闹意见，应该合作。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来攻广宁，王化贞的十几万兵完全瓦解，杂在几百万难民中间向山海关奔逃。幸亏有熊廷弼所练的五千人，临时用来作为“断后”，王化贞才能够把这些败兵与难民掩护，让他们安全入关。明朝的大官们，在魏忠贤指使下，认为不但王化贞有罪，熊廷弼也有罪，而且更大。他们把熊廷弼囚了三年，三年以后把他的头割下，运到各处去示众。

一四、在宁远遇到对手

努尔哈赤吓走了王化贞及其在广宁的十几万明兵与山海关外的几百万汉族人民，却并无可以抽调的女真兵与可以移居的女真人民，来填满这一大片新获得的土地。

明朝政府在逮捕了熊廷弼与王化贞以后。先派了一个王在晋当经略，其后改派了孙承宗。孙承宗接受宁前道袁崇焕的建议，在山海关东边二百里建筑一个城，叫做宁远城(当地原为宁远卫的所在)。这宁远城筑得十分坚固，成为山海关外的一个重镇。

宁远城筑好之时，孙承宗把练兵与屯田的工作也办得有了头绪，便继续向东推进，步步为营，一直推进到大凌河边。倘从山海关算起，前后足足拓展了四百里的地方。他所修筑的，共有九个大城，四十五个小堡。他所练好的兵，共有十一万人，又立了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储备了甲胄、弓矢、炮石及各种刀矛盾牌之类一共几百万件，屯垦了军粮田五十万亩。

然而，魏忠贤容不了他。终于在熹宗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间把他挤了，用一个姓高名第的来接他的事。

孙承宗走了两个月，努尔哈赤便率兵来攻宁远。这一次，努尔哈赤的估计颇有错误。当年熊廷弼第一次卸任，接事的袁应泰比不上熊廷弼，所以努尔哈赤能够不费什么力气就取了沈阳，收了辽阳。现在，孙承宗卸任，接事的高第也比不上孙承宗，然而有一个极能干的袁崇焕守着宁远。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l626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的大军开抵宁远城下。袁崇焕摆好了“红夷大炮”，一炮就打死几百个女真兵，而且来一批便打一批，毫不客气。努尔哈赤的兵究竟死了多少，清朝的官方文书不敢留下记载。有人说，努尔哈赤本人也受了伤。

这是努尔哈赤生平第一次遭受挫败。事后，他气了好多天。四月间，他转向去打喀尔喀，借此散散心。七月间，他得病。八月十一日，他去世，享寿六十有八。

一五、皇太极得了汗位

努尔哈赤的太太很多，可考的有十个。这十个太太，加上一个不可考的，生下了可考的儿子十六人。

在这十六个儿子之中，年纪最长的叫做褚英，其次是代善，这两人均颇能打仗。他们是一母所乍，母亲是佟佳氏的姑娘。 努尔哈赤在未称汗以前，就已有意立褚英为继承人，以继承自己的产业与封号(建州卫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先后称褚英为“洪巴图鲁”与“阿尔哈图.土门”。翻译出来，这两个称呼，一是“大勇士”，一是“广略之人”。努尔哈赤而且把日常的庶政交给他料理。也许是因为太负责任，他结怨不少，被弟弟们告了一状。努尔哈赤将他疏远，他焚表告天，自诉冤屈。弟弟们又告他一状，说他咒诅。努尔哈赤大怒，把他关起来，关了两年，他死在牢中。

他死后四个月，努尔哈赤叛明，称汗。因此，便有人说：褚英之被囚死，是因为坚持对明忠顺。

代善比褚英圆滑，被努尔哈赤于称汗以后封为大贝勒；另外两个儿子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分别为三贝勒与四贝勒，一个侄儿阿敏为二贝勒。这四个贝勒于朝会之时和汗并坐，地位很高。 努尔哈赤死时，代善原可继立为汗，却竭力主张把这宝座让给皇太极。皇太极行八，为叶赫那拉氏所生。叶赫那拉氏其后被追谥为“高皇后”，在史料上也常被称为“元妃”。叶赫那拉氏只生了皇太极一人。

皇太极三个字，原与蒙古语的“黄台吉”意义相同、声音相同。因为皇太极其后作了汗，又作了皇帝，所以替清朝写历史的汉人便把黄字改写为皇，台吉改写为太极了。其实“黄台吉”这个蒙古名词，本也是从汉文“皇太子”三个字转写过去的。

史料上说：当初努尔哈赤给皇太极以这样一个好名字，并非有意立他为皇太子，而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起起的。这可说是一个巧合，也可说是一个吉兆。

皇太极为人，的确也是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之中最配当君主的一个：他勇敢，有计谋，也懂得用人行政。

一六、皇太极汉化程度颇深

皇太极即位的一天，就表露出他的汉化程度颇深。他下令给曾经和他并列的三个贝勒(代善、阿敏、莽占尔泰)，要他们“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

两天以后，他规定：凡是汉人有图谋逃走的，小必治罪；等到已经逃走而又被获，才严办。又过了两天，他说，汉人纳税应与女真人同额，汉人犯法应与女真人所受的处罚相同。如果有汉人与女真人打官司，法官应该公平处理。

以前，在努尔哈赤的时候，每一个被俘的汉人，在原则上都是女真人的奴隶。种田的汉人，每十三个壮丁被编为一“庄”，拨给女真人当财产。

今后，汉人的“庄”直接属于金国的汗，由汗选派汉官来治理。在女真人之中，只有贵族才许亭受一定数量的汉奴。例如世袭的“备御”，可以有八个汉奴。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优待汉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他父亲夺得沈阳、辽阳与整个辽河流域若干城镇、乡村以后，金国接收了几十倍于女真人的汉人老百姓。皇太极不得不选派汉官，将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加以分别治理，不能像以往那样一律把汉人配给女真人为奴。

但是，他本人之深深地濡染了汉人文化，也是事实。《清史稿》说他“性耽典籍，谘览弗倦”。这些典籍，是达海等人从汉文原本用新创的女真字(满文)翻译出来的，包括《四书》《三国演义》《大明会典》与《黄石公素书》《武略》，以及他自己叫人翻译出来的宋、辽、金、元四史。

他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颇为赞成；即位才有三年，便考起女真、汉、蒙三族的秀才来。考中的每人赏缎子与棉布，免服兵役与劳役。

在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设了一个文馆，专管译书与记往政事。七年以后，他把文馆扩充为“内三院”：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

他发布公文喜欢用“三体”，所谓三体，便是女真文、汉文、蒙古文三种文字同时并用。天聪八年，他考选了刚林及若干兼通这三种文字的人，称他们为“举人”。过了两年，刚林被他任命为“国史院”的大学士。

设立“大学士”，是他称皇帝以后的事。(称帝在天聪十年四月，改元崇德。)在称帝以前，他已经于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仿照明朝的办法设立“六部”，每部由一个“管部大臣”主持。著名的多尔衮便是他的第一任吏部管部大臣。管部大臣下面，设三个“承政”(尚书)：一个是女真人．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蒙古人。每部设一个翻译官，地位颇高，仅次于承政和“参政”(侍郎)，叫做“启心郎”。

以翻译起家的达海，醉心汉化，更甚于皇太极。达海屡次劝皇太极放弃女真人的服装，改用汉人的衣冠。皇太极却不许可。他认为汉化应该有个限度，他说汉人的宽袍大袖，极不便于骑射。他在崇德三年见女真人纷纷改装，甚至男的解了辫子，女的裹了脚，很生气，就下了一道圣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

一七、对袁崇焕试战

努尔哈赤死了不久，袁崇焕派了一个姓傅的都司和一个姓李的喇嘛来到盛京(沈阳)，向皇太极致吊，同时也看看金国的虚实。

皇太极乘此机会，派了两个代表(方吉纳和温塔石)回拜袁崇焕，附了一封信，表示愿意讲和。

第二年(皇太极天聪元年，明熹宗天启七年，l627年)正月间与四月间，皇太极向袁崇焕又作了两次和平试探。皇太极所要求的是：明朝政府正式把金国汗的地位列在其他臣子之上，承认辽东的土地属于金国，毁掉辽西的设防城堡，每年送金国巨额岁币。

袁崇焕的反要求是：金国酌量退还所占的辽东土地与所掳的辽东人民，撤回金国在朝鲜境内的兵，保证以后不再侵入朝鲜。

皇太极确有和平的诚意，可惜袁崇焕所提出的条件太苛。袁崇焕呢，虽已升为辽东巡抚却根本无权对皇太极言和。袁之所以对皇太极虚与委蛇，目的是争取时间，赶紧构筑大凌河边的大凌城与锦州及中左所两城。

因此，双方终于在天聪元年五月大战一场。皇太极亲自率兵西进，渡了大凌河与小凌河，来至锦州。明朝守将赵率教守得极好。皇太极不能将锦州攻下。袁崇焕在宁远选了四千名精兵，交给尤世禄与祖大寿，准备绕出金军之后，切断他的粮道。但是皇太极丢下锦州，直取宁远。袁崇焕上了城墙督战；把军队扎营在城墙下面城壕之后，用火器迎击金军；同时，叫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人在城外的旷地之上与金军肉搏。

金军攻了七天，死伤极多，皇太极借口天气太热，下令退兵。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庆祝了一番，称这次战役为“宁锦之捷”。赵率教与满桂受了重赏；魏忠贤因此也被列为首功，他的一个儿子被封为伯爵。袁崇焕却被指责，罪名是“暮气太重”!袁崇焕愤而辞职，魏忠贤立刻叫明熹宗予以照准。这真是“朝有奸臣，大将不能立功于外”。

所好明熹宗不久就死，弟弟庄烈帝(崇祯皇帝)即位，将魏忠贤杀了，起用袁崇焕为“添注兵部右侍郎”。几个月以后，崇祯元年四月，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天津登莱军务”。

袁崇焕向庄烈帝当面陈述办理辽事的方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

他的意思是说：明朝政府过去不注意安抚辽河流域的汉人，训练辽河流域的汉人为兵，而只知道抽调各省的兵北来，搜括各省的财赋(所谓辽饷)，来养这些“征辽”的兵，是错误的。

果然，在他奉命尚未启程之时，驻宁远的两湖与四川的兵就哗变了，打伤巡抚。他赶到宁远以后，杀了十五个乱首，贬了两个乱首，把兵变镇压下去。他把赵率教派在山海关，祖大寿派在锦州，又提拔了一个何刚驻扎宁远。局面稳定以后，他重新埋头从事于设防、练兵与屯田的工作。

皇太极知道袁崇焕不是易与的，有袁崇焕守住了锦州、宁远、山海关，皇太极无法对明有何举动。除非绕到内蒙古去，迂回作战。而朝鲜一日不征服，却也难免后顾之忧。

一八、西征察哈尔

皇太极为了对付明朝，必须西征察哈尔。

当时察哈尔的君主叫做林丹汗。林丹汗是小王子(达延汗)的嫡系苗裔，而小王子是元顺帝(妥前帖木儿)的八世孙。元顺帝丧失长城以南的领土，子孙分崩离析。这小王子重振家声，于明宪宗成化年间统一漠南、漠北，自称“大元大可汗”。

小王子有十一个儿子。他把这些儿子分封在漠南、漠北各处。

他带了长孙卜赤，住在离开明朝边界最近之处。因此，卜赤的部属被称为察哈尔。“察哈尔”的意思，是“近边”。

继承了小王子的可汗位置的是卜赤一房的子孙。其中最著名的是林丹汗，与林丹汗以前的一个是“土门汗”。

明朝的官方文书，称土门汗为“土蛮”，称察哈尔为“插汉儿”，或“插汉”。

这一位“插汉儿土蛮”很喜欢打仗，常常骚扰明朝的辽东各地，尤其是锦州、义州。

他而且会勾结嫩江、松花江流域与热河北部的“兀良哈”，每每能纠合七八万骑兵，甚至十几万，声势十分浩大。

“兀良哈”是谁呢?是“树林中打野兽的人”。他们实际上也是蒙古人，不过文明程度较为落后而已。

倘若不是李成梁智勇双全，土门汗定能吃掉辽东，创造一个掩有辽河与西辽河流域的新帝国；比努尔哈赤的汗国早几十年。 土门汗死后，林丹汗能力较差，察哈尔不再与明朝有大规模的冲突，反而作了明朝的藩属，成为皇太极西进途中的一个障碍。

皇太极把热河北部的札鲁特、巴林，热河中部的奈曼、敖汉、喀喇沁等若干部落，俱已先后收为臣属，便在天聪六年(崇祯五年，l632年)率领大军，溯西辽河而上，对察哈尔御驾亲征。林丹汗不战而逃，逃到了绥远的归化城。他的部属十之七八均不曾随他逃走，统统被皇太极俘虏。

两年以后，皇太极又御驾亲征一次。林丹汗想逃至宁夏去，在半路上病死。

不久，他的儿子额哲向皇太极投降。皇太极把一个女儿嫁给额哲，其后封额哲为和硕亲王。

康熙年间，察哈尔的人被清朝政府编为“察哈尔八旗”，指定四旗在多伦以西，四旗在集宁的周围定居。

一九、五入长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皇太极及其所派遣的统帅，前后进入长城五次。

第一次，在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自己率领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济尔哈朗、阿巴泰，与女真八个旗的军队，加上科尔沁族二十三个贝勒的蒙古兵，“孤注一掷”。目的却不是为了消灭明朝，只想取得明朝对他的大金汗国的承认。

他的军队经由热河，攻下长城的大安口与龙井关，进入罗文峪，占领遵化，驻在遵化的巡抚王元雅自杀，从山海关来援的总兵赵率教阵亡。

皇太极在拿下遵化以后，势如破竹，连陷蓟州、三河、顺义、通州，开到北京城边，把主力扎营在土城关，两翼分布在北京的东郊与北郊。大同总兵满桂(是一个蒙古人)、宣化总兵侯世禄、锦州总兵祖大寿，与驻在宁远的督师袁崇焕，都赶紧率兵回到北京城郊。

袁崇焕与祖大寿扎营在沙窝门，满桂与侯世禄扎营在德胜门。崇祯皇帝下旨各军，一律听受袁崇焕的号令。

各个贝勒纷纷请皇太极立刻攻城，皇太极不肯。他知道，进攻北京这样既高且坚的城，不是容易的事，该比宁远城难得多。况且，袁崇焕的厉害，他的父亲和他都是领教过的。

恰好，有一个王太监向他投降。他就准备了一封求和的信，托这个王太监递给崇祯皇帝。无奈崇祯皇帝不是一个肯缔结“城下之盟”的人，皇太极的这一封信于是石沉大海。

其后，捉了两个太监，其中一个姓杨；另一个姓什么，现在已难查考。皇太极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中周瑜骗蒋干的故事，便利用两个汉人降将，叫其中的一个鲍承先扮演周瑜，把杨太监请到帐中。夜深以后，这杨太监假装睡熟，偷听鲍承先和别人淡话，却正好中计，当了蒋干。

杨太监没有遇到多少阻碍，就顺利地逃出金军营垒，回到宫内。他向崇祯皇帝报告，说亲耳听到金军军官谈论：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勾结，所以皇太极才不肯与袁祟焕交锋。

崇祯皇帝是个既多疑又易于冲动的人，一听杨太监的话，便在十二月初一这一天召见袁祟焕，当场将他逮捕，关在“诏狱”(御牢)。朝廷中一些大小官僚恨袁崇焕的很多，甚至有说皇太极是他勾引来的，也有说他带了两万兵回师北京是擅自行动。(结果，在次年八月，袁崇焕竟以私自讲和与擅杀毛文龙两件事，被定了谋叛之罪，凌迟处死！)

在袁崇焕被召见而逮捕的时候，祖大寿也被召见，站在袁崇焕的旁边，吓得浑身打颤。辞出宫城以后，祖大寿便在十二月初三带了自己的一万五千兵，向东开拔，离开北京郊外的战场，不愿意再替崇祯皇帝卖力。他想出关，抢嫩江流域朵颜卫的地盘，自创一个局面。幸亏孙承宗赶紧派了马世龙去招抚祖大寿的部下，又亲自写信劝祖大寿不可如此，事情才不致闹大。

孙承宗也劝好了崇祯皇帝对祖大寿不加追究。他而且替崇祯皇帝守住了山海关，慢慢地稳住了滦东。

皇太极虽则运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却依然不敢攻打北京，只写了两封求和的信，放在安定门与德胜门，撤兵而回。

皇太极之所以急于退兵，与孙承宗之东山再起不无关系。事实上，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更比袁崇焕高。

可悲的是明朝的国运。孙承宗这时年事已高(六十七岁)，在皇太极进入长城以后，方被恢复兵部尚书原官，出守通州，遇到祖大寿的事变，当机立断，挽救了山海关与滦东。皇太极撤兵以后，留下重兵在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孙承宗派兵将这四城一一收复。

崇祯四年(1631年)，他出关巡视防务，把高第所废弃的营垒与城堡，重新修筑了很多，偏又逢到了一个不争气的吴襄(吴三桂的父亲)临阵畏怯，打了一个败仗，把大凌城丢了。祖大寿这时守大凌城，粮尽援绝，降了金军。(这是祖大寿第一次投降，不久便被皇太极放还，明朝政府叫他改守锦州。)

因此，孙承宗又被废免，回居原籍(河北高阳)。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的军队第四次进入长城，打到高阳，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老人率领本地百姓守城，城破以后自杀。

替皇太极守永平的是“二贝勒”阿敏。阿敏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赤。阿敏勇敢善战，被努尔哈赤重用，列为“四大贝勒”之一，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同坐并列，共理国政。皇太极继位以后，有一个时期阿敏与代善、莽古尔泰，仍与皇太极同坐听朝。

皇太极两征朝鲜，阿敏的功劳很大。这一次，叫他守永平，他却十分跋扈，纵兵大掠榛子镇，尽掳汉民为奴，又坐视滦州被明军收复而不救；最后，不战而弃永平，于临走之前，将城内的人民屠杀净尽。皇太极很生气，把他关了，其后他死在牢里。

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皇太极在打察哈尔打到了归化城以后，集中军队在张家口的北边，“列营四十里”，宣称等待明朝的当局来讲和，而且只等待十天。明朝驻宣化的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派人向皇太极说，愿意缔约。皇太极派了一位大臣阿什达尔哈，去和沈棨杀了白马黑牛，誓告天地。

和约的内容，无非是两国言归于好，在张家口“互市”，每年由明朝送给金国若干匹绸缎、若干两金银。皇太极叫人告诉沈棨，说“和议包括辽东地方在内，尔须遣官往告”。实际上，沈棨管得了宣化与张家口，管不了辽东。崇祯皇帝也并不肯“批准”沈棨所定的和约。

皇太极认为明朝“背盟”，就在天聪八年(1634年)大举出动，叫济尔哈朗留守盛京(沈阳)，德格类进独石口，窥居庸关，代善进得胜堡，掠大同；吴拜从归化城出发；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人攻龙门；他(皇太极)自己进上方堡，到宣化府的右卫。

各路的总目标是朔州。

结果是，明军有备，皇太极打不下龙门、赤城、宣化、大同，更不能会师朔州，仅仅占领了宣化左卫。于是，又写了几封“求和”的信留下，然后班师。

皇太极在两入长城而达不到求和的目的以后，便不再存和平之想。他在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祟德。

称帝，是表示不肯再以汗的名义充当明朝皇帝的藩臣。改国号为大清，也明白表露了取明朝而代之的意思。诗经上有“维清缉熙”一句，“熙”字的字义是“明”。最妙的是年号：崇德。你祟祯而我崇德，你崇尚祯祥而我崇尚道德，可见我比你高。

从此，皇太极讳言建州，讳言女真，而创造丁一个新名词：“满洲”。满洲被他用来作为建州与女真的共同代用字，于是有所谓满洲部(以代替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有所谓满洲人(以代替女真人)，有所谓满洲语(以代替女真语)，有所谓满洲字(以代替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与库尔缠所造的字)。

更可笑的是，他把祖宗的名字也改了，以免臣民及后世之人查出清朝帝室的根底。“猛哥帖木儿”的汉写被他叫人改为“孟特穆”，“董山”改为“充善”，“绰颜”政为“褚宴”，“叫场”政为“觉昌安”，“他失”政为“塔克世”。他而且创造新的祖宗作为满洲人的始祖：“布库里雍顺”；说这人是仙女吞了“朱果”所生的。(我在本书里面，把有关布库里雍顺的神话省掉了不提，也把猛哥帖木儿与董山的名字还了原。至于“叫场”与“他失”两个人的名字，我认为这是明朝人故意选了这四个不雅的字来称呼觉昌安和塔克世的，就依照皇太极以来清朝官方文书的写法，而不将他们沿称为“叫场”与“他失”。)

皇太极在称帝以后，又大举伐明三次，但不再御驾亲征，而只是派遣阿济格、多尔衮、阿巴泰先后作为统帅。

阿济格与阿巴泰、扬古利，在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奉皇太极之命出发，在七月间会师延庆(居庸关之北)，进入长城，直捣“北直隶”(河北省)的腹部，到了宝坻、文安等县，攻下了十二个城，打了五十六次仗，俘虏了人畜十几万(连人带畜，按头计算)。最后，冲出长城的冷口凯旋。

多尔衮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l638年)九月，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与豪格、阿巴泰、岳托等率兵南下。多尔衮进了(河北)迁安县北的青山关，岳托进了密云县东北的墙子岭，皇太极自己也装作要进山海关的样子，以牵制明军。

多尔衮等人在(河北)巨鹿的嵩水桥，遇到明朝的督师卢象升，打了一次硬仗，卢象升中了四箭三刀阵亡，全军覆没。所谓“全军”，仅有五千人。可怜逸位忠臣卢象升，曾经向近在咫尺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与“总监”高起潜请求救兵，均无回音。另一位忠臣孙承宗，坚守高阳，也失败就义。

多尔衮等人又打到山东，攻破济南。次年三月，冲出青山关凯旋，共计破了一府、三州、五十七县，俘虏了男女五十几万，牲畜、财物也抢得不少。

最后一次，在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l642年)十月，阿巴泰作了奉命大将军，翻过墙子岭，一直打到山东的兖州，又分兵攻下登州、莱州、青州、莒州(莒县)、沂州(临沂)、海州。次年六月，仍旧由墙子岭回师凯旋，共计攻下了八十八个城，降服了六个城，俘虏了男女三十六万，抢得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

这时候，明朝已经丢掉锦州与松山，也丢掉祖大寿与洪承畴。

二○、降服祖大寿

皇太极对付祖大寿的经过，很值得佩服。皇太极与汉族的明朝为敌，他的度量、见识与谋略，均够得上被称为“英主”。 祖大寿的一生，不仅是可歌、可泣，而且是可悲、可悯。他是辽东人，积功升到游击，在熊延弼的麾下颇有表现。王化贞溃败之时，他带了一部分人走到觉华岛。孙承宗与袁崇焕均很赏识他，叫他负责督造宁远城，他把城造得很坚固。努尔哈赤来攻宁远，被他放炮打走。皇太极再攻宁远之时，他带了四千精兵绕到皇太极的后方，使得皇太极不得不退。

袁崇焕把他提拔为“前锋总兵”，又与他同时回师救援北京。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祟焕逮捕，他气愤不平，同时也很怕自己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就带了自己所统率的一万五千兵离开北京，想冲出山海关，被孙承宗留住。

孙承宗命令他，会同山海总兵马世龙与蓟州总兵杨肇基，从金军手中收复滦州，又收复永平。其后，派他防守锦州，又派他修筑锦州东边四十里的“大凌河城”。

他修筑大凌河城，才筑了一半，皇太极便已亲自率兵来打。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到了城边，却不敢立即和他交锋。

皇太极把很多的军队，分布在大凌河城的东、南、西、北四面，每面均设有前锋与主将。

祖大寿被包围得紧紧地。

皇太极而且下了命令，掘一条长壕，一丈宽、一丈深，环绕这大凌河城；壕的外面，再造起一圈高墙；离开高墙五丈之处，又筑一圈五尺宽、七尺五寸深的壕；此外，每个营垒之外，也各造一圈五尺宽、五尺深的壕。

大凌河城与锦州之间的大道，皇太极派炮兵加以切断，阻住锦州的援兵。

九月间，总兵吴襄带了七千人来，被皇太极打走。吴襄又和宋伟带了四万人来，与皇太极在小凌河边对阵。吴襄、宋伟大败，有姜新等二十三个副将被皇太极俘虏。

十月间，皇太极派姜新进城，向祖大寿说降。祖大寿要求皇太板宣誓，决不屠杀将吏兵民。皇太极答应，祖大寿这才率领全体官兵(除了一位副将何可纲以外)，对皇太极作(第一次的)投降。何可纲作了牺牲品，被杀。

皇太极不但在祖大寿出降以前，亲自按照祖大寿所写的誓文对天宣誓，而且在祖大寿降了以后和他谈了很久，把自己用的狐皮帽于、貂皮袍子、金玲珑皮腰带、白马、雕鞍，都赏赐给他。

第二天，皇太极派阿巴泰带四千兵，化装为明军，跟随祖大寿混进锦州。不凑巧，这一天大雾，阿巴泰和四千兵无法前进。

祖大寿请皇太板派他和二十几个随员，轻装简从先去锦州作内应，皇太极相信了他，准他去。

他一到锦州，就又把锦州死守起来。皇太极奈何他不得。金国朝廷中的大臣都笑皇太极上了一个大当。皇太极写了几封信给祖大寿，祖大寿一概不复。

崇祯皇帝召祖大寿回北京去谈谈，三次，祖大寿皆托故推辞，不敢去。袁崇焕被捕的情形，给他的印象太深。然而他虽不敢州京，却仍旧效忠祟祯，一如往昔。

三年以后，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命令阿山、谭泰、图尔格等人一次一次地攻打锦州，均无结果。

次年，皇太极叫多铎率领大军，再试一次。祖大寿派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等，出城迎战。多铎自称打了胜仗，杀了明军五百人左右，但不曾拿下锦州。事实上，清军的死伤可能几倍于五百人之数。

皇太极见硬打不能奏效，便换了一个方法。他在崇德元年(1636年)把天聪五年所已经仿照明朝的制度而设立的六部与这一年所加设的都察院，全用祖大寿的旧部为汉人“承政”(尚书)。这些旧部，是降了以后未曾随他去锦州的祖泽洪(吏部)、韩大勋(户部)、姜新(礼部)、祖泽润(兵部)、李云(刑部)、裴国珍(工部)、祖可法与张存仁(都察院)。其中祖泽洪是大寿的亲生子，泽润是大寿的过房侄儿，而可法是大寿的养子。

祖大寿做出似乎不知道皇太极用心很苦的样子，毫无反应。

又过了一年多，皇太极假定祖大寿身在明军、心归清室，写了一封敕书给他，叫他贡献进攻朝鲜的方略。祖大寿的反应，又是一个不理。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l638年)的冬天，皇太极派遣多尔衮与岳托进人长城，自己带了大军，御驾亲征，来打锦州。在“中后所”刚一接触，前锋便被祖大寿杀得大败。等到皇太极赶来，祖大寿就收军进了中后所的城堡，闭城死守。

皇太极托人告诉祖大寿：“自从在大凌河城相别，已经有了六七年。我这一次不辞辛苦而来，也无非是想和你见见面而已。你忠心于明朝，我绝不介意；你是明朝的将军，本该与我为敌。但是，我的大臣都说我无知人之明，说我在大凌河城错放了你。你现在和我见见面，让我有个交代，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怕明朝的人怀疑，不妨叫几个人陪你，在城外的大路上和我相见。” 祖大寿依然不理。皇太扳只好班师。

次年，崇德四年(崇祯十二年，l639年)，皇太极再来进攻，祖大寿守住宁远。皇太极又无功而退。再过一年，皇太极命令济尔哈朗与多铎在义州屯田，作长久对垒之计。他自己亲来视察，于攻下两个碉堡，割掉一片麦子以后，三度班师。这时候祖大寿已经改守锦州。皇太极把多尔衮、济尔哈朗等留下，叫他们对锦州轮流进攻。

到了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l641年)三月，济尔哈朗把锦州围了，用的是当年围困大凌河城的老办法。

在围城的清军之中，有蒙古兵；在守城的明军之中，也有蒙古兵。守城的蒙古兵向围城的蒙古兵说：“我们积了两三年的粮食，你们围不死我们。”围城的蒙古兵说：“你们有两三年的粮食，也不过能守两三年而已。我们围上四五年也不会罢休，到那时候你们吃什么？”守城的蒙古兵听了，开始心慌。

清军的一个蒙古贝勒诺木齐，利用这个机会，派人向守城的蒙古兵劝降，守城的蒙古兵答应，并且定了日期里应外合。

到了那一天，他们真里应外合起来，祖大寿闻讯，赶忙前来制止，守城的蒙古兵已经用绳子把围城的蒙古兵系上来了。祖大寿敌不过两边蒙古兵的夹攻，退到锦州城里面的“子城”，在“子城”守了很久。不久，蒙古兵退了，锦州安然无恙。

清军继续围困他，把他一直围到崇德七年(祟桢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被捉于松山以后。洪承畴是在二月间被捉的。同时被捉的有祖大寿的弟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皇太极命令清军，把祖大乐叫去盛京(沈阳)，把祖大名、祖大成送去锦州，劝祖大寿投降。

祖大寿说：“我要知道祖大乐尚在人间，才肯降。”皇太极便把祖大乐也放了，送到锦州。祖大寿要求：皇太极再宣誓一次。济尔哈朗说：“锦州早晚可以破，还宣什么誓!”

崇德七年三月初十日，祖大寿出城，对皇太极作第二次投降。他被解到盛京，见皇太极。皇太极说：“我对人说过，决不杀你。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以后你能尽心替我办事就好。”

二一、活捉洪承畴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中过进士，当过陕西的布政使，延绥(陕北)的巡抚，三边的总督(节制榆林、宁夏、甘肃三镇)，屡和高迎祥及李自成作战，在临潼俘了高迎祥，在潼关胜了李自成，李自成当时只剩下十八骑，蒋荒而走。

崇祯皇帝在崇祯十四年的春天，命令洪承畴去辽东“总督蓟辽军务”。洪承畴带了在陕西的旧部赴任，其中最有名的是曹变蛟。曹变蛟已经是一个“副总兵”，被升做“东协总兵”。(拱卫京城北边的兵，分作东、西、中三协)

驻在山海关的总兵马科与守着宁远的总兵吴三桂，均被拨给洪承畴指挥。

宣(化)府的总兵杨国柱，大同的总兵王朴，密云的总兵唐通，连官带兵，也都被调赴关外，划给洪承畴。

崇祯皇帝而且让洪承畴把辽东总兵刘肇基与“援剿”总兵左光先都换了，换上两个陕西人：王廷臣与白广恩。加起来，一共是八个总兵，十四万兵士，四万匹马。

有了这样大的武力，洪承畴本可以有所作为。至少，救出被围于锦州的祖大寿，应非难事。

祖大寿托人带信给洪承畴，建议给他：采取“车营”战术，以车环列成阵，徐徐推进，不可“轻战”，洪承畴认为很对。因此，他把大军屯守在宁远与锦州之间，不汲汲于赶到锦州城下去厮杀。同时，他积极从事于积聚粮草。他说，先要准备好足够一年的粮草，才能谈得到采取攻势。

可惜，明朝末年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攻守的机宜不由前方的统帅全权决定，而常常让一批不懂军事的御史、给事中、太监、诗人、八股专家、小楷能手等，来七嘴八舌地讨论。更不幸的是：崇祯皇帝心硬、耳软、性急、气大。

朝中有人说洪承畴太不卖力，又有人说洪承畴浪费国帑，白养了十四万兵、四万匹马。崇祯皇帝听了，就赶紧派兵部的一个郎中(司长)张若麒，到前方去催洪承畴快一点打。

于是，洪承畴只好在七月底把军队开到锦州附近、城南十八里的松山。第一阵，便吃丁一个败仗，损失了宣府总兵杨国柱。跟着，东协总兵曹变蛟死力冲击皇太极的御营，无效，曹变蛟负了重伤。当天夜里，王朴与吴三桂带了部队，逃去杏山；其后，又想由杏山逃往宁远，被皇太极的兵沿途拦截，这两位总兵全军覆没，仅以身免。白庆恩、马科、唐通，这三人也逃得不知去向(最后都投降了李自成)。

剩下的只有曹变蛟与王廷臣两支军队，随着洪承畴死守松山城；守到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兵士仅余三千。有一个副将夏成德变节。半夜引清军人城。洪承畴、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活捉。曹、王二人不屈而死，洪承畴投降。

二二、大欲未遂、无疾而终

皇太极在捉到洪承畴、解来盛京以后，亲自到牢里去看他。这时洪承畴尚不肯降，皇太极把自己的貂皮袍子脱了，披在洪承畴的肩上，说：“先生，不冷吗?”洪承畴瞪眼望着皇太极，望了好一会儿，叹一口气，说：“真是一位命世之主。”说罢，就跪下投降。 皇太极当天赏了他很多东西，又请他吃酒、看戏。左右的大将们颇不高兴，说：“为什么待洪承畴如此之厚呢？”皇太极问：“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为的是什么？”左右说：“为的是争夺明朝的中原。”皇太极大笑，说：“好比走路，我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么能够不开心呢？”

但是，皇太极也开心不了许久。八个月以后，在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l643年)九月初三日的夜里，他就“无疾”而终。 这一天的上午，他还坐朝。两天以前，他还任命了三个部的新“承政”。他的年龄，才有五十二岁。他的死，有点蹊跷。

他的身体，自从所宠的宸妃在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逝世以后，常常闹病，但病了不久总会复原，照样能打猎、处理政务。打猎呢，他能跑到几百里外叶赫国的故土去打。政务呢，包含对明用兵、谈和。

所谓谈和，是在松山、锦州之役以后，崇祯派了一个马绍愉来过。皇太极叫马绍愉带一封信回去，要求建立两国间的正常邦交，吉凶互相庆吊，物产互相馈遗，逃人互相交换，国界设在宁远，以双树堡属明、塔山属清，“互市”设在两地之间的连山。名义方面，称臣与否均无所谓。“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义奚较焉？”

崇祯皇帝认为皇太极措辞不逊，就写一封严厉的敕书，叫马绍愉再去走一趟。马绍愉走到半途，怕黄太极读了敕书会生气，自己的生命不保，便一逃了事。崇祯大怒，捉了那保荐马绍愉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杀头。

从此，明、清之间不再有和平的可能。皇太极在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任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作清军第五次的进入长城，吩咐阿巴泰完全仿照流寇的做法，到处杀人、掳人、烧房子、抢东西，把北直隶与山东阿省的精华挖空。

皇太极没想到自己会死，而且在中原未得、大欲未遂之时，突然地“无疾”而终。“无疾”两字，见于清朝的官方文告。——是谁谋害了他呢？

二三、多尔衮颇有嫌疑

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大权独揽，不让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位，而故意扶立了一个六岁的小孩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的福临(顺治皇帝)。因此之故，他颇有毒死或杀死皇太极的嫌疑。

多尔衮也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与皇太极同父而不同母。皇太极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叶赫国的“公主”。多尔衮的母亲是乌拉纳喇氏、乌拉国的“公主”。

叶赫那拉氏死得早，只生了皇太极一人。皇太极自幼与乌拉纳喇氏颇为亲近。乌拉纳喇氏生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太极即位以后，把这三人都一步一步地提拔：阿济格，升到武英郡王；多尔衮，升到睿亲王；多铎，升到豫郡王。皇太极对于十几个别的兄弟，只封了一个代善为礼亲王。另一个阿巴泰，功劳很大，始终只是“多罗饶余贝勒”。“多罗”的意思是“皇亲”。

当年，努尔哈赤对乌拉纳喇氏及其三个儿子也有偏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每人均领到女真八旗的一旗。

努尔哈赤死时，皇太极的年纪是三十五岁，多尔衮才有十五岁，多铎十四岁，阿济格年龄较大，已能随军作战。

皇太极待多尔衮尤其好。多尔衮在十九岁的时候(天聪四年七月)，皇太极便任命他为新设的六部之一吏部的管部大臣。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去汗称帝，将多尔衮与多铎封为亲王，序列仅次于年高德劭的代善(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

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叫多尔衮当统帅，带领军队作第四次的进入长城。

祟德七年(1642年)十月，招降了洪承畴与祖大寿以后的七个月，皇太极把裁决庶政的大权，交给丁四个人：在这四个人之中，除了长子豪格与堂兄弟济尔哈朗以外，便是阿济格与多尔衮。

皇太极如此做法，很像是模仿努尔哈赤当年之设立“四大贝勒”。四大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努尔哈赤立过长子褚英为太子，其后把楮英关了，没有再立太子。皇太极之获继汗位，是靠了代善的坚决推让。

皇太极一直到死，不曾立太子。他把长子豪格列为“四大辅政”之一，可能含有训练豪格为未来的皇帝之意。

皇太极突然而死以后，多尔衮扶立福临，把豪格的辅政地位剥夺，把辅政由四人减为两人：济尔哈朗与他自己。四个月以后，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他示意济尔哈朗命令各院与各部的长官，凡事先向他请示。从此，他当了实际上的皇帝。

二四、杀害代善的一子一孙

多尔衮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之中，是年纪最轻的几个之一。他比皇太极小二十岁，比代善小二十九岁。代善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

代善在清室的皇族之中，可谓元老。他在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l616年)努尔哈赤称汗之时，已被封为四个贝勒之一，而位居首席，称“大贝勒”。努尔哈赤死后，他竭力主张由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让他与其他两个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并坐朝堂。(其后阿敏获罪下狱，莽古尔泰获罪降为多罗贝勒，代善自请与莽古尔泰降坐于堂上两旁。)

皇太极去汗称帝，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皇太极死后，代善出面召集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宣誓一番，立福临为皇帝，举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辅政。

代善的长子岳托，于第四次攻入长城之役，死在济南附近。次子硕托，从代善伐喀尔喀有功，封为贝勒；随阿敏放弃永平有罪，削爵；攻下崞县(山西)，复封贝子；在锦州畏敌，再度削爵，不久又封为固山贝子。

代善的第三子萨哈璘，不仅有战功，而且是力劝皇太极去汗称帝的一人，死在皇太极称帝以后不久，追封为颖亲王，留下有儿子阿达礼、勒克德浑、杜兰。阿达礼被封为多罗郡王，于崇德七年受任为礼部管部大臣，

这阿达礼不知是发了疯，还是被人利用，竟然在皇太极此时，与硕托联合起来，“谋立”多尔衮为帝。

官方文书上说，代善与多尔衮二人将顾托与阿达礼举发，处死。

这一件事是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当时，福临尚未即位，但扶立福临的计划已由全体亲手、郡王、贝勒、贝子，共同于代善主盟之下，宣誓决定。

多尔衮有没有与阿达礼及硕托勾结在一起？是否他多尔衮有意于当皇帝，叫这两人活动，其后知道众人不能赞成，使出卖了两人卸责？

也许是代善发觉了儿子与孙子的阴谋，深为痛恨，因此而不惜大义灭亲，同时也好让多尔衮内心惭愧，免存夺位之想。

关键是代善此时并无实力，实力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掌握着两个旗(正白与镶白)，而且争取了那一向“阿附”肃亲王豪格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来支持自己。

他可能是为了显显威风，给一点颜色大家看看，因此而杀掉元老代善的一个儿子与一个孙子。

二五、压下豪格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有膂力，会打仗，亲手杀过札鲁特部的一个贝勒。

皇太极共有十一个儿子，除了豪格及其后被多尔衮立为皇帝的小孩子福临以外，其余九个均默默无闻。皇太椒有心培植豪格，叫他担任过户部的管部大臣；又在称帝之时封他为肃亲王；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命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一同“裁决庶政”。

在这四人之中，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兄，多尔衮与阿济格是皇太极的异母弟，惟有豪格是皇太极的亲生儿子。

女真人尚黄，在女真八旗之中正黄与镶黄两旗最为重要，而这两旗都被皇太极交给拥护豪格的人当“固山额真”。

在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两个黄旗的大臣在盛京的大清门宣誓结盟，随即派了两旗的“护军”，撑满弓搭上箭，“保护”各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议政大臣登崇政殿，讨论立君的大事。这时候，最忠心于豪格的启心郎索尼，与最粗鲁的巴图鲁鳌拜，只敢强调在皇太极的儿子之中选立一个，而不敢明言豪格。多尔衮叫他们两人暂退。

跟着，与多尔衮同父同母的两位武英郡王阿济格与豫郡王多铎，就恭请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迟疑了一下，多铎沉不住气，就说：“哥哥如不想当皇帝，让我当也好。我的名字，在太祖(努尔哈赤)的遗诏中有。”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在太祖的遗诏中也有。”多铎说：“那末，就立年纪最长的礼亲王(代善)罢!”

代善说：“睿亲王肯答应，便是国家之福。倘若睿亲王不答应，我们只有在皇子(皇太极的儿子)之中选一个了。我老了，怎么当得了(如此的重任)呢？”

结果，年纪最小的福临获选。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被推为“辅政”。年号改为顺治。

顺治元年四月，有人向多尔衮告密，说豪格在背后对人骂多尔衮。于是，豪格被削亲王封爵，变成庶人。

二六、扫荡李自成、张献忠

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l644年)三月，听到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的消息，便下决心乘虚而入，抢夺明朝的江山。他在四月初七日向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陵寝祭告，初八日统兵由盛京出发，八天以后，到了翁后镇。

他不曾料到：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竟然派了代表来向他求救，欢迎他入关去共同讨伐李自成。这时候，吴三桂并无投降清朝之意，只是希望清朝帮一帮忙而已。

多尔衮抓住机会，下令全军“急驰”，花了六天工夫，就赶到山海关。恰好李自成的部将唐通，这时已经从小路绕出山海关之东的“一片石”，对吴三桂进行包围。

这唐通遇到多尔衮，一打便垮。他原是多尔衮的手下败将，曾经以密云总兵的资格，跟随洪承畴来锦州救祖大寿，被清军杀败以后，才逃去投降了李自成。

第二天，多尔衮进入山海关的关城，吴三桂十分欢喜，和他一起拜天设誓。誓罢，吴军全体穿白衣白甲(替崇祯皇帝带孝)，与清军并肩作战。

李自成的主力有二十多万，由李亲自指挥，排在山海关的西边，由北山排到海岸，黑压压的一层一层，犹如人海。

这一天，四月二十二，交战之时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十分猛烈。吴三桂的军队是联军的右翼，首先大声喊杀，对敌攻击，将李自成的阵尾摇动；接着多尔衮令清军骑兵猛冲。李自成的兵一向仗着人多，吓退明朝的一些以敷衍为能事的文武官僚与领不足饷、吃不饱饭、拿不动刀枪的花子兵，从来不曾见到清兵，今日一见，如此身材魁梧，衣甲整齐，枪长刀大，坐下的马又是个个骠肥腿快，结果，全军崩溃，当天一奔就奔了四十里。

多尔衮与吴三桂紧追，追到永平，李自成向吴三桂求和。吴三桂要他交出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与三太子定王朱慈炯、四太子朱慈灿。李自成照办，吴三桂却设了埋伏，弄得李自成又败了一仗。

李自成逃同北京，烧了宫殿，向南走。吴三桂准备送崇祯的太子入京即位，多尔衮不旨，叫吴三桂也向南走，去追李自成。吴三桂去了，多尔衮却把清军开进北京，加以占领。

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打一次胜一次，追到真定(清朝改为正定)，李自成经由娘子关旁的故关，遁入山西。吴三桂回师北京，看多尔衮已经收降明朝的大小官吏，成立了新的朝廷，而且不久便封他为“平西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李自成遁入山西，多尔衮派镶红旗的固山额真叶臣去追赶。这李自成听信他丞相牛金星的谗言，杀掉左右之中最有政治远见的李岩(原名李信，河南杞县举人，曾经因散粮救济贫民而入狱，后投奔自成)。李岩被杀以后，李自成的团体无形中瓦解，从此不堪一击。山西全部入于叶臣及降清的巡抚马国柱之手。李自成逃回陕西。

多尔衮又派遣多铎与阿济格二人，分别由东路北路夹攻，多铎带了索浑、图赖、阿山等人的女真兵作为前锋，以毛文龙旧部孔有德的兵作为后援，攻打潼关。守潼关的是当年在北京掳了陈圆圆的刘宗敏(陈圆圆到了真定，被吴三桂抢回)。刘宗敏守不住潼关；李自成来救，也被清军打败。潼关入于多铎之手。同时，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与毛文龙的另一旧部尚科喜，已由大同榆林进入陕北，占了李自成的故乡，威胁李自成的都城西安。

这一个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匆匆忙忙即位于北京的皇帝，丢了他的都城，出武关，向襄阳逃去，改以襄阳为都，取名“襄京”。不久，明朝的雄踞武昌的左良玉，率军东下，要到南京去“清君侧”，和福王朱由崧的左右拼命，武昌成为空城。李自成也就乐得跟踵而来，拿了武昌。

阿济格在他的后面穷追，追到武昌城边，李自成于是奔到九江，又由九江奔去通山县的九宫山，在九宫山扎下大营。

有一天，李自成异想天开，单枪独马，跑到玄帝庙去烧香，也许是为了求签。他少年时候当过驿站的站夫，又当过杀猪的屠户，有江湖术士告诉他“必为天子”，这才投到舅舅高迎样那里。现今天子算当成了，却遇到鞑子对头，所以，求求签，问个前程也好。然而老百姓看到他那瞎了一只眼的样子，就不分青红皂白，刀棍锄头齐下，把他杀了，杀得血肉模糊。杀了以后，剥开外农，看见内衣上绣的有龙，怀中又有金印一颗，才知道原来是他。

李自成留下的队伍五十余万，其中一部分于郝摇旗、李过、高一功等人的率领之下，开到湖南，想抢长沙，被湖广总督何腾蛟说动，情愿效忠明朝。何腾蛟把郝摇旗的名字改为郝永忠，李过的名字改为李赤心。李过是李自成的过房儿子，李自成本人无子。高一功改为高必正；高必正的姐姐是李自成的“皇后”，也投了降，被隆武皇帝(唐王)赐名为“忠义走人”。

多尔衮在阿济格打平李自成，班师回朝之时，特地坐在“午门”，盛设仪仗，当众斥责他一顿：说他不该未奉旨令，擅自班师，又不该未知李自成确实已死，就谎报李自成的死讯。阿济格低头认罪，多尔衮把他由亲王降为郡王。

过了一些时候，多尔衮重新把他由郡王升为亲王。这一降一升之间，可以见到多尔衮驾驭全朝文武的手段：恩威并施，变化莫测。

李自成既死，剩下尚有张献忠、多尔衮不派别人去打，却偏要派豪格。豪格已在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间被废为庶人，多尔衮又在十月间把他再封为肃亲王，并且加了“和硕”二字(和硕”的意思，是“大”)。

顺清三年(1646年)正月，多尔衮发表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叫他带领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喀、满达海，去肃清陕西(包括今天的甘肃)的群“盗”与四川的张献忠。 豪格欣然就道。

这时候，张献忠据有四川全境(秦良玉的石硅除外)，力量相当雄厚。豪格花了几个月工夫，先把陕甘群“盗”一一予以消灭或招安，到了十一月间便移军汉中，准备入川，找张献忠打。 恰好有一个刘进忠，原是张献忠的川军头目听说张献忠就要把他自己和所带的川军，一齐抓去屠杀，便着了慌，跑到汉中来向豪格投降。

豪格把他的川军编为先锋，向四川进发，替大批的“满洲兵”开路。

张献忠本已把成都定为“大西国”的京城，却不耐烦在成都久住。他烧了成都宫殿，把军队向北移动，颇想打进陕西，返回老家。

捌进忠引清军进来。一直开到剑阁以南的盐亭县，如入无人之境，在盐亭与西充之间的凤凰坡，遇到了张献忠。张献忠还以为有刘进忠替他守住川北，清军无论如何进不了四川。

结果，张献忠被一个叫做雅布兰的清兵一箭射中头部，跑到一个草堆子里躲藏。清军把他拖出，慢慢地一刀一刀割死。

《清史稿·豪格传》说他是豪格亲手射死的。这可能是传闻之谈，或豪格自己“冒功”。

张献忠死后，几个能干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投了桂王。但是四川的大部分土地，暂时均入于豪格之手。 豪格于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班师回朝。回朝不久，便被多尔衮关起来，罪名是纵容部下冒功，等等。关了一月左右，豪格死在牢里。他的妻子被多尔衮接去，作为侧室。

二七、掳福王

多尔衮命令多铎由潼关转师东向，顺着黄河、淮河、运河，攻打南京。

南京原是明太祖的京城。明成祖定都北京后，称南京为“留都”，“留”了若干官吏如各部尚书之类在南京，以备万一北京出了问题之时，“留都”能有一个现成的“作战政府’，主持一切。成祖以后的明朝历代皇帝，保存了这个制度。

因此，当北京被李自成占领、崇祯皇帝上吊以后，“留都”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便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日，会同“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诚意伯刘孔昭(刘基之后)，公推明神宗的一个孙儿、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担任“监国”，代行皇帝职权。

十二天以后，他们奉朱由崧进一步即皇帝之位，“次年为弘光元年。

这时候，山西的一部分与陕西及今日甘肃的全部属于李自成，四川属于张献忠。山东与河南两省的情形十分混乱(有不少县份于投降过李自成以后受清朝安抚，但也有不少县份始终为明朝死守)。

湖北属于左良玉。左良玉号称有几十万兵，对李自成之攻陷北京，与多尔衮之窃取北直隶、河南与山东的一部分，视若无睹，对福王也极冷淡。

史可法没有兵。南京新政府所倚靠的只有凤阳总督马士英，及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刘肇基、方国安、郑鸿逵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将领及其部队。

新政府的用人行政大权，操在马士英之手。他把史可法挤出南京，到扬州去“督师”。

史可法到扬州，高杰正在和黄得功争夺扬州的地盘。史可法用自己的真诚感动高杰，高杰跟随他北伐，稳住了苏北与豫东，把兵力推进到归德(商邱)，在归德一带屯田。海州一带的防务，史可法交给刘肇基，刘肇基守得很好。

马士英在南京，却不干正经事。他荐引魏忠贤的余孽阮大铖为“添注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升阮为兵部尚书。这阮大铖只知道卖官鬻爵，为非作歹，教福王修建宫殿，广选美女。

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逃来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硬说他是冒充，把他关起，用刑。

左良玉听到消息，便自称奉了太子密旨，起兵讨贼。马士英调黄得功的军队，开到芜湖、贵池一带来抵御；同时也召回史可法，去“西线”前方巡视。史科法刚到采石矶，多铎的清军巳渡了淮河南下。史可法只得又赶回扬州。

南京新政府曾经派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三人作为特使，带了一千两金子、十万两银子、一万匹绸缎，到北京去向清军致谢，附带的任务是改葬崇祯皇帝，慰问吴三桂。

多尔衮收了金子、银子、绸缎，却责问这三人：为什么南京不出兵讨伐李自成，而“擅自”立了一个新皇帝。多尔衮的理论是：崇祯皇帝一死，明朝已亡，中国的天下属于清朝。南京的史可法等人无权延长明朝的生命。

多尔衮也不准左懋第等改葬崇祯皇帝，更不准他们慰问吴三桂。他们给吴三桂带来的一万两银子、两千匹绸缎，被多尔衮的兵抢走。

左懋第等三人离开北京，回南京复命，走到沧州，左懋第与马绍愉被抓了回去，陈洪范一人被放回。原来，这陈洪范已经暗中降清，把南京的内情都告诉了多尔衮。多尔衮于是知道新政府不难消灭，就命令多铎把扫荡李自成的未了之事完全交给阿济格，转师东向，打开封、归德、泗州、淮安、扬州、南京。

这时候，高杰已被睢州的守将许定国杀死(许定国投降了清军)，他的部队由外甥李本身(李本深)率领，但是李本身毫无能力，全军瓦解，李自己也降清。

多铎很不费力地来到扬州城下。史可法向南京要兵，南京不给；檄调各个地方的守将，来的仅有此时守住北洋河的刘肇基一人。这一位刘肇基，是辽东人，积功升至总兵，洪承畴在关外督师，不喜欢他，把他撤离故乡。史可法很赏识他，他感恩知己，便率领麾下四千人，到扬州来帮史科法作战到底。

刘肇基向史可法建议，在郊外与多铎的军队背城一战。但是史可法主张守城。史可法以为，只要能守几天，南京与各方的援兵总有来的。于是，守了七天七夜，城破。

城破以后，刘肇基率领他的四千壮士进行巷战，多数殉国。(刘肇基本人突出重围，其后于隆武二年在湖南武冈抵抗清军，被耿仲明捕杀。)史可法自刎，被左右拦阻，未死。左右把他拥到小东门，准备护他出城．遇到清兵，史可法大叫：“我就是史可法!”清兵捉了他去见多铎。多铎劝他降，史科法说：“天朝大臣，岂肯作万世罪人!”

史可法牺牲以后，清军把城内的明朝军民屠杀了十天。(有一位王季楚，侥幸未死，写下一部《扬州十日记》。这一部书在清朝末年被革命同盟会翻印，成为极有力量的反清宣传品。)

扬州城破，是在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十天以后，清军杀完了城内极大多数的明朝军民，渡过长江。

守着长江北岸瓜洲与仪真等处的郑鸿逵水师，抵敌不住。 七天以后，弘光皇帝(福王)不战而逃，逃到太平(当涂)，进不了城，又逃到芜湖，求黄得功保护。

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南京城下，马士英挟了弘光皇帝的庶母跑掉，阮大铖也不知去向。全城的勋臣、文武大吏，由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领先，排了队，出城迎接，跪地投降。高杰的儿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也先后率领二十三万骑兵、步兵，作了清朝的奴隶。

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则不仅扬州可保，南京可保，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

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抢一个饱。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

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去打黄得功。刘良佐无勇气抗清，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黄得功中了箭，不愿意再活下去，他拔出这一枝箭，刺向自己的咽喉。

那只知修宫殿、选美女的弘光皇帝，被降将田雄捆了，送给清军当俘虏。清军把他解到北京，砍头。

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敢打清军，偏要“东下”，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被打败。他本人病死在九江。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追至九江之时，率领十三万兵、四万条船，降了阿济格。

刘泽清在安徽，迟疑了一个多月，到了七月四日，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

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见到大势已去，退浙江支持新的“监国”鲁王朱以海。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也退到浙江。

多尔衮召回多铎，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所谓原官，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皇太极收降他，一时未加任用，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才“给还”了他这个明朝官职，而且加上了“同内院官佐理机务”这八个重要的字，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

洪承畴到南京以后，十分卖力，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摧残净尽。

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福王被掳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

多铎派贝勒博洛，率领拜尹图、阿山等人的兵来打。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逃去严州(浙江建德)。

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建都”，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潞王不听，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 结果，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 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如绍兴、宁波、余姚等，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也几乎变成了“新朝”的“佐命”。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甚至亲自去杭州，拜见博洛，以出卖桑梓(家乡)为得意。

在余姚，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举起义旗，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献给博洛。

两天以后，宁波、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狂生”的秀才，以董志宁为首，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决心起义。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主持一切。

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叫他带兵来宁波，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谢三宾而且说，杀了七人以后，送一千两银子给他，作为酬劳。

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责以大义。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他到宁波来，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谢三宾认罪，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免死(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

大家商量了很久，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才能够号召。于是，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

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世居山东兖州。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朱以海幸免于难，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朱以海一再逃难，逃到台州住下。

这时候，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来到台州，请朱以海出任艰巨。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一个月以后，张煌言随他北上，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

绍兴是在孙嘉绩、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便响应了的。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

鲁王到了绍兴，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均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余姚与鄞县的义兵，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声势相当浩大。方国安赶来，表示愿意效力。(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被张国维拒绝。)

张国维统率各军，渡富春江，收复富阳、于潜，沿富春江栽了木栅，浙西的各州、各县纷纷响应。

十月间，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一连战了十天，每战皆胜，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不幸遇到大雨，弓弦潮湿，发不出箭，只得退兵。

其后，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争地的纠纷。钱肃乐等人心太好，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作为正规军的粮饷；因此，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日子久了，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方、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方、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方比王尤为可恶。浙东的民心、军心，大受影响。

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方在马、阮的怂恿之下，对鲁王怀了叛意。王呢，虽则军纪不好，却矢志抗清。 王之仁于第二年(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l646年)三月间，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获得太胜，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夺得铁甲八百多副，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

方国安冷眼旁观，王之仁缺乏后援，攻不下杭州，又只得撤退。

五月间，清军采取攻势，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方国安着慌，突然回师到绍兴，劫了鲁王同去台州。张国维、钱肃乐等人，尽了最大力量，把江防稳住，苦守到六月间，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叫清兵徒步渡江，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独自到南京，穿上明朝衣冠，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洪承畴劝他降，他不肯。结果，他从容赴义。

该死的方国安，在台州得到江上战败的消息，却捉了鲁王，准备投降。

鲁王生平私德甚好，颇有人缘。他而且相当机警。方国安捉了他以后，派兵将他守住，却被他找到一个机会，跑了。

他跑到三门湾海外的南田岛。石浦游击张名振带兵来南田岛保驾，想送他去翁洲(舟山群岛中的一岛)。翁洲的总兵黄斌卿表示不欢迎。

不久，郑芝龙在福建降清，同族的一位郑彩不愿同流合污，带兵船来三门湾海面，张名振约他拥护鲁王，于是他就和张陪鲁王去福建。次年，鲁监国二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他们打下福清县的海口镇与长乐县的县城。

八月间，他们又打下罗源、连江、永福、闽清四县。鲁王的声势又为之一振。

可悲的是：张国维在江防既破以后，回守东阳，听说鲁王在台州失踪，一时探听小出下落，以为鲁王已被方国安害死，一急就跳水自杀。

钱肃乐呢，在江防未破的一个月以前，便已因为筹饷永筹不到，而且有人说他暗中向唐王通款，对鲁王不忠，气愤不过，解散了所统率的义兵，独自跑去翁洲隐居。江防破以后，他也以为鲁王已死，就飘海到福州，向唐王建议不可采守势，应该北伐，即使打败了也可以退广东。然而，转瞬之间郑芝龙降清，钱肃乐流落在福清县的文石岛与海坛岛，当了和尚。一直到鲁监国二年(顺治四年)六月，才与鲁王又在琅江相遇。

孙嘉绩与熊汝霖二人，也是为了义兵筹不到饷，方国安跋扈，而一直在焦急。他们抽选了最精锐的义兵三千人，交给黄宗羲(梨洲)，在潭山渡江北伐，希望打下海宁与海盐一带，与吴淞等处的义兵领袖合作，直捣南京。然则，正当他们等待黄宗羲的捷音之时，贝勒博洛已在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六月间冲破鲁王的江防，整个浙东的局面崩溃。孙嘉绩走到翁洲，背上生疽，含恨而死，死的时候才四十三岁。熊汝霖跟随鲁王到了福建，不见容于郑彩，在鲁监国三年(顺治五年，1648年)被郑彩派人暗杀。

这一年，清军在长乐、连江打败郑彩。次年，又打败他于罗源。十月间，鲁王的大学士刘中藻，在福安城破之时自杀，鲁王失去了在福建的所有领土，郑彩躲在厦门，消极。

其后，鲁王再回浙江，张名振收复了三门县东南的健跳镇(在当时称为健跳所)，迎他去住；又打下黄斌卿所据的翁洲，把鲁王请过去，以翁洲为根据地，开始了鲁王抗清史的新页。

再过一年，到了鲁监国五年(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短命而死。这多尔衮能够掳了福王，降了潞王，却始终奈何不了鲁王。

二九、重用降臣

多尔衮坐镇北京，驱策阿济格、多铎、豪格等人，扫荡李自成、张献忠，消灭福王的朝廷，又让多铎的副手博洛，分兵收降在杭州的潞王，赶走在浙东的鲁王。

多尔衮不仅有煊赫一世的武功，而且有颇足称述的文治。文治的诀窍，正如武功一样，无非是“用人”二字。他懂得用洪承畴，就已经省了自己许多力气，长了不少见识。况且他又特地把明朝的一位大学士(宰相)冯铨，从涿州家乡请了来，帮他恢复明朝的政治机构与传统，存其所长，去其所短。这冯铨曾经阿附魏忠贤，品行原无足取，多尔衮能用其长，而舍其短。

在崇祯朝中担任过大学士的谢陞，也被多尔衮网罗。顺治元年的六个大学士，除了刚林、希福两个满人以外，倒有四个是汉人：在八月以前是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冯铨；八月以后，范文程的位置为谢陞所代替。谢甡在顺治二年正月去世，范文程重新入阁。

多尔衮在顺治三年特别提拔了一个宋权。这宋权在祟祯自杀的前三天，就任顺天巡抚，抵抗过李自成，却降了清。多尔衮叫他仍旧担任巡抚。他向多尔衮建议，革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只留明神宗万历初年的“正额”，又建议把明朝的“军民分籍”制度取消，不再强迫有军籍人家的子弟当兵，多尔衮均予接受。宋权作了两年巡抚，多尔衮叫他入阁。

除此几人以外，多尔衮又重用金之俊、王永古、党崇雅、方大猷等人。这些人均无多大建树，有点“小聪明”而已。金之俊是崇祯的兵部右侍郎，降了李自成，又降了清。相传他在降清以前，向多尔衮提出了“十从十不从”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男人的服装与头发，照清朝的规定；女人则仍旧沿袭明朝旧有的风俗。男人活的时候穿长袍、马褂，戴凉帽，留辫子，死了进棺材，仍可“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打扮成像一个明朝的鬼。

多尔衮用了这些有能力的人，作出许多“收买人心”的事，使得南方各省的忠臣义士的活动，不能成为全民敌忾同仇的抗战。在福王、鲁王相继失败以后，两个唐王均旋起旋灭，比较支持得久的只有桂王，然而桂王的支持者在顺治五年以后，已非广大的群众，而是张献忠的旧部。同时，却有郑芝龙、李成栋、孔有德、吴三桂、洪承畴等，出死力帮助清朝，来消灭两个唐王与一个桂王。

三○、削平闽、粤

贝勒博洛在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打下杭州、收降潞王以后，回师消灭嘉兴、吴江、江阴三处的义兵。这些义士领袖，在嘉兴的是翰林屠象美，在吴江的是举人孙兆奎，在江阴的是典史阎应元。

这三处以外，在常熟、昆山、太仓、嘉定、崇明、松江、长兴、宜兴、无锡，也都有节生们联合退休的官吏，揭竿而起，但均以缺乏指挥的经验与堪以作战的干部而先后失败。在这些书生之中，以昆山的顾炎武最为有名。他其后畅游全国，深研经史，成为三百年来第一个有学问的人。

嘉定一县老百姓的遭遇最惨，先后被屠了三次。负责屠杀他们的，是博洛麾下的一个降清将领李成栋。博洛本人是阿巴泰的儿子，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与多尔衮同父异母。

多尔衮把博洛召回北京，赏二百两黄金、一万五千两白银、一匹附有美丽鞍子的骏马。

次年，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任命他为征南大将军，再到浙江去辛苦一趟。这一次，博洛叫先锋图赖走过富春江上游，把鲁王的防线冲破。

这时候，唐王朱聿键在延平(福建南平县)。唐王于杭州沦陷以前，到了福州，受福建巡抚张肯堂与郑鸿逵、郑芝龙等人拥戴，在顺治二年闰六月就任监国，不久便即了皇帝之位，改明年的年号为隆武。

郑芝龙原是海盗领袖，被熊文灿招安，官居“游击将军”。他霸住台湾海峡，凡是来往于海峡的商船均须向他纳税，因此之故，他很有钱，用自己的钱养兵。

郑鸿逵与他不同，是正规军人，考中武举与武进士，作了崇祯皇帝的锦衣卫“掌印千户”，积功升至总兵，其后到南京帮助福王，在史可法指挥之下，守瓜洲、仪真。此人忠心耿耿，福王封他为靖西伯。唐王即位以后，升他为定西侯，也把郑芝龙由南安伯升为平西侯。

张肯堂作了唐王(隆武皇帝)的大学士，把巡抚的位置让给郑芝龙的私人，大权旁落。张肯堂北伐，带了几条兵船到鹭门，郑芝龙不给他饷，而且不让他和唐王通消息。原来，郑芝龙已经暗中与洪承畴有了联络，存心降清。

唐王气不过，派另一位大学士黄道周到江西去招兵。黄道周一到江西，便招足十几万，打到江西与安徽邻近之处的婺源，不幸失败，被清军解至南京，遇害。

唐王于是自己出驻延平，命郑鸿逵攻浙江，郑彩攻江西。郑芝龙照旧不给饷，而且撤了仙霞岭的戍卒。

因此之故，博洛及其麾下李成栋的兵，能够在拿下浙江以后长驱直入，开进仙霞岭，冲到延平。唐王退至汀州(长汀)，被俘，绝食而死。

博洛命令李成栋继续前进，冲到广东的“东江流域”，取了潮州、惠州，又转而向西，占领广州。广州有一位监国“小唐王”朱聿粤来不及走，与他的大学士苏观生等人一齐自杀。这位小唐王，是唐王朱聿键的弟弟。

李成栋不仅在顺治三年十二月占领广州，而且在次年正月拿下肇庆。肇庆是广东省西部的重镇。两广总督丁魁楚与广西巡抚瞿式耜，已于三个月前(顺治三年十月)在该地拥立桂王朱常瀛的儿子、永明王朱由榔当了监国。

永明王刚刚当了监国，赣州就失守，守将杨公麟为清军所杀。丁魁楚听到消息，慌忙把永明王送到梧州。

不久，苏观生在广州立了小唐王朱聿粤当监国，丁魁楚为了不让小唐王争夺抗清的领导权，又把永明王带到肇庆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1647年)，出兵讨伐小唐王，小唐王吃了一个败仗。

在李成栋占了广州、小唐王自杀以后，永明王不等清军西进，便丢了肇庆，逃回梧州；再逃，逃至桂林；三逃，逃至全州；四逃，逃至湖南西南山中的武冈。

丁魁楚在梧州西南的岑溪，被李成栋俘虏杀害。

李成栋的兵于顺治四年(1647午)三月赶到桂林，瞿式耜率领几百名是士死守。李成栋攻城，攻不下来，反被瞿式耜的部下焦琏杀得大败，死了几千人。

李成栋借口广州后方发生了问题，丢下桂林，回师。他自从降清以后，为虎作伥，踏平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没想到有一天会在桂林被瞿式耜与焦琏的几百名忠明的军人，杀得如此之惨。

这一年五月间，已经降清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了几万军队，开到桂林城下。瞿式耜上了城墙，与焦琏各守一半，用“西洋炮”先打一阵。然后，他叫焦琏带三百人出城，用长槊、铁鞭对付这三个老贼。结果，也杀了他们几千人，追了他们二十里。

到七月间，凡是被清军占领的广西各城各县，均被焦琏收复。

孔有德等人去攻武冈，找永明王出气。那没有出息的永明王，却又不战而走。一走，到靖州；再走，到柳州；三走，到象州。 孔有德转师去攻全州，焦琏已经在全州等候。何腾蛟率领郝永忠、卢鼎等人，也到了全州。结果，孔有德又吃一个败仗。 孔有德贼心不死，竟然于次年(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再度攻打桂林。于是，何腾蛟与焦琏又和他在桂林比武一次。此时桂林的兵力，已经相当雄厚，猛将也增加了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善耍标枪的胡一青。这一场恶战，把孔有德的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瞿式耜这时候仍旧在桂林城内，以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名义坐镇。他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何腾蛟。事后，永明王听说瞿式耜没有战死，喜欢得流下泪来。一个月以后，李成栋忽然在广州反正，从新做人。

传说李成栎之所以反正，是因为多尔衮不曾给他“总督”的位置，只给了他一个“提督”。其实，这不过是他反正的原因之一。

也有人说，他的太太深明民族大义，常常劝他改弦易辙。这一位李夫人确是功在国家。然而，真正坚定了他反正决心的，却是瞿式耜、焦琏、何腾蛟等人的三次死守桂林，令他感觉到明朝尚有希望。

恰好，另一降清之将金声桓于顺治五年正月，已在南昌反正。李成栋便不再犹疑，在闰三月响应。(金声桓之所以反正，是受了一个在扬州不曾被杀死的“德宗和尚”的鼓励。)

于是，广东和江西两省又变成了大明的江山。不久，四川义兵蜂起，全省入于永明王的范围。何腾蛟借此机会，恢复整个湖南。郑成功在福建打下了诏安。到了年底，姜壤又在大同反正，把山西省的大部分占了。甘肃与宁夏的回民，也在明朝宗室延长王朱识瑏等人的领导之下，纷纷起义。

这是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偷占北京以来，所从未遭遇到的挫折。他赶紧调动满洲八旗的子弟兵，由谭泰、何洛会两个他所最亲信的满洲人，率领着去江西打金声桓；自己“御驾亲征”，去大同打姜壤。

打到顺治六年(1649年)的正月，谭泰与何洛会攻下南昌，金声桓跳水自尽。一个月后，李成栋在江西南部的信丰战败阵亡。

李成栋的儿子李建捷仍旧守着广州，到了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才被尚可喜打败。另一个儿子李元胤守住肇庆，一直守到顺治八年(1651年)的春天。

何腾蛟在湖南，管不住李自成旧部。他们闹饷，抢劫老百姓，弄得每一城的老百姓见了他们来，便空城而走。他们也不耐烦留在任何空城中久住。顺治六年正月，何腾蚊移节湘潭，湘潭没有兵，也没有民。结果，他成了清军的俘虏，于绝食七天以后被杀。

瞿式耜的命运，与何腾蛟的相同。顺治六年十一月，孔有德第三次来攻桂林之时，焦琏不在桂林，去了浔州(桂平)。桂林城内的守将是赵印选、胡一青、杨国栋、蒲缨、马养麟。这些人不能合作，一哄而散。剩下的只有王永祚，这王永祚却开城迎降。瞿式耜宁死不逃，静候清兵来把他带走，于闰十一月十七日从容就义。

多尔衮自己打姜瓖，打了很久打不下来。最后，还是派博洛去，才把姜瓖解决。

三一、自称皇父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咯血而死。十六天以后，顺治皇帝的朝廷追尊他为成宗义皇帝。

他在死的时候，自称“皇父摄政王”已有两年。他以“皇父”的身份，而被追尊为皇帝，原无足怪。

这就牵涉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值得指出的是，皇太后当时并非鸡皮鹤发的老妪，而是三十一岁的少妇，比多尔衮还小一岁。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当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的母亲乌拉纳喇氏，被若干王子与大臣们逼迫自杀，殉葬。

十五岁的多尔衮与同母弟多铎，被皇太极收养，住在皇太极的宫里，宫里有二十八岁的“孝端文皇后”及十四岁的“庄妃”。这庄妃在十三岁之时嫁给皇太极，过了十二个年头未曾怀孕，到崇德三年才生下福临(顺治皇帝)。生福临的时候，她自己是二十六岁。多尔衮是二十七岁，皇太极是四十七岁。

皇太极暴死之时，多尔衮扶立六岁小侄儿福临，尊庄妃为孝庄太后。从此，他出入宫廷，毫无顾忌。

多尔衮对于自己的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不宠爱。王妃也不曾生下子女。

王妃在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去世，传说多尔衮之与孝庄太后结婚，即在此时。

我们也不妨假定，多尔衮并未与太后结婚。那末，为什么他要把“迎娶朝鲜公主”的事秘密进行，说是“出关打猎”呢?

三二、死后遭受清算

多尔衮死后，阿济格以“同母兄”的地位，企图继承他摄政王的位置。然而阿济格的实力，已不足一旗(被罚夺了不少)，远比不上多尔衮当年兼制四旗的雄风。

结果，阿济格失败，被捕下狱，赐死。顺治皇帝亲政。郑亲王济尔哈朗重新得势。此人在顺治元年正月，把辅政的大权拱手让多尔衮一人独揽；在顺治四年七月，连辅政的名义也被多铎代了。(多铎在顺治六年三月去世。)

顺治皇帝恢复三个堂兄弟的亲王原位：褚英的儿子尼堪(敬谨亲王)，代善的儿子满达海(巽亲王)，阿巴泰的儿子博洛(端重亲王)。这三人本是多尔衮所用，分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被称为“理政三王”。

顺治八年(1615年)二月，济尔哈朗与理政三王，先把掌有兵权的多尔衮死党何洛会，连同何洛会的弟弟胡锡，一并凌迟处死，然后叫多尔衮的旧日亲信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检举多尔衮，说他曾经私制黄袍，上面装了八个“补子”(补子是衣服上的方形的装饰)，与黑貂皮的马褂，又储藏了大东珠(朝鲜来的大珍珠)与索珠(纯白的珍珠)。这些，均是皇帝才能用的东西，而多尔衮却用来放在自己的棺材里面。多尔衮而且颇想把正白旗、镶白旗调驻永平，准备篡位。

济尔哈朗与理政三王及所谓内大臣(统率宫内侍卫的大臣)，根据苏克哈萨等人的检举，向顺治皇帝上奏，说多尔衮确是大逆不道。他们又补充了一些罪状，说多尔衮生前所用的仪仗、音乐、侍从，以及所住的府第，完全同皇帝所用、所住的一样；说多尔衮追封了自己的生母乌拉纳喇氏为“孝武皇后”，把她的牌位放进太庙，袝享努尔哈赤之旁，僭妄之至；说多尔衮甚至说过，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按照次序，不该继位；他拿这句话威胁“皇上”(顺治)，岂不该死?至于，逼死豪格，娶豪格的寡妇，尤其“悖理”。结论是：“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愿重加处治。”

年方十四岁的顺治皇帝，觉得济尔哈朗等人所奏颇有理由，便下旨削去多尔衮的追尊之号(成宗义皇帝)；把他的牌位与他的生母乌拉纳喇氏的牌位，搬出太庙；不许多尔衮的过房儿子多尔博(多铎所生)袭封为和硕睿亲王，把多尔衮的财产全部充公。同时，把他的所有亲信，除了苏克萨哈等三人之外，一律治罪。于是，刚林、祈充格、谭泰、巩阿岱、锡翰、罗什博尔惠等也一概处死。范文程被革职留任。可怜的是谭泰，他曾经补告多尔衮一状，却讨不到好。

三三、顺治年少有为

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亲政。当时他年纪才十四岁，不懂得什么。朝中的大小事务，暂时有元老济尔哈朗及理政三王(尼堪、满达海、博洛)主持。范文程、洪承畴，在“内阁”替他批阅奏疏，发布旨令。地方的军政事务，也有若干在今日早已被人忘掉姓名的总督、巡抚分别负责。例如，江南江西(两江)的总督马国柱，河南的巡抚吴景道等。

济尔哈朗的为人，比多尔衮忠厚，仅仅提拔了儿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军队，到福建对郑成功作战。

理政三王之中的满达海与博洛，均在顺治九年(1652年)去世。死了七年以后，他们被人告发，曾经私取多尔衮的遗产。顺冶把他们的亲王爵位削去，把他们的嗣子常阿岱与齐克新降为贝勒。尼堪一度因曾经隐瞒阿济格私藏兵器，被顺治降为郡王，但不久便恢复了亲王位置，仍旧理政，后来又受任为定远大将军，对李定国作战，于顺治九年十一月在湖南衡州郊外，遇伏阵亡。

理政三王既已于顺治九年先后去世，顺治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虽则也有时秉承母亲孝庄太后的意旨行事。

他立了一块铁碑在司礼监、尚衣监等十三个太监衙门之前，严禁太监干政，犯者凌迟处死。又严令中外，凡是贪赃在十两银子以上的，不管是否枉法，一律抄家。

顺治所受的汉文教育，比皇太极充分，正史与小说均念得不少，佛教的书也喜欢看。他问过陈名复(原为吏部尚书，在顺治八年七月升为弘文院大学士)，中国历代的帝王以谁为最好？陈名夏说，唐太宗。他说：“不对。明太祖才是最好的，因为明太祖立下了可垂水久的制度。”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而能有如此的见解，毕竟不凡。

清朝的种种制度，在大体上是沿袭明朝的。顺冶的值得称许之处，是年纪虽轻，而并未轻举妄动，多所更张。他天性宽厚，虽钦佩明太祖而从不残杀功臣，可谓善学古人。

由于好学，他颇喜欢与大臣谈天，甚至辩论。有时候，争至面红耳赤，他也未尝不生气。他深恨刘正宗(另一位当过吏部尚书的大学士)，时时“廷议自以为是”，但不忍加罪，仅仅下了一道圣旨，叫刘正宗“当痛改前非，称朕优容宽恕之意”。

他对于永明王(永历皇帝)及郑成功，均认为应该适可而止，不主张把永明王抓来杀掉，也颇想把福建的漳州、泉州与广东的潮州、惠州割给郑成功。

他喜欢写字、画画；曾经抄了一首唐诗，送给善果寺的和尚弘觉，又画过一条牛，送给宋权。

有时候，他也很执拗。皇后不如他的意，他不管大家反对，定要把她废了。“弟媳”董鄂氏他喜欢，定要接到宫里来住，而且册为贵妃。

三四、李定国支持残局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十二月死，孔有德在同年十一月便已进入桂林，遇到瞿式耜在城内静候逮捕，从容就义。永历皇帝(永明王，俗称桂王)这时候住在南宁。

二十个月以后，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永历皇帝的大将李定国攻入桂林，孔有德自杀。

这一位李定国，本是陕西延安的人，后加入张献忠的队伍；由于作战勇敢，深得张献忠欢心，与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均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张献忠被豪格杀了以后，李定国与孙可望等人率领若干万残部，离开四川，在顺治四年来到遵义、贵阳，而且拿下云南东部。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在昆明的沐国公沐恩渡(沐英的后代)被一个土司沙定洲打败，逃到永昌(云南保山)，托人向孙可望求救，孙可望派李定国去。李定国到了昆明，捉住沙定洲，押解给孙可望。孙可望将沙定洲剥皮。

云南巡抚杨畏知劝孙、李等人帮助永历皇帝抗清，孙、李等人接受。永历王封孙可望为公，李定国与刘文秀为侯(艾能奇已死)。

到了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孙可望因为桂林已失，瞿式耜已死，便看不起永历皇帝，派兵到南宁，杀了几个反对他的大臣，逼着永历封他为秦王。永历便也索性封了李定国与刘文秀为公。

次年，孙可望又派人把永历劫了，迁至贵州的安隆所(今天的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从此，永历在事实上作了孙可望的俘虏，但是心中不服。他升李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康王，使与孙可望平等并列。

李定国在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攻下桂林。又在十一月阵斩尼堪于衡州。孙可望召他去沅州会面，李定国不去。

永历暗中派人请李定国来安隆保驾。李定国尚不曾到，孙可望已经派兵至安隆，把永历的大小臣子杀害了十八位。(孙可望自己不在安隆，这时候驻扎贵阳。)

李定国终于在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l656年)三月，出孙可望不意，顺利到达安隆，把永历护送到昆明。永历封他为晋王。

次年，孙可望派一位名将白文选作为前锋，自己统率大军，随后进发，开向云南。孙军到了三岔河镇(陆良县东)，与李军相遇，白文选倒戈，孙军大败。孙可望回到贵阳，他的部下冯双礼却闭了城门，不开。于是，他逃去长沙，向洪承畴投降。洪承畴此时以清朝大学士的身份，兼任两湖、两广、四川、云贵一共六个省的总督。(洪承畴的官衔算得上“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

洪承畴见了孙可望，气味相投，相见恨晚，就保了他一本，由清廷封他为“义王”。孙可望感恩图报，把李定国军队的虚实与云南山川的形势和盘托出，告诉了洪承畴，

洪承畴就在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l658年)三月对永历的最后领土云南、贵州，发动三路总攻：调了吴三桂由四川重庆向南，打桐梓、遵义；又调了卓布泰由广西打独山，直趋贵阳；他自己与洛托领了中路军，由湖南打贵州东部的镇远。

这三路兵势如破竹，于九月间在平越会师，继续向昆明前进，也是分兵三路：北路，吴三桂，出七星关(毕节之西)；中路，多尼(多铎的儿子)，出铁索桥(安顺与镇宁之西南)；南路，卓布泰，经由安隆、黄草坝(今日的兴义县城)，指向罗平。

永历听到消息，拜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李定国命令一个部将吴子圣守住安隆；叫白文选守七星关，抵御吴三桂；自己亲自到贵州的鸡公背(关岭之东南)，找多尼决战。

吴子圣守不住安隆，被卓布泰打败。白文选把七星关守得很好，吴三桂却假道水西苗乌撒土司的领域(威宁县东)，进了云南。李定国不敢和多尼恋战，赶紧回昆明，保护永历退守永昌(云南保山)。

到了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l659年)的春天，清军占昆明以后，大举进攻永昌。李定国派人把水历护送到腾越，自己到磨盘山迎敌，先设了三重埋伏，然后诈败，杀了极多清军，尸首堆得像墙一般高。李定国自己的部队也伤亡甚重。他的一个爱将窦民望，身上被子弹打穿，还拿着刀突了围才死。

打了这一场恶战以后，李定国去腾越找永历，永历却已经被一个奸臣马吉翔带去缅甸，缴了兵器，依人篱下。

李定国这时的处境，真是叫天不应，于无可奈何之下，把军队开进孟良。孟良的土司欺负他，和他打了一仗，他就索性占了这孟良地方，作为新的根据地。

白文选性急，不等到准备就绪，便跑到缅甸去抢永历，被缅甸的军队吸住。李定国只好也去缅甸，与白文选合军，虽则打了一个胜仗，进抵缅甸的都城阿瓦，但是他们的船却被缅甸人烧了。白文选又被刘文秀的两个旧部(张国用与赵得胜)胁迫着撤兵北去(这时刘文秀已死)。于是李定国也只好撤兵到锡箔，再与白文选合军而守。

吴三桂从木邦的小路赶来，收买白文选的部下，把白文选绑去投降。

李定国退到猛腊，向暹罗与车里借兵，皆碰了钉子。他决定一面密切注意清军的行动，一面等候机会再去缅甸抢回永历。

到了康熙元年，他听到永历已被吴三桂从缅甸带去昆明害死，大哭一顿。这一代英雄终于在六月二十四日，与世长辞。

三五、郑成功坚持抗清

康熙元年是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这一年，明朝的国运告终。永历皇帝死于四月，李定国死于六月，郑成功死于五月。鲁王也是在这一年十一月逝世于金门。

郑成功是一个奇男子。他是郑芝龙与田川氏夫人的儿子、郑鸿逵的侄儿，郑彩、郑联的堂兄弟，隆武皇帝(唐王)的御营中军都督，忠孝伯。

当隆武皇帝在汀州被执之时，郑成功正在漳州、泉州一带招兵筹饷。他听说父亲准备降清，就赶紧到泉州南边的安平堡，见父亲苦劝。苦劝了，父亲不听；他拜别母亲，独去金门。

这时候，驻扎在金门的是郑鸿逵，驻扎在厦门的是郑彩、郑联。他们与郑成功一样，不愿意随郑芝龙去福州向博洛投降。 清军不久便开到泉州，占领安平，劫掠了一顿。田川氏夫人自杀。郑成功得到消息，带了一些兵来打，清军狼狈而退。他把母亲葬了，走到泉州城外的孔子庙，把平日以秀才身份所戴的儒冠、所穿的儒服统统烧了，向孔子哭着祷告：“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是儒生．我是人子；现在我是一个丧了皇帝的孤臣，有国无家，立志投笔从戎，作战到底，和父亲分道扬镳，请夫子原谅。”

他离开孔于庙，回到安平堡，约集了志同道合的好友甘辉、施琅、陈炜、张进等九十几个人结盟，宣誓忠明抗清。盟罢，一齐乘了两艘大船，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地方南澳岛招兵。一招，就招到九千多人，开回安平堡，占领鼓浪屿，与金门的郑鸿逵，厦门的郑彩、郑联，互为犄角。这时候，他的年龄是二十四岁。

永历在肇庆即位，派人来鼓浪屿，封他为威远侯；不久，又晋封他为广平公。但是他的活动范围，直至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的中秋节为止，始终限于鼓浪屿与安平堡两处附近，没有多大进展；一度取得海澄、诏安、漳浦、云霄，均被清军“收复”了去。

他接受施琅的建议，率领精兵五百余人，趁着中秋的月色，袭占郑彩与郑联的厦门。这一晚，郑联醉卧在黄石岩，郑彩则早已带了兵去浙江，帮鲁王打仗。事后，郑联、郑彩均接受既成事实，把地盘与军队交了给他。(郑鸿逵此时，事先也已经把金门交给了郑联。)于是金门和厦门都成了郑成功的根据地。

他把已有的与新并的军队重新编组，成立前、后、左、右、中五军，自领中军，甘辉等人分领其余四军，加紧操练，计划大举。 次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郑成功带兵去打广州，想援救困守在南宁的永历皇帝。他把兵运到虎门，听说清军已在夺取他的厦门根据地，只得回师。

清军果然已经来过厦门，把厦门的守将郑芝莞吓走。但是，在郑成功未曾回到以前，郑鸿逵和施琅也已经赶来，打退清军。 这一年年底，郑成功克复漳浦；第二年春天，拿下海澄、平和、诏安。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三月，他派兵帮助鲁王的大将张名振，由祟明溯江而上，打到镇江，在金山寺遥祭明太祖。鲁王这时候已经在鹭门(厦门)住了两年，极愿与他合作，因此而放弃监国的名义，和他一样地接受永历皇帝的号令。

张名振在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又攻进长江一次，而且打到南京郊外的燕子矶。可惜，约好了的各地义兵未能及时响应，张名振又只得撤回，回到三门湾的南田岛，赍恨而死；死时，把军队交给了张煌言。

这一年，郑成功克复了漳、泉二府。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他又打下了广东的揭阳与普宁。清朝派济尔哈朗的儿子济度，领了重兵南下。郑成功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毁掉安平堡，与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这几个县的城墙，退守厦门、金门。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四月，济度的军队渡海来攻厦门、金门，一连败了两仗。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l657年)年底，永历晋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拜为招讨大将军，叫他“进取江南，伸大义于天下”。次年，他率领五万水师、五万步兵、五万骑兵，两万披了铁甲、带了铁面罩的“铁人”，沿着福建、浙江海岸，向北航行，在舟山群岛驻扎。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l659年)五月，郑成功再从舟山出发，经过崇明岛，进入长江，冲破清军的封江铁链，一举打下瓜州，随即攻破镇江，在七月一日占领江浦，兵临南京城下。

清朝的芜湖官吏，不等到郑军去，便送来降书。郑成功派张煌言去芜湖，守住这个位于南京之西的沿江重镇。他自己则留在南京城外，攻城。

清朝守南京的是(两江)总督郎廷佐。此人十分狡狯。他派人向郑成功说：“我一定投降，但是须先假装守城。按照清朝的军法，如果我守满三十天，留在北京的家眷就可以免掉连带治罪。请你给我三十天的限期。”

郑成功心慈，允准了郎廷佐三十天的限期，不仅暂不攻城，而且没有把南京好好地包围起来。

于是，功亏一篑，让郎廷佐调来救兵，公然接进了城。

郑成功与他的八十三营军队，在城外静候三十日的限期期满，兵不血刃，开进高皇帝(明太祖)所奠定的雄都。

最后，不幸的事终于发生。

七月二十一日夜晚，清军拆坏神策门旁的城墙，由城墙的洞里突然出来，冲到郑军在白土山的营垒，将先锋余新活捉。

第二天黎明，在郑军尚在烧锅造饭之时，清军由喀喀木、梁化风、管效忠等人率领，分成几路，开了城门出来，把郑军压迫到长江边。郑军全部溃败，被杀死几万；来不及上船，死在水里的也很多。大将甘辉、张英与几十个其他将领，一齐阵亡。

郑成功率领残余部队，一口气撤回厦门。那时候，张煌言还守住芜湖，并且已经收复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四个府；广德、和州、无为三个州；当涂、繁昌、宣城等二十三个县。郑军既退，张煌言孤立无援，被清军击败，只身逃至安庆。由安庆逃至江西，由江西逃回浙江天台，招集旧部，取了林门岛与桃渚岛，以等候郑成功的消息。

次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清朝的福建总督李率泰与将军达素，在五月间大举向厦门猛扑，想把郑成功彻底解决，结果被郑成功杀败，清军死了十分之六七，达素自杀。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l661年)正月，郑成功留下十八岁的儿子郑经守住金、厦两岛，自己带兵去取台湾。这时候，荷兰的“东印度联合公司”已经偷占台湾三十八年之久，在台南筑了坚固的“塞兰狄阿”(安平城)与赤嵌堡。郑成功前来攻打，打到年底，荷兰的守军投降。郑成功准他们在司令揆一的统率之下，登船回国。

郑成功认为台湾沃野千里，可以建设成根据地。他在赶走荷兰人以后，就积极从事于设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机构，开垦农田，兴办学校，和菲律宾及英国均建立了贸易关系。

然而，他是一个性急的人，虽不得已而埋头从事于生聚教训的工作，心中却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大陆。他常常站在高山之上，用望远镜向西眺望。

等到永历被害的噩耗在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传来之时，他极为感伤，便在初八日这一天，于眺望大陆之后，坐在椅子上一边饮酒，一边诵读明太祖的遗训，长叹一声，说：“我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说完，他身体向后一仰，便与世长辞。

他逝世以后，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继承延平郡王封爵与招讨大将军的职位。虽则永历已死，郑经仍旧沿用永历的年号，誓作孤臣到底。

郑经以陈永华为辅佐，继续建设台湾，颇有成绩。郑经而且常常出兵到福建、广东的大陆上去，虽则金、厦两岛是在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1663年)便放弃了。

郑经守台湾二十年，不幸短命而死，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郑成功死时，也是三十九岁。

张煌言根本不赞成郑成功取台湾，劝他应该再接再厉，北上杀敌。后来，听到郑成功与鲁王相继逝世，他十分灰心，就解散部队，退隐在南田岛附近的悬澳岛。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十七日，他被清军逮捕；九月初七日，殉国于杭州，年纪也仅四十五岁而已。

三六、顺治出家之谜

在清朝这一边，顺治皇帝在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死。 传说他不曾死，而是“装死”，借此隐姓埋名，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他留下一篇“遗诏”、九百五十八个字的洋洋大文，列举自己的十四大罪。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生病，或生了什么病，只淡淡地吩咐以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

顺治热恋过一位董鄂妃，董鄂妃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先他而亡。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说她“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又说她“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

顺治在自罪的遗诏中，承认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他追封她为“端敬皇后”。)

关于董鄂妃的美，顺治下了“婗静”二字的按语。这婗字，根据“集韵”，意思是妩媚。塞外的满洲女千，刚健婀娜的很多，妩媚的极少。如果拿“妩媚”来形容一个南国佳人，倒是十分恰当 董鄂妃于入宫以前，是顺治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子。博穆博果尔毫无功绩，照例至多封一个辅国公而已，突然在顺治十二年平步青云，被顺治封为亲王，可能是因为此时顺治对董鄂妃已有很深的好感。

她在未为博穆博果尔的妃子以前，是不是被清兵从江南掳了来的?她是不是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

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说，在辛卯年(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

吴伟业(梅村)写了八首诗，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其中有这么几句话：“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又有：“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他在“古意”的第六首,写了：“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上阳”两字，很引起人们猜测。

此外，他的四首“清凉山赞佛诗”，也常被附会为顺治出家的证据。清凉山是五台的最高峰。诗中点出了一个“董”字：“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草头下面一个“千”字，“千”字下面一个“里”字：合起来，便是董小宛的董字了。但是这也可以解释成董鄂妃的董字。

“清凉山赞佛诗”的确是可以当作史料看：“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从官进哀诔，黄纸钞名人。…...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游清凉山。......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这“天降白玉棺”五个字，很值得特别注意。事实是：顺治的确有出家的意思，而且剃了头，但是未曾能够真地当了和尚，便死于天花。

三七、鳌拜弄权

顺治在他的“遗诏”中，指定四个“内大臣”作为辅政，而不曾托孤给任何一个像多尔衮那样的亲王。

内大臣是御前侍卫之长，非“上三旗”的成员不能充任，就清朝以旗为本位的政治结构而论，是相当重要的职位。

顺治所指定的四个辅政内大臣，为正黄旗的索尼，镶黄旗的遏必隆与鳌拜，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正黄、镶黄二旗原为皇太极所领，正白旗则为多尔衮所领。多尔衮死后，正白旗连同正黄、镶黄两旗，划为皇室的永久直属的“部曲”，成为所谓“上三旗”。 在这四位辅政内大臣之中，论资格是索尼第一，苏克萨哈第二，遏必隆第三，鳌拜第四。

索尼是大学士希福的哥哥，办过外交，也打过仗，积功受封为“甲喇章京”。甲喇是一个旗的五分之一，甲喇章京是世袭的职位，相当于男爵。索尼很忠心于皇太极，与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也最接近，所以在皇太极死后，诸王贝勒内大臣会议立君之时，不顾生命危险，坚决主张立一个“先帝之子”。顺治五年，有人告发他图谋推翻多尔衮的统治，立豪格为帝。多尔衮削去他的官爵，抄他的家。因此之故，顺治亲政以后，就恢复他的官爵，升为内大臣，总管内务府。

苏克萨哈本是多尔衮的亲信，积功也受封为甲喇章京。多尔衮死后，他与另一亲信詹岱，揭破多尔衮的种种逆迹，因此也获得顺治的信任，升为内大臣，加授“太子太保”衔。

遏必隆是开国功臣额亦都的儿子，在皇太极的时候受封为次于甲喇章京的牛录章京(云骑尉)，多尔衮晋封他为甲喇章京。但不久也有人告发他“与白旗诸王有隙”，多尔衮削去他的官爵。于是，顺治亲政以后，照样复了他的官爵，升他为“内大臣”，加官“少傅，太子太保”。

鳌拜呢，是一个“勇士”(巴图鲁)，积功升至“一等昂邦章京”世职(一等子爵)又升至“三等侯”，他也是曾经被人告发图谋立豪格为帝，遭多尔衮罚钱、降级。结果顺治在亲政以后，也升他为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保”，晋封为公。

总之，他们四个人均可以说是豪格的余孽、多尔衮的敌人。顺治重用他们，而且在逊位之时指定他们为康熙的辅政，原因正在于此。

可惜这四个人并不能和衷共济，共谋国是。他们互相倾轧：最先是，索尼与苏克萨哈意见不合；其后，鳌拜与苏克萨哈也闹了纠纷。

索尼在康熙六年六月病故，鳌拜和苏克萨哈之间的争斗便白热化。

鳌拜与苏克萨哈二人所属的旗小同，鳌拜属于镶黄旗，苏克萨哈属于正白旗。

当年在多尔衮偷占北京、吞了北直隶(河北省)之时，曾经以征服者的姿态，准许旗人乱圈汉人的房子与田地作为己有，而命令受害的汉人自己另找房子与田地作为补偿。

多尔衮所领的正白旗，由于是“天之骄子”，就占了蓟州与遵化府、迁安府各县，地土较肥。镶黄旗虽则地位在正白旗之上，却被多尔衮限定在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邱、肃宁、容城等县，地土较差。

事隔二十年，鳌拜要翻旧案，叫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苏克萨哈反对，说两旗的人均已住久了，搬动起来不方便。

鳌拜很跋扈，不管苏克萨哈反对不反对，命令大学士兼户部管部大臣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去主持换地的事。这三个人试了一下，觉得很行不通，要求把换地的事停办。鳌拜大权在手，用康熙的名义，下一道圣旨，说苏纳海等三人“藐视上命”，一齐处斩。这是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间的事。

次年七月，康熙亲政，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上疏请求引退，疏中有这么两句话：“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余生。”康熙这时候才有十五岁，看不懂这两句话，要问苏克萨哈：何以必须守先帝陵寝，才能保全余生?

鳌拜抓住机会，说苏克萨哈“怨望”(对皇上埋怨、失望)，不愿意把政权还给皇上；又列举了苏克萨哈二十四项大罪，应该和他的大儿子查克旦，一齐凌迟处死。他的其他儿子与若干孙子、两个侄儿、两个远房本家，统统应该斩首。

康熙不肯，鳌拜卷了袖子走来，似乎要动手的样子。康熙害怕，就准了鳌拜的奏，仅仅把苏克萨哈一人的刑罚由凌迟改为绞死。

康熙虽则如此做了。心中却立定了除掉鳌拜的主意。他召集一些王公大臣的少年子弟作为侍卫，到宫里陪他练习“扑击之戏”(类似蒙古的摔交)。

这些少年侍卫之中。有一个叫做拜唐阿的，力气最大。

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初三日，鳌拜照例上朝，康熙使了一个眼色，拜唐阿迈步向前，出其不意，把鳌拜揪住，摔倒在地。众少年蜂拥而上，就把鳌拜捆了。

康熙随即叫诸王与大臣研究鳌拜的罪。诸王大臣回奏鳌拜有三十项大罪(比苏克萨哈多了六项)，应该灭族。康熙说，姑念他效力年久，免死，改判监禁、抄家。他的两个弟弟玛里穆与塞本得、侄儿讷莫，他的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济世，侍郎璧图，学士吴格塞，一律斩首。

三八、吴三桂叛清

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了鳌拜，二十岁向吴三桂挑战，二十八岁将吴三桂的势力铲除净尽。

在清朝所有的皇帝之中，他是景好、最能干的一个。关于他的好，我以后再说。他的能干，在对付吴三挂的战争之中表现得很清楚。

吴三桂自从进入云南、解决永历(永明王)以后，仗着洪承畴与鳌拜先后在朝廷中替他撑腰，事实上不仅当了云南的土皇帝，而且兼有贵州。云、贵的大小官吏一概归他任免；云、贵的种种税收一概由他经管，毋庸查账。他而且可以尽量保举其他各省的官吏，自铸云南的铜钱、银钱。由于他带的兵很多，朝廷规定别的省份要每年输送“协饷”绐他，协饷的数目在两千万两以上。 他的爵位，已由平西王升为“开国和硕亲王”。儿子吴应熊留在北京，当了“额驸”(驸马)，娶了皇帝的第十五个女儿。

他住在昆明永历所遗留下的五华山宫殿，又占了沐国公(沐恩波)所遗留下的七万亩庄园。钱用不完，美女也买了不少，传说其中有一位“四面观音”与一位“八面观音”。(陈圆圆很消极，当了尼姑，法名“寂静”。)

先他几年而降清的洪承畴，虽则也是“位极人臣”，但和他比较起来，寒伧多了。洪承畴忙到死，才不过封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是二十六个贵族品级之中的倒数第三级。洪承畴在北京被配给了一所大住宅，便欢喜得了不得，可谓毫无出息。

倘若不是康熙为了谋求大清帝国的彻底统一而决心下他的手，这已经活到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是颇想安于现状，不会冒险反清的。

康熙的错误，在于发动得快了些。康熙倘若能等待几年，等吴三桂死，便可以免掉八个年头的战祸。然而康熙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性急一点，不足深怪。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感觉到自己年已七十(比吴三桂大八岁)，上疏给康熙，请求回辽东故乡去养老，让儿子尚之信袭封为平南王，留在广州。

康熙借此机会，命令尚可喜把所有兵丁与家眷带回北方，搬到(辽宁省的)海城去驻扎，撤消他在广东的“藩领”。

康熙的此一命令，惊动了吴三桂与开府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当时，平南王与靖南王、定南王合称三藩，三藩在事实上是三个“独立王国”。

吴、耿二人于是为了试探康熙有没有早晚也夺取他们地盘的意思，便忙着上疏，说他们也想退休，情愿“撤藩”。康熙回答说“好!”而且派钦差去昆明，督促吴三桂早日启程。

吴三桂想了又想，决定在这一年十一月的二十一日，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钦差折尔肯与傅达礼，正式对康熙翻脸。 吴三桂生平喜欢歌舞，懂得做戏。他在发难的一天，穿了大明衣冠，率领若干将士到永历的坟前祭了一祭，祭毕大哭。这一哭，引起很多人的忠愤。

随即，吴三桂杀掉朱国治，拘禁折尔肯与傅达礼，发布“兴明讨虏”檄文。这一篇檄文在中国已经无法找到，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一份。

在檄文里面，他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理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他奉的是谁的旨？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的旨。他说，深悔在李自成占据北京之时，借了“夷兵十万”，没想到“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他深悔“拒虎进狼之非”，说当他正在准备“反戈北指”之时，遇到了“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岁”。于是只好“避居僻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定于甲寅年(康熙十三年，l674年)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咨。

他奉了“三太子”(朱慈炯？)为皇帝，建元“周咨”，国号仍是大明。清朝的官方历史家糟踏他，说他国号“大周”，称甲寅年为“周元年”。他们故意把“周咨”的“咨”字删了。

关于崇祯的第三个儿子(朱三太子)的传说极多。依照明史，他是周皇后的儿子，名叫朱慈炯，在崇祯十四年的时候年纪十岁，两年以后受封为定王。那末，崇祯十七年北京陷清之时，他的年纪是十三岁，不是“三岁”。如吴三桂的檄文所说。可能是檄文或檄文的抄本漏了一个“十字”，或吴三桂所奉的为另一人。 吴三桂起事之时，声势的确浩大。最得力的一员大将马宝，是永历的旧臣。吴三桂曾经把永历的精锐选了十“营”，任命马宝等十人作为总兵。十人之中，夏国相与胡国柱二人被他招为女婿。均是健将。

高杰的外甥李本深，自从在徐州降清以后，替清朝出过不少力，这时候官居贵州提督，驻扎安顺。吴三桂的檄文来到。他立刻响应；于是马宝的兵顺利地开到贵阳，在贵阳的清朝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开城迎降。

马宝的兵继续前进，到达湖南的沅州(黔阳)，清朝的另一总兵崔世禄也决定反清。吴三桂策动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开入湖南全省，于是马宝拿下常德，夏国相拿下澧州，胡国柱拿下衡州(衡阳)，吴应麒拿下岳州。清朝的湖南巡抚卢震丢了长沙，狼狈而逃。吴三桂本人进驻常德。

四川的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宏、吴之茂，接到吴三桂的檄文，也决定反清。四瑏的巡抚罗森，本想从湖南调兵，抵御攻入四川的吴军将领王屏藩，也听从郑蛟麟的建议，挂上大明旗帜。

清朝的经略大学士莫洛率兵开抵四川西北的宁羌，被陕西提督王辅臣杀了。王辅臣决定反清以后，奉了吴三桂之命，向甘肃发展，一直打到兰州。

在湖北，有襄阳的总兵杨来嘉与郧阳的副将洪福同时决定反清，占了榖城、均州等地。在河南，有驻防彰德的“河北总兵”蔡禄，也加人反清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在桂林的“镇守广西将军”孙延龄(孔有德的女婿)，与在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也都反清，派兵进攻浙江，而且欢迎郑经在福建登陆，攻广东的潮州、惠州，答应把漳州、泉州割给他，作为酬劳。

康熙向吴三桂挑战，挑起了如此大祸，却能够从容应付。他听从索额图的建议，分遣军队，到几个险要地点驻扎，节节策应。 荆州(湖北江陵)最重要。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前去荆州，抵住在常德的吴三桂本人。他又派马哈达去兖州、扩尔坤去太原，作为后劲。此外，西安、汉中、汝宁、南昌、安庆也摆了不少兵。他又创立军事驿站的制度，使得前方的消息在几天之内便传到北京。

康熙的第一个胜着，是在浙江。战事一开始，他就派兵部侍郎李之芳到杭州，“总督浙江军务”。当时耿精忠的三个大将马九玉、曾养性、白显忠，攻进浙江与江西，占了金华、处州(丽水)、天台、义乌、建昌(江西南城)等处。温州的守将祖宏勋也换了旗。李之芳这人对清朝很卖力，不在杭州偷安，而偕同满洲兵都统赉塔到衡州与耿军死斗。康熙十五年(1676年)八月，赉塔大破马九玉于江山县的大溪滩，穿过仙霞岭，进入福建。两个月以后，耿精忠投降。留在浙江的耿军失掉后援，慢慢均被李之芳解决。

康熙的第二个胜着，是在江西。他在康熙十三年派安亲王岳乐(阿巴泰的儿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进驻南昌。这时候，赣北各地差不多全为吴军与耿军占领。岳乐不愧为满洲将门之子，很快便收复了饶州(鄱阳)、抚州(临川)、广信(上饶)、景德镇、上高、安福。

康熙所采的第三个胜着，是在西北方面。他在康熙十五年选用曾经反对撤藩的图海，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领满洲八旗的精锐，去甘肃平凉打王辅臣，以解除后顾之忧。图海去了以后，一举而占领平凉北边的虎山墩，王辅臣投降。

最难打的，是吴军夏国相所坚守的萍乡。康熙很了解新武器的重要，委任西洋人南怀仁负责铸造新式的炮。这新式的炮比吴三桂所有的炮厉害得多。康熙敕发了二十尊，输运给岳乐。于是岳乐就在康熙十五年二月打下萍乡，进兵湖南，于十六年攻下醴陵、浏阳，威胁长沙。

吴三桂听到长沙危险，亲自从常德回来布防，叫马宝坚守。他再去常德，中途被清将穆占邀击，败走衡州。吴三桂从此入于颓势。

虽则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已经在康熙十五年二月决定反清，接受吴三桂的号令，但是吴军所占的吉安、衡州、郴州、永兴却被清军夺了去。吴三桂叫马宝离开长沙，以全力攻永兴，攻了很久，攻不下来。清军却由赣南打进了韶州(韶关)，尚之信又降了清(康熙十六年二月)。

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去世。清朝的官方文书，说他在这年三月初一称帝于衡州，国号大周，年号昭武。我见到过“昭武通宝”铜钱，但国号是否不再称大明而改称大周，待考。

吴三桂死时，马宝仍在围攻永兴，另一名将吴应麒也正在死守岳州。然而主帅已死，大局更难扭转。继承吴三桂作为首领的吴世瑶(吴三桂的孙子)，又无甚能力。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吴军的残余被围在昆明；围到十月城破，吴世瑶自杀。 总论康熙与吴三桂的胜负，可以这么说：吴三桂的最大错误，是滞留在常德与常德附近的松滋。他也许是在梦想与清廷划江而守，平分天下，忘记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大道理。康熙呢，却指挥若定，处处主动，竞能终于以一个二十几岁的、生长深宫的青年，击败一个身经百战、六十余岁的老将。

三九、绿营立功

在对付吴三桂的八年战役之中，康熙所最先重用的是代善的一个曾孙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尔锦以“宁南靖寇大将军”的名义，到了荆州(湖北江陵)，与吴三桂隔江相望，候到吴三桂死，才渡江攻取常德。其后，康熙叫他西攻重庆，他走到半途，就掉转头回师，自请解除大将军的职务。康熙很气，免了他的职，同时把他的顺承郡王爵位革去。

吴三桂无出息，不敢渡江来打勒尔锦。其实勒尔锦比吴三桂更无出息，这是吴三桂所不知道的。有一次，谣传吴军已经在渡江，勒尔锦慌忙埋了南怀仁所督造的新炮，准备弃了荆州逃走。

康熙在十三年(1674年)六月派康亲王杰书(代善的第八房孙儿、勒尔锦的堂房叔父)，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去浙江、福建。郑经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攻福建的海澄，杰书不敢去救，守海澄的清军守了七十天，于城破之时被歼灭。

事后，康熙追论杰书的罪，说他不仅“迟援”了海澄，而且从康熙十三年到十五年曾经逗留在浙江金华两个年头之久。结果，康熙把杰书的全部所谓“军功”一笔勾消，并且罚了杰书的俸。

康熙前后也派了两个亲王去江西：简亲王喇布与安亲王岳乐。这喇布，是济尔哈朗第二房的孙儿。康熙于康熙十三年九月给了他以“扬威大将军”的名义，拨了很多兵给他。他到江西，却死也不肯离开南昌一步。康熙派一个侍郎，去南昌逼他出发打吉安，他才勉强走了一趟。但是他打不了吴三桂的将领韩大任，坐视韩大任突围而走，占了赣南各县。吴三桂死后，他的军队经由湖南进驻广西，康熙叫他把军队交给贵塔，本人回京。几年以后，喇布死，死后，康熙追夺他的亲王爵位。

安亲王岳乐是阿巴泰的儿于、努尔哈赤的孙子。他与勒尔锦、杰书、喇布，均大不相同。他肯打，敢打，能打。康熙给他的名义，是“定远平寇大将军”。他的军队，在康熙十三年打下安福、都昌，在康熙十四年打下赣东与赣北的多数城镇，在康熙十五年打下萍乡，在康熙十六年攻入湖南，扭转了清军直至其时的劣势。

但是，在岳乐的麾下，卖力的不是满兵、满将，而是汉兵、汉将。江西总督董卫国与江西巡抚佟国正，是这些汉兵、汉将的首领。

同样，在湖南卖力的也不是满兵、满将，而是湖广总督蔡毓荣所统率的汉兵、汉将。

当时，在满、蒙、汉三种“八旗军队”以外，有所谓“绿营”，全由汉人充任。绿营在原则上继承了明朝的正规军。它所用的旗帜是绿色，以别于八旗的黄、白、红、蓝四色。

全国的绿营官兵，共有六十六万人左右，分统于各地的总督、巡抚、提督、漕运总督等，而称为“督标”、“抚标”、“提标”、“漕标”。因此之故，绿营的另一名称，是“标兵”。

起先，在努尔哈赤之时与皇太极的初年，凡是汉人与蒙人来投降的，一律被纳入(满洲)八旗之中。其后，孔有德与耿仲明这两个毛文龙旧部在山东登州造明朝的反，失败，降金，金国才开始有了所谓汉军(乌真超哈)，称为“天佑兵”，尚可喜跟着又来，被赐名“天助兵”。金国改称为大清以后，皇太极在崇德二年把汉军分为二翼；崇德四年分为四旗，旗帜是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多尔衮入关以后，汉军四旗扩充为八旗，旗帜改为与满洲八旗相同。

蒙古八旗的构成份子，以察哈尔与喀喇沁的壮丁为核心，是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所创立的。

满、蒙、汉三八二十四旗的军队，总数不到二十万人。多尔衮与福临(顺治)之所以能够灭掉明朝，全靠吴三桂与洪承畴等明朝降臣的帮助。

吴三桂在晚年对清朝翻脸，即使那二十四旗的“旗兵”朝气犹在，也未必胜得了吴军。却偏偏有李之芳、董卫国、佟国正、蔡毓荣，带了绿营将士，把吴军打垮。这真是“天不亡清”，也可说是康熙的福气。

李、董、佟、蔡以外，尚有在广西的傅宏烈，在福建的姚启圣，在湖北的徐治都，在四川的周有德，在甘肃陕西的张勇、王进宝．与那位从平凉一直打到昆明的赵良栋。

绿营的最初份子，是顺治二年以后降清的明军，包括在南京投降的二十几万人与在九江投降的十几万人。张勇便是在九江投降的一个，原为左良玉的旧部。

其后，清朝的各地督抚均各立其督标、抚标，招兵入伍。赵良栋便是“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的督标之中的一个“应募”之兵。他是宁夏人，性格粗卤，气量褊狭，但是作战极为勇敢，积功升至潼关守备，又升至洪承畴的督标之中的中军副将。吴三桂叛清之时，他已经是天津的总兵了。张勇保荐他，康熙又升他为宁夏提督。

他与王进宝二人帮了满将图海，在平凉打王辅臣，打到王辅臣投降。然后，在康熙十八年由甘肃去陕西，拿下汉中。成都，也是他在康熙十九年打下来的。次年，他从西昌这一路，攻进云南，会合贝子彰泰(阿巴泰的孙子、岳乐的侄儿)所统率的四十万大军包围昆明。(彰泰在康熙十八年八月代替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这时候，昆明城内吴世璠仅有五千多人，彰泰却不敢攻。赵良栋说：“我们围久了，粮食吃完怎办？”彰泰说：“皇上豢养满洲兵，岂可轻进委敌？你和你的兵初到昆明，也该休息休息，养养身体。”

赵良栋不听彰泰的，当夜就攻，攻到城墙边，彰泰只得叫四十万大军也都动作。吴世璠抵挡他们不住。

四○、对俄和战

康熙在解决了吴世璠以后，把目光从西南移到东北，派兵驱逐侵入黑龙江下游的哥萨克人(Cossacks)。

哥萨克人散居在乌克兰一带与黑海北岸顿河的下游。他们务农，好斗。

在哥萨克人之中，有一个强盗首领埃儿马克，在公元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受雇于俄国东部的一个大地工斯特罗冈诺夫，向乌拉岭以东“开拓荒地”。

埃儿马克招了一批哥萨克同类，乘船沿鄂毕河而下，战胜当地的突厥种“土人”，取得西比儿城，用这城作为巢穴，四出掳掠。 三年以后，埃儿马克死于一次对“土人”的战争之中。其他的哥萨克首领继续他的“开拓”事业：杀人，抢东西，侵占土地，伐木造城，留兵戍守。

在顺治元年的时候，一个这样的哥萨克首领泡雅儿科夫发现了黑龙江。六年以后，另一位以残忍著名的卡巴罗夫发现了太平洋。

这时候，哥萨克人的大本营已经移在鄂毕河上，造于1587年(万历十五年)的妥波勒斯克城(Tobolsk)。他们已经不再是斯特罗冈诺夫一家的“佃户”，而已经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开边臣民了。

他们也就自称为俄罗斯人。清朝的边疆官吏于是在报告北京的公文上称他们为鄂罗斯，又称他们为罗刹。“沙皇”这一个名词，被清朝的边疆官吏写成“察罕汗”。

与康熙同时的一位察罕汗，是鼎鼎大名的大彼得。大彼得颇想叫康熙对他称臣纳贡。他在康熙九年命令驻在尼布楚城的俄官，派人劝康熙“尽力求得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陛下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敌人之侵害”。

尼布楚俄官所派的“俄使”在到北京后，被康熙的理藩院监禁了半个月。期满，他领了一些康熙赏赐给大彼得的东西，回尼布楚复命。

这尼布楚城，位于石勒喀河北岸，尼布楚河西岸。清、俄双方在顺治年间便已有过军事与外交的接触。顺治九年，清方的宁古塔章京海塞，逐走乌札尔村的俄人，其后被俄人击败。顺治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理，又逐走深入松花江沿岸的俄人，溯黑龙江而上，打到呼玛尔河河口的俄人营垒，但奈何不了雅克萨城。

俄方先后在顺治十三年与十五年，两度派遭使臣到北京，但均以国书的措词“矜夸不逊”，见不到顺治皇帝，无结果而回。 康熙作事，一向脚踏实地。他在用兵以前，先派一个叫做郎坦的正白旗副都统，带兵去前方伪装猎人，打听敌方的虚实与路程远近。

郎坦去后，回来报告：从爱珲城到敌人的雅克萨城，舟行逆流而上需时三月，陆行只消一个半月，但是运粮食与兵器，仍不可没有船。他说：我们现今已有了四十艘大船、廿六艘小船，所差的也只是五十艘小船而已。

郎坦又说：敌人的厉害，第一是有雅克萨的木城作为凭藉，第二是有枪有炮。我们如果能有新式红夷大炮二十尊、精兵三千，恒不难把雅克萨拿下。

康熙的见解比郎坦更高一筹。他认为攻敌虽易，但不如先造两个木城于爱珲及呼玛尔两地，储备足支三年的粮食一万二千石。这粮食可以向科尔沁十旗的蒙古人征取，不足之数则从锡伯乌拉的官屯调发。牛羊呢，向索伦族的“土人”要。两个木城之间，以及通往索伦的五站大路，可设驿站。兵员，应该调宁古塔的兵去两个木城，勤加操练。火器，尽量从北京输运去。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清军在萨布素、朋春二人的统率之下，进抵雅克萨的近郊。清军的实力是：水陆兵一万八千人、野战炮一百五十门、攻城炮四十门。

城中的俄力守将土勒波辛从二十三日抵抗到二十四日，死伤一百人左右，在二十五日投降。清军准他率领全体愿走的俄人撤退，去尼布楚。不愿走的俄人，被编入满洲八旗。

清军把雅克萨烧了，回军至爱珲与墨尔根城。

俄方探听到清军已走，在阴历七月间又来，把雅克萨城的废墟占领，在废墟之上造起宽二丈八尺、高二丈的土城，而且从尼布楚运来大炮八门、兵丁八百七十名，仍以土勒渡辛为守城之将。其后又添了臼炮一门、炸弹五百个、兵丁六十六名。

清军于次年四月十六日再度来攻，战了很久，城内的俄军仅剩下一百一十五人，仍在抵抗。此后，两军长期相持，直到九月间康熙接受俄方的请和、宣布停战为止。

主动求和的不是清方，而是俄方。俄国的沙皇大彼得，派了两个使臣，在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到达北京，向康熙皇帝说明愿和。康熙派人到雅克萨，命令清军停战。

又过了三年，双方的全权代表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在尼布楚城会面。清方的代表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带了一万名左右的兵丁与随从作为后盾。俄方的代表是陆军大将果鲁囫，所带的兵仅一千五百人。

大彼得曾经密令果鲁囫：“雅克萨不妨让给中国，但通商的权利不可放弃。”

同时，康熙也密令索额图：“尼布楚于必要时可以让给俄国，但中、俄两国必须至少以额尔古纳河为界，黑龙江的大小支流均应属于中国。”

七月七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议于尼布楚城与什耳喀河之间的空地，以帐篷为会所。

俄方代表首先发言，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国界。清方代表答复，黑龙江一带，以至于西边的色楞格河左岸之地，一向是清国土地，居民年年朝贡，俄方应该把色楞格斯卡城尼布楚、雅克萨城及其全部属地，完全归还清国。

第二天，举行第二次会议。果鲁囫说：清方有什么证据，说明尼布楚以东的地方是清国的领土?倘若拿不出证据来，“任意出言”，没有什么意思。索额图说：俄方定要色楞格斯卡与尼布楚，未尝不可相让，但通商贸易则可，驻兵则不可。果鲁囫说：两国应该以黑龙江为界。索额图大怒，退出了会议帐篷。

过了四天，索额图召集全体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用武力解决。第二天，他率军渡过什耳喀河，在尼布楚附近布阵。

果鲁囫一边加紧在城的四周设防，一边委托替清方担任翻译官的西洋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二人向清方疏通，愿意接受清方的条件，请清方不要动武。

结果是，双方在七月二十一日(9月7日)正式缔约。条约一共是九条，其主要的内容是：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绰尔纳河与外兴安岭为界。

雅克萨城拆毁，城内的俄国军民迁回俄国。

住于两国境内的人民，除了雅克萨的以外，一概准许居留，不必遣回本国。今后，持有“往来支票”(护照)的人，“贸易不禁”。至于越境打猎、抢掠、杀人的，一概捉拿，由当地的官吏严办。

自从这《尼布楚条约》订立了以后，中、俄双方的疆界维持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没有更动。清廷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俄廷也认为这是俄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

四一、征讨噶尔丹

在《尼布楚条约》订立之时，外蒙已被来自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汗侵占。因此之故，中、俄两国的边界划到尼布楚为止，尼布楚以西，有关外蒙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并未谈到。 当时居住于外蒙的蒙古人，分为三个部：东边是车臣汗部，西边是札萨克图汗部，中间是土谢图汗部。三个汗部的汗，均是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勒森札札赉尔珲的苗裔，统称为“漠北喀尔喀”。在热河的东部，也有喀尔喀，分为左、右两翼。

居住于新疆北部的蒙古人，在元朝被分为四个卫拉特(oirat)：准噶尔在今日的伊犁一带，和硕特在乌鲁木齐一带，杜尔伯特在承化一带，土尔扈特在塔城附近的雅尔一带。

明朝的官方文书，称卫拉特为“瓦刺”。清朝的官方文书，称卫拉特为“厄鲁特”或“额鲁特”。

在四个卫拉特之中，准噶尔最强。它在明朝末年，逼迫土尔扈特部迁走到俄国境内伏尔加河流域(这土尔扈特部到乾隆年间又迁了回来，被安置在科布多西南与伊犁的珠克都斯)。

准噶尔在康熙年间出了一位很有能力的首领噶尔丹。他吞并和硕特与杜尔伯特，统一了新疆北部，又服属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回教部落。

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他竟然利用札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的“内讧”，领了三万骑兵，帮札部打土部。他打败了土部，也占领了札部。而且，他又侵入了车臣汗部。于是，他在事实上成为跨有外蒙与新疆的大霸主，好比当年努尔哈赤之崛起于辽东一般。

康熙皇帝受不了这个威胁。恰好三个“漠北喀尔喀”汗部的汗与臣民集体逃难，逃到沙漠的南边来，人数有几十万。康熙对他们表示欢迎，把他们安置在苏尼特各旗之地。

噶尔丹领了他的精兵，在这些喀尔喀难民的后面紧追，追到邻近热河林西县的乌珠穆沁旗。这时候，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

康熙皇帝决定亲征。

他出了长城，驻扎在博和洛屯；把主要的兵力交付同父异母兄裕亲王福全，福全被他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到乌珠穆沁旗前线，迎击噶尔丹。

两军在乌兰布通相遇。交战的一天(八月初一)，噶尔丹把骆驼捆了，盖了浸水的毯子，摆成一道防线，称为“驼阵”。这驼阵却抵不住清军的枪炮。结果，噶尔丹大败。

噶尔丹派代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与福全议和。他要求清方交出两个人：一个是土谢图汗部的汗察珲多尔济，另一个是建议漠北喀尔喀诸部向南逃难的哲卜尊丹巴(活佛)。福全不肯接受，将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骂走。

过了一天，噶尔丹又派一位呼图克图来，这一位呼图克图叫做济隆。济隆说，噶尔丹不再要求清方交出察珲多尔济，只要能够把哲卜尊丹巴押送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加以惩罚，便于愿已足。

福全说：“我没有权力答应，必须报告皇上，等候批示。你能保噶尔丹不在我等候的期间乘机跑到别的地方，掳掠我的人民吗？”济隆说：“我能保!”

于是，福全一面向康熙报告，一面派侍卫吴丹等人陪着济隆回去，叫噶尔丹跪在“威灵佛”前，磕头宣誓。宣誓已罢，噶尔丹又派伊拉古克三来，带了写给康熙的奏章，请福全转达。他在奏章上说，请康熙恕他的罪，让他“出边待命”福全把这奏章转了上去，获得康熙批准。康熙告诉福全：“噶尔丹为人狡诈，仍当防备他。”事实上，噶尔丹已经真的出了边。

到了十月间，福全借口粮少，把军队撤退至哈玛尔岭。康熙大怒，索性下圣旨，把军队完全撤回。福全回北京，康熙免了他的“议政大臣”职务，罚俸三年，削夺三个佐领(九百个世仆及其耕地与牛羊)。

次年五月，康熙大会蒙古诸部落于多伦，将漠北(外蒙)编为三十七旗，与内蒙的四十九旗同样看待。每旗设一个世袭的“札萨克”。(内蒙的察哈尔部诸旗例外。其札萨克业已不许世袭，因为该部曾于吴三桂反正期间一度叛清。)

参加这个多伦盛会的，除了内蒙的四十九个札萨克以外，外蒙的若干济农、若干诺颜、两个汗，均到。康熙把济农改封为王，诺颜改封为贝勒或台吉(贝子)，以示与满洲一律。外蒙本有三个汗：在场的是土谢图的汗察珲多尔济与车臣的汗诺布。札萨克图的汗成衮已经死了，成衮的长子德克德黑又已为察珲多尔济所杀，到会的仅是德克德黑的弟弟策旺札布。康熙于是当众册封策旺札布为札萨克图的汗，而且给予亲王的地位。

两年以后(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正想派兵护送漠北喀尔喀诸部的人回原地，却接到科尔沁部奏章说，噶尔丹约他们共同南侵。康熙于是暂停遣回喀尔喀诸部的人，准备与噶尔丹再交手一次。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他准备就绪，下旨亲征，自领中路军，由张家口东北的独石口出塞；派萨布素领东路军，统带盛京与吉林的军队，会合科尔沁各旗，由外蒙的东边打进去；又派费扬古率领四路军，以陕甘的绿营为核心部队，从外蒙的西边打进去。

康熙的中路军长驱直入，到达克鲁伦河的河边，噶尔丹这时在河的对面，不敢交锋，就撤乓西。，走了两天，康熙才知道。 噶尔丹退到土谢图汗部中旗的昭莫多地方，与费扬古及其所领的绿营兵相遇。绿营的三个总兵，是凉州总兵董大成、肃州总兵潘育龙与宁夏总兵殷化行。殷化行的三千人占了昭莫多的一个山峰，等待噶尔丹的一万多兵来到，便居高临下，用炮轰击。同时，费扬古挥动董、潘二人的兵，扰乱噶尔丹的后队辎重所在。然后，殷化行“鼓行而下”，把噶尔丹杀得大败而逃。噶尔丹的“可敦”(王后)阿弩战死。

噶尔丹颇想回新疆去，在途中听说他的仇人、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已经接受康熙的使命，回到伊犁。噶尔丹派自己的儿子塞卜腾与巴尔珠尔去哈密，这两个儿子被哈密的回王捆了，送给驻在肃州的清军。

噶尔丹局促在阿尔泰山东麓，日暮途穷，就在康熙三十六年吃了毒药，自杀。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康熙三度亲征，驻跸榆林。噶尔丹的部下把他的尸首与他的女儿钟齐海及三百户残余人口，送到费扬古驻扎之地萨奇尔巴尔哈孙。

康熙这才放了心，下诏班师。漠北喀尔喀的几十万人口被送回，各归原地，过太平日子。三十七个旗，被扩充为五十五个旗；又增设一个赛音诺颜部于土谢图汗部及札萨克图汗部之间，册封额驸(驸马)策凌为第一代的贝勒(诺颜)，统辖十九个旗。合起来，外蒙古一共有了七十四个旗(到了乾隆年间，增编为八十三个旗)。

四二、出兵西藏

噶尔丹少年时候曾经在西藏当过喇嘛，与一个西藏政客桑结成为朋友。其后噶尔丹回准噶尔夺得首领地位，桑结也在西藏成了达赖五世的“第巴”(掌政之官)。

达赖五世在康熙二十一年圆寂，这桑结秘不发丧，假说他已“入定”，不能见客，于是一切报告均须经由桑结“代达”，一切命令均须经由桑结“转颁”。桑结在事实上变成了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桑结不仅先后唆使噶尔丹并吞漠北喀尔喀与大举南侵，他而且在康熙三十四年冒用达赖五世的名义，请康熙给他自己以封爵。康熙受他蒙蔽，就册封他为土伯特(Tibet)国王。

康熙到了噶尔丹死后，才从准噶尔降人的口中，获得关于桑结如何怂恿噶尔丹的情形，也探听到达赖五世早已圆寂，便派人送一封信责问桑结，带给他噶尔丹的佩刀一柄、噶尔丹的可敦(阿弩)的佛像一尊、佩符一张。康熙命令他：(一)如果达赖五世尚在人间，不妨叫使臣与达赖五世见面；(二)送班禅五世来北京；(三)逮捕那帮助过噶尔丹的济隆呼图克图，押解来京。如果桑结不遵照办理，康熙说，定必派兵征讨。

桑结回信说，达赖五世的确已经圆寂，为了恐怕人民造反，所以不敢宣布，达赖五世的转身(达赖六世)也早已找到，将于牛儿年(康熙三十六年，岁次丁丑)十月二十五日坐床(就位)，到了那时候才好宣布达赖五世圆寂。这一点，桑结说，要请康熙代守秘密。

班禅五世呢，一时不能送他来京，因为他年纪虽大，还没有出过灭花。济隆呼图克图呢，已经逃到喀木去了，稍缓一些就“竭力”把他捉来押解到京，希望“大皇帝”饶他一命。

这“大皇帝”三个字是有来源的。早在皇太极崇德二年，达赖五世与班禅五世便已联合当时在西藏握有军政大权的两个蒙古王子藏巴汗与固始汗，派代表向皇太极恭上一个尊号：“曼殊师利大皇帝”。

“曼殊师利”有人译作“妙吉祥”，其实也是文殊菩萨的梵文原名Manjusri。皇太极之所以把他家乡的名字“建州”改称为所谓“满洲”，与这“曼殊师利”的“曼殊”二字可能与此有关。(然而，朝鲜的史料上说。清室的先世根本不是建州三卫的首领，不过是居住于“婆猪江”的一个野人部落而已。)

话归本题，康熙接到桑结的回信，由于信中的措词相当恭顺，也就不为已甚，而且竟然答应，关于达赖五世圆寂的事，替他保守秘密。

桑结不死于康熙的讨伐，却在康熙四十四年死于驻在喀木的一个蒙占王子拉藏汗之手。

那时候，西藏与青海、新疆的关系颇为密切。杀掉桑结的拉藏汗，是青海和硕特部部长顾实汗的孙子。这青海和硕特部，原从新疆的和硕特部分出。

桑结曾经清求顾实汗出兵，帮他肃清西藏境内的一个异己分子一一据有后藏拉达克区域的藏巴汗。藏巴汗属于喇嘛教的旧派(红教)，与桑结所隶属的新派(黄教)相对立。

顾实汗的兵一到，果然便把藏巴汗消灭。桑结把喀木(西康)割让给他，作为酬劳。他留下一个儿子鄂齐尔汗，帮桑结镇守拉萨。

鄂齐尔汗的儿子，就是拉藏汗。拉藏汗与桑结处得不好，桑结想毒死他，没有成功，又调了若干兵，准备将他驱逐。拉藏汗却先发制人，把桑结捉住杀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拉藏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桑结所立的“伪达赖”六世也废了，另立一个小孩子为达赖六世(名字叫伊西)。

青海的若干喇嘛不肯承认这位伊西，也找到一个小孩子噶尔桑，立为达赖六世。

双方都递了奏章给康熙。康熙对伊西与噶尔桑两个达赖六世，均加以批准，命令伊西住在拉萨，噶尔桑暂时住在青海西宁的红山寺。

十三个年头以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拉藏汗死于来自新疆的准噶尔军队之手。

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在康熙三十五年兵败自杀以后，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由于是忠于清朝，被康熙赏给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全部额鲁特四部的领土。

这策妄阿拉布坦野心很大，处心积虑，想吞并西藏。他先和拉藏汗攀亲：娶了拉藏汗的姐姐，又把拉藏汗的儿子招为女婿。然后，在康熙五十六年借护送女婿归省为名，派大兵侵入西藏；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占领拉萨，将拉藏汗杀了。

策妄阿拉布坦之企图兼有西藏，对康熙构成一个严重威胁。康熙没有办法不应付，而且惟有出于用武之一途。

康熙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任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由巴里坤进攻乌鲁木齐。富宁安在七月间到达乌鲁木齐的郊外，吃了一个败仗。

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康熙又命令侍卫色愣率领禁军，会同西安将军额伦特，由青海的一路向西藏前进，救援拉藏汗。额伦特统率了不少满兵、蒙兵、汉兵，开到哈喇乌苏河(怒江上游)，遇伏，全军覆没。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派延信与噶尔弼二人，分别由青海及四川进军。在噶尔弼的指挥之下，有一位汉人岳钟琪，论地位仅是永宁协的副将(副旅长)，论兵力仅有绿营兵几百人，却一打便打下里塘，降了巴塘，冲到拉萨，替康熙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四三、治河

比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更难对付的，是自古为中国之患的黄河。

黄河原也未尝故意与中国人为难。它也不过是一条大河而已，无知无识。它的毛病，一则是由于穿过了宁夏和内蒙古的沙漠，夹带许多的沙，二则是到达孟津以后，地势陡然平坦，水流不快，沙就沉积下来，越沉越厚，把河床垫高了，只得“改道”。如果东汉以后，没有成千成万的糊涂人，丢弃禹的“疏、浚、导、引”良规，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鲧的覆辙，拼命筑堤，那末，“改道”就只是常常小规模地、慢慢地改改而已，不会闹出“决口”的大乱子来。

等到堤岸筑得极高以后，河旁原有的足资调节(吞吐)的若干大湖(泽)，如荥泽、大陆泽等全被隔绝，而且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九河)也被堵塞，逼得黄河无路可走，安得不发脾气?

在康熙即位之时，黄河所走的路与今天不同。它从明朝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开始，便已从兰封县铜瓦厢向东南流，流到徐州、宿迁；在宿迁的皂河镇冲进运河，又流到淮阴，由淮河的河道人海，于是日夜不停地把淮河的河床垫高，河床垫高以后，黄河之水流不下去，加上运河之水与淮河之水一齐倒灌，把洪泽湖扩大得像一个小海。

在顺治一朝与康熙初年，决口的事史不绝书。康熙九年四月的一次尤其厉害，淮安、扬州两府各县的田地被淹得所剩无几。次年，桃源县(泗阳)的堤也坏了二百五十丈。

当时的“河道总督”是王光裕。这人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胡搞了七八年，毫无功效。康熙在十六年二月，将王光裕免职，命靳辅继任河道总督。

靳辅是汉军镶黄旗人，当过安徽巡抚。他对治河本无研究，但有心把事情做好，物色到一位奇才浙江钱塘人陈潢。

靳辅在陈潢的协助下，从康熙十六年起治河，治到康熙二十七年，完成了不少工程。

第一，他在淮阴以东当时黄河的两岸，造了坚固的堤，一直造到距离海岸仅有二十里之处。

第二，他加强了淮阴以西沿着淮河与洪泽湖的若干河堤与坝，使得水集中而有力，足以冲刷河床的沙。于是，那已经因沙淤而失掉出海之路的黄河，反而获得了淮河的助力，居然能够冲掉自身所堆积的沙，浩浩荡荡入海。

第三，他知道运河关系国家的漕运，不应该长此因黄河夺路而中断，于是他除了修建运河之内的各闸以外，毅然决然不惜工费，加开一段新运河，称为“中河”。功成以后，果然舟楫可以来往，漕运畅通。

第四，为了保护淮阴至江都(扬州)沿运河各县的农田，防免那溢进运河的黄河之水，溃决运河之堤，他兴筑若干所谓“减水坝”．在堤下开了若干可以开关的洞口，洞口之外接以小河与沟渠，以便于必要时放水。这样，既可防运河的泛滥或决口，又可以帮助老百姓灌田。

以上四项，均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直隶巡抚汉军镶黄旗人于成龙反对他，说他用钱太多，说“中河”并不能行船，说“减水坝”会促成以后的决口，说他的整个办法根本不对；不该着眼于运河及运河西边的洪泽湖、及东边的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等，而应该着眼于所谓“里下河”的出海之口，应该挑海口的沙。

康熙把靳辅召回北京，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叫他在宫里的乾清门和于成龙及若干廷臣当面辩论，康熙自己主持这一盛大而严重的辩论会。

靳辅说：海边的沙绝对挑不干净，而且海水长潮之时比海边陆地要高过五尺。宋朝范仲淹留下了一个很长的范公堤(在今日盐城与东台两县，由北而南，与海岸平行)，便是挡住海水，不让它倒灌里下各河的。(泰县泰坝以北的叫做里河，以南的叫做下河。)

靳辅又说，他本就建议过，为了宣泄运河所负担的黄河、淮河与各湖之水，应该开一条新河，把运河的水接引出来，夹以南北长堤，直达范公堤，同时加高当地的范公堤由一丈到一丈五尺，把新河的水量积蓄到一丈高，比海面潮涨之时还高过五尺，然后把闸一开，不怕河水不流到海里去。

靳辅也顾虑到，在新河开了以后，水都跑到海里去，老百姓灌田反而缺水，他主张在新河河堤设若干涵洞，供应老百姓以必需的水。

靳辅的办法尽管很对，但是辩论终于失败。失败的原因，不是他不会讲话，而是于成龙有人附和。谁？漕运总督慕天颜。 结果，靳辅被免职，靳辅的智囊陈潢在押解到京之时病故，幸免治罪。康熙任命一个叫做王新命的作河道总督。此人一事无成，三年以后免职。康熙又把靳辅叫了出来，靳辅只好再干，干不到几个月，就积劳而死。康熙于是让于成龙试试。这于成龙倒也乖巧，把自己的妙法一概放弃，完全依照靳辅的办法去做，把事情做得十分妥贴，在康熙三十九年死在任上。康熙又派了一位张鹏翮来继承靳、于二人的事业，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靳辅所设计的新河也造成了，便是今天江都仙女庙与东台白驹闸之间、经由泰县泰坝的“运盐河”。)

黄河倒也识趣，不再胡闹，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便绕了淮河与运河，改道而走，由山东入海，直到今天。(抗战期间一度改道，于胜利以后回龙。)

四四、通漕

康熙自己说过，他在亲政之初，便认为削藩、治河、通漕是三件待办的大事。这三件大事均与财政有关。削藩与治河，都是花钱的事，但办好以后，增加岁入极多。通漕，实际上完全有赖于治河。运河被黄河堵塞了，漕米便到不了京城。

“漕”字从水从曹，是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的创始者是秦始皇。他为了伐匈奴，而不得不“飞刍挽粟”。两汉、唐、宋在京城(长安、洛阳与开封)均驻有重兵，这些兵与中央各衙门的大小官吏每年要吃很多的粮，而且薪俸也用米、麦计算，所以必须由产米、产麦之地漕运大量米、麦到京城来。当时的运道，是由长江经由“邗沟”入淮，由淮经由汴河入黄河，然后溯黄河而上，到达开封、洛阳、长安。

元朝的首都设在大都(北京)。忽必烈(元世祖)叫郭守敬开了一条“通惠河”从大都通到通州(河北通县)接上白河，再连上卫河，到达山东的临清，由临清再开一段运河，直至淮阴。淮阴以南、长江以北，利用原有的邗沟。长江以南，从镇江到杭州，经由常州、苏州、嘉兴等地，也有许多天然的小河流及南宋以来的若干大沟渠可以利用。

忽必烈如此做法，本也未可厚非，但是错在不明河北与山东的地形，把许多流向东北的河(包括黄河)用一条运河截住去路。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常闹水灾，与运河颇有关系。

元朝虽则开了运河．却不十分靠运河来转漕，主要的还是靠海运；用大船沿着海岸线走。明成祖改筑了山东境内的运河(称为会通河)，才把海运废了。

康熙初年(从元年到二十年)，由于郑经雄踞台湾，控制了东南沿海，海运无从谈起。所以治河、通漕，便成了迫不及待的事。 在靳辅与张鹏翮先后把治河的工作完成、漕运畅通无阻以后，也就没有人想得起元朝海运的前例了。(到了道光六年，清朝政府才由于琦善及陶澍的建议，恢复海运。)

清朝沿袭明朝的成规，在顺治二年立下每年漕运的总额四百万石。其中有三百三十万石运送“京仓”，叫做“正兑米”；七十万石运送“通仓”，叫做“改兑米”。

负担漕米的责任，以江南行省(包括今日的江苏、安徽)为最重，占了三百万石之中的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石。其次是浙江，占六十三万石。再其次是江西、山东、湖广、河南。(山东、河南另加三十万石左右的小麦、小米与豆类；江、浙二省加征宫廷所需的白粮[糯米]二十二万石左右。)

老百姓除了缴纳漕粮的正额之外．照例要加纳所谓火耗。这“火耗”有时相当于正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六十六。

附带于漕粮的另一虐政，是所谓“折银”。官方常常不收米而收银，所定的米价每每超过了市价，老百姓必须以贱价卖米，按照官价缴银子。

康熙虽则下过几道圣旨，限制火耗与折银的数量，但是官吏、胥役把漕运看作私人的财源，康熙的圣旨等于白下。

四五、理财

元、明、清三代的财政，总而言之是“糊涂账”。稍有条理的两个很短时期，是张居正当国的十六个年头(从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与雍正一朝(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

康熙颇想把国家治好，然而为人太重感情，摆脱不了左右的佞幸，真是美中不足。佞幸包庇督抚与布政使，督抚、布政使包庇州、县官，州、县官包庇胥吏、里甲，于是老百姓在下而受剥削，康熙在上面受蒙蔽。如此情形，本不限于康熙一朝，可惜的是康熙力图整顿，而整顿不出多大结果来；常常减赋、免赋，而徒供贪官污吏中饱，老百姓受不到实惠。

当时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丁银与田赋。男子十六成丁，六十而免。每丁每年的“代役钱”，各省各县不等，最少的是银子一分五厘，最多的是八九两，普通在五钱与一两之间。

少数狡猾分子“投充旗下”，甘心当旗人的“包衣”(奴才)，免纳丁银，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在名义上献给旗人，再用“佃户”的身份领回，藉以免纳田赋。也有不少的人，用同样方式依附汉人绅耆。绅耆是地方上回籍退休的大官，或现任大官的子弟亲戚，照例丁银也不出，田赋也不纳，督抚与州县官对他们巴结之不暇，怎敢和他们为难?

两江总督郎廷佐是一个例外。他在康熙十二年就任，清查了一下属内积欠的“逋赋”，查出四百余万两之多。他把所谓逋赋分成三类：()官侵，(二)吏蠹，(三)民逋。列了一个表报告康熙，而且指出姓名，包括一位在朝作官的状元徐元文在内，说徐元文的家属不缴丁银，不纳田赋。(这徐元文并非坏人，坏人是他的哥哥徐乾学。)

顺治末年，中央每年的税收有银子二千一百五十多万两(包括田赋的折银在内)与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了康熙中叶，在打平吴三桂、接收了吴三桂所割据的云贵地盘以后，税收仍不过是银子二干六百三十多万两与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银子虽则多出四百八十万两，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以一两抵粮食一石(当时的平均价格)来估计，所多出来的不过是二百五十万两而已。康熙的积年整顿，可谓白费心力。

康熙除了丁银与田赋两项收入以外，尚有盐税二百七十万两左右、关税二百万两左右。但是所有的税收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三千六百万两而已。

他本人竭力俭省，把宫廷的开销减到最低限度。他说，明朝末年宫内每天要花费一万两银子，他一个月只准内务府花五六百两银子，加上各项赏赐，也不过是一千两左右而已。明朝末年宫内烧木柴，要烧二千七百八十几万斤，他只烧了六七万斤。明朝末年宫女有九千人，太监尤多，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宫外的军政各费，他也管得很紧。治河不得不花钱，靳辅用了二百多万，很值得。

最花钱的，自然是几次战争。打吴三桂及其孙子吴世璠，一定花了极多的钱。三次亲征噶尔丹，与用兵西藏，也开销了不少。

康熙年间，每年经常费的支出共有多少，史无明文。我们仅知道，在乾隆三十一年，是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以上。这个数目，并未包括直接支付兵士与旗人的粮食，与每年八十万两左右的河工维持费。换句话说，中央的岁出，超过四千万两。

康熙比乾隆俭省得多，但无论怎样也得花上银子四千万两左右。日本的历史家稻叶君山，说他每年应该有四百万两左右的不敷之数。他在位六十一年，加起来岂不是要负债到两万万四千四百万两吗?

然而事实上他不仅不负债，反而存了不少积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存得五千多万两。

在康熙十八年的时候，他卖官鬻爵，卖了三年也不过卖得两百多万两银子。(出钱的人，可以不经考试而列为秀才，称为“监生”；也可以取得当“知县”的资格，称为“捐班”，知县是官委的县长。)

康熙另有一个财源：铸钱。顺治元年(祟祯三十七年)，多尔衮便已在北京用铜铸钱。每一个铜钱，用三分红铜、七分白铜，重量合为库秤一钱，称为一文。顺治二年，把重量提高到一钱二分；顺治八年，提高到一钱二分五厘；其后又提高到一钱四分。每一百个铜钱，规定等于银子一两。政府发薪饷与收丁粮，一律以“银三钱七”搭配。

康熙元年，鳌拜等人除了把已有的“顺治通宝”钱照旧行使外，发行新的“康熙通宝”钱。元年以后，每年均加铸若干“卯”。一卯是一万二千串，每串是一千文(等于一两银子左右)。

倘若康熙年间每年铸钱的数量和顺治元年一样：三十六卯，那末，政府等于多了四十三万二千两银子的岁收，除了铜料与工资，也可以略为弥补岁入不足之数。

此外，康熙还有“意外”的收入。鳌拜、蔡毓荣等人犯了罪被“抄家”，抄出来的财产很可观。吴三桂在云南也替康熙留下极多的金银财宝。

因此之故，康熙才能够常常对老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与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他也常常一笔勾消老百姓若干年来的欠税，小予追收，据张鹏翮估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为止，前后所免、所减的丁粮(沿称“钱粮”)，共达一万万两以上。 康熙而且“轮免”了天下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在这三年每年免掉全国三分之一省区的丁粮。(他生平羡慕汉文帝之曾经普免天下赋税，颇想在历史上也留一个美名。) 这么一来，中央的仓库岂不是要短收几百万石粮食与几千万两银子？他认为中央的仓与库，已经收藏了太多的粮食与银子，用不完，而且也藏不下。粮食容易坏，自不必说(他在康熙五十五年把仓中的“陈粟”提出四百三十几万石作为兵士的额外之赏)。银子，按照清朝的定例，也是依次先启封“旧”的“元宝”(每一锭元宝，净重库秤五十两)，然后启封新的元宝，可见库中的元宝极多。(他曾经命令各省存一些银子在省库，不必解到中央的库。)他所作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从康熙五十年开始，所有“滋生”的人丁，概不加赋。换句话说，他把全国丁银的总数，固定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数字上。这是自动减低政府的岁收，可谓史无前例。同时，这也是鼓励生育的一种有效政策，而且增加了其后户口统计的确实性。

果然，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便从康熙五十年的二千五百零八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人(包括新出生的男婴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人)，一跃而为乾隆二十九年的二万万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中间相隔，仅有五十三个年头。

再过五十五个年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数字又进了一步．跳出三万万的大关：有三万万零一百二十六万零五百四十五人。 这些数目字，虽然未必十分精确，但至少充分表明了一种趋向。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把康熙所固定的丁银，归并在并未固定的田赋以内，不再分别征收，以省手续。每两银子的田赋，摊收一些丁钱；各省各地的摊法不同，少的仅摊一分、两分，多的摊到七八钱，普通是每两田赋摊丁银一钱。

于是，田赋因垦田总数增加了很多，丁银的实收之数也就跟着田赋的实收之数而增加，大失康熙原意。

四六、佞幸成群

康熙是清朝最好的皇帝，于老百姓有利的事，凡是他所能看到或听到的，都想竭力去做。做得不彻底，或是做而毫无实效，甚至适得其反，我们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完全不怪他。

我们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一)明朝以来，中国官场贪污鬼混的积习太深；(二)当皇帝的无法亲自料理全国各地的事，必须假手于大小官史，官吏把事情弄糟，决不是皇帝希望他们如此。 我们也不能完全不怪康熙，因为说到最后，坏官足谁任用的呢？

康熙的为人，失于宽厚。宽厚本是美德，然而普通的人可以尽量宽厚，作一个忠厚长者；当皇帝的便不应该一味地宽厚，让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弄得国家没有纪纲。

最大的奸臣是明珠。明珠是叶赫部金台什的孙儿，牛录额真(佐领)尼雅哈的儿子，幼年在宫中当侍卫，与康熙颇为亲近(年龄比康熙大)，其后升至内务府的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调任兵部尚书。

吴三桂自请撤藩，索额图主张慰留，明珠附和康熙本人的意见，主张下旨准撤，看吴三桂敢不敢反。从此，康熙对明珠特别喜欢，到了康熙十六年的时候，把他升任为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候，索额图是保和殿大学士(受任于康熙九年)。索额图在打平吴三桂的战争之中，功勋甚高，是康熙事实上的参谋总长(当时没有这个官职)，明珠排挤他，逼得他在康熙十九年八月因病辞职。康熙改任索额图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于康熙二十五年调他为“领侍卫内大臣”，于康熙二十八年派他负责与俄罗斯办外交，和俄使果鲁囫签订《尼布楚条约》。

明珠在把索额圈挤出内阁以后，大权独揽，当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当到康熙二十七年，才被佥都御史郭琇弹劾下台。

明珠的最得力的走狗姓余，叫做国柱。这余国柱籍隶湖广大冶，是顺治九年的进士，被明珠提拔，由兖州推官(相当于地方法院法官)，历升左副都御史、江宁巡抚、户部尚书，一直到武英殿大学士，与明珠在一处办公。

郭琇说，凡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等位置有了缺，余国柱和其他的明珠私人，便“展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结果是，明珠的财产，堆积得像山一样。

明珠不仪“卖缺”，而且钳制言官。所谓言官，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以下吏、户、兵、马、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以及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等。凡是新的言官，在上任前后，必定被明珠找来“订约”，叫他们答应凡是向皇帝上奏章，事先必定把稿子拿给明珠看。

明珠犯了如此大罪，康熙仅仅把他免去大学士之职，“不忍加罪大臣”；不久以后，又发表明珠为“内大臣”，仍旧放在自己身边。康熙的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是他生平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一个“小人”。在明珠被黜之时，他也被罢免，带了宦囊到江宁(南京)去住家，盖漂亮房子，开大商店，恬不知耻。被一个给事中何金蔺加以弹劾。康熙下圣旨，将余国柱逐出江宁，逐回大冶原籍。至于余国柱所贪的赃，康熙却从宽发落，并不追缴。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殿试第一榜第三名，一甲三名进士)，蒙明珠提拔，由翰林院编修受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案子，康熙派人去查，查出张汧托人带银子到北京去行过贿。张汧被押解来京受审，供出行贿的对象是徐乾学。于是康熙准徐辞去刑部尚书，却仍叫他“领修书总裁事”。修些什么书呢？“大清一统志”一类东西。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他，说他“乘修史为名，出人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权纳贿”。康熙根据所谓“部议”，以为许三礼所弹劾的并无证据，将许三礼骂了一顿。徐乾学自己似乎有点惭愧，向康熙请准离开北京，带了编书的资料，回昆山老家。回昆山以后，他与巡抚洪之杰勾结，照样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也收了嘉定知县闻在上的银子，被闻在上供了出来，案子闹到康熙那里。依照法律，徐树敏应该以绞刑处死。康熙却下旨免绞，叫徐树敏罚款了事。

和徐树敏同时接受嘉定知县闻在上贿赂的，是江南娄县(松江)人王鸿绪。王鸿绪这人也是明珠一党；也是正途出身，曾经考中康熙十二年的“榜眼”(一甲二名进士)，于康熙二十六年受任左都御史。关于王鸿绪受贿的事，康熙也只是追缴赃银而已，不予深究；那时候王鸿绪正在家乡“丁忧”(按照当时的规矩，做官的人父母死了，必须在家居丧闲住)。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仍旧将王鸿绪重用，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经筵讲官”(向皇帝讲解古书)；次年，又调他作户部尚书，管钱。作了将近一年，因建议立胤禩当太子，得罪，才被免职。其后，他骗了万斯同所著的明史，诈说是自己写的，进呈给康熙，康熙大为赞赏，又在康熙五十三年把他召来北京，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太喜欢文人，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最无行的一个文人，是高士奇。这高士奇是钱塘(杭州)的穷秀才，字写得很好。到北京钻了明殊的门路，当了康熙的“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得翰林院的正式的少詹事。他和王鸿绪勾结在一起，向各省的督抚、道、府、州、县，与在京的大小官吏，收取“平安钱”，保险不在皇帝的面前说坏话。于是，穷秀才变成大富翁，在北京有四十几万两银子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十万亩)左右的良田，盖了一个大花园在西子湖边。郭琇在康熙二十八年弹劾他，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将他免职了事。其后，康熙又在康熙三十三年召他回京“修书”；过了三年，叫他以詹事府詹事的官衔，回籍“养母”；康熙四十二年南巡，还到了他的花园住宅盘桓一番。

四七、祸起萧墙

康熙让明珠引进许多佞幸，又让他挤走索额图，其后明珠被郭琇弹劾得无辞可辩，康熙仍旧把他留在身边，当“内大臣”，真是大错特错。

明珠这人小有才，懂得顺从康熙的喜怒，是佞幸之中最佞幸的一个。他也许对太子胤礽本无成见，但为了对付索额图，就先对太子胤礽下手。因为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是索额图的侄女。

康熙在康熙十一年叫索额图担任“太子太傅”。那时候，太子胤礽还不曾出世(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所谓“太子太傅”，在当时原不过一个“加官”(虚衔)而已。

孝诚皇后在生下胤礽的一天，不幸崩逝。

康熙皇帝对胤礽甚为怜爱，在胤礽才有一岁又七个月的时候，便正式册立为太子。康熙自己教他识字，又请了张英与李光地、熊赐履等人当他的老师。到了康熙二十五年，并请了汤斌与耿介分任詹事府的詹事与“少詹事”，当太子的辅佐。

汤斌与耿介均是不肯附和明珠的人，明珠在康熙面前常说他两人的坏话，于是干了不到一年，耿介辞职，汤斌气死。

胤礽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之中，虽不是最能干的一个，却不能不算是最好的一个。他把满、汉文字均学会了，骑射也懂一些，在康熙于康熙三十五年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之时，他留京“居守”，处理各部院的奏章，尚无错失。

康熙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到宁夏去(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胤礽又居守一次。这一次，为了几件小事，触怒了康熙。 哪几件小事呢？(一)动手打了平郡王讷尔素、见勒海善、镇国公普奇。(这几人是否该打，待考。)(二)夺了蒙古人进贡的马。(三)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勒索包衣下人(但这凌普是康熙自己任命为内务府总管的)。

次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在八月间出去行围(打猎)，中途皇十八子胤祄【xie】生病，滞留在拜昂阿，康熙回銮去看这八岁小儿的病，太子胤礽也去看。康熙说，胤礽毫不关心弟弟的病，而且“每夜逼近布城(皇帝帐篷)，裂缝窃视”。康熙又说：“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其实，胤礽窃视，未尝不是关心父亲康熙是否忧戚过度；至于胤祄的生死，康熙自己也说过：“区区稚子，有何关系？”)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继续“行围”，太子胤礽与皇长子胤禔【zhi】均在身边。这月十六日，康熙召集王、大臣，宣布太子的罪状，边哭边说，说完自己倒在地上，当场把胤礽废了，交给胤禔看管。

太子的罪状，除了上述的几件小事之外，是图谋为索额图报仇。

索额图是五年以前(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以“妄行议论国事”的罪名，被康熙逮捕的，不久便死在牢里。索额图死了以后，他的罪名渐渐地由“妄行议论国事”，扩大为“密谋大事”。果真是“密谋大事”，又何致仅仅被处拘禁而已？

至于说，太子胤礽想为索额图报仇，更是冤枉之至。这显而易见，是明珠一班人的口吻。以圣明自许的康熙，竟然轻信谗言。

最倒霉的，是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与阿尔吉善，和胤礽的两个格苏尔特(侍从之官)哈什太与萨尔邦阿。这四个人在太子被废之时，一齐砍头。

康熙废了太子以后，回到北京，觉得太子由皇长子胤禔一个人看管还不能放心，加派皇四子胤禛共同负责。这皇四子胤禛便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当时不过是一个贝勒，次年晋封为雍亲王。

皇长子胤禔这时候是直郡王，他的母亲只是一个妃子，姓纳喇氏。皇四子胤禛的母亲也只是一个妃子，姓乌雅氏。

胤禔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当太子，却也要与太子胤礽作对，雇了一个喇嘛巴汉格隆，用邪术咒得胤礽发疯(是否真发了疯，也待考)。在胤礽被废以后，他向康熙建议两点：(一)皇八子胤禩，有帝王之相，不妨立为太子；(二)皇上如果想杀胤礽，不必亲自动手，有人肯做。

康熙听了大怒，吩咐把这胤禔也关起来。从此，康熙对皇八子胤禩也有了成见。

原来明珠所想捧的人，正是胤禩。明珠曾经叫王鸿绪正式保荐胤禩，碰了康熙的钉子。然而康熙似乎始终不知道，明珠是太子问题的幕后之鬼。

皇八子胤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母亲叫做良妃，姓卫，汉人之女，出身不明。(小说家许啸天在他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上说，康熙夺了一个布店老板卫光辉的有孕之妻，称为卫妃，生下雍正。)胤禩此人颇有才干，倒是雍正在“上谕”中说得很明白的。 康熙在废了胤礽以后，把内务府总管凌普免职，抄家；任命胤禩“署内务府总管事”(代理内务府总管)。

朝中的若干大臣如阿灵阿与鄂伦岱之流，以及若干皇子如胤禔及胤禟、胤珴、胤禵，是一向与胤禩要好的：他们见到胤禩荣膺要职，均以为康熙有立胤禩的意思。至于，看出胤禩有帝王之相的相士张明德，则高兴得得意忘形。

谁知不到几天，康熙查出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胤礽”，再度发了雷霆之怒，把胤禩免职锁拿，同时把相士张明德与曾经被胤礽打过，而确是阿附胤禩的镇国公普奇，一并交议政王大臣审理。

议政王大臣审理以后，胤禩被革去见勒爵位，成为“闲散宗室”，张明德凌迟处死，普奇也革去公爵。

康熙在接连惩罚了三个儿子(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以后，颇为后悔。不久便又释放胤礽，叫他住在咸安宫，也恢复了胤禩的贝勒之爵。(皇长子胤禔，则一直圈禁在家里，不曾释放，于雍正十二年病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十日，康熙重新把胤礽立为太子。将近四年以后，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却又把他废了。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潛通消息。(明珠在康熙四十七年已死，与太子此次被废的事并无关系。)

康熙叫胤礽仍旧住在咸安宫，但不许出去(禁锢)，也不许与人往来。康熙说，“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为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这分明是说胤礽已经成了疯子，但是康熙又接着说他不是得了神经病，而是交了坏朋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三年以后，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胤礽不耐烦被“拘制”的生活，用矾水写隐形文字，托一个医生带出去，和那位被他打过的普奇通信。似乎是叫普奇运动朝中大臣，举他自己为大将军。结果，普奇又吃苦头。

过了三年(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青海的)西宁，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驻扎成都，以对付派兵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

胤禵的行情，一天一天地涨，胤礽的行情，便一天一天地落下去。然而朝中仍有若干大臣，对胤礽不忘情，想劝康熙回心转意，三度立胤礽为太子。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时候，大学上王棪和陈嘉猷等八个御史，先后上书，请康熙早立一个太子，不敢提起胤礽的名字。他们的奏章，被康熙搁起，不予批答。

次年，翰林院检讨(“检讨”比编修低一级)朱天保鼓了勇气，说出胤礽的名字，请康熙考虑。康熙把朱天保杀掉，也杀掉与他同谋的副都统戴保。男三个同谋：朱天保的父亲(侍郎朱都讷)，与副都统常赉、内阁学士金宝，枷首示众。还有一个同谋，“都统衔”齐世，交宗人府幽禁。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在万寿节(康熙生日)的一天，那位碰过软钉子的大学士王棪，又拼了老命，约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请皇上立一个太子。康熙很生气，罚王棪与陶彝充军。王棪年纪大了，不能去；康熙叫他的一个儿子代去。

胤礽就这样永久被禁锢在咸安宫。

康熙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去世，继位的不是胤礽，也不是胤禩，而爆出了一个冷门：皇四子胤禛。

胤禛自己说，康熙在临终之时当面指定他继承帝位。别人说，康熙留下了一个条子，交给国舅隆科多，条子上面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这隆科多与胤禛勾结，把“十”字改成“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子”。

胤禛即位以后，不释放胤礽，而封胤礽的儿子弘哲为“多罗”理郡王。他重用皇八子胤禩，封他为和硕廉亲王，叫他与皇十三子胤祥(封为和硕怡亲王)及大学士马齐，共同“总理事务”。

四八、贤士在野

康熙在血统上，一半是满人，一半是汉人(母亲姓佟)；在文化上，他只是一小半为满人，而一大半为汉人。四书他完全念过，五经与二十一史他也约略有所涉猎。朱熹及其弟子所撰的通鉴纲目，他批阅得相当仔细。朱熹的哲学，是他生平所最佩服的。

他颇以振兴朱学为己任，叫左右编印了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又在康熙五十一年下旨，把朱子的牌位放进孔庙，配祀孔子。从此全中国想做官的人，都把精力花在朱子的书上，套用朱子的话与朱子的思想，写他们的八股文。

真正而纯粹的朱学，在清朝反而几乎成为绝响。太子胤礽的两个辅佐詹事汤斌与少詹事耿介，是讲学于辉县夏峰的孙奇逢的弟子，孙奇逢算得上是一个儒者，但无所偏袒于朱熹与陆九渊之间。曾国藩与罗泽南、倭仁、李棠阶等少数人，在修养的功夫上，很得力于朱学；除了曾国藩等人以外，便根难找到实践朱子的教训的人了。

明朝几百年的学风，以王守仁(阳明先生)的一派为主流。王的思想与陆九渊相近，而创见甚多。王门的殿军刘宗周(戢山先生)，生平着力子“慎独”二字。他是浙江绍兴人，万所二十九年的进士，在明熹宗朝中以刑部主事(科员)的地位，弹劾过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后来，在庄烈帝(崇祯)朝中，他又以工部左侍郎的地位，反对误国的大学士温体仁；庄烈帝革了他的职，不久又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主张杀另一个误国的大学士杨嗣昌，又主张释放姜埰与熊开元两个“言官”，被庄烈帝再度革职。福王在南京即位，召他复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先后弹劾马士英与悍将高杰、刘泽清。等到阮大铖作了兵部侍郎，他看见势无可为，请假出京，住在杭州。杭州入于清兵之手。他绝食二十天而死。

在他的门人之中，以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梨洲先生)的成就为最大。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也是王阳明一派的硕儒，于明熹宗时当过山东道御史，弹劾魏忠贤三次，其后与杨涟、左光斗一同被害，死在牢里。

黄宗羲在庄烈帝即位以后．到北京为父诉冤，恰好庄烈帝已经把魏忠贤明正典刑，黄宗羲便杀了当年在牢中害死父亲的两个狱卒，也用锥子锥伤崔应元等几个魏忠贤的余党，拔掉崔应元的胡须，拿回余姚，放在祠堂里的父亲牌位之前。

福王在南京即位，黄宗羲至南京有所建议。被阮大铖捉住，与顾杲关在一起。罪名是，他们两人在北京沦陷以前，曾经集合一百四十个书生，写了一个“留都(南京)防乱揭”，宣布阮大铖阿附魏忠贤，出卖“东林”的罪状。所谓“东林”，本是无锡一个讲学的书院，主讲的入是顾杲的父亲顾宪成。阮大铖也在该处听过讲。听讲的人极多，不免议论时政，魏忠贤恨他们，称他们为“东林党”，杀了他们中很多人。

南京被清军拿去以后，顾杲与黄宗羲从监狱里逃出。顾杲回无锡起兵抗清，被不认识他的乡下农民杀了。黄宗羲参加鲁王的阵营，以三千精兵经营海盐一带，又在宁波四明山扎过寨，而且到日本去乞过师。鲁王失败以后，他回余姚养母，著书授徒。

在他所著的书之中，以《明儒学案》与《明夷待访录》为最重要。《明儒学案)是一部明朝的儒家哲学史，其中有简单的传记，与各家语录的摘要。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明夷待访录》是他本人的哲学，包括若干篇论文，以“原君”与“原法”两篇为最精辟。

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兼及于政治。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成为一个大历史家。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均私淑于黄宗羲。万与全均是鄞县人，章是绍兴人。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

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黄均坚辞。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送进皇宫，以便拜读。黄也很有礼貌，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

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是昆山的顾炎武(亭林先生)。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在南京陷清以后，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其后也追随鲁王，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鲁王失败，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图谋复国，在山东、山西、陕西，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可惜人心已不思明，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

他留下给我们以《天下郡国利病书》《隐学五书》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音学五书》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日知录》是考据的杰作，

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朱派、陆派均太注重言心、言性，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不研究。因此，他想纠正风气，大声疾呼，要读书人研究经学，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原因是文字之狱。不过，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

他的治学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他不说空话，每说必有根据，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第二，他不抄袭别人的话；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他也即刻删去。第三，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因此之故，他成了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比黄宗羲还要高。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但规模、系统均不如顾。就治学方法而言，黄比顾更逊一筹。

与顾、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终身不事二姓的，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前述的汤斌、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有陕西墿厔人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太原人傅山(字青主)，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船山先生)。

李颙注重苦行，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寻求父亲的遗骸。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他也应邀到过江南，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在野的“遗才”。有人荐举他，他称病不出。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他绝食，宁死也不肯入京。其后，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召见他，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将所著的《四书反身录》与《二曲集》带去，送给康熙。

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明亡以前，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巡按张振孙)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南京陷清后，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他抗辩不屈，继以绝食，结果被释放。到了康熙十七年，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他在看见“大清门”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两泪直流，于是又被抬回家乡。康熙这时候，已经特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家以后，仍以“民”自称；凡是称他为“舍人”的，他一概不理。他写字、画画、作文都很好；也很懂医道。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

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一直到死不肯剃发。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反对王守仁(阳明)及其若干支派，也不太赞成朱熹，而远宗北宋的张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就这一点而论，他可算是戴震(东原)的先驱。

他著有《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他的见解。虽则有时不免主观，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

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又天天射箭、练武。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

常熟有一位顾祖禹，是《大清一统志》的真正著者，而不居其名。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兵要地理。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希望后世的“欲有事于天下者”特别注意，言外之音，跃然纸上。

此外，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广阳杂记》的刘继庄(字献廷)。他的著作，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极有研究，也颇深入于数学、火器、农桑、地理、法律、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他是大兴(北京)人，祖籍吴江，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生平行踪诡秘，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大清一统志》的事，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他所佩服的，只是金圣叹一人。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喟，是长洲(苏州)的一个秀才，批过《水浒传》与《西厢记》。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到孔子庙里哭，被抓去砍头。 当时，苏州有一位举人，姓徐名枋，是大书画家。明亡以后。他不见任何宾客。汤斌来看他，在客厅里坐了许久，他始终躲在书房内，不肯出来。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死前吩咐家里人说，“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切勿接受。”其后，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徐枋与汤斌、宋荦并无仇怨，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

魏县(河北大名)有一个举人刘永锡，官居苏州府教谕，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他家中本属富有，但他宁可饿死而不肯回去，结果终于饿死。死前，他已租不起房子，住在一艘破船之中，曾经写唱过这样两首歌：(一)“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二)“白日坠兮野荒荒，逐凫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

其他饿死的志士，可考的很多。以当和尚为名，而避免清吏之胁迫的也不少。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物理小识》的著者)，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桐城人，崇祯年间的进士，当过永历皇帝的“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事败，作和尚，法名宏智。

最著名的两个和尚，是道济(石涛)与“八大山人”。这两人均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以后，他们借作画来发抒胸中的抑郁之气，却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不朽之名。他们的本意，无非是“守志不屈”而已。

另一位宗室朱之瑜(舜水)，是一个秀才，生长在浙江余姚，对王守仁的学说很能实践。他曾经到日本去乞师，不成；其后他留在日本长崎隐居，作了日本儒家安东守约的老师，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请去江户(东京)，当上宾。

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原称博学弘儒科(于乾隆以后，因避乾隆之讳(弘历)而改称博学鸿词科)。考试在康熙十八年举行，由二十六岁的康熙自己主考。被保荐与征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博山、李颙、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应考。考取的有五十人，其中以毛奇龄为最无耻。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义，助修明史。

四九、雍正之狠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珴、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予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于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剩下的，皇十子胤珴，是康熙所指定的正黄旗满、蒙、汉三军总管。雍正派他护送活佛哲卜尊丹巴一世的灵龛去喀尔喀。他走到中途，雍正下旨叫他在张家口暂住，不久便在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加一个“私自禳祷”的罪名，将他押解回京，关在牢里。(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

至于皇长子胤禔，早就在康熙四十七年被康熙禁锢在家里。雍正让他仍旧被禁锢着，不予释放。

于是，皇八子胤禩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是一个光杆。

甲派的太子胤礽，也早已被康熙关了；雍正把拥护太子的皇三子胤祉，派到遵化击“守护景陵”。

雍正经过如此安排，已经将江山坐稳；然后，把乙派的胤禟、胤禩、胤禵，与甲派的胤祉，作进一步的收拾。

胤禟于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称他为“九王爷”。到了雍正四年五月，雍正下圣旨将他改名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码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

胤禩于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狱中。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封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胤祉于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于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皇八子胤禩于康熙未死以前，先后获得过大学士明珠及其儿子左都御史揆叙的支持。明珠死在康熙四十七年，揆叙死在康熙五十六年。他们两人之死，与胤禩之终于失败不无关系。

雍正极恨揆叙，于雍正二年不惜与鬼作对，追夺揆叙的官爵，下旨在揆叙的墓前立一个碑：“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另一个已死的胤禩之党、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也被雍正同时送了一个碑：“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阿灵阿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被雍正圈禁在阿灵阿的墓地，于两年以后杀掉。和阿尔松阿一齐在雍正四年被杀的，有正蓝旗汉军都统鄂伦岱。鄂伦岱这人是孝懿皇后(非太子胤礽之母)的叔伯兄弟，于康熙四十七年太子第一次被废之时，附和了一班主张改立胤禩为太子的揆叙、阿灵阿之流。雍正追算旧账，对鄂伦岱也毫不客气。

孝懿皇后佟佳氏，是康熙一生前后所立的三个皇后之一，只生过一个夭亡的女儿，没有生过儿子。康熙的其他两个皇后是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赫舍里氏)，与无子无女的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康熙的妃子很多，其中有若干汉人，包括四个姓陈的、两个姓王的，也有姓高的、姓石的、姓袁的、姓张的、姓刘的、姓卫的，等等。胤禩是姓卫的(良妃)所生。康熙不肯立胤禩的原因之一，是这“良妃”出身微贱。

雍正的母亲也是一个妃子，叫做“德妃”，姓乌雅氏，是满人，护军参领(乌雅)威武之女，论出身似乎比“良妃”好一点。但是康熙却从无立雍正为太子之意。倒是雍正的同母弟、德妃的另一个儿子、皇十四子胤禵，康熙在最后几年似乎颇为属意，提拔为“抚远大将军”，希望他先在青海、西藏为国家立一些功，取得声望。

这就引起了雍正的嫉妒，伏下祸根。胤禵为人懦弱，并无多大野心。他一向拥护皇八子胤禩。倘若他懂得拥护自己的同母兄皇四子胤禛(雍正)，结局便不致如此悲惨。

皇三子胤祉原是拥护太子胤礽的。胤礽两次被废以后，他便存了非份之想，在家中养了两个策士陈梦雷与杨文言。陈梦雷帮他编《图书汇编》(古今图书集成)；杨文言帮他编《律历渊源》。这两部书均是康熙叫他编的。他字写得好，天文与数学也懂得一点，康熙对他相当喜欢，于是他因此也招了雍正的忌。

雍正即位之时，首先便将陈梦雷充军，剪除胤祉的羽翼。杨文言这时已死，否则也逃不了雍正的毒手。

雍正最凶狠的一着，是在对付胤禵与胤祉之先，把两人的儿子弘春与弘晟先行削爵拘禁，隔离起来，然后再对付他们本人。 另一个皇子、皇十二子胤祹，不曾参加甲、乙两派，并无得罪雍正之处，却因为康熙重用了他，叫他总管过正白旗的满、蒙、汉三军，又叫他担任满洲镶黄旗都统，雍正对他极不放心，于即位以后先封他为郡王，再把他降为贝子，又把他降为镇国公。这胤祹倒也聪明，终于获得了雍正的信任，在雍正八年又受封为郡王。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胤祥被他封为“怡亲王”，作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与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隆科多、皇八子胤禩同列。怡亲王胤祥对雍正鞠躬尽瘁，直到雍正八年五月病死为止。雍正谥他一个“贤”字；也送给过他一个匾：“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胤礼被他封为“果郡王”，先后充任理藩院的“管院大臣”(位在理藩院尚书之上)与工部、户部的管部大臣(位在这两部的尚书之上)，也叫他在西南各省巡阅过驻防兵(满人)，与绿营兵(汉人)．在中央主管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进封他为“果亲王”。他死时，是乾隆三年二月。

隆科多与年羹尧的下场，太比不上胤祥与胤礼二人了。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亲弟弟，与鄂伦岱是叔伯兄弟，可算是十足的“国舅”。雍正一向和他很亲密，叫他“舅舅”。鄂伦岱拥护皇八子胤禩，他拥护雍正。康熙绝命之时，只有他一人在御榻之旁。如果没有他“宣布遗诏”，雍正之获得皇位决不能如此容易。

那时候，他是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有兵在手。雍正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他从理藩院调至吏部当尚书，叫他袭继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

到了雍正三年，他突然被解除步军统领职务，他的儿子王柱也被免了銮仪使之职，发交他“管束”。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由“笔帖式”(书记)所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河南道御史、工部侍郎、湖广巡抚。年羹尧本人是科班出身，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改庶吉士”(翰林)，当了翰林院检讨、四川广东的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在康熙四十八年受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九年挂“平西将军”印，指挥岳钟琪等人打进西藏，击败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军官策凌敦多卜。次年，康熙升他为“兼理四川陕西总督”。

雍正即位以后，召还“抚远大将军”(皇八于)胤禩，叫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留待继任的延信到任。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延信到达西宁，雍正又改命延信为平逆将军，叫年羹尧作“抚远大将军”。

这时候，青海的蒙古人首领是罗卜藏丹津(顾实汗的孙子)。罗卜藏丹津造起反来，年羹尧指挥岳钟琪加以讨伐，讨伐到雍正二年三月，将罗卜藏丹津击溃，肃清了青海全部。

十月问，年羹尧奉召进京，雍正赏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朝服上绣四个团龙的“补子”)，黄带、紫辔、金币。

谁知道，年羹尧回任以后不久，便在雍正三年二月为了奏疏上将“朝乾夕惕”的成语政写成“夕惕朝乾”，碰了雍正一个大钉子。到了四月，雍正免他的大将军与总督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到了十月，将他拿捕来京，赐死。

年羹尧被捕的时候，距离他妹妹之死，还不到一个月。

年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死后被谥为“敦肃皇贵妃”。年羹尧一向仗着有妹妹在宫中，又一向深荷雍正信任，免不了摆威风，乱花钱，参劾大员，提拔部下，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手握重兵，也引起雍正的疑忌，所以妹妹一死，他便垮了台。

在他被降调为杭州将军之时，许多受过他提拔的人纷纷说他的坏话，打落水狗。不说坏话的人极少，其中之一是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布政使是专管民政、财政的官)。雍正把胡期恒捉了，关起。

另有一位汪景琪，写了一部《西征随笔》，记载当年参加年羹尧戎幕的经过。书中对于年羹尧相当称赞。雍正把汪景琪抓来，斩首。

雍正的左右，有一位“侍讲”官，姓钱，叫做名世，写过几首诗赞美年羹尧平定西藏的功劳。雍正很生气，将钱名世革职，逐回浙江原籍，御书“名教罪人”四个字，叫地方官制成匾，树在钱家的大门之上。

汪、钱二人的案子，均不是正规的文字之狱。正规的文字之狱，在康熙之时已有。康熙在康熙三年杀过浙江湖州人庄胤城等七十几人。罪名是，庄胤城的已故儿于庄廷枬，曾经刻过朱国桢所写的明史，并且加了关于崇祯一朝的记载，其中有涉及建州卫的事。这七十几人包括庄氏全家，作序的人李哲言，被误指为朱国桢的朱佑民及他们的儿子。

康熙在康熙五十二年又杀了翰林院编修、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等几十人，捕了两百多人，罪名是戴名世写了一部《孑遗录》，记述明末三王的事。在被株连的人之中，有已故的《滇黔纪闻》著者方孝标。方被戮尸，方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处斩。

康熙是所谓“圣祖”，也作得出这样小气的事，可谓盛名之累。

雍正呢，本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却在办理文字之狱的时候，比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均略为宽大。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出了一个八股题目“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的状，说“维”字与“止”字恰好是“雍正”两个字砍去了头。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这两人气死在牢里。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杀一个，充军三个，把他的一兄一弟、几个侄儿，也充了军。此外，别无株连。其后，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查慎行)。

雍正七年，有一位某部主事(科员)陆生枬，因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被杀。罪名是，主张废郡县，复封建，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势力。

其后不久，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的，十分沉痛。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仍称“清”为“北朝”，称“明”为本朝，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外是尊王攘夷，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原因即在于此。吕留良言外之音，清朝的皇帝是夷，该“攘”。

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很感动；特地跑到浙江石门(崇德)吕留良的家乡，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这时候吕留良已死)、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包括《日记》与《四书讲义》，均交给了曾静。

曾静回到湖南以后，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张熙自告奋勇，愿意到西北一趟，找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反清。曾静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年羹尧的老部下，勇敢善战。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灭掉清朝。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 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最初以捐班的“同知”(相当于“副县长”的一种官衔)，改充武官游击，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等于一个副旅长)。康熙征讨西藏，他是先锋，杀了(西康)里塘的“第巴”，降了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的“第巴”，冲到拉萨，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因此之故，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又升为四川提督。他征服松潘以西、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

雍正即位以后，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不久，叫他兼甘肃巡抚。雍正三年四月，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

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长于清朝，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只知道忠于清朝，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如何誓死抗金，漠然视之；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清复明”的念头。

张熙不辞跋涉之苦，甘冒生命危险，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可谓找错了人。岳钟琪接见他，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大吃一惊。

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而且与张熙立了誓，一面暗中报告雍正。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曾静、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一齐落网，押解到京。张熙也被押解了来。 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认为这是思想同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特免曾静、张熙之死，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大义觉迷录》好好宣讲。(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严鸿逵死在牢里，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免职，监禁。)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相当坦白，雍正自认为夷，把清朝也称为“外国”。后来乾隆感觉不妥，把这书列为禁书，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的供词，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与曾静“改悔以后”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归仁录”。 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一)窃位；(二)逼母(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事实上佟后(孝懿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死于雍正元年五月，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三)弑兄(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四)屠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佞。

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却不甚介意，说“曾讥诽止朕一人”，吕留良“上诬皇考(康熙)之盛德”，“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布其私愤”，“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称满、汉之兵，齐跪永历马前”，“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

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天只问某人的“德”，够不够当皇帝，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 雍正说，写文章的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章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五○、彻底集权

曾静、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在他的遗著之中，除了强调“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

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亭林)，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写过《郡县论》九篇，洋洋洒洒，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于郡县”的口号，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

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 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圣人)虽有国事，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

锡保把谢、陆二人的活动，秘密报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雍正读了，勃然大怒，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结果，谢济世罚当苦工，陆生弃斩首。

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

他自从即位以来，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下五旗”开刀。他怎能听得进“广建诸侯”的一套说法?

所谓“下五旗”，是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个旗。

与“下五旗”对称，是直属天在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

当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家，联络若干女真部落，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分成八个旗，每一个旗自有旗主。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

努尔哈赤很精明，把这八个旗，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先当辅政，后当摄政，终于自称“皇父”，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

多尔衮死后，他的正白旗被顺治拿了去。于是正白旗从此被“天子自将”，和正黄、镶黄一齐称为“上三旗”。

在谢济世与陆生枬二人向福彭与锡保大谈其恢复封建的主张之时，福彭正是镶红旗的旗主，而锡保正是正红旗的旗主。这怎能叫雍正不生气呢？

福彭的爵位是平郡王。他的父亲叫纳尔苏。纳尔苏的太太，是曹雪芹的姑母。纳尔苏的曾祖，是代善的大儿子岳托。

下五旌的旗主．在最初是 其后是

镶白：多铎

正蓝：莽古尔泰

镶蓝：阿敏

正红：代善

镶红：阿济格 多尔博一支的多锌子孙

多尼一支的多铎子孙

济尔哈朗的子孙

萨哈璘一支的代善于孙

岳托一支的代善子孙

锡保的爵位是顺承部王。锡保的祖父是勒克德浑。勒克德浑的父亲是代善的第三个儿子萨哈磷。这时候，其他三个“下五旗”的旗主，可能是：

镶自旗 辅国公塞勤

正蓝旗 信郡王德昭

镶蓝旗 简亲王神保住

这三人均不及平郡王福彭与顺承郡王锡保之重要。

本来，福彭的父亲讷尔苏，比福彭更有力量，曾经被康熙的太子胤礽殴打过，显然是皇八子胤禩的一党。雍正在雍正四年将他革去爵位，叫他的儿子福彭继承。

简亲王神保住的父亲雅尔江阿，也是在雍正四年被革去爵位的，和讷尔苏同时。

传说，曹頫[fu,tiao]是在雍正六年被抄家的，曹頫可能也是受了讷尔苏的牵累。

雍正从即位的时候起，便颁了“上谕”，禁止下五旗各旗旗主对担任政府官吏的旗员勒索。

他又把都察院的满洲人御史调派到八旗去，每旗二人，稽察一切。从此，各旗的内部行政，在实际上被中央直接管理。下五旗的半独立主权，名存实亡。

过去，康熙也曾经以此一旗的旗员，充任另一旗的“都统”，但是当都统的多多少少要受制于该旗的旗主，与本人所隶属的一旗的旗主。

雍正却直截了当，以此旗的旗主兼充彼旗的都统，弄得彼旗的旗主无法抗衡。

康熙以来，除了镶蓝、正红两旗为济尔哈朗与萨哈璘一支的代善子孙所占以外，其余的三个下五旗(镶白、正蓝、镶红)常被插入若干新封的人，每一个新封的人总要占去一个参领(甲喇，等于五个佐领)，或几个佐领(牛录，牛录是含有三百个壮丁的单位)。于是这三旗的完整性也丧失了。雍正，不消说，也是采取分割各旗的政策，而变本加厉。

每一个满洲的旗，在原则上包括五个参领，也就是二十五个佐领。事实上，各旗的大小并不划一。佐领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旗分佐领”，其份子称为旗分人员，简称旗员，对于旗主很像西洋封建时代藩臣之于藩主，旗主有大的“圈地”，旗员有小的圈地。另一种是所谓包衣佐领，那便是相当于农奴的集团了。

雍正规定：下五旗各旗主对于包衣可以照旧享受“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则只能用为“护卫、散骑郎、亲军校(小军官)、亲军”，不许用作仆从，管家务，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员中调人充任这些贱役，就必须专案奏请。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旗主不许挑选他们的子弟当侍从，或管带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间，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到别一旗旗主那里去当差。上三旗的旗员包衣，更绝对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精力过人，喜欢办事，而不怕繁琐，可说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致力于清查逋赋、欠赋、增收关税、盐税，却只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娱(宫室)，口腹之欲(饮食)，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财政的所得，用在免赋、赈灾、浚河、筑堤等项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学士”，以他那一种综核名实的作风与政绩，其值得后人的歌颂，也许要超过张居正。 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即位于公元1722年，逝世于1735年)。那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所谓责任内阁制的政府，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在英国，责任内阁制也不过是刚刚萌芽罢了。

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自从明太祖晚年以来，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时，已经有三百多年不设宰相。大权在原则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学士与(明朝的)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也只是皇帝的书记而已。

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作风，不佩服他的政绩，但不应该责备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国家，不懂得创设一个民选的议会，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孔子不会驾驶汽车。

就事论事，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虽不是完全无可批评，的确比康熙与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亲王胤样，先用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用为大学士及军机大臣。这胤祥是一个忠心、能干而不要钱的好官。

次于胤祥的，是鄂尔泰与张廷玉。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姓西林觉罗氏(不是爱新觉罗氏)，可谓与皇家同族，而不是宗室。他的高祖父屯泰率领汪钦地方七个村庄的女真人归附努尔哈赤，作了牛录额真(佐领)，曾祖父图们在皇太极之时对明军作战阵亡于大凌河。他本人在康熙三十八年考中举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袭封佐领，在康熙五十五年当了内务府的员外郎。

那时候，雍正以皇子的身份对他有所请托，被他拒绝；不料因此反而很受雍正重视。雍正一即位，便特别提拔他，放他为云南主考，又任命他为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布政使任上，鄂尔泰把照例“应得”的“公使银”(可以“报销”的办公费)，买了三万三千四百石谷子，分别存在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作为将来赈济灾荒的一种准备；也上了条陈，想疏浚太湖的两个出口吴淞江与白茅浦。雍正很高兴，就在他三年“任满”之时，升他为广西巡抚。

鄂尔泰刚到广西就职，雍正便把他调充云南巡抚，“治总督事”(代理总督)。鄂尔泰在代理总督任上不到一年，镇压了逼近贵阳的谷隆苗民武装。谷隆，在明朝称为谷龙川，分为大小两个土司，在今日是贵阳东南的龙里县。雍正很喜欢，升鄂尔泰为实授(真除)的云贵总督。

鄂尔泰主张彻底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把明朝所设的若干世袭的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县，与内地的郡县制度台流。这一点，雍正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均认为苗人、彝人等，都是应该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子民”，不容由封建式的土司割据。土司对于土民“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东川(会泽)与乌蒙(昭通)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土司之下，又有土目(土司的胥吏)，土目之横，又甚于土司。

依照鄂尔泰的建议，雍正把东川与乌蒙均从四川划入云南，由鄂尔泰用武力来“改土归流”，设立了三府一镇。其他各地，如贵州的古州(榕江)、黎平、镇远、安顺，云南的镇雄、沾益，也一概于克服了土司的反抗以后改土归流。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拨一省给鄂尔泰管理，称他为“云贵广西总督”。于是若干广西的土司，也归了流。雍正藉此把广西与安南的国界也划定了，送给安南王黎维祹以贿咒河外的土地一百四十里(宽)，作为赏地。

鄂尔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北京，充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他和张廷玉一起，每天在“军机处”侍候雍正办公。

军机处原称为“军机房”，是所谓“军需房”的后身。军需房设于雍正七年六月，所管的本是军需，雍正为了“保密”与随时向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指示，而把它设在内廷，隆宗门里边的一座房子。

那时候，胤祥已经从雍正三年二月解任“总理事务”以来，办理京畿的水利(如疏浚砖河、兴齐河，分减于牙河，导引永定河，等等)颇有成效，奉雍正之命，主持支援西北方面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这军需房可说是特为胤祥而设。张廷玉与蒋廷锡在当时是两个得力的大学士，而蒋廷锡又是现任的(管钱的)户部尚书，所以也被调来军需房办公。

军需房在雍正八年改称为军机房。胤祥在雍正八年五月逝世，遗缺由一个叫做马尔赛的接充。但马尔赛在雍正九年七月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八月出发，军机处只剩下张廷玉和蒋廷锡两人。到了雍正十年二月，才添进了鄂尔泰，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在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任贵州提督的哈元生。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便因为贵州苗民反抗再起，奉命回贵州提督原任。

军需房虽原为胤祥而设，但军机处之升格为实际的内阁，夺了原有的内阁的实权，却全是由于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翰林)，翰林院检讨，“直南书房”(在内廷的“南书房”陪皇帝看书、写文章)，历任洗马、庶子、侍讲(都是名义上侍候太子的官)，在康熙五十九年作到刑部侍郎(等于司法行政部的副部长)，不久调任吏部侍郎(内政部副部长)。

雍正即位以后，提拔张廷玉为礼部尚书，其后放他为顺天乡试的主考，加官太子太保，兼官翰林院掌院学士，调充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在雍正四年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五年，升为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六年，升为保和殿大学士，改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以大学士的资格调到军需房，与怡亲王胤祥、户部尚书蒋廷锡“密办军需”。(吏部尚书一职，由一个叫做查朗阿的接充。)这一年十月，他得了一个比“太子太保”更高的加官(衔头)，即(皇帝的)“少保”。

张廷玉在军需房一改为军机房、再改为军机处之时，用了一张纸条，把内阁所仅有的“票拟”之权，轻轻地献给了皇帝。他也许是感觉到受恩深重，藉此图报。

张廷玉的建议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章，分为二类，涉及普通政务的“常事”称做“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做“摺”。“疏”由通政司收进，交内阁用签条(票)“拟旨”；“摺”不再由通政司收进，而改由“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阁拟旨，而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笔朱批，批好了立刻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发，不经过内阁，更不经过各部，既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纳张廷玉的意见，从此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而最重要的一个衙门。

也只有像雍正这样有能力的皇帝，与张廷玉这样有能力的军机大臣，才可以把全国的“要事”办得那样迅速而大体不差。张廷玉有一个当过大学士的父亲(张英)，可谓家学渊源；本人在刑部、吏部、礼部、户部均作过尚书或侍郎，也作了三个殿的大学士，够得上称为熟悉一切。只有工部与兵部的事，他较为生疏：有了办过水利的怡亲王胤祥．与剿过苗民起义的鄂尔泰，以及在鄂尔泰内调以前的马尔赛，雍正也不怕无所咨询了。

乾隆即位以后，一度改军机处为总理事务处，但改了不到两年，仍旧称它为军机处。鄂尔泰在乾隆十年病故，张廷玉在乾隆十四年退休。(两人均在乾隆四年加官“太保”，比“少保”又高一级。)

雍正在雍正十二年添派马兰泰与平郡王福彭两人，在军机处行走，这两人不久奉命出发前方，打准噶尔；雍正改派讷亲与班第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即位以后，把这两人升为军机大臣，而且增加了海望、纳延泰、徐本等几个人。此后，直至宣统三年四月军机处被裁撤为止，军机处的大臣时多时少，并无定额。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天陪他办公。张廷玉同时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呈雍正的意旨迅速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同样地可以向雍正解释章奏与“内阁票拟”的内容，听候雍正“乾纲独断”。

在如此的一种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会议”的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清朝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就已经设有所谓“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札尔固齐”(副大臣)十人。皇太极把理政听讼大臣增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入关以后，清室参照明朝的制度，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所谓九卿，并不是仅仅为太常卿、光禄卿等，而包括六部的尚书。所谓“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监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对外将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常常被交给“王大臣”去讨论。所谓“王”，包括亲王与郡王；所谓大臣，包括宫内、宫外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官。“王大臣”把讨论的结果，用书面报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来，可谓鹤立鸡群。他眼光敏锐，记忆又特别强，不仅对全国的政务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数督抚的能力，而且有时也特别识拔了督抚以下的小官。

在督抚之中，像李卫、田文镜、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卫是铜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时，才不过是一个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的司长)。雍正叫他在直隶(河北)与云南办驿运，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他为浙江总督。这李卫不但会理财，同时也是一个捕盗专家。虽则他所捕的“盗贼”，包括江湖豪侠与有志复明的义士，但地方上的安宁也的确被他增进不少。他所无可奈何的，始终只有一人：甘凤池。(甘风池在《清史稿》中有传。)雍正十年以后，李卫被调进京城，担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人。清朝初年，属于汉军八旗的“汉族旗人”，比普通的汉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尧及康熙年间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鹏(《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纶(施琅的儿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田文镜与李卫同是捐班出身，于雍正即位之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内阁侍读学士”．当过县长级的“知州”，也当过吏部的员外郎，等于今日内政部的专门委员，雍正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为署理河南巡抚，其后一再升为河南总督与“东河总督”。田文镜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与属吏均很刻薄、残酷。

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当“候补知州”，其后一直提拔到“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于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此人本以弹劾田文镜成名，但在继田以后，作风与田如出一辙。

田文镜与王士俊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不是坏事，雍正急于求治，对田文镜之雷厉风行地垦荒，颇为嘉许。然而河南可垦之荒不多，州县官迫于田文镜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开的“荒”招人民领种，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亩纳税。史贻直在乾隆初年担任户部尚书，检讨田、王二人所报的新垦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田、王两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贪污，也是事实。田在兼督山东之时，清查出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他向雍正报告：积亏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力量按年缴纳清楚。但是，田文镜所能想得到的补救办法，仅仅是“请救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

火耗与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无的“油水”。官吏的俸禄极薄，当一个知府，每月的俸禄只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当时的米价，以山东为例，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知府、知县仅凭几两银子的俸禄，如何可以养妻子、养仆役、养“师爷”(私人秘书)、孝敬上司、弥补亏空？ 有一位诺敏，他是满洲正蓝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抚。他向雍正提出一个口号：“火耗归公。”办法是，叫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解到各该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库”，由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银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其余年终发给地方上大小官吏，作为“养廉”的津贴，同时向皇帝奏报清账。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讨论一番，然后就批准诺敏的建议。从此，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渐树立了这个“养廉制度”。雍正说，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数字在亏空补足之时逐渐削减，以至于完全豁免。(结果，直到清朝结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无能力建设一个近代式的税收制度，无足深责。不过，他是有心减轻人民疾苦的。江苏所欠的田赋丁银，比山东更多，据巡抚尹继善与侍郎彭维新清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共欠一千万两以上。有人建议，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分年带征”，加在原有的定额之上。雍正决定：带征的欠税每年每县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该县同一数量的正赋。这样，等于在事实上免收欠税，而办法比以前顺治、康熙之时公平。顺、康两帝常常无条件免收“逋赋”，结果是拖欠的“顽户”占便宜。现在呢，顽户缴出若干欠税，良户就减免若干正税。

雍正在财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抚迈柱的建议，把丁银摊入钱粮计算，我们不妨称之为“丁粮台一”。这原是继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颁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银”的遗旨，无非将手续简化而已，但结果是从此有田产的人才出丁粮，无田产的人不仅不出田赋(钱粮)，连丁银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

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雍正设立军需房及其后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支援并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

敌人是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为“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的称号可能是“汗”。

关于准噶尔，我们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还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称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也不过是新疆北部四个蒙古人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个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占了伊犁一带(全新疆最肥沃的地方)．于明朝末年把土尔扈特从塔城附近的雅尔逼走，迁去俄国境内的伏尔加河流域。剩下的两个卫拉特，也敌不过准噶尔。以乌鲁木齐一带为发祥地的和硕特，在清朝初年逐渐把主要力量移到青海。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杜尔伯特，更不足以与准噶尔抗衡。

在康熙年间，准噶尔的领袖叫做噶尔丹。他的名字比雍正年间的噶尔丹策零少两个汉字“策零”。我们其实不妨称他为“老噶尔丹”；这“噶尔丹策零”可以称为“小噶尔丹”。

老噶尔丹被康熙打败，自杀而死。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早已“归顺”康熙，于康熙的支持之下，袭取准噶尔老家，弄得他于兵败以后回不去。

策妄阿拉布坦相当地“妄”。他派一个大将策零敦多卜驻在拉萨。这策零敦多卜其后被岳钟琪赶走。

策妄阿拉布坦受了如此教训，却野心不死，又唆动青海和硕特的领袖罗卜藏丹津对清朝造反。结果，罗卜藏丹津又被岳钟琪(于年羹尧的指挥之下)打得落花流水，丢了妻子儿女，化装为一个老太婆，逃去新疆，请求策妄阿拉布坦保护。策妄阿拉布坦让他住在伊犁。雍正向策妄阿拉布坦要求“引渡”，被拒绝，雍正很气，但一时无可奈何。

策妄阿拉布坦在雍正五年病死，领袖的地位由儿子小噶尔丹继承。雍正看不起小噶尔丹，想打。朝廷中有很多人反对，张廷玉却极为赞成。于是，雍正便调集五万精兵，交给一位身高貌美、善耍长枪大刀的傅尔丹，浩浩荡荡地开往外蒙古的科布多，由西北路进攻准噶尔。

这是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的事(雍正在上一年便已设了军需房，秘密准备一切)。傅尔丹的名义是靖边大将军，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费英东的曾孙，在康熙征讨老噶尔丹之时，曾经受任为振武将军，驻扎阿尔泰。雍正三年，他驻扎在巴里坤。其后，内调为“内大臣”，在雍正六年升为吏部尚书。

在雍正拨给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的五万多人之中，有六千名是“京师八旗兵”，九千名是“车骑营兵”，八千八百名是奉天(辽宁)等处的兵。此外，又有从科尔沁各旗(辽北)与土默特各旗调来的蒙古兵。

雍正虽不是一位喜欢穷兵黩武的人，对这次遣派傅尔丹出征的事，却十分铺张了一番，特地为傅尔丹在太和殿行了“授钺礼”，而且先期到太庙去祭告，到南苑去检阅车骑营兵。

博尔丹到了阿尔泰山麓，颇想一鼓作气，越过此山，冲到伊犁，活捉罗卜藏丹津，雍正由军机处发下密旨，叫他不可轻进，并把他与进驻巴里坤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在雍正八年召回京师，“面授机宜”。

这时候，岳钟琪已经在巴里坤筑了东、西二城。傅尔丹于回到前方以后，也在雍正九年筑了科布多城。

雍正九年六月，傅尔丹捉得准噶尔的一个间谍。据这间谍说，小噶尔丹已经派出三万兵，向科布多进攻，其中将领之一是策零敦多卜的儿子“小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已经到达一个叫做“察罕哈达”的地方。

傅尔丹很兴奋，在六月庚子日这一天率领全军出发，向察罕哈达的方向走。走到雅克赛河河边，又捉得一个准噶尔的哨兵。哨兵说：“过了河，察罕哈达再走三天可到。小策零敦多卜的兵马尚未到齐，有一千人左右。”

傅尔丹渡过河，走了五六天，还不曾走到察罕哈达；却又捉到了一个间谍，这间谍说：“有两千准噶尔兵，在前面的博克才岭。”

于是，傅尔丹挥动大军，进入博克才岭前面的库力图岭，遇到准噶尔的兵，杀了一阵，杀死四百人，其余的翻岭而去。

傅尔丹把大军移到附近的和通泊，搜剿泊边四周山中的准噶尔兵，却反而被几万名准噶尔兵切成几段，予以个别包围。两军从壬子日杀到甲寅日，一共杀了三天，傅尔丹于全军大败以后，逃出重围，回到科布多，检点残兵，仅剩下两千人左右。

军中包含当时全部满洲人的精锐，一举而丧失殆尽，勇将如济尔哈朗的孙子巴赛、鳌拜的孙子达福，以及查弼纳、马尔萨、舒楞额等人，均力战而死。自杀的将领也有好多，包括定寿、苏图、马尔齐、永国、海兰、岱豪、西弥赖。

雍正接到消息，哭了一顿，传旨给傅尔丹，说：倘若科布多不能守，不妨撤退回来。(同时，雍正也调了不少军队去科布多增防。)

雍正把傅尔丹的靖边大将军名义改颁给顺承郡王锡保，叫博尔丹以“掌振武将军印”的名义，接替锡保的振武将军位置，受锡保指挥。

次年，准噶尔派兵来打科布多，锡保命令傅尔丹带领三千人前去抵御，又吃丁一个败仗。雍正原谅他，叫他留在军前效力。 又过了三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有别人犯了贪污案子，博尔丹爱牵连，被抓回北京论斩。幸亏雍正不久便死，没有来得及批准斩刑，傅尔丹在牢里挨到乾隆二年，被释放。

准噶尔的领袖小噶尔丹于获得和通泊的胜利以后，在这一年秋天，大举进攻喀尔喀，一直冲到鄂登楚勒河，被喀尔喀的一位多罗郡王、康熙皇帝的额驸(驸马)，名字叫做策棱的抵挡住，无功而回。

这位策棱的名字，与小噶尔州的名字(噶尔丹策零)的下半截：“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卜与小策零敦多卜、两人名字的上半截：“策零”，都原本是同一个蒙古字。为了加以区别起见，清朝在官方的汉文文书上特地把他，喀尔喀多罗郡王额驸，写做“策棱”，不写做“策零”。

雍正升策棱为和硕亲王。

次年，雍正十年，小噶尔丹又派小策零敦多卜，带三万准噶尔兵，来与策棱决战。两军在额尔德尼昭相遇，策棱大胜，小策零敦多卜大败，损了三分之二左右，狼狈而去。

由于锡保不曾把握时机将援助策棱的兵开到，小策零敦多卜、虽在大败以后，却仍能率领残部渡过推河，回准噶尔。

另一个满人大将抚远将军马尔赛，这时候驻扎在拜达里克河边的扎克拜达里克，正好邀击小策零敦多卜的残部。他事先接到策棱的檄文，不但不加理会，反而在敌军踉跄过境之时，下令紧闭关门，不让自己的部队有所举动。

在马尔赛的麾下，有胡琳、傅鼐二人气愤不过，甘犯军令，杀了守关的卫兵，带了一些人出关，杀死一千多准噶尔兵。

事后，雍正派一位钦差到扎克拜达里克，将马尔赛正法。傅鼐被任命为侍郎，胡琳的下文不详。

锡保也丢掉了大将军的职位与亲王之爵(他是在雍正九年冬天策棱第一次获胜以后，由顺承郡王晋封为顺承亲王，由靖边大将军改授为靖远大将军的)。

代替锡保的，是平郡王福彭(讷尔苏的儿子、代善的曾孙的曾孙)。福彭的名义是“定边大将军”。

福彭就任以后无甚战绩，在雍正十二年被召回，由隆科多的一个堂兄弟从复继任。这时候，雍止已决心与小噶尔丹议和，小噶尔丹顺水推舟，上表称臣，于是阿尔泰山被明文规定为准噶尔与喀尔喀之间的疆界。

倒霉的是岳钟琪。他在雍正七年受任为“宁远人将军”，驻扎巴里坤。雍正八年奉召回京听训，营务交给“参赞军务”的四川提督纪成斌，以“护大将军印”的名义代理。纪成斌派一个满人副参领查廪，带领一万人守护牧场。这查廪荒怠职守，被准噶尔的兵把许多驼马偷走。查廪向一位汉人总兵曹勷求助，曹勷不知道准噶尔的兵来得很多，只带少数兵去追，吃了一个败仗。另一位汉人总兵樊廷再带两千绿营兵去打，打了七昼夜，才追回一半驼马。

纪成斌将查廪逮捕，想杀他。刚好岳钟琪回到防地，向纪成斌说：“你好大胆。怎能得罪满人？”便把查廪放了。

谁知这查廪恩将仇报，反而因此深恨岳钟琪。其后，岳钟琪在雍正十年失势，张广泗与查郎阿先后替代岳钟琪的职位。恰巧查郎阿是查廪的亲戚，查廪在查郎阿面前说了岳钟琪许多坏话，查郎阿一一奏告雍正，而且建议叫岳钟琪赔出被准噶尔兵抢掠去的驼马，将纪成斌与曹勷均“明正典刑”。

雍正九年三月与六月间，准噶尔两次进攻吐鲁番，岳钟琪均派兵去救。岳钟琪而且在傅尔丹战败于和通泊以后，派兵进袭乌鲁木齐，到达厄尔穆河，打了一个大胜仗。准噶尔的守军弃了乌鲁木齐逃走，岳钟琪遵照雍正的旨意，撤回巴里坤。

雍正十年春天，准噶尔进攻哈密，岳钟琪派了曹勷等人去救。曹勷在“二堡”附近大胜准噶尔兵，可惜“副将军”石云倬不依照岳钟琪的命令如期在“梯子泉”截杀(迟到了一天)，让敌军由大坂(达坂城)逃走，功败垂成。

岳钟琪报了上去，雍正将石云倬治罪，换了鄂尔泰的一个旧部张广泗作“副将军”。张广泗一到任，便狠狠地告了岳钟琪一状，说他“调兵筹饷，种种失宜”，又说他在穆垒造城驻军，而穆垒是洼地，“形如釜底，不可驻军”。

雍正就在雍正十年的下半年，又传旨“还军巴里坤”，任命张广泗“护大将军印”，“尽夺钟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两年以后，大学士等奏请将岳钟琪“斩决”。雍正总算客气，改批了一个“监候”。岳钟琪坐牢坐到乾隆二年，才和傅尔丹同被释放。

岳钟琪的两个得力部下纪成斌与曹勷，已经在雍正十一年被斩。

那张广泗小人得志，于准噶尔议和以后，被雍正升任湖广总督；乾隆叫他当“经略”(这是洪承畴当过的大官)“兼贵州巡抚”，负责镇压苗民反抗。乾隆十一年，大金川的边胞起兵反清，乾隆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打到乾隆十三年，毫无成绩。乾隆便起用岳钟琪，以“总兵”的卑小职位，去张广泗那里帮忙，不久又升岳钟琪为“四川提督”。

俗语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岳钟琪到了军中，果然也告了张广泗一状，说他“玩兵养敌，信用(土司)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乾隆认为岳钟琪告得对，将张广泗捉来京城斩首。

准噶尔的领袖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四年病死。一时内部大乱，各个卫拉特的部落纷纷脱离准噶尔的羁绊。准噶尔本身的政权，落在一个称为“达瓦齐汗”的手中。杜尔伯特卫拉特的“台吉”三车棱，向清朝请求归附。科布多北边附牧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乘时崛起；它的领袖阿睦尔撒纳也归附了清朝。乾隆很高兴，便在乾隆二十年的春天，利用这两人为向导，大举出兵，进攻准噶尔，为雍正一雪和通泊之耻。

五二、盖棺而未论定

雍正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去世。去世的一天，可能是丁亥日(二十一日)，但《清史稿)说是己丑日。

在戊子这一天，鄂尔泰突然被召至圆明园。同时被召的，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

种种迹象，均显示这时候雍正并非“病危”，而是“已死”。死的时候，可能是丁亥日的深夜，或戊子日的黎明以前。

《清史稿》或其原始材料的执笔人，似乎有意遮盖雍正的“暴崩”，才说他在丁亥日“不豫”，在戊子日召见上列几位大臣“入受顾命”，在己丑日“崩”。

民间的传说是，他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关于吕四娘怎样行刺，却又有各种说法。一说是，她擅长剑术，用了飞剑割去雍正的头。另一说是，她混进圆明园当了宫女，或冒充宫女，在侍寝之时将雍正杀了。还有人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或另一剑侠用所谓“血滴子”，即装了许多小刀的皮口袋，套在颈上，抽紧袋口，把他的头连皮带骨取了走的。然后，在血滴子的里面浇上药水，皮肉骨血均化为乌有。

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家把雍正的棺材掘出来，看他的尸体有没有头，才能够知道。在今天，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丁亥日以前，雍正身体很好，不仅没有病，而且有精神离开京城宫殿，到郊外的圆明园去小住一番。

他生平结怨甚多，杀人不少，尤其是不该把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剉尸，把吕毅中斩首，把吕氏一门的男子全数充军，女子全数“入宫”。民间的有关吕四娘的传说，未必是纯属虚构。 他对付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同父异母的几个见弟、同父母的皇十四子胤禵，都十分残怨、过分，他为人作事太“绝”，其“不得好死”(倘若真是被刺而死)，正是应得的报应。

然而，就大体而论，作为皇帝的他，却不能不算是颇足称道。他日理万机，孜孜不懈，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顽得少(从没有像乾隆那样大逛江南)，当皇帝只当了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然，他也有失算的地方。如叫傅尔丹打准噶尔，反被准噶尔打败。先后派隆科多、图理琛、额驸策棱，和俄国商淡划界，在雍正五年九月订立《恰克图条约》，结果被俄国骗去恰克图以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土地三十万方里以上。

还有，他由于深恨某些传教上卷入康熙末年皇子争立的纠纷，与突然发觉天主教会之未经征得他的同意便把中国划分为若干“主教区”，便在雍正元年十二月禁止人民信天主教而且只让少数传教士留在北京城内居住，其余的一律驱逐出境。因此，中国与西欧在文化方面的接触，事实上中断了一百多年。

他的是非功罪，的确很难评定。

五三、乾隆这个人

雍正有十个儿子，其中六个早夭，一个因“放纵不谨”削了宗籍，一个过继给果亲王胤礼，剩下的两个是乾隆与和亲王弘昼。　　乾隆名弘历，排行第四，为熹妃钮祜禄氏所生。和亲王排行第五，为裕妃耿氏所生。

雍正的正宫皇后乌拉纳喇氏，没有生下儿子。

乾隆是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生下来便颇受祖父与父亲喜欢，一辈子无忧无虑，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太平皇帝，却一有机会便打仗，打了十次，虽不是次次打胜，倒都能挣到一些面子，终于很得意地自封为“十全老人’，把皇帝的位置赏给儿子嘉庆，过几年“太上皇”的瘾，实权仍旧操在自己之手。

比起雍正来，乾隆真是幸运得多。雍正有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兄弟，而乾隆只有一个纨绔子弟式的和亲工弘昼，作为皇位的竞争者。

弘昼的母亲裕妃耿氏是汉人(可能是“汉军旗人”)，出身无考，虽未必十分微贱，但也决不是皇亲国戚。

乾隆的母亲熹妃钮祜【hu】禄氏，却是四品典仪官凌柱的女儿，颇称得上“大家闺秀”四字。钮祜禄氏产生过开国元勋额亦都、大将图尔格、大臣遏必隆、皇后(康熙的第二个正宫，谥为“孝昭仁皇后”)。

也有人说，乾隆并非雍正与熹妃钮祜禄氏所生，他的真正父母是陈阁老(世倌)及其夫人。这也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其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十，当了顺天学政，丁忧回家，在家住了两年，被召任内阁学士，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其后在乾隆朝中历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在乾隆十三年被革职。乾隆骂他“卑琐”。到乾隆十六年，他再度入阁，于二十二年病死在任上。

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

我想，这传说的来溉，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郡王尼堪的幅晋，的的确确演过类似“狸描换太子”的活剧。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弄得许多人(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均受了处罚。

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淡得久了，传得远了，这新闻便变了质，走了样。于是，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尼堪变成了雍正，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老妈子的儿于变成了乾隆。

我这一种想法，也不过是一个假定。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乾隆即位之时，虚岁二十五，实岁二十四(生于康熙五十年(1712年))，年纪还轻。雍正即位之时，虚岁四十五，实岁四十四，已经是饱经世故的中年人了。

就政治家应备的资格而论，雍正比乾隆高。然而乾隆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成见不多。因此之故，其初年的用人行政颇有可观。

在血统上，乾隆比康熙、雍正更远于汉，只有八分之一的汉血；在文化上，他是一个十足的汉人型君主。他喜欢作诗，喜欢写字。据说他一生写过十几万首诗；其中，有不少是别人代作的，但他自己能作，也是事实，不过作得无甚意境而已。他写的字，猛看像赵孟頫，细看也看不出有哪一点足以证明他生平所最想模仿的是董其昌。

然而雍正不杀曾静、张熙，并且特地编著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用“理论”来说服汉人。乾隆于即位不久，便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将曾、张二人凌迟处死。其后，又把《大义觉迷录》全数收回，列为禁书，不仅是停止宣讲，而且不许人民私自抄存或阅读。在他当皇帝的六十年中，文字狱比康熙、雍正两朝多过若干倍，而且所惩治的对象绝无像吕留良之明明白白反清的著作，均只是一字一句触犯了他的忌讳而已。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东台举人徐述夔写过两句这样的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硬说这是“反清复明”，把徐述夔和已死的儿子徐怀祖戮尸，两个活着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砍头。刻诗时的两个校对人员与疏于防察的布政使陶易、幕僚陆炎，也砍头。　　任何人，凡是写出了“虏”字、“夷”字、“胡”字，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鄂尔泰的儿子鄂昌，写了一首《塞上吟》，称蒙古人为“胡儿”，被乾隆赐令自尽。正因为鄂昌自己是满人，乾隆更恨他“忘本”。

乾隆自己的汉文，可说是相当好，却在杀了鄂昌以后，严厉禁止“八旗满人”学习汉文。

站在清朝立场，那一位率领文武百官在南京出城向清军迎降的钱谦益，该是值得奖励与表彰的“一代大儒”了，却为了遗著之中对满洲语有所讥讽，触怒乾隆。乾隆下旨将他的《初学集》，《有学集》毁版；并且叫人写一部《贰臣传》，“钱谦益列入其中，叙说钱谦益如何小忠于明，叫他遗臭万年。

乾隆不许汉人目清室为“夷狄”，同时又做出这样多的“自外于中国”的事，可谓矛盾之至。

雍正之很，雍正之大权独揽，自然很值得批评，然而雍正倒是心口如一地要作中国的一个好皇帝。乾隆呢，只想作一个“大皇帝”，把中国作为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满洲”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他先后有两个皇后：一是富察氏，一是乌拉纳喇氏。富察氏立于乾隆二年(1737年)，死丁乾隆十三年(1748年)，享年三十七岁，谥为孝贤皇后。她随从乾隆南巡，“崩于德州舟次”。究竟是否自杀，很值得考证。有人说她见到乾隆眷恋土娼，向乾隆苦谏，乾隆不听，反而骂了她一顿，她就一气而跳到了运河里去。在她死后，乾隆作了一篇《述悲赋》来悼念她，赋中也确有忏悔的句子：“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众劳，促归程兮变故遭......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乌拉纳喇氏本是一个“侧福晋”，于乾隆即位以后封为“娴妃”，在孝贤皇后死后被升为皇贵妃，乾隆十六年(l751年)立为皇后。她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随乾隆南巡，到了杭州，在杭州“忤旨”。怎样“忤旨”，官方的材料不敢明说。我们不妨假定，也是为了劝乾隆早一点回京城去。这乌拉纳喇氏个性刚强，在忤了旨以后，又剪了她的美丽的头发(似乎是表示不再希冀乾隆的宠爱，或有心当尼姑)。乾隆听说她剪发，大怒，下旨叫她先回。到了第二年夏天，她郁郁而死。死时，乾隆吩咐：按照皇贵妃的例子治丧。当然更说不上作一篇什么赋来表示哀痛了。　　乌拉纳喇氏死时，年纪多大，史无明文，总在四十几岁光景，渐至年老色衰之时。她不曾生下儿女。孝贤皇后却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名叫永琏、永琮；女儿下嫁了色布腾巴尔珠尔。

另一个妃子姓魏，是汉人，被“抬(举)入满洲旗”，氏上加一个“佳”字，改姓魏佳氏。父亲是‘内管领”魏清泰。她初进宫时，只是个贵人，其后升入“嫔”的一级，封为“令嫔”，不久又升为贵妃，封为“令贵妃”，乾隆三十年乌拉纳喇氏皇后失宠，她被升为“皇贵妃”。这时候，她的儿子永琰，年龄已是虚岁六岁。永琰其后作了皇帝(嘉庆)，改名颙琰。

此外，尚有五位普通的贵妃，其中四位是汉人：高氏、苏氏、陆氏、金氏。在这四位之中，只有高氏一人来历分明，她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其余的三人，无考。

一位满人贵妃，与孝贤皇后同姓，也是富察氏，不知足否为皇后的近亲。

这五人，除了陆氏以外，均是乾隆尚为皇子之时便娶了过来的，不像是来自江南的小家碧玉。史料说：陆氏抚育过嘉庆，嘉庆在继位以后对她特别好。嘉庆的母亲魏贵妃，死于乾隆四十年，那时候嘉庆已经有十六岁。

在若干其他的妃、嫔、贵人、常在等等之中，有汉人，也有满人。最重要的却是一位回人容妃和卓氏。她便是顶有名的“香妃”，容我在谈到平定回部之时再为细说。

五四、第一个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禅位于嘉庆而“退居”为太上皇之时，事实上仍旧主持一切，直到嘉庆四年正月他死。合起来计算，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当中国的主宰共有六十三个年头又四个月，比康熙久。

他这一“朝”的事迹也特别多，多过了康熙一朝，也多过了汉武帝一朝，虽则汉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晚年宠信和坤，种种措施均不满人意，使得他该被骂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极富朝气，用人行政几乎驾雍正而上之。

除了杀曾静、张熙二人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几件替父亲补过的事，所谓“干父之蛊”。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严办了雍正所重用过的聚敛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责已死的田文镜，说田文镜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对田文镜的史贻直，被乾隆升为湖广总督，其后又先后调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书，直隶总督，到了乾隆九年更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没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太戆”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吏部侍郎孙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孙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风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称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说的是为人君的怎样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乾隆接到这个奏疏，不仅不生气，反而把它宣示内外。其后，乾隆又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兼管河工，调任湖广总督，虽则一度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又夺官，“责修顺义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后，仍逐渐由宗人府府丞，一再迁升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颇著直声，民间对他十分钦仰。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写了一篇弹劾鄂尔泰与张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写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均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被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于乾隆即位以后建议不再以文字兴狱，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

乾隆这时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议。虽则不久仍把曾静、张熙杀了，却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错，置《坚磨生诗钞》的著者胡中藻于死。

因反对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谢济世，乾隆在即位以后便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京师，仍叫他当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抚蒋溥告了一状。蒋溥说他“离经畔道”，乾隆批答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确是一位贤主。他绝不像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动辄把语言顶撞的御史当众抓下来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诏狱”，让他们死在狱吏的毒辣之手

中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而不必先有真凭实据，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饥关的责任。

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仲永檀弹劾得恼了，向乾隆说像仲永檀这样的人应该“处分”。乾隆亲手写了手谕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乾隆不仅不处分仲永檀，反而升他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弹劾的，小止赵国麟一人，两个别的大学士张廷玉与徐本也在其内。事情是：有一个住在京师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亲戚许秉义想和俞家的人争他的财产，便拜托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达官贵人去一同悼丧，以壮声势。仲永檀“风闻’大学士张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赵国麟亲自去，礼部侍郎吴家骐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红包”，步军统领鄂喜则收了一万两之多，詹事府詹事陈浩简直出面替许秉义跑腿。仲永檀认为这太不成体统，因此就参了他们一本。

在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仅有赵国麟一人，所以他才那么“理直气壮”，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认受贿，说：“只拿了一千两，没有拿一万两”。乾隆说：“你当过大臣，我不忍将你绞死示众，你还有什么颜面活到人间？”其后，乾隆下旨赐鄂喜死，免吴家骐与陈浩之职。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均免于追究。 乾隆在即位以后，与准噶尔的小噶尔丹订了和约，从此直至小噶尔丹到乾隆十年逝世，西北方面未有战事。西南方面，苗民再度抗清，乾隆派张广泗将他们很快地打平。所以，到乾隆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中国享受了相当的太平。

五五、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在四川省西北，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渡河本身，在乐昌县流入岷江，岷江在宜宾县流入长江。)

据有这大、小金川两岸之地的居民，与藏人同族。他们的领袖哈伊拉木在明朝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为金川寺演化禅师。 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儿吉细，在顺治七年(1650年)降附清朝。到了康熙年间，袭封为演化禅师的叫做嘉纳巴。嘉纳巴的嫡孙儿子、孙子、曾孙，一代一代，都作了演化禅师。曾孙的名字叫做泽旺。

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莎罗奔，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跟随岳钟琪打西藏，在羊峒立了功，被岳钟琪保了一本，由年羹尧奏告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封莎罗奔为安抚使．衙门设在大金川东岸的噶尔崖。

于是大、小金川分而为二，莎罗奔的辖地称为大金川土司，泽旺的辖地称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衙门设在美诺。

莎罗奔是一个颇有野心的人。

他先把一个女儿阿扣嫁泽旺；然后，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泽旺劫走，抢去泽旺的“演化禅师”之印，算是统一了两个金川。

莎罗奔兼并了小金川，心犹不足，又攻打两个别的土司革布什札、明正。他简直想在四川之西创建一个“独立王国”。这是乾隆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乾隆就调了征苗有功的张广泗作四川总督，来对付莎罗奔。

张广泗集合了三万兵，大张旗鼓一举占了小金川土司的所在地美诺，但奈何不了莎罗奔自己所守的勒乌围(在噶尔崖东北)，与莎罗奔的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

莎罗奔与郎卡筑了很多石头碉堡，张广泗采取“以碉逼碉”的战术，但徒然耗费时问，耗费粮饷，耗费兵士的生命。

张广泗的枪炮，只打得着石头，打不着敌兵。敌兵躲在碉堡前面的壕沟之中，“枪不虚发”。

张广泗而且误用“以番制番”的策略，把泽旺的弟弟良尔吉放在自己身边。这良尔吉事实上已经是莎罗奔的女婿，占了泽旺的妻阿扣。张广泗的一举一动，良尔吉都在暗中传消息给莎罗奔。

张广泗的左右．又有一个王秋。这王秋是汉人，但已被莎罗奔收买。

乾隆在乾隆十三年四月派额亦都的曾孙、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以经略大臣的名义，率领禁旅，到四川来督促张广泗进攻。讷亲来了以后，先杀掉间谍良尔吉与王秋，然后下令全军，限三日以内攻下噶尔崖。打了三天，最勇敢的总兵任举阵亡。噶尔崖屹立如故，清军全军气馁，讷亲本人也气馁了。

讷亲向乾隆报告，说莎罗奔不容易打，等到明年再说，请皇上在明年加派三万人来，才有办法。

不久，他又向乾隆建议，三万人不必加派，藉省军费，不妨等两三年，“有机可乘，亦未可定”。堂堂大学士兼经略大臣，说出如此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话来，惹得乾隆火起，立刻将他召回，发往西北军前效力。到十二月间，乾隆越想越气，派一位侍卫，带了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刀”，到讷亲那里，押他回京，在中途将他斩首。

张广泗是在讷亲被斩以前，就被乾隆抓去正法的。岳钟琪告了他一状，我在前文已经说过。

岳钟琪在乾隆二年从牢狱里被放出来，一直赋闲在家，到了乾隆十三年四月才忽然又蒙以“总兵”的名义起用，派往张广泗那里去效力，同受经略大臣讷亲节制。

岳钟琪一到任，乾隆便升他为“四川提督”。讷亲叫岳钟琪去打噶尔崖北边的党坝，岳钟琪一去便把党坝攻下，真不愧为老将。

岳钟琪当时共有汉兵与当地土兵七千人。他向张广泗请求增援三千人，张广泗不肯。

岳钟琪想由党坝先向北，攻康八达，由康八达打下莎罗奔所守的勒乌围，然后再回军攻莎罗奔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这一个计划，张厂泗也不接受。张广泗坚持：由他自己采取另一条路，从美诺出发，经过昔岭、卡撒、噶尔崖，打勒乌围。

在张广泗与讷亲二人先后被斩，傅恒被任为经略以后，岳钟琪于傅恒的支持之下，一举而攻下康八达，直逼勒乌围。

莎罗奔很害怕。他当过岳钟琪的部下，知道岳钟琪的厉害。他同时对岳也尚有旧恩未报：岳不但保举过他，而且在川陕总督任上把年羹尧所拿去送给“沃日土司”的美同寨等处，交还给他。 于是，在岳钟琪率兵逼近勒乌围之时，他就派人洽降。岳向傅恒请示，博恒认为可以准降。

岳钟琪就带了十二个随从，骑了十三匹马，大胆地走进勒乌围，在莎罗奔的寨子里解甲息马，畅叙了一阵，住了一宵。第二天，莎罗奔带了儿子郎吉，跟随岳钟琪出来，乘皮划子顺大金川而下，又溯小金川而上，到傅恒的军前投降，退还所占邻近土司的土地，宣誓不再侵犯，按时贡献，捉拿逃人，归还所掠民马，缴纳军械枪炮。傅恒也“承制”(根据皇上旨意)赦免莎罗奔的罪。这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间的事。

乾隆很高兴，下旨嘉奖岳钟琪，恢复他的公爵，免追当年征讨小噶尔丹之时七十几万两银子的亏空(包括被满人查廪丢掉的驼马)。同时，乾隆又加钟琪为太子少保，在公爵的“公”字加“威信”二字，称“威信公”，特准“紫禁城骑马”，还赏了一首御制的诗。

其后，往乾隆十七年(1752年)，邻近小金川的杂谷土司苍旺胡作非为，岳钟琪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动手便把苍旺捉住。 两年以后，岳钟琪死在四川提督任上。他一生立功不少，起伏也大，是清朝唯一以汉人身份当到“大将军”的人。

傅恒由于岳钟琪大金川之捷，也升了官。岳钟琪被封为三等公，他则被封为一等公。岳钟琪的赐号是“威信”，他的赐号是“忠勇”。

他姓富察氏，是米思翰的孙子、李荣保的儿子。他与乾隆的关系很不寻常，他的姐姐是乾隆的“孝贤皇后”，他的儿子福康安，传说为乾隆的私生子。

在傅恒与岳钟琪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投降以后，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不再受大金川的侵扰。大、小金川一带平安无事，从乾隆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共有九年之久。(其间仅有杂谷士司苍旺在乾隆十七年小丑跳梁，立即被岳钟琪捉住。)

莎罗奔年纪大了，把军政务交给侄子郎卡主持。郎卡在乾隆二十三年又对小金川打主意，逐走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与革布什札的土司色楞敦多布。

这时候，坐镇四川的是总督开泰。开泰调动其他几个土司的兵，把小金川与革布什札收复。

四年以后，郎卡又侵略当年岳钟琪曾经驻扎过的党坝(一称丹坝)。乾隆命令继任四川总督的阿尔泰大举进攻。阿尔泰调了九个土司的兵，对大金川包围；郎卡屈服，阿尔泰不为已甚，乾隆责备他姑息。

其后，郎卡病死，郎卡的儿子索诺木继任土司。这索诺本比父亲郎卡与叔祖莎罗奔均厉害得多。他决定不再与小金川为敌，而改取联络小金川的策略。

恰好小金川的土司僧格桑(泽旺的儿子)也颇有野心，便与索诺木约好，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同时发动。索诺木攻革布什札，他攻鄂克什与明正。

乾隆听到消息，下旨叫阿尔泰自尽，派一个叫做桂林的满人为四川总督。桂林率领绿营总兵宋元俊等人，取道打箭炉(康定)，出其不意，由南路进兵。果然在次年春天，收复了革布什札。

同时，乾隆派大学士温福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率领提督董天弼等人由汶川县出发．攻下资里与阿喀两个据点。

到了冬天．乾隆改派阿桂以参赞大臣的名义．代替桂林主持南路的军事，也升了温福为“定边将军”，叫阿桂与额亦都的玄孙丰伸额当“副将军”。阿桂一举而攻进小金川的土司所在地美诺，并且占领附近的底达木，把退休在那里的泽旺捉了．传话给大金川的索诺木，叫他捆送僧格桑，索诺木不理。

倘若这时候温福也像当年傅恒之信任岳钟琪，叫董天弼等人长驱直入，直捣大金川的噶尔崖与勒乌围，事情也就简单。然而温福的作风，却与张广泗如出一辙，叫部下以碉逼碉、以卡逼卡，打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董天弼在底达木被袭阵亡。他自己在木果木的大营也被攻陷，死在乱军之中。小金川的全部，得而复失。

乾隆升阿桂为定西将军。阿桂一军在十月间打了五天五夜，再度拿下小金川的美诺。次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阿桂分兵为几十路，同时并进，吓坏了索诺木。索诺木毒死僧格桑，缴出他的尸首。

阿桂不与索诺木讲和，继续打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年底，包围了噶尔崖。索诺木出来投降，阿桂把他押送京师。于是，前后闹了二十几年的大、小金川，才算平定，所花的军费在七千万两以上。

五六、消灭准噶尔

准噶尔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有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小噶尔丹三个领袖，给清朝政府生了不少麻烦。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年死后，新疆北部陷于混乱状态。小噶尔丹的嫡子那木札尔，被庶子达尔札杀了；达木札又被辉特部的部长阿睦尔撒纳所杀。

阿睦尔撒纳扶立一个叫做达瓦齐的，作准噶尔部的部长。不久，他与达瓦齐闹翻，率领眷属与若干部下窜入乾隆的领土以内，向乾隆投降，这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事。

乾隆很高兴，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要利用他直捣准噶尔的根据地伊犁，替雍正雪耻，同时根除康熙以来西北方的一大威胁。 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阿的一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发，归“定北将军”班第节制；萨的一路，由巴里坤出发，归“定西将军”永常节制。

两路人马在乾隆二十年二月开动，势如破竹，到处受降，如入无人之境，到了五月间便会师伊犁。达瓦齐逃到新疆南部的乌什，被当地的回王捉了，送给清军。连以前在青海造反的罗卜藏丹津，也被同时捆了送来。

乾隆为了表示宽大，故意宽宥罗卜藏丹津，免他一死。达瓦齐的下落如何，史无明文。

乾隆封阿睦尔撤纳为“双亲王”，不给他准噶尔的地盘，更不给他以统驭四部厄鲁特(卫拉持)的权力。

乾隆又封一个准噶尔的“台吉”伯什阿克什作“准噶尔亲王”，也不让这位伯什阿克什统驭四部。

乾隆的计划是叫四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一概直接效忠清朝。

阿睦尔撒纳在事实上却已占了伊犁，并且启用了小噶尔丹所留下的“准噶尔汗”的印章，自称起“准噶尔汗”来了。到了六月间，阿睦尔撒纳索性退还“定边左副将军”之印，不再为大清皇帝之臣。

乾隆也索性改称准噶尔为绰罗斯(“绰罗斯”是准噶尔统治者的姓)，封了一个噶勒臧多尔济作绰罗斯汗。

辉特，阿睦尔撒纳自己的一个卫拉特，乾隆另封一位巴雅尔作汗。

其余的两个卫拉特和硕特与杜尔伯特，也各设一个汗：沙克都尔曼济与车凌。

这时候，定西将军班第留驻伊犁对岸的尼楚衮(伊犁城在伊犁河南，尼楚衮在伊犁河北)，身边仅有察哈尔兵三百人、喀尔喀兵二百人。几万大军，他早已奏准乾隆，陆续予以撤退。乾隆却给了他一道密旨，叫他捕斩阿睦尔撒纳。

他捉不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早已去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塔尔巴哈台山脉以北杜尔伯特的领土。

他带了五百兵．对伊犁一带的阿睦尔撒纳的部下作战，被围，自杀。和他同时自杀的，有鄂尔泰的一个儿子，参赞大臣鄂容安。

在乾隆所派的两个将军之中，定西将车班第在伊犁附近被围，自杀；定北将军永常，这时驻扎在穆垒(新疆省木垒河县)，仓皇退军到巴里坤(镇西)，请参赞大臣策楞保护。

乾隆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把永常逮捕，押解回京。这永常走到陕西临潼，中途而死。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姓董鄂氏，侍卫出身，当过湖广总督。他为人并无他错，只是胆小，乾隆偏要叫他带兵打仗，可说死得冤枉。

捕了永常以后，乾降叫策楞署理定西将军。策楞的名字与噶尔丹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等人的“策零”，是一个名词。在蒙古王公之中，有不少的“车凌”，其实也是同一个名词。止如英、美人有成千成万是叫做“杰姆士”或“约翰”的。 这新任定西将军策楞，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洲人。他是讷亲的哥哥、尹德的儿子、遏必隆的孙子、额亦都的曾孙。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好朋友、知己、佐命元勋，所以子孙极受优待，虽有罪而“公爵”世袭罔替。乾隆斩了讷亲，不得不在额亦都的苗裔之中选出策楞来承袭。(策楞在乾隆十九年因为不赞成乾隆太重视阿睦尔撒纳，被夺去公爵，公爵改由一位达尔党阿承袭。) 乾隆无须叫策楞当过公爵以后，又作将军打仗。这是乾隆糊涂的地方。

所好，在策楞的麾下有很多的蒙古骑兵。这些蒙古骑兵，很迅速地推进到伊犁，捕了当地的一个“宰桑”克什木。克什木正是那围住班第、逼得班第自杀的人。

乾隆将策楞升为正式的定西将军，命令他活捉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这时已把他的汗幕，移设在伊犁东北，不久就逃去哈萨克(Kazakhstan)，策楞毫无办法。

乾隆等待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依然没有关于阿睦尔撒纳的消息，便又吩咐把策楞逮捕，锁在一个木头笼子里，押解回京，中途遇到准噶尔兵，可怜这策楞便死在准噶尔兵之手。

策楞的定西将军位置，乾降在五六月间已经叫达尔党阿接充。这达尔党阿也是额亦都的曾孙，与策楞同祖(遏必隆)，但父亲不是尹德，而是那皇八子胤禩的拥护者、被雍正谥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的阿灵阿。

达尔党阿在八月间把军队开到“遇和集”，与哈萨克所派来的迎护阿睦尔撒纳的五千多骑兵打了两仗，杀了哈萨克骑兵九百多，却让阿睦尔撒纳溜走。

乾隆更气，下旨收回达尔党阿的双眼花翎，召他回京，回京以后夺去他的公爵。公爵由额亦都的另一苗裔仁和承袭。达尔党阿总算是运气好．没有在回京的路上遭遇准噶尔兵，也没有在回京以后下狱论斩，只是发往热河“披甲”(当一个上等兵)，其后也居然积功升至二等侍卫。

与达尔党阿同时被发往热河披甲的，是“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哈达哈是另一开国元勋的苗商(费英东的玄孙博尔丹的儿子)。哈达哈其后因为在新疆南部“作战不力”，被乾隆赐令自尽，但乾隆的御旨尚未颁到之时，哈达哈已“力战”而死。

阿睦尔撒纳逃到哈萨克后，于乾隆二十二年偷了哈萨克的若干马匹，抢掠绰罗斯(准噶尔)一个台吉札纳噶尔布的牧地。 雍正的远房表侄、正黄旗乌雅氏的一位笔帖式出身、当过山东巡抚的兆惠，这时候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驻扎在济尔哈朗城。这济尔哈朗城，并非为了纪念郑亲王济尔哈朗而建筑的新城。它可能是本名济尔噶朗城，因附近有一条济尔噶朗河而得名。

兆惠听到阿睦尔撒纳入侵的消息，赶紧派参赞大臣富德带兵去追，自己在济尔哈朗城坐守，藉以防备新疆南部的回族首领大小和卓木。

乾隆在军机处看到报告，骂兆惠轻重倒置，兆惠接奉批示，只好自己也带兵北上，向塔尔巴哈台进发，与富德会师。

阿睦尔撒纳却早已又溜去哈萨克，富德仅仅捉住了乾隆所封的辉特汗巴雅尔。

巴雅尔是在达瓦齐被捕之时，与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车凌同时受封的“厄鲁特四汗”之一的。噶是绰罗斯汗(统辖原有的准噶尔部)，沙是和硕特汗，车是杜尔伯特汗。

乾隆本想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因为阿志在以“准噶尔汗”的名义“总统四部”．反对提升绰部、和部、杜部这三部的“台吉”为汗，所以乾隆就只封他为一个空头的“双亲王”(以亲王的地位，食亲王双俸)，把辉特汗的位置，封给辉特部的另一台吉巴雅尔。

巴雅尔却并不感激乾隆，而始终对阿睦尔撒纳忠心。在阿叛清之时，第一个响应的，便是这巴雅尔。

第二个响应阿的，是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噶在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把兆惠围困在乌鲁木齐附近的特讷格尔，几乎解决了兆惠，但在清军的援兵开到以后，也只得让兆惠突围而去。其后，噶被自己的一个侄儿札纳噶尔布杀了。

阿睦尔撒纳之所以从哈萨克撤回，抢掠札纳噶尔布的牧地，也许正是为了替噶勒藏多尔济报仇。仇不曾报到，却损折了辉特汗巴雅尔。

最冤枉的是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他始终效忠乾隆．反而被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派兵于深夜突袭，以致他本人、妻与四千多部下，完全死于非命。

这雅尔哈善是清朝的宗室，称为觉罗，是正黄旗的一个“緜【mian】译举人”，当过江苏巡抚。其后他在新疆南部库车地方，围攻小和卓，被小和卓突围逃走，乾隆抓他回京斩旨

在四个卫拉特的汗之中，幸运的仅有杜尔伯特部的车凌。乾隆始终相信他，准他率领所部，在阿尔泰山之东、科布多城之北、唐努帖斯山之南、乌布沙泊附近的乌兰固木(北纬五十度，东经九十二度)“定牧”下来，而免予遣还阿尔泰山之西、塔尔巴哈台山之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额尔齐斯河流域，由乾隆划给若干乌梁海人。乌梁海的“海”字，很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其实何尝是什么“海”。但是清朝的官方文件都是写作“海”字，改起来也颇不容易。其实乌梁海就是“兀良哈”，打猎为生的人。

在“唐努乌梁海”区域，有很多的乌梁海部落。被乾隆迁送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只是其中的几个部落而已。清朝政府在唐努乌粱海设有五个总管，归驻扎在乌里雅苏台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话归本题，阿睦尔撒纳再度逃入哈萨克境内，兆惠也追了去。哈萨范的汗阿布赉慌忙向乾隆上表称臣，而且请求入觐。 阿睦尔撒纳在哈萨克无法容身，就逃到当时属于“帝俄”的西伯利亚。乾隆向帝俄提出通谍，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引渡“逃人”，帝俄起先不理，乾隆准备打，帝俄着了慌，就把阿睦尔撒纳的尸首送来，说阿睦尔撒纳是出了痘症(天花)而死的。

同时，乾隆已经吩咐兆惠，在伊犁与塔城一带，包括城里城外、山陬水涯，展开规模巨大的屠杀。凡是绰罗斯(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不分是否忠于清朝，不分有未参加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一概屠杀。这一杀，真是杀得鸡犬不留、玉石俱焚。比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有过之而无不及。能逃去葱岭以西的乞儿吉思地方的(黠戛斯Kirgizia)不到一半， 跟着，乾隆也叫兆惠平定新疆南部(在当时称为“回疆”)，为了讨伐大小和卓两个反清的首领．也屠杀不少回人，丁是回人对汉人、满人，也记下深仇大恨。

五七、大、小和卓

“和卓”的意思，是“圣裔”，亦即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圣人(简称穆圣)的后代。

这一个名词来自阿拉伯；用英文字母来写，是Khuja。元、明两朝的史料上，常常有“火者”二字，也足这个名词的汉写。 清朝的官方文书，在“和卓”之下加了一个“木”字。这“木”字，原为称呼时的语尾。

穆罕默德不曾生下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法替玛。法替玛嫁给阿里。一切“圣裔”，实际上都是阿里的苗裔。

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在受封为葱岭东西无数的伊斯兰教人民的君主以后，并不曾立即信奉伊斯兰教。他的子孙，却信了伊斯兰教，并且不再用蒙古人固有的名字，而一律用了伊斯兰教人的名字。

察合台汗国于一度兴盛以后，衰微了下去，始则分裂为东、西，继则小国林立。西半部，于元、明之交，出了一位兼有蒙古与突厥血统的铁木兰，建立了一个大帝国，拥有西察合台、波斯的大部分与伊拉克的全部，而且打进了今日的土耳其，打进了印度。

准噶尔的汗是新疆南部各地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在阿睦尔撒纳被乾隆逐走以后，新疆南部便进人群龙无首的状态。大小和卓两人于是不自量力，想利用机会占有这一大块土地。

他们的父亲，是所谓“老和卓”。老和卓的名字，叫做阿哈玛特。这阿哈玛特，是白派在南疆的首领，死在伊犁。据说，他是被小噶尔丹抓到伊犁去的。

大小和卓兄弟二人，在达瓦齐被阿睦尔撒纳解决之时，获得自由，回去南疆。

大和卓的名字叫做布拉呢敦，小和卓的名字叫做霍集占

大小和卓回到南疆以后，不久便占有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这几个最重要的大城。他们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分别代替准噶尔的汗，作为南疆的霸主。他们而且委了亲信，作为各城的“伯克”(Beg，城长)。

乾隆既已不容许新疆北部为一个准噶尔的汗所统辖，当然也不肯坐视新疆南部为两个和卓所统辖。

这时候，库车以东的南疆另外三个大城哈密、吐鲁番、焉耆，业已“内属”。

乾隆在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对大小和卓采取军事行动。雅尔哈善在五月间到达库车。库车的“伯克”阿卜都.克勒术，是小和卓的属下，把库车守得很好。雅尔哈善攻了一个月，攻不下库车城。

小和卓亲自带了八千人用“最精”的“乌拉鸟枪”来增援，和雅尔哈善在城外打了一仗，负伤，却能够进城，与守城的兵会台一起，继续死守。

在雅尔哈善的麾下，有一个汉人提督马得胜，建议掘地道穿入城中。掘到相当程度，雅尔哈善自己进出察看，叫随从的人拿蜡烛陪着。守城的兵见到清军手拿蜡烛，猜出是在掘地道，便在城里也掘了横的地道，灌水。清军被淹死很多。

有过了若干天后，城内的粮食吃完，小和卓与伯克带兵在深夜出西门，渡过鄂根河逃走。雅尔哈善懒得在夜间打仗，到天明才派人去追，追不到一个。

事先，有人向雅尔哈善报告过，说：“城里的粮食快完了。小和卓与伯克可能由西门或北门逃走，不妨早日派兵在西、北两方埋伏，到时候截击。”雅尔哈善认为报告的人，是一个新近才来投降的回民，不值得相信，置之不理。

在小和卓与伯克逃走后，库车城的回民出城投降。雅尔哈善进城，把回民的几个首领无缘无故地杀掉。

乾隆听说雅尔哈善如此无能，吩咐兆惠进军库车，将雅尔哈善的一个助手顺德讷就地正法；把雅尔哈善与马得胜押解回京，斩首。

顺德讷是八旗之一的副都统。他被就地正法，可谓罪有应得。雅尔哈善在押到了京师以后被斩首，也不能算冤枉。马得胜却也继雅尔哈善之后受了极刑，只有用“圣天子不测之恩威”八个字来解释。

满洲八旗的官与兵，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时，的确勇悍善战。入关以后，虽则大部分的征讨由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这些人所带领的“降兵降将”担任，但旗兵、旗将与若干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一样地“身在行间”，“冲锋陷阵”。

到了康熙对吴三桂及尚之信、耿精忠作战之时，就只有绿营的汉兵、汉将在真正出力。满洲旗人之充任将军与大将军的，无非是坐享其成而已。

其后，康熙打败老噶尔丹，打走策妄阿拉布坦派驻拉萨的策零敦多布，打平罗卜藏丹津，每次用满洲八旗总是吃亏，用绿营就获得胜利。

雍正对小噶尔丹的战争，乾隆对大、小金川的战争，也是如此。

原因是满洲八旗的人在得了天下以后．上层习于富贵，下层习于“有保障的生活”，于是怕吃苦、怕死。

乾隆利用阿睦尔撒纳所领导的厄鲁特人，打走厄鲁特之中的准噶尔部达瓦齐汗，又驱策喀尔喀、科尔沁、察哈尔各旗的蒙古人，打走阿睦尔撒纳，消灭整个准噶尔部。

到了必须对付“回疆”的大小和卓之时，乾隆找不到多少“回人”可资利用。对清朝效顺的吐鲁番回王哈什木与“头目”莽苏尔、“伯克”莽阿里克，皆并无多少回兵可供乾隆调动。

因此，雅尔哈善与兆惠所先后率领的军队，仍以蒙古人与汉人为主。

在雅尔哈善以前，最先赴南疆的是蒙古人阿敏道。他奉了兆惠之命，到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等地去“慰抚”。兆惠拨给他三千名厄鲁特兵、一百名索伦兵。

索伦人也是女真，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两岸，被称为“新满洲”，而不属于满洲八旗。他们是所谓“野人”一类，朝气尚存。 阿敏道途经库车，那时候小和卓也在那里。小和卓骗他，说“我们与厄鲁特人有仇，清你遣走三千厄鲁特兵，我们欢迎你入城。”阿敏道依言照办，遣还厄鲁特兵，只带了一百名索伦兵进城。结果，他与这些索伦兵作了小和卓的俘虏。其后．统统被小和卓杀死。

他们之死，是回疆战争之导火线。我曾到过喀什噶尔香妃的故乡．与当地父老淡起这件事。据父老说：“清朝派来的人不会说‘维吾儿’话，当时库车又没有能够翻译的人，小和卓与他言语不通，因此就发生了误会。”

父老们又告诉我：“大和卓本是忠于清朝的。小和杀了清朝派来的人，知道事情闹大，才鼓动大和卓一齐反清。”

南疆九个大城(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均由察合台的苗裔充任统治者。叶尔羌的一个是九个之中的首领。其他八个听命于他，他听命于住在伊犁的察合台汗国的君主。

(其实，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二国，在伊犁的不过是东察合台汗国的汗而已。)

铁木耳土赫鲁克的儿子，叫做吉匝尔和卓。他分明不是“和卓”(圣裔)，他之所以被称为“和卓”，无非是因为“和卓”一词业已被用作一种“尊号”了。

吉匝尔和卓丢掉伊犁，迁居吐鲁番。

另一支和卓，比玛木特·额敏东来更早。这一支和卓，在1943年仍有后代住在库车。

这库车一支的和卓，比喀什噶尔的一支传代传得较慢．可能原是旁支。

喀什噶尔的和卓阿布都实墨特，被老噶尔丹捉去伊犁以后，在伊犁住了十九年。老噶尔丹战败自杀以后，阿布都实墨特带了儿子玛罕木特向康熙投效，康熙准他们回南疆，却不让他们在喀什噶尔住，叫他们到叶尔羌去住。这时候南疆在政治上真空。阿布都实墨特死后，他的儿子玛罕木特凭了在宗教上的地位．渐渐成为南疆各城所共戴的领袖。

然而，不久他也被继承噶尔丹而为准噶尔汗的策妄阿拉布坦所逮捕，关在伊犁，死在伊犁。他的两个儿子，大和卓布拉呢敦与小和卓霍集占，也囚居在伊犁，直到阿睦尔撒纳引来清军，打走达瓦齐之时(乾隆二十年)。

清军在伊犁释放了大小和卓，传说还交了一些兵给大和卓，叫他去南疆扫荡准噶尔的残余势力。小和卓被留在伊犁，度一种“人质”的生活。

大和卓到了南疆，便纠合白派的教徒，在乌什与黑派的教徒大战一场，获胜，一跃而成为全南疆的军事、政治领袖，

小和卓在次年(乾隆二十一年)逃出伊犁，到了乌什，劝哥哥帮助阿睦尔撒纳反清，把南疆独立起来，作为一个新的伊斯兰教王国。

小和卓杀了阿敏道。其后，库车被雅尔哈善围攻．小和卓来援救，入城助守，城内粮尽，他在深使之中带兵出西门逃往阿克苏，阿克苏的伯克关了城门，不欢迎。再逃到乌仆，乌仆的伯克也是如此。

小和卓逃到喀什噶尔，找大和卓，大和卓决定自守喀什噶尔，叫小和卓去守叶尔羌。

兆惠带领了若干满洲军官、厄鲁特兵士，以及陕甘的绿营，到了库车，又到了阿克苏、乌什。乾隆派了一个叫做舒赫德的，以头等侍卫的官衔，坐镇阿克苏。这舒赫德是满洲正白旗人，当过汉军镶黄旗都统，因事革职，“为兵赎罪”，任奉命毕镇阿克苏、以后，乾隆不久便逐渐升他为参赞大臣、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满洲镶红旗都统。

兆惠从乌什转军西南，溯叶尔羌河而上，奔驰了一千五百里，直攻小和卓于叶尔羌城。

他攻不下这叶尔羌城，却为了诱敌出城，故意到城南喀喇区苏(黑水)地方去抢掠敌人的牧马场，被敌人包围，困守了十几天。

舒赫德派了一个叫做富德的带兵来救，解了兆惠的围，两人会面以后，不再攻叶尔羌，也不去喀什噶尔打大和卓，却撤军回阿克苏。这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间的事。当时，清军的一个支队，由瑚尔起率领，已在和阗被围，兆惠与富德二人就好像不知道一样．

乾隆接到报告，大为震怒，下旨申斥他们：“你们说人马疲乏，但是阿克苏远、和阗近，为什么不击和阗．要回阿克苏？”

富德只好再从阿克苏去叶尔羌，准备由叶尔羌去和阗，解瑚尔起之尉 他尚未到达和阗，瑚尔起已“突围”出来。于是，富德专心对付在叶尔羌的小和卓。

兆惠也只好进军喀什噶尔，对付大和卓。

两位和卓分别抵抗兆惠与富德，支持到同年闰六月，决计逃走，逃到葱岭西边的“巴达克山王国”。

兆惠叫富德越过葱岭去追。富德追他们追到巴勒楚尔，胜了一仗；又追到热海(伊西克库尔，清朝官方文书写作“伊西洱库淖尔”)．又胜了一仗。

巴达克山王国的汗素勒坦沙着了慌，把小和卓霍集占捉住杀了，将首级送清军。大和卓布拉呢敦可能已因作战负伤，不治而死。

传说，香妃被捆了送来，作为清军的战利品。

五八、香妃

香妃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称为“容妃”。这容妃两字，是乾隆封给她的。她初进宫时，地位是贵人，其后升为嫔，最后升为妃，称为“香妃”。意思是，她的容貌出众。

香妃原来的丈夫，不是小和卓霍集占，而是霍集占的一个堂兄弟布鲁汗和卓。她的娘家，在葱岭以西的塔什干。《清史稿》说她的父亲是和札麦台占，“和札麦”三字是“和卓木”的别写。 她的婆家在喀什噶尔，亦即大、小和卓与布鲁汗和卓聚居之处。她的丈夫是一个圣裔．具有阿拉伯的血统。她自己却是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与维吾尔同种而不同族。

传说，兆惠于打平大、小和卓以后，把她带了回去，献给乾隆。乾隆为她造了一座具有回族民族特色的楼房，其中有浴室，墙壁上嵌有小花砖，并且在一个房间挂有戎装美女的画像。这楼房，在今天的“新华门”所占之地，称为“宝月楼”。

传说，在宝月楼的对面，乾降也建了回教堂；而且，远在皇城城墙以外，乾隆又筑了一条街，调来许多伊斯兰教徒在街上开清真店、住家。

传说，香妃在进宫以后．誓死不从乾隆。无论乾降怎样讨她喜欢，她始终郁郁不乐，而且身藏利刃，叫乾隆不敢亲近。终于，在某一年的夏至节，乾隆去天坛拜天之时，“孝圣宪皇后”(乾隆的母亲)把她绞死。

传说，她死后被埋在北京南下洼的陶然亭之旁。坟前立了块碑，碑面仅有两个字：“香冢”。碑后却有一首词：“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在喀什噶尔城外，有一处叫做“阿巴克·和卓”的地方．当地汉人也称她为“香妃墓”。我去了，看到这墓，颇与印度阿格喇地方的“榻机·马哈尔”，规模相似。墓旁的房子里，摆了一座中国式的绿呢大轿。守墓的人说：“这便是香妃乘坐回来的轿子”。 我问这守墓人，“香妃死在哪里？”他说“死在喀什噶尔。”我问：“香妃葬在哪里?”他说：“就葬在这里”。我问“‘阿巴克·和卓’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历代和卓及其眷属的公墓’”。

据孟森考证，香妃所住的宝月楼，是在乾隆二十三年春天建筑的，而大、小和卓之战败而死，是在次年的秋天。那末，香妃可能并非兆惠所俘，而是大、小和卓于叛清以前自动送给乾隆的。她逝世的一天，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比孝圣宪皇后迟十一个年头。

五九、控制西藏

西藏自从岳钟琪在康熙五十九年打到拉萨，逐走准噶尔的将领策零敦多布以后，康熙把青海出生的达赖六世噶尔桑送到拉萨，于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寺“坐床”(即位)，又留了四千名蒙古、四川、云南的兵在西藏驻防，派一个名叫策旺诺尔布的公爵作为驻防军的“总统”。

康熙把前藏与后藏的行政大权，分别交付了本地人隆布奈与颇罗鼐。后藏之西、阿里地区的行政权，则交付另一位本地人康济鼐。

雍正召回坐镇青海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又撤出驻防拉萨的军队，移屯喀木的察本多。这是雍正的一大失着， 于是前藏的隆布奈在雍正五年捣乱，杀死阿里的康济鼐，企图与准噶尔勾结。雍正派吏部尚书查朗阿率领一万五千名陕两、四川、云南三省的绿营兵入藏戡乱，在西康与隆布奈的军队打了一仗，获胜。

查朗阿到达拉萨之时，后藏的颇罗鼐已经袭取了该城，迎接清军。隆布奈及其若干羽党被捕，正法。

雍正叫留下二千兵，分驻前藏、后藏。设两个“驻藏办事大臣”，三年一代。前、后藏的行政，由颇罗鼐一人兼理，把颇罗鼐的爵位由贝子升为贝勒，其后再升为郡王。阿里的行政，由颇罗鼐的长子策布登主持。

颇罗鼐在乾降十二年暴毕．次子那木札勒便继承了颇罗鼐的爵位与政权，

这那木札勒不是一个好人。他请乾隆撤去两藏的兵，乾隆答应。他跟着就在乾隆十五年对哥哥策布登打仗，杀了策布登，吞并策布登所管辖的阿里。

乾隆于是不得不下旨驻青海的办事大臣班第、四川、总督策楞、四川提督岳钟琪，叫他们带兵入藏，恢复对西藏的控制。 在班第、策楞、岳钟琪三人的兵未曾到达拉萨以前，那木札勒却已死于两位驻藏办事大臣之手。

这两位驻藏办事人臣是傅清与拉布敦。傅清是博恒的弟弟(乾降的舅子)，拉布敦是满洲镶红旗人，参加过对准噶尔的战事．积功至定边左副将军、左都御史。

傅清与拉布敦二人于乾隆既已撤去驻防西藏军队以后，本难对那木札勒有何办法，但是他们深恐那木札勒脚跟站稳，清廷即使派兵来讨伐，也难以进人藏境，于是两人计议了一下，决定先发制人．把那木札勒骗到他们所住的楼上，出其不意地将那木札勒杀了。

那木札勒的部下在楼下知道消息，将傅清与拉布敦二人包围。傅清中枪后自杀。拉布敦下楼战死。乾隆为他们建立一个“双忠祠”，追封他们为“一等伯”，特许他们的子孙“以一等子爵世袭”。

当时后藏有一个噶布伦(官名)，名字叫班第达(比班第多一个字)，于兵荒马乱之中，颇能效忠清朝，沉着应变。他集合一些兵，保护住在布达拉寺的达赖六世。

清军在班第的率领之下(策楞与岳钟琪均留在打箭炉)，安全到达拉萨，恢复了秩序。其后，班第会同班第达，与策楞、岳钟

琪商拟了“西藏善后章崔”，奏报乾隆，经乾隆核准。

这“章程”二字，意义与令天的章程不同，相当于“条例”或“办法”。做照这西藏善后章程，西藏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不再设郡王，而只设四个噶布伦，作为达赖的辅佐。达赖从此不仅是宗教上的领袖．又是政治上的封君。(班禅这时候只是达赖的老师，没有与达赖分治西藏之权。)

四个噶布伦在名义上是达赖的辅佐，在事实上由驻藏办事大臣统辖。噶布伦之下，另设五个戴琫、三个第巴、三个堪布，也都归驻藏办事大臣统辖。

驻藏办事大臣除了有统辖这些藏官的权力之外，又有一块小小的直接治理的地盘：达木番。达木番的行政制度，与内地州县一样，而且也设置八旗式的佐领等职。

留守西藏的驻防军，也“增加”了一千五百人。所有西藏与新疆之间的关隘，均设了“卡伦”与“汛地”，经常戒备，以防备准噶尔的侵入。

其后准噶尔被消灭，清朝驻西藏的大臣也不再有北顾之忧。

达赖六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圆寂。第七世(官方称为第七辈)达赖名字叫罗卜藏降白，于次年出生在后藏的拖结热那冈。

乾隆二十七年，这达赖七世被迎到拉萨的布达拉寺坐床。乾隆三十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小戒。乾隆四十二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大戒。乾隆四十八年，他被大皇帝颁给玉册玉印。 大皇帝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战事以后，对西藏更进一步创立了“金奔巴瓶”的制度。这制度是：在拉萨的大昭(大寺，不是布达拉寺)放一个金瓶，供在佛前，遇有达赖或班禅圆寂。由四个“吹忠”，将每人所认出的“转世者”(呼毕勒罕)的姓名写在签条之上放在金瓶以内，召集喇嘛诵经七天，七天以后由驻藏大臣当众抽签。倘若四个“吹忠”的意见原已一致，仍须抽签，除了四个写营同样姓名的签条以外，加进一个无姓名的签条，如果所抽出的正是这空白签条，则“吹忠”们必须另行物色“真正的”转世者。

达赖七世在嘉庆九年(1804年)圆寂。转世者叫做阿旺隆安，出生在四康的垫曲科地方。他获得“吹忠”们一致承认，嘉庆说：“免掉抽签手续!”

这达赖八世活到十一岁(嘉庆二十年)，就圆寂了。第九世达赖罗卜藏降白丹增楚，倒是经过了抽签手续，才获得坐床资格的。

其后，达赖九世在道光十七年圆寂，达赖十世(阿旺改桑丹·贝卓密凯珠)也是经过抽签于续才在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坐床的。

六○、补记朱一贵

在与廓尔喀的战争中立过功的索伦猛将海兰察，曾经在台湾也立功。

他在台湾的对手，是天地会首领林爽文。林爽文起义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在林爽文以前，另一位天地会的首领朱一贵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起义，占领了全部台湾三个月，不幸被奸人出卖牺牲。

朱一贵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上，被描写成一个可笑的丑角，说他是一个贩鸭子的粗人，忽然造反．穿了戏子衣服称孤道寡。

其实，他是大明的孤臣孽子，在郑成功的麾下出过力，随着郑成功来台湾，于郑克塽降清以后，隐居在罗汉门，借养鸭为名，掩护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活动。

连雅堂(横)说，朱一贵“性任侠，所往来多故国遗民，草泽壮士，以至奇僧剑客，留宿其家，宰鸭煮酒，痛谭亡国事，每至悲歔不已”。

在朱一贵的朋友之中，有一位“万和尚’。这万和尚是否就是洪门(天地会)的大哥万云龙，尚有待于考证。

天地会的历史，到今天还未见有完善的本子，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据连雅堂说，刨立此会的是郑成功。洪门自己的‘海底”(秘密文件)说：创建天地会的是福建少林年的五个和尚，少林寺共有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与水军都督郑君达为友，帮康熙皇帝打四鲁国白天王的木杨城立了功，反被屠杀，只剩下五个未死。这五人是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五人遇到军师陈近南，与五个马贩子(吴天成、洪太岁、李识弟、姚必达、林永昭)便结了盟，奉崇祯的孙儿朱洪竹起义，以法满和尚(万云龙)为元帅，后战败，万云龙阵亡。陈近南把大家组成天地会．分散各地，待机而动。

所谓木杨城，实际上是木洋城，也就是雅克萨。西鲁国，是俄罗斯；白天王，是察竿汗(察罕是“白”，汗是“王”)，而察罕两个字本为俄文tsar的译音，却由于恰与满蒙语的“白”字字音相同，被再译为“白”。

姑无论天地会的起源如何，它的光荣历史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它的反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武昌起义之时。天地会的会友不仅拥护朱一贵与林爽文两位在台湾起义的民族英雄，也在太平天国初起之时支持过洪秀全，最后在广东、在两湖，又前仆后继地参加了创立中华民国的伟举。

在朱一贵起义以前，台湾已经在康熙三十五年与康熙四十年先后有过吴球与刘却事件。吴球是诸罗(嘉义)人，结党招兵，准备奉明裔朱佑龙为帝，于发动以前被捕。刘却也是诸罗人，攻下了茄冬营与茅港尾，其后战败入山，于两年以后被捕。

朱一贵起义的一天，屉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地点是罗汉门。结盟发动的人有五十二位，当天就聚集了一千几百个壮士，树起了“大元帅朱”的旗帜，剪辫留发，传檄各方反清复明。就在当天夜里，他们攻下清军的冈山营垒。

清朝在台湾的总兵欧阳凯，派了一个游击周应龙来打他们。周应龙进军两天，只走了二十里路，不仅不敢与他们交锋，而且

坐视隔溪相望的“把总”张文学被他们击蚊，而不渡溪相救。 清朝在台湾的武官，除了在淡水的一个守备陈策总算守住了防地以外，其余自总兵欧阳凯以下，竟没有一个是朱一贵的对手。欧阳凯在春牛埔被自己的一个“把总”剌死，割了头送给朱一贵。清军前后阵亡的有副将许云、参将苗景龙、游击游崇功、守备胡忠义，四个千总，若干把总。

清朝在台湾的文官：台湾道、台湾府知府、同知，与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县丞、典史等，几乎全数逃到了澎湖。

响应朱一贵的义民，据清方估计有三十万人之多。

朱一贵统一了大部分的台湾以后，于五月初在台湾府(台南)受拥戴为“大明中兴王”，建元“水和”，发表了一篇长檄．号召中外。

檄文写得很好，可见朱一贵的左右颇有能文之士。檄文说：当年胡元猾夏，太祖高皇帝提剑而起，群士景从，日月重光，不幸崇祯帝后殉国，“建虏乘隙而入，藉言仗义，肆其穷凶，窃据我都邑，奴僇我人民，颠覆我邦家，殄灭我制度，长蛇封豕，搏噬无遗。遂使神明胄子，降为舆台，锦绣江山，沦于左衽，呜乎痛哉!延平郡王精忠大义，应运而生......使被建虏，疲于奔命......南京之役，大勋未集，移师东下，用启台湾......嗣王冲幼，辅政非人......叛将称戈，甘为罪首，沧海横流，载胥及溺，茫茫神州，无复我子孙托足之所矣，哀哉!不佞世受国恩，痛心异族，窜逃荒谷，奠敢自遑，伫苦停辛，垂四十载......爰举义旗，为天下倡夫台湾虽小......犹方千里......博我皇道，宏我汉京，此其时矣。引企英豪，同襄治理，然后奖帅三军，横渡大海，会师北伐......捣彼虏廷，歼其丑类，使胡元之辙，复见于今，斯为快耳。所望江东耆艾，河朔健儿，岭表孤忠．中原旧曲，各整义师，以匡诸夏，则齐桓攘夷之业，晋文勤王之劳，赫赫宗盟，于今为烈。其或甘心事敌，以抗颜行，斧钺之诛，在所不赦。夫非常之事，黎民所惧，救国之志，人有同心，敢布区区，咸知大义。”

可叹的是朱一贵在大陆上并无布置，甚至连福建一省也不曾于事前联络好。天地会在福建以及两广、两湖未尝没有分部，也绝不致与台湾的会友不相闻问，何以在朱一贵起事之时视若无睹？这时候，岳钟琪在四川充任提督，也没有人前往游说。(曾静事件，发生在雍正即位以后。)

更可叹的是，朱一贵与他的得力助手杜君英发生冲突。这本是杜君英不好，他抢了七个民间女子，朱一贵派人劝他放，他不听，而且扣留了来劝的人；朱一贵讨伐他，将他击败．他带了几万人离开台湾南部，走去虎尾、猫儿干。从此，起义阵营分裂成两个壁垒．互不相救。

朱一贵原籍福建漳州府长春县，杜君英原籍广东，是客家人。杜君英的部下，也都是广东客家人。闽、粤两省的人不能合作，是朱一贵失败的一大原因。

倘若朱一贵能顾到杜君英的实力，对杜君英暂时容忍，而不把军律国法看得太认真，像刘邦之容忍韩信那样，也许朱、杜之间不至于兵戎相见。

朱一贵的麾下勇士很多，将领甚少；文士也有．政治家绝无。古今中外，何尝有过仅凭血气之勇或文字之美，而能成大功、立大业的呢？

然而，朱一贵毕竟不失为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清朝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派了提督施世骠与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带一万几千名正规军来打，进了鹿耳门，夺去安平堡．占领台湾府。朱一贵指挥苏飞虎、王玉全等军奋勇血战．战败以后向北移动，一退大穆降，再退湾里溪，三退下茄冬；不幸于闰五月初六日，在眉潭庄被杨旭出卖，捆送给清军。

蓝延珍骂他：“你为什么造反”’朱一贵说：“我是大明臣子，起兵光复，怎么可以说是造反？你也是堂堂汉人，却甘心侍候胡虏。才真正是造反的贼!”

蓝延珍恼羞成怒，叫人打断朱一贵的腿。其后。朱一贵被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这蓝廷珍，原籍福建漳浦，足一个只知道作官、升官的行尸走肉。和蓝廷珍在一起的施世骠，是施琅的儿子，更不足责。(施琅原为郑成功的大将．因小忿而翻脸成仇，投降了清朝．在康熙二十年替清朝攻占澎湖，吞噬台湾。)

朱一贵被捕以后，陈福寿、刘育等志士继续对清军作战，最后于六月十九日在“下淡水”战败，刘育阵亡，陈福寿自刎末死，逃去山区，其后受清军的骗，出来投降，又替清军说服杜君英。结果，他与杜君英均被清军押解北京斩首。

和朱一贵同时在北京就义的，有志士苏飞虎、王玉全、陈印、张阿山及其亲属。至于在台湾先后被捕挺杀戮的，那就难以数计了。

六一、林爽文起义始末

在朱一贵就义以后、林爽文起义以前，台湾另有两位英雄先后发难于雍正十年及乾隆三十五年。在雍正十年(1732年)发难的，姓吴名福生，凤山人；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发难的，姓黄名教，台湾县(台南)人。两人均打下冈山；吴福生事败被杀；黄教据守台南东边的“大穆降”，其后退入山中，清军始终捉他不到。

林爽文是彰化人，原籍漳州府平和县。林家在彰化是大族。林爽文本人很富有，轻财好义，是地方上公认的领袖。他住在离城二十多里的大里杙[yi]，结寨自保。

传说在乾隆四十八年左右，从漳州平和来了一位姓严名烟的天地会会友，受林爽文的招待，一时加人天地会的颇多。林爽文之成为全台湾的天地会首领，严烟之来不无关系。

在凤山、淡水、诸岁，也都有天地会的人。他们之间的小领袖常常到彰化来造访林爽文，密商大计。

在诸罗的小领袖，姓杨名光勋。杨光勋与弟弟杨妈世不睦，妈世另外组织了一个雷光会，与杨光勋的天地会对抗、械斗。当时的台湾道满人永福与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就把杨光勋与妈世的父亲杨文麟抓了，叫他供出儿子的躲藏地方，其后又说他犯了纵容儿子之罪，要把他处死．井且要杀他全家。

“台湾镇”的总兵柴大纪，而且派了兵来诸罗，捉了几十个老百姓。这分明是小题大作。但柴大纪与永福却又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向上峰报告，故意将“天地会”三个字改写“添弟会”，以免上峰责备他们平时对朱一贵所遗留下来的团体疏于防范。

驻在福州的福建按察使李永祺渡海来台查勘这件事，也就糊里糊涂地根据柴大纪与水福的意见，给乾隆一个奏章，只等乾隆的批示一到，便杀掉杨文麟一家与几十个老百姓。

诸罗与各地的天地会会友人人白危，纷纷聚集到林爽文的大里杙准备动手。

这一年(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彰化知县俞峻、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带领了三百名清兵，开到离开大里杙七里路的大墩，算是来镇压民变。但他们不知道谁是天地会会友，谁不是天地会会友．却乱抓乱杀，而目烧了不少附近的村庄，弄得很多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蹲在路旁号哭。

林爽文忍无可忍，便在二十匕日夜进攻大墩，结束了这三个“狗官”俞峻、赫生额、耿世文，与全部三百名清兵。

到了二十九日，彰化县的县城也入于林爽文之手。台湾府知府孙景燧这时恰好在彰化县．便与该县的摄理知县刘亨基一齐送了命。

十二月初一日，淡水厅也被林爽文占领。大家公推林爽文为盟主，在彰化就职，剪辫留发，恢复大明衣冠，建元“顺天”，以这一年为顺天元年，传檄四方。

五天以后，他收复诸罗。

他的好友、凤山的天地会小领袖庄大田，聚集若干人响应，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凤山县(高雄县)县城。

于是，林爽文率兵南下，与庄大田两人合军，进攻台南府的府城(台南市)，守城的是“海防同知”兼知府杨廷理、林庄二人，

攻它不下。

清方的署理闽浙总督、满洲正蓝旗人常青，调了四千兵渡海增援．一度夺去凤山；但到了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十日，这凤山又入于林爽文军之手。

常青自己带了一万兵左右渡过海来，冲进台湾府，守城；同时参劾这一次失去凤山的“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乾隆下旨杀郝壮猷，降常青为将军，改任李侍尧为闽浙总督。

二月二十四日，庄大田猛攻台湾府，战败，退驻中洲。这时候，林爽文因为诸罗城已于正月二十三日被台湾镇总兵、浙江江山人柴大纪夺去，不得不回师北上，派弟弟林永带一千精兵援助庄大田。庄大田纠集庄锡台、谢桧、许尚几支义兵，会同林水的一千人，总数号称十万，分兵五路，于三月二十七日重行猛攻台湾府城。

庄大田本人在城郊的桶盘栈，与清军的绿营猛将蔡攀龙对敌，先败后胜。谢桧而且在小东门占了上风，烧毁府城的城楼。

可惜，庄大田功败垂成，他没想到庄锡舍会突然变心，只身溜进府城，向清方投降。

庄锡舍可能也是天地会的会友，与庄大田虽非兄弟，却同是凤山县的居民。庄大田住在竹仔港，庄锡舍住在碑头庄。庄大田原藉漳州府平和县(与林爽文同乡)，庄锡台原籍泉州府晋江县。毛病就出在这原籍不同的一点上。

清方的官吏懂得利用泉、漳之间的矛盾，暗中派人去诱惑庄锡舍，被庄大田知道。庄大田向庄锡舍建议互换部队，由他庄大田自己统率庄锡舍的原藉泉州的义兵，把原籍漳州的义兵交给庄锡舍去统率。

原来，庄大田的直属部队都是所谓漳州人(其实是凤山人，不过原籍漳州而已)。庄锡舍的部队都是所谓泉州人(其实也是凤山人，不过原籍泉州而已)。

庄锡舍心中有鬼，不仅不接受庄大田的建议，而且不久便离开了起义阵营．投入敌人的怀抱．

持志不坚的庄锡舍，在溜进台湾府城后，向清方自告奋勇，要到竹沪镇去募兵，扰乱庄大田的后方，清方准了他。

他出城后，走到半路，被庄大田的义兵捉住，解到庄大田的军部。庄大田为人太宽厚，不但不杀他，而且对他再度推心置腹，放到自己左右，“出入必偕”。

其后，庄大田在这一年(乾隆五十二年)五月间奉林爽文之命，引军北上，合攻柴大纪于诸罗，留庄锡舍驻扎南潭。庄锡舍却又向清方投降，并且捆了林爽文麾下的一位山胞女领袖金娘与她的丈夫林红，作为再度卖身投靠的见面礼。

过了几天，庄锡舍担任清军的向导，跟随常青向北开拔．去诸罗，试解诸罗之围。常青带了大小军官四百三十七名，满、汉兵士五千五百名，沿途打了五个败仗，总算钻进了诸罗城。他不像是来解围的，却很像是来逃难的。

又过了三个月，乾隆增派一万二千人左右渡海增援。这一万二千人的将领福州将军恒瑞与总兵普吉保，胆小如鼠，不敢与林爽文、庄大田交锋。常青与柴大纪躲在诸罗城内，也不敢出城来决一死战。

乾隆生气，革掉常青与恒瑞的官，派福康安为“将军，督办军务”，海兰察为参赞大臣。

这两人又带了满、汉兵九千人来。由于海兰察的勇猛，林爽文在十月初四日战败于八卦山，失掉彰化城；两天以后，撤了诸罗的围。这时候，诸罗已经被乾隆改名为嘉义。柴大纪升“福建陆路提督”，仍兼台湾镇总兵，赐号“壮健巴图鲁”，封一等义勇伯。初九日，林军与清军决战，林军大败，退守斗六。从此，林军入于颓势

几天以后，林爽文失掉斗六，退守大里杙。再过七天，大里杙也失守，林爽文撤到集集(令天南投县的东南)；他在集集支持到十二月初，逃到埔裹(埔里)山区。清军搜山，林爽文走到一个好朋友高振家里，把自己的生命送给高振说“我给你一个富贵的机会。”高振果然捆了他，押解给清军。

庄大田在南路继续撑持到二月初五日，战败于柴城，被俘。

林爽文与严烟及其他几人被送到北京，凌迟处死。庄大田生了病，被就近处死于台湾府城(也是凌迟)。

高振得的赏赐大概至多也不过是若干两银子、一个候补同知(副知府)之类的虚衔而已。

柴大纪，就清朝的立场说，功劳最大，却由于得罪福康安(不曾于诸罗解围之时，给福康安当奴仆，行采鞬之礼)，被福康安参了一本，说他“诡诈，深染绿营习气，小可倚任”，又指使侍郎满人成德与某几位军机大臣告他的状，说他“纵兵激民为变”，说他贪污。结果，柴大纪丢了官，丢了爵，也丢了脑袋。

六二、总论十全武功

乾隆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在嘉庆四年正月去世)，打了不少次仗，并未次次打胜，而性好虚荣，自夸“十全武功”。其实，打缅甸、打越南，均吃了败仗。乾隆的军队与廓尔喀(尼泊尔)作战两次，第一次全败，第二次虽则长躯直入，近迫对方的国都，据野史说，也未尝不是败得很惨，败了以后才接受对方请和。所谓十全武功，倘若扣除了这征缅、征越，与两次征廓的失利，只剩下“六全武功”了。

这“六全”，是两次讨准噶尔(第一次讨达瓦齐，第二次讨阿睦尔撒纳)。一次讨和卓，两次讨金川(第一次讨大金川，第二次讨大、小金川)，一次讨台湾(林爽文)。

前后所花的钱，很难估计。有人说，共花去一万万二千万两左右，相当于三四年的中央岁入。但是，这个估汁不确，因为仅仅第一次金川之役，已经花了七千万两以上。

乾隆为了保存清朝的统治，对于林爽文不能不用兵。在十次战争之中，只有这一次可说是必要的。其余的九次，完全是浪费。我们放宽一点尺度来批评，打阿睦尔撒纳与第一次抵抗廓尔喀入侵，多少还有一点理由，毛病在于把事情闹得太大。至于打缅甸、打越南、打回疆、打大小金川，都是穷兵黩武。乾隆耗尽了康、雍两朝所储积的国力，所获得的是清运盛极而哀。

除了海兰察等寥寥可数的索伦猛将而外，在每一次战争中，满洲官兵的表现均不够水准，开国时期的朝气，有如明日黄花，当官的要钱，当兵的怕死。出死力的，差不多只有绿营的汉官、汉兵，与少数蒙古官、蒙古兵。

早在康熙对吴三桂作战之时，清朝的支柱已经不是满洲八旗．而是绿营部队了(其后，绿营在嘉庆、道光年间也腐化下去，曾国藩等人于是就转而倚靠“乡勇”)。

满洲八旗的最初编制，是每旗七千五百兵。其后不断扩充，又加上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总数号称有二十五万之多。

雍正看出这二十五万“八旌”兵能作战的很少，又见到这些兵的子弟繁衍太快(户口膨胀)，生计日艰(原有的圈地不够赡养，而且不少已被典押与出租给汉人)，就创设了“教养兵”的制度，满洲每旗四百六十名，蒙古每旗六十名，汉军每旗八十名，共为四千八百名，每名每月赏给二两银子。

乾隆把“教养兵”改为“养育兵”，专注重“养”，而不再谈“教”。于是“养育兵”成为“吃白饭”的闲人。额数也扩充到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名。

绿营的兵额有六十四万，经常有六七万名空额。乾隆在乾隆四十六年将他们补足。乾隆知道，他的天下全靠这绿营兵来维持。

六三、巨蠹和珅

过去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个贪官，是汉朝的粱冀与清朝的和珅。

粱冀的财产，在抄家的时候，据说是三十万万文左右。当时的物价今已难考，这三十万万文等于多少，因此也无法估计。我们仅仅晓得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的岁收才有粱冀财产的一倍而已。

和珅的财产，在嘉庆四年查抄之时，分为一百零九号。在这一百零九号之中，有八十三号未曾估价。单就估了价的二十六号来说，在当时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以上。一兆，是一百万。二百二十三兆，是二万万二千三百万两。米价在雍正年间的山东省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假定在乾隆年间，银价虽略涨，而米价未大跌，仍在每石一两左右，和珅的小部分财产(一百零九号之中的二十六号)已经相当于二万万二千三百万石米了。

他的财产清单，不是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只有另写《细说和坤财产》一本专书，才有办法详细列举。我们姑且提一提几个重要的项目：房屋五所，共二千七百九十间。花园两所，甲所有亭台三十六座，乙所有亭台六十四座。银号十处，当铺十处。屋中黄金五万八千两。又夹墙内黄金二万六千两。屋中白银计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每个五十两)，京课五百八十三万个，苏课三百一十五万个(每个若干两，不详)，外国银元五万八千枚。地窖内的白银一百万两。此外，又有每个一千两重的银子大元宝五百个，金子大元宝一百个。至于黄金制的漱口盂四十个，白银制的漱口盂八十个，金茶匙，银茶匙，金筷子，银筷子，银碗，以及二十六斤重的金宝塔一座，都只能算是小玩意。

他的玉器也多得吓人。一匹玉马，高二尺八寸，长四尺三寸(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十三座玉鼎，各高一尺五寸。玉磬有二十块，玉如意有一百三十柄，镶玉的如意有一千一百零六柄，玉屏有二十四扇，玉瓶有三十个，玉脸盆有十三面。一尊玉佛，高三尺六寸，一尊玉观音，高三尺八寸。零星的小玉器，有九十三架。

珍珠、珊瑚之多，也正如玉器一样，多过了皇帝的内府。桂圆般大小的“大东珠”，有十颗；上等的珍珠手串，自二百三十串。珊瑚的帽顶共八十颗，珊瑚树有七枝各高三尺六寸，四枝各高三尺四寸。

大小瓷器，有九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件。铜器、锡器，是三十六万零九百三十五件。

绸缎纱罗，有一万四千三百匹；紫貂皮，有八百张；白貂皮，有五十张；白狐皮．有五十二张；黑狐皮，五百张。加上其他的粗细皮料，一共是五万六千张。

和珅对于钟表一类的“西洋贡品”，搜集得也下少，计有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棹钟三百座，挂表八十枚。他其实早该退休，当一个钟表店的老板，又何至于在乾隆死后被嘉庆清算呢？

和珅的如许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在少年的时候很穷，不曾继承到、或保有先人的遗产。

他的出身是文秀才，略通文墨，在乾隆三十四年当了三等侍卫，到乾隆四十年时来运转，升为御前侍卫，兼某旗的副都统。

不到一年，他再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而且不久又兼了步军统领兼京城崇文门税务监督。

和珅身兼五职，其中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崇文门监督，均是管钱、用钱、收钱的肥缺，而军机大臣是实际上的宰相，步军统领又是拱卫京畿的首席武官。乾隆对和坤宠任之专，可谓史无前例。

四年以后，他的户部侍郎职位改为户部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于内务府大臣之外又加了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外也加了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并且，儿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和孝公主的额驸(驸马)，待年成婚，于是和珅又成了乾降的儿女亲家。

乾隆似乎感觉到对和坤还不够好，特别任命他再兼理藩院尚书，与“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和珅这样的人，能看懂四库全书之中的哪几部书？

甘肃有一个撒拉尔回民首领．名字叫苏四十三，在乾降四十六年起兵抗清，攻打兰州，乾隆叫和珅、阿桂两人前往督师。阿佳有病，和珅先去。和珅措置乖方，几乎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阿桂去了，才挽回局势，稍稍获胜。乾隆把和珅调回来，叫阿桂一人负责，但是对阿桂毫不赏赐，却叫和珅再兼一个兵部尚书，外加一个“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

两年以后，乾隆四十八年，甘肃的回民反抗被镇压了，功劳又记在和珅账上，封和珅为一等男爵，于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等职位之外，再加一个“协办大学士’的荣衔。户部尚书仍旧，兵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

又过三年，和珅由协办大学士而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崇文门监督虽则油水颇多，究竟位卑职小，乾隆不好意思叫和珅兼下去了。吏部尚书，也叫他让出，但户部仍交给他，当“管部大臣”(位在尚书之上)。

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被清军捉住，这又不可以不记在和珅的账上。于是和珅由一等男爵晋封为三等伯爵，赐号忠襄。

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上表称臣，和珅因此又兼了一个翰林院掌院学士。几十年的一个酸秀才，竟然毋庸考举人、考进士、考翰林，而当了翰林的领袖。

嘉庆二年，太上皇(乾隆)吩咐：和珅的户部管部大臣改为刑部管部大臣；不久，又吩咐和珅再兼户部管部大臣。至于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位，当然仍旧。

嘉庆三年．四川的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捉，和珅于是又由三等伯爵晋封为公。

如果乾隆不在嘉庆四年正月间死，和珅可能还要高升。

乾隆之待和坤，比起汉文帝之待邓通小可同日而语。拿和珅比邓通似乎有点不伦，然而有人说过，和珅最初之所以得幸，与邓通如出一辙。

然而和珅之所以能够永久占住乾隆的心，却全靠“伺意”两个字。用四个字来解释，这“伺意”便是“先意承志”。当年杨贵妃之把握住唐明皇，也是用的这种工夫。

乾隆将要喜欢什么，和珅先就猜到，赶快准备。乾隆决心要做什么，和珅也立刻遵办，办得至少在表面上十分妥贴。不应该做的事，只要乾隆想做，和珅决不反对。应该做的事，而乾隆不想做，或想不到去做，和珅也决不自作主张、露出比乾隆更聪明的样子。因此之故，乾隆就特别喜欢他，认为他比谁都好。

朝廷之中，比和珅能干的人未尝没有，像阿桂便是其中的一个。然而能干．而又没有怪脾气、怪主张，找来找去，就只有和珅一人。

几十年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即位不久，那曾被雍正称为“狂生”而刚被乾隆擢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孙嘉淦，就警告乾隆，说：“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予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主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

乾隆到了晚年，早就把孙嘉淦的这一番话忘记得干干净净。自从在乾隆四十年开始重用和珅以来，他只感觉到和珅的言语入耳，面孔悦目，才于称心。

谁要是反对和珅，谁便是故意捣乱。和珅也确有办法，能够叫“捣乱”的人查不出真凭实据。最著名的一例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上疏，说各省的库存银不足，被大官挪走了。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各省去查。和珅为了庇护这些大官，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尹壮图去。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庆成总设法掣尹壮图的肘，拖延时间，让管库的人借好银子补足，才开始查验。结果，尹壮图犯了“妄言”之罪，丢官。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家奴刘全，说刘全盖了一座大得超过规定的大房子。乾隆派人去查，和坤却已吩咐刘全连夜把房子改小。结果，曹锡宝受到申斥。

山东的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也都是和珅的私人，总算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钱沣抓住了马脚处死。然而，这是唯一的例外。

钱沣何以偏能例外地抓住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二人贪污的真凭实据？原来，有左都御史刘墉给予他以有力的支持。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当过左都御史，其后升至“东阁大学士”，查办过很多大官，如云南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堪称打老虎健将，与一般专拍苍蝇的御史们迥不相同。

刘墉不愧为刘统勋的儿子，他探听到和珅将要派人先期去山东，指示国泰与于易简以蒙混的技术，便赶紧告诉钱沣将计就计。

于是钱沣也提前化装出发，到了离开北京不远的良乡，果然看到有一个人骑马向南而去，便记住这人的容貌。其后，钱沣在快走到济南之时，又碰到这人骑马向北而来。钱沣就吩咐从人将这人拦住搜身，搜出了国泰写给和珅的回信，里面说已经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库里静候查验。

糊涂的乾隆，不但派了钱沣去山东，而且也派了和珅会同钱沣，外加刘墉与诺穆清二人，查办国泰、于易简的亏空。

到时候，和珅竭力主张当天抽查几十封银子了事。钱沣叫把已查、未查的贴上封条，等第二天再查。在第二天，把所有的库银一封一封拆开来查，果然查出了若干封的银子有“圆丝，杂色”，不像“库银”，而像商人的银子。于是，出了告示，叫商人自己到库里来领回，来迟的银子一概没收。商人们看到告示纷纷前来，于是库存立刻“如洗”。

国、于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乾隆下旨赐他们自尽。

和珅因此恨极了钱沣。

钱沣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状，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独自一人坐在宫里“内右门”的“旧直庐”(旧日的值班官吏休息处)批阅公事。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仅有阿桂一人。其他的几个，如王杰与董诰却只到“南书房”，如福长安也只到“造办处”。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他们才一个一个从各人的房间走出，“联行而入”。“退，各还所处”。

乾隆大怒，叫钱沣兼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使。这差使很不好当，过一年钱沣便暴卒了。姚鼐说，钱沣不是被和珅毒死的，而是积劳病故。

另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宴会场中扬言，准备弹劾和珅。当天晚上，他也暴卒。和珅的气焰，真了不得。像谢振定胆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违制”大马车，而仅仅丢了御史之官，真是微倖。

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是和珅的眼中钉。和珅常常怂恿乾隆，派阿桂去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疲于奔命，留在京城的时候很少。阿桂能够在嘉庆二年善终，总算福气。

阿桂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非其所长。他很厌恶和珅，却无可奈何，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时不与他站在一起．离得远远的。非万不得已，也不与他交淡。和坤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而独坐在“旧直庐”批阅公事，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和珅一个人批阅公事，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等于作了皇帝。

皇帝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而皇帝想十什么、喜欢什么，和珅完全知道。仅凭这一些“内幕消息”，他已经可以大发其财。企图升官的，必须走他的门路。怕丢官、降官的，自然更要走他的门路。不想升官，也不怕丢官、降官的，为了“办报销”，仍旧要走他的门路，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或拖延岁月，不把“报销”早日核准。

和珅的“人情”是卖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万万富翁”。

大官为了“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也无非是“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合当时、当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拷打。倒吊．是头顶向下，脚心朝上。和伍拉纳狼狈为奸的，有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受椿，这三人被福州将军魁伦密参了一本，和珅来不及弥缝，都送了命。

在各省总督、巡抚之中，如有敢于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祸。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传下乾隆的圣旨，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他受了两淮盐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在柴桢的账簿上的“福公”是“福长安”，并不是“福崧”。“馈福公金一千两”七个字是“送了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千两”，不是送了浙江巡抚福崧一千两。福崧向人说：“我见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报告出来。”和珅知道后，就更改福崧的供辞，加几句骂乾隆的话。结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

和珅甚至向嘉庆卖人情：乾隆才决定了立嘉庆(皇子颙琰)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庆那里报喜讯，不好明说，送了一个玉如意作为暗示。嘉庆不买他的账，和珅便记下仇。

乾隆调嘉庆的老师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回京当大学士。嘉庆写诗贺朱珪，和珅拿了这首诗给乾隆看，告嘉庆一状，说“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调朱珪为安徽巡抚，而且几乎因此治嘉庆的罪。于是，嘉庆就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赐死。

六四、《四库全书》

和珅的名字，列在《钦定四库全书》卷首，作为该书的“正总裁”之一。这是《四库全书》的一个污点。

正总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还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贪官。

够得上主持这件事的，仅有刘统勋。但是刘统勋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这三人程度不齐，永瑢喜欢画画，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个“二百五”。永理却是一位写家，其后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为成亲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谓《成亲王法帖》。

副总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刘墉在内。刘墉的字是标准的翰林体，既方且正。总纂官有三个：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只有一个：来自浙江桐乡的一个翰林陆费墀。他的责任最大，也最倒霉。书成之时，错字颇多，乾隆罚他出钱装裱三部书中每一本的书面，又罚他出钱买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气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两银子给妻子、儿女作生活费。 在总纂官与总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调官”、九名“武英殿提调官”、七名“总目协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水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再其次，便是两名“黄签考证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

“缮书处四名编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两名篆隶分校官、一名绘图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监造官。

职员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进士，真有学问的却如凤毛麟角。我们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孙、戴震、姚鼐、邵晋涵、任大椿、朱筠，总算差强人意。

这件事的最初发动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个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觉到这一部规模宏伟的“类书”(辞典式的分类汇抄之书)，保存了许多在乾隆时已经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议派人把这些佚书勾抄还原。这建议乾隆很接受．刘统勋不赞成。刘统勋当时是大学士，认为把古书抄去抄来，近于无聊。乾隆因此便发表刘统勋为正总裁之一，名次仅亚于三个皇子，叫他不敢不干。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事。

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传说，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水乐大典》，还是纪昀指给他的。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为《永乐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其实，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

在朱筠建议抄辑《水乐大典》之中的佚书以前，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巡抚与“学政”，收买或借抄“历代流传旧书”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

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献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有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yu]等人。乾隆很客气，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图书集成》一部，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佩文韵府》一部。

《四厍全书》的名称，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钦定”的。“四库全书馆”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抚、学政竭力搜求遗籍；一方面，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乐大典》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为《东观汉记》《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蕃志》，等等。

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能够留下一个书名，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结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被列于“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幸亏有圣旨、奏疏与咨文可稽，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

顾炎武的诗集、文集，从《亭林遗书》之中被剜了出来，销毁。钱谦益替吴伟业(梅村)与王士祯(渔洋)的诗文作序，这两篇序也从吴、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销毁。像这样销毁的书，也有二百四十部之多。

钱谦益是明朝的礼部尚书，在南京颇以诗文负一时重望，教过瞿式耜，也教过郑成功。然而他在弘光帝(福王)的朝中，旋进旋退，毫无建树，又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出城投降，可谓晚节不终，无甚足取。其后部成功溯江而上，声势浩大，他忽然写了《秋兴》诗表示高兴。乾隆痛恨他，叫人编《贰臣传》，把他列在卷首，又叫人把他的遗著一概销毁。

然而，清朝的政府尽管禁，民间不怕死的人却依然收藏。于是顾炎武、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洲)、孙奇逢(夏峰)的若干著作，都慢慢地重行流传。

顾炎武的诗集与文集，是他的好朋友潘次耕于康熙年间刊刻的。潘氏小心翼翼，把“触犯忌讳”的若干首略加更动，而且删去了十几首。这位潘先生是有心人。

另外有一部手抄本的“蒋山佣”的诗集，流传在民间，逃过了乾隆的魔手，到民国初年还存在。蒋山佣不是别人，正是顾炎武。“蒋山”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也代表明朝。佣，是仆人。蒋山佣三个字合起来，便是“明朝的臣子”。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菊生)的主持之下，作了不少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事。他在1919年印行了《四部丛刊初集》．其中的第三百三十九册是《亭林诗文集》。于是潘次耕的刻本，与手抄本的《蒋山佣诗集》合而为一。黄宗羲的《南雷文案》与王夫之的《姜斋诗文集》，同时重见天日。

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与《牧斋有学集》，也沾了光，列为第三百四十三至三百五十一册。此外，又有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与吴伟业的《梅村家藏槀》。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清朝考证学的开山之作，虽则不被四库全书馆列入《亭林遗书》，但仍有像潘次耕那样的有心人略加删改，让它风行海内。

张继(溥泉)于1933年在北京找到了《日知录》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交给章炳麟(太炎)与黄侃(季刚)两位加以研究，由黄作成《日知录校记》。其后张又亲自对照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另一抄本，也写了“校记”。

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女士，于l958年获得徐文珊等人协助，把这一部《旧题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印了出来。

上海又出版过一部《痛史》，许多种未刊的南明史料都被发表在里面。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黄道周、金声几位泉下有知，可以无憾于他们的著作之被销毁于乾隆之手了。

《扬州十日记》在禁书目录中被称为《扬州十日录》，这一本书其后被同盟会大量翻印、秘密传布，作为“排满”的宣传品。

雍正御撰的《大义觉迷录》，本是清朝政府颁发给各府、各县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设立四库全书馆以后，特许人民连同其他禁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缴出销毁。

最可笑的，是钱綵的《说岳全传》也被禁止。这部小说，所谈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皇太极早就把清室与金的关系赖得干干净净。乾隆及其大臣却小气得很。其后．上海有了英、法等国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说岳全传》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无可奈何。

《四库全书》的正面贡献，并不因同时毁了若于古籍与史料而可以抹杀。《永乐大典》在当时已经缺了“祃”韵的几本。到今天却只剩了几十本，分散在各国的博物院、图书馆之中。(我在美国的国家文献馆也看到了几本。)全靠有《四库全书》，才勉强保存了《永乐大典》所征引过的五百多部久巳散失的古籍。

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见的文字凑合起来，力求恢复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来面日．并非易事。只有极内行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事办好。

在纪昀(晓岚)的帮手之中，以戴震(东原)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举人，对文字学与音韵学极有研究，曾经比照过《尔雅》《说文》与扬雄的《方言》，也细细检讨过《十三经注疏》。他曾经问学于徽州的经学前辈江永，结交当时的学人惠栋、钱大昕[xin xuan]、王鸣盛、卢文弨[chao]，与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

他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颇有修正，但他的治学精神则很多私淑于颐炎武之处。他认为离了“经”．无所谓义理．因此而很不赞戚宋明诸儒的凭空谈理，尤其不赞戚朱熹“性即是理”的说法。宋明诸儒每每以“天理”与“人欲”相对称，戴震则确信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由于他在“小学”(文字学)方面颇有根柢，他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人手，先在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竭力的摸清楚正确的训(字义)。结果，他的若干著作颇能脚踏实地，继往开来。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写成的，例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等。有些却非根据散佚的古籍不能成书，例如《四库全书》内的《水经注》校正本。

《水经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郦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极大错误，每每经文、注文纠缠在一起，乱加、乱改的字眼也多，错字更不用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经文与注文分开，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补进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宁被府鄞县的全祖望(谢山)已经做过这项工作，把《水经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县的赵一清，写了一部《水经注释》，内容在大体上与戴震的校正本不谋而合，而且这书也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设立前后被缴送了进来。

因此之故，颇有人怀疑戴震的校正本，与赵一清的“释文本”不无关系。戴震的学生、江苏镇江府金坛县的段玉裁(若膺)，特别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声明：戴氏把《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分开，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换句活说．要等到八年以后四库全书馆设立，戴氏才有机会看到赵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永乐大典》辑回了《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与《夏侯阳算经》。这些书，均是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见而不曾见到的。戴震自己所写的数学书籍，如《勾股割圜记》等，都有独到之处。这一套学问，其后，他传给了曲阜县的孔广森。

也许是因为姓戴的关系，他对于汉朝的戴德、戴圣兄弟很有兴趣。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笔记，成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削了这部《大戴礼记》，只留四十九篇，成为《小戴礼记》。唐朝以来，大家所读的《礼记》，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

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与卢文弨合作，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称之为《大戴礼记》(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戴震又参考《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十篇，再把这卢刻《大戴礼记》校订一番，列入《四库全书》内。

宋朝李如圭著《仪礼集释》，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改了十四个字，删了一百零六个字，增加二十四个字，把它收入《四库全书》。

李如圭的《仪礼释宫》久已散佚，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了出来，恢复原状。

《礼记》、《仪礼》、《周官》，是所谓“三礼”，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这一套学问，戴震得之于江永，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

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怀祖)。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殿试”，成为翰林的。

王念孙留下一部《读书杂志》，其中多数的“创获”，实际上是由于对证《太平御览》《玉海》等“类书”所引的古本而来。

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经义述闻》，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王引之的另一部书《经传释词》，极有系统，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

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从《永乐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其后，他帮助毕沅完成了《续资治通鉴》。

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馆的同人，把《四库全书》修订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编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功劳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错误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四库提要辨证》，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

《四库全书》一共写了七部，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奉天(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澜)。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我们真要受用不浅。

六五、乾嘉学人

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均卓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当巡抚，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雇了十几个书记．把古书上的单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依次排列，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称这一部书为《经籍纂诂》，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 这《经籍纂诂》的确是一部符合于“戴派”传统的工具书。 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弟子”。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当时的人每以“王、阮”并称。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与工部的侍郎，浙江、江西与河南的巡抚，湖广、两广与云贵的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加官至太傅。逝世之时，享寿八十六岁。

阮元到一个地方，都很注意人才，提倡读书。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

除了编出《经籍纂诂》以外，他又印行一套丛书，称为《学海堂经解》，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十三

经校勘记》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由专人分别写成的。

在《易经校勘记》的序文中，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说惠栎在他的《周易述》里面，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周易集解》之时，常常更改《易经》本文，所改的很多“似是而非”。

惠栋(定宇)是苏州府元和县人(元和现已并人吴县)。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写了几部关于《易经》《春秋》与《三礼》的书，与两卷颇有创见的《诗说》。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作了广东学政，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罚修镇江城墙，其后被乾隆用为“侍讲”，当侍讲当了四年，回家后死在家中，留下《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书。

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不乐仕进。他写了一部《九经古义》，阐扬家学：“余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所谓古义，便是汉儒的师说。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是《易经》，他写下了《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他的其他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后汉书补注》。

惠栋的易学，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而是兼容并包，把郑玄、虞翻、荀谞、京房纳入一炉。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

在惠栋的学生之中，以沈彤、江声、余萧客为最有名。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写了《周礼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果堂文集》，成就平常。江声是元和县人．专究《书经》，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说他“篆写经文．又依

《说文》改字，所注《禹贡》仅有古地名，不便学者传诵”。余萧客是长洲人(长洲也并入吴县)，留下一部《古经解钩沉》，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把“凡汉皆好”的惠派传统，扩充为“唐朝以前皆好”(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

余萧客有一个弟子，叫做江藩。这江藩写了一部《国朝汉学师承记》，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纳甲动爻”视为伪象，胡渭也不该“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依照江藩的看法，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

其实，黄宗羲与胡渭(《禹贡锥指》著者)并未标榜汉学，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

黄宗羲是王(阳明)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胡渭比黄宗羲稍晚，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生于崇祯六年，卒于康熙五十三年)。胡渭专精地理，著有《禹贡锥指》；但也写了一部《大学翼真》，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与汉学家无缘。

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极主张读经读史。他说：“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明儒学案》《二程学案》《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明史案》《四明山志》《今水经》《大统法辨》，等等。

在他的弟子之中，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万氏兄弟为鄞县人。因此，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

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注重实行。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刘宗周的学说，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黄氏极为感伤。

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对《三礼》极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礼》作为基础．他留下了《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与《学春秋随笔》。

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造诣之高，尤甚于斯选、斯大。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鸿绪借了去，冒为己作，送进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明史》，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费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从洪武直到永历。此外，他也写了一部《历代史表》与一部《儒林宗派》。他对于史实的考订，丝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须于官书“实录”以外，广参典籍，追本溯源。

这三位万氏兄弟，均是顺治、康熙年间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

全祖望也是鄞县人，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在我终弗信，传之颇惊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岁的时候进学(考中秀才)，三十二岁当了翰林，却借故回家，终身不仕。

我们从他的《鲒埼亭集》之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史可法、沈廷扬、张名振、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王翊等，几乎是应有尽有。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时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夷夏之辨”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存在于所谓“下层社会”之中。全祖望学养之深、根基之厚，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司马迁)、史学颉颃季野(万斯同)而已。

章学诚(实斋)是会稽(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卒于嘉庆六年。他与戴震同时，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讨论地方志的问题。两人的意见不同，辩了两天。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沿革”，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文献”。 戴氏的《汾州志》写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毫州志》《永清县志》写得更好。平心而论，戴氏是一位经学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

章学诚的最大贡献，是“六经皆史也”五个宇。章学诚不反对“义理”，也不反对“考据”，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伪程朱”、“伪陆王”，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政典”的汉学“陋儒”。

在汉学家之中，惠派与戴派虽有“守汉”与“求真”的不同，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他说：“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

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他以为《书经》不完全记言，《春秋》也不完全记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并无根据。在《左氏春秋》(《左传》)里面，有宰孔命齐侯(桓公)的一段话，王子虎命晋侯(文公)的一段话，均是“训诰之文”，与《书经》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这是有了《春秋》以后，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不再单独成书。孟子说过“王者之迹息而诗(经)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章学诚说，“乐亡而入于诗(经)礼(记)，书亡而入于春秋”。

他又进一步把“经”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先从《孝经》《忠经》下手。他说《孝经》是“传”，而不是经。《忠经》传说为马融所作，马融不是孔子，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而且这《忠经》也并非马融所写，是别人冒名的。最后，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况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至多是删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义》之中，章学诚尽量用“六艺”两个字代替“六经”，为的是避免这个“经”字。

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礼记》《论语》《孟子》《尔雅》等，都称为经，而包称它们为《十三经》，道家把《老子》改称为《道德真经》，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也称为“经”，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墨经》，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饰之辞”。

总而言之，“六艺”也不过都是史料，“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章学诚是一个肯用脑筋的人，因此颇欣赏郑樵的《通志》，而不喜欢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说，郑樵能自出心裁，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写法，而马端临只晓得抄书，缺乏“独断”。

他欣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不喜欢《晋书》、《隋书》，及其后一切“成于众手”的所谓正史。理由是，前四史均为一家之言，其后的正史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在章学诚看来，是颇合于《春秋》的遗意的。一般人把它列于正史之次，视如附庸，他认为不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尤其喜欢；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

图与表的重要，章学诚也常常提到。

他心中时时以“实用”为念：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切于实用”，把心得写出来，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而有如此的见解，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真是高明多了。

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史通》里，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史学、史识、史才。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史德。史德，便是心术。写历史的人，必须有大公无私，持正不阿的素养，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章学诚的话，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魏收的《魏书》，被人们称为“秽书”，“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甚也。”章学诚的话，是对于贤者而发：“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学养未底于粹也。”

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在他以后，到了道光、咸丰之时，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定庵)与魏源(默深)。

与章学诚约略同时，而别树一帜、以疑古成名的，有(河北)大名的崔述。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留下若干种《考信录》，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洙泗考信录》，与有关西周初年的《丰镐考信录》。

比章学诚稍后，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以焦循(里堂)的成就为最大。焦循是江都人，在嘉庆六年中举，是精通汉易的大师，写有《易通释》廿卷，也写了《论语何氏集解补疏》《孟子正义》《六经补疏》。

最后，在道光年间，站在宋学的立场，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是《汉学商兑》的著者方东树。他指出“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他又说：“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

六六、嘉庆皇帝

嘉庆在位二十二年半，前三年仍由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击世．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爱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爱奉承，爱亲信小人、斥逐君子。

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是捉拿和珅。其后，他重用了庆桂、朱珪，也倚任王杰、董诰。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嘉庆有心把国家治好，是显然的。

他为人懦弱一点，是有的；但生平不喜欢杀人，对臣下很宽，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他死后被谥为“仁宗”，不无理由。

他的儿女不多，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后宫很少，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

以他这样的人，处在太平之世，不失为一个贤君。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

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不是嘉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像雍正那样的皇帝。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不是庆桂、朱珪、王杰、董诰等“好人”，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

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 “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雍正)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结果等于白说，因为嘉庆便是嘉庆，效法不了雍正。

洪亮吉把当时的官场丑剧，刻划得淋漓尽致。“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矣。”

甚至，在最高学府之中，也有人为了想当院长、系主任之类，而不惜自毁人格，钻营以求。“大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

和珅本人虽则已死，他所庇护的各省贪官，除了极少数四五个人以外，都仍旧未换。这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

这些礼物，“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于是，“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州县之官竟然公开向人说：“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军队的情形，据一位御史谷际歧说，也坏到极点。谷际歧在湖北、四川一带搜集到一首民谣：“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和贼，何日得相逢?”

武官怕死，文官要钱，因此嘉庆一朝闹了白莲教，又闹天理教……闹个不停。

六七、白莲教

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

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

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 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

“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

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作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

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作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这“明教”。

他梦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以后一百多年，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苗裔。

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

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

他们的领袖，叫做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为了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被捕，充军在甘肃。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

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 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于奉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几千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藉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

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首先发难的，是聂杰人与张正谟。他们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分别于湖北枝江与宜都两县起事。

这时候，毕沅的巡抚位置已被一个蒙古人惠龄所代替。惠龄派一个总兵去打，打到八月间，总算打垮了聂、张二人。但是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经有白莲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阳的一支，最厉害。首领是一个女子，叫做齐王氏。她的丈夫齐麟(官书写作齐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阵亡，部队由她代领。她秉性贞烈，作战甚勇，矢志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为大明恢复江山。

她身穿盔甲，脚登皮靴，头插雉尾，完全是花木兰打扮。骑马临阵之时，她喜用双刀与一条铁鞭。她的部下一概剪了辫子，面上刺字，决心奋斗到底，永不降清。

在她的助手之中，最得力的大将姓姚，名叫之富。

齐王氏与姚之富渐渐地成为全湖北的白莲教领袖，巡抚惠龄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打到孝感，逼近汉阳，可惜被大水阻住，末能攻占武昌。

因此，他们在嘉庆元年十月间转向北攻，进入河南，占了唐县，前锋及于卢氏。

他们又从河南进入陕西的山阳、紫阳与陕西的白莲教徒李全、高均德等会台，溯任河而上，进入四川，又沿着渠江而下，到达“上川东”，与达州的徐天德、东乡(宣汉)的王三槐结在一起，以开县的南天洞为大营。

徐天德与王三槐也均是白莲教的领袖。徐天德可能同时也是天地会的会员。天地会的人很喜欢用“天德”两个字，曾经在康熙四十五年于浙江大岚山遥奉“朱三太子”为帝，建元“天德”。其后，到了洪秀全在道光三十年起事于广西金田村之时，又有一位天地会的重要人物、湖南人焦亮(洪大全)，以“天德王”的头衔出现。

在齐王氏、姚之富与徐天德、王三槐会合以后，声势极为浩大。不但达州、东乡、开县入于掌握，渠县、巴州(巴中)、通江、仪陇、云阳也都成了白莲教的领域。

王三槐向南发展，占了长寿，几乎打进重庆。齐王氏与姚之富在嘉庆二年的七月间由白帝城(奉节)回军入鄂，破了巴东、兴山，向宜昌前进。他们去不了宜昌，被清军堵住，于是又转进到陕南，向西横扫，直至宁羌。

齐王氏联合高均德等队伍，在宁羌一带连营二十里，声势之大可以想见。

她转戈北向，在嘉庆三年春天经过褒城、南郑(汉中)、城固，分了几路翻过秦岭，进入渭水流域，打宝鸡、郿县(今眉县)、盩[zhou]厔(今周至)，目的地是西安。

清朝的陕西巡抚秦承恩，不敢再在她的后面“尾追”，慌忙退入西安，闭城死守。

在清军的将领之中有一个总兵王文雄，于焦家镇圪子岭和齐工氏接了一仗，齐王氏失利，只得放弃进攻西安的计划，退至山阳(商县之南)。

清军的另一将领德楞泰追到山阳，齐王氏再向南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穷追，追到郧西，把齐王氏、姚之富与他们大部分的队伍与群众，围困在“三岔河”。这是嘉庆三年三月间的事。

齐、姚二人跳崖自杀。

他们死后，部众由张汉潮统率，冲出重围，再入陕西，由陕西进入四川通江、巴州一带，其后又三度入陕，横行陕西。最后，于嘉庆四年秋天在子午谷遭遇埋伏，死于清朝的“经略’明亮之手。 张汉潮死后，他的余部继续在陕南奋斗了八九个月，到嘉庆五年闰四月，才在陕豫交界的武关之西龙驹寨被杨遇春消灭。

齐王氏与张汉潮所先后率领的白莲教徒，被清朝官方称为“襄贼”，因为他们是来自湖北襄阳一带的。他们是湖北义军之中最厉害的一支队伍。

至于四川义军中，力量最大的要算王三槐。王三槐是东乡(宣汉)人，于嘉庆二年齐王氏入川之时他已与达州的徐天德一齐驻扎在开县的南天洞。在此以前，他攻破过东乡城，也中过清兵的枪，丢失了自己的母亲。在此以后，他先后游战于达州、巴州、阆中、苍溪、仪陇、渠县、大竹、梁山、墊[dian]江、开县。最后，他在云阳的安乐坪被围，于嘉庆三年七月受骗出降，被勒保捆送京师。

继承王三槐充任这一支队伍首领的是冷天禄。冷天禄在安乐坪死守到十月间，诈降，袭击清军，溜去新宁(开江)。其后由新宁移向忠州，由忠州移向长寿，在长寿死于杨遇春之手(嘉庆四年正月)。

冷天禄死后，川东、川北与鄂西陕南仍有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多人不断活动。陕西的义军如高均德，锋芒不减于昔。

一直要到嘉庆九年，各路才告失败。

总结白莲教的起义，先后波及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一百个以上州县，几百万人民。清廷损失了提督、总兵、侍卫等军官二十几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名，军费二万万两。 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原因，是行动无计划，组织不统一。齐王氏可算是各地领袖之中的佼佼者。她企图取武昌、南阳、西安，始终念念不忘于取得一个大都市，作为发号施令的根据地。在她以外，张汉潮、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人，也都很能作战，然而东奔西突，脱不了“流寇”作风。他们的部队只是觅食、就食的武装饥民而已。

在“伪称明裔”的“小皇帝王发生”被清方逮捕以后，白莲教徒有没有另外扶立一个“朱皇帝”来，今天已经难考，似乎没有。传教的领袖刘之协，应该是整个运动的策划者、主持人，但是他从不公开露面，像林爽文那样以“盟主”的名义统率各方。

在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这位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逮捕处死以后，白莲教不再有像他这样的大师傅了。徐天德的老师孙士凤，在川北尚有相当号召力，但不久也被俘。

在清朝的一方面，有钱，有粮，有枪炮，有正规军、“马快”(警察)、乡勇，又有各级地方官、各城各乡的绅士，其力量之庞大远非白莲教徒所能比拟，却花了整整九个年头，才把这白莲教起义平定下来。

在第一个三年，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地位继续宠信和珅，让和珅包揽一切，嘉庆仅是一个傀儡。

在和珅的庇护之下，鄂、豫、川、陕的大小地方官与带兵管粮的官，利用白莲教起义，大发其财。京城里面的无聊分子也竭力钻营，谋取一个“去军前效力”的机会。去了不久，准可以满载而归。

在武昌的湖广总督，是江南镇洋(太仓)人毕沅。毕沅出身科甲(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喜欢编书，不喜欢看公文，被左右的宵小蒙在鼓里。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毕不管”。

毕沅于嘉庆二年七月病故，继任的勒保干了半年，被调往四川，改由一个伯爵景安充当总督。这景安抱定了“贼来我去，贼去我来”的主意，老百姓也送他一个外号：“迎送伯”。

在湖广总督以外，湖北另有巡抚一职。当巡抚的，先后有惠龄、英善、汪新、高杞。惠龄打枝江的白莲教徒，从春天打到夏天，打不出什么结果，理由是“天气不好”。英善其后被乾隆派去四川打王三槐、徐天德，刚一交手，便损了两个总兵。汪新与高杞默默无闻，可能留在武昌，忙于交际。

河南这时候不设总督，巡抚正是“迎送伯”景安，景安是以河南巡抚的本职兼任湖广总督的。

四川与河南相反，不设巡抚，只设总督。当总督的先后有孙士毅、福宁、宜緜[mian]、勒保。孙士毅在军中病故，福宁以前当过湖北巡抚，唯利是图，被湖北人称为“福死要”。宜緜是一个著名胆怯的人，却以陕甘总督的本职兼任四川总督。只有勒保一人，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也是一个庸才。陕西的巡抚秦承恩则只是一个“书生”，根本不会打仗。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正月乾隆死后，派勒保当“经略”，统筹鄂、豫、川、陕四省的军事。勒保干了半年，嘉庆很失望，改派明亮。

明亮是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打过大、小金川与甘肃回民，也打过王三槐、徐天德、齐王氏、张汉潮，确是一员老将。但是他担任“经略”不过一个月，因为他与嘉庆新委的陕西巡抚永保不能合作．互相告状，嘉庆把两人一齐捉了治罪。经略一职，由额勒登保接充。

额勒登保姓瓜尔佳氏，先世是吉林的“珠户”，隶属于“打牲总管”，与猛将海兰察的来历相仿佛，是所谓“新满洲”，没有八旗老满洲的暮气。他当过海兰察的部下；传说海兰察送了他一部《三国演义》的满文译本，教他就《三国演义》揣摩兵法。他打过起义的回民、苗民，打过林爽文、廓尔喀，也打过齐王氏、张汉潮、冷天禄、冉天元。

当了“经略”以后，他向嘉庆贡献一个战略：“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原因是湖北的多数“散匪”已经来到川陕，而四川(川北)的地形最便于围剿，嘉庆接受了他的意见。

其后，在嘉庆五年八月，他获得嘉庆准许，以所有的正规军用于追剿，由他自己指挥；以各地所招的“乡勇”担任防堵，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指挥。

招编乡勇的办法，可能是明亮最先想出来的。但是在额勒登保担任经略以前，多数的满人官兵都把乡勇看作牺牲品，进攻时赶到前线，退却时用为殿后。打来打去，无非是利用教外老百姓屠杀教内的老百姓而已。

额勒登保认为打硬仗是正规军本身的事，不应假手于乡勇，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同时也彻底实施“碉堡政策”，让乡勇有所凭藉。

在额勒登保的麾下，有两员大将：蒙古人德楞泰，汉人杨遇春。德楞泰出身是小军官(蓝翎长)，打过大、小金川，打过林爽文等，他消灭了齐王氏。杨遇春是四川崇庆县的武举，智勇兼备。

多数的白莲教领油，均死于这德楞泰与杨遇春之手。不过，嘉庆对于两人的酬报却颇有轩轾。德楞泰被封为一等侯，杨遇春只得到一个“二等轻车都尉”。(后来，杨遇春打平天理教，才晋封为二等男爵；打平新疆的张格尔，才晋封为一等昭勇侯。)

额勒登保在嘉庆七年年底受封为三等侯；在嘉庆十年病死，追封为一等公。

杨遇春以外，功劳最大的汉人是贵州松桃人杨芳、四川东乡人罗思举、桂涵。杨芳是“不第秀才”，罗思举当过强盗，桂涵原为无赖。白莲教起义失败之时，杨芳已经当到总兵，罗思举与桂涵当到副将，均不曾受有封爵。

六八、天理教

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年年有事。白莲教起义以前，已经有乾隆六十年所发生的湘黔苗民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及自称为吴三桂苗裔的吴八月等领导的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后，在嘉庆二年，贵州西南的安隆(兴义)一带，又有布依族女子王囊仙领导的起义。

与白莲教起义差不多同时，又有东南沿海的蔡牵自称“镇海王”，有几百艘战船，与内地的天地会颇有来往；于嘉庆五年企图在浙江台州登陆；于嘉庆八年公然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进香；于嘉庆十一年进入台湾鹿耳门，占领凤山，围攻台湾府；于嘉庆十三年阵杀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到了嘉庆十四年才被李长庚的继任者王得禄击败。

嘉庆十一年，又有几乎酿成大乱子的宁陕新兵的哗变。其后，在嘉庆十八年就发生了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是否如稻叶君山所说为白莲教的化身，尚有待于考证。传说天理教的另一名称，是“八卦教”。天理会首领林清与李文成的作风有点像东汉末年的黄巾。黄巾在起事以前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逢甲子，天下大吉”。天理教的口号是：“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二八”指嘉庆十八年的第二个八月：闰八月。“二八中秋”，是闰八月十五日。“黄花落地”，是暗示清朝将在这一天结束。

天理教徒把这两句口号到处传播，造成一种预言性的民谣。嘉庆皇帝本人也听到了，不晓得这是有人故意造出来的，还以为真是一种天意呢。中国民间从来就有关于闰八月的迷信，以为凡是有闰八月的一年，总免不了天灾人祸。

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为有彗星出现，钦天监奏称将有兵灾，曾经特颁诏旨，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闰八月取消，改于次年，在嘉庆十九年置一个闰月。他这一种改闰的措施，恰好帮助了天理教徒的制造舆沦。有人说，天理教徒是在嘉庆改闰以后，才利用机会造出这“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谣言的。 然而，天理教徒并不更改他们的日程，仍旧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天理教徒认为：该年的九月并不是九月，仍旧是闰八月。

林清与李文成二人的计划是，由林清占领京城的皇宫，同时由李文成在豫北及鲁西、冀南，发动大规模的民变，编成队伍，向北进军。

林是直隶(河北)大兴人，李是河南滑县人。他们两人把准备的工作做得相当好。京城宫里的太监．竟有不少被吸收入天理教的组织。(当年，东汉也有若干太监参加黄巾。)

不料，在滑县的一方面风声泄漏，李文成在九月上旬便被滑县的县官强文捷捷捕，经严刑拷打，打断了腿。

李文成的徒众，为了救李文成，迫不及待提前在九月初七日发动，打进了县衙门，杀了知县强文捷，放出李文成，占领滑县县城。

过不了几天，他们获得直隶长垣、东明两县，与山东金乡、定陶两县天理教徒的响应，把这四个县也占领了。于是，浩浩荡荡大举北伐，很快占领豫北的道口镇，割断了清朝政府的“粮路”。

嘉庆皇帝这时候正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接到报告以后，赶紧密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山东巡抚同兴、河南巡抚高杞对李文成的军队“围剿”。

林清却一点也不知道消息，还依照原定计划积极准备，以便于九月十五日攻打京城的皇宫。

到了九月十四日这一天，林清本人留在京城郊外的宋家庄，派遣祝现、李五带领二百名左右天理教徒化装成商人，混进宣武门。这二百人在十五日的夜里，由太监刘金、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引人皇宫所在的皇城。

他们头裹白布，手执钢刀，为首的人跳上皇城城墙，从腰间掏出一面大旗东西挥舞，旗上所写的字，是“大明天顺”。也有掏出旗子来的，上面写的是“顺天保民”。

他们冲进皇城的西华门，杀到尚衣监、文颖馆，一直逼近养心门与养心殿。

他们遇到嘉庆的皇次子绵宁(其后当了皇帝，改名旻宁，年号道光，死后谥为成皇帝，庙号宣宗)。绵宁用鸟枪抵抗，打死他们之中的两个。

这时候，清方的警卫部队纷纷赶到，围住皇城，杀进皇宫，结果二百名天理教徒多数阵亡或被捉。祝现幸免于难，作为内应的太监之中的教友也全部牺牲。林清本人于第二天黎明在宋家庄被捕。

嘉庆皇帝听到消息，从热河回到京城，积极应付李文成的军队。他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作为讨李的主帅，又调杨遇春、杨芳与富增德作为那彦成的助手。

那彦成等人对李作战到十一月，包围李文成于滑县的司寨，李文成自杀。那彦成等人均升了官，晋了爵。皇次子绵宁也受封为“智亲王”。

六九、内忧外患

嘉庆一朝，闹过三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发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时候白莲教刚被打平不久，有很多乡勇朴了正规军兵额，其中有六千名驻扎在陕南的宁陕，因为当地生活费用贵，每人的饷加发五钱银子，规定以后每三年减一钱，以至于完全取消律贴为止。谁知到了嘉庆十一年，陕西布政使藉口户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贴完全不发，“新兵”想领四钱都领不到，不用说五钱了。他们于是杀了副将、劫了银库造反。

清廷派了他们的老长官德楞泰与杨遇春，带九千兵来“剿”他们，仅仅和他们在方柴关打了一个平手。幸亏杨芳勇敢，单骑走入他们的营垒中劝降，才算化大事为无事，牺牲两个发难的新兵(陈先伦与陈达顺)，销案。

糊涂的清廷，却斥责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钦差大臣”事职，杨遇春由“固原提督”降为宁陕镇总兵，杨芳则不仅免去总兵之职，而且遣戍伊犁。已降的新兵首领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后一律砍头。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地点是四川绥定(达县)，由总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变，发生在次年的正月，地点是陕西西乡，由德楞泰打平。这两次，被杀的新兵均极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败以后，嘉庆十八年年底，陕西岐山县的三才峡，肓所谓“箱贼之乱”。为首的姓万行五，本是一个制造木箱的工匠，清廷派总督长龄，会同提督杨遇春，总兵祝廷彪、吴廷刚等人去打，打到十九年的二月，才算解决。

湖南与贵州的苗胞，自从乾隆皇帝厉行改土归流的高压政策以来，一再武装抵抗，死伤极多，但始终不愿屈服。清廷也因此损了不少兵马，耗了不少金钱。乾隆的宠臣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均往嘉庆初年病死于对苗作战的前方。据说，清廷调动了七个省的军队(绿营与驻防军)几十万人之多，花了几千万两银子，才“稳住”了局面。倘不是有一个小官凤凰厅同知傅鼐实施碉剿战略，又用屯田养兵之策，一共屯垦了十二万亩以上，这“苗乱”可能把清朝拖亡为止。

在云南的维西厅地区，彝胞很多。清朝的官吏欺侮他们，引起了他们的领袖腊者布在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起事。清延又只得动员正规军，派琅玕率领，去和腊者布作战，战了三个月，才获得胜利。

在云南的另一处临安地区，夷胞也动起武来。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领袖叫做高罗衣。清廷派云南总督伯龄去打，勉强打赢。到了次年三月，高罗衣的本家侄儿老五再度起兵，也是费了三个月工夫，才被总督伯龄打平下去的。

清朝在嘉庆时开始有外患，然而政府与人民均无感觉。政府与人民所感觉到的，仅是重重叠叠的内忧而已。

当时政府与人民对西洋各国无知。连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究竟属于何国，都茫然不晓，笼而统之称他们为西洋人。葡萄牙人自己，也乐得夜郎自大，把他们的国家在华文公文上称为“大西洋国”。至于，这大西洋国位于何处，面积多大，距离中国多远，清朝的大小官也懒得打听。

自从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以来，中国明、清两朝的两广总督位置，一向是最肥的“缺”。到两广去当总督或总督以下的官与吏，叫做“发洋财”。洋人以澳门为居留地，到广州来做买卖，除了缴纳关税、船税与五六十种附加税收以外，还得送礼。

嘉靖以后，广东的海洋贸易最初原由葡萄牙人独占。等到荷、英两国相继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及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因霸权被荷、英冲破而衰弱下去。于是荷、英两国就展开猛烈的争霸战，结果英国获胜。

郑成功光复台湾，与荷兰结下了仇，荷兰转而对清朝表示好感，清朝让荷兰人在厦门做生意。同时，郑成功与他的儿子郑经也让荷兰的敌人英国人在台湾做生意。

荷兰人在厦门的时间不长，到康熙五年便停止了，原因是康熙下旨“禁海”，把闽、浙两省沿海三十里的地带都禁止人民居住，以割断台湾与大陆人民的来往。

郑经的儿子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降清。次年，康熙开放“海禁”，而且在广州、澳门、宁波、镇江分设四个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欢迎外国商人前来贸易。

乾隆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变康熙的“四口通商”的政策，封闭广州以外的三个港口，只许洋人在广州一个地方贸易。

并且，不许洋人把妇女带来广州，亦不许在广州雇用中国女仆。洋人只能把“家”放在澳门，到广州来的时候只能住在所谓“商馆”，由清朝政府所指定的若干家“公行”负责照料。洋人在广州不许乘轿子，也不许买中国书、学说中国话。

“公行”，后来共有十三家，俗称“十三行”(行字读杭)。十三行是清朝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间人，实际上等于代表清朝政府实施“国营国际贸易”。洋商买货，须向十三行买；洋商卖货，须向十三行卖。洋商纳税、送礼、上禀帖，也须由十三行经手。

十三行的老板，当然必须“从中取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当局认为，与其让十三行赚不少钱，何如与清朝政府或中国人民直接贸易?与其在广州一口贸易，何如到广州以外的其他许多港口贸易？因此，便在乾隆、嘉庆两朝，好几次派使臣来中国办交涉。

英国第一次派遣大使来华，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派的人叫做卡思卡儿特，但是他在抵达中国国境以前中途病死。

第二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派的人叫做马戛尔尼，此人位居伯爵；另有一个副使斯当东，是一个“爵士”，地位在公侯伯子男之下。

马戛尔尼与斯当东二人，在乾隆五十八年的夏天到达热河的避暑山庄，觐见乾隆，行了屈一膝之礼，获得相当的赏赐。他们向清朝要求在广州以外的宁波、珠山(舟山群岛)与天津等地通商，租借舟山一岛，在京城设立货仓，让英国商人在广州自由居住，自由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这些要求，统被乾隆拒绝。 这一年，是1793年，英国已与革命的法国进行战争。英、法两国从此或断或续地一直打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止。

中间，在嘉庆七年二月，英国的兵船开入澳门，说是为了保护澳门，防备法国海军袭击。葡萄牙人与清朝的两广总督吉庆均很气愤，颇想用武力对付，但英国兵船在澳门停留五个月就走了，因为英、法已经讲和。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又打了起来，于是英国的兵船

重行来到，在阴历八月初二日(9月21日)把澳门占领。

这时候的两广总督是吴熊光。吴熊光派人责备英国商人的领袖“大班”，不得要领。事实上，大班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的，无权管辖英国政府的海军。

吴熊光就下令“封舱”，停止英国商人与华人公行之间的贸易。一个多月以后，英国兵船昂然直入，驶进虎门，停泊在黄埔岛。这显然是侵犯中国的领海，向清朝政府挑战。

吴熊光不敢应战，仍旧只有用封舱的老办法对付。英国商人公请他们的大班刺佛出面，与吴熊光商淡。吴熊光向刺佛宣读嘉庆的圣旨，圣旨里说，要调动大兵防守黄埔与澳门。结果，英国兵船在阴历十一月撤离黄埔，移泊澳门，在第二年春天撤离澳门。

事后，嘉庆怪吴熊光胆怯，将他革职，发往伊犁充军，派永保继任两广总督。永保在到任以前病死，由百龄继任。百龄来后不久便请准嘉庆，让英国商人继续贸易。

英国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与美国发生战争；两年以后就在中国的领海捉了一艘美国商船亨透号(Hunter)，作为战利品。其后，又在黄埔岛附近捉了一艘两桅小船。这显然也是无视中国的主权，侵犯中国的中立。清朝的两广总督蒋攸銛向大班益花臣交涉，照样不得要领，便逮捕了一个通事(翻译)。大班下令，叫英国商人完全撤离广州。蒋攸銛软下来，于是不了了之。

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促进对华的贸易。于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勋爵。

阿美士特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8月l2日到达天津大沽口，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劝导阿美士特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阿美士特不肯。

到了阴历七月七日(8 月29日)这一天的黎明，嘉庆在正大光明殿升朝，等阿美士特觐见。阿美士特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却借口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向嘉庆报告，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

嘉庆传旨宣召副使，副使也为了不愿磕头，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说副使也得了急病。

嘉庆大怒，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贡表”(国书)与“贡物”(礼品)均拒绝收受。

事后，嘉庆才知道并非阿美士特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于是下旨将苏愣额等免职。

从此，中、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到了嘉庆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通商问题以外，又有传教的问题，给清朝政府带来很大的烦恼。

清朝初年，直到康熙四十六年为止，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颇受优待。这些传教士多数是耶稣会的会员，认为中国人祭祖与祭祀孔子并非崇拜偶像，因此就准许中国人于受洗入教以后，继续祭祖、祭孔。

在天主教内部，另有一派传教士不赞成耶稣会会员的看法与作风，向当时的教宗(教皇)告了一状。教宗派地铎罗到中同来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康熙知道了，将铎岁驱逐出境。

康熙特地颁发诏书：传教士必须不反对祭祖、祭孔，才由内务府颁给印票，没有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逐去澳门。

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扩大康熙的禁令：只准在中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住在北京。其余的一律不许住在中国境内(除了澳门以外)。所有的天主堂一概改为“公所”，信仰天主教便是违法。

乾隆也禁止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徒仍在暗中活动。

嘉庆由于吃了白莲教与天理教的苦，对天主教徒也十分猜疑。他在嘉庆十年把个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德天锡圈禁在热河，到嘉庆二十年又捉了另一个传教士关月旺，并加绞死。

这时候西洋各国还不十分明了中国的国力，没有藉此小题大作，否则等不到咸丰年间便会派兵来保侨护教了。

七○、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死前的几小时，领侍卫内大臣赛冲阿等三人与军机大臣托津等四人、内务府总管禧恩等二人聚在一起，“公启鐍匣，宣示嘉庆四年御书”，立皇次于绵宁为太子。

这时候，皇次子也在热河。嘉庆既死，皇后钮祜禄氏在北京不知道赛冲阿等人已经启了鐍匣，还特地派人到热河，命令皇次子“即正尊位”。于是，皇次子一面以“嘉庆四年御书”进呈钮祜禄氏，尊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历史上的孝和睿皇后)，一面护送嘉庆的梓宫(棺材)启程回京，在八月庚戌日即皇帝位于太和殿。 按照雍正以来的习惯，太子究为何人，应该有圣旨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的匣子里。为什么孝和睿皇后不去打开这个厘子，而自作主张，派人到热河去，叫皇次子继承大统？这匣子，究竟有没有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后面？赛冲阿等人所公启的鐍匣，是否就是这个？或是另一个匣子?

嘉庆这时候年龄仅有六十一岁，身体很好，为什么在“巡幸木兰”之时，要把“立太子”的御书藏在一个匣子里，带到热河去？ 嘉庆在七月己卯日得病，当天就死，这也是很奇怪的。

在新皇帝即位以后的第十一天，九月庚申日，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文孚、卢恩溥被新皇帝“切责”，说他们把遗诏写错。遗诏由顾命大臣代写，本是清朝的老规矩，但怎么竟然写错？真有点滑稽。

错在什么地方？据官方的文件说，是错在把高宗纯皇帝(乾隆)的出生地点写作热河避暑山庄(应该写作京师雍和宫，在当时是雍亲王府，雍正是雍亲王)。

这一点小错误，惹起新皇帝大发睥气，将军机大臣之中托津与戴均元二人免职，文孚与卢恩溥二人交部议处。也许他们的真正错误，另有所在。

嘉庆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没有名字，为刘贵妃所生，生下来不满两岁便死。皇次子绵宁，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所生。皇三子绵恺、皇四子绵忻为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所生。皇五子绵愉，为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所生。

皇次子的母亲，死于嘉庆二年，那时候皇次子才十六岁，到嘉庆十八年，在林清的天理教徒闯入宫城之时，皇次子用鸟枪抵抗，打死两个。嘉庆很喜欢，才封皇次子为智亲王。

皇三子绵恺也参加了抵抗天理教徒的勇敢举动，但只获得了一个传旨嘉奖。过了六年，才受封为惇郡王。

这一年，嘉庆二十四年，皇四子绵忻却无缘无故地被封为瑞亲王，比皇三子更高一级。是否嘉庆特别喜欢这皇四子，很值得推敲。

皇五子绵愉，是到了新皇帝(道光)即位以后才当郡王的(惠郡王)。问题不在于这皇五子或皇三子，而在于皇次子与皇四子之间。然而我们的推敲也只能到此为止，原因是史料缺乏。 道光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即位的时候已有三十九岁。

他接下了一个灾祸频仍的帝国，颇知物力艰难，生平最不舍得用钱。传说他套裤穿破，在膝盖上补了两块，而不肯缝制新的。朝中的大臣们，因此也纷纷穿了破旧衣裳上朝。

他在位三十年。前十五年信任曹振镛，革新庶政不少。后十五年，上了奸臣穆彰阿的当，对林则徐始用终弃，把禁烟的事弄得功败垂成，订下《南京条约》，及其后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开门揖盗，使得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在乾隆四十六年考取翰林，于嘉庆年间历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道光一即位，便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从此，一直倚畀到道光十五年死去。军机大臣是在宫内陪着皇帝办公的人。曹振镛埋头做事，很少说话，当时的人均以为他并无建树，称他为“庸庸碌碌曹丞相”。其实他为政颇识大体，办事既不怕得罪人，也不失之苛刻。

他与各省的封疆大吏不结党援，而颇肯支持其中实心任事的几位，例如孙玉庭、蒋攸銛、陶澍。

当时内政上的三大问题，是漕运、河工、盐务。漕运要依赖运河，然而运河常有阻塞、倒灌与泛滥的灾害。把米粮由江苏运到北京，费用极大，弊端不少。陶澍住江苏巡抚任上，于道光六年试行“海运”，雇船由上海出发，直达天津，运了一百六十几万石米而毫无损耗，并且利用回程的空船，买大豆运到上海卖，替公家赚了不少钱，用以疏治吴淞江，使得太湖沿岸的农民免了水患。其后，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又会同按察使林则徐，把长江以南一段的运河彻底整顿，疏浚了徒阳河、刘河、白茆河、练湖。在盐务的一方面，陶澍取消包商制度，改行票引制度。所谓票，便是政府颁发的运销执照，每票规定运盐若干斤，销于何处。于是，浮费免了，盐价减低了，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蒋攸銛在嘉庆年间历任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道光皇帝先后调他当刑部尚书、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保举过陶澍(那时候陶澍是川东道道尹)。但在主张上，他一向却是反对“海运”的。到了担任两江总督之时(道光七年)，他见到陶澍所办的海运成绩很好，也就竭力主张海运，继续办了一些时候。

孙玉庭在嘉庆一朝，当过广东、广西、云南的巡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道光即位以后，前后加给他协办大学士与体仁阁大学士的荣衔，仍留两江原任，到道光四年才换了人。孙玉庭在盐政上的一大贡献，是把乾隆年间所规定的“封轮法”取消。从此，盐船到了汉口，随到随卖。孙玉庭也建议过索性把漕运的“浮收”明白规定，一律按照漕粮的实数加收浮费百分之二十五，但不曾被道光批准。

道光即位不到一个月，新疆就发生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是乾隆年间被杀的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孙儿。

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于乾隆灭了大小和卓以后，率领若干人逃到葱岭西边的浩罕国(在塔什干东南)，过流亡的生活。清朝政府每年津贴浩罕国国王一万两银子，托他约束萨木克及其所率领的流亡分子。

可惜清朝自身派驻新疆的官吏，多数是坏人，不仅贪污，而且挟了民族优越感胡作非为，引起维吾尔族老百姓的一致憎恨。其中以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为最荒唐。

张格尔从浩罕国溜到布鲁特国，向布鲁特国王借了几百名兵士，打进新疆。

道光赶紧将斌静免职逮捕，派永芹去继任参赞大臣。这永芹虽不怎样荒唐，却是胆小如鼠。他部下有一个领队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阵，找不到敌人，竟然杀了一百多无辜的老百姓冒功。结果，引起当地人的公愤，当地人集合起来，将巴彦巴图与二百多名清兵杀光。

道光义撤了永芹，派庆祥去当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所留下的伊犁将军一职，改由长龄接充。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五年的八月了。

又过了一年，张格尔更加“猖狂”。而且浩罕也派了三千兵帮助他。结果，喀什噶尔沦陷，庆样自杀。不久，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个大城也沦陷。

道光调动杨遇春和杨芳，到新疆来助战。二杨到达以后，和张格尔打了几次硬仗，在道光七年三月间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五月间收复和阗。张格尔逃出中国国境。

伊犁将军长龄派了间谍出去，宣称清军已经撤走。张格尔果然又带了几百兵入境。他遇到清军，大败，逃入山中，被布鲁特人捉了，献绐清军。清军把张格尔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又过了两年，在道光十年的秋天，浩罕国国王摩诃末·阿利说动了张格尔的哥哥摩诃末.玉素普，带浩罕兵进入新疆，替张格尔报仇，占了喀什噶尔，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

道光再叫二杨去打，二杨一到，浩罕的兵撤了回去，摩诃末·玉素普无法，只得也跟着走了。

清方与浩罕讲和，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互换俘虏，恢复通商。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道光十二年春天，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海陵阿)。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几个月以后，赵金龙的余党、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也被罗思举击败，斩首。

此外，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

七一、律劳卑之死

律劳卑(Lord Napier)的中文名字，应该译成“奈皮儿勋爵”。当时的通事(译员)把“勋爵”译写为“律”，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奈皮儿”写成“劳卑”。

他的全名，是韦廉·约翰·奈皮儿。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有相当的地位。清朝的两广官吏，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夷目”。不称他为勋爵或“大人”，而称他为“律”，可能是故意的。

这一个“律劳卑”，倘若留在英国，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或是被派到法国、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享受最客气的招待。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总监”，结果气死在澳门。

以前，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然而地位不高，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交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来后却不肯，也无权如此做。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必须“在到了广州的时候，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换句话说，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

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34年7月15日)到达广州，住在“商馆”。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他说他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

第二天，他叫秘书阿斯特尔，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到广州的城门，设法投递。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他们说，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最后，来了一个“协台”，但也不肯收。一个公行领袖说，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但是阿斯特尔认为，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宁可不交出这封信，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

过了一天，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禀”字，律劳卑不肯。

总督下令给粤海关，叫粤海关转令公行，叫“夷目”律劳卑先回澳门，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律劳卑也不肯，仍旧留在广州抗令。

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并且要查办公行，何以让“夷目”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8月l6日)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

七天以后，总督派广州知府、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以及公行商人，来访问律劳卑。谈了一阵，毫无结果。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

又过了十天，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总督下令“封舱”。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任何人、中国人或别国的人，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

总督卢坤的封舱令，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9月4日)才公布施行的。在这两天，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一)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清求恢复贸易(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由总督批准；(二)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三)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四)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中国官方装作不知。

这四点办法，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于是，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

这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蔬菜、水果、面包、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

律劳卑气不过，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由外海闯入虎门。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9月11日)开抵黄埔岛，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但不曾受伤。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

律劳卑在八月初六(9月8日)发表一项宣言，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又说，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

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卢坤说，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夷目”(对华商务总监)来替代以前的“大班”，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除非接待“贡使”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要与总督通信(而且要约期会面)，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甚至公然调兵、调兵船、携带武器，闯入中国国境，向中国炮台开炮，干犯中国的法律，是不对的。

卢坤在训令中强调：他麾下有成万的兵，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

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英商保人”通事，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一齐逮捕下狱。

公行的人，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所以，最倒霉的便是他们，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

律劳卑自从被“封舱”以来，便得了病；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于是，在9月l4 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七天以后，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走了半个月才到。到后过了半个月，便含恨而死。

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下令开舱，中、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

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律劳卑死后，在他下面的“次监”、“三监”、“秘书”，均升了官。

“次监”德庇时升为“总监”。“三监”罗宾臣升为“次监”。

“秘书”阿斯特尔升为“三监”。

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被任命为“秘书”。

德庇时，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他学会了华文、华语，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因此，在继任总监以后，采取“缄默而不动的政策”，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厂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可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l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l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才能来广州。

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并“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

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准许义律“有时在广州居住，有时在澳门居住”，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换句话说，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 于是，义律遵令到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回澳门。这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阳历4、5月间的事。

一方面，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开口闭口是“两国之间”，把区区国与天朝并称。另一方面，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以后必须“直接”与中国当局“通信”，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

义律夹在两方之间，真是左右为难。其实他最好辞职，不必作“驻华商务总监”。严格说来，他也无职可辞，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总监”。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位居“次监”；罗宾臣被免职，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他就“自封”为总监。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只说“尔等诸监督”应该如何，并不说“尔总监”应该如何。

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王家委员会”，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小组委员会”。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次监、三监，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曾经说过“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

七三、鸦片问题

这样一个义律，是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39年3月11日)到广州以后的交涉对手。

比起他的几个前任(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义律的作风可谓别创一格。他不像律劳卑那样倔强，也不像德庇时与罗宾臣那样妥协。他肯用禀帖对两广总督行文，但暗中却在催促英国政府使用相当武力。

自从他在1836年l2月14日接任以后，中、英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倘若问题仅限于英国之要求对等外交，已经是够麻烦的了；偏偏有鸦片贸易夹在里面，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脸皮不可。

义律本人有没有也做一点鸦片生意，待考；但他忘记不了靠了鸦片，英国每年可以从中国吸收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十年就是一万万两，二十年就是二万万两。

英国，本是一个小国，而且在当时没有多少工艺品可以卖给中国。英国的毛呢，中国人不需要，那时候穿西装的太少了。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前，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换取茶叶、大黄、丝绸、瓷器。

早在唐朝、宋朝，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其后，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然而数量不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把鸦片大量种植，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纷纷把英国的货品(包括毛呢)运到印度，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吸收白银。

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严禁鸦片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

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止，东印度公司享有中、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

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受该公司管制。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自由商人”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因此才设立了所谓“王家委员会”，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先后任命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

“自由商人”蜂拥而来，中、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

雍正年间，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每箱在一百斤左右)；乾隆年间，是四千箱；嘉庆年间，是四千五百箱。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是一万四千箱。

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1837年至l838年)，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第二个年度，是四万零二百箱。

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在雍正、乾降两个皇帝之时，是禁止境内的人民“吸食”，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输入”，按值抽税。到了嘉庆皇帝之时，把输入也禁止。但是“洋烟”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

那时候，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黄埔之间。道光皇帝即位以后，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

事实上，鸦片贸易有增无减。烟船移泊到“海外”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不再是现款取货，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然后在闽、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同时，趸船代替囤户，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快蟹”执行。(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 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样的大迂回，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坏官吏，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好官吏，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

于是，“鸦片输入解禁”渐渐成为若干华人、英人的一致要求。他们的代言人，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主张解禁。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课以重税，限以只许“易货”，不许“易银”，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

许乃济劝道光，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他说，吸食鸦片的本是“闲荡无用之人”，吸穷了活该，吸死了也活该，毫无足惜。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读书的与文武官吏，就好。

许乃济很彻底，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又主张不禁种植。他说，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

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填、粤海关监督文祥，叫他们详议，这三人议了以后，向道光复奏，说“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但是，道光本人颇不谓然。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他也接到了不少。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为最有理由。

黄爵滋是鸿胪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黄县人。他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大危机，是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要凑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换到一两。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议以一年为期，禁绝人民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赈，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过去，吸食鸦片的仅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张改处死刑。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获得林则徐的热烈响应。

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翰林出身，历任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候(道光十八年)担任湖广总督，一向以清廉能干著名。

他支持黄爵滋的建议，限令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以内戒绝，逾期概处死刑。

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施行办法：饬地保、牌头、甲长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烟人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的无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到了满一年尚不能戒的处死。

林则徐不愧是一个仁者，他征集得戒烟的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以通饬各省官吏晓谕烟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对他的折子作何决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厉风行地禁起烟来。他这样做，并不违旨，因为雍正以来“列圣”的禁烟谕旨犹在。朝廷虽则在广征各方面关于解禁与厉禁的意见，但尚未颁有解禁的法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所有开设烟馆的贩子。同时他掏出自己的钱来，配制戒烟丸药，送给瘾君子吃。民间的烟具、烟膏、烟土，被他收缴得几乎净尽。

有很多烟民，因此就很快地把烟戒成。他们的妻子感激极了，颇有跑到总督衙门来，向林则徐叩头致谢的。

道光听到消息，认为他禁烟最有成绩，便特别重用他，发表他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

所谓“海口事件”，是发生在广州商馆门口的一件华洋互殴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l2月12日)。

原来，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于奉到朝廷所综合各方意见而制定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以后，也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后尘，认真地捉拿烟贩、收缴烟土。邓廷桢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将一个烟贩子何老金处绞，让洋人知道中国的厉害，以后少干些鸦片走私的勾当。

这一天，十月二十六日，邓延桢派人来搭棚子，竖起木架。各国洋人见丁大怒，便阻止衙役，而且拆了棚子，毁了木架。衙役们于是把棚子与木架移到附近的潮音街，草草地绞杀何老金了事。

有几千个华人到商馆的门前看热闹，洋人纷纷出来用木棍子打。华人也就捡起砖头、石头向各国商馆的窗户抛掷，闹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南海县县知事带了二十名左右的兵十来弹压，才把群众赶走。

这时候，各国商馆本已由于英商殷纳斯私运两箱鸦片的案件而受“封舱”，又有了这十月二十六日的斗殴事件，情绪便愈加愤激。

洋商有自己的“商会”，于是以这个商会的名义，写信向总督邓廷桢抗议说：商馆前面的空地，一百年来一向是洋商们游息之处，不应该把它改作刑场。总督的回答是，这空地虽则暂准洋商游息，但仍旧是天朝的领土，洋商竟然抗议，殊为狂妄。以后将有更多的烟犯，押到这空地上处绞，让洋商之中的不良分子知所警惕。

殷纳斯在三十日遵令出境，总督不愿意立即“开舱”。理由是，尚有若干烟船停泊在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珠江江面。

两天以后，义律出了一个布告，通知所有的英商，叫他们把烟船驶出虎门，并且不得抗拒中国官方的检查与没收。倘若有贩烟的英国人打死华人，必将处以死刑，正如在英王陛下的领土以内一样。

布告出后，过了五天，英商的若干烟船依然停在黄埔没有走。义律于是顾不得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不许他向两广总督上禀帖)的训令，又向总督递起禀帖来。总督叫广州知府与协台谕告他，对他的协助甚为嘉许，并且说将要以更严厉的方法对付贩烟的洋商。

消息传开来，所有的烟船溜得干干净净。邓廷桢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月1日)下令开舱。

道光皇帝在京城发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比邓廷桢下令开舱早一天。那时候，京城、广州之间没有电报，道光无法知道所谓“广东海口事件”事实上已快结束。

林则徐于次年阴历正月二十六日(3月11日)才到达广州。海口事件已不存在。

然而，各国的商馆内部仍旧存有大量烟土。烟船虽则已完全离开黄埔，驶出虎门，却逗留在伶仃岛的洋面，随时准备再来，或开到南澳一类地方继续走私。

况且，英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曾经在道光十八年阳历8月间率舰闯进虎门一次，虽则前倨后恭，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杯酒交欢，却难保以后不来。道光皇帝授给林则徐“节制该省水师”，用意在此。

道光的禁烟决心，是很显然的。可惜的是，当时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鸦片问题。与鸦片问题连接往一起的，有英国政府对中国要求对等外交关系的问题，有英国商人反对十三行(公行)包办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以及所谓“商欠”(华商对洋商欠款)的问题。至于中国这一边不愿意白银流去，英国那一边更不愿意白银流走，也是颇难解决的一大争端。

七四、鸦片战争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有七天毫无行动。他在暗中积极准备，调查烟贩的姓名、住址，与鸦片黑市的一般情况。

第八天，阴历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他传见公行行商，责备他们掩耳盗铃，帮助洋商私贩鸦片。叫他们转告洋商，限三天以内把趸船上的鸦片全部缴出销毁，同时出具甘结，声明以后如被查出私运鸦片，“人即正法，货尽入官”。

三天期满，洋商所缴出的鸦片仅有一千零三十七箱，显然是敷衍敷衍而已。

林则徐这时候已经封锁了商馆地区，不让任何洋商离开，而且下令捉拿最著名的一个英国鸦片贩子查顿。

义律在澳门，通知外海的英国兵船向香港开行，准备作战。他写信报告帕麦斯顿，说将来难免一战。

他在阳历3月24日赶到广州。他本想把查顿弄走，逃避林则徐的捕捉，结果他本人也陷在商馆地区，成了事实上的俘虏。

连他在内，被封锁在商馆地区的洋人共有二百七十六名。在他到达以后，封锁已经加紧，华人雇员完全撤走，菜蔬、水果、牛肉等日用品断绝供应。

义律开头很硬。他向总督邓廷桢要求，于三天内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及英国船只以出口护照。总督叫人告诉他：根据钦差大臣的命令，必须把鸦片缴清，护照才能够发。总督又责问他，禀帖之中提及“两国之间的和平”，所谓两国是那两国？英国怎能与天朝并称？莫非是指的英国与美国?

林则徐叫人在义律的住所(中和洋行)墙上贴告示，就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劝洋商速把鸦片缴出。同时，又吩咐人警告义律，说以后缴土具结的事，惟义律一人是问。

义律软了下来，一面道歉，说无意干犯天朝，请求将上次的禀帖退还；一面通告商馆地区的所有英商，将烟土全部或其清单于阳历3月27日下午六点钟以前缴山，交他转送中国政府，烟价当由英国政府斟酌偿付。

多数的烟土此时不在广州，而在伶仃岛的趸船之上。义律在次日禀告林则徐，说已查出英商的烟土共有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准备缴送。同时，派次监姜司吞去伶仃岛，把烟土点收，运来。

林则徐很讲道理，叫人告诉义律，在缴足四分之一之时，便准许华人雇员复工，准许供应日用品；缴足二分之一之时，准许舢舨往来；缴足四分之三，准许贸易；缴足全数，一切恢复常态。

到了阳历5月21日(四月初九)，义律居然把全数缴足。其中有五百二十三箱，是他算错的，他也特地从印度买来新货，补足此数。

第二天，一切恢复常态，义律却通令所有英商撤离广州。

林则徐准备把收缴的烟土，运到京城去销毁，道光叫他在广州就地销毁。于是，林则徐就选了虎门附近的海滩，用盐卤、生石灰，把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计有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的“洋土”，当众销毁净尽，一共销毁了二十三天才销毁完(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

义律率领英商及附和英商的别国商人，除了二十五名美国人以外，去了澳门，不肯恢复贸易，更不肯出具以后如再贩烟，“人即正法，货尽入官”的甘结，而且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他发出宣言，表示不信林则徐能够公正而温和。

他向林则徐与邓廷桢要求，改在澳门卸货、装货。林、邓二人加以批驳，说广州才是通商口岸，澳门只是准许洋人暂住的地方。

五月初七(7月7日)，在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地方，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有一群英国水手想买酒买不到，却发起“酒疯”来，乱打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有一个姓林，名叫维喜的，被打得受了重伤，在第二天断气。

又过了两天，义律送一千五百元墨币给苦主，一百元给其他老百姓，叫他们写一个字据，说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同时，他自相矛盾，悬赏二百元征求有关谁是凶手的密告，悬赏一百元征求有关谁是暴动祸首的密告。

林则徐、邓延桢会同巡抚怡良，住六月二十三日发出布告，说义律不该出钱贿买村民，企图掩饰，说犯人是英国水手，与别国洋人无关，说洋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应由中国官吏审判，有乾隆十九年的前例可援(一个英国水手被一个法国水手杀了，凶手被中国官吏处死)。

义律却认为他自己有权审判在中国境内以及沿岸一百英里以内的中国领海中所有的英国臣民。

义律通知林则徐，请他派员于阳历8月l2日(七月初四)到英国船上“观审”。林则徐当然置之不理。

到了8月12日这天，义律故意不审凶手，只审所谓暴动祸首五人，判三人以六个月的徒刑与二十英镑的罚金；二人以二个月的徒刑与十五英镑的罚金。罚金在兵船上缴纳，徒刑等回到英国之后执行。

林则徐叫义律交出凶手，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此公然无忌地侵犯中国主权，因而忍无可忍，就在七月初七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断绝英商及其眷属的日用品供应，撤走华人雇员、仆役。

六天以后，义律离开澳门，移到英国船上居住。十一天以后，所有的英国人都离开澳门，到船上去住。据说，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曾经给他们通知，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又过了五天，七月二十三日，有一艘英国兵船伏来机二十八号(H.M.S.Volage 28)到达澳门海面。义律向葡萄牙澳门当局表示，有意思保护澳门。如果澳门让英国人去居住。葡萄牙澳门当局向他婉辞谢绝。

全体在华英人，因义律的狂妄举动而移居在船上度漂泊的生活，徘徊于香港、九龙之间(尖沙咀洋面)，不能做生意，而且买不到粮食,买不到可饮的淡水。其中有愿意遵守中国当局的法令，具结不再贩卖鸦片以便从事贸易的，义律一概加以阻止。 到了十月初六，却有一个英国人湾刺，对义律不再屈服，自动向中国当局具结，中国当局立刻准他带船进口。义律无可如何。

十八天以后,又有一个英国商人当郎自愿具结，被中国当局准许进口。义律这时有了准备，就调动兵船，在穿鼻岛附近挡住当郎的船。这时候，英国兵船来到中国领海的，已经有了好几艘了。

中国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为了职责所在，也率领兵船来制止义律对于当郎的干涉。

双方于是发生炮战。日期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ll月3日)。鸦片战争便是这样子开始的。

第二天、第六天、第七天、第九天、第十一天，中、英双方的兵船又互相开炮。每次，均是中国兵船打胜，英国兵船打败。义律替英国丢了脸，却厚着脸皮说“损失不大”。指挥英国兵船作战的，是伏来机二十八号的舰长士密。中国水师的指挥官，是提督关天培。

半年以后，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英国的印度舰队司令伯麦上校率领兵舰来到，开始封锁珠江海口。

不久，英国政府所派的远征军海陆军统帅懿律上将也来了。懿律与义律同姓、同族，但不是兄弟。

在懿律的统率之下，有英国与印度的兵士共四千人，包括布利耳所带的陆军两团。兵舰有十六艘，武装汽船有四艘，运兵船有一艘，运输船有二十七艘，大小火炮共五百四十门。

英国政府赋予懿律以“第一全权使臣”的名义，叫义律当第二全权使臣。

他们的任务是：除了封锁珠江以外，到中国北方的口岸，设法与清廷直接交涉。

他们留下了四艘兵舰与一艘汽船在珠江口，率领其余的船只向北开到厦门。这时候邓廷桢已经调任福建总督(两广总督由林则徐兼任)。

英军在厦门海面派了一条小炮艇，护送一条张有白旗的小船，送信给中国官吏。中国的福建水师不懂得“白旗”是什么意思，便开炮迎头痛击，英国的小炮艇也就还击，双方互有死伤。

英军于是又留下一艘兵舰封锁厦门，继续向北开行，到了舟山群岛，在六月初七日占领定海县县城。定海县的县知事姚怀祥自杀。

英军留下很多兵在定海，又丢下一艘在定海搁浅的兵舰。然后，分出两艘兵舰封锁宁波，再继续向北开行。

英军到达吴淞海口，又留下两艘兵舰封锁扬子江。

最后，英军只剩下五艘兵舰、一艘汽船，于七月十八日(8月15日)到达大沽口。清廷大为震动。

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奉命派人接了懿律带来的英国首相写给“中国首相”的信，答应于九天或十天以后，和懿律义律见面商谈，把请示皇上所获得的结果告诉他们。

英国舰队藉此机会，在渤海巡逻了一番。

八月初四，义律以“第二全权使臣”的身份，被迎接上岸，与琦善见面，谈了六个小时，琦善说仍须再向皇上请示。

于是，英国舰队在渤海作第二番的巡逻。

八月十七日，琦善再度与义律会面，说“一切都可以商量，希望你们回广东去，皇上将另派钦差大臣来与你们淡判，林则徐措置失当，必当重治其罪”。

道光果然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琦善办了很丰富的筵席，欢宴懿律、义律等二十几个英国官员。懿律等人在宴会上舞枪耍刀，十分得意。

他们在八月二十日，率领舰队离开大洁口，于九月初三到达定海。在定海的英军这时已经病倒了一大部分，病死了四百四十八人，被清军俘虏了一名上尉、一个妇人(中尉舵手之妻)。此外，英国兵与印度兵在半夜被华人偷去脑袋的也不步。

懿律留在定海，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办交涉，在十月十三日达成“浙江停战”的协议。九天以后，懿律等人启程继续南下，又过五天抵达澳门。

再过九天，义律通知在澳门的英商，说懿律因病辞职，统帅的职位由伯麦接充。(有人说，懿律与义律意见不合，愤而辞职，也有人说，懿律病得很重。)于是，义律成了唯一的全权使臣。

林则徐此时已被“交部严议，饬即回京”，在回京的途中奉旨“革职，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不仅当了钦差大臣，而且兼了两广总督。

琦善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所调集的兵船裁减三分之二，又撤去防守珠江的木排、铁链，然后才与义律会谈。义律向他要求割让香港，他不敢答应，想用空话敷衍。义律便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使用武力击毁虎门两旁穿鼻岛与大沙角的炮台。

琦善吓软了，慌忙下令停战，继续谈判。

双方在十三天以后(阳历l月20 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谈妥了“初步安排”(《穿鼻草约》)四条：(一)香港让给英国，仍向中国缴纳一切正当税捐；(二)中国付赔款六百万元墨币，立即付一百万元，其余分五年偿还，每年付一百万元；(三)今后两国交涉采对等直接方式；(四)广州港口在阴历元旦以后十日内开放，贸易在黄埔进行，至香港港口设备完成之时为止。

事实上，义律与琦善两人均是白忙一顿。英国政府认为所获太少，中国政府认为所失太多，两者均不肯批准这四点“初步安排”。

道光皇帝在接到琦善有关割让香港的奏报之时，拿起朱笔，批了：“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替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

结果，在二月初六，琦善被革职，锁拿来京，家产查抄归公。

在英国的一方面，帕麦斯顿于接到义律的报告之时，向女王维多利亚写信，说：“义律似乎把我们寄给他的训令完全搁在一边，于舰队行动获得完全成功之时，竟然同意了极不适当的条件。所索的赔款，远在被毁的鸦片价格之下，而且关于战事的费用、公行商人的欠款，一钱未得。我们明白训令了两位全权使臣，在华居住之不列颠臣民必须获得安全保障，他竟然丢开不提。我们又特别告诉了两位全权使臣，舟山[群]岛必须占领到全部赔款付清之时，而他竟然很匆忙地放弃了该岛，引人轻视。甚至香港虽割让，却仍须向中国缴纳捐税，那就不能算作不列颠女王的属地，而是如同澳门一样，仍旧是中国皇帝领土以内被皇帝容许的租借地而已。”

结果，英国内阁在阳历4月30日(闰三月初十)议决。不批准《穿鼻草约》，同时把义律革职，改任濮鼎查为全权使臣。

濮鼎查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香港。离开《穿鼻草约》签字之时，已经差不多有了七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期间，中、英两国之间又已发生了若干事件。

道光皇帝派奕山当“靖逆将军”，隆文与杨芳当参赞大臣，调集了川、湘、滇、黔的兵士一万多人，到广东“剿灭英夷”。他又派了裕谦当钦差大臣，祁塨当两广总督，接替琦善的两项要职。

义律看到广东战云密市，向琦善质问，不得要领，便在琦善被道光革职的前一天，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叫伯麦向虎门炮台进攻，打了两天，完全胜利。中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阵亡，湖南提督祥福落水而死，兵士死伤的有一千人左右，被俘与失踪的有两千人左右，大炮损失了一千多尊。英军只伤亡十四个人。

这时候，奕山与隆文尚未到达广州，杨芳已经来了。杨芳是对付过白莲教与张格尔的老将，对英国人却不敢打。

他在二月十一日向义律请求停战，义律准他停战三天。在停战期间，双方举行谈判，谈判得毫无结果(杨芳说，一切必须向朝廷请示)。于是，三天期满，英军又占领了广州近郊的一处炮台。这一次，杨芳一枪都不敢打，坐视英军为所欲为，又再度向义律请求停战。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双方不仅停战，而且恢复了通商。

奕山、隆文、祁塨在三月二十三日赶到。这三人恪遵道光的圣旨，积极准备进攻。在四月初一日的晚上，他们派兵袭击英军，英军就用枪炮向城内乱射，射了不到五天，奕山等人向义律求和。

义律叫他们：(一)拿出六百万元，(二)把军队撤离广州六十英里。奕山照办。

奕山在当天，四月初七日(5月27日)交出一百万元；到了第五天(5月31日)，便已把全数六百万元交清，义律把英军、英舰撤出虎门，中、英贸易完全恢复。

奕山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还了英商六百万元，英军就撤出虎门，“奴才等”“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其后，奕山等又奏英国“并非有心干犯天朝”，“恳恩厚赦”。至于把一万多兵撤出广州，奕山不敢说是义律的条件，却说是城外土匪甚多，不得不开去镇压。

那时候，威胁广州的英军仅有两千三百九十五人。城外的老百姓组织“平英团”自动抗敌，在四月初十日一接触，就把英军杀得魂惊魄散，死伤很多(英方文件说二十余人；中国文件说一百余人)。

七天以后，广州三元里也发生了平英团击杀英国人的事。历史上称为“三元里事件”。

濮鼎查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澳门。七月初五，他率领二千五百一十九名英军官兵，乘坐十艘兵船、四艘汽船，向北开行，攻打厦门、定海。

三天以后，七月初八，义律与伯麦离开澳门，到印度去，由陆路回英国。

濮鼎查的行动，就清方来看，是不可解的。奕山已经出了六百万元偿清“商欠”，一切的贸易(包括鸦片)已经恢复。天朝与英人之间已无战争。

但是，就英方来说，《穿鼻草约》并未批准生效，“两国之间”的种种问题(包括对等外交)并未解决，战争状态依然存在。

濮鼎查所率领的英军，于七月初十与福建总督颜伯焘所率领的清军，在厦门交战，当天把厦门占领。四天以后，英军退出厦门，留下五百五十人守鼓浪屿，其余转向浙江。

浙江的定海，已于三月间被义律交还清方。濮鼎查在八月十二日进攻，于中秋日将它占领。

十一天以后，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镇海。坐守镇海的钦差大臣裕谦，于城陷之时自杀。

再过三天，宁渡入于英军之手。英军以宁渡为根据地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先后于十一月及十二月间，二度被英军占领。

濮鼎查本人在十二月中旬回到澳门，于次年正月间把商务总监的办公处搬去香港(他是“特命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宣布香港与定海两处为“自由港”，准许英国及各国商船来往，不收关税。

本来，义律已在道光二十一年春天宣布过香港为自由港，而且设官授职，标卖公地，把香港视作英国的土地而经营起来。

义律这样做，是因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英国政府会反对《穿鼻草约》，虽则道光皇帝的反对，他是知道的。

濮鼎查知道《穿鼻草约》已被拒绝批准，却仍然视香港为已经割给英国的地方，又把暂时占领的定海也看成与香港一样。

濮鼎查在香港住了四个多月，等候英国政府从印度增调兵力，前来远东。到了这一年(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他已经有了一万名以上英印官兵、二十五艘兵舰、十四艘汽船、九艘医疗船、若干艘运输船。他本人在这一天由香港出发。恰巧英军于同一天在吴淞口集合。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他认为，必须切断中国南北的交通，才能逼迫清廷接受英国的一切条件。镇江是运河与长江的交叉点；占了镇江，便好向清廷开谈判了。

集合在吴淞口的英军，有一部分已经在四月初九日于杭州将军的满兵猛烈抵抗之下，一度攻占了乍浦的。满兵于一百年来久已丧失朝气，居然在乍浦表现得很好。

英军到达吴淞口以后，在宝山打了一仗，然后占领上海城。其后，溯江而上，于六月十三日到达镇江。镇江有汉人兵士几千人，驻扎在离城五英里以外，并不迎战。倒是驻在城内的满军一千六百人。正如乍浦的满军一样，肯出死力抗敌。打了三个小时以后，镇江入于英军之手。

镇江对岸的扬州，住有不少盐商。他们凑齐了三十五万五千两纹银，送给在镇江的英军。英军还以为是瓜洲镇上的居民送来的，便丢下瓜洲不攻。

十六天以后(六月二十九日)，英军的海军司令巴尔克乘坐军舰皋华丽号(H.M.S.Cornwallis)，到达南京下关。两江总督牛鉴慌忙派人上船，表示欢迎。

又过了六天，有三千四百名英兵在南京城外的钟山集合，做出要攻城的姿态。

这时候，道光皇帝于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影响之下，已经派了耆英作钦差大臣，会同伊里布与牛鉴，对英国求和。作为和谈传话人的，是伊里布的一个老仆人张喜。张喜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之时，曾经代表过伊里布，将三个俘虏交还英方，颇得英人好感。

张喜与濮鼎查、译员马礼逊会面了好几次，把英方的条件探询清楚，报告耆英等人。耆英又加派江宁布政使兼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吉林副都统咸龄和濮鼎查及其随员商量条约的条文。

实际上，条文完全是英方拟定的，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地方。黄恩彤与咸龄争来争去，只是一些细微末节而已。

为了怕得罪英方，耆英与伊里布、牛鉴顾不得道光皇帝给他们所下“总以不见面为是”的谕旨，而接受濮鼎查的邀请，一齐到皋华丽号军舰上拜会濮鼎查。比起当年律劳卑勋爵之求见卢坤而不可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双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皋华丽号军舰上签字于一张所谓“万年和约”之上。这和约共有十三条，在历史上称为《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在这一天结束。

七五、《南京条约》

签字于《南京条约》之上的，共有三人。作为“大清大皇帝”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宗室耆英”与“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远房皇族)伊里布”。(牛鉴不仅未能列名于条约之上，而且不久就被革职拿问。)作为“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等处将军，世袭男爵濮鼎查”。(其实濮鼎查并非男爵，只是一个武士阶级的爵士，是翻译的人弄错了。)

这《南京条约》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外关系历史上第一次不平等条约；在英国人看来，却是“以条约形式确定了民族平等”的文件。英国不再被视作朝贡藩邦，而且加了一个“大”字，叫做“大英”，以与“大清”平行。条约原文遇到“大英”两字，也正如“大清”两字一样，抬头另起一行，高出一格书写。遇到“大清大皇帝”及“大英伊尔兰君主”，均高出两格书写。

条约一共写了四份，中、英文各有正副两份。在中文的两份上，耆英与伊里布的名字放在前面；在英文的两份上，濮鼎查的名字放在前面。

条文中特别规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皆用平行照会。

从此，像义律之一再被迫向地方官上禀帖，而且常常要经由公行商人转递的事，不会再有。

但是，区区的英国领事官，也取得了与中国各省督抚大员互行照会的资格。英国人自己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英国领事是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的。

就条约的内容，这《南京条约》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割一个香港给英国，英国割了什幺岛给中国？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同时又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中国人能够在英国哪几个港口，享受同样的权利？

全部《南京条约》十三条，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中国的义务。

英国有权在五个港口驻扎一艘兵船，英国有权与中国议定中国关税的“则例”，中国有义务偿还“商欠”，赔出“战费”，中国有义务补给所毁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原价”。

“商欠”是华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贷本利，原为两国商人间的私事，却要中国政府代还，数目是三百万元(墨币)。

战费，是英国政府自己要兴师动众而花的钱。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外侮，也何尝没有花了很多？然而中国活该，为什么镇江一失，便慌忙求和于几千个英国兵与印度兵的威胁之下？赔了一千二百万元。

鸦片的“原价”是六百万。

商欠、战费与鸦片原价三项加起来：二千一百万。

在这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总算英国人把扬州盐商的三十五万五千两扣除了。折合五十万元。上海居民曾经答应送五十万元给英军，在条约签字以后缴了，也被扣除。

奕山在广州于义律兵临城下之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曾经交给义律六百万元。英国人称这项赔款为“广州赎城费”，不肯从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扣除。因此，中国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万元，而是二千七百万元。

英国的历史家曾经细细地算了一下，说英国政府在商欠、战费、鸦片原价三个项目之中无钱可赚，所赚的正是这“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

中国的政府与人民，在当时虽已很穷，却颇能担负得起这前后所出的二千七百万元之数。一船一船的银子，自中国运去伦敦。伦敦的造币厂加工铸制(银质的)英镑与印币卢比，除了分别还清商家与归垫英属印度政府以外，把剩下的相等于六百万元墨币的银子，存入国库。

堂堂“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总算发了一笔小财，但英国已是充分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本人并不直接管钱。存钱用钱，均是那个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之事。

内阁的外务大臣，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阳历9月起，已不是那号称“魔鬼之子”的帕麦斯顿勋爵，而是阿波儿丁勋爵。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进行“不名誉的战争”，上台以后却并不反对替国库略为增加一点收入。

在中国的一方面，“商欠”三百万元虽则由清廷代还，结果仍是摊派于广州公行(十三行)的商人。“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中的二百万，是由广州的全体老百姓分担的，政府只出了四百万元。此外，扬州盐商与上海居民共出一百万元。

条约签订以后，各地的绅商也陆续捐出一百一十万两(等于一百五十万元左右)。清廷实际的付出，不是二千七百万元，而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条约规定：全部赔款须在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底以前付清，倘若届时不能付清，尾数须按百分之五的利率加付利息。英军所占领的舟山(定海)与鼓浪屿，于全部赔款付清之时，才能交还中国。

清廷把赔款如期还清，英军也就在道光二十六年阳历7月从舟山撤退。鼓浪屿在二十五年年底便已交还了。(宁波与镇海的英军早在进攻乍浦以前，自动于“勒索”了居民若干款项以后撤走。)

最倒霉的，是广州的公行商人。他们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南京条约》规定：此后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连带倒霉的，是粤海关的官吏胥役，从此不再能透过公行向洋商(间接是中国消费者)榨取各种油水了。

此外，不仅倒霉而且冤枉的，是两位在台湾认真抗敌的好官：一位足总兵达洪阿，一位是道尹姚莹。

英国的运输舰纳儿布达号(H.M.S.Nerbudda)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六日开进鸡笼口(基隆)，向三沙湾的炮台发炮。中国守军还击，打断了该舰的桅杆，该舰仓皇退出，触礁，舰上的英军被守军杀了一些，俘了一百三十三名。被杀的包括五个英人、二十二个印度人。被俘的完全是印度人。

十几天以后，有英国兵船开来，索取俘虏，被中国的守军击退。

次年正月三十日又有三艘英国兵船开到台湾，进攻淡水、彰化之间的大安港。中国守军诱了其中的一艘安娜号(H.M.S. Anna)进港，搁浅，俘获了英国兵四十八名、汉奸五名、大炮十门。

道光皇帝接到奏报，认为“大快人心”．赏了达洪阿与姚莹以骑都尉与云骑尉的世职。又加给达洪阿太子太保头衔、巴图鲁名号，姚莹二品顶戴。道光吩咐他们：“除夷目即行禁锢外，其余各夷即行正法。”达洪阿与姚莹遵旨，留下英军头目九人，其余除了几个病死的以外，统统杀掉。

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方根据西洋的国际公法向达洪阿与姚莹索还俘虏，只领回了六个英军头目，就向钦差大臣耆英发牢骚。耆英于是向道光建议，把达、姚二人治罪。道光明知道俘虏是自己下圣旨叫杀的，却也同意耆英的话：“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结果，达、姚二人革职，解交刑部定罪。过了相当时期以后，道光在良心上过不去，才把达、姚二人的罪免了。 最大的忠臣林则徐自从在懿律率领舰队开抵大沽口之时，先后被“饬即回京”与“革职，仍回广东，候查问差委”，在广东闲住了一些时，因无兵无权做不出事来。道光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春天，调他去浙江，帮助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而且赏给他一个“四品卿衔”。然而，他位卑职小，实在也帮不了裕谦多少忙。倘若道光肯起用他为两江总督，赋以全权．至少上海、镇江不致沦陷，《南京条约》就不会有。

朝廷中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是林则徐的死敌。林则徐到浙江不久，穆彰阿就请准道光将他遣戍伊犁。恰好黄河在开封决口，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鼎，便向道光保荐，说林则徐当年在江苏治水颇有成绩，于是道光就留下林则徐在河南，助办河工。到了次年，河工办得很好，王鼎以为藉此可将林则徐再保一本。那奸臣穆彰阿仍然不肯放松，定要林则徐到伊犁去。林则徐也只得去伊犁了。

王鼎气愤已极，在家中悬梁自尽，留下一封遗奏给道光，列举穆彰阿之罪，实行“尸谏”。这遗奏却被穆彰阿派人从王鼎家里骗来，换写一篇，递给道光。王鼎算是白死。

七六、虎门、望厦、黄埔

在《南京条约》以后，耆英与濮鼎查又签订了两种外交文件，一是所谓《五口通商章程》，一是所谓《附黏善后条款》。

《五口通商章程》是在香港签的，日期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43年6月23日)。章程之中的第十三条规定：“英商控告华民，应向‘管事官’投禀。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管事官’应一律调解劝息…...倘双方争讼不息，双方官吏会审，各依本国法律治罪。”

所谓“管事官”，便是后来的“领事”。

章程的另一条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可以在五个港口各停“官船”一艘，“以便管事官约束水手人等，经查验后可以免税”。 《附黏善后条款》是在虎门签订的，日期是同一年的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其中有一条把《五口通商章程》所称的“官船”解释为兵船。更重要的一条是，“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许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最惠国条款”。它把中国从此放在列强的集体控制之下。

美国不甘后人，也派一个“特命全权公使”顾盛，率领四艘兵船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来到澳门，通知当时的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要求进京面呈美国正统领(总统)写给中国大皇帝的函件。

程矞采奏告道光，道光叫他对顾盛“婉言开导，据理拒绝”。程矞采于是运用拖延的手腕，让顾盛在澳门等候圣旨。等了将近两个月，顾盛不耐烦，派一个船长巴驾乘公使座舰白兰地酒号(U.S.S.Brandywine)开进虎门，直驶黄埔。

道光于是命令耆英以钦差大臣的资格，与顾盛在澳门谈判。结果，双方谈妥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条约，于五月十八日(7月3日)在望厦村的观音庙签字，称为《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凡是英国人用武力才能获得的种种特权，美国人完全沾光，而且增加了“设立教堂”的一款。但是，美国也答应了如有美商私带鸦片，中国地方官可以自行办罪；这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所没有的。

法国的公使与兵船，于顾盛来了以后三个月，也到达澳门。公使剌勒尼与耆英在九月十三日(阳历lo月24 日)签了三十五条《中法商约》。地点是停泊在黄埔岛海面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Archimede)。

《中法商约》的内容，也包括五口通商权、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兵船停泊权、设立教堂权，等等。所不同的是，倘若法国领事出缺或不在当地，法国的商人与船只可以“托与别国领事代为料理”。

刺勒尼于签定《中法商约》前后，又要求清朝政府将雍正三年查禁天主教的圣旨取消。这一点，清朝政府也接受了。

七七、澳门事件

澳门是广东省中山县的一个半岛，于明朝嘉靖年间被葡萄牙人用每年一千两的“地租”贿赂地方官吏，私占了去，造堡垒，搭码头，设商馆，立政府，久假不归，喧宾夺主。

清朝承认既成事实，照旧收取葡萄牙的一千两地租，而且在康熙三十年，依照葡萄牙人的请求把地租减为六百两。其后不久，再减为五百两。

然而，明朝、清朝均不曾正式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两朝仍旧在澳门征收华人的田赋，也没了关卡征收关税。葡萄牙人在澳门修建房屋，均于事前向中国官吏请领执照。

因此，澳门在法理上始终是中国的领土，虽则在事实上有点“中、葡共治”的色彩。

在《南京条约》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既经签字以后，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向耆英要求“豁免租金，扩展界址”，被耆英拒绝。葡萄牙当局同时请求免领修建房屋的执照，酌减船税、货税，准许葡人前往五口经商等，耆英却答应了。

其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当局对清延更加轻视。

香港在变成英国殖民地以后，因为是不收关税的自由港，便一天一天繁荣起来，使得澳门相形见绌。

澳门的葡萄牙长官曹玛利楼，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1849年3月5 日)宣布澳门已由葡萄牙政府改为自由港，不容许任何“外国”的海关在澳门继续存在。他派兵守住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办事处，不让商人前往纳税。

这时候，两广总督是徐广缙。徐广缙既不敢对曹玛利楼用兵，又不敢奏报道光。绦广缙只会下令撤退在澳的华官、华商及其眷属。这一个手法相当厉害，把澳门弄得市面萧条、十室九空。

曹玛利楼于是也下令限制华人迁出澳门：凡是未经准许而迁出的，房屋与地产均视作自动放弃，由澳门政府没收。

到了七月初五(8月22日)，他骑马走近“界墙”，被当地的华人袭击，失掉一只手，也失掉了头。

三天以后，葡军一百二十名占领界墙与界墙附近的中国炮台，同时俘虏了三名华人。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为了表示对葡萄牙人同感，派了两艘军舰来澳门示威。

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戴菲斯与法国驻广州的领事福思鲁昂．联名向徐广缙提出抗议。

徐广缙慌忙捉拿“凶手”。二十天以后，捉到了一个“沈启良”(？)，杀头。但是葡萄牙人定要索还曹玛利楼的头与手。徐广缙要求葡萄牙人交出三名华人俘虏，葡萄牙人不肯。

双方僵持到十一月十一日(12月24 日)，终于和平了结，葡方交出了三名俘虏，徐广缙也交出了曹玛利楼的头与手。

从此，葡方不再缴纳澳门的地租，而且向华人征收田赋。

七八、鸦片畅销

英国人不愿意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提及鸦片一词。在英国人所写的历史之中，鸦片战争不是鸦片战争，而是“贸易战争”，为了争取“贸易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

在“自由”的掩护之下，鸦片不仅继续在广州进口，而且可以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横行无阻。

英国的外务大臣帕麦斯顿曾经训令濮鼎查，叫他竭力劝中国政府把鸦片解禁，说鸦片解禁以后，中国的关税收入就会增加，不解禁也无法捉拿在海上走私的英国鸦片贩子。在取缔走私贩子的工作上，英国政府是无法协助中国政府的。

美、法两国在《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之中均明白规定，不保护其本国的犯禁从事鸦片贸易的败类，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不少。广州的老百姓肯让美、法两国的商人进城，而不肯让英国商人进城，不无理由。

英国人在广州，仍旧只能住在商馆。挨到了道光二十六年的秋天，有两个英国人偷偷地进城，立刻被老百姓打走。次一年春天，有几个英国人去佛山镇游历(这是违犯条约的行为。《附黏善后条款》规定：他们不能到五口以外的乡间和内地去)。 两个月以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德庇时，率领九百兵士乘兵船开到黄埔，向耆英抗议，要求：(一)惩办凶徒，(二)在河南岛造货栈，(三)造礼拜堂，(四)两年后开放广州城。耆英怕惹出第二个鸦片战争来，对这四项要求完全答应。

这一年的冬天，有六个好奇的英国人走到广州乡下，被老百姓杀死。耆英赶紧抓了“主犯”，杀头。总算事情没有闹大。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所谓“两年后开放广州城”之约已经到期，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文翰，为了实现前任德庇时的意愿，真的乘兵舰冉来广州，却被珠江两岸聚集着的十几万老百姓吓软，退了回去。

原来，这十几万老百姓，是总督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所暗中编练的乡勇。道光很高兴，赏了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然而，英国人虽进不了广州城，却能在广州城外、黄埔岛以南两三英里之处，停泊鸦片趸船，公然走私。他们而且公然在珠江两口出海之处铺路、造屋，自设租界(毫无条约根据)，停了若干鸦片趸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不列于五口之内的]汕头、泉州、镇海，也都有鸦片趸船停在港外不远的海面。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所停泊的更多。

结果，鸦片销华数量就一年比一年多。在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是两万箱。在《南京条约》签字以后的一年，就有三万六千七百箱。到了咸丰九年，竟然超过六万箱。

七九、上海走运

根据《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子均被开放。清初以来的“一口通商”的局面从此打破。广州不再是中国官吏与商人唯一的“发洋财”的地方。而且，由于英国人在当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被老百姓挡驾，直至英、法联军之时，不曾能够“进城”，只能继续住在城外的“商馆”。

厦门、福州、宁波这三个口子虽则开放了，但是厦、福两口由于“腹地”山多，交通不便，物产少，人民穷，始终不能发展为繁华的国际商埠。宁渡的情形较好，但是距离上海太近，大部分的生意均被上海抢了。

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并不曾有一项设置“租界”的条文。上海之产生租界，与租界之发展为半独立的“洋人自治区”，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最初，来到上海的洋人是住在县城的城墙以内的。上海人与广州人不同，并不排英。(在厦门、福州、宁波，洋人也都能“进城”。不过，洋人喜欢新鲜空气，自愿住在厦门对海的鼓浪屿、福州城外的南台、宁波的姚江北岸。)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洋人也觉得新鲜空气可贵，就由英国领事布特娄出面，与中国的苏松太道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指定郊外的一片地方，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西边的界限，于次年八月初五日确定为界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专供洋人“租地建屋”之用。它的面积约有一千零八十华亩(一百八十英亩)。再其后，在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又把西界扩展，增加了一千七百四十华亩(二百九十英亩)。

道光二十五年的租地建屋原约，规定洋人可以向华人地主“永租”，每华亩至少付给“永租金”四十元墨币，以后每年向中国政府纳税，每华亩一千五百文(当时约合一元二角五分)，以代替华人地主一向缴纳给清朝政府的田赋。

这租地建屋原约，可说是保存了中国政府对租界的政治主权。但是却答应了：在租界以内，所有的华人地主只能把田地“永租给洋人”，不能租给或卖给其他的华人。同时也不许洋人在建屋以后，把屋子租给华人，或供华人使用。

九年以后，由于天地会的支流“小刀会”曾经占领上海县城。把清朝官吏吓走，有极多的中国老百姓涌入租界居住，上述的禁止华人租买房地的规定，事实上不能生效。于是，在清朝军队重占上海县城以后，苏松太道又与英国领事(加上美、法两国领事)签了文件，准许华人在租界向洋人“租地”、“租屋”，但必须经由这洋人所隶属的国家的领事正式申请，保证遵守若干洋人们所业已制定的种种条例，缴付各项税捐给洋人所公推的办理公益的人(所谓公益，包括造桥、修路、建筑码头、清理垃圾、设置路灯、掘下水道、买救火车，等等)。

被公推主持“公益”的洋人共有三个，合成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这个小小的委员会逐渐扩充壮大，成为其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

工部局的英文名称，是“上海市议会”；为什么译成华文，便是不伦不类的“工部局”三个字呢？原因是，租界上的洋人本无自组市政府之权；英国领事马豆儿斯特及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均一再于同治元年强调上海仍为中国皇帝的领土，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无权管辖上海租界以内的华人。

所谓“公共租界”，实际上是英、美两个租界的合并。而英、美之各有一个租界，根本是于法无据。出面向苏松太道取得洋径浜与苏州河之间的租地建屋之权的，诚然是英国一国的领事，但条文规定了受益者是所有的“外国人”，并非仅限于英国一国的人。倘若这一片地方，可以被称为租界，那它根本就是所谓“公共租界”，而不是英国一国的租界。实际上，英国人以外的洋人，早就进了这“英国租界”来租地建屋了，英国领事未加拒绝。

问题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冬天。住在这“英国租界”内的署理美国领事格里斯沃尔德，在他的房子前面升起美国国旗。骄傲的英国领事竟向格里斯沃尔德抗议。糊涂的苏松太道受了英国领事的怂恿，也向美国领事抗议。于是，美国领事就在“英国租界”以外，自行开辟“美国租界”于“英国租界”之东北的虹口。

苏松太道并不对这个自行开辟的美国租界指定任何界线，却也照样准美国人租地建屋，慢慢自由发展。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这“美国租界”与“英国租界”合并而自称为“公共租界”之时，苏松太道才把“公共租界”在这一方面(东北)的界线加以确定。

公共租界成立之时，所谓“工部局”的董事已不是三人，而是九人了。选举董事的是全体纳税洋人的大会。纳税的华人既不能出席大会，自无权选举董事。

两年以后(同治三年)，公共租界设立“会审公廨”，破坏中国的司法权的完整。当被告为洋人之时，洋人自可依照条约，由其本国领事依照其本国法律加以裁判。当被告为华人之时，理应由华官依华法加以裁判，原告如为洋人，这洋人所属之国的领事只能列席。但是在会审公廨的制度中，不仅这列席的领事或其代表成了“会审”中国被告之官；而且遇有原、被告皆为华人之时，领事或其代表人也当了会审之宫，享有与中国法官同等的权力。“公共租界”在司法上俨然另成一个小共和国，不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在公共租界里面，有工部局所办的警察(巡捕)与义勇队，使得这小小的僭立之国，有了自己小小的“国防军”，并且一度把租界四周三十英里以内划入它的“保护范围”。

法国在上海的领事敏体尼，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与苏松太道也立了约，划出洋泾浜以南、县城北门以北、黄浦江以东、关帝庙与周家桥以西，作为专供法国人租地建屋的地方。这就是最初的法租界。其后，由于小刀会起义，法租界在东南方逐渐扩充到小东门与黄浦江之间，在西边扩充到静安寺路之南，共有一千二百华亩(二百英亩左右)。

法国领事其后也在法租界成立类似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机构，而且企图管制法国人以外的洋人，要这些洋人先向法国领事申请，才能在法租界租地建屋。英、美两国的领事反对法国领事的做法；他们通知各该本国的在沪侨民，说凡是在任何一个租界(包括法租界)租地建屋，只须在本国领事之处注册就可以了(不必理会法国领事)。

比起法租界来，公共租界的确更富有国际性。任何一国的洋人均可以进人公共租界，租地建屋、经商，参加“纳税洋人大会”，享受以往在广州所从未享受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反之，法租界虽则没有绝对不让别国的洋人进去，事实上却是法国人所视为禁脔的一片土地(在俄国革命以后，才有不少的白俄涌入)。

上海之正式成为商埠，可说是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领事布特娄到任之时。一年以后，在上海城内居住的洋人共有二十三名(包括布特娄)，所开的店铺共有十一家，传教士有两人。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城内与租界里的洋人有了八十七名。又过八年，咸丰五年，洋人增加到二百四十三名，差不多全数居住在租界之中。

中国人为了便于从事国际贸易与供应洋商种种需要，并享受近代化的都市生活，搬进租界以内来居住的华人远比洋人多，多过了一百倍。

在太平天国革命及连带的小刀会起义期间，因逃难而挤进租界的又多得不可胜数，使得租界以内的中国人口，达到五十万人以上。

太平天国被清朝镇压以后，虽则逃难的老百姓很多各回本乡，然而上海租界的华人仍有二十几万。

在清朝结束、民国肇造之时，上海租界与华界的总人口便超过了一百万。

到了抗战胜利之时，这数字就变成了五百万以上。

上海在元朝以前，不过是松江华亭县的一个小镇；到元朝才升为一个小县。甚至在清朝，于五口通商以前，仍旧是一个小县，其重要性远不及邻近的各县，更说不上堪比于作为府治的吴县、武进县、丹徒县，等等。

自从列为通商的五口，又糊里糊涂地划出租界后，它就渐渐地变成全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东半球最重要的港口、最大的商场。

八○、粤人抗英

英国人在上海很得意，在广州却进不了城。根据《南京条约》，他们不但有权进广州城，而且可以在城内自由居住、租屋或租地建屋。然而，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留给广州人以极坏的印象，广州人以及一般的广东人，因此就宁死也不肯对英国人屈服。

英国人在广州原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商馆。商馆地区共有一百多亩(二十一英亩)，英国人想扩充，到商馆地区以外租地建屋，却没有一个本地的中国人(广州人)肯把地皮租给他们。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十一日，有一个英国人康吞跑到“老中国街”踢翻一个水果摊。他的理由是，水果贩子的叫卖之声吵了他。

四天以后，另一个水果贩子也因为叫卖而“冒犯”了一个英国人裘儿齐。裘儿齐用手杖打这个水果贩子。康吞跑出来，帮助裘儿齐，用棍子将水果贩子毒打。打了一顿不算，两个洋人还把这可怜的水果贩子拖进屋内，捆起来继续再打。

这引起了中国市民的公愤，不少人聚集，包围那屋子，冲进大门，拉下窗外的铁栏杆，想抢救水果贩子。有些群众高呼：“打番鬼!杀番鬼!”

洋人，包括美国人及美国代办领事，于是全体出动，在英国领事的领导之下，向于无寸铁的中国群众开枪。中国群众死了三人、伤了六人。

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中国官厅派来两百名兵士，才把秩序恢复。

事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德庇时，作了两件自相矛盾的事。他一面向州广总督抗议，说责任在于华方，中国官厅未能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英人有自卫的权利；一面又把行凶的祸首康吞交给英国在广州的领事，运用领事裁判权，开庭审判康吞的“破坏条约”之罪。

英国领事判决康吞有罪，处罚金二百元墨币。判罪及处罚的依据，是香港政府法令第二号。康吞不服，去到香港的“最高法院”上诉，香港最高法院指出了广州英国领事法庭在程序上犯了两点错误：应该援引香港政府法令第七号，不应该援引第二号，所判的罪，是关于7月4日(闰五月十一日)的行为；而所处的罚，是关于7月8日的行为。

结果，原判决取消，罚金退还。

中国的水果贩子白白挨打。死了的三个中国人、伤了的六个中国人，也是白死、白伤。

坐在伦敦外交部办公桌子后而的“魔鬼之子”帕麦斯顿，也是明知康吞与裘儿齐不该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群众的“暴动”，却仍旧训令德庇时，叫他对中国官厅采取强硬态度。

他用外交部的名义，写信给康吞，说政府“完全赞许领事法庭对你判处罚金，本部所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程序上的错误使得你逃过了处罚”。

他给德庇时所下的训令，也郑重吩咐不可在发还康吞罚金之时，向康吞表示任何歉意。然而，他仍叫德庇时向中国要求“惩凶”，告诉中国政府将要有一艘英国兵船永久停泊在广州商馆之前。

其后，他不仅派了一艘兵船来，而且派了两艘兵船来。

其中的一艘，是玛丽·班那亭号(H.M.S.Mary Bannatyne)。玛丽·班那亭号来到广州不久，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二十八日惹了事，两个水手闯进广州郊外的小街道，和居民发生斗殴，一个水手被“割伤”，另一个水手跳河逃命。

帕麦斯顿接到报告，又发了火。他在十月间训令德庇时，叫他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再“预防这类暴行”，英国政府只有自行惩凶，那时候休怪“无辜的老百姓受到连累”。

德庇时在次年二月中旬接到此项训令(船上耽搁了两个多月)，就向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写信说“阁下倘不制止这些暴行，中国人民将受灾难”。同时，德庇时通知香港的驻军司令达几拉将军，派兵去广州。

这时候，又已有六个英国人与一个美国人在正月二十六日去佛山镇游玩，遭遇群众用小石头阻挡。虽则洋人无一受伤，但德庇时也要赔偿、惩凶，加在去年八月间那次两个水手“遇险”的事件之上。

达几拉将军在二月十六日开进虎门，用了三十六个小时毁去八百二十七门炮，到达广州。清军奉命未作抵抗。

耆英于是便在英国兵船的威胁之下，于二月二十一日答应：(甲)惩办水手遇险事件与游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划出适宜地区，供英国商人及“别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点供英国人造教堂，办坟场；(丁)准许英国人在猪巷(Hog Lane)搭一个天桥，与商馆地区相连；(戊)不许中国船在商馆前之河面停泊；(已)让英国人在两年以后自由进入广州城。

谁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个英国人在广州郊外失踪。他们带有手枪与群众打斗，两人当场被打死，四人被俘，于第二天被杀。

耆英十分紧张，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选定十一月十四日，请求英国文武官员与三十三名英国兵士，到肇事地区监斩。斩了四人，判了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关在牢里静候刑部批准斩刑与绞刑)，三人永远充军，六人笞后充军三年。这才勉强获得德庇时的满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两个英国商人在商馆门口，看到中国群众从河对面向他们摔石头。于是英国领事又一再要求惩凶。徐广缙捉了两个人到商馆门口“枷号示众”。

四月上旬，英国领事听信谣言，说中国方面将要恢复“公行制度”，贸然下令英国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国当局缴纳关税、船税。五天以后，当他知道谣言毫无根据，又自动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克利伦，在城内租得了一所现成的房子。邻居们开了一次大会，公请房东退租，房东只得应允。 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邻居请房东退租，房东不肯。邻居们向官厅控告房东，结果房东被判入狱，在狱中呆了六年。

这时候，道光二十八年，担任两广总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广缙。徐广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实授为两广总督的。同时，被调署而实授巡抚的，是另一位坚决反英的人——叶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则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为云贵总督。很显然，道光皇帝颇为后悔，不该信任了琦善与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粤人抗英，固然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但徐广缙与叶名琛的暗中鼓励，也有关系。叶名琛征召了十万以上乡勇，在夜间操练，在白天不露形迹。这些乡勇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职之时，英国的比较讲理的外相阿波儿丁也去职，迷信武力的帕麦斯顿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间，有一个英国人迈多斯在黄埔附近遭遇海盗，跳水逃命。英国领事向徐广缙抗议。徐广缙捉了十三个人，将八人斩首、五人充军终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许英国人入城”的诺言于四月初到期。但是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恶感更甚于昔，徐广缙在二月十七日亲自到英国船上，与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会面，说明困难。河岸两旁站了成千成万的乡勇，“呼声震天”。四月一日，徐广缙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谕转告文翰。敕谕上说，不便违反广州人民的公意，强迫他们准许英国人入城。文翰于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果然被徐广缙挡了驾，兴奋之余，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巡抚叶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赏戴单眼花翎。

帕麦斯顿听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广缙：“将来两国间如果发生使中国不愉快的事，错误在于中国一方。”又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叫文翰设法进达。帕麦斯顿身为英国外务大臣，却不晓得中国这时候并没有所谓“外务大臣”。 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号(H.M.S.S. 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递进帕麦斯顿的信。大沽口的中国官吏，奉了咸丰皇帝之旨，将这信退回。(道光在这一年阴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中、英之间的广州入城之争告一段落。)

八一、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　　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作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

这时候，广东有一位朱九涛甚为活动，是天地会的广州一个山头老万山的首领。有人说，这朱九涛便是焦亮。

广州的城门口，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夏天，出现一个“无名揭贴”，悬赏购买总督徐广缙的首级，下面写的是“大明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张揭贴，可能也是焦亮干出来的。他可能改姓了朱，而且冒称崇祯十一世孙，自称皇帝，建元天德。

三年以后，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说洪、冯二人“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

焦亮本人在广东活动丁一阵，没有什幺结果(由于徐广缙、叶名琛的镇压)。洪秀全与冯云山“把会名改为上帝会”，志在“到处造反”，最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占领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焦亮听到消息，来金田与洪秀全会面。洪秀全封他为天德望，把他的名字改为洪大全，称他为“贤弟”，叫他称自己为“大哥”，又叫“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岁”，与称呼自己一样。　　改名为洪大全的焦亮，能与洪秀全同被称为万岁，能与洪秀全互称大哥、贤弟，可见地位极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号“天德王”。他可能的确作过“天德皇帝”，由于事败兵散，才不惜纤尊降贵，来依附洪秀全。

甚至，洪秀全也许原本是他的部下，被他封过“太平王”。在《太平天国诏谕》一书之中，有“封洪秀全为太平王”八个字。

洪秀全占领永安州(蒙山)以后，才自称“天王”。天王之下，设东、南、西、北四王和翼王：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其后太平军到达湖北，有一位天地会会友姓郭，起兵响应，不知道洪秀全已经自立炉灶，还以为洪秀全仍是“天德皇帝”的部下。这位“大将军郭”在一篇“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初六日”的布告上说：“清朝两百年来滥用小人，不恤民意。我天德皇帝赫然震怒，起兵以来三年于兹。”(据1853年3月1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

焦亮(洪大全)在洪秀全军中很谦虚，叫众人不必称呼他“万岁”，说“只要称我为‘先生’，就可以了。”他有时仍穿僧服。

他年纪比洪秀全轻(在咸丰二年才三十岁，比洪秀全小九岁)，书读得比洪秀全多，兵法知道一些。洪秀全常常向他请教。

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攻进永安州(蒙山)，他随军入城。不久，清军追来，把他们围住。

次年二月十六日，洪军突围，焦亮与西王萧朝贵率领一万多人，担负殿后的责任。突围以后，走到古苏冲地方，焦亮被清军追及，捉住。

他被捉的时候，“头戴风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为什么“自行锁纽”？清方有人怀疑他故意做成这个样子，以便诈说与洪秀全等人不和，藉求活命。

可能是，他在突围的途中，与萧朝贵发生争吵，萧朝贵便把他锁了，撇下不管，独自带领精兵急驰而去。

清廷的《贼情汇纂》与《平定粤匪纪略》都说，是杨秀清忌他的才，早就把他锁了。我看，这倒未必。杨秀清倘能在突围以前便能够锁他，何不留他在永安州静候清军来捉？为什么让他与萧朝贵带兵断后呢？

清军的统帅赛尚阿，取了他的供词，略加更改，赛报咸丰皇帝，然后将他押解进京。

他在被押解进京之时，途经河南信阳，替一位亡友柴莲馥的“父执”题下一个扇面。题的是：“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到了京城，刑部将他会审。审罢，判他凌迟。一代的草莽英雄，就此完结，替太平天国的大悲剧写下壮烈的序幕。

这短短的序幕，却自有几句尾声。他的弟弟焦玉晶与他的太太许月桂，号召了几千人横行湘南一带。焦玉晶自称“三省大营军师”，许月桂自称“大元帅”。

他们到了咸丰三年正月才被“肃清”。焦玉晶与许月桂看见大势已去，自动把队伍解散，到嘉禾县向县知事投案，被押解到长沙就义。

从焦玉晶与许月桂的起事经过，我们可以看出焦亮在湖南家乡确实拥有很多群众。他作过“天德皇帝”没有，改姓名为朱九涛没有？诚然至今仍是悬案。但是他作过洪秀全军中的“天德王”，于永安突围之时被捉，则无论如何是事实。

奇怪的是：直至今天仍有人以为“洪大全”三个字是赛尚阿造出来的，洪大全的供词是赛尚阿编出来的，说赛尚阿是藉此向清廷报功，掩饰其一败、再败之罪。

八二、洪秀全

洪秀全姓洪，乳名火秀，学名仁坤，自号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埗(铺)的客家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二月初十日。父亲洪镜扬，是当地的个“堡尊”(乡长之流)，家境小康，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秀全是镜扬的第三个儿子，自幼读书，读到十八岁，开始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试。

秀全在十六岁的时候，去广州府城考了一次“府试”，不曾考上。其后在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与三十一岁，又去了广州三次，次次失败。

他第二次号试失败之时，无意中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白袍长须的英国传教士与一个中国基督徒粱阿发。粱阿发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所包含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以及耶稣降生，替人类赎罪的经过。洪秀全看了，带回花县，搁起。

第三次考试，他又失败，在家中生了一场怪病，病了四十多天，其间有三四天浑身高烧，昏迷不醒，口出呓语。清醒过来后，他告诉人，在那三四天之中，他似梦非梦地飞升上天，在天上见到一位白袍长须的老者，老者之旁有一个中年人站着侍候。老者把中年人介绍给他，说“这是你的哥哥”。老者又说：“凡间的妖魔太多，你回去把妖魔除了，我封你为王。”

洪秀全从此以后，自号“秀全”。秀字，是乳名“火秀”的下半截；“全”字隐含“人王”二字。兴奋之余，他撰了反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倒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道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诗第五句的“道”字，与第八句的“定”字，均很费解。单凭气魄而论，作者够得上落草为寇，据地称雄；但就诗论诗，实在距离秀才的标准很远。

虽则写了“反诗”，他并未死心，又去广州考了一次(第四次)，结果仍是名落孙山。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他的年纪是三十一岁。

比他年长两岁的曾国藩，早已在二十三岁当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成了进士、翰林。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考了十七次才考取为秀才的。能够连遭十六次的挫折而始终不灰心，比起洪秀全来，可谓各有千秋。

洪秀全失败了四次以后，把孔孟的书摔在地上。回到家乡，他再读《劝世良言》一遍，就变成了基督徒，却不曾与基督教任何一派的教会发生正式关系。他和冯云山及另一位姓李名敬芳的表弟，走到河里去洗了一个澡，算是受洗。

其后，他在自己教书的私塾之中，取下孔子牌位，换上上帝牌位，逢人说教，为人洗礼入教。于是，学生纷纷退学，他也索性改行，作了职业的传教士，离开花县，浪迹他乡。

陪伴他的，有冯云山与冯家的两个年轻人嵩珍、瑞珍。他们一行四人，走了十几个县。旅费，他们没有，全靠贩卖一些笔砚，跑跑单帮。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下旬，嵩珍、瑞珍不愿再走，秀全、云山继续向西，走进了广西的瑶山。

他们在瑶山住了几天；由于不会瑶语，无法向瑶人说教。

其后，他们到贵县。住在赐谷村秀全的外婆家。外婆已死，表兄弟王盛均、盛朝、盛乾、盛坤、盛爵等几人，与表侄王为正，对秀全、云山热烈招待。

为正因事被捉，关在县里衙门，秀全写了禀帖，把为正保出。王家的人感激他，全体都接受他的洗礼，变成基督徒。同村的老百姓，受洗的也很多，将近一百人。

不久，他仍回广东花县教书，教到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前去广州，拜访美国牧师罗孝全。罗孝全留他住在浸信会礼拜堂内有三个多月光景，把中文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交给他看，有时候也清他帮忙料理一些杂务，甚至请他代理讲讲道。

在罗孝全牧师的左右有一个姓黄的，是倚赖洋人为生(所谓“吃教”)的人。这姓黄的嫉妒洪秀全，劝洪秀全向罗孝全要求按月支取津贴。洪秀全不知是计，一开口便引起罗孝全的鄙视，被罗孝全赶出了礼拜堂。

他有没有在广州加入天地会，颇难查考。倘若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冯云山不曾随他来广州，也不曾随他回花县。冯云山一直留在广西，活动于贵县、桂平县、武宣县一带，为三千多人洗礼，组织成一个“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总部设在桂平县境的紫荆山。这山山后与瑶山相连，山前与金田村邻近。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月十五口，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聚，被冯云山奉为拜上帝会的教主，尊称为“洪先生”。他单独住在一个地方，不轻易与众会友接近。

洪秀全在紫荆山只做了一件露面的事：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间率领冯云山等几个人去象州甘王庙，把神像毁了，在墙壁上写了“甘妖”的十大罪状。

如此作风，诚然侵犯了别人的信仰自由，却锻炼了一般会友的战斗性，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当地的地方官以为拜上帝会与洋人的天主教是一回事，对于拜上帝会的种种活动，便装聋作哑不加取缔。会友们越闹越凶，引起公愤，有一个秀才王作新出面向桂平县的县知事告冯云山一状。县知事本想不管，抵不住王秀才的一再坚持，只得在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将冯云山捉了，关在牢里。

洪秀全这时不在桂平而在贵县(住在他的表哥家里)，听到消息就来到紫荆山设法，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回广东花县筹募款项，准备给桂平县知事送红包。然而他在花县筹不出款项来，于是又去广西，到紫荆山。

这一边，冯云山被关了两个多月，已由县知事从宽发落，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判令押解回籍。

押解冯云山的衙役，在途中与冯云山谈话，听到冯云山的一番大道理，例如上帝创造宇宙，蛇魔骗亚当偷吃苹果，耶稣为亚当子孙赎罪，洪教主是耶稣的兄弟......等等，衙役闻所未闻，十分佩服，就不但放了冯云山，而且跟随冯云山去紫荆山入会。　　在山上，冯云山听说洪秀全已回花县，于是赶忙也回花县。到了花县，才知道洪秀全又去紫荆山，只好姑且留在花县，候洪秀垒再回花县来。

果然，洪秀全于扑了一个空以后，在紫荆山等候到十月，就回花县来了。次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间，两人最后一次结伴去广西，上山。

山上的情形，已经与他们离开之时迥不相同。杨秀清于他们缺席的期间，作了事实上的领袖。

这杨秀清是桂平的一个土豪，以“种山”烧炭为生，为人诡计多端，野心颇大。参加拜上帝会以后，他介绍了不少的新会友进会。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也就是冯云山被县知事判令押解回籍的一天)，也在山上装做人事不知、口吐白沫、说起胡话来，自称是“上帝下凡”，指出几个会友的秘密，加以责备。会友们信以为真。从此，杨秀清就作了上帝耶和华的代言人。

洪、冯二人来了以后，不便拆穿杨秀清的戏法，只得加以承认，其后在太平天国的圣历中并且规定了三月初三日为“爷降节”。

拜上帝会的另一活动分子萧朝贵，也在这一年(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如法炮制一番，自称“天兄下凡”。洪、冯照样追认，于是九月初九日在圣历中成为“哥降节”。

萧朝贵原是杨秀清的亲戚。他与杨秀清如此合作演出双簧，使得洪、冯二人十分担心。

洪、冯二人计议了若干时日，把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嫁给萧朝贵，争取萧朝贵，藉以制衡杨秀清的势力；又把冯云山的第二把交椅让给杨秀清，藉以稳住杨秀清的心。

作为拜上帝会的核心领导集团共有六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志正(昌辉)、石达开。这六人结盟为兄弟，遥奉耶稣为长兄，以洪秀全为次兄，冯云山为三弟，杨秀清为四弟，萧朝贵为五弟，韦昌辉为六弟，石达开为七弟。洪秀全常称石达开为“达胞”，原因在此。

六人之中，冯与洪为中表兼曾同学，又同为创教立会之人，关系最密。杨、萧二人，皆是桂平的烧炭“工头”。韦、石二人籍贯不同，韦是桂平县人，石是贵县人，但两人均出身富家，韦是金田村的大地主，石则略通文墨，是本县客家人之中的首领。

地位仅次于这六人的是矿工头目秦日纲，此人其后作了太平天国的若干丞相之一。同属于丞相一级的，又有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林凤祥、李开芳等人。

拜上帝会的人数，早巳由三千余人扩充到一万以上；势力也不仅限于紫荆山的周围，而远及于平南、陆川、博白、武宣、象州、藤县等若干州县了。

为了积极作造反准备，拜上帝会的会友以“自卫御盗”作为口号，买武器、制军装，经常操练。地方上原有乡绅们的“团练”，但团练是效忠清朝政府的，与拜上帝会的武力处于对立状态。天地会的零星武装却是拜上帝会的友军。

实际上，林凤祥便是天地会的会员。于金田起事不久便来参加太平军的罗大纲，也是天地会分子。天地会在两广的俗名是三点会(暗射洪门的洪字)，亦称三合会。

洪、杨、冯、萧等人在准备到相当程度以后，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天通知各地的会友，到金田村举行大会，称为“团营”。于是，一队一队拜上帝会的会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纷纷向金田集合，俨然军队模样，而地方官视若无睹。

当时的广西，土匪如毛，大股有几十股，小股不计其数。人民能够自己组织团练，“保良攻匪”，本是官厅所赞许的事。拜上帝会在表面上与一般团练并无分别，虽则暗地里是反清的。况且会友们开口上帝、闭口耶稣，当官的为了怕惹起国际交涉，能不管也总是不管。

十月间，有一些官兵与鹏隘山的会友发生冲突，被会友打退。这些会友是烧炭工人，桂平县知事李孟群派乡勇去应付。

次日，平南县的官兵与乡勇开到该县花洲镇，把正在那里开会的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等人包围。洪秀全派人送信到金田，杨秀清立即扮演“上帝下凡”的活剧一次，传令会友“扶主”。于是，一大队会友由蒙得恩率领奔到平南，战胜官兵乡勇，救出了洪冯等人，拥回金田。

清军由副将伊克坦布率领，追击蒙得恩，追至金田，遇到杨秀清及一万多会友，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战一场。清军惨败，伊克坦布跌落在村边的小桥之下而死。

拜上帝会的会友这时候除了公然造反以外，已无第二条路可走。便选定了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在金田村大举祝寿，宣布建立太平无国，以明年(咸丰元年，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作了太平王，军队称为太平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由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杨秀清担任五军上将。

五人之中，杨秀清的地位最高，以中军主将兼左辅、正军师。萧朝贵次之，以前军主将兼右弼、又正军师(第二正军师)。冯云山是“前导”、副军师。韦昌辉是“后护”、又副军师。石达开只是单纯的一个左军主将而已。

杨、萧二人担任了左辅、右弼，等于汉朝的左、右丞相。此外又有丞相八人：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卢贤达、何震川、林凤祥、李开芳。但是这八位丞相徒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实，只是太平天国官制中的一种虚衔而已。

这时候，焦亮(洪大全)来到金田，被尊为天德王，与洪秀全同称万岁。

有若干土匪首领，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铁公鸡张嘉祥之流，一度也混进太平军的行列之中，但不久均又离去，受清方招安，与太平军为敌。张嘉祥改名国梁，其后成了清军名将，官至江南提督，于咸丰十年闰三月战死与江苏丹阳。

清朝政府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剿贼广西”。林则徐中途病死，饮差大臣一职，由李星沅接充。李星沅在十二月间驻节柳州，却指挥不了广西巡抚周天爵与广西提督向荣。

李星沅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剿过永昌(保山)一带的回民，然而军事学识有限。周天爵在湖广总督任上，捕杀过牛八教、天主教、十字教等教徒数十人，以滥用酷刑著名，其军事学识更逊于李星沅。向荣是绿营行伍出身，算得上一个打仗专家，但是位卑职小，违抗不了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胡乱指挥，也抵不住巡抚周天爵的掣肘。

于是，洪秀全等人得以为所欲为，东取平南县的江口墟与牛排岭，西取桂平的新墟，扎营在武宣的东乡与东岭村。向荣与周天爵虽则施以夹击，而无甚效果。

李星沅于咸丰元年四月病死在武宣前线。事前，他已上奏辞职。继任的，是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

赛尚阿是蒙古人，精通满语，在京城训练过新设的“枪队”，也充当过步军统领。咸丰皇帝派他来广西，同时调了广东副都统(满洲人)乌兰泰、天津总兵长瑞、凉州总兵长寿、河北(豫北)总兵董光甲、郧阳总兵邵鹤龄，到广西助战。

在赛尚阿的麾下，除了副都统乌兰泰及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等四个总兵以外，又有提督向荣与早已调在广西作战的贵州镇远总兵周凤岐、云南临元总兵李能臣与镇地不详的总兵秦定三。

这些总兵，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真正能打的，仅有乌兰泰与向荣二人。

乌兰泰在武宣东乡获得一个小胜，洪、杨移军象州的中坪。乌兰泰追到中坪，洪、杨回军到桂平的紫荆山。乌兰泰与向荣对紫荆山实施包围。

战到咸丰元年的八月下旬，太平军决计放弃紫荆山突围东走，在闰八月初一日占领永安州。这是起事以来第一次拿到一个州城。

得意之余，洪秀全自封“天王”，放弃了“太平王”的称号。杨、冯、萧、韦、石之封为东、南、西、北、翼五王，也在此时。

向荣追太平军追过了头。他向东走到了梧州，其后转而向

北，又走到了平乐(在永安州的东北，隔一个荔浦县)。

乌兰泰一直跟在太平军后面，开到永安州城之南。两个月以后，向荣的军队才来到永安州，与乌兰泰合作，将太平军再度包围。

太平军困守永安一城不是办法，食盐与火药均无来源。守了七个半月，只得又在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向着昭平县的方向冒雨突围。

乌兰泰立即追赶，追到大洞山遇了埋伏，丧失四五千人与四个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

向荣不在荔浦、平乐一带对太平军堵截，而抢先进了桂林城，静候太平军来攻。这是向荣高明的地方，他算定了太平军是要来桂林夺取物资。

他到达桂林城刚刚半天，便有几百名太平军穿了在大洞山阵亡的清兵的制服来到桂林，企图混充清兵进城。向荣将他们解决。

乌兰泰于大洞山受挫以后，仍旧在太平军后面紧追，追到桂林南门外的将军桥中弹，其后因伤重不治而死。

向荣守着桂林，守了一个月，太平军不再攻击而转向北边的兴安，向荣也不追。

太平军占领兴安住了一天，继续北进，于四月十六日占领全州(全县)。(冯云山于攻城之时中炮而死。)

两天以后，太平军放弃全州，向湖南方向前进。在全州北门外十里左右的蓑衣渡，遇到江忠源所率领的湖南乡勇，吃了一个小亏。

这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在道光十七年中举，当过浙江秀水县的知事，被曾国藩介绍给赛尚阿，带了五百名乡勇，隶属乌兰泰麾下。其后回湖南，这时候又已招募了—千乡勇来助守桂林，于太平军北上之时追到全州，在蓑衣渡设下埋伏。

太平军在蓑衣渡受了小挫以后转而向东，于两天以后占领湖南西南的道州。城内的天地会会友先期响应，清方的守将余万清不战而退。

太平军在道州休息了两个月，同时扩充队伍，增加新兵两万。加上在永安州突围的老会友，实力已有十万左右。

其后，又过了两个月，太平军把整个湘南都控制住了。只有桂阳一城，被江忠源夺回。

到了这一年(咸丰二年)七月上旬，太平军就由湘南顺着湘江东岸向北发展，由柳州而永兴，由永兴而安仁、攸县、醴陵。　　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如此地势如破竹，原因很多。第一是号令统一，大事由天王洪秀全决定，行军遣将统由杨秀清以正军师的资格主持，萧朝贵以下各人均受节制。

第二是军制灵活。军的基本单位为伍，有兵五人，内一人为伍长；五个伍设一个“两司马”(不是两个司马，“两”字音辆)，在四个两司马之上设一个“卒长”，五个卒长之上设一个“旅帅”，五个旅帅之上设一个“师帅”，五个师帅之上设一个“军帅”。这样，每一个军的战斗员是五万五千一百五十六人，分为五个师。每一个师的战斗员是一万一千零三十一人，分为五个旅。每一个旅，有二千二百零六人，分为五个卒。每一个卒，有四百零五人。卒下之“两”有一百零一人。

卒在编制上不是基本单位，在作战之时却是基本单位。由卒而上，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概分占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分用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的旗帜。——很有点希腊人方阵的妙用。最妙的，是指挥官可以在某军或某师、某旅的旗帜之下，升起一面小旗，以命令某一个单位前去援应。例如，于升起代表东方一旅的青旗以后，再升一个小赤旗，便是命令在南方的一旅去救。

在进入湖南以前，太平军尚纯粹是拜上帝会的会友结合：到一个地方，吸收志同道合的男女为“新兄弟”、“新姊妹”。军就是会，会就是军。在进入湖南以后，有不少天地会会员自动参加，但不被拜上帝会的人看作“嫡系”。打头阵的，不常常是拜上帝会自己的兄弟姊妹了。从此，循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总是由别人打头阵，而“老兄弟”与“老姊妹”在后边督战。

因此之故，当太平军于咸丰二年七月底由醴陵进攻长沙之时，声势就十分浩大。

这时候，清方在长沙的城内、城外有三个巡抚、两个提督、十个总兵。

三个巡抚是骆秉章、张亮基、潘铎。骆秉章与洪秀全同县(广东花县人)，翰林出身，知人善任，是清朝的一个好官。其后曾国藩办团练、创水师，他全力支持。左宗棠与胡林翼，也均是他所赏识而加以重用的。然而他曾经于赛尚阿南下督师路经湖南之时，招待不周，被赛尚阿参了一本，说他“吏治废弛”，因此咸丰皇帝免了他的职，叫他“回京”，后来又叫他暂留长沙协同防守。

被任命为骆秉章继任者的，是张亮基。张亮基接任没多久便奉旨升署湖广总督，巡抚的职务由潘铎署理。

因此之故，在长沙有了三个湖南巡抚。

两个提督是：湖南提督鲍起豹与广西提督向荣。鲍起豹十分荒唐，主张把长沙的城隍菩萨抬到城墙之上，镇压太平军的邪术。向荣原已因太平军北上而革职，这时候奉旨赶到长沙助守危城。

十个总兵的姓名，颇难一一查考。其中有一个是从陕西调来的西安总兵福诚。福诚与太平军一交手便阵亡于长沙城外的石马铺。比较重要的一个总兵是和春。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御前侍卫出身，当过“前锋蓝翎长”、“整仪尉”、“副护军参领”，调在湖南绿营里当“提标中军参将”，升任“永绥协副将”，跟随向荣在广西打紫荆山有功，实授绥靖镇总兵，而且加了一个提督虚衔。现在，也随着向荣来防守长沙了。

长沙之所以能守，守了两个月又二十天，而太平军破不了，却不是向荣或和春的功劳。功劳是左宗棠的。

左宗棠是湘阴县人，在功名方面仅考到举人为止，考进士失败三次而未再去考，改读兵书，颇有心得。他与焦亮(洪大全)在崇拜诸葛亮的一点上相同，焦亮自名为亮，他则写信时喜欢在末尾题“亮白”二字。他与胡林翼是好朋友。胡林翼认为“横览九州，才无出其右者”。张亮基受任湖南巡抚，请他出来帮忙，他不肯；带了胡林翼的信来拜访他，他才陪同张到长沙，不负任何名义而指挥一切。结果，太平军就无论怎样也攻不下这长沙城，反而损失了一员猛将西王萧朝贵。

洪秀全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放弃进攻长沙，在十月十九日夜间全军撤走，渡过湘江。三天以后，占领益阳。在益阳得到几千只民船，沿着资江顺流面下，进入洞庭湖；又穿过洞庭湖，到达岳州(岳阳)。

清军的岳州守将，是湖北提督博勒恭。博勒恭望风而逃，太平军不费一兵一箭，白得了岳州城，面且在岳州城掘得吴三桂所埋藏的大批武器。

太平军在岳州耽搁了四天，又得到江面上五千多艘民船，然后顺流而下，在十天以后占领汉阳，十六天以后占领汉口，向武昌进攻。

武昌这时候仅有守兵六百余人，等于是一座空城。湖广总督徐广缙早已奉旨去了湖南，继赛尚阿钦差大臣之任。湖北巡抚常大淳被困在武昌城内毫无办法，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城破之时自杀。与他同死的大官，有湖北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及两个总兵、若干位道尹、知府、知州、知县、副将、参将、游击。

太平军进城后，洪秀全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三天以后，洪秀全叫百姓礼拜上帝，同时设立了一个“进贡公所”，接受老百姓的进贡，把金银钱米、鸡儿鸭儿茶叶，一古脑儿集中起来。然后，调查户口，把男女点名入馆，男入男馆，女入女馆，每馆二十五人。

天王颁下命令，放弃武汉三镇，于是男军、女军、“童子军”浩浩荡荡，陆路沿着长江两岸，水路分乘一万艘民船，直奔“小天堂”南京而去。

他们在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二日出发，于十七日占领安庆，二十九日到达南京城下。打了十天，用火药炸开仪凤门，攻进城内，改称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

清方负守城责任的，是两江总督陆建瀛。陆建瀛原已奉了咸丰皇帝之旨，率领两万多兵、一千多艘“战舰”，溯江西上迎敌。迎到武穴附近，不战而退，退回南京。南京城破以后，他仍不免一死(是化装逃走之时，被太平军捉住杀了的)。

城内的多数老百姓，在门口贴上“顺民”两字。绿营的将士毫无斗志，被杀得很干净，满城的满洲兵知道降也是死，反而十分勇敢，于将军祥厚及副都统霍隆武的指挥之下，战至最后一人。

十二天以后，向荣才带了一万多清军，从武昌追到南京城下，在孝陵卫扎营。这便是历史上的“江南大营”。向荣这时候已经受任为钦差大臣，接替徐广缙的任务了。

清廷很紧张，深知向荣的力量不够，又起用鸦片战争期间倒过大霉的琦善作为另一钦差大臣，率领直隶、陕西与黑龙江的精兵．开到扬州郊外，成立“江北大营”，对付入占南京的太平军。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阴所二月初十日攻入南京，到同治三年(1864年)阴历六月十六日失掉南京，前后共有十一年又四个月零六天的时间：不能算长，也不算太短。

在这不长不短的期间以内，太平军与清廷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先是遣军北伐，北伐失败；其后全力西征，与曾胡夺武汉，胜了若干次，也败了若干次；再其后内部分裂，杨秀清、韦昌辉相继被杀，石达开分兵赣、湘、川、康，洪秀全陷于孤立；最后是李秀成独力支撑，无补颓局。

从金田起义的时候起，太平军就不曾有过一套打天下的具体战略。洪、杨始终是糊里糊涂地干了再说，缺乏一张蓝图，更没有工程进度表。

他们由金田而永安州，由永安州而穿过湖南，进入湖北，取武汉，下南京。从表面看，似乎是一连串的有计划的行动，而事实上是占了一地，又失一地，只有在得了南京以后，才勉强生根。

然而，南京决非可以生根的好地方。洪、杨本该先在广西经营一些时候，扎稳根据地，然后吞并云贵，割据西南，徐图大举。既然是“不此之图”，而远进五千余里，到达南京，便应当贯彻下去，不留在南京，而一口气全军北进，由苏北、皖北而穿过山东、河南，把清廷逐出北京，逼回关外，或是围困清朝皇帝及其亲戚于北京一城之内，加以全部歼灭。

洪、杨等人，尤其是洪秀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一占领南京，便丧失了朝气。李开芳与林凤祥竭力主张继续北伐，结果只领得少数军队去尝试尝试。

他们所领得的，只有五万多人，这时候太平军的总数在六十万以上。

李开芳的官爵是“定胡侯，地官，正丞相”；林凤祥的官爵是“靖胡侯，天官，副丞相”。

李、林二人在咸丰三年四月初一日从扬州出发，杀开一条血路，经过仪征、浦口、临淮关、凤阳、归德(商丘)，到巩县附近渡过黄河，于六月初二日开始围攻怀庆(沁阳)。

为了围攻怀庆，李、林二人浪费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受挫于前来解围的清将托明阿与胜保。

其后，李、林二人穿出山西的西南部，大败讷尔经额于临洺关，于九月底到达天津附近的静海与独流。林凤祥扎在静海，李开芳扎在独流。

两人攻不下天津，改攻为守，守到十二月底，退到大城县。其后一退再退，在阜城等地与清军又相持了一年，终被清军消灭(林凤祥于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在东光县东连镇被捕；李开芳于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在荏平县冯官屯投降。两人均被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洪、杨在派遣李、林二人率军北伐以后，不继续增派其他部队作为“后劲”；等到李、林因孤军深入被迫后退之时，才[在咸丰四年正月]命令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带了四支军队(人数不详)，前往援救。

这四支军队只有一支达到与李开芳会师的目的：在山东高唐州与李军相遇，随李军移至荏平县的冯官屯，终于与李军同被清军僧格林沁部消灭。

洪、杨不该把兵力又分用到西征上去。他们在成丰三年四月叫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与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带了一千多船的兵溯江而上。

胡以晃与赖汉英等人，打下安庆、九江、黄州(黄冈)、汉口、汉阳，在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占领武昌。这些地方，都是太平军在不久以前占领过的，当时却不懂得略留一些部队防守。

两个多月以后，武汉三镇又被崛起于湖南的湘军领袖曾国藩抢了去。

曾国藩乘胜冲到九江，在九江被石达开击败(咸丰四年十二月)。

太平军乘势反攻。汉阳在除夕的一天入于罗大纲之手，武昌于次年(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入于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等几个将领之手。

清方的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指挥罗泽南、李续宾，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所带领的湘军，拼了死命，要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太平军这一边，也有石达开赶来增援，战事十分激烈。

八三、杨秀清

论作战的能力，太平军比湘军厉害得多。然而天京在咸丰六年八月发生了政变，杨秀清被杀，石达开抽兵东下，不久韦昌辉也死，负责守城的韦俊(韦昌辉的侄儿)无心再守，也在三个月以后撤了出去(咸丰六年十一月)。

从此，太平军不再能打到武汉与其外围。就整个的局势来说，这是太平军走向下坡的开始。

杨秀清之所以被杀，是由于专权太过，不但引起洪秀全的猜忌。而且引起部下普遍的不满。论能力，他显然比洪秀全强；这一点，洪秀全自己是知道的。

金田起义之时，杨秀清是“左辅，正军师”。与他地位相同的有箫朝贵，萧是“右弼，又正军师”。永安州建国之时，杨秀清是东王，地位已高于西、南、北、翼四王，而仅次于天王及天德王。　　其后，天德王被俘，西王萧朝贵战死，杨秀清便成了无可制衡的权相。到了南京，洪秀全叫部下称杨秀清为九千岁，一切章奏均由他转呈(实际上由他代行批示)，于是洪秀全只剩有天王的虚名，实权全部入于杨秀清之手。

杨秀清甚至又扮演“天父下凡”的活剧，当众叫洪秀全跪地挨骂。对天王他尚敢如此，对别人如何更不难想象了。

结果，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初三日死于北王韦昌辉之手。

八四、石达开

韦昌辉之杀杨秀清，有人说是奉了洪秀全的密旨，也有人说是出于自动。

韦昌辉替太平天国除了“权奸”本是好事，但不该在杀了杨秀清以后，又杀掉与杨秀清有亲戚与部属关系的人两万以上。　　石达开在武汉前方听到杨秀清被杀，赶紧回到天京来。他企图化大事为小事，挽救太平军阵营的分裂。他回来以后，才知道韦昌辉滥杀了许多人，便责备韦昌辉。韦昌辉因此又想把石达开杀掉，弄得石达开只得出京逃避，韦昌辉一面派人追捕他，一面毫不留情，把他留在天京的家属杀光。

十月间，石达开带了四万精兵来到泾县，准备进攻天京，以清君侧。洪秀全便设法除了韦昌辉，以安慰石达开，召他回京。

此后的七个月，石达开是洪秀全的唯一辅佐。他为人公正廉洁，颇得军民拥戴。外国人有到过南京、亲眼见到他的政绩的，称他为英明的青年独裁者。(这时候，他的年纪只有三十六七岁。)

洪秀全对他十分猜疑、嫉妒，暗中命令洪仁发与洪仁达掣他的肘，又封仁发为安王，仁达为福王，分他的权。这两人是秀全的胞兄，不学无术而且贪污成性、贿赂公行。

最后，石达开感觉到留在天京不仅无法施展抱负，生命也随时可能发生问题，决计率兵出京，另创局面，但仍对秀全忠贞到底。

他在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出走，通知全城军民，愿留者留，愿随他去者去。结果，有十几万人跟随他走。

有一张他的五言韵文告示，被贴在安徽某地，其后成为珍贵的史料。这告示字字血泪，值得我们传诵：“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同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这年(咸丰七年)八月，他离开安庆，经由景德镇到抚州(府治在南昌东南的临川县)。洪秀全因天京吃紧，派人到抚州向他求援；他顾念旧情，立刻转向东进，深入浙江，以缓和清军对天京的压力。

其后，他苦战十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之间，终于在闽西、赣南建立了一大片领域。

偏偏有曾国藩指挥萧启江等湘军将领，用稳扎稳打的碉堡政策，把他逐步围逼，使得他终于不得不在咸丰九年二月间放弃这领域，西向湖南。

这时候，清方在湖南的军力十分单薄。

到了五月间，石达开不仅攻占了很多州县(包括道州)，而且扩充兵力到三十万人以上，把清方的总兵周宽世围困在宝庆(邵阳)城内。

他围了宝庆两个月，受挫于湘军的两个将领。这两个湘军将领是刘长佑与李续宜。刘、李二人的兵不多，每人仅有一万名左右，但均是久经战阵的乡勇，背后又有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作全力的支援。

石达开生平以闪电战擅长，不长于攻坚，兵太多，反而成了累赘。况且，清方早已实行了“清野”的政策，弄得石军粮食发生问题。

因此，石达开就动了思乡之念，转而向南，回师广西。他围攻桂林攻了两个月，向西占领庆远(宜山)。

他的一部分军队，由石镇吉率领，从桂林向西南走，走到永安州，也走到武宣、贵县。然而故乡已不像金田起义之时，拜上帝会的会友一个也找不到(大多数早就跟随太平军北伐了；不曾走的已被清方搜捕净尽)。结果，石镇吉无法发展，想在广西的西部立足也不能成功，到咸丰十年三月被清军活捉于百色。

次月，石达开离开庆远，在广西中部迁江县一带活动，仍旧没有什么收获。他转而向北，想进贵州，却进不了贵州。

此后，有一年六个月的时间，石达开转战于广西、广东、湖南三省，行踪飘忽，弄得清军疲于奔命。但是石达开本人也始终建立不了一个据点。

在同治元年的正月二月，他进入湖北，由湖北进入四川。于是，攻石砫，攻涪州(涪陵)，攻綦江，攻叙永，大战于宜宾西南的横江场，又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败退云南。

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石达开率领剩下的四万多兵，企图在越雋县境内，抢渡“大渡河”，被清军的总兵唐友耕打退。跟着，他就被清军与土司岭承恩的兵所包围。包围了将近两个月，石达开吃完粮食，吃完野草，也吃完了战马，只得带了七干左右的残部突围，逃到“老鸦漩”，又遇着清兵挡住去路。

两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他为了顾全七千残兵的性命，自动走至唐友耕处受缚。

唐友耕把他押解到成都。这时候，四川总督正是那当过湖南巡抚的骆秉章。骆秉章杀了他，也杀了七千残兵之中的三千，将其余的四千释放。

民间有种传说，说石达开不曾死。走到唐友耕处去受缚的，是石达开的一个干女婿。这传说甚不可靠。民间也流行一首诗，说是石达开的遗作：“投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缘苍苍方瞶瞶，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成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其实，这首诗是清末的革命党人或维新志士所作，藉以造成反抗清廷的风气。

八五、李秀成

在咸丰七年四月石达开既走以后，天京的政局完全处于洪仁发与洪仁达两人把持之下。洪秀全继续其自我陶醉，深信天父、天兄必能派遣天将天兵，保护他安享太平江山，于众多妃嫔的环绕之中，度其余生。

军事力而的负责人，由蒙得恩以“正掌率”的名义担任。“率”字便是“帅”字，所谓“正掌率”便星“正主帅”。此人资格甚老，当年在金田起义以前，抢救过洪秀全于花洲；但能力平常，不足以挽回大局。

地位仅次于蒙得恩的，是“又正掌事”(第二正主帅)陈玉成，其后被封为英王。清方称他为四眼狗。他是广西藤县人、极会打仗。

再其次，是“副掌率”李秀成，其后被封为忠王。他也是藤县人，于太平军初起之时在家乡加入，由行伍积功升至“地官丞相”。

另一位后期太平天国的柱石，是安庆的守将叶芸来(有人写作叶芸台)。此人不甚有名，却能坚守安庆直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城破之时，与两万多守军一齐就义。

在石达开领兵出走以前，太平军处于优势，清军处于劣势。石达开一走，太平军除了南京以外，便只剩下两个较大据点安庆、芜湖。叶芸来守安庆，李世贤(李秀成的堂弟)守芜湖。

这两大据点以外，尚有九江。但是九江已被清军围困，不能作为呼应。守九江的是贞天侯林启荣。他守到咸丰八年四月，被李续宾与杨载福击溃，与一万七千多将士同时牺牲。

清方起初妄想于劣势之中，以江南江北两个大营直捣南京，摘取太平天国的心脏。其后，向荣扎在南京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于咸丰六年五月被击毁，琦善与托明阿先后所主持的江北大营也名存实亡(由于瓜洲、镇江均握在太平军之手)。

等到太平天国内哄，杨秀清被杀，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清方这才由劣势转为优势。

咸丰七年五月(石达开出走以后一个月)，清军的江南提督张国粱，由丹阳攻下太平军的溧水、句容。到了十一月间，张国梁又攻下镇江、瓜洲。次年二月，张国梁进占南京郊外的秣陵关、雨花台，重建江南大营。不久，托明阿的继任者德兴阿也占了浦口，在浦口重建江北大营。

两个月以后，清军李续宾、杨载福等部攻下九江。

又过了五个月(在咸丰八年的九月)，陈玉成反攻浦口获胜，再毁江北大营，并乘胜收复扬州。张国梁由镇江、瓜洲北上，夺了扬州，陈玉成转趋六合，占领六合。

清廷不再设置江北大营，撤免德兴阿钦差大臣之职；令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兼辖江北清军。

从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南京是一个被围的城。洪秀全坐困危城。

在这两年又两个月期间，太平军虽则重占庐州(合肥)于咸丰八年七月，夺回浦口六合于九月，消灭进攻三河镇的李续宾部于十月，消灭屯扎庐州城西的李孟群部于咸丰九年二月，然而无补于解救南京。

而且，守滁州的李昭寿、守江浦的薛之元，先后于咸丰八年

九月及九年正月向清方投降。

李秀成于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惊人的妙汁。他在咸丰十年二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带领三千精兵由皖南突袭浙西，连破广德、泗安，于三月初二日冲进杭州。

清方分出在南京围城的三分之一兵力，教给张玉良去救杭州，张玉良到了杭州，李秀成又已全师而退，退至皖南，由皖南点齐大军，突袭南京外围的清军。事前，他约好英王由庐州经东、西梁山渡江；城内的太平军，届时开城出击。

一场恶战，从闰三月十一日开始战了六天五夜。南京十三个城门，每一个城门大开，每一个城门均出来不少兵。“旌旗若长虹匝天”，“刁斗声闻数十里”。

清军江南大营的三百多座营垒全被踏平，张国粱战死，和春于受伤后逃到常州，伤重不治而死。

张玉良由杭州撤军回来，于四月初二日在常州与李秀成相遇，一战而败，退至无锡。李秀成追到无锡，张玉良的四十余营不战自溃。

李秀成占了无锡，随即到了苏州，接受苏州老百姓的迎降。在苏州的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去上海。

李秀成在苏州，施行了极多的德政。他不杀俘虏，不杀清方的官与兵，准许他们愿留的留，愿去的去，去的他送旅费。他不像其他的太平军领袖，把清官、清兵一律视作该死的妖魔。他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强迫男女分馆，不没收田地财产。而且，他又买牛买种子给贫穷的农民，借本钱给贫穷的商人。

因此，苏、常一带的老百姓对他十分拥护。松江府的各县(除了上海县城以外)也都入于他的统治之下。

他在次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再取杭州；并且占领了浙东的极大部分(包括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金华、衢州)。

同治元年二月，他进军上海，前锋在徐家汇与公共租界的英军相遇，相互开火。其后，他放弃了上海不攻。

这一年的闰八月，他回师南京，包围曾国荃的兵于雨花台达四十八天之久。

清军虽则在咸丰十一年八月攻下叶芸来所守的安庆，又在同治元年四月拿下李世贤所守的芜湖，消灭陈玉成于庐州，然而，必须夺去李秀成的苏南与两浙(浙东、浙西)，才能对南京施以最后的一击；恰好，上海出现了“洋枪队”，给清军大帮其忙。

八六、华尔、白齐文、戈登

李秀成的军队，在攻下常州、无锡、苏州、松江以后，于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受到“洋枪队”的突袭，失掉松江。

这洋枪队的队长，是美国冒险家华尔。队员有一百名左右，全是失业的各国水手与各国海军的逃兵，其中大多数是所谓“马尼拉人”(菲律宾人)。

支持这洋枪队的，是上海租界的宁渡巨商、四明公所的董事杨坊。杨坊于获得苏松太道吴煦的同意以后，自己筹款叫华尔招募“国际滥仔”，攻击太平军以保卫租界的外围。

两个月以后，李秀成麾下郜云宫(永宽)的兵进驻上海西郊的徐家汇，与英、法两国的军队遭遇，交锋后退走。事后，李秀成写信向英、法两国驻在上海的“公使”声明，说无意与英、法为敌，希望两国继续对太平军保持友好的关系。

此后的一年半期间，太平军未再进兵上海，也不曾企图收复松江。华尔却以松江为根据地，扩充洋枪队，添募了不少华人，于咸丰十年六月及咸丰十一年二月先后进攻青浦三次，三次均被太平军击败。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李秀成终于想收复松江，在十二日派了兵来，被华尔打退，死了两千多，被俘了六、七百。

李秀成很生气，命令郜云官与谭绍光等人大举进攻上海。郜、谭等军绕到浦东，在正月下旬与华尔的洋枪队接触于浦东北端的高桥镇。有三百八十名英国正规军、三百名法国正规军，于英国海军“提督”何伯的指挥之下，也站在洋枪队的这一边，与洋枪队并肩作战，获胜。

一个星期以后，洋枪队与这小规模的“英、法联军”又在浦东

南端的南桥镇，胜了太平军一次。

捷报传到清廷，“两宫皇太后”(东太后与西太后)颁下懿旨，赏给华尔以四品翎顶，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任命华尔与杨坊二人为“管带”(实际上杨坊只管筹款)。

常胜军的员额规定为三千人，其后扩充到四五千。

同治元年三月，英国外务大臣罗瑟尔咨请海军大臣通令英国在华海军，保护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以及航行于长江的商船。从此，英国不再中立于清军及太平军之间，而公开地站在清军的一方。法国的志度与英国一致。

英国的一部分陆军，约有二千七百名左右，由斯泰夫莱率领，从天津调来上海，会同英、法两国的海军与常胜军，共同保卫上海租界，及其三十英里半径的外围。事实上的总司令，由何伯担任。

包括在这三十英里半径以内的重要城镇，是松江、青浦、嘉定、柘林、闵行。松江已在华尔的手中，青浦等地于同治元年四月间—一被“联军”及常胜军占领，使得李秀成遭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一月，法国兵在宁波行动，把太平军逐出宁波，虽则太平军从来不曾“侵犯”宁波城外的洋人居留地。

三个月以后，“联军”与常胜军进攻余姚，拿下余姚。华尔赶到余姚率军再打慈溪，负伤而死。

华尔断气以前，立下口头遗嘱，说吴煦欠他十一万两，杨坊欠他三万两。这十四万两银子，他要留五万两银子给他的中国寡妇(也就是杨坊的女儿)，其余的分送在美的一弟、一妹。

华尔初来中国之时，是年仅二十一岁的货船大副。开始担任“洋枪队队长”之时，也仅是二十九岁的炮船大副而已。何以在作战两年多以后，能够留下这样多的“债权”呢？

原来，攻下松江之时，他应领奖金三万两；其后每攻下一城，他应领奖金三万六千。此外，凡是洋枪队及常胜军所劫掳的“敌人”财宝，他均有一份。再加上他本人的薪饷每个月三百两。

他在遗嘱中，指定何伯与美国公使蒲安臣为遗嘱执行人。但是这两人费尽心机，索不到杨坊与吴煦所欠的十四万两银子。这件事，一直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被列在《辛丑和约》之中，作为《拳乱赔款》的附带要求，折合美金十八万元，由清朝政府付出。

华尔出缺以后，常胜军的指挥官改由白齐文担任。白齐文也是美国出生的冒险家，这时候年方二十七岁(比华尔小五岁)，自从洋枪队成立以来，一向是华尔的副手。

白齐文立下两次战功。一次是在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因太平军再占嘉定，白齐文将嘉定夺回。另一次是在九月二十八日(11月19日)，太平军来攻青浦，他与淮军程学启部前往援救，大败太平军，俘了六百，杀了八百，逼到水里去溺死的有两千左右。

然而，他与李鸿章合不来。李鸿章已经继薛焕之后担任江苏巡抚，有权节制常胜军，派了一个英国人浩伦德作常胜军的秘书，对白齐文掣肘。同时，杨坊又拖欠常胜军应领的薪饷。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十一月(12月底)调常胜军去南京，参加围攻。常胜军全体官兵抗令，说要等领到欠饷才走。白齐文去见杨坊，语言之间发生冲突，就打了杨坊一记耳光，抢走杨坊的现款四万两。他认为这四万两，正是杨坊该给的欠饷。

李鸿章一面将白齐文革职，一面请英国陆军司令斯泰夫莱保荐一个继任人选。斯泰夫莱保荐戈登，于戈登到任以前，暂由浩伦德代理。

浩伦德接管以后，在同治二年正月间去打太仓，吃了一个败仗，死了一百九十人，伤了一百七十四人。浩伦德显然不善指挥。

被革的白齐文不服这口气，乘船到北京去，向英、法两国的公使呈诉；两国公使替他报告恭亲王奕訢。奕訢把事情转请李鸿章考虑，李鸿章却不愿恢复白齐文的职务。

于是，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白齐文叛清，向太平军投效。 他纠合了若干因拥护他而被常胜军开革或自动脱离常胜军的旧部，又增募了若干在上海的“国际滥仔”，在松江附近抢得一艘汽船后直驶苏州，向太平军投效。

太平军收了他的骨干，但并不将他重用。两个多月以后，白齐文与三十二名洋兵回到上海租界。美国领事将他逮捕，押解出境(送到日本)，藉以保护他，免得他遭受清方官吏与人民的捕捉。

次年五月，南京城破以前不久，白齐文从日本潜回中国，在宁波登岸，步行到内地(可能是湖州)，再度参加太平军，直至在福建漳州被俘为止。美国领事根据领事裁判权，要求清方将他交出。清方说，他在被押解由漳州北上之时中途落水而死。(传说，是清军把他推到河里淹死的。)

常胜军的司令一职，戈登在1863年3月底正式接任。

戈登与华尔、白齐文不同：他不是冒险家，而是正规军官，在英国陆军中已经官至少校。他的年纪也很轻．出生于1833年，这时候才三十一岁。

他旗开得胜，在阳历4月初，便会同清军解了常熟之围。清廷赏他一个总兵头衔。

他又进一步，在阳历5月1日(阴历三月十四日)打下太仓。太仓的太平军守军原有一万之多，以前浩伦德打它不下，最近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也试过一次，结果全军(三千人)覆没。

戈登的次一表现，是昆山之役。昆山为苏州、上海之间的重镇，四面是平地与湖沼，城区是突出的二百英尺以上的高地。太平军在昆山有军械库，也有炼铁厂，守军八千人皆是百战精兵，而外围又有谭绍光作为呼应。

程学启由东边攻昆山，反被太平军围住。戈登带了常胜军救他出围，叫程学启于出围以后继续攻城。戈登自己乘武装汽船，于阳历5月31日占领苏、昆之间的某镇，切断太平军的退路。次日，太平军弃昆山而走，八千人死了四五千，被俘两千。　他把常胜军的总部由松江移到昆山。军中有人抗命，他枪毙为首的一人，下令全体官兵愿留者留，愿去者去。结果，在三千九百名之中，愿去者是大多数，愿留者仅有一千七百人。

戈登颇有办法。他把新俘的太平军二千人编入常胜军中，常胜军的作战能力反而因此提高。

清方在取得昆山以后，次一目标是苏州。李鸿章决定，自己由北边(常熟)去打，叫程学启由东边(昆山)去打，常胜军绕到南边，先取吴江，再由吴江去打。

戈登于是带了两千二百名兵士、两艘武装汽船，在同治二年六月初十日出发，于十四日占领吴江。

到了八月中旬，他会同法国军官所指挥的“常捷军”(英文书籍中称为“中法混合部队”Franco-Chinese Contingent)，占领苏州南门外的八达桥，离开城区仅有五六华里。不久，他进占西郊与北部的几个据点，与李鸿章会师，合围。

围到十月二十四日，城内的太平军将领于纳王郜云官的主谋之下，杀了主帅慕王谭绍光，开城出降。

事前，在郜云官等人与程学启秘密洽降之时，戈登曾经参加，作为保证人，保证清方不杀降兵、降将。

事后，程学启于引了纳王郜云官等人拜见李鸿章以后，将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以及四个将军、两千多兵士，一概斩首。

戈登认为“杀降”是背信的不义之举，十分愤怒。他想杀李鸿章，想进攻程学启，想夺了苏州，交还给太平军。

经人调停，李鸿章亲自哭祭了郜云官等人一次，戈登才勉强离开苏州，退到昆山，仍坚持李鸿章必须引咎辞去江苏巡抚之职。上海租界及英国的舆论均对戈登同情，美，法两国的舆论也是如此。

结果，常胜军不再由李鸿章节制，而改由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布朗节制。常胜军的任务，也改为限于保卫上海、苏州两地。英国公使布鲁斯通知恭亲王，请准许戈登以后不再与李鸿章有文字上的来往。

李鸿章知道事情闹大，不敢再对戈登下命令，却仍旧照常发给薪饷与给养，并且特拨两万两专款照料常胜军的伤兵。

清廷为了酬庸戈登，赏他一万两银子与一品顶戴。戈登虽则始终不收这一万两银子，始终只肯自称为“英军工兵少校”，但也气平了些。

过了几个月，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替李鸿章作说客，才说动了戈登，重新在李鸿章的指挥之下对太平军作战。

这时候，无锡已被太平军放弃。戈登率领常胜军先到无锡，由无锡攻打宜兴，在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打下。八天以后，又打下溧阳，与曾国荃会师。

其后，戈登连打金坛三次均未得手，死了着干兵，本人腿部受伤。

三月间，戈登会同清军围攻浒墅关，逐走守关的太平军两三万，杀了其中的三千人左右。

最后，在四月初六日，他又会同清军，打下太平军的重镇常州。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虽则常胜军本身也死了五十，伤了二百七十九。

这时候，英国政府的训令已经来到，升戈登为工兵中校，命令他与其他的英籍军官一齐脱离常胜军。因此，李鸿章也就下令将常胜军解散。戈登后来在英军中，积功升至中将，官居英埃苏丹大总督，在光绪十年对当地人作战中阵亡。

八七、太平天国残局

李鸿章拿下常州、解散常胜军以后，清廷叫他率领淮军，帮助曾国荃去打南京。他一再藉故拖延不去，原因是他很懂政治，不愿意分曾国荃的功。

曾国荃这时候屯兵南京城下已经超过两年，并无进展。倘若没有李鸿章用常胜军与淮军把松江、苏州、常州三府次第“克复”，左宗棠在浙江把浙东、浙西慢慢地剜空(仅余潮州一城)，鲍超把皖南与南京外围的几个重镇，如青阳、石埭、太平、句容、金坛等一一占领，曾国荃是一辈子也奈何不了南京的。

曾国荃的另一助手，是洪秀全。洪秀全始终对李秀成不肯信任。李秀成用闪电战术消灭了和春与张国梁，取得了苏、常、松、杭四府以及浙东的富庶之区，差不多中兴了太平天国，而洪秀全却把李秀成硬留在南京城内，不许他出京有所施展。其后，苏州吃紧，李秀成花了七八万两银子贿赂洪仁发、洪仁达，才获得出京的“路条”，然而为时已晚，郜云官等叛志已决。李秀成又只得仓猝离开苏州而回，丢了苏州，也丢了常州。

常州丢了以后，李秀成劝洪秀全放弃南京，全军西上，由安徽取江西、湖北，再占上流。洪秀全不理。

再过一个月，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二十七日，洪秀全便完全丧失斗志，服毒自杀。

洪秀全死后，李秀成扶立他的儿子洪福(旧作洪福瑱，瑱字是玉玺上真主两字的合写，而主字又被误读为王字)。洪福的年纪才有十六岁，倒颇知好歹，一切听由李秀成主持。

洪仁发与洪仁达的势力，也衰了下去。较识大体的洪仁玕，成为最重要的皇亲。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参加拜上帝会甚早，到过香港，传说也到过美国。

曾国荃在五月三十日占领龙膊子山的“地保城”，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使得李秀成虽想冲出南京，已不可能。

城内的粮食早就不够。这时候，清方彭玉麟的水军把长江江面控制得极紧，使得“粒米不能入城”。

在如此情形之下，李秀成依然守了十五天，到六月十六日南京才被清军攻破。

城破的前夕，李秀成还率领几百名敢死队出城攻击清军所掘地道的洞口。精军掘地道，埋炸药，炸毁城墙的一段，前后已有多次。每次均被李秀成挡住，或是被李秀成用“反地道”将地道穿破。

这一次，清军所掘的地道特别长，所用的炸药也特别多(三万斤以上)，炸毁的城墙有二十几丈。而且，这一次，五万名左右的清军全体出动，一齐冲进了城。

城内十几万太平天国军民，已经饥饿疲劳没有作战能力，然而仍然抵抗到底(传说没有一个愿降)。

清军关了城门，大杀三日三夜。但是，李秀成与洪福依然冲出了城。

李秀成保护洪福出城，把好马让给洪福，自己骑了一匹坏马。结果，洪福得以逃去，自己却在孝陵卫附近被清军追上捉住。

曾国藩亲自讯问李秀成一次，又叫属僚讯问。李秀成站在囚笼内自写口供，写了十天，写出六七万字。这一篇供词，包含许多宝贵的史实，堪称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史料。可惜曾国藩把原稿藏了起来(存在家里)，只抄了一份送到北京，而且改了若干与湘军军情不相符合的字眼，删了末尾的“败亡十误”与“招降十要”。

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写完供词以后，就把李秀成“凌迟处死”，“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洪福在与李秀成分手以后，遇到堵王黄文金的部队，被迎至潮州。湖州在七月间被清军攻破，黄文金在南走昌化之时战死，洪福于是在昭王黄文英(黄文金的弟弟)保护之下，再逃到淳安，三逃到了江西广信(上饶)，四逃到了石城县黄谷涧，终于被捉，押解到南昌凌迟处死。

太平军的残余武力，要到了同治四年年底才被清军完全消灭。其中最重要的三支，是扶王陈得才，侍王李世贤及康王汪海洋所统率的部队。

扶王陈得才，是英王陈玉成的部下。他在英王失败以前，于同治元年正月会合遵王赖文光，由皖北的颍州(阜阳)进入豫南，围新蔡，攻南阳；又由豫西进入陕南，破了山阳、华阴；回师豫西，攻阌【wen】乡，围灵宝，大败清军于新安，再度进攻南阳，不成，西占紫荆关、南入湖北，攻枣阳、随州、京山，被清军败于襄樊；由襄阳北入桐柏、唐县、新野、邓州；经鄂北转入陕南，连破兴安(安康)、汉中、城固。这时候，是同治二年十月。

次年的春天，陈得才听说南京危急，决心放弃陕南地盘，回军东下。他回军到湖北，被清军名将(蒙古入)僧格林沁打败。此后，他就处于劣势，被僧格林沁追逼得喘不过气来。

南京城破，陈得才队伍的军心大受影响，三个月以后，有十一万多兵于部将马融和的主动之下，背叛他投降清方，他只好自杀。另一部将，启王梁成富于次年五月在甘肃阶州战败被擒。赖文光则继续以所谓“东捻”首领的地位，奋斗下去。

侍王李世贤于南京城破以前，率领若干万军民由浙江去江西夺粮，如入无人之境。江西有很多县被他占领。

南京城破以后，清军将主力移来江西，把他打走。他走入福建，于同治三年九月间占领漳州(龙溪)。两个月后，他在漳州大胜来攻的清军。

被侍王李世贤打败的清军将领，是福建提督林文察。这林文察不是李世贤的对手。

左宗棠这时已由杭州赶来福州，就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与李世贤斗了几个月，打不下漳州；最后，向李鸿章借了淮军的洋枪队五千名(由郭松林率领，郭松林本人是湖南湘潭人)，才在同治四年四月底与五月初击溃李世贤。

李世贤在六月间退出福建，走到广东镇平(蕉岭)，依附康王汪海洋。不久，他与汪海洋处得不好，被汪海洋杀害。

康王汪海洋，也是奉了李秀成之命，于南京城破以前去江西夺粮的。李世贤是从浙西进军，汪海洋是从皖南进军。

汪海洋先占了赣北的德兴，次占赣东中部的新城(黎川)，其后占了赣东南部的瑞金，由瑞金进入福建，在汀州(长汀)停留了三个月，于同治四年二月被左宗棠的部下刘典、王德榜打败，向南一退上杭，再退永定，三退大埔。

在大埔，他被广东清军挡住，回攻永定，不利，再攻上杭，又不利，西走武平。

左宗棠的另一部下高连陞，负责对汪海洋穷追，追到武平，汪海洋却突然转向，冲进广东，占领镇平(蕉岭)，又占领平远、兴宁。这时候，是同治四年四月，离开放弃汀州才有两个月。

在兴宁，出乎汪海洋意料之外，清军最勇悍的霆字军(鲍超旧部)有十八营自动向汪海洋请求加入太平军。他们先已在湖北武昌金口镇闹饷哗变，穿过湖南不远千里而来，于同治四年五月底到达兴宁，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幕后的策动者是天地会。)

三个月以后，汪海洋失掉兴宁与镇平，退守平远。左宗棠亲自由福建来广东对他作战。汪海洋于是退到赣南，打定南，又打信丰，不利，再回广东，于十月间占领嘉应州(梅县)。左宗棠把鲍超本人请来帮忙。

又过了两个月，汪海洋在作战之时负伤，伤重而死，残部由偕王谭体元统率。

谭体元在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放弃嘉应州，遭鲍超拦击，战了两天，死了一万六千多人。剩下的尚有五六万人，全数降清。谭体元与七百三十四名太平军军官一齐被俘，斩首。

自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一共有十五个年头的历史，攻占过六七十个城市，穿过了当时十八个省份之中的十六个，兵力于极盛之时超过一百万。

八八、略论咸丰

清方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是曾国藩。倘若没有曾国藩，太平军可能把苏、浙、皖、赣几省长期占领下去。

重用曾国藩，赋予他以节制四省全权的，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

然而，最先肯用曾国藩的却是咸丰。咸丰这个人，够不上称为圣主，也不配称为贤君，但是在位十一年，是一个中等的皇帝，比崇祯好，而且好得很多。

祟祯的私生活颇为严肃，咸丰是好色之徒。然而崇祯多疑轻杀，咸丰则不疑不杀。作为一个皇帝，好色只是小毛病，多疑轻杀便是绝症。

咸丰即位之时(道光三十年)，年纪仅有二十。洪秀全在当时，是三十八岁。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咸丰与洪秀全两人之间的拳赛。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与三十八岁的成年人比武，不是容易的事。

咸丰有庞大的领上，众多的人口，比较丰富的兵力与财力，诚然占很大便宜。但是，一切需要他决定，决定稍有错误，就一定逃避不了后果。他生长深宫，毫无行政经验与作战经验，面临太平军这样的巨敌，委实难以应付。

帮手，他有，却太多。满朝的文武，各省的总督、巡抚、市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提督、总兵、副将、参将，都是他的帮手。在这些人之中，谁好？谁不好？谁可靠？谁不可靠？

倘若是汉朝初年，问题就很简单。当皇帝的只消物色一个好丞相，把所有的噜苏事付托给他，自己垂拱而治。

清朝自从雍正以来不仅没有丞相，而且连沿袭自明朝的内阁制度也名存实亡。全部政务，尤其是军事，要皇帝自己处理。所谓军机大臣，实际上仅是侍候皇帝的秘书而已。

太平军初起之时，咸丰只晓得起用林则徐。他记得，当他八九岁的时候，林则徐对付英国人颇有办法。无奈现在林则徐已老，到不了广西，就在中途病死。

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穆彰阿告诉过他，说：“不知道林则徐能不能去呢？”当时，他很气，认为穆彰阿始终与林则徐为敌，是甘心媚外的卖国贼，就把穆彰阿革去本兼各职，永不叙用。同时，也惩办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说耆英是“无耻无能”。

林则徐既死，咸丰想到了李星沅。这李星沅在云贵总督任上，平定过小规模的回民起义；又在两江总督任上，捕捉过若干私盐贩子。

然而，李星沅当钦差大臣却不够料，指挥不动巡抚周天爵与提督向荣，化除不了周、向二人之间的意见，打不下太平军。

咸丰因此又就近在军机大臣之中，选出了蒙古人赛尚阿，赛尚阿训练京城新设的“枪队”成绩不坏。

其实，赛尚阿的本事，只不过是训练“枪队”，使得枪队在阅兵典礼中步伐整齐而已。他虽则有蒙古血统，却极怕打仗，也从来不曾打过一仗，如何可以当统帅呢？

咸丰先叫赛尚阿扼守湖南；其后同说李星沅病死，叫他进军广西。他进了广西，只敢住在省城桂林，离开战场(永安州)很远。过了一些时候，因为咸丰逼他逼得紧，他才硬着头皮，到永安州“督师”，却又不听乌兰泰的忠告，任由向荣在永安州外围留下一个缺口，结果是大局糜烂到几乎不可收抬。

向荣已有应死之罪，总算比太平军抢先一步赶到桂林，把桂林保全下来，功罪勉强可以相抵。太平军冲进湖南以后，这向荣又竟然能够尾追太平军直到长沙，间接帮助了骆秉章等人守住长沙。咸丰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赛尚阿的人，于是又看中了向荣，叫他当钦差大臣。

向荣当一个提督材料尚嫌不够，当起总绾全局的钦差大臣来，可谓笑话。向荣的一套伎俩，只是尾追二字：由广西追到湖南，追到湖北，追到南京。到了南京，在孝陵卫扎下“江南大营”，对太平军采取监视态度，不敢进攻。

咸丰在咸丰二年于向荣之外加设一个钦差大臣，扼守河南。人选呢，他想起了琦善。怎么会想起这么一个人来呢?大概是于追怀林则徐之余而联想到的罢。琦善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充任过钦差大臣(虽则两人的作风迥不相同)。

琦善的唯一资格，也就是当过钦差大臣而已。论军事知识与胆量，他不仅比不了向荣，也比不了赛尚阿。他在河南，坐视武汉被太平军占领而不去救；到了江苏，扎一个“江北大营”于扬州郊外的宝塔山及司徒庙，静候太平军放弃扬州而奏报克服扬州，静候太平军放弃仪征而奏报克服仪征。静候到咸丰四年秋天，寿终。

我们很难责备咸丰，说他无知人之明。他接触不到人才，如何去知？他自己不是人才，即使接触到了人才，也知不了。

在了解咸丰以后，我们反而不能不欣赏他之优容曾国藩了。曾国藩以一个丁忧的侍郎，奉命帮办团练，在家乡招兵买马，形成一大势力。祁雋藻告诉咸丰，说：“曾国藩虽则当过侍郎，现在只是一个平民；以平民的身份而能有如此的号召力，不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很动容，但仍旧让曾国藩继续放手做下去，一直做到变成力量最大的统兵官，把清朝的命运掌握在手。

咸丰对于江忠源、骆秉章、胡林翼几个他素未谋面的人，也颇能深信不疑，一心倚畀。诚然这几人之忠于清朝，有事实上的表现，咸丰应该相信他们。然而当皇帝的，也有听谗言的机会与提防忠臣的特权。咸丰对江忠源等人始终如一，在一般皇帝之中不能不算是差强人意的了。

而且，他不杀赛尚阿，甚至不杀一再弃城逃往上海租界的何桂清(何桂清于咸丰死后被斩)，这的确是太软了一点，却也有安定“官心”的好处。

八九、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字涤生，原字子城。有人说他原“名”子城．考中了翰林以后才改名国藩，这怕不确。他的弟弟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妹妹国惠、国芝，都是生在他中翰林以前，显然他这一辈是“国”字辈。而且“子城”的“城”字与“国藩”的“藩”字颇能配合，名曰国藩而字曰子城，最恰当不过。

他改字涤生，另有一段经过。传说他年轻之时，遭遇了一件甚不愉快的事，愤而自杀未死。罗泽南(罗山)劝他不必过于自疚，不妨取“涤生”二字为号，时加警惕。君子不患无过，患不能改。

罗泽南比他年长四岁，学问很好，研究张载、周敦颐、朱熹的著作均有心得，是一位言行相符的理学家；也写了好几部书(《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

罗泽南对曾国藩颇为爱护，曾对罗也极敬重，两人的关系可说是在师友之间。曾氏一生在修养上居敬主诚，宗程、朱而不宗陆、王，大半是受了罗氏的影响。

曾发达得早，在二十三岁中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罗呢，满了三十，才中秀才；满了四十，才中举人。到了[咸丰三年]四十七岁，率领“湘勇”打仗，才开始有所表现。

湘勇创办以前，已有所谓“楚勇”，也是湖南人的武装结合。楚勇的首领江忠源曾经在家乡办团练，活捉了当地天地会的领袖雷再浩，其后到浙江秀水当知县，于咸丰元年丁忧回家，奉钦差大臣赛尚阿征调，招募了五百名老百姓，称为楚勇，带往广西。 存，“西，江忠源与乌兰泰很能合作，与向荣却合不来。他和乌兰泰见解相同，认为既围永安，不该缺上一角，赛尚阿不听，江忠源一气，回家。

回家以后，听说太平军果然突围，桂林危急，他又募了一些楚勇再来广西，想帮帮乌兰泰的忙。他到达广西之时，乌兰泰已死，全州无可守御，便伏兵在全州北边的蓑衣渡，打了一个胜仗。 其后，他赶到长沙，与太平军战于南门，又在天心阁筑一堡垒。长沙之能够保全，他的功劳不小。

再其后，他又赶到南昌，入城坚守。守了九十几天，太平军无可奈何。这时候，咸丰四年六月至八月，罗泽南带领两千湘勇，以及原驻镇篁(凤凰)的绿营兵到南昌来解围。南昌之能够保全，一半是江忠源守得好，一半也是罗泽南及其麾下当军官的“诸生”肯拼命。

所谓诸生，是若干知识青年，其中有些是罗泽南的弟子，有些不是。

在罗泽南的弟子之中，以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为最有能力。续宾其后于咸丰七年四月攻下九江，咸丰八年十月战死于三河。续宜在九年六七月间会同刘长佑战石达开于宝庆，解了宝庆之围；又在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帮助曾周荃攻叶芸来于安庆，阻挡了陈玉成的援兵；于同治二年病死，死时四十一岁。

江忠源在守好南昌以后，率领楚勇去守庐州(合肥)，也是比太平军早到一步。可惜他此次所带的楚勇太步，只有一千人不足，而清军其他部队远屯四十里外，坐视不救。结果，庐州被陈玉成拿下，江忠源投水而死，死的时候也仅有四十二岁。(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罗泽南于咸丰六年三月进攻武昌之时中弹阵亡，年纪也只是五十而已(他比江忠源长五岁，比李续宜长十六岁)。

曾国藩却是一个命大的人，活到六十二岁，功成业就寿终正寝(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

他在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以前，官运已经不错。由翰林而侍读、侍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其后升署左侍郎)，又兼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六部之中，他兼了五部，只有户部的侍郎他还不曾兼掌。在这期间，他也先后担任过四川与江西的正考官(主考)。

朝廷之中，穆彰阿是他的恩师(会试之时的主考)，大学士倭仁是他的前辈。

倭仁是蒙古人，生长河南开封，翰林出身，服膺程、朱，作过咸丰的老师(詹事)，历任大理寺卿、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居官持正不阿，是有清一代的名臣。倭仁对曾国藩甚为器重，常与曾国藩讲求性理之学。

恩师与前辈以外，曾国藩另有几位益友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等。这几人都是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李棠阶后来在晚年当了军机大臣。

和曾国藩交往最密切的，是郭嵩焘。郭是湘阴人，于道光十七年在长沙与曾相识；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点了翰林，又在京城与曾异地相逢。

郭为人鲠直而具有卓见，在官场中落落寡合。虽则其后也当了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与出使英国大臣，但失意的时候多，得意的时候少。

曾最了解他，与他交谊极厚，并且结为儿女亲家。郭与左宗棠是小同乡，也是亲家，到过浙江，帮左宗棠的忙，却与左不甚相得。曾写了几首诗安慰他，其中有两首是：“一病多劳勤护惜，嗟君此别太匆匆。二三知己天涯隔，强半光阴道路中......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用。更怜吴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半夜阑。”

另一次，曾接到郭的诗，和了六首。其中有四句是：“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这诗中的刘子，是刘蓉，字孟容，湘乡人。

曾国藩自幼与刘蓉为道义之交，其后连中高科，誉满京华，心中所念念不忘的，仍是蛰居故乡的这位刘子：“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所愧偷太仓，无异哀穷乞。羡君老岩阿，闲味甘于蜜。”

刘蓉的才干，在曾国藩看来是很高的：“我思竟何处，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卧龙不等待曾国藩去访捉，已在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被湘乡县的县知事请了出来，协助罗泽南创办本县的团练。这团练在名义上是由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以大绅士的资格出面主持。

不久，曾国藩因奔丧而回家；回家以后，奉到咸丰皇帝的谕旨，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全省的团练。曾国藩本不想担负这一份责任，准备上一个“疏”(奏折)恳辞。郭嵩焘却走了来，劝他勉为其难，说武汉已被太平军占了，湖南处境日危。他这才决心去长沙就任。这时候已经是咸丰二年十二月的下旬

九○、编练湘勇

罗泽南所练的湘勇三营，先期调来长沙。江忠源的楚勇，大部分跟江忠源去了湖北、江西，但也有一部分留在长沙。曾国藩除了叫人在湘乡继续招募若干湘勇以外，又叫人在辰州招了一些“辰勇”，在宝庆招了一些“宝勇”。其后，所有的这些勇，均统名为“湘军”，而“湘军”的“湘”字不再是“湘乡”的缩写，而是“湘省”的缩写了。

曾国藩任事不到半年，在种种方面均显出毕竟不凡。练兵、带兵，他原是十足的外行。他只凭一股热忱与得自读书和修养的一套“明理”的工夫，结果把军事办得井井有条。

首先，他替湘军定下编制，以营为作战单位，每营营官一人，兵士三百六十人，长夫一百四十人，其后扩充为官兵五百零五人，长夫一百八十人，分为四哨，哨有哨官，哨下有什，什设什长。 兵士的步器以刀矛为主，但也有小枪、抬枪、劈山炮。每营有刀矛十九队、小枪九队、抬枪八队、劈山炮两队，共计三十八队，各队的人数不等。

所谓长夫，是辎重兵兼工兵，在行军的时候担任搬运，在扎营的时候担任掘壕、筑墙。壕有多深、多阔，墙有多高、多厚；壕有几道，离墙若干尺，等等，曾国藩均一一加以规定。行军的行列次序．每天行若干里，几时出发，几时停止，几时掘壕、筑墙，几时造饭、吃饭，曾国藩也立下“章程”，叫大家遵守。

他所最注重的是操练。操练的内容，包括个别的步技与团体的摆阵。他认为兵士必须步技好，作战才能勇敢。他研究了自古以来的种种阵法与太平军惯用的几种阵法，然后创造出自己的阵法来，叫大家练习。曾国藩很参考了一些兵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王錱的《练勇刍言》，曾也颇加重视。

九一、抑制王錱【zhen】

王錱是罗洋南的学生，中过秀才，传说他是在湘乡首先建议办团练的人。在最先成立的三营之中，他是左营的营官，罗泽南是中营的营官，另一个邹寿璘是右营的营官。

王錱确是一个将才，驭下极严，严而有恩，兵士滥取民间

物立斩，军官执行命令而超过时限也斩。官兵的大部分薪饷与赏金，由部队径送官兵的家，不许官兵把银钱随身携带太多，多到十两以上的斩。

王錱在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牛刀小试。奉了曾国藩与署理巡抚潘铎之命，带领三百名湘勇去耒阳、衡山一带，镇压当地的农民武装与来自两广交界的会党。三个月以后，他从江西来的会党手中夺回桂东县县城。

其后，他把部队扩充到三千人，直接向复任逃抚的骆秉章请饷、请械。曾国藩认为，第一，他收兵太滥；第二，他不该向巡抚请饷、请械，因为湘勇是民间的组织，饷械的来源是民间的捐款，倘若向巡抚请饷、请械，就要丧失湘勇的民间性。王錱的看法与曾国藩不同。王决心去湖北，抵抗由南京西上的太平军，援救南昌，因此不得不赶紧扩充部队到三千人，也不得不向巡抚请饷、请械。事实上，南昌已有罗泽南率领两千湘勇与若干绿营兵去援救了。曾国藩始终认为王錱只能留在湖南，不够资格出省御敌。

曾、王二人从此便有了意见。骆秉章居中调停，把王錱的兵力减为二千四百人，留在湖南。

九二、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这时候，曾国藩因为与湖南提督鲍起豹处得不好，把团防局移到衡州(衡阳)，在衡州集合了来自各地的乡勇，编成陆师十三营、水师十营，加上长夫等，共有一万七千多人，积极操练、装备，凑齐了洋炮三百二十尊、土炮一百多尊、长龙船五十艘、快蟹船四十艘、钓钩船一百二十艘、三板船一百五十艘、辎重船一百多艘以及四万斤盐、三万斤油、一万二千石米、一万八千石煤。 太平军攻不下南昌，却在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十五日打下黄州(湖北黄冈)，乘胜溯江而上占了岳州(岳阳)、湘阴。曾国藩由衡州北上迎战，太平军小挫，丢掉湘阴、岳州。

攻进岳州的前锋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王錱。王继续向湖北挺进，在三月初七日与太平军战于蒲圻县的羊楼司，因众寡不敌，次日退至岳州，被太平军追及。岳州与湘阴重新入于太平军之手。

太平军一面聚集很多船只与兵士在湘阴之南(长沙之北)的靖港，一面袭取靖港西南的宁乡县，由宁乡进占长沙西南的湘潭，在湘潭获得民船顺湘江而北，对长沙采取南北夹攻的态势。

曾国藩十分焦急，一面派塔齐布、褚汝航等人去湘潭，一面亲自率领水师到靖港与太平军死拼。从三月二十四日拼到四月初二日，大败。曾国藩本人跳水自杀，被左右的人捞起。

同时候，塔齐布、褚汝航等人却在南路获胜，收复了湘潭。

靖港之败，是由于：(一)水师主力已被调赴湘江上流、湘潭前线；(二)西南风忽然大起，曾国藩的四十艘兵船被吹到太平军射程以内，官兵控制不住。

湘潭之胜，是由于：(一)于四月初一、初二褚汝航的水师与塔齐布的陆师业已连胜二日；(二)初四日北风大起，彭玉麟与杨载福(岳斌)因风纵火，烧毁太平军船只六七百只。于是初五日卯刻(早晨五六点钟)，江忠淑(江忠源的弟弟)率领了几十个楚勇乘虚爬上湘潭城墙，开了城门迎进塔齐布所率领的兵(正规军)与勇(湘勇)，杀了二百名左右“长发”(太平军老兄弟)与“短发”(太平军新兄弟)，俘虏了六十几名．其中有一个“自称五军统领正元帅罗，口音似广东人，问其名坚不吐实，桀骜万状，当即斩决。”

王錱在四月初五这天，追太平军至云湖桥，杀四十二名。第二天，他又设伏于鲁家坝，杀太平军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 事后，曾国藩分别保举塔齐布、周凤山、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江忠淑。

塔齐布是满洲正黄旗人，火器营鸟枪护军出身，当过道光的三等侍卫，分发在湖南巡抚的抚标(绿营)，官居守备，助守长沙有功，升至参将。曾国藩办团练，把他调到自己身边，算是湘军军官之中的唯一军事专家，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满洲人。在王錱挺进湖北之时，塔齐布攻下通城，曾国藩保他升充副将。现在，曾国藩保他加总兵衔。咸丰接到奏折，予以照准，并且免了湖南提督鲍起豹之职，任命塔齐布署理提督。不久实授。

咸丰命令曾国藩乘胜北进，令曾国藩啼笑皆非，一万七千人已打得只剩下四千左右，如何北进得了。但是，武昌在这一年(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失守(这是太平军占领武昌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第三次是在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

九三、夺回武昌

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鼓起勇气，带领增募的水勇、陆勇，邀约罗泽南从江西带回来的“老湘勇”与胡林翼从贵州带来的“黔勇”，江忠淑所统率的“楚勇”(湖南新宁一带的勇)，李孟群带来的一千名广西水劳，陈辉龙带来的四百名广东水勇，分三路北进。

中路以水师为主，由褚汝航统率，辅以塔齐布的陆师，在七月初一日攻下岳州。太平军韦俊、曾天养等将领，屡次反攻，均被曾军击败。曾军在闰七月初二日进克城陵矶，杀死黄天养。但曾军的褚汝航与陈辉龙，也在此时先后阵亡。

左路由胡林翼指挥，占领常德。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翰林出身，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贵东道，办团练颇有成绩，被调到湖北，又调到湖南，在肃清湖南安化后，升为四川按察使，未及到任，改湖北按察使。

右路由江忠淑指挥，无甚进展，但右路的目标崇阳仍被中路曾军攻下。中路在攻下祟阳以后，一口气进占咸宁，咸宁是武昌的南边邻县。

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分攻武昌外围的花园与洪山：罗攻花园，塔齐布攻洪山。同时候，新任两湖总督杨霈，亦已率兵威胁汉阳(前任两湖总督吴文镕于黄州失守之时自杀)。

花园与洪山果然被罗、塔二人攻下，太平军于八月二十三日撤出武昌、汉阳二城。(这是太平军的第二次撤出武汉；第一次是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第三次是在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曾国藩飞奏清廷，咸丰赏他二品顶戴，任他为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辞谢了一次，咸丰命令他以兵部侍郎的名义，继续督师攻取九江安庆。湖北巡抚的职务，此交陶恩培担任。

九四、冲过田家镇

为了打九江，曾国藩必须冲破太平军在田家镇所设的封锁线，这封锁线是横隔长江的两道铁索，两岸均有太平军的重兵驻守。

曾国藩又定计分兵三路，以湖北提督桂明指挥北路，进攻蕲州(蕲春)、广济；以塔齐布指挥南路，进攻大冶、兴国(阳新)；他自己统率水师，作为中路。到了九月间，曾国藩下令开始进攻。南路节节胜利，塔齐布在二十一日攻下了大冶，罗泽南在同一天攻下兴国。兴国东乡的半壁山，与北岸田家镇遥遥相对，太平军守御甚坚，仍被罗洋南于十月初四日攻下。北路指挥桂明，是一个畏战的庸人，因此毫无进展，蕲州、广济仍在太平军手中。太平军而且在九月二十九日出动水师溯江而上，利用东风火攻曾国藩的水师，幸亏一面有彭玉麟、杨载福抵住，一面又有鲍超由湋源口抄到太平军水师的后路，将它包住首尾，获得小胜。小胜后，不攻陈玉成、曾凤传所守的蕲州，更不攻秦日纲所守的田家镇，而小心翼翼地占领长江北岸的沿岸、距离田家镇九里“见峰嘴”为止。

然后，杨、彭二人、将水师分成四队：第四队留守；第三队事后追击，扩宽战果；第二队作战；第一队准备好镕铁炉、钢剪，大锤、大斧、专管镕毁铁索，不管作战。十一月十三日出动。同时候，南路的陆军以六千人排成长阵助威。

太平军布置了很多民船在铁索之前，铁索不仅两端(富池口与田家镇)有重兵驻守，而且扣在若干船只之上。这些船只有如浮桥，又有不少的武装木筏作为掩护，铁索之后有几千只炮船，铁索之旁，在北岸由牛肝矶至吴王庙，又有若干座营垒与成千的炮位。

交战后，杨、彭水师的第一队很迅速地烧断了铁索，第二队击散民船，打垮炮船与武装木筏，第三队顺流而下，追击太平军三十余里，然后掉转头利用东风放火，把太平军的船烧毁了四千余号，俘获了五百余号。

田家镇被曾军占领。秦日纲在这一天(十三日)夜里四更撤走。次一天的夜里，陈玉成、曾凤传也从蕲州撤走，曾军获得全胜。

九五、打不下九江

曾国藩统率全部水师、陆军顺流而下，来打九江。他打不下九江，因为太平军名将林启荣守得很好。他去打九江东边的湖口，一时也打不下。守湖口的，是太平军另一名将赖桂英。(打到次年七月二十五日，才打下来。)

曾国藩把大部分陆军屯扎在九江之南，把水师移在鄱阳湖的尖端(湖口附近)。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水师获得小胜，焚毁了太平军几十条船，乘胜紧追追进鄱阳湖，没料到这是中了石达开的诱敌之计。结果，小船进了湖，大船被太平军的船拦截，转动不灵，被阻挡在湖的外边，仍在长江。十三天以后，大船遭遇大平军袭击，连曾国藩自己的“座船”都丢了。曾国藩大败之余，逃到陆军罗泽南部的营垒，又动了自杀的念头。他骑上马，想单骑冲入敌阵，以一死报咸丰的知遇之恩。

这时候，刘蓉在他的幕中当幕友。刘蓉与罗泽南二人苦劝一番，他这才打消了自杀之意。

九六、分兵回援武昌

又过了五天，是阴历除夕，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等人在湖北袭击湖广总督杨霈。杨霈逃到了蕲水，再逃到汉口，三逃到德安，四逃去枣阳。湖北巡抚陶恩培苦守武昌。武昌在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易手，陶恩培战死。清延着了慌，叫曾国藩回援湖北。其实，石达开早已由安徽赶来江西，占了赣东若干城市，包括广信(上饶)、乐平、弋阳、饶州(波阳)。曾国藩正在竭力抵抗，哪能分兵或全师回援湖北呢？水师的大部分已被关进了波阳湖，又如何能够溯江而上？留在江面的大船仅有一百三十多艘，然而圣旨难以违拗，曾国藩只得忍痛在正月间叫彭玉麟率领这一百三十多艘船西援武昌，扎在金口。

分走了水师不算，陆军也要分。挨到八月间，罗泽南把弋阳、乐平、广信、饶州一一收复，曾国藩才派遣罗泽南率领五千精兵，由义宁(修水)一路指向武昌。刘蓉、李续宾、李续宜，均跟了罗泽南去。此时曾国藩的陆军，仅有一万二千人左右。去了罗泽南的五千，只剩下七千人而已，其中有三千人屯在九江城之南，其余的分布在南康(星子)及别的地力。曾国藩自从开始作战以来，所倚靠的陆军猛将仅有罗洋南与塔齐布二人。罗泽南未走以前，塔齐布已在七月十八日病死。

罗泽南进入湖北以后势如破竹，连下通城、崇阳，小败于濠头堡，大胜于蒲圻，与胡林翼会师。忽然，在咸丰十六年三月的某一天，罗泽南于雾中作战中弹，到初八日伤重不治而死。

九七、苦守南昌

太平军方面，石达开亲自乘船来到武汉，一举而从清军手中夺回武昌以南的敬城，由通城翻山进入江西义宁(修水)，于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十五日加以占领；又由义宁向南发展，在下一月初十日占领瑞州(高安)；十一日占领临江(清江)。

这时候，广东的天地会领袖葛耀明已由广东转战到湖南，由湖南转战到江西，占了吉安西边的安福，安福之北的分宜，分宜西北的万载，万载东北、瑞州西南的新昌(宜丰)。

在新昌，葛耀明与石达开会师，结合在一起。葛部并入石部，成为太平军的一支劲旅。

于是，分宜之西的袁州(宜春)与袁州之西的萍乡，也迅速入于太平军之手。安福之东的吉安，被太平军围攻，围攻到次年(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城破。

太平军续由吉安向东，占领乐安；由乐安向东北，占领宜黄、崇仁、抚州(临川)。然后，由抚州向西，进攻曾国藩的主力周凤山部于樟树镇。

周凤山部在二月十八日被击溃。

曾国藩只剩李元度一支几千人，赶紧撤离湖口，移防南昌。南昌的近郊不到十里之处，如桥头陵，都有了太平军的前锋堡垒。

南昌之所以幸免，并非曾国藩有力量抵抗，而是石达开听说南京吃紧而中途改变计划，带领大部分兵力由抚州转向东北，经由东乡、万年、乐平，进入皖南，由皖南进入南京之南，会同南京城内的杨秀清，踏毁向荣的江南大营。

留在江西继续对曾国藩作战的太平军将领是黄玉昆。

曾国藩苦守南昌，全靠内湖的水师来回接应。曾国藩诚然享有新任江西巡抚文俊等的全力支持，然而这几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旧任巡抚陈启迈一意掣曾国藩的肘，被曾国藩参劾掉。) 曾国藩却也有几个救星。第一个救星是彭玉麟。他只身由湖南小路冒险来到江西，与曾国藩会面，重领内湖水师，在五月间收复南昌之北的南康(星子)，抵住了九江的太平军，把南昌稳住。

曾国藩的第二个救星是弟弟曾国华，他奉了胡林翼之命，从湖北带四千名湘勇前来，在六月间复新昌(宜丰)，打通了湘、鄂、赣的交通线。

第三个救星是弟弟曾国荃，他奉了骆秉章之命，从湖南带二千名湘勇来，在十一月间收复萍乡，又会同周凤山收复万载。 太平军方面，石达开是个忙人，在毁了向荣的江南大营以后，又匆匆西上武汉对胡林翼作战。胡林翼已在武昌筑了一个长围，这是石达开所十分耽心的。

石达开一面把黄玉昆从江西调到湖北去，一面叫韦昌辉由安徽进入江西，指挥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

韦昌辉在咸丰六年(1856年)五六月之交进入江西，于六月初五攻占饶州(鄱阳)，留下少数部队，率领主力转往瑞州(高安)。

在瑞州，韦昌辉被曾国华带来的刘腾鸿打败。这刘腾鸿也是湘乡人，号不中秀才，改做单帮生意，遇到溃兵行劫；他把溃兵骗进湘潭，交给县知事严办，冈此就获得巡抚骆秉章的赏识，给他五百名乡勇，叫他守岳州。其时，他当了罗泽南的部属，又作了罗洋南的学生。胡林翼也很喜欢他，派他跟随曾国华来江西。他一到江西，就拿下新昌(宜丰)、上高。

韦昌辉身经百战，竟然不是刘腾鸿的对手；打了十天，在七月初三丢掉了瑞州的南城，只剩下一个北城(瑞州有南、北二城)。

曾国藩叫刘腾鸿留在南城，负这一方而的专责。刘腾鸿筑了一道长濠，把北城围住，围到咸丰七年七月十四，终于把北城攻下。刘腾鸿在前一天中弹，这一天因伤重不治而死。

九八、丁忧回籍

这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江西，而回了湖南湘乡原籍。

他的父亲曾麟书在咸丰七年二月初四病故，他在十一日接到消息，当天启程奔丧，同时奏请咸丰皇帝准他丁忧开缺，所遗职务请以杨载福、彭玉麟二人继续办理。咸丰接到他的奏，谕令杨载福“就近统带”曾国藩的“水师兵勇”，彭玉麟“协同调度”；开缺一节免议，给假三个月治丧，“并赏银四百两，由湖南藩库给发，俾经理丧事，俟假满后再赴江西督办军务”。

闰五月，在假期将满之时，曾国藩再度奏请开缺守制。咸丰回答他：“著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俟九江克复、江面肃清，朕必赏假，令其回籍营葬，俾得忠孝两全，毫无余憾。”

六月初六，曾国藩又上一奏，坚请开缺守制。藉此机会，他向咸丰大发牢骚，诉说几年来所受的委屈，归纳起来共有三点：(一)部队官兵皆是“募勇”，虽能奏保官阶而不能挑补正规军的实缺，以致本人在名义上是兵部侍郎，而实权不如一个提督或总兵。(二)筹饷很困难，所有的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各种项目，概须经由地方官之手，而地方官只晓得秉承他们自已的上司总督、巡抚，“臣职在军旅，与督、抚势分主客，难以呼应灵通”。(三)本人的关防，更换了几次，先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关防”，其后是“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再其后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最后是“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寄谕，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外间皆未明奉谕旨，时有讥议。关防更换既多，往往疑为伪造。”

咸丰明瞭他的处境，为了安慰他，便批准“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同时命令他“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统率”，“此外各路军营，如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凟请，致辜委任。”

九九、转败为胜

曾国藩在家守制，守到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六。

在他守制期间，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江西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离开江西之时，刘腾鸿尚在攻瑞州的北城，杨载福与李续宾尚在攻九江及其对岸的小池口。换句话说，瑞州北城、九江、小池口都仍在太平军之手。此外，抚州(临川)、临江(清江)、吉安、建昌(南城)四个府也均在太平军之手。

在他走后，各路湘军颇能各自为战，十分卖力。不仅刘腾鸿一军在七年七月攻下瑞州北城，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调出来的王錱，也率领“老湘营”三千人连胜太平军于吉安、宁都、新城、广昌、乐安。王錱在八月初四日病故，老湘营于王开化及张运兰指挥之下继续作战，在咸丰八年打下乐安、宜黄、崇仁、南丰等四个县，与建昌府。

建昌府是在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打下来的。

以刘长佑为首领、以新宁人为主干的“楚勇”，屯集在临江府城西南三十里的太平墟(太平市)，于咸丰七年八月击败太平军石达开部二十万人。四个月以后，十二月初八拿下临江府城。 再过四个月，咸丰八年四月二十日，在萧启江及刘坤一的指挥之下，楚勇又拿下抚州府城。(刘长佑生病，已经回了新宁。)

这咸丰八年四月，是湘军与太平军之间胜负的转捩点。因为，不仅抚州与建昌两府易手，九江府的府城也被杨载福与李续宾打了下来。日期是四月初七。

杨、李二人是曾国藩的老部下。另一位老部下彭玉麟早就在咸丰七年九月冲出波阳湖，与杨载福的“外江水师”相会合。还有一位，平江人李元度，带着他的“平勇”扼守江西东部的贵溪，也守得不错。

剩下的，只有吉安一个府城。这吉安于曾国藩东山再起之时，被曾国荃“收复”。

一○○、东山再起

曾国藩在湘乡荷塘都、大界里的家中守制，守到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接到骆秉章转来一道咸丰的谕旨：“著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速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夜驰赴浙境，与周天受等各军力图扫荡。”原来，大部太平军因为在江西立不住脚，已经退人浙江，使得咸丰着了慌。

四天以后，六月初七，曾国藩由太界里启程，初九经过湘乡县城，十二日到达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二人会谈，刻了一个新的关防：“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

他在长沙住了五天，于十七日乘船北上，二十四日到达武昌与胡林翼会谈，一共谈了十天十晚。

七月初三，他离开武昌；十一日，到达九江，与杨载福会谈；次日，到达湖口，与彭玉麟会谈；二十一日，到达南昌，与江西巡抚耆龄会谈；二十四日，离开南昌；八月初八，到达铅山县的河口镇。

中途，他又接到咸丰的谕旨，叫他“著即以援浙之师，由江西铅山直捣(福建)崇安，迅将闽省各匪一律扫除，毋少延误”。 十四天以后，八月二十二日，他在河口镇写信给曾国茎说：

“景德镇现尚有贼，我军为所牵制，目下尚难入闽。看来弟归(湘)不可久住，当速来帮我也。”

这时候，曾国荃刚刚攻下吉安，在准备撤兵回长沙。曾国茎在咸丰七年秋天便已接受江西巡抚耆龄的奏调，提前结束守制，到吉安外围，继周凤山之后，主持吉安的攻城战。他在当年的冬天，阻住了石达开的援兵于吉水县的三曲滩，将吉安城合围。围到八年八月，达到目的。

所谓“景德镇现尚有贼”，所指的不是别人，是杨辅清。杨辅清在咸丰七年被王錱击败，经由浙江退到福建邵武去。现在，咸丰八年八月，又由邵武回军，一口气经由泸溪(资溪)、金溪、安仁(余江)、万年、饶州(波阳)，到达景德镇，屯踞下来。

曾国藩派“老湘营”张运兰去打，打到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荃由湖南家乡久住了一顿出来。到江西来帮哥哥的忙，带五千兵去加强张运兰的攻势，才在六月十五日赶走杨辅清。杨辅清向北走，经由祁门，退至徽州、宁国二府。

当杨辅清由邵武回师江西东北部之时，石达开也由福建南部的长汀回师江西的东南部，攻下瑞金；其后，占领了瑞金至南安(大庾)一带广大的赣南地区。曾国藩派萧启江率领楚勇去打，打到咸丰九年正月获胜，石达开去了湖南，在五月间开始围攻宝庆，七月间放弃宝庆，进入广西，驻扎在柳州西北的庆远(宜山)，准备由贵州进四川。

咸丰于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宝庆刚被石达开围攻之时，便下了一道谕旨，叫曾国藩“即日统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兵”“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至(于)江西景德镇之贼尚未剿平，......著曾国藩斟酌情形，咨商耆龄妥为布置，俾得迅扫贼氛，不致顾此失彼”。

曾国藩在六月初五日接到这谕旨，啼笑皆非。景德镇尚在太平军之手，如何能抽兵远去四川？曾国藩俟攻下景德镇以后遵旨西上，把大部分军队调回湖南，解宝庆之围，自己先到武昌。他向咸丰请求，不驻在夔州，而改驻宜昌。

他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到达武昌的。在到达武昌之时，不但宝庆之围已解，而且四川已有骆秉章前往布置，这时并无危险。倒是安徽方面变得十分吃紧。自从英王陈玉成在咸丰八年十月大胜湘军李续宾部于庐州三河镇以来，对湖北与江西所旋的压力极大。湖广总督官文因此便上了一个奏章给咸丰，建议把曾国藩再调到东边去，赋以解决陈玉成的全权。咸丰觉得官文的意见颇有道理，于是又急急忙忙地叫曾国藩不必去宜昌，回师东向。

官文的意见本是曾国藩的意见。官文这时候对曾国藩与胡林翼二人业已言听计从，虽则在以前他根本不把这两人放在眼上。胡林翼确有一套化敌为友的功夫，而曾国藩至诚感人，关系也很大。

曾国藩在接到咸丰叫他回师东向的谕旨以后，在九月二十日写了一封详细的折子给咸丰，陈明进军方略。他说：“详考入皖形势，进兵须分四路，南则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南军驻石牌，则可与杨载福黄石矶之师联为一气；北军至六安州，则可与翁同书寿州之师联为一气。”

他又说：“臣所部不及万人......若将援湘之萧启江(楚勇)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两支；若并将张运兰(老湘营)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三支。一支之力，仅能会剿皖北；三支之力，则可专任皖南。”

咸丰回答他：张运兰及其老湘营已经追击石达开到了广西；只可以先把萧启江及其楚勇调回。而且，商城、六安的一路，最好依照袁甲三的建议，改由光州固始，绕到颍州(阜阳)，从后方包抄，以免对方因南边湘军大举，而大量北上，使得翁同书抵挡不住。

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再上一折，强调“围攻安庆”的重要。得了安庆，才可以屯驻滁县、和州，切断陈玉成与李秀成的联络，困死洪秀全。

一○一、围攻安庆

他说，萧启江既不能来，张运兰及其官兵也需要三个月的休息。但是胡林翼与李续宜二人愿来帮忙，四路进兵的计划可以不变。

第一路，曾国藩自己负责，由九江斜对岸的宿松县，经石牌镇直捣安庆。第二路，多隆阿与鲍超负责，由太湖县，经潜山攻取桐城。第三路，胡林翼负责，由湖北的英山，经霍山，攻取舒城。第四路，李续宜负责，由河南商城，经固始攻取庐州(合肥)。 这计划开始实行之时，因石达开围攻宝庆，李续宜不得不率部回湖南。其他三路，曾国藩进驻宿松，胡林翼进驻英山，一时均无若何发展。多隆阿兴鲍超打太湖县，陈玉成率领大军来救，鲍超被围困在太湖东北的小池驿，多隆阿驻军新店不肯去救，说是怕牵动大局，其实是与鲍超闹意见，希望鲍超死。

胡林翼一面力劝多隆阿化除意见，一面调唐训方去小池驿救鲍超。同时，分了自己的兵八千，交给金国琛与余际昌，绕到潜山的天堂镇陈玉成军之后。

到了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多隆阿终于出动，攻击陈玉成在罗山冲的堡垒，鲍超也从小池驿突围，对陈玉成军夹击，金国琛与余际昌从后面分道并进。结果，杀了陈玉成军两万人，连克太湖、潜山二县。

不久，在三月初，李续宜于解了宝庆之围以后，率部前来宿松。曾国藩叫他驻扎在青草塥，帮多隆阿攻桐城。

三月底，曾国荃在家乡募了一万名新兵，开到宿松。曾国藩叫他负责进攻安庆外围的集贤关。

左宗棠一向在长沙，作骆秉章的上宾。骆秉章保驾他，作了“兵部郎中”(国防部的司长)，他在赴京的途中，绕道来见曾国藩，曾把他留下，留了二十天，天天与他“纵淡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

在曾国藩的鼓励之下，左宗棠打消赴京上任的念头，回湘阴去招募乡勇，自成一军加以训练，带到安徽宿松曾国藩的大营来。

曾国藩把留左宗棠的经过报告咸丰，力称左之为人“刚明耐苦，晓畅军机”。咸丰于是在发表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之时，也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把左宗棠的官职由兵部郎中升为四品京堂。

李鸿章此时已在曾国藩的幕中，虽则“劲气内敛，才堪大用”，却仍在受磨炼的阶段，未到“大用”之时。

另一位能干人李元度，以“江勇”(湖南平江的乡勇)起家，在江西身经百战，胜败参半，被曾国藩留在身边，担任营务处的职务(类似参谋长)。江勇五营，改由饶廷选带领。

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五月初三宣布，就任两江总督。就任以后，派李元度回平江，再募江勇三千人来。同时，他决定留下曾国茎负责攻安庆。自己率领九千人，移驻长江以南的祁门县。 祁门属于徽州府．西南沿着昌江与景德镇为邻，东边有山路通黟县、休宁、歙县(徽州首县)，南、北两面均是大山，南为怀王山山脉，北为黄山山脉。

祁门就形势而论，骤看是十分安全，细看却是兵家所谓“绝地”。曾国藩以为把大营驻扎在祁门，进可以东出徽州(歙县)、宁国(宣城)，攻取芜湖，威胁南京，退亦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策应安庆外围的曾国荃。他不曾料到太平军会在东面堵住他的出路，在西南面切断他的粮道。

太平军李世贤部果然就在(咸丰十年)八月间由东面攻来，一连攻下了宣城、歙县、休宁，堵住东面的出路；李秀成部又在十月中旬一度由北面穿山，占了黟县县城一天，转向休宁。又有一股来自南赣的“边钱会”武装队伍，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德兴，十一月初一日攻占婺源。

而且，在十一月初，黄文金部由某处来攻祁门东北的东流县，章下东流、建德(至德)，溯江而上进入江西，占领彭泽、都昌、浮梁、波阳。

当时的浮梁县城，位于景德镇之北。浮梁既失，祁门的粮道全被切断。

这一次，曾国藩的救星是左宗棠。左宗棠在湖南家多招足了兵，于九月十五开抵江西乐平，曾国藩叫他于必要时移驻景德镇。他见到事态严重，就大展雄才，于德兴失守以后的第六天克复德兴，婺源失守以后的第三天克复婺源。然后，回师扼守景德镇，挡住了由东流、建德南下直抵浮梁的太平军，而且克复浮梁。 差不多同时，彭玉麟拼死守住湖口，克复都昌。杨载福用水师在太平军的后面追击，也把东流、彭泽、鄱阳一一克复。

极惊险的场面，仗着有左宗棠、彭玉麟、杨载福，竟然化险为夷。

到了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建德(至德)也被鲍超克复。鲍超是在浮梁之战以后。被曾国藩由祁门抽调出来，去景德镇增援左宗棠的。

曾国藩于是采取攻势，在二月十一日攻克休宁(实际负责作战的是张运兰)。三月初二，他集中了九千兵在休宁；初四，大举进攻徽州(歙县)，不利。初十，再从休宁出发，十二日大败，损失了四营以上。

曾国藩于集中大军在休宁之时，在次日(三月初三)便已接获景德镇失守的噩耗。他本应放弃进攻歙县的计划，抽兵南下，帮助左宗棠夺回景德镇。

景德镇是在二月三日丢的。守将是皖南镇总兵陈大富，兵力有四千人，原驻建德(至德)。因为太平军李世贤部于二月中旬攻占婺源，左宗棠不得不在“甲路”、“涌山”等地对李世贤作战；景德镇需人接防，才把这陈大富从建德调了来。

陈大富于二月二十日开到，左宗棠拔营向鄱阳进发，连胜太平军于袁家湾、太园、范家村等地。太平军却在二月三十日乘虚由柳家湾冲进了景德镇，陈大富全军覆没。左宗棠被阻在金鱼桥，三面皆敌，无法援救，只能朝着乐平县的方向走。沿途，与太平军的追兵打了几仗。

左宗棠在三月十一日到达乐平，吩咐当地的团练守城，自己扎营在城外。太平军在第二天赶到。统率太平军的，是侍王李世贤本人。

第三天，三月十三日，李世贤向左宗棠进攻：“层层布阵，宽广十余里，(营队)可数者约四十余处，旗帜林立，掩映山谷”。 左宗棠命令全军，“凭壕植立，寂静无哗”，候敌人逼近，才“排枪轰击”，于是李军一浪一浪地冲来，“屡却屡前”，左军一排一排地轰去，“再接再厉”。从正午打到深夜，从深夜打到天明。 天明以后，左军采取攻势。结果是，“李军大败，李世贤改装潜遁。”

事后，据被俘的李军士兵说，李世贤在拿下景德镇之时，本已准备北取祁门，中途改变计划，移军南向，对左宗棠追击。

曾国藩总算又逃了一关。他不敢再贪恋祁门的“安全”，于三月二十六日拨营，移驻东流，在四月韧一日到达。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东流在安庆的正南七八十里，在长江的东边。对岸是望江县。望江与芜湖之间的石牌，此时已在清军手中。曾国藩驻扎在东流，不仅可以与江上的水师相呼应，而且由于不必再置重兵在祁门，可以抽出鲍超的霆字营，作为流动性的游击队伍，支援各方。

原来，负责围攻安庆的曾国茎，已经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反围”。曾国荃只得于所筑(围安庆的)“长濠”的后面，加筑一道“外濠”，以保护自己的营垒。

陈玉成的总部，设在集贤关。曾国藩派鲍超会同胡林翼部下的副将成大吉，向集贤关进逼。陈玉成在四月初十放弃集贤关，退守桐城，留下四千人在集贤关外的赤冈岭。这四千人分屯在四个营垒。鲍超与成大吉打了二十几天，把这四个营垒的四千太平军官兵完全消灭。

鲍超奉调去江西，帮助左宗棠对李秀成作战。李秀成之所以进人江西，也无非是为了解救安庆之围。

李秀成在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解救南京之围，曾经由皖南突击杭州，再回皖南突袭江南大营，获得全胜，进占常州、苏州，几乎囊括了上海。

其后他为了解救安庆之围，又进行了一次大迂回。十年十月十九日，他由栈岭隘口，穿过黄山山脉，突袭黟县，吓坏了刚驻祁门不久的曾国藩。由黟县，他移师东向，到徽州(歙县)与李世贤会面。十一月十九，他到了婺源；二十八，他到玉山。由玉山，他进入浙江，连破常山，江山；然后在咸丰十一年一月间再入江西，攻玉山，广信(上饶)，庆丰，建昌(南城)，抚州(临川)。在三四两月，他占领了祟仁、樟树镇、吉水、峡江、瑞州(高安)，分兵攻奉新、靖安、义宁(修水)。

到了五月间，他留下重兵守樟树镇与瑞州，自己进入湖北，指向武昌，打下了兴国(阳新)、大冶，分兵进攻通山、崇阳。

湖北巡抚胡林翼原已率兵出境，帮曾国藩打安庆，这时候只得带了精锐的成大吉一军回来湖北。

李秀成于是又突然掉转方向，再到江西，沿途招引了“新兄弟”二三十万人之多，也接应了由广西转回江西的石达开旧部汪海洋、朱衣点等的部队一二十万，声势十分浩大。

清方的江西巡抚是毓科。此人的前任是耆龄，耆龄的前任是文俊，文俊的前任是那位被曾国藩参掉的陈启迈。毓科不会打仗，也没有什么好兵，除了左宗棠的七千人以外。

所好，曾国藩已在四月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保卫江西可说也是曾国藩“义不容辞”的事。曾国藩虽一心想先把安庆攻下，却不得不先后忍痛，让胡林翼带了成大吉回援湖北，让鲍超率领名震全国的霆字营去救江西。(结果，减轻了对安庆太平军的压力。)

这鲍超并非湖南人。他籍隶四川奉节，最初是向荣麾下的一名兵士，跟随向荣到广西打仗，败了以后来湖南，流落在长沙。其后，他入了湖南的协标(协台的标兵)，被曾国藩赏识，调在新设的水师充任“哨长”。从此，无役不从，积功升至“守备”。咸丰五年，随胡林翼“收复”武昌，升为“参将”。胡林翼派他去长沙招三千名乡勇，自成一军，称为“霆字营”(因为他的号叫做春霆)。 咸丰七年以后，他转战湖北、江西、安徽，参加了小池口、黄腊山、麻城、黄安、太湖等若干次的战役，升到绥靖镇“总兵”，加“提督衔”。他和多隆阿有意见，告假回家。曾国藩安慰他，叫他增募新勇，扩充霆字营至一万人。他果然就用了这一万人，于咸丰十年十月赶到祁门，救了曾国藩。

其后，曾国藩移驻东流，“抽出”霆字营为“游击之军”，颇得其力。十一年六月，江西受李秀成攻得紧，所以曾国藩就派他去江西。

他在七月初三日到达九江，李秀成“闻风”退出瑞州、奉新、靖安、安义。十六日，他由瑞州开向丰城；二十四日，与李秀成的主力对阵，大胜，杀了七八千人。

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死于热河承德的行宫。

二十四日，鲍超战胜李秀成于江西丰城。八月初一日，曾国荃打下安庆。

一○二、节制四省

三天以后，鲍超再胜李秀成于抚州，解了抚州之围。李秀成无心恋战，向浙江的方面撤军。鲍超追他，追到贵溪之东的双港，又胜；最后，在二十三日，追到上饶西南铅山，大胜。

清廷在九月间发生政变。辅政的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先后被捕；慈安太后钮祜禄氏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两宫垂帘听政”；咸丰的同母弟恭亲王奕訢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于恭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曾国藩在十月间被“两宫皇太后”授权“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同时，左宗棠也被授权“赴浙江剿贼，调遣提镇以下官”。

浙扛这时候，大部分已为太平军所占。侍王李世贤在江西被左宗棠击败后入浙，于十一年四月攻下常山，江山，开始围攻衢州；五月攻下寿昌、金华、龙游、汤溪、严州(建德)、武义；六月攻下遂昌，松阳、永康。到了九月，李秀成在江西被鲍超击败入浙，又把浙东浙西许多县份一一占领，只剩下衢州、温州，湖州、杭州。杭州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攻破，巡抚王有龄自杀。 清廷在十二月二十目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十天以后，加授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曾国藩定下战略：先取安徽中部，次取浙江。安徽中部的战事，分作江北，江南两路。江北由曾国荃负责，以无为州、运漕镇、巢县、含山、和州为进兵路线。江南由鲍超负责，以池州(贵池)、铜陵、荻港、鲁港、芜湖、太平府(当涂)、采石矶，为进兵路线。

江北一路的北边，有太平军的重镇庐州及其守将陈玉成。江南一路的南边，有太平军的重镇宁国府(宣城)及其守将杨辅清。这两人均不是容易对付的。两人以外，守池州的刘官方，守青阳的古隆贤，守广德的童容海，都很够瞧。

关于浙江，尽管清廷再三对他催促，曾国藩倒并不十分着急。曾国藩认为，必须鲍超先把皖南肃清，然后才能够分兵由皖南的广德与徽州，两路入浙，帮助左宗棠的由上饶玉山入浙的一路。而且，左宗棠的兵太少，必须等候蒋益澧的一支湘军由广西调来，才有采取攻势的可能。

清廷同时也催他派兵加强镇江的防务，催他派兵去救上海，打苏常二州，又要他派兵由扬州之东的所谓“里下河”一带(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拊江南之背”，渡过长江，袭取常熟、无锡，等地。

曾国藩指挥若定，颇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做。

曾国藩原已于打下安庆以后，派杨载福率领水师，会同两营陆军，取得长江南岸的池州与铜陵；又派了曾国荃指挥长江以北的陆军六千人于九月间攻克长江以北的无为州、运漕镇、东关。 曾国荃到达东关以后，奉命停止前进，分兵驻守所克城邑；其后，被派回湖南，增募乡勇。

这一年的冬天，捻党首领李昭寿在滁州受钦差大臣胜保招安，改名李世忠。李世忠于冬夏之交，替清朝攻下天长、六合、浦口、江浦，与驻防扬州的都兴阿、驻防镇江的冯子材连成一气。

清廷希望曾国藩直捣南京，曾国藩却并无动作，静候(一)鲍超一军在长江南岸的进展；(二)曾国荃把新募的乡勇训练好，带来安徽。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鲍超大胜古隆贤于池州之正东，及铜陵之东南的青阳，杀了一万三千多人，占领青阳。

曾贞干(国葆)于五天以后占领铜陵东北的繁昌，十五天以后占领繁昌东南的南陵。水师在三月二十七日占领繁昌东北的鲁港。

四月十五日，陈玉成的庐州被多隆阿攻破。陈玉成去寿州，投奔苗沛霖，被苗沛霖出卖，捆送胜保的军营，其后于押解赴京的途中被凌迟处死。

庐州之破，给曾国藩增加不少勇气。恰好，曾国荃及其新募之勇已于二月中旬来到，换出驻守各地的旧勇，大举东进。在三月二十日占领巢县、含山，二十二日占领和州。

其后，配合了黄翼升的若干水师，曾国荃越过芜湖，于四月二十日占领太平府(当涂)，五月一日占领南京正南的秣陵关。 曾贞干于是也在四月二十二进占芜湖，二十八日占领南京西南的板桥。

鲍超在六月十五日战胜杨辅清于宁国(宣城)，加以占领；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连克石埭、太平县、泾县。在此期间，他又接受童容海的投降，不战而获广德。童容海是石达开旧部，本不姓童，姓洪。这时候恢复原姓。他的部队有六万人之多。曾国藩只准他留下三千，其余一律遣散。(结果，在八月底闹了一个乱子，有两万人出走，投奔杨辅清；余下的四万人内讧，洪容海丢掉广德，带一万多人去宁国，投奔鲍超。鲍超仍旧依照曾国藩的前令，只准他留三千人，编为五营，其余一律遣散。)

李秀成从苏州赶回南京，把曾国荃的大营包围了起来。从闰八月二十日开始，一共围了四十六天。

曾国荃守得很好，李秀成撤围而去，却派了洪春元去安徽，夺回含山、东关、巢县。

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孤军深入，本极冒险，切不可屯兵坚城之下，蹈向荣与和春的覆辙，不妨藉着追击洪春元为名，派少数人去追，带多数人撤退到芜湖附近的金柱关，与水师保持联络。然后，转兵东向，由高淳、溧阳、以攻宜兴，叫鲍超从宁国(宣城)出发，由建平(郎溪)、广德，以攻长兴，同时分拨若干水师，驶入内河、小湖，三路并进，打到太湖边为止。

曾国荃不肯听从大哥的话。这一位“九弟”个性甚强，从不服输。他认为既已扎在南京近郊的雨花台，固守了四十六天未破，决无撤退之理。

鲍超那一边，确也并无力量对太平军采取攻势，怎能够由宁国府府城(宣城)而建平，而广德，而长兴？而且，宁国府府城之南的宁国县，巳于九月初六日失守。

来攻的太平军首领是古隆贤。此人的任务是进入江西。他在十月十九日打旌德，失败。转而向西，打太平县，于十一月初三加以占领。再转而南，穿过黟县所属的西埭镇，于初七占领祁门。三天以后，左宗棠所派的援兵开到，将他逐走。

他因此无法继续南进，转而向北，占领石埭县。休息了一些时候，转而向西。于十二月初五攻占青阳。

青阳的西边是池州，池州的西南是安庆。曾国藩这时候坐镇在安庆，慌忙调了重兵来一面防守池州，一面力争青阳，才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把青阳夺了回来，化险为夷。

曾国藩能够夺回青阳，却不能够夺回石埭与太平两县。古隆贤一直占着这两县，成为曾国藩的心腹之患。极会打仗的鲍超，虽则驻扎在宁国府(宣城)的高祖山，也对古隆贤无可奈何。

鲍超本人得了病。他军中的官兵。以及曾国荃雨花台大营的官兵，也多半得了病。什么病呢？是一种瘟疫，其起因是尸首泡在河里江里的太多，饮水之中充满有害的细菌。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离开安庆，巡视池州、芜湖以及南京雨花台的防务，于二月二十八日返抵安庆。

一○三、攻破南京

李秀成却已选好了这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重新发动攻势。他亲自率领大批人马，于二月初一攻占南京之北、长江中心的九袱洲，初三攻占浦口，十三日再占巢县，十九日攻庐江，二十一日攻舒城，二十三日在桐城县的孔城镇，与捻军首领张宗禹(清方公文中的张总愚)及由陕回师的陈得才军之马融和部会师。

三月二十五日，李秀成攻六安，一直攻到四月二日。他的计划是，进入河南南部，由河南南部袭取汉口武昌。

这个计划他不能实现。守六安的两营湘军(属于李续宜的部下蒋凝学)死力抵抗，鲍超已被曾国藩调来，开近舒城。后路的石涧埠(在无为州与巢县之间)，又有很坚强的毛有铭与刘连捷(也都是李续宜的部下)，李秀成于是不再攻六安，撤回南京。 (李续宜从同治元年正月起被任命为安徽巡抚，这时候因病请假回籍，职务由唐训方署理。)

曾国藩见到李秀成撤退，也就命令水师与陆军反攻，在四月初七“收复”东关，初十收复铜城闸，二十二日收复巢县，二十四日收复含山，二十五日收复和州。

曾国荃也在二十七日攻下了雨花台大营附近的石城，与东西南三个石垒。

李秀成这一次的攻势，可谓半途而废，甚不可解。他已经打到六安城下，何至于一听到鲍超快来，便吓得抽军而退，放弃由豫袭鄂的计划？况且，他已与捻军首领张宗禹(总愚)会师? 可能是，他的军队沿途找不到粮食。曾国藩于施行以碉逼碉的战术以后，叉想出了坚壁清野的办法。

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太平军在浙江与苏常的军事处于逆势。

左宗棠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受命赴浙作战，十二月受任浙江巡抚，同治元年三月攻进遂安，六月解衢州之围。

闰八月，蒋益澧一军由广西开到浙江，打下寿昌，十二月打下严州(建德)，同治二年正月，受汤溪太平军之降。

这位蒋益澧与左宗棠并非小同乡，是湘乡人而不是湘阴人。他少年时候落拓不羁，为家乡父老所轻，投效了王錱以后却学会了军事，在岳州立下战功，其后入于罗泽南麾下，收复广信(上饶)、义宁(修水)，回援武汉，屯扎鲁港，与罗泽南的继任者李续宾不相得，愤而引退，曾国藩亦对他不加理睬。倒是左宗棠看得起他，在骆秉章而前保荐他，让他招了一些兵去广西，果然就在广西颇有表现，削平各路反抗力量，坐镇柳州，积功升至广西布政使。石达开南围桂林，也是他会同刘长佑与萧启江解的围。 左宗棠于奉命入浙之时，上疏给清廷，把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令他增募八千名湖南乡勇。果然，他一来到浙江，局面便大不相同。

有了他，左宗棠在浙江就完全占了上风，把李世贤逼得惨。在同治二年正月这一个月里面，除了汤溪县一县以外，左宗棠又“收复”了金华、龙游、兰豀、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次月，蒋益澧大战太平军于富阳，开始围城；围到八月间，会同“常捷军”(中法混合部队)，将富阳拿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左宗棠的另一爱将刘典，于二月间拿下诸暨，分兵支援皖南。常捷军电在二月间取得绍兴。清廷升任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命曾国荃遥领浙江巡抚。

曾国藩这一边，水师在四月初七“收复”东关，二十二日收复巢县，陆军在二十四日收复含山，二十五日收复和州，五月初十收复江浦、浦口，十五日收复九洑洲，九月间受古隆贤之降，收复太平、石埭、旌德。

曾国荃也在四月二十七日进占雨花台大营附近的石城，八月十二日进占江东桥，九月二十五日收复秣陵关，同治三年正月二十日进占紫金山上的天保城，开始对南京的包围。围城的军队共有五万人左右。

二月，左宗棠攻下杭州，四月，李鸿章攻下常州；五月，曾国荃取得龙膊子山的地保城，完成对南京的合围。

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清廷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官文、曾国荃、李鸿章为一等伯。左宗棠在七月二十七日“收复”湖州与安吉二城，到了十月间也受封为一等伯。骆秉章、杨岳斌(载福)、彭玉麟、鲍超，封了一等轻车都尉。蒋益澧被赏了一个云骑尉。

一○四、天国插曲

在太平天国与清廷对垒的期间，各省各县揭竿而起的很多，可惜由于洪、杨、石、李等人学识有限，不懂得如何联络友军。团结合作，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

最轰动中外的，是上海小刀会事件。所谓小刀会，实际上也是天地会的一支。首领是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刘丽川。他与福建人之中的“青巾党”，江西人之中的“边钱会”，均有联络。这青巾党与边钱会，也都是天地会的支部。

刘丽川在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五日起义，占领上海县县城．不久又打下了上海外围的青浦、宝山。

他派人去南京，向洪秀全表示拥护，并且还送了一些火药去。洪秀全却认为刘丽川不奉天父天兄，不配加入太平天国。结果，刘丽川苦守上海，守了十四个月，终于在咸丰五年正月初一，被清军与帮助清军的法国兵所败。

倘若洪秀全稍有眼光，便不致白白丢了这送上门来的上海，而且军火可以源源向外国购买，金钱可以大量地从海关取得，外交上也可以取得各国的长期中立，至少不会发生其后“常胜军”与“常捷军”的事了。

刘丽川的一位战友，姓黄名位，于咸丰四年四月带兵赴台湾，占领鸡笼(基隆)。虽则他不久便被清军打退，但是在咸丰八年他又去了一次。

台湾是天地会的发祥地，因此有很多台湾同胞对反清的太平天国深表同情。早在咸丰三年四月，便已有林恭起义于凤山。他占了县城，也围攻了台湾府府城(台南)。

到了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天国已经处于颓势，彰化却崛起了一位戴潮春。他是所谓“八卦会”的首领，于占领县城以后，下令恢复明朝衣冠，自称大元帅，设立六部尚书，颇具规模。他占领了不少地方(包括茄投、北投、大甲等等)，也进攻了嘉义、鹿港。清廷从福建调了兵来，才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将他击败。

在洪秀全的家乡广东，天地会起事比洪秀全早。揭阳人罗亚旺，便是其中的一个，其后到广西投入太平军，改名罗大纲。惠州、广州、韶州也均有不少的天地会友，被清廷称为“会匪”。西江江面上又有所谓“艇匪”，来往自如，总督徐广缙对他们毫无办法。

在叶名琛继任总督以后，天地会的首领之一陈开，曾经于咸丰四年进攻省城。天地会所占的地方，包括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惠来、肇庆、德庆。叶名琛杀了几十万人，才把这些地方“收复”。

广西于太平军起事以前，全省的反清武装足有三十个单位左右，其中有些是从广东来的，有些是广西本省的。

在太平军北上以后，大股被带走不少，零星小股留在广西各县，时起时灭。陈开也在咸丰五年四月，移军广西，攻下浔州府(桂平)、武宣、贵县、平南、藤县，声势大过了洪秀全初起之时。 陈开把浔州改成秀州，定为国都。国号不称“大明”，而称“大成”。(传说他在前一年占领广东佛山之时，便已改变了天地会的“反清复明”传统，只反清而不复明，定国号为“大宁”了。“大宁”两字，是“太平”两字的对称，表示他是与洪秀全对等。现在，他又把“大宁”二字放弃，改称“大成”。——这也许是清方传闻之误，所谓大宁、大成，可能都只是年号，而不是国号，国号仍是大明。)

陈开自称为“洪德王”，分封了四个朋友为平静王、平东王、定北王、平西王。他维持了六个年头，才在咸丰十一年七月被清廷调来广西的湘军将领蒋益澧与刘坤一击溃，本人被捉，部队三万多人去了大墟，投奔石达开。

在广西本地的天地会首领之中，以胡有禄与朱洪英二人的力量为最大。他们在咸丰二年九月起事，在咸丰四年八月占领桂林东北的灌阳，建号“昇平天国”。(可能也是传闻之误，“昇平”像是年号而不是国号，“天国”两个字也待考。)

胡有禄自称“定南王”，朱洪英自称“镇南王”。他们向南，占了广西富川，又向北，占了湖南东安。胡有禄在咸丰五年八月被王錱击败于宝庆东南，牺牲。朱洪英于咸丰六年二月占领柳州，守到咸丰八年五月，被蒋益澧攻破，本人去了贵州古州(榕江)，从此不知下落(可能是投奔了苗族领袖)。此人的真正名字，未必是朱洪英，“洪英”二字本是天地会的隐语。

贵州的苗胞，自从清军南下以来，一直没有好日子过。他们于一再被剿以后，有时候仅知道反对一切的汉人，有时候也知道与反清的汉人结在一起。从咸丰五年开始，他们又大规模地行动起来，最先是限于台拱、镇远、黄平一带，其后扩展到都匀、榕江、以至于全省。

清廷在打完太平军以后，还要花上七八年的工夫，才能把贵州肃清。苗胞固然被摧毁得十室九空，汉胞，尤其足反清的汉胞，也所余无几。

在贵州的反清汉胞，这时候被清廷称为“斋匪”与“教匪”。他们的教，是“灯花教”，教徒分为黄号、白号、青号。“斋匪”的首领罗光明，于咸丰六年八月占领古州，其后占领都匀，到了同治三年三月，才被消灭。黄白两号的根据地均为思南。黄号的首领之一是何得胜，他自称武安王，于咸丰九年十月一度占领贵阳，在同治五年九月战死于开州桥顶山。白号的首领之一是朱明月，在同治三年正月占领桐梓。青号是后起的，也在这一年六月占领仁怀。其他各地，如婺川、湄潭、长寨、定番、修文、黔西、大定、清镇、安平、镇宁，均先后一度或数度被各号教友单独或联合占领。至于正安州与石阡府，却是各号教友与苗胞所共同占领的。

这些被清廷称为“斋匪”、“教匪”的武装，很像是白莲教与天理教的支流。在山东的南部，也有白莲教教友起事。时间是咸丰十年十一月，首领是邹县白莲池的“黄社”社长宋继明。他下令蓄发，定年号为“天纵”，先后进攻邹县与泰安，于同治三年七月战败被杀。

宋继明有一位兄弟，叫做宋绍明，也是白莲教中的有数人物。然而他们兄弟均非教主。教主是谁？颇难在考。可能是张善继。

张善继在咸丰十一年春天起事于范城，响应他的极多：“五号并出”。是哪五号？我们仅知道黄号，白号，黑号。其余两号也许是嘉庆年间川楚的青号与绿号。

张善继的声势甚为浩大。被他与他的党徒所占领过的地方，除了范县以外，有阳各、莘县、堂邑、馆陶、广平、朝城、观城。清廷的一张王牌——蒙古人僧格林沁，连打败仗，退到滕县县城死守。清廷派钦差大臣胜保率领重兵来救。

张善继进攻大名府，攻不下来。守城的是一个满洲人，叫做联捷。胜保有机可乘，对张善继采取攻势，又诱降了冠县的教首张锡珠，堂邑的教首雷凤鸣，朝城的教首宋景诗。结果，张善继在六月二十日被捉。

张锡珠、雷凤鸣、宋景诗这三人，其后均再度反清。张从同治元年冬天起转战于(河北省的)曲周、邯郸、南宫、武邑、景州。于同治二年春天，阵亡于肥乡(有人说是束鹿)。

雷宋二人从同治二年正月起，转战于(山东省的)临清、淄川。雷在淄川阵亡，清廷先后派直隶总督刘长佑、直隶提督恒龄、副都统海群、山东按察使丁宝桢与僧格林沁，来对付宋景诗。从山东打到河南，又从河南打到河北，打到同治二年九月，才在濮州将宋景诗击溃。宋本人南下安徽，投奔苗沛霖，其后加入了“东捻”，于同治十年二月失败被擒。

在云南，反清义军的首领是蓝氏兄弟：蓝大顺，蓝二顺。大顺，二顺，只是乳名。大顺的正式名字，是“朝桂”，被清方官吏写作“朝柱”，又写成“朝贵”。二顺的正式名字待考，可能是“朝鼎”。他们在咸丰九年四月起事于昭通，打进四川，在九月间占领川西南的筠连、庆符等县，获得很多当地人的响应。

他们转战于川南、川西、川北、川东，前后攻占了四十余县之多。包括眉州(峨嵋)、青神、丹棱、邛州(邛来)、绵州(绵阳)、潼川(三台)、涪州(涪陵)、太平(开江)、等等。

他们本想由涪州顺长江而下，到酆都石阡一带，与石达开会合，却被骆秉章的幕僚(曾国藩的好友)刘蓉挡住了去路。他们转向北去到陕南与扶王陈得才会台，不但在同治二年二月帮助了阵得才围攻汉中，而且在十月间进占西安附近盩厔。清方的名将多隆阿在盩厔阵亡。刘蓉以“督办陕南军务”的资格赶了来，才在三年二月把蓝氏兄弟击溃。大顺于三月间死在安康，二顺随太平军去了河南，不知下落。

蓝氏兄弟的余部蔡昌龄等人，随了启王梁福成向甘肃发展，占领阶州。阶州在同治四年五月被清军攻破，梁蔡同时牺牲。

一○五、捻

“捻子”是清朝嘉庆以来，淮河流域老百姓的一种自卫组织。人多的叫做大捻，人少的叫做小捻。

捻子与白莲教是两回事：捻子是公开的地方性的自卫结合；白莲教是秘密的全国性的反清组织。然而白莲教由于是秘密的、全国性的、反清的，当然重视这些极有力量的捻子队伍，而渗透在里面，加以运用。

安徽毫州的捻子首领张乐行，在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起事，占据雉河集(今日的涡阳县县城)。他之所以起事，因为清廷在太平军冲进湖南以后，下令各省地方官吏严拿各种会党的分子。

十个月以后，另一位捻子首领刘老疙瘩从安徽某地出发，进攻河南省的沈邱(在项城之东，太和之西)。又过了九个月，河南永城(涡阳正北)的捻子首领李月，一度攻进县城，迎接张乐行前往视察。半年以后，咸丰四年闰七月，张乐行率领大批捻子来到永城，加以占领，守城的徐广缙不战而逃(徐广缙是河南鹿邑人，历任两广总督与湖广总督，于武汉第一次失守时被革职抄家判死，恩准在乡办团练，将功赎罪)。

次年，咸丰五年，六月间，各地的捻子首领开大会于雉河集，祭告天地，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一致反清，与太平军合作。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称为“沃王”。

这时候，雉河集北边的永城，西北边的毫州，东南边的蒙城，蒙城东南边的怀远，都是捻产的领域。

在他们之南，沿着颍河，西北至颍州(阜阳)，东南至正阳关、寿州，是苗沛霖的地盘。苗沛霖是秀才出身，以办团练起家。改穿了大明衣冠，不再接受清朝政府的号令，因此，清方称他为“练匪”。

更南，在合肥、六安、舒城、桐城一带，有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在活动着。再南，从安庆、九江、直至武汉，有太平军的翼王石达开在活动着。

太平军在当时，气势甚旺。只有在北边，他们较弱。李开芳于这一年四月间失败于冯官屯。为了这个缘故，张乐行于起事以后不久，便在八月底“五旗并出”，向北进攻河南的归德府(商邱)。

所谓五旗，见于现存史料的有黄、黑、白、青四旗，另外的一旗可能是绿旗或“花旗”。这很像白莲教的“五号”，也令人联想到天地会的仁、义、礼、智、信五门。

张乐行攻不下归德，却占了归德附近的不少地方。到了冬天(十一月初三)，另一位捻子首领李昭寿(兆爱)在河南东南部再度反清，斩杀皖南道(徽宁池太广道)何桂珍，进入湖北，占领英山。

(李昭寿第一次反清，大概是在咸丰二年。到了四年二月，他被何桂珍战败于安徽霍山，向何桂珍投降。)

负责攻捻的清方将领，是袁甲三与和春。这两人彼此不能合作。

袁甲三是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当过礼部的主事、郎中，也当过军机处的章京(秘书)、都察院的御史。咸丰三年，他被派到安徽，帮助侍郎吕贤基办军务，抵抗太平军，受任“权庐凤道”(暂代庐风道的职务)。不久周天爵病死，周天爵所辖的若干“民团”改归他指挥。(周是山东人，侨居宿州，当过广西巡抚．也当过漕运总督，于咸丰五年正月至二月代理过安徽巡抚，招安了一千二百个捻子作为“民团”，辞掉巡抚，以兵部侍郎的衔头，带领民团打仗。)

那时候，皖北已有“五十八捻”合而为一。袁甲三对这些捻子作战，连打几个胜仗，但始终未能攻下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只能遥驻临淮关，取监视的态度。

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积功升至湖南永绥副将，跟随向荣去广西，穿湖南，来南京，相当勇敢，官拜江南提督；在咸丰三年冬天奉派到安徽救江忠源．救不了；从南京调来精兵三千与得力的两员总兵：秦定三与郑魁士，自己驻扎在庐州附近的三里冈，叫郑魁士负责攻庐州，秦定三负责攻舒城。

袁甲三也有两员得力部属：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青。袁甲三在咸丰四年的冬天叫这两人去攻桐城(有意帮帮秦定三的忙)，藏纡青阵亡，刘玉豹败退到六安。和春却不曾派兵去救。 事后，袁和两人之间有了仇恨。和春约好安徽巡抚福济，联名参劾袁甲三，说他“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结果，袁甲三丢官，而且几乎坐牢。袁的军队由和春接管。 和春于挤走袁甲三以后，对付太平军尚有成绩，在五年十月“克服”庐州，六年正月“克服”舒城，对于皖北的捻子却毫无办法。

不久，六年六月，江南大营崩溃；七月，向荣去世。和春被调回江苏，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袁甲三东山再起，于六年二月被派往河南巡抚英桂的军营效力，在归德府(商邱)招集旧部，增募新兵，对捻子作战，屡战屡捷，冲进安徽，打到冬天十一月，一度攻破了张乐行的雉河集。 七年二月，那举人出身、曾经在直隶(河北)与山东对太平军名将李开芳作战过的满洲镶白旗人胜保，被派来安徽，以“副都统，帮办河南军务”的名义，作为英桂的另一助手，与袁甲三共事。他看不起袁甲三，袁甲三也看不起他。

他在闰五月进攻正阳关，被捻子打得大败，只得向袁甲三求援。袁甲三无奈何，只得援助一下，结果，他就在九月间拿下了正阳关，获赏“头品顶戴”。河南方面，却因抽减了袁甲三兵力，失掉南阳。

八年四月，胜保招降李昭寿，会同李昭寿打下天长县，也不战而得李昭寿的滁州(但是天长、滁州仍归李昭寿驻扎；这是李昭寿第二次降清，其后未再叛清)。

这一年(咸丰八年)四月下旬，袁甲三又援助胜保一次，“克服”六安。清廷很高兴，升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同时叫袁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宜”，负对捻作战的专责。

所谓三省是河南、安徽、江苏。张乐行的队伍不仅又占有了安徽的蒙城、毫州，以及宿州、怀远；而且侵入河南，占了归德，又侵人江苏，占了丰县。

袁甲三未到年底，便“收复”了丰县与归德，而且将河南境内的捻子肃清(逐进安徽)。胜保嫉妒他，告他一状，说他“不捣贼巢”，害得他被召回北京，向咸丰皇帝当而自白。自白以后倒升了官，在咸丰九年四月间被任命为“署理漕运总督”。

九月，胜保丁忧(母亲病故)；十月，钦差大臣的职务落到袁甲三身上。漕运总督也改为实授。于是，他一战而“复”临淮(十二月)，再战而“复”凤阳(咸丰十年二月，凤阳是在六月间被翁同书丢掉的)，三战而“复”清江浦(咸丰十年三月，清江浦是在二月间被长庚丢掉的)。

张乐行对袁甲三反攻，“连营数十里”，把他围存凤阳，但是围不了多久，便被他打走。

八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关于英法联军的事，等到以后补叙。)；九月，捻众乘机大举北上，清廷命令僧格林沁负责抵御，僧格林沁在十一月间到达山东济宁，看不见一个捻子。

僧格林沁上奏疏给皇帝，报告捻子的情形：“每次数股出巢打粮，辄向无屯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

僧格林沁又说：“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久持？(官兵)一经撤退，匪踪紧蹑，往往因之失利。”

僧格林沁准备除了所带的骑兵与步兵六千人以外，增调陕西、甘肃与山东的绿营，与青州驻防的满洲旗兵，凑足一万八千人，直捣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

这个计划，要等待两年半以后才完全实现。在这两年半期间，僧格林沁指挥部队与张乐行所部斗了不少回合，战场包括山东的钜野羊山、菏泽李家庄、滕县县城、曹县安陵集、濮州田潭、济南孙家镇、临城、沂水、兰山(临沂)、金乡、鱼台；河南省的杞县、尉氏、商邱、裕州(方城)、永城；安徽省的亳州、宿州。

张乐行在同治二年正月由宿州退回雉河集，苦守。守到二月间被击破，逃到西洋寨，被寨主李勤邦出卖，捆送给僧格林沁，凌迟处死。

僧格林沁原已于英法联军入京、圆明园被焚之时，被革掉世袭罔替的博多勒噶台亲王与科尔沁郡王爵位；在同治元年九月因“剿捻”得手，受权“节制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四省”；现在，得旨“仍以亲王世袭罔替”。

袁甲三在同治元年因病辞职，同治二年病故，胜保在咸丰十年被调到河南去，因作战不力被一度降级为光禄寺卿，于同治元年复任钦差大臣，到陕西解了西安之围，功成以后，被控“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在同治二年赐死。

同治二年二月，僧格林沁击败张乐行于雉河集之时，李秀成正在皖西活动得极顺利。

张乐行的侄儿张宗禹(总愚)，继为捻众的首领，而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李秀成会师于桐城县的孔城镇。同时来会师的，是从陕西转战回来的陈得才部下马融和。 李秀成攻打六安州，打不下来。回了南京。马融和去湖北，张宗禹去河南。

僧格林沁去了山东，到淄川打刘德裕，到邹县打宋继明，又在十月间到安徽蒙城毫州一带打苗沛霖。这三人及其部属均被僧格林沁消灭。

次年，同治三年，他去河南对张宗禹作战，解决不了张宗禹；又去湖北对马融和作战，解决不了马融和。

七月间，张、马二人再度会师于麻城，陈得才也率领大军由陕西赶来。虽则此时南京已为曾国荃所破，张、马、陈三人仍想继续奋斗。

僧格林沁与他们大战两次，第一次小胜于闵家集，第二次大败于萧家河，有十二员将领战死，包括最得力的舒通额。

八月，又战于河南光山的柳河，僧格林沁中伏被围，于突围以后撤退，损失了总兵巴扬阿。

九月，战于湖北蕲州的风火山，僧格林沁小胜；张宗禹等人去了安徽，占有潜山、太湖一带，加上湖北的英山。

十月，战于黑石渡，僧格林沁大胜；马融和及其他几个首领(温其玉、甘怀德等)率领十几万人投降，陈得才服毒自杀，张宗禹西走河南。

十一月，僧格林沁追张宗禹追到光山，小胜。张宗禹去湖北，经由枣阳奔向襄阳，在黄龙冈、峪山，与太平军赖文光、邱元才，及捻军牛洛洪、任柱等部会师。

僧格林沁追来，他们北走河南，在邓州的唐坡对僧格林沁还击，杀了极多的清兵。

十二月，他们继续北进，僧格林沁紧追，追到宝丰县的张八桥，扑了一个空，便绕道抢先，驻扎宜阳之南的韩城镇，不让他们去洛阳。

次年，同治四年正月间，他们折而向南，进攻鲁山，僧格林沁又追来鲁山，大战。僧格林沁战败，大将恒龄、舒伦保、常顺毙命。张宗禹等又南至叶县、襄城，转向东北，到新郑、尉氏；再转而向南，到临颖、郾城、西平、汝宁(汝南)。

二月以后，僧格林沁赶到汝宁，他们去了息县、罗山、信阳。他们越走得久，跟随他们的群众越多。

僧格林沁赶到信阳，他们又转而向北，去了确山，吃了一个败仗。然后，继续北进。经由遂平、西平、郾城、许州、扶沟、睢州。进入山东。

在山东，他们先到宁阳，后到曲阜，“盘旋于兖、沂、曹、济之间”，在四月二十四日把僧格林沁的疲于奔命的追兵诱到曹州(菏泽)之北的高庄，予以歼灭。

僧格林沁逃到附近的吴家店，被杀。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僧格林沁死后五天，清廷命令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赋；两江总督(职务)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李鸿章所担任的)江苏巡抚(职务)着刘郇膏暂行护理”。

五月初四，清廷又补发一道谕旨：“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

曾国藩在接到第一次谕旨之时，同时写了两张奏折：一张说湘军除了霆字营以外，多半已经裁撤遣散，剩下的只有三万人左右，“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自己也“精力颓惫......说话至二十句，舌尖辄木强蹇涩，不能再说”。“惟有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

在另一张奏折里，曾国藩说：对付捻众，不能求快。僧格林沁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求快。(事实上，在最后的一个月，僧格林沁的军队平均每天行一百里。虽则有马队，但是主力仍为步兵；步兵怎能每天急行一百里，天天如此呢？)曾国藩认为：如果朝廷要他负责，他只能坐镇徐州，办理十三个府州的捻，其余的地区，应由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总督巡抚负责：“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所谓十三个府州是：山东的临(临清州)、沂(沂州府)、曹(曹州府)、济(济宁府)，河南的归(归德府)、陈(陈州府)；江苏的淮(淮安府)、徐(徐州府)、海(海州府)，安徽的庐(庐州府)、凤(风阳府)、颍(颖州府)、泗(泗州府)。换句话说，直隶他不愿管。湖北、陕西以及苏、鲁、皖、豫的其他州府，他也不愿意管。

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仍叫他干。

所好，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

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陈国瑞部)合力；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不久，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不让他们去直隶。

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然后，他根据这个战略，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他选定徐州、济宁、周家口、临淮关四个据点，作为“四镇”，分别由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松山负责。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王錱的旧部)。

有了这四镇，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运河、黄河、贾鲁河。

但是，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必须大规模挖濬(挑沙)，才能名副其实，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

由于曾国藩坚持，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运河的长堤也筑了。沙河的堤，却不曾如期筑好。

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节制直、鲁、豫三省”的谕旨，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这一次，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清廷叫他“东山再起”之时，清廷越着急，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求稳而不求快。

他认为，要打捻必须有马队。捻军一人数马，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科尔沁的郡王)，所部以马队为主，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鄂、皖、苏、鲁五省；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一半由于行军太猛。

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但很想：(一)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二)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骑兵十二营)；(三)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

僧格林沁所留下的马队，不足一千人；不久又被清廷调走，去剿办奉天(辽宁)的“马贼”。鲍超的“霆军”(起初称为“霆字营”)在湖北金口哗变，其中的很多人南走广东，找残余的太平军合伙，鲍超本人也带了整理后的霆军南去，帮左宗棠对付汪海洋。于是，曾国藩所能指挥的骑兵，仅有李昭庆的若干人马而已。(刘铭传等人的军队也各有其马队，但是不多。)

当曾国藩到达徐州之时，捻众一部分已经去了河南南阳一带(由张宗禹率领)，另一部分已经去了皖北、豫东，又回到了鲁南(由任柱率领)，任柱是毫州人，被太平天国封为“鲁王”。

跟任柱在一起的，有遵王赖文光。(赖文光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从此，任、赖二人并称。

任、赖于击溃僧格林沁以后，曾经随同张宗禹，围攻清军于雉河集，志在恢复原有的根据地。清方守雉河集的，先后为安徽布政使英翰与道员史念祖(英翰守了二十五天，史念祖续守二十天)。淮军的名将周盛波来援，才解了围。

曾国藩到徐州不久，因为鲍超及其部对无法调来，决定改用刘铭传一军担任“游击”。原定的“只迎击而不追剿”的战略，也不得不略加改变。实际上，张宗禹的一支捻军，已经越过曾国藩的“四镇防堵圈”。

在同治四年的冬天，张亲禹由豫西南进入鄂北；任柱、赖文光也由鲁南经皖北、皖西、豫东南，进人鄂北。湘军的成大吉部，又在麻城叛清。

负有追捻责任的刘铭传，于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在黄陂打了一个胜仗，抢回该县县城。

捻众行动迅速，随即转向北进．在二三两月经由河南的汝宁(汝南)、安徽的颍州(阜阳)、河南的陈州(淮阳)，又来到山东的曹州(菏泽)。

捻众企图冲过运河河堤，没料到曾国藩已有准备(曾国藩本人来了济宁)。在冲不过去以后，捻众转而向南，由淮、徐入豫，进攻开封，开封攻不下，再回到鲁南。此后，在七八两月之间，捻众又回豫东与鲁南一次。

当时清廷京内、京外的大官，颇有批评曾国藩的，责备他未能将捻众一鼓聚歼。事实上，曾国藩能守，已算能干。他所能指挥的兵，共计不足八万，而捻众在十万以上，并且多数是骑兵。

捻众之所以再三企图冲过运河，用意很难明了。就整个局势来说，捻众缺少有眼光的谋略家是显然的。张宗禹、任柱、赖文光均够不上自创局面。因此也就找不到、认不出能够帮他们创局面的助手。

然而，他们不愧为反清的志士、太平天国的孤臣。他们奋斗到底，有始有终。

他们在同治五年七月底，向西冲过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纵横于河南的中部与西南部(襄城、鲁山、南召、邓州)。

八月中旬，他们又转而向东，冲过朱仙镇与开封之间的长濠(贾鲁河新挑的北段)，直扑山东，被曾国藩挡住，又回河南。 九月中旬，他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战略：张宗禹率领一部分人马向西；任柱、赖文光率领其余人马向东。从此，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上，有所谓“西捻”、“东捻”。其实，他们都是“太平军”；他们的首领是太平天国堂堂正正的“梁王”、“鲁王”、“遵王”。

十月初，张宗禹在河南陕州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平陆；由平陆进攻陕西，连克华阴、渭南；其后，与陕西清军战于西安东郊的灞上，获得全胜。这时候鲍超已经办完广东之事以后移驻襄阳，曾国藩叫他去追张宗禹，追到陕州，张宗禹渡了黄河。 清廷对曾国藩下诏切责；曾国藩从开头便不愿意干，藉此便上奏恳辞本兼各职。

十一日，清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接替曾国藩的统帅职务，叫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在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中，这是最大的一次失败。清廷有意给他全权，曾经叫他兼顾陕西，也已经让他的弟弟担任湖北巡抚，把湖北在事实上划入他的节制范围。他不该始终怕招忌，硬说自己的能力有限，连直隶省都要推给直隶总督刘长佑去管，而且叫刘长佑负责山东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因此之故，反对他的人便有辞可藉，说他根本不想灭捻。

清廷的实际主持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对曾国藩原极信任，但是在张宗禹渡了黄河、深入陕西以后，也不得不切责曾国藩一番，不得不取消他的统帅职权。

曾国藩生性倔强，向清廷一再表示连两江总督的官也不要做，同时却说“断不求回籍以图安逸，仍留军营帮同照料一切，维系湘、淮各军之心，联络苏、鄂两路之气”。

毕竟，曾国藩拗不过清廷，于继续接了几道“着即懔遵”的谕旨以后，只好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复：“即于(明年)正月初旬(由周家口)回驻徐州，暂接两江总督关防，俾(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迅速交卸，驰赴前敌”。

但是，他仍认为捻众“流窜六省，纵横三千余里，剽疾如风，李鸿章一人接办，尚恐照料难周。......李鸿章…...统筹全局，驻扎则以西路为主；臣驻徐州防剿，惟以东路为主。一以为李鸿章后劲之助，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

清廷立即批驳他：“曾国藩既经接受两江督篆，所有察吏、筹饷及地方应办事宜均关重要，且金陵亦不可无勋望素著大员坐镇。着即回驻省城，以资镇摄。”

曾国藩挨到正月十九日，在徐州接受李鸿章交来的两江总督关防，二月十六日由徐州启程，三月初六日到达南京(在当时称为江宁)。

在这期间，“剽疾如风”的任柱、赖文光早已由山东、河南进入湖北。担任巡抚的曾国荃不是他们的对手。同治元年正月，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在安陆府京山县的尹隆河镇与任、赖大战一场，先败后胜。败的是，不遵守约定而提前进攻的刘铭传部。胜的是，如期赶来的鲍超部。

事后，李鸿章反而袒护刘铭传，把责任推到鲍超身上，说鲍超“后期”，不按照约定时间赶来夹击。

鲍超于战胜以后，正在扩充战果，追击任、赖于枣阳唐县一带，却接到清廷申饬他的谕旨，一气之下百病俱发，头上伤痕之旁的筋肉整天跳跃不已，左手及两腿先后麻木不仁，舌头僵硬得不能说话，“常常昏迷，动辄一二日不省人事”。曾国藩替他代上奏章，请求开缺。“霆军”步兵二十营，骑兵十二营，只留下步兵十四营交给曾国荃接管，其余的一律遣散，听任回籍归农，或转赴他营应募。

任柱、赖文光于刘铭传惨败、鲍超被谴辞职以后，再加上刘松山已经带了老湘营开去陕西，就更加所向无敌，剽疾如风了。 他们由湖北回师河南，由河南再往山东，于同治六年五月在东平县境冲过清军的运河防线，弄得山东巡抚丁宝桢、河南巡抚李鹤年、湖北巡抚曾国荃，都受清廷的处分。李鸿章也被严旨申饬，“戴罪图功”。

李鸿章在同治五年十一月下旬接任钦差大臣，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八日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由乃兄李翰章署理)，这时候赶紧由徐州北上，移驻济宁。

此人虽则私心颇重，但“劲气内敛”。他不慌不忙，于任、赖冲过运河以后，施展出一套“亡羊补牢”的手法来。当时很多人笑曾国藩，说曾国藩的“四镇堵剿”的妙计等于白费。李鸿章却重行布置运河防线，并且命令刘铭传、潘鼎新等人加筑二百八十里长的长墙，扼守胶州。曾国藩惟恐捻众渡过运河向东，李鸿章现在竭力不让捻众再渡过运河向西。

李鸿章想把任柱、赖文光限制在运河与胶莱防线之间，渐渐缩紧包围圈，将他们挤逼在山东半岛的尖端。于是任、赖只能局促于莱阳、即墨之间，十分狼狈。

任、赖决定，主力沿着海岸向南，以江苏为目标；分兵交给首王范汝增，沿着海岸向西，以直隶为目标。

主力于十月间顺利进入江苏境内，却被刘铭传在赣榆挡住大战一场，任柱被部下潘贵升杀害，赖文光继续向南进军。

范汝增所分领的捻众，于十一月间走到寿光，也遇到刘铭传将他们挡住。结果，全军覆没。

次月，赖文光率部进抵高邮以南的瓦窑铺，向扬州知府吴毓兰投降，被吴毓兰当作战败的俘虏看待，一律杀光。所谓“东捻”，全部消灭。

张宗禹的“西捻”于攻打西安未成后，渡过渭河打下陕北的米脂、绥德等县；转而向南，在宜川县的龙王庙，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由吉州、绛州、曲沃、垣曲，进入河南；再由济源、新乡、滑县，进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冲到了保定府境内。

张宗禹显然是企图直扑京城。垂死的清廷慌做一团，偏偏命不该绝，有老湘营刘松山于尾追张宗禹若干时日以后，抢先一步绕道抵达保定，挡住张宗禹的去路。

左宗棠这时位居陕甘总督，虽则被清廷“交部议处”、“革职留任”，由于指挥刘松山作如此神奇的迂回，便受任“总统前敌各路官军”。

恭亲王奕訢亲自出马，巡视天津、保定之间的各路防务。清廷的王牌“神机营”出驻天津、涿州、易州，由都兴阿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统率。热心的丁宝桢，带了山东兵来，扼守河间(献县)。李鸿章义不容辞，也率领所有部队进驻德州。河南提督张曜奉命在汤阴设防，不让张宗禹回军。

张宗禹在进入直隶以后，因粮食问题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老百姓这时候(于李鸿章的策动之下)纷纷筑堡立圩，实行坚壁清野，而且对捻众迎战。

于无可奈何之中，张宗禹只得实施一次“盘旋”的战略，由直隶退回豫北(张曜挡他不住)，由豫北进入鲁北(李鸿章挡他不住)，又由鲁北进入直隶东南，在(同治七年)四月间攻下南皮，穿过沧州、静海，直捣天津。

左宗棠取得李鸿章的合作，由李鸿章率部固守运河，把张宗禹限制在运河以东，自己率部对张宗禹追击。张宗禹到沧州以南，左、李开坝放水，把张宗禹逼到徒骇河与黄河之间，在六月底将他击溃于荏平县境内，张宗禹自杀。于是，所谓“西捻”也全部消灭。

一○六、杜文秀

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杜文秀是所谓“云南回匪”的首领，其实此人是反清的志士。

他写了一副联语，挂在自己的门口：“天生英雄，扭转中原世界。地出豪杰，夺回胡儿乾坤。”

另有一副对联，挂在他的三和殿的殿廷：“按三尺剑以开基，重见汉高事业。着一戎衣而戡乱，依然周武功勋。”可见他的抱负，是要追步周武王与汉高祖的后尘，革清朝的命，为中国的历史另开新页。

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起事，于二十六日攻占云南省的大理府。起事以前，他曾经于道光末年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帮助林则徐平定保山县的汉、回纠纷。林则徐为人公正，以“只问良莠，不问汉、回”为原则，惩办了若干肇事的回人，也惩办了若干肇事的汉人。

在林则徐以后担任云贵总督的，从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到咸丰五年七月，先后有程矞采、吴文铬、罗绕典、恒春。这几人均无应变之才，以致永昌府各县的汉、回纠纷平而复起，日益恶化。不但永昌府如此，东川府也是如此。

杜文秀起事以后，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他并未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络。在他所设的官职之中，有所谓“大司衡”、“大经略”、“大冢宰”，均与太平天国的官制不相符合。

拥护他的人，以伊斯兰教徒为多数，但汉人也不少。他颇有军事才干，占领了大理府不久，便把云南省的西部都掌握了。云南省的东部与南部也有很多的地方，被若干回教徒首领占据，虽则这些首领不完全是他的部下。

云贵总督恒春，感觉得连省城昆明也难幸免，便在咸丰七年七月自杀。另一总督吴振棫，向围攻昆明的回众求和，请他们撤到外县去，同时杀了几个仇回的汉人绅士，表示诚意，然后奏报清廷，说“回民就抚，省城解严”。这样，他混到咸丰八年十一月，藉病辞职。

总督的职务，由巡抚张亮基署理。张亮基保荐按察使徐之铭升任巡抚。这徐之铭却在咸丰十年十月把张亮基挤走。清廷任刘源灏为总督，刘不敢来云南到任。清廷另外派了一位满洲人福济，福济也不敢到任。其后，派潘铎；这潘铎被人据昆明城内五华书院的回民所杀(同治二年二月)。徐之铭让回教的“掌教”马德新搬进总督衙门，发号施令，被清廷知道，下旨拘捕他押解来京，但不曾有人能够执行此项圣旨，虽则新任的总督劳崇光已经大着胆子来到了昆明。

徐之铭与劳崇光先后病死，清廷在同治六年二月发表张凯嵩与刘岳昭二人分任总督、巡抚。

新任的总督张凯嵩，正如以往的刘源灏与福济一样，也是不敢到任。清廷升任巡抚刘岳昭为总督。

刘岳昭是湖南湘乡人，名将萧启江的旧部，身经百战，在江西、湖北、四川、贵州及滇黔交界处均立过不少战功。

到了云南不久，他保荐岑毓英当云南巡抚。岑毓英是广西西林人，出生于土司家庭，在故乡办过团练，勇悍善战。从咸丰六年开始，他已被调到云南对杜文秀作战，积功由“县丞”历任知县、同知、知府、布政使。

岑毓英打下不少城池，在同治元年招安了一个伊斯兰教徒领袖马如龙。马如龙献出所占的八县(新兴、昆阳、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清廷发表马如龙为一名总兵；次年，升他为署理云南提督。

有了总督刘岳昭在上统率，岑毓英、马如龙二人对杜文秀的厮斗，就慢慢地占了优势。

岑毓英最初由广西来云南，只带了一千名粤勇。他认为必须编练滇勇，才能解决杜文秀。编练到同治七年，有了六万名左右。他向清廷报告，云南原有的绿营，照规定应有三万七千多人，事实上“所存不及十一”，而且“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他准备尽量抽选滇勇，补足绿营的兵额。剩下的，成立纯滇勇的部队四十营(约两万多人)，分作两班随同绿营作战。

经费方面，他估计单单军米一项每年就需要二十万石以上。绿营的官兵薪饷，每年在六十五万至七十万两之间。滇勇的薪饷，不在此数之内。他建议就全省的田赋，按亩酌加百分之一二十，称为“厘谷”，与雷以诚、曾国藩所创行的“厘金”精神相同，虽则厘金的对象是商货，不是田赋。此外，他希望别省照旧拨给云南“协饷”，能增加到每月六万两更好。浙江、广东、江西三省的协饷，不妨改由距离较近的四川、湖南等省代拨，于这两省应解京城的“京饷”中扣除。这些建议，均被清廷采纳。岑毓英又认为，对杜文秀作战的战略，应该有所确定，先肃清迤东及迤南，然后再全力对付大理府所在的迤西。这战略，总督刘岳昭也很赞成。

在种种方面，岑毓英均很像是一个小规模的曾国藩。杜文秀的能力与品格比洪秀全高，所苦的是局促于多山的迤西，又未能取得全省回民有始有终的合作，更不曾争取得多数汉民的拥护。他没有把反清与仇汉的两个目标划分清楚。倘若完全反清，而断然割舍若干纯以仇汉为目的的徒众，则他的成就可能在洪秀全之上。

他割据一方有十八年之久；于丧失迤东、迤西以后，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守不住大理，服毒自杀。他的三个儿子均死于清军之手。一个女儿其后流落在上海，遭遇极苦。他的余部，死守迤西的其他城塞，守到同治十二年的年底，全被消灭。

一○七、东干

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教同胞，俗称“东干”，与新疆的所谓“缠回”颇有分别。“缠回”二字，是清朝人惯用的名词，到民国初年还有人用。它含义笼统，兼带轻蔑，反映清朝官吏对边胞情形的无知与自大。

“东干”一词的来源，尚待考定。陕甘两省的回胞，在种族上并非维吾尔人或阿拉伯人，虽则带有些微的维、阿两族的成份。其中的极大多数，本是“随教”的汉人或其子孙。因此，在语言上也没有不同于其他汉人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在宗教方面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饮食、服装而已。

在唐朝的文件与书籍上，维吾尔人被称为“回纥”或“回鹘”，其后衍为“回回”。回纥人初来内地之时，所信的并非回教；他们的老家也并非今日的新疆，而是外蒙古的色楞格河流域。

到了唐朝末年(公元九世纪中叶)，回纥帝国瓦解，一部分回纥人迁徙到新疆吐鲁番，另一部分人迁徙到甘肃的河西走廊。迁徙到吐鲁番一带的称为“高昌回纥”，因为那里有过一个高昌国；迁徙到河西走廊的称为“沙州回纥”，因为那里有过一个“沙州”。

高昌回纥在宋朝的时候，接受由波斯、阿富汗传进来的伊斯兰教，一转面传授给沙州回纥，再转而传授到甘肃、陕西、以及宁夏，与沿着大驿道直至内地各省的不少汉人。

阿拉伯人以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而来的也有，虽则不多。(在唐、宋两朝来华的阿拉伯人，多数由海路而来，定居于泉州、广州。)

清朝时候的满族，忘记不了自己是征服者，对汉族始终未能掩藏其优越感，对回族以及信仰回教的东干，更免不了有许多引起反感的态度与措施。更不幸的是，与东干杂居而不愿“随教”的若干汉人，也常常有意无意地作出令东干憎恨的事情来。尤其不幸的是，东干本身一方面有坚强的宗教组织，一方面在这坚强组织的内部发生了所谓“新教”与“旧教”之争。

清廷的一贯政策是维持旧教，摧抑新教。在乾隆年间如此，在咸丰、同治之时也是如此。于是新教徒只有一条路可走：反清。

反清，本不一定要仇汉。事实上，东干在顺治年间曾经于志士丁国栋及米喇印的领导之下，支持过明朝的延长王朱识瑏。在同治元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兵进入陕南之时，也曾经获得某些东干的援助。

但是，这一年四月，在陕中的渭南县却突发了任五的事变。 任五到过云南，参加了杜文秀的反清革命。这时候回到陕西，利用几百名曾经随同河南巡抚严树声在河南作战而被遣散的“回勇”，占领渭南县城，屠杀汉人。然后，渡过渭河，围攻同州(大荔)。

七月间，凤翔的回民也集了起来，围攻府城。

次年二月，甘肃的固原、平凉、宁夏、灵州，均入于新教教主马化龙之手。

较此稍前，西宁一带的回民，于马桂源的鼓动之下，已经把知府与总兵赶走。河州的马彦龙、马占鳌则不但占了州城，而且吞并了狄道(临潭)。甘肃东部的重镇庆阳与平凉，也成了回众进攻的目标。

陕甘总督乐斌，对清廷一味蒙蔽，受到查办，遣戍新疆。经手查办他的军机大臣沈兆霖，被任命为署理陕甘总督，在西宁打了几次小胜仗，于同治元年七月在平番县二道沟被大水淹死。继任的熙麟。畏葸不前。清廷派多隆阿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的资格去，于同治三年四月死在盩厔城下(对蓝朝桂作战之时)。 一个月以后，熙麟免职，由杨岳斌(载福)继任。杨是水师名将，自知陆战非其所长，请求开缺，清廷不准，于是回湖南募集新兵十营(五千人左右)，在同治四年六月到任。

这时候，陕、甘两省原有的绿营军队，已无一人可用。各省的所谓援军，一人未来。多隆阿带去两支湘军：“帮办军务”雷正绾的一支，打下平凉与固原以后，于同治四年七月在金积堡被马化龙击败，哗变；甘肃提督陶茂林的一支，解了凤翔之围，打下汧【qian】阳陇州，却也在同治四年五月间一溃于会宁，九月间再溃于安定(定西)。

哗变与溃败的最大原因是欠饷。甘肃早已“库空如洗”，全靠四川与陕西送来些微的协饷。到了次年春天，当杨岳斌去外县视师之时，兰州城的督标(总督所辖的绿营)也闹了起来，包围总督衙门，杀害官长，强迫布政使林望向清廷上奏，控诉杨岳斌(厚待)湘军、歧视绿营。

清廷下旨，将杨岳斌革职留任。杨岳斌藉此称病辞职，清廷发表左宗棠继任，于左氏到任以前，暂由穆图善署理；不久，又加给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的名义。

左宗棠首先与各省当局商妥协饷，然后在六年六月到达潼关，调来刘松山的老湘营、郭宝昌的淮军及其本人的老部下刘典等人的军队，与亲兵三千多人、水师一千人、黑龙江马队一千多人，共有一百个营(五万人左右)。

然而，左宗棠一时无法以全力消灭反清回民；反之，必须以大部分的力量应付张宗禹的“西捻”。

一个年头以后，西捻完全消灭，左宗棠再度来陕，才展开对反清回民的猛烈攻势，同时解决聚众反清的汉人武装，如董福祥。董福祥以花马池(盐池)为根据地，占了陕北十几个州县聚集了十几万人，声势浩大，正在进攻绥德与榆林。

左宗棠派刘松山去，于十一月间在绥德之西的大小理河与董福祥决战，大胜；追到靖边县东北的镇靖堡，董福祥投降。左宗棠把董的精锐改编的福字营，归刘松山指挥。

左宗棠的次一目标，是甘肃东北部的庆阳与庆阳西南的董志原。那里有十八个小首领，都是很厉害的。左宗棠调动雷正绾、黄鼎等人，在同治八年四月轻轻一击，将他们击溃。

左宗棠的第三目标，是灵州(灵武)附近的郭家桥。这是残余的反清陕西回民所聚集的所在。担负这一方面作战任务的是刘松山。刘松山旗开得胜，在同治八年八九月间打下了郭家桥，追击这些陕西回民至吴忠堡。

住在金积堡的马化龙，于一度反清以后，本已接受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的招抚，见刘松山大军压境，便始则出面调解，继则再度反清，把吴忠堡的陕西回民引进灵州城固守。于是，刘松山又攻灵州；在攻下灵州以后，转军进攻金积堡。

攻到同治九年正月，金积堡外围的寨子已被刘松山攻下很多，剩下一个叫马五寨的寨子却很难攻。守寨的人，叫做马五。刘松山胸部中了一弹．当天气绝身死。死时，寨子被他的部队攻下。

刘松山在湘军将领之中，是佼佼者。曾国藩于打下南京以后，裁了大部分湘军，只留下他的九千多人未裁。曾国藩认为一般的湘军“暮气已深”，惟有他的这一支纪律严明，仍堪作战。

他于咸丰三年二十岁的时候，在家乡(湖南湘乡)参加王錱的老湘营，追随王錱平定湖南南部；在咸丰七年打下湖北的崇阳通山，自领一营(三百多人)；其后，随王錱在江西作战，打下广昌、乐安。王錱死后，他跟随张运兰，打下建昌(南城)、安仁(余江)。

咸丰九年，他守住祁门，又“克复”了景德镇；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攻徽州，惨败，全靠他稳住军心，才不致成为俘虏。从此，曾国藩对他以“国士”相待，优礼有加。

不久，他收了徽州，攻下休宁。同治元年，他收了旌德。张运兰因病辞职，他和易开俊分领其众。同治二年，他在泾县与宁国府一带作战，获得若干次的小胜。同治三年，他“肃清”皖南。 曾国藩北上攻捻，别人不愿意同去，他“投袂而起”，“立率所部渡江”。这真是“待我以国士者，我亦以国士报之”了。、

同治五年，在对捻作战于江苏、河南两省以后，“当诸将观望”之时，他“毅然自任，率师西行”，进陕西，追张宗禹。同治六年，解同州、朝邑、西安之围，又续追张宗禹，直至直隶。同治七年，他比张宗禹抢先一步，到达保定；与张宗禹大小数十战，直到张宗禹在荏平投水自杀为止。

此后，便是与反清回民作战的一段事业了。他在军十余年，聘有未婚妻而不肯请假回乡。女家等候到同治七年，把未婚妻送到洛阳来，才完成喜事。婚后十天，他又去了前线。战死时，年纪仅有三十七岁。

左宗棠把刘松山的部队交给他的侄儿刘锦棠接管。刘锦棠矢志复仇，继续攻打金积堡，终于打下，活捉马五。

捉了马五以后，包围金积堡，打马化龙。河州的回众首领马占鳌为了援救马化龙，派人袭击甘肃的中部。刘锦棠将他们打退；然后，又以全力攻金积堡，攻到冬天十一月，马化龙缴械投降。

左宗棠杀掉马化龙及其几十名高级部将。这是“杀降”，极不应该。刘锦棠也乘此机会，把当初在马五寨开枪打中刘松山的马八，捆来放在刘松山的灵堂中活祭。(这是很野蛮的行为；双方既然作战，开枪打中敌人，或是被敌人打中，是常有的事，刘锦棠怎可以当作私仇来报呢？)

河州的马占鳌，在马化龙失败以后无心恋战，于是也缴械请降。左宗棠对他却特别宽大，不仅不杀，仍让他保存原有的势力。

有一个陕西领袖白彦虎，左宗棠不肯放松。白彦虎在陕西失败，率领部下投奔马化龙，马化龙失败以后，转移到西宁附近的大通。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派刘锦棠统带八十营兵士去打，才打垮这白彦虎。

白彦虎本人又逃往肃州(酒泉)。左宗棠亲自出马，赶到肃州来打。打到九月间，肃州的回民首领马四缴械投降。于是，左宗棠“拔出”若干汉民，又演一次杀降的惨剧，杀得比金积堡之役更多。然而，白彦虎又已于事前逃走，逃去了新疆的乌鲁木齐。

一○八、新疆

新疆那时候尚未建省。清廷在惠远城设有“伊犁总统将军”一人，节制天山南北。

将军之下，设有参赞大臣四人，分别驻在惠远、塔尔巴哈台(塔城)、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疏附)。

乌鲁木齐于乾隆三十八年改称迪化州，参赞大臣改称都统。这迪化州及其所辖的阜康县、孚远县、奇台县、昌吉县、绥来县，被划入甘肃省。(阜康等地改县，是在乾隆四十一年。)

与迪化州同样被划入甘肃省的，有镇西、吐鲁番(及其所辖的鄯善县)、哈密、库尔喀喇乌苏、精河等六个直隶厅。

这一州六厅，是当时的所谓“甘肃新疆”(甘肃的新疆)，简称“新疆”。

伊犁在行政上自成一个特殊单位，不属于甘肃省，因此也就不在所谓“新疆”以内。

伊犁共有九城：惠远以外，另有绥定、惠宁、广仁、瞻德、拱宸(霍尔果斯)、熙春、塔勒奇、宁远(伊宁)。九城以外，塔尔巴哈台直隶厅也归伊犁管辖。

哈密与吐鲁番均在天山山脉以南，却不在所谓“南疆”以内。南疆在当时称为“回疆”。重要的城市有八：东边的四个(东四城)，是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西边的四个(西四城)，是喀什噶尔(疏附)、英吉沙、叶尔羌(莎车)、和阗。八城的重要性，颇有出入，因此也分别设有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不等，统归驻在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统辖。

专管行政的官，在迪化州及镇西等六个厅，以及迪化所辖的各县，有知州、同知、知县等等。专管军事的官，在迪化州有提督，在伊犁与喀什噶尔有总兵，在其他各厅、各县、各城，有副将、参将、都司、守备、游击不等。

在白彦虎逃来新疆以前，东干便已有人在此举起反清仇汉的旗帜。

同治三年五月，金相印在喀什噶尔勾引浩罕国安集延部酋长阿古柏，进入中国国境，进攻喀什噶尔城，拥立张格尔的儿子、大和卓博罗尼都的曾孙布士尔克为王。

六月，在库车的东干人响应，杀了清廷的办事大臣满洲人文艺及维吾尔人爱默特。

七月，吐鲁番地区也有东干人起事，占了托克逊城。

八月，清廷的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叛变，杀害他的上司提督业布冲额，拥立一个来自西宁的阿訇妥明。妥明僭号“清真王”。 九月，阿古柏攻下叶尔羌，清廷的参赞大臣奎栋被杀。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的清廷驻军投降阿古柏，这两城也入了阿古柏之手。

十月，清真王妥明攻下乌鲁木齐的满城，打走清廷的都统平瑞。平瑞逃到绥来，被杀。

十一月，阿古柏攻占阿克苏与乌什；妥明攻占了库尔喀喇乌苏。

十二月，妥明的军队向西，进攻伊犁；向东，进攻济木萨(孚远)。两地的清军均吃败仗。

同治四年正月，妥明攻下济木萨；事先，攻下济木萨之东的古城子。四月，攻下奇台，杀了清廷的领队大臣惠庆。六月，肃州的东干分兵攻下哈密，杀了清廷的办事大臣札克当阿。

这时候，崛起了一位汉人领袖徐学功。他是乌鲁木齐的农家之子，练得一身武艺，看见汉人到处被屠杀，便号召一些汉人对东干人作战。他的部队逐渐发展，竟有五千之多，人人有马。 清廷的奇台知县恒颐与他合作。于是，他便在九月间一举而收复了奇台与济木萨。哈密办事大臣文麟，也在其后不久收复哈密。

同治五年五月，妥明攻占塔尔巴哈台(塔城)与伊犁，杀了参赞大臣武隆额与将军明绪。十二月，肃州的东干再度攻占哈密。 同治六年四月，清军夺回哈密。(布士尔克在这一年被废，阿古柏自践王位，称毕调勒特汗。)

这样，双方相持到同治九年，北疆的形势发生变化。妥明与阿古柏失和，派兵到南疆库车对阿古柏作战，失利。阿古柏收买妥明的大将马仲，对妥明夹攻，妥明向阿古柏投降。于是，北疆的大部分也成了阿古柏的领土。

阿古柏让妥明保存清真王名义，召马仲担任“阿奇木”。

马仲打徐学功，被徐学功打败，斩杀。马仲的儿子马人得继任“阿奇木”。妥明又与这马人得失和。马人得请求阿古拍出兵，讨伐妥明。阿古柏便约徐学功共同行动，迅速打下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二城。妥明退到绥来，被杀。

事后，阿古柏把乌鲁木齐交给马人得，引起徐学功的不满。

徐学功一时打不下乌鲁木齐，也无力顾及乌鲁木齐以西的各城。

阿古柏派兵接收妥明所遗下的伊犁九城，不受本地居民的欢迎。

俄皇亚力山大第二见有机可乘，便在同治十年五月偷占伊犁，向清廷说：“一等到中国政府在伊犁行使权力，即行归还”。 三年以后，左宗棠打下肃州，清廷派他“督办西征粮台转运事宜”，不叫他负责新疆的军事。，

清廷所看重的，却是一位满洲人景廉。景廉是翰林出身，当过内阁学士、工部侍郎，也当过伊犁、叶尔羌的参赞大臣、哈密的“帮办大臣”。做官的经验他有，新疆的事情也不能说不熟悉，然而并无“将略”。

这景廉当了九个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一筹奠展。他把责任推到左宗棠身上，说左宗棠粮运办得不好，不该由北路用骆驼运粮。

左宗棠上疏抗辩，说用骆驼运粮，由包头穿过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的地界，到巴里坤(镇西)，虽则是“骆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少。倘若依照景福的主张，用车骡运粮，由肃州经安西、哈密，翻天山，到巴里坤，虽则是“车骡负粮多，而饲养所耗亦多”。两种方法比较起来。“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

清廷认为左宗棠说得有理，景廉也的确无能，于是在光绪元年三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景廉被召回，改任“左都御史”。

左亲棠向清廷要求，先筹足粮饷然后进兵。清廷准他借“洋债”五百万两，又垫拨了各省协饷三百万两，洋税(关税)二百万两，一共是一千万两。

曾国藩一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宠遇，他对太平军苦斗了十几年，只花了两千多万两银子，而其中的极大部分，是自己想办法筹来的(募捐、抽厘)。

左宗棠准备好饷，买足了粮，把粮食一批一批地先行由南路运往肃州与古城子之间的各站，又经由北路运了不少，囤积在巴里坤。他而且向俄国买了几百万斤粮食，运到古城子。

为了不让兵士在穿过哈密戈壁之时缺乏水喝，他派匠人先行出发，尽量疏濬沿途的水源。

这样，他足足准备了一年。光绪二年二月底，他的军队从兰州分批出发，以肃州为集合地。他本人也进驻肃州，在肃州扎下大营(称为肃州大营)。

又过了两个月，粮食与兵士分批一一到达前线。巴里坤存了六百多万斤粮，古城子存九百多万斤粮，另有一千万斤左右在安西、哈密等地等候续运古城子。有三员大将在他的麾下：“帮办军务”满洲人金顺、“前敌总理营务处”刘锦棠、广东提督张曜。 左宗棠命令金顺驻扎在济木萨，刘锦棠驻扎在古城子，张曜驻扎在哈密。

对方的阵容是：马人得在乌鲁木齐，白彦虎在红庙子，马明在古牧地。

左宗棠在六月间亲临前线，到济木萨视察金顺的军队。他命令金顺进驻阜康。

敌人白彦虎也移师古牧地，与马明合力准备死守。

六月二十三日，刘锦棠奉命进攻古牧地，将古牧地包围，又击败了阿古柏来援的兵。五天以后，他打下古牧地，斩杀白彦虎与马明二人的部队六千余人。

第二天，刘锦棠进攻乌鲁木齐，不费一兵一卒占领该城。白彦虎、马明、马人得一齐逃走。

残余的东干部队，退守马纳斯。左宗棠命令金顺去攻，攻到八月，攻不下。左宗棠再派刘锦棠前往续攻，攻到十一月，破城。 白彦虎与马人得退到托克逊，阿古柏叫他们去守吐鲁番，自己进驻喀喇沙尔(焉耆)，另派一人叫做“大通哈”的，守达坂城；又派儿子海克拉守住托克逊。

左宗棠一面分兵收复北疆的昌吉、呼图壁、景化，一面准备将阿古柏彻底解决。

准备到次年(光绪三年)三月，一切就绪，左宗棠下令进攻。刘锦棠在三月初五日到达坂城，恶战一场，在第二天将达坂城占领，俘虏了大通哈及其大小头目，与来自南八城的军队以及几千名被裹胁的土尔扈特人。

刘锦棠把这些人释放，并且送他们衣服，送他们粮食。这些人回去以后，立即瓦解了阿古柏的军心。

八天以后(三月十四日)，刘锦棠攻吐鲁番，马人得率领一万多部众请降，白彦虎溜走。

与吐鲁番及达坂城相犄角的托克逊，原由阿古柏的儿子海克拉守着。海克拉听说马人得不战而降，自己也就不战而逃，留下了三万多人，归刘锦棠接收。

阿古柏在喀喇沙尔急得天天痛哭，哭到四月间，服毒自杀。

他另一个儿子伯克胡里守住库车。

左宗棠于是又停顿一下，准备次一战役。这时候，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发出一种议论：“如不能速胜，可乘机议抚。”

原来，郭嵩焘是受了英国政府人士，尤其是一度曾任驻华公使的威妥玛的影响。英国人认为，中国不妨把南疆的八城放弃，交给伯克胡里，建立一个新的安集延王国，既可以作为印度的屏障，又可以阻碍俄罗斯的发展。

清廷把郭嵩焘的奏折抄发给左宗棠，征求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回奏说：“安集延非无立足处，何待别为立国?抑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彼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商我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

左宗棠不管英国人作何建议，仍旧准备他的次一战役。清廷中却又有人认为西征耗费过多。他们说：“乌城(乌鲁木齐)吐鲁番既得，(已经)有屯兵之处，(其余的地域)当众建(新国)以为藩篱，藉省兵力”。还有一些人，以为“海防”比“陆防”重要，不如省下一些钱，建立海军，修筑沿海炮台。

左宗棠的回答是：倘若放弃南疆，仍要在北疆设防；放弃北疆，也要在甘肃设防。钱那里省得下来？他留下了几句不朽的名言：“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不可不预为绸缪者，此也......则设行省，改郡县，事不容已。”

到了这一年(光绪三年)八月初一，左宗棠收复南疆八城的准备已经完成。刘锦棠军渡过开都河，长驱直入，于九月初一占领喀喇沙尔；初三，占领库尔勒；十一，占领库车。伯克胡里仅有一千多武装部队，于略事抵抗以后撤走。十几万被裹胁而去的维吾尔族难民，被刘锦棠救出。

伯克胡里与白彦虎逃到拜城，拜城的老百姓闭了城门挡驾，他只得继续西奔。刘锦棠军于九月十五日到达拜城，拜城的老百姓开门投降；三天以后，阿克苏也入于刘锦棠军之手。

再过两天，乌什又步了拜城与阿克苏的后尘。所谓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于是完全克复。

十月间，张曜的一军由喀喇沙尔开抵库车，作为刘锦棠的后劲。

和阗城的维吾尔族领袖呢牙斯宣布反正，进兵叶尔羌，围攻叶尔羌城内的安集延头目。伯克胡里从喀什噶尔赶来击败呢牙斯，解了叶尔羌之围，乘胜追到和阗，加以占领。呢牙斯率部向北，穿过塔克拉马康大戈壁，投奔张曜。

喀什噶尔原有满、汉官兵若干人，于事变初起之时投降了阿古柏，这时候在守备何登云与章京英韶的率领之下宣布反正，占领了汉城(疏勒)。

回城的守将阿里达什抵敌他们不过；伯克胡里从和田赶来，帮阿里达什死守。

不久，刘锦棠从阿克苏率部到达，会同何登云、英韶的反正部队，于十一月十四将回城攻破。

伯克胡里、阿里达什、白彦虎，都逃去了俄国。叛军不再有人指挥。其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均入于刘锦棠的掌握。 天山南北，除了伊犁九城以外，完全克复。

清廷晋封左宗棠为二等侯，封刘锦棠为一等男。张曜在光绪六年被任命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其后官至山东巡抚。金顺在光绪二年被任命为伊犁将军，于俄国交还伊犁以后到任。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从俄国人的手中收回伊犁。依照左宗棠、金顺、刘锦棠的意见，这问题不难用武力解决。俄军在伊犁的人数、配备，均远不足以与左军的相比。

左军的补给线诚然很长，俄军的补给线更长。俄国当时并无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一条越过乌拉岭的奥布.伏尔加铁路，到了光绪十年才开始兴筑。论国力，俄国在当时也不比中国充实。它的经济十分落后；教育比中国幼稚；政治比中国更腐化。

然而，李鸿章等人的主和论，占了上风。于是清廷在光绪四年派一个极糊涂的崇厚，去莫斯科办交涉。崇厚答应俄国：(一)割让塔城之北、阿尔泰城之西、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地域，包括这河的汇集之处斋桑泊。(二)割让伊犁之南，伊犁河的支流特克斯河两岸。(三)割让陬尔毕斯河以西。(四)赔偿军费五百万卢布。(五)俄国商人在天山贸易，概免纳税。(六)俄国商人可以从张家口到通州，由通州到天津，由天津到其他任何港口，与内地的西安、汉中、汉口等城市，来回买卖货物。(七)俄国除了已经在库伦、塔城、伊犁、喀什噶尔四个城市设置领事馆以外，增设领事馆于嘉峪关(肃州)、乌里雅苏台、吐鲁番、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子。(八)中国“粗茶”出口，一律免税。(九)这条约签定批准以后，五年以内不许修改。

崇厚如此丧权辱国，虽主和派的人也无法替他解说。结果，清廷将他定了死罪，关在牢里；所签的“l879年(光绪五年)中俄条约”不予批准。

清廷一面改派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一面命令左宗棠布置军事，准备于再度交涉破裂之时，用武力收复伊犁。

左宗棠在光绪六年二月，由肃州进驻哈密，命令金顺扼守精河，作正面的守势，刘锦棠与张曜两军作为两翼，对伊犁作钳形攻势。半年以后，清廷忽然又软下来，召左宗棠回京，纯靠曾纪泽在莫斯科凭一口一舌向俄国人争回土地主权。大概是因为俄国派了军舰，在中国之东的公海上示威。清廷深恐沿海城市“防不胜防”。另一个原因是，李鸿章把戈登从外国请了来，向清廷恫吓，说：“如果想与俄国开战，必须准备打个十年不停，而且必须准备把政权交给汉人。”

曾纪泽从光绪六年六月开始，和俄国的外交部长格尔斯、驻华大使布绰夫等人谈判，谈了五十一次，谈到光绪七年正月下旬，才把条约谈妥，写成二十条。其中主要的部分是：(一)特克斯河两岸免予割让。(二)加赔四百万卢布，共为九百万卢布。(三)领事馆暂增肃州与吐鲁番两处，其他五处等以后商务兴旺时再议。(四)俄商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等以后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五)粗茶出口税先行酌减，将来进口、出口均接百分之五抽取关税。

曾纪泽的这一次交涉，可谓差强人意。很多人说，它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其实这更是俄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曾纪泽没有兵权，更不是清廷的决策者，在无可如何之中略为争回了一点颜面，确也不能不算是难得的了。

该杀的崇厚，却微幸于曾纪泽对俄开谈以前被释放出狱。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南疆平定以后，便已上疏清廷，力主把南疆与北疆合并起来，建立行省。北疆的东半部，本已有了迪化、镇西等府、州、县、厅。加上南疆东北角的吐鲁番等地，隶属于甘肃，称为“镇迪道”，但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单位，正如南疆的多数地区，虽有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而事事必须假手于“回民头目”。以致“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头目，…...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头目也。”

在未设州、县的地区，抽税的方法又极不合理。清朝各省自从康熙五十一年以来，是“地丁合一”，按照田亩抽税。“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征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左宗棠建议设省，也是为了革除这项弊病。

为了避免因“言语不通，文字不晓”而生的种种误会，左宗棠主张以后所发的税捐收据，必须于汉字之旁兼注回文。同时，他计划“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

左宗棠脚踏实地，在南疆设了很多“善后局”，以代行有如镇、迪、厅、州、县所行之事，解除人民疾苦。他安辑南疆、北疆因战祸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分回、汉、东干，一律给以荒地、种子、耕牛；又替他们开了许多渠，凿了许多井，造了许多路。

主要的两条大路是：北边由肃州经迪化直至伊犁之东的精河。南边由某地(七角井?)分支经托克逊，直达喀什噶尔。

他又改修或新建了许多城池，包括乌鲁木齐、玛纳斯、精河、喀什噶尔的回城(疏附)与汉城(疏勒)、叶尔羌、英吉沙尔、和田、喀喇沙尔、库车、玛喇尔巴什。

在军事方面，他替新疆设置了边防军，把关内的湘勇暂时留下，称为“防营”，然后逐渐裁汰，招练本地的“土勇”。员额规定为两万一千名，其中三成是马队，七成是步兵。

同时，他以陕甘总督的身份奏准清廷，将甘肃的“制兵”(绿营)由五万六千名减为一万七千余名；将陕西的制兵，由四万二千余名减为二万四千余名。省下来的饷，划给新疆的“防营”。

在财政方面，左宗棠也给建省的工作铺好了路。他实施招垦政策，使得田赋的收入大为增加。仅仅南疆八城(东四城与西四城)，便已由十三万石增加到近二十四万石。厘金的收入，刚刚开办成绩就好过甘肃。办了不到二年，数字已超过六十万两。

曾纪泽在莫斯科办好交涉之时，左宗棠已调任两江总督。他仍不忘怀新疆建省的重要，再上一本奏章，请清廷早定大计。恭亲王等人都支持他的主张，于是慈禧太后终于在光绪九年加以接受。次年，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这“甘肃新疆省”以迪化为省会，下设若干府、州、县、厅，把南疆、北疆溶成一片。

其后，省的名称简化为“新疆”，去掉甘肃二字，表明它不再是甘肃省的延长，而是全中国的新领土。

其实，新疆二字并不适宜。南疆的西域三十六国在西汉之时，便已自动归属中国；北疆曾经是匈奴的领域，在匈奴降汉以后，也成了中国的领土。唐朝时候，不仅南疆、北疆是中国州郡，连葱岭之西、里海之东．所谓俄属中央亚细亚全是。

新疆二字作为省名，既不适宜；只成立一个省，也嫌不够。左宗棠已经看出，新疆有五个中心。他建议总督驻在迪化，巡抚驻在阿克苏，伊犁仍设将军，喀什噶尔设一提督，塔城设一都统。

清廷在光绪九年建省之时，不设总督，而只设巡抚与布政使；也不专设一个按察使，而以“分巡镇迪道”兼理。

分巡镇迪道之下，有一府四厅；迪化府，镇西、哈密、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四厅。

北疆除了分巡镇迪道以外，另有一个“分巡伊塔道”，所辖有伊犁一府、精河与塔尔巴哈台二厅。

南疆也有两个道：其中一个是分巡道，一个是兵备道。分巡道设在阿克苏，所辖有温宿直隶州(阿克苏)与喀喇沙尔、库车、乌什、英吉沙尔四厅。兵备道设在喀什噶尔，所辖有疏勒、莎车、和阗三个直隶州，与玛尔巴什(巴楚)、英吉沙尔二厅。(英吉沙尔有两个，一属分巡阿克苏道，一属喀什噶尔兵备道。)

府与直隶州之下，有原来的奇台等县与新设的拜城等县。于是新疆具备了相同于内地各省的规模。

其后，在光绪二十四年，喀喇沙尔升格为府，改名焉耆(汉朝的古名)。到了光绪二十八年，疏勒、库车、温宿三个直隶州，也都升格为府；库车厅升格的直隶州，玛喇尔巴什厅升为隶属于库车府的厅，改名“巴楚”。

合起来，新疆有了六个府、八个直隶厅、两个直隶州、一个(普通)厅，一个(普通)州，二十一个县。

依照宣统三年的官方报告，新疆的户口是：

户——453，477；

口——2，069，165。

刘锦棠担任巡抚至光绪十五年为止。在他以后，担任巡抚的是魏光焘、陶模、饶应祺、潘效苏、联魁、何彦升、袁大化。

一○九、补叙咸丰外患

咸丰一朝的政府，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内忧是太平军、捻、会、苗、教、东干，等等。外患是是英国人占广州，英法联军占京城，俄国人占伊犁，抢阿穆尔(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勒索沿海洲(乌苏里江以东)。

先说英国怎样强占广州。广州的老百姓，在鸦片战争前后对英国人无好感。自从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的五口之一，外国人在其他四口都能进城居住、贸易；在广州却由于老百姓的抵抗，进不了城，只能在城外的商馆旧址居住、贸易。

咸丰二年，徐广缙任任两湖，广东巡抚叶名琛升为两广总督，兼为主办夷务的“钦差大臣”。咸丰四年，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包令爵士，忽然邀约美国的“专使”麦克赖因与法国的代表布儿布隆，写信给叶名琛，要求见面会谈“修改条约”。

他们毫无理由，却说得振振有辞。中、英之间的《南京条约》标得明明白白是“万年和约”，并未规定在若干年之内有效，或若干年之后修改。中、美之间的《望厦条约》，与中、法之间的《黄埔条约》，虽则有“十二年以后修订”的条款，但均未到期(要再等两年)。

包令曲解中、英之间《虎门条约》(商约)的“最惠国条款”，说：既然美、法两国可以在十二年到期之时修改条约，那末，英国也应该有权要求在《南京条约》满了十二年之时修改。(恰好，此时咸丰四年距《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有十二年。)

美、法两国的说法更妙：英国既能在此时要求修改《南京条约》，我们两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也有权在此时(亦即条约尚未满期之时)分别修改《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

叶名琛回答：见面会谈一时无暇，本人权力有限只能对条约作小更动，而现有条约亦无必须大作更动之处。

包令、麦克赖因、布儿布隆三人，在阳历9月间去上海，想和两江总督怡良谈判。结果，他们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了面。吉尔杭阿对他们很客气，但根本没有权力和他们谈判。他们表示，准备进一步北上，找中央政府的负责人交涉。吉尔杭阿劝他们不必如此。

他们不接受吉尔杭阿的劝告，决定北上，而且要乘坐兵船去，以便于必要时“示威”。然而，英美两使各有一只兵船，法使却没有兵船。于是，法使为了身份上的顾虑，改派一位职员克来思考夫斯基子爵，跟随英、美两使前往。

英、美两使与克来思考夫斯基子爵到了大沽口，等候了几天，见不到直隶总督桂良，只见到长芦盐道文谦与长芦盐政使崇纶。这两人(虽则是咸丰所派)也并无权力谈判，只能听取英、美两使及克来思考夫斯基的“意见”。于是，他们三人提出了十八项要求。文谦与崇纶当然无法答应。

这十八项要求，内容复杂，牵涉极广。其中主要的部分可以归纳为下列各点：(一)在华北措海与长江沿岸增加通商港口；(二)让洋人可以自由到内地各城市游历、做生意、传教；(三)鸦片贸易合法化；(四)废除厘金；(五)规定华工出国办法；(六)让外国公使居住北京；(七)让外国使领人员可以直接与总督见面；(八)解释条约文字以外国文的一份为根据，不以汉文的一份为根据。

这十八项要求，在外国人看来并无不合理之处。但在当时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看来，都是无理取闹、心存叵测。

(一)外国人以为通商不仅有利于外国，亦有利于中国；既然五口已经通商，而且成绩不坏(广州虽则有不许英国人入城之事，但贸易仍照常进行)，大可以扩而充之，在华北沿海与长江沿岸也开辟几个通商的商埠。中国人却认为，五口通商是在炮火威胁之下不得已而订的城下之盟，倘若华北与长江沿岸也开放，洋人的势力益加深入，国将不国。

(二)外国人以为中国的内地很神秘，一定有值得一看的奇风异俗与搜罗不尽的宝藏，渴欲先睹、先取。中国人认为，洋人闯进大门，还要深入堂奥，甚至吸收我们的人民为教徒，显然是意存侵略，欲亡我之国、灭我之种。

(三)外国人以为，鸦片反正每年走私进口极多，与其掩耳盗铃，不如索性准许进口，合法化。中国政府可以藉此增加关税收人，外国的领事官与商人可以免掉不少麻烦。中国人认为，这真是洋人不打自招，老是在鸦片上打主意，赚我们的钱，要我们的命。

(四)外国人以为，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赋税。过一个卡子，好比过了一个国；中国境内有无数的卡子，等于一次关税之后又有若干次关税。外国货品因此就无法在穷乡僻壤与中国的土货竞争。中国认为，厘金之设，原为筹募对付太平军的军费与弥补正常税收之不足，是不得已的措施，也是纯粹的内政。

(五)华工准不准出国，也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以为，与其空文禁止，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中国人认为，洋人把华工连骗带拐地弄出去当“猪仔”，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政府来作帮凶。

(六)各国互派公使大使驻在京城，当时已是欧美的通例。外国人以为，清廷硬要外国公使、专使(除了俄国的以外)与两广总督办交涉，不许到北京去，是故意不想解决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自己，认为这是洋人最无聊的一种要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找两广总督交涉？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来，又不肯向皇帝磕头？分明是“骄妄倨傲”，可恨已极。

(七)(八)两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项目。其所以变成严重，是叶名琛始终不肯赏见英、美二使与法国代表。而所谓条文解释，大概是由于《南京条约》中文本上的“万年”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满。

文谦与崇纶告诉英使，《望厦条约》的修约条款，非英国人所能援例，所谓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遇别国的条约满期，英国的条约也可以视作满期。

文谦与崇纶告诉美使，修改《望厦条约》是可以的，但只能作小更动。倘欲作小更动，不妨去广州，找叶名琛交涉。

这时候，英、美二使仅各有兵船一艘，无法翻脸。英、法两国这时候(1854年1o月)已经在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分不出力量打中国；美国呢，总统非经国会同意，不能对任何外国用兵。

包令、麦克赖因、克来思考夫斯基，于是离开大沽，怏怏南下，都回了香港。

次年，咸丰五年，美国改派一位伯驾当专使；法国发表了一位柯尔息子爵当“代办”。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仍是包令。

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他当过石匠、外科医生、牧师、外交家，有六任“公使馆代办”的资历。

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准备由上海北上，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英、美、法三使居住北京，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华盛顿、巴黎。(二)英、美、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三)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容许英、美、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四)改革中国各级法庭。

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大沽口已经结冰，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废然而返，回到香港。

咸丰六年，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2月24日)，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次日，打他的屁股；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二十三日，叫他站囚笼，跪到二十四日斩首。

另一件事是：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亚罗”号(TheArrow)，停泊在广州的黄埔，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捕去十二名水手。

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到了第二年，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与英国一致行动，成立英法联军。

西林县的县官，不该虐杀马赖神父，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县官应该将他逮捕，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

关于亚罗号事件，华、英双方各有其说法。华方说，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冒称英国船，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居心可诛。英方说，船主不足苏阿成，而是冯阿明。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却居住在香港。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

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并且，冯阿明所领的执照，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这两点，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

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

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写“照会”给叶名琛，说公众之前的侮辱，必须以“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盗。

叶名琛答复他：船是中国船，水手是中国人，其中有海盗李大明在内。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岛劫船的盗犯。因此，不便送交亚罗号。

巴夏礼向叶名琛再送照会，要求：(一)书面道歉；(二)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三)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亚罗号。他并且限叶氏于四十八小时以内，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复。

叶名琛在14日答复说，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须暂行手扣留，严加察讯，其余九人先行送回亚罗号。叶名琛又说，以后中国官员对英国船船员决不无故逮捕，但亚罗号并非英国船。叶名琛而且教训巴夏礼：中国人造船，外国人不可售以执照，以免混淆不分。

巴夏礼一面拒绝接受这九名送回的水手，一面用武力夺了一艘“中国政府的船”，作为报复。叶名琛毫不生气，说：“巴夏礼所夺得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船，而是一个中国商人的船。”无非是这商人活该倒霉罢了。

一个星期以后，巴夏礼请准包令爵士，咨请驻华海军司令、“英军水师提督”席摩儿上将使用武力。

于是他三度照会叶名琛：限二十四小时内道歉，保证尊重英国国旗，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

叶名琛知道洋人动了真火，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国领事馆，但说明其中的二名于送到以后须立即带回总督衙门，以便审讯。这是lO月22日的事。

巴夏礼认为这两名也该留在领事馆，须由领事主审，华方官商会审，审后方能带走。因此，他拒绝接收这十二名水手。同时，他认为叶名琛既未道歉，也没有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已无继续交涉的必要，不如让英国海军接办未完之事。

席摩儿上将指挥兵舰开炮，在23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占领广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第二天，占领凤凰山炮台。第二天，占领海珠岛，架好了炮，对准总督衙门。

第四天，是“礼拜天”，席摩儿上将休息。

第五天，他开始对总督衙门发炮，每十分钟一次。第六天，他攻毁总督衙门前面的城墙一段有两丈宽。叶名琛搬到广州都统的衙门去住。第七天，英军进城，大踏步穿过总督衙门一次，然后退出，回海珠岛。

这七天，清军全不还手。因为叶名琛吩咐过：“不要理他们。”

叶名琛同时却希望老百姓动手。他贴出布告，悬赏购买英人的首级，每颗三十元(墨西哥币)。

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与席摩儿上将及巴夏礼领事会谈，询问他们目的何在。他们的答复也很妙：根据《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有权利进广州居住；英国官吏有权利与总督会面。(关于亚罗号事件，他们似乎均已忘怀。“修约”的要求，也被搁在一边。) 这真是旧事重提，也可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叶名琛一向以为，德庇时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钉子，虽则宣称“两年以后算帐”，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德庇时的继任人文翰于两年到期之时，并未坚持前请，也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至于中、英官员会面的问题，叶名琛心中有数。他自从接事以来，就根本不曾赏见任何一个外国外交官。英国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美国专使麦克赖因及其前任马绣尔与继任人伯驾，法国代表布儿布隆及其继任人柯尔息，都向他求见过，而他总是藉口公务太忙，回信说“改日再约”。

这一次，虽则城墙已被轰破，衙门已被冲进，他一本初衷，仍日给席摩儿与巴夏礼一个不理。他的架子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 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存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强调英国国旗受了侮辱，英国国民被人暗杀，把亚罗号是中国人的船，它在香港注册的执照业已过期，英军炮轰广州、滥杀中国人民等等，一字不提。于是，被选举为新的下议院之议员，以支持他的对华政策的人占多数。

他吩咐外相克赖兰登，派一个得力的干员、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爱尔金伯爵担任“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对华的外交、军事。 爱尔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发6月3日到达新加坡。这时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经(于5月13日)爆发。印度大总督坎宁向爱尔金求救。爱尔金把所率的两团兵士(约有一千七百支枪)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团步兵与一个炮队，也是从英国开来作为征华之用的，在走到锡兰的中途，被锡兰总督格雷截留，改作对付印度土兵之用。

爱尔金等于是单身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ll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从英国开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驻防陆军一千五百名、海军二千名，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所拨来的法国兵一千名，爱尔金总算凑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时间已经是l2月中旬了。

爱尔金有了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于向中国的两广总督挑战，敢于在其后直航大沽，打进天津、北京。

他先礼后兵，写信给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执行条约上有关广州的条款，包括让英国人入城居住、贸易；赔偿最近事件与纷乱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

法国的新任“全权大使”葛罗，同时也通知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让法国人入城居住、贸易，并赔偿种种损失，以及惩办西林县的知事，抚恤马赖神父的家属，等等。葛罗并且说，法国决定与英国合作，互相支持对叶名琛的要求。

这时候，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席摩儿上将，已经占领河南岛全部，完成对广州的封锁。

叶名琛在两天以后答复英、法二使，说：(一)《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无修约的条款。(二)《中法黄埔条约》虽有修约的条款，却无修约的必要。(三)英人进人广州的权利，事实上已被文翰放弃。(叶名琛说，德庇时坚持过，闹出事来，被英国政府免职；文翰不坚持，被英国政府封为男爵。爱尔金应该效法文翰，不可效法德庇时。)(四)法国传教士曾经有过八人闯入内地，都先后被押解广州，送交法国领事。马赖神父之所以被杀，由于身份不明，地方官不知道他是法国人；而且他的确罪有应得，曾经鼓动人民造反。(五)法国人最近在广州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英国人赔偿，因为肇事的是英国人。

英、法二使爱尔金与葛罗在耶稣圣诞的前一日(阴历十一月初九)提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献城。叶名琛既不献城，亦不作守城的准备。

驻广州的将军穆克登纳与巡抚柏贵，向他请示应付的办法。他说：“不要紧。吕祖(在乩坛上)已经告诉我，过了月半(十一月十五日)便没有事。”

英法联军(五千六百多人)在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六时开始进攻，攻到十四日下午两点钟，打进广州，占领了半个城。 十五日，将军穆克登纳竖起白旗，战事告终，吕租的乩语果然灵验。叶名琛逃匿在副都统衙门的八角亭，于七天以后被英军捉住，押送香港；其后被转送到印度加尔各答，于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病死。

叶名琛对英、法采取强硬的态度，未可厚非。他的错误，第一是始终不肯与英、法以及美国的专使、公使、大使会面商谈。第二是，对外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而不肯虚心探听(更说不上虚心研究)。第三是，全仗空言敷衍、辩驳，而毫不设防。

然而，比起辛亥以后若干胁肩谄笑，见了洋人便满口“也是也是”(Yes，Yes”的“西崽外交家”，叶名琛却又十分值得我们怀念。

英、法二使找出了巡抚柏贵，叫柏贵负责维持城内治安，但一切命令必须由两个英国委员与一个法国委员副署。

广州城内的老百姓，在英、法联军的高压之下无法反抗。城外有一百零三多九十六村仍然继续奋斗，组织了一个联合办事处(团练局)，设在佛山。参加的武装民众有几万人，使得英、法两国的人不敢出城。他们离城一英里(三华里)，性命就难保。 爱尔金偕同葛罗离开广州去上海，并且邀约了美国公使列维廉，俄国专使普替沃丁(这时候均在香港)一齐去。

事前，他们四人分别写了“致中国首相”的照会，派人送交驻节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托何桂清转交。信中要求清廷派遣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否则便要北来京城。

何桂清在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答复(已到上海的)英、法二使，说接到来文后，已经奏奉咸丰皇帝批示，叫他们仍回广州，与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办理交涉。

何桂清与赵德辙在回答美国大使的照会上，赞许他最近于广州战事期间能守中立。但修约的事，仍该去广东找黄宗汉商量。

对于俄国专使，何、赵两人责备他不该南去香港与英、法联络，又偕同英、法二使北上，有所要挟。何、赵二人又说，他的任务是勘定黑龙江的国界，应该去黑龙江。至于修约，中、俄现有条约之中，并无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居住贸易的条款。

爱尔金、列维廉、普替阿停接到何赵两位督抚的照会，把它退回。葛罗较为客气，收了下来，但仍写信告诉何、赵，复文该由“首相”签署。

在爱尔金的领导之下，一个小规模的四国联军，包括十几艘英国兵船、六艘法国兵船、三艘美国兵船、一艘俄国兵船，排好队从上海出发，浩浩荡荡向着大沽口驶去。

他们在三月上旬到达，要求清廷派出全权大臣举行谈判。清廷叫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接洽，却不给谭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美国公使列维廉一人肯与谭见面交谈。 列、谭二人从三月十八日谈起，谈到四月初，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列维廉的要求十分广泛．谭廷襄所能答应的，只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增通商口岸一处。

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专使等得不耐烦，就由法使葛罗出面，声称：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兵船有权驶进大洁口，直到天津。(这是曲解条文。条文上说，中国与他国交战时，法船仍许通行。中国此时虽则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却未正式宣战。法国既已与英国在广州一致行动，又怎能自居为“中立国”？况且条约的原文分明是，法国船只能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渡、上海。)

爱尔金在《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里找不出任何可以曲解的藉口，但也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南北两岸的炮台，作为外交谈判的“序幕措施”。

四月初八日(5月20日)七午八时，英、法两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以内交出炮台。

上午十时，英、法兵船开火。轰到中午，把所有炮台一一占领。事实上，清军并未抵抗。

爱尔金与葛罗二人命令英、法两国的兵船，彻底清除白河的障碍物。清除完毕以后，爱尔金与葛罗邀同列维廉、普替阿停，在咸丰八年四月十八阿(阳历五月三十号)进入天津。

清廷不敢再叫爱、葛、列三人去广东找黄宗汉，也不敢再叫普替阿停去黑龙江找地方官专谈勘界。清廷很柔顺地派出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当钦差大臣，和爱、葛、列、普四人正式谈判。

所谓谈判，只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聆训。施训的人不是爱、葛、列、普，而是爱的两个精通华文的翻译官威妥玛与李泰国。(威妥玛其后升到英国驻华公使，留下了一套用英文拼写汉字的办法，至今仍被通用，算是标准，称为“威氏拼写法”，The Wade System。)

在所谓“淡判”期问，清廷异想天开，起用《南京条约》的签署人，此时年逾七十的耆英，试行一次侧面外交。耆英到天津，自称新任钦差大臣，拜访爱尔金与葛罗，却拿不出证件。他见到李泰国，大谈本人与英国人何等要好，托李泰国代劝爱尔金等先把兵船撤出白河，再谈一切。李泰国奚落他一顿，他羞惭而退，“私自回京”；被咸丰下诏赐死。

“谈判”在阴历五月间完成。初三，《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初八，《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十六，(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十七，《中、法天津条约》签字。

俄国在此次“修约战争”前后，所获得的利益最多。单就《中、俄天津条约》而论，虽则是仅仅十二条，已经包括了：(一)最惠国条款；(二)把五口通商的权利让俄国分享，再加上台湾(台南)与琼州(琼山)两港；(三)准俄国把外交文件直接送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不必再经由理藩院。事实上，在《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前的十几天，中、俄之间已经另行签订了《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领土(其后的阿穆尔省)拱手奉送；又己在原则上答应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其后的沿海州)可以商量。

中、美之间的《天津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惠国条款”。关于公使驻京的一节，美国只要求“公使有事接洽，可以晋京”，但倘若别国之“使”(envoy)获得居住北京之权，美国亦应同享。中、法之间的《天津条约》也有最惠国条款，也有相同于中、美条约的关于公使、大使晋京与驻京的规定。所不同的是，元首批准以后的条约正本的互换，必须在北京举行，因此而埋伏下杀机，造成了咸丰九年的所谓“换约之战”。

中、英之间的《天津条约》，是条文最多的一件，共有五十六条。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条与第十一条。第十条规定，在内地长江沿岸加开三个港口，作为“商埠”。第十一条规定，在沿海加开五个港口，作为商埠。

由于太平军此时尚占着南京，活动于南京、汉口之间，条约只先指定镇江一处，于一年后开埠。其余，等待太平军被消灭以后，再行由中、英双方指定。(其后，指定了九江与汉口。)

沿海的五个新商埠是：琼州(琼山)、潮州(潮阳，其后改设在澄海县的汕头)、台湾(台南)、登州(蓬莱)、牛庄(其后改设在牛庄西南的营口，但是洋人此后一直误称营口为“牛庄”)。

除了增开八个新的商埠以外，英方最坚持的是“钦差驻京”。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期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条也说明了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上“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也就是不便磕头，只能以拜见泰西各国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

英国钦差的地位，与中国的“大学士尚书”相等。“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通函)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第五条)。其后，清廷创设一个“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专办外交，代替了以前由两广总督负责办理”的制度。

领事裁判权，英国本已取得。在《天津条约》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三条之中，又重新详细规定。

倘若英国与其他列强在中国没有这领事裁判权，洋人在内地游历与传教便不致造成多少纠纷。洋人有领事裁判权作为护身符，把中同的法律、法庭与法官以及一切的官，都不放在眼里。出了乱子有领事保护，即使犯了罪，也会从轻发落。清朝末年的各省官吏遇到洋人就怕，原因在此。《天津条约》第八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传教；第九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游历。

领事裁判权的祸害已够严重，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中国设海关，想抽多少税，自己不能作主，要“会同英员”制定，不但就税率的原则会同制定，而且把很多种的货物价格—一会同制定。一定便是十年，物价的波动一概不管。十年以后，倘若英方不同意修改，可以再拖十年，结果就这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拖下去。

《天津条约》的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一)中国进出口税的税率，维持《南京条约》的成议，一律以值百抽五为原则。(于是，机制的洋货可以在中国廉价倾销，摧毁原有的手工业，扼杀将来可能有的机器工业。)(二)各种货品的估价标准，由中国遣派户部(财政部)官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三)内地的厘金等税，洋货一概免纳，只缴付一次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作为替代“土货”却不能享受如此的优待，因此就更难与洋货竞争了。

其他各条，所涉及的都是技术上的具体问题，如“船钞”在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纳银四钱，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一钱；货物潮湿减价抽税；走私货物一律充公，罪犯必须引渡，等等。 在五十六条的“正约”以外，另有一条所谓“赔款专条”，规定由中国赔偿英国“商亏”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共计四百万两。所谓“商亏”，与鸦片战争时期的所谓“商欠”不同。商欠倒真是中国商人拖欠英国商人的债款(加上利息)与货款。“商亏”所指的，是在咸丰七年冬天英国进兵广州前后，英国商人因商务停顿而遭受的损失。(中国商人以及一般人民所遭受的损失更大，找谁去赔？)

军费二百万两，按照当时国际上的惯例，确也应该由战败国交出来，作为对“战胜国”认输的表示。至于英国是否真因派遣了几千兵士到中国，而花费到二百万两，那是英国自己的事，于中国无关。中国的虎门炮台、大沽炮台以及珠江、白河、广州外围各地，一切军事设备被破坏，那是中国的事，于英国无关。 咸丰皇帝在批准了《天津条约》以后，十分懊恼。他训令桂良与花沙纳不妨藉商议海关详细税则的机会，向洋人要求“翻案”，把(一)赔偿军费，(二)公使驻京，(三)内江通商，(四)内地游历这四项作为罢论，中国情愿免收洋人关税，作为交换条件。 桂良与花沙纳二人，和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按察使薛焕研究了一下，认为咸丰的旨意无法遵行。第一，已经签了字而且批准了的条款与条约，怎能翻案？第二，中国不收关税，财政上的损失太大。

桂良请何桂清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明困难。结果，何桂清被斥责一番。桂良又把薛焕强调关税不可放弃的意见向咸丰转陈，咸丰于是不再坚持。

为了挽回颜面，桂良、花沙纳在上海递给爱尔金等一个照会，内容共有六条，其中第四条说：“以后领事官遇有重大事件，应向本国上司请示，不得自作主张，恃强妄为，以免有碍和好。”(这是骂巴夏礼。)第六条说：“各国领事不得发给中国船旗号，如已发给，一律撤销，以免不法船户，恃外国旗号为护符，为非作歹。”(这等于说，亚罗号事件根本是英国不对。)

这照会在咸丰八年九月三十日提出。两个半月以后，英方才送来复文。在大体上表示同意。这时候所谓“通商章程”，亦即“协定关税”的详细条文都已谈好，而且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改称鸦片为“洋药”；又把很多的奢侈品包括洋烟洋酒，藉口这些只有洋人才喜欢买，一概列在免纳进口税的项目之中。

鸦片既改称为“洋药”，从此冠冕堂皇地被准进口，列在协定了的关税税则以内，每石(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抽进口税三十两。以当时的市价来核算，事实上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左右。这是洋人对清廷特别客气的一种表示。

这一年，咸丰八年，销在中国的鸦片，有六万二千葙左右，比之签订《南京条约》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二万八千箱，超过了一倍以上。

在出口货之中，最重要的是茶与丝。茶的税率是每石抽二两五钱(相当于每磅抽一便士又三分之一)，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另一个“例外”，充分表示出英国人的宽大，虽则英国政府自己也加抽进口税每磅一先令又五便士。丝的税率，是每石抽十两，低于百分之五。这是因为法国很需要丝，为了发展法国的绸缎工业。

列人免税的进口货，包括洋烟(香烟、烟叶、雪茄烟)、洋酒、香水、肥皂、面粉、牛油、奶油，等等。

这些税则，在咸丰八年ll月成为条约，称为《上海通商章程》。中英、中法、中美三种完全相同。虽则是写明了每十年重估货价，甚至修改税率一次；事实上洋人一拖再拖，拖了四十四个年头未曾修改。中国在财政上，尤其是国民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无法估计。

有了如此丰富的收获，英、法两大强国应该满意。但是，到不了一年，却又为了所谓“换约”问题再度用兵力威胁清廷，取得更多的掠夺品。

咸丰皇帝“少不更事”，也有“咎由自敢”之处。他茫然于国际上互派使节的通例，总以为有了外国使节驻在北京，便是“藐视天朝”。同时，他又主张不定，时而想和时而想战，却又不懂怎样才能够和，怎样才能够战。

他竟然愚昧而幼稚到想“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洋人留在欧洲的多得很，你咸丰能杀几十个，甚至几千个航海来天津的洋人，便算是消灭了所有的洋人么？

而且，“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中国自古已有的明训，并无须熟悉近代国际公法才能够知道。咸丰“预谋杀人”，可谓自外于文明，自居于野蛮。

然而，洋人之坚持来北京换约，而且乘了兵船、带了大炮来换约，又何尝不是迷信强权，不讲公理?成丰九年五月二十日(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儿布隆，带了十六艘英国兵船、两艘法国兵船、一千三百名英国兵、一百多名法国兵到达大沽口，准备进入白河，溯河而上直达天津，由天津转北京“换约”。清廷通知他们：天津尚非通商港口，他们无权进人白河。他们只能在北塘登岸，由北塘去通州，由通州转北京。

所谓“换约”，是交换双方元首于批准以后所签字、盖印的条约正本。咸丰早就批准了中英、中法、中美、中俄之间的《天津条约》。剩下的手续，无非是静候英、法、美、俄四国元首批准而签字、盖印而已。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换约只是一种例行手续，不是什么严重的大典。英、法两国在缔定《天津条约》之时，坚持列入“一年以后在北京换约”的条款，无非是为了报复清廷在过去不让英、法的使节入京，同时也是为了取得从此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而不低头与两广总督办交涉)的权利。

然而英、法二使硬要武装航行于白河，把兵船开到不属于通商口岸之列的天津，是百分之百的蛮横举动。他们不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懂得“天道无常”的道理，以为强者可以永强，弱者定将永弱。

他们竟然也不知道，这一次咸丰皇帝已经略有准备，吩咐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白河沿岸设防。他们或许已经知道，而漫不经心昂然直入。

清廷叫他们在北塘登陆，而且派了直隶总督恒福到北塘迎候。他们偏要驶入白河。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国兵船首先闯进。二十四日，英、法两国的兵船炸断锁港的铁链。二十五日，英、法兵船向岸上的中国堡垒开炮，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炮兵还击。打了半天，英军一千三百名之中伤亡了四百三十四人；法军一百多名之中伤亡了十六名。英、法联合舰队的十八艘兵船，被中国炮兵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英军可令何伯本人也挂了彩(负伤)。

英、法二使受了这个意外的打击，恼羞成怒，驶回上海，分别向本国政府请兵。

于是，英国派了一万八千兵、法国派了七千二百兵，在咸丰十年二月到达香港。

两国的驻华使节也换了人：爱尔金与葛罗东山再起，接替布鲁斯与布见布隆。

英国政府叫英军司令何伯专管海军，加派了一个格兰特为陆军司令。法国政府也派了蒙妥榜与夏儿奈，分任陆军与海军司令。

爱尔金与葛罗在(咸丰十年)二月十七日托两江总督何桂清，转递一件照会给“中国的大学士”(首相)，要求对“白河事件”道歉赔偿，同时旧事重提，仍要来北京换约，在北京驻公使。

咸丰皇帝立加批驳，认为爱、葛二人“狂悖已极”。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爱、葛提出第二次照会，声明将用武力解决，占领中国土地。咸丰软了下来，谕令各地将士“不可先行启衅”，又密令僧格林沁筹划议和。

咸丰十年四月，英、法联军开抵舟山群岛，占领定海。

五月，英、法两国的军队分别占领辽东半岛上的金州(英)与蓬莱半岛上的芝罘(法)。清军在这几处地方均未抵抗。

六月十五(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这时候，英军的实力只有一万零五百人，因为已经留下七千七百人左右分驻香港、福州、定海、上海、金州。此外，有招募得来的所谓“广东苦力”二千五百人。法军的实力在六千三百人上下，有七百人留在芝罘。

英军有中级兵船七艘、小兵船三十四艘、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共计携带大小炮位三百六十一尊。法军的船数与炮数，不详。

联军在北塘顺利登陆，僧格林沁在事前已将北塘撤防。一方面咸丰皇帝有旨不许先行开衅，一方面僧格林沁以为英、法长于海战，不长于陆战，存心让联军登陆，然后再用蒙古马队将他们消灭。

联军由北塘转而向南，于六月二十六日与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战于新河。蒙古马队不懂得什么叫做“掩护”，骑在马上吃联军的枪弹、炮弹，结果全军覆没，三千人被杀得只剩下七个。 两天以后，新河之南的塘沽入于联军之手。七月初五，大沽口北岸的第一炮台与第二炮台相继失陷。当天下午，南岸炮台的守军两千不战而降。联军在这一天先后俘获清军五百门炮。清军伤亡在二千以上，英军伤亡二百，法军伤亡一百三十。

七月初七，英、法联军的兵船进入大沽口，直航天津将天津占领。清廷派大学士桂良与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与爱、葛二人在天津谈判。七月二十日把条件谈妥：(一)加开天津为商埠。(二)把对英赔款由四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对法赔款由二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三)英、法二使可以带几十名武装卫士进北京换约。

这三项议和条件，咸丰皇帝不肯接受。因此，在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应该签字的一天，桂良与恒福不敢签字，却又不肯向英、法二使说明，只是藉口“全权诏书”未曾带来搪塞一番。英、法二使于是动了火，当天就下令向通州前进。

五天以后，联军到达武清、香河二县之间的河西务。僧格林沁也在河西务西北、通州东南的张家湾严阵以待。

咸丰皇帝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继续与英法讲和。他们驻节通州，写信给英、法二使，说皇上已有谕旨，完全接受桂良与恒福所承诺的条件。

英使爱尔金于是派遣翻译官巴夏礼与威妥玛前往通州，于已有的议和条件之外，添提三项条件：(一)联军进驻张家湾之南五华里处；(二)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名兵士进京；(三)咸丰皇帝亲自接见英使，接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

载垣与穆荫对爱尔金的要求，婉拒了一番，无效，只得接受，写了两封信分致爱尔金与法使葛罗，交给巴夏礼等带回。

两天以后(9月16日)，巴夏礼再度到通州，与载垣、穆荫相见。这一次，威妥玛没有来，和巴夏礼偕来的有爱尔金的私人秘书骆克，英军的代表瓦勒克上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渡勒拜六名英国骑兵、二十名印度骑兵，及统率这二十六名“卫队”的上尉安得生。

巴夏礼等人此次的任务，是再转一封爱尔金写给载垣、穆荫的信，信中表示对载、穆二人接受条件甚为满意，不妨即行由巴夏礼等人与中国当局开始作具体的准备工作。

巴夏礼不曾料到，载垣、穆荫的态度忽然改变，不像上一次那样客气。(原因是，咸丰皇帝已经申斥他们，说他们不应该答应爱尔金亲自向咸丰皇帝递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也不应该准许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卫队进京，至多只能准带四百人。)

载、穆二人不敢告诉巴夏礼咸丰皇帝的谕旨如此如此。倘若他们这样说，等于自认并无“全权”，爱尔金与葛罗就不肯以他们为交涉对手，和议就要破裂。

载、穆二人只能向巴夏礼委婉说劝，举出亲递国书在事实上的不方便，亦即“磕头”问题。虽则《天津条约》原文早已写得相当明白，以后英、法使节觐见，行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只屈一膝鞠躬，而不作三跪九叩首)，但是清廷君臣糊里糊涂地仍以为洋人觐见不磕头，是对于中国皇帝一大侮辱。

载、穆二人也用同样的语调，劝巴夏礼转告爱尔金：一千名卫队带到通州以后，把其中的多数留在通州，只带少数人进京较为省事。

这些“遁辞”，巴夏礼听来极不顺耳。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条件，而且写成白纸黑字、用“交换函件”的方式加以确定了的，怎么又变起卦来?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四，巴夏礼偕同瓦勒克上校、骆克秘书与一位中国军官，去张家湾以南五华里处，选择可以驻扎英、法军队的地方，却看到上万的中国军队(憎格林沁的，加上北京调来的马步官兵)已经先到。

巴夏礼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责备载垣“背信”，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去向爱尔金报告。刚走到张家湾，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问他：“怎么敢对怡亲王(载垣)口出不逊？”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停止进军。

巴夏札不肯。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

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国人、十三名法国人，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黍晤士报》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

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竞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挥，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大败，丢掉七十四门大炮。

三天以后，八月初七(9月21口)，又在八里桥打一仗，僧格林沁再败。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

清军于是放弃通州，退守北京。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无力再向前进，便假意续开谈判，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訢与爱尔金通函交涉。

谈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联军准备完成，立刻翻脸不谈，绕过北京城的北边，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

联军以为僧格林沁驻扎在海甸，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然而他们扑了空。僧格林沁已经拔营而去，咸丰皇帝呢，早就在八月初八(9月22日)，八里桥之战的次日，即已离开北京，出狩木兰(逃去热河承德)了。

法军进入圆明园，把园内的历代玉器、瓷器、铜器、金银器恣情抢掠。英军来迟一步，却也检得不少。(他们把古物带回去，卖给有钱人。有钱人死了以后，子孙每每又卖出来或捐出来，于是大多数古物都间接、直接进入博物院。)

负责办交涉的恭亲王奕訢，在圆明园失陷以后，躲在长辛店不肯露面。

留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一面联名请奕訢回京，一面叫恒祺以奕訢的名义和爱尔金、葛罗办理交涉。

爱、葛一人要求：(一)立即释放巴夏礼等被捕人员；(二)交出北京一个城门。恒祺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放出巴夏礼等英人十四名、法人五名(其余的人巳被杀死)；又在八月二十九日撤走北京安定门的守卒，让英、法联军加以占领。

联军“狂歌面入”，又在城楼上架起大炮，把整个北京置于炮口之下。

为了进一步表示威风，爱尔金在九月初五(10月18日)叫英军烧毁圆明园，烧了六七天。这堂皇富丽，综合了西洋巴陆克式艺术与中国庭园技巧的伟构化为废墟。乾隆皇帝泉下有知，应悔心血白费。

关于圆明园的繁华，我们今天仅能就美国马隆教授所著的博士论文，而想象其一二了。笔者于三十五年前进去凭吊，只看到几处断柱残垣。

恭亲王奕訢于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之下，在九月初四回京。他和爱尔金及葛罗会面，答应加赔英军三十万两、法军二十万两，作为被捕人员的赔偿与被杀人员的抚恤；同时也答应英方，拆毁圆明园之尚未烧光的部分，答应法方，交还各地天主堂与天主教的墓地。

爱尔金不再提起觐见咸丰皇帝、面递女王国书的要求。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中、英、法三方在礼部衙门举行换约典礼，把《天津条约》的批准本互相交换。同时，又签了新的《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四天以后，新约送达热河行宫，咸丰皇帝赶紧将它们批准。 《中英北京条约》的要点是：(一)赔款增加八百万两；(二)加开天津为商埠；(三)加割九龙半岛；(四)准许英使驻京；(五)准许华民出国做工；(六)对英国就大沽事件道歉；(七)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在各省刊刻公布。

《中法北京条约》的要点，在大体上与《中英北京条约》相同，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款准许人民自由信教，处分“滥行查拿”的地方官吏，让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筑”。

英法联军于达到目的以后，分批自北京撤退。英军继续占领大沽炮台与芝罘、北海、广州，直至八百万赔款付清以后才走。 因“修约”要求、亚罗号事件、广州人城问题、法国神父被杀案等而惹起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到此结束。

美、俄两国也修了约、换了约，但不曾卷入对华的战争。

负责修约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威廉于签好新约以后辞职。负责换约的继任公使瓦儿德于咸丰九年阳历7月28日到达北京。由于清廷坚持觐见必须磕头，他就离开北京，改在北塘举行换约手续(8月16甘)。他不屑与迷信武力的爱尔金、葛罗混在一起。

俄使普替阿停也是签了《中俄天津条约》便回了国。当时，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中国领土，已由木喇费埃夫用了《瑷珲条约》，轻轻取去。普替阿停只须在《中俄天律条约》之中，列入一个“最惠国条款”，便可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

俄国的换约特使，不足那负责修约的普替阿停，而是另一人伊格那提埃夫将军。

伊格那提埃夫是在咸丰九年5月间由恰克图经陆路到达北京的，到了不久便办好换约的手续，又创立了俄国驻华公使馆。 他留在北京不走，不断地向清廷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

他很会说骗话。他说：“英、法两国是中国的敌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东北沿海的部分倘若不交给友好的俄国，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况且这沿海地方人烟稀少，荒凉得很，中国留着它没有什么用处。”

清廷的答复是：请俄国不必操心，如果英、法联军来抢这东北沿海地方，中国自有办法。

伊格那提埃夫又向清廷表示：(一)准备赠送中国若干大炮与小型武器，帮助中国在大沽口对英、法设防；(二)准备叫俄国海军开来大沽口。

他如此表示，兼有威逼与利诱两重作用，清廷仍旧对他婉辞敷衍。他便转而向英、法二使建议：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等到英、法的联军占领北京，他又向清廷表功，苦心调停。事实上，他的确也劝过英、法二使不可把清朝一脚踢翻，以免失掉交涉的对象，然而英、法本就没有把清朝一脚踢翻的意思。 恭亲王年纪很轻，被他一再恫吓，渐渐感觉到必须先把他打发走，才能专心向英、法二使请求，将联军撤出北京。于是，在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签字以后，恭亲王就和伊格那提埃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1月14 日)。

这《中俄北京条约》共有十五条之多。其中的第一条最重要，把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瑷珲条约》有关黑龙江以北的文字重新确定，又把原定“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改为完全割让给俄国。

条文说：“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罩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之东属俄罗斯国，二河之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瑚图布河－珲春河－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

《中俄北京条约》的第二条，规定新疆的西北边界，以所谓“常驻卡伦”为据，原有的以“边外卡伦”为据的真正边界被无形中取消。

俄国不费一兵一卒，白得了大过东北诸省加上浙江的土地，比起英、法二国，其侵略的手腕更加厉害得多。

一一○、辛酉政变

辛酉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是慈禧太后第一次夺取政权。(第二次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慈禧太后是满洲人，叶赫国王室那拉氏的苗裔。因此，她的姓是叶赫那拉氏，她的名字叫做“兰儿”。

父亲是惠徵，官居安徽宁池广道，死在任上，丢下她与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生活十分清苦。

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充当“贵人”。三年以后，升“嫔”，称为“懿嫔”。又过了两年，生下皇子载淳，升“妃”，称为“懿妃”。次年，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不曾生有儿子。后宫的妃嫔虽多，只丽妃他他拉氏生过一个女儿，其后下嫁符珍；玫嫔徐佳氏生过一个儿子，很早就短命而死。

兰儿读书不多，却有点小聪明，不仅深得咸丰的宠眷，和正宫皇后也处得极好。皇后比她小两岁，为人忠厚。

咸丰死时，她们二人同在热河行宫。死前的一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一等公景寿、三等辅国将军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与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吩咐他们立载淳为皇太子，并授给他们以“赞襄政务”的官职。

七月十六日，由于这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支持，载淳得以皇太子的资格继位为皇帝。次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九月初一，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以载淳的名义，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尊母后为“慈安太后”，圣母为“慈禧太后”。

从此，慈禧的地位与钮祜禄氏完会相等。

九月二十三日，她与慈安太后及皇帝载淳，拜送咸丰的灵柩离开热河承德，回北京。

按照清朝的规矩，他们于送走了灵柩以后，必须比灵柩先到北京，以便届时率领文武百官恭迎。

因此，当灵柩尚在途中之时，慈禧与慈安太后、皇帝载淳已于几月二十九日到达。当天，她向留京的王公大臣哭诉载垣等八位“赞襄政务”如何擅权，如何欺侮他们，获得了这些王公大臣的深切同情。

第二天，九月三十日，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埋伏武士在宫门口，捉住来上朝的载垣、端华二人，用皇帝载淳的名义，将八位赞襄政务一律免去本兼各职，并且革掉其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爵位。

肃顺这时候尚在密云县附近陪着灵柩，慢慢地向北京走，却遇到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xuan】突然带兵前来，将他逮捕。

恭亲王奕訢，奉命与“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翰、詹”会同审讯八位被捕的赞襄政务。到了十月初六，恭亲王领衔奏请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凌迟处死，景寿等五人革职遣戍新疆。

慈禧以皇帝载淳的名义，下诏将载垣、端华加恩赐令自尽，肃顺处斩；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均“革职，免予遣戍”。

从十月初一起，恭亲王已经是“议政工，在军机处行走”。他作了清朝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事实上的宰相。以亲王而兼军机大臣的，只有过雍正朝中的怡亲王胤祥一人，然而胤祥并无“议政王”的名义，只是三个军机之一，在雍正皇帝的直接指导之下“密办军需”而已。胤样任职的时期也极短，只有九个月的光景(从雍正七年六月到雍正八年三月)。

恭亲王任职的期间极长。

他以“议政王”的身份兼任军机大臣三年多(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同治四年三月)；其后又担任普通的军机大臣很多年(从同治四年三月到光绪十年三月；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他东山再起，于二十四年四月病故)。

他虽不是辛酉政变的主谋人，却是辛酉政变的执行人。主谋人是慈禧，执行人是他。

咸丰皇帝死在热河，载垣等八人受诏赞襄政务，不曾有他在内。他那时仍在北京，于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的《北京条约》以后，当了新创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的前身)的主持人。

他到热河奔丧，见到慈禧与慈安，密谈了一阵便安排下政变的计划，把八位赞襄政务一网打尽。

倘若咸丰于临死以前，让恭亲王的名字也列在赞襄政务的名单以内，也许辛酉政变不致发生，而慈禧掌不了权，中国近百年史便又是一个样子了。

肃顺在咸丰一朝是力量最大的权臣，他是乃兄郑亲王端华的灵魂，而端华又是怡亲王载垣的灵魂。这三人联成一气，把异己挤走(如大学士祁隽藻，翁心存)，把持一切。然而，倘没有肃顺，左宗棠早就因官文之奏劾而拿解北京治罪，曾国藩、胡林翼也决不能有所施展。曾、胡的奏章到了清廷无不“报可”，全仗肃顺等几大力支持。

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郭嵩焘，是肃顺的座上之客。一代名士王闿运，也是出入肃顺之门的人。

就事论事，即使肃顺等人罪该万死，“赞襄政务”的制度并没有错。皇帝载淳的年纪太小(只有六岁)，当然需要“顾命”大臣来辅佐，正如顺治初年之需要多尔衮、济尔哈朗，康熙初年之需要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前例。太宗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的生母、永福宫庄妃，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其后，在顺治皇帝死时，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也同时分别被尊为“皇太后”与“慈和太后”，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

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确是大胆妄为，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

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国家的事不简单，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 皇帝载淳的年号，原已定为“祺祥”，被她改为“同治”，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外国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把“同治”翻译成“为了法律与秩序而团结”，可谓离题甚远。茅儿斯以为这“同治”二字含有与外国人和平共处，亦即争取“光荣的和平”之意，更妙。

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这一日，是甲子日，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她们隔着一层竹帘，坐在后面“受用”。

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

叔嫂之间理应避嫌，然而恭亲王凡事必须入宫请示，下诏书也得呈稿，请两宫皇太后加盖一颗小印(印上是“同道堂”三个字)。因此之故，慈禧特地以儿子(皇帝载淳)的名义，颁了一道谕旨：“议政王(恭亲王)等赞理庶务，毋避小嫌”。

所好，嫂嫂有两个，而且宫中太监与宫女甚多，众目所视，却也引不起什么闲话。

并且，慈禧当时一心以东汉的邓太后自居，并无效法吕后、武后、韦后这些糟糕的女皇帝之意。

她当国以后的第一件惊人大政，便是授予曾国藩以讨洪全权，命他“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

垂帘听政，在形式上的正式开始是十一月初一，地点是宫内的“养心殿”。

到了次年同治元年元旦的一天，她又加给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的职街，以示宠任。

一一一、同治中兴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封阿鲁特氏为后，封富察氏为慧妃。阿鲁特氏是蒙古人，举止端庄，祖父是钦差大臣赛尚阿，父亲是状元崇绮。富察氏是满洲人，容貌娇美，父亲叫做凤鸣，其后官至工部左侍郎。

同治皇帝本人所喜欢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慈禧太后所喜欢的却是慧妃。母子婆媳之间因此颇不愉快。

另一不愉快之处，是慈安太后虽则不是同治的生母，但天性慈祥宽厚，一向对同治十分疼爱。慈禧太后虽则是生母，但个性强，对同治管教严，同治和慈安亲，不和慈禧亲。

两宫皇太后，于同治“大婚”的次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实行名义上的“归政”，不再垂帘。事实上，一切军国大计仍由慈禧决定。这时候，恭亲王(从同治四年三月起)已不再是议政王，而是普通的一个军机大臣，虽则他仍以军机的身份参预不少机密，核阅不少的“票拟”(诏旨御批的文稿)，不失为军机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一人。

地位仅次于恭亲王的是文祥。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学问甚好，为人正直。他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官至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于咸丰八年开始兼任军机大臣，直至光绪二年五月病故之时止。

他不曾因辛酉政变而被革。咸丰皇帝仓卒离京之时，派他署步军统领，留守；其后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创立神机营，帮助恭亲王办理议和的事。

和议既成以后，清廷创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由恭亲王主持，而实际上办事的是文祥。同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另有桂良与宝筠等人。

文祥的本职，由署理刑部侍郎转为实授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在同治十年受任“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升“武英殿大学士”。

他曾经与恭亲王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在病重垂死之时，他又单独密奏，强调：“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

同治一朝，内有恭亲王与文祥，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表面上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我们不妨就恭亲王与文祥所条陈的六事，一一检讨当时的实旋情形。

(一)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洋炮为武器的军队，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其后杂用华人，最后几乎全为华人，便被并入淮军以内。

淮军继湘军而起，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然而淮军壮大以后，其“冗杂骄佚”更有甚于湘军。

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成立“新建陆军”。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

同治年间，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酌量补以湘、淮乡勇，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例如，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绿营)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补以勇丁，分左右两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前此一年，同治七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

(二)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便已明了洋枪、洋炮的重要。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

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说：“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曾、李苦心筹划了几年，终于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起初，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

在北方，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同治元年)，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规模颇为可观。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也自行设局造炮。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所造的)同其功用”。

(三)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轮船制造局”在福州马尾。其后，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于光绪十七年完成。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造好了轮船四十艘。

(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如湖南的骆秉章、湖北的官文、胡林翼等人；另一项是厘金。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所靠的则是所谓“洋税”，也就是关税。左宗棠西征，所靠的竟是洋债。 曾、李、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早就养不住兵、打不成仗了。

清廷的财政，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但是，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则大致可信。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

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

我们只有间接的，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正常的收入，如地丁、杂税、盐税等等，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但收不到)。正常的支出，如(旗绿)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景况之劣，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

所好有新增的收入，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厘金三百万两。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各省新练的所谓“防军”一千万两左右，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

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江南大营成立以后，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一年是六百万两，十年是六千万两(事实上超过十年)。在安徽南部，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一年三百六十万两，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从同治元年开始，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又有三千万两左右；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左宗棠征甘征新，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这些，只是荦荦大者，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

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曾、李、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马尾轮船制造局，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

(五)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着重在用“正人”。为了办理洋务，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人”，也要“懂得洋务的人”才行。向那里找？全国根本没有，除了少到极点、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进耶鲁大学读书)。

容闳向曾、李建议，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这建议被曾、李接受，于同治十一年实现(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新的家”可住，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共有一百名左右。(美国有一本书，《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China’s Fir5t Hundred]详细记载此事。)

原定的计划，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可惜，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撤回”。

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后来，他自费再度留美，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

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同文馆”(当时总督是劳崇光，巡抚是郭嵩焘)。

北京的“同文馆”在同治五年扩充，增加一个“天文算学馆”。入馆的学生，原以翰林、进士、举人为主，兼收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项贡生(优秀的秀才)，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杂项人员”应考，取录了三十人(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

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等。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造就洋务人才。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恭亲王与曾、左、李在同治年间开始“树人”，收效却在光绪、宣统以后。

(六)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持久”，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系专就海防立论，但适用于一般洋务。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将“持久”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这是文祥的理想，文祥的希望，然而清廷满、汉大员之中，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怎么会“历久永远一心”呢?

当时声望最高，以提倡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

倭仁说：“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又说，如果定欲造就天文、算学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慈禧太后吩咐他：“保荐几个来!”倭仁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倭仁借口骑马伤足，坚辞不就。

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很久，本该有一些作为，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派在这衙门“行走”的大臣时多时少，而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任”。况且，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议政王”头衔后，权力远不如前。

曾国藩呢?一生尽瘁于讨洪、讨捻的军事，只是以勋臣的身份，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开开风气而已。他不曾当过“总理衙门”的大臣，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三口通商大臣”。所渭三口，是营口、天津、烟台。

一一二、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7月21日)，地点是天津东门外、运河边上的天主教孤儿院。

孤儿院的名字叫做“仁慈堂”(英译为Orphanage of Sister hood of Mercy法文原名不详)。

仁慈堂的工作是收养孤儿与弃婴。由于华人自动将孤儿或弃婴送来的极少，堂中的主持人为了“鼓励”起见，常常交给送来孤儿与弃婴的人一些零钱。

因此之故，便有若干“非孤儿”与“非弃婴”被拐子拐了送到仁慈堂领赏。儿童失踪的事越来越多，当父母的人无不提心吊胆。

仁慈堂的修女，对于病得垂死的孤儿或弃婴也肯收留，以便在他们气绝之前由神父施以洗礼，让他们的灵魂获得升天的资格。为了进一步帮助这些可怜的小灵魂升天，神父在夜间用天主教的葬礼把他们埋葬在天主堂的坟地。棺材不敷之时，就把两三具尸骸合并装在一个棺材之内。

老百姓不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他们的儿女，只晓得：第一，他们的儿女失踪；第二，天主堂坟地埋了日益增多的小孩子。 老百姓因此就相信当时流行着的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父与修父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

曾国藩的奏疏中记载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捉拿到拐子，一个叫张拴，另一个叫郭拐。天津县的民团也捉到一个拐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供出；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王三处领到迷魂药，还有一个拐子叫做安三，却是“教民”。于是，当安三在“迷拐”孩子的时候，当场被捕。

在天津管海关的英国人韩仞写信给住在上海的总税务司赫德，说被捉的拐子共有四个，一齐被天津县知事杀了。(安三并未被杀。那末，加上安三，被捉的拐于总数共有五个了。)

韩仞又说，其中的一个供出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有来往，常把拐到的孩子“卖”给这华人司事。韩仞不曾说出这华人司事的姓名，很可能是指的王三。

不幸这时候仁慈堂的孤儿又染了瘟疫，有三四名相继而死，被草草掩埋，并被野狗掏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老百姓见了，以为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老百姓的愤怒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领事丰大业交涉，要求调查仁慈堂的内部实况，提讯王三。丰大业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在五月二十三日(出事的一天)上午率道员、知府、知县到了建筑在黄海楼故址的天主堂，提讯王三，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仁慈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

但是，到了下午，崇厚听说天主堂附近发生斗殴，正在派军官去弹压，丰大业却已怒气冲冲地来到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 丰大业身上挂了两把铳子(长手枪)，一进门就对祟厚破口大骂。拨出铳子放了一响，却不曾命中。

祟厚躲进房间，丰大业在客厅里摔茶碗、拍桌子骂个不休。崇厚只得出来，劝他有话好讲。

衙门外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丰大业不该带来了“法租界”的所谓“救火队”(fire brigade)。这救火队实际上是一种“保卫团”，由租界上有体面或房产的法国人所组成。老百姓见了这“救火队”，以为丰大业图谋占领通商大臣的衙门，很为愤慨；其后听到枪声，越发是怒不可遏。

天津县的知事刘杰，赶忙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从衙门走出，碰到刘杰又放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杰的一名随从。

老百姓立刻行动，围住丰大业，将他乱拳打死。他的秘书西蒙，虽则身上挂了长刀，也敌不过成千的者百姓，与丰大业同时丧命。

救火队的队员四散奔逃。

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转到天主堂(在通商衙门东边不远)，把天主堂烧了，杀死两个神父。再到天主堂东边的领事馆，杀死另一个秘书多玛散及其妻子。最后，到仁慈堂，杀死十个修女，放出一百五十名左右孤儿，然后将仁慈堂付之一炬。

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与俄国人三名。 这三名俄国人，是被认错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被杀的教民(信教的中国人)在三十名与四十名之间。

英国人的教堂四座与美国人的教堂两座，同日被毁。老百姓以为这六座教堂也是法国人的。

在天津的全体洋人都紧张起来。他们于英国领事李蔚海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自卫队”，然而老百姓其后并未对他们进攻。四天以后，清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离开他所驻的保定，去天津查办这个案子。

曾国藩来到天津查了一阵，认为仁慈堂的修女“挖眼、剖心确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何以知道挖眼、剖心决非事实呢？因为，倘若是事实，“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为什么说，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呢？因为“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静海现留之刘金玉，供词涉及教堂，在在可疑。”

但是，为了避免刺激洋人，尤其是为了避免刺激法国人，曾国藩故意把有关迷拐的一节在奏疏中“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

他而且一到天津便撤换了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借以博取洋人的好感。

洋人的反应是：(一)英、美、法、比、俄、普、西七国驻华外交代表联名对中国抗议；(二)法国代办罗淑亚单独要求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与提督陈国瑞斩首抵命；(三)各国聚集了若干兵船在天津与烟台，实行威胁。

曾国藩答应赔偿教堂损失，惩办杀人凶手，但拒绝以提督、知府、知县三个无辜的人抵命。

罗淑亚一度想使用武力，但法国海军的指挥官不表同意。原因是，普、法战争已经爆发(2月19日)，非得巴黎当局正式训令，不便对中国启衅。罗淑亚因此也软了下去。

曾国藩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并不利用法国此项弱点，而一秉原定的方针进行。曾国藩一面交涉，一面大捉所谓凶手，分别请旨判刑。被判死刑的有十五人，其后又加杀五人，凑足二十颗头颅，替法国人出气。被判充军的前后共有二十五名，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被曾国藩押交刑部，请旨判以终身充军。

事后，曾国藩对人说，他明知张、刘二人无罪，而敷衍法国人只得牺牲他们。

教堂的损失，清廷赔偿十三万两。死亡者的抚恤，作为二十五万五千两。此外，赔三万两给三个被错杀的俄国人，赔二千五百两给英国教会、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给美国教会，作为重建被毁的英、美教堂之用。

清廷在天津教案未结以前，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留在天津，到津案结束以后才去京城“陛见”。

结束津案的方式是：(一)由清廷在九月十一日与十五日(10月5日、9日)连下两道谕旨，将一干“人犯”分别斩首、充军。(二)由恭亲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在九月二十四日(10月18日)写信给罗淑亚，开出赔偿费的清单。(三)由清廷派崇厚为特使，去法国道歉。

这时候，法国已为普鲁士战败，拿破仑第三作了威廉第二的俘虏，罗淑亚对于清廷之如此卑辞厚礼乐得接受。

崇厚到了法国，找不到法国的新元首或一位能代表元首的部长，决定放弃道歉的任务，经由美国回家。他到美国后，接到清廷谕旨，严令他再去法国。最后，在次年十月间(11月23日)，终于见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梯也尔，面递同治的道歉书，向梯也尔表示，希望他对于清廷的惩凶与赔款两项措施认为已够。

梯也尔回答说：“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在巴黎设一个公使馆，于中国很有好处。”

一场大案子，到此总算完全结束。

一一三、马新贻案

曾国藩之所以被调去两江，一方面是由于他办理天津教案、一意敷衍法国人，引起朝野的反对，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出了总督马新贻被刺的案子，清廷认为只有叫曾国藩去，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马新贻是出生于山东菏泽的回教徒，在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安徽知县、知府、署按察使、署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在同治七年调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马新贻在两江总督衙门后面、校场与便门之间遇刺。刺他的人姓张，名文祥，是河南汝阳人。

张文祥为什么要刺他?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先后审讯张文祥的，有上元知县张开祁、江宁知县萧某某、江宁知府孙云锦、江南驻防将军署两江总督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曾国藩。

官方的文件，说张文祥的供词“反复屡变”。事实是，有人用酷刑逼张文祥“改供”，而张文祥不肯政。

魁玉与张之万的报告说：“文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文祥)妻为人所略。新贻率兵至宁波，(文祥)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

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加以考定。

曾国藩在“请建马新贻祠堂”一奏中，说他“家世谨厚，矜式乡间。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是个极慎重于褒贬的人，这“生平践履笃实”六个字写来笔力千钧。

一一四、湘军尾声

曾国藩这一次回任两江总督，精力远不如前，仍旧十分勤劳，对练兵、筹饷、简器、储才、漕运河工几项要政，无不心到、手到，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湘军于裁遣以后原已将多兵少，曾国藩既死，更是群龙无首。

左宗棠别树一帜，忙于经营西北。

曾国荃攻下南京，因错报幼主洪福已死获罪，失意家居，到同治五年才出任湖北巡抚，又因与湖广总督官文处得不好，于同治六年开缺回家，闲到光绪元年。

刘长佑出身拔贡，与江忠源同县，在湘军将领之中是发达最早的一人，咸丰十年便已荣任广西巡抚，其后升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同治六年丢官，到同治十年才又从头做起，担任广东巡抚，转任广西巡抚。

刘坤一可谓后起之秀，比刘长佑年纪轻，虽则在辈份上是族叔。他跟随长佑颇久，在同治四年当到江西巡抚，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才升两广总督。

另一位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立功很大，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受任巡抚之时，年纪仅有四十岁。

老一辈子的湘军领袖，如江忠源(楚勇)、王錱与张运兰(老湘营)、李续宾、刘腾鸿、萧启江，“均先后于攻下南京以前阵亡”。

未阵亡的有李续宜、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当安徽巡抚，同治二年病故。鲍超(本人是四川人，部队是湖南人)在同治元年受任浙江提督，留在安徽作战，同治六年在湖北打捻军，与刘铭传搞得不愉快，气愤回家，到了光绪六年才一度出任湖南提督两年，于光绪十二年病故。彭玉麟秉性恬淡，只愿助清讨洪，不愿受清官职，先后被发表为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都力辞不就，虽则为了统率水师，不得不担任水师提督很久。他功成身退，风骨高超。杨载福于咸丰五年署湖北提督，历转福建陆师、水师提督，攻下南京后升任陕甘总督，在四年六月到任，当了一年半称病回家。

与曾国藩在感情上最契合的是刘蓉。他帮助罗泽南创练湘勇，跟随曾国藩打下武昌，转战江西，于武昌再失之时，随罗泽南由江西回师，因胞弟刘蕃战死而回家不愿再出；到了咸丰十一年才应骆秉章之聘，到四川帮忙，不久当了布政使，在同治三年进陕西打陈得才，署理陕西巡抚，同治四年开缺，仍留陕西治军，其后被张宗禹打败，所部湘军三十营全部崩溃，本人夺职回籍，死于同治十二年。

另一位颇有才干的人李元度，起初极受曾国藩信任，于咸丰十年在徽州战败，不告而去，引起曾国藩十分痛恨，其实他是回湖南募勇，准备再来立功，然而不告而去总是不对的。其后帮左宗棠在浙江立了一些功，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同治年间，他去贵州帮张亮基，混到光绪十三年，死在布政使任上。

此外，勇将如唐训方、蒋凝学、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彭毓橘、黄翼升，均不曾当到督抚。只有蒋益澧一人，因左宗棠提拔而署理了浙抚，实授粤抚，却因得罪了总督瑞麟，回湘郁郁以终。

一一五、李鸿章

曾国藩遗下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缺，由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升任；两江总督一缺，由何璟署理，八个月以后何璟丁忧，由张树声署理。

其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为止，先后实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是：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张之洞。

在这个期间，直隶总督却一直是李鸿章，从未换人。

曾国藩叫李鸿章成立淮军之时，安庆刚被拿下不久，苏州、常州、南京仍在太平军手中。

作为淮军的基本武力的，是合肥庐江一带的乡勇加上一部分湘军，与投降过来的程学启及其三百名太平军。

乡勇的领袖，以张、周两家兄弟为最重要。张氏兄弟三人：树声、树珊、树屏；周氏兄弟二人：盛波、盛传。

张树声是一个秀才，学问的根柢也许赶不上罗泽南，但保家抗洪纯粹出于自动，颇与罗氏及其所领导的若干书生相仿。 他初露头角，是在合肥家乡联合若干村庄筑了互相援救的堡垒。其后，带了五百人在(安徽)太湖县和陈玉成的几万人打了一仗，居然打胜。于是，在成立淮军之时，他与两个弟弟所统率的“树字营”，就成了核心部队。

周盛波不是秀才，自幼以勇敢著名。他的父亲也是办团练的，被一个仇人害了，他不顾一切杀了仇人。他和弟弟盛传，带了若干人参加新成立的淮军，被编为“盛字营”。

在树字营与盛字营以外，有刘铭传所统率的“铭字营”，潘鼎新所统率的“鼎字营”。刘铭传与张、周两家兄弟一样，是合肥人。潘鼎新是庐江人。

曾国藩拨了鲍超霆字营的勇将杨鼎勋加入淮军，成立勋字营，全部洋枪装备，每战担任前锋。程学启的原太平军，被编为“开字营”，虽无充分的洋枪装备，却也是职在攻坚。

树、盛、铭、鼎、勋、开这六个营，在初创之时编制模仿湘军，每营有五百人左右。其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营皆不断扩充，营字便等于是军字了。

有一位曾国藩的老部下郭松林，也被编入淮军，立了不少战功。他的部队似乎从未被称为“松”字营，而常以“郭松林一军”五字见于曾国藩的奏疏。

李鸿章的弟弟鹤章，在江南历次战役颇为出力，但并未自成一个单位，只是统率李鸿章的“亲军”，会同各将作战而已。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拨贡出身，是曾国藩的学生，其后官作得很大，但从未带兵打仗。他的劳绩，全由替曾国藩办理多年粮运而来。

论局面，淮军远不如湘军当年。曾国藩的麾下人才济济，有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茎、鲍超、刘长佑、刘松山、唐训方，又有过肯为曾用的满洲人伊里布、多隆阿，与乐为曾助的督抚大员官文、胡林翼、骆秉章、沈葆桢。

李鸿章的麾下，只是一群“不如己者”。李鸿章以文武兼资的名翰林居于他的若干将领之上，可谓“鹤立鸡群”。在文的方而，只有潘鼎新是举人，比张树声与李瀚章略高一筹，比起李鸿章低得很多。

差强人意的仅有刘铭传一人而已。

李鸿章比曾国藩幸运，曾国藩位居“客官”，创军筹饷艰辛备尝。李鸿章办淮军是以曾氏第一幕僚的资格，奉命回多募勇另成一军；其后乘轮东下，握有“江苏巡抚”关防，发号施令名正言顺。款项呢，有上海的“洋税”(关税)与“义捐”源源而来。现成的“常胜军”又已经在松江等候着他。

他本人的指挥能力，也无可抹杀。淮军能够迅速地“克复”苏、常，威名震于全国确非偶然。

太平军被削平以后，曾国藩征捻无功，李鸿章出马，没多时捻众全归扑灭。

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苦心补苴，受尽清流的谤讪。在一切办有头绪之时，清廷偏要调曾去两江，派李鸿章来接任，虽则方案全是曾所手定，收功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本职，是直隶总督，应该驻节保定；由于清廷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裁了，命他以直隶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加给钦差大臣关防，他从此坐镇天津。

他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郭松林都调来直隶，叫周盛波“拱卫畿辅”，周盛传主修大沽与北塘的炮台，郭松林充任直隶提督。其后在光绪元年与光绪二年，他又先后把吴长庆调来当正定镇总兵，发表周盛传为天津镇总兵。

李鸿章在直隶颇得这几人之力，把总督所应为的各事，办得胜任愉快。

慈禧太后对他特别倚重，不是没有理由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远在西北，恭亲王虽则仍任军机，已于同治四年免掉议政王职衔，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况且能有一个李鸿章对恭亲王发生制衡作用，对大局也不无裨益。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以能分掌大权至于二十五年之久的基本原因了。

一一六、蒲安臣

恭亲王在外交方面作过一件大事，其功绩堪与李鸿章一生的任何作为相比。

他在同治六年派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英文写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同时被派的，是志刚与孙家谷。这两人名义与蒲安臣相同，事实上只是高等随员而已，清廷为了敷衍英、法两国，又加派柏卓安与德善为“协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蒲安臣在华五年，颇得中国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他任期届满，恭亲王与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他饯行。于酒酣耳热之际向他提出，请他到欧美各邦作中国的正式代表。他踌躇了几天，却不过恭亲王与文行的情面与总税务司赫德的“打气”，终于答应。

答应了以后，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

他率领志刚等人与三十名左右的随员，在1868年2月25日(同治六年二月初三)离开上海，于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受到加里福尼亚州长的盛大欢迎。在欢迎宴会上，他强调中国已走上“和平与进步”的大道。州长说：“我们的贵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

到了纽约，纽约州州长也设宴款待蒲安臣与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蒲安臣演讲说：“中国已经准备邀请美国传教士“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山谷，树立闪耀的十字架”：中国而且准备“聘任美国工程师去中国开矿、筑铁路。”

美国的总统约翰生，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叫国务卿(国务秘书)席华德，和蒲安臣议订了一个《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内容共有八条，例如，美国如与他国交战，美国与他国均不得在中国领海“争战夺货劫人”；中国可以派领事驻在美国各港口；中国人在美国也应该有信仰自由，“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如果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往别国(作猪仔)，均按法律治罪；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指定外国人居住地方办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学堂。

最重要的，是第八款：“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即如通线(海陆电报)、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派精炼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中国自必妥为保护其身家，公平酬劳。”

蒲安臣率领代表团，由美国到英国。英国这时候的首相是保守党狄斯雷利(Disraeli)，对蒲安臣十分冷淡。蒲安臣从9月19日(同治七年八月初四)等到ll月20日，等了两个月，才见到维多利亚女王。

其后，保守党内阁垮台，自由党格兰斯顿组阁，情形才告好转。新任外相克赖兰登勋爵于接见蒲安臣以后三天，在12月28日致函声明，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谊的压力；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与地力当局谈判；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有直接威胁之时，仍必使用武力。

这项声明，虽则含有相当的“保留”，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文献。克赖兰登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令驻华使领人员一体遵照，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照结果，英国对华停止了“炮船外交”，直至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时。

蒲安臣离开英国去法国，受到法国朝野的热烈欢迎。拿破仑第三接见他，并且邀请代表团参加宫廷跳舞会。但是，拿破仑第三既不肯订立平等新约，又不肯作一堪比于克赖兰登所作的声明。(不过，法国这时候已经复过克赖兰登一封信，说愿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

蒲安臣的原定计划是要联络英、法，排拒普、俄。现在，只得改变方针，向普鲁士下功夫。他于是经由瑞典、丹麦、荷兰到了柏林，觐见普王威廉(其后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与铁血宰相俾斯麦。

威、俾二人对他与他的代表团十分欢迎，其热烈不亚于拿破仑第三。俾斯麦表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前途未可限量。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代表“北德意志联邦”发表了一件声明，其内容与克赖兰登的声明相仿。

蒲安臣于是又去俄国，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2月2日)到达圣彼得堡。他会晤了俄国外相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看出他们对中国所存的野心，知道很难有结果，闷闷不乐。他也见到俄皇亚力山大第二，而且被邀请在正月十八日入宫欣赏古玩。这一天，他回寓便一病不起，在六天以后逝世。

清廷颁一万两银子，作为他的治丧费，追赠他“一品衔”。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华使馆吊唁。

代表团的首席，由志刚接任。此人的能力、热心与蒲安臣相差太远，只想早一点回国。

于是，代表团匆匆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取道比利时与意大利登轮东返，在比、意两国也只是顺便访问而已，毫无收获。

恭亲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志刚等人作巡回大使访问各国，

无非是作为“修约”的一种准备。恭亲王对咸丰九年、十年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记忆犹新，而《中英天津条约》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的条款，所以很忧虑列强又将提出若干新的要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抚征询关于“再修约”的意见，以及如何应付《天津条约》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如“觐见”与“遣使”。

外国大使、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对其本国君主之礼”相见，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官文说：“觐者，诸侯虻天f之礼……未有非属国而觐，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而中国转自变其礼，以委屈相从，奴才窃未见其可也。”

曾、左、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公使觐见。曾说：“拟请侯皇上(同治)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对等国家)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左说：“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李说：觐见“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施行。” 于是，恭亲王决定：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他吩咐蒲安臣，向各国元首解释，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

关于遣使的事，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官文说：“中国(使臣)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赞成遣使的，也是曾、左、李。曾说：“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左说：“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沈葆帧)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李说：“遣使外洋，(各)该国本毋庸跪拜，尽可从宜从众。”

于是，恭亲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回大使试试，同时叫志刚与孙家谷跟着去阅历阅历。

志刚与孙家谷二人阅历了两年，对外交官生涯已感厌倦。其后天津教案发生，被派往法国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到了光绪元年，英人马加里在云南被杀，被派往英国去遭歉的特使是郭嵩焘，副使是许钤身。

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陈兰彬与容闳，所驻的国家是美国、西班牙、秘鲁。派出的年代，也是光绪元年。

一一七、对秘鲁建交

秘鲁之所以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中特受重视，是因为当时贩运华工的船多半是秘鲁所有。华工被运去秘鲁开矿的，人数也极多。

对秘鲁建交，是李鸿章经手的。秘鲁的专使葛尔西亚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根据粤海关税务司报告：同治九年有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一十三人；同治十年有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有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玛也西号船主的虐待，在日本横滨纷纷跳水，企图自杀。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把船主与华工交由“各国领事公同讯问”。结果，通知中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何璟，派人把这二百多人带回中国)。

这些是有案可稽的，无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万人。因为，秘鲁专使葛尔西亚自己承认，当时已经住在秘鲁的华人有十万以上。

葛尔西亚接受李鸿章的意见，在《中秘通商条约》的草案上列入“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到秘鲁查询华工受苦的情形，通知秘鲁的地方官将雇主“传案讯断”，倘华工对判词不服，可以上诉于“秘国各大员”；凡是合同内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的，雇主必须践约；倘合同内没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而华工自愿回国又无力自付川资的，应由秘鲁政府设法送回。此外，“凡侨寓秘国(之)无论何国人民，(对官厅)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

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 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

第三件事是：在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同治皇帝一怒之下将恭亲王降为郡王，革去“亲王世袭”，同时革去恭亲王的儿子载澂【cheng】的贝勒爵位及郡王头衔。原因是皇帝与载澂常在一处嬉戏，这一天“以细故失欢”。

次日，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下旨，恢复恭亲王爵位与“亲王世袭”，赏还载澂的贝勒爵位与郡王头衔。

十月间，同治皇帝因“痘症”日益严重，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间，命令恭亲王代批、代写满文文件；十二月甲戌(初五)同治去世。

同治去世以前，口授李鸿藻一封遗诏，传位给(道光的第九个儿子)孚郡王奕譓的过房子贝勒载澍。

传说：李鸿藻拿遗诏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把它撕得粉碎。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召集诸王、诸大臣进宫，并不宣布同治已死，只征求各人关于何人应嗣大统的意见。

依照洋人所获得的内幕消息，同治的皇后阿鲁台氏并未被召参加此次会议。她而且业已有孕在身，慈禧本该等她的这个孩子生下，看是不是男孩，再作应否另选继承人的决定。

会议进行之时，有人提议立溥伦为“太子”。溥伦的父亲是贝勒奕纬的过房子载治，而贝勒奕纬是咸丰皇帝的大哥。并且，咸丰皇帝本人曾经在1854年未生同治以前，指定这溥伦为继承人(倘若死时无子)。

慈禧说，载治只是奕纬的过房儿子而已，并非奕纬亲生，毋庸考虑。(载治的生父是奕纪，奕纪的父亲是绵懿，绵懿的生父是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

溥伦以外，最够资格的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慈禧摇摇头，不说理由，加以否决。

慈禧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四岁小儿载湉。载湉的父亲，是咸丰的九弟醇亲王奕譞；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乳名蓉儿。

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溥伦的七票，赞成载澂的三票，赞成载湉的十五票，戴湉占当选。(根据布兰德氏与巴克浩斯氏合著的《太后统治下之中国》，一二三以下。)

这时候，慈禧才“厉声”说：“皇帝已经驾崩!”引起在会的诸王与诸大臣一齐嚎啕大哭。

慈禧于是冉度取得垂帘听政的机会。倘若等候同治的皇后生下遗腹子，这皇后便升格为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就要变成“太皇太后”，而可能丧失垂帘的资格。立了溥伦为同治的过房儿子，情形也是如此。

叫载湉承继咸丰，而不叫另一人继承同治，就慈禧来说，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倘若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她便无法驾驭，醇亲王呢，是她自己的妹夫，人又懦弱。

载湉于同治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初七日)，被迎进紫禁城内的钟粹宫，与慈安太后同住。慈禧太后仍住在长春宫。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时候，慈禧的年龄是四十岁，慈安的年龄是三十岁，又过了十八天，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定明年为光绪元年。

一二○、马加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一日，载湉被带上太和殿即位，颁诏大赦，开恩科取士。

群臣拜过新君，回到家中，不免向老婆、丫环夸耀一番宫中的盛典，歌颂升平，却不知大清帝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继台湾之后又出了一件杀洋人的案子。

与洋人同时被杀的，有五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被杀上五百个也不要紧，洋人有了一名被杀，便足以摇动整个大清江山，虽则这洋人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小小一个译员而已。

他的名字叫做马加理，年方二十九岁。此人略通华语，奉公使威妥玛之命，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再上溯沅江，进入贵州，由陆路到达云南昆明，受到巡抚岑毓英的招待。然后再从昆明启程，经由大理、腾越出境，到缅甸八莫，向英属印度当局所派来的“探险队”指挥官柏郎上校报到。 英属印度当局这时候已经吃掉缅甸的三分之二以上，颇想“扩充商业”到云南、贵州、四川，因此才派了这位柏郎上校，先来“探险”，并且向威妥玛公使调用了马加理协助。

柏郎上校只须带马加理和几个地理专家，便可以摸清楚八莫与大理之间的“商路”。他却偏要大张旗鼓耀武扬威，点齐十七名印度“锡克兵”(Sikhs)，一百五十名缅甸兵，荷枪实弹，加上仆役、专家、标本采集员、马加理，与另一位也是从驻华公使馆调去的亚伦，连他自己共有一百九十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向中国边境出动。

光绪元年正月元旦(1875年2月6 日)，他们离开八莫。十二天以后，他们越过中国国界。

第二天，柏郎上校接到一个探子的情报，说：前边有埋伏。柏郎上校于是停下来，不敢再进。马加理说：“我从昆明来的时候，一路上并无阻挡，而且驻防在腾越的李协台(李珍国)对我很客气。我先走，给你们打前站。”

他带了六个中国人先走，其中有一个是云南人、五个是外省人。果然，他到达腾越安然无事，就写信通知柏郎上校，放胆前进。

正月十七日，柏郎上校及其队伍到达腾越，没有见到马加理。二十三日，他发现整个队伍被当地的老百姓包围，慌忙下令撤退，一面放枪一面快跑，这叫做“且战且退”，跑了两天安全回到八莫，未损一兵一卒。

柏郎上校在退向八莫的途中，听到马加理被杀的消息。

马加理是在正月十六日被杀的。杀他的究竟是准?到今天仍是悬案。可能为民团，可能为当地人民，也可能为正规军。与他同行的一位云南人幸免于难，五位外省人皆死。

署理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岑毓英相当糊涂，有了这样“大事”，竟然不向清廷奏报。

总理衙门在二月十一日接到威妥玛提出六项要求的照会，才知道马加理被杀，威妥玛是在二月初四日由伦敦的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发来的电报获得消息。

他提出六项要求：(一)由英国官员陪同中国政府人员赴云南查办，(二)准英属印度当局再派一个探险队进云南；(三)中国政府拿出十五万两交给威妥玛，备作将来赔偿抚恤等费；(四)依照条约，让威妥玛专为此事觐见(两宫皇太后)；(五)依照条约，不得于关税及子口税以外，对英国货品抽取其他税厘；(六)立即惩办应负此事件责任的官员。

(威妥玛对英国政府报告，只说提出了前三项要求。其后，英国政府给他批示，第一、第二两项尚可，对第三项“暂不置评”。)

总理衙门答复他，在原则上接受前三项要求，其余三项与本题无关。

同时候，驻华的其他各国公使一致认为威妥玛小题大做，不该提出那后三项。于是威妥玛在八天以内，又给总理衙门十几次照会，时松时紧把各项要求忽减忽加，弄得清廷啼笑皆非。 清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查办大员，威妥玛也派了使馆秘书格维纳陪同前往。

李瀚章与格维纳在八月间到达昆明。岑毓英把捉来的十名当地土著居民交给李瀚章审问，请格维纳观审。

李瀚章问其中的一个：“是你杀了马加理吗?”

岑毓英的翻译官：“大人说，你的名字是腊都吗？”

腊都点头。

李问：“你怎样杀马加理？”

翻译官：“大人说你在山上砍柴，怎样砍?”

腊都用手比斧，作砍柴状。

李问：“有没有人指使你?”

翻译官：“大人说，你喜欢不喜欢吃蛇?”

腊都摇头。

结果，腊都与其他十个土著居民，均定了死罪。李瀚章与格维纳均被蒙在鼓里，腊都等人自然更莫名其妙。

岑毓英自己十分得意，以为略施小汁，便把钦差大臣与洋人敷衍过去。但李瀚章与格维纳一离了昆明，这些无辜被捉的土著居民就“翻供”。威妥玛的耳朵长，有在缅甸的英国人给他写信。

威妥玛怒不可遏，找总理衙门算帐，要砍岑毓英的头。

威妥玛要求把一干人犯连同岑毓英，押到北京来复审。同时要求：李瀚章受人蒙蔽，也该治罪。总理衙门应付他的办法只是一个“拖”字。

拖到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76年6月15日)，威妥玛下了使馆的旗，率领使馆全体职员与眷属离开北京，到天津搭船去上海，又调英国兵船向渤海前进，做出想打仗的样子。

清廷这才着了急，特派李鸿章作“全权大使”，负责对威妥玛办交涉。

李鸿章找出总税务司赫德作调人，去上海向威妥玛转圜。

原来威妥玛去上海，一面是先作一个姿态，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上海的海底电线，向伦敦请示可否动武。伦敦的回答是：“不准动武”。

于是，他虽则生平极瞧不起赫德，见了赫德的面却变成很容易商量的样子。李鸿章托赫德劝他回天津，他不好意思。倘若要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纡尊降贵，到“南洋大臣”所管的上海向威妥玛请教，也好像是出乎情理之外。折衷的办法，是在烟台会面。

一二一、烟台条约

威妥玛在六月二十一日(8月10日)就到了烟台，李鸿章在二十九日也到。两人从七月初三谈起，谈到二十六日(9月13日)，谈妥了《烟台条约》，签字盖印。

这《烟台条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加理事件的解决办法；第二部分是规定使领人员与中国官员之间的往来礼节；第三部分是扩充英人在华的商业机会。

就第一部分而沦，威妥玛的“宽大”出人意料之外。不仅岑毓英无须严办，连“已革都司李珍国”，与“凶手”腊都等十一人都一律释放。条约之中，并无关于岑毓英、李珍国、腊都等人的条文，这是在会谈的中间，由威妥玛向李鸿章提出后，取得李鸿章同意的。李鸿章起初还建议将李珍国、腊都等人的罪刑酌减，威妥玛却坚持要一律免罪：他的理由是，如果要办就该办岑毓英，事实是岑毓英激动官绅，官绅怂恿李珍国，下手的是李珍国所派的人，不是“野人”；“你们既不肯办岑毓英，那末李珍国与腊都等人也都不该办”。威妥玛而且告诉李鸿章，在李珍国被革职逮捕以后，他的家眷已被英国驻缅甸新街的领事接了去，加以收养。 《烟台条约》规定：对被害人的抚恤金为二十万两；派往英国的道歉特使，剋期启程。案子解决的经过，由李鸿章上奏朝廷(奏文须经威妥玛同意)，由朝廷发表谕旨，颁给总理衙门，通知各省督抚，写成告示张贴，再由威妥玛通饬各口领事，派员会同“地方大吏”所派的“妥员”，前往各处查看这些告示。

英国可以派军官驻节大理或云南其他城市，为期五年。英属印度当局可以再派一个探险队来云南。云南与缅甸之间的贸易，另规定细则。

《烟台条约》的第二部分，规定各国使领人员与中国官员往来的礼节，但也包括领事裁判权的进一步具体细则，“只能视被告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陪审官员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庶保各无向隅。”

《烟台条约》的第三部分是涉及通商各项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开芜湖、宜昌、温州、北海(合浦)四口。其次是，准许英国商船在安徽(铜陵县的)大通、安庆，江西的湖口，湖北的武昌、(嘉鱼县的)陆溪、沙市等处停泊，由中国民船起卸货物。

大通等处，不作为通商港口论，换言之洋人不得居住贸易、设立行栈。重庆呢，虽则此时轮船尚未能到(三峡的石滩有待清理)，清廷答应将来轮船能到之时，一定开为商埠。

洋人把居留地变成所谓“租界”，又窃占了警察权、收税权与组织整个“市政府”的权力，原是上海一隅因太平军的威胁而产生的特殊现象。

《烟台续约》对“租界”作了近乎正式的、法理上的承认。“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毋庸议，其租界未定各处，应由英国领事官会同各国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划定界址。”

出入口货物，除了鸦片以外，概只缴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全国各地重重叠叠的厘金，早就有了条约上的规定。《烟台条约》重新予以强调。

关于鸦片的进口税，自从《南京条约》订立以后，列强一向准抽高于百分之五的税率，并且不坚持以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代替厘金。换句话说，各地厘金照抽，视如“土货”。

《烟台条约》规定鸦片的各地厘金不妨也在上海于进口时一次缴纳，由商人说明，某一提单内之鸦片将经由何省运往何省，由海关代为汇合算清。

洋商纳完关税以后，又将洋货运走出口，所付的关税例应退还。这洋商倘若把他的货运出中国的甲口以后，再运入中国的乙口或丙口，则原在甲口缴付关税的收据，可以作为凭单，持往乙口或丙口，以免重缴一次关税。《烟台条约》规定，这收据的有效期限定为三年，期满无效。

在英属香港的外海，常有中国粤海关的小汽艇巡逻缉私，香港政府认为不便。《烟台条约》规定，此事交由中国地方官、粤海关与香港政府三方面派员会商改良办法。

《烟台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很迅速地予以批准。英国政府却延至光绪十一年，等候曾纪泽再签《烟台续约》十条，才肯批准。

续约把本约之中划定租界界限的条文取消，为的是让租界可以不断地扩大下去。续约也把鸦片应纳的关税与厘金加以硬性规定，每箱(一百斤)关税三十两银子、厘金八十两银子。

一二二、苦命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五岁即位，十八岁大婚，十九岁受慈禧“归政”，二十九岁被因，三十九岁暴卒。

他是中国所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进宫到被囚，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被囚以后，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

比起他来，老醇王与小醇王要幸运得多。老醇王襄譞有道光作父亲，咸丰作哥哥，光绪作儿子，慈禧作大姨子，一生吃用不尽，无忧无虑(死于光绪十六年，年五十一)。他在城内有一个王府，在城外有一个别墅。

小醇王载沣有光绪作哥哥，宣统作儿子，而且本人当了足足三年的摄政王，大权在握十分过瘾。

光绪初进宫时，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慈安性情温和，光绪受惠不小，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急症”，与世长辞。 光绪一生，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翁是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前后二十二个年头。到戊戌年四月，维新刚刚开始，慈禧说翁“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叫他“开缺回籍”。维新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又说他“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康有为)”，认为他“罪无可逭”，“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侄女。皇后的父亲桂祥，是慈禧的弟弟。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光绪却与她无缘。

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

当年，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慈禧也要破坏，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染了怪病。同治死后，皇后更受慈禧虐待，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

光绪一朝，出了很多大事。

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与光绪皇帝无关。

只有甲午中日战争，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然而海军外强中干，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到了正式宣战以后，李鸿章阳奉阴违，又调兵极少。其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光绪十分愤慨，然而无可如何。

传说，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抽鸦片，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改立溥俊(端郡王载漪之子)。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待考。

至于，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

一二三、甲午之战

甲午之战，在甲午年(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开始。

地点是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牙山口，英国人称为杰罗姆亲王湾(Prince Jerome Gulf)。

有一艘被中国政府包雇的英国轮船高升号，装载着一千二百二十名兵士和十二尊炮，与日本巡洋舰浪速号遭遇。

浪速号派人乘小船到高升号检直证件，随即发出旗语，叫高升号跟随它走，又叫高升号上的“非战斗员”下船。

按照国际公法，浪速号无此权利。第一，牙山口并非日本的领海。第二，日本尚未对中国宣战。第三，高升号是英国船，而且悬挂着英国旗。

因此之故，高升号的船长与船上的中国兵士拒绝接受浪速号的指挥，浪速号于是挂起红旗，放出鱼雷，向高升号袭击。这鱼雷未能击中目标，浪速号放炮，放了半小时，把高升号击沉。 船上的职员、水手与兵士一千二百二十人之中，仅有一百七十人跳水求生。浪速号上的日本兵用枪对准这一百七十人射击，又射死很多。

高升号原有中国海军钢甲船济远号与所谓“广东水师”的兵船广甲号联合护航。

在高升号被拦阻以前，济远号先被日本巡洋舰吉野号轰击，中了一炮。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不敢还击，下令掉转船头向旅顺方向逃走。

吉野号在后面穷追，追得济远号的炮手火起，顾不得管带的意旨自动还击，一击而中，吉野号这才停止追赶。

广甲号早就一听到炮声便逃离战场，结果触礁搁浅。 这次丰岛之役，算是甲午之战的第一幕。

第二幕，是成欢之役。成欢在牙山东南，在牙山与公州之间。

六月二十七日的夜晚，日本陆军袭击驻扎成欢的聂士成部。战到天明，聂士成部阵亡五百人，日本军战死八十二人。

叶志超不战而退放弃牙山，率部遁走平壤。在平壤的中国陆军，先后聚集了一万多人。

第三幕，是平壤之役。八月十七日(9月16日)，日军开入阵地。十八日，左宝贵死守牡丹台中弹阵亡，叶志超先在城头竖起白旗，随即放弃平壤，率部向鸭绿江方向逃走，沿途遭遇日军袭击，死伤两千多，丢掉四十几尊大炮、一万余枝步枪。

叶志超一口气逃到安州(安东)，向李鸿章报告：血战了五昼夜，获得大胜，最后因敌方增援至四五万人，而我方“弹尽援绝”不得不转移阵地。

李鸿章不知是假，替他转报光绪皇帝，奉旨各将领“加恩免议”。

所谓淮军的新练精锐，在这平壤之役被叶志超丢尽了脸。 甲午之战的第四幕，是黄海之役。日期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9月17日)，地点是鸭绿江偏西的大东沟。

中国海军的北洋舰队，在前一晚完成了护送淮军铭字十二营的任务；这十二营乘了五艘招商局轮船，从旅顺来到大东沟登岸。

八月十八日下午十二点三刻，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向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开火。

中国方面的主将是海军提督丁汝昌，日本方面的主将是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中国方面有兵船十二艘，吨位的总数是三万五千吨；日本方面有兵船十一艘，吨位的总数不详。

交锋以后，中国兵船有九艘被日本兵船包围，三艘被切在包围圈外，这三艘是致远、经远、济远。致远与经远均于中弹起火后，想撞日船，被水雷击沉。致远的管带邓世昌自杀，经远的管带林永升阵亡。济远一开火便挂上白旗逃亡，中途撞上业已搁浅的扬威号，将扬威号撞沉。其后这济远号安全到达旅顺，清廷将管带方伯谦逮捕斩首。

此外，于作战之中被击沉的有超勇号，企图逃亡而中雷的有广甲号。

战到下午五点，双方皆因弹药已尽而停火。中国方面只剩下七艘兵船，日本方面仍有十一艘兵船，其中负重伤的仅有旗舰吉野号。人员的伤亡数目是，中国方面六百人左右，日本方面二百三十九人。入夜以后，日本海军撤退。

这一次战役，依照中国人的看法，是中国方面战败，因为损失了五艘兵船；依照西洋人的看法，是日本方面战败，因为：(一)中国海军业已完成护航任务，而日本海军未能先期赶到加以阻止；(二)首先撤离战场的是日本海军，而不是中国海军。

然面，中国海军不该在事后既未追击，而且一退至旅顺，再退至威海卫旁边的刘公岛湾，遵守李鸿章的命令，保全实力不再与日本海军交锋，坐视日本海军横行于黄海、渤海，终于在次年正月被日本陆军由陆上的后路偷袭．走上投降献船的末路。 那已经是甲午之战的尾声了。在黄海之役以后、投降献船以前，日本陆军在中国的“辽东半岛”为所欲为。

叶志超放弃平壤以后，一口气退到鸭绿江北岸，被清廷革职查办，派宋庆接他的事，“总统前敌各军”。

这朱庆与叶志超一样，也是行伍出身，不懂得什么叫做兵法、什么叫做指挥技术。所不同的是叶志超胆小如鼠，而宋庆敢于一战。

比起他的两个对手，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与第二军司令大山岩，宋庆相差太远。

宋庆的直属部队是所谓毅军，因他所受的赐号“毅勇巴图鲁”而得名。毅军的兵士大部分为河南人，与张曜所统率的嵩武军同称“豫军”，由于暮气不深，较淮军、湘军略胜一筹。

清廷调集了一些兵聚在辽宁，包括毅军、铭军、盛军、芦防淮勇、仁字虎勇、奉军、鄂军、粤勇、桂勇、淮军、湘军、神机营与吉林黑龙江的镇边军。除了吉、黑两军由吉林将军长顺与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统率外，其余在名义上全归宋庆指挥。

毅军原有十营，是朱庆的直属部队，一部分被聂士成带进朝鲜。

铭军与盛军沿用了当年刘铭传与周盛波的旗号，实际上是李鸿章在北洋所练的新军，正如芦防淮勇与仁字虎勇。铭军有十二营由刘盛休统领，盛军有十八营原由卫汝贵统领，芦防淮勇仅有四营原由叶志超统领，仁字虎勇有五营始终由聂士成统领。 叶志超与卫汝贵先后被革职查办，他们的部队均划归聂士成。因此之故，聂士成所统领的部队最多，虽则叶、卫两军在朝鲜已经阵亡与逃亡了不少。

所谓奉军，是左宝贵所留下的残余。左宝贵本人是山东费县人，早年在江南大营参加对太平军的战事，其后打苗沛霖、打捻积功到副将。光绪即位以后，他便一直留在奉天升到“记名提督”、高州镇总兵，尚未去广东高州到任。李鸿章叫他率领所部去朝鲜，守平壤。他在平壤阵亡，所遗下的官兵跟随叶志超退回中国境内。

鄂军、粤勇、桂勇、淮军人数均很少，分别由吴元恺、冯子材、苏元春、周馥亲自或派人率领前来，无补大局，徒滋纷扰。

最滋扰的，是吴大澂及其所带来的湘军。此人言大而夸，官至湖南巡抚，生平所长只是一手小篆，却也发愤请缨，招了几营湘勇出关抗敌，然而一闻炮声便立刻奔逃。

神机营在清朝的盛世原是王牌，此时早已腐化，毫无作战能力。统率的人是慈禧太后的胞弟，光绪皇帝的岳父桂祥。

伊克唐阿的黑龙江镇边军，包括荣和的“东山猎户”，尚有朝气但够不上从事近代式的战争。人数共有十二营(六千人左右)，自成一军。长顺的吉军是在海城既失以后才被调到辽阳去增援的。

宋庆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丢掉九连城，十月初二日丢掉凤凰城。伊克唐阿与长顺也在十月初六日丢掉宽甸。

其后，截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为止，清军连失金州、岫岩、旅顺、摩天岭、析木、海城、缸瓦寨、盖平、太平山、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

真正打硬仗的将领，仅有聂士成一人而已。他苦守摩天岭，从十月初一到十月二十九日共有二十九天之久。

宋庆与伊克唐阿也的确努力作战，前后反攻海城四次之多，然而没一次成功。

到了田庄台沦陷之时，清廷已经决心求和，派李鸿章充任全权大臣去日本接受伊藤博文的条件。

一二四、《马关条约》

由于陆军、海军一再失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他们在平壤吃紧之时，将李鸿章拨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旅顺弃守以后，将李鸿章革职留任(革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而留在任上办事)。

李鸿章所掌握的军事、外交大权被慈禧与光绪移交给恭亲王奕訢。这一位冷了十年的大老，忽蒙召见，随即在九月初一受任管理总理衙门，管理海军署，会办军务。十月初五，进一步被指定“督办军务、节制各军统帅”。十一月初八，又进一步被发表为军机大臣。

恭亲王的想法，与当时朝中一般人的想法相同：李鸿章及其淮军根本不行，只有请出湘军的老将刘坤一来，一切方好着手。于是，把张之洞由湖广调署两江，抽出刘坤一到北方来，当“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刘坤一竟迟迟不肯到任，挨到年底左右才勉强驻节山海关。刘坤一的理由是无钱、无械、无兵，这个仗很难打下去。

倒是李鸿章勇于负责，自己派一个洋人(德璀琳)当代表去日本神户，探询日本方面对于讲和想提什么条件。他没料到：日本政府不肯和德璀琳打交道，叫德璀琳不要在日本多停留。

恭亲王见到淮军既不能打，湘军又是徒存空名，决定向日本求和。他先托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日本取得原则上的同意讲和，然后又奏准太后与皇帝，派出前任驻美公使、现任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前任台湾巡抚，现任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充任全权大臣，到日本去求和。恭亲王也没料到，日本政府于这两人到达神户之时(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挑剔他们的全权证书。

原来证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惟愿大皇帝接待，俾该使臣得以尽职”，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以日本全权大臣的资格，认为这句话只是客气话，缺乏“便宜行事”字样，拒绝与张、邵二人开谈。清廷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内定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同时下旨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包括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

次日，正月十九日，光绪下旨调云贵总督王文韶接署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

二十四日，清廷托美使田贝电询日本政府，就李鸿章出任全权大臣一节是否同意。这电报发出后，田贝接到日本政府在二十三日发来的电报，说中国若改派全权大臣，必须赋以“割地及将来交际的缔约全权”。

二十五日，日本续来一电，询问“李鸿章是否能照二十三日(2月17日)的原电行事？”

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二月初一这三天，李鸿章天天向光绪请训，天天与翁同龢辩论。最后，光绪准许李鸿章答应对日本割地。(翁同龢认为只可赔款，不可割地。)

二月初二，清廷托美使告以李鸿章有执行“来电所述任务之权”。于是，日本表示同意李鸿章担任“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欢迎他到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会谈。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出京。八天以后，带了儿子李经方及其他随员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一百三十余人，乘坐原属招商局的“德商”轮船礼裕号与公义号从天津启程，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马关。

次日，他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相见。一别十年，两人均不胜今昔之感。

李鸿章向伊藤博文提出用英文写好的要求停战的文书，伊藤应允于二十五日正式答复。

二十五日，两人作第二次的会谈。伊藤提出停战的条件，限三天答复：(一)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所有城池堡垒交由日本军队占领，三处所有军需(械弹物资)交开本军队暂管。(二)天津山海关间铁路交由日本军务官管理。(三)停战期限内日本军事费用由中国担负。(四)停战日期及两军防地、划界等细目，俟中国同意上述各项后再议。

李鸿章在这次会谈以后，打电报向清廷请示。清廷的复电是不必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的条款。

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李与伊藤作第三次会淡。李向伊藤提出节略，表示不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请伊藤说明日方的要求。伊藤说：“议和的条款已经准备好，明天会谈时交给你。”

当天会谈以后，李鸿章从春帆楼出来乘轿子回他的行馆，中途遇到一位日本刺客，向他放了一响手枪，枪弹进入左边颧骨，埋在里面不曾出来。李鸿章昏倒。刺客当场被捕，事后由警察问出姓名是小山丰太郎，由法院判了无期徒刑。

李鸿章被抬进行馆，由随员之中的中国医生及日本政府与明治天皇派来的医生会同医治，所好尚无生命危险。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均赶来行馆慰问、道歉，日本皇后也派了两名女看护来侍候他。

他向日方提出照会，要求次日会谈照常进行，由儿子李经方代表出席，向日方收取议和的条款。

日方在次日由陆奥宗光亲来行馆，面交“覆照”，说“淡和条款因此意外事件而有更动，已奏请天皇定夺，须稍缓数日始能向贵方提出。”

三月初三，陆奥又来行馆面交停战条件：(一)停战地区限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台湾、澎湖除外。(二)停战期限是二十天，到三月二十七日(4月21 日)为止。

二月初五，李鸿章与伊藤、陆奥在停战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李鸿章照会日方要求开出和平条件，定期在行馆会谈。

初七，陆奥将和谈的程序作成节略，面交李鸿章。内容是“先由日方提出条款，然后望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在三日或四日以内回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为要。”

李鸿章在当天复了一个照会，说准于接到条款四日后回音。于是陆奥立刻就把条款送来行馆，限李鸿章于四日以内答复。 这些条款数目不多，只有十一条，内容却很厉害。

首先，是关于朝鲜的规定，要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其次，是关于割地，要中国把台湾、澎湖与所谓辽东半岛割给日本。再其次，是赔款三万万两。

此外，要中国与日本另订新约，以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为依据。换句话说，要中国给予日本以种种片面的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条款，等等；又要中国助开北京、江陵、沙市、长沙、湘潭、重庆、梧州、杭州等地方为商埠，准日本派驻领事。其实，倒不如把整个中国各城各县一律开为商埠，倒可以一劳永逸，免得日本再费事打仗。这真是人小心大，其实把中国都送给日本吞，也未必吞得了。

伊藤博文等人而且也想出一种妙法，叫中国准日本人到中国开没工厂，就地制造洋货。那时候日本人会制的洋货极少，机器更谈不上，全靠向西洋各国买，却也扮出一副“假洋人”的面孔，欺负同文同种的乡下叔叔。

十一条条款之中最小气的一款，莫如要求减低子口税：从百分之二点五，减为百分之二。

另有一款，要中国开放内江、内河，让日本轮船可以由宜昌开往重庆，由汉口开往湘潭，由广州开往梧州，由上海开往苏州、杭州。

最装模做样的一款，是要求中国“速濬黄埔江沙滩”，以便日本的大商船来往无阻。别国的大商船比日本多也并末如此不客气。伊藤博文故弄狡狯，无非是藉此摆出假洋人的面扎，以讨好真洋人而已。

此人在英国并未好好念书，比我们的严复差多了。回国以后溷迹花丛，交了一些坏朋友，专干坏事，结果掌了大权，以损人利己为国际间来往的秘诀，结果给日本造下无穷的后患。

十一条款包含有日本得在奉天(沈阳)与威海卫驻兵的一条，以驻到换约以后三个月为期限，驻兵的军费要中国负担。 四天以后，李鸿章给伊藤博文一个说帖，算是初步答复。这说帖写得十分婉转，不像是统帅口气，而很像是文弱书生对流氓讲理、求饶。

李鸿章说：“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日本如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

这一段话句句有理，而且不幸言中。

可惜，这样的大道理，不是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所能听得进的。他们在三月十二日又送了一个照会来。

这照会说：“我们不和你们谈理论，只谈条文。你们接受那一条，反对那一条，或是要修改那一条，怎样修改法，不妨一一说来。”

李鸿章向清廷报告。清廷的军机大臣之中，翁同龢最反对割地。此老主张一贯，不愧为政治家。那力主割地的孙毓汶与他比起来，可谓一薰一菇。翁是状元，孙是榜眼，两人出身相差无几。然而翁以大臣自期自励，孙则夤缘于庆亲王之门自暴自弃。

这时候在名义上重新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事实上已不能管事。在总理衙门当家的，是庆亲王奕劻。此人贪财，误了海军，因此也急于支持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于是，总理衙门就有了电报复给李鸿章：“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撰拟这封电报的小公务员定是文书老手，把话说得外硬内软，原则接受数字仍可以添。所谓“断”，也决不是真断。

李鸿章根据这个复电，向日本提出第二次“说帖”：辽阳等州县与台湾全岛，日本兵力未到，不便割让，旅顺大连应还中国。(换句话说，除了旅顺、大连以外，凡是日本兵力已到的地方可以割让。)

赔款呢，应按照日本实际上所花掉的数目计算，扣除日本所获得的船、械、军需。

增加商埠，以重庆一地为限。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限于宜昌、重庆一段。

赔款清偿以前的驻兵地点，以威海卫一地为限，奉天不能驻日本兵。驻屯军的军费应由日本负担。

日本人在内地开设日本工厂，不可以。日本货物进口，把子口税减为百分之二，办不到。

李鸿章的这一封“说帖”，可谓对日本人的“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西洋人之所以称赞他为“中国大外交家”，可能是由于十分佩服他的这种本领。然而，伊藤博文告诉他的儿子李经方：“贵使臣应考虑今天两国所处的形势，日本是战胜国而中国是战败国！”

李经方此时已于李鸿章被刺以后，受任为(第二个)全权钦差大臣，协助李鸿章办理对日交涉。经方会说英语、日语，太太是日本人，本可以作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但也正因为太太是日本人，中国朝野颇有些人怀疑他是否忠贞。他在日本有存款，确是事实。存款究有多少，难考。李鸿章本人也颇有钱，藏有不少股票，甚至被政敌目为中国首富。他在节操上远不如曾国藩。 伊藤博文进一步警告李经方：日本的武人颇想打到北京再

说，是他自己伊藤博文竭力在主和。 于是，双方又换了一次文。

李鸿章所提出的是，台湾不能割，澎湖可以割，奉天所割以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四处为限。赔款定为一万万两。朝鲜可以由中、日双方共同承认它自主。另订商约可以，但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片面的。

日方提出最后的条件：割地必须包括台湾、澎湖，奉天可以少割一点。赔款可以由三万万减为二万万，限期内不付利息，限期外要付利息。奉天可以不驻兵，仅驻兵威海卫即可，但驻兵军费应由中国负担。子口税减低之事可以免议。新增商埠的数目，与内江、内河航行权的范围均可商议。

李鸿章想和伊藤博文继续讲价，伊藤在三月十九日(4月13日)回信说：“无可再商，无可再让......所宜回复者，惟有允、否两字耳。”

回复的限期，是三月二十日。二十日这一天，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电报：“如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于是，李鸿章和伊藤作了最后一次会淡。李说：“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稍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伊藤说：“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昨已告伯行(经方)星使。初约本不愿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

李要求赔款不付利息。伊藤说，早就讲好，如在“两年内”付清，可以不付利息。李又继续噜苏，结果总算是争得了如在“三年”以内还清不计利息。

伊藤要中国在一个月内将台湾交割，李说必须两个月才办得好。伊藤不肯，李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说：“尚未下咽，饥甚”。李说：“两万万足以疗饥。”于是，一场战争在李鸿章的苦笑之中结束。伊藤博文准许把交割台湾的期限延长为两个月。

两天以后，双方签约。全文仍是十一条，称为十一款。第一款，关于朝鲜的安全独立自主，是由中国承认，而不是由中、日双方共同承认。日本这时候已经在事实上掌握了朝鲜的政权。(日本的大使大鸟圭介，于前一年的六月二十一日丰岛海战的前两天，领兵进入汉城，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李太王]，把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shi】应扶为傀儡，捕逐闵后之党。大院君自从被吴长庆抓来中国、拘留在保定以后，态度已由亲华变为反华，于是在放回朝鲜以后甘心受日本利用。闵后之党本是亲日派，终于大吃日本之亏，可谓咎由自取。)

第二款，是关于割让台湾、澎湖与辽东半岛。台湾附近的小岛，也在被割让之列。澎湖则包括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及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与一百二十度之间的所有岛屿。辽东半岛的界限，是由鸭绿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再由安平河口至凤凰海城营口，然后以辽河中心为界直至大海，把旅顺、大连、金州等都包括在内。

其余各款，涉及割让各地的居民的国籍问题、赔款问题，等等。辽东、台湾与澎湖的人民，可以在两年内变卖产业，迁往中国其他地区而仍为中国人。否则，超过两年均一律当作日本的臣民看待。

赔款的总数是两万万两，分作八次交付。第一次五千万两，以六个月为限；第二次五千万两，以十二个月为限，必须付清。其余的分在以后的六年之内摊付，每年付六分之一。从第一次付款以后，所有未付的款项概须加算年利百分之六。倘若中国能在三年以内把两万万付清，所有的利息可以免付，已付的也可扣除。

商埠加开四个：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延长到这四处。

日本人可以在所有的商埠开设工厂，厂用的机器准予纳税进口，制出来的成品，照纳进口税，如销行内地，只纳子口税而不纳厘金。这一项，是以前列强所不曾想到的妙法。日本人藉此可以省下两笔运费与一笔出口税。他们毋庸将中国原料输出日本，花费出口税与运往日本的运费，也毋庸等到在日本制为成品以后重新运到中国来，又花运费。

关于另订商约、也有一款。过去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已因作战而取消；新的商约必须制定，以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为蓝本，换句话说要包括片面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与最惠国条款。

日本有权在威海卫驻兵，作为中国缴付赔款与另订商约的保证。赔款一日未清，或商约一日未另订，则威海卫的日本兵决不撤走。驻兵的军费由中国负担。

中国其他各地现有的日本兵，等待这《马关条约》正式批准而互换以后，于三个月之内撤走。换约的日期定为本年阴历四月十四日(5月8 日)。(日本从明治天皇的时候起，开始用阳历。以前完全用中国的阴历。)

两国的俘虏互相交换。中国允诺不惩罚所换回的俘虏，与曾经在作战期间与日本军队合作的中国人(汉奸)。

此外，关于日本政府可以在新开的四个商埠派驻领事，日本臣民可以在内地租用货栈也有规定。

这《马关条约》不仅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任何一国的历史上亦无先例。日本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获，日本人自己承认：他们最初的国家工业资本，便是从中国所付的庞大赔款而来。同时，中国的财政与国民经济经此打击，也几乎翻不了身。

中国人，在听到《马关条约》的消息以后，无不极为愤慨。

参劾李鸿章的奏章，犹如雪片一般飞向清廷。最沉痛的莫如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等人的一本：指出这《马关条约》“目前之大害有八，将来之大害有十。”他们请光绪皇帝不要批准、继续作战，然而结果还是批准了。

一二五、日本还辽取台

中、日的新商约在《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便缔定了(闰五月二十九日)，一切依照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马关的成议。

《马关条约》的互换，也一本规定于次年5月8日在烟台(芝罘)举行。然而条约之中的割让辽东半岛部分，不久便在九月二十二日由日本“自动”取消，以增加赔款三千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这“自动”实际上是“被动”。俄、法、德三国对日本提出强硬的交涉，日本才俯首就范。

俄、法两国当时在欧洲为了对付德国，已经在1894年1月4日结成军事同盟，于是在辽东也行动一致，本无可怪。可怪的是，他们邀了德国一齐对日本施加压力。原来，他们曾经普遍地征求列强的意见，结果英、美态度冷淡，只有德国一国热心，便不得不让德国参与其间了。

这“三国干涉还辽”之事的幕后鼓动者不是别人，是李鸿章。他知道俄国决不甘心于日本之独吞朝鲜，与占有辽东；他也知道俄、法两国之间业已发生同盟关系。因此，他在启程赴马关以前，特地拜访了俄、法两国驻华公使。

在马关，当伊藤提出具体条款之时，李鸿章也暗嘱总理衙门将其中有关割辽、割台的部分，让俄、法二使知道。他的美国顾问科士达鼓励他这样做。

俄国这时候的外相兼首相(大臣会议主席)阿来克西埃夫、陆相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与财相威德，都是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早就把朝鲜与整个中国东北算作俄国未来的领土了，于是对于日本之扩张及于辽东，认为必须立即加以阻止。 阿来克西埃夫训令俄国驻日公使向伊藤博文提出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仍让中国保有这一角领土。跟着，法、德两国也向日本提出同样的照会。而且，这时候俄国的地中海舰队，包括十七艘兵舰与几艘鱼雷艇，已经调来了太平洋，曾经在中、日互换马关条约之时光临烟台。

伊藤博文于如此压力之下。只有屈服的一条路，但又怕在中国人的面前丢脸，终于以再加三千万两赔款作为代价，勉强接受俄、德、法三国的“调停”。

这三千万两本该由俄国负担，因为辽东的实际主权在三年以后便转入俄国之手。俄国叫中国向日本“买回”辽东，然后“送给”俄国，中国徒然白白地多赔了三千万两。

俄国的侵略手段真高。它利用“干涉还辽”向中国示恩，随即摆出“救命恩人”的面孔，要求中国向俄、法二国银行借一万万两，汇付日本第一、第二两期赔款，而言明以中国关税作押，“由俄国国家加保”。这加保两字轻描淡写，使得中国变成了俄国的保护国。清廷虽则糊涂，也看出俄国的伎俩而婉辞抗拒。俄国说：“倘不早付日本以一万万两赔款，则日本未必肯退出辽东”。清廷被吓住俯首就范，只不过把“加保”两字改为“或遇付款阻滞，俄国与中国商妥，准许银行出面，蝉联发给股票(债票)本息”。

中国在甲午之战爆发之时，所欠的外债仅余三十万英镑未还。为了进行甲午之战，增加了六百七十五万英镑。

中国关税收入，在甲午年是二千二百五十万两左右，约合英镑三百六十万。(其他收入如田赋等等早已有了用途，无法挪移。)以这样的关税收入应付甲午的战费开支，已感拮据但尚不致十分困难。再加上对日的赔款两万万三千万两(约合四千万镑)，中国的财政于是入于窘境。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俄、法两国的银行借给中国四万万金佛郎(合一千五百八十二万英镑，利息年利百分之四)，分三十六年还清。除去经手人折扣，中国实收三万万七千六百五十万金佛郎。

丙申年(光绪二十二年)，德、英两国的德华银行与汇丰银行借给中国一千六百万英镑，年利百分之五，分三十六年还清。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这两家银行再借给中国一千六百万英镑，年利百分之四点五，分四十五年还清。

不仅关税变成了抵押品，长江流域的盐税与厘金也都成了抵押品。总税务司权充了对外债务的执行人，预定每年抽出关税一百九十五万镑、盐税与厘金八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镑，作为缴纳外债本利的保留款项。剩下来的才交给中国政府，称为“关余”、“盐余”，等等。

中国从此债台高筑，喘不过气，成为俄、法、德、英四国的“债奴”。另一方面，日本本以为中国无力缴付赔款，它可以长期占有威海卫，没想到反而把中国驱入俄、法、德、英四国的财政控制之下。

日本吞下了辽东，又得吐出；去接收台湾，却伤亡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五人(内五千一百五十七人伤亡于作战，二万七千一百五十八人伤亡于疾疫)，也都是不曾预料到的。在朝鲜牙山，它的伤亡只是七十五人而已。(日本在平壤的伤亡是六百三十二人，在大东沟海战的伤亡是二百三十九人；在“辽东”各地与烟台的伤亡数字不详。)

台湾同胞不愿意变成日本人的奴隶，要永久当中国人。无心肝的清廷把他们遗弃了，清廷不敢继续与日本作战，他们却宁死也要抵抗。

于是，在志士丘逢甲、林朝栋、陈季同等人的领导之下，台湾同胞不承认清廷与日本之间的《马关条约》。

可惜，他们推举了一位既无决心而又缺乏能力的清廷巡抚唐景崧当首领。结果，日本一到澳底(五月初七)，唐景崧只守了五天便逃去厦门。

然而，南部在刘永福继任首领以后继续血战，一直血战到九月初三。倘若当时清廷肯给予台湾同胞以少量支援，国际间的变化殊未可料。这一页惨痛的历史，我们中华儿女应该永远牢记。

一二六、中俄密约

为了答谢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还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与俄国合作防日，清廷派遣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顺道访问德、法、英、美。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1896年3月3 日)由北京出发，到上海搭乘法围邮船，到埃及的塞依德港，遇见俄国派来的迎迓专使“吴王”(吴克托姆斯基亲王)，吴王请李鸿章转乘预备好了的俄国船直航黑海，于4月27 日在敖得萨港(Odessa)登陆，然后转乘火车，到圣彼得堡。

俄国对李鸿章及其随员李经方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行馆设在一位对华贸易巨商帕夫洛夫家里。

这时候，离开加冕典礼还有若干天。俄皇仍在圣彼得堡京城中居住，尚未去古都莫斯科。李鸿章在5月4日呈递国书，当天下午又被秘密召见一次。俄皇亲自向他提出，在中国东北造一条横贯铁路的要求。

事前事后，外相罗班诺夫&S226;劳斯妥夫斯基(罗拔)与财相菲泰(微德)向李鸿章花言巧语，说：这一次中、日之战，俄国本已出兵帮忙，由于缺乏铁路，所以军队开到吉林附近之时，中、日之战已经结束。下次，俄国必定出力。因此，必须有一条横贯铁路，连接尼布楚与海参崴，免得绕一个大圈了沿着黑龙江北岸与乌苏里江东岸走。

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还不曾筑好(预定l898年到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这条横贯铁路中国自己可以筑。罗、菲二人说中国没有钱也没有专家，恐怕十年也造不成功。如果交给俄国筑，三年就可以了。

其实，俄国也没有钱，要向法国借，俄国也没有专家，要向法目雇。李鸿章那里会知道呢？

俄国而且不惜巨资，划出三百万金卢布(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或其随员，菲泰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昊相湘教授在《俄帝侵略中国史》中引述俄国历史家罗曼诺夫的研究，指出这三百万金卢布被称为“李鸿章基金”，前后动用五次，受款的中国人一共获得一百七十万零九百四十七卢布又九十一戈贝(分)。黄大受教授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当九月八日筑路合同签字后......吴克托木斯基为秘密起见，决定亲往上海交款，而要求微德(菲泰)从国家银行中付款一百万。”

李鸿章出使之时已届七十四岁高龄，心中所恨恨的是日本给他的打击。他一意联俄制日，似乎不是为了贪求贿赂而与俄国订立密约，而俄国当局也不致于以贿赂对他唐突。

李经方呢，那就难说。然而，谁能保证所谓贿赂中国人之款不是经手的俄国人大中其饱？连俄皇自己也动用了“李鸿章基金”呢!

《中俄密约》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22日)在莫斯科签订，签字的人是罗班诺夫&S226;劳斯妥夫斯基、菲泰与李鸿章。

密约共有六款。第六款规定有效期限为十五年(到辛亥年为止，期满可以续订)，第一款规定共同的敌人为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亦互相接济军火、粮食。第三款说明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议和。

根据第一款，这密约是防卫性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所谓“攻守同盟”。要在日本先动手以后，双方才能共同出兵、互相援助。

这密约的另一特点，是把朝鲜包括在内。可见李鸿章余恨犹在，中国势力虽被日本从朝鲜逐出，他不甘心被日本吞并朝鲜领土。俄国呢，颇不放心日本，不愿日本爬上东亚大陆，威胁海参崴以及沿海洲与阿穆尔省(黑龙江北岸之省)。

密约的第四款，最为重要。“今俄国为将来进兵御敌，并接运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事实上，俄国之所以要造这条铁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要“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与“偷取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主权)”。李鸿章老人家上了一个老当。试问，引狼入室以后能有什么方法叫狼尊重一张废纸?弱者不自量力，而企图与强者作朋友，其吃亏往往如此。

第五款规定，这一条铁路在战时固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在平时也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所不同的是：在平时“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而已。然而将来人家真个藉故停留了，中国又有什么力量加以阻止?

密约的第三款，也伏下祸根。“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其后俄国兵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时驶人旅顺、大连湾过冬，声称“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不仅于约无据，而且与德国暗中勾结，唱了双簧。李鸿章问俄国代办公使：“旅大何时撤兵？”俄国代办反问李鸿章：“胶州湾如何办法？”弄得李鸿章哭笑不得。

与《中俄密约》连结在一起的，又有所谓“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及“中东铁路合同”。这两项合同的文字十分巧妙，可谓古今骗术的绝唱，把中国英名盖世、出将入相的李鸿章玩弄得像一个“土老儿”，同时也把偌大一片的中国东北偷得几乎干干净净。俄国人之狡狯，真够叫人不寒而栗，然而我们中国人(本不算笨)却一再甘心上他们的圈套。

“华俄道胜银行合同”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 日)由中国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出面，与该银行订立的。

合同的文字很简单，只有五条。大意是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伙。银行每年于赢利项下，按股发给中国政府股份以利息，但利息以六厘(年利百分之六)为限，并且扣下十分之一作为公积金，以备银行赔本之时按股赔贴。

中国政府无权参加银行的管理。银行对中国政府的唯一责任，只是把每月与每年的总账，交给派驻中东铁路公司的所谓“总办”查核而已。总账不附细账，更不附单据，只是官样文章。 合同中，并未说明银行的资本共有多少、分作几股，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该有多少股权。

俄国人又在这合同签订以后，制造了一本“华俄道胜银行条例”，详细得很。规定这银行有权“领收中国国内之诸税，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之事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布设中国国内之铁道、电线”。前几项，把这银行变成了中国的国家银行，但管理权属于俄国。最后一项，则拢而统之说它有筑铁路、设电线的权力。铁路从那里到那里，以多少长度为限，一概不说。关于电线，也是如此。

落后、专制而民穷财尽的俄国，无非用中国的钱侵略中国，再骗一些法国傻子上钩。华俄道胜银行除了中国的五百万两银子以外，资本总额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万金卢布，其中极大部分是法国的四家大银行与若干有钱的老百姓所出。

按理，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应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当时的银价虽已逐渐在跌，还不曾跌到每库平两一个金卢布以下。

这华俄道胜银行于成立以后，并未怎样“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却大量“印发”其钞票，吸收中国老百姓的现金。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期间，这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卢布”膨胀得不可收拾，害苦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

在“华俄道胜银行合同”签字以后的第七天，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1896年9月8日)中国政府由许景澄出面，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所谓《中东铁路合同》。

这合同共分十二款，把不重要的事项规定得十分清楚明白，重要的事项含糊其辞，而最重要的事项一字不说，改放在另一文件，即所谓《中东铁路条例》之中。

什么是不重要的事项呢？这公司应该有一个图章，图章上刻《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八个大字，“由中国政府刊发”；铁路画线的时候，要尽最绕过老百姓的坟墓；外国旅客搭乘这一条铁路上的火车，必须持有“中国护照”(中国使领馆所给予的签证)；中国政府的公文函件，托由该公司代送，一概免收运费、邮费。

什么是重要的事项呢？该公司设总办一人，由中国政府委派。这总办实际是既不总，亦不办。他的“专责”是：“随时查察该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要办之事，是否悉力奉行”。大概是查察公文函件有没有免收运费、邮费而已。

铁路的真正负责人是谁委派？一字不提。合同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这“一律”二字，把“中国东省铁路公可”变成了第二个“俄国铁路公司”。

既然是俄国国有的铁路，则轨道之宽狭，自然也应该与俄国的其他铁路“一律”。清廷在事前白白坚持；这中东铁路既在中国境内，应与中国的其他铁路一致。俄方以“中俄密约”作废来恐吓，清廷终于让步。于是合同上便有这么一句话：“至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即俄尺五幅地(foot)约合中国四尺二寸半”。(中国铁轨的宽度是中尺四尺八寸五分。)

也只有如此，这中东铁路才可以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连在一起，专供俄国运兵、运粮食军火，而间接使中国的宽底火车无法“假道”。

为了敷设轨道而需要的土地，本应明白规定其限度，然而合同之中不说。合同只是说，所需的士地如系官地，应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如系民地，则由公司或买或租。

最可恨的是俄国人阴巧巧地放进了“防护铁路”四字于“所必需之地”五字以前。又加上“经理”两字!因此，第六款的开头一句文字成为：“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其后，铁路沿线两旁若干英里宽的一长条，都成了中东铁路公司的地产。不仅是公司的地产，而简直是俄国的领土。 俄国在这横贯吉、黑两省，九百五十英里长，数十英里宽的地带，设置铁路警察(实际上是军队)，大量移进俄国人民，成立属于俄国的地方政府，旅行俄国法律。

中国的东北，被这“长带形”的俄国的偷来领土，切成南北两片。

两年以后中、俄续订合约，让俄国再造一条纵贯铁路，又把南边的一片，切为东西两片。

铁路合同中埋伏了有关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字眼，而许景澄被瞒过。合同华文本第五款中写着：“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看来这地方官该是中国自己的地方官，而所谓“照约办理”，应是依照以前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之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而已，然而不是。合同的俄文本说：“皆交依据合同所成立之地方政府处理之。”

俄国得设置铁路警察一节，在合同之中没有，却放在《中东铁路条例》之中。条例是由俄方片面颁布的，但清朝政府糊里糊涂地不曾表示反对。条例的第八条说：“为保护铁路及‘附属地’之秩序，公司委任警察办理。因此，公司得制定铁路警察规则。”(注意，“附属地”三个字又被俄国以走私方式放入条例之中，得寸进尺，此之谓矣。)

合同之中，关于要“开采”的东西，只提到“沙土、石块、石灰”。条例呢，“公司经中国政府之允许，得采掘与铁路有关或无关之煤矿，且同时得经营别项矿业及商工业。”采少量的煤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火车头需要烧煤，可谓“与铁路有关”。进一步，与铁路“无关”的煤也要开采；再进一步，所有的矿，都要开采。最后，任何一项商业工业，皆想尝试。

和这些特权比较起来，合同所规定的减收俄国货进口税三分之一，真是微乎其微了。值百抽五，减去三分之一，然而聪明的俄国人，连这百分之三点三的进口税，也不肯缴纳。方法是在“条例”中规定，铁路沿线各车站一概免税。(合同之中，原说中国得在铁路线的两端设关抽税，于是这两端的关也变成有名无实。)

为了造铁路而必须运入中国的器材，当然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搬进来，进口税分文不缴。

铁路的全部收入，如运货、搭客、开矿、兼营工商业，一慨于中国政府无干，不仅绝不“分肥”而也不纳任何税捐。

中国政府所能希望获得的，只有两项收入。第一、铁路开始建筑之时，一次由公司缴付中国五百万元。第二、三十六年以后，中国可以依照公司当时资产实值，备款购买这铁路全部，或于八十年以后无偿接收

结果，所谓五百万元，公司抵死赖账，对中国分文不付。而所谓备款购买，在事实上被日本以“满洲国”的名义出钱买了去。所谓八十年期满无偿接收，也成了空话。

一二七、瓜分前奏

俄国在中国东北窃取庞大利权，而且一度伸展它的魔爪及于朝鲜。当时朝鲜的君臣也颇想“以夷制夷”，引进俄国来抵制日本，任命了一个俄国人阿来克西埃夫充任总税务司，又聘请若干俄国人担任朝鲜军队教官，管理朝鲜兵工厂，甚至在朝鲜财政部里面也设了俄国顾问。

不过，日本很警觉。它花了几个月工走，使用外交手段把俄国收买。日、俄两国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签订了一件《东京协定》，互相承认彼此在朝鲜与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于是，所有俄国人在朝鲜担任总税务司、教官与顾问的，都撤离了朝鲜。

倒霉的，仍是朝鲜与中国。弱者不自己发奋图强，只知依赖他人，结果总是一死。

在甲午之战以后、庚子以前的几个年头，中国国运之艰史无前例。“睡狮”在列强的心目中已是奄奄一息的“东亚病夫”，静待送终、分尸。

清廷于订立《中俄密约》及与此密约相连带的《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和《中东铁路合同》以后，似乎也深悔引狼人室，惴惴于东北即将为俄国所吞噬，于是想出了再引一狼，以敌此狼的办法。办法是赶紧请英国助筑一条由山海关外四十英里地点的中后所到达新民府与营口的铁路。

经过多次接洽与波折，清廷的国有铁路公司与汇丰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阳历lo月l0日立约，借款二百三十万英镑，九折实收，年利百分之四点五，以所筑铁路及其他铁路之资材收入为担保，到期如本利欠付，当由中国政府负责偿还。

结果是，俄国直接与英国交涉，在次年4月28日，和英国签订了一个《圣彼得堡协定》，互相承认势力范围：英国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城以北的铁路建筑权，或妨碍俄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俄国也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建筑权或英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

这个《英俄圣彼得堡协定》，可说是日、俄《东京协定》的翻版，同时也是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的一项重要文献。

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中说，和英国作朋友是最危险的事，与其和英国作朋友，不如和英国作敌人。英国无法牺牲其敌人的利益，而很有办法于必要时大慷朋友之慨。

我们不能怪英国之如此卖友媚敌、合伙分赃，只能怪清廷之一再瞎了眼，先请英国在东北抵制俄国，其后又请英国在山东抵制德国。

德国自从威廉第二即位以来，极想在远东插足。它参加俄、法两国的干涉还辽，存心不良。在获得了对华借款的权利以后仍不满足，而处心积虑派专家到中国沿岸选择港口，在事实上把胶州湾测量得详详细细，然后静待机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山东境内的土匪在曹州府钜野县的乡村打家劫舍，杀了不少老百姓，也杀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个教士。威廉第二接到报告，认为机会已到。

戚廉第二电令在远东的三艘兵船，立即向腔州湾移动，同时派遣胞弟亨利亲王率领一批舰队，陆续开往远东，向胶州湾集中。

守胶州湾的章高元，在十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叉麻雀(麻将)，接到德国三艘兵船的带兵官棣德黎的一封信懒得拆，等到麻雀叉完才知道这封信是哀的美敦节，限他于四十八小时内退出胶州湾。

他出去一看，胶州城内已经进了若干德国兵(全军共有六百)。于是，他“单刀赴会”，走上德国的兵舰，找棣德黎“讲理”，棣德黎留他在船上作为俘虏。

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清廷撤告，主张赶紧增募四营新兵，会同胶州湾已有的四营，对德军作战。清廷主张慎重，理由倒也充分：“新募之营乌合，适启(德国)戒心，毋庸招募。此事已饬总署与之理论，再定进止。”

总署(总理衙门)这时的负责人是奕訢。李鸿章从欧美漫游归来，未能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任(巳由王文韶接替)，这时被派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总理衙门的若干大臣之一)。

李鸿章向奕訢建议，请俄国向德国调停。德国于是先发制人，向俄国承诺赞成俄国以“中国北部”与朝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且允许俄国于德占胶州湾以后，仍可将俄国兵船开入胶州湾停泊。

俄国的回答是，德国不妨将中国沿海更南的一处地方租为军港。德国对于金门岛，本来也有兴趣。俄国同时却暗示日本。对德国的企图密切注意。(为了暂时讨好日本，俄国又特地将兵船从旅顺撤走，退至海参崴。)

偏偏德国不肯上俄国的当，立刻向日本表示，无意租借金门岛，而且很愿意承认日本在福建省的特殊地位(因为福建省在台湾的对海)。这等于是，替中国把福建省划作日本的“势力范围”。

德国的外交也够厉害，它决不忽视英国，告诉英国说：中国也曾经劝它另租一处山东以南的港口，它不肯(意思是，不愿侵犯到英国在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

于是，清廷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受德国惩凶、抚恤、立碑、建教堂、赔军费、革李秉衡、独占山东全省的建筑铁路权与开采煤矿权、租借胶州湾为军港等等条件。

次年二月十四日，又和德国订立《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甲)租期九十九年；(乙)德同有权造炮台、港口，及其他；(丙)一百里以内海面，德国军队(兵船)自由活动；(丁)湾内湾外所有岛屿划在租借范围以内(以阴岛、劳山湾、齐伯山岛、笛罗山岛为界)。

所谓《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所包括的不止上述“租借胶澳”部分，而夹进了筑路、开矿与“外资、外料、外人”等等特权。

筑路，是筑两条铁路，均以胶州湾为起点、济南为终点。一条经由潍县、青州；另一条经由沂州、莱芜。

筑铁路的公司定名为“德华公司”。“中国应将优待其他华洋公司办法，给予德华公司。”换句话说，凡是中东铁路公可所已获得的若干特权，这德华公司依样享有。

铁路左右三十华里(总共六十华里)以内，所有的矿山准许德国商人开采。

所谓“外资、外料、外人”，是指的德国资本，德国材料、德国人才，有优先被中国政府或私人购买与聘雇之权。

这条约的末了一条规定，倘若德国在九十九年期满以前将胶州湾退还中国，中国应偿付德国各项费用，并另以一地租借德国。

这条约订立以后，德国擅自把青岛宣布为一个自由港不抽关税，使得中国只能于洋货由青岛再运入内地之时，始能抽税，损失了不少税收。

德国而且简截了当，称胶州湾为“保护领”，归其海军部管辖，完全漠视了中国的主权。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外国租界之中，外国领事虽则享有对其本国人作为被告时的裁判权，但相当尊重中国官方对中国人作为被告时的“会审权力”。德国在胶州湾，却指定其所派的行政官(青岛区区长与李屯区区长)主管华民的诉讼事务，不容中国官方置喙。另外设立一个法院以主管德国人民及第三国人民的诉讼。

至于“德华公司”的设立，威廉第二竟以敕令德国商会的方式行之，比起俄国之以招股方式组织“华俄道胜银行”更不客气。这公司筑路的办法，威廉第二也是用敕令规定。(这一次，是下令给公司。原则上华人可以入股，算是优待华人。但华人总股份如不超过十万两以上，不得选派人员参加创办工作。)

铁路虽则是由德国商会招股开筑，德国政府有权于六十年以后收归(德国)国有。末了，威廉第二似乎良心未全泯灭，加了一条尾巴：“山东省”可以于二十年后买还这两条筑在该省的铁路。(不说“中国”，而说“山东省”，大概是预料到二十年后中国已被瓜分而不存在，“山东省”云云已是德国所“保护”的一个无国之省了。)

关于开矿，威廉第二也以敕令方式告诉德华公司，倘若该公司于五年以内在铁路两旁各三十华里内发现矿山，统归该公司专利。该公司可以投资创设一个或数个“殖民地公司”，只准招募德、华两国人民的股子，主持开矿事务。华人总股份如不超过十万两银子以上，也不得参加创办工作。就煤矿所产的煤而论，公司应让德国海军优先使用。

如此咄咄逼人的作风，表现出威廉第二比他的祖父威廉第一幼稚得多。祖父的助手俾斯麦，早被他于1890年赶下了台，于1898年郁郁而死。作为他的左右的，只是诺诺连声的几个庸才而已。

俄国见到德国这样容易便抢得了胶州湾及山东省境的筑路开矿、投资、买料、保荐顾问之权，也向清朝进一步要求租借旅顺、大连、辽东半岛，及建筑哈尔滨与旅大之间的铁路。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当面告诉中国头等钦差大臣许景澄，限中国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3月27日)以前签约。光绪皇帝接到许景澄报告，召见李鸿章、张荫桓二人，二人毫无办法，君臣相对流泪，终于如期签约。

这三月初六所签的《中俄租借旅大条约》，一共九款。主要的内容是：租借期二十五年；大连定为俄国商港，外港可行各国商船，内港保留一口，只准中、俄两围兵船出入；旅顺定为军港，一概不许中、俄两国以外的兵船出入；中国准俄国造一条铁路，把中东铁路与大连湾或营口连接起来。

不久，在闰三月十七日(5月7 日)，中、俄之间又订了《旅大租地续约》六款，续约的主题是租借辽东半岛。这个辽东半岛比当年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略小。界线是：西为“亚当湾”(即复州湾)，东为皮子窝(貔子窝)。

实际上，面积不止于此。续约中规定了一个所谓“中立地带”由西海岸的盖平河口溯河而上，及于大洋河，然后沿大洋河而下，直至东海岸的大洋河口。

中国不得在“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驻兵，只保留金州城一城的警察权与行政权。

凡是租借地及中立地带内的筑路、开矿、经营工商业的种种权利，中国均不得让与第三国。

次年，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1899年5月7日)又立了一件《勘分租界条款》，把租界地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租借地；中立地带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中立地带。旅大以南的庙岛群岛，也视同中立地带。

俄国而且也学了德国在胶州湾的榜佯，设立一个所谓“关东省”，以旅顺为该省的首府，作为其“关东省总督”驻节之地。租借云云，二十五年云云，全是鬼话。

正如在德国所侵占的胶州湾一样，中国无法在俄国所侵占的大连湾(包括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捐。(这一项规定，列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的中东铁路支线合同。)

中东铁路通往旅大的支线，被俄国定名为“南满铁路”。南边的终点，已不是大连湾“或”营口，而是大连湾“及”营口，虽则合同中也规定了通往营口的小支线，应该于“八年后立即拆去”。 菲泰(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口咬定，说为了达到使中国签订《中俄租借条约》的目的，曾经贿赂李鸿章七十万卢布。李鸿章此时已是七十六岁的人，要此钜款何用？张荫桓一向主张反俄亲英，生平官声尚好，也不致接受此项贿赂，可能是这款子被“中间人”中饱。而俄籍的中间人比起华籍的中间人，嫌疑更大。这个也无非是历史上另一“死无对证”的悬案而已。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欠下一笔永远报答不完的恩情。李鸿章定了《中俄密约》，更引起一连串的“调整均势”的侵略。

俄、德两国既已先后在胶州湾与大连湾如愿以偿，法国岂甘向隅?事实上，法国之获得报酬，较俄、德两国还早，只是比起俄、德两国后来的所得相形见绌罢了。

这最早的报酬是什么呢?是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85年6月20日)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九款》与《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五款》。

《商务专条附章》的第一项主要内容，是以“河口”为商埠，加开云南思茅，连同原定的龙州、蒙自共为中国西南陆地边境上的四个口子。第二项主要内容是，通过这四个口子的货物无论进口出口，一概照百分之五的税率再减四成，成为百分之三。(事实上连百分之三都不到，因为货价是几十年以前估定的，一直没有加以改估。)

第三项主要内容是，承认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有开矿的优先权，第四项主要内容是，准许法国由法属的“东京”(北圻)边界，筑一条铁路进入中国境内。

《界务专条附章》的主要内容是，把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这些地方割让给法国。

以上的种种权利，作为报答“三国干涉还辽”的礼物，不为不厚。法国在当时似乎也感到相当满足。然而，过两年见到俄、德两国占了那么多便宜，法国也就忍耐不住，向中国重新提出要求。

于是，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1897年3月15日)，它获得中国以总理衙门照会的方式，保证不把海南岛割给第三国。换句话说，只许留作法国的势力范围或割让给法国。

到了五月初十(6月9日)，法国又向中国取得了延长越南铁路至广西南宁与云南昆明之权，并且要中国再度承诺法国在云南、两广有开矿的优先权。

等到光绪二十四年春天，德国在二月十四日获得《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俄国也在乘机压迫中国，限中国于三月初六日以前签订《旅大租借地条约》，法国干是更进一步，提出了四项要求：(一)车里土司地、云南两广不割让给第三国。(二)通达昆明的铁路，法国一经勘定路线．立即开筑。(三)在中国南海租借一个“储煤港口”。(四)将来邮政倘与海关分开，“邮政总办”应请法国人担任。

清廷的总理衙门在三月二十日答复法国驻华代办吕瑞，承认第一、第二两项。到了五月二十七日，又和这位代办订了《租借广州湾条约》。

根据这件条约，租期是九十九年，法国有权设防，商港部分准许中国及各国商船往来，中国兵船只有在“中立”之时始能驶进军港部分，法国有权筑一条铁路由广州湾(之赤坎)通达西海岸的雷州安铺镇。

不料，在划界期间义发生了意外事件。

有两个法国军官、一个法国传教士，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十(11月12日)在遂溪县和老百姓打架，当场被打死，虽则老百姓也有死伤，法国的“海军提督”却不管谁是谁非，把兵船开进了广州湾。

四天以后，中国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完全接受这位法国海军提督的划界方案，把广州湾租借地的界线从遂溪县的通明港划起，向北沿着大路到志满墟、经赤坎、调神岛、吴川县的两炮台为止，在北纬二十度五十分至二十一度二十五分，海岸三浬以内的所有岛屿，包括湛川岛与硇州岛，都列入租借范围。

正如德、俄之在胶州湾与大连湾，法国也把广州湾视同殖民地，置于越南总督的管辖之下。

英国呢，不肯帮忙于甲午之战前后，本无理由索取酬报。但是，中国做错了一件事，忽略了曾经于中、缅划界之时允诺英国不以“江洪”让与第三国，而割绐法国的猛乌与乌得等地区，正在这“江洪”的范围以内。于是，英国便来要求：(一)以“野人山”作补偿；(二)增开商埠于广东西江沿岸。

谈判的结果，是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所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本文十九条、附则一条，一共是二十条。

这条约包括两部分：领土与商务。领土部分是：(一)割让昔马(三百方英里)；(二)割让木邦与科干(六千七百方英里)；(三)永租瓦兰岭三角地带。

商筹部分的项目甚多，其主要几项是：(一)增开广西梧州与广东三水为商埠。(二)定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德庆州为“停泊口岸”。(三)开放蛮允与盏西两条官路以外的任何可以进入云南的道路。(四)中国允诺，将来如在云南自筑铁路，必使之与英属缅甸的铁路相衔接。(五)加设一个英国领事馆在思茅，移蛮允的既有领事馆于腾越或顺宁。

在德国占胶州湾之时，英国本不高兴。但是，威廉第二的弟弟亨利亲王与领兵东渡的途中，绕过伦敦，拜访了维多利亚女王，向她声明：如果英国在非洲征服苏丹，德国愿守中立。于是，英国也就不再对德国在中国的行为有何牢骚了。

跟着，俄国强占旅大，英国也极不高兴，立即派了七条兵船到朝鲜济物浦，两条兵船到旅顺，向俄国示威。俄国那时候正在得意忘形目空一切，便直截了当向英国坦白表示“俄国诚然想维持俄、英之间的朋友关系，但也希望英国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避免磨擦。”英国软了下来，由首相兼外相骚利斯伯雷勋爵写信向俄国当局答复：“英国兵船之开往旅顺，是驻华舰队司令在其职权以内的一种举动，耽搁几天就会离开旅顺的，但英国原有充分权利在旅顺及中国其他港口停泊船只。”

这是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间的事。英国于是利用中国需要借款的机会，在十二月间提出以“不割让长江流域给任何一个其他强国”作为借款条件之一，藉以确定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清廷表示接受。

然而这借款并未成功，原因是：第一，清廷想把借款的数目，从一千二百万镑增加到一千六百万镑；第二，借款的另一条件，筑一条铁路连接缅甸与云南，为法国所反对。

骚利伯雷勋爵止式向俄国建议，平分亚洲：从土耳其的小亚力山大城(Alexandretta)，划一条线直抵北京，北边的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边的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不接受。俄国在当时不仅对亚洲北部有兴趣，而且对亚洲南部(包括中国的西藏与英属印度)也很有兴趣。

在无可奈何之下，英国想出了租借威海卫的办法。骚利斯伯雷勋爵先命令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作一试探。(因为，此时威海卫尚在日本军队占领之下，要等到赔款还清，日本军队才会撤退。而且日本即使撤退军队以后，未必不仍旧对威海卫十分“关心”。)

日本的答复是：“不反对‘同情日本’的国家租借威海卫。”为了证明自己的确“同情日本”，英国正式向日本承认，中国的福建省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十分满意。

于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便向中同正式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

清廷抵挡了一阵，抵挡不住窦纳乐的蛮缠恫吓，终与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由庆亲王奕劻与刑部尚书廖寿恒出面，和窦纳乐签订《中英议租威海卫专条》。

专条的要点是：威海卫所有岛屿，包括刘公岛及沿着威海湾十英里的陆地租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在旅大的租期相同(二十五年)。英国有权设防，作一军港。中国保留威海城的行政权。第三国的军队不许开进。

英国在达到目的以前，怕德国反对，特地先向德国承认山东省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无意以戚海卫为基点，在山东省建筑铁路。德国点了点头。

英国在达到目的以后，又于次年(1899年)4月28日，和俄国签订英、俄协定：加送中国的内外蒙古(长城以北)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也就承认了英国在威海卫与长江流域各省的特殊地位。

日本军队于1899年5月9 日从威海卫撤走(赔款已经付清)，英国的国旗于5月24 日在威海卫升起。

庆亲王奕劻曾经向窦纳乐发脾气，说：“威海卫给你!可别再要别的地方。”窦纳乐回答他：“那倒不一定。倘若法国在南海获得一个口岸，英国到时候也要在南海索取另一地方作为抵制。”

这可说是有成例可援的。不等到租借威海卫专条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年7月1日)签字，消息已经传出来，说中国答应了法国以广州湾租借给法国，以云南、两广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于是，英国就向中国提出五项新的要求(一)扩充九龙租借地。(二)建筑一条横贯中国的大铁路，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的对面浦口到河南信阳，从信阳转而向南到汉口，从汉口向西到四川，从四川向南到云南，从云南向西到缅甸。(三)中国提出保证，保证未曾给予法国以开矿、筑路的特权，(四)增开广西、南宁为商埠。(五)中国允诺英国不以云南、广东二省割让他国。

英国为什么要和法国如此作对？因为，它认为长江流域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所谓长江流域包括云南(也包括河南)，不能容许法国染指。并且，广东是邻近香港的一省，怎受得了法国在广东境内剜去一个广州湾？至于南宁，虽则在广西，却也是一个重镇，顺流而下，可直通广州。

那时候，恰好也是英法两国在非洲互争雄长最激烈的阶段英国由埃及南征苏丹，溯尼罗河而上，法国则获得刚果合作，由西而东，双方不久在7月10日于发秀达(Fashodc)地方碰面，几乎打了起来

同时，双方在中南半岛的斗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英国认为法国想并吞暹罗，又想经由江洪威胁缅甸北境。

清廷有口难言。对法国的要求既已无力拒绝，对英国的要求又无法减除其中与法国相冲突的部分。经过多次的婉转商谈，总算英国人懂得讲求实际，对法国让步，由中国一一补偿。 补偿的方法是：(甲)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比租借广州湾的条约稍晚，比租借威海卫的专条早三个星期)签订了扩展九龙租借地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便是“九龙新界”的来源，租期为九十九年。(九龙城不包括在内，但是其后因为城内的人民抗英，于是又被包括在里面了。)(乙)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承认英国有权筑两条铁路，一条是从山西至湖北，经过河南；另一条是从苏州到宁波，经过杭州(其后改为从上海到宁波)。(丙)同年四月初二日及五月初三日，先后允准英国的福公司在山西与河南开矿，造小铁路。(丁)同年四月初五日，以中、英、德三方协议的方式，准许英国建筑津浦铁路的南段，从山东边界到浦口。(北段由天津到济南由德国建筑，中段由中国自己建筑。)

一二八、筑铁路的经过

瓜分中国的运动，与中国筑铁路的经过有密切关系。 最早的一条铁路，是上海与吴淞之间的，称为“淞沪铁路”。

公司的构成份子是上海的外国商人，他们在司治四年(1865年)开始工作，到光绪二年(1876年)6月间，造好了上海与江湾之间的一段五英里。

为什么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才造了五英里呢？原来，他们所用的是一种舍名求实的方法。开头，他们不说是要造铁路，而仅仅说是“重修”上海与吴淞之间洋兵的军事运输大道，藉以加宽路面，垫高路基。(为了加宽路面，他们直接向老百姓收买土地，包括有坟墓的土地。其后他们宣称，要在这军事运输大道上造一条电车路，与租界上的电车路连接起来。而这条所谓电车路，实际上是三十英寸宽的铁路。通车以后，每天有六班火车从上海开江湾，来回。老百姓倒也并未怎样。)

不幸，在1876年8月3日，有一个土包子在轨道上被轧死，引起了上海与郊区的很多老百姓的愤慨，发展为大规模的反对铁路运动。

李鸿章这时候是两江总督。他出面和淞沪铁路公司交涉，立了一个合同，由中国出钱收买淞沪铁路，买价是二十八万五千两。

这款子由上海及其郊区的老百姓捐出来。次年，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1877年l0月20日)交清。

交清以后，火车停开路轨拆掉，运到台湾。后来，台湾巡抚刘铭传用它来铺设台北与基隆之间铁路的第一段(光绪十三年，1887年)。

这台北与基降之间的铁路全长共十六英里，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完成，资本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造路的劳动力，是“兵工”。

另一条，河北唐山与胥各庄之间的铁路全长只七英里，是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决定建筑的，他聘英国人金德儿为工程师，于光绪六年(1880年)开工，次年完成。为了避免清廷的禁筑令，这条路也称为“电车路”而不称为铁路。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并没有“火车头”，代替火车头的是骡子。

几个月以后，“唐胥电车路”的人员别出心裁，用“上法”造了个火车头，只花了墨币五百二十元(合当时的英金九十五镑)，取名为“中国火箭”。李鸿章这时候已是直隶总督，听到消息大加赞赏，从此就对这条“电车路”全力支持；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无可奈何，不再阻挠。胥各庄与芦台之间的小运河也筑成了，于是开滦的煤可以用火车运到胥各庄，在胥各庄下船，经小运河到芦台，再由原有的运河运到北塘，供应招商局的大轮船，以便这些大轮船入海，到烟台、上海等地，或南至塘沽，溯白河而上到天津。

这一条唐胥铁路，也是纯为中国资本，同时是中国人自己的劳力所建筑，比台北与基隆之间的铁路早十年完成。

唐胥铁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已经向西南延长到了芦台，增加了二十英里之多．只花了墨币十三万五千元(合英金两万五千镑)，可说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铁路。

李鸿章很兴奋，说动醇亲王奕譞于次年向慈禧太后上了一本奏章，请求把这调路向东延长到山海关、向西延长到天津及北京。慈禧太后予以批准。

李鸿章办了一个“中国铁路公司”．资本一百万两公开招股。这公司在光绪十四年把芦台与天津之间的一段顺利筑成。所花的钱平均为每英里三千英镑，较以前的两段稍贵但仍算相当便宜。剩下的工作，是天津、北京之间的一段约八十英里，与唐山、山海关之间的一段也是八十英里。

这一百六十英里需钱很多，招股不易，清廷不肯立即批准，下旨征求各省督抚的意见。张之洞表示反对。张之洞主张，铁路不可以筑得离开海岸太近，应该在内地筑。他认为：与其筑这京津段与津关段，不如改筑由北京芦沟桥至汉口的干线(今天的平汉铁路)。

清廷接受张之洞的建议，把他从两广总督的任上调到武昌，担任湖广总督，以便负责与李鸿章及奕譞共同修筑这北京、汉口之间的干线，命令他从汉口向北筑，而李鸿章与奕譞由芦沟桥向南筑，分工合作。

张之洞在汉阳设了一个“汉阳铁厂”，脚踏实地从准备“路轨”入手。

这一边，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从天津到北京的一段，既因张之洞的奏章而无法开筑，于是以自己所管辖的税收为担保，向银行透支相当大的款子，毅然决然把那唐山、山海关之间的八十英里造了起来，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完成。这时候，中、日之间的战事已经快到一触即发的阶段了。

等到中、日之战爆发，李鸿章又已延长了山海关的铁路到达关外四十英里地方的“中后所”。

中、日(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天津、北京之间不能没有铁路，也不能静候张之洞先把铁轨准备好。由汉口慢慢地向北筑过来。

清廷把李鸿章的原议重新准予实施，由“北洋铁路局”负责。这“北洋铁路局”是李鸿章为了修筑唐山、山海关的一段而设立的，已经吸纳了原有的“中国铁路公司”。

北洋铁路局很快便把天津与北京西南的丰台连接上，其后又从丰台筑到北京郊外的马家铺。

北洋铁路局经营颇为得法收入很多，用它的赢利替国家添造了秦皇岛支线、堪州支线与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京张铁路(平绥线北平、张家口段)，也把关外的一段扩展到新民府。

《马关条约》与《中俄密约》，给中国带来悲惨的命运，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从此必须被动地倚仗外资来筑自己的铁路，甚至瞪着眼睛看外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筑外国的铁路，连带地也丧失了铁路所经省份的矿山与铁路地段的行政主权。

“东三省”的铁路，除了山海关至中后所的一段以外，其余地方的铁路好像是只有俄国有权兴筑，而中国自己反而不能“染指”。然而，清廷总算在日、俄之战以前，勉强把它延到新民府。　日、俄之战以后，宽城子(长春)以南的一段，即所谓“南满铁路”，由俄国让渡给日本，于是整个“南满”，即宽城子以南的大片土地，又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必须向日本借债，才被准许把新民府与盛京(沈阳)连接起来，完成“京奉铁路”(北宁铁路)。同样，宽城子与吉林省会吉林城之间的铁路，也是借了日本的债才筑成。合起来，一共借了二百五十八万三千元日金。

津浦铁路呢，因为是必须穿过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被德国再三阻挠。德国坚持自筑山东境内德州至利国驿的一段，对于山东以外的北段与南段，也想占上一份权益。结果，闹到光绪三十三年年底，德国才同意：津浦铁路不再分段，而由德国人的德华银行与英、法两国人合组的所谓“中国中央铁路公司”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万英镑，九三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其后在宣统二年，又放款三百万英镑，九四点五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津浦铁路的建筑权与管理权，总算是被中国“取得”了。

芦汉铁路也是好事多磨。清廷本巳在光绪二十二年与比利时国讲妥，借比国的款子来筑(为的是比国不是强国，不致于籍此侵略)。但是李鸿章的德国朋友德璀琳自告奋勇，向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说比国自身没有钱，只是替法国作傀儡，而俄国也夹在里面混水摸鱼。于是清廷便把这件事搁下，直到光绪二十四年阳历4月才旧事重提，与比国正式立约，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比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十年以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比国把权利间接让渡给英、法两国，由英国的汇丰银行与法国的汇理银行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四十五万英镑，其中五百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头十五年年利百分之五，后十五年年利百分之四点五；剩下的四十五万英镑十足付现，年利百分之七。

与芦汉铁路相连接的“山西铁路”，即正太铁路，由清廷在光绪二十四年与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商妥。在光绪二十八年立约，借款四千万佛郎(法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不久，这债权便由俄国让给法国(根本是法国人的钱)。

另一条与芦汉路相连接的小铁路，是河南北部道口与清化(博爱)之间的道清铁路。筑路的“福公司”，名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共同组织，实际上全是英国人出钱。福公司在光绪二十四年5月与山西省的当局立约，独享三府两县(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平定县、孟县)的煤、铁、煤油的开采权，期限六十年，以纯利四分之一给予中国政府，四分之三归“福公司”，公司有权筑铁路、开运河，以便利运输。同年6月，公司与河南巡抚立约，建筑道清铁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筑成。

这一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收买“福公司”，仍向福公司借款七十万英镑，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扣除铁路价款六十四万六千英镑，按年付息三十五万英镑。在本息还清以前，铁路仍由福公司经营。

在河南的黄河南岸，有陇海路的最初一段：开封与洛阳之间的“汴洛铁路”。条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谈妥，契约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订立。放款的是法国人与比国人合组的“中国铁路电车路公司”，放款的数目是二千五百万佛郎，六年以后加放一千六百万佛郎，均是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英国在铁路的投资上颇落法国之后，却也懂得急起直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借三百二十五万英镑给中国筑沪宁铁路，由上海通到南京，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铁路名为中国自筑自营，实际上董事五人英国人占了三席。

五年以后，英国人又获得对沪杭甬铁路放款的机会，数目是一百五十万英镑，年息百分之五，付现折扣不详。

剩下的是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粤汉铁路之南有所谓“广九铁路”，由广州通达九龙。这广九铁路的最南一段，从中英“交界”的深圳到九龙，全由英国“自己”建筑，与中国无关。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一段，由中国建筑，也向英国借了一百五十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年息百分之五。

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问题，相当复杂。复杂的原因，是英、法两国均以广东与四川两省为其势力范围。法国获得了在云南“自筑”一条“滇越铁路”的特权，于宣统二年筑成。英国实际上也获得了“自筑”一条“滇缅铁路”的特权，却因大山深川之阻，始终无法享受此项特权。而两国之希望伸展势力到四川，彼此相同。既不能由云南入川，于是均想由广东、湖南、湖北转而西向。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蹄，因此便成了英、法死斗的焦点。

斗到宣统二年(19I0年)5月，英、法在巴黎成立协议，对两路共同投资，邀同德、美两国成立“四国银行团”，这银行团包括汇丰、汇理、德华与美国的茅根公司、孔鲁伯公司、第一国家银行、国家城市银行。这四国银行在宣统三年对清延放款一千万英镑，帮助清廷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收缴“民股”，激起“保路风潮”促成了武昌起义。

一二九、门户开放

列强瓜分中国的运动，可以说是从日本向中国勒索台湾与辽东半岛开始。而接二连三地给予中国以打击的，是德国之强占胶州湾，俄国之强占旅顺、大连，英、法两国之分别“租借”威海卫与广州湾。再加上，这四国与日本硬把中国领一片一片地分作它们的所谓“势力范围”。

弱小而狂妄的意大利，也竟然想染指。它在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声称有意派遣一个舰队到中国海面；不久，便向中国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而且继之以哀的美敦书。

结果是，意大利自己丢脸。英、德、法三国虽则在事前对它表示支持，并不赞成它用武力。日本甚至干脆扯谎，说中国曾经允许日本不以三门湾让给别国，清廷呢，诚然很畏惧英、德、俄、法、日五国，但对于意人利则自问尚能对付，于是一面拒绝意大利的要求，一面命令浙江巡抚刘树棠：敌来即行抵抗。

意大利政府连忙召回公使玛儿蒂诺，说不曾授权他对中国下哀的美敦书。到5月间，意大利政府又发表声明，说意大利并无占据中国领土的企图，只不过希望“扩充商业”而已。

意大利碰了钉子以后，欧洲的其他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之流，也就不存非份之想。葡萄牙从明朝的时候起，便已连骗带偷地占了澳门，在道光二十九年便已封闭了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在光绪十三年阳历12月1日便已获得与中国签订割让澳门的条约，野心一向很大。但是，它的实力，比意大利差得远，中国这时候也已经充分知道它的虚实。

西班牙虽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第一个海洋大帝国的建立者，这时候久已失去在中南美的庞大殖民地，而且在1895年的古巴革命及l898年的美西战争之中，丧失了古巴与菲律宾，自然也够不上对华有所分润了。

至于比利时及荷兰二国，比利时在非洲已经捡得了那大过它本国七十八倍以上的刚果，无力消化；荷兰也自有其荷印、圭亚那等属地，其中仅仅荷印已相当于本国五十四倍以上，够它吃，也够它忙。况且，它并没有近代化的海军。

丹麦、瑞典、挪威三个北欧小国，倒真正是对华“毫无领土野心”的，同时也真正是只想“扩充商业”的。

其他的欧洲国家，奥地利是“内陆国”，希腊则自保不暇，巴尔干半岛之上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布加利亚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均是俄、奥之间，也就是俄、德之间，被争夺的“骨头”而已。

土耳其在当时，由于国都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边缘，也算是一个欧洲国家。然而，“如所周知”，它的情况不比中国好。中国是“东亚病夫”，它也是奄奄一息静候宰割(实际上已被宰割了一大部分)的肥羊。

总之，除了英、法、俄、德、日五国以外，有力量参加瓜分中国而不曾参加的仅有美国一国而已。

美国对华的兴趣在于“通商”。美国在上海一度有过租界，其后这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改称“公共租界”。上海老百姓沿称这公共租界为“大英地界”，而不称之为“大美地界”。结果是，英国人背了名，而美国人照样享受一切特权。

英、美两国本可以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在中国全国的铁路、矿山上投资。自从有了所谓势力范围以后，英国的投资被限制于长江流域。

英、美看得很清楚，所谓划分势力范围只是瓜分中国的前奏。中国如果被瓜分，则英国至多只能分得长江流域而未必能守，北有贪得无厌的俄、德，南有雄据台湾的日本，而日本之蚕食对象不止于福建一省。日本以外，又有对云南、四川、广东均不肯放手的法国。总之，英国到那时候，处境将更加困难。

富有经验与远见的英国外交家老张伯伦，于是决定对瓜分中国的运动加以及时的阻止。而阻止的方法不在于压迫俄、德、法、日取消势力范围，因为事实上英国无此力量。只要势力范围不恶化为列强的殖民地，瓜分运动便自然而然中途停顿了。如何使得势力范围不变成殖民地，莫如把筑路、开矿之权与经商、贸易之权分开，只承认筑路、开矿的势力范围，而不承认经商、贸易的势力范围。

老张伯伦把他的意见灌输给当时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海约翰在1898年下半年被调回本国担任“国务秘书”。日文译为“国务卿”，错误之至，美国不是一个君主国，那有什么“卿”呢？ 海约翰有意对华采取一种符合于老张伯伦意见的政策，便从希腊召回一位曾经担任过驻华公使的罗克希尔。英国方面听到消息，也召回一位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头号助手的希匹斯来，叫希匹斯来赶紧击美国，因为希匹斯来与罗克希尔在华常相过从，是很好的朋友。

希匹斯来直接向罗克希尔、间接向海约翰，接出了一个新鲜的口号：“商业的门户开放”。

这个口号被海约翰采纳，作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门户开放政策”。有些历史家把这“门户开放政策”，与孟罗总统的 “孟罗主义”对称。孟罗主义的对象是中南美各国，意在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不让欧洲的国家来侵略。

海约翰在1899年9月6日，对美国驻英、法、德、俄四国大使，发表一个训令，叫他们分别向这四国的政府取得关于下列三点的承诺：

(一)在各该国的所渭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不干涉到通商口岸或任何他国已有的权利。

(二)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只有中国政府可按照中国与各国所协定的关税税率征收关税。

(三)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各该国不得对他国人征收高于其本国人所缴纳的港口费或铁路运费。

这训令发出以后过了三个多月，海约翰又对美国驻日大使与驻意大使发出同样的训令。(实际上，海约翰对意大利求取保证是白费的，意大利不曾从清廷手中获得任何租借地与势力范围。)

照理，英国既是幕后的导演人，应该首先作无条件的承诺。但是聪明而自私的英国当局装腔作势说：九龙新界虽则是租借地，却与一般的租借地不同。又说，英国只能承诺到他国所肯承诺的程度。

德国的答复，在文字上最痛快而漂亮：德国从一开始便巳不但确定了、而且完全实行了，在它的中国“领有地”之中，对任何一国的人民“予以贸易上、航务上、商业上的平等待遇。”又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正是门户丌放政策。”

法国的答复更加漂亮：它希望在全中国各国人民一律受到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关税、港口费与铁路交通的运费这三个项目上。

俄国的答复最不漂亮：“关于怎样收取关税的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决定。”换句话说，倘若中国自愿绐俄国人以特别优待(实际上已经给了)，这不干你美国的事。俄国是惯于偷了东西又否认的，又说：“俄国从来没有存心为自己的人民索取特权，而把别的外国人摒斥在一边。”

剩下的日本与意大利，这两国对海约翰所要求的承诺欣然同意。意大利在华虽没有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却也厚着脸皮，向美国承诺给予他国人民以商业上的平等待遇。

一三○、百日维新

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八月初六日结束，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间，光绪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条谕旨与密诏，其中十分之八九均与“维新”有关。其中真正见诸实行、不曾被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之后一笔勾消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巾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于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

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在维新以前的三年便已决定。这计划之所以能见诸施行，应该归功于光绪皇帝在维新期间的一股冲劲。

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光绪选中了孙家鼐。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这时候官居吏部尚书，年已七十一岁。 光绪在五月初五日加给孙家鼐以协办大学士的名义；十五日，派他“管弹京师大学堂”；同一天，赏给梁启超以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将译书局与另一机构“官书局”，合并在京师大学堂以内。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它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一所大学，而且有“统辖各省学堂”之权，所以实际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泽书局呢，堪比于后来的国立编译馆。

创办京师大学堂与译书局，都是很好的事，虽则也有人反对，但尚不致阻碍多少人的出路，打坏多少人的饭碗。

然而，光绪(在五月初五日)下诏废了八股：“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这就正如张之洞所说，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尤其是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学会八股，等于白学。

另一项改革，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连同其庙产、寺产、堂产，一概改为学校。所谓“祀典”，指国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没收”之列的仅有太庙、天坛、社稷坛与孔子庙、关岳庙了。于是，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长，也都成了维新的敌人。

更严重的一项改革，是裁撤骈枝机关。光绪在七月十四日下诏书，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统统归并到礼、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为这三省已各有其湖广总督、两广总管与云贵总督)。专管河工的东河总督，与若干非产盐省份的盐道，非运粮省份的粮道，以及无地方行政责任而专管水利、盐场、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于是，极多的冗员丢官，也恨死了维新二字。 最严重，同时也确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计划，是关于设立“制度局”的事。这“制度局”原为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书”中所建议的。光绪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这“第六次上书”(被恭亲王搁了一个多月)，立即批交总理衙门大臣会议。那些总理衙门王大臣拖到六月间，被光绪催促，回奏说不能设立。光绪改交军机大臣议复，军机大臣们也表示在大体上不赞成。光绪于是又电征各省督抚意见，有些督抚竟然连回电也没有。 这“制度局”是什么呢?是一个起草宪法的机构，实行宪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府”。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他又说：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康有为的勇气与光绪的魄力，均令我们佩服。可惜这两人均是热心过份，经验毫无。他们似乎以为，只须他们两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书一扫而光，并且立刻可以在腐败专制的废墟上，建筑起君主立宪的画栋雕梁。

结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都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广州)人，生于咸丰八年，在百日维新之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章很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学术方面涉猎亦甚广泛，始则受业于朱次琦，窥见宋明理学的堂奥，继则私淑于王闿运，对公羊学派的所谓微言大义发生爱好，最后读了江南制造局与广学会所出版的若干西书译本，获得了关于外国一般情形的表面的了解。他不失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有心人。

他幼年专攻八股，由秀才而举人，其后在光绪十四年与二十一年以举人的资格向皇帝上书，第一次是单独行动，第二次是联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动。这两次所上的书，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达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书之时，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于是他又以进士的资格，托都察院递上第三次上书。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赞赏，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其余两份分存乾清宫与勤政殿。

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觐见之时，他又上书五次，总计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书，千言万语不外乎“变法”二字。而他所谓变法，说到最后也只是“君主立宪”，以日本与英国为榜样。

光绪皇帝被他感动。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陈宝箴等，也都被他感动。被他感动得最彻底的奠如他的学生、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于十九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到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从此，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

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李端棻爱他的才，把堂妹嫁给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为为师。康比他年长十五岁，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称为“万木草堂”，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麦孟华等人。

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搬家”。康的一套理论，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

其后康、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康醉心于廖平(季平)的所谓“今文学”，而更进一步认为《周礼》、《左氏春秋》、《诗经毛氏传》，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又认为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极寻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从康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喜欢实事求是，不欲卷入“今文”与“古文”之争，更不愿附和“孔子改制”之说。康的成见甚深，一言既出，宁死也不认错，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则“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

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均确信中国惟有“立宪”才能转弱为强。

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梁在当时年纪还轻，只是受康的驱策，作奔走宣传而已。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康、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都在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分批“上书”，交到都察院，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万言书”，也交到都察院。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

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开头是反对“马关条约”，主张不予批准换文，迁都关中(陕西)或太湖流域，对日长期作战。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如练军、选将、制械、筑铁路、造轮船、制机器、开矿、铸银元、印钞票、办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等。再其次是启迪民智，如立学校、办报馆，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最后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机关，成立国会。 这一封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

“举人”只是一种学位，不是官阶。几百名无官阶的“布衣”，连名向皇帝上书，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康、梁不愧为“开风气”的时代先锋。

他们而且“聚众集会”。第一次会，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

三个月以后，康、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强学会”，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

在“万言书”被都察院拒收以后、强学会成立以前，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称为“中外纪闻”，附在政府的“宫门抄”(官报)之内，免费赠送给“宫门抄”的阅者。办了一个多月，因“谣言纷起……送报人惧祸”，而终于停止。

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孙家鼐把自己的“孙家花园”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其后，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

此外，翁的门生文廷式，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张之洞的门生杨锐，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份子。

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出了不少力，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涌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这些款子，其后收到的不多，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 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康、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是一个政敌，加以拒绝。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

在强学会被查封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从上海买了不少新书来，北京的一家大书铺翰文斋也捐赠了很多的古书。两个月以后，孙家鼐奏称会址孙家花园是他自己的私产，请求启封，获准。会中的若干书籍照例充公，于是特设一个“官书局”加以收藏。这官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封以前，早已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一个强学分会。参加的名流有江苏的张謇、广东的黄遵宪、江西的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湖南的左孝同(左宗棠的儿子)、福建的沈瑜庆(沈葆桢的儿子)。强学分会的开办费一千五百两，是张之洞捐出来的。然而总会既经查封，分会的命运自不能久，只开了一次成立大会于张园，便无形瓦解。开办费除了房租等开销而外，还剩下墨币一千二百元。

次年三月间，梁启超便用这一千二百元，又请黄遵宪捐一千元、邹凌翰捐五百元，办了一种旬刊，称为《时务报》。

《时务报》每期的篇幅有三万字左右，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启超执笔。梁的言论很激烈，“笔端常带感情”，很受一般读者欢迎。这《时务报》办了不到一年，销路超过一万份。

参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包括梁铁君与其后转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的章炳麟(太炎)。梁铁君其后在北京谋刺慈禧太后，被杀。

梁启超办《时务报》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期间，他先后发表不少的宏论，包括十多篇“变法通议”。他认为教育是“变法之本”，可谓抓住了要点。他又认为满、汉的界限必须化除。化除的方法是：(一)满人归入各省各县籍贯，而不再称为某军、某旗之人；(二)满、汉通婚；(三)裁并满人的官缺，鼓励满人从事生产活动。

除了办报以外，梁启超同时也开办了一家“大同译书局”，协助经元善的夫人设立一所女子学校，联合了若干头脑新颖的人士发起“不缠足会”。

他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学者名流，获得很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与支持。严复、马良、孙诒让、张謇，对他均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寄了治装费来，请他去美国担任二等参赞。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请将他“交铁路大臣差遣”。张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当一个入幕之宾。他都不曾去。

有一位四川达县的老翰林，官职虽小而眼光颇远，杭州府钱塘县知事吴季清，愿意负担梁启超的生活费三年与两个外国教员的薪金(一英、一法)，劝他搬到西湖来住，好好读三年外国书，蔚成大器。可惜，梁启超却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长沙，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所“私立”，被陈宝箴收为官办，以熊希龄为总理，以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为董事，实际上的校务与教务则交由梁启超主持。“分教习”统由梁启超聘请，其中有一个是唐才常。第一期的学生四十人，包括蔡锷、范源廉、林圭、毕永年。

时务学堂在原则上是低于京师大学堂一级的“高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而事实上是一种改良的书院，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相仿。它所不同于万木草堂的是，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学说的宣扬，而粱则是为了暗中准备“湖南独立”而训练干部。康是一人独教，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国固有的义理、词章、考据、史地、礼乐书数、图枪(代替“射御”)，与外国的史地、格致、政治、群学(社会学)、语言文字、演说、体操，外加“游历”(每年于假期中举行)。梁在时务学堂，请了六七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当分教习，分工合作担任经、史、子与“西籍”四科。他自己所担任的，只是“总其成”的工作，然而也每天上课四小时，每晚亲自批答学生的札记。

时务学堂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梁启超手订“学约”十条：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所谓“读书”，只是这十条之中的第三条而已。 在立志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以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为模范。在养心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打破苦乐关头、生死关头、毁誉关头。

在治身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每天在就寝以前检讨自己的过失，记在日记簿上。

最重要的，是最后两条：“经世”与“传教”。经世，是“治天下”；必须研究“治天下之理”与“治天下之法”。传教，是“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当共矢宏愿，以传孔子大同之教于天下。”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的讲演与所写札记批语，充满了对荀子以来若于儒家学说的批评，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不满。他又不肯延聘叶德辉为分教习，理由是叶的私生活很不好，虽则读书颇多而不配为人师表。叶德辉恨极了他，就鼓动一些守旧份子对他攻击。

梁启超为人坦白，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却也颇富于民族、民权思想。他的札记批语中，有这么几句话：“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作为梁启超的罪状。

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湘报》(日报)与《湘学报》(旬刊)。《湘学报》开头便是一篇介绍《孔子改制考》的文章，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无君”的言论。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仁学》，其中有“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又有“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

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被吓得赶紧写了《劝学篇》表明心迹(篇中有“宗经”一章)，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说梁、谭等人的言论“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

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辞退”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叶觉劢。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去上海。总计他办时务学堂，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不由康领衔，而由他领衔。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请转上光绪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肯收。

这时候，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前后已经有过八次，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保国会”三次。第一次在粤东会馆，到会的二百余人；第二次在嵩云草堂，到会的人数不详；第三次在贵州会馆，到会的一百余人。康有为本想把“保国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若干分会，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而未能如愿。

这一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

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科员)，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

五天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定国是”的诏书，决心变法。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终于发生效果。 可叹的是：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而维新云云，不仅为时极短，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

甚至，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虽则“政变”是在三个月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又力主变法，虽则(一)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二)在学术思想上，翁很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 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升工部尚书，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贬为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

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他刚被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仍兼大学士)，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三支军队。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铎，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她叫光绪予以批准，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

这阅兵的事，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到时候，把光绪捉住废掉，另立别人为皇帝。

事实上，慈禧未必有此阴谋。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份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而预先让荣禄有兵，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

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标督直之日(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五月十四日)，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七月十九日)、擢用四军机章京(七月二十日)以后。

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兼管科举与学校。所谓堂官，是两个尚书(部长，满、汉各一)，与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二)。在各部尚书之上，常常又有一个所谓“管部大臣”。

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是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涏、徐会澧、曾广汉。

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科员)王照的一封奏章。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一)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先到日本看看；(二)设立一个“教部”、“扶翼圣教”；(三)责罚本部堂官，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为臣不忠。

这一封奏章，王照先交给许应骙，许应骙不收。王照又交给怀塔布，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他便送到都察院，请都察院代呈。结果，怀塔布答应代呈；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说王照咆哮署堂，居心“陷皇上于危地(日本)”。

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刑)部议处。四天以后，七月二十日，将六人一齐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亲政”。事实上，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而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一部的尚书、侍郎六人统统免职，把一个“七品小京官”，破格升为四品，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

这四个小臣是，内阁侍读杨锐、内阁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光绪发表他们为“军机处章京”。名为章京(秘书)，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在光绪，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

最后，“母”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重用袁世凯，而发生的大误会。

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

这两个星期中，情势真是够紧张的。一方面，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令户部(财政部)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另一方面，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怂恿慈禧实行“政变”。

一三一、戊戌政变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荣禄自从李鸿章被免掉总理衙门大臣以后便十分害怕，害怕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亦将不保。恰好，在七月二十六日，光绪特召荣禄的部下袁世凯晋京陛见，而并不同时召见荣禄，这就叫荣禄更加害怕。 在荣禄所统辖的三支军队之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最坚强。聂士成的“武毅军”，在甲午战争之中尚有表现，然而已有暮气。董福祥的一军，官兵皆无纪律，不堪一战。

荣、袁二人之间，私交不算坏，而且拜了把子，结为异姓兄弟。然而利害关头，谁也不能信谁。光绪为什么要特召袁世凯晋京陛见呢?不分明是要釜底抽薪作为撤换荣禄的第一步么？ 其实，光绪并无去掉荣禄的官职之意。光绪之所以召见袁世凯，出于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建议。康有为上了一本奏疏：“请皇上亲御戎衣，自统六军，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谭嗣同当面向光绪说袁世凯是一位将才。

袁世凯在八月初一日见到光绪，光绪和他谈了一阵，所谈的都是怎样练兵的事。谈完，袁世凯退，光绪随即颁了一道谕旨，开去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一缺，以侍郎(资格)候补。

八月初二，光绪又召见袁世凯一次。初三的晚上，谭嗣同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问袁世凯：“天津阅兵的阴谋，你听到没有?”袁说：“听到。”

所谓天津阅兵的阴谋，在最初本是一种谣言，到了这时候已经愈传愈甚，竟然连袁世凯也承认听到了。

于是，谭嗣同拿出光绪在七月二十八日写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的一封亲笔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光绪为什么突然感觉“位几不保”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光绪在七月二十六日召袁世凯晋京之时，只是为了想成立参谋本部，既没有免掉荣禄总督之意，更不曾料到他本人会因此而大遭慈禧之忌。慈禧决不能容许他成立参谋本部，“自统六军”。

他把召袁的事，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被慈禧痛骂了一顿。慈禧在骂他之时，可能说出“你如此胡闹，以为我不能换掉你么?”

他回宫以后，便在二十八日写了这么一张密诏，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于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

康与四位章京捧诏大哭，想来想去，想出了这个请袁世凯保驾的下策。

他们五人这时候只以为阅兵阴谋将成事实，似乎还不知道被革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已经伙同礼部左侍郎立山等六人到了天津一趟，拜访荣禄；不知道李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也到过天津，拜访荣禄；而且，更不知道荣禄已经开始行动，把聂士成的五千人调到天津集中，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到距离北京彰仪门仅有四十里的长辛店。

然而，他们应该知道，荣禄已经打了三次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有许多外国兵船开向塘沽一带沿海，又在八月初三这一天打了电报来，说英、俄两国已经在海参崴开战，请光绪叫袁世凯赶快回天津准备应付。

书生作风的谭嗣同，却依然只就天津阅兵阴谋的老谣言，请袁世凯到时保驾。谭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聂士成与董福祥)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说：“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力以补救。”

初四，袁世凯觐见光绪辞行。光绪叫他当天不必回津，明天再陛见一次方走。于是，初五这一天黎明，袁世凯又陛见了一次。光绪在临别的时候，笑着向他说：“以后你专管练兵，与荣禄各干各事。”

过了十三年，在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11月间，袁世凯告诉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他和谭嗣同谈话之时，曾经表示对“密诏”的怀疑，说密诏倘若是皇帝的亲笔，应该用硃而不该用墨。谭说：“等你请训出京之时，皇上自然要另颁一道硃谕，当面交给你。”其后，在初四、初五两日，光绪并不曾有什么硃谕交给他。而且光绪也只是叫他襄赞维新，并未谈到所谓“妥速密筹”之事。 袁世凯又向《泰晤士报》的访员说：并不是他一到天津便向荣禄“告密”，而是荣禄先向他说：“你是来取我的头了!你最好老实说罢，已经有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袁当时回答荣说：“你所听到的只是少数政客的阴谋而已，皇上并不知情。”

他和荣禄究竟谈了些什么，是否他先向荣禄“告密”、出卖谭嗣同与光绪，或荣禄先向他开口，叫他“实说”?由于荣禄本人不曾留下记载，我们仅有伦敦《泰晤士报》访员所写下的袁世凯的谈话，所谓片面之辞。

此外，有《申报》所刊载的，得自苏州张仲仁处的所谓《袁世凯戊戌日记》。这《戊戌日记》是否真是袁世凯写的颇成问题，但是它的内容倒颇与戊戌年(10月10日，在政变之后的第二十天)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所登的“消息”大体符合。《字林西报》说：谭嗣同明明白白告诉袁世凯，光绪将要面交他一封硃谕，要他：(一)回到天津，立刻杀掉荣禄；(二)担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杀掉荣禄以后就职；(三)带兵到北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捕捉慈禧，以一半守住皇宫保护光绪；(四)逮捕守旧份子．尤其是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

这第四项，在《戊戌日记》之中没有。

《字林西报》又说，袁世凯果然在9月20日(八月初五)从光绪手中接到这么一封硃谕。

《戊戌日记》却说：硃谕始终不曾接到，仅仅从谭嗣同的口中听到，谭嗣同拿了一张墨笔的谕文给他看，说是“原旨”存在林旭那里，这是杨锐用墨笔所抄。就这墨笔的抄文而论，上面并没有杀荣禄与包围颐和园的字眼。然而谭嗣同说，抄本中的“设法相救”四字正是指的杀荣禄与围颐和园。

可疑的是，慈禧在八月十四日用光绪的名义宣布康有为等人的罪状，只说他们“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对“杀荣禄”的事一字不提。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一再强调：康等绝无包围颐和园的企图。所谓“包围颐和园”，正如“张荫桓进红丸”，或“康有为进红丸”，完全是守旧分子所放的含血喷人的谣言。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于“杀荣禄”的谣言，也正如慈禧用光绪名义所下的诏书一样，只字不提。

总而言之，戊戌政变的详细经过仍有待于未来历史家的考订。

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是，光绪在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叫袁世凯晋京。二十八日下诏给康与四位章京说“今朕位几不保......汝......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八月初一日，袁世凯陛见。初二日，光绪密谕康有为离京，去上海办“官报”。初三日，再谕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

奇怪之至。倘若光绪有意“包围颐和园”，为什么要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远去上海？

康有为在初五的上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袁世凯也在这火车上，但不曾与康碰面。

第二天，初六，康有为在天津搭英国轮船重庆号放洋直航烟台，荣禄派了海军飞鹰号去追，没有追上。

在八月初七日(政变的第二天)，康所乘的重庆号轮船到达烟台。他完全不知道政变发生，还上岸游了一会，买了些东西，回到船上续航上海。

倘若他曾经与谭嗣同等人有过包围颐和园的意思或计划，决不致于能在烟台如此轻松。

成为对比的是，荣禄在这几天十分紧张。初五的午间，袁世凯从北京回来见他；他立刻搭火车去北京，不在城内耽搁，而直奔颐和园，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见慈禧。

他和慈禧说了些什么话，只有他和慈禧知道。 事后，他当晚乘火车回天津。

有人说，慈禧叫他留下卫队守住紫禁城(皇宫)，这大概不确。慈禧在宫内、宫外一向有布置，李莲英以下的太监不用说，神机营总管庆亲王奕劻、步军统领崇礼，也均是慈禧的亲信。 次日，八月初六，慈禧在清晨离开颐和园，走小路由西门进北京。进了紫禁城，进了光绪的寝宫。

光绪这时候不在寝宫，已经走到官门。他是想逃?或是真想迎接慈禧?难以查考，事实是他到了宫门便不得不折回。 折回以后，他被慈禧幽禁在(御花园)“中海”的一个小岛“瀛台”。

这一天，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下诏书，说是恭请皇太后垂帘“训政”，已蒙皇太后允准。

当天，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被搜查。康有为巳走，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广仁)被捕。

谭嗣同与梁启超得到消息，找英国人李提摩太牧师与美籍中国老留学生容闳商量，决定由李提摩太找英国驻华公使，容闳找美国驻华公使，梁启超找日本驻华公使。英、法两国公使均不在京，李、容二人的活动当时无甚结果。梁见到日本公使林权助，笔谈请林权助“解皇上之幽闭，并救康有为氏。”说罢，仓皇而去。

当天晚上，梁再度到日本公使馆，被林权助留下来，于八月初十派人护送出京，到塘沽搭日本兵船去日本。

谭嗣同留在北京不肯走。他力劝梁启超走，说自愿作公孙杵臼，希望梁启超作程婴。到了初十，他被捕；十三日，他被斩在宣武门外菜市口。

和他同时被斩的，是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 谭嗣同在静候被捕的三天之中，伪造了很多封父亲谭继洵写给他的信，信中充满了反对维新的论调。果然，这些信被搜去以后，清廷认为谭继洵与谭嗣同的活动无关，对谭继洵处罚很轻，只是驱逐回原籍而已。

政变以后，所有的维新谕旨，除了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以外一概取消，科举仍考八股文，骈枝机关统统恢复，庙宇寺院仍旧为庙宇寺院，不改为学校。

因牵涉到维新，而被罢免甚至充军、下狱、关禁的，有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张荫桓、李端棻、徐致靖、王照等二十七人。翁同龢本已勒令回籍，此时被交由地方官严加管束。

康有为却侥幸在上海吴淞得到英国领事帮忙，换乘英国兵船逃往香港。

一三二、义和团

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前；义和团的事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后。

康、梁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得罪了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康、梁等人不该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更不该于维新期间让光绪皇帝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尤其失策的，是历次“上书”均只以光绪皇帝为对象，而不曾尊重幕后的当家人——慈禧太后。王照是个例外，他一开头便主张捧慈禧，但是康、粱等人不表同意。

慈禧为一群宵小所包围，确是事实。但是她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康、梁等人低估了她。

在戊戌政变以后，稍涉维新嫌疑的人均被摒斥，朝中所余的正人君子寥寥无几，也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结果是，宵小为所欲为，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最得势的莫如大学士刚毅与端郡王载漪。这两人互相勾结，图谋杀害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的嗣子、继承皇位。

为了杀害光绪，他们曾经诬指康有为“密进红丸”，命令上海道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倘若康有为果被捉住而正法，他们就可以真的用一颗红丸结果光绪性命。然而，康有为在吴淞口被英国领事救走，弄得他们只好另想别法：宣称光绪病重，征求名医。

这时候，连外国的驻华公使均为光绪抱不平。他们向总理衙门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健康十分关心，倘若光绪遭遇什么意外，一定会引起“严重的猜测”。总理衙门的人说，皇上的确有病。于是，英国公使窦乐德建议，派一个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德泰夫入宫诊视。刚毅等人因为“征求名医”在前，无法拒绝。德泰夫诊罢出来说，光绪没有病。

英国公使的这一着棋，使得光绪多活了十年。

然而刚毅等人并不罢休。他们用军机大臣某人的名义密电征询各省督抚关于“废立”的意见，满以为各省督抚一定随声附和，却不料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钉子。刘坤一回电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

事情拖了一年，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突然召集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南书房与上书房的侍读翰林、各部院尚书，在仪銮殿开会，用光绪的名义宣布立溥儁为同治的嗣子。

诏书说：“朕冲龄入承大统……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用再仰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这一封诏书，引起了上海电报局总办(局长)经元善的抗议。经元善官卑职小，竟敢领衔与一千二百多人联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列名于这封电报的知名之士，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太炎)、唐才常、蔡元培。

经元善与这一些人的勇气颇堪钦佩，他们分明知道慈禧决不肯让“光绪力疾临御”，更不会饶恕他们这样的一种“聚众滋事”、“妄于朝政”的行动。然而他们偏要打这么一封电报试试。电报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探闻各国有出兵干预之说”。

慈禧看了电报，又怕又气又恨。怕的是，外国可能真出兵干预。气的是，区区一个上海电报总办，也竟然敢领衔向总理衙门打电报？恨的是，在经元善的后面分明又是“康党”在作祟。

事实上，唐才常与当时的章炳麟确是“康党”。他们志切“保皇”。认为慈禧立了溥儁“为穆宗毅皇帝嗣子”以后，一定会再用光绪的名义下诏“退位”，于是造出“各国出兵干预”的谣言，吓阻慈禧。

慈禧确是被吓阻，却因此更恨洋人。她一面命令上海地方官吏设法向租界当局交涉，捕捉经元善；一面与刚毅、载漪等人研究，如何对付洋人。

经元善丢了官，也几乎丢了性命，他逃去澳门。刚毅、载漪等人替慈禧想出一条对付洋人的妙计：用“义和团”的“义民”把在华的洋人斩尽杀绝。

“义和团”的原名是“义和拳”，可能为天理教或八卦教的一个支流。参加“义和拳”的人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由于德国人在山东太横行，而“吃洋教”的所谓“教民”又狐假虎威，欺负善良，于是“反清”的情绪为更强烈的“反洋”情绪所替代。山东巡抚毓贤，也是一位“反洋”的同志，觉得义和拳份子的“民气”可用，加以鼓励，承认他们为“民团”，叫他们改称其团体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组织，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秘密社会组织，变成了公开的所谓民团以后，仍不愿放弃其固有的神秘意味。吞符念咒，未尝无相当有效的催眠作用，足以增强团员的勇气，甚至“作战能力”。而且，团员除了吞符念咒以外，也学得一些刀枪拳棒。

义和团的错误，第一是迷信吞符念咒足以抵御枪弹炮弹。第二是盲目反对洋人的一切，包括洋人的宗教、医术。

他们之标出“兴朝灭洋”或“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在改名为“义和团”以前。教他们标出这口号以代替“反清复明”的人，是来自陕西的李来中。李来中可能是这一个秘密结社的全国总首领。

山东一省的小首领是徐天吉。有人说，不是徐天吉，而是一位朱红灯。

直隶的小首领，是天津白河沟人强德成与静海县人曹福田。强德成是撑船的，自比洪秀全。曹福田是散兵游勇，自比杨秀清。一般的徒众称他们为“大师兄”。

团员的服装也很别致。头裹红布或黄布，余下两尺垂在脑后，颇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骑士。身穿短衫裤，不穿长袍。上身罩一个肚兜，肚兜上绣八卦之中的某一卦，倘若这位团员是属于“震字门”的，便绣“震卦”，坎字门的绣坎卦，乾字门的绣乾卦。腰间扎一条与头布颜色相同的腰带，裤子也扎了裤脚，脚上穿的是靴子。

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是钢叉，其次是花抢、单刀、双剑。西式的枪炮，即使中国制造的，他们也不肯用。

一切洋货，他们都深恶痛绝。贩卖洋货与使用洋货的，信洋教的教民，则被他们称为“二毛子”。

他们所奉的神，以纯粹中国的为原则，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公、梨山老母、二郎神，等等。他们也崇拜老令公(杨继业)、周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诸葛亮、张翼德、赵子龙、马孟起(超)、黄汉升(忠)、姜太公、李太白(!)、尉迟恭、秦叔宝、黄天霸、杨香武。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耶稣固在排斥之列，佛教的如来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弥勒佛、济颠活佛等，他们也一概不拜。但是在咒语中却有“云凉佛，前心”五字。

他们的最小单位是团，每团有团员二十四人，设一个团首。团首之上有大师兄，二师兄等等。大师兄之上，有一位不见面的神秘的“老师”。对官厅交涉，皆由大师兄出面。

义和团最普通的咒语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他们相信：懂得念咒语，上阵杀敌便可以刀枪不人，枪弹炮弹均打不进。

团里又流行种种的神奇传说，例如：(一)“老师”给了某团员二百文，这团员把这二百文用来用去，总是用不完。(二)团里某次用一个小铜锅煮饭，煮了二升米，供应了很多人，总是吃不完。(三)大师兄强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丢了一根粟杆在地上，几个大汉抬它不起。(四)大师兄曹福田初到天津，向租界一指，租界便起了火。

义和团的发祥地是山东西部，巡抚毓贤很赏识它，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却决意将它扑灭。

毓贤之所以被调差，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多次抗议。那时候，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冬季。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已到了械斗的阶段，教民有被“义民”逼迫“烧香拜神”的，“义民”也有被教民“开枪打死”的。所谓“义民”，是指的义和团团员及其附从份子(包括“大刀会”会员)。

清廷在十一月初四日召毓贤进京，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袁世凯不比毓贤。毓贤没有自已的兵，袁世凯是带了他的“新建陆军”来的。新建陆军这时候改了名字，称为“武卫右军”。他又把山东原有的“勇”营三十几营，选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加以训练。因此，他镇压义和团颇有力量。

在他到任以前，山东仅仅荏平一县便已有“拳厂”八百余处。到任以后，只花了两个多月工夫，他便把全省的团员压得销声匿迹，或逃奔到直隶去了。

他的方法是，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练拳者死，办拳厂者死，赞助拳厂者死，家产没收，以一半或全部赏给告密的人。

他把这八条章程推行得很有效。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竞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扬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信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样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代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中国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水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

一三三、八国联军

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他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国洋兵五十一名，奥匈帝国三十二名，加上先后与洋兵同来的十九名各国军官，总数是四百五十一名。)

在这四百五十一名官与兵之中，有四十三名被分派到“西什库”，保护“北堂”(利玛窦所建的天主堂)。剩下的四百零八名，成为防守使馆的全部兵力。在军器方面，除了四枝机关枪以外，全是步枪。(英、美、奥、意四国使馆各有机关枪一枝。)俄国使馆虽有若干炮弹，炮却留在天津，不曾带来。

五月十三(6月9日)，英国使馆的“翻译生”在北京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与义和团团员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一个团员。

当天晚上八点半钟，英国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个电报给驻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上将，说：“情势极端严重，请立刻派兵增援，迟恐无及。”

西摩尔接到电报以后，在次日上午九点半钟便带了军队由天津北上。清朝天津当局于西摩尔的坚持之下，准他与他的军队搭乘火车。

第二天早晨，他到达杨村，已有其他几个列强的军队陆续由天津赶来。于是，西摩尔的兵力，有了二千零六十六人之多。

这二千零六十六人，便是国外历史书上的所谓“救援纵队”。各国的官兵人数如下：

英-- 915

德… 540

俄… 312

法… l58

美… ll2

日 一 54

意 … 40

奥 … 25

这是列强激怒慈禧的第二件事。

慈禧在这一天(五月十四日)，索性委派仇洋的端郡王载漪为“管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

次日，五月十五日，拳众进入北京。又次日，五月十六日，西摩尔的洋兵才到达廊房(由于杨村以北的铁路被拳众毁坏，因此而西摩尔的军队决定边走边修军行缓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救援纵队”，并非于东交民巷业已被围攻以后才由天津出发。反之，东交民巷奥国使馆之开始被拳众进攻，是在救援纵队既已由天津出发以后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各国使馆之一律被中国官军正式围攻之时更在其后，是五月二十四日午后。

救援纵队于五月十三日晚间从天津出发，五月十四日到达杨村。在杨村的聂士成部队四千人，不但不曾加以拦阻，而且和纵队的军官“礼貌”了一番。

五月十五日午后，纵队到达廊房，与拳众发生接触，打死了很多拳众。拳众继续抵抗，打到五月二十(6月16日)，纵队毫无进展，西摩尔于是下令向天津撤回。

十天以后，纵队返抵天津租界。他们在这十天之中且战且退，遭遇到中国正规军董福祥部(甘军)的追击损失惨重。最后，还是租界方面出来一批援军(多数是俄国兵，约有一千多人)，才把纵队接应回去。总计，在二千零六十六名官与兵之中，死了六十二人伤了二百三十八人。

天津租界的洋兵，于西摩尔出发之日，剩下有七百人左右。但是，在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从旅顺来了俄国兵一千七百名，加起来总数是二千四百名。

大沽炮台被占以后，各国的援兵登陆，来到天津的有七千多人，连同天津已有的洋兵，实力增加到一万二千人。

此后，展开了天津的争夺战。中国的军队与拳众进攻租界，攻不下。进攻天津城，于八月初八日(7月14 日)攻下。(聂士成于八月初五日在八里台阵亡。)

洋兵在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至，比起拳众来不可同日而语。拳众诚然也杀人放火，却很少犯过奸淫掳掠。

洋兵的次一任务，同时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攻入北京，救出被围困的各国公使。

然而他们并不着急。原因是有鉴于西摩尔的救援纵队在廊房吃了亏，有鉴于他们自己在攻打天津之时，又遭遇到聂士成、朱庆、马玉昆等人的坚强抵抗。他们纷纷向其本国政府请求增援，准备等待大批援兵到达以后，再向北京进发。而等待期间．他们又正好继续抢掠天津人民的财物，奸淫天津的妇女。

等候到七月初九日(8月3日)，援军来了两万多，加上已有的洋兵，总数在三万四千左右。他们这才决定分出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于次日进兵。

这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洋兵的国籍如下：

日 8000

俄 …4800

英 … …… 3000

美… … … 3200

法… … ～800

奥… … … 58

意 … -- … 53

传说，德国派出的援军最多，但此时尚未到达天津。传说，德军已有二百名参加，而奥、意两军各有一百名，不是五十八名与五十三名。

庚子年七月初十日(1900年8月4 日)，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

十一日午前二时，他们占领北仓。

十二日午后，他们攻进杨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中了炮弹，伤重而死。中国军队退守蔡村。

十四日，蔡村失陷，中国军队退守河西务。这一天，清廷新委的“帮办”直隶军务李秉衡，率领若干正规军、各省勤王军与三千拳众进驻河西务。

十五日，联军攻占河西务，李秉衡退守通州。

十八日，李秉衡在通州自杀。联军占领通州，准备在二十一日(8月17日)进攻北京。

十九日晚间，俄军单独行动，提前进攻北京的东便们(内城极东的北门)。日军不甘落后，也在二十日的黎明进攻北京的朝阳门(内城正东的城门)。

二十日晚间，日军用地雷炸开朝阳门与东直门(内城东边偏北的一门)，由这两个城门进入城内，占领内城的北半部，又于次日午前一时占领皇城。

俄军攻不下东便门，美军助攻，一齐爬了城墙进来。英军由水沟钻入，却最先于二十日(8月14日)午后三点钟到达东交民巷，“解了各国使馆之围”。

守城的董福祥甘军由彰仪门逃走，荣禄的武卫中军、武卫右军，端郡王载漪的神机营，载澜的新创不久的虎神营，以及所谓“八旗练军”，一共只剩下两千多名，陪伴着慈禧、光绪、溥儁于二十一日的清晨向张家口方向奔逃。(义和团呢，早已溃得无影无踪。)

此后，联军陆续进入北京，把北京划成几个区域。朝阳门以北的半个内城，归日军占领。朝阳门以南，以正阳门的子午线为界，东边交给俄、法二军，西边交给英、美二军。其后，德、意两军也分得防区，奥军似乎不曾分到。

德军的统帅瓦德西，到了二十七日(9月20日)才到达大沽。在他率领之下的德军，共有二万二千五百名左右。这时候，由于德皇威廉第二的保荐、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的同意，其他各国政府不反对，瓦德西已经是联军的统帅。

各国政府之所以不反对瓦德西当统帅，是因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九点十分钟左右在走向总理衙门的途中，被甘军杀死。

那一天，正是是慈禧对“远人”宣战的前一天，也就是“列强”夺占大沽炮台以后的第三天。

瓦德西到达大沽以后，进入北京执行统帅任务。他派遣洋兵，到处搜杀义和团与曾经同情义和团或被认为曾经同情义和团的中国老百姓。他甚至“施行惩罚任务”，南至保定、北至宣化府(张家口)。在保定，不仅来了瓦德西所派的兵，而且先期来了法军单独行动的兵。直隶布政使廷雍被法军带回天津枪毙。 一般说米，联军的暴行只有“可耻”二字可以形容。

慈禧不该宠信奸佞，残害忠良；更小该对全世界宣战，与下旨进攻各国使馆：尤其不该通伤各省督抚，“尽杀”境内所有的洋人。

在戊戌政变以后，她所最宠信的是载漪、载澜兄弟与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这几人均是反对维新最力的顽崮分子，同时也是长于造谣、进谗、挑拨、逢迎的小人。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阴谋：利用拳众制造京城与宫内的混乱，甚至对外的战争，以结果光绪的性命，拥立溥儁，让载漪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窃夺慈禧所掌握着的政权。

他们以小忠小信取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于是令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又准许载澜设一个虎神营，号称以对付洋鬼子为目的，实际上是供他胡作非为。(“虎神”的意思是虎吃羊[洋]，神制鬼。)刚毅与赵舒翘均被升兼军机大臣。

慈禧而且以庄亲王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与刚毅共同统率义和团，由载澜以右翼总兵的资格与左翼总兵英年“会同办理”。

清朝的天下便坏在这几人的手上。太常卿袁昶在御前会议中慷慨陈辞，说拳众即使有邪术，亦不可用，因此得罪了载漪、刚毅等人。吏部侍郎许景澄请光绪“乾纲独断”，更遭了慈禧的疑忌。他们两人于七月初三被捕，七月初四披杀。

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不赞成对“远人”宣战。因此，这三人也死于非命(于七月十六被捕，七月十七被杀)。

因维新罪名而远戍伊犁的张荫桓，是当时中国极少数的外交人才之一，忽被载漪等人忆起，下了一个矫诏，诬指他通俄，令新疆巡抚饶应祺将他处斩。

慈禧的国际知识，赶不上今天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载漪、刚毅等人的常识，赶不上今天幼儿园的儿童。中外古今，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君主，对全世界一切国家宣战；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政府，相信杀了外国的代表与传教士，便足以慑服外国国内的全体君臣人民。但在盛宣怀的策动之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都决定了不从“尽杀洋人”的乱命。

因此，东交民巷仅死了洋兵七十六人、伤了一百七十九人，北堂死了洋兵十一人、伤了十二人，全国各地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也仅有二百三十一名左右。否则，《辛丑和约》的严酷更难想象。

一三四、《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在庚子年七月二十日进入北京，《辛丑和约》在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签字。

在这一年之中，中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而受苦最深的是北京、天津、保定及其邻近各县的同胞(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东南至沧州，西南至正定)。其次是，东三省的同胞。

联军所屠杀的中国人，百倍千倍于拳众及清朝官吏与军队所杀死的洋人。联军所劫掠的财产，联军所焚烧的房屋，也多得不可胜数。

在联军之中，最残忍的一人便是所谓联军统帅、德国大将瓦德西。

瓦德西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柏林，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天津，闰八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这时候，联军早就在两个月以前解了各国使馆之围，战事在事实上等于已经结束。

然而，瓦德西藉口为克林德公使报仇，同时执行威廉第二的训示：“不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此后敢于正眼向一个德国人看一看”，除了对保定、献县、正定、永清等地大逞威风以外，又单独以德国军队向四而八方施行了三十五次“惩罚”。

归根结底，克林德公使当初之被杀，诚然是清廷保护未周，然而出事的一刹那，最先“误触手枪发声”的却并非是中国士兵，而是克林德自己。并且，在中国士兵动手以前，“附近比国使馆卫兵以为中国军队来攻，齐出发枪”，中国士兵还击，才射死了克林德。这些话，说来是多余的。

关于赛金花如何结交了瓦德西，如何影响了瓦德西，以及瓦德西是否真受了赛金花的影响，让将来的历史家去小心求证。赛金花由妓女而成为公使的如夫人，由公使的如夫人而自甘暴弃，再度为妓女、为老鸨，其人品毫无足取。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在联军之中纪律最坏的正是德军与俄军。

打进北京的联军，原无一个德国兵在内。事后，德军陆续而来。各国也陆续增派了不少。到丁1901年元旦之时，德军驻在北京与保定的有四十九个连，驻在天津的有十九个连，又有四个连分驻其他各地：总数在九千人与一万一千人之间。

法军的总数约有九千五百人左右。日军有四千人，其中半数以上驻在北京。意军可能有二千人。英军的总数是一万二千人，其中除炮兵及四百五十名水兵以外，均是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美军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奥军的人数极少。

俄军最多，而大部分在东三省。

1901年元旦，俄军留在北京城内的仅有两个连；但是沿着铁路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山海关，各站均有俄军，总数是三十五个连左右。

山海关以东，入侵俄军的总数，却有十五万人之多。

俄军开始由海兰泡越界渡江进入黑龙江省，是在庚子年六月十八这一天(1900年7月14日)。

次日，六千多名在海兰泡居住的中国人民，被赶到黑龙江边。二十，这六千多人被俄军用斧头砍杀，用上了刺刀的步枪追赶，大部分跳入江中淹死。

二十一日，俄军把“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集中在一起，用火活烧。

俄军占了黑河屯，攻下瑷珲城，向西南推进，在七月初四占了陡沟子，守将满人凤翔与汉人程德全节节抵抗抵抗不住，凤翔负伤呕血而死，程德全奉了黑龙江将军寿山之命，对俄军停战议和。俄军在七月底开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城)的城外。

八月初四，寿山自杀。初六，俄军入城，把城内衙署的银钱什物劫掠一空，清廷所派的署理黑龙江将军萨保，与俄军合作让俄军为所欲为。

俄军侵占吉林省与侵占黑龙江省约略同时，而开始稍后。入侵的路线，一路是由邻近朝鲜的珲春，指向宁古塔；另一路是由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之处的同江，乘船溯松花江而上，指向三姓与哈尔滨东南的阿勒喀楚，西南的拉林；另一路是由西北尖端满洲里，指向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转而南向。

在整个吉林省，仅有宁古塔一城真正抵抗了俄军，守了四十几天才被攻破。那时候，吉林将军长顺早已奉了清廷之命“停战讲和”，让俄军进入吉林省会(吉林城)，与收缴全省一切枪械及官府的现银。

六月初四初五两日，奉天的义和团捣毁了辽阳以北、铁岭以南很多处的教堂、车站、煤厂、洋房。

七月初十，拳众进攻营口租界失利，俄军乘机占了中国的海关。

闰八月初八，俄军占领沈阳。在占领沈阳以前，俄军先占了海城、牛庄、辽阳。

在这个期间。清军只有瑞禄、海禄两个统带(团长)对俄军在牛庄打了一次硬仗，打死俄军“七八百名”。无耻的奉天将军增祺子撤离沈阳以后，向清廷大言不惭地报告：“俄马步队先后入城，分抄各路，尚未惊动陵寝宫殿”。

于是，整个奉天省也入于俄军的掌握。俄军不费气力，把山海关以外的中国庞大领土完全偷占，对于北京一城便不再有多大兴趣。

闰八月初四，亦即俄军入占沈阳的前四天，俄国政府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列强递了个照会，使得这些列强大吃一惊。 照会说：“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中国政府业已离开北京，俄国政府命令其驻华公使与随员撤至天津，进入北京的俄国军队亦撤至天津。”

这分明是一面向清廷讨好，一面对英、德、日、法等列强拆台。列强虽未必如有些人所说，有不再承认慈禧、光绪而另行拥立庆亲王奕劻为皇帝之意，但确有长期占着北京，以一致行动对慈禧、光绪索取相当代价的决心。俄国把俄使与俄军撤出北京，等于是告诉清廷：所谓“八国”，在主张上并不“一致”。

在列强之中，英、德两国最恨俄国施展如此手法。俄军在事实上并未完全撤出北京，仍旧留下了两个连。而俄国公使格尔思不撤往别处，偏偏撤往李鸿章即将来驻的天津。

李鸿章在英、德的眼中，自从《中俄密约》以后，已是十足的“亲俄份子”。因此，慈禧虽则早就在北京沦陷以前的七天(七月十三)发表了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议和，而英、德的反应始终极其冷淡。

李鸿章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丢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于戊戌年百日维新之时，丢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之职，所剩的只是大学士虚衔。政变以后，慈禧一度派他去山东查看水灾。次年冬天十一月，任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于五个月以后实授。

实授了一个月，慈禧对全世界宣战。又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谓官复原职。李鸿章到上海便停了下来，不急急于北上就职。

再过一个月，七月十三日，慈禧派他当负责进行和议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仍旧滞留上海，不肯立刻去北京找洋人的公使开谈判。

七天以后，北京沦陷，李鸿章更不想去。又过十天，慈禧从太原的行宫(巡抚衙门)再颁一道上谕给李鸿章：“着准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朝廷不为遥制。”

李鸿章继续拖了七天，同时多方试探列强的意旨。挨到八月初七，他才打了一个电报给慈禧，要求(一)加派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二)下诏罪己；(三)“剿办”(义和团)。

八月初九，他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奏请责成直隶总督(他自己)“剿办”义和团；处罚抵抗俄军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吉林副都统晋昌。

慈禧见到李鸿章露出可以北上的意思十分兴奋，除了“如拟”加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全权大臣以外，很恭维了李鸿章一顿：“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李鸿章一面电令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对俄不许抵抗，一面于八月二十一搭招商局轮船北上，于俄军入占沈阳的一天到达天津。

李鸿章在天津住了十天，到闰八月初八(1O月1日)才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他已是虚岁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俄军派了一队骑兵保护他，他也只和俄方的人员来往。

闰八月初十，他乘帆船去北京与他的老朋友总税务司赫德会面。赫德把清廷颁来的“全权大臣”关防转交给他。

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原已于北京沦陷之时逃往怀来。其后清廷的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接到赫德的建议，奏请在旅途中的慈禧，叫庆亲王回京。庆亲王只得在八月初十(9月3日)回来。英、日两军派兵将他保护。三天以后，他分访各国驻华公使准备讲和，未得要领。公使们告诉他，关于具体的和平条件，他们尚在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

庆亲王一向以贿赂公行著名，然而这时候俄国以外的洋人对他颇具好感。原因是，在拳众与甘军围攻使馆期间，他以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的资格(地位次于管理总理衙门的载漪，但实际上仍在负责处理公事)，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准慈禧，向各国公使通函，表示愿意护送他们去天津。

李鸿章来到北京之时(闰八月初十)，各国公使依然不曾接到本国政府有关具体和平条件的训令。

甚至连笼统的条件也仅有俄、德两国政府已作表示。俄国的条件是：只要能避开东三省的问题不谈，对清廷差不多可以“无条件讲和”。德国的是：惩办元凶(载漪刚毅等人)。

倒是法国人头脑细密，首先在闰八月十一(10月4日)，亦即李鸿章到京的次日提出了六项原则：(一)惩办祸首；(二)禁止军器输华；(三)索取赔款；(四)使馆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大沽之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过了二十二天，奥、比、德、英、意、日、西、俄、美九国公使于先后接受了这六项原则以后，会同法国公使起草了一个共同照会，交给庆亲王与李鸿章。

在这个期间，为了对付俄国，英、德两国奏了一支插曲。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与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勒狄特，在10月16日(闰八月二十三日)签了一件《英德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一)在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内，河川沿海各港无差别地自由开放给无论何国的臣民，从事贸易及其他各种正当的经济活动。(二)英、德两国相约不利用现时之纷扰，夺取中国领土，并相约维持“不变更中国领土”之政策。(三)若他国欲利用现时之纷扰获得中国领土，英、德两国……应协商应付。(四)两国将此次协定通知有关各国，并劝告接受此次协定所采之原则。

各国对英、德协定的反应，在大体上均是客气一番，避实就虚。意、奥两国根本是德国的朋友，因此意大利的答复是“毫不踌躇”，承认协定的原则。奥地利呢，“深愿接受”。美国说：“我国早已发起了门户开放的运动”。日本也是回答了一句“毫不踌踌躇。答复得最狡猾的仍是俄国。

俄国的答复，特别指出英、德协定所谓河川沿海港口的自由开放，既只是对英、德二国势力所及的地区而言，“俄国政府自可承认。”

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这时候已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公使团的会议。他在会议席上，总是一味唱“对华人不可敌视”，“中国现政府必须维持”的高调，藉以再度扮出“救命恩人”的面孔，掩盖他们在东三省的侵略。

瓦德西和德国的新任公使穆默的态度，与格尔思的态度却好成一个对比。瓦、穆二人坚持，必须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严厉报复。

瓦德西甚至宣称将派兵西进，占领慈禧所驻跸的太原。慈禧听到消息，于是又拖了光绪，在闰八月底离开太原向西安奔逃，于九月初四日到达。

公使团开出一个名单，要慈禧答应先将下列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 在这些人之中，只有溥静、载濂、载滢三人尚待向读者介绍。溥静是怡亲王，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后裔。载濂是载漪的哥哥：他与载漪、载澜均为惇亲王奕誴的儿子。奕誴是道光的第五子，死于光绪十五年。载滢呢，是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而奕訢是道光的第六子，死于光绪二十四年。

慈禧对于惩凶的要求，在原则上接受，但是不愿意把这些人一概处死。

挨到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庄亲王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禁锢，英年、赵舒翘褫职论斩，董福祥褫职解任。

其余四人：载濂巳于闰八月间削爵，溥静、载滢已于九月间交宗人府圈禁，刚毅巳于偕逃西安之时中途病故。

公使团仍不满意。慈禧只得又在辛丑年正月，将英年、赵舒翘二人赐死，将病故的刚毅追判斩罪；将董福祥的“褫职解任”，改为褫职听勘。

于是侥幸从轻发落的仅有董福祥一人，原围是董福祥的军队(甘军)在西安，而且护驾西逃有功。

公使团于原提的名单以外，补了李秉衡、徐桐、启秀、徐承煜四个人的名字。李秉衡早已于战败之时在通州自杀，徐桐(是大学士)也已在北京沧陷之时上了吊。慈禧给他们两人补判了一个斩罪。

启秀和徐承煜在正月初八日受刑，身首异处。启秀是礼部尚书，徐承煜是徐桐的儿子，官居刑部左侍郎。

在各省官吏之中，首先(在正月初四)处斩的是山西巡抚毓贤。他把山西境内的洋人几乎杀光，其实也未尝不是“奉旨行事”。

此外(在三月间)被斩的有归绥道郑文钦、阳曲知县白昶、衢州都司周之德。先后被充军或革职的大小官吏，在一百人以上。

至于义和团活动期间被斩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联元、张荫桓，均于庚眦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复原官”。

惩凶的问题解决了，次一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德国的开价是七万万两，而当时清廷的每年收入仅有一万万两，支出倒有一万万一千万两，无款可赔。俄、美两国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由荷兰海牙城的国际法庭解决，被其他的列强反对。

列强互相争论到辛丑三月，决定了以四万万五千万两为基数，从该年7月1日起计息，年利百分之四。清廷想减少一点，公使团不准。

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按照下表分配给十三个“国家”： 俄 130，371，120 比8，484．345

德 90，070，515 奥4，003．920 法 70，878，240 荷 782．100 英 50，620，545 西 135．315 日 34，793，100 葡 92，250 美 32，939，055 瑞典挪威62，820 意 26，617。005 杂项 l49．670 在这十三国之中，有五国并未参加八国联军，而一体分肥。

这五国是：比、荷、西、葡、“瑞典挪威”。

在五国之中，比、荷、西、瑞等国均多多少少说得出若干“公私损失”，而葡萄牙可谓毫未波及。然而，(一)葡萄牙是近代帝国主义的老前辈，(二)慈禧本已对一切的“远人”宣战，葡萄牙自然也可以被包括在“远人”之内。于是，葡萄牙虽然并未发动一兵一半来应战，也成了“战胜国”之一。

(“瑞典挪威”这时候是一个国家，到了1905年以后才分成两个。)

所谓杂项，实际上是为了凑成四万万五千万两整数而生出来的一个尾数。下落如何，只有当时经手的人才能说得清楚。 意大利比起葡萄牙来，更为幸运。葡萄牙虽则不劳而获弄到了九万二千多两。意大利所派出的兵数不多，却分得了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合意币九千三百万里拉以上。

赔款虽则以中国的库平银两为单位，在支付之时却必须按照各该国的国币市价折算。以后每年分期支付之时，又必须按照每一年外币的市价折合银两。

《辛丑和约》签定之时，外币的折合率是每两等于：

英金 三先令

美金 七角四分二厘

法币 三点七五佛郎

德币 三点零五五马克

俄币 一点四一二卢布

日币 一点四零七日元

奥币 三点五九五克隆

荷币 一点七九六盾

其后银价每况愈下，中国所受的损失极大。

《辛丑和约》规定，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每年除付“本”之外，加付“余债”利息百分之四。预计付到1940年时，全部本利共为九万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辛丑和约》的两大问题惩凶与赔款，既已获得具体解决，其他枝节也就费不了多少折冲。

到了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便会同十一国驻华公使在条约上签字。这十一国是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

和约的本文共有十二款，所根据的是上一年(庚子年)闰八月十一法国所提出的“议和原则”六条，与十一月初三公使团交给奕、李二人的“和议大纲十二条”。和议大纲是在十一月十七被慈禧完全接受的。

《辛丑和约》的第二款与第六款，分别规定了惩凶与赔款的具体办法。

第一款与第三款规定：中国应派遣地位相当的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为克林德与杉山彬二人被杀的事道歉。而且，要为克林德立碑于“遇害”之处。(这一座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之时被中国北洋政府拆毁，换立了一座“公理战胜”的牌坊。)

第四款规定，凡是“诸国被污凟及挖掘各坟茔之处，也一律立碑。其地点于附件之中，列表说明”。

第五款规定，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机器与材料输华，为期两年。

第七款规定，在北京划出一个“使馆界”，由使馆自行管理、自行设防；界内不许中国人民居住。(除了东交民巷以外，肃王府等处也划入这使馆界。使馆界的地图，作为《辛丑和约》的附件之一。)

从此，清朝中央政府，处于使馆界炮火威胁之下。民国成立时，孙中山之所以反对在北京建都，这是原因之一。

第八款与第九款规定，将“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的)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驻兵于黄村、廊房、扬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这么一来，不仅洋兵可以由洋船运来，在大沽或塘沽或秦皇岛登陆直至北京，横行无阻，而且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也完全被控制于列强的铁骑之下。

第十款规定：在全国各府、厅、州、县，张贴禁止人民仇教、仇洋的各次上谕，包括禁止“结会”的上谕，停止某些地区文武考试的上谕，严办不尽力弹压的官吏的上谕，等等。张贴上谕的期间：两年。

第十一款规定：直隶白河水道与江苏黄浦江水道必须整修。整修白河的经费由中国负担，整修黄浦江的经费，由中国出一半、列强出一半。

第十二款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应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各国公使觐见中国君主的礼节，也必须“变通”。至于如何变通，则在附件之中说明。

这《辛丑和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屈辱文件。然而，倘若列强不互相勾心斗角而始终沆瀣一气，其内容之毒辣更甚于此，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当时慈禧已无丝毫的抵抗能力，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也都不是敢于和列强继续作战的人，列强本已可以要什么便有什么了。

一三五、慈禧的最后七年

慈禧于《辛丑和约》签字后一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带了光绪、荣禄、鹿传霖等人，离开西安回銮。十一月十五，到达北京。 十月二l，于中途驻跸开封之时，慈禧颁旨废除溥儁的“皇子”名号。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她颁旨追升珍妃为贵妃。珍妃本是她上一年仓卒离京之时，吩咐太监推到井里去的。

慈禧与光绪的感情，经过一年多的患难相共，像是恢复了一些。但是统治大权，慈禧却依然紧握在手。

为了稍平人民之忿与敷衍洋人，慈禧于回銮前后，颇发布了若干变法维新的诏旨。凡是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急于实行的新政，慈禧也依样画葫芦什九加以推行，甚至更进一步。例如，废八股而改试策论；不仅停试弓马举重，而根本停考武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普遍推广近代化教肯，于各省省会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决定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凡是新科翰林，必须再到京师大学堂读书(二十八年十一月)；最后，又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下诏取消全部科举制度。

当年，光绪裁并骈枝机关，她把这些机关一一恢复。现在，她自己动手，先后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裁掉东河总督与云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巡抚，归并太常、光禄、鸿胪三个寺到礼部，归并太仆寺与练兵处到兵部(改称陆军部)，绿营与防勇分期裁汰，改练常备军与巡警。

洋人于洽订《辛丑和约》之时，表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该改组为“外务部”。慈禧不等到和约签字便先行照办，以庆亲王奕劻为首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玑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徐寿朋与联芳为左、右侍郎。

中枢各部的大改组，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原有的六部只有吏、礼二部不动，户、兵、刑、工四部改为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相当于部的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民政部、学部、邮传部，连同“外务部”，共为十一个部。

各部除了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与会办大臣以外，均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不分满、汉(以前六部各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

新制首任的十一个尚书之中，有六个汉人、五个满人。二十二个侍郎之中，有十二个汉人、十个满人。慈禧显然是想叫汉人知道：她用人唯才，不分种界。

她甚至以一个汉人——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她裁撤奉天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改设三个巡抚，于三个巡抚之上，加设东三省总督。)

她似乎很诚意于化除满、汉的隔阂；早在辛丑年年底，她已经颁旨准许满、汉通婚。

慈禧在她一生最后的七年之中，想做的事极多，但是帮手极少。她颇有意于起用维新的志士，但容不了康、梁二人，又十分畏惧孙中山。她在三十年五月下诏“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

李鸿章、荣禄、刘坤一、宋庆、马玉昆，于《辛丑和约》签订以后相继逝世。剩下的较有才干的大吏，仅有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她叫张之洞筹办粤汉铁路，但又对张不放心，终于把他的两湖总督官职免了，调来北京充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管理学部。这叫做“明升暗降”。

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时代骄子。李鸿章于辛丑年九月临死之时，上疏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人说，这是袁世凯自己托人添写进去的)。慈禧从此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袁世凯：于辛丑年十二月，命他“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次年(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升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九月，叫他兼任“督办商务大臣”；十二月，又叫他兼任“督办电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慈禧把训练旗人军队的大权，也付托袁世凯与铁良会同办理。袁世凯所一手训练的汉人军队，六镇(六个师)被拨了四个出去，仍保留两个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与张之洞同时被调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只有大学士的虚衔，而袁世凯却兼了外务部尚书。(原任尚书瞿鸿玑免职，总理大臣仍为庆亲王奕劻。)

袁世凯这人远比不上李鸿章。李鸿章虽只知办“洋务”而不知如何“维新”，袁世凯则连洋务也不肯好好地办。袁世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势。慈禧错认了人，因此而被当时与后世批评为“毫无变法诚意”。

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的，是声名狼藉的奕劻。和袁世凯作对的，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载沣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元旦被慈禧任命为军机大臣。九个多月以后，光绪去世。光绪去世的前一日，十月二十日，慈禧病重，令载沣“摄政”，同时颁旨命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

光绪去世的后一日，慈禧去世。

慈禧在辛丑以后的七年之中，对洋人采取一贯的亲善政策，不仅不再有仇教或宣战的事，而且常常召见甚至招宴各国公使及其夫人。

日、俄战争是对她的一大考验。这战争起因于俄军久占东三省耍赖不退，使得日本十分关怀。日本所关怀的不仅是“东洋的均势”，而是它自身对朝鲜势难吞并。真正关怀东洋均势的倒是英国。英国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日本缔结英、日同盟，给日本壮胆。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战到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将俄国海陆军击败，推进到辽阳、铁岭，消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俄军求和，把旅顺、大连与所谓南满铁路让渡给日本。

慈禧呢，于英、美、法、意的劝告之下，严守“局外中立”，总算逃免了池鱼之殃，而事后仍不得不承认俄国与日本之间的“私相授受”。

一三六、清朝的最后三年

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了一个“遗诏”，传位给溥仪。溥仪这时候年仅三岁。

溥仪的父亲，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祖父是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祖母是慈禧的妹妹。

溥仪即位以后，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光绪的皇后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定年号为宣统。 溥仪在位三年。这三年，中国事实上的君主便是这一位摄政王。清朝在入关以后，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

载沣学识有限，但有心做好，命运叫他撑持清室于无可救药之时，扮演悲剧角色。

他以为逐走袁世凯，重用满人，标榜“预备立宪”，便可以抵住汉人的革命高潮。结果，满人之中没有一个接得了袁世凯所留下的真空。比较能干的仅有铁良和荫昌二人，这两人在他看来却不如胞弟载涛、载洵之值得信任。他创办新陆军(“禁卫军’)，交给载涛负责训练(由毓朗与铁良协助)。他筹办新海军，叫载洵总其成(由萨镇冰协助)。

《辛丑和约》以后的清廷，被赔款与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所谓外债，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赔款而来。没有这两次大赔款，清廷的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这两次大赔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谈得到建设新陆军与新海军？怎能有力量办出几件福国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战争以前，未尝对清朝不利。曾国藩的“中兴”与李鸿章的“洋务”，原已给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转移了民众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众的信仰，洋务专家李鸿章又因对日战败、对日求和而事业破产。爱国的志士由于对清朝失望而决心参加革命阵营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粱的维新运动即使不受慈禧摧残，也定难产生具体的成效。原因是清朝业已病入膏肓，决非温和的泻剂与补品可救。慈禧奕及整个清廷于这一时期的种种出丑，告诉了全国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

于戊戌政变奕后仍斤斤于“保皇”二字的康、粱，也竟然在义和团活动期间派唐才常在鄂、湘、赣三省发动“自立军之役”，名为“勤王”而实则“革命”。民心对清廷的向背，于此可见。

康的错误在于圣人自居，不求进步。梁却在东京与孙中山一度过从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满”的思想。他写信给康说：“日本以覆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排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这时候，光绪二十九年，梁已经办了《新民丛报》一年。《新民丛报》的言论，在表面上与同盟会的《民报》唱对台戏，实际上恰好与《民报》相反相成，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所谓“预备立宪”，本非载沣发明的口号。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七年在《新民丛报》的前身，《清议报》发表了一篇《立宪法议》，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行宪，是先行派了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其后在明治十三年颁布宪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实行宪法。

袁世觊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获准。这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于九月间启程之时被烈士吴樾投以炸弹，其中两人载泽、绍英受伤。绍英不愿意再去，徐世昌虽未受伤也不敢去。清廷派李盛铎与尚其亨代替绍、徐二人。

五大臣在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上了几篇奏折，主张立宪。传说，这几篇奏折是端方途经日本之时，请梁启超代写的。梁的确也在这一年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刊了一个《政闻杂志》，鼓吹立宪。参加的有熊希龄、麦孟华等人，张君劢也是其中的一个。 五大臣回国以后，慈禧颁了一道诏书：“预备立宪”。次年八月，她又下一道诏书规定“预备”的期限为九年。

依照这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的预备立宪诏书，各省应先行成立咨议局，由二十五岁以上、具有某些资格的男子选出议员三十名至一百四十名，担任议员。这些议员有权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决算，及各种应兴、应革之事，但督抚有权对议决案加以裁可或不裁可，也有权于某种情形之下将咨议局解散。载沣于次年，宣统元年，以摄政王的地位，命令各省办理选举。到了十月十五日，各省的咨议局便同时宣告成立，举行首次会议。

载沣又依照预定程序，于宣统二年成立中央“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共二百人，半由钦派，半由省咨议局议员互选，第一次会议举行于是年九月初一。总裁(议长)是溥伦、孙家鼐二人，也均为载沣所委派。议员之中，人才颇多。

资政局开了三个月会，修正了载沣所提的预算案，也弹劾了自称“不负责任”的军机大臣。然而预算案尽管被修正，而载沣仍按照修正以前的原案执行。军机大臣尽管被弹劾，而载沣用儿子溥仪的名义，以“圣旨”答复资政院：“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朝廷自有权衡。”

这时候，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旬报》，鼓吹立宪．而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认为“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也。”真正的立宪政体，应有完全民选的“国会”，与对此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梁启超的一个好友张謇，在江苏咨议局担任局长(议长)，另一个好友汤化龙，在湖北咨议局担任局长。

此外，各省的咨议局长如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贞、直隶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济、江西的谢善恒，均与梁启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宪友会”的会员。宪友会为梁所秘密发起，于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宪友会成立前后，各省热心人士与各省咨议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了好几次，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各省督抚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联名电请。三天以后，资政院全体议员，也作了同样的奏请。

摄政王载沣处于四面楚歌之下，无可奈何，只得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诏，答应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时又自动宣布立即成立“内阁”，却删去了“责任内阁”的“责任”二字。

这分明是曲解民意。内阁，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个同时存在：军机处是一个，大学士合起来也是一个，各部尚书合起来也是一个。甚至所谓“御前会议”，也何尝不是一个?有了这些“不负责任”的内阁，再加多一个或归并起来，均无意义。而载沣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责任内阁的老百姓。

这时候，在孙中山直接与间接领导之下，革命运动再接再厉，已先后有陆皓东、郑士良、史坚如、马福益、吴樾、龚春台、余丑、邓子瑜、徐锡麟、王和顺、黄明堂、黄兴、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领同志在各地举义。而且，在宣统二年三月，黄复生与汪兆铭也深入北京，图刺载沣本人。尤其是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黄兴等一百多人在广州攻进总督衙门，震动了全国。至于，温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单独刺杀丁将军孚琦，还不过是一个插曲。 载沣茫然于大势所趋，居然在四月间用了他的所谓内阁来“缓和空气”。这内阁以坏极了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以那桐与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的尚书被改称大臣。在十个部的大臣之中，满人占了六个，蒙人占了一个，汉人仅有三个(外务部梁敦彦、学部唐景崇、邮传部盛宣怀)。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罪，留待后人定谳。他在宣统三年，可说是汉人之中最不受汉人欢迎的一个，他提出“铁路国有”的口号，这口号成了大清皇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廷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现在，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摊手中重行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来加以控制。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

载沣的应付办法是，用武力镇压。他任命在西康杀人甚多的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又派端方领兵入川。赵尔丰拘捕丁四川保路会会长邓孝可、咨议局局长薄殿俊、股东代表颜楷等十几人，又开枪击杀请愿的群众四十人以上。

端方所领的兵．是从湖北调去的。其中有很多业已参加以孙中山为最高共同首领的几个革命团体。未被调走的部队，于蒋翊武、孙武、熊秉坤、方维、蔡济民等策划、发动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举起了革命的义旗。他们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苏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继响应。

到了阴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绍桢所率领的“苏浙沪革命联军”攻下。

载沣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又在九月初六日发表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袁均未就。但是，袁的旧部冯国璋却很卖力，先后在九月十三日与十月初七日从革命军手中夺去汉口、汉阳。

载沣也命令资政院于九月初一作第二度集会。资政院议决，弹劾盛宣怀。载沣照办，将盛宣怀免职。

九月初八，奉调由东三省入关、行抵滦州的第二十镇(师)统领张绍曾与某混成协(旅)统带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十二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于本年内召集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宪法由国会起草，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四)皇帝对“国内”用兵时须经国会通过，(五)每一年度之预算如未经国会议决，不得沿用上年度之预算。

这十二条要求，等于是哀的美敦书。载沣立刻屈服，于九月初九下诏改组内阁，授权资政院起草宪法信条。十一日，庆亲王奕劻的内阁解除职权；十二日，袁世凯受资政院“公推”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沣加以任命。十三日，资政院奏上宪法信条十九条，载沣加以公布。

“宪法信条”除了把张、蓝等人的十二条要求完全采入以外，又加进了“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等。

袁世凯已于张、蓝“兵谏”以后的第三天，载沣下诏改组内阁以后的第二天，由河南彰德的寓所“南下视师”，抓住机会先就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之职，把兵权拿到手，逼得载沣非请他担任内阁总理不可。

九月二十三日，他带卫队进入北京，开始组阁活动。三天以后，载沣公布袁的阁员名单(其中张謇、梁启超未就)：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赵秉钧 副大臣乌珍

度支部大臣严修 副大臣陈锦涛

陆军部大臣王士珍 副大臣田文烈

海军部大臣萨镇冰 副大臣谭学衡

学部大臣唐景崇 副大臣杨度

法部大臣沈家本 副大臣梁启超(未就)

邮传部大臣唐绍仪 副大臣梁如浩

农商部大臣张謇(未就) 副大臣熙彦

理藩部大臣达寿 副大臣荣勋

事先，袁世凯把载沣的弟弟载涛挤出“军咨处”(相当于参谋本部)，代以荫昌。事后，又把另一位军咨大臣毓朗换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

载涛仍旧掌握着新编的“禁卫军”。袁世凯命令他开赴湖北打革命党，载涛怕死，辞职，袁世凯派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湖北的军事改由段祺瑞一人负责。

对于禁卫军的官兵，袁世凯仍不放心，下令调该军出北京城，在城外驻扎，准备开拔。他另编一支“拱卫军”，驻在城内保护“宫城”，把宫城之内的寡妇孤儿(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握在掌心。

对于革命军，他决定议价讲和，拜托英国公使朱尔典训令驻汉口领事，出面劝冯国璋与黎元洪停战三天。黎元洪接受，于是从十月十二日起开始停战。三天期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此后，不再有战事，直至袁世凯达到目的，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之时。

载沣感到无趣，于十月十六日自动向隆裕太后缴出“监国摄政王”的印，“退归藩邸”当一个“空头”的醇亲王。

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到汉口英租界，找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这时候，伍廷芳在上海，替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办外交，不能分身来汉。唐绍仪于是又到上海，于十月二十二日与伍廷芳举行第一次会议，交换了“证书”。十一月初一，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芳提出，必须清廷先承认变更国体为共和，双方才能“开议”。

十一月初六，孙中山由国外回抵上海。初八，唐绍仪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请袁世凯代奏隆裕皇太后与宣统皇帝说：民军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东南各省民情也是一致主张共和，无可阻止。民军最近制成了飞艇两艘!况且“孙文来沪，絜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列强政府也都答应孙中山，不再借款给清廷。如果和议不成，“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堪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看唐绍仪的口气，他不像是清廷的代表，而像是民军的代表。他在电报中建议清廷“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

隆裕太后于是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这御前会议议决了接受唐绍仪的建议，于十月初九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命袁世凯及其阁员草拟选举临时国会议员的办法，袁世凯电告唐绍仪就如何选举一点征询伍廷芳的意见。

十一月初十，唐、伍二人举行第三次会议．双方同意把“临时国会”改称为“国民会议”。至于选举的办法，伍廷芳主张已响应革命各省不必另行选举，即以此时业已集会于南京的代表为国民会议代表，至于未响应革命各省与蒙古、西藏则不妨补行选举。唐绍仪表示，当电请袁世凯决定。

这一天，恰好也是在南京的代表们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一天。代表一共有三十四人，代表了十七省。(包括奉天、直隶、河南、山东。)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的交涉报告，也接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唐、伍二人于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继续举行两次会议，议决国民会议的代表每省代表三人，蒙古与西藏两区的代表也各为三人，每人一票。如出席代表不足三人，亦作三票汁算。东三省、新疆、直隶、河南、山东由清廷电令各该省咨议局选派代表；蒙古、西藏的代表由清廷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分电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

此外，两人也签订了若干有关军事布置与赈灾问题的细节。 关于国民会议的地点与日期，伍廷芳主张地点在上海，日期为十一月二十日。唐绍仪“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复电。” 袁世凯复电唐绍仪，责备他在十一与十二两日的会议中“越权”，不承认他与伍廷芳所签的若干项协定。

唐绍仪立刻电袁，辞去代表之职。袁世凯复电照准，并且打了个电报给伍廷芳，说以后要与伍廷芳直接电商。伍廷芳回他一电，电商不便，请他亲自来上海。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中华民国元年的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孙中山于当选以后、就职以前，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使)知亿兆之属望，而(以)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袁世凯1月2日(十一月十四日)回电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鉴谅为幸。”

孙中山再给了他一电：“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这时候，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于袁的指使之下，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对革命军“讨伐”。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说段等的主张很对，所苦的是军费没有着落。隆裕把宫里的“内帑”金元宝八万枚拿出来交给他。他把这些金元宝卖给外国银行，于是军费有了着落，对“南方”说话更有力量。他同时也把段等的通电，转打给伍廷芳。

唐绍仪虽则已经不是他名义上的代表，仍旧是他事实上的代表，继续与伍廷芳秘密会谈。所谈的已不是袁的总统地位问题，而是如何使清室自动叫溥仪逊位的问题。

因为，在表面上“南、北两方”已经停止谈判，国民会议无法召开。只有使清室叫溥仪自动逊位，才能打破僵局。

于是，双方研究“优待清室”的具体条款，达成协议以后用这些条款说动清室的王公与隆裕太后就范。

除了唐、伍二人在上海进行磋商以外，于武昌起义以后被清廷释放出来的汪兆铭，也在北京与袁世凯的“学部副大臣”杨度发生接触、作了好朋友，而且合组了一个所谓“国事匡济会”，不断交谈。

“优待条件”终于协议成功，共分八款。这是清室统治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后收获，值得全文照录：

(一)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以待遇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清帝逊位之后，其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

(三)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

(四)清帝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保护。

(五)清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此外，另有两个附件，优待清朝皇族与一般的满、蒙、回、藏四族的人(是以后在民国元年l月20日由孙中山加进去的)。他们的私产、爵位完全保存；他们的地位完全与汉人平等，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居住、信仰等等自由。八旗兵弁，于未筹定生计以前，照旧发饷。

袁世凯把这些优待条件说给奕劻听，奕劻被他说动。

次日，袁觐见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太后不敢作主，便召集御前会议，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

御前会议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一连开了六天，没有结果。出席的人多数反对逊位，反对最烈的，是军咨府军咨使良弼。良弼是所谓“宗社党”(君主立宪维持会)的领袖。

十二月初七，良弼遇刺而死。刺他的是革命志士彭家珍。

初八，段祺瑞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在袁世凯的指使之下发出第二封通电，内容与上次第一封的通电完全相反。上次，他们“誓死”“反对共和”；这一次，他们丰张“应采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

初十，隆裕太后再开御前会议一次，袁世凯与奕劻均称病不肯出席。

十一日，隆裕太后召见奕劻与载沣，征询这两人的意见。两人均主张接受优待条件，叫溥仪逊位。

十四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告诉他决定逊位，叫他继续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

十七日，伍廷芳把优待条件的最后修正文，电告袁世凯。不久以后，又把张謇所起草的逊位诏书原稿用电报打给他。

他在这原稿之上，添进了一个很长的句子：“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他之所以如此，是准备清帝逊位以后，倘若“民军”不选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便根据诏书上的这一句话，自己在北京另组一个“临时共和政府”，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对抗。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将袁世凯所篡改的逊位诏书颁布，于是统治了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结束。

逊位诏书的全文如下：“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道，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亿兆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歧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汉、蒙、满、回、藏五族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少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本书片段《黎东方讲史·细说清宫秘事》

●孝庄下嫁之谜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咯血而死。十六天以后，顺治皇帝的朝廷追尊他为成宗义皇帝。

他在死的时候，自称“皇父摄政王”已有两年。他以“皇父”的身份，而被追尊为皇帝，原无足怪。

这就牵涉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值得指出的是，皇太后当时并非鸡皮鹤发的老妪，而是三十一岁的少妇，比多尔衮还小一岁。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当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的母亲乌拉纳喇氏，被若干王子与大臣们逼迫自杀，殉葬。

十五岁的多尔衮与同母弟多铎，被皇太极收养，住在皇太极的宫里，宫里有二十八岁的“孝端文皇后”及十四岁的“庄妃”。这庄妃在十三岁之时嫁给皇太极，过了十二个年头未曾怀孕，到崇德三年才生下福临（顺治皇帝）。生福临的时候，她自己是二十六岁。多尔衮是二十七岁，皇太极是四十七岁。

皇太极暴死之时，多尔衮扶立六岁小侄儿福临，尊庄妃为孝庄太后。从此，他出入宫廷，毫无顾忌。

多尔衮对于自己的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不宠爱。王妃也不曾生下子女。

王妃在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去世，传说多尔衮之与孝庄太后结婚，即在此时。

我们也不妨假定，多尔衮并未与太后结婚。那末，为什么他要把“迎娶朝鲜公主”的事秘密进行，说是“出关打猎”呢?

●顺治出家之谜

在清朝这一边，顺治皇帝在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死。

传说他不曾死，而是“装死”，借此隐姓埋名，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他留下一篇“遗诏”、九百五十八个字的洋洋大文，列举自己的十四大罪。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生病，或生了什么病，只淡淡地吩咐以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

顺治热恋过一位董鄂妃，董鄂妃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先他而亡。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说她“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又说她“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

顺治在自罪的遗诏中，承认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他追封她为“端敬皇后”。）

关于董鄂妃的美，顺治下了“婗静”二字的按语。这婗字，根据“集韵”，意思是妩媚。塞外的满洲女子，刚健婀娜的很多，妩媚的极少。如果拿“妩媚”来形容一个南国佳人，倒是十分恰当。

董鄂妃于入宫以前，是顺治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子。博穆博果尔毫无功绩，照例至多封一个辅国公而已，突然在顺治十二年平步青云，被顺治封为亲王，可能是因为此时顺治对董鄂妃已有很深的好感。

她在未为博穆博果尔的妃子以前，是不是被清兵从江南掳了来的?她是不是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

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说，在辛卯年（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

吴伟业（梅村）的四首“清凉山赞佛诗”，也常被附会为顺治出家的证据。清凉山是五台的最高峰。诗中点出了一个“董”字：“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草头下面一个“千”字，“千”字下面一个“里”字：合起来，便是董小宛的董字了。但是这也可以解释成董鄂妃的董字。

“清凉山赞佛诗”的确是可以当作史料看：“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这“天降白玉棺”五个字，很值得特别注意。事实是：顺治的确有出家的意思，而且剃了头，但是未曾能够真的当了和尚，便死于天花。

●雍正之狠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子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子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剩下的，皇十子胤礻我，是康熙所指定的正黄旗满、蒙、汉三军总管。雍正派他护送活佛哲卜尊丹巴一世的灵龛去喀尔喀。他走到中途，雍正下旨叫他在张家口暂住，不久便在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加一个“私自禳祷”的罪名，将他押解回京，关在牢里（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

至于皇长子胤禔，早就在康熙四十七年被康熙禁锢在家里。雍正让他仍旧被禁锢着，不予释放。

于是，皇八子胤禩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是一个光杆。

甲派的太子胤礽，也早已被康熙关了；雍正把拥护太子的皇三子胤祉，派到遵化去“守护景陵”。

雍正经过如此安排，已经将江山坐稳；然后，把乙派的胤禟、胤禩、胤礻我，与甲派的胤祉，作进一步的收拾。

胤禟于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称他为“九王爷”。到了雍正四年五月，雍正下圣旨将他改名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码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

胤禩于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狱中。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封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胤祉于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于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雍正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去世。去世的一天，可能是丁亥日（二十一日），但《清史稿》说是己丑日。

在戊子这一天，鄂尔泰突然被召至圆明园。同时被召的，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

种种迹象，均显示这时候雍正并非“病危”，而是“已死”。死的时候，可能是丁亥日的深夜，或戊子日的黎明以前。

《清史稿》或其原始材料的执笔人，似乎有意遮盖雍正的“暴崩”，才说他在丁亥日“不豫”，在戊子日召见上列几位大臣“入受顾命”，在己丑日“崩”。

民间的传说是，他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关于吕四娘怎样行刺，却又有各种说法。一说是，她擅长剑术，用了飞剑割去雍正的头。另一说是，她混进圆明园当了宫女，或冒充宫女，在侍寝之时将雍正杀了。还有人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或另一剑侠用所谓“血滴子”，即装了许多小刀的皮口袋，套在颈上，抽紧袋口，把他的头连皮带骨取了走的。然后，在血滴子的里面浇上药水，皮肉骨血均化为乌有。

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家把雍正的棺材掘出来，看他的尸体有没有头，才能够知道。在今天，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丁亥日以前，雍正身体很好，不仅没有病，而且有精神离开京城宫殿，到郊外的圆明园去小住一番。

他生平结怨甚多，杀人不少，尤其是不该把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剉尸，把吕毅中斩首，把吕氏一门的男子全数充军，女子全数“入宫”。民间的有关吕四娘的传说，未必是纯属虚构。

他对付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同父异母的几个兄弟、同父母的皇十四子胤禵，都十分残忍、过分。他为人作事太“绝”，其“不得好死”（倘若真是被刺而死），正是应得的报应。

然而，就大体而论，作为皇帝的他，却不能不算是颇足称道。他日理万机，孜孜不懈，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玩得少（从没有像乾隆那样大逛江南），当皇帝只当了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乾隆身世的传说

乾隆是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生下来便颇受祖父与父亲喜欢，一辈子无忧无虑，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太平皇帝，却一有机会便打仗，打了十次，虽不是次次打胜，倒都能挣到一些面子，终于很得意地自封为“十全老人”，把皇帝的位子赏给儿子嘉庆，过几年“太上皇”的瘾，实权仍旧操在自己之手。

比起雍正来，乾隆真是幸运得多。雍正有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兄弟，而乾隆只有一个纨绔子弟式的和亲王弘昼，作为皇位的竞争者。

也有人说，乾隆并非雍正与熹妃钮祜禄氏所生，他的真正父母是陈阁老（世倌）及其夫人。这也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其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当了顺天学政，丁忧回家，在家住了两年，被召任内阁学士，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其后在乾隆朝中历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在乾隆十三年被革职。乾隆骂他“卑琐”。到乾隆十六年，他再度入阁，于二十二年病死在任上。

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

我想，这传说的来源，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郡王尼堪的福晋，的的确确演过类似“狸猫换太子”的活剧。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弄得许多人（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均受了处罚。

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兴趣，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谈得久了，传得远了，这新闻便变了质，走了样。于是，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尼堪变成了雍正，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老妈子的儿子变成了乾隆。

我这一种想法，也不过是一个假定。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垂帘听政

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前例。太宗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的生母、永福宫庄妃，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其后，在顺治皇帝死时，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也同时分别被尊为“皇太后”与“慈和太后”，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

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确是大胆妄为，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

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国家的事不简单，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

皇帝载淳的年号，原已定为“祺祥”，被她改为“同治”，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

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这一日，是甲子日，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她们隔着一层竹帘，坐在后面“受用”。

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苦命的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五岁即位，十八岁大婚，十九岁受慈禧“归政”，二十九岁被囚，三十九岁暴卒。

他是中国历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进宫到被囚，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被囚以后，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

光绪初进宫时，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慈安性情温和，光绪受惠不小，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急症”，与世长辞。

光绪一生，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翁是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前后二十二个年头。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侄女。皇后的父亲桂祥，是慈禧的弟弟。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光绪却与她无缘。

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

当年，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慈禧也要破坏，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染了怪病。同治死后，皇后更受慈禧虐待，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

光绪一朝，出了很多大事。

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与光绪皇帝无关。

只有甲午中日战争，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然而海军外强中干，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到了正式宣战以后，李鸿章阳奉阴违，又调兵极少。其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光绪十分愤慨，然而无可如何。

传说，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抽鸦片，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改立溥俊（端郡王载漪之子）。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待考。

至于，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

摘编自《黎东方讲史·细说清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细说民国创立

黎东方 著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至1912年民国成立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孙中山领导的七次起义、“苏报案”、保路风潮、武昌起义等历史事件，以及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初版《自序》

今日之人，人人皆可以细说民国的历史，而不会有一个人说得完全客观。我何尝能移例外？我所不同于大家的，只是略有自知“不能完全客观”之明而已。

过去，以现代的人写现代的历史而写得足以聊供后人参考，甚至视作相当可靠的史料的，却也未尝没有。希腊的修昔底德，中国的司马迁，是最有名的两个例子。

进一步说，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而不管现在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肯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他目的之一种手段的人，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

然而，需要勇气。必须是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才配得上担承如此的任务，虽则这任务是自己交给自己的，也必须是自己交给自己的。

我平凡。却也来尝与现代所有的人皆无恩怨。把恩怨一概忘怀，不是怎样容易的事。然而，我更不敢忘怀师教，不敢忘怀修昔底德以来的若干前辈，也时时以后世对我的褒贬，警惕我自己。

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那末，现代人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

《细说民国)第一部，写至民国元年元旦为止。它的初稿从1963年元旦开始，登载在(香港时报}。我很感谢许孝炎先生的鼓励。陈训舍先生不断地督促我，叫我续写民国元年迄于民国十五年的第二部，以及专叙北伐时期的第三部与专叙抗战时期的第四部，我目前正在多方搜研史料，准备于最短期内实践我对陈训金先生的诺言。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原《再版自序》

藉着发行再版的机会。我把初版之中，心有未安之处，重新求证。

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黎元洪所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内的马炮工辍各单位的番号。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是“二十一”;而蒋翔武在作战命令中、熊秉坤在“回忆”的一篇文章中，均说是“十一”。我在初版出书了以后，特地又访渴了万武樵(耀煌)先生，承万先生告诉我:“十一”才是对的。原因是，清廷计划把第二十一混成协在将来扩编为“第十一镇”，所以马炮工辍四个单位的番号就提前用了“十一”。

于是，我在这再版里面，都把沿袭自李、张二人的“二十一”改为“十一”。

我所感耿耿于怀的，是仅仅把各省光复的事列成了一个表。将来，我希望能有时间专写一书，而题之为(辛亥年》，以广州与武昌两次起义为主，把各省各地同胞以及海外华侨的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都写在里面。

初版之中有若干我自己所不曾校出的错字，也都在再版里改正了。

1966年7月30日

1996年12月12日加以删改。

一、老百姓怕官

清朝到了晚年，太不成话。

高高在上的是皇帝，压在下边的是老百姓，中间是官。皇帝是天子，老天的儿子。他受命于天，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用不着对老百姓嘘寒问暖。皇帝有权向老百姓抽税，没有义务替老百姓做事。官，夹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狐假虎威。用皇帝的名义刮饱了回家乡买田。讨小老婆，或是搬到上海、天津、汉口、大连等等地方的外国租界里住，在金迷纸醉的十里洋场之中鬼混到死。

当官的也有好人，然而极少。多数的官，只知有皇帝而不知有国家，更不知有人民。所谓皇帝，在这些官的心中目中，也不过是一块木头做的“万岁牌子”而已。亲眼看见过皇帝的，只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各级的大小太监，以及皇后、妃子、宫女。逢年过节，各处地方的官率领属傣，向“万岁牌子”磕头，跪下三次，每次磕三个头。这叫做三跪九叩首。

汉人当官的，对皇帝称臣；满人当官的，对皇帝自称“奴才”。“臣”的字义，也是“奴才”，所以这两个名词并无分别，不过“臣”字较为文雅而已。

老百姓在公堂见到官，必须下跪，自称“小的”或“小人”，称官为”大人”。官可以随时随地，叫当差的把任何老百姓拖倒，脱了裤子。用板子或竹棍打屁股或脊背；也可以把老百姓抓进监牢，随意关若干天，若干年，或是套上枷，扣起手铐，挂了脚镣，押到十字街头，站囚笼；又可以把老百姓吊起来烧胳肢窝，或是放在地上，用棍子夹腿，夹手。——清朝官的威权，不是今人所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老百姓的财产、自由、生命，都没有保障。每每，“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有钱，大官小官便要打你的主意。倘若有人告你一状，那就更糟，不管你有罪无罪，当官的先把你抓去，打你一顿。叫做“下马威”，打完了才许你讲话，讲得不中他的意，再打。你肯送钱，那就又当别论。倘若你是原告，告别人欠你的钱，也照样要跪在官的面前，准备挨打。官只要喊一声，“胡说，打!”这时侯，你便要后悔了，你便情愿一文债也不要，只求放你回家了。

老百姓饱受教训，便流行了两句口语：“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如果你想反抗，那便是“造反”。造反的按例该“凌迟处死”，那便是：把你身上的肉，一小块、一小块地割了下来。孙中山先生几乎被清朝的驻英公使龚照瑷从伦敦秘密押解回国，受这样的刑。先烈徐锡麟在安庆革命失败，便是受了这样的刑而死的。

二、官怕洋人

官的威权，在清朝晚年，依然很大。但是官的威信，早就被洋人扯得粉碎。因此，老百姓虽则怕官，却又十分看“官”不起。革命之所以能有初步的成功，一半的原因在此。

笔者并无感激洋人之意。洋人挤进中国，把清朝纸老虎戳了许多窟窿，是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洋人的代表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前，肯向清朝大皇帝磕头，到了道光以后便不再如此。而且，一次一次地用大炮吓唬清朝的文武官吏，做到了喧宾夺主，要什么便可以拿去什么的地步。

一些狡猾的老百姓，于是便利用洋招牌，自称“教民”，欺负老实一些的老百姓。多数当官的不仅不敢主持公道，而且为了怕得罪洋人，总是说这班“教民”有理。

偶尔，有一两个官不识时务，把太不讲理的教民关了，过不了几天或几小时就会有洋人大踏步走进衙门来“保”。保的时候，声色惧厉，动辄以“国际交涉”四字作为威胁。官在听到这四个字以后，倘若仍不屈服，洋人就会去找他的“上峰”与上峰的上峰，可能真的闹出一番国际交涉，于是中国又丧失一片领土、一些主权、一大堆的银子。官呢，当然丢官，甚至丢脑袋。

在如此情形之下，能叫一般当官的不怕洋人么?

于是，官的架子在老百姓面前虽则依旧，在洋人面前却一点儿也搭不起来。当官的，如果不愿意丢官，丢脑袋，就得逆来顺受。在洋人面前丢脸。

官愈大，而所丢的脸愈大。最大的官，姓李名鸿章，官居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一位姓李的，俯首贴耳，甘心在中国人打赢了法国人以后。向法国人赔不是。他失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应付得了法国人以及其他各国的洋人，不相信中国能抵抗得了法国或任何其他各国。他的做官的秘诀是：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

结果，他把清朝时代的中国，化大国为小国，化小国为无国。

如此惧怕洋人的官，不单是丢尽自己的脸，也丢尽中国的脸。虽则仍有多数的老百姓继续惧怕这样的官，却免不了有少数的老百姓因愤慨而发出大无畏的精神，为了国家，为了祖宗，为了子孙，而开始不把这样的官看在眼里。

这时候，在广东一个年纪才有十八足岁的青年，姓孙名文，字德明，号日新，下了决心，要打倒像李鸿章这样的官，革清朝的命。他后来改号逸仙。

三、洋人怕老百姓

洋人不怕清朝的政府，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却不敢小看。在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广东的老百姓曾经一再用事实表现出不甘屈服的精神。到了中法战争期间，那纯粹由广西老百姓组成的黑旗军又竟然击败法国正规军，而且斩杀了法军的将领。于是，老百姓的自信心逐渐升高，虽有甲午年对日战争之败，却依然升高到以为仅凭大刀长矛，便足以抵御洋枪洋炮，产生了庚子年(1900年)以“扶清灭洋”【当时义和团的口号有提“扶清灭洋”的，也有提“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的，并不统一。】为宗旨的义和团。

义和团“灭洋”未成反而引进了八国联军。清朝的无能，在八国联军炮火之下暴露无余。老百姓普遍地对清廷失望。这个腐烂透了的朝廷，不再有多少人对它续存“扶”的想头。甚至李鸿章在广州，虽则仍旧是清朝的大官，官居两广总督，也一度动了脱离清朝而自创局面之念。满口“保皇”的康有为。也只是用“保皇”二字作为政治活动的藉口而已，他的信徒唐才常实际上在与革命党密切合作，企图用武力从清朝的手里夺取两湖。

甲辰乙巳两年(1904、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给清朝的威信以狠狠的一击。两个外国，不得中国的同意，而作战于中国的东北领土之上，以中国的东北的领土为争夺的目标。清朝瞪着眼睛，涎着脸，用阿Q的口吻宣布“局外中立”。这不仅是自丧清朝君臣的人格，也代丧全体中国人的国格，使得很多的同胞看不起清朝，恨清朝，觉悟到非把清朝推翻，便没有方法把中国弄好。保皇、君主立宪，这两个口号由于拖泥带水地受了清朝的累，便成了落伍低调，敌不过革命主流了。

因此之故，老百姓不再怕官，逐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了。

恰好，这时候，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及若干先烈先进的不断努力，不断奋斗，不断牺牲之下，已经发展成为壮大而坚实的组织，获得丰富的宣传经验与行动经验，深入了各种社会团体，各地的学校与军队，先声夺人，令清廷及其各地的封疆大吏一夕数惊。

也是在这时候，所谓保皇党的分子也渐渐地强调立宪，而不强调君主。他们并未因唐才常的“自立军”事件而受到太大的株连。他们多数皆能在各省公开活动，喧嚷着“立宪”，“召开国会”，甚至分批去到北京，作“聚众滋事”式的请愿。在外表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在事实上，他们却做了帮助革命的事：相反相成。等到革命党人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高举了义旗，这些“立宪派”也就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进一步拥护“民主立宪”了。

四、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老百姓之中的一个。他的先世，自从清兵入关以来，一直务农为业。因此，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所谓“世家子弟”，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之子而已。他读了书，然而并未赶考，既非秀才，更不是举人。他到过外国，却不是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然而，他伟大。他的真诚，感召了成千成万的爱国志士，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灵魂。他献身于革命，始终如一。大公无私，百折不回。

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懈怠；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不焦思苦虑，谋求革命的成功，因此而笃学精研于积极行动之中，获得了高深的学问；这高深的学问综合了中外古今的知识，结晶为三民主义，演绎为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知难行易的哲学，民生中心的历史观。

中国没有他，未必没有一次革命，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清朝，更未必能建立中华民国。

五、兴中会

兴中会成立以前，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而以“创建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组织。

兴中会正式成立的日期，是清朝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地点，是檀香山一位姓何名宽的华侨的住宅。

当天到会的，连同孙中山在内，共有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位是：孙中山、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

成立会的主席，是孙中山。他提出了章程九条。其中的第一条，规定了“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其他的各条，规定了入会的“会底”银元五元，义捐“惟力是视”；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人，正副文案各一人，管库一人，值理八人，差委二人；每礼拜四集会一次；新会员须由旧会员一人引荐担保，方能入会；议事以少数服从多数。

这章程及写在章程的前面的缘起，获得到会的人一致通过。缘起，等于是成立宣言，比章程的第一条更为明确地说出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全文如下：“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欲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到会的人于通过章程及缘起以后，公举刘祥为兴中会主席，何宽为副主席。孙中山一生谦让为怀，在这兴中会的第一次选举上，已经如此。刘祥是永和泰商号的经理，其后在革命的行动上无甚表现。

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一任副主席何宽，是卑涉银行的华经理。他对革命运动，比刘祥努力，会中的一切文件由他保管，其后他也担任了《隆记报》的协理。

《隆记报》的所有人，是程蔚南。程也是一个商人。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隆记报》便成了孙中山用以对保皇党开笔战的凭藉。

在所有最先加盟于兴中会的人之中，以邓荫南为最有表现。他是一个农人，在檀香山开了一个农场与商店。首先，于兴中会成立不久，他便卖了农场，把卖得的一万多元交给孙中山，随同孙中山回国，开始行动。他实在是兴中会革命史上第一个真正办到“毁家纾难”的先进。史坚如用炸弹炸两广总督衙门，有他参加其间。

许直臣是一个教员，其后作了《隆记报》的主笔。林鉴泉是《隆记报》的一个编辑。

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这五位都是工人。宋、李、侯三人参加了乙未年(1895年)的广州之役；陈、夏二人参加了庚子年(1900年)的惠州之役。

李昌、郑金、卓海都在檀香山的政府机关中担任通事(翻译官)。他们的国际知识，在一般会员之上。李昌一度为粱启超所误，加入了保皇会；其后恍然大悟，努力于再建檀香山兴中会的工作。郑金有一张和孙中山同拍的照片，被清廷的领事发现，因此而丢掉了在广东新安县的全部家产(被清吏查抄)。卓海的事迹，待考。

郑照是郑金的弟弟，谙悉法律。他的职业，是帮助侨胞办理入境手续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事。

其余，黄华恢、李多马、黄亮、钟木贤、李禄、刘寿、钟宇、曹采、刘卓，都是商人。黄华恢是永和泰商号的司事，被选为兴中会的第一任司库。其后与李多马，均和李昌一样，给保皇会出了不少的力。觉悟以后，迁居到墨西哥；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他回国，在上海新新公司担任稽核。李多马登报退出保皇会，继续为兴中会所领导的革命而工作。黄亮、钟木贤等人比较单纯。其中，钟宇是香山县人，幼年在香港和孙中山同学，到檀香山办木厂，发了财。和孙中山异地相逢，更为亲切。

除了上述的二十四位以外，其后陆续加入檀香山的兴中会的，有姓名可考的，截至次年2月底为止，共为一百零一人。在这些人之中，出力最多的是孙中山的胞兄孙德彰(眉)。

孙德彰贱卖了很多匹牛，每匹只作价六元七元银币，交给孙中山。这些钱，加上邓荫南卖农场与商店的款子，与檀香山兴中会的现款一百银币，汇票一千零四元银币(折合二千元港币)，共合港币一万三千余元，由孙中山于12月带去香港，作为第一次起义的费用。

到达香港以后，孙中山约集陈少白、扬鹤龄、尢列、陆皓东、郑士良、程奎光等人，合并了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成立了香港兴中会。以香港的会为总会，檀香山的会为支会。

总会的成立日期，据《国父全集》的年表，是乙未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总会的办事处，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托名为经营贸易的“乾亨行”。

总会设总办、协办、管库、华文文案、洋文文案各一人。“董事十人”，与檀香山支会的组织大同小异。“会底银”仍为每人五元，“银会”的股票仍为每股十元，于开国之日按股发还本利共一百元：这两点，均与檀香山一样。新会员入会，原定由一人引荐，改为二人。各地必须有会员十五人以上，方能成立支会。每一个地点，只能有一个支会。

总会章程前面的缘起，也和檀香山“规条”前面的缘起大致相同。删去了“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把“文物冠裳”改为“济济衣冠”；把“能无抚膺”改为“能不痛心”；把“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在“欲扶大厦之将倾”的一句之下，增加了“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

会员入会的誓词，原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总会将“驱逐”二字改为“驱除”，“中国”二字改为“中华”。

总会成立之日，有没有选出全部的职员，待考。现存的史料，仅仅说：孙中山担任在广州主持发难的事，杨衢云留在香港，负责人员与饷械的筹划。孙中山到广州，设立了一个“农学会”在双门底王家桐云冈别墅，作为机关，又在咸虾栏张公馆与双门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等处设立了几十个小机关。此后，陆续在香港与广州加入兴中会的，迄于预定发难之日(阴历九月初九)，共有数百人之多。

到了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总会的总办一职，因杨衢云志在必得，孙中山为了避免内部分裂，自愿让杨衢云担任。大家决定了，一俟起义成功，便由杨衢云以“总统”的名位主持革命政府。

六、孙中山的家世和早年

孙中山的远祖，依照邓幕韩先生的“孙中山先生传记”，是宋神宗枢密院使孙允中，由南京迁居江西；依照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唐僖宗的承宣使孙俐，由河南陈留迁江西宁都。孙俐的后代，据罗先生说，由江西宁都一迁至福建长汀，再迁至广东紫金，三迁至广东增城，四迁至广东香山的涌口门村，于乾隆年间五迁至香山的翠亨村。

孙中山的父亲，名观林，字达成，号道川，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卒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自耕农，田产很少，曾经在澳门当了几年裁缝，兼业制革，后来仍旧回翠亨村耕田、养猪。

孙中山的长兄德彰，比孙中山大十二岁。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德彰与孙中山之间，有过一位德祜，比德彰小三岁，但生下了不到六年便死了。所以孙中山的同胞兄弟仅余二人。他们有三个姊妹：金星，妙西，秋绮。金星比德彰小三岁『皕玥：德祜也比德彰小三岁，可能有误。』，在四岁之时去世。妙西比德彰小九岁，其后嫁给杨家。秋绮比孙中山小五岁，其后嫁给林家。

孙德彰在十八岁的时候，到檀香山做工。他向当地政府领得了一片茂宜岛的荒地，从事开垦与畜牧，很成功，到了二十五岁之时，已有上千的牛羊，回乡娶妻，带到茂宜岛去。孙中山当时想和他一道走，达成公不准。次年，德彰写信来，要接双亲去侍奉，达成公自己不愿意离乡远行，叫孙中山跟随杨太夫人同去。

这时候，孙中山的年纪是十四岁，还不曾进过西式的学校，但已经在私塾里念过了不少的古书。到了檀香山及茂宜岛以后，德彰留他在所开的一间米店里帮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便送他进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书院，念到十七岁，毕业。(杨太夫人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就回翠亨。)意奥兰尼书院，相当于我们的中学。孙中山在夏季毕业以后，于秋季升入美国人所办的奥阿厚书院，读了一年，在次年的夏天德彰硬叫他回翠亨。原因是，德彰觉得孙中山有信仰基督教的倾向，同时也怕孙中山“沾染西化过深”，希望他回国，多学一点中国的学问。

于是孙中山回国，辍学了一学年，在十九岁的时候(1884年)进了香港的拔萃书室。在拔萃书室读了半年，于次年阴历正月转学皇仁书院，四月，回乡与夫人卢氏结婚；十月，再度赴檀香山，转茂宜岛。

孙中山在茂宜岛，住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春天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德彰只想叫他在店里当伙计，而无意于让他升学。

回国以后，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同时从陈仲尧先生补修中国的经史。次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转学于香港西医书院，读到1892年7月23日，以第一名毕业。不久，又考得香港政府的内科外科兼妇产科的行医执照。

这香港西医书院，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前身。当时的教务长是康德黎。

孙中山肄业于西医书院以后，到澳门开设了一个“中西药局”在澳门大街，其后迁移到草堆街，在这中西药局里悬壶应诊。由于医术高明，来局求诊的人极多，一年之间他所收到的诊费，超过了一万元。

这一万余元，孙中山都用在革命上。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慢慢地形成的。幼年，他在私塾里读中国古书，便已倾慕汤武。十一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太平天国的老兵，对他讲清兵人关以后的残暴行为与洪秀全的轶事，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的几年，他吸收了关于西洋文明各国的知识，也亲眼看见了檀香山政府的种种设施，与清朝的种种腐败恰好成为对比。第一次回国以后，在皇仁书院读书之时。正当中法战争以后，清廷不惜割地求和，使得他不再对清廷抱任何期望，而决心从事革命。他自己在“孙文学说”的“有志竞成”一章里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结识了一位洪门中人郑士良。郑士良是归善(惠阳)县淡水墟人，也在博济医院读书，和孙中山相交莫逆，成为知已。孙中山虽则此时未入洪门，却从郑士良的口中得闻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又结交了同学新会县人陈少白与香山县的同乡、算学馆的学生杨鹤龄。这两人，虽非洪门中人，却均是爱国忧时之士。杨鹤龄家颇富有，有一座“扬耀记商号”在歌赋街。孙中山常和陈少白到杨耀记商号找杨鹤龄高谈革命。有一天，尢烈也走了进来。尢列是顺德县人。与孙中山同年生。他早年加入洪门，畅游过华北华中，曾经在广州于一个场合中遇见孙中山。成了朋友。

孙、陈、杨、尢四人，被扬耀记商号的伙计们称为“四大寇”：“四个大造反者”。

有一次，“四大寇”联袂共游广州，在三元宫会商革命大计，被三元宫的一位老道人听到。老道人告诉他们，倘若真想推翻清朝，必须联络“会党”；跟着，便把各地会党的地址向他们说了出来。原来这老道人姓郑名安，正是会党中人，当过林则徐的“师爷”(秘书)。

孙中山到了在西医书院毕业，实际革命工作才开始。孙中山之所以学医，本是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因此，毕业以后，他便在澳门设了中西药局，作为他接触社会、物色英豪的机关。(凡是贫穷的病人，不仅不收诊费，而且免费送药。送药的钱，是从澳门的一家专以中医中药施诊的镜湖医院筹来的；由镜湖医院借给孙中山两千银圆，借期五年，月息一分，即以月息由孙代购西药，在中西药局施诊。)几个月以后，澳门政府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行医执照，勒令他停业。孙中山于是结束了中西药局，于次年春天到广州，另设一个东西药局(在冼基)，仍旧对贫穷的病人送诊送药。

扬鹤龄留在香港；尢烈回了顺德，在顺德开了“兴利蚕子公司”作为“入世之媒”。陈少白随孙中山到了广州。杨、尤二人常来广州，共商进行。郑士良不曾在广州博济医院继续读完，就回了惠州，联络会党，这时候他常来广州，与“四大寇”见面。此外，还有几位同志：孙中山的小同乡、总角之交陆皓东，陆在上海念过书，当过电报生；水师军官、香山人程奎光；归善(惠阳)人，在某一个学校担任教员的魏友琴。

他们谈秘密话的地点，通常是广雅书院的抗风轩，有时候也在郊外或河南岛的古庙。

他们是否已有具体的组织?待考。胡汉民先生与邹鲁先生均说：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时(1892年)，便已组织了兴中会。陈少白先生却在写给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信里说，“壬(辰)癸(巳)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两说如何取舍，将来有更多的史料出现之时，或可帮我们作一决定。

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1894年)冬天，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之时。

1895年6月，孙中山到了天津，托人向李鸿章递了一个万言书，没有得到反应。和他同去的是陆皓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观察清廷的虚实。万言书只是一种掩饰。7月，中日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启程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七、乙未广州之役

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是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十次起义的第一次。

起义的计划相当周密。广州城内由孙中山坐镇，发号施令。香港方面，由杨衢云派遣同志，率领若干名会党(洪门兄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乘坐轮船北上，预计于次晨到达广州码头，取出藏在水泥木桶中的枪械，分别进攻各衙门。这时候，埋伏在城内、城郊，及水上的同志与会党。一齐响应。散布在北江、惠州、潮州、顺德、香山等地的同志、会党与绿林，分别在10月26日起事，向广州会合。

旗帜，用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口号，用“除暴安良”四字。檄文，由同志朱淇起草。

不料，朱淇在起草檄文之时，被他的哥哥朱湘知道。朱湘向清吏“缉捕委员”李家焯告密。李家焯随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这是九月初七日或初八日的事。谭钟麟一笑置之，并未立刻搜捕孙中山与其他的同志。

倘若杨衢云能按照原定的计划，如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把香港的同志与武装送上轮船，第二天的早晨一切仍能进行。然而，他作事缓慢，耽误了时机。他打电报到广州，说要延迟两天。

就在这两天中间，出了岔子。他所装运的六百枝枪，被香港的海关发觉。他的行动，也被驻在香港的清吏密探韦宝珊注意。韦宝珊打电报报告清吏，清吏报告谭钟麟。谭钟麟在九月初十命李家焯捉拿党人，在王家祠与咸虾栏等处机关捕去了陆皓东、程奎光、程耀宸、程怀、刘次、梁荣。

孙中山不曾被李家焯捉到，立刻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止办”。杨衢云接到电报，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孙中山如何有办法去接?到了次日的早晨，香港开来的保安号轮船到达广州码头，码头上已经布满了清兵。丘四、朱贵全等四十几位同志被当场逮捕，其余的二百余人于纷乱之中逃散。

外县的同志，由于获得孙中山的通知，中止发动，不曾受到波及。

谭钟麟在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杀害，用军棍逼供程奎光，当场打死。其后，程耀宸病死在监牢里。(其余被捕的人，谭钟麟认为是“愚民”，一律释放。)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十几位领袖，被谭钟麟指名通缉。

八、横滨分会

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很镇静地留在广州，留了三天，从容脱险。他乘了轿子到唐家湾，在唐家湾搭轮船到澳门，由澳门到香港。清廷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他请了律师在法庭中公开抗辩。结果，香港政府拒绝引渡，却判决了“放逐”五年。

和孙中山同时被判决放逐的，是陈少白与扬衢云。孙中山带丁陈少白与郑士良去日本。杨衢云经由越南、新加坡、印度，到南非洲，在约翰内斯堡及彼得马里茨堡一共吸收了几十个会员，成立了两个兴中会分会。这两个分会在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凑集了若干款项给他回香港，因为他声言要再度起义。然而，他回到香港以后。不能登岸，只得去日本横滨，找孙中山。(卖了家产。随他东归的一位同志黎民占则流落在香港，一筹莫展，郁郁以终。)孙中山带了陈少白和郑士良去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分会的会所设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分会的会长是文经印刷店的主人冯镜如。冯镜如的弟弟冯紫珊，与冯镜如的十四岁的儿子冯懋龙，都做了会员。(冯懋龙其后改名“自由”，对革命出力极多，留下《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史》等好几部著作。)冯氏兄弟父子以外，另有谭发、粱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会员二三十人。

作为孙中山与冯镜如、谭发等人之间的桥梁的，是一位姓陈名清的同志。他的职业，是在洋船上卖东西。甲午年冬天，孙中山组织了檀香山兴中会，搭船回香港，在船上宣传革命，他听了非常佩服。途经横滨，便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到船上来见孙中山。谭发是一个裁缝，在横滨开了“均昌洋服店”。谭发生平主张中国应该由汉人自己选一个当皇帝，意思是最好由自己来当选，因此而赢得了“谭皇帝”的绰号。他见到了孙中山，便打消了自己当皇帝的念头，决心拥护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

因此，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来到横滨之时，首先到“均昌洋服店”拜访谭发。谭发介绍冯镜如等与孙中山见面。不久，兴中会横滨分会便正式成立。(不称为支会，而称为分会。)从此，横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镇。

孙中山在这一年(1895年)年底留下陈少白在横滨，叫郑士良回香港，率人去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和该地的台友商谈再度起义的计划，无甚结果。

九、伦敦蒙难

孙中山在丙申年(1896年)阴历五月间由檀香山去美国，为的是征求同志，募款再举。到了美国以后，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月，又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等地分别住了若干天，最后在纽约又住了几个月，却不曾遇到多少能够接受他的革命主张的华侨。

于是，他决定去英国。到了伦敦以后，他常常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过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康德黎的寓所，在清廷驻英使馆附近。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广东三水县人邓廷铿。其后邓廷铿在10月11日把他骗进了使馆，关在三楼的一个加了铁窗栏的房间之中。

邓廷铿之所以如此，是奉了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的命令。龚准备包雇一船，把孙中山秘密押解回国行刑；甚至想先把孙中山毒死，装在箱子里运回中国戮尸。

所好，吉人天相，使馆的一个英国仆人柯尔渐渐表同情于孙中山的遭遇，送消息给康德黎。康德黎邀同另一位英国医士孟生把这件事在《地球报》(The Globe)发表，引起了英国人士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又写信给当时的英国外相萨里斯伯。萨里斯伯认为清廷的公使馆没有在英国领土之上逮捕人、扣留人与押解人的权力。于九月十七日派员向龚照瑗交涉，要求将孙中山立即释放。龚照瑗只得照办。

孙中山被释放以后，作函申谢《地球报》及英国舆论界的支持；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交给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代为发表。从此，英国朝野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了解。

孙中山留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了五十七次，研究各国的革命史与各国现状。他深切地感觉到。西欧各国虽则已经有过相当成功的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中国不该仅仅有一次政治性的革命，应该一劳永逸，除了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权发达以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于是创造出三民主义。

丁酉年六月初三(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离开英国，乘船去加拿大，于九天以后到达蒙特利尔(Montreal)。次月初五，他离开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城乘船去日本，于三十几天以后到达横滨。

一○、宫崎寅藏（一）

孙中山回到横滨不久，有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与平山周二人，因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嘱托，来拜访他。

宫崎寅藏是熊本地方的人。兄弟四人，大哥宫崎八郎是日本维新运动的人物之一，死于西乡隆盛之难。三哥官崎民藏，有意于深入中国，物色英雄，共同努力于亚洲之复兴，不幸病故。二哥宫崎弥藏与宫崎寅藏自己，其后毕生追随孙中山尽瘁于中国革命。

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在未曾拜见孙中山以前，已经对孙中山十分景仰。宫崎寅藏见过陈少白，也到过澳门见了孙中山在广州读书时的中文老师、其后参加了兴中会的区凤墀，而且也读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平山周呢，虽不曾见过陈少白，却到过上海，在上海买到了一本《伦敦被难记》，也偕同宫崎寅藏，到澳门见了区凤墀。

他们两人向孙中山代达犬养毅的欢迎之意，希望孙去东京一趟，商谈中国革命以及亚洲的一般问题。孙中山于是便和他们同赴东京，与犬养毅订交。(此后，犬养毅一直到死，成了“中国之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因反对日本侵华而为“少壮派”军阀所杀害。)犬养毅介绍孙中山见了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石正己、尾崎行雄，以及在野的领袖头山满与热心于帮助中国的山田良政、山田纯、萱野良知、平冈浩、犬冢信、久原房之助等人。

在这些人物之中，山田良政与山田纯是同胞兄弟。山田良政于庚子惠州之役牺牲。

萱野良知与居正先生最为莫逆。替居先生抚养了长女至于成年。

对中国革命最为热心，奔走最力的莫如宫崎寅藏。他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用“白浪滔天”四字的笔名，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这一部书，被节译为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大革命家孙逸仙》于是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宫崎寅藏于戊戌年(1898年)的春天。到筑前地方创办了一家报社；夏天，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与广州，会晤兴中会会友，筹划起义；秋天，护送康有为由香港到日本；冬天，奉孙中山之命，托日本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买了大量军火，交付三井公司轮船布引丸，定于次年正月运往菲律宾，帮助菲律宾的独立党人，以便将来菲律宾于独立成功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支援。

布引丸轮船在航至上海海面之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而沉没(可能是触礁)。这是对于菲华两国的志士的一大打击。

一一、康粱（一）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京的。)孙中山对于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弟子徐勤，并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到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约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犬养毅自己的寓所会谈，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说，康有事不能来，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养毅的协调之下，他和孙中山与陈少白畅谈到第二天的天亮。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学校访康有为，康与梁启超、王照、徐勤、梁铁君出见。陈少白重申请康有为参加革命之意，康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叫梁铁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这位王照，原在清廷担任礼部主事，因上奏请光绪皇帝出洋考察而扬名天下，光绪帝曾经因此赏他以四品京堂之官，并且罢斥了不替他转奏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礼部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慈禧政变以后，王照逃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被平山周救来东京，和康有为住在一起，康有为怕他说出有关“衣带诏”的秘密，便在种种方面剥夺了他的自由。替康有为执行此项监禁王照的任务的，是“精于技击”的梁铁君。

陈少白亲眼见到王照因要求“评评是何道理”而被康有为吩咐梁铁君拖了出去，觉得有点奇怪，使拜托平山周对王照设法保护。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学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来，带到犬养毅的寓所。王照把前后经过，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了犬养毅。从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访日本要人，告康有为的洋状，强调康所称的“衣带诏”，根本是伪造的。

日本政府于是给了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的家里。

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康写信来，命令粱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

梁在己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孙眉(孙中山的胞兄德彰)而且叫儿子阿昌拜梁为老师。粱摆脱不了康的束缚，对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坚定，竟然终于篡窃了檀香山兴中会，吸收了一大部分会友为所谓“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到了民国以后，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说，“保皇会”三字是革命党送给他们的团体的绰号。他们的团体，从来不曾以“保皇会”或“保皇党”为正式名称。)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获得兴中会会友倾囊相助，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同时也替上海广智书局招股，募得了五万银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两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

这“自立会”逐渐发展为“自立军”，准备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庆、常德、汉口、新堤五处地方同时起义，名为勤王，实则对清廷革命。康、梁却不能如期寄来必需的款项。起义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泄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汉口被捕。

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与革命军同时并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当时的机会，不可谓不好。慈禧甘心受刚毅等人的包围，立溥儁为大阿哥。到了最后又在庚子年六月对全世界的“夷人”宣战，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华后，两江、两湖与山东的三个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宣布保护洋人，不受伪命，在两广的李鸿章态度又极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为首的若干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谓“中国国会”于上海张园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俨然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总干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康有为所捐到的款子，不为不多；据张之洞奏报清廷，是“洋银六十万元”，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十万元以上。

徐勤的话，见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这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可见，康梁与他们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军的身上。

杂项的开销，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如冯自由所说(同书第十一章)，“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那么，保皇会的各地负责人实在是太对不起自立军的踊跃赴死的将士了。

康应负的责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们两人绝对不肯与革命党合作。梁劝康不可以湘鄂为主要对象，劝他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免蹈洪杨覆辙。康不听。粱又劝他亲入自立军中，以主帅的名义指挥一切，庶便号召。康也不听。

唐才常也有错误。他在时务学堂里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摆脱，再加上对康的金钱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从开始便排演成不伦不类的活剧：既要推翻清朝，又说是为了保光绪的驾。名不正，言不顺，其事当然难成。

唐为了等侯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汉口机关的账簿上，可怜他仅存现洋一万五千余元而已(张之洞奏)。秦力山没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约于8月9日在大通发动，苦战了若干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后解散所部，只身脱险。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遭“康之拥资自肥”，一怒而与康氏绝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败之后，唐才常到了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张之洞捉去。在这十几天之中，唐本该有所动作，而不曾动作，以致坐以待毙。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继续等候康的款子，(二)对张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发动以前，唐因等侯款子而一再改期，不无理由(虽则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发动而失败以后，唐还在等侯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于对张之洞存幻想，以为张之洞肯脱离清朝而“独立”，那实在是缺乏知人之明。

一二、宫崎寅藏（二）

自立军起事以前，宫崎寅藏在五月下旬随同孙中山到达香港，奉孙之命进广州与刘学询会面，探询李鸿章对脱离清廷有无决心；又奉孙之命带三万元港币到新加坡，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不料到了新加坡，便被康有为指为刺客，通知当地英政府，逮捕下狱。

宫崎寅藏与同行的一位志士吞宇(化名，真姓名待考)被关了几天，提出受审。法官问他，“你是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家的子弟?”他说：“不是。”法官说：“怎么你身边有三万元(港币)之多?”他说：“本人虽穷，朋友不穷。这三万元是朋友送给我的。”法官说：“你答应给朋友什么利益，才换得了这么多银子?”他说：“利益的交换，是商人的行为。我们志士之间，不讲利益，只讲义气。”法官说：“怎么你的行李也有刀剑?”他说：“这叫做大和魂。”

孙中山在西贡接到宫崎寅藏被捕的消息，特地来新加坡营救，亲自走告英国驻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总督，说宫崎寅藏所携带的三万元是孙中山自己所有，委托富崎寅藏携带的。总督因此而恍然大悟，晓得了宫崎寅藏是热心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决非李鸿章所派来的刺客。

于是，法官又把宫崎寅藏提出来审问。法官说：“那三万元是你自己的么?”宫崎寅藏说：“既然朋友送了给我，当然是我自己的了。”法官笑着说：“有一位孙逸仙，却说这三万元是他的呢!”宫崎寅藏这才知道，孙中山已经向法院如此自陈。法官继续说：“议政官一致认为你和吞宇是企图暗杀中国改革家，怎么办?”宫崎寅藏表示不服，吞宇也大声抗辩。法官说：“你们的这个罪名，要将来才能判定。现在只判你们妨害治安，驱逐出境五年。”

两人出狱以后，随同孙中山再去香港。这一次所乘的，是日本船佐渡丸。不料到了香港以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均不能登陆。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已经打了电报来，告诉香港当局说，孙中山等三人带了三万元在身边，意图革命。(事实上，1895年香港政府对孙中山的五年放逐令业已期满，而且新加坡的法院判决也不该适用于香港。)孙中山原来的计划，是要在香港登岸，设法进入大陆，到惠州三洲田，亲自率领郑士良所聚集的武装同志起事。受了香港当局的如此阻碍，他只得于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在佐渡丸船上召集了一次会议，议决武装同志由郑士良统率，孙中山自己去台湾。找自称同情中国革命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济军火。

在未去台湾以前，孙中山先和宫崎寅藏、吞宇同回日本。

回到日本以后，孙中山住在横滨，宫崎寅藏与吞宇住在东京芝浦，分头筹划一切。自立军起事之前不久，孙中山经由上海，去了台湾。

一三、庚子惠州之役

庚子惠州之役，起事于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而筹划则开始于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命令陈少白回港创办《中国日报》之时。(陈少白的五年放逐令刚刚期满。)《中国日报》在己亥年十二月出版。社址设在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十月间，毕永年已经邀约了两湖的哥老会首领，金龙山的山主杨鸿钧，腾龙山的山主李云彪、辜天佑、李堃、张尧卿等七人来到香港，会同三合会的首领黄福等二人，与代表兴中会的陈少白等三人，合组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公推这时候也在香港的宫崎寅藏把刻好的总会长印章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

兴中会的总办一席，孙中山原已于乙未广州之役发动的前夕，让给了杨衢云。事败以后，杨衢云经由西贡、新加坡、印度某地，去了南非，成立了几个分会。丙申年(1896年)的冬天，杨衢云来日本，与孙中山会面，承认自己不该于九月初十把人员与枪械送上轮船，不该仓猝离开香港等等。孙中山对他完全原谅。他就留在日本，以教英文为生。到了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交。他辞了兴中会总办之职，请孙中山继任。不久，便回香港，与陈少白、谢缵泰共同筹划再度起义，甚为努力。

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历充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招商局驻港总书记，新沙室洋行副经理。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与杨衢云在皇仁书院同学，成为好友。两人在壬辰年(1892年)便已集合周超岳等十几人买了不少书报，组织成一个“辅仁文社”，设在百子里一号二搂。两年以后，该社社友全体加入了香港兴中会。

谢缵泰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仍旧留在香港，因此在戊戌政变以前便与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相识，劝康氏兄弟与孙中山合作，未成。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陈少白从日本回港，谢缵泰和他恢复了香港兴中会的活动，吸收了新会员李纪堂、史坚如、黄福、黄耀庭、邓子如等一百多人。

邓荫南在乙未年(1895年)毁家救国，卖了家产，把卖得的一万数千元完全捐出，随同孙中山来港，进行广州的起义。事败以后，住在澳门。到了戊戌年(1898年)的夏天，听说广西有一位游勇李立亭起兵反清，便偕同“四大寇”之一的尢列与檀香山回来的宋居仁，同去广西找李立亭，走到藤县之时，李立亭已经兵败身逃，邓只得和尢、宋二人折回香港，在己亥年(1899年)陈少白归来之时，也积极参加了重振香港兴中会，筹备再度起义的工作。

作为一个插曲的是：谢缵泰与兴中会另一会友徐喜亭在庚子年春天救出关在澳门监狱的经元善。经元善原为上海电报局局长。曾经在庚子年(1900年)正月领衔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太子，企图废掉光绪，事后逃到澳门，被禁。谢徐二人与经元善素昧平生，却辗转托了英国香港总督，向葡国澳门总督说项，获准。

邓荫南不顾生命危硷，和史坚如去广州，重组兴中会广州分会，设机关于荣华东街，抚署后楼房，及水上的一艘紫洞艇。所吸收的新同志计有苏焯南、练达成、吴羲如、张硕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东、黎礼，等等，数十人。

尢列于广西之行以后，在庚子年去长江一带联络会党。他是否与宫崎寅藏及史坚如同去的，待考。似乎颇有可能。因为，宫崎与史二人均与会党，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会党素无渊源。真正有密切关系的，是毕永年，然而和毕永年同去的，是平山周，不是宫崎与史二人。(其后毕带了长江会党领袖来香港，与三合会、兴中会合组兴汉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尢列亦并未与毕同来。尢列大概是留在上海，等到惠州之役失败以后才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同住在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在“四大寇”之中，仅仅杨鹤龄一人于乙未广州之役以后便销声匿迹，隐居在澳门，不再有积极的革命活动。

在所有的孙中山老朋友之中，最重要的莫如郑士良。他是庚子惠州之役的主干。前文已经说过，他在乙未事败以后，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不久孙在组成横滨分会以后，留下陈少白在日本，自己去檀香山，叫他仍回香港，团结同志，再接再厉。他十分努力，因此，当己亥年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卷土重来之时，惟有他贡献得出一支随时可以武装的力量，而且已经聚集在惠州三洲田及其附近。

本来，孙中山的计划是规模很大的：要两粤与长江上下游一齐发动。兴汉会的作用在此。在汉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而且叫毕永年把长江会党的几位领袖杨鸿钧等人带到日本，面授机宜；事毕，由毕永年带他们去上海，静候命令。

不料，康梁在己亥、庚子两年活动也十分频繁，分散了革命的力量。梁在檀香山，作了极对不起孙中山的事，把该地的多数会友都哄进了保皇会，而且捐去了很多钱，使得孙中山失掉了一个革命饷源。更大的一个打击是：留在上海的长江会党首领，被唐才常等用重金吸收了去，参加自立会与自立军，使得兴汉会无形中瓦解。毕永年劝唐与康粱断绝来往，匆再用“勤王”的名义，作革命之事，唐不听，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云游无踪。

兴汉会的大联合虽告解体，兴中会却已复兴，有不少新的血液，又有孙中山的坚强意志，作为全体会友的推动力。孙中山在四月二十一日(1900年5月19日)由日本到达香港，在所乘的法国轮船因狄斯号与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平山周，举行起义前第一次军事会议，议决：(一)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向惠州发动；(二)邓荫南与史坚如去广州，准备响应；(三)扬衢云与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

会后，在五月初十这一天，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派了一艘兵船安澜号靠近因狄斯号法国轮船，请孙中山与杨衢云“过船”商量。孙中山为了慎重起见，叫宫崎寅藏“过船”。于是，官崎寅藏便被这安澜号兵船带到广州，在刘学询家住了一晚。刘学询告诉他：李鸿章以为，在八国联军不曾攻下北京以前，不便有所表示。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受了陈少白与何启的嘱托，写过信给李鸿章，劝李鸿章脱离清朝而独立，与孙中山合作，成立中国的新政府。

官崎寅藏从广州回到香港，带了孙中山交给他的三万元港币，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到了新加坡，康有为不但不肯见面，反而控告他为李鸿章派来的刺客。这件事，我在前几节已经叙过。

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于六月二十一日举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所议决的大致仍与第一次的会议相同。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计议援助革命军的步骤。儿玉在原则上早已答应帮忙。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划；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较原定的日子业已提前，郑士良此时去了香港，向孙中山用电报请示。留在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的武装同志，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

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

当时，在三洲田的革命军，全部仅有六百位同志，三百枝洋枪，九千发子弹。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三洲田的马栏头，罗生同志的房屋。作战时所用的旗帜，是先烈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

聚集在新安之北的虎门及其附近，另有黄江喜所率领的若干同志静候三洲田的部队前来，夹攻新安县城。

但是，三洲田的部队在攻下沙湾以后，转向东北，放弃了夹攻新安县城的计划。这是因为，郑士良由香港回来，赶到沙湾，传达孙中山的最近命令，叫大家改向厦门的方向前进。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革命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罗县城，一路攻镇隆镇。惠州与博罗未能攻下，却在镇隆获得又一次的胜利，斩杀了姓严的一个守备与几十名清兵，俘虏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获洋枪七百多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头。

两天以后。闰八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又打了一次胜仗，地点是在永湖镇附近，俘虏了清兵数百，洋枪五百余杆，子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在这一役中，清军的人数有五六千。革命军仅有荷枪之士一千，徒手的同志与民众两三千人而已。

两天以后，革命军推进至崩冈墟，击走清军。又过了两天，革命军推进至三多祝(在惠阳之东南，海丰之正西)，沿途，人民对革命军放爆竹，送东西，表示欢迎，并且有日益愈多的人，请求参加。总计前后来参加的，已在两万人以上。

当天(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革命军在三多祝之东的白沙镇宿舍，准备用五天的工夫，走到五华县南边的梅林墟。

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传达孙中山给郑士良的命令。孙中山告诉郑士良：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儿玉总督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划，由郑士良全权决定。

郑士良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解散徒手的同志，只留一千多武装齐全的，向三洲田回军，再设法从香港方面取得接济。重行联络在新安县与虎门的同志，合攻广州。

一般而论，军队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进攻容易，撤退难。革命军在回军途中。被清将截击于横冈，颇受损失。郑士良见到一时势无可为，便把这一千多人也解散了，自己和黄福、黄耀庭等人先后从间道回了香港。

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究竟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他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中国人之中，在这庚子惠州之役贡献了生命的，包括：蔡阿牛、陈阿福、黄杨、刘运荣、何崇飘、杨发。这些同志，是有姓名可稽的。姓名不传的，估计约在一两百人左右；清方的官报是六七百人；此外，曾金养于二十七日率领若干同志进攻河源县城，失败，曾本人阵亡，其他同志阵亡的也有一百人左右。

一四、史坚如

在郑士良率领义军，转战于惠州一带之时，史坚如和郑荫南等人积极图谋在广州响应。人，是有的，已经有了不少的同志在城内城郊，又有成千的绿林兵可以从北江、西江来会合。所缺的，是钱。没有钱，买不了枪枝弹药，动员不了那些绿林。

孙中山所筹得的起义经费，为数不多，差不多是全部用在郑士良那支义军身上了。在香港负责管钱的是李纪堂。李纪堂收到孙中山面交两万元，自己又贴了两万元的好几倍。然而，以他个人的力量，兼顾惠州与广州两方面的事，委实不易。

史坚如因此也想仿照李纪堂的榜样，变卖自己的财产。可惜，卖了很久，卖不出去。卖到闰八月底，惠州之役将近失败之时，才卖掉了一座房子，获得现金三千元。这时候，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来不及了。他便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挽救惠州方面的军事情势，同时也是借以唤醒民众，用事实作革命的宣传。

两广总督德寿，是满洲人，原为广东巡抚，在署理了总督以后仍旧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后面，有一条巷子，叫做“后楼房”。巷子的南边是衙门最后一进，亦即德寿的卧房所在；巷子的北边，有一排老百姓的房子。

在这些老百姓房子之中。史坚如选到了一所，叫同志宋少东和宋的夫人出面，租了下来，搬了进去。然后，邀了同志练达成、苏焯南，和胞兄史古愚，从这房子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离德寿的卧房只有十几丈之处。

练达成不仅帮助他掘地遭，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转运炸药的任务，炸药有二百磅，是邓荫南与黎礼两位同志，在香港买到，运来广州。交给练达成的。练达成把炸药从西关荣华东街的革命机关，运到五仙门福音堂，交给同志黄守南保管了一些时候。等到后楼房的房子租成，便由同志温玉山乘了轿子，又把炸药陆续从福音堂运进来。

掘地道的工作，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夜间进行的。史坚如叫宋少东夫妇出去，住到另外一处地方，自己与练、苏二人及胞兄古愚掘了一夜，在天快黎明之时，才算掘成。他们把二百磅炸药装在巨大的铁桶之中，塞到地道的尽头，点着了放在引线之上的香，便离开这房子，反锁了大门，分途出西门、南门。约好在香港会面。

不曾到得香港，他们四人已经在船上相见了。船上，码头上，街道上，熙来攘往，一切如常，全是升平气象。他们四人觉得有点奇怪，看样子似乎炸药不曾发生效力。

史坚如叫练达成、苏焯南、史古愚，仍照原定计划，先去香港，他自己一人，独留广州。

他大着胆，冒险回后楼房的那座房子，察看一个究竟。他开了门锁进去，走入地道，炸药桶子还在那里，引子也在那里，香是烧完了，引子却不曾点着。

这时候，不但是白天，而且是将近午时了。他料想德寿已经不在卧房。于是，他便在这空屋子静等到初六日的深夜，又由深夜静等到初七日的黎明。这一次，他不再用香，而直接用火柴把引子点着，轻轻走出，锁了门，向轮船码头的方向走，准备搭早船去香港。

走了不多远，他想：倘若这一次炸药依然不炸，势必又要从香港乘船回来，倒不如仍旧暂留广州。于是，他就改变方向，走到西关长老会第一支会礼拜堂，找同志毛文明。他在毛文明处躺下来休息，虽则疲倦已极，却怎么也睡不着。忽然，听到轰然一声。他很高兴。

过了一会，全城的人纷纷谈论。消息传来，说后楼房巷子的民房。好几家被炸塌了，老百姓有炸死炸伤的，抚台衙门的后边围墙，也炸塌了一大段，抚台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下来，跌出几尺以外，却不曾死。

史坚如颇不相信，立刻便要去后楼房看个究竟。二百磅的炸药的威力，足够把德寿的卧房炸得片瓦无存，怎么德寿仅仅是摔下床而已呢?

毛文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劝他不要去。这真是太冒险了。他，一个二十二岁的革命青年，说做就做，雇了轿子就走。走到了后楼房，看见抚署的围墙果然塌了一段，房子却是好好的。原来，他所用的引线太小，或是太短，两百磅的炸药并未完全爆炸!

他离开后楼房，去到油栏门鸿兴客栈，找同志胡心泉和胡的哥哥胡心澄；在鸿兴客栈住了一晚，于初八日的早晨，又要去“老城”。胡氏兄弟说：“你应该去香港，老城的侦探多，不宜于去。”史坚如说，我要到老城去看看，找个地方躲起，想办法再炸德寿一次，不达目的不止。

他一进老城，便被侦探郭尧阶认出，叫清军介字营的兵士截住，押解到南海县衙门，在他身上搜出用德文写的炸药方子。

南海县知事裴景福，起初对他假装客气，叫他供出同党，并且拿出一张四十几个人的名单来，叫他证明是革命同志。他对裴知事的“嬉笑玩弄”，不供，也不证明。裴知事于是就打他，夹他，烧他，用尽了种种残忍的酷刑，他依然不肯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名字。

终于，在九月十八日这一天，他被斩首。

他从容就义，与陆皓东在乙末年为革命而牺牲之时的风骨，后先辉映。他与陆皓东和其后的邹容、林觉民等人，都是中国革命史上令我们追怀、景仰的先烈。

他出身士族，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待朋友全是一股热忱，对革命的忠贞始终如一。他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杨衢云，加入兴中会，瞒了母亲跟宫崎寅藏去上海(为了怕母亲忧虑而只说是去日本游历)，到了上海便偕同毕永年去两湖，访寻会党领袖，邀他们去香港与兴中会合作成立了兴汉会，其后又亲自去日本，拜见孙中山，颇受孙中山器重。

谁料到，他以这样的命世英才，竟不幸而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以内，遭了清方官吏的毒手，这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有志竞成”一章中说：“坚如聪明好学，真挚诚恳，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他就义以后，李纪堂派了一位同志蔡尧，在夜间秘密移走尸体安葬，立了一个石头，石头上刻了“司马氏”三个字作为暗记，其后，陈少白写了一首碑铭，刻在一块碑上：“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一五、再接再厉

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于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900年11月16日)由台北回抵东京，写信给留在上海的平山周说：“兹改议着宫崎兄前去上海，因彼与前途相善，便于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带去上海之信，望即由‘书留邮便’寄来横滨，交黎炳墀兄收入转交与弟可也。……”

信中所指的“前途”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小同乡，一个极有钱而野心颇大的人刘学询。他在庚子年是一位幕后很活跃的人物。陈少白曾经托了兴中会的一位重要会友何启，曾经在义和团起事于北方之时，说动了香港总督卜力，由卜力出面，劝李鸿章以两广脱离清廷，与孙中山合作，另建政府。李鸿章一时竟然接受，叫刘学询写信到东京，约孙中山南来晤谈。晤谈的地点，是香港。谁知，当孙中山践约南来，于阴历五月二十一日船抵香港海面之时，不仅李鸿章不曾来，刘学询也只是派了一艘军舰来，说要接孙中山去广州。孙中山看出了李氏缺乏诚意，便派了宫崎寅藏作为代表，到广州找刘学询探询一个究竟。果然，刘学询告诉宫崎寅藏，说李鸿章的意思，要等到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再说。此后，孙中山便去了西贡，而宫崎寅藏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商量合作。这些话，我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

孙中山由西贡至新加坡，由新加坡回香港。因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捕被驱逐的事，而连带地不能在香港上岸，于是只得改变亲自指挥革命军的原定计划，把革命军交给郑士良全权指挥，本人去日本，再由日本去台湾。

孙中山到了台湾，一方面向儿玉总督洽取军械，一方面写了一封致刘学询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平山周，托平山周面交刘学询。这时候，刘学询已经随着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直去天津，刘学询中途留在上海。(李、刘船经香港之时，陈少白上船与刘会谈了一次。陈叫刘劝李打消北上之意，刘说不可能。)这封信的日期，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不曾注明何日。看来这“九月”二字似乎是指的阳历。阳历9月的最后一天，是阴历闰八月初七日，惠州的革命军尚未向清军开火，信上面却已有了“今惠军已起”五字。原因是：孙中山并不曾等待开火以后才写这封信，而是预料着此信写达上海，由平山周交到刘学询之时，在惠州的革命军业已发难。

那时候，孙中山并不准备由台北渡海到厦门，而是“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

当时的作战计划是：“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敌方)兵力稍单则乘机袭(省)城，以为基本。”

这一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请刘学询“及杨(衢云)、李(纪堂)同志等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平山周)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政治上的安排，是“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杨衢云)优当财政，李君伯(李纪堂)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盛宣怀)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

可惜，这一封信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仍存在平山周之手，平山周始终不曾能够交给刘学询。原因可能是，平山周无法见到刘学询的面。因此之故，孙中山才在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到了东京之后，改派“与前途相善”的宫崎寅藏去上海，继续接洽。

改派宫崎之时，惠州之役已经失败了近一个月，而孙中山对刘学询尚未死心。宫崎去了上海以后，似乎也不曾获得什么结果。

到了冬天，噩耗传来，留在香港的杨衢云，于十一月二十日被清吏所雇用的凶手陈林，刺杀在结志街五十二号十二楼他设馆教书的地方。孙中山在十二月初七于横滨永乐楼为他举行追悼会，请尢列报告杨衢云生平；尢列报告完毕以后，孙中山又请到会的同志捐款抚恤杨衢云的家属，当场捐得了一千二百余元。

孙中山把这一千二百余元寄到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处，托他与谢缵泰转给杨衢云的家属，同时写了一封信给谢缵泰，信里附了二百份讣文托谢缵泰转寄给港澳以及南非等地杨的友好。

其后，谢缵泰不仅又替杨捐了不少恤金，而且本人更加努力于革命，约了李纪堂和硕果仅存的洪秀全的一位本家侄儿洪全福，筹划大举。尢列去了马来亚，用“中和堂”的招牌发展革命组织。陈少白在香港苦撑《中国日报》，终于把革命的潮流不仅推进到广州，而且推进到上海，使得上海也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孙中山在日本，也把东京造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策源地。不幸的是：郑士良于辛丑年七月中风而死。

一六、大明天顺国

谢缵泰与李纪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阴历十二月，一切准备近乎完成之时，才把他们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们在筹备的期间，也把陈少白瞒得紧紧的。为什么?可能是谢缵泰由于受杨衢云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趋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与洪门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让兴中会的人知道。

谢缵泰本人是否属于洪门，待考。他的父亲谢日昌，属于洪门，是三合会的一个元老。谢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国期间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当到左天将，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在洋船上当了几十年厨子，年纪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来行医。谢缵泰看中了他的资历，便和李纪堂常常研究，决定了请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顺国”的“南粤兴汉大将军”。

这个国名。确是有点特别。“大明”两个字，具有浓厚的洪门色彩。“天顺国”三个字，显然是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国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能责备谢缵泰把国名起得不够理想，因为那时候兴中会本身也还不曾定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国名来。就清廷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作一考证，似乎庚子嘉州之役期间，郑士良所用的国名是“大秦国”三个字。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谢缵泰所拟定的国体，并非君主，而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会议”上向洪全福与李纪堂提议：事成以后，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洪、李二人立即赞成。

没有李纪堂，便不会有这一次“大明天顺国”的运动。因为，绝大部分的钱，是李纪堂一人所出。纪堂是兴中会的会员，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负责管钱的人。孙中山交给他两万元，他加了很多钱进去。惠州之役失败以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升病死，遗留给他与两个哥哥每人一百万元。那两个哥哥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呢，把这一百万元都直接间接、前前后后花在革命上。

这一次，他答应了出五十万元。事实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数，却也至少在十万以上；所准备的枪械，所动员的洪门弟兄，所设置的机关，其数量与规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后，才公举容闳出来，所以暂时在布告与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粤兴汉大将军”的衔头出面。

谢缵泰等人的总机关，设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称为“和记栈”。在广州的负责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国教堂旁边、自己所经营的继业公司肥料厂。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两位同志，是梁慕光与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为总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只是名义上的大将军)。宋居仁负责联络北江一带的民间武力。

由于有李纪堂大力支持，谢缵泰把抢械与弹药买得不少。军装、旗帜、饼干也买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厂，及广州城内城外二十几处“分机关”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门去香山，纠合同志。

还有一些枪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订买的。定洋已经付了十几万，却迟迟交不了货。眼看起义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纪堂不免着急。洋人经不起严催，便向清方的一个姓杨的军官、捷字营管带(营长)故意泄漏秘密。杨管带报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总机关和记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广州河南下芳村的继业公司与若干分机关都在两天以后，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粱慕信等十位同志。粱慕义与李顺、邓桂华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码头上被捕。

在预定起义日子以前的一两天，梁慕光从沙面的另一家洋行买到了快枪二百杆。用小船运往花埭的大通烟雨涌，在运到涌口之时，被杨管带的兵丁拦住。粱慕光拔枪抵抗，杀死一兵，泅水脱险。洪全福也从香山走到澳门，在澳门装了两个舢舨的抢械，向广州进发；航行到百口村，被该村的老百姓纠缠，只得撇下这些枪械逃走。

其后，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国家医院。粱慕光与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横滨，继续于孙中山领导之下，参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谢缵泰与《字林西报》记者英国人根宁竭力营救，全被释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政府拒绝。)在广州被捕的人，有七个人被杀：粱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歧、何萌、苏居、李秋帆。有三个人被判二十年监禁：李顺、苏子山、梁平。另有一位叶术容，病死在牢里。(这是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依照陈春生在《建国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被清吏杀害的另有梁慕信、叶胜、洪达明、李棠等人。)谢缵泰此后不再从事于实际的行动，仍在英文《南华早报》上写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亲谢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积愤成疾而死。

一七、革命潮

在辛丑壬寅(1901与1902)两年，只有谢缵泰等人的“大明天顺国”事件算得上是一种军事性的革命行动。孙中山住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想。要等到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跟着发生了 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孙中山所亲自指挥的丁未年(1907年)黄冈之役与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1903年)四月周云祥在云南武装抗清。他是蒙自县一家锡矿的矿主。县知事杨某派三百多兵士来搜缴他的矿厂卫队的军械，被他迎头痛击，杀了二百多名。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临安、石屏、阿迷、宁州。可惜的是，他僻在边陲，未能与邻省的志士会党联络，只想据滇自保，没有澄清中原的雄图，终于寡不敌众，丧失了所占领的州县，隐姓埋名以死。

传说，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认划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的手中，接到若干本宣传革命的书籍，读了以后才决心“揭独立旗，击自由钟”。

这个“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他是湖南长沙人，在庚子年起义于大通以后，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云翔、雷奋、杨荫杭、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共同创办了《国民报》。再其后，在壬寅年三月与章炳麟(太炎)、冯自由等一共十个人，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再其后，又到了上海，帮助戢元丞办《大陆报》。在癸卯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云南。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与陈少白等人策动广东省的防军，曾经冒险进入广州三次。又过了一年，他才到了缅甸仰光，在《光新报》上发表了“说革命”十六章。三月间，由缅甸进入云南，到腾越干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办理“军国民学堂”，办到十月，病故。死时，年纪才二十九岁。

从秦力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的消长。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粱氏亡命日本，于已亥年(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质等几个同学都不辞跋涉之劳，从湖南赶来，继续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师命，回国从事“自立军”的运动。是到了起义失败以后，到新加坡，请康有为拨款重行大举，遭了拒绝，然后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时，断然与康、粱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国民报》是一种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经费困难而停版。它的生命虽短，作用却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

秦力山是这《国民报》的总编辑。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使得当时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学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启超所主持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来，称得上是别树一帜。

《清议报》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开始，一共发行了一百期，于辛丑年年底结束。它的影响不为不大，曾经是侨界文坛的独霸，把若干兴中会会员如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都裹进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开始，办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为止，前后有五个半年头。销路最广之时，超过了三万份，内地的盗印本有十几种。梁启超文章颇为锋利，笔端常带感情，立论又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因此而每每能够转移读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权，明日又歌颂“我朝”，心里边明知中国以反清“为最适宜之主义”，写起文章来却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终反对革命的老师康有为。

倘若没有《国民报》及癸卯年(1903年)以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留日学生以及国内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谓保皇，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姑无论康有为所欲保的皇[光绪帝]，仍在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极庞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发生奇迹，让他恢复自由，康有为也绝无具体办法来铲除顽固旧势力，用光绪帝的名义推行宪政。结果是，君主立宪这个幻想徒然耽误了革命的时机。)康有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说：革命足以亡国。一些革命分子的答复是：中国早已在多尔衮入关之时亡了国，革命正所以复国，而不是亡国。为了用行动作一次宣传，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便决定在壬寅年阴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会。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书。

章炳麟在宣言书中写道：“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获。……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长，睹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蚊；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纪念会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书印成了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与华侨。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请孙中山与梁启超为“赞成人”，获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后通知章炳麟，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会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诉章炳麟等十位发起人，说这件事“大伤(日本)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不许举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养轩附近布满警察，使得到会的程定柽、汪荣宝等几百人无法开会。孙中山自己也来了，便邀请大家在晚间到横滨永乐楼聚餐。

聚餐之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向章炳麟轮流敬酒。结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几杯，而并不怎样醉。香港的同志们，先已接得了宣言书，便在《中国日报》上登载出来，而且也在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乐街《中国日报》的报社举行了纪念仪式。

章炳麟其时并不是兴中会的会员，后来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就关系来说，他和梁的历史久。他是浙江余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粱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的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

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在张园所举行的“国会”。他和毕永年劝唐才常不要把“自立”与“勤王”混为一谈，唐不接受，他一愤而与唐绝交。唐在汉口被捕，他又因曾经列名“国会”而再度被通缉，便托庇于教会，在东吴大学教了近一年的国文。有一次，他教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论”。江苏巡抚恩铭，派人见东吴大学的美籍校长。要求捉拿他。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启超所创设、冯镜如所经理的上海广智书局当驻日编辑。(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籍。)他和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时，生活全赖广智书局的编辑费维持。革命的潮流激动了他，使得他始则与唐才常绝交，继则写文章忠告康、粱，三则不惜与梁也断然分途，发起而贯彻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行动。

这一年7月28日，多数留日学生因清廷公使蔡钧不许自费生钮锾、李显等九人进“成城学校”学军事，有十二个留日学生由保证人吴敬恒(稚晖)等率领。陪同这九人到公使馆请愿，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钧叫了日本警察来加以驱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吴敬恒与一位姓孙名揆均的出境。吴在被押解到神户上船之时跳水自杀，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张园开了一次大会，对留日学生表示同情。吴在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教育会”。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参加。大家准备在上海租界上自办一所学校。

十月间，南洋公学发生风潮。有一部分学生，以何靡施、穆湘瑶、胡敦复等为首，为了争取谈政治的自由而自动退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化的学校，称为“爱国学社”，社务由学生自己管理，教习也由学生自己去聘请。他们获得中国教育会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南洋公学的风潮，对于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所施的影响很大。这是“学潮”，而实际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动停滞在港湾之中的大小船只，足以唤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坚决，稍有倾向的人顿增勇气。潮，而且会越卷越大，把成千成万，数不清的不知不觉的群众，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继南洋公学的学生而起的，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林砺与章士钊其后也来了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用本身的力量，支持爱国学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见肘，便写了一封通函，给海外各地的华侨，募捐。这一封通函，文字遒劲老练，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笔，或经过他的润饰。里面有这么几句露骨的话：“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正如这一篇通函所说，爱国学社的学生确是“志趣不羁”。他们在学社里面，充分享受谈政治的自由，和他们所自己请来的教习，天天“高谈革命”。教习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吴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当时有一家报纸。叫做《苏报》，原为托名日商报纸，因生意清淡而卖给了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陈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之间，很拥护变法及君主立宪的主张。他的报，被社会认作保皇党的喉舌。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两年，他看到清廷对俄国之窃占东北，而不敢收回主权，对留日自费学生之请求学习陆军而加以阻挠，对留日学生之组织“拒俄义勇队”而大施压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张绝对不是一条可走的救国的路。便终于决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他自动把《苏报》贡献出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权关”。凡是中国教育会的文告，以及爱国学社的种种活动，都免费照登。而且，学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讲义与演讲词，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章炳麟被他聘为撰稿人。

陈范的女儿陈撷芬，热心爱国，颇有父风。她创了一家《女学报》，提倡女权。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

一八、《革命军》

一个十九岁的，来自四川巴县的青年，姓邹名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次一段，他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再次一段，他说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然后，加上三段，先叙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以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次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棱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以上，还不过是第一章“绪论”。全书共分七章，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有两万多字。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不仅旧事重提，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汉人刚积滞效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

邹容把清廷对于士农工商兵的虐待，也一一分别描写。对于士，清廷则“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羁之，多方贼之”。对于农，清廷则“多方刻之”，“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对于工，清廷坐视他们“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地”，“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对于商，清廷则“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对于兵，清廷则“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及其死馁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

清廷穷奢极侈，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投入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追，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在其余的几章，邹容所发挥的俱有独见之处。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他认为汉族为地球上“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即以二十世纪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亦非河汉之言”。然而“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他提出了二十五条具体办法，作为革命独立之大义，其中包括推倒清廷，建立共和，确定国民的各项权利义务，制定宪法等等。最后的一章结论，字数不多，却写得激昂慷慨，很像是一首军歌。

一九、《苏报》案

邹容的《革命军)并没有一句一字，论及军事组织或军事行动，然而这篇文章的本身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邹容于民国成立之时，被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追赠为“大将军”，也可谓当之无愧。

在这篇《革命军》以前，虽有过兴中会的《缘起》与历次起义时的布告，然而流传均不甚广，内容也不如这篇文章之淋滴尽致，句句动人。

《革命军》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书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阴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间替它写了序文。序文中称赞它是“雷霆之声”，又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邹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才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这时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他是爱国学社第三第四年级的国文教员。中国教育会的办事处也设在爱国学社之内。邹容既不是中国教育会的董事，也不是爱国学社的学生，却以革命同志的情谊住在学社之内，和学社的师生结成一片。学生之一章行严(士钊)，受《苏报》之聘，于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开始，担任主笔，每日发表“言论”一篇。第一，便是很惊人的《论中国当道皆革命党》，登载在五月初二日的该报。初六，他登载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十四日，他登载了自己所写的《读革命军》。在此前后，他也登载了章炳麟的《介绍邹容革命军》与邹容的《革命军》自序。

章行严在当时是一个革命的弄潮儿。倘若没有他运用主笔的职权，在《苏报》上发表这几篇文章，《革命军》始终只是一本秘密的小册子而已，不致于导致轩然大波的“苏报案”，而连带成为轰动全国上下、人人想读的奇书。

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里面，有“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八个字。章行严在《读革命军》里面，发挥邹容的“教育”理论，说“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备省以压制革命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政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

清廷的商约大臣吕海寰，在这一年四五月间，便已看不惯上海志士们的爱国活动，向江苏巡抚恩寿建议捉人。他在写给恩寿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他前后向恩寿开了两次名单：第一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汤槱(尔和)。第二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敬恒、黄宗仰。

蔡、吴二人，是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公使馆陆军自费生风潮以后，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钮、汤二人，是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参加了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以后。被推为该队代表，到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缨，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从天津来到上海的。陈范是《苏报》的老板。冯镜如原为横滨兴中会会员，此时在上海替康、梁主持广智书局。章炳麟以中国教育会董事的资格，在爱国学社担任义务教员，靠卖稿维持生活。黄宗仰是当时中国教育会的会长，别号“乌目山僧”，和上海的犹太富翁哈同及其夫人颇有往还。

蔡、吴二人从日本回到上海之时，有第一批老留日学生之一，安徽人姚石泉，召集了戢元丞、叶瀚(浩吾)等若干人，在张园开了一次“协助亚东游学会”，请蔡、吴出席报告公使馆风潮的经过，当场议决了一面推姚石泉到日本向参谋部洽商，准许自费生不经公使保送而学习陆军，一面积极筹划在上海自办学校。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便是这张园的“协助亚东游学会”所发轫的。爱国学社之所以能在壬寅年十月，因获得中国教育会的支持而实现，也未尝不是根源于“协助亚东游学会”的决议。

张园的“拒法大会”，是在癸卯年春天举行的。到会的有四五百人。龙泽厚(积之)在会场上提议电请清廷罢免广西巡抚王之春，获得一致通过。当时传闻，王之春主张借法国的钱与兵，平定中国“内乱”。这一次的“拒法大会”，可能为蔡元培等人所策动。

张园的“拒俄大会”，举行于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作用在于支援留日学生的“拒俄义勇队”，以唤起国民反对俄国于辛丑和约以后，一再撒赖、不肯在东三省撤兵。策动这一次大会的人，有龙泽厚在内，也有吴敬恒、冯镜如、陈范、邹容、黄宗仰。大会举行了以后。产生了一个“四民公会”。所谓四民，是指的“士农工商”。其后，改名为“国民公会”。到了五月间，在《苏报》接二连三发表了无保留的革命言论以后，国民公会内部分裂，拥护康、梁的龙泽厚把会的名称改为“国民议政会”，准备向清廷请求立宪，吴敬恒与邹容等人以及爱国学社的全体师生都不愿意再和龙泽厚混在一起，于是国民议政会便无形解散。

吕海寰的捕人建议，被江苏巡抚恩寿接受，令饬上海道用“照会”商请各国领事于以同意，领事们同意了，却碰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钉子。“工部局”三个字，是错误的译名，原文是“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为租界上各国洋人所组成的一种喧宾夺主的政治机构。所谓“上海”，是指的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不肯依照恩寿的意思把蔡元培吴敬恒等人抓起来。

清吏在碰了钉子以后，聘请了外国律师担文与古柏，在西洋法律的范围以内打主意。担文与古柏看到“载湉小丑”四个字，出现在《苏报》上的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大为高兴。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字。按照英国法律，言论尽管可以自由，元首却不能侮辱。称载湉为小丑，就英国法律的观点来说，的确是犯了刑事。除了这“载湉小丑”四个字以外，担文又在《苏报》上找到了八处足以被解释为侮辱元首或鼓动推翻政府的字眼。

于是，在担文的导演之下，大清帝国政府便向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告了一状，被告是陈范、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一共六个人。

这是刑事案子，会审公廨于受理以后，通知工部局拘传被告，工部局因此也就不得不派“巡捕”(警察)。结果，于闰五月初五(6月29日)抓到了程吉甫。初六，抓到了章炳麟、陈仲彝、钱宝仁(允生)。龙泽厚(积之)在初六的深夜到巡捕房(警察局)投案；邹容在初七的白天到巡捕房投案。陈范逃走。去了日本。

陈仲彝是陈范的儿子，在拘票上无名，被巡捕抓了来，作了代罪的羔羊。工部局讲西洋法律，巡捕却不太“拘泥”!妙在会审公廨，其后也把陈仲彝视作被告。

更奇怪的，是《苏报》主笔章行严不在被告之列，因此也就没有被拘。据章行严自己说，那是因为他的老师俞明震在暗中庇护了他。俞明震是一个候补道，在南京充任陆师学堂总办，曾经在台湾抗拒日本之时，当过唐景崧的副手。

俞明震这时候被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为“查办大员”，到了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负责抓人。

据章行严说，俞明震的这个抓人差事，还是他自己要来的，动机在于怕这差事落到别人的手中，便无法保全章行严、吴敬恒、蔡元培等人。我猜想，俞明震可能知道他的儿子俞大纯和革命分子颇有交情。实际上，俞大纯已经陪了章行严“往来于泰兴、南京、长沙之间”，一同“运动会党”。

俞大纯到过日本，和吴敬恒很熟识。这时候，他也在上海，陪着他的父亲。他奉了父亲之命，在闰五月初四写了一封信，叫人送给吴敬恒，约他到大兴里七号相晤。吴敬恒和一个朋友朱仲超同去，不曾见到俞大纯，却见到了“俞明夷”(俞明震)。俞明震拿出一张公文给他看，公文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所发，上面写着：“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吴敬恒看到此句，俞明震便把公文抽了回去，压入书堆，说：“笑话，笑话。我们吃面。”有一位“着青布长衫之先生”把三碗面与两盘饺子端了上来。俞明震自己先在每盘夹了一个饺子吃了，表示并未下毒。吴、朱二人也就“泰然而吃”。吃时，吴向俞说：“请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俞说：“笑话，笑话。我想最好多到外国去留学，可帮国家革新。”吴说：“法国很便宜。”俞说：“法国不好，还是去美国。我的儿子，要他去美国。”吃罢，吴、朱二人告辞，俞说：“我住南京芝麻营六号。我们可以常通信。称我‘俞燕’，你叫‘吴谨’好了。”

第二天夜里，沈步洲与何梅士(靡施)两个人，来到了吴敬恒的寓所，告诉他：苏报社的账房程吉甫被捕。吴敬恒于是同着沈、何二人，去苏报社探询一个究竟。走到日升楼前面，遇见章炳麟和一个学生敖孟姜，便告诉他们苏报社有人被捕的消息。章、敖二人于是也一同去到苏报社。到了苏报社，大家见到了陈范。陈范说，程吉甫被捕之时，他本人在社，巡捕来了两个，都是住在邻近而且认识他的，却故意问他：“陈范在不在?”他说：“陈范出去了”，这两个巡捕并不再问，也不进里面房间去搜，仅仅把拘拿票给他看，他看见上面写着有七个人的名字，除了程吉甫与陈范两个以外，还有陈梦坡、章炳麟、邹容、刘保恒、龙积之。

“陈梦坡”三个字是陈范本人的号。拘票上把他写成了两个人，有点奇怪。巡捕根本和他认识。却见到了面而又问“在不在?”更加奇怪。吴敬恒心中明白，这必定是俞明震的苦心。俞在吃面以前，告诉过他：“梦坡我熟人。昨往，彼适出门，见其会计陈吉甫(程吉甫)。先生等劝其温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陈范是湖南人，在铅山当过知县，确是俞的朋友。陈范这时候自己也对吴敬恒、沈步洲、何梅士、章炳麟、敖孟姜等五个人说：“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俞明震)从南京来，我心知有异，推说出门，他与我账房略谈报事而去。”

吴敬恒向大家说，拘票上把陈范与陈梦坡写成两个人，是俞明震故意如此，表示这件事他做不得主，希望老朋友了解；先抓一个账房，这是“大事化小”，以便敷衍上峰。

章炳麟和敖孟姜听了，冷笑。陈范的女儿陈撷芬说：“既然他们巡捕认识爸爸。却又不抓，此中必有缘故。”章、敖二人不耐烦再听下去，便说“我们走罢。”二人“悻悻而出”以后，吴就对陈撷芬说：“他既认识而不拘，想要放我们逃走。既放我们逃走而不述，乃就先将脑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陈范听了，微笑。于是，陈撷芬雇了黄包车，把父亲陈范，送到爱国学社的宿舍。陈范的一个姨太太，运送铺盖。吴敬恒与沈步洲及何梅士，也去爱国学社，准备继续商谈。到了爱国学社，章炳麟已经睡在宿舍的床上，“在被中骂曰，‘小事扰扰’。”

这一晚，陈范睡在宿舍；吴、沈、何与陈撷芬及陈范的姨太太各自回家。

次日，吴敬恒到爱国学社，沈步洲也到了；跟着，叶浩吾(叶瀚)也来了。叶一进门，便向吴拱手，说“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章炳麟)何在?”说着，便先走进宿舍里去。等到吴、沈二人进至宿舍之时。叶浩吾又已离开宿舍而去。

吴、沈二人到了楼上，帮助陈范收拾，雇了三部车子，到新闸吴彦复的住处。吴彦复是吴长庆的儿子(其后作了章行严的岳父)。不巧，吴彦复本人已去天津，吴彦复的母亲不肯将陈范收留。吴敬恒与沈步洲二人只得又把陈范送到白克路修德里常州人汤中所办的“演译社”。汤中对陈范欣然容纳。

过一天的晚上，沈步洲偕同何梅士来到吴敬恒的寓所，告诉他：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有巡捕多人到了爱国学社，“章太炎(炳麟)方在账房算账，巡捕出拘票，问有某某等否?章日，‘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系之。章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许。”

吴敬恒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之中写道：“六日(事实上，是闰五月初七日)，报亦披露(章氏被捕的消息)，满城风雨，且闻陈梦坡之于与刘保恒皆被捕。……晚上，又哄传章太炎已在捕房写信，劝邹容、龙积之自行投到。后闻邹容已被张溥泉(继)藏匿虹口教士处，得章信，邹即出。”

邹容投案以后，到了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才和其余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龙积之)被提到会审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政府，由律师古柏及哈华托作为代言人。被告的律师，是博易和琼斯两个人。

这便是哄动中外，空前绝后的《苏报》案。政府向平民告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状，在租界的法庭上对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大笑话。事前，清廷竭力想把章、邹等六位引渡，用传统的严刑来逼供，来残害。然而，租界的当局始终不肯。

原告大清帝国政府所控的罪名是：“污蔑朝廷，大逆不道。”

被告六人之中。足以牵涉到这八个字的大罪的，仅有章、邹二人。程吉甫是苏报社的账房，供称在职务上只管告白(广告)，不管言论。陈仲彝是苏报社老板陈范的儿子(是在陈撷芬的《女学报》报馆被捕的)，供称本人与苏报社无关。法官问他，“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他答复说，“不能”。钱允生供称本名宝仁，允生两个字是号(也是在女学报馆被捕的)，和苏报社也毫无关系。(事实上，他和陈范颇有来往，鼓励陈范革命，曾经自称为孙中山先生，化名钱宝仁。然而，革命成功以后，他并未求官。他可能只是一位热心分子，染有好作大言的小毛病而已。)龙积之供称，本名泽厚，是广西桂林人，贡生出身，以知县分发四川，到过成都，对于“自立军”散发“富有票”的事丝毫不知。(他和邹容一样，也是自动到巡捕房投案的。)这四个人，其后又经过了几次审问，终于先后被释放。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先被无条件开释。稍后。龙积之于取保以后，暂释。(暂释以后，未再被捕。)章炳麟供称“先曾读书，后在报馆充主笔。……去年回国，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原告’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

邹容供称，年十九岁，四川巴县人，“初来沪入广方言馆，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当天，会审公廨无法判决。清吏在幕后多方活动，甚至运动了各国驻华公使，通过领事，对会审公廨旌以压力。上海的舆论界，包括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很多对被告表示同情。只有《新闻报》，是站在清廷的立场。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乙巳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29日)去世。

章炳麟在监狱里始则绝食七天，未死；继则与狱卒冲突，被打，也没有死；终于以顺处逆，安之若素，先后被指定当裁缝，当厨子，以代劳役，颇能抽出时间教邹容佛学，写稿子在外边的报纸上发表。他在丙午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船票，是同盟会特地叫同志龚炼百与时功玖买了送给他的。

他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在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开了一个盛大的会欢迎他。到会的有两千人左右。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也在场，于章炳麟致词之后发表演讲。

《苏报》案到了此时，可谓完全结束。《苏报》本身，在案发以后不久，于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被封。陈范带了两个女儿(撷芬、信芳)和姨太太(缳芬)在日本住了一些时，姨太太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与梁慕光所创立的洪门三点会分会。陈范本人又去香港，在甲辰年(1904年)回到上海，被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依该县县知事、他的朋友汪文溥为生。武昌起义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当局出兵，帮助在汉阳的革命军。其后，他在上海当《太平洋报》主笔，又在北京办《民主报》。最后，在1913年1月，病故于上海。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二○、思想战（一）

在孙中山遗留下的墨宝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写给新加坡的同志张永福的信。信中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

孙中山对于《革命军》的重视，从热心加以重印的事实上，可见一斑。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孙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战斗。他在横滨与东京，致力启发留日学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见他们，而奔走联络于其间的是冯自由。冯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亲镜如加入了横滨兴中会。那时候他的年龄才有十四岁，是当时二十几个同志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二十几个同志之中唯一的学生。其后，他进了横滨大同学校，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人同学；又在己亥年(1899年)进了粱启超在东京所设的“高等大同学校”，与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质、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学，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同学的朋友：高等大同学校以外的留日学生，例如戢翼晕(元丞)、沈云翔、黎科、吴禄贞等人，而影响了他们。至于王宠惠与李自重，由于均是广东人，冯自由的同乡，冯自由和他们更特别亲密。

冯自由常常带了郑贯一、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这四人，从东京到横滨，拜访孙中山于前田桥的寓所。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黎炳垣、温炳臣、陈和，对他们十分欢迎。不久，便产生了辛丑年(1901年)春天的“广东独立协会”。这协会的发起人，正是冯自由与郑、冯、李、王，加上一个梁仲猷。所谓“广东独立”，并不是要把广东从中国分出来，另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当时清廷即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的谣传，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广东留日学生为了先发制人，而勇敢地提出来的一种抗议：宁可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愿视桑梓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比“广东独立协会”更早，可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一个组织是“励志会”，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只是感情上的结合。它的主干人物是戢翼晕与沈云翔。沈云翔是浙江乌程人，曾经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在己亥年被张之洞选为官费留学生，派来日本。他不仅拜见了孙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学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睿、蔡钟浩，湖北留学生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广东留学生黎科，福建留学生郑葆丞，直隶(河北)留学生蔡丞煜，安徽留学生程家柽，等等，先后来见孙中山，聆听革命的理论。结果，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二一、康粱（二）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在对学生札记的批语中露出对清廷反抗的态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竞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粱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这是一种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的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反对清廷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粱和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革命的主张。

他的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十一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坚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他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为不愿意他们如此。

康有为于己亥年六月，在加拿大创设了保皇会。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梁启超于同年七月，在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同月，开始发表他的《饮冰室主人自由书》，发挥民权与自由的学说。

在横滨担任“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一向是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的，便暗中联络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联合写信给康，告梁一状，说“卓如(梁启超的号)渐入‘行者’圈套。”事实上，梁确已同意革命、维新两派人士合并为一新的团体，由孙中山担任会长，梁担任副会长。

康接到徐、麦二人的信，就派了叶觉励带旅费来日本，逼着梁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梁因师命难违，便只得束装就道，于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达檀香山。启程以前，他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介绍他见孙德彰与檀香山兴中会的若干老友。

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对粱热烈招待。孙德彰而且叫儿子孙昌与侄儿孙科拜梁为师。

可惜的是，梁一离开日本，便离开了孙中山的影响。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学问上不足以说服梁，反而被梁说服。康对梁不肯放松，命令梁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军事活动的饷源。梁于是就用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作为口号，又加入了该地三合会，受推为领袖，使得多数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参加他的保皇会分会。钟木贤与张福如当了这分会的副总理。钟水养当了协理。(梁自己是分会的总理。)这时候，孙中山本人还不曾加入三台会。

檀香山是孙中山的最早的一个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竟然被梁用了如此的手法偷占为保皇会的一大堡垒。这是梁很对不起孙中山的行为。

粱替康募捐，也募得了不少。截至庚子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为止，他汇给澳门保皇会总部一万四千，汇给日本保皇会分会一万六千，交给了一个西人赫钦两万(托此人游说美国朝野)，加起来，已经是五万了。其后，可能又捐到了四五万元。

梁在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劝孙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张，于事成以后选光绪皇帝当总统：“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梁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去成美国，七月间，从檀香山回国，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丰阳馆。第二天，就碰着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的事。他在上海住了十天，一筹莫展，转赴香港。在香港，他拜访了陈少白一次。然后，他又去槟榔屿，拜见老师康有为，被康有为痛斥了一阵，斥他在横滨与孙中山周旋，“叛师叛党”；斥他在檀香山和一位小姐(何蕙珍)谈恋爱，以致丧失侨胞信仰，募款失败，影响了自立军的军需。

梁满腔委屈，在八月间离开槟榔屿，远游澳洲。次年(辛丑年)四月，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议报》的笔政。年底，《清议报》因报社失火而停版，梁就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另办《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学术意味较浓，比《清议报》更受人欢迎。粱在该报的“章程”上，说明新民两字取自《大学)，“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不偏于一党派，……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政治立场上，他开始时仍旧是一个渐进主义的君主立宪论者，不敢与康分道扬镳。然而，在学术方面，他在正月间便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对康的“孔教”，“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之中，追叙这件事：“启超自三十(壬寅年)以后，已绝口不谈“曲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康、梁学派进分。”)这一年夏天以后，梁在《新民丛报》上的态度，渐渐趋向于革命、反清。康有为写信骂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给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详陈”己见。

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指《大同书》)，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这两句话，已经很够叫康发火。梁又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末了，论及革命，梁以为无论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迟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点实行革命好。“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梁而且进一步向康抗辩，说弟子之中好谈革命反清的不只他一人。“徐(勤)、欧(榘甲)在(旧金山)文兴(报)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滥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丛)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韩文举)，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丛)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徐勤)，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即以党人之意论之……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

同月，他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其中登载了一篇《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将有“大中华民主国”的“开国五十年纪念”。这个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姓罗名在田(暗指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第二任大总统姓黄，名克强(与革命元勋黄兴的号相巧合，当时他还不认识黄兴，这黄克强三字，只是“取黄帝子孙能自强自立之意”)。

癸卯年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梁离开横滨，直航加拿大。在加拿大住了两个月，去美国，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漫游各埠，受各埠保皇会会员及一般华侨的招待，作演讲，募捐，而且在纽约见了美国社会党领袖哈利逊，在“哈佛”见到了容闳，在华盛顿见到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与西奥多·罗斯福，最后又在洛杉矶，办了一座秘密的军事学校。

梁启超于癸卯年十月二十三日回抵日本横滨，在政治主张上却又放弃了反清与革命。半年以前，他还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见三月初四日所写的一封给徐勤的信)。四个多月以前，他接到蒋智由(观云)的信，又看到横滨保皇会的人所抄寄章炳麟从监狱里写给吴敬恒的信，以为章炳麟之所以入狱，真是由于吴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骇于吴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极”，慨乎其言之地说“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沪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邹容、程吉甫、钱允生、陈仲彝、龙积之)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

到了横滨以后，他先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三篇反对革命的文章：《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此后的两三年，他保持了这种反对革命的态度。

他的好朋友黄遵宪在甲辰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规劝他：“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教中国不二法门，……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

二二、思想战（二）

和粱的常常改变主张，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终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孙中山待人宽大，乐于与人为善，在主义上则首尾一贯，决不动摇或妥协。梁启超在己亥、庚子两年肯革命，孙中山对他优礼有加，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稍存顾虑。梁拿了孙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窃占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而孙中山一时也并未对他声讨。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与美国大张旗鼓，遍设保皇会分会之时，孙中山也仍未对梁有所动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后，梁把《新民丛报》变成了一个专与革命为敌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忍无可忍，不得不开始一场猛烈的思想战了。孙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启程去檀香山与美国，把梁所恃为声援的两个地区，加以收复。行前，他命令冯自由负责在日本的党务，私事托黎炳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办的《隆记报》发表了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章，题为《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把梁启超所发明而保皇会所藉以蛊惑人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一刀砍成两段，明明白白地划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公等……如果以客帝为可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保皇会在檀香山的言论机关，叫做《新中国报》。《新中国报》的主笔陈继俨(仪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孙中山开笔战，却用了一个化名，写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登在12月29日的该报，说他们主张保皇是为了爱国，反对革命为了怕列强乘火打劫来瓜分，希望君主立宪是因为认定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

孙中山于是写了《驳保皇报书》一文登在《隆记报》，来答复陈仪侃。孙中山说：“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关于瓜分的恐吓。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孙中山说陈仪侃是把宪法(constitution)与过渡(transition)两个名词混为一谈。“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是要行二次之破坏。……夫破坏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陈仪侃曾经说“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又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孙中山指出“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孙中山也指出，巴黎虽经三次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

檀香山的思想界，经过孙中山与陈仪侃一场笔战以后，看清楚了革命与保皇的确是两回事，也渐渐了解爱国救国只有革命的一条路可走。若干的一度上了梁启超的当，或灰了心的兴中会会员，纷纷重新集合于孙中山的革命旅帜之下。在这些人之中，以何宽、郑金、李昌、钟水养为最热心。他们服从孙中山，把檀香山兴中会恢复，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且吸收了很多的新同志，如黄旭升、曾长福等人。

孙中山又到了夏威夷岛上的希炉埠，在那里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分会，吸收了毛文明、黎协、卢球、李华根、刘安、杨锐、杨锡初、黄义等多人。

孙中山的母舅杨文纳，在甲午年(1894年)便已在檀香山参加了兴中会。这时候，他劝孙中山加入当地的洪门，孙中山欣然同意。洪门的若干兄弟，由于粱启超先孙中山而加入，受了梁的不少反宣传，竟然反对孙中山加入。钟水养以洪门老前辈的身份，向他们说明孙中山之实行革命，与洪门的宗旨相合，“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结果，洪门准孙中山加入，并且“封”了孙中山以“洪棍”(元帅)的荣衔。

孙中山在甲辰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启程赴美；行前，把檀香山(火奴鲁鲁)及希炉埠的组织工作，分别付托给何宽等人。宣传方面，孙中山改组《隆记报》为《檀山新报》，从香港聘来一位张泽黎担任主笔。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事前，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祜已经获得情报(可能是来自保皇会分子)，便通知美国移民官说孙某是乱党，不可准许入境。于是，孙中山到了以后便被移民局扣留在船上，船开之时又被移到码头旁边的木屋，听候移民官裁判。移民官判定：孙中山应予遣回檀香山，等下班船来押送。

孙中山在木屋之中，有一天看到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报上写着该报的总理是伍盘照。孙中山想起了这位伍盘照，正是几年前有两位基督教友(左斗山与杨襄甫)写过信，介绍他去见的人。

当天，中西日报社的办事处来了一个报童。报童交上一封信，伍盘照拆开一看，里面写着“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伍盘照到了木屋，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不久，他便找了洪门致公堂的大佬(领袖)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美籍法律顾问那文，把孙中山保了出来，同时向美国工商部提出诉愿。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工商部批准诉愿，移民官取消“遣回”的决定。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

他们在“新章”之前，附了一个缘起，称为“要义”。要义的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说：“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但是“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

“要义”指出总注册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第二，“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共八十条。第一条规定各埠堂名一概定为“致公堂”，前有名目不同者，一概改正，总堂设在旧金山，支堂设在各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十六个字的宗旨，与孙中山在檀香山所规定的“中华革命军”的宗旨完全相同。其后，同盟会的誓词也包含了这十六个字。以前檀香山兴中会所用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比较起来，可谓进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权”。

当时各地致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会的很多。他们对总注册的事多方作梗，以致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奔走。在组织的意义上收效不大。但是，就宣传的意义而言，“要义”深入了各地致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基础。

孙中山在美国除了进行致公堂总注册以外，也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份。而且，改组了旧金山《大同日报》。

《大同日报》是致公堂所创办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欧榘甲前在日本之时，正如梁启超一样，和孙中山颇有来往，因此也满染了革命思想。在来到美国以后，开始为《大同日报》写稿之时，他仍旧高谈反清，主张广东应该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康有为写信申斥他，说他“离经叛道”，要把他“逐出门墙”。他怕了，便一变而为反对革命之人。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他写了若干篇文章，攻击孙中山，说致公堂尊奉孙中山，是“不智”之举。黄三德与唐琼昌等人劝他不可如此，他不肯听，只得将他辞退，请孙中山推荐继任人选。孙中山写信给冯自由在日本物色，冯自由推荐了刘成禺。

刘成禺原为湖北省的官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学军事，因赞成革命，而不惜牺牲官费，曾经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驻日公使馆团拜之时，当着公使蔡钧的面，与马君武先后演说，主张推翻清廷。蔡钧停止他的官费，不许他留在东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厅，没收他在武昌的家产。他再接再厉，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湖北学生界》，继续宣传革命。

他在甲辰年春夏之交到了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的总编辑以后，用十分犀利的文笔，转移美国各地侨胞的思想。同时，他约了在日本的冯自由，与业已在美留学的蒋梦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时替他撰稿。于是，过不了多久，侨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来美国以前，从日本回国办护照，在上海遇到他的两湖书院的同学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这四人由于在家乡湖北高谈革命，被端方软硬兼施，强迫去欧洲读书，这时候来到了上海等船。他们听到成禺说，要到美国替孙中山办报，便拜托刘向孙中山致敬。刘说，“孙先生不久也要去欧洲，你们可以在欧洲见到他。”说罢，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他们。

他们到了欧洲。久等孙中山。未来；就联名写信给刘，请他代向孙中山促驾。

孙中山在十一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行前，写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印了一万份，送给美国朝野。封面上。题了三个中国字“革命潮”。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示对中国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持满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反过来说，倘若中国革命成功，则不仅可以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

孙中山到了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囊空如洗”。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比利时，贺之才与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时的海口奥斯坦德(Ostend)的码头上欢迎。孙中山乘火车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有胡秉柯与二十几个留学生在车站上欢迎。他们随着孙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孙下榻之处，和他谈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与第三天赶来参加的，又有十几个人。

孙中山问他们，“你们主张革命，准备用什么方法?”他们说：“我们要从军界学界入手。”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几个人，便把他们在湖北如何劝知识青年参加新军的事，说了一遍。孙中山听到了，深为嘉许。

二三、秀才从军

朱和中是湖北省建始县人，考取秀才了以后，投身陆军，在陆军武备学堂读书。壬寅年(1902年)，中俄密约的消息传到武昌，吕大森约集数百名武昌的文武各学堂学生在曾公祠开会，有朱和中在内。朱和中“义愤填胸，演讲激烈，手中所持之折扇，拍成片段”。吴禄贞邀请朱和中与吕大森，在当天晚上到水陆街十二号他的家里谈了一晚。“自后多人聚谈，则在花园山李步青(廉方)的住所。逐日夜间，必到李寓。秘密商谈，则在吴寓。星期日则在花园山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

吴禄贞是湖北省云梦县人，与朱和中同岁，也进过陆军武备学堂，入校不久，困成绩特优，被送到日本，在士官学校学骑兵，于壬寅年毕业回国，在张之洞下面充任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与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办。

事实上，他于回国以前，已经在日本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庚子年(1900年)，他曾经秘密和唐才常回国，与秦力山、沈翔云负责大通方面的军事。事败以后，他又到了日本，继续在士官学校读书。

壬寅年，他于毕业后在秋天回到武昌。传说，他先被张之洞关了三天，召见，严词申斥，他“口如悬河，慷慨论天下事”，说动了张之洞，张之洞便在十天之内，一连给他上述的若干职务。

吴禄贞一面作了张之洞的“红人”，一面在暗中翻印了《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散布到军学各界。《猛回头》是一本弹词。《警世钟》是一篇劝世文。这两本都是陈天华写的。《黄帝魂》为辑录清季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的论著。编者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人”，实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藻。

陈天华是湖南省新化县人，留日学生。他的《猛回头》似乎是专对清廷军队之中的汉人而发：“列位所吃的粮，虽说是满洲所出，其实他(满洲人)吃的都是汉人的，那里有粮与你吃?吃汉人的粮，仍杀汉人，列位可想得去吗?”末了的一段弹词与四句诗、两句成语，十分精彩：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

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

那怕他，专制政，重重束缚？

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秀才从军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俺小子，无好言，可以奉劝，

这篇话，愿大家，细细思量。

瓜分豆剖逼人来，

同种沉沦剧可衰，

太息神州今击矣，

劝君猛省莫徘徊。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警世钟》也是白话体，所“劝”的对象：(一)是做官的人，劝他们尽忠报国。不要对清廷尽忠。(二)是劝当兵的人，劝他们舍生取义。“人生终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爷，无非因他能替同胞杀鞑子。”(三)是世家贵族，劝他们毁家纾难。“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每年要用一万的，止用一千，所余的九千，来办公事，降心下气，和那平民党、维新党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图抵制外国，一切大祸可免。”(四)是读书士子，劝他们“明是会说，必要会行”。“若现在的人，不多流些血，力救中国不瓜分，只空口说白话，……那个肯信?”(五)是有钱的人，劝他们舍钱。这与劝世家贵族相同。(六)是穷人，劝他们舍命。这与劝当兵的人相同。(七)是新旧两党，劝他们“各陈意见”。(八)是江湖朋友，劝他们改变方针。“想做大事，也有不少。没有志气，只想寻几个钱度日的，也有好多。这等人就是起事，也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图奸淫掳掠四字。”(九)是教民，劝他们“当以爱国为主”，“人不要爱本国的，这真是耶稣的罪人了。”“我劝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这国是一定要爱的。”(十)是妇女。劝她们“必定也要想救国”。“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女子吐气。”“女子若是想救国，只要日夜耸动男子去做，男子没有不从命的。”

吴禄贞用了《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等宣传品，很吸收了一些有志的青年，便把他们介绍到各个部队之中当兵士。那时候，秀才投军成了风气。张之洞办文普通学堂，所收的固是秀才；办武普通学堂，也是通令了各县，调集秀才来省城投考。考不取武普通学堂的秀才们，很多自愿入营，当起码的兵士，甚至有已经考取了武普通学堂，而仍愿放弃读书机会，也干脆入营当兵的。

经吴禄贞介绍或鼓励而入营当兵的革命同志，前后有三十人之多。其中，胡瑛与张难先进了工程营，刘敬庵进了马队。刘敬庵是湖北潜江县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一作“静庵”。

二四、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1903年《苏报》案发生。贺之才特地从武昌去上海，不顾生命危险，带了几百本《革命军》回来，使得武汉的革命潮更加高涨。到了冬天，署理两湖总督端方想出一个办法，把若干高谈革命的激烈分子遭送出洋，贺子才、胡秉柯、魏宸组、史青被派往比利时。朱和中，被派往德国。

他们先到上海等船，在次年春天先后到达比、德等国。十一月，与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会面。谈了三天三夜，把湖北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情形详细报告了孙中山，也和孙中山交换了很多关于今后革命计划的意见。结果，他们和在座的其他留学生二三十人都一致愿意宣誓，参加孙中山的组织，誓词与檀香山中华革命军的相同，也就是其后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之时所用的誓词。(所不同的，是：同盟会的誓词上的“创立民国”，在这一次的誓词上，是“建立民国”；“任众处罚”是“神明殛之”。全文如下：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比起兴中会的誓词来，这誓词的内容可谓更加充实，把三民主义的要点都包括了进去。当时，孙中山还不曾提出三民主义名称，也还不曾具体规定新的革命组织的名称。

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可谓为兴中会的延长，也有人称它为“檀香山新兴中会”。布鲁塞尔以及柏林与巴黎的团体，可谓为“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孙中山在1919年有一次写信给居正，介绍朱和中加入中华革命党，说朱和中是同盟会的“先天会员”。先天二字十分恰当。

与朱和中一起，当天在布鲁塞尔宣誓的，有下列的各人：胡秉柯、贺子才、史青、魏宸组、李蕃昌、陈宽沅、王治緷、刘荫弗、李崇武、程培鑫、李鱼门、李标、杨荫渠、俞毓西、黄大伟、孔庆叡。

在这十六人里面，李蕃昌是湖北天门人，来自瑞士；孔庆叡是四川人，来自比利时的列日城(Liege)。

第二天以后，又有姚业经、刘庠云、罗葆经、王鸿猷、高鲁、冯承钧等陆续前来孙中山所下榻的胡秉柯的寓所，参加宣誓。孔庆叡回去列日城，也介绍了七个人宣誓入盟。总数一共是三十几个人，有几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难于查考。

朱和中回去德国不久，迎接孙中山去柏林，下榻于朱在罗兰多福街三十九号的寓所，住了十二天，每天晚上接见留德学生，说明五权宪法与平均地权的精义。结果，也有二十几个人宣誓入盟：包括始终不变的周泽春、钱汇东，与不久即行中途反悔的王相楚与王发科二人。

孙中山从柏林转回伦敦，再由伦敦去巴黎，加盟的人数比不上布鲁塞尔与柏林：十几位而已，其中包括不久就变节的汤芗铭与向国华。

王相楚与王发科，瞒了朱和中，秘密来到巴黎，勾结汤芗铭、向国华，到旅馆假意拜访孙中山，骗孙中山到了饭店，然后留两个人陪着，其余两个人又回到旅馆，走进孙中山所住的房间，用刀划开他的皮包，把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三处同志的宣誓书完全偷走，连带地也偷了法国参谋部的一封介绍孙中山去见越南总督的文件。

他们四个人，把宣誓书与这一份文件，带去清廷驻法公使馆，向公使孙宝琦自首。孙宝琦一面大事化小，骂了他们四个人一顿，叫他们把宣誓书带回，一一发还各人本人；一面把法国参谋部的介绍信留下，抄了一份，派人把原件送到孙中山的旅馆，向孙讨个好，暗中却亲自到法国外交部交涉，破坏孙中山在越南起事的计划，然后就打了电报给清廷的庆亲王奕劻报功。(孙宝琦后来居然和庆亲王攀上了亲，成了亲家，在宣统元年[1909年]当了山东巡抚。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于阴历九月二十三日被山东的革命同志推举为都督，仍旧暗中与清廷文电往还，终于在十月初八日通电“取消独立”。)孙中山发现宣誓书与文件被偷，写信告诉朱和中与胡秉柯。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联名回信，说：“盟据虽失，我辈执心不变。二王之事，同人无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许补签盟据，一律愿补”。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鲁塞尔的同志，讨论此事，议决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孙中山声明同志“无一有悔心”。胡在巴黎也分别见了孙宝琦与二王汤向。胡见孙宝琦，是为了探听究竟。孙宝琦说：“你们年青人，只逞血气之勇，不好好念书，学问未成，就作政治之运动，真是淘气的孩子!收到你们的盟据吗?哈哈!”胡秉柯说：“什么叫做盟据?”孙宝琦说：“有你的，你还不知道吗?”然后，孙宝琦就把二王汤向的无耻行动，对胡秉柯和盘托出。

胡找到二王汤向，取回布鲁塞尔与列日各同志的宣誓书。二王回到柏林以后，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书，交给薛仙舟，转还大家。

此后，二王与汤向离开革命的道路。重新填写宣誓书的，在布鲁塞尔有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俞毓西、刘荫弗、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陈宽沅等十人；在巴黎的，仅有唐豸一人。其余的人，后来也有不少陆续参加。在柏林的同志议决：等到孙中山将来在东京或香港成立机关以后，才重写宣誓书，于写的当天就装上信封寄走，以免遗失。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泽春、钱汇东三人，特地去布鲁塞尔，和贺之才等人联络，共同决定了今后对吸收同志必须严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费的十分之二，积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后于孙中山三度四度来欧之时，交给了孙中山)；每月聚会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设立编译部，投稿到外国报纸上，让外国人明了中国革命之宗旨。

同盟会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东京正式成立，朱和中与周泽春、钱汇东三人便把他们的新宣誓书，寄了来。在同盟会的乙巳丙午两年的名册上，钱汇东被写作钱祖元。祖元是他的本名，汇东是号。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把“汇东印成“汇春”，春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把“汇东”二字印成“会东”。会字与汇字可以通用。

布鲁塞尔的十个同志的名字，也都在这个名册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见。名册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鸿猷、左德新、潘亲瑞五个湖北人的名字，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欧洲宣誓入会的。石瑛、黄大伟、扬循祖、高鲁这四人的名字，却不见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册，可能是遗漏了，或登记在丁未年以后。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有唐豸、石瑛、黄大伟，也有杨荫渠、姚业经、刘庠云、冯承钧、李四光(于门、鱼门)、李标、王治緷；不过，把李四光写成李光泗，李标写成李彪，王治緷写成王治辉。

孙中山在乙巳年五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7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陈楚楠等人会面。陈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经营舍春号商店，与张永福为友，热心爱国，自号“思明州之少年”。那时候，尢列已在辛丑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以行医为生活，到处宣传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创设的“中和堂”扩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槟城)。在每一处的分堂，他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旗。保皇党在新加坡办了《天南日报》，而该报的记者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与康荫田，都被尢列吸收，进中和堂当会员。经过黄伯耀的介绍，陈楚楠与张永福认识了尢列而成为革命同志。陈、张二人出钱，办了一个“小桃源俱乐部”。癸卯年闰月《苏报》案发生，陈、张二人与张的外甥林义顺便用了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不要把章炳麟与邹容引渡给清廷；次年，他们创办了《图南日报》，以与《天南日报》对垒。同时他们也印了《革命军》五千册，把封面改题为“图存篇”，秘密输入泉州、漳州、潮州、嘉应州各乡镇。主笔是曾经在香港《中国日报》任职的陈诗仲，是尢列请了冯自由介绍来的。

孙中山这一次经过新加坡，事前打电报给尢列，约他引陈等到轮船上晤面。晤面以后，彼此相见恨晚。孙中山告诉他们，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们在南洋预为布置。他们听了，十分兴奋。其后。在丙午年(1906年)阴历三月，孙中山由日本经越南河内，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年因宫崎寅藏被控图谋行刺康有为一案而连带地放逐的期限已满，得以自由登陆，受到陈楚楠等极热烈的欢迎。很快地，便在三月十三日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当天，宣誓入盟的人，是：尢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耀庭、邓子瑜、李竹痴、林镜秋、许子麟、萧百川、留鸿石、蒋玉田、吴业琛、何心田、林航苇。

此外，在成立会的一天以前，似乎已经有一位谢已原在丙午年三月初九日入会，见于《乙巳、丙午两年同盟会员名册)。这可能是记载错误，或是谢已原和孙中山同船而来，在船上宣了誓。三月十三日以后，在新加坡陆续入会的，截至闰四月二十七日为止，又有李镜仁等十六人，包括张人杰(静江)。张人杰可能是在三月十三日宣誓入盟的，但名册上写成“三月三十日”，不知道是否写错。

孙中山在乙巳年(1905年)六月初五日航经西贡，于六月中旬到达横滨。

这时候，各省的留学生聚集在日本的极多，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已被革命的思潮所冲激，认定清廷既已毫无抵御外侮的能力，也绝对没有立宪或改革庶政的诚意，中国国民只剩下革命二字是救国自救的途径。同时，他们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人格学问，也都逐渐有了充分的认识与景仰，不像当年乙未广州之役之时，以为孙中山确如清吏所说是“山大王”一流的好汉，也不再以为孙中山是专靠会党作武装的行动而不看重读书人(尤其是留学生)了。孙中山在欧洲比、德、法三国的国都，皆组织了以留学生为基干的革命团体，消息传来。使得在日本的成千的留学生无不翘首盼望，盼望孙中山早日东航，让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他的领导。

而且，这时候在各省留学生之中，已经颇有几位自动地作过革命的事，然而在组织上并不曾进入兴中会。孙中山自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而尽量在组织方面策动各方自己的团体，不汲汲于扩充兴中会。只有在日本与檀香山，他作了整理兴中会原有组织的事。在日本，他于1903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学校在东京青山，收了十四个学生，每人均须于入学以前宣誓。誓词与其后的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及东京同盟会的相同。这十四个学生包括黎勇锡、李自重、胡毅生。开学了一个月以后，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校务由冯自由负责。又过了四个月，这学校因内部有意见而解散。在檀香山，孙中山把梁启超所引去保皇会的分子，争取回来不少，也团结了始终不曾动摇的同志，吸收了若干新的同志，“会名不用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

孙中山由檀香山到了旧金山，只吸收邝华泰等几个人入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改组致公堂。

自从在欧洲比、德、法三国，有不少的留学生自动要求孙中山领导革命以后，孙中山知道革命思想已经深入留学生以及内地一般读书人之心，到了可以重新发挥组织的力量之时，于是才决定从事革命分子大团结的运动，而冯自由与程家柽便在日本作了准备，于是孙中山一回到日本，中国同盟会就顺利地诞生了。

二五、冯自由

冯自由原名懋龙，是横滨兴中会最初的会员之一，在乙未年(1895年)随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入会。其后，冯镜如于庚子年去上海，担任康、梁的广智书局经理；冯紫珊在戊戌、己亥以后作了康、梁的保皇会横滨分会会长，兼《新民丛报》经理，“康、梁倚为长城”。冯自由先后在横滨大同学校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于庚子年四五月间因代理校长麦孟华遵照康有为意旨，不许学生再提“自由”二字，愤而更改自己的原名，把“懋龙”改为“自由”。在此以前与在此以后，他一直是忠实于孙中山，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叔父。原因是，他入会之时年纪极小，只有十四岁，天真纯洁，因此而无条件地崇拜孙中山。

他在改了名字以后，便和同学郑贯一、冯斯栾创办《开智录》，专讲自由平等，与变质了的《清议报》对垒。次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和冯斯栾、李自重及王宠惠等人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又和王宠惠、戢翼晕、秦力山等人发刊《国民日日报》。壬寅年(1902年)，他和秦力山与章炳麟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又和叶澜、秦毓鎏、周宏业、张继、程家柽等人组织“青年会”。参加的有汪荣宝、蒋方震(百里)、金邦平、苏子榖(曼殊)等数十人。这个青年会并不是基督教的青年会，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一种半秘密的革命组织。这时候，孙中山住在东京，冯自由经常到孙中山寓所请示一切。

在“青年会”的策动之下，留日学生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有了“拒俄义勇队”的组织，以抗议俄国之一再不肯从东北撤兵，据东北为已有。这个“拒俄义勇队”产生于神田锦辉馆的一次留日学生大会，到会的在五百人以上，签名为队员的人也不少，公举蓝天蔚为队长，钮永建与汤槱(尔和)为回国请愿代表，向袁世凯请求编入他的部队，出关抗俄。结果，这两人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而且义勇队本身也被日本政府解散。

队员之中的激烈分子，以叶澜、秦毓鎏、董鸿袆、程家柽等为首，不甘心他们的义勇队被解散，另行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三种方法，分头进行：一、鼓吹；二、起义；三、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对于吸收会员，绝对严格，行动也完全秘密：“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会员的人数不多，而组织始终存在，活动从未中断，一直维持到乙巳年(1905年)六月底，同盟会成立之时，全体同志参加了同盟会。

被“军国民教育会”推派回国，到各省去从事“运动”的，叫做“运动员”(亦称“实行员”)。黄兴与陈天华便是被派往湖南的两位“运动员”。

二六、黄兴

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的父亲筱村，是有名的秀才。他自己幼年除了读古书以外，学了乌家拳，颇有一手功夫；到了二十四岁的时候，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山长梁鼎芬器重，其后，暗中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未被当局发觉。当局而且在辛丑年(1901年)派他到日本“考察学务”。他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深造，一面在弘文学院与速成师范读书，一面自己请了日本军官，到他的寓所教他军事学术。每天早上，他去到“神药坂术会”，练习骑马和打靶。不久，他和梁焕彝、杨守仁(笃生)等人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很发表了一些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文字。

他在癸卯年(1903年)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于五月间被推派回湖南，当“运动员”。经过武昌，他先在两湖书院作了一次讲演，痛斥清廷腐败，张之洞下令查办，梁鼎芬出示驱逐出境，然而他仍旧逗留了八天，散发了《革命军》与《猛回头》四千多部。到了长沙，他在明德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修业学堂等处教书。张继被他邀来长沙，在明德学堂担任教员。其后，秦毓鎏、刘揆一与杨守仁也先后到达，共谋大举。

二七、华兴会

他们在癸卯年冬天，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秦毓鎏为副会长。会所设在连升街，对外称为“林公馆”，亦称“旅湘俱乐部”。这个会所吸收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会员有四五百人。在“华兴会”以外，他们又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以会党(哥老会)分子为吸收对象，黄兴自为该会的“大将”，任命刘揆一为“中将”，会党的一个首领马福益为“少将”。这个同仇会，由于有既成的会党为基础，会员的人数极多。

次年，甲辰年(1904年)，黄兴等人决定在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的诞辰起义。计划是：事先在万寿宫埋好炸药，在长沙的文武官员拜寿之时一齐把他们炸死，随即在长沙、岳州、衡州(衡阳)、宝庆、常德五处同时采取武装行动。

陈天华在八九月之间赶了来参加。黄兴的一位两湖书院的同学曹亚伯。也从武昌来寄身于长沙圣公会，帮他的忙。曹亚伯是湖北兴国州人，此时已经于本年五月在武昌与刘敬庵(静庵)、宋教仁等人设了一个革命团体，叫做“科学补习所”。他来到长沙，在事实上成为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之间的联络人，以便科学补习所也于长沙得手之时在武昌起义。宋教仁是湖南桃源县人，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仍旧留在武昌，内定于十月初十起义之时担任常德一路的军事负责人。

黄兴与刘揆一把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同志柳大任与彭恂也把他们的家产变卖，另外卫由龙璋、扬守仁通力合作，向各方面借钱捐钱，一共凑集了五万元以上，作为购械、养兵等等起义的费用。

不幸，在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有两位会党同志(何少卿与郭鹤卿)因事机不密而在湘潭被捕，全盘的起义计划成为泡影。黄兴在长沙被张继、曹亚伯、龙璋，与教会的牧师黄吉亭救护出险，由黄吉亭陪同乘船到汉口江面，换船东下。临别之时，黄吉亭请他在安全到达上海以后，打一个电报来长沙，以“兴”字为暗号。从此以后，黄兴这才把他的原名，“轸”，改为“兴”字，作为纪念。

刘揆一等人，也先后脱了虎口，马福益在乙巳年(1905年)三月由广西回湖南，企图再举，在湘乡被巡抚端方捉住，就义。黄兴到了上海，和刘揆一、陈天华、张继、杨守仁继续努力，也准备回湖南再举，而且设了机关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刘的寓所。这机关又不幸因安徽志士万福华于十月十三日行刺前任巡抚王之春于一品香，而连带地被破。万福华生平醉心革命而并未参加革命组织，因好友吴春阳的介绍而认识了黄、刘等人，自动向刘光汉借了张继的手枪去刺王之春，临时忘却拨动“停机纽”，扳不动枪机，被捕。章行严到捕房去看他，在出来的时候被密探跟踪，因此而泄漏了机关的地址。两天以后，黄兴、陈天华、张继，与十几位其他的同志都在余庆里被巡捕抓了去。刘揆一刚好外出，不曾遭殃。

龙璋这时候已由湖南来到江苏，官居泰兴县知事。他为了这件事，亲来上海，把黄兴等人都从巡捕房保了出来。(巡捕房不知道黄兴便是清廷所通缉的黄轸。)万福华被判了十年徒刑，于民国成立以后出狱。

黄兴去日本住了四个多月，在乙巳年春天回国，到汉阳取出若干械弹，和刘揆一乘民船运往湘西。他们航行到沅陵，械弹被厘金卡子的兵搜出。黄兴与刘揆一开枪打死一个兵，脱险，脱险不久，听到马福益被捕牺牲；又接到东京朋友的信，说孙中山不久便从欧洲东来，而且传了话，希望到时候能和他(黄兴)见面。

黄兴便在五月间先到日本，等候孙中山。等侯到六月中间，孙中山到达横滨，黄兴便偕同程家柽、张继、宫崎寅藏先去拜访。孙中山向他表示，要联络华兴会的会员，共同努力。他十分赞成。

宋教仁这时候也在日本。办了一个《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他是华兴会的会员，也是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所员。

二八、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主干，是受过吴禄贞熏陶的一批革命青年。也是朱和中、胡秉柯等人出国以前常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吴禄贞在甲辰年(1904年)春天被清廷调往北京，担任骑兵监督。他在武昌的寓所，也不再是变相的革命机关。革命青年之一的李步青(廉方)不久又被端方“驱逐出境”。于是李在花园山孙家花园的寓所，也不能供他们集会聚谈。他们就在多宝寺街租了一所房子，挂起“科学补习所”的招牌，同时一本正经地自己组织成一个革命团体，于五月初正式成立，公举吕大森为领袖，称为科学补习所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为宣传干事，时功璧为财政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干事，康建唐为庶务干事。

所务的发展很快。黄兴在六月间由日回湘途中，经过武昌，也到了所里讲演一次，和大家约好：他在湘南发难，大家在湖北响应。七月间，所址迁到魏家巷一座更大的房子，同时积极筹备十月初十的军事行动：由吕大森与康建唐负责联络施南县方面的会党，何季达联络荆门、宜昌一带的会党，刘敬庵策动马队，张难先策动工程营，胡瑛、王汉到湖口，起运黄兴所买来的械弹，曹亚伯到长沙与黄兴就地联络。除此以外，他们而且也秘密印好了三十万“军用票”纸币，准备在起事以后供应湖北、湖南两省的开销。

黄兴的追随者在九月中旬被捕于湘潭之时，宋教仁刚好包了木船到长沙，领取械弹运往常德(因为他已被指定为常德一路的负责人)。曹亚伯把消息告诉他，帮他筹了一些钱，脱险。他随后就经由武昌，到了日本。

科学补习所于九月二十日被查封，全所的人员先期逃避一空，只捉去房东一人。房东供出：来租房子的是一个学生，姓欧阳，名瑞骅。张之洞大事化小，把房东放了，开除欧阳瑞骅与宋教仁两人在文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

科学补习所的两个同志胡瑛与王汉，在这一年十一月图谋行刺户部侍郎铁良于汉口大智门车站，未成，追到河南彰德，王汉开了一枪，未中，事后跳井自杀，胡瑛逃往日本。

刘敬庵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在武昌圣公会担任“日知会”的司理。“日知会”原为圣公会所设的一个公共阅览室，每天来看书报的人很多，刘敬庵乘此机会又向这些人宣传革命。科学补习所的旧友，到“日知会”来看他的，也不少。这样，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筹备，新的革命团体又在丙午年(1906年)正月成立了起来，对外自称为“日知会”。那已经是同盟会成立了以后的事了。

二九、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的日期，严格说来，是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这一天以前，有过一次“筹备会”，举行于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地点是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日本黑龙会会所；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五点钟左右。

出席于筹备会的，据宋教仁的《我之历史》，有七十余人。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说是有五十余人；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说是有六十余人。宋教仁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我之历史》是逐日记载的日记。冯自由的两种不同说法，均为事后几十年的追忆，不免模糊。

可惜宋教仁未尝记下全部到会人的姓名。冯自由却能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出了三十五个，包括孙中山与他自己的名字在内。他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写出了四十三个。

依照宋教仁的《我之历史》，这一天出席于筹备会的人，“皆签名于一纸”，“复由各人自书誓书”。在《革命文献》第二辑所载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之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记明了“加盟年月日”，足资查证。我现在先把“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盟的人，列表如下：程家柽，安徽休宁（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冯氏二书）。

吴春阳，安徽合肥（同上，冯书写作“吴春旸”）。

康保忠，陕西城固（只注明乙巳六月，未写何日。冯书作“康宝忠”）。

张华飞，江西德化（冯书有“张我华”，无“张华飞”）。

卢汝翼，广西浔州。

谭鸾翰，广西桂平（未见于冯书）。

朱金钟，广西桂平（同上）。

蓝德中，广西浔州（同上）。

曾龙章，广西桂平（同上）。

时功玖，湖北枝江。

耿觐文，湖北安陆（未见于冯书）。

周　斌，湖北江夏（同上）。

陶凰集，湖北南漳（同上）。

王家驹，湖北随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革命逸史》）。

蒋作宾，湖北应城（未见于冯书）。

陶德瑶，湖北襄县（只注明乙巳六月。未见于冯书）。

田桐，湖北蕲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见于冯氏二书）。

王孝缜，福建闽县（未见于冯氏二书）。

徐镜心，山东黄县（加盟日期作“乙巳六月七日”，待考）。

汪兆铭，广东番禺。

在六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宣誓加盟的仅有这二十个人，真是奇怪的事。黄兴分明是写了宣誓书的，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湖南人一个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冯自由的名字。难道是，连冯自由在当天也还要考虑?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他们原来用了阳历，把日期填成了“乙巳七月三十日”，其实是乙巳年阳历7月30日，亦即阴历六月二十八日，而名册上也就阴阳混合，缠不清爽了。

名册上把加盟日期填作“乙巳七月三十日”的，有下列诸人：陈荣恪，江西义宁（未见于冯氏二书）。

马君武，广西临桂。

邓家彦，广西临桂。

涂宗武，湖北罗县（未见于冯氏二书。姓名在名册上夹于耿觐文与余仲勉之问，此二人加盟日间作“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曹亚伯，湖北兴国。

叶佩薰，湖北罗田（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仲揆，湖北黄阿（同上）。

刘　通，湖北黄州（同上）。

刘一清，湖北江夏（同上）（未注明加盟日期，但姓名夹在有日期的刘通与李叶乾二人之间）。

李叶乾，湖北黄梅（未见于冯氏二书）。

范熙绩，湖北黄陂（同上）。

许纬，湖北罗田（同上）。

匡　一，湖北罗田。

陈天华，湖南新化。

曾继梧，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余范傅，湖南长沙（同上）。

郭先本，湖南长宁（同上）。

黄　兴，湖南善化。

姚　越，湖南部阳（未见于冯氏二书）。

张　夷，湖南南州（同上）。

刘道一，湖南衡山。

陶　铭，湖南巴陵（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　崆，湖南宁远（同上）。

宋教仁，湖南桃源。

周名曾，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邹毓奇，湖南新化（同上）。

高兆奎，湖南新化（同上）。

柳扬谷，湖南长沙（同上）。

柳　刚，湖南长沙（同上）。

宋式善，湖南长沙（同上）。

张继，直隶沧州。

黎　勇，广东高要（冯书作“黎勇锡”）。

朱少穆，广东南海。

谢延誉，广东嘉应。

黄超如，广东嘉应（未见于冯氏二书）。

区金钧，广东南海（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姓名夹在黄超如与冯自由之间）。

冯自由，广东南海。

姚东若（冯书有姚礼修。东若二字似为“栗若”之误）。

金　章，广东番禺。

古应芬，广东番禺。

杜之杖，广东南海。

李文范，广东南海。

胡　毅，广东番禺（冯书作“胡毅生”）。

朱大符，广东番禹（即朱执信）。

张树埬，广东番禺。

何天炯，广东兴宁。

这四十六个人，加上前表所列的二十人，已经有了六十六位。连孙中山算在内，便是六十七位。再加上，冯氏二书所有而我不曾记入这两张表内的，又有十一位：黄修武，四川巴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日”，似指阳历）。

朱炳麟（名册无。或即名册上之“朱曜”，系乙巳十月十四日加盟。名册上樊翀之主盟人写作“朱炳麟”三字，樊系丙午三月初八日加盟。朱炳麟非章炳麟，章至丙午五月十六日始行加盟）。

孙　元（名册无）。

权道涵，安徽寿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十月初五日”，显指阴历）。

张我华（名册无）。

干德坤，责州贵筑（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似指阳历）。

鲁　鱼，湖南嘉兴（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七日”，似指阳历）。

谢良牧（名册无）。

伯　乔（名册及开国前革命史无。革命逸史漏掉其姓名）。

姚礼修（名册无）。

张树棠（名册上有“齐树棠”系乙巳九月初二加盟，山东潍县人）。

这就有了七十八位。如果，把到会的三位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也算在内，那末，中国同盟会在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筹备会的到会人数，总共是八十一位。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是在乙巳年阴历七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8月20日。开成立大会的地点，是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住宅。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五点多。到会的人，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有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的籍贯，在十八省之中，除了甘肃以外，其他各省都有。

由于名册的加盟日期，不曾注明阴历或阳历，我们很难查清楚那些会员确是在成立大会的一天及以前宣誓加盟的。我现在姑且把凡是写作“乙巳八月二十日”（实即阳历8月20日或其以前的日子加盟的，列表如左：安徽 程家柽 朱成勋 高荫藻 斐豫祥 夏道沛吴炎世 孙　棨 吴春生 王善达 吴春阳浙江 蒋尊簋 秋竞雄 俞为民

陕西 康保忠

河南 曾昭文

江西 黄　铎 曾　贞 陈荣恪 张华飞广西 谭鸾翰 马君武 卢汝翼 朱金钟 蓝德中曾龙章 曾　彦 欧　冕 邓家彦

江苏 高剑公 汪　东 钱兆湘 朱　屏 龚树威湖北 何炬新 卢保衡 汤伟强 李悍载 张炳彪时功玖 耿觐文 涂宗武 余仲勉 刘　彝王观海 王震东 鲁　鱼 何焜阁 毕惠康但　焘 周　斌曹亚伯 陶凤集 叶佩薰王家驹 蒋作宾 李仲揆 刘　通 刘一清李叶乾 范熙绩 许　纬 陶德瑶 刘树湘张仲文 周尚赤 吴　昆 吕嘉荣 邱晦奇马伯援 姜飞龙 张光黄 张　轸 陈镇藩田　桐 匡　一

湖南 陈天华 曾继梧 余范傅 郭先本 黄　兴……

以上一共是一百九十九人，分属于十五省，云南、贵州两省（缺P115）……

评议部——评议长：汪兆铭。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董修武、范树焕、张树坍、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吴崐、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

这是冯自由所记下的名单。宋教仁在《我之历史》中说，司法部的职员有八个人，评议部的职员有二十人。所缺的五个名字，现今我们已经无法查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里，说马君武因为在京都（西京）工科大学读书，不能常来东京，向孙中山表示不能就书记部干事之职，孙就改派了田桐担任，也加派了胡衍鸿、但焘、李肇甫。因此之故，书记部的职员共有四人。会计部的刘维焘，也因事未能就职，孙中山改派谢延誉。其后谢延誉离开东京，他的职务便由何天炯继任。

在邹鲁所列的评议员名单表，另有陈剑虹、吴永珊（玉章）、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字理鸣）、王喜德、程克、黄复生（树中）。这几位，可能是后来添上的。

庶务的地位很重要，是总理外出之时的代理人。黄兴后来回国，他的职务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先后继任。

在成立大会所产生的职员名单之中，颇有几位在当时尚未宣誓加盟。可见当时的革命同志，并未拘拘于此。当然，这几位不久也都补行了手续。（在名册之上，却有不少被漏载了。）每一省的同志，于成立大会以后，分别集会推定了本省的“主盟人”。例如，张继被推为直隶省的主盟人，秋瑾被推为浙江省的主盟人。秋瑾在名册上的姓名，是“秋竞雄”。

三○、《民报》

（缺P117）

间而成为政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善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民报》共发行二十六号，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第二号原应在阴历十一月出版，却由于日本文务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办法，引起他们八千多人的总罢课，陈天华烈士的投海自杀，以及回国派与不回国派的争论而迟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第三号也不曾能够在二月间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四、五、六、七，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个月之中问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却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竞与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构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问。笔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阳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阴历。（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阳历，便是阴历的七月十六日。）《民报》的编辑人，第一号至第五号为张继，第六号至第十八号为章炳麟，第十九号为张继，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与第二十四号又为章炳麟，末了两号为汪兆铭（精卫）。

《民报》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笔名或是外号。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与胡衍鸿。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胡所用的是笔名“汉民”、“辨奸”、“去非”等等。其后他索性改名为“汉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台“衍鸿”的“鸿”而所起的“字”：“展堂”。文章之多，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执信，所用的笔名是“蛰伸”、“县解”。县解的县字，也就是“悬”字，在古文中通用。县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悬”。后来，他把大符的原名废了，改以字行，同志们称他为朱执信。汪兆铭，原字季新，所用的笔名是“精卫”、“守约”。有时候，他也用“民意”；这两个字，却不是他一人所专用的笔名，有时候胡衍鸿的文章也用“民意”作为笔名。

陈天华写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笔名是“思黄”、“过庭”。宋教仁所写的，至少有两篇，所用的笔名是“强力齐”。冯自由与马君武，均干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们的真名字。周作人也有两篇译作，一篇是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所用的笔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钱》，所用的笔名是“三叶”。此外，田桐、黄侃（季刚）、汪东、陈去病、苏元瑛（子榖、号曼殊）、叶夏声、吕复、汤增璧、易本羲、刘松衡、雷照崖、周仲良、刘光汉（申叔），都有文章在《民报》上发表。至于，姓名难考的，如“扑满”、“汉血”、“愁予”等等，所写的文章合起来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孤鸿”可能是胡衍鸿，“石顽”可能是汪兆铭，“病己”可能是陈去病，皆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

除了第一号之中，孙中山所写的发刊辞以外，最具体而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第三号之中汉民所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这六大主义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前三项，可说是三民主义的简单说明；后三项，可说是同盟会的对外政策。

保皇党抓住了“土地国有”这一点，在《新民丛报》上对《民报》展开笔战。其后《民报》也就保皇党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对《新民丛报》予以还击。两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彼此之间两三年的长期论战不仅使留日学生人人有先睹之快，而且也启发了国内各地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在有些禁令森严的地方，读不到《民报》的人，每每从《新民丛报》的文章之中读到《民报》的雪泥鸿爪，而生出对《民报》的同情，对革命主张的拥护。

同盟会在丙午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月2日）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纪念会，请孙中山演讲，这是孙中山在日本作公开演讲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乙巳年同盟会筹备大会以后，成立大会以前，1905年8月13日，讲题是《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地点是东京富士见楼，对象是一千三百多留日学生。

第二次，孙中山的讲题是《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地点是东京神田锦辉馆，对象是出席《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六七千位听众。庆祝大会的主席是黄廑午（兴）。开会以后，先由章炳麟宣读祝辞，随即由孙中山演讲，讲了两个钟头左右，讲辞充满了精辟的语句。例如：“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就是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如果革命家（为了皇帝地位）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一说到民生主义，……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欧美为甚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干，当归国家。……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孙中山在这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五权宪法。正如《民报》发刊辞是三民主义的最早文献，这《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演讲辞便是五权宪法的最早文献。孙中山主张，在袭自英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以外，增设“考选权”与“纠察权”。

孙中山的这一次演讲的记录，其后登载在《民报》第十号，于1906年12月20日出版。出版之时，民报社发行了一项增刊，题为“天讨”。“天讨”的内容丰富得很，有漫画，有插图，又有十四篇大文章：中华民国军政府讨满檄，四川、河南、安徽、山东、云南五省的讨满洲檄，四川革命书，江苏革命书，直隶宣告革命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军政府谕保皇会文，“豕常之裔”的“普告汉人”，“楚元王”的谕立宪党人。最后一篇，是吴樾烈士的遗书。

三一、吴樾

吴樾为革命而死，是在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离开同盟会正式成立的一天仅有一个月又六天。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安徽公学的学生，光复会会员。光复会正如华兴会一样，由癸卯年的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成，原名“暗杀团”，主持人是浙江秀水籍的留日学生龚宝铨（国元），机关设在上海爱国女学。蔡元培加入以后，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亦名“复古会”，蔡被推为会长。其后陆续加入的，有章炳麟、徐锡麟、陶成章、李燮和等等。秋瑾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以后，回到绍兴，又加入了光复会。

同盟会筹备之时，华兴会的主要领袖都决定加入了同盟会，而一般会员之加入与否各听自由。不过，自从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华兴会便不再有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团体行动。

光复会的情形，在这一方面与华兴会颇不相同。同盟会在日本举行成立大会之时，似乎并没有光复会的主要领袖参加。蔡元培之宣誓加入同盟会，在1905年10月27日；章炳麟之加盟，是在出狱、到了日本以后，日期是1906年7月7日。龚宝铨与陶成章之加盟更后，在1907年1月4日。

吴樾不曾来得及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在周年纪念的特刊《天讨》之中，将他的“遗书”全部发表，等于是追认他为盟友。

他的遗书，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一共十三篇文章，篇篇精彩，有血有泪。

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之中，他自述八岁丧母，父亲弃官为商，家境贫寒，本人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年年考秀才，都考不上，二十三岁入京游历；二十四岁考进学堂（安徽公学），想获得一个“出身”，当教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三遍，但一时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不久，读到了粱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

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认为：在满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铁良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受任为署理兵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与铁良两人之间，慈禧太后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太后“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他恨铁良，因为铁良搜括了东南的财赋，在上海制造局提去了八十万，在江海关提去了七十八万，又在别的机关提去了百数十万不等，用作编练旗兵(京旗常备军），防备汉人；又因为铁良叫清廷与日本政府立约，只许满人学警察。不许汉人学警察。铁良而且通过德国领事，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了《警钟日报》报馆，也叫清廷把江苏巡抚端方与仇视革命、屠杀学生的湖南巡抚陆元鼎对调。

志士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成，投井而死。“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

吴樾抱了必死的决心，进京以了王汉未了之事。不料，铁良警卫森严，吴樾一时下不了手。他挨到六月间，清廷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湖南巡抚端方，一共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认为，倘若这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一种伪宪政，适足以麻醉人心，延长清廷的寿命。因此，他就改变暗杀的目标，对这五人下手。

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东车站上了火车。吴樾与同志山东人张榕也化装为仆役，带了炸弹，混入车中。不料，车身因与火车头撞接而震动，使得吴樾怀中的炸弹的撞针，触发了火药，轰然一声，吴樾当时牺牲，而五大臣之中仅有载泽、绍英二人受了微伤。张榕事后脱险。另一个同志安徽桐城人汪炘于十月问在北京桐城会馆被捕。

汪炘被捕以后，清廷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可见吴樾的用心，是很苦的。他之所以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在革命的历史中，有过很多牺牲性命的人。像吴樾这样明知必死而勇跃以赴的，才真正是烈士。他的死，唤醒了华北的民心。也惊破了清廷君臣的胆，增加了革命同志的勇气。正如他自己在遗书中所说：“子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三二、陈天华

在吴樾烈士因暗杀五大臣而成仁以后不到三个月，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同盟会的重要会员之一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杀。暗杀，原不是革命党人所该走的途径；自杀，更不是革命党人通常应有的行为。然而，在宣传的意义上，吴、陈之死均有收获。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字星台，别号思黄，在癸卯年（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和黄兴二人被派回湖南，当“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帮助了黄兴筹备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十长沙之役，也先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极有力量的革命文字。长沙事败以后，他和黄兴先后到了上海，在新闸路余庆里设了“青年学社”作为机关，续谋大事，不幸又因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而机关被破，黄兴被捕房拘禁了一些时候，陈逃到日本，和宋教仁、田桐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于同盟会开筹备大会的一天（1905年7月30日），宣誓入盟。

《民报》发刊，陈是撰稿人之一。《民报》第一号出版于乙巳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几天以后，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颁布了“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要比照对付朝鲜留学生的办法加以“取缔”（管束）。《朝日新闻》等报纸，公开指责中国留学生为“放纵卑劣”。这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干人以上，纷纷用罢课来表示抗议。其中最激烈的主张全体辍学回国。也有若干人认为不可因噎废食，应该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读书。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秋瑾和田桐；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朱大符（执信）。两派代表人物，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陈天华在原则上是主张留在日本续学的。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夫此（放纵卑劣）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勿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这一篇《绝命书》语重心长，除了劝留学生用事实来维护名誉以外，并且说到“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政府于维新后优待德川幕府的后人的办法）。”

陈天华之自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有若何烦恼，而是想藉此策励同志，唤醒国人。普通的自杀者，是自经于沟壑的匹夫匹妇。他们的死，轻于鸿毛，陈天华的死，重于泰山。

他是一个热情人，见到不少同志空谈革命，而不务实行。决计以自己的一死作为尸谏。“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他的尸谏，牵涉到今后的革命方略。反清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成份，在他看来，多于民族革命。“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革命是一件大事业，基于责任心而出发的一种不求近功、不求速成的行为。“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拙劣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

不以会党为主力，又不恃外资，那么，用什么力量来革命呢?陈天华说：……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挪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级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足以乱中国也。”

陈天华和会党接近过。他的话，可谓有感而发。孙中山的所见与他相同，自从乙未广州之役之后，便已侧重于“思想战”工作了，而且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之中，明白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关于对日政策，陈天华认为亲日与排日都不好。“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　……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实力耶?……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三三、丙午萍醴浏之役

陈天华死后，秋瑾、易本羲、姚洪业等人回国，准备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其中，姚洪业因遭遇挫折，愤而投海自杀。（最后，学校终于办成，定名“中国公学”，由马君武、于右任、陈伯平等人任教。）陈天华与姚洪业的棺柩，在丙午年（1906年）的夏天由友好运回湖南（姚洪业是胡南益阳人）。在长沙的志士禹之谟，在棺柩到达的一天率领全城的学生与市民一万多人列队迎接，选到岳麓山，举行公葬。当地的官吏曾在事前下令禁止，到时候却禁止不了；到了六月二十一日，便藉口禹之谟有鼓动湘乡县各界反对盐商浮收盐价，“率众塞署”的罪，把他逮捕，判了十年监禁，关在靖州的牢里。萍醴浏之役以后，靖州的知州金蓉镜迎合上峰的意旨，不时将禹之谟严刑拷打，逼他承认是“孙文之党”，逼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绞死在靖州东门外。

萍醴浏之役的最初发动人，是同盟会会员刘道一。他在1906年由日本回国，召集了三十八位别的革命同志，包括蔡绍南、龚春台、陈显龙、蒋翊武、覃振、易本羲、杨熙绩、彭邦栋，在长沙水陆洲旁的船里开会，决定纠合一万名会党，于年底清吏“封印”之时起事于浏阳、醴陵，攻取长沙；新军与队营方面，分别由蒋翊武及彭邦栋等策动，届时响应。

计划之中的所谓会党，包括蔡绍南与魏宗铨、龚春台所组织的新团体“洪江会”，与姜守旦所领导的哥老会的一个支派“洪福会”。

魏宗铨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认识了黄兴、禹之谟、宁调元，醉心革命。龚春台，原姓章，名年，有时自称为张章年，是湖南浏阳人，当过清军的小军官。他们二人与蔡绍南在萍乡蕉园村“开山”（创立帮会），取名“六龙山”，对外称“洪江会”，以龚春台为大哥。入会的誓辞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二字，是用来纪念马福益的。马福益是湖南会党的大首领，在甲辰（1904年）与黄兴合作，事败，逃至广西，次年春天回湖南，准备在黔阳东北的洪江镇起事，在三月初八日被捕，于不久后被杀。）姜守旦是湖南洲阳人。他的“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以推倒清廷，另创朝代为目的，不主张建立民国，却也愿意与“誓遵中华民国宗旨”的“洪江会”合作。

水陆洲会议以后，刘道一留在湖南主持一切，蔡绍南偕同魏宗铨到上海，准备去香港，或甚至去日本，找孙中山。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同盟会会员李发根。李发根介绍他们入盟，并且写信向同盟会本部函询孙中山的行踪。

孙中山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在九月初九日启程去西贡，于丙午年（1906年）正月二十日由西贡去新加坡，在三月间回到日本。其后，又在五月间离开日本，到“南洋”（马来亚）。在八月初九日以前到了西贡，于八月二十二日又回到了日本。

蔡绍南与魏宗铨在丙午年七月间从湖南来到上海之时，孙中山可能尚在马来亚各埠忙于吸收同志。捐募款项，购买军火。李发根无法知道其行踪，所以蔡、魏二人才有南赴香港，去就近打听的意思。但是，他们在八月间接到消息，同志李金奇在浏阳麻石镇失风，被清兵追捕，溺死在醴陵的白兔潭，便不得不折回湖南。

九月间，留在萍乡的同志“许学生”被清吏捕杀。

十月某日，设在萍乡慧历寺的机关被清吏查抄。十七日的夜里，重要同志在萍乡高家台开会，蔡绍南等人主张等候军械运到之时才起事，廖叔保等人主张立刻起事，双方辩论了一阵，没有结果。

次日，丙午年十月十八日，廖叔保单独行动，率领两三干人在浏阳麻石镇起事，竖起白色的革命旗帜。龚春台与其他的同志，因此也就不得不干十月十九日，也贴出檄文起事，占领浏阳金刚头与萍乡的高家台。

自从龚春台正式起义以后，萍乡、醴陵、浏阳三县的若干村镇，纷纷有会党响应，总数不在三万人以下。最难得的是：他们的纪律特别好。清廷的两江总督端方与代理江西巡抚瑞良在他们的“会奏”之中说“当匪踞各处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军械、粮食、白布等。”因此之故，他们到处都受老百姓欢迎。例如，在十月二十一日进入浏阳东南、萍乡西北的重镇上栗市的时候，老百姓放了爆竹接他们，使得驻防的清兵不敢恋战。清军的江西巡防营左军统领袁坦在打给江西巡抚兵备派办处李协统的电文中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

为了对付这三万左右的革命军，清廷前后所抽调的赣湘鄂苏四省的兵，计有（一）江西巡防营左军，（二）江西常备军第一标第二营，（三）湖南常备军六营之中的五个营，（四）湖北二十九标步兵三营，炮兵两队，及第四十二标（团）全标，（五）原驻江苏的第三十四标全标。

战事进行得相当猛烈，交锋了二十四次以上。

革命军目标，是浏阳县县城。俏若拿下了这并无城墙的县城，便可以取得大量的粮食，又可以顺着测渭河而下，西攻长沙。

浏阳的上东、张陈坊一带，原已聚集了不少的会党，其中多数是属于姜守旦的“洪福齐天党”的。姜守旦在十月上旬开始，便已为了会友王永求被捕、关在牢里，而想到县城里劫狱，在詹家岭和浏阳的清兵发生战斗，相持不下。龚春台在十月十九日竖起“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大旗，通知姜守旦，请他合作。他答应合作，而不愿意受节制，另行打出所谓“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旗号，加紧向浏阳县城前进。

龚春台对姜守旦的如此小器，并不计较，而毅然决然于十月二十三日，只留下少数队伍住上栗市。亲率大军，会攻浏阳。不料，这一天，当龚军尚在中途之时，姜军已被清军击败，退到浏阳之西的枨冲市。龚军只得屯扎在浏阳的南市街。

三天以后，十月二十六日，龚军猛攻浏阳县城，没有攻下；同一天，姜军在枨冲市教清军击溃。二十七日，龚军失了南市街，退到牛石岭。二十八日，龚军在牛石岭被击溃。

留在上栗市的龚军，也已经在十月二十五日被清军消灭。其他各村镇的革命队伍，于姜军、龚军相继溃散于枨冲市及牛石岭以后，都渐渐地散去。龚春台、姜守旦、蔡绍南、刘道一不久皆被清吏捕获，慷慨成仁。其他的主要同志，如宁调元，被捕杀的在九十人以上，再加上阵亡在战场上的与事后被清吏滥杀的，合起来超过一万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如此结束!

此役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第一是，蔡绍南与魏宗铨不曾能够在事前与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他们到了上海，又因李金奇之死而折回湖南。第二是，原定十二月底起事，而在十月十八、十九日仓猝提前，军械弹药与干部人选均无准备。第三是，姜守旦不应该另打旗号，赞成对清革命而反对建立民国，更不该于龚军未及会师以前，单独向浏阳城进攻。第四是，统率江苏派来的清军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及其部属如赵声、倪映典等人，原为革命同志，却无法与龚春台等人联络，以致想帮助革命军而无从着手。第五是，已经被孙中山派赴广东的湘籍同志杨卓林（恢）、廖仲瑶、李发根于此役既已发动以后，自动留在上海不走，企图袭取南京，作为响应，然而一则是为时已迟（十一月），二则是为敌方间谍萧亮、刘炎所骗。被捕于扬州。杨卓林就义，廖、李二人被判监禁五年。第六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总部的同志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此役的消息，就派了两批人回国援助。然而这两批人也都失败。甲批，是刘震、黎兆梅、滕元寿，他们侥幸脱险，被他们所策动的哥老会首领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四个人被杀；傅义成等五人被判监禁。乙批，是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他们到了武昌，找日知会的负责人刘静庵，筹商响应的事，被变节的郭尧阶出卖，朱子龙因此而遇害，胡瑛、粱钟汉、刘静庵与五个别的同志被判监禁。这五个人是：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恒、张难先。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有志竞成”的一章里说：“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

孙中山生平很少作诗，但为了追悼萍醴浏之役的发动人兼牺牲者刘道一，曾经特地写了一首：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三四、日知会

孙中山为了支援萍醴浏的革命军，而派回湖北的三个人，胡瑛、朱子龙、梁钟汉，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其中，胡、朱二人参加过当年的科学补习所，朱而且是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武昌日知会的会员。

日知会有两个，在武昌的一个设在武昌府街，其后移入高家巷圣公会；在长沙的一个，从开始就设在吉祥巷圣公会。这两个日知会，均为基督徒黄吉亭所先后创办，是用来帮助传播基督教、供人阅览书报的地方。黄吉亭先在武昌，其后到了长沙，便把武昌的日知会交给胡兰亭负责。甲辰年九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被封。所员刘静庵不见容于黎元洪，辞去黎元洪军中的书记职务，在圣公会寄食了一些时，就任日知会的“司理”。他先把日知会的书报，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取得胡兰亭的同意，添置了若干新书新报，对各界前来阅览的人殷勤招待，并且在每一个礼拜天讲演时事，宣传革命。这样。差不多过了一年，不仅科学补习所的一部分所员渐渐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而且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新的革命同志，其中以士兵为最多。到了丙午年（1906年）正月，在他的领导之下，便有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正式成立，名称借用这“日知会”三个字，以避免清吏的注意。他选择会员也很严，只让一百多人参加。

这一百多会员，包括朱子龙，而不包括胡瑛，因为胡瑛在甲辰年冬天陪同王汉追踪铁良，于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中，投井自杀之际，逃去日本，一直留在日本，到了丙午年十一月才奉派与朱、梁二人回鄂。

武昌日知会的会员，除了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如朱子龙、曹亚伯、时功璧、冯特民、孙武、季雨霖、张难先等等以外，有在辛亥年（1911年）牺牲的刘尧瀓【剪文公：cheng，同“澄”】与彭楚藩两烈士，与发难起义的熊炳昆（秉坤）、吴兆麟、王宪章、蓝天蔚，又有粱耀汉、吴贡三、殷子恒、李亚东，与其后以佛学著称于世的熊子贞（十力），主持上海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伯鸿）。

在萍醴浏之役以前，孙中山便已派遣科学补习所的所员之一余诚（仲勉），从日本回到武昌，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会长。余诚与刘静庵计议，舍名务实，不把日知会的名称更改为同盟会分会，而在事实上运用日知会的组织，进行革命工作。日知会会员之履行宣誓加盟的手续，正式成为同盟会的一分子的，仅为刘静庵、朱子龙与冯特民三人（宣誓书上的签名是刘贞一、来公勇与冯一，日期是丙午年二月十四日）。

孙中山在丙午年，也介绍了法国军官欧吉罗上尉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北京、天津、烟台，于五月初八到达武昌，乔义生与邓家彦和他一齐来。

刘静庵与日知会的同志，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到会的有几百人之多。欧吉罗即席演讲，畅谈法国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趋势，与中国革命的必要。替他翻译的人，是日知会会员朱作梅。

这一位欧吉罗上尉，隶属于法国在天津的驻屯军。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际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欧吉罗上尉及其他军官六人交孙中山调遣，负责各地革命力量的调查与联络工作。

越南总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克列孟梭吩咐过他；而克列盂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为其好友前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竭力主张。杜美为甚么要作如此的主张呢?是因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闻孙中山的革命抱负与道德学问，屡次托法国驻日大使邀请前往越南会面、孙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达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不巧杜美业已离任回国。杜美嘱托了他的秘书长哈德安代为招待，接洽一切。（同时，孙中山也结交了当地的侨胞黄龙生、甄吉亭、甄壁、杨寿彭、黄景南、曾克齐。这几位，不久以后都参加革命，后来在钦廉与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欧，与留学生朱和中等组织革命团体之时。和杜美会了面。杜美介绍孙中山与克列盂梭相见。而杜美本人对孙中山的友谊，则继续不断，以迄于孙中山逝世以后。

笔者的业师。巴黎大学教授马迪厄先生（Albert Mathiez）说，埃米勒·包莱先生告诉过他：孙中山在巴黎极受“共济会”的欢迎，而且加入了共济会。这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正是幕后的推动者。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共济会的宗旨可谓志同道合。法国志士之所以热心于赞助中国革命，殊非偶然。

欧吉罗在日知会演讲，清吏张之洞等人派了若干暗探混在听众里面。传说，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化了装在座。事后，张之洞派了一个充任“海关洋员”的英国人，尾随欧吉罗，乘机攀谈，获得了若干秘密，把这些秘密报告清廷。清廷于是在欧吉罗畅游武昌、汉口、长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厦门，而回到天津以后，收买了欧吉罗的中国厨子，又偷去了欧吉罗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写给他的信件，向法国驻华公使严重交涉。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把欧吉罗调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张之洞、张彪，及巡警道冯启钧继续派遣暗探对日知会监视；一方面，日知会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趋积极。刘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赣两省同志开会于长沙的水陆洲，策动萍醴浏之役。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担任过总司令的蒋翊武，蒋是湖南澧州人，这时候似乎还没有和湖北的同志发生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武昌日知会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业已失败，进入尾声之时，胡瑛、朱子龙与粱钟汉三人从日本回到武昌，才开始对湖南、江西的同志筹划支援。事实却不是如此。在这一年的八月间，日知会的同志吴崑【剪文公：kun，崑崙，山名，中国最大的山脉，西从帕米尔高原起，分三支向东分布。现作“昆仑”。】已经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国日报馆，等候黄兴；等了两个月，黄从新加坡回来。黄“乃授吴以方略，使回鄂积极筹备，候华侨款集，即可大举。鄂省同志闻吴回鄂，非常鼓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页九八。）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之秘谋。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乡人。……无如萍醴偏僻之地，军饷、器械无所取材。乌合之师，未经训练，其气虽壮，其力无援。加以江西、湖南两省之新军又无联络，数日无一响应……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

曹亚伯又说：“时醴睦事起，武昌党人咸欲响应。（刘）敬安急不暇择，张君（纯一）以准备未齐，力遏止之。且谓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军饷接济，可操胜算，然后动作。未及数日，胡瑛果至。开会筹议，胡瑛亦以未可轻举为言。”

张纯一主张慎重，是有理由的。胡瑛也说出“未可轻举”的话，实在是辜负了孙中山的托付。

胡瑛原籍浙江绍兴，父亲在湖南候补知县，哥哥在长沙县衙门里面当职员。胡瑛本人在桃源住过（所以在同盟会的名册上，籍贯写作湖南桃源）。从十六岁起在黄兴所办的经正学堂读书，濡染了革命学说，几乎被捕。黄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吴禄贞家里，其后加入了科学补习所，进了工程营当兵。他陪同王汉，图刺铁良于彰德。王汉一击不中，自杀；胡瑛去日本，参加同盟会，被选为评议员之一。

胡瑛与朱子龙、梁钟汉奉派回鄂，支援萍醴浏革命军，不曾带得有钱回来，说出气馁的话。日知会中的一个败类郭尧阶，藉此出卖同志，说有一个刘小霖，是湖南六合锑矿公司的经理，愿意贡献十万元。胡瑛约了刘小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口名利栈会面吃饭。饭不曾吃完，就被冯启钧的巡警抓去。在名利栈同时被捕的，有季雨霖与李亚东二人。朱子龙先一天在汉阳被捕。

郭尧阶还领了巡警，分别逮捕了刘静庵、梁钟汉、吴贡三、殷子衡与张难先。这郭尧阶领了相当数目的赏。（朱子龙的赏格，是五百元；“刘家运”的赏格也是五百元。刘静庵不是刘家运，但是郭尧阶诬指他为“刘家运”。）刘静庵是逃到黄陂以后，才被抓的。他的原籍，是湖北潜江。在牢里，他受刑最酷，因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认自己是刘家运，而他只肯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刘家运是另一人，为会党领袖，其后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处死。）季雨霖是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这时候在三十一标三营当督队官。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曾任二十九标一营左队的督队官，因革命嫌疑撤职，这时候在师范学堂担任体操教员。吴贡三原名之铨，是黄冈的一个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书，在家里设帐授徒，又办了一个“日新学社”，吸收同志。殷子衡，一作子恒，黄冈人，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张难先是沔阳人，在第八镇工程营当过兵，这时候在沔阳东北的仙桃镇办了一所集城学校。在校中被捕。

张难先与季雨霖被保释，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朱子龙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刘静庵与朱子龙死在狱中，其余各人于武昌起义后恢复自由。

日知会的会所，于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闭。刘道一烈士在长沙就义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

三五、丁未黄冈之役

丁未年四月十一日（1907年5月22日），革命军占领潮州府饶平县的黄冈镇。这是孙中山所直接领导的第三次起义。在前线的指挥官姓余名丑，而策动者是孙中山所委派的“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

前此两次的起义，是乙未年广州之役与庚子年惠州之役。后此七次的起义，是丁未年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戊申年钦州之役、河口之役；庚成年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年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每一役的重要负责同志，如下：（一）乙未（广州）陆皓东。（二）庚子（惠州）郑士良。（三）丁未（黄冈）许雪秋、余丑、陈宏生。（四）（七女湖）邓子瑜。（五）（防城）王和顺。（六）（镇南关）黄明堂。（七）戊申（钦州）黄兴。（八）（河口）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黄兴。（九）庚戌（广州）倪映典。（十）辛亥（广州）黄兴、赵声、胡汉民。

许雪秋是潮州府潮安县人，幼年跟随父亲在新加坡居住，父亲经商致富，留给他不少遗产，使他得有力量结交官绅与江湖豪侠之士。福州人黄乃裳在壬寅、癸卯之际，鼓吹种族革命于南洋一带，许雪秋深受感动，决心献身于此。到了甲辰年（1904年）的秋天，他回到潮安县宏安乡的家里，和若干好友与当地的会党首领立坛拜盟，筹饷购械，准备在乙巳年三月十五日（1905年4月19日）起义。不料，负责接洽学界的李杏坡用人不慎，泄漏了机密，被清吏捕杀。藉团练为名、在潮安上七都祠聚集了四百名武装同志的吴金铭，同时被捕。起义的事因而搁浅。其后，吴金铭由绅士联名保释。许雪秋自己到了道台衙门投案，道台因为他也捐得有候补道的头衔，本着官官相护的原则，不愿对他追究。

许雪秋再去新加坡，企图筹款再举，于丙午年（1906年）见到孙中山，宣誓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委派他作“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冬天，他由新加坡回潮州，经过香港，与当时同盟会港粤分会会长冯自由取得联络。冯自由替他打电报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就派了山西籍的同志乔义生（宜斋），安徽籍的同志方汉成，广东籍的同志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与日本志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陆续来到香港。

许雪秋偕同乔义生、方汉成、李思唐、张煊、方次石，回到潮安县宏安乡，与会党首领余丑、余通、陈涌渡、薛金福、蔡德、吴焕偕、黄德胜、罗飞雁等人会议。决定以丁未年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为起义的日期，目标是潮州府城（今天的潮安县城），根据地是府城正东边的饶平县黄冈镇，与黄冈之北偏西的浮山埠。黄冈方面，由余丑负责。方汉成与方次石协助；浮山埠方面由薛金福负责，乔义生与李思唐、张煊协助。此外，惠来的响应工作，由黄德胜担任；揭阳的响应工作，由罗飞雁担任。在潮安内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也都布置了同志，作为埋伏。揭阳炮台的清军弁兵，由陈芸生与萧竹荷二人前往说降。

如此周密的准备工作。到时候偏偏由于天气不好而一切成为泡影。集合在浮山埠的弟兄，由于大风大雨，而散走了不少。在黄冈的弟兄，甚至无法集合。许雪秋的为人，热情有余，毅力不足。他看见如此情形。便一时短气，下令解散，把善后的事交给陈宏生主持，自己跑去香港，托冯自由把经过报告孙中山。

由于始则密锣紧鼓，继则草草了事，起义未成而风声泄漏，薛金福与张顺、黄志因此而在三月下旬被清吏捕杀，白白牺牲。

孙中山这时候已在越南河内，回电报给许雪秋，叫他不可以再孟浪从事，静候惠州与钦廉的消息，与这两方面的同志同时发动。

但是，留在潮州的弟兄们，听说薛金福等人被捕，人人自危，而且清吏又在四月十一日这天捕去了邱保、张善两人，关在黄冈的“协署”。于是，大家为了救邱保、张善，便在余丑的领导之下，攻打黄冈，攻到四月十二日的辰时（下午七点多钟），将黄冈占领，杀了城守把总许登科、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俘虏了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启、巡防营弁哨督标蔡河宗，贴出了安民布告，免除清廷的一切苛捐杂税。老百姓闻风而来投效的极多。

清廷的署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屯扎在距离黄冈三十里的井洲，不敢对革命军有所作为。革命军方面，由于事出仓猝，也期待着许雪秋与陈宏生的命令，才能作进一步的行动。期待到四月十四日，陈宏生才从汕头赶到，大家推戴陈宏生为“司令长”。当天夜里，陈宏生把弟兄分为五路，向井洲进攻，攻到十五日的黎明，将近胜利；突然，来了清军的援兵巡防营第九营，只得退守大澳山，在大澳山战到十五日的深夜（十一点钟左右），又遇到倾盆的大雨。次日，退回黄冈，解散。

许雪秋在十三日接到起义的消息，十四日偕同乔义生、李思唐、萱野长知等人到汕头，正想策动丰顺、揭阳、惠阳、潮安等地的响应，但是十八日一清早，方汉成等人便已从黄冈来到汕头，告诉他：在黄冈的弟兄已经解散!

三六、丁未七女湖之役

在黄冈革命军解散以后的第六天，惠州七女湖的革命军便起义了。倘若陈宏生等人能够在黄冈多撑持几天，可能不致失败。黄冈位于海边，面对南澳岛，中间有三个中型的小岛，东为拓林湾，西为“鸿门”，南为“大金门”。出了大金门，便是南澳岛，岛上有南澳县，为郑成功与鲁王先后经营之地。黄冈的东边，是闽粤分界的高地，有高达五百四十四公尺的大宝山作为屏障。就形势而论。黄冈并不是不可以坚守的据点。况且孙中山业已命令邓子瑜在惠州加紧发动响应的工作。

邓子瑜是惠州府归善（惠阳）县人，为人尚侠好义，曾经是郑士良的左右手，于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在新加坡与香港经营旅馆。孙中山在丁未年（1907年）派他和黄耀汉、余绍卿二人负责惠州方面的工作。黄耀汉在庚子惠州之役作先锋官，其后也在新加坡开旅馆。余绍卿则纯粹是绿林豪杰，这时候亡命在南洋。黄是新安（宝安）县人，余的籍贯不详。

邓、黄、余三人从新加坡到了香港，黄由于当地警察对他注意而折回新加坡，余进入大陆而杳无消息，只剩下邓一人留港继续活动。他不负孙中山的托付，分遣同志陈纯、林旺、孙稳等回乡，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实现了起义的事。

陈、林、孙三人很有勇气。只纠合得二三百人，便一举而占领了归善北边二十几里的一个大镇“七女湖”，夺得该镇巡防营的械弹。三天以后，连克泰尾、杨村、三达。二十七日攻占扬村西南、博罗东北的柏塘。又转而向南，横行于归善之东的水口、横沥、三径、蔗浦。清吏调来了四个营，对革命军无可奈何。而且，其中洪兆麟的一营，在五月初二日大败于“八子爷”，洪本人中弹坠马。

最后，清吏把水师提督李准的部队从黄冈方面调来，在大亚湾的澳头登陆，才慢慢地占了优势。同时，陈、林、孙三人获得邓子瑜派人传来黄冈革命军失败的消息，眼看消耗了的弹药无法补充，只得把同志们带到梁化墟附近，于埋藏了枪械以后，下令解散。

事后，陈、林、孙三人回到香港，冯自由把他们安置在屯门青山李纪堂同志的农场；不久，又帮他们去新加坡。邓子瑜由于是这一次起义的主持人，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也去了新加坡。孙稳在己酉年（宣统元年，1909年）经由香港，回惠州一次，被清吏发觉，向香港当局要求引渡。同盟会的同志请了律师替他抗辩。无效，终于被押解给清吏，被害。

在七女湖之役，阵亡于疆场上的同志，依照清廷的文献，有数十名之多，姓名皆已难考。被俘而遇害的同志，也只有石亚佛一人留下姓名，长供后世怀悼。

三七、丁未防城之役

在七女湖之役失败以后的两个多月，亦即丁未年七月下旬，革命军起义于广东的西南角，在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占领防城县的县城。

原来，早在这一年的三月中旬，钦州所辖的那黎、那彭、那思三个“墟”（统称“三那墟”）有了一个“万人会”的组织。起因是：三那墟的老百姓以种蔗制糖为生，而清吏一再加征糖捐，老百姓推了若干代表到“知州”的衙门请愿，知州却把所有的代表扣留，说他们鼓动人民抗捐。三那墟的一位读书人刘思裕深为不平，就顺从了老百姓的意思，成立这个“万人会”，受推为领袖，率领几百个勇敢分子入城，冲进衙门，把被扣的代表们都放了出来。廉钦道王秉恩派兵到三那墟，企图用武力解散万人会，开枪打死了几十个老百姓。然而老百姓更加团结。于是，王秉恩报告两广总督周馥，周馥如临大敌，派了巡防营三个营、新军一个营、炮兵一队、机关枪队一队，又调了驻扎广西的“衡军”两个营，绥远军一个营，对三那墟的老百姓进攻。老百姓抵抗到四月上旬，失败，刘思裕阵亡，三那墟的镇市都被毁于炮火。然而。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刘思裕的侄儿刘显明领导之下，死守附近的那桑。

清军巡防营的统领，姓郭名人漳，是湖南人，与黄兴是朋友，曾经于甲辰年（1904年）十月在上海和黄兴同时被巡捕房抓去，关了几天。至于新军一营的管带赵声，则不仅是革命志士的朋友，而且已参加了革命组织。他们两人，由于身为清军军官，不得不执行上峰的命令，同时也还不曾知道刘思裕及其万人会在事实上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络。

孙中山这时候住在越南的河内，于万人会事件发生以后，就派了邝敬川同志到廉州良屋镇，与刘思裕会面，劝刘思裕索性革命，刘思裕完全同意。孙中山而且也派了胡毅生去找赵声，见到了赵声，命令赵声乘机反正，赵声也在原则上表示服从。可惜，当邝敬川运动刘思裕成功以后，孙中山再派一个姓陈名油的人，送信给胡毅生，叫胡毅生转达赵声、郭人漳不可摧残三那墟的“团民”，这陈油却到了要紧关头怕死，不敢把信送到，误了大事。

三那墟被毁以后，胡毅生来到河内见孙中山。孙中山加派黄兴与王和顺二人，偕同胡毅生取道北海，黄兴由北海去钦州，访郭人漳，王和顺与胡毅生去廉州（合浦）的陆屋。访赵声。

黄兴在郭人漳的营里住了很多天，不曾被别人识破。郭人漳答应黄兴，将来只要有“堂堂正正的革命军”起事，他一定反正。

王和顺与胡毅生也在赵声的营里住了十几天，赵声发给王和顺一张委任状，委他作“军事委员”。（委任状上，写王和顺的化名：张德兴。）王和顺因此而大大方方地走到钦州，在钦州住了一天，穿过步哨，到达那桑，与三那墟的新领袖刘显明及其几百名坚贞同志会合。王和顺出身游勇，自己也有几百名旧部带了枪枝，集合起来，成立革命军。

王和顺和赵声约好：王领了革命军进广西，攻南宁；赵声在后面佯作追赶之状，实际上替革命军断后。无奈，南宁方面的清军不肯接受革命志士的运动，以致王和顺不得不放弃进攻南宁的计划，而只能徘徊于钦州的外围。当他率军到达钦江西岸、钦州正北偏东、三那西北的“平吉”之时，刘显明不耐久等，带了他的几百人与王和顺分手。这是丁未年四月到五月初的事。黄冈与七女湖两处的革命军已经先后起义而失败了。

王和顺及其所统率的钦廉革命军，全靠军纪优良而获得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供应，才能一再等待，等待了好几个月。等待什么呢?等待孙中山委托日本志士萱野长知所购买的大批军火。孙中山而且指定了防城县西南角的“珍珠港”白龙镇，为起卸军火的地点。不幸，这时候东京同盟会本部发生了“风潮”：章炳麟等人与北辉次郎对萱野长知生了意见，公开地打了明文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萱野长知所买的枪械“全属废物，万不能用”。于是，秘密完全泄漏，不仅萱野长知无法如期装运，而且孙中山也不得不改变起卸的地点。

王和顺等到了七月下旬，不便再等，就从所驻的地点板城（在钦州正北），转而向南，绕过钦州，向防城县城前进。二十七日早晨，到达防城城下，城内的清军衡字营左哨哨长刘永德（辉庭）首先响应，对河（防城河南岸）的清军衡字营右哨哨弁李之焜（耀堂）也率众附和，于是王和顺兵不血刃，取得了防城县城。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革命军第一次占领了县城。

可惜，王和顺的助手粱少廷不肯接受防城知县宋渐元的投降，否则钦州可能也会攻下。

宋渐元是湖南人，在被俘以后供称：与黄兴认识，一向赞成革命而没有机会“入党”，愿意从此参加革命，请王和顺派若干兵士交给他，伪装押解犯人的模样，带去钦州，在进入钦州城东门之时。立刻占领东门，接应革命军入城。梁少廷呢，以前曾被宋渐元扣留过，认为宋渐元不可信任，主张把宋渐元及其幕僚与家属统统杀了。王和顺照办。

次一步骤，是进攻钦州，钦州的守将是郭人漳。

王和顺留下少数部队交给邝敬川，守住防城；自己带了原有的几百人，加上衡字营左哨右哨的兵，新加入的义民，一共一千多人，在当天中午开拔。不巧，遇到大雨，又迷了路，走到第二天将近黎明，才到达钦州城下；一看，城头上满是灯光，显然对方有了准备。王和顺只得下令退到城西（?）十里的涌口扎营。

这一天，七月二十八日，黄兴陪了郭人漳与六十名卫队，假装出城巡逻，一直走到王和顺的营里。郭向王说：“钦州你们用不着打，到晚上便是你们的。”刘永德暗暗地告诉王，“郭的话不可信。倒不如把郭留下，先用我自己的人换上郭的卫队的服装，混进城，占领东门，大队人马跟着进去。”王和顺不赞成，以为“郭已招待黄兴这么多天，未加伤害，我们不可以把郭扣了，以不肖之道待他。”于是放走郭与卫队。黄兴也陪着他们回去。

郭回到城里，就变了卦。原因是，他看见革命军的人数少，存了势利之心。他不仅不曾在当天晚上开城欢迎革命军，而且派人来说：“住在城内的廉钦道王瑚，戒备很严。革命军不如改变计划，去攻南宁，他可以送一些械弹。”革命军明知南宁的清军兵力更大于饮州，当然不肯接受郭的建议。

黄兴在城里着急，在二十八日的夜里，想独自策动郭的一部分官兵开城。结果，没有办到。

革命军转向西北，沿途又吸收了三四千义民，于八月初一到达灵山县城下，于城墙上的炮火及六风山炮台的炮火夹攻之下，奋勇爬上云梯攻城。云梯只有一具，却也爬上了二三十人，进城巷战。城外的主力无法对他们支援，这二三十人全数牺牲。为什么云梯只有一具呢?因为一个“反正”了的清军军官陈发初，出卖革命军：叫他准备五具云梯，他只作了三具。而其中两具一用便坏；叫他带五十人先占六风山炮台，他到了六风台，反而开炮向革命军放!

革命军攻灵山县城。攻到八月初二，攻不下来，退驻木头塘。

清军派了间谍来，诈说城内已经有人起义响应。革命军再度走向灵山，守城的清军宋安枢部已经开城迎战，又有郭人漳派来的一营兵跟踪在革命军后边夹击。革命军人多枪少，子弹更少，不得已而且战且退，经由廉州（合浦）所辖的伯通、花会山、五王山等处，到了狮子山，被宋、郭的两个营追及，大战一天一夜，失利；在初六、初七左右退到罗蒙小洞，分到附近各地屯扎，大部分的义民则各自回乡。

那郭人漳真坏。他不但派了一营跟踪，也派了若干兵攻击在防城留守的革命部队，加以消灭，替清廷夺回防城。黄兴在这时候，见到苗头不对，业已脱身而走，经由东兴镇，去了越南，见孙中山，报告一切。

东兴与越南的芒街，只隔了一条小河：北嵛河。当地的清兵，原已由钟金富与詹岐山两位同志运动成熟，如期在八月某日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革命旗帜起义。可惜。负责接济的关仁甫事先把款子花完，对反正的清兵失信。清吏又把革命旗帜取下，朝天放枪一排，事后向上伪报“克复”。

赵声与郭人漳不同，虽未能即时率部反正，却决不肯对革命军开火。郭人漳追击革命军于灵山之时，赵驻扎在灵山之南，属于廉州管辖的五利（武利）。郭叫他带领全营“会剿”，他无法抗令不去，于是故意把路走错，避免与革命军交锋。

王和顺在被挫于灵山以后，带了二十人进越南，见孙中山报告，续图大举。不久，刘永德也带了五个人去越南，不幸在平寮地方被法国当局扣留。

革命军的最精锐部分，由梁建葵率领，转进到十万大山，以俟后命。

清廷根据两广总督张人骏（周馥的继任者）的报告，下旨通缉刘永德与李之焜，把王瑚与广西提督丁槐“交部议处”；把左巡防队补用守备谭炳荣革职永不叙用，发往军台效力；把衡字营左哨哨弁杨国标、右哨哨长韦普香、江坪营千总赖廷华三人，“一并革职，拨去翎枝。”

关于这一次丁未防城之役的经过，以邓幕韩所写的一篇（载在《建国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为最可靠。他所根据的，是亲与其事的两位同志（刘永德与邝敬川）的口述；写成以后，又交给胡毅生与黄隆生两人看过，加以修正。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四十四章，虽则是比较详尽，但在细节方面，颇多是得自传闻。

三八、丁未镇南关之役

中越交界的镇南关。有四个炮台。其中的三个，于丁未年十月二十七日（1907年12月2日）被革命军占领。

这一役的最早牺牲者，是广西边防统领之下的总教官易世龙，与龙州厅幕友陈晓峰。他们二人暗中参加革命。担任游说军内的任务。不幸而被广西巡抚张鸣岐派在越南的侦探所知，因此被捕就义。

和他们两人有联络的是关仁甫。关仁甫同时也约好了驻扎镇南关的军官黄瑞兴，相机反正。易、陈二人牺牲以后，关仁甫退到越南，孙中山命令他会同王和顺继续筹备攻取镇南关的工作。

王和顺在十月十五日到那模村，与凭祥的土司李佑卿商谈如何合作。李佑卿也是一位同志，统率有若干游勇。这些游勇，却不愿接受王和顺的指挥。因此，孙中山改派黄明堂负责镇南关方面的事，叫王和顺向水口关活动。

孙中山委派黄明堂为“中华国民军镇南关都督”。黄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黎明，率领李佑卿及其游勇八十人，携带快抢四十二杆，突击镇南关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清方的守军一百余人在略事抵抗以后，全体投降。守备某人（黄瑞兴?）却不肯反正，被革命军优待，放他去越南境内的同登，由同登折回他自己在谅山的住宅。

清军只剩下东边的一个炮台。黄明堂派了四十人左右续攻，为该台的炮火所阻。

当天下午，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本志士池亨吉、法国炮兵上尉狄氏，从河内出发，乘火车到最后一站同登，步行攀山，于晚间九时到达镇南关。

二十九日，孙中山亲自与狄氏发炮，虽则炮上已经没有表尺（由于清军一向腐败），而终于射达清军阵地。

清军的巡防统领陆荣廷，先以为革命军不过是乌合之众，看到了革命军竞能发炮中的，大为惊慌，叫一个砍柴的女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说：“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统率游勇，专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俟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争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画策，无任钦佩。”

陆荣廷在他的信里继续说：“荣廷现有众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荷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

孙中山一面回信给陆荣廷，叫他等候革命军大举进攻之时作内应；一面命令黄明堂坚守五天，等他从越南运来大批饷械，然后进攻龙州。

孙中山在二十九日的傍晚，与黄兴、胡汉民等人下山，半夜到达“文烟”，住在同志玛邯的家里。十一月初一，乘车回河内，筹饷购械。有一位法国银行家答应孙中山，代募革命军债二千万元，但第一批的款项要等到革命军攻下龙州以后才能交付。孙中山和他继续商谈，希望能立刻交付若干万元，这银行家不肯。

清廷果如陆荣廷所说，从凭样与龙州调来了几千兵，对革命军猛烈进攻，革命军虽只有二百名左右，却抵抗到十月初四的夜里才突围而出，前后一共只伤亡了五人（伤了三人，亡了二人），而清军的死者超过二百，伤者更多。

陆荣廷与黄瑞兴在实际作战之中，对清廷均极卖力，可见他们当初之求降全是假话，或意存投机。陆荣廷下面的兵，倒真有不少是愿意“过来”的，到了革命军既经放弃了镇南关以后依然如此。不过。他们也只是为了钱!

他们推派代表到河内向孙中山接洽。孙中山叫他们带了枪弹来降，将来打下南宁以后每人赏银百元。他们却要求每人在来降之时，先赏三十元。这一个条件，孙中山也答应了，然而一时却没有现款。倘若陆部四千人完全投降，则必须发出现款十二万元之多。有了十二万元，也就不怕没有四千人来投降了。

孙中山于是写信给住在南洋（马来亚）的邓泽如，告诉他以如此的情形，准备亲自到南洋一趟，与他共同努力于募款的工作。

这时候，法国政府被清廷一再要求，制止孙中山在越南的活动。孙中山在河内的住址甘必达街六十一号，清廷也探听到了，写在外交文件之上。越南总督便不得不示意孙中山，劝他自动离境。孙中山把今后粤、桂、滇三省的工作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在戊申年（1908年）二月离开越南，去新加坡。

三九、徐锡麟

丁未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与同志张伯平、马宗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夺占军械库，事败，就义。

他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副贡生”，在十三岁时离家出走，当了一个很短时期和尚，回来读书，喜欢算术、天文、地理。到了二十九岁，便在绍兴中学当教员，由教员而副监督，前后四年。在这四年之中，他一度于癸卯年（1903年）去日本，看博览会，结交了陶成章；其后，于翌年十二月到上海，在爱国女学校见到蔡元培，便加入光复会。

乙巳年（1905年）三月，蔡元培本家弟弟蔡元康回到绍兴，向同志们建议：用抢劫钱庄的方法筹款，买军火。徐锡麟听了，不说什么话，却暗暗地向一位同志许仲卿借了五千块钱，去上海，买了五十支“后堂九响枪”，子弹两万颗。事前，他报告绍兴知府熊起蟠，说学校里教体操需要枪，请熊起蟠发一张公文给他。熊起蟠糊里糊涂地准如所请。于是，徐锡麟在买好枪弹以后，便大模大样地运回绍兴中学。

徐锡麟本想用这些抢交给各同志，作为抢劫钱庄之用。等到枪买来了以后，却没有一个同志懂得放枪的技术。他这才放弃抢劫钱庄的念头，计划办一所军事学校，向东浦镇大通寺的方丈和尚借了几间空房，取名“大通学堂”。陶成章叫他改为“大通师范学校”，附设一个“体育专修科”在里面。

陶成章替他向杭州的学务处请求转禀总督、巡抚、布政使，准予立案：“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然市民村农罔识步伐。据生等意，以为欲行征兵，须先倡办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体育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六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乡团，以为征兵预备。”结果，这大通师范学校，连同体育专修科，果然获得立案。

徐锡麟的父亲徐凤鸣，对于锡麟的举动十分怀疑，便告诉大通寺的方丈和尚，不许借房子。徐锡麟却有办法，叫陶成章与龚宝铨出面，从豫仓（存储粮食、预防饥荒的仓库）董事徐诒孙那里，借得了几间房子，在乙巳年八月二十五日照样开学。学校的名称仍旧叫做“大通”，没有改。

学生呢，并未公开招考，由徐锡麟本人先到嵊县，向“平阳党”首领竺绍康要来了二十名小头日，其后再由陶成章、龚宝铨与吕熊祥三人到诸暨、东阳、永康、缙云、金华、富阳等县跑了一趟，也邀来了不少大小头目，其中以“龙华会”的为多。

在大通师范学校开学的一天，锡麟以“总理”的身份，请了知府以下的官吏与绅士到场，拍照。这学校在起初几个月办得很好。

几个月以后，徐锡麟与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德毅一共五个人，动了“中央革命”与“袭取重镇”之念。计划是：先到日本学陆军。学成以后，回国取得清军之中的官位与实权，相机行事。徐锡麟先向许仲卿借了一些钱，“捐”得了一个候补道的头衔，与陶等四人乘船去日本，同行的另有馀锡麟的弟弟徐锡麒与马宗汉等二十人。到了日本以后，徐锡麟托了日本的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说情，想入日本陆军的某一联队，未成；去考振武学校，因眼睛近视而不曾考取；想进陆军经理学校，没有成功；最后，要学警察，也达不到目的。在日本耽搁了几个月，回国。

回国以后，他一度去东北，与绿林豪侠冯麟阁会面，也到北京访袁世凯，袁世凯不肯见他，俞廉三介绍他给安徽巡抚恩铭，于是他就留在安徽候补。

俞廉三是浙江人，为徐锡麟的表伯父，当过湖南巡抚（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十二月）；恩铭是他的门生。恩铭是满洲镶白旗人，姓于库里氏，考中了举人，捐得了候补知县，由候补知县而候补知府，权知兖州，保升道员。实授山西归绥道，升任山西按察使，调任直隶口北道、浙江盐运使、两淮盐运使，不久，兼江苏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最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作到了安徽巡抚。

恩铭这人办事相当能干，对徐锡麟的才干十分赏识，把徐锡麟一再提拔，提拔到“巡察处会办、巡警学堂堂长”，加“二品衔”。

这巡警学堂办到丁未年（1907年）五月，已是第一班学生毕业之时。徐锡麟早已与秋瑾约好在五月二十八日皖、浙两省同时起事，于是就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及安庆城的文武大官到场。

恩铭通知徐锡麟改期，改在五月二十六日去举行。徐锡麟却来不及通知秋瑾，也来不及通知安庆外围以及更远的各县的同志。只得孤注一掷。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徐锡麟召集学生训话，训话的内容，叫大家“救国”。讲毕，恩铭及城内的大官皆到。徐锡麟请他们先吃预备好了的筵席，才行毕业典礼。恩铭说：“先行了礼，然后吃饭。”徐锡麟无可奈何，就召集学生，行起礼来。

大家在恩铭前面站定了，徐锡麟突然大声报告：“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恩铭大吃一惊，问：“徐会办哪里得来这个消息?”

恩铭的话还不曾说完，陈伯平走上前去，摔了炸弹一颗。这炸弹是陈伯平自己制造的，摔到地上，并不炸开。恩铭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徐锡麟说：“大帅放心，这个革命党职道一定替大帅抓住。”说着，便弯了腰，从皮靴里掏出两枝手枪，左右两手一手拿了一枝。恩铭说：“这个革命党是什么人?”徐锡麟说：“就是我!”接着，他对着恩铭，双枪齐放。陈伯平与马宗汉也掏出枪来，放了一阵。

恩铭中了七枪，未死。临时起而掩护恩铭的“文巡捕、以知县用、试用府经历”陆永颐与“武巡捕、尽先补用守备”车德文也中了枪，陆永颐中丁五弹，当场身死；车德文也中了十一枪，未死。有一个仆人，姓祝名顺，在扶起恩铭准备带他上轿之时也中了一枪。另一个仆人姜桂却不曾中弹。巢道满洲人凤仪与安庆知府龚镇湘，也各吃子弹一颗，所中的地方均非要害，只是轻伤。

这时候，礼堂一阵慌乱，文武各官夺门而逃。恩铭也竟然被仆人背出了门，陈伯平追了去，补上一枪。（恩铭回到抚台衙门，请“洋医”英国人戴璜开刀，因出血过多而死。）事先，徐锡麟本已吩咐巡警学堂的门房（看门的人），把门关好，这门房不曾办到。徐锡麟很气，赏他一枪，将他打死。

安庆府经历顾松，已经逃出门外，徐锡麟追到他，骂他是奸细，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拔出指挥刀，连砍几下，砍不死他。于是，陈伯平也补给顾松一枪。

一会儿，文武官吏都已走光，徐锡麟与陈伯平、马宗汉回到礼堂。徐锡麟拍了讲堂上的桌子，向学生说：“抚台已经杀了，我们去捉奸细。你们快点跟我去革命!”说罢，他喊口令：“立正，向左转，开步——走!”若干学生便跟了他，走出巡警学堂，向军械所而去。

中途，有不少学生溜走。走到了军械所，只剩下三十人左右。军械所有几个卫兵，都被徐锡麟指挥大家杀了。陈伯平与马宗汉分守前后两门，徐锡麟领了学生在一个库房里找到子弹，但是这些子弹与学生们所背的巡警学堂的枪枝不能配合。别的库房里该有若干枪枝可用，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些枪枝也不能用（可能是零件不曾放在一起）。徐锡麟和学生们终于搬出了五门大炮与炮弹，然而这些大炮却没有扳机!他们白忙了一阵，大队清兵却已来到，把军械所围了。

徐锡麟于军械所既被清兵包围以后，命令陈伯平一人突围，到城外去找平日所联络的“练军”。陈伯平如令突围，在突围以后却走不出城门。所有的城门，皆已被清吏下令关闭。

陈再回到军械所，帮助徐锡麟、冯宗汉，率领那二三十名学生，对清兵抵抗。抵抗到下午四点钟模样，陈伯平战死。学生也战死了一人，伤了数人。

马宗汉建议：烧了军械所，引起火药爆炸，与清兵同归于尽。徐锡麟不肯。他说：“火药爆炸了，全城的老百姓都遭殃。”

起初，清兵虽则包围了军械所，却不敢爬墙进来。这时候，清吏把捕获徐锡麟的赏金，已由三千元加至七干元，又由七千元加至一万元，便有不少的兵一涌而上，爬了进来。

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他们在军械所的“第三重室”，找到了徐锡麟。章炳麟在《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里说：“徐锡麟爬上了屋顶，由屋顶上逃走，被清兵追到，捉住。”

马宗汉与九个学生，巡警学堂的三个队勇，也同时被捕。其余的学生。侥幸脱险。清兵一共死伤了八九个人。

清廷的安徽布政使冯煦、安徽接察使毓朗、安徽巡抚衙门的幕廉张次山，会同审问徐锡麟，毓朗叫徐锡麟跪下。徐锡麟说：“你还洋洋得意!你倘若跑慢了一点，已经被我杀了。”冯煦等人，叫他供出同党姓名，他一言不发；叫他自写口供，他提起笔来就写，写出了他之所以要排满兴汉的大道理。

冯煦等人在五月二十八日将徐锡麟剖心斩首。这一天，清廷任冯煦为安徽巡抚，补恩铭的缺。恩铭的家属，用徐锡麟的心祭恩铭。

马宗汉于受了若干天的“日夜熬审”以后，在七月十六日被害。马原名子畦，别号“宗汉子”，是余姚县的秀才，一度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回家乡办了一座“三山学堂”，也散布了不少份的《革命军》、《警世钟》之类的册子。他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这时候，应陈伯平之邀，到了安庆，从事革命工作。死的时候，才有二十四岁。徐锡麟的年龄是三十五岁。

陈伯平原名陈渊，字墨峰，是绍兴府会稽县的秀才，在大通学校读书，也随了徐锡麟到日本，想学陆军不成，在日本的警察学校读了一个短时期，回国；在上海帮秋瑾办《中国女报》，同时研究制造炸弹，不甚成功，又再到日本，拜专家为师，学制造炸弹的方法。死的时候，也仅有二十六岁而已。

四○、秋瑾

陈伯平与马宗汉二人，第一次到达安庆是在丁未年（1907年）五月初三：到了以后不久，于五月十二日又去上海，表面上是买印刷机器，实际上是买手枪和子弹。他们第二次到达安庆，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亦即徐锡麟行刺恩铭的前一天。

当他们两人尚在上海的时候，秋瑾从绍兴来，把浙江同志准备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事的消息告诉陈伯平，叫他通知像锡麟，在安徽同时发难。

陈伯平在二十五日的上午，把秋瑾的话转达了徐。徐认为，只剩下大半天的工夫，绝对来不及。因此，他才决定了在二十八日举行毕业典礼，请恩铭等人到场送死。不料。恩铭为了这二十八日是幕僚张次山的母亲八十大寿，不能不去，叫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两天，徐无可奈何，只得照办。（为什么提前两天，而不提前一天呢?原来，二十七日是星期天。）秋瑾在托了陈伯平以传话的任务以后，回到绍兴，想起了还有很多同志在日本，该邀约他们回国，分赴各省，同时大举。于是，又决计把起事的日期改在六月初十（7月19日），并且再托周亚卫与邵杰两人，到安庆去，通知徐锡麟。周亚卫和邵杰不曾去安庆；即使去了，在尚未走到之时徐锡麟已经起事而失败了。

秋瑾是绍兴府山阴县人，生在福州，父亲秋星候是闽侯县知县。其后，父亲调任湖南湘潭县知县，便把秋瑾嫁给了当地的一位绅士王黻臣之子王廷钧。王廷钧捐得了兵部郎中之官，秋瑾和他同去北京。这王廷钧结交一般纨绔子弟，吃喝嫖赌，秋瑾受不了，在甲辰年（1904年）三月离开王，独自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她参加了梁慕光、冯自由等人的“横滨三合会”。

乙巳年（1905年）六月，她一度回国，到绍兴看母亲。在绍兴，访徐锡麟于东埔热诚小学堂。

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七月以后，她填写誓词入盟，被选为浙江分会的会长。冬天，一部分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回国，秋瑾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人。回国以后，她在上海与易本羲等几位同志办成了中国公学；也发行了《中国女报》月刊。

丙午年（1906年）十月，萍醴浏革命军起事。有若干同志集议于上海，计划在苏浙湘鄂等省响应，秋瑾在集议之时承担了浙江方面的工作。她丢下《中国女报》，回浙江，奔走于诸暨、义乌、金华，联络会党。可惜，萍醴浏的革命军很快地便失败，扬卓林、胡瑛、宁调元，又先后被捕于扬州、汉口、长沙，秋瑾虽则已经准备就绪，而无法发难。

她被浙江的同志留在绍兴，担任大通师范学堂的“督办”。这时，徐锡麟已经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

这大通师范学堂，自从丙午三月徐锡麟走了以后，先后由曹钦熙、姚定生主持。这两人均应付不了学生。秋瑾就任以后，不仅把校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把这些来自各地会党的“体育专修科”的学生，都介绍进光复会，编入她的“光复军”，用兵法加以部勒。

她的光复军，规模很大。官兵纵分为十六级，横分为八军。最高的一级统帅，是徐锡麟等五人，遥奉徐锡麟为大元帅。她在名义上自居为第二级的“协领”之一，而实际是全军的司令官。第三级称为“分统”，由各地的会党首领充任。八军的番号，分别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

八个军的编制，在丁未年（1907年）四月初完成，军械、制服，都有。她决定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义，由金华的同志首先动作，处州的同志响应，诱清军离开杭州来攻，然后绍兴的同志突起，袭取杭州。事成，占领杭州；不成，退至金华处州，会师，西出，经江西指向安庆，与徐锡麟的力量汇合。

她不该在决定了日期以后再改期。不过，即使她不改期，徐锡麟在安庆的失败，似乎也难以避免。

更不幸的是：裘文高于五月上甸便在嵊县西多妄自发动，虽则杀了清兵数十人，而不得不退至天台与仙居，躲藏起来。刘耀勋所犯的错误，与裘文高相反。刘是武义县的光复军分统，于机密既已被部下泄漏以后而死守约期，不肯提前发动，以致于五月二十二日被捕。金华的会党首领徐买儿，在秋瑾决定日期以前，已经因为与别人争讼田产而被关在牢里。他的部下想把他从牢里抢出来，使得清吏十分紧张，在五月二十三四两日杀了徐买儿与徐买儿的部下几十人之多。

在嵊县、武义、金华相继出事以后，秋瑾在事实上已经处于清吏清兵的监视之下。到了徐锡麟刺死恩铭而被杀，秋瑾仍然要静候到六月初十，她所改定的发难日期。于是，她的悲剧式的结局成为无可避免。

大通学堂的学生，在六月初一开会，要求秋瑾提前起义。秋瑾不接受。学生们在六月初三又向秋瑾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地被秋瑾拒绝。有几十个学生，因此愤而出走。初四的上午，嵊县的会党首领王金发来看她，被留下吃午饭。饭后，有人报告，杭州派来的清兵已到。秋瑾叫人再探，探到的消息是：清兵去了东浦。事实上，清兵未去东浦，进了城，直扑大通学堂。

清兵到了学堂大门，秋瑾带了手枪想走，被一个无聊分子蒋继云缠住。这蒋继云混在革命团体中吃喝，向秋瑾硬要旅费，拖住秋瑾的衣裳。学生们大部分散走，有十几个人对清兵抵抗，阵亡一人，打死了几个清兵。王金发与学生姚勇忱、胡士俊、尹锐志、尹维俊等突围脱险。

秋瑾终于被捕。和她一齐被捕的，是学监程毅，学生徐颂扬，校工钱应仁，五品军功正警捕吕植松，学生王植槐和蒋继云。秋瑾被绍兴知府贵福用刑拷问，于六月初六日（7月15日）黎明就义。监斩官是山阴知县李钟岳。几天以后，李钟岳自杀。

程毅是来自河南的秀才，年纪才有十九岁。他被浙江巡抚张曾扬判处监禁三年，其后死在牢里。同志们领出他的尸首，发现他遍体鳞伤。徐颂扬与蒋继云被判处监禁一年。钱应仁、吕植松、王植槐，都押回各人原籍释放。

秋瑾就义之时，年纪才有二十九岁。她的文笔极好。当年，她在由北京乘船南下之时，写了：黄海舟中感怀二首

片帆高挂渡沧溟　回首河山一发青　四壁波涛旋大地　一天星斗拱黄庭　千年劫烬灰全死　十载淘余水尚腥　海外仙山渺何处　天涯涕泪一身零闻道当年鏖战地　至今犹带血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　破碎河山故国羞　领海无权归索莫　磨刀有日快思仇　天风吹面泠然过　十万云烟眼底收下边的一首词，是她留学日本之时，寄给她的好友吴芝瑛与陶荻子夫人的：临江仙（陶荻子夫人邀集陶然亭话别。紫瑛盟姊作擘窠书一联以志别绪。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不禁黯然，于焉有感。时余游日留学，紫瑛又欲南归。）把酒论文欢正好　同心况有同情　阳关一曲暗飞声　离愁随马足　别恨绕江城　铁划银钩两行字　歧言无限丁宁　相逢异日可能凭　河梁携手处　千里暮云横秋瑾就义以后，吴芝瑛派人叫一个善堂收尸装殓，停在善堂，后把她葬在西湖西冷桥之旁。清廷知道了以后，命令地方官把她的坟墓掘开，取出棺材，丢在荒地；又叫湖南巡抚通知王廷钧，把棺材运到湖南去，厝在祖坟。其后，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都督谭延闿主张安葬秋瑾在岳麓山上，浙江都督朱瑞主张把她安葬在西湖。结果，朱瑞的主张获得实现，重行葬她在西泠桥旁，原址的对面。原址之上，建了一个亭子，题为“风雨亭”。新墓之前，建了一所“秋祠”。孙中山亲自来到杭州，在秋祠主持了一次追悼大会。在她就义的地点，绍兴城的古轩亭，同志们也立了一座纪念碑。

四一、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戊申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3月27日），黄兴统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由越南进入国境内的东兴。

“南路军”的构成分子，是曾经占领过防城的王和顺旧部，与曾经占领过镇南关的黄明堂旧部。黄兴被孙中山任命为该军的总司令。这时候，孙中山业已被迫离开越南；留在河内的机关部，由胡汉民负责。

这一次，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好。同志们军装齐整，虽则人数仅有二百余人，而盒子炮却有一百几十枝，子弹也不少。他们列队而进，擎着青天白日旗，吹着号角。在进入国界以后，人民放了爆竹，扶老携幼，站在路旁欢迎。清军来了一小队，立刻被冲散。东兴入于革命军的掌握。

二十七日下午，革命军进抵小峰，击毙迎面而来的清兵五人，收降三十余人。清军管带（营长）杨某。率领六百多人下山来战，黄兴分军为三队，一队伏在田野，平射；一队占住对面的山头，俯射；一队绕到敌后，突袭。敌军大败，只剩下五十余人。

二十八日，革命军继续前进，与清军另一营遭遇，清军战败，躲入一个村屋，射死革命军兵士一人，革命军用炸弹还击，杀死清兵一百多人。

当天，清军协统郭人漳率部来支援杨管带，被杨部认作革命军，互射了一阵，死了一哨官（排长）。

二十九日，革命军进抵大桥，有清军两营来战。清军又败，阵亡了一个“营官”。三月初二日，革命军布阵于马笃山，静候清军三营来攻。交战以后，清军的指挥官龙管带被黄兴亲自射中，坠马。另一个营官廖丁遂弃军而逃。清兵大败，有两个哨官被俘，有三十多名士兵反正，当场剪发。截至此时为止，革命军连获四次胜仗，夺得步枪四百余枝，而伤亡仅有四人。革命军的实力，已从二百左右扩充到六百以上。

其后不久，郭人漳领了三千多兵，对革命军采取包围形势，被革命军夜袭，不战而逃。此后，革命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三个府州县的隆雁、陈塘、那悮、马路墟、柳绿、凤冈。而清军疲于奔命，无可如何。

到了月底，革命军子弹用完，接济不上，解散。主力退入十万大山，黄兴本人与黎仲实等同志回越南。子弹之所以接济不上，由于郭人漳首鼠两端。他原与黄兴约好，在得到反正的机会以前，随时输送子弹。事实上，他也送了几次，而每每因时间地点错过，革命军收不到。有一次，他的兵因误会而被革命军攻击，吃了败仗。他恼羞成怒，便不再输送子弹，而且和革命军打起真仗来。

四二、戊申河口之役

戊申河口之役，在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的夜里开始，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结束。

驻扎在云南河口的清军，有警察一队，巡防营四营，皆归“南防副督办”王镇邦（玉藩）统辖。

“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带领了关仁甫、王和顺，与曾经参加过镇南关之役的一百多同志在深夜由越南老街进入国境，与潜伏在铁路工人之中的二百名左右同志相会合。警察队的全部首先反正，杀了他们的管带蔡某。接着又有巡防营黄营的两哨，加入革命队伍，并力攻城。这时候，王镇邦已经出城迎战，带了两营兵扎在一个山头。

战到第二天（四月初一）的上午八点钟，革命军略事休息，于九点钟继续猛攻。黄营的其他两哨也反正了。事实上，黄营的管带黄元贞早已与河内机关部有了默契。他之所以把部队分作两批来投降，无非是为了方便起见。

到了下午四点钟，王镇邦表示，他也想降。革命军派黄华廷作代表，带了一名卫兵上山谈判，却在谈判之时被王镇邦连同卫兵杀了。革命军再攻。清军张营的管带张印堂阵亡。王镇邦被他下面的一个守备熊通用手枪打死。剩下的部队全体反正，河口入于革命军之手。守城的岑营管带岑德贵被俘，革命军将他加恩放走。

革命军的战利品，包括十响毛瑟枪一千余枝，子弹二十万发。革命军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人。

革命军中路主力，由黄明堂率领，向北推进，在初二的晚上到达铁路线上的二十公里石碑附近，清军管带李兰亭率领全营迎降。黄茂兰营有两哨闻风而至。初四，到达南溪镇，有清军胡华甫的一哨来降。不久，王玉珠的一哨也来降。初五，到达七十八公里石碑，与黄茂兰营的其他几哨相会合，向蒙自的方向前进。南溪西边的蛮耗，已于初四由左路关仁甫部攻下。驻扎坝洒的清军李开美营不战而降。南溪东边的古林箐，也在初七初八左右被右路王和顺部攻下，收降了清军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兵士一百多人。

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三千，声势浩大，原可长驱直入，占蒙自，取昆明。然而，粮食接济不上，钱也没有。倘若有钱，便不怕当地的粮食贵，更不难从越南买来，运去。

胡汉民写信向孙中山报告，说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钱作伙食，全军三千多人，一天就得花去一千元。河内机关部根本没有多少钱。革命军打下河口以后，在当地征收到义捐三千五百元，却花去了四千八百元：赏给熊通二千（杀王镇邦的花红），赏给其他的人二千八百（有些是攻占河口的四座炮台，有些是杀了他们的哨官来降的）。

同盟会在成立不久以后，定了很详细的“革命方略”，其中规定“就地因粮”的办法，在军中设置“因粮局”，负责作下列的几件事：（一）接收一切官产。

（二）没收反抗军政府之清吏或人民的财产。

（三）用限期付现之“给价券”购买粮食货物，期满按五厘计息。

（四）用“债券”向富户借银，于六个月内无息偿还，期满按二厘计算。

（五）向人民征捐，家产一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四，一百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五。抗捐者，罚。

（六）发行“军事用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军中收入财产”之一倍。富户借银捐银，概须以“军事用票”缴纳。清政府之纸币一律作废。

“中华国民军南军”在进入云南，占领河口、南溪、蛮耗、古林箐不曾能够设立“因粮局”，按照既定的办法筹款。原因很多，第一，是黄明堂等人作指挥官，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技术，来兼作“因粮”的事；第二，在随军出发的同志中没有可以主办“因粮”事务的人才；第三，所占领的村镇，除了河口较为殷实以外，都不是怎样地有粮可因的；第四，办法的本身也有问题，富户之有家产一万元者。未必拿得出现款一千元，有家产一百万元者。绝对拿不出现款五十万元。他们即使有如许的现款，也未必肯捐；可能因此而断然反对革命，站到清政府的一边去。倘若不叫他们捐得这样多。而只征家产一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一，家产一百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五，也许反而行得通。

胡汉民在信里向孙中山报告，要等到取得蒙自与开化两县以后，才可以开办“因粮”。但是，“两城既得。骤办因粮，必不能给。蒙自等虽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则军费浩繁亦非现在之比。因稂之事，必徐设办法而后有功，若朝得城而夕办（因）粮以充军需，实势之难也。故必预筹款项，以为临时之用。”

胡汉民说，河内机关部已经没有钱买粮买弹。四月初二，他交了甄吉亭带去二干二百元；于是关仁甫的右路军，在初三日前进。四月初四，他交了黄龙生带去二干二百元；于是张德卿（王和顺）在初五日前进。并不是关、张二人把钱看得如此之重，事实上他们也仅仅能够替兵士买得三天的粮而已，有了三天的粮便勇往直前，真不愧为革命的队伍。

胡汉民一面向河内华侨梁成泰的儿子梁秋，借了三千元救急（梁秋已经捐过两千）；一面写信给孙中山，请孙中山在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筹款，“若得十万金，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后顾之忧矣。

孙中山在新加坡，于接到胡汉民的报告以后，在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写信给邓泽如与黄心持，请他们向一位“弼翁”与一位陆秋杰设法，“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结果如何？史料缺乏!

即使弼翁或陆秋杰慨然捐出十万，也无补于事。革命军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已经失掉了河口。

革命军失败的原因。除了缺少钱以外。一是黄明堂等人不服黄兴指挥，二是对方清廷用了极大力量来抵抗。黄兴来到越南河内，受孙中山电委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在四月初八到河口，想督率全军前进，黄明堂拨给他一百人。这一百人走了不到一里，“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又走了半里光景，他们一哄而散。黄兴只得折回河口，约了王和顺来会谈。王和顺说，兵太少，子弹太少。黄兴要求抽调各路的一部分兵力，自己带去袭取蒙自，然而多数的将士皆不肯遵令。黄兴感觉到，只有把以前跟他在钦廉作战过的一二百同志召集来，才有办法。当统帅的，倘若没有“亲兵”，就不能指挥各军。于是，他决计先回越南一趟，等候老部下来，再打。不料，他刚进入河口对岸的老街，便被法国的警察指他为日本人，将他逮捕。他说出了真姓真名，法国的越南总督，判他驱逐出境，把他押到西贡，叫他在西贡上船。去哪里?任他的便。他选择了新加坡。

这时候，清廷早已与法国外交部及法国驻华公使函电往来，交涉了不少次，指责法国在越南的官吏对革命军始则纵容在越南境内集合，公然结队走过红河之上的桥，与利用滇越铁路的火车运粮运弹。法国外交部从此也禁止了革命军利用火车运粮运弹。

清廷同时已不惜重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五万、三万、两万，犒赏在前线的清兵，又拨了五十万两交给云贵总督锡良，作为增募新兵与供应广西客军的开支。从汉阳，从广州，从上海，都搬来不少的枪枝与子弹，一共是一万枝枪，三百七十万发子弹。

就兵力而论，有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五千人，中路统领王正雅的十一个营，西路统领贺宗章的十一个营。此外，又有方宏纶扎在阿迷的四个营，与业已调派而仍在由桂来滇途中的龙济光军四个营。

清军在四月十一日战胜革命军中路于七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白河；次日，夺占五十一公里石碑附近的三岔河；十五日，夺占四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老范寨；二十四日，夺占泥巴黑、车河、南溪。

革命军右路在初八日左右失掉古林箐，退与中路并合。左路也失掉了蛮耗，退守新街，在二十一日失掉新街，退守龙膊；次日，放弃龙膊。退守坝洒；二十六日，放弃坝洒，回军河口。

黄明堂与王和顺把部队交给何护廷、马大、韦云卿等人，叫他们离开河口向东边走，由镇边县进入广西。黄、王二人由河口回越南。

何护廷等人带了革命军（这时候只剩下六百多人），走到【剪文公：原书作“列”，疑误】马白，与龙济光的兵遭遇，后边又被王正雅的兵追上。革命军于前后夹攻之中，苦战了一天，退到越南太原府的境内。法国兵叫革命军缴械，革命军不肯。两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战区东起太原府的左州，西至保胜（老街），相持了几个月，由侨领梁正礼出面调停，讲好了条件；革命军于缴械后去新加坡，法国当局送旅费。

这六百多人其后到了新加坡，英国官吏不许他们上岸。法国在新加坡的领事，向英国官吏交涉，说法国曾经在革命军与清军交战之时守中立，等于承认了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因此之故，这六百多人是“国事犯”，而不是所谓“乱民”。英国官吏这才准许他们上岸，却在他们上了岸以后，立刻把他们拘禁。

孙中山叫张永福请了律师，从英国官吏那里，把他们都保了出来。陈楚楠特地为他们创办了一个中兴石厂，安插了他们之中的若干人；把其余的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毗叻（霹雳）文岛的矿场、农场与工厂。

综计在河口一役之中，出力最多的是王和顺。黄明堂坐镇河口，关仁甫独领偏师，功劳均略逊王和顺一筹。王和顺是广西邕宁县人，当过刘永福的部下，由兵士升至哨官，在壬寅、癸卯之间与陆亚发起兵反清，转战两年之久；在甲辰年（1904年）冬天去香港，接受革命志士史古愚（史坚如的哥哥）与伍汉持、李自重等人的招待；由香港去西贡，于乙巳年（1905年）冬天拜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把他带到河内，与他同住在甘必大街六十一号，待以国士之礼。防城、河口两役以后，他在南洋休息了三年。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之役，他在香港工作。武昌起义以后，他首先在广东东江发难，与清军血战了七天七夜，光复了惠州。其后，讨袁、讨陈（炯明），他均极努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病故在广州。

四三、熊成基

戊申年十月二十六日（1908年11月19日），晚上十点钟，熊成基率领了若干同志，在安庆城外起义。

他是江苏省扬州府甘泉县人，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旅）炮兵营的一个队官（连长）。与他同谋的，有该协第六十二标第二营管带（营长）薛哲，工辎营辎重队正目（班长）范传甲，以及田激扬、张劲夫、常恒芳、袁家声、方振武等很多人。

熊是光复会的会员。就现存的史料而论，他与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关系最为密切。倪是安徽合肥人，与熊在安庆练军学堂与南京炮兵学堂两度同学；经吴春阳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吴也是合肥人，在上海策动过万福华刺王之春，于同盟会成立以后担任安徽分会会长。）倪在丁未年（1907年）回安徽，在第三十一混成协充任马营管带（营长），积极从事于秘密的革命活动。

不久，倪被上峰革职。在安庆的革命同志公推熊为领袖，虽则熊的官阶，比薛哲低。熊的年龄，也比他小（在戊申年仅有二十二岁）。

清廷于戊申年（1908年）十月，在安徽太湖县举行江南各镇新军的秋操，以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与两江总督端方为阅兵大臣。熊成基认为有机可乘，便邀集了薛哲、范传甲等人，在二十六日会议于十祖寺后的杨氏试馆，大家决定了在当天的晚上十点钟起义。

熊发出秘密命令，指定炮营的同志届时举火发难，由南门进城，负责守南门与巡逻城内街道，执行军法；马营的同志由西门进城，负责守西门与东门，占领电报局；工辎营与二标第二营在城内响应，占领军械局，工程队负责守军械局，辎重队负责保护教堂与外国人，二标第二营负责攻巡防营与巡抚衙门，开西门迎接马营，同时占领东门；二标第三营与一标在城内响应，出北门，攻子药库（子弹与火药的储藏库），以二标第三营守库，一标全体攻水师营。

熊本人在炮营发难，全营的官兵除了管带陈镛昌一人以外均听他指挥，当场把陈镛昌用枪打死。马营的官兵。也差不多是全体加入了革命队伍；管带李玉春不肯加入，被他们打伤，于打伤以后逃走。

可惜，薛哲与范传甲二人在城内不能响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由于接到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十月二十一二两日先后逝世的消息，已经奉了端方之命，在二十六日的上午从太湖县赶回安庆，加意戒备。

熊成基率领炮马两营，攻不进城，转向北门外的子药库，加以占领，也占领了炮台，烧了测绘学堂的步兵营。他再度奋勇攻城，攻到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四点钟，知道城内已无响应的可能，自己的炮兵营盘又被清廷的兵舰轰毁，马营也被清军巡防营与师营合力夺去，只得放弃进攻安庆的原定计划，转向合肥进军。

从安庆到合肥，要穿过桐城、舒城两县。当他走入合肥境内之时，一千多人只剩下不到一半。清廷从河南调来了姜桂题的骑兵三四百人对他追击，被他打败。然而，总兵田中玉的大部队，却不是他所能应付。况且。他固守了不扰民的原则，对沿途的村镇秋毫无犯，军誉是好极了，所带的粮食却越吃越少，子弹也用完了。甚至在自己的行列之中，竟有人企图杀他领赏。他灰心之余，下令将革命军解散。

解散了以后，仍有一百人左右在程芝萱的统率之下，继续前进，一直杀到合肥东乡，还剩下三四十人。这三四十人也终于不得不各求生路。

熊成基本人被同志常恒芳保护到寿州，在常的家里住了一些时。其后，熊到芜湖，在芜湖他有一个姑母。姑母是尼姑，给了他一套袈裟，把他打扮成和尚，使得他顺利地穿过安徽、河南、山东，到了烟台，由烟台去大连，由大连去日本。

薛哲于事后被朱家宝逮捕，枭首示众。冯自由说他在熊成基攻城之时，本已带了一百多人“向北门冲突”，企图接应，“及见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遂逡巡返营舍，不敢发动”，又说“朱归，即于此时以重利诱城内将士，勿为义师所动，对于薛哲尤为笼络。薛为所动，竟临阵退缩，不能为成基之助。这两段话显然是传闻之辞，不足为据。既然是已经带了一百多人“向北门冲突”，可见薛哲并不曾接受朱家宝的“笼络”。倘若仅仅是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薛哲有一百多人也不至于怕得畏缩不前。朱家宝在十二月初二与端方会衔电奏清廷：“经家宝督同司道详加查讯，实系六十二标第二营管带薛哲与炮营队官熊成基、工程队正目范传甲等造意为首，同谋叛乱。薛哲、范传甲先后获案，讯明正法，业经电奏在案。”

朱家宝说，薛哲与范传甲“先后获案，讯明正法”，似乎是薛之被获在前，范之被获在后。前后的距离，可能为一两天，也可能为一两小时，或一两刻钟。

孙养癯先生（传瑗）亲自告诉过我，范传甲与薛子祥共同敦促了薛哲率兵起事，向着西门的方向走，中途遇到了余大鸿。范传甲从薛哲手中夺了手枪，对余大鸿射。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不是发生在二十七日的晚上。（孙养癯先生当时住在安庚城内，担任督练公所的文案，参加了熊、范等人的义举。）除了薛、范两位同志以外，被朱家宝与余大鸿捕杀的另有田激扬、车朝栋、张劲夫、郑养源、周正锋、张志功、张星五、胡文斌等等，几乎近三百人。

朱家宝与余大鸿如此好杀，引起安徽各界人士的公愤。甚至清政府的大官，如御史石常信、陈善同，也挺身而出，站在安徽同乡立场，支持被害人赴京讼冤的代表龚振鹏，对朱、余二人提出参劾。结果，朱家宝被传旨申斥，余大鸿撤差，永不起用。

洪承点、柏文蔚与袁家声等几位同志，幸免于难。洪承点与熊成基是小同乡，去了香港，参加同盟会在南方的工作。柏文蔚与袁家声均是安徽寿州人，去了东北，到延吉找吴禄贞。方振武也是寿州人，被判押解回藉，他中途打昏押解他的两个差役，逃走。

熊成基等人的上司，原任第三十一混成协统顾忠琛，在革命爆发之时便被朱家宝撤换，代之以余大鸿。事后，顾被清廷下旨革去头衔花翎，发往新疆充军。

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吴春阳，曾经在南京介绍赵声、倪映典、柏文蔚等几十个人加入同盟会，作他们的“主盟人”。当熊成基转攻合肥未成之时，吴正在合肥韬光养晦，办了一个“城西学堂”。熊成基之所以能够脱险，他与常恒芳均出了力。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吴策动安徽独立，成功，不幸死于赣军的一个败类黄焕章之手。

艰苦卓绝的熊成基，到了日本，改名换姓，自称姓龙，名潜，字望云。他交游极少，只和孙铭（竹丹）、钱兆湘、石德纯、萧翼鲲等几个人来往。他埋头治学，研究军事，制造炸药。

这时候。孙中山不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本部的，是“庶务”黄兴。庶务在同盟会的组织之中，是“总理”以次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协理”。熊成基经由萧翼鲲的介绍，在小石川区水道口町五十二番“勤学舍”与黄见面。此后，他常和黄往还，商谈今后大举的计划。他可能在这个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可惜同盟会的现存名册，仅仅有乙巳、丙午两年加盟者的姓名，我们无法查考究竟熊有没有宣誓入盟或是否当年已与赵声等人在南京入盟。他其后在对清吏供词中说：“今年（已酉年）正月，由大连至日本神户，由神户至东京，住勤学舍。勤学舍者，即我们革命机关本部也。”又说，“所有旅行日用，均由东京革命机关本部津贴”。

他的供词，包含有极多的隐讳部分，藉以保全他的好朋友孙铭。钱兆湘在“孙烈士竹丹遗事”中说，熊成基在东京并不曾住在勤学舍，而是和孙铭同住在牛 区市个谷町澄吉馆；也不曾领受同盟会本部的津贴。他所用的钱，大部分是由孙铭供给，小部分是由石德纯与萧翼鲲二人供给。

他在东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去沈阳、长春有所活动，可能是为了实地研究开垦富春岭的方案。这方案是他和商震两人想出来的，目的在于为革命筹款。

他再度去日本，住到六月间。又想出一种筹款的方法。这时候，孙铭已经获得日本的秘密军事计划十几本，交给了他。他于是又到长春，准备把这十几本奇书卖给俄国人，既可以卖得一笔大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又可以引起日、俄第二度战争，替中国革命造机会。

可叹的是，他不便住在旅馆，只得住在一个在东京认识的臧克明的家里。臧克明不曾与他同来，臧克明的父亲臧冠三招待他。臧冠三知道他的真名真姓(他此时化名为张建勋)，向他一再敲诈勒索，终于在他由长春去哈尔滨以后，和俄国人洽谈卖书生意之时(开价一百万元，交去样本两册，还不曾得到回话)，臧冠三突然和一个姓董的向清吏告密，说他是熊成基，住在哈尔滨某旅馆，企图对贝勒载洵行刺。那时候，载洵由欧洲乘火车回国，在十二月十八日经过哈尔滨。

于是，熊成基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被捕，被押解到吉林，于庚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8日)就义。

在他自写的供词中，有这样几句话：“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朵早放一日。故我见望速死也。”

四四、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同盟会在香港设有分会，负责港粤澳等处的活动。筹备人是冯自由与李自重，于乙巳年（1905年）八月初十奉孙中山委派，由日本启程南来。第一任的会长是陈少白。会员以兴中会的老同志为基干，但皆须重行宣誓加盟。陈少白本人及邓荫南、李纪堂、郑贯一、史古愚等等，都办了如此手续。新会员则重质不重量，一时吸收了不多，包括陈树人、温少雄等若干位。

丙午年（1906年）八月，分会改组，冯自由被推为第二任会长。孙中山在丁未年先后加派了胡汉民与汪兆铭（精卫）二人驻港协助。分会的工作，除了党务以外兼管军事。黄冈之役与七女湖之役，以及刘思复谋刺李准与萱野长知购械运粤，也都是分会所策动主持的。

刘思复是香山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三日加入同盟会，在丁未年（1907年）三月间奉香港分会之命，负责炸李准，由张谷山、张树 、朱执信协助进行，住在凤翔书院，于五月初一因配置炸药失慎，自己炸伤被捕，先在医院治好，然后押解香山监狱，到了己酉年（1909年）才被释放。萱野长知购械运粤，在丁未年九月。孙中山于五月间交了一万元给萱野回日本，以这款子作为定钱，赊买得大批军火，租了日本轮船幸运丸运到汕尾；这轮船不曾按照规定于约定的日期在夜间进港，而在白天徘徊了很久；负责接收的许雪秋也不曾准备好船只到时候来接收；结果，幸运丸的船长看见清廷兵舰开来，便离了汕尾，把幸运丸开到香港，清吏通过香港当局使得日本领事叫幸运丸离开香港回日本。孙中山损失了这一万元，萱野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也受了不少损失，许雪秋很受同志们的责备，而七女湖之役与其后的防城之役均间接因此而归于失败。

由香港分会所策动与支援的黄冈之役与七女湖之役虽则失败，党务却一经发展而并未因两地革命军之解散而中断。分会先已派出了“代理主盟人”分赴各方，吸收同志，成立了若干“通讯处”：汕头——至安街铁路公司。

归善——水东街广荣号。

广州——总督衙门前张大夫第。

兴宁——兴民学堂。

连州——三江墟两等小学。

浔州——大黄江埠广亨号。

柳州——弓箭街富贵隆旅馆。

梧州——大南门外文明阁。

近如澳门，远如福州，也有刘樾杭、黄乃裳等同志分别前往负责。海军内部，也有姚雨平、张答山等积极活动。

结果，在丁未及戊申两年（1907、1908年），香港及各地的新会员人数直线上升，突破了一千大关。其中大有表现于其后的几年，为海内外所知名的，不胜枚举，包括谭馥、葛谦、严国丰。谭、葛、严都是湖南人，他们在邹鲁的策动之下于戊申年冬天准备乘着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清吏惊惶的时机，以广州的巡防营起义。葛到香港来报告，冯自由替他打电报给孙中山请示，要求接济，同时邀约黄兴与谭人凤来香港，以便于起义以后统军作战。不幸，孙中山的回电还不曾到，消息已经走漏，葛、严二人在十一月十四日夜被捕，二十三日就义，谭于次年某月在柳州被捕，被押解到广州，就义。

香港分会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更进一步扩充，把办事处从中国日报社社长室搬到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面，对外称为“民生书报社”，作为半公开地宣传革命、吸收同志的机关。到了冬天，“民生”二字改为“少年”，搬到德辅道捷发号四楼。高剑父等同志在广州也设了一个书报社。倪映典一人，会同巴泽宪、黄洪昆、方紫袡等等，又在广州分别设立了很多个机关：例如，豪贤街天官里寄园巷五号、雅荷塘六十七号、本排头宜安里、清水濠、余庆坊、白云山濂泉寺。这时候，倪映典已经奉了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积极策动广州新军的反正。

同盟会南方支部是在己酉年（宣统元年）九月，经由香港分会的同志们向孙中山建议而设立的，原因是为了分会所吸收的同志人数极多，除了丁未、戊申年入盟的一千多人以外，又已增加了两干多人，其中的大多数是新军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分会本身忙于党务，军事工作必须另设一个机构来负责。大家公推胡汉民为这个“南方支部”的支部长，汪兆铭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南方支部的办事处，设在香港黄泥涌。

四五、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庚戌（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率领广东新军第一标炮兵营，起义于广州燕塘。

广东的新军，一共有三个标，合成一个协。新军兵士多半来自旧日的巡防营，而赵声当过巡防营的分统。赵声是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在十九岁时考取为秀才，其后进了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奉派到日本考察，回国后历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与长沙实业学堂监督，（南京）新军第九镇队官（连长）、管带（营长）、标统（团长），于丙午年（1906年）由吴春阳主盟加入同盟会。同时入盟的，有第九镇的官佐士兵数十人，学界与商界若干人，盟书藏在孙毓筠的皮箱之中。这皮箱于孙毓筠及同住的权道涵、段云（云书）被捕以前的几小时被另一同志孙传瑗（养癯，寿州人，孙毓筠的叔父、孙多慈教授的尊翁）带去上海。（孙、权、段三人被捕，在十二月初六的晚上九点钟。）然而，两广总督端方对他的革命活动已有所闻，不久便藉口后湖某处曾国藩的遗像被他所统的三十二标兵士所烧，将他撤职。他这才去广东，受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委，先后充任巡防营的管带、分统，新军第二标标统。郭人漳嫉妒他，常在端方面前说他的坏话。端方也打了电报给张人骏，说他“才大而志不测”。张人骏于是一降他为陆军小学监督，再降他为督练公所提调。他辞职，离开广州，回家乡一次，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

倪映典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安徽练军学堂及南京炮兵学堂，和熊成基是同学，在丙午年（1906年）与赵声等人同时在南京加入同盟会。那时候，赵声是三十二标标统，倪是炮队队官（连长）。丁未年（1907年），倪映典为了想在安庆与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发动革命，没有办妥辞职或调职的手续，便“请假”回安徽，到第三十一混成协充任马营管带。这件事，引起端方的怀疑与愤怒，就下令把他革了职。他回家乡，到城西学堂向吴春阳辞行话别，然后便来了香港、广州，找赵声。赵声正在广州的督练公所当提调，叫他改名为易培之，派他到广州新军炮兵营当“见习”，不久便升他为炮兵营的一个排长。

炮营的兵士。多数是安徽、河南两省的人。倪映典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他们很愿意接受。过不了许多时，炮营以外的各单位，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氛。

赵声与倪映典先后丢官。赵声到香港主持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倪映典留在广州，常常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他散布了一万多份小册子如《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也常常在白云山濠泉寺演说革命，并且印好了一万张《同盟会小盟单》（印在小纸条上的同盟会入盟誓词），随时交给听众之愿意入盟的签名宣誓。经他介绍而入盟的，在一千人与二千人之间。

倪映典在己酉年（1909年）冬天向南方支部报告，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南方支部决定在庚成年正月十五（1910年2月24日）实行，于是一面电请孙中山筹募经费两万元，一面电邀黄兴、谭人凤两人来港。孙中山这时候已经到了美国，在接获南方支部的请求以后，先后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汇来了八千元。住在香港的一个同志、台山人李海云，把自己所经营的远同源银号的现款两万多元一齐挪来，交给南方支部（事后才向该银号的股东们解释，慢慢地取得谅解）。

南方支部于是正式派倪映典为革命军的司令，令李海云去广州，住在河南大塘乡，负责购运军械，令朱大符（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顺德各地的民军、绿林，届时齐向广州会攻，令孙眉及女同志徐宗汉（未来的黄兴夫人）、陈淑子（胡汉民夫人）、胡宁嫒（胡汉民的妹妹）等等，缝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可惜，还不曾到了起义的日子，新军第二标的兵士便在己酉年的除夕（1910年2月9日）闹了事。

有一位兵士，姓吴名英元，前几天向双门底绣文斋订印名片一百张，备作拜年之用，讲好价钱二角五分，在除夕来取。（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名片事件发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亦即除夕以前的两天。）绣文斋到时候只印好了五十张，说是纸张不够；吴英元想扣去六分钱。绣文斋的主人不肯，说纸张比原定的好。这样，彼此争执了一阵，吴英元是北方人，既不会说广东话，也不太懂广东人说的官话，一时性急，用脚踢翻了柜台。巡警（警察）走过来干涉，吴英元说，“你不是宪兵!”但是，巡警人多，硬把他逮捕，将他押往第一巡警局而去。中途，遇到几个新军兵士，想抢救吴英元，和巡警打了一阵，巡警大吹警笛，来了更多巡警，于是新军打败，又被捕去一个兵士。

第二标的标统派人到第一巡警局，要求带回被捕的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被第一巡警局的局长拒绝。次日，庚戌年的正月初一（1910年2月10日），有第二标与第三标几百个新军兵士激于义愤，带了刀枪，到第一巡警局抢出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顺便把第一巡警局的房子也拆了。第五巡警局派出巡警来救，又和新军打了一阵。于是新军一不做二不休，再走到第五巡警局，打死一个巡官，拆了第五巡警局的房子。

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年初一的晚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到初二日的白天，仍不许开。

初二的上午，第一标标统刘雨沛下令全标士兵，取消例有的初一初二初三假期，改开运动会。第一标的第一营前队有几十个士兵不服，大声鼓噪，说：“闹事的并非我们第一标的人，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于是，第二营与第三营的士兵也相率附和，渐渐聚集了几百人，冲到辎重营、工程营、协司令部，抬出不少枪炮与子弹。刘标统竭力制止，被打伤脸部，张协统（哲培）从后门溜走。然后，第一标的士兵，几乎是全标，从燕塘的营地整队而出，到了东明寺，进不了城，便徘徊于第二标与第三标的营地之间。（这两标的营地均在北校场。）清吏在督练公所开会，推派了现任陆军小学总办，前任第一标标统黄士龙作为调解人，到东明寺，劝第一标的士兵回营。士兵们说。必须先到东门城内附近，找回几十个昨天不曾能够出城回营的弟兄。黄士龙于是带他们到东门，守城的是旗兵（包括满洲人与汉军旗人），旗兵不但不开城门，而且放枪打伤黄士龙与四个士兵，其中黄毓璜伤重不治而死。新军气愤已极，便向旗兵还击，正式打起仗来，一直打到晚上，才回营吃晚饭。

己酉年除夕及庚戌年元旦，广州新军因名片纠纷而与巡警一再冲突之时，倪映典匆匆去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建议提前发动。赵声、黄兴、胡汉民与他讨论了很久，决定把发动的日子提前，改在正月初六。倪在初二赶紧乘轮船回广州，在初三的上午进入第一标炮营，想劝阻同志，再等三天发动。

十点钟左右，炮营管带齐汝汉召集全营官兵训话，叫他们不要上革命党的当。倪映典一时忍不住气，拨出手枪，将齐汝汉打死，宣布起义。全营的官兵，除了队官宋殿魁不肯参加，也被当场打死以外，都跟随了倪映典，走到其他各营，号召了全标一千多人，向广州城进发，占领了茶亭、淑德书院与麻风院等处的山头；倪映典自领一队，到了牛王庙横枝冈，与清廷水师提督李准的吴宗禹部队对垒。

他一马当先，一手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旗，一手挥动指挥刀，领导大家前进。吴宗禹派出管带童长标走来劝降。他责备童长标：“你受过清廷几年的气，为什么也甘心作奴隶?”这童长标也是安徽人，而且加入过同盟会，却是一个恬不知耻，甘心作奴隶的小人!倪映典与童长标交言之时，两军枪炮齐放，倪映典中了一弹，满口流血，坠下马来，被童长标挟持，拖进清军阵地斩首。革命的新军第一标顿时群龙无首，一战而败，阵亡了一百多人，退回燕塘。这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候了。清军进驻在沙河的协司令部，不敢对一标继续攻击。一标却在九点钟左右，放火烧营，出营向沙河突袭，但是火力敌不过吴宗禹部，退到瘦狗岭。他们从开始，每人平均只有七颗子弹，这时候已经完全用光。

到了初四日的早晨，清军才敢开到一标营地，却扑了一个空。事后，清军在白云山、石牌、东圃以及城内各处，捕得了三十九人。这三十九人中，被判死刑的有三位：王占魁　一标二营后队司务长

江运春　一标一营左队司务长

黄洪昆　炮二营右队正目

被判永远监禁的也有三位：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另有两位，古振华监禁八年，林开盛监禁五年。其余的三十一人，一概押解回籍或免罪留营。

完全脱险，逃到了香港的同志，有一百人左右，都由南方支部予以招待，安插。

在广州的几处机关，在初二、初三两日曾经放火响应，都被救火队把火灭了。城郊的民军本想参加，临时筹措不及。二标与三标在初三这一天，被大批清军监视，动弹不得，也只得忍耐下去，等待别的机会。

四六、刺摄政王

庚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同盟会会员黄复生与汪兆铭，因谋刺摄政王被捕。

摄政王的名字叫做载沣。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剪文公：xuan，多言、聪明】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姨侄。光绪十六年（1890年），醇贤亲王去世，他袭位为醇王（老百姓称他为小醇王）。

光绪与慈禧在戊申年十月（1908年11月）相继去世，溥仪入承大统，于是载沣便作了“监国摄政王”，大权独揽。他用宣统的名义宣称“军国政事，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体服从。”

他把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免了，又在宣统元年正月把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五月，叫他的弟弟载洵与萨镇冰作“筹办海军大臣”，叫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管理军咨事务”（等于是参谋总长）。宣统二年二月，他把自己所不喜欢的铁良换了，以荫昌为陆军部尚书。

他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在黄复生与汪兆铭看来，杀了他便不难推翻清朝。

黄复生，原名树中，四川隆昌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四日宣誓入盟，那时候同盟会才开过筹备大会，还不曾举行成立大会。丙午年（1906年），他继丁厚扶与张治祥之后，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奉孙中山之命，与熊克武回川，吸收同志，筹划起义。（关于在此前后，四川各地历次起义的经过。附在第四十九章补叙。）在戊申年（1908年）年底之时，他已回到日本，和另一位四川同志喻培伦（云纪），拜梁慕光为师，专心研究炸弹，极有心得，成为革命党人中有数的专家。

汪兆铭在戊申河口之役既已发动以后，奉孙中山之命，去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帝波岛等处筹款，毫无所成，感觉到没有脸再见孙中山，便不回新加坡向孙中山复命，而直接乘法国邮船北上，准备暗杀一个清廷大员，为个人雪耻，同时也可以为革命除去一个障碍。

孙中山一向认为革命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举动，而暗杀是下策。“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之。”有人把汪兆铭的心思透露给孙中山，孙中山立刻与黄兴联名打电报给冯自由（这时候黄兴已经由西贡到了新加坡），叫冯自由于汪所乘的法国邮船经过香港之时，对他“堵截”。

冯自由完成了这项堵截任务，把汪精卫留了在香港一些时候。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却又偷偷地溜走，去日本找黄复生和喻培伦这两位炸弹专家了。

汪兆铭去日本，便和黄复生、喻培抡、黎仲实、曾醒、方君瑛、陈壁君、胡宁嫒等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日本住了相当时候，又回香港；回了香港，又去日本，其后仍回香港，在这一年之中，仆仆风尘，无非为了作暗杀清廷大员的准备。杀哪一个?在当时，却还没有决定。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书记一职，他似乎也就了，然而并无多大兴趣。

最先去北京的，是黄复生与但懋辛，但懋辛是四川荣县人，在乙巳年八月十九日加入同盟会。黄、但二位于己酉年（1909年）九月到北京，准备设一个“守真照相馆”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于庚戌年（1910年）正月初一开张，作为他们革命活动的掩护体。另外，在“东北园”也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住所与机关。十二月间，汪兆铭与黎仲实、陈壁君、喻培伦来到，共同积极进行。他们带来的炸药，是杨守仁在苏格兰买了、寄到香港或日本的。

他们最先想杀的人，是载洵。那时候，载洵由欧洲考察海军完毕，乘火车归国，在某一天到达前门外东车站。黄复生等六人事先做好了炸弹，这炸弹的外貌是一个铁茶壶，由黄、汪二人带到东车站静候载洵下了火车，走出车站之时，向他摔去。（黄复生在《自述》之中，说是载涛与载洵同时考察完毕归国，可能为传闻之误。）不料，当载洵将要出站之时，站内站外的大官太多，都是戴了红顶子的。黄、汪二人认不出谁是载洵，怕炸错了别人，于心不忍。因此，他们不曾动手，仍旧带了铁茶壶回东北园。

杀不了载洵，他们便想杀庆亲王奕劻【剪文公：kuang，劻勷kuāngráng 急迫不安的样子】。奕劻的嗣父绵悌与生父绵性都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庆亲王永璘的儿子。论血统，奕劻与摄政王载沣只是远房的叔侄。但是，奕劻自从慈禧专政之时，便已煊赫一时，是有名的大贪官。黄复生等几位以为杀了这奕劻，也未尝不是有助于革命的一件事。然而，奕劻戒备森严，他们下不了手。

最后，他们才决定了杀摄政王。铁茶壶，他们觉得太小。于是，又由黄复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向鸿泰永铁匠店定做了一个铁罐，直径一尺一二寸，高一尺左右，足足放了四十磅的炸药在里面。

他们打听到摄政王每次上朝，要经过鼓楼大街，便准备把圆铁罐放在鼓楼前面的短墙之下，到时候往下一推。没料到，他们计议好了以后，鼓楼大街改修马路，摄政王不再由鼓楼大街走。

另一条街，为摄政王每次上朝所必走的，是烟袋斜街。于是黄复生等人又想在烟袋斜街租一所房子，以便到时候从房子里边或屋顶上把圆铁罐掉出来，或是埋它在大门内，靠街的地方。可惜，又租不到这么一所房子。烟袋斜街并没有空房子出租。

五个男女青年，为了革命，真是煞费心机。他们终于选择了什刹海旁的甘水桥，这甘水桥距离摄政王府很近，是摄政王每次出来与回去所必经之处。而且，桥北有一条大阴沟，可以容一个人埋伏在里面。将来圆铁罐装好在桥下，摄政王走到桥上之时，那末，埋伏在阴沟里面的人便可以远远地接通电流，引起爆炸。

黄复生与喻培伦担任埋圆铁罐的工作，汪兆铭担任临时接通电流的工作。黄、喻二人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的夜间，在桥下掘松了泥土。附近来了很多狗，大叫特叫，他们二人只得暂且停止。第二天的夜间，他们再去，却没有狗来，“异常清静”。他们埋好了圆铁罐，装上电线。他们不曾料到，电线需要很多，所带的电线不敷应用。第三天，他们买足了电线，在夜里再去，把电线接好。看样子，一切都妥当了。喻培伦从桥下抬头向上一看，看见桥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侦探，而是一个赶大车的车夫，他因为老婆有三天不曾回家，以为老婆躲在桥底下和情人幽会，特地蹲在这桥上，准备捉奸。）喻培伦在桥下用日本话告诉黄复生：“桥上面蹲着一个人，我们的秘密被他晓得了。”黄复生吃了一惊，叫喻培伦赶紧去附近的清虚观（道士庙）告诉汪兆铭，叫他离开。他们已经在清虚观租了一间房，作为“腾挪”之用，因为东北园的房子距离甘水桥太远。这时候黄、喻二人在桥下工作，汪兆铭留在清虚观等消息。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躲在一棵大树之后，注意桥上人的行动。果然，一会儿以后，他下了桥，用灯笼在桥下照了一遍，才走。这人走了，黄复生赶紧回到桥下，解下电线，圆铁罐太重了，他一人搬不动，想转开螺旋盖，先把炸药拿回去。他正在转螺旋盖，却又听到有人走近。便赶紧把电线扎成一捆，连同圆铁罐，用沙去掩盖，本人再退到大树之后偷看。

这一次，来的不止一人。除了那个提灯笼的人以外，增加了警察一人，宪兵一人。灯笼，也增加了一个。他们又到了桥底下，到处照了很久，才走。

黄复生跑回东北园，与汪兆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的决议，是：喻培伦去日本，再买炸药；黎仲实与陈璧君去香港，筹款；黄复生与汪兆铭留在北京。

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依照陈壁君的建议，黄复生与喻培伦又在清晨到甘水桥一次，看个究竟。黄复生由东向西，走到什刹海附件，远远地看见桥上站着三个扛枪的警察，只得停止前进。喻培伦乘了人力车，由西向东，像睡着了的一样，“偏偏倒倒通过”，黄复生见到那三个警察对喻很注意，却也并未拦车问话。黄复生在喻的车子走近之时，也装做不认识。

二月二十五日，喻培伦启程去日本，黎仲实与陈壁君去香港。

在二十五日的白天，便已有一位老同志到守真照相馆来找黄复生。这一位老同志姓白名逾桓，湖北天门县人，是在乙巳年十月十四日加入同盟会的，这时候已经化名为吴友石，在《帝国日报》当主笔。白逾桓说：“报上登载了什刹海的炸弹案子，你知道不知道?”黄复生说：“我因为照相馆的事忙，连看报的工夫都没有。报上说什么?”白逾桓说：“前天夜里，当地的警察发现地雷，不敢碰它，就报告了当局。当局请了日本技正去，才把罐子开了，取出炸药。据说炸药极多，倘若爆炸，北京城的一大半都没有了!有人说，这是庆亲王故意叫人埋的，藉以陷害肃亲王善耆。也有人说是载洵、载涛从外国带回来的。总而言之，谣言很多。各机关的侦探已经全数出动。——我看各位同志不妨避避风头，犯不着牵连在内。”黄复生说：“我开我的照相馆，与炸弹案有什么相干?”白逾桓说：“近来留学生到北京来的，谁不是想活动个把小京官，那有肯开照相馆来谋生的?你也不必骗人，反而骗了你自己!”

白逾桓说：“有一位程永生同志想和你谈谈，你肯不肯?”黄复生说：“他在哪里?”白逾桓说：“在姚蓉初家”。“姚蓉初是谁?”“有名的妓女。”“那么，就约他在晚上九点钟好了。倘若过时候找不到，就请他不必再等了。”

程永生，原名家柽，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人，和孙中山在日本认识很早，是“青年会”、“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分子。他加入同盟会也极早，是现存乙巳、丙午两年会员名册之上安徽部分的第一名。同盟会成立以后，他曾经向大家报告，说：“肃亲王善耆派人来疏通，愿意拿出款子，我们不妨用这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大家不仅不接受他的建议，而且从此对他开始怀疑。孙中山在暗中叫他不妨将计就计，索性去投奔肃亲王，混在清廷里面，等待机会。这一点，极大多数的同志皆不知道。于是不久以后，他果然成了肃亲王的幕友，而且很受亲信。同志们还以为他真地变了节。

黄复生在白逾桓离开照相馆以后，到东北园找汪兆铭商量。汪说：“程家柽是一个老同志，然而性格粗豪。万一你们在妓女家里说话稍不小心，漏出破绽，被侦探听到了。反而不好。倒不如不去和程家柽会面。”因此，这一天的晚上，黄复生便没有去妓女姚蓉初家里。程家柽白等了一阵。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照相馆找黄复生，说：“警察已经在卢沟桥捉到一个人，枪毙。你知遭不知道?”黄说：“不知道。”黄复生起初以为，让清廷的几位亲王、郡王因炸弹案而互相怀疑，互相残杀，未尝不好。现在，有无辜的老百姓因此被杀，黄复生心里感到难过，不过在脸上仍旧没有表露出来。

同盟会的同志，在革命工作上照倒是各干各事，互守秘密，非共作一事之人则绝不将秘密公开。倘若不如此，秘密就很难保持。然而正因为如此，黄复生与汪兆铭白白地错过了获得白逾桓与程家柽的协助的机会。白、程二人极想帮他们的忙，至少是救护他们出险，由于黄复生讳莫如深，忙就无从帮起。

到了三月初七日（4月16日）的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正当黄复生与汪兆铭在东北园的住所聊天之时，照相馆的小工友“达子”走来，向汪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有人请黄老爷去!”黄问：“有什么事?”达子说：“为了什么执照的事呢!”黄向汪说：“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汪说：“该没有什么事吧!”

黄复生跟达子走，走到琉璃厂大街，迎面来了一人。一把抓住黄的胸部衣裳，说：“你假钞票用得好!”黄说：“我的事自己明白，你们不要不客气。”他话刚说完，又来了若干人，有两个分抓黄的两手，别的人把他衣服剥了，检查一遍，然后，雇一部骡车，把黄押解到总布胡同左一区警察局。

区长陆听秋坐堂，把惊堂木一拍，说：“你是黄复生?”黄说：“是。”陆说：“你干得好事!从速画供。”黄说：“我犯了什么罪?画什么供?证据在哪里?”陆说：“好。请你休息一下。”

下午两点钟左右，黄看见局里来了两部车子，一部装满了东北园的家具杂物，一部装了汪兆铭。这时候，黄晓得自己是死定了，心里反而十分平静，觉得很疲倦，告诉警察说想睡一会儿。警察搬来门板给他睡，他一睡就睡到半夜，被警察叫醒。

陆区长再度坐堂，态度比第一次温和，说：“复生，你的精卫先生我也请来了，而且画了供。”黄说：“我想和他见面。”陆说：“不可以”。黄说：“他的供词在那里?为什么不给我看看?”陆说：“这个，怎么可以?”

黄看见陆区长的公案之上，放满了电线、炸药、手枪。这些，都是所谓物证。一会儿，传来了鸿泰永铁匠店的老板。老板指着黄复生说：“前些时，到我店里定做铁罐子的，不是你么?”这位老板，便是所谓人证。黄见到物证人证俱全，就侃侃而言：“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黄向陆区长要求自写供词，陆给他纸笔，让他写。

黄奋笔直书，写到“此次之事，纯予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陆区长说：“这一句要改。”黄说：“事实是这样的，我怎可以攀诬我的好朋友呢?”陆说：“奇怪，精卫也说是他一人干的。你一定不肯改，就照你的意思写罢。”

的确，汪兆铭在他的供词中也写了下面几句话：“……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之交游素广，京师各处熟人颇多，不易避匿，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有人辞去。”

汪兆铭在供辞之中借题发挥，痛驳“君主立宪”派的理论。“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当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经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基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召开）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通于天也。”

当时，清廷已一再宣布“预备立宪”。预备立宪的期限是九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以康、粱为首的立宪党（政闻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被同盟会员张继等人捣散。其后，政闻社的分子参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设的咨议局，以咨议局的名义派出代表，向清廷请愿“早开国会”。汪兆铭的供词，可算是避重就轻，不强调反清，而集中火力攻击这些请愿早开国会的人。

肃亲王善耆是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统辖全国警察，因此这炸弹案归他主管。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黄复生与汪兆铭说好话。他也亲自看了黄、汪二人的供词，忍不住对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赏。

善耆向摄政王疏通，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摄政王本想置黄、汪两人于死，听了善耆的话，就答应从宽，判以“永远监禁”。善耆自己亲自到拘留所里分别看了黄复生与汪兆铭一次。不久，在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又叫人把他们二人带到他的王府，在客厅里闲谈，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民报》增刊‘天讨’所插的画很好（指苏曼殊所画的翼王夜啸图、射孤图等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汪兆铭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善耆听了，便竖起大拇指，说：“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还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这一天，黄、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狱。和他们同时入狱的，有一位罗伟章（召劝），是守真照相馆的“司事”。罗被判了十年。

他们三人在刑部监狱里住了十七个月，因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质问，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释放。汪兆铭于释放以后，与袁世凯攀上交情（传说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结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杨度共同组织了一个什么“国事共济会”，劝孙中山下野，捧袁世凯当大总统。黄复生却在释放以后去了天津，与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吕超、田桐、杨禹昌、张先培、税绍圣等人，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努力于支援革命军、策动京津响应的工作。罗伟章的下落，待考；他本来就不曾参加刺摄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黄、汪二人坐牢。

黎仲实与陈壁君在香港听到黄、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屿）一次，筹款营救。陈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亲住在庇能。黎、陈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龙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筹划营救的事。喻培伦也从日本赶来，共同进行。李佩书也搬进去住。胡汉民从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里，秘密商谈。胡汉民一向与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才绝交。汪在北上以前，写了血书给胡，写的是“弟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难，因为活着的人要继续奋斗，忍受煎熬。胡把这血书，一直藏在身边。到了辛亥年广州光复，才在“石锦泉部闯入水师公所”（索饷）之时，于仓猝之中失去。胡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与黎仲实、陈璧君、赵声、邓泽如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只募得了少数款项，带来香港。其后，黎仲实与陈璧君再去北京，想设法保黄、汪出狱。胡留在香港，不久应孙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屿）开会。开会的结果，产生了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辛亥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黄兴在当时是同盟会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的部长。统筹部成立于辛亥年正月中旬，办事处设在跑马地三十五号，在事实上是南方支部的继承者。副部长是赵声，共分一处七课。

调度处　处长姚雨平

储备课　课长胡毅生

交通课　课长赵声

秘书课　课长胡汉民

编辑课　课长陈炯明

出纳课　课长李海云

调查课　课长罗炽扬

总务课　课长洪承点

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军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庇能会议的，是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德彰）、谢逸桥、谢良牧，庇能同志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人。

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同时，日本、越南、暹罗（泰国），对孙中山不许入境的禁令仍在。孙中山接到冯自由的电报，请他去加拿大，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启程去欧洲，由欧洲到美国；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国西部旧金山城乘火车赴加拿大。

冯自由偕同当地的洪门人士一千余人在温哥华城（Vancouver）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冯自由本来是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的，在庚戌年夏天辞去这两项职务，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城，就任《大汉日报》主笔。创办《大汉日报》的人，是温哥华致公堂书记黄壁峰和几个对保皇会不满的洪门兄弟。在此以前，由于康有为、梁启田、梁启超先后来过加拿大，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洪门兄弟的大多数都受了他们的宣传，不仅捐出了大批款项给他们，而且也设立了不少处的保皇会分会。

冯自由到达温哥华之时。《大汉日报》已经出版了半个月。前任主笔张泽黎虽则也是革命同志，在《檀香山新报》当过记者，却因为身兼清廷领事馆的书记，在言论上不便多所发挥。冯自由一就任，立刻对保皇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将它击溃，使得致公堂的一般洪门兄弟恍然于保皇革命之间的分野，也获得大佬（盟主）马延远、先锋（纠仪员）谢秋、先生（书记）张辉、与众叔父（老同志）的嘉许。冯自由本人是洪门的一分子，于甲辰年（1904年）在横摈（人闱），位居（草鞋）（将军），因此而在争取洪门兄弟的工作上获得极大的便利。结果，保皇会温哥华分会会长黄孔昭与《日新报》前任记者何卓竞，以及若干保皇会会员皆放弃了保皇主张，加入了革命队伍。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之时，在一千余位欢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孙中山在洪门之中地位甚高，被尊为“大哥”。这个称呼，只有曾经起兵反清的首领才配。在过去，当得起这“大哥”两字的，只有洪门前五祖与万云龙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肚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地的洪门就“开台演戏”（举行新同志入闱大会），当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闱，都是由孙中山担任“老母”（主盟人），冯自由担任“舅父”（介绍人）。其后，致公堂租借华侨的大戏院，请孙中山一连演讲了几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听讲。冯自由见到人心可用，就提议创立“革命救国筹饷局”，获得大家赞成，举刘儒堃为该局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延远等三人为监督。于是，温哥华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币一万元，作为提倡。

不久，冯自由陪同孙中山，到了维多利亚城（Victoria）。该城的致公堂兄弟于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经过冯自由的分别洽谈以后，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竟然议决了抵押该堂的堂产（会所），筹得港币三万元，完全捐出。

其后，多伦多城（Toronto）的致公堂不甘人后，也捐出港币一万元。

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与“革命金币债券”的收入，加起来也有不小的数目。

黄兴、胡汉民在事后的书面报告第三节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来的捐款六项：（一）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三千元。（二）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三）满得科，一万一千元。（四）金山，一万元。（五）檀香山，二干元。（六）纽约，二千元。在这六项之中。没有多伦多，却有满得科。“满得科”三字可能为“满得埠”之误，而所指的是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的同志可能把钱带到蒙特利尔，转汇香港。这一个假设，尚有待于证明。

总计这一役支出的款项，共有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项目的只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罗与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来的钱不止上开六项。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属南洋”占第二位，计有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属南洋”占第三位，计有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罗（泰国）、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数字不详。

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购运军火上面的共计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点，尚欠日本商人一千元。被“选锋课”用去的，有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五元。被“调度处”用去的，有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元。其他，是零星杂项，其中也有不少是与“购运军火”及“调度”有关的。

就经费及人才而论，这一役比以前任何一役均占优势。比起同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一役，也是远过之而无不及。有了这许多的钱，买来运来的枪械与子弹，除了被胆小的周来苏在船上丢入海中的第一批日本七响无烟枪七十五枝、金山大六响四十枝、子弹四千粒以外，计有：（一）从日本买来的手枪五百一十三枝。（二）从西贡买来的手枪一百十六余枝。（三）从香港买来的手枪三十余枝。（四）姚雨平支去买枪费三千五百元，莫纪彭支去一千零八元，黄侠毅支去八百元，张六村支去五百元，郑平坡支去一千零五十元，共计六千八百一十三元，以平均每枝一百元而论，应该有手枪六十八枝。加起来，手枪的总数已有七百七十一枝以上，以前在各役失败以后留存在香港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枪，都配了足够的子弹。此外，又买了二千五百元的炸药，作为制造炸弹之用。（炸弹由喻培伦等亲手制造，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制成了不少。）喻在起事的时候，叫了两个人，抬一篓子炸弹跟在他的后面。刘梅卿带了一筐子炸弹伏在屋檐之上，用一颗一颗的炸弹对抗敌人的排枪，也支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曹亚伯说：“一共制成了三百颗”。事实上，超过此数。莫纪彭说：“喻培伦告诉他，除了留在喻的机关（厂后街十一号）的若干颗以外，放在小东营的有五百颗。”

大刀，也在东莞订制了三百把，由黄侠毅运来广州。（报告书上的“打刀费”仅仅列了七百零六元，所指的可能不是这一批。）这些武器，大部分均在起义的日期以前秘密运达广州城内外的各机关。

机关之多，也是革命史上空前的。单就曹亚伯一人记忆所及的而论，便已有了三十八处，而旗下街的九处仅有一处被列入这三十八处之内。最重要的一处机关，是黄兴、林时塽【剪文公：shuang，指高而明朗的地方。同“爽”】等人所住的小东营五号，也就是全军发号施令的所在。

原定的总司令，不是黄兴，而是赵声。黄兴是副司令。在统筹部，黄兴为正，赵声为副。在总司令部，赵声为正，黄兴为副。

原定的“选锋”，是五百人，其后增加为八百人。所谓“选锋”，是革命同志另成一个部队，作为发难的先“锋”。为什么要有选锋?是“鉴于历次军队民军发难，时生困难，苟非有一部义勇之士发难领导，实无以奏圆满之效”。选锋的来源，有广东人、福建人、安徽人、四川人、江苏人、南洋各地的华侨。选锋的教育程度，有留学生，有教员，有军官，有商人，有工人，有农人，有技击家，有传教士，也有一位消防会会长。就性格而论，选锋都是一些知有国而不知有家有身、以必死的决心争取革命胜利的志士。

原定的战略，是选锋十路并起，新军与巡防营响应。

这战略是黄兴所拟定的，于三月初十日（4月8日）经由统筹部会议通过。十路的负责人，任务与选锋的人数及成份如下：路别　负责人　　　任务　　　　　选锋人数　　成份一　　黄兴　　　　攻两广总督衙门　一百　华侨与福建同志二　　赵声　　　　攻水师行台　　　一百　江苏与安徽同志三 莫纪彭、徐维扬 攻督练公所　　　一百　广东北江同志四 胡毅生、陈炯明 防截旗界，占领　一百　广东东江同志与归德门与大南门　　　　民军

两城楼

五 黄侠毅、梁逸　 攻警察署、广中　一百　广东东莞同志协署，守大南门

六　 姚雨平　　　 占领飞来庙，攻　一百小北门，迎新军

七　 李文甫　　　 攻旗界、石马槽　五十军械局

八　 张六村　　　 占领龙王庙　　　五十九　 洪承点　　　 破西槐二巷炮营　五十十　 罗仲霍　　　 破坏电信局　　　五十当时出席统筹部会议的，有数十人之多。都赞成这个战略计划，公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也加推了若干“放火委员”，分别担任在旗界九处机关放火。

惟独谭人凤一人对这战略计划表示异议。他说：“十路并起，力量太分散。将军署（旗界）没有防备的必要，因为将军孚琦已被温生才刺死，新任的将军未到，旗兵军心涣散，领导无人。警察署与督练公所也不值得一攻：这两处均没有多大实力。实力大部分在李准手上，选锋不如集中力量，先攻水师行台，炸死李准，然后进攻总督衙门，加以占领。城外新军的事，可以交给赵声去办。”他尤其反对黄、赵二人均自领一路，使得全军缺乏一个“居中调度指挥”之人。

黄兴把他引到旁边一个房间，向他说：“全军的勇敢与否，全看我同赵勇敢不勇敢，请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对意见。”谭人凤于是不再说话。

原定的计划，并不是由选锋单独作战，而是由选锋发难，由新军、巡防营、警察训练所的师生、会党、民军、海军一齐响应。

新军方面的工作，早就有赵声与已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础。洪承点于安庆之役失败以后南来，也多少作了若干联络工夫。姚雨平与张六村（渌村）、刘古香都作过陆军中学及其后身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于被开除以后继续留在广州积极活动，颇吸收了一些速成学堂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都当了新军的军官。在朱执信、张伯乔、邹鲁、姚壁楼、吴雨苍等指导与协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联络了不少的学兵营与虎门讲武堂的分子。学兵营的人，被分发到新军充当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门讲武堂的人，毕了业，都成了巡防营的军官。尤其难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应州与北江各县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谓“模范学兵营”，屈身为普通的学兵，以取得新军棚长的资格。

巡防营除了有虎门讲武堂的毕业生作为革命的基干以外，邹鲁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后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营的十之七八。这一役的前夕，清吏从顺德调了巡防三营进省，其中十个哨长便有八个是革命同志，其余二人，一人守中立，只有一人是绝对反对革命的。

巡警教练所的所长夏寿华，虽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十分同情革命。在他五百名学生之中，虽则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余的百分之六十是汉人。赵声说：“我有许多部下在里面，这是我前次失败以后，他们一时没有出路，就投身进去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黄兴的儿子黄轶欧与胡国梁、柳聘农，也经由陈方度介绍。投进了这巡警教练所。

在会党与民军之中，孙中山自从庚子年第一次广州之役以来，便一向不曾失去联络。这一役，负这一方面的专责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汉民的堂弟）。

海军方面，由李海云负责。李海云准备届时冒充督署委员，带领伪装侍者袁玉云，到一个军舰上去，威胁管带（舰长）反正，发炮轰击水师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热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没有的。同志们的妻与姊妹。能动员的差不多全都动员。陈壁君（此时已与汪兆铭订婚）、陈淑子、胡宁媛、徐宗汉（其后于黄兴进医院开刀之时，自认为黄兴之妻，对医生签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黄兴的妻）、卓觉华、杨光汉的嫂嫂吕氏、徐进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铭、黄庄汉翘、徐佩瑶、梁绮川、梁梅玉、广妹、罗阿练、罗四妹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她们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军械弹药，二是伪装各处的机关主妇与女佣。

原定的起义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可惜，一则是因为美洲与荷属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则是日本与安南的军火也有一部分不曾运到，三则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满洲驻防将军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发生了吴镜在广州轮船码头因携带炸弹被捕，以致引起了清吏的戒备。于是，已经到达广州的各同志便决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温生才本想杀死水师提督李准而一时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错认孚琦为李准，用手枪打死孚琦于东门外咨议局的门口。这一件事，发生得太迟，反而妨碍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进行。本来，杀李准的任务，是统筹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给一个姓冯名忆汉的人去执行的。冯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黄兴催促他，杀炸李准的事不宜距离发难的日子太近。冯阳奉阴违，回家乡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统筹部要钱，说是因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赵声骂了他一顿，他似乎很发愤，于是赵声又给他钱，吩咐他：“最迟不要过二月二十日”。温生才是嘉应州（梅县）丙村人，在南洋怡保作工，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讲，便决心回国革命。他炸孚琦，完全是个人行动，不曾和别人商量过。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说：“冯巳大言误事，而温生才之勇侠，又未谋之党人，一击而杀孚琦，行事诚为卓绝。”邹鲁在《回顾录》里说，温生才曾经到了统筹部，见到黄兴，黄兴给了他“广东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于“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尽快去炸李准。他没有下得手，又来统筹都见黄兴，“黄责之曰‘汝领广毫十元，负责杀李准。李准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见?’温返，无以自容，即用南洋携回之手枪，独自杀孚琦于广州咨议局门首。”在这两种说法之中，笔者以为黄、胡报告书较为可信。邹鲁那时候不在香港而在广州，关于冯忆汉或温生才与统筹部之同的交涉，只能得之传闻，因此而把冯忆汉的账写在温生才名下。冯忆汉向统筹部前后拿去的有几百元，不只广毫十元。

起义的日期既经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统筹部决定请黄兴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广州，布置一切，赵声、胡汉民以下的其余的人，全数在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前往。

黄兴如期到达，发现安南与日本方面的械弹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运到广州，分发给大家，便决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他打了电报通知香港统筹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个电报给统筹部，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这电报的意思是说：“省城的情势不利于我，起义的事作罢，留在香港的若干人不可以北来。”情势是怎样的不好呢?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来了巡防营二营，扎在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很显然，有人把起义的消息泄漏给张鸣岐了。

泄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陈镜渡。胡毅生与黄兴均怀疑他是李准所雇用的侦探。胡毅生与宋玉琳都劝黄兴再度改期。

黄兴很灰心，认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义的事暂作罢论。于是，他一面打电报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来，一面也命令已到广州的人陆续离开，于是“赵声部下”及其他单位先后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黄兴准备把械弹一概藏起，留作以后起义之用。他自己呢，感觉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非一死不足以报同志，于是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虽未能如期起义，能够先杀李准，除去以后别的同志起义的障碍，也未尝不是好事。

喻培伦和林时塽走来向他说，还有很多人留在广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户口，他与其一人单独行动，不如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黄兴答应他们，放弃独刺李准的计划，到时候和大家合力进攻总督衙门，杀张鸣岐。

到了二十八日，陈炯明与姚雨平也来找黄兴，说：“又有顺德三营被调来广州，已到天字码头。所好这顺德三营之中的十个哨长倒有八个是同志，很热心，愿意乘机反正。”黄兴很高兴，决计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规模起义，时间定在夜间十二点（据刘揆一《黄兴传记》）不仅攻总督署，而且同时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统率，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巡防营与新军，一路由陈炯明统率，攻巡警教练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学生。一路由胡毅生统率，守大南门。

这样子决定了以后，黄兴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统筹局，说“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说：“局面好转，你们大家通通都来。”

统筹部赵声与胡汉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间接到电报之时，由香港驶往广州夜船已开。大批的同志，决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装载的。因为，早船只有一条，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们所可以包得下来的。最快只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余的在二十九日的夜船走。夜船有好几条，在夜晚开行，次晨到达广州。

统筹部赵、胡二人于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一面打电报给黄兴，请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义，一面派谭人凤随着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广州就立刻找黄兴向他说明。赵、胡二人自己与其余的多数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两艘夜船去广州。他们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为赵在广州当过标统，胡是广州本地人，中过举，教过书，广州各界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们是革命的首领。

谭人凤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达小东营黄兴的机关，看见机关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束装待发，黄兴坐在中央，在忙着分配枪枝、子弹、炸弹、大刀。

谭人凤向黄兴说：“清你休息一下。我有话和你谈。”黄兴不理，仍旧办他的事。谭人凤只得当大众的面向他报告，香港方面收到电报太晚，来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只有一条，大部分的同志只能搭今天的夜船来，明天早上才能够到。

黄兴听得不耐烦，顿脚，向谭人凤说：“老先生，请你不要乱我的军心!”

谭人凤不敢再坚持，便也把长衫脱了，捆扎一番，要求加入。黄兴说：“你年纪大了，以后的事还要人办。这个是决死队。请你不要去。”谭很生气，说：“你们敢死，我就怕死么?”黄兴只得也给他两枝手枪。没有一会儿，大家忽听到砰的一声，原来谭人凤不内行，手指碰了扳机。所好，枪弹飞向屋顶而去，不曾伤人。也没有警察来盘问。黄兴走下坐位，从谭的手中把两枝手枪抢回，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按理，黄兴这时候应该早巳接到了香港的电报，为什么不肯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原来，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两个机关被警察于挨户搜查之时查破。这两个机关，一个是谢恩里的，一个是二牌楼的。谢恩里的机关是“革命军总粮台”；被查破之时，饶辅廷在内被捕。其后就义。二牌楼的机关是赵声的预定寓所，已经有了宋玉树等苏、皖两省的同志住在那里，侥幸他们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

到了下午，邻街的一个机关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因此之故，黄兴又临时再把起义的时间由夜里十二点钟提前到下午五点半。不等到五点半，在五点二十五分他就领了同志出发!

黄、胡二人在报告书中没有把二个机关被破的事说出来。黄兴自己在民国元年黄花岗先烈追悼会的演说辞中，也根本没有提起。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一章，轻描淡写地带了一笔于“乙”节，“枪械之购运及分派”。笔者谨藉此机会，把黄兴的苦衷表明。

革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九死一生，拼命的事。事前，不妨小心筹划，期其必成；到了时急迫，也只得以生命为赌注，成败在所不计，顾不得了许多。起义的日期，已经从十五日改到二十八日，从二十八日又改到二十九日，一改再改以后，又一度宣布了暂停举行，把三百多人遣回香港，在这三百多人去了香港以后，却又决定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叫留在香港的都来。改的次数，的确已经够多的了，况且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两个机关于警察挨户搜查之时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与其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视其他机关之一一被查破，不如索性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痛快地干一干。

倘若在四路之中，除了黄兴的进攻总督署的一路以外，姚雨平、陈炯明与胡毅生所分别率领的三路能够一齐动作，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会失败。然而这三路都不曾动作。因此，事后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对于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便颇有责备之词。姚在三月三十日因无辫被捕，于若干天以后由吴雨苍以“平远公会”的名义保释出来，到了新加坡，才看到黄、胡二人的报告书，便分别写信给黄兴、胡汉民、陈炯明、胡毅生，要求他们都来新加坡，约集各方同志，开一个评判大会。这时候，黄兴、胡汉民二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了姚、陈、胡三人的委屈，而各方同志也主张化除误会，于是这评判大会便始终没有召开。

他们三人的委屈是什么呢?笔者从曹亚伯及别人的记载中，略为集得了一些间接的史料，在此代为说明。（陈炯明晚节不终，可惜而不足惜。但是，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未曾行动，是另一件事，我们也应该交代个清楚，不可与他的晚节混为一谈。）原来，香港方面在二十七日打来的电报，叫改在三十日起义，不仅黄兴看到了，陈炯明也是知道的。陈炯明跑去告诉胡毅生，说“改期了，改在三十。”

胡毅生在二十九日的下午三时，也听到有人告诉他，说：“黄兴已经决定，倘若官兵不进到（小东园）屋于里来搜捕，他可以相机等待（香港）来的大众。”胡毅生轻信人言，就跑到自己在城外大川圳的机关，叫自己所率领的选锋不要进城。

姚雨平似乎并不曾看到香港方面的电报，或是虽则看到了而知道黄兴不想把起义改在三十日。姚在二十九日的上午，已经在他的机关“嘉属会馆”，集合了新军与巡防营的“选锋主要人”，面授发难方略，同时派了吴雨苍去了始平书院，拿了黄兴的条子领枪枝炸弹。吴雨苍领不到，回来嘉属会馆，向姚雨平报告。姚雨平又派郭典三去，仍旧领不到，空手回来了。姚雨平十分着急，就亲自偕同郭典三与另外两位同志（黄嵩南和邱锦芳），到小东园找黄兴。黄兴派了陈其尤，陪姚等三人又去始平书院一次，姚这才领到枪枝炸弹，装好，雇了四乘轿子，抬向嘉属会馆，走到城边，归德门已经关闭。姚等进不了城，只得又把枪枝炸弹抬回始平书院，交还。姚等三人每人取一枝手枪，步行到双门底，想迎接巡防营的大批同志而见不到他们，而且这时候已经是下午黄昏时候，革命军已经起义而败散了。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钟，黄兴率领革命军选锋一百三十人，从小东营机关部出发，向两广总督衙门前进。

吹螺角的有四位同志，其中一位姓名今已无考，其余的三位是林时塽、何克夫、刘梅卿。他们四人左手拿着螺角，吹出呜呜然的悲壮声调，右手拿着手枪，身上挂了刀，背了炸弹，臂膀上缠有白布。跟随他们的，都是一样地短装打扮，扎了裤脚，有手枪，有炸弹，有刀。朱执信本不是选锋，他穿着长衫来到了小东营，自动加入，一时没有短装，便剪去了长衫的下半截，夹在队伍中走。

迎面来了三个巡警，意图盘问，被革命军打死一个，赶走了两个。

革命军到达总督衙门的门口，有几十名卫队守住。革命军向他们喊话：“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就请举手。”卫队不答话。林时塽与两三位同志冲锋，先用炸弹，后用手枪。打死了卫队管带金振邦与几名卫兵，攻进二门，多数的卫兵退入卫兵室，少数的卫队在二门还击。被革命军打散。黄兴本人与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由侧门冲进，转入大堂、花厅、内室，不见一人。总督张鸣岐已经和眷属、仆从由后面溜走（溜去了水师行台）。黄兴等人见里面起火，回到大堂。遇见卫兵一排，对他们放枪，黄兴藏身在柱子后边还击，双手各持一枪齐放，杀死了几个卫兵，冲出。出了东辕门，李准的卫队已到，以“跪倒”的姿势对他们迎击。林时塽向他们喊话。话投有喊完。脑部已经中弹，仆地阵亡。除他以外，在总督衙门内外阵亡而姓名可考的，另有杜凤书等九人。

黄兴右手断了两指，脚上也有轻伤，黄所率领的选锋，据黄自己回忆，本已留有一队交喻培伦率领，守住总督衙门门口，此刻已无踪影。事实上，喻的任务，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后边。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喻带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炸破了衙门的后墙进去，衙门里已无一人，找黄兴也找不到，在衙门旁屋找到了十几个同志，带去大石街。

黄兴的大队，与李准的卫队交锋以后，分散为若干小队。其中，除了这十几个被喻培伦带走的以外，黄兴自己已经带了十几个人，包括朱执信、方声洞、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罗仲霍、何克夫、李子奎、郑坤，想走出大南门，去迎接巡防营。他们走到双门底，遇到几百名巡防营的兵迎面而来。在距离只有一丈左右之时，对面的军官用广东话说了几句，方声洞扳动手枪，将他打死，双方互射了一阵，打死了巡防营的兵十余名，方声洞与华金元、阮德三阵亡，徐国泰、朱执信二人负伤。徐国泰被俘，其后就义；朱执信逃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中，出险。

被方声洞打死的军官，是温带雄。他是最热心的革命同志之一。他所率领的兵属于顺德三营的先行一营。他与另一同志、哨长陈辅臣，在三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亲自到城内买了白手巾三张，回到营里，分发给兵士。他命令大家提前吃晚饭，准备在饭后五点半钟的时候出发。

这时候，刚好李准派了传令兵来，叫他进城打革命党。他说：“这是天授的机缘，让吾党成功。”他把传令兵扣留，下令全营整队进城。

他计划出其不意，把部队开到水师行台（水师提督的行营），活捉李准。因此之故，他暂时不叫大家把白布缠在臂膀，以便顺利地进入大南门，进入水师行台。

走到双门底，他的这一营与臂缠白布的十几个革命党人相遇。他用广东话向他们说：“兄弟，兄弟!”他的兵，也有十几位同时在喊：“兄弟，兄弟!不要走开。”可叹的是，方声洞不懂广东话，又见到他们臂无白布，举起手枪就打。打死了他，同时也消灭了这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成功机会。

双方互射了一阵，黄兴的十几人，死了三个，被俘了一个，其余的被冲散，只剩下黄兴一人，藏身在附近的一家洋货店里，以门板为掩蔽，继续向外射击。

十几分钟以后，温的兵士群龙无首，散走。陈辅臣在行军的行列之中担任殿后，听到枪声，伏在地上，因此而不曾被打死。他无法走到前面，向黄兴等人解释。他和温带雄均不认识黄兴，而只是久仰其名。

温的兵士散走以后，黄兴被洋货店里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五仙门直街（出大南门），雇了一个小艇，渡了珠江，到了“河南”的东头，上岸步行，在九点钟左右经由漱珠桥到了溪峡，摸索到贴了红对联、伪装办喜事的一个革命机关“胡宅”。住在这个机关之中的，有女同志徐宗汉。一会儿，徐宗汉从外边回来，替他洗了、裹了创口。第二天早上，徐宗汉出去买药，刚好遇到赵声。赵声此时从香港乘船来到广州，听说革命军已经在昨天起义失败，正在到处找机关，找同志，一时迷了路。走到溪峡，和徐宗汉碰上了。徐宗汉把赵声带回“胡宅”。赵、黄二人相见，抱头大哭。两人谈了许多有关善后的事。到晚上，赵声先搭夜船去香港，黄兴在四月初一的晚上搭船。由徐宗汉陪着他走。

何克夫、李子奎、郑坤三位同志，在双门底与巡防营交锋，被冲散以后，走到观莲街，与清兵的“中协”何品璋相遇，李子奎一枪打死何品璋。他们继续走，走到寺前街，又遇到一百多名的巡防营的兵，打了一阵，李子奎中弹，走到高第街，仆地而死。郑坤也负了伤，出了大南门，进入一家店铺，店主人不仅赶他走，而且大声嚷叫，说他是贼。他一时情急，夺了这店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从容不迫地走到戏院去看戏，看完了戏，安然脱险。何克夫也出了大南门，附近有他的一家亲戚，他便走进这亲戚家，住了三天，脱险。

徐维扬率领花县的会党同志四五十人，于追随黄兴攻到总督衙门之时，奉命去小北门，迎接新军的同志。他们走不了多久，有大队敌兵分两路杀来。徐维扬也把同志分为两路去迎敌。第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迎战水师行台之敌；第二路由徐满凌率领，迎战观音山之敌。

徐维扬自己所率领的第一路，走到司后街，与水师行台来的敌人交锋。打了一会儿，敌人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留下若干人，自己带了其余的人由小东营、都府街、舒荣街、二牌楼，绕到敌人的后边，对水师行台夹攻。不幸，敌人的援兵已到，徐部攻不下水师行台，转战到附近一处地方，遇见李文甫等几个人。李文甫是首先攻进总督衙门的数人之一，极其勇敢，不知何时与黄兴的大队相走失，此时便加入徐维扬的队伍，共同走向飞来庙，企图夺军械库，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徐维扬带了七个人走到三元里，回到城西，只剩下他自己与徐怀渡二人。徐佩旒等六人奉徐维扬之命回乡养伤，他们到了高塘车站便被俘，其后就义。在徐维扬的花县同志之中，除了徐佩旒等六人就义以外，另有徐广滔等四人在总督衙门阵亡，四人于水师行台之战被俘（其后被人保释了出来），两人在军械库之战负伤，而徐满凌所分统的各人尚未计算在内。李文甫于散后，带了几位同志由北校场向东南走去。李本人被俘，其后就义。

徐维扬部，由徐满凌所率领的第二路走到德宣街口与敌人交锋；退到莲塘街，和敌人巷战。有一位同志江继复阵亡。徐满凌带了一位同志走进大石街的机关部，遇到莫纪彭。莫纪彭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回到大石街机关部，劝宋铭与庄汉翘两位女同志和两个童子赶紧离开的。她们两人不肯走，莫纪彭向她们说了很多话，又写了一封绝命书托她们转交一个朋友，同时又把照料老母亲的事付托她们，她们这才依依不舍而去。因此之故，莫纪彭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正想回小东营，追随大队出发，而大队早已打过了总督衙门，分成若干零星小队，其中之一的徐满凌队已经走到莲塘街与大石街来了。

徐满凌与另一位花县同志，进入大石街机关部，见到莫纪彭。莫纪彭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广州血战笔记》中说：“俄而有二花县人色如灰土，抢入室内。”莫纪彭和他们谈了一阵，才知道黄兴的大队已经打过督署。这时候，外边的枪声、炸弹声轰成一片。

一会儿，听到外边有号筒声，又有宋玉琳和别人的辩论声，喻培伦在大声喊叫：“凡是同志，快些出来助战。”莫纪彭与徐满凌及另一位花县同志，走出来，看见宋喻二人。

喻把号筒交给莫纪彭，请他带路（因为莫是广东人，而喻是四川人）。他们一行四人，莫、喻、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在快要走出大石街之时，听到观音山上的敌兵正向着莲塘街用排枪密射，莲塘街传来“呼痛声”、“绝命声”、与“倒地声”。这些正在牺牲中的同志，便是徐满凌带来的“第二路”的人，和喻培伦从总督衙门旁屋带来的，籍贯也是属于花县。（事实也许是：喻所带来的，与徐满凌所带来的，不是两批，而是同一批。待考。）莫纪彭等四人，听到屋顶上有人抽拔炸弹引线的声音，也听到有枪弹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喻培伦说，“屋顶上已经有同志在用炸弹和敌人交战了，我们快点上去。”莫纪彭便和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回到大石街机关，取出两张梯子，走到街中，然后四个人都从街边爬上了屋顶。

到了屋顶之上，于敌弹密集之中，见到前面屋上有一个“穿雪白罗衣之美男子。正在用炸弹向敌人摔掷”。一会儿，美男子招呼他们向前，他们便奋勇跳到美男子的身边，以短铳（手枪）助战。美男子说：“镜子的枪弹打不到敌人阵地，你们该留起来，以后用”。莫纪彭问他的姓名，他说：“姓刘，名梅卿。”

刘梅卿的身旁，有一个竹筐子，筐子中还剩下有半筐的炸弹。刘梅卿说：“我在这里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势。倘若炸弹摔完，敌人就要下山来了。请你们下去，再多拿一些炸弹来。”莫等四人，只得向这间屋子底下的老百姓要梯子。老百姓很踌躇。莫纪彭用铳子逼着他，他才拿出梯子来。（机关部的两张梯子，已经丢弃在大石街边。）他们四人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恰好成了敌兵射击的目标。因为，这条街不是大石街，而是莲塘街。莲塘街与观音山成垂直线，他们四人被敌兵看得清清楚楚。

莫纪彭、喻培伦等四人挨着墙边走，一面走，一面高呼：“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却听不见有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又喊：“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仍旧没有人答应。

天色已经由黄昏而进入黑夜，山上来的枪声渐渐稀疏，屋顶上的炸弹声也入于沉寂。刘梅卿在把炸弹摔完以后，也爬了下来。

他们回到了大石街，宋玉琳还站在那地方。但懋辛坐在石阶上，左手提了大刀，右手鲜血直流。莫纪彭问他是否中弹。他说：“老喻用刀砍我。”莫再问喻，喻不说话。（事后，莫纪彭才知道，当天但懋辛认为准备不够，主张延期起义，而且把喻培伦装好的炸弹推了几十枚到井里去。喻培伦恨他，以为他有二心，因此就砍他一刀。）究竟，同志仍旧是同志。但懋辛仍旧和熊克武等人跟了喻培伦去攻总督衙门的后边，也跟喻培伦来到了这大　石街机关部。

莫纪彭点了一点在场的人数，一共有二十四五位：莫、喻、宋、但、刘梅卿、徐满凌、十五六位花县同志、几位外省的同志（可能包括有熊克武、宋教仁）。大家集合在一起，公推喻培伦为领队。

大家尚未出发，有两位顺德县的同志从横巷走出来，会合在一起。喻培伦吩咐莫纪彭到莲花街陈炯明的分机关，倘若里面有人，不妨请他们出来参加。

莫纪彭进入莲花街，找到了陈炯明的分机关。（陈炯明的总机关在司后街。）分机关里仅有何步卿与胡佩元两位女同志。她们请他喝茶，谈了几句话。莫纪彭劝她们尽快在明天早上搬走。

莫纪彭走出来，向逃难的老百姓借了一个灯笼，再回到大石街。这时，喻培伦已经找到了一大箩的炸弹，叫两个人抬着，跟在他的后边。喻培伦说，“姚雨平专任新军部分，到现在还不曾见到新军响应。”莫纪彭说，“新军的人我也很认识。我们现在就去燕塘，好不好?”喻培伦与宋玉琳听了，大为赞成。喻立刻用四川话大声颁发命令，“我们这一队向东门进发!”莫纪彭也用了广东话，把喻的命令翻译给花县的同志们听。

大家走出了大石街口，进入华宁里。华宁里有一个巡警小衙门。莫纪彭见到有一个侦探匆匆忙忙地跑进去，一会儿便有一排枪从里面射了出来。莫纪彭靠在墙边用手枪还击，打了足有半个小时，因此，便和喻培伦等几十个人走失了，剩下自己一人，转而北向，想绕过这小衙门去追寻喻培伦等同志，但他的灯笼早已不在手中，于黑夜之中摸索，竟然走到小北门，被卫兵喝阻，才知道自己是走错了路。他想起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曾经对革命表示赞成；自己不认识他，有一个姓陈的认识他。能找到这姓陈的，去把夏寿华及其学生策动出来，再向燕塘的路上走，岂不甚妙?

莫纪彭走到那姓陈的旅馆，见到了袁沛之。他问袁沛之，陈某人住在几号房间?袁说：“就是隔壁的一间。”莫纪彭隔着板壁叫陈，陈装做不曾听见的一样。莫纪彭知道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肯在这个时候陪他去巡警教练所，只得算了。

宋玉琳在华宁里和清兵激战到枪弹用光，被俘，其后就义。

喻培伦与徐满凌等人，在和莫纪彭相失以后，不认识路，走不出东门。却被路人引到仓边街，遇到巡防营，又打了一阵，且战且走，碰到了李德山，一齐糊里糊涂地走到大北门高阳里口，又遇清兵四百余人。他们只得闯进一家“源盛米店”，用米包作沙包，抵抗清兵，直到第二天下午，打死了清兵一百多。清兵的指挥者，是李准的得力部将吴宗禹。两广总督张鸣岐听说清兵攻米店攻丁一昼一夜，攻不下来，亲自下命令烧街。

在米店被烧到之时，革命同志突围而出，徐满凌与李德山二人被俘，其后就义。徐熠成、徐培添、徐日培当场阵亡，徐容九负伤，回到家，伤重而死。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炉四个人，于突围以后走到二牌楼华庆里，被清兵包围，又抵抗了一天一夜，徐茂燎阵亡，徐茂振等三人爬上屋顶，由屋顶退出，脱险。

徐茂振等三人，是三月二十九日一役之中，作战到最后的三个人。当他们脱险之时，已经是四月初一日了。

喻培伦是怎样就义的?有两种不同的传说。第一种传说，说他被俘就义。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说：“喻培伦讯时，自认为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语‘无是公’也。述其制炸弹之精及革命宗旨，对问官曰：‘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第二种传说，说他在米店被烧之时，用炸弹自杀。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后闻诸花县某君云，‘喻队自失落后，左冲右突，不能越城墙出。天明后，吴宗禹率兵来攻，喻乃入元盛米店，聚米包为垒，恶战三时，全队几覆。喻到急时，以炸弹自焚。’世所传高阳里元盛米店之剧战，即喻最终之奋斗处也。”

关于其他几位四川同志的情形，我们现在所能确知的也极少。饶国梁是走到大北门，才与别人相失；由于不认识路，而走进了清兵的营盘被捕遇难。熊克武与但懋辛均于受了重伤之后脱险。另一位四川同志秦炳，是广安县人，在大石街阵亡。

福建同志在这一役牺牲的，就胡汉民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所列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上的而言，共有十九位，其中有十位是连江县人：陈清畴、罗乃琳、卓秋元、胡应升、黄忠炳、王燦登、林西惠、陈发炎、刘六符、魏金龙。有四位是闽县人：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粲、刘元栋；五位是侯官县人：林时塽（文）、方声洞、陈更新、冯超骧、陈可钧，这九位，除了冯超骧被胡汉民写作籍贯“福建南平”以外，其余八位，都写作籍贯“福建闽侯”，原因是：闽县与侯官县于民国成立以后，已合并为“闽侯县”。

四川三位，福建十九位，加起来，已有二十二位。碑上其余的五十位，是三位安徽人：怀远县的程良、宋玉琳、寿州（毒县）的石德宽；六位广西人：平南县的林盛初、韦树模、韦荣初、韦统铃、韦统淮与罗城县的李德山；四十一位广东人。

在四十一位就义的广东同志之中，花县的最多，有十八位之多，而且除了曾日全与江继复二人以外，都姓徐：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应安、徐熠成、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 。

其次是南海，有七位：游寿、周华、陈春、杜凤书、余东雄、罗坤、黄鹤鸣。

再其次，是开平与梅县，各有两位：开平的劳培、李雁南；梅县的饶辅廷与周增。

其余的，一人属于一县，共有十二位：肇庆的李炳辉、东安的李晚、增城的郭继梅、清远的李文楷、吴川的庞雄、大埔的陈文褒、东莞的李文甫、番禹的马侣、海丰的陈潮、惠州的罗仲霍、蕉岭的林修明、兴宁的张学龄。

在碎上列有姓名的七十二烈士以外，尚有若干烈士，他们的姓名被遗漏了。原因是，截至民国十二年九月胡汉民写碑文之时，这几位被漏列的烈士，姓名事迹尚未被胡汉民及邹鲁等查证清楚。其中，有五位其姓名已见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在双门底阵亡的华金元、阮德三，负伤而被俘牺牲的徐国泰，在澳头因运械被捕的陈甫仁及同案株连的严确廷。

在碑上的七十二烈士之中，有三人显然不曾于四月初四日葬在黄花岗：一是四月初五六左右才被捕的陈春，二是四月初八才就义的饶辅廷，三是回到家中才因伤重而去世的徐容九。

七十二烈士的名称，是专指潘达微同志经手葬在黄花岗的烈士的数目而言。潘达微于此役刚刚结束，清吏仍在多方搜捕革命党人之时，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向几个善堂一再接洽，要求他们准他自己筹款买地买棺，感动了这些善堂的董事。董事们划出“红花岗”的一片好坟地，不收他的钱，也买了比较好的棺材，交给他。他自己并不是有钱的人，用借来的几十元送给工人，把各位烈士身上的锁铐枷镣一一打开，也监督了这些工人。

将棺材深深地埋葬。坟地是微斜的山坡，潘达微把烈士的棺材分成四排埋葬。他认为“红花岗”三个字不足以显出诸烈士的悲壮志节，改称它为“黄花岗”。从此，中国的史书与地图上有了这“黄花岗”三字。

就义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姓名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笔者于上文之中已提起了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姓名见于胡碑而事实上不可能是葬在黄花岗的，为陈春、饶辅廷、徐容九。

陈春、饶辅廷、徐容九，虽不曾葬在黄花岗，其为烈士正与葬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相同。

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仅就随同黄兴从小东营出发的而论，已有七十余人；没有从小东营出发，而就近直接从各处机关出来参加的也有若干。事后，生还的寥寥可数。可见就义的决不止七十二或七十五之数。

例如韦云卿，在供词之中自称是广西南宁人，年三十八岁，在安南入党，约了十几位同志于三月初十日启程，二十七日到香港，在二十九日随黄兴攻入总督衙门，最后守状元桥（高阳里口）的（源盛）米店。

与韦云卿同样，从安南回来参加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力竭被俘而慷慨就义的，尚有罗进、罗联、罗遇申、陈才、陈福，一共五位。从新加坡回来而就义的华侨，也有一位：罗干。

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胡汉民在黄花岗立了一块“第二碑”，把韦云卿等六位从安南回来的烈士，连同罗干与笔者上文所述的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再加上一位在佛山之南乐从镇起义阵亡的张潮——一共十三位，都刻了姓名、籍贯于这第二碑之上。

然而，在第二碑刻好与立好以后，大家又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姓名：李祖恩。李是广东翁源人，于进攻总督衙门以后，在龙川口被俘就义。于是邹鲁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加立一碑，碑的正面刻一篇文章：《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阴刻上八十六位烈士（包括李祖恩）的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职业、如何就义、地点、日期。

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转录了睦云章先生的说法，除了上述的八十六位烈士以外，增列出三十八位。这三十八位是：（一）郭大旺，福建连江。阵亡。佐证：郑烈《林文将军传》。

（二）郭某某，福建连江。阵亡。佐证：同上。附注：郑烈想不起这位的名字。

（三）郭增兴，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黄、胡报告书，郑烈《林文将军传》。附注：“审查会”以为“须一询闽中旧同志与于是役者”，而郑烈正是与于是役之闽中旧同志。

（四）郭炎利，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五）郭天才，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六）郭钿官，福建连江。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七）陈汝环，四川广安。被俘就义。佐证：饶国梁供词、谭人凤“烈士名册”及当时报纸。附注：“审查会”以为“须另多询当时与事之人”。

（八）梁纬，广东南海。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梁被捕时照片、当时报纸。

（九）叶树棠，江苏六合。佐证：赵声之弟赵光写给中央党史会的信。

（十）李庆孙，广东南海。被俘就义。佐证：本人供词。附注：“审查会”以为供词中“李生”二字系李文甫假托。其实李庆孙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八岁，所以被称为李生。他自己说姓李名庆孙，系李庆春之孙。他是南海县的河南区人，而李文甫是东莞人，年纪也比他大得多。

（十一）陈大发，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

（十二）陈孝文，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陈老文。

（十三）翁长祥，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翁天祥。

（十四）王文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五）林民增，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花丛录》写作林茂增。

（十六）曾显，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七）刘文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十八）虞金泉，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附注黄、胡报告书作“虞全鼎”。

（十九）周团生，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吴顺利，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一）吴炎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同上。

（二十二）吴七妹，福建。殉国而死。佐证：黄、胡报告书，《黄花丛录》。附注：周天固《黄花岗革命史话》作“林七妹”。

（二十三）黎开，广东。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黄花丛录》。

（二十四）王英。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

（二十五）陈志。佐证：谭人凤“烈士名册”、当时报纸。

（二十六）李海书，湖南宜章。佐证：同上。

（二十七）赵耀珊，江苏。佐证：罗仲衡“烈士姓名表”、谭人凤“烈士名册”。

（二十八）何天华，广东。

（二十九）窦鸿书。佐证：黄兴在“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讲词。

（三十）李君荣。佐证：同上。

（三十一）李全，广东南海。佐证：《黄花丛录》。附注：攻总督衙门中弹，回家自杀。

（三十二）朱荃，广东茂名。佐证：同上。附注：攻军械所后被捕，自沉于白鹅潭。

（三十三）赵宗贤。被俘牺牲。佐证：当时出版的《南风报》。附注：《南风报》说他是在师范学堂前牺牲的。

（三十四）黄森。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五）黄顺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六）廖六。被俘就义。佐证：同上。附注：同上。

（三十七）李祺远。被俘就义。佐证洞上。附注：同上。

（三十八）陈顺。被俘就义。佐证：同上。

总结起来，牺牲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的烈士，共有一百零四位，或是更多。（胡国梁在《辛亥广州起义别记》里面说，还有一个姓于的，原在香港统筹部管煮茶饭，来了广州，临时参加，“后来也就殉难了”。）生还的人，除了黄兴、何克夫、朱执信、莫纪彭、徐维扬、郑坤、李应生（沛基），郑烈、熊克武、但懋辛、刘梅卿、黄轶欧、胡国梁、柳聘农，我们所已知的十几位以外，其余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为了崇德报功，我们实在也应该努力于这一项查考的工作。我曾在白云山沙河镇遇到一位，当时记下了他的姓名、籍贯、经历在一本小簿子上。可惜，这一本小簿子，已在变乱之中失去。

四八、四川保路风潮

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四川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保路风潮。

引起这个风潮的，是清廷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这政策的制定人，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藉口全国铁路的干线必须由政府官办，只有支线才能让老百姓自己筹款兴筑，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怂恿摄政王载沣，以粤汉铁路北段（从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汉铁路广水、宜昌段与宜昌夔州府段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换取六百万镑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当度日的残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怀未尝不知道，这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早已在光绪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间由清廷准许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筑，官督商办。单就四川一省而论，老百姓所缴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以上。

摄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了一道上谕，说“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着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与邮传部才定出了所谓“收回”的办法：（一）湖南、湖北两省人民所缴的股金，十足发还。（二）广东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缴的股金，只发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缴的股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已经在宜昌被用作川汉铁路工钱与材料钱的，换给“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

如此的办法，对于业已激动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汉铁路股东已经约集了各团体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汉铁路公司开会，议决由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衔，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递上一件呈文，请王人文代奏清廷，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子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

参加此次大会的，有四川咨议局的代表在内。王人文不便替股东大会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说是替“四川咨议局代奏”。结果，遭到清廷申斥。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钉子以后，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铁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的第二天，奏请清廷治盛宣怀以欺君误国之罪。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经过，见于王人文在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二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

“三余书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书之中，叙述得较为详细：“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国有，事机危迫……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此次铁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实则拱（手）奉（人）。况因此借债，路权、政权两受干涉。埃及覆辙，危机在即。佥谓吾辈今日之集会，实亡国民之集会也。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会时人人号恸，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

这一次开大会的地方，是杨遇春的宫保府。四川铁路公司本就设在这宫保府。先由邓孝可报告了盛宣怀所签的借款合同。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签的，共有二十五款。借款金额是六百万镑，按九五折实付，实际上借了五百七十万镑，而还本付利按照六百万镑计算。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开工前后，由四国银行团先在借款内垫出六十万镑，作为备用款，年息六厘。分期还本，从满了十年以后开始。未满十年，中国政府即使有钱，也不许还本（企图省掉利息）。十年以后，未满十七年，中国政府可以随时自备款项，还清本利，但利息须照债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点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满了十七年，中国才能够随时自由还清本利。

作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约关平二百万两；（乙）湖北盐税每年附加江防经费与新加二文捐，每年约七十万两；（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丁）湖南厘金每年约二百万两；（戊）湖南盐道库正厘，每年约二十五万两。以上，总计约五百二十万两。这几种税收。倘若中国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须连同“他项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与海关管理”。

借款的另一条件，是筑路的总工程师，武昌宜章段必须用英国人，广水、宜昌段必须用德国人，宜昌、夔州段必须用美国人。

筑路的器材，除铁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都必须由英、法、德、美的人优先供应，都必须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经手，加给佣金百分之五。

这借款合同的种种条件，都带有浓厚的“势力范围”色彩，而势力范围在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不仅四川的爱国同胞，预感到亡省亡国之痛，湖南、湖北、广东的爱国同胞也是如此。湖南巡抚杨文鼎曾经奏告清廷，说：“湘省自闻铁路于路收归国有，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湖南省咨议局而且呈请杨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虽不如四川、湖南两省之激动，然而其后武昌起义之所以一举成功，却与保路运动很有关系。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原已由清廷给美国的合兴公司建筑，因此而触英国之怒，于是在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应立刻从六百万镑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万二干元，还给合兴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国人的势力，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中排挤出去。广东老百姓，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

邓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会所报告的，只能是借款合同的简单内容。不过，合同的全文，当时已传遍成都。在邓孝可报告了以后，提议组织“保路同志会”的是罗纶。罗纶在当时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他的提议被热烈通过。他被举为副会长，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被举为会长。

依照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废约保路”。该会的会员，不限于四川本省人。会员每十人公推评议员一人，评议员每五人公推评议长一人。会议分为大会、评议员会、评议长会，皆无一定的会期。会中事务，由会员自由担任，分为四部：总务、演讲、文牍、交涉。各部每星期必须开会一次。

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天，大众于开会以后全体走到布政使衙门，向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请愿，进了衙门，站在大堂门前。王人文亲自出来，对他们讲话，表示同情，答应他们对朝廷力争，说他在任一天，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结果是，他自己出面，参了盛宣怀一本。过了若干天，摄政王叫人通知他：“贵护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钦此”。所谓“留中”，便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罗纶等二干四百余人联名的呈文。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请求“谕旨敕下内阁，会同各部妥议具奏，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嗣后关于外债事项，请敕下资政院照院章十四条第三款议决施行。其川路公司办理及款项事件，请敕下四川总督，令该公司照钦定股东公司律召集股东会解决，呈请查核施行。至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尤恳严治其罪，以重国典。”

王人文在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会的人士说了很多句的好话：“讲演虽甚痛切，然从无扰乱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论行动，未便辄加干涉，致激他变。”

清廷给王人文的答复是：“铁路国有政策，早经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签押，决无反汗之理。该护督一再禀奏，殊属不合，著仍凛遵迭次谕旨办理。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该护督是闻。”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奉召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的职衔到京“候讯”。他遵旨离开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留住。钱能训把军机处寄来的一道命令交给他看，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听候查办”。查办他什么?原来，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在七月初一以后一再扩大，清廷要他负责，治他的罪。（所好，八天以后就有了武昌起义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办，而仅仅撤去他的侍郎衔，开去川滇边务大臣差使，“交部议处”。部议，将他革职了事。九月初一（10月22日），陕西独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转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其后，在天津隐居了几十年，与世无争。）赵尔丰在闰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总督。他是汉军正蓝旗人，历任知县、同知、道员、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永宁道任上，捕杀了一百多名会党的领袖，博得了“赵屠户”绰号；在边务大臣与驻藏大臣任上，屡屡对藏胞作战，厉行改土归流政策。

赵尔丰有办法对付会党与藏胞，却没有办法对付保路同志会的人士。保路同志会不仅在成都有广大的群众，在多数的各府州县也都设了分会。在重庆的领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实）；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与荣县一带的，有萧参与张颐；在威远与富顺一带的，有刘裕光。这些人，连同成都的蒲殿俊、罗纶、张澜、邓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党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的分子。清廷坚持收铁路干路为“国有”，弄得立宪党人情愿与革命党合流，区区赵尔丰怎能挽回这个局面呢?

在保路风潮之中推波助澜，给清廷帮倒忙的，又有端方、瑞瀓。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举人，捐得了员外郎，历官郎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于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时，因“横冲神路”而丢官。宣统三年，他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买得了“督办川汉粤汉铁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怀讨好，希望挤走赵尔丰，取得四川总督的地位。瑞瀓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贡生出身，当过笔帖式（录事）、主事、员外郎、道员、接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荐而升为江苏巡抚，最后作了署理湖广总督。此人最怕端方抢他的湖广总督，便竭力怂恿端方挤赵尔丰。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给端方带到四川去。

赵尔丰对于保路同志会，起初也不想采取强硬手段。他替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颜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弹劾盛宣怀的呈文，于闰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给他一个置之不理。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电报，里面说：“此时如纯用压力，反抗必藉此而起。”清廷在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干外县已经从七月初一日开始，相率罢市罢课了。

成都及外县的罢市罢课，可说是端方与盛宣怀引起来的。端方派了一个李稷勋，充任所谓“川汉铁路驻宜（昌）总理”。这李稷勋不与股东们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现款数百万元交邮传部。股东会要求撤换李稷勋，盛宣怀反而请旨，以“钦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勋的地位。“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在七月初一目到达成都；当天下午，成都便开始罢市、罢课。

罢市罢课的另一导火线，是瑞瀓与端方两人的一篇联名会奏，奏文中有这么几句话：“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询之蜀人，众口佥同。……请饬川督严重对待，以遏乱萌，而靖地方。”赵尔丰把这篇奏文交给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东大会中报告给大家听。“报告甫毕，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跌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长静众声，轰动会场。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又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于是会场有喊须罢市者，有喊须停课者……”

七月初一日这一天，成都的空气真够紧张。上午，开了股东会大会，蒲殿俊报告了端方与瑞瀓的会奏，引起公愤；中午，钦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驻宜总理的电文到达成都，立刻，全城便飞满了传单，传单上说：“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邀求收回成命。四川七千万人同白。”差不多同时候，赵尔丰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谕尔商民，莫听浮言。如有误犯，拿办可怜。妥议路事，必须文明。何若妄举，自害安宁。苦言相劝，大众敬听，贸易照常，各谋营生。”下午两点钟，保路同志会举行会员大会，到会的传说有数万人之多，情况的悲壮热烈，更甚于上午的股东大会，公推罗纶与邓孝可到督署见赵尔丰。散会的时候，全城的过半数商店已经关门。赵尔丰向罗、邓二人表示：“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为川督而罢市，自问无对不起川人之事。……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照旧开市。”罗、邓二人说：“我们自当设法向商民劝解。但是，罢市与暴动不同。倘若仅仅罢市而不暴动，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帅始终维持。”赵尔丰与罗、邓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东与若干绅士，在夜间二更时候（十一点钟左右），开会研究维持秩序、防止暴动的办法。王人文此时还不曾离开成都（官职是川滇边务大臣），也到了会场，发表演说。和他一齐来演说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圜而观听者约数千人。”开会的结果，是议决了“由各街公举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与区官接洽。街中有暴动者，街众见之，则一面劝阻，立即报知举出人，与巡警劝阻之。不听，则请区官处理之。巡警见之，亦先报知举出人劝阻之。不听，则处理如法。”

大家于是便用了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写了很多张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人于罢市罢课的状态（除了杂货饮食店以外）。家家门口贴了光绪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红纸写的，有些是用红纸印刷的。多数牌位上，所写的是“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旁，各写六个小宇，右边是“庶政公诸舆论”，左边是“川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是从光绪一次诏书中摘下来的。（神位上的“光绪”二字，应该写作“大清”才对。但是，倘若没有光绪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谁。主持保路运动的人，用心良苦。）有些老百姓，头上顶了一张光绪皇帝神位的纸条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里面供了光绪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员皆不能骑马、乘轿而过，必须步行，绕过亭子的旁边走。

单就成都一城而论，秩序一直很好，没有所谓“暴动”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为止。赵尔丰却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

赵尔丰为什么要如此?自从罢市、罢课开始以来，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电陈不能采取强硬手段：“似此本应惩治，然人民皆未滋扰暴动，碍难拿究”（初三日电）；“故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谓国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院议通过，不敢再有异辞，否则举凡一切赋税杂捐，概不完纳，政府若不转圜，人民亦将坚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动，如用强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对待之云云。……尔丰受事之初，已窥其隐患，故思潜移默运，收拾人心。……惟有仰恳王爷（内阁总理庆亲王）、中堂（内阁协理那桐），密为代奏转圜，拯救危局，倘能准交院议，即可转危为安，若始终坚持，则祸乱不知所届”（初四日电）。“尤恳中堂（那桐）顾念全川，维持大局，倘蒙谕交（资政）院（咨议）局分议，拯救眉急，可事从容布置，不胜感祷。日昨英领来函，议及路事，拟将宜归已用之款，暨现存之款，仍还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办谕旨，一以符干路国有，枝路准民自办之旨，亦不相背，如与公司议妥后，伊即电达驻京各国领袖公使及英使云云。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办到。尚不可知”（初七日电）。“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可臆计。”（初十日电）。

赵尔丰为什么突然在七月十五日变更主张，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给他，叫他“严拿首要”。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进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赶紧起程，“许带兵队”。而且，湖广总督瑞瀓，与端方沆瀣一气，拨了不少兵队给端方。端方的气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来四川抢赵尔丰的总督。

至于，在荣县与彭县，先后发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与捣毁稽征局的事，虽则也影响了赵尔丰的决策，其重要性却不如“严拿首要”的圣旨与端方之带兵人川。

荣县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领导人是革命同志王天杰）；彭县人民之捣毁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而赵尔丰在初十日致电清廷（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对这两县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说“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可见他并未怎样重视这两县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时，可能仍不过是一种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禄位。（事实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阎一士。）赵尔丰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到正午，便有几千个老百姓手捧光绪神位，于各街公举的“街正”领导之下，走到总督衙门，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他一时仓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门附近放火，藉便事后栽诬，一面让小人之尤、营务处田徵葵，下令对跪着的老百姓开枪，当场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纵容兵士在各街追杀了若干人。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动了公愤，宁死也要和他一拼。同盟会同志曹笃“跳走南门，与朱国琛就农事试验场，裁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于夜分投（锦）江中。乘秋涨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县的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之下，当天晚上便有成万的人来到成都，虽则赵尔丰已经关了城门，虽则赵尔丰的兵又从城墙上开枪，他们却留在城墙周围不走。于是，成都在事实上入于被围的状态。城外的电报杆子被砍断。不久，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也入于义民的掌握。

新津县的县城，被义民占领，县知事被杀。双流县的县城，也被义民占了一个短时间。武装的义民，称为“同志军”。在七月十七日这一天，赵尔丰的军队与同志军，在“红牌楼”地方有了一次大战。七月二十一日，同志军的武字营在周鸿勋的指挥之下，连胜赵军，又打到红牌楼。

赵尔丰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电奏说，“官军自十六日迄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

龙泉驿与双流县城，虽则不久便被赵军“收复”；新津县城却一直被周鸿勋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义以后的第三天，才因弹尽粮绝，重新人于赵军之手。

四川保路会派来北京的代表刘声元，向摄政王递呈文，两次均被门房挡住。他跪在地安门路上，等到摄政王经过，拦舆告状，被捕，交步军统领乌珍审问。乌珍对他很同情，派人护送他回会馆。七月十九日，他又递了一封呈文到庆亲王的府里。庆亲王叫乌珍将他押解回藉。

旅京的四川同乡，包括官吏、商人、学生，在四川会馆开了几天的会，上了好几次的呈文与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诉冤。其中，只有以法部左丞曾鉴领衔的京官联名呈文，被都察院转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给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在情形，秉公分别核办。”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当过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赵尔丰接到消息，十分不安。端方来，已经构成对他总督地位的威胁。岑春煊来，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岑春煊兴高采烈，从上海的寓所乘轮西上，到了武昌。他在离开上海以前，打电报给四川文武官吏“不许贪功生事，不得擅行杀戮，即倡乱之人情节最重者亦暂行羁留”，等候他到川以后再行查讯。同时，他打电报给四川的父老子弟，说：“春煊衰病侵寻，久无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烂，吾父老子弟，已在颠连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春煊一至，即当进吾父老子弟于庭，开诚布公，共筹所以挽救之策。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而后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复有所瞻徇。”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后，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邮传部，再度建议“将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现款发还。”（他第一度作此项建议，是在上海启程以前，打电报给清廷，奏请“敕部”如此如此。）他在这再度建议的电报中，加强语气，说“股款全还，实为要义，若未能照允，则事终难定。自愧病躯，仍必极力请退，免误事机。”

第二天，湖广总督瑞瀓打了一个电报给盛宣怀，说“今午与西林（岑春煊）论川事，其意仍坚持：一，不主办首要；一，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果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瀓窃为西林危之。……闻西林既视大部复奏为进止，则将所请各节量为议驳，西林势必力辞，趁此降旨照准。则于川事、西林两方面均可顾到。”瑞瀓的动机，实际上完全替端方谋四川总督的位置，何尝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着想。

端方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活动到“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设立“公所”，于六月间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办保路风潮。他在七月十六日离开武昌，八月初九到达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达重庆，九月二十二日到达资州（资阳）。随他而来的，有步兵第十六协的三十一标三个营，与三十二标的一个营。

步兵第十六协原驻湖北，被瑞瀓拨交端方，带来四川。协统姓邓，名承拔。三十一标的标统，姓曾，名广大。三十二标的标统，姓孙，名安国。这两标里面的革命党人很多，不过，两标的领袖（文学社的标代表）江国光与单道康二人，由于必须留在武昌，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职务，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让军官与兵士知道风声。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资州，仍旧如同睡在鼓中。有一位梁瀛州，从成都托人带来密函给杨毓林，杨毓林告诉管带（营长）陈镇藩，陈镇藩在端方命令官兵准备开拨、移军陕西之时，首先表示反对，而且在训话以后公然剪了辫子，向端方挑战。（陈镇藩是湖北安陆人，同盟会会员，一度被东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长，当时因事未能回鄂就职。）端方没有正当理由将部队开往陕西。清廷已经在他未离重庆之时，任命他署理四川总督。他应该赶紧到成都去上任，不该放弃职守，企图带兵北去陕西逃难。

事实上，他不但已经知道武昌起义，武汉三镇入于革命军之手，也知道了重庆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独立。当时有一种谣言，说天津已为“孙文”占领，京师已经失守，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去了山西。这谣言，端方也听到了，便动了移军北上、到陕西去迎驾的念头。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赵尔丰的亏。他对赵尔丰结了深仇，而赵尔丰的武力非他的四个营可比。赵尔丰有第七镇（师）的两个标（第六十六标与第六十八标），又有防军六个营。

他和赵尔丰结仇，除了意图争夺总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电致内阁，说七月十五日事件，责任在赵尔丰及其营务处总办田徵葵。“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十五日居民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辕请释蒲、罗诸人，统领（总办）田徽葵开枪击毙者数十人。逾日城都附近居民闻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至‘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况其书并非蒲、罗等手作。”

端方的这一封电报，等于是参了赵尔丰一本。赵尔丰于七月十五日事件发生以后的当天，曾经电请那桐代奏，说“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遂图独立。……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四川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旋于昨夜探悉，逆谋益亟，已聚匪徒近万，即于十五日意乘不备，前来督署烧杀。尔丰……面凛遵严拿首要前旨，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设法诱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抚居民。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数干，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据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电报，降旨：王人文与赵尔丰交部议处；田徵葵与提法司周善培、候补道王掞革职；蒲殿俊等九人释放。

赵尔丰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状，说端方“主张释放倡乱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将奏稿传示绅民，一面大张晓谕，风声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复骚动。”又说，端方“始则徜徉鄂省，惟日电迫尔丰严压川民，又电劝骈诛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时省城附近各州县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谕旨饬其迅速来省，与尔丰和衷商办，尔丰亦复一再电催。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进省筹商，迂道改赴重庆，逗留月余。……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事实的演变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标内部的革命党人之手。促成四川独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赵尔丰本人。赵尔丰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给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独立，举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正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几天。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他生平喜用“訇斋”二宇作为别号，然而他确是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杀他的革命党人，多数属于武昌的文学社。被大家公推来执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卢保汉（原名保清）、姚鸿圣、丁鹤本、孙世栋。他的弟弟端锦，同时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贾志刚之手。当天晚上，大家公举陈镇藩为步兵第十六协统领，代替曾广大的位置，通电响应武汉的中华国民军鄂军，议决全部开拨回鄂，帮助鄂军对清军作战。他们到达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时候，鄂军与清军已入于停战状态。

以上，只是四川保路风潮的一个轮廓。

历史的事实。从不单独存在。此一事，必有彼一事为因。甲事，也常常与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时并发，或略有参差。叙述历史的人，只能把事实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后，也不得不就若干事实之中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本书虽则是名为“细说”，实际上只能就主要的事实，细说一个经过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会派往京师去的代表，不只是刘声元一人，另有阮 、李孔阳、黎绍芬三位。然而，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关于这三位的活动，我因此只得从略。在京师的几位四川籍御史，包括赵熙，曾经上奏章替家乡的老百姓说话，我也只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杀事件之中，黄学典（季陆）是幸免于难的若干人之一。当时，他仅有十二岁，是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会长。以我所知，他藏有很丰富的有关四川保路风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我希望他把这些材料早日发表出来。

有若干极有趣味的小故事，夹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里面，我也只得为了顾及行文的线索与脉络，而不得不加以割舍。关于保路风潮，如此；关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应该割舍，而值得另写一章的，是武昌起义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后继的各次起义。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里，有这么几句话：“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绝，紊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写了《革命军》而在上海租界入狱的邹容，是四川人。

同盟会自从筹备大会的时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参加。在现存的东京本部乙巳、丙午两年名册之中，属于四川籍贯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黄树中（复生）主盟，大多数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至于由日本先后回川，从事种种革命活动的，以有资料可考的而论，便有黄金鳌。黄树中（复生）、熊克武、但懋辛、谢奉琦、邓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义，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点是彭县石堰洞后山，领导人是余切。第二次起义。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点是江油，领导人是李实。第三次起义，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点是广安，领导人是余英。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点是嘉定童家场，领导人是熊克武。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点是彭水凤凰山，领导人是温朝钟。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点是荣县，领导人是王天杰。这几次起义，皆在武昌起义以前。

四九、武昌起义（一）

在各省革命同志难以数计的屡次起义之中，惟有湖北同志在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所发动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然而，这成功并非偶然。

在叙述武昌起义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个细节：虽则在事前事后参加武昌起义的同志，极大多数是湖北人，却也有若干外省人在内。其中，姓名可考的，以湖南人为最多，河南人次之，直隶（河北）、山西、四川、贵州、浙江，这几省的人也有：湖南——刘尧瀓（厚名复基），蒋翊武，黄兴，龚霞初（咏簪），何海鸣，单道康，章裕昆，李抱良，李达武，罗定维，沈岳。

河南——李亚东，孟发成、钱芸生、徐万年，王鹤年，张富国，陈献斌，汪鹤年。

直隶——张廷辅。

山西——霍殿臣。

四川——熊克武。

贵州——王宪章。

安徽——章盛恺。

浙江——胡瑛。

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风潮，有极密切的关系，与湖南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都是连带着的。然而，它是彻头彻尾由于湖北同志自发自主的努力而生的结果，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创千古未有之局。

远在咸丰同治之时，便有兴国州（阳新县）一带的义民，对太平天国热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及比、德、法等国鼓吹革命，湖北的留学生踊跃接受革命的洗礼。在兴中会于戊戌以后，入于低潮之时，始终坚持革命信心，拥护孙中山的，在日本除了冯自由、郑贯一、秦力山等几位广东与湖南的青年以外，便是湖北的吴禄贞与戢元丞（翼翠）、傅慈祥（良弼）了。到了孙中山开始新的革命组织之时，率先在比利时、柏林、巴黎参加“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的，又什九是湖北人：贺子才、朱和中、胡秉柯、喻毓西、魏宸组、史青等。

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在乙巳、丙午两年参加的湖北同志，姓名列在本部的名册之上的共有一百○六人。其中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筹备大会的一天加盟的，有田桐、曹亚伯、但焘、时功玖、匡一、余诚（仲勉）、蒋作宾、范熙绩等二十人左右。参加七月二十日（8月20日）成立大会的，姓名不详。在成立大会被选出的职员，属于湖北籍贯的，有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其后，于马君武赴德、陈天华自杀以后，田桐与广东籍的胡衍鸿（汉民）继任执行部书记科的“职员”。匡一也在朱炳麟调充庶务科以后，继朱炳麟之任。

同盟会的湖北分会会长，第一任是时功玖，第二任是张昉，第三任是陈镇藩。这三人，皆未能回鄂就职。真正的第一任分会会长，是余诚。余诚在丙午年（1906年）某月回鄂，与刘静庵密切合作，在刘静庵所办的江汉公学与游学预备所主持教务。

刘静庵之加入同盟会，是在丙午年二月十四日，由曹亚伯主盟。（实际经手介绍的人，可能是余诚，但名册上不曾写明。）他参加革命，比入盟的时候早。在甲辰年（1904年）五月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已经是该所的一分子。不久，为了准备响应黄兴所计划的十月初十长沙起义，他被推负责运动马队。他正在马队中当书记（司书）。这马队，是所谓湖北新军马队，为张之洞所创。马队的管带（营长）是黎元洪。科学补习所被封若干天以后，刘静庵被黎元洪开革。

刘静庵搬到圣公会去住，以照料圣公会附设的日知会（书报阅览室）为生。他慢慢地把日知会变成了一个宣传革命的机关，藉以团结科学补习所的老同志，进一步吸收新同志。他在丙午年正月把日知会组织成一个正式的团体。余诚回湖北以后，这日知会便在事实上作了同盟会的湖北分会。

日知会于萍浏醴之役发动了十天以后，在丙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查封。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龙被捕于汉阳；二十四日，胡瑛与梁钟汉被捕于汉口。接着，刘静庵被捕于黄陂，张难先被捕于仙桃，季雨霖与李亚东被捕于武昌，吴贡三与殷子恒被捕于黄冈。——一共是九位。

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这三位是孙中山从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动湖北方面对萍浏醴的响应工作的。朱子龙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县人，曾经投军入湖北新军工程营，改名元成，职居书记，先后参加了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也和刘静庵、冯特民加入了同盟会，其后去了日本。胡瑛原籍浙江绍兴，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学补习所的总干事，也在工程营当过兵，因刺铁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梁钟汉是汉川人，在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

刘静庵。是潜江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静庵。张难先是沔阳人，先参加科学补习所，其后投军到工程营当兵士，科学补习所被封，他退出军队，回家乡仙桃镇创办集城学校，和刘静庵往来如故，参加日知会。

季雨霖是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官至三十一标三营督队官（副营长）。毕业以前，便参加了日知会。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毕业后官至二十九标一营左队队官（连长），因革命嫌疑被开革，于开革以后先后当工业传习所与支那师范学校体操教员，参加了日知会，被选为该会的评议员。

吴贡三，名之铨，是黄冈人，秀才，设馆教书，办了一个日新学社鼓吹革命，写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写了《作新民》、《破梦雷》，翻印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等，和武昌的日知会颇有往来，可能也正式参加了日知会为会员。殷子恒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往来于黄冈、武昌之间，是日知会的重要会员。

季雨霖与张难先获得保释，朱子龙于次年三月病死在牢里。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其余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吴贡三被判十五年监禁，殷子恒十年，李亚东五年，粱钟汉三年。（见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记》。）刘静庵不幸于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里，未能目睹武昌起义成功。

胡瑛于起义的当晚，被迎出武昌府监狱，不久便就任军政府外交部长，促成各国领事中立，其后被孙中山派赴烟台，担任山东都督。（他晚节不终，帮助袁世凯作皇帝，当了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一。）吴贡三于武昌起义以后，被黄冈县知事潘诵捷释放出狱。把政权交给他，向他请罪。他指派谢琦为县知事，自己奔走于黄州府八县，策动反正。殷子恒于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厅同知既已逃走以后，率领全部的狱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吩咐狱囚们重新做人，自己到汉阳，协助李亚东。

李亚东原关在汉阳，于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标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狱，作汉阳知府。粱钟汉关在汉川，于八月二十日被胞弟粱恢汉与王守愚迎接出狱，就任汉川革命军总司令，其后受黄兴加委，改为“游击总司令”。

季雨霖于保被释以后，到东北找吴禄贞，于武昌起义以后回鄂，受黎元洪委为团长，参加汉口战役，负伤；不久，受委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光复了荆州(江陵)与襄阳。张难先于保释以后无甚活动，于起义以后充当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会自从九人被捕以后，会务停顿，全靠彭养光与赵鹏飞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为救助与秘密联络的机关。这安郡公益社，本只是安陆府各县旅省人士的一个慈善团体。彭养光为了使得胡瑛、刘静庵等人免判死刑，亲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柽等人，向肃亲王善耆活动，也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活动，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后，彭养光去吉林找吴禄贞，赵鹏飞被调到海军楚同军舰上任职，安郡公益社的社长由李长龄继任。李长龄在1910年冬天办了一个工厂在草湖门外，收容群治学社的亡命同志。

严格说来，安郡公益社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被用来帮助革命同志的一个现成机构，却也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这些新同志其后在讨袁护法诸役牺牲的不少：祝制六、张学济、侯静庵、李立凡、胡钟泗、雷百里。

五○、湖北军队同盟会

继承日知会的革命传统的，是“湖北军队同盟会”，发起人是李长龄与任重远，两人均是日知会的会员。李长龄是天门人，任重远是潜江人，李的学生。李在另一学生、新军管带曹进（文思）之处担任书记，把任重远介绍到四十一标三营当士兵。这是戊申年（1908年）春天的事。李的年龄已经是四十七岁了。

李、任二人，想重新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便约集了黄绍香（申芗）、郭抚宸、覃炳堃，到汉阳监狱里，和李亚东商量，李亚东不仅赞成，而且答应在监狱里遥为主持会务。（以前，科学补习所的所长是吕大森，日知会的会长在名义上是胡兰亭，而实际上是“司理”刘静庵。胡兰亭在日知会被封以前的几个月去了日本。）结果，在戊中年六月二十八日（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湖北军队同盟会”。开成立会的地点是武昌洪山罗公祠，主席是秦炳钧。大会决议：不立章程，亦不宣称会名为“湖北军队同盟会。”

李亚东派了陈绍武办一个《通俗白话报》，自己也写了不少稿子。到牢里来看他的武装同志，可谓络绎不绝。一时，武汉的革命空气又渐渐入于高潮。清吏于是禁止李亚东见客；《通俗白话报》不久也停了刊。到了同年十一月，同志们感觉到“湖北军队同盟会”的名称太引人注意，决定予以结束，把它改组为“群治学社”。

这“湖北军队同盟会”虽则仅仅有五个月的历史，而且不曾有轰轰烈烈的行动，却也达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团结了若干老同志，吸收了若干新同志，“表同情的”竟然有四百多人。最热心的，莫过于任重远。在新同志之中，其后铮铮然露头角的莫过于万奇（耀煌）。

五一、“群治学社”

万奇是群治学社的十个发起人之一。其他九个是：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任猷、莫定国、章裕昆。（杨王鹏，复姓杨王，湖南湘乡人，先在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当兵，因革命嫌疑被开革，来到武昌，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参加过湖北军队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戊申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午12月13日）举行于武昌小东门外三里多路的沙子岭金台旅馆。当场通过了社章，确定了社名，选出钟畸为庶务。社章中所规定的社长、文书、会计、评议员等等，一概虚悬待贤。

大会议决，社员每月缴纳薪饷的十分之一作为月捐，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二人，以士兵为限，不得介绍官佐。新社员入社，必须有三个社员介绍。

于是，群治学社的发展，比起以往的几个团体来，大不相同。经费充足，人数迅速增加，成为很坚强的革命结合。对外，社员们只承认本社是一个“研究学问、提倡自治”的团体。对内，他们以运动军队，准备起义，互相勉励。

群治学社的工作，在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协里面的第四十一标做得最有成绩。扬王鹏在该标第一营的左队担任书记，和左队队官潘康时交谊很好，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破格介绍潘康时入社，获得通过。这一队，有队官与书记同志，便成了群治学社的核心力量。同营的前队，有社员何海鸣担任助理书记，也很便于发展。

二十一混成协的另一标第四十二标，也有同志祝制六与黄依僧分别在第一营与第二营之内发生作用。

张彪的第八镇里面的第三十一标，有李鑫等同志，第三十二标有黄申芗等同志，炮队第八标有黄驾白等同志。

除此以外，群治学社又有宛思演与詹大悲所先后主办的《商务报》，作为喉舌。在《大江报》写文章的，除了詹大悲与何海鸣以外，有刘尧瀓、梅宝玑、查光佛等人。

钟畸随军调离武昌，他留下的群治学社庶务位置，由李抱良（六如）接任。

群治学社自从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在等待起义的机会，等待到庚戌（1910年）四月，听说湖南闹水荒，饥民不但烧了巡抚衙门（三月初五的事），而且“湘中已全为革命军占领”（这是谣传），于是社员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积极动员，而且派了同志孙昌福负责运炸弹到四十一标。

当天，李长龄在黎元洪那里看到一封电报，是楚同兵舰从长沙打来的（那时候，黎元洪兼管在胡北的海军）。李长龄跑去，告诉黄申芗，认为长沙的民变已平，武昌不宜发动。黄申芗觉得很对。于是，大家决定了起义的事作为罢论。

不料消息已经走漏。官方宣布戒严，派宪兵来三十二标捉拿黄申芗。黄申芗翻墙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务报》。群治学社经此打击，只得暂停一切活动。

五二、振武学社

三个月左右以后，同志们重新活跃起来。李抱良（六如）、黄驾白等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潘康时的队部开会，议决改组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加强组织的秘密性，公推杨王鹏起草社章。结果，成立大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于黄土坡“开一天”酒馆，通过社章，选举职员。社章在大体上与群治学社相同，所不同的是：宗旨改为“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职员除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评议员以外，增加“标代表”、“营代表”、“队代表”。杨王鹏被选为社长，李抱良被选为文书兼庶务。

大会议决，本社的“干部会议”只有标代表可以参加，以免消息泄漏。标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之时，得指定一位营代表代他出席。社的月捐（薪饷的十分之一）由队代表收齐，交给营代表。营代表交给标代表，标代表在发饷日子的五天以内，汇送本社的会计。

各标的代表，事后推定为：

三十一标，江光国。

三十二标，单道康。

四十一标，廖湘芸。

四十二标，祝制六。

炮队八标，李慕尧。

九月九日重九节，振武学社举行干部会议于黄鹤楼的风度楼，各位标代表分别报告每标的社员人数，合起来一共有二百四十余人。

次月，黎元洪接到密告，一怒而开革潘康时的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之职。不久，杨王鹏、李抱良、钟倬宾、郑士杰也被开革。杨、李二人出营，在东厂口文昌阁住了些时。杨去湖南，其后帮助焦达峰起义，李去广东，下落不详。

扬、李走后，振武学社改选蒋翊武为社长，邹毓琳为庶务。

十一月，詹大悲筹得了三千元，创办《大江报》，每天两张，约了梅宝玑、黄侃（季刚）、田桐、居正、何海鸣、谢楚珩经常撰文。武汉的革命空气，又弥漫起来。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认为“振武”两个字太惹清吏注意，主张改组。社务也该多选若干职员，共同负责。

五三、文学社

于是，大家决定了把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经在黄州府中学读书，得罪了学监，被开除，加入宛思演所办的“证人学会”，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汉口，在宛所办的《商务报》担任总主笔，其后接办了《商务报》，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举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点是黄鹤楼的风度楼。所通过的社章，以“研究文学”为宗旨。所选出的职员，是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暂缺，文书部长詹大悲，文书员蔡大辅、王守愚，会计兼庶务邹毓琳，评议部长刘尧瀓。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国光，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八标李慕尧以外，加推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齐为二十一协炮工辎三队总代表。

文学社不规定每位社员必须每月介绍二人入社，但是社务的发展，比起群治学杜与振武学社来，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伪立宪给了人民以相当的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却在大计方针上处处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对革命的期待。

二月间，蒋翊武提议，加选副社长一人。结果，王宪章当选。胡瑛仍在监狱里面，不能担任文学社的职务，却对于文学社的事很关心。蒋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为精神上的领袖，正如当年湖北军队同盟会和李亚东之问的情形。这时候李亚东久已被禁止见客，对于文学社已经无法过问了。

文学社的发展，可以举在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活动的情形为例。社方认为该标尚无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当兵。于是，由陈孝芬介绍章裕昆见八标三营左队队官钱葆青。钱葆青以前在日知会当过会员，虽则久已与革命脱节，却也对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录。（章的革命背景，钱在知与不知之间。）章裕昆有一个朋友熊楚斌，在陆军小学当学兵。通过熊楚斌的关系，章裕昆便结识了炮队八标的同袍黄维汉、黎瀛洲、文东明等人。活动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几位新社员。于是，公推黄维汉为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何三人，为一营、二营、三营的营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数的社员，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黄土坡同兴酒楼举行标代表会议之时，全社的社员人数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节振武学社的人数（二百四十余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若干革命小团体，也先后全部加入了文学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宪章等的“将校团”，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将校团，也是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组织，并非真正的将校。）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会议之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租赁小朝街八十五号为总机关，叫刘尧瀓与王守愚住在里面，帮助张廷辅经理日常社务。张廷辅的眷属住在楼下。

这时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经失败，而四川保路风潮刚刚开始。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文学社的领导同志，几乎毫无例外是投笔从戎的书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枪杆，毕竟不同。

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发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曾经派了谭人凤带了五千元在正月间北上，策动长江各省于广州得手以后响应。谭人凤留下二干元交给在上海的同志，也花了一些在湖南等省。到了武汉，找孙武，交了八百元给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经由胡瑛介绍，谭人凤也见到了蒋翊武，知道了一些关于文学社的情形，却对于文学社的革命潜力不甚了解。

五四、同盟会中部总会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以后，宋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林琛（林森）、谭人凤、曾杰等一共二十九人，于闰六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所谓“同盟会中部总会”。原由赵声、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于庚戌年（1910年）四五月间在东京邀约了十一个各省分会会长，谈出来的。正式成立，却在此时。他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宣言。检讨过去的种种失败，归纳为“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宣言又说，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赵声、黄兴、胡汉民）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赵），一则以事败心灰（黄），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胡），于是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

平情而论，宋教仁等的貌似分裂的行动，值得同情，虽则他们对于黄、胡二人的责备不甚公允。黄兴并未灰心，胡汉民亦未深居燕处。他们两人内心的痛苦，较之宋教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党的多数菁英牺牲殆尽，经费毫无余存，而若干未死的，流离失所的同志急待安插，怎么会有心情和宋教仁等人商量如何立刻再接再厉，卷土重来呢?

香港统筹部（南方分会）可谓筋疲力竭，而孙中山又远在美洲，东京本部在事实上等于名存实亡，只有刘揆一以庶务的名义一个人在那里苦撑。在如此青黄不接的情形之下，能有宋教仁等振臂一呼，的确也刚好填补了一个空隙。在湖北的基层革命同志，得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的鼓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一举而占武汉三镇。接着，长江各省纷纷响应，这“中部总会总机关”的功绩，真值得大书特书。

总机关有五个总务干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派到各省区去的主持人是：南京，郑赞丞、章木良；安徽，范鹤仙；湖北，居正；湖南，曾杰、焦达峰。

居正是广济人，原名文骏，字岳崧，己亥科秀才，日本法政大学学生，于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十八日入盟，主盟人是宋教仁，介绍人是陈乾（肇一）。陈乾与他在壬寅年（1902年）已经换帖结拜为兄弟：陈乾行二，他行三，同时换帖者一共十四人，石瑛行六，田桐行七。

五五、共进会

1907年，何其义、张百样、焦达峰、邓文辉、刘仲英（公）、居正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用以吸收会党分子，推进革命。

“共进会”奉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之下，另设会长一人。宗旨，也在大体上与同盟会一样，只是把“平均地权”四字改为“平均人权”。

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张百祥；第二任，是邓文辉；第三任，是刘仲文。

共进会的湖北省主盟人，是孙武。孙武是夏口（汉口）柏泉镇人，原名葆仁，字尧卿，武备学堂毕业，官至岳州威武营管带，因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密谋（受委为岳州司令），而不得不弃职亡命，其后回鄂，加入了科学补习所，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去日本，入成城学校，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而回国，加入日知会。在日知会被封“后去东北，访吴禄贞，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共进会，于戊申年（1908年）九月回湖北，主持共进会在湖北方面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焦达峰从日本来，帮他的忙。虽则是孙武在己酉年（1909年）秋间为了避免清吏的缉捕而离开武汉，到香港住了一些时（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由冯自由主盟），共进会的会务却未中断。孙武本人在庚戌年（1910年）回来，把会务又进一步大加扩充，吸收了很多军中的人物。

居正在辛亥年（1911年）正月十六日离开广济，来汉口，看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黄兴托人带给他的信，叫他在湖北主持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工作。他和孙武密切合作，于是共进会的业务突飞猛进。谭人凤在正月二十五日也来到武汉，交了八百元给居正。居正便和孙武、杨时杰等人，租了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作为机关，居正本人住在里面主持一切，又选定了武昌胭脂巷十一巷胡祖舜的住所作为分机关；设一个“同兴学舍”在巡道岭九号，作为同志们来往暂住的寄宿舍，由陈磊主持；设一个“同兴酒楼”在黄土坡工程营附近，吸收军界同志，由邓玉麟主持。

过了相当时候，共进会在当地各个部队与各学校，普遍地建立了“细胞”。

现存史料对于共进会在四十一标与第四十二标的活动，语焉不详。似乎，在这两标之中，振武学社及其后身文学社的力量较大。

文学社在辛亥元旦成立之时，仅有“新旧社员”八百余人（所谓旧社员是振武学社的老同志）。共进会这时候究有会员多少，待考。看来，是比此时文学社的多。

虽则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均为同盟会所间接领导的革命团体，虽则是有若干同志兼为两个团体的分子，然而一般的会员与社员并不知道个中奥妙，彼此之间竟然有时候免不了争竞、猜疑与冲突。

竭力促成两个团体的并合的，以居正、陈磊为最热心，其次，是彭楚藩与蔡济民二人。彭是振武学社的社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前便已加入了共进会。蔡是共进会的会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后加入了文学社。

此外，兼为两个团体分子的人物，有席正铭、雷洪、金兆龙、尤洪胜、马荣、马骥云、晏柏青、黄冠群、钟仲衡、李青莲、熊楚斌。另有一人张鹏程，可能也是。

五六、武昌起义（二）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经过双方主要人物多次见面密谈，终于在七月初旬实现。双方公推：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刘尧瀓、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等人为参谋，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等人为秘书，杨时杰、杨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栋任“财政”，杨宏胜任“交通”，邓玉麟任“传令”。

双方决定：以文学社的总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共进会的总机关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为“政治筹备处”，增设制造炸弹的机关于汉口宝善里十四号，由孙武主持。

经费是一个重要问题。谭人凤交给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居正与焦达峰设计盗取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又功败垂成。邹永成想窃取他伯母的积蓄，也未能得手。最后，刘仲文从襄阳家中带了五千两银子来汉口，准备去京城捐一个官（清廷卖官鬻爵，有银子便可以纳捐，换取一个官衔，甚至官职），刘仲文在这时候已经是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终不肯痛快地把这五千两银子拿出来，给大家作为革命的经费。彭楚藩叫杨玉如骗刘仲文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厅告密作为要挟，逼刘仲文拿出了银子。于是，经费问题获得解决。

有了刘仲文的五千两银子作为经费，大家便在武昌、汉口添设了若干机关，又派了居正与杨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去上海买手枪，同时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三人来武汉，领导起义。

居、杨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给陈其美，请他代买手枪，拜访宋教仁、谭人凤，请他们去武汉；也写了信给黄兴，托吕天民带往香港面交。

杨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陈其美还不曾把手枪买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兴回信给居正说，起义的日期不可太早。应该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时候各省一齐动手。宋、谭二人答应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启程，到了当天的早上宋教仁说患了感冒，主张延期。（事实是，胡瑛托人带信给他，反对在这时候起义，劝他不要去。）黄兴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后，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个电报报告孙中山，打给当时在美国旧金山的冯自由托他转发。电文说：“居正由武昌到沪，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同时也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冯自由，说明武汉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风潮的机会而发难，希望孙中山筹二十万元，或至少四五万元的款子。黄兴说，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经由上海，前往武汉。

陈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枪买齐，装置在沙发椅之中运上船。居正与谭人凤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经过九江，看见武汉来的船上充满了“逃难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武汉三埠已为革命军占领。

居、谭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汉口，在长清里九十八号见到孙武。孙武“仰卧榻上，面涂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语如常。”“各同志诘以迟归原因。余（居正）略告之，并指沙发椅内藏手枪之秘窾，取抄发拆之，手枪毕现，各拾其一，纳诸怀中。”

当天，居、谭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见了黎元洪，也见了刘仲文。“刘仲文在谋略处，忙迫异常。”“余（居正）力主出兵，击走大智门负隅之残敌，众是之。乃拟定计划，请黎下命。余与石屏（谭人凤）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动作。”

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报纸，报纸上说：“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本在踌躇。如何回答黄兴托了冯自由转来的电报，到了这时候便毋庸再踌躇了。

原来，“十余日前，（孙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此地（丹佛），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坐下一展报纸……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

武汉同志在推派居正、杨玉如二人去上海购买手枪，邀请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之时，还不曾确定起义的日期。他们在原则上决定，起义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迟迟未回，武汉的风声日紧，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已经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数带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带走了第一营（第二营开去宜昌，第三营开去施南）。并且，混成协的四十一标，也有两营被瑞瀓调离武昌（第一营开往宜昌沙市，第二营开往岳州）。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也有一营被调去襄阳。清吏的如此种种措施，虽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发，却使得同志们顾虑到：倘若再有若干部队被调走，则虽能顺利起义而未必守得住武汉，更未必能够由武汉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汉绅民于六月间已经开过保路的大会，推派刘心源、密昌墀、张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请愿。文学社的喉舌《大江报》曾经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与何海鸣的一篇《亡中国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闭。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涨再涨，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说是到了饱和点，一般同志都不愿意再等。于是，孙武、刘尧瀓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是：参谋长孙武，参谋刘尧潋、蔡济民、杜武库、蔡大辅、王守愚，交通杨宏胜，传令邓玉麟，与各部队学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马荣、徐万年等，一共三十一位。这一次会，从上午开到下午一点钟，由孙武主席（蒋翊武这时候已经随军开往岳州），议决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间起义。

为什么他们定在这个日子呢?一是，民间自从刘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来，一向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二是，焦达峰和孙武等人暗中有个约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义。

不料，在八月初三当天的下午，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长官逼迫请了长假，孟华成、霍殿臣、钱芸生等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长刘步云的干涉，大家不理，刘排长于是报告某队官，某队官准备打他们军棍。霍殿臣与钱芸生一时气愤，把炮取出，到子弹库找炮弹。孟华成阻止他们，反而伤了自己的手指。管带（营长）姜明经听到消息。调马队来弹压。霍殿臣、钱芸生、孟华成与其他几个同志只得带枪逃走。孟华成走到同兴学舍来报告，遇到孙武、邓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孙武决定提早在当天立刻起义。

孙武正一面下令，一面准备离开同兴学舍，渡江去汉口布置一切，刘尧瀓恰好也来到了同兴学舍。刘主张慎重，先叫孟华成回炮队第八标看看情形，是否全标皆已发动。倘若如此，那就由孙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队学堂一齐起义；倘若事件限于一棚一排，那只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义。孟华成回去打听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扩大，仅限于一棚而巳。

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事件虽则不曾扩大，瑞瀓以下的大小官吏却十分紧张。瑞瀓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舰，军队各单位的弹药一律收藏起来，各码头严格检查行人，各学堂学生一律不准出校。有些官吏，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上去。有钱而怕死的老百姓们，也大搬其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一变而成谣言，再变而成口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瑞瀓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许放假。

焦达峰送了信来给孙武，说湖南方面赶不及在八月十五起义，必须延迟到八月二十五日（1O月16日）。孙武于是又和刘尧瀓、邓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举行一次会议，决定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会后，派人送信到岳州，叫蒋翊武回武昌，也打了电报给居正，叫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乘轮同来。

蒋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达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与刘尧瀓会面。刘尧瀓告诉他，杨玉如已经回来，居正尚在上海，黄兴主张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齐友动，但是武汉的同志认为太迟。蒋翊武考虑了很久，未作结论。王宪章、彭楚藩、江国光、张鹏程、张廷辅等几位，也陆续来到小朝街，大家谈论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忽然邢伯谦与邓玉麟二人“仓皇来告，汉口机关破露”。

原来，这一天上午，孙武和邓玉麟、丁笏堂在汉口宝善里十四号把炸药装进大铁罐。炸药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当年于赴京谋炸摄政王以前，在汉口准备炸端方未成而留下来的。大铁罐有三个，每个可以装五六磅炸药。同志们现在的计划，是做好这三个大炸弹，于起义之时从瑞瀓的总督衙门的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摔进去，炸瑞瀓的卧房。孙、邓二人埋头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邓玉麟有事外出，刘仲文的弟弟刘同口含香烟走了进来，上楼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这刘同糊里糊涂地把香烟灰丢在盛炸药的面盆里，引起了火，烧伤孙武的脸，而且满屋子烟雾弥漫。丁笏堂慌忙把孙武的头脸用布蒙了，送到同仁里日本医院，医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里一个同志（李作栋）的家中，才把孙武安顿下来。（这是邓玉麟的说法。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面说：把孙武的头脸蒙起来的，是李作栋，送孙武到共和里的，是汪性堂与陈光楚。孙武在共和里的“亲戚”那里躲了一阵，最后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不但肯将孙武收留，而且愿负保护之责。）邓玉麟回到宝善里，看见俄国巡捕已经把宝善里的口子守住。他夹在众人里面混进去，才知遭失了事，赶快渡江到武昌，在轮渡上遇到邢伯谦与谢石钦、牟鸿勋、梅宝玑，听到他们说，刘同与住在斜对门（宝善里十一号）屋子里的刘仲文的小老婆（李贞清）都被捉了去。机关里的名册、旗帜、文告，也统统被巡捕拿了去（转交给清吏）。

邓玉麟和邢伯谦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汉口的事告诉蒋翊武等人。蒋翊武和大家商量，刘尧瀓与邓玉麟坚决主张提前在当天夜晚起义。蒋翊武指着炸弹箱问刘尧瀓：“制好了没有?”刘说：“已经制好的，分发了各营。其余的等待装‘底管’。”蒋翊武又问：“方略（作战计划）准备了没有?地图准备了没有?”刘尧瀓听了，便从一个盒子里拿出方略与地图来给他看。蒋翊武说：“好!”就决定了在当天夜间十二点钟起义，立刻起草作战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写了若干份，指派专人，分送各部队与各（陆军）学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条，其中第三条分为甲、乙、丙、丁等十项。在叙述此项命令以前，我先把当时清军在武汉的分布情形简单地说一说。清军在武汉的，分为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巡防营、水师四大单位。第八镇的统制是张彪，属下有两个步兵协（每协有两个标，每标有三个营，每营有四个队），另有马队（骑兵）与炮队各一标（其中马队有一营开往襄阳），工程与辎重各一营，宪兵一营，教练队一营。其中第十五步兵协有一个营在襄阳郧阳，第十六步兵协有四个营到了四川，一个营到了宜昌，只剩下一营尚未出发。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是黎元洪，属下有步兵两个标（其中有三个营在武汉），加上马队与炮队各一营，工程与辎重各一队（连）。巡防营在原则上归瑞瀓以湖广总督的身份（湖北此时不设巡抚）直接统率，共有五营，称为五路，其中只有第一路驻在武汉。水师的统领是陈得龙，属下也有五路，只有一路驻在汉阳。

上述这些兵力，单就留在武汉的而论，共有二十三个营与两个队。

在革命同志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门一带的会党与各学堂的同情革命的学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实际上均潜藏在清军的内部。武汉清军的总人数，假定以每营五百人计算，有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共进会会员与文学社社员加起来，便不在五千人以下。共进会的会员总数约有两干人，文学社的社员总数（据李廉方说）有五千人，合起来是七千人。在这七干人之中，诚然有不少是属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以及开往宜昌、岳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营与第二营，剩下来仍在武汉的，应该有五千人以上。以五千个同志领导清军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胜负似乎可以预卜。

然而，革命同志人数虽多，却并无子弹。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条的甲项，要第八镇工程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命令第四条也是要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分出一个营的力量（第一营），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分出一个队（后队），于进城以后占领楚望台。

这命令所根据的“方略”是：各部队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队，利用清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作战。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以共进会或文学社的代表来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队长。这样，革命军并非另成一军，而是化清军为革命军，与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干队“选锋”单独发难，与清军对垒的情形，恰好相反。

现在，把清军在武汉的军队，与起义之时共进会与文学社的标营代表，分列如下┏━━━━━━━━┳━━━━┳━━━━━━┳━━━━━━━┳━━━━━━┓┃　　番号　　　　┃部队长　┃驻在地　　　┃共进会代表　　┃文学社代表　┃┣━━━━━━━━╋━━━━╋━━━━━━╋━━━━━━━╋━━━━━━┫┃第八镇　　　　　┃张彪　　┃督署北邻　　┃　　　　　　　┃　　　　　　┃┃　步兵第十五协　┃王得胜　┃武昌中和门　┃　　　　　　　┃　　　　　　┃┃　　　　　　　　┃　　　　┃内右旗　　　┃　　　　　　　┃　　　　　　┃┃　　第二十九标　┃张景良　┃　　　　　　┃蔡济民，高尚志┃张喆夫　　　┃┃　　第一营　　　┃何锡藩　┃武昌右旗　　┃黄礼堂　　　　┃李达武　　　┃┃　　第二营　　　┃戴钧南　┃同上　　　　┃？　　　　　　┃李济臣　　　┃┃　　第三营　　　┃张楚材　┃襄阳郧阳　　┃　　　　　　　┃　　　　　　┃┃　　第三十标　　┃杨开甲　┃武昌右旗　　┃王文锦　　　　┃张鹏程　　　┃┃　　第一营　　　┃郜翔宸　┃武昌右旗　　┃？　　　　　　┃？　　　　　┃┃　　第二营　　　┃任光耀　┃汉口　　　　┃　　　　　　　┃　　　　　　┃┃　　第三营　　　┃杜锡钧　┃武昌右旗　　┃方维　　　　　┃？　　　　　┃┃　步兵第十六协　┃邓承拨　┃四川　　　　┃　　　　　　　┃　　　　　　┃┃　　第三十一标　┃曾广大　┃四川　　　　┃江亚兰，殷占魁┃江光国　　　┃┃　 第三十二标　 ┃孙安国　┃　　　　　　┃陈于龙　　　　┃单遭康　　　┃┃　　 第一营　　 ┃黄鸾鸣　┃四川　　　　┃　　　　　　　┃　　　　　　┃┃　　 第二营　　 ┃扬正坤　┃武昌南湖　　┃　　　　　　　┃　　　　　　┃┃　　第三营　　　┃车玉魁　┃宜昌　　　　┃　　　　　　　┃　　　　　　┃┃　　马队第八标　┃喻化龙　┃　　　　　　┃沙金海　　　　┃黄维汉　　　┃┃　　第一营　　　┃吴连庆　┃武昌南湖　　┃？　　　　　　┃黄冠群　　　┃┃　　第二营　　　┃马德才　┃襄阳　　　　┃　　　　　　　┃　　　　　　┃┃　　第三营　　　┃孙长林　┃武昌南胡　　┃？　　　　　　┃萧春何　　　┃┃　炮队第九标　　┃龚光明　┃　　　　　　┃徐万年，孟发成┃李幕尧　　　┃┃　　第一营　　　┃卓占标　┃武昌南胡　　┃　　　　　　　┃　　　　　　┃┃　　第二营　　　┃姜明经　┃同上　　　　┃　　　　　　　┃　　　　　　┃┃　　第三营　　　┃杨起凤　┃同上　　　　┃　　　　　　　┃　　　　　　┃┃　工程队第八营　┃阮荣发(代)┃武昌黄土坡┃熊幕坤　　　　┃马荣　　　　┃┃　辎重第八营　　┃萧安国　┃武昌平湖门外┃李鹏升　　　　┃祁占鳌　　　┃┃　宪兵第八营　　┃？　　　┃武昌楚望台　┃彭楚藩　　　　┃彭楚藩　　　┃┃　　　　　　　　┃　　　　┃附近　　　　┃　　　　　　　┃　　　　　　┃┃　教练队（一营）┃　　　　┃武昌督署　　┃　　　　　　　┃　　　　　　┃┣━━━━━━━━╋━━━━╋━━━━━━╋━━━━━━━╋━━━━━━┫┃第二十一混成协　┃黎元洪　┃武昌宾阳门　┃　　　　　　　┃　　　　　　┃┃　　　　　　　　┃　　　　┃内左旗　　　┃　　　　　　　┃　　　　　　┃┃步兵第四十一标　┃易甲鹏　┃　　　　　　┃？　　　　　　┃廖湘芸　　　┃┃　　第一营　　　┃戴寿山　┃宜昌　　　　┃　　　　　　　┃　　　　　　┃┃　　第二营　　　┃罗洪升　┃岳_州　　　 ┃　　　　　　　┃　　　　　　┃┃　　第三营　　　┃谢国超　┃武昌左旗　　┃　　　　　　　┃阙龙　　　　┃┃步兵第四十二标　┃张永汉　┃(留守兵：南 ┃　　　　　　　┃胡玉珍　　　┃┃　　　　　　　　┃　　　　┃湖）　　　　┃　　　　　　　┃　　　　　　┃┃　　第一营　　　┃陈钟林　┃汉口　　　　┃　　　　　　　┃　　　　　　┃┃　　第二营　　　┃樊毓英　┃京汉铁路　　┃　　　　　　　┃赵承武，鄢树┃┃　　　　　　　　┃　　　　┃　　　　　　┃　　　　　　　┃藩,石占奎　 ┃┃　　第三营　　　┃汪炳山　┃汉阳兵工厂　┃　　　　　　　┃刘化欧　　　┃┃　马队第十一营　┃王发祥　┃武昌保安门　┃陈孝芬　　　　┃?　　　　　 ┃┃　　　　　　　　┃　　　　┃外南潮　　　┃　　　　　　　┃　　　　　　┃┃　炮队第十一营　┃张正基　┃武昌武胜门　┃蔡鹏来　　　　┃晏柏舟　　　┃┃　　　　　　　　┃　　　　┃外塘角　　　┃　　　　　　　┃　　　　　　┃┃　工程第十一队　┃刘佐龙　┃武昌武胜门　┃黄恢亚　　　　┃　　　　　　┃┃　　　　　　　　┃　　　　┃外凯宇营　　┃　　　　　　　┃　　　　　　┃┃　辎重第十一队　┃张子襄　┃同上　　　　┃李树芬　　　　┃　　　　　　┃┃　　　　　　　　┃　　　　┃　　　　　　┃炮工辎总代　　┃炮工辎总代　┃┃　　　　　　　　┃　　　　┃　　　　　　┃表李鹏升　　　┃表余凤斋　　┃┣━━━━━━━━╋━━━━╋━━━━━━╋━━━━━━━╋━━━━━━┫┃　巡防营　　　　┃　　　　┃　　　　　　┃　　　　　　　┃　　　　　　┃┃　　第一路　　　┃？　　　┃武汉　　　　┃　　　　　　　┃　　　　　　┃┃　　第二路　　　┃？　　　┃黄州府　　　┃　　　　　　　┃　　　　　　┃┃　　第三路　　　┃刘韫玉　┃襄阳府　　　┃　　　　　　　┃　　　　　　┃┃　　第四路　　　┃？　　　┃宜昌府　　　┃　　　　　　　┃　　　　　　┃┃　　第五路　　　┃？　　　┃箍安府　　　┃　　　　　　　┃　　　　　　┃┣━━━━━━━━╋━━━━╋━━━━━━╋━━━━━━━╋━━━━━━┫┃　水　师　　　　┃　　　　┃　　　　　　┃　　　　　　　┃　　　　　　┃┃　　第一路　　　┃？　　　┃汉阳　　　　┃　　　　　　　┃　　　　　　┃┃　　第二路　　　┃？　　　┃黄州　　　　┃　　　　　　　┃　　　　　　┃┃　　第三路　　　┃？　　　┃宜昌　　　　┃　　　　　　　┃　　　　　　┃┃　　第四路　　　┃？　　　┃襄阳　　　　┃　　　　　　　┃　　　　　　┃┃　　第五路　　　┃？　　　┃安陆　　　　┃　　　　　　　┃　　　　　　┃┣━━━━━━━━╋━━━━╋━━━━━━╋━━━━━━━╋━━━━━━┫┃　　陆军中学　　┃　　　　┃　　　　　　┃高建瓴，耿丹　┃席正铭，雷洪┃┣━━━━━━━━╋━━━━╋━━━━━━╋━━━━━━━╋━━━━━━┫┃　陆军测绘学堂　┃　　　　┃　　　　　　┃方兴，李翊东　┃　　　　　　┃┗━━━━━━━━┻━━━━┻━━━━━━┻━━━━━━━┻━━━━━━┛蒋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所发的命令，规定起义的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钟，起义的信号是“中和门外的炮声”。换句话说，负有首先发动的任务的，是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该标应提前在十一点半钟便拔队向武昌城前进，于进抵中和门附近之时放炮，作为信号。

各部队同志在听了炮声而一齐起义以后，应该做的事分为下列几项：（一）放火助威——由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在塘角该队营地执行。

（二）占领楚王台军械所——由第八镇工程营、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后队，与第八镇炮队第一标第一营，共同执行。

（三）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三十二标留守兵（于进入保安门以后），与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王台以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于进入武胜门，占领凤凰山以后），共同执行。

（四）进攻湖北布政使衙门——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与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二营左队右队（于进入中和门、占领蛇山以后），共同执行。

（五）射击第八镇司令部——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望台以后）执行。

（六）射击江中军舰——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三营（于进入中和门、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以后）执行。

（七）防守武昌各城门——中和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左队负责，通湘门由该营右队负贵，其他各门由第三十一标留守兵负责。

（八）防守官钱局、善后局、电报局等机关——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于占领布政使衙门以后）负责执行。

（九）扑灭旗兵——由第八镶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负责（该标旗兵最多）。

（十）防守城内各重要街道、据点——由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于完成上项任务以后）负责执行。

（十一）搜索敌踪——城内由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第一营（于进入中和门以后）负责执行，城外四十里以内，由该标第二营负责执行。

（十二）迎接炮队与掩护炮队——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任务，由第八镇第二十五标第一营前队担任，掩护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进城的任务，由第二十一混成协工程第十一队担任。

（十三）收殓阵亡者尸体——由卫生队负责。

（十四）进攻汉阳城——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于占领龟山及兵工厂以后）执行。

（十五）进攻汉口——由该标第二营执行。

（十六）防守花园镇及祁家湾一带——由该标第三营前队左队负责。

（十七）堵塞武胜关——由该标第三营右队后队执行。

（十八）接济弹药——武昌方面，由楚望台军械库负责；汉阳、汉口方面，由汉阳兵工厂负责。

以上十八项，并非蒋翊武命令的原文，是我于加以归并以后，重行排列出来的。

可惜，蒋翊武所命令的起义行动，未能如期实现。

在南湖的炮队第八标既未于十一点半钟开拔、十二点钟左右在中和门外放炮；在塘角的第二十一协辎重队也没有在十二点钟放火助威。

奇怪的是，负责传达命令给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反而在该标营盘以内与若干重要同志静候城内的炮声，一直静候到天明，于是便一直到了天明而无所动作。事后，有些同志怀疑，邓玉麟根本不曾去炮队把命令传达去。然而，邓玉麟并不是不曾去，也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

他在“革命文献丛刊”第七期《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他在向蒋翊武、刘尧瀓等报告了汉口机关被破的消息以后，“声明本人主张今夜无论如何，在‘两点钟”时非起事不可。……刘尧瀓乃约‘与议者’分头通知各同志，决定是夜两点钟举义，‘以枪为号’。……随即偕（杨宏胜）往各军队。先到工程队，会晤熊秉坤、徐兆宾、容景芳，通知预备今夜两点钟起事，各军队须要准备。继到测绘学堂，通知方兴、李翊东。至二十九标及三十标，则由杨洪胜（宏胜）通知。杨旋随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取得装好之炸弹，由杨运到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外自己家中，预备运至该军队内。玉麟继又偕艾良臣到南湖炮队，身带有枪弹五六十颗，由文昌门出城。时已夜深十一时，街市戒严甚紧。到达后，即在马房召集各代表，报告汉口事态，并说明同志名册及各文件均被搜去，城内各部队预备今夜两时发动，炮队非即速准备不可。当时炮团各同志决议一致行动。　……是夜城内候城外炮响，而南湖炮队候城内炮响。两方均未能发动。迨天明，玉麟即偕徐万年入城，行至中和门外，已不能再进。……”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邓玉麟离开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之时，蒋翊武尚未发出书面的命令。那时候，大家虽则在原则上决定了当天夜里起义，并且立刻叫在座的各人分别口头通知各部队与各学堂，但是起义的时间是定在（第二天清晨的）两点钟，信号是各处都放枪，而不是单独由炮队第八标先在中和门外放炮。其后，于邓玉麟等人走后，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可能是五点半钟），蒋翊武经过与刘尧瀓等人商量了一顿，又发出书面的命令，把起义的时间改为十二点钟，把各处放抢的口号改为先由炮队第八标放炮。但是熊秉坤在《武昌起义谈》里说：“至十八日……晚六时许，邓炳三（玉麟）、杨洪胜来云：‘（共进会）总部既破，决心今夜十二时炮兵先发，余各就前（八月初三日）所定作战计划负责任。”’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必须发现了其他史料才能断定。无论如何，邓玉麟的确是在八月十八日的夜间十一点以后十二点以前，到达了炮队第八标的。

在蒋翊武的书面命令发出不久，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又遭破坏，蒋、刘等人被捕，街市的戒严加甚，城门当然关闭。于是，奉派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到不了南湖炮队第八标。邓玉麟到达南湖之时，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某一位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如何能在十二点钟以前，或其以后，到得了南湖呢?

蒋、刘等人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及其附近被捕，是在十一点多钟。

在他们被捕以前，约莫十几分钟，有一位姓张的同志走来向他们报告：“杨宏胜于提着菜篮，运送炸弹到工程营的时候，卫兵硬要翻他的菜篮，他跑，卫兵追，他摔炸弹，不曾炸到卫兵，反而炸伤了自已的脸，其后便又有兵士一排追赶他。他奔向十五协而去。”十五协是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扬宏胜的小店开在附近。（熊秉坤说，杨宏胜所提的是若干“酒瓶”式炸弹；卫兵实际上是一个同志，不幸此时右队队官黄坤荣正在会客室，听到杨宏胜叫门，便走了出来叫卫兵抓他，他立刻转身而去，卫兵也不曾追。他走到家中，家中却已有军警在等着了，原来是房东见他形迹可疑，早已向巡警署告了密。他向军警连抛三个炸弹，未中，逃走，躲到工程营之前、铁佛寺后面的菜园子里，于十一点钟左右被捕。）当清吏的戈什哈（捕役）与巡警来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之时，刘尧瀓从楼上摔下两个炸弹，不幸反而炸伤了自己的手，当场被捕。蒋翊武和其他几个人，从楼上跳到邻家的屋顶，由一个巷子走出来，仍被巡警围住，捉去。

同时被捕的，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彭楚藩、龚霞初、梅宝玑、陈宏诰、牟鸿勋、张廷辅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学校的若干学生同志。陈宏诰和来捕的巡警认识，他的父亲是巡警署的科长，因此之故，他在中途便被放走。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辫子，打扮得很土气，到了巡警局，嘴里叽哩咕噜着说：“我是看热闹的，叫我来作什么？”巡警把他关在后花园里，并不留人看守，他跳出围墙，逃走。

不久，刘尧瀓、彭楚藩等人，都被押解到总督衙门。杨宏胜也随即被押解了来。瑞瀓叫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与提法司双涛，将他们审问。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彭楚藩。铁忠见他是宪兵，想给彭楚藩一个机会（原因是，铁忠和宪兵营管带寀清阿是好朋友，怕寀清阿蒙受督察不严的罪）。铁忠向彭楚藩说：“你是去奉命抓革命党的宪兵吗?什么人把你也错抓了来？”彭楚藩笑着回答：“我自己是革命党，怎么会去抓革命党呢?”说了以后，他要求自写供词，就洋洋洒洒地写了：“自鞑虏人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实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呓语，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申革命大义，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尔辈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唯尔等图之。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

这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上午四点半钟。铁忠吩咐刽子手，将彭楚藩推出，在总督衙门前面斩首。彭楚藩站着受刑；头砍下了以后，身体仍旧站着。

彭楚藩就义时，年纪才有二十五岁。他原名泽藩，是湖北鄂城人，少年读了很多古书，包括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很会写文章、写诗。他念了日本历史，很佩服西乡隆盛，于是投笔从戎，在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左队当兵士。他听说刘静庵深通宋明理学，便拜了刘静庵为师，不久加入日知会，被选为评议员。刘静庵被捕，他因嫌疑而离开炮队第二十一营，改名楚藩，进宪兵学校，于毕业以后充任宪兵营班长。日知会以后一线相承的革命团体，军队同盟会与群治学社他未及参加，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均有他努力其间。（他为了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而特地参加了共进会。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他在革命同志之中，是任务最吃重的一个。他负责调查的工作，藉宪兵的身份而来往于各部队之间，探听消息。同时，他还要主持宪兵营内部的革命组织，因为他兼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宪兵营营代表。

继彭而被判斩首的，是刘尧瀓。刘是湖南常德人，原名复基，也读过若干古书与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和宋教仁是朋友，于甲辰年（1904年）一同在湘西筹划革命，次年又在湘西帮马福益图谋再举，失败，到日本留学，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丙午年（1906年）回国，在长沙创立“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与各种革命刊物，和禹之谟从事学生运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己酉年（1909年）偕同蒋翊武到上海，创办《竞业旬报》；不久，到汉口，帮詹大悲办《商务报》。他本来已经加入过日知会，其后便连续参加了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在群治学社尚未改组为振武学社之时，他和蒋翊武一齐投笔从戎，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充当兵士。文学社成立以后，他被选为评议部长。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消息传来，他离开军队，搬进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里住，以全力主持社务。大部分的起义计划与军事地图，皆是他一手准备的。他在受审时骂不绝口，就义时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论年纪，才有二十八岁。

第三位就义的，是杨宏胜。（邓玉麟与熊秉坤称他为杨洪胜，龚霞秋称他为杨鸿盛。）他是襄阳的农家子弟，先后在绿营与新军当兵，升至第八镇第三十标某营某队的正目，先后加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十分热心，丢掉了军中职位，扎了一间茅屋在右旗（第二十九标与三十标所在地）后营门之外，藉口经营小酒店而积极从事革命，负责“交通”。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他运送经手购买的二百颗子弹到小朝街八十五号，又陪同邓玉麟送两排子弹（二十五颗）到第八工程营，单独到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传达当夜起义的命令，再和邓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机关运炸弹回家，转送各部队，于到达工程营门口以后回家，出了事。他在被审之时，受刑极苦，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判刑之时，他说：“好!要杀便杀!快杀!你们奴才不久便要跟随老子来了。”就义之时，他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他的年纪，也只不过是二十六岁而已。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侯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胡培才等人，有没有顺利地把此项命令送到，大成问题。）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门县，找刘英。原因是：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像片。

邓玉麟在十九日的黎明，与徐万年离开南湖，向武昌城里走，走到中和门外十字街，听说中和门已经关闭，还不曾开，不能进城，便留下徐万年等侯开城，和徐约好，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会面。邓玉麟自己渡江到汉口，在“文艺俱乐部”找到李次生，又和李次生去共和里十一号找到李作栋。

邓玉麟与李作栋到了汉口江边，想渡江到武昌，遇到陈子龙，才知道小朝街的机关已破，彭、刘、杨三人被杀，武昌的城门贴有李作栋与他自己（邓玉麟）的照片。他改变方针，不经过武昌城而绕道鹦鹉洲与白沙洲去南湖。他到达南湖之时，已是十九日下午五点。这时候，城内的同志派来一人，恰好也到，问他在不在南湖，同时传下命令说：“城内各军队定今夜八时起事，要炮队响应。”（八时，可能为七时之误，是传令的人传错的。）这一位从城内来的传令人，可能是蔡济民所派。据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里说，蔡济民于正午换班以后告诉吴醒汉：“今夜趁点头道名时干起来，……工程营、炮队我派人去通知，同时发难。”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面说，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该营用餐完毕以后，召集各队代表，“谎谓众曰，‘今早奉总机关命令，责我工程营首先发难。’……如是，众韪其言，约定下午三时下晚操发动。”十二点钟以后，他和李泽乾冒雨潜入右旗，访得三十标同志方维、谢涌泉与标代表王文锦，又见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济民，向蔡济民说：“我营决计于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否响应?”蔡说：“现只有望汝老哥干一干，吾绝对带领吾队响应兄营。”

到了下午三点，长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维与谢涌泉来到工程营探听消息，秉坤这才和李泽乾与方维、谢涌泉商量好，把时间改为“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七时”，方、谢二人回右旗，告诉蔡济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这一天，有心于在当天晚上起义的，不只熊秉坤一人。蒋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处去传令；孙武也派了人到各处去传令，邓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孙武的意旨而行。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里住在沔阳学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来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胡祖舜嘱咐杜昌年，“利用（武胜门）开城取水时间，设计出城还营，转达其总代表李鹏升等，务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会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纵火为号，其他各营队均有联络，准可响应。”

杜昌年在下午两点离开沔阳学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鹏升等人报告。杜在十九日早晨进城，本是李鹏升派去探听消息的。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进城领子弹、炸弹、旗帜，王在当天不曾回来。（在杜回来以后，王也乘开城机会回到了塘角。）扎在武胜门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的第十一辎重队、第十一工程队与炮队第二十一营。三个单位的共进会总代表是李鹏升，文学社总代表是余凤斋。

胡祖舜在《六十谈往》里说：“于是李鹏升、黄恢亚等集合各队分代表再三密议，一致决定即晚十时由辎重队发难，炮工响应。……起事之后，即进攻武胜门，以炮队占领凤凰山、黄鹤楼、高观山等处，工程队担任掩护。辎重队分编二支队，一支队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门，一支队由司湖袭攻藩署后园。议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营，届时以塘角火起为号。

“至六时许，各队队官以上在炮队营署开秘密会议（对付革命党）。各同志以机不可失（乘着官长不在部队），均主提前发动。

“其时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

“全队同志闻声奋起，入军装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并往马号（马房）以马草举火。

“工程队黄恢亚……胡亚民……等立即响应。……遂集合编为两（?）支队，以李鹏升为正队长，李树芬、王允中、杨少芬为参谋，罗全玉、钟继武、张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为支队长，率队向炮队进攻……该营管带张正基知势不可敌，乘机逃避。……惟该营下级官杜瑞镕及守卫司令官王季鹏等各执手枪抵抗，伤辎重同志都全福一人。经李鹏升率队进攻，一面冲入该营中队排长室内，将棉被堆集一处，淋以洋油，取号内挂灯以燃之，烟火蔽空。……张正基乃率队走避于青山附近。”

胡祖舜关于塘角辎重队发难经过的记载，是极重要的文献。他把罗全玉同志枪击郭排长的时间，毫不含糊地写作“午后六时零五分钟”。在时间上比起金兆龙、程定国、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内黄土坡第八镇工程营之中发难略早。

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发难谁先谁后，毫无关系。最好是，同时在约定的时间发难。可惜总机关在十八日的夜里被破，首脑人物已先后或伤或死或逃。十九日的各方行动，虽则也有热心同志奔走联络，在大体上都是自动地各自为战。而且，每一单位的可乘之机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记载的塘角辎重队发难的时间，是不是有错误的可能?依现存的史料而论，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李廉方在《辛亥首义史迹》里面，有下列一句话：“晚，九点多钟，遥见塘角火起，炮队发难。”但是，当时身在南湖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却在《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至七时，城内工程营发动。……即时，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混成协炮队、辎重工程各队，亦即响应，将营房烧毁。八时，闻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队（第八镇的炮队第八标）开枪集合。”由此看来，在南湖的人决不是到了九点多钟，才看见塘角火起的。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的“武昌首义之发动”一章里面说：在阙龙、杜武库、李鹏升等人所率领的各批同志，先后到达了楚望台军械所以后，“时三十标代表张鹏程，奉命率士兵二十余人守通湘门，见塘角火起，亦整队至（楚望台军械所）。”张难先的话，颇为费解。既然塘角辎重队的领袖李鹏升已经于放了火，率队在武昌城外绕了一个大圈子，来到了楚望台军械所，怎么张鹏程于刚刚遥见塘角火起，从很近的通湘门赶到楚望台军械所，反而到达该处在李鹏升之后?

事实上，李鹏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以后，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胜门，进不去，转而向东，绕过城墙的北面与东面，经过忠孝门、宾阳门到了通湘门，看见通湘门大开，没有清兵守卫。这证明了张鹏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门，去楚望台军械所参加革命了。张鹏程到达楚望台军械所，应在李鹏升之前。李鹏升和他所率领的一百多同志，不愿意走进通湘门（怀疑清方对他们使用空城计），仍旧向南走，走到中和门，又不进去。最后，到了十字街长虹桥，听到南湖炮声，才转而向北，由中和门进城，到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里面，一向强调第八镇工程营是首先发难的。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军革命质量暨其经过并驻扎地》一篇文章的附注之中，也承认：“其实该两队（混成协辎重队与工程队）（发难）最早，恐怕与工程营同时发难，亦未可知。”

工程营究竟在几点几分钟发难?熊秉坤只记得是点头道名之时。吴醒亚在“武昌起义三日记”却说得很明白：“……幸至七点半钟点名时，闻工程营枪声。……”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岁时入伍，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失败以后，他销声匿迹七年，被选拔入讲武堂，毕业，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当时清军的编制，是每营四队：左队、右队、前队、后队。一个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连。队下有排，排下有班。）辛亥年三月，经友人介绍，与孙武会面，“适觉生（居正）在座，倾谈甚快，因亦加入共进会。”

他在共进会中十分努力，被公推为工程营总代表，后队的队代表由他兼任，其后改为金兆龙。前队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队的代表是罗炳顺，右队的代表是杨金龙。全营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间，有了一百余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编成四个“正队”。所谓“正队”，是共进会在湖北的秘密编制，每一正队，分成三个“支队”，每个“支队”的人数是二十人。原有的四个队代表，作了“正队队长”，下设正队副队长。他自己以总代表的资格，兼为“大队队长”，统辖四个正队，下设参议、参谋、副官、书记、交通员、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从杨宏胜手中接得若干子弹。他在《武昌起义谈》里说：“旋扬宏胜运子弹五排来，乃择以最勇者人给两枚，尚余三枚，自备”；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说：“杨宏胜……将怀中两盒子弹取出交坤。……坤再将子弹两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队代表分发，并嘱以胆大、平时与官长有仇者，人发两粒，其余各队代表，人得三粒。坤亦自得六粒，盖以三粒充响应时向小操场发三响为信号，余三粒备作带队出营时，恐生阻碍，不能不早有预备耳。”

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工程营的官长奉上峰命令，特别戒严，把住各排的路口。士兵们一概不许走出棚室，连厕所也不准去，大小便概用痰盂。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纲，是共进会的一个支队长，把熊秉坤分给他的子弹两颗装进枪内，也提前把白布缠在右臂（这是革命军的标识），被排长发现，捉了。禁闭起来。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限，于天亮以后、起床号以前，睡着了一刹那。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势更加紧张。他幸好是值班守卫，以正目的身份当“卫舍长”，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职权叫李泽乾出外探听消息。李回来告诉他，彭、刘、杨三人遇害，各处革命机关都已封闭，各处城门也都关了，巡防营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协（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地，一称“右旗”），放到了工程营的左右各街。

十点早餐以后，他召集各队代表开会，决定在下午三点钟起义。大家告诉他，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到了毛厕里，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出了墙外，原因是怕子弹被官长搜出。他命令大家，没有子弹，也要起义，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吕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来两盒子弹；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哥哥在清将吴元恺身边当过马弁，现已去了四川。另有两位同志章盛恺和于郁文，向熊秉坤告奋勇，偷得排长的子弹两盒。熊秉坤有了这四盒子弹，感觉到起义有了把握。

三点钟的时候，官长不叫人吹号下操。熊秉坤与李泽乾及来自三十标的方维、谢涌泉商量的结果，改在下午七点，点了头遭名以后发难。

下午七点，各排各棚点了头道名。熊秉坤巡视各棚，走到后队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听见有吆喝的声音，喊捆的声音。走去一看，迎面来了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其行如飞”。

原来，这陶启胜是十分反对革命的一个排长。他带了两个护兵走到金兆龙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门，笑着向金兆龙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同你讲。”金兆龙还以为他是好意，甚至企图转向革命这一边来，于是便走了过去，走到棚门口，被陶启胜一把扭住双腕，大叫：“你胆顶大，敢造反!”又叫护兵：“把金兆龙捆起来!”护兵不敢动手。金兆龙一面挣扎，一面向同棚的同志们说：“你们这时候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取下枪来，想对着陶启胜放，又怕伤了金兆龙。金兆龙顺势夺了枪。倒转来，用枪托子向陶启胜的头一打，打得“血花四进。陶呀然一声，即释金，捧头向外楼梯口逃，与（熊秉）坤遇。”

熊秉坤对陶启胜放了一枪，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所说。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义谈》里面，说法与此稍有不同：第一枪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国放的。而且，用枪托子打陶启胜的头的，不是金兆龙，也是程定国。

关于这城内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所放，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里也说，“金兆龙以时不可失，遂执枪与（陶启胜）格斗。……程正瀛（定国）适居邻舍，即开枪助击。陶负伤逃，熊秉坤复抢击之。”

陶启胜奔下了楼，与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相遇。阮荣发错认陶启胜参加了革命，对准陶启胜连发两抢，均中了要害。

跟随阮荣发一齐来弹压的，有右队队官黄坤荣与司务长张文涛。他们想上楼，上不了，熊秉坤与章盛恺、程风林、程定国、金兆龙等与他们对抗。章与程风林负伤（其后程风林因伤而死）。程定国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另一位同志，右队的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转身，向前队的穿堂乱放，打死一位姓冯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步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长，纷纷逃走。

熊秉坤于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来集合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一则由于吵杂的声音太大，二则生死关头，敢于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领若干同志，到本营的军械库（不是楚王台的军械所）找子弹。子弹早被上峰提走，只剩下十二把（二十把?）开了口的军刀。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余的分给各分队的队长同志，也交了两把给方兴。方兴本是工程营的学兵。被挑选进了陆军测绘学堂当学生，是共进会在该校的总代表。这一天，他回到工程营来，帮助熊秉坤发难，他在陶启胜抱头鼠窜之时，摔丁一颗炸弹助威。

熊秉坤带同志到军需房，房内有一个铁箱，箱中有几百块银元。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韩似信把煤油灯摔进去，点起了火，不准大家见财心动。

熊秉坤与杨金龙领队，金兆龙和几个同志在后面押队，出营。出营以后，向左转了一个弯，遇见左队队官李子魁。李子魁对大家放了三枪，未中。扬金龙还他一枪，李子魁溜走。

大家走到右旗十五协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地，熊秉坤向内放了三枪。这是原来约定的起义信号。

再走到千家口，大家不愿意再走。熊秉坤回头一看，只剩下四十人，中途逃走的不少。

所好，马荣与罗炳顺旅人送了信来，说他们已经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熊秉坤、杨金龙等接到这个消息，“一个呼哨，已到目的地矣。”

马荣是文学社社员，也是共进会会员。他在文学社里面，是工程营的总代表。熊秉坤于文学社、共进会决议联合以后，把工程营的同志编为四个正队，马荣便受任为左队正队的副正队长。罗炳顺是该正队的正队长。

在武昌起义的历史上，有待考证的问题极多。其中之一便是：在每一部队之中，以文学社的总代表为负责人，抑以共进会的总代表为负责人?史料中，简直找不出答案。以常理来揣测，可能各部队重新推举一番，或由两位总代表互推一人。另一可能是：两个团体在某一部队的同志谁多?多的以其总代表为负责人。

就工程营而论，这个问题不成问题。马荣本人兼为共进会的会员，而共进会的领袖是熊秉坤。共进会的会员人数，在工程营之中，似乎也比文学社的社员人数多。

马荣与罗炳顺所隶属的左队，这时候奉上级命令，负有守卫楚望台军械所的任务。“监视官是前任工程营管带李克果、马祖荃等五人。（现任管带是王永泉，去了直隶永平参加秋操。代理管带是阮荣发，阮荣发不能分身。阮荣发曾经在八月十一日拿了本营“革命党名册”向张彪报告。张彪本想调三十标的兵换守楚望台军械所。黎元洪说，三十标的革命党或许更多，不如加派该工程营前任管带李克果，与督练公所工兵课课员马祖荃等一共五人，到楚望台军械所当“监视官”。）李克果在楚望台军械所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听到枪声与吆喝声，召集所中的官兵训话，吩咐他们：如果有徒手的“匪人”来，你们应该开枪抵抗；如果有持枪的“军队”来，你们人少，“要避一避，再看情形。”

马荣向李克果说：“我们都没有子弹，怎么能抵抗‘匪人’？”李克果叫人搬出两箱子弹，发给大家。同志们得到子弹，立刻向空发了一排抢，把李克果与其他监视官及左队队长吴兆麟等官长吓走。楚望台军械所于是入于革命党的掌握。

熊秉坤率领四十多人来到，与马荣等人会合，召集全体在场的兵演讲。

熊秉坤演说已罢，在九点三十分钟下令：“本军应冠以革命二字，称之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仍袭用原有旧制。”“暂以楚王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在地。”“金兆龙带（工程营）后队（第）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去南湖，威胁八标炮队响应后，并掩护该标进城。”林振邦带后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口，向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庵方面警戒。徐少斌带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与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警戒。

金兆龙率领后队第二排，到了中和门。中和门的守兵已逃，金兆龙用双手拉开一尺多长的铁锁，出城。走到长虹桥，与三十二标队官楚瑛的一队兵相遇，打了几分钟，将楚瑛的兵打退。然后，到了南湖阅兵亭。再以后，与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哨兵打了几分钟。最后，到达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后营门，与守兵交锋。交锋了一阵，炮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已在内部响应。

以上，是熊秉坤的记载。张难先说，金兆龙走到马标，已和炮标的同志相遇。

邓玉麟写炮标响应，写得极简单。“八时闻知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团开枪，集合炮队全标，率领进城，到达楚望台，即占领蛇山，用炮攻击制台衙门。”

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记载得相当详细：邓玉麟和李作栋在十九日午后，在汉口“一码头”乘小船，经鹦鹉洲到白沙洲登陆，向南湖走，中途遇到孟发成，一齐回炮标。恰好，门口的守卫是同志王鹤年。进去以后，邓、李、孟三人和徐万年、蔡汉卿、艾良臣等会议，（徐万年曾经在上午偕邓玉麟进城，进不了城，被邓玉麟留在十字街，等候中和门开城。大概是，等候了一阵，中和门仍旧未开，便回了炮标。）邓玉麟与李作栋、孟发成，把城内消息与新的起义计划告诉徐万年、蔡汉卿等，研究如何准备。“同时，黄驾白、王华国，得刘复基（尧瀓）等被捕消息，亦与李翊寰、童启栩、涂吉祥、彭正卿、王蕙芳等集议发难。”“众乃准备一切，邓亦易军服，荷马枪。”“时至九时许（邓玉麟说是“八时”），见塘角火起，城内亦有枪声，蔡汉卿、孟华臣（发成）等即拖炮至操场。其队官柳柏顺出而阻止，蔡以足仆之。”

张难先说：“及睹塘角火起，邓玉麟在南营门开枪。蔡汉卿乃赤膊椎胸起，奔呼同志集合。队官柳百顺出而阻止，汉卿腿击之，辟易丈许!其他官佐皆望风靡。”

为什么蔡汉卿用腿而不用枪?他投有枪，更没有子弹!

张难先说，蔡汉卿集合了二十几位同志，到本标（炮队第八标）军械库取出炮弹，向天发炮。“应者仅范鸿先等数十人。玉麟曰，殆矣。蔡汉卿、王鹤年乃炮击右队，右队同志始脱官长之压迫而出。复击（第）一营三炮，（第）一营亦来会。”于是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蔡汉卿、孟华臣（发成）、陈国桢等率全标同志，炮十二尊，整队向中和门出发。

出发以前，他们派金明山到同驻南湖的第八镇第三十二标第二营左右队，请该两队同志响应，一同出发，予以掩护。结果，单道康、夏斗寅、戴鸿炳、祝倪周等带了若干人出来，陪同炮标进城。

“路经马标，见马标无动态，亦击三炮。马标同志马骥云、徐国钧（祁国钧?）、黄冠群等随起应。（但是马标的大部分，其后却被标统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溃散。）迎炮队之马明熙、金兆龙、邝汉卿、张鹏程等适至。”

来迎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可见除了金兆龙的一支以外，又有（一）马明熙的一支，（二）张鹏程的一支。（邝汉卿是工程营的同志，属于金兆龙的一支。）马明熙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三营的一个排长，于望见塘角火起以后和方维、谢涌泉等一百余人起而响应。他们走到楚望台，与工程营同志会合。在他们之后，又来了第二十九标蔡济民等同志一百多。再其后，有方兴、李翊东所率领的一批测绘学堂学生，约有八十人左右。方兴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已经进入工程营内，向熊秉坤领得军刀两柄，回到测绘学堂，恰好李翊东正集合同学站队。方兴分给李翊东军刀一柄，于是两人便率领同学，整队到了楚望台，成为第二批前来会师的同志。

吴兆麟给他们抢枝、子弹，派他们当总预备队，负责守卫楚望台。

吴兆麟是工程营的左队队长（连长），略有军事学识，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熊秉坤的这种让贤的风度，确是了不起。

吴兆麟以临时总指挥的身份，颁发第一道命令之时，是十点三十分。据熊秉坤说，当时“各标营尚无动静”。熊秉坤的话，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各标营（及学堂）尚未有人来到楚望台军械所。

吴兆麟的第一道命令是：派工程营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的兵两排，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方；派工程营右队排长邝名功（杰），带右队的兵两排，经紫阳桥、王府口，攻督署的后方。

熊秉坤说，吴兆麟于方维、蔡济民、方兴这三批人先后来到以后，再派方维与马明熙等第三十标的一批，出城迎接南湖炮队第八标，以加强金兆龙等一支队伍的力量；派蔡济民第二十九标的一批，助攻督署后方，以加强邝名功等一支队伍的力量；留方兴、李翊东等测绘学堂的一批，作为总预备队，以加强楚望台与军械所的基本力量。

方维与马明熙等一批，走到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营房附近，追上了金兆龙，也迎得了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这时候，张鹏程的一排人也来了，于是会合在一起。

张鹏程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在第三十标的标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的晚上，奉上峰命令，带了二十几名兵士守卫通湘门。看见塘角火起（或是听到军械所的排枪），便撇下通湘门不管，带他的兵来到楚望台。他的这一批，可说是第六批。（第一批，方维等；第二批，蔡济民等；第三批，方兴等。第四批，是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阙龙、郑继周、王世龙，一共三个人；他们是翻了营墙出来的。第五批，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的吴醒汉与第二营的徐达明等若干人；他们是抢了子弹，推倒营墙出来的。）张鹏程的一批到了楚望台，便转而前往津水闸，保安门正街，进攻总督衙门。他们到了保安门正街的东头，便被把守保安门的清军消防队截住，死伤了好几位，退回楚望台。张鹏程与吴醒汉等人商量了一下，拨得若干同志，凑上一百多人，仍由张鹏程率领，出中和门，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这便是张鹏程何以能在马标营地附近与炮标同志相遇的缘由。

炮标同志进了城，把十二尊炮分别架在中和门、楚望台与蛇山的几处高地，使得革命的形势顿然改观。这时候，虽则是李鹏升已经带来了混成协辎工二队的同志七十余人，经通湘门城外绕到中和门外十字街长虹桥，转向东北，进中和门，到了楚望台。余凤斋也带来了第八镇辎重营的祁占鳌、刘德贵等四十几位同志，劈开武胜门进城，占领了凤凰山，分兵派胡廷佐率领，攻布政使衙门。（李鹏升的一批，可算是第七批，余凤斋的一批虽不曾来到楚望台，却是第八批的响应之师。炮队第八标，是第九批的响应之师。）这时候，吴兆麟派往进攻总督衙门的部队，业已先后受到挫折。

吴兆麟曾经在十点半钟，派伍正林带两排兵，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邝名功（杰）带两排兵，经紫阳桥与王府口，攻督署之后。其后不久，又派蔡济民等一批同志，接在邝名功一路之后，为后劲。

伍正林的一路，走到津水闸，便被保安门城墙上的清军武装消防队截住；其后续进，到了恤孤巷口，被巷内的清兵冲出，截为两段，又只得退回律水闸。邝名功的一路，走到紫阳桥，遇到清军，伤亡极重，邝名功率队退回了工程营，架抢休息。吴兆麟接到报告，便要执行军法，将邝名功捉来枪毙。同志们替他讲情，于是邝和他的队伍，又来到了楚望台。

蔡济民虽同样遇到阻碍，而并不撤退。

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在中和门城墙、楚望台与蛇山的中峰与其他几处高地，对着总督衙门轰将起来。

熊秉坤说，吴兆麟这时候派了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三位同志，各带兵士三五人，分往三路放火：一路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北路），一路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至小菜场（中路）；一路由保安门正街经望山门正街，至总督衙门的东辕门（南路）。不到半个钟点，三处的火都起了，使得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同时，吴兆麟也派了吕中秋与张靖川二人，带了兵士十余名，割断各标营的军用电话线。）熊秉坤继续说，吴兆麟在夜半以后，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第二次进攻督署的命令：（甲）派熊秉坤带领工程营后队全队（三个排），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伍正林带领工程营前队全队，走上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以协助熊秉坤的一路兵：令陈国桢拨过山炮二尊，架在保安门城墙之上，对督署猛轰；派曹飞龙带领工程营右队士兵一个排，走上保安门城墙，作为炮手的掩护。（乙）派黄楚楠带领工程营左队全队，经王府口与小都司巷，攻督署之后；派姚金镛带领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全队，作为黄楚楠的预备队。（丙）派方兴带领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学生，作为“总预备队”，“并巩固楚望台及军械所后防。”

甲路，熊秉坤与伍正林带了工程营的后队与前队出发。第三十标的马明熙与徐达明，也带领他的两排兵，加上吴醒汉、彭纪麟所带来的若干同志，自愿参加熊秉坤的一路。同时，第二十九标的杜武库、杨选青、夏一青三位同志也领了他们所带来的人，参加伍正林的一路；还有，第四十一标的阙龙、李宗（忠义）、岳少武，也并入伍正林的一路。于是，甲路的熊伍两路，浩浩荡荡，向着督署的前方冲来。

熊秉坤与马明熙、徐达明等人约定：（一）把同志分为三组，轮流向前冲进；（二）每到一个巷口，在驱走敌人以后，就留下几个同志把守。果然，同志们得到轮流的机会，愈战愈勇。若干与保安门正街成为垂直线的巷子，如恤孤巷、崔家院巷及望山门正街，暂时都被肃清。熊的主力，到达望山门正街的陈宏发酱园门口，离开督署东辕门仅有一百公尺左右。

忽然，后面的同志纷纷溃退，谣传望山门城墙上的清军已经走上城墙，将革命军拦腰冲断。事实是：清军并未如此，而是第八镇司令张彪本人带了机关枪手与辎重营的兵两队，与几十名武装消防队，走上了望山门一段的城墙，一面对熊路的三个组射击，一面在城墙上向东伸展，与革命军的墙上部队接触。墙上部队，受到武装消防队的两次冲锋，死伤颇众。“督队”阙龙受了重伤。若干同志因而气馁，颇有退后与跳下城墙的，把保安门城墙上的两尊过山炮丢了。领队的伍正林愤而拔刀自刎，被左右的同志救护住，其余的同志看了，十分感动，陡然之间士气百倍，扎稳了阵，清军不能再进。革命军的保安门阵地与两尊过山炮安然无恙。

当城上部队扎稳了阵之时，熊秉坤城下部队已经败退到了津水闸。熊和马荣、伍正林等人商定：挑选四十名敢死队。这敢死队顷刻之间便已组成。参加的人包括：熊秉坤、胡效骞、马荣、伍正林、马明熙、吴醒汉、杜武库、扬选青、徐少斌、彭纪麟、纪鸿钧、徐绍儒、陈振武、饶春棠、林振邦、陈连升、杨正全、张得发、孙松轩、赵道兴、宋厚德、张斗熙、李自新、夏一青。

这是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所记下的名单，尚缺十六人的姓名。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写下的名单，与此相同，但缺少熊秉坤，把“陈连升”写作“陈连魁”，称这二十四人为“前锋”。李廉方的说法可能是根据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敢死队尚有一人：胡春阳，见于李廉方的书，页一00，说他“被扫射而伤腿”。）熊秉坤说，胡效骞是敢死队的领队，他自己是押队。

敢死队的作战方法是：不再留人在每一个巷口，以防免埋伏与拦腰袭击。他们带了武器与煤油及引火物，破釜沉舟，一口气从津水闸冲过保安门正街，直达督署的东辕门放火。

清军这时候方集中注意力于革命军的城上部队，没提防敢死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上前来，竟然连东辕门也守不住，退到了西辕门去。敢死队的胡效骞、徐少斌、马明熙等十几位乘势追到西辕门。

不料，督署内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机关枪扫射。马明熙等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时候，纪鸿钧奋不顾身，手提一箱煤油，冲进督署的门房，在门房内放火，门房顿然烧了，烧及了大堂，机枪手作鸟兽散。胡效骞等十几位同志转危为安。纪鸿钧本人被烧死在门房里面。

在纪鸿钧以外，敢死队中牺牲的同志，仅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四位姓名可考。

张彪在保安门与望山门之间的城墙之上，见到督署起了大火，便慌慌忙忙地走下了城墙，经吴家巷出平湖门，带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去汉口，扎在刘家庙。

瑞瀓呢?早就溜出了督署。他在“签押房”中了一颗炮弹之时，便自行拆毁督暑的后墙一段，走出望山门，登上楚豫兵舰，开去汉口江面，躲在外国兵舰的后面。

黎元洪於工程营起义以后，仍旧坐镇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左旗第四十一标附近）。他亲自动手。杀了来自第三十一标的周荣发同志，也杀了第四十一标的企图冲出营门去响应革命军的邹玉溪。他叫标内的“第三营”兵士站到营墙上去，命令他们：“如果有人来攻，便开枪打。”（这时候，该标仅有第三营一个营，第一营已开往宜昌，第二营已开往岳州。）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外面枪声很大，就再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劝他们走。”再过了一会，他大概是听见了炮声。又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你们便从营墙上走下来，退守营房。”最后，炮声越来越猛，他就换上了便装，与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溜出营门，逃到黄土坡刘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点钟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数据点以外，入于革命军之手。

应该补叙的，是蔡济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动。

蔡济民在第二十九标响应，带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时候，吴兆麟已经派了伍正林与邝名功二人分南北两路出发。蔡济民自愿继邝名功之后，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后。邝名功在紫阳桥之西受阻，折回工程营，再由工程营回楚望台。蔡济民绕过紫阳桥之北，一直杀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处。敌军受到这个威胁，便放弃紫阳桥之西的阵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较南之处，以机关枪扼守。蔡部以步枪对机关枪作战，十分艰苦。

张鹏程以第三十标的排长身份，带了二十几个人守通湘门，于起义以后自动离开通湘门，到楚望台，参加南路作战。在津水闸受阻，退回楚望台，经吴醒汉等拨给若干同志士兵，凑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门，帮助金兆龙一支兵，迎接炮（队第八）标，在马标营地迎到了炮标，一齐进城。进城以后，炮标分别架炮于中和门、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张鹏程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转而向北，与蔡部并合。这时候，据李廉方的记载，似乎蔡济民还不曾冲到王府口西口。其后，首先冲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张鹏程。“张鹏程直冲至西口，与敌军鏖战，几至不支，马云卿受伤倒地。鹏程遂在西口觅民房纵火。当放火时，住户助之燃烧，且面有喜色。”为什么要放火?为了照亮总督衙门的目标，让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

李廉方说：“时炮队目标不易命中，因有主张火攻者，（吴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时，长街乾记衣庄一带火起，炮队目标明显，轰击督署，辄命中之。”熊秉坤也说，吴兆麟派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三人，分别带兵士三五名到三处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间，（乙）水陆街至小菜场之间，（丙）保安门正街至东辕门之间。“如是，不到半时，三处火发，烈焰难当，我炮兵乘势极力炮击。”

但是，吴兆麟下令放火之时，正是第一次两路进攻失败以后、第二次两路进攻尚未开始以前，熊秉坤所说的三处地方大都仍在清军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务，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很成疑问。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实，只有三件：（一）是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队队员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三）是王世龙在督署门前钟鼓楼所放。

王世龙是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同志，和阙龙、郑继周是该营最先响应的三个人。他们跳了营墙出来，到楚望台参加革命军。张难先说他们三人跟随蔡济民，“直冲督署前门”，遇到敌军的机枪手，“相持许久，终不下。阙龙、郑继周等从东辕门左侧进攻。龙身先士卒，为保安队袭击，一弹洞喉管，晕倒于地，舁入医院。王世龙、杨选青纵火烧门前钟鼓楼，墙高，火不及，世龙死焉。”

张难先的这一番话，错误很多。第一，蔡济民从头到尾不曾负有进攻督署“前门”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攻“督署之后”，亦即北路。第二，阙龙受伤，不在督署之前的“东辕门”，而是于伍正林一队“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之时，在城墙上面为“武装消防队”所击中。熊秉坤说，“督队阙龙负伤，致使退下纷纷而不能遏止，失炮两门。而保安门上阵地，几为敌人所占领。”第三，杨选青是熊秉坤敢死队的一分子，与杜武库及夏一青二人共负“守保安门城上”的责任，怎么能够走下城墙，到钟鼓门，帮助王世龙放火?

张难先本人不曾参加八月十九之夜的革命战争。他的记载全凭传闻，错误自然在所难免。事实是：阙龙与郑继周、王世龙三个人，在起义之始，到了楚望台。炮标进城以后，同志们对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发了一炮，把该营的管带谢国超吓走，于是胡廷佐、左国栋、岳少武、李忠义、胡春阳等多人，“一哄而出”。出来以后，一部分随同胡廷佐、左国栋向西走，并入蔡济民部，占领善后局、官钱局、电报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布政使衙门）；另一部分向南走，到了楚望台，遇到阙龙、王世龙、郑继周，“随伍正林部跟进”。因此之故，在阙龙负伤以后，胡春阳才有机会参加熊秉坤与伍正林所组织的敢死队。

王世龙可能也是敢死队的一分子。敢死队冲近东辕门之时，王世龙便和杨选青奋勇而前，到钟鼓楼放火。王世龙中弹而死，杨选青安然无恙。

王世龙与杨选青在钟鼓楼所放的火，与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的火，以及比这两处稍前，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的火，都帮助了炮队同志，促进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蔡济民的贡献，在于达成了邝名功所未能达成的任务：攻督署之后（北面），以牵制敌军，使得攻督署之前的革命军，克奏肤功。

蔡济民始则绕出紫阳桥之北，指挥张鹏程等冲到王府口西口，与“大街”交叉之处，继则令张鹏程等在王府口西口放火，再其后则分派胡廷佐等占领善后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后，蔡济民尚在官钱局门口，指挥对藩署军事。清方的“藩台”（布致使）连甲，有若干卫兵与武装消防队，在藩署南搂作困兽之斗。不久，第四十一标的李忠义，占领风凰山炮台，动用凤凰山的要塞炮；马骥云也去了蛇山，通知蛇山上的炮标同志，对藩署发炮。于是，连甲的卫兵及武装消防队作鸟兽散，藩署入于革命军的掌握，连甲逃奔到柯逢时家躲藏。

天下闻名的黄鹤楼，也是蔡济民会同孙鸿斌的一队人占领的。孙鸿斌在此以前，先与梁邦福、陈致祥等占领汉阳门与羊湖门，在此以后，帮助胡廷佐与张鹏程等进攻藩署的南面，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清军之中最顽固的，是第三十标第一营，其中旗人最多。管带郜翔宸于革命军起义以后，始则坚闭营门，继则于有炮弹落下以后率领全营旗兵出击革命军蛇山炮兵阵地，被（从楚望台调去的）李鹏升部及其他的掩护部队驱走，在蛇山附近遇到吴醒汉等四五十人，竟然强迫吴等“回队”（回到右旗）。吴等休息到了天明，精神恢复，鼓起勇气，对旗兵大声喊打，郜翔宸才与他的旗兵踉跄而逃。郜的左队，于队官满人崇光的率领之下，于藩署易手之时闯入藩库，劫取现银。结果，该队全部被张鹏程消灭。到了（二十日）下午一点钟，郜仍敢率领残余，在军政府（咨议局）外面放抢一排，吓走了守门的学生兵，使得正在吃午饭的黎元洪不得不与蔡济民、吴醒汉，爬到咨议局后面的山上躲避。郜部于一会儿工夫以后，被军政府卫队逐走，出了小东门（忠孝门），窜至东湖一带，被乡团打散。

总计，清军在武昌的各个部队，只有第八镇的辎重第八营被张彪带去了汉口。（该营的同志不多。有刘德贵等四十人左右，于祁占鳌的领导之下，于九点钟左右出营响应革命，跟着余凤斋进武胜门，扎在凤凰山，其后帮助胡廷佐攻布政使衙门。）第八镇的工程营与炮标，可说是全体参加了革命。马标有一营巳被调往襄阳，剩下的两营有一队马兵与一队机关枪手在起义以前被调进督署担任守卫，在督署易手之时溃散。其余的，一部分响应了革命，由沙金海、黄冠群等率领，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另一部分被统带（团长）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等地，自行溃散。除了这些单位以外，第八镇尚有驻在右旗的步兵第二十九标两个营，第三十标两个营，驻在左旗的第三十一标若干留守兵，驻在南湖的第三十二标第二营的左右两队。——其中，除了郜翔宸的一个营以外，其余的，凡是不曾参加革命的也都散走。

就第二十一混成协而论，步兵仅有一个营在武昌：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被一颗炮弹吓走，士兵的极大多数参加革命。马队第十一营在南湖，管带是王发祥。响应革命的人数难考；但是，在祁国钧的领导之下，也有若干人会同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同志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混成协的辎重队第十一队，于李鹏昇的领导之下，首先在塘角发难，参加的士兵是该队的大部分。工程第十一队，亦复如此。炮队第十一营，虽则管带张正基带了残部去青山，多数士兵对革命也表同情。跟随李鹏昇进城的也有若干。张正基自己在八月二十日自动要求进武胜门，对革命军投顺，获得准许，被指定驻在凤凰山。

宪兵第八营，在体制上隶属于第八镇统制张彪，其中旗人最多。即使彭楚藩尚在人间，也无法叫他们倾向革命。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吴兆麟在“八点三十分”便下令“派马荣、金兆龙二人，各带兵一排，由本地（楚望台）即时出发。马荣向宪兵营东面前进，金兆龙向宪兵营西南面前进，即扑灭之。”“约半点钟，马荣来报告，已会同金兆龙将宪兵营内旗兵十余名斩决，当（即）占领该营。”

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同志之中的先进，然而在起义之时并不在场。他这段记载，可能错在时间方面，或命令究为何人所发的方面。熊秉坤在九点三十分之时，尚在““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号施令，吴兆麟怎么会在八点三十分已能颁发消灭宪兵营旗人的命令呢？也许这命令是熊秉坤所发，或虽为吴兆麟所发，而时间不是八点三十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兆麟就总指挥之职以前，熊秉坤已经把金兆龙派出去，经中和门去迎接南湖的炮标了。

无论曹亚伯记载的准确性如何，宪兵营是很早便被革命军占领了。在其他记载中，均不见有宪兵营与革命军对抗的事。

武昌全城的巡警，据胡祖舜说，在十九日的夜里“闻警逃散”。（只有一小队巡警在武胜门外“彭杨公祠”对李鹏昇部抵抗了一阵）。瑞瀓于逃上军舰以后，却电奏清廷，说是曾经“亲率警察队抵御”。也许他所指的是“巡防营”，也许确有一部分巡警帮他守总督衙门。

各家的记载中，每每提到“消防队”与所谓“武装消防队”，这些字眼实际上都是“巡防队”的别写。令人不解的是所谓“保安队”，可能也是指的“避防队”。巡防队在武汉的，原只有一营。在瑞瀓与张彪之下，于十九日夜间对革命军作战的，都先后被击溃。

督署的“教练队”一营，当时被老百姓称为“娃娃队”，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能为革命军之患的，大概只是那来自马队第八标的机关枪队（连）。教练队本身也有机关枪。使用这些机关枪的机枪手，在督署大堂着了火以后，都一哄而散。

五七、光复汉阳汉口

清军驻防在汉阳、汉口两地的是：汉阳——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营长是陈钟林），湖北水师第一路（营）（营长是陈得龙）。

汉口——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营长是任光耀），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营长是樊毓英）。

简单言之，清军在这两处地方，各有步兵两营。

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前，张彪率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离开武昌，以大部分扎在汉口刘家庙，小部分扎在汉阳水师营大校场。

文学社在汉口、汉阳有一个“阳夏支部”（阳是汉阳，夏是夏口，夏口是汉口的古名）。支部的支部长是胡永珍，书记是王缵承，会计是黄振中，交通是郑兆兰，调查是戈承元，参议是黄家麟等八人，“联络”是范明山、陈德元、袁金声。汉口的机关设在范明山的寓所，汉阳的机关设在陈德元的寓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标代表是胡玉珍，第一营的营代表是陈建章，第二营的营代表是赵承武。（第三营驻防信阳武胜关及其以南的京汉铁路沿线，营代表是刘化欧。）共进会在汉阳没有机关，在汉口却有三处：长清里九十八号，宝善里十四号，阳兴里三十三号。共进会在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以及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三个营之中，有没有标代表与营代表，不详。

文学社与共进会实现了联合以后，公举邱文彬为“阳夏总指挥”。

邱文彬在八月二十日的夜里，放枪为号，集合了第四十二标第一营的右队与后队的同志在操场，然后进子弹库，取出子弹。第一营管带汪炳山溜走。有一位队官宋锡全，“在大营门与黄家麟谈话，欲起而制止。家麟即将预置白布一副，系于锡全左臂，笑语日，‘你不要糊涂’。锡全素机警，即抽刀作指挥状。（胡）玉珍正向队伍演说，即曰，‘宋队官日知会党员也，才学为本营冠，平日待士兵尤和平，吾辈此后皆听其指挥。’众皆欢呼。”

不久，邱文彬又将左队与前队集合起来，取了子弹，布防在龟山周围，“自率数十人下山冲击，辎重营残队未抵抗而逃。（水师第一营，本已由陈得龙于事前带去武昌，于武昌起义之时被革命军打散。）于是，整个汉阳，包括兵工厂与钢厂，与民营的一家铁厂，都入于革命军的掌握。李亚东被迎出监狱，作了革命政权的汉阳府知府。

八月二十一日的清晨，胡玉珍派曾清臣带领一队同志，从汉阳渡江到汉口居仁门外，向空放枪一排。这是对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的革命信号。

营代表赵承武早有准备，听见枪声就集合了全营同志响应。管带陈钟林一走了事。队官之一林翼支，正如在汉阳的宋锡全，立刻参加到革命的一边。

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驻在歆生路余庆里。枪声一起，营内若干旗人与管带任光耀先后逃走。剩下了一百多兵，被当地的商会挽留，维持秩序。这一百多人，很快便和革命军联成一气。

汉口有租界。革命军不便对租界有所行动。于是，若干匪徒有了退藏之所，便大着胆子在“华界”大肆抢劫。被抢劫的，包括花楼的两家“钱庄”（旧式的小银行），汉口官钱局，以及若干典当铺与商店。

在武昌的军政府经汉口商会请愿，派蔡济民率领二百名兵士来汉口，当场斩杀抢匪三人，事后又捕斩了土匪几十人。在汉阳的革命军也派了若干兵士，到汉口的“桥口”，枪毙抢匪二人。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以后。汉口的秩序渐渐恢复。

詹大悲与何海鸣被迎出监狱，主持汉口的“军政分府”。

汉口这时候仍有清军存在。张彪掌握着刘家庙与大智门。

李廉方说，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王缵承等同志，于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在汉阳兵工厂开会，议决：扩充革命兵力，成立一个“镇”（师），公举宋锡全为统制，驻守汉口；另外，成立一个协（旅），公举林翼支为协统，驻守汉阳。

邱文彬在他的《辛亥阳夏起义事略》里说，除了以林翼支为协统的一个协以外，还有一个以文学社社长王宪章为协统的一个协。主宪章的协，是第一协；林翼支的协，是第二协。

武昌的鄂军军政府核定：宋锡全为鄂军第一标统。到了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鄂军都督府把原任第一协协统吴兆麟，调任副参谋长，升任宋锡全为第一协协统。（这时候，军政府除了第一协以外，另有三个协：第二协，协统是何锡藩；第三协，协统是成炳荣；第四协，协统是张廷辅。此外，有敢死队四个大队。

军政府在八月二十四日下令，对汉口的清军进攻。

五八、中华民国军政府

共进会的十八星旗（象征长城以南的十八省），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黎明被孙鸿斌、蔡济民等同志，升在黄鹤楼。这一面旗帜与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在民国元年被分别制定为陆军与海军的军旗。

中和门外，陆军中学的学生整队入城，参加革命。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管带张正基，第八镇马标第八标标统喻化龙，均先后率领了他们的残部，入城归顺。

在武昌领导革命的若干同志，如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方兴、陈磊等人，于八月二十日上午集合在湖北咨议局开会。

大家所讨论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一个人作鄂军都督。

军政府的组织，计分军令、参谋、军务、政事四个部，政事部分为外交、内务等七个局。九月初四（10月25日），政事部取消，外交等六个局改为六个部。文书局改为秘书处。

在八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家关于军政府只决定了它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在机构方面仅仅先成立一个“谋略处”，以蔡济民、邓玉麟、谢石钦、吴醒汉、张廷辅、高尚志、徐达明、陈宏诰等十五个人为主持人，“筹划并处理一切军政事宜”。这可算是一种委员制的政府。

这政府需要一个足资号召的首脑。“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已在八月十八日之夜于被捕后，跳出巡警署花园围墙而逃，同志们不知他逃往何处。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预定的都督刘仲文此时虽均仍在汉口，而汉口与武昌有一水之隔（汉口到了次日，二十一日[10月12日]才光复）。其他的几个素孚重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杨时杰，这时候没有一个在武昌。

同志们于无可奈何之中，捧出一个黎元洪来。此人在清朝可算是一个中等军事人才；到了民国以后，倘若不作都督或“大总统”，也未尝不能列为比较好的军阀。然而，他和革命毫无关系。在他的脑筋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思想。

黎元洪占便宜的地方，是他薄有煦煦之仁的长者风度，平素对部下尚知爱护，论学识与经验，他进过海军学校，参加过甲午中日之战的海军战（于战败时跳水自杀获救），帮过张之洞在湖北创立新军。论地位，他官居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简称协统，相当于今日的旅长），高过了吴兆麟以次的革命同志。吴兆麟是队官（连长），蔡济民与张鹏程、张廷辅等人是排长，熊秉坤是正目（班长）。

熊秉坤说，黎元洪在八月二十日的凌晨（两点钟以后），派了马弁柳国祥到楚望台军械所，向大家宣布：“黎统领命令，决定‘明早’五时到楚望台。”柳国祥说了这句话便走。熊秉坤与邓玉麟把柳叫了回来，问：“黎明天早上来，是来向我们投降，还是带兵来打我们?”柳国祥回答不出。邓、熊二人吩咐他，向黎问明白了，再来回话。（其后，柳国样并未再来。）张难先说，提议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是咨议局议员刘赓藻。刘赓藻并非革命团体的分子，何以有资格作此提议？原来，李作栋、禁济民等同志，于占领了武昌全城之时约请了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以下的人，在咨议局与自动赴会的诸位革命领袖一同开会。

据汤化龙事后告诉李廉方说：“革命党人来局时，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绝对拒绝意。子笏（胡瑞霖）则力持不可。其意以予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

刘赓藻的提议，获得在座的人赞成。于是，刘和蔡济民被推为迎黎的代表。

刘、蔡二人走了几个地方，最后在楚望台找到了黎。

原来，黎已被马荣和汤启发“拥”到了楚望台。马荣和汤启发巡街，遇到搬皮箱的护兵，从黎的寓所出来。护兵被追问一番以后，说出黎已经躲藏在黄土坡刘文吉参谋的家里。马、汤二人于是便走到刘参谋家，强迫黎元洪去楚望台，“主持大计”。

据说，黎元洪是藏身在床底下，被马荣拖了出来的。黎元洪自己也在写给萨镇冰的信里说，“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

马荣、汤启发等带黎元洪与黎的“执事官”王安澜到了楚望台。吴兆麟下令，举枪对黎致敬。有一位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王安澜劝黎不要答应，炮兵拨刀走向前去，砍王安澜。黎遮住了王安澜。李翊东说：“此地不便下令，请统领去咨议局。”

这时候，刘赓藻与蔡济民也已来到了楚望台，和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等人便簇拥着黎元洪去咨议局。

到达咨议局，在座的大家拥黎就鄂军都督之职。黎依然不肯。李翊东在预先准备好的安民布告上，替黎元洪签了一个“黎”字。

两天以后，汉阳、汉口相继收复，黎元洪才有了附和革命的决心。他在八月二十三日让蔡济民与刘熙卿等替他剪去辫子。又过了两天，到了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居正等人设坛，请他出来祭拜黄帝，誓师就职。他这才死心塌地，当起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来。

五九、鄂军都督府

武昌革命同志捧出黎元洪当都督，在安定当地民心、收用军事干部与号召各省响应这三方面，的确获得便利。不过，黎究竟不是革命分子，其后向袁世凯投靠，摧残革命势力，屠杀革命同志，破坏二次革命，依违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之间，使得民国的法治基础根本动摇。因此之故，就远处大处而言，蔡济民等先烈的捧黎之举，不可谓非失计。

武昌革命同志建立政府之初，不曾十分注意到中央与省的区分。开始，便把所谓“鄂军都督”视作中华民国军政府之首领。虽则在八月二十日黎元洪尚在犹疑之时，他们设有“谋略处”以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又在汉口设了“军政分府”作为防备黎元洪叛变的一种措施。但是一到了黎元洪肯剪辫子，这谋略处便在事实上被取消，代之以规模庞大的“都督府”。军政府徒留一个空名，其中既无元首，亦无职员。于是鄂军都督，成为革命阵营之中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领袖。

革命同志们在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午后六时，议决在军政府设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以清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参谋部部长，以第八镇第三十标标统杨开甲与吴兆麟为副部长，以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蔡绍忠（大辅）、张振武为副部长，以湖北咨议局局长（君主立宪派分子）汤化龙为政事部部长，下设内务、财政、编制、文书、交通、外交、司法等七局，分别以舒祀鉴等为局长。（孙武因养伤不曾到职，汤化龙因不愿出面革命而不肯就职。）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都督府的组织条例被公布。黎元洪以都督身份兼司令部总长，高高在上，原来隶属于军政府的各部划归都督府，增加了一个司令部，设总长一人，由黎元洪自兼。

参谋部——部长张景良，副部长杨开甲、吴兆麟。

司令部——兼总长黎元洪。

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未就），副部长张知本。（下设七局。）这条例共分六章二十四条，是居正的手笔。居正在八月二十三日到达汉口武昌，于仓猝之间写成了它。其中的疏漏之处有二：（一）“司令部”在第一条称为“军令部”，在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称为“司令部”；（二）条例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而第一章便是“都督府”，写到第六章第二十三条，对“军政府”依然一字未提。第二十三条规定这“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于“都督核准之日”公布施行。

在八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谓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事实上只是一个鄂军都督府，设在咨议局的原址。

都督府之下的各单位，以军务部为最重要，设在其后的高等法院之处。主持人是副部长张振武。另一副部长蔡绍忠不甚问事。孙武名为部长，到了九月上旬才到部视事。部务仍在张振武掌握之中。张振武是罗田人，寄籍竹山，在省立师范学堂读过书，受业于时象晋，其后留学日本，参加“大森体育会”，学习军事，经刘彦介绍而入同盟会，回到湖北，企图策应徐锡麟，未成，又去了日本一次。再其后，回湖北，在武昌当小学教员，于辛亥年春夏之交加入了共进会。他在军务部副部长任内勇于负责，而不免于专断，美中不足。

政事部由于部长汤化龙不肯就职，而始终不曾完成机构，招牌挂在南楼前长街中路小学堂。政事部之下的外交局，原以黄中恺为局长，于胡瑛出狱以后，升局为部，以胡瑛为部长，王正廷为副部长。不久，财政局也升格为部，以原任局长胡瑞霖为部长，陶德琨为副部长。胡与陶不能合作，胡辞，陶调任造币厂厂长，部长由李作栋继任，副部长由潘耀裕继任。再其后，内务、交通、司法、实业、教育都升格为部，分别以冯开濬【剪文公：jun、xun，同“浚”】、熊继贞、张知本、李四光、苏成章为部长，周之瀚、傅立相、彭汉遣、牟鸿勋、查光佛为副部长。最后，内务部冯开濬与周之瀚的职务，改由杨时杰与周汝翼担任。教育部苏成章与查光佛的职务，改由姚晋圻与赵俨葳担任。这已经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事了。

以一个都督府而设立七个部，等于是一个中央政府。都督虽则是鄂军一军、湖北一省的都督，而俨然成为中央政府的元首。如此情形，在起义之初，为了对外国人交涉与号召各省响应，原有相当必要。到了各省既已响应，代表们筹设临时政府于南京之时，如此庞大的鄂军都督府便不得不缩小，而退为一军、一省的机构了。

居正恬淡为怀，不肯在军政府或都督府之中担任一官半职。蒋翊武回到武昌，也仅仅挂了军务部一个副部长的虚衔。到了汉阳失守以后，才出任“护理总司令”，肩挑起死守武昌之责。刘公（仲文）出钱最多，而且是事前被推定的都督，只当了一个“总监察”而已。所谓“总监察”，可说是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监察院院长”，不隶属于都督府。刘公当了总监察不久，转任“北伐司令”，去了襄阳。

都督府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固守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全省，号召各省响应，分兵北伐，统一中国。然而，清军大举南下，连陷汉口、汉阳。幸亏始则有黄兴赶来。使得汉口、汉阳的战事，不致迅即结束；继则有蒋翊武不辞艰难，苦撑危局；否则，武昌入了清军之手，彭、刘、杨等烈士的鲜血等于白流。

六○、汉口之战

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下午结束。

革命同志于占领武昌以后，在二十一日午后六点钟的会议上，决议成立四个协（旅），以吴兆麟、何锡藩、成炳荣、张廷辅为协统。两天以后，成立敢死队四大队，以方兴、马荣、金兆龙、徐少斌为大队长。此外，有陆军中学与陆军小学所合并组成的学生军，以刘绳武为统带（团长）。原有的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与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混合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马队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刘国佐与周福堂为标统。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也合并而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炮队第一协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姜明经为协统，蔡德懋与尚安邦为标统。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分出一部到敢死队，合并混成协工程第二十一队，成立鄂军工程第一营，以李占魁为管带。第八镇辎重第八营参加革命的不多，改以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为基础，成立鄂军辎重第一营，以孙鸿斌为管带。

水师与巡防营的管带夏占奎、王朝银、马祖藩，经胡捷三与蔡鹏来运动，加入革命阵营成立中华民国驻汉水师，以赵均腾为标统。第八镇的宪兵第八营，改编为宪兵第一营，以王文锦为司令。

再其后，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第五协至第八协分别以熊秉坤、杨载雄、邓玉麟、罗洪升为协统；输送兵一个协，以高尚志为协统；先锋队一个协，以王国栋为协统。

加起来，革命军鄂军一共有了步队八个协，敢死队四大队，学生军一个标，马队两个标，炮队两个标，工程、辎重、宪兵各一营，水师一个协，输送兵一个协，先锋队一个协。

首四协的协统，颇有更动。第一协的吴兆麟，调回都督府，专任副参谋长，协统由宋锡全继任；宋锡全于汉口失守之时，听了胡瑛的话，自动移军岳州，被处死刑，遗缺以蒋肇鉴继任。第二协的协统何锡藩，于九月十一日负伤，以罗洪升代理。第三协的成炳荣（陈炳荣?），于九月二十六日撤职，先由刘廷壁继任，不久，改由窦秉钧继任。第四协的张廷辅也于某日负伤，由谢元恺继任。第五协成立于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第六协成立于九月初五日，第七、第八两协未见于汉阳失守以前的各次作战命令，其成立约在十月初八或初九日。这四协的协统，截至十月十二日停战之时，未有更动。

协统以下的标统，姓名可考的，是第一标先后为宋锡全与黄振中，第二标梁邦福，第三标先后为姚金镛与刘廷福。第四标先后为谢元恺与胡效骞，第五标刘廷壁，第六标胡廷翼，第七标胡廷佐，第八标扬选青与王华国，第九标伍正林，第十标杜武库。林翼文、曾尚武、阙龙、单道康、黄继超都当过标统，番号难考。

以上，除了姜声经、宋锡全、杨选青、阙龙、单道康、黄继超等几个人的名字是采自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以外，都是根据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

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武汉三镇皆已光复之时，只剩下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在汉口刘家庙。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营，由京汉铁路南下，在二十二日上午到达汉口，扎在大智门。这两营的指挥官，是代理协统张锡元。

（李廉方说，张带了三个营来。革命军的作战命令都说张只带来了两个营。）张锡元派人来武昌，诈称愿降。军政府派李国镛、毕钟带了几千元去犒赏，叫他通电，出布告，以表示态度，率队北回，开到武胜关去布防。张锡元毫无听命的具体表现。

清廷在二十一日便已下旨军咨部（参谋本部）与陆军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加调萨镇冰与程允和带领海军与长江水师，对革命军作战。

荫昌带了陆军第四镇与第三混成协及第十一混成协，于二十二日开始出发。清廷在二十三日下旨，把这三个单位合称为第一军。同日，加派冯国璋率领陆军第五镇与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称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廷又下了一道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着袁世凯会同调遣。”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毫无先例：叫袁世凯以一个总督的身份节制具有陆军大臣身份的荫昌。原因是，荫昌所带去的官与兵，是袁世凯所一手训练扩充出来的。

袁世凯一方面深恨摄政王载沣于慈禧死后将他放逐出京，不愿意轻易出山，救清朝于垂危；一方面也似乎感觉到，有一个荫昌夹在中间，他即使想到湖北指挥作战，也不方便。他向清廷奏复，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又发痰喘作烧旧症。”“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他既不谦辞，亦不请假，只是在藉故拖延，搭他的架子。

荫昌在调兵遣将，补充军器、弹药、粮食，种种方面却很卖力，虽则胆量很小，只敢以信阳为大本营，偶尔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实际上都是标统、协统之流在负责。

清廷终于在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把荫昌调了回去，改以冯国璋“总统”荫昌留下的所谓“第一军”；原定的第二军，改交段祺瑞“总统”。

荫昌与冯国璋所先后统率的“第一军”，包括一个镇（第四镇）与两个混成协（第三混成协与第十一混成协）。第四镇的代理统制，是王遇甲（号思澄）。王遇甲下面有两个步兵协：第七协，协统是陈光远；第八协，协统是王遇甲。此外，有炮队一标，标统是蒋廷璋；马队一标，标统是张九卿。辎重兵与工程兵，应该也各有一营，史料不详。

第三混成协的协统是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统是李纯。这两个混成协的编制应该是与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同，即步兵两个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兵、辎重兵各一队。我们从革命史料上仅仅查考得出，在王占元的下面，有一个步标标统马继增（讹写作“马继贞”），在李纯的下面有一个马标标统贾德耀。这两人都是先锋。马继增最先到武胜关，贾德耀最先留驻信阳。

李纯与王占元其后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是很露头角的军阀。李纯当了江苏督军，王占元当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有一个孙传芳，其后作了所谓“五省联军总司令”，雄踞南京。李厚基与臧致平均为第四镇的步队标统（李，第十四标；臧，第十六标）。何丰林也属于第四镇。

关于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的经过，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军这一方面为较详细。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树枬的《武汉战记》以外，仅是若干上谕、奏折与电报而已。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鄂军第二协协统何锡藩为汉口指挥官。何锡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已经率领本协步队两标完全渡江到了汉口。协司令部，驻在刘家园。所属的步队第三标（标统是姚金镛）扎营在刘家园附近，第四标（标统是谢元恺）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在何锡藩的指挥之下，另有属于马队（第一标?）的一个营（管带是黄冠群），炮队第一标的两个营（标统是蔡德懋），工程兵一队（队长是李忠孝），敢死队第二与第四两个大队（大队长是马荣与徐少斌）。这些。分别驻扎在跑马场与“新停车场”。

何锡藩奉“都督”之命，于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进攻“前面刘家庙以南之敌”。刘家庙是一个乡镇，位于汉口东北郊外，与武昌的徐家棚斜对面。汉口在当时有所谓“华界”，华界之西是汉水，华界之南是长江；华界之东是英租界；更东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法租界正北偏西，是大智门火车站。日本租界之北，隔一条火车路与相当距离，是跑马场。跑马场之东，日本租界之北，相当远，是刘家庙。

这时候，清军在刘家庙的是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加上张锡元的河南巡防营两营。

何锡藩步队第三协循着铁道线前进。第四协在第三协的左边，并肩前进。马队循着汉水故道，担任搜索。炮队放在跑马场附近，以刘家庙为射击目标。工程队负责作炮队的掩护。敢死队作为预备队，归胡效骞指挥，随着第四协之后前进。

革命军队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步兵。战到午后四点，清军有步兵一标、炮兵一营，乘火车来到荆家庙，于炮声隆隆之中。车头脱轨，列车翻倒，兵士惊慌奔逃。革命军乘此机会，吹号冲锋。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标步兵赶到。于是，清军溃败。革命军进抵“三道桥”。

这是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第一次与清军正式交锋。革命军获得全胜，捡得了清军一列火车的武器、服装、粮食，杀死了清军四百余人。

次日，两军于上午七点以后在丹水池一带接触，越战越猛烈，战到下午三点左右，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与江岸车站，清军败退到嗫口。

刘家庙与嗫口之间，铁路线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铁桥：一道桥、二道桥与三道桥。铁路线的东边是沼泽地，更东，是路堤，铁路线的西边是湖。总之，革命军北进，走的是一条危险的狭路。清军用机关枪与管退炮锁住三道桥的桥口，静候大队人马从直隶、河南而来。

革命军的一方，首脑部缺乏战略人才。黎元洪的学识，本极有限，而况对革命始终没有信心。参谋长张景良，根本是一个找机会向清廷报功的内奸。若干革命同志，如蔡济民、张廷辅，虽则于起义以前已由士兵升至排长，皆没有受过指挥大部队的教育。比较高明的是吴兆麟，也不过是受过“参谋班”的短期训练而已。

革命军在起义前后，不曾把驻扎在武胜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第三营联络好，是一大失着。（该营也有文学社的同志，营代表是赵承武。）更大的失着，是没有藉二十七日与二十八日的战胜之威，运送几个协的兵渡江，一举而绕过或冲过嗫口北上，占武胜关。

何锡藩的主力，仅有第二协一协。这一协正如其他的各协，包括极多的新兵，而且在恶战两日以后，伤亡不少，未伤未亡的也都已疲乏得很。因此之故，何锡藩在二十九日上午，把部队扎在造纸厂，不曾采取攻势。

在武昌的蔡济民、吴醒汉等若干同志，急于扑灭敌人而不明了实际情形。李廉方说：他们相约多人往造纸厂方面察看，督促何“指挥”下令进攻，“并分赴其部队内鼓吹速进。”

徐少斌表示，愿意带他的敢死队第四大队去打头阵。何锡藩于是派第四标标统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加派谢元恺的步兵一营（第四标第三营），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与炮队一队参加。其余的部队留在造纸厂，准备支援。

午后一点钟出发。序列是胡效骞领敢死队第四大队的第一排，作为尖兵。在尖兵之后三百公尺，徐少斌领了第二排与第三排，作为“前卫本队”。在前卫本队五百公尺以后，是所谓“中队”，亦即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再其后，是谢元恺所直接指挥的第四标第三营，作为“预备队”。炮队则布置在铁路线二道桥之东的路堤，作为掩护。

如此的“纵深序列”，用之于平日的行军则可；用之于大敌当前、左湖右江的狭道，真是犯了兵家大忌。

徐少斌前进到二道桥之北，向嗫口之敌射击，敌方不还一枪。徐少斌再进，进到三道桥之中段，李廉方说：“敌以机关枪多架，堵塞隘路口，对我扫射。少斌当即中弹坠水而死。……惜乎少斌死义，犹未使军（政）府悟战略之非也。同时阵亡十余人，伤二十余人，而我之山炮威力又远不如敌，遂于午后四时。皆退回造纸厂。”（革命军只有过山炮，而清军有“管退炮”。）这一次八月二十九日的失败，虽则是损了一员猛将，就大体而论，尚不过是一个小挫。

然而武昌方面却因此而“临阵易将”，于何锡藩之上加派一个根本不可靠的张景良作“指挥官”。

张景良是“汉军”旗人（祖先是以汉人而降附满洲，纳入八旗系统的），和第八镇宪兵第八营营长寀清阿是亲戚，原为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的标统，很受张彪赏识。革命同志占领武昌，捧出黎元洪当都督以后，叫张景良当参谋部部长（简称参谋长）。他曾经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走进黎元洪的卧室，哭着跪求黎元洪不要对清军下攻击令（那时候清军在汉口的仅有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张难先说，为了这件事，张景良被同志们逮捕，关在牢里。李廉方没有作如此的记载，只说“同志欲致之法，经解说而免。”

在徐少斌阵亡的消息传到武昌之时，同志们十分激动，纷纷表示对何锡藩不满。张景良这时候向黎元洪自告奋勇，说何锡藩是他的老部下，他去了便可以叫何锡藩听话；他说，他很想杀敌立功。据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记载，蔡济民对张景良颇为支持，而李翊东坚决反对。

黎元洪立刻就委了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这一天，是那一天?以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书中的语气来看，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的夜晚。张难先把这一天的黎元洪命令，标明为“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午后十一时半”。不过，张难先关于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一战到九月初一的第四战，每一次都记早两天。（原因何在，殊为费解。）黎元洪的这次命令，除了发表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以外，有这么一句话：叫张景良“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进攻嗫口之敌，但攻击计划及命令须先呈报军政府。”

张景良到了汉口，应该根据黎元洪的命令，起草一个攻击计划，及准备以自己的指挥官名义颁发给部队的作战命令，呈报给军政府。他却并不如此，只是把黎元洪的命令，抄了若干份，亲自到各部队找部队长，叫他们依照黎都督的命令对敌人进攻。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怎能越级而直接依照黎都督给指挥官张景良的命令而行动起来呢?而且，怎样行动，谁在左翼，谁在右翼，谁在前，谁在后，在事实上也得先由指挥官作一番指定。他们要求张景良，另行以指挥官的名义颁发一个较详细的命令给他们，张景良不肯。

在黎元洪都督府的同志，等候张景良送攻击计划与作战命令的草稿，等候到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时，毫无音信。于是杨玺章、蔡济民、蔡国光、徐达明四人，便请准了黎元洪，派他们渡江来调查。他们来到了刘家庙张的司令部，责问张，张说不出理由。杨玺章就替张拟了一个作战命令，张只得同意。这命令，一面派人呈报黎元洪，一面在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下午三点钟发出给各部队。内容是：（一）定于明日对敌军进攻。（二）第二协于拂晓由三道桥进攻敌军正面。（三）第四协第八标于拂晓由藤子冈进攻敌军侧面。（四）炮队第一标于拂晓分别布炮在一道桥与二道桥的路堤，均对三道桥附近射击。（五）第四协第七标及敢死队二大队皆为预备队，集合在造纸厂西南端。

到了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拂晓，第二协的谢标（谢元恺的第四标）开始由三道桥向北夜袭，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开枪。谢标并不还枪，冲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几个。但是，当谢标进至三道桥北端之时，敌军的机关枪便不是刺刀所能对付的了。（革命军在汉口、汉阳的战役之中，从头到尾，最吃机关枪的亏。清军有机关枪，而革命军没有。）谢标依然勇往直前，一冲再冲，阵亡了二百多人，伤了七十几人，等于是损失了第一营全营。谢标的其他两营，只得退到二道桥的江堤。到了天明时候，清军不但用机关枪，又用了炮，向谢标射击。虽则革命军有炮与清军对轰，然而压不住清军的炮。结果，谢标退回到造纸厂。

第四协第八标于张廷辅的统率之下，在拂晓由藤子冈乘船，渡到嗫口之右，李廉方说，“因地势低洼，崎岖难行，又敌防范严密，不便前进。后见正面谢标已退，故亦仍回原防。”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九月（初）一日，两军以炮队交击。是日正午，革命军步队约一标向三道桥北进战；至未（时），革命军不克而还。”这一段记载，在时间上似乎错误。

日本领事馆在阳历10月22日下午六点钟发出电报，说“革命军渡过沙口铁桥，与清军在沙口西北约八千公尺之嗫口车站前，以铁桥（三道桥）为界，自上午十时接战，至下午三时，占领其车站。清军之大部队伍退屯至祁家湾与万家店之间。是役双方死伤均轻。”这一封电报，显然是根据传闻，与事实大不相同。

谭人凤在《牌词》里说，“九月（初）一日，战于嗫口方面，压迫北军于七里口（沟）第三铁桥以北，‘不追击而返’，致北军再出而据第二铁桥，以嗫河为界，则民军之失算也。”谭人凤这番话，似乎是在责备谢元恺打胜了敌人，反而“不追击”，又而拱手给敌人以三道桥与二道桥。——这真是错怪好人。

九月初二，军政府派遣李占魁率领工程营带了要塞炮到汉口，帮助炮队安放要塞炮在江岸，同时构筑防御工事。要塞炮刚刚放好，便开始对清军射击。同时，敢死队第一大队与第三大队，也开来汉口。

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二日未初（下午一点钟），革军施巨炮连环射击。我阵坚，且有（掩）蔽，弹不能中。寻侦知我山炮药弹将罄，驱敢死士六百人出三道桥来猛扑，步队动，几不支。（第三混成协第）四标（第）三营管带田某，搏战至酉（下午五点钟），革军不得前，唱军歌而返。”

谭人凤说：“是夜（初一日的夜里），焦达峰光复湖南电至，民军气愈旺。次日，复占领第二铁桥。”

九月初三，革命军在午前五点钟，由二道桥左边向三道桥清军的前卫进攻。清军以大炮六门，放在三道桥后面的小山之上，对革命军猛射，将革命军击退。这一天，清军有炮队一营，带了管退炮从北方来到增援，便决定了此后对革命军逐渐采取攻势。

九月初四，天气不好，有雨，双方只有炮战，而没有步兵战。

九月初五，清军推进到造纸厂附近，而且集中了九条兵舰在阳逻的江面，革命军加紧在刘家庙江岸车站构筑工事。当天晚上，黎元洪下令给张景良，于次日进攻清军。熊秉坤的第五协也被派来汉口。（成立第六协，以杨载雄为协统，接第五协的防守武昌的任务。）九月初六午前两点钟，张景良颁发作战命令给各部队：其主要内容是，（一）何锡藩的第二协在东，张廷辅的第四协在西，于拂晓同时向造纸厂附近的敌军进攻，第二协右翼及于长江江岸，左翼及于刘家庙车站西端。第四协右翼与第二协左翼连接，右翼及于戴家山附近。（二）马队黄冠群一营负责警戒第四协之左侧。（三）熊秉坤的第五协，作为预备队，集合在刘家庙南端。（四）敢死队第一、第二两大队，继第二协之后前进，第三、第四两大队继第四协之后前进。（五）蔡德懋的炮队第一标与李占魁的工程营，在刘家庙以北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步兵进攻。

不料，清军在革命军开始出动以前，先向革命军进攻。李廉方说：“上午五时，正面之敌约第四镇（代理统制是王遇甲）之三干人，与我守兵（第二协?）约二千人接战，相持甚久。因新兵不善用地形（作为掩护），敌乱放榴散弹，颇有命中者。其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伤者亦不少。敌主力遂越一道桥。

“午前十时，战事颇烈。我缺机关枪，又无管退炮。（步枪与过山炮）效力甚微。

“敌复由嗫口增加兵力。”

“而敌舰四艘又驶至谌家矶，水陆夹攻。敌舰之炮，轰毁我江岸散兵壕，死伤甚多。敌兵乘隙涌进。刘家庙一带地势平坦，无险为守。我军遂撤去江岸，并遗弃山炮及机械不少。”

“敌另一部队，至戴家山一带，布置大炮，轰击我军左翼（第四协），久之，死伤渐多。张统领（廷辅）亦受伤。”

“敌进薄不已，更以马队追袭。我军遂陆续退至大智门。以致德日租界后方，多为敌有。……（午后）一时三十分，……我军遂以跑马场后方二百米达（公尺）之考尔夫球场为炮兵阵地，故德界后方，成为炮火横飞之场，双方争夺，一进一退，死伤枕藉，此时最为猛烈。……战至下午六时，两军发生白刃战……遂被敌占有跑马场矣!”

李廉方关于九月初六日之战的叙述，颇有错误。他所根据的是日本领事馆的电报，夏口县志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这三项史料的可靠性皆有问题。事实上，革命军在初六日不曾失去跑马场，所失去的只是刘家庙。

王树枬说：“六日，我军渡三道桥，进攻刘家庙。王占元率混成（第）三协趋铁路东，王遇甲率（第）四镇趋铁路西。人各携二日粮，克期进击。抵造纸厂，敌兵以煤油罐鏖战。久之，步队（第四镇）第七协不能当。某急率一营（第四镇第八协第十六标第三营）驰入阵。战至午，敌攻益猛。而蛇山及塘角之炮，萃集我军。弹如雨下。（我军）急檄海筹、海容诸舰，驶至丹水池江岸，侧击刘家庙。我军乘势勇搏，且攻且前，敌炮声渐微。战三时，（敌）窜跑马场，（我）合军蹑击，遂夺刘家庙……七日，黎明，我军进薄跑马场。”

张难先把这初六日的战事，写在初五日，又说，刘家庙虽被清军侵去，但当天下午，仍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之所以在上午战败，是由于“刘家庙无端起火（张景良放的），弹械，粮秣尽遭焚毁，军心由是摇动，退却。”“是日正午，我军誓图报复，即在大智门早餐后（军中每日两餐，早餐相当于老百姓的午餐，平时早餐是在十点钟左右，晚餐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一天上午忙于作战，所以到了正午才早餐），准备进攻。惟指挥官张景良自火烧刘家庙后，踪迹不明。众以主持无人，颇形张皇。

“标统谢元恺曰，‘此时往何处觅指挥官?势迫矣。我愿作前驱。诸君请随我前进。’（谢元恺是第二协第四标的标统。）于是各部队长官踊跃集合，共同拟定于午后一时开始进攻。”

“届时，谢元恺领队前行。第二协在右，第四协在左，齐向刘家庙攻击，士气旺盛。”

“清军在刘家庙用机关枪及步（队）炮队顽强抵抗，弹如雨注。我军冒弹猛进。将近刘家庙六百米达（公尺），谢元恺令上刺刀，吹冲锋号，齐声喊杀，直冲至刘家庙，与敌肉搏。敌不支，后退。我军夺回刘家庙。”

“复向造纸厂追击。会天已黑，遂在刘家庙占领阵地，防御。是晚，（我军）以战斗形式彻底（警戒）。两军枪声终夜未息。”

张难先的这一段叙述，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相同。事实上，谢元恺及其所率领的同志，虽则在午后一度冲到了刘家庙，并不曾能够将刘家庙夺回，加以占领。原因是，当时革命军的火力比起清军的火力来，太不成比例。

初六之败，败在张景良于刘家庙放火，烧毁我军的军械、弹药、粮秣。事前，他也尅扣【剪文公：kei，同“剋”】了应该发给各部队的炮弹、枪弹。他甚至吩咐与他同谋的一个管带罗家炎送枪弹给敌人。他在初七日的晚间，被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派人在后马路某处找到，捕来。和他同时同地被捕的，有原任第八镇参谋刘锡祺。刘锡祺仍旧自称为大清的官吏，不愿投降革命军。随后，詹大悲也捕到了罗家炎。詹大悲一面将张景良与刘锡祺、罗家炎三人看管，一面呈报黎元洪。黎元洪要提这三个人到武昌。詹大悲当机立断，将这三人枪毙。

初六这一天，革命军阵亡的有一千人左右。负伤的有五百人左右。

初七，两军继续恶战。清军以第三混成协为左翼，第四镇为右翼，向跑马场进攻。左翼在上午占了跑马场西北角，右翼在下午先败后胜，占了大智门车站。这一天，革命军的勇敢壮烈，不亚于初六日之战。官长之中，第四协协统张廷辅重伤。士兵在歆生路一带，于谢元恺领导之下肉搏巷战，前仆后继。到了午后五点钟，考尔夫球场已经失守，敢死队依然向大营门（大智门?）反攻，死伤极多。

初七这一天，成炳荣的第三协负有在武昌青山镇江岸阻止清军军舰上驶之责，而瞭望疏忽，使得萨镇冰的坐舰“海容号”与“海琛号”、“海筹号”，得以顺利地来到汉口江面，从午后三点二十分起，向革命军的南岸炮兵阵地发射了炮弹三百发之多。为了这件事，军政府惩戒成炳荣，记他两个大过。同时，军政府升谢元恺为第四协的代理协统，升胡效骞为第四标标统。

初八（10月29日），清军在午前六点便把大炮六七门放在大智门车站附近，开始向跑马场的革命军进攻。战到下午五点，革命军失了歆生路，退到玉带门。这一天，革命军显然是入于颓势，然而勇敢壮烈更甚于初六、初七两日。在歆生路与张美之巷交叉的地方，革命军一度战退清军。其后。革命军之所以放弃歆生路，是因为这歆生路一带及其后面的民房，中了炮弹，起火。李廉方说，到了最后，已经退到玉带门，谢元恺与蔡德懋商量，准备统率当时在汉口的所有部队，拼死反攻，以直冲嗫口为目的，获得了各部队的同意。

于是，“遂令敢死队持大令督战，退者斩。元恺冒敌之十字火网，奋勇前进。各部队随进。（蔡）德懋亦更换炮兵阵地。前扑（仆）后继，所向披靡。虽敌之预备队加入前线，亦不能阻。（敌）遂狼狈退回歆生路，而以机关枪与重炮猛轰为掩护。

“不意德懋更换阵地，目标太显，敌炮集注齐发，弹如雨下，我炮兵多有死伤。德懋见阵地不良，方欲停止放列，不幸中弹死。时元恺攻至距敌最近之地，奋不顾身，亦被敌之机关枪扫射而死。众见蔡、谢二勇将先后阵亡，士气大沮。未几，何协统亦受伤，敢死队（大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皆以激战阵亡。我军忠勇将士牺牲之烈，未有甚于此时者。时已午后五时许也。”

站在清廷方面的王树枬说：“（初）八日，混成（第）三协发大智门。革军步兵千人，阵守礼门北、歆生路；炮队阵循礼门铁道，截击我军。（第四）镇兵驰赴刘家花园，陷重围，三时（三个钟点7六个钟点?）不得出。某（第八协第十五标第一营管带）率劲卒及机关枪队，奋力格援，阵始固。

“（第三混成）协兵与敌战正酣，某（第三混成协第五标第一营管带）率援兵闯入阵。山炮队变式射击敌之散兵，革军动摇。（革命军在汉阳）大别山之炮轰击两时，（炮）火亦息。革军却走汉口市街及玉带门诸地。我军编为追击队。

“午正，（第三混成）协兵战革军收容队（敢死队，）于由义门，败之。（敌）退走玉带门。步队（第三混成协第）六标遂入汉口。

“申初（下午三点多）步队（第四镇）第八协及（第三混成协）第五标，踵敌至玉带门，革军扼土堤撑拒，（汉阳）大别山炮丸飑飑落阵中，我以山炮野炮还击之。日暮，敌败走，渡襄河。步队（第）二十六标（第四镇第十六标?）（第三营）击沉敌舰二艘（?），于是我步队（第）八协及（第）二镇之第五标，进据玉带门。而革军之在汉口者，分守要冲，隐市楼狙击，市道逼狭，标兵不得逞，伤亡甚多。”

黄兴与宋教仁、刘揆一，于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到达汉口、武昌。黄兴在初八日的上午偕同吴兆麟、蔡济民等人到汉口前线视察，下午三点，受军政府之推，为“战时总司令官”。当晚，他把总司令部设在散生路满春茶园。（这时候，歆生路一带已被革命军夺回。）他颁下命令，以第二协作为右翼，警戒歆生路后城马路至查家墩以东的路堤；以第五协为左翼，与右翼连接，向西警戒至玉带门一带；以京山刘英所送来、季雨霖所统率的团防兵一标，“警戒汉口市街各要地”；以其余的部队（步队第七标、马队一营、炮队一标、工程一营、敢死队二大队），驻扎在满春茶园的周围。

初九，据王树枬说，清军“冒险”入汉口市街搏战，“自辰至未。廛屋多轰毁，火遽起。我军（清军）不得已去汉口，退屯原阵地。”张难先说：“歆生路沿街树林最多，敌军恐有伏，不敢前进。……午后二时，敌进达我军防御线，于是我（革命军）步、炮队齐发，屋内伏兵亦喊杀，声震天地，敌军不明真相，退还原地。”

初十，清军开始用放火政策，烧了一段民房，便占了一段焦土，先后夺得了循礼门与由义门。在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由义门一直向东及于长江边，向西及于铁路，都入于清军的掌握。季雨霖在这一天负伤，“一弹由胸洞背”，被抬去医院。就一般而论。汉口革命军的士气业已瓦解，纷纷奔逃。詹大悲也烧了军政分府所储藏的弹药、粮秣，去九江请救兵。黄兴本人也离开了满春茶园。前线只剩下甘绩熙与高建瓴等几位极勇敢的同志，“以个人之勇气呼朋引类，横冲直突，使敌不能揣测。”这一天夜里，满春茶园没有一个守兵，守它的仅仅是自动以全军安危为己任的甘绩熙与高建瓴二人而已。

王树枬说。清军到了九月十一日，便夺得玉带门及长江几个渡口，把整个汉口占了。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黄兴在九月十二日（11月2日）的下午六点钟。才离开汉口，是黎元洪派轮船来接他去武昌的。那时候，玉带门仍在革命军之手。临行，黄兴还颁命令给各部队，叫他们“守原阵地待援。万不得已，得渐退汉阳，沿襄河布防。”同时，黄兴也下了命令给在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叫他“到汉口维持”。

六一、汉阳之战

可恨宋锡全听了胡瑛的话，竟然带了他所统率的第一协的若干人，擅自离开汉阳，说是退守岳州，而事实上一口气带了卫队乘轮船到了长沙。他这样的举动，极影响军心、民心，几乎弄得汉阳立刻入于清军之手。汉阳知府衙门的职员，逃散一空。（知府李亚东同志，去了汉川，找梁钟汉，其后招集了革命军从汉口、汉阳溃散下来的兵，组成了一个游击队，设游击司令部于沔阳的仙桃镇。）黄兴接到了宋锡全逃走的消息，请黎元洪打电报给新任湖南都督谭延闾，迎捕宋锡全，就地正法，将首级送回武昌，示众三日，谭延闿照办。宋锡全之死，就军法而论，罪有应得。

在汉口失守之时，革命军在武昌、汉阳的处境十分危险。幸亏清军于恶战多日以后，需要休息与补给，不曾随即渡过襄河（汉水）来攻汉阳，或渡过长江来攻武昌。同时，也因为九江已经独立，若干海军军舰的官长与士兵已经反正，清军也未尝无后顾之忧。再加上，袁世凯被“资政院”选举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正在从他的葫芦里把他的各种怪药一样一样地搬了出来。

武昌军政府任命蒋肇鉴为第一协协统，同时授权蒋肇鉴补足兵额，负责守卫汉阳兵工厂。所好，熊秉坤已经率领了第五协约二千六百余人，张廷辅率领了第四协约二千人，胡效骞率领了第二协的第四标约一千二百人，李占魁率领了工程营第一营（人数不详），曾继梧也带了两营的炮兵与两营山炮——都到了汉阳。而且，焦达峰于被害身故以前遣来的湘军两协，也先后到达。于是武昌与汉阳才暂时转危为安。

黎元洪依照居正的建议，为了安定民心，重振军心，在九月十三日（11月3日）这一天补行隆重的拜将典礼，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官。

黄兴在十四日到汉阳，把总司令部设在“淮军昭忠祠”，以李书城为参谋长，设粮台于归元寺，以王安澜为粮台总办。

六天以后，袁世凯的代表蔡廷干与刘承恩二人来到武昌，黎元洪开会欢迎。蔡、刘二人宣布，只要革命军肯接受君主立宪，清军便可以停战。胡瑛、胡瑞霖代表军政府致词，“必须改建五旗共和，……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求是，则满清（皇室）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请转达项城（褒世凯），不必固执。”

幕后，另有一番交涉。黎元洪向袁世凯开出“支票”，只要袁肯赞助共和，就推戴他作大总统。这生意一时无法成交。

黄兴于积极准备了十二天以后，在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下午五点钟命令各部队渡河，开始对汉口清军反攻。事前，从下午三点钟开始，工程第一营已经在东亚制粉工厂附近，架设“军桥”，于五点钟架成。

渡河的次序是：王隆中的湘军第一协，甘兴典的湘军第二协，熊秉坤的鄂军第五协（欠第十标），尚安邦的炮队第一标（欠一营），与工程营一队，李占魁的工程第一营（欠一队），鄂军第十标。

任务是：湘军第一协担任右翼，展开在博学书院北端与襄河之间。湘军第二协担中央一路，展开在博学书院以北堤防之线，鄂军第五协第九标担任左翼。尽量向北展开。炮队第一标，由工程营一队掩护协助，架炮于博学书院西南端，以玉带门为射击目标。工程第一营（欠一队）负责保护“军桥”。鄂军第十标及其余部队为预备队，在博学书院西端集合。

各部队依指定次序，于武昌凤凰山及汉阳大别山（龟山）的要塞炮掩护之下，完成了渡河与占领阵地的任务。不久，便开始对玉带门清军的攻击。

战到深夜十二点钟，黄兴命令鄂军第四协与第六协渡河加入战斗。

又战了三个钟点，战到九月二十七日午前三点钟，清军向东北方向退却，革命军占领玉带门一带。

战到午前九点钟，湘军第一、第二两协占领了居仁门之线。鄂军第五协与敢死队两大队占领了王家墩之线。

不幸，在午后两钟点，革命军在开饭的时候各部队争先抢吃，秩序大乱，湘军第一协首先慌张退却，引起全线崩溃。黄兴亲自率领学生军堵截，堵不住，只得下令退回汉阳。这是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的最后一战。

革命军于大举反攻汉口失败以后，决定在汉阳方面对汉口采取守势，在武昌方面对汉口采取攻势。这个决定，颇为失策。汉阳对汉口仅有一条架桥可渡的襄河，我可以去，敌可以来，是只能用以进攻，而不能用以退守的地方。武昌的情形恰好与汉阳相反，有长江作为掩蔽，利于退守，而不便于进攻。

结果，虽有反正了的海军竭力协助，鄂军第三协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奉命在武昌青山渡江向汉口湛家矶进攻，却渡不了江。第三协协统成炳荣因此撤职。（成炳荣贪酒误事，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任务本身也的确艰巨。继成炳荣之任的刘廷壁，于十月初三渡江成功，向刘家庙进攻，攻到晚上，也只得退却。）清军的甲支队于第二十一标标统吴金彪统率之下，在九月三十日（10月21日）由孝感南下，渡过襄河，占领汉阳之西二十多英里的蔡甸。黄兴派湘军第二协（协统是甘兴典）去堵截，堵截不住，退守三眼桥。

十月初一（11月21日），清军乙支队于十一协协统马继增统率之下，逐走黄金口的革命军。初二，乙支队在黄金口架好军桥。初三，渡过襄河，占领美娘山，战到黄昏，乙支队的第二十二标标统张敬尧占领仙女山。

初四，清军张敬尧部占领锅底山，另一股清军也渡河，占了琴断口。革命军鄂军第七标在初三午前五点钟由刘家花园向仙女山反攻，占了仙女山的东北，战到十一点钟，标统胡廷佐负伤，由第二营管带扬泽鸿升代；战到午后二点，才退守大吴湾西北高地至扁担山之线。湘军第二协在第一天完全崩溃，黄兴抽调鄂军第四协加入前线增援。午后三点半，湘军从湖南又来了一标，由协统刘玉堂率领，到达汉阳十里铺黄兴的总司令部，随即开赴前线，进攻仙女山。午后七点，清军占领刘家花园至扁担山之线。

初五，据李廉方说，黄兴于午前六点下令叫“沿襄河防御部队，各抽四分之一，到十里铺增援。正午，抽调各队到。当是时，勇敢之士死伤殆尽，军无斗志，一闻机关枪声，即多方趋避，汉阳危在旦夕。”黄兴派李书城回武昌，向黎元洪申请拆运兵工厂的机件与枪炮子弹。黎元洪召开军政府会议，加以讨论，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认为这件事足以摇动军心、民心，不肯赞成。结果，议决了一面拆运，一面死守。

初六早上六点，清军向十里铺绕攻；战到十点，革命军支持不住，副参谋长杨玺章阵亡。万奇（耀煌）此时以都督府参谋的身份，与扬玺章同到前线，幸未中弹。午后十一点，甘绩熙挑选了辎重营、工程营与陆军中学学生，一共一百多人，会同刘鸿斌、周秉武、韩管带（佚名）奋勇对清军夜袭，占了磨子山与扁担山。韩管带阵亡，刘鸿斌与甘绩熙先后负了重伤，刘玉堂率部来援，代替甘绩熙指挥，让甘绩熙回十里铺请援兵。不一会儿，刘玉堂阵亡，清军又把两山夺去。

初七，黎元洪派人来迎黄兴回武昌。革命军在汉阳的陆续撤退。

六二、武昌之守

黄兴回到武昌之后，黎元洪召集会议。李廉方说：“黄于此时悲愤万分，有话亦难言之，惟自承放弃汉阳，深以为愧，当往沪与同志谋攻下南京，为武昌声援耳。其时发言者多，皆主张武昌宜固守，并谓地势亦可固守，黄惟默然无语。且其防御汉阳之任务，业因汉阳失守而不存在，留鄂无益，故次日即乘轮去。”

张难先说：“十月初七日……正午，都督召开紧急会议，到者约六百余人，……（黄）总司令起而言曰：‘此次汉阳之役，非军队不多，非阵地不固，非弹药、粮秣不充足。其致败原因：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抢。……汉阳失，武昌不易保守。鄙人愚见，只有放弃武昌，以其兵往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黄言毕，都督起立赞成。孙武和之。张振武、李翊东、甘绩熙等闻放弃武昌之言，群抗声曰：‘头可断，武昌不可弃。’振武并以手枪示大众曰：‘有再言弃武昌者，当以此饷之。’全体掌声如雷。谭人凤复起立反对，全场哗然。……（范）腾霄曰：“……武昌如人之首脑，苟有摇动，必致影响全国。再则围攻南京之（革命军苏浙）联军，十倍于张勋守城之军队，想不日可下，无须吾辈参加。且淞沪皖赣合援鄂军，出发在途。人方援我，而我先自弃之……武昌断不可弃。……’（范腾霄）言至此，（出席者）咸举手高呼曰：‘赞成范君主张。’遂决意守武昌。黄兴见反对者众，遂辞都督（向都督告辞），约李书城、田桐等同赴上海。”

甘绩熙在《阳夏鏖兵实录》里说：“某夜，都督府会议，黄克强倡议弃武昌，都督及孙武等均赞成。军务部副部长张君振武竭力反对之。谓‘吾头可断，武昌绝不可弃。’同会人多数和之，事遂寝。予正卧病，闻言怒曰：‘有言弃武昌者，予当以手枪对待之。’及闻事不行，始大慰。而黄克强与李书城等遂连夜赴南京。而南京适于斯时光复也。”

居正在《辛亥札记》里说：“克强退回武昌，鄂军中颇愤湘军擅退，因之不满克强，遂邀集一会议，请克强报告汉阳失守经过。克强自九月初七日到武汉，迄十月初六（初七）日失汉阳，寝不遑席，食不甘味，弥月劳顿，精神甚疲，兼以新败之余，自无多话可说。乃表示退让，云将返沪转粤，再图北伐。同志多表示慰留，而少数不满于克强者，亦知克强必去，默不作声。克强竟去矣。”

万奇（耀煌）告诉笔者：“黄兴并不曾坚持放弃武昌，仅仅表示了他本人愿意辞去战时总司令官之职，退位让贤，以便乘轮东下，参加光复南京的工作。”

事实上，真正想放弃武昌的，可能是孙武与黎元洪。孙武主张把武昌藩库的银子搬运出城，被大家反对，作罢。黎元洪其后在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一听到有清军炮弹落在都督府，便顿想依从左右小人的建议，移到武昌之东数十英里的“葛店”去办公。甘绩熙怕他这一走，影响民心、军心，特地来到都督府陪他，昼夜不离（夜间也睡在都督府）。这样，总算把他留下，留到了十月十一日（12月1日）的早晨，都督府又中了几颗炮弹，打死了两个工友。两个工友既死，虽甘绩熙也终于留黎元洪不住了，而且也不敢再留他，因为万一黎元洪被炮弹打死，全军与整个军政府失了首领，影响革命前途太大。

黎元洪匆忙乘了轿子离开武昌，向葛店方向走去。

留在武昌主持防务的是蒋翊武。黄兴辞职以后，黎元洪任命万廷献为“代理战时总司令官”，万廷献不就（他当过南京陆军中学的总办）。于是，便任命了蒋翊武为“护理战时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都督府参谋部部长杨开甲辞职，副部长杨玺章阵亡，黎元洪任命了吴兆麟为参谋部部长，姚金镛为副部长。此外，孙武、张振武、刘公（仲文）都留在武昌。

十月初九，晚间九点钟，蒋翊武下令各部队，对他们分别指定防区：第一协，协统蒋肇鉴，右翼与第四协连络，左翼至吉祥宾馆附近。

第二协（欠两营），协统何锡藩，防御武昌城。

第三协，协统窦秉钧，防御凤凰山经青山至两望北端一带。

第四协，协绕张廷辅，防御右翼，与工程营连络。

第五协，协统熊秉坤，防御两望至砖瓦厂一带。

第六协，协统扬载雄，防御左翼，至大堤口附近，与第五协连络。

第七协（欠第十四标），协统邓玉麟，防御武昌城沿江一带，与第六协连络。第十四标，标统黄申芗，防御东湖及沙子岭附近，并向东搜索。

第八协。协统罗洪升，防御金口附近，与第一协连络。马队第一标，标统王祥发，在宝通寺集合候命。马队第二标，标统刘国佐，在鲇鱼套集合候命。

工程第一营，管带李占魁，防御鲇鱼套。工程第二营，管带杨金龙，防御造纸厂附近，与第七协连络。

其余各部队为总队预备队，在洪山南麓候命。

六三、停战

十月十一日黎元洪走了不久，当天，英国商人盘恩，受了英国驻汉口领事的委托，到洪山蒋翊武的总司令部，转达清军的停战要求。

主动作停战的提议的，是袁世凯。中间人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朱尔典命令英国驻汉口领事某人对革命军作停战的试探，这领事找出盘恩，任奔走之劳。

袁世凯认为，拿到了汉口、汉阳，已经够资格对革命军谈判；留下武昌不攻，既可以对革命军表示好感，也可以用来威胁清室，篡窃大位。事实上，各省已经纷纷独立，张勋也绝对守不住南京，袁世凯的精兵被吸住在湖北与山西，袁世凯不想停战也得停战。

第一次停战的条件很简单：期限仅有三天，革命军停驶军舰，清军停止用火车运兵。

蒋翊武与孙武、张振武等商议结果，决定接受停战的要求，派万奇去追黎元洪，取都督大印，加盖在停战议定书之上。（万奇这时候是蒋翊武的参谋。）万奇骑马过了王家店两三里，才把黎元洪追到，劝黎回王家店真武庙。黎说：“都督大印已经送到葛店。”万奇说：“请都督折回真武庙，容我去葛店取印。”万奇又走了一阵，遇到秘书陈邦振迎面捧印而来。陈邦振是在黎、万交谈之时，已经自动先去葛店。万奇于是把印带回洪山，蒋、孙、张等人却已另行刻了一颗大印，盖在停战议定书之上了。

第一次停战，从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开始，这一天黎也回了洪山。三天期满，双方决定继续停战十五天。其后一续再续，革命军与清军不曾再在武汉开火。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黎元洪依照谭人凤的建议，取消“战时总司令部”，改设“武昌防御使署”，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高等顾问，任命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

六四、黄陂之战

双方虽则在武汉方面停战，在黄陂方面却仍有剧烈的战斗。黄陂城曾经一度为革命军游击队占领，于十月初十日（11月30日）被清军夺回。到了十月十八日（12月8日），革命军对黄陂城反攻，从辰时战到未时，阵亡了六百多人，退到马家寨；次日，退至仓于埠。

六五、外府州县之光复

黄州（黄冈）、天门与汉川三地光复最早，是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以前。黄州的领导人为吴贡三，天门的领导人为刘英，汉川的领导人为梁辉汉（梁钟汉之弟）。

其次为宜昌，在九月十八日（11月8日），领导人为唐牺支。

襄阳光复在十月初十（1130日），领导人为张国荃，李秀昂。钟祥在十月初五日（11月25日）光复，领导人为张楚材、白星垣。张楚材意志不坚（他原为清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三营的管带），又想效忠清廷，于十一月问被鄂军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解决。

此外，当阳于九月十四日（11月4日）光复，是唐牺支派了参谋关克威去收复的。荆州于十月二十七日（12月17日）光复，是唐牺支亲自带兵去打下来的。

六六、各省光复

自从八月十九日武昌首义以后，湖北以外各省各地先后响应，占领省城或大都市，对清廷宣布“独立”。每一处，均有仁人义士可歌可泣的史实。

以时间先后为序，各地独立的日期与选出或推出的都督，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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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　　日期　　　┃　　都督　　┃　　附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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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　┃　九月初一日　┃　　焦达峰　┃九月初十日，焦达　┃

┃　　　　　┃ （10月22日） ┃　　　　　　┃峰棱梅馨杀害。　　┃

┃　　　　　┃　　　　　　　┃　　　　　　┃谭延闻继任都督。　┃

┃江西九江　┃　九月韧二日　┃　　马毓宝　┃　　　　　　　　　┃

┃　　　　　┃（10月23日）　┃　　　　　　┃　　　　　　　　　┃

┃陕西西安　┃　九月初一日　┃　　张凤翙　┃　　　　　　　　　┃

┃　　　　　┃（1O月22日）　┃　　　　　　┃　　　　　　　　　┃

┃云南腾越　┃　九月初六日　┃　　张文光　┃　　　　　　　　　┃

┃　　　　　┃（10月27日）　┃　　　　　　┃　　　　　　　　　┃

┃山西太原　┃　九月初七日　┃　　阎锡山　┃　　　　　　　　　┃

┃　　　　　┃（10月28日）　┃　　　　　　┃　　　　　　　　　┃

┃云南昆明　┃　九月初九日　┃　　蔡锷　　┃　　　　　　　　　┃

┃　　　　　┃（10月30日）　┃　　　　　　┃　　　　　　　　　┃

┃江西南昌　┃　九月初十日　┃　　吴介璋　┃九月二十二日，彭　┃

┃　　　　　┃（10月31日）　┃　　　　　　┃程万继任，不久以　┃

┃　　　　　┃　　　　　　　┃　　　　　　┃后，李烈钧继任。　┃

┃贵州贵阳　┃　九月十四日　┃　　杨荩诚　┃　　　　　　　　　┃

┃　　　　　┃（11月4日）　 ┃　　　　　　┃　　　　　　　　　┃

┃江苏上海　┃　九月十三日　┃　　陈其美　┃　　　　　　　　　┃

┃　　　　　┃（11月3日）　 ┃　　　　　　┃　　　　　　　　　┃

┃浙江杭州　┃　九月十四日　┃　　汤寿潜　┃　　　　　　　　　┃

┃　　　　　┃（11月4日）　 ┃　　　　　　┃　　　　　　　　　┃

┃江苏苏州　┃　九月十五日　┃　　程德全　┃　　　　　　　　　┃

┃　　　　　┃（11月5日）　 ┃　　　　　　┃　　　　　　　　　┃

┃江苏镇江　┃　九月十七日　┃　　林述庆　┃　　　　　　　　　┃

┃　　　　　┃（11月7日）　 ┃　　　　　　┃　　　　　　　　　┃

┃广西桂林　┃　九月十七日　┃　　沈秉堃　┃沈秉堃率师北伐，　┃

┃　　　　　┃（11月7日）　 ┃　　　　　　┃陆荣廷继任。　　　┃

┃江苏扬州　┃　九月十七日　┃　　孙天生　┃　　　　　　　　　┃

┃　　　　　┃（I1月7日）　 ┃　　章水天　┃　　　　　　　　　┃

┃福建福州　┃　九月十八日　┃　　孙道仁　┃　　　　　　　　　┃

┃　　　　　┃（11月8日）　 ┃　　　　　　┃　　　　　　　　　┃

┃江苏清江　┃　九月十六日　┃　　蒋雁行　┃蒋之名义为“江北　┃

┃　　　　　┃（11月6日）　 ┃　　　　　　┃都督”。　　　　　┃

┃山东济南　┃九月二十三日　┃　　孙宝琦　┃十月初四日，孙宝　┃

┃　　　　　┃（11月13日）　┃　　　　　　┃琦背叛革命，取消　┃

┃　　　　　┃　　　　　　　┃　　　　　　┃独立。　　　　　　┃

┃广东广州　┃九月十八日　　┃　　胡汉民　┃　　　　　　　　　┃

┃　　　　　┃（11月8日）　 ┃　　　　　　┃　　　　　　　　　┃

┃安徽安庆　┃九月十八日　　┃　　朱家宝　┃九月二十四日黄　　┃

┃　　　　　┃（11月8日）　 ┃　　　　　　┃焕章部兵变，朱家　┃

┃　　　　　┃　　　　　　　┃　　　　　　┃宝逃。十月二十　　┃

┃　　　　　┃　　　　　　　┃　　　　　　┃二日。孙毓筠继任　┃

┃　　　　　┃　　　　　　　┃　　　　　　┃都督。　　　　　　┃

┃四川重庆　┃十月初二日　　┃　　张培爵　┃　　　　　　　　　┃

┃　　　　　┃（11月22日）　┃　　　　　　┃　　　　　　　　　┃

┃四川泸州　┃十月初六日　　┃　　刘朝望　┃　　　　　　　　　┃

┃　　　　　┃（11月26日）　┃　　　　　　┃　　　　　　　　　┃

┃盛京奉天　┃九月廿二日　　┃　　蓝大蔚　┃　　　　　　　　　┃

┃　　　　　┃（11月12日）　┃　　　　　　┃　　　　　　　　　┃

┃四川成都　┃十月初七日　　┃　　蒲殿俊　┃十月十八日兵变，　┃

┃　　　　　┃（11月27日）　┃　　　　　　┃次日，尹昌衡继任　┃

┃　　　　　┃　　　　　　　┃　　　　　　┃都督。　　　　　　┃

┃新疆伊犁　┃十一月十九日　┃　　广福　　┃　　　　　　　　　┃

┃　　　　　┃(1912年1月7日)┃　　　　　　┃　　　　　　　　　┃

┃直隶滦州　┃十一月十四日　┃　　王金铭　┃　　　　　　　　　┃

┃　　　　　┃(1911年1月2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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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民国成立

上海、苏州、杭州、镇江相继光复以后，革命同志组织了“苏浙沪镇联军”，进攻清将张勋所据守的南京。苏军司令是刘之洁，浙军司令是朱瑞，沪军司令是洪承点，镇军司令是林述庆。大家公推徐绍桢为总司令。从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战到十二日（12月2日），光复了南京。

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回抵上海。初十日，十七省份的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每省一票），选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孙中山于就职时宣誓。誓词是：“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自誓。”

1月3日，十七省代表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于南京，选出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同日，孙大总统提出，以宋教仁为内务部总长，王宠惠为外交部总长，陈锦涛为财政部总长，伍廷芳为司法部总长，黄兴为陆军部总长，黄钟瑛为海军部总长，章炳麟为教育部总长，张謇为实业都部长，汤寿潜为交通部总长；以上各部，分别以居正、魏宸组、王鸿猷、吕志伊、蒋作宾、汤芗铭、景耀月、马君武、于右任为次长。

部长的名单，经十七省代表讨论，提出修正意见，孙中山完全接受。于是，改任程德全为内务部总长，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

这便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

十七省的代表，代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规定的参议院参议员的职权，代表会改称临时参议院。议长，公选出林森；副议长，公选出王正廷。这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赴武昌的代表，于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以后，在武昌所拟定的。各省都督府联合会，设在上海，曾经在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在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依湖北代表居正的邀请，除了每省各留一人在上海以外，全体去武昌筹备临时（中央）政府。南京光复以后，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于七天以内齐集南京开会。

孙中山就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一面致力于以和平方法，促成清室宣统皇帝逊位，一面督促临时参议院之内的革命同志，尽速促成临时参议院拟定《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于1912年3月11日拟定完成，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职权予以公布。这临时约法共有七章五十六条，是中华民国的基本大法。

清室的隆裕太后在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宣布宣统皇帝逊位，结束了顺治元年以来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细说抗战

黎东方 著

本书是“黎东方讲史丛书”之一，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讲述了那一段可歌可泣又血流成河的历史，其中包含着悲壮、忠诚和背叛。

其内容来自作者在《传记文学》的连载。

自　序

读者对于作者，喜欢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这个？”我之所以写这个，首先是有感于抗战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的大事：全民奋起，一致对外；它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至弱对至强，而奋战到底。

其次，是为了想报答忠勇的将士，包括三百多万的伤亡之人，与百战归来的幸免于伤亡之人。他们封国家尽了心，出了力，流了血，花费了他们一生之中最好的八年。我呢，忝为国民一分子而请缨被拒，于深感愧疚之余，决心也贡献八年的时间，把他们的史诗，用我的笔写出来，以表彰他们之中已经走了的，安慰他们之中还和我们活在一起的。

再其次，我极想把我的几位为国捐躯的亡友藉此机会让国人知道他们的简单事迹。第一是吴君怀仁，他在东北的女儿沟矿厂目睹日军在九一八前后的暴行，毅然以平民身分参加了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阵亡。他的壮烈，与胡阿毛烈士互相辉映。胡阿毛是卡车司机，被日军拉去运子弹，他把卡车开到北四川路大桥之时，故意翻车入河，毁掉那些子弹，毁掉卡车，杀了押车的日兵，也牺牲了自己。吴君怀仁是混入敌阵，用手榴弹炸死了不少日军官兵而被捕成仁。

另一位好友，何君世杰，在法国留学与我同时，我学历史，他学陆军。回国以后，他参加了中央军校教导团，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后的淞沪会战之中阵亡。

死得甚惨的是徐君公图与史君灿棠。徐君是湖北人，原名志坚，在中央军校读书，于九一八以后决心抛弃锦绣前程，不等候军校毕业而只身远赴东北，与小白龙马锡三在一起对日军游击。他负伤，被弟兄背回北平，住入协和医院，取出子弹。我把他接了出院，住在我家半年，于康复之时再上前线。兵败退入察哈尔，到达二台子，被吉鸿昌的坏部队暗算，抢去了枪械，而且杀了他的弟兄。他本人因被杀之时大骂坏人，而被坏人用刀在腰部砍他，成为两段。

史君灿棠，江苏溧阳人，青年党的党员，与国民党党员徐公图是好友。他们两是在东北抗日之时相识的。苗可秀烈士逝世以后，史君和十多位朋友回到关内，在北平找后援，结果很不够理想。他们把身边所藏的炸弹，抛在酣饮狂舞的那些不知亡国之恨的民族败类的身上；也炸毁了几家专卖日本货的百货公司。有时候，官方搜得紧，炸弹便存在我的寓所。

黄郛签了塘沽协定，把日本人所还不曾开口硬要的土地与权利，先送给日本以换取苟安，而且签字以前并不向汪、蒋二人请示。其后，北平当局应日本的要求，通邮通车，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通车是恢复北宁铁路北平沈阳之间的火车。史君灿棠和他的朋友十分愤慨，便决定了以剩下的几颗炸弹，炸第一次开往沈阳的火车。他们把火车炸毁了一列；不幸，也炸死了几个老百姓。北平的当局抓了人，要处死，史君灿棠投案，说这件事只是他一人所为，所抛掷。当局把其他的人放了，将史君押往刑场，枪决。我当时在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特地借中山大学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也写了信给怀孕待产的史太太，嘱咐她，生下的孩子可取名“史复”，以继承乃父光复河山之志。直到今天，我还不曾遇到姓史名复的溧阳人、年龄在四十四、五左右的人。我希望能遇到他。

同样令我怀念的是在汤玉麟既已逃离承德以后，带了若干年轻朋友奔进兵营，取出汤所弃而不顾的炮，对日军抗了一阵的王蕴萍；与单独在法库用手枪及手榴弹杀死很多日寇的徐春圃。徐春圃当时是一个中学的女生。这两位到北平均和我见了面。王君不久去了新疆，被盛世才关押，我托了一位徐先生将他救出，再其后大陆变色，音信杳然。徐春圃和史灿棠合作了一段时间，也有她自己所带来关内的十几位男女志士。我去了广州以后，她和这十几位跋涉万里也到了广州。可恨当时很多在口头鼓吹抗日的人，并不肯用实力对真正的抗日行动予以有效的支援。

比我年长十岁的余井塘先生，是文人，却有军人的爽朗个性，而且律己极严，待人极厚。他在我的书房见到我几十册有关抗战史的笔记，颇为嘉许。不久，他便向中山学术基金会杨亮功与阮毅成等几位先生推荐，给了我以撰写英文本《中日第二次战争史》的机会。此书已经写成，八开二百二十八页，印在该基金会第三十二集的集刊之中。

另一位兄长，文人梁栋，一生视我如胞弟，从民国十四年在上海认识起，直到他前几年逝世，也爱护我数十年如一日。是他，梁栋，介绍了我认识方先觉与吉章简。介绍我认识刘茂恩与郜子举的，则是在抗战时投笔从戎的王兄长介一。

在身经百战，而豪迈不减当年的军人之中，也有我不少的好友。这是我平凡的一生之中最大的快乐，也是最大荣幸。名将如薛岳、丁治磐，与已故的孙震、杨森、刘茂恩、郜子举，我虽攀交了，却只敢敬如父兄。至于常相往还，而意气十分契合的，则有在淞沪未失寸土，又在独山挽回危局的孙元良，在南口、台儿庄、西峡口，三战三胜的王仲廉，以及先后在淞沪与长沙战绩辉煌的夏楚中，守了吴淞、又守黄河的吉章简；当然，还有更叫我梦寐难忘的衡阳守将方先觉与葛先才。当年在法同学而其后扬威缅甸的廖耀湘与徐懋禧，今日一亡一存，也令我怀念不已。孙立人这位世界极的名将，在清华高我几班，我只能引他为荣，却未有一面之缘。最近，有外国文件说他接受某国政府之托，在台湾阴谋叛变，我不信。某国以其在韩国与越南的作风，有可能也在台湾重施故技，而孙立人一生忠义，不是肯受收买，做不忠不义之事的人。爱护我的军界前辈，如蒋公及何应钦、顾祝同两位先生，邓文仪兄长、王修身兄长，也增加了我写这本书的勇气。

龚德柏先生把他藏之金匮的秘密著作，用中文打字机打了两份，一份交给一个在美国的某君，另一份交给了我。石觉将军也写了一本著作《从军作战记》而不愿意印出来，却交给了我，再三嘱咐我“千万不可以拿去发表”。万建藩将军于大陆变色之时，流转来台，别的书未带，只带了苟吉堂所写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记实》，放在身边若干年，却送给了我。龚、石、万三位如此深厚的友情与信任，令我终身感激，因此也就不敢不竭力把这几篇抗战史文章写好。

魏德迈将军也是鼓励我写这本书的英文本子的人。他在马利兰州住宅招待了我与内人，谈了一整天，答覆了我许多许多有关抗战的问题。他教我对中日双方自称的伤亡数字，要细加查勘。

关于抗战的史料，我所最常用的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所出版的一百册《抗日战史》。当时该局的名称没有“编译”二字；局长是许君朗轩。许君才兼文武，毅力过人。倘若不是他主持了这件大事，今日谁还有机会汇集出这宝贵的记录呢？有些人见到书中与他们有关的枝节被遗漏或写得不够，便对此一百册的巨著加以全盘否定，却不肯定下心来，写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经过。

我也细心拜读了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很佩服他的文笔与判断。另一位长住美国，似乎先在麻省理工、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刘复先生(F. F. Liu)，用英文写了近代中国军事史(其中包括抗战)。这本书称得上“言简意赅”四个字。直至今天为止，不懂中文的西方人士只能依靠刘先生的这部书获得有关我方抗战的史实。

三军参大于蒋纬国将军主持“战争学院”之时编出了十册的《抗日御侮》，内容很精审而地图极多，是范京生、朱秉正、姜剑烨三位儒将的集体杰作，也是内行人写给内行人看的专门著作。我曾蒙他们给我做了若干次简报，包括前后的三次长沙会战。这些简报事实上是为我一个人而开的课程。我做了他们的学生。希望他们知道，我不曾忘记这个荣宠。

魏汝霖将军的抗日战史，是最早的一本参考书，也是迄于今日最方便的一本。胡璞玉的抗日演义，以杜惜冰的抗日演义为蓝本，而略加修正，其贡献颇像班家父子之于司马迁。脍炙人口的王平《抗战八年》，风行了一时，可惜尚无再版。我见到了王平本人，也十分钦羡王仲公先生能教出这样的好儿子。虞奇的《抗日简史》与秦保民的《八年抗战史话》，虽简繁异趣，而造福于社会则一。

国史馆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已经急起直追，在这几年印出了好多本宝贵的史料。何应钦上将以《八年抗战》及有关的其他巨著以身作则，领导群伦，于是孙震、顾祝同、黄杰、王仲廉、俞济时、孙元良、李品仙、王修身诸位将军等等，也纷纷写出他们的回忆录，使我们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人受惠不浅。

陈立夫先生、吴延环先生、王蓝先生，都是名人。陈先生在战时主持教育，把若干大专学校迁到自由的大后方，又设立了若干国立中学以安置来自战区的教职员与学生。他对促进胜利的贡献不亚于披坚执锐的将士。吴先生主持敌后工作，其功劳也长留青史。他们二人的回忆录，因此也是研究抗战史的人所不能不看的。王蓝先生的《蓝与黑》，正如钮先铭将军的《还俗纪》，是小说，其实也是历史；是他们的自传，也是成千成万爱国青年的大同小异的经历。

可惜的是，有大功劳于国家的军人与文人甚多，而传记与回忆录太少。

加州史坦福城的胡佛研究所，有丰富的收藏，值得研究此次中日战争历史的人一顾。它有陈纳德与赫尔利两位将军与陈诚、宋子文等等名人所遗留的文件，也有史迪威所留下的充满脏话的文字。它附设的图书馆，藏有不少的中日英三种文字的有关书籍，能令读者于遇到是是非非的题目之时，获得较平实的看法。

西方人士，以我所知，只有两位英国人有“东西”写了出来。一位是克罗休(Crozier)，来过台湾，接受过达官贵人的礼遇，而写成一部蒋公传记，其中包含了若干有关抗战的话。然而他竟然矢口否认有过一次“湘西会战”，责备日本史家记忆模糊，说中国“没有一本书”提起过“湘西会战”。此公可能只透过译员接触到湘西会战以前所出版而其后未再版的《何上将战时报告》。此公之绝对不懂中文，于此可以证明。此公而且把所著蒋公传记标题为“失掉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另一位英国人是狄克·韦尔生(Dick Wilson)。他的书，书名为《当老虎打架之时》(When Tigers Fight)。这就比戴维斯(John 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那些美国官僚好得太多。戴维斯与谢伟志一味的污称我军袖手旁观，静候美军来替中国拚命。然而韦尔生也说华军虽则在淞沪打得很猛；到了日军占了武汉以后，就懒得再打了。

我把《中日双方高级军官名录》、《中日英文参考书选目》，从我的英文本《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抽出来，作为本书的“附录一”与“附录二”。

“附录三”则是我前年在举行于高雄的“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一篇论文：《中国抗战时之财政》。

历史，也许是最难研究的一种学问。史料有先天性的种种缺憾：不全、不真、不客观、不一致。写历史的人不能不根据史料，于是免不了常常要替史料受过。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我写了这本《细说抗战》，与孔老夫子颇有同感。

我一分期待读者把我写错了的地方，来信指教，以便于再版之时一一斟酌改正，或加以“说明”。

我也藉此机会向传记文学社刘社长及诸位同仁致候，并谢谢他们发表了此书的前面几章。我在决定了另行出版单行本之时，蒙刘社长赞成，退回了已发表与尚未发表之全部原稿，其盛意隆情令我十分感动。

还要感谢远流出版公司王社长及其同仁，使得这几篇文章得以单行本形式，就教于海内外重视抗战历史的人士。州立圣地牙哥大学刘丽容女士大力促成此举，更是我十分铭感的。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一期)

第一章　对日抗战史的初步总结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八月的对日抗战，可以说是起源于甲午(一八九四)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结果，鼓励了日本人忘怀于他们祖先所服膺的孔子教训，于是以己所不欲者施于中国人。

中国人呢，他们感觉到受够了日本所制造的许多事变，尤其是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沈阳事变。在沈阳事变的期间及其以后，日本抢夺了中国的一大片领土。其面积等于英、法、德、比、荷五国的总和。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由于近卫内阁的措施而使得中国人无可再忍。近卫内阁决定派遣四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到北平一带，证明了日本确有再行攫取五个中国行省，以制造类似满洲国的另一个傀儡国的企图。

北平城在八月四日落入日本之手。次日，严重的对抗发生于北平之北、长城之南的一个山隘——南口。这对抗竟然持续了三个星期，出乎日本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意料之外。他曾经以为解决整个的“中国事件”，也用不了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杉山元的看法有一部分对。日本军队确是能够在几个月之中便吞咽了华北四个半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与半个山东，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占领了山东省会济南。

在上海的作战，对日本军队来说，却没有如此容易，它发展成了一个完全的会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超过了欧洲历史上多数的有名的会战。聚集在上海战场之上的有一百万兵之多，二十五万来自日本，七十五万来自中国各地。他们从八月十三恶战到十一月十三，足足有三个月之久。华方死伤了十八万，日方也死伤了五万。

那还不是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全部，只是它的开始，将要再有二十一次会战，与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像南口那样的大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像北平之西南十五英里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第二次中日战争才会终止。

它未如杉山元所预料，在三个月之内，甚至三年之内终止。中国于坚毅的蒋公介石领导之下，战得比日本所预料的更久，也比日本所能担当得起的更久。

这一次战争是双方力量不成对比的战争，却也是苦斗到底的战争。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一方是头等强国，有近于两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二千七百架随时可以出动的飞机的空军，有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另一方是衰老的古国，海军仅有五万九千吨兵船，空军仅有购自外国的飞机三百零五架，陆军仅有未受适当教育的士兵与不甚熟悉近代战术的指挥官，没有坦克，没有水泥，没有陆空协同，而且除了少数的若干师以外，也没有榴弹炮与任何一种大炮。很显然，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

中国的希望在于全体人民愿意为此而死。人民一致相信，善恶到头总有报应，老天、上帝、阿拉、或观音，最后必将奖善惩恶。人民也一致相信，别的国家也总有一天会来援助我们。中国幅员广大。有许多山可以迟滞、甚至阻止日本军队的深入腹地。这腹地是在一条长线之西。这条长线起自黄河由北向南的一段，连接伏牛山脉，汉水由北向南的一段，长江在岳阳与汉口由西向东的一段，与洞庭湖、湘江、大庾岭。

中国自己知道，必须在若干次会战之中失败，才能够在最后一次会战赢得胜利；必须丢掉许多城市与省分，才能够守住这一条长线。中国必须在此线之东拖住日军，才能够在此线之西赶紧训练与装备一千一百万新兵。

长话短说，第二次中日战争八年又三十八天的历史似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到民国二十八年四月，日本想拿什么城市，便拿去那个城市，而且留在它的手中。(地图一)

地图一　第一阶段

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一阶段：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八年四月

重要都市日军占领日期 重要都市日军占领日期

1天津26-7-3014临汾3-1

2北平8-415厦门5-12

3张垣8-2616徐州5-19

4归绥10-1317开封6-5

5包头10-2618九江7-25

6安阳11-519信阳10-12

7太原11-720广州10-21

8上海11-1321武昌10-25

9杭州12-1222汉口10-26

10南京12-1323岳阳11-10

11合肥12-1924海口28-2-10

12济南12-2725南昌3-27

13蚌埠27-1-30

第二个阶段　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日本继续取得若干主要城市，却不能留在它的手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随县、金华、汕头、宜昌、垣曲)。日本而且在长沙吃了三次败仗(民国二十八年十月、民国三十年十月、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在上高也吃了一次败仗(民国三十年四月)。(地图二)

地图二　第二阶段

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二阶段：民国二十八年五月至三十三年三月

重要城市日军占领日期日军退出日期重要城市日军占领日期日军退出日期

随县(a)28-5-6

(b)29-4-6(？)28-5-23

战争结束以后襄阳29-6-129-6-3

宜昌29-6-12战争结束以后

枣阳(a)28-5-7

(b)29-5-8

(c)29-5-1728-5-19

29-5-16

29-6-2福州30-3-2231-6-18

温州(a)30-4-20

(b)31-6-1130-5-2

31-8-15

南阳(a)28-5-12

(b)30-2-428-5-18

30-2-6垣曲30-5-8战争结束以后

长沙30-9-2730-9-30

汕头28-6-21战争结束以后衢县31-6-631-8-28

南宁28-11-2429-10-30上饶31-6-1531-8-19

五原(a)29-2-3

(b)29-3-2629-3-21金华31-5-28战争结束以后

29-4-1常德32-12-332-12-8

第三个阶段　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到民国三十四年四月。日本对中国施行最后一次猛攻，称为“一号作战”，用了二十二个又半个师团(五十万人左右)，中国在当时却只有五万人机动部队，可以用来应付日本的挑战。中国军队的极大部分是戍守着长达二千英里的战线，也不得不戍守。机动部队原有二十五万人，其中的二十万人却已经由于罗斯福的压力，派往缅甸与云南西部，去帮助史迪威成为丛林中的英雄，也帮助蒙巴顿分散日军的注意力，缓和日军对印度英姆法尔一带的进攻。于是，日军一号作战的二十二个师团的半个师团，席卷了华北与华中各地，打下勇敢的中国第十军所坚守了四十七天的衡阳，转而向西，淹没了广西全省，前锋及于贵州的独山，独山距离战时首都重庆仅有三百英里。在独山，有中国最好的若干部队以一千英里的急行军从陕西赶到，挡住了日军，挽回了狂澜。日军在十二月七日从独山撤退。不过，日军仍然在粤、赣、豫、鄂四省陆续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地图三)

第四个阶段　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中国把机动部队从缅甸与云南西部召了回来，加上几十个新的美式训练与美式装备的师，开始了总反攻，指向广州、上海、北平。中国军势如破竹，收复了一城又一城，在八月十日收复苍梧。正准备进向广州，忽然美国把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投下，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中日战争，同时匆匆结束。(地图四)

为了取得这个胜利，中国军队曾经伤亡了三百一十二万六千零八十七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二百七十九人死在战场。

平民之因此次战争而死的，比军人更多。在南京有三十万人被日军屠杀。其他各城市因日本空军滥炸而死的，不计其数。有若干城市，如衡阳、常德、桂林等等，都化为灰烬。在二千英里长线之东，几乎没有一城、一镇、一村，免于残破。依照一篇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或不得不离乡背井。他们携老负幼，辗转流离，奔向长线之西的自由地区，很多人因病而死，因饥饿而死。

为了进行战争而花费的巨额款项，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外国的借款与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略有帮助，但极有限。借款都是短期的。租借物资仅合美金八亿二千五百万，少得不能与美国交给苏联与英国的相比，交给苏联的是九十亿，交给英国的是二百七十亿。(中国用“反租借物资”还清了此项美国租借物资。苏联与英国有没有偿还过一分钱，未见有官方文件加以说明。)

中国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印发越来越多的钞票。结果是可怕的通货膨胀，把中国多数家庭的积蓄都冲得一点不剩。民国三十四年七月的重庆物价是战前的二千一百六十三倍；昆明的物价是战前的六千八百九十四倍(根据A. N. Yong的统计)。

虽然是日本人直接间接使得中国人吃了这么多苦，中国人却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不要求日本赔偿，也不曾对放下武器的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名日本兵之中的任何一个施行个人的报复。中国政府不拘留日本兵在劳动营，而立刻遣送这些日本兵与当时在华的日本平民，让他们回日本与他们的家人团聚，用了许多轮船。这些轮船，本是中国自己的军队所需要的。

地图三　第三阶段

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三阶段：民国三十三年四月至三十四年四月

(A) 华军在滇西缅北所收复之城市：

MK密支那收复日期33-8-5

TC腾　冲9-9

LL龙　陵11-3

LS腊　戍34-3-8

(B) 日军于同一时期(第三阶段)所夺占之中国重要城市：

1.郑州夺占日期：33-4-2210.南宁夺占日期：11-22

2.许昌5-111.独山12-2

3.陕州5-1812.曲江34-1-24

4.洛阳5-2513.郴县1-26

5.长沙6-1914.赣州2-26

6.衡阳8-815.南阳3-25

7.苍梧9-2216.西峡口4-2

8.桂林11-1117.老河口4-8

9.柳州11-14

地图四　第四阶段

第二次中日战争，第四阶段：民国三十四年四月至八月

(A) 列入地图者

重要城市克服日期重要城市克服日期

1.都安34-4-2712.荔浦7-7

2.武冈5-6(解围)13.界首站7-19

3.河池5-1614.古寿7-25

4.南宁5-2715.永福7-25

5.宜山6-1416.阳朔7-25

6.柳城6-2717.义宁7-26

7.柳州6-2918.桂林7-28

8.桂平6-29(？)19.新宁8-2

9.龙州7-320.全县8-9(完成对日军包围)

10.凭祥7-321.苍梧8-10

11.镇南关7-3

(B) 未列入地图者

重要城市克服日期重要城市克服日期

22.河南内乡34-5-325.广东南雄7-23

23.浙江温州6-1826.绥远归绥8-11

24.江西赣州7-1727.绥远包头8-11

在此以前的六个月，于雅尔塔会议之中，罗斯福与邱吉尔允诺了史达林，以中国东北的两条铁路与两个海送给史达林，求他参加对日本作战。

罗、邱二人，甚至对中国连通知一声，都不曾做。

中国、日本及美国的未来如何，未来方知。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后遗症，距离痊愈之时尚远。

二十二次会战简表初稿

一、太原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月七日。

☆　　参加人数——日方二十万人(史抗) ；华方二十八万零四百九十四人(史抗)。

☆　　伤亡——日方两万七千四百七十二人(史抗)；华方十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七人(史抗)。

☆　　日方企图——继平津、察、绥、与河北省北部之后，攫取山西省。

☆　　结果——日方取得山西省沿铁路之若干城市。

二、淞沪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三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七十五万人(史抗)。

☆　　伤亡——日方五千人(孙)；华方十八万人(孙)。

☆　　日方企图——应付华方挑战，并消灭华方最优部队。

☆　　结果——日方达到一部分目的；华方之敢战能战，亦取得国际间之推崇。

三、徐州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九日。

☆　　参加人数——日方五个师团(伊)；华方四十五万零八十五人(史抗)。

☆　　伤亡——日方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九人(陈)；华方待考。

☆　　日方企图——先为袭取台儿庄以窥苏北，打通大运河；继为雪台儿庄战败之耻，增兵报复；终为对华方大兵团包围，求一举而结束所谓“中国事件”。

☆　　结果——华方先取得在台儿庄及其外围之胜利，次为做到对峙一月有余，终为顺利突围，保存继续抗战之实力。

四、武汉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三日至十月二十六日。

☆　　参加人数——日方十二个师团(伊)；华方一百零一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二十万人(史抗)；华方二十四万三千八百人(史抗)。

☆　　日方企图——摧毁华方新的指挥中心，歼灭华方所余兵力，迫使放弃抵抗意志。

☆　　结果——日方完全失败。

五、南昌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半师团(伊)；华方十三个军，每军平均三个师，但在前线者常为两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一万三千人(何)；华方十万零六千五百二十二人(史抗)。

☆　　日方企图——取得江西省会南昌。

☆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六、随枣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伊)；华方二十四万九千五百二十六人(史抗)。

☆　　伤亡——日方两万一千四百五十人(史抗)；华方两万八千三百零七人(史抗)。

☆　　日方企图——打击汤恩伯将军之部队。

☆　　结果——汤部队伤亡一万四千七百八十一人，日方所付代价亦大。

七、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赣湘作战)

☆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九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三个师团，两个支队(史抗)；华方十八万六千二百四十人(史抗)。

☆　　伤亡——日方一万三千人(陈)；华方两万五千八百三十三人(陈)。

☆　　日方企图——包围关麟征部队，加以歼灭。

☆　　结果——日方失败。

八、桂南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十五万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　　伤亡——日方八千人(史抗)；华方六万四千八百二十九人(史抗)。

☆　　日方企图——切断华方对越南及他国之通路。

☆　　结果——日方达到切断华方广西对越南之交通，但华方仍能由云南经缅甸之国际通路。英方于桂南会战以前，虽曾封锁滇缅路三个月，但在十月间又已开放该路。

九、枣宜会战

☆　　时间——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五十四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四万五千九百一十四人(陈)；华方待考。

☆　　日方企图——对汤恩伯部队及其他重要部队，再施打击。

☆　　结果——日方获得相当成功，并占有宜昌。

十、豫南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三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完整师团、一个不完整师团、一个旅团、三个坦克联队(图)、一个骑兵联队(史抗)；华方二十七个师、两个旅(史抗)。

☆　　伤亡——日方九千人(何)；华方少于九千(何)。

☆　　日方企图——仍为消灭汤恩伯部队。

☆　　结果——日方失败。

十一、上高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三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史抗)；华方十一个师、一个纵队(史抗)。

☆　　伤亡——日方一万五千人(何)；华方多于一万五千人(何)。

☆　　日方企图——取得上高城。

☆　　结果——日方失败。

十二、晋南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年五月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

☆　　参加人数——日方五个师团、四个旅团(伊)；华方十九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两万人；华方待考。

☆　　日方企图——摧毁晋豫之间，中条山与黄河北岸之华方据点。

☆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十三、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第一次长沙作战)

☆　　时间——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九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伊)；华方三十万零四百四十人(史抗)。

☆　　伤亡——日方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七人(何)；华方五万九千零七十八人(史抗)。

☆　　日方企图——打击薛岳将军所指挥之各部队，并取得长沙城。

☆　　结果——日方使华方若干部队遭受损失，但未能占有长沙三天以上。日方伤亡亦甚惨重。

十四、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之为第二次长沙作战)

☆　　时间——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　　参加人数——日方十七万四千人(史抗)；华方二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一人(史抗)。

☆　　伤亡——日方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何)；华方三万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史抗)。

☆　　日方企图——取得长沙，加以占有。

☆　　结果——日方失败。

十五、浙赣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九日。

☆　　参加人数——日方十八万人(魏)；华方二十六万人(史抗)。

☆　　伤亡——日方六千零四十七人(日)；华方待考。

☆　　日方企图——摧毁浙江衢县等地之飞机场。

☆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十六、鄂西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至六月十七日。

☆　　参加人数——日方四个完整师团、两个不完整师团、一个旅团(史抗)；华方三十六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两万五千八百三十人(陈)；华方三万九千一百一十五人(史抗)。

☆　　日方企图——取得恩施城，由该处进入四川。

☆　　结果——日方失败。

十七、常德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三十五个大队(日)；华方四十二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四千二百五十一人(日)；华方待考。

☆　　日方企图——消灭余程万师，并打击援军。

☆　　结果——日方达到目的。

十八、豫中会战(为“一号作战”三个会战之一)

☆　　时间——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至六月十一日。

☆　　参加人数——日方十一个师团、四个旅团(日)；华方五十九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史抗)。

☆　　伤亡——日方三千一百七十六人(日)；华方两万人(陈)。

☆　　日方企图——结束“中国事件”。

☆　　结果——日方失败。

十九、长衡会战(为“一号作战”三个会战之一)

☆　　时间——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八日。

☆　　参加人数——日方十个师团、五个联队(史抗)；华方四十七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六万六千八百零九人(陈)；华方九万零五百七十七人(陈)。

☆　　日方企图——结束“中国事件”。

☆　　结果——日方失败。

二十、桂柳会战(为“一号作战”三个会战之一)

☆　　时间——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二月十二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七个师团、两个旅团(史抗)；华方四十一个师(史抗)。

☆　　伤亡——日方待考；华方汤恩伯部队七千七百五十一人，其他部队之伤亡未计(何)。

☆　　日方企图——结束“中国事件”。

☆　　结果——日方失败。

二十一、豫西鄂北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十八日。

☆　　参加人数——日方六个师团、一个坦克师团、一个旅团，等等(史抗)；华方十四万八千人(史抗)。

☆　　伤亡——日方一万五千人(陈)；华方待考。

☆　　日方企图——继“一号作战”失败之后又想由西峡口及老河口，深入我方防守线之西。

☆　　结果——日方失败。

二十二、湘西会战

☆　　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九日至六月三日。

☆　　参加人数——日方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一个联队(史抗)；华方十九个师，内有两个师留在芷江为预备队(史抗)。

☆　　伤亡——日方六千五百人(日)；华方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人(陈)。

☆　　日方企图——由芷江钻入重庆。

☆　　结果——日方失败。

简号之意义：

史抗：根据史政局之《抗日战史》(一百册)。

何：根据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

陈：根据陈诚著《抗战经过概要》。

魏：根据魏汝霖著《抗日战史》。

伊：根据伊藤正德著《帝国陆军の最后·进攻篇》。

日：根据《日军在中国各方面之作战记录》。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第二章　北战场

在民国二十六年的下半年，从七月到十二月，中日两军在北战场与东战场同时作战。

东战场只包括三个大都市，上海、南京、与杭州，地域比较小，但作战的人数多，超过一百万，华军约七十五万，日军约二十五万。

北战场地域大，包括五个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还加上河南省的一部分；作战的人数在地理的比例上较少，却也不少于一百万；日军有八个师团，四个旅团，与若干特种部队；华军有六十个师，二十二个旅。

北战场的重要战斗，是在平津、南口、平型关、忻口、娘子关，五个地区，先后举行。有人把平型关、忻口、娘子关，都包括在所谓“太原会战”以内。事实上，两军在太原不曾有像样的战事。所谓“太原会战”，只是“会而不战”，是日军由北而来的一路和由东而来的一路在太原“会师”，会师以后，仅仅打了一天。华军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太原的守城总司令傅作义，并没有依照原定的计划，在太原做持久的抗战。

沿着津浦铁路北段与平汉铁路北段，也只是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接触与战斗而已。

地图一　北战场总形势

一、平津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驻扎在北平使馆区、天津日租界、与散布在北宁铁路线上大沽与北平之间十几处地方的日军，总共只有一个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是河边正三郎。指挥他的，是所谓“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

可以和这个“河边旅团”对垒的华军，是宋哲元二十九军四个步兵师之中的三个师，与四个独立步兵旅，两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及若干保安部队。

中央有命令叫宋哲元对日军抵抗，宋哲元不肯。

宋哲元的部队，曾经于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之中，在喜峰口赢得了民族英雄的名誉。其后，中央需要有他这样的人在华北，对日方的人员虚与委蛇，以争取我方做抗战准备的时间，逐渐提高他的官位与权力，高到在实际上成为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最高长官：以二十九军军长的本职，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平津卫戍总司令，河北与察哈尔的省政府主席之职，交给了他部下的两个师长冯治安与刘汝明。

正因为在任务上必须对日方表面讨好，宋哲元起用了真正的汉奸潘毓桂、陈觉生、齐燮元等人，也起用了老牌的亲日派政客曹汝霖与陆宗舆，与一位擅长纵横捭阖而看不出是真汉奸或假汉奸的萧振瀛。这些人朝夕与宋哲元共处，使得宋哲元被逐渐潜移默化，虽不曾死心踏地，甘心抛弃自己的光荣过去，却也已经一而再的打电报向中央政府要求“开放政权”与“华北特殊化”。

在卢沟桥的中日两军，于七月七日夜晚十点钟左右开火，打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五十分，奉双方的长官之命停火。

开火的：在华军的一方面是冯治安师、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第十连、第三排、少尉排长祁国轩与他的四十位弟兄；在日军的一方面，是河边旅团的牟田口廉也联队，某某大队，一木清直中队。

下令停火的，在华军的一方面是北平市市长兼代平津卫戍总司令秦德纯；在日军的一方面是联队附、森田彻。在停火以前，双方的代表曾经有几小时的辩论与奔走。

森田彻的上司，牟田口廉也，是想和的。牟田口廉也的上司，旅团长河边正三郎，却是主战的。河边正三郎在七月九日上午六点，又下令对华军进攻。

河边正三郎的上司，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然在七月十日“暴卒”。有人说，他死于自杀。

在田代暴卒的次日，日本内阁于七月十一日议决了两件事：(一)派遣三个师团来中国作战；(二)把战事限制在平津地区。(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天皇裕仁报告，说：“中国事变可以在三个月之内解决”。)

河边旅团在七月十三日进攻北平城，被阻于永定门外的观音堂，又在二十日进攻宛平城与长辛店。这时候日军的援军三个师团，已经开始陆续来到。

宋哲元于河边旅团长在七月九日下令重新开火以后，于十一日命令张自忠做代表，向日方签字允诺，就卢沟桥事件对日方正式道歉，把吉星文团及冯治安师的其他部队都撤离卢沟桥与龙王庙一带，严厉取缔民间的抗日团体。

宋哲元本人也在天津当面答应田代皖一郎的继承人，香月清司，所提出的其他若干条件，包括把整个冯治安师(三十七师)都撤远一些，撤到保定去，以赵登禹师(一三二师)接防，也包括把平津铁路线上的二十九军，都向西撤退两华里。

宋哲元而且在七月十二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主和。也在十五日拒收全国各地支援他、希望他抗日的一切捐款。他而且打两次电报给正在奉蒋公之令率领部队北上的孙连仲，先是劝孙连仲不可进入河北省省界，后是不许孙连仲把部队开到保定以北。

蒋公替他准备了三百万发子弹，运来保定，等他派人来领。

蒋公曾经在七月十三日打电报，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

地图二　平津作战区域图

十天以后，也就是要等到七月二十三日，日军对他下哀的美顿书的第二天，宋哲元才醒悟过来，知道日方对他全无诚意；所谓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于是，他立即下命令给二十九军的各师各旅，叫他们“就地奋勇抵抗”。

日军在二十五日进攻团河与廊房，在廊房对刘振三旅作战；在二十六日企图闯进北平的广安门，被刘汝珍旅歼灭它一个中队；在二十七日又想闯进北平的永定门，也被二十九军的另一个单位所阻挡。日军轰炸了北平近郊各地，也袭击了驻在通县宝珠寺的华军一个营。

到了二十八日，日军便大举袭击二十九军在北平的几个营区：北苑、西苑、南苑，杀害了极多的官佐与士兵，包括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

这一天下午，刘振三旅收复了廊房，另一单位收复了丰台车站。

当天夜晚，宋哲元带了秦德纯离开北平，去保定，把自己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平津卫戍总司令与秦德纯的北平市市长的职务，都交给张自忠代理。张自忠那时候已经是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

次日，二十九军除了刘汝珍一个旅以外都离开了北平。通县有冀东伪组织保安队的两个总队长，张庆余和张砚田，率领一千多名弟兄反正，杀了三百多名日本官兵与浪人，捆绑了伪组织的首领，汉奸殷汝耕，向北平进发。他们到了北平，城门还没有开，突然来了一批日军，将他们打散，殷汝耕乘间逃走。被打散了的这些弟兄，经海甸、门头沟向国军归队，其后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由张庆余担任师长，张砚田为副师长。

张自忠部下的副师长兼旅长李文田，在天津代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师长与天津市市长的职务，不知道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仍依照预定计划，在二十九日凌晨行动，进攻日本租界。他占领了车站，打进了旭街日本警察署，也几乎占领了日军在海光寺的司令部。打到晚上，接到张自忠的命令，叫他率领部队撤离天津，退往马厂。

这一天，二十九日，有三只日本兵船到大沽口。大沽口的守军是二十九军的另一个旅，对这三只日本兵船抵抗了相当时候以后，日本兵船才开进了大沽。

三十日，日军完全占领了天津，对华界市区连续轰炸炮击了三天，杀死了很多平民，也毁了南开大学。

张自忠在北平得不到日军对他的重视，他在八月三日深夜化装出走；走前，叫刘汝珍旅突围，逃往察哈尔。张自忠其后辗转到了南京，见到蒋公，请罪。蒋公原谅他，也原谅了宋哲元。宋哲元在到了保定以后不久，便被升任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二十九军军长，负责津浦北段的战事。

八月六日，蒋公划出津浦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也把二十九军与河北、察哈尔两省保安部队扩编为三个军，以宋哲元为五十九军军长，冯治安为七十七军军长，刘汝珍为六十八军军长。这三个军的番号，都含有七七两个字在内。再其后，张自忠到了南京，适逢宋哲元请辞五十九军军长兼职，蒋公就命令张自忠继任这五十九军军长之职。

在平津的日军，于张自忠出走以后，设立了一个伪组织，以江朝宗、汤尔和、董康，三个汉奸出任所谓政务委员会、议政委员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委员长。

华军于平津沦陷以后，一方面有孙连仲部在八月十日进抵良乡一带，另一方面有汤恩伯部在八月五日进抵北平东北、居庸关之南的南口。

日军以此时陆续来到平津的铃木旅团、酒井旅团、与板垣师团，派往南口，对抗汤恩伯第十三军。

二、南口

南口之战，从八月七日开始，八月二十七日结束。汤恩伯以较少的兵，抵住了日军较多的兵，有二十天之久，到奉了上峰命令才撤退。

两军所争的不是这北平之北，平绥铁路线上一个小小的“南口镇”，而是它后边的居庸关，东边的德胜口，西边横岭城与镇边城，这几个靠近长城的要塞。

蒋公的最初决策，是采取攻势，派汤恩伯军由绥远乘火车，穿过察哈尔，占领居庸关、南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溃那驻在平津一带的河边旅团，收复平津。

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却依照宋哲元的意旨，对汤恩伯军挡驾，不许它越过张家口之西的柴沟堡。刘说：“中央军不来察哈尔，日本不会派兵进察哈尔；中央军来了，察哈尔就保不住。”

过了好几天，刘汝明这样耽误了大局好几天，才终于经由鹿钟麟的“调停”，而让汤恩伯的三个师进了来。这三个师，是王仲廉八十九师，王万龄第四师，与朱怀冰九十四师。汤当时是十三军军长兼第七集团军的前敌总指挥。刘汝明做了第七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傅作义。

王仲廉师于八月五日赶到前线，在德胜口、南口，与白杨城一带占领阵地，比日军铃木旅团早到了一天。

两军在七日开始接触；八日交锋于德胜口，九日大战于南口南边的龙虎台，与最西边的镇边城。

十日，王仲廉师放弃龙虎台、火车站，破坏铁路机厂与后方八达岭的山洞，失掉了虎峪村，守住了村旁的高地。

此后，天天都有激烈的战事。南口镇在十二日下午三点钟被日军攻进来，晚上被王师罗芳珪团赶了出去。

这一天，汤恩伯加派第四师马励武旅，由师长王万龄率领，来到前线，强化王仲廉的右翼西边。

地图三　南口地区之重要据点

日军在次一日，十三日，也加派了酒井旅团前来。于是炮火更加凶猛，飞机的轰炸也更频繁。

打到十五日，王仲廉师退出了片瓦无存的南口镇，仍旧掌握着镇的两旁高地；马励武旅在禾子涧、老渔沟、黄老院，抵抗了人数众多的敌人。

汤恩伯在十六日加派王万龄师的另一旅，石觉旅，来支援马励武旅。

日军在十七日夺去了黄老院东边的第八五○号高地，与院北的两个长城上的碉堡。石觉旅长亲自带了九个连冲锋，对日军恶战十天(从十六日到二十五日)，九个连阵亡了六个连长与代理连长，二十九位排长与代理排长，士兵伤的亡的，超过了一千人，剩下来还勉强能够作战的，不到一百四十人。

汤恩伯又加派了李仙洲师的刘芳贵团与陈长捷师的张树桢团，前来支援马励武与石觉。(李仙洲师，属于高桂滋十七军，陈长捷师属于傅作义三十五军。他们都是上峰调来支援汤恩伯的。)不久，刘团长与张团长也先后阵亡。

汤恩伯也派了李仙洲师的另一个团，第一二三团，到居庸关，支援王仲廉及其两个旅长李铣、赖汝雄。

在日军的一方面。继铃木旅团与酒井旅团之后，又来了一个完整的师团：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来到南口。

这板垣师团，在所有的日军各部队之中，算得上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

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的差异很大。一般说来，日本兵一人，抵得上中国兵三人以上。这是因为日本早就于明治维新以后，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入于正轨，成为现代型的强国，因此它的军队在装备、后勤、训练、组织等各方面都优于华军。华军幸亏受到有国民革命的洗礼与九一八以来将近六年的准备，才做到了以三敌一；否则，像甲午年中日战争之时，或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之时，可能连以十敌一都难做到。

按照三与一的比例，来做概括的估计，华军在南口战场应该有十五万人左右，才谈得上与日军的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一个师团对垒，王仲廉师与王万龄师，合起来是两万八千人，加上李仙洲师的两个团与陈长捷师的一个团，总数才不过是四万人左右而已。

蒋公命令卫立煌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叫他赶快率领三个师由涿县沿着西边的山麓，到南口地区，帮助汤恩伯。卫立煌一点儿也不着急，挨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才到了离开居庸关很远的青白口。

汤恩伯在二十二日打了两次电报给卫立煌，请他攻镇边城附近的日军，得不到卫立煌的回电。

日军从十九日开始，又猛攻居庸关。王仲廉为了表示与士卒同生共死的决心，把他的指挥所从榆林堡移来了居庸关的关城之上。二十一日，日军夺去了居庸关东南的高地。王仲廉命令五三○团第三营营长李瑾，将这高地夺回。李瑾这时候年纪才只有十八岁，他选了三十名勇士当敢死队，每人带大刀一柄，手枪一支，手榴弹八颗，跟随他，偕同十四班步兵,一个重机枪连，于二十三日的凌晨三点冲进敌阵，杀到天亮，他身中三弹，不曾死，完成了任务。

王仲廉以外的几位师长，与石觉旅长以次所有的官佐与士兵，都有极勇敢的表现。有两个团长，刘芳贵与张树桢，先后阵亡。在黄老院争夺战之中，九个连只剩下了一百四十人，阵亡了一位副团长，六位连长，二十九位排长及其他军官，与一千名以上的士兵。除了上文所述的石觉九个连及刘张两位团长以外，赖汝雄旅舒荣团第三营第一连，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居庸关，也奋斗到只剩下十几名弟兄。马励武旅傅竞芳团第一营，于八月十九日在老渔沟抗敌，没有一人生还。

王仲廉、王万龄、李仙洲、陈长捷、四个师长的部属，在南口一共伤亡了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三人。

这些记录，证明了华军如何壮烈。然而日军的人数众，火力强，板垣师团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攻占了张树桢团残部所苦守的镇边城，而且在次日由镇边城向北，进窥怀来县城之东的康庄。

怀来县城是汤恩伯前线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倘若仅仅是这镇边城一方面出了问题，汤恩伯仍然可以守住怀来、延庆、横岭城、居庸关，四个据点，因为他还有马延守一个旅在怀来，朱怀冰一个师在延庆及其以北，王万龄一个师在横岭城，王仲廉的一个师与李仙洲的一个团在居庸关。

不幸的是，张家口方面也出了问题。

张家口方面之所以也出了问题，由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经下了命令给刘汝明与第一骑兵军军长赵承绶，叫他们同时进攻“外长城”之北、日伪军所占领了好几年的察北几个县。结果，赵承绶一度收复了无关宏旨的商都、化德、尚义；刘汝明一度收复了崇礼，却攻不下张北，反而失去了神威、台口、万全，引进来日军三个混成旅团，使得平绥铁路在孔家庄被切断，也使得刘汝明部队白白阵亡了一个旅长(马玉田)，一个团长(刘田)，三个营长(王宪纯、李华林、舒效孔)，总计伤亡了官佐与士兵五千三百三十人之多，浪费了应该留下来支援南口地区的兵力。

平绥铁路在孔家庄被切断的一天，也是南口方面的日军由镇边城北上，进窥康庄的一天：八月二十四日。

上峰因此就命令汤恩伯从南口地区撤退。汤在二十六日凌晨一点半钟，转颁这个命令。

二十七日，刘汝明与马延守分别从张家口与怀来突围成功，其他各部队也都顺利脱离了战场。

地图四　南口及张家口地区之战事图

三、平型关

战事由察哈尔扩展到山西，是在九月。九月十日，板垣师团“兵不血刃”，占领了察哈尔省西南角上的蔚县，不久便进取山西省的广灵。

广灵的西南，是灵邱。灵邱的西南，是平型关。

平型关原名“瓶形关”，被写讹了，写成“平型关”。

华军防守广灵与灵邱的，是孙楚三十三军的刘奉滨七十三师。

刘奉滨师的战绩，我们应该表彰。他在九月十三日与十四日，以一个中国式的师，抵抗仅欠一个联队的日本师团，而这个师团是当时全部日军之中最精锐的板垣师团。

刘奉滨的这一个师，战到伤亡超过半数；刘奉滨本人负伤四次，每次都裹伤再战。十四日，广灵沦陷；刘率领了他的残余官兵，退守松林山，保全了灵邱。

灵邱守到二十日，才丢。

灵邱丢了以后，平型关成为最前线。刘奉滨这一师，所剩的官兵已经极少，仍然担负了平型关正面，左起小西沟，右至马跑泉的防务。

指挥刘奉滨的，是三十三军军长孙楚。指挥孙楚与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十三军团军团长兼十五军军长刘茂恩的，是“右地区总司令杨爱源”。

孙楚军守小西沟以南；高桂滋军守小西沟以北至讲堂村；刘茂恩军团守讲堂村以西，至康峪。

康峪以西，是左地区，由傅作义任总司令，兵力有陈长捷六十一军，与杨澄源三十四军、王靖国十九军，及傅作义自兼的三十五军。左地区的较重要地点，是阳方口、雁门关，与茹越口。

刘茂恩军团、高桂滋军、孙楚军，都守得很好。刘茂恩军团所守的防线最长，它是生力军，有两个师，刚被蒋委员长从平汉铁路线上调来。

高桂滋军所守的防线相当短。它虽则也有两个师，李仙洲师与高自兼师长的师，由于在南口地区作战时伤亡很大，撤退之时也走失了不少，虽经补充，而全军兵员才只有两千人左右。

A 日军第五师团之来攻

B　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之来攻

1　华军新二师之反攻

2　华军第七十一师之反攻

3　华军第一一五师之反攻

4　华军第七十二师及其他单位对日军第二十一旅团之包围

地图五　平型关战斗

孙楚军除了刘奉滨师以外，另有两个独立旅，旅长是章极宇和孟宪吉(孟旅其后在忻口战役之时扩充为一个师，称为第六十八师)。

平型关的战事(一个星期而已)，于九月二十二日以后进入高潮。这高潮在二十九日结束。

日军铃木旅团在二十二日这一天，以五千兵大举进攻刘奉滨师所守的平型关。刘师感觉到抵挡不住，却仍然死守。刘茂恩军团也受到日军攻击，未被动摇。高桂滋师一度失去了剪刀山，在次日(二十三日)的上午将它夺回。

二十五日，华军五路出击。哪五路？依照国防部史政局《抗日战史》第四篇第九章第三节，在二十三日所预定的计划是：

第一路　郭宗汾七十一师的一个团，由平型关之北，攻蔡家峪和小寨。

第二路　七十一师的其他两个团，由二一四六点九六号高地之北，攻王庄堡。

第三路　七十一师的最后一个团，作为支援上列三个团的预备队，由团城口出发，慢慢地前进。

第四路　孟宪吉独立第八旅一部，攻辛庄。

第五路　林彪第一一五师，攻东河南和蔡家峪。

五路华军，在二十五日都和日军有了激烈的战斗。

最先与日军接触的不是其他四路，而是作为预备队的第三路。负责这第三路，作为其他四路的预备队，是七十一师的一个团，四○四团，由师长郭宗汾亲自率领，向着团城口的方向从容前进，却不料团城口已经失守，守团城口的高桂滋八十四师被日军打败，日军不仅占了团城口，而且占了鹞子涧与六郎城。郭宗汾与日军的先头部队接触了以后，沉着应付，散开四○四团的行军行列，布成一道阵线，由迷迴村到黄圪底洼。这样，他对日军打到了正午，局面初告稳定。

郭宗汾于指挥第三路作战之时，抽出空来，下令给第二路的两个团(七十一师的四○三团与四二八团)，叫他们不要去攻王庄堡，来帮助他与四○四团，守迷迴村到黄圪底洼的阵线。这两个团奉到命令，改变方向，到达一八五○点三六号高地，与涧头村的华军炮兵合作。结果，郭宗汾在下午六点钟左右占领了鹞子涧西南的高地，也发展到南沟村以西。

原定的第二路攻击王庄堡的任务，郭宗汾改派从左地区调来的金宪章新编第二师。新编第二师这时候奉其上峰之命，集结在西河口，归郭宗汾指挥。这新编第二师勇敢得很，一口气冲到红水村，离开王庄堡不远。

第三路与第二路的经过，如此。

负责第一路的，是七十一师的一个团(四三一团)。这一团与第五路，林彪一一五师，在“上铺西”会师，共同攻占了蔡家峪和小寨。

林彪的部队，也袭击了日军一个辎重队站，击败其守备队一个大队(营)于小寨之南的土沟，毁了汽车八十几辆。(其后，有人在各地发动“庆祝平型关大捷”，说林彪在平型关和一万多敌人反复冲击，将进攻的敌人完全击溃。)

这便是第一路与第五路的作战经过。

第四路，孟宪吉独立第八旅，所负的任务是攻辛庄。郭宗汾叫它转到涧头村这边来。

郭宗汾也调回那冲到了红水村的第二路，金宪章新编第二师。这新编第二师在夜间回到郭宗汾的所在，被郭宗汾安置在上孤庄与下孤庄，作为新的预备队。

二十六日，段树华七十二师的一个旅(二一七旅)，也来到了涧头村。郭宗汾于是围住了鹞子涧与六郎城的日军。

围到了二十七日，华军又增加了王靖国十九军的一个旅(二○三旅)，和杨澄源三十四军的一个团(四○五团)。

于是鹞子涧，连同团城村与二一四一点九六号高地，都被华军收复。可惜的是，华军伤亡重，不曾能够歼灭在六郎城一带仍在围中的日军。

二十八日，被围的日军遇救。板垣派来了援军。这援军吓走了林彪，也重新夺去了土沟、蔡家峪、小寨，长驱直入，来到六郎城。

二一四一点九六号高地，也落在这个联队之手。平型关地区的华军，由优势转为劣势。

这一天，左地区的华军也不幸失去了茹越口，守茹越口的是三十四军军长杨澄源，他率领十个团与日军搏斗了很久，已经失了茹越口六次，都把它抢了回来。在最后一次，阵亡了更多的官佐与士兵。

茹越口失去以后，华军退到了铁角岭。次一天，二○三旅的旅长梁鉴堂力战成仁。全旅的官佐与士兵，战到只剩下三百多名，才丢掉了铁角岭。

这一天，九月二十九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平型关，退守一道新防线，西北起阳方口，东南至“里南沟”。

这一道防线，华军没有能守多久，便再退到忻口地区。

四、忻口

阎锡山决定诱敌深入，“包围敌人于原平以北而歼灭之”。因此，他在忻口地区布置了一道近似U形的袋形阵地，左右突出，而中央凹入，把重兵布置在左右两臂，只放了一个旅在原平。

阎把所能使用的军队包括朱德第十八集团军，与蒋委员长新近加派前来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郝梦龄第九军，合编为四个所谓集团军，称为预备集团军、左集团军、右集团军、中央集团军。

预备集团军，包括一个师，一个旅，若干零星部队，以傅作义为总司令。

左集团军，包括两个师，一个独立旅，三个炮兵营，以杨爱源为总司令。两个师之中。有一个是贺龙的。

右集团军，有四个师，包括林彪与刘伯承的两个师，与李俊功师、金宪章师，以朱德为总司令。

中央集团军，以卫立煌为总司令，包括三个兵团，称为左翼兵团、中央兵团、右翼兵团。

左翼兵团有三个师，以李默庵为总指挥。

中央兵团也有三个师，加一个独立旅，以王靖国为总指挥。

右翼兵团有五个师，加上一个独立旅，以刘茂恩为总指挥。

华军的总兵力，在十八个师与四个独立旅以上。

对方的日军，人数也不在少：有一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团。其中酒井旅团与华军的左集团军对峙，铃木旅团与华军的右集团军对峙，板垣师团及藤原、本多两个旅团，则与中央集团军的三个兵团对峙。

日方在山西的总指挥官，板垣征四郎，对阎锡山的袋形战术不甚重视。他敢于深入，敢于施行中央突破。他在攻占了代县以后，越过王靖国军长所扼守的崞县，进攻姜玉贞旅长所死守的原平。

姜玉贞死守到十月十一日，成仁。

原平的南边，是忻口，属于忻县。忻县之南，便是太原。

在十月十一日这一天，郝梦龄奉到卫立煌的命令，率领一个旅北上，试解原平之围。可惜，他进展到平地泉镇，便被优势火力的日军挡住了。

李默庵与刘茂恩也在十月十一日分别占领了左边的神山与右边的东西岔山，与郝梦龄相呼应。

卫立煌在当天晚上接到了姜玉贞全旅成仁的消息。他立刻下令给李默庵、刘茂恩、郝梦龄，叫他们三人全线向后撤退，放弃已经占领的神山、东西岔山、平地泉镇。

两天以后，日军攻占了忻口西北的南怀化。卫立煌叫郝梦龄带两个师与两个旅去反攻，在十四日从上午两点打到下午一点，夺回了南怀化。

十五日，陈长捷军长所率领的董其武旅，收复了中泥河。

十六日，日军败退，郝梦龄猛追，不幸中弹，阵亡。师长刘家麒与旅长郑廷珍，也贡献了他们的生命。华军与日军伤亡均多。

卫立煌下令停追，改取守势。

此后，华军坚守阵地，与日军进行拉锯战，一直到十一月二日奉阎锡山之令，放弃忻口，回师保卫太原之时。

华军在忻口，正如在南口，不曾战败。

a 神山　b 平地泉　c 南庄头　d 中泥河　e 东泥河　f 卫家庄　g 大白水

地图六　忻口战斗

五、津浦北段，平汉北段

阎锡山之所以放弃忻口，是因为平汉铁路线上的保定与石家庄相继撤守。

与保定撤守的同一天，九月二十四日，津浦线上的沧县遭日军占领；在石家庄撤守的前五天，德县也在十月五日就被日军夺了去。

在平汉津浦两条铁路沿线，华军都比日军多，然而装备差，训练差，组织也差，在战斗力方面不是日军的敌手。

津浦北段华军有步兵十四个师，骑兵两个师及若干保安部队。日军只有两个师团，一个旅团。

双方的战事，只有很短暂的四次接触。宋哲元在马厂守了一天(九月十日)，吴克仁在大城守了三天(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庞炳勋与刘多荃等人在沧县及其外围守了四天(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运其昌旅长的一个团，第四百八十五团，在德县守了三天(十月三日至五日)。

这个团，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所勉强派来的。韩复榘本人不愿意打，其后他一再让开大路给日军，使得日军兵不血刃，先后占领了济南、泰安。占领泰安的那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汉北段的战事，不比津浦线上的好。华军的人数也很多，有步兵二十三个师，三个独立旅，骑兵一个师与一个旅。其中，只有孙连仲的三个师与一个独立旅，曾经在涿县及其外围，与日军做过名副其实的战斗，从九月十四日打到十八日。此外关麟征的两个师于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满城和日军有过接触，而两翼的友军未与合作，使得保定在二十四日易手。

极大部分的华军，不是被临时调往山西，便是奉令或自动向南撤退。而夹攻的日军，有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及若干辅助部队。其中以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最为强悍。

日军在占领保定之后，于十月十日接收了石家庄，第十四师团沿着平汉铁路继续南下，在十月二十日到达河南省安阳县城之北的漳河边，与汤恩伯军团对峙。这时候汤已升为第二十军团的军团长，指挥关麟征的五十二军与他自兼的十三军。

日军第十四师团以外的两个师团，一个调往上海(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一个沿正太路西进(川岸支三郎的第二十师团)，攻娘子关。

六、娘子关

娘子关在石家庄的西边，两者之间有井陉、旧关、雪花山、关沟、苇泽关、新关，及其他据点。

守这个地区的华军，是赵寿山十七师，曾万钟第三军两个师与一个独立团,冯钦哉第二十七路军两个师，一个教导团，一个工程营，与一个辎重连，孙连仲第一军团的三个师与一个独立旅。此外，又有一个来自西安的绥靖公署特务团。

日军第二十师团在十月十二日攻占井陉，十三日下午两点攻占旧关，下午十点攻占雪花山。赵寿山执行军法，将他自己守雪花山而未尽职的团长与营长，枪毙。

孙连仲及其部队，在当天的下午十一点，到达苇泽关。不久，在深夜之时，曾万钟军的唐淮源第十二师，也到了新关。

孙连仲与曾万钟密切合作，在十月十八日包围了日军第七十七联队于关沟。(日军一个联队在地位上相当于华军的团，而战斗力超过华军三个师。)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十月二十二日，华军歼灭了这七十七联队的官兵一千多人，包括联队长，掳获重炮三门，机关枪三十几挺，步枪一千三百余枝。日军又来了两个联队，才把七十七联队的残部解围。

这关沟之胜，是华军空前的光荣。然而，代价也大。孙军团及其友军伤亡得很多，不得不退到神仙洞至宋家岩底之线。

次日，十月二十三日，日军新近调来华北的一○九师团的一个旅团，以先头部队三千余人由测鱼镇向正西，攻到七区村；两天以后攻到了水槽与刘家沟。

A 华军第二十六路军

B 华军第二十二集团军

地图七　娘子关战斗

由南漳城而来的一○九师团的另一股，也在二十五日抵达灰白村附近。

最凶的仍是来自旧关，首先入侵正太路的第二十师团。他们已经在二十四日分别突破了棉山与地都附近的防线，威胁神仙洞与苇泽关。

阎锡山在二十六日下令，放弃娘子关，退守平定、昔阳、寿阳。

过了几天，阎锡山又下令放弃这三处地方，也下令放弃忻口，撤回在忻口地区与娘子关地区的众多部队，共同保卫太原。

七、太原

阎锡山的保卫太原计划是：叫忻口的大军退守青龙镇，叫娘子关的若干部队退守榆次，叫傅作义做负责死守太原城郊的总司令。他自己移驻到一处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地方。

从忻口到太原，只有一条铁路与一条公路，而铁路与公路的两旁全是高山。

几十万的大军，挤在这铁路与公路之上，日军用骑兵大炮、坦克在后面追，又用飞机在空中轰炸，扫射。

于是，华军最先到达青龙镇的，不能立足，更不能构筑阵地。

来自忻口的日军在十一月六日到达太原北郊，次日，与来自娘子关的日军会师。“傅作义以十四个团守城，仅守了一天。敌人集中炮火，以一个炮兵联队于北面直射城墙，轰毁多处，以数十辆战车领导步兵，由城墙缺口冲入城内。”

“我军在太原工事，包括东山西山，构成点、线、面具备之要塞区域。太原城墙突出，转角部分皆有能抗十五公分榴弹炮之钢骨水泥机枪掩体。”

有了傅作义做守城的总司令，是太原人的不幸，山西人的不幸，中国人的不幸。

这时候东战场的情况，也十分紧急。蒋公于万分困难之中，曾经抽调了生力部队与熟练部队，来山西支援娘子关，保卫太原。

生力部队，是邓锡侯与孙震的二十二集团军。邓是这个集团军总司令，孙是副总司令，其后兼代正总司令。他们共有六个师，分属于两个军，留了两个师在四川，带了四个师出来，步行，长途跋涉，到了西安。

四川的气候暖，四季如春，部队从来不需要棉衣，因此也就没有棉衣。有人告诉邓、孙二人，说只要走到了西安，便可以向有关的后勤单位领到棉衣。

他们到了西安以后，却领不到棉衣。姓这个的，推说是由姓那个的主管!他们只得以这样的“小事”报告蒋公，麻烦蒋公来处理这件小事，他们才终于得以乘火车到潼关，在潼关领到了棉衣。

邓锡侯与孙震在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太原，见到阎锡山。阎锡山命令他们立刻率领部队(四个师)去娘子关。

邓孙二人，到了寿阳，留下大部分弟兄，带了先锋部队开到昔阳前线。在昔阳，他们遇到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黄命令他们移驻在寿阳之南，让出寿阳，给那些从娘子关撤退下来的友军。不久，黄又转颁阎锡山的命令，叫所有的部队离开平定、昔阳、寿阳，回援太原。

邓孙二人回到太原，找不到阎锡山。最后，邓回去四川，孙与部队到了霍县，在霍县接到卫立煌从临汾打来的电话。卫立煌自称“晋南总指挥”，他对孙下命令，叫他收复平遥。孙遵照命令，派王铭章一二二师去打，打退了在平遥的日军，使得晋南安定了一个多月。

奉蒋公之令，到山西来支援阎锡山的熟练部队，是汤恩伯军团。汤军团在十一月十日左右到达襄垣县城之时，太原已经失守，傅作义去了山西的西部。汤恩伯派人到太谷县，阎锡山的故乡，去探访阎的行踪，“不得要领”。

汤恩伯也派人到处去找山西省的军用地图，费了很多日子才在侯马县的某一个部队之处，要到了“一些残图”。

十一月下旬，汤本人在沁县，部队分布在附近的各县。日军来攻太谷，占了太谷，汤下令枪毙在太谷负防守之责的一名营长。这营长姓张名志，是汤在中学时期的同学。不久，日军一千多人来攻太谷县之南的子洪口，被汤军团的吴绍周旅打了回去。汤军团的陈大庆师与王仲廉师，同时出击，在祁县东北歼灭了日军六百多人。蒋公任王仲廉为八十五军军长，下辖第四师与第八十九师(这时候，陈大庆已经由副师长升任第四师师长，原任师长王万龄改任军团的总参议)。

山西各战场的战事，就这样进入了尾声。北战场的历史到此告一段落。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五期)

第三章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在八年抗战的二十几次会战之中，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伤亡最重，意义最深远的一次。

淞是吴淞镇与吴淞江。吴淞江的另一名称是苏州河，又称沪渎。沪是上海，包括上海市、上海县、与所谓“公共租界及法租界”。

淞沪会战的战场，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以前，是在苏州河以上，黄浦江以西，新泾及杨泾以东，长江以南。

作为争战目标的各镇各村，不仅是属于上海市及上海县的，很多是属于宝山县的，如月浦、罗店；也有属于太苍县，如浏河镇；与嘉定县的，例如广福、真茹。

一向被外国人割据了的公共租界，其东北部分(虹口区与杨树浦区)由于先被日军用做根据地与登陆地，也在此次会战初期，成为战场的一部分。

战线，开始为东西之线，西起江湾八字桥，东至虬江码头及沪江大学，其长度不到十公里。

不久，于日军先后登陆长江各口，攻占了罗店、吴淞、宝山、月浦以后，战线便成为南北之线，北起浏河镇，中经庙行、江湾，到京沪铁路的上海终点站(称为北站)。

这一条由西北延至东南的战线，蜿蜒曲折，时有变更，其长度约略有五十公里。

会战开始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结束于十一月十三日，前后一共是九十天。

中日双方投入这会战的兵力，在中国这一边是七十一个师，七个独立旅，以及上海保安总团两个团，警察总队，上海保安总团，江苏保安队四个团，税警总队六个团，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两个团，与独立炮兵若干团。合计起来，人数在七十五万以上。

日本方面投入淞沪战场的，有原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四千人，在八月十一日运来的数千人，其后陆续增加的陆军七个师团，两个旅团，两个支队，三个其他师团的各一部，以及汉奸部队三个旅，总人数在二十五万以上。

双方的兵员合起来超过一百万。(参见本章附录一，第一○三页)

双方的伤亡，依照孙元良将军的估计，日方是五万，华方是十八万。

【双方伤亡，迄今无人知其确数。各方估计，出入甚大。麻省理工大学刘复教授(F. F. Liu)以为日军“损失”约四万人；华军死伤约二十七万人。(英文本《近代中国军事史》，页一九八。)】

这一次会战，正如整个的八年抗战，本可以不打，甚至不应该打，然而不能不打。日本对我们，而再、再而三的逼，逼得我们除了甘心做亡国奴、坐视领土被“蚕食”以外，只有打。

日本不仅用甲午之战夺去了我们的台湾、澎湖，吞并了朝鲜；用日俄之战占有了旅顺、大连与南满铁路及其沿线的附属地；用二十一条要求进一步控制山东、福建，控制中国军政财政；用九一八事变及一连串的其他事变霸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北、冀东；而且在民国二十五年以后加紧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要一举而又吃掉我们的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

七七事变，便是这最新一次阴谋，最新一次蚕食的具体步骤。它也显示了日本深知蒋公于九一八以后便在积极做远程的对日抗战的准备，日本不想继续等待蒋公准备完成。因此，它不仅把“地方性”的卢沟桥事件一再拖延、增兵，扩大为“平津事件”，而且在八月九日制造“虹桥事件”于上海虹桥镇机场，又在八月十一日用兵船运来了几千兵到上海。

蒋公也把他的精心训练的王敬久八十七师与孙元良八十八师，于八月十二日，开到了上海，来应付日本的威胁。

次日，八月十三日，在上午九点十五分的时候，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小队，化装浪人，由天通庵车站附近的“司令部”，经横滨桥，跨越淞沪铁路轨道，冲到宝山路与宝兴路交叉之处，向上海市保安总队骚扰，总团的兵士对天空放枪，予以镇压 【谓淞沪会战第一枪为保安总队于八月十三日上午九点十五分在宝山路与宝兴路交叉之处，对天空所放，系根据吉章简将军面告。杜惜冰之书与根据杜书而扩写之《抗战演义》，均如此说。但吴求剑将军则认为第一枪系八十八师五二三团在八月十三日下午所放。最近刘安祺将军面告作者，第一枪系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于八月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在严家宅所放。事实究竟如何，或须留待将来之史家加以考证。】；“浪人”实弹还击。

当天，战火东及于虬江进入黄浦江之处及其附近的沪江大学；西及于北四川路尽头及其附近的持志大学、爱国女学、八字桥、日本坟山。

我国的空军，在八月十四日这一天击落了日机六架，其后两天又击落与炸毁了日机四十架。我国的海军，在八月十六日出动了鱼雷艇，对日本旗舰出云号射击。空军烈士沈崇诲与他的助手，于所驾的飞机中弹以后，俯身下冲，与一艘日本兵船同归于尽。

旷绝古今的一篇悲壮史诗，此为序幕。

1.浏河镇　2.双草墩　3.嘉定　4.施相公庙　5.罗店　6.月浦　7.宝山

8.广福　9.刘家行　10.杨家行　11.炮台湾车站　12.旧炮台湾

13.吴淞　14.陈家行　15.南翔　16.小南翔　17.大场　18.庙行

19.江湾　20.真茹　21.锡沪公路及沪太公路上海站　22.北火车站

23.汇山码头　24.旧上海县县城　25.南火车站　26.龙华

地图一　淞沪战场

其后，在持续了九十天的恶战之中，每天都充满了成千成万中华儿女成仁取义的史迹，真正是书不胜书。留下姓名的，只是万分之一而已。在这几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之中，以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为比较幸运，我们今天还在以“中国一定强”来歌颂他、纪念他。其次，在八月十四日晚间阵亡的黄梅兴旅长，有人为他写下鼓词。再其次，是力战于宝山城而死的姚子青营长。在今天七十岁左右的人之中，还有记得姚子青的姓名的人。最不幸的是六十七军吴克仁军长，他在江苏松山县城城郊指挥部队，抗拒那些在金山卫登陆的大批日军。他苦战到十一月九日，部属伤亡殆尽，而援军仍未到达，于是率领残部突围，在青浦中弹而死，有当时在场的王公屿先生可以作证。吴将军捐躯以后，事隔多年，未蒙表扬。吴将军求仁得仁，在天之灵本无所怨。是后死的我们对不起他，对不起很多位与谢晋元、黄梅兴等烈士同样忠勇，同样壮烈，难以数计的旅长、团长、连长、排长、各级参谋(参见本章附录二，第一一五页)、与十八万之多的阵亡与伤残的士兵，以及在王晓籁先生领导之下出钱出力，昼夜不停，支援我前线将士的大上海的全部居民。

淞沪会战的经过，要写十万字以上才能写出一个轮廓。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之中，我只能用五个字来提纲：(一)攻；(二)御；(三)守；(四)拚；(五)退。

一、攻

攻的阶段，开始于序幕的次日，亦即八月十四日；结束于八月二十三日，前后一共十天。

序幕的当天，八月十三日，日军攻而我军守。日军在东边以公大纱厂为出发点，占领了沪江大学；在西边以陆战队司令部为根据地，抢去了粤东中学、爱国女学、持志大学、五洲公墓与八字桥。

我军八十八师在当天夺回了八字桥，在次日夺回了持志大学与五洲公墓；八十七师也在次日一度夺回了沪江大学。

八十八师在十五日进攻虹口公园，不曾攻得进去。这时候，虹口公园已经成了日军的兵营。

上峰命令八十八师与八十七师，分别以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与公大纱厂为进攻目标。他们从八月十五日攻到十七日，又从十九日攻到二十二日，都只能进展到这两个目标的附近，而无法加以占领。原因是，这两个目标均是用钢骨水泥造成，而且设了防，非中国陆军当时的炮所能攻破或摧毁。

粤东中学与爱国女学，八十八师却有能力在八月十六日夺回；日本坟山，也在八月十七日予以占领。

1.彭浦　2.天通庵车站　3.北站　4.日本海军操场　5.日本海军俱乐部

6.汇山码头　7.精版印刷厂　8.康泰面粉厂　9.沪江大学　10.公大纱厂

(a)八十八师八月十四日攻五洲公墓。

(b)八月十三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与日军争夺八字桥。

(c)八月十七日攻日本坟山。

(d)八月十四日收复持志大学。

(e)八月十六日收复爱国女学。

(f)八月十六日收复粤东中学。

(g)八月十五日及其以后，进攻虹口公园。

(h)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i)三十六师及九十八师一个旅八月二十一日进攻汇山码头。

(j)八十七师八月十七日攻占日本海军操场。

(k)八月十七日攻占日本一所海军俱乐部。此俱乐部其后被日军夺回。

(l)八月二十二日攻抵康泰面粉厂及精版印刷厂，予以焚毁。

(m)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进攻公大纱厂。

地图二　攻

八十七师的表现同样精彩：在八月十七日占领了日军两个重要据点：海军操场与海军俱乐部。

在这几天，日军比较处于劣势，然而仍甚倔强，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八十八师争夺八字桥。至于沪江大学，他们也早就在八月十五日便从八十七师的手中又夺了去。

八十七师由北向南，对日军所占有的公共租界杨树浦区做“面的推进”，于八月十九日推进到了唐山路与公平路交叉之处。

当天，八月十九日，我军增添了生力军：宋希濂三十六师，与夏楚中九十八师的一个旅，第二九四旅。当时我军在上海的指挥官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张治中命令三十六师与二九四旅于二十一日向南进攻。他同时命令八十八师继续攻打虹口，也命令八十七师攻打杨树浦。攻到八月二十二日，八十七师打进了东华德路与杨树浦港交叉之处的两个日本工厂：康泰厂与精版印刷厂。三十六师的先头部队，包括坦克五辆，进展到汇山码头，杀了、伤了、俘了若干日本兵，然而后续部队由于跟不上坦克，被日军截断，阵亡一名营长李增，伤了三名营长戴琢、吴焘、张力，与团附李颐。连排长伤亡的有数十名，士兵伤亡的超过一千，其中有三百人是被烧死在一条巷子里面，日军用两辆坦克堵住巷子的两端、放火。

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坦克，缺乏以步兵与坦克相配合的技术与经验，才不幸而遭受到如此的失败。

同一天，八月二十二日，消息传来，日军的大批援兵已在小川沙口与浏河口等处登陆。我军决定结束攻势，集中力量，从事于“反登陆作战”。“反登陆作战”，我称之为“御”。

二、御

蒋公此时已经派了周碞第六师与罗卓英十八军的三个师(彭善第十一师、霍揆章第十四师、与李树藩第六十七师)赶来淞沪战场，由陈诚以前敌总司令的名义，指挥他们抵抗新登陆的日军。

这些在八月二十一日新登陆的日军是属于第十二师团的两个旅团。

四天以后，八月二十五日，又有第八师团的一个旅团(两个联队)与第三师团全部(四个联队，加上直属部队)，分别在吴淞口与引翔港登陆。

再过两天，八月二十七日，有第十一师团全部在吴淞口登陆；又过三天，八月三十日，第一师团的安藤旅团在蕴藻滨进入黄浦江之处登陆。

在九月一个月之间，先后登陆的是近卫师团全部与第九师团全部，及第一师团的竹内旅团，日期是五日、十一日、二十三日；地点是引翔港，虬江码头，吴淞口，与某一尚待考查的地点。

总结起来，迄于九月底为止，日军先后增援了五个师团，两个旅团，也就是六个师团 。【以上各旅团分计，系根据赵曾俦《抗战实录》第一册，页二至四。】

这些陆续来到的日军，装备好，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每一个师团在人数上相等于我军两个师；然而有马、有卡车、有坦克、有大炮、又有配属给它的飞机，在火力方面与机动性方面，远非我军两个师所能比拟。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如果有人说日军一个师团在战斗力上相当于我军十个师，他说得并不太离谱。事实上，它超过我军十个师。原因是，我军各师的素质很不整齐，其中极大多数在装备与训练上都很差。然而，由于这是举国一致，万众一心的对日抗战，我军每一个师，不论其装备如何，训练如何，其忠勇奋发，视死如归，并无二致。

在八月下旬与九月上旬新到的日军，很快便攻占了我们的罗店、吴淞、炮台湾、宝山、月浦。

罗店先于八月二十四日沦陷，当天被我军十一师夺回。夺回以后，十一师奉命向月浦方面进军，以防务交给六十七师四○一团。四○一团此时实力仅有两个营，守到八月二十八日，罗店再度沦陷。

我军发动三个师，亦即十一师、六十七师、与十四师，对罗店外围的日军猛烈反攻，希望重新夺回这个重镇。可惜牺牲了极多官兵，而未能达到这个希望。

我军在吴淞镇守得很久，从八月二十二日守到三十一日，才被日军攻下。先后担任守御责任的，是吉章简保安总团，杨步飞第六十一师一个团、周碞第六师。夏楚中九十八师也在二十三日之夜以一个团在同济大学附近阻止由张华滨北来之敌。

第六师不得不于吴淞镇之役以后被调往后方整补。保安总团的损失也很大，却一时未有机会整补。它有一个连，守吴淞镇之北的旧炮台湾，守到了九月二日，全连战到最后一人，这些人成仁以后，旧炮台湾才落入日军之手。

保安总团一共有两个团，其后上峰以其一个团配属八十八师，一个团配属税警总团。

战到淞沪会战结束之时，保安总团的两个团，所剩下的官兵，仅能编成一个营(也就是原数的六分之一)，被编入李文第七十八师。(总团长吉章简奉令训练新兵，其后充任预备第六师师长，率部开往江西作战。)

税警总团的前身是所谓“缉私”部队。总团长是黄杰，共有六个团。其中第五团的团长是丘元纪，第四团团长是孙立人。

宝山前后沦陷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三日，被我军九十八师二九四旅夺回，交给五八八团第三营姚子青营长防守。姚营长守到九月七日，日军以巨量的海陆军来围攻。姚营长率领全营的官兵，战到只剩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于试图突围之时，全部成仁，只有一名二等兵魏建臣翻出城墙，侥幸生还。

月浦与狮子林在八月二十二日沦陷，在二十六日由九十八师五八三团收复，夏师长以该团主力守月浦，以五八八团一个营(第二营)守狮子林。

狮子林于九月一日再度沦陷，第二营的第六连与第五连伤亡殆尽；第四连的下落不明。

守月浦的五八三团，于九月三日派出第三营支援顾家宅的守军，牺牲惨重。剩下的两个营，在九月十日抵抗入侵月浦北郊的日军，团长骆景荣与团附李馨远先后阵亡。次日，发生巷战，一度因十四师派来一个营支援而转危为安。其后，第一师奉命从月浦之南的杨家行镇撤退，守月浦的五八三团两个营不得不连带撤退。

(a)我军保安总团及六十一师先后防线。

(b)第六师九月五日下午五时防线。

(c)第一师九月八日防线。

(d)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九月十一日防线。

1.川沙镇(八月二十二日沦陷)

2.狮子林(八月二十二日沦陷；八月二十六日由九十八师收复；九月一日再度沦陷。)

3.宝山(八月二十三沦陷；二十六日由 九十八师收复；九月七日再度沦陷。)

4.炮台湾车站(九月一日沦陷)

5.旧炮台湾(九月二日沦陷)

6.吴淞(八月三十一日沦陷)

7.蕴藻滨车站(八月二十二日沦陷)

8.张华滨车站(八月二十二日沦陷)

9.罗店(八月二十四日一度沦陷；二十八日再度沦陷；二十九日，十四师一个营进入镇内，于歼灭日军清耳旅团长以下一百余名；日军大举反扑，我军营长李伯钧及全营官兵成仁。)

地图三　御

上峰派李铁军第一师来上海支援。第一师在吴淞宝山之西，月浦之南，阻挡了日军。

罗店在八月二十四日沦陷，当天夜里被彭善师第十一师收复。次日，罗卓英叫十一师向东攻月浦狮子林，把罗店交防给李树藩第六十七师。又叫李树藩分兵东攻，为彭善助威。李树藩留下两个营守罗店，罗店于八月二十八日正午再度入于日军之手。其后，上峰严令罗卓英收复罗店，罗卓英指挥十一师、六十七师、与霍揆章十四师，猛攻在罗店及其外围的日军，虽曾一度有十四师七十九团第三营于二十九日凌晨闯进罗店镇内，杀死旅团长清耳及其下一百多人，却始终不能将罗店收复。(第三营营长李伯钧及全营官兵于日军大举反扑之时成仁。)

陈诚下命令给他所指挥的全体反登陆作战部队，从九月十日开始，暂时改攻为守，守罗店镇以南，潘泾以西。李文七十八师不久也奉命来到了淞沪战场。

三、守

这时候陈诚已经是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从九月六日起负责“长江南岸”的防守。(张治中仍与张发奎分别负责“淞沪围攻”与“浦东”的防守)。

陈诚所统率的有十二个师，一个重炮团，两个迫击炮营，两个高射炮营，两个战车防御炮排。

他把这些部队分为“右翼军”、“中央军”、与“左翼军”。

右翼军以胡宗南与王东原为正副指挥官，负责蕴藻滨以北、陆福桥与万桥一线以南的防务；辖有：李铁军第一师、汪之斌第十五师、彭松龄第十六师、王修身第三十二师、李文第七十八师、(重)炮兵第十六团第三营。

中央军以罗卓英与霍揆章为正副指挥官，负责陆福桥、万桥以北、马路河以南的防务；辖有：彭善第十一师、陈烈第十四师、李树藩第六十七师、夏楚中第九十八师、迫击炮第一营。

左翼军以刘和鼎、俞济时为正副指挥官，负责马路河以北，沿着界泾新泾，迄于浏河镇附近的防务；辖有：王耀武第五十一师、刘尚志第五十六师、俞济时第五十八师、迫击炮第二营、战防炮第一连(欠一排)。

陈诚把(重)炮兵第十六团(欠第三营)与高射炮第二连、第十连，作为他的直属部队。

守的时期，从九月十一日开始，到十月二十日为止，亦称“阵地战时期”。

在这个时期之中，不仅陈诚率领他的部队在守。张发奎与张治中、继张治中之任的朱绍良，也都在从事防守。

朱绍良是在九月二十一日，继张治中而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

在九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军委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改称陈诚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以罗卓英为第十五集团军与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归他指挥。

朱绍良与张发奎的部队分别被改称为“中央作战军”与“右翼作战军”。朱的部队是第九集团军，其后加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

第九集团军，除了原有的王敬久八十七师、孙元良八十八师、宋希濂三十六师、彭霖生独立第二十旅、黄杰税警总团、吉章简保安总团等等，增加了跟着陈诚来从事“反登陆作战”的杨步飞第六十一师，原在张发奎指挥之下从事上海南市的防守的朱耀华第十八师，与最近调来上海的李玉堂第三师。

张发奎那方面，除了第八集团军以外，也加进了若干部队，共有七个师，两个独立旅，两个暂编旅，一个重炮团，一个重炮营，一个特务团，与宁波的警卫部队。

蒋公以如此多的部队，投入淞沪战场，可见他的决心。他的决心，不是为“守”而“守”，是为了期待“决战”而守。因此，他不称以上三个大兵团为“左翼防守军”、“中央防守军”、“右翼防守军”，而称它们为“左翼作战军”、“中央作战军”、“右翼作战军”。

陈诚的两个集团军，由于总名为“左翼作战军”，不得不放弃九月二十一日以前第十五集团军内部所用的所谓“右翼军”、“中央军”，“左翼军”三个易致混淆的名词，而只称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如何如何，第十五集团军如何如何。

日军深知我军的精锐部队，此时在陈诚指挥之下的最多，而陈诚所守的这一段，在地势上也是最重要的，于是以他们大部分的力量，向陈诚的这一段进攻，逐渐突破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向西先后渡了潘泾、狄泾、与杨泾；向南渡了酸浦河，又渡了蕴藻滨。

蕴藻滨以南，原属于朱绍良所管，陈诚部队之退到蕴藻滨以南的，继续对日军抵抗，与朱绍良的部队并肩作战，不分彼此。

地图四　守(上)

九月十一日～廿四日

编号地名沦陷日期编号地名备　　注

1月浦9－11a施相公庙九月二十五日新阵地

2杨家行9－11b北周宅同上

3新开河9－11c刘家行站同上

4顾十房9－12d顾家镇同上

5侯弄9－17e窦家弄同上

6西盛宅9－17f江家宅同上

7杨木桥9－22g杨家宅原为九月十一日新阵地之起点

8杨家宅9－23h秦家塘九月十三日一度沦陷，二十一日再失，二十二日夺回

9金家湾9－24I火烧场三十二师坚守

10朝王庙9－24j小朱宅三十二师坚守

11王家巷9－24k王宅一师四失复

12淑里桥9－14

13顾家角9－14

14龚宅9－16

15钱宅9－16

16东苏塘9－17

17北朱店9－17

18苏陈宅9－21

19金村9－22

20归家店9－22

21周家宅9－22

22龚家宅9－22

23西马宅9－22

24周家心9－22

25张家宅9－23

26矢宅9－23

27李家宅9－23

28高家宅9－23

29小堂子9－23

30金家宅9－23

31前王宅9－24

32尤梅宅9－26

地图五　守(下)

九月廿五日～十月廿五日

编号地名沦陷月日编号地名沦陷月日

1万桥9-3020西塘桥10-12

2太平桥10-121塘北宅10-12

3中心阁10-122盛宅10-13

4长滨站10-123唐家桥10-14

5严宅10-224沈家桥宅10-14

6龚家桥10-525葛家神楼10-17

7徐宅10-526桃园滨10-17

8北周宅10-527顿悟寺10-17

9刘家行9-3028黄港10-18

10陆桥10-129湾宅10-21

11广福10-130陈家行10-23

12吴宅10-431马桥宅10-24

13唐桥站10-232季项宅10-24

14西六房10-733郁公庙10-25

15黑大黄宅10-834老人桥10-25

16孙家池10-935仙师庙10-25

17王家边10-936小石桥10-25

18桥亭宅10-937大场10-25

19赵家角10-12

单就这两张地图来看(地图四、地图五)，我军似乎是一直在失掉据点，打得不够卖力。事实上我军在每一个据点都打得不仅卖力，而且没一次不是苦战了若干小时，甚至若干天，战到不能不失为止。我军能从九月十一日守到十月二十日，共有四十天之久，而日军只不过是从潘泾打到杨泾，自东向西进展了五公里左右而已。这是世界各国战史上所没有的。我们不可忘记，当时中日两军在装备与训练上是如何的悬殊。

在这四十天阵地战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壮烈事迹极多。我们姑且以第一师第四团王家宅之役、第三十二师火烧场、小朱店，与第九十师反攻狄泾东岸之役，作为举例。

李铁军第一师的第四团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失掉蕴藻滨之南的王家宅，跟着便死打硬拚，将它夺回。当天，日军又以五、六百人来袭，第二度把王家宅抢走，第四团也第二度把它抢了回来。次日，九月十八日，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日军第三度占领王家宅，第四团也第三度把它克复。到了下午七点钟的时候，日军第四度将王家宅占领，第四团立予反击，第四度把它夺回。第三天，九月十九日，下午两点钟，日军第五度抢去王家宅，而且杀死了第四团第二连全部的官长与士兵。第四团的其余成员，全力反攻，战到下午五点钟，李文七十八师派来一个连来支援；续战，夜以继日，战到九月二十日凌晨零点三十分，终于第五度将王家宅收复。

王修身第三十二师在火烧场与小朱宅的表现，同样感人。这个第三十二师共只有十二个营，与补充团三个营，在九月十五日进入战场，到九月十六日便遇到日军以第三师团五千多人来攻，专攻“火烧场”这一个点。三十二师在上午阵亡了两个营长，四个连长，伤了另两个营长，与八个连长，士兵阵亡的与负伤的在一千五百人以上。下午，又阵亡了一个营长与一个副营长。次日，九月十七日，敌人改攻另一个点，小朱宅。攻了三次。三十二师守小朱宅的共有营长六人，这一天阵亡了三个，伤了三个。连排长以下官兵阵亡了三百，伤了七百。战到二十六日，火烧场与小朱宅扔在三十二师之手。三十二师共有八千人，在这十天，八千人之中伤亡了三千五百人。

欧震第九十师于九月二十一日奉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之命，去收复韩汉英第五十九师所失去的几个在狄泾之东、马路河之南的五个村庄 【吴奇伟在颁给欧震的命令中，把尤梅宅也列在韩汉英于九月二十一日或其以前所失掉的五个村庄之内，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韩汉英五十九师又在尤梅宅打退了来攻的日军。似乎这尤梅宅于二十一日以后，曾被五十九师收复。不过，到了九月二十六日，五十九师与欧震第九十师奉令退守杨泾西岸新阵地之时，这尤梅宅终于落入日军之手。】。欧震一举而收复了这五个村庄之中的四个，而且捞回了其他四个。不久，又失去了三个，结果是保有了五个。其后，在九月二十三日，欧震又获得了一个。可惜，日军从二十六日起，猛攻这一方面的我军四天。使欧震虽则被逼得前功尽弃，退守严宅至周王前之线。然而他的奋斗精神，足以流芳千古。

其他各部队，其忠勇皆与上述的三个单位相伯仲。其中最令我个人感动的是叶肇所统率的一五九师、一六○师与六十六军教导旅。李文七十八师之热心支援友军，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金家宅　2.李家宅　3.西马宅　4.归家店　5.金村6.龚家宅　7.周家宅

8.张家宅　9.朱宅　10.尤梅宅　11.樊家桥　12.另一金家宅　13.西钱宅

14.郭宅　15.杨家宅　16.陶家宅　17.谢村　18.蒋家宅　19.小朱店　20.罗店

a.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九十师师长欧震以二七○旅五四○团展开于金家宅附近，向狄泾东岸之敌进攻，收复李家宅、西马宅、归家店、金村。

b.同日，凌晨三时，欧震以二五八旅五三五团展开于另一金家宅及西钱宅之线，渡河攻占朱宅、张家宅。

c.同日，五四○团续攻，于上午七时左右攻占龚家宅、周家宅。

d.下午一点，日军反扑，夺去金村与归家店两地，我守军伤亡殆尽。日军亦围攻张家宅，我军在该村内外坚守。

e.次日，九月二十三日，日我两军竟日激战。日军入占金家宅一带。

f.日军攻陶家宅。

g.我军第九十师以两个营守张家宅与朱宅，主力移守樊家桥经金家宅、郭宅、杨家宅、陶家宅、谢村、至蒋家宅之线。

h.第九十师之左为彭善第十一师，其防线由陶家宅西延经小朱店至樊家桥。

地图六　第九十师反攻狄泾东岸

四、拚

我军以阵地战的方式，苦守了四十天。可说是达成了在淞沪战场进行小规模的持久战的目的，也做到了吸住日军六个多师团，以延缓日军之由北向南，长驱直入，然而代价太大。事实上，山西所受到的日军压力并未减轻。我们当时所有的精良部队，十分之八九都已经投入淞沪战场。老兵牺牲得快完。例如，李铁军的第一师，从八月下旬在吴淞镇附近支援周碞第六师，到十月十九日奉令由大场附近的湾宅张家楼，调回杨木桥整补，前后已经整补了好几次。其他各部队，其所受损失，与第一师及第六师不相上下。以八十八师而论，到了淞沪会战结束之时，也整补过五次之多，而所剩兵员仍不及原数的三分之一。杨森二十军四个旅，剩下的仅够编为一个旅。像这样消耗下去，日军固然受不了，我军也感觉到难以为继。

于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部决定在十月二十一日之夜，分三路出击，同时令全线的各单位一律以或多或少的兵出动，对日军一拚。

第一路由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负责，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由一七六师担任，附以一七三师的一○二○团，以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为指挥官，谢鼎新的一团为前导，由陈家行的东边出发，指向日军所已经占领的顿悟寺与蕴藻滨之南的桥亭宅。

右翼以一七四师担任，以师长王赞斌为指挥官，黎式谷的一团为前导，由此侯宅出发，指向日军所已经占领的桃园滨。

第二路由叶肇六十六军负责，从一六○师里派出三个完整的团，从一五九师各团之中分别抽出若干营，交给旅长邓志才指挥，由李家宅出发，指向日军所已经占领的老陆宅。

第三路由九十八师负责，夏楚中师长派出二九二旅，以该旅旅长某将军为指挥(姓名史料未载，待查考，可能是吕国铨)，由费家宅附近出发，指向日军所已经占领的戴宅一带(希望把广福收回)。

这三路出击军，实际上有四路，因为第一路分左右两翼。实力也不止原定的十个团。

1.陈家行　2.顿悟寺　3.桥亭宅　4.谈家头　5.北侯宅　6.桃园滨　7.仙师庙

8.老人桥　9.小石桥　10.马桥宅　11.季项宅　12.大场　13.费家宅

14.南梅宅　15.新水桥　16.上桥　17.戴宅　18.广福　19.李家宅　20.老陆宅

21.杨家宅　22.彭宅　23.三家村

(Ⅰa)第一路出击军左翼。　(Ⅰb)第一路出击军右翼。

(Ⅱ)第二路出击军。　(Ⅲ)第三路出击军。

地图七　拚

作战的结果，只有第一路的左翼一度收复了顿悟寺。其他，第一路右翼及第二、第三两路都是到了十月二十二日天亮便结束，无功而回。第一路左翼也是到了十月二十二日的天亮之时，就撤回的。

失败的原因是：我军对攻的技术与装备，均远逊于日军。日军不仅在攻的时候有大炮、坦克、飞机、橡皮艇、与能够迅速架成的轻便桥梁，官兵教育水准高，战术操练有素；日军而且到了该守的时候，也有现代化的装备与技术，足以抗拒我军的攻。

我军这一次的出击，在动机上无可非议，值得我们反省的是日期订得太急，准备十分不够。廖磊二十一集团军到达战场不久，便被派充第一路的任务，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日军利用我军因出击失败而受的心理震撼，大举对我军反扑。一方面于十月二十二日一度冲入陈家行，次日加以确实占领(我军一七三师庞汉桢旅长力战阵亡)；另一方面也在蕴藻滨之南，由桃园滨向南猛冲，使得我军某些部队纷纷退向走马塘及京沪铁路线以南。我军守着走马塘西段的冯兴贤第三十三师与临时奔来抢救的陈烈第十四师，招架不住。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三十三师失去了老人桥；晚上，十四师失去了仙师庙。

前一天，十月二十四日，朱耀华第十八师也已经失掉了沪太公路线上的马桥宅与季项宅。于是在二十五日黄昏之时，十八师失去了大场。

五、退

大场位于江湾之西，真茹之北，走马塘与沪太公路交叉之处。

大场之失，使得守庙行的八十七师，守江湾的三十六师，守闸北的八十八师，不能不退。这三个师是淞沪会战的首义部队，也是八一三以来，守得最好的部队。其中，孙元良所统率的八十八师，在这七十多天屹立如山，面对优势的日军不曾向后移动阵地一寸！

大场失了以后，上峰命令这三个师向南移动，移到苏州河的南岸。

在这三个师以外的，所有的守着蕴藻滨与走马塘之间的各部队，也一概移到京沪铁路之南，苏州河之南，新泾河南段的西岸。守着杨泾河西岸的各部队，刘和鼎三十九军不动；俞济时七十四军南调，加强苏州河南岸的防御。俞济时曾经在十月二十一日晚上以五十八师三个营分三路出击，收复了三个村庄，不仅战到第二天天亮之时不退，而且接连击退了日军的反扑，保有这些村庄直至十一月一日奉命以阵地移交一七三师之时。

这是退。一次堪以夸耀的成功的退。有秩序，有安排，丝毫不乱。

退在十月二十六日晚间开始，二十七日上午完成!

八十八师而且依照上级命令，留下一个营，由谢晋元团附率领，杨瑞符营长指挥；守住闸北的四行仓库，一方面作为全师的掩护，一方面高悬女童子军杨惠敏冒险送来的簇新国旗，以振奋民心。其后不久，谢晋元升为团长。

不幸的是，负责防守黄浦江上游与杭州湾北岸的张发奎将军，由于兵少，不曾能够抵住十一月五日在金山卫一带登陆的日军三个师团。十一月九日日军续到了一个师团，两个支队，在白茆口浒浦等处登陆，袭击太仓常熟。

我军只得在十一月八日开始全面撤退，以吴福线(由苏州北至福山，南至嘉兴之线)为次一阵地。日军于十一月十一日推进到上海县的南市，结束了淞沪会战。

总括言之，我军于此次会战之中在战术上处于劣势，却收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告诉了日本军阀，三个月不能亡华，三百个月也亡不了华；也告诉了全世界的人士：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或八国联军时代的中国。中国的兵，也不再是当年的兵；不再是听了炮声便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而是敢打，敢死，服从命令，绝不反顾的有纪律、有组织、能团结一致、互相支援的武力，堪比于任何强国的军队。

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也证明了先总统蒋公决策的正确。这决策是：用持久战来拖垮强过我国若干倍的日本，用空间换取时间，以人力补充物力，以精神克服物质。这个决策，在八年以后，使得中国终于战胜了日本。

3.岳王庙　4.曹王庙　5.浦家庙　6.施相公庙　15.顾巷　25.法华镇

26.龙华镇　27.上海南站　28.嘉定县城　29.南翔镇　32.罗店镇

33.张家村　34.萧家宅　35.广福(寺)　36.陈家行　37.刘家行　38.杨家行

39.宝山县城　40.炮台湾火车站　41.吴淞镇　42.庙行　43.大场镇

44.江湾镇　45.真茹镇　47.公共租界英美区　48.公共租界日本区　49.法租界

地图八　退

编号地点备　注

1浏河镇仍由刘尚志第五十六师防守

2薛宅北起薛宅，南至施相公庙，由贺惟珍第一七三师及杨俊晶第一七一师防守。(原驻此线之第五十一师南调大桥头；第五十八师以一旅拨归宋希濂指挥，助守薛家墅；以另一旅拨归黄杰指挥，助守北新泾镇。)

7店桥陈诚、罗卓英令陈沛第六十师，陈永第四十四师，夏楚中第九十八师，由店桥至金邱宅一带攻张家村，萧家宅，广福一带。

8大桥头由王耀武第五十一师防守。

9金邱宅由金邱宅至小南翔，先由王修身第三十二师筑工事，后由李铁军第一师担任防守。

10小南翔由小南翔至竹园，由周碞第六师担任防守。

11竹园由竹园至上行上，由汪之斌第十五师防守。

12上行上由上行上(不含)至江桥镇，先后由彭松龄第十六师及高鹏云第一○五师防守。

13江桥镇由江桥镇至姚家渡，先后由李觉第十九师，李延年第九师，及高鹏云第一○五师防守。

14姚家渡由姚家渡至显巷，由叶肇第一六○师筑工事及防守。

16华漕镇由华漕镇至姚家宝(含)，由戴嗣夏第四十六师防守。(姚家宝于十一月三日沦陷。)

17姚家宝由姚家宝(不含)经吴家库至屈家桥，先后由刘安祺第六十一师及李树森第六十七师防守。

18吴家库十一月一日沦陷。

19屈家桥由屈家桥至华漕镇，由李玉堂第三师筑工事，沈发藻第八十七师担任防守。

20东陶滨由李文第七十八师担任防守；曾经于十一月三日阻止日军渡河。

21北新泾镇由黄杰税警总团及吉章简保安总团防守。

22薛家墅由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防守，对日军恶战多日。

23周家桥十一月一日有日军渡河，经第三十六师先后抵抗，于十一月三日被孙元良第八十八师肃清。

24丰田纱厂有丰田纱厂至法华镇之防守，由八十八师担任。

30杨柳桥由杨柳桥至纪王庙，由赵毅第一○九师筑工事。

31纪王庙杨森第二十军(包括杨汉域第一三三师及杨汉忠第一三四师)集结纪王庙。

46北(火车)站第八十八师奉命留谢晋元一团在北站附近之四行仓库，掩护大军向苏州河南岸撤退；兼做我军不屈不挠之象征。

附录一　淞沪会战中日双方部队番号及部队长

(一)中国方面

本文编号番号部队长备　注

师1第一师李铁军

2第三师李玉堂

3第六师周碞升任第七十五军军长，仍兼第六师师长。

4第八师陶峙岳

5第九师李延年升任第二军军长，仍兼第九师师长。

6第十一师彭善

7第十三师万耀煌本职为第二十五军军长，仍兼第十三师师长。

8第十四师霍揆章(先)升任第五十四军军长。

陈烈(后)

9第十五师王东原(先)升任第七十三军军长。

汪之斌(后)

10第十六师彭松龄

11第十八师朱耀华

12第十九师李觉

13第二十三师李必蕃

14第二十六师刘雨卿

15第三十二师王修身

16第三十三师冯兴贤

17第三十六师宋希濂升任第七十八军军长。

18第四十师刘培绪

19第四十四师陈永

20第四十五师戴民权

21第四十六师戴嗣夏

22第五十一师王耀武

23第五十二师卢兴荣

24第五十三师李韫珩

25第五十五师李松山

26第五十六师刘尚志

27第五十七师阮肇昌升任第五十九军军长，仍兼第五十七师师长。

28第五十八师俞济时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仍兼第五十八师师长。

29第五十九师韩汉英

30第六十师陈沛

31第六十一师杨步飞(先)

钟松(中)

刘安祺(后)

32第六十二师陶广(先)本职为第二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六十二师师长。

陶柳(后)

33第六十三师陈光中

34第六十七师李树森(先)

黄维(后)

35第七十六师王凌云

36第七十七师罗霖

37第七十八师李文

38第七十九师陈安宝

39第八十七师王敬久升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仍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其后不兼，改由沈发藻继任。

40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升任第七十二军军长，仍兼第八十八师师长。

41第九十师欧震

42第九十八师夏楚中

43第一○二师柏辉章

44第一○三师何知重

45第一○五师高鹏云

46第一○七师？

47第一○八师赵毅

48第一一一师常恩多

49第一一二师霍守义

50第一二八师顾家齐

51第一三三师杨汉域

52第一三四师杨汉忠

53第一三五师苏祖馨

54第一四四师郭勋祺以下八个师于十一月十九日以后到达广德一带。

55第一四五师饶国华

56第一四六师刘兆藜

57第一四七师杨国桢

58第一四八师陈万仞

59第一四九师王泽濬

60第一五○师廖震

61第一五四师巫剑雄

62第一五九师谭邃

63第一六○师叶肇本职为第六十六军军长。

64第一七○师徐启明于十一月十三日到达吴兴。

65第一七一师杨俊昌

66第一七二师程树芬于十一月二十日到达吴兴昇仙市。

67第一七三师贺惟珍

68第一七四师王赞斌

69第一七六师区寿年

70第一九五师梁恺

71预备第十一师胡达

旅1独立第二十旅彭霖生

2独立第三十四旅罗启疆

3独立第三十七旅陈德法

4独立第四十五旅张銮基

5暂编第十一旅周燮卿

6暂编第十二旅李国钧

7第六十六军教导旅

总1总税警总团黄杰黄杰本职为第八军军长。

2保安总团吉章简

3教导总队桂永清

4上海市警察总队龙骧

5上海市保卫团姜怀素

6江苏保安队

炮1重炮第十团彭孟缉

2炮二旅第二团旅长蔡忠笏

3炮二旅第三团

4炮二旅第四团

5炮十六团

6炮八团一个营

7教导总队炮兵营

战1轻战车一个营

2战防炮一个营

空1可以作战之飞机约一百六十架

2高射炮两个连

海1小型战舰三十余艘

2鱼雷艇若干艘

3陆战队若干人

中国军之军长以上部队长名单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冯玉祥　蒋中正

副司令长官　　顾祝同

前敌总指挥(先)　　陈　诚

总司令(后)　　陈　诚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张发奎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张治中(先)　朱绍良(中)　顾祝同(后)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刘建绪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陈　诚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薛　岳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廖　磊

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刘　湘

第七军团军团长　　廖　磊

弟十一军团军团长　　上官云相

第十二军团军团长　　张　钫

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刘　兴

第十六军团军团长　　 罗卓英

第十七军团军团长　　胡宗南

第十八军团军团长　　吴奇伟

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　　刘建绪

第二十四军团长　　唐式遵

第二十五军团长　　潘文华

第一军军长　　胡宗南

第二军军长　　李延年

第四军军长　　吴奇伟

第七军军长　　周祖晃

第八军军长　　黄　杰

第十八军军长　　罗卓英

第二十军军长　　杨　森

第二十五军军长　　万耀煌

第二十八军军长　　陶　广

第四十三军军长　　郭汝栋

第四十八军军长　　韦云淞

第四十九军军长　　刘多荃

第五十四军军长　　霍揆章

第五十七军军长　　缪徵流

第六十六军军长　　叶　肇

第六十七军军长　　吴克仁

第六十九军军长　　阮肇昌

第七十一军军长　　王敬久

第七十二军军长　　孙元良

第七十三军军长　　王东原

第七十四军军长　　俞济时

第七十五军军长　　周　碞

第七十八军军长　　宋希濂

(二)日本方面

海军主力舰一艘

航空母舰一艘

其他船舰约五十余艘

海军陆战队四千人　　大川内司令

空军飞机(数量待考)

以下由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率领，于八月中旬以后陆续登陆。

第十二师团之天谷旅团　　天谷直四郎

第八师团之鹰森旅团　　鹰森孝

第三师团　　藤田进

第十一师团　　山室忠武

第一师团之安藤旅团　　安藤麟三

近卫师团　　饭田圆固

第九师团　　古住良辅

第一师团之竹内旅团　　竹 内宽

第十三师团　　荻洲立兵

第十六师团　　中岛今朝吾

第一○一师团　　伊东正喜

以下由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领，于十一月五日以后登陆。

第六师团　　谷寿夫

第十八师团　　牛岛真雄

第一一四师团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　　国崎登

以下登陆日期待查考。

重藤支队

伪靖安军一个旅

汉奸李青山旅

汉奸于芷山旅

日军台湾纵队

第一○四师团一部

第一○七师团一部

第一一○师团一部

附启：我国各部队番号及部队长姓名，不仅在抗战期间严格保密，战后亦继续保密甚久。本表大部分依照史政局所编《抗日战史·淞沪会战》部分。其中亦难免有错。敬请各方贤达，惠函赐示，俾于改正。

附录二　淞沪会战及南京之役成仁之营长以上军官表

职位姓名部队成仁月日地　点

军长吴克仁六十七军十一月九日青浦

师长饶国华一四五师十一月三十日广德

副师长兼旅长夏国璋一七○师五二二旅十一月二十二日吴兴八里店之北

旅长黄梅兴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八月十三日持志大学后面某村[1]

旅长蔡炳炎六十七师二○一旅八月二十五日罗店之西

旅长庞汉祯一七三师五一九旅十月二十三日陈家村至孟家宅之线

旅长秦霖一七三师五二一旅同上张家楼至湾宅之线

旅长官惠民九十师二七○旅十月三十日虬江南岸

旅长刘启文六十七军一○八师

三二二旅十一月九日松江

旅长吴继光五十八师一七四旅十一月十一日青浦白港之线鹤

旅长朱赤八十八师十二月十一日南京雨花台

旅长高致嵩同上同上同上

旅长易安华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光华门

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宪兵司令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

师参谋长姚中英一五六师十二月十二日同上

师参谋长司徒非一六○师十二月十三日同上

副旅长李维藩六十七师二○一旅八月二十五日罗店之西

旅参谋主任邓洸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八月十四日持志大学后面某村

参谋赵南星同上同上同上

团长杨杰第一师第二团八月三十一日顾家镇

团长李友梅第一师第四团同上同上

团长路景荣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九月十日月浦北端

团长李友梅某师某团九月十四日顾家宅

团长林相侯二十军某师某团十月十六日(？)顿悟寺附近

团长秦庆五九十师某团十月十七日葛家神楼

团长颜僧武一七四师五一三旅某团十月二十二日由丁家桥宅经桃园滨至北侯宅之线

团长丘之纪税警第五团十一月二日距北新泾不远，刘家宅之西

团长颜惠全一○五师六二六团十一月六日上海苏州河姚家渡

团长杨作源五十二师三一二团十一月十日青浦

团长蔡朝锟一七六师某团十一月十七日谢家桥

团长蒋铁军一○九师某团十一月十四日嘉善车站

团长韦健森一七四师五二二旅

一○四三团十一月二十四日吴兴城南门

团长程智五十一师三○二团十二月十二日南京赛公桥

团长韩宪元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十二月十二日前后南京雨花台

团长李杰同上同上同上

团长华品章同上同上同上

团长谢承瑞教导总队步兵团十二月十二日前后南京光华门

团长谢晋元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上海公共租界孤军营

团副汪化霖六十七师

二○一旅四○一团八月二十九日罗店之南

团副李馨远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九月十日月浦北端

团副唐华一七三师一○三四团十月十五日陈家行附近

团副霍兵一七三师一○二○团十月二十二日同上

团副范柳权十三师三十九旅

七十八团中校团副十一月二十二日吼山(常熟无锡之间)

团副吴鸣翥同上(少校团副)同上同上

团副黄冠亚宪兵第十团十二月十三日南京

营长李增三十六师二一五团二营八月二十二日凌晨西华德路

营长刘宏深八十八师二六四旅

五二八团二营八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闸北

营长张培甫一六七师四○二团某营八月二十五日陆家宅至沈宅之线

营长朱克强十四师八○团某营八月二十六日浏河东南

营长程邦钰三十六师二一五团

二营代营长八月二十七日殷行镇

营长王仲彬十一师三十三旅

六十六团三营八月二十八日坍石桥归家宅之间

营长李伯钧十四师七十九团三营八月二十九日攻入罗店城内以后，负重伤后自杀

营长黄绳武九十八师二九四旅

五八七团二营同上朱宅孙家楼一带

营长姚子青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三营九月七日宝山县城

营长耿明堂三十二师某旅某营九月十六日火烧场

营长萧广灿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杨士禄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雷汉池十一师某团某营十月五日徐宅

营长黄玉超一七三师一○三四团某营十月十五日陈家行

营长刘某某五十七师三四○团二营十月十六日陈家行

营长熊飞十三师七十四团二营同上三家村

营长丘俊英一七四师某团某营十月十八日陈家行

营长蒙玉坤同上十月十九日丁家桥宅

营长许记章七十八师四六三团二营十月十八日陈家宅(？)

营长李高仑税警团第五团二营十一月一日苏州河南刘家宅

营长谢绍武四十四师某团某营十月二十一日朱北宅与北梅宅之间

营长王有清一七一师某团某营同上湾宅张家楼之线

营长吕汉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陈经阶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刘玉池一七六师某团某营十月二十二日陈家行

营长陈崧生一七三师某团某营同上同上

营长曾鉴时一七四师五一三旅

某团某营十月二十三日北侯宅附近

营长谢鼎新一七六师某团某营同上谈家头附近

营长张凤翼十一师六十二团某营十月二十七日由裴家宅朱家宅之线向林家木桥突围

营长尹奇强四十六师二七三团一营十一月三日姚家宝

营长易超四十六师二七一团一营同上同上

营长王子隆六十二师三七二团某营十一月四日漕泾

营长王励洛七十六师二二八旅

四五五团一营十一月五日至六日之夜潜入敌阵

营长李振化七十六师二二八旅

四五六团三营同上潜入敌阵

营长牛学礼七十六师二二八旅

四五五团二营十一月六日潜入敌阵

营长童亚仆五十八师三四八团某营十一月七日苏州河边薛家墅

营长陈裕濂教导总队三团一营同上张港至八字桥之线(非江湾八字桥)

营长夏淦生四十八军特务营十一月十七日谢家桥

营长姚永发五十八师某团某营十二月八日南京淳化镇

营长张介夫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毋先裕七十六师二二八旅

某团某营十二月十日芜湖清水河

营长单喆渊八十八师二八三团某营十二月十一日南京银孔山

营长葛琼五十一师三○六团十二月十二日雨花台

营长胡豪同上同上同上

空军阎海文 八月十七日上海

空军沈崇诲 八月十九日同上

空军王天祥大队长八月二十二日上海近郊

营长许明河八十八师营长八月至十二月不详

营长周鸣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黄琪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李洁同上同上同上

营长李强华同上同上同上

连长王继曾八十八师二六四旅

五二七团一营二连八月十五日持志大学后面某村

[1] 关于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殉职时地，计有三说。孙元良师长书中为八月十四日在持志大学；吴求剑为当时该旅之团长，面告作者云，日期为八月十六日，地点不详；另一该旅之军官罗杰，当时服务于旅部，函告作者，日期为八月十三日，地点为持志大学后面某村之临时旅部。罗先生并以旅部同时殉职之若干人姓名列出。兹暂采罗说，以俟进一步查考。

附启二：此表仅就作者迄今所能阅到与听到之资料而制。敬请读者及阵亡将士家属亲友，赐告本表所尚未载之先烈之姓名部队及成仁日期地点，得以芳名列入，稍慰其在天之灵。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二、第三期)

第四章　台儿庄

一、战场

鲁南，山东南部，是古今有名的战场。

它北有黄河，南有横贯安徽江苏的陇海铁路与淮河，中有汶河，西有大运河、东平湖、微山湖，东有潍水、沂水。山在它(鲁南)的东部、北部，与东北部，平原在它的西部与西南部。铁路有津浦线与临枣支线、台枣支线(枣赵铁路)，公路有台潍公路、高徐公路等等。这些铁路与公路使得它在结构上也形成了一个整体。

台儿庄在它南面的尖端，与江苏省接壤。(见附图)

地图一　台儿庄之地位

台儿庄属于峄县，是一个相当大的寨子。东西长一千二百公尺，南北长四百公尺到一千公尺。从西北到东南的距离，是一千四百公尺。

它有一道庄墙。这庄墙虽没有普通的城墙高，却相当坚固。庄墙有六个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西北门、东南门。庄墙以内，有十二条街，九个大碉楼，七十多个小碉楼，三千四百多户人家。庄墙以外，也有若干人家。

庄的南门外，是大运河。在这大运河乘船，向东转南可以到淮阴、扬州，进入长江；向西转北，可以到济宁、东平、东阿，进入黄河。

在它的西边四华里，是“枣赵铁路”的“北站”。在它的西南边五华里，是“南站”。南站在大运河的南岸。由北站向北，经峄县县城，可以到枣赵铁路的起点，枣庄。枣庄也是一个很大的寨子，为中兴煤矿公司的所在地。枣庄有铁路向西，与津浦铁路线上的临城站相连接，叫做“临枣支线”，临城北边的大站是滕县，南边的大站是徐州(铜山)。徐州是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叉点。

由徐州向东，在陇海铁路线上有一个小站，叫做“赵墩”。这个赵墩，便是枣赵铁路的南边终点。

台儿庄不仅有近在眼前的大运河与相距很近的枣赵铁路及津浦铁路，而且有公路，向东北，经临沂县、沂水县，直达胶济铁路线上的潍县。这一条公路，是“台潍公路”。

它在平时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在战时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二、前奏

台儿庄之战的前奏，是我方在鲁南战场上所遂行的“防御攻势”。

所谓“防御攻势”，是以守为目的之攻，也就是“以攻为守”。

当时，平津与上海、南京都已沦陷，日军分由南京与天津两个地点，向津浦铁路线上的我军进攻，企图贯穿安徽、山东两省，“打通津浦铁路”。

我方在安徽守淮河北岸；在山东守黄河南岸。

不料，毫无心肝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竟然不战而弃济南，坐视敌人渡过黄河，而且把部队移转到山东西南部的角落，不留一兵一卒在济南与徐州之间的津浦铁路线上。

当时，敌人很快便占领了济南、泰安、大汶口。看情形，他们在旦夕之间便可以取得徐州，打通津浦路，沿陇海铁路西取开封、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向南，威胁汉口、武昌。

蒋公以断然的措施，挽救了当时的危机。他下令逮捕了韩复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不久，军事法庭判处韩以死刑)。

蒋公激励韩的旧部，下令以孙桐萱代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使得这第三集团军的三个军(孙桐萱十二军、曹福林五十五军、谷良民五十六军)其后勇于对日军作战，不亚于其他部队。

蒋公而且很迅速的调来庞炳勋第三军团与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

庞炳勋是西北军的老将，久经战阵。可惜他此时仅有一个师：以马法五为师长的三十九师。三十九师属于庞自兼的第四十军。

孙震是川军将领之中最有革命历史的一位。他是第二十二集团军代理总司令(总司令是邓锡侯，留在四川)。孙兼任第四十一军军长；另一军，四十五军，军长是陈鼎勋。这两军，共有六个师，其中两个师留在四川，带出来的仅有四个师。

这四个孙震的师，替蒋公分了忧。他们缺乏新式装备而富有旧式的忠心与义气。他们受命于危难之际，而独力支撑大厦，在津浦铁路线上与敌人对峙，从一月七日到三月十七日，竟有两个多月之久!

三、序战

蒋公在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中旬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转令孙桐萱、庞炳勋、孙震，对日军分三路进攻，实施攻势防御：令孙桐萱攻济宁与汶上，庞炳勋攻蒙阴与泗水，孙震攻邹县。这三位将军和他们的部队，都很勇敢的执行了命令。

他们在五个县分同时对日军猛攻硬打，使得日军十分惊讶。当时，日方的大本营由于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我国骗和失败，正想一面设法打通津浦铁路，一面集中兵力，溯长江而上，攻取我国国民政府的新所在地，武汉。日方的大本营，见到孙桐萱、庞炳勋、孙震三支军队攻势如此猛烈，便决定调兵到鲁南打一个大仗，暂时放开西攻武汉的打算。他们不知道：这样，刚好中了蒋公的计。蒋公所希望的，正是能有在武汉重新整训、重新布署的充裕时间，以准备“第二期”的抗战。

孙桐萱在济宁、汶上，从二月十二日打到二十五日，退到巨野县一带。庞炳勋在蒙阴奉命开到临沂，帮助沈鸿烈抵御由青岛登陆，再度来华的日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

日军大举来攻临沂，蒋公派庞炳勋来防守。庞只有一个马法五师，因此蒋公在不久又加派了张自忠一个军去。张自忠五十九军有两个师，这两个师共有五个旅，分为十一个团，兵力超过沈鸿烈的或庞炳勋的部队。

张自忠到临沂，从三月十三日打到三月十八日，六天六夜，与马法五师对日军夹击，用小战斗群把日军分割成若干节，死打硬拚，大刀短枪齐下，击败了日军的长野旅团，一直追到临沂东北的汤头镇。其后，日军在三月十九日又调来了酒井旅团四千多人，仍被张自忠军与马法五师打败。

孙震在邹县一带打了很久以后，退守滕县之北的界河，一直守到三月中旬、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大举南犯之时。

地图二　序战

三月十五日，日军一万多名攻下“界河”；十六日，冲到滕县。这一万多名日军，在火力上相当于几万的我军，而且又有飞机作为支援。

滕县城内的守军，以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的七个连为主，加上地方上的警察以及从界河溃退下来的四十五军残部，总共只有两千七、八百人。指挥官是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王将军从十五日守到十七日，城破；他率领部队巷战，于中弹后自杀。他的部队不因指挥官之自杀而停止作战，继续拼到晚上七点多钟，阵亡了参谋长以下一千七、八百人，伤了三百多人，剩下的七百人左右才依依不舍的向伤兵告别，突围而去。留下来的伤兵，不愿意活着当日军的俘虏；他们集体自杀，用刺刀互刺，用手榴弹互炸。

李宗仁曾经请蒋公抽调在河南商邱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八十五军，前来援助滕县的守军。蒋公当时立即照办。汤恩伯一面遵令吩咐八十五军乘陇海铁路火车到临城，赶往滕县；一面电请蒋公：为了避免兵力的“分割使用”，准许把第二十军团留在安徽亳县的五十二军与十二军的一一○师，都调往鲁南，共同作战。蒋公照准。

八十五军首先到达临城的，是张雪中八十九师的二六七旅。旅长是舒荣。到达的那一天是三月十六日，滕县的攻防战正在惨烈进行，却已有三、四千名日军越过滕县，进抵官桥，在官桥挡住了舒荣这一旅。

舒荣对这三、四千名日军搏斗，一直斗到十七日的晚上，才丢掉了官桥，退守临城。可惜，在这时候前后，滕县的守军已经于激战了三天两夜以后，不再能够支持。

继二六七旅之后，而在十七日赶到临城的，是赖汝雄三六五旅的五三○团。他们在临城便和越过官桥的日军遭遇，打了一阵，日军退走。不久，二六五旅的另一团，五二九团，也到达了临城。再其后，八十五军其余各部与五十二军都先后到达。

四、诱敌来攻

汤恩伯没有与他的部队一同来，而直接先去了徐州见李宗仁，转往台儿庄，在台儿庄西南的利国驿设军团司令部(其后，这司令部常随部队移动)。他颁下命令，叫关麟征五十二军在台儿庄及台儿庄之西的韩庄一带布防，叫王仲廉八十五军占领峄县及其外围。其后，第二集团军的三十军三十一师，奉调前来，暂时划归汤恩伯统一指挥：汤自兼的十三军一一○师也遵令到达。汤命令三十一师接防台儿庄，一一○师接防韩庄一带，抽出五十二军，叫它开往台儿庄之北，夺回峄县。

峄县及其外围，原已由八十五军的第四师占领，对来自滕县的日军缠斗了两天。王仲廉把留在临城的八十九师调来峄县的外围，支援第四师。十九日，日军攻陷了峄县，也捡去了临城。

汤恩伯命令五十二军往兰陵，转而向西，去努力夺回峄县。汤也命令八十五军改攻枣庄。

五十二军夺不回峄县，八十五军在二十五日却攻进了枣庄，占了水塔及四个碉楼之中的三个，然而守它们不住。枣庄再度沦入日军之手。

汤恩伯命令这两军留在峄县与枣庄的外围，对日军保持接触，等到有一天日军大举南下，便在日军的后边紧追。

他也已经在二十日的早晨命令了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叫池峰城带一部分的兵力离开台儿庄向北，佯攻峄县，引日军生气，倾巢南下，追他们追到台儿庄。池峰城很忠实的执行了命令，在二十二日带了一八三团打到峄县东边的九山，泥沟西边的獐山，又在二十三日带了一八三团与一八一团不仅打九山、獐山，又打峄县南门外的南关。日军果然生气，在二十四日对池峰城认真计较，冲到泥沟，占了北洛。

次日，二十五日，日军三百余名攻进了台儿庄的北门。

五、阵地战

在台儿庄的一方面，庄内庄外的阵地战，是从三月二十五日打到四月六日，前后有十三天。这十三天的经过，侯象麟与王化宇两位将军在他们合写的“实录”里面描写得很详细。简单说来，日军在二十五日有二百多人冲进北门，当天被我军赶到庄内的城隍庙里，全部烧死。第二天冲进来的，也被赶到城隍庙，我军却烧他们不死。因为，城隍庙可以烧的东西，如版壁、大梁、柱子，在二十五日都已经烧光。此后，城隍庙反而成为日军在庄内的巷战根据地。

日军一天一天的，不断涌进了庄内，后来渐渐占领东边的一半，又扩充到西北角的文昌阁，控制了西门，有整个庄子的四分之三。然而，庄内的我军，三十一师九十二旅一八四团，并不灰心丧气，始终愈战愈奋，坚守到最后胜利的一日。他们对日军逐街逐巷而战，逐屋而战。日军以其优势的火力，充分的给养，越来越占上风，我军却越打越有信心，相信汤军团及其它援军，很快便能来到。最可佩的莫如他们之中的七十二位壮士。这七十二位壮士，在康副师长与王震团长相继负伤以后，于代理团长王冠五的号召之下，在阳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子夜，追随辛亥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的七十二位先烈，一鼓作气，奋勇仰攻，夺回了文昌阁；文昌阁内的日本兵，有四名被俘虏，其余的完全被歼灭。七十二位壮士之中，五十八位生还，十四位成仁。

这十三天与十二夜，是台儿庄有史以来最紧张的十三天十二夜，不仅有巷战在进行，而且有颇其规模的突击、冲锋、火焰战。庄外，我军有池峰城师长坐镇南站，统筹全局；一八二团固守北站，一八一团固守西关，又有一八三团留在台儿庄之南的土城，作为预备队。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三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到过台儿庄。他替守军向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要来了中央炮兵第八团，也向在开封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借来了几尊战车防御炮。

万建藩将军告诉我，蒋公在两天以后，三月一十七日，也亲自来到台儿庄视察。萧自诚先生知道这件事最详细，他写了一篇专文，登载在《传记文学》。(萧先生把日期写成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日军对台儿庄的进攻最为猛烈；所扩展的庄内占领区，比起前两天来，也最大。

不久，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其它两个师与一个独立旅，孙将军本人及直属部队，都先后来到。三十一师“归建”(划回它原所隶属的第三十军，而不再由汤恩伯指挥)。这其它两个师，是三十军的另一师，亦即第三十师(师长是张金照)，与冯安邦四十二军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是黄樵松，两个旅长之一是侯象麟)。独立旅，是独立四十四旅；旅长是吴鹏举。

地图三　台儿庄庄内之巷战

这两个师与一个独立旅，留在庄外，做庄内守军的声援。它们也常常进攻日军在台儿庄之北的几个据点，如刘家湖、石佛寺、雷草疙瘩等等。它们之中，以侯象麟旅为最活跃。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总司令在一十七日的晚上到达徐州；次日，把总司令部设在韩家堡。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叫池峰城的三十师归建，不再由汤恩伯指挥，而回属孙集团军的第三十军(军长是田镇南)。司令长官部而且把一一○师也划归孙连仲指挥。(一一○师属于汤恩伯军团的第十三军，这时候师长是张轸，军长是汤恩伯自兼。)

孙连仲下令：三十军的三十一师继续固守台儿庄，三十师会同十三军的一一○师展开于台儿庄之西，四十二军的二十七师与独立四十四旅展开于台见庄之东。

二十八日，二十七师的八十旅由东边向北方的雷草疙瘩、石佛寺、与燕子井挺进；二十九日，孙连仲把战车防御炮两架拨给了八十旅；三十日，八十旅攻到刘家湖，毁掉敌军的战车八辆，汽油库、弹药库。

这一天，三十日，三十师由西边向北，反攻南洛。

三十一日，庄内敌我两军的巷战进入巅峰，有西大街与北大街的争夺战；庄外的敌我两军，也在燕子井肉搏。

四月一日，敌军猛攻北站，守北站的一八二团有点招架不住，池峰城命令一八一团从西关开到北站支援，三十师师长张金照也派了该师的一个团，吴明林团，从顿庄闸来救。东边的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赶紧叫七十九旅进攻邵村，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于是，我方的北站化险为夷。黄师长而且在四月二日，派遣二百五十名奋勇队，由东边冲进台儿庄的东北角。

四月二日与三日，八十旅先后在雷草疙瘩与石佛寺，和敌军激战，曾经在雷草疙瘩毁掉敌军的战车四辆，在石佛寺获得五十二军郑洞国师长派来一个步兵团作为支援。

四月四日，西边的三十师，由军长田镇南率领，反攻南洛北洛；一一○师也同时反攻了泥沟。东边，守禹王城的独立四十四旅遇到了强大的敌军部队而失去了几处高地。

卢汉的六十军此时到达了战场。它派了两个师来救独立四十四旅，未能救成。

六、运动战

台儿庄之战的精彩之处，是阵地战与运动战获得了配合。

实施这运动战的，是汤恩伯。

汤恩伯的最初计划，是集中第二十军团的全部兵力，在临城以北抱犊崮一带，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叫他们不敢南犯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不同意他如此做，他就只得叫部队在临城与峄县同敌人缠斗了三天。到了三月二十日的清晨，他与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在台儿庄南站见了面，就决定由池峰城一面在台儿庄坚守，一面分兵北上，佯攻峄县，诱使峄县一带的日军南下，然后他就命令在峄县外围的八十五军与五十二军，在日军之后尾追，追到台儿庄外围，会同池峰城三十一师与张轸一一○师，予以夹击。

说明：

(1)三月廿八日，四十二军二十七师八十旅攻至燕子井。

(2)八十旅在三月三十日毁敌战车八辆于刘家湖，在四月二日续毁敌战车四辆于雷草疙瘩。

(3)三月三十日，三十军三十师攻至南洛。

(4)四月四日，三十师攻至北洛。

(5)四月四日，划归孙连仲指挥之十三军二十师攻至泥沟。

地图四　孙集团军北攻

这个计划，施行得不太顺利。日军确是被池峰城用两个团诱来了台儿庄，王仲廉八十五军与关麟征五十二军却分别在枣庄与峄县被日军“反缠”得一时脱不了身。

再其后，八十五军与五十二军终于摆脱了敌人的纠缠，争回了主动。汤命令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与第二师的一个旅，加上八十五军的第四师，分别在三月二十八日与二十九日的夜晚南下，向台儿庄东北的郊区攻击前进，追矶谷师团的兵；同时，他命令第二师的另一个旅与八十五军的八十九师留在平山一带，对峄县的敌人佯攻，以掩护五十二军的左右两侧背。

三月三十一日，五十二军进展到官庄至张楼之线；八十五军克复了九山，距离峄县的东郊不远。

突然，向城方面发生双化。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又有一批援兵，在青岛登陆，他们不热心于加强对临沂的攻击，而冲来了向城，汤恩伯放在向城的十三军独立骑兵团抵挡不住。他赶紧命令八十五军分出八十九师去迎敌。

汤恩伯顾虑到：倘若八十九师依然阻止不了日军第五师团，这第五师团将要来到官庄张楼之线的后面，会同北洛台儿庄一带的第十师团，对他夹攻。

说明：

A第五十二军第二师一个旅及第二十五师

B第八十五军第四师

地图五　汤军团进展至官庄－兰城店－张楼之线

于是，他又命令五十二军的一个半师与八十五军第四师，在三月三十一日的深夜零时零分，做一个大回转：向南转东，分向鲁坊与爱曲集结。

在四月一日到四月三日这三天，一方面是日军第五师团的兵(阪本支队)一窝风由向城奔往台儿庄与岔河镇，与来自北洛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相会合，准备对台儿庄及其附近的孙连仲集团军，予以彻底的歼灭；一方面是汤恩伯军团的两个军，在向城与兰陵镇之间的一片地域对留下的日军与续到的日军为彻底的肃清。

日军不曾能够歼灭孙连仲部队，汤恩伯却十分迅速的掌握了向城与兰陵之间每一个村镇。

七、胜利与追击

四月四日，汤恩伯把部队分为三路，由东向西，侧击日军。第一路，关麟征五十二军，从兰陵出发，以峄县为目标。第二路，王仲廉八十五军，分别由大良壁与小良壁出发，合攻张楼，也以峄县为目标。第三路，此时划归汤恩伯指挥的周碞七十五军，由岔河镇出发，经贺庄攻向西北，在张楼或其以北，南与孙连仲集团军相呼应，北与八十五军相呼应。

这一天，四月四日，孙连仲也出动了第三十军第三十师，攻至北洛；也命令了归他指挥的第十三军第一一○师，同时对日军进攻。第一一○师攻到了泥沟。

当天下午，汤军团的五十二军光复甘露寺，八十五军八十九师光复大顾栅。

八十五军第四师在四月五日光复崔家坊，四月六日攻克张楼；与八十九师会合，攻克红瓦屋屯，向九山前进。

五十二军在四月六日光复陶墩，与八十五军会师，主力向西北攻克甘露沟，向马山前进。

这一天，四月六日，日军的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长下令撤退。第五师团的阪本支队也只得同时撤退。

我军获得了胜利。

四月七日，我军各部队一齐出动，对日军追击并清扫战场。

四月十二日，汤恩伯命令五十二军攻桃园。同时吩咐划归他指挥的李仙洲九十二军，以二十一师助攻，也吩咐周碞六十五军以一三九师进攻向城。

五十二军与二十一师攻下了桃园，围住了税廓。

四月十五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误信谣传，以为临沂方面来了大批日军，下令撤去税廓之围，回师保卫台儿庄一带。

此后，中日双方均在台儿庄外围大举增兵。华军增到六十四个师，日军增至十三个半师团。淞沪式的主力决战似将重演。五月十九日，李宗仁放弃徐州，下令各部队分途突围。再其后，便是所谓“武汉会战”，亦即“武汉空城的攻守战”。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四期)

1. 四户镇　2. 兰陵　3. 小良壁　4. 大良壁　5. 岔河镇　6. 甘露寺

7. 陶墩　8. 大顾栅　9. 崔家圩　10. 张楼　11. 红瓦屋屯　12. 甘露沟

13. 贺庄　14. 台儿庄　15. 南洛　16. 北洛　17. 泥沟　18. 獐山

19. 苏家埠　20. 九山　21. 卧虎寨　22. 马山　23. 桃园　24. 税廓

25. 峄县　26. 鲁坊　27. 作字沟　28. 向城　29. 韩庄

A. 五十二军(52C)　B. 八十五军(85C)　C. 七十五军(75C)

D. 九十二军(92C)　E. 四十二军(42C)　F. 三十军(30C)

G. 一一○师(110D)　H. 二十二集团军(22GC)

地图八　胜利与追击

第五章　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

在淞沪会战与第一次长沙会战之间，有官书所谓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以及南昌与随枣两次会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间，又有规模甚大的冬季攻势，与五次南至广西，北至山西，弥漫了鄂北豫南及赣西的五次“会战”，称为桂南、枣宜、豫南、上高、晋南。

我把这许多次“会战”，归并在一起，加以叙述，称之为“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

其中，徐州与武汉，不宜称为会战。徐州的事，先为台儿庄之“遭遇战”，是日本人吃了我们一个大亏；次为双方在台儿庄外围增兵，均想大干一番，最后我方保全实力，来一个突围，叫日本人扑了一个空。称它为徐州突围，比称它为会战，较为恰当。武汉呢？打得十分猛烈，是在日军进向武汉之途中，而不是在武汉的城下或其近郊。

其它七次都是硬拚，有些确是会战，例如南昌与随枣(随县与枣阳)、桂南。有些仅是大战斗而不是会战。冬季攻势，是我方采取全面攻势，到处对日本人打，而不是专对一个地方打。豫南是他们又扑了空，晋南是我方挨打，枣宜是运动战，上高是敌人企图由赣入湘，被阻。

因此我不把这许多次的“会战”平铺直叙，而合成一篇文章，称为“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桂南与晋南虽不在中国中部，其战事却也不妨作为中战场的插曲。

说明：A李宗仁与廖磊淮北兵团　B汤恩伯陇海兵团

C孙连仲鲁南兵团　　D孙震二十二集团军

E关麟征五十二军

地图一　徐州被围与我军突围

一、徐州突围

在台儿庄之战之后，日本急于一雪战败之耻，调来了十三个半师团，兵力达三十万人，超过了淞沪会战之时。我方也逐渐投入了六十四个师，兵力总数是四十五万六千零八十五人。看样子，似乎是双方均想在徐州与台儿庄之间进行一次决战。

日军所采取的战术，是把徐州孤立，将徐州外围的城市逐一占领。我方统帅部的战术，是希望徐州的守军死守，同时由外围各城市的部队合拢来，把日军反包围，像台儿庄之战的经过一样，而规模大得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突然在五月十九日下令放弃徐州，令我方几个大兵团分路突围。

这一件事，谁是谁非，尚无定论。李宗仁位居司令长官，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他不于事前向统帅部做建议，是不对的。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决战这个方针也许值得检讨，虽则论火力与人力，我方确占优势。

二、豫东之战

突围的结果，据裴轸说，我方丧失了不少的兵员与武器。

幸亏蒋委员长紧急处置，亲临前线，凑集了俞济时、黄杰、李汉魂、桂永清、宋希濂，五个军，交给薛岳以第一兵团总司令的名义指挥作战，于五月二十七日在兰封与罗王砦打了胜仗，其后又一度包围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于三义集等地，使得载满军民的四十二列火车得以安然西驶，也使得在开封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有时间从容布置。

程潜在六月上旬下令放弃开封，又下令把黄河堤炸开。这两件事，是否于事前获准统帅部同意，待考。

我个人以为放弃开封，是慌张；决河堤，是幼稚。人民所遭遇的伤害，远过于战场上所谓阻滞了日军进度的收获。日军毕竟在十月下旬依然占领了武汉。开封不放弃，黄河堤不决口，日军也未必能提前三、四个月到达武汉。在开封与汉口之间，有颍河、汝河、淮河，及其它的河，又有桐柏山、大别山、若干的山，况且我军倘能以其后潢川之战及“豫南会战”的精神于六、七月间便在河南对日军节节抵抗，日军也不可能长驱直入。

三、日军分三路西向，扑取武汉空城

日方由于在取得南京前后，拜托希特勒经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我方劝降失败，只得进一步跳下泥淖，向武汉进军。日方的有识之士，明知拿了武汉，局面更难收拾，越陷越深，欲罢不能，徒呼奈何。

日方攻取武汉不是容易的事；我方要守武汉也不是容易的事。中国太大，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于欧洲的四个国家，过去以弓箭刀矛从事战争，其经验已非今日的枪炮飞机之时所可仿效。日方于煞费周章以后，决定了分兵三路。第一路沿着淮河之南而西进；第二路沿着长江之北而西进；第三路沿着长江之南而西进。

我方统帅部把淮河流域与长江北岸划给了第五战区，仍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以孙连仲第三兵团与李品仙第四兵团划归他指挥。长江南岸设立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下辖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张发奎，武汉总司令由陈诚、罗卓英先后兼任，事实上交给郭忏负责。此外另有江防司令刘兴，与若干直属两个司令长官部而不属于某一兵团的若干军、师、旅、团等等。

日军的统帅是华中派遣军长官畑俊六，下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冈村宁次，专管长江以南的一路，兼管航行长江江面的一路(亦即所谓波田旅团)。第二军军长稔彦王，又称东久迩宫，管长江北岸的一路，兼管大别山之北、淮河南岸的一路。

畑俊六直接掌握了四个师团与一个航空兵团，另以五个师团与一个重炮旅团，一个坦克联队，一个机械化兵团，一个海军舰队，一个海军陆战队，交给冈村宁次；又以五个师团与一个重炮旅团，一个坦克联队，一个海军陆战队，数目不详的东北伪军于芷山部，交给稔彦王。

总结起来，日方有十四个师团，两个重炮旅团，两个坦克联队，两个陆战队，一个舰队，一个航空兵团(飞机三百至五百架)。日军十四个师团每一个师团有两万多人，加上其它部队，总兵力在三十五万与四十万之间。

我方有四个兵团，分为若干集团军与军团。各集团军与军团所辖的军与师，人数不齐。就我在史料上所已见的番号而言，计有四十四个军，一百零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若干要塞部队，与空军、海军。兵员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实际参加了战斗的为七十万人左右。

日方希望分进合击，一举而席卷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个省，挖取中国的心脏武汉，消灭中国仅余的若干部队，使得中国的继续抵抗不再可能。

我方的对策是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以人命消耗人命，把日军拖垮。同时在后方加紧征兵练兵，扩充军事学校，加紧储备粮食，制造军用品，也竭力利用广州这个港口，与伊犁、龙州、河口，这几个陆地上的门户，向外国输入军用品及民生日用的必需品。

我方在武汉及其外围，曾经由陈诚负责，不惜人力物力，以两年的工夫造了现代化的工事(详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使得日军不得不用雄厚的兵力。

地图二　日军进向武汉

轰轰烈烈的大战争，分别在许多著名的与不著名的地点爆发。它不像淞沪会战之呈现在西方帝国主义者的眼前，而是进行在那些唯利是图的外国商人与怕死的外国记者所不敢去的地方。因此，这个以武汉为攻守目标的大战争，在西方的报纸与杂志上便极少报导，而产生了此役仅仅是日军向华中长驱直入，华军毫无抵抗的错误印象。

我军壮烈牺牲于河南潢川及其东南与西南，壮烈牺牲于湖北广济、田家镇，及其周围，以血肉抵住了长江南岸的日军，让他们大多数滞留在鄱阳湖西岸及江西德安以东，南昌之北，直到我们在二十七年十月下旬放弃了武汉空城以后。

我军一共伤亡了二十二万五千多人。倘若不曾打，会伤亡这么许多人吗？

敌军也伤亡了十万以上。我军与敌军的伤亡比例，由淞沪的三点六比一，进步到二比一。

日军于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以海军陆战队攻占杨森部队一个团所警戒的安庆，那可算得上是这场武汉大战的开始。

十一天以后，我军失了马当，那是毋庸讳言的一大挫折，我不可不写。由于附近的香口，有敌军波田旅团的兵登陆，守马当的五十三师师长周启泽奉军长李韫珩之命，前往抵抗；李军长把马当的防务命令一六七师薛蔚英接替。薛师长不曾按时到达，其后与马当要塞的司令欧阳格均被枪毙。敌军在事实上突破了长江的一道封锁，对北岸南岸的战事均获得了便利。

七月一日，波田旅团占了彭泽；二十二日，进入了鄱阳湖；二十三日，在湖的西岸姑塘登陆；二十五日，取得了我方的九江。

八月三日，中路日军之中的第六师团占领湖北黄梅。二十日，南路日军之中的第一○六师团进入九江与南昌之间铁路线上的星子县城，王敬久、陈安宝、叶肇、李汉魂几位军长，率领冷欣等若干位师长，把侵入的日军限制在鄱阳湖与铁路线之间的狭长地带。二十四日，日军第九师团取得了瑞昌；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对它已经死斗了十四天之久。关麟征接防了瑞昌以西，守到武汉弃守的前夕。俞济时在九月一日至十四日，也和这第九师团与其他日军单位战了十四天，其后守住了德安，直至武汉弃守以后。

九月六日，中路日军占了湖北广济的县城。我方守将覃连芳、韦云淞，会同萧之楚、何知重等人反攻，在八日把它克复，却不幸仍在九日失去。不过，他们仍守住了广济之西的山地。广济既失，田家镇变成腹背受敌，李延年在镇里苦撑，刘汝明、萧之楚等人在外边策应，战到九月二十九日，才失去。

北路日军的第十师团在九月六日，从我军孙元良的旧部八十八师手中夺去了固始。八十八师从八月十八日开战，已经死守了固始二十天。八十八师此时由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指挥。宋希濂的其它部队八十七师与三十六师，在固始之南的富金山，战了十五天之久，其后守住了打船店。

壮烈千秋的张自忠将军，在潢川的表现，正如当年在喜峰口，在临沂，也可歌可泣。他率领五十九军苦守潢川的两个城，守到了九月十九日。其后，又守住了经扶县城，守到了武汉弃守以后。

1. 随县　2. 枣阳　3. 南阳　4. 舞阳

地图三　武汉前后之各次大战

台儿庄的老英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是指挥张自忠与宋希濂等人的。他和他的老部队田镇南与冯安邦两军，包括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守住了沙窝，也守到了武汉弃守以后。北路日军由潢川西进，在罗山与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打了一次硬仗，也与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撕杀了一番。其后，胡宗南不依李宗仁的命令守信阳，于是武胜关落到日军手中。李宗仁一生功罪难以衡量，错事做了不少，但这一次不能算是他错。

在整个“武汉空城战”之若干大小战斗之中，最精彩的一次是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在前线亲自主持的德安之西万家岭之役。他调兵遣将，打了一个星期，在十月十日双十节歼灭了日军两个联队以上，使得日军第一○一与第一○六两个师团一时不能继续作战。

我方最后在武汉不战而退，是日军不曾预料得到的事。我方之所以如此，由于在北路、中路、南路，都以节节抵抗争取到宝贵时间，把集中在武汉的物资与人才全部输送到了后方；同时，也因为广州不幸失去，经由香港而来的物资已不再来。于是，在日军于十月二十五与二十六两日先后进了汉口与武昌之时，武汉在事实上已经是两座空城。

日军所得到的，是“战胜”的虚荣，而所失掉的却无可弥补。他们失掉了什么呢？他们失掉了主动。从此以后，守武汉的责任，落到了日军的肩上，而威胁武汉日军的是我军。他们由主动

变成被动。他们失掉了安全感，惟恐我军随时去反攻武汉。因此之故，他们费很大的力拿南昌，拿了南昌又向北想拿随县、枣阳；拿到随县，却拿不到枣阳；于是向南，想拿长沙，有了一次、两次、三次的长沙会战，连吃三次败仗。

这三次长沙会战，我留在本文下篇里说。

现在，谈谈南昌、随枣，等等几次因武汉空城战而产生的后遗症。

四、南昌之战

日方在取得武汉以后，撤消华中派遣军，及其第一、第二两军，调稔彦王回日本，把防守武汉的责任交给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官衔，由华中派遣军第二军司令官，改为支那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所最担心的，是南昌尚在我军之手。我军以修水为防线在修水两岸皆有重兵。冈村准备了四个多月，在三月十七日以五个师团发动攻击，战了十天，才把南昌拿去。

我方这一次遭到惨败。不仅是惨，惨到死伤失踪了十二万二千七百多人，死了两万三千多，失踪了一万六千多，伤了八万三千多，而且在战略与战术上丢了脸。原因是，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不当。

敌人在三月十日便集结重兵于修水以北，我方统帅部命令第九战区立即发动攻击。第九战区长官部受了罗卓英的影响，借口整补未毕，请求稍缓才发动。这样，先就错了一着。

冈村宁次的才略，不是罗卓英所能望其项背。俗语说，“打仗打将”。孙子兵法里也有“将孰有能”四个字。我方以罗卓英抵挡冈村宁次，太错了。

冈村宁次只不过是略施小计而已。冈村宁次对涂家埠佯攻，罗卓英派重兵去死守。冈村宁次出罗卓英之不意，由虬津渡过修水，直奔安义，拿了安义，一面又对奉新佯攻，一面由安义向东偷袭南昌，在三月二十七日取了南昌。罗卓英却已经把最精锐的部队李玉堂第八军，和俞济时的七十四军，放在无用之地，以李玉堂攻瑞昌，以俞济时守高安。罗卓英派在南昌任守军的是来自四川的夏首勋七十九军；派在武宁做守军的也是来自四川的韩全朴七十二军与彭位仁七十三军。四川的将士的忠勇不在任何一省的将士之下，然而在装备与训练上比日军差得太远。

胜败原是兵家常事。重要的是中日整个战争最后的胜利，而不是中途的小胜利。我叙述南昌之战到此为止。

南昌失了不久，统帅部下令反攻。负这个反攻责任的人，第九战区仍旧派了罗卓英。罗卓英也确有一雪战败之耻的决心。可惜他仍旧分散他的兵力，虽则抽了一部分精锐部队做直攻南昌之用，却不曾估计好敌人在南昌的实力究有多少。简单说来，他从四月二十一日攻到五月九日，大败全输，损了陈安宝这位猛将，与五千名左右的好兵。陈安宝是二十九军军长，攻进了南昌的飞机场。他壮烈牺牲，功虽不成，而其忠其勇，流芳千古。我写到此句，热泪流在纸上，双眼迷糊，只得暂时搁笔休息。我追怀陈安宝，也追怀郝梦龄、张自忠、与成千成万的名将，以及三百万以上的伤亡军人。国家今日情况如此，他们的血是否白流？

五、随枣之战

差不多与我方的反攻南昌同时，日军也在随县与枣阳蠢动，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开始，到五月二十二日结束。

南昌与随枣两战，均可称为会战。虽则南昌是我方战败，而随枣的规模并不很大。称之为会战，是双方面对面交手，他们打过来，我们也打过去，并非是片面的死守若干据点，节节抵抗(仅管节节抵抗有它在战略上的价值)；也不是到最后把太原或武汉以放弃作为收场。官书上的太原会战，正如武汉会战一样，并非没有打，事实上均包括了打得很精彩的若干大小战斗，例如南口之役、平型关之役、忻口之役、娘子关之役，我不主张以太原会战这四个字总括这些战斗，是因为到了太原，傅作义反而不打。

南昌会战，是在南昌及其外围打的；随枣会战是在随县与枣阳打的，而且双方都出了手。称之为南昌会战与随枣会战，名实相符。

随枣会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用十五个联队(团)，十一万三千二百人来攻；我方用四十一个师，包括十五个较为完整的师，总计二十二万人左右去抵抗。不是坐以待敌的抵抗，死守一点一点的抵抗，而是他们打过来，我们也打过去的抵抗。

日方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我方的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日方在五月一日先由应山出发，占了随县，再经过郝家店、塔儿河、厉山，攻击我方的八十五军；又经高城、唐王镇，攻击十三军，在五月七日占领天河镇。另一支日军由信阳攻桐柏县城，于五月十一日加以占领。他们对八十五军与十三军死打硬拚。

我方由丁治磐率领二十六军于五月五日由沙洋渡襄河(汉水)向东，袭击瓦庙集，在五月十八日打到京山县城，于五月二十日奉令撤回。

日方在五月八日攻占了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守的枣阳，我方在五月十九日由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把枣阳克复。

日方在五月十日从河南的西南部，别廷芳先生所领导的民团之手，取得了新野县城。我方在第二天，仍由这个民团从日军手中将新野县城夺回。

日方在五月十二日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十师之手，取得了唐河县城。我方在两天以后，五月十四日，仍由这第三十师从日军手中把唐河县城夺回。

五月十五日，日方撤兵停攻，于五月二十二日恢复原态势。他们赚得了一个随县，却未能保有枣阳、新野、唐河。他们使得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两个军(八十五军与十三军)伤亡了一万五千人左右，却未能“捕捉”或歼灭他们所最恨的这一“支那军”的全部。

我方一共伤亡了两万八千人(包括汤恩伯部的伤亡)；日方也伤亡了两万一千人。这比例又已不是武汉空城战的二与一之比了，更不是淞沪的三点六与一之比。

六、桂南之战

在南昌与随枣两役以后，有民国二十八年九月至十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桂南、枣宜、豫南、上高、晋南，五个“会战”，与桂南、枣宜之间的冬季攻势。再以后便是民国三十年年底与民国三十一年年初的第二次及第三次长沙会战。这三次长沙会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合并叙述。

桂南之役，是南战场的若干战事之一，却与中战场息息相关。南战场，除了这桂南之役以外，于民国三十三年日军一号作战以前，不被日方重视。日方只是在二十七年五月占领厦门，二十八年六月占领汕头潮安，十月二十一日占领广州。其目的，是封锁中国南方的海岸而已。

桂南之役虽则是南战场战事之一，却与中战场息息相关。

它在抗战期间所有战役之中最特殊，开始规模极小，而意义极大，双方缠斗得也最久，然而结束得十分轻松。日军来得快，走得也快。

地图四　桂南之战

日军第五师团，加上一个所谓台湾旅团，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突然在广东钦县登陆，击破中国的不足一个师的守军，向北急驰，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领了广西省的旧省城——南宁，又在十二月四日占领了昆仑关。

日方的本意可能是乘虚经贵州直捣重庆。日方不曾想到，中国方面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从四面八方调来了二十几个师，而日军一时“陷于苦战”。

我方的杜聿明第五军，包括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克复了昆仑关，杀死了日军八千人及其旅团长之一。日军以广州调来的近卫师团对我反攻，击败我军于宾阳，在二月八日重新占领了昆仑关。

其后两军相持了一年之久，日军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攻占南宁之西的灵山，我军巫剑雄第一五六师与何宣第四十六军猛烈反攻，在八天以后把灵山克复。

又过了五个月，日军第五师团于法国维祺政府的屈从以后，由龙州进入越南，留下近卫师团与台湾旅团在南宁及其外围。

十月底，留在南宁的日军也撤了走。十一月十七日，在广西日军全部走光。

七、冬季攻势

蒋公为了策应桂南战场的我军，下令全国各战区一致发动攻势，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开始。各战区的战果皆甚辉煌，这是抗战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页之一。

第一战区(河南)有孙桐萱第三集团军攻占了罗王砦车站，也攻进了开封城内，烧掉了日军某部的司令部与仓库；有郭寄峤的第九军攻入沁阳县城的西关、南关；有孙殿英以新编第五军反攻安阳；又有孙连仲以第二集团军的一个军(第三十军)与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合组为“豫南兵团”，与汤恩伯的“鄂北兵团”及孙震的“河东兵团”连成一气，对日军差不多天天作战，于次年二月收复了高城、塔儿湾等地。(苟吉堂先生所编写的《第三方面军作战实录》，不称此役为全国冬季攻势的一环，而称之为“第二次鄂北会战”；也把随枣会战称为“第一次鄂北会战”。)

第二战区(山西)先是抵住了日军对中条山的第十次进攻，其后有卫立煌进攻翼城绛县九天九夜；率领第二十七军包围了长子县城与屯留县城；有庞炳勋率领第四十军克复了黎城、东阳关、涉县、潞安城。

第三战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有顾祝同率领自兼的中央兵团六个师，进攻大通、荻港，进出东流、香口、彭泽、湖口；有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袭击南昌外围；有第十集团军刘建绪攻进杭州、富阳、余杭，烧毁敌人的仓库，也在萧山、绍兴之间击溃了敌军一部。

第四战区，有昆仑关的争夺战正在猛烈进行。

第五战区(河南、湖北)，有汤恩伯鄂北兵团、孙震河东兵团，与第一战区的孙连仲豫南兵团合作，对日军进行其自划一个战场的“第二次鄂北会战”，战线东北起长台关；东至信阳、武胜关；南至广水、应山；西至随县、高城、唐县镇；北至天河口。又有本战区的所谓江北兵团围潜山，扫荡汉水以南；右集团攻大洪山、洪梓；左集团攻随县的洛阳店、平村。

第六战区(鄂西)有一支队伍，经洞庭湖，在城陵矶登陆，攻占岳阳火车站与高桥火车站。

第七战区(广东)对日军在英德一带作战。

第八战区一度攻进了包头与五原，其后收复了五原。

第九战区(湖南及鄂南)有杨森率领第二十七集团军收复了湖北的崇阳、蒲圻，击破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与第六师团。

在鲁苏游击区与冀察游击区，也都有零星的对日军作战。

总结起来，我方的冬季攻势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结束之时，给了日军以很大的惊讶与打击，令他们有草木皆兵之感。

地图五　华军冬季孜势

八、枣宜之战

日军一向忍受不了挫折，于是在我方冬季攻势以后，随即集中三个师团的兵力，在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开始枣宜之战，对枣阳与宜昌两大城市的大战。

我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六个集团军，加上直属长官部的五个军与郭忏的江防部队两个军，鄂东游击军、王赞斌四个师、程汝怀三个师，全力应付。

这一次，敌人学会了德国人的运动战，弄得我方疲于奔命。敌人在五月五日占了枣阳，我方于五月十六日克复了枣阳；却不料敌人一溜，溜到了襄河(汉水)之西，于六月十二日偷占了宜昌。我方统帅部派遣陈诚率领十万精兵来到，未能把宜昌克复。

张自忠将军在这一次会战中，壮烈牺牲。他不是自杀而死，而是中了敌人的枪弹，因伤重而死于战场：宜城之东的南瓜店。当时他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成仁以后，总司令职务由冯治安军长升任。

宜昌之失，影响到川、滇、黔大后方与东边沦陷区的连络。不久以后，我方却能在豫南与上高连获两次小胜，可谓奇事；又于晋南挫败以后，连获二次大胜于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三次长沙会战)，可谓奇之又奇。

九、豫南之战

豫南会战在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开始，于二月十日结束，前后经过了十七天。

日方用了三个师团与一个联队：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第十七师团欠一个联队，加上第四师团一个联队、第十五师团一个联队。兵员总数在五万六千名左右(因为日方的各单位编制虽大，此时也常常不足额)。

我方以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五个军(似乎是十四个师)为主力，加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三个军(七个师)，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军(四个师)，何柱国第二军团的一个师与一个旅，此外有实力不详的姚沌第三十六军，与黄子华独立第五旅，独立炮兵一个团，独立工兵一个营，战车防御炮一个连。

日军的目的在于捕捉汤集团军；汤集团军叫他们在舞阳、方城、南阳，都扑了空，而在日军由南阳之东撤走，回奔信阳之时，会同友军予以追击、夹击、迎击。日军伤亡了九千，我方伤亡的人数与他们相等。

十、上高之战

上高之战是官书里二十二次会战之中最简单的一次。

日军在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以两个师团与一个旅团由南昌等地向江西西部出发，号称“扫荡赣西”，可能企图进入湖南，却在三月二十四日与二十六日先后被我方四个军围在上高县城外之西北与官桥，日军突了围，于二十九日撤退。我方追击到奉安与高安。

我军伤亡了一万五千人左右，日军的伤亡比我军略多。日军此次的指挥官是继冈村宁次而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阿南维畿；我方仍是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罗这一次对日军总算打了一个平手，比以前进步多了。其后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时，成绩更为优异。

十一、晋南之战

晋南之战，是日军第十一次进攻我军在黄河北岸中条山的根据地。这一次，从民国三十年五月七日打到五月二十七日。他们的五个师团与四个旅团战胜了我们的九个军。我军丧失了中条山及黄河北岸的若干据点，包括山西的垣曲，河南的孟县、济源。

统帅部命令我军之中的八个军，留在山西活动，只许裴昌会第九军渡黄河，退入河南。(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二期)

地图六　晋南之战

第六章　一连三次的长沙会战

一、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在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取得了武汉空城以后，又在次年三月夺去南昌，在次年五月于随枣之战杀伤了我方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六万人之中的一万五千人之多，气焰咄咄，便又在次年九月企图一举而消灭我方另一精锐部队——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于是以一○一师团的佐枝支队与松浦淳六郎的第一○六师团由江西向西边打；另以第十三师团的奈良支队与第三十三师团由湖北向南边打。然后这奈良支队与江西日军会师于朱溪厂，合在一起，再向南走，转西，与第三师团会师于嘉义市。转而北回，这样，便可以把我方的第十五集团军连底托走，包扎而去。

同时以第六师团由岳阳沿铁路线之南，直奔上杉市；又以第三师团的上村支队经洞庭湖南下至桥头驿，在表面上威胁长沙，在事实上吸住华军的核心部分。

这一次会战，日方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他叫第一○六师团与佐枝支队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由江西靖安奉新之线出发，各以一部(一个联队左右)分别于武宁及祥符观向我军佯攻。他要求这两个师团由上富径袭黄沙桥，于修水县城附近渡过修水，经渣津而至湖南的朱溪厂。

冈村宁次做梦也不曾梦到我方在江西的第九战区前线总司令罗卓英，已非吴下阿蒙，颇能指挥若定；我方在江西的部队虽则来自云南、江浙、四川、山西、东北，却也都已身经百战，受了战火的熬炼，足以挡住皇军而有余。冈村更不曾梦到，自己的“兵要地理”不够水准，忽略了在江西与湖南之间有幕阜山等高而且广的山岳地带。

这幕阜山等等是分水岭，东边江西的水向东流：修水、锦水。西边湖南的水向西流；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

日军的主力，首先在上富之东被云南名将孙渡率领五十八军当头迎击；使得他们只能以一部分窜向黄沙桥，其余只得改道会埠、横桥、甘坊、找桥。

我方六十军安恩溥，也是从云南来的；在会埠挡了他们一阵。孙渡领着五十八军由小路从会埠转到甘坊，再打。然后，他和安恩溥都退到了找桥，宋肯堂的山西兵三十二军，也由高安来到了找桥。三个军合在一起，不许日军进到找桥以西，往湖南。这些日军被打得惨，改变主意，转回沙窝里，不去黄沙桥，而一口气回了武宁，放弃了去湖南的念头。

已经到了黄沙桥的日军，也因为被我方来自四川的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七十八军与七十二军)予以重创，不避违抗冈村的命令之大罪，一齐回了武宁。

王耀武率领了俞济时交给他的名震淞沪的七十四军，从上高穿过横桥、沙窝里，进抵烟港街，拦腰痛击了日军，帮助王陵基集团克复了武宁。日军再向东跑。跑回九江南昌之线，没有一个日本兵能如冈村之愿，由江西进入湖南。

我方第八军军长李玉堂很小心，他奉了薛岳之命，派第三师由湖北通山之北，南下渣津，以防万一有日军由江西爬过山来，便立刻送他们回老家。

杨森的侄儿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也大举南下，以一部分官兵到渣津，与第三师驻扎在一起；以主力转向麦市。关麟征所指挥的夏楚中第七十九军，也来到了桃树港。三十三师团先他们而到达朱溪港，不曾见到有江西的日军来到。

三十三师团的师团长甘粕重太郎毕竟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受了打击，仍能踉踉跄跄向南继续钻隙，他希望能够与奈良支队在嘉义市会师。

夏楚中在他后面追打，杨汉域在他旁边追打，甘粕重太郎到得了长寿街，却到不了嘉义市。

夏楚中已经先到嘉义市，在嘉义市静候他来。

甘粕重太郎一摆一摆的到了献钟镇，见到皇军奈良支队的衣冠不整之辈。他们是来自湖北崇阳县，渡过新墙河与汨罗江，穿过了瓮江城与平江城，也吃尽了苦头才到达了献钟镇的。

三十三师团见到奈良支队不过如此，奈良支队也见到三十三师团不过如彼，彼此悄悄的商量一下，力量攻则不足，守也无余，最好是以一小部分向东去江西打听消息，以大部分连手朝着湖北老窠的方向转进。

他们一口气转进到湖北老窠。

在湖南战场上，只剩下两支皇军：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欠第五旅团)与所谓上村支队。第六师团由岳阳沿着破坏了的粤汉铁路之东，向南进军，冲到了上杉市。上村支队先乘船在洞庭湖内逛了很久，吃了不少我方的水雷。登陆于营田镇以后，被我军一个营纠缠了大半天。然后又遇到我方的李觉第七十军的其它部队边走边打，向南进到桥头驿。李觉第七十军，也跟着到了这两个地方来。

我方在岳麓山的战区直属的第十一师，由叶佩高师长率领，奉命聊尽地主之谊，下山北上，到桥头驿迎接这位上村干男少将。

叶少将无心与上村少将见面，只不过是颇想和他比划比划而已。

我方彭位仁带了湖南兵七十三军也来参加战斗。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早已奉薛岳之命，派了张耀明五十二军，展开于瓮江与永安市之间的一条由东向西的长线，对第六师团侧击。同时，杨汉域第二十军与夏楚中第七十九军这时候还在拖着第三十三师团及奈良支队猛捶。捶到十月一日，冈村宁次严令在湖南的全部日军立即退却。他们在退却的途中，又受了我方军民不少的教训。

地图一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三十三师团派往江西的小部队，在十月五日侵入修水县城，盘踞了四天，被我军王集团赶走。

在湖南这一边，张耀明的五十二军于十月二日克复上杉市；夏楚中七十九军于十月六日克复平江县城。

这两个军都属于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关集团并未被冈村宁次以东西夹击，托底包抄的U形战术，套了拐走。

关集团的另一个军，陈沛所率领的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两岸有一个师伤亡很重，却帮助了五十二军、七十九军，以及我方所有的其它部队，建立大功，造成台儿庄以来的第一次大捷，在当时被全国军民称为“长沙大捷”(没想到以后又有两次长沙大捷)。

日方的伤亡，据他们自己承认，超过了六千人，事实上，超过一万。

二、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军于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连续对我军打了多次恶战：桂南、枣宜、豫南、上高、晋南。我方也在桂南与枣宜二役之间进行了猛烈而普遍的冬季攻势。

民国三十年六月，希特勒对史达林翻脸，派大批军队进入苏联，势如破竹。这件事，影响了日本朝野甚大。

接替冈村宁次为日本支那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阿南维畿，技痒难熬，在此年八、九月间暗中调集四个师团、四个支队、骑兵四个独立联队、重炮一个独立联队、一个大队、山炮两个独立联队、两个大队、坦克一个独立联队，兵力共约十五万人，加上所胁征的中国民夫十六万人(数目字据薛上将面告笔者)，准备对湖南大举，以长沙为夺取目标。

我方消息不灵，到了九月十五日才知道。日军在九月七日已经在新墙河之北，大云山一带，对杨森二十七集团军的孙渡第五十八军与欧震第四军进行消耗战，杨森揪住日军不放。薛岳令杨森不可恋战，杨森勉强遵令。日军从九月十七日起，渡过了新墙河。

这一次，阿南维畿有鉴于冈村宁次大迂回战术的失败，叫日军各师团并肩而行，主动找我军厮杀，不惜以两个师团，甚至三个师团抱住我方一个军打，凶狠无比；又鉴于上次我方军民之破坏铁路、公路、桥梁，这一次以中国民夫紧随日军各单位之后，将公路、桥梁随即修复，以便辎重兵与援军到来。

于是，我方的陈沛第三十七军、欧震第四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与李玉堂第十军，都被“修理”得很惨。其中，以第十军的遭遇为最苦，奉薛长官之命匆匆忙忙由衡山日夜不停的跑来福临铺，而日军已经先到。日方集结了三个师团，对第十军的三个尚未整补竣事的师猛攻，使得这三个中国师平均损失在百分之三十二以上。(第三师损失百分之三十五，第一九○师损失百分之二十八，预备第十师损失百分之四十四。预十师新兵多，因此而逃走的比伤亡的多，师长方先觉倒霉，被记大过两次，几乎枪毙。其后方先觉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中立了大功，升为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原为第八军军长，这第八军的番号改成了第十军。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李玉堂因方先觉之升为军长而水涨船高，升为集团军总司令。)

萧之楚第二十六军，也是命运不好。它本在浏阳一带，奉命到浯口。又到瓮江，被日军四面包围，经过血战，勉强突围，退到文家屋坊，其第四十四师伤亡了百分之二十四。却有小人对蒋公进谗，说二十六军不战而退，弄得萧之楚几乎被枪毙。幸亏有广东侠士——暂编第二军的邹洪挺身而出，在南岳军事会议席上侃侃作证，这才免了萧之楚一死，与所属的三个师长都每人记了一次大过了事。

这个第二次长沙会战，依常理而论，应该是日军全胜，我军全输。平日我方一个师的火力与战斗力，只抵得上日军一个大队(营)，至多一个联队(团)，因此我方一个军也只抵得上日军一个联队或至多一个旅团。此次阿南维畿十分狠毒，以两三个师团合力找我军一个军，一个军，各个分别击破，击溃。我方本是输定了的。

然而天佑中国，有薛岳临变不惊，从容应付，又有邹洪、夏楚中等名将及其部属“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不惜作将军百战之死，以求得国族之永恒生存。邹洪从广东赶到，夏楚中从宜昌外围赶到，王耀武也从江西万载赶到。

更令我们钦敬的是老将杨森，率领五十八军、四军、二十军，紧跟在日军后面跑，急追猛打，弄得日军心慌意乱，十分想家。我方这三个军，从新墙河以北，走到了汨罗江以南。五十八军抵达平江，四军抵达金井，二十军抵达麻峰嘴。这三个军连在一起，不久，加上傅仲芳由西边而来的九十九军，把日军的后路截断，弄得日军更加想家。

简而言之，这便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我方转败为胜的关键。下命令的是薛长官，执行命令的是老将杨森。

有一百多名日军伞兵，降落到长沙城内，摸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大门，拍了一张照片。日军第四师团与早渊支队也有不少的兵，在九月二十九日进入长沙。

守长沙的是夏楚中七十九军两个师。该军另有一个师驻扎在岳麓山。夏楚中当机立断，把这一个师也派往长沙城内。于是，进入长沙的日本兵，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出城外，拿了胶片向长官报功领赏。

次日，九月三十日，下午四点，邹洪暂编第二军的暂编第八师，于师长赵季平的领导之下，肃清了浏阳河之南岸的日军。

又次日，十月一日，阿南维畿下令日军，全军撤退。

薛岳本已于九月二十九日下令华军，对日军全面反攻。这时候再颁几道命令，令各部队分别对日军追击、侧击、截击、迎击，与超越追击，亦即抢先占领敌后的据点。双方在十月十七日恢复了原态势。

我军一共杀死日军两万零八千三百人，杀伤日军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一人(据国防部史政局所刊印，第九战区在十月二十日所发表的日军死伤统计表)。我军的死伤也极多，死两万四千八百五十八人，伤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人，然而值得。这些为国捐躯与终生残废的壮士，永久令我们与后世怀念。

地图二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三、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在三十年十月十七日结束以后，我方的军队大部分从湖南调去了别处，尤其是在十二月七日(西半球的十二月八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对香港英军进行攻击以后，欧震第四军去了广东，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去了广西，彭位仁第七十三军去了湖北，夏首勋第七十八军去了江西。

陈沛第三十七军与李玉堂第十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虽留在湖南，然而都是受了重创，在整补保养之中。比较完整的只有傅仲芳九十九军与夏楚中七十九军。

杨汉域第二十军与孙渡的五十八军，均回去了湖北南部，大云山一带，油港河与昌河之间。

名将关麟征，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时已经不在湖南。他把五十二军也带了走。三十七军改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直属；七十九军改由罗卓英以副长官的身分指挥。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刘膺古代理，以三个师与两个纵队守江西西部南部。

薛岳由代理第九战区长官，成为实任。杨森与王陵基，也升为副长官了。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因第四军赴粤，由三个军改为两个军。

我方不曾料到，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才两个月，日军突然又大举进攻长沙。于是我方赶紧把放出去的几个军调回湖南。这几个军于第三次长沙会战在十二月十九日开始以后，才陆续赶到。

这一次，阿南维畿虽则仍从攻击大云山我军阵地开始，而于二十四日渡过新墙河以后，战术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大不相同。这一次，他的兵力较少，只有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三个大队、两个汽车联队、重炮一个联队，山炮两个大队、坦克的数目不详。飞机仍前，为一个“飞行团”。因此，他不想再围攻每个中国军，而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直捣长沙。

他命令第三师团攻长沙东南，第六师团攻长沙东北，第四十师团留在金井一带作为策应。

此外，他派遣各支队，跟踪我方的“跟踪日军之单位”，亦即第二十军与第五十八军；并且留了第九独立混成旅团在岳阳，随时可以派到前线，去打中国这两个军。

蒋公这一次亲自指挥作战。他从各地调回了各军，也命令薛长官以李玉堂第十军守长沙城；他又加派了一个重炮旅来到长沙之西、湘江对岸的岳麓山，居高临下，帮助第十军守城。

这一次战事集中在长沙之城与郊。所谓第三次长沙会战也就是长沙一城的攻防战。

守长沙的第十军有三个师：周庆祥第三师、宋岳第一九○师、方先觉预备第十师。这三个师，以预备第十师的装备为最好；人员却以预备第十师为最不足数，由于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吃了大亏，元气未复。它的三个团之一——第三十团，仅有五百多人，相当于一个营而已。

第三十团的团长葛先才，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湖北人。他奉命守南门的主阵地，与其他各单位苦守了四天之久，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至一月四日。这四天够他受的。他与敌人相距只有五十多公尺，地形是南高北低，也就是敌军高而我军低。守了三天，他未失寸土。第四天，敌军对他的据点“修械所”冲锋十一次，他只剩下了五十八人，他用电话向师长方先觉报告，蒙准放弃修械所，改守一个较高的建筑：一个堡垒。最后，从这个堡垒上，他率领仅余的五十八人，包括吹号的、烧饭的、抬炮的等等非战斗员，一冲竟然把敌人冲退了一千多公尺，不敢再来。

第五天，敌人全军退却；虽则长沙南门岌岌可危，北郊的高楼大房子，也已经被敌人占了不少。

这又是一次大捷——第三次长沙大捷。

原来，薛岳长官已经在暗中下了命令，限我方所有各军于一月四日以前分别到达长沙外围的“第一线”，对长沙城外的日军反包围。

同时，日军由于对长沙疯狂发炮放枪，把炮弹与枪弹差不多打光！而且，带来的粮食也吃完了。

阿南维畿枉费心机。他的第四十师团并未留在金井，做前锋万一失利时的策应，而见猎心喜，也妄自来到了长沙城郊，加入战斗，以致日军毫无“后劲”。他的第九独立混成旅团，奉他之命前来金井填空，顺便扫荡杨森所统率的横摆在那里的两个军，却打不过杨森，反而被杨森包围了好几天于影珠山。

在阿南维畿下令撤退以后，第四十师团不敢不滞留在后，作为掩护，让第三师团与第六师团先走。

第三师团在浏阳河之南，本想在麻盆洲渡河北返，发现了麻盆洲已为华军所占，于是在一月五日之深夜，在榔梨市架桥逃命。

第六师团，本想在栗桥渡过浏阳河，也发现了栗桥已被华军占领，改于福临铺渡河。

断后的第四十师团，到了一月八日，才在福临铺仓惶北走。

薛岳早就指挥了：

第七十九军与第四军由南向北；

第十军与第七十三军，由西向东；

第五十八军与第二十军，由北攻南；

傅仲芳第九十九军、夏首勋第七十八军，与陈沛第三十七军，由西北攻东南；

萧之楚第二十六军，从浏阳由东攻西。一齐对日军猛打穷追。薛岳而且加给了五十八军与七十三军以“超越追击”的命令，叫他们尽快占领北边的长乐街等地，对逃走的日军做第二线的迎击。

残余的少数日军，在一月十五日到达新墙河北岸。

在这第三次长沙会战之中，日军一共伤亡了多少？我手边没有日方关于这一点的材料。何应钦上将在他的《八年抗战》之中说：我军杀死了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俘虏了一百三十九人。

我军的死伤之数，据史政局的一百册本《抗日战史》所记，是死了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伤了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三人。

地图三　第三次长沙会战

四、上等兵曹锡同志的故事

在接连三次的长沙会战之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实在太多。仅仅衡阳《大刚报》当时所载，已经足够出版专书。《大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及其它各报也登了不少。

例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曹锡，独力击毙了敌军四百人以上。其沉着与忠心，真足以流芳百世。

曹锡年二十九岁，农家子弟，籍贯不详，是第十五集团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师的上等兵(师长是赵公武)。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新墙河之南、新墙镇之西的“王街坊”。曹锡在二十一日的夜里，把十二颗手榴弹连接在一起，放在新墙河的南岸河堤之上，也把引线抽了出来，放在身边，他坐在河堤之上，对着河面警戒。

二十二日黎明四点钟开始，日军用五十尊大炮对王街坊发射了八千颗炮弹，射了三个钟点之久；把面积仅有一个方英里的王街坊，炸成一片灰烬，比起淞沪会战的情景，更为惨烈，然而曹锡未死，仍坐在河堤之上，手指钩着机关枪，对河面密切注视。河面离开他只有十五公尺。

敌人一批一批离船上岸，每批数十人，持枪走向河堤而来。来了一批，曹锡便开动机枪，消灭他们一批。侥幸未被消灭的掉头奔回河旁，伏在河滩之上。

这样，敌军来过了六批。第七批来了，放出毒气。曹锡所隶属的这一排仅剩下他与另一位兵士，两个人未死。

二十分钟以后，毒气消散，曹锡看见了有二、三十名日本兵，向河堤爬行而来。曹锡一面把手榴弹的引线掌握在手，一面急忙拖了仅余的一位同伴跳下河堤，卧倒于稍远之处的地面。剎那之间，敌人已爬上了河堤，曹锡从容猛抽引线，十二颗手榴弹同时爆炸，敌人死得只剩下了两三人，这两三人也都负了重伤，躺在河堤之上。

曹锡又准备了手榴弹十二颗，回到河堤之上，放在一起，慢慢的再走下来，走到卧倒之处，卧倒、静候。不久以后，果然又来了日本兵三十人以上。轰然一声，炸得一个不留。

曹锡又重新布置一番。于是又炸死二、三十人。

就这样，前后炸死了五批敌人。这第五批敌人死去之时，曹锡自己也被炸翻的泥土埋了一些时候，幸而未死，又爬了出来。这时候，他的手榴弹已经用光。曹锡改用机关枪，而把身体躲藏在泥土堆子之中。十分钟以后，从堤的那一边，爬过来五个日本兵。曹锡把机关枪子弹一颗一颗的放，用五颗子弹打死这五个日本兵。

敌人在死前也对他与他的同伴放了枪。他的同伴姓朱，是一位上士班长，眼睛中了弹，不久便成仁了。祸不单行，曹锡同时发现了他手中的机关枪已经不能使用，似乎里面的机件卡住了，扳机扳不动。敌人又有来的，他无法从容拆开机关枪来查个究竟。

曹锡急了一阵子，情急智生，在身旁找了一找，发现离自己二百公尺，有一架重机关枪在一具死尸之旁等他去拿。这死尸属于另一位中国勇士，一位机枪手。

他轻轻的爬完二百公尺，检起重机关枪，试了一下，能用，恰好有一百多名敌人蜂涌而来，以为这机枪手死尸及其它的若干死尸，都已死得干净，却不料曹锡突然扳动了重机关枪，一下子弄倒了三十几个。剩下的六十几人，掉头狂叫而奔。

可能所狂叫的，是日本话“有鬼”、“有鬼”。

在早晨八点钟左右，营部派了一个传令兵来，告诉他敌人大队已经在王街坊之西的一千公尺左右渡过了新墙河，也就是到了他的侧面后边。营长命令他“放弃阵地”，回营部去休息。

曹锡喜欢这枝重机关枪，舍不得丢下，便提着它与几带子弹，跟随传令兵朝着营部的方向走。中途，与敌兵遭遇，枪弹从四面八方打来。曹锡的这枝重机关枪又派上了用场。不幸，传令兵在这场混战之中阵亡。曹锡命大，摇摇摆摆，凯旋到了营部。

营长奖勉了他一阵，告诉他，他前后打死的日本兵共有五百名以上。

营长把他带到师部，师长赵公武和他握手，立刻升他为中士班长，又赏法币三十元。(当时湖南的物价甚低，猪肉不过二毛五分一斤。)

再回到营中，弟兄们把他围在中间，问长问短。问他何以那么大胆？他笑着回答：“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看到了鬼子，也不能不打啊！”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四期)

第七章　第一次滇缅之战

在珍珠港事变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变成了英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一部分以后，中国在表面上升格为两大强国的盟邦，在事实上受尽欺侮与出卖，远不如没有那珍珠港事变，让我们用自己的力量与血对日本讨回公道。

两次滇缅之战，都是中国吃亏，美国占便宜，美国当老板。我们也有错，错在事前太热心，于事情开始以后又太肯将就别人。

一、我军陆续进入缅甸

第一次滇缅之战，是我们不等人家来请而自告奋勇，要出兵帮人家守那一大块殖民地，甘冒当地“土人”的仇恨。诚然，我们也有防日本兵由缅入滇之意。然而，未尝不可以，自守云南边疆，大不了退守怒江东岸，用不着深入蛮荒，白白的送掉了三个精锐的军，也就是十三个师(每军有三个师，另有超过一个师的军部直属部队；第五军另有一个“新兵训练处”，其人数相当于两个团)。这三个军是杜聿明第五军，张轸第六十六军，甘丽初第六军。

珍珠港事变发生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也就是西半球的十二月七日。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派了一个特种部队，由刘观隆率领，由云南进入缅甸的景栋，以等候来自泰国的日军。英国在印度与缅甸的当局，深表不满。我们也只好把刘观隆部队撤回。

到了次年一月中旬，我们又向英方探询意旨，要求他们让我们帮忙，英方勉强批准我们派一个师进去，还附带的说了一些有钱人惯向穷人所说的难听的话：“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

又过了一个月，英方看到日军真有想来缅甸的样子，这才反过来向我们探听口气，“可不可以加派一个师来缅甸？”我们受宠若惊，不仅立刻照办，而且从此每求必应，派了一个军，又派两个军！

英方的印度总督亦即在印缅两地的最高长官魏菲尔爵士(Sir A.Wavell)吩咐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R. L. G. Alexander)：“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主旨。”换句话说：“缅甸的重要性不如印度；守缅甸是手段，守印度才是目的。”

因此亚历山大将军在缅甸战事尚未开始爆发之时，便已准备了尽快撤军回印度，固守印度东界的英姆法尔(Imphal)。他虽然命令“英缅军”(Burmacorps)军长斯立姆(W. J. Slim)把两个师与两个旅(英缅军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军装甲兵第七旅，澳大利亚兵第六十三旅)带来了缅甸，却早已决定苦让中国兵吃，便宜则由英兵占。

南部缅甸的战线，西起普罗姆城(Prome)，东至景栋城(Kentung)，英军只守普罗姆城，其余都交给中国兵守。

于是普城之东的一段，长达一千公里，由中国的第六军去守，第六军的兵员不到四万人(每一个师九千人)，平均每一个兵要守二百五十公尺宽的战线。

二、我军在同古城与雅达希城打了硬仗

中间最吃紧的战略据点，同古城(Toungoo)，交给中国的第五军守。日本用两个师团来打，第五军虽则有三个师，却只有一个师在同古。亦即戴安澜第二○○师。其它两个师(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与余韶九十六师)由于缅甸的火车停开，而尚未来到前线。不久，这两个师来到，又必须放在第二线的雅达希(Yadashe)与第三线的平满纳(Pyinmana)。

戴安澜以一个九千人的中国师，抵抗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两万多人，竟然支持了十四天，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到三月二十九日，先在同古城之南的皮乌河(Pyu River)两岸作了三天的白刃战，又在同古城作了十天的巷战。九千人之中，阵亡了一千八百九十七人，伤了四百四十二人，失踪的另有八名。这八名事实上也是阵亡了的。敌军的死伤，虽未必为我方所传在五千以上，却无论怎样不至于比我们少。他们摆在战场而未及抬回去火葬的尸首极多。

a普罗姆　b同古　c仁安羌　d巧克巴当　c平满纳　f迈克帖拉　g棠吉

地图一　第一次滇缅之战，甲图

敌人炸了飞机场，炸了火车站，也绕到了第二○○师的后方。这第二○○师在奉到了上峰的命令以后，才改死守为突围，经由雅达希而退到平满纳城去休息。

在雅达希的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于是成为抗敌的第一线。敌人以同样猛烈的轰炸与炮轰对付它，先把雅达希夷为平地，然后对它以坦克冲，以步兵刺。新二十二师的将士也像第二○○师的将士一样，静候日军的步兵来到五十公尺以内，才用手榴弹与机关枪迎击。为此，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八日，做了十天的阵地战，然后奉令做逐次抵抗向北退军，又战了七天，战到四月十五日，退到了平满纳，与第二○○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在一起。

英军已经在我方第二○○师从同古突围之后，于四月一日由普罗姆城撤退，主力退到马格威(Magwe)，留了一个师，英印军第十七师，在塘兑音吉(Taungdwingyz)。

四月十四日，英军主力又从马格威撤退，先一天请求我方派一个师接防。

这是一种很滑稽的请求。我军自身尚在以第九十六师守着平满纳之西，以第二○○师与第五军直属部队守着马格威与塘兑音吉之东南的平满纳。如何能抽得出一个师，跳过塘兑音吉，到马格威来接防？

地图二　第一次滇缅之战，乙图

三、在仁安羌救出被围困的英军

英军主力走过仁安羌(Yen-an-gyaunr)，于四月十七日在将要渡过平河(The Pin Chaung)之时，被乘船而来的日军切成两段。英军第七装甲旅与英缅军第一师第十三旅被阻在平河之南的日军新建碉堡与烧掉了的仁安羌油田之间。前有日军碉堡，后有日军追兵，浓烟盖满了天空，气温在华氏一百一十度以上；身边的水瓶之水都已喝完，粮食也已经在一天以前吃光。这些被困的英军，一辈子娇生惯养，不曾受过如此的苦。

英方向我军求救。罗卓英在当时是“远征军司令长官”，于是赶紧下命令，叫防守曼德勒(Mandalay)的孙立人赶快去救。孙立人是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的师长。他接到罗的命令，便派了副师长雷学启，率领刘放吾第一一三团，于四月十七日下午，赶到了平河的北岸，当晚便与日军接触。次日，四月十八日，肃清了北岸。这一天，孙立人亲自率领新三十八师的其余两个团，也来到了这个地方。四月十九日，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全部，打进平河南岸，打到仁安羌油田，击败日军第三十三师的前锋，救出了英军七千人与新闻记者、美国传教士与一般英美居民五百多人。

我军阵亡了第一一三团三营营长张锜与二百一十五名弟兄，伤了三百三十三人，失踪了二十人。

英国的将军斯立姆说：“真出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听到的关于中国兵的话，今天才证明了不确实。中国有孙立人这样懂得作战的将官，也是我从来不曾想到的。”

四、斯立姆动了妄念

斯立姆于十分钦佩之余，动了妄念。他想再借一个师像新三十八师这样的中国兵，会同新三十八师与他自己的残败英军，对追击他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来一个反击，以挽回被日军切在两段而围困于仁安羌之北的耻。

他似乎不知道，此时日军已在缅甸东南部，大举进攻华军第六军三个师。这三个师所守的战线长达一千公里，平均每一名士兵要负责二百五十公尺的前线，怎么能守得住？

他以幻想代替事实，幻想日军可能只是对华军第六军虚声恐吓，而华军第五军有三个师集合在平满纳附近，很可以抽出一个师到缅甸西部来。

五、史迪威调走第二○○师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是美国政府推荐给蒋公的，蒋公任命了史迪威做“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部”美籍参谋长。蒋公是盟军所推选的中国战区总司令，有权指挥在中国的美军、英军，及其它对德义日三国作战的国家所派到中国来的军官与兵士。

史迪威同时也是在华美军与入缅美军的司令。在华美军人数不多，大都是作为我军的教官与顾问；入缅美军的人数更少。

蒋公授权史迪威在缅甸代拆代行，指挥我方进入缅甸的所有部队。

同时，蒋公也先后派了卫立煌与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以杜聿明为副长官。(卫立煌始终不曾来缅甸；他的职务曾经由杜聿明代理。三十一年四月间罗卓英来了以后，杜聿明便失掉“代理司令长官”的大权。)

罗卓英一切以史迪威的意见为意见。杜聿明心中颇为不服。

除了罗杜与史三人之间的职权颇有混淆重复之处以外，又有一个以林蔚为团长的“军事委员会参谋团”驻在缅甸，这就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了。

在大体上，史迪威是决策者。

斯立姆向史迪威表示，想再借一个师的中国兵。史迪威立刻答应。史迪威对于我方左翼，亦即六十六军所守之地，如何正在吃紧，应该是十分明了的，至少比斯立姆明了，他竟然不管我军左翼及全局的安危，贸然立刻在四月二十日命令戴安澜第二○○师，由平满纳乘卡车开往缅甸西部，以巧克巴当(Kyaukpadaung)为目的地。

史迪威干这件事，而且瞒住了戴安澜的顶头上司，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这样的越级指挥的作风，真是后患无穷。

倘若有第二○○师留在平满纳，日军可能稍存顾忌，不敢一口气由劳依考(Loikaw)进取平满纳之东的棠吉(Taung-gyi)，更不敢毫不迟疑，由棠吉而进取雷列姆(Loilem)与腊戍(Lashio)，切断我军的后路，使得我军大败全输。

六、史迪威慌忙令二○○师回师

第二○○师在四月二十日开到巧克巴当之东的迈克帖拉(Mektila)，便奉到史迪威的第二次紧急命令，要它在当天夜里回师东开，到棠吉。

这时候，劳依考已丢，棠吉尚未被日军拿去。史迪威可能有了预感，觉得棠吉亦将失去。

他而且自己也去，准备亲自指挥，抢戴安澜的镜头。

七、第二○○师光复了棠吉，史迪威令它交出卡车

史迪威与第二○○师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到达棠吉的郊外，发现棠吉果然已入日军之手。他在次日指挥二○○师克复了棠吉。

他应该探听得出来，日军大部分已离开棠吉，而经由雷列姆向着腊戍的方向“急驰而去”。然而他又异想天开，命令第二○○师把卡车交还给第五军汽车兵团，改以步行的方式行军，朝着雷列姆的方向去追击那些乘了卡车而去的日军！

八、日军袭占腊戍

于是，第二○○师步行来到雷列姆，在四月二十六日克复了雷列姆。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大部分也早就离开了雷列姆，分路驰向西保与腊戍，在四月二十七日占领了西保，二十九日占领了腊戍。

腊戍在常时可说是一座空城。在风声紧急的最近几天，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奉令率领刘伯龙新二十八师(欠一团)与直属部队由曼德勒赶回腊戍。

他与刘伯龙是奉了上峰之命，于孙立人新三十八师被调往仁安羌救援英军之时，开到曼德勒来填空的。

张轸与刘伯龙的部队，匆忙赶到腊戍之时，未及展开，就遭到来自城里的日军痛击，伤亡惨烈。

六十六军的另一个师，马维翰新二十九师，奉紧急命令由国内翻山而来，来了也同样的为时已晚。

九、六十六军的下文

张轸及其部下狼狈回国，遭到严惩。六十六军与新二十九师的番号被撤消，直属部队与新二十九师的残余并入刘伯龙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师长马维翰于军法裁判以后入狱。刘伯龙奉命助守腾冲，在腾冲之南阻敌。刘伯龙新二十八师留在曼德勒的一个团，第八十三团，迟至九月下旬才在碧江进入国境，到了永平。六十六军的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在五月中下旬进入印度。

十、史迪威与罗卓英下令在曼德勒会战

话分两头。史迪威为什么不识轻重，叫第二○○师交出卡车，还给第五军的直属汽车兵团呢？原来，到了那种时候(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史迪威竟然不把腊戍的存亡放在心中，而与罗卓英一般见识，再来一次异想天开，要与日军“在曼德勒进行会战”！因此才命令戴安澜把卡车交还给杜聿明，同时叫杜聿明用这些卡车装载直属部队与新二十二师等等，到曼德勒及其它地点去“会战”。

对日军决战，本是蒋公的初意。蒋公吩咐过杜聿明，于可能时在平满纳城及其附近或曼德勒城及其附近对日军决战。

史迪威也曾经叫杜聿明尽快表演一次“长沙式的反包围”，却在杜氏遵命做积极准备之时，把二○○师秘密调了走。

等到日军占了棠吉与雷列姆，即将进攻腊戍之时，亦即四月二十七日，史迪威与罗卓英商量了一下，竟然旧事重提，命令杜聿明与孙立人、刘伯龙，在曼德勒及其附近“会战”。这时候，我军分散各地，对日军“会战”或“决战”均无可能；重要的事莫过于抢救腊戍。

然而史迪威、罗卓英二人坚持要在曼德勒大干一场。他们二人下令：

(甲)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在梅苗(Maymiao)与曼德勒之间的三百公里长的山径，对日军“逐次抵抗”，把全师官兵“分别使用”，“死守若干据点”。

(乙)刘伯龙新二十八师死守曼德勒。(当时曼德勒已经先被缅甸独立党人放火烧了一阵，又被日军连日轰炸，炸得片瓦无存，既没有粮食弹药，也没有可做工事的水泥与沙包。)

(丙)余韶第九十六师留在平满纳，死守平满纳。(当时平满纳之东的我方第六军已经溃走，平满纳之西的英军，包括一度防守普罗姆的，防守马格威的，与防守塘兑音吉的，皆已撤走。平满纳之南的雅达希，雅达希之南的同古，以及平满纳本身，都是满地瓦砾的废墟。)

(丁)戴安澜第二○○师死守迈克帖拉至瓢背(Pyubu)之一线，只守不攻。

(戊)杜聿明第五军直属部队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死守曼德勒之南的几条小河。

天！这样的作战命令，是“会战”的命令吗？我军所有的部队，都是只守不攻，这是“会战”吗？这是“守点”，这是“等死”，这是分割使用，分批等候敌军来“各个击破”，这是“集体自杀”。

十一、英军全部撤退

一向苦命的在缅华军，却绝路逢生，逃过了这“集体自杀”的命运。

史罗二人的会战幻想，由于英军的全部撤退与日军的迅速来攻，而又突然作为罢论。

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下令所有英军撤至曼德勒以西。日军于四月二十九日袭占腊戍以前，已经以另一路兵于四月二十七日攻占西保，随即转而西向进攻曼德勒。

史罗二人不好意思收回会战的荒谬命令，却以官僚手法，另下一个命令，仿照亚历山大将军的口气，令华军各部一概“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向密支那(Myitkyina)与八莫(Bhamo)的方向退军。

这又是一道很可笑，而又很可恨的命令。八莫与密支那诚然是在伊洛瓦底江的西岸，却事实上由曼德勒城直接去比较近。

于是，我军第六十六军的新二十八师、新三十八师，与第五军的剩余直属部队，第九十六师、第二○○师、新二十二师，纷纷各奔山头，各寻生路。

十二、史迪威与罗杜二人先走

史迪威与罗卓英二人和杜聿明在一起，走到五月三日忽然不见。他们觉得跟大队人马走，易引起日军的注意，便狠了心，脱离部队，走小路逃生。

史迪威在五月五日又甩掉了罗卓英，独自一人，背了步枪，在原始森林之中瞎摸，摸了三个星期，也竟然在雷多(Ledo)附近摸进了印度，于五月二十四日出现于雷多西北的小镇停苏克阿(Tinsukia)。六月三日，他又出现于重庆，到蒋公的办公室请示。

蒋公不质问他何以在三月一别而始终没有一次报告，没有一次请示，何以脱离部队，而丢开他们一概不管，独自求生。蒋公而且授权给他，把先后进入印度的华军，予以训练和装备，做将来反攻的准备。

罗卓英在被史迪威甩了以后，往回头走，找到了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八师保护他，一齐进入印度。

地图三　我军分途撤退

十三、新三十八师进入印度

孙立人新三十八师(欠一个团)是在五月十八日之夜，于英姆法尔大城之东，涉过了钦德文河(The Chindwin River)才进入了印度的。

孙立人进入印度以前，与杜聿明有过一番争执。杜以副司令长官的身分，叫他率领所有部队反攻腊戍，他不赞成。杜聿明坚持叫他去，他也只得去试了一次。失败。

这才来到缅甸西部，以刘放吾一一三团留在卡萨(Katha)，自己率领本师大部分进入印度。

英方官吏在英姆法尔白欧文中将(Lt Gen. N. M. S. Irwin)似乎忘记了孙立人曾经救出英军七千人于仁安羌，坚持要孙立人缴械，说这是国际间的规矩。孙立人说：“好。请你们先来检阅一番。”英方官吏果然来了，看见我军军容壮盛，人人对他们怒目而视，便恍然大悟，此时华军已非鸦片战争时之华军，想想犯不着白送性命，便改变口气向孙立人说：“我们怎么敢对贵军无礼；不过是想代为输运贵军武器与辎重于驻扎之地而已。倘若你们决定自己带着武器前往，岂非更好。”

于是孙立人便领着新三十八师(欠一一三团)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打鼓吹号，全副武装，以整齐的步伐，堂而皇之的进入大英帝国的国境。

一一三团在五月三十日，也从卡萨西来，在南先庆(Naungsankyim)进入印度。

十四、第六军回到中国

甘丽初第六军的三个师(彭璧生四十九师、吕国铨九十三师、陈勉吾暂编五十五师)所负责的防线长达一千公里，经不起日军集中在任何一点加以狠狠的一击，因此而先后丢掉了包赖克(Bawlake)、劳依考与雷列姆，使得腊戍也轻易落入日军之手，其罪甚大。军长甘丽初因此而撤职。其实第六军不是没有打仗，而是被打死打散。

第六军有三个师：陈勉吾暂编五十五师在四月中旬被日军击溃在包赖克；吕国铨九十三师在劳依考与雷列姆被击溃。这两个师的残部于七月下旬回到云南。另一个师，彭璧生第四十九师，防守景栋，所受的损失不大，因为来攻的是降附日本的泰国军队。上峰把第六军军长甘丽初撤职，把暂编五十五师的番号撤消，把该师的残余六千人并入九十三师。至于四十九师，则调赴昆明整补。

十五、第五军各部队先后返国

第五军的第二○○师在四月二十四日克复了棠吉，二十六日克复了雷列姆；由于卡车已经交还了第五军直属汽车兵团，只能用徒步急行军追击在前面乘着卡车的日军，在几天以后到了西保，方知日军已在二十七日占了西保，分兵西攻曼德勒，另一路日军已在二十九日占了腊戍。

第二○○师再向北走，进入八莫，守住八莫。日军来攻，在五月三日夺去八莫，包围了第二○○师。第二○○师在次日突围，退到木谷克(Mogok)。亲日的缅人来攻，戴安澜师长中弹，于五月二十三日逝世。第二○○师由副师长高吉人率领，向腾冲的方向走，获得了腾冲守军预二师及八十八师的接应，于六月一日安全回入国境。第五军的两团新兵，由黄翔率领，跟着第二○○师一齐回国。

预二师与八十八师守腾冲守了二十一天，在五月三十一日奉命弃城，但仍在郊外活动，因此才能接应第二○○师与第五军的两团新兵，帮助他们走南坎(Narm-hkam)之北，腾冲之西南的一条小路回国。到了六月六日，预二师和八十八师才退到怒江以东。

第五军的残余直属部队与新二十二师由杜聿明军长率领，一直向北走，到了葡萄(Putau)，转向西南到了大洛，在大洛绝粮，饿了七天，幸蒙美军空投给养，转危为安。其后于八月三日在雷多进入印度。

第五军直属部队之中的骑兵团(装甲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与辎重兵团，于四月二十七日史迪威与罗卓英二人下了“会战命令”以后，被杜聿明遣送回国，这四个团于腊戍失守以前到了腊戍，因此而安全回到了云南。(杜聿明十分不喜欢那会战命令，深知该命令的规定只是死路一条，因此而借口该命令未曾列举第五军直属部队的各单位，“独断”遣送这四个单位回国，以保全国家的人力与物力。他这样做，也许是不对的。倘若他不先遣送这四个单位回国，也许其它单位于撤退之时不致吃那么多的苦。)

第五军的九十六师，跟杜聿明跟到了葡萄而不愿意再跟，乃转而向东，在维西县回入国境，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剑川县。

第五军入缅之时，有四万人，到分别入印与回国之时只剩下两万人，其中有很多不是战死的，而是在途中因暴雨、烈日、缺粮、缺药、遭遇毒蚊、疟蚊、蚂蝗等等原因，得病而死的。

十六、日军攻占龙陵与腾冲，一度窜至怒江之东

日军攻下腊戍以后，又在中缅交界之间的畹町获得了我方物资与军用品八万吨。其后长驱直入，在五月三日攻占龙陵，五月三十一日攻占腾冲。守腾冲守了二十几天之久的是我军预备第二师与八十八师。

日军也有几百人绕过了惠通桥，进至怒江之东，被我军第三十六师奋勇迎击，予以肃清。

十七、结语

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第一次滇缅之战却败得很不值得。我们白白牺牲了三个精锐的军，只是替英国守缅甸、保印度而已；而英国并未领情。战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我军不肯打，不会打，而是美国派来的代发命令的指挥官史迪威，听了英国人的话，把戴安澜第二○○师从可以策应第六军的平满纳调走，以致东边空虚，腊戍被偷袭，后路被切断，全盘皆输。

第八章　第二次滇缅之战

在第一次滇缅之战以后，第二次滇缅之战以前，日本对我们本土又作了三次严重的进攻。亦即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

一、浙赣会战

浙赣会战是在民国三十一年紧接着我军在缅甸于四月二十九日失去腊戍而来的。它从五月十五日开始，到八月十九日结束，从浙江杭州附近杀到江西南昌附近，把整个浙赣铁路沿线的大小城市都毁了，同时掳去了无可数计的物资，破坏了所有的四个大型飞机场。

日方动用了七个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七个独立大队，兵员总数有十八万人左右。其规模大于三次长沙会战的任何一次。

我方以第三战区的十一个军与第九战区派出的三个军相对抗，兵员有三十万以上，但火力则甚不如。

这一次我方的战略是让日军进来，不打硬仗；等他们走了，才略给以颜色。苦衷是，顾祝同所统率的十一个军与薛岳发出的三个军，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派往缅甸的那三个军的装备。

日方之所以要尽快大举来攻，破坏我们的大飞机场，是因为美方杜立特将军(General Doolittle)于四月十八日轰炸日本东京，其飞行员由航空母舰起飞，而不回去航空母舰，回到了我国衢州的大飞机场。(美国政府事前不征求我们同意，事后由马歇尔来了一封电报道歉而已。)

这一战，我军伤亡了六万八千多人。日军的伤亡，据他扪自己说，是一万八千不到。其中阵亡的，我方为两万五千人左右，日方为一千六百四十人。

二、鄂西会战

次年，民国三十二年，日本似乎颇想由宜昌之西，进窥重庆，但是所用的兵力不到五个师团；只是探探我方虚实而已。这鄂西会战，从五月五日打到六月十七日。

我方照例以庞大的兵力来对抗日军，由于火力薄弱，确也不得不如此。我方所用的兵力，是陈诚所指挥的八个军。

结果，日军在渔洋关与石牌等地都碰了钉子；只占了一个小便宜，占有了华容县城。他们的伤亡，据我方史政局的报告，超过了我方。我方的不到五万，他们的是五万八千二百多人。

三、常德会战

常德会战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开始，到十二月三日结束。日军以四个完整的师团，三个不完整的师团，加上一个独立旅与四个师的伪军，气势汹汹，似乎是想经由常德来攻占长沙。

我方以十四个军加上一个直属师相抗。

战事进行得十分猛烈。我方阵亡了三个师长，常德城内片瓦无存。

然而日军却未能占有常德，更未能经由常德而袭取长沙。

我军的伤亡超过五万。日军的伤亡，据我方估计，也有四万七千人左右。

四、史迪威提前发动第二次滇缅之战

英美希望蒋公再在缅甸作战，蒋公在原则上同意，但第一要英国以海陆军充分合作；第二要等候准备完成，时机成熟。

开罗会议之时，丘吉尔答应了以英国海军在缅甸南边登陆。不久，丘吉尔就反悔了，不肯以英国海军登陆。

发动的时期，蒋公认为不能早过一九四四年，亦即民国三十三年。罗斯福赞成蒋公的主张。然而史迪威于马歇尔的支持之下，却擅自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事前不仅未向蒋公请示，而且也不通知蒋公。

无独有偶，英国的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也悍然于英国内阁并未同意之时，答应与史迪威合作，“提前”发动这第二次滇缅之战。

五、进兵路途的选择

蒙巴顿勋爵希望用中国人的血，帮大英帝国收回缅甸殖民地，却又怕中国的力量伸入缅甸中部，于是骗史迪威，说中国“驻印军”不必由英姆法尔城向东直攻腊戍，而最好由印度的雷多进入缅甸西北部，穿过野人山，出日军之不意，而攻取密支那。

史迪威虽则也在维吉尼亚军校读过书，但在来到缅甸做华军事实上的统帅以前，却不曾打过一天的仗，毫无作战经验。社会科学的根柢，也等于零。他向郑洞国等中国军事将领说，在地图上，这一条由西北打向东南的路，比由英姆法尔到腊戍要近一些。

他不是不曾走过这条路。在第一次滇缅之战失败之时，他脱离队伍而逃命，所走的正是这一条路。他应该晓得：原始森林中的路与两山之中的山隘都是曲曲折折，计算起来要比缅甸中部由西向东的大道远得多，而且也难得多。

至于，所谓“出日军之不意”，这句话虽三岁小儿也不好意思说。日军对情报工作一向极认真，如此浩浩荡荡由雷多进军，日军会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六、我方的兵力、指挥系统与装备

我方于第一次滇缅之战结束之时，有两个师进入了印度：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相当完整，新二十二师兵员只剩下三分之一，武器也损失了大部分。倘若用第五军的残余直属部队来凑上，这新二十二师也可以变成相当完整的了。

蒋公加派了一个师，新三十师，空运到印度。于是我国的“驻印军”，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军：有三个师。这“驻印军”在民国三十二年三月有了“新编第一军”的番号，简称新一军。军长是郑洞国，副军长是孙立人。孙立人兼充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任新二十二师师长。新三十师师长是胡素，其后换了唐守治。

军长之上，不再有所谓“司令长官”，也不再有所谓“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而只剩下一个史迪威。

蒋公待人忠厚，又十分珍视中美的友好关系，所以仍对史迪威宽宏大量，授权给他，作为正式的“中国驻印军总指挥”！

史迪威于是得意忘形，把新一军看成他的私人军队，自居为中国式的军阀，把美国对华的租借法案物资全部扣留，作为新一军一个军的物资。

装备新一军当然是应该的，但是美国对华租借物资远超过新一军一个军的需要。史迪威不管我国其它部队的死活，不管我军因租借物资之被他扣留而将要惨遭日本“一号作战”的打击，一败再败，失掉河南，失掉湖南，失掉广西，又几乎失掉了贵州与四川，包括重庆；附带的也将失掉广东的北部，包括韶关；失掉江西的南部，包括赣州；失掉豫西鄂北，包括西峡口与老河口。

新一军三个师每一个师的装备如下：

步枪　　四千五百枝

自动步枪　　一千零八十枝

卡宾枪　　五百四十枝

轻机枪　　二百七十枝

重机枪　　七十二枝

六厘米臼炮　　一百七十门

八厘米臼炮　　三十六门

山炮　　十二门

十公分半榴炮　　十二门

史迪威所拥有的兵力，远超过第一军三个师。他的驻印军总指挥部有极多的直属部队：

战车队七个营　　独立步兵一个团　　教导团一个团

重迫击炮一个团　　重炮三个团　　高射机关枪一个营

汽车兵一个团　　辎重兵一个团　　工兵两个团加一个营

通信兵一个营　　特务营一个营　　宪兵一个营

运输兵两个大队

七、势如破竹，而进度像蜗牛

史迪威留下新三十师在印度，作为总预备队，率领了直属部队与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从雷多出发。五天以后，到达了鬼门关之南的新平洋(Shinbyinyang)。

此后，新二十二师与新三十八师勇往直前，战无不胜，打下了所有梗在中途的日军据点，光复了密支那、八莫、腊戍、南坎，先与滇西的我军会师于腾冲之西、高黎贡山的八千八百尺海拔之高峰，后又会师于芒友；终又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与英军会师于乔克梅(Kyankme)。

从密支那攻城战开始，新三十师、五十师与十四师，都参加了战斗，勋绩堪与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相比。民国三十三年九月，新一军改编为两个军，以新三十八师与新三十师为新一军，以其余三个师为新六军。孙立人为新一军军长，廖耀湘为新六军军长。郑洞国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

然而，在进度方面，驻印军却慢得像蜗牛。这不是孙立人与廖耀湘的错，而是史迪威的错：史迪威愚而好自用，常常乱发命令，以致十分耽误将士的进度。攻一个于邦(Yubangga)要费一个月；攻一个大洛，也要费一个月。

地图四　第二次滇缅之战

八、攻取于邦与大洛的经过

于邦和大洛，是日军在所谓“胡康河谷”(Hukwang Valley)的两大据点。这“胡康”一词的英文拼法，很像“湖广”。我国在清朝有过“湖广总督”，亦即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这缅北的“胡康河谷”却距离湖北湖南两省太远。军中的文士把它不译为“湖广河谷”，而译为“胡康河谷”，意在避免混淆，值得我们感谢。

这个名词是十八世纪一位英国殖民地地理专家制造出来的。这位英国殖民地地理专家，显然曾经向一个中国的“通事”(译员)请教过。通事先生告诉他：这个地方属于“户拱土司”。于是英国专家便囫囵吞枣，把“户拱”写成Hukwang。正如同另一位英国专家曾经把“孟大人”三个字作为中国所有官吏的尊称，也把北京官话混称为“孟大人的话”(Mandarin)。

“胡康河谷”的“河谷”一词，也很费解。当地并无胡康河，何来“胡康河谷”？那地方确是一大片洼地，是好几条大河的河谷所合成的。那一位殖民地地理专家，大而化之，未暇深考，以为在若干河流之中总该有一条比较大的叫做“胡康河”罢！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是作家，常常和我谈到孔夫子的老板King Ai of Lu。我猜了很久，才猜出他指的是鲁哀公。其实中国也有一位名作家，称南子的丈夫为King of Wei呢！

以上都似乎是废话。废话未尝冲淡了我写这篇文章之时的不愉快的心情。

史迪威命令孙立人进攻于邦，只准他派遣新三十八师的一个营。孙立人要求多派一些，史迪威说：“我有情报，于邦只有几十个‘武装土人’(缅甸兵)，与几个日本下级军官而已。”

于是，孙师长下令给一一二团第二营营长李克己，叫他去于邦试试。

李克己与他全营的弟兄到了于邦，在十一月四日把日军数十人加以包围。日军埋伏在大龙河两岸的却多得很，而且有山炮重炮。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对李克己全营做一个“反包围”。

李克己智勇双全，吩咐弟兄们以大树为掩蔽。这些大树，直径有超过一丈的。李克己把若干大树用铁丝网连成若干同心圈，作为“代用堡垒”。他又选择了若干最高的树，在树顶架上机枪，能向三百六十度以内任何目标扫射。

苦的是粮食吃完。史迪威原以为粮弹皆可空投(因为这时候缅甸上空的制空权，已经落入美军之手)。史迪威不曾料到：胡康河谷的上空，全为浓密的树叶所掩蔽，飞行员无法认出李克己营究竟在哪里。

李营的弟兄，先吃香蕉，后吃香蕉树的根。到了香蕉树的根也快被吃完之时，真够紧张。

幸亏他们的老长官孙立人，因为得不到他们的消息而一再向史迪威哀求派兵去救。史迪威终于勉强准许孙立人派一个团，孙于是亲自带了第一一四团，向于邦的方向来，走了二十多天，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走到。回头一看，第一一三团与师部直属山炮第二营，也都跟着来了。

孙立人一声令下，两个团的步兵与一个营的炮兵一齐动手，劈劈啪啪，血战了九天，才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解了李克己营的围，杀死了七十名日本兵，夺占了于邦这个小小村庄。

史迪威不颁奖，也不惩罚。这于邦之役，本只是新三十八师自身可以处理的小事。

史迪威对次一小事，亦即大洛之役，却小题大做，要亲自带新二十二师的一个营，权充代理营长(并非在名义上自兼代理营长，而是带了原来的营长去，却一切由自己发号施令)。

史迪威乱发号，乱施令，打了一个多月，打不下大洛。

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正如孙立人一样，很关心那去了大洛的一个营的弟兄，焦急万分。

廖下面的第六十五团团长傅仲良，向廖请缨获准，带了全团弟兄与一个师部直属工兵营，开辟一条新路，走到日军后方，从一月二十二日战到一月三十一日，将日军歼灭，包括其指挥官藤井小五郎大佐，救出史迪威及他所越级指挥的一个营，同时占领了大洛。

史迪威恼羞成怒，不仅不感谢傅仲良救命之恩，反而下令将傅免职，遣送回国，说傅犯了军纪，不该擅自行动(傅并未擅自行动，他是在获得廖师长的准许后才去大洛助战的)。

史迪威引起了新二十二师全体中国军官的公愤，也使得所有美籍联络官感觉到很难为情。于是新二十二师中美军官一齐联名打电报给蒋公报告此事。蒋公回电，傅团长一切免议。

史迪威余怒未息，把孙立人与廖耀湘两人召来他的总指挥部，疾言厉色的说：“以后你们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的事，我不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指挥！”

九、孙廖二人的战术

孙廖二人求之不得，大喜过望。两个师密切合作，一东一西，沿着进兵路线，实施“西洋拳战术”，也就是一个拳头从正面打，另一个拳头从旁边敲，或绕到对方的脖子后面勾他一勾。这种战术，西方兵学家称为“勾打战术”(The hook tactics)，日本人早就从七七以来，对我军各部队一用再用了。不过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只是对我军正面猛攻，侧面迂回。

事实上，他们迂回到我军的后面，前后夹击，不仅是侧面威胁而已。

长话短说，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配合得十分理想。新二十二师负责对某一据点正面攻击，则新三十八师从侧面支援，或绕到日军的后方，前后夹击，同时阻住日军的退路。反之，如新三十八师对某一据点作正面攻击，则新二十二师作侧面或夹攻。这些据点是：

(1)太板家(Taihpa-ga)由新三十八师作正面攻击，于二月一日占领。

(2)腰班卡(Yawngbang-ga)由新三十八师作正面攻击，于二月二十一日占领。

(3)孟关(Maingkwan)由新二十二师作正面攻击，于三月五日占领。

(4)瓦鲁班(Walawbum)由新三十八师作正面攻击，于三月九日占领。

(5)丁高沙坎(Tingkawk Sakan)由新二十二师作正面攻击，于三月十五日占领。

(6)卡迈(Kamaing)由新二十二师作正面攻击，于六月十九日占领。

(7)孟拱(Mogaung)由新二十二师作正面攻击，于六月二十九日占领。

十分猛烈的，对卡迈的进攻，是两个师同时担任正面进攻与侧面后面的突袭。正面进攻之处，非只一处；而切断敌人之后，也不仅在一处切断。

卡迈终于在六月十六日入于我方之手。除了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并肩立下了大功以外，五十师也有一个团参加此役。

十、密支那之役

在取得卡迈与孟拱以后，我军肃清了孟拱与密支那之间索卡道与库芒山(Kumon Range)的山路，歼灭了日军七千人以上，被我军围困而饿死的又有两千左右。

史迪威派了中美混合支队，由极东边的小路，有时也学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师，在山中林中开辟新路。这中美混合支队有两队，每队以美军一个营与华军一个团，及若干附属兵员组成。他们在五月中旬到达了密支那附近。

五月十七日，史迪威亲自带了一部分军队空降密支那两个机场之一的西机场，并加以占领。然而却未能一口气进入密支那城(密支那的另一个机场是北机场)。

要等到八十八天以后，八月五日，史迪威才占领了密支那城。

日军的守城部队只不过三千人而已。史迪威陆续调来的攻城部队却超过三万(包括新三十师主力，与十四师及新二十二师各一部)。

史迪威的才具，超过一个上等兵，甚至可以胜任一个排长，却决非统帅或偏裨之选。当时他的部下，正如我们今天研读其史料的人，只看到他手忙脚乱，一味蛮干，不知如何真正围困敌人，不知如何方能击中敌人的要害，只知道用中国兵的血肉去拚。

他又常常改变主意，更换前线指挥官。他一共换了三次，前两次的指挥官是美国人，后两次的指挥官是中国人，而这两个人之中最后一个，是潘裕昆。潘的本职是第五十师师长。

潘裕昆接管前线指挥官之时，史迪威声明不再越级干涉。恰好驻印军的副总指挥郑洞国于七月六日到达密支那，史迪威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郑。郑在七月七日下令总攻，全体华军将士齐告奋勇，这才在七月十七日攻进了城，八月五日攻进了日军的司令部，杀掉司令官水上源藏少将，结束了这密支那攻城战。

日军在这一役死了七百九十人，伤了一千一百八十人。我军死了九百七十二人，伤了三千一百八十四人。助战的美军死了二百七十二人，伤了九百五十五人。

十一、尾声

日军于屡败之余，丧了胆。此后虽仍在八莫与南坎、腊戍顽强挣扎，然而大势已定。华军在十二月五日占领八莫，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占领南坎，三月八日占领腊戍。

三月三十日，华军在乔克梅与英军会师。

英军在五月五日不费什么力气，从日军手中领回仰光。

总结这第二次滇缅之战，我军获得全胜，杀死日军三万三千人，杀伤日军七万五千四百人，俘虏日军三百二十三人，掳获的用品有飞机五架，大炮一百八十六门，卡车五百五十二部，机关枪六百四十三挺，步枪七千九百三十八枝。

我军的伤亡，只相当于日方的六分之一。

我方也于作战期间完成了雷多公路一千英里，铺设了比公路略短的油管。

不过，公路与油管，于战事结束以后都送给了英国；北部缅甸与中部缅甸也送给了英国。这个仗事实上是替英国打的。

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一万多人的伤亡，而是因为从每个部队抽调了精锐士兵空运印度，抽调了二十五万“机动部队”之中的二十万，放在印度与“滇西”，使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贵州，这几个省的防守力量，减少到不能作战的程度，以致不仅让日军长驱直入，而且几乎失掉了贵阳与重庆。

放在滇西的部队，第十一集团军与第二十集团军，均为美式装备、美式训练的部队；也均为原来是机动的部队。马歇尔在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下令用“停止美援”的威胁，强迫我方把滇西部队也投入缅甸战场。我方屈服，忍痛于五月初命令滇西军渡过怒江，对高黎贡山及其南边的群岭仰攻，死伤了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八名精兵，才在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与十一月三日先后光复那一时并无光复必要的腾冲与龙陵二城，只不过是为了给史迪威壮壮声势而已！

第九章　日军一号作战

日本大本营见到史迪威在缅甸轻举妄动，便抓住机会，在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决定对华做最后一次的致命打击，称为“一号作战”。这一号作战包括我方史料上五次会战：豫中、长衡、湘粤赣、桂柳、豫西鄂北。前四次会战，都是我方挨打，上峰不许还手。

谁该负责？第一是：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马歇尔。他把我军的精锐抽调了五分之四，也把积存在印度的我方军用品，与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美国运到印度以租借给我们的军用品，都一概扣留，以进行第二次滇缅之战。诚然，我北缅的驻印军五个师及滇西的两个集团军因此而在缅甸滇西战胜了日军，占领了北缅与中缅的几个据点，也收复了腾冲与龙陵两个废墟；却同时使得我国本土的名城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郴县、韶关、赣州、与西峡口、老河口，落入敌人之手；平汉铁路、湘桂铁路、桂黔铁路、粤汉铁路，都被敌人打通。整个的中国，由北到南，从河南到湖南、广东、广西，都被敌人囊括而去。中国被劈成两片，重庆岌岌可危。战败亡国的可能性，显然可见。

地图一　我军在缅所得与在华所失

第二个该负责的，是军令部次长刘斐。他是某方潜伏我国军政机构的间谍，不断的伪造蒋公命令叫我军处于不利之地，也叫我军采取必败的战略与战术。例如：叫我军分散在许多地方，让敌军来各个击破；叫我军各部队只许死守，不许还击，更明令“未奉上峰命令以前，不许移动”。于是，一个一个的部队，死完为止，或溃完为止，或投降了日方与汪精卫的伪政府为止。我举一个例：蒋公有命令给刘茂恩，叫他在洛阳“守七天”，以配合其它部队的攻守行动。刘斐转给了刘茂恩的命令却不是“守七天”，而是“死守”，“守到最后一人”。结果，刘却守了十二天，而刘斐却又报告蒋公，说刘茂恩及其部队“没有打”，“不战而逃”。

第三个该负责任的，是美国财政部次长亨利·花埃特(Harry D. White)，他扣发扣运中国政府所购买的两亿美元黄金，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按期以黄金收回市场上大量的法币，以平衡物价。结果，我国的通货膨胀成为恶性，而全国的军民都陷入于饥饿之中，加上在河南于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及三十二年蝗灾，民间已无存粮可言，早已倚仗草根树皮活命，饿死了二、三百万人。然而军政当局仍旧征粮、借粮、搜粮，人民如何不恨？

河南一省地方虽大，但西部山区的出产极少。当年军阀时代，全省的多余粮食只能养两三个师的兵，当督军的每每只是一个师长而已。自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以来，河南总是挤满了我军几十个师，与日本几个师团。到民国三十三年，已经有七年之长。即使没有黄河决堤，没有旱灾与蝗灾，也足够造成民不聊生的危险情况了。何况此次日本对我进行一号作战，来了八个师团之多，我方也从各方加派来了若干个师，新旧总数有四十三个师之多呢！

我们的同胞真是命苦。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变成了中国的盟邦，使得中国人以为从此胜利在望。美国确也先后派来了若干顾问，其中之一，寇理(Lauchlin Currie，旧译居礼)建议我国政府向农民“征实”，也就是不准农民以政府自己所发行的法币缴纳田赋，而用“实物”即小麦、大米等等作为田赋。从此民间已没有多少存粮可言。

不久，政府又在“征实”之外加了“征购”，强迫农民除了缴纳若干粮食作为田赋之外，再卖若干粮食给政府，换取政府天天跌价的法币。最后，又强迫农民“征借”，亦即除了“征实”的田赋与“征购”的粮食以外，加缴更多的粮食，换取政府一纸“借条”，这借条写明胜利了以后才还钱。人民不敢指望何年何月胜利可以到来，使得借条可以“兑现”，只是苦得全家对泣，叫天不应而已。有田的农民尚且如此，没有田的穷人，其生活就更加不堪设想了。让我们感谢寇理顾问的美意吧！

美国确也“借”给了我们以相当于“送”给苏联的十分之一的物资，也就是“送”给英国的三十分之一的物资。这些租借给中国的物资，并非同苏联英国一样，是交给苏与英的政府，而是交给史迪威，由史迪威全权监督，不久便由史迪威全权支配。于是史迪威只肯在缅甸打，为他自己一雪第一次滇缅作战之时的惨败之耻而打，坐视中国本土濒于全败与亡国。

史迪威有命令给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C. Chennault)，不许他支援守洛阳的我军，叫他专心保卫那美军飞机场所在的成都！成都远在大后方的后方，并未受到日军的进攻。史迪威的同路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秘书，也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日军在河南只有两三个师团，并无大举进攻之意。

一、豫中会战

现在，我简叙这一号作战的第一部分：豫中会战。

所谓“豫中会战”是从我驻印军攻占缅甸“西通”(Seton)城的后一天开始，亦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日军用橡皮艇在中牟县渡过了“黄泛”(因程潜决堤而造成的一片泛滥地带)。然后，南边、北边的日军分别由信阳北上，由新郑南下，在遂平会师，打通了平汉铁路。我军克复遂平，他们绕道正阳，又在明港会师，再度打通了平汉铁路。同时，日军于攻占新郑、许昌以后，分兵西向，席卷临汝、密县，猛攻洛阳。另一股日军，由垣曲渡过黄河，到渑池，由渑池向东夹攻洛阳。在五月二十五日把洛阳拿了去。

守洛阳的是刘茂恩的部队，第十四集团军的第十五军，军长为武庭麟，有两个师。这两个师在洛阳城郊死守。城内担任巷战的是九十四师，属于李家钰三十六集团军的第四十七军。这三个师都是战到粮弹俱绝，兵员非死即伤之时为止。仅仅在城郊成仁的，便已超过了六千人。那时一个师的兵员总数，也不过是七、八千人而已。这些详情，是当时参战而侥幸未死的赵新老弟告诉我的。赵在当时是一名排长。

a. 开封　b. 中牟　c. 许昌　d. 新郑　e. 偃城　f. 遂平　g. 信阳

h. 正阳　i. 明港　j. 商水　k. 郏县　l. 鲁山　m. 方城　n. 郑州

o. 密县　p. 洛阳　q. 临汝　r. 伊川　s. 卢氏　t. 垣曲　u. 渑池

v. 陕县

地图二　豫中会战

日军以孙良诚与孙殿英两支汉奸伪军为前锋，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冲到了豫西的庐氏县，烧了我军放在该县的仓库，毁了无可数计的物资。另一支日军几乎进了潼关，被胡宗南派了五个军挡住。

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已由王仲廉接充总司令，所受批评最多。事实上，汤部不是不肯打，而是打了没有人知道，例如十三军军长石觉，指挥第四师在登封打了一个胜仗，日期是四月二十四日，对方是日军第一一○师团。

倘若汤军没有打，为什么会伤了二万五千三百零七人，死了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人呢(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的伤亡数目尚未计算在内)。

汤本人是第一战区副长官，所统率的号称有四个集团军，加上一个直属的军。这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外，是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陈大庆第十九集团军，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直属的一个军，是赖汝雄第七十八军。

事实上，这些军队全由军令部直接控制。军令部叫他们以二十九个师“死守”二十九个县，不相往来！不相呼应！不许机动。中国每一个县，常常是东西一百多里，南北一百多里。此时我军每一个师只有七、八千人，如何能守一个县？

所有的师早就没有一个依照规定有足额一万二千多人！这一种“吃空额子”的作风，不仅汤的部队如此，全国各个部队莫不皆然。原因是，管粮管饷的大官，把膨胀了的通货，看成未膨胀以前的通货，把早晚不同的飞升的物价用官话说成固定的稳定的物价。官话连篇，于是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降到几分钱。一切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的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如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更不能打仗。我不曾带过兵，当然也不曾吃过空额，更绝无意于歌颂这个“吃空额”的亡国制度。我所不了解的，为什么管军事经费的人，始终不肯面对现实，在当时能像以后到了台湾，把官与兵的饷定为合理的数目，按月储存在每人的户头。(管饷的人可以回答我：军方费用要经由财政当局核发；财政当局也可以回答我，养了一千多万的兵而打了六、七年的仗，通货膨胀是无可避免的。倘若增加了军饷，物价更会跟着上升。)

最气人的，是管子弹的人，也是官话连篇，其中颇有些分子绝对不与带兵作战的军官合作。兵站和仓库分散在各县，都绝对没有派人把子弹送到前线供放枪杀敌的人使用。这些兵站的管事老爷，都一概等候各部队派兵“持凭证来领”。倘若没有兵站的上级官吏所颁发的凭证，虽贵如副长官的汤恩伯也休想领到一颗！汤于四月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钉子，又于五月十日在嵩县碰了兵站的钉子。

以我所知，当敌人在年底打到了贵州独山之时，孙元良奉命率部以急行军，走数千里赴援，而独山附近的兵站小官，也竟然不肯发子弹与其它军用品给孙元良。

当然兵站的大官小官也有他们的苦衷，在他们上边有人管他们。我国兵站的系统与作战的系统，各是各！

最奇怪的是：我方早就在登封临汝之间筑了防御工事，而刘斐以军令部的名义所下的命令是：在一片平原，未设工事的禹密许漯(禹县、密县、许昌、漯河)决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则分了四个集团军交给汤恩伯指挥，仍有四个集团军与一个兵团供他直接指挥。蒋鼎文之无法真正对日方应战，正如他的副长官汤恩伯。真正的指挥官不是他们二人，而是刘斐！

战事紧急之时，有胡宗南从陕西派来了五个军。五个军之中，包括刘安祺第五十七军。这当然是不无小补。潼关与陕西总算是保住了。

二、长衡会战

日军由湖北进攻湖南，进行那使得我方大败的第四次长沙会战，所用的兵力是十个师团，以五个师团为第一波，三个师团为第二波，两个师团来往接应，比在河南所用的加多两个师团，也比前三次长沙会战多用了六、七个师团。

我方呢，薛岳亲自告诉了我，精兵大部分皆已被军令部从湖南调走。

留在湖南的兵，虽然仍有十六个军以上，然而每一部队的兵员皆不足，正如在河南的一样，装备由于史迪威霸占了租借物资，当然更谈不上。我们的敌人究竟是日本呢？还是美国！或是怪我们自己的外交当局瞎了眼睛。(我写下这些字，并非由于个人的恩怨。我的美国友人与美国学生极多，我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也一向比我自己的祖国给我的待遇好。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搞不好，双方的官僚都该负责，与人民无关。)

地图三　长衡会战

这个第四次长沙会战，以及接续而来的衡阳之战，从开始就注定了我们必败。

日军用两、三个师团打我们一个军。我们一个军虽有两个或三个师，而兵员总数只有一万左右，相当于日军半个师团。火力呢，最多抵得上日军一个联队(团)。于是我方第二十军在关王桥被击溃，两个其它的军在益阳被击溃；五个其它的军，在浏阳被击溃。第四军独力守长沙，血战十天，终于守不下去。

可怜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为国家出了一辈子的力，身经百战，却因为不放心岳麓山将要落入日军之手，便带了两个团出长沙城，前往救援岳麓山的守军第九十师师长陈侃。于是他被人告发为临阵脱逃，押解到重庆受军法裁判，枪毙。该枪毙的人太多，为什么是他？他倘若想脱逃，为什么要率领两个团，为什么不独自一人向南奔跑，而带了两个团踊跃进入炮火连天的前线岳麓山？

他当然也有罪，可能是事先未奉上级批准，可能是日军其后乘虚而占了长沙。然而战场上的事当军长的连支援部下的权都没有吗？他是否不曾留下一兵一卒在长沙城内呢？(我从未见过张德能，更不是他的同乡或亲戚。)

可佩而又也令人心酸的是方先觉。长沙在六月十九日沦陷；衡阳在六月十七日已经有敌军来攻。方先觉率领一万七千人左右的第十军，苦守了五十二天(一般人误传为四十八天)而终于在八月八日被俘。蒋公派来的援兵黄涛军与黎行恕军先后到达衡阳近郊而被日军堵住，李天霞军进展迟缓。

日军先以两个师团来攻。方先觉打伤其中的一个师团长佐久间为人，毙了日军的各级军官近一千人，使得日军的伤亡超过一万九千。最后，日军在东京的大本营奏请天皇，敕令在湖南的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官横山勇，速即结束衡阳之战；横山勇派了五个师团来围攻衡阳，才在八月六日攻进了城。方先觉又率部巷战了数十小时，才在八月八日的深夜凌晨、黎明以前，成为日军的俘虏。日军把他关在一个天主堂。其后，天主堂的职员帮他逃出。

他逃到宝庆，跑到重庆，见了蒋公报告一切。蒋公奖勉他，安慰他，命令他打消自杀的念头(他曾在衡阳将失之时，打电报给蒋公，说“来生再见”。告诉我：他深愧城破身俘之时，因洽求日军不杀第十军伤兵的承诺，而未当场自杀；准备谒见蒋公以后便了断自己)。蒋公把新成立的青年军交了一个师给他，叫他训练。

我到云南曲靖，向这个一○七师的官兵演讲，遇到了方，从此与他成了好友。然而他一边竭力从事于新的任务，一边心中的结至死未能打开。他活得苦，死得更苦。

我在台湾之时，与他常相往还。我曾经以西方的人生观与军事道德，一再安慰他、劝他。然而无效。我向他说：“你对得起国家了。你在哪一点对不起国家？”他每次只是答我以苦笑，或长叹一声。他去世已久，愿他在天上泉下，忘记这尘世的一切而好好安息。

他的部下之一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也成了我的好友。葛君与我，在台北他令弟家中谈了两天一夜，也对哭了两天一夜。谈完，他给了我一张几百个骷髅排列成几层的照片。

这些骷髅都是他葛先才在第十军预十师，同守衡阳南门的弟兄。

他流着两行眼泪向我说：“衡阳的事，离开今天也有几十年了。这几十年，曾经问过我当时守衡阳的情形的，前后不过是两个人而已！谁关心啊？这两个人一个是你黎教授，一个是蒋公。我与方军长同日被俘，也被关在天主堂。他逃出了以后，日军的管理加严。我到了抗战胜利，才被放了出来，到重庆见蒋公，报告一切。蒋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不想担任什么职务，只想回湖北看看母亲，然后去衡阳找到弟兄们的尸首，重新好好的葬下去，造一个坟墓，立一块碑。’蒋公说：‘好，很好。你快点去办吧，办好再来向我报告。’”

葛先才到衡阳，找出几百具尸骨，都不全，只有骷髅都是好好的。他独自一人，把这些骨头与骷髅都一一洗干净，擦干净，葬在一个大坟墓之中，立了一块碑。葬前，把骷髅排列在一起，排了几层，哭祭了一番，烧钱纸，照了相。

我在这一篇文章之中，要兼叙四次会战，一次作战，只能把长衡会战的经过，做了这样极简单的叙说。将来，我总要用英文、法文写一本这衡阳之守可歌可泣的史诗，向全世界的人士表彰第十军一万七千多位壮士的英烈与方葛两位英雄的忠义，同时也痛快斥责几十年来欺凌我们的真敌人与出卖我们的假朋友。

在美国的民间与军政人物之中，却也有中国的真朋友。陈纳德将军便是其中之一。史迪威不许他支援我洛阳守军，以致洛阳终于沦陷，他耿耿于怀，深感歉疚。到了衡阳被围之时，他不再服从史迪威的乱命，而尽量帮助“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参加衡阳上空的保卫战，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也空投了不少军用品给我第十军将士。可惜，在他所能支配的汽油被用尽以后，他再也无法取得汽油。史迪威下了命令禁止主管汽油的人与他合作。

三、湘粤赣会战

湘粤赣会战正如豫中、长衡，皆不是“会战”，而是日军为所欲为，我军只能挨打，而无力反击。这个“湘粤赣会战”是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开始，在二月二十六日结束。

勉强可以交代一下的，倘若我不能不写下几句，那就是：日军在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一月二十六日取得湖南郴县，是用三路军平行作战的战法，也就是在进攻郴县之时，同时进攻郴县之南的宜章与宜章之南的乐昌。它攫取曲江，是在一月二十四日，所用的方法是两路夹攻，一路由乐昌向东南打，一路由广州向北打。其后在一月三十一日占领江西遂川，在二月六日占领赣州，也都是用两路夹攻。

说明：A　J68D　B　J40D　C　J27D与J3D各一部　D　J第八独立旅团

E　J第十九独立旅团

a. 顺水桥　b. 白口　c. 望乡山　d. 竹篙塘　e. 洞口

地图四　湘粤赣会战

四、桂柳会战

“桂柳会战”四个字也极不恰当，应该称为“桂黔会战”。(会战两个字的意思是“对打”。桂黔会战在末了的一段，我方有汤恩伯率领五个军逐走在黔南桂北的日军，可以称得上是“会战”。)

这桂黔会战除了最后的一幕以外，也是我方一连串的败，而且又没有像衡阳之守那样的传奇性插曲。它的特色，只是湘桂路上一幅凄惨的流民图而已。成千成万，十万、百万、数百万湖南的同胞，不愿意留在家乡受敌军的蹂躏，或恬不知耻，腼颜事敌，当帝国主义者的顺民，都纷纷追随溃败的我军各部队之后，由湖南奔向广西，又由广西伙同广西沿途的同胞奔向贵州。

他们塞满了公路与小路，也塞满了铁路上的轨道。他们吃完了沿途饮食店的存粮，也很快因旅店住满而露宿在路旁与原野、山坡。他们受寒，受饿，得病；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病死，饿死，穷死。起先，彼此同为难民而有互相怜惜之情，互相帮助之意。后来，稍有余粮余钱的人，便被其它难民所抢劫。

更不幸的是：他们妨碍了军队的行动，前方退下的兵不能依限到特定地点整补；后方来援的兵也不能依限赶到前线。他们涌向一省一城，而敌军只须跟着他们走，便进了一省一城。这个情形，很像欧洲战场上比利时的难民。那些难民曾经使得法国军队被切成南北两片，也使得丘吉尔下命令叫英军奔向敦寇尔克，搭船回国。

等到我军的孙元良等将领，以急行军从陕西南部及其它地方赶到独山一带，打退了日军，稳住了局面，又有张道藩与谷正纲等人随何应钦到了贵阳，指定了某些地点收容难民，也划出几条路来让难民走，这难民潮才降落下去。

日军于占了衡阳以后，已无后顾之忧，便命令五个师团追击华军，长驱直入，在十一月十一日一天之内，占了桂林与柳州两个大城。

原在湖南的各军，虽则已经残破，仍有相当数量。它们都已被军委会军令部调往广东，使得广西的门户洞开。(可能又是刘斐在捣鬼，却使得薛岳背了黑锅)。

由湖南退往广西的只有杨森二十七集团军的两个军：杨汉域第二十军与丁治磐第二十六军，这两个军的兵员合起来不到一万人。杨森本已奉到薛岳转来军委会军令部的命令，叫他也率部去广东。杨森向薛岳抗辩，薛岳只得说：“你就去自由行动吧！”

杨森原有三个军，除了二十军与二十六军之外，尚有王泽濬所带领的四十四军。这四十四军不辞而别，去了广东。

于是，我方守桂林的只有广西兵第一三二师一个师。师长是阚维雍。阚维雍以一个中国式的师，如何抵得住日军几个师团？他忠于国家，不计成败，力战阵亡。

另一个在黄沙河与全县一带力战的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并未放弃黄沙河，却被张发奎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处死。这正如守大同的李服膺，未曾把部队撤离大同，而被傅作义报请阎锡山下令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处死；也正如张德能之于苦守长沙的若干天后，并未放弃长沙，只是带了一部分兵力出城支援岳麓山的守军，也被人加上“擅自撤退”的罪名处死；我为这三人深抱不平。

守柳州的是丁治磐。丁治磐这时候仅有两个团，却也苦战了三天，才于张发奎在桂林放火烧城与美军在各处逢桥便炸之纷乱中，丢掉了这个柳州。

日军也顺便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取了南宁，梧州则早已在九月二十日落入来自广东的日军两个师团之手。

杨森退到桂黔边界的黎明关，守了十天，把它交给了奉蒋公之命，前来抢救贵州的汤恩伯。

地图五　桂黔会战

五、我军收复黔南桂北

汤恩伯于豫中会战以后，忧谗畏讥，日子十分难过。现在，又一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十一月三日被蒋公任命他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黔桂湘边区总司令，带五个军到贵州南部与广西北部去迎击日军。蒋公同时叫孙元良做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这五个军，除了孙元良二十九军以外，是陈素农九十七军，石觉第十三军，刘希程九十八军，陈金城第九军。

汤恩伯于十一月八日到达贵阳，十八日到达广西河池与张发奎见面，二十日驻节九十七军军部，留下孙元良在前线指挥一切。

二十七日，日军第三师团击破九十七军九十一师于广西南丹县城之南的车河镇，向北进展，经南丹而到了贵州的六寨。十二月二日，第三师团的便衣队进了六寨之北的独山县城。同一天，第三师团的另一支，绕到黎明关的东边，经宜北县城而袭取了独山之东北、都匀之东南的八寨。

黎明关仍由九十七军一个团固守着。这个团是在十一月三日奉汤恩伯之命，从杨森部队的手中，接下了黎明关之防的。

日军有可能分两路来攻都匀：南由独山，东由八寨。拿下都匀，便可以向西北经由龙里，进攻贵州的省城贵阳。

恰好这时候石觉第十三军全部已被空运到贵阳。由于史迪威的继任人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Wedemeyer)作风与史迪威完全不同，这十三军已与其它几个军都得了美式的装备。它有三个完整的师，一个教导旅，一个重炮团，一个山炮团，一个反装甲团，一个中美爆破队。

石觉告诉我，他当时在贵阳已经把防务布置就绪，希望日军前来送死。他同时也和在清镇县的中美混合大队接洽好，由该大队派飞机去炸射在独山之南的公路上一长列的日本骑兵。

二十九军副军长吴求剑与九十八军军长刘希程，指挥了预备十一师师长赵季平，在十二月五日由马场坪克复八寨。兼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在十二月八日亲自率领九十一师师长王铁麟，由平舟光复独山。独山是在十二月五日被大队的日军确实占领的。

我军这两个部队，顺利光复如此重要的两个据点，所用的战术不是迎击，而是先派兵迂回到敌后，然后由敌前敌后予以夹击。

第十章　我军转败为胜

在日军一号作战以后，我军获得了一个多月的喘息，藉此也大量装备了七十个师，其中三十九个是纯美式的，三十一个是半美式的。纯美式的称为Alpha，半美式的称为Beta。魏德迈将军与我政府密切合作，将永留中美友情于我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的心中。

日方于一号作战之时，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均已受到美方的打击。他们妄想孤注一掷，尽快把所谓“中国事件”解决了，然后以全力迎战美军，保卫四岛本土：九州、四国、本州岛、北海道。结果，虽则打通了平汉、粤汉、湘桂，以及越桂，几条铁路却缺乏火车头与列车，以及保护铁路线的兵员，并且根本没有多少军队与物资需要这些铁路来运输。所打下的许多城市，也徒然增加了保卫这些城市的负担，正如当年费尽力气而夺取武汉的情形一样。

日方确切知道“时不我与”，于是又在“豫西鄂北”及“湘西”大胆冒险，梦想由豫西的西峡口及鄂北的老河口直捣汉中，然后南下袭取重庆；或由“湘西”穿过四川的酉阳秀山，北上袭取重庆。结果，又两次自暴其短，黔驴技穷，连遭惨败。

我军转败为胜，以“豫西鄂北”的会战开始，以“湘西会战”确立优势，最后反攻广西之战，以席卷的方式与迅雷的速度克复了广西全省。

倘若杜鲁门不抛下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我军必能继广西之后而席卷广东，同时由巴东秭归顺流而下，扫荡长江两岸的日军，克复武汉、南京、上海；也挥戈北指，溯平汉铁路与津浦铁路而上，收复燕云，肃清辽沈。

一、豫西鄂北会战

现在先说“豫西鄂北”。日军虽以豫中之会战占了洛阳，打通了平汉，却让南阳与“宛西”(南阳之西，南阳是汉朝的宛县)留在我军之手。我军守住了西峡口与荆紫关，保障了陕西南部。

日军也让湖北的襄阳、樊城、谷城，留在我军之手。我军守住了老河口与郧阳一带，也保障了陕西南部。

民国三十四年三月，日军同时对豫西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与鄂北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发动攻击。这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一是黄埔一期、徐州萧县人王仲廉。他是南口与台儿庄二役的英雄，在抗战八年之中东征西讨，不曾有一天闲过。一是同盟会老同志，四川的儒将孙震。孙老将军身经百战，战果辉煌。他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可称为第五战区的两大柱石。

王仲廉作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是因为他在该集团军前任总司令汤恩伯麾下之时，功绩卓著。他在南口之役时，是八十九师师长；在台儿庄之时，是八十五军军长；二十九年十一月他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三十二年四月，调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驻节安徽阜阳；十一月，回到第三十一集团军，继汤恩伯为总司令。三十三年，参加“豫中会战”，于全盘逆势之中，保全了主力。

日军于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发动攻势，开始这“豫西鄂北”的会战，目标是王仲廉所守的西峡口与孙震所守的老河口。

在豫西方面，日军动用了五个师团之多，加上一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一个步兵旅团，坦克车一百多辆，卡车一千多辆。倘若只是为了夺取南阳一个城，西峡口一个镇，日军不必如此“小题大做”。

日军知道，王仲廉三十一集团军有一个美式装备的军：吴绍周八十五军。王仲廉另有二十七、七十八、八十九，三个军。

豫西属于第一战区。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已经不是蒋鼎文，而是以“代理”为名义的胡宗南。胡宗南指派了孙蔚如第四集团军作为王仲廉的支援。这第四集团军包括关麟征的老部下，猛将张耀明所统率的三十八军；冯玉祥的老部下儒将李兴中所统率的九十六军；庞炳勋的老部下名将马法五所统率的四十军，以及后起之秀严明所统率的九十军。

地图一　豫西鄂北会战

此外，作为豫西警备司令官的刘茂恩，率领着武庭麟十五军，也在王仲廉防地附近，随时可以支援。

另有“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勉，与他属下的部队第八军，虽则顾名思义，不该驻扎豫西，却也随时可供王仲廉调遣。

中日双方在豫西的兵力，以人数而论，均不算少。

日军攻势的猛烈可想而知。也只有王仲廉那样的部队，才能抵挡。

日军的第一目标是南阳。他们从三个地点出发分进合击，先拿下了南阳东北的方城，正北偏西的南召，西南的新野；然后向正西延伸，又夺去了南阳之西的镇平。

守南阳的一个师，于开战以后，奉命于四月一日突围。

然后，日军攻占了镇平之西西峡口之东南的内乡。由内乡进而攻占西峡口之南偏西的淅川。终于在四月二日攻进了西峡口。

王仲廉早就把有力部队分布两旁，正面退到重阳店。日军一口气冲到重阳店，加以占领。我军很快便将重阳店夺回。

这时候日军接到消息，西峡口方面华军大举反攻，把钻进西峡口的日军包围得水泄不通。这正可以称为“长沙式的反包围”，正如史迪威曾一度梦想在缅甸平满纳所实施的那一次表演。事实上，这不过是王仲廉与他的老长官汤恩伯、老同袍关麟征，在台儿庄早就耍过的老绝招而已。

这一场在西峡口反包围的表演，从四月五日打到四月七日，打垮了日军第一一○师团，毙伤了师团长木村经应与军官士兵四千多人，毁了坦克车五十多辆。

战场平静了一个多星期，双方都积极准备下一回合的厮斗。四月十五日，我军大举反攻，攻入镇平，十七日，一度克复了西峡口。

四月下旬，西峡口又入敌军之手。五月三日，我军克复内乡。五月四日到五月八日，西峡口再被我军夺回，又再被敌军夺去；如此进进出出，瞬息变化，难以叙明克复了几次，又失去了几次。

最后我方决定，不如把西峡口留在他们手中，让他们守，而我们攻。这一种战法叫做“宾主易位”。吃亏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王仲廉确是高明。

就这样，日军又付出了不少毫无意义的代价，迄于八月十五日投降之时，其伤亡增加到四月七日大战的几倍。

现在说一说鄂北方面的战事经过。日军在鄂北只用了一个师团与三个旅团，加上一个补充队，十三部装甲车。他们知道孙震二十二集团军只有三个正规军，一个暂编军。这些部队，与邻近的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及刘汝明第二集团军，都还不曾有美式装备。

日军对孙震，先攻取自忠(宜山)、襄阳、樊城；正如对王仲廉先攻取南阳、镇平、内乡。他们在三月二十三日取了自忠，二十九日取了襄阳，三十日取了樊城；四月八日，攻占老河口。

孙震也像王仲廉一样，对老河口的日军施行反包围，战到四月十一日，日军撤走，只留下少数兵力守老河口。孙震对这日军所守的老河口严密监视，直到日本于八月十五日投降之时。

老河口以东，自忠、襄阳、樊城，及若干重要的战略性村镇，皆被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于四月中旬收复。

日军在老河口与西峡口的收获，仅仅是毁了这两个地方的大飞机场。然而日本本土依然被飞自我国芷江等基地的美国飞机轰炸。

这便是他们何以于豫西鄂北的会战以后，又进行一次“湘西会战”。

二、湘西会战

日军在湘西会战所发动的兵力，是四个师团，加六十四师团的一部分，与一个混成旅团，伪军一个师。

我方用以迎战的，是第三方面军三个军，第四方面军四个军，两个直属师，与第十集团军三个师。

对方的指挥官是支那派遣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郎。我方的指挥官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国陆军总司令”的名称不甚妥切，因为他并不统辖所有的中国军队，而只是统辖美式装备的新部队。倘若在陆军两字之上加一个“新”字，就名实相符了)。

中国新陆军分为四个方面军，分别以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为司令。

此次会战是在三十四年四月二日开始，到六月十日结束。

日方以五个纵队由宝庆(邵阳)一带，向湘西的芷江进攻，目的在于毁掉在芷江的大飞机场，同时也试探由湘西穿过四川东南部酉阳秀山，袭取重庆的可能性。

结果，这五个纵队都分别为我军所迎击、追击、包围，而击溃。日方自己只肯承认死了一千五百，伤了五千。我方的估计是：他们伤亡了两万八千人以上。

我方也掳获了日方步枪一千三百三十三枝，俘虏了日方军官十七人，士兵二百三十人，这是七七以来所从来未有的俘虏数目。日军一向以投降做俘虏为终身难洗的耻辱，宁可自杀而不愿求生。军官对于不能随众撤退的伤兵，也每每把他们活活烧死，不让他们落入我军之手，做我军的俘虏。

以下，我把日方的五个纵队如何吃了我军的亏，分别交代。

日军的五个纵队，原名是重庆支队、右纵队、中央纵队、左纵队、关根支队。为了给读者方便，我把这五个纵队改称ABCDE(请参看地图二)。

a. 顺水桥　b. 白口　c. 望乡山　d. 竹篙塘　e. 洞口

地图二　湘西会战

A纵队，亦即重庆支队，从宝庆之东的黑田铺出发，向西北走，在四月二十九日到达洋溪桥，被我方韩濬七十三军的七十七师击败，向南逃奔，奔到顺水桥，被我军三个师在五月十六日将它杀光。这三个师是追它的七十七师，与迎击它的十五师与十八师。十五师也属于七十三军；十八师属于胡琏十八军。

B纵队，亦即所谓右纵队，从宝庆出发，于四月三十日到达芷江东南的江口，遭到我军五十七师与暂编第六师的痛击。它掉转头来，在五月十一日回到竹篙塘与金龙寨。不仅五十七师与暂编第六师跟了它来，而且有我军五个其它的师，也来对它围攻。这五个其它的师，是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第五十八师、第一一八师，与第一九三师。

B纵队被切成两段，也被歼灭了十分之八九。在竹篙塘的残余，于五月十六日突围；在金龙寨的，于五月十八日突围。

我军于此次会战之中，不仅何总司令妙算如神，也不仅各军军长指挥如意，各师师长之身先士卒也可钦可佩。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芳名列一个表，让今日与后世读者永远怀念。

汤恩伯第三方面军

牟庭芳第九十四军

第五师师长　　李则芬

第四十三师师长　　李士林

第一二一师师长　　朱敬民

丁治磐第二十六军

第四十四师师长　　蒋修仁

廖耀湘新编第六军(总预备队)

第十四师师长　　龙天武

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　　李涛

王耀武第四方面军

胡琏第十八军

第十一师师长　　杨伯涛

第十八师师长　　覃道善

第一一八师师长　　戴朴

李天霞第一○○军

第十九师师长　　杨荫

第六十三师师长　　徐志勋

施中诚第七十四军

第五十一师师长　　周志道

第六十七师师长　　李琰

第五十八师师长　　蔡仁杰

韩浚第七十三军

第一九三师师长　　萧重光

第七十七师师长　　唐生海

第十五师师长　　梁祇六

直属第十三师师长　　靳力三

暂编第六师师长　　赵季平

王敬久第十集团军

侯镜如第九十二军

第二十一师师长　　郭惠苍

第一四二师师长　　刘春岭(未及参加战斗)

刘和鼎第三十九军

暂编第五十一师师长　　史宏熹(未及参加战斗)

现在，话归本题，续叙日军其它三个纵队的经过。

C纵队，也就是所谓中央纵队，也是从宝庆出发，在四月十七日到达放洞，被我军五十一师迎击，十九师与六十三师夹击，落荒而逃。逃到望乡山，我军又有第十一师赶来参加，会同十九师与六十三师，加以歼灭。

D纵队，亦即所谓左纵队，从九巩桥出发，在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洞口，于五月十三日被我军五个师包围，恶战五天，所余无几，逃到龙潭铺，被完全杀光。我军这五个师，是第十一师、第五十八师、第一一八师、第一九三师，与暂编第六师。

E纵队，亦即所谓关根支队，从全县出发，于四月十六日攻占新宁，二十三日到达梅江，被我军暂编第六师击退，于二十七日包围武冈，二十九日夺去武阳。次日，三十日，我军第五师与一二一师大败E纵队于水口之东的瓦屋塘。

五月一日，第五师克复武阳，五月七日，第四十四师解了武冈之围。

日军派了第二十一联队来救E纵队。这个联队在五月十八日到达鹞子岭，被我军第四十三师截住。

其后，E纵队的残部逃回新宁。新宁县城，是日军此次湘西会战的唯一收获。

三、我军收复广西

日军在湘西会战暴露了它已成为强弩之末，而我军士气高昂，加上已有美式装备与空军的协同陆军作战，必胜的信念日益坚强。

三十四年四月下旬，我方探听到日方在广西只有两个半师团的兵力，便决定乘虚一击，收复南宁、柳州、桂林。

蒋公以指挥反攻的任务交给何应钦。何应钦调动了第二方面军两个军：张弛四十六军与黎行恕六十四军；以及第三方面军六个军：杨干才二十军、丁治磐二十六军、牟庭芳九十四军、陈明仁七十一军、陈大庆二十九军，与石觉十三军(牟庭芳的前任是李及兰；陈明仁的前任是锺彬；陈大庆的前任是孙元良)。

地图三　克复广西全省

首先，是四十六军在四月二十七日占了都安。

其后，是二十九军于五月十九日及二十一日连克河池与黎明关。再其后，是六十四军于五月二十七日收复南宁。

最激烈的战斗是在宜山、柳州、桂林。其中，桂林最难攻，我方进攻部队从三个不同的方向会攻，才在七月二十八日把它攻下。这些进攻部队分别属于二十军、二十九军与七十一军。

广西西南端的龙州与镇南关，于七月上旬已被六十四军收复。广西东北端的全县，于八月九日被二十六军收复。广西东南端的苍梧(梧州)，于八月十日被十三军收复。

在八月十日这一天，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投降，拜托中立国向盟国转达。

我方原定的作战计划，是在收复了全县与衡阳以后，乘势收复湘南，进取曲江(韶关)；同时于苍悟收复以后，沿西江而东下，收复广州。

四、日方投降

不料杜鲁门好抢镜头，对日本本土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使得已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的中日第二次战争，因日本之投降而不得不在八月十五日提前结束。

我方分成若干次接受日方的投降：在日本海岸的美舰密苏里号由徐永昌于九月三日与美英等国的代表共同受降，是一次；在南京于九月九日由何应钦接受冈村宁次的投降又是一次；其后分别在各战区由我方指挥官接受当地日方指挥官的投降。

在华日军的总数，于投降之时，为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人。

我方本可以留下这些俘虏做军事的或民事的劳役，更可以向日方要求巨额的赔款以补偿我政府与民众因日军侵略而遭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然而我方下令尽快遣返日军回国，使其与家人团圆。蒋公于美国的压力之下也宣布了不向日本要求任何赔偿。

胜利带给了我国军民以无比的欢欣。可惜、可伤、可恨：这欢欣极为短暂。接踵而来的，是被夹在两大超级强国的中间，发生内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几百万硕果仅存的英勇将士未死于日寇的炮弹、枪弹、毒气，而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几千万义不帝秦的国民，于颠沛流离、饱经患难，侥幸未曾病死、饿死、被敌人用炸弹炸死，用刺刀刺死，却吃尽了苦，受尽了迫害。

现在，谢谢神，谢谢祖宗的在天之灵，由于海峡两岸爱国者的努力，双方的有力者已逐渐由敌对而走向接近、了解，走向合作。

中华民族的前途，有待于大家痛定思痛，洗心革面，改弦易辙，恢复良知，不再以自己的同胞为仇敌，不再以己之所不欲，施于最应该相谅、相助、相爱的同胞。不再争利、争权，不再自暴自弃，而彻底重新做人，做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实践中国文化，发扬中国文化。全体中国人于同一文化之中互助，合而为一，使子孙不再为强邻所欺侮，也永远不再有同室操戈的内战。

附录一　中日双方高级军官名录

一、中国军队

国民政府主席林　森　蒋中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战区司令长官

第一战区蒋中正　程　潜　蒋鼎文第二战区阎锡山

第三战区冯玉祥　蒋中正　顾祝同第四战区张发奎

第五战区李宗仁　刘　峙第六战区冯玉祥　陈　诚　孙连仲(代)

第七战区余汉谋第八战区朱绍良

第九战区陈　诚　薛　岳第十战区李品仙

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第十二战区傅作义

集团军总司令

第一集团军宋哲元　龙　云　卢　汉第二集团军刘　峙　孙连仲　刘汝明

第三集团军韩复榘　孙桐萱第四集团军孙蔚如

第五集团军曾万钟第六集团军杨爱源

第七集团军傅作义第八集团军张发奎

第九集团军张治中　朱绍良　吴奇伟第十集团军刘建绪　王敬久

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　黄琪翔

宋希濂　黄　杰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

第十三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　刘茂恩

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　关麟征　何柱国第十六集团军夏　威

第十七集团军？第十八集团军朱　德

第十九集团军薛　岳　罗卓英　陈大庆第二十集团军商　震　霍揆章

第二一集团军廖　磊第二二集团军邓锡候　孙　震

第二三集团军刘　湘　唐式遵第二四集团军韩德勤　王耀武

第二五集团军李　觉第二六集团军徐源泉　蔡廷锴　周碞

第二七集团军杨　森　李玉堂第二八集团军李仙洲

第二九集团军王缵绪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

第三一集团军汤恩伯　王仲廉第三二集团军上官云相

第三三集团军张自忠　冯治安第三四集团军？

第三五集团军邓龙光第三六集团军李家钰

第三七集团军叶　肇第三八集团军徐庭瑶

第三九集团军郭树勋

军　长

第一军胡宗南第二军李延年

第三军曾万钟　张　冲第四军吴奇伟　欧　震

张德能　欧　震

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　黄　杰

第七军周祖晃　张　淦　王赞斌第八军黄　杰　李玉堂　何绍周

第九军郝梦龄　裴昌会

韩锡侯　陈金城第十军徐源泉　李玉堂　方先觉

第十一军马鸿逵第十二军孙桐萱　贺粹之

第十三军汤恩伯　张　轸

张雪中　石　觉第十四军李默庵

第十五军刘茂恩　武庭麟第十六军董　钊　李振先

第十七军高桂滋第十八军罗卓英　黄　维　彭　善

方　天　罗广文　胡　琏

第十九军王靖国第二十军杨　森　杨汉域　杨干才

第二一军张文清第二二军谭道源

第二三军陈万仞第二四军刘文辉

第二五军万耀煌　王敬久　黄伯韬第二六军萧之楚　丁治磐

第二七军桂永清　周士冕　谢辅三第二八军陶　广

第二九军宋哲元　陈安宝

孙元良　陈大庆第三十军田镇南　池峰城

第三一军韦云淞　贺惟珍第三二军商　震　宋肯堂

第三三军孙　楚第三四军杨澄源

第三五军傅作义第三六军姚　沌

第三七军黄国梁　陈　沛　罗　奇第三八军张耀明

第三九军刘和鼎第四十军庞炳勋　马法五

第四一军孙　震　曾苏生第四二军冯安邦

第四三军郭汝栋　赵世铃第四四军彭诚孚　廖　震　王泽濬

第四五军陈鼎勋第四六军樊崧甫　何　宣　黎行恕

第四七军李宗昉第四八军韦云淞　张义纯

第四九军刘多荃　王铁汉第五十军范子英

第五一军于学忠第五二军关麟征　张耀明

第五三军万福麟　周福成第五四军霍揆章　陈　烈　阙汉骞

第五五军曹福林第五六军谷良民

第五七军缪澄流　刘安祺第五八军孙　渡　鲁道源

第五九军宋哲元　张自忠

黄维纲　刘振三第六十军卢　汉　安恩溥　高保德

第六一军李服膺　陈长捷第六二军黄　涛

第六三军张瑞贵第六四军李汉魂　陈公侠　张　弛

第六五军黄国梁第六六军叶　肇　张　轸　方　靖

第六七军吴克仁　许绍宗第六八军刘汝明　刘汝珍

第六九军阮肇昌　石友三　米文和第七十军李　觉

第七一军王敬久　宋希濂

钟　彬　陈明仁第七二军孙元良　王陵基

韩全朴　傅　翼

第七三军王东原　彭位仁　汪之斌第七四军俞济时　王耀武

第七五军周　碞　施中诚　柳际明第七六军李铁军

第七七军冯治安　何基沣第七八军宋希濂　张　再

夏首勋　赖汝雄

第七九军夏楚中　王甲木　方　靖第八十军孔令恂

第八一军马鸿宾第八二军马步芳

第八三军邓龙光第八四军覃连芳　莫树杰

第八五军王仲廉　吴绍周第八六军何知重　莫与硕　朱鼎卿

第八七军刘膺古　周祥初

高卓东　罗广文第八八军何绍周

第八九军韩德勤　顾锡九第九十军彭进之

第九一军郜子举第九二军李仙洲　侯镜如

第九三军刘　戡　陈牧农　甘丽初第九四军郭　忏　牟庭芳

第九五军黄　隐第九六军李兴中

第九七军陈素农第九八军张　刚　武士敏　刘希程

第九九军傅仲芳　梁汉明第一百军施中诚　李天霞

新一军孙立人新三军杨宏光

新四军叶　挺新五军？

新六军廖耀湘新七军？

新八军胡伯翰新九军？

新十军？新十一军？

新十二军郑洞国临时二军邹　洪　沈发藻

临时四军谢辅三临时九军冯圣法　霍守义

临时十五军刘昌义骑兵一军赵承绶

骑兵二军何柱国　廖运泽骑兵三军郑大章

骑兵四军檀自新骑兵六军门炳岳

二、日本军队

天皇裕仁

司令官

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冈村宁次北支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寿一

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第六军司令官畑俊六

皇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缅甸派遣军司令官河边正三

军　长

第一军香月清司第二军西尾寿造

第十军柳川平助第十一军冈村宁次　圆部和一郎

阿南惟畿　横山勇　笠原幸雄

第十二军内山英太郎

鹰森孝　泽田茂第十五军饭田祥一郎　牟田口廉也

第二十军牢西一郎第二一军？

第二二军久纳诚一第二三军田中久一

第二八军樱井省三第三二军？

第三三军本多政材

师团长

第一师团坂田贞固第二师团？

第三师团藤田进　山胁正隆

丰岛房太郎　山本三男第四师团北野宪造

第五师团坂垣征四郎　今村均第六师团谷寿夫　稻叶四郎

町究量基　神田正种

第九师团吉住良辅第十师团矶谷廉介　藤井洋治

第十一师团山室宗辅第十三师团荻洲立兵　田中静一

内山英太郎　赤鹿理

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第十五师团岩松义雄　酒井康

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　藤江惠辅第十七师团广野太吉　平野盛人

第十八师团牛岛真雄　田中新一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

第二二师团土桥一次　平田正判第二七师团本间雅晴　落合正九郎

第三十师团？第三一师团？

第三二师团？第三三师团甘粕重太郎　樱井省三

第三三师团柳田元第三四师团大贺茂　伴健雄

第三五师团？第三六师团？

第三七师团长野估一郎　村上启作第三九师团澄田睐四郎　佐佐真之助

第四十师团天谷正直郎　青木正一

宫川清三　宫泽斋四郎第四七师团渡边长

第五三师团？第五四师团？

第五五师团花谷正第五六师团松山佑三

第五八师团毛利末广第六二师团？

第六四师团？第六五师团？

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　堤三树男第六九师团三浦忠次郎

第一○一师团伊东正喜　斋藤弥平泰第一○四师团铃木贞次

第一○五师团？第一○六师团？　松浦淳郎　中井良太郎

第一○八师团？　下元熊弥第一○九师团？

第一一○师团健川美次郎　小仓大火

木村经应第一一一师团？

第一一四师团？第一一五师团杉浦英吉

第一一六师团清水喜重　岩永汪

内田银之助

菱田元四郎第一一七师团？

第一二○师团？第三坦克师团？

附录二　中日英文参考书选目

中文部分

王平，抗战八年。台北，天祥出版社，民国五十五年。

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民国六十年。

王修身，忆往事。自印本，民国六十三年。

王梓良，浙西抗战纪略。台北，中国文献出版社，民国五十五年。

王仲廉，征尘回忆。自印本。史民，芦沟桥事变秘史。香港，时代出版社(无出版年月)。

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香港，宇宙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古僧，戴笠将军与抗日战争。台北，华欣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北，海军出版社，民国四十年。

石觉，从军作战记。(自印本，未公开发行。)

安子廉，抗战史话。自印本，台北，民国五十一年。

向志迈，八年抗日血战史。台北，民国六十一年。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编，生命的光辉。台北，民国五十七年。

谷光宇，子珊行述(方先觉将军哀荣录)。台北，民国七十三年。

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社，民国五十六年。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民国六十四年。

李振清，回忆录。自印本，台北，民国四十五年。

杜惜冰，中国抗战史演义。上海东方书店，民国三十五年。

杜晖(郑文辉)，三年八个月(日军占领下之星马)。新加坡，一九七五。

何应钦，八年抗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七十一年。

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自印本，民国五十九年。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二册。南京，民国三十八年。

抗战八年之经过。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初版，民国四十四年台北再版。

何铁华，孙克刚合著，印缅远征画史。上海时代书局，民国三十六年。

阮毅成，我在处州。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三期，台北，民国七十三年三月。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图书公司，民国六十二年。

吴楚(国梁)，一沙一世界，台北，中华书局，民国六十二年。

周开庆，民国四川史事。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八年。

健庐忆语。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民国六十三年。

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民国六十四年。

邵毓麟，胜利前后。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

金雄伯，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

苟吉堂，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记实。南京，民国三十六年。

胡宗南上将年谱。台北，民国六十一年。

胡静编，抗日演义。台北，崇武出版社，民国六十三年。

侯象麟，台儿庄会战实录。自印本，台北，民国六十七年。

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七十年。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自印本，台北，民国六十一年。

孙连仲回忆录。自印本，民国五十一年。

孙震，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民国六十八年。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商务印书馆。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年第五版。

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二年初版，六十三年再版。

郭岐，南京大屠杀。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台北，中外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五年。

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著，日本侵华内幕。台北，中外杂志社连载，民国七十三年。

秦保民，八年抗战史话。台北，畅流出版社。

秦烈士启荣殉国二十周年纪念册。台北，民国六十二年。

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五十六年。

海澨谈往。自印本，民国五十一年。

黄杰，陆军第八军淞沪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六十四年。

滇西作战日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七十一年。

黄锵，衡阳抗战四十八天。自印本，民国六十二年。

庄焜明，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民国六十八年七月。

许锻，南岛风云。马来亚，麻坡，南强书局印行，民国三十八年。

钮先铭，还俗记。台北，中外图书公司，民国六十二年再版。

乔家才，关山烟尘记。自印本，台北，民国五十五年。

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台北，中外图书出版公司，民国六十六年。

张柏亭，八一三淞沪战役亲历记。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二期，民国七十三年八月。

张道一，忆湘川道上。自印本，台北，民国六十五年。

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香港，宇宙出版社，民国五十八年。

赵曾俦等，抗战纪实。四册，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年再版。

赵学渊，缅战回忆录。自印本，台北，民国四十八年。

杨惠敏，八百壮士。自印本，民国五十六年。

国防部史政局，抗日战史(一百册)。台北史政编译局，民国五十五年初版，七十一年再版。

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话。台北，民国六十一年。

国防部史政局，国民革命六大战史辑要——抗日战史。台北，民国五十年。

国防部情报局，中美合作所志。台北，民国五十九年。

国防部情报局，忠义救国军志。台北，民国五十一年。

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社，民国五十五年。

刘茂恩，回忆录。

刘岐，我的回忆。自印本。民国五十五年。

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北传记文学社。

刘筠堂，中国抗日史话(三册)。香港宇宙出版社。

刘毅夫，空军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六十五年。

虞奇，抗日战争简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六十五年。

实践学社，日军在中国方面之作战记录。台北，民国四十五年。

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民国六十五年。

蒋纬国总编，范京生等执笔，抗日御侮。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六十七年。

钟中培，战争与我。台北，志明出版社，民国六十二年。

谢嘉珍编，抗战文选，八册。台北，长桥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

魏汝霖，抗日战史。台北国防研究院，民国五十五年。

萧自诚，战时回忆。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二期以后。台北，民国七十三年。

罗敦伟，五十年回忆录。台北，中国文化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七十年。

龚德柏，回忆录。自印本，台北，民国五十三年初版，五十四年再版。

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自印本，台北，民国五十二年初版，五十四年再版。

有关的重要期刊：台北，传记文学；中外杂志；春秋杂志；畅流月刊；东北文献。

日文部分

今井武夫，支那事变の回想。昭和三十九年。

日本政府连络局，极东裁判法庭速记录。昭和二十三年。

田村吉雄，秘录大东亚战争史。昭和二十八年。

田村真作，缪斌工作。昭和二十八年。

矢部贞治，近卫文磨。昭和二十七年。

伊藤正德，军阀兴亡史。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畑俊六，日志。昭和五年至二十年。

高木清寿，东亚之父石原莞尔。昭和二十九年。

秦郁彦，中日战争史。

御手洗辰雄，南次郎。昭和三十二年。

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大将资料，战场回想篇。昭和四十五年。

滨田峰太郎，上海事变。昭和七年。

英文部分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1967-1971.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ss., 1964.

John H. Boyle, Japan's puppet regimes in China, 1937-1941. Stanford, Calif., 1968.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G. P. Putnam & Sons, 1949.

Chiang Kai-shek, All we are and all we have. John Day, 1942.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Revised and 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 1965.

Chin Wen-sse,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N.Y., St. John's University. 1965.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hina Handbook, 1937-1945.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J. Leroy Christian, Account of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at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1938. Washington D.C., 1942.

Carl Crow, I Speak for Chinese. Harper, 1937.

Paul S. Dull and Michael Takaki Umemura, The Tokyo Trials: A Functional Index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Ann Arbor, 1962.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Princeton, N.J., 1950.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1953.

Sven Homer, Marshal Chiang Kai-shek. John Day, 1940.

Joy Homer, The Dawn Watch in Chungking. Hong Kong, 1941.

Hu Pu-yu, A Brief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aipei, Chung-wu Publishing Co., 1974.

Hu Shih, China, too, is defending a way of life. San Francisco, The Grabhorn Press, 1942.

Cecil H. Uehara, 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868-1945. 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954.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Vols. 3-4, 1937; Vols. 3-4, 1938; Vols. 3-4, 1939; Vol. 4, 1940; Vol. 4, 1941; Vol. China, 1942; Vol. China, 1943; Vol. China, 1944; Vol. China, 1945.

Freda Utley, Japan's Gamble in China.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38.

Freda Utley, The China Story. Chicago, Regnery, 1951.

Wang Chi-chen ed., Stories of China at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Devin.

Russell Whelan, The Flying Tigers. N.Y., The Viking Press, 1943.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1961.

W. W. Willoughby,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1935.

S. F. Wright,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 Shanghai, 1938.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Harvard, 1963.

John Young, Checklist on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1868-1945. Washington, D.C., 1959.

Katsu H. Young, The Nomonhan Incident: Imperial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Monumenta Nipponica, No. 22, 1967, pp. 82-102.)

附录三　中国抗战时之财政

抗战开始的时后，中国尚是一个贫穷的、试图自立的国家。抗战是十分花钱的事，把中国挤干。一年接一年的赤字，加上又没有外债可借，与配得上称为“援助”的外援，使得国民政府只有依靠印刷机。于是纸币的膨胀越出控制以外，在胜利之日的前夕，重庆零售物价高达战前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倍。

一、清朝末年的财政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伤害了中国。英国逼迫清朝的帝国政府缴纳一千八百万元墨币的赔款，外加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广州当时并未被英军占领)，代偿商欠三百万元。总数是两千七百万元。清政府依照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的规定，在一八四五年年底以前便把这两千七百万元付了。(不过，商欠后来中国商人还了清政府，赎城费广州市民认了两百万，扬州盐商也捐献了一百万元，清政府事实上只负担了一千九百五十万元墨币。)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国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获得法国参加。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北京条约结束；由清政府对英、法两国各赔八百万两。中国库平一两等于屈老埃的一两零三分，也就是墨币一元三角九分。清政府此时已由于太平天国之乱而穷过当年，却仍能按时以一千六百万两分赔英法两国；虽则不能像当年缴纳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之时那么痛快。

从财政的观点而论，第一个严重的打击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第一次战争以后，日本对清政府要索的两亿三千万元赔款。我们可以说，清政府此后元气一直未能恢复。由于日本限令于七年半以内缴清，清政府不得不向俄法两国借一亿两，向英德两国借三千二百万镑。这些借款的利息都比当时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为高；而且都用了中国海关的收入作为抵押。从此以后，清政府及其后的国民政府，每年只能在扣完外债的本息以后方能动用海关的税收。

第二个严重的打击，也是更严重的打击，是拳乱及八国联军之后的庚子赔款。依照一九○一年辛丑条约，赔款总数是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还，未还之数，年利百分之四。付款的方法，是直接由海关税收按年扣付，由充当中国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一位英国人经手，英国人当中国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已经有了多年。

各国所分到的庚子赔款，虽则原数是写成银两，却要按照辛丑年的汇率核成各国的金币。每年在付款之时，又要把金币按照该年的汇率换算成中国银两。利息也是如此。银价一年不如一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付出的庚子赔款的本息便比辛丑条约的银两原数高出许多(条约规定赔银，事实付出为金。金价一年高于一年)。中国当时的关税是用银子收税，而税率又只是照价百分之五。所谓“价”不是其后每年的货价，而是若干年前签订“限制关税的条约”之时的货价！

八国联军出兵的只有八国，却有十三国共享赔款。未出兵的五国是由出兵的八国邀请来分赃的。这五个幸运的国家是比、荷、西、葡，及瑞典挪威联合国。

十三国的赔款数目彼此不同。俄国有一亿三千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德国次之，比九千万两略多；再其次是法、英、日、美、意、奥。美国分得了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相当于美金二千四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六元八角一分(一九○一年的汇率，是每两相当于美金七角四分二厘)；比国分得了八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较奥国所得的四百万零三千九百二十两为多，大概是因为比国传教士遇害的较多。

从一九○二到一九一○年，每年由关税扣付庚子赔款及所欠俄、法、英、德四国有关甲午对日赔款而产生的外债，总数在四千万元左右。当时清政府的全部税收不超过八千三百万元。

二、民国初年的财政

从一九一二到一九二八年，北京中央政府在袁世凯及其继承人军阀统治之下，过一天算一天，从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与外国人盐税稽核官的手中，领取关余、盐余，不够开销，于是不断的举借大小外债，也向国内银行强行摊派一些管理不良的“内国公债”。

袁世凯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取得善后大借款两千五百万镑，以盐税作抵，因此而丧失中国关于盐税方面的国家主权(由外国人做盐税稽核官，并直接扣付善后大借款本息)。袁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死的时后，已经把两千五百万镑花光。然后他做到了约束住各省军阀，也使得这些军阀把他们所僭收的田赋至少缴一部分给中央政府。田赋在当时，就法理来说，尚是一种属于中央政府的国税。

袁死以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是著名的软弱人物，一向受段祺瑞支配。段本人虽不是一省或两省的军事长官，却是若干省军事长官的领袖。这些军事长官都霸占田赋与别种的税，只知有强人段祺瑞，而不知有中央政府。段有时为国务总理，有时为陆军总长，很照顾各省的这些军事长官。段虽则受到各省军事长官的拥护，却收不到各省军事长官的款子，而仍须维持中央政府的门面，只得到处张罗，举借外债，摊派内国公债。

在段祺瑞以后，做北京政府幕后的强人的两个大军阀，曹锟与张作霖，做得不比段祺瑞好。这两个大军阀正如段祺瑞一样，所能借到的外债，只是小数目，所用的抵押品也只是不足道的小东西，例如无线电报放射台与有线电报杆子之类，以及无线电报局与有线电报局所收到的“发报费”。他们所摊派的内国公债，必须打很大的折扣(用若干铁路作抵押的外债信用较好，因为有货运与客运的收入，可用以付本付息)。在北京中央政府做大小官员与任教于国立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教职员，很少能领到全薪或按时领薪。

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一度于一九二六年担任了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三个半月。他留下了一段话，证明当时应付开销如何困难。他说，他总共只收到了三百五十二万一千元，包括从海关总税务司及盐务稽核官送来的关余盐余一百四十六万二千元。换句话说，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万元左右，赶不上清朝末了两个皇帝之时的收入。各省军阀不向北京中央政府缴款，却不断的打电报向它要钱。

三、抗战前国民政府财政

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成立；其前身为孙逸仙大元帅之大本营。它准备于或长或短的未来以其军队扫荡各省军阀，统一中国后，变成中央政府；在健全的财政基础之上成为行政中心。

胡汉民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大元帅北上之时，受任为代理大元帅。他削平了广东的霸占防区税收的地方军阀，为国民政府铺好了路。廖仲恺做广东省长兼财政厅长，贡献也大。

早在一九二四年，孙逸仙的大本营便已成立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先做副行长，其后为行长。当时它还不是银行之银行，只是若干银行之一，却也做了政府收支的公库；随着孙胡二氏之时大本营力量的扩展，中央银行也获得成长；在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其初期的成功，也颇得力于中央银行的支援。

中央银行在一九二七年武汉与南京分裂之时，不再能顺利进行。其后，宋子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南京担任财政部长，在同年七月举行全国财政会议，同年八月重建中央银行。于是中央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亦即银行之银行，管理国库，海关税收也不再存入英商汇丰银行，而存入中央银行。

由于美国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首先允诺对中国关税自主表示同意，只要别的国家也同意，各国(除了英、日两国附加了条件以外)也都一致同意，国民政府宣称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起关税不再收银元，而改收“关金”，每个关金单位(即“关金元”)规定为相等于美金四角。从此以后，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付本付息，可以直接用金(关金)，而无须计算银元若干，合某国金币若干，于是不再因国际银价跌落而吃亏。

中央银行对进出口商人出售关金，也接受他们的关金存款。因此而积存了很多外汇，不久便与外国各大银行连络成功，指定外国银行为中央银行在外国之代理人(往来户)。

英日两国所提出的要求，获得顺利解决。第一、中国答应英国在自主的第一年对各国货品不实行新税率；第二、中国答应日本，在实行自主的头三年，对各国某些货品如鱼类、纺织品、面粉等等，不实行新税率(这些货品，以来自日本的为多)。中国同时也对各国保证，在全国各地一概废除“厘金”(厘金是曾国藩等人对太平天国作战之时，所创的一种遍及各城各大路交叉口的小关税。为了废除厘金，中央政府花不少钱补偿各省地方当局)。

于是在一九三○年一月，中国获得了完全的关税自主，提高了多数货品的进口税率，使得全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两亿九千多万银元(由关金算成银元)，比起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一亿二千一百万，与一九二一年的五千四百四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元，不可同日而语。

国民政府从此直至一九三六会计年度(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每年的关余都不少于三亿银元，虽则由于日本野心家窃占东北而使得中国少收关税盐税五千万元之多。

王正廷于恢复关税自主的工作上，也是功不可没，他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主要贡献是把厘金真正废除干净，花了不少精神与地方当局商谈并拿出办法。倘若厘金废得不彻底，列强是不会同意关税自主的。

宋子文也是替中国收回盐税管理权的人。盐税依照一九一三年的合约规定，由外国人所组织的稽核处经管，直至付清两千五百万镑本息之时。盐税不像关税容易管。收盐税的地方遍及全国，非比关税之征收于各大海港。外国人要稽核或直接监收盐税，必须设置成百上千的办事处，开销很大(也没有那么多外国小职员可用)，况且各地的盐税税吏心目中只有地方长官，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国家信誉，很使得少数的高级外国稽核头痛。事实上，在宋子文收回盐税管理权以前，洋稽核已经拜托总税务司代为在关余项下扣付这善后大借款的每年本息了。宋子文只费了一场坦白交谈，便从洋稽核的手中取回盐税管理权了。

宋子文的真正工作，是把盐税税款拿到，交给国民政府。北京政府时代，全国盐税约六千万元，各省缴到北京的只有三百万元。宋子文用“改在产地收税”的办法，给予所有靠中饱盐税为生的人一个致命打击。宋子文规定，盐税只收这产地所征的一次，其后运销各地，一概不许再抽。宋子文知道，各省地方政府因此所受的损失极大，他便经由全国财政会议把田赋由国税改为省税(其后因抗战而又改为国税)。这项改田赋为省税的措施，不使得国民政府损失多少，因为各省在北京政府时代早就据田赋为己有了。

国民政府于是在一九二八年收得了盐税五千四百万元之多。到了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十二月，国民政府收到的盐税竟有两亿一千八百万元。那是北京政府的官员所从来不敢梦想到的。

宋子文的另一成就，是创行“统税”，收取租界上若干消费品如卷烟、火柴、水泥、啤酒、烈酒等等的出厂税，同时也收租界以外这些货品的出厂税。租界本不是割让给外国的土地，但是外国人倚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一向不肯对中国政府纳税；他们自处于中国法院的管辖之外，而中国政府无可奈何。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洋人，而且自设其所谓“上海市议会”(Shang hai Municipal Council)，故意讹译为“工部局”，中国政府一向也就装聋作哑，完全放任。

宋子文同租界上的洋人厂商说：他们不向中国政府纳税，其实很吃亏。因为卷烟、啤酒之类在运出租界之时，仍然被抽税，而且各地当局任意的抽，就厂商的立场而言，可谓毫无保障。宋子文劝他们，不如干脆纳一个“统税”，纳了以后，他宋子文保证全国任何地方的当局不敢再抽(如果抽了，则中央的国民政府一定偿还厂商)，洋人相信宋子文的话，果然踊跃纳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租界洋人对中国政府纳税的事；也是中国人收回国家主权的一大步。就财政而论，这统税不久便成为仅次于关税、盐税的第三项国税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会计年度之时，统税的收入高达一亿二千五百万元(租界上的华人厂商当然也缴纳统税，毋庸赘说)。

宋子文与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们不同，他不喜欢借外债。一直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辞职之时，他只借了两次外债，一次是赈灾借款九百万美元，另一次是剩余棉麦借款一千七百万美元。这两项都是向美国借的。

国民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在抗战以前已是如此，因为有曾为军阀的人叛变，在江西及若干省分交界之处又有共产党人在作武装活动。宋子文只得向本国的人以公债票的方式借内债：

在一九二八年借一亿零六百万元，

在一九二九年借一亿六千三百万元，

在一九三○年借一亿一千四百万元，

在一九三一年借三亿五千万元，

在一九三二年借一亿九千万元，

在一九三三年借三千万元。

宋子文也曾经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整理北京政府的若干旧公债，用专款担保付本付息，因此而提高了债信，同时减低了这些公债的利息与延长了还本的时间。

宋的继任人孔祥熙为山西金融世家子弟，曾经留学美国，先后修毕莪伯林大学学士与耶鲁大学硕士学位课程。宋于一九一五年在哈佛大学卒业。这两位对于美国的财政史均有根柢，均决心以承认中国旧债，适当处理新债，来提高国民政府的债信。

孔担任财政部长直至一九四四年年底；有时兼为行政院之院长或副院长。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别国的内阁总理。孔在抗战以前的主要成就，是废除银元，改行法币。法币有充分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通常是不兑现，但商人为了买洋货进口，可以申请外汇，学生为了出国读书，官吏为了出国办事，或是另有其它正当理由需要出国的人，也都可以申请外汇。中国人民在国内只许持有法币，不得持有外汇或金银。

实行法币的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这件事是经由立法院以立法程序通过的。

孔的理由是：美国罗斯福施行购银政策，以济助美国的银矿人士，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从一九三四年七月至十月便流出了两亿银元之多。此外，民间的首饰之类，也被人收购，用走私的方式流出了六亿两左右。(当时的银元多数分两种，袁世凯一九一四年的重七钱二分；国民政府一九三三年的重七钱一分五厘，亦即二十六点六九七·一格兰姆。)

中国国民对法币甚为欢迎，他们猜想，政府一定是为了准备抗战才实行这个似乎很神秘的政策。大家很踊跃的缴出金条、银块、首饰、银元、外汇，共值八亿元之多。于是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分之六十七。

国民政府确是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的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零三千四百万元法币，作为秘密的专款，作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

购买兵器弹药　　一亿九千八百万元

重工业(钢厂，兵工厂等)　　一亿七千五百万元

铁路　　五亿五千五百万元

公路　　三千七百万元

水利设施　　六千九百万元

蒋介石委员长有一个秘密计划，包括建筑沿着未来战线与围着重要城市的国防工事，以新式武器装备六十个师，每年二十个师，并且雇用外国军官训练这六十个师。

扩展或新造各铁路、公路与水利设施，也都是与抗战有关的。不幸，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使得蒋的日记被张学良与杨虎城看到，把这计划的秘密泄漏了。很可能日本的间谍因此便知道了这个计划，报告日本当局，使得日本不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进攻波兰之时，而提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便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之时，中国仅有新式装备与新式训练的部队二十个师。倘若能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国便有了这样的精兵六十个师。战争的情况便很不相同了。

为了准备抗战，孔祥熙也向国内银行与投资人大借内债。他在抗战开始以前一共借了八亿三千四百万元。他仿照宋子文的先例，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整理了旧的公债，降低其利息，延长其还本期限，于是节省下每年的债务负担八千五百万元。他也正如宋子文一样，不喜欢借外债。直至抗战开始，他不曾借一元钱的外债(虽然于战争爆发前夕，他在欧美很活跃，接洽了不少外债，但皆因战事发生而终成罢论)。由于孔、宋先后提高中国债信的努力，抗战前夕伦敦市场中国债券的折现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高过了日本及许多别的国家的债券。

于筹措战费之余，孔祥熙也不避艰难，划出一亿二千四百万元，作为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发展教育的专款。此外，他也划出了一亿七千五百万元，发展工业，改良农业。这些数目虽不算庞大，却在战争气氛笼罩之下，助成了教育与工业、农业的新的开始。

四、战时的财政收支

抗战开始以后，孔祥熙仍为财政部长。他任职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有时兼任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孔在财政方面的努力，比起任何其它的人，更有功于使得抗战能进行如此之久。他遭受不少批评，也常常代替整个政府受过，甚至蒙受种种不堪入耳的恶名。现在真是应该为这位有心做好而十分爱国的人说几句公道话。

第一、他的职务根本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好的。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而对日本这头等的国家作战，没有那么多钱做如此的豪举。中国在战前的一年，政府税收总数不超过八亿七千万元，以每元等于三角美金计算，只不过是两亿六千一百万元而已。倘若珍珠港事变之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只有这么一点点，请问罗斯福与财长摩根索怎么办？再则，国民政府税收的大部分是关税、盐税、统税。这三种税都是在沿海大城与海岸盐场所征收的。战事开始不久，这些大城与盐场都被日本占了。中国没有近代化海军，无法阻止日本占这些大城与盐场。于是国民政府的税收由八亿一千万元在第一个年头便下降到五亿五千九百万元。当时零售物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二，这五亿五千九百万元的购买力，在事实上只等于四亿五千四百万元而已。

在这抗战第一个年头，亦即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政府的开支是二十九亿又一百万元。孔祥熙用内债弥补赤字。他以后也这样做，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卸职之时。内债的方式，先是公债，其后是向国家银行“透支”。

所谓国家银行有四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有联合办事处，称为四联总处，由四行的代表组成，由蒋介石兼任主席。这四行有权发行钞票。所谓给政府透支，是因为政府一向在四行存税收，有国库户头，户头的钱不够了，而政府需要用钱，于是便“透支”起来。换句话说，这是政府向本身借钱，所借的也是本身所印的纸币。

政府未尝不想借外债，然而一直借不到。“借到”的只是若干物物交易的暂付款。苏联、英国、美国给我们一个户头，说是若干万，而并不给我们现金，我们买他们的军用品，逐项随时记在户头的账上，然后运去桐油、钨、锡等等战略物资，也逐项随时记在户头账上冲销，真正的外债，要到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后的两个月，才有美国给我们的五亿贷款，称为“美国国库信用放款”，却也不是一次拨付的。

以下是抗战八年每年国民政府的支出、非债收入(即税收与国营事业收入等等)、举债收入(单位：亿元)：

年　度支出(亿元)非债收入(亿元)举债收入(亿元)

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20.915.5915.32

1938年7月至1938年12月11.692.978.72

1939年(1月至12月)27.977.1520.82

1940年52.8813.1739.70

1941年100.039.1490.90

1942年245.1145.92199.19

1943年588.16158.82429.93

1944年1716.90356.091360.81

1945年1月至8月15日5346.39660.274686.12

总　数8110.041259.126850.92

五、关于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

在抗战的头四年，通货膨胀被控制得相当有效。国民政府尽量不发行太多新的法币。它尽量用公债及向四行透支来弥补赤字。

国民政府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仍办到了维持法币的规定价格，即每元等于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所以能办到如此，是因为有中英两国各有一个银行，共出两百万英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对法币贱时买进，贵时卖出，颇为成功。其后增加基金为一千万英镑，中英两国各有两个银行参加。这两次基金把法币的汇价稳定住了，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才第一次降低法币汇价。(市场价格在一九四○年达到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五元二角三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降到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八元六角五分。)

对内的举债，主要是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前后一共借了一百五十亿法币、二十亿美元(美元公债)、两千万英镑(英镑公债)、一亿关金单位(关金公债)。用透支方式借的内债，常常是短期的，多在本年度终了以前归垫，或在下年度归垫。

国民政府对法币的发行额，也竭力限制。最初创行法币之时，总数是十八亿三千三百万元。到了抗战猛烈进行半年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年底，发行总数才只有二十一亿。到了打完八年，又遭遇到中共异动半年以后，亦即一九四五年年底，法币发行总数，才达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亿。

物价随着战事的延长而逐渐上升，然而在开始三年是很慢的。第一次跳升，是在一九四○年七月，丘吉尔封闭滇缅路以帮助日本“在三个月以内解决中国事件”。中国捱过了这三个月，日本未能如限解决其所谓中国事件，丘吉尔也重新开放了滇缅路，然而财政方面丘吉尔所给予中国的伤害，已成事实。很多只能由缅甸进入中国的货品，在这三个月以内价格跳升到高层；于滇缅路重新开放以后并不回降。

假定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为一；一九四○年六月之时，它是四点九；经过三个月的滇缅路封闭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之时，它已经是由四点九升高为十一了。

第二次跳升是在日军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占领仰光，一九四二年五月占领腊戍之时。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是三十六。

第二次大跳升，是国民政府应美国政府之请，动员了成百万的农民，为美国轰炸机建筑一打以上的大飞机场。杨格先生(Arthur N. Young)说：“使得(中国)通货膨胀恶化的一项主要因素是来自美国(中国为了替美国造大飞机场)。而于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短短的六个月之内，骤然抛出六十亿法币(作为造大飞机场的农民的工资)。”零售物价指数于如此的震撼之下，便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升高到四百六十六(亦即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四百六十六倍)。

通货膨胀显然已经进入“跑出了界”的阶段(Running away)。国民政府又尽了三次努力来加以处理。第一项是有小小的成功；其余两项都是失败。

第一项努力是在一九四一年把田赋从省政府手中，收归中央，作为国税，同时在中央的预算中列入补偿各省政府的费用，也准许各省政府征收有限度的地方税。不久以后，差不多立刻，国民政府又把田赋不收法币，而改收粮食，称为征实。再其后，国民政府于田赋以外，加行所谓“征购”，亦即强迫农田所有人再缴若干粮食，算是卖给政府的，由政府出“期票”，言明于抗战结束之时还钱。政府用这个方法，避免了以大量法币抛入粮食市场以购买粮食，供应一千四百万军人与应征壮丁以及很多的公务员与教职员及其眷属，与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这一个“农业年度”之中，就这样取得了：两百一十九万五千公吨的米，四十八万七千公吨的麦。在其后的三个农业年度，亦即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政府又于征实、征购之外加行“征借”，取得了：两百六十六万五千公吨的米，五十七万三千公吨的麦。

国民政府第二项遏阻通货膨胀的努力，是在香港设立一个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国出两千万美金，美国借一亿美金，英国借一千万英镑。这个委员会以法币一元等于英币三又十二分之五便士的汇率，向从事进口贸易的中外商人出售英币；也以法币一元等于美金零点零四又四分之三美元(亦即美金四分七厘五毫)出售美元。换句话说，以法币九十三元六角七分等于一镑，法币二十一元零五分等于美金一元的汇价出售英镑美元。在仅仅三个月又十三天的期间，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到同年十二月一日，这个平准基金会便卖掉了(也就是花掉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与两百万英镑。在香港的许多进口贸易商都成了暴富，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上海，而且有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或雇用而来的。主持这个平准基金会的在表面上是陈光甫，但事实上是秘书长冀朝鼎。冀朝鼎对于来申请外汇的人，不论是谁，不论有无正当理由，一概有求必应。

国民政府第三项遏阻通货膨胀的努力，是运用美国在珍珠港事变后两个月“颁给中国”的五亿美元信用放款，挪出两亿购买美国的库存黄金，运到自由中国卖给人民以收回大量法币，免其留在市场兴风作浪。这些被收回的法币，在其后国民政府需要用钱之时可以拿出来用，免得又要印制新的纸钞票。

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用书面对中国做了承诺，说“美国财政部同意就五亿信用放款划出两亿美元，作为中国购买黄金之用。”

国民政府一向习惯于相信美国政府任何一个官员说出的话或写下来的字(在得到摩根索承诺之后)，差不多立刻就实施出卖黄金的计划，而且不等到从美国运来一镑或一两的黄金，就先把中国自己在重庆库存的黄金拿出来卖。那是一九四三年秋天某一日开始的大事。被授权出卖黄金的最先只有中国农民银行。人民听说政府用黄金来使得法币能够“兑现”，立刻对法币恢复了信心，却并不再急于把法币抛出手外；他们来买黄金的不多，中国农民银行卖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才卖掉了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而已。

国民政府倒反而是想多卖出黄金，多收回法币。它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改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中央银行似乎比中国农民银行更会做这个生意。它在同年的五月，卖出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在六月也卖出这个数目；在七月卖出了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的黄金。

然而，由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国的黄金运来重庆极少。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六月，总共只运来了不多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是相当于一千一百万美元而已。而且极大多数是用船运来的，不是用飞机运来的。

中国政府及其驻华盛顿城的代表，每次向美国政府抗议都或是被置不答复，或是用下列的说法加以反驳：飞机缺乏可载黄金的吨位(虽则为了运大量在美印制的中国钞票，却有的是吨位)；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黄金，而是更多的货物；中国应该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

事实是，中国政府出售黄金政策十分有效，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个月之中便收回了六十三亿元法币，而所花的黄金只是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而已。中国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积存于民间的法币，总共只有七百五十四亿元。倘若能有相当于四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便可以收回这七百五十四亿元法币之中的六百三十亿元法币。

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以当时每英两三十五美元计算，可买到五百七十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英两黄金，亦即三十五万七千一百四十三磅重的黄金，亦即一百六十二吨重的黄金。中国民航公司曾经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之中，把两千吨之多的美国印制的中国法币钞票运过中印之间的驼峰，区区一百六十二吨重的黄金，对美国空军的飞机而言，算得什么？而且倘若每一次只运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其重量只有一点六二吨而已。

中国诚然也缺乏货物，正如战时的英国一样。美国能不能像帮助英国那样，以美国的强大海军护航，以成千的船装载货物到中国来呢？

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劝告。不过，更好的劝告是叫中国对日本单独媾和，以留下“人力”作为战后建设之用。

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抽后腿的幕后人物，是摩根索最亲信的助手花埃特(Harry Dexter White)。据一度曾为美共党魁的简伯尔斯(Chambers)在国会做证时说，这位花埃特曾经是美共的最活跃的党员之一。我没有责任证明简伯尔斯的话是否属实。让我在此引用杨格先生的话：“无论怎样，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一方面阻挠中国政府买的黄金运往中国，同时却竭力促成对苏联给予一百亿美元的战后贷款。他显然是颇有亲苏与反华的成见。”

中国曾经向美国建议，用民间的飞机运黄金到中国。花埃特却坚持只能以军用飞机运黄金到中国，同时又说军用飞机无此吨位！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以书面向摩根索坦白报告：“我们尽胆量所及而对此(运黄金)之事多方延宕。……我们认为此时再以大量黄金运华，将是严重的错误。”

其后，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宋子文以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身分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与财政部的高官会谈，把摩根索自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所写书面承诺拿给摩根索看，其中摩根索承诺从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贷款之中提出两亿作为购运黄金之需。花埃特再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坦白承认“我们扣留黄金，绝对没有法律的根据。……我们是在薄薄的冰之上溜冰，而一再用种种借口搪塞，而尽力拖延时间，拖到不能再拖为止……。”

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到同年六月十三日，又没有一两的黄金从美国运抵重庆。同时候，国民政府却以“预售黄金，定期交货”的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回了大量的法币。事实上，由于美国不把黄金运来重庆，国民政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经失信于中国人民，而且付出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库存黄金。

国民政府又必须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按照人民所已经预缴的法币之数，付给人民以相当于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在同年六月三十一日以前付给人民以相当于八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

人民在此以前，一向拥护国民政府，然而现在，人民花了法币预买黄金，而国民政府不守信用，不按期以约定之黄金重量十足交货，却被宋子文以一纸布告，打折扣交货，因此人民不仅对国民政府的可信度开始怀疑；而且在知道这件事是由于美国不肯合作以后，人民对由国民政府已失去美国的友谊，能否赢得对日本的战争也开始怀疑。

六、物价飞升，飞上了天

物价指数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六十六点二，升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二二八；飞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七五五，又飞上了直冲霄汉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二一六七(胜利前夕在重庆一地的零售物价是一七六三)。

摩根索在宋子文把他摩根索自己所写的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书面承诺拿给他看以前，似乎忘记了这项承诺，错记了这项承诺，或被花埃特迷糊得忘记与错记。摩根索以为自己仅仅承诺了划出两千万美元供中国购运黄金，而不是划出两亿元购运黄金。

摩根索在被宋子文拿出那件书面承诺窘了他一阵以后，斥责花埃特与美国财政部其它官员：“我曾经以书面向中国政府承诺了，中国可以有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而你们把我陷于绝对不名誉的地位。我想，这是不可以原谅的。我今天好比是一个讲定了价钱又赖账的无聊的小贩子。”

摩根索竭力补过。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至十月输运了相当于两亿四千五百四十七万五千美元的黄金到中国，超过了当年中国购运两亿美元的黄金的申请。然而为时已晚，不能阻止中国在紧接着对日胜利之后的大灾难。

[img border="0" src="image/image101.jpg" width="550" height="385">

1937上半年　　指数　　1.00

1937年底　　指数　　1.18

1938年底　　指数　　1.76

1939年底　　指数　　3.23

1940年底　　指数　　7.24

1941年底　　指数　　15.96

1942年底　　指数　　66.20

1943年底　　指数　　228.00

1944年底　　指数　　755.00

1945年底　　指数　　2,167.00

1945年8月14日　　指数　　1,763.00

七、美国对华租借法案

长话短说，美国对华租借法案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所签的协定。美国在战时总共花了八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战后又花了三亿美元作为运送日兵、日侨、韩人各回本国之费用，以及运送中国军队到日本占领区，光复故土。日兵的总数为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日侨是七十七万九千八百七十四人。韩人有兵有民，数目比日兵日民要少得多。

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在别国不想援华，也无力援华之时，对中国援助，一直十分感谢。中国人民也知道美国援苏援英，花钱极多，援苏花了九十亿美元，援英花了二百七十亿。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说过什么话。

中国人由于也是一个富有自尊心的民族，而且又有很长久的文化背景，从来并未习惯于伸手向别的民族乞讨。中国人在领取租借法案物资之时，便已下了决心，将来有一天把这些物资的代价偿还给美国。果然，最后中国人用了“反租借法案”的金钱与劳务，偿还了美国对华租借法案的全部。没有一个中国人问过：苏联与英国曾否偿还美国给他们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全部或一部分。因为那根本不是中国人想管的事。

有些记者以为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是由中国人经管的，事实恰好相反。经管的是一位美国陆军的代表：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史迪威离开中国以后，经管的人是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

关于美国对中国及其它各国租借法案施行的细节，尚未在美国与中国公布，简单的说，中国获益良多。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缅甸北部消灭日军的五个中国师，便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加以装备的。另外有十九个中国师，在萨尔温江上游(怒江)的西岸与中缅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上对日军作战；这十九个中国师也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装备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倘若史迪威能对他的中国长官更为诚心合作，则美国租借物资可能会发生了更令人佩服的效果。史迪威是在中印缅的美军之司令官，也是中国战区联军统帅蒋介石的美籍参谋长。在中国为了抵挡日本的“一号作战”，而极端需要汽油与武器之时，史迪威却把当时全部的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留下，用在缅甸北部的作战。史迪威的另一错误，是违反罗斯福所同意的蒋介石的一项决定，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开始缅甸北部之作战。史迪威把这个作战提前一年开始，并且不通知中国，甚至不在作战开始以前的几天通知中国。

八、中国对美国的反租借法案

这个项目所包含的是中国为了供应在华美军薪水及其它开销所花费的法币，与应了美国之请替美国空军建造的若干空军基地(大飞机场)。总数是一千零三十八亿法币。美国也曾经以或多或少的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银行户头，一共存入了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中美双方均想算清这笔账，但是从来不能在汇率的计算上取得互相一致的结论。中国坚持以政府所公布的官价汇率为主，酌量弥补官价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差异。美国官员却主张完全按照黑市的汇率。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中美双方终于签立了一项协定，写明中国不再追索一千零八十三亿法币与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之间的尚未清偿之数；美国也承认中国已经偿还了全部对华租借法案物资与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亿美元信用放款。美国同时也把存放在太平洋若干岛屿之上的战事剩余物资，送给中国，由中国自己派船去拿，作为抵充所欠中国款项的尾数。

九、中美之间的几次物物交易契约

这类契约有过四次：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桐油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二)一九四○年二月锡贷款，两千万美元。

(三)一九四○年十月钨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四)一九四一年四月金属矿物贷款，五千万美元。

这四项都只是物物交易的契约而已。称为贷款，是错误的。美国先把美元存入在美国银行的中国政府户头备中国代表买军用品。中国于万分困难之下，把桐油、锡、钨等等从各省各地的人民手中买来，集中在一起，小心翼翼的交运到美国，冲销户头之中所动支的美元，在此购买桐油、运送桐油之期间，美国照收利息不误，这哪里是贷款，只是物物交易而已。

中国把这四项所谓贷款总数一亿二千万美元，都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冲销净尽，只剩下七百二十万美元的尾数。由于中共异动，政府播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又赖在南京不走，静候共军入城，中国政府想买齐尾数七百二十万美元的桐油、锡矿之类，也找不到美国政府的代表交货。

十、战后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与其它美援

美国官员常常称那笔作为输送近两百万人的日兵日侨与韩人回国的三亿三千万美元为“战后对华租借物资”。输送中国军队去接管日本占领区的费用，也称为“战后对华租借物资”。

此项物资总数相当于美元多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

美国国务院的算法：二十八亿八千四百零六万五千美元。

中国驻美大使馆算法：十五亿零三百一十万美元。

美国对华外交协会算法：十亿零七千八百八十三万两千美元。美国并且下列四项应从十亿左右的总数之中剔除：

(甲)三亿三千万元——这是输送日兵日侨与亲日韩人各回本国的费用。中国没有对敌人如此客气的义务，是美国向中国申请的，这两百万人离开中国海岸以后，美国自愿用船送他们回国，事前更未向中国申请，中国没有负担此项费用的义务，所以不应该记在“对华租借物资”的账目之上。

(乙)六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是虚报太平洋各岛剩余物资的溢出之数。这些物资只值得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却列为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

(丙)四千九百六十万美元——这是从印度列多经过北缅，通到中国的油管制造费。然而油管刚刚造好，美国便移交了英国的在缅官员。这个费用应该记在英国账上，不该记在中国账上。

(丁)一千七百万美元——这是中国海军重建费。是美国为了自己而做的全球战略性的重建，并非对中国的一种特殊恩惠。

剔除了这四项以后，所谓战后对华租借物资，只剩下三千三百二十三万二千美元。可以视为已被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的协定所勾销。

十一、一九四一年的平准基金之美国部分

一九四一年平准基金之美国部分，常被人们误传。它表面上列为五千万美元，事实上只交付了一千万美元。这一千万美元的实数已经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还清。

十二、关于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信用放款的澄清

这五亿美元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恰巧两个月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由美国“颁给”的(granted)。到了抗战结束以后才被用完。其主要部分是用来购运黄金，以卖给人民，收回法币。此外，有两千五百万美元被用来购运纺织品。还有五千五百万美元，是用来在美国印制中国法币与运送法币。

十三、中苏与中英之间的物物交易契约

中苏之间如此的交易共有五次，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总数相当于三亿零六百三十八万美元。中国得到飞机与其它军用品，付给苏联以原料及战略金属。已经全部结清。

中英之间的物物交易四次，也是如此。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到一九四一年为止，总数是相当于两千一百万英镑。

十四、第二次平准基金

这是珍珠港事变以后，中英美三国想合作设立的。言明中国出五亿美金，美国也出五亿美金，英国出五千万英镑。然而此事并未实现。

十五、别的外债

法国与比利时给予中国以有关铁路的贷款，德国与捷克和中国有过关于军事用品及战略原料物物交易。这些来往，没有一件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与金融。

十六、评语

中国在珍珠港事变以后，通货膨胀进入恶性，是不幸的。本书著者正如许多同事一样，一向是美国之友，现在仍是。著者于中美两国于业已携手对共同敌人作战之后，眼见两国关系恶化，十分痛苦。

先错的是中国。中国误信罗斯福的演讲与承诺，对美国期待太多。美国诚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然而它在珍珠港以前的四个年头与其后的两个年头，尚不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甚至都顾不了在菲律宾对日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美国允诺了给中国以六十六架轻轰炸机，二十四架B-29重轰炸机，四百五十六架战斗机。结果，除了两三打的轻轰炸机以外，其它一架也不曾来。最先的真正的援助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一个退休了的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上校(Colonel Claire C. Chennault)。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所使用的飞机，是中国花钱买的；不是美国花钱买的。

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中国没有所谓美钞黑市。是美国阿兵哥带来了大量的美钞到中国。黑市美钞可以帮助任何人成为暴富，对于任何国家的多数人民皆可以构成抵挡不住的诱惑，包括中国、法国、德国、越南。中国政府试图防免这种黑市的腐蚀力，曾经与美国官方商量，以法币按照合理兑换率供应美国当局，以法币发薪水给在华的美国阿兵哥，以防止他们在街上用美钞买东西。然而这个办法不曾行得通，过了几个月便废止了，美方仍旧用美钞发薪水给美国阿兵哥。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应了美国之请，于极短时间之内造了许多大飞机场。剎那之间，中国政府发出几十亿的法币付给以百万计的农民，这些农民扮演了“业余的建筑工人”的角色。这件事，当然使得通货膨胀恶化。中国政府甘心吃闷亏，而有些美国官员，包括陆军部长史替姆生(Stirnson)却明白说出坚持以“黑市”的兑换率计账，不用中国政府的官价兑换率计账。这些美国官员不肯花费几秒钟的时间，替中国政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中国政府倘若接受这些美国官员的要求，等于承认“黑市”为合法，也等于承认官价兑换率为“不切事实”，为欺骗自己中国的人民。有些美国官员曾经向中国政府建议提高官价兑换率，使接近于黑市兑换率。中国政府照办了几次，然而每一次，官价兑换率刚刚提高，黑市却立刻又飞涨了几乎一倍。

中国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经向美国官员表示：倘若美方肯按照官价计账，则中国愿意提出大量美元还给美国，作为所谓“反租借之款项”，然而美国官员不肯接受。此事成为僵局，双方感情恶化，中美均受其害。要等到战事结束，此事才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以协定方式予以解决。中国称此协定为“反租借法案协定”(Reverse Lendlease Agreement)。美国官员却仍然说：“反租借法案的事，迄今未有协定。”

一位星期一的足球健将，很容易对星期日的球赛发挥高论。我藉此就过去政治人物所犯的错误做大胆的讲评，以为也许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他们所曾经面临的问题。在印度的美国阿兵哥不曾有过黑市美钞的问题，美国政府于英国当局的同意之下，运了大批的黄金去印度，在市场卖出，换到很多的印币“卢比”(rupees)，然后就用这些卢比发薪水给美国阿兵哥。每一个与此事有关的人，都很高兴。

我另有一个建议，可惜不曾有机会提出。那便是请中国政府“先小人后君子”，不特于建筑大飞机场以前，估个价，加上风险费与中国政府应该取得的合法利润，写一个草约，请美国研究。倘若美国同意其中的条件，或修改一些而获得中国同意，则双方定一个合约，同时由美方先付款。款项不以法币计算，而是以美元计算。然后工程开始进行，以至完成，双方决不至于有所谓官价与黑市兑换率的争执。

可悲的结果是中国的通货膨胀越出控制，虽不完全是由于这官价与黑市兑换率的争执，却帮助了花埃特赢得若干美国人对他抽中国后腿的支持。花埃特阻挠黄金运来中国，这黄金本是中国花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五亿美元信用放款之中的钱而购买的，其重量如以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计算，全部不过是一百六十二吨而已。这一百六十二吨黄金足够消除法币膨胀之害。然而中国未能及时取得这一百六十二吨黄金，于是，大错铸成。人民买了预售黄金而拿不到货，文武公务员与教职员领不到最低的生活费；导致了大陆变色。

参考书目

周有璧：中国国民政府之税政改革。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一九四五年。(英文本)

克里夫兰：盐税稽核处之工作统计。上海盐税总署出版，一九三四年。(英文本)

李鸿一：中国之经济危机与钱币改革。巴黎，一九三六年。(法文本)

薛光前：艰苦建国的十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本)

杨格：中国及其所获援助。哈佛大学出版部，一九六三年。(英文本)

喇埃特：辛亥革命以来之中国关税 。上海，一九三五年。(英文本)

(原文载《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总经销，民国七十四年)

附录四　著作年表

一九二八　　中译施亨利法文原著《历史唯物论述评》，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一九二九　　中译施亨利法文原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二九　　法文《世界联邦论》(与高鲁合写)。巴黎国际法学会丛书，Recueil Sirey书店出版。

一九三一　　法文博士论文《大革命期间比列二国志士记》，巴黎胥夫书店出版。

一九四四　　《中国战史研究》，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一九四四　　《先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四六　　英文〈红衣女郎〉，旧金山同源会会刊。

一九四七　　英文《中国历史之一理解》，纽约华美协进社出版。

一九四八　　英文《近代维吾尔语语汇》，纽约亚洲研究所出版。

一九四九　　《新三国》，贵阳精勤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　　英文《东方分析》，伊利诺州几处日报连载，其后由台北作品月刊社出版。

一九五七　　《中国上古史八论》，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一九五九　　《历史教科书十册》，马来亚国国定本，华文中等学校适用，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未印著者姓名)。

一九六○　　《玉娥》，作品月刊连载，其后由该社出版单行本。

一九六○－一　　《平凡的我》，作品月刊连载，文星书店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一　　中文节译D. G. M. Hall之英文《东南亚通史》，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出版。

一九六二　　《细说清朝》，台北新生报连载，其后由文星书局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二　　英文〈马六甲国创造者Paramesvara〉，亚洲历史家会议论文。

一九六三　　《细说明朝》，台北新生报连载，其后由文星书局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三　　〈北元世系说证〉，台北思想与时代月刊。

一九六四　　英译《唐诗四十首》，中国文化大学世界汉学研究所出版。

一九六四　　《细说元朝》，台北新生报连载，其后由文星书局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五　　〈蒙古秘史人名异译〉。华冈学报。

一九六五　　《我对历史的看法》，文星书店出版，传记文学社重印。

一九六五－六　　《细说民国》，香港时报连载，从兴中会写至孙先生就临时大总统之职，因著者赴美讲学而中断，未能续写。文星书局出版单行本，称第一册、第二册。传记文学社重印，合为一册，未标明是第一册。

一九六七　　英文《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国际东方学者大会论文。其后中英文对照本，先载华冈学报，后由台北学生书店出版。

一九六八　　《细说史前中国》，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出版，其后由晨光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八　　英文《马六甲国宰相泰米尔人Mutahir》，印度马德喇斯城泰米尔学会论文。

一九六八　　《俄罗斯的蒙古时代》，台北边疆历史语文学会出版。

一九六八　　〈费正清如何曲解中国历史〉，载在中美文经协会会刊。同时有本文之英文原稿载在该会会刊。

一九六九　　〈虽不重演，却非偶然〉，载在传记文学月刊十六卷五期。

一九七○　　〈史后传说中之史前史实〉，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汇刊。

一九七四　　〈周易爻辞里面的动物〉，华冈学报。

一九七六　　《蒋公介石序传》，台北联经公司出版。韩文译本，汉城韩国中央日报株式会社中央丛书第七十四种，一九八三年出版。

一九七七　　《细说三国》，台北联合报连载。其后由传记文学社出版单行本。

一九七七　　英文〈中国与阿那乌等地彩陶图案之比较研究〉，牛津大学讲演词。

一九七七　　《黎东方诗文自选集》，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出版。

一九七八　　〈台儿庄之战〉，华冈文科学报。其后载在传记文学与国史馆专刊。

一九八○　　英译张其昀氏原著《孔学今义》，华冈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中国文化大学华学月刊，其后英文本作为论文，提出于南港中央研究院第一次世界汉学会议。

一九八二　　英文张其昀氏《战国学术》，华冈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三　　《法兰西的小城》，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一九八四　　中英文对照《孔子传略》，台北华欣出版事业中心出版。

一九八五　　英文《第二次中日战争》，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集刊。

一九八五　　《西洋通史序论》，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一九九一　　《中华民国简史》，台北幼狮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　　《我们的根》，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洛杉矶长青书店印行。英文《一九九五以来之中国》，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出版。

附录五　长沙会战（另录）

第一次长沙会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中国军队曾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此前，日军第11集团军调兵遣将，集中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中国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军方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并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第9战区加紧部署，严整战备。由于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中国军方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同时，中国军政部门还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会战开始后，日军攻势行动艰苦，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陷于包围，后期在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不仅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而且损失惨重，伤亡达2万余人。

补充：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至10月）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第11军为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9战区部队，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此次会战，主要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作战。 在赣北方面：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以第101师团一部向高安中国军队第32军与第58军进行牵制性攻击。中国守军未抵抗住日军的进攻，阵地被突破，第60军和第58军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32军转移至锦江右岸之灰埠、袁浦之线。18日，日军攻占上富、村前街、斜桥等，并向高安猛攻。19日，守军经激战后放弃高安，退守石鼓岭和石脑圩西南高地，阻日军西犯。21日，第32军向高安反攻，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22日，克复高安、高城，进占马形山、赵家山之线。第74军进占斜桥、南山何。日军第101师团由高安向东北方向及五桥何退却。第106师团主力由奉新向西进犯，突破守军第183师和第15师阵地，24日，占领横街、甘坊，并继续西进。25日，中国军队调集几个师兵力向甘坊一带之日军反击，与其展开激战。至10月3日，日军进至大墩街、石街。中国军队进驻甘坊、横街，切断了西进日军的退路。6日，中国军队第1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奉命围攻日军，战至9日，进占沙窝里、九仙汤、上富、冶城等地，并乘胜追击，先后克复罗坊、会埠三都、修水。日军退回武宁、靖安、奉新。 在湘北方面：9月18日，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15集团军第52军发起进攻。守军顽强抵抗5昼夜，于22日晚，被迫退至河南岸。23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南进；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营田登陆，对第15集团军形成夹击之势；第33师团由麦市南下，企图消灭湘北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依据新墙河、汨罗江阵地抗击日军，予日军以重创后，于24日撤至汨罗江南岸。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与日军主力决战。各军遵令随即进占阵地，侧击、伏击日军。27日，日军分路南进，至30日，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永安市、金井、上杉市、青山市、桥头驿等地。日军由于孤军深入，中途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伏击，被迫停止进攻。 在鄂南方面：9月22日，日军第33师团向第15集团军第79军发起攻击，23日，进占麦市、桃树港，继向汨罗江上游进犯。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第79军在麦市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歼其甚多。至29日，日军攻占南楼岭、平江，进抵朱溪厂、龙门厂、长寿街。中国军队第20军、第79军各一部在献钟、南楼岭、桃树港一带夹攻日军，主力向朱溪厂、龙门厂之日军追击。10月1日，第20军收复龙门厂后，向长寿街之日军侧击，第79军克复桃树港、麦市、献钟、嘉义。3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与第13师团奈良支队会师于三眼桥，东趋渣津攻修水；4日，与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发生激战后，分别向南江桥、麦市、通城方向退却。第15集团军尾随日军追击，先后收复安定桥、长乐街、新市、汨罗等地。5日，日军全线撤退，上村支队遭到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后，由营田登船从洞庭湖上逃回岳阳；至9日，第6师团退向新墙河；第33师团撤回通城；奈良支队退回通城。(作战中，第27集团军第134师的一个团，在白沙岭一线阻敌时，打死一个不小的日军军官。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前来抢夺那个被击毙了军官尸体。中国军队见尸体竟如此 贵重，必有原因，便也发了疯似地用猛烈的火力打退抢尸的日军。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抢夺尸体的恶战。结果，那尸体还是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从尸体上的图囊里，搜 出了第33师团的作战任务区分和标图，以及其他极为重要的文件。得知，敌第33师图将从 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助攻长沙城。 当时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放在准备阻击南昌方向来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情报后，果断地变更了部署，把主力都调来围攻由北而来的第33师团。结果，在长寿街地区，将敌围住，经一昼夜的激战，把第33师团主力歼灭大部，残敌遗弃辎重、马匹逃回通城去了)中国军队在全线追击中，收复了平江、南江桥等城镇。13日，会战结束，中国军队共毙俘日军2万余人，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粉碎了日军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企图。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一方面抓紧作对苏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加强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妄图早日结束日中战争。因此，日军于8月中旬起秘密集结 5个师，30余艘军舰，100余架 飞机，共12万余兵力在岳阳、临湘地区，由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准备再次进攻长沙。日军这次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纵深梯次配置，以第 3、第 4、第6师 主力及第 18混成旅等部位于岳 阳的桃林、西塘、新开塘地区，为第一梯队，直取长沙；第40师和第33师的两个团位于临湘地区，为第二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及长（沙）岳（阳）古道正面进攻长沙。 另外以第6师的两个团由忠防、西塘分两路向大云山实施包围，掩护主力部队集中和展开；以第14独立混成旅从岳阳乘军舰渡洞庭湖向营田以西地区进攻，保障主力攻击部队右翼安全。

为确保长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日军发起攻击，以牵制日军集中；第9战区除用相当兵力在赣北、鄂南、湘北袭扰日军后方外，由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集中12个军33个师，一部在新墙河、汩罗江、捞刀河布防，一部在株洲地区机动， 采取逐次抗击日军进攻；诱日军在汩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歼灭之。

9月7日，日军第6师两个团分别由忠防、西塘地区出发，在飞机配合下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中国军队第4、第58军各一部英勇抗击。8日，日军占领大云山，9日中国军队反击，日军不支，大部败回大云山以西地区掩护主力集结。18日拂晓，在杨林以西20千米的狭窄地带，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遭中国第4、第58、第20军阻击。19日，日军抵汩罗江北岸，随即分路强渡汩罗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至21日全部渡过汩罗江，并全速前进。此时浏阳、株洲地区第9战区军队依计划逐次加入战斗。第26、第72、第74军自浏阳方向侧击日军；第10、第37、第79军、暂编第2军从长沙以东正面迎击日军；第4、第20、第58军向日军后方攻击。至26日，中日两国军队大战于持刀河南岸。日军第4师、第13师一部以捞刀河、石子铺正面进攻长沙，第3师由渡头市向长沙东南迂回，第6、第40师及第33师一部、独立混成第18旅等部由春华山、永安迂回至长沙以东地区。27日，日军便衣队、伞兵袭入长沙市区，被中国军队歼灭。此时，中国军队将逼近长沙的日军实施围歼。第4、第20、第58军紧衔日军之尾，向捞刀河压迫。 日军在南北夹击下伤亡惨重，粮弹俱缺，被迫于10月1日向北突围撤退。中国军队追击，日军5日渡过汩罗江，8日渡过新墙河，此后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双方形成对峙，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战役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33天，日军伤亡4．8万余人，被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进攻失利，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破产。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总论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注1】，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阶段中，至1945年5月国军方面获得的最大战役级别的胜利【注2】。日军投降前的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虽是惨胜，但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国军少数值得一提的会战。

【注1：习惯上，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合称为“长沙会战”，与1944年的常德会战、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的湘西会战合称为湖南四大会战。】

【注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军最大的胜利是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但此战一般划为缅甸战场，不在正面战场二十二次会战中】

二、战前双方态势

1940年6月枣宜会战（日方称为宜昌作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长江流域基本已经到达进攻顶点。由于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因此，并没有力量投入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由于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 1939年~1941年两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注3】1940年，日军华中兵力共计33万2千人【注4】，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注5】。

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是此时中国战区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9战区共拥有36个师（具体编制将在最后给出），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注6】）。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的精华。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仰、宜昌、岳州、南昌之间”【注7】。中国派遣军11月27日的军司令官会议上，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也曾作如下陈述：“第11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注8】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占地并不是主要目的，日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国军野战军。

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11月23日前后，阿南惟畿听说了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注9】，于是产生了不满情绪【注10】。1941年12月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在南方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的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也命令各战区对当面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同时还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23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并令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日军第11军发现中国军队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行动，配合香港作战。遂决定先发制人，向汨水（汨罗江）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中国军队南下，配合其第23军攻占香港的作战，认为这样“即使不能拖住敌人，也将给予其他重庆军队以严重威胁”。第三次长沙会战因而展开。

根据现存的文件，这一决定作出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二次长沙作战（日方称第三次长沙会战为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注11】从提出设想到发出命令，一共只有大约短短的12小时！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及上高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天炉战”的战法，即在日军进攻的地区内彻底破坏道路，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阵地，诱敌深入，以尾击、邀击、侧击、夹击，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天然熔炉”，将日军围歼于内。会后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

其基本内容为：敌情判断：“日军再向本战区进犯时，有两个可能：一是全力由湘北进犯，重点保持于左翼，索取我军右翼包围攻击；一是在主力由湘北进犯，重点亦指向左翼，但各以一部分由南昌、武宁、通城进犯，以策应其湘北主力的作战。”作战方针：“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在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指导要领：“预定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决战时重点保持于长沙以东地区。湘北守军于敌人进攻时，首先应利用既设工事拒止敌人。尔后一面采取逐次抵抗以消耗、迟滞敌人，一面以主力向伍公市、沙市街以东外线转移，同时以一部向梅仙、平江以东外线转移，一部分别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间各偏僻地区。当敌军大部队通过后，自动起来攻袭敌后并阻止其撤退。至总反攻时，待命以一部向西进攻，扼守汨罗江北岸，遮断敌军退路，以主力向捞刀河以北进攻，使围攻长沙之敌不得退过捞刀河北岸。赣中、赣北守军，于敌进攻时以一部守备原阵地，以主力向浏阳以东地区前进，于总反攻时待命由浏阳地区向长沙以东攻击。战区直辖各军，以一部及炮兵占领长沙、岳麓山核心阵地，构筑坚固工事而确保之。直辖各军主力于总反攻时，待命由株洲、普迹地区向长沙以南攻击。湘北各挺进部队，于敌开始进攻后，在新墙河以北扰乱敌后；俟敌主力渡过汨罗江后，转移至新墙河以南地区活动，尔后阻挠敌军的撤退。鄂南挺进部队于敌攻击开始后，集中力量向蒲圻—临湘线、崇阳—通城线不断攻袭破坏，扰敌后方。”日军如由南昌、武宁实施牵制性进攻时，则守军分别诱敌至上高东南、铜鼓东南和嘉义附近地区，“反攻而歼灭之” 【注12】

当日军发动进攻时，第9战区已经做好了准备。1941年11月，9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已经制定好了整套作战计划，此时各集团军已经按照计划规定的任务和行动侦察了地形并制定了局部计划。尽管日军牵制9战区增援广东方面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欧震第4军回归9战区），但是战斗还未正式开始。毫无疑问，在准备不周的日军第11军面前，严阵以待的第9战区占有了庙算的优势。

【注3：《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6册P232】

【注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5册P139】

【注5：第11军共有72个大队。摘自《长沙作战》P132、P135】

【注6：《长沙作战》P127。】

【注7：《长沙作战》，P137~138】

【注8：《长沙作战》，P138】

【注9：指1941年9月～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第一次长沙作战）。日军战前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即日军打击国军部队后就返回原驻地,不占新地，这也是日本在中国战线缺少维持战线的兵力所决定的。此战的目的为给重庆政府以巨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中国事变。此战，在军事上，除在宜昌方向外，日军几乎完胜。在会战初期，9战区就落入阿南的圈套，27集团军在大云山被日军一个联队耍的团团转，以一个集团军之重兵竟然无法重创日军一个联队，而到了战役主攻阶段，18日，欧震的第4军被击溃，21日到23日，26，37军被击溃，26军军部几乎被歼灭，22到27日，10军几乎被全歼，27日，74军被完全击溃，王耀武几乎被俘。国军在日军没有攻略长沙的企图下仅保长沙不失。国军损失25,833人，该数字参见陈诚《抗战经过概要》。日军记载此战仅战死1670人（内军官122人），战伤5184人（内军官272人）。该数字参见《长沙作战》P126】

【注10：《长沙作战》P138】

【注11：《长沙作战》P139。】

【注12：赵子立、王光伦：《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国军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之《湖南四大会战》，P193~P195。各兵团部署内容此处略。】

二，双方参战序列

日军

8个步兵联队(25个步兵大队)、2个骑兵联队、2个野战炮兵联队、2个山炮兵联队、1个野战重炮兵大队、2个独立山炮大队、3个工兵联队、3个辎重兵联队等，共约7万人。【注13】

国军

步兵30个师，6个挺进纵队，炮兵4个营，工兵1个团另4个营，近30万人【注14】

【注13：《日军侵华战争》P1624~1627】

【注14：《抗日御侮》，第八卷P93，此战9战区36个师中有6个师没有参加，参战序列见P157】

具体参战序列见最后附序列表

三、战况

(一)新墙河地区的战斗

12月15日，日军第11军确定12月22日前后开始进攻，计划在汨水两岸击歼守军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预定作战时间为两星期左右。其进攻的方案为：以第6、第3、第40师团并列由岳阳以南地区的麻塘、龙湾、筻口一线强渡新墙河，击歼第20军后继续向汨水南岸攻击前进，击溃第37军后结束作战，返回驻地。

12月20日，第6师团完成了从新墙镇向新墙河下游右岸地区的集结。该师团将主力集结在河岸附近。第40师团由21日起陆续进入托坝附近，准备发动攻势。第3师团集结稍晚，大约在25日前后集结在上述两师团之间，准备从25日晨发动攻势。该师团从武昌经铁路赶赴战场的一部，由于粤汉线火车事故，在27日赶到战场。独立步兵第65大队24日抵达岳州。【注15】

23日，香港方面英军的抵抗逐渐减弱。然而，此时11军已经来不及终止作战了。

12月24日，日军第6师团全部进至新墙河北岸，占领了渡河进攻出发地位。左翼第40师团首先发起进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于当日14时在筻口附近强渡新墙河。徒涉过河时遭到守军第134师的坚强抗击。傍晚时渡过新墙河，突破守军罗袁阵地，向潼溪街攻击前进。第27集团军急令第58军的新11师由黄崖市向杨林街前进，由东向西侧击敌人，策应第20军的作战。第134师右翼方山洞附近的部队亦向南撤退，与主力靠拢，参加战斗。

日军右翼第6师团于24日傍晚开始进攻，当夜强渡新墙河后突破守军第133师阵地，攻占了新墙、七步塘等据点。第133师除留置一部兵力守备纵深内各据点外，主力向南岳庙、洪桥以南转移；第134师退守十步桥东西之线。

25日晨，日军第3师团随第6师团之后徒涉过新墙河，从右翼投入战斗，沿粤汉路东侧攻击前进。此时，守军第58军的新11师由杨林街附近向日军第40师团右侧后攻击，第58军的新10师亦进至胡少保附近。激战至晚，日军进至黄沙街、大荆街、三江口、关王桥以北一带。守卫傅家冲、洪桥两据点的第398团第2、第3营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曾数次击退日军的冲击，但终因兵力悬殊，第2营营长王超奎和第3营副营长吕海群及所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注16】

26日，日军以一部兵力围攻第20军阵地纵深内的各据点，抗击第58军之侧击。主力向汨罗江北岸地区突进，在攻占关王桥、三江口、大荆街及东沙街等主要据点后继续向南攻击前进。当日晚，日军右翼第3师团进至归义汨罗江北岸，中路第6师团进至新市汨罗江北岸，左翼第40师团进至长乐街。

27日晨2时，薛岳令第37军加强汨罗江南岸的防守，阻止日军渡过汨罗江；令第20军、第58军向东南山区撤退，准备尔后反击。此时留置日军后方防守据点的各部队已大多突围撤走，与主力会合。【注17】

【注15：《长沙作战》P146~147】

【注16：第4连何腾文守下高桥，第6连余煜星守谢子其，第5连及营直属部队守新墙河杨公岭据点。399团团长景嘉谟，3连连长王化南。该连防守黄沙街。133师398团防守龙凤桥至新墙河下高桥一线，399团防守鹿角至龙凤桥一线。以上资料出自时任133师副师长向廷瑞和参谋长苏直方所写《新墙河抵抗及影珠山截击》（以下简称为《新》文，收入《国军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之《湖南四大会战》P207~210。王营长殉国时间各资料有出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183～1184 12月25日杨森至徐永昌密电显示此时王营长已经阵亡，但是根据《新》文，则是在战役第三天下午（推算为26日）。此处存疑。】

【注17：《长沙作战》P148~P150】

(二)汨罗江以南地区的战斗

26日傍晚，第3师团得到“汨水左岸之敌，正逐次撤退”的情报，于是决定提前进入汨水左岸，规定该部必须在28日拂晓前推进到汨水左岸地区，攻击归义南方高地一线之地【注18】。

第九战区防守汨罗江防线的部队为第99军(2个师)及第37军。沿汨罗江南岸，由左至右为：第99军的第99师防守湘阴至营田以东之线，第92师防守归义东西之线，第37军的第95师防守新市、伍公市之线，第60师防守秀水、浯口、张家渡之线，第140师控制于金井地区，为军预备队。

12月27日，日军第3师团的骑兵联队于11时左右首先由归义附近渡过汨罗江，突破守军第92师阵地，进至栗桥以北，掩护其主力渡江。第6师团及第40师团在击破第37军在汨罗江北的前进阵地及据点后，其先头部队于傍晚先后在兰市河和长乐附近强渡汨罗江，占领了滩头阵地，但在第37军的坚强阻击下，未能进展。

12月28日，日军第3师团主力全部进至汨罗江南、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18时前后进至八里、金鸡山、大娘桥等地。守军第99师等退至牌楼一带。第6师团及第40师团遭到纵深阵地内依托既设工事和据点顽强防守的第37军的阻击，进展缓慢。

由于日军第3师团已经深入，左翼形势严峻，薛岳令第37军预备队第140师向铁路方面增援，归第99军指挥，阻击日军第3师团；令第37军军长率指挥所向前推进至米公源，就近直接指挥第95师和第60师的战斗；令位于陈家桥、三江口地区的第20军和位于长湖、新寨地区的第58军向长乐街、大荆街方向攻击日军的侧背，以牵制日军第6师团及第40师团主力，阻其南渡汨罗江。阿南惟畿企图包围、歼灭汨罗江南岸的第37军，于28日晚令第3师团向左回旋，迂回至第37军后方的福临铺。该师团遂由大娘桥附近连夜兼程东进。

12月29日，日军第3师团于凌晨进至新开市附近，向退至新开市的第99师发起攻击。此时守军第140师亦已到达李家以西，薛岳遂令第140师接替第99师防守新开市附近阵地，令第99师退守湘阴和营田。日军第3师团及第40师团主力当晚已全部进至汨罗江南，与守军第37军相持于童家、西山庙、秀水、清江口一线。

12月30日，日军在航空兵及炮火掩护下全线发动猛攻。日军第3师团除留一部兵力仍在铁路附近继续攻击守军各据点外，主力在攻占新开市后向东南急进，当晚进至福临铺，先头进至麻林附近。日军第6师团及第40师团亦在攻占长岭、浯口等地后，于当晚分别进至福临铺和金井一带。留于新墙河以南地区的第20军之一部，于30日夜突袭驻于新墙东南长胡镇的日军辎重兵第40联队，给予歼灭性打击，并将其联队长森川启宇击毙。

当薛岳得知日军第3师团已突进至第37军后方的情况后，立即令第37军向金井以东的山区撤退，转至外线待机实施反击。至此，汨罗江以南地区的战斗告一段落。【注19】。

【注18：《长沙作战》P152。】

【注19：《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三次长沙会战目】

(三)长沙地区的战斗

日军第11军发动这次进攻的战役企图本为策应其第23军攻占香港和南方军的作战，以牵制中国第九战区的兵力，不使南下，所以原定的作战计划是进至汨罗江以南地区，给予守军第37军以重创后即撤回原防地，并无攻占长沙的目的。但阿南惟畿在作战之初即有乘势攻略长沙的意图，第3师团师团长亦有相同的想法，曾两次提出建议。当日军渡过新墙河、迅速进至汨罗江北岸时，阿南惟畿认为进攻开始以来进展顺利，又得到长沙守军暂编第2军南下、现市区兵力薄弱的情报，遂准备渡过汨罗江后继续南下，攻占长沙。军部参谋们认为本次作战目的主要在于策应香港作战，现香港已为日军占领(25日攻占香港)，应按原计划撤回原防，进攻长沙必须慎重。阿南惟畿没有采纳参谋们的意见，向“中国派遣军”发去请求进攻长沙的电报。27日、28日均未收到“中国派遣军”的批复。29日，阿南接到航空兵的侦察报告，说“中国军已向长沙退却”，认为正是乘势攻占长沙的良好战机，遂独断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向长沙追击，并分别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陆军部申诉理由，请求认批。当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

由于第11军计划的长沙作战从计划到开始作战过于仓促，开战时日军官兵只能用出动时紧急携带的120发步枪弹作战。战斗开始几天情况还好，但是随着战事的拖延，这一点严重限制了日军战斗力的发挥。此外，11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修补新墙河以南被破坏的道路。于是一贯不重视后勤的日军又提出了开辟东部丘陵地带的馊点子。日军工兵一边砍树，一边束柴铺垫，迂回前进。费工费时不说，质量还只能达到勉强通过汽车的标准。道路凹凸不平前所罕见。就这么不眠不休地干了5天，到29日才把兵站路从新墙修到了大荆街，保持运输都还是个问题。这种情况下阿南惟畿进攻长沙的决定，实在不愧为日军的杰出代表。日后牟田口在英帕尔也这么来了一出，不过和在温带的湖南作战的日军相比，困在印度的森林中的日军连跑都没法跑，只能活活饿死。【注20】

日军第3师团接到进攻长沙的命令后立即发起追击，昼夜兼程前进。30日夜到达枫林港，留骑兵联队向北警戒，主力渡过捞刀河，经碑楼铺、梨市，渡过浏阳河，经东山向长沙东南郊前进。第6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至梨市渡河点附近担任警戒，并作为第二梯队。第40师团进至金井一带，牵制东面山区的中国军队，掩护第3、第6师团的后方。独立混成第9旅团29日到达岳阳，立即向关王桥前进，以保障进攻主力的侧背安全。

12月30日晚，薛岳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当前的动态，并说“我军已按照既定计划围歼此敌”。蒋介石为防止过早使用第二线部队，致电薛岳：“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

对日军来说非常遗憾的是，尽管第3师团一路狂奔赶到了长沙城下，但是进攻的最佳机会已经失去。就在31日夜间，第10军调整了部署，补上了防御上最薄弱的一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一阶段，日军的进攻总体来说是顺利的。如果硬要找出这丢失的12小时来，那只有湘北滚滚的汨罗江。由于大雨而暴涨的汨罗江，将日军阻挡了12小时以上。

第40师团于31日2时40分占领鸟石尖和牙尖后，与驮马部队会合。31日黎明，该师团以步兵第236联队为前卫，进入栗山港。同时命令步兵第234联队第2大队确保鸟石尖、磨刀尖一线，对浯口方面掩护军侧背，并将骑兵队留在检市厂附近。师团于31日19时进入天王庙附近，并得到了与国军大部队隔山并行南下的情报。元旦当日，该师团抵达金井，留下一部确保金井东侧。此时该师团的补给已经断绝，当地坚壁清野又做得很出色，整个师团一个早上仅仅找到两个白薯而已【注21】。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已经杀到了9战区布置的“天炉”炉底，而国军也在向日军侧背挺进。第9战区于当日命令各部队，于1月1日零时开始攻击前进，对长沙外围之敌进行反包围，并限定在1月4日夜间，进至第一次攻击到达线【注22】。此时双方都希望长沙方向的日军尽快结束进攻。日军是希望捞一把就走，况且日军的后勤和重武器也不能支持长期作战，而国军则担心炉底被凿穿。

1942年1月1日8时，日军第3师团于梨市南的磨盘洲附近全部渡过浏阳河，以第18联队和第68联队并列向长沙城东南郊区前进，11时许，向阿弥岭南北之线的预第10师阵地发起进攻。激战到16时，阵地被日军突破，预第10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带的既设阵地。18时左右，阵地再被突破，守军第29团第1营伤亡殆尽。日军继续进攻，遭到守军坚强抵抗，被阻于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前。

此时，日军第11军情报部门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阿南惟畿急令第3师团加紧进攻，企图在第九战区形成包围以前攻占长沙。第3师团当即将师团直属的第6联队第2大队由第68联队左翼投入战斗。日军增强力量后，于21时攻占军储库、邬家山附近阵地，第2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率一部兵力乘势突入至白沙岭。22时，预第10师在岳麓山重炮兵支援下组织反冲击，收复了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并包围了白沙岭日军第2大队。

1月1日元旦当天，白沙岭的加藤大队全灭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加藤素一少佐带领副官3名，于2日2时左右与国军遭遇，当即被一枪击穿腹部，不久毙命。其余军官相继战死，只有池田至兵长杀出一条血路告急。日军随即发动了几次冲锋企图救出加藤，然而在守军的猛烈阻击下，日军几次攻击都劳而无功。战至2日夜间，被包围的加藤大队这一部全灭【注23】。

对日军来说，加藤的死不仅仅是损失了一名大队长而已。从加藤的尸体上，国军得到了日军出动以来的各种计划和命令等文件，得知了当面之敌为第3师团，第6师团现位于榔梨市，第40师团位于金井。更重要的是，国军了解到日军弹药缺乏这一重要情报【注24】。预10师缴获的文件被迅速送到了9战区司令长官部。薛岳看到后一方面将情况通报各部，一方面命令各集团军按照预定计划快速向长沙外围合拢、围歼敌军；同时命令第10军进行反击【注25】。

1月2日，日军第3师团继续组织进攻，将攻击重点由南门方向移向东门，集中炮火，并令工兵第3联队逐次爆破守军的堡垒群，猛攻第190师四方塘、南元宫一线阵地。守军顽强抗击(有些阵地曾多次反复争夺)，以手榴弹和刺刀进行白刃格斗，日军的多次进攻被击退。守备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预第10师葛先才团(第28团)，战至仅剩58人，终于保住了阵地。第30团还以一部兵力秘密机动至南门外侧击日军第68联队，将其第7中队击歼大半，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所有军官全被打死【注26】。

此时，守军第4军已由广东车运到达株洲，第19、第27、第30集团军亦按照计划正向长沙合围中。2日晚，蒋介石致电第10军：“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用以鼓励士气。

阿南惟畿见第3师团攻击顿挫，而第九战区外线兵团正向长沙地区逼近，形势严峻，但仍企图在守军外线兵团到达前攻下长沙，遂于2日夜令在梨市的第6师团从第3师团右翼投入战斗，同时令在金井地区的第40师团迅速进至春华山一带，对东部山区警戒，保障进攻两师团的后方安全。第6师团留第45联队守备梨市及附近渡口，其余连夜进至长沙东北郊。【注27】

1月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同时发动攻击，第6师团进攻北门至东门间阵地，第3师团进攻东门至南门间阵地。激战终日，日军除第6师团第23联队的第12中队曾一度由城北向西突至湘江岸边外，其余部队全被击退。第3师团第68联队的第2大队在向东瓜山阵地冲击时遭到守军预10师的密集火力和以手榴弹和白刃战进行的反击，在6时30分前后该大队被击退，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以下被打死、打伤百余人。当日晚，薛岳为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令第73军的暂第5师接替第77师荣湾市一带的防务，而令第77师渡过湘江至长沙城内，归李玉堂指挥，为第10军的预备队，控制于南门口附近。【注28】

数日的争夺，尽管日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对于日军来说，此时一个更严峻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日军的弹药已经告罄。部分日军已经被迫用刺刀和国军作战。另一方面，至当夜，第3师团的伤亡已经达到700人【注29】。当日晚间第6师团一部进袭第190师第569团阵地，被守军击退【注30】。此时日军虽将全部兵力投至一线，但已无力组织强有力的攻击，被迫改为守势作战。

鉴于长沙守军日益艰难的战况以及国军增援部队陆续开到的现实，当晚20时，薛岳下令第73军以暂5师接替第77师的防务，第77师交防后立即渡江归第10军指挥，为该军总预备队。第10军下令该师以一团占领湘春街东西大街，对北及江岸严密警戒，主力位置于南门口附近。当日傍晚，第4军抵达长沙附近，先头部队在日军步兵第68联队背后开始修筑阵地。第79军也在向第3师团浏阳河渡河点东山迫近，一举占领了桥梁。

围攻长沙城的日军第11军部队粮弹将尽，攻势屡遭顿挫，且处于被中国军队包围状态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3日夜间决定撤退。【注31】

【注20：《长沙作战》P162】

【注21：《长沙作战》P178】

【注22：《日军侵华战争》P1639】

【注2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192～1197 陆军第10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最后歼灭该部的部队可能为预10师30团。】

【注24：《长沙作战》P170,《日军侵华战争》P1644。】

【注25：《日军侵华战争》P1644。】

【注26：《长沙作战》P170~171，《日军侵华战争》P1644~1645。对照《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192～1197 陆军第10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当日中午薛岳下令第73军派1个营于黄昏后接替预10师1个营在水陆洲的防务，后者换防后归还建制。推测和第7中队交战部队即为预10师换防的那个营】

【注27：《长沙作战》P171,《日军侵华战争》P1645】

【注28：《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三次长沙会战目】

【注29：《长沙作战》P173】

【注3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192～1197 陆军第10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

【注31：《长沙作战》P182】

四、日军撤退，国军追击

日军第6师团因有第45联队留守梨市及渡口，所以撤退较为顺利，5日凌晨即退至梨市。第3师团开始向东山撤退时，第79军已进至东山附近浏阳河东岸，并将渡桥炸毁。5日凌晨2时，第3师团到达东山时遭到第79军的堵击。此时第4军一部亦由长沙城南向梨市迂回，遂从侧面向日军第3师团实施侧击。在第79军和第4军的夹击下，日军第3师团陷于混乱，死伤甚众，被迫沿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退却，企图仍从来时渡河点徒涉过河，但遭到北岸第79军密集火力的堵击，死伤及溺死者达500余人，因而再次改向第6师团所在的梨市退却。6日凌晨退至浏阳河北岸，与第6师团会合。此时，第4军、第79军及第26军也跟踪追至梨市附近，向日军发起进攻。日军两个师团并列向北退却，中国军队紧紧追击。该两军于7日凌晨退到捞刀河北岸、枫林港地区。

日军第40师团由金井向春华山前进时，沿途遭到第37军的多次阻击与侧击，其第236联队伤亡惨重，第2大队长水泽辉雄、第5中队长三宅善识及第6中队长关田生吉等均被打死。到达春华山地区时，又遭到第78军的攻击。7日夜脱离与第78军的战斗，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

1月8日，日军第3、第6师团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不断遭中国军队截击、侧击。进至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时，遭到第73、第20、第58、第37军的拦截阻击和第4、第26、第78军的追击，第3、第6师团被包围于该地区。

为了接应第3、第6师团的撤退，阿南惟畿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解围。8日晚，该旅团对影珠山发动进攻。在该地担任堵击的第20军第58军立即进行反击。经彻夜激战，将该旅团击溃，并将其1个大队包围于影珠山附近。战斗至9日10时，该大队除1名军曹逃脱外，大队长山崎茂以下全部官兵被歼。

1月10日，第6师团企图向北突围，其第13联队被第20军和第58军分割包围于冯家附近，遭到猛烈的围攻。虽然第1飞行团出动全部飞机支援，第13联队仍无法突出重围。联队长友成敏惟恐被歼后文件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下令将文件全部焚毁。

阿南惟畿得到第6师团被分割包围的报告后，立即令第3师团、第40师团及第9旅团分别从麻林市东、象鼻桥和影珠山以北向福临铺和其以北地区推进，一方面解第6师团之围，一方面集中兵力向北突围撤退。

1月11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陆续突出拦截线，第40师团亦从春华山东侧北撤。第99军、第37军再在麻石山、麻峰嘴等地进行截击。日军一面抵抗、一面撤退。至12日，日军退至汨罗江北岸才得以收容、整顿。第20军、第58军、第73军、第4军、第37军和第78军尾追至汨罗江南岸后，第78军于13日从浯口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实施超越追击。

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第20军、第58军、第78军等中国军队一面寻歼汨罗江以南的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日军阵地实施袭击。至16日，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注32】

战后，国军声称打退了日军进犯长沙的企图，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日军则称实现了战前的目标，削弱了9战区的实力，有力援助了香港方面作战，是这次会战的真正胜利者。

【注32：《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三次长沙会战目】

五、双方战果损失

此次会战，9战区司令薛岳称日军被消灭5万多人，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及第九战区发表的战绩说：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无线电台9架及其他军用品；中国军队伤亡官兵29217名。【注33】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近70年后，还有很多台湾史学家和大陆“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坚持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总计出动7万的日军被歼灭5万【注34】，但却始终无法解释会战中为什么是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并几乎被“全歼”的日军完全掌握主动权并来去自如，以及战后取得“大捷”的国军为何无力反攻已近“全灭”的11军驻守的武汉，甚至连岳阳都不能靠近。

而据比较可信的数字，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仅战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另军马被打死1120匹，打伤646匹。【注35】

【注33：军令部战报数字应出自1月22日，薛长官至蒋委员长电：“谕委员长蒋，谨将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伤亡列起如下，此数仅系遗尸，被俘及各部目睹者，至其阵亡及重伤官兵自行焚化，.....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者，无从调查统计，均不在此数内。.....敌负重伤23003，阵亡33941，合共伤亡遗尸56944。职薛岳。子养。达长。印。（长沙）”。国军伤亡损失数字台湾史政局《抗日战史》则记载为31，346名】

【注34：台湾史学家黎东方《细说抗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目，数字引自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 】

【注35：《长沙作战》P215】

六、结论

会战开始至28日，这一阶段日军的进攻非常成功，实现了11军在战役开始时的计划。24日下午投入战斗，26日夜间就杀到了汨罗河边，48小时内就突破了国军的防线，前进了大约25公里。从这段来看，早有部署的国军部队在准备不足的日军面前没有显示任何优势，20军血战15日的计划完全泡汤。至28日准备围歼37军95师时，开战前日军的计划：打残20军、围歼37军、牵制9战区南下的目的已经基本达成。此时罗卓英还在准备在长沙附近决战的反击计划，完全没有掌握日军的动向。

27日开始阿南惟畿和丰岛师团长先后发疯，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意图扩大战果，开始了向长沙的冒险。这一冒险最终导致了孤军深入的日军被包围在长沙城下，最后被迫后撤。

总体来说在战役层面国军日军各打了半段胜仗。国军死伤失踪3万但是长沙未失；日军消耗国军有生力量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但为此付出了6000伤亡的代价。以策应香港作战为目的的战役损失竟然是香港作战的2.5倍，则属于代价过重【注36】。

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和日军都有理由声称自己的胜利，但是国军已经没法打得更好，而日军则本有机会获得更为彻底的胜利。三战长沙是日军的胜利，但却是阿南的失败；是国军的失败，却是薛岳的胜利。

【注36：《长沙作战》P214】

附表：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2月)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

第3师团丰岛房太郎

第29旅团石川忠夫

步兵第18联队(欠3个中队)

野炮兵第3联队(欠第1大队)

第68联队(欠第3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52大队

骑兵第3联队1个中队

步兵第34联队的第2大队

工兵第3联队

辎重兵第3联队

步兵第6联队的第2大队

第6师团神田正种

第6步兵团(步兵第13、第23、第45联队)

野炮兵第6联队(第1、第3、第7中队)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

工兵第6联队

辎重兵第6联队

第40师团青木成一

步兵第234联队

步兵第235联队

步兵第236联队(第1、第2大队)

第40骑兵队

山炮兵第40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

工兵第40联队

辎重兵第40联队

独立混成第9旅团池上贤吉

独立步兵第38、第40大队及炮兵1个中队

独立步兵第65大队(属独立混成第14旅团)

独立步兵第95大队〔属独立混成第18旅团（即外园支队）〕

步兵第218联队第1大队(属第34师团)

军直属工兵队、输送队及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第1大队

第1飞行团秋山丰次

飞行第44直协、侦察战队

独立飞行第18、第83侦察中队

战斗飞行第54战队

独立飞行第87轰炸中队

附表：

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2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预备第5师曾戛初

赣保纵队熊滨

第2挺进纵队康景濂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

第20军杨汉域(第133、第134师)

第58军孙渡(新10、第11师)

暂54师孔荷宠

第6、第7挺进纵队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78军夏守勋(新13、第16师)

第72军韩全朴(新15、第34师)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王劲修(第4、第5、第8纵队)

第4军欧震(第59、第90、第102师)

第10军李玉堂(第3、第190、预10师)

第26军萧之楚(第33、第41、第44师)

第37军陈沛(第60、第95、第140师)

第73军彭位仁(第15、第77、暂5师)

第79军夏楚中(第98、第194、暂6师)

第99军傅仲芳(第92、第99、第197师)

第74军王耀武(第51、第57、第58师)

新20师

第3、第4挺进支队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简介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二

细说秦汉

序言(沈渭滨)

一、秦汉以前

二、秦的来源

三、从非子到穆公

四、穆公图霸

五、孝公变法

六、用文化眼光看商鞅

七、惠文称王

八、昭襄王削弱魏韩赵楚

九、合从攻秦

一○、孟尝君

一一、平原君

一二、信陵君

一三、春申君

一四、长平之战

一五、吕不韦

一六、秦始皇的神秘身世

一七、蕲年宫事变

一八、六王毕，四海一

一九、千古一帝

二○、中国政治的新秩序

二一、焚书坑儒

二二、以吏为师

二三、沙丘政变

二四、秦二世的暴政

二五、指鹿为马

二六、李斯的悲剧

二七、秦政的“德治”包装

二八、秦汉之际大变局

二九、陈王奋起

三○、项羽在巨鹿大显威风

三一、先入关者王之

三二、刘项相争

三三、鸿沟分界

三四、垓下决战

三五、汉高祖

三六、白登的耻辱

三七、功臣一个个死掉

三八、吕后的故事

三九、德政的标本：文景之治

四○、洛阳才子贾谊

四一、为富安天下

四二、游戏结了死仇

四三、清君侧

四四、平了七国之乱

四五、唐姬误会

四六、汉武帝了不得

四七、东方朔的政治幽默

四八、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四九、司马迁和《史记》

五○、戾太子刘据

五一、轮台诏

五二、儒生的地位上升了

五三、天马西来

五四、昭宣时代的中兴

五五、元帝以后就不行了

五六、老太太当家

五七、王莽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五八、农民暴动

五九、烂羊头、关内侯

六○、红眉毛的大军

六一、光武帝不该打小算盘

六二、班超十分英雄

六三、甘英遗憾

六四、短命的皇帝一串

六五、外戚与宦官之争

六六、班固和《汉书》

六七、新兴的田庄经济

六八、东汉“土围子”

六九、太学的“学潮”

七○、党人的光荣

七一、政坛“铜臭”

七二、汉末民间秘密宗教

七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七四、大灾荒和流民运动

七五、江南得到了开发

七六、把董卓引进来了

七七、袁绍发难

七八、几个未曾加盟的人

七九、孙坚有点傻劲

八○、董卓之死

八一、也有人替董卓报仇

八二、吕布穷无所归

八三、偷曹操的兖州

八四、被曹操赶走

八五、又偷刘备的徐州

八六、死在白门楼下

八七、董承是干什么的？

八八、袁术做了一场皇帝梦

八九、刘备被曹操打败

九○、袁绍也被曹操打败

九一、九一、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都被曹操解决

九二、连辽西乌桓也入于曹操掌握

九三、刘表被曹操吓死

九四、年轻的孙权竟想抵抗

九五、赤壁之战

九六、周瑜死得可惜

九七、三分天下

九八、夷陵战役

九九、诸葛亮的神话

国史“细说体”的创立及其特色

编后记

补篇后记

细说三国

出版说明

代序(序一)　顾毓琇

说三分(序二)唐振常

原出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合久必分

二、黄巾

三、董卓

四、吕布

五、袁术

六、公孙瓒

七、陶谦

八、早期的刘备

九、袁、曹之战

一○、乌桓

一一、公孙度

一二、公孙康

一三、公孙渊

一四、孙策

一五、孙权

一六、诸葛亮

一七、赤壁

一八、孙夫人

一九、荆州问题

二○、益州易手

二一、曹操收降张鲁

二二、刘备攻取汉中

二三、刘备称王

二四、孙刘翻脸

二五、汉吴同盟

二六、诸葛亮北伐

二七、诸葛亮德为人

二八、蒋琬

二九、费祎

三○、从董允到樊建

三一、曹家的事

三二、孙家的事

三三、刘家的事

三四、司马懿

三五、司马师

三六、司马昭

三七、姜维

三八、分久必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

《细说两晋南北朝》序言(沈渭滨)

自序

开场白

一　　不及格的开国君臣

二　　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

三　　徙戎论

四　　白痴皇帝和黑丑的矮皇后

五　　皇族大混战

六　　成汉李氏

七　　匈奴刘渊的汉朝（前赵）

八　　怀、愍二帝与西晋灭亡

九　　陈敏和杜弢

十　　“王与马，共天下”

十一　　刘琨之死

十二　　北方的两个安定地区——河西和辽东从

十三　　石勒建立后赵

十四　　王敦

十五　　苏峻、祖约的叛乱

十六　　庚氏弟兄收复中原的尝试

十七　　桓温灭成汉

十八　　石虎父子、冉闵

十九　　殷浩、桓温北伐的失败

二十　　符坚和王猛

二一　　淝水之战

二二　　北方的重新分裂

二三　　拓跋氏建立北魏

二四　　后燕的残局

二五　　桓玄、孙恩

二六　　刘裕北伐

二七　　西秦和四个凉国

二八　　赫连勃勃和统万城

二九　　东晋的文化名人

三十　　刘裕做皇帝

三一　　元嘉之治

三二　　北魏统一北方

三三　　崔浩之死

三四　　元嘉北伐　胡马窥江——宋魏势力的消长

三五　　自相残杀的刘宋帝室

三六　　提倡节俭的齐高帝

三七　　北朝的女政治家——文明冯太后

三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三九　　齐、梁的更迭

四十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四一　　梁初与魏争夺淮南的战斗

四二　　北魏胡太后临朝

四三　　高欢在魏末大乱中崛起

四四　　魏分为二、东西恶战

四五　　高欢父子的虐政

四六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四七　　侯景乱梁

四八　　侯景的末日

四九　　江陵的陷落

五十　　陈霸先

五一　　恣意作乐的北齐

五二　　宇文氏的霸业

五三　　北方的统一

五四　　金陵王气黯然收

五五　　岭南女杰洗夫人—一个深明大义的政治家

五六　　士族

五七　　南北朝的文艺学术

五八　　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细说隋唐

序言(沈渭滨)

自序

细说隋唐1：再现大一统

细说隋唐2：隋文帝

细说隋唐3：独孤皇后

细说隋唐4：隋初功臣

细说隋唐5：高颎

细说隋唐6：韩擒虎、贺若弼

细说隋唐7：李德林

细说隋唐8：史万岁

细说隋唐9：洗夫人

细说隋唐10：大索貌阅、输籍法

细说隋唐11：杨素

细说隋唐12：嫡长制的变通

细说隋唐13：雄心大欲的隋炀帝

细说隋唐14：突厥问题

细说隋唐15：大运河

细说隋唐16：征高丽

细说隋唐17：隋末大起义

细说隋唐18：杨玄感事变

细说隋唐19：宇文化及

细说隋唐20：王世充

细说隋唐21：瓦岗寨

细说隋唐22：窦建德

细说隋唐23：杜伏威、辅公祏

细说隋唐24：李渊从太原起兵

细说隋唐25：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细说隋唐26：裴寂

细说隋唐27：刘文静

细说隋唐28：玄武门之变

细说隋唐29：古今独步的唐太宗

细说隋唐30：房玄龄、杜如晦

细说隋唐31：魏徵、王珪

细说隋唐32：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细说隋唐33：贞观之治

细说隋唐34：玄奘取经

细说隋唐35：松赞干布、大成公主

细说隋唐36：孙思邈

细说隋唐37：唐高宗

细说隋唐38：女皇武则天

细说隋唐39：狄仁杰

细说隋唐40：许敬宗、李义府

细说隋唐41：来俊巨、周兴

细说隋唐42：唐中宗、韦后

细说隋唐43：唐睿宗、太平公主

细说隋唐44：史才刘知几

细说隋唐45：千古奇帝唐玄宗

细说隋唐46：姚祟、宋璟

细说隋唐47：开天盛世

细说隋唐48：张九龄

细说隋唐49：李林甫

细说隋唐50：高力士

细说隋唐51：杨贵妃

细说隋唐52：曾一行

细说隋唐53：诗仙李白

细说隋唐54：诗圣杜甫

细说隋唐55：安史之乱

细说隋唐56：张巡、许远

细说隋唐57：人如其字的颜真卿

细说隋唐58：唐肃宗

细说隋唐59：李泌

细说隋唐60：郭子仪、李光弼

细说隋唐61：唐代宗

细说隋唐62：唐德宗

细说隋唐63：理财家刘晏

细说隋唐64：杨炎与二税法

细说隋唐65：卢杞

细说隋唐66：陆贽

细说隋唐67：唐顺宗与永贞革新

细说隋唐68：刘禹锡、柳宗元

细说隋唐69：中兴之主唐宪宗

细说隋唐70：裴度

细说隋唐71：李[上朔下心]

细说隋唐72：韩愈

细说隋唐73：白居易

细说隋唐74：唐穆宗

细说隋唐75：唐敬宗

细说隋唐76：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细说隋唐77：唐武宗与会昌毁佛

细说隋唐78：小太宗唐宣宗

细说隋唐79：牛李党争

细说隋唐80：唐懿宗

细说隋唐81：裘甫起义

细说隋唐82：庞勋起义

细说隋唐83：唐僖宗

细说隋唐84：黄巢起义

细说隋唐85：唐昭宗与唐朝灭亡

细说隋唐86：三省六部

细说隋唐87：地方官制

细说隋唐88：学校

细说隋唐89：科举考试

细说隋唐90：山河的裂变

细说隋唐91：后梁

细说隋唐92：后唐

细说隋唐93：后晋

细说隋唐94：后汉

细说隋唐95：后周

细说隋唐96：吴

细说隋唐97：后唐

细说隋唐98：前蜀

细说隋唐99：后蜀

细说隋唐100：南汉

细说隋唐101：楚

细说隋唐102：吴越

细说隋唐103：闽

细说隋唐104：荆南

细说隋唐105：北汉

细说宋朝

序言(沈渭滨)

自序

细说宋朝1：先说个大势

细说宋朝2：辽太祖

细说宋朝3：兄弟母子

细说宋朝4：也算是一国两制

细说宋朝5：燕云十六州

细说宋朝6：陈桥兵变

细说宋朝7：杯酒释兵权

细说宋朝8：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细说宋朝9：三大纲领

细说宋朝10：宋太祖

细说宋朝11：烛影斧声

细说宋朝12：金匮之盟

细说宋朝13：海内一家

细说宋朝14：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细说宋朝15：杨家将

细说宋朝16：太平兴国

细说宋朝17：天下已治蜀未治

细说宋朝18：李继迁父子

细说宋朝19：宋太宗和他的宰相们

细说宋朝20：吕端和李沆

细说宋朝21：承天萧太后

细说宋朝22：澶渊之盟

细说宋朝23：一国君臣如病狂

细说宋朝24：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细说宋朝25：刘太后

细说宋朝26：景祐亲政

细说宋朝27：元昊

细说宋朝28：宋夏和战

细说宋朝29：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细说宋朝30：庆历新政与党争

细说宋朝31：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细说宋朝32：宋英宗

细说宋朝33：熙宁新法

细说宋朝34：大变法与新旧党

细说宋朝35：元丰改制

细说宋朝36：与西夏的再较量

细说宋朝37：元祐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细说宋朝38：绍圣绍述

细说宋朝39：从建中到崇宁

细说宋朝40：《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细说宋朝41：如此君臣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细说宋朝43：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细说宋朝44：金太祖建国破辽

细说宋朝45：海上之盟

细说宋朝46：耶律大石

细说宋朝47：靖康之变

细说宋朝48：建炎南渡

细说宋朝49：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细说宋朝50：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细说宋朝51：刘豫与伪齐

细说宋朝52：秦桧、张浚与赵鼎的三角关系

细说宋朝53：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细说宋朝54：秦桧与宋高宗

细说宋朝55：金熙宗

细说宋朝56：金主完颜亮

细说宋朝57：海陵南侵和采石之战

细说宋朝58：隆兴北伐

细说宋朝59：大定之治

细说宋朝60：宋孝宗

细说宋朝61：两朝内禅

细说宋朝62：庆元党禁

细说宋朝63：开禧北伐

细说宋朝64：史弥远专政

细说宋朝65：金章宗与卫绍王

细说宋朝66：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细说宋朝67：中原大变局

细说宋朝68：李全

细说宋朝69：金哀宗

细说宋朝70：宋蒙终于交战了

细说宋朝71：端平更化

细说宋朝72：大理国

细说宋朝73：市舶与蕃客

细说宋朝74：佛教

细说宋朝75：新道教

细说宋朝76：理学与宋学

细说宋朝77：史学

细说宋朝78：散文

细说宋朝79：宋诗

细说宋朝80：宋词

细说宋朝81：书画

细说宋朝82：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

细说宋朝83：瓦子勾栏

细说宋朝84：“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细说宋朝85：贾似道

细说宋朝86：钓鱼城

细说宋朝87：鄂州之役引起的失着

细说宋朝88：襄樊之战

细说宋朝89：会子危机

细说宋朝90：景定公田

细说宋朝91：元军下临安

细说宋朝92：再说钓鱼城

细说宋朝93：崖山之战

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细说元朝

出版说明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出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源远流长

二.寡妇孤儿

三.失妻，夺回

四.盟兄分手

五.义父信谗

六.吞并南部乃蛮

七.吞并北部乃蛮

八.受推为“成吉思可汗”

九.组织雏型的帝国政府

一○.讨伐西夏

一一.受畏吾儿之降

一二.受斡亦剌惕等部之降

一三.囊括西辽旧壤

一四.消灭花剌子模

一五.击溃钦察人与俄罗斯人

一六.伐金

一七.灭金

一八.金宋之间

一九.宋与蒙古之间

二○.蒙古汉军

二一.成吉思可汗的遗产

二二.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个可汗得位的经过

二三.与忽必烈争夺可汗大位的四个人

二四.海都对铁木耳可汗也不承认

二五.硕德八剌以后八个可汗的继位纠纷

二六.蒙古可汗与元朝皇帝的名单

二七.耶律楚材

二八.耶律铸、察罕、孛鲁合

二九.王文统

三○.姚枢

三一.阿合马

三二.卢世荣

三三.桑哥

三四.完泽

三五.脱虎脱

三六.六部

三七.中央的其他机构

三八.行省

三九.达鲁花赤

四○.路、府、州、县

四一.其他的地方机构

四二.四大汗国

四三.马可.波罗

四四.经学

四五.史学

四六.文字

四七.成宗铁木耳

四八.武宗海山

四九.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五○.英宗硕德八剌

五一.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五二.文宗图帖睦尔

五三.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完】

细说明朝

出版说明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出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明朝值得细说

二、从朱元璋做和尚说起

三、加入了反元复宋的队伍

四、战无不胜

五、刘福通

六、韩林儿

七、徐寿辉

八、陈友谅

九、张士诚

十、方国珍

十一、陈友定

十二、何真、也儿吉尼

十三、元朝内斗

一四、北伐

一五、西征

一六、深入沙漠

一七、北元概略

十八、明玉珍、明昇

一九、梁王巴匝剌瓦尔密

二○、开国规模——甲、里、州、县

二一、州、省

二二、布政使司、分守道；按察使司、分巡道

二三、巡抚、总督

二四、都指挥使

二五、军民分籍、卫所

二六、五军都督府、兵部

二七、六 部

二八、都察院、十三道

二九、六科

三○、五寺

三一、三公、三孤；詹事府、翰林院

三二、内阁

三三、诸司、外三监、内十二监

三四、李善长

三五、刘基

三六、宋濂

三七、胡惟庸

三八、蓝玉

三九、冯胜、朱文正、朱亮祖

四○、徐达

四一、常遇春

四二、李文忠

四三、汤和、邓愈

四四、沐英

四五、勋臣后裔

四六、朱元璋的儿子

四七、建文帝

四八、方孝孺

四九、成祖功罪

五○、迁都北京

五一、永乐文臣

五二、永乐武臣

五三、贵州设省

五四、成祖北征

五五、北元内情

五六、郑和

五七、仁宣二宗

五八、英宗

五九、也先

六○、土木之变

六一、景帝、于谦

六二、夺门之变

六三、京军三大营、团营

六四、孛来、毛里孩

六五、孛罗忽、满都鲁

六六、宪宗

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六八、韩雍

六九、项忠

七○、王越

七一、余子俊

七二、马文升

七三、纸糊阁老

七四、泥塑尚书

七五、孝宗

七六、弘治贤相

七七、弘治能臣

七八、白沙先生

七九、武宗

八○、阳明先生

八一、世宗

八二、兵的演变

八三、达延汗

八四、俺答

八五、乞庆哈、力克、卜失兔

八六、图们可汗

八七、林丹·呼图克图

八八、倭寇

八九、穆宗

九○、张居正

九一、神宗

九二、三大案

九三、光熹二宗

九四、内乱重重

九五、思宗

九六、尾声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皇帝》片段

细说清朝

出版说明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版《小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先说一个大概

二、皇帝的祖宗

三、他们搬了家

四、死于非命

五、努尔哈赤报仇

六、受到本族人的敌视

七、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八、帮他四面征讨

九、打下一片江山

一○、建立汗国

一一、以“七大恨”告天

一二、大胜明朝萨尔浒、界凡、尚间崖、布达里冈

一三、取沈阳、收辽阳、破广宁

一四、在宁远遇到对手

一五、皇太极得了汗位

一六、皇太极汉化程度颇深

一七、对袁崇焕试战

一八、西征察哈尔

一九、五入长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二○、降服祖大寿

二一、活捉洪承畴

二二、大欲未遂、无疾而终

二三、多尔衮颇有嫌疑

二四、杀害代善的一子一孙

二五、压下豪格

二六、扫荡李自成、张献忠

二七、掳福王

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二九、重用降臣

三○、削平闽、粤

三一、自称皇父

三二、死后遭受清算

三三、顺治年少有为

三四、李定国支持残局

三五、郑成功坚持抗清

三六、顺治出家之谜

三七、鳌拜弄权

三八、吴三桂叛清

三九、绿营立功

四○、对俄和战

四一、征讨噶尔丹

四二、出兵西藏

四三、治河

四四、通漕

四五、理财

四六、佞幸成群

四七、祸起萧墙

四八、贤士在野

四九、雍正之狠

五○、彻底集权

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五二、盖棺而未论定

五三、乾隆这个人

五四、第一个十年

五五、大、小金川

五六、消灭准噶尔

五七、大、小和卓

五八、香妃

五九、控制西藏

六○、补记朱一贵

六一、林爽文起义始末

六二、总论十全武功

六三、巨蠹和珅

六四、《四库全书》

六五、乾嘉学人

六六、嘉庆皇帝

六七、白莲教

六八、天理教

六九、内忧外患

七○、道光皇帝

七一、律劳卑之死

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七三、鸦片问题

七四、鸦片战争

七五、《南京条约》

七六、虎门、望厦、黄埔

七七、澳门事件

七八、鸦片畅销

七九、上海走运

八○、粤人抗英

八一、焦亮(洪大全)

八二、洪秀全

八三、杨秀清

八四、石达开

八五、李秀成

八六、华尔、白齐文、戈登

八七、太平天国残局

八八、略论咸丰

八九、曾国藩

九○、编练湘勇

九一、抑制王錱【zhen】

九二、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九三、夺回武昌

九四、冲过田家镇

九五、打不下九江

九六、分兵回援武昌

九七、苦守南昌

九八、丁忧回籍

九九、转败为胜

一○○、东山再起

一○一、围攻安庆

一○二、节制四省

一○三、攻破南京

一○四、天国插曲

一○五、捻

一○六、杜文秀

一○七、东干

一○八、新疆

一○九、补叙咸丰外患

一一○、辛酉政变

一一一、同治中兴

一一二、天津教案

一一三、马新贻案

一一四、湘军尾声

一一五、李鸿章

一一六、蒲安臣

一一七、对秘鲁建交

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一一九、再度垂帘

一二○、马加理事件

一二一、烟台条约

一二二、苦命皇帝光绪

一二三、甲午之战

一二四、《马关条约》

一二五、日本还辽取台

一二六、中俄密约

一二七、瓜分前奏

一二八、筑铁路的经过

一二九、门户开放

一三○、百日维新

一三一、戊戌政变

一三二、义和团

一三三、八国联军

一三四、《辛丑条约》

一三五、慈禧的最后七年

一三六、清朝的最后三年

本书片段《黎东方讲史·细说清宫秘事》

细说民国创立

序言之一

序言之二

原初版《自序》

中国大陆版自序

原《再版自序》

一、老百姓怕官

二、官怕洋人

三、洋人怕老百姓

四、民国的国父

五、兴中会

六、孙中山的家世和早年

七、乙未广州之役

八、横滨分会

九、伦敦蒙难

一○、宫崎寅藏（一）

一一、康粱（一）

一二、宫崎寅藏（二）

一三、庚子惠州之役

一四、史坚如

一五、再接再厉

一六、大明天顺国

一七、革命潮

一八、《革命军》

一九、《苏报》案

二○、思想战（一）

二一、康粱（二）

二二、思想战（二）

二三、秀才从军

二四、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二五、冯自由

二六、黄兴

二七、华兴会

二八、科学补习所

二九、同盟会

三○、《民报》

三一、吴樾

三二、陈天华

三三、丙午萍醴浏之役

三四、日知会

三五、丁未黄冈之役

三六、丁未七女湖之役

三七、丁未防城之役

三八、丁未镇南关之役

三九、徐锡麟

四○、秋瑾

四一、戊申钦廉上思之役

四二、戊申河口之役

四三、熊成基

四四、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其后的南方支部

四五、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四六、刺摄政王

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四八、四川保路风潮

四九、武昌起义（一）

五○、湖北军队同盟会

五一、“群治学社”

五二、振武学社

五三、文学社

五四、同盟会中部总会

五五、共进会

五六、武昌起义（二）

五七、光复汉阳汉口

五八、中华民国军政府

五九、鄂军都督府

六○、汉口之战

六一、汉阳之战

六二、武昌之守

六三、停战

六四、黄陂之战

六五、外府州县之光复

六六、各省光复

六七、民国成立

细说抗战

自　序

第一章　对日抗战史的初步总结

第二章　北战场

第三章　淞沪会战

第四章　台儿庄

第五章　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

第六章　一连三次的长沙会战

第七章　第一次滇缅之战

第八章　第二次滇缅之战

第九章　日军一号作战

第十章　我军转败为胜

附录一　中日双方高级军官名录

附录二　中日英文参考书选目

附录三　中国抗战时之财政

附录四　著作年表

附录五　长沙会战（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