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我是一个导游

安徽人民出版社决定为我出文集，听到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已经可以出文集了吗？我？印象中，总觉得文集这个东西，只有大人物才可以有。或者，是已故的老先生们才有的东西。

我并不是一般所谓的那种“谦虚的人”，相反从小老师常批评我骄傲。我不打算假装谦虚，也不认为自己很骄傲，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直人，有什么看法就直接说而已——比如我小学时同学称呼我“大学生”，我坦然接受，因此被称为骄傲。不过后来我的确成为大学生，而那时有人又称呼我博士，我坦然接受，因此被视为骄傲。不过后来我也的确成为博士。现在有人称我为心理学大师，我依旧坦然接受——虽然我知道这个名称也叫早了——但我知道如果我精进不止，而老天也给我足够的寿命，将来成为大师也在所难免。到那时出个文集，也是理所当然。不过现在就出文集——我不够老而且也还活着——还是让我有些吃惊。

盘点一下过去的著述，林林总总，不包括和别人合著的，单是自己独自写的书，也有十几本了，从数量上看也还说得过去了。从内容上看，可以为自己骄傲的是，原创性也相当不错，本文集中的每一本书，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原创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有朋友说我的书缺点是骨头多肉少——原创思想多，但是论述时展开不够充分。如果充分展开，有些书中的每一章都可以单独成书。这我也很同意，只不过我总是忙忙碌碌，很少能有时间安静地著述，所以也只好先这样了。毕竟还有许多有趣的、原创性的思想，连这样简要地写成书都还没有来得及。当然也有朋友指出，有的书中的思想应当更清晰地整理耙梳，理论体系也还不够理想，这些的确让我很汗颜，也不能以忙为理由为此辩解，思想没有被展开说清楚是一回事，思想本身不够清楚是不可被接受的。这个问题我不久后必要解决。盘点之后，稍微安心了一点，感到不管怎么说，过去的这些书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内容，有不少自己的创新，卖给读者看，自认还不是浪费别人的钱财。于是，也就踏踏实实地、高兴地等着这文集的出版了。回想在遥远的大学时代，我们还要“树立人生理想”，我自己倒也是认认真真地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我的理想是，“我要好好活，并且因为我的存在，给这个世界留下点好的东西，让别人也活得更好一点点”。当时我学的专业还是“天气预报”，我也没有“预报”到，我以后会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让别人也活得更好一点点”会成为我的正式工作，直接做的事情；但是也许是天意或者是传说中的缘分，今天我所做的事情，还真的都是在直接实现着我的人生理想。那时的我，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做，我读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学，我想做写作者、想做编辑和记者、想做大学教授、也想做心理医生，我还想做节目主持人、想做企业家、想做导游……贪心无比，虽然所贪之物和一般人有所不同。

而今天看来，老天也真的很是眷顾我，我想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机会做了一点：作为杂志写手，发表过散文或其他文字；兼职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做过记者，也得到过“北京市好新闻”奖；做过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甚至执行主编，所编杂志也达到过70多万的销量；现在做大学教授，也参与了一个心理系的整个创立过程；是一个有名望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师；也几次作过兼职节目主持人，已经当了上百次的电视节目嘉宾；办过企业而且赔钱不多；唯一个没有做过的，是导游。而今天在写这个序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做过导游，而且，我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做导游。只不过我所导游的，不是这物质世界中的某个风景区，而是人的内心世界中的景区。

文集中的书，固然主题不一，但是内在的主题却是“一以贯之”的，无非是一个“心”字，或者是关乎对心的自知，或者是从心出发而进行的创造。心中的世界奇妙玄幻，最美的事物是在我们的心中，而最险恶的事物也是在我们的心中。二三十年来我所做的，无非是深入这个世界，以探险家的态度去探索这个世界，并且一旦有所发现，就用我的书或者我的教学去把这些发现告诉大家。我最早出的一本书，是关于如何解梦的（这本书的内容后来几次改编，这次在文集中选择的是改编后的成熟版本）。解梦，就是进入心的潜意识层面的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内心中仿佛有一个原始的世界，那里是原始人、鬼神和动物生活的世界，梦就是我们窥见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方法。因此，释梦可以看做是进入潜意识心理世界的一本导游手册。后来我所出的书，有几本都是讲意象对话心理疗法的。意象对话心理疗法，是我们深入心理世界原始层面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象对话可以让我们迅速进入深层人格，让潜意识中的心理内容昭然若揭，可以让内心中掩藏的种种情绪欲求清晰地展示。我以为意象对话可以说是了解人内心，深入人内心，甚至改变人内心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作为心理咨询与治疗师，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那些有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人，常常只是我们文化中缺陷的负载者，个人的心理病源于文化的心理病。于是自然地，我开始了对文化心理的思考和探索，也就有了两本关于文化心理的书。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目前研究者还为数不多；在这个景区，我作为先行涉猎者，也自然成为一个导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书，是涉及一些具体领域的，比如青少年心理、少女自卫、心理随笔等，也可以看做是些小的景点，虽然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名胜，一花一石，也稍有可观之处。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写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从“意象”的角度去看中医，我把中医看做是一种以“意象”为工具进行思考的医学体系。风、寒、暑、湿，可以说都是一种意象，并没有真正的物质世界的风可以进入身体，也不可能在我们的血管肌肉中用风速仪器测出风的等级来，但是，意象中的风，却的确可以带来有关的疾病。如果我们把意象的心理象征意义都弄明白，我们就可以用更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对此我有很多想法，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结果很鼓舞人心。另外，我对《红楼梦》也有一个很新的见解，发现不少旁证可以给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假说，说《红楼梦》原作者不仅不是曹雪芹，而且是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过的人物。如果有时间，我决意把这个有趣的考证写出来。再有，我很想写一本书，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佛教，并且把意象对话心理疗法和佛教相结合，以创立一个新的学说。还有，从心理学角度看《易经》，也会有一些新的角度，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也很想有时间把这些新的发现写出来。如果更有时间，我还愿意把我对心理学方法论的一些见解形成文字。而心理学在管理中的应用，我也有些想法，这是我兼职经商、做EAP、讲企业心理学课程中所积累的知识。当然，我最最希望写出来的，是对中国文化未来如何改进的个人的思考……所以，这个文集，还是一个未完成，不可能是全集。全集将有多少书，什么时候完成，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的是，那会是在很久很久之后，因为有这些心愿未了，我希望我能够长寿，而且能够一直保有清醒的头脑，能一直一直写下去。当然，我更希望，我的文字能够传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爱，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而万万不可以适得其反，有害于人。

导游，不就是做这个的吗？把美好的世界展示给人去看。

朱建军

2008年12月

引言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人，一个心理学家。我成为中国人是天生的，我父母都是中国人，我一出生就遗传了中国人的全部特征——中国人的身体和中国人的心灵。

据研究，中国人的心灵天生就和西方人有明显不同，中国人一出生就比西方人安静。而且据心理学家荣格研究，心理的要素也是可以遗传的。祖先所经历的一切，或多或少都会在后代身上留下些痕迹。也就是说，我和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虽然刚出生时好像是一张白纸，但基因中却存在着中国千万年历史的遗传特征。我比西方人安静，我相信这是因为我的中国祖先是农耕民族，西方人的祖先是游牧民族。农民总比牧民要老实安分些，他总不能用套马的闹腾劲去赶牛耕地吧。还有，我的祖先中修道的人比西方人多，而他们打坐冥想，追求的是心灵的宁静，不像西方的牧师往往很有激情。第三个是我不愿承认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祖先被“专制”

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比较胆小老实。一生下来，我就生活在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中。吃中国菜，说中国话，交中国朋友，病了请中医，偶尔还用一些中国特色的巫术疗法，更重要的是大读中国书，浸淫于中国古人的悲欢离合中，体会中国式的哀怨、乡愁以及诗情画意。中国文化是我吃了几十年的精神食粮。食髓而知味，作为食客，我颇想就中国文化做一些评论。成年后，我做了心理学家，具体说，是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者。在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影响最大的流派是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它重视潜意识中的心理活动，另一个是它比较重视性心理的发展。精神分析学派最伟大的发现是，它发现人对自己的心理活动并不能全面了解。弗洛伊德说人的心理像一座冰山，露在水面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是在水下的。也就是说，人对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动机实际上大多是不知道的。人自以为知道自己的行为动机，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

精神分析学派也非常重视性心理的发展，它认为性心理的发展好坏和人的整个性格都有极大关系。当然，它所说的性是一种广义的性。比如儿童吃饱了奶还要叼妈妈的乳头，在精神分析看来是一种口唇的性感。所以荣格就提出与其称为“性”，不如称为“生命力”。

精神分析学派中演化出许多心理学派别，比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德勒心理学、自我心理学等，这些学派虽然和精神分析有所差异，但是共同之处是很多的。而其他的心理治疗流派，比如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格式塔疗法、认知疗法和合理情绪疗法等也都从精神分析心理学中学习到了许多东西。我也是一样，从精神分析心理学中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当然，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其他学派中我也学习到了不少。在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释梦。此后，我更多地尝试用清醒时的想象来代替梦做心理分析，用意象来了解人的深层心理活动，也通过意象的改变来改变一个人的心理。以此方法做心理咨询，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不过作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者，我发现自己能做的事情真的是微不足道。经历的个案越多，越是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的心理障碍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有我们整个民族共性的原因。我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虽然曾经无比辉煌，直到现在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宝藏，而且这个文化的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文化难与为匹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文化中也有一些问题。个人的心理问题有个人的原因，但是也都受到民族文化的缺陷影响，反映在现象上就是一些中国人性格上共有的缺陷，也就是鲁迅等人说的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这些性格的缺陷就使一个人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

个人生活在文化之中，犹如一滴水在江湖之中，江湖被污染，这滴水想不被污染太难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一开始的心态，而当这个人融入江湖中，污染别人的又包括了他在内。“社会是一个大染缸”，被染污后的人即使通过心理咨询和治疗清洁了心灵，再进入染缸会怎么样呢？我的作用也就像一个军医，救活了一个人之后，抬头见到炮火硝烟大杀戮的战场，心中只有无奈。或者，这医生会希望自己能为和平做一些事情。鲁迅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吃人”，而这些“吃人”的文化并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完全消亡。从整个民族的层面看，中国近代的落后就和文化的缺陷有关，作为心理咨询和治疗者，我不能不关心如何给我们的文化做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文化中的毒素减少，民族的性格就可以改善，而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人格发展，也都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如果把一个民族比作一个人，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深刻很聪明很有潜力的人，但是，这个人有了心理疾病，也就是鲁迅等许多人所说过的“民族病”。这个病在心理疾病患者的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但是在“正常人”身上也一样存在。“报喜不报忧”、“面子至上”、“不团结，搞阴谋”、“见死不救”、“只讲利益，不讲是非”……都是民族病的症状。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问题别的民族也有”。别的民族也有，并不是说这就不是民族病的表现了。阿犙可以说别人也有疮，别人有疮，并不表明我们没有病。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把我们的民族比作一个人，诊断他的症状，分析他的病因，提出治疗建议，希望我们大家能一起惊醒而奋发，矫正我们的行为习惯，做有利心理健康的实践，让我们的民族更加生机勃勃，健康向上。看到一个女子，男人注意的是她的性感，女人注意的是她的服饰，小偷注意的是她的钱包，而牙医注意的是她的蛀牙。如果说我的民族是一个美女，请恕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只注意她的心理障碍。这也许有些杀风景，就像牙医注意的是美女的蛀牙，但是我只好如此。“被阉割的龙”是我对中华民族性格之病的诊断。都听说过阉割猫狗牛猪，难道龙也可以被阉割吗？神龙是什么样的动物啊，力则足以驱万里云，智则足以变幻万方，目如闪电，声如巨雷。怎么可以想象它会被阉割？但是，实际上龙是可以被阉割的。

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象征，狭义的阉割代表的是对“性”的压抑，广义上说是代表对生命力的压抑。这也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之根源。在我看来，正如前人所说，“中国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长期的极度严酷的封建统治压抑了我们民族的生命力，这是民族病的根源。浑浑噩噩的人不觉得怎么样，而如鲁迅等清醒的前贤，见到这种现象，无不痛心疾首，如万锥刺心。

在本书中，我将沿着中国人心灵发展的历史并且围绕着“被阉割的龙”这个意象，谈谈国民性与中国文化之病和对其进行疗救的观点，希望得到爱国爱民族的朋友们的关注。本书第一部分是全书的总纲，系统阐述了本书的理论观点。非学术研究性的阅读者不必从第一部分开始阅读，可以直接阅读后面的内容。但心理学研究者则需要从第一部分开始。第二部分分别对历史事件、文化产品、社会现象进行心理分析，在不同的点上具体展开第一部分的思想。第三部分则更多地侧重于探索疗救的方法。

朱建军

第一部分 心理学研究——中华民族性格的缺陷

狭义的阉割代表的是对“性”的压抑，广义上代表的是对生命力的压抑。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极度严酷的统治压抑了我们民族的生命力，这是民族病的根源。

中华民族性格的缺陷

民族性格

一个人有其个性或人格，如果把一个民族看做一个人，一个民族也有其个性或人格。

这不是文学比喻，而是一个心理学的科学概念。心理学中有几个相互比较接近的概念：性格、个性和人格。在日常用语中，性格和个性的意义差不多，人格还带有“人的尊严和品质”的含义。不过，在中国心理学界普遍的术语使用中，个性和人格是同义词，代表人的心理的整体稳定的结构，而性格是人格结构中的一部分。除了性格之外，一个人的能力特点、先天的气质特点等也属于人格。当然，不同心理学流派所用的术语体系也有一定的区别，各有所长和所短。本书不关心对这些术语体系的评价，为了方便起见，我基本沿用多数中国心理学家所用的术语，即性格、能力、气质的总体构成人格或个性。这里所说的性格，以及总体的人格，都是以人为基本单位的。性格或人格是不是可以不以一个人为单位，而以小于一个人为单位，或者大于一个人为单位呢？在普通心理学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以小于一个人为单位谈论性格或人格，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实则可行，请参见我的另一本书《心理咨询与人格意象分解》；以大于一个人为单位，则简单得多，一个家庭可以有“家庭性格”，一个企业可以有“企业性格”，一个民族也可以有“民族性格”。它们代表的是这个群体作为一个总体在心理上的特点以及行为的倾向性。在展示民族性格的存在上，我并不是第一人。实际上，荣格、弗洛姆等许多人都或多或少讨论过这个内容。正如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常见的行为模式来判断他的性格，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判断一个民族的性格来看这个民族的成员中哪些行为模式是占优势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表现外向的时刻，也有表现内向的时刻，如果他内向的表现出现的概率远多于外向的，我们就说这个人是内向的，反之亦然。同样，一个民族中有很内向的人，也有很外向的人，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起来，内向的人比例很大，我们就可以称这个民族的性格比较内向——以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做一些讨论。当然，把民族性格作为研究对象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上的困难。在研究一个人的性格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套评估性格用的工具：描述性格的词汇表、性格测验的量表等。这些工具实际上是有文化特点的。在一种文化中研究一个人的性格，因为有这个文化作为背景和参照系，我们可以设计出这样的工具。一个性格测验的量表从根本上说，就是把这个人和他所在文化中的其他人做比较。但是，当我们把整个民族的性格作为研究对象时，我们缺少一个跨文化的参照系。举例说，也许在印第安人看来，白种人的攻击性强，而对同样品质的白种人称之为进取。在白种人看来，印第安人是懒惰的，而对同样品质的印第安人称之为安宁。这就会带来对性格评估的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先需要区分性格特质的描述和性格特质的评价。虽然印第安人和白种人用的词汇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双方所指的性格，所指的行为模式是有共同之处的。只不过称之为攻击性带有贬义，而称之为进取心有褒义，褒贬是评价而不是描述。在研究中，我们可以把价值观暂时搁置，把评价暂时搁置，而只研究双方的描述，则双方的分歧就不是那么大了（当然，分歧还是会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民族对善恶、对什么是健康的心态看法也不相同，是不是存在一种对各个民族来说都通行的价值观。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价值观，也就没有一个标准，也就没有办法说某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好还是坏了。有一种理论叫做“价值相对性”，它认为各个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之间是没有优劣区别的，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虽然认为可以暂时搁置价值观，但是反对所谓‘价值相对性”理论。我认为，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在逻辑中是不可能解决道德价值观问题的，但是，心理学不可能不在价值观上有自己的观点。“价值相对性”理论对心理学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承认绝对的价值相对性，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概念就无法成立。我们建立心理障碍概念的前提，就是承认那些有助于生命力的为善、为健康；那些使生命力衰弱，使心灵死亡的为恶、为不健康。

虽然各民族有自己的主导价值观，虽然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跨文化跨民族的价值观体系，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提出一些各民族各文化都应认同的基本价值观。虽然，这些基本价值观在各个民族中用不同的词汇表示，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表现的方式也有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的。比如，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观称为真诚、与人为善、合作、勇敢、热爱生命等，也可以用其他的词。承认有这些基本价值观，我们评价民族性格是不是健康才有根据。当某种价值观没有跨文化跨民族的共同术语表达时，我们可以采用另一个方法，就是用不同民族描述相同或相近的基本价值观时的不同词汇参照使用。同时，也尽量阐述出不同民族对这个价值观理解的差异。比如，我们可以用墨子的兼爱概念，参照基督教的博爱概念。同时，尽量阐述出墨子和基督教的不同。这种方法叫做参照法。另外，虽然各民族心理活动的规律也许有所不同，但是我假设在各民族各文化当中心理活动有共性的内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也是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用西方出现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就完全不可能研究中国人。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比作一个人，这个人的性格如何？有什么问题或心理障碍吗？这就是我的研究内容——请恕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问题和心理障碍上，而先不提这个人的优点——虽然我知道他有很多优点。

冷漠麻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一

在列举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前，我简单陈述一下我的方法。我的方法，一是设定一些基本价值观，并对比中华民族在这些价值规范上的表现。二是参照国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对中国人的评价，包括国外人士在书和文章中对中国人的评价，中国作家如老舍、鲁迅等人的评价。我认为，虽然这些人的评价并不曾运用心理统计或测量技术，但是由于他们有被公认的能力，他们可以看做是心理观察的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观察是可以被科学家采纳的。我的第三个方法是采用个案作为证据。在选择个案时，我根据自己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经验选择我认为有代表性的个案——这不免有一定的个人倾向性，但是，绝对“客观”是不存在的，只要我尽量减少个人倾向性，这样的资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列举民族性格缺陷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原则，那就是“选择中国人觉得像中国人的行为”。假如某个案中的行为方式在中国是很罕见的，而且一般人的评价认为“这不像中国人的习惯”，那么这样的个案就不用来做分析。以这样的原则，我初步确定中国人的性格缺陷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特点：冷漠麻木、诈伪不诚、是非不分、伪善和好抱怨、要面子而不顾实际、胆小怕事、一窝蜂、不团结窝里斗、腐败、缺少理想、喜欢背后算计别人、势利、缺少公德意识、喜欢报喜不报忧、妒忌心强……下面我对此做些陈述。

冷漠麻木指缺少应有的情绪感受能力，既表现为对别人没有同情心，也表现为对自己的痛苦没有知觉。我们也可以用“缺少同情心”、“浑浑噩噩”等词来描述相近的特点。

中国人的冷漠麻木是很严重的，有时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为了写这本书我想找一个例子，我相信找这样的例子应该不难。结果比我想的还要容易，不过两三天，我并没有去找，一个鲜明的例子就送到了我面前。这是2001年9月26日《北京晚报》上的一条消息：一位郑州妇女在兰州一家招待所的六楼阳台上欲跳下自杀，据说是被人骗走了4万块钱。很快楼下就聚集起大量的围观者。110警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劝慰，从侧面的窗户潜入阳台，成功地把轻生妇女救下。不料围观者散去时，竟发出一片失望的叹惜声，惋惜自己未能亲眼目睹有人从高处跳下时惊险的一幕。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看客”心理。这样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在北京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辆面包车在路上起火，火势并不大，但是没有人去救援，以致车里的一对母女被烧死。记者采访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时候，这位司机竟然兴奋地说：“我也看到了，烧人的味道就像烤羊肉似的，挺香。”而另一对被采访的夫妻则漠然地说：“又不是我们家的人（为什么要救）。”记者追问：“如果是你们家的人呢？”被采访者回答：“不会，我们家的人都在河南呢。”我试图在文献中找一些例子，结果发现也出奇的容易。在一本一百多年前美国人所写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我看到了以下的一些描述：

那些不幸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人，不被人提及痛处就没法活下去。最温和的方式是描绘其缺陷，以吸引公众注意。药铺抓药的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说：“眼睛斜，心地歪。”头发一根不剩的人则经常受到这样的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无聊的玩笑，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停的时候。像这样不幸与众不同的人，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要想有好心情，就得对此毫无脾气，充耳不闻。对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中国人也过分坦率。“这个孩子，”一位旁观者说，“是个傻子。”这个孩子兴许根本就不“傻”，但这样不断当面说他没心眼儿，他那尚未发展起来的心智会很容易就此枯萎。这样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别的病症的病人是很普遍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加剧的症状，都是公有财产，都当着病人的面一一抖搂出来，而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别人称他为“疯子”、“呆子”、“笨蛋”，等等。

有人当着学生的面，要一位老师评论一下这些学生的能力，老师回答说，在他们面前离门最近的学生最聪明，二十岁就会学业有成，但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孩子是他见过最笨的。人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评论会给学生带来什么。在中国旅行，人们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友善，这极为明显。一场夏雨之后，地面道路无法行走。不得不起身赶路的人会发现“天、地、人”联合起来同他作对。没有人会告诉他，他走的这条路前面马上就是泥沼。如果你陷在里面，也不关旁边的人什么事……每当出门人一头栽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之时，便会发现不知从哪儿围拢过来一大群人“袖手旁观”，简直就如这句成语形容的完全一样。但不管人数有多么众多，只有等到与他们谈成条件之后，这些旁观者之中才会有个人出来尽这个举手之劳。更有甚者，这种时节里当地人还经常在难走的地方挖个深坑，特意让出门人陷进去，因为这样，出门人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一把！

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心里都确信，中国人对别人所受的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尽管孩子在家中全无管束，但他们的受教育生涯一旦开始，那种宽松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学生因老师生气而受辱骂的情况，并不罕见。另一方面，遭到辱骂的孩子又让母亲极为气恼，在气头上又被打一顿，这也十分常见。不难看出，因为孩子闯祸而责打孩子的母亲，会在特别恼怒时死命地打任何一个孩子。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描述依旧很适合我们。嘲笑残疾人和智力偏低的人是常有的事情。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讽刺挖苦也是家常便饭，即使是在家长会上，家长也必须忍受教师对孩子有明显侮辱的批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别人的困难袖手旁观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现在的公路不方便挖坑，但是有的修车铺也会故意放一块石头在路上，好撞坏汽车的底盘。母亲打孩子不稀奇，因为孩子学习不好，把孩子打得生命垂危的事情也偶有发生。

许多缺少同情心的行为，伤害别人的行为，我们都已经完全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不觉得自己特别冷漠麻木——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麻木的表现。

诈伪不诚——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二　　

诈伪不诚这四个字的评语出自鲁迅，我认为这切中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病根。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此病依旧存在。诈伪不诚，表现为做官的人，是虚报政绩、统计作假、形式主义，等等。作假之普遍和怪异，超过任何神怪小说。如众所周知的，在“大跃进”期间虚报粮食产量成为风气，竟然有人敢于上报说亩产水稻两万斤，一个小孩子放在未收割的稻子上，稻子都可以支撑得住。到现在，官员说谎的胆量也依然不小。试举一例，某地上报说搞了一个农田的滴灌工程，上级视察的时候，见到路边有许多用于滴灌的储水槽，上级到农田中，也见到了滴灌的水龙头，以为这些都是真的了。而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路边的储水槽是单面的，只有对着路的半面，另外半面没有，根本不可能储存一滴水，农田中的水龙头下面没有水管。类似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诈伪不诚，在商界则是做假货。我们都知道许多地区以伪造名牌为业，而且难以根治，原因是有地方保护。以次充好，掺杂使假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报纸上常常提醒消费者“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要学会分辨真假”。从逻辑上说，这些劝告是不通的。因为消费者怎么可能通过学习，让自己成为食物真假和质量辨别专家、服装质料辨别专家、珠宝鉴定专家等各方面的专家。诈伪不诚，在各个领域都存在，几乎各行业的人都在做。而且，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潜规则了，所以诈伪者也不以为耻。我在某杂志社做编辑的时候，就接到过这样的来稿，写他自己的经历，他先用假文凭应聘做了记者，后来做得不错。对自己做假文凭这件事情，作者不认为有什么错，他的理由是：“学历不能说明水平，我没有学历，而我能胜任记者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错在社会，社会太重视学历了，不在我，我是不得已。”正是因为这种逻辑在文化中行得通，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北京大学的门口，一直有一些专门代做假文凭的人兜揽生意。

正是因为诈伪不诚太普遍了，中国人到了国外，总觉得外国人很傻。地铁检票是抽查，外国人竟然不想办法逃票。打电话，中国人有办法少花电话费。钓鱼，中国人有办法钻规定的空子多得到鱼。当然，完全的诚实在任何民族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可能的诚实是各民族公认的美德。有一些现实的原因使我们不得不说一些假话，这也不可否认，但是我们有没有“尽可能说真话，少说假话，以说真话为荣”的品德呢？没有，相反，很多人是以自己有欺骗的本领为荣的。

是非不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三　　

辩证地看问题是中国人之长，不过这个技巧用不好就成了是非不分。所以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不是从公理中判断，而是从利害上判断。别人走后门，搞裙带关系，那是不正之风；我如果有亲戚朋友身居要职，我求他为我办事，这是人之常情；我的朋友托人办事，也是迫不得已。中国人聪明，所以话可以颠倒说、两面说，因而中国人混淆是非的能力也比别的民族强。传说古代学者解缙和皇帝在一起的时候，皇帝正在走上拱桥。解缙就奉承说：“一步更比一步高。”皇帝听了，就向前走下拱桥，然后问解缙：“现在你怎么说”，因为现在皇帝是“一步更比一步低”了，而这样说显然是不吉利的。聪明的解缙就换了一个说法：“后面更比前面高”。这样的巧妙利用语言，在不同时候用不同的解释，就达到了一个目的——皇帝总是好的。这个传说中解缙的做法是大家非常欣赏的，所以在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御用文人，他们的聪明智慧就用于证明皇帝总是对的。这固然很讨皇帝喜欢，但是却往往使国家政治受到损失。

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把中国文化骂做酱缸文化。我理解“酱缸”也就是象征着是非不分，什么东西都“酱”在里面。中国人不肯真正地认错，是非不分，也是文过饰非的技巧。柏杨说：“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因此不论是什么坏行为，都可以解释成好的；反之，别人的什么好行为，都可以说成了别有用心。

不团结窝里斗——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四

还是引用柏杨的话为例：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人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

个别的人是这样，组织和团体也一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部分军队被批评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窝里斗的方式上也很有中国特色，那就是玩弄心计，互相算计，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等阴损的手段。很多人一生都耗在这个上面，不仅不觉得自己可怜，还自以为聪明。

伪善和好抱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五

如果我们不看行为，单听中国人所说的话，如果我们听中国人说话不去区分“弦外之音”，只从字面上理解，我们会以为在中国人人都是圣贤。大家都很善于把自己伪装成善良无比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国人的行为，就会发现事实并不那么美丽。越是把自己说得善良的人，我们越是要担心，他会不会是骗人。我们当然承认中国有很多好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是“表面上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还是柏杨，说了一个例子：

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结论很简单，不忠厚的是别人，忠厚的是自己——这就是所谓“善良的人”。

他们善良，所以不善良的只是别人。他们的善良就使他们有权责难别人，所以所谓善良的人往往是最喜欢抱怨别人的人。

太要面子——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六

要面子，是所有研究中华民族性格的人都注意到的特征。我们必须注意到要面子和要自我尊严是不同的。比如一个女人被强奸，中国人大多不会选择去报案，因为她觉得那样太没有面子了，也很少有人觉得报案的女人有自己的尊严。面子不取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取决于大家看到了什么事情，这就是它和尊严的区别。只要别人没有看见，我们可以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们自己要面子，也要给别人面子，不给别人面子是对别人最大的伤害。因此我们有时候就被迫要牺牲一些东西。比如在学术会议上，假如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一般来说你不能当众说出来，否则就是不给别人面子。假如对方刚好是一个有身份的、有“面子”的人，这样做就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这也就造成中国人的学术争论很难有一个良好的气氛，往往是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后却互相轻视。当然，品格真正优秀的中国人会私下找到对方，把不同的意见委婉地告诉他——但是，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人大多喜欢别人赞许而对批评很敏感，所以即使是在私下里说，被批评者也会有一些不愉快或愤怒。当然愤怒会少一点，因为对方没有在许多人面前让自己“丢脸”，只是在对方一个人面前让自己“丢脸”，面子的损失小了很多。

为了面子，许多场合有人作假，只要这种作假对被欺骗的人的面子无害，被欺骗的人也未必生气。打个比方，省里领导和地区领导到某县视察，这个县伪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工程给领导看。即使地区领导知道这是假的，心里也未必生气，只要省里领导没有发现就行，因为毕竟县里的伪装“给了地区领导面子”。

正是因为有面子问题，种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才屡见不鲜。

胆小怕事——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缺陷之七

胆小怕事是中国人的致命缺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窝囊的格言竟然被普遍接受。我们常常会看到恶人欺压善良之人，有时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为什么恶人可以这样猖獗，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其中一个就是多数中国人太老实、太能忍耐。一旦有一个人“豁出去了”，不怕死了，其他人就会怕他。听到一个故事，日本鬼子在南京搞大屠杀的时候，有三百多中国平民被三个日本兵关押在一个仓库中，关了一夜。三个日本兵是有枪的，但也不过是当时的一种步枪而已。仓库没有锁，门开着，假如中国人一拥而出，三个日本人是打死不了几个人的，大家逃跑的机会很大。但是没有人逃，大家就老老实实地等着，等到第二天日本兵都来了，三百多人除了三个人侥幸逃生外，其余统统被屠杀。

我很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向外冲。因为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枪打出头鸟”，先冲出的人死的可能性比较大，没有人肯冒生命危险，做这个“傻瓜”。大家都宁愿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人不至于那么坏”的幻想上，从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我有位朋友曾这样说：

中国人的忍耐性是世界闻名的。所谓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到没有饭吃时是决不反抗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的狗也比死了的狮子强，明哲保身被视为处世良方。只有当被逼上梁山时，才揭竿而起，结果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仁人志士，大都不是成为示众的材料，便是要用自己的血去给人治痨病。古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情没有危及自己，便漠不关心。所以中国是盛产汉奸的国度……他有做汉奸的理由：别人做得，我做不得？！极度的忍耐造就了奴性，融入了骨髓里。如果大家不至于非常健忘的话，应该记得数年前让国人痛彻心扉的一幕，在“你们给我跪下”的狂吠下，一排中国人，终于跪下了。我们跪天，我们跪地，我们跪父母，岂可丧失尊严地跪倒在一个小小的外资企业老板的脚下！习惯下跪的中国人啊！

上述的“下跪”事件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某企业的韩国老板因小事让中国员工下跪，结果除一人外所有的人都跪下了。这可以算一个“现场情境测验”吧，测验的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中国人中有不下跪的人，但是比例太少了，多数人还是胆小的。虽然我们说，这个“测验”的取样不十分科学，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都是打工者，知识层次比较低。但是，知识层次高的人就不胆小怕事吗？从经验中我们知道未必如此，知识分子的胆小怕事比老百姓也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不一一详述民族性格的缺陷了，否则此书的篇幅将难于容纳。我想，对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点，任何一个读者都能非常容易找到例证。当然，我相信有许多读者会反驳我说：“你为什么只看到中国人性格上的缺点，不去看中国人性格上的优点？”我再次承认，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有很多很好的优点，有些甚至是其他许多民族所不可企及的。但是，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我的注意力将更多地看缺陷，这样才有改进的前提。假如有一个病人对医生说：“大夫，你为什么只看我身上长疮的地方，不看看我英俊的容貌，修长的身材，漂亮的服饰？

我的回答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不是画家、时装设计师，我是医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的这些严重的缺陷，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讳疾忌医，强词夺理说中国人没有这样差；二是失望，觉得中国人没有救了。我们应该做的是：面对现实，承认我们的民族有心理疾病，然后我们扎扎实实去努力治病，中华民族才有希望真正站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行列。

中华民族性格缺陷的心理分析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敢于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在我们没有面对这个现实之前，我们有一种“幸福”，就是我们不必为此操心。而现在，这样的幸福没有了。记得鲁迅有个比喻，假如在锁闭的黑房子中有些睡着的人，我们是让他们继续沉睡，直到死在这里好，还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快闷死了好呢？我的比喻是，假如有个人得了癌症，医生说没有救了，是不告诉他好，还是告诉他好？

我想还是告诉他好，就算他还是死了，至少死个明白。这或许是以己度人，如果我得了癌症，就算是没有救了，我也希望知道真相，至少让我对死亡有一个准备。更何况也许还有救呢？看到中国文化病症的人中，有些人认为这个文化是没有救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人。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就是认为这个文化没有救了。让文化消亡，实际上民族和民族性也就消亡了——假如中国文化消亡，中华民族变成了快乐幸福的新民族，这也不是坏事。就算中国文字不用，中国古书被焚毁，中国历史被忘记，假如所有华人都幸福了，这也不是坏事。不过，从胡适等诸位健将开始，至今还有许多人试图这样做，实践证明这恐怕是做不到的。“文化大革命”不也是试图通过政治压力消除儒家的影响，建立全新的文化吗？但结果却是一场灾难。我个人认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这个“因袭的重担”，不是想抛弃就能抛弃掉的。即使再有多少个人雄心勃勃地去做“新焚书坑儒”，即使古书历史完全被忘记，文化和文化基础上的民族性格也不会消亡。文化生长在每一个人的人格中，民族性格不是想放弃就能被放弃的。如果中华民族是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想变成外国人就能变的。鲁迅也许比其他新文化运动的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有一种由衷的无望感。因为即使民众被唤醒，这个“黑房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出去的。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相信改变民族性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祖辈做错过多少次的事情，也许我们必须要做对多少次才能补偿，我们必须忍耐改变中的痛苦，才有可能改变民族性格。但是，我相信我们是能做到的。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靠改变他的工作、地位、收入等是不管用的，最需要的是心理咨询与治疗；而要改变民族性格，我想也是一样。只有了解心灵，了解改变心灵的方法，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那就是心灵的革命，民族性格的革命，这样的革命能救我们的民族。这样的革命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回到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消除其心理疾病，发扬其长处，使中国文化更健康，中国人的心灵更健康，使中华民族有伟大的复兴。

让我们尝试开始这样的革命。

口欲期的中国人

知道症状是第一步，下一步是用心理学做分析。分析工具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旧的但是很管用的工具，就是精神分析和在精神分析基础上产生的心理动力学各派理论。

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是一种病态的“口欲期固结”。

正常的人都要经过一些心理发展的阶段。人在一岁前是所谓的“口欲期”。

在这个时期，儿童处于一种完全不自立的状态，依赖母亲或其他养育者生活。由于他基本没有行动能力，“口”是他生活的中心和兴趣的中心。他吃奶是用口，得到快感也是靠用口吮吸乳头。在饥饿或者不舒服的时候，他用口哭叫以得到照顾。在他愤怒的时候，他可以用口咬母亲的乳头。他能抓到什么东西也都往嘴里塞，因为这是他唯一的认识手段。口欲期的儿童仰食于人，所以不可避免有一种焦虑。如果在这个时期他得到了适当的照顾，这个焦虑就会削弱，他会对母亲或其他养育者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感。虽然他说不出来什么，但是这种内在的信任感将使他生活幸福。如果在这个时期他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则他内心的焦虑就不会被削弱，他对别人会有一种基本的不信任。这个影响会一直延续，如果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影响会延续到他的一生。精神分析学称此现象为“口欲期固结”。

口欲期固结的人会有一些表现，他们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但心理上却还带有口欲期儿童的心态。口欲期的人一般会对吃比较有兴趣，或者喜欢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当然不大可能是奶嘴，但是会是一些类似奶嘴的东西，比如烟。口欲期固结的人对待异性伴侣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依赖着又时常抱怨。

不同的口欲期固结者有不同的表现。有一种是如同饥饿的雏鸟，终日张着嘴等待食物。这种人是在口欲期得到的爱和关怀太少，而心理上又非常弱小。在成年后，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没有追求人生的勇气，没有胆量要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表现自己的可怜，向别人乞讨一点爱和关心。在工作中，他是一个懒人，混日子不求进取；在恋爱中，他是一个依赖者，只会可怜巴巴地求对方不要离开。还有一种是牙尖嘴利、言语刻薄。就像小时候咬妈妈的乳头一样，他一生都用嘴来攻击别人，发泄自己的愤怒。他在精神上一直是“饥饿”的，因而满心愤怒。他同样不会追求自己所爱，因为在他骨子里有一种无能为力感。还有一种是“号哭者或哭泣者”，他们像不停哭泣的儿童一样，一生都在哀叹自己的不幸命运。在他们眼中，世界是一片黑暗，而他们也没有勇气反抗这个世界。儿童哭是为了让别人给他奶，成年的号哭者、哭泣者也一样。他们的哀叹是一种无言的谴责，谴责别人没有给他所需要的东西。除了这些类型，还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好一些的口欲期固结者，但是所谓好一些也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一种是“吹牛者”，他们口若悬河，吹得仿佛自己很不错。如果你只听他们的话，他们真的是令人羡慕。他们似乎非常有能力，他们也似乎很有成就。但是如果你观察一下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还有一种是“安静孩子”，我们可以想象有这样的孩子，他发现哭了还是得不到奶，于是就不哭也不闹了，安静地躺着。这样的孩子是生命力最弱的，生命意志最弱的，他不用任何方法讨要——给我我就吃，不给我我就饿死算了。在成年的口欲期固结者中，这种人就是那种“听天由命”的人。

口欲期固结者还有一种，他们在口欲期得到溺爱，或至少得到的“食物”不少，在这个时期很幸福。但他们在下一个时期遇到挫折，就会退回到了口欲期，从此不敢成长。要说明这些人，我们还需要知道下一个时期的情况。在一岁多，儿童会走路之后，就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肛欲期。这个时期是儿童行动能力出现的时期，是儿童学习自我控制的时期，也是儿童的自我意志和个性第一次张扬的时期。因为在树立自己的个性过程中，儿童常会反抗父母，所以在教育心理学上，这个时期被叫做“第一反抗期”。

如果父母对儿童的独立自主行为压抑比较多，则儿童有可能会“退回”口欲期。因为害怕批评，他们变成“乖孩子”，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这样的人长大后，也是口欲期固结。在我看来，由于父母的状态不够好，心理上幸福感不够，造成中国的多数儿童，在口欲期得到的爱都是不够的。而中国文化过分地压抑个性，又使得多数儿童在肛欲期受到了压抑。因此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有些口欲期固结，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明显有口欲期性格特点。从文化上看，中国自秦朝以来，长期是高度专制的社会。历史上除少数年代外，多数年代中人民的生活极为艰苦。专制帝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提倡一种被歪曲的儒教，格外强调忠孝。在家庭中，父亲和子女之间地位非常不平等，子女在父亲面前根本没有人格尊严。而且帝王和各级统治者被比喻为民众的父母，要求民众绝对服从，这样的社会文化渗透的结果，就是从儿童期开始的一生中，人的自我探索行为、独立自主意愿被严重压制，肛欲期人应该发展的独立性在多数人的一生中都没有机会发展。民族性格只能成为“永远的口欲期”。

口欲期固结的个人一般贪吃，而作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对吃的爱好也可以说是偏高的。正如儿童什么都往嘴里放一样，我们也什么东西都能吃。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口欲期固结的个人一般在性上不成熟，男性往往把女人要么看做圣母，要么看做妓女，他们或是性压抑，或是追求一种“妓院”式的性行为方式。我认为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也明显有口欲期特点。虽然我们古代也有一些美好的爱情故事，但是更多的却只是偷情故事。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是性压抑的文化。

口欲期固结的人在心理上如同儿童。秦以后的传统文化把君主和官吏比作父母，而且多数专制君主和官吏表现得如同虐待儿童的“父母”，因而民众的行为就非常像儿童。伪善的人是“乖孩子”，是通过顺从试图讨“父母”的青睐；我们所怒其不争的人，实际上是可怜的孩子，他们的悲哀是一种“哭”的行为的翻版，是试图用受虐的行为来“感动父母”。

儿童没有能力自己去获得“食物”，只能在父母分配的份额中尽量多得到一点。而为了多一些“食物”，他要战胜的竞争者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口欲期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不懂得如何通过合作向外寻求，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最善于通过和广义的“兄弟姐妹”，也即同事、亲人、同胞竞争而获得利益。这就是中国人的“窝里斗”，也是中国人妒忌心格外强烈的原因。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用更多的论据，证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是一种口欲期固结”这一判断。

压抑的中国人

精神分析心理学非常重视性，以至于被指责为“泛性论”。批评者认为性并不是那么重要，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的作用，是他个人的偏见或因他所在时代的特点而产生的偏见。实际上，我们应该从广义上看性，所谓性，是人的各种本能中，除饮食之外最重要的本能。它的压抑与否实际上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生命力、生命的基本欲求是不是被压抑。性压抑实际上是压抑生命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和象征。我认为，总体上中国文化就是性压抑的文化，并由于性压抑而泛化为对生命力的全面压抑。

压抑生命力的文化，大致都是性压抑的文化。放纵并使生命力泛滥的文化，大致也是性放纵的文化。合理对待生命本能的文化，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性态度。这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不压抑性，其他的压抑就难以忍受。一个人在性上的自信，必然加强他总体上做人的自信，从而使他在做其他事情上也更加自信——这样的人是难于被管制的，难于被奴役的。发情期的家畜或者宠物可能会一反常态，由性情温顺变得性情暴躁。因此主人往往会选择“阉割”这些家畜或宠物，从而使他们性情温顺，容易管制。专制统治者对民众的态度也是一样，因此他们本能地希望文化是性压抑的，使民众更像被阉割的牛马，没有自己的欲求，老老实实地做工。把中国民众比作家畜，似乎很过分，但是这不是从我开始。原因是，在两千多年被奴役的历史中，我们不幸被当作牛马，从而也带上了牛马的习性，这是现实。总体上，中华文化是性压抑的。个别时候的放纵和少数人的放纵也改变不了这个总体现象。在性的压抑之外，中华文化在感情上也是明显压抑的。我们虽然可以从好的一面说，说中国人感情比较含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总体上说中国人不是含蓄，而是对感情过度克制和压抑。要说明这一点，例子不胜枚举。《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小小年纪却学会了把感情深藏在心底。还有巴金的小说《家》、《春》、《秋》中大哥的自我克制。心理咨询的经验告诉我，对某种情绪的压抑往往导致对情绪的全面压抑。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帝王们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个道理。他们最需要压抑的是民众的反抗精神、愤怒情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专制帝王本能地找到了入手处，即性压抑。由性压抑，导致感情的压抑，从而导致了对愤怒情绪的压抑。这样，人们就不会轻易反抗了，成为顺民了，统治者也就可以相对高枕无忧一些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曾试图消除这种压抑。毛泽东提倡“反抗精神”，“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就是为消除中国人的长期压抑所做的努力，是让中国人“站起来”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取得了效果。不幸的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新的压抑取代了旧的压抑。比如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一种新压抑。把许多良好的修养当作资产阶级的而抛弃，也是压抑。在心理咨询中，我们发现中国人非常容易出现所谓“躯体化”，也就是说，当他们因消极情绪烦恼时，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而是把消极情绪转化为躯体上的不舒服。本来是愤怒，变成了“胸口胀闷”；本来是悲伤，却变成了“心脏疼痛”。本来是心理的问题，结果他们去医院当作躯体的疾病来治疗。这种躯体化的原因就是情绪压抑。两千多年来，思想的压抑逐渐加剧，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始，到清代文字狱达到顶峰。“文化大革命”也是严重的思想压抑。思想的压抑所造成的行为的压抑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压抑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影响，造成一种不坦白的性格，一种虚伪和狡诈，一种“阴险”、“阴暗”或“阴沉”的性格倾向。本能和情绪如同流水，压抑则如同阻水的大坝。水受阻则会出现两种反应，一是迂回行进，二是淤积而腐臭。例如，愤怒被压抑则转变为“背后拆台”，“说人是非”、“妒忌”，表面上不再攻击别人，而实际上还是攻击，只不过从光明正大的攻击转变为伪装后偷偷摸摸的攻击。或者是，不敢对上司发火，就欺负下属，或者回家欺负老婆孩子，这也是迂回行进。这是一种“小人”性格形成的根源。

再如性被压抑后，并不会使中国人根本的气质发生变化，而是形成一种“假道学”的性格，表面上纯洁无欲，内心中他们对性的态度反而不如一般人，潜意识中往往更为色情、龌龊。在“水库”中积水过多时，则会爆发为一种性放纵——中国也出现了性放纵的时代，比如明末，还有1990年后的现代。正常的性是很美好的，而性压抑、性放纵则不然。不仅如此，即使是通过迂回行进，能够间接地得到宣泄的心理和情绪能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专制的古代中国对人性的压抑是全面的。首先，人的美好感情被压抑。爱情和健康的性心理常被看做“淫荡”——而且“万恶淫为首”——被压抑。人的独立自主被看做“大逆不道”，被压抑。如果你对这些无所不在的压抑感到愤怒，愤怒也被压抑。愤怒被看做是“不善良”。如果你因愤怒被压抑而感到抑郁，你还是会被压抑，因为在专制的社会中，你必须违心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样的生活令人悲哀，而悲哀也是要被压抑的，因为你的悲哀似乎是一种对帝王统治者变相的控诉，这当然不被允许。实际上，我们生命河流中的水几乎没有任何出路。最后几乎绝大多数都被“淤积”，不能到达生命的“海洋”。这就是柏杨所说的“酱缸”，或者说是一个臭水塘。我们的河流下游几乎没有什么水流过，形成的是一个生命的荒漠——情感被多次压抑后，我们将形成一种没有情感的情绪：冷漠。冷漠表面上似乎比各种消极情绪要好，因为冷漠者至少不再感到痛苦了。沙漠似乎比臭水塘要干净，但是实际上却比臭水塘还要可怕，因为生命的迹象已经不见了——哀莫大于心死。

压抑的中国人，实在令人悲哀。

胆怯的中国人

身为奴隶有时是没有力、法的，特别是遇到强大的征服者的时候。不过，心灵上是不是做奴隶却是可以选择的。在强大的秦征服了六国后的封建中国，被压抑是中国人所不幸遇到的现实。一些中国人可以在极为不利的外在压抑中保持有心灵的自由，如陶渊明、苏东坡、鲁迅，等等。我们也相信在历史上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一样有自由的心灵。不过，社会环境毕竟要影响人，因此，许多中国人性格中产生了奴隶的特点，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心灵的奴隶所具有的消极性格，从外因说是受到压抑，从内因说则是因为恐惧。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分析，我认为中国人的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恐惧。

冷漠麻木，以我们的心理分析，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保护，保护自己免于痛苦、免于危险，在其背后的重要情绪是恐惧。我们设想有一个敏感的人，生活在封建中国，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看到很多悲惨的事件。杜甫是一个敏感的人，他生活的年代虽不是中国最昌盛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较好的年代，但是他依旧发现人民生活中有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在其他年代，中国人的苦难真令人难以想象——饥荒年间的人吃人、土匪或官军的屠城、“盛世”中为一句诗而全家被杀的文字狱、贪官污吏的为所欲为……生活在这样的鬼蜮世界中，看到和身受这样的苦难，一个敏感的人不可能不义愤填膺，或悲伤哀痛。这样可怕的情绪不是谁都可以忍受的。何况义愤填膺的人还有一个实际的危险，他也许会忍不住反抗“阶级压迫”，从而可能会因失败而死并连累家人。

从心理动力学角度看，情绪是心理能量的一种释放。心理能量就像河水，如果没有阻碍它会自由流淌，但是被堤坝阻挡就会停滞，并且积聚力量以伺机突破。但是如果堤坝过多，这河水也许会根本到不了海洋了，河的下游会因断流而干涸。中国人的愤怒、悲哀，很少有机会释放，由于对危险的恐惧，迫使人们压抑这些情绪，于是中国人的心灵也干涸了，这就是冷漠麻木。冷漠麻木后，感觉上似乎会好了一些，因为似乎不那么痛苦了，这就是中国人的自我保护方式——心死了就不再心痛。冷漠的人甚至喜欢看杀人，因为看杀人似乎能向自己证明：“我已经不害怕杀人了。”医学院的学生为了克服对尸体的恐惧，有时候故意要接近尸体，比如到太平间去抽烟。表面上看他们胆子很大，实际上正是恐惧驱使他们这样做。中国人的“爱看杀人”等冷漠行为的背后，也是类似的动机在起作用。诈伪不诚，在心理上分析，原因也和恐惧有密切关系。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缺少“直面人生的勇气”。阿Q的自欺欺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小和被欺压，所以宁愿欺骗自己好让自己舒服一点。我们对人的诈伪不诚，是因为说实话可能会遇到打击，所以被迫说假话。比如在“文革”中假如你说实话，说出对“文革”的不满意，你的命运就可能会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管后遭枪杀。在日常生活中，说实话也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压抑和伤害。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说假话，甚至渐渐地以善于骗人为骄傲，以阴暗的算计为骄傲。由于恐惧，中国人不敢坚持自己的利益，不敢公开地和别人竞争，但是中国人也没有真的一心为公、无私无欲，结果就是伪善，就是背后说别人坏话，就是嫉妒别人……勇敢者才能是光明正大的，胆怯的人最后必然走向阴险狡诈、易于嫉妒。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朋友激愤地说中国人的性格是奴隶性格、太监性格、小妾性格，奴隶、太监和小妾都是弱者，都是胆怯者，他们的性格弱点，就是因胆怯而生的。

缺少爱的中国人

奴隶、太监和小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缺少爱。同样，奴隶主、皇帝和纳妾者也一样缺少爱。从心理动力学角度看，缺少爱也是中国人民族性格缺陷的主要原因。

当然，中国人不是绝对没有爱心。绝对没有爱的民族是不可能生存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身边的爱是极为不够的。很多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够，他们渴望孩子光宗耀祖，成龙成凤，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朋友之间也缺少真正的爱，许多所谓的朋友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互相利用。同事之间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后钩心斗角。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的爱不够，我们爱的能力也是不够的。

在历史的心理学分析中，爱的缺乏也是秦以来长期专制的后果。帝王和多数官吏口头上“爱民如子”，实际上完全是以百姓为鱼肉，残酷剥削、肆意欺凌，哪里有一点爱心。百姓之间虽然有相濡以沫的关心，但是在严酷的生存状况中，长期处在烦躁、悲哀等消极情绪中，爱也渐渐被消磨了，何况人们也不敢让自己爱。不敢爱是因为不敢恨。爱可能产生义愤，当我爱着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能忍受我所爱的人被别人欺压，不能忍受我所爱的人被别人侮辱，不能忍受我所爱的人被别人剥削，我会很容易愤怒。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爱是需要勇气的，在专制的旧中国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很少有人能有这样大的勇气。

中国人如今在性格上的许多不足，归根结底是缺少爱的结果。

被阉割的龙——从集体意象看中国人

除用理性的分析方法外，另一种从心理动力学中衍生出的方法是对心理意象进行分析。从心理意象的角度看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一条被阉割的龙。在引出这个结论前，我先对心理意象分析的方法做一个简单介绍。心理动力学中，荣格、弗洛姆等许多大师都表示，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象征性地表现人的心理内容。例如，梦是一种心理意象。梦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对梦者的心理状态和内容的象征性表现。梦中飞翔，有可能象征着“高高在上、快乐得想要飞、青云直上、好高骛远”等种种心态。梦中跌落，有可能象征着“堕落、心情低落、失落、失去地位”等心理内容。除了梦，人在白日梦、自发的幻想等其他的心理意象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态和心理冲突。梦中有一个穿着黑袍、面貌可怕的人，有可能象征着死亡的威胁。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用一个人的心理意象来反映，而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也可以用一个民族的心理意象来反映，能反映一个民族心理状态的心理意象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意象或简称集体心理意象。集体心理意象不止一个，它存在于集体成员的潜意识中，通过心理学的技术是可以展现出来的。只不过我们这本书不是介绍心理学技术的读物，所以我就不多讲我的技术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集体心理意象会反映在这个集体或民族的文化产品之中。比如，在一个民族的传说、神话、小说、绘画和电影电视等种种文化产品中，集体心理意象都会出现。当他出现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但是总的特点会很相似。如果我们有心理学的训练，就可以辨别出来具体在某处出现的是哪个集体心理意象。集体心理意象不仅会反映在文化产品中，有时也会投射到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假如某一个现实中的人性格刚好和某个集体心理意象类似，人们就会把集体心理意象的特点加到这个人身上。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人心目中对某些具体人物的看法，也可以了解中国人心中的集体心理意象。举一个例子，“红颜祸水”是中国人的一个集体心理意象。我们潜意识中有这样一个“红颜祸水”的范本：这是一个美丽的女性，非常有性的吸引力，而且性的欲望也比一般女性强。她会诱惑男性，让男性沉迷于她，并且引诱男性去过一种放纵的、享乐的、不负责任的生活。多数时候，她实际上是故意要用这个方法毁灭这个男性。妲己是一个例子，西施是另一个例子，其他如赵飞燕、貂蝉等例子比比皆是。鬼怪故事中害人的女鬼和狐狸精也是例子。提到红颜祸水，中国人还潜藏着一种行为范本，一种中国人心目中对付这些美丽敌人的方法——如果不想被害，男人应远离她们，或者干脆杀了她们。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红颜祸水意象和其他民族的类似意象是有所不同的。特洛伊的海伦不同于红颜祸水，她并不诱惑她的新丈夫纵情声色。潘多拉也没有这样做。大利拉虽然要害参孙，方法也不是引诱他在道德上堕落，而只是套出了他力量的秘密。同样，西方的男人也并不像中国男人一样仇恨这些给他们带来危险和伤害的女人。分析这些集体心理意象，我们可以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除了通过分析文化产品和中国人心目中的集体心理意象，我也试图用心理意象来表达我对中国人的理解，本书中我所创造的最关键的心理意象就是“被阉割的龙”。

我认为“龙”的意象非常适合形容中国人。龙是一种由许多种动物的意象组合起来形成的神奇动物意象。其中最主要的意象是蛇，蛇构成了龙的身体。蛇这种动物是一种直觉的象征，也可以说是神秘智慧的象征，而中国人可以说是直觉最发达的民族之一。蛇的其他象征意义如有权力欲、在受到压抑后有怨毒等也都很能反映中国人的特点。除了蛇之外，龙身上还有许多其他动物的意象，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古代文化融合而成的，是一种很有包容性的文化。一个以龙为象征的民族，本应当是一个能够海纳百川，把各个不同方面的优点集于一身，而且是能力很强的优秀民族。在意象上，龙是可以腾飞的，这就是其优秀品质的象征。但不幸的是，中国龙现在还没有真正飞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受到了伤害，而“阉割”非常适合形容中国人所受的创伤，形容中国人基本生命力的损伤，以及中国人民族性格缺陷的根本。因为被秦始皇等帝王实施的阉割，中国龙变成了太监，所以有“太监文化”；因为被阉割，中国龙如鲁迅所说“没有兽性，只有家畜性”；因为被阉割，中国龙没有爱的能力，内心充满恐惧。在本书的后面，我将具体的用意象做分析，这条龙是怎么被阉割的，也将具体地想办法，如何让这条龙再生出“命根”。

一条神奇的龙竟然遭到阉割，这是多么让人、让一个民族哀伤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和诸位读者一起，想办法让它重振雄风，让他能够再度腾飞。救救中国龙。

中华民族性格缺陷的心理病史分析一个人有了心理障碍，来到了我的心理咨询中心，告诉我他情绪不好，也许是抑郁、也许是焦虑、也许是恐惧，告诉我他有种种异常的行为……我不能不问的一个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病史，心理问题就难以解决。任何人都有心理的矛盾、困扰，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但是这未必就是心理障碍。多数人在当众发言的时候，都有一些紧张，这不是心理障碍。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和别人说话，干脆不敢出门，这一定是心理障碍——平常人的心理困扰和病态者的心理障碍之间是有一个分界线的。我们知道了他的心理发展史，就可以确定是在什么时候，他跨越了这个分界线，成为心理障碍，就可能知道造成这些障碍的因素，也就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对一个心理有障碍的民族也是一样。我需要分析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心理疾病的，病是怎么发展变化的。

对这个问题，本章我先给出概要性的解答，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提出更详细的分析和证明。

从健康人到心理障碍——秦统一中国

中国人从健康人变成有心理障碍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秦统一中国。因为秦统一中国，是中国政治走向高度专制化的开始，也是专制君主对人民的压制暴力化的开始。先秦时代，虽然也有君主也有专制，但是在压制的程度上和秦相比是比较轻的。国王是不可能为所欲为的，士阶层在国君面前是有一定尊严的。从民族整体来说，自尊心是很强的，体现在具体的人上就是经常有“不可辱”的士。在思想上，先秦是自由的，所以有所谓的百家争鸣。秦统一中国后，各国士的阶层覆灭，原来的士或者死去，或者被欺压凌辱。民众在秦的暴力统治下，被强迫做奴隶一样的劳动——如果说长城还有其意义的话，大兴土木建设阿房宫和秦始皇陵则完全是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为了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这是对中国人反抗能力的压抑，也是在精神上压抑中华民族的男性气质。秦代还做了车同轨、书同文的改革，也就是说统一了车的轴距使交通更方便，统一了文字使交流更方便。这是过去一些史家赞颂秦的地方，不过在我一个心理学家看来，车同轨固然有积极意义，但是其本来目的不过是使秦始皇更容易控制全国；书同文则对各国的地域文化有破坏。秦代的焚书坑儒，是对思想自由的第一次暴力镇压。秦代提出“以史为师”，也就是由政府官员垄断教育，这是政治势力干预学术的开始，这些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有巨大危害的。秦始皇的统治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人独立性下降，开始了对皇帝的个人崇拜，李斯、赵高式的阴谋权术被一部分人接受。中国人的各种心理障碍现象，在秦就开始初露端倪。

尊严的大丧失——项羽的失败

中国人性格虽然受到损伤，但是秦代的中国人血气尚存，因而在秦末有了诸侯共抗暴秦。

随后的楚汉争霸中，项羽的失败对中华民族也有不利的影响。项羽代表的是贵族精神，所以他格外强调尊严。在战争中，他不是作壁上观，等盟军和秦军拼个两败俱伤的时候去坐享其成，而是勇敢地和盟军一起战斗。鸿门宴上，他不愿意杀死在自己面前示弱的潜在竞争者。和刘邦争夺天下时，他怜悯百姓的战争苦难，提出和刘邦用决斗的方式分胜负。在失败的时候，他宁愿自杀也不愿像刘邦那样狼狈逃窜。他欣赏有气节的人，轻视品德差的人。

刘邦则相反，他不在乎尊严，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流氓。他在战争中大量使用阴谋，他的个人品德不值得赞许。他重视目的而不管手段。他不把什么盟约当一回事。在失败的时候，他可以为了自己逃命连老婆孩子都抛弃。项羽的战争方式是传统的“费厄泼赖”，遵守了传统的战争规矩（当然也有犯规，如坑杀士兵是不义的）；刘邦是不守一切规则的，在这样的战争中，刘邦取得了胜利。

刘邦所建立的汉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刘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句话：成者王侯败者寇。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胜利，不论取得这个胜利的手段是否卑鄙，胜利者就是对的，不论他实际的道德品质如何。中国人允许自己道德堕落，允许自己不要尊严，因为只要以后获得胜利，他就可以用侮辱失败者的方式来获得“尊严”。中国人初步学会了放弃尊严。

伪善的大泛滥——东汉举孝廉

东汉改革制度，用推荐的方法来选拔官员。推荐的标准是“孝廉”，也就是孝顺父母、廉洁而不贪财。在中国人心目中，孝顺父母可以说是一个指标，标志着这个人有仁爱之心。廉洁的人当了官，当然更是百姓的福气。问题是一旦牵扯到了当官，而且当中国的官有很大的利益时，则人们都竞相伪装孝廉。于是中国人的伪善就由此发端。虚伪的投机者大量进入权力阶层后，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反而受到了排挤。这些被排挤的正直的人因而产生了一种骄傲和不宽容，他们对那些投机的官员有一种愤怒。实际上这些正直的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刻意地表现自己的善和攻击别人的不善，这使得投机官员对这些人产生了嫉恨。于是矛盾激化，最终产生了对正直的“党人”的大屠杀。党人的受戮是对善良正直的大压抑，对勇气的大压抑。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又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伪善。

逃避和药物滥用——魏晋名士

魏晋时期，政治的淫威更加暴烈，士人的生命安全更加没有保障，对思想和政治专制的反抗越来越困难。如果说东汉的党人还试图拼死一搏，维持社会的健康，那么魏晋的士人则胆子要小得多了，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人格健康，同时尽量保住自己的生命。于是魏晋的名士就选择了逃避，退隐到“竹林”中，避开政治中心。这相当于一个受到创伤的人变得退缩。

他们心中有大量的愤怒、悲哀，而他们没有现实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只好采用自欺的方法，或心理分析中所谓的“防御机制”，以减少自己的痛苦。

道家思想被借用来作为麻醉药，魏晋名士用“知足常乐”的道家思想缓解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于是伪宁静产生了。佛家也被借用来作为麻醉药。他们骗自己：既然佛家说“四大皆空”，政治上的失败也就没有关系了。

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愤怒、还是悲哀。他们试图用宣泄的方法来缓解，所以他们发明了“啸”；他们也试图用药物来缓解，所以他们酗酒，服用“五石散”。

中国人养成了酗酒的恶习，更可惜的是，中国人养成了逃避现实的恶习。

男性气质和女性性感的大压抑——岳飞事件和宋明假道学

唐代是中国人心理障碍有所缓解的一段时间，因而中国人的性格也有所恢复。原因是非常偶然的，李世民比较尊重臣子，所以士人还有一定的尊严。社会风气比较自由，所以人的生命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对人性的压抑也由外在的强制性压抑转变为内在的非强制性压抑。社会心理学中提出，态度的转变有不同的阶段。一开始是被迫地接受别人的观点，后来会内化为自己的观点。秦汉时代发生的事情是中国人被迫做奴隶，而在宋代中国人把所受的压抑内化了，变成自己压抑自己。道学本来的宗旨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它发生了偏差，很快变成了非常压抑人性的一种哲学。为了自我标榜而假装道学的人更使得道学的观念趋向于极端化。对男性来说，是男性气质受到压抑；对女性的性压抑也变本加厉，达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缠足可以看做是对女性性压抑的一个象征，也可以看做是男性在性压抑后产生的性变态行为。

过分严苛的“贞节观”，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心理障碍——强迫症。患强迫症的人会一丝不苟地追求个人的“完美”，苛刻地要求自己做到“绝对的纯洁”（洁癖就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形式）。强迫症对细节的完美要求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内心中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不敢在外在的事件上追求成功，便把控制转向内部，要求自己达到“道德纯洁”。道学家就有强迫症的嫌疑。

宋代的英雄岳飞被杀害的事件，是对这个民族元气的一次重创。卑鄙小人在中国屡屡战胜真正的英雄，使中国人的信心越来越少。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使中国人愈加感到“只有权力，没有是非”。

做亡国奴——元代和清代汉人的巨大创伤

元与清两朝，汉人做了亡国奴。蒙古人和女真人的文化，本来都比较落后。在汉文化面前，他们其实会多少有一些自卑。蒙古人还好，女真人应该是比较自卑的。更何况蒙古人的占领，是实力强大的结果；而女真人的占领，完全是机缘巧合，并不是因为明王朝的全部力量不能抵御他们。因此，入主中原后，清朝统治者对自己的实力，信心并不很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压制汉族人的反抗，他们必须要对汉族人实行强制压迫。越是自卑的统治者，压迫就会越残酷。因此，元和清的外族统治者们对汉族人的镇压是非常暴力的。比如元朝曾经颁布法令，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因为汉人中以张、王、刘、李四姓为多，而赵姓是宋朝的皇族。这五姓之人一除，汉人必元气大伤。清初更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屠杀。

这使汉族人的元气大伤，从而性格更加“奴性”。当民族融合之后，这种性格的缺陷也扩散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清朝统治时期，对中华民族元气伤害最大的行为，还不是什么“扬州十日”，而是“文字狱”。仅仅因为统治者内心中的自卑，他们竟然大量罗织罪名，对有任何一点反清嫌疑的文字作者进行惨无人道的灭族。其结果是人人自危，不敢思想，万马齐喑，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遭到了空前的打击。秦始皇的“坑儒”和清朝的“文字狱”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到了这个时候，对民族精神的阉割几乎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当了不敢思想的亡国奴，人格上的堕落，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自卑与自欺——面对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

刚刚和中国文化接触的时候，中国还是很有自信的。在清朝的帝王和大臣心中，这些外夷只不过有一些奇技淫巧，可以造一些自鸣钟之类的小玩意，此外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长处。后来，随着接触增加，他们慢慢地发现西方人除了会造自鸣钟，还会造很有威胁性的坚船利炮，他们这才重视西方人了。但是，他们依旧认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远胜西方，认为在器物上中国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甲午海战打破了中国人的幻想，亚洲国土最大的大清王朝，竟然败于小小的岛国日本。随着一次次的战争失败，使中国人发现不仅仅在坚船利炮上中国落后了，而且在文化上中国也落后了，自卑感开始在中国弥漫。最高统治阶层屈服于外国，官员崇洋媚外，民众受到洋人欺负。义和团是中国民众试图建立自信的尝试，是不服气的抗争，是意识到洋人优势后的焦虑。但结果是义和团被洋人打败。洋人的军队打入京城，使皇帝和西太后仓皇出逃。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自卑感更为加剧。于是有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提出全盘西化，这可以说是文化自卑的直接表现。也有的人自欺欺人，不承认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这也一样是文化自卑的表现。

面对西方文化，由于自卑，中国人的自欺增加了，情绪的抑郁增加了，不过最大的变化，是整个民族更为焦虑了。上层的知识分子产生国家危亡的意识，下层的民众也产生了生活不安定感。

艰难的自强道路虽然“否极”未必一定会“泰来”，但是至少“否极”会带来“泰来”的机会。由于国家面临着亡国甚至灭种的危险，国人产生了巨大的焦虑感，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开始了寻求自强的艰难道路，或是改良政治，或是革命。而这些试图使民族自强的人都将发现，最关键的改革是民族性的改造。晚清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寻求政体改革的同时，也同样寄希望于改变中国人，希望中国人能发愤图强。谭嗣同不惜以血唤醒民众，也是希望中国人能有更多的血性。

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更直接地关注民族性改造。例如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就毕生致力于此。他对中国人民族性中存在的问题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揭示，也尽力劝告中国人改变自己。但是鲁迅等先驱者的工作，和几千年传统的积习相比，能起的作用还是很小的。几十年后再看中国人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性的改变并不大。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再一次成为国民关注的中心。虽然无人不希望富裕，但是国民追求富裕的背后，更深的驱动力还是焦虑，是试图追赶西方而赶不上造成的焦虑。现在中国家庭中最关注的事情，除了赚钱，就是让孩子考上好的大学了。我们看到中国家长在孩子考大学上的情绪焦虑，几乎可以说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这种焦虑在根本上，还是那种从晚清就有的焦虑感的延续。

总之，中华民族的自强之路依旧是举步维艰。对中华民族心理治疗的建议看出一个人心理是不是有严重障碍，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假如身边有一个人有严重的心理障碍，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毛病。知道心理障碍是什么和产生的机制，这是一般学者专家可以做到的事情。而治好一个人的严重心理障碍，这需要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有很深的功力，而且也需要心理有障碍的人积极配合，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假如这个有志于做民族心理咨询师的人自己也是这个民族的一员，也患有同样的心理障碍，这个任务几乎就像是痴人说梦了。

伟大如鲁迅，毕生致力于做中国人的医生，对中国人的症状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中国人心理障碍的原因分析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但是在治疗上，他依旧并不成功。他试图用振聋发聩的声音唤醒民众，他掏出自己的心给人们看，他诚心并恳切地劝告说“你们都改了吧”，但是，人们把他的振聋发聩看做是他的坏脾气，把他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反而把他所批判的“阿Q精神”拿过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身为中国人，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我一样不缺，我试图找到一个对民族性格障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我的这个理想似乎很狂妄——不过狂妄总比胆怯好。虽然西方思想和文化中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指望靠外国人改造我们的文化和民族性，他们对我们毕竟不了解。更何况身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者，对此亦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因此在这里我还是要尝试提出自己的建议。

强化积极因素

虽然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民族有心理障碍，但是人性的明灯并没有绝灭，我们还可以时时看到它的光辉闪现。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有劣根性，但不能不看到这个民族也有最伟大的心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关键在于我们要让民众看什么、学什么。如果他们每日所见所闻，都是丑恶无耻怯懦的人，则日久天长他们的心灵必被扭曲。如果他们每日所见所闻，都是有大爱大勇和真智慧的人，则日久天长他们必然会焕发出人性本来的光彩。当然，想要他们每日所见所闻，都是有大爱大勇和真智慧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人并不常见。但是我以为，以文学艺术的手段，描写历史上有过的真正优秀的人物，却可以弥补现实之不足。这一方法本平淡无奇，实际上任何时代任何一个入世的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树立榜样。不同的只是树立什么样的人做榜样。宋代建贞节牌坊，树贞女烈妇做榜样，从方法上是很有效的。正因为有贞节牌坊的光荣，才有大批努力保持贞节的女性。但是这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却并不会因此而改善，反而因此而堕落。这是因为树立的榜样有错误，表彰的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行为。树立关羽为榜样，则鼓励的是人们对“主子”的忠义，树立岳飞为榜样，则鼓励的是人们对“国家”的忠义。

我们不需要找十全十美的完人，只要一个人身上的长处可以弥补我们民族性中的不足，就可以多展示。为了鼓励中国人的勇敢和血气，我们可以讲讲岳飞、文天祥、鲁迅，即使如李敖这样有其弱点和不足的人物，因为他有大勇气，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为了让中国人懂得真爱，我们可以讲谭嗣同的仁心，讲孙中山的博爱。除了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小说家虚构的优秀的人物形象，一样可以成为医治心灵疾病的良药。比如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胸襟宽广、敢作敢为、仁慈爱人，就足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

化解消极因素心理学研究发现：当自己的优点被肯定时，所有人都会更多地发扬这个优点。而当自己的缺点被批评时，却只有一部分人会改变自己的缺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受益于诤友，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在批评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越是心理问题多的人，越难以在别人的批评中获益。因为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的缺点，不敢承认现实；他们在骨子里是自卑的，所以他们格外要文过饰非；他们在骨子里不接纳自己，所以不愿意听别人指出缺点。他们虚弱，因此承受不了烈性的药物，即使这个药物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也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大夫”的“药”虽然好，中国人服用的人却很少。毕竟鲁迅的“药”性子太烈了。如何让我们的药性不那么烈呢？关键是要从接纳入手，接纳中国人的心灵现状，理解中国人的苦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个所谓的消极特点甚至心理障碍，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首先我们可以去发掘每个消极特点背后的积极意义。如中国人的麻木不仁是消极特点，但它实际上是我们心灵上的甲胄，保护我们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它使我们能坚强地面对极其难以忍受的情境，使我们不至于过分多愁善感。我们如果去看看中国历史，看这个民族经常会有饿殍遍野的年代，看暴君草菅人命、土匪杀人如麻，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人的麻木了——如果我们不麻木，我们在这样的世界中根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

找到消极特点的积极意义，可以使我们对之多一些理解，从而消除对它的不接纳。但是，接纳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改变它，下一步我们要寻找其错误之处，并找到合理的、循序渐进的改变方法。用爱体谅缺点，恰恰是我们改变缺点的开始。

用法律作为社会行为的控制手段受

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疆界一直不够清楚。法律只能约束人的行为，但是不能约束人的思想。儒家看到了法律的局限性，就产生了一种用道德教化替代法律的倾向，结果是不幸的。虽然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人们会多做合乎社会道德标准的事情，少做不合乎社会道德的事情，但是，对违背道德的行为，社会并没有直接的强制手段去干预。如果一个人有胆量置道德于不顾，或者他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做一个合理化的解释，他就可以肆意违反道德，而社会也拿他无可奈何。因此，道德固然有其价值，但是不能完全替代法律。法律可以用强制手段，迫使一个人不做危害别人的事情，而不需关注这个人心里怎么想。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不健全（虽然法律的条文也许很完备，但是中国的法律建立的基础不是民意而往往是少数统治者的私意），人们没有用法律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手段，只好利用道德舆论的力量做本来应该是法律所做的事情，于是人们只好学会心理控制，学会玩弄心计，从而使人们的心术越来越败坏。假道学横行于世，他们伪装成很有道德的人，并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对别人的言行严加批判，道德成为他控制和压抑别人的工具。健全法律，则人们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也就不需要用道德去控制别人。修养道德，将是人们完善自己的自觉追求，而不是外在的强制，人们的内心也将更为淳朴。

建立新道德

中国的旧道德是建立在儒家的圣人理想上，鼓励人们效法圣人的所作所为。这样的道德标准对一般人来说过于高不可攀了。儒家的道德标准，也许在这个社会中能真正遵守的人少之又少。因此，这样的道德只能是形同虚设，最标榜道德的中国人在潜在的层面上反而是没有一个实用的道德标准的。于是种种伪善从中生出，人们潜在的道德标准更加低下。表面的道德标准是无一丝一毫私心，而潜在的标准则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好处，为自己的家族和团体捞好处。因此，我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建立新的道德标准。新道德的关键是不要贪求高标准，底线要低，应当让多数人有能力遵守。比如“无私无欲”就不适合作为新道德标准，不如代之以“在不侵害别人的前提下满足私欲”。“无私奉献”精神则不如代之以“互利合作”精神。

当然，对少数追求心灵更高境界的人，我们也可以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准则。我们应当给这些追求心灵成长、追求神圣的精神境界、追求终极意义的少数人留有余地。但是，高境界的道德应当求之于自律。如果我希望提高自己的修养，我可以给自己更高的要求，而别人则没有权力要求我去遵守高境界的道德标准。这样，才可以避免有些人“以理杀人”，借高标准来批评别人、指责和控制别人。

我以为应当区分两类道德品质，一类是通过直接追求、直接努力可以改善的；另一类是不可能通过直接追求和直接的努力而得到的。前者如勤奋、诚实。我们可以直接去努力，让自己更勤奋，也可以尽量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逐渐使自己更加真实起来。后者如爱心、快乐。我们不可能想让自己有爱心、有快乐就可以有，爱心和快乐的产生是我们做其他事带来的心理效应。前一类道德主要是我们的行动，而后一类则主要是一种标志。打个比方，努力锻炼身体是一个行动，有健壮的肌肉则是一种标志。我们要多鼓励一个人锻炼身体，而不是鼓励他长健壮的肌肉，只要他锻炼身体，肌肉自然会健壮起来。同样，我们只鼓励一个人做他能做到的事情，而不关注他达到了什么境界，更不空谈高境界，这可以减少道德上的虚伪。我们要鼓励那些逃避于佛道的人入世，避免用出世的“无是非、无我”等混淆于世间的有是非、有我。

个人自我心理调节

一个民族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对于有志于改变中国人民族性的人来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学会调节自己的心理，改善自己的人格。我们过去很想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使中国人的民族性也随之自发地、一劳永逸地得到改变。事实证明，而且事实还将一再证明，这是一种幻想。社会制度和这个社会中人的心灵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如果仅仅改变了社会制度而没有改变这个社会中的人，新的社会制度将在不知不觉中变为徒有其表，旧的东西会变一个样子卷土重来。中国人的奴性如果不改变，在封建时代，人们会向皇帝山呼万岁；在国民革命后，人们会向大总统山呼万岁；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还会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虽然，社会制度的积极改变会有益处，但是，个人的改变也是很重要的。没有好的社会就不会有很多心理健康的人，没有很多心理健康的人也就不会有好的社会。这看起来是令人失望的，就如同说没有钥匙就进不了门，不进门就不可能拿到钥匙。但是，对一个民族来说，事情实际上并不这样令人失望。因为我们可以先让社会改善一点，再让自己改善一点，我们自己改善一点后，社会也会再改善一点……这样相互作用逐步循环，就可能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

如果我是政治家，我会去改造社会，但我不是，我是心理学家，所以我觉得改造人更有现实的价值。如果读者朋友你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心理学家，而是一个爱国的人，我认为最好的爱国行动就是改造自己，把自己的心理调节好，消除你自己身上残留的奴性、自欺欺人、麻木等弱点，让自己能多一点点勇气、多一点点真诚、最终能多一点点爱心。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实际的爱国行为。

改善自己人格的基本方法是，首先通过阅读、思考和反省找到自己性格的弱点所在，然后是设立目标。长远目标要明确，那是一生努力的方向。随后要设立一个具体的短期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比较现实，不能急于求成。目标设立后，要下一个痛改前非的决心，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扎扎实实地改变自己。

这不是外在的功业，而是内心的功业。但是，这内心功业的价值，一点也不少于或许还多于外在的功业。假如你能成为一个真心英雄，那比刘邦成立一个帝国还要伟大。

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方法心理咨询和治疗师所能做的事情，是通过个体心理咨询治疗、团体心理咨询治疗改进来访者的人格。这需要心理咨询和治疗师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化以及这个文化现在所出的问题有了解、有体会。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具体的对某一个人的心理咨询和整个文化的心理问题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培养心理咨询和治疗师的工作，对民族心灵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师可以说是心灵的医生和辅导者，如果他们本身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健全甚至伟大的心灵，这一工作的效果当然不会好。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参与心理咨询和治疗活动的人在社会上是少数，仅仅靠改变他们来使整个民族的心灵改变是不大容易的。因此更有效的方法是全面的文化改良运动，如同“五四”运动那样，由学者从理论上研究，由文化先锋去推广新思想。

严谨的、学术化的作品，其作用是在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层面推进新思想；通俗的、简明的作品，其作用是在百姓中推进新思想。这两者不可偏废，尤其不可以忽略轻视后者，因为百姓才是这个民族的主干。在越来越走向视听文化的今天，要重视通过影视作品传达新思想，很多学者有一种对大众传媒的轻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在过去的战争中重要的是个人的武功，武林高手对那些没有什么武功而只靠刀枪战斗的士兵一定是轻视的。但是，如果步枪已经发明了，武林高手因轻视而不使用它，这个武林高手就活该被一个普通士兵一枪放倒在地。电视、通俗杂志就是我们的步枪、冲锋枪甚至是我们的航空母舰，这是不可以忽略的。顺口溜、手机短信等，都是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的利器，知识界不应当忽视它们的作用，而应当善用这些手段宣传新的文化思想。如果我们有一大批人，运用所有这些方法来影响文化，就完全有可能使整个文化有所改变。

第二部分 历史事件、文化产品和社会现象的分析

中国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盗也。一言以蔽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

——梁启超

选个大盗做皇帝——秦的统一和人格的丧失

所谓身体健康的人，是有完整的身体，而且身体的功能是健全的。所谓心理健康的人，是符合人性的人，有完整的心灵，心灵的功能是健全的。

身体不健康的人，是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不恰当的生存策略，使身体受损伤的人。心理不健康的人，也就是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不恰当的生存策略，使心灵受损伤的人。记得好像是李莲英吧，他原来是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家里很穷。一天，他看到乡间财主买了一辆新马车——那时的年轻男孩子喜欢马车，就如现在的年轻男孩子喜欢汽车一样——忍不住要坐上去赶一下车试试。财主看到这个穷小子上了自己的车，很不高兴地把他轰下去，并嘲笑他：“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有这样一辆马车。”

李莲英大怒，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他决心要买一辆这样的马车为自己争气。

而对他这样一个穷小子来说，想要致富的确很难很难，他想到了一条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不完整——做太监。他甚至有可能成为巨富，代价是只需要他在心灵上也做一个太监。他这样做了：阉割了自己，阿谀太后，终于成为巨富。另一个人是庄周，也是一个很穷的小吏。他遇到了一个致富并成名的机会，有个国家请他去做相国。庄周也想让自己富有，但是当他看到当相国会对自己心灵的完整带来威胁，可能会使他失去心灵的自由，他决定放弃。我不愿意从伦理上批评李莲英，毕竟那是他自己身体，他愿意放弃其中一部分而使另外的部分活得好，那是他的事情——也许有些人因为没有放弃这一部分，最后被饿死了——不过，我知道李莲英的自宫就是他身体不健康的原因，这种身体残缺也是他心理不健康的原因。我还是更喜欢庄周的选择，因为他虽然没有马车，也许还很瘦弱，但是他的身心都完整而健康。我觉得他的选择更聪明，他爱自己的身体超过身外之物，而且他更爱自己的心灵，即使庄周不幸身体伤残，我相信他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心灵的完整性。

心理不健康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们为了某种原因放弃了心灵的完整性。中国人从健康人变成有心理障碍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秦统一中国。秦统一中国，是利是害？秦是暴君恶政、误国害民的王朝，还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历史学家看法不一。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害大于利，这个王朝是大盗的国度。因为秦统一中国是中国政治走向高度专制化的开始。虽然专制的政体可能会建造更宽阔的道路，更大的水利工程，更长的长城，看起来似乎利益不少，但是在根本上它是有很大危害的，那就是它使得被统治者的自由大大减少，因为没有自由，使被统治者的心灵开始进入严重的不健康状态。说秦统一中国是利大于害的人，其所持理由我个人认为难以成立。如钱穆先生赞誉秦的统一，理由是：“秦人统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为中国民族之传承，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这话的口气和秦始皇“立万世基业”的口吻何其相似。我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说，虽然秦仅仅十几年就覆灭了，可是秦始皇的基业可以说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而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也奠定于那时候——但是，正如鲁迅所说：“自古如此，便对吗？”

我以为，如果民众从此在专制的淫威下遭受磨难，国家版图大也不足为荣。国家版图即使小，但是民众生活幸福，这才是更大的光荣。如果一个民族的性格被扭曲，即使形成了一个大民族也不足为荣，民族性格优秀才是真正的光荣。如果一种政治制度造就的绝大多数人是贪官污吏和怯懦顺民，这个制度持续两千年不足为荣，有清明的政治才是政治家的光荣。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自由的学术风气才是学者的光荣。钱穆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史学家认为，秦统一中国，除其他原因外，也是当时人心的“一般意向所促成”。也就是说，由于当时的天下战乱不休，不论是当时的诸子百家还是百姓都希望有人可以统一天下，从而停止战乱。是不是这样呢？我不是史学家，不敢妄断。但是至少我相信诸子百家并不会都同意这个所谓的一般意向，至少以“小国寡民”为理想的道家就肯定不希望看到秦始皇的一统天下。道家在批判儒家的思想时，指出儒家思想是“为大盗积”。在道家心目中，所谓大盗就是可以“窃国”者，道家说圣人们讲仁义，而大盗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秦始皇一类人物，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正是所谓的大盗。

儒家固然有天下一统的思想，但是至少孟子认为一统天下的帝王必须是代表“民意”的，如果这个帝王不代表民意，则在孟子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独夫”。

秦始皇独断专行，奴役天下百姓，儒家也必定不接受这样的帝王。至于说倡导“非攻”的墨家也欢迎天下统一于这样的政治体制，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这些主要的学派都反对，怎么能说这是“一般意向”？——这不过是法家之意向取得了胜利而已。

百姓是不是希望秦人一统天下呢？是不是有的人宁愿放弃自由、放弃尊严，用来换取和平？我想总归是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和平固然重要，但是自由和尊严也一样重要。放弃了这些，就和李莲英放弃了自己的身体器官一样是不健康的。选一个大盗做皇帝，为和平而放弃自由和尊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也许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秦始皇是不是大盗？有人说秦始皇并不像传说的那么暴虐。但是在我看来，关键并不在于某一个统治者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而在于这个制度是什么样子。自秦以来，最关键的制度改变就是君主的权力越来越大，制约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小，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正如吴思先生所说：“秦始皇以前，各个诸侯国中，王是最大的拥有暴力的财政实体，同时各级贵族是较小的暴力的财政实体。”那时至少贵族对王有一定的制约能力。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皇帝是唯一的暴力的财政实体，皇帝的权力是没有制约的。俗话说“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如果一个人发现，他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权力，他有能力随意镇压、屠戮别人，而这时竟然有人不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会怎样做？是耐心说服劝告别人，还是以势压人？如果他有充分的权力夺取别人的财富和美女而不受惩罚，他会怎样做？是自我克制还是放纵自己？也许少数“圣人”可以做到自我克制、待人以礼，但是我相信多数人会难以克制自己的私欲，当他放纵自己的私欲时，他就是大盗。我们要知道所谓法家的依法治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法治。西方法治的基础是平等，为了平等的人相互协调利益，所以需要一个契约，这是西方的法。而中国的法家基础是绝对不平等的，是一个独裁者独断设立的法律，并用暴力强制别人服从。法家的法治，只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客体化产物，和人治相比本质上并没有优点可言。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我们选择的皇帝本来并不是大盗，他也很容易变质为大盗。后世的儒家幻想遇到一个圣人一样善良仁慈的皇帝，从而避免人民被皇帝所压迫或至少减少对人民的压迫，但是两千多年的实践表明，这个幻想很不容易实现。在历朝历代的三百多个皇帝中，符合儒家理想的皇帝屈指可数——所谓屈指也许只需要一只手上的手指。战国末年，人们苦于战乱，一时失察，纵容了秦始皇使他获得了绝对的权力。而秦始皇和他的制度思想的继承人利用绝对的权力欺压民众，这是中国人性格逐渐扭曲的主要原因。不过，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看，中国人所犯的错误还不止这样简单。对自由的放弃与其说全然是无奈的选择，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部分人主动的追求。

西方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分析过人的一种特别心理，那就是逃避自由。自由意味着自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容易让人紧张焦虑，因为自由的人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而当人放弃自由，把自己选择的权利交给一个独裁者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再负责任了。因此，对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选择，是要自由和责任，还是要不自由和不需要负责任？那些选择后者的人，心理将逐渐不健康。他们的特点是独立性下降，逐渐失去主见和个人意志。他们会开始对皇帝搞个人崇拜，因为他们需要皇帝做一个强者，皇帝越强，他们就会感到越安全。黑社会的小喽啰都希望他们的“老大”厉害一些，哪怕这个厉害的老大虐待他们，他们也甘心，因为这样的老大让他们有安全感。这种心理障碍和被虐狂的心理有相似之处，被虐狂欣赏那些虐待者，虐待者对他们越残忍，他们越依赖虐待者。他们把虐待者的残忍看做是有力量的表现，而这力量正是受虐者也希望能具有但是又不敢有的，在一个他所崇拜的虐待者身上，他的理想获得了实现。如果我说秦以后的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着虐待狂和受虐狂心理，这似乎令人很不愉快。我也承认中国人的问题大多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在性质上我认为的确是这样的。皇帝也不仅仅是靠暴力获得臣民的认可，实际上他们也在主动地满足臣民的“受虐”心理和依赖心理。他们渲染说自己不同凡响，利用文人为自己歌功颂德，除了满足虚荣心之外，也是为满足臣民偶像崇拜的需要，是为了给臣民一个许诺：“你们不需要思考了，因为我可以替你们思考。我是万能的，能做到一切。你们所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无条件地服从我。”这样的社会结构，在本质上和邪教、黑社会没有区别。它所培养的人格，就是所谓的奴隶性格。奴隶性格是一种没有个人尊严、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格，服从是这个人格的中心。如果说为个人利益还要做一些努力的话，唯一的方式就是李斯、赵高式的阴谋权术。这种人格的障碍，也正是至今未被消除的中国人的根本的人格心理障碍，在秦代开始初露端倪。

被斩断的龙脉传说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有术士告诉他说现在的南京那地方有王者之气。古代的中国人是很相信风水一说的，于是秦始皇就很担心，是不是这意味着那地方将会出生一个未来的皇帝，会不会有一个竞争者将出现并和自己争夺天下。

他就命令术士想办法消灭那王气。传说中术士用了两个办法，一是挖断紫金山。按风水学的说法，紫金山龙盘虎踞，是王气的一个来源，而术士对付这情况的方法就是斩断龙脉，杀死猛虎，所以一定要挖断紫金山。同时，他们还在紫金山上埋了许多的金玉宝物，据说这些东西可以“镇压”住那龙虎，南京古称“金陵”就是从这件事情得来的名字。第二个方法是挖了一条秦淮河，据说这条河的作用是可以“泻”掉这里的王气。

据说这两个方法效果不错，以后的南京，虽然先后有很多人在这里建都，但是这些人从孙权到蒋介石最后都没有能统一中国。唯一的例外是朱元璋，不过他死后不久，由他指定的继承人建文帝就被推翻了，战胜了建文帝的永乐帝则迁都到了北京。

风水我不谈，我只会从心理象征的层面做分析。在象征意义上，挖断紫金山象征着什么呢？实际上挖断紫金山就是杀死龙或至少是阉割龙，象征着把民族中优秀的人物尽快消灭掉，也象征着把民族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破坏掉。这也就是所谓的“武大郎开店”的原则，谁也不许比我高。

先秦的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时有才能的人物是各国争夺的对象。而秦以后的中国，有才能的人物是被防范和压抑的对象。原因就是专制统治者内心知道，自己这个皇帝并不那么得民心，随时有可能出现反抗者。因此他们必须把任何潜在的英雄消灭，从而镇压住有可能出现的反抗。一次次地挖断紫金山和大大小小的其他山，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破坏了风水。但是我知道，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华民族不知道有多少优秀人物惨遭迫害杀戮，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因此大大受伤，这是确定无疑的。在心理象征意义上，为什么用金玉宝物可以镇压“王气”呢？用金玉宝物镇压象征的是“收买”，也就是说，对可能会反抗的人，除了可以残酷镇压杀掉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收买，给他荣华富贵，金玉宝物，从而让他放弃反抗的意志。至于秦淮河，象征意义也很简单，就是让人在旖旎的风光中，在衣香鬓影中消磨斗志，从而失去反抗精神。这也是从秦开始到清一切专制统治者的惯用手段。他们的行为目标，是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能维持下去。为此，他们不惜伤害中华民族的元气，在这两千多年的破坏中，中华民族的元气受到的挫伤是极为严重的。风水也许只是一种迷信，但是在风水中体现的心态却正说明了中国的民族性。

项羽死了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

项羽刘邦的“军事竞选”以项羽的失败告终。表面上看，谁做最高统治者和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假如项羽做稳了西楚霸王，中国的未来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政治上，项羽更愿意复古，所以他采用分封制度；刘邦虽然也分封了一些子弟，但是在整体上还是采用了秦始皇的制度。这不是我这篇短文的主题，我更想说的是，项羽失败这一事件对中国人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中国人记住了“成王败寇”，学会了“不择手段”，认可了无尊严的生活。

分析项羽的性格和心理，他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人格”。

“英雄”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重视道义、有尊严、有自信、不愿意倚强凌弱、愿意保护弱小的人、坦率直爽……项羽是楚国大将的后代，代表的是贵族精神。真正的贵族精神不是炫耀富有和地位，而是珍视自己高贵的人格。贵族精神不是功利的生活态度，而是一种对高尚人格的信仰（现在“高尚”一词正退化为“有财富”的意义，“高尚住宅区”并不是有伟大人格的人的住宅区，而是有钱人的住宅区。此文中的高尚一词用的是它本来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精神依旧保留。孔子赞誉“君子”，轻视“小人”。他认为人不是因为做君子有什么好处而去做，如果为了功利去做只能做成伪君子，做君子是一种信仰。而孔子所谓“君子”，本义是指贵族，“小人”本义是指下层民众。所以君子精神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贵族精神，英雄精神也是贵族精神的一种形式。秦朝政治暴虐，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秦。项羽是楚军的大将，当楚军的同盟赵军被秦国军队围攻的时候，楚军统帅宋义决定不救赵军，让赵秦鹬蚌相争，自己渔翁得利。而且在送他（宋义）自己的儿子到齐国做大使的时候，开了一次大宴会。项羽很愤怒，先说如今百姓都很穷，士兵在吃芋头过日子，粮食都吃不上，宋义竟大吃大喝。随后批评了宋义的策略，最后又说如今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宋义不体恤士兵而徇其私，不是社稷之臣。他杀了宋义，带兵去援赵。单从策略看，宋义的策略也许并不错。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宋义的精神不是贵族精神，项羽的不满也更多是针对宋义的“不体恤士兵而徇其私”，也就是说，宋义在仁爱心上有所缺乏。在战争中，仁爱不一定是有益于胜利的，但是项羽认为它不可缺少。这是一个原则，是更人性的原则，是对仁爱和正义的坚持——即使会在军事策略上吃一些亏。如果我们为了战胜一个魔鬼而不择手段，如果我们最终战胜了魔鬼而自己也变成了魔鬼，这算胜利吗？在真正有贵族或君子精神的人看来，这不算。在援赵的战争中，其他的盟军都作壁上观，想等盟军和秦军拼个两败俱伤的时候去坐享其成，而项羽率楚军勇敢地加入战斗，以一当十杀败秦军。在军事上这是不是最好的策略我不知道，但是在心理上，我知道这样的贵族精神和勇敢有极为积极的意义——它使楚人的性格更为勇敢、自信、正直，使他们的心理更健康。

鸿门宴上，项羽不愿意杀死在自己面前示弱的潜在竞争者，放走了刘邦。在后人看来，这是项羽愚蠢的表现。而在项羽看来，如果没有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仅仅为了铲除竞争者就杀死刘邦，这也是不可做的事情。正如在西方法治社会中，如果没有法律上认可的证据，即使心里明知某个人犯的罪，也不能把他关进监狱。这是原则。和刘邦争夺天下时，项羽怜悯百姓的战争苦难，提出“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所以即使是刘邦的部下也都承认“项羽仁而爱人”。

在失败的时候，他宁愿自杀也不愿过乌江。一方面来说，也许是他的坚持精神不够，而在另一方面，是不是他也不忍心为了自己和刘邦的竞争而继续“苦天下之民父子”，所以甘心就死呢？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在尊严上，让项羽这样的盖世英雄学刘邦那样狼狈逃窜，是项羽所做不到的，那会伤害项羽的骄傲。在以后的中国，随着朝代的更替，这样的骄傲越来越少，代替它的是所谓的“谦虚”。是的，刚者易折，骄傲的人面前的危险比较多，如果一个人可以放弃尊严，则生存会更容易。但是对心灵来说，有尊严的死和没有尊严的活着，也许前者更有价值。

我想到一句话叫做

“家有千棺出，其家好兴旺”，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非常勇敢不怕死，这个家也许会经常因此而死人，但是这个家是兴旺的。

如果一家人喜欢冒险，这家人面临危险的可能性一定比其他家高，但是这个家庭更有生命力。如美国的肯尼迪家族的人就喜欢冒险，所以他家的人因自然和社会的危险而死于非命的人远多于其他家庭，但是这个家族却是美国最兴旺的家族之一。

如果一家人勇敢善战，这家人死亡的危险也更高，但是这个家庭也更有生命力。比如杨家将中所说的杨家。同样，如果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多一些项羽，在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想到聪明的“曲线救国”而沦为汉奸，就必然要有尊严地“直线救国”，从而会有更多人杀向战场。台儿庄血战中，四川有一个师全军覆没，师长战死。在“聪明”人看来，他们也和项羽一样傻，为什么不让其他部队和日本人先鹬蚌相争，自己再来渔翁得利？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的聪明人更多会如何？傻人更多会如何？显然，傻人更多则抗日战争必定会胜利，中国必定更为强大；聪明人更多则中国必定是一盘散沙，再做亡国奴。项羽的战争方式是传统的“费厄泼赖”，遵守了传统的战争规则（当然也有犯规，如项羽也曾经坑杀过已投降的士兵，这是不义），刘邦则是在战争中不守一切规则。在这样的战争中，刘邦取得了胜利。这让我想起西方人刚刚踏上美洲大陆的时候，和印第安人交战时发生过的事情。一次战斗中，一个白人措手不及，让印第安人直冲到了身边。不想那些印第安人却没有用刀砍死这白人，只用木棍轻轻在白人头上一点，便转头跃马而走。原来，在印第安人的风俗中，这样用木棍轻点的意思是，“我能杀你但是不杀”，一般来说被点的人也就承认失败了。这和中国武林高手比武中的“点到为止”是一个意思。不想白人没有这样的战争规则，见印第安人这样做，这个白人便举枪从印第安人背后开枪，把印第安人打死了——项羽就像这个印第安人。

较健康些的社会，战争本来都是有规则的。现代西方人也有他们的战争规则，规则包括不可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不可杀害平民，不可虐待战俘，等等。这样的规则可以避免战争更堕落，也可以避免人性更堕落。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基本遵守规则，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上会更好一些。从这件事情转到现在的“商战”，我们可以看到无规则“商战”的总体后果。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商战是无规则的。商家之间互相欺骗。拖赖账款、不讲信用，从局部看，这些商人会因此获得一些额外的效益，但是时间久了，这使得中国的整个商业环境变得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商家正苦恼于“信用危机”，在呼唤商界中的“游戏规则”，也正是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则的战争长远看来的确是有害的。

在刘邦项羽的战争中，项羽相对来说比较守规矩，但是失败了。对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来说这是不幸的事情。因为刘邦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而中国人学会了没有规矩，开始允许自己道德堕落，允许自己不要尊严，中国人初步学会了放弃尊严。

一个在成功的路上可以暂时放弃尊严的人，在成功之后，有一种倾向是通过侮辱别人获得补偿。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病态的表现，由于他们放弃尊严而产生了自恨心理，他们把这种自恨发泄在别人身上，于是去侮辱别人。而被侮辱的另一个人如果为了未来的“长远利益”，也选择了暂时放弃尊严，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后来的中国，项羽一类的人越来越少，而被侮辱和侮辱人的恶性循环却越来越常见。中国历史上，下属对上司拍马屁的技术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谁可以匹敌，下属不要脸的程度也是匪夷所思的。虽然和项羽相比，刘邦是比较无赖的，但是如果和现在的许多无赖相比，刘邦简直可以算圣人了。也许有人会问，项羽在人格上比刘邦更为健康，为什么他会失败？这本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不过我可以做少许评论：一是我们不应当以成败论英雄。虽然他失败了，但他依旧是英雄。二是从项羽本身来说，虽然他有优秀的精神，但是也有他的不足，比如缺少管理经验，不大听得进别人的意见。这些缺点致使他失败，但是不足以掩盖他人性的光芒。三是在当时，项羽所代表的君子精神已经没落，不讲廉耻的纵横家早已经胜过了讲廉耻的儒家，当然刘邦也比较容易胜过项羽。我们可以说刘邦和中国当时的“时代精神”更为符合。所以我们或者可以说，在项羽死前很久，甚至在项羽出生之前，“项羽精神”就已经在死亡过程中，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但是，时代精神未必是美的，未必是更健康的文化。以我看来，那种功利主义的时代精神是对人性发展有害无益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产物。项羽的重新分封，是旧文化的回光返照，而刘邦的胜利则是秦始皇所代表的功利精神的新生。项羽死了，这本无关紧要。但是项羽所代表的精神死了，我觉得是值得惋惜的。这是中华民族刚勇血性丧失过程的开始。是的，随后的中国也曾经强大过，但是那是独裁者的强大，不是民族人性的强大。春秋时期，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的自尊而勇敢的“士”，到了强大的汉唐，这样的“士”我们所能见到的也很少了。现在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对帝王的“偶像崇拜”而已。这种对帝王的崇拜恰恰是士人自己缺少自尊和骄傲的补偿心理表现。

项羽死了，而对项羽的最好的挽歌是一个女子写的。在男人们嘲笑项羽不懂政治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女子知道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在表面上柔弱的词人李清照胸中，有着多少男人都没有的干云豪气。这也许并非偶然，因为精神上久已被阉割的中国男性心中，有项羽的男儿豪气者寥寥可数，而在中国女性心中，这种对男子豪气的期望反而绵绵不绝，历千万年而不息——我和这些女子一样，相信即使是经过两千多年压抑，项羽终有复活的一天。梨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有一只“名梨”，是孔融小时候遭遇的。当时这只大梨和另外的小梨一起被放在了孔融面前。但是孔融把这只大梨给了父母，而自己选择了一只小梨。于是，大人们非常感动，认为孔融真的是天生纯孝。所谓“天生”，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说，就是说这种品质是来自遗传。孔融是孔子后裔，而且当时年纪也不大，后天学习的东西相对较少，难怪大人们会这样推测。不过故事中没有说有外人在场，所以这个故事十有八九是孔融的爸爸告诉别人的，以我心理分析家的推测，这个做父亲的自己本来就对孔家的家世感到骄傲，再加上喜欢自己的孩子，就很容易把孩子本来很简单的行为夸大为了不起的道德成就。孔融自己让梨，也未必全是天生孝心所致，因为故事中的孔融自己说明了自己拿小梨的理由：“小孩吃小梨，大人吃大梨。”这只是孩子单纯的儿童理性的作用而已，在孩子心目中，既然“小孩骑小马，大人骑大马”，当然“小孩吃小梨，大人吃大梨”，和什么孝心礼让并没有多少关系。这样的儿童行为，虽未必和孝有关，但是也颇可爱，因为这是儿童纯真天性的表露。但是这只梨的故事后来被广泛传播之后成为中国人的一个行为禁令——“你必须让梨”，这就很讨厌了。如果现在有两只梨先让我选择，而我又胆大包天地把大梨吃掉了，我就成了道德罪人，会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其实凭什么呢？我愿意让梨，可能是我的善良，而我不让梨，也一样是我的自由。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让梨而更善良，因为和孔融不同，大家的这梨是被迫让的。对于后代的人来说让梨而无关爱心，他们之所以让梨只是因为不让会被责备，相反让了梨的人会得到赞誉，以后反而可以吃到更大更多的梨。处于利害的计较，中国人都知道了让梨的技术。让梨是为了吃梨，最会让梨的人最后反而会吃到最多的梨。如果我把选梨权给别人，别人就应该挑选小梨。如果他挑了大梨，我就可以责备他，让他名誉扫地，以后他也许干脆被大家剥夺吃梨权。如果他坚决地选择小梨，我也刚好可以得到大梨。于是，得到选梨权的人倒霉了，他实际上被剥夺了选梨权。这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出头的原因：出头者先有机会选梨，因此不可能得到大梨。这就是中国人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你应该让梨”这句话，是中国人在“争梨”大战中最适用的武器，可以杀人于无形之中。这样的让梨活动，哪里还有丝毫的纯真人性，这只是一种赌博活动，有的只是阴险的心机和算计。似乎是《聊斋志异》中，还有这样关于梨的故事：

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有道士破巾絮衣丐于车前，乡人咄之亦不去，乡人怒，加以叱骂。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纳止丐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乡人执不肯。肆中佣保者，见喋聒不堪，遂出钱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谢，谓众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请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我特需此核作种。”于是掬梨啖，且尽，把核于手，解肩上镵，坎地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汤沃灌，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沈，道士接浸坎上。万目攒视，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苏；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道士乃即树头摘赐观者，顷刻向尽。已，乃以镵伐树，丁丁良久方断。带叶荷肩头，从容徐步而去。

初道士作法时，乡人亦杂立众中，引领注目，竟忘其业。道士既去，始顾车中，则梨已空矣，方悟适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细视车上一靶亡，是新凿断者。心大愤恨。急迹之，转过墙隅，则断靶弃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故事中仙人的恶作剧，目的是为了教卖梨人学习慷慨之美德，并不只是仗“术”欺人。然而我替卖梨人设想，他也许未必领情：毕竟我没有求你教我美德，我只不过是想多卖几个钱而已。买东西要花钱，是人世间很自然的道理。你不花钱想讨一个梨子也可以，但是给不给却是我的自由。你又凭什么用法术把我的梨子变给别人呢？就算你是仙人，仙人又怎么样？仙人就有这特权吗？中国的“圣贤仙人”多以为自己有特权，有用种种特别手段劝人为善的特权。我不否定也许有部分圣贤仙人真是处于善意，但是我们看到等而下之的中国人，自己并非圣贤仙人，自己不能以身作则，他也一样自以为有一种特权，就是要求别人善良的特权。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中国人责备别人种种心地不善。父母责骂子女不孝，子女反过来责备父母偏心，吵架的时候互骂对方居心不良。我们向别人借钱，如果对方不愿意借，我们就会责备他不够义气，不能慷慨大方、仗义疏财。我们伤害了别人，就会要求对方能“以德报怨”。表面上，我们每个人都像恨铁不成钢的老师，时时刻刻在努力帮助别人发现缺点，帮助别人成就道德完美的圣贤，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用这些理由攻击批判别人，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梨”就是“利”，我们在生活中会见到无数的“让利”，实际上都是“让梨”故事的现代版本。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因为不明白这个赌博的秘诀而失败。比如你上台领奖的时候没有把功劳归于你的领导，你的奖金自己拿了，这就是“自己吃了大梨”。

“皆知善，斯不善矣”，让梨（如果是真心的）的确是好事，但是在道德强制的氛围下，这却带来了最大的伪善和最真切的邪恶。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区分心灵领域和现实领域。《新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想找耶稣的麻烦，就问他：“你说上帝是一切的主宰，那么我们是不是遵从上帝就行了，不用给国王交税。”如果耶稣说“不用交税”，国王就会对付耶稣，如果说“用交”，似乎又和上帝主宰一切不合。耶稣让对方拿一个钱币出来，问他说：“这钱上铸的头像是谁？”对方回答说：“是恺撒（国王）。”耶稣说：“恺撒的归于恺撒，上帝的归于上帝。”对方哑口无言，佩服耶稣的聪明。

但是，耶稣的话并不只是一时急智，只是用于应对对方的刁难。这话里有大道理，那就是“精神领域是精神领域，现实世界是现实世界”，这正是我要说的道理。一个人是不是通过种种善行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这是精神或心灵领域的事情；一个人和别人交往过程中应该遵守什么规范，这是现实领域的事情。两者不可相混。比如，你找我借钱，我借是情分，不借是权力。我愿意通过借钱来培养自己的慷慨心，这是我的精神领域的事情，是我自愿的选择，但是你不能用道德做理由强迫我借钱。我不借，那也是我的权利，你也并没有理由指责我。心灵领域和现实领域混淆，在中国源远流长。顺便举一个例子，就是雍正经常分析臣子的“居心”，并以此为奖惩的依据，这种做法就极为荒谬。别人的居心如何，你只可以推知而不可能直接知道，这怎么能作为现实领域中奖惩的根据？管理臣子是现实世界的事情，如果他贪污你就可以抓他，不用管他是什么动机而贪污；如果他有功就应该奖励，也不用管他动机是什么。这才是现实世界应有的法则。清雍正帝所谓的“诛心”，流毒危害中国极大。

心灵领域的道德修养、精神修炼等，在我看来，做不做归根结底是自己的事情，其他人没有权利强迫别人去做。我们看到了别人心灵美好，愿意赞扬，那是我们的权利。别人心灵不美好，我们有权利不喜欢他，有权利不敬佩他，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因此而攻击他。我们有权劝善，但是没有权利强迫别人“做善事”，心灵领域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我们强迫别人“善”，就是在剥夺别人的选择权，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善”。

在心灵领域，有种情况下我们有权善意干预别人的精神活动，那就是别人愿意学习更高的道德，并主动向你求教。求教相当于一种精神领域的契约，学生愿意把一定的精神影响权给予教师，从而希望教师能对自己的精神活动施加良好的影响。心理咨询的来访者和心理咨询师之间也是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心理学督导，我现在在指导一些心理咨询师和学生进行自我心理分析和心理成长，其中对学生的心灵活动有一些要求。但是，如果不是我的学生，我就不要求对方在精神领域如何成长——不是我不想，是我没有权。某人原来和王阳明交往时，王阳明对他很客气，但是后来他做了王阳明的弟子，王阳明有时却对他很严厉。严厉责备也是为了对方心灵进步，但是在对方不是弟子前他却不能这样做，道理就在这里。现实领域的行为，应该有现实的规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良好的法律。当有人做危害其他人的事情时，我们不需要责备他不讲天理、没有良心，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你违法了，我们将按法律来制裁你”。一个团体，也应该有这个团体的规则，违背规则自然有所处罚，也不用推断其用心和居心。如果一个人执意作恶，我们可以给他严厉的惩罚。说得极端些，他犯大罪该死刑不妨执行死刑，我们也可以劝说他改变错误信念，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强迫他改变信念。

现实世界如何分梨，应该由现实的理由为依据去建立规则，根据规则去分。规则可以是“多劳多得”，也可以“按需分配”，但是不能有太多的强制，而应当是人们共同制定和认可的。这些规则未必能很完善，但是至少是人们能够接受的相互妥协的结果；未必完全公平，但是应尽量公平。在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明确的规则下，我们才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我偷了钱，你可以抓我，我没有话说；但是如果我不想捐钱给穷人，你可以在你心里轻视我，但是你没有权利给我任何现实的处罚。卖梨人不愿意施舍，固然表明他吝啬，但是仙人把他的梨用法术分给别人吃，我如果是县官，我会把这个仙人关进大牢的。至于我欣赏这仙人，愿意和他做朋友甚至做他的学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传说有一次，济公用神通发现，远处一座山峰即将飞到杭州来。他就赶快告诉“落点”上的村民，让他们赶快离开村子，避免被山压死，但是村民却都不相信。这天村子里正好有家办婚礼，济公急中生智，抢过新娘背起来就跑。村民在后面追的时候，山飞来落下了，把原来的村子压在下面，追出来的村民幸免于难。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假如那山峰当时改了主意，不飞来了，村民把济公扭送到衙门，衙门应该怎么办？如果我是县官，我想也还是应该把济公关进大牢——即使我相信济公真的是为了救人——而我想济公也会理解我，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在救人的时候，也会估计到自己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比如关大牢。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泛道德化的文化沼泽，“让孔子的归于孔子，让法律的归于法律”，这样才能避免伪善而实恶的“让梨大战”。

本来，这篇文章已经够长了。我在写累了想结束的时候，顺手拿起一本杂志，刚好看到一个故事：说东汉光武帝在岁终祭神后，赐给博士每人一头羊。但是羊大小肥瘦不一，分配有些困难。有人建议杀羊后，按重量平均分肉；有人建议抓阄，这时有个叫甄宇的博士说“我有办法”。大家问是什么办法，甄宇就从当中选了最瘦最小的羊，众人于是不再争执，羊也就分下去了。此事传到光武帝处，光武帝十分欣慰，在朝会时便问：“瘦羊博士安在？”于是“瘦羊博士”誉满京城。

我晕。这样的“让什么什么”的故事怎么顺手就遇到一个？好可恶的甄宇，好可恶的光武帝刘秀——活该你那个虚伪的后代刘备灭不了吴魏。

蝉也需要吃喝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

近现代科学出现前，古人对动物的生活不是都很了解。比如蝉的饮食情况，人们就不大知道。狼大家见过它吃肉，羊大家见到过它吃草，蝉呢，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它吃什么，于是古人假想它不吃东西，只喝露水。喝露水实际上是不行的，露水中太缺少营养物质。我记得蝉是靠吸吮树的汁液生活的，它有一个像吸管一样的嘴，像蚊子吸血一样吸吮树的血液，才能够维持生命。如果指望它真的靠饮清露过日子，它只有饿死的份儿。我不是想谈动物学，实际上我想谈的是“清官”问题。

自汉代开始，人们把蝉用作了清官的象征。因为在他们看来，蝉只“饮清露”是清廉而不贪婪，蝉的高声鸣叫就像清官的高风亮节，会传到人们的心中。蝉实际上是一个反映“清官”理想的心理意象，对蝉这个心理意象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清官理想中存在的先天的不合理性。那就是说，蝉在我们的理想中是饮清露就可以生活的，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蝉也需要吃喝。汉代人很重视道德品质和操守问题。儒家有一个原则是：让道德品质高的人做官员，就可以避免权力带来的腐败现象。因而东汉改革官员选拔制度，选拔的标准是“孝廉”，也就是说，要用孝敬父母和清廉作为标准来选拔官员。根据儒家的假定：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做官必定会忠于职守。一个人品质清廉，就不会做贪官污吏。

问题是，道德是一种内心的品质，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一个人是真的有道德，还是伪装成有道德的样子。为了获得权力，自然有许多人会伪装有道德。道德品质一旦成为获得权力的条件，一场“看谁更善良”的比赛就此开始。

一个人内心中是不是善良别人很难知道，所以实际上人们比的不是谁更有道德，而是谁的行为上更像有道德的样子。在是不是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最重要的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孝敬父母，而是你的行为像不像一个孝敬父母的人，而且真的孝子未必比假的更像孝子。在是不是廉洁的问题上，最重要的也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廉洁，而是你的行为像不像一个廉洁的人。卓别林曾经参加过“模仿卓别林比赛”，但是并没有得到第一名。这有一个心理学原因：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卓别林”的形象，这个形象并不是卓别林的复制，而且人们用自己的理解来描画出的卓别林形象。真的卓别林只是在“做自己”，并不完全知道人们心中的“卓别林”是什么样子。而优秀的模仿者却知道什么样子是大家心目中的卓别林，因而可以表演出大家心目中的卓别林。做官有不同的动机，高道德品质的人主要动机是：借助权力为民众做事，以此表达自己的仁爱。中道德品质的人的主要动机是：作为职业官员服务民众，并获得报酬。低道德品质的人动机是：借助权力满足低级或不健康的心理欲望，比如欺压别人、自我炫耀、或借助权力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利益。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官员，即所谓“清官”，应该把高级动机作为唯一的动机，丝毫也不想得到私人的利益——这也就是所谓的“公而忘私”。

假如一个官员不使用权力满足任何私利，那他的私利靠什么满足呢？合理的做法是社会对他的服务给予相应的报酬。但是这样做就有一个问题：官员看起来不再“像”一个高道德品质的人，而有些像中道德品质的人。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我们应当尽量选择高道德品质的人。因此，不能给官员应有的报酬，而应当少给他们一些报酬。这样，才能把高道德品质的官员和中等道德品质的官员区分开来。我们的社会因此总是倾向于“低薪养廉”。

低薪的官员如何满足自己的私利呢，在中国人的理想中，高道德品质的人应当减少自己对私利的要求——就像理想中的蝉一样，仅仅靠喝露水过日子。这就是“蝉”这个意象在汉代开始被推崇的原因。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是蝉，也并不可能真的靠喝露水过日子。所以过分的低薪养廉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那就是清官的生活过分贫苦化。有一句形容他们的话是“两袖清风”，两袖清风固然很美，但是“清风”和“清露”一样，是不能填饱肚子的。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真正的清官生活之贫苦简直难以想象。道德品质极为高尚，愿意忍受生活的巨大贫困，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又绝对不被权力腐蚀，这样的人注定是极为少见的。海瑞和包拯注定只能是凤毛麟角。一个社会中，想找到千万个海瑞、包拯做大大小小的官，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饮清露”实际上不可能，社会就形成了一个不明说也不成文的潜规则：允许官员借助权力“捞”一些私人利益。

这样一个潜规则一旦出现，就反而为道德品质最低下的人开辟了道路，他们可以心照不宣地腐败，可以假权力以谋私利。于是这些人就拼命想去当官，因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越是这样的投机者，越是没有道德和理想的人，越可以无所顾忌地做“应试表演”，他们会演得“比真的卓别林更像卓别林”。他们外表也可以装得像“蝉”一样高洁，甚至比真的蝉、比理想中的蝉还要高洁。真的蝉需要喝树的汁液，理想中的蝉至少要喝露水，而这些“假蝉”可以连露水都不喝，因为在树下的阴影中，他们像狼一样吸吮着民脂民膏，吸吮着人民的血和骨髓。我们本希望选出道德最好的人，结果却往往选出道德最差的人。虚伪的投机者大量进入权力阶层后，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反而受到了排挤。

这些被排挤的正直的人，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这也正是屈原面临的困难：在举世皆浊的时候，如果自己还独守清白，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假如自己都被摧毁，比如被撤职甚至被诬陷，那自己服务社会的理想不能实现，而且把自己也赔进去了。假如自己同流合污，虽然保住了权力和地位，但是自己也毁灭了自己的道德操守，而且也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这困难，有些人只好选择逃避，比如陶渊明弃官回家。有些人选择了同流合污，从而创造了一批新的贪官污吏。也有一些人试图不弃官，也不同流合污，来创造出一个奇迹，他们和种种压力对抗，和人类的本能对抗，宁愿挨饿，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做清官。我们或者可以说，他们明知道只喝露水是要挨饿的，但是他们拼着喝露水也要做一只理想中的蝉。他们品格高尚，但是毕竟不是得道高人或圣人，为支撑他们的坚韧，他们必须有所依托，而他们的依托就是士人的骄傲，因此他们变得越来越骄傲，并对那些投机的官员产生一种愤怒和不宽容。如果按照儒家和道家的最高法则来看，这些正直的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刻意地表现善和攻击别人的不善。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真正地宽容那些投机者，减少双方的相互敌视，也许他们的处境还不至于太危险。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贪官污吏势不两立，必定会带来很大的危险。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像圣人一样行事完美，在汉代也曾经有很多人选择了和贪官污吏直接战斗的方法，这些人就是东汉末年的所谓的“党人”。他们非常坚持原则，非常坚韧，对当时有权势的太监们和那些贪官污吏都非常轻蔑。当然，以某些太监为首的贪官污吏们对“党人”也非常仇视。结果正如我们说过的：矛盾激化，最终产生了对正直“党人”的大屠杀。“党人”的受戮是对善良正直的大压抑，对勇气的大压抑。

我们很愿意想象，假如这些“党人”胜利了会如何？但是这个假设很难成为现实。因为“党人”根本没有真正的势力，小小的蝉怎么能斗败豺狼？！

魏晋开始的酒精依赖

中国人对待酒的态度和西方人不同，相对来说，西方人对酒的态度比中国人更消极。喝喝啤酒、葡萄酒还可以，但是如果西方人喝烈酒喝到酩酊大醉，则他在别人的眼中是颇有堕落之嫌的。我揣测西方人的态度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中国人对待酒的态度则积极得多，某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很能喝酒，不过那另有原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本文想讨论的是汉族人对酒的态度。在汉族人心目中，醉酒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缺点，甚至有时还是令人欣赏的特点。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个大酒徒，他的酗酒事迹，一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津津乐道。李白之前的陶渊明喜欢喝酒，李白同时代的杜甫喜欢喝酒，李白之后的李贺喜欢喝酒……中国文人不喜欢喝酒的，也许寥寥可数，我没有来得及统计，但是我想在中国诗词中“酒”这个字被提及的次数，一定和“风”、“花”、“雪”、“月”相差无几，甚至有可能比它们还多。有文人之提倡，武人自然更喜欢喝酒了，文武之外的百姓也一样越喝越多。酒固然是自远古就有了的，但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这样狂热地喜爱喝酒呢？一个大的转折点就是在魏晋期间，而在魏晋期间和酒关系最大的人物还数当时的七个名士，即“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中最爱喝酒的是刘伶，他还专门写了《酒德颂》，从理论上为喝酒正名。《世说新语》中记载：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这样不听妻子的劝告，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酒对身体的危害，他出门时也带着酒，同时还让仆人带上铁锨一类的东西，并告诉仆人说：“死便埋我。”在这些高士的引导下，好喝酒的人很多。如“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华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为什么这些名士如此喜欢喝酒呢？并不是魏晋时期的中国人有什么基因突变，而是时局的突变造成的。正如鲁迅早已说破的：“（阮籍）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气很大．所以要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与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汉王朝期间，不管怎么说，经董仲舒等人修整过的儒家思想基本上还是人们所普遍能接受并基本上遵循的处世原则，儒家的礼教也基本上能够维持。但是，在三国之后，魏取代汉这一王朝变迁，在儒家思想和礼教看来，是一种乱臣贼子的行为，在儒家思想中很难找到魏王朝立足的合理性。到了后来，司马氏再篡夺魏的天下，就更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统治者行为缺少合理性，就难以服众，也就只好用暴力来压抑士人的非议。强大的压力下，魏晋士人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尽可能地避开政治斗争。即使是他们尽量回避，也还是未必避得开。“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也是隐居于世外，但是还是被人陷害而死于非命。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不免郁积了大量的消极情绪，主要是愤怒，据说“竹林七贤”的脾气都不好，就是这个缘故。自汉代以孝廉取士以来，就有一些投机者假装成儒家的信徒。到了魏晋，投机之风更甚，真正的儒家，愤慨于这些伪儒家的行为，反而在行为上表现得不守规矩。他们想以此证明真正的儒家精神在内心而不在外表。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际上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就像军阀挂起青天白日旗，号称是总理的信徒的时候，“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到别人假惺惺地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的模样”。

这样的时候，面对不堪的礼崩乐坏，当时这类士人的心中也郁积了很多的愤世嫉俗的情感。

种种不如意，或不敢说，或没有办法说，都郁积在心中，这就需要一个解决——而酒就是解决的方法之一。《世说新语》中，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思。”因此在心理层面上看，魏晋名士喝酒，实际上就是临床心理学上所说的一种症状：“药物依赖”，是借酒作药，缓解他们心中的愤怒、痛苦、抑郁和悲哀。魏晋名士喝酒，和我们现在部分人吃安定、吃抗抑郁药“百忧解”是一个道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是曹操的诗句，也就是说早在汉末的曹操就是把酒当作“抗忧虑药物”了。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如果把民族看做一个人，这个人以前就偶然靠喝酒解忧，而到了魏晋就成了“酒精依赖症患者”了。

魏晋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疾病不断增加，这个酒精依赖更是一直没有痊愈。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这之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中国人都是在专制统治下挣扎。士人一直在心中有许多的烦恼和愤怒。人们看到这个社会中豺狼横行，百姓如羔羊任人宰割，而自己又没有办法为国家出力，没有办法改变这不幸的社会现状，缓解自己痛苦的方法也只有酒了。对士人来说是这样，对百姓也是一样。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中拉洋车的那些人，饥寒交迫而又看到这个世道中没有天理，不是也只有在小酒馆中才能得到一点安慰吗？有词说：“醉乡路稳宜常到，此外不堪行。”是啊，如果一个社会如此不堪，有良心的人怎么能离开酒呢？

迷而不得的桃花

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只有320字，但是短短三百多字的描写，却让后代无数人向往艳羡。桃花源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美的梦想。如果仅仅把这看做是陶渊明文字优美的功劳，我认为太简单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桃花源是当时和后来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之所以是陶渊明最先写出这个梦，是因为他的时代正是这个梦开始的时代。而了解中国人的梦想，对我们了解中国人的人性是异常重要的。

既然字数不多，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是什么样的梦想。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在心理学家可以和梦一样看待，其中的情节可以看做是一种象征，可以看做是一个心理原型的显现。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是：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无人知道的路，或进入一个山洞，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或者得到了宝物。

在心理动力学中，这个基本情节是人们非常熟悉的。精神分析学的鼻祖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情节象征着人的一种叫做“退行”的心理活动。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们遇到心理创伤的时候，有时会采用退行的方式来减少痛苦。所谓退行，就是在心理上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中，通过回忆过去。改用过去的行为方式，来忘记现在的痛苦。在他看来，一个人（哪怕是一个老人）非常痛苦和恐惧的时候会喊“妈妈”，就是一种退行，是想退回到儿童时期，在妈妈的怀中得到安慰。

弗洛伊德说，最彻底的退行是回到母亲的子宫中。因为在母亲的子宫中的时候，是一个人过去最幸福的时候，那时候他一切都不需要自己去做，不需要自己担心，一切都在母亲的保护之下。因此，当一个人遇到大痛苦的时候，他的潜意识中就会产生“回到母亲子宫”的愿望。在梦中，这个愿望就会变相为一个情节——发现了一条无人知道的路，或进入一个山洞，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弗洛伊德说，这个道路和山洞就是母亲阴道的象征，而山洞里的世界就是子宫内生活的象征。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有一些改进。他认为，这个山洞中的世界不仅仅可以说是母亲子宫的象征，还可以看做是人类远古前的原始心理留下的痕迹，他称之为原型。路和山洞固然可以说是母亲阴道和子宫的象征，而母亲阴道和子宫进一步又是“过去”的象征。也就是说，荣格把退行的范围拓展了，它不仅仅是回到一个人自己的过去，还可以是回到这个种族的过去。我认为，桃花源故事显然可以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溪水、树林、花都可以暗示女性性器。因此这个故事所说的桃花源不是别处，而是母亲子宫的象征。按照荣格的说法，母亲子宫则进一步象征着人类的过去，这里显然指秦统一中国前的时候。《桃花源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印证了这个假设。“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山的“小口”，和弗洛伊德所说的山洞一样，而这个“小口”很狭窄，只能通过一个人。这不刚好是女性的阴道吗？它也是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而这个“小口”那边的世界，也正如荣格所说是“人类的过去”——秦统一中国前的世界。

因此，从个人的角度看，这个梦可以说是一个人遇到创伤时，退行到母亲的子宫中。从社会的角度看，这个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中的人遇到创伤，渴望退行到创伤发生前的过去社会中。为什么陶渊明的桃花源梦获得了这样多的共鸣，现在有了结论。陶渊明所生活的时期，是晋代和南北朝时期。虽然在秦以后中国已经“有病”，但是在汉代病还不严重，而到了晋代社会的心理疾病已经大大加重了。晋代的士人已经被残酷地镇压，自由的思想越来越被压抑，而晋灭亡后的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士人普遍感受到这巨大的心理创伤，而这创伤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心理上开始退行，他们试图在精神上回到过去，回到那心理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陶渊明和我一样（或者更应该说我和他一样），发现中国人的病始于“秦乱”。因此他在梦中回到先秦，那时的人们“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生活很幸福。那时的人待人很热情、很善良，所以他们见到了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而在那时的人心中，即使是汉代也不是理想社会，更不用说魏晋了。如果那时的人知道了中国人在魏晋时代的遭遇，他们会“皆叹惋”，叹中国人已经陷入了这样不幸的境地。“退行”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弗洛伊德比较强调其坏处，因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在精神上沉迷于美好的过去，则会忽略了现在的生活。这样下去，这个人很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退缩。而在荣格看来，这事情未必不好，甚至有可能有好处。因为一个人暂时离开现实、回到过去，有可能会在过去的经验中找到解决现在问题的方法。这所谓的过去经验不仅仅是这个人自己的过去经验，还可以包括他祖先的经验。在梦或想象中，如果在“洞中”找到了什么珍宝，所象征就是得到了过去经验中的精神财富。

类似的梦想在以后的文字中也常常出现，如《水浒传》中，鲁智深追赶敌人的时候，跌落到一个井中，却发现井中竟然有另一个世界。鲁智深进入这个世界，遇到的是一个神仙，这就象征着好的“退行”。

金庸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更是比比皆是。如《天龙八部》中段誉被敌人追杀，逃走时突然脚下踏了个空，跌下山谷。于是（段誉）沿着崖缝，慢慢爬落……片刻间便已到了谷底，站直身子，不禁猛喝一声彩，只见左边山崖上一条大瀑布如玉龙悬空，滚滚而下，倾入一座清澈异常的大湖之中。

在这个山谷中，段誉发现了一个秘密洞穴，洞穴中有一个绝色美女的雕像，还有一个用裸体美女像作为图解的武术“教材”。段誉就借这个奇缘而学会了一门武术奇功，然后离开了山谷。段誉跃入的山谷象征的是女性，或象征着一个人心中的“女性的灵魂”。洞穴中的美女像和裸体美女图更明确了这一点。荣格提出，任何一个男人在潜意识深处都有一个用女性形象代表的侧面，叫做阿尼玛。阿尼玛形象中蕴藏着人们祖祖辈辈留下的精神智慧。所以段誉故事的象征意义是，他在内心中的女性侧面中找到了精神智慧。这也是好的退行。另一个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张无忌，也是在逃避敌人追杀时钻进了一个山洞，从山洞进入了另一个无人的山谷，在山谷中找到了一本武术奇书《九阳真经》，从而成了武林高手。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象征着他在内心最深处，或过去的传统中找到了智慧。这也是好的退行。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小龙女，也是在遇到重大挫折时，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无人山谷”，叫做“绝情谷”。绝情谷中风景很好，小龙女在里面过着无欲无求的安静的生活。这个故事中的退行实际上就是不好的，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象征。那么，桃花源的故事是什么呢？是逃避现实，在幻想中缅怀旧日的美好，还是陶渊明帮助大家找到了回归的道路，从而让我们能离开秦以后越走越远的错误道路？我想，也许这两者兼而有之。陶渊明从桃花源带回来了宝物，这宝物是一种人生理想——不是野心家的好大喜功，也不是懦夫的奴颜婢膝——而是一种自然的、符合人性的、充满爱和亲情的生活。但是，在另一个侧面，他也是无可奈何地逃避。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田园，是在他的心里，是人类美好天性的田园。为了让这田园不荒芜，他想回归。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就是士人的尊严。自然和人性的尊严都在他的桃花源里。故事中，虽然渔人找到了桃花源，但是他随即便迷失了到桃花源的道路。其他试图寻访桃花源的人也都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极准确的象征，象征着人性已经迷失，回到桃花源的路已经找不到了，回到人性自然的路已经找不到了，回到先秦淳朴社会的路已经找不到了。我认为这也是陶渊明时代士人的真实处境，虽然魏晋的名士们努力寻找率性自然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找到道路。他们没有力量和腐朽的政治暴力抗争，而选择了避开政治中心的方法试图保留自我的天性。但是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有虎狼当道而不能回到桃花源。晋代的名士嵇康即使避世到山中，还是避免不了被残杀的命运。而胆子小一些的名士们则只好向暴力投降，成为暴力政治体系的一员。到了陶渊明的时代，他们还是想回归田园——而实际上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田园。陶渊明自己以归隐为路，其功绩是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人昭示了桃花源人应当有的生活。这一切非常美，但是他的生活并不是真的桃花源，只是一个桃花源的仿制品。所谓隐士虽然代代都偶有出现，这些隐士中有些是沽名钓誉之辈，也有少数是真的桃花源的向往者。有时，暴君根本不允许他们隐居，强迫他们进入社会。即使他们幸运地能隐居一世，也只能自保，而对民众的生活毫无助益。他们只能避开邪恶的专制政治，却不能改变这政治分毫。久而久之，他们越来越是一种纯粹的逃避而已——隐士们的桃花源成了越来越差的赝品。回到桃花源的路究竟在哪里？在这条道路上有哪些艰难险阻？恕我不能在这篇短文里回答。不过，这整个一本书的写作，就是在寻找我们已经迷失的桃花源。

梅兰竹菊与守节意识

请史学家谅解，我这个心理学家冒险闯入了你们的领域。我对历史细节的了解必定会有一些错误，我也没有对每个细节做过考证工作，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印象是不是正确：我印象中梅兰竹菊是在宋代以后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最喜欢的形象的。当然，在宋代前中国文人也并不是不喜欢这些形象。陶渊明就有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是在我看来，宋以后对这些形象的偏爱远超过以前。

以梅而言，印象中最喜欢它的人是宋人林和靖先生。林和靖一生未婚，号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正是在他和像他的一些“高人”的鼓吹下，梅兰竹菊的形象越来越美好。

我印象中，梅兰竹菊成为被中国人喜爱的形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代以后的文人画中，它们经常是主角。以至于到现在，代表春夏秋冬的四扇屏上最常见的题材也还是它们。我们如果看宋代以前的名画，比如唐代的绘画，则更常见的主题是人物或者狗马。虽然这也有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比如宋代的画者多为文人，他们不是专业画家，画人物有一些难度，而画花草容易一些，但是我以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植物在象征上，能够表达宋以后文人的精神状态和追求。

梅，枝干苍老虬曲，能在冬天的寒风中开花，能够表达一种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坚守信念的顽强精神。兰，生于幽谷无人之处，没有鲜艳招摇的颜色而有幽香，能够表达不求闻达，在隐居中独守情操的高雅精神。竹，未曾出土先有节，至凌云处尚虚心，宁折不弯，能够表达士人的品质、操守，谦虚而刚毅的精神。菊，于深秋百花凋落时，还可以傲霜雪而开放，即使枯干残败犹有傲霜枝，能够表达士人在困难来临时的勇敢精神。这些就是宋以及后代中国士人的自我理想，即所谓名节、气节。梅兰竹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坚守”，在环境不利的时候，还坚守自己的气节——这也就是所谓的“守节”。

梅兰竹菊的象征中，都表现了环境的不利，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宋代的现实。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治乱交替，分分合合。在国家稳定的时期，汉、隋、唐几个朝代，中国是强大的，周围的外族和其他小国的力量不足以威胁中国的安定。在乱世或诸侯割据的时期，外族对中国的威胁加大，不过人们可以在心理上归为国家动乱。在宋以前，总的来说中国人和外族在交往中是比较自信的。但是到了宋代有了不同，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有力量保证自己在“国际战争”

中的安全，北部的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威胁一直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和中国士人的心理上有了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意识到了环境的不利——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梅兰竹菊精神的信仰虽然给了人们一些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人们需要梅兰竹菊正说明人们已经缺少了这种力量。这时的中国人已经在失去他们的自信心，已经在失去他们的安全感，梅兰竹菊只是治疗这种丧失的一剂补药，或者说“守节”是医治中国人对危险畏惧的补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服药，说起来也不是偶然。“守节”是一种精神信仰，这种精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和佛教的传播有关系。和偏重人间生活的儒家不同，佛教是一种超世间的信仰，它的传播使中国人多了一些超越性的精神。正如许多学者提到过的，宋明道学家、理学家虽然表面上排斥佛家，但是实际上在精神上却受到了佛家的影响，理学家的所谓“天理”就是超越性的精神。在此影响下，士人有了一种信仰和超越的愿望，一种自觉的精神。表现在具体行为上，就是“守节”，也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让自己在道德操守上得到提高，逐步接近所谓的“天理”。

宋代名臣范仲淹，在贫苦的青少年时期，曾每天只煮一锅粥，放上一点盐和几段葱吃，这样坚持刻苦地学习了三年。他和那些“头悬梁、锥刺骨”的人完全不同，那些人的刻苦是为了以后出人头地，过锦衣玉食的人上人的生活，而范仲淹却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心为了社会民众。这种精神和佛家大乘佛教的精神是一致的，这种忍耐困苦的方式也是和佛教中的“忍”

的精神一致。但是，范仲淹信奉的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这就是范仲淹的操守气节，这就是他的守节。“守节”的这一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精神之一。但是，这伟大的精神，这良好的药物，后来却也变了味道。一是守节的要求越来越过分严苛，以至于成为压抑人性的枷锁。守节过于严苛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源于提倡者的傲慢。节操的早期提倡者们自己对节操的遵守大多是很好的。他们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作为支撑，并通过这种坚守得到了自我的尊严感。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也往往因此产生了一种傲慢。现在看中国人对梅兰竹菊的解说，其中梅的傲雪、兰的孤高、菊的冷傲也是这些象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我尊严感和人际关系中的傲慢之间是有所不同的。自我尊严感或可以说是骄傲，但却不是傲慢。有自我尊严的人了解人性的尊严，也了解人性的弱点，因此对别人会比较宽容、尊重，而不会以自己的长处轻慢别人。而傲慢者则容易轻慢别人，严苛地要求别人，从而使良好的节操宣传变了味道。

还有就是士人越来越注重小节，反而忽视了大体。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对宋人的评价是：“过重道德，转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使官场皆重小节，忽大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正如当时的李清臣所说：“古者用人，视成不视始，责大不责细。今校小罪而不责大节，恤虚语而不究实用，惟顾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气折。天下之事，靡靡日久入于衰败。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谨洁无过，将以任天下之责。今罢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尝指天下不治为之罪。纠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尝指郡邑之不治为之罪。迁谪将帅，以庖厨宴馈之间，微文细故之末，未尝以蛮夷骄横兵气弗强为之罪。”这样的做法，遗毒直到今天，以至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官场的座右铭，遇事推诿成了官场的习气。这种错误的对待人才的方法，追根则和儒家思想有关。儒家的用人观本就是从个人道德品质出发，认为道德品质好的人就是好的官员。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官员的选拔从个人道德入手，并且由于内在的道德难以确定，最后必定变成从外在的行为做评判，并很容易转到对个人小节的重视。道学家和理学家们把儒家思想和宗教精神结合，格外强调节操，从而这样的风气自然会更为加强。不过，从心理学家的视角看，注重小节的行为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了解一种特别的心理障碍：强迫性人格。强迫性人格是一种病态的人格，他们在行为上的表现是极端的谨小慎微，固执刻板。他们极端注意小节，以至于严重地影响生活和工作。比如，有个强迫性人格的人很重视人际关系，害怕自己做错事得罪人。别人随意说的一句话，他要反复猜测对方有没有什么言外之意。最后发展到，只要和别人打个招呼，就要反复背诵自己和别人的话，回想对方的表情动作，反复猜测对方的心理活动，反省自己有什么说错的地方——而每次都觉得自己有失言或者错误的举动。随后则是懊悔万分，自责不已。具有强迫性人格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犯任何错误，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标准非常高而不切实际。做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具有强迫性人格的人希望自己意志力坚强——实际上他们的确训练自己达到了非常坚强的“意志力”，当然这样的所谓“意志力”对他们的人生并无任何好处。

这样的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强迫症。强迫症更会有许多“强迫性行为”，这是一些明知没有必要做但是却不能不做的行为。比如有的人走路不允许自己踩砖缝，一旦踩了砖缝就必须退回来重新走。有的人进大门必须先进左脚，如果先进了右脚也必须退回来重新进门。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很难受。强迫性人格以及强迫症还有一个常见的行为就是洁癖。有的人每次回家，都必须做一次非常严格的消毒。如果有外人到家里做客，所有外人接触过的地方必须擦洗得一尘不染。他们也许还会反复几十几百次地洗手以确保清洁。强迫性人格和强迫症患者在本质上是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结果。正是由于感到极度的不安全，强迫性人格患者不允许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错误。因为在他不安的内心中，他误以为一旦犯了最微小的错误，自己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他们谨小慎微，是因为他们对外在的危险极为恐惧，谨小慎微不能放松。他们是完美主义，因为他们觉得只有绝对完美的人才是安全的，不管有多小的不完美，都有可能导致一败涂地的恶果。他们有许多怪癖，走路不能踩砖缝，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自己创造的迷信，觉得踩了砖缝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们有洁癖，也是注重不安全感的产物，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细菌的进入也许就是疾病和死亡的开始。正是因为他们内心缺少安全感，他们渴望获得“绝对的安全”，而为了获得绝对的安全，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他们的“意志力”坚强，是因为他们觉得外在的世界极端危险，不如此就不足以生存。如果我们把所有宋代中国人的总体比作一个人，我认为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是：他似乎有强迫性人格，甚至可以说有强迫症。在少数优秀人物身上，我承认“守节”是一种对良好道德品质的坚持，但是我坚信对多数宋代人来说，守节成为一种强迫性行为。他们谨小慎微、固守小节，都是因为他们内心缺少安全感。而宋代中国人之所以缺少安全感，是因为他们在强大的外民族面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宋朝可能会亡国。唐代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性格，是因为唐王朝比周围的其他国家都强大，所以唐代中国人内心中有充分的自信。宋代中国人没有了自信，因此他们靠守节来获取安全感。在他内心中隐隐约约以为，只要他用强意志力谨守一些细微的行为准则，灾难好像就不会降临于他。这种迷信的想法使他尽心竭力地坚守一些也许本来是很无谓的行为准则。说到宋代的守节，不能不提到女性的贞节问题。虽然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是在父系社会一出现就存在了，但在中国是到了宋代才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极高极重要的地位。在宋以前的朝代，比如唐代，女性贞节的要求并不非常严苛。寡妇再嫁根本不是问题，女性婚外恋也为数不少，虽然大家觉得不好，但是也没有把它当作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到宋代之后，女性的贞节突然成为大家极为重视的一件事情，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寡妇再嫁是可耻的，未婚性行为是极端的道德败坏，一旦被发现，这个女性往往必须以死来洗雪自己的过错。如果她自己有足够的耻辱感，她会上吊自杀；如果她自己没有，则家族会把她沉塘淹死或者烧死。即使还没有正式结婚，只是和男方订了婚，这时男方如果病故或意外死亡，女子也不能改嫁而必须为未婚夫“守节”。异性间的交往受到极端的限制，富裕家庭的女性都不出家门，也不见家里的任何男性客人。贫穷家庭的女性虽然不能不出门，但是绝对不能和异性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一个女人在买肉的时候，被卖肉的男人碰了胳膊，她就毅然决然地取过刀来砍断了这只胳膊扔掉，因为这只胳膊被男人碰过了，所以是“不洁的”。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文化中受到了高度赞誉，而她如果活在今天，我们也许会说她有严重的强迫症。因为我们现在即使是最严重的强迫症患者在同样的情况下也至多是反反复复地多洗几次胳膊，而不会把胳膊砍掉。不论是物质上的不洁，还是精神上的不洁，都是强迫症患者最害怕的。而在宋代女性的贞节观中，对性的不洁感达到了一个极致。

越到后来，守节越成为女性的事情。男性对节操的坚守虽然也还被提到，但是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关注的却是女性的贞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本来是适用于男女两性的，但是后来大家一提到这话想到的就是那些寡妇即使饿死也不应该改嫁。虽然我们说，女性的改嫁与否对家庭和社会会有小小的影响，但是对于国家兴亡这显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当时的政府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表彰节烈”，树贞节牌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借助心理学我们可以知道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越是勇敢的人越重视大节，越是怯懦的人越重视小节。因为坚守大节操是困难的、危险的，而守小节是容易的。守大节操的作用是克服外在的困难，守小节的作用只是自我安慰，是骗自己说“我做得这样好了，应该没有危险了”。宋人在总体上失去了安全感和自信，所以更愿意在女性贞节这类较小的事情上斤斤计较，而不去关注大事情。他们不愿意去想，即使女性都改嫁，国家也不会因此而灭亡。女子偷情，只不过使她的丈夫受损，于国家兴亡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宋人重视女性贞节，不过证实了他们的怯懦。还有第二个原因，越是缺少安全感的人，越会推卸责任。宋代人在心理上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都会无意识地推卸责任。系统家庭心理治疗家指出，在一个家庭中，整个家庭承受的压力最后都会集中转嫁到这个家庭中弱小的成员身上——比如孩子最后就会承担家庭中最大的压力。在宋代中国社会中，上层统治者把压力转嫁到下层民众身上，方法是勒索民众的财富上贡给外族人，换得一时的安全。成年人把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不近人情地要求孩子全面服从父亲。而男人则把压力转嫁到女人身上，通过去盯着女性守贞节，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通过贬低和侮辱失节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愉快。梅兰竹菊这四个节操的象征物，也越来越多地被男人用做女性的名字——当然前提是这女性出生于富贵家庭，有权利起自己的名字。穷苦家庭的女性根本没有自己的正式名字。守节，就这样从精神上的追求和信仰，逐渐堕落为人性的枷锁。宋人也就是这样，在外在压力下，在内在的怯懦中，终于成为精神上的病态——强迫性人格。

这个正是好男子——谈民族英雄岳飞

不久前，竟有消息说岳飞将被取消“民族英”的称号，不知是真是假，私心揣度，或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吧。有一种说法是，岳飞所抗的金兵，也就是现在满族人的先辈。满族过去虽然是外族，但是如今已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再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似乎不合适了，所以可以去掉“民族”二字，只称岳飞是“英雄”就可以了。对这个说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一是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情形来拟论历史人物，历史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说。岳飞所在的年代，金就是异族异国，岳飞的行为就是民族英雄。如果可以这样“以今论古”，到了未来假如世界大同，现在各国都是世界大家庭之一员，是不是我们就要否认过去所有的民族英雄？从另一个狭义的角度上说，“民族英雄”一词的本意，是说岳飞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英雄人物，这一点更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对岳飞更多的一种批评，是说岳飞愚忠。兵权在手，竟然不起兵造反，结果被权臣杀死也无可奈何。在我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够公允的。因为在岳飞的时代，中国的政体就是君主独裁专制，并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的民主政治。国家既然是君主制的国家，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也只好用忠君的方式来爱国。作为那个时代的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他也不可能超越时代想出什么解决君主独裁政治困境的好方法。我们要注意，岳飞的背上刺的四个字是“精忠报国”，并不是“精忠报君”。

何况他行为上也并不是愚忠者的一味服从，如果是愚忠，第一次接到金牌即退兵命令的时候，他就会马上退兵了。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相反他坚持在前线上和外敌作战，直到第十二道金牌来了，才勉强退兵。我想在他退兵的时刻，他并没有预计到自己会被陷害致死，并且他自己的死会给抗金大业造成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失。我们可以合理地判断他当时的想法，他只是服从政府的命令，暂时失去了一个克敌制胜的好机会——而他觉得这样的机会以后也许还会有的。他认为那些奸臣找不到自己的罪状，他们对自己再不满也未必能置自己于死地。事实上，在这次退兵后的第二年，岳飞也的确仍有机会赴前线杀敌，而每次金兵知道岳飞来了都望风而遁。这之后他才被陷害致死。在岳飞死后，另一抗金名将韩世忠责问那些奸党：岳飞何罪？不料对方却很干脆地回答：莫须有。如果岳飞早能预料到这一点，是不是他就不会束手就擒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替岳飞想想，在十二道金牌催他收兵的时候，他能怎么办？难道真的反叛朝廷吗？如果他反叛当时的“合法政府”，他怎么去对自己手下的士兵解释？怎么说服自己的士兵——这些士兵的家属还都在后方，难道他们愿意“造反”吗？还有，假如他为自己反叛朝廷提出了一个理由“为抗战而反”，其他将领是不是也就可以同样去做？其他将领中假如有野心家试图为自己争权夺利，是不是也就有了良好的理由可以借用？如果是这样，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岂不是更大？与其如此，为什么不暂时退兵，等待以后再找机会为国家效力？岳飞之所以在中国人心中如此伟大，有一个原因是：岳飞的死标志着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岳飞死之前的中华民族，不管怎么说依旧是一个东方世界最强大的民族。但是岳飞死后，忠臣良将纷纷被贬黜，南宋再也没有机会恢复元气，不久后南宋人就成了亡国奴。明代虽然驱除了“鞑子”，但是国家并没有达到宋以前的昌盛，更不能和汉唐相比。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对岳飞的被害有无限的惋惜，对卖国贼更切齿痛恨，因而更念念不能忘记岳飞的丰功伟绩。

从我们心理意象的角度说，岳飞的被害是“中国龙”又一次被残酷阉割。

只要我们越痛惜这次阉割，就越会对岳飞不胜向往。怎么看待岳飞，实际上不是口头理由上的争辩，而是感情上的依托。中国人爱岳飞，是爱岳飞所体现出的精神，中国人敬重岳飞，也是敬重他的人格——勇敢、坚定、忠诚、仁爱。不论你读的是正史，还是野史《说岳全传》，你都不可能不衷心佩服景仰岳飞这样一个大英雄。面对这样一个真英雄，佩服景仰之后，接下来的反应就人各不同了。如果你本身血性未泯，那么你最可能产生的反应是向往，是觉得做人就应当像岳飞这样，活着的时候释放出生命的活力和激情，即使是死后也被百世传扬。但是，如果有人不幸精神业已被阉割，则内心深处必定隐隐有自卑、惭愧和嫉妒的情绪产生，因为岳飞的勇敢刚好会反衬出他们的怯懦，岳飞的正直刚好会反衬出他们的鄙琐，岳飞的仁爱刚好会反衬出他们的冷漠。于潜意识深处，任何人都有一个“良知”存在。这个良知会告诉你，一个人是不是值得敬重，永远不是根据他外在的权势、地位和金钱，而应根据他们灵魂是不是真正的高贵。被阉割的人也一样有这样的良知，因此在岳飞的灵魂面前他们会隐隐感觉到潜意识中的惭愧。这惭愧的感觉是非常不舒服的，因此，人会本能地想办法掩盖这种良知，避免自己的不舒服。而最有效的一种掩盖良知的方法就是贬低岳飞，找理由批评岳飞。我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甚至怀疑即使是秦桧在潜意识中也会很佩服岳飞。因为良知人人都有，秦桧不可能没有，他本身是一个懦弱的文人，而且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人所不齿的，在这样的大英雄面前岂能无愧——恰是因为有愧，他就更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和借口，才能自欺欺人地让自己舒服一些。因此，他也必定要找借口贬低岳飞、批评岳飞。

假如你听到一个太监说：“那些非要当男人的人都是傻瓜、笨蛋、蠢货，都是脑筋不开窍，他们就是不明白，做太监有什么不好，我现在不比他们有钱有势？”

他们说的当然是真的想法，但是说到底，这不也正是太监嫉妒真男人们的表现吗？

因此，凡有人在精神上被阉割后，他必定会自发地产生一种愿望，就是把岳飞贬低一番，这正是因为他在岳飞面前自惭形秽，因为他嫉妒，而贬低的最合适理由就是说岳飞愚蠢而不识时务——或者用一个简单的词说岳飞“愚忠”。

什么是愚蠢？什么是聪明？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为了一个仁爱的理想奔波于诸国，备尝了艰辛，有时候甚至弄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地步。他也知道他的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对此他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是智者还是愚人呢？墨子的理想和孔子不尽相同，他的理想是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俭朴而和平。为此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危难中的小国，从中他自己得不到任何利益。墨子是不是一个愚人呢？墨子死后，关于他的弟子们的一个故事，听起来更是愚不可及。当时有一个大国侵犯某小国，墨子的弟子们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去帮助小国保卫城池。因敌人太强大，这些弟子们知道没有了胜利的希望，就决心战斗到死。其中有一个人是首领，这个首领不忍心大家都死在这里，也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兄弟逃生，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我需要两个人冲出去，到某某地方，告诉那里的墨家弟子，我把首领的职位传给某某。”这样，两个兄弟才奉命离开战场。当他们把消息传完后，对即位的新首领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我们决定回到那被围困的城池，和我们的兄弟们死在一起。”新首领说：“现在我是首领，我命令你们留下。”这两个人还是不愿留下，最终回去战死了。从个人的利害上看，岳飞和这些人一样都是愚人。这样的愚人不多，相反我们盛产大量的聪明人，秦桧不就是一个聪明人吗？他是状元，才华不差，他知道金兵需要什么，也知道宋高宗赵构并不希望战胜金兵，因为赵构害怕被金兵捕去的父兄如能回国，自己的王位就可能不保。所以秦桧可以从容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终其一生都占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甚至连皇帝恨他也拿他没有办法。秦桧应该说是一个功利上的“成功”。有许多所谓的聪明人，他们的聪明说到底就是没有道德操守、没有超越性的理想，只有现实的功利，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日寇侵华期间，做汉奸的人大多不都自诩为识时务的聪明人吗。这样的“聪明人”越多，国家民族就越衰弱。

我们平常人，一生中未必会遇到“做岳飞还是做秦桧”这样的大抉择。不过在小事情上，我们也一样有选择，是做有信仰有理想有道德操守的愚人，还是放弃这些做追求利益“聪明人”。不少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后，发现外国人很“傻”，而且发现自己很容易就可以想办法占到便宜。比如在硬币上钻个眼，拴一根绳子，用这个硬币打投币电话，打完了之后可以用绳子把钱再拉出来。这些人真是很聪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行为和盗窃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聪明人多了，结果是中国留学生的整体信誉被损害，最后倒霉的还是中国人。钱我们都喜欢，但是用这样的不道德的小心计去省钱的人，最终使自己的整个心态都会变得吝啬、贪婪而鄙琐，而心态如此的人是不可能做成大生意，不可能发大财的。他们的“聪明”也将最终堵死他们自己未来的道路。

当然，我不是说一切聪明都不好。岳飞何尝不聪明，如果他不聪明也就不会有他那神奇的兵法存在了。我反对的是以“聪明”为理由的逃避、投机和放弃理想。

天道至公，一个民族要昌盛，必定需要有一种德行做基础。不论中国人多讨厌日本人，至少日本人有其坚韧、团结的德行。我们呢，中国人很“聪明”，但是“聪明”没有让我们的国家富强、民族强盛。岳飞的勇敢固然值得学习，不过他的所谓“愚忠”，难道就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谁把白娘子压在了塔下

《白蛇传》是中国一个脍炙人口的传统故事，中国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它最早来源于民间话本，后来被改编收入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以后又被排成多种戏剧。传世几百年后，电影出现了，这个故事又多次被搬上银幕。要分析中国文化，这个故事不容回避。故事说的是宋高宗南渡后的绍兴年间，杭州有个在药铺做伙计的少年许宣。一天，他在西湖遇雨，在断桥边的船上遇到了两个很美丽的女子。一个自称姓白，曾嫁给张官人，不幸丈夫去世了。另一个是丫鬟小青。因借伞还伞，他们相熟了。这位白娘子很主动地接近许宣，并主动求婚。结婚后，许宣发现妻子是蛇所变，想要避开，但是后来两个人还是又在一起了。直到许宣遇到和尚法海，法海把白蛇镇压在塔下，许宣也做了和尚。白娘子执著于爱情的态度非常令中国人同情，所以大家都很讨厌镇压她到塔下的法海。南方人甚至创造了一个传说，说螃蟹中有一个像人形的部分就是法海，法海拆散人家的好姻缘，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不过，说句公道话，把白娘子被压的责任都推在法海身上并不公平，主要的责任者实际是许宣。我比较了《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原作和后来戏剧电视中的故事情节，发现有些倾向性的变化。冯梦龙原作中，更强调白娘子的“妖怪”身份，对她的赞赏和同情，以及正面描述都比后来的戏剧电影要少很多。原作中，白娘子是寡妇，后来就不提这事情了。原作中，白娘子用妖术盗取钱财，带累许宣惹官司，被发配到外地。她又纠缠不休，许宣没有办法摆脱，都到了要跳湖自杀的地步，法海才出现并镇住了这妖怪。所以法海也自豪地说：“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当然在原作中，也并没有写白娘子有吞许宣的计划）。而在后来的戏剧电视剧中，白娘子则并没有盗窃东西，而且时常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俨然一个女性雷锋、一个精神文明建设标兵。

冯梦龙原作中，镇压白娘子的事情，许宣是积极参与的。法海把白娘子和她的丫鬟镇压在钵盂中后，“令人搬砖运石，砌成一塔。后来许宣化缘，砌成了七层宝塔，千年万载，白蛇和青蛇不能出世”。也就是说，是许宣积极主动参与了镇压白蛇的事件，而且许宣对法海也很感激。在后代的改编中，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许宣，可怜的白娘子也太倒霉了，就把许宣参与镇压白娘子的事情抹去了，改成法海自己多管闲事。我在这里，分析这个故事中反映的中国人心理。主要根据原作，也参考一些后来的改编。

不论在原作还是以后的改编中，白娘子都是非常主动的。在湖上遇雨，许宣借伞给白娘子，第二天许宣去讨伞，本来不打算去白娘子家里坐，原作中写道：

那丫头转入帘子内道：“官人请入里面坐。”许宣遂步入到里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许小乙官人在此。”白娘子里面应道：“请官人进里面拜茶。”许宣心下迟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许宣进去……白娘子道：“少坐拜茶。”茶罢，又道：“片时薄酒三杯，表意而已。”许宣方欲推辞，青青已自把菜蔬果品流水排将出来。许宣……告回。娘子道：“官人的伞，舍亲昨夜转借去了，再饮几杯，着人取来。”许宣道：“日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饮一杯。”许宣道：“饮馔好了，多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这伞相烦明日来取则个。”许宣只得相辞了回家。从这可以明显看出白娘子是故意留许宣在她家多待一阵。至次日，白娘子干脆直接表达愿望，想和许宣结为夫妻。婚后，白娘子用妖术弄来银子，使许宣受连累，并被发配，并且许宣也开始有些怀疑白娘子是妖怪。因此白娘子跟来，许宣见了，连声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盗了官库银子，带累我吃了多少苦，有屈无处伸，如今到此地位，又赶来做甚么？可羞死人！

”

白娘子要进门，许宣道：“你是鬼怪，不许入来。”他挡住了门不放白娘子进来。

动物的意象都有心理象征的意义。在我们的想象中或梦中如果出现了某种动物，大都象征着人的某种性格，或象征着有某种性格的人。例如我们梦见了狗，就可以象征着一个凶猛的人，或者忠诚的人。蛇的意象象征意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性象征。它的形状有些像男性性器官，所以可以象征男性的性欲。同时，它纠缠的样子像女性缠抱男人的样子，蛇也可以象征女性的性欲。在《白蛇传》的故事中，白娘子是一条蛇，所以在象征意义上她可以代表女性的性欲。因此，《白蛇传》故事的主题是性和性压抑的主题。许宣对妻子白娘子的恐惧，在表面上看是人对妖怪的恐惧，深层的意义实际上是对性的恐惧。在戏剧故事中有一个情节，说端午节白娘子喝了雄黄酒，酒后现出了原形。许宣一见，当即被吓死。这个情节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就是说他的性恐惧，吓死，可以看做是性功能障碍的象征。而让他吓死的事情，实际应当是他发现妻子有很强的性能力。

这个故事写的是宋代故事，大家看《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一篇，在描写西湖景致后，故事的开首第一句是“话说宋高宗南渡后”，用这个年代绝非偶然，其中有深意。宋高宗南渡是中国人屈服于外族征服者的开始——中国男人的阳刚之气在这个年代有巨大的衰退。当男人的阳刚之气衰退的时候，一般规律上他的性能力会有衰退，而当男人性能力衰退的时候，他会对女性的性能力感到害怕。许宣害怕白娘子，和宋高宗南渡，这两件事情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

过去，包括性学家在内都有一个误解，误认为女性在性欲望上比男性弱。近年来，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少女的性欲望也许会稍弱，但是成年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比男人强很多。原作中的白娘子自称曾经嫁人，也就是说有性经验，所以性欲望更要强一些。正常男性对女性的性欲是欢迎的，但是性能力衰退的男性则会非常害怕这一点。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女性就像一条巨蟒，会死死缠住自己。他们甚至会觉得女性的阴道就像蛇的巨口，会贪婪地把男性的性器吞进去。这样的男性会非常害怕这样的女性，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女性就像一条大蛇。当男人性能力衰退，开始害怕女性的性能力的时候，他可能会逃避女性，如许宣竭力逃避白娘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压抑女性，试图通过压抑减弱女性的性欲望，好让自己能够应付。故事中的许宣几次找人降妖，实际上就是压抑女性的象征。在原作中，许宣先是找道士要了符，趁白娘子睡着去烧，所以故事中说他：“正欲将一道符烧化，只见白娘子叹一口气道：‘小乙哥和我许多时夫妻，尚兀自不把我亲热，却信别人言语，半夜三更，烧符来压镇我！你且把符来烧看！

’”压镇一词，十分准确。这一次不成功，许宣又请法海帮助，原作中法海并没有自己先动手，只是把钵盂给了许宣，让许宣自己去镇压白娘子：“许宣张得他（白娘子）眼慢，背后悄悄的，望白娘子头上一罩，用尽平生气力纳住，不见了女子之形，随着钵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松，紧紧的按住。只听得钵盂内道：‘和你数载夫妻，好没一些儿人情！略放一放！’许宣正没了结处，报道：‘有一个和尚，说道：要收妖怪。’许宣听得，连忙教李募事请禅师进来。”明明白白，是许宣自己要压抑白娘子。这也正是南宋多数男人所做的事情，他们大力压抑女性的性欲望。他们借助理学，把女性的性欲望都称作“人欲”。这当然是胡说，男女的性欲望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应该是天理才对。在南宋后的男性心目中，表现出性欲的女性就是“淫妇”、“荡妇”，是下贱的，好女人应该是对性很淡漠的。我们可以在后来的所有中国书籍中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比如《水浒传》中的坏女人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很好色，而《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好姑娘所以几乎没有性欲，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正因为南宋后男子的阳刚之气大大减弱，所以贞节观才会大大加强。男人非常努力地表彰节烈，原因是男人自己不行。性能力差的男子潜意识中会很担心别的男人比自己强，所以一般嫉妒心都会比较强，所以格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严格守节。从当时的国家形式上看，北方的金国男人的确更有男子气，而且那些人也正盼望着有一天能占有南宋的女人呢。因此，南宋男人必须强调节烈，让自己的女人守节，不要屈服于别的男人。我们都知道，在唐朝，中国人的贞节观并不严苛，南宋以后越来越不近人情的严苛，这就是原因所在。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有些本质上是缺乏生命力的人，潜意识中为了证明自己，反而会格外纵欲来掩饰自己生命力的虚弱。这些人同样并不是性能力强的男人。所以目前那些嫖妓包二奶的男人，也并不能证明他们是真的男子汉。

正如我们说过的，性本身是生命力的象征。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压抑自己的性的时候，他的整体生命力也会被压抑（也有例外，比如真正的高僧），反之亦然。南宋男子不仅性上较前辈压抑，在其他方面也开始变得较为窝囊。原作中有许多细节是讲这一点的。许宣一直是用妻子的钱过日子，他第一次被当官的抓去，马上就出卖了妻子，说钱是妻子弄来的，不关自己的事。有个李员外想占白娘子的便宜，许宣也不敢计较，更是窝囊：

白娘子回到家中……一头脱衣服，一头叹气。许宣道：“今日出去吃酒，因何回来叹气？”白娘子道：“丈夫，说不得！李员外原来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见我起身登东，他躲在里面，欲要奸骗我，扯裙扯裤，来调戏我。欲待叫起来，众人都在那里，怕妆幌子。被我一推倒地，他怕羞没意思，假说晕倒了。这惶恐那里出气！”许宣道：“既不曾奸骗你，他是我主人家，出于无奈，只得忍了。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与我做主，还要做人？”许宣道：“先前多承姐夫写书，教我投奔他家。亏他不阻，收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好？”白娘子道：“男子汉！我被他这般欺负，你还去他家做主管？”

也不是许宣窝囊，南宋作为一个大国，当时都对金国俯首称臣，上贡求和，窝囊程度，和许宣没有区别。反倒是女人们因为不在社会主流，被“阉割”得稍微少一些，所以比男人要烈性一些。这也就是白娘子所具有的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而男子对女人的这种精神也一样是害怕的，就和害怕女性的性欲望一样，甚至是更害怕。因为在胆小怕事的男人心目中，这样的女人只会惹是生非，连累自己。这也就是《白蛇传》原作中提到白娘子犯案连累许宣这个情节的由来。难怪贾宝玉说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人，而钟于女子。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事情。

原作《白蛇传》中并没有白娘子盗灵芝仙草救许宣的情节，这个情节是后来戏剧中添加的。但是这个情节很有意思。原作中没有，是因为原作中认为许宣不需要被救。原作中把白蛇镇压后，许宣就出家了。而在后来之所以会改编出盗仙草的情节，虽然不是有谁像我这样做了心理分析，但也是因为天长日久，人们隐隐感觉许宣有问题。人们潜意识中感觉到这样窝囊的男人实际上是行尸走肉，而白娘子反倒是更有生命力。因此在后来的改编中，白娘子的形象变得很正面，而且人们编出了白娘子盗仙草医治许宣的情节。试图找到一种神奇的药物救丈夫这个情节象征着女性在试图找到一种使自己的男人重振雄风的方法，让精神或肉体上阳痿的男人恢复力量。白娘子是不是成功了呢？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男人的现状，我们应该说不很成功。从肉体和性的层面都不成功，证据是现在的妻子们也还在努力为丈夫们寻找“灵芝”，为的是“他好我也好”。小广告也都在推销各种壮阳药物，可见多数中国男人还是比较不行的。在精神层面也不成功，因此中国“寻找男子汉”的呼声才会不绝于耳，因为找男子汉实在是不容易，男子汉实在是太少了。许宣是一个开药店的，但是他并不能找到医治自己的病的方法，以至于今日全国数以亿计的男人都有了同样的病，真的是一件憾事。要真的治疗许宣们的病，还是要从勇气培养开始。

补充说明：灵芝的象征意义在写《白蛇传》的故事时，我说白娘子为救许宣去盗灵芝，这个情节有一个性的象征意义。灵芝是象征着恢复男性性能力的药物。我怕这一点未必能取信于读者，所以做少许解释。在中国远古的传说中，灵芝是天帝的女儿瑶姬所化。而传说中的瑶姬是一个在性上很开放的女孩子。不仅生前如此，死后也还是一样。据宋玉的《高唐赋》所说，她就是巫山的神女。她曾经进入楚王的梦境，并和他有云雨之欢。她还说“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为灵芝”。

因此，灵芝象征的是瑶姬精神。瑶姬代表的，实际上是原始民族的性观念。对于原始民族来说，性并没有什么羞耻可言，即使是女性主动也没有什么。原始民族的心地纯洁无瑕，没有肮脏的性观念，所以虽然很开放依旧无一丝淫秽。瑶姬和白娘子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后来改编的故事中白娘子用灵芝来治许宣的病是理所当然的。

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为什么会有《水浒传》

“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句豪气干云的话，本出自梁鸿之口，它最能说出《水浒传》的宗旨。说到梁鸿，我才疏学浅，所知甚少。过去只知道他妻子孟光对他非常尊重，每次端饭给他都要举案齐眉。印象中他们夫妻好像隐居的时候多，没有什么功业事迹。那时印象中的梁鸿也不过是一文弱书生而已。但是当我知道这句话出自梁鸿，我的印象不同了。就算梁鸿状貌如妇人好女也罢，我知道他实际上是真英雄。就算梁鸿手无缚鸡之力也罢，我知道他胸中有大气概。假如能遇到机会，他必定是可以建立奇勋的人物，只不过未遇机会，才隐居山谷。孟光亦必定是女中豪杰，能知英雄，才会这样地尊重丈夫。对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我所知也甚少，我怀疑他于风流蕴藉上比之梁鸿或许稍有不足，也未必能有如孟光的佳妻；不过在慷慨豪侠上，比之梁鸿我相信他也不遑多让。假如能遇到机会，也必定是岳飞一流人物。梁鸿之隐，如深潭之龙，人不得见其踪迹；施耐庵之隐，如水边之龙，偶露鳞爪。让我们同到《水浒传》，稍稍看看这一鳞半爪。《水浒传》故事一开始，说的是乐极悲生，天下瘟疫盛行。朝廷派洪太尉去请张天师祈禳瘟疫。天师去京城之后，洪太尉在道观中游览，看到一个去处叫做“伏魔之殿”，门上有“胳膊大锁”，又交叉贴着许多封皮，重重叠叠使着朱印。真人说是镇压魔王的地方，洪太尉不信，硬让道士打开“看魔王什么模样”。

真人反复劝谏说不能开，洪太尉固执己见。于是真人只好开门进入大殿中，“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一物，只中间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洪太尉不顾道士阻拦，叫人放倒石碑，掘起石龟，下面三四尺深处又有一片大青石板。打开石板，下面是“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喇喇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每个意象都有其象征意义。这一段中的意象有瘟疫、天师、洪太尉、伏魔殿、大门、锁和封条、石碑和石龟、青石板、地穴、黑气和金光等。这些意象中大多是和心理压抑有关的，包括“伏魔殿、大门、锁和封条、石碑和石龟、青石板”。伏魔的“伏”字，意义就是镇伏，也就是压抑。大门上的锁和封条也是压抑。石碑、石龟和青石板更是形象化的心理压抑。因此，这一段文字所象征的意义就是心理压抑。被压抑的东西是在地穴中，而“地穴”象征着人的潜意识。综合起来，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些东西被压抑于潜意识中，而且压抑得非常厉害。这被压抑的是什么呢？是“黑气”。我分析这黑气实际上是愤怒情绪的象征。在意象对话方式的心理咨询中，愤怒情绪有时表现为红色的“火”，有时表现为“黑烟”，压抑少的时候，愤怒直接爆发就成为“火”，压抑多的时候，愤怒就成为“黑烟”，这也就是此处所说的“黑气”。

一部《水浒传》，所说的无非是这股“黑气”。

第二回写王进被高俅寻隙报复，只好另寻出路，是英雄受制于宵小之辈的“窝囊气”。

第三回写史进被逼无奈而造反。鲁提辖看了镇关西欺压百姓而生气，是“不平之气”。随后或大或小，都有些令人气愤的事情。到了第七回，林冲这样的好汉都要遇到妻子被调戏的事情，“郁郁不乐”、“闷闷不已”，还被人调虎离山，妻子险些被非礼。他虽然一直忍耐，还是被人设计陷害，刺配到沧州，又几次险被杀害，而妻子也被逼自杀。最后忍无可忍，他被逼杀死高俅派来的走狗，上了水泊梁山。

以后杨志、武松、阮氏三雄等多少英雄，都是因“一股恶气”而落草为寇。所以《水浒传》中好汉们屡屡谈到受不得的“鸟气”，也正是这股“黑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平之气就是一股愤怒的黑烟。英雄们对不平的愤恨，在表面上是针对一时一事，是针对镇关西、西门庆等人物，而实际上英雄们胸中早就积郁了大量不平之气，要找个地方发泄。英雄们虽然有助人的愿望，但也是“那厮却不是鸟晦气，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鸟气，正没处发落”（引鲁智深语）。

“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水浒英雄也喝酒，也用刀剑，正是因为世上大大小小不平之事太多了。那么，这“不平之气”是从何而来呢？

《水浒传》开卷第二回，写的是高太尉挟嫌报复，赶走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随后高太尉的儿子想霸占另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妻子，高太尉和他的手下设计陷害林冲。高太尉是什么人呢？他本来是一个市井无赖，靠踢几脚好球受到了球迷皇帝的喜爱而成为国家高级干部。这是《水浒传》中一件大不平的事情。自从李斯提高“吏”的地位以来，“士”的地位每况愈下，就连刘邦的开国功臣樊哙都曾经被小吏侮慢，后代“士”的地位更逐渐低于太监、低于任何混到高位的地痞无赖。高太尉和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具体范例。流弊所及，不仅官场如此，即使林冲到了水泊梁山，还是遇到同样的事情。落第秀才王伦嫉贤妒能、处处刁难，让林冲实在受了不少窝囊气。林冲如此，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杨志卖刀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就连街道上的小混混牛二都来找他的晦气，就算后来运气好了，遇到了赏识他的梁中书，表面上好像很受重用，但实际上他连梁中书夫人的奶公都远远不如。类似的事情，在一部《水浒传》中比比皆是，在中国秦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也更是比比皆是。“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先秦的士所具有的尊严，而秦以后的士人受辱几乎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不久前发生的“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士人被要求“脱裤子、割尾巴”、“检讨”、被剃阴阳头、胸前被挂上侮辱漫骂的牌子，这对士人的侮辱可以说无以复加。我想专文写写士的境遇，这里就不多说了，然而体会《水浒传》中那些英雄人物的境遇，怎么可能没有不平之气！再看占据官位的人物在做事上如何？贪污横行、做事无能可以说是两千年来的普遍现实。清官不是没有，但是比之贪官污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正如阮小五所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真的需要他们剿匪御敌和做事情的时候，这些官员全没有一点本事。这样的政治，怎么不使人心中充满不平之气。

中国古代专制政治黑暗的程度，可以说是令人发指。因政见不同，就可能被灭九族。家中所有的亲人，从老人到儿童，可以被全部杀死。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在中国的古代竟可以被大家认可，而成为一种正式的法律。中国古代的虐刑，动不动就可以把人“剐”了。这是个什么世界，这是个什么朝廷？这样的国家中，任何有人性的人怎么可能不怀有一腔不平。因为不平，因为愤怒，《水浒传》中的好汉们最后也都变得很暴力。我非常喜欢这些英雄，但是我也要承认，他们有些时候的暴力发泄也是失去理智的。武松血溅鸳鸯楼，所杀的人中虽然有罪有应得的张都监、蒋门神等人，却也有无辜的马夫和丫鬟。黑旋风李逵在抡起板斧排头儿砍去的时候，被杀的人中也必定有无辜百姓。后来的电视剧在演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做了修改，避免让观众知道武松李逵有不合理的杀戮行为。但是，实际上原文写的才真正反映了这些好汉的内心——是长期的积愤已经使他们在那个时刻失去了理智，而这才能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内心的苦痛。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因此世上的英雄豪杰，只好啸聚山林水泊，用刀剑宣泄少许不平之气。为什么会有《水浒传》？说到底，是这个社会有不平，因为有不平，所以人民有愤怒。愤怒被压制得久了，就必然有爆发的一天。《水浒传》开始于一个石碑，而在《水浒传》的中间也有一个石碣，这个石碣从天而降，上面写着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并且指出这些人都是天上的星辰下凡。比如好勇斗狠的李逵就是“天杀星”下凡。

表面上看，这个石碣和前面的石碑内容是矛盾的。前面的石碑上说，这些人是被镇压的“妖魔”，而后面的石碣却说，这些人是天上的星辰。如果用心理意象分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当时的统治者来看，这些人是一些强盗匪徒。这些人也的确是强盗匪徒，然而这本写强盗匪徒的禁书却获得了人们热爱，这些强盗匪徒们也获得了人们的热爱。他们的行为是不法的，但是他们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理由，他们说自己在“替天行道”。

作为强盗匪徒，他们是“妖魔”，而作为替天行道的人，他们就是天上星辰下凡。

那么，什么是替天行道？如果我们和西方做对比，“天”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道”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法则”。《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说自己在“替天行道”，如果我替他们展开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皇帝本应该是“天”的代理人，国家的治理本应该是“天理”或“道”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贪官污吏的恶劣行为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失败，统治者和他们的政府行为违反了天的神圣法则，或者说违反了“天理”。既然在制度内没有办法恢复天理，他们只好“替天行道”，也就是做“天”的新的代理人。因此，他们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国家法度”，却不违背“天理”，在“法度”和“天理”之间，后者具有更高的合法性。这样的思想，实际上暗合西方古哲所说的“恶法非法”的原则。

梁山好汉是真的在替天行道，还是为他们自己的犯罪行为找理由？也许两者都有，梁山好汉毕竟不是仅仅主持公理的使者，他们所劫的财富，除了梁中书等人的不义之财，也有无辜商人的财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行为也的确是自然和人性法则的体现。在专制统治体系已经没有办法矫正他们自己的不义的时候，梁山好汉的行为使这个统治被削弱或推翻，这的确使专制统治对人们的残酷压榨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而这也的确可以说是“替天行道”。

好汉们是地下冲出的“黑气”，也是天上散开的“金光”，这两者并不矛盾。

仗剑而起，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铲除不平”的作用。

在我看来，《水浒传》是中国人男子气和血性受到严重压抑之后的反弹。英雄气如果不曾被压抑，表现出来的是勇敢，是雄姿英发，而被压抑很久之后，出现时会带有暴戾的特色，但是这依旧是英雄。《水浒传》之所以会出现，之所以被人们热爱，就是因为在当时，这样的血性和男子气已经受到了多年的压抑而在减退，当时的人们因而渴望保留和看到中国人的血性和男子气，好让自己知道，这条龙还没有被彻底阉割。

内画鼻烟壶和清代的学术

每当我游览工艺品商店的时候，我就会感到特别可惜。因为我看到一些质地那么好的玉石，被用来做了那么难看的玉雕。现代工艺品承接的是清代的风格，在我看来，除少数例外，清代的玉雕是有史以来最丑陋的。这些东西中没有生命、没有风韵、也没有性格，只有技巧——工匠的心思大多都用在了如何体现自己的技巧上。他们可以把一块石头刻成许多层嵌套在一起的同心球体，每一层非常薄的球面上还有非常复杂的花纹，像是套在一起的刻花了的蛋壳。他们可以用玉惟妙惟肖地刻蔬菜和上面的蟋蟀，甚至蟋蟀细若游丝的须子也可以刻得非常精细。他们可以做出许多如此精巧的小东西，技术之高令人拍案叫绝，但是除了这些技术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清代有一种特别的工艺品，叫做内画鼻烟壶。就像现在的白领一定要喝星巴克咖啡一样，鼻烟是当时有地位的人时髦的消费品。鼻烟壶也就是当时时髦的用具，因此上面不能没有装饰，于是就有了内画。所谓内画，就是用一枝很细的毛笔，从鼻烟壶的壶嘴伸到壶的里面，在鼻烟壶内表面画画。因为这鼻烟壶是玻璃做的，所以在外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鼻烟壶不大，比打火机大不了多少，壶嘴更是细小，从这么小的地方伸笔进去，在内侧画画是非常困难的，而艺人们竟然能画出非常精细的画来，技巧之高也是匪夷所思的。当然今天没有人再画鼻烟壶，但是这样一种追求技巧、追求在小物件上显示手艺的习惯并没有消失，比如微雕，有人能在一根头发上雕刻诗句，在一粒米上面雕刻几百字的文章。这都是显耀技巧，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个别人这样做一做也很有趣。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的工艺品甚至艺术都这样，也就意味着艺术的精神在消失，那就不是好事情了。从总体上看，我认为清代就是这样的。微雕之类的工艺品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审美倾向总体上偏向这种“小而精细”，则这个社会中人的心态一定会有些问题，而我认为从清代开始这个问题就很明显。

我们心理学家知道，人的作品反映心态。比如，人的笔迹就反映他的性格特点，工艺品也是一样。而工艺品是出售给人们的，所以喜欢某种风格工艺品的人也有一定的性格特点。喜欢清代工艺品的人，我分析有这样一些心理特点：喜欢细小东西的人，往往心胸不开阔、缺少胆魄，一般偏于内向，虽然有感情比较细腻的优点，但是也很容易自卑。我认为清代工艺品的精细不是优点，而是中华民族的性格越变越弱的反映。有人也许会说，某些原始民族的工艺品也是很精细的，再有，印度等热带民族的工艺品也是细节丰富的，他们也是心胸狭隘、性格懦弱吗？我的回答是，那是不同的。原始民族的工艺品精细但是不小气。印度的工艺品类似热带的植物，枝繁叶茂，所以细节丰富，但是细节并没有掩盖整体。这些和清代工艺品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清代人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性格呢？这是因为受到了高压政治、专制暴力的摧残。清代，是汉人做亡国奴的时代。统治汉人的，又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力量，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强大到足以征服汉人的天下。我们知道，清兵入关之初，并没有信心能征服大明王朝。但是，由于汉人各派系的钩心斗角，使满族人有了机会入主中原。满族人没有文化上的自信，也并没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内心很有危机感。正因为满族人不自信，为了稳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必须格外地用尽心机挫伤汉人的勇气和意志，只有更彻底地毁灭汉人的精神，这样一个并不强大的文化才有能力统治汉人的国家。这使得清朝对汉族人的精神进行了多次强有力的毁灭性打击。最简单的方法，也是一开始的方法，就是用军事暴力进行压制。如我们所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让军队对平民百姓进行大屠杀。这种方法虽然惨无人道，但并不是致命的打击。对民族性格真正致命的打击是文字狱。清代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从康熙朝开始，在雍正朝达到高峰，直到乾隆朝还一直延续。雍正从宗教学习中知道，心是一切的根本。从而进一步知道，对身体的征服不是最大的征服，对心灵的征服才是最大最彻底的征服。于是有了所谓“诛心”，也就是说，不需要你有反抗清王朝的行为，只要有迹象表明你可能有反抗或不满清王朝的思想，官府就可以杀了你，并株连你的九族，杀光你的所有亲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不过是诗句，未必有对清朝的嘲讽。但是，这样的诗句就足以成为被杀的理由。残酷的文字狱，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独立思想，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国人思想的勇气和能力，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剩下的人中，绝对大多数人都只是奴才——实际上，汉人连奴才都不配做。满族下层民众是满族贵族的奴才，而汉族人只是奴才的奴才。毁灭中国精神，这是最成功的一次。除文字狱外，清代还发明了一些更高明的文化破坏技术。比如当时有一部《红楼梦》在民间流传，书中有少许不利于专制统治的东西，不过书的作者不是汉人而是满族人，所以不大适合搞大屠杀。如果禁了这部书，又怕这部书反而在私下流传得更快。于是清王朝有了一个绝妙的技巧，就是让另一个人把这部书的后四十回改写，通过改写让整部书变味。然后，大量传播这部半赝品的《红楼梦》，让赝品书湮没真书。这个技术让我联想到了生物学家消灭蚊子的一种方法，就是人工繁殖大量雄蚊子，做不育处理，再把这些蚊子放到野外，让它们和雌蚊子交配，从而让真正有生育能力的雄蚊子的交配机会大大减少。半赝品的《红楼梦》就是这不育的雄蚊子，现在到处都是，而曹雪芹原著后四十回的内容，现在谁都不知道了。还有一个阴险的方法就是假借编书而毁书。如果像秦始皇那样下令收缴书，并付之一炬，操作上有一定困难。因为时代不同了，书是印刷出来的，数量上较之秦始皇时期要多得多。于是清朝统治者下令说，为了文化，我们决定编一部《四库全书》，也就是把天下所有的书总合为一本。这听起来是一件好事情，于是人们纷纷上缴书籍。而结果呢，《四库全书》当然也编了，不过并不全。清朝统治者觉得不好的许多书都被烧毁，毁灭书的效率比秦始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这样做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让大批文人去抄书，可以避免他们去做不利于清王朝的思想活动。于是，整个民族不敢再有任何思想，中国的学术界再没有谁敢思考真正的大问题，他们唯一能做的学术只是训诂、只是考据。所谓训诂当然也有它的价值，但是和以前的学术相比，这真的就像是一个精神领域的“内画鼻烟壶”，精细小巧令人佩服，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大价值。不要说和先秦的学术比较了，就是比较起明末的学术，也如同草上露珠和长江大河的区别。这以后，像王阳明这样的学者，根本没有可能出现了。号称康乾盛世的繁荣和太平，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越到后来我们就越能看清这代价是多么可怕。即使这算一个盛世，那也不过是如同吸毒者在过完瘾后所获得的短暂快乐一样，当时很好，过后看来极端恐怖。汉人受到的压制多，满族人受到的压制比较少，那么满族人是不是可以保留一些人性的优点呢？他们不是奴隶，是不是没有奴隶的性格呢？不幸的是，满族人并不像古希腊的贵族那么有智慧，所以不事生产的他们也并没有产生什么哲学。相反，不用工作就有粮食吃，让满族人变得越来越懒惰无能。不仅没有文化成就，连他们原来的骑射也完全抛荒。北京的八旗子弟只学会了斗鸡、遛鸟、玩鹰、斗蛐蛐、捧戏子等低素质的玩乐技术，再就是欣赏像内画鼻烟壶这类的艺术品，他们说这就是文化。在专制的淫威下，中国人的心灵再一次萎缩了，中国龙现在已经小到可以放进鼻烟壶了。如果我们细细考证，据说他还是龙。

机关算尽太聪明——从电视剧中的康熙、雍正、纪晓岚、孝庄谈起

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也都知道自己很聪明，中国人也很欣赏自己的聪明。我们都说，这世界上有两个最聪明的民族：犹太人和中国人。犹太人用自己的聪明去经商，世界上就有了大批的犹太富商。犹太人用自己的聪明搞科学研究，世界上就有了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等大批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中国人怎么用自己的聪明呢？当然我们也有商人、科学家，但是更多的人却是把聪明用在了钩心斗角上。如何韬光养晦，如何逢迎拍马，如何算计别人，在这个方面，中国人的聪明真可以说是无敌于全世界。电视剧是最大众化的，拍电视剧的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收视率，因此电视剧迎合的是多数人的爱好，所以我们看一看什么电视剧受欢迎，就可以大略知道中国哪种人数量比较多。在我近来看的电视剧中，我发现受欢迎的电视剧大都是描写一些“聪明人”的，比如富有权谋的康熙大帝、以退为进夺取了皇位的雍正、善于用计谋的纪晓岚、满族第一谋士孝庄……看他们在这些电视剧中，他们在种种危险的情景下，用绝顶聪明化险为夷，是观众的乐趣也是编剧导演们的骄傲。虽然它们也都挂一个名字是为了天下百姓，但是我想从编剧到观众中大多数人关心的并不是谁正义而谁不正义，谁真的为百姓做得最多，而只是谁更聪明。因此，在某一个流行的电视剧中，即使是纪晓岚的对手，反面角色和珅也很令观众喜欢。他虽然是纪晓岚的敌人，但是看起来却更像是纪晓岚的随从。就像猪八戒是为了衬托孙悟空，和珅的目标也只不过是用他那不够高明的手段来衬托纪晓岚的高明而已。如果你有一定的聪明，钩心斗角也有其快乐。“与人斗，其乐无穷”，快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的智力有所运用。人的心理规律是，人的任何一种能力得到运用的机会都会产生一种愉快，而人的能力得不到运用是很无聊的。钩心斗角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运用能力、消磨时间的“游戏”。我们可以把它和中国人最喜欢的麻将相比较，你会发现麻将的乐趣和钩心斗角是很相似的。两者有区别，麻将是一种游戏，而钩心斗角是一种生活方式。麻将的规则比较明确，而钩心斗角的规则是潜规则。区分它们的界限是很小的，而且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同时进行着钩心斗角，或者人们会把打麻将作为钩心斗角的手段，例如我们可以故意输给有权力的人，从而让这个人喜欢我们，进而支持我们，这样就可以战胜我们的政敌，这就是麻将桌上的钩心斗角了。钩心斗角的另一个快乐是战胜者的快乐，当我们成功地运用计谋把自己的政敌、情敌或其他对手打倒的时候当然很快乐。假如对方输了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我们当然也会有一种快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有能力去伤害别人，维护自己的安全。虽然如此，如果我们的心灵污染得不很严重，还是会体会到钩心斗角的生活总体上是不愉快的。战胜者的快乐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暂时的胜利掩盖不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他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人与人为敌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人与人相爱的世界。而对人来说最快乐的，不是战胜别人，伤害别人，而是各种各样的爱：友谊、爱情、亲情……如果一个文化中，有很多人喜欢钩心斗角，那么这个文化是一个破坏性超过创造性的文化。因为大家的时间精力大都用在战胜其他人上了，所以能用在创造、建设等活动上的时间精力自然就少了。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们这样喜欢钩心斗角呢？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不能像犹太人一样把更多的精力和智力用在更有创造性的事情上呢？最表面的原因是：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钩心斗角可以使个人的收益最大化。

正如优秀的史学家吴思先生所发现的，历史上的中国可以说总体上是一种“破坏力经济”。这个国家中遵循的实际法则是强权至上。在这个文化中，谁对建设和创造热心，他也就不能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去和别人战斗，这也就使得他在人际斗争中更容易成为失败者。这样的人将被环境淘汰，从而使这个文化的创造潜能日渐减少。相反，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钩心斗角，这个人就很可能获得胜利，从而掠夺到别人所创造的东西，使自己更加有势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现状呢？我有一次去曲阜孔庙游览，导游介绍某一组建筑的时候，说这个建筑物结构就是所谓的“钩心斗角”。钩心斗角是指建筑物的屋心聚处如钩相连，屋角相凑如斗，形容宫殿建筑的结构交错精致。实际上是指当建筑密度太大的时候，这个建筑的屋角要插到另一个建筑屋顶的间隙中。似乎是这些建筑在努力地争取自己能多一点点空间。我想人的钩心斗角也是一样，是一种争夺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战斗。人是不是钩心斗角的一个前提是，总的空间是不是大，资源是不是有限，向外有没有发展的余地，如果资源有限。生存空间有限、没有向外的发展余地，很容易就会有一种钩心斗角文化出现。动物也是一样，实验室中的小老鼠如果被安排在宽敞的空间中，它们的行为方式是不大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但是如果被安排在非常拥挤的空间中，它们就会改变，变成非常有攻击性，互相撕咬杀戮。中国文化变成破坏性的文化，我认为也有这个原因。在远古，各个氏族部落都还有比较充裕的地盘时，整个文化比较有建设性。但是当人口越来越多，争战也就开始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秦国获胜，从而使文化进入了一个强权就是“公理”的时代，文化的破坏性越大，这个文化中人的钩心斗角就越严重，从而也使以后的文化破坏性增加，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中。中国人的性格是口欲期固结，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口欲期固结的人缺乏向外发展的能力，最习惯的就是兄弟相争。越是和自己接近的人，在心理感受上越类似兄弟，互相之间的竞争欲望越强，中国人又喜欢斗智，因此就开始了钩心斗角的过程。当然，也不仅仅是兄弟间钩心斗角，姐妹间也是一样，《红楼梦》中描写最生动也最令红迷们欣赏的，就是大家族中姐妹间、婆媳间、丫鬟间的钩心斗角，“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个赛一个的聪明有心机，而其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我不知道《红楼梦》误了谁的性命，但是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的性命都被误了。因为那些一心钩心斗角的人，实际上都失去了自己生命中可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爱。

那么，这个困境是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呢？不是，实际上空间和资源是不是有限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人的心态。从财富上说，过去的农业社会中，财富的总值是相对有限的，你多了别人就必然要少。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使财富的总值增加，虽然也有限度（自然资源有限），但是显然能更多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人的心态是以追求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为中心，只要人的口欲期固结减少，他们就会发现可以通过许多非破坏性的、非人际敌对性的方法让自己致富。限度虽然有，但是比过去余地大多了。

从权力上说，过去和现代一样，如果一个人追求过多的权力，就必然要剥夺其他人的权力。和无限的权力相比，则空间和资源依旧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真的能懂得，人真正的满足不仅仅来源于物质和权力，还有其他的重要来源，比如来源于爱、创造、感受和接纳世界等，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就完全不存在了。我可以不断地爱，而爱不需要耗费什么物质资源，也不需要有什么物质条件；我也可以不断地创造，而创造也没有什么限度，不会有耗竭的时候。物质的空间是有限的，因此有时不得不钩心斗角，但是精神的空间是无限的，永远不需要钩心斗角。我们心理学家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这个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快乐宝藏，让聪明的中国人能善用自己的智慧。

敦煌雕像——中国人心灵的年轮

敦煌的艺术品，是中国人心灵的年轮，或者说是中国人心灵的断层X光片。

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像，最早的有北凉、北魏时期的，晚期的有清朝的，中间有唐、五代十国、宋、元、明等各个时期的，从不同时期的艺术产品，心理学家可以看出那个时期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这不同时期的艺术产品，在我们心理学家的眼中，就是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心灵X光片。利用艺术产品的特点分析人的心理状态，这是精神分析心理学首创的技术。精神分析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就曾经对雕刻的摩西像进行分析。后来，荣格也曾经分析过毕加索的作品，据此给出了对毕加索性格的判断。他们也在心理治疗中，通过分析来访者的画来作出诊断。现在，通过艺术品的分析来诊断其作者的心理状态是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基本技术之一。对某一个人做艺术产品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他的心理的个别特点。而对一个时期的艺术品的总体风格和特点做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时代的人心理的普遍状态。敦煌莫高窟汇集了不同时期的作品，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心理的普遍状态在历史上的发展。敦煌莫高窟中的北魏壁画和雕像，特点是线条流畅、画面洗练、人物造型手法简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佛像肩部的线条，好像流下大卵石的河水，丝毫没有窒碍。作为心理学家看北魏壁画，一眼就可以看出北魏人的心态是淳朴而厚实的。他们的作品没有很多的雕饰，但是在简单的图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北魏人的心灵的力量。这是一些单纯的人，如同大地一样坚实。唐代的壁画很多，日久天长，壁画的颜色已经蜕变，特别是画上原来某些浅色的部位，因颜料变色，都成了黑色。就像我们常看的敦煌“飞天”，现在看到的飞天都是怪怪的黑色皮肤，但是她们本来的肌肤是中国人那娇嫩的肉黄色。颜色的蜕变当然使壁画的美感有不少损失，但是我们站在它面前，依旧可以一下子就感受到那灿烂、明亮。站在唐代壁画前，我总觉得他们是有声音的，那是一种节日般欢快的喧哗声，有人声马嘶，夹杂在乐器中。在一个洞窟门上方，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幅唐代的小画上的颜色没怎么脱落和变色，画上是两个艳装的美女，全身上下重重叠叠满是各种各样的珠宝装饰。我一抬头看到她们，就像在沙漠中一眼看到了怒放的两丛鲜花，像夜空中看到了突放的焰火，真的是光彩夺目，艳丽逼人。唐代的人真幸福，他们的心灵就像盛开的牡丹，尽情地绽放出生命的喜悦、生命的五彩缤纷。再去看宋代的壁画，说真的也不能说不美。宋代壁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不用看颜色，只作为白描去看，那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是飘逸而优雅，高雅而脱俗。但在看过唐代的壁画后，我们实在也并不大喜欢看宋代壁画的颜色。宋代壁画那些平涂上去的颜色显得没有特别多的活力。画中人物衣饰简单，画面干干净净，立体感明显比北魏和唐的减弱。总的来说，宋代壁画有一种装饰性的美感。这些壁画异常准确地反映了宋代人的心灵，他们的心理力量比以前的人要弱得多，生命活力也弱得多了。生命力强的人在壁画中的形式感反而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那生命的激情喷涌而出，总会打破原有的秩序。宋人的生命力弱了，他们的绘画形式感非常好，他们用极好的形式感替代了生命力不足的缺点，这正反映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借助另一种形式感即理性，借助“理”补充了他们“力”的不足。这是一些高雅、超脱、理性，但是生命力在减弱的人。我没有过多注意敦煌中明代的艺术品，但是清代的艺术品却给了我异常深刻的印象。在敦煌洞窟中，清代的雕像很多，却大多极为丑陋。女性塑像的面貌往往都是晚年慈禧的那副嘴脸，阴沉沉的，面貌可憎。雕像追求写实，但是完全没有神韵可言，没有韵律、没有节奏、没有线条，什么都没有。我记得当时我对同行的朋友说：“我有一个让敦煌更美的方法，就是把清代的雕像统统扔出去。”后来，我读了书才知道还真的有人这样做过。虽然我也知道不应该破坏文物，但是在破坏文物的行为中，这一次是我的内心最接纳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文物破坏者是能够识别美与丑的。也许有人说，敦煌的清代雕像是民间创作，不能代表清代艺术的最高水平。但是，北魏、唐、宋的敦煌艺术也是民间的创造，大家都是一个级别的，相互比较是公平的。如果提到高水平的艺术，我们也可以比较唐代大师的绘画，宋代的文人画和清代的绘画，一样可以看到清代艺术不如唐代艺术有生命力，不如宋代艺术有风韵，清代的艺术陈陈相因，缺少味道。当然例外是有的，但是例外不足以改变整体的情况。如果我们把评论的范围继续拓宽，唐代有多少伟大的诗，宋代有多么美的词，清代固然有曹雪芹，但是在总体上和唐宋却是完全不可比较的。

回到敦煌来，看着清代恶俗的雕像，我可以感受到清代总体的心态，那是腐尸一样的感觉。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灵魂，所有的只是委琐、贪婪和肮脏的权力欲。

在清朝，中国民族性堕落到了深渊。看敦煌，就知道中国人是怎么被一步步毁掉的。我希望大家去看看敦煌。

百姓的真龙迷信和帝王赝品龙

秦始皇以后，中国实质上是一个“霸道乐土”，政治的原则基本上只是强权至上。但是，为了统治的安宁，帝王们绝不会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和盘托出告诉百姓。如果人人都明白了这个真相，则必然会对帝王的统治带来威胁。因为会有另外一些自认为是强者的人觊觎王位——中国的帝王权力太大了，利益太大了，谁不向往这个位子呢？“皇帝轮流做，今年到老孙”，这不是孙悟空对玉皇大帝说的话吗？因此，帝王必须另找一个说起来很堂皇的理由，证明是自己，只有自己，才真的应该做皇帝，千秋万世也轮不到“老孙”。

中国的帝王们找的理由有三个：即神化，“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圣化，“圣哲为王，道大为帝”；人化，“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他们称自己是“真龙天子”，“受命于天”，是“天”选我做皇帝的，或者说我做皇帝是“天意”、“天命”——用《大话西游》中的话说：“上天注定的，还不够你臭屁的。”因此中国的帝王，一个个都非常的“臭屁”。

“天”不是现实中的事物，而是一种信仰层面的东西。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某种信仰，他们的现实生活也都受到这个信仰的影响。信仰是超现实的，是确定现实的基础，现实存在的事物的合理性或合法性都来源于这个超越现实的东西。这个东西也就是犹太人所说的耶和华，新教所说的上帝，中国人所说的道，印度人所说的“大梵”，柏拉图所说的“理想世界”，现代某些哲学家所说的“终极关怀”。

“天”不会直接说话，“天”的意志也不会直接表达，而我们都相信理解天意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才能代表天意？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对各民族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个别人的欲望一般不能代表天意，因为人都是从自己的私欲出发的。比如以我自己的欲望，我也是希望自己占有天下最多的财富，占有天下最美的女人而且多多益善。但是，这显然不是天意，因为那样我就剥夺了其他很多人欲望的满足，这样是“没有天理”的。

人们找到过两种寻找天意的方式：一种是以多数人的民意代表天意，这就是民主的基本思想。另一种是以某些特别的人的意志代表天意，这些人的特别之处是他们不会从自己私欲出发，而是出于公心为大家着想。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克服人性的局限，不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反而能考虑全体人的公益？回答之一是：这些人是被“天”、“上帝”或其他神秘力量选中的人，因此他们“天生”就与众不同，因此他们可以担任天的使者或者说是天的代理人。早期各民族的巫师、酋长，以及天主教的主教等都是以这个理由得到了对人间事务的管理统治权力。

回答之二稍有不同：这些人也许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让自己由凡人变化为大公无私的圣人，从而有能力代表天意。这就是儒家先内圣而后可以外王的道路。

理论上讲，如果真的有些人，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造就的，能够无私无欲，这些人去做国家领袖的确是合适的，因为他们会为大家着想。即使做不到无私无欲，至少少私寡欲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哪一个人是这样的人？怎么保证这样的人能真的成为领袖？在一些原始部落，操作上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举”，也就是大家选择所信任的人做酋长；另一种是由老的巫师训练并选择新的巫师。原始部落的酋长、巫师一般都是真的相信神灵的，因此不大敢对下属残酷剥削压榨，何况那时也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可以让他们占有，所以这制度也还过得去。后来则不同，在殷商时代的中国，人们还很相信神灵（殷商的人把神灵称为“鬼”，不过他们心目中的鬼和我们所说的鬼不同，他们所说的鬼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神”、“灵魂”），殷商之后人们就渐渐不那么相信了，而且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也有了许多剩余产品——于是做帝王的人就有了剥削别人的机会和胆量。而且，帝王们还发明创造了一系列欺骗百姓的方法。在周代，因为王位是世袭的，所以证明自己是真龙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自己是王室后裔就可以了。但是，秦始皇就有了一个困难。他做秦王可以说是世袭的（虽然有野史说他是私生子），但是他灭六国做天下的皇帝就没有“合法性”。

这也就成了秦末义兵攻击秦的理由。到了刘邦，问题更大了，刘邦完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顶尖级无赖，如何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呢？刘邦只好另找办法，他找的办法就是“伪造天意”，而且不惜让神龙给他老爸的脑袋上戴上一顶绿帽子。

据说刘邦的老妈“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刘邦）”，鬼话编到了这个程度，真是不可理喻，按照这个说法，刘邦干脆就是龙和他母亲所生的私生子，目击证人就是他老爸。

据说刘邦醉卧的时候，酒店的老板常常见到他上面有龙（也就是他的真身）。还据说刘邦有时候躲到山里，他老婆吕后带人去找，往往很容易就能找到。刘邦奇怪地问老婆，老婆回答说：“你所待的地方，上空总是有云气，按照云气一找就能找到。”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都很可疑。第一件事情是谁公告天下的？按道理只有两个人，或者是刘邦的母亲，或者是刘邦的“人间父亲”刘太公。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公告天下的？这些历史都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如果说刘太公早就知道刘邦是龙的儿子，是一条真龙，未来必定发迹，这我不大相信。因为在刘邦当上皇帝后，曾经得意地对老爸说过这样的话：“你以前总说我哥有出息，我没有出息，现在你看看，我和他谁的产业更大？”可见刘太公一开始也是把刘邦当一般儿子在养，希望的也不过是让他多置几亩地而已，并没有望子成龙。所以最合理的推测就是：这个故事干脆就是刘邦想办法传出去的，目的就是神化自己。

第二个故事倒是有明确的证人，那就是吕后。但是，这个证人会不会事先和丈夫合谋，编这样一个故事骗人呢？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吕后为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一个非常有权谋而且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和丈夫一起编这样一个故事太容易了。

事实证明这样的故事也真的有用，在一开始大家起兵抗秦的时候，选择谁做领袖是一个问题，后来大家选择了刘邦，理由之一就是：“平生所闻刘季（就是刘邦）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这就是一个赝品龙的创造过程。

实际上不仅刘邦，那时候其他的平民如果想做皇帝也必须用这样的方法，陈胜、吴广也用过“鱼腹帛书”之类的方法，他们把一个写着字的布条塞到鱼肚子里，然后想办法把这鱼放在厨房。等厨师杀鱼时，发现肚子里有一个布条（显然他以为是“天”送来的信件），上面写着“大楚兴，陈胜王”。后来的人也一样，比如元末，黄河河工在地下一挖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有字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因此，要让老百姓相信你是所谓的真龙，你首先需要有“神迹”，而伪造一些神迹是很容易的事情，难度绝对小于魔术表演。但是，仅仅有神迹当然还不行，你还要成功地夺取天下。在百姓看来，如果你是一条真龙，那么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最后你一定会胜利，相反如果你失败了，这就证明你不是真龙。这个想法在逻辑上本来是不通的，按照逻辑，虽然说胜利者肯定有其长处，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军事才能。但是，未必失败者的才能就一定不如胜利者。有时一些偶然因素也是会起作用的。但是，百姓内心中不承认这个逻辑，因为百姓的思维方式是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中是不承认什么偶然性的。在百姓的心目中，那些“真龙天子”都是有神灵护佑的，所以是不可能“偶然被杀死”的。

我前不久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土地公传奇》，里面讲皇帝的一个妃子被人迫害离开了皇宫，随后她的儿子又被人偷换了。那个儿子虽然后来遇到了非常多的危险，但是没有人能真正害死他。因为土地公和土地奶奶时时刻刻跟随着这个王子，不遗余力地保护他，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真龙”。在百姓心目中，真龙到了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的鬼神都会非常尊重并服从、保护他，他当然不可能被害死——万一某一个被认为是真龙的人后来竟然被杀死了，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不会承认真龙也是能死的，相反他们会说我们原来搞错了，其实这个人不是真龙。隋末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反隋的一支军队里，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叫李密。李密遇到过很多危险，但是最后都化险为夷。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和屡屡化险为夷，令当时很多人认为他应当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大家也相信不论多危险，李密是不会死的——真龙不死。但是，后来李密还是被更厉害的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杀死了，于是大家的看法就改变了，说原来李密并不是真龙。真龙有神保佑，天命不可改变，这样的迷信就带来了一个后果，不论是谁，不论他用了什么手段，只要成功了他就是真龙。这样，中国人实际选择领袖的方式也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不择手段，谁能成功就是王，失败就是贼。这样选择出来的领袖，是不是能符合我们前面说的标准：无私无欲，显然是不一定的，多数情况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领袖，只不过是政治权谋最熟练，或军事才能最好，或者只是最心狠手辣，能把所有竞争者都杀死的人。他们之所以肯付出巨大的危险和精力去打仗或政变，用这样的“武装竞选”争夺帝王之位，并不是为了为民做事，而是被做皇帝能带来的巨大的利益所吸引。儒家所赞赏的那些通过自己修养而达到无私无欲的人，反而很难去和这些有强烈欲望的人征战并获胜。开国皇帝一旦地位确定，他的子孙就是世袭的，不论那些子孙多么平庸或残暴，他们也一样是合法的帝王。总之，在理论上，如果皇帝是无私无欲一心为民的人，他是可以代表天意的，但是在实际上，由于操作上的缺点，由于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真龙的标准的错误，我们实际的皇帝大多是非常有私有欲的。后世儒家有一个假设的补救方法，就是让大臣成为儒家典范的无私无欲的清官，通过这样的大臣去改变皇帝即“致君尧舜”，但是在操作上这一样不可行。因为皇帝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受限制的，如果大臣想做的事情是皇帝不高兴的，皇帝总有办法撤他的职甚至要他的命。比如我是一个皇帝，我要像隋炀帝一样搞一个大型的游览活动，我想选几百个美女，这时候有个大臣说这样不对，非不让我做，我当然不高兴，当然会找机会弄掉他，他有什么办法？顶多是劝我做“尧舜”，我就是不做，他能拿我怎么办？还有，虽然我知道我不是无私无欲的好皇帝，但是我可以让一些御用马屁文人写文章，就硬说我就是当今的尧舜，你们又能拿我怎么办？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赝品龙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真龙天子”，就是可以随意地生杀予夺，还可以说这些都是“天意”——实际上这或者可以称为“强奸天意”。

因此，两千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的这种方式是错误的。百姓越迷信真龙，帝王越容易造假，最后的结果就是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会以天意的名义出现。

还有，我们一定要提防百姓中的帝王迷信或说真龙迷信的泛滥，至少，我们不应该在电视剧电影中，过多地宣扬帝王的威严和神圣，为这真龙迷信推波助澜，因为归根结底那些帝王是一些赝品龙。对赝品龙的迷信和个人崇拜一日不止，真正的龙就不会腾飞。真正的龙，是千千万万真正优秀的中国人，只有“民意”才能代表“天意”，就像古人早就说过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白血病何其多也

“白血病在电视剧中的发病率远高于现实生活，”一个作者感叹说，“电视剧《最后的棚户人家》里，雪梅的白血病间接地影响她的两个妹妹走上了违心的人生之路，也让观众从头难过到尾。在接下来播出的《绿萝花》中，梅婷扮演的不开花却盼开花的绿萝女子伊蕊，又凭着白血病的魔力令善良观众为之扼腕。”（采桑子，《北京广播电视报》，2003年3月31日11版）有白血病的故事绝对不只这两个，如果我们认真做几个统计，会发现一个规律，善良的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得各种不治之症的几率肯定远高于其他人。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这有助于煽情。茶花女如果没有病死，而是好好地做高级妓女，谁会同情她？林黛玉如果没有肺病，还这样矫情，大家肯定不会喜欢她。所谓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绝症当然是最佳的毁灭工具。因为这东西，在当今影视剧中编剧说有就会有，一用就能见效。创造力贫乏的编剧，经常可以用它来弥补自己煽情能力的不足。分析到这里，是不是就说清楚了。我以为不然，还有一个现象没有得到解释。编剧是迎合观众的，他们爱用这个方法，至少说明这类方法比较见效。为什么这样的煽情手法对中国人如此见效（对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也见效，比如韩国人也很喜欢让善良的女主人公得绝症）？而在西方，这个方法虽然也有效，但是效果远不如中国那么好，为什么？我的结论是：得病是中国人常用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也是中国人常用的一种人际心理控制手段，更可以说是中国人性格障碍的一个表现。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都知道，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比中国人更直接，他们如果有心理问题，比较愿意直接对心理医生说：“我情绪很不好。”而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较少直接表达消极情绪，很多时候，中国人会把不良情绪转变为躯体的不适。中国人更愿意表达身体的不舒服。这个特点在心理学术语上叫做“躯体化”。

有专家估计，在内科病人中，有至少40％的人实际上是情绪问题或者心理问题。这些人中有些根本没有躯体疾病，有些虽然的确有躯体疾病，但是这躯体疾病也是消极情绪引起的所谓“心身疾病”，如果情绪问题解决了，这些疾病很容易治愈甚至可以不药而愈。所谓顽固的慢性病病人中，这个比例还会更大。

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有长期不愈的慢性疾病，医院怎么治都没有效果，而通过心理调节却可以很轻易地见效，以至于我开玩笑说：作为心理学家，我可以开家专治“疑难杂症的诊所了。比如，有个人神经性胸闷长期治不好，跑了很多医院都找不到原因。我一检查，原来是她对单位领导不满。“心里憋着一口气”，是这口气造成了她的胸闷。还有一个人是长期头疼，非常严重，我发现他是一个基层领导，工作中下面的人不听他的，上面又对他提要求，他觉得自己和别人相处太困难，有些人“让他头疼”。

中国人之所以躯体化现象比西方更普遍，实际上有文化的原因。儒家的理想是人人相亲相爱。这个理想虽然好，但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必定会有冲突，即使是相亲相爱的人也是一样。如果是健康的文化，应当允许人们表达这些冲突，允许人们表达对别人的不满，但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对消极情绪的表达受到了严重的压制。

在秦以后，专制的淫威越来越大。首先没有人能表达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如果有人敢于批评皇帝，皇帝并不需要反躬自省，看看为什么民众会不满，而是可以直接把表达不满的人杀掉——因为表达对皇帝及其政令的不满本身就是一个重罪。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在我小的时候，我知道“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一条多么可怕的罪名。有这个罪名的人，可以被别人随意殴打，被逮捕，甚至被杀。其次，没有人能表达对“尊长者”的不满。古代一些时候“民告官”本身就要被处罚。作为原告的民必须先被打若干板子，然后才允许民递交诉状。即使父亲虐待儿子，一般来说也不允许儿子控告父亲。同样，妻子很少有权力表达对丈夫的任何微小的不满。如果一个人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不善良的人。自认为是善良的人、社会关系中的弱者，就自发地形成了一种方法，那就是生病。你可以不允许我不满，可以不允许我生气，但是你不可以不允许我生病。生病可以间接地表达不满，生病的潜台词是：“看你把我害成什么样子了，我都生病了。”生病还可以用做消极的反抗，你要我做违心的事情，我不敢不做，但是我可以生病，这样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做了。生病的人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毕竟生病是不舒服的。但是人是有所谓潜意识的，潜意识会做什么，即使是这个人自己也并不总是知道。潜意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身体，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它就会让身体生病。

在我见到的中国人中，有太多的病是因心理的原因而生的。据我的经验，有一类性格的人最容易生病。这些人因性格软弱，从来都不敢表达自己不好的情绪。他们或她们对人际关系很看重，但是又不懂得人际相处之道。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人际交往方式，就是尽量对别人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尽量委曲求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的文化也支持他们这样做，认为这就是善良的人。这也就是女性中所谓传统的“贤妻良母”和男性中的“老好人”。

这些人的人际交往方式实际上很不健康，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他们自以为对别人很好，外表上看对别人也很关心，但是如果我们不客气地揭穿他们的内心，就会发现他们所谓的对别人好，实际上是一种“施恩图报”。他们实际上希望自己对别人好，别人就应该很感激他们，反过来也应该对他很好，甚至应该满足他的任何需求。他们的“善良行为”实际上不是出于内心对别人的真切关怀，而是一笔放给别人的感情债。别人虽然不是心理学家，不能像我这样分析他们的心理，但是在直觉上就觉得不对劲，就不喜欢他们这样的人。说穿了，他们是在作秀，秀一种善良。不是身边的人，也许还觉得他们很善良，但是越是他们身边最近的人，不对劲的感觉就越明显。身边的人觉得不对劲，但是却说不出理由，因为善良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虽然说不出理由，但是他们身边的人就是不喜欢这些“善良的人”。比如过去名噪一时的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人人都说她善良，可是她丈夫就是不喜欢她。《篱笆·女人·狗》中的女主人公枣花，也是公认的善良女人，可是她丈夫也怎么看她都不顺眼。他们这样的人，对别人很好，但是却往往不能换来身边人真心的喜欢和爱，于是就会非常不满，觉得身边的人亏待了他，对他不好，于是心中会有不少的怨气。再加上任何人之间都会有冲突，他们这样的人在冲突的时候，总是委曲求全，克制忍让，不表达不满情绪。而不满情绪不表达就不会消失，所以天长日久，他们内心中积郁了很多不满和怨气。他们越想让自己善良，就越压制自己的表达，结果反而是心中怨气越积越多。他们越想把乐观豁达的样子给别人看到，内心中就越悲观或愤怒。这样的人最后就成为一个内心中怨气冲天、一肚子恨意的人，但是外表上还是善良贤惠。他们不敢表达不满，到这个时候就更不敢，因为如果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就会发现这些所谓善良的人说的话会非常恶毒。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他们对别人充满愤恨和报复的欲望，而他们又没有勇气去报复别人，况且那也不符合他们长期为自己塑造的形象——于是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生病。生病了，就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不满；生病了，就控诉了身边的人的邪恶和不公；生病了，就可以让别人服从自己；生病了，就可以让别人内疚……于是，他们的潜意识就会让他们生病。越重的病，越有效果。如果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只看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得病后，都达到了上述的目的。如果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只看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生病后，他们身边的人都会受到惩罚，都不会活得很好。如果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只看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病人虽然很善良，但是他们身边的人不会因此生活得更幸福。如果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只看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病人身边好像总有一些人干坏事，总是莫名其妙地对主人公不好。《绿萝花》中的主人公伊蕊很善良，但是她身边的人好像都不够好：她的生母、妹妹对待她的方式像泼妇，她的养母对她冷嘲热讽、弃如敝屣，她的父亲对她不尽责任，她身边的安萍、李国豪也都用各种方式折磨她。为什么她身边的人都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的事情都在她身上发生。道理很简单，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身边的人都不好；是因为她的行为方式，使得身边的人都只能做得不好。归根结底，他们的症状有两个，伪善和受虐倾向。这两个症状都是“口欲期固结”的表现，伪善就仿佛一个小孩“装做好孩子”，受虐仿佛小孩子“装可怜”，目标都是为了获得父母的爱。

中国之所以盛产“伊蕊”，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得不到足够的爱，长期缺乏真爱。

但是，伊蕊们的方式并没有真正的效果。你不表达自己的需要，谁知道你真正要什么？你委曲求全，谁知道你心中不喜欢别人这样做？你假装很大度，谁知道你心中很不愉快？你不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当然别人就会不尊重你。他们在内心中，实际上是希望别人能主动地满足他们没有明说出来的愿望，“我对你好，你也要对我好”。他们对别人表面上没要求，但是实际上要求很多，他们要求别人能猜中他们的心思，而且能顺着他们的心思做。那些说自己什么都不要的，实际上要得最多。但是，他们要不到，他们还是只好生病。现实生活中的伊蕊们，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如果她的这种臆病心理太强烈，则真的有可能生重病，甚至也可能生癌症或白血病。现代医学已经在逐渐接受心理学的结论：消极情绪是癌症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或许可以算是弄假成真，本来得病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和人际控制手段，结果真得了重病却会危及生命。在我们看来，如果一个人为了心理防御和人际控制，结果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买卖是太不值得做了。但是他们的潜意识中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的内心中实际上非常抑郁，他们活着得不到真正的爱，为了得到爱，他们愿意拼死一搏。就算死了，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因为他们积累的抑郁太多了，所以在潜意识中他们反正是不想活了。在心理象征的意义上，癌症就象征着对生命的放弃，而白血病除此之外，还象征“没有了血”，而血也就是“生命之火”或生命力的象征。

不过，我们要说明：伊蕊们用得病抗议别人、控制别人，这一切都是不自觉的，是潜意识控制的行为，而不是他们有意识地这样做。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是想做善良人的。因此，我们不要在道德上批判他们。正如耶稣所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伊蕊，而你读了这篇文章，知道了他们的潜意识动机，我希望你千万不要用我的话作为证据去指责他们。如果你希望在“道德法庭”中对伊蕊提起诉讼，我不会做你的证人。因为如果你那样做了，对事情丝毫没有帮助。伊蕊们不会相信你所说的话，他们是一些脆弱而胆怯的人，一旦面对别人的指责就会本能地保护自我和为自己辩护。在指责面前，他们很难做到自我反省。如果你的亲人中有伊蕊，你不妨对他宽容一些，在他偶尔直接表达对你的不满的时候，即使他的话有一些过火，也要耐心地听他说而不反驳，给他一个表达消极情绪的机会。假如他有机会直接表达不满，就会减少那种间接的、隐晦的表达，这样，你们之间反而容易互相了解，也许倒可以解决一些矛盾。如果你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伊蕊，也不需要批判自己。因为你的本意并没有什么不好，你希望的是自己做个善良的人，这没有错误；你希望别人能关心你，这也没有错误。你唯一的问题是自发形成了一种效果不好的方法，现在知道了，有意识地改变一些行为方式就可以了。你可以鼓起勇气来，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你可以直接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可以允许自己“自私”一点，因为那实际上不是自私，而只是坚持自己；你不要放弃自己的尊严；你一向只是为别人活，现在也要学习为自己活——为自己活不是恶。中国文化出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很早，在荀子时就出现了，这个错误就是误以为凡是为别人的就是义、就是善，凡是为自己就是私心、就是恶。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凡是爱人就是善，爱别人是善，爱自己也是善。而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怎么能真正地爱别人，如果他自己都不幸福，怎么能真正把幸福带给别人，这样的人很容易流于伪善。还有，爱并不意味着总是和和气气，永远没有争执和利益冲突，相爱的人也有冲突，而一个人坚持自己的利益并不是恶——只要他不损人，利己并不是坏事。

现在是改变这个错误的时候了，不然，白血病还会很多，不仅仅是在电视剧中，也是在生活中。为什么电视剧中得白血病的伊蕊等人这样受欢迎？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人或多或少和她有共鸣。这些人喜欢看伊蕊，是因为对伊蕊的怨愤有共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这样善良，也是这样遇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人都是病人的后备军。“人有病，天知否”，我想，天是知道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人知否，只有人知道了自己的病，也知道这病的起源，并努力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才有可能让这病不再频繁发生。

但愿中国人不再生这么多病。

吃啊吃啊吃啊吃

多么诱人的题目啊，特别能引诱咱们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一个格外重视吃的民族。谁都要吃饭，任是哪一个民族，吃都是生命不可缺少的基础，不过在基础打下之后，人生会有其他的追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写这首诗的欧洲诗人眼中，吃饭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中国人则是一个格外重视吃的民族。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说：“人世界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

知非先生在《中国幼稚病》中也同样列举了这个现象：每逢到“饮食”不只是果腹，还想要“文化”一些的时候，没有十几、几十道菜，是“文化”不了的。鸡鸭鱼肉、大盘小碗、烹炸煎炒，不要说数千上万元一桌的盛宴，就是平民百姓娶媳嫁女、过节祝寿，都是尽其所能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土里生的、水里长的，统统都可以搬上餐桌。国家禁止捕杀的穿山甲、娃娃鱼，都摆在了桌上。从价格上看，吃得越贵越好，我现在听说的最贵的宴席可以到达36万元一桌。最贵的洋酒在中国的消费量最大。从内容上，什么都吃，1997年，广州一酒店搞过黄金宴，把金箔做到莱里去吃以示富贵。吃的精神弥漫于所有领域：在穷的时候我们会“吃大户”，干什么职业是“吃什么饭”，分配中得利少了是“吃亏”，干活多了是“吃苦”，得到好处了是“吃香”，对小姑娘性骚扰是“吃豆腐”，被处罚或挨打是“吃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某种方法对某人有效是“他吃这一套”，当然“吃了人家的嘴软”，想多得到一些利益，就要知道“会哭的孩子吃奶多”……美国人如果想有个好身体，首先想到的方法是买跑步机，而多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口服液”。

对吃格外感兴趣，在心理分析家看来，是一种人格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专业术语叫做“口欲期固结”。心理分析指出，口欲期指的是儿童在一岁以下的时期，那个时期的儿童是以吃为人生最大快乐的——因为他们除了吃，能做的事情也很少，大约只有“哭”、“咬”等很少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把一个积木给一岁以下的儿童，他不会去摆弄它，只会把它放在嘴里啃。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儿童在一岁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叫做“肛欲期”，在这个新时期，儿童开始会走路了，产生了一种控制感和自我成就感，于是儿童对吃的兴趣就有所减弱，而更重视“自我成就”了。以后还有一些分期，这里就不多谈了。心理分析指出，假如在口欲期的儿童发展不顺利，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的满足不够或过多，这个人就会在潜意识中一直保持着一岁以下儿童的心态。他会在潜意识中把吃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会把其他事情都看做是一种广义的吃。中国人对吃格外有兴趣，从心理分析的视角看，正说明中国人中口欲期固结者的人数众多。我认为，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口欲期”文化。

口欲期文化的缺点，不仅仅是吃得太昂贵或者吃了某些野生动物，口欲期固结者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自立能力。他们就像一群一岁不到的儿童，潜意识中总放弃不了“吃大锅饭”的愿望；像不到一岁的儿童，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追求和决心，把自己的命运总放在“好心的父母”或“好心的父母官”身上；像不到一岁的儿童，缺乏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样的文化，靠什么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口欲期文化形成的原因，归根结底也是和秦以来的长期专制独裁政治有关。因为口欲期固结的人是最服从的人，在心理上，他们如同一岁不到的婴儿，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这样的民众犹如羔羊，最容易服从专制独裁。而心理上更成熟的人将更有自我意识，更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就不那么容易管束了。因此，秦以来的历代帝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了中国人一切超出口欲期固结的行为，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心理病态。柏杨在写完《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后，经过多年认真思考，他在想如何才能让中国人不再这样丑陋。最后他得出一句话，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是最能吃的人物，也恰恰是最缺少尊严的人物，因为他尊严感弱，他的师兄孙悟空就可以时时欺负他。曾几何时，猪八戒成为许多人最喜欢的人物。我知道猪八戒有他可爱的地方，他有人性中的小小弱点，却很热爱生活。我也挺喜欢猪八戒，但是，我也不能不说出真话，毕竟仅仅做猪八戒是不够的，人除了要吃好之外，还应该有更高更美的追求。我倒是非常欣赏另一个猪八戒，那是在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中，小猪八戒本来是一只猪，借神仙的帮助有了做一天人的机会。他在兴奋地计划这一天做什么的时候说：“反正不能是吃了睡、睡了吃，那和做猪有什么两样。”吃没有错，不过要记得：我们做了人。如果做人做得像只知道吃的猪，那和做猪有什么两样？

鬼找替身是怎么回事

天津商人某，将贾远方，往从富人贷资数百。为偷儿所窥，及夕，预匿室中以俟其归。而商以是日良，负资竟发。偷儿伏久，但闻商人妇转侧床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门开，一室尽亮。门内有女子出，容齿少好，手引长带一条，近榻授妇，妇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妇乃受带，起悬梁上，引颈自缢。女遂去，壁扉亦阖。偷儿大惊，拔关遁去。既明，家人见妇死，质诸官。官拘邻人而锻炼之，诬服成狱，不日就决。偷儿愤其冤，自首于堂，告以是夜所见。鞠之情真，邻人遂免。问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妇经死，年齿容貌，与盗言悉符，因知是其鬼也。欲传暴死者必求代替，其然欤？

——《聊斋志异》

我在心理治疗中发现，人们想象中的各种不同的鬼，实际上是各种不同的消极情绪的象征。想象中鬼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人的行为方式的象征性表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穿白衣服的女鬼，往往象征着抑郁的情绪。她的白衣服，相当于没有血色而变得苍白的脸，她的飘忽不定，象征着抑郁情绪的不可控制。如果一个人在梦中时常梦见这样的鬼，我就知道他一定有很强的抑郁情绪。

因此，我常常分析中外的鬼怪故事，并和心理咨询来访者的梦和想象中出现的鬼做比较，从而了解各种鬼的象征意义。研究中我发现，中外的鬼故事还是有不少区别的，这些区别很能反映出不同民族的心理特点。于是我也就找到了中国鬼的特点，有一个小小的发现，中国鬼有一个特别的习惯，这个习惯我还没有从外国鬼故事中见到过，那就是找替身。

咱们中国人都知道，鬼有找替身的习惯。我小时候常常去湖中游泳，那个湖每年都会淹死人。当地传说这就是因为鬼要找替身。按照中国人的鬼理论，鬼是可以再投胎做人的，但是阴界和阳界的人口（或鬼）数量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鬼要做人必须要等到有人做鬼。非正常死亡的鬼，必须让另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用同样的方式死，死后做自己的替身，自己才可以转世投胎。为了投胎，鬼就要千方百计地诱惑别人自杀，好让这个自杀者做自己的替身。这样的“鬼找替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象征呢？有一个小故事，三个贼一起去行窃。一个贼先翻墙跳进院子里，不巧墙里面刚好是一个粪坑，这个贼一下子掉进粪坑里了。外面的两个同伙悄声问：“里面安全吗？”第一个贼回答：“很好，你们也跳进来吧。”第二个贼一跳，也掉进粪坑了。第三个贼又问：“没有什么不妥吧？”前两个贼同声回答：“没有没有，你也跳进来吧。”第三个贼便也跳了进来，也掉进粪坑了。第三个贼问前两个贼：“我没有得罪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前两个贼说：“难道我们让你干净着，好嘲笑我们吗？”

实际上，不要说是三个贼，就是有三十个中国贼，结果大多也是一样。这个故事中的贼的心理，反映了找替身的鬼的一部分心理。鬼死了，很倒霉，贼掉进粪坑了，很倒霉。在自己倒霉的时候，如果别人没有倒霉，这会让倒霉者非常嫉妒。更何况他们想那些不倒霉的人也许还会暗地里幸灾乐祸，这更让他们生气了。于是这些鬼和贼就想：“我不高兴，你也别想高兴。”他就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别人的幸福。假如他们能成功地破坏了别人的幸福生活，他们至少可以高兴一会儿了，“呵呵，你也倒霉了。”还有一个例子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中的一个情节：朱元璋的儿子死了，很伤心。一个官员劝皇帝“节哀”，朱元璋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觉得这个家伙像在说风凉话。于是下旨让这个官员的儿子到阴间去，做死去太子的随从。下令杀了这个官员的儿子后，皇帝说了句“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找替身，就是通过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使自己能感觉好一些，这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一种暂时缓解消极情绪的方法。在象征中，沉溺于消极情绪中的人就是鬼，离开了消极情绪就等于是投胎做了人。通过让别人倒霉，前面的倒霉鬼就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人了。在我们中国人中，常常有人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看别人倒霉就高兴。

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找替身的鬼。在鬼故事中，找替身的鬼在和他瞄准的受害者打交道的时候，都是假装做朋友，假装是为了对方好。他们诱惑对方往死路上走的时候，都是假装那是一条好路。例如，鬼想让人上吊，就劝诱那心情不好、有寻死念头的人，说活着是多么痛苦，而死了是多么好，死后的世界是多么美，等等。鬼把上吊的绳圈幻化为一扇门，在门的另一面幻化出美丽的景色。一旦受骗者走进这个门，就会被吊死。

在现实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富贵者如有穷困之友，顺利者如有不顺利之友，也有必要提防危险。也许你的朋友会嫉妒你的成功，甚至找机会诱惑你做一些错事，从而遭遇厄运。这并不是说你对这个朋友有什么不好，即使你对他很好，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家资助了一个穷学生上大学，因此两家有一些来往。上大学的男孩子爱上了资助者家里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女孩子并不喜欢他。这个男孩子感到受挫，竟然自杀了。死者的弟弟归罪于那女孩子，向她索要赔偿。这个行为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女孩子为了息事宁人，还是给了对方一些钱。那个弟弟用这些钱做生意，但是不久就赔掉了。他更加仇恨那个女孩子，认为她害死了哥哥，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才对，于是又去找女孩子要钱，女孩子不愿给，这个男孩子就用了暴力……按道理，这个女孩子家并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对方家哥哥的自杀，原因也不都是为了恋爱不成功，还有在城市中产生的自卑感等。即使全是为了恋爱不成功而自杀，女孩子也并没有责任。因为那女孩子一开始态度就很明确，并没有欺骗那个哥哥——但是，弟弟为什么对她这样仇恨呢？实际上，仇恨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的愤怒来源于嫉妒——这弟弟自己也是这样说：“凭什么她们家过着这样富裕的生活，而我却这样穷苦？”因此，只要这个女孩子能倒霉，那个弟弟就会很高兴。

当然，这个故事中的弟弟并没有成为那个女孩子的朋友，因此他只好采用暴力手段。如果有类似的人做了朋友，他就会采用更隐蔽的方法。做人象征着过好日子，做鬼象征着过苦日子。鬼找替身的故事中，一个重要的情节是：做人好像是有“名额”的。大家不可能“双赢”，都过好日子，自己过好日子的前提是把别人从好生活中拉下来。有个故事，一个鬼找替身，在刚刚要成功的时候，被另一个人把寻死的人救了。鬼对救人者说：“你救了他，我怎么办？要么你就找和尚念经超度我。”救人者说：“我就可以念一段经。广大世界，无遮无碍，要生就生，寻何替代。”鬼恍然大悟而去。

难得这样的聪明人，也难得这样的聪明鬼，多数情况下鬼就是认为必须要替代，这又是什么心理呢？琼瑶小说《情深深雨蒙蒙》中的故事实质上也是一个“鬼找替身”故事，这里的鬼就是女主人公依萍。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依萍的父亲有妻妾二人，依萍的母亲生了她，雪姨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因为生了儿子，雪姨在父亲那里很得宠，父亲把家里的账目也都交给雪姨管。依萍和她母亲在家中地位则很低，很受欺负。

雪姨的一个女儿的男朋友来到家中，依萍决定把这个男子追到手。依萍一度很成功，那男子移情别恋喜欢上了她，但是后来他偶然看到了依萍的日记，知道了依萍只是为了和同父异母的姐妹竞争才追求他，他感到这个女孩子心地不善良，便决定离开她。依萍伤心得近乎疯狂，那个男子心软了，又回到她身边。依萍发现了雪姨的账目不清，而且有外遇，就连那个儿子也是私生子。她把这些告诉了父亲，雪姨和她的儿女被赶出家门。父亲受刺激而生了重病。依萍独自照顾病中的父亲，她也不允许自己的母亲见父亲，因为她误以为母亲心里也有别人，对父亲不是一心一意。父亲死后，她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母亲……在这个故事中，在不受宠的时候，依萍就仿佛一个可怜的鬼，雪姨和她的两个女儿就是依萍要找的替身。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故事中，就有一种仿佛是“名额”的东西，那就是父亲的感情和宠爱。故事中不论是依萍，还是雪姨，都有一个潜在的看法：她们双方不能共同得到同一个男人的感情和宠爱。在表面上她们不会这样说，但是从她们殊死的竞争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内心中必定是这样想的。依萍和异母姐妹争夺男朋友，这个事情是同一个事情的翻版，只不过对象从争夺父亲的宠爱变成了争夺男朋友的宠爱。从心理分析，依萍这样做的动机就是为了战胜异母姐妹，以报复对方因争夺父亲成功给依萍带来的伤害。任何小说必定有倾向性，所以作者要为主人公的行为作合理解释，就要对主人公的对手描写得坏一些。但实际上，这不过就是个女人争宠的故事。在争斗中，双方都尽力寻找对方的错误和污点，以战胜对方。暂时占上风的一方往往容易得意忘形，从而犯一些错误。而失败的一方时时刻刻在伺机寻找对方的错误，一旦发现就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鬼在我们的传说中就是这样，他们时时刻刻盯着他们的猎物，一旦有机会马上下手。正因为双方的这种心态上的区别，最后胜利者反而往往是原来处于不利位置的那一方，或者说是那个鬼。因此依萍就成功了，她把一切女人赶走，独占了父亲。而且在父亲想见依萍母亲的时候，她都不允许他们相见。她如同宫廷政变中胜利的权臣，让父亲这个傀儡皇帝完全处在了她的控制下。所谓对母亲是误会，这不过是作者给她寻找的借口而已，实际上这完全是出于她的本心。这个故事让我们对找替身的鬼多了一些理解，那就是说，鬼找替身不仅仅是心理防御机制，也是有资源的争夺问题。在这个故事中，是争夺父亲的宠爱这个资源。在中国社会中，也有其他的资源是需要争夺的，而且是不可能有什么双赢的。高官争夺全国百姓的“父亲”也即皇帝的宠爱，小官争夺一个地区的“父母官”也就是上司的宠爱，其争夺的过程和心理与依萍争宠实际上并无不同。有权力的位置是有限的，正如鬼故事中做人的机会是有限的一样。而且正如依萍家中的情况一样，争宠的胜利者还可以得到实际的利益。雪姨胜利的时候，可以有权力管账目并有机会捞好处。官员胜利了也可以有权力，也可以有机会贪污。因此，中国的权力斗争中的暂时失败者，大多都是一些等着找替身的鬼。

我们前面说过，从精神分析角度看，中国人大多是口欲期固结的人格，在实际年龄上虽然成年，但是在心理上某些方面仿佛幼儿般不成熟。他们对待皇帝、上司这些权威者的态度，的确可以说如同幼儿之对待父母——如同心理不健康的幼儿对待暴君性格的父母。我们知道，幼儿和成年人不同。成年人是独立的，成年后的兄弟姐妹不一定需要竞争，他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得到自己的财富，而幼儿期的兄弟姐妹则必须有所竞争，因为父母的关注和感情是有限的，给了这个人多给另一个人就少，心理学家阿德勒对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有很好的阐述。中国人把权威当作父母，中国人心理不成熟如同幼儿，因此中国人对待身边的人如同幼儿对待兄弟姐妹，常常是必欲打倒而后快。这一点，实际上是中国人鬼找替身式行为的内在心理原因。常常有人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说中国人嫉妒心强，而且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比自己好，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提高自己，而是如何把别人拉下来。为了这个目的，中国人不惜采取种种小人的阴险伎俩。而西方人在发现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如何提高自己，比中国人的方式要更健康。这个区别的原因，我们现在很容易知道了。西方人的眼光是外向的，他们的古代人出海寻求财富，你能得到，我也能得到。海外的财富是无限的，所以他们的竞争不一定需要互相争夺。中国人的目光是内向的，全中国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最权威的“国父”，资源是有限的。一个人得到的资源多少取决于他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要自己多得就必须让别人少得。在心理上中国人如同幼儿，只知道和兄弟姐妹争夺资源，不知道可以到外界去获取资源。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式嫉妒的产生有了丰厚的土壤。顺便说一说，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勇于内斗，而怯于外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也是同样的“兄弟姐妹”竞争原型的一个表现。

中国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想来对兄弟姐妹间可能有的严酷竞争没有体会。也许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他渴望有兄弟姐妹，所以他对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有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兄弟姐妹一定都会相亲相爱。他设想中的天下如同一家人，设想中的帝王如慈父，各级官员也是父母官，并且人们相互如同兄弟姐妹，于是这一大家人可以亲密无间地过幸福生活。他的理想也算部分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确像一家人，正如某些流行歌曲所唱：“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但是，孔子不知道的是，一家人也未必亲亲密密，兄弟姐妹间一旦互相嫉妒争夺，比不是一家的更加惨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未必是好事情——关键要看这兄弟之间关系如何。如果四海之内皆互相嫉妒争夺的兄弟，则胜利者仗势欺人，失败者如鬼寻找替身，时时玩弄阴谋，这一家人也没有好日子过。

假如“善人”当权

在两千多年的旧中国，民众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善人当权，民间的小说故事无不充斥着这样的幻想。那么，假如善人真的当权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希望他是什么样子？近日，我读了一部古代小说《五美缘》，对此有了深切的体会。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明朝，主人公是一个书生，与钱家小姐两情相悦，本来要提亲，却有一个豪门公子来横刀夺爱并栽赃陷害。历尽风波，直到他自己的舅舅成为一方大员，才终于沉冤得雪。小说中顺便写了这位舅舅的政绩，以彰显百姓心中的“青天”形象，其中有一段是写他审讯的过程，嫌疑犯和奸夫谋杀了丈夫。审讯过程是这样的：

话说林公叫带那妇人听审，崔氏战战兢兢进来，外边报门已毕，带至丹墀跪下。

大人点过名问道：“你是何氏？丈夫叫什么名字？你与何人通奸，用金针害了丈夫性命，从实招来！”崔氏顺口说道：“丈夫叫做花有怜，小妇人叫崔氏，丈夫暴病而卒，并无奸夫，不知金针之事。”林公大怒骂道：“你这泼妇奴才，本院二次开棺，验出金针之伤，还在本院堂上支吾。”吩咐左右拶起来，众役答应，将崔氏拶起，崔氏大叫一声：“疼杀我也！”

林公问道：“招与不招？”崔氏咬定牙关，只叫冤枉！林公大怒道：“这个熬刑的淫妇。”吩咐左右打撺又加了几十撺，崔氏依旧不招。这是沈廷芳与他料理，叫他莫招。

别个官府犹可谋为人情分上，这个铁面御史哪个敢言一声。林公见打了一百二十撺，打也不招，吩咐松刑。又吩咐众役，把猪鬃取数根来，众役答应下去，不知要了何用？走出辕门，见了皮匠笑道：“大老爷要猪鬓做什么？”连忙拿了几根，差人呈上大老爷，猪鬃在此。林公又叫左右把那淫妇衣服剥去，两膀照前绑了。众役一声答应，将崔氏一绑，露出个白奶子令人可爱，众役皆笑。林公问道：“奸夫是何人？怎么害了亲夫性命？”崔氏道：“冤枉！”林公大怒，“你再不招？本院就要动非刑了，看你招也不招？”崔氏道：“宁可身死，冤枉难招。”林公听了大怒，吩咐差人把猪鬃插入乳孔中，崔氏大叫一声，好似一把绣花针儿栽在心里，即时死去。

林公叫取井水喷面，半晌方才哼声不绝。林公问道：“招也不招？”崔氏把头摇了两摇。大人大怒道：“淫妇如此可恶，金针现在头顶取出，这般熬刑。”吩咐将猪鬃与我搌他几搌，众役答应，走来将猪鬃一搌，崔氏昏死过去，半晌方醒，裤裆内流出许多尿来，叹了一口气道：“崔氏今日遇了对头。”林公问道：“招也不招？”崔氏不言。林公大怒道：“与我快些搌！”崔氏吓得魂不附体，叫道：“大老爷休搌，待小妇人招了罢！”林公道：“速速招来！”崔氏道：“求大老爷开恩，拔出猪鬃，待我招来。”林公道：“拔出猪鬃，你又反了口供。你且先招了，然后放你。”崔氏叹了一口气道：“欲待不招，又受刑不起，如今也顾不得他，我生生的坑在他手里，只因与他常常聚会，不想今日弄巧成拙，悔不当初，依然送了花有怜性命。”崔氏此时只得招道……

崔氏终于招供，她在供词中提到了主人公以前被陷害的事情，才使主人公洗清了冤屈，林公也在小说中被称为包公再世，备受赞誉。崔氏本来是杀人凶手，当然也不是冤枉，只是我看到这一段“审讯”过程，却不禁毛骨悚然，这样的严刑逼供，简直是人间地狱。为什么这样严刑逼供的官员，竟然是小说中赞誉有加的对象。而这样的小说可以流传，说明这样的故事是中国的读者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试图体会善人的心理，看他们为什么可以忍受——不，不是忍受，而是非常高兴地接受这样的场面。我首先体会到这是愤怒的发泄：善人们一直受到严酷的压迫，受到陷害和剥削，所受的痛苦太巨大了，内心积聚的愤怒实在是太多了。一旦权力在手，或者在想象中看到自己的亲人权力在手，愤怒的发泄就几乎是不可遏制的。不让那些当初欺压百姓的坏人受大苦头，心中的这一口恶气就没有办法出。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与雨果小说中的主人公相比，还是雨果笔下的主人公更值得尊重，他们说：“我们要求于未来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心理学中有一个现象，叫做“对加害者学习”：有些被罪犯侵害的人，会不自觉地模仿加害者的行为方式。比如，有的人被偷了，他就会偷别人的；有的人被打了，他就会打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他们不是有意识地模仿加害者，而是无意识的。在潜意识中，他们觉得加害者是“强者”而自己是“弱者”，潜意识中就产生了“向强者学习”的愿望。林公我想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曾经是弱者，是被豪门欺压的，但是无形中他也在“学习”那些豪门的行为方式，在他有条件的时候，他也可以做一回“暴官”。

在林公和林公的敌人，在贪官污吏和清官心中，有许多观念是共同的——比如，他们都认为对敌手应该残忍，他们都认为应该帮助自己的亲人……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林公——以及林公的读者——能观赏这样的酷刑，也是因为他们心中，“不忍人之心”已经被压制了。我体会到了中国人的冷漠麻木，非这样的残酷，在中国人眼中就不会有什么刺激。因此，鲁迅曾痛心地发现，中国人喜欢看杀头，中国人没有悲悯而只觉得热闹。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对虐待的“喜闻乐见”，是一个人精神冷漠到一定程度后所必然出现的反应。因为只有在虐待或受虐待中，冷漠的人才能唤起感觉，所以他们的潜意识中会渴望这样的情境。冷漠者的精神世界是一片死寂，要打破这死寂，让生活有一些兴奋，“看杀人、看虐待”是最方便的方法。

封建帝王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但是中国人的心态却并没有完全改变。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暴力得到允许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兴奋地去看批斗会，人们也一样是想出了种种的方法去侮辱、虐待别人。这都是精神冷漠带来的心理变态反应。直到现在，我们也常常见到见死不救的事件，而且我们也发现那些见死不救的人并不觉得内疚，相反他们往往会兴高采烈地看别人如何如何去死，这也是精神冷漠带来的心理变态反应。“给我一点刺激，我的医生老爷，给我一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崔健的歌词就是冷漠者潜意识中的呼声。附带一点，这个附带的不是不重要的，就是精神冷漠者除了喜欢用虐待外，还往往会喜欢用性来“给自己感觉”。但是不幸的是，精神冷漠者没有能力体会“护士姐姐”的“爱”，他们唯一有能力体会的只是性而已。所以，这些精神被阉割的人一有机会就喜欢性放纵。性放纵可以给他们一点刺激的感觉，不过，随之而来是更深的麻木感。这样的心理变态反应的最后结局就是性虐待，把性和虐待结合起来以给他们更大的刺激。当“林公又叫左右把那淫妇衣服剥去”，让淫妇“露出个白奶子”的时候，当“林公听了大怒，吩咐差人把猪鬃插人乳孔中”的时候，不仅“众役皆笑”，我想正在读小说的中国读者中也会有不少人感觉“很刺激”。

只要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不改变，即使是善人一朝权在手，我想，事情也还是照旧。

为天下慷慨就“宫”——论电影《英雄》

《英雄》我已看两遍！！说不好者，是嫉妒者、低素质者及迂腐学者（非把娱乐当历史研判，有病！！文革变态基因使然！）、还有小孩儿！

——引自新浪网关于电影《英雄》的评论

我写的这个题目颇为刻薄。刻薄本是我力求戒除的毛病，但是这一次我却宁愿保留这个题目，因为我很焦虑，我发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奴性已经渗透得太深了，以至于连张艺谋这样非常出色的、有才气也很有男子气的人物最后都不自觉地陷入奴性的陷阱。而我还真的从中升华出了关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反思。为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容易理解起见，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梗概。

有三个刺客对秦王嬴政构成了威胁，秦王宣布，能杀掉他们的人可以得到大量黄金，并有资格在近距离接受秦王的赐酒。赵国人无名当众杀死了这三个刺客中的两个，另一个刺客也因他而死。因此，他获得了和秦王接近的机会。按他原来的计划，是想借此机会刺杀秦王为亲人报仇。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犹豫了。因为他想到各国战乱不休，秦国是各国中最强大的，如果秦王灭掉了各国，统一了天下，天下就可以和平了。为了和平，他放弃了刺杀行动，甘心被处死。

这部电影投资巨大，从导演到演员到武术指导无一不是电影界中最优秀的，因此票房很好。我当然投了这巨大票房中的一票。不过，看过电影后，批评的声音却开始出现，我也是批评者之一。据新浪网的统计（2002－12－27采样），共有22422人参加。对“看了英雄之后，你觉得怎样？”这个问题，在新浪网设定的五个选择中，回答的比率是：选择1“大制作，大手笔”的人数是8538，占总数的38．08％。选择“光色彩、声音就足以让人激动”的人数是6954，占总数的31．01％。选择“大失所望”的人数是6147，占总数的27．42％。选择“有一些硬伤，但瑕不掩瑜”的人数是5616，占总数的25．05％。选择“太搞笑了”的人数是2797，占总数的12．47％。新浪网所选择的这五个回答，在社会科学家看来当然不很好，有的选项意义不明确，而且这五个回答之间的关系也不好。一个人可以对电影大失所望，同时也承认它是大制作、大手笔。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有近40％的人对这个电影是不满意的。为什么不满意呢？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电影宣扬了一种奴性的思想。

在我做分析之前，我也先引用一些别人的话。我所引的都是新浪网和搜狐网上网友自由发表的评论。——《英雄》应该有个更完美的结局，那就是秦王还有一个选择，他可以将无名（刺客的名字）变成一个太监，然后让无名带着幸福的微笑接受阉割手术作为结局，并且对着观众讲出最后一句：“我真是太娘了，放弃的感觉真好。”这样两大皆欢更好。

——太假大空地宣传奴性了。面对一毛笔字，就领悟到和平的境界，还一边杀人玩？纯粹是对强权的谄媚，一个半仙似的秦王就代表了天下？在故事发生的时候，秦不过是欲称霸的国家之一，谁知道他以后干嘛？但屠城却已经是确凿的暴君的证明了。——战国时期秦国和其他六国已经不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而是相互独立的国家，这从嬴政自称“寡人”就可以看出来，“寡人”向来是天子的自称。他们之间的战争也早已不是春秋时期争夺诸侯霸主的手足之争，而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秦国依仗自己强大的国力和军队，年年对六国用兵，使各国百姓民不聊生。对六国而言，秦国就是侵略者，理所当然遭到了六国人民坚决地抵抗。秦王嬴政是要成就其一统天下的霸业，根本不像影片中描述的那样是什么要救民于水火，这一点从其统一中国后采取的暴政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证明。为六国百姓带去和平不过是侵略者迷惑人心的宣传手段，而残剑面对双手沾满了本国百姓鲜血的刽子手放弃自己为国效力的职责，还和侵略者达成所谓的和平共识，这是一种典型的卖国行为。——影片中描写的这种情况对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们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汪精卫就达成过这种共识，日本侵略者把自己的侵略行径美化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口口声声要为中国人带来和平和幸福，而汪精卫之流以自己的卖国行径迎合侵略者，美其名曰“曲线救国”，二者何其相像！

——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这种人天生的奴才命！当然，《英雄》也有不少支持者。——《英雄》是嘛？这只是用money（钱）炒作的娱乐电影。只为票房罢了！当票房上去了就不应该受到非议。还有的人就更直接地说：“其实做奴隶有什么不好？”或者“其实和平只是个虚词，谁见过和平？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到处是战争……真希望有个人统治我们，不再有战争。”

虽然“只是个商业片”，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任何社会文化产品都反映了创造者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创造者所属的群体的心理状态。对电影进行分析，恰恰是了解民族心理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在我看来，正如上面众网友所分析的，《英雄》的确错了。和平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为和平而放弃人的自由和尊严。就算秦王真的想用暴力统一天下后，再治理好天下，他的统治的专制独裁性质不会因此而改变——他有什么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天下人？当然，在两千多年前没有可能出现什么现代的民主观念。不过，秦灭六国后，专制的程度增加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之前，至少中国还有百家争鸣，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而国王的权力也没有大到可以为所欲为，士大夫阶层在国王面前也还有基本的尊严。从效果上看，《英雄》的逻辑也的确可以看出很危险的投降理论。但是，《英雄》中所犯的错误，实际上并不是由张艺谋开始的，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一统之路，此不专因于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重要的还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他还提出秦始皇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就是为了和平，他说：“郡县则天下为一家，可望永久和平……此实当时一种极纯洁伟大之理想，所谓‘平天下’是也。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政体之跃进有大功绩，后人空以专制讥秦，殊欠平允。”钱穆先生虽然是史学大家，然此观点我不能苟同。秦君臣虽然希望永久和平，但是他们和平的前提是让天下人做奴隶的和平，天下人不反抗的和平，是让陈胜、吴广之流人物宁死也不造反的和平。秦始皇的理想并不是做儒家所谓的尧舜之君，而是把天下作为自己家的产业，从始皇帝到二世、三世直到千万世，这样的理想谈不上“极纯洁伟大”，和原始儒家之“平天下”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倒刚好是道家所说的窃国的“大盗”。国家政体，在秦是有一个巨大变化，但是变化不一定就是进步，我认为，从秦开始的大一统帝国和大一统思想，正是中国政治的堕落，也是中国人性格扭曲的开始，范文澜等许多人总结中国文化特点，都指出“大一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言下之意似乎这是不可改变的。我认为，先秦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秦以后的天下则是君主的私产，在含义上大有不同。就算中国人一直有大一统观念，正如鲁迅所说：“向来如此，便对吗？”

至于在当时的民众中，是不是有人苦于战争，会想到“不论是谁，把天下统一了就好，至少以后不会征战不休了”。我想是很可能的。不过，这还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在一个专制帝王统治下，虽然减少了“国际战争”，但是专制帝王的欲望得不到有效制约，民众的苦难就会加深。最后不得已还是只好“农民起义”打国内战争。自由更少了，而人民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和平。记得梁启超说过：“两千年中国之政，皆秦政也，皆大盗也。”秦统一天下，并不能改变其大盗本质。至于说“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是早晚的事情”，这也并不能证明秦灭六国是善。人必有死更是大势所趋，但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晚死，生命还是比死亡更有价值。

以上这些，是从文化观念上分析，并非是从心理上来分析。本书是心理学著作，我们应该从心理上分析。从心理上分析，我们首先说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能觉察的思维活动，也有潜意识中自己不自觉的心理活动。潜意识中的动机往往更加真实，而口头上所说的理由则往往是借口。我们假设秦和六国争战的时期，六国之人，虽然有人不惜生命去战斗，但必定也有一些人，或出于恐惧，或出于贪图秦国的富贵，或出于其他动机，意欲放弃抵抗。这些人中之无廉耻者，可能会公然承认自己的真实动机，就像我们在网上见到的话：“做奴隶有什么不好？”而其他人必定不愿意承认。不愿承认的人就必定要为自己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在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这叫做“合理化”。“和平大于一切”，就是一个很现成的理由和借口。在这样的理由下，一个人可以放弃抵抗，而不必承认自己软弱；可以屈服，还可以把自己当作英雄。从心理学上分析，实际上有许多人，出于对责任的恐惧，会形成屈服权威的倾向——“真希望有个人统治我们，不再有战争”。弗洛姆的名著《逃避自由》中，有对这种人心理的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言。而中国自秦灭六国以来，两千多年中，封建帝王的教育是潜移默化地不断强化这种奴隶哲学，正如梁启超先生对中国“正史”有一番痛心疾首的评价：“一言以蔽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日久天长，这种奴隶哲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族性中的一部分，做奴隶做久了，给了自由便也不会用了。我们希望被一个人统治，希望这个统治者替我们思想，替我们决定命运，这就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奴性。我们本以为打倒了封建统治就会消除这奴性，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不可能。

还有一个心理学分析，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放弃自我，精神上的自认失败，就是一种精神的“被阉割”。精神上被阉割的过程，在人的想象中和肉体的被阉割是有关的。因此，一个人表现出精神被阉割，必定会出现许多象征着肉体阉割的意象。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指出有许多事物可以象征男性性器。一个人梦见这些事物被折断，则往往象征着被阉割，而被阉割在精神层面象征着“失去男子汉气概”。可以象征男性性器的事物形状往往是长的，往往是可以用来刺戳的，刀、剑、枪、树枝等是最常见的男性性器象征。这种理论在外行看来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是在心理咨询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却是非常可靠的。男人喜欢这些武器，正是因为它们可以彰显他们的男子气概。因此，假如《英雄》的潜在主题是“放弃抵抗、认输投降”，则按照心理学理论，《英雄》一片之中必定要有被阉割的象征，也就是某些可象征男性性器的事物被折断。刚好我在《英雄》中找到了例子。主人公无名在和秦王通缉的另一个刺客“长空”交战，最后战胜了长空（实际上是长空故意被打败）的时候，长空的长枪先被削断，随即长空被一剑刺穿。长枪被削断是一个典型的“阉割象征”。这个细节并不是必要的，故事也完全可以编成无名一剑刺中长空，而不用加上削断长枪的细节——因此，这个细节是编剧潜意识中故意加上的，为了表明这是精神的阉割。但是编剧、导演等人在其意识中却不知道。《英雄》中还有一个例子，另一个刺客，名叫残剑，也正是他劝说主人公无名放弃刺杀秦王。这个残剑所用的兵器恰恰是一把断了一截的残剑——我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断的，却知道这是绝佳的被阉割的象征。在《英雄》中有一个情节（虽然后来知道这是一个虚假情节），是说残剑的妻子和别人有过一夜情——这个情节也真的是丝丝入扣。残剑的妻子和别人有一夜情的原因是什么，心理学家比编剧、导演还清楚，那就是因为他是一把残剑，早就不知道被谁阉割掉一半了。

我在一次讲座中，讲“被阉割的龙”，讲秦以来愈演愈烈的专制统治对人的压迫，讲人们精神上的被阉割，希望青年人不要“自宫”，以增加中国人中尚未绝迹的男子汉气概。一个同学提问说：“假如做太监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我们为什么不做？”

是啊，我有什么理由不让别人做太监？也许没有。不过我当时回答说：“我尊重的男人，或秋瑾这样的女人，是宁愿少活，也不肯做太监的人。”我真的希望，人们不要做太监，不论是为了富贵权势“引刀自宫”，或者是为了所谓的“和平”而“慷慨就宫”。

魔说佛经——叶老太太的众生平等论

禅宗有一个故事，一老僧欲验证另一位僧人是否真的领悟了佛法，出了一个考题问：“三藏十二部佛经中，有多少话是佛说的，多少话是魔说的？”被考僧人大声回答说：“统统是魔说的。”老僧听了，大为赞赏。这个禅宗故事表面上看很奇怪：佛经是佛教的经典，记录的是释迦牟尼的言行。即使说佛经未必都准确地反映了释迦牟尼的观点，但是也不可能都错。如果说都是错的，佛教徒又怎么可以用佛经作为自己的修行依据呢？为什么那僧人竟然说“统统是魔说的”。

看起来奇怪，但是实际上并不奇怪。我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见到一番话，就可以用作这个僧人的话的注解。故事是这样的，官员叶伯芬为仕途发达，巴结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官员赵啸存，两人结拜为兄弟。叶伯芬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妓女陆蘅舫介绍给赵啸存。赵啸存和陆蘅舫一见钟情，把她纳为小妾。后来赵啸存升了官，而老婆也死了，他就把妓女出身的陆蘅舫扶正做了夫人。接着他又调任做了叶伯芬的上司。叶伯芬便自称门生，拜见赵啸存。赵啸存虽然倨傲，表面上也还很客气，又说道：“一两天里，内人要过来给老太太请安。”叶伯芬和自己的太太一讲，他太太听到说他要请一个妓女出身的人到家里，还要称师母，不禁心里大怒：“……却叫我拜臭婊子做师母！什么赵小子长得那个村样儿，字也不多认得一个，居然也做抚台了！叫他到我们家去舀夜壶，看用得着他不！居然也不要脸，受人家的门生帖子！也有那一种不长进的下流东西，去拜他的门！周妈，快去交代来！我年纪虽然不大，也上三四十岁了，不能再当婊子，用不着认婊子作师母！”

叶伯芬劝太太通融点，并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在场上做官呢，要怎样就怎样，既然出来做到官，就不能依着自己性子了，要应酬的地方，万不能不应酬。我再说破一句直接痛快的话，简直叫做要巴结的地方，万不能不巴结！”

夫妻僵持不下时，叶伯芬的母亲叶老太太来了。叶伯芬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听后，说出一番话来，这番话正可以做前面僧人故事的注解。

老太太道：“媳妇，你且坐下，听我细说。这件事，气呢，原怪不得你气，就是我也要生气的。然而要顾全大局呢，也有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不能不自己开解自己。我此刻把最高的一个开解，说给你听。”“我一生最信服的是佛门，我佛说一切众生，皆是平等。我们便有人畜之分，到了我佛慧眼里头，无论是人，是鸡，是狗，是龟，是鱼，是蛇虫鼠蚁，是虱子虼蚤，总是一律平等。既然是平等，哪怕他认真是鳖是龟，我佛都看得是平等，我们就何妨也看得平等呢，何况还是个人。”“这是从佛法上说起的，怕你们不信服。你两口子都是做官人家出身，应该信服皇上。你们可知道皇上眼里，看得一切百姓，都是一样的么？那做官的人，不过皇上因为他能办事，或者立过功，所以给他功名，赏他俸禄罢了；如果他不能立功，不能办事，还不同平常百姓一样上。你不要看着外面的威风势力是两样的，其实骨子里头，一样的是皇上家的百姓，并不曾说做官的有个官种，做平常百姓的有个平常百姓种，这就不应该谁看不起谁。譬如人家生了几个儿子，做父母的总有点偏心，或者疼这个，或者疼那个，然而他们的兄弟还是兄弟。难道那父母疼的就可以看不起那父母不疼的么。这是从人道上说起的。”“然而你们心中总不免有个贵贱之分，我索性和你们开解到底。媳妇啊！你不要说我袒护儿子，我这是平情酌理的说话，如果说得不对，你只管驳我，并不是我说的话都合道理的。陆蘅舫呢，不错，他是个婊子出身；然而伯芬并不是在妓院里拜他做师母的，亦并不是做赵家姨太太的时候拜他做师母的，甚至赵啸存升了抚台，这边壁帖拜门，那时还有个真正师母在头上；直等到真正师母死了，啸存把他扶正了，他才是师母。须知这个师母不是你们拜认的，是他的运气好，恰恰碰上的。何况堂堂封疆，也认了他做老婆，非但主中馈，主苹蘩，居然和他请了诰命，做了朝廷命妇。你想，皇上家的诰命都给了他，还有甚门生、师母的一句空话呢？媳妇，你懂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须知他此刻是嫁龙随龙，嫁虎随虎了。暂时位分所在，要顾全大局，我请媳妇你委屈一回罢。”老太太的语言天才，果然是儿子所不可比拟的，一番话让儿媳妇无言以对，连忙跪下道：“老太太息怒。这都是媳妇一时偏执，惹出老太太气来，”老太太又把儿子责骂一番，让儿媳妇的愤怒更平息下去，于是，全家顺利地请了这个“师母”来访问。

这老太太的话，正是“魔说佛经”的一个最最经典的例子。

“众生平等”，这的确是佛曾经说过的话。的确在佛的眼中，妓女和官太太是平等的。但是，叶老太太的话却并不是佛的本意，而是一种混淆和歪曲。佛所说的平等是指在同样是生命这个意义上，妓女和官太太是平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中，妓女和官太太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古代妓女多是不得已沦落风尘，对她们我不多做评论。我以现在的一个例子来说，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消息，说上海有个女大学生自愿去做妓女，因为她不想做穷人。这是她的选择，我无权干涉。但是，我宁愿穷一些，也不愿意出卖自己的性爱。我认为她的做法是出卖了自己在性爱上的尊严，因为不论是谁，都可以用钱买她的身体。因此在对待性爱和爱情的态度上，我觉得我比她要更有尊严。因为她卖了自己的尊严，我没有卖。我们本来是平等地拥有性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平等。我们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这也是我们的平等。而她卖了，我没有卖，卖了尊严的人就减少了尊严，没有卖的就没有减少，这也是我们的平等——或者说是不平等，她多了钱和钱能买来的自尊，少了性的自尊，我少了钱，多了性的尊严，这钱和性的尊严两个方面，我们都是不平等的，总值平等，分项不平等。如果她卖了性的尊严得到钱，而性的尊严还和我一样多，这就总值不等了。叶老太太是不是智商不够，弄不懂佛经的真实意义呢？这倒也不是。假如当时有另一个还在妓院工作的妓女，一时兴起要到她家里拜访，而且引佛经的话说众生平等，这个老太太会愿意接待吗？肯定不愿意。因为她虽然口口声声说众生平等，心里的动机不过和她儿子一样，是要巴结权贵而已。因为在她自己心里，认为众生并不平等，这个运气好的前妓女现在的地位要比自己、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都要高。她自己也明白地承认：“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不能不自己开解自己。”也就是说，佛经的伟大道理，在这里也不过是被用来做自我开解或者说自欺欺人的丁具而已。也正是因为佛经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叶老太太说佛经之后，还要再说儒家的道理，双管齐下来说服儿媳妇。歪曲真理以适应自己的往上爬的需要，这不是魔，什么是魔？在中国文化中，这样“魔说佛经”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而且还不只是佛经，只要对歪曲者有利，道家思想也一样会被歪曲利用，儒家思想也一样会被歪曲利用，一切思想都可以被歪曲利用，歪曲者先是自欺，然后欺人。

千古蝴蝶梦

在心理象征的世界中，蝴蝶的意义有好有坏，它可以象征自由、美丽，也可以象征灵魂和死亡。蝴蝶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转变：竟然从丑陋的毛毛虫变成这样美丽的小精灵，这是最引人注目的转变。蝴蝶这个意象和中国人很有缘分。如果我们想给外国人介绍一下中国音乐，我想总不会不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吧。梁祝的故事是中国最著名的蝴蝶故事。如果我们想给外国人介绍一下中国哲学，总不会不提庄子吧。庄子最著名的哲理比喻之一就是梦中蝴蝶的比喻。我在为中国人做心理意象的分析时，蝴蝶这个意象频频出现；而在阅读荣格等西方心理学家的著作时，其他动物的意象常常有人提到，但是却很难见到蝴蝶的踪影。我有一种感觉，蝴蝶似乎是东方人某种心理特点的象征。让我从故事开始，对蝴蝶意象做一些心理分析。梁山伯和祝英台是同窗。因为古代女子不可以出门去读书，祝英台作为好学的女子，就女扮男装到了学堂。她和梁山伯同窗共读，感情深厚，不过梁山伯却一直不知道祝英台的女性身份。祝英台回家的时候，梁山伯去送她。途中祝英台暗示梁山伯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暗示他到祝家求婚。梁山伯没有马上理解这些暗示，等明白了之后他急忙去祝家，祝家却已经把祝英台强行嫁给别人。梁山伯因求婚不遂，抑郁生病而死。祝英台出嫁途中到他的坟墓去祭奠。坟墓打开，祝英台跳了进去。梁山伯和祝英台化为两只蝴蝶而生活在一起。在这个故事中，蝴蝶象征着爱情的美好。但是不仅仅如此，实际上它也象征着自由。在故事中，梁祝两人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祝家对祝英台婚姻的强行干预。在古代中国，婚姻完全由父母决定，本人是没有权力自己做选择的。婚姻不自由给许多年轻人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梁祝化蝶的含义之一就是：作为蝴蝶，他们现在是自由的。除自由外，或者说和自由紧密联系的，就是死亡和灵魂。蝴蝶也常常可以象征死亡。梁祝故事中，他们也是在死亡之后才化为蝴蝶。蝴蝶之所以可以象征死亡，有一个原因是它非常轻盈而又会飞翔，非常符合人们心目中灵魂的特点。轻盈的蝴蝶几乎可以说没有肉体，它不像牛羊等动物一样有实实在在的身躯，这仿佛就是灵魂。同样在人们心目中，灵魂也是会飞翔的。蝴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变形过程。它的幼虫在变成蛹之后，会羽化成为蝴蝶。蝴蝶的幼虫和它的成虫外表差异极为巨大，没有谁可以从外表看出它们是同一个生命。这个特点也和中国古人对死亡的观点相同。中国古人认为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变形。我们躯体的死亡也许正是灵魂的解脱。我们或者还可以说，幼虫粗蠢的肉体象征着现实生活，而蝴蝶轻盈的彩翼象征着精神世界。化蝶的象征意义在于：现实也许是不美的，但是精神世界却可以美丽得一如蝴蝶。梁山伯和祝英台在现实世界中失败了，但是在精神世界他们却有美丽的生命。坟墓实际上是茧，梁祝是蛹，他们在那里羽化成为美丽的蝴蝶——爱的精神存在。

庄周说：“当我做梦时，我是一只蝴蝶——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醒来变成了庄周？”庄周为什么以蝴蝶为喻，而不把自己比作兔子或者猪？原因也是一样。因为庄周正在思考生死问题，正在思考死亡是什么。而在庄周心目中，死亡未必不胜过活着，死亡未必不是一种对肉体和现实束缚的解脱，所以他必然要选择最适合表达这个意义的意象——蝴蝶。

蝴蝶虽然美，但是脆弱，它没有有力的身躯。在心理象征的意义上，蝴蝶所象征的是一种唯美、超脱、敏感而脆弱的性格。在中国的文化中，有许多的蝴蝶。在专制社会暴力政治的压迫下，这些蝴蝶虽然有美好的愿望，但是却没有力量去抗争。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另一个世界：梦中的世界、幻想中的世界、死后的世界。他们借助道家或佛家的理论，告诉自己死后的世界也许更美好。生活中种种的不满足，他们都在另外的世界寻求补偿。他们的心理能量不够，不足以让他们抗拒生活中的种种痛苦烦恼，于是他们借助宗教和幻想逃避现实，逃避这个丑恶的现实世界。在中国文人中，做蝴蝶的人应该是代代有其人的。

这些中国人的性格没有被污染，但是这些人没有心理力量去改变社会，甚至没有勇气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太脆弱了，我为他们感到遗憾。蝴蝶是中国人为在专制统治下死去的灵魂唱的一曲挽歌。蝴蝶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梦境，梦的是人本来应该可以有的美好灵魂。每当我听到《梁祝》优美的旋律，我的忧伤就从心底涌出。我很希望这些人能更勇敢些，不要让灵魂离开这个世界，要让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能多一些真正的美丽。

欲练神功，引刀自宫

如果把考证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称为史学的话，也许金庸先生确实不如许多人，不过要是以真正懂得中国历史作为史学的话，金庸先生不要说做个博士生导师，就称他为当代史学大师也真是实至名归。之所以下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他对中国人心灵史太清楚的描写。

比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等他虚构出来的人物，就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很多人的心灵。

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读者众多，也许我不需要在这里详细说他的故事了，不过为少数未读过金庸小说的读者着想，我还是简单地概述一些最基本的故事情节。

据说江湖上流传着一本武功秘笈叫《葵花宝典》或《辟邪剑谱》，学会这秘笈上的武功就可以天下无敌。为了争夺这本书，林平之的父母都被杀害。而以“君子剑”著称的，公认品德高尚的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收林平之做了徒弟。同时，岳不群所在的门派和其他一些号称名门正派的武林门派一直在争夺江湖地位。另一个门派嵩山派的掌门人左冷禅势力最强大，他用各种强硬的方法和阴谋，试图把各个门派并为一体，而成为“一统江湖”的专制领袖。这些门派表面上是正义的，是为了战胜邪恶的黑社会帮派魔教而团结在一起的。而在黑社会帮派魔教中，也进行着内部的权力斗争。第二号人物东方不败以阴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以前的专制头目任我行，取得了领导地位。东方不败得到了那本秘笈，并练成了无人能敌的绝顶武功，稳固地维持了他的地位。但是，他还希望战胜那些“名门正派”，获得更大的权力。

岳不群和林平之都得到了这本无上秘笈，练成了上面的武功。林平之因而去报了家仇。岳不群则借助阴谋和武功战胜了左冷禅，成为名门正派的领袖，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还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力。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练《葵花宝典》上的武功有一个奇怪的技术要求，那就是练功者必须先“自宫”，也就是阉割自己。东方不败和岳不群为了权力，林平之为了报仇，都选择了自宫的道路。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这门神奇武功练成后，他使用的最厉害武器不是刀枪剑戟，却是小小的绣花针。这门武功奇怪的特点，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准确的象征。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阉割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失去勇敢无畏等男性气质。如果被别人阉割，象征着被别人强行压抑男性气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就被阉割，原因是当时的专制皇帝要以这样的方法压抑他的勇气。但是幸运的是，司马迁的身体虽然被阉割，但是精神上却保持了男子汉的气质。但是，自宫就不同了。自我阉割象征的是一种选择，选择放弃自己的男性气质，放弃自己的一些人性的特点，以此换来在中国等级社会中拥有更高的权力、地位和身份。

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恰恰是这样。有些人会为了得到富贵而真的自我阉割做太监，而更多的人虽然身体上没有自我阉割，但是在精神上却无时无刻不在阉割自己，主要表现为：放弃思想，盲目的服从上级的意图；放弃勇气，不得罪上级，即使上级所做的事情祸国殃民也不反对；放弃尊严，无耻地谄媚上级；放弃良心，为自己往上爬不惜陷害无辜……这些都是“自宫”，都是对人性的自我阉割。这样的自宫者可以说比比皆是，而在多数时候这些人也的确会得到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随手捡到一个例子，说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一个叫杨再思的人，几年时间就从小小的县官爬到了宰相的高位，他做官的学问就是讨好上司，他说：“只要能讨好上司，多下贱的事情我都会干。”在他已经是宰相之后，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的哥哥在宴会上嘲笑他，他反而故作小丑状，讨对方的欢心。他的下人都看不下去了，他却对下人说：“出一点丑就可以荣华富贵，我何乐而不为呢？”他还谄媚地对张昌宗说：“不是昌宗像莲花，是莲花像昌宗。”即使在“封建文化”被批判后的时代，这样的文化现象也并未减少。在“大跃进”的时候，不也一样有大量的官员为了自己升官而迎合领袖，不惜编造什么粮食亩产几万斤的弥天大谎吗？不也是人人对领袖山呼万岁吗？不也是有人说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像杨再思这样的人，如果在今天，我想未必能登上高位——因为现在谄媚的技巧越来越高明了，他的那点技巧在今天看来已经太简单了。在我们身边，像他这样谄媚的人到处都是。而且他们还都在努力学习提高——书市上随处可见什么《老狐狸处世术》、《官场秘术》、《马屁经》之类的书，就是他们的教材。而有些人为了蝇头微利，也愿意迎合这些人，出书帮助他们学习这些技术，在我看来，这些书就是讲“自宫”技术的《葵花宝典》。

练《葵花宝典》的三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擅长阴谋。东方不败是这样，岳不群更是这样，林平之年纪尚轻玩阴谋的水平不高，但是他也很能隐藏自己。《葵花宝典》中的武功还有一个特点，最厉害的武器是针。这针的象征意义实际上是隐藏的攻击。我们的俗语中，“给他扎针”表示的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在背后诋毁他。这正是官场上对付政敌的主要策略：在上级面前说他的坏话，表面上和他友好而背后算计他。这就是《葵花宝典》中用针做最危险的武器的象征意义——扎针就是指用阴谋害人。

用阴谋害人比之公开的战斗，前者的人格更不健康，但是前者在中国更容易“成功”，即获得更高的地位。那么是放弃道德而获得成功呢，还是坚守做人的原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成功、获得较高社会地位是大多数人都喜欢的，《葵花宝典》以成功相诱惑，于是有一些人宁愿自宫。但是，我们也知道必定有一些人不愿意为成功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更希望获得一种干净的成功——哪怕这成功会小一些也无所谓。就像金庸小说中，除了东方不败、岳不群和林平之以外，还有未曾自宫但是也练成了绝顶武功的令狐冲。令狐冲是剑术高手——而剑是男性气质的象征。当然在岳不群等人的眼里，令狐冲的成功小了一些，他只当上了一个门派的掌门，而没有成为“一统江湖”的专制统治者。

为什么会有人更愿意付出自宫的代价，为什么他们这样渴望一统江湖呢？东方不败等人的心理上有什么特别的呢？我认为，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以及我们生活中见到的各个自宫者，如果详细分析他们的性格虽然各自不同，但是从总体上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卑微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强烈的补偿需要。任何人都喜欢一定的权力，但是健康的人对权力的需要是有限的，他不会为权力牺牲生命中更宝贵的东西，也不会无限度的追求最大的权力。而东方不败们之所以疯狂地渴望绝对的权力，是因为他们只有获得最大的权力，才能补偿他们内心中的卑微感。这样的人，必定在过去受到过当权者的压迫，内心中有深刻的创伤。我们知道小说中的林平之的确是这样：有人杀害了他的父母，使他从一个富有而有地位的少爷变成了到处被人追杀的人，而在这时候收留他的岳不群又心怀叵测。林平之因而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卑微无能的深刻感受，产生了对人性的一种彻底的不信任和仇恨，这样的心态使他毅然决定学习《葵花宝典》。东方不败所在的魔教中，原来的统治者任我行是一个极为专断和暴虐的人。在这样的人的手下，一个人很容易受到心理创伤，而产生卑微感。岳不群虽然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权力更大的左冷禅时刻威胁着他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卑微感的来源。

我们生活中的东方不败之流人物，也一定有过这样的心理创伤经历，因此产生了变态的权力需要。说起来，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嬴政本人就是一个东方不败式的人物。他名义上的父亲异人是一个人质，地位低下，在异国受别人的欺负。他的母亲本来是商人吕不韦的小妾，是吕不韦作为礼物送给异人的。他自己也许一直怀疑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异人还是吕不韦，这本来就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事情。而从他一开始做国王，吕不韦就在专权，使嬴政受到压抑，再加上他的母亲和假太监生两个私生子等事情，这些都使他的有一种屈辱感。这种屈辱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补偿欲望，希望自己成为一统天下的王中之王，从而洗雪这屈辱感。正是这样的变态心理，才是他不惜一切代价统一中国的动力。当然，有些人说秦国能统一中国，是因为当时在七国中它的实力最强大，这当然不错。而在分析秦国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时候，我们又会回到内在的屈辱感和卑微感上。因为秦国在各个诸侯国中本来也是被中原各国看做是“夷狄之国”的，这个国家的王室一向有一种屈辱感和卑微感。他们能比其他国家更有决心变法图强，这也是原因之一。在变态的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模式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为皇帝的奴隶，都丧失了人的尊严，因此，秦以后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专制的压迫，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心理创伤。有少数人可以借助宗教或儒家、道家的人生哲学，而使自己的心理创伤减小。但是多数人会因此产生强烈的卑微感。在面对卑微感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多数百姓选择的是屈服。而少数人不甘心屈服，又没有自信和勇气追求更健康的成功，他们就会面对东方不败等人的选择，要不要自宫以增加成功的希望——而他们中会有不少人选择自宫。中国古代一代代的贪官污吏，多数都已经在精神上自宫了。他们的目标和东方不败等人一样，就是获得巨大的权力，享受被人们服从和阿谀奉承的生活——对真正心理健康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是虚假而无聊的，但是对这些变态的权力狂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引刀自官者归根结底是极端变态的权力追求者，而变态的权力追求者都是自卑者，都是曾经被权力者压迫的失败者，他们追求更大的权力并做出有成就感的假象，来掩饰自己的卑微感。他们的自我阉割是一种变态，但是由于这样的变态行为会使他们在权力竞争中得到一定的成功，他们这些心理病人却还会被许多人所佩服和羡慕。这真的很令人遗憾。不过他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自宫是要达到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金庸小说所写，虽然那些人一时得势，但是真正的成功者是并未自宫的令狐冲。更何况当自宫者如过江之鲫，越来越多了之后，即使你自宫也未必能一统天下，成为“武林至尊”。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东方不败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武林秘笈《葵花宝典》，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第一页，上书：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在难过了三天三夜之后，东方不败痛下决心，挥刀自宫。他又打开第二页，上书：若不自宫，也可练功。顿时，东方不败又难过了三天三夜。但已经这样也没办法了，于是他翻开第三页，刚看完，东方不败便将秘笈撕得粉碎，只见第三页写着：如果自宫，未必成功！

谨把此文送给那些正在痛下决心自宫的人们，在自宫之前，务必慎重。

诛心术与酱缸文化

学术界也要打假了，于是北大王铭铭的剽窃行为被一个博士生拿获。又是博士生导师，又有许多职务在身，拿获这样一个大人物，自然引起一片议论纷纷。

中国人以聪明著称，想问题也自然不会简单化，议论中大有可看之处。最有意思的议论是：“这事情的背景是什么？”

我见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追踪了剽窃事件被披露的过程。不过，关于那个揭发者的事情说的不很多，反倒是提到了另外的学者，特别是上海的一个和王铭铭教授打过“犀利”的笔战的学者。

于是有一种说法开始出现：“这事件的背景是学者之间的私人恩怨而已。”有人说：“这显然是学术‘战争’的结果，（揭发者）一会说是北大的，一会是首师的，他确实被人利用了。媒体炒作这种事没有意义。”还有一种猜测出现：“揭发者无非是为了自己出名。”于是有记者这样问揭发者：“关于王铭铭的……剽窃……你是在自己的读书生活中不自觉发现的，还是以前听说过关于王铭铭的议论后，自己为了出名而故意为之？是否真如外界所说的那样，你受到了某个人或派别的指使？”

揭发者急忙发表声明：“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关于王铭铭的议论，也并非为了出名……我绝不是任何人的拳头，我凭着自己的学术良心写了这篇文章。”说是这样说了，说服得了那些议论者吗？我想不可能，议论者会说：“你当然不会承认你是想出名。在中国，一个学者公开说自己想出名本身就是表明自己境界不高，做不到‘名利于我如浮云’；况且，你害得王铭铭教授‘已经被北大校方取消了全部学术职务’，承认自己是为出名，不啻于承认自己是卑鄙小人。退一步说，即使你自己动机纯正，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没有被别人当作拳头使？”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是多么能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怎么把水搅浑，怎么把好好的一个世界搅成了柏杨所说的酱缸。让我简化一下议论者的逻辑：你批评别人的错误，你是什么动机？你就是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你和他一样坏，甚至比他还坏。他即使有错误，现在也很惨了，值得同情。而你却不能被同情，除非你是被利用。这样一搅，是非就完全颠倒过来了，犯错者是可怜人，揭发者或背后指使者是卑鄙小人。而是非颠倒的关键就在于“诛心之术”——你批评他是什么用心？

柏杨骂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的确是入木三分，不过我们好好的一个伟大民族，为什么会生了“酱缸病”，却需要做点分析，否则从白天骂到晚上，再从晚上骂到白天，又能骂破酱缸吗？“心”和“行为”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心虽然是根本，但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行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心是宗教和道德家关心的对象，而行为是社会管理者应该考虑的重点。如果法官判案不以行为为关键而根据动机，判案就没有办法得到客观的标准了，因为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只有他自己知道（以精神分析理论而言，人甚至自己也未必知道），别人的推断说到底只是推测。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不同层面的东西却常常被混淆，所以古有雍正皇帝的“诛心”，近有“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们古代的判案者在决定奖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对涉案者动机的猜测，即使是现代，也难免有这种遗风。追溯到更远，早在汉代把儒家思想用于政治时，就有“举孝廉”制度。

也就是说，要选择孝敬父母的人做官员。背后的假设是，孝敬父母的人善良，做了官也一定会忠君爱民。这个假设未必不对，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的心里是真的孝敬父母，还是心里并不孝敬，只是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呢？我们能看到的还只是行为。我们并不可能看到一个人的心并且诛之，我们只能猜测别人的心，而猜测是经常会出错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既然我们不可能真正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在心里孝敬父母，我们也本不应当根据这一点选择官员。不过，中国传统中有一个倾向，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猜出别人的内心动机，于是在本应该考虑行为的地方，我们却开始议论动机。动机议论不清，于是事情也就随之变成了一团糨糊，酱缸也就这样形成了。再加上道家大师庄周先生说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话，公然为取消是非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中国人的混淆是非，也就更是理由充分了。其实庄周先生的理论，本是在另一个层面的，在道的境界中，本来没有是非，而在社会行为的层面，庄周先生并没有说过没有是非。儒家的修心，本是自己对自己负责，问心无愧，也只是自己可以问自己的心。原始儒家的修心（原词虽然是修身，但是在意思上当然不是锻炼身体，而是指修养自己的心灵）、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是给自己的。国家选择官员不应该从“心”开始，社会论断人物也不应该是非不分。可是，我们不幸却这样做了。

在文化研究的层面，这些分析也就够了。不过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所以我的话才刚刚开始要说。按心理分析的视角，把中国的整个文化当作一个人看待，我认为他在心理发育上出了问题。在人的正常心理发育过程中，有两个时期是很相似的，那就是童年和老年。这两个时期都有一种人和他人、人和自然之间的融合。在童年期，人有一种天然的混沌未凿。婴儿甚至没有人我之分，他们吸吮自己的手指头和吸吮母亲的乳头一样，没有觉得一个是自己的身体，另一个是别人的。在精神上也是一样，他们不分辨自己的情感和别人的，他们和母亲之间有一种天生的心心相通的感受。在老年，我说的不是随便哪一个老人，而是心理发展很好的老年人，充分发展了自我的人，自我实现的人，他们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天人合一。老人感受到了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都是息息相关的整体。积人生几十年的智慧，他对人的心灵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对别人也有一种会心的了解。道家的老子说，含德至厚的人，就像小孩子。儒家的孟子也说，圣人是没有失去小孩子的心的人。他们都看到了老人和儿童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混沌的，但是他们的混沌都是美的、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看做是一个人，我们发现他不幸陷入了第三种混沌，就是酱缸的混沌。儿童没有是非，因为他们还不会辨别是非；老人也没有是非，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是非；在酱缸中没有是非，则是混淆了是非。酱缸中的混沌是不健康的，是一种心理的病态。

在正常的心理发育过程中，在童年和老年之间，应该有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在青少年时期，我们必须学会分别人我，我们必须知道人心隔肚皮，我们也必须学会尊重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允许别人有别人的心态，有别人的人生追求，即使是别人错了，他也有权力犯错——除非他的行为危害到了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在成年时期，我们追求我们的人生，别人追求别人的。人和人有不同的心，心心相印只发生在极少数人之间。贾宝玉式的爱情，要求是心心相印的爱情，实际是一种儿童心态，反倒是《飘》中的白瑞德的爱，才是成熟男人的爱情。我就不把话扯远了，找《红楼梦》和《飘》一对比，这两个男人的区别一目了然。在儿童看来，成年人的生活并不美好。儿童像是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而成年则是人们挣扎、奋斗、失败、成功的人世间。但是即使是这样，正常的心灵还是会照样发展，去经历这一切，在经历了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之后最终得到老年的心灵宁静。老人虽然很像小孩子，但是他们不同于小孩子，他们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中得到了天真。儿童的天真是自发的，而老年人的天真是自觉的，是蕴涵了他一生经历在内的丰富的单纯。寻找过，错过而复归伊甸园，和从来没有离开过伊甸园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文化，正如梁漱溟说过的，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一个小老头。他没有经过真正的青少年和成年，就由一个孩子变成了老头——假老头。

表面的原因，是因为心理上还处在人类儿童期的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像孔子、老子、庄子这些充分发展的人。心智水平还是儿童一样的人，仰慕于这些优秀的人物，试图让自己一跃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结果是在外表上模仿这些伟人，反而造成自己不伦不类，本应该成为青少年的，应该成为务实的中年人的，现在成了小老头。外表虽然像老头，而内心是一个应该长大而没有长大的变态儿童。

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恐惧。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中，专制的压迫远远比其他文化中要深。而专制统治者不希望百姓在心灵上成为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就会开始追求自己的意志，有逆反心理，就会反抗权威；专制统治者更不希望百姓在心灵上成为成年人，因为成年人的心灵要求自己的权力。强大的人是不愿意做奴才的，要让人做奴才，就应该限制他成长。蒙古的暴君为了防止被征服的部落反抗，有一种方法，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把被征服部落中那些“比马车车轮高”的男人杀掉。马车车轮大致也就是一米五几高，这样，男孩子可以生存，而成年男人只有武大郎先生可以生存。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技巧要高一些，他们不是杀人，而是在精神上阉割人。歪曲了的儒家过多地强调忠孝，却较少去强调父母和君主必须善待子女和民众。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为了生存，民众在心灵上自然只好选择不继续成长，只好选择做一个“永远的儿童”。被蒙古人征服的人没有办法让自己不长高，因为身体的成长是不可抑制的，而我们有办法让自己的心灵不成熟，这办法就是屈服权威，就是用儿童的方式思维，就是在已经知道是非之后还故意混淆是非……我们也吃了伊甸园的苹果，知道了善恶是非，不过我们却骗上帝说我们没有吃，结果是苹果被酱成了酱缸中的“臭苹果”。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变糊涂尤其难”，但是我们成功了，我们变成了一团糊涂糨。我们是变态的儿童，所以我们的心态像儿童，我们不懂得成年人的道理，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相反，我们会感情用事。我们也会像儿童一样，犯了错误就胡搅一通，希望搅乱是非。在王铭铭事件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变态儿童”。

我们不幸成为变态儿童，这不要紧，我想要紧的是以后我们应该长大。我们要忍耐着恐惧，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成年人要做的事情，学习成年人的思考方式。我看到有人说“重要的不是看出于什么动机，而是看是否真的有抄袭行为”，我非常赞赏这样的话和这样的语气，因为这样说话的人是一个成年人。其实我也很同情王铭铭教授。仿佛是在一个大家都不守交通规则的马路上，他是刚巧被警察抓到了的那一个人。如果是我，我也会有不服气的感觉。我甚至会想，大家都不守规则，单单要求我守规则太不公平。但是我却不能和警察说这些，我只能乖乖地接受罚款，以后守交通规则。王铭铭现在并没有说话，没有辩解，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心理，是一种机谋还是一种成熟的心态，我也不去猜测了，至少我觉得在事后他的行为还不坏。

中国人与石头

在应用意象对话进行心理咨询中，“石头”这个意象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意义。

积极的方面，石头是“承当”，有一种承受压力的能力，一种忍耐艰难困苦的能力。石头也是“永恒”的象征，因为石头是最稳定不变的物质。消极的方面，石头则是一种因为缺少爱或者因为强烈的恐惧而冷漠麻木的象征。在物质中，石头是最不容易受到影响的。木头会被点燃，水会被扰动，金属会被腐蚀，只有石头不容易被影响，因此它适合象征麻木不仁的心理。当精神病人病发前，有时候会梦见恐怖的情景，而在梦中最恐怖的情景是，他自己变成了一座石像——这意味着他的心灵已变得麻木冷漠。那些性格压抑非常多的人，也常常在想象中关注石头。比如有一位来访者有非常强烈的心理压抑，躯体的表现是总觉得胸口异常憋闷。我们让她想象胸口中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中可以放任何东西。结果她在想象中看到这个空间中有很多肮脏并散发着臭气的石头。这些石头实际上就是她的消极情绪的象征。当一个人悲哀的时候，她可能会想象出不停地下着的雨，这些雨是她眼泪所转化的；当悲哀和抑郁增加的时候，她可能会想象出污水，污水是被压抑的抑郁，是被污染的泪水；而当悲哀和抑郁更多而且更被压抑后，当一个人对未来甚至都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污水就凝结为石头了。这就是这个来访者的石头的来源。对其他人来说，石头形成的机制或有不同，但是大多是类似的被压抑的结果。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石头都是沉重的，它象征的心情也是沉重的。我今天想谈谈石头，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中国古典小说所谓四大名著中，三个都和石头关系密切。《水浒传》起自石头：洪太尉推开了一个石碑，放出了一股“黑气”，从而有了梁山好汉。而这部书的中间又有石头：宋江挖出了一个石碣，上面用天书写着一百单八将的名字，从而证明了这些人是上应天星。《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主人公就是石头，是写一块女娲补天时剩下的石头，化做玉石下凡后经历的故事。《西游记》中的主人公也可以说是石头。孙悟空无父无母，是从石头里面生出来的“石猴”。

这些石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水浒传》中一开始的石碑，象征着对攻击性和愤怒情绪的压抑。民众对专制统治者的愤怒，就是石碑下被压抑的黑气或者说“魔君”。

而这部书中间的石碣，则恰恰是招安的象征：一百单八将不再被称为“魔君”，而被说成了“星君”，听起来好听多了，但是同样的石碣，还是在同样地压抑着同样的愤怒。本来是被压抑的攻击性（或如毛泽东所说的“反抗精神”），在冲破压抑后，又被重新压抑住了，这一次不是被直接地镇压，而是被刻着“星君”排名录的更有欺骗性的新的石碣压住了。《水浒传》的结尾，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的大多数或战死沙场，或被诱杀，这是专制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悲剧：当直接的镇压不能成功的时候，统治者就把石碣上的字换一换，然后欺骗反抗者说这不是镇压用的石头，而是表彰功绩用的石碑，然后再把它压在反抗者的身上。正如鲁迅所说，一开始是“骂杀”，当骂杀不成功的时候，就“捧杀”。梁山好汉先是被骂为“魔君”，后被捧为“星君”，就是这个道理。

梁山好汉被招安的时候，做的梦是“一刀一枪，为国家效力”。在他们心中，后一块石碣不仅仅是一个好听的“星君”名字，还代表着一种沉重的使命：为国家效力。这是他们对石头的理解，他们认为石头就象征着“承当”，他们希望的是自己成为“国家的柱石”。而专制者就利用他们的这个良好的愿望，把压抑的石头再一次放在他们身上。梁山好汉以“铲除不平”为己任，一腔热血拼死战斗的结果，是自己被诱杀后看到的虚假的天下太平。他们中除极少数人外，都没有意识到前面的和后面的石碣是同一块石碣，这是他们的悲剧。《红楼梦》中的石头，据说是女娲补天剩下来的。女娲补天是一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补天的石头也应该象征着“国家的柱石”，是能承当大的使命的，能经略天下大事的。不过，在《红楼梦》中这石头的化身“贾宝玉”却完全不像这个样子。

和《水浒传》中的英雄不同，贾宝玉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也不打算为国为民做什么事情，他的心思似乎都放在大观园里几个女孩子身上了。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多读几本经书，努力进取，将来博取功名，但是贾宝玉对此完全是阳奉阴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贾宝玉只不过是一个富家不肖子，完全没有经略天下的才能呢？未必。

在中国社会中，恰恰是一些本来最有才能的人，最有可能变成像贾宝玉一样的“不求上进”。

随手举一个例子，宋代著名的词人辛弃疾，本是一名极为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曾经带百余人闯进二十余万人的敌军中，诛杀了投降金兵的叛徒，并说服几万人弃暗投明，随后带着这些人转战千里，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血路，回到了南宋。但是这样伟大的军人，不但得不到重用，还被逐步削去军权，最后只好赋闲，“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中国的科举制度，本来应该是选拔人才的一种好方法。但是由于腐败，由于教条化等原因，并不能真正把最有才华的人选拔出来。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容易在科举考试中成功的，并不是最有天才的人物，只不过是最醉心功名利禄的投机者而已。这些人也就是贾宝玉所说的“禄蠹”。民间最喜欢夸耀“状元”

们的才能，但是实际上中国历代众多状元中，真正有大才华、好品格的寥寥可数，我只知道文天祥算一个。绝大多数状元并没有什么大才华。而我们熟知的伟大人物有很多在科举中并不成功——比如李白、徐文长，等等。即使侥幸在考场上成功，在腐败的官场中最优秀的人物却难免惨败——因为他们不能和黑暗官场达到和谐。多少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最后也是消磨了豪情，在落寞中度过一生。那些冰雪聪明的人物早就看穿了这些。因此所谓功名事业的心，也早已经被放弃。这也就是《红楼梦》中宝玉入世前的经历——本应补天的石头，却被弃在茫茫大荒山。石头，是中国千万个怀才不遇的士子的失望和苦闷所凝结的。在灰心于功业之后，人生的另一条道路是寻求感情的寄托。如果男人们大都被肮脏的社会所腐蚀，也许我们可以在女性中找到纯洁而真诚的人性光芒——这就是“石兄”之所以变成“宝玉”来到女儿天地的动机。“玉”象征着“欲求”，也就是他对美好人性和真诚感情的希望。玉也是一种石头，因此也是沉重的，因为它负载着希望。而玉又是石中精华，因此它被新生的贾宝玉珍重地含在嘴里——他是把失望的石头转变成了希望的宝玉。在古代专制中国，女性的地位很低，也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涉足社会事物——因而受社会的污染也相对少一些。这是贾宝玉喜欢大观园中女孩子的原因，因为这些女孩子受到的污染还比较少，还有纯洁的心灵。但是，贾宝玉毕竟是“假”的宝玉，他的希望最后也会落空，因为即使是在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也一样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比如可爱的“袭人”也会工于心计。而且宝玉也知道，当这些女孩子更大一些，嫁人以后，她们还是要被这个肮脏的社会同化——小女孩像珍珠一样，而中年女人却像死鱼的眼睛，这不是因为年龄的衰老，而是因为水做的女儿早晚会被泥污染。只有早早病故的林黛玉，才有可能“质本洁来还洁去”。“大观园”就是贾宝玉寻找的“桃花源”，而这个桃花源并不是真的。

所以贾宝玉还是不免悲哀，心再化为石。还有孙悟空的从石头中生出来，意义很容易理解，表示他无父无母。生理上，无父无母的人是不可能出生的，不过在心理上，一个人是可以无父无母的——这表示他没有得到过父爱和母爱。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我们可以想象，在他内心深处一定潜藏着大量的悲哀，而在他的外表上，他却可以表现得好像是满不在乎。《水浒传》的主人公是武士，《红楼梦》的主人公是文人，而《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虽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武士，但是他更多的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得到应有的爱的孩子，一个用满不在乎的、冷漠的外表掩饰内心悲哀的倔强而好胜的孩子。

我将在其他文章中细谈孙悟空，这里不多说了，我们至少知道，他的心中也有一块石头。这石头让他坚强，但是这石头也让他痛苦。我们中国人的身上，都压着石头；我们中国人的心中，都凝结了石头。这是我们在困难的历史中得来的“民族遗产”。

如果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石头，我们可以在想象中把石头向好的方面转化：比如把它想象为殿堂的柱石、河上的桥柱、房子的墙壁，等等。这样，我们会让自己的性格更坚强，让我们更有责任感，让我们能更有韧性，去一点点改善自己的性格和我们文化的事业。当我们终于能有成就之后，这些坚硬的石头会转化，化为能生长树木的泥土，从它们之中会生长出一个幸福的新中华民族。

第三部分 民族性格改善之路

战胜了中国人心灵中的心魔，中国神龙就可以腾飞于云际和太阳的灿烂金光之中。

出头椽子和缩头乌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近来我的记忆力很差，记不清楚这两句话的准确出处了，好像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李康在其文章中说的话。不过也不要紧，我想读者们也未必关心这句话的出处，这句话的意思也很容易明白——太容易明白了，因为任何成年的中国人都深深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知道如果一个人胆敢自己这个“木”秀于林有多么大的“风”险。

老百姓不会使用这样文学化的语言，他们会用更平实的话表达同样的意思：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什么“风”在摧伤高树，又是什么弄烂了出头的椽子？不是别的，是大家的嫉妒。

我不举太多的例子了，原因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当一个人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别人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怎么把他拖下来。各国的人都会有嫉妒，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人中，嫉妒的表现更多、更消极阴暗。嫉妒的对象往往是身边最熟悉亲近的人，因此中国人的嫉妒使中国人之间的内耗大大增加，使中国人之间越来越不团结，也使中国人很难齐心做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各种原因，比如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封闭环境中，人们的竞争就会格外激烈。成功者占据更多资源，也必然会使其他人的资源减少，当然会被人嫉妒。但是作为心理学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分析。我认为这个文化中的嫉妒格外消极，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孔子没有兄弟。孔子虽然伟大，但是他的家庭有一个先天的不足。他是一个遗腹子，和母亲一起长大。因为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过，所以对父亲有一种理想化的幻想——这我们先不去管他。还有一点就是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我想他内心中也许会有一点孤独的感觉，有时候也希望有个兄弟姐妹，所以他对兄弟姐妹也有一种很理想化的幻想——幻想同胞手足之间一定是亲情洋溢、温馨无比。因此，当孔子抒发他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时，他的理想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他的心目中，假如四海之内都如同兄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友爱无比。但是，兄弟之间一定会本能地友爱吗？未必。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所发现的事实恰恰相反，他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竞争反而是最大的，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里，有些兄弟姐妹之间的怨恨反而比一般人之间更多。最大的兄姐未必喜欢弟妹，因为在没有弟妹之前，他们享受着父母的全部关注，但是一旦有了弟弟或妹妹，父母的重要关注点就转移到这更小的孩子身上，于是兄姐不可避免地感到失落，感到失去了过去的乐园，从而很可能会在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对弟弟妹妹的嫉妒和怨恨。反之，弟弟妹妹一懂事，就发现有比自己更强大的哥哥姐姐存在，同样有可能会产生嫉妒。孔子不知道，但是有兄弟姐妹的人知道，兄弟姐妹之间有可能有孔子所说的那种美好的亲情，也有可能会有强烈的嫉妒。四海之内如果皆如同兄弟，未必社会从此就会其乐融融，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人与人之间更激烈地互相嫉妒。不幸，中国的未来向后一个方面发展得更多。儒家思想被歪曲后成了正统思想，在歪曲的儒家思想教育下人们还真得有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样子，只不过不是友爱的好兄弟，反而是《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相互嫉妒的兄弟。

中国人的总体人格是“口欲期固结”的人格，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皇帝和大官如同父亲，同事朋友等如同兄弟，自己如同一个无力独立的小孩子。作为小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多吃奶，而“奶”的总量有限，自己想多吃，就必须把兄弟挤到一边去。如果兄弟吃得多，自己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是中国人的嫉妒，把兄弟挤到一边，就是所谓的“排挤”。

孔子还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就是这些兄弟虽然会有冲突，但是一旦有外敌，他们还是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实践的结果是，中国人喜欢“内斗”，越是有外敌，许多中国人越不团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也是“攘外必先安内”吗？孔子的理想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中国人的总体人格是“口欲期固结”的人格。口欲期固结的人格不成熟，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如同一个吃奶的孩子，吃奶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之外，还有其他世界。不知道除了跟自己争奶的兄弟姐妹，还有什么外敌。他们的心就是这小小的一片天地，不可能还有心胸去理解外边的世界。就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就生活在这小小的一个园子中，她的心里根本就不会想到，除了贾宝玉外，世上实际上还有无数的男子。在中学里，我就常常发现这样的现象：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不仅不愿意帮助其他学生，而且会对学习资料保密，甚至会用阴招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他们的行为其实很不理性，因为高考中的竞争是全国的学生在竞争，在全国几十万人考生中多出同班同学这一两个人实在是极其微不足道。何必花心思去压同学的成绩呢？这岂不是很浪费时间，很不值得。实际上，这也就是所谓“口欲期固结”的作用，同学如同兄弟，所以一定要竞争，而其他竞争者反正看不见，也就不去管了。这也是一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由于眼界心胸狭窄，所以人容易嫉妒；因为嫉妒横行，所以几乎没有人敢做出头的椽子，几乎没有人敢特立独行，于是几乎人人都努力学习明哲保身，于是中国人格外能够从众，说穿了就是几乎人人都做缩头乌龟，民族元气因此而大伤，民族的创新精神因此而大伤。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如果森林中没有一棵树敢于超过其他的树，所有的树都老老实实地长得矮矮的，好躲在树林中间不引人注意，这个树林是多么没有生机和活力？不幸的是，我们自己就变成了这样猥琐的树林，我们嫉妒别人，把别人往下拉，我们自己也不敢出头，于是大家互相牵制，越来越矮小，怎么能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呢？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来改变这悲惨的宿命，我们所需要的一是更大一点的眼界，二是更大一点的勇气，在我们发现自己嫉妒别人的时候，要扩大自己的眼界，让自己看到这嫉妒是多么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自己在成长中，不要害怕别人的嫉妒，该出头时就出头。就算有时候外界的压力比较大，不得不暂时韬晦，也要知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总有一天要有伸张自己生命力的时候，如果一直屈而不伸，这样的韬晦就是阉割自己。要长成一棵大树，必然要超出平庸，“木秀于林”，当然会有风来摧，那又能怎么样？既然是秀于林的大树，就自然是有力量的，就不需要害怕有什么风风雨雨。何况出了头不仅是有风雨，还有阳光，阳光就是那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世界——为了能得到阳光，经一些风雨又怕什么？宁肯少活几年，不能白活一世。就算先烂几年又怎么样，出头椽子总好过缩头乌龟。

“春秋责于贤者”和“做个小人真快活”

记得好像有这样一件小事，说曾国藩曾打算纳一个小妾——按当时的道德标准看，如果妻子没有生儿子，男人纳妾以求有后是很正当的。如果妻子生了儿子，男人纳妾就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毕竟是一件小事。曾国藩的一个部下，似乎是彭玉麒，对曾国藩纳妾不满意，就指责他不应当这样做。曾国藩回应，你自己也和某美女如何如何，为什么我纳妾你就这样不满呢？这位彭将军回答说：我们是普通人，难免有普通人的不足，而你是一个圣贤，所以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彭将军的做法不是他的首创，而是有典故的，早在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就有一个原则叫做“责于贤者”，也就是说，对那些贤者反而要更多地挑剔责备。“春秋责于贤者”的道理是，一般人达不到很高的道德标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社会中最优秀的那些人，可以提出更高的标准，从而使他们达到更高的境界。

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个原则却引起了一些并不太好的后果，比如引起了一种现象叫做“鞭打快牛”，也就是说，不干事的人没有人去责备，反而一个人为社会做的事情越多，别人就越多地挑剔他的不足，批评指责他。整个社会不是赏优罚劣，而是惩罚了优秀者而姑息了不负责任的人。按照心理学最基本的原理，受到奖励的行为会增加而受到惩罚的行为会减少，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这样的原则最后会使社会中的人的行为越来越恶劣。有些“聪明”人利用这一原则，把自己“谦虚”地称为“平凡的人”，把一些比自己优秀的人架高为“贤者”，然后，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双重标准：“我是凡人，可以贪婪；你是贤者，应该不贪心。所以，当我们分配收益的时候，我就可以多要，而你就应该让给我。如果你坚持自己应得的一份，我就责备你：‘你还是贤者呢，你怎么这样不慷慨？’当我无理地伤害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忍耐，如果你反击我，我就责备你：‘你还是贤者呢，你怎么这样不宽容’。”有些人更干脆自居为小人，既然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就可以为所欲为，要求“君子”们对自己一切忍耐，这样一来，“做个小人真快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如北岛所说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错在哪里了呢？错在混淆了行为规范的层次。在我看来，必须把行为规范的各个层次分清，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在最低的层次，应当是用法律来控制人的行为。这个层次对行为的要求是最低的，只要求人不做法律明确禁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如果违背了法律，则可以按照法律来处罚。而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为，不论多么令人讨厌，都不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罚。在中国，长期以来不是这样，行政和司法者可以以道德品质和心理动机上的理由去处罚一个人。过去的县令，可以以“没有孝心”为理由去处罚甚至杀死一个人。传说中，孔子杀少正卯也是因为这个人道德品质非常差。这样的做法，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在稍高一点的层次，应当可以要求人们遵守公德。法律不能规范一切行为，所以有些行为需要用道德规范。所谓公德就是指在公共领域中所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没有公德的行为也许并不违法，比如在半夜大声放音乐目前就不算违法；在餐厅高声喧哗影响到了其他人就餐也没有违法；在恋爱中没有真心，欺骗对方的感情也不违法。因此任何人无权用法律的手段处罚这些人。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公德，其他人是可以对之表示不满、轻视、愤怒等态度的。其他人的态度对这些人也有一定的心理处罚作用，使他们感到不被认可、被孤立和被批评。

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道德虚无的氛围，很多方面的行为似乎没有了是非的标准。比如在性行为上，婚外恋、一夜情现在已经都不算什么了，有些媒体（当然不是全部）和某些专家会用一种欣赏的态度去谈换妻、性乱俱乐部、多人的性行为、性虐待，等等。在做人态度上，阿谀奉承、背后暗算、结党营私等都堂而皇之地作为处世艺术出书介绍。有的人说这才是真实的人性，而遵守道德的人是“虚伪者”。他们不知道人性中不仅仅有放纵自己的欲望，不仅仅有害人的欲望，也同样有向往高尚的、美好的人生的欲望。为了社会和人生中美好的事物能够存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对自己的部分欲望进行部分的克制，这不是虚伪而是文明的体现。失去了道德标准，文化必将堕落。也有人说，由于人的局限性，道德得不到良好的遵守，这实际上并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有一个是非准则，有一个什么是应当赞扬的，什么是应当鄙弃的准则，我们就可以增加良好的道德行为而减少不道德的行为，这就够了。除公德之外，还有一个领域是所谓私德，也就是一些主要是个人修养层面的道德规范。比如，我希望自己具备勇敢、正直、慷慨、善良等品质，这是更高的一个层面。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和坚持，别人没有权利要求我去做。我在北京买东西的时候，遇到过商品分量不够的情况，我要求商贩补齐，商贩反而责备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小气？这才差几毛钱！”商贩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我如果愿意更慷慨，这是我的事情。但是别人没有权利要求我放弃我应当得到的财物。同样，我如果愿意以德报怨，原谅一个伤害了我的人，这是我的事情。那个人没有权利要求我：“你善良一些，不要向法院起诉我，放弃赔偿的要求。”

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一个人只有权利要求自己修养自己的私德，而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这样才可以避免“小人”用道德做武器去伤害“君子”、“贤者”。

分清层次，或可以让“贤者”更理直气壮一些，而小人也不那么快活了。写过这一段，忽然发现类似的意见我已经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了。不过尽管说过了，我还是决定保留这一段，因为这个原则对我们的民族性改造太重要了，说三遍也不算多。

包羞忍辱是男儿吗

士看重自己的尊严胜过生命，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先秦的士人中，为了尊严而宁愿一死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这样的士人气节虽然没有被根绝，但是在愈往后的时代就愈罕见。我怀疑现在反而在西方——比如英国——的绅士身上，这样的自尊反而多过中国。在蝇营狗苟的宵小之辈看来，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尊严”而放弃生命是愚蠢的事情，但是士也没有必要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尊严这样重要。“包羞忍辱”对士人来说，既然是比死还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还有人认为这是男儿事？包羞忍辱真的是男儿吗？在遇到危难时，究竟应该慷慨赴死，还是包羞忍辱？

我想从苏东坡的遭遇说起。苏东坡身怀雄才大略，志向是为天下苍生开创太平幸福，这些是不用说的。不过，才高则容易被人嫉恨。一些小人从他的诗文中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来编造罪名，说他诽谤朝廷、意图不轨，意欲置他于死地。传说，苏东坡一开始凛然不屈，写好了绝命诗，只想舍生取义。但是他的一个朋友责备他：“君子做事是为天下着想，你不忍一时的屈辱，反而让小人得逞。不如一时忍辱，保全自己，将来可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传说中他这个朋友的话是不是真的，我的文史知识不多，不知道确切否。不过我知道苏东坡所面临的这个选择，是秦以后的中国士人经常需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即使没有这个朋友的劝解，苏东坡自己也一定在慷慨赴死、还是包羞忍辱以求东山再起这两者之间做过抉择。对于胆小怕死、不顾尊严的“小人”来说，抉择是简单的。而对于士来说这个抉择该如何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项羽的选择是宁死不屈。虽然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但是他却不愿意为这个机会而放弃尊严。司马迁的选择是忍辱负重以完成大业。这位汉武帝时代的英雄人物，为了朋友而得罪了皇帝。皇帝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是死，要么是接受宫刑，也就是被阉割。对于司马迁来说，接受宫刑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但是他选择了宫刑。他要留下有用之身，完成他的事业——《史记》的撰写。司马迁能这样做，是一种超出一般人的勇气，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坚韧。对于人格的心理学分析，项羽和司马迁都是非常令人敬重的，而司马迁所做的尤其困难。他们都是异常勇敢的人，慷慨赴死不是莽撞，而包羞忍辱也不是胆怯。

不过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两种选择对后人的心理和性格会有什么影响。

慷慨赴死，从当时的事功上看，是令人可惜的。一个英雄因此死去，也许一些卑贱之徒反而获得成功的机会。不过，在对后人的心理影响上，这样悲剧性死亡的英雄却可以激发后人内心中潜藏的英雄气概，给后人一个英勇无畏的榜样，对后人有很大的帮助。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

包羞忍辱，从当时的事功上看，是可能有益处的。而且只要他们在行为上暂时屈从，但是内心中一直保有自己的尊严，一旦有了机会就马上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他们的性格并不会扭曲。他们的外表上也许是奴隶，但是他们的心是自由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要保留自己的尊严，就必然在内心中保留着巨大的屈辱感，这样的痛苦要长期承受，困难比慷慨赴死要大得多。人本能的倾向就要避开痛苦，而这个本能就会令这个人逐渐消磨自己的尊严感，逐渐变得灰心丧气，从而逐渐麻木自己而不再感到屈辱。这样的过程会减少一个人的痛苦，但是也减少了他的自尊心。另外，心理学研究早就发现，一个人假装成什么样子，时间久了就有可能变成他假装的样子。这样的人是个伪装成奴隶的人，隐藏在暴君的营地等待着反抗的时机，但是伪装得久了，他很有一种逐渐弄假成真变成真奴隶的危险，他有未来成功的可能，也有失去自己本性尊严的可能。

在对后人的心理影响上，这个做法的危险就是，他的未来模仿者有可能失去自己，在“忍受期”中失去了自尊，或干脆真的变成了奴隶。这个做法还潜藏着一个危险，那就是有些人会找到借口，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原则，屈从于一时的暴力。在中国的实际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后果的确常常出现。如果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从既要有利于当时的事，也要有利于未来中国人性格成长的目标做选择，我认为要考虑一些原则：一是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完成，如果没有，你不需要忍受巨大的羞辱。项羽也许就是认为，自己和刘邦的“武力竞选”中，谁当选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包羞忍辱，也没有必要牺牲江东子弟的生命继续战斗下去了。二是在这个也许是很长的忍耐期，自己是不是能坚忍，并且不丧失自己的品格？如果做不到，也不需要忍受巨大的羞辱。我相信，“文革”中自杀的傅雷、老舍都是发现自己不能忍受，便毅然放弃了生命。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生命但是保住了灵魂不被扭曲，这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比那些虽然苟活但是失去灵魂的人要好多了。三是绝对不要放弃那件等着你完成的事情，如果你放弃了，你的忍受就没有了意义。我认为后来的多数中国人做得都不好，他们借口“忍辱负重”，实际上是贪生怕死；或者虽然一开始是忍辱负重，后来却丧失自我。更不用说一些无耻之辈，为了功名利禄自甘下贱，无所不为了。不过，中国人发明过一种应对这种两难选择的最好方法，就是两个好朋友，如果都是勇士，可以做一个分工：一个舍生取义，为后人做榜样；另一个包羞忍辱，等待着完成自己的使命，并完成死者未完成的事业。“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和梁启超就是这样做的。谭嗣同选择死，试图用鲜血警醒后人、激励后人；而梁启超负责逃，留下来完成救国事业。这就是所谓“去留肝胆两昆仑”。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很高明，只不过这样的两个人极为难得。而且，留着的人要想实现两个人的理想也太不容易了，即使是优秀如梁启超，也并不能说很好地完成了谭嗣同留给他的任务。最终，苏东坡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他做了“深刻的检讨”保住了性命，而且我认为在辗转被贬的日子里，他也保住了自己的灵魂和人格而没有堕落。只可惜在他最后离开边远地区，有机会回到政府中枢准备施展自己的抱负的时候，他却病死了，一生才学未曾大用，只以文人的身份留名于后世，白白包羞忍辱，却没有机会展示自己是一个男儿。当然，类似的选择未必一定是生死之间，例如，是坚守正义而失去官职，还是暂时权变而等待机会？这也是一样的事情。邓小平在“文革”开始时，用深刻检讨过关，以后等到了机会为中国进行了一次改革，就是后一种方法的成功。他是一个真男儿。

你想要我没有理由不给你的

你想要啊，你想要就说出来，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啊，你说出来我就给你的，你想要我没有理由不给你的……

——引自《大话西游》中唐僧对孙悟空说的话

从民众的角度看，人们往往希望上面能把民主权利下放。如果感到上面做得不够，则容易归咎于上面的少数人不够民主。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要想让政府越来越民主，民众也要先有民主意识才行。假如民众没有民主意识，没有民主习惯，政府把民主给予民众，民众也必然会错用和滥用民主。因此要得到民主，民众必须从自己开始，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切实证明自己真的想要民主，证明自己真的能够不错用滥用民主。而所谓“想要”，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是要在心里有这个决心。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句口号：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决心才是真的“想要”。就像女孩子问男孩子说：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男孩子嘴上说爱并不算数，真的爱一定要舍得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所愿意付的代价越大，爱的程度就越深。当他用行动“说出来”他的真爱之后，他所爱的女孩子没有理由不把相应的爱给他的。

因此所谓的“想要”，一定和通常的利害计算有所不同。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说：“我爱你，但是计算了一下，我发现和另一个女孩子结婚会对我升迁有帮助，所以我还是打算和她结婚，和你做情人。”这说明他对她并没有真的爱。而相反，如果一个男孩子为了爱情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如果周围的人都说他傻了，也就是说按通常的利害计算他吃亏了，这才有一定说服力，说明他也许真的是爱她。利害关系到的是人的一些基本的需要，而爱情超出了这些基本需要。有了真爱，我们可以损失一定量的基本需要。民主并不是人的基本需要，没有民主也一样可以生存。只要能有饭吃、有衣穿、有机会生儿育女，人就能活下去。即使是做奴隶，人也可以生存，只不过民主越少的社会，人活得越没有人的尊严，人活得越像动物而不像人。所以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还牵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人的尊严。如果我们可以满足于一种动物似的生活，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去争取人的尊严。如果我们不是一定要过人的生活，不是一定要人的尊严，则我们也未必需要民主，我们可以根据基本需要角度上的利害计算，有利则要，无利则放弃。正如马斯洛的研究所体现的，人有基本需要，也有高层次的需要，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既满足基本需要也满足高层次的需要，既要吃饭也要有做人的尊严。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满足所有的需要，就有一个选择问题。个别社会状况极端严酷的时期，比如专制最严酷的秦始皇的时期，这个选择是：你是愿意放弃高层次需要而得到基本需要的满足或者说生存权，还是宁死也要满足暂时的（因为死后就没有机会再满足了）高层次需要。正如马斯洛的理论，多数人要先满足基本需要而后才会顾及高层次的需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选择会是宁愿先活下来，放弃尊严也无妨。当然也会有少数人追求做人的尊严而不惜一死。

在外界条件好的时期，选择将不是那么极端，而是：你是愿意为高层次需要而放弃一部分基本需要（不能放弃全部基本需要，至少饮食的需要不能放弃），还是愿意为更充分满足基本需要而放弃高层次需要？虽然这比最严酷时期要好，但是，要获得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还是需要放弃一些基本需要。在单纯按照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计算的利害上，要满足高层次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合算的”。当然按马斯洛的理论，外界条件越宽松，愿意为高层次需要而放弃一部分基本需要的人会越多一些。不过，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心有余悸”，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过去曾经历过很严酷的时期，现在即使外界环境转好，在人的心中也还会有顾虑。就当前的外界现实看，我认为是一个挺好的时期。我们完全有条件去追求适当的民主，追求有尊严的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一些人没有真的向往有尊严的人生。他们在内心中并不真的渴望民主和尊严，也不愿意担负随之而来的责任。他们希望的，只是更多更充分地满足基本需要。他们的愿望不仅仅是能吃饭，还要吃山珍海味；不仅仅是能男女，还要妻妾成群。他们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利害，他们精于计算而不愿意为什么所谓的尊严而在利害上吃一点亏。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立场，他们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人的尊严。如果他们也并不打算要什么做人的尊严，甘于这样的人生——对这样的人，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从我来看，表面上这样的人很多，但是在人的内心深处，则人人都有想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愿望。正如王阳明所说的，每个人都有“良知”。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来看，放弃做真正的人，甘心于没有尊严的人生，这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一种心理病态。实际上，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信仰破灭，因为不再抱有希望，不再相信自己有机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再相信自己有机会满足自己的高层次需要，所以他们才会破罐子破摔，才会如此的固执于利害的计算。虽然现代是一个挺好的时期，但是，在不久之前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在那场浩劫中，人性遭到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摧残。人们被迫盲目效忠，放弃自己的任何思想；人们互相攻击，用极尽侮辱的方法互相伤害；人们去谩骂、打人、给别人剃阴阳头。人们也必须放弃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人们要做检讨以求过关，人们揭发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一点点小问题“上纲上线”。在那个时期，“人性论”被冠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去批判，没有人敢于宣扬“人性”这个概念。正是这样的经历使许多人失去了高层次人的需要，失去了信心和希望。那个时期过去了，但是那个时期的后遗症还存在。有的人是心有余悸而不敢有所希望，有的人是失去了信心不能再恢复。比如贪官，我相信他们在本性中和任何一个人一样善良，我相信如果能做堂堂正正廉洁而受人尊重的人（对真正的人的尊重，和对有权力者的阿谀奉承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会感到更满足。然而为什么他们却要做贪官呢？也许正是因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在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刚好是“文化大革命”

时期，他们由于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使他们失去了对人性光明面的信心和希望。

目前，如果我们希望民众有民主意识，希望民众能有做人的尊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先要逐步传播一种意识：那就是有比基本需要更高的需要，人不仅需要富贵也需要有人的尊严。我们还应当从小事开始，逐渐让自己有勇气、智慧去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人性尊严。最小的事情，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想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做起来非常简单，又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中国人由于胆怯懦弱的民族性格缺陷，遇事往往习惯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往往没有据理力争的习惯。因此，做假货劣质产品、欺骗消费者的种种行为才大行其道。消费者的“宽容”纵容了不良厂家或商家的欺诈行为。有的时候，维权耗时太多，争取到的补偿和维权耗费的时间金钱比较得不偿失，消费者会选择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寻找一些方法，比如一栋楼质量出了问题，楼中的住户可以共同请一个律师，和开发商打官司。这样大家的成本就可以降低。另外，我认为在维权的耗费并不是太大，得不偿失的程度并不是太严重的时候，我们不妨损失一点自己的时间金钱去维权。虽然看起来是得不偿失，但是至少我们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维护了自己的权利，也维护了自己不受欺骗的尊严——我们不能太斤斤计较于现实的利害，也应当为自己心中的原则去做少许牺牲。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李敖女儿的事情。有关材料是这样写的：

今年四十岁的李文，是李敖和当年台大“校花”王尚勤所生的女儿。她在美国出生，幼年待在台湾，十四岁回到美国，获得旧金山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前年圣诞节从美国到北京寻求发展。台湾媒体报道说，短短一年间，李文以“投诉”在北京打响了名号。

《中国时报》报道，李文天生就遗传了来自父亲的打抱不平的性格。来北京刚满一年，为了维护尊严和权益，至少做出上百次的投诉，对象上达名校、名企业、名歌星、大媒体，下至一般市井小民，她的执著以及对中国人道德生活与品质的挑剔，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记者在不到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看到三起投诉对象回电给李文，亲身领教了这位“投诉女王”的威力。其中一起投诉是李文订的北京某报纸有时漏送或未能准时送达，李文从一月四日开始一直到十三日，每天打电话到报社去，要求报社做出改善；另外一起是某银行发送的手机垃圾短信，李文要求停止，但对方仍继续发送，她直接找上该行老总，要求对方做出交代。采访时，李文住的别墅来了位工人准备为她的卧房门窗加装隔音设备。原来，李文对面住着某著名歌星，歌星在家中养的狼犬吵到她，李文多次向物业中心抗议要求解决，最后物业中心妥协，为李文加装隔音门窗。记者问是否要收费，李文得意地说：“当然是免费的！”显然李文对于她的“战果”十分满意。

在美国生活近三十年的李文，不留在美国，却选择了到中国发展。李文说，主要是有许多朋友陆续到这里来发展，加上她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以为中国尽一份心力。

这种人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但是的确是中国需要的人，表面上看她所争的不过是一些小事情，是为自己利益而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很多人能这样做，显然个人的尊严就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另一个例子则相反，这是近来在东北的一个案件：

某一开宝马车的女子，因小事故和开农用车的夫妻发生争执。据在场者说，这个女子说了一句“信不信我撞死你”，就开起车来把和她争执的夫妻中的妻子撞死了。有传言说这个女子是某高官的儿媳妇。事后，该女子自称没有说那句话，而撞死人只是一个事故，她当时是想倒车但是挡挂错了，想踩刹车却误踩了油门。她也不承认自己是高官的儿媳妇。目击者也不愿意出庭作证。

她当时是故意撞人还是误操作，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想说的是另一件事情，撞人女子的丈夫为了给妻子减轻罪责，答应给死者的丈夫一笔钱。于是死者的丈夫不仅不再去追究，而且说，“我们（死者的丈夫和撞人者的丈夫）已经是好朋友了”。

从利害上看，死者丈夫的行为符合自己的功利。他家里很穷，很需要钱。对方所给的钱对他家来说是一笔巨款。妻子反正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不如接受这笔钱，还可以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将来有可能进入上流阶层）。况且，即使是不接受钱而坚持打官司，成功的机会也很小。也许对方真的是高官的眷属，即使不是，作为富人，对方的社会关系也一定比较多。而且当时在场的目击者也都胆小怕事不愿意作证。官司不成功的话，自己什么也得不到。相比较的话，当然是拿钱合算。这个账当然算得很清楚明白，但是，如果用这个逻辑来计算，那么在日寇侵华势头最盛的时候，被占领区的人是做汉奸合算还是做抗日军人合算呢？人有时候必须做不合算的事情才能真正有人的尊严。在我看来，死者丈夫如果坚持打官司，即使是官司没有成功，即使是家里依旧很穷，但是这个行为至少表明了自己对妻子的爱和责任感，至少表明了自己对正义的追求，也表明了自己不把金钱放在道义之上。这样的行为还将改善孩子的道德品质。如果死者真的有冤情，丈夫为了金钱放弃了申冤，钱虽然是有了，孩子也有可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有可能（虽然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小）因此使孩子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但是，孩子在道德品质上却受到了消极的影响，使孩子也重功利而轻道义。实际上，中国之所以有了民族病，就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把利害放在了道义之上。秦国的法家，就是最精于利害计算的，他们的成功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以后越来越没有道义的国家。今年另一个事件的结果很令人兴奋：延安的一对夫妻在家里看黄碟。警察骗开房门冲进屋子没收了这对夫妻的影碟机并把丈夫拘留。这些警察穿便衣、不出示工作证件、也没有搜查证。令人兴奋的是这个案子的结果，这对夫妻胜诉，非法执法的警察被迫道歉，民众借助法律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证明，如果你真的“想要”，如果你真的“去要”，最后你没有理由得不到那些美好的东西，比如民主，比如做人的尊严。

狷技术研究

一

这里我想做一个研究，是狷技术的研究。孔子虽然提倡中庸，但是也知道要做到中庸绝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凡事知道最恰当的分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不容易了，于是孔子也就提出了退而求其次的方法：“不得中道而行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其实狂狷也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得好，也需要好好研究其操作的方法和技术。狂的事情另文去谈，现在我想先研究狷的技术。所谓“狷”，按孔子的定义就是“有所不为”，也就是“有些事情我不做”。

什么事情不做？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怎么样不做最好？什么事情不做？违背信仰的事情，违背道德规范的事情，违背原则的事情我不做。

这也就有一个信仰问题了。信仰不同，不做的事情就不同。孔子的信仰是仁，所以他所赞许的狷者，不做的是“不仁”的事情。人人都有信仰，即使是那些“只求富贵，毫无信仰”的人，实际上也有一个信仰，那就是信仰富贵和享受。他们说是“无所不为”，也只是对诸如害人、谄媚等无所不为而已，他们也还是要有所不为，那就是不做那些对自己的富贵没有好处的事情。我所说的狷，是不做“精神奴隶、精神太监”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呢？对我来说这个理由倒非常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做“被阉割的龙”。还有就是我希望大家也要有所不为，希望这样将有助于大家“起阉回阳”，希望社会能因此有所改善，最终让中华民族这条被阉割的龙能雄风再起，腾飞于九天之上。在我看来，狷是对这个目标有益的一种方法。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用积极进取的方式可以改变社会，但是不大会想到，用有所不为的方式也可以改变社会。但是后一种方法真的是有用处的。印度甘地所用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法，就是有所不为方法的一种变式，是一种狷。甘地并不号召大家和英国侵略者战斗，只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方式不合作，并用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不合作的意愿，最后成功地获得了民族的独立。要知道，没有广泛的合作，社会上坏的东西是不能长久延续的，就像火如果没有了木柴，是不能烧很久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狷？这方面有个问题是：在外在威胁存在的情况下，绝对的狷是不是可行？如果我们绝对的狷，必然会使自己遇到不利的事情。如在极端暴力的威胁下，如果你不服从那持有暴力者的命令，则自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甚至受到比死还可怕的虐刑，这个情况下，狷是不是可行呢？对少数人或许这个狷是可行的，毕竟我们也听说过有宁死不屈的、甚至受到酷刑也不畏惧的大英雄大豪杰。但是对多数人这样的狷是不可行的，因为大英雄大豪杰毕竟是少数，我们肉身凡胎，想做也做不到。树立一个多数人都做不到的标准，在我看来正是种种恶行之源。绝对的狷并不可行。曾经有一个争论，是关于纳粹士兵的战争责任问题：如果士兵杀犹太人是服从长官的命令，他自己有多大的责任？有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认为士兵有完全的责任，另一种是认为士兵没有责任，理由是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不需要自己负责任。作为心理学家，我的观点是责任和自由相关，自由越大则责任越大。精神病人发病时期是没有责任的，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行为完全不由自主。因此，纳粹士兵的责任大小，和他的自由大小有关。如果他有可能不服从命令，但是他选择了服从，他就有自己的责任。他不服从的危险越小，则服从时的责任越大。当然，种族屠杀是最大的恶行，即使是上级把枪顶在自己后脑勺也不应该干，干了就是有责任的。不过假如有两个纳粹士兵，一个是听了上级命令就马上下手杀犹太人，另一个坚决不干，但是在上级军官严刑拷打后终于服从命令杀了犹太人，显然后者的责任还是要小一点。我的狷的标准就是：在外在威胁小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多坚持自己的原则，应更多地有所不为。在外在威胁下做不好的事情，应当以最低程度去做。也就是说，不该做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做。万一只能做，也尽量少做一些。

这个标准是：假设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人建议你做汉奸，你不要做。假如这个人说，“把粮食运到炮楼里，我给你脚钱”，你还是不应该做。假设有人用枪顶着你的后脑勺，让你把粮食运到鬼子炮楼里，你去了，我们还可以承认你不算汉奸。假设有人用枪顶着你的后脑勺，让你用机枪把全村人杀了，你不能做，做了就是汉奸。

假设没有人用枪顶着你的后脑勺，你就用机枪把全村人杀了，你想这样日本人会升你的官，你就是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假设有人用枪顶着你的后脑勺，让你把粮食运到鬼子炮楼里，你应该尽量少运一点，磨磨洋工，偷偷把粮食撒一点在路上。假设有人用枪顶着你后脑勺，让你向抗日军队开枪，你可以尽量把枪口向天上举，就算偶尔有颗你发射的子弹掉下来砸伤了抗日战士，他们也可以理解你。

这就是我所说的狷。

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梁漱溟是最伟大的狷者。虽然我们看到，他也并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多数时候他的选择只是一言不发，而不是据理力争，但是毕竟他在相当大的压力下，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被斗死，他的生命安全也不是没有受到威胁，但是他依旧没有屈服。这样的大狷，可赞赏但是不可成为大家的标准。

如果你没有梁漱溟的胆子，也没有梁漱溟的名望，不敢像他那样做，至少你还可以尽量地做逍遥派，尽量少做一些没良心的事情。如果全国的人都在批判刘少奇，你也写一个批判的大字报，这也算可以。但是，你不要主动地揭发别人，这也是一种狷。如果全校的学生一起去游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你也跟着喊了“打倒”，这也就罢了。但是，你不要也用皮带去抽那个被斗的人，这也是一种狷。这样的狷听起来当然不那么豪迈，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却比较实用。

在现在的时代也是一样。至少，你不要为了爬上高位、不要为了赚更多的钱，主动地想办法害人，主动地学习如何做小人，主动地吹牛拍马，这也就是狷了。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你即使不做那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还是一样会有饭吃、有衣穿，只不过别人有汽车你没有而已，只不过是别人有别墅你没有而已，这时候有所不为，对自己的危害并不大，只不过贪心难以满足而已，现在我们要“狷”，毕竟是比较容易的。

二

最后一个我想研究的问题是：我们提倡的有所不为，对整个社会整个文化会有什么作用？影响其作用的因素有哪些？中国历史上，狷的做法并不是没有过，但是却没有能阻止中国专制政治的愈演愈烈。如魏晋士人的隐居、酗酒、佯狂，也都是一种狷，是他们不愿意和腐败的政治同流合污，而又没有力量抗争，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采取的策略。这个方法对自保不能说没有用，对保护自己的人格健康不无用处，但是，对当时的政治，这个方法的积极作用不大。一个设想是：如果统治者得不到最优秀的士人的支持，如果这些最有能力的人决定不合作，专制者的统治是不是会难以为继？这样的压力会不敢迫使专制者有所改良？

魏晋时期的历史证明，这个设想并不总能成立。一是，会有一部分不能坚持的人，他们会放弃狷的原则。或者因为恐惧，或者因为被诱惑。这就像罢工者和资本家冲突的情景一样，当罢工的时候，资本家会对罢工者进行威胁，也会用更高的工资来诱惑一部分人停止罢工。只要有部分人停止了罢工，那整个罢工就失去了力量。最后，被清洗的只是坚定的罢工者。二是，会有其他团体中的人参与，那些人不会有所不为。在魏晋，阮籍、嵇康不愿意为政府服务，自然有钟会等其他人愿意服务。即使那些人水平不高、能力较差，但是至少听话。同样以罢工为例，假如这个工厂不需要技术特别高的工人，那就不怕什么罢工了。“你们罢工，正好开除，我到外面另外招一些新的工人就完了。”于是结果是：较为正直而有能力的“狷者”被清除出局，更多无才无德的宵小之辈进入了权力中心。由于这些人没有真实的管理才能，只有投机的才能，进人权力中心后，他们内心不免有一些自卑和担心，担心那些更优秀的人得到机会，于是“武大郎开店”，便处心积虑地压抑优秀者，中国的政治就这样变得越来越不堪。

如果把魏晋时期的事情作为一个实验来看待，由此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把狷作为一种保护个人人格健康的方式，它是有一定效果的。“竹林七贤”的精神毕竟得到了后人的向往，也为后人保留了精神上较为纯洁的种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辞官回家，毕竟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可尊敬的形象。但是在社会效果上，魏晋的实验是失败的。为什么甘地的实验成功，而魏晋的实验失败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全民参与的一个运动，而魏晋名士的“退隐”是个人的行为。甘地自己不合作，也号召大家都不合作，而且成功地保证了绝大多数人不和英国人合作，这样就使英国人的统治彻底失去了基础。而魏晋名士的不合作，就像一个工厂中有三五个人罢工一样，完全不足以破坏统治者的基础。当然也并不是“竹林七贤”之流的人物比甘地傻，他们和甘地的选择不同手段也有其他的理由。甘地面对的那些英国人，远不如“竹林七贤”所面对的中国当权者那么残酷。汉末大臣反宦官政治的时候，宦官可以把大批的官员一次屠杀干净。如果英国人这样残酷屠杀印度人，甘地的追随者中也必定会有很多胆小的人（人之常情）投降，而甘地的理想就会破灭。因此，从技术上看，狷作为政治手段时，前提条件是政治不能太残酷。而且，要想让政治改善，狷必须要从个人行为转变为集体的政治运动，必须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必须是非常多的人参与的，必须是有公开性的而且有政治要求的，这才会有效果。还有一点，就是发动某种社会变化的人，在一开始也需要先试探社会的反应，在这个试探阶段，如果多数人不呼应，则发起者就有可能放弃这个行动。理论上看，如果希特勒在一开始发表反犹言论的时候能有大批的社会大众群起反对，他也不会贸然行事，不会大批地屠杀犹太人。由于前提不具备，魏晋以及中国各代隐士所采用的方式没有成功。他们退出了权力中心，也就失去了权力，失去了改善政治的机会。他们或许应该用其他手段来获得权力，并在有权力的前提下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在行为上做一些让步，做最有限的“不义之事”（就像黑社会的卧底，总要犯一些罪），然后再分享权力，并利用权力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文化的改革。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狷，不过，在用这两种方式做事的过程中，做最有限的“不义之事”也是狷的原则。

虽然说隐士在政治上没有成功，但是在文化中却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至少他们的高风亮节成为后代人们的榜样，让我们还能知道健康的人格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在试图改进中华民族性格时，有陶渊明等这样的本民族的优秀人物做范例。

在现代，我们也可以在审慎地权衡之下，在某些事情上采用“有所不为”的方式来影响社会。比如，我如果是一个商人，就算我改变不了别人，至少我可以不做伪劣产品。虽然说我不做伪劣产品别人也会做，而且别人的产品更便宜，竞争力会比我的产品大，但是和魏晋时隐士们的情境有所不同，魏晋隐士完全失去了影响政治的机会，而我即使竞争力减小了也还是有影响市场的机会。只要我能用其他方面（比如产品创新、更好的广告策划、更好的营销）的优势补偿了暂时的价格劣势，我就能够在市场上站住脚，而当我的产品信誉度提高后，我的竞争力反而会胜过那些伪劣产品制造者。再如，我作为一个百姓，可以不吃野生动物。因为让我吃野生动物的外在压力是不大的，不会有希特勒用枪顶着我的脑袋逼我吃，至多是有朋友用筷子引诱我吃而已。我完全可以不吃，虽然我知道我不吃也还会有别人吃。但是我少吃一点，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的就少一点。而且我的行为是一个示范，我这样的人多起来后，就会渐渐带动一种不吃野生动物的风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大的善恶抉择毕竟还不那么常见，常见的就是一些小事情，如果我们能时时警觉，毋以恶小而为之，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不妥协，坚定地有所不为，我们就可以让中华民族的品质，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逐步地提高。

为什么不可以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四条腿的除了椅子，我们都敢吃”，以前某省人颇以自己什么都能吃为荣。

而一场现代瘟疫，使这一省的人成了被责难的对象，因为SARS的病源很有可能来源于他们所吃的野生动物。不少人纷纷提出应倡议不吃野生动物，并对吃野生动物的人加以处罚。响应如潮。

这个省的有些人在网上不满地说：“我虽然也是这里的人，但是我并没有吃野生动物。请不要一概而论。”还有的说：“吃野生动物的人也不只有我们一个省的人，其他省市也一样有，为什么偏偏责难我们？”虽然不满，但是他们还是说：“如果真的不让吃，我们不吃就是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不明省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在网上我也见到不少这样的帖子：“为什么不可以吃野生动物？千百万年人类不是一直在吃吗？”

“又不是刚开始吃，《红楼梦》里面也吃果子狸，怎么没得SARS？”“你们不也吃猪肉、吃羊肉吗？反正都是吃，有什么不同？”“果子狸炖水牛鞭吃了猛如战神金刚。”……

是啊，我们希望别人改变饮食习惯，总应该说清楚理由吧。为什么不可以吃野生动物？

为什么不可以？理由当然有：因为有很多野生动物已经受到了法律保护，比如果子狸据说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吃野生动物会破坏生物圈的平衡。因为有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如此吃下去有灭绝的危险。当然，也因为吃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把一些未知的病毒带给人类，带来可怕的传染病流行，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和人身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说了这些理由，我觉得好像还不全，还有一个理由在我心中。小时候家里穷，肉是很难吃到的。那时很多人家里养着猫，一个孩子问：“为什么不能吃猫肉？”有一个成年人回答说：“猫肉是酸的。”另一个说：“这样好看的小猫，怎么舍得吃。”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孩子，也不很相信猫肉酸。不过我倒是能接受后一个理由，因为我也养着猫，这小东西每天晚上都要挤到我被窝中睡觉。我实在不能想象把这个小朋友杀了吃肉。从猫肉不酸的角度上看，猫肉当然可以吃；从猫的可爱的角度上看，猫是不能吃的，长大后富了，肉是吃得很多了。开始有人吃野生动物，我也跟着吃过。但是后来越来越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不对。比如一次在报上看到新闻，有人专门养殖孔雀给人吃，就又一次觉得好像很不对劲。孔雀之吸引人，向来是因为它美丽的羽毛，因为它开屏的时候金碧辉煌绚丽夺目的华彩，当扯光它的羽毛，把它丢进汤锅后，它还能称为孔雀吗？把开屏的孔雀变成汤锅中的无毛孔雀，这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古人说最杀风景的事情之一，是焚琴煮鹤。琴是木头做的，当然是可以点火的；鹤肉也不酸，吃了当然也可以，就像煮孔雀吃了也不会胃痛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杀风景。因为琴可以演奏非常美的音乐，焚烧它做木材用，是大大贬低了琴的价值。因为鹤和孔雀可以展示美好的舞姿，煮了它们吃，是大大贬低了鹤和孔雀的价值。我们说孔雀不能吃，琴不能烧，是因为我们有对美好事物的珍惜，是因为在我们的灵魂中，有对美好事物的爱，这样的爱让我们知道，人生不仅仅是吃，不仅仅是“皮肉滥淫”的性，还有更高的价值。我们能抑制自己的食欲而留着孔雀和鹤去舞蹈，是因为我们懂得对美要珍惜。我们珍惜孔雀、鹤和琴，实际上是珍惜我们自己的灵魂，那懂得爱、懂得美的，价值无限的灵魂。我们保护孔雀、鹤和琴，实际上也就保护了我们自己的灵魂。联想到另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和吃野生动物倒没有直接关系。报上说某市有许多女大学生卖淫，在其他城市也有女大学生涉足风月产业，短期被大款包养更是一些女大学生可以公开谈论的事情。她们也直接反问过：“我用自己的身体挣一点钱用，为什么不可以？”

从她们的角度看没有什么不可以，从事这样的行为“也不会少一块肉”，但是如果你还珍惜人的灵魂中美的潜能，这样做就不可以，因为它毁坏了人的灵魂。

同样，我联想到有不少男人问的问题：“谄媚上级、陷害同僚、欺压下级，如果这些行为可以让我得到荣华富贵，为什么不可以做？”

从他们的角度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有些人害怕“因果报应”，不过科学早已经告诉我们说人死如灯灭，没有什么死后的灵魂和报应。既然如此，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如果你还希望体验人性中的美，希望体验真正的幸福，这样做就不可以，因为一个卑污无耻阴险的人即使得到了荣华富贵，他也永远不可能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美、爱和幸福。让我们回到吃野生动物这小小的事情上来吧。我想在古代，在生态环境没有面临危机、野生动物也没有灭绝的危险的时候，吃吃它们本没有什么不可以。即使有人染上了怪病，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也不会造成世界范围的灾害。但是，在今天，在这个美好的地球面临生态危机的时候，在大多数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或权力，一定要吃野生动物的话，你就是在贬低自己的灵魂。如果你愿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真的很可惜。人如果要做真正的人，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民间话语与通俗化技巧

我们的民族性有什么缺陷？从黄宗羲、谭嗣同，到鲁迅、柏杨，一代代很多人都已经指出了。这些民族中睿智的人物，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如何才能改变，他们也谈了很多，所说的方法也多有建树——时至今日，我们民众的改变依旧微乎其微。电视中我们看到的，还是帝王和太监奴才的戏；小城镇的地方官，也一样有不少以土皇帝自居；奴性依旧是一样的奴性，冷漠也依旧是一样的冷漠……

原因虽然非常之多，但这里我只分析一个原因，那就是思想传播的不足——优秀的知识分子所思所得，很少能传递给大多数的民众。我阅读王阳明的著作，深为佩服，这样精辟的思想本应当对社会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再看晚明的历史，却发现学习王阳明的那些人只知坐而论道，空口大言而不通实务，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有诗道是：平时空坐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就是这些人的写照。反而是王阳明的学说传到日本后，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日本因此而强盛。责任应该不在王阳明身上，因为这种空谈之风，恰是王阳明最反对的。他认为知而不行，不是真知。他自己的一生中，也是知行合一的，是最不肯空谈的。在宁王叛乱的时候，他也能成功地平息叛乱，获得事功上的巨大成就。问题出在传播上。

能直接理解王阳明思想的人，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而对多数人来说，必定需要有人去把他的思想加以阐释、解说，而这些解说者如有偏差，这个思想就会被湮灭、或被歪曲，从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认为王阳明的思想被其传人一代代逐步歪曲，才会产生上述后果。一个根源性的文化思想，可以类比于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原理本身永远不能直接影响全社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至今还是很少有人能懂，但是经过通俗化的过程后，我们还是可以让民众至少对此有一些比较正确的理解。比如，通过好莱坞的电影我们知道了，如果物体运动超过光速，我们是有可能回到过去的。同样，文化思想也必须有一个通俗化的过程，才能让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并不会直接去阅读哲学、文化学、历史学或心理学的民众，接受这个新的思想。

以上为通俗化过程的价值和作用。学术界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轻视通俗。在他们以为，通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值得真正的学者去做，只要有几个“通俗作家”、“科普作家”去做就可以了，自己做了很失身份。这种心态是一种浅薄傲慢的心态在作怪，这样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大学者。真正的学者关心的是学术本身，或者如何用学术造福于社会，不会时时刻刻那么关注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自尊并不是仅仅依赖于身份而产生的。念念不忘身份的人恰恰是因为在他们内心中真实的自尊自信还不够多，才只好借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掩饰维护自己。况且通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它要求你对要讲的思想有最深入透彻的理解。用专业术语说明一个思想，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对这个思想理解得多么透彻，能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一个深刻的思想而又不歪曲这个思想，这才说明你对这个思想有真正透彻的理解。“大道至简”，真理都是简单的，但是能把简单的东西说简单，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另外，要能做到通俗，你还必须对民间“俗”的话语方式有深入的理解和广泛的知识。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以上是通俗化的心理准备。那么，民间的话语是什么样子的呢？民间认识一个事情的方式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认为民间和知识界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其认知的心理机制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比作一个人，则知识界可以比作头——相对较理性，而民间则可以比作心和腹部，更情绪化而非理性，但是对一个人的整体更重要；如果我们说知识界是意识层，则民间可以说是潜意识层。如果用准确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民间话语和认知更多采用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发过程”，这样的认知和话语方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直观性。民间不善于现代的逻辑思维，故更喜欢直观的知识。讲述一种行为准则，如果能把这个准则用一个具体的事例表达出来，将有更好的效果。实际上，用逻辑思维的方法来传授人生经验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物，此方式并不很符合人的特性。古人传递任何人生经验大多都是靠讲故事，现代人也一样喜欢故事和事例。如果我们要说明中国的侠义观念，用逻辑的定义可能很难说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说《水浒传》中的好汉行为就是侠义，则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象征性。民间思维常常是象征性的。正如我们这本书中所分析的古代故事，民间的故事往往暗含象征，所以其内容在日常逻辑思维看也许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其象征意义就知道实际并不荒谬。举一个例子，义和团时期人们对洋人有一些非常荒谬的误解，有一种说法是“洋人会用中国人的心炼油，再用这油点一盏油灯，拿着这个油灯到野外去。如果有一个地方地下埋藏着珍宝，则油灯的火苗就会向下，于是洋人就可以挖出珍宝来”。现代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用象征的方式来分析，这也不无道理。“用中国人的心炼油”，象征着控制中国人的心灵，找珍宝象征着从中国获得财富。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传教士的行为，作用是控制中国人的心灵，认为洋人来中国，真正的目标不是传教而是获得财富。这和事实之间的差距就不是很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虽然有一些传教士是出于纯洁的信仰而来，但是多数洋人的目标的确只是为了获得利益。情感性。民间思维是和强烈的情绪情感相联系的。在强烈的情绪下，民间思维比较容易以偏概全、曲解事实，从而做出冲动性的行动。这样的行动一般来说比较危险，容易引起过激的行为，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一些行动，但是这些行动也未必都对社会有害。比如法国的大革命就是民间冲动性的行动，但是效果是好的。民众喜欢刘备超过曹操，也不是因为汉天子对大家有什么恩惠，只是由于刘备是小说主角，而小说主角比较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同而已。语汇有特点。民间话语的用词不能是复杂的术语，语句不能太长，不能有复杂的语法结构，读起来不能拗口。如果内容较多，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条理。比如，最纯粹的儒家思想是孔子的思想，但是大家更熟悉的是董仲舒所讲的“三纲五常”，因为三纲五常更容易懂也容易记。如果不符合以上的条件，则你所说的话很难进入民间的话语中。对语汇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其记忆力是很有限的。记忆有限。上面说过，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记忆力是很有限的。因此，要把一种思想传递给民众，必须想办法让他们能记住。当然，用直观、象征性、情感性和简单的语汇来表达思想是有益于记忆的，除此之外，其他可增强民众记忆的方法也都可以用。比如，心理学研究发现儿童的机械记忆（也就是所谓死记硬背）的能力非常强。利用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有计划地让儿童读和背一些我们希望他们记得的重要东西。这些东西将在他们成年后被理解，即使不被理解也往往会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上是民间话语和认知的特点，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有志于民众的启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哪些了。例如，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电影和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力量。电视是古往今来最直观的传播方式，而且接触它的人还最多，其影响力之大切切不可低估。因此，我们应利用一切方式在电视上传播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树立人的信仰和理念。比如做电视访谈，在节目中传递自己的人生观，就具体的人和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当然更好的方式是编剧本，拍摄传播新思想的电视剧，塑造没有奴性的中国人形象，让大家有一个积极的榜样。国内动画片的发展太不理想了，这真的很可惜。实际上，动画片可以作为民族性改造的一个利器。因为动画片不仅直观还富有象征性，所以对人的思想影响非常的大。而看动画片的又是儿童，儿童接受新的东西最容易。如果有理想的人去编一个非常好看且有意义的动画片，这个动画片蕴涵着美好人性，对民族复兴的作用之大是难以想象的。除电视外，报纸杂志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媒介。每一个作者能就每一件小事做探讨、议论，能在其中反省民族性的弱点，思考改善民族性的方法，提出具体的建议，都是在为民族的进步添砖加瓦。我非常欣慰的是，近来常可以见到一些国外的留学生写文章，在种种小事上对照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反省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行为。比如，公布学生的分数，使分数低的学生的自尊心受损，在国内这是一个常规的做法，但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比较后，有些人就开始反省，这个做法是不是不好。当然，广播、书籍也都有同样的作用。广播的优点是可以和听众互动，弱点是没有电视直观也没有报刊的可保存性。书籍的容量大，适合更深入地探讨问题。

创作一些民谣、短语、俗语、打油诗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好方法。自古以来，这都是人们进行民间教育的主导方式之一。这类文字，短小而易记，浓缩的思想很多，对人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一句“远亲不如近邻”，可以成为邻居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根据。一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则为中国人的冷漠和胆小怕事给出了理由，危害中国人不浅。我们应当尽量编制一些祛除中国人劣根性的好短语，用各种方式去传播。我见到有些饭馆会把一些俗语贴在墙上，或写一些对联，这就是一个传播方法。寺庙中把一些劝世的话印在旅游纪念品上，也是个好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手机短信息传播，这就需要你能把话说得非常幽默，才能引起人们传播的欲望。

近来有人提倡读经运动，让小孩子读传统经书，希望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孩子得到传统思想的教育。从技巧上看，我以为是很好的方法。只不过他们让小孩子读的经书，多是宋明以来的书籍，不是先秦的文章，在我看来，这些书籍中精华和糟粕混杂，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未必能利大于弊，这是很可惜的。假如有人能编写《新三字经》，而在《新三字经》中不仅传播中国文化中那些好的思想，还能把西方的民主、法制等思想通俗地传达出来，让小孩子去读和背诵，也是一件好事情。以上是对通俗化的技巧的简要介绍，如果对有志于民族性改善的人会稍有帮助，则私心甚慰。

后记 安得女娲乎补苍天

忘了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有学者说中国的神话中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主题是“救灾”主题。

这个主题最早的故事就是“女娲补天”，说在古时候，曾经有一个叫共工的人与祝融作战失败，一怒之下用头撞击支撑天的不周山，不周山被撞倒，造成了“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鹫鸟攫老弱”的状态。

“於（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回天。当此之时，禽兽虫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蛰毒，无有攫噬之心。”那学者把原因归结到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上，说中国的自然灾害比较多，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神话。也许有道理，不过从心理意象的角度上看，我有另一种解读。“天”是中国人心目中自然规律、人性本性、神圣的道等象征，在中国的文字中自然的事情被说成了“天然”、“天生”的，人的本性被称为“天性”、“先天”，神圣的道被说成是“天道”、“天理”。因此，“天”的破损也有三层意义：一方面可以表示自然环境被破坏，也就是自然灾害或说“天灾”；另一方面，它也象征着人的天性的被破坏，也就是所谓的“人心不古”（中国人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尧舜时期，人的心是完善的，人心不古就是说人们已经不再像尧舜时期的人一样保留着美好的天性了）；第三方面，天的破损也象征着这个世界中“天道”或“天理”已经受到了破坏，也就是象征着这个文化中已经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病态。我们看到在女娲补天前，不仅仅有自然的破坏“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猛兽食颛民，鹫鸟攫老弱”。“猛兽食颛民，鹫鸟攫老弱”象征的是什么呢？象征着这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不正是那时中国的状态吗？那些帝王们、贪官污吏们就如同虎狼鹫鸟，贪婪而凶狠，敲骨吸髓地吃天下的民众。正如鲁迅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只有“吃人”两个字，如果再细一点说也就恰恰是“猛兽食颛民，鹫鸟攫老弱”。这就是人性的被破坏，也是天理天道的被破坏。

即使是所谓的天灾，在中国也多数和人祸联系在一起，这大大地加强了破坏力。比如，在灾荒年间，往往本来说是要赈济灾民的钱物，在发放前先会被贪官污吏贪污，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到灾民手里。因此在中国的天灾，与其说是自然灾害，不如说也都是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混合物。女娲的故事表明，早在秦代，甚至在秦代以前，中华民族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但是还没有那么严重，我们的心灵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天”有了问题。

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先生在谈及儒家思想时，曾经指出儒家“对周代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但是这不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复古，而是对中华民族从殷商以来所建构的文明做了一个内在的肯定……徐复观先生提出一种观念，即‘忧患意识’，认为这种‘忧患意识’的出现，和儒家特殊性格的形成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不仅仅儒家有忧患意识，实际上先秦的很多其他学派也一样有忧患意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天”已经在开始出问题，这个问题愈演愈烈，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暴秦”的大一统专制政治。

因此，女娲补天的故事也就越来越广泛地流传，成为中国古代神话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因为女娲需要去补天，而且女娲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补天而已，她还必须解决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最终使“禽兽虫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蛰毒，无有攫噬之心”，这才真正是救灾成功。

除了女娲补天的故事外，在以后的时代，也常常有新创造的救灾主题的神话。如果我们去分析，就会发现灾害的产生也大多是由于某个“妖怪”或“魔鬼”为害，而救灾者所做的，必须是同时解决自然的灾害和战胜妖魔鬼怪。这里的妖魔鬼怪，实际上就是那些兴风作浪的暴君和奸邪，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心灵中的心魔。

从秦到清代，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就是一个“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鹫鸟攫老弱”的世界，而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需要女娲补天的时代。女娲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有志向的、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的良知。我们要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做美丽而且坚强的五色石；我们要立起民主与法制的“四极”；我们要消除民族性中的邪恶，积累爱的果实，我们的民族性就可以逐渐改善，我们中国人的长处就可以发扬，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可以走出两千多年的误区，走向光明的未来。这样，中国神龙就可以腾飞于云际和太阳的灿烂金光之中。我深愿能为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做一点事情，这是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光荣。

由于本人的思考还是刚刚开始，远远不够缜密和全面，且由于杂务繁多，本书写作十分匆促，书中必然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因为本人对历史是一个外行，所引用的内容可能会有不少的错谬之处，望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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