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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的疯狂 / （美）巴斯贝恩（Basbanes, N. A.）著；陈焱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A gentle madness

ISBN 978-7-208-12486-8

Ⅰ . ① 文…Ⅱ.① 巴… ② 陈…Ⅲ.① 藏书-图书史-世界 IV.①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040号

书名：文雅的疯狂

作　　者：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

译　　者：陈　焱

责任编辑：马晓玲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486-8/I·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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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之文学兮，集往昔于一身，

使我辈与异代同时；

读此辞章，吾侪可与古人纵谈清论，

又令逝者生者，于我教之诲之；

读此辞章，后人亦可由此，

深味吾人此生之所感所遇。

——选自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长诗《穆索菲勒士》（Musophilus），刊于一五九九年

无书作伴，生有何欢？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致约翰·亚当斯信》（一八一五年）

在自然界，起得最早的鸟，捉虫最多。但在藏书界，见“虫”即知的“鸟”，才能夺得珍品。

——迈克尔·萨德利尔（Michael Sadleir）

宝无定相，随处皆有。

——摘自拉里·麦克默特里（Larry McMurtry）的小说Cadillac Jack

二〇一二年新版序言

一九八〇年代晚期，我萌发了研究古今书痴的想法。在藏书史上，八〇年代的十年，不妨称为过渡时期，而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但是无疑肯定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时期，其结果延至二十一世纪而影响不绝。

当其时，举世瞩目的拍卖会一场接一场，震惊了整个藏书界。身家丰厚的收藏家不失时机，疯狂扑来，挟款争购珍本秘籍。他们多数人原本以为，这些矜贵善本是永无易手流通之日了。这些藏书由佳士得与苏富比拍卖，均为几位大藏家积聚多年的稀世奇珍，比如加州的埃丝特尔·多希尼（Estelle Doheny），纽约的H.布拉德利·马丁（H.Bradley Martin），还有马萨诸塞州那位自称为卜斋友（Haven O’More，即Have No More[不再有]的变形词）的神秘人物。

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撰写《文雅的疯狂》，原是想对历史上的痴书故事作一个适度的概述，后来渐次加入了当代的书人书事。不过现在也无须多说题外话了，但亦想着重指出，初时这项写作计划是要具体而微地谈谈书林旧事，可是很快就不断要考虑加入当代藏书界的人与事。我的初始动机是写一部学术著作，而拙著所用之传统研究方法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容我在此再申明，我最初的直觉还是想用新闻报道的方式，而我对好题材的新闻向来是一看就知。

就这样，我从眼花缭乱的曼哈顿拍卖场出发，踏遍大半个美国，寻访当今在世的大收藏家。我的终极目标是要显示，如果没有这些卓越人士的奉献和毅力，我们珍视的文学、文化和历史，就会出现无可挽回的损失。新闻从业者都知道一个假设事实，那就是一次感悟必然引起另一次感悟，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解释了我在寻找目标时所走的奇特路线，亦解释了我沿途遇到的各种各样充满魅力之人。

《文雅的疯狂》初版于一九九五年，书中第二部分描述的人士，其时大多仍然在世，去世的名人仅有数位，例如在“学府奇才”一章，专谈得州大学的学院爱书人，文中的兰塞姆（Harry Huntt Ransom）与费尔德曼（Lew David Feldman）已归道山，还有佛罗里达州专藏儿童文学的露丝·鲍德温（Ruth Baldwin）女士亦已去世。但这里还要明确一点，当时在世的藏书家大多依然在世。到了一九九九年，拙著平装本初版发行，我更新了书中一些重要的内容，但仅限于在新序言内，并未改动全书的脉络。

我当时的想法是，拙著第二部分重点叙述的三位大藏书家，均在一九九六年意外辞世，他们分别是纽约市的卡特·伯登（Carter Burden），芝加哥的路易斯·I.绍特马里二世（Louis I.Szathmary Ⅱ），旧金山的哈斯克尔·F.诺曼医生（Dr.Haskell F.Norman）。他们的事迹切合本书第一章提到的一个核心前提。更确切地说，三位藏书家处置身后之物的不同方式，正好契合第一章所写的三位十九世纪晚期的爱书人，对此我大感诧异。他们让藏书重新流通或移交后人保管的做法各异，但同样令人叹服。

卡特·伯登享年仅五十四岁。他与一百多年前著名的东方学家西尔韦斯特·萨西（Silvestre de Sacy）一样，没有为自己的六万五千册藏书制订任何计划，而这批藏书在他辞世时已获公认为最精善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私人藏书。就在他故去之后几个星期，伯登的遗孀想出了处理办法，她将藏书的精华部分赠予皮尔庞特·摩根藏书楼（Pierpont Morgan Library），余者则委托几位书商公开售卖，此举兼顾各方，学者与收藏家都拍手称快。

至于路易斯·绍特马里二世，他是餐馆老板，也是收藏家，只要是食品及烹饪方面的藏品，几乎是无所不收。他在生前预先作了缜密安排，在他殁后，随即有好几吨的藏书及烹饪器具运往全美的五六家研究机构。“如今我已散尽藏书，但它们仍然长存于心中”，他在一九九〇年与我初次会面时说道。他与格扎维埃·马米耶（Xavier Marmier）秉持同样的信念。马米耶是一位性情温厚的学者，卒于一八九二年，生前他在遗嘱里指明，在他死后要为巴黎的书商举办一场盛宴，以感谢他们帮他聚藏了珍秘善本，而他的藏书后来亦完整无缺地捐给国内一家公立图书馆。

家住旧金山的著名心理分析学家哈斯克尔·诺曼医生则坚信，每一位收藏家都应该有公平的机会，像他那样享受漂亮的珍善本。因此就像百年前的埃德蒙·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那样，诺曼医生在生前就作出指示，自己辞世之后，要把所藏的科学及医学珍稀善本进行公开拍卖。一九九八年，他收藏的两千五百本精绝善本交由佳士得分三次拍卖，价格屡创新高，成交总额达一千八百六十万美元。

随着时日变迁，还发生了其他重大的事件，我全都时时留意。这些收藏家依然坚守他们与我初次会面时朗朗高谈的使命感，他们在不断发展的藏书史上已稳占一席之地。对此，坦率地说，令我很惊异。读者在书中看到的多位藏书家、书商、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多位已先后与世长辞了，例如福利斯特·J.阿克曼（Forrest J.Ackerman）、伦纳德·巴斯金（Leonard Baskin）、弗雷德·J.博德（Fred J.Board）、桑福德·L.伯杰（Sanford L.Burger）、玛丽·海德·埃克尔斯（Mary Hyde Eccles）、雷蒙德·爱泼斯坦（Raymond Epstein）、霍华德·B.戈特利布（Howard B.Gotlieb）、凯瑟琳·G.耶特（Kathleen Gee Hjerter）、欧文·T.霍尔茨曼（Irwin T.Holtzman）、彼得·B.霍华德（Peter B.Howard）、卡尔顿·莱克（Carlton Lake）、伯纳德·麦克蒂格（Bernard F.McTigue）、拉尔夫·G.纽曼（RalphG.Newman）、沃尔特·L.福兹海默（Walter L.Pforzheimer）、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Lawrence Clark Powell）、雷诺兹·普赖斯（Reynolds Price）、华伦·罗伯茨（Warren Roberts）、威廉·E.塞尔夫（William E.Self）、埃伦·谢弗（Ellen Shaffer）、贝琪·拜内克·雪利（Betsy Beinecke Shirley）。

那位自称为“卜斋友”的人士也亡故了。时至今日，他的生前身后事，依然是迷雾重重。他对外用过好几个名字，例如黑文·穆尔（Haven Moore），出生时起的名字理查德·H.穆尔（Richard H.Moore）。拙著精装本第一版面市之后，我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均与卜斋友隐晦的身世有关，其中有一部分我已在一九九九年的平装本序言中提及，特别是他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所作的一份宣誓证词，还有他对法庭讯问其藏品的性质所作的回答。当时因他对其亡父的遗嘱条款提出质疑，惹来这宗民事诉讼官司。

此事的后续确实吸引人，而卜斋友为人狂傲，一心要成为“天下第一藏书家”，尽管他是挪用了另一位仁兄的两千万美元才做到的。这位书狂为所欲为，其人其事别具特色，依然是特定时期一个有益的例子。对于其后书面档案的技术性细节感兴趣的读者，我将“书林怪客”一章作为额外的赠品奉送给他们。此章是调查性新闻的一个案例研究，我在调查过程中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或可比拟为当年调查水门事件时所遇到的“石墙”。1

新版未作修改者，尚有关于斯蒂芬·C.布隆伯格（Stephen Carrie Blumberg）的一章。此人窃书数量极大，一九九一年曾于艾奥瓦首府得梅因联邦地区法院受审。因偷书而触犯法律，在美国法庭上因被告患有精神病而提出无罪抗辩，迄今记录在案者，亦仅此一宗。一九九九年，我在此书的猫头鹰出版社平装本序言中提到，布隆伯格在一九九六年从联邦拘留所获释，但次年再次被捕，原因是艾奥瓦州指控他进入维多利亚风格的废弃旧宅中拆走仿古灯具。此后，他就再也不敢触犯律条了。据说，他目前居住在中西部某地，并且被规定要远离所有图书馆。

就此事而言，没有消息确实就是好消息。另有一事亦切合这句老话，那就是有关威廉·H.沙伊德（William H.Scheide）的健康状况。几十年来，沙伊德先生的私人藏书被公认为珍秘善本，堪称举世无俦，详见“藏书世家”一章。沙伊德先生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专辟一套房屋，用于存放这些铭心绝品。在这批藏书之中，有十五世纪德国印刷名匠约翰·古登堡用金属活字印制的《圣经》。以私人藏家之身份而拥有如此世上奇珍，舍沙伊德之外，仅有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第二任斯宾塞伯爵乔治·约翰。沙伊德先生在二〇一二年一月庆祝其九十八岁生日，而在庆祝寿辰之前，他曾经宣布，自其祖父于一八八〇年代开始搜集，家族传承，已历三世的家族珍藏典籍，将于自己过世后赠予普林斯顿大学。有关遗赠的传言已流传多年，直到此时方获证实。

还有一件好事也要谈谈。拙著曾提及的一位珍本书业界耆宿格伦·道森（Glen Dawson）先生，既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洛杉矶书商，又终生酷爱登山。他在二〇一一年六月庆祝了白寿。道森先生的家族书店由其父亲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awson）创办于一九〇五年，至今仍然营业，目前交给了他的侄儿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打理，地址位于洛杉矶市拉奇蒙特大道北五三五号。

但是，洛杉矶另一家著名的传统书店却已陷入困境。该店的生意在一九九五年曾经盛极一时，成为北美洲营业额最高的书店。互联网兴起之后，书籍的购销方式接连受到剧烈冲击，据说这也是书店老板韦恩斯坦兄弟（Lou and Ben Weinstein）在二〇〇七年歇业的一个因素。弟弟劳·韦恩斯坦退休之后定居亚利桑那州；哥哥本·韦恩斯坦后来在书店原址的数英里之外开了一家书店，铺面略小，它原是一所砖砌的雅致殡仪馆，截至我写此序时，书店主要服务于豪富名流。

各位翻阅拙著时，或会时时读到几句清言隽语，其中有一句我极为喜欢，那就是加州铁路巨头亨利·E.亨廷顿（Henry E.Huntington）的一句话。逾百年前，在向著名书商A.S.W.罗森巴赫（A.S.W.Rosenbach）解释自己极力搜求绝品异书的动机时，亨廷顿说道，“世人生生灭灭，书籍却可永存。要盛名不朽，集藏一批珍秘善本正是无上的稳妥捷径。”

享有不朽盛名无疑是亨廷顿蓄志聚书的动机，至于各位将在拙著中读到的其余爱书人，亦各有各的因由。这种动力可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很多藏书家会聚书不辍，尽管他们似乎屡屡声明不再收藏了，尽管他们没有更多办法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嗜书成癖的前因后果。不妨举两个相关的例子。一个是迈克尔·津曼（Michael Zinman），他用“宁滥毋缺”的方式大量搜讨十七、十八世纪的美国文献，详见“观书知人”一章；另一个是查尔斯·L.布洛克森（Charles L.Blockson），他收集了有关非裔美国人的丰富资料，并冠上他的姓氏，分藏于两所大学。

布洛克森在二〇〇〇年与费城图书馆公司达成了八百万美元的合约，出售其收藏。他将在五年内获得五百万美元现金，余下的三百万美元则作为藏品的估价，赠予该机构。费城图书馆公司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于一七三二年，是一所研究型图书馆。该馆得到这批资料之后，随即成为收藏一八〇一年前美国文献最丰富的第二大机构，种类包括书籍、小册子、大幅传单及其他短期印刷品，正是这些文献造就了今日的美国。

或“积聚”，或搜购，两者对津曼的推动可谓不相上下。他没有浪费时间去寻找新机会，而是自此之后专注于多种兴趣，包括杂藏社会及民间组织作为地方章程的过时法规。二〇一二年，我曾与他会谈，当时他的这类藏品的数量已达一千六百件，真是收藏一次，收藏一世。

说到这种现象，还有一个更有戏剧性的例子，亦即费城坦普尔大学查尔斯·L.布洛克森非裔美国人文献专藏的创办经过。该专藏于一九八四年对外开放，共有图片资料及印刷资料约两万件，均是布洛克森自幼收集的各种藏品。本书“有志竟成”一章叙述了他个性鲜明的“痴迷”背后的动机。此后二十三年间，布洛克森持续不懈地搜藏，截至二〇〇七年，他从坦普尔大学非裔美国人专藏主管的任上退休之时，这批藏品的数量已达十五万件。我在撰写这篇序言时联系他，他说道，“藏品中的照片、明信片，或者大幅传单，如果每一张都单独计算的话”，那么藏品总数应有五百万件。

上述这些当然称得上是其收藏生涯的纪念碑，是沾溉后人的大功劳。然而，就在他从坦普尔大学荣休一年之后，紧接着“查尔斯·L.布洛克森藏非裔美国人及非裔侨民文献”又在宾州州立大学成立。布洛克森谦称，这个全新细分的相关藏品“一直堆放在我的地下室”，他已委托母校照管这批数量达一万五千件的历史文献资料。

这批藏品与坦普尔大学的收藏略有重复，规模也小得多，不过宾州州立大学珍本及手稿室主任桑德拉·凯·斯特尔茨（Sandra Kay Stelts）认为，“确实是精品，独具特色，文献的历史时期从非洲横跨到新世界，亦即非洲原住民散落各地的时期。本校的大学生非常喜欢这些资料。能拥有它们，是我们的一大荣幸。”

布洛克森向我坦言，他仍然会继续搜求，而且乐此不疲。我问他，是否曾经觉得已经足够了，他答道：“我们绝不会停手的，对吗，尼克？”我答道：“您说得对。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觉得足够的。”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

撰于马萨诸塞州格拉夫顿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原版序言

二千五百年以来，古今“藏书家”与“书痴”那种“永恒的爱书之情”可谓有目共睹，《文雅的疯狂》一书正是他们的写照。不过本书除了追溯藏书的递藏源流之外，也探究促使人去聚书的因由。拙著的精装本出版于一九九五年，在此之后，藏书界的几件事情又有了新进展，再次证实了此前的假设，令人尤为痛心。

本书的第一部分谈论藏书历史，所征引的文献仍称允当，其中的资料与我初读时一样完整可靠。第二部分所谈书林典故多是当时在世的书人或新近发生的书事，写法以新闻调查为主，亦即某些杂志编辑喜欢委婉称为“过渡的内容”。不过因为永恒就是天长地久，又因为我选择了不改动原先的叙事结构，故截至一九九五年在世的人在此书新版中仍然作为在世处理。但是，有几个逝者必须在这个新版里提到，特别是因为这几位逝者令人忆起其他几位书林人物，共鸣之意，一望可知。而这几位书林人物又为拙著平添了几分清雅之气。

第一章的开篇几节介绍了萨西（Silvestre de Sacy）、马米耶（XavierMarmier）与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三位均为十九世纪法国藏书家，他们嗜书之笃，遐迩闻名，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让藏书在身后得以重生。萨西是杰出的东方学家，他与珍藏的书籍终身相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辞世后才交由后人处理。马米耶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终身未娶，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书摊淘书。他生前早早就决定将其珍存举赠某家公立图书馆。龚古尔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捐资成立了法国最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他在遗嘱里规定，拍卖一生所乐的藏书，以此滋养新一代的书迷。

在拙著的第二部分，讲述了三位逝于一九九六年的收藏家及其私藏在身故之后的结局：卡特·伯登（Carter Burden）是纽约名人，出身高门望族；路易斯·I.绍特马里二世（Louis I.Szathmary Ⅱ）原籍匈牙利，战时离开故国沦为难民，后定居芝加哥；哈斯克尔·F.诺曼医生（Dr.Haskell F.Norman）老家在马萨诸塞州，成年后在旧金山开业行医，专治精神疾病。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卡特·伯登猝然逝世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家中，享年五十四岁。他出身高贵，捐助艺术活动，首倡搜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精华。伯登的高外祖父是航运和铁路巨头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2。他独得上天垂青，罕见地集搜求至精珍本的两个条件于一身：财力宏厚、品味高雅。

过去两年，我与伯登会谈了三次，本书的“观书知人”一章即源于这三次会谈。最后一次会谈是在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公寓，其时刚刚重作装潢，四壁皆书，可俯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次所谈的都是他在过去二十年孜孜搜书的往事。伯登原计划要集全六千多名美国作家作品的善本，随着岁月流逝，他发觉极难竣事，就开始将藏书范围转为专求精善。他把科幻小说的文献资料赠予纽约公立图书馆，又将两千位他认为是次要作家的著作售给加州伯克利机缘书店的老板彼得·霍华德。

晚年的伯登购书渐少，但依然致力于增益珍秘之本，这点毋庸置疑。他去世之后，多位书商都向我确认此事。加州的拉尔夫·I.西普尔（Ralph I.Sipper）是帮伯登猎书的重要书商之一。他证实伯登曾费心搜求过几本书，最著名者有两部。一是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夫人的小册子《诗集》（Verses），一八七八年版，署名伊迪斯·纽伯德·琼斯（Edith Newbold Jones），此书是她用父姓出版的第一本书；二是《两条小径》（Dva Puti），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第二部作品，此是世间孤本，其他各本多毁于俄国十月革命。纽约书商格伦·霍洛维茨（Glenn Horowitz）亦长年与伯登有生意来往，他对我说：“伯登正准备做一件大事。我想，他打算集中精力收藏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作家的著作，七十五到一百位，按他原来的想法，是要建成这些作家著作的权威收藏。”

孰料伯登英年早逝，大家在震惊之余，也纷纷猜测他存放于纽约公寓的一万五千部及储藏于他处的五万来部精绝藏书将何去何从。最后出来了一个一分为二的方法，既满足了想购买伯登旧藏的私人收藏家，也让认为他所藏的文献极品应保存于研究型图书馆的学者感到欣喜。

第一种方法是转售，为此特意在纽约市成立了云丘书局（Clouds Hill Books），负责处理六百名作家的一万六千件文献资料，涵括了他们的作品、校样、长条校样、手稿、打字稿、信件。上述作家中，举其荦荦大者有托尼·莫里逊（Toni Morrison）、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沃克·珀西（Walker Percy）、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安妮·泰勒（Anne Tyler）、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欧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第二种方法的细节则在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开，曼哈顿摩根藏书楼馆长小查尔斯·E.皮尔斯（Charles E.Pierce Jr.）宣布，伯登的遗孀苏珊将亡夫收藏的精华捐献给这家备受尊崇的机构。藏品约有三万件，内容涉及了诸多作家的创作全程，市场估价不低于一千万美元。伯登家族另捐资一百五十万美元用于保管这些藏品。

皮尔斯在声明中称：“迄今为止，摩根藏书楼主要以收藏十五至十九世纪初的书籍而闻名。伯登的赠书是最为精善的私藏美国文学作品，令敝馆的二十世纪文学收藏为之增色不少，堪称一大飞跃。”伯登并未留下详细遗言指示要如何安置他的藏书，不过它们得以周到妥善地传给了新的保管人，若他泉下有知，亦必首肯。

一九九六年十月四日，路易斯·I.绍特马里二世病后不久即逝于芝加哥，终年七十七岁。他当过餐馆老板、教师、作家、慈善家，也是痴迷的收藏家。路易斯爱交游，爱生活，爱学习，亲朋无一不受他的感染。他喜欢人家叫他路易斯大厨。一九八九年，他关了生意兴隆的芝加哥餐馆“面包房”，用他跟我说的话，这样就能投入更多时间“处理藏书杂事”。在“优游自得”一章中，读者会看到他要对付的纷繁“杂事”与处理方法。他监管捐赠给六个机构的厚礼，其中最粗重者是二十万件烹饪器具，装满了十六部牵引式挂车，运往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约翰逊威尔士大学，成为该校烹饪文献和博物馆的核心收藏，获得了众多美食作家和评论家的交口称赞。

路易斯退休后，投入更多时间在普罗维登斯监督这些器具的安置。约翰逊威尔士大学当局在校园附近找了一栋房子供他使用，他却选择去学校宿舍与学生同住，在食堂与学生同吃。路易斯领养过六十八个孩子，多年来供他们读完了预科与大学。芭芭拉·库克（Barbara Kuck）是其中之一，她现在是普罗维登斯烹饪文献和博物馆的馆长。路易斯患病临终前，她就在他的床边，为他朗读他最爱看的书，与他谈论即将开始的计划。

昔日格扎维埃·马米耶在生前指定，邀请多年来帮助他的各位书商到巴黎某豪华餐厅参加一场盛宴，以此作为报答。路易斯大厨也经常谈起他的一个梦想，就是在授予他“桂冠名厨”头衔的约翰逊威尔士大学举办一个类似的欢宴。依照他的想法，可约请各届烹饪及服务专业的学生，同时为烹饪文献和博物馆募捐。可惜这个晚宴未能举办，倒是我们对此事有过好几次开心的谈话。

《文雅的疯狂》出版后颇为畅销，路易斯的欣喜之情不亚于我；他买了几十部初版本，请我在副标题页处签名，他再在我的签名下面签名，把这些书分赠亲友同事。我们在通电话时，他常常用口音甚重的英语向我朗读他新近看到的有关拙著的书评，也为我正在编撰的新书提了许多新见解。这部新书也是论述大众观念的书籍文化，穿插书林掌故逸事，算是《文雅的疯狂》的姊妹篇。路易斯辞世的前几周，打电话问我关于新书写作的近况，得悉近期的进展后，他提了一些高见，并邀请我去芝加哥，届时他会安排我与一些要人会面，同时在他府上举办匈牙利风味的宴会。我跟他说起想去参观多个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他补充了好些我遗漏未提的欧洲图书馆。他说：“跟我许下一个诺言吧，如果你要去这些圣地，一定要带上尊夫人，这种经历必须和你深爱的人共享。”

路易斯蓄着花白髭须，讨人喜欢，富有爱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物。犹忆数年前，我曾问他，人书合一，难以分开，一朝别离，该是何等感受？他解释道：“如今我已散尽藏书，但它们仍然长存于心中，就像其他人与事一样，并不需在眼前方有爱意。”

路易斯辞世两个月之后，亦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哈斯克尔·F.诺曼医生在旧金山一病不起，终年八十一岁。他是个退休的心理分析学家，以私人藏书闻名于世，其中又以科学及医学书籍见长。他的许多藏书均是极其珍稀的留念本（association copies）与呈献本（presentation copies），无论哪家机构图书馆有幸获得，定会奉为馆藏之宝。不过诺曼医生颇有罗伯特·霍三世（Robert Hoe Ⅲ）（其事迹详见本书第五章）的遗风，而罗伯特·霍说过：“若旧日之精本不经售卖，余之所藏又何从觅得？”

诺曼医生在我的采访中强调，故去之后将由家人“全体表决”如何处置他的藏书。他说：“我想好了，如果我死了，就算他们以我的姓名为某地的翼楼命名，又有什么意思呢？”诺曼医生最想为他的藏书编写一个详尽的书目，算是对自己聚书成就的记录。他的公子杰里米·M.诺曼已计划要指导编纂这部精好的书目，目前杰里米在旧金山以鬻书为业。诺曼医生在此书目中说：“有此书目，足慰平生矣。”不过在往后岁月中，事实证明他作为藏书大家的事业，不只限于这部书目，也见于他在辞世一年前为纽约格罗利耶书社编定的那部里程碑式的《医学名著百种》（One Hundred Books Famous in Medicine）。嗣后，他的藏书由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市分三期拍卖，时间分别是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三期拍卖会均大获成功，更可足证他是彪炳百代的大藏书家。

诺曼医生的拍卖藏书逾两千五百种，自文艺复兴时期迄于二十世纪，拍卖总价高达一千八百六十万美元，在多个种类创下世界纪录，成为史上成果最丰的藏书拍卖会之一。本书有一章叫“加州俊杰”，诺曼医生在此章中提到，他最足自豪的藏书是十六世纪医生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呈献本《人体结构论》（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以一百六十五万两千五百美元拍出，高出拍卖前估价达一百万美元。十七世纪英国医师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的《心血运动论》（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是世界上关于血液循环的首部权威之作，以五十三万零五百美元拍出，高出拍卖前估价约三十万美元。拍卖行在拍卖会结束后所作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拍卖会上购买的大部分都是“私人”或“匿名”竞投方，确证上述绝佳之本已在收藏界找到了新藏家。

诺曼医生在拙著中率先评论为什么他认为某些人（包括他自己）会如此痴迷于搜书，不过他强调大多数书痴都会控制自己的狂热之情。他说：“在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我们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看待疯狂的。”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本书提到诺曼医生的部分是在第十二章的末尾，随后的一章即为“窃书大盗”，是分析一个因嗜书成癖而走火入魔的案例，描述了二十世纪手段最多的偷书贼斯蒂芬·卡里·布隆伯格（Stephen Carrie Blumberg）。他的不合常态，无人能及。他于一九九一年受审，因偷书被判刑，同时又以精神错乱为由提出无罪抗辩。此类案件，目前仅此一例。

布隆伯格一案仍在继续，我自始至终都在关注报道。自《文雅的疯狂》问世以来，此案已有很多重大的进展公诸于世。布隆伯格被艾奥瓦州得梅因联邦地方法院判处罪名成立，罚款二十万美元，强制入狱七十一个月。截至一九九五年夏本书初版发行时，他仍有一年多的监禁刑期。

一九九一年，得梅因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哈罗德·D.菲托尔在宣布对布隆伯格的处决时表示，希望监狱当局向他提供精神病治疗，布隆伯格显然也提出过这个要求，但从来没有得到治疗。布隆伯格坐牢期间，我与他有过几次通信。他对新环境明显不大适应。他说，对于自己出狱后能做些什么，一点儿主意也没有，感到灰心丧气。这些令人颇为担心。他觉得惟一能与他畅谈的人就是身边的囚犯。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布隆伯格获得假释。他即将出狱的消息在藏书界传开后，互联网上顿时狼烟四起。一想到这位计谋多端的窃书大盗又要出来浪荡，各地图书馆及博物馆的馆长与管理员顿生焦虑之情。我为布隆伯格拍过几张照片，已用于本书。有好事者把其中一张当成传单，有如通缉海报般散发全世界，流布甚广。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主办了一次全国文化财产与保护会议，来宾都是北美洲的保安专业人士，会上就有人请我谈谈我所知道的布隆伯格的全部情况。

布隆伯格获释后，重返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与圣保罗市的双子城区。若是他从此过起安静平淡、遵纪守法的生活，或者从事他恋恋不舍的古董生意，倒也令人宽心，可惜事与愿违。他从联邦监狱获得假释的一个条件是不可再进入废弃房屋与建筑物，本书的第十三章述说了这些限制其行为的警戒条款。如果他想去某个图书馆或书店，就必须出示一张函件，表明他是已定罪的偷书犯，允许在他离开时对他搜身。布隆伯格连续几次违反了假释条例，于一九九六年再次被送入联邦监狱，要在狱中服满剩下的刑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八日，他重返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在一栋荒废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他再次被警方逮捕，罪名是盗窃古董球形门把手与杂锦旧灯具。而在六年前，他正是在这座城市被定罪。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他被地方法院以三级盗窃罪指控而受审，被判在州监狱服刑五年。布隆伯格戴着手铐被带出法庭时，对一位当地记者说：“不就是进入了一幢空屋子吗？有点小题大做了吧。但是我想这算是给社会发出一个信号，对吗？”直到我撰写本文时，他仍被保释在外，等待上诉的结果。

最后，卜斋友（Haven O’More）的情况也有几点须补充。卜斋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马萨诸塞州收藏家，其事详见“书林怪客”一章。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花园有限公司被关闭后，依然有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秘密：此君花了别人几百万美元，凭此搜集了二十世纪末既丰且美的私人藏书。但他的真正身份呢？要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关键仍是一九八八年与一九八九年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那宗民事案件的内容，然而该案的全部记录至今依然保密。几年之后，距坎布里奇市数百英里之遥的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发生了一起民事诉讼，才得以填补了卜斋友背景的一些空白，而且还是出自他本人之口。

在为撰写本书作研究期间，我未获准查阅任何与卜斋友相关的官方记录，亦未能查看他在堪萨斯州常用的黑文·穆尔（Haven Moore）姓名下的任何记录。就我所作的调查，从来没有遇到理查德·H.穆尔这个姓名，而我从近期的经审查的官方记录中得知这是他出生时所起的名字。《文雅的疯狂》发行约六个月之后，我从一位素未谋面的中西部读者那里得知，堪萨斯州威奇托市正在审理一起民事案件。卜斋友试图要宣布他的父亲威廉·H.F.穆尔牧师的遗嘱无效，不过未能成事。据法院文件显示，穆尔牧师是领有圣职衔的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卒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过世后留下了二十五万美元，分赠三个出版宗教书籍和期刊的组织。在这宗民事诉讼中（塞奇威克县第十八司法区，案件号91C3106），卜斋友和一位证实是他妹妹的人作为共同原告，要求宣告该遗嘱无效。他们在联邦地方法院失败了，在堪萨斯州地区法院（案件号93-69398-A）亦铩羽而归。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作为披露程序的一部分，卜斋友做了书面证词，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他的早年经历及其从理查德·H.穆尔变成黑文·穆尔再变成卜斋友的过程。

卜斋友在他的宣誓证词中提到，他一九二九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出生时起名理查德·黑文·穆尔，很小的时候他就想弃用此名。他解释道：“我从来就不喜欢出生时起的名字。”他还说，在一九七四年合法更名为黑文·欧穆尔之前，他就已经使用这个修改的名字了，用了“大概四十五到五十年了”。被告律师威廉·P.泰里特巴反复质询此事，卜斋友回答如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就是对它没有好感。我不晓得我为什么对它没有好感。长大一点之后，我和一个伯祖母谈起这件事，她是家谱学者，现已过世。她跟我说，我们家族的姓氏曾经是欧穆尔（O’More）。”至于理查德这个名字，他说，“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他在十三岁时离开父母在威奇托的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跟他们同住，但是他“非常喜欢黑文”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

卜斋友对他离开父母之后的几年经历语焉不详。“我在俄克拉何马游荡，在堪萨斯游荡，也在得克萨斯一些地方游荡，还去过科罗拉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做过各种事情。”至于他所接受的正式教育，据卜斋友作证称，一九四〇年代他就读于威奇托市的弗兰德茨大学，接着转学到州立大学威奇托分校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说，后来他又去了俄克拉何马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的布兰代斯大学读研究生课程，但是未获颁高级学位。对于他与迈克尔·戴维斯的合伙关系以及为花园有限公司搜求藏品的经历，卜斋友在与上述两项有直接相关的证词里，均不愿清楚说明这宗马萨诸塞诉讼案中向他“索赔的性质”，而正是该诉讼导致苏富比纽约拍卖行于一九八九年拍卖其藏书。他答道：“我很难区分，因为戴维斯和他的那些律师总是含糊其词，并以此起诉我。很难让我准确分清。”

卜斋友估计戴维斯提供了约一千四百万美元购买这些书籍。泰里特巴询问他：“你在花园有限公司有投资吗？”卜斋友答道他有投资，泰里特巴要他描述投资的“性质”和“数额”。他答道：“我的才智。”跟着他又被要求描述那些藏书，卜斋友首先谈到，他曾拥有“世上版本至精”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律师好奇地问道：“有古登堡《圣经》吗？”卜斋友说：“有，两本。”泰里特巴还没问完，卜斋友就开始详细说明：“对，有两本。一本是精制犊皮纸印制的——你知道精制犊皮纸吗？一本是精制犊皮纸印的，另一本是纸印的。没错。”

我给泰里特巴打电话，请他回忆他与卜斋友那次古怪的问答。他说，那会儿他没有逼卜斋友就此事给出更多细节，因为藏书的具体情况与他的案件无关。泰里特巴说，当时他不知道古登堡《圣经》存世仅四十八部，美国有十部，只有一部是私人所藏，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威廉·H.沙伊德所有。此外，这十部美国藏本中，只有三本是精制犊皮印制，分藏于三家机构。

一九七八年，卜斋友差一点就买到了古登堡《圣经》的全本。其时，圣公会总会神学院在纽约委托拍卖此书，以两百二十万美元成交，他由于出价略低而落败。不过卜斋友确实藏有一本写刻精好的古登堡《圣经》摹本。这批摹本共有九百六十七本，由德国慕尼黑的伊迪昂出版社分别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印制，在花园公司藏书拍卖图录中编为第六号，以七万一千五百美元拍出。第四号拍卖品是古登堡《圣经》的犊皮原本，只是“一片碎页”而已，售价六千八百七十五美元。第五号拍卖品页数较多，有十二页，是纸印本的古登堡《圣经》，包括《但以理书》全文与《何西阿书》的前三章，以三十九万六千美元成交。

正如泰里特巴所说，古登堡《圣经》的问题只是他的当事人顺便关注一下而已，后来他便不再询问花园公司藏书的情况，而是转到了与在审案件较为相关的事情。卜斋友承认，自己很乐意更详细地谈谈那些珍稀善本，他说：“说起那些事，要是你想要更多的例子，我能说上一天。我爱谈这个。”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于马萨诸塞州北格拉夫顿

引言

时维一月，清晨，劲风横扫艾奥瓦州冰封的玉米田，风寒指数已低于零下数度，美国中西部的农人称这股寒流为“艾伯塔风剪”。每逢狂风一吹，斯蒂芬·布隆伯格（Stephen Blumberg）驾驶的残旧凯迪拉克汽车就颠簸不止，但是他仍然控制着车子。过去二十五年间，这位自称是“古物救星”的人驱车走过了上百万英里的路，因此得知他向来把开车上路当成解忧灵药，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特别的星期六，布隆伯格和我驾车走在一百六十三号公路上，沿东南方向前往艾奥瓦州奥塔姆瓦，不妨说，此地也是他的作案现场。当时离得梅因地方法院的庭审裁决还有四天，又遇上周末休庭。他同意向我袒露，谈谈身为二十世纪最胆大妄为的偷书贼的经历。我们要去看的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红砖房子，屋里早已空无一书了。政府的特工人员已经搬走了他从全北美洲二百六十八座图书馆中偷来的珍善之本，转存在内布拉斯加州某个秘密仓库里。不过一想到能重返十个月未回过的家，布隆伯格的精神还是为之一振。

奥塔姆瓦有两万五千居民。这座小城最广为人知之处，或许是来自电视剧《风流医生俏护士》中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名叫“雷达奥赖利”，他的家乡就是奥塔姆瓦。小说家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也在这个小镇度过了童年，后来以作品《演艺船》（Show Boat）和《如此之大》（Giant）名世。她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自传中愤怒地回忆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座小城的排犹事件让她一家吃尽苦头。她认为，“我对自己生存的世界的种种敌意，都应由（奥塔姆瓦）负责”。她还声称：“不管奥塔姆瓦在印第安语里是什么意思，对我们费伯一家来说，只意味着倒霉。”五十年后，这句话也适用于斯蒂芬·布隆伯格。

我们开车进入市界后，停在一个德士古加油站准备加油。我付油钱时，布隆伯格待在车里等。店员语气平淡地说道：“斯蒂芬·布隆伯格。”他朝着在空转的凯迪拉克车旁的自助加油泵点点头，然后用手指戳着当日早晨的奥塔姆瓦《信使报》头版上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脸带笑容的男人，蓄着八字浓须，头发蓬乱，大眼外凸。“就是这家伙，在杰弗逊街有个藏书室。”我赶快离开，但是他说得没错，正是杰弗逊街某个房子贮存了那位结实瘦小的男人非法盗取的书籍，令人惊骇。

大量报刊消息均称，布隆伯格所窃书籍的总价高达两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让他在黑道之中小有名气。他跟我说过，他曾在密苏里某联邦医疗机构作审判前的精神病鉴定，受到了一个黑手党老大的隆重召见。让这位恶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以布隆伯格这样“身怀绝技”的空空妙手，一身本领，却用来偷书，显然是“大材小用”，何不偷取黄金钻石等“更易兑换现钱的东西”呢。布隆伯格向此人解释道：“我一本书也不卖，是想收藏的。”听到这样骇异的大实话，这位老大突然中断了会见。“他认定我真的是疯了。”布隆伯格道。

我们不禁大笑。不过谈话随后转入严肃的正题，布隆伯格明显急切地问我：“尼克，你觉得我疯了吗？”他遭到得梅因联邦地区法院指控，称他把赃物偷运入艾奥瓦州。他的律师团承认布隆伯格确实到过多个图书馆大肆偷书，不过关键问题不是偷书，而是他的精神状态。十二名陪审团成员将于下周裁决，究竟是判他入狱，还是判他因患精神病而定为无罪。

在赴艾奥瓦之前，我已花了近三年时间在全美采访过很多收藏家、书商、图书馆人员，努力去了解藏书这种现象。我去过数不清的旧书店浏览，在跳蚤市场里驻足，到文物市场上闲谈，参加在纽约举行的重要拍卖会，去多个机构协会每次花好几个钟头埋首于书堆和文档作研究。至于说到海外，我去过牛津大学的博德利藏书楼，去过剑桥大学的皮普斯图书馆，去过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去过法国的国家图书馆。我采用调查报道的方法去钻研很多饶有趣味的书林掌故，书林中人曾公开谈论过那些遗闻逸事，但是可供如实记录者却寥寥无几。我甚至已经为这部书稿拟好了书名，出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描述其祖父以赛亚·托马斯的话：“很早就染上最轻的小病——藏书癖。”

为了给这个“最轻的小病”提供源流，我想把积聚的材料编成一系列相关的故事。我想向大家表明，世世代代的收藏家虽然如此古怪如此狂热，但是若没有这些劳心劳力者的痴情与奉献，我们的文史知识与文化知识，很多早已永远消失，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馆藏丰富，我以此为大本营，遍读所能找到的有关藏书的书刊，远至逾千年前古希腊琉善（Lucian）和古罗马塞内加（Seneca）的讥诮之语，近迄重要的英文季刊《藏书家》（The Book Collector）登载的最新文章。我去过的图书馆与机构如下：纽约市的格罗利耶书社、费城的罗森巴赫博物馆藏书楼、加州的亨廷顿藏书楼、马萨诸塞州的美国文物协会、波士顿的弘文社、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芝加哥的纽伯利图书馆、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沃特金森图书馆；另查阅过保存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档案。正是细读了上述机构所藏的相关书信及存档文献，方有可能对以下藏书名家有了崭新的深刻了解：约翰·卡特·布朗（John Carter Brown）、乔治·布林利（George Brinley）、亨利·亨廷顿、埃丝特尔·多希尼（Estelle Doheny）、弗兰克·霍根（Frank Hogan）。这些资料构成了拙著的第一部分，不过此部分绝非要对“痴书之情”来一番包罗万象的探讨，只是一连串堪作例证的纪事罢了。

首都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的三角墙上刻有一行铭文，摘自莎剧《暴风雨》（The Tempest）：“凡往昔者，开场之引子也。”（What is Past is Prologue.）我以这句意蕴丰富的格言作为框架和指南，下定决心漫游全国，寻找今日的藏书家，与他们谈谈搜书的经历，试图把握他们苦志购书的动力。他们的事迹见于拙著的第二部分。

游踪所及，得以接触许多珍秘俊物，品类之精富，令我叹为观止。在亨廷顿藏书楼，我见到了五千三百部十五世纪的摇篮本古书，存放在地下二层的“外库”；另设“里库”，库门是钢铸，厚达两英尺，我在此亲手触摸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手稿，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弗吉尼亚史》（History of Virginia）呈献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插图作者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给雕工的一页纸，上有此书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orroll）（本名：查理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的亲笔评语。各式各样的架上有很多盒子，内藏均是名人手泽，如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亨利·大卫·梭罗、罗伯特·彭斯、查尔斯·兰姆，不一而足。我在离开前，翻开了一部大开本古书，一本印制于一四七二年的初版但丁《神曲》。

在华盛顿福尔杰莎士比亚藏书楼的一角，我见到七十九部莎集第一对开本，均是平放，一架叠着一架，有如众多金条，夺人目睛。打开副本第一号，扉页上有当时伦敦承印商伊萨克·贾格尔（Issac Jaggard）于一六二三年留下的签名。几个钟头之后，我又到国会图书馆，由彼得·凡·温根带到一间小屋，此处保存了开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的藏书。我们满怀虔敬之情，在屋内略作逗留。彼得静静地说道：“这里有如犹太教的至圣所。国会图书馆正是发源于这些藏书。”

所到之处，珍籍善本联翩而至，令人晕眩，而且每次都有亲手触摸书籍的经历，此中清福，颇值得回忆。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霍顿图书馆，我手持过一部“双象”（double elephant）超大对开本（40×26.5英寸）的奥杜邦《美洲鸟类图谱》（Audubon,Birds of America）。在附近几英里处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我翻开了一本戋戋小册，亦即广为人知的《马萨诸塞湾圣诗》（Bay Psalm Book），此书是北美最早印刷的书籍之一。在芝加哥纽伯利图书馆作研究时，我拿起由当时的英格兰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印制的几本十五世纪的书籍，欣赏把玩。几个月后，一位加州的收藏家也让我展读其收藏的爱伦坡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歌》（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也是在西海岸的寻书之旅中，J.保罗·盖蒂博物馆手稿室的保管员取出几部十世纪的泥金装饰写本，路德维希藏品之一，亦慨允我翻阅。在费城的图书馆公司，我从架上取下第一部进入北美洲的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剑桥大学的麦格达伦学院，我赏读了一卷名垂后世的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日记；在印第安纳州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利利图书馆，珍本甚多，其中有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藏的《李尔王》注释本，还有南北战争时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私藏的一册美国宪法。沙伊特家族的第三代收藏家威廉·沙伊德（William Scheide）把他珍藏的古登堡《圣经》摆在我面前，邀我触摸历史上活字首次压印纸张的地方，真是心旌神摇。过了一年后，书商普丽西拉·朱韦利斯（Priscilla Juvelis）因不能亲临纽约某场重大拍卖会，问我可否帮她投标，授权让我在那场苏富比拍卖会上豪掷二十五万美元；在连场竞投中，我获得八轮成功。

在为编撰此书所作的研究进行到半路时，我从新闻报道得知，有人因窃书数千部在艾奥瓦州被捕，一时舆论为之哗然。这是对此案的初次报道。大英图书馆的尼古拉斯·巴克曾跟我逗趣，称我的爱好是“书医学”，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将拙著写成一本诊断学课本，然而我认定这样的极端特例很有意义。布隆伯格无疑是个雅贼，但是正如联邦助理检察官琳达·R.里德在审讯他时所多次声称的那样，他“仅仅是个贼”吗？我想查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时任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馆长的劳伦斯·C.罗思（Laurence C.Wroth）写道：“收藏这种本能就像发酵过程，法律法规无法消灭它；收藏欲淡漠的人皱眉不满，也不能剥夺它的活力。只要还有人收藏，只要还有书，就会有藏书家。”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仔细思量美国的藏书时，他将会自问的不是“藏书家为这些藏书做了什么”，而是“如果没有藏书家，这些藏书会怎么样”。在他对这些藏书的基础与增益作过一番周密调查后，就会察觉，它们的组成与一种难以确认的“卓越”的品质互相交融。这种品质使得至少有二十位美国藏书家堪与欧洲的最佳藏书家相媲美。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靠受约束的公众或机构的资金，美国的藏书无法具备这种品质。正是私人藏书家的热忱、学问与轻抛万金才让美国的藏书有了这种品质。

罗思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为书痴狂之主要目标”。

第一部

第一章　上帝之手

痴爱藏书而又肯花心思，有耐性，懂赏鉴，如是者可成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可一旦失之无度，过分沉迷，就会做出种种荒唐之举。德国目录学家汉斯·伯哈特（Hanns Bohatta）认定：“雅好积书者是书之主，爱书成癖者乃书之奴。”其实两者的界线颇为模糊，不易分清。耽爱书籍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是每个藏书家都不免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经过多年辛苦搜求积聚之后，终有一刻，这些珍蓄秘藏要变成他人的架上之物。对此书人分离，有人或早有预见，坦然处之；或不闻不问，漠然置之；或就其所好，营造华美的藏书室以志纪念。也有人散尽珍籍秘玩，心底下期盼它们在后人手中可安然无恙。逾百年前，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曾说过：“藏书美富之图书馆，并非建馆即可得，须多历年所方可长成。”若非人固有一死，此格言也适用于大多数私人藏书。纵观古今，处理这种困境的方法，尽可见于十九世纪的三位法国藏书家。

在多数事情上，时人都公认西尔韦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是一位清明睿智、好学深思、才华出众的学者。从一八三三年起到辞世，他长期担任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写本部主任。可是这位事事爱完美的审慎君子，一思及自己藏书的命运，就会心绪大乱。“啊，我心爱的藏书，”他大哭道，“终有一日，你会铺陈于拍卖行的桌子上被人售卖。别人会买下你，拥有你。那些人也许不像你的旧主人，他们还不配得到你。这些书籍于我是何等珍贵！当初还不是我满头大汗而辛苦积聚你们的吗？我何等珍爱你们！常年相亲相伴，你我似乎早已融为一体了。可惜斯世，一切都是无常。”萨西卒于一八三八年。五年后，他的藏书果然“铺陈于拍卖行的桌子上”，在连场斩获甚丰的拍卖会上散入公私藏家手中。

半个世纪之后，埃德蒙·龚古尔3在其遗嘱中规定：“余所藏之画作画片、书籍古董，概言之，凡我一生所乐之艺术品，切勿转交冷寂如坟之博物馆，苦待粗忽之看客，投以蠢笨一瞥。必交予拍卖师，槌起槌落，自此散出。然则昔年搜罗各藏品之乐，皆可传诸与我气味相投之后人。”一八九七年，龚古尔的藏书在巴黎售卖。这位收藏家的豪言壮语成了精美的拍卖图录上的题词。此外，埃德蒙·龚古尔还捐资成立了龚古尔学会，以促进优秀小说的创作。龚古尔文学奖就是由此而来，现已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

法兰西学院院士格扎维埃·马米耶（Xavier Marmier，1809—1892）处置藏书的方法有别于上述两位。他把书籍赠送给故乡小镇蓬塔利耶的公共图书馆，希望它们可以为后世读者服务。马米耶妥善安排好身后事之后，这位终身未娶的藏书家忆起了聚书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而到了一八九二年，后人宣读他的遗嘱时，大家又认识了他那不同寻常的体贴之情：“余尝流连左岸码头书摊，平生乐事，以此为最。左岸诸书贩皆善良诚实之辈，大可敬重。今以一千法郎相赠，计此款可供五十余书贩花费，尽兴欢宴，追思不佞。国王桥与圣迈可桥之间，多有码头，余日日穿行其间，心智清明，故借此聊表谢忱。”

在此之后，马米耶赢得广泛赞誉，后人公认他是一个慷慨大方、“彬彬有礼”的好人。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就是巴黎左岸某书商的儿子，并以此自豪。他本人也爱书成癖。在法朗士笔下，马米耶的藏书就是“按照他本人的形象所聚”，是一座“真诚、亲切的巴比塔。里面有全世界的各种语言，没有闲谈，只有甜美的诗歌，广为流传的故事，还有人类的各种风俗礼仪”。马米耶死后一年，奥克塔夫·于扎纳（Octave Uzanne）出了一本内容引人入胜的法国书林掌故。他写到，这位院士大人视搜书“如赴盛会，为此而身穿特制衣衫。此衫配口袋多个，既大且深，有如大麻袋，足可装书一堆”。不过除了寄情藏书之外，他在“讨价还价之余，亦不忘递烟予书贾；若遇女书贩，则自袋中掏出糖果盒，贻伊人巧克力糖”。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九十五位书贩及其同伴齐聚巴黎高级时髦的大维富餐厅。这次豪华的晚宴，每席均有九道菜，主菜是猎户扒鸡和狍子配胡椒酸醋沙司，并供应佳酿美酒，之后还有冰镇香槟和精细干邑白兰地。随后，从业多年的书贾达努维尔（A.Choppin d’Arnouville）先生出来开始作正式讲话。他先对比了马米耶的创作和生活。“我在此不作学术上的评价；但是我很清楚，马米耶写下的文字总数近八十卷，没有一本会贻害读者，没有一页是诲淫诲盗，没有一行是居心不良。”他深情地说起这位藏书家，“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谈吐迷人。他对待万事万物始终都流露着诗意的温柔。”谈到马米耶的藏书，达努维尔说，“似乎他希望藏书永远不要散失。他是孤身一人，晚上睡觉时，习惯让深爱的书籍环绕着自己的床。如今他已长眠在弗朗什-孔泰地区的深处，周围依然有藏书相伴”。

达努维尔留意到马米耶对环球旅游很有兴趣。他强调说，尽管马米耶游历极广，但只有一处让他最激动兴奋：“不是风景绝佳的山光水色，也不是他家乡的重峦叠嶂，甚至也不是那些他深爱至极而以兄弟相称的挺拔松树。对他来说，那些都比不过巴黎的左岸码头。他每天沿着这些码头走，经过卢浮宫、圣母院和圣礼拜教堂，或许会看一眼很受欢迎的那尊好国王雕像，可这些所见不是他天天按固定路线散步的兴趣所在。让他这么做的，是在座的各位，是各位的书摊，是各位的书箱。他想再多看它们一次，为增进他的学识而淘宝，翻开你们所有的书籍，新也好，旧也好。一有发现，他就乐不可支！就这样，他每天都在脑海里充实藏书。”

这位德高望重的书贾讲话完毕，在欢呼声中，大家一致同意，缅怀马米耶之情要“永志不忘”，最后这个庄重的仪式以“跳几支舞”结束，借此颂扬这位深受敬爱的猎书人的美名。奥克塔夫·于扎纳说，舆论称这场“喜庆活动”是“书摊老板的盛宴”，后来“非常得体地结束了”，客人中“喝得酩酊大醉的一个也没见到。以前大家常常怀疑这帮巴黎书商能否自持，但这次让人对他们的完全克制心生敬意”。

萨西、龚古尔、马米耶三人的藏书，或售给藏书家，或捐赠图书馆，或流入拍卖行，方式各异，却又同样不可或缺，或许这正是足以垂鉴后世之处。三位藏书家安排藏书去向的方法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想方设法确保藏书在收藏家、图书馆、书商之间流通。不管收藏家为他们的藏书选择了什么作为终点，他们都采取各样措施以保证藏书能流布得法。

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七日，在某个捐赠图书馆的典礼上，一个四岁大的男孩静静地站着。他的父亲辞世前宣告，图书馆建好后就赠予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大学。戈达德（Robert Hale Ives Goddard）代表这位男孩致辞：“这位男孩的父亲受人敬重，而他也继承了父亲的名字。现在由他把这座建筑物的钥匙交付给阁下。我的言词无法再为这个简朴的典礼增添庄严与悲怆。建筑物之内的收藏无与伦比，是几百年来的博学广闻和历史研究的收获。这些书籍以此为永久的家园，它们将成为约翰·卡特·布朗和约翰·尼古拉斯·布朗父子永垂不朽的纪念碑，记载父子两人在历史研究上付出的坚韧、学识、热忱。这所神圣学府现由诸位掌管，我们在此把环绕周围的珍宝托付给诸位。”

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是由罗得岛最负盛名的望族捐赠，不过建成该图书馆远非有钱就能成事。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捐赠致辞中所强调的：“他们会派出眼光长远、充满热望的代理人，留心搜买自著名藏书楼散出而流落到拍卖行或老店的图书。他们知道，要得到其中每一件珍品，竞争是何等的激烈；他们也能体会，要从原始资料中精选珍善本聚成如此尊贵的藏书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收藏家。”

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耸起在普罗维登斯学院山，与此同时，仅仅一个街区之隔，也正在营建一座图书馆，只是规模要小得多。该图书馆是按拉什·C.霍金斯（Rush C.Hawkins）的遗嘱而营建。霍金斯是一位退休的联邦军准将，从一八五五年开始，他致力搜藏“摇篮本”，亦即一五〇一年前印刷的西方古籍，这段时期又称为西方印刷术的“摇篮期”。初时他只是想修建一座传统的藏书楼来安置自己的藏书藏画，但是在一九〇三年，他四十三岁的妻子安玛丽·布朗·霍金斯（Annmary Brown Hawkins）去世，她也是约翰·尼古拉斯·布朗的表姐。霍金斯将藏书楼的选址从纽约迁至普罗维登斯，借此悼念亡妻。他修改了图书馆的设计，加入了陵墓。一九〇七年，安玛丽·布朗·霍金斯图书馆对外开放。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霍金斯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骑兵军官。他统领的一队义勇军，人称“霍家军”。十三年后，他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被车撞死，时年八十有九。霍金斯将军死后，并未与其他英灵一起长眠于阿灵顿国家公墓，而是下葬在夫人的坟墓旁边。他曾自信地预言，他埋葬在此可为他们的珍藏“压阵”。霍金斯跟朋友说过：“他们有朝一日也许想搬走我的书，搬走我的画。但是他们想搬动我，就得三思而行。”那一天最终到来了，亦即一九九〇年十月。霍金斯所有的藏书和部分藏画被转移，藏入较安全的布朗大学校内约翰·海图书馆的某处。不过，遵照将军的遗愿，这些藏书会与其他藏书分开摆放，并另辟专室存放。作为陵墓的受托人，布朗大学在一九四二年形容他的陵墓是“爱书人之圣祠”，今天依然对游客开放。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卒于一六八二年，那天恰逢他的七十五岁生日。据说他在遗嘱里规定：“棺材入土时，务必于皮匣子或棺材内放入埃尔泽菲尔版之贺拉斯集。切记切记。”4他说，这册诗卷很珍贵，因为它“与我共老，被我翻旧”。无独有偶，十九世纪美国作家和收藏家尤金·菲尔德（Eugene Field）在回忆录中宣称：“我已说服朋友，离开尘世后，要把一些书殉葬。书单就放在客房前方的红木旧书桌左上抽屉里。”

在南加州圣加布里埃尔山下的圣马力诺老橘林，实业家、百万富翁亨利·E.亨廷顿（Henry E.Huntington，1850—1927）营建了一座藏书楼，美轮美奂，世间罕有，他对此很满意。不久他又开始为太太和自己建造陵墓，选址就在他名下的田地的远景位置最高之处，那是一个小山岗，四周环绕着桉树和橡树。他延聘设计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约翰·罗素·波普为建筑师。波普使用了优雅的大理石为亨廷顿设计陵墓——两列柱廊支撑着圆形的穹顶庙宇。后来他又以亨廷顿陵墓为原型设计了位于波托马克河岸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馆，这位弗吉尼亚的伟人也是个书痴。

亨利·克雷·福尔杰（Henry Clay Folger）与妻子艾米丽专门收藏有关莎士比亚及其时代的文献资料，其藏品之丰美，独步全球。福尔杰夫妇在首都华盛顿构建了精美的藏书楼以贮藏。两人去世后，骨灰就存于藏书楼的一个小壁龛里，石碑上有刻字如下：“荣耀归于莎士比亚，更大之荣耀归于上帝。”藏书楼里的工作人员私下开玩笑说：“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但莎士比亚占了头牌。”

十九世纪英国艺术家、诗人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妻子伊丽莎白死于一八六二年二月，终年二十九岁。爱妻香消玉殒，年轻的丈夫伤心欲绝，把一束诗稿放在她身旁，信誓旦旦要让亡妻与他的诗篇同葬墓穴。病弱的妻子因过量服用鸦片酊而去世，罗塞蒂的鹣鲽情深似乎颇为真切。然而七年之后，情伤显然已愈合，罗塞蒂偷偷地授权伦敦的花花公子查尔斯·奥古斯塔斯·豪威尔（Charles Augustus Howell）挖出亡妻“莉齐”的棺材，取出昔日埋下的诗稿。在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六日的信函中，罗塞蒂警告豪威尔要小心行事：“我要求对所有人均须绝对保密，切勿让此事成为话柄。”然后又抛出事成之后的奖励：“若能寻回书稿，会尽可能赠予最佳画作。”

随着时间的消逝，罗塞蒂的忧虑与日俱增。十八天后，他又写道：“所思所想，全是此事。”他满怀希望地告诉豪威尔，伊丽莎白的坟墓在海格特墓园，“只须问看门人即可找到。”两周之后，他又在信中写道：“两三年前，我有个姨妈去世。据我所知她就葬在海格特墓园。未知是否葬于同一家族墓地，不过料想应该不是。”然后他说起如何分辨随葬的书籍。“须觅之书系灰色粗犊皮装订。书页镶红边，应大致不误。不久前与你所提及之圣经，据此特征即可区分。”

由于发现的只是罗塞蒂致豪威尔的信札，因此有关掘坟的第一手细节未能留存，但是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里谈起了此事。在一八六九年十月十三日的信中，他高兴地写道，“棺内随葬品皆完好无损”，虽然那本诗稿“全湿透了，须多次浸泡消毒。诗稿现在某医生手上，他参与豪威尔挖坟，现正在小心地逐页弄干”。罗塞蒂还透露说，他是怎样“要豪威尔今后守口如瓶”，但是他也承认“真相终会泄露”，可就当下而言，考虑的是艺术，不能浪费时间了；一八七〇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简单，就叫《诗集》（Poems），其中有几首诗歌正是来自从海格特墓园其亡妻的坟中挖出的诗稿。

二十年后，有人在伦敦切尔西区某酒吧外的水沟里发现了豪威尔的尸体。他的喉咙被割断，嘴里塞着十先令。他被证实死亡后，为免尴尬并未验尸，死因定为肺炎引起的痨病。在死者家中发现了他生前精心保存的好几套信件，来往书信的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就有罗塞蒂。至此挖坟的细节最终还是“泄露”了。后来这些诗稿原件归于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

历史上发掘藏书的故事甚多，其中最跌宕起伏的一个，无疑应是在公元六八七年与圣卡斯伯特（St.Cuthbert）殉葬的《约翰福音》写本的发掘经过。事情的缘由如下：英格兰东北部海岸林迪斯芳附近有一座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是德高望重的卡斯伯特主教，去世后获册封为主保圣人。二百年后，丹麦人入侵，洗劫修道院，修士流散各地，随身携带着主教的遗体。经历几年的流离失所之后，修士们最终在达勒姆郡建了新修道院。公元一一〇四年，一座雄伟的神祠落成，用来安葬主教。雕花棺木终于打开了，圣卡斯伯特竟然“肉身不腐”，头部枕着安色尔字体（公元四到八世纪，希腊文与拉丁文采用的一种手写体）的《约翰福音》写本，保存极好，完美无损。往后四百年间，福音写本一直存放在达勒姆大教堂的祭坛上，据说曾多次显灵。约在一五四〇年，英王亨利八世的将士镇压隐修院教徒，写本再次为人取走，在多个私人藏家手上辗转流传。一七三三年，利奇菲尔德伯爵（Earl of Lichfield）的随军牧师将写本移交耶稣会。今天，这本斯托尼赫斯特福音书属于英格兰布莱克本市的耶稣会学院，写本现在长期出借给大英图书馆，历经一千三百年，其装订依然一如昔日，仍用红山羊皮装潢，系在椴木薄板上。

在一本初版于一八六二年的书中，约翰·希尔·伯顿5旁征博引，研究了“聚书之性情”。他认为绝大多数藏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如君所见，于貌似绝无宝物之处，藏书家之流都一心想发现善本精钞，由此而修得某些技巧，练就灵敏感觉，使得他们在觅书时，可在一堆废物之中甄别出具有潜在价值之藏品，日后变成珍稀俊物。”伯顿解释如何从一堆堆废物中汰粗存精而造福社会。“如此这些图籍则可免遭损毁，它们得以保存也成为广收藏书的源泉；而这些书籍的价值一朝得到确认，就找到了庇护所。由此看来，我们今日关注的淘书客对学术之功可谓大矣。”

一九五三年，明尼苏达大学举行了詹姆斯·福特·贝尔6藏书的捐赠典礼，藏书主要是航海记、游记和早期商贸记录。历史学家台奥多尔·C.布利根（Theodore C.Blegen）泛览了刚刚摆放在他周围的这批珍储秘本，作了几乎是重复伯顿观点的讲话：“这些藏书展馆将永远证明私人藏书家的热诚与博识。他们高瞻远瞩，远非仅为满足一己所好。学问得以增广，他们居功至伟。”

已故的A.S.W.罗森巴赫博士（Dr.A.S.W.Rosenbach）是费城人，他堪称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书商。他描述过藏书室和藏书家之间的互利关系。“购藏书籍在吾国尽落入工商巨子或所谓的富豪财神之手，而非归于学院教授和大学者，此真是无上好事。”在提到美国收藏界黄金时代之顶峰（一八七〇至一九三〇年）时，他如此写道，“世上搜罗珍本秘籍之人，没有一位是大学者，看似荒谬，却是实情。”

藏书可保存故籍，可广博学问，这是其善果，但绝非惟一的动力。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道：“愚见认为，对于真正的收藏家，访得一本旧书就是一次新生，此话绝非夸张。这就是收藏家的孩子气因素与老年因素的结合。”说到积书，其中有一点显而易见，人愈是接近书籍，就愈感受到创造力的奇迹，几百年来这已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作家、哲学家、科学家、探险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政客、外交官、神学家，直至邪恶独裁如阿道尔夫·希特勒，都是在书中表达他们的思想。观看赏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初印本，就是触摸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观念。拥有福克纳的亲笔签名本或者乔治·华盛顿的亲笔信，拥有很多著作手稿的不同稿本，都极有意义，因为它们令人更接近作者的创作过程。罗森巴赫博士提到：“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有人甘冒倾家荡产的风险，不远万里，走遍半个世界，和朋友绝交，甚至撒谎偷骗，都是为了得到一本书。”他明确指出，藏书家“是一群展翅待飞的秃鹫，耐心地等候某个同行归天，随后就猛冲下来，扑向逝者的藏品，凶残地攫走一些垂涎已久的珍宝。”他说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另一位费城藏书家西摩·阿德尔曼（Seymour Adelman）钟情于文学珍本，多年来清谈娓娓，朋友们怂恿他授权把这些谈话私印成书，这位和蔼的单身汉同意了，不过有些矜持。此书《感人的庆典》（The Moving Pageant）终于在一九七七年结集出版了，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主要是担心，现在我处于失去收藏家特权的危险境地。我来到尘世是为了聚书，而非写书。我藏书已有五十年，如今这些书乐得其所，永远定居于布林莫尔学院。我愿意时时往书架上再增添几本。所以我担心，要是因为写这本书，我作为藏书家的操守被著述玷污，谁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任何有自尊心的珍本书书商还会让我进店吗？还允许我去参加拍卖会吗？我会被逐出书林俱乐部吗？”

克利夫顿·沃勒·巴雷特（Clifton Waller Barrett）搜集的美国文学书籍颇为精富，现已入藏夏洛茨维尔市的弗吉尼亚大学。一九五〇年，他在美国书目学会的演讲中描述“收藏家”这个种类：“首先，他一看就是贪得无厌。尽管这本书与他的藏书癖好类别只是沾边而已，如果他不觊觎不准备争夺各种装帧各个版本各种品相的每一本书，那么对待他，就可以像守法的渔夫对待九英寸长的鲈鱼一样，把他扔回去——因为他不过是真正树干上的一枝苍白无用的枝丫罢了。”罗伯特·H.泰勒（Robert H.Taylor）以收藏英国文学版本著称，后藏书归于普林斯顿大学。四年后，他在美国书目学会的会议上也说起自己的观察：“总之，藏书家都多愁善感，乖戾颠倒，自私自利，不切实际，奢侈放纵，反复无常，这点大家必须完全理解。”泰勒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例。他回忆说，他曾经和一个书商就某些早已遗忘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到了最后，那位书商灰心丧气，大声吼道：“你，跟其他所有混蛋收藏家没什么两样，这就是你招人嫌的地方。”如此评价无须多举例子，泰勒则将此视作赞许，回应道：“您过奖了，实在不敢当。”

不过，说到较为正式的赞辞，则是来自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校园举办的威廉·L.克莱门茨（William L.Clements）美国历史图书馆捐赠仪式。捐赠人克莱门茨是密歇根州贝城的一个实业家，他的一些最为精绝的珍本都是在市场上公开与亨利·E.亨廷顿和J.P.摩根竞价所得。克莱门茨表示没有什么伤感的心愿，不要求死后与自己的藏书相伴，也不要求竖立雕像以示纪念。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持“藏书完好无缺”，并且“仔细守护”，谨防那些对珍本“毫无柔情，或者不能鉴赏其美”的人。“今天的此时此刻标志着一个藏书家生涯的终结。”克莱门茨说道，接着直言他的期望，“尚未用尽普通图书馆”的学生不能碰他的宝贝。“这些文献都是绝代孤本，我们使用时要万分小心，切记切记！对于那些无权翻阅或触碰的人，希望他们看一眼就心满意足了；而对于那些有权翻阅的人士，影印本不是也能达到目的吗？”

与此相反的是，就在两周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威廉斯学院收到的一批赠书，从一开始就是有心为那些朝气蓬勃的大学本科生而购藏。这批藏书涵盖了英国文学、欧洲文学、圣经版本、美国史料、摇篮本和科学。捐赠人阿尔弗雷德·C.蔡平（Alfred C.Chapin）是威廉斯学院校友，为人热心，当过律师、金融家、政界经纪人，曾任纽约州议会议长，最后一个职务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区长。他在一九一五年开始购买精善珍品，例如初版装帧的埃利奥特主持刻印的印第安语圣经，完整如新的一四六五年版的西塞罗《论演说家》（De Oratore），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购置的藏书视为一己之物。他没有马上就直接把藏书赠给威廉斯学院，而是先存放在曼哈顿某保险库里长达八年，直到确信该学院已有了合适的建筑物来接收这些藏书。到了他去世时的一九三六年，已捐给母校约一万两千部珍本。蔡平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露西·E.奥斯本（Lucy E.Osborne）写道：“每一件藏品都是直接为威廉斯学院购买的，而每一件藏品后面都体现了蔡平个人的选择。”

已故的菲利普·霍弗（Philip Hofer）被尊为哈佛大学悠久校史上最伟大的藏书捐赠人。据他的回忆，一九五六年他代表哈佛去日本。在他所购买物品的海关提货单上，写着如下日文：“该先生已作申报。然其中多是此君不能读之书，渠将如何使用，如何披卷，此乃帝国海关所未解者。出言如此，绝非不敬，均出于诚挚。另请日本驻波士顿领事馆留意，若此君在美国经营书店，须补收正常之日本出口税。”霍弗还说，他总爱问一群藏书家，以下问题中的两个人，谁更幸福？“一位几乎搜罗齐备世上的经典，另一位育有十三个女儿。”然后他会解答，有十三个女儿的那位更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所得已足够了”，而嗜书成癖的藏书家，时时刻刻都是“高兴的，也是贪得无厌的”，永无满足之日。“平时他总是被嫉妒、沮丧、羞辱折磨着。若非如此，就不是真正的藏书家。”

西摩·阿德尔曼、克利夫顿·沃勒·巴雷特、罗伯特·H.泰勒、威廉·L.克莱门茨、阿尔弗雷德·C.蔡平、菲利普·霍弗都是不折不扣的“真正藏书家”，但从来没有人指责他们不加节制。而堪萨斯大学得以拥有自然历史的至精至美藏书，正是因为有“藏书快手”之称的拉尔夫·N.埃利斯（Ralph N.Ellis）揽入了另外两位藏家的故物。埃利斯的鸟类学藏书包含了英国鸟类学家、艺术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1804—1881）无与伦比的旧藏。用曾任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馆长多年的罗伯特·沃斯珀（Robert Vosper）的话来说：“藏书出类拔萃，是在热切而近乎狂暴的匆忙之间积聚而成。”另一批是植物学及其相关科学的藏书，数量极广，都是托马斯·杰弗逊·菲茨帕特里克（Thomas Jefferson Fitzpatrick）所聚，他性嗜藏书，“不可救药，凡是字纸，几乎都不放过。”

小拉尔夫·N.埃利斯出生于一九〇八年，家里有钱有势。十二岁时，他就开始搜集鸟蛋和鸟巢，十五岁时开始搜集鸟类学书籍。之后他的收书之兴一发不可收，母亲担心他会因此而荡尽家财，就在一九四〇年把他送入加州疗养院。埃利斯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尚非罹患精神病”，最终得以出院。他重拾旧欢，变本加厉，大肆搜求藏书。一九四四年，他开始寻找愿意为其藏书提供永久收藏地的机构。诸多努力均未能成事，加上待在加州也不如意，埃利斯决意离去。离别的场面颇为浩大。一九四五年二月，两节货车车厢满载着六万五千册藏书、卷册、手稿、图版、插图，匆匆驶离加州伯克利，前往纽约州，那里是他的出生地。

货车东驰之际，埃利斯收到一位少年时代的导师的“盛情邀请”，此人是时任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说是可安置他的藏书。埃利斯马上为之心动，就请铁路人员给他们的工程师发紧急电报：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停车，搬下货物。对于他的捐赠，埃利斯执意要的惟一报酬是要有妥善的地方安放珍爱的鸟类藏书，另外为他备一间办公室。堪萨斯大学乐得一口应承。六个月后，埃利斯因患肺炎独自死于旅馆房间，享年三十有七。沃斯珀在一九六一年写道：“埃利斯的一生支离破碎，终归于平静。他的收藏也趋于专精。我认为，如此短暂混乱的一生聚集了如此广泛如此精良的藏书，要有一点天才，再加上对书籍的一点疯狂迷恋，才能做到。”

菲茨帕特里克与埃利斯不同。他是艾奥瓦州森特维尔人，五十多年来默默聚书，不事张扬。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七年，他在艾奥瓦州历史协会担任“野外收集员”的公职，这个职务让他受到了专业训练，最终成为他倾注全部心力的爱好。一九一三年，菲茨帕特里克接受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植物系的教职，迁居林肯市，并在此度过余生。他一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因此最高职衔只是助理教授，薪水最高的一年也只是一千八百美元。但是他依然力购书籍。为了得到额外的收入，他也把复本藏书卖给很多机构。他还撰写科学文章和专题论文，发表于各类专刊上。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书痴差点惹上官司。市政官员因为他的房子违反了当地的建筑物法规而传唤他。多层寓所允许的最大载重量是每平方英尺四十磅，而检查员估计菲茨帕特里克房子支撑的重量超标逾八倍——总重量达九十吨，大部分是书籍的重量。后来传唤被驳回，理由是收藏家的“隐私权”受到侵犯。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还有五天就到他的八十四岁生日，菲茨帕特里克在厨房的军用帆布床上与世长辞。他平日都是在此床休息，“环床皆书，叠放杂乱，床边是大肚火炉”。他的闳富藏书转由旧书商分售。罗伯特·沃斯珀恰好听到这个消息，就前往内布拉斯加看个究竟。据沃斯珀忆述：“屋里全是书，十三个房间都塞满了书。桌底堆叠着书，床上堆积着书，楼梯两边堆放着书，书橱里挤放着三四层的书，书架高接天花板，成行成列，摆满了每个房间和全部走廊。一堆又一堆的书籍，一捆又一捆的册子，一叠又一叠的杂志，摇摇欲坠，淹没了每间房，所以我们不得不沿着小径慢慢挪步，披荆斩棘，进入这位饱学之士的丛林。”

堪萨斯大学选购了与植物学和科学史有关的书籍、册子和期刊，共计一万册。其中一些是最有代表性学科的藏书，特别是十八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动植物分类系统的创始人卡罗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与十八世纪的美国博物学家C.S.拉菲内克（C.S.Rafinesque）。关于美洲史料、美国中西部、摩门教派、美洲游历的其他藏品则归于堪萨斯市公共图书馆。剩下的零碎藏品则出售了事。菲茨帕特里克的收藏因为收入微薄而难免有所掣肘，但沃斯珀说他“未尝一日不去搜讨，善于挑选价廉物美之物”。他“收藏当时尚未流行的藏品，很有远见”，使得他相比其他藏家明显更胜一筹。菲茨帕特里克对本土历史与美国科学的兴趣“领先了一代人。同样领域的收藏后来才广受欢迎，引起学界关注”。

一九四九年某期的《纽约客》人物简介形容威尔马思·谢尔登·刘易斯（Wilmarth Sheldon Lewis）就像一位美国乡绅，“面容轮廓分明，身穿英式服装。说一不二的口气，怀疑探寻的目光，风趣高雅的言谈，痴爱藏书，举止雍容，善于处世，无懈可击，而且家道宽绰，极有学问见识。”所有这些让人钦慕的品质中，正是“家道宽绰”使得“左撇子”刘易斯成年之后，能致力于购求有关十八世纪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片纸零墨。霍勒斯是英国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幼子。他的书信趣味盎然，数量有几千封。刘易斯一心一意购求这些信件，甚至有一次在拍卖会出价还高于他的代理人。他最终搜求了两千五百封罗伯特·沃波尔的亲笔信。

刘易斯完全为他的藏品所同化。他把位于康涅狄格州法明顿的家命名为刘易斯·沃波尔藏书楼，里面摆放的餐具、灯具、艺术品、珠宝，都是霍勒斯·沃波尔的故物，当时他用来装饰自己在英格兰草莓山的府邸。刘易斯还编有《沃波尔往复书信集》（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在耶鲁大学出版，并承担了编订费用。编辑出版此书是一个庞大的项目，书信集共有四十八卷，前后花费了他四十七年的光阴。刘易斯卒于一九七九年。他的殖民地建筑风格的大宅子捐给了耶鲁大学，规定他的藏书要完整保存在此处。

刘易斯著述甚丰，撰有《藏书家的进步》（Collector’s Progress）、《一个人的教育》（One Man’s Education）、《霍勒斯·沃波尔藏书志》（Horace Walpole’s Library）。他在上述书中都提过自己的痴书之情，但是论述藏书的最精辟之说，还是在他从未发表的一篇演讲辞中的某段话。此演讲辞现存于他的文稿中，摘录如下：“收藏家的忠诚让他们相互吸引。让他们成为兄弟的纽带比誓言还牢固，这个纽带就是都有虚荣心，都嘲笑不收藏的人。在不收藏的人看来，这些收藏家看上去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近乎疯癫，而收藏家通常都是如此。不过他们也会开明慷慨、造福社会，而他们也愿意如此自视。疯狂也好，明智也罢，他们毕竟抢救了文化。”

毫无疑问，刘易斯拯救了沃波尔，让他在文坛中不至于湮没无闻，对他不啻恩同再造。由于一个藏书家而引起学界重新关注某位为人遗忘的文人，这种例子确实少见，但却绝非闻所未闻。近年来有一位已故的英国爱书人，名叫迈克尔·萨德利尔（Michael Sadleir），是他首开风气搜集十九世纪英美作家的小说初版本。用伦敦书商珀西·缪尔（Percy Muir）的话来说，其时萨德利尔“几无真正对手”。缪尔写道：“只须提及梅尔维尔和特罗洛普这两位成就卓著、风格迥异的作家，他们先前几乎都被读者和收藏家遗忘了。”正是萨德利尔的“热心，几乎全是因为他，人们才开始重新对两位作家发生兴趣”。

一九五一年，在一篇题为《书痴自传章节》的随笔中，萨德利尔告诉我们，他著于一九二二年的《维多利亚时期书目闲览》（Excursions in Victorian Bibliography）是如何从“翻检我搜猎的图书”中而编纂成书。他还说，这些藏书“无人搜求，因而低价出售”，所以他在购书时没有遇到什么竞争。

《维多利亚时期书目闲览》出版后，我着手撰写特罗洛普及其母亲的传记。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应用从一开始就影响我藏书的原则，亦将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收集材料，是为了撰写传记、书目或者小说，如果没有这个打算，则肯定不会集中收藏某个作家或某个社会运动的书籍。

接下来的三十五年间，萨德利尔还写了下列颇有影响的作品：一九二七年的《特罗洛普评传》（Anthony Trollope：A Commentary），一九二八年的《特罗洛普著作书目》（Trollope：A Bibliography），一九四四年的《往事》（Things Past），一九五一年的《十九世纪小说：基于收藏的书目提要》（XIX Century Fiction：A Bibliographical Record Based on His Own Collection），还写了很多小说，不过已经过时且大多无人问津。萨德利尔于一九五七年去世，他收藏的十九世纪小说全部售给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弗洛伊德研究心灵的种种神秘性，界定其本质与范围，而在他之前的几百年，已经有不少人为书痴狂，但是给这种怪病定名则要到一八〇九年。当其时，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牧师（Thomas Frognall Dibdin，1776—1847）出版了一本笔调轻松的“书目传奇”，书名叫《藏书癖，又名藏书狂；含该不治之症之历史、病征及药方之说明》（The Bibliomania；or,Book-Madness；containing some account of the History,Symptoms,and Cure of This Fatal Disease）。迪布丁本人专门替第二代斯宾塞伯爵乔治·约翰搜书，兼任编写书目的主笔。法国著名藏书家伦瓦尔（A.A.Renouard）称，乔治·约翰的“私人藏书，精好无伦，独步欧洲”。不过后人最记得迪布丁是因为他根据耳闻，以夸张诙谐之笔逐年记录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个藏书的英雄时代。

迪布丁在《藏书癖》中写道：“藏书癖多肆虐于宫殿城堡、府第华宅。若罹是疾，则多离轩敞精洁之类远矣。而其发病与流毒，诱因又不可胜数也。此疾可四季作祟，祸害古今，并及后人，此为尤可惊怖者。”

迪布丁这篇文章之所以别具魅力，还因为他引述了一位真正的医学权威的说法，为这种病症命名。在他的书面世前的几个月，曼彻斯特市德高望重的医生约翰·费里亚（John Ferriar）发表了一首同题的诗歌，语带嘲讽，并“邮寄”给他的好友理查德·希伯（Richard Heber）。希伯藏书逾二十万册，分别藏于四个国家八所房子。费里亚医生是曼彻斯特文学哲学协会的会员，平时很积极，对医学和文学等很多学科都有精湛研究，撰写了不少文章。据说他最后发表的“《论幻象理论》对精神幻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他对藏书癖的诊断令人发噱：

此君不幸，爱书成疾

欲望如狂，折磨不止

在后来的诗句中，费里亚医生描述了那些痛苦的藏书癖患者对与文字内容无关的书目如痴如狂：

“没赚头！”书癖患者大声喊道，目光憔悴，

匆匆翻过，拒绝买下，满脸鄙夷……

每场拍卖会，他弯腰细看新拍品，

他精读拍卖图录，满眼焦急：

凡是标有斜体字“珍本善本”，

都吸引了他的心神。

迪布丁出版《藏书癖》之后的第二年，英格兰有人匿名出版了一本册子，题为《书智》（Bibliosophia；or,Book-Wisdom），为藏书癖给出了另一种命名。这本有趣的作品赞颂“搜书一事，美差也，其可夸耀者曰自豪，曰乐趣，曰特权”，他还将此书直接题献给好心肠的迪布丁牧师本人。“迪兄真书痴也！书痴之号，清雅已极，惟志趣高洁之聚书者方名实相称。书痴嗜书之情，尽留痕于其书，近乎自承积书本其所愿，即若非自愿，遭其祸害，亦雀跃欢欣。其信然乎？”至于该书作者的身份，据哈佛霍顿图书馆馆长威廉·A.杰克逊（William A.Jackson）在其权威的迪布丁参考书目中考证，此人名叫詹姆斯·贝雷斯福德（James Beresford）。此君建议另铸新字，对其作适当矫正：“余谓此辈当名之曰‘书智’（bibliosophia）。其人也，热衷积书，然无关‘读书’宏旨，亦极厌观书，对此实应辨明。”

《牛津英语大辞典》收录了二十多个以biblio-（意为“书的”）为前缀的英语单词，其中有biblioclasm、bibliognost、bibliolatry、bibliogony、bibliomancy、bibliopegy、bibliophobia、bibliopoesy、bibliotaph、bibliophagist、bibliopole,bibliomania，但不收biblosophia。以前用的bibliomania，今后仍用bibliomania。值得一提的是，在英语中首次使用这个单词的人既不是迪布丁，也不是费里亚医生。这个荣誉归于菲利普·多默·斯坦厄普（Philip Dormer Stanhope），亦即第四任切斯特菲尔德伯爵（Earl of Chesterfield），此人是深孚众望的政治家、演说家、才子、文人，与约翰逊博士、斯威夫特、蒲柏结为好友。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能留名后世，主要是因为他写给儿子的家书，这些书札博学多闻，前后持续写了三十年。这个儿子是他与一个法国女人的私生子，与他同名。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对儿子的安康关怀备至，信中对各方面的事情都有精金美玉般的嘉言。“尔于坐立起行措意否？谈吐举止优雅否？”一七五〇年，其时他的儿子才十六岁，他在三月十九日的信中问道：“尔有否极意小心不雅举止，粗鄙无教养惹人讨厌之恶习？如当众挠痒，伸指入口或挖鼻抠耳。”在此信中得知儿子对珍本书兴趣日浓，这位舐犊情深的父亲也作了答复。“尔应购好书，读好书；最佳之书亦最常见之书，最新版本亦多为最佳版本。编书者若非愚钝，必可自旧刻本获益。切记勿太在意版本，否则终有迂腐炫学之味。余有珍本，虽曰无多，足可供尔读也。”在书信末尾，他用一个简短的警告结束了教诲：“谨防藏书成癖。”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卒于一七七三年，享年七十有八。次年，他坚持多年写给儿子的家书以一千五百七十五英镑售出，编为两册刊印。到了一八〇〇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教子书》已发行至第十一版。这位贵族大人对书痴的嘲弄口吻，在费里亚医生和迪布丁牧师经常交游的圈子里应该是广为流传的。

在一九六六年为某精神病学刊物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费城的心理分析学者诺曼·S.韦纳医生（Dr.Norman S.Weiner）把有藏书癖的人描述成“过度渴求”书籍，他会“主动购书，或受诱惑而购书；他会起盗心去偷窃；他会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他会做环球旅行，他甚至会与别人结婚，都是为了获得一本垂涎已久的书籍”。根据他收集到的例证，韦纳医生认为藏书癖是“一种解难情结的行为，此行为可缓解焦虑，或直接满足某些本能冲动”。

他在“关于藏书癖的文献”一节中又写道，“据说书可成为主人的护身法宝，但只是转瞬即逝的激情。”藏书癖患者

还有更多好奇心，然后他们必然又会去搜求珍本秘籍，因为他的焦虑刚刚又出现了。他们自吹自擂，不断去寻找新的战利品，对得书过程与成功津津乐道。上述品性都让人想起性欲超强的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的行为，此类患者必须不断地确认自己未被阉割才能放心。古代意大利风流浪子卡萨诺瓦经历多次艳遇之后，定居在波希米亚地区瓦尔德施泰因伯爵的杜赫佐夫城堡中，帮伯爵看护图书。如此看来，两者似乎不无关系。

这位精神分析师由此作出结论，某些收藏者把书奉为“神物”，它能为“口腔的、肛门的、阳具的渴求提供满足感”，结论还提到“阉割焦虑”，且仅限于男性。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极为依靠一百年前尤金·菲尔德所坚持的说法：“女人为何总是以书为敌，为何尤其厌恶书痴？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韦纳医生认为这个权威性意见证据确凿，所以这位精神病专家兼心理分析师能够把他的“症候学”限于男人。

其实，古往今来并不乏女藏书家。罗森巴赫在其大作《一个搜书人的假日》（A Book Hunter’s Holiday）中就有一章题为“非凡的女猎书客”，其中特别提到几位法国国王身边的女人。他写道：“好几位法国国王都选择与爱好漂亮书籍的美女结为好友，我想这就是明证。”法国的名媛如加布莉·德斯特蕾、蓬皮杜夫人、卡特琳·德·梅迪契等人的藏书都是既丰且美。法王亨利二世的情人黛安娜·德·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在安那堡（Chateau d’Anet）藏有很多装潢精美的书籍。书上有两人名字的首字母H和D，是压印浮雕，互相交缠。一五五八年，她成功说服国王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法国出版商每出一本书，都必须向布卢瓦和枫丹白露的两地图书馆呈交一本复本。这种“书税”让国家的藏书顿时猛增了八百多卷。卡特琳·德·梅迪契的做法没这么遮遮掩掩。她的亲属法国斯特罗齐元帅在军中服役死后，她竟然下令把元帅的全部藏书充公。罗森巴赫觉得：“我们宽恕她吧，她是一个真正的书痴。”

史上对藏书更为固执的当属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她从一六四四到一六五四年在位，父亲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二世。女王十八岁登基，不久就致力于创办馆藏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在“三十年战争”中，她手下的将领攻城略地，抢掠了不少书籍，她就先从整理这些书籍开始。之后她又批准购置珍贵的手稿，买下了好些私人藏家的藏书，其中包括法国神学家德尼·佩托（Denys Petau）、荷兰法学家胡戈·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荷兰神学家弗修斯（Gerhard Vossius）。她还请法国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的前任藏书楼主管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来斯德哥尔摩，帮她搜集藏书。

一六四九年，克里斯蒂娜女王邀请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到瑞典游览，并任帝师。笛卡尔很快就发现女王暴躁易怒，很难相处。尤其是她坚持在凌晨五点钟就要准时上课。北欧半岛的冬天酷寒无比，笛卡尔在一六五〇年二月因发烧随即病逝。女王继续与其他博学之士交往，帕斯卡（Blaise Pascal）亦在其中。他还给女王寄呈了他发明的一个计算器模型，以供御览。

克里斯蒂娜女王于一六五四年逊位。她一六五二年曾致函给她的荷兰代理人尼古拉斯·海因修斯（Nicholas Heinsius）。当时海因修斯正在意大利为她搜书。女王在信中写道：“凡与珍本秘籍有关之书目，可再寄来，惟不必急于购买。朕明晓所列珍本之后，自有安排。”据早期为女王立传的某人所记，女王位于瑞典京城的藏书楼甚大，“排列于四个大厅，印本藏书多不胜数。所藏手稿，数量亦逾八千部，涉及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

女王离开瑞典后，皈依了天主教。她在安特卫普逗留了一段时间，继而定居罗马。女王外出巡游带了两百名随从，她率领满载典籍的大队人马进入了永恒之城罗马。她在此建立了两座学院，允许学者查阅御用藏书。一六八九年，女王驾崩。她辞世后，这批名为亚历山大丽娜的藏书（女王生前自视为女亚历山大大帝）转入梵蒂冈图书馆。教宗亚历山大十三世下令另辟一室，装潢华丽，专门储存这些藏书。

韦纳医生的研究并未提及上述女藏书家，对埃丝特尔·多希尼女士的藏书他亦完全忽略不提。埃丝特尔是一位加州籍的女藏书家，一九八〇年代，佳士得拍卖行为她的藏书举办了几场拍卖会，拍卖总价达三千七百四十万美元，获利之丰，史无前例。这笔款项后来捐给了洛杉矶的大主教管区。韦纳医生也绝口未提另一位女藏书家埃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这点颇出人意料。洛威尔女士是波士顿极有名气的收藏家，嗜抽大雪茄，这个癖好对一位探奇的心理分析学家来说，大概应是不同寻常的诱人研究目标。但是对韦纳的攻击会招来饶有趣味的反驳，正如彼得·盖伊（Peter Gay）在他为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撰写的传记中所说：“若说弗洛伊德无可救药地嗜好雪茄证实了原始口欲的残留，那么他收藏古董则显示了他成年后还残留有原始肛门快感，两者不相上下。”事实上弗洛伊德也向自己的医生承认，他收藏古物（包括藏书）“已成瘾，其强度仅次于”尼古丁。

至少在费城书商罗森巴赫博士看来，埃米·洛威尔是最伟大的美国女收藏家。他写道：“洛威尔小姐对她要搜集的藏书制订了周密计划。”

有关济慈的未刊资料是她最想要之物。她收藏的济慈手稿，足证其搜罗之功，毋庸我费辞。如果她想得到某件特别的东西，只要一朝尚未到手，她都会坐立不安。她在夜间随时会从波士顿打电话给我，看看我是否在某个拍卖会上为她买了东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钱财何足道，书才是一切。

今天，埃米·洛威尔的藏书安放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二楼的专室里，与捐资建筑该馆的小阿瑟·A.霍顿自己所藏的济慈文献放在一起。这是霍顿的提议，他要借此表达对洛威尔的敬意。洛威尔于一九二五年捐献的这批藏品中，有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圣亚尼节的前夕》（The Eve of St.Agnes）、《秋颂》（To Autumn）亲笔手稿。洛威尔原拟要为这位浪漫派诗人撰写两卷本传记，因而收集了这些藏品。她的其他藏品还有兰姆的《饭前的祷告》（Grace Before Meat）稿本、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签名私人藏书《拉塞拉斯》（Rasselas），以及惠特曼、贝多芬和乔治·艾略特的手稿。

纽约布鲁克林女收藏家艾比·波普夫人（Abbie Ellen Hanscom Pope）在十九世纪晚期所得的几部绝品珍籍，后来归于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现已列为纽约摩根藏书楼的至宝。可惜没有专门辟出一室以她的名字命名，供藏书楼的游客观赏。波普夫人所藏的几部书中有十五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品相极好，一四八五年由英国第一位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刻印于伦敦威敏斯特。她是在一八八五年中击败大英图书馆而得到此珍本，当时她才二十七岁。波普夫人在一八九四年突然病故，当时很多人公认为执牛耳的美国大藏书家罗伯特·霍三世（Robert Hoe Ⅲ）买入了其藏书的最精善之本，共计二十五万美元，亦是前所未闻的壮举。一九〇九年，罗伯特·霍三世去世，他的一万四千部藏书以里程碑般的规模出售，波普夫人的那些藏书也在其中。

一九九〇年春，格罗利耶书社在纽约举办了主题为“藏书女史十五家”的展览，借此纪念五百年来女性藏书家的成就，从黛安娜·德·普瓦捷到弗郎西丝·胡珀（Frances Hooper）均在其列。胡珀女士是芝加哥人，曾经做过记者，也做过广告公司的高管。她搜集的那些稀珍之本，现已散入多个公共机构。致开幕词的玛丽·海德·埃克尔斯7女士是当时在世的著名女藏书家，她首先称赞了女书痴这个“新物种起源”：“关于所有这一切，有一个问题很令人感兴趣：为什么五百年来，六个国家之中，似乎只是出现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女藏书家？答案显而易见：且不论藏书多少，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必须具备三个优势：家境丰裕、受过良好教育、享有自由身。直到最近，也只是少数女性全部拥有上述三个条件，但是时代正在变化！”

从一九四〇年开始，玛丽·海德·埃克尔斯开始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唐纳德·海德（Donald Hyde）先生（已故）专门搜集约翰逊博士及其圈子的第一手材料，藏品范围广而数量多，收藏于新泽西州四橡树农庄的家里。这些藏品受到全球的推崇，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题目。开幕式的当晚，埃克尔斯在谈话中回忆起了当年他们伉俪“最漂亮的大胜仗”，亦即在一九四八年购入了“大西洋两岸至为精绝”的有关约翰逊的藏书及文献资料。这批藏书原属罗伯特·B.亚当（Robert B.Adam）及其侄子与继承人罗伯特·B.亚当二世（Robert B.Adam Ⅱ），已经传了两代人，该家族在布法罗和纽约各有一家百货商店。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盘三天后，这批藏品在市场上出售。

尽管业界对这批藏品的重要性并无争议，罗森巴赫博士也大力帮助亚当家族，但是真正出价想买的人却屈指可数。一九三六年，纽约州银行监管局下令把这批藏品存放于罗彻斯特大学，作为亚当家族银行贷款的抵押，藏品总计有几百封书信、多页手稿，以及很多译文稿件。藏品保留于该大学，直到一九四八年卖给了海德夫妇。埃克尔斯谈到随后发生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距亚当家族欲出售这批藏书已过去逾十九年，这批藏品抵达新泽西州格雷斯通市火车站，遭遇狂风暴雪，一时之间天昏地暗。五十个货箱和两个大皮箱被举起放入几辆农用汽车中，驶往四橡树农庄。体格魁梧的约翰逊博士从此就和我们同住了。有一件事显然是要尽快去做的——他要有自己的房间。

一九六六年，海德先生逝世，埃克尔斯夫人承认她那时“对藏书一事已感索然”，但是慢慢地，她有意“重拾旧好，以藏书为生活方式”。岁月如流，因为对书友、书籍和藏书的共同兴趣，她和英伦的戴维·埃克尔斯结为连理。她目前正着手编辑一部新的约翰逊书信集，交谈中她兴致忽起，提到远期计划：“我真希望自己还能再找到一封约翰逊的书信，几块碎纸片也好。那仍然是……永无止境的追求。”

常常听人说起书可疗疾，不过有时却是从让人心酸的片言只语听来的。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小肯尼迪向众多新闻记者宣布，他的母亲杰奎琳前天从纽约某医院返回第五大道公寓的家中，不幸于昨晚去世。医生告诉她已经没有办法阻止癌症扩散全身，这位前第一夫人选择了那间公寓作为最后的归宿，这里曾经让她获得了安宁与惬意，而过去三十年间，她的生活总是被公众关注，无休无止。小肯尼迪提及：“母亲临终时，陪伴在她身边的有亲友，有她的藏书，还有她深爱的人和物。她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做的，我们都觉得很幸运。”

藏书癖日益加剧后，“这种爱好就会由温暖宜人的火焰变成焚毁一切的狂猛野火，变成不受约束的暴风雨般的狂热。”这是作家马克斯·桑德（Max Sander）在一九四三年为专业犯罪学家写的一句话。他描述爱书成癖者是患了“病态的、不可抗拒的精神强迫症”，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已经造成了不止一起的犯罪，离奇得让人无法忘记。”

历史上因书而犯案者，最罪恶昭彰的应是西班牙的唐·文森特（Don Vincente）。他以前是一名僧侣，对书痴迷入骨，导致他在一八三〇年代犯下了逾八宗谋杀案。据说他在西班牙东北部塔拉贡纳的西多会修道院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开始对书籍有了病态般的迷恋。一天晚上，几个身份不明的歹徒闯入修道院，大肆劫掠，抢走了很多金银财宝，还有一些珍稀孤本。不久，文森特突然还俗，很快现身于巴塞罗那，摇身一变，成为一家珍本书店的老板。他购书多于卖书，对哪怕有一点价值的宝物都不放过，因此引起了别人注意。一八三六年，几个互有竞争的书商合伙在拍卖会上买下了《巴伦西亚法令集》（Furs e Ordinations de Valencia），据说是存世孤本，是由西班牙的第一位印刷商兰伯特·帕尔马（Lambert Palmart）于一四八二年刊刻的。因为有同行的支持，参与竞拍的一位书商奥古斯蒂诺·帕特绍特（Augustino Patxot）轻而易举就获得了这部秘籍。三天之后，帕特绍特的书店起火，烧成瓦砾，他也葬身火海。不久巴塞罗那周边地区又出现了好几具尸体，都是一些家道殷实的人士，其中有牧师、市府参事、诗人、法官，均为藏书甚富的饱学之士。

此前在拍卖会上，文森特因为别人出价高过他未能如愿而大发雷霆，这让他成了明显的嫌疑人。搜查他的家时，办案人员在最顶上的书架上发现了一件罪证，亦即那部孤本《巴伦西亚法令集》。随着进一步的检查，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原归其他受害者所有的书籍。开始时文森特抗议，辩称自己是无辜的。当局向他保证，不管对他有何惩罚，保证其藏书安全无虞并受到保护，他最后才招供。

在法庭上，法官问这位杀人凶手为什么从来不拿走受害人的一分钱财。文森特昂然答道：“我不是贼。”法官又问他，杀了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丝内疚吗？他答道：“每个人早晚都是要死的，但是好书必须要保存。”他的辩护律师申辩说，他的当事人显然是精神错乱，并且说不管怎样，那些充其量都是旁证。公诉人反驳道，兰伯特的那本书呢？那是孤本。“你错了，”辩护律师答道，然后变戏法似的呈示了一本来自法国的《巴伦西亚法令集》，作为呈堂证供。文森特一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顿时失控。他放声大叫，无法相信：“我的不是孤本啊。”直到被处死那天，他还在喃喃自语，痛惜不已。

这件骇人听闻的罪案的详情很快就传开了。远在法国的福楼拜也听闻了此事，当时他已年过半百，正在写他的短篇处女作。在这位崭露头角的作家最早期的作品中，有一篇题为《书痴》（Bibliomania）的小说，作于一八三六年，恰是文森特被处死的那一年。《书痴》说的是巴塞罗那书商贾科莫“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却乐于“坐拥书城，目光流连在那些有字母的书脊、磨损的书页、泛黄的羊皮纸上”，此人“完全沉迷”于自己的激情中。“他废寝忘食，他日日夜夜、魂牵梦绕的都是——书。”

这篇小说的情节与文森特一案基本雷同：贾科莫也曾经是一名僧人，因为拍卖会上未能买到一部孤本而怒火中烧。为了获取这本书，他杀害了成功拍得此书的书商巴蒂斯托。他随后又制造了好几宗谋杀，然后是被捕审判，然后出现了复本，等等。但在此之后福楼拜便不再模仿，而是显露了丰富的想像力。贾科莫单独和他的律师相处时，要求看看这部新发现的复本，而律师带此书到巴塞罗那本是要为他作辩护用的。贾科莫紧紧地抱着这本书，“泪水滴落在书页上”，这个犯人突然把此书一页一页全撕烂了，“你在撒谎！我实话告诉过你，西班牙就这一本。”

为书而害命的事例并不多见，但是窃书却是屡见不鲜。劳伦斯·S.汤普逊（Lawrence S.Thompson）在“二战”期间当过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后来到肯塔基大学教古典文学。他在一九四七年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谈谈窃书癖》（Notes on Bibliokleptomania）。汤普逊称，古罗马的将领攻城略地，洗劫了古希腊的文献藏书，古罗马早期的藏书正是由此积累而成。

中古时期的书籍都拴在架上，借此确保它们留在原地。不过在中世纪，用来拴紧书籍的各种工具里用得最多的不是链条，而是咒语。为了震慑盗心暗起的雅贼，某座修道院咒骂偷书贼会像犹大、亚拿尼亚、该亚法、彼拉多那样遭受上帝惩罚。8其他的诅咒还有将窃贼逐出教会，而最为严厉的诅咒则是，一经发现，开除教籍。例如巴塞罗那圣佩德罗某座修道院的咒语就颇为生动有趣：

罔顾此书原主，窃书或借书不还者，愿书在此贼手上变为蛇，将其撕裂。愿此贼全身瘫痪死坏。愿此贼受苦衰残，哀号以求宽恕。愿此贼饱受痛楚，永无止息，直至肉身腐烂。愿书虫啮咬其五脏六腑……待到此贼受末日审判惩罚之际，愿地狱之火将其永远吞噬。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近代最臭名昭著的偷书事件发生在一八四〇年代的法国。该贼有条不紊地窃取了法国国家藏品中的珍宝。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法国图书馆被盗案。窃贼是一名意大利伯爵，名叫古列尔莫·利布里-卡鲁奇（Guglielmo Libri-Carucci，1803—1869）。他年轻时移居法国，后来成为闻名遐迩的学者，深孚时望。三十岁时，他到巴黎索邦大学讲授数学，很快便兼任著名学术刊物《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的编委。一八四一年，他获提名出任新成立的某个委员会的秘书长，负责为存放于法国各大公立图书馆的历史文献编目分类。孰料此人非但没有担负起保存文献藏书的责任，反而在之后的六年间有计划地偷走这些藏品。

利布里偷书的动机似乎就是出于贪婪，再无其他。一八四七年，他匿名把一些偷出来的书籍拿到巴黎的拍卖会上出手。后来，在一宗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交易中，他把一千九百二十三件古代手稿售予伯特伦·阿什伯纳姆勋爵（Lord Bertram Ashburnham），总计八千英镑。等到法国警方开始怀疑他时，这位罪行深重的伯爵在一八四八年逃亡至英国，随身携带了另外一批禁止出境的藏书，继而在一系列饱受争议的拍卖会上卖出。一八五〇年，法国一法庭缺席判处他十年单独监禁。利布里在意大利度过了余生，死于一八六九年。

纵观古今，对于拥有藏书者，书可令其体会无穷乐趣，令其耽玩痴迷，亦可令其痛苦不堪。二十世纪初，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贝·奇姆（Albert Cim）写了一篇关于《书之受害者》的散文，描述生动。文中提到，十九世纪的著名博物学家、探险家埃米尔·贝塞尔斯（Emil Bessels）有一次遭遇沉船，丢失了很多书籍和手稿，不久房子又失火，仅存的书籍被烧毁殆尽。“祸不单行，他无法释怀，便在一八八八年自己结束了生命。”另一位是移民自美国的布赖恩先生，向巴黎的阿塞纳尔图书馆捐赠了一百五十本书籍，数量不多，却全都是精品。一九〇三年某日，该图书馆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长者，正是布赖恩本人。他只是淡淡地说道：“我想再看看我的书。”他一本一本地浏览，看完之后就静静地离开了。两天后，人们发现他死了，显然是死于自杀。

一八二四年，法国亨利·贝杜瓦耶（Henri de la Bédoyère）伯爵结束了远赴西班牙的探险之旅，返回国内。他把所有的闲暇都用来收集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籍和画片。二十年后，他把藏品拿出来拍卖。过不了几天，他就追悔莫及，赶紧开始买回卖出的全部收藏。他卒于一八六一年，他的第二批藏书“较第一批更为完整”，后来售给帝国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十八世纪著名的东方学家安基提尔-杜佩隆（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是率先在欧洲从事亚洲研究的人物，译有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他的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床垫，也没有床单，进餐只有牛奶面包。这位学者拥有最多的就是书。他平日深居简出，不修边幅，常常被人当成乞丐，给他施舍。

十九世纪哲学家德穆兰（Jean Baptiste Bordas-Demoulins）对个人的衣食住行毫不挂怀，挣来的几个钱都用来买书了。有一天，他离开居住的阁楼，原想花掉身上最后一个苏币凑合吃顿饭。就在这时，他看到某书商的店面橱窗里摆着一本饶有兴味的书，买书还是吃饭，需要他作出选择。奇姆写道：“他毫不犹豫就买了书，平静地回到阁楼，之后一直没有离开，直到被人送去医院，撒手人寰。”

十九世纪法国钢琴家、作曲家摩亨奇（Charles Henri Valentin Morhange），时人称他为阿尔坎（Alkan）。他十几岁时就已被誉为艺术名家，一度与乔治·桑和雨果等艺术圈里的人过从甚密。岁月流逝，他的声名渐渐黯淡，这位音乐家亦开始离群避世，终日与书为伴，自得其乐。对于他后来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是有一幕是肯定的，那是在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七十五岁的阿尔坎伸手去取一本希伯来文书，结果负载过重的书架轰然倒塌，曾经人称“钢琴界柏辽兹”的音乐家因此被书砸死了。

德国历史学家台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教授平生著述极丰，其专著与论文旁征博引，数目近千，并于一九〇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为写作五卷本《罗马史》（R?mische Geschichte）耗费了几十年光阴，世人公认此书为其杰作。这位德国学者耽于艺文，颇有传奇色彩。蒙森育有十二个孩子。有一次他坐上了开往柏林的“轨道马车”，埋头专心读某本书，旁边有个小男孩在大声哭喊，让他很生气，就问男孩是谁，好叫着男孩的名字而责备他。男孩哭道：“为什么啊，爸爸？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的儿子小海因里希啊。”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蒙森爬梯到最顶层书架取书，随即又读得入迷。这位八十五岁的历史学家认真看书时，手持的蜡烛太靠近脑袋，点燃了他的长长白发。他赶紧用身上的长袍边捂着头灭火，但是脸部被烧伤了，头发也烧焦了；十个月后，他与世长辞，据说多少可归因于这次怪异的事故。

十七世纪佛罗伦萨人安东尼奥·马利亚贝基（Antonio Maglia-bechi）猎书欲之大，无法餍足，时人目为“书饕”。他的名字如果拼写成拉丁文是Antonius Magliabechius，把字母位置变换后可组成新词Is unus bibliotheca magna，意为“他本人就是一座大藏书楼”。

马利亚贝基享年八十二岁，据说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佛罗伦萨。他半生几乎都是隐居于“书山”之中。他于一六三三年出生于“穷苦家庭”，做过各种杂活。后来有一位贩书的邻居收他做学徒，很快这位小伙子就因为编写书目的技艺而远近闻名。一六七三年，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委任他为宫廷藏书楼的主管。正是在这个职务上，余下的四十一年，马利亚贝基“寝馈于书丛，无日不欢”。

他天生好记性，对于其他门类的收藏也拥有丰富的知识。据说大公曾问起能否获得某稀见珍本，马利亚贝基答道：“大人，办不到。此书是存世孤本，现藏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藏书楼，在进门的右手边，第二个书架的第七本便是。”更让人叹服的是他对佛罗伦萨之外的藏书状况的了解，都是通过与同代的所有重要收藏家、藏书楼主管、书商的书信往还而获得，他们之间的函札内容详尽，多年不辍。他原可在宫中独享一间房，但他不要，宁愿睡在一个堆满了书籍的木摇篮里。有人嘲笑他是“靠书名和索引为生，枕头就是一部对开本”。

马利亚贝基对其所负责的书籍严加看护，不许旁人随便接近，简直像是知识暴君一流的人物。历史学家艾瑞克·科克伦（Eric Cochrane）指出，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所有学术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臣服于浩瀚学问的化身”，亦即这位科西莫三世藏书楼的馆长，“马利亚贝基无须著述以证明自己的博学：他在世时所出版的一半书籍上，在书中的献辞和致谢页上，赫然标着他的大名，因为很多学者为了查找资料都要有求于他。”

马利亚贝基死于一七一四年，当时他坐在藤椅上，膝上摊着一本书，“浑身肮脏，衣衫褴褛，但是幸福不亚于王侯。”他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己购置的三万本书捐给佛罗伦萨市，条件是必须永远供公众免费使用。

这就是百年来众人所称的“马利亚贝基藏书”（Biblioteca Magliabechiana）。到了一八六〇年，马利亚贝基藏书与帕拉蒂那藏书9合并，组成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直到今天。图书馆里有一个马利亚贝基的半身塑像，神情自在，面带微笑，这位“本人就是一座大藏书楼”的先贤好像在默默地看护着藏书。

哈利·B.史密斯（Harry B.Smith）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百老汇歌舞剧作家，写过好几部广受欢迎的歌舞剧。他收藏了很多赠送本、手稿和画作，还有一些著名作家的旧藏，均极罕见。其中，济慈写给女友芳妮·布劳恩（Fanny Brawne）的书信，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的校样，狄更斯临终前的亲笔信，更是世间罕见。史密斯的藏书目录名为《伤感之藏书》（The Sentimental Library），里面写道：“如果我拥有雪莱溺死前装在口袋里的那本《济慈诗集》，也就是特里劳尼扔进火葬柴堆的那本，我承认，我是绝不会翻阅的，倒是可能会把它供在一个小神龛上，烧香礼敬。”

史密斯后来把他的藏书精华转让给了罗森巴赫。当时罗森巴赫恰有购求名家故物之兴，买入那些文坛巨子或者社会名流的旧藏。罗氏贩书一生，经手卖出的藏书何止万千，但他最为看重的乃是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赠送给霍桑的《白鲸》（Moby-Dick），书页上有题辞云：“谨呈拙作聊表对阁下天才之崇敬。”如今此书藏于费城罗氏博物馆藏书楼。

托马斯·J.怀斯（Thomas J.Wise，1859-1937）是声名赫赫的作伪名手，他伪造的十九世纪小册子精巧非常，售卖给那些财主藏书家时，竟无人起过疑心。他对时人的文学趣味，影响深远，小有功绩，亦未可抹杀。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的冬季，伦敦书商珀西·缪尔举办过一系列讲座，他曾说：

我所指的不是他较为出名的邪技淫巧和诈骗伎俩，而是指他悄然的又是石破天惊的发现，亦即英国文学并未随莎翁或者斯威夫特去世而消亡，也并未随雪莱或者济慈去世而消亡。相反，英国文学在每个时代都在不断创造的过程当中，那些作家仍然活在我们身边，各位甚至可以与他们握握手，喝喝下午茶，而他们的作品书籍也值得收藏家关注。

一九三四年，两名藏书界的后生约翰·卡特（John Carter）和格雷厄姆·波拉德（Graham Pollard）发现了怀斯的行径。三年后，身败名裂的怀斯去世。但是直到今天，怀斯的藏书仍然是大英图书馆英国文学藏书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批藏书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阿士利藏书”（Ashley Library）。其实缪尔还认为，怀斯“几乎是从事现代初版本收藏这桩有趣生意的开风气之先者”。

“几乎”一词很关键，因为还有很多收藏家也独具慧眼，收藏还在世的同时代作家的著作。二十世纪初，纽约拍卖过约翰·奎因（John Quinn）的藏书，引发关注，因为这批珍贵的当代版本居然能与古书和历史手稿平起平坐。奎因家住纽约，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律师。他大力资助文人画家的创作，可谓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恩主。例如他曾经向康拉德和乔伊斯慷慨解囊，作为报答，两位作家都有亲笔题赠本和手稿赠给奎因。

奎因的藏书在一九二三年与一九二四年出售，多数由罗森巴赫收得。其中有多本康拉德的小说定稿，例如《胜利》（Victory）、《机会》（Chance）、《奥迈耶的痴梦》（Almayer’s Folly）、《台风》（Typhoon）、《诺斯托罗莫》（Nostromo）、《水仙号上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海隅逐客》（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吉姆爷》（Lord Jim）及其他，当时花了七万两千美元。时至今日这些藏品依然属于罗氏的私人藏书。此外还有一些以极廉价格买入的珍品，例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手稿，后者是这位精明的费城藏书家在一九二四年买入，仅花费一千九百五十美元。当时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在巴黎发售才两年，等到在美国出版时，已是十年之后了。大家都在猜测，如果今天把这部手稿拿出来拍卖，不知能拍得几百万美元？手稿的价值毋庸置疑，也证实了珍本专家、费城图书馆馆长埃德温·沃尔夫（Edwin Wolf）所言，作为一名大力搜购在世作家作品的收藏家，奎因无疑“超越了他的时代”。

收藏在世作家的著作，除了怀斯和奎因之外，其他人也在早前做过。纽约市摩根藏书楼专收古典珍本，藏品美富，但是创始人摩根也藏有直接索取自同时代的某位作者的一封书信，公认可与藏书楼东屋的珍本媲美并同时展出。

这就是马克·吐温在一九〇九年写给摩根的一封信。摩根问过马克·吐温，可否获得他亲笔签名的《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的手稿。马克·吐温在答复此请求时，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拙作能与阁下收藏的名编巨作并肩而立，我这个宏愿今日终于实现。世界终将毁灭，而阁下所藏，却依然坚不可摧。”

十九世纪波士顿出版商詹姆斯·T.菲尔茨（James T.Fields）生前以刊刻精良书籍而享有盛名，曾参与营运蒂克纳-菲尔茨公司。他的遗孀菲尔茨夫人在一八九四年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一架旧书》（A Shelf of Old Books），现已鲜有人提及。书中，她带领读者漫步于他们伉俪的家藏珍秘之中，沿途若遇到一些精雅绝品，就会停步细看。她提到收藏同时代的名家作品时，所说的几句话最为生动感人。菲尔茨夫人指出：“高士贤哲的旧物，往往带有一种神圣。这种神圣，与此故物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无关。我们最钟情他们读过的书；我们翻动他们深爱的书页时，能看到另外有一只手在指着那一行一行的字，另外有一个人埋头于翻开的书册之中。”

在他们的书房一角，有几架放得满满的藏书，都是三十五年前菲尔茨先生在英格兰旅游时购得的利·亨特（Leigh Hunt）的旧物。也许，正是这些旧书在昔日勾起了约翰·济慈的诗兴。当其时，年轻的诗人在利·亨特家做客，晚上就在主人的书房过夜。他的名作《睡与诗》（Sleep and Poetry）正是因此而作：

那是一个诗人的家，其中有把钥匙

为我打开喜悦底庙堂。在屋里，

四壁悬挂着曾在过去的世纪

高歌过的诗人的光辉身影——

他们彼此微笑着，神圣而冷静。10

菲尔茨夫人写道：

我引用这些诗句时，因为担心记忆有误，就从旧书的书架上抽出一卷济慈诗集。书很旧了，开本也小，绿色布面，外观看上去很舒服，应该曾经与很体贴它的朋友一道出过远门，淋过夏日的大雨。此书曾与丁尼生相伴多年，磨损明显，应是多次远足时藏在口袋里所致。有一次，丁尼生与菲尔茨先生道别时，以此相赠。菲尔茨先生素来对它珍爱有加。如今这本小书静静地藏在一角，等待着有一天某位新诗人受到感动，发出歌吟，怀念那位曾经护惜它的大诗人。

《一架旧书》的卷首插图配得适当，那是一幅木刻，上面是菲尔茨伉俪位于纽约后湾宅子里的书房，他们夫妇俩在这里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图片的右边是画作和钢琴，左边是书籍和壁炉，远处尽头是两扇高高的窗户，窗外可看到查尔斯河。正是在此处，在此书房一角，菲尔茨夫人结束了她的遐思：

如今，世间已无利·亨特，为这堆旧书增添魅力；世间亦已无济慈，醉心于书卷之中。不过当我们默默地站在书房一角时，眺望远处，但见河面波光粼粼，青枝绿柯之间光影斑驳，我们就会忆起这些灵感的源泉仍然与我们相依相随。以后其他的爱书人也会细读架上的藏书，从这些名著经典中汲取新鲜的活力。

菲尔茨夫人从她的藏书中得到滋养，而且显然她也都细细读过这些藏书。有些收藏家认为，他们买书，无非就是要坐拥书城，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温斯顿·丘吉尔曾在他的随笔集《思想与冒险》（Thoughts and Adventures）中谈过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此书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二十四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该书一篇名为《嗜好》（Hobbies）的随笔里写道：

或问：“我该怎样处理自己所有的藏书？”答曰：“读之。”发问者变得肃然了。若你未能读这些书，至少也要摩挲一番，不妨说至少要抚弄它们几下。凝视它们。让它们随意摊开。从引起你注意的第一句话看起。然后翻到下一页。开始一段发现之旅，去测量地图上未标明的海洋。自己动手把它们放回架上。按自己的安排摆放书籍。这样的话，即使你不知道它们的内容，至少你知道它们摆放在哪里。如果这些书籍成不了你的朋友，无论如何也要让它们成为你的熟人。如果它们不能进入你的生活圈子，至少也不要拒绝向它们点点头。

一百年前，英国文笔最优雅的随笔名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曾把人分为“两类”。兰姆借用文章中的“伊利亚”（Elia）说出，分类的标准不是肤色、语言、地域和宗教信仰，而是把人简单分成“好向人借东西的人和好借东西给别人的人”。但是并非因为有人要借钱而让他不快。“对于一个其宝物主要不在保险箱而在封皮里面的人，比如伊利亚这样的人来说吧，这时会把他东西拿走的往往是另一类人，而这类人甚至比上文谈到的情形更可怕；我指的是把你的书籍借走的人——那些成套书籍的肢解者，书架秩序的破坏者，以及专门给你制造残卷零编的家伙。”

兰姆陪伴列位看官浏览他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小内书房”（little back study），他指着“书架底层地方就露出了个大豁口，难看地望着你，仿佛一个人的犬齿被摘了去”，那空缺处原来曾放着“我最大的一部对开本”。接着他又指出其他触怒了他的证据，“这里的《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of Melancholy）倒还健在，清明如故。——那里的《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仍徘徊其地，傍溪而居，静谧不减生时。”诗人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兰姆家的常客，兰姆特别提到他做了很伤主人感情的事。不过兰姆也作了让步，聊作补偿：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为我的友人说句公道话，那就是，虽说有时候他常像海潮那样卷走你的某件珍奇，但另外一些时候也会同样向你进贡献宝，琼琚相报。我的一批稍次的藏书即属此类（为我友人多次造访时所携来），这些究系从何处古怪角落搜寻而来，他固然早记不清，而一旦留在我处，他也同我一样几乎将其忘个干净。我于是将这些多番遭弃的孤儿全收养下来。这些新入门虽非正宗，也会和这里的老希伯来人一样受到礼遇。事实上他们早已被编排在一起了，不问老户新人。11

一九九一年秋，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展览，纪念莱辛·J.罗森沃尔德（Lessing J.Rosenwald）百年诞辰。罗森沃尔德自一九四三年起担任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主席，直至一九七九年辞世。他向国会图书馆捐赠了两千六百册精绝古版，是该馆有史以来得到的最大一批珍本赠书。展览会上展出了精选出来的一百部藏书，包括泥金装饰写本《美因茨大圣经》（Great Bible of Mainz）两册，此书刻印于一四五二年，世人都认为它影响了同时同城刻印的四十二行古登堡《圣经》的花纹和装饰。其他的精本还有托勒密的《宇宙图说》（Cosmographia）；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迄今所知仅有一本关于罗恩格林传奇的英文初版《天鹅骑士》（The Knight of the Swan）；弗朗西斯科·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的《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是插图版孤本，由梵蒂冈学者、印刷商、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制作。每本都是早期印刷术和插图的奠基之作，也是罗森沃尔德作为一个收藏家的主要兴趣。

一九七七年，弗雷德里克·R.戈夫（Fredrick R.Goff）描述了罗森沃尔德如何“像建造大宅一样，每次一块砖一块砖地”聚书。戈夫最后分析道：“某部珍本或手稿在没有让收藏家或爱书人着魔之前，他们都不能算得上是拥有了它。”罗森沃尔德不是那种去跳蚤市场或旧货摊翻找的人。他委托古董商和书商帮忙购买。为了购入藏品，他付了重金，但是也由此购得并不多见的藏品。罗森沃尔德在自己刊刻的回忆录里，给想成为收藏家者提了六条详细的建议，总括如下：了解收藏对象；确定收藏主题；结交可信商家；领先时代风气；切勿错失良机；时时提高品味。

不过有一次，罗森沃尔德明知故犯地违反了自定的几条规则。他不仅买入了那件与他的收藏趣味并不相符的物品，还指示他的代理人要不惜代价购入。一旦拥有了那件厌物，他就将它束之高阁，封存了五十年。可是购入这件藏品彰显了他坚守要保存历史文献的诺言，不管藏品是何物。

此事要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个周日清晨说起，那天他正舒舒服服地打盹，留意到即将举行的拍卖会图录上的一件拍品，顿时让他睡意全消：

特伦托犹太人审判记，一四七六—一四七八。哥特体字母手稿，六百一十四页。第二对开本的左页有金色及彩色的边框，并有符腾堡公爵盾形纹章，此稿本是应公爵之命而写，旧犊皮对开本，年代约为一四七八年。

这件未曾公开的手稿拍卖品编号为五五三，记述的是十五世纪时一件天怒人怨的罪案，简述如下：在今天意大利北部，有一个特伦托公国，该公国某犹太村落里有十八名犹太人被逮捕，罪名是谋杀了一个两岁男孩，把他的血用在逾越节的仪式上，其实这是罗织罪名陷害。这些特伦托公国的犹太人入狱后被严刑拷打，最后在威逼利诱之下“忏悔认罪”。男犯被处死，女犯改信了基督教。

罗森沃尔德深信，一旦德国政府获得这件手稿，肯定会用作反犹宣传。于是他致电“总揽购书事宜的顾问”罗森巴赫博士：“我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这种事一辈子做一次也够了。”他指示罗森巴赫不惜一切代价买入这个稿本。后来罗森巴赫才知道，当时在拍卖会上，一名身份不明的女人高声坚称她的出价是最高的，要求重新竞标。拍卖师礼貌地告诉这个女人她错了，并拒绝重新竞标。“据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位出价稍低的女人是一位德国籍代理商，受人派遣到拍卖会上，惟一的目标就是夺取五五三号拍卖品。”

这部又大又厚的对开本被送往罗森沃尔德在宾州坚金镇的阿尔弗索普庄园，经检验后重新装好，马上又运去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美国犹太人历史协会。协会收下了这份文献，按照与罗森沃尔德达成的不成文规定把它封藏五十年。五十年后，协会把这个稿本拿出来拍卖，并解释说协会收藏与美国犹太人历史相关文献为主，该稿本的内容不符合这一标准。后来在苏富比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此书作价十七万六千美元售给纽约著名的犹太人文化赞助人耶塞尔森夫妇（Erica and Ludwig Jesselson）。一九八八年该书被转赠叶史瓦大学，成为其永久收藏。四年后，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特伦托一四七五》（Trent 1475）一书，著者是纽约大学欧洲史教授夏伯嘉（R.Po-Chia Hsia），这是他对这部稿本全面深入研究的成果。这部历史文献能够不被世人遗忘，为学术作出贡献，影响虽小，意义却极深远，再次证实了罗森沃尔德作为收藏家的远见卓识。

十五世纪最后十年，德国诗人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t）对一首幻想的诗歌《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作最后的润色。此书曾在国会图书馆的罗森沃尔德藏书特展上展出过。《愚人船》初印于一四九四年，当时风靡欧洲，十五年间，计有拉丁文译本一种，法文译本三种，荷兰文译本一种，低地德文译本一种，英文译本一种。

“若以流行程度来衡量文学成就的成败”，批评家贾米森（T.H.Jamieson）在一八七三年写道，那《愚人船》“必可列入整个文学史上最成功的书籍之一”。勃兰特的书之所以极具魅力，原因之一就是他写的都是短章，巧妙地把他笔下的“痴汉”混合在一起，吸引读者的流畅风格贯通全篇。《愚人船》着眼于人性的弱点，平易近人，在叙事中融合了当代的社会事件与仍然在世的时人，出版这样的书尚属首次。

此书英译本也有几种，流传最久的是亚历山大·巴克利（Alexander Barclay）的译本，由理查德·平森（Richard Pynson）在一五〇九年印行。译本能在英国大受欢迎，是因为巴克利精明地把原书稍作改动，使之与其时英伦日常生活相吻合。这个译本并非逐字逐句翻译《愚人船》，但原书的要点均予以保留：几艘船只，满载着傻子，扬帆驶向他们的故国，也就是“愚人国”。那个时代的种种愚昧恶习几乎都有各自的化身，吝啬鬼、奸夫淫妇、刀笔吏、虚伪的善男信女，不一而足。全书分一百一十三个小节，基本上是一个小节专门描写一类愚人。读者最先看到的就是对书痴的描述：

船上数我排第一，

当然有因可仗恃。

看官首先见到吾，

皆因不才迷藏书。

我藏珍本不胜数，

看书心得却近无。

几百年来，对藏书家的肆意攻击尽见于上面几行诗，其中最重的莫过于说这些爱书人觊觎稀见珍本甚于书中的内容，最让书痴念念难忘的不是印在书页之中的智慧，而是锦缎丝绒的装帧。书痴被描写成到全世界乱走就是为了获取新书，因为“拥有书多多，感觉真不错”，尽管“书中内容，我一无所知”。《愚人船》能够一纸风行，还因为配有多张生动有趣的木刻版画，据说是丢勒的作品。其中有一张画，描绘了一个“四眼”书痴坐在教堂的诵经台上，高举着拂尘用的羽毛掸。

英国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写了一篇稀奇的幻想故事，名叫《巴利亚多利德之会》（A Meeting in Valladolid）。作者设想在一六〇五年，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两大文豪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市相见，读者可听到他们的谈话。十五年前，英国与西班牙在英吉利海峡激烈海战，莎士比亚远赴西班牙，他的使命是要重修两国关系。目前并无证据表明莎士比亚离开过英国，至于说他曾经与塞万提斯见面倾谈，更是无从说起。但是莎翁知道塞万提斯的作品，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一六一三年，莎翁有份经营的国王剧团排演过名为《卡登尼欧》（Cardenio）的喜剧，据说剧本正是莎士比亚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撰写。剧本现已散失，但是根据遗留下来的剧情梗概，可清楚看到此剧是受到了《堂吉诃德》里面一个有趣的小人物的启发，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在该剧上演的前一年就已流行甚广。

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贫病交加的塞万提斯死于马德里，终年六十八岁。同日（日期其实有出入，因为所用的日历不同），莎士比亚死于斯特拉特福，终年五十二岁。传说莎翁的死因是由于两周前，他与伦敦剧院的旧同事相聚，言谈甚欢，不慎染上风寒而告不治。

历史上并无记录这两大文豪是否嗜书成癖，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笔下的两大人物——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一剧的普洛斯彼罗，都是被书的魔力深深吸引的人。

正是读了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骑士小说，让那位居住在西班牙拉·曼却的小贵族绅士堂吉诃德与桑丘离乡出行，堂吉诃德还拿着长枪与风车厮杀。

且说这位绅士，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把打猎呀、甚至管理家产呀都忘个一干二净。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耕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12

堂吉诃德后来一事无成，临终前发烧不退，乡村神父下令把那些害人的骑士小说付之一炬，又用砖头和灰泥封存了堂吉诃德的其他藏书。

对莎翁而言，创造力是魔力混合了飘忽的意象、浮想联翩的过程。《仲夏夜之梦》中就有这样典型的沉思：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

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

想像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

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

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13

在告别伦敦舞台生涯时，莎翁选择了一个从书里获取魔力的魔术师的角色来代表自己。《暴风雨》是第一对开本的第一部戏，不是因为它是处女作，也不是因为它是封笔之作，最有可能是因为公认此剧是这位大诗人告别舞台的产物。在一幕动人的收场白中，普洛斯彼罗单独在舞台上，恳请观众允许他在安宁和光荣中退场：

你们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

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以自由！

《暴风雨》一剧中，对书之力量与魔力的着墨，两者数量不相上下。普洛斯彼罗跟女儿米兰达倾诉自己怎样一步步被他的弟弟设下陷阱逐出了王国，他承认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一定责任。他解释称，由于嗜好读书使得他不理朝政。这位精通魔法的国王承认：“书斋便是我广大的公国。”一场宫廷政变之后，普洛斯彼罗去到一个热带小岛避难，随同的只有米兰达、魔杖、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几部珍本藏书。在这出戏的后部，喝得醉醺醺的凯列班和斯丹法诺，还有特林鸠罗密谋杀害普洛斯彼罗。凯列班这个“妖妇的贱种”说，在夺取主人性命之前，必须先把他的书“拿了去”，把他的书“拿到手”，把他的书“烧了”，“因为他一失去他的书，就是一个跟我（凯列班）差不多的大傻瓜”。到了剧终，普洛斯彼罗得偿所有心愿，便折断他的魔杖，捐弃“魔术”，发誓把他的书“投向深不可测的海心”。

一九八九年秋，在花园有限公司的拍卖会上，某位纽约收藏家花费二百一十万美元买下了一套第一对开本的莎集。这套书确是罕见珍本，也是有史以来无插图的书籍拍卖最高价者。（关于花园有限公司拍卖会的详情，参看第六章。）也是在这次拍卖会上，一套两卷的《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初次以两卷本发行，第一卷出版于一六〇五年，第二卷出版于一六一五年）作价一百六十五万美元卖给了某位身份不明的西班牙收藏家，价格较苏富比拍卖行之前在拍卖图录中的估价高出六倍。此书目前已知尚有七套原本存世，在这次拍卖会之前，视《堂吉诃德》为国家荣耀的西班牙也只有一套。

这场纽约拍卖会过后几个月，牛津大学博德利藏书楼主任朱利安·罗伯茨（Julian Roberts）称：“敝馆所藏之《堂吉诃德》，品相逊于花园公司拍卖会所售卖者。当其时我们派了一位代理人代表敝馆前往西班牙。当时因为两国交恶，该代理并未受到周全款待，但是他的确去了西班牙，为敝馆购入五本西班牙书籍，包括一套《堂吉诃德》。”

以上提到购书一事应该也是约在一六〇五年，其时莎士比亚正在创作李尔王的角色，准备让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在环球剧场上演。一六一六年，莎翁起草遗嘱时，并未提及如何处置身后的藏书或者私人文件，但是他确实给约翰·赫明斯（John Heminges）和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两位演员留下了一小笔遗产。七年后，两人无私地拿出这笔钱，请威廉·贾加德（William Jaggard）和伊莎克·贾加德（Issac Jaggard）父子的出版社印制了莎翁的剧作，也就是第一对开本。莎翁并无个人藏书或手稿留存后世，不过遗物可能有两件：一件是关于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三页剧本残篇，从未上演过，应该在爵士手中；另一件是一本书，扉页上有他的签名，字迹清晰，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然而赫明斯与康德尔在《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Comedies,Histories,and Tragedies）（亦即莎士比亚全集的雏形，后世称为第一对开本）的扉页上称，他们的版本是“据原装正版印制”。

在题为“致各类读者”的导言中，赫明斯与康德尔恳请读者：“读其书，反复诵读。”他们还强调说，“凡书之命运，皆决于君之所能，亦即君之头脑与钱袋。今书已刊行，或读或评，尽在君也，惟须先付钱购书为荷。”

由于大家都是“先购买”了，莎翁作品得以流传后世。虽然有很多莎剧单独见于某些未经授权的四开本，但共有二十部莎剧（含《麦克白》、《暴风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来源正是第一对开本。其实莎士比亚当年往返于伦敦与家乡斯特拉特福，经常路过牛津。若当时有人提议将莎翁的手稿收藏在安全之处，比如说牛津大学图书馆这样的地方；如果牛津大学图书馆那时有类似远赴西班牙购买《堂吉诃德》初版本的远见，那么莎翁这笔遗产将会更丰富。

为书癫狂不时成为各类小说的主题。最值得注意的也许莫过于《堂吉诃德》书中那个爱捣乱的炼金术士了。不过在较为晚近的小说中也有这类人物，其力度也毫不逊色。德国作家卡内蒂（Elias Canetti）是一九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了名为《妄想》（Die Blendung）的小说，“二战”后此书有了英译本，换了一个有点严厉的书名《信仰审判》（Auto-da-fé），此词始见于中世纪末西班牙宗教法庭宣判仪式上所用，意为“火焚异端者”。此书的两个书名都暗含了以“火”为主题。

小说中的彼得·基恩（Peter Kien）是一名完全不问世事的欧洲学者。他是为了他的两万五千本藏书而活在人间。他与一个目不识丁的妇人结了婚，原想她能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不承想这个女人贪婪成性，于是他也就在劫难逃了。他伤心、自嘲地推想：“她是上天派来看护我的藏书的帮手。”很快就证明他全错了，这次婚姻变成了一场无知与独立之间你死我活的恶斗。有时基恩一个人在藏书室时，想到自己判断失误，酿成大错，就会向这些终生相随的伴侣表达歉意：“他很有勇气，静静地沿着书架而行，温柔地触摸藏书的书脊。他尽力睁着双眼，直勾勾的，这样就不会出于习惯而合眼了。他陷入极乐，这极乐来自喜悦与漫长等待而来的圆满。”最后基恩又一次来到他的书房，不过如今他已是逃犯。他扣上门闩，警察在外使劲捶打。基恩知道自己末日已到，他从架上抽出藏书在书房中间堆叠，就像火葬时的柴堆。他爬上书梯的第六级等待。“火焰终于烧着了他，他纵声狂笑，是有生以来笑得最响亮的一次。”

焚书也是小说《华氏四百五十一度》（Fahrenheit 451）的中心隐喻，作者是科幻小说作家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此书的情节让人悚然不安，讲述了不宽容的未来社会宣布书籍为非法，宣告要销毁书籍；书名就是纸张着火燃烧的温度。类似者还有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小说《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该书有着天启般的构思，认为火是得以解脱偏狭知识的工具。小说的背景设在十四世纪意大利的一所寺产甚丰的修道院，其精美丰富的藏书楼享誉在外。后来修道院连续发生了几起凶杀惨案。学识不凡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威廉奉命去调查此事。威廉很快就公布：“所有的事情都与偷窃和占有某本书有关。”不久这位中世纪的侦探确定，凶案都是因为某部失落的亚里士多德文稿而起。但发现真相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修道院的图书馆也因此被焚毁。威廉目睹图书馆化为灰烬，“这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图书馆。假基督确实就要来临了，因为没有什么学问可以再阻挡他了。”

英国作家拜厄特（A.S.Byatt）曾任伦敦大学学院的美国文学讲师，著有小说《着魔》（Possession），叙述的是学术机构里司空见惯的激烈竞争。这部小说结构繁复，融合了富有书卷气的侦测过程和各种思想，荣获一九九〇年布克小说奖。拜厄特自己形容这本书是当代“传奇故事”，小说的高潮部分发生在一个乡村墓园里，敌对的双方绞尽脑汁要智取对方，尽力从已故的某位名作家的墓中找回一份被藏匿的重要文稿。英文书名possession在英文中有好几种含义，既有“拥有”的意思，也有“着魔”的意思。

英国作家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的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写于一九一〇年，后来拍成电影，因此有幸吸引了新一代的读者。在高潮的一幕中，书中的主人公伦纳德·巴斯特被倒下的书橱砸死。最近给福斯特作传的作者留意到，在福斯特的作品中，书籍崩倒的场景出现了不止五次。是什么样的事情会启发作者描写这样的场景尚未确定，但福斯特常常以此来表达一些观念。在小说《安塞尔》（Ansell）中，代表了男主人公一生劳作亦是其身份的书箱掉入了深谷，因此主人公获得了解脱和自由，虽然这种方式有点古怪。他的《塞壬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Siren）和《紫信封》（The Purple Envelope）也出现了这类场面。在一九〇八年发表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中，意大利南部城镇阿马尔菲的“岩穴轰鸣着崩塌在沙滩上”，小说中的作家拉维希小姐也因此而失去了一份手稿。

作家太过沉浸于创造过程，所以他们大多数人觉得藏书这种现象与己无关，难以理解。英国作家及书目学家西蒙斯（A.J.A.Symons）于一九二〇年代在伦敦成立“初版书会”（First Edition Club），同时还为当时一些杰出的英国作家编定书目。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采访过乔治·穆尔（George Moore）。穆尔是一位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创作小说的作家，成名多年，很受读者欢迎。西蒙斯的弟弟朱利安为兄长写过一本饱含深情的传记。他说：“穆尔和我哥哥接触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深感荣幸，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会终生都成为经典大家。”年事已高的穆尔题赠西蒙斯一本签名诗集，而他也要请西蒙斯帮忙，因为当时他正在写一个有关“大收藏家”的故事。穆尔除了想知道收藏家这样的人的谈吐举止之外，还想了解这样的收藏家可能会向来客展示什么样的书籍。穆尔猜测：“对于女宾，我想他会选择雪莱和济慈及其同时代作家的初版本。我希望你能向我提供十来个这样人物的名字，还有他可能会作出的一些随意评论。”

与此相反，已故作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以“〇〇七”系列闻名于世，他不但深谙藏书的滋味，也体会过自己的作品被他人收藏的感觉。他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在一九五〇与一九六〇年代卖出了数百万本，获得极大成功。直到今天，在书商的目录上，特工〇〇七冒险故事的初版本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一如往日。弗莱明按照伦敦书商珀西·缪尔（Percy Muir）的得力建议，搜集他那个时代最佳“主题”之一的书籍：他想出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计划，要寻求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改变了世界”的书籍。他专收此类书籍，搜求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麦克斯韦论光的电磁性质、居里夫人论镭、弗洛伊德论潜意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贝尔论电话、法兰西斯·高尔顿爵士论指纹识别、巴甫洛夫论条件反射、罗伯特·科赫论肺结核的病原，甚至还有罗伯特·巴登-鲍威尔男爵于一九〇八年写的《童子军教程》（Scouting for Boys）。弗莱明的这类藏书约有一千册。

作为藏书家，弗莱明的一举一动在古董商的圈子中广为人知。他创办了《藏书家》杂志，又是该刊的大老板，这也是他在圈子里众人瞩目的一个特别原因。《藏书家》是季刊，总部在伦敦，至今仍是收藏家、书商、图书馆人员互通消息的园地。而弗莱明的收藏之广，要到一九六三年才为外界所知。

也是在一九六三年，伦敦大英图书馆举办了“印刷术与人类的智力”书展，这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藏书展之一。此次展览的组织者向图书馆和个人借了四百六十四部典籍，都是塑造西方文明的书籍，来源共有六十三处，既有公共图书馆，也有私人藏书，向现代间谍小说开山鼻祖弗莱明租借的有四十四本，仅次于向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租借的五十一本。次年，弗莱明辞世，时人担心他的藏书在身后会流散。后来经过几轮漫长的谈判，他的全部藏书为印第安纳大学利利图书馆收购，至今保存完好。

传记作家约瑟夫·布洛特纳（Joseph Blotner）提过，有一次，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在纽约的寓所举行晚宴，同事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Knopf）带来了六本福克纳的作品，想请后者签名。福克纳拒绝了，说道：“因为特别签名本是我的一个谋生手段。”这让身为福克纳作品出版发行商的瑟夫大为尴尬，因为克诺夫此前搜访了很多旧书店才找到那些绝版书。福克纳道：“在街道上，在电梯里，都有人拦着我，要我在书上签名，真让我受不了。撇开这个不谈，我只为朋友在书上签名。”这些解释多少有些率直。瑟夫代克诺夫求情，后来福克纳心软了，最后还是在书上签名了事。福克纳对瑟夫说：“克诺夫太太待我向来不薄。如果你也要挑一本的话，我会为你签名的。”

过去几年来，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授权几家小印刷商发行他的各种作品的签名限印本，多达几百种，数量种类之多，也许超出在世或已故的任何一位作家。市场上对他的很多普通版的初版本需求很大，而他又参与经营此道，因此对于藏书家和作品被收藏者的关系发展，厄普代克颇为了解。

厄普代克在作品《贝克归来》（Bech is Back）中讲了一个故事。主人公亨利·贝克是作家，即将年过半百，“他交游广阔，崇拜者众多，甚至还有收藏他作品的人。”专门搜集他作品的收藏者之中，要数宾西法尼亚州锡达梅多斯的马文·费德布希最为突出。两人素未谋面，但是二十年来，费德布希一直缠着贝克，要他在自己的藏书上签名，并用已预付邮费的邮包寄回。

某日，贝克去宾州中部，刚好下午无事，就租了车，决定做一回不速之客，去拜访这位最“忠实的多事之徒”。进了费德布希的邋遢房子里，贝克到处看看，然后说道：“我没有看到我写的书啊。”费德布希不情愿地带他进入一个里屋，打开门，眼前是“一堆贝克作品的珍藏”：多种语言版本的贝克作品，“贝克作品的选集、评析本、精装豪华本、贝克遗文纪念集。这些书籍不是竖着摆成一叠叠，而是平放垒着，像木材，像可疑的铸块。在这个昏黑的密室里还有——啊，骗人！——旁边还有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约翰·巴思（John Barth）、卡波特（Capote）等人的作品，绑得紧紧的，很漂亮，都没有读过。”贝克在几本平装本上签了名就告辞了。他心里多少也清楚，以后是不会再与这位号称收藏他作品的人见面了。“他去那个书巢探听是大错特错，费德布希肯定察觉到自己伤害了他！这位贪心的作家，不满足于浅浅的受人崇拜之情，非要自找真切的受人崇拜之情，招来不幸后果，也残害了那位关心他的一举一动的天使。”

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见到有人高价搜求海明威的第二部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的初版本，心中不忿，就在一九三四年写了一篇随笔，提出一个可气又可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收藏我的作品？”其实海明威那部作品初版印数仅有一百七十五册，甫一面世即成珍稀之本，这点本奇利却没有提到。但是按照他的其他抱怨，上述细节似乎并不相干：

我比海明威年龄大，写的书比他多。可是我和我的出版商只能让大家按照标价购买我的作品，就这么多了，别指望会有人多掏钱买我的稀见版本。我的那本《爱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已经绝版了，也没有人对我手头上多余的那几本感兴趣。我竟然在旧书店见过有我的亲笔签名的作品，还有野牛比尔的《我的一生与时代》（My Life and Times），还有什么人在乎吗？

本奇利卒于一九四五年，若他能活到今天，得知居然还真有人在意他的作品，大概也会很开心吧。其实他的两部作品已列入《珍本收藏指南》（Collected Books：The Guide to Values）一书，此书是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的艾伦·埃亨与帕特丽夏·埃亨夫妇（Allen and Patricia Ahearn）编著，是收藏现代初版本的权威定价指南。本奇利在一九二四年的作品《首先》（Of All Things），如今售价达四百美元；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作品《海底两万里或大卫·科波菲尔》（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or David Copperfield）二手书价已达三百美元。不过都要品相较佳、配有护封才能卖到这个价格。但是若他想让自己“大作”的价格与海明威的著作平起平坐，还是长路漫漫——《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初版本价格已逾一万五千美元。

正当本奇利为收藏家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兴趣而伤心时，在此三年前，也有一位名叫威廉·麦克菲（William McFee）的作家，专门写作旅游见闻、随笔、海上历险故事，名气比海明威小得多，他的作品有《海上无业游民》（Casuals of the Sea，一九一六年）、《马切东内船长的女儿》（Captain Mace-doine’s Daughter，一九二〇年）、《脱离航海生涯》（Swallowing the Anchor，一九二五年）、《富水手》（Sailors of Fortune，一九二九年）。麦克菲的作品因有好友詹姆斯·T.巴布（James T.Babb）费力编纂书目而受人推崇。他觉得很高兴，为该书目写了序言，并于一九三一年出版。

麦克菲的序言语带调侃，难掩欣喜之情：

一个作家的作品，有人收藏，却要对此嘲弄保持不知情，这是不可能的。有些大佬级的作家写连载小说和长篇小说，收入达六位数，但是其作品却被收藏家视为垃圾。这些作家对那种作品几乎不赚钱但有人收藏的作家（不才正属此类）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他们的轻蔑却是我的人生乐趣之一。很多成功的文人墨客，都渴望赚钱比自己司机还少的批评家评选他们为“重要作家”，却未能如愿，这使得他们不敢那么趾高气扬了。我承认，有时候，他们的迷惑我也有。此外，有时我读他们的作品，我想我弄明白了。我好像在别的什么地方已经全部读过了，很久以前，在其他的畅销书里。我们这些舞文弄墨者对收藏家的精明也许认识不足。若是没有人保存文学萌芽时期的作品，它们早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想想那位发现查特顿14的手稿被用来包炸鱼的图书管理员吧！想想与查特顿同时代的那些发了大财的小说家吧，在收藏家看来，他们一钱不值，也归于尘土了！今天，名誉、奖金、读书俱乐部都可受人左右，但简而言之，收藏家是我们的行业中坚守节操的人。我们理应，也绝不能，失信于他们。

詹姆斯·A.米切纳15与麦克菲不同，他的作品读者众多，同时也深受收藏界欢迎，真是羡煞旁人。他的作品印数多达几十万册，因此有些书迷会采取非常举动以增加其初版本的价值。一天清晨，他在得州奥斯汀市的家里接受我的电话采访。他说：“有人会驱车三百英里过来请我在书上签名。这么多年来，我就像个深情的守望者，从来没有劝阻这种做法，但至今都不明白。办公室没有一天不收到五六本索要签名的书，我免不了有怨言，因为这种事在我的生活中天天都有。或许我死后二十年左右，有人会找到一本没有我亲笔签名的书，那本书才值大钱呢。”

一九九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北卡罗来纳州作家雷诺兹·普赖斯（Reynolds Price）在哈佛广场的咖啡馆里与我见面。他随意在餐桌纸垫上涂涂画画。他对我说起自己五年前购得弥尔顿的《失乐园》，而此前他罹患脊椎癌，经过多方治疗才活了下来。普赖斯说，他向来爱藏书，正在杜克大学讲授一门弥尔顿的课程。但他强调，那本薄薄小书于他有深远的意义，不只是喜欢这位大诗人的作品而已。他解释道：“弥尔顿在四十岁出头时，我在五十岁出头时，各自身患重病，奄奄一息。在我们两人的生命中，这样的经历使得佳作再度涌现，说来也真有点奇妙。弥尔顿双目失明后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我得了癌症后共写了十一本书，其中几部是我历来最好的作品。我收藏的这本《失乐园》曾是弥尔顿女儿黛博拉（Deborah Milton Clarke）的旧物。弥尔顿失明后口授作书，正是由黛博拉代为笔录。在我看来，这就像基督教中的宗徒传承。上帝之手触碰过弥尔顿的手，弥尔顿的手触碰过黛博拉的手，黛博拉的手触碰过此书。而我触碰此书的那一刻，有如触碰了黛博拉的手。”

第二章　灵魂香膏

人类的文字记录只能让人类追溯百万分之一的生命起源之路。人类的开端，人类早期发展的重大事件，就不是那么容易获取了。没有第一手的纪事流传下来给我们。它们在人类的现存记忆和历史记载中都找不到。我们的时间深度肤浅得可怜又可悲。我们对绝大部分的先人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名字，没有面容，没有弱点，也没有关于他们的家族轶事。他们永远都不能回来了，永远与我们失散了。

——摘自卡尔·萨根和安·德鲁恩（Carl Sagan and Ann Druyan）合著的《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Shadows of Forgotten Ancestors）

如果说语言确实是人类的奇迹，那么文字就是这个奇迹的见证。文字记录可经久存在，而言语只会瞬即消失，如同莎剧角色普洛斯彼罗所说的“就像一场幻景”。五千年前，文字首次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泥板上，从此成为受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旅行途经底比斯。他提到，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坟墓外有一座大厅，正门上刻着“康复灵魂之所”（The house of healing for the soul）的字样，厅内收藏的圣典已保存了一千一百多年。

随着文化日渐发达，书籍变成了实用与启蒙的工具，而不只是仪式和敬神的指示。读书识字的能力也逐渐从博学之士与教士专有而延伸至社会的其他阶层。公元前三世纪时，很多人已经能读能写，而且文籍丰富，因此西西里岛的历史学家蒂迈欧（Timaeus）在遭到锡拉库扎暴君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流放时，在生命最后的五十年研究文献，著述甚丰，根本不必离开雅典。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国内已建起四十座图书馆，书籍交易兴隆，足可供大家阅读。

书籍转供世俗使用后，随之而来是拥有藏书的渴望，而这种嗜好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完全可以得到满足。虽然古希腊人十分看重中庸和节制，可是他们收集珍本的痴迷，并不亚于今天的藏书家。对书的激烈争夺、不懈搜寻，包括今天对书籍品质的贪求——书品完美、版本珍稀、宝重之物——在两千五百年前同样受到珍视。好书成癖在当时是随处可见，藏书家甚至沦为哲学家、剧作家与愤世嫉俗者的笑柄。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1—前352）曾在远征时随身带着一箱书（其《长征记》描述了古希腊雇佣兵的撤退）。他在《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中写到，苏格拉底的弟子尤苏戴莫斯（Euthydemus）所藏诗集及学者文集甚多。苏格拉底曾经问这位年轻人：“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听说你收藏了一大批据说是‘智者’所写的书，是真的吗？”

“苏格拉底，这一点也不假，而且我正在继续收集着，使它尽可能地多起来哩！”尤苏戴莫斯答道。

“我非常钦佩你不选择金银而宁愿珍藏智慧；因为很显然，你认为金银并不能使人变得更好些，但智者的见解却能使它们的所有者在德行方面丰富起来。”苏格拉底说道。“尤苏戴莫斯，你收藏这些书，是想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苏格拉底又问道。尤苏戴莫斯一时无语，在思考应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此时苏格拉底又追问说：“莫非你想当个医生吗？莫非你想做个建筑师？”尤苏戴莫斯依然沉默不语。“也许你想当个天文学家？那么也许你想当个游吟诗人？听说你收藏了荷马的全部史诗。”16

一百年后，雅典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其剧本《蛙》（The Frogs）中毫不留情地嘲弄了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而后者是出了名的爱好藏书。《蛙》是一出喜剧，在公元前四〇五年的勒奈亚节（Lenaea）比赛中荣获头奖。在该剧的高潮一幕中，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与欧里庇得斯两人死后，在冥王哈得斯（Hades）面前对质，确认谁是较好的剧作家。作为三大剧作家巨头之一的索福克勒斯，此时身为第三方，他聪明地置身事外，看着旧日的对手互相抨击对方剧本的语言、措辞、句子结构、对白、音乐、人物塑造、编剧技巧、思考深度，乃至音节划分与戏剧性停顿。最后，疲惫不堪的埃斯库罗斯问了一句题外话质询对方，其中以挖苦的口吻提到有关欧里庇得斯的流言，说他是靠奴隶刻菲索丰（Cephisophon）编写剧本：

好了！不要一行一行台词吵了！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他的老婆，他的孩子，他的刻菲索丰，

再加上他的所有书籍，让他自己把秤固定好。

我的两行台词就比他们都重。

按照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的说法，公元二世纪的古希腊讽刺作家琉善是“阿提卡的最后一位雄辩大师与才子”。琉善将他的一篇嘲讽文章起名为《致某文盲书迷》（To an Illiterate Book-Fancier），并将此文送给一位姓名不详的收藏家，他认为此人藏书是为了趋时，而非爱读书。琉善甚至嘲笑有人过于痴迷某些书籍（即今天所谓的“留念本”）。他叱责道：

买清所能购藏之至佳善本，妄想跻身雅士之流，实乃汝之痴梦。纵然藏有雄辩家狄摩西尼之亲笔著作，狄氏之精美修昔底德八卷本；且益以苏拉自雅典送至意大利之所有写本——尔或置书枕下而与之同眠，或粘书而衣，然终未可略染风雅。是以谚云：纵穿金戴银，猿终为猿，此真君之谓也。尔镇日把卷，读书不辍，而书中涵义，了无心得；尔乃竖驴耳听里拉琴之妙音者是也。若拥书即令其主人顿成风雅之士，则书确是珍宝。

古罗马诗人奥索尼乌斯（Decius Magnus Ausonius）是颇负时誉的拉丁文作家，曾在布尔迪加拉（今法国波尔多）讲授修辞学达三十年之久。他曾取笑一位有钱的朋友，这位朋友的家中到处是“速成之藏书”。奥索尼乌斯想知道，“菲洛穆塞斯兄，贵府书房尽是购藏之书，阁下借此可自认是博学之士，学者风度？以此类推，莫非储有琴弦、琴键及里拉琴，且购备齐全，则明朝即可成为音乐家乎？”古罗马斯多葛派诗人、哲学家塞内加曾在暴君尼禄朝中任事，后来不幸被迫自杀。他就认为，藏书无度乃荒谬愚蠢之举。“集藏闳富，多不胜数，无所不备，而藏书主人尽其一生连书名亦未能抽空一览，如此又有何益？精选书籍数种，潜心涵泳即可，切勿迷失于书丛之中。”一千多年后，异代的英国诗人A.E.豪斯曼（A.E.Housman）对塞内加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轻蔑地说：“藏书家是白痴之流。”

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对此事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他对文艺的赞颂或许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最佳篇什。在《为诗人阿基亚斯辩》（Pro Archia Poeta）这篇神采飞扬的辩辞中，他为古希腊诗人阿基亚斯（Archias）作辩护，驳斥出于政治动机而指控其公民资格。辩辞的多数内容都是公元前六十二年在调查法庭上的演讲，有时稍会偏题去赞美读书与敬书。

所有的文学，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历史，都是激励大家要志存高远，行事磊落。如果这些激励不受文字记载之光的照耀，或已坠入黑暗……我自己是文学的信徒，对此自白绝无羞愧；羞愧者应是死读书的不问世事者，他们不知道如何将阅读所得用来造福世人，亦未懂得向大家展示阅读的成果。……读书令我们少时得到激励，老时有所消遣，名成利就时增添魅力，落难失意时得到安慰，居家可怡情悦性，处世可超逸洒脱。书与我们不离不弃，伴随我们度过长夜，跟从我们游历四方，陪同我们幽居田园。

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的别墅中拥有丰富的藏书。他得知好友兼书局老板的阿提库斯要去雅典居住，觉得这是购买一些不可错过的希腊文书籍的良机。公元前六十七年，西塞罗在信中写道：“谨祈代筹划如何美备此类藏书。他日弟致仕后，所享乐趣，全视乎兄之善举也。”阿提库斯很快就帮他找到了想买的书籍，可惜索价甚昂，远远超出了西塞罗的预算。得知书价之后，西塞罗回信要求再多给他些时间，“收入微薄，锱铢必省。聊寄情此道，以娱暮年。”一年之后，西塞罗终于不再让阿提库斯代他购书了，不过又称亟盼可买些写本：“兄须妥善护存书籍，不必以为我力不足以致之。使弟购藏完毕，藏书之富当可超迈克拉苏，届时他人之宅邸、牧场，视之蔑如可也。”

在很多艺术家与文人的笔下，古埃及的克莉奥佩特拉女王可谓变化多端。她是乔叟诗里独具妇德的典范，是莎士比亚剧中的悲情女主角，是萧伯纳剧中的天生尤物，亦是好莱坞明星考尔白·克劳黛与伊丽莎白·泰勒扮演的妖艳毒妇。但上述这些模式化的人物塑造中，都没有提及这个女人在动荡时势里的治国之才，还有她对学问的赏识。克莉奥佩特拉于公元前四十五年莅临罗马城，西塞罗略带惶恐地问道，可否从她管治的亚历山大城的珍籍中借阅一些稀世宝典，而当时的亚历山大城深得开化高尚之国的钦羡。女王与恺撒与安东尼的韵事，足可稽考，而书籍（涉及成千上万部）在三人关系中的作用，虽曰不算大，却是颇为显著。

克莉奥佩特拉女王是古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的女儿，公元前五十一年登基，时年十八岁。首都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及博物馆藏品极为丰美，近二百五十年间，一直是各方求学与探索的灯塔。该图书馆是由女王的马其顿先人营造。他们在建馆时雄心万丈，梦想要将天下学问聚于同一屋檐之下。他们搜书之苦心孤诣，聚藏之精好美富，历经沧桑之后，依然令后人为之叹服。自约公元前三〇〇年至公元七世纪，九百年来，亚历山大城辉耀古今，素称启迪智慧之地，有如一座生生不息的圣祠，致力于搜集潜力无限的人类成就。亚历山大城虽然不是第一座广收典籍的大城，但它收藏的古代思想文献书籍最为宽广，因此毋庸置疑地成为最伟大的藏书之城。

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后不久，就下令修筑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而他也决心要在文化上赢得世人的尊敬。约在公元前三〇〇年，宫中就建成了一所正式的学园，以侍候缪斯女神。学园名为“博物苑”，诗人、历史学家、音乐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均有机会靠王室的资助在此生活、做事。而成果也非常了不起。正是在亚历山大城，欧几里得算出了几何原理；托勒密绘制了天体图；诗人兼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确认了地球的圆周长；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写了第一首田园诗的诗稿；解剖学家赫罗菲拉斯（Herophilius）识别了心跳与脉搏的联系，指出了动脉与静脉的区别；发明家特西比乌斯（Ctesibius）设计了一台水钟，制成了第一个键盘乐器；数学家丢番图（Diophantus）创立了代数方法；阿基米德（Archimedes）完善了浮力定律；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创作了用典的诗歌，并提出对书籍进行分类与上架的系统方法；泽诺多托斯（Zenodotus）尽收传世的荷马史诗版本，校勘后编成权威定本。

要让这样的创造力繁荣起来，书籍是必不可少的。约在公元前二九五年，国王托勒密一世（救星）得到了雅典前总督、雄辩家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os Phalereus）的帮助。根据犹太学者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说法，国王授权让德米特里厄斯“凡到世上有人烟之地，于其所藏之书，皆竭力全收之”。为了帮助他，国王向“世上所有君主官长”，请求他们提供“诗人、散文作家、修辞学家、诡辩家、医生、占卜者、历史学家、其他一众”的著作。

托勒密一世派遣细作到亚洲、北非与欧洲等地搜讨图书，准许他们视需随意花钱。各种书籍的来源已穷尽，甚至停泊在亚历山大城的外国船舶也要受到定期搜查，看看有没有羊皮纸卷与写本。在船上翻找到的任何令人感兴趣之书，都要被没收并抄写。及时归还的只是副本，正本则永远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凭借这种方式，从一位潘菲利亚的过路医生手上夺得了名医希波克拉底的一部重要著作，进而入藏该馆。据古希腊医师兼哲学家加伦（Galen）说，以上这些猎书方法太常见了，甚至专辟一类“船上之书”以命名所得之书。加伦还证实，托勒密一世的手下从雅典的城邦文献馆中外借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戏剧作品，然后支付十五个银塔兰特作为按期还书的押金。但是，尽管他们交纳了押金，但还给雅典的却是副本。

随着各类文献不断到来，出现了如何读懂原文的问题，一种崭新的书籍参考方法出现了，并为其订立制度，这就是翻译。据一位自称名叫阿黎特雅（Aristea）的亚历山大城犹太人的记录，德米特里厄斯说服了托勒密，购得一部重要的犹太律法，不过要将其付诸应用、发挥成效之前，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国王得知，“是书所用文字非叙利亚文，出于意料之外。此为希伯来文，与叙利亚文迥然大异。”托勒密于是举王室之力，资助延聘了七十二位学问精深的长老翻译此书，是为后世公认的旧约首部希腊文译本，又称“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古希腊弗利奥斯的泰门（Timon of Phlius）是一名怀疑学派哲学家，写过很多尖刻的讽刺文章。约在公元前二五〇年，他不点名提到亚历山大图书馆，位于“埃及人烟稠密之地，国内豢养迂腐小文人之流，终其一生，大类困于缪斯笼之鸟，啄食不休”。

不过在当时，并非人人都觉得这样好玩。在小亚细亚西北部，距亚历山大城约数百英里以外，有一个帕加马王国。在国王欧迈尼斯（Eumenes）的大力资助下建造的图书馆，已初具规模，自此两座城市的图书馆开始了激烈竞争。埃及与帕加马王国都财力雄厚，书价贵贱不拘，于是就出现了伪造古书以牟取暴利的行当。有一次，帕加马还因此蒙羞。该国曾购得狄摩西尼的著作集，其内容之丰富，似远胜旧版，于是就大肆宣扬这个重大发现。新版著作集内收一篇狄摩西尼的演讲辞，据推测此前版本均未收录。可是在后来，一位亚历山大城学者判定，这篇“新见佚文”其实是抄自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哲学家兰萨库斯的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 of Lampsacus）的某部演讲辞著作，而且是“一字不漏”。

普林尼（Pliny）笔下的一个故事，尤可令人一睹两国图书馆竞逐之激烈。据说恺撒想让古罗马大学者瓦罗（Marcus Varro）在罗马城创建一座公立大图书馆。因为埃及是纸莎草的主要产地，国王托勒密五世埃皮弗内兹（Ptolemy V Epiphanes，公元前二〇五年至前一八五年任法老）下令停止向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Ⅱ，公元前一九七年至前一五九年在位）输送这种须臾不可缺少的产品。没有了纸莎草，就无法制作纸卷，没有纸卷，就没有了写本。不承想埃及这一招并没有搞垮对手，倒是增加了另一种耐用书写材料的产量，这种材料就是用绵羊皮或山羊皮制成的犊皮（羊皮纸）。古希腊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年—前19）认为，这种昂贵纸张的生产过程发明于帕加马。但是多位学者对此看法提出了异议。例如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写道，古波斯人已用羊皮纸来记录他们的国家大事，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则认为发明之功当归于犹太人。不过应该说，羊皮纸的质量确实是在帕加马得到了改善。英文单词parchment（羊皮纸）其实源于中世纪拉丁文短语“来自帕加马”。欧迈尼斯二世还有过一个图谋，他说服了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辞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之职，转任帕加马图书馆馆长。不过，托勒密五世得知这个聘请之后，逮捕了阿里斯托芬并将其囚禁。

两家图书馆争夺之难解难分，或许最见于抢购一批文献，而无论哪家购得，都会成为镇馆之宝，这就是古典时代声名最为显赫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私人收藏资料。这批藏品除了含有该哲学家的著作之外，还可能包括了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诏令为老师搜集的研究材料。年少的亚历山大大帝动用了其治下的巨大人力物力为前任老师提供各类珍奇灵怪，包括来自亚洲和非洲的野生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藏书据说传给了他的得意门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再由后者传给其同事涅琉斯（Neleus）。曾经有人多次向涅琉斯提出让他出售老师的藏书，不过均遭其拒绝。为了平息托勒密欲购而不得的怒气，涅琉斯出让了一些不太贵重的藏品，但依然把最稀珍者传给了他的后嗣，他们将这些人间秘籍藏于宅子附近的洞穴里。

据斯特拉波记录，“藏书为潮气蠹虫损毁之前，终售予西奥斯人亚佩理康特斯（Apellicontes）。亚佩理康特斯非哲学家者，实是收藏家也。亚里士多德之文，段落时有讹夺。此君校雠不精，妄改文字，转增舛误。”至于亚佩理康特斯的一些做法，古今文献学家都会认为是不智之举：原文有蠹蚀霉烂之处而出现的文字脱漏，他填上了自认为亚里士多德本人会用的字词，令到这些书有如文化赝品，与十九世纪的威廉·亨利·埃尔兰（William Henry Ireland）试图编出一部“佚失”莎剧不无相似之处。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残篇仍是价值连城，而这个书林传说亦未结束于这位“非哲学家者，实是收藏家”之人。亚佩理康特斯将亚里士多德著作携归雅典，当做战利品来炫耀。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波西多尼奥斯（Posidonius）留意到，亚佩理康特斯藏有多位名家之作，并不限于亚里士多德。他不止一次被人控告，指责他从城邦文献中窃取了部分阿提卡法令。

不管怎样，亚佩理康特斯的藏书为人所知，自然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波西多尼奥斯也提过，古罗马独裁者苏拉在公元前八十六年率兵洗劫了雅典。苏拉的首批目标中就有这批藏书，他夺得书籍之后就将其运回了罗马，供几位享有特权的学者使用，其中有西塞罗、阿提库斯（Atticus）、蒂拉尼昂（Tyrannion）。苏拉后来将藏书传给儿子福斯图斯（Faustus）。福斯图斯挥霍无度，很快就负债累累。他售尽家产，而这批藏书从此亦下落不明。

几百年来，有这么一个说法，据说在公元前四十七年，当地的马其顿人不服恺撒的占领，于是恺撒烧毁了亚历山大港的船只，掩护麾下人数较多的驻军攻打他们。随后大火毁坏了大部分码头地区，包括收藏美富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此说虽然流传了几百年，但对恺撒的这一指责其实无异于诽谤。大火之后，又过了二十二年，斯特拉波去过亚历山大城，他没有提到这场人祸。恺撒在他所著的《内战记》（Civil War）中对此事亦是一字不提。他的政敌西塞罗是嗜书成癖的藏书家，按常理本会对此行径大加鞭挞，但在其著作中也并没有提到。

尽管如此，仍有确凿证据表明，藏于码头临时库房的四万卷纸莎草书毁于火海之中。四万卷自然不是小数，不过若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七十万卷藏书相比，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被毁的藏书究竟是什么书籍，为何会藏于港口仓库，种种情况都令人猜测恺撒可能已事先择其精萃，运去了罗马。当年恺撒曾委任瓦罗在罗马创办一所公立图书馆，这与他远赴埃及恰巧同时，而那些藏书也许可成为这座大图书馆的首批藏品。另外，考虑到罗马人对私人藏书的偏嗜，那些藏书也有可能是恺撒本人留下了，以供一己之好。恺撒好读古希腊文学及哲学作品，此事殆已无疑，而他能说流利的希腊语也是有据可寻。古罗马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载，恺撒遇刺身亡时，临终遗言并非如莎士比亚剧中那样讲拉丁文“Et tu,Brute”（布鲁图，是你吗？），他说的是希腊文Kai su,teknon（连你也有份，我的孩子）。对于所征服的异国，罗马人总爱攫夺其文物，此举久已闻名，而亚历山大城可能也难逃此劫，尤其是有这样从举世无双的藏书中取其精华的良机。已故的爱德华·亚历山大·帕森斯（Edward Alexander Parsons，1878—1962）雅好聚藏古典历史文献，其五万卷的帕森斯藏书（Bibliotheca Parsoniana）如今藏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他认为，上述此事虽然不乏证据，但很难求实，不过也绝非无稽之谈。

在帕森斯的想像中，曾经有一夜，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厅里，藏书的看守人自豪地向一位地位尊崇的来宾展示一本本馆藏珍秘，而今夜，这位宾客也不想以统帅的身份发话，而是一位饱学之士与造诣相当的友朋在切磋学问：

此刻，恺撒暂时不再是政坛显贵、统帅、独霸世界之王。他的热情几乎不减青年之时，心思敏锐，目光炯炯，尽显其性格极好的一面。他此时是一个弟子、学者、求知者、好书之人。图书馆的侍从忙于回答他的热切问题，而他对藏书的学问与流露的真诚关注也让他们大感惊奇。善于察言观色的克莉奥佩特拉女王深感高兴，而她的责任一刻也未变：不惜一切代价，取悦她的情人，这位世界的主宰。他的兴致越来越高，双眼流露出想将书据为己有的欲望，他的男子汉头脑洞明世事，深知该何时出击。而她也明白他的心思，说要把他正在细看的几件精善写本送给他。他婉言拒绝了，举止得体，可是她坚称，藏书都是她的，而且数量丰富，他一定要收下。到了后来，他觉得礼数至此已周全，也就完全不推辞了。很快女王就下令将几百部珍善之品妥善包装。

大火燃烧的两年之中，恺撒去世。克莉奥佩特拉重返亚历山大城，试图让埃及脱离罗马的统治。如果古希腊传记名家普鲁塔克（Plutarch）所载无误，之后亚历山大图书馆继续运转，到了公元前四十一年，得益于女王的新追求者马可·安东尼（Mark Antony）的奇思妙想，图书馆的馆藏愈加精富。据说安东尼为了讨得这位埃及女王的欢心，将原藏于帕加马图书馆的二十五万卷“珍本”移走，因为帕加马在恺撒死后的内战中支持共和派的布鲁图（Brutus）与卡修斯（Cassius）。此前在公元前四十二年，共和派大军在腓立比（Philippi）被安东尼击溃，帕加马这个小国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亚历山大城与帕加马之间的大竞逐至此突然停止，不过藏书之风在罗马依然方兴未艾。塞内加见到有人积聚大量藏书用作炫富，不禁以长篇大论痛加抨击。据说有一位老贵族深嗜文学，独创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他的痴迷。他不像别人那样“藏书不计其数”，而是耗费巨资在宅邸里养着多个学识宏富的奴隶，要求每个奴隶都要成为某部经典之作的活人版本。比如说一个仆人可能会背诵《伊利亚特》或《埃涅阿斯纪》，另一个可能会吟哦古希腊诗人品达的《颂歌》。每个权威的作家都配有一个别具特色的声音。在罗马的所有收藏家之中，最令人瞩目的要数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二世（Gordian Ⅱ，192—238），他的藏书楼里有六万两千册藏书，并撰有多部学养深厚的著作；他亦是情种，养有二十二位妃嫔。这两种兴趣迥乎其异，招来了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尖刻讽刺：“册封嫔妃二十二位，藏书六万两千册，足见其喜好之多。察其身后所遗，嫔妃藏书均有实用，非为夸耀。”吉本在脚注中还提到：“每位嫔妃各为小戈尔迪安生了三四个小孩。其著述数量略少，然绝不可轻视。”

到公元二世纪，罗马已经牢固确立了世界书籍刊印中心的地位。能够熟练抄写文字的奴隶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可廉价制作书籍。由于没有采用印刷术，因此就没有安装印刷机的成本，也无须作费用昂贵的文字校正。作品直接送去工场，转交给抄手，由抄手再写成副本。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说，通常当天即可制成。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对此流程非常满意，将其所著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o）题赠给他的书商忒来弗（Trypho）。据马提雅尔的记载，他自己的首部警句诗集定价极为合理，每本五个第纳里斯银币。西塞罗在给当时最著名的出版商阿提库斯的信中说：“拙作之中加律斯演讲辞销售甚佳，日后新作刊印，尚希襄助。”普林尼批评他的同胞、罗马将军雷古鲁斯（Regulus）操办丧子的后事太铺张。“普林尼于罗马已作公开演说，犹未觉满足，又望使之流传各行省，则须另刊印千部。”

公元五二九年，雅典学园被关闭，实际上终结了古希腊在欧洲大陆文化领域的盟主地位。而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蒙特卡西诺，学识深厚的修士本尼狄克（Benedict）创办了一座隐修院，对抄写院内所藏的古书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到了一百一十年之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穆斯林士兵占领了亚历山大城，这座中世纪隐修院就负起了保存知识、僧众缮写之责。统领穆斯林军队占领亚历山大城后，大将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即“阿姆鲁”）向远在君士坦丁堡的国王，哈里发奥马尔（Omar）启奏。“众穆斯林亟盼享受胜利之果。”在随后的占领期间，这位大将军与精研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徒约翰·斐洛庞努士（John Philoponus）结为好友。斐洛庞努士吁请大将军放过图书馆中的藏书，他说：“藏书现已归大帅所有。然用书之法，阁下未必知也。”

阿姆鲁决定，要请示哈里发处置藏书的方法，便派了一名使者去君士坦丁堡。奥马尔的批复有如一个三段论：“汝问处置藏书之法，兹答复如下。若书之内容与《古兰经》一致，则无须保留，因《古兰经》已足矣。若书之内容与《古兰经》相悖，则不可保留，销毁可也。”据说自此燃起炉子焚书，熊熊大火供亚历山大城的四千个公共澡堂取暖。按照十三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齐夫蒂（Ibn-al-Kifti）的记载，羊皮纸与纸莎草纸的书册分派至整个亚历山大城，用来烧热水，足足烧了半年。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野蛮部落如潮水般流遍欧洲，再也无人修读古代文学。公元六世纪，法国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告诫他的同乡要“避开诗人无稽之谈”，同时亦以兴高采烈的口吻称“研习文学已消失殆尽矣”。但仍有血脉相传，其中又以六世纪的两位罗马学者波爱修斯（Boethius）和卡西奥德（Cassiodorus）为最，他们成为典范，表明很多古典著述并未自此湮没无闻。

波爱修斯（约480—524）博洽多闻，是最后一位研究希腊语言文学的罗马人，亦是在古典时代末期阐释亚里士多德逻辑论述的第一人。他的观点离经叛道，结果被捕入狱。他曾为意大利东哥特人国王提奥多里克（Theodoric）效劳，但仍然未经审讯而被判刑，罪名是企图鼓吹解放罗马城。他被迫离开自家那座用象牙和玻璃砌墙的著名藏书楼，进入了帕维亚高塔中的黑牢。在被处死之前，他写了《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Philosophy）一书，时为公元五二四年。此书向古代的文人与哲学家表示敬意，通篇是对话体，由三十九篇短诗组成，用了十三个不同韵脚。八百年之后，但丁在其《神曲》中将波爱修斯安排在天堂的第四重天。到了一五三五年，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伦敦塔等候处决，阅读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应该让他倍感温暖。

卡西奥德亦曾为提奥多里克效力，出任过多个高位，包括度支官、执政官、禁卫军长官，直到五四〇年左右。之后他潜心学问，过起了基督徒的生活。他撰述丰富，写有多部关于哥特人历史及人文七艺17的著作。不过，规范写本副本的制作程序才是他沾溉后人最多的功绩。卡西奥德定下的准则为蒙特卡西诺隐修院的创办人本尼狄克所采纳。在本尼狄克制定的本笃会规章中，读书是其中务须遵守的教条。本尼狄克的这些规章成为其他修道院效仿的模范，亦成为保留古代文献著作的首要方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海文·普特南（George Haven Putnam）在所著的中世纪史书中称，“正是经由卡西奥德之手，给予本笃会规章以艺文的动力。正是他从意大利藏书楼及图书馆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珍秘写本，形成了上好的收藏，为数以千计的修道院抄手的笔头提供了材料。”英国古典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西方古典学术史》中比较了卡西奥德与波爱修斯两人：“波爱修斯回头注视旧古典世界的黄昏，而卡西奥德则在遥望基督教中世纪的黎明。”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两人都帮忙阻止了“辉煌古代的传统陷入野蛮愚昧的风暴之中”。通常认为，“黑暗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理性已长久地沉睡，其实依然有心跳。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艾萨克·泰勒（Issac Taylor）在其名著《古今图书传播史》（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中坚持认为，“纵观那段时期，尽管理性多受误导，但并未昏睡；哲学颇为混乱，但并未呆滞；学识虽被禁闭，但并未遗失。”

公元一三〇〇年代初，十五岁的弗朗切斯科·迪·彼特拉克（Francesco di Petracco）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攻读法律。他不务正业，痴迷闲书，令他的父亲日益忧心忡忡。他的父亲彼得罗·迪·彼特拉克（Pietrodi di Petracco）本是法律公证人，后因故与但丁一起被逐出佛罗伦萨。彼得罗害怕儿子荒废学业，花费太多时间阅读一些古代拉丁文作者的禁书，于是在某天决定突然去看看儿子。父亲见到儿子狭小的宿舍里摆着很多可疑的书籍，且未细加遮掩，于是将其付之一炬。儿子见此情形，伤心欲绝。彼得罗见儿子反应激烈，于是从余烬中取出两本快要烧焦的书，一本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一本是西塞罗的《修辞学》。“第一本书可让你偶尔轻松一下，”他跟儿子说，“第二本书是帮你研读法律。”

多年以后，弗朗切斯科·迪·彼得拉科改为彼特拉克之名行世，他回忆道，自己以谦卑的感激之情接受了这“烬余之同道大作两部”。他作出重大决定，先安抚家人，再等待时机。彼特拉克恭顺地去博洛尼亚研读法律。一三二六年，父亲去世，他随即弃读法律，重新钻研学术，修习诗歌，日后成为彪炳百代的大文人。他也是热心的爱国者，数度向君主与红衣主教进言。他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亦是缔造两百年后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是故史称彼特拉克是第一位现代人。他还寻求古代名家的遗佚文稿，赢得了修士写本大收藏家的美名。

彼特拉克开始研究学术时，有时要参考一些经典作品，却发现很多名著已散亡了。他写道，“余每援引英才杰士之言，即忆起一桩中世纪罪孽！中世纪贫乏无学，而似不引以为耻。赖先人经宿不眠以监护之旧藏，往昔天纵奇才之硕果，至中世纪则任其消亡殆尽。如此世代，一无所成，亦不惮挥霍先人遗产。”

当时法国的阿维尼翁市是教宗的临时活动中心，彼特拉克在此处度过大部分时光。他获准进入很多修道院，还请别人帮他留意写本。约在一三四六年，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兄如有心助我，乞委托饱学守信之士赴托斯卡纳博访图籍，翻阅僧侣及学者之书橱。苟觅得一二，或可大慰久渴。”

彼特拉克在这封信里也承认自己很幸运，“蒙神恩宠，弟于人之所欲，虽未尽偿，亦多半已餍足。”惟“有一嗜欲，其求无餍，至今亦未能节制”，这个当然就是指书。“绝无可能尽得”所好之书，让他为之懊丧。他承认：

弟之所有，或多于所需也。然世间万事万物，所持每多于应有也。既得一书，则又促人贪求他书。而书者，又有一特异之处。金银财宝，锦衣美服，肥田华宅，名画杰作，雕鞍良驹，如是种种，岂不悦人哉？惜乎转瞬即逝，不可回味；惟书也不同，良言谏诤，适足以暖人心性，与人结为密友，吐属如流，活泼如生。

彼特拉克游踪甚广，足迹遍及米兰、曼图亚、费拉拉、巴尔马、威尼斯。他遍访以上各地的古迹和废墟，然后再去下一处。他提到，见到一些远处的修道院，总会有让他眩晕的期待。“余见修道院而趋往，冀可获见久已觊觎之作。”

西塞罗的佚文位列彼特拉克的补阙清单之首。一三三三年，他去完巴黎、比荷卢三国及德国部分地区访求之后，在比利时的列日市发现了两篇西塞罗的演讲辞，其中一篇就是《为诗人阿基亚斯辩》。他在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市，偶得一部大写本，内有西塞罗的《致阿提库斯书信一束》（Letters to Atticus），还有这位演说家写给布鲁图及其胞弟昆图斯的书信。彼特拉克发现此书时，这本西方古代写本（指传统形式的西方古本，折叠书页并剪裁，按序缝合，装订封好，与卷轴相反）已饱受蛀蚀，深埋于“意外之处”；彼特拉克抄录了一部副本，是透露西塞罗私事的惟一信函的源头。据L.保罗·威尔金森（L.Paul Wilkinson）认为，这封信与卢梭的《忏悔录》不相上下。彼特拉克将此大开本古书视为至宝，将它与其他藏书分开存放。他甚至时不时被此书绊倒，摔得皮青肉肿，胫部感染。他还给已作古的名人写过一系列书信，描述了他发现写本时的感受，情辞殷切。第一封就是写给西塞罗：“足下大札，余搜讨有年。终得诸匪夷所思之地。呜呼，足下雄论滔滔，又多作哀歌，而所历之地，所思所感亦何其多也。久知先生指点他人，洵为良师，而今日方知如何自作指点。”

彼特拉克还发现了其他秘本异籍，包括在意大利中部阿雷佐市得到的一部损毁严重的昆体良著作，还在曼图亚寻获一部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他在给同事的信中提到他的努力：“弟所作之祈祷，所费之财资，非限于意大利，亦及法兰西，德意志，甚或远至西班牙英格兰，更有甚者，希腊亦在其中，信乎？”希腊的确也在彼特拉克的搜书范围之内。他购得一部希腊文荷马史诗写本，还有十六篇柏拉图对话，尽管他向来不谙希腊文。

今天，身为《十日谈》（Decameron）的作者是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最广为人所知之处。不过他跟彼特拉克一样，也曾为拯救古典文学贡献良多。他有一半血统是法国人，父亲是一名意大利商人。他在佛罗伦萨长大，并在此接受了萌芽中的人文主义学说。父亲经商失败之后，薄伽丘靠抄书补贴家用。一三五〇年，彼特拉克途经罗马，薄伽丘在城门口迎接他，从此两人结为终身好友。薄伽丘访得一部有关某圣徒生平的宗教著作，此书久已无人注意，而彼特拉克当时正在研究该圣徒，此举让薄伽丘更赢得尊重。彼特拉克鼓励他修读希腊文。有一个传说称，彼特拉克逝世时，身处藏书之中，头垂在初版的拉丁文《伊利亚特》上，此书正是薄伽丘这位小友帮他准备的。

一位僧侣在临终前谴责诗歌是无聊之说，薄伽丘因此认真考虑过要放弃研修诗歌，毁其作品，将藏书送给彼特拉克，出任教会的圣职。彼特拉克写信给薄伽丘说：“君当醒乎！圣洁至人而不具文学修养者，弟见多矣；具文化修养而被逐出圣者之流，则未尝闻也。”他强调，每个旅程都是“天主赐福之旅，惟知识之路特有荣誉，激发人心。是故村夫之素朴虔敬，不可方学者之信仰知识。若称有圣人出于不通文墨之群氓，则弟必可举另一圣徒，而其高洁过之”。

薄伽丘作了让步，他发誓不再写那些讨人一笑的故事，而是立定决心重寻古代写本，而且的确有一些惊人的发现。他找到了讽刺作家马提雅尔的诗歌，奥维德的《朱鹭》（Ibis），四世纪作家奥索尼乌斯的一组淫诗《阳物赞》（Priapeia），现存最古老的写本即出自薄伽丘之手。他也是引用古罗马学者瓦罗（公元前116—前27）作品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

薄伽丘致力于挽救古代文献，他在一三七〇年或许从蒙特卡西诺的本笃会隐修院图书馆里拿走了几部罕秘写本，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也绝口不提此事。不过他的一个学生本韦努托·达·伊莫拉（Benvenuto da Imola）详尽描述了这次旅程。伊莫拉写道：“先生拾级而上，欣悦无已。目之所及，可见学问宝库之门已失，亦未用他物系紧。荒草萋萋，生于窗台；书籍书柜，厚尘寸积。翻检写本，颇有珍善名钞，惜或全页被撕，或边角被裁。”薄伽丘“为之泪下”，问院内一个僧侣“为何疏忽若此”，才得知有些僧众为了挣点钱，间或撕去“数页，辑成《圣经·诗篇》选本，售予学童。或切割羊皮纸空白边角，制成护身符，市于妇人”。

薄伽丘此次秘密出行，具体收得了什么古书，并无记录，但根据后来的研究显示，他在那里“拾获”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编年史》（Annals）及《历史》（History）的大部分。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名家爱德华·吉本最为推崇塔西佗，然而在十四世纪之前，塔西佗却被人完全遗忘。在蒙特卡西诺之行的一年内，薄伽丘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塔西佗。

由于幸传至今的有关文献，都是用十七世纪蒙特卡西诺常见的一种小草字体书写，因此此书无疑应是源出于此地。至于薄伽丘是否将书携归，却依然成谜，因为尽管他是第一位直接引用塔西佗的文艺复兴学者，却无法证明他曾拥有塔西佗著作的手抄原本。这部写本后来静悄悄地流入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图书馆，该馆是意大利贵族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于一四四四年建成，并由尼科利（Niccolò de Niccoli）搜买藏书。尼科利是文艺复兴的第二代人文主义者，也是已知的最后一位拥有塔西佗古代写本的人。一四三七年，尼科利辞世，他的藏书之丰美，在佛罗伦萨允称第一。他在遗书中自夸，“辛勤积书，兼作研究，自年少迄今，不遗余力，不惜重赀。”尼科利去世前将藏书委托给一个理事会，其中有科西莫·美第奇与洛伦佐·美第奇、乔万尼·波焦·布拉乔利尼、莱奥纳多·布鲁尼。尼科利死时欠了美第奇银行一大笔钱，科西莫得以截留一批藏书，作为支付欠款。这些书籍很快成为美第奇家族藏书楼的镇库至宝，而米开朗基罗设计的这座藏书楼，至今仍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典雅的古迹之一。

尼科利从来没有透露如何得到塔西佗古写本与瓦罗写本，不过在五十年前，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文主义者，他曾在薄伽丘身故之后短期监护过这位诗人的藏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在一四三七年向尼科利借阅了塔西佗的著作，并秘密约定不会提起此事。值得一提的是，尼科利很乐意将藏书室的书籍借给学者，因此极受敬服，而他的慷慨相助也让后人铭记于心。

然而问题是：尼科利是否从薄伽丘的遗产中“解救”了塔西佗与瓦罗的写本，而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好像就是这么做的。那么以前薄伽丘是否从冷落古书的修道院内“解救”了上述书籍？好像也是如此。动机何在？也许薄伽丘的学生本韦努托对老师的行为解释最为得当。他引用了老师在一三七〇年的一句话，当时薄伽丘在蒙特卡西诺目睹藏书无人护理，任由腐烂，不禁感慨系之：“呜呼，文人骚客，苦思冥想，著书立说，而或有结局如此！”

彼特拉克与薄伽丘在一年之内先后辞世。人文主义作家兼佛罗伦萨执政官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因此宣称，“新雄辩术之双杰”从此逝矣。萨卢塔蒂本人是拉丁文写本大收藏家，他还收得西塞罗的书信，增益了彼特拉克的收藏。经他指导，成功搜访到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与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的遗篇，亦是拥有下列古写本的第一人：老加图的《农业志》、马克西米安的《哀歌集》、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阿拉图斯〈星象记〉》（Aratea）拉丁文译本、庞波尼乌斯（Pomponius）对多纳图斯（Donatus）的《小艺》（Ars maior）的评论。他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件事是安排希腊学者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3—1415）离开君士坦丁堡，到佛罗伦萨讲授希腊文四年，他的学生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说，赫里索洛拉斯学会了一门“七百年以来”并无意大利人通晓的语言。此外，意大利以外的地方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搜书行动，如今的目标是希腊古典，其中购求最力者是赫里索洛拉斯的另一位学生波焦·布拉乔利尼。

波焦出生于一三八〇年。他在年轻时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抄手，手艺出众，引起了萨卢塔蒂的注意。萨卢塔蒂除了因教他准确抄写古代文献的方法，从而点燃了他的猎书热情，还鼓励他学习希腊文。到了一四〇〇年代初，波焦为教宗法庭起草了教宗函，文笔娴熟，在一四一四年获擢升为教廷国务卿，得以漫游各地，长达五十年之久。他借此着手有条不紊地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等国搜求文献。他最辉煌的成就是在一四一四到一四一八年，当时天主教在德国南部康斯坦茨举办普世会议，以解决天主教会大分裂的问题，当时有三位教宗鼎立，要从中确认一位新教宗。波焦并无多少公务在身，得以到多处旅游搜书。一四一六年，他走过了二十英里的羊肠小道，翻过一个个陡坡，到了瑞士的圣加仑。此地有一座隐修院，是由几位爱尔兰僧侣在七世纪建造，向来以古书及写本的丰富收藏而著称。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精绝善本，其中最佳者是古罗马雄辩术一代名师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是书为写本，首尾完整。波焦在一封长信中向朋友描述了这次发现。三十年来，他写了六百多封信，让后世得以窥见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爱书人的心灵：

若非我等拯救，其人（昆体良）殆已息灭消亡矣，弟于此深信不疑。昆体良志高行洁，彬彬君子，性情谐谑，今乃直如身陷囹圄，处不洁之牢房，受狱卒之荼毒，苟非亲见，实难想像。院内存书颇多，一时未能尽录。昆氏此书，乏人养护，久已尘封，幸尚完好。凡书者，多未因其价值而获护存，每被弃于城堡地牢，污秽暗黑，不堪之至，纵死囚亦未必拘系于此也。

一四五三年，教宗尼古拉五世在罗马创办梵蒂冈图书馆。远在德国的美因茨市，默默无闻而深具远见卓识的古登堡正在完善他的发明。日后，这项发明将一劳永逸地帮助修道院抄手免去靠犊皮与纸张保存文字的负担。古登堡在一四五〇年至一四五五年刊印四十二行圣经，数年后，到了一四五九年，波焦·布拉乔利尼与世长辞。布拉乔利尼成年后一直是技艺高超的抄手，他有没有亲手摩挲过新问世的印本呢？对此并无记载，不过他很有可能是没有。

波焦死后七年，意大利的第一部印本面世，印刷商是两位德国人康拉德·施韦恩海姆（Conrad Sweynheym）与阿诺德·潘纳茨（Arnold Pannartz）。他们初时在意大利中部的苏比亚科开设了一家印刷所，为期甚短，后迁往罗马，并长驻此地。维罗纳·达·加斯帕雷（Gaspare da Verona）在一部关于在位教宗的著作中提到此事，他说有两个工匠来到意大利，“一月之内”就刊印了三种不同的书籍，其后很快“每月印量可达两百部，均以贱价出售”。加斯帕雷解释说，很难“叙述其工艺，当是天纵奇才所造，人多未能知其真实”，他还说，“两人拟用同一手法印制他书”。

世易时移，其征兆可见于新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以下即是一例。十五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è Bisticci，1421—1498）的第一份工作是抄手，后来成为新式书商。他精研希腊、拉丁、希伯来写本，又留心时势，故能将自己的知识转为满足变化中的社会所需。科西莫·德·美第奇想为圣洛伦索的僧侣营建一所图书馆，韦斯帕夏诺安排了四十五名抄手抄录了两百部书，花费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项繁重的工作。而到了托马索·巴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即后来的尼古拉五世）在梵蒂冈集藏写本时，此时已是佛罗伦萨书商的韦斯帕夏诺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在当时所有的意大利书林故事中，要数韦斯帕夏诺为乌尔比诺公爵搜买藏书的经历最为生动。公爵名叫蒙泰费德里科·费尔特罗（Federico Montefeltro，1422—1482），以收藏典丽的写本为主。他品味刁钻，与当时席卷欧洲的印刷大潮相逆。韦斯帕夏诺耗费了十四年光阴，帮他搜购了新近发现的所有希腊文及拉丁文名家的著作，均用绯红与银色装潢。韦斯帕夏诺多年后回忆道，公爵坚持每部书都要品相上佳，且是珍善孤本，绝不收其时已日渐流行的印本。他的所有藏书都必须是“用笔抄誊”，杂入任何其他东西都会让这位藏书家“引以为耻”。佛罗伦萨的藏书家对他们的书法传统极为自豪，对于批量生产的书籍并无好感。

一四七二年，佛罗伦萨首次出现印刷术，而此时威尼斯已经坐稳了出版中心的位置。到了一四七四年，一位操劳过度的抄手抱怨说，威尼斯“图籍满城”。到了一四八〇年，印刷机遍布欧洲一百多个城市，其中有四十七个在意大利。到了十五世纪末期，印本的“摇篮”时期结束，约一百五十台威尼斯印刷机印制了逾四千部书籍，约是其最强敌手巴黎市的两倍，同时还在史上这个关键时期占了欧洲的八成印刷总数。

出版商头一次让书摊摆满了拉丁文经典的新版本，结果一时供过于求，促使这个新兴行业去评估支配市场的力量。他们开会，办书市，调查市场趋势，制定销售策略。一四八六年，出现了第一位享有版权的作者马尔坎托尼奥·萨贝利科（Marcantonio Sabellico）。虽然经典作品的校勘质量参差不齐，却依然畅销，还出现了本国语（意大利文）的印刷品，以满足求知若渴的新读者群。在一四九〇年代，出版商还尝试印刷多种图书，例如内配地图或乐谱的书籍、东方语言的书籍。

印刷商与出版商亦因此招来了大众的注意。威尼斯日记名家兼藏书家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用一个词来形容一四七〇年代最著名的印刷商尼古拉斯·詹森（Nicholas Jenson）：富甲天下（richissimo）。在一四九三年的一部作品中，历史学家马尔坎托尼奥·萨贝利科就想像了途经威尼斯繁忙书坊的奇遇。某个威尼斯游客在书坊中闲逛，发现与同伴走失了，身边全是过分热情的书贩，各种书籍均有售。几个钟头过后，这位仁兄没有挪动半步，却发现周围的地面已叠起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书籍。

多明我会修士、诗人菲利波·迪·斯特拉塔（Filippo di Strata）曾对此有过严厉批评，谴责威尼斯的印刷商与出版商不仅令“文士生涯流于粗俗”，而且此等人一如无赖与混混，抱着一堆印刷垃圾，不知羞耻地甩给街上毫不提防的路人，“无异于袋中之猫”。斯特拉塔修士还发牢骚说，因为书籍都是“不通文字之笨伯”匆忙印制，以致错讹百出，而价钱又不贵，诱使缺乏教养的傻瓜“惺惺作态，俨然鸿儒”。

约在一四九〇年，四十岁的罗马学者兼教师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迁至威尼斯居住，并开始从事印刷业。他以前从未涉足印刷业，但他却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家商号可以生意质量两不误。阿尔都斯在卡普里公爵府上辅导他的几个儿子，历时数年。日后其中一个学生为答谢恩师，便资助老师创业。阿尔都斯开始时就已想好，要在意大利经营一家希腊文的印刷所。他从克里特岛带来了很多匠人。他的最早计划是印刷绝版的古希腊经典，同时也刊印精校细勘的版本，代替舛漏极多的劣本。从一四九四年到一五一五年他身故之时，他的阿尔定印书馆（Aldine Press）刊行了多部希腊名家初版印本及参考书，数量不少于二十七部。（初版印本是指第一次印制之书，此前在印刷术尚未普及时曾以写本形式流通。）他还印行过拉丁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的书籍。阿尔定印书馆的商标已久为人熟知，图为海豚环绕船锚，意思是速度与稳定，知者往往将其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言“应急以从容”（Make haste slowly）相提并论。

阿尔都斯还首创了一款草写斜体字，这种字体以衡平法院的字体为基础，并以彼特拉克的笔迹为模型。而直至当时，流行的都是德国的“哥特”字体。结果是很快就出现了更紧缩的字母，借此可印刷较为小巧的八开本，而且可能“较易手持，颇便学习”。书籍变得容易获取，书价也更趋低廉。阿尔都斯与鹿特丹名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交往更是提高了他的地位。伊拉斯谟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学者，亦是第一位以笔耕为生的大家。阿尔定印书馆后来由阿尔都斯的儿子保卢斯（Paulus）接手继续经营。

此时印刷文字开始赢得了先前只有写本才享有的声望。一五一二年，一位德国收藏家写信给朋友，“弟当自意大利购入希伯来文书籍。此地阿尔都斯刊印之书，写刻精好”，他还提到，虽然德国在六十年前就发明了印刷术，然而“于阿尔都斯之功，当铭感在心”。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数学家、藏书家、伊丽莎白一世的御用占星家狄约翰（John Dee）将所藏的“阿尔定版”印本另外存放，与其他藏书分开。

阿尔都斯亦与法国贵族让·格罗利耶·塞尔维埃（Jean Grolier de Servières，1479—1565）有生意往还。格罗利耶喜好装潢考究的精雅典籍，公认是第一位有新思想的藏书家。格罗利耶因外交使命在意大利度过不少时光，借此添置了不少藏书。这些书籍，装帧古雅精致，后来一直与他的名字相连。格罗利耶藏书现存三百五十多部，约有一半是阿尔定版，其中四十二部是老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其孙子与祖父同名）在世时所印。格罗利耶还购置犊皮书，多数犊皮书还加价要了泥金装饰。这些为其书籍所做的装帧，质量不亚于为威尼斯贵族所制之书，因此历史学家马丁·劳里（Martin Lowry）认为，“很有可能就在阿尔定作坊内为他特别定制。”纽约的格罗利耶书社（Grolier Club）就是以这位法国藏书家的名字命名，以此向他致敬。在书社大厅悬挂的画像中，就有一幅是设想格罗利耶参观阿尔都斯的作坊的情景。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在其七卷本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中，对于这段时期重现的收藏热与全新的印刷工艺有如下看法，“与这些人付出的辛劳相比，学术领域里后来所有的成就都显得无足轻重”，他还指出，第一批出版商“要完成他们的大业，需要有欧洲的天才、热诚与同情心。维吉尔的著作刊印于一四七〇年，荷马史诗刊印于一四八八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刊印于一四九八年，柏拉图的著作刊印于一五一二年，其后这些典籍成为不可分割的人类遗产。”西蒙兹总结道，“我们的精神自由，我们丰富的思考乐趣，我们对往昔的精通，我们对人类文化的确信，都要大大归功于”这些往哲先贤。

第三章　英伦旧事

历史上首位礼赞藏书癖的应属十四世纪英国教长理查德·德·伯利（Richard de Bury，1287—1345）。其时他大举购置书籍，无疑在巴黎、安特卫普、佛兰德斯和罗马等地的书市轰动一时。他是达勒姆主教，又是深受国王爱德华三世宠信的谋臣。据说他外出游历时，身边仆从众多，各司职责，共有二十位文书，另有三十六名骑士护驾，表明他有着令人羡慕的精力，可以纵情于终身所好。而这位中世纪的爱书人也没有辜负众望，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总能寻到他认为是有意义的生活必不可少的“心灵之天国食品”。

德·伯利原名理查德·奥热维尔（Richard Aungerville），出生于英格兰萨福克郡圣埃德蒙兹伯里附近。他的父亲是位骑士，先祖属诺曼底人，两个世纪前征服英格兰时立下大功。伯利自小失去双亲，由终身笃信上帝、时常默祷的伯父抚养成人。他在牛津修读神学和哲学，成为赫赫有名的学者，并引起国王爱德华二世的注意。当时国王正要为将来入承大统的王子延聘老师。一三二七年，王子登基成为国王，而这位睿智的太傅（此时以其出生地获封为德·伯利）继续与心存感激的学生在一起，成为他的谋士与心腹。

伯利担任过多个宫廷职务，当过锦衣库总管、王玺事务官、驻罗马教廷特使、皇家大使、大法官。身为位高权重的朝廷高官，对于利用职权获取心头所好，他没有觉得不安，也毫不掩饰自己醉心何物。临终前的几年，伯利在教会赏赐给他的奥克兰庄园里，拿起鹅毛笔，用拉丁文写下对于总能充实自己头脑之“智慧圣器”的挚爱，文笔虽粗劣，但尚可一读。他结合希腊文的“爱”和“书”两个字，为这部二十三章的书之赞颂起名为《书之爱》（Philobiblon）。此书是研究痴书之情的登峰造极之作，亦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中了“书毒”者的自白。

“你们乃伊甸园中的生命之树与四道河流；人类的心灵靠你们滋养，干旱的心田靠你们润湿与灌溉。”伯利说道。

你们是诺亚方舟，是雅各梦中的天梯，是让在那里看见的羊羔改变颜色的水槽；你们是向基甸证明耶和华使者的磐石，是基甸击杀敌军的藏着火把的瓶子，是大卫掏出光滑石子打死歌利亚的囊。你们是神殿中的金器皿，你们是十字军的武器，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们是结满果子的橄榄树，是隐基底的葡萄园，是不会枯干的无花果树，是永远拿在手上的火把。是啊，说到书带给我们的快乐，《圣经》里一切最佳美的比喻均可适用。

伯利描述了聚书的多种厚颜伎俩。他坦率地承认，得到“国王陛下之诏书”之后，真是事事顺遂。享厚禄，居高位，就能有权“大有进展，或阻挠他人，操纵大人物小人物的沉浮”。他常常“乐于和文人与书痴谈笑风生”，因为新获圣宠，又得以“多有良机随处游历，可于上佳精品之中搜猎，亦可选剔教区内外文士所聚之书及公私所藏之书”。

他说起，“如今，我们嗜书之传闻已流播四方”的情形，“有人还说我们为书憔悴，尤其是古书，任何人拿出四开本，都比金钱更易得到我们的垂青。”很快“字迹漫漶的四开本，还有残旧不堪的书籍，取代了定钱与厚礼，取代了馈赠或宝物，向我们奔涌过来，不过依我们看来，在我们的感情中，它们都是同样的可宝”。伯利坚称，处理这些朝事并没有“徇私枉法”，但他也承认，如果他喜欢的是“金杯银杯，良驹骏马，或者巨额钱财”，他能轻易为自己“聚敛大量财富。不过我们喜欢典籍而非英镑，热爱羊皮纸胜于银币，钟情薄薄的小册子甚于锦鞍骅骝”。

在伯利的所有旅程中，巴黎之行最让他念念不忘。巴黎是“世间天堂”，在此他会“敞开我们的金库，松开钱袋的绑绳”，仅花费较购买“沙土”略高的价钱即可收得“无价之宝”。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一下子就花费了五千苏格兰银币；他在罗马访购了不少原稿与写本，因为当时珍稀文献已经作为贵重之物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意大利大诗人彼特拉克眼见此类文献不断流失，不禁斥责国人：“残存古物，高贵如此，幸免于如潮野蛮人之劫掠，今日因尔等机关算尽反误卿之贪婪，日日沦入异邦人之手，对此岂可不觉羞愧？”

彼特拉克与伯利应该有过会面，至少也有一次。不过伯利的聚书并未因彼特拉克这番话而中断。在英格兰以外传道的托钵僧团也非常乐意充当他的探子和细作，为他的藏书大业效劳，有了这样的便利，让伯利得以在角逐珍籍时占尽先机。“有如此之多目光锐利的猎人，还有什么小野兔能逃脱？还有什么小鱼如今能逃出他们的鱼钩、渔网与圈套？”很快，

名声最著之修道院的圣器壁龛自此开启，箱子被开锁，匣子被拆散，惊醒了长年酣睡于坟墓中的书卷，那些隐匿于黑暗之中的书籍如今也沐浴于难得的光线之下。这些久已死气沉沉的书籍，昔日秀雅精致之极，而现在却已腐朽，令人生厌，覆盖着老鼠留下的垃圾，饱受蠹虫蛀咬，往日用紫布与细麻布装帧，如今却藏身于麻布袋与废墟之中，成为蛀虫的居所，被世人遗忘。

借助这些途径，伯利就能找到“所要之物及勾起我们爱书之情的东西”，这些“智慧圣器就这样为我们控制并侍护，有获赠者，有购买者，也有暂借给我们的”。至于无法购买或借用或骗归己有的书，伯利会用再造之法，因为他在“多处采邑”均雇请了“不少的书手与抄写员、装订工、校改人、为书稿作彩饰者，总之所有能够为书劳作的人”。

据说理查德·德·伯利是一个极为和善的人，常常施舍钱财与食物周济穷人。他致力平息兵戈，曾力劝英王不要冒险进军法兰西，可惜未能如愿。安德鲁·弗莱明·韦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在一八八九年版的《书之爱》英译本中说，“他是属于他的时代的人，但又高出他的时代。他虽然没有超凡入圣，但已经远远胜于一般民众。”伯利的藏书在多处都有，但多数存放于奥克兰。据说他的身边总是图书环绕，随便进入一个房间，来客总不免被散落的书本绊倒。

伯利很喜欢用“侍护”一词；尽管他热衷积书，乐此不疲，但他也深知，就千秋万世而言，他不过仅仅是暂为看管而已。在《书之爱》的第十九章，他指定要将藏书赠给牛津大学，供学生无偿使用。他还指示，如有复本，可以汰除，前提是要留下典当物作为抵押，也允许抄书，但要在藏书楼内，还要做好登记，每年核查库存。

伯利的好意毋庸置疑，然而他的书籍在身后是否已转赠牛津大学，学者对此则持否定意见。他没有留下分文，死时还债台高筑，须出售一些书籍来偿还。正是由于这些存疑，捐书给牛津的第一人的美名归于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frey,Duke of Gloucester，1391—1447），他是亨利四世的幼子，也是首位赢得“爱书人”这个不朽美名的英国书林外人。然而伯利的藏书也只是留存不到两百年，后来就下落不明，据说遗留至今仅剩两本，其余都在一场文化浩劫中散佚殆尽。这场浩劫波及了英伦教会的所有图书，牛津的藏书亦未能幸免，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亨利八世的离婚。

自公元六世纪以来，英国的藏书一向备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关注。此事始于公元五九六年，教宗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派遣一名本笃会教士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传教，他就是日后获册封为圣的奥古斯丁。这位教宗特使在坎特伯雷设立了总部，在新起的修道院中存放了九部宗教典籍，成了英伦三岛第一间正式的藏书室。随着其他修道院陆续建成，文史著作与神学书籍大量增加。到了十二世纪，英国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世俗书籍的买卖。牛津涌现了羊皮纸抄手、刻工、书稿彩饰艺人组成的社团。一四九七年，伊拉斯谟游览英伦，他在家书中提及所见，大为惊叹：“旧书极富，处处皆有，令人难以置信。此间书籍涵义精博，奥妙精确，涵盖古人，且全系希腊拉丁文字，绝无庸陋之属；不似意大利，舍游山玩水之乐，一无所得。”

一五三三年，为了能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合法离婚，而与安妮·博林结婚，亨利八世公开反对罗马天主教教宗，成立英国圣公会，并自立为宗教领袖。他宣称要接管英格兰全境的僧侣。次年，有四名加尔都西教派僧侣和两名牧师被指控因拒绝接受国王为教主，身穿教袍被绑在车上，环游伦敦，后来六人在广场被当众吊死、开膛、肢解。亨利八世变本加厉，下令处决枢机主教约翰·费雪（John Cardinal Fisher）。费雪是罗彻斯特郡的主教，在剑桥创建了一个小藏书室。接着国王又派遣探子摧毁天主教信仰的象征之物。英格兰全境的古修道院被洗劫一空，拆毁殆尽，屋顶被拆除，彩色玻璃被打碎，用来炼铅。格拉斯顿伯里教堂的尖顶是英国哥特式建筑设计的精美杰作，风格秀丽，也被拆成了碎石瓦砾，用来铺设沼泽地之间的普通堤道。阿伦德尔·埃斯代尔（Arundell Esdaile）在其英国藏书历史中写道：“除了祭坛上饰有金银珠宝的书籍外，庙宇的其他藏书散落各处，无人理会。”18

同年，亨利八世与梵蒂冈罗马教廷断绝来往，并批准在其监管下清查全国的历史财宝，任命王家藏书楼馆长约翰·利兰（John Leland）负责稽考古文物，后世称此事为搜寻英格兰古代文物的“辛劳之旅”。利兰的职责是确定古建筑、写本和古币的所在地，筹划绘制全国地貌的详图，鉴别古罗马人、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留下的文明遗迹。一五三六年，亦是英格兰大肆镇压修士的一年，利兰于七月十六日去函负责调查的专员，要求他们把修道院中最为珍贵的典籍移至国王的藏书楼。历经七八年艰难的调查，据说利兰发疯了，最终仍未能完成使命。但是在他死后，他寻找到的文物被汇编成册，是为英格兰第一部文献总目。

主教约翰·贝尔（John Bale）热烈拥护国王的宗教改革，撰写过多部为新教辩论的册子。不过他公开谴责当时破坏书籍和文稿的做法。一五四九年，他上书英王爱德华六世，信中提到在大权由“迷信之僧侣”转到英国国王时，“于僧侣之藏书绝少尊重，于贵重之不朽大作亦乏保护”。他举例提到，“为数众多的”人用书“或揩拭烛台，或擦抹靴子；渠等将书籍售予杂货商与肥皂商贩，亦有将书籍转卖于海外书籍装订商，数目颇大，往往载满一船至海外斥卖，异邦人士为之惊诧”。书籍受到毁弃如是，大大有损英格兰的名声，贝尔对此惊惧莫名。“若国外传言称吾民蔑视知识，则吾国蒙羞受辱之甚，有出其右乎？愚见以为此事属实，故言之戚戚。遥想往昔之英伦，陆续为罗马人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所治，亦未曾见摧毁典籍，今日我等竟目睹惨状如此。”

英国国教第二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1504—1575）曾经推出一个规模不大的护存典籍计划。帕克是一位声望卓著的学者，编辑过下列编年史家的著作：埃尔弗里克、吉尔达斯、阿塞尔、马修·帕里斯、沃尔辛厄姆、威尔士历史学家吉拉德斯·康布拉恩西斯。帕克还罗致了一批熟练的印刷工、抄录员和雕刻师。他在一五七二年撰写的《不列颠古教堂录》（De Antiquitate Britannicae Ecclesiae）被公认为英国第一部编印的私人著作。世人对帕克毁誉不一，不过他收集了四百三十三份内容相关的稿本，后来遗赠剑桥大学圣体学院，他当过该院的院长。

不过在此期间，英格兰最该感谢的人或许应是罗伯特·科顿爵士（Robert Cotton，1571—1631）。科顿笃于古物收藏，对文献材料的保护倾尽心力。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认为这些文献是无法替代的，而并不理会它们所持的政治立场或神学立场。他裒辑的藏书又名科顿藏书，成为日后大英博物馆（后归入大英图书馆）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今天到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游客，还可以在主展览室观赏科顿藏书，这些也正是科顿功绩的生动证明。

在大英图书馆装饰华丽的大厅周围，陈列着两层英王乔治三世的御览藏书，规模壮观。也是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一批足智多谋之士在北美殖民地起来反抗，大英帝国痛失河山，此事令这位君主饱受攻击；但是乔治三世费大力气搜集了很多经典巨著，并且慨允约翰逊博士等学者使用，这些措施则让他得到公正的赞许。图书馆的中央走廊是藏有英国宝物的众多展箱，里面各自保存了多位名人的手稿，例如济慈、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其他箱内则是重要的印本，作者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爱德华·吉本、简·奥斯丁。以上这些陈列展示了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及艺术的想像力，观之令人振奋，而居于首要位置的是刻有“英国文学第一号”字样的一个箱子，里面就是英国伟大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留存于世的惟一原始资料，在此书摊开的那一页，描述的是丹麦国王“麦束之子”希尔德葬礼的段落。据说这部写本写于公元一千年左右，此时距那位富有叙事天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无名诗人写下这部诗歌已约有三四百年。按照展品卡片的说明，这部英国中世纪期间最著名的史诗“就是靠这个写本才为人所知”。箱子的下方标有如此字样：“Cotton MS Vitellius A.xv”。19

西敏寺的科顿藏书容纳在十四个“小书柜”里，每个柜盖刻有一个古罗马皇帝或皇后的半身像。也就是说，后缀名为“卡利古拉”（Caligula）的写本就存放于编号为“卡利古拉”的小柜里面；同理可推，还有奥古斯都、恺撒、提比略、尼禄、克莉奥佩特拉女王、加尔巴、福斯蒂娜皇后、提图斯、奥索、克劳狄、韦斯巴芗、维特里乌斯、图密善。20为了纪念这批独一无二的藏品，这套皇家系统的书柜号又称君王系统，传世已有三百多年。

与《贝奥武甫》同处一个小柜的还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这是一首描写骑士的韵文传奇叙事诗，“约创作于一千四百年”。此诗能流传至今，多得“今日这份并世无双的文字”。它的编号是“Cotton MS Nero A.x,ff.94b-95”。该柜中另存有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写于一三九〇至一四〇〇年的《农夫皮尔斯》（The Vision of Piers Plowman），从这首诗“几乎可以搜集兰格伦的所有情况”，编号是“Cotton MS Vespasian B.xvi.”。该馆展出的九部作品中，有五部用了科顿的编号。附近还有一个柜子，内藏十七世纪的犊皮对开本，上面的泥金装饰画让人惊艳，此书就是林迪斯芳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馆藏说明卡上称：“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印书之至高杰作。奥尔雷德的盎格鲁-撒克逊译文已极为重要，为存世最古之英语版本。”编号为“Cotton MS Nero D.iv.”。

科顿爵士全名是罗伯特·布鲁斯·科顿（Robert Bruce Cotton）。他生于一五七〇年，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亨廷顿郡的一位绅士。说起来有点可笑，科顿家族就是靠拆除修道院发家致富的。科顿在西敏寺学校时，得到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的庇护。卡姆登著有《不列颠志》（Britannia），采纳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文艺复兴观点叙述英国历史，首开风气，是当时极受欢迎的书籍之一。卡姆登的著书技巧是周游英伦全国，并作实地的基础研究，这种领先时代的方法对他年轻的学生影响深远。科顿在十六岁就参与创办伊丽莎白朝古文物协会。之后他离开西敏寺就读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到一五八八年，他加入中殿律师公会时，就已发下宏愿，要收集记录英格兰历史的编年史料、档案、典章和工艺品。

在其后的三十年间，科顿究竟用了什么方法集全了这些写本？详情不得而知，但是时人的记录或多或少透露了一些线索，虽然仍未能尽如人意。英国历史学家凯文·夏普（Kevin Sharpe）穷极搜尽关于科顿的书信、手稿目录、书籍题赠文字、出借物件清单、礼品记录，得以勾画出他的收藏癖好，让人一窥内情。夏普写道，“他似乎说服了远游海外的亲朋，帮他密切留意那些珍贵的写本。”到了一五九九年，科顿收藏已颇精富，足以让他把藏书借给古文物协会的其他会员。

《大宪章》的传世原本共有四部，科顿凭一己之力就购置了两部。《撒马利亚五经》（The Samaritan Pentateuch）亦落入其手，此书是詹姆斯·厄舍尔大主教（Archbishop James Ussher）的馈赠。科顿在朝中认识了一些时常漫游全欧的贵族，还得到不少身居高位的外交官的帮助，他们都为他搜集书籍。欧洲的学者给他提供写本，而他也时时留意那些可能猝然而来的私人藏书。据十七世纪的古物专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记载，占星家狄约翰博士一六〇八年（或一六〇九年）辞世后，科顿一时心血来潮，买了狄约翰的一处房产，这里窖藏了好些魔法与“精灵”方面的书籍。尽管此事缺少记录，但是科顿作为收藏家会不顾一切营救文物的声誉自此遐迩闻名。

科顿用于收藏图书的花费现已无法查实，但是据推测他应是不惜代价的。他的一个孙子就抱怨过，为了购买写本，科顿卖光了祖产；他的一位连襟也不无讽刺地提到，科顿的藏书确实很好，不过其“聚敛之道会招致指控”。科顿饶有资财，可以想方设法满足一己之好。他留下的搜藏清单题目中有如下字样：“吾发愿必得之写本，一六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另一张清单的标题是“欲得书目”。一六〇三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詹姆斯一世继任。科顿获封爵士，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权势购置更多的文物典籍。

自一五九〇年代末到一六〇〇年代初，科顿居住在伦敦黑修士区亨斯顿勋爵的府邸里。他在此与文坛剧坛的巨头过从甚密，例如戏剧家托马斯·纳西（Thomas Nashe）和诗人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据说本·琼森在撰写皇家假面剧时就定期查阅科顿的藏书，借此获得所需的背景知识；威廉·伯顿（William Burton）在编著一部地方史时也从中获益甚多。很多文人都在刊印的书中向科顿致谢，包括理查德·诺尔斯（Richard Knolles）的《土耳其人通史》（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the Turkes）与托马斯·米勒斯（Thomas Milles）的《贵族名录》（Catalogue of Honour）。因被指控叛国罪而囚于伦敦塔的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狱中写作《世界史》（Historie of the World）时，也得到了科顿的援助。弗朗西斯·培根在准备《亨利七世本纪》（The History of HenryⅦ）时亦咨询过科顿。

在那几年，莎士比亚亦凭其至精大作独霸伦敦剧场。后人对莎翁作品的文史渊源作过很多研究，但是这位剧作家是在哪里读到了编剧所用的参考书籍，这个问题迄今尚无答案。这位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或许是从科顿的藏书里汲取灵感的，尽管这个看法纯属猜测，却也不无可能。在莎翁与科顿之间牵线的人也许就是本·琼森，他与两人都相熟，与亨斯顿勋爵也是朋友，而勋爵则是科顿的房东及赞助人，并且自一五九七年至一六〇三年出任“宫内大臣剧团”团长，莎士比亚也是这家剧团的演员、股东、主要剧作家。到了一六〇三年，伊丽莎白女王逝世，詹姆斯一世加冕后，剧团更名为“国王供奉剧团”。

而伊丽莎白一世时的魔法师狄约翰博士与莎士比亚也恰巧有点关联。狄约翰是一位生性怪僻的藏书家、炼丹术士、地理学家和数学家，也是女王的御用占星家。曾有传言说他在田野里埋藏了书籍和文稿，后来被科顿发掘了。一五五五年，狄约翰被免除阴谋用巫术杀害女王玛丽一世的罪名。他的余生都在费尽心力去寻找通往远东的西北航道，其间亦涉猎巫术，一度自称在格拉斯顿伯里的废墟之中发现了具有奇效的万灵药。

约在一六一一年，莎翁告别伦敦的剧场生涯。在告别之作中，他构思了一位主角普洛斯彼罗。此人是一位神通广大的魔法师，他在剧终时埋葬了两件象征其威权的宝物：魔杖与藏书。（莎剧《暴风雨》公认受到了轰动一时的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事件的影响。盖茨爵士做北美之游时，在百慕大遭遇海难，幸而生还，并就此事在一六〇九和一六一〇年写了几本小册子。毋庸置疑，正是此事让莎翁把封笔之作的背景设在海岛上。）

一九六〇年，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杰弗里·布洛（Geoffrey Bullough）在其八卷本《莎士比亚叙事作品及戏剧作品的原始资料》（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中，认为普洛斯彼罗与狄约翰并无关系，但在书中的另一处，他又称莎士比亚“无疑”读过一首名叫“背叛”的法文诗，而且将这首诗用于其历史剧《理查二世》，布洛猜想莎翁就是在狄约翰家中读到此诗的。他指出，有一部内收“背叛”的诗集，现藏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邸兰柏宫，书中就有狄约翰的签名，表明他曾拥有此书。他写道：“莎翁到这位著名数学家兼巫师位于摩特雷克的家中查阅这部书，作此设想，真是快事一桩！”而设想莎翁这位诗国王子可能曾埋首于科顿的藏书里，听朋友说起那位埋书于地下的古怪魔术师，亦不失为快事一桩。弗朗西丝·耶茨（Frances Yates）女士的《伊丽莎白王朝的神秘哲学》（The Occult Philosophy in the Elizabethan Age）一书认为莎翁和狄约翰之间有更直接的联系。“在这部最大胆创新的剧作里，普洛斯彼罗就是狄约翰的影子，显示了一位善良的魔法师身处一个魔法受到可怕指控的时代。”耶茨女士在书中其他地方也指出，莎士比亚创造普洛斯彼罗这个角色，就是要替担任伊丽莎白女王哲学家的狄约翰作“辩护”，“这位善良博学的魔法师成功地把他的珍本秘笈运到了岛上”。

科顿的宅邸位于西敏寺区的中心，如今是英国上议院的所在地。他的家就像一个非正式的图书馆，名声在外，是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文艺沙龙。科顿的藏书被公认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实录资料，所藏的档案为友人所宝爱而为仇敌所惊惧。科顿在日记中提到，借书给“陛下，存于白厅”。还出借过其他藏品给宫廷典礼官、财政大臣、王室财务官以及很多贵族和议员。詹姆斯一世驾崩后，科顿的政敌重新掌权，他因而失势，并且受到了专门为报复他而设的惩罚。

一六二九年十一月，有人诬告科顿传阅一篇煽动叛乱的文章，名为《王国面临之危险及补救刍议》（The Danger wherein this Kingdom now Standeth,and the Remedy）。由于这份“有害人心的文章”是在科顿的藏书里发现的，英王查理一世下令将他的所有藏书封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此给科顿罗织罪名，其实是为了使得英王的敌人无法查看科顿藏书中的资料。科顿被捕受审，并于星室法院以未决刑事诉讼释放。一六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查理王子出生，大赦天下，科顿亦获准出狱，对他的指控也撤销了。可是他的藏书当日被封之后，便再未开启过，而钥匙也由王室仆从持有。

初时，在国王议会的密切监视下，还允许科顿偶尔接近他的藏书，但很快就完全拒绝他使用了。科顿因而悒郁之极，不断恳请重获监护自己藏书的权利，却屡屡被驳回。科顿的密友西蒙兹·迪尤斯（Simonds d’Ewes）爵士也是一位收藏家，日后提到科顿“数月内因苦恼伤心而神情倦怠”，他还描述以前科顿“气色颇佳，红润发光”的脸庞变得“面有菜色，隐现黑气，有如死者之容”。一六三一年初，科顿自知大限将至，便在死前发了一条可怖的消息：“告诸掌玺大臣暨枢密院各委员，余罹此大病，实因渠等之命，扣留我之藏书久矣。”最后，查理一世派遣多塞特伯爵携圣旨到科顿家，宣布解封其藏书。一六三一年三月六日，圣旨到达科顿家里，可惜这位大收藏家已在半个小时前撒手人寰了。

一八〇九年，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牧师写道，“痛失这样一位人物，丧失这样一位赞助人，令整个藏书界为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众人开始警觉留意自己的藏书，用狐疑的目光打量过来查阅、抄写藏书的人：因为在鸡啼报晓之前，有人看到科顿的灵魂有如哈姆雷特的亡父，行走在存放着珍贵藏品的陈列室和露台上，召唤藏品的主人要‘切记！谨防！’”

科顿藏书后来一直为科顿爵士家族所有，传了好几代人，直到其曾孙约翰·科顿爵士，再由他在一七〇〇年捐献给国家。等到这些藏书终于找到妥善的藏身之处时，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同时，科顿的藏书辗转多处，最后归于西敏寺的阿什伯纳姆大宅。一七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大宅突发一场大火，尽管极力去抢救，但科顿藏书依然损失惨重。事情危急时，整个书柜连书带柜匆忙搬走，还有一些书柜被砸开，取出藏书“扔出窗外”以求安全。据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称，所藏的九百五十八部写本中，有一百一十四部“已遗失，烧损，或全毁”，另有九十八部“受损已无法修补”。接下来一百年间，这些写本得到了大力修补，很多本以为已经丢失的写本也得到部分修复。

迄今为止，受损最严重的一部是《科顿本创世记》（Cotton Genesis）的古书。此书有一系列泥金彩饰，共有二百五十幅小图，描述了《圣经·创世记》中的场面，属于存世极少的几部经典古籍插图，应是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之间制作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有一种推测认为，在公元十六世纪，古希腊马其顿地区腓力比城的两位希腊籍主教在逃难时，首次把此书带到了英国，并作为圣书写本呈献给英王亨利八世。据说后来此书传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手上，由她再赏赐给她的老师约翰·丰泰斯丘爵士（Sir John Fontescue），后者再转赠给科顿爵士入藏，显然丰泰斯丘认为这才是此书的最好归宿。为了显示自己慷慨无私，科顿曾允许一位法国学者携带这部稀世珍品去巴黎研究了四年之久。今天此书仅剩下几页浴火残篇，仿佛在提醒世人这些珍籍是何等脆弱。

与此相反的是林迪斯芳福音书奇迹般得以幸存的经历。这部泥金装饰写本最初装订时镶金镀银、缀有宝石，于公元七世纪由本笃会的抄写员抄成，地点是离英国北方古王国诺森伯兰海岸两英里处的一个“圣岛”。到了公元九世纪，一群丹麦人侵入该岛，僧侣被迫逃离，随身带上了这部福音书。诸位僧侣试图跨海去爱尔兰，没想到遇上大风暴，大浪卷走了船上这部巨册。待到次日退潮时，福音书在海滩现身，居然完好无损。数年后，这部福音书回到了林迪斯芳，并在一三六七年编入书目。到了都铎王朝时期，修道院遭到大肆掳掠，书籍上的金银珠宝悉数丢失，但书籍还是留存下来了，后由下议院主事官赠予科顿爵士，成了科顿的藏书。科顿爵士的后人又把书捐给了大英博物馆，今天作为英国文化的祖传至宝在馆中展出。

若说科顿的境遇让人得到一个意料之外的教训，那就是藏书有危险，这由一位伦敦书商的谨言慎行可知。此人名叫乔治·托马森（George Thomason），他在圣保罗教堂庭园开了一家店铺，名叫“玫瑰与王冠”。他白天经营店里的生意，晚上则收集种类繁多的激进小册子和临时传单。他的做法和科顿不同。科顿乐意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收藏，托马森则采用了特别的方法来隐藏这些材料，而这些藏品亦很快将成为非同寻常的历史档案。

约在一六四〇年，托马森开始收存书籍、小册子和单页印刷品，凡是能到手者，均不放过。这些印刷品的内容都与当时保皇党与清教徒的争议有关，而两派相争引起的内战也将一触即发。虽然托马森衷心拥护英王查理，但是对于争议双方的材料却照收不误。即使之后君主制被推翻，英国国王被处死，即使克伦威尔当选为护国主，这位书商仍然事职不懈；直到一六六一年，王政复辟，查理二世坐稳王位后，他才停下来。

以下几个数字最能说明托马森收藏成就之深广。历经二十二年不知疲倦的搜求，他共收集了两万两千二百五十五件藏品，集成两千零八部巨册。这些藏品意义显著，反映了当时的全面风貌，其中一件偶然入藏的书籍尤为珍贵，比如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就是其中一部珍本。弥尔顿这篇演讲稿写于一六四四年，内容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他在文中形容书籍是“犹如将贤哲伟人之珍贵血脉熏香珍藏，传诸后世”。托马森的这部藏本上还有弥尔顿的题词——“ex dono authoris”（作者赠阅）。

一六四〇至一六六〇年之间的印刷品，托马森的收藏之富，无人可及，尽管其时英格兰印数最多的是四开本。（四开本，长约十二英寸，宽约九英寸，等于把整张纸折叠两次形成四页。）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在那个剧烈动荡的年代，制作临时印刷品的作坊极多，从伦敦到牛津，都受到了保皇党人活动的影响。一八九七年，大英图书馆的福尔克纳·马登（Falconer Madan）在《书目》（Bibliographica）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述了托马森成功集藏大量文献的几个必要条件，“要成功地对付长达二十年的动荡岁月，惟一的希望是出现某个人，他应该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应该有一套始终如一的方法，只要在伦敦见到有人售卖每一份论战小文，不管是沿街兜售，还是直接交易，私下出售，见到就要拿下；应该成功激发其保皇党盟友的兴趣去搜访支持国王的小册子；应该有能力保护其藏品的安全；最重要的是应该精明敏锐，对每件入藏的书册都要记下日期。”

托马森的生平几乎不为人知，甚至连他的生年也不清楚，不过应是在一六〇〇到一六〇二年之间，因为至少要到二十六岁，也就是到一六二六年，他才能获准作为印刷商或出版商进入英国的书籍出版业公会。身为书商，他的确刊行了不少出版物，但是他从事这一行成功与否，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托马森死后不久，他让遗产处理人准备了两份资料文件，希望能说服政府买下他那些关于内战的小册子。在描述这些收藏的过程中，凭借文字能够多少让人了解他的收藏计划。

第一份文件是单页大张印刷品，约印于一六八〇年。这份文件首先指出花费了“多少钱财”，承受了“多大的苦痛”，经历了“多少的危险”，才“精确收集了这些小册子”，总数“近三万册，分为几种，涵盖全部党派”。每件藏品都标有精确的记号与数字，合订成两千本以作保存。“采用了按时间记录的方法，极其细致及时，这些书刊一出来，绝大部分立即就标记上当天的日期。”藏品还包括“近百份”手稿，“当时无人有胆量冒险出版，否则招来杀身之祸”。

托马森与出版商有紧密的业务来往，故能让这些印刷材料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店内，却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不仅是系统搜集今天名为“短期出版物”的第一人，还应用了书目编号的技巧整理藏品，而书目编号还要在几代人之后才能基本定型，真令人赞服他的成就。其中成就非凡的是他所保存的这些内容棘手的小册子，而他的成就要在他辞世十四年后，才获得遗产处理人的认可：“此物对于关心国事的士绅极有用处，现今及以后都是如此，世上没有同样的藏品，也不可能去制作出同样的藏品。”

这份单页大张印刷品的无名作者还告诉世人，托马森收藏“这些物品都是私下偷偷进行，绝没有让人知道他有这样一个计划”。有一次，“遇上大军北上”，他就“把藏品放入几个大箱子里”，然后“发往萨里郡某可靠朋友处，得到了安全的保护”。等到“军队西行时，因为担心他们会返回”，这些册子“再次被送往伦敦，但是托马森不再将它们留在身边，而是运往艾塞克斯，就这样，一遇到危险迫近，就不惜耗费巨资尽快转移，以此保护藏品”，一次又一次，另外还同时继续补充藏品，令“藏品更臻完美”。还有一次，他准备出售藏品，“假装和牛津大学交易，已收到一张一千英镑的支票以支付”部分藏品的价钱。其时，英国的议员已经驱逐了保皇党人，“若篡位者”发现这些材料，牛津大学校方“比他仅凭一人之力更能保护藏品”。

该文件记述的第二件事所涉及的基本史实，与第一件事相同。但第二件事让人得以更加深入了解托马森当时是何等紧迫匆忙。由于害怕藏品被发现，他曾经“日以继夜、不辞劳苦”把它们埋入地下；但他还是不满意这个做法，接着又考虑把它们运往荷兰，“以求得到更安全的保护”，然而漂洋过海的运输却让他更加牵肠挂肚。最后他把自己的宝贝藏入空木桌里面，上蒙帆布，储存于某仓库内。

等到托马森的收藏终于找到一个长久之地，已是他辞世近一百年的事了。两千零八卷合订本在牛津大学保存了好几年，亦因此得以逃过一六六六年的伦敦大火之厄，然后却是漂泊流离，辗转易手。最后到了一七六一年，托马斯·霍利斯五世（Thomas Hollis V，一七六四年哈佛学院的图书馆毁于大火时，此君曾襄助重建）说服了国务大臣布特爵士买下了这些藏品，费钱三百英镑。藏品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入藏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外人一度称之为“御藏册子”。约一百五十年后，终于获得正确命名为“托马森藏内战小册子”。

时人对乔治·托马森的记载今日已不可见。一六六六年四月，曾刊登过一份关于托马森辞世的讣告，文字简短，说他死时“家境贫寒”。在托马森开始每日郑重其事收集当时的印刷品之后的两百年，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撰写克伦威尔传时，称这位身份卑微的书商收集的“此套英国历史文献，价值之高，无出其右者。俾吾国今人可知昔人，视藏于伦敦塔及他处之全部羊皮档案，托马森所藏更得我心”。在一篇写于一八九七年的文章中，福尔克纳·马登的感情表达没有卡莱尔那样热烈，可是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收藏家的无双功绩也深为感动：“其成就在同类收藏中无与伦比。世人对托马森所知极少，此事足证英国书目文献学尚存阙漏。”

皮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于英王查理二世在位期间，写下了长达九年半的日记。到了十九世纪，这部世间无俦的日志为人“发现”，多数人猜测皮普斯之所以每天用密码来写日记，是他不想任何人读懂他的想法。到了最后，才明白皮普斯用了一种久已为人遗忘的速记法。但是仍然有一个恼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位事事追求完美、不肯妥协的人，采用这种措施是为了确保后人能读到他对复辟王朝的直率洞见吗？还是他希望日记永远不会公诸于世？

皮普斯的日记在十七世纪并未刊行，对于自己写于一六六〇年一月一日到一六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一百二十五万字，他没有预见会在将来印刷成书。但是他的确坚持要把他的日记作为私人藏书的一部分。他用了周详缜密的手段，故藏书能完好存留，他的六卷日记无疑亦是他所强调的“沾溉后人”的遗赠。

三百年后，流传至今的皮普斯藏书就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时光宝盒。除了七本书之外，这位前英国海军部秘书长的全部藏书都摆放出来了。每本书不但按照他所定的精确顺序上架，而且都是放置在款式相同、镶嵌玻璃的书柜里，这批书柜都是由英国皇家海军的船匠依照他定下的规格制作。自一七二四年起，这批书籍藏于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位于剑河东北畔，藏书室前是一个景色秀丽的院子。位置风景都是别处所没有的，大概也是这位藏书家生前定下的计划之一。

皮普斯卒于一七〇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半个月前立下遗嘱，并在两份遗嘱附录中特别提及了如何安排他的藏书。妻子去世后，他独自生活了三十四年，无儿无女。他指定外甥约翰·杰克逊“独有全权持有余之所有藏书及手稿”，而且这位年轻人在“有生之年”可随意使用藏书。另外，皮普斯还指定“采取所有可能之措施”以保证其遗愿得到“不变之保护与永久之安全”，而他的外甥死后，藏书要“永远存于本国某所大学，首选剑桥，而非牛津”。

一六六〇年代，皮普斯倾向于把藏书放置在母校麦格达伦学院，入藏一座新建大楼，而他曾帮忙筹集建楼的资金，但是他也提到三一学院作为备选。他坚持藏书要保留“当前样式，不可掺杂他书”。为了保证执行他的要求，他提议两所学院“相互核查”，以此作为进一步的安全准备。接收藏书的学院每年要接受另一所学院的检查，若发现有“违反协约之处”，藏书立即移交给另一所学院。从上个世纪起，三一学院就没有行使过检查权，不过也无此必要了，条款已经遵守了逾二百六十五年。

藏书室为石建，其西门正面的中央拱门上刻有“皮普斯藏书室”（Bibliotheca Pepysiana）的字样，另有小字刻着这位藏书家的座右铭“Mens cujusque is est quisque”。一个周六的清晨，正值复活节，我在皮普斯藏书室主任理查德·勒基特（Richard Luckett）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此室。勒基特为我翻译了这个短语，他说：“这是西塞罗的话，是非常简约的拉丁文。它的基本意思是，‘心性即人’。这句话，我觉得，说的不是皮普斯先生，”他指着悬挂在二号和三号书柜之间的皮普斯像说——“这个才是”，他指着一本书说。“还有这个，”他连忙又说道，再指向其他书，“还有这个，和这个，和这个。”

涂蜡的真皮装订本，年代久远的印刷纸张，书柜内部的雪松木条，令皮普斯藏书室内飘溢着醉人的芳香，到此一游，眼耳口鼻可尽享愉悦。要进入这间防火的藏书室，先要经过两道钢门，每扇门都连接着一个功能强大的保安系统。勒基特解释道：“敝馆不接待散客。我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甄选各类询问。”事实上，学院对进入皮普斯藏书室所定的严苛标准，历来就招致不少批评。威廉·布莱茨（William Blades）在一八八〇年写了一本书，名为《书之敌》（The Enemies of Books），笔调轻快，名列恶徒者就有“藏书狂人及小心过甚之主，因未能携珍本宝玩入阴间，故竭尽所能妨碍后人使用”。布莱茨特别提到“老朽日记名家皮普斯之古怪藏书”，并列为第一个例子。然而也有其他人士对此持不同看法，亨利·B.惠特利（Henry B.Wheatley）就是其中一个。他在一八九九年写道，“皮普斯藏书室品味独特，若有天赐良机进入此幽居之所，必令人长相忆也。”

皮普斯在临终前准备了一张便笺，略述他的收藏观念。他写道，私人藏书应于“至小空间内入藏极少之书”，要涵盖“主人所能阅读”的最多样主题、风格和语言。依勒基特看来，皮普斯正是按照这种看法努力“搜藏他想要的藏书，”要做到这点，必须先弄清楚私人藏书不应该是什么。“并非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亦非某教授的藏书，绝非此类。它就是私人藏书。”勒基特认为，皮普斯不想往藏书中添加其他东西，这就是原因之一。“规定不可减少藏书并非不寻常的事情。可是据我所知，某个时候不增补几本新书的名家藏书却是没有的。而这个藏书室保存的书籍从古至今都是一样。”

皮普斯的藏书共有三千部，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因为他认为这个数字正是绅士藏书的最合适数目。四十年来，他积极搜求藏书，有时也会清除几本以腾出地方摆放新入藏的书籍。古籍拍卖目录上有时会出现几本皮氏藏书，其原因正在于此。皮普斯的书上贴有藏书票，画面是两个交叉摆放的锚，上方是他的那句座右铭“心性即人”。藏书都是按开本大小上架，因此仅高几英寸的小开本书籍放在一号书柜，而大开本的对开本则放置在五号书柜。所有藏书中，开本最大者摆放在皮普斯书桌的四周，亦即放在第十二个与最后一个书柜。藏书是按一到三千编号，而开本亦跟随序号从最小到最大。如此一来，书籍的外观就能保持一致。在一些开本较小的书籍下面，皮普斯放置了斜面木柱，每个木柱的修饰都与书籍的装订风格相符。皮普斯在第一条遗嘱附录更是规定，摆放书籍“要严格检查其高度”，在某些地方，“如有必要，须细加调节”。

皮普斯平日的举止也是一样的井井有条和一丝不苟。勒基特在一号书柜前停下，说道：“这就是放日记的地方，并没有隐藏起来，玻璃后面就能看到。”他轻轻地从第三排取下第一部日记，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你肯定会留意到，他的日记不是随便从一六六〇年某一天开始写，而是从一六六〇年一月一日开始写的。”尽管日记是用速记法写就，但是字体精确工整、字形美观，就像他构想书柜的搁板那样，极为讲究，“细加调节”。

皮普斯从二十六岁开始写日记，当时在远亲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的家里当管家和代理人。两家虽是亲戚，却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蒙塔古是海军大臣，而皮普斯的父亲是个裁缝。一六六〇年五月，皮普斯跟随舰队到荷兰迎接查理二世归国。后来查理二世在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加冕，其间的几个月至关重要，而皮普斯对此所作的记载也是无人可及。同时，他在政界步步高升，出任海军部书记官。这是一个文官职务，负责设计、建造和维修战列舰，管理造船厂，为舰队供应食物，并提供补给和设备。他后来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四世当政期间出任海军部秘书长。他在私生活中喜欢井井有条，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也帮助他登上文官高位。即使他不写日记，没有藏书，后人也会铭记他，因为正是他参与创立英国海军，使得日后海军统帅纳尔逊勋爵能在一八〇五年于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击败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此外皮普斯交游广阔，来往的友朋有一位名叫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亦是日记名家。皮普斯得闲爱聆乐，爱看戏，也爱和女人厮混。退休前，每个晚上他都要在摇曳的烛光下记录当天的事情。

一六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皮普斯从德特福德和伍尔维奇造船厂往伦敦寓所带回了一名巧匠。他就是托马斯·辛普森（Thomas Sympson）。两人“不辞劳苦”地开始“设计书柜以摆放余所积之书。藏书日增，乱叠于椅上。为免搬书之苦，废书不观久矣”。辛普森按照皮普斯制定的严苛规格打造书柜，雕花橡木，柜门镶嵌着长方形的小块玻璃，据说这是第一个手工制作的玻璃书柜。过了一个月，辛普森又过来“为藏书打造其他书柜”。

勒基特指出，首批几个书柜装的是铁把手，后来的书柜装了铜把手。“书柜是零件散装过来的，这几个书柜是有把手的。其实，在一七二四年，这些书柜就是靠这个方法从伦敦运到这里。另外还有些细微的不同。一号书柜装有可调节的搁板，但十二号书柜的搁板一直不可调节；那些搁板是固定的。由此可见，一开始皮普斯要的是实用的家庭书柜，也就是那些搁板可调节的。最后他认识到，要在最小的地方安放最多数目的书籍，就要按书籍的高度来安排。”

皮普斯藏书柜的柜顶檐口及底座均有雕花，繁复多样，此为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这个和船尾瞭望台见到的花纹很相像，”勒基特说，“而木材的选择也和瞭望台一致。当时比较流行用胡桃木做家具，但是在造船厂却只有橡木。我认为，作为一个人的藏书，这是最深思熟虑的。”皮普斯藏书的摆放不是按照内容，而是取决于大小，所以他发明了一套详尽的方法来帮助查找书籍。藏书共有两套书目，一套是用数字来列出书名，一套是按字母顺序。另用名为“经典附录”（Appendix Classica）的主题索引作补充，这是确定书柜和搁板位置的一个图表的关键。新书时常加入，也就需要定期再安排摆放的位置，皮普斯称这个过程为“调整”，这为购入新书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勒基特说：“要想大概弄清楚某本书入藏了多久，看看这本书上有几个不同的搁板号码就明白了。”

今天，世人公认皮普斯是鉴赏家，不过在三百年前，用来描绘其观念的词语应该是“行家”——凡事爱尝试、喜调查。他广收当代的书籍，其中有他称为“粗俗”的流行骑士故事，可是他也搜求中世纪的写本、古印本，尤其与航海和皇家海军相关的文献；他兴趣广泛，也收藏特别感兴趣的领域的书籍，例如音乐、棋类、魔术、科学和草药治疗。皮普斯把他的书籍送到外面装订，因此他的藏书是流传至今装潢最为精美的十七世纪英国古书。

皮普斯藏书中有两百本印刷术发明早期的古籍，年代可远溯至一五五八年。其中七本是威廉·卡克斯顿刊印，八本是温金·德·沃德（Wynkyn de Worde）所印，八本是理查德·平森所印。皮氏所藏的一千五百年前印的摇篮本古书中，有二十五本被藏书界公认为孤本，其中一本是卡克斯顿印的《列那狐》（Reynard the Fox）。藏书里还有已知的存世孤本《美德楷模》（The Example of Virtue），著者是斯蒂芬·霍斯（Stephen Hawes），由温金·德·沃德在一五一〇年印刷。让人尤有兴味的是藏书中竟然有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此书的准予印行令上就有皮普斯的大名。当时皮普斯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该学会资助牛顿刊行此书，并于一六八七年出版。皮氏的自撰著作在书柜中仅有一种，就是《与英格兰皇家海军相关之回忆录》（Memoires Relating to the State of the Royal Navy），是一本纸印本，开本甚大，印制于一六九〇年。其他古书还有拉辛、莫里哀、帕斯卡、笛卡尔的著作。

皮氏的藏品中有一件卷轴，尤为吸引人。卷轴绘有亨利八世治下时的舰队，包括玛丽玫瑰号，而当时描绘这艘战舰的图画，至今仅存此幅。这艘巨舰是战列舰，一五四五年在朴次茅斯港沉没。近年这艘沉船被打捞出水，现陈列于朴次茅斯港。这幅卷轴是查理二世赏赐给皮普斯，是由军械局局长安东尼·安东尼制作于一五四六年。皮普斯按每艘战舰图把卷轴剪开，每幅战舰图逐次裱贴在一张犊皮纸上，然后装订成华美的图卷。另一件珍品是一五八八年西班牙进攻英国的无敌舰队的运粮船详图，按船逐艘标明了其储量大小。皮普斯还购藏了一本航海天文年历，上面有英国海军上将、伊丽莎白时代杰出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署名。

除了藏书及写本之外，皮普斯还藏有近一万零五百张版画，粘贴在二十来本大册子上，里面有伦勃朗和丢勒的珍稀之作。另有一千七百五十张印有歌谣的大纸，贴成五大本，其中的八百五十来件是稀世之宝。此外还有大量的地图、海图，以及一些当时的流行刊物，例如在民间市场上小贩售卖的诗歌、宗教小册子之类。

一六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因为害怕失明，皮普斯写下了日记终卷的最后一段：“若再写日记，双目或不保矣。至此日志已历多时，此前每一持笔，则目不交睫，今后可休息矣。”尽管后来皮普斯的双眼视力复得，而且又活了三十四年，但是他夜间的沉思从此结束了。现代的批评家认为，从文字价值而言，皮普斯的日记堪称精湛，开篇生动，中间坚韧，结尾辛酸。作为一份记录当时社会情况的文献，皮普斯日记有如一扇窗户，令人大开眼界，让人可目睹英国在王政复辟时期的日常生活，一如与他年代相近的记录了时代风云的乔治·托马森收藏的小册子。勒基特说道：“敝馆没有其他的皮普斯个人文稿。大部分文稿藏于牛津的博德利藏书楼。但是他的日记就极其慎重地放在藏书里面，很久以来就是视为一本书，而不是一件私人文稿。”

皮普斯终生雅好积书，通过多种来源以餍足所好，其中之一就是到拍卖会上竞投。他搜书最广的那几年，恰逢拍卖在英格兰日渐流行。约成立于一五八〇年的荷兰莱顿市埃尔泽菲尔出版社于一六〇四年举行了欧洲的首次书籍拍卖会。一六七六年，这种灵敏新颖的做法传到了英国，而在七年前，正是皮普斯写下最后一篇日记的时候。从一六七六年到一七〇〇年，英国举行了近百场书籍拍卖会，拍出了三十五万本书籍，成交金额达二十五万英镑。皮普斯是否参与了伦敦的首次书籍拍卖会，如今已无从考索，但是他确实在另外几场拍卖会上购得书籍。约翰·伊夫林在其日记中悲叹，此种散尽藏书的方式有如“时疫”，来势汹汹，他希望皮普斯要想方设法“保护”其藏书，以免于“流散，令人神伤，而今时颇多图书馆与藏书室遭此劫难”。考虑到好友为藏书付出的“钱财与辛劳”，此举尤为必要。

英国十八世纪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对这种流行一时的书籍交换也是冷嘲热讽。一七一〇年四月十三日，他在期刊《闲谈者》（The Tatler）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里面提到了一个“博学白痴”，名叫汤姆·傅立欧21：“汤姆君如未现身门口，卖书则绝不开始，场场如是。凡有拍卖会，必可闻其大名，且总在紧要关头、关键时刻及最后落槌成交之前。凡有认购，必由此君先私下过目方案初稿；凡有拍卖目录刊印，油墨未干即已呈此君先阅。若观所有文人墨客之大作扉页，可知汤姆君于学无所不窥：通晓文稿之出处，版本源流，几位饱学之士对此稿之褒贬。”

麦格达伦学院素来严守皮普斯的遗愿，不擅自加入新书，但在藏书中对此规定则有一个修改。藏书室的管理人员申明，这件“新”藏品并非正式添加入旧藏，而仅仅是向藏品主人借来长期陈列。他们认为，这样做并没有违反了该日记名家的遗嘱。勒基特说：“我们坚信，皮普斯肯定会同意我们的做法，这点一定要明白。”而这则书林轶事也显示了几百年来收藏界总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

那是在一六八八年三月十二日，皮普斯于一次伦敦拍卖会上购得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此书是威廉·卡克斯顿印刷的译文稿本，书是残本，只有第十到第十五章。此后成了皮普斯藏书中的精品。几百年来，学者都认为第一章到第九章已散佚，或从未刊印过。然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此书突然面世，原来它深藏于藏书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殁于一八七二年）身后的“残零”之本内。一九六六年，纽约商人卢·戴维·费尔德曼（Lew David Feldman）在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以二十五万两千美元买下。这部两百七十二页的珍本将落入美国人之手，此事在英伦引起了热烈争议。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密歇根州首府安娜堡的尤金·鲍尔（Eugene Power）向费尔德曼买入此书，转赠麦格达伦学院。勒基特道：“藏书界一直以为皮普斯买的那几本是幸存孤本，所以这一次，我们肯定皮普斯会同意我们的做法。”历经几百年的分离，两部古书如今终成完璧，共同存放在一个展柜里，与十二个书柜分开。结局如此美满，这位老行家理应不会在九泉之下大声疾呼，要检查员调查麦格达伦学院违约的传言。

皮普斯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那就是记录所有形式的书法。勒基特说：“他从事过书法的科学研究。一千年以来的各种已知的笔法，他都想得到一个范例。这是一个探索，也是要把书写体按年代顺序作排列的首次尝试。”皮普斯把所获的残纸零墨粘贴成三大本，后来落入一位年轻的古文书学家之手，他就是汉弗莱·文利（Humfrey Wanley，1672—1726）。文利对这些书法图片的每一件都作了渊博的注释。

皮普斯死后十二年，亦即一七一五年，文人兼书商汉弗莱·文利开始写日记，目的不是对时事作出富有洞见的评论，而是要记下藏书购书的点点滴滴。他身兼数职，既是图书馆长和书目编写员，亦是替首位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搜购书籍的主要人物。哈利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界人物，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权倾朝野。其时哈利伯爵正着手购藏名人史料和书籍，他没有亲力亲为，多是委派他人代他搜求。后来显然他还需要帮手，发现国内最胜任此职的非汉弗莱·文利莫属。文利的日记与逾二百五十年前的《书之爱》一样，同是英国藏书界发展的重要记录。

文利很早就对旧书和写本萌发了兴趣。从一六九五年到一七〇〇年，他在牛津博德利藏书楼任副主任，参与董理皮普斯的藏书；后来又出任多个要职。文利于一七〇一年为学者乔治·希克斯（George Hickes）编定了盎格鲁-撒克逊写本目录，因此获荐给罗伯特·哈利，并被誉为：“文利君于古代字迹及写本造诣至深，堪称古今独步。出于公心为国之故，余冀望文利君可获扶助，一如其在敝处之时。使其生于法国、荷兰或瑞典，获取奖励何足道哉。”

为牛津伯爵效力不久，文利就购入了西蒙兹·迪尤斯爵士的藏书，正是这位爵士在二十二年前，记载了罗伯特·科顿爵士的“苦恼与伤心事”。到了一七〇八年，文利专任全职，并在七年后开始写日记。一七二四年，老牛津伯爵去世，他的藏书传给第二任牛津伯爵、儿子爱德华·哈利。小伯爵为人和蔼可亲，粗通艺术，并常常提供资助。他继续延聘文利，购得更多珍本和写本。

爱德华不像父亲，他乐于收藏，常常允许好友蒲柏与斯威夫特使用他的藏书。一七四〇年，爱德华·哈利去世，身后没有男系继承人；而伯爵的遗孀对亡夫的藏书绝无兴趣，急于清走这些藏书。全部写本的索价仅为两万英镑，极为低廉，可是政府还再三讨价还价，最终以一万英镑购入。一七五三年，哈利父子搜集的写本，加上科顿的藏书，汉斯·斯隆爵士的藏书，还有王室藏书，成了新建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基础。时至今日，这批藏书已是声名卓著，成为英国不可代替的珍宝之一。

同时，哈利父子的五万部印本藏书作价一万三千英镑，售给伦敦书商托马斯·奥斯本二世（Thomas Osborne Ⅱ）。此价较哈利家族之前的买入价格低约五千英镑。不过奥斯本亦未因这笔精明买卖而暴富。这些藏书是哈利父子费时四十余年所聚，数目众多，突然出现，导致一度泛滥市场。二十年后，当日买入的很多书籍仍然待售，原因之一是奥斯本惜售，不愿降价。在后出的几本哈利藏书目录中，列出一些所谓来自其他“藏家”的书籍，后来发现此乃编造。今天，哈利父子式图书装订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都能见到——红色摩洛哥皮，烫金边绕菱形花纹装饰。

德高望重的迪布丁称托马斯·奥斯本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书商”，但是奥斯本大受他人嘲弄。蒲柏在《愚人志》（The Dunciad）诗中挖苦他，将他写成是一个参加撒尿比赛的败将，头上顶着尿壶回家。多数人都认为他粗鄙之极，喝酒时爱吹嘘自己屡战屡胜。他会说：“小子，我干这一行都四十多年了，现在身家超过四万英镑。好好干，你会跟我一样有钱的。”还有一个无法证明的流言，说是奥斯本在法国偶然读到一首法文版史诗，就委托他人将其译成英文。而这个书商有所不知，其实这首诗就是弥尔顿的《失乐园》，本来就是用英文写成的。

为哈利家族的藏书编成书目之后，奥斯本坚持头两本书目分别索价五先令，使得其他书商十分不满。有些书商认为，这是奥斯本的“敛财新招”。还有人指责他把书价定得过高，而奥斯本在第三本书目序言中以倨傲不逊的态度反唇相讥。“若我将书价定得太高，若我徒劳地想像文学较现实情况更为流行，或者无聊地希望重振一种几乎消失的趣味，那么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遭受叫嚣与谩骂的烦扰，因为我只应因犯错才受苦，而我也只是不得不截留了我想出售的书籍而已。”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年轻时为奥斯本做过一些编目工作。奥斯本买入哈利的藏书时，约翰逊才三十一岁。由于奥斯本是个蠢笨之徒，很多旁观者都认定是约翰逊捉刀为他写了上述雄辩滔滔的答词。奥斯本的《哈利藏书目录》（Catalogus Bibliothecae Harleianae）共五卷，前两卷由约翰逊用拉丁文编写，其余三卷的描述文字条目则用英文写成。约翰逊为奥斯本卖力，简直就是“虎落平阳”。他还为这位书商另外干了不少活，其中一个偶发事件还挺有传奇色彩。有一天，约翰逊要编就一篇“重要文章”，奥斯本嫌他“不必要的拖拖拉拉”，就傻乎乎地“臭骂”这位年轻学者，骂得“极其恶毒下流”。约翰逊任由他骂了“好一会儿，一动也不动”，然后“抓起正在参阅的一部大对开本，对准奥斯本的脑袋就砸”，把他“打得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约翰逊从椅子上飞快站起来，一脚踏在吓得半死的奥斯本的胸膛上，大喝道：“躺着别动，你这个龟孙子，愚蠢的贱货。”

虽然奥斯本的同行对他“叫嚣谩骂”，可是谁也不敢说他买入的东西一钱不值，相反倒是他把书籍抬价过高，又拒绝接受他认为是过低的价格，因此招来很多人的怨愤。奥斯本舍得花钱买卖藏书，愿意等上好几年以牟取暴利，肯定使得其他书商心生妒忌，对此是不该有疑问的。然而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富裕的精英人物争夺藏书之激烈，尽可见于以上的怨言。迪布丁的《藏书癖》出版之后，“藏书癖”一词逐渐成为日常用语。后来迪布丁帮助第二任斯宾塞伯爵乔治·约翰搜求打理藏书，并为其编目。自此乔治·约翰收藏的摇篮本及古印本，终至举世无双。

迪布丁这本独具特色的书出版之后数周，约翰·费里亚医生也写了一首讽刺诗，也叫《藏书癖》，并且以“致理查德·希伯先生信”为名出版。两部《藏书癖》都是在一八〇九年发表，当年，希伯三十五岁，他肆意聚书，早已扬名显声。理查德·希伯（Richard Heber，1773—1833）家境富裕，父亲是教区长。到今天人们都还记得他，是因为他身后留下了八处房产，其中英格兰有四处，比利时根特市、巴黎、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各有一处，里面满满的全是书。为托马斯·菲利普斯作传的著名传记作家A.N.L.芒比（A.N.L.Munby）对其藏书的数目估算较保守，估计有十五万册。而深孚众望的巴黎书商及书志学家西摩尔·德·李奇（Seymour de Ricci）估计应有二十万到三十万册左右，但是他也说，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以一己之力而坐拥如此之多藏书，可谓前无古人。”

希伯为人宽和，乐善好施，极负时誉。他声称，一个绅士“若一书不另备复本三部，则尚未惬意也。复本一留作展示，或藏于乡村住宅。复本二留作己用，以备参考；复本三供友朋之用，庶几免于人书分隔，徒增不便，且亦可免去损坏最精善本之风险。”希伯对各国历代的文学和历史均极有兴味，收藏的外文书籍更是数一数二，特别是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拉丁文。然而他的藏书中胜于别家之处在于早期英语文学的收藏，又以诗歌和戏剧的藏本较精。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三〇年，每次伦敦的大型拍卖会上，希伯及其代理商都会大量买入。他热衷于全盘购买。李奇写道：“其时凡有标价之售卖目录，买家名单必有希伯。”也许有人认为希伯买书无度，但是他并非那种见书就买的藏家。“希伯于其藏书细加考证，”李奇写道，还“为之几次编目”。

希伯的成就名声在外，但是他的“日渐觉醒之藏书癖”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直到芒比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前不久刊行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希伯成为藏书家的历程。此文取材的“老希伯与子书”，现藏于牛津博德利藏书楼。与父亲书信往来之时，希伯还是格林福德一所贵族寄宿学校里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柴郡马尔帕斯的教区长，秉性宽厚。芒比提到，老希伯牧师“天真率直，脾气温和”。他察觉到儿子的“癖好日深”，预示着“致命后果”，不禁悚然。

小希伯身体孱弱，不能到户外和其他小孩打闹争斗，小时候就显得“老成持重，热心求学”。十岁时，这个小男孩已经收集了很多书。早期在学校时他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请求父亲代表他参加一个书籍售卖会，因为“有各种开本之最佳版本经典”。过了几个月，他央求父亲帮忙购买一百零九本诗集，他为此早已存了八基尼。

小希伯十二岁那年，父亲对来自书贾的账单愈加忧心忡忡。一七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老希伯牧师给妹妹伊丽莎白写信，让她帮忙付清欠款给某书商，信中写道：“理查德买书毫无节制，不可如是。请告知德儿，书贾及装订商之欠款，吾嗣后坚不付也。”十一个月后，老希伯又写了一封信，但这次是直接寄给儿子的：“吾儿，费钱买多余之书，此乃永无尽头之事。”可是小希伯很快忘记了父亲的恳求，他又写信给父亲，谈起有船只从意大利运来了一批重要的藏书，将在伦敦拍卖。一七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老希伯回信道：“字谕理查德儿：书又增书，永无涯际，亦无用处，余实不喜也。”终于到了这位教区长提出忠告与训导的时候了：

盖耽溺愈深，则痴书之情愈炽，故应除之于萌芽。奢靡每起于追逐浮华，如仆僮成群、宝马雕车、珍稀善本之属，招速祸患，实乃他日穷愁困厄之源也。精选书卷数册，存而读之，足供问道，乐亦在其中矣。舍此之外，皆为赘物。

三个月后，老希伯的语气变得愈加严厉。“若未事先知会，并允汝请，不可擅自再订购书籍，此事余已训导多次，尔本应一一照办。惜乎尔既不守诺，亦罔闻责戒，余伤心极矣。前年迄今，尔所欠书贾之账已累积至七十英镑。余须制止此骄奢之举，此谕。”他接着声称会敦请校监严加看管儿子的所作所为。“简而言之，若事先未告知，并获首肯，必不再付钱为尔购书。”

后来，小希伯入读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这也是他父亲的母校。此时他过量买书的行为才有所收敛，但却并非就此戒绝了。一八〇四年，老希伯溘然长逝。留下给儿子的遗产有约克郡马斯顿庄园和什罗普郡霍德尼特庄园，另有一大笔钱，让小希伯得以广泛搜求藏书，而日后他的私家藏书亦将寰宇无双。他收藏的写本数量近数千，其中有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修道院》（The Monastery）。司各特是小希伯的朋友，在《玛密恩》（Marmion）一诗中，他除了把第六章献给希伯，还提到了他的藏书：

君之藏书，展开如君之胸襟，

科学艺术，给人乐趣，令人欢欣，

不过，所有查阅书籍的人，

是否能像藏书主人那样享受它们？——

可是，听啊！我听到了远处的鼓声！

弗洛登战役日渐临近。——

再见了，希伯！

祝您健康长寿，广收艺文瑰宝！

希伯有断袖之好。在一八二〇年代，他和一位年轻的门生交往，惹来了丑闻。可是他虽好男色，并未能阻止他向一位小姐求婚，她就是理查森·柯勒（Richardson Currer，1785—1861），居于克雷文的伊施屯大宅。有人认为她是英国首位女藏书家。据说希伯极想得到她的一本书。此书名叫《圣奥尔本斯之书》（The Book of St.Albans），初版于一四八六年，内有数篇叙说放鹰行猎、狩猎、纹章、武器徽章的文章。柯勒小姐一直随身携带此书，终身未嫁；她的藏书于一八六二年拍卖，成交价近六千英镑。一八三三年十月四日，希伯辞世，死时无亲无故，身边四围都是书。戴斯牧师在给朋友塞缪尔·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Sir Samuel Egerton Brydges）的信中写道：“呜呼哀哉，希伯殁于皮米里科，环绕尽是其精好珍物，死时身边无一亲朋为其阖目。据余所知，希伯乃伤心而逝。其罹疾已有时日，然未自作护理，似抱求死之心也。而其聚书之情至死犹炽。”

迪布丁在一八三六年的《艺文生涯琐忆》（Reminiscences of a Literary Life）中提到，他只有在希伯故世后，才首次见到这位贪多务得的藏书家的珍藏。

余举目环顾，舌为之挢。凡有房间壁橱、过道走廊，均为书籍所堵塞窒息，此景实乃生平所首见。书有排三行者，有排两行者。细长四开本达数百册，或互相堆叠，或竖立于薄小十二开本之上，自书架一端延至另一架尾端。书籍垒垒，直触天花板。地面亦处处皆书，纷然杂陈，不计其数。

由于希伯没有留下遗嘱，他的继承人很快就获得授权售卖藏书。从一八三四年开始，在伦敦、巴黎、根特举办了十六场，持续达五年之久。李奇提到：“市面一时为之泛滥，几无新买家。”伦敦售书所得全数为五万六千七百七十四英镑，“而藏书故主为此耗资之巨何止十万英镑。”

迪布丁不无幽默地将“藏书癖”诊断为“致命疾病”，很多十九世纪藏家都患了此“病”，希伯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从一八〇六年十一月到一八〇七年十一月，短短十二个月间，各有三家公司在伦敦的拍卖会上卖出了不少于十四万九千二百本书。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是罗克斯堡拍卖会，当时有三方竞投，都想把一本书收为己有。（“罗克斯堡会社”成立于一八一二年，是个藏书家协会，迪布丁为创会元老之一。）迪布丁著有《书目解题十日谈》（Bibliographical Decameron），共三卷，书名不无模仿薄伽丘《十日谈》之意。书中记录了当日的竞争。迪布丁的很多著述都有认真编纂书目的意图，可是他的很多书目著作却是错漏百出，藏书界向来认为迪布丁见识浅薄；这有点可惜，因为他记录了藏书史上一段关键时期，书中的勇气与热忱，还有偶然一闪的兴奋之情，直到今天依然鲜活有生气。

迪布丁描述一八一七年的“著名罗克斯堡之战”，其时距罗克斯堡藏书拍卖会不久，记忆犹新，激情仍热。罗克斯堡公爵约翰·凯尔（John Ker）酷爱藏书，与同好聚书的英王乔治三世是好友。公爵的罕秘珍籍有卡克斯顿、平森、温金·德·沃德、朱利安·诺特理等名家的印本。他还有法国骑士传奇小说的绝佳版本，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本。其中以薄伽丘《十日谈》尤为珍贵，此书由克里斯托弗·瓦达佛（Christopher Valdarfer）在一四七一年印于威尼斯。罗克斯堡公爵卒于一八一二年五月十八日。八年后，他的藏书陆续散出并拍卖。等到一八一四年七月四日拍卖圆满结束时，成交数有九千三百五十三笔，金额达两万三千三百九十七英镑十先令六便士。

迪布丁在书中写道，大家对拍卖会翘首以待。他还提到，此前出版的一本书，“或激发一众夺书骑士之勇气，强健其筋骨。”他说的这本书就是他的大作《藏书癖》，这正是他一贯口不择言的作风。罗克斯堡公爵府位于圣詹姆斯广场，当天真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立于相邻一长凳上”，才让迪布丁“免于窒息”，可是他不会错过任何拍品的一举一动。

公爵故去不久，府第客厅暂辟为藏书拍卖场。除礼拜日外，接连四十二天尽是拍卖师埃文斯之叫价声，击槌声，此起彼落，响亮如一。客厅长约三十五英尺宽约二十英尺，此间上演之干云豪气，竞书之伟烈英风，堪称空前，“与此相类者”或绝后矣。一入厅内，即可闻胜者狂呼，败者哀叹，令人目眩胆寒。人如蚁聚，摩肩接踵，其中或有闲人看客，亦有志在必得之投标者，此情此景，前所未见。

迪布丁还暗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也参加了拍卖，代表他的是一位身分不明的经纪人。当时英法交恶，但是并未令拿破仑烦扰。瓦达佛版的薄伽丘著作是公认的罕见珍本，而拿破仑本来就酷爱藏书。不过竞争者却是三个英国人：布兰福德侯爵乔治·斯宾塞；德文郡公爵威廉·卡文迪什；第二任斯宾塞伯爵（奥尔索普子爵）乔治·约翰，也是迪布丁的赞助人。随着竞投高潮临近，拍卖师埃文斯先生要求大家先保持肃静。迪布丁描写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拍卖师之右侧，靠墙站着斯宾塞伯爵；稍下，企立右角落者即布兰福德侯爵乔治·斯宾塞。德文郡公爵应未亲临；奥尔索普勋爵站于其父斯宾塞伯爵右后方。此为竞投各方“所据地形”。什罗普郡一绅士，最先开火，报出“一百基尼”，然其尚不惯如此激战，似被自己之开火巨响吓得畏缩不前。随后略有停顿。不久投标价格飙至五百基尼。惜至此为止，全部竞价显然如打冷枪，时断时续。最后，乱射乱打全停。宣布中标者名字之前，各位有望胜出之投标人肃立，互相傲视对手，坚信己之实力，无惧考验，决不退缩。

斯宾塞伯爵报出一千基尼，布兰福德侯爵循例报多十基尼。此时，迪布丁说“安静之极，如有针落地，亦可听闻”。“众目骨碌碌乱转，人群屏气息声”，从那时起，仅剩下斯宾塞伯爵和布兰福德侯爵互相竞投。埃文斯宣布：“侯爵大人出价两百镑。”斯宾塞伯爵踌躇了十五秒，然后报二百五十镑。布兰福德侯爵再报二百六十镑，到此价位终于成交，让人颇觉愕然。迪布丁最后写道：“落槌成交，槌声回荡于罗马、米兰、圣马可广场等各处藏书楼之间。沉睡了五百年之薄伽丘，亦因此惊醒。”

瓦达佛版《十日谈》是截至当时最昂贵的印本，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一八八四年。在这一年，美国金融巨头J.皮尔庞特·摩根以两万四千七百五十美元买下一四五九年印行的美因茨《圣咏集》22。斯宾塞伯爵输得很有风度，或许因为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会得到这本书。往后不到七年，布兰福德侯爵被迫出卖自己的藏书，瓦达佛版《十日谈》重现市场。这次的竞争并不热烈，伯爵花了九百一十八镑多一点，就把此书收归其奥尔索普藏书中。

迪布丁所称的“书痴盛世”，罗克斯堡拍卖会自是分水岭。然而之后数十年间，社会的爱书之情依然热烈不减，此可见于二十八年后的另一场拍卖会。时值一八四〇年夏，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藏书大家和书商开始收到一封邮件，内装一份十四页的书目。据称在这场即将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品均来自皮绍先生（Jean-Nepomucene-Auguste Pichaud），他这些私人藏书已搜集了四十余年。此君是一位深居简出的比利时贵族，后来更得知他就是福特萨士伯爵（Count Fortsas）。书目仅列出五十二本藏书，可是藏书注解列出的书价却让人见猎心喜。藏家“自认其架上之书，乃书志学家与目录学家闻所未闻之珍品”，他处亦未曾有。据目录序言上的说明，“伯爵自奉一戒律，绝不违反”。

有此种种清规，不难想像其藏书不会太多，虽则四十年来，伯爵于藏书耗费极多。而伯爵一旦得知自藏某书实非世间孤本，有复本见于任一拍卖目录，虽此书可作最严苛之藏书消闲人士手中珍物，且当日所费之黄金可与此书重量相俦，亦必剔汰下架，毫不吝惜。此举说来确是匪夷所思。

序言还提及，福特萨士伯爵曾在某书目中得知，他原以为是幸传孤本的好些藏书其实在他处尚有复本，“其珍爱有加之藏书实属第三，此事当即令其怅然若失。自此之后，伯爵于其藏书似心生厌恶，厌世之心亦萌，遂不复买书”，导致“伯爵病情日重而辞世，于我等书痴实为晴天霹雳”。据说在一八三九年九月一日，伯爵卒于其出生地福特萨士庄园，终年六十九岁。该庄园位于比利时埃诺省班什镇某个偏僻村庄。

伯爵去世后，遗留的五十二本藏书定于一八四〇年八月十日售予出价最高者，以现金支付，其中一成留作拍卖佣金。书籍拍卖后谢绝退回；不能亲临拍卖会者，“大可放心委托比利时蒙斯市尼米街之霍约伊斯（M Em.Hoyois）代为竞投。此君乃印刷商与书商，可处理具体事宜。此前未参与竞投者须交纳保证金。来函邮资自付”。伯爵为其藏书作过编目，但是“杂乱无章”，而且也是随意决定藏书在目录上的排序，并未跟从任何一种图书编目系统。“因其藏书不多，欲对其分类甚无谓。藏书编号时有中断，皆因伯爵每每汰除某书。”每本藏书的提要旁边还附上了伯爵自撰文字的片段，这个最后一招也让人心痒。

今天，世人已知道这是一出巧妙的恶作剧，始作俑者是布鲁塞尔的赖纳·查隆斯（Reiner Chalons）。此人性喜胡闹，曾任比利时藏书协会主席。对着那些目录上列举的藏书及提要，如今我们大可付之一笑。不过在当时，各界人士是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个售卖声明的。目录提要文字说得有鼻子有眼，正是这个恶作剧最别出心裁之处。其实全部藏书纯属虚构，而描述文字却让人无法抵挡其诱惑。另外，附加的资料看上去也是千真万确，而且花了大力气作证明。每一样都似乎合情合理。也许这是个骗局，可万一是真的呢？此时此刻，不容犹豫。很多藏书家和博物馆或图书馆的馆长都下定决心，为稳妥起见，宁可上当，也比过后懊悔莫及要好。

印刷史大家威廉·布莱茨在一八八〇年写了一本题为《书之敌》（The Enemies of Books）的书，描述了书籍之脆弱，内容珠玉纷呈。他记述了上面这出恶作剧的详情。他在《福特萨士伯爵藏书》（Count de Fortsas’s Library）这篇随笔中绘声绘影，而且还翻译了拍卖目录，堪称功德无量。此文见于纽约出版的一八六三年四月刊《爱书》（The Philobiblon）杂志，后来在同年十一月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该杂志维持时间不长。这个恶作剧发生时，布莱兹才十五岁，而谋划骗局的很多“主犯”尚在人世，因此他能收集资料。

话说这场拍卖会的日期快到了，参与购买的佣金纷纷流向比利时。法国里尔市一位绅士对某本小册子很有兴趣，据称这本册子是关于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比利时革命，初印两千册，但尚未发行即“全部遭禁”。伯爵在藏书说明中称：“吾友以此册贻我，当视为孤本。”而比利时的德·利涅（de Ligne）公主看了第四十八号藏书的说明后，立即下定决心要收为己有。此书装帧为“绿色仿皮，配镀银锁”。此书据说是公主的祖父所撰，而世人皆知他与许多贵妇淑媛过从甚密。他的这本“回忆录”的书名也相当暧昧——《低地之国战记》（My Campaigns in the Low Countries,with the List,Day by Day,of the Fortresses that I Have Lifted to the White Arm）23，附加说明中还说此书乃“自印本，仅此一部，实乃事出有因”。公主不想让这本记录了先人不堪之事的书落入一班轻薄之徒的手上，就致函其代理商，明确表示：“请务必买下，不惜代价，为流氓祖父遮羞也。”

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馆长赖芬贝格（de Reiffenberg）男爵获准可在拍卖会上购买几件拍卖品。来自巴黎的克罗泽（M.F.M.Crozet）支付了两件拍卖品的佣金。比利时某部长预订了九件拍卖品，并强调佣金多少不拘。英国著名书志学家奥克塔夫·德勒皮埃尔（Octave Delepierre）写信给霍约伊斯，支付了五部书的佣金，还说价格再高也要买，其中一部编号为第四十七的藏书的说明文字如下：“哲学争辩类，匿名作者尝试说明人类犯原罪之前并未行房。一六〇七年印于德国科隆。四开本。”

最稀奇者之一当属第四十三号藏书，“低地之国大王纵乐余波或败北记录，一六八六年印于坡奈特（荷兰），十二开本。”（十二开本即单张纸叠成十二页而形成的书页尺寸，宽五英寸，长七点七五英寸）。伯爵还提到，“以污言冷语诽谤路易十四之瘘管情况。有一插图显示‘圣上之臀’，其形为光线环绕太阳，四周是其座右铭：与众匹敌。”

拍卖日期渐近，书商与藏书家开始悄然云集班什镇，有些人还在同一辆马车上不期而遇。罗克斯堡会社从伦敦派来了一位代表。就在拍卖会按计划开始的前一天，一八四〇年八月九日，布鲁塞尔的报纸忽然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宣称伯爵的藏书最终不再出售。据报道，就在最后关头，班什镇的居民买下了全部藏书，将其保存于镇图书馆，借此纪念出生于该镇的伯爵大人。然而只须看一看这个小镇，就会发现此地根本就没有图书馆。随着调查的深入，还发现并无所谓的福特萨士庄园与福特萨士伯爵。

十五年后，赖纳·查隆斯与霍约伊斯不和，才承认自己参与设计了这场恶作剧。他禁止霍约伊斯制作某摹本，认为这样可避免进一步自取其辱，而后者正是当年帮他印刷拍卖目录的人。霍约伊斯输了官司，但是他还是公开发行了两人对簿公堂的记录，并附上所持有的相关文件，里面就有当时竞投买家的来函与缺席投标的标书。

两位好友从此恩断义绝。一个设局精巧的恶作剧，却是以如此刺耳的音符结束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年届四十八岁的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1792—1872）大力收藏已颇有时日。他于书是无所不爱，举凡片纸零笺，犊皮残卷，都是眼见即收。他是一个纺织厂主的私生子，后成为古董商兼收藏家。他在晚年写道：“若世上诸书均有一本，吾愿足矣。”而这也并非空自许愿。菲利普斯继承了大笔遗产，但他却为买写本而散尽家财，一个先令也不剩。传记作家A.N.L.芒比撰有五卷本的菲利普斯爵士传记，写尽了他的生平和痴书之情。后来此书由尼古拉斯·巴克缩写为一卷本（参看《普通书目》[General Bibliography]一书）。两部书都认为菲利普斯爵士是当时世上最伟大的稿本收藏家，也是近代第一位真正的收藏家。

菲利普斯为一部古书目录写过一篇序言，文中略述了他心中的收书宗旨，或许也是他一生孜孜以求搜书的因由，意味最为深长：“余蓄书之初，随见随购。闻见珍稀写本为人所毁，心即戚戚然，遂起意收藏。”初时菲利普斯缺乏技能，未能“到眼不欺”，确证何物值得保存，何物弃之可也，而他又不想靠碰运气，就作了一个简单的决定：“余闇于选择之法，亦不肯因其无甚可宝而不取。”他之所以尽力搜藏犊皮写本，是“目睹金箔匠毁书无日无之”。他说的是，数百年前中世纪的泥金装饰匠人镶嵌的金银珠宝，被愚钝的掠夺者抠出拔走；此外，写本罕遇难求自然也是一个原因。

当时迪布丁所赞美的藏书癖，已经很流行，为了让自己对犊皮写本的酷爱与藏书癖区别开来，菲利普斯爵士自铸了一个“犊皮书痴”的新词。其实迪布丁也是爵士的熟人，多次请求去参观其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切尔滕纳姆市的瑟尔斯坦大宅。

余收书日久，搜书之情愈炽，终成一犊皮书痴矣。书贾索价，无论高低，当即与之。余于此无悔，盖保全精善写本非为己，亦冀引起公众之重视，如此或知其可宝者益众，而写本得以留存者亦渐多。欲保藏一物，无他，昂其价即可。

爵士也承认自己是以先贤为榜样。“罗伯特·科顿及罗伯特·哈利两爵士，实乃余所效法之先贤，未尝一日而忘。两前辈较余或早一百年，或早二百载，兼收广蓄，占尽风流。或曰此后市无遗珍矣，然则法国大革命之后，修道院旧藏散亡殆尽，必有珍籍佳册流落欧陆，余于此已有先见也。”爵士在世时，这篇序言从未公开发表，所以未能确定其写作日期。芒比推断约在一八二八年，其时爵士三十六岁；而李奇认为应是一八三七年，与爵士自印的第一本书目的时间一致，该书目内收条目凡两万三千八百三十七条。不管是哪一年，这位“犊皮书痴”年纪尚轻，往后还有漫长的岁月。

芒比承认菲利普斯爵士“爱虚荣、自私、固执己见、冥顽不化、好讼、偏执”，但是“作为一个收藏家，能获得举世无双的成就，多少也要归因于”以上这些讨人嫌的个性。“聚书如此丰美，大学者无法不前往参阅，这是一个有虚荣心者的志向；话又说回来，这并非是要贬低他对学识的尊崇以及他对保存文献的热心。”尽管爵士有很多缺点，芒比认为“他的藏书观念和藏书举措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菲利普斯原拟将所藏移交给英国政府，在与当时的财政大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书信往还中提及此意。不过因为菲利普斯的要求近乎是全盘掌控，故此事只是截至讨论而止，便再无下文。“足下之意，弟深以为然，”迪斯累里在信中道，“所托劝服议会与兄按现今计划合作之事，一时殊难确定。”菲利普斯殁于一八七二年，临终前他未能保证自己的珍藏在身后可保全完整，为此心烦意乱，怨愤难舒。他改为起草了一份几乎无法照办的遗嘱，而他的藏书亦因此而最终被售卖。遗嘱规定，藏书须永久存放于瑟尔斯坦大宅，不许任何书商或外人再董理书籍，不许天主教徒入内。他还下令，严禁女儿亨丽埃塔与女婿哈利韦尔接触他的藏品；当年他反对两人结婚，而且怀疑哈利韦尔偷窃了他收藏的写本。此外，他应允用于保养藏书的资金，远远未够。他宠爱的女婿约翰·芬威克牧师对此评论道，菲利普斯“生前不爱取悦人，我想他在死后也要让大家都不痛快”。

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留给后世的收藏确是浩博，足足费了一百年才完成编制清单、私下售卖、公开拍卖。不过他心中也没有想过要将收藏毫无保留地送给英国，这至少对大英博物馆而言是坏消息；而英国的错误是未能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过收藏家有很多种方法可促进文明。菲利普斯当年抢救的这些不可替代的文献，如今散落于世界各地多家机构，供研究学问之用。这么做有违他的初衷，却也是他留赠后人的遗产。到了一八八五年，英国衡平法院宣布菲利普斯遗嘱的限制条件太多，其收藏的流散自此出现可能性。

菲利普斯与前人塞缪尔·皮普斯一样，都是靠某位亲友料理后事，得以体面辞世。菲利普斯是由他的一个外孙托马斯·菲茨罗伊·芬威克主持身后事。随后五十年间，芬威克还花了很多时间监管外祖父藏品的售卖。一八八七年，柏林的皇家图书馆耗资一万四千英镑买了六百二十一部写本，那是菲利普斯在一八二四年从海牙购入，原是《印刷术起源》（Origines Typographicae）作者杰拉德·米尔曼（Gerard Meerman，1722—1771）与儿子吉恩（1753—1815）两代人收藏的琳琅珍品。有关威尔士历史的众多档案则归于威尔士首府加的夫，重要的比利时手稿售给了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图书馆，与荷兰相关的文献为荷兰乌德勒支市的省立档案馆所购得，其他文件则由法国的梅斯市、波尔多市、巴黎市作为档案收藏。在二十世纪初，有些精良俊物开始漂洋过海，越过大西洋运至美国，成为J.皮尔庞特·摩根与亨利·E.亨廷顿等人的藏品。

西摩尔·德·李奇曾在一九二九年于剑桥大学主持一个讲座系列，名为“英国藏书家与手稿收藏家”。他在讲座中提到，菲利普斯开风气之先，他去世后的六十年间，尚有三万件藏品留存在瑟尔斯坦大宅的箱箧之中。之后到了一九四六年，菲利普斯的“残零”藏品作价十万英镑售给两位第三代伦敦书商，亦即菲利普·鲁滨逊与莱昂内尔·鲁滨逊兄弟俩。这笔交易最终认定为极其合算，不过当时鲁滨逊兄弟却是冒着极大风险，因为直到议定要购买时，九成的藏书均无编目，亦未经查验。兄弟俩购入这些藏品，主要是坚信藏品的价值，不过为了规避可能倾家荡产的风险，他们私底下给了哈佛大学一个机会，可转让哈佛用十一万英镑购买这些收藏。哈佛霍顿图书馆馆长威廉·A.杰克逊穷尽心力去筹款，可是就在谈判的紧要关头，美国国务院将他派往南美洲，相关机构因此无法咨询他。在他离开之际，对这批藏品的内容一无所知的哈佛校方，仅仅知道它们是罕秘善本，只得遗憾地拍电报婉拒鲁滨逊兄弟。大英图书馆则是拒绝出价，重蹈几十年前的覆辙。

然而再过几个月，鲁滨逊兄弟就会对此前被哈佛拒绝而深感庆幸。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有三十四件菲利普斯的旧藏草稿在苏富比拍卖，共拍得五万五千一百九十英镑。当天拍卖的这批新发现的珍籍中，有一份十四世纪普罗旺斯的歌谣集，内嵌微型肖像，买家是费城的罗森巴赫博士，成交价是七千五百美元。伦敦的马格斯兄弟公司付了六千二百英镑拍得一部一四八〇年版的《伊索寓言》，印制于意大利，泥金装饰，内配精美微型绘画一百三十五幅（现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三个月后，鲁滨逊兄弟再次拍出一百六十五封亲笔信及历史文件，包括一批美国殖民时期的文献，与佐治亚州关系尤深，至此兄弟俩的投资又回笼了一万九千七百四十英镑。此外，位于格林尼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与美国耶鲁大学也合共买了三万五千八百七十五英镑的藏品。

鲁滨逊兄弟继续出售这些藏品，直至一九五六年，此时他们已退休，不再积极参与此事，但仍拥有这些“残零”藏品的所有权。又过了四年，芒比在终卷的第五部《菲利普斯研究》（Phillipps Studies）一书中说，仍有“成千上万的手稿及文件”有待研究，他写道，“菲利普斯爵士所藏的典籍，考其聚散，迄今已近一百五十年。在此前后五十年间，英格兰已形成了不少私人藏书。”

然而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的风雅余韵并未至此而绝。到了一九六四年，纽约书商卢·戴维·费尔德曼在事前未翻检藏品的情况下，代表得克萨斯大学向鲁滨逊兄弟出价一千万美元。就在达成交易的前夕，时任总统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宣布要在离任后把总统档案交给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原定用于购买菲利普斯藏品的拨款被挪用以兴建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几个月后，在一个装满纸屑的箱子里发现了威廉·卡克斯顿翻译奥维德《变形记》第一部的手稿，而此前四百余年，都认为这份文献已经佚失；如今这部手稿入藏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的皮普斯藏书室，与收藏在此处的第二部手稿重新合成完璧。一九七七年，纽约书商汉斯·P.克劳斯悉数买清余下的菲利普斯藏稿。过去九十年来，历经多次完满的拍卖会，余下的菲利普斯藏品中仍有两万卷材料。一九七九年，克劳斯在自传里写道：“我有信心，有很多发现会回报我的冒险。”

一九七九年年底，克劳斯印行了一本《菲利普斯藏书目录》（Bibliotheca Phillippica），这本秀雅的书目列出了他从菲利普斯残零藏品中挑出的珍善之本。他在前言中说，“装着手稿与印本的纸箱到来了，有好几百个，我就坐在它们上面。此时依然像过圣诞节一样，每周都有重要的东西发现。”书目所列的一百零六件藏品均由他选出，用于拍卖，年代从九世纪到十八世纪，长达九百年。很多藏品都用了绚丽的泥金装饰。克劳斯在一九八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的女儿玛丽与母亲汉尼·克劳斯掌控公司，继续出售菲利普斯的藏品，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一九九四年十月玛丽说：“全世界的收藏中都有我们散出的写本，不过精品已经所剩不多了。”

从大处而言，在菲利普斯爵士生前，已有大批藏品散出，此后这些藏品继续以此方式流往美国，在往后几年愈加明显。关心此事的各位英国博物馆馆长及学者发出了警告，可是富有的美国佬出手阔绰，于是售卖依然不断。不过有一个事件颇引人注目，一位遗孀为了表示对亡夫的深爱，拟让售其收藏，而这些藏品是公认最为佳美的私人收藏之一，这就是迪布丁的赞助人、第二任斯宾塞伯爵所购藏的四万部奥尔索普藏书。这批藏书终免于“散佚之祸”。

这位遗孀名叫赖兰兹夫人（Enriqueta Augustina Tennant Rylands），她承诺要把亡夫约翰·赖兰兹（John Rylands，1801—1888）收藏的珍秘善本存放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认识其亡夫的人对此举均感讶异。赖兰兹是一位纺织品制造商，曾向多家慈善机构捐款赠物。他在一八八八年去世后，留下了近三百万英镑的遗产。他为人和善，喜欢送书给贫穷的传教士，可是他称不上嗜书成癖，对身后的遗产亦无特别指示，不过他的大名终将与这些遗赠相连。

一八九〇年，赖兰兹夫人着手在曼彻斯特的丁斯盖特兴建一座华丽的哥特式建筑，然而她对该收藏什么特别的珍宝却仅有一个模糊的念头。其实，直到这座大楼拔地而起时，用该藏书楼首任馆长亨利·加皮（Henry Guppy）的话来说，“极少有人发觉这是在兴建一栋大藏书楼。”破土动工的第二年，赖兰兹夫人听说斯宾塞伯爵的后人因为缺钱，会交由苏富比拍卖“名声最卓著的私人收藏”。她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收藏会成为“她的计划中的无上光荣”，于是立即行动。她出价二十一万英镑，几分钟之后，纽约公共图书馆出价三十万英镑，超过了她，有成功拍得之势。

加皮写道，然而等到拍卖结果一宣布，全英国顿时“如释重负。得知有如此之多的无价艺文至宝可获永久保存，再无渡海离开英伦之虞，全国为之宽慰。而赖兰兹夫人热心公益的精神，亦获得了众口一辞的感激与赞许”。一八九九年十月六日，正值赖兰兹夫妇结婚二十四周年纪念日之际，赖兰兹夫人将藏书楼及其藏品正式赠予祖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牧师费尔贝恩博士（Dr.Fairbairn）在献词中宣称，藏书楼的建筑师巴兹尔·钱普尼斯（Basil Champneys）凭此楼的设计“证明自己是一位天才”。费尔贝恩还明确表示，仅仅捐出这栋大楼已是做了一大善事，不过构成藏书楼者，并非那些拱形石制天花板、铅玻璃窗户、炮铜护栏，或者锃亮的橡木地板，而是要有藏书。

费尔贝恩博士在献词中声称：

这座藏书楼将有资格置身于不朽的爱的创造之中。对很多人来说，它只不过是约翰·赖兰兹藏书楼，因得到其遗孀的慷慨捐赠兴建而成。但对少数人来说，以及这少数人的亲友，赖兰兹藏书楼将永远是历史上的最非凡之物，是一位妻子赞赏自己先生的献礼，是她对先生的真挚回忆。继承了这位曼城巨商财产的后人，心中能想到希望为他创立一座如此恰如其人的纪念碑，此举让所有希望看到英国获得启蒙、理性、正义的人都感到欣喜。藏书楼矗立于曼城，而曼城正是建造本楼的财富来源，可谓适逢其地。而藏书楼亦有助于促进文化，增加自由，坚定信仰，照亮所有曼城市民的道路。

两年后，赖兰兹夫人许诺再捐十五万五千英镑，用来购买克劳福德伯爵收藏的精绝写本。到一九〇八年她辞世时，藏书楼已有二十万部印本，七千部写本。一九七二年，赖兰兹藏书楼的管理权移交给曼彻斯特大学，里面的藏品与该校的收藏合而为一。今天，这栋大楼的宏伟壮丽依然令身临其中的游客赞叹不已，不过大厅中的一景才最让他们难以忘怀，那里有默默相对的赖兰兹夫妇大理石雕像。正是他们伉俪掌管着这份厚礼，将精雅之至的英伦私人藏品永远保存在英国国土之内。

第四章　北美先哲

一六三八年，罹患痨病的三十一岁清教牧师约翰·哈佛（John Harvard）在临终前指示，要将自己半数的财产，以及三百二十九部共四百本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一座正在兴建的学院。该学院位于波士顿查尔斯河对岸纽敦镇一个奶牛场，面积有一英亩。哈佛到新世界担任牧师的时间短暂，任内的功绩并无记录留诸后人，他在临终前的这份体贴礼物，却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捐献藏书。为此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常设法院下令以他的姓氏命名该学院，同时以哈佛先生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所在的剑桥镇，取代纽敦镇的名字。

与此类似，一七〇一年，康涅狄格殖民地大学学院能够正式成立，也是始于十名公理会教士共同存放于萨缪尔·罗素家中的“四十部对开本”赠书。几年后，该学院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伊利胡·耶鲁命名。他在一七一四年捐赠了《人类救主之形象》（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假托十三世纪意大利经院学派神学家波纳文图拉的伪作《对耶稣受难之冥想》，十五世纪初印制于英格兰），应该是美洲的学院图书馆得到的第一批泥金装饰写本。十九年后，乔治·伯克利主教向该校捐赠了他从英格兰带过来的八百八十本藏书。耶鲁学院第二任校长托马斯·克拉普认为“曾是美洲有史以来最精美之藏书”。

耶鲁大学图书馆退休馆长玛乔丽·G.温（Marjorie G.Wynne）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当时英格兰殖民地的书籍很稀缺”，然而它们毕竟是“必不可少的配置”。殖民地的民众如何宝重他们的藏书，看看以下的历史就清楚了。一七七九年，英军突袭康涅狄格州海岸，向纽黑文进发，大肆掳掠，消息传开后，耶鲁的三千部藏书被拆分，由邻近几个村庄保管，直到一七八二年战事结束后才再次露面。藏书之所以如此贵重，原因之一自然是极为难得。此前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一直没有印刷厂，直到一六三九年，锁匠斯蒂芬·戴（Stephen Daye）在坎布里奇成立了一家店铺，刊印《圣诗全集》（The Whole Booke of Psalmes），这部《圣经·诗篇》集亦即今天广为人知的珍本《马萨诸塞湾圣诗》，是美国现存最古老的书籍。

之后，其他印刷所也陆续开业，主要的订单业务均来自当地政府，而极少印制文艺作品。只要欧洲的书刊供应数量充足，就无须在美洲复制了。历史学家劳伦斯·C.罗思（Lawrence C.Wroth）写道：“在这样一片新天地，人民要筹建州府，要在农场、森林、大海中谋生，要修改旧传统以适应新环境，凡此种种，均为当务之急，所以这些人的想法最初必然有功利实用的特征，因此他们的写作和出版亦应具有同样性质。”

一六六一年，英属殖民地的第一部“善本”，也是欧洲立即公认为“值得收藏”的第一部美洲书籍，是北美印第安语的《新约全书》阿尔冈昆语版。这个版本的《新约》显然无法在英国印制，只能在“海外”才可行，事实也正是如此。主持印制这部印第安语《圣经》的是清教派传教士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当时的美国清教领袖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难掩对其人其书的赞赏之情。他写道：“美洲人，请看看你们从未分享过的至上荣耀，《圣经》印制于我们的坎布里奇，亦是在全美洲首次印刷的惟一圣经，是在世界之根基印制。”埃利奥特因为他的成就在欧洲出了名，人称“新英格兰的奥古斯汀”与“印第安人的传道者”。第一部“埃利奥特印第安语圣经”是在斯蒂芬·格林的印刷所中印制，被送往英格兰呈献给国王查理二世。另外还赠送给英国上议院大法官与牛津剑桥两校。布朗大学的藏本上有罗德岛州创始人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注解。耶鲁大学的藏本有马萨诸塞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签名。这些名人都不能阅读这部书，不过他们都将其视为贵重珍品。

费城图书馆公司亦藏有一本，首位主人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是一位英国臣民，他与印第安人来往密切，甚至在家里款待过他们。费城图书馆公司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与朋友在一七三一年成立的一家收费图书馆。奥斯汀·K.格雷（Austin K.Gray）在他所著的费城图书馆公司两百年史中提到，某日馆内一欧洲学者对自己“又掴又掐”，当时此人在翻阅一些数学与天文学方面的馆藏古书，这批书是詹姆斯·洛根在两百年前所聚。这位学者访客惊叹道：“其中一些书今天已是不可再得，我搜访过很多欧洲图书馆，都是徒劳无功。居然发现它们全都在美国，而且已有两百多年。这位洛根究竟是谁？他怎么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些书？”

詹姆斯·洛根（1674—1751）大半辈子都在访书，而且都是在艰苦卓绝至极的情况下搜求而得。他生性敏锐，机智多谋，是一位出色的学者、科学家、企业家、社会贤达，在大西洋两岸藏书界深孚时望。他还算不上是首位举足轻重的美国收藏家，这个荣衔也许应颁给弗吉尼亚州韦斯托弗市的威廉·伯德二世（1674—1744）。但是，洛根的趣闻轶事最多，而且他的藏书留存至今，大体完整。

洛根一六七四年出生于苏格兰，父母都是贵格会教徒。他曾经从商，也教过书，后来接受了一份美差，出任英国贵格会领袖、宾夕法尼亚州创立人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密使。佩恩生性谨慎，他在美国特拉华河谷创立了殖民地，迄今仍然以其家族命名。多年之后，洛根写道，“余嗜书成癖”。终其一生，他必因书癖而饱尝痛楚，就在还差一个月就满二十五岁时，他离开英格兰，远赴美洲这片尚未开化之地，想来当时他应该感到痛苦已极。一六九九年，他登上坎特伯雷号，在起航前不久，他卖了自己的藏书。几年后，他估计当时售书总数共有八百部，每一回想，都追悔莫及。

洛根到北美之后贩卖布匹皮货、投机土地，又做承运，不久就名利双收。其间他还担任过费城市长，宾夕法尼亚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副总督，还出任过两年的宾夕法尼亚代理总督。埃德温·沃尔夫二世（Edwin Wolf 2nd）为这位名人的藏书编订过权威书目，他写道：“十八世纪上半叶，宾夕法尼亚还是领主制殖民地，詹姆斯·洛根在宾夕法尼亚许多方面都是位高权重的显要人物，可谓万人之上。”

一七二六年，洛根在给阿姆斯特丹某商人的信函中称，“余自幼嗜书，颇以得闲观书为乐事。”其实他“得闲”都在自学，涉猎多种学科，例如高等数学、生物学、天文学、语言学，还学过多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他敏慧的心灵需要不断地激励，等到因时势所需要远赴美洲，就惟有持续不断地搜买典籍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

随后五十年间，洛根修书远寄欧洲的亲朋故旧，这些书信大部分都可在今天宾州历史协会所藏的信册中找到副本。根据上述档案，可窥见洛根集藏图书的方法。当年洛根在美洲安家后，他亟须负起打理佩恩涉及多方利益事务的重责，而他对佩恩（该省的五位领主之一）也是尽心竭力。到一七〇八年，他已开始与欧洲的大书商来往甚密，订购了很多书籍，品类繁多，都是重要的学科典籍。在一七〇九年，他函购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此书应是进入美洲的第一本。他利用此书掌握了新的微积分假设原理。

一七一〇年，因为有州内的急事，必须去英格兰，洛根借机在伦敦逗留了几个月，得以沉浸在丰富的文化生活之中。他参加讲座，观察科学示范，察看了牛顿表演的实验，摆弄了显微镜，拜访了数学家查尔斯·海斯（Charles Hayes），流连京城的书店书摊，看看有无值得一读的书。洛根返回宾夕法尼亚后，在伦敦留下了“一大箱书”要寄给自己，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到齐。回到宾夕法尼亚后，他成家立室，之后的十年，更是痛快搜购。

任何细读过洛根书信的爱书人都会感受到这位同道的古怪做派，他的信函多是长篇大论，东拉西扯，时有粗暴之语。他寄出求购书目。他结交书界人士。他保存书目。他讨价还价。他坚持要书籍品相完好。他抱怨未达到他的严格标准。他为成功沾沾自喜。他羞辱不如自己的人。他一旦批准购书，总是焦急地等待，等待这些宝物横渡逾三千英里的浩瀚大洋，而这个似乎总是遥遥无期。

他在致托马斯·奥斯本二世的信中称：“评鉴书籍，兄之法门与弟相去甚远。弟所重者，在获取新知之难易。兄所重者，视书古旧与否，摩洛哥皮装帧或红或黑，费泉几何。舍兄之外，无人以此为重也。”洛根与英格兰书商约西亚·马丁交往达二十五年之久，他在信中倾吐：

身处僻地，深感不便，若非自英格兰求购，无缘得观佳本也。弟读书多为自娱，大异足下以贩书为业。虽可倾囊挥金购兄之书而读，然耗资必巨，日后于家人亦几无用处。

他在去世前，还指责了伦敦书商约翰·惠斯顿：“自贵处购书五十余年，兄实不应以普通美国人待我，数次轻慢，因我深知书事也。足下索价过昂，弟之怨望，事出有因也，惟希谅之。”

一七二三年，十六岁的印刷所学徒本杰明·富兰克林离开波士顿来到了费城。也约在此时，洛根最后一次访问英格兰。他再次兼顾公务与消遣，再次与当时的大思想家交往，补充学养。到了一七二八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北部的乡间修建斯登顿大宅，两年后入住，重新奋力求知，孜孜不倦。他的藏书上面评注累累，很多在扉页右上角签有“J.Logan”（J.洛根）的粗体字，表明了他充沛强健的智力。例如在十七世纪意大利学者安德烈亚·阿戈利（Andrea Argoli）的《天文历表》（Ephemerides）中，他就补入了自己制作的宾夕法尼亚的纬度表，并且对一六三九年金星与太阳处在合点作了注释。在英国首任皇家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绘制的星图上，洛根画出了他认为作者忽略了的众多星体。他在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词典上增加了原书未收的词汇。在《天文图表》（Tabulae Astronomicae）一书的校样里，他反驳了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爵士（Sir Edmund Halley）关于彗星的运动与土星的卫星的论述。他阅读过的古希腊文埃斯库罗斯作品中，几乎每一页都有他写的不同见解、释文、对应原文的拉丁文。

此时，洛根也开始向欧洲学界投稿。一七三九年，他撰写的《植物繁殖之实验与因素》，详细报道了他培育玉米的实验，并在荷兰莱顿出版。植物学家林奈深感佩服，将马钱科植物用他的姓氏来命名，即拉丁文Logania，以表敬意。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发行的刊物《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刊登了他的两篇论文，分别是《论闪电之弯度与角度》和《论日月近地平线时显得较大》。不过他取得的最辉煌成就，源于他与德国汉堡一位教授的通信。这名教授叫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法布里丘斯（Johann Albrecht Fabricius），是一名天文学家、医生、深受推崇的古典学者，著有十四卷的古希腊文学史。

洛根阅读法布里丘斯教授关于古代天文学的评论时，看到这位教授说，公元二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初版印本是在一五三八年以希腊文刊行。而洛根则肯定，拉丁文版本应该更早，他藏有此书，与其他图书存放在都柏林。于是他就此问题写了一封语气恭敬的信给这位著名学者，全文原是拉丁文，翻译如下：

先生博涉群书，精研学术，并世无双。文艺女神之子，通神之祭司，时或相扰，而自美洲海岸修书相烦者料应寥寥，而先生亦未必措意也。世之怪奇异域，人虽敬之，然非为其贵重之故，实因其瑰异也。弟僻居宾州蛮荒之地，冒昧致书，尚祈海涵。

为表敬意，洛根从他的仓库里精选了十二张上好毛皮，随信一起寄出。法布里丘斯回信了，再次断言希腊文版应是初印本，还把自己收藏的那本书寄给这位好奇的美洲人士，以示证明。

教授的慷慨令人感动，但仍未能叫洛根信服，他开始要证明自己的论点。一七二六年一月三日，他致书他在都柏林的代理人蒂莫西·福布斯（Timothy Forbes），要求速办一事。洛根说，他在一六九八年把第一批藏书卖给了“城堡街某书商，数量颇多”，内有一部托勒密的早期版本，是拉丁文印本。他给了该书的描述，并说可能还留存着：“此书或藏身于垃圾之中，亦未尝不可能。”身为素来节俭的贵格会教徒，洛根对此书估价是五先令，不过又很快表示，如有必要，愿意出“更高价亦可”。

由于洛根的书信备查簿仅仅记录了他寄出的信函，故无从得知福布斯在何处找到了此书，但不管怎样，他是找到了。历经二十八年的离别后，这本褐色犊皮的对开本依然坚牢，终与旧主重逢。此书是拉丁文版，出版日期是一五一五年。洛根在一七二七年二月六日发出了致谢信，满篇喜气。书价是十先令，他付了半基尼，跟福布斯说可留下找头，用来“与提供此书之书商开怀痛饮”。这部《天文学大成》与洛根的很多藏书一样，页边空白处满满的全是相关评论，不过此书的扉页上，洛根在他的签名下方，写了两个拉丁文——“Liber rarissimus”（稀世奇珍），字迹清晰，令人体会到他爱书的无尽深情，即使时光已流逝了二百五十年。

一七三一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朋友们为他们的收费图书馆制定细则时，曾经向詹姆斯·洛根请教。次年，费城图书馆公司通过了内部章程，洛根是惟一可借书的非会员。在此几年前，洛根对富兰克林组建“共读社”深表怀疑，他因为该社的社员支持纸币而认为他们是“卑鄙之徒，奴颜婢膝”。但洛根与富兰克林私交甚笃，认为他是一位“聪敏”的年轻人，而富兰克林也对洛根极其尊崇。

收费图书馆成立四年之后，亦即一七三五年，富兰克林出版了洛根翻译的一部诗体作品，是丢尼修·加图的《道德对句集》（Moral Distichs）24，此书是首部在北美洲印制的古典作品译本。一七四四年，富兰克林又印制了洛根翻译的西塞罗《加图颂》（Cato Major），不过这位老绅士要求印刷商发行此书时勿泄露译者的身份。富兰克林在序言中戏弄读者，称此书“乃某绅士之大作，渠禁我提及其姓名，否则于此书之售卖不无裨益”。

五年后，洛根支持富兰克林创建一所学院的方案，该学院最终发展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在他撰写的《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之建议》中详细描述了一座藏书楼，是“某绅士历经多年搜藏而成，其人于学无所不窥，精通藏书”。富兰克林还说，藏书楼“由该绅士私人出资兴建，高逾六十英尺，矗立城中。其藏书不日即迁入藏书楼，从此转为公用。此楼岁入可观，可用于添置图书”。这个宣言发表于一七四九年，此时洛根到北美洲已有五十年。构筑藏书楼也解决了多年来让他左右为难的困境：辞世后如何处置他的家藏珍本？他考虑过很多提议，最终决定兴建一座藏书楼，“谋求与美洲任何图书馆一争高下”。他还想好了藏书楼的名字：仿效牛津大学的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与他名下的博德利藏书楼，起名为洛根藏书楼。

一七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詹姆斯·洛根与世长辞，“极其安详”。据守候在他身旁的女婿说，老人临终前，还含含糊糊指示如何写信给一位书商。富兰克林在由他创办并担任共有人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刊登了讣告，未署姓名，但应是他的手笔无疑。他以同为文人的身份表达了对洛根的缅怀之情：

先生学识渊博、热心公益、乐善好施，造福桑梓，功绩巍峨如丰碑，其中又以藏书楼为最。先生聚书凡五十年，汰粗存精，悉心呵护，冀藉此启发心智，而学者一众亦可使用，受其沾益。其藏书尽为世上至佳至精版本，涵盖语言、艺术、科学，不一而足。而藏书之丰美，迄今当为北美之首，殆无疑矣。而先生之名氏，亦必藉其藏书德垂后裔，流芳百世。

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文人约翰·戴维斯在一七九八年至一八〇二年畅游美国，他逐年写下游记，其中就忆述了他在费城时对詹姆斯·洛根的崇敬之情：“余观先生像，遥想其助益学术之功，可谓大矣，声名远扬，视意大利史上赞助者之慷慨，亦未遑多让。先生之魂，必与美第奇家族之科西莫及罗伦佐同列。古希腊古罗马之著书立说者，彼等故土如伊利萨士河及台伯河两岸，实已遗忘其人其书，而北美特拉华河之洛根氏竟致力研究其学问，此情此意，想渠等如有知，亦甚欣然也。”

戴维斯深表敬意之时，洛根的两千部藏书刚刚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前几十年间都是乏人照料，原因之一是要根据那份冗长复杂的遗嘱来裁决其去向。一七八九年，费城图书馆公司成为洛根藏书的永久受托方。而就在此前不久，该公司辉煌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七八七年的炎夏，参加制宪会议的各位代表云集费城。距离独立厅仅有两个街区之遥的这个读书社成了五十五位绅士的“代表图书馆”，正是这批先贤，起草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本杰明·富兰克林觉得完整保留自己的藏书实在无甚益处，说来真是自相矛盾，因为正是他本人在五十六年前创办了费城图书馆公司，也是他努力保存詹姆斯·洛根的藏书完整。

一七八七年七月十三日，也是制宪会议在费城商讨期间，新英格兰牧师梅纳西·卡特勒博士到富兰克林府上造访。富兰克林时年八十有一。卡特勒在日记中记载，“暮色昏黄，吾等入其宅。博士邀余至其藏书楼兼书房。房间颇宽敞，装潢富丽。四壁均为书橱覆盖，藏书满架。另辟壁龛四个，占房间泰半空间，亦尽是琳琅。余意此处藏书之美富，当雄峙美洲。”

其实托马斯·杰斐逊的私人藏书亦极佳。不过即使富兰克林的藏书不是当时美洲最美富者，但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必是最为精善者。富兰克林在一七九〇年去世，据清查，他的藏书共有四千二百七十六部，几乎与图书馆公司的藏书数量相近。根据他的遗嘱指示，费城哲学学会、美洲哲学学会（前身即“共读社”）、费城图书馆公司各分得一些珍版，不过他也在遗嘱中申明：“所馀藏书、手稿、文件，均留给孙子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William Temple Franklin）。”正是这条不恰当的条款，导致日后他的大部分藏书前景未卜。

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是威廉·富兰克林的私生子，而后者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私生子。法国大革命前夕，祖孙两人曾共赴英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坦普尔在巴黎担任过爷爷的秘书，时间从一七七七年到一七八五年，前后共八年之久。坦普尔继承遗产之后，过了几个月，他重返英格兰，随身携带了富兰克林的《自传》（Autobiography）手稿，其他物品则几乎全部被处理了。十一年后，亦即一八〇一年，二十五岁的书商尼古拉斯·古安·迪菲夫（Nicholas Gouin Dufief）出售富兰克林余下的藏书。迪菲夫自法国移民美洲，不久即成为费城生意最兴旺的书商。迪菲夫如何获得这些藏书，一直无从探究。不过，他在一八〇三年致函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提到富兰克林的藏书仍有两千来本在世，“某些书籍内有旁注”，是富兰克林的亲笔。

他在一八〇三年一月一日致书杰斐逊：“现呈上敝店所收富兰克林博士藏书书目数册。阅毕尚祈转达国会图书馆主事者，料应可获授权购入其藏书，全购或选购均可。”他又说，“富兰克林氏一代伟人，名列美利坚合众国开国之父。国会若出资抢救其藏书，功莫大焉。不才美言极赞其藏书，非为投机。先生所藏多涉政治、立法及美国事务。弟尽可以合理价格出手，亦绝无人诘责。”

一八〇三年二月四日，杰斐逊将迪菲夫的提议转达国会图书馆委员会，并指出之前与该书商的交易“令我确信其书价适中。因未知委员会对此提议如何作答，我先用铅笔在某些藏书作了记号，若贵馆尚未入藏上述图书，大可考虑”。一个月后，杰斐逊总统函复迪菲夫，因为资金“匮乏”，国会认为“无须”购入。不过杰斐逊自己选购了几种自藏。迪菲夫随即宣布拍卖这批藏书，并编订了新书目，结果全部售罄。后人几次试图重新集齐它，但因为没有书目留下，现已无法知晓富兰克林的全部藏书。致力此事最著名的当属一九五五至一九八四年出任费城图书馆公司馆长的埃德温·沃尔夫二世。

联邦政府对保存开国之父的藏书与文献显然无甚兴趣，不过对国家的认同已经给美国人所收藏的文献藏书种类带来了深远的变化。詹姆斯·洛根的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美洲度过，但他本质上还是英国人，他的品味明显是欧洲的。然而在波士顿，此时较为注重美国本土典籍的趣味已逐渐形成，这点可于下面这一位收藏家的首开风气之功窥见一斑，他的兴趣就是搜集与自己所处之时地相关的文献图书。

托马斯·普林斯（Thomas Prince）一六八七年出生于桑威奇市科德角镇，家境富裕，自小与外祖父托马斯·欣克利（Thomas Hinckley）生活。欣克利是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最后一任总督，他除了藏书极精之外，也常常以书为礼物送给小外孙。普林斯十六岁时入读哈佛，开始集藏图书，他称之为“新英格兰藏书”，因为这些书都是与他的家乡新英格兰的历史文化有关。后来，他担任了老南教堂的副理牧师，前后有四十年之久。普林斯搜访宗教文献，并命名为“南教堂藏书”。他的两批藏书所用的藏书票都表明了他希望藏书“长存世间”。

一七二八年的《新英格兰周报》（New England Weekly Journal）上刊登了一份公告，称有一块一百英亩的“好”地皮出售，位于马萨诸塞莱斯特。这份广告还提到，有点顽皮地，好像是三思之后才说，“普林斯牧师先生借此问询，因他要整理藏书，还望借书者尽快还书。”普林斯是否愿意与任何一本藏书暂时分别，现已无据可查。不过就在这一年，他大发宏愿，声称要“征采新英格兰本土人士或任何可烛照历史之乡邦文献，书籍、小册子、文稿，印本稿本，来者不拘”。他已着手为自己的著作收集材料，书名为《新英格兰编年史》（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in the Form of Annals），这部大书分为两册，出版于一七三六到一七五六年之间。该书艰涩沉闷，颇多复杂费解之处，然而仍获公认为第一部衡定美国历史的大作。

也许此书作者采用的学术标准更具有深远意义：“余尽力以求事事征信，凡可面谈之作者，均与其人细加校读。或曰持论甚苛，然撰信史者岂可不严峻乎？拙作每一段落，皆有案可稽。”普林斯能够做到“有案可稽”且无征不信，是因为他耗费了多年心力搜罗乡邦文献。在他收藏的原始资料中，有十七世纪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的日记，还有约翰·马瑟牧师（John Mather）在一六三二年到一六八九年的七卷书信集。不过最有机缘的“收获”应是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亲笔手写的《普利茅斯种植园史》（History of Plimmoth Plantation）。普林斯在扉页上详细记叙他如何访得此手稿，并且特意指出，手稿的法定所有人，亦即总督孙子，已同意将此书加入新英格兰藏书。普林斯又粘了一张自己的藏书票，以免和其他藏书混淆。到了一八五五年，即一百余年后，在伦敦的富勒姆宫发现了布雷德福的这份手稿，与其他文献一起存放了几十年。它是怎样到那里的？原因众说纷纭，没人说得明白。然而普林斯在藏书票旁边的题字，足以证明稿件应属于波士顿，而不是大不列颠。到了一八九七年，这份人称“五月花日志”的手稿，最终由英国驻美国大使转送给了马萨诸塞总督。

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居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皆因普林斯的新英格兰藏书命运多舛，任何熟悉其历史的人对此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倒是它能留存下来，才令人惊叹。托马斯·普林斯逝世于一七五八年，他特别指示要将所有藏书遗赠给老南教堂。十六年后，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据杰里米·贝尔纳普牧师（Jeremy Belknap）说，这些藏书“乱摆乱放，令人汗颜已极”。一七七五年，英军围攻殖民地民兵据守的波士顿，老南教堂被攻占，用作骑术学校。当年冬天，教堂的讲坛和长椅被砸烂用来生炉子。而这里曾经聚集过几千名反对《印花税法》的居民并且筹划了波士顿茶叶事件。

有个传言说，教堂尖塔的一些藏书与手稿被拽下用来点火。其他的文献就这么散亡了，而像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日记这样的秘本异籍，总是不时在遥远的异地露面，可望而不可即。

一八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波士顿爱国者》（The Boston Patriot）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卸任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他提到自己近来怎样“登上露台”上了老南教堂尖塔，“普林斯先生毕生心血所聚之书，尽藏于此。”亚当斯说，“如此珍藏，他处绝无，亦无可再求。”一八九三年，亚当斯收藏的三千来册藏书捐赠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清单上显示其中两本书内有老南教堂的藏书票。书目编辑认为：“亚当斯先生去过露台好几次，或许借出了这些书，未及归还。”

若亚当斯当真拿了几本普林斯藏书，极有可能是他目睹的情景令他震骇。在他写上文一年之后，据老南教堂指定的一个委员会在其报告中称，普林斯的藏书“损毁严重”，书箱“或成碎片，或缺掩盖。部分藏书被人取出，散落于地，尘灰寸积，饱受踩踏”。随后一百年间，普林斯的遗散藏书又在各地被收藏保护，最后入藏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按照一八四七年编订的普林斯藏书书目显示，他曾经藏有六部《马萨诸塞湾圣诗》（现存仅十一部），而到了编订此书目时，尚余五部，普林斯也许是用第六部与他人交换东西了。一八六六年，普林斯的藏书最终归于公立图书馆，此时又有三部《马萨诸塞湾圣诗》散去。十九世纪初，目录学家威尔伯福斯·埃姆斯（Wilberforce Eames）指出，三部《圣诗》被教堂的执事或卖或交换，已流入三位藏家之手：纳撒尼尔·B.舒特莱夫（Nathaniel B.Shurtleff）、乔治·利弗莫尔（George Livermore）、爱德华·A.克劳宁希尔德（Edward A.Crowninshield）。舒特莱夫所藏现存于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利弗莫尔所藏现存于国会图书馆，而克劳宁希尔德所藏的那本则是历经曲折。

克劳宁希尔德卒于一八六〇年，与他同时的佛蒙特州大书商亨利·史蒂文斯（Henry Stevens，1819—1886）购得此书后，拟售予大英博物馆，索价一百五十英镑，但交易告吹。他转售给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乔治·布林利，提价至一百五十基尼。一八七九年，布林利藏书出售，此书以一千五百美元卖给了铁路大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又将此书转给了女儿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惠特尼夫人请纽约书商马克斯·哈佐夫（Max Harzoff）对她收藏的这部珍本小书作个估价。哈佐夫在回答之前，若有所思地看着惠特尼夫人位于纽约市第五大街公寓的窗外。最后他挥手指着窗外的纽约中央公园问道：“夫人，那个值多少钱？”一九四一年，惠特尼夫人收藏的这部书在拍卖会上以十五万一千美元卖给了罗森巴赫博士。后来，爱德华·S.哈克尼斯夫人将此书赠予耶鲁大学永久保存。

普林斯的藏书自从一八六六年藏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以来，一直平安无事。但到了一九九一年秋，老南教堂的教民悄悄地讨论是否要将现有的两部《圣诗》中的一部拿去出售。就在此时，位于博伊尔斯顿街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正在举办托马斯·普林斯藏书展览。因为五十多年来此书都没拿来出售了，而且市面再次出售另一部似乎也遥遥无期，一些拍卖人觉得拍卖前预售估价应在一百五十万到四百万美元之间。这笔钱对于位于旧城区又急需用钱办事的老南教堂来说确是一笔巨款。

我问过该教堂的詹姆斯·W.克劳福德牧师，原拟出售此书的传言是否属实。他答道：“总是时不时有人建议我们出售其中一部《马萨诸塞湾圣诗》。我们很看重普林斯的藏书，但教堂毕竟不是博物馆，也不必紧紧守着这些藏书不放。对于您的问题，没错，教堂会众确实开过会，详细讨论过此事，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没有定下来。”

不管怎样，出售所藏的复本也算得上是古已有之。就算老南教堂可能决定出售一部，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例如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馆长威廉·A.杰克逊（William A.Jackson）就出售过一部亨利·沃恩的诗集《闪光的燧石》（Silex Scintillans），买家是私人收藏家罗伯特·H.泰勒，因为霍顿图书馆藏有两部。二十世纪初，亨利·E.亨廷顿极力搜书，买清了别家很多藏书，内有好几百种复本，包括两本爱伦坡的《帖木儿》（Tamerlane）。后来，为了倾数出售亨廷顿所藏的复本藏书，特意组织了十五场售卖，有一本《帖木儿》就在此期间卖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威廉·H.沙伊德获很多人公认为当今在世的最杰出藏书家。他曾经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做过交易，买入了一本世上极其珍罕的书籍，亦即一四五七年版的美因茨《圣咏集》。简而言之，收藏家不只是保存知识，他们也传播知识。正是由于托马斯·普林斯决心要找回《马萨诸塞湾圣诗》，今天的学者才能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耶鲁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接触到昔日美洲这部重要的藏品。25

托马斯·普林斯也成为新一代藏书家的典范，影响深远。一七五八年，在老南教堂牧区的居民杰里米·贝尔纳普十四岁时，他的牧师普林斯去世。贝尔纳普是一个早熟的少年，他和普林斯一样，自称“要探寻史事史料”，也和普林斯一样去了哈佛学院，接受日后担任牧师的教育。贝尔纳普在新罕布什尔的一个教堂任职，不久便开始留心搜访任何有助于他理解乡邦历史的文献资料。他回忆说，他经常连续好几个钟头“置身于老宅之阁楼与小屋”阅读尘封的手稿。“若能于粪堆底寻获珍宝，刮挖粪堆又何妨。”正是忍受了种种不快，他最终得以写成三卷本《新罕布什尔史》（History of New Hampshire）。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认为此书“娓娓动人，是其一大特点，为美国史书之首开先河者”。

贝尔纳普回到波士顿后，获委任为牧师，地点在今天的阿灵顿街教堂。他开始构想更为雄伟的计划。一七九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他提议成立一个“古物协会”，“收藏交流从远古至今”的美国历史。一七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马萨诸塞历史协会成立，其高远目标是“保存书籍、小册子、手稿、文献档案，其内容涵括历史事实、传记轶事、临时计划、获利投机”，借此“记录英才俊杰、描绘风俗人情、追溯合众国社会之进展”，从而“拯救吾国之信史，以免遭光阴侵毁，或因愚陋疏忽而受损”。

该组织的名字虽是马萨诸塞历史协会，但贝尔纳普的兴趣不局限于一州之内。直到一八〇四年纽约历史协会成立，其间十三年，他都有清晰的研究领域。一七九一年，贝尔纳普在给协会的第一位通信会员埃比尼泽·哈泽德（Ebenezer Hazard）的信中说道，“吾辈结此学术社团，自应勇猛精进，不可畏缩不前。勿学牡蛎，静待潮水淹没，自应发见追寻、保存流播学术精义，尤要参以史学方法。”四年之后，得知有望得到一批重要历史文献时，他又写道：“藏书闳富，又时时留意搜讨，不亦快哉。不可呆坐家中等待好运临头，应学野狼，潜行觅食。”

贝尔纳普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收藏家，让人无法拒绝。保罗·里维尔26经不起他多次劝说，最终在一七九八年答应写下那次著名的星夜骑马报信的回忆录。美国独立战争领袖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在去世后，让贝尔纳普最先挑选他的藏书。康涅狄格战时的英国总督乔纳森·特朗布尔的儿子选定历史协会接收他父亲的档案，“而非大学图书馆或其他图书馆，因为在那些地方，这些档案很快就会‘徒饱蠹鱼’。”贝尔纳普还起草了一份“历史协会之通函”，发至欧美，征集文献资料。在他去世后，捐赠的资料依然不断涌来。协会在早期得到了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的亲笔原稿。还有一件乔治·华盛顿亲笔起草的致大陆军的复信，当时大陆军要求付清欠薪与更优厚的抚恤金。华盛顿这封信就是日后著名的“纽伯格演说”。当时是一七八三年三月十五日，时值冬季，华盛顿在纽约的纽伯格司令部以此答复了大陆军的高级将领。他的主张就写在六页双面纸上，字迹整洁，此信阻止了愤怒的士兵对大陆会议采取敌对的行动。从一开始，贝尔纳普就强调，收藏之外还有一个目标：刊行他的藏品。托马斯·杰斐逊听到这个新奇的想法时，作了以下回应：

兄台汇藏吾国历史文献资料有年，珍秘善本，今将付印，欣何如之！公家所藏之原始资料，日遭损毁，或因时日，或因劫祸。迩来百年间，战祸连结，散亡殆尽者不可追矣！劫余之书，吾等理应护存。然护存之法，非锁贮仓库，使公众无缘得观，无从查阅，听任岁月消磨。实应化身千亿，俾免于灾厄。

贝尔纳普的儿子约瑟夫是波士顿的印刷商，他在一年之内，就依父亲的意愿发行了一份周报，辟出一个专版刊登历史协会的文献资料。贝尔纳普的雄心伟业延续至今，有一个项目仍在进行，专家小组在二十一世纪仍将继续：亚当斯总统的家族档案，亦即编辑出版亚当斯家族四代的有关文献。贝尔纳普在两百年前写道：“借印刷之道保存文献，其功效之佳，远胜科林斯黄铜或埃及大理石。”他的看法是对杰斐逊的回应：“史料文献之保存，实无万全之策，惟多印而已。”

正当贝尔纳普和他的同事在乡间觅购新文献之际，就在四十英里之遥的伍斯特，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也开始了自己的堂·吉诃德似的任务。杰里米·贝尔纳普与托马斯·杰斐逊极力称赞印刷是保存历史文献的最实用方法，但极少有证据表明他们将印刷看成是大事，只是认为它是一种实用方法，有助于达到重要的目标。可是以赛亚·托马斯（Isaiah Thomas，1749—1831）却认为印刷过程与印刷成品同样的振奋人心，是一种神圣的行动，他称之为“所有艺术之保存者”。他是一名狂热爱国者，成功的印刷商，还逐年记载了他的手艺，非常能干。

以赛亚·托马斯出身寒素，孩提时就接触到纸张油墨。到了一七五八年，亦即普林斯去世那年，他才九岁，年轻的以赛亚·托马斯已在印刷商泽卡赖亚·福尔位于波士顿的肮脏昏暗的厂房里当了三年学徒。托马斯的父亲是一位游手好闲的懒汉。杰里米·贝尔纳普期待去哈佛读书时，托马斯已经开始为下流小曲排字了，例如套用“我们的波莉是个忧伤的荡妇”曲调的“律师之血统”之类。后来，以赛亚·托马斯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本杰明·富兰克林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是“美国的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 of America）27。托马斯喜欢跟朋友说，他是先学会排字，接着才认字。

托马斯在十六岁时离开福尔的印刷所，随后五年在印刷行业打拼成功，到过的地方有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美国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英属殖民地百慕大，一七七〇年重返波士顿。同年夏天，这位二十一岁的煽动者创办了《马萨诸塞侦探报》（The Massachusetts Spy），这份报纸深受大众欢迎，但屡屡引发争端，死忠于英国的对头很快就将他列为捣乱分子。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六日，托马斯听从朋友的紧急劝告，拆散了素来被他列为“首要”的印刷机，趁夜色坐船去了伍斯特。两夜之后，他帮助保罗·里维尔与公众安全委员会向米德尔塞克斯县的居民发出警告，说英军正向该地开拔。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爆发后，托马斯聚集他的设备，重新开业。一七七五年五月三日，他在当日发行的《马萨诸塞侦探报》报道了这场凶兆笼罩下的战役，标题极为尖锐：“美国人！——不自由就死亡！——不参战就灭亡！”

到了战争末期，托马斯留在伍斯特，以社区为根据地，在年轻的合众国中成为印刷出版行业的执牛耳者。他名下有好几个印刷所、几份报纸、几家出版社、一个装订所、几家书店，甚至还有一间造纸厂。曾任美国档案协会主席的克利福德·K.希普顿（Clifford K.Shipton）总结托马斯的活动：“他将他的产品散发到全国，迎合每个人的口味，涉足每个印刷领域。大部分美国人都是看他印发的启蒙课本开始认字，看他印发的报纸了解新闻，看他印发的赞美诗集去唱诗，看他印发的日历安排生活事宜，阅读他印发的小说和圣经。他能成为美国印刷行业的第一大亨，靠的是机遇和天分。他发迹于一个房间那么大小的印刷所，而他年轻时的竞争对手却老死于这样的小印刷所之中。”

以赛亚·托马斯当时是功成名就，不过他能为后人铭记，还不是因为他做生意赚了大钱，主要是他的业余爱好：印刷史。他成立了美国文物协会，是第一个独具特色的美国机构的典范。他还在遗嘱中吩咐成立一家独立的研究型藏书楼，都体现了这位私人收藏家的品味、痴情、怪癖。（其他例如纽约市的摩根藏书楼、加州圣马力诺的亨廷顿藏书楼、华盛顿特区的福尔杰莎士比亚藏书楼。）一八〇八年，托马斯花了七美元买入埃利奥特的印第安语《圣经》，那时他已痴迷藏书。不管到哪里，他总会购买今天称为短期印刷品的资料：渡船船票、历书、小册子、大张印刷品、海报、成百上千份报纸。他在一八〇八年的日记中提到，他到过波士顿的历史协会，还有“老南教堂之尖塔”。

他还去殖民地办事机构和独立战争时期的报社，买清他所能见到的备用文件，这是他最爱的方法之一。他在账目中记录，用六十美元购得“旧报纸、波士顿晚报，几近集全”，随后又提到，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搜寻早期波士顿印本，求购相关旧档案”。他还在报纸上登载启事，请求印刷商向他发送他们的印刷品。

以赛亚·托马斯具体是在什么时候立下宏愿要写作印刷史，如今已无法确认。一八一〇年，他的两卷本《美国印刷史》（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出版，赢得广泛好评，成为该学科的标准参考书。托马斯并未因为此书大获成功而就此停步，他继续向前。另外他在伍斯特的宅邸满满存放了几百件相关的藏品。一八一二年，州议会批准他的申请，仿效伦敦文物协会成立了美国文物协会，他也顺理成章当选为首任会长。他在协会中申明了他的宗旨：“后人之知识，今人无从获取，并无从知悉将来如何。尽吾人所能，以知识传诸后人，此乃吾辈责任所在。后人无法给予我等知识，惟后人或可增广改善之，再传诸后来者。此是吾人报答先辈之举也。”

此时托马斯的藏书已有八千来本，他将藏书捐给了文物协会，但一时没有建筑物来存放，所以全部书籍还是先留在他家里。他同时继续增加藏品，实属高瞻远瞩之举。他在一八一三年的日记中提到，他向波士顿最大的活页乐谱书商纳撒尼尔·科弗利（Nathaniel Coverly）买了三百零二本市井歌谣曲谱。托马斯全数买下这批存货，不是因为他喜欢艳词，而是“显示此时流行之淫曲为何物”。这些曲谱装订成三大册，后世借此可以了解十九世纪初的大众娱乐。沃辛顿·C.福特（Worthington C.Ford）谈到文物协会的藏品写道：“关于这个时期的类似藏品，其他美国图书馆都无法提供。所有其他图书馆的相关馆藏合计起来也几乎比不上这些曲谱。”

次年，托马斯意外收得一批好书，那是购得马瑟斯家族三代人（英克里斯、科顿、理查德）的藏书，计有一千四百册。他捐给协会的上品好物还有一六七七年版的威廉·哈伯德著作《与新英格兰印第安人纠纷纪事》（Narrative of the Trouble with the Indians in New-England），一六六〇年版的《马萨诸塞律例》（Massachusetts Laws），还有一部《马萨诸塞湾圣诗》。托马斯在封面后侧写道，“屡登广告求此书复本，亦于新英格兰多处征询，均未获消息。”可能托马斯·普林斯之前已在市场上关注过此书了。

托马斯提议过在本州发行彩票，以筹集资金为文物协会的藏书建造永久的收藏之所，不过却被州议会否决了。州议会此举促使他在伍斯特买了一块地皮，自己花钱建起了一栋宅子。一八二〇年八月十六日，这位豪情满怀的创始人记录了一帮人怎样将“寒斋所藏之美国文物协会文献迁至新藏书楼”，搬书行动又持续了八天才完成。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他的日记只是简单记了几个字：“协会图书馆，剪草。”他依然热心参与协会的事务。三年之后，他终归道山，享年八十有二。四十年后，托马斯的孙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在提到祖父时写道：“早年即患‘嗜书成癖’之小疾。”

以赛亚·托马斯曾指示，要收集“所有品类书籍，包括小册子、杂志，尤其是早期印制于美国南部或北部之书”。不过他的遗产其实更为深广。据一九九二年退休的文物协会图书馆前馆长兼总监马库斯·A.麦克里森（Marcus A.McCorison）说：“托马斯为社会带来了知识活力，从全美国招募人员，为社会而收藏。”

文物协会在早期收到一份遗赠方式古怪的东西，帮助协会改进了其收藏重点，不过这件遗赠并没有成为协会的永久收藏。时在一八一六年，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捐献了一具遗骸，那是他在自有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墓地发现的“干尸”。一位参与创办藏书楼的人在信中对托马斯抱怨说：“保存如此风干物体，于科学历史、古物研究之事有何益？实不知也。可赠予学校用作解剖，或入土为安，方为上策。”六十年后，费城百年纪念展览会上展出了这具干尸，之后将它送给了史密森学会。

以赛亚·托马斯的真正遗产当属一批有关美国历史的藏书，而不是一个展出小装饰品和古董的博物馆。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老旧的“第一号”展品，这是一台英国制造的共通印刷机，于一七七五年，亦即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运入伍斯特。如今依然在协会的文物厅里展出，并占据了主要位置。

以赛亚·托马斯在筹划伍斯特的美国文物协会时，他已想到，“通都大邑多有火患兵燹，而战时之海港尤易罹此祸。欲离销毁之厄，最宜”在内陆地区设立藏书之所。他写下这番话时，恰逢英美之间爆发了一八一二年战争。仅仅六个月后，一支美军纵队侵入了上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约克市（多伦多），把议会大厦付之一炬，该省的档案与藏书尽毁。到了一八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英军占领了华盛顿市，火烧首都，以作报复，国会图书馆亦遭焚毁。

托马斯·杰斐逊在报纸上读到战事惨况，声称损失是“恶意破坏，践踏知识”。他决意把原要留待后人去做的想法提前完成。他曾跟约翰·亚当斯坦承“书乃余性命所寄”。早在一八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杰斐逊就写过一封长信给他的老朋友、时任税务局总长的塞缪尔·H.史密斯（Samuel H.Smith）。他在信中说，他计划让售花了“五十年搜求”的家藏珍秘，为了得到精善藏书，他“不辞劳苦，相机行事，不惜钱财”。杰斐逊提到，他出使法国的那些年，午后的时光多在“书肆中观书，逢书必翻”，必买“凡与美国相关者，尤其各类学科之珍稀本”。此外，他在欧洲时，“屡屡订购书籍，遍及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马德里、伦敦等地，均为与美国相关而巴黎无从寻觅之书，从未间断。”

他在书信的后面文字中，提到自己所藏的珍本，不无得意之情。他宣称，这些藏书“或已不可再得，盖时机已失矣。当年访书不懈，辛勤搜求，倾囊弗惜，浸淫相关学科之书目，今日已一去不复返”。杰斐逊估计他的藏书总数“约九百至一千册”，数字略高了。“藏书以科学、文学为主”，不过“多有与美国政治人物相关者”。他断言，总体而言，“弟之藏书，所涉及之学科，定非国会欲自其收藏剔除者，而国会成员亦极有机会须参考之。”至于藏书的品相，“多为装帧精好者，典雅考究者亦多”，堪称“当日最佳珍版”。

杰斐逊虽然在当时入不敷出，也需钱来还债，但他在信中只字不提他要为了赚钱而售书。反之，对于书价的问题，他提议国会甄选一位能干的鉴定人士来确定公平的价格，因为当时正在打仗国家需要钱，他也清楚表态可延后付款。为杰斐逊撰写了传记杰作的仲马·马隆（Dumas Malone）曾称赞他是“蒙塞蒂洛之贤士”。杰斐逊对割爱后的藏书只是坚持一个条件：藏书不可拆散售卖。“可转手他人，惟须完整保存。或留于原地亦可。”

杰斐逊随信附上了一份手写的书目，并请将两部藏书转交联合图书馆委员会，供其考虑。在一周之内，参议院支持购入，既而将此事转往众议院，却意外受阻，两派的异议主要基于政治立场，南方的民主党支持来自弗吉尼亚的杰斐逊，东北部的联邦党人多数反对。不过因为正式的争论集中在知识价值上，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马萨诸塞的赛勒斯·金（Cyrus King）带头诘问：“根据收藏者的性格，根据藏书购自法国，不妨推断这些藏书里面有亵渎宗教、有违道德的书籍。法国思想家的著作导致和影响了火山爆发般的法国大革命，令欧洲沦为废墟，而今又蔓延到了我们国家。”金声称，杰斐逊的藏书“有好有坏，质量低劣，新旧混杂，一无是处。多个语言的版本很多人都无法阅读，而大多数人也不应该阅读”。

其他议员也表达了类似的不满。某位议员听说杰斐逊的藏书内有法国激进分子的作品，特别是卢梭的著作；另一位议员则对杰斐逊收藏伏尔泰的著作深感愤慨。还有议员尖锐地指责藏书有约翰·洛克的政治哲学作品，而就在几十年前，美国的几位开国之父还为洛克的学说所折服。一位来自纽约的议员则感到困惑，那些用希腊文、拉丁文等死语言写成的著作，对于参众两院议员的事务又有什么帮助？正如杰斐逊所料，也有议论说要拆散藏书才买，但这一提议很快遭到“否决”。金议员随后建议，国会不妨先买下杰斐逊的全部藏书，“等到上述书籍到达华盛顿后，若有无神论、亵渎宗教、有违道德的书籍，就全部拣出，原物奉还杰斐逊先生，一分钱也不给。”但是金“后来觉得正确的做法还是撤回”此提议，而这个议案也并未提交给众议院。

如何给杰斐逊的藏书定价是个问题，但藏书本身的价值向来并无争议。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通讯员与华盛顿广告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 and Washington Advertiser）一位身份不明的记者报道称：

杰斐逊藏书均为精绝上品，对其估价实是荒唐之举，亦不可能，正如学问知识不可估价一样。杰斐逊藏书不能以正常方式可购得，因为很多书现已绝版，无从估价，另有很多手稿，如今更是无法搜讨。我有幸多次细看其藏书，拙见以为这些藏书确属世不经见。藏书之精绝矜贵，确是无价之宝。

根据杰斐逊的推荐，国会延聘了乔治敦市的书商约瑟夫·米利根（Joseph Milligan）作估价。他对杰斐逊的藏书进行了统一计费的方法：对开本十美元一本、四开本六美元一本、八开本三美元一本、十二开本一美元一本。（对开本约十五英寸长十二英寸宽，书页大小是一张纸折叠一次。八开本约九英寸长六英寸宽。）藏书总数量是六千四百八十七本，米利根用这个公式对其作出估价是两万三千九百五十美元，平均每本三点六九美元，就算在当时也是低廉之极。

一八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历经四个月的激烈争论，众议院作了最终投票。对于藏书的价格，八十一位议员投了赞成票，七十一位投了反对票，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党派立场作出投票。佛蒙特州支持购买藏书，但纽约州与其他新英格兰州则反对。能以十票之差胜出，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与下列七州临时结盟：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

一九三九年，时任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威廉·L.克里蒙斯图书馆馆长的伦道夫·G.亚当斯（Randolph G.Adams）撰写了一篇专题论文，调查了第十三届国会议员的教育背景，发现持有大学学历的四十九名议员中，对于是否购买杰斐逊藏书，十五人投票赞成，三十四人投票反对。再往下细分，其中十名哈佛毕业的全部投票反对购买藏书，十一名耶鲁毕业的也投了反对票。其他常青藤大学的数字也近似，但没有这么明显。在一百三十名无大学学历的国会议员中，三十人反对，但赞成者却有一百人。伦道夫·亚当斯挖苦道：“此事可视为杰斐逊先生信任民众的有趣评注。为国会图书馆购入藏书家总统所藏典籍的，是人烟稀少的皮德蒙特高原与边远地区的南方各州，是重重山峦之外新加入合众国的各州，是联合宾夕法尼亚的路易斯安那州。”

令人费解的还有如下的情况，纽约州参议员、曾任驻英大使的鲁弗斯·金（Rufus King）本身也是书迷，还有当时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康涅狄格的蒂莫西·皮特金（Timothy Pitkin），两人都疾言厉色反对购买杰斐逊藏书。让人疑惑的还有马萨诸塞州的克里斯托弗·戈尔（Christopher Gore），也投了反对票，而他曾任马萨诸塞历史协会主席，也曾向哈佛学院图书馆给予捐献。还有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也是“尚处于落后”的新罕布什尔州的首任众议员。据仲马·马隆说，韦伯斯特不但投票否决，并且发表演讲反对。还有，正如伦道夫·亚当斯所说：“这位韦伯斯特在有生之年对很多事情都是屡次改变主意。”这也解释为什么几年后，这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向奥杜邦订购《美洲鸟类图谱》，却没有按时付款。奥杜邦因未能得到全部书款，没有寄出第四部和最后一部《美洲鸟类图谱》。韦伯斯特的这套特大对开本《鸟类图谱》在一九六五年捐给了达特茅斯学院，虽不成套，但时至今日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也价值好几百万美元。韦伯斯特也许是一时疏忽，不过却影响至今。

不管如何，国会图书馆凭此一举，其藏书数量比该馆焚毁于战火中的藏书还要多出一倍，也迈出了日后抗衡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等世界大图书馆的第一步。杰斐逊的藏书都存放在由他设计的统一的松木长箱内，按精确的规划摆放，甫一运抵，即可上架。藏书装载于十辆四轮马车，从蒙塞蒂洛运往华盛顿。在最后一批藏书即将启程之际，杰斐逊又致信给塞缪尔·史密斯。“拙藏之精，甲于全美。惟愿于吾国学问小有裨益。”杰斐逊藏书的分类是取法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欲明白知识，须有三种能力”，亦即记忆、分析、想像。他在此基础上再细分为四十四个学科分支，该分类系统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纪末，不但影响了他本人所购书籍的种类，也创立了可适用全国的制度，而不仅仅是为政客和官僚服务。

杰斐逊在威廉与玛丽学院读法律时就有了第一批藏书，一七七〇年他母亲家里失火，藏书被毁；一八一四年的华盛顿大火促使他将第二批藏书卖给国家；一八五一年，杰斐逊身后的四千册藏书又成了煨烬，但是至少到那时已设定了收藏的路径。一批精善可宝的核心藏书已为国会图书馆指明了方向。根据该馆善本室主任的说法，杰斐逊的精神就是国会图书馆的精魂。

距国会辩论是否要为国会图书馆购入杰斐逊藏书之后的三十三年，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机会，这次是乔治·华盛顿的藏书。其实在一八三四年国会已花费两万美元买入“华盛顿文件”，卷帙浩繁，内有重要的书信和公文。但华盛顿的藏书依然存放在他的家乡芒特弗农，如何处置还悬而未决。华盛顿的藏书中，很多都有他的签名，很多都有他的藏书票，很多都是犊皮精装本且有压印徽记。华盛顿的后人因为缺钱，准备出售藏书，政府可优先购买。不过他们发现政府对此毫无兴趣，就在一八四八年将藏书卖给亨利·史蒂文斯（Henry Stevens）。史蒂文斯是佛蒙特人，精于经商，靠着在大西洋两岸来回贩书发了大财。他很快就以一贯爱吹嘘的口气宣布，要将华盛顿的藏书卖给大英博物馆。

史蒂文斯著有《詹姆斯·伦诺克斯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James Lenox），有读者认为此书其实是他的自传。他在书中回忆说，他花了三千美元买了“约三百部”内有华盛顿签名的藏书。他要把华盛顿藏书运往国外的计划招来“一片抗议声”，史蒂文斯不情愿地同意将它们转手给“一帮波士顿佬，作价五千美元，订金五十美元。但波士顿佬募捐了两三个月，仅筹到三千二百五十美元。发起人预支的几百美元，我早前已经花了，手头拮据。我被迫认捐未够数余额，以凑齐买书款项”。史蒂文斯很谨慎，没有提到他听从了伦敦之外的另一位美国书商奥巴代亚·里奇（Obadiah Rich）的建议。“兄如购入华盛顿藏书，最终必发现此举铸成大错。奉劝兄应在藏书可获正确估值之地处理它们”，亦即波士顿或纽约。

“这帮”精神可嘉的波士顿市民共有七十位，都是波士顿弘文社的会员，他们到处“募捐”要将华盛顿藏书留在美国。波士顿弘文社是一个私人读书社团，创立于一八〇七年，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五大图书馆之一。该社自成立伊始，就订下章程，凡所购买的藏品，都要保存。现任购书部主任约翰·兰农（John Lannon）说：“当初这个想法是找到流行而有趣的东西供会员阅读。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买入的很多书籍变得非常重要。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图书馆已经成了研究型图书馆了。”

弘文社最著名的藏书当属华盛顿藏书，而最古怪的藏书则是《詹姆斯·艾伦（化名：伯比·格罗夫）正传》（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ames Allen,alias Burby Grove）。艾伦是一个祸害多人的拦路劫匪，此书是他的回忆录。他在抢劫驿马车时被抓捕，最终被绳之以法。艾伦在监狱垂死之际，请求把他在监禁期间写下的反省书与他的皮肤合订，交给弘文社会员、帮助抓获艾伦的约翰·芬诺（John Fenno）。此书印制于一八三七年，按艾伦遗愿装订成册，不过几年前，这本见了就让人不快的书籍不再公开展出，因为在宁静的新帕拉迪奥风格的弘文社图书馆里面，它总是喧宾夺主，让人无法注意其他藏品。兰农说：“那本书在文艺上一无是处，都是它的装订让人有兴趣。”

弘文社的各位收藏家提供很多宝贵的服务，尤其是资助搜集珍秘善本。例如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印制的六千来本至精出版物，不是保存在亚特兰大，也不是保存在里士满或奥斯汀，而是在波士顿。一八六五年六月，美国内战结束已有两个月，十九世纪大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巴克曼（Francis Parkman）决意要尽己所能搜集内战期间南部出版的所有报纸、书籍、期刊、大张印刷品、乐谱、传单、历书，并保存在他觉得安全的地方。巴克曼先从弘文社的负责人那里获得五百美元资助，借此搜讨藏品，还得到了威廉·F.普尔（William F.Poole）的帮助。某位弗吉尼亚的女士售出藏品时想索要更高价格，普尔作了如下答复：“我辈向为南方最大买家，今犹是也。最大相争者即吾辈曩昔所出之价。吾侪藏书实为保存，非为转手或市利，且不乏途径，故书价几何，由我等衡定。”这位女士感谢普尔的坦诚，准时将所藏的里士满《电讯报》（Dispatch）作价一百七十五美元卖给他。约翰·兰农说：“巴克曼凭借他身为历史学家的本能，知道内战一旦结束，这些材料就会被毁，散失，或者被禁。重要的不是某一件东西极为珍稀，而是拥有全面的档案。南部邦联印刷品的收藏价值，是通过与其他所有藏品比较而体现。”

今天，花钱买一批南部邦联的印刷物，或者七十人自己“在波士顿募捐”以购买三百本乔治·华盛顿藏书中的签名本，自然是明智之举，无人会对此质疑。就在一九九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一位匿名收藏家在纽约以一百六十五万美元买入华盛顿签名的两卷本《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继而“长期存放”在威廉姆斯学院蔡平图书馆。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收藏风气显然发生了变化。书不再是仅供学者和历史学家使用的工具，它们本身也成了珍品，尽管变成珍品还是长路漫漫。卢瑟·法纳姆（Luther Farnham）牧师调查过美国的私人藏书，类似的研究在美国还是首次。一八五五年，他在调查报告《私人藏书之一瞥》（A Glance at Private Libraries）中称：“美国甚缺书籍。图书馆藏书逾十万册者，全付阙如。欧洲却有好几座图书馆之藏书总量逾五十万册，其中又有一两座图书馆藏书达一百万册，甚或更多。”他还说，美国藏书不但数量少，“质量亦有待提高”。

法纳姆也关注公共藏书。不过他也明白，国家百端待举，比起建设公共机构性质的图书馆，还有更多紧迫的大事要先行处理。他在这份一八五五年的调查里指出，“较诸推行征采公共藏书，刻下另多有大事亟须先行。土地须清理耕耘。有面包之后，继之必有教堂、学校、住宅、丰富藏书。吾国地大物博，又逢开国之初，如今生机盎然，蒸蒸日上。”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假以数年，即可有两三座藏书各达二十万册之图书馆；半世纪后，必可见到藏书达五十万册或一百万册之国立图书馆。”继法纳姆的调查四年之后，查尔斯·科芬·朱伊特（Charles Coffin Jewett）撰写了《美国公立图书馆启事》（Not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对美国各州各市镇的机构图书馆作了统计，进一步证实了法纳姆的调查结果。据朱伊特的计算，截至一八五〇年，全美共有六百九十四所图书馆，藏书量达二百二十万一千零六十二册。藏书达五万册或逾五万册者仅下列五个图书馆：哈佛图书馆，藏书八万四千二百册；费城图书馆公司，藏书六万册；耶鲁学院图书馆，藏书五万四千零八十一册；国会图书馆，藏书五万册；波士顿弘文社，藏书五万册。

另外，私人藏书也起到了补阙之功。“波士顿及其周边地区，私人藏书楼寥寥可数。然稍为浏览，则其收藏之丰美，实在意料之外。”法纳姆确认共有私人藏书楼八十二座，藏书总计二十九万八千六百二十五册，另有小册子一万两千册，平均每座藏书楼藏书三千五百册。其中十大藏书楼中，“细加估量”，计有藏书共九万两千册，而十二大藏书楼的藏书量逾十万册。“另有三十座私人藏书楼，藏书总数应有十万册”，他认为，总体而言，“仅在美国一角即有藏书如许，殊不俗也。”

法纳姆提到的私人藏书来自以下藏家：爱德华·埃弗雷特、威廉·普雷斯科特、富兰克林·黑文、鲁弗斯·乔特、乔治·利弗莫尔、约翰·C.沃伦医生、藏有“品相上佳之《马萨诸塞湾圣诗》”的爱德华·A.克劳宁希尔德。他提到的家藏珍秘有莎集对开本与四开本、埃利奥特版圣经，以及“数量不菲之希腊拉丁古典”。藏书家戴维·西尔斯（David Sears）“法国文学藏书颇丰”，含伏尔泰作品七十部，“藏英国书籍种类亦多”。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藏书有一万三千册，“国内最为精善藏书之一”，其中“西班牙文藏书最是珍秘”，是西班牙之外最佳者。“我们在帕克街见到三座藏书楼，藏书约有两万册。若加上蒂克纳先生之珍藏，短短一条街道之藏书总数即达三万三千册，均为私人之物，而藏书楼之位置几乎相连成片。藏书楼如此集中之地，即在波士顿一隅，当亦仅此一处也。”

罗杰·E.斯托达德（Roger E.Stoddard）在《私人藏书之一瞥》的注释本中称，法纳姆确认的二十五座藏书楼的藏书总量约有七万一千二百本，这些藏书已交给了公立机构。另有四十座藏书楼，藏书共计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五册，已被出售。此外的十七座，藏书总量约六万九千二百本，至今下落不明。

法纳姆认为，美利坚建国历史虽短，“文人墨客已颇多，均为名副其实之辈”，不过他随即指出因“缺乏”文献资料，美国的历史学家被迫到“图书馆众多之欧洲”作研究，或从国外以“极高价格”进口书籍。而无法远赴欧洲作研究者，学会了倚靠一些专事猎书的书贾的专长与经营，这些书贾知道他们的所需并提供服务。十九世纪的美国书商之中，要数奥巴代亚·里奇最为精明。他原是马萨诸塞州人，后移居国外。

奥巴代亚·里奇（Obadiah Rich，1783—1850）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外科德角。二十二岁时，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历史协会会员，如此荣誉通常只授予年纪更大的成名之士。次年，他参与成立选集协会（Anthology Society），在一八〇七年改名为波士顿弘文社。一八一六年，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委任他为美国驻西班牙巴伦西亚领事。当时恰逢西班牙内忧外乱，很多古老的藏书楼与图书馆遭到劫掠。里奇是一位有眼光的读书人，他很快把握良机，到非法交易的露天摊档和集市抢购了很多古书和手稿，很多都是有关西班牙在南北美洲殖民时期的文献。目录学家尼古拉斯·特吕布纳（Nicholas Trübner）赞扬里奇使得美国文献史料（有关南北美洲的刊物与文件）成为公认的学术领域。特吕布纳在他的《美国文学书目指南》（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American Literature）中写道：里奇赶到那些地方时，“倘若当时没有买家，其时很多古老藏书楼图书馆散出之书，宗教藏书也好，非宗教藏书也好，很多珍品和有意思的典籍会形同废纸，全部散为云烟。”

一八二三年，里奇出任美国驻马德里领事，此时他搜得的私人藏书已颇为可观。三年后，经人介绍，他结识了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欧文当时正在西班牙游览，将关于哥伦布的一些资料翻译成英文。欧文留在里奇家里，细细看了他收藏的西班牙手稿文献。到了一八二八年，欧文撰写的《哥伦布之生平与航海纪事》（A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出版了。他在前言中提到了成书过程：

曩在马德里，多睹文献，颇便参考，亦足励余撰此书。余曾寄居美国驻马德里领事里奇先生府上。先生通晓目录之学，终日不倦，洵为欧洲第一人，后又费时数年，尽览美洲早期历史文献，并加以精研。先生藏书极广，多有珍奇之本，当是现存西班牙殖民史最佳收藏之一，其中又有稀见文献，他处无可见者。承蒙慨允，恣意览其所藏。率直君子，拳拳诚意，坐拥珍善本之流中实属罕见。拙作以迄于今皆参考里奇君之藏书。

一八二九年，美国国会决定不予购买里奇想转让给国家的原始资料，共计有九十三部手稿与三百八十三部藏书。研究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 H.Prescott）从华盛顿的朋友处听到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之后，写信给里奇：“弟恐国会无此人文精神购买兄所收之美洲藏书。吾国立法者惜钱甚于爱书。”国会拒绝买里奇的藏书并未影响他的声名。到了一八三〇年，他在伦敦专职贩书，向美国各大公立机构、学者、私人收藏家提供他们所需的文献书籍。他与很多名人都有交游，收获甚丰，例如马萨诸塞州演说家、政治家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1794—1865），图书馆长兼目录学家约瑟夫·格林·科格斯韦尔（Joseph Green Cogswell，1786—1871），著名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George Bancroft，1800—1891），文人兼教师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1791—1871）。

一八二九年，普雷斯科特在刊物《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向他的同行推荐里奇的服务：“里奇君于订单一视同仁，所售者均迅捷敏锐，物美价廉。其人精研书目之学，与欧美各大城市信函来往极多，可襄助我辈搜讨艺文书籍，颇称便利。冀公立机构与私人收藏借鉴以改善。”不过，尽管两人做生意长达二十年，却素未谋面。即使里奇的贡献极为重要，普雷斯科特有时依然会抗议他的这位欧洲书商代理人“索价极昂、胡乱开价”。

美国的学术成就端赖奥巴代亚·里奇之功，但说到估量买家卖家，获取购书清单，控制书籍去向，里奇远逊于亨利·史蒂文斯（Henry Stevens）。一八四五年，史蒂文斯前往伦敦。他随身携带了两位百万富翁的求购书单，而这两位大亨都对国际图书市场影响甚巨。史蒂文斯受过良好教育，他是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又到哈佛大学修读法律。他在首都华盛顿工作时，迷上了搜书，并帮助印刷商、报业经营商、政治家彼得·福斯（Peter Force，1790—1868）搜集书籍、小册子、手稿，因为福斯雄心勃勃要做一个名为“美国档案”的计划（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五三年出版，共九卷）。史蒂文斯交游甚广，后来他的友人帮他从国会图书馆与史密森学会得到佣金，用于购书。

他到达伦敦时，带着弗朗西斯·帕克曼与历史学家兼编辑贾里德·斯帕克斯的介绍信，还有约翰·卡特·布朗提供的“大笔访书佣金”。很快他就付款一千美元给里奇，用来支付购买M.泰尔诺-孔潘斯28所藏的一批珍秘善本。泰尔诺-孔潘斯著有《美洲书目提要》，于一八三七年在巴黎出版。一八四六年三月三日，史蒂文斯将五百部至为重要的珍本用船运往美国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

史蒂文斯办妥开店的业务之后，不久纽约市的詹姆斯·伦诺克斯就给了他第一笔佣金，开始“遍搜全欧”，寻访稀觏善本。“七月清晨，或可于伦敦偶遇美洲相关之珍稀古书，可达一百架，每部以先令计，而今索价必易为英镑。如此良辰难再矣。”他聚书“实为波士顿及纽约几位老板而争购，恰似大学早餐所供之荞麦热饼。要迅即将书一网打尽，几无可能”。

据史蒂文斯的描述，伦诺克斯终身未娶，“沉默寡言，好友寥寥，但消息灵通，读书不辍，书信往还极多，藏书颇富。”与一百多年前的詹姆斯·洛根相似，伦诺克斯认为他的藏书楼是圣地，在这里可与前贤先哲畅叙。史蒂文斯说，这位纽约人矜持内向，“纳税大方，勇于承担公共职责，堪比放牧寡妇之奶牛，济贫扶弱，然不任公职，远离政界。”伦诺克斯允许学者使用他收藏的珍本，但不让外人进入他的藏书室，即使是深受学界敬重的威廉·普雷斯科特也不例外。他的做法是把别人请求借阅的书籍放在阿斯特图书馆，“或某些安全之地”，让外人查阅并归还。

美国新一代收藏家的出现，以詹姆斯·伦诺克斯（James Lenox，1800—1880）与约翰·卡特·布朗（John Carter Brown，1797—1874）两人为代表。两人都在同一年（一八四〇年）继承了巨额财富，两人都是人到中年时开始经营搜讨藏书，两人的兴趣都是以坐拥书城为乐事。此外他们也乐意在英国人的地盘按照他们的规则与英国书林的当权人物争夺，并开创了延至下一代人的先例。

“自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六九年，伦诺克斯先生极力搜书，所聚激增，亲力董理全局，并无暇日给藏书编目或摆放书籍。”史蒂文斯写道。“先生藏书闳富，所居宅邸宽敞，空屋甚多，从尽头处直到门口天花板，皆堆放书籍，然后上锁，暂停使用。”伦诺克斯继承了家族的很多地产，包括市中心曼哈顿三百英亩的黄金地段。他当然有能力雇人打理藏书，但是他喜欢自己动手给藏书开箱上架。“他付钱给我，与我结为好友。我走遍全世界为他广为寻求书籍与手稿，”史蒂文斯说，“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财力支持。”

史蒂文斯欣然同时奉伦诺克斯和布朗为“大客户”，获利甚丰，不过偶尔他也会“发现很难防止两人相争”，因为两人都“极爱收藏任何与哥伦布相关之物”。一八四七年，在首次利布里藏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部插图版哥伦布书信，是传世孤本，一四九三年刊刻于瑞士巴塞尔。这部“书信”（其实哥伦布是以通告文件的形式写下他第一次穿越大西洋的情况）尤为珍贵，是因为描述了当时首次登陆西印度群岛的尝试，以及相关的第一幅地图。史蒂文斯收了两人的佣金用于竞拍，结果导致了尴尬的局面。

布朗限定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五基尼，伦诺克斯的稍低，是二十五英镑。史蒂文斯花了十六点一英镑，因为布朗出价较高，这部珍本就寄往了他居住的普罗维登斯。伦诺克斯坚称，拍品的价格在他的出价范围内，书应该归他。布朗同意把书让给伦诺克斯，这才避免了给两人造成更多不快，而布朗对此事也没有怨言。“此书实应归我。”他在信中跟史蒂文斯说，但也提到，“伦兄与弟素未谋面，陡生事端，绝非所愿。依弟之见，裁决此书之归属，舍兄其谁？”此外，虽然伦诺克斯还以“中止交易”为要挟，但对他作出正确的决定应该没有关系。“弟不以此要挟。然如此贵客若与兄断绝来往，兄或因此少赚钱。”两个月后，经同时与伦诺克斯和布朗相熟的一位友人介绍，两人见面，从此结为终身好友。布朗送给伦诺克斯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一封西班牙语信函初版副本，是科尔特斯所写的第四封西班牙语信件，之后伦诺克斯由此集齐了科尔特斯的全部书信。

同年，史蒂文斯代表伦诺克斯买入古登堡《圣经》，出价令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出局，高达五百英镑的书价被美国人视为“疯狂”。伦诺克斯对此价格勃然大怒，此书到达纽约时，他最初拒付海关税。这是第一部进入美国的古登堡《圣经》。今天，此书与伦诺克斯的其他藏书一起存放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史蒂文斯说，大多数情况下，伦诺克斯都愿意“付出空前高价，买入珍善之本”。伦诺克斯曾经跟史蒂文斯说过，他“五英镑易得，珍本难求。惟先生切勿以购书费泉几何告人”。史蒂文斯帮伦诺克斯搜得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四开本、各种《圣经》珍本、弥尔顿与班扬作品的稀见之本，还卖过一部《马萨诸塞湾圣诗》给他。

如果将这两位藏书家相比，伦诺克斯较富裕，对所有上品好物他都想有优先购买权。而布朗则发现这样的较量令人不快，甚至一度考虑过不再搜书，将藏书全盘售让。不过这位罗德岛州人士还是恢复了平静。一八七三年，他比伦诺克斯占先一着，买得一部存世孤本，也算是一个小小报复。此书是亚美利戈·韦斯普奇29作品的荷兰文初印版，亦即“荷兰文韦斯普奇”，一五〇六至一五〇七年印制于安特卫普。当时布朗拍电报给一位阿姆斯特丹书商买下此书，就在当天两个钟头之后，该书商收到伦诺克斯的来信，也是要买那部书。

约翰·卡特·布朗主要收藏与发现、探险、殖民新世界相关的书籍和手稿。他在一八七四年去世后，他的遗孀又增加了藏品，之后传给她的儿子约翰·尼古拉斯·布朗。小布朗又对藏书不断增益，细加呵护。他于一八九五年对年轻的藏书护理人乔治·帕克·温希普说：“常见之书，不必多收。藏书楼所藏不应是庸常书籍。”小布朗在一九〇〇年去世，而在此一八九九年，小布朗耗费十五万美元建馆安置藏书，又花了五十万美元用作管理藏书。自此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靠本身的资金与人员运作，直到今天还保留了老布朗的个性。图书馆前门的石头上镌刻着一个英语单字：Americana（美洲文献）。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最著名的藏书家当属伦诺克斯与布朗。不过，痴迷美洲文献史料的并非仅仅他们两人。他们最大的对手乃是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乔治·布林利（George Brinley，1817—1875）。如果这位藏书家赶上时机，他本来也会从史蒂文斯那里买入古登堡《圣经》与《马萨诸塞湾圣诗》。然而真正吸引他的是那些单调的短期印刷品，如果没有他的搜集之功，这些文献资料原本多半已被丢弃，或化为纸浆，而非存放于图书馆或博物馆之中。

布林利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商人家庭，他在一八五〇年代继承了一笔地产，足以养家糊口，也可满足藏书爱好。一八四五年，他移居康涅狄格州，不久就买清了波士顿古董商塞缪尔·加德纳·德雷克（Samuel Gardner Drake）所藏的美洲印第安人史料，而这批文献原本八天后要拿出去拍卖。次年，他竞拍买下康州前参议员加布里埃尔·弗曼（Gabriel Furman）的藏书。弗曼担任过市镇法庭法官，也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他集藏有关西印度群岛与西北太平洋的文献，亦喜藏新英格兰的印刷物。伦道夫·G.亚当斯写道：“布林利尽力去抢救鉴定、保存评估那些典籍。正是这些书构成了我们最早的，很多情况下也是最终的关于美洲的资料来源。在这方面，他应该很清楚，一本一八五〇年印制于加州的书与一本一六五〇年印制于马萨诸塞的书其实同等重要。”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有人出高价购买废纸，招引了很多人家从旧阁楼和地下室翻寻出一捆捆尘封的字纸。布林利与相邻的一家康州工厂达成协议，他们把废纸打成纸浆之前先让他过目。由此他发现了种类繁多的文献资料，甚至还救出了一部埃利奥特主持印制的印第安语《圣经》。他大为振奋，壮胆要亲自去接触文献的来源。他开着一辆装满炊具的轻便马车，在新英格兰挨家挨户向家庭主妇售卖崭新的家用器皿，用小册子和历书即可交换。“他用这种方法抢救了很多著作。如果没有他的远见，这些文献资料肯定从此就在世上消失了。”当代目录学家乔治·沃森·科尔（George Watson Cole）指出，“他的藏书在拍卖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复本，很多文献为什么在随后的拍卖会上再也不见踪影，原因就在于此。”布林利的儿子查尔斯·布林利（Charles Brinley）在一本尚未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父亲有一次在某位女士家中发现了一部古本赞美诗集，想买下此书，但这位妇人对“他的所有甜言蜜语不理不睬”。“家父并未死心。他时不时给这位老妇人写信，寄赠礼物。她依然固执不允。直到某年寒冬，家父为她定制了一条非常漂亮的法兰绒裙子。不久他收到了那本赞美诗集，还附了感谢信。”

几年后，布林利同意支付一千美元给亨利·史蒂文斯用于购买《马萨诸塞湾圣诗》初版本，条件是“勿向外人泄露。弟不欲友朋知此书归我，因美国佬多半随即‘问价几何’”。史蒂文斯回忆，有一次他向这位“老友”描述，有一批“零散珍本”，伦诺克斯和布朗两人都不要。里面就有《英国人与纳拉干族人就通行及活动事宜之宣言》（A Declaration of Former Passages and Proceedings betwixt the English and the Narrowgansetts），即《纳拉干宣言》。布林利很惊讶：“什么？！你是说，你提到的那本小书，就是有约翰·温思罗普签名，一六四五年斯蒂芬·戴在坎布里奇印刷的那本？你有，是吗？你传给那两位先生看过后，两人都不愿意出十基尼买？”

史蒂文斯对他说确有此事，布林利立即提出可按给对手的同样价格购买此书，但是他不想向布朗暴露他对此有兴趣。由于那本书与其他东西还放在罗得岛，买卖很难当即成交。布林利想到：“如果单独询问此书，尤其是说为我而买，他们再见到此书，肯定就会拿下了。”所以他想了想，提议派一位信使去拿回“整箱物件”，而且“切勿提及运往何处”，由他掏钱用陆上快运将货品送到哈特福德。八年后，伦诺克斯在布林利藏书拍卖会上支付了二百一十五美元买得此书，是他早前拒付价格的五倍。到了一九一一年，亨利·亨廷顿付了一万美元在罗伯特·霍藏书拍卖会上买入此书。又过了好几年，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付款一万五千美元给波士顿的查尔斯·古德斯皮德买下这部书，这也是此书在市场最后一次露面。史蒂文斯对此颇为自得：“那只家鹅如今成了天鹅。”

布林利购藏的很多“碎金片玉”珍本，都是伦诺克斯和布朗表示不要了，他才能购得。一八七三年，史蒂文斯跟布林利说，现有“一书目所列之珍本，精贵绝伦，已越过大西洋”，送给伦诺克斯过目，“渠虽多金，然已不再购书，未必不惜代价留下此书。”他建议布林利不妨看看。“弟意兄台机会甚微”，不过史蒂文斯也提醒他，“二十年前，伦诺克斯嘱我订购此书，今日方得手；功夫未白费，回报亦佳，此书价格已升，而币值亦跌矣。”他们谈论的这本书应是约翰·史密斯上尉（Captain John Smith）所著的《弗吉尼亚史》（History of Virginia）的呈献本，“一六二四年印制，品相如新，原版装帧，摩洛哥羊皮，全书有繁复压印图案。装订带英伦古风，富丽之极，我亦是初见。”当时伦诺克斯忙于董理藏书，且在三年前宣称要把藏书捐公。他回复说不想再买书，于是这部奇珍便落入布林利之手。

布林利一八七五年去世，终年五十七岁。去世前的一年，他在给史蒂文斯的信中提到珍本市场的状况：“书价腾贵，于弟亦是快事也。痴癫之徒多喜见病笃过其者。”布林利对市场所持的信心，加上此前他确切知道自己的判断无误，买得精明，上述种种或许正是他后来明确表示将所有藏书拍卖的原因。同时他也不忘某些书应归于公立机构，因此他又另立一条规定，捐款给五所机构，即耶鲁大学、美国文物协会、哈特福德市沃特金森图书馆、纽约历史协会、宾夕法尼亚历史协会，捐款总额达两万四千五百美元，款项用作竞拍津贴。

从一八七九年到一八九三年，共为布林利藏书举行了五场拍卖会。“所藏美国文献史料之精富，为拍卖史上之最”，克拉伦斯·S.布里格姆（Clarence S.Brigham）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一部里程碑式的美国藏书拍卖概览的序言中写道。而那几所公立机构也利用他们获得的捐款，成了拍卖会上的大买家，仅耶鲁一家就买了逾千件拍品。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购得的《马萨诸塞湾圣诗》，后来也归于耶鲁。不过在第一轮拍卖会上，全场最为活跃的买家当是时年已七十九岁的詹姆斯·伦诺克斯，他花了近一万美元买下多件布林利的旧藏，而这些都是前几年史蒂文斯根据“优先购买权”的原则让他先过目的书籍资料，但他当时未能购入。

布林利藏书的拍卖图录就是他的纪念碑，该图录如今也成为珍罕之物了。一八九三年，布林利的好友J.哈蒙德·特朗布尔（J.Hammond Trumbull）在最后一卷拍卖图录的前言中强调说，他的言词远未能衡量“布林利先生及其流辈为公众及美国历史事业所作之贡献。先生拯救文献巨作，挽救国初‘人不措意之零札碎纸’，细加保存，以免受损毁，为人遗忘，借此沾溉后人”。查尔斯·布林利在他那部尚未刊行的回忆录中作了简明的描述：“家父为人有强烈偏见，个性鲜明，品味明确。他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书痴，只藏某一种类的书籍。”

詹姆斯·伦诺克斯、约翰·卡特·布朗、乔治·布林利都是同时代的人，三人的居住地各自相距不超过一百五十英里。伦诺克斯住在纽约，布朗住在普罗维登斯，布林利住在哈特福德。三人均为同代人之中最杰出的藏书家。不过在全美国，还有其他人也在收集精善藏书。随着国家开疆拓土，对书籍的需求日增。一八三三年，亦即芝加哥建市三十八年，一场大火摧毁了数以千计的楼房屋宇，来自东部的一些早期开拓者带来的图书多半遭到焚毁。例如埃兹拉·C.麦卡格（Ezra C.McCagg）、乔纳森·扬·斯卡蒙（Jonathan Young Scammon）、佩里·H.史密斯（Perry H.Smith）、马克·斯金纳（Mark Skinner）、亨利·T.门罗（Henry T.Monroe）等人所藏的善本珍籍即毁于这场大火。麦卡格约有三千部藏书被焚，包括芝加哥第一部的一六二三年版莎集对开本，还有西奥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的《远航记》（Great Voyages），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Virginia）等珍本。斯卡蒙收藏的瑞典神学家与神秘宗师伊曼纽尔·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著作及其讲录也全部被烧毁，这些都是秘本异籍，原来保存在“宽敞高大、处处皆书”的房间里。

一九八三年，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前馆长罗伯特·罗森塔尔在一篇论文中认为，如此丰美的藏书，“说明芝加哥上流阶层拥有财富地位之后，藏书很快就在他们的生活与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等到与美国东岸与欧洲有了可靠的交流渠道之后，“书籍纷纷流往芝加哥，册数惊人，多是稀有奇珍。”芝加哥当时虽然没有古籍交易，但是“得风气之先的芝加哥藏家很快就在美国藏书界名列前茅”。

一八七一年的那场大火，仅有三位藏书家的藏书得以幸免，完好无损，他们是约翰·A.赖斯（John A.Rice）、爱德华·G.艾塞（Edward G.Asay）、埃比尼泽·莱恩（Ebenezer Lane）。罗森塔尔指出，赖斯“购藏既快，又有天资。短短几年，他就扬名立万，成为美东地区的大收藏家”。赖斯祖籍马萨诸塞州诺斯伯勒市，一八六一年迁居芝加哥，成为一家旅馆的老板。一八六六年，他支付一万四千美元买得约翰·F.麦科伊（John F.McCoy）的美国文献史料。在芝加哥大火的两年前，赖斯作价十五万美元卖掉他的旅馆，转而图谋垄断谷物市场，却招致破产。迫于资金周转的压力，他开价三万美元想将藏书卖给芝加哥历史协会，但议价不合。赖斯把藏书拿到纽约拍卖，结果拍得四万两千二百五十二点六九美元，创下美国一个新纪录。

爱德华·G.艾塞原籍宾夕法尼亚州，从事法律业务收获甚丰，成了十九世纪芝加哥藏书界的典范。其实他的藏书能有如此大的价值，都是从那场浩劫里抢救出来的：一八七一年春，艾塞计划与家人赴欧洲旅游，他用船把藏书运去给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约瑟夫·萨宾，以便妥善保管。听闻芝加哥的火灾之后，他当即指示萨宾拍卖他的藏书。次年，他重拾旧好，又收得一批珍秘之品。到了一八八一年，他的许多藏书精华转让给了纽约州奥斯威戈的台奥多尔·欧文（Theodore Irwin），而欧文在一九〇〇年又将自己的藏书卖给了J.P.摩根。

在芝加哥市区内经历了大火而幸存下来的仅有埃比尼泽·莱恩的藏书。莱恩一八五六年移居芝加哥，当时他已六十二岁，此前是俄亥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功成名就。到了芝加哥，他担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的律师兼本地董事，住进南密歇根大道的一栋宅子。这片城区是上流人士所居，在那场大火灾中未受殃及。莱恩精于购藏美国历史文献，他收藏的亲笔签名本公认是“西部至精”。一八六六年莱恩去世，藏书传给与他同名的儿子。小莱恩继续增益藏品，到了一八九二年去世时，莱恩藏书已有一万零五百部，数量居芝加哥藏书之首。一九一一年，芝加哥大学购得莱恩藏书。罗森塔尔说：“因此莱恩藏书不仅是免遭大火烧毁的惟一者，也是继续保存在芝加哥的藏书。”

在芝加哥发生大火的三年前，亦即一八六八年，地产业大亨华尔特·卢米斯·纽伯里（Walter Loomis Newberry）死于海上。他原要去巴黎与家人会面。纽伯里名下的财产众多，他在世时的财富在死后依然在生钱。从一八三〇年代开始，他在芝加哥买地，“英亩买入，英尺卖出”。纽伯里并非爱书人，可是他在遗嘱里却立下一条古怪的规定，若他的几个女儿均死后无嗣，他留给她们的财产可用来“兴建一座免费公立图书馆”，正是凭此条遗嘱日后才得以建成一座杰出的研究型图书馆。十七年后，纽伯里的太太在意大利去世。他们的两个女儿玛丽与朱莉亚比母亲去世还早，而且都没出嫁，使得家族的遗产没有直接继承人，如此一来，这条本来不可能实现的规定便生效了。

其时芝加哥市内已新起了一座公立图书馆，所以纽伯里遗产的受托人另外创立一座私人研究型图书馆，以纽约的阿斯特藏书为底子，并授权该馆购置重要的私人藏书。阿斯特藏书是威廉·B.阿斯特（William B.Astor，1792—1875）所收集。当时的《芝加哥洋际报》（Chicago Inter-Ocean）认为，“芝加哥今日确实有望成为北美大陆理想图书馆之中心，而该馆亦应令芝加哥成为伟大图书馆中心。”该报还预言，芝加哥将成为“学识造诣之雅典，名副其实”。一八九三年，纽伯里图书馆开业，随之就投入大笔捐款购买种类繁多的研究资料。到了一九六五年，该馆的藏品已是包罗万有，受托人用如下文字作为图书馆的格言——“源于秘本之秘本”。

同年，芝加哥的第二大研究型图书馆建成，资金来源于富豪约翰·克里勒（John Crerar）的遗产。克里勒终身未娶，他没有明确规定他的遗产该用来收集什么类型的书籍，只是言简意赅地提到应避免收藏什么书：“冀所选之书籍与期刊可为社会创造并维持健康之伦理、基督教情操。凡下流淫邪之作，必须摒弃。亦非圣诗集与布道书不可，惟馆藏绝不可收法国之下流说部。凡疑似拙劣之书，有违风教之作，均不可入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约翰·克里勒图书馆的筹建者决定以集藏科学史著作为主，如今该图书馆由芝加哥大学持有管理。

休伯特·豪·班克罗夫（Hubert Howe Bancroft，1832—1918）在他那部有趣的回忆录《艺文行业》（Literary Industries）中写道：“时运交移，余置身于一八五六年初染美利坚风习、金光闪闪之加州，置身于狭窄半岛之旧金山。该城介于西海岸广阔延伸两极之间，旁依良港。沿七千英里海岸，此港堪称无可匹敌，世间无俦。”

就在此地的一个边界城镇，位于大陆扩展处的范围内，处处活动着大摇大摆的采金者，神气活现的快帆船水手。时年二十四岁的职员班克罗夫新开了一家印刷出版小店，初时举步维艰，但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日益兴旺。到了一八七〇年，他需要一栋五层小楼来容纳印刷机、装订设备与销售人员。班克罗夫自称从来不痴迷书，只是极力收藏美国西部史料。他坚称“余非书痴”：

复本珍本、装帧精美，其重要似未及作品之创作题材。藏书漫无目的，杂乱随意，则耗神伤财。率性藏书，或可为彼等绝佳消闲之道，然藏书而有目的，则自有其尊严也。世间刊印之书，无人翻阅者占半；所发售之书，无人翻阅者亦占半。欲寻饱读群书之士，切不可求之于嗜书成癖者。

班克罗夫强调，他开始聚书纯属偶然。“余于藏书，实乃机缘凑泊，继以此道遣兴而已”，不过很快就转入专藏。他承认“藏书之初，目的未明”，也就是要收藏关于加利福尼亚这片乐土福地的文献史料。班克罗夫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知道不可乱买一气，因为“书有本质贵重者，余亦知之。盖稀觏珍版古书，其价应日见腾贵，而非日益贱价。珍本时或可遇可购，然应限于与西岸相关者方为上策”。他在英法做长途旅行时，“于几百家书铺翻寻旧书，数量繁多，大开眼界。”

等到藏书数量到了一千部时，“自忖已收藏完备；藏书增益至五千部，余方视为藏书之始。”他的游踪遍及欧洲，买书不辍。

余甚少搜寻墨西哥文学书籍，迄今犹然。亦曾购加州及墨西哥北部相关之书，然于墨西哥史书与考古之作，概弃之不顾。然则当设何时为界限欤？加利福尼亚历史可上溯至科尔特斯之时，或始于一五三〇年古斯曼率队北上探险。其后二百二十五年间，开疆拓土，占领新加利西亚、新比斯卡亚、南北加利福尼亚。

老书迷都看得出，班克罗夫的逻辑是什么？他只能搜访集全。他分析，如要“集齐有关加利福尼亚各类大事记文献，必涵括大部墨西哥早期历史，皆因两者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他在伦敦逗留了三个月，浏览书商的书目，搜寻任何与太平洋海岸有关的东西。他聘请了一名助手帮他预备参考书目。“余自伦敦赴巴黎，搜寻书摊及古董铺，于图录亦细加搜寻。”他在马德里也是如此，并且坚持不懈。

余赴萨拉戈萨、巴塞罗那、马赛、尼斯、热那亚、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嗣往那不勒斯，返回威尼斯，道经瑞士至法国，略作小憩，随即奔赴荷兰，沿莱茵河越德国至维也纳；又越德国、瑞士、巴黎、伦敦，卒返归纽约与布法罗。所至各处均有斩获，虽无精贵之物，亦未肯轻易放过。笃书之疾，余久已无从拒之。

等到聚书达一万部时，班克罗夫心想可到此为止了。“美国之珍宝，搜劫之；欧洲之珍藏，掠夺之。”不过很快他就感到吸引力，内心某处挥之不去的牵扯。“伦敦一代理人邮来册子一部，厚以英寸计，未知为何物？”随后又是大买一批，七千本来自墨西哥的书到了他的书库，突然之间，“新晖一道照我”，他明白了还有什么尚未做足。“初未知墨西哥印书已三百二十五年，视马萨诸塞州犹早一百年。书摊与拍卖行甚少流通墨西哥古书，或当赴该国一探，所得颇丰亦未可知也。”

一八六八年，墨西哥城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有六千部藏书拿来拍卖，足有一半是班克罗夫所购。八年后，他又拍得E.乔治·斯奎尔（E.George Squier）藏品，都是有关中美洲历史的报纸、书籍、小册子、手稿。一八八〇年，已故国立墨西哥博物馆馆长、原籍杜兰戈州的拉米雷斯（Don José Fernando Ramírez）的藏品在伦敦拍卖，亨利·史蒂文斯帮他代理竞拍。拉米雷斯的收藏除了有多种印第安语及方言的作品之外，还有很多关于得州、加州、南美洲等地耶稣会布道传教的手稿，以及十六世纪第一批西班牙印刷商在墨西哥刊印的书籍。

一八九〇年，班克罗夫撰写回忆录《艺文行业》，此时他位于太平洋海岸的藏书室内的藏品已逾五万部，他自豪宣称，“以特定区域、时期或主题而论，余所藏相关之书籍、地图、手稿，既丰且美，举世无双。”不过他也坦承心中的隐忧，“惟恐藏书毁于火，每一念及，惊怖战栗。”班克罗夫写道，“一旦散失，世间再无，余岂不知。”因此他将位于芝加哥市场街仓库的藏书移到巴伦西亚街一栋可防火的建筑物里，后来证实这是富有远见的决定。一九〇五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付了十五万美元买下他的收藏，但推迟了经由旧金山湾搬迁藏书。就在搬书前夕，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市区多数地方损失惨重，市场街上的屋宇也被夷为平地。班克罗夫在巴伦西亚街的藏书楼却逃过一劫，真是奇迹。今天，他“搜劫”美国与“掠夺”欧洲而得到的六万五千本藏书与十万卷手稿，依然存放在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夫图书馆之中。

当其时，美国人在欧洲积年勤搜珍本秘籍，然后穿越大西洋，浮海以去，携归新大陆，此事对欧洲人也不无影响。约翰·希尔·伯顿写道：“美国各地图书馆藏书丰富，数量从一万册到两万册不等，也许为他国所不及。”此时距离十九世纪中期卢瑟·法纳姆对美国私人藏书作“一瞥”已过了七年。上述证据确凿表明“当购之物，彼等已购，亦已竭尽新大陆人之力参与搜罗艺文奇珍，而此物原是旧世界专有且收藏已久”。

多年以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利安·P.博伊德（Julian P.Boyd）指出，藏书转而流入北美洲是一桩“丰功伟业”，也只有靠“某种美国人原想忘记的物质享乐主义”才可能成事，若再少几分“物质享乐主义”，几乎不会有如此全面的成就。博伊德写道：“书籍与手稿如激浪翻滚，涌向美国各处海岸。造成这个现象的诸多因素之中，可以说并无掠夺与战争。法定货币有如参与其中的主权机构，双方自由自愿用它交易，通常数额巨大。”

第五章　群雄竞逐

时至今日，罗伯特·霍三世（Robert Hoe Ⅲ，1839—1909）还能为后人所铭记，不仅因为他收藏的珍秘善本，更多是因为他在公开市场上散尽藏书。为何有些人决定把藏书拆散，而不捐赠给公共机构呢？只要一提起这个问题，总是难免会忆起他说过的话：“若旧日之精本不经售卖，余之所藏又何从觅得？”一九一一年，霍氏的藏书开始出售，轰动一时。八十年后，到了一九九一年，挪威藏书家马丁·绍仁（Martin Sch?yen）也选择将其收藏的十五世纪印本（亦即摇篮本）拿去拍卖，对此他有如下解释：

从未考虑过要把这些摇篮本捐给某家公共机构，或者像近年一些收藏家那样为其创办一个私人基金。对后人来说，让他们体会猎书的喜悦，得书的激动，独拥佳本的特权，饶有兴致地去探究它们的印刷、装帧、装订、来源，这才是赠予后人更好的礼物。而当前的拍卖或许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十九世纪初期，也就是迪布丁所处的年代，堪称藏书的英雄时代。接下来的六十年，包括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则是藏书的黄金时代，尤其在美国。当其时，集藏珍本秘籍成了智慧与才华的象征。前一代的布林利藏书拍卖表明美国史料文物值得购藏，但最可宝贵者仍是欧洲的经典。布林利藏书的售卖可视为前无古人的美国文物史料大拍卖，不过还称不上是美国稀有奇珍的拍卖。这个荣耀要归于罗伯特·霍藏书的流散过程。

罗伯特·霍历时五十年积聚了一批私人藏书，多是人间精绝之本。与五百年前的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 de Bury）一样，霍氏聚书亦是动力与方法并重，同时也靠机遇和品味。霍氏的祖父一八〇三年从英国迁到纽约，发明了美国第一台蒸汽驱动式轮转印刷机。罗伯特·霍三世管理R.霍公司之时，在印刷设备行业内独占鳌头。霍氏喜藏书，以此自娱，视之为显露其家族生意的最佳方式。到了一八九六年，纽约阿斯特图书馆副馆长O.A.比尔斯塔特（O.A.Bierstadt）编写了一篇概述，总括霍氏藏书之功。他写道：“尚未一一细查全部藏书及小册子，计其总数约有一万五千卷。”

霍氏所藏的古代手稿及档案特丰。（藏书）种类繁多，此乃一大特色。藏书涵括四海，有如美国之通都大邑，而历时达三十年，甚或更久，故能渐臻佳境。这些藏书在某个专业上并不逊色，这与很多其他藏书家不同。藏书的主人有如聚书成癖的鼹鼠，在世界文学的某个小区域挖掘了一条长长的地洞，而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这些藏书是从一大批世界文学名著之中细心挑选而聚得，版本之精，品相之佳，保护之好，均居世上之最。

霍氏的诸多藏书价值相似，没有一枝独秀而令其他黯然失色的情况。“不是一个书目弦乐或乐器在独奏，而是所有藏书同奏交响乐，首尾完整，和谐悦耳。这批藏书近乎完美，对藏书家来说，真是有如人间天堂。”

若能把这个“人间天堂”纳入自家的善本室，任何一个公共机构都会大喜过望。但是霍氏明确表示，他不会把藏书遗赠。他在遗嘱里强调了这一点：“我所持有之全部家具、私人财物、艺术品、藏书，特授权遗嘱执行人于本国或欧洲拍卖。藏书乃财产中最贵重者，特授权遗嘱执行人听取专家意见，以同样方式予以拍卖，地点可于伦敦、巴黎、纽约任选一处。”霍氏去世后不久，就发出声明，号称自一九一一年四月起，藏书将在十九个月内定期在一系列拍卖会上出售。霍氏藏书的拍卖目录共有七卷。在目录的序言中，同是纽约藏书家的贝弗利·丘（Beverly Chew）提到，他的朋友罗伯特·霍曾经造访一个不知名的欧洲图书馆。该馆的全部藏书“积满灰尘，书页褪色，装订脱落，无不在诉说着该馆对藏书的冷漠与疏忽”。霍氏目睹此景，极为反感，返家后立定决心只让“爱书人来保管藏书”。

霍氏在藏书界深受敬重，不过他的逝世与其他在镀金时代30发家致富的商人身故那样，对世人而言总体上并非大事。然而，他去世后却影响了另一批重要藏书的流散。早在一年前，布鲁克林小苏打制造商E.德怀特·丘奇（E.Dwight Church）先于霍氏去世，也是几乎无人在意。霍氏的藏书开始拍卖之前的几个星期，丘奇所藏的精本私下出售，而购买丘奇藏书的人，正是亨利·E.亨廷顿。当时他的身份还没有当即向外界透露，可能是要刻意隐瞒。华尔街书商乔治·D.史密斯告诉新闻界，丘奇藏书是他买的，“希望”把全部图书卖给“美国政府”。如售卖不成，他会“拆散这些藏书，卖给私人收藏家”。其实史密斯根本不想这么做。据亨廷顿藏书楼档案的一份签名卖契显示，购下丘奇藏书的正是亨廷顿。但亨廷顿当时还要继续冒着大风险猎书，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为了早已名震书林、即将拍卖的霍氏藏书。

格罗利耶书社是美国声华最盛、年代最久的藏书家协会，其首任社长就是罗伯特·霍。霍氏的资财远远不及J.皮尔庞特·摩根，不过也算是豪富，要满足他对珍本的爱好绰绰有余。早在五十年前，约翰·希尔·伯顿就指出，美国人一直在用新获的财富大肆搜罗英国的珍本善本，运回美国。可是正如世上已知的所有物品一样，珍善秘本的资源并非淘之不竭。也许摩根想向自己藏书的来源地表达一点谢意，所以第一个获准参观其纽约藏书的记者不是美国人，而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匿名“特派记者”。该记者独享此次机会参观完摩根藏书楼之后，写了一篇笔调欢快的报道，刊登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四日的《泰晤士报》。报道描述这座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大理石宫殿”——“此宝库防卫之严，世间无俦。我入库之后，得以尽览其中珍秘。J.皮尔庞特·摩根先生收藏之精美矜贵，可谓冠绝古今。除了洛伦佐·德·美第奇之外，应该无人可及了。而摩根品味之深广，甚或过之。”

该记者走入“青铜大门后是一大厅，富丽宽敞，全用最罕见之大理石筑成”。他发觉自己要对“其中珍品，即使作绝简略之描述，亦力有不逮”。凡他涉足之地，总会见到惊人的宝物。他问起一本“外观华丽、镶珠嵌玉之书”的来历，得知此乃阿什伯纳姆《圣经》，是一部手工制成的英国早期善本，几年前摩根花了十万美元购得。他穿行在那些“连大英博物馆所藏也相形见绌”的摇篮本之中，逗留于威廉·布莱克为《圣经·约伯书》手绘的插图前，还有菲茨（Phiz）为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所作的插图，《恩底弥翁》、《圣诞颂歌》、《名利场》和《艾凡赫》的亲笔手稿。他还发现了雪莱的私人笔记本，接着又浏览了塞缪尔·约翰逊、查理斯·狄更斯、罗伯特·彭斯、查尔斯·兰姆等名家的遗墨和书信。

记者问道：“阁下对《圣经》情有独钟？三十个书架上都是，其中两种是古登堡《圣经》，一部是纸本，一部是犊皮本。另有一四八二年版希伯来文《圣经》；自科弗代尔31之后的所有英译《圣经》；名流旧藏的《圣经》，例如法国政治家柯尔贝尔用过的，共三十二册，封面上印有这位政坛显贵的盾形纹章；还有曼特农夫人用过的，沃尔特·司各特用过的；还有冰岛文《圣经》以及其他奇异文字版本的《圣经》；一套十卷本的《圣经·福音书》，精致高雅，专为帕德卢家族而特制。”到“摩根先生藏书楼”的另一侧，他描述了相似的情况，又是大批的伊丽莎白朝和詹姆士一世时期印制的初版本。“这里几乎什么书都有——对开本和四开本的莎翁作品，还有弥尔顿、锡德尼、斯宾塞、约翰逊、德雷顿、托马斯·布朗爵士、马韦尔、沃勒、伯顿等人的作品，还有好几百个大家之作。”此外也有“所有印刷名家印制的书籍”，仅阿尔定版就摆满了二十一个书架，另外还有七个书架放着埃尔泽菲尔版。“阁下对卡克斯顿版和温金·德·沃德版也有兴趣吧？这里有四十本，有几种还是孤本。”

信步闲览，又发现了其他珍籍。“随便从书架上抽取一本书，都是珍本；随便一本书都是该类书中所能搜求到的最佳者。”这位访客以为已经尽览奇书，主人却再次邀他去另一个房间，此处深藏了“这座大理石宝殿内的镇殿至宝”，里面有世上仅存的弥尔顿《失乐园》残稿。“这个房间不仅能防盗防火，简直就是最新式样的保险箱，配备了所有改良设施。穿过一扇配有暗码锁的厚厚钢门，只见四壁都是钢墙，入夜后窗口有钢制百页窗保护。”

这位英国人承认对摩根“满怀崇敬之情”，宣称极为尊重“他的慷慨大方，他对珍本的热爱，他搜书的心力”。可是这位仁兄也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些英国的传家宝已无望重返故国。我在心中不停地说，首先它们就不应来到这里”。他还在文章的一处坦承，对于这位富豪出奇制胜，压过对手的窍门，他不得不服。“摩根先生购置拜伦手稿的经过读来就像人文学者写下的某些记录。他发觉英国找不到拜伦的手稿，但隐约听到传闻说，希腊可能有一些。他当即全权委托一名代理人不惜代价前去搜购。最终买到了十来本，里面有《唐璜》、《维纳》（Werner）、《曼弗雷德》（Manfred）、《马林诺·法里埃罗》（Marino Faliero）的手稿，以及其他一些作品的手稿。”该记者仔细看完摩根的藏书之后，摇摇头，表示难以置信。这篇报道的开篇有获准参观“爱书人之天堂”的得意之情，到篇末却转为阴郁严肃。他写道：“多少本来绝不应离开故土的宝物，如今藏身于纽约城中几个立方码的地方里，我相信没有一个英国人知道。于我而言，是叹为观止，还是伤心惨目，哪种感觉更多？我不知道。”时至今日，位于纽约市东三十六街二十九号与麦迪逊大道交界的摩根“爱书人之天堂”，已向游客开放，任由全世界的学者到此借阅，成了所有爱书人的朝圣地之一。自此处徒步再走十分钟，到东三十六街十一号，曾有一栋有九个房间的褐砂石小楼，原是罗伯特·霍及其家人的宅邸，如今已踪迹全无，因为数年前已遭拆毁，要腾出地方修建办公楼。正是在这里，霍氏与另外八位纽约收藏家创办了格罗利耶书社；也正是在这里，他保存了各种精善之本，直到一九〇九年去世。拟出售霍氏藏书的公告一出，立即引来大西洋两岸的极大关注。欧洲书商在美国人面前当惯了卖家，没有向美国人买入过，而今倒过来做了一回买家。在国际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书商纷纷奔赴纽约竞拍，例如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夸里奇（Alfred Quaritch）和欧内斯特·马格斯（Ernest Maggs）、巴黎的泰奥菲勒·贝兰夫人（Madame Théophile Bélin）、德国法兰克福的路德维格·拜尔博士（Dr.Ludwig Baer）。

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三日，离拍卖会开幕还有十一天，《纽约时报》作了如下报道：“至于价格方面，藏家和书贾猜度最多的书当属一部犊皮印本古登堡《圣经》。”迄至当时，索价最昂贵的一部印本以两万四千七百五十美元易手，那是一八八四年，J.P.摩根以此价从伦敦知名古董商伯纳德·夸里奇（阿尔弗雷德·夸里奇之父）处买入了一四五九年印制于德国美因茨的《圣咏集》，此书较四十二行本《圣经》远为稀有。翌日，《纽约时报》周日版又刊登了一篇特写，用了横贯两个版面的篇幅，粗体字标题是“美国人获得贵重私人藏书之法”。

该文章的发表时间恰逢霍氏藏书拍卖在即，然而文中对罗伯特·霍却几乎只字不提。倒是公众首次关注E.德怀特·丘奇的藏书。这批藏书数周前已经开始出售，交易额已达一百三十万美元，但初时无人留意，因为全是私下秘密成交。丘奇藏书中不乏珍稀善本，其中有《马萨诸塞湾圣诗》，还有“首次现身的孤本”：一六四八年版《马萨诸塞居民应遵守之法规及所享之权利》（The Book of the General Lawess and Libertyes Concerni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Massachusetts）。丘奇还藏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稿本。此书于一七九一年由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带去法国。一八六七年，美国驻法国大使约翰·比奇洛（John Bigelow）又把手稿带回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如今全部珍品均藏于银行保险库内，等待着决定花落谁家，或者说是花落几家，因为不大可能再保持完整了。”

这篇报道认为，终于有人向外“公布”丘奇藏书的新主人就是亨利·E.亨廷顿，但另有不少“书籍专家”早已透露，估计一百三十万美元的买价“应是一群富豪互相达成协议，而非互相竞争。据说这批爱书人之中，每人会留下丘奇藏书中自己特别想要的几本书，余者则公开出售”。因此就在霍氏藏书拍卖会前夕，纽约“书籍专家”的圈内人都认为亨利·E.亨廷顿不会大笔购入。至于认为他个人花了一百三十万美元买入丘奇藏书的看法，显然也很荒唐。大家都认为已被“公布”购买丘奇藏书的亨廷顿，在他的背后还有一群腰缠万贯的收藏家，不过出面的是亨廷顿罢了。

不过到了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众人的看法开始完全改变了。那天是星期一，到了下午两点半，霍氏藏书终于在安德森拍卖公司的艺廊拍卖。艺廊位于麦迪逊大道与四十大街交界处，离这位已故收藏家在城中的住所仅有几分钟的路程。在首场拍卖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十五世纪德国斯拜耳印刷商约翰于一四七〇年刊印，再由“同时代的某威尼斯艺术家饰以黄金，装帧极为繁缛富丽”，该犊皮书存世仅八部。书商乔治·D.史密斯首先开价一千美元，贝尔·达·科斯塔·格林小姐（Belle da Costa Greene）随之出价，最后史密斯以两千七百美元拍得这部珍本。据有新闻报道指出，格林小姐是代表她的老板J.P.摩根而来，而史密斯不过是自营生意的书商罢了。

第二轮竞拍在晚上八点一刻开始，二楼艺廊的四百个预留座位座无虚席，坐满了全球藏书界数一数二的大人物。格罗利耶书社保留了一本当时的新闻剪贴簿，今天还可以看到座号为107H的票根。拍卖会不冷不热地进行着，直到二五二号藏品出现，它是印制于一四八六年的《圣奥尔本斯之书》。32此书也由史密斯纳入囊中，他出价一万两千美元，压过了夸里奇的报价。拍卖了十七件藏品之后，竞拍迎来当晚的高潮时刻。拍卖的是图录上标识为《拉丁圣经》，亦即四十二行“圣经初版本”。此书分成两部对开本，用当时的橡木板与猪皮装订，由约翰·古登堡和约翰·富斯特在一四五〇年至一四五五年间在美因茨印制。拍卖图录上称它是“至精善本，其性质与重要，毋庸赘言”。除了给出“某些明显特点”，还用粗体大写字母标示一个要点：

首部活字印刷之贵重大书，日后恐再无机遇可获此犊皮印制之不朽巨作。

两部书摆上了拍卖场中央的桌子上。安德森艺廊聘来主持霍氏藏书拍卖的英国著名拍卖师锡德尼·霍奇森（Sidney Hodgson），他向焦急的人群问道：“我该叫价多少呢？”

房间后面有人报出了一百美元，引来一阵哄笑。随即乔治·D.史密斯叫价一万美元。此价一出，顿时断了胡乱假装叫价者的后路。阿尔弗雷德·夸里奇很聪明，他把价格提到一万五千美元，此时“出价更加活跃”，叫价上升得太快，“根本说不清它们来自何方。”竞价升到了三万美元，夸里奇只得放弃，他原想把此书带回英格兰的希望也落空了。而在十七年前，正是他的父亲将此书售给了罗伯特·霍。他的退出招来了美国人的一阵掌声，而掌声中似乎不无爱国热情。此后，费城的约瑟夫·E.威德纳与华尔街书商乔治·D.史密斯互相竞拍。到了最后，“书籍专家”和目瞪口呆的旁观者都意识到了，史密斯应是“代表一位大富豪”而来的。

据说威德纳是帮他的侄儿哈里·埃尔金斯（Harry Elkins）竞投。史密斯每次出价，威德纳都有应价，每次都是在自己的出价上再加一千美元。等到价格升至五万美元时，威德纳摇了摇头。霍奇森最后一次警告：“各位，这是购入这本书的最后机会了。还有出更高价的吗？”没有了。艺廊内一片喧哗，拍卖师手起槌落，古登堡《圣经》由乔治·D.史密斯拍得。与此同时，整个艺廊的人群都在大声叫嚷：“真正的买家是谁？真正的买家是谁？”霍奇森向史密斯递个眼色，史密斯点头表示同意。霍奇森随后宣布，古登堡《圣经》的新主人是亨利·E.亨廷顿。一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只见一位神情庄重、蓄着浓须的男士自前排座椅中站起来，向欢呼声表达谢意。他就是亨廷顿。这位加州人招摇炫耀，高调出场，又一派泰然自若，他早已决意要聚集天下最佳的珍善典籍。

第二天，拍卖会依然气氛热烈，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来说，价格高到“没有尽头”。“古书和近代书”的价格都高居不下，就连出席拍卖会的“欧洲专家”也为之“震惊”。史密斯与格林小姐再次狭路相逢，互不相让。这次两人是争夺威廉·布莱克的《弥尔顿》（Milton），“布莱克的全部作品之中，最为珍罕的原装初版本”；记录在册的仅有两本，一本藏于大英博物馆，另一本藏于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图书馆。报道称，格林小姐“一心要购入此珍本”，不过她“在史密斯叫出九千美元时，退出了竞拍”。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后续报道，接连三天的拍卖总额接近三十万美元，“乔治·D.史密斯是大买家”，而“他的幕后大老板”亨利·E.亨廷顿“就坐在他身旁”。不过史密斯也并非买清了所有的稀有奇珍。伦敦书商阿尔弗雷德·夸里奇与费城书商A.S.W.罗森巴赫也有一番龙虎斗，两人争夺的是十九世纪法国印刷商兼雕版师菲尔曼·迪多（A.Firmin-Didot）刊印的《克勒利多士与梅位代斯》（Cleriadus et Melladice）。这是一部法国中世纪骑士故事，一四九五年印制于巴黎，是截至当年所知的犊皮孤本。其时的罗森巴赫已是一名崭露头角的书商，而他的大名很快就会响彻二十世纪的收藏界。夸里奇出价八千美元将此书收为己有。不过罗森巴赫也拍得一本珍本，即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译的荷马史诗，一五九八年伦敦版，成交价为三千美元。

第一周的拍卖结束时，有人抱怨成交价“高得离谱”，明显“是书痴占了上风”。芝加哥书商沃尔特·M.希尔（Walter M.Hill）说：“要与史密斯先生竞购，我们就像在攻打一面砖墙。我本来是想帮芝加哥纽伯利图书馆采购至少三百本图书的，结果一本也没买到。”巴黎的泰奥菲勒·贝兰夫人因为拍卖价大大高出她的预算而心中气恼，就向记者抱怨道：“你们的书价啊，就像你们的摩天大楼那么高。”

两周前，《纽约时报》报道亨廷顿时只用了一段文字，如今则是大篇幅的报道，通栏大标题写道：“掏五万美元买古登堡《圣经》者”。下面的副标题分成六行：“亨利·E.亨廷顿豪掷一百三十万美元买下丘奇藏书，一举成名，跻身于藏书家之列，并收得大部分霍氏藏书。”报道同时配了亨廷顿的大幅照片，还有他营建的绰号为“大牧场”的豪宅。亨廷顿的大宅是十九世纪巴黎古典风格，位于加州圣马力诺小社区，离洛杉矶十一英里，毗邻帕萨迪纳。这个记者写道：“从早年起，他一直勤勉辛劳”，还提到是什么原因让亨廷顿十一年前决意要做一个藏书家。“他奋发自强，年仅五十，就已成为太平洋海岸的有轨电车大王，身家高达数百万美元。”经过多年打拼后，亨廷顿有了一个单纯的心愿：“现在我要找点乐子了。”

在《纽约时报》这条重要报道的旁边，还刊有一篇补充报道，分成五栏，标题是“J.P.摩根藏书楼人士称书价过高有害”，读来令人觉得别有意味。格林小姐在该报道中并未提及亨廷顿的姓名，但她批评的是谁，一看便知。她抱怨说，如此高价“真是荒唐之极，为害之烈莫过于此，开了危险的先例”。

在一篇颇长的题外话中，记者披露，前两个星期发生了多起“怪事”。“从全世界来了不少买家，很多都是书商，也有一些私人收藏家，还有一些代理商。这些代理商原想为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搜残补阙，最后只得铩羽而归。”但是落入书商之手的拍品并不多，落入收藏家之手的更是寥寥无几，除了“一两个富人”之外。“拍卖会上新出现一个收藏家，惊动全场。在此情形下用收藏家这个词，老派的爱书人可能不赞成。因为旧式藏家常去书店中巡阅，浏览书目，这些天性根本不见于新晋豪客身上”，这种经历“似乎素来是圈外爱书人所认同的收藏要素，而这位新来客就像是带着铁锹来的，拍卖会进行两天之后，据说其代理已投入了十五万美元”。

对于近期发生的事情，格林小姐直言不讳，“‘霍氏藏书是被整体卖出的。’她跟记者说。”她翻开写有自己笔迹的拍卖图录，上面显示了一位书商的名字——乔治·D.史密斯——“几乎是一栏接一栏，一页接一页，连续不断。”

其实格林小姐忘了说J.P.摩根。过去几年来，摩根本人就多次整体购得不少藏书，有一些还是上品奇珍。一八九九年，摩根买入图维（Toovey）的藏书，其中有五百二十九部阿尔定版古籍、多部法式装帧的名品、一部极精的小牛皮装帧第一对开本，上有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西德尼（Robert Sydney）的纹章。一九〇〇年，他又耗资二十万美元，从纽约州奥斯威戈的西奥多·欧文处买入一批珍品，其中有古代稿本、摇篮本、莎士比亚研究资料、美国史料。一九〇二年，他出价十三万美元，从英国曼彻斯特的理查德·班尼特（Richard Bennett）处买入了下列俊物：二十四部卡克斯顿印本；古罗马基督教拉丁教父拉克坦提乌斯的著作，一四六五年刊印于意大利苏比亚科；还有一本设计名家威廉·莫里斯旧藏的《圣奥尔本斯之书》（The Book of St.Albans）。次年，摩根又先后入手了威廉·布莱克为《圣经·约伯书》所作的插图，还有约翰·爱德华·克尔（John Edward Kerr）收藏的法国传奇文学和骑士文学作品。如果上述的还不算，格林小姐对史密斯的莽撞狂购仍觉得不快，那她肯定忘了一九〇〇年的某个伦敦之夜。那天晚上，她拟竞投十四部卡克斯顿古本，原主人是已故的阿姆赫斯特勋爵。晚餐时，一群书商以开玩笑的口吻求她不要喊价太高，高到令他们无望竞争，这会让他们觉得难堪。后来她在席间收到一封电报，告知阿姆赫斯特勋爵遗产代理人接受她的条件，私下以十二万五千美元成交。她对各位同行说：“各位先生，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们了。明天我不会跟你们竞争。”

格林小姐认为霍氏藏书的拍卖价“荒唐之极”且“贻害后人”，她的抗议动机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并没有完全显露。不过就在次日，托马斯·马洛里爵士（Sir Thomas Malory）所著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将拿出来拍卖。霍氏藏书拍卖图录上称其为“人间孤本，品相至佳”，是威廉·卡克斯顿于一四八五年在威斯敏斯特印制。摩根已收有六十二部威廉·卡克斯顿的印本，不过依然觊觎此书，想入藏插架。拍卖一开始，格林小姐就喊价五千美元，乔治·史密斯随即反击，报价一万美元。第三次喊价是一万一千美元，接着是一万五千美元，然后是两万美元。经过一轮快速的你来我往，每次加价一千美元，拍卖价升至两万四千美元，接着是三万美元，此时其他人都退出了拍卖，仅剩下史密斯与格林小姐。两人每次加价五百美元，一直到四万两千美元，共喊价二十四次。到此每次加价为一百美元。最后到了四万两千七百美元时，史密斯退出，格林小姐以四万两千八百美元确认成交，这部卡克斯顿印本成为摩根藏书楼之物。《纽约时报》报道说：“她成功拍得此书后，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许多人上前祝贺她。此书是霍氏藏书的珍品，据说摩根先生志在必得。”如有必要，格林小姐“会出价逾五万美元，超过此前亨利·E.亨廷顿买下霍氏古登堡《圣经》的出价”。此话不假，就在此书要拍卖的前两天，格林小姐在法国艾克斯莱班拍电报给摩根：“是否不惜代价买下？”摩根答道：“自行决定。宁可出价七万五千或十万亦胜于失去。”

以上种种事情均发生在霍氏藏书拍卖会的头两个星期，后来这批藏书又定期拍卖了一年有半。亨廷顿是大赢家，但也有不少珍品散入他人之手。例如，约翰·D.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高管亨利·克雷·福尔杰（HenryClay Folger）就趁此机会增添了一些与莎士比亚及伊丽莎白王朝相关的藏品。收割机发明之父的儿子、芝加哥实业家赛勒斯·H.麦科马克（Cyrus H.McCormack，1859—1936）买入了一五〇四年版的“意大利人韦斯普奇”著作和一四八八年的《荷马史诗》五卷初版本，这些书最终入藏普林斯顿大学。圣路易斯的威廉·K.比克斯比（William K.Bixby，1857—1931）亦大举购入手稿，后来他私下将其售予亨廷顿。费城的威德纳没有成功拍得犊皮古登堡《圣经》，不过也花了两万四千美元买了霍氏藏书的一些珍品，而今这些珍品已归哈佛大学。

霍氏藏书拍卖始于一九一一年，当时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Harry Elkins Widener）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深嗜聚书，已令人瞩目。他的祖上在费城经营有轨电车，家产极丰厚。二十世纪初，费城藏书家A.爱德华·纽顿（A.Edward Newton）写有几部关于藏书消遣之乐的书话。他回忆与威德纳参加第一轮霍氏藏书拍卖时的情景。一天晚上，两人饭后漫步于第五大道。威德纳想到，如果所有的稀世珍本继续归于年长的时人，自己怎么还能成为大藏书家呢？这位后生跟纽顿说：“我不希望在后人的记忆里，我仅仅是一个收藏了几本书的藏书家，不管这几本书是多么珍贵。希望后人想起我时，能联想到一座藏书丰美的大图书馆，可我却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建成图书馆。亨廷顿先生和摩根先生正在买光所有珍善本，比克斯比先生又在买手稿。等到我的时机来临，若真有这么一天的话，已经没什么东西剩下给我了——全都没了。”

尽管霍氏藏书的拍卖竞争激烈，年轻的哈里·威德纳还是成功竞得几件珍品，其中有几期珍罕的《卫报》（Guardian）和《闲谈者》（Tatler），33还有艾莎克·贾加德（Isaac Jaggard）于一六二〇年刊行的《英译薄伽丘》（English Boccaccio）。然而日后事情的发展，属于他的时日来得如此之快，他做梦也没想过，而实现梦想的方式，他也万万没有料到。一九一二年三月，威德纳乘坐毛里塔尼亚号偕同父亲乔治·D.威德纳与母亲埃莉诺（George D.and Eleanor Elkins Widener）远赴英伦，前去观看苏富比拍卖行即将拍卖的一批藏书。这批藏书是亨利·胡思（Henry Huth）和儿子阿尔弗雷德父子两代人搜访的心血，购自各地的书店。威德纳当时急着返回纽约，一个原因就是要看看霍氏藏品的拍卖。他在四月一日安排夸里奇有限公司将他刚买的八本书运上卡帕西亚号。不过他决定随身携带一部珍本，即一五九八年版弗朗西斯·培根《论说文集》。据说威德纳对伦敦书商夸里奇说过一句俏皮话：“我想还是要往口袋里装上培根这本小书。万一沉船，也可随我而去。”最初说起这则轶事的是纽顿，之后又有多人提过。这则一语成谶的逸闻后来证明实为杜撰。

夸里奇公司的书商阿瑟·弗里曼（Arthur Freeman）曾经在《藏书家》杂志发表过一篇考订精密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哈里·威德纳确实提过那本十二开的小书，不过比起那则“谶语”式的轶事，无疑是真事中的言语更让人心酸，而结局也更为惨痛。威德纳应该说过：“妈妈，我刚刚往口袋里装了那本培根的小书，这本小书会跟随我的！”他显然不是在四月一日向夸里奇说过那样的俏皮话，而是在两个星期之后才说的，其时他帮助母亲登上救生艇逃离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而他就要面临死亡了。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晚，泰坦尼克号的船长爱德华·J.史密斯（Edward J.Smith）在头等舱餐厅里与一群费城社会名流交谈，出席晚宴的嘉宾之中就有威德纳夫妇。就在几个钟头之后，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客轮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到了凌晨一点过后不久，舷窗的舱灯还在闪耀，这艘英国白星航运公司引以为荣的巨舰猛然翘起船尾，仿佛在嘲笑旁边救生艇上还在观望的幸存者。他们共有七百零五人，对眼前的情形震骇不已。泰坦尼克号蓦地一片黑暗，滑入水中，带走了一千五百二十二名船员与乘客的生命。哈里的妈妈威德纳夫人及其女仆在四号救生艇上，同船的还有船上最富有的乘客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的夫人及其女仆，另有四十名妇孺。

沉船伤亡者的名单直到当周周末才统计出来，不过灾难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纽约，其时离霍氏藏品即将再于安德森艺廊拍卖还有几个钟头。据罗森巴赫传记的作者断言，哈里·威德纳委托过罗氏在当天竞投卡克斯顿印制的十四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高尔（John Gower）的《爱人的告白》（Confession Amantis），但是乔治·D.史密斯又一次出了更高价，替亨利·亨廷顿拍得此书。到了四月二十日，那天是星期五，有传闻说威德纳父子均已失踪，罗森巴赫拍电报给伦敦的夸里奇以确认噩耗。

十五年之后，罗森巴赫称：“如果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还在世，他会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藏书家。藏书是他的毕生志业，他的消遣，他的癖好。”不过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死后所享受的荣光，他生前可能连想都不敢想。

两年后，威德纳夫人在给罗森巴赫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世间所有欢趣，均已离我而去。”为了抚慰心中的伤痛，她着手在儿子的母校哈佛大学建立一座纪念馆，冀望能让儿子的名字永垂不朽。罗森巴赫对此也鼎力相助，帮她筹措这份出类拔萃的厚礼。据罗氏传记的作者埃德温·沃尔夫二世所载，罗森巴赫按照威德纳夫人的指示，开始“旋风般大举收书”，悄然购入了诸多善本秘册，例如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查普曼译《荷马史诗》的赠阅本、沃尔特·司各特的斯威夫特传记手稿、乔治·克鲁克香克34为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所作的插图、菲兹35为狄更斯的《小杜丽》（Little Dorrit）所作的插图。威德纳夫人为此花费了约十二万美元，并让罗森巴赫谨慎地把新购的珍本与儿子早前搜集的藏书合为一体。另外，她的公公彼得·A.B.威德纳（Peter A.B.Widener）也给了六千美元，购入丁尼生名作《轻骑兵进击》（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的手稿。等到一切事务料理停当之后，归于哈里·威德纳名下收藏的珍本秘籍已约有三千三百本，之后悉数捐予哈佛大学。

一旦决定将藏书捐给哈佛大学，威德纳夫人马上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些珍本能得到妥善安置。她开始时想捐建一座翼楼给哈佛，一劳永逸地保存这批藏书。但就在哈里·威德纳去世之时，哈佛正在设法弥补现有的高尔堂（Gore Hall）图书馆设备的不足。其实早在十八年前，当时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贾斯丁·温泽（Justin Winsor）就称高尔堂“严重不足”。温泽在一八九四年的年度报告中说：“余心急如焚，已极言语提醒之能事。混乱逐年加剧，馆内藏书日增。敝馆多赖各界博学友人捐资以添置藏书，然则至今尚未能妥善保存所获之厚礼，亦未能尽董理赠书之责，造福民众更无从谈起。”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离泰坦尼克号从南安普敦启程尚有五个月。新上任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卡里·柯立芝（Archibald Cary Coolidge）告诉一位哈佛男校友，所有新馆计划“处于暂停状态”，由于缺少大捐赠者，哈佛已“陷入窘况，仅能维持”。意料之中，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哈佛大学在寻求一位财力雄厚的捐赠者。波士顿某报借题发挥，刊登了一则逗趣的消息，还用黑体字印出某个段落，看上去就像一条分类广告，文字诙谐：“诚征——百万富翁。有无慷慨之大富翁向哈佛捐一栋图书馆大楼？洛克菲勒先生请留意。卡内基先生请函复。”该报的这条消息只是想逗人一笑而已。然而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哈佛大学校长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 Lawrence Lowell）请小摩根（J.P.Morgan,Jr.，1861—1943）去找安德鲁·卡内基寻求帮助。两周后，小摩根回函说，据他的感觉，“哈佛尊贵如此，应不可容纳名为卡内基图书馆者。”洛厄尔回复道，他对“以卡内基冠名我校图书馆”一事绝无异议，只要这位钢铁大亨答应“捐一完整之图书馆”。

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洛厄尔再次致函小摩根，又提出一个请求：“阁下有无认识可与令尊提及此事之人？如令尊有意捐款建馆，全体或部分均可。尊公已为敝校出力良多，实不应再次相烦。”其实六年前，老摩根就已捐款资助建造哈佛医学院的三座大楼，借此纪念父亲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Junius Spencer Morgan）。正如洛厄尔在信中所说：“古语云‘善有善报’，信非虚言也。惟第二件好事多非做第一件好事者所为。”小摩根在四月五日的回信中说，家父现在国外，此事最好等到夏末他回来后再议。不过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威廉·本廷克-史密斯（William Bentinck-Smith）指出，“钓鱼式试探”摩根的行动十天后就结束了，颇有戏剧色彩。沉船“悲剧带来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可能帮助哈佛脱离困境”。

哈佛大学此前已知道可得到哈里的珍本藏书。不过柯立芝在五月二十四日致同事的一封信中说，威德纳家族要求“我们应有妥善之处安置这些藏书”。柯立芝还说，某些报纸称威德纳夫人可能捐建一座“翼楼”，此举让他有点担心。“尚未确定‘翼楼’作何解。若仅于老楼侧边另添新翼，如此礼物则无甚兴趣。”一周后，柯立芝向小摩根描述了这个左右为难的情景。小摩根的回复很乐观：“如威德纳家族捐资建造整栋大楼，对此我不会惊奇。要安放哈里·威德纳藏品，建造一栋大楼自然远胜于起一座独立小图书馆。如果我对此事能说句话——或许我会有机会——我肯定会这么做。”

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威德纳夫人愿意出资“建造整栋图书馆”。她欣然捐出二百万美元作为完成工程的资金，只是坚持要起用她指定的建筑师霍勒斯·特朗鲍尔（Horace Trumbaur）。一九一三年二月，在威德纳夫人正式捐款之后的一个半月，高尔堂消失了，破土动工准备建新楼。其时已有七十二年历史的高尔堂是当地的标志，直到今天，坎布里奇的市徽上还有它的图像。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六日，威德纳夫人身穿一袭黑裙，戴着黑纱，放下了奠基石。两年后，在毕业典礼上举行了新楼捐献仪式。就在典礼举办的几个小时之内，以前分藏校园各处、装在箱子内的图书由一辆辆货车运往新馆。三个半月之中，新馆每周都有四万六千本图书入藏。如今哈佛大学的藏书总量多达一千两百八十万册，威德纳图书馆的藏书占其四分之一，依然是庞大的哈佛图书馆系统的首要库房。环绕馆内两个内院是分成十层的承重书架。馆内中央位置有一个装潢雅致的房间，用黑色橡木和白色大理石装饰，里面存放着一九〇七届哈佛校友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构想与集藏的珍善之本，再由深爱他的母亲威德纳夫人完成此事。图书馆竣工的前一年，她指示罗森巴赫：“图书馆建好后，我希望把所有藏书都安置在那里。这样我会倍感幸福，我心中明白这是按照儿子的心愿来做的。”

约在霍氏藏书开始拍卖之时，一位耶鲁学院的学生也向母校奉上礼物，以此表达对一门受到启迪的本科课程的感激之情。他是一八九六届毕业生，在校时“并不出众，但对母校颇有感激之情”。他名叫亚历山大·史密斯·科克伦（Alexander Smith Cochran），是纽约州扬克斯市人。他继承了祖辈的地毯制造公司，一九〇三年其资产估计高达五千万美元。科克伦平日最爱赛艇。一九一〇年，他名下的西进号、三叶草号、流星号、赫马尼亚号纵帆船在各项国际赛事中所向披靡。此外他也想集藏少而精的戏剧名作。在耶鲁读书时，他特别喜欢威廉·莱昂·费尔普斯教授（William Lyon Phelps）主讲的“伊丽莎白王朝戏剧”课程。他向费尔普斯教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拟在耶鲁校园附近为本科生建立一处艺文会社，算是赶潮流妥善安放藏书。这个会社就是日后为人熟知的伊丽莎白俱乐部。

几年后，费尔普斯教授坦承，他仅是记得课堂上的科克伦“害羞寡言”。教授说：“他对我的课程有没有印象，我无从得知。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了解，也不知道他是个百万富翁。”可是读了科克伦准备捐献的书目时，这位师长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他的藏书让人十分惊讶。本本都是珍秘，全部书籍价值达几十万美元。有四开本的莎士比亚作品，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初版本，还有初版的培根《论说文集》等。”

科克伦在提议中坚持要把藏书安置在会社里面，而不是在大学图书馆；会社的藏书供所有大学生使用，不分年级高低。他先付了七万五千美元，在学院街购买了一栋漂亮的旧楼并重新装修。他还答应会再给十万美元作为首次捐助。初时，耶鲁大学校长阿瑟·特文宁·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拒绝了科克伦的提议，认为是“异想天开”，不过很快他就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听说哥伦比亚大学很乐于帮助这位喜爱赛艇的大亨实现心愿。科克伦还做了一件好事，他请了伦敦夸里奇公司对其藏书精品再次进行汰粗存精，令其更为珍善。胡思藏品在伦敦拍卖的前几天，科克伦优先出价，花了三万英镑买入三十二本莎士比亚作品的四开本。在这笔交易中，他还买入一部莎翁的叙事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一五九四年版，存世仅三本；一套《理查三世》四开本的校样，还有一部“精绝”的一五九九年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四开本，也是人间罕见之物。

有了这些藏书作为基础，再加上其他耶鲁朋友赠送的莎士比亚时代的文献书籍，会所的藏书日益增多。“在校的大学本科生也能得到精绝善本的熏陶，这是伊丽莎白俱乐部的独特之处。”现任会社社长斯蒂芬·帕克斯（Stephen Parks）说道。他开启了一扇钢门，领着我们进入了一个面积为一百四十四平方米的宝库之中。“这里的藏书价值达两千万美元。每当开学之后，一周七天，会社内到处都是学生，喝着茶，吃着三明治。三明治菜式三十年不变。周一是西红柿，周二是黄瓜，周三是鸡肉色拉，周四是肉桂烤面包，周五是金枪鱼，周六是海枣果仁面包，周日是花生酱。”会社后院是一大片草地，春秋两季，学生在此可玩槌球游戏。“有时我们与哈佛图章会社打一场比赛。”每逢周五下午，会社就移走假墙，敞开书库，展出藏书。英式茶点热气腾腾芳香四溢，手抄纸与优雅真皮老书散发芬芳，两种不同的香气一闻便知。费尔普斯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年我开始讲授伊丽莎白王朝剧作家的课程，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今日的情形。”

耶鲁激发了亚历山大·史密斯·科克伦对英国戏剧的兴趣，正如哈佛对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施加了魔力一样。上述两个事例，其结果均有智慧可获取，尽管哈佛是首先积极行动的。威德纳图书馆于一九一五年启用后不久，一八九三届的哈佛毕业生乔治·帕克·温希普（George Parker Winship）应邀离开了罗得岛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重返母校，成为哈佛的首位珍本书专家。他的第一个议程就是在新图书馆专辟一处安全区域，留作珍本室。接着他从哈佛现有的普通图书中选出精善之本，又从新馆落成后“潮水般的贺礼”中筛选出珍稀善册。这位知名的藏书家还有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招——他有非凡的能力，能从一大群学生中认出将来会捐助母校的人，同时用别出心裁的方法去培养他们对精雅藏书的兴趣。

理顺新工作之后，温希普着手讲授一门有点像是“手工”的课程，当时课程表上编号为“美术5e”，修读的学生基本都是富家子弟。温希普的私淑弟子寥寥可数，博伊斯·彭罗斯（Boies Penrose）是其中之一。他在为格罗利耶书社撰写的短文里回忆道，对于这门“著名”课程，学生不仅仅是注册而已，他们还要“申请会籍”，竞争相当激烈。

“老实说，这不是一门普通课程，不是开学时简单填写表格就可注册的。”为了确保申请人有“合格资质”，“导师亲自严加监督”招生过程。因此大家都知道“5e”是“哈佛相当排外的会社之一。不过温希普的严苛甄选后来当然证明是对的，他的很多学生都成为终生的爱书人”。

这门课程除了“入学标准”排外，“上课的实际环境也别具一格。”学生聚在装潢雅致的威德纳珍本室，此处存放了哈里·威德纳的秘籍善本，还有“安乐椅，熊熊炉火”，尽享“宫殿般的奢华舒适”，如同“鉴赏家的环境”。温希普坐在长桌的一头，

时不时把玩着泥金装饰写本与摇篮本，让我们细细端详。他极少作工艺指导，谈得最多的是欣赏书籍之美与书籍的文化背景。他强调的是作为创造物、艺术品、时空之重要因素的书，而非斤斤于页码、校勘等寡淡无味的枝节。他很看重这些事情，而且他的谈吐真是妙语连珠，我们大多数人对此如痴如醉，倾倒其中。

温希普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三一年讲授“美术5e”课程。课程手册对这门课作了浅显明白的描述，不过也有个别字句透露了课程的本质。“本课程是为视书如艺术品者而设立。修读者应期望拥有或欲制作典丽考究之书。此课程重要目标之一是训练购书者之品味、培养其博闻广识以裁断珍本与精雅典籍之价值。”纽约州科宁市人小阿瑟·A.霍顿是施托伊本玻璃公司的继承人，亦是一九二九届哈佛毕业生。当年他选修了“美术5e”课程。获得学士学位十一年后，他出资在哈佛建造了第一座专门存放珍本古籍的美国大学图书馆。一九四二年，霍顿图书馆开放，时人称为“纵非全世界最先进之图书馆大楼，亦已冠绝美国”。辛辛那提州的小贝亚德·L.基尔戈（Bayard L.Kilgour,Jr.）是一九二七届的学生，也师从温希普。他向母校捐赠了T.E.劳伦斯的藏书、书信、手稿，这些原是私人藏品，当时公认是出类拔萃的精华。在此之前，他还捐了逾两千件十八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各类藏品，都是俄罗斯本土以外的精善极品。他因此而获颁“斯拉夫藏书”名誉馆长的称号。基尔戈的赠品大多购自某个纽约书商。该书商原想将这些藏品卖给几家公共机构，却被回绝了。时任霍顿图书馆馆长的威廉·A.杰克逊（William A.Jackson）在这批收藏目录上如是说：“基尔戈先生深知这些藏品的重要性，而卖家原拟转手的几家公共图书馆对此一无所知。”

修读“美术5e”课程的其他著名的毕业生还有斯坦利·马库斯（Stanley Marcus）、卢修斯·毕比（Lucius Beebe）、小卡尔·福兹海默（Carl Pforzheimer,Jr.）、沃尔特·怀特希尔（Walter Whitehill）。霍顿图书馆启用后，温希普的另一位传人菲利普·霍弗（Philip Hofer）愿意为图书馆无偿提供服务，并在哈佛度过余生。霍弗收书的趣味极高雅，又精于鉴定。据霍顿图书馆珍本书馆现任馆长罗杰·E.斯托达德（Roger E.Stoddard）说，霍弗捐献的插图本和手稿“足以让他有资格获称为哈佛图书馆最好的捐赠人”。威廉·A.杰克逊担任珍本书馆馆长期间，哈佛的藏书大增，荣膺“大搜购家”的美誉。他看到温希普对富家子弟书迷的影响，“艳羡不已”，问起怎样挑选修读课程的学生。温希普毫不犹豫地答道：“威士忌的醇香，还有会社的别针。”

耶鲁也有与温希普相颉颃的才俊，他就是昌西·布鲁斯特·廷克（Chauncy Brewster Tinker）。他在一九二四年向耶鲁的校友抱怨说，哈佛“一路领先”，而“耶鲁总是屈居第二”，认为此事令人极为“难堪”，但他又说“不过纵使如此，也比第五第六名为好”。廷克对耶鲁出身的一代藏书家也产生了相似的奇迹，不过正如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前馆长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所言：“哈佛比其他所有院校都领先了二十五年。”罗杰·斯托达德同意这个看法，他指出“从一九三五年到现在，几乎每项对哈佛图书馆的藏书所作的捐赠，多多少少都与温希普的美术课程有关”。

亨利·E.亨廷顿从未上过大学，也从未参加任何赏鉴书籍的讨论会，可以赞叹泥金装饰写本之美，或者摸摸用顶级装帧工具制成的典丽皮面珍版书。一八五〇年，亨廷顿出生于纽约州奥尼昂塔市。成年之后，他多半时间都是与伯父科利斯·P.亨廷顿创立和巩固其铁路帝国，初时在美国南部，后来出人意料地迁到加利福尼亚州。开始藏书时他年事已高，为何还要决心投入如许精力并不惜投入巨资呢？没有人能真正明白。按照罗森巴赫的猜想，亨廷顿藏书的因由也许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据罗森巴赫引述，亨廷顿说过：“世人生生灭灭，书籍却可永存。要盛名不朽，集藏一批珍秘善本正是无上的稳妥捷径。”亨廷顿从何处生此念头，罗森巴赫没有说，或者是因为罗氏不想颂扬已故的乔治·D.史密斯。因为若要评选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书商，能和罗森巴赫争此头衔者，惟有史密斯一人。史密斯曾经在一本短期发行的刊物《文苑藏家》（Literary Collector）上发表文章称：“时至今日，多少帝王已化为尘土，其姓名亦为世间遗忘。但收藏家因其珍本善本传世而家喻户晓，流播千万人之口，此实为博取盛名之正路也。”

若说聚藏珍本秘籍是获得不朽芳名最稳妥最快捷的途径，那么亨廷顿积书以稳妥快捷著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年他好勇斗狠，在加州创办了庞大的运输帝国，在藏书方面他亦是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亨廷顿已六十二岁。七个月后，最后一批霍氏藏书拍卖完毕，成交共计一百九十万美元，有一半成交额要归于亨廷顿。他还豪掷一百三十万美元，悉数购入丘奇的全部藏书。不过，好戏还在后头。

“悉数”一词的起源与亨廷顿没有关系，但一举买清其他藏书家的所有藏书则是他的个人风格。亨廷顿辞世后四年，一九三一年出版的第一期《亨廷顿藏书楼简报》（Hungtington Library Bulletin）中提到，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确定有一百一十二位藏书家的藏品大半是整体购入。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舍伯恩（George Sherburn）写道：“亨廷顿藏书基本上是‘藏书中的佼佼者，亦是收藏中的佼佼者’，此话怎么说也不为过。”

亨廷顿的一些藏品颇值一提。一九一三年，亨廷顿买入格伦维尔·凯恩（Grenville Kane）收藏的乔治·华盛顿手札及文稿，每件藏品至少都能与华盛顿成年后的每一年逐一对应。不久他又入藏了林肯从业律师时的合伙人沃德·希尔·拉蒙（Ward Hill Lamon）收集的一批文献资料。虽然亨廷顿在卡克斯顿印本收藏上无法与摩根争雄，不过一九一四年，他也来了一次大手笔，耗费七十五万美元向英国德文郡公爵买入了二十五部极精之本，该批藏品中还有七千五百部早期英国戏剧和一百一十一张演出海报，都是英国名演员约翰·菲利普·肯布尔（John Philip Kemble）的旧藏。

一九一五年，亨廷顿从一位纽约律师弗雷德里克·R.哈尔西（Frederick R.Halsey）处买入两万部英美文学名著，里面的精品有狄更斯、史蒂文森、弥尔顿、雪莱和爱伦坡等人的著作，还有两本爱伦坡的《帖木儿及其他诗歌》。两年后，他再次买入埃尔斯米尔男爵在桥水大宅的四千四百部藏书，内有查普曼和约翰·马斯顿36的文稿，还有一万两千件手稿。其中的至精之作是一部泥金手抄的乔叟作品，如今摆放在亨廷顿藏书楼的陈列室中央，甚为抢眼。然而亨廷顿也懂得谨慎有时胜于果断。一天清晨，他去纽约收藏家贝弗利·丘家里，准备议购丘的一千六百部英国珍本。他见到丘正苦恼不堪，丘承认：“我昨晚整夜都没合眼，总在惦记着以后就要和我的书分离了。”

亨廷顿答道：“丘先生，如果您感到与藏书分开是这样，我就先不买了。不过到了哪天您决定要卖书，我希望能有机会第一个购买。”随后一年之内，亨廷顿付给丘五十万美元，购入了丘的藏书。

在刚刚藏书的头十年，亨廷顿委派精明能干的乔治·D.史密斯出面。史密斯是纽约人，脑瓜灵活，爱抽雪茄爱赛马，他在拍卖行和赛马场上都是一样的热情投入。霍氏藏书拍卖时，史密斯大出风头，因此他自夸说：“教训教训那些英国书商和欧陆书商，让他们知道美国人的冒险天性。他们会有好些日子忘不了的。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爽。”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亨廷顿在不久前的胡思藏品拍卖会上买入了三十件拍卖品。他写信给史密斯道：“顷闻兄将尽售良驹，可喜可贺。足下日后专注贩书可也。如兄者若能于赛马场上成功，岂非奇迹？愚以为，溺于赛马而死前不‘倾家荡产’者，百无一人。”

史密斯精于两面下注，避免损失，这点可谓并无疑问。他曾在一九一六年和一批美国书商乘船远赴英伦，大家都想竞投布里特威尔大宅藏书的第一部分。而据理查德·S.沃姆泽（Richard S.Wormser）写给格罗利耶书社的一篇描述史密斯的短文，史密斯“忘了告诉他的同船旅伴，他在几天前已经拍电报买下所有藏品”。精明过人的史密斯一直把他的办事处设在纽约金融区的华尔街四十八号，而不是较远的纽约上城，因为大多富商巨贾都在华尔街洽谈业务。沃姆泽指出：“当时所有的大收藏家都是他的客户。他是出名的能干，又藏有不少珍本，自然能吸引他们光顾。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顾客当中有些人，从史密斯做买卖的方法看到了与自己聚财的做法相似。”

如果史密斯能活到五十岁，他可能会继续担任亨廷顿和其他豪富客户的委托代理，但是他却在一九二〇年初意外身亡，去世后留给对手一片“沃土”。在众多对手之中，尤以费城人、满腹经纶的哲学博士亚伯拉罕·西蒙·沃尔夫·罗森巴赫（Abraham Simon Wolf Rosenbach）最为特出。其实，罗森巴赫早已在逐步蚕食史密斯对亨廷顿的垄断业务。据罗森巴赫公司的档案记录，史密斯还在世时，罗森巴赫的公司已经和亨廷顿做成了好几宗生意，一宗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的威廉·布莱克的画作一批，之后两周又达成了一宗美国史料的交易。史密斯显然已经不是亨廷顿的惟一代理人，罗森巴赫业已大举侵蚀了他的份额。

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罗森巴赫打电报给亨廷顿，他刚刚“一举购入”了马斯登·J.佩里（Marsden J.Perry）的藏书，愿意让亨廷顿“先买入阁下未收之莎剧四开本”，包括“内有三本刊印于一五九一年与一五九二年，为目前所知之最初版本”。此言实在令人震惊。因为业界从未听过马斯登·J.佩里的莎剧藏书要出售。

这批书里面的善本孤本不在少数。罗森巴赫博士告知亨廷顿将于两周后到加州一游，问起是否可顺道拜访并商议此事。他说：“烦请保密购入佩里藏书一事。愿呈阁下先睹为快，再另售他人。请即电报告知。”罗森巴赫公司留存的文件里未见亨廷顿的答复，不过后来两人确实在加州会面了。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亨廷顿签署了一份仅有一页的手写合同，确认买入佩里藏书之中的十一部莎剧四开本，包括有《约翰王》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均是一五九一年版，另有一六七六年版《哈姆雷特》与一六八四年版《尤利乌斯·恺撒》，“全部书籍优惠价十二万一千美元，现金支付，明日送来我处。”

罗森巴赫还把佩里的部分藏书售给亨利·C.福尔杰和艾米莉·乔丹·福尔杰。福尔杰夫妇收藏的莎士比亚著作之丰美在日后举世无双。七个月后，乔治·D.史密斯去世，此前罗森巴赫已和亨廷顿做成了第一笔大买卖。可能是因为史密斯那时看不上佩里的藏书，以致有此结果。其实这位罗得岛金融家从一八七〇年代就开始搜藏有关莎士比亚的书籍文献了。

一九四六年，克拉伦斯·S.布里格姆（Clarence S.Brigham）为纪念罗森巴赫诞辰七十周年撰写的一篇随笔中提到，佩里的大志就是买下德文郡公爵收藏的五十七部莎剧四开本：

有一天，我和佩里聊天。我说：“昨天我见到了乔治·D.史密斯。他告诉我，他替亨廷顿买下了德文郡公爵的莎剧四开本。”佩里脸上露出失望之情，说道：“如今我的收藏再也不能独领风骚了。我想，是时候出售藏书了。”到了一九一九年，他把有关莎士比亚的全部藏书卖给了罗森巴赫博士，作价五十万美元左右。史密斯耍尽手段要买入这批藏书，而且信心十足，他以为别的书商出不起这样的大价钱。但是他判断错了，他没有料到（罗森巴赫博士）出手会如此之快，如此之狂热。

布里格姆漏说了一点，史密斯把德文郡公爵的四开本莎集转手售给亨廷顿，佩里痛失良机，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藏书卖给罗森巴赫，可能就是要让史密斯尝尝这种滋味。无论如何，正是佩里的决定，让时年四十三岁的罗森巴赫立即就认识了当时一些最显赫的大收藏家。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就是罗森巴赫拍电报给亨廷顿之前的一周，他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致函福尔杰，告知他已收到十万美元，将用来支付佩里所藏的精善之本，价值达十二万八千美元。罗氏的多数书信都爱夸饰其辞，也算是他的风格。他在信中说：“谨在此祝贺阁下入藏世上现有之至精莎集，此皆为无价之宝，即一六一九年版之格温藏书。”这套书内有九部莎剧，因原主人爱德华·格温（Edward Gwynne）盖在原版牛皮封面上的名章而得名，比第一对开本还要早四年，价值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一部古本莎剧。八年后，罗氏在《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撰文，对此书的价值作了一番天马行空的猜测：“若今天拍卖此书，我敢肯定其价必不低于二十万美元。”

罗森巴赫素来爱公开自夸他卖书达成的天价，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痼习。虽说这些大数目可以眩人眼目，但信口开河就会招来麻烦。罗氏亦将佩里的部分藏书卖给了洛杉矶的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William Andrews Clark）与费城的约瑟夫·威德纳。这批藏书快卖完时，他向报社透露了战果，没料到此举惹恼了福尔杰，招来一番指责。原来当时福尔杰担任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老板就是老洛克菲勒。消息见报传开之后，洛克菲勒与他有过一次谈话。洛克菲勒话中有话地说道：“亨利，我在报纸上看到，您花十万美元买了一本书。”福尔杰承认确有此事，但随即借口说是报刊夸大了交易金额。想不到又招来了洛克菲勒的以下一番话：“亨利，听到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我儿子，还有我，董事会，都为这事感到烦恼。我们不敢设想属下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会傻到花费十万美元去买一本书！”

不过根据费城罗森巴赫藏书楼兼博物馆的记录，福尔杰确实傻乎乎花了大价钱去买书。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他付给罗森巴赫的金额高达一百三十八万八千九百九十美元，其中四十二万一千七百零五美元用在拍卖会上购入藏品，余下的用于搜罗书籍。罗森巴赫似乎也确实有兴趣帮助福尔杰搜集世上最全最精的莎士比亚著作古本。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福尔杰，信笺抬头标有“绝密”两字，说要售给福尔杰“印制于十六世纪之莎剧四开本孤本”，也就是一五九八年印制的《理查二世》，他刚从威廉·A.怀特（William A.White）处购得此书。他在信中跟福尔杰说：“此书只能售予足下或亨廷顿先生，谨向阁下最先报价。兄乃拥有莎剧四开本孤本《泰特斯·安得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之私人藏书家，此亦个中原因之一。亨廷顿尚无此运气，一本亦无。”三天后，福尔杰同意按索价先付五万五千美元，另一半书款在三个月内付讫，罗森巴赫同意了这个条件。

罗森巴赫与福尔杰之间的生意来往颇有成果，不过南加州的亨廷顿依然是他的“主战场”。是什么原因促使亨廷顿在一九一九年大举购藏莎集珍本？罗森巴赫或许不会完全明白，不过亨廷顿本人当然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写好购买马斯登·佩里所藏莎剧四开本的合同，过了两天，又口授了一封信给他在纽约私人藏书楼的馆长乔治·沃森·科尔（George Watson Cole），语气欢快：“如此我须觅购之莎剧四开本数量大减，不久当可与大英博物馆抗衡。请寄来待补阙之莎剧清单副本，另将正本置于我办公台。”

三个月前，科尔告知亨廷顿，英国复辟时代之前的戏剧与假面戏剧本收藏总数已有九百零九种，仅比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少十三种。再购入佩里所藏的莎剧四开本后，就只差两种了。亨廷顿认定，要流芳百世，收集珍善秘本是最稳妥的做法，而他设定的标准是与久负盛名的大英博物馆平起平坐。至少在某些领域，他离此不远矣。这不同于J.P.摩根，摩根定下的标准是绝不超过大英博物馆。而亨廷顿则决意要尽力收藏天下最佳珍秘善本，不在乎因此会伤害谁的感情。结果英国人对亨廷顿不尽是友好相对。他乐于买，他们乐于卖，但英国人铁定了心要让他付出大价钱。对于必须花的钱，亨廷顿向来绝不吝惜，但又锱铢必较，每一分的花费都要经他批准，不放过任何省钱的机会。

亨廷顿频频购入一六六〇年英王查理二世复辟王政之前的精善古书，却没有向外界泄露是他在购藏，确是方法得当，由此也可见他为了省钱的良苦用心。他与克拉伦斯·S.布里格姆之间的默契来往，似乎罗森巴赫也不知情。布里格姆在国际上很受尊敬，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出任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美国文物协会馆长，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五九年担任协会会长。

克拉伦斯·S.布里格姆（1877—1963）致力于为美国搜讨网罗藏书，而不只是局限于他任职的机构。他偏嗜一六四〇年前印制的英国古书，其时正值传统所公认的英伦“古书”的结束时期。美国文物协会只收美国史料文献，因此布里格姆的爱好与工作并无利益冲突。约在一九一七年，他经人介绍结识亨廷顿，开始以收书的成本价向这位加州大亨出售一些自己的藏品。

据一封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的信函显示，布里格姆计划当年夏天赴欧时带上一份亨廷顿有意购藏的书目。他的大力协助，也许帮助亨廷顿得以集藏世间最精善之“一六四〇年前的英国文学古书”。他对亨廷顿重申：“弟非书业中人。其所以热衷奔走，皆因笃嗜于书，兼以美国人之身份助兄藏书，亦颇足自豪也。若足下以此计划为然，万勿与外人道。使他人知我实为兄购书或藏书界知悉有‘中人’代兄赴英购书，则书价必有天壤之别。”亨廷顿当月即复信，接受布里格姆于“异国旅途中费心访书之善意”。

甫抵英伦，布里格姆便即刻定时向亨廷顿汇报其收书猎书的种种奇遇，事情进展极为顺利。他在七月二十七日的信上说：“弟与亨廷顿之关系，绝无人生疑。”到了八月，他告知亨廷顿，迄今已花费九千美元购书，其中四千美元是他垫付。他还直言：“所收之书，若由书商代购，索值或高至两万美元。”布里格姆不久返回马萨诸塞州，购置的图书陆续从英国运抵。九月二十日，他确认从亨廷顿处获得一万美元，还透露“迩来夜间多忙于拆检”所购的书籍。“弟乐此不疲，翻书之乐，过于大多社交应酬。”

临近一九二〇年年底时，亦即十一月二十七日，亨廷顿藏书楼主管乔治·沃森·科尔写信给布里格姆，称很高兴得知他明年夏天会再次访欧。“知兄拟再赴欧助敝馆购书，感谢之至。去秋阁下返国，携归英伦古书多部。祝此行大有斩获，不输前次，甚或更胜。”两周后，到了十二月十三日，亨廷顿致函布里格姆称不久将乘火车从纽约到加州，“拟携归兄所得之书，盼寄书可如期抵达。”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布里格姆告知亨廷顿“一六四〇年前之英国古书，迄今阁下约有六千三百部，去夏弟又购得一千两百部，合共七千五百部。如有幸买清克莉斯蒂-米勒所藏，即可再增七百部，总数可达八千二百部，可逾剑桥大学所藏。此为旅程之第一阶段。”

此话正合亨廷顿的心意，就像科尔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的信上所说：“亨廷顿先生阅毕大札，即嘱凡为敝馆所购之书径寄可也。弟诫之曰，如此我等所定之妙计必泄矣。台端于伍斯特接得书籍，请即再发我处，如此较佳。”也许因为承认玩了“小花招”，亨廷顿和科尔的信件都是寄往布里格姆的家里，不寄去他的办公室，但是布里格姆后来把很多来信留存于美国文物协会的卷宗里。

科尔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的信上说：“承兄远近访求，新品已日渐难觅，此事一看便知。日后购书及寄送，亨廷顿先生极盼一购入即发来书单，以免误收复本。随买随寄，如此外人或以为兄未曾参与交易也。”

另外布里格姆也在给亨廷顿的一封信上提到他即将欧游的想法。“阁下所藏渐臻完备。补缀残零已甚难矣。”虽然如此，他还是随身携带了亨廷顿的书目清单，因为

阁下所藏如欲臻于完善，则一丝机缘亦不可错失。刻下无须预付款，若非恰巧须购入巨量藏书，弟可轻易支付所有书款。另，不知有否听闻罗森巴赫博士拜访英国大藏书家一事？或罗氏有此提议？弟意渠应无此心，其觊觎之书实非我所念念者，然亦盼可凭友朋绍介，得以寓目奇书也。令外人以为弟购书实为自娱，此事极关键。

布里格姆再次赴欧之行也是收获甚丰，从他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信中可知。他称：“明日向加州寄书两箱，快递寄出，保险已买。”他又问起亨廷顿是否要他在布里特威尔大宅藏书拍卖会上“买书”。“此次拍卖之书，兄可配补之珍善者甚夥。较之去春拍卖者，此番拍卖之数当不相上下。若可匿名购入，而英国书贾又不知实是为兄所购，则价或可省四成也。”

两人的购书来往就这样又持续了一年。如果两人的交游就此结束，当然皆大欢喜，美事一桩，可惜事与愿违。两人的交往其实小麻烦不断：有时是讨价还价，英镑兑换率的波动似乎也周期性地引起误会。圣马力诺亨廷顿藏书楼的工作人员也会盘问某些书的情况。有一次，亨廷顿得知布里格姆向耶鲁出借某书以影印扉页，而此书正是为他而购的，两人因为此事大为不快。在一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中，亨廷顿先是恼怒提道：“此书发票所列价格，高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皮克林与查陀公司目录所列之价。今日弟方留意此事，颇有不解。另此书仍属敝馆之物，兄竟擅准他人使用。”接着他语出惊人：“兄可暂停为敝馆收书，直至获授权再任代理人为止。”

布里格姆大为吃惊。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复函道：“出国三次，日夜操劳，埋首书堆，细读之书目何止千百。余暇几尽用作研究，如是者逾三年矣。弟所耗之时日钱财，较之贵处所付，何足道哉！因笃于书而耗费光阴如许者，尚有他人乎？弟实不知也。”他还说，向耶鲁大学出借那本存疑的古书是应人所求，而且他的做法并未违规，因为“弟助亨廷顿藏书楼购书一事，若有外泄，绝非明智之举”。

亨廷顿逝世四年之后，到了一九三一年，因为当初的“小花招”而导致的最痛苦后果出现了。布里格姆收到了一份《亨廷顿藏书楼简报》，编号为第一号，上面刊登了两篇详尽的文章，一篇叙述了藏书楼已故创始人亨廷顿的生平与功绩，另一篇以编年体方式综述了他历年来聚书的经历。在这篇综述的中间部分，布里格姆看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间，亨廷顿先生所藏一六四〇年前之英国古书已颇富。先生亦聘请美国文物协会会长、专家布里格姆先生帮忙在此诱人领域大举搜书。布氏充任先生之代理人，为其自英伦购得珍善之本约两千七百五十部，多为宗教典籍。”

布里格姆给时任亨廷顿藏书楼主任的马克斯·法兰德（Max Farrand）写了一封密信，反对自己曾受雇于这位大富翁的说法。他坚称：“弟素未应亨廷顿先生所‘雇’为其服务，亦未曾任其代理人。”他解释，双方的往来是因为自己愿意出售自有藏书之中的复本。

弟曾与亨廷顿先生言，因去国远游，可随身携带其购书清单，至英伦书店代为穷搜。所匀给先生之典籍，均按原价，未赚分毫。弟绝非代理人，割让藏书，纯出于友朋之道。且我代先生访书，英伦书贾无人知晓，亦无人生疑。今贵馆猝发声明，黑字白纸，设若有书贾偶然睹之，必啧然呼奇也。凡弟经手买卖者，本意乃助亨廷顿先生购藏佳本，冀其所藏之英国古书臻于珍善，卓然高迈时辈。不佞前后为先生购置英国古书近两千八百部，而其聚书之数，亦自第六升至第三，此事得成，赖弟之助多矣。

到了此时，布里格姆承认了他和亨廷顿来往也是“另有私心”：

初盼亨廷顿先生可因弟之绵薄而捐助美国文物协会，馈礼或遗赠均可，金额当逾两万五千美元。尝与先生数言此事，渠亦颇有意。窃以为先生若享高寿，事或成矣。余深悔当日售书未加润让之，否则入两万五千美元易如反掌耳，亦可得款捐助美国文物协会。

布里格姆没有要求作更正，也没有大吵大闹。不过他要求将来再使用这篇文章时，要删除“雇用”和“代理人”之类的字眼。十五年之后，布里格姆又写了一篇短文，文中再次提到他所做的“好事”，重申他在给法兰德信中的观点——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帮忙集藏精善珍本。但是他没有提到在买入这些善本孤本时，是假装为自己购藏。布里格姆说，有一次，他问亨廷顿花了多少钱财藏书，这位老人拿起铅笔和一张纸，涂涂写写了几分钟，说道：“我想，藏书花了一千两百万吧，藏艺术品花费稍多。”或许布里格姆对亨廷顿隐约还有些怨愤，不过在给亨廷顿所作的下述定论中并不明显：“财势、睿智、多金，三者合一，铸就了亨廷顿成为世间无与伦比之大藏书家。”

亨廷顿准许布里格姆匿名替他买书，原因何在？答案也许可在令布里格姆惊骇的那一期《亨廷顿藏书楼简报》中的其他地方找到，亦即罗伯特·O.谢德（Robert O.Schad）编写的一篇语气恭敬的亨廷顿传略：“先生伺机而动，时刻留心购入任何可增益改良其藏书之精善珍本。”

相关的书信与档案也有记载，尽管亨廷顿雇请了一批专业人士，但藏书楼是否要买入书籍，出价几许，最终都由他做主。罗森巴赫亲自向亨廷顿就售卖的精本索价，偶尔会让藏书楼的高级主管还价，但每逢大事，还是要由史密斯称为“老大”的亨廷顿来作决定。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亨廷顿藏书楼主任莱斯利·E.布利斯（Leslie E.Bliss）传话给罗森巴赫，代表亨廷顿委托他在即将举办的伦敦布里特威尔大宅藏书拍卖会上竞买一百六十八件藏品。翌日，布利斯又发了两封信给罗森巴赫，有一封信说要增购一百零三件藏品，但提醒到“敝馆无意为此付重价。兄如购得上述藏品转售敝馆，且售价尚可，则我方可购入泰半或全买”。从罗森巴赫的这些信件副本可看到，上述提到的每一件拍卖品均作了核对，估计也买下了。第二封信写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布利斯转述了亨廷顿对建议购买一百四十部美国古书所作的回应。

这些藏书是费城律师西蒙·格拉茨（Simon Gratz）的故物，他也是罗森巴赫的密友。布利斯在信上说：“还请购入其藏书。兄可截留以下十八种（敝馆已入藏）。余者亨廷顿先生拟付四万美元购置。”

罗森巴赫最初索价五万美元，不过他同意以四万成交。格拉茨当日寄售这批藏书时有个条件，就是要整批售出，因此罗森巴赫请求亨廷顿“此事保密，勿与外人道及购置格拉茨先生藏书。盖格氏原拟将此批藏书与所藏之南部邦联书籍尽捐与费城‘免费图书馆’（格氏与弟乃该馆理事）。最好勿公开此事”。

亨廷顿对他的藏书真是时刻紧盯不放，这由同年二月两人之间的一场小风波可见。一九二一年，罗森巴赫卖过一本古书给亨廷顿，是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理查德·巴恩菲尔德（Richard Barnfield）的诗集《辛西娅》（Cynthia），一五九五年的初版本。两年后，亨廷顿提醒罗森巴赫，这本书里有一张是“改削拙劣”之摹写页。因为即将举办的布里特威尔大宅藏书拍卖会上“有一品相极佳者，而兄前所售者内有摹写页”，他认为：“应竞买此书，以此更换一九二一年六月转售于敝馆者。未审尊意如何？”三个月后，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亨廷顿又写信道：“知已购入《辛西娅》，然所发之布里特威尔藏书船货未睹此书。如何处置？盼复。”

罗森巴赫最终作了回复，他径直提到“赴欧前曾就此书”与亨廷顿有过书信往还，“当日弟谓福尔杰先生于拍卖会中每每退让，不欲与兄竞投。贵处已入藏此书，福尔杰固亦应拥有其一也。”罗森巴赫承认将此书卖给了福尔杰，不过也说“此次拍卖会并无本国人互竞。凡与会之藏家均宽怀大度，不与兄争也”。

一九二三年七月，罗森巴赫帮亨廷顿乘机购入了七百五十本摇篮本，都是一百年前的英国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的旧物。罗森巴赫在一九二〇年代通过“私人合约”达成了多宗大买卖，这是其中一笔。他渐渐声名鹊起，得以独占机缘接触到一些珍秘善本。他写道：“获准观览此精华之书商者，至今仅弟一人而已。另有一美国人尝近观之，J.P.摩根先生是也，摩根于数岁前从中购得泥金装饰写本五部。”

罗森巴赫说，约在一八四五年，菲利普斯爵士从一座古老的德国修道院悉数购入上述藏书。“装帧大体如昔年，与当日出版时相差无几。”再下面的两段话就有揶揄之意了：“若有人购藏之，则所蓄之印本古版必可傲视同侪。苏富比苦劝芬威克先生有年，意在说服其将此拍卖，又称公开拍卖较私售获利尤丰。今弟幸先于他人购得。”据罗森巴赫公司所藏的亨廷顿档案中的一张销售契约显示，当时是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购入一百零五本古书共花了三万六千五百美元。六天后，罗森巴赫向亨廷顿出售了菲利普斯爵士藏书的另一批稀见之本，共九十九部对开本，即今日所谓的英国“巴特尔修道院文献”，这批手稿的年代始于威廉一世，对于“研习英国文史之学生，真乃无价之宝”。到了八月中，这些宝物作价五万美元售予亨廷顿。同年十月，经议价后，罗森巴赫向亨廷顿出售了威尔伯福斯·埃姆斯（Wilberforce Eames）所藏的十万零两千册美国文献资料，共计六万五千美元。埃姆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藏书家，曾任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达五十年之久。

罗伯特·O.谢德写道：“亨廷顿藏书楼俊物琳琅，极为丰美，而集聚时日甚短，若非用先生之法，断不能成事。”亨廷顿的购书方法就是一举买清他人的藏书，这样既能买到大量的典籍，又能在不多的几次购买中得到别人多年积聚的藏书。谢德指出：“每批藏书均须一生甚或累世方可搜得。”不过那些在几十年光阴之中积累的搜讨高招，亨廷顿却无从得到。当年亨廷顿最终说服贝弗利·丘以五十万美元的价格把藏书售卖给他，据说他也表示，要是丘能将多年聚书的见识随同藏书一起相让，他愿意加倍给钱。

自一九一〇年以来，亨廷顿居住在圣加布里埃尔山脉下的圣马力诺大庄园里。但他购买的大部分书籍与手稿却存放在纽约市，已有十多年了。其中一些放在他备有住处的大都会俱乐部，一些放在第五大道和东五十七大街交界处的第三层楼的藏书楼之中，还有一些存在银行保险库。所有典籍都在等待入驻西海岸一座条件优越的贮藏室。一九二〇年秋，亨廷顿在自家庄园里营建的藏书楼落成，整栋建筑美轮美奂。在纽约帮忙处理藏书事务的人数已增至十二人，既要打理不断涌来的藏书，还要为搬运藏书的大行动做准备。有了这大批藏书的迁入，加州成为一幢琳琅美富的藏书楼的家园。

翌年亨廷顿签署了一份契约，把他的藏书、牧场、艺术品、庄园变成了公益信托性质。过了七十岁生日后，他集中精力把藏书楼变成一个永久机构。随后他大多时间都在筹划于圣马力诺的自家园地上筑陵。在给罗森巴赫的一封信中，他请罗氏对墓地的设计提点意见，并说明陵墓建于“拙荆安息地之上。异日我亦将随之而去”。罗森巴赫是聚书的行家里手，对建筑并不在行，不过也很乐意帮忙。据他的回信显示，他极想为这个计划做点实事。

一旦亨廷顿专注于建造陵墓，罗森巴赫就愈来愈难卖书给他了。就算罗森巴赫直率提到有些稀世珍本将会落入对手的囊中，也无法再让这位老人重燃购书热情。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罗森巴赫直接写了一封长信给亨廷顿，说起近来自己从他那里得到的佣金幅度“过严”。在安德森艺廊拍卖约翰·L.克劳逊（John L.Clawson）的伊丽莎白王朝文学藏书时，“囿于阁下之出价，二十八部古书中仅购得其中四部。”另外他又提起，其中一部“福尔杰先生不限竞投价格，终以四千美元收得”。而亨廷顿对拍卖品设定的上限价格仅是一千两百美元。罗森巴赫还说，他买下了许多其他珍本，“留作存货”，“阁下可先出价，如此方不出情理之外”。他又愿意照买入价匀给亨廷顿，仅收书价的一成作为“佣金”。

罗森巴赫又说“自一九一二年胡思藏书拍卖之后，时世如桥下逝水，先生应识此大势”。他接下来转到了此信的正题。“此次克劳逊藏书拍卖，新晋藏家皆知此是收贮英文珍本之最后时机，故乐出高价。力荐收之。如此绝世奇珍，堪称世上罕有，物有所值。”罗森巴赫还强调，他是“向来乐于略尽绵薄。如价格合理，纵不获利，亦愿代购兄台欲购之拍品”。他说，近期买了其他一些“可令人痴念之海外藏书”，其中一本是迄今仅见的孤本，上有英国大诗人斯宾塞的手迹。接着罗森巴赫问起可否于下月到加州拜访。亨廷顿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回复了一封短简，“五月二十七日来信收悉，下月末如能一见自然极佳，惟愿不必携书而来！”这些话肯定让罗森巴赫心如死灰。

第二天，亨廷顿藏书楼代理主任莱斯利·E.布利斯的一封正式信函也寄达了。信中提及一张一周前收自罗森巴赫公司的票据，面额为五百三十九点九九美元。“票据金额有误，烦请留意。”罗森巴赫的簿记员显然多收了九十九美分。“敝馆已更改为五百三十九美元整，宝号将获更改之数额，当及时支付汇款。尚希相应更改账簿，并告知我方已作处理，谨表谢意。”一九二七年初，罗森巴赫的胞兄菲利普·罗森巴赫曾去加州，想与亨廷顿会面。亨廷顿在洛杉矶的比尔特莫酒店给他写信，称未能与他见面，甚为抱歉。“明日哈普古德先生当与兄一晤。兄前所询弟于购书之态度，哈普古德会奉告。”

亨廷顿与罗森巴赫的生意往来共有八年，关系和美，其间这位加州收藏家批准向罗森巴赫公司支付了四百三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美元。如今，除了偶有几次买卖之外，双方的业务基本结束了。菲利普·罗森巴赫赴加州之后的第三个月，亦即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亨利·E.亨廷顿因癌症病逝于费城某医院，享年七十七岁。亨廷顿殁后第十日，布利斯致书罗森巴赫，表明了接任者的态度：“惠寄书两箱，本日收到。查看完毕，即签发付款票据。惟未能即出支票，因刻下诸事未定，加州尚无法定之托管人，复有杂事扰攘。当可尽快结清与兄来往之账目，祈不必过虑。”

亨廷顿逝矣。不过正如罗森巴赫在这位大亨逝世前的一年所说，新晋藏书家已经粉墨登场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委托罗森巴赫购求书籍。罗氏结交了不少藏家，而且关系融洽，例如洛杉矶的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纽约的卡尔·H.福兹海默（Carl H.Pforzheimer）、宾夕法尼亚州达蒂图斯维尔的约翰·辛斯代勒·沙伊德（John Hinsdale Scheide）、费城的莱辛·J.罗森沃尔德（Lessing J.Rosenwald）、时任通用电气公司主席的纽约人欧文·D.扬（Owen D.Young）。罗森巴赫和所有客户的关系既友好又得体。他与J.P.摩根委托的购书代理人格林小姐亦有书信往还。格林在信中常常以“罗兹先生”或“罗氏先生”称呼他，语气亲密，显得尤为不拘形迹。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格林小姐在伦敦卡尔顿酒店修书一封给罗森巴赫，请他代购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原稿。信中说道，“吾素以代摩根藏书楼觅购善本为己任，初拟亲赴拍卖会购之，然意藏书楼托管人于此稿本应无兴趣，且目为凡庸之品，当不之购也。自知如此妄想实是蠢笨，虽然，吾乃蠢人，君实知之！”她请罗森巴赫拍电报告诉她可能的售价。“如此小物，无甚可观，未能以痴爱为借口而购入。”

罗森巴赫确实买下了这件珍品，但不是格林小姐所说的“合理价格”，也不是为摩根藏书楼而购。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苏富比拍卖行拍卖该藏品时，共有三方买家激烈竞拍。其中夸里奇公司是为大英图书馆竞购此书，罗森巴赫小心翼翼，避免与夸里奇公司争锋。等到该公司退出竞价后，他立即参与竞购，终于以一万五千四百英镑的巨资成交。他到处声称，愿以原价将此珍品转让英国，以慰英国人的怀旧之情，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把该稿本带回美国，在东海岸几个图书馆举行巡展。最终他将其售给了胜利留声机公司主席、新泽西州人埃尔德里奇·R.约翰逊（Eldridge R.Johnson）。十八年后，约翰逊的后人拍卖此稿本，罗森巴赫出价五万美元回购。然后他组织了一次筹款活动，代表美国人民将稿本捐给了英国。

罗森巴赫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期《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中写道：“我们明白，时至今日，藏书家机遇之多，书缘之美，可谓空前，亦可谓绝后，因市场流通之珍秘善本多为书痴及藏书家所有，并非落入投机者之手，日后多半必将散入各名牌学府或公立图书馆，无论公开售卖或私下出售，均不可再觅其踪迹。”仅就这点而言，他说得极为在理。他之前出售的很多珍稀善本已经不再流通，但也有不少又可买卖了。

一九二八年岁末，据传著名作曲家杰罗姆·克恩（Jerome Kern）拟割让其藏书。这将是一场珍版古书的盛事，此时距霍氏藏书拍卖会已有十七年了。杰罗姆的音乐喜剧名作有《红裙子》（The Red Petticoat）与《温暖的五月》（Very Warm For May）。他所藏的善本有雪莱自藏的《麦布女王》（Queen Mab）注释本；一封爱伦坡的信函，信中引述了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对其诗歌《大鸦》（The Raven）的激赏之辞。克恩对拍卖藏书发表了一份声明：“佳本珍稀日甚，我搜讨之，珍爱之，终成藏家。我何曾猎得珍本，实为珍本所猎也。”安德森艺廊的老板米切尔·肯纳利（Mitchell Kennerley）建议拍卖他的藏书时，“一瞬间，得逢脱身不沦为书奴之机”。

霍氏藏书的拍卖历时十九个月才结束，卖出了一万六千部珍本和手稿。克恩拍卖的藏书仅有一千四百八十四本，分为两场拍卖，每场又分为五次，第一场从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第二场从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第一场首轮拍卖会在一月七日举行，那天恰逢克恩的轻歌剧《演艺船》（Show Boat）上演，百老汇的各大剧场座无虚席。不过在纽约的当晚，一票难求的地方应是安德森艺廊。

罗森巴赫博士迅即以一万四千两百美元的高价购下五本简·奥斯丁小说，其中《理智与情感》花了三千六百美元。他又不惜重金，花了一万七千五百美元买得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的一部初版珍本，出版于一八二〇年，是她最早印刷成书的作品，内收长诗《马拉松之战》（The Battle of Marathon）。罗森巴赫还付了三万四千零八十五美元购入三十本罗伯特·布朗宁作品的精贵善本。他还成功拍得诗人彭斯的《苏格兰方言诗集》（Poems,Chiefly in the Scottish Dialect）签名版，落槌价为两万三千五百美元，是当晚拍卖价最高的单本精品，次日立即成为报章上的头条新闻。

克恩在拍卖会前跟肯纳利说过，能把藏书卖到六十五万或七十万美元就心满意足了。第一天晚上，拍卖师安东尼·巴德（Anthony Bade）拍卖以字母“B”开头的藏品时，才卖了一半，就已经入账十六万六千三百六十三美元。克恩听到竞投总价时，给肯纳利打电报说：“我的天，究竟怎么了。”第二场拍卖会获得十七万五千零七十一点零五美元。等到拍卖以字母“H”开头的藏品时，总价已超出了克恩想拍得七十万美元的心愿。一月二十四日，最后一件拍卖品落槌成交，至此拍卖总额达到了一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二点零五美元，平均每件拍品价值一千一百六十五点四一美元，此后该纪录保持了五十多年。

克恩在拍卖会结束不久后说：“当年我买入其中的很多珍品时，有人说我出价太高，高得离谱。同样还是这些书，今天又有人说，价格太高了。不过我倒认为，再过几年，大家就不会这么看了。”他说起，曾有书商说他有时候买书花钱太多。“我还记得，好几次在拍卖会上，我好像出价过高，惹来阵阵讪笑。”克恩很满足，故能微笑着作此辩白，其实他也应该松一口气，谢天谢地，因为此番拍卖会过后九个月，股市就崩溃了。

在克恩藏书拍卖会上，罗森巴赫博士是最大的买家，共花了四十一万美元。有些珍秘之本他是着意收贮。因为其时他兼任通用电气公司主席欧文·D.扬的代理人，代为竞拍也花了十九万八千二百一十美元。扬后来又支付了十七万五千美元给罗森巴赫，拍得更多克恩的藏书。到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八日，离股市崩盘还有十一日，克恩去函给扬，询问他是否买入了雪莱的《麦布女王》一书。扬回复说：“不妨坦白相告，弟所欠者，胆与钱耳，二者均不可少。得钱非难事，所要者胆也。钱易得，胆难求。纵已错过《麦布女王》，弟仍位列阁下藏书拍卖会买家之首，此语料应不虚。”

早在四年前，扬因为千载难逢的机缘，得到爱伦坡的《帖木儿及其他诗歌》，这是一本人间绝品，前人对此书均无记录。时逢一九二五年夏，文森特·斯塔雷特（Vincent Starrett）为《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写了一篇谈珍本书的文章，题为《府上阁楼里有〈帖木儿〉吗？》。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一位老寡妇，名叫埃达·S.多德，她发现自己还真有一本，于是就写信给波士顿书商查理斯·古德斯皮德。这位书商联系了扬。扬慨然付了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入藏此书。

扬在通用电气和美国无线电公司两家公司均有巨额投资，股市崩盘时，藏书之事不得不戛然而止。一九三一年，某书商向他兜售几部精品，他作了如下答复：“今后两年内，如此衣食不继之景况一日不止，绝不费分毫购买珍本，以此自律。无论其何等价廉物美，即锱铢之出，亦难心安也。因今日非购奢侈物之时，若违心购入，异日睹之亦必无趣，反遭天谴。”扬的一万册珍版秘籍又留存了十年，但此时他已欠债近三百万美元，可以说他的猎书生涯已算终结了。等到形势到了最黯淡之际，决心割爱的诱惑于他真可谓无比强烈。他的女儿约瑟芬保留了他写的一条便笺：

余锐意广搜珍籍秘册，多历年所。如斯宝物，应世代有人发愿集藏，暂为守护。藏家既身负此责，自应精心甄选，剔汰伪赝，力保所藏珍秘完好无损，悉心呵护之外，复加宝爱，俾嘉惠学林，终传诸其他自愿保存藏品之人。

一九四一年，扬找到了一个方法，既可满足自己保管藏书的大愿，又可缓解日益庞大的巨债。有一位家道阔绰的曼哈顿藏家，愿意付给扬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持有其藏书的一半。他名叫阿尔伯特·A.伯格（Albert A.Berg），是一位外科医生。后来两人把藏书捐给了纽约公立图书馆，与伯格一年前捐赠给该馆的善本秘册合为一体。

费城罗森巴赫公司的档案里保存了数千封书信。如果要说大多数书信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罗森巴赫博士对书籍历久不变的无尽崇敬之情。罗氏之嗜书成癖，纯乎天然，其襟怀之坦荡，最见于他与一位名人客户的交游之中，此人名叫弗兰克·J.霍根（Frank J.Hogan），是一位优雅健谈的高士。一九四四年，霍根辞世，享年六十七岁。《华盛顿每日新闻报》称他是“国内的最佳出庭律师”。霍根在法庭辩论中屡屡获胜，特别是为加州石油大亨爱德华·L.多希尼（Edward L.Doheny）卷入的茶壶丘丑闻（Teapot Dome scandal）所作的辩护，让多希尼无罪脱身，一时震惊国人。“霍根精通法律，足智多谋，讨人喜欢，庭辩之际每令陪审团心折。他性格诙谐，爱开善意玩笑，天生就知道如何引人注目。无论是电梯操作员、出租车司机、交通警察，还是舞台明星、电影明星、广播明星、最高法院的法官，人人都认识他，人人都喜欢他。”

霍根早岁多艰，十二岁就辍学，先在干货店做伙计，每周赚两美元。初时他就读于夜校，后来获得奖学金到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攻读，毕业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如今他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赞赏，实在不容易。一九三一年，霍根五十四岁，事业处于巅峰。同年七月十八日，他准备去加州出差，这天他给罗森巴赫公司写了第一封信。当时他刚刚开始购买珍本书，写信是为了付清此前他从该公司所买的一些书籍。“定于九月再访贵处。届时又可畅谈莎剧对开本，摩挲足下所藏之精绝俊物，思之畅然！”

十天之后，罗森巴赫在洛杉矶致函霍根，称遵嘱正在跟踪一些藏书。他也给石油大亨多希尼的太太埃丝特尔寄送了“四份敝公司近期书目”。他还寄给霍根一部签名本《不宜发表之回忆录》（The Unpublishable Memoirs），此书收辑了他在一九一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随书寄出的还有他的邀请函：“知兄定于九月重游费城，无任欢迎。务祈晚间光临德兰西街寒舍。寒斋所藏尽在此处。君品鉴古书每有高见卓识，如可赏脸展读并指点一二，幸何如之。”霍根很快就回信称，除非“暴卒”，否则定当应邀前往。“弟造访贵府之前，窃认为兄应再多买保险，以求万全。”两人有如一夜之间即结为知己。霍根写道：“相逢恨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霍根向罗森巴赫发出了第一封电报作贺年卡，致以问候。之后的十三年间，他发出了更多的类似电报：

敬祝新年吉祥如意。祈祷天气转暖之前每日话题之中再无衰退一词。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霍根去函罗森巴赫，责怪他不该让自己昨晚一夜无眠。“弟之失眠，兄之过也，或曰实乃兄之功也。夜间披阅得自两场苏富比拍卖会之珍籍十六部，不亦快哉！诚如作曲家内文先生所谱之《玫瑰园》歌词，‘我一一数来’，无一不爱。”霍根提醒罗森巴赫，很怀疑这些善本会“令兄大喜欲狂”，但自己还是藏书界的新手，“弟不过一未足周岁之婴儿”，如此欢欣，也算是情有可原。过了几个星期后，霍根试着更新他的账单：“弟所指乃暂不负债。癖于藏书者果能永不负债？”罗森巴赫回信邀请霍根参加他在费城爱书人俱乐部的演讲会，随后“光临寒舍与几位费城藏书家一聚。勿忘约翰逊博士所言‘英雄当饮白兰地！’”37

两人交情倍亲。霍根搜访了一本又一本的秘籍奇珍，收藏了不少精雅绝伦的英美文学珍本。一九三二年，罗森巴赫在一封致霍根的信中道：“近日猎得米尔斯38所撰之《才子宝库》，稀世名品，一五九八年版。实不愿以此相诱。此书于对开本及四开本之莎翁资料汇编之外，首次收入莎剧之剧目。二百年来，藏书家追猎此书品相端秀者，现已仍无缘可得。”罗森巴赫博士称，若在“承平之日”，此书“至少”价值两万两千美元，而他现在的出价是“九千八百七十五美元”。“虽曰时世艰难，仍建议兄尽己所能购置此铭心绝品。凡收藏莎翁作品者，添此物即补阙一最精绝之孤本。”

霍根买了此书，但四年之后才付款，他又花了四万六千美元买入了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初版本，该版本另收有一首十四行诗，是斯宾塞献给贵族夫人伊丽莎白·博伊尔（Elizabeth Boyle）的。霍根同意成交，并说“盼异日可付讫书款”，但当时对大家来说都是日子艰难。一九三三年，罗森巴赫在给霍根的信中说道：“比来穷鬼缠身。若能付清上次拍卖款四千一百八十美元，感谢无既。”霍根回函时语气温厚，问道：“兄所谓‘穷鬼缠身’一语，感人至深，可否借用？如此境况，非兄一人，亦非罕有之特例。自问不知为何招此穷鬼，今日已冻僵如美国冰业公司之佳品，至少刻下如此。”他随信附上一张两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希望“不无小补。亦欧·亨利所谓‘可否稍候’者”。他还说：“不欠兄分文，绝非所愿也。”

过了不到一个月，霍根又发出一封长信，说他正启程前往洛杉矶，代表爱德华·多希尼参与诉讼，“涉及金额之巨，远胜今日世上之珍本交易。”如胜诉，“弟又可为藏家代理法律业务矣”。霍根先用这点吸引罗森巴赫，然后直奔主题：“若得一品佳之全璧莎翁第一对开本，夫复何求。”不久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还真出现了一本，且是名版。霍根想听取罗森巴赫的意见。他写道：“愿蒙眼掩耳塞口，听兄所言行事。乞代为竞买，即抵押老宅以偿此书之价，亦在所不惜。”不过霍根承诺，要是自己手头仍然不宽裕，就会怂恿多希尼夫人购藏此书。“自知应购莎剧第一对开本之善册。多希尼夫人当购置一册。此书品相如未获兄决然首肯，定不入藏。”次月，罗森巴赫拍电报给霍根，报称他已细查过此书，发现这本书极佳：“福尔杰亦无如此佳本。”他估计此书售价可能在四万两千到六万美元之间，相比如此绝色的古籍，真是“善价”，要是在“太平盛世”，书价不会低于十二万五千美元。他称：“兄当竭力以求，以免异日心生悔意。若有必要，甚或可典当家藏珠宝。”

霍根没有典当珠宝，他通过华盛顿的瑞格斯国民银行付款一万四千四百英镑买入了这部第一对开本珍版，另外又付了两千四百四十英镑买入了一部第二对开本和一部第三对开本。“周五得电报，知购得罗斯伯里男爵旧藏之莎翁第一对开本，真喜心翻倒也！”罗森巴赫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的回信中说道：“阁下专收莎学文献，确是正途。即以私家藏书论，此书亦属其中之稀珍者。今兄以贱价购得，竟猎得俊物如此。兄以所藏自傲，弟亦以兄所藏为傲！”霍根此时在美国西岸的法律业务陷于困境，更觉得与新近购得的绝品分离真是无法忍受。“每思及三书已成弟之长物，从此可闲览，可把卷，忻悦之情，无法言表，至今未曾稍减。”

霍根与罗氏两人来鸿去雁，温情脉脉，如此又是七年。尽管霍根平日颇为繁忙，他的信总是写得很长很细致，处处见其博学广闻。他人过中年才开始收藏，但很快就与一批志同道合者打成一片。霍根向罗森巴赫支付拍卖会上所得的拍卖品的佣金时，会详尽解释他为何想买入这些书，为何看重这些书。在信中他也常常问罗森巴赫关于其他藏书家的情况。例如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卡尔·福兹海默和A.爱德华·纽顿。一九三八年，霍根在给小阿瑟·霍顿的信中写道：“迄今未与兄一会，亦命也，且弟自出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以来，俗冗未暇。盼近期某日可拜会兄台。兄与我均笃嗜英国文学，而素未谋面，实乖离天理也。虽曰缘悭一面，心实有早已相识之感。”霍根还把此信的复写副本发给了罗森巴赫。

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之间，埃丝特尔·多希尼集藏的古书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分六场拍卖，拍得三千七百四十万美元的总价，其数额之巨，在前后五十年间一时无两。霍根显然于此居功至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霍根写信感谢罗森巴赫为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度假主意：“十七日来函奉悉。弟方犯愁为多希尼夫人觅一适当圣诞礼物。知足下新得詹森刊印之原装稀见《圣经》（一四七六年版）。初未曾想送呈七百八十五美元之贵价圣诞礼物。顾兄之主意极妙，怎可不从？”五十三年后，霍根送给这位最重要客户的夫人的体贴礼物，在首场多希尼藏品拍卖会上标为第八十九号，以三万三千美元的高价成交。

收藏家都爱闲言碎语，当然多数都是在谈天时说起，但偶尔也有一些保留在尺牍之中。一九三四年炎夏，霍根在加州忙于处理多希尼的案子，罗森巴赫则在东海岸打理业务，两人只能靠书信讨论当时藏书界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日后此事也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藏书丑闻。当其时，有一部貌似古本的《十九世纪小册子性质之调查》（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ertain Nineteenth Century Pamphlets）将在英美同时出版。该书发行前的几周，引来诸多猜测。两位年轻的英国书志学家约翰·卡特和格雷厄姆·波拉德对其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证明之前认为是初版真本的许多古书实为伪作，证据都指向当时极其显赫的英国书商兼收藏家托马斯·J.怀斯，认为他就是幕后的不法之徒。

罗森巴赫在七月二日的信中说，“怀斯造伪案初次公布之报告必震动书林，想足下闻此必喜也”，然后坦承“此事于我不过旧闻而已”。他称约在十五年前，就断定某本私印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的《葡萄牙十四行诗集》（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是赝品，“当日不才即归咎于托马斯·J.怀斯”。罗森巴赫还提到，他建议纽约藏书家卡尔·H.福兹海默卖出此书，福兹海默转手后赚得一千美元。“此事弟至今不欲大肆张扬，盖因怀斯乃旧交。毁人清誉，弟不愿为也。”罗森巴赫提出要送给霍根一本伪书的预赠本，霍根马上复电报接受了。伪书发出之后，过了几个星期，罗森巴赫又写信道：“怀斯作伪一事，殆已无疑。”他又想知道霍根的看法：“足下于此类证据自可老吏断狱。愿聆高见，然不必遽作回应，收到所寄之报章评论后亦可。”

一个星期后，这位公认是美国最好的出庭律师向罗森巴赫表明了他的看法：“波拉德与卡特君显然始终极审慎。弟初读此书，每愿二人不能证伪。然逐页细读，阅后释卷，始信二人所言洵非虚也。怀斯伪造之实，虽令人扼腕，心存惋惜，然铁证如山，可成定论矣。”即使得到的消息多半不是那么重要，霍根还是下了结论：

剔除芜杂，证据何其多也，均归罪于怀斯，其为造伪者，已确凿无误矣。细观此书者必不生疑。怀斯作伪，证据凿然有之，此其一；波拉德、卡特二君早知悉前后详情，无可置疑，此其二。间接证据较直接证据尤令人信服。目击者常捏造谎言，而客观事实则少虚言。

罗森巴赫的回信长达三页。他写道：“弟与怀斯相识逾二十五年。见老友至交沦为作伪宵小，实难直面。”他又称自己是“最先起疑心者”。他说，怀斯向许多美国藏书家卖出了不少假冒的小册子，其中有约翰·H.雷恩（John H.Wrenn）、约翰·A.斯普尔（John A.Spoor）、卢瑟·利文斯通（Luther Livingston）、威廉·哈里斯·阿诺德（William Harris Arnold）。以上这些情况让罗森巴赫认为：“怀斯以为美国藏家易骗，而英国藏家难诓，弟不愿如此目其人，然怀斯之行径实如此也。”虽然罗森巴赫觉得“怀斯高才雅致，竟用此下作伎俩，令人痛惜”，他认为此事也有让人可悯之处。“怀斯亦有一可称道者，或可唤起藏家恻隐之心。其癖书之深，无人可及。弟亦以此缘故认为其伪造古书非全为牟利。若有可为其藏书增光者，怀斯或不择手段。可谓其术可鄙，而其人可悯也！”

霍根回信表示同意，认为怀斯的动机不是谋财而是沽名。只要他的骗局一日不被戳穿，“藏有稀见之全套初版本（若确有此物，或可称为‘先初版本’）可令怀斯之藏书家声誉日隆。”然后他又评论怀斯的为人：“凡已睹各册阿什利图录之序言者，莫不知怀斯喜人谄媚。其人欲成为当代藏书家之首，野心昭然具在。怀斯所极重者，即妄图获珍本书林奉为一言九鼎之至上权威。”其实书林之外，认识怀斯的人寥寥可数。霍根坦承：“弟未倾家荡产及厕身藏书家之前，不知有怀斯此人，自然亦未闻其名。此人犯如此卑劣之事，真怪癖所累也。嗣后声名受玷，谈及其人必觉可憎。且不论其堕入旁门，即记得其为嗜书成癖之大藏书家者，必少之又少矣。”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末，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已是风云渐紧，霍根聚书的速度也放慢了，尽管罗森巴赫一直以种种珍稀版本相诱。霍根在一封信中承认，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的原装本让他“欣喜若狂。聚书以来，每每与此俊物失之交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终于入藏了一部《失乐园》原装本。罗森巴赫向大众提到霍根时，曾在杂志上撰文称“吾友弗兰克·J.霍根，精力充沛，偏嗜典籍者也”。霍根卒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他去世后不久，大家很快就明白这位能言善辩的大律师是何等爱书。霍根选择在身故后于“纽约城拍卖”他的珍存善本。为何要拍卖，他本来不必向任何人作解释，不过他还是作了如下说明：

鄙藏之珍本、签名本、文学手稿，并英美文学之初版本及珍稀善本，本拟捐献几所公立机构，聚而不散，永久留存。然此意终弃之未用，卒以散归诸位藏家。曩者余因猎得载录人类思想与进步之贵重丰碑者而心中悦乐，此情此意，后辈藏家或可亲历之。与书神交，与书相亲，此中自有圣意存焉。书乃良辰好友，若囚之于无爱无情之地，长眠不醒，窃以为不可也。余欲遣其再入人世间，与他人结成密友。余殁后，新主之怜爱或可弥补所缺。

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盘，美国的藏书黄金时代亦随之结束。但是很多趣味高雅的藏书家依然静悄悄地蓄志搜罗，也颇有斩获，例如莱辛·J.罗森沃尔德（Lessing J.Rosenwald）、托马斯·W.斯特里特（Thomas W.Streeter）、小阿瑟·霍顿、罗伯特·H.泰勒（Robert H.Taylor）、H.布拉德利·马丁、埃丝特尔·多希尼、西摩·阿德尔曼、威廉·H.沙伊德、克利夫顿·沃勒·巴雷特、唐纳德·海德和玛丽·海德夫妇（Donald and Mary Hyde）。也有些藏书重进市场，有些藏书流入机构，还有一些仍然在私人藏书家手上，但藏书仍在辗转易主。

到了一九三三年，美国已陷入大萧条的泥潭之中。然而加州文学批评家兼藏书家保罗·乔丹-史密斯（Paul Jordan-Smith）建议他的读者应专心致志，立定信念：

此时藏书家不应遗弃书籍。他或可卖房，或可卖车，或可取消欧游计划。藏书正在耐心等待以宽慰取悦其主人，直到主人开颜一笑。藏书将会告诉主人，昔日银行与文明均已灰飞烟灭；各届政府亦曾濒临破裂，世世代代之人类不过是群愚而已。不过又是何等有趣啊。诸神应在笑看如此人间闹剧，我辈岂可不与诸神齐笑？

第二部

第六章　书林怪客

千禧年结束前的十年，出现了所谓的一九八〇年代奇迹，给雅好积书的收藏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缘，令人不禁忆起了往昔的美好时光。其时经济繁荣，有了财力支撑，新晋的藏家锐意搜罗，十分乐意购藏珍稀宝物，为了得到心中所好，往往不惜巨资。很多功成名就的藏家对此也感到诱惑难挡。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再流通的奇珍异宝突然在市场上露面。价格纪录被连连打破，尤以古董和美术作品为最，而书籍的情况也不俗。

私家藏书已不再是少数人专有的癖好。画作因为价格腾贵，大多数人都买不起，而藏书相对而言还可承受，古董市场又日益普及，聚书也更加容易。对许多性喜藏书者而言，藏书就是买入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家著作的初版本，比如业已成名的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安妮·泰勒（Anne Tyler）、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或者著名诗人詹姆斯·梅里尔（James Merrill）、约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艾美·克莲琵特（Amy Clampitt）；又或者广受欢迎的通俗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科幻小说作家雷·布拉德伯里（RayBradbury）、侦探小说作家莎拉·派瑞斯基（Sara Paretsky）。

虽然有如此种种振奋人心之事，不过最令人长忆黄金时代之盛大气象者，并非不断涌现的新晋藏书家，而是一场又一场令人心醉神迷的拍卖。这些拍卖给书痴和书商带来了难得的良机，可以购入觊觎已久的秘珍。其中尤以三场藏书拍卖会最为著称，轰动一时。两场是因为原主人去世而售卖；另一场则是因为神秘的合作关系破裂而拍卖藏书，且蒙着极其秘密的面纱。三场拍卖会的总成交额极为可观：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埃丝特尔·多希尼藏书拍得三千七百四十万美元；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九年，H.布拉德利·马丁藏书拍得三千五百四十万美元；一九八九年，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得一千六百二十万美元。不过在以上三场拍卖会中，最让人难忘的还不是这些金额，而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竟有如此之多的精绝善本现身。

集藏上品珍版的良机之窗已经打开，而丰厚的“可支配收入”亦可供人致力搜藏。纽约苏富比拍卖行高级副总裁戴维·雷登（David Redden）多年来主管珍本书的拍卖。在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卖的结果开始显露的数周前，他说：“就我所在的位置来看，一亿美元不算什么大钱。花园公司的藏书拍了一千六百二十万美元，令人非常满意，可是就在准备拍卖这批藏书之前的二十四小时，我们在同一间会场上拍出了一幅画作，价格是两千一百万美元。这幅画作绝非什么名家大作，而是威廉·德·库宁的作品，一位在世的艺术家。这比花园藏书的拍卖总价还要高出五百万美元，而花园藏书拍卖会还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古书拍卖会之一。”

佳士得拍卖行首席顾问、纽约书商巴特·奥尔巴赫（Bart Auerbach）赞同雷登的看法。他指出，一九九〇年五月，日本富商齐藤了英在一周之内豪掷一亿六千万美元买下了两幅油画。一幅是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在佳士得拍得，价格为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另一幅是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在苏富比拍得，价格为七千八百二十万美元。他想，要是这位日本大亨喜欢的是书而不是艺术，真不知会发生什么。

奥尔巴赫说：“这位仁兄花费在两幅油画上的金钱，足以营建世界最佳藏书楼之一。”这包括一栋雅致的藏书楼、一群打理藏书的工作人员、一笔维持运营的基金。“他只需告诉代理人一件事，‘举牌即可’，他就可以拥有一切了。”奥尔巴赫承认，齐藤确实买了“两幅名画挂在墙上”，但是“他本可以花费少得多的金钱，成为一位二十世纪的大藏书家。”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约在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卖会五年之后，在佳士得的花园街画廊里，包括奥尔巴赫和我在内的几百名观众坐看意大利银行家代表团竞拍一批达·芬奇笔记手稿。这些笔记手稿共七十二页，内有三百多张插图和科学文字，写于一五〇六年至一五一〇年之间。该藏品充分体现达·芬奇的创造力，意义深远。它的最近一位主人是已故的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从一九八〇年起，为了纪念哈默，举办了“哈默藏古写本”拍卖会。这就为奥尔巴赫的论点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个案研究。

拍卖师斯蒂芬·C.马西（Stephen C.Massey）给出的起拍价是五百五十万美元。其后十五秒内，竞投价就超过了一千万美元的拍卖前估价。加价幅度达到一百万美元。经过两分三十秒的激烈竞投，马西手起槌落，达·芬奇手稿以两千八百万美元成交。再加上拍卖行收取的佣金，七十来页的笔记拍出了三千〇八十万美元的高价，创下了藏书或手稿拍卖价的纪录。买家是一位通过电话竞投的匿名私人收藏家。

这位神秘买家就是微软公司创始人及时任该公司主席的威廉·H.盖茨三世（William H.Gates III，即比尔·盖茨）。盖茨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不过他的藏书家身份尚不为人所知。他购入达·芬奇手稿的次日即对外公布了，似乎与其藏书家身份极为相称。达·芬奇的笔迹带有向后倾的独特风格，他在笔记中猜想了天空为什么是蓝色，山顶上为什么会发现化石，还预言了潜艇和蒸汽机的发明。盖茨表示，达·芬奇笔记手稿会先在意大利展出，然后入藏他在西雅图附近的私邸，这座豪宅位于华盛顿湖畔，面积达三万七千平方英尺。这位巨富藏书家说：“达·芬奇融汇科学与艺术的聪明才智，我一向深为敬仰。能与全世界分享这部知识巨著的珍本，让我倍感欣悦。”

一九五八年，卡丽·埃丝特尔·贝措尔德·多希尼（Carrie Estelle Betzold Doheny）与世长辞，留下了几件不朽的功勋。她的先生爱德华·劳伦斯·多希尼是一位加州石油巨头，一九三五年身故，她因此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多希尼夫人有三种感情历久不变：追忆亡夫、坚守信仰、矢志藏书。她对信仰的虔诚，见于捐助多座神学院、医院和宗教慈善机构。一九三九年，教宗庇护十二世为了表彰她的慷慨施舍，授予她罗马天主教廷“伯爵夫人”的称号。她是南加州首位获得这个荣誉称号的女士，亦由此而得了“伯爵夫人”的绰号。次年，她以惊人的气魄做了一件大事，借此表述对自己所有情志的敬意。她听从洛杉矶大主教的建议，委托建筑师华莱士·内夫（Wallace Neff）在加州卡马里奥市圣约翰神学院建造了一座西班牙教堂风格的建筑物，后来成为爱德华·劳伦斯·多希尼纪念图书馆。

图书馆首层是神学院的教学图书馆，第二层用来存放多希尼夫人的一万六千部珍本和写本。这些绝代奇珍中有摇篮本、古本圣经、宗教写本，还有一系列的英美文学著作，有关加州探险与殖民的珍贵文献。她去世后，全部藏书赠予天主教教区，并规定去世后至少二十五年内要存放在图书馆内。到了一九八六年，主教管区宣布将会委托佳士得纽约拍卖行拍卖多希尼夫人的藏品，拍卖所得用于教导和培训神父。

多希尼夫人藏书的拍卖会举办之时，H.布拉德利·马丁（H.Bradley Martin）以八十二岁高龄辞世。一九二〇年代，马丁修读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此时他开始藏书。马丁家族在纽约经营钢铁生产，他继承了家族的财富。马丁拥有两座令人艳羡的藏书楼，一座位于曼哈顿，一座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玫瑰岗，这是一座英国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物。仅就马丁所藏的鸟类图书而论，无论与公立机构还是私家藏书相比，都是公认的人间最珍善之本。多年来，不断有传言说他想把藏书捐给某家公立机构。可是他的遗嘱并没有写明这一条。他去世后的次年，亦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苏富比纽约拍卖行开始拍卖马丁藏书，共分九期，直到一九九〇年九月才结束。共拍出一万多部珍本和写本，拍卖总金额达到三千五百七十万美元。

多希尼夫人与马丁两家的藏品拍卖都分成好几期进行，其拍卖总金额，均高出以前的书籍拍卖会。多希尼夫人藏书的拍卖中，至宝当属古登堡《圣经》的《旧约全书》部分，而马丁藏书中的至精之本是一套奥杜邦的《美洲鸟类图谱》。两家藏书的拍卖会共落槌成交了两万六千部书。然而相比同时进行的另一场较少为人所知的拍卖会，多希尼夫人和马丁的藏书拍卖均价却是黯然失色。这就是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卖会。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不到二十四小时，花园有限公司的三百零八部世界人文“精品”共拍得一千六百二十万美元，每本藏书平均拍卖价达五万二千八百一十五美元，远远超过了多希尼夫人或马丁藏书的平均拍卖价（前者的是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美元，后者的是一万一千零五十三美元）。遥想六十年前，时值美国股市大崩盘前夕，在杰罗姆·克恩藏书拍卖会上，群雄竞逐，场面与花园公司藏书拍卖会何其相似。

除了令人咂舌的数字及其引起的兴奋之外，几十年来，花园有限公司的藏书主人卜斋友的身份也是最为扑朔迷离的怪事，其身世完全不为外人所知。甚至连他的姓名也是莫衷一是，据闻这是个字谜，是“不再有”的变形词。39

一九七九年秋，卜斋友在伦敦的小阿瑟·霍顿藏书拍卖会上大举买入，引起了世界书林人士的关注。小阿瑟·霍顿是生产奢华玻璃制品的史都本玻璃公司的继承人，其藏书生涯长达四十年，藏有很多让人眼热的珍籍。哈佛大学有一栋特藏图书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注定会是流芳千古的丰碑。佳士得纽约拍卖行的珍本书主管斯蒂芬·C.马西说：“卜斋友大包大揽，在霍顿藏书拍卖会上全数购入他想得到的古书。正是这些珍本在十年后令花园公司藏书拍卖如此辉煌。对于霍顿旧藏的珍善本，大家都以为在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它们易手流通了，没想到居然会重现拍卖场。”

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三日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二日，小阿瑟·霍顿的藏书分为三场作全面拍卖。为什么他突然决定出售藏书，至今仍未完全清楚。他是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首要捐助者，还赠予该校一批有关济慈的珍稀文献，所以好多人都认为，终有一天他会把私人藏书捐给自己的母校。但霍顿在七十岁时，离去世还有整整十年，他就决定出售藏书，而且要在英国拍卖。

不管霍顿的动机为何，外人以为会归于公立机构的矜贵绝品如今再次公开售卖了。霍顿藏书拍卖之前，卜斋友广收珍秘之本已有数年，然而多半是与书贾私下议价购得。比如在一九七六年，他悄悄地支付了十五万美元给纽约书商卢·戴维·费尔德曼，购得一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一五四三年的签赠本，本是哈里逊·霍布利特（Harrison Horblit）的旧藏。与此不同的是霍顿藏书是面向全世界拍卖，竞争之激烈不在话下。卜斋友请来约翰·弗莱明（John Fleming）代表自己参加霍顿藏书拍卖会，对其中二十二部珍品给出了溢价，一时轰动全场。

卜斋友在伦敦初次亮相即名震书林，但斯蒂芬·马西却未对此大惊小怪。马西出身书商世家，传到他已是第四代，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伦敦贩书。一九七八年四月，他与卜斋友初次会面，就感觉到了此君要买入珍本的急切之情，而现在的情况证实了他早前的看法。马西回忆道：“一天早上，我们在花园大街的艺廊来了一位衣履精洁的仁兄，大吵大闹的，因为他要看一本书。我接到电话后，就下楼去接待他。”马西正要平息纷乱，只听得卜斋友喝问一声：“你知道我是谁吗？”马西答说他不知道。那位仁兄称：“我叫卜斋友，我要看那本书。”

他说的“那本书”是古登堡《圣经》。此书是珍版古书，一四五〇年代印制于德国美因茨，每页印字四十二行，共分两册。当时由纽约圣公会总会神学院委托佳士得拍卖。一般来说，拍卖行会允许竞拍人在拍卖会举办前察看一下拍卖品，但也有某些规定。眼见这位四月清晨来访的男人言行粗鄙，马西决计按规定办事。若卜斋友想浏览拍卖图录上的某件拍品，他就必须先预约。

马西说：“我不担心他不来竞投。因为，要是这部书的确是好东西，想买的人总会回来——要是他们真的想买那本书，他们会奴颜婢膝的。”不过在卜斋友做出让步的姿态之后，两人握手言和，马西最终还是拿出了古登堡《圣经》给他看。几天后，拍卖会开始，卜斋友与著名的旧金山书商华伦·豪厄尔（Warren Howell）一起来到拍卖会竞买此书，他们的出价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伯纳德·布雷斯劳尔（Bernard Breslauer）的二百二十万美元。最终布雷斯劳尔代表德国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立图书馆拍得此书。

假如卜斋友当时拍得古登堡《圣经》，十一年后此书就会现身于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卖会。佳士得对主办这场拍卖会原是志在必得，经过“一番激战”还是输给了苏富比。马西说：“得知拍卖金额后，我松了一口气。要是那场拍卖会上有古登堡《圣经》，总价可以高达三千一百万美元。那天晚上的价格还会是这样吗？一本品相完美的古登堡《圣经》啊！天知道。他们当年没有买下，真是谢天谢地，否则那真是让人无法忍受！”

如此一位非同寻常的书林豪客，究竟是何方神圣？一时间流言四起，人们纷纷议论此事。有小道消息说，卜斋友在一九五〇年代曾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有了一个新身份；又有人说，他以前曾经当过演员。如今依然在世的卜斋友曾宣称，他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还为美国政府写过内容极为敏感、列入绝密级别的评估报告。他还跟其他人提过，他为美国国防部发明了尖端武器系统。还有人声称卜斋友是一位诗人、建筑师、哲学家。据一些了解较多实情的人士说，他是马萨诸塞州的传统科学研究院基金会的主席，可是查看该基金会的编制文件，却未能让人释疑解惑：基金会旨在致力于传播“纯粹之知识”。卜斋友还夸耀自己能读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古写本，精通好几种武术，包括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北美洲印第安武士曾经练习的秘术。但是这些故作惊人之语似乎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有什么了不起。真正让那些已经扬名立万的收藏家觉得不安的是卜斋友的自吹自擂——当今天下第一藏书家非他莫属。

斯旺艺廊位于纽约东二十五街一〇四号，距佳士得拍卖行约三十四个街区。艺廊的几个房间颇为朴素，每年举办三十来场拍卖会。艺廊没有梵高或者雷诺阿的名画，没有中国瓷器，没有异国风情的挂毯，但有各种货真价实的书籍、画片、照片、短期印刷品。马西说：“如果今天下午，你带着一本价值一千五百美元的书去到佳士得，或者苏富比，想想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书不错，可是，抱歉，我们不收。”而斯旺艺廊会乐于接受这类拍卖委托。斯旺艺廊总裁乔治·S.劳里（George S.Lowry）解释道：“我们主要靠售价在五百到两千美元的藏品为生。”也正是因为门槛较低，劳里结识卜斋友的时间要比那些位置优越、富丽高贵的拍卖行早好几年。

说起卜斋友于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现身藏书市场的往事，劳里回忆说：“卜斋友来时就像一团火球，照亮了整片天空。你想想，某个素不相识的不速之客，衣着华贵，突然坐在你的艺廊里，一掷千金买书，怎能不惹人注意呢？这位仁兄收藏已有十几年，来时携带重金，然后就消失了。我担任斯旺的主管已有三四年，多次看到他和优雅迷人的太太同来，买了很多书。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不过对此印象很深。”劳里断言，在某些方面，卜斋友其实是培育了珍善本市场。“由于他的影响，书业人士开始组织售卖，印制图录，认为这样可以吸引他。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做这一行的，那多少会让你感到害怕。害怕是因为你虽然在跟某人打交道，却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请原谅，我不得不这么说他。他想要的东西，总会买下。他不是来闲逛的，是来买东西的。”

卜斋友除了从拍卖会上买书，还从书商那里购入。例如珍本书市场的三大家：纽约的汉斯·P.克劳斯与约翰·弗莱明、旧金山的华伦·豪厄尔。此外，伦敦伯纳德·夸里奇有限公司的阿瑟·弗里曼，英格兰牛津大学附近的书商科林·富兰克林（Colin Franklin）也和他有生意来往，并与他结为好友。

无论卜斋友的背景或举止如何，见到他“不惜重金”买书，一众书商自然乐得为他服务，甚至让有关他的无稽之谈流传不衰。纽约书商约翰·弗莱明在一九三〇年代入行鬻书，曾任罗森巴赫博士的助手，卖给卜斋友多部珍版秘籍，还在多场拍卖会上担任他的代理人。弗莱明还介绍卜斋友认识其他大收藏家，比如小阿瑟·霍顿，还有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威廉·沙伊德。据斯蒂芬·马西说，霍顿邀请过卜斋友偕同夫人罗丽雅去他的马里兰东岸别墅，逗留了好几天。从一九六〇年代末或一九七〇年代初起，卜斋友长住马萨诸塞州。他是哈佛学院图书馆之友的会员，向该组织慷慨捐赠。他还常常出席波士顿残本社举办的宴会。他云游四海，访书会友，所到之处，皆有收获，亦引来诸多猜测。芝加哥大学约翰·克瑞拉图书馆的一位馆长还记得，卜斋友从书架上抽出一部科技史的珍本，只说了一句傲气十足的评语——他的私藏本较此“远为珍罕”。

卜斋友虽然到处抛头露面，但敢说了解他底细的人却极少。与他做买卖的书商，甚至在自家府上款待过他的熟人，对他也是知之甚少。普丽西拉·朱韦利斯在一九七九年开始与约翰·弗莱明共事，如今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自己开店。她说，卜斋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谜。“大家对他一无所知。”甚至连“可能是卖书最多给他的”弗莱明也是如此。她回忆道，弗莱明曾经斗胆评论过卜斋友不可一世的派头：“对卜先生这样的爱书人，大家只能多多体谅了。”

纽约书商贾斯廷·G.希勒（Justin G.Schiller）认同这种看法。在当年伯纳德·夸里奇有限公司为第一轮阿瑟·霍顿藏书拍卖会举办的招待会上，他与卜斋友聊了几句，后来的十年间，两人亦偶尔见面。他还去过波士顿拜会卜斋友，观赏其所藏的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文献。希勒称：“卜先生是个做大事的人。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现代人。他打算集藏各种学问的经典。他很自负，但是他是真的爱书。他对自己的藏书很了解，显然颇为精通，令我很佩服。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哲学，我对他的家世背景也几乎一无所知。没人知道。”这位新晋鉴赏家的万贯家财从何而来？希勒对此毫不知情。“约翰·弗莱明跟我说过，要是谁能打听到卜斋友的钱财是从哪里来的，他愿意给五万美元。”

佳士得拍卖行珍本书主管斯蒂芬·马西与卜斋友相识，后来结为好友。一九七八年在纽约花园大街的佳士得大厅初次认识后，两人多次在各种社交场合见面。马西说：“不妨说吧，我算是挺了解他的。说真的，我越来越喜欢卜先生。他那时隔三岔五就来纽约，每次他来，我都会跟他见面，和他共进午餐，或者跟他夫妇两人。听到他说他不得不出售藏书，我很难过。他没有跟我说太多，但明显是出事了。当时他对多希尼藏书首场拍卖会有点兴趣，那是一九八七年十月，但兴趣不是很大，他什么也没买。所以我知道有些不对头了。过了不久，就听说他不再露面了。”

一九八九年夏，波士顿某位律师联系了马西。“他来到纽约，没有说明他的委托人是谁，只是说他代表花园有限公司的一位合伙人。他们在解除合伙关系前要先作一轮评估，可能需要在某段时期出售花园有限公司。那个律师非常谨慎，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应该请谁来作评估，他过来找我们，还找了其他人。”这位律师接受了马西的建议，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成员有马西和其他几位专家。评估在波士顿进行，因为花园公司的藏书就在此地。

据一篇简明的新闻报道称，藏书将在一九八九年秋季拍卖。新闻稿称，藏书端赖卜斋友“蓄志搜罗”而成。不过还提到一位新人参与了聚书，他叫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s），是一位“私人投资者”。这篇新闻称藏书是由此人“资助”，一时令书林为之惊愕不已。如此不同寻常的合作是如何商定的？为何会散伙？外界对此迷惑不解。此外，这场估计可获利甚丰的藏书拍卖会也交给佳士得的主要对手苏富比拍卖行来主持。马西说，之所以能反胜为败，是因为一项富有争议的创新举措，而这个举措是一九八〇年代拍卖业的重要组成之一。马西说：“苏富比预先用支票付了一大笔钱。我们评估那些藏书价值九百万美元。所有人都认同这个评估，包括苏富比。不过花园公司一方的各位律师是受到这笔大额支票的诱惑，这笔预付款占预期的拍卖会所得款相当大的份额。我听说有四百五十万美元，是估价的一半。”

佳士得没有给这场拍卖会预付款，因为这在当时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我认为，如果当时他们要我们预付款，我们也许会准备这么做的。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做，那是我们一九八九年前的公司条例。我们一贯的看法是，如果有资本卷入拍卖品中，就有可能破坏拍卖。这就是我们所持的论点。因为这个方案，我们甚至请来了伦敦的卡林顿勋爵。我们在波士顿受到了双方威名赫赫的律师团的接见。后来苏富比获得拍卖权，我感到震惊。”

直到那时候，马西对迈克尔·戴维斯毫无所闻。他说：“不过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而之前截至当时为止，花园公司就等同于卜斋友。”

拍卖会本身也出现了很多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令花园公司这位“蓄志搜罗”藏书的人物更添神秘色彩。而这些珍本因为要给苏富比拍卖，才得以第一次聚集，亦是仅此一次，也许这是最不寻常之处。此前这些藏书分别保存于波士顿两个银行的保险库里，直到拍卖开始前的短短几天内，才拿出来展览，供有意竞拍者细看。

在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卖图录上，关于卜斋友的这位融资伙伴只有短短两句三行的文字：“迈克尔·戴维斯是一位私人投资者，现为花园有限公司惟一之有限责任合伙人。花园公司集藏珍本与写本所需之费用皆由他提供。”除此之外全是空白。与此相反，图录上有一篇卜斋友提供的冗长声明，给出了有关他的性格的线索，还有一些身世的情况。声明页空白处的上方，刊出了一张卜斋友青铜像照片，只见他闭着双眼，却不是安详入睡，脸上皮肤紧绷，嘴角下垂，仿佛陷入了沉思。照片下方配有文字：

卜斋友先生自幼即习历史、圣经。其三位先祖乃辉耀古今、超绝群伦之士，而先生乃其嫡系后人。先生早岁就学前，从父母修读莎士比亚、弥尔顿、圣经、希腊文新约。得此培育，卜先生胸襟远大，志行高洁。先生之伯祖母乃家谱专家，幼年时曾告知先生，其父之先人亦名卜斋友，乃公元四世纪凯尔特国王。国王学识渊博，能吟诗，亦善战。嗣后卜先生再蒙伯祖母告知，其父一系曾出过一殉道圣人，即托马斯·莫尔，其母一系则出过将军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绰号“石墙”者也。40

卜斋友没有提到其父母的名字，也没有提到那位卜氏家谱专家的伯祖母的名字。他也没有说出以上三人籍贯何处，自己于何处长大。他没有说明在何处上学，不过他强调大半生都在修习瑜伽，而且熟谙瑜伽，并对此作了详尽描述。他自称一生求知，从未懈怠，曾游学欧美、中东、远东和墨西哥。他又说曾跟随美国陆军驻外服役两次，一次在欧洲，一次在亚洲。他不仅钻研过高等数学和普通科学的各个概念层次，还分析过语言结构，尤为关注凯尔特人、中东和远东的哲学基础。他还说，他曾在航空航天工业当过工程师，得到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从事高级电脑设计、逻辑和通用系统分析，研发过尖端程序。

卜斋友还特别提到，他创办了一家机构并亲自管理。这家机构名叫传统科学研究院，从事研究、教育和出版业务。该研究院是一个非营利基金会，以传播“精纯”知识为己任。他还在纽约创立了一家名叫沙德孚（SADEV）的出版公司。据他说，公司附属于一家广受推崇的著名艺术及摄影出版机构光圈基金会。卜斋友强调，是他倡议并共同成立了花园有限公司，同时出任负有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他说，公司名为“花园”，是源于希伯来文Et-HaGaN，意为“第一花园”（字义为“园囿”），这是一个“一切可能性皆为先验，且与活动相等”的地方，所以适合用来命名其藏书。卜斋友强调，从一开始藏书，他就专注于搜求品相绝佳的至精珍本，而且对世间各处的男男女女之努力影响至深至巨，包含了最早到现在的各种文明所获得的丰功伟绩。

卜斋友还暗示，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心存神圣。他以第三方的口吻谈到自己，并自称：

竭尽心力，一刻未忘……如此大作，充盈赋予生命之力及睿智：其睿智也，多屹立于未来，且将形式与激情赋予现在，又向往昔输送生命之光……多年来，先生勉力务进……开拓了一条建筑新圣城之路，从今以后，将为全人类服务……先生素来想将其聚藏之所有珍宝……存放于一伟大学术图书馆。而卜先生之志，希望经由可唤醒心灵之馆藏与活动，在将来奔向群星之运动中，人类将会以必须而至关重要之方式重获灵感，再受启迪。

戴维斯和卜斋友两人的生平小传刊于拍卖图录的背面，长短和措辞对比鲜明。而且卜斋友在图录开篇处即有一篇长达十页的序言长文，题为《论书籍之神妙》。他在文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弥尔顿、托马斯·阿奎那、使徒保罗、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41、使徒约翰等人的文字，还有传道书等。他庄重地说：“心灵之巨构杰作”，乃是“灵性之心向人类的血管输送缔造生命之血，是先于所有肉体之血的更高华之血，是提供宗旨和延续意义的精神之血”。只有“触摸、摩挲、阅读、浏览、闻嗅——尽享”这些杰作的初始版本，人才能生存，才能成为与“此物本身”相伴的人。

卜斋友在结语中称，珍本和写本的收藏家是“属灵的儿女”家族的看护人。这些“属灵的儿女”是蒙受神恩者的后裔，非但是血肉之身，亦是按“神之形象”造出的后代。他说，这些备受珍宠的绝品是全人类最贵重的遗产，也是“最大之希望，未来派出之向导”。要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藏书家呢？他说：“藏书家要施爱，此乃最重要者。藏书家要爱现实，爱本体。”

卜斋友的炫耀浮夸，自命不凡，闪烁其词，免不了引人臆测，而他写于将要散尽珍藏之前的这两句话，非但没有回应大多数藏书家的疑问，反而让他们更生疑窦。他的“属灵的儿女家族”，他的生命中的“大爱”，即将与他分离；他私下已跟很多熟人说过，“他们在逼我出卖儿女做奴隶”。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早晨，当时还在世的格罗利耶书社图书馆馆长罗伯特·L.尼科克（Robert L.Nikirk）与我同坐一辆计程车，去苏富比观看当晚即将拍卖的珍本书。我们驱车在东区的拥挤车流中蠕动，尼科克对花园公司的藏书作了一番猜测。他说：“这次拍卖大有可疑之处。大家都听说戴维斯先生花了钱，可他从来没见过那些书。戴维斯花了几百万美元，却从来未能获准看看自己的书。怎么会这样？似乎没人知道。不过我听说，他被骗了。您看了卜斋友在拍卖图录上的文章吗？那家伙一看就知道是个疯子，可是疯子也会聪明得很。这位卜斋友对藏书确实在行，这个谁也否认不了。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出于信仰？受了催眠？被人洗脑？减肥药吃多了？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而且他们是很认真地在问。除了苏富比，没人知道。而苏富比对外却是守口如瓶。这在藏书史上真是闻所未闻。”

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大厅位于约克大道的第七十一街和第七十二街上，极为宽敞，占了整整一个街区。离第一轮拍卖会开始还有八小时，但三楼的展厅上已有三十多人在观看即将拍卖的珍本。所有的拍品都锁藏于玻璃门柜里，竞拍人可申请观看某些拍品，接待员会取出拍品供买家细看。其中10A号柜摆放着莎剧对开本，印制的年份分别是一六二三年、一六三二年、一六六四年、一六八五年，拍卖图录上恰如其分称之为“英语印刷书籍中最珍稀者”，当晚几部对开本将作为一件拍品拍卖。此外还有珍秘的摇篮本、让人心神俱醉的泥金装饰钞本，依然装订坚牢的各类名著，历史记载的波爱修斯、西塞罗、欧几里得和普鲁塔克等人的初印本，还有哥白尼、托勒密、伊拉斯谟、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 Kempis，1380—1471）42、安德烈亚斯·维塞利亚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43、约翰·弥尔顿、蒙田等贤哲著作的上佳版本。亦有柏拉图和但丁名著的初版，稀觏之极的普鲁斯特作品初版，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州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的签赠本，叶芝曾用过的一本“精制犊皮笔记本”，乔伊斯的一页手稿，约翰·洛克的一本日记本，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1890—1950）44的一本从未出版的日记，一五二二年版的马丁·路德的《九月论纲》，此书为对开本，用当时的德国猪皮装帧，是二十世纪拍卖会仅见的拍品。真是美不胜收，令人为之目眩。

嗜藏古书的波士顿出版商戴维·R.戈丁（David R.Godine）坐在一张桌子上，正小心翼翼捧读一本易碎的对开本。他已脱下了西装外套，松开了领带，卷起衣袖，用一根粗短的铅笔在一张便笺上草草写着什么。他见到我，便聊了几句。他轻声道：“对了，如果你还没见过卜斋友先生，不妨去那边会会他。”他抬起下巴朝一个角落示意，只见那边站着一位衣着光鲜的男士，身旁是一位黑发的女士，周围再无他人。我当即上前自我介绍，又道：“在下写作计划的要点是，展示古今藏书家如何尽职尽责去保存知识。没有罗伯特·科顿，就没有《贝奥武甫》，也没有林迪斯芳福音书；没有波焦·布拉乔利尼，就没有昆体良。”

我说话时，卜斋友死死盯着我。他问道：“你知道法老和他们的图书馆吗？”我告诉他，这个自然是知道的，拙作提及了这些。“亚历山大城的那些希腊人呢？”当然知道，我答说，若是缺了他们，这样的研究就是残缺不全的。“对我来说，书可是极有生机的，是人类存在的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且能超越人类存在，”他说道，我点头同意，“我非常爱惜这些藏书。我写过文章讨论这些藏书，还要写更多。不过我的声明都在拍卖图录上了。”

就在此时，三位苏富比的管理人员走了过来，显得很焦躁。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跟新闻界说过，谢绝采访。说得很明白的。”我与卜斋友握手之后，顺从他们的要求，离开了那张桌子。他给我名片，暗示我可写信给他。接下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我多次努力联系他，但他一次也没有回应，之后我们便不再来往了。我跟他的太太谈过一次，她告诉我，卜先生偶染微恙，正在治疗，但她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病。

到了当晚，距离计划中的第一个拍品开拍还有两个小时，参与竞投的人开始驾临，苏富比为他们举办了格调高雅的招待会，与会者有书商、贵宾客户、各类好书之人。宴会上处处欢声笑语，让大家在开始竞投之前喝几杯鸡尾酒，暂时放松一下。拍卖会即将开始之际，戴维·雷登信心十足地说道：“好戏就要上演了。真是太兴奋了，气氛紧张极了。该来的都来了，我们还接到了一些委托竞标。”45

拍卖行艺廊的小前台上，摆着一张旋转高台，展出宣布准备拍卖的藏书。前台顶上是一个电子显示屏，同时显示七种货币的出价：美元、英镑、法郎、日元、马克、瑞士法郎和里拉。另有几台电视摄像机准备好要录下拍卖全过程，并在适当位置摆着二十三部电话供场外出价用。

艺廊的上一层有一间小房，可俯视拍卖全场。卜斋友坐在彩色玻璃窗户后面，看着他的“属灵的儿女家族”被人出售。大厅的前方，就在距离首席拍卖师约翰·马里恩好几码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迈克尔·戴维斯。他正在记录记分牌上不断更新的显示结果。

苏富比初时估计拍卖总额可达九百万美元，但开拍不到一分钟，就证明了这个数字下得轻率了，与现场情况不符。第一件拍品是一部古埃及纸莎纸草古卷，内含《亡灵书》三章，配有泥金插图，上绘古埃及冥神奥西里斯，极为精致。买下该拍品的是纽约的H.P.克劳斯，成交价十八万七千美元，超出估价近四倍。这部古卷已有三千年历史，卜斋友在一九八二年从英格兰牛津郡的夏洛特·富兰克林买入。然后是一件拍品接着一件拍品，竞争都很激烈，结果也近似，证明戴维·雷登的乐观看法是对的。拍卖场内狂热非常，气氛既紧张又刺激。

四本莎剧对开本落入纽约收藏家理查德·曼尼（Richard Manney）之手，超出估价达一百万美元。拍卖对开本的落槌声一响，顿时掌声雷动，一浪高过一浪。该藏品拍出后，也标志着这一轮拍卖会的完满结束。在拍卖每件物品时，迈克尔·戴维斯都站在前排，领导众人高声喝彩。当晚入夜时分，他在洛克菲勒中心彩虹厅举办欢庆会，招待朋友。彩虹厅富丽堂皇，可以俯视曼哈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花园有限公司的最后一件拍品由苏富比拍出。四个小时之后，每年一度的第十三届波士顿古书展开幕。顾客早已在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中有不少书商和收藏家。他们匆匆自纽约赶来参加傍晚七点半的开幕式。花园公司莎剧对开本的新主理查德·曼尼也在众多的摊位上淘书，看看有无较便宜的可捡漏。书商安妮和戴维·布罗梅（Anne and David Bromer）在最后一次花园拍卖会上买了几件拍品，两人到达他们的书摊时，离开幕式仅仅只有十五分钟。理查德·曼尼的代理人詹姆斯·卡明斯也在打理他的书摊，并说：“大拍卖场确实魅力无穷，不过这样的古书展才是古书业的根本。”

花园公司藏书拍卖总额约是多希尼或马丁藏书拍卖总额的一半，然而斯蒂芬·马西却认为这是“迄今较为完美”的拍卖会。“如同七月入货，十一月卖出。”他语气轻快，说得很准确。“两次拍卖会，一次在晚上，一次在次日；进进出出，一本拍卖图录，完了。而多希尼和马丁的拍卖会则有几千件拍品。如果仔细看那些拍卖图录，当然能看到一些很好的拍品，但除了这些，其余的都是难以脱手的累赘，大而无用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而大而无用的东西又耗时间又花钱。再看看花园公司。三百来件拍品，件件都是极品，都是稀有奇珍，一批精绝的藏书。”

马西耸耸肩，又道：“大家尽可以对卜斋友说三道四，不过他买入的书都是一等一的精品。”

伦敦出版商科林·富兰克林在业内声名显赫，服务劳特利奇及凯格尔-保罗出版社已有二十年。一九七〇年，他决定转行专职做古书买卖。他对印刷术和小型出版社印本有广泛的撰述。他也藏书，但纯粹是自娱自乐，这与大多数藏家不同。他说：“我把所有书都卖给了卜斋友，除了一份叶芝的手稿。手稿本来是他要我在一次拍卖会代为买入的，我私下里据为己有了。”

随着卜斋友向他购书渐多，两人亦结成好友。富兰克林回忆道，卜斋友伉俪对他和妻子夏洛特“非常友好”。他说：“他们在阿卡普尔科46，还有在阿肯色州的家里，都曾经热情款待过我们。”他留意到，卜斋友在哲学上很有雄心壮志。“他很看重要给人留下那种印象。我敢肯定，要是有人认可他是一个具有高深智慧的人，他会觉得最满足。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个有点装腔作势的人，这是他让人关注的一方面。不过，要说他对哲学是不懂装懂，我也不敢苟同，因为我跟他聊过好几次，恕我用一个大词，就是那种哲理清谈。我发觉他能令人振奋，但也让人筋疲力尽，而且他自吹自擂，令人感到难以忍受，荒谬可笑。但是对他来说，让人觉得不荒谬可笑当然是很重要的。对他要绝对严肃，在他的生活中，这个非常重要。”不过富兰克林还是愿意相信卜斋友。他说：“与他聊天，会以为他能轻松读点原文的柏拉图，还有荷马，等等。今天得知他对希腊文原来是一窍不通，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也许是我错了。”他有点顾左右而言他。

富兰克林原以为自己很了解卜斋友，当得知卜斋友还有一位隐名合伙人戴维斯，他说对此也甚为惊讶。他从来没有打听过卜斋友的钱财来源，卜斋友给他的印象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投资天才。“他说过，他对某些东西投了重本。可能是一派胡言，也可能是真的。我不清楚。换句话说，他让人觉得他是花自己的钱。他生活相当奢侈，但生活奢侈不一定就要有钱。”

富兰克林坦承，当时在拍卖会上得知卜斋友是“用别人的钱”搜集了花园公司的藏书，感到“有点幻灭”，因为卜斋友对钱财的态度是让他最感好奇之处。“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意思的人，而现实结果却是不怎么有意思。他给人的印象有几分像是一个哲学王，是一个能随心所欲的人，过着贤哲一般的生活；而且只要他愿意，就可换另一种活法，打开水龙头似的滚滚财源即可。要是他需要其他钱财的供应，只需像调好收音机波段那样，就能得到想要的金钱。然后他再次关掉收音机，重新过上贤哲一般的生活，购置想买的书籍。这一幕真让人难忘，我对此深信不疑。”

卜斋友还使得富兰克林相信，在过去二十到二十五年间，他写了一百页甚或更多的手稿，满纸都是渊博的见解。不过这些手稿似乎从未出版。卜斋友还给富兰克林看过一本薄薄的诗集，书名是《祀骨铭文诗集》（Sacrificial Bone Inscriptions），还有一些刊于摄影书的短文。“数量确实不多，他给我看时却极为自豪。我想他是很害怕把这些印刷成书，很害怕不获众人承认是大宗师，而他应该是要我们把他当成大宗师的。这就是他不愿意印刷成书的原因吧。”富兰克林不乏善意地猜测，“可能他觉得任何东西一旦印成白纸黑字，就免不了被人细读，令他在人前成为另一种人，而他是不想别人那样看待他的。”

卜斋友除了爱显示博学多才之外，富兰克林还留意到他爱装嫩。“他要显得非常年轻，这是他的一大爱慕虚荣之处。”富兰克林称他看破了这点，并估计在他们相识的八十年代中期，卜斋友应有六十来岁了。“长期以来，他好像想让我们认为他才四十五岁。”

得知卜斋友收藏的实情之后，富兰克林说他对此人感到“失望”。“我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欺骗的成分。这个人扮成另外一种人。我想我也算是一个在乎他的人。”富兰克林慢慢地摇着头，伤心地说道，“一旦一个人被揭穿，一旦显露出来不像表面那么风光，总是会感到丢脸的。”

虽然当时知道真相的人极少，但花园有限公司拍卖其藏书的真正原因，并非如一位苏富比职员所谓的“两位收藏家决定分道扬镳”，其实是一位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的法官听取了如此具有爆炸性的证据后下令拍卖藏书。后来我想通过法律途径调查此事，却发现案件已被封锁了。

在拍卖会的第一天，三位苏富比职员要求我在该公司的拍卖场内任何地方都不可与卜斋友交谈。为什么？他们没说。等到最后一件拍品落槌，我上前向迈克尔·戴维斯作自我介绍。他叫我跟他的律师谈，然后就走开了。卜斋友与戴维斯显然有很大的分歧，若要开始了解情况，显然要从合伙人双方各自居住的城市开始。

拍卖会过后一个星期，我查到了“戴维斯诉卜斋友”一案的踪迹。那是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南区的米德尔塞克斯高等法院。可是当局不允许我查看任何档案。负责此案的是凯瑟琳·利亚科斯·伊佐法官（Judge Katherine Liacos Izzo）。我请求与她会面，那位办事员建议我两周后再来。两周后，我过去了，又告诉我伊佐法官仍需“周密考虑”。这似乎有点古怪。两周前，我第一次去法院时，获得了一份法院日程表的副本，上面明明写着诉讼程序已经在五个月前履行，显然各方对调解均感满意。怎么还需“周密考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我郑重要求马萨诸塞联邦初审法院的首席行政法官介入此案，允许我查阅那些公共文件。一个月后，阿瑟·梅森法官办公室的一位律师告知我“此案文件已被扣押，不可供公众细阅”。我感到很灰心，但也激起了我的兴趣。我重返米德尔塞克斯县法院，再次申请查看文件，结果是意料之中，得知目前此案已经结案。接着我信步进入存放法院日程表的房间，发现两个月前允许我复印的那七页纸已被一张白纸代替，顶端写着88—635的案件编号，并用草体写着“扣押”的字样。就这些了，甚至连“戴维斯诉卜斋友”的诉讼文件名也被人清除了。显然因为我到处打听此事，促使涉案各方要把整件事情保密，而伊佐法官亦同意保密。自此以后，从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在7A审判室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记录就成了禁止公开的材料。不过我还持有一份法院日程表原件的核准副本。所有这些严防死守的保密措施令我的好奇心更重了。

据这份现已被禁止查看的案件概要显示，原告迈克尔·戴维斯在一九八八年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关系。戴维斯除了对卜斋友进行个别诉讼之外，也对后者身为传统科学研究院、花园有限公司、海豚不动产信托公司的职位担当人提起诉讼。戴维斯诉讼案的第一个议程是要获得估价达一千万美元的藏书。这些藏书分别藏于新英格兰银行和波士顿安全储蓄银行的保险库里。法院还批准扣押卜斋友的个人财产，估值达二百万美元。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诉讼开始的当天，法院收到并批准了提交的十九项申请。代表迈克尔·戴维斯的是和而德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很多人认为是波士顿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和而德的五名律师担任原告辩护律师。卜斋友也聘请了波士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名叫威德特-斯莱特-戈德曼，有三名律师代表他出庭。另有两名律师代表存放珍本的银行出庭。

此外根据记录，法庭还收到了托马斯·戈登·古泰尔博士（Dr.Thomas Gordon Gutheil）的宣誓书。古泰尔博士是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市法律及精神病学研究中心院长、哈佛大学精神病学与法律课程主任。他是美国司法精神病学的权威，与人合著有《精神病学与法律临床手册》（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是这个学科的典范之作，初版于一九八二年，再版于一九九一年。他在一九九一年还担任了《精神病学及法律的判决》（Decision Making in Psychiatry and the Law）一书的编辑。他还撰有九十篇专业论文，为多本专著撰写了二十二个章节。他是美国精神病学与法律学会会员、国际法律与心理健康学会会员。

迈克尔·戴维斯的父亲名叫伦纳德·戴维斯，母亲名叫索菲·戴维斯。他的父母亲在一九四〇年代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两人因此结缘。伦纳德·戴维斯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经营多家企业，包括殖民地宾州保险集团、游戏电影制作公司，也是舞台剧与电影制作人。他还是美国国家电视片协会的老板，该协会在一九六〇年代初出售了新泽西州的一个电视台，即WNTA电视台十三频道。一九七二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伦纳德·戴维斯名誉学位，这是该校对出手大方的捐赠人表示谢意的一种通常方式。《纽约时报》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有一篇报道称，一九四四届毕业生伦纳德·戴维斯向母校捐款二百五十万美元，资助兴建一座耗资达五百万美元的表演艺术中心。该中心将命名为亚伦·戴维斯礼堂，内设伦纳德·戴维斯表演艺术中心。另有一篇报道称这份礼物是“在世人物给一个学院的最大馈赠”。

迈克尔·戴维斯之所以要起诉卜斋友，解除两人的法律关系，显然是因为他的家人劝说，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家人施压所致。

我能发现花园有限公司的合股档案原件，可以说是纯属偶然。既然“戴维斯诉卜斋友”案导致双方合伙关系破裂，因此在某地必有显示曾有此合作的文件记录。但奇怪的是在马萨诸塞州州务卿办公室的档案中却找不到一份相关文件，这似乎不对，因为两人都是马萨诸塞州居民，打官司也是在该州。在米德尔塞克斯县契约注册局中，我找到了戴维斯与卜斋友就哈佛广场附近的房地产进行交易的所有档案，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份法律杂录的废弃材料，时间是一九八五年。据材料显示，迈克尔·戴维斯拥有坎布里奇康科德街十四号的一套公寓房，由他授权花园公司普通合伙人卜斋友享有使用与大厦相连的第十九号停车位的权利。该项交易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但生效之后，花园有限公司的身份成了“一家纽约的有限合伙公司，通信地址是纽约市米勒顿榆树街光圈基金会转”。

纽约州的有限合伙公司档案并非保存于州首府奥尔巴尼，而是保存在各个县府。米勒顿隶属纽约州北部乡间的达奇斯县，办公室设在波普基西。花园有限公司的合伙证书就存放在县政府办公室。根据这份证书，花园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成立公司“主营撰写及促进新写本，修改、编辑和发行写本，保存和收藏珍本书及写本”。卜斋友是公司的“惟一普通合伙人”，迈克尔·戴维斯是“惟一有限合伙人”。

据这份证书透露，迈克尔·戴维斯为合伙投入了“有价证券与上市证券”，当时价值一千零五万美元，合伙承担的银行债务为二百三十五万美元，珍本书的价值六百万美元。合同上没有提到戴维斯要凭借投入合伙的投资而急于盈利。戴维斯将自己的合伙关系锁定至“二〇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公司业务结束时”为止。届时，戴维斯本人已到高龄，而比他年长二十五岁的卜斋友会有一百零五岁，或已去世。此外，禁止戴维斯将其在合伙中的任何权益“出售、转让、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给任何人，且未设定返还其分摊额的时间。此外，如未获得卜斋友夫人罗丽雅的同意，不允许加入其他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若卜斋友死亡、退休或精神失常，仅罗丽雅可获准成为普通合伙人并继续合伙关系。把每年红利中的第一笔十万美元用来支付合伙账单；余额中的四成作为年度津贴给予迈克尔·戴维斯。

如此一来，戴维斯让卜斋友几乎完全掌控了逾一千三百万美元，他对此甚至都没有签名。在这笔巨款中，有七百七十万美元是可转让证券，六百万美元已用于购藏珍本。合伙证书上仅有一个签名，那就是卜斋友的名字，称他是“代表本人及有限合伙人的法律事务代理人”运营该公司。在确定合伙的同一天，戴维斯授予卜斋友不可撤销的代理权，使得卜斋友成为他的“真实而合法的代理人及法律事务代理人，享有全权代理，在代表合伙或有关合伙方面，能以他的名义、地位和为维护他的利益而起草、履行、签署、承担、交付、提交”任何与花园有限公司相关的文件。实际上卜斋友在有生之年及身后均获全权可处理戴维斯名下的合伙事务，甚至在戴维斯去世后依然有效。

一年之后，即一九八四年十月，双方修改了合伙证书，允许戴维斯的分摊额从1370万美元增至17,001,589.78美元，增加的金额中有“4,105,589.78美元是现金”。作为回报，戴维斯获准增加津贴，可每年提款十万美元作私用。上面仅有卜斋友的签名，是代表卜斋友本人，同时亦是作为戴维斯的法律事务代理人。

截至一九八三年，卜斋友在马萨诸塞州已居住至少十年。当时迈克尔·戴维斯依法登记的住所是不征收州税的新罕布什尔州格兰瑟姆市，但有其他文件显示他也住在坎布里奇，与卜斋友为邻。他们购买的所有珍本都存放在波士顿的银行保险库里。不过那张有限合伙证书写着他们的首要业务地点是纽约州米勒顿镇，然而该镇的电话簿上并没有这个合伙公司的电话号码。卜斋友或戴维斯似乎也没有在那里做过生意。光圈基金会的一位主管承认，花园有限公司从来没有在榆树街的地址开过他们所提到的办公室。花园公司用一个小社区作为合伙公司的合法地址，而此处离两位合伙人依法登记的地址足有一百五十多英里，原因何在？

美国的大多数州都有法律规定，合伙证书需在当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上刊登数周。要在坎布里奇成立花园有限公司，就要在波士顿的报刊上对外公布一份含授权书在内的详细声明，这样的协定可能会引起外界的注意。若把公司“设在”米勒顿，花园有限公司就可在《波基普西日报》和《米尔布鲁克圆桌报》这类发行量不大的当地报纸上发表声明，既满足了法律要求，又不会走漏风声到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或南部的纽约市。如此一来，古书业界就没人会知道卜斋友获准可随意动用迈克尔·戴维斯的一千七百多万美元的巨款，就此事而言戴维斯家族也不会有人知道。

两人于一九八三年确定合伙关系，早前购买各类珍本先已花了约六百万美元，全部由迈克尔·戴维斯掏钱。其实之前卜斋友和戴维斯合作做生意已有一段时间。一九七四年九月，也就是两人确定合伙的九年前，他们共同成立了传统科学研究院公司。这是一家非营利的慈善机构，宗旨是“探讨古代文明之知识及学问，研究此类知识及学问与当代生活之适用性、相关性及各种关系，凡此种种，靡不覆盖；涵括当代之宗教、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医学—营养学、哲学及其他学科。将此知识学问并古书古文献所蕴藏之活力，流播当世，福泽后人”。基于此宗旨，研究院会“构建藏书楼，创办档案馆，以收藏已出版之相关书籍、文献、未刊写本及其他研究材料，俾传统科学院之研究人员、学生、学者之用”。该机构的文件上列明卜斋友任院长，其妻子任财务主管，戴维斯任秘书。

约在此时，卜斋友和戴维斯还组建了一家企业，名叫海豚不动产信托。成立伊始，这家企业迅即大举购买康科德大道和花园街的房产，两条街道均邻近他们位于坎布里奇阿森纳广场的宅邸。也许正如卜斋友在苏富比拍卖图录上声称的那样，花园有限公司的名字从希伯来语“园囿”一词中受到启发，然而与花园街亦不无关系。这些房地产呈三角形，约有一点五英亩，他们将在此兴建藏书楼。然而这是一个注定会夭折的项目。坎布里奇对古迹的保存有非常苛刻的规定，据记录显示，卜斋友急于要修建他的“圣城”，在没有获得完全准许之前，就拆毁了几座受坎布里奇历史委员会保护的古旧建筑。

卜斋友决意要推进工程，但遭到四邻的极力反对。为了阻止修建工程，一九七八年，一位名叫阿尔比恩·T.索耶（Albion T.Sawyer）的人发起了“暂停阿森纳广场项目”的请愿行动。一时到处是流言蜚语，说海豚不动产信托得到了哈佛大学的暗中支持，企图大肆扩张。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在该城享有很大份额的免税房产。市政规划部卷入了此事，市参议会也牵涉进来，开了几次会议和听证会，投票了好几回，颁发和更新了几个政令。工程因此被无限期搁置，一直停留在计划阶段，没有丝毫进展。

多年以后，哈佛大学天文学及科学史教授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回忆说：“当时大家认为卜斋友就是哈佛的帮手。”他的工作地点是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此地与卜斋友计划修筑藏书楼的地址相距不远。金格里奇博士本人也是书痴，他是研究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史的世界级权威，也因为此书而结识卜斋友。在一九七〇年代与一九八〇年代，他对卜斋友的了解与其他哈佛人差不多，而且也密切关注阿森纳广场的争端。“那种说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非常荒谬。卜斋友与哈佛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周围的居民不这么看。”最终卜斋友只得放弃了梦想。如果他想兴建大藏书楼，坎布里奇是不会让他成事的。金格里奇说，他听说卜斋友“曾经提过要把那些藏书放入太空舱，送入轨道”，但没办成，“他会把所有藏书转移到阿肯色”，那里是他太太罗丽雅的故乡，夫妇两人的第二个家也在该州。

一九八八年，“戴维斯诉卜斋友”一案尚在伊佐法官主持的法庭中争持不下，一笔二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二美元的非限制性赞助已由传统科学研究院转到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伦纳德-索菲·戴维斯基金会。这家机构于一九六一年在纽约州获得执业证书，财力雄厚，多次参与各种慈善活动。机构的宗旨是资助犹太人成立的慈善、宗教、教育等组织。管理该基金会的是老戴维斯夫妇及其儿子迈克尔·戴维斯。转移这笔款项无疑是全面解决戴维斯家族与卜斋友之间争端的行动之一。到一九九一年，传统科学研究院选出新主管。同年，坎布里奇的海豚不动产信托拥有的房地产开始公开拍卖，卜斋友原拟用来建造“富丽堂皇的大藏书楼”的一大块闲置土地以一百二十万美元卖出。迈克尔·戴维斯获准从花园有限公司的合伙关系中退出，由罗丽雅接替。拍卖花园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珍本，就是一个要斩断戴维斯和卜斋友两者关系的举动，就算不是断绝精神关系，也是要断绝财务关系，而至此还只是使用了一半手段而已。

卜斋友收书，一定要品相上佳，一定要巨著名作。不过他的熟人说，他同样也汲汲于声名。他有一个性格特点，那就是总是强求别人承认他是当今天下第一藏书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他最讨人嫌的性格，就连那些跟他最密切的书商朋友也这么看。他经常于其他藏书家在场时自吹是藏书界老大，而那些人很多都已是世间公认的大藏书家，比如威廉·沙伊德、小阿瑟·霍顿、杰弗里·凯恩斯爵士。斯蒂芬·马西说：“阿瑟·霍顿之所以认为卜斋友难以忍受，原因正在于此。”

卜斋友平日总与豪富名流交游。尼古拉斯·巴克（Nicholas Barker）曾长期任《藏书家》杂志的编辑，最近退休后转任大英图书馆珍本古籍部副主任。他为花园有限公司的拍卖图录撰写过一篇序言，长达四页。文中提到，约莫在一九七九年，他经人介绍在杰弗里·凯恩斯爵士的府上认识了卜斋友。杰弗里·凯恩斯爵士（1887—1982）已去世，他的哥哥就是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尔·凯恩斯，父亲是剑桥大学的老师。他本人是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目录学家、研究威廉·布莱克的世界知名权威。

他还是一位大藏书家。他的藏书如今已入藏剑桥大学图书馆，据巴克说，“他所藏的科学史及医学史书籍，无以伦比。”巴克写道，卜斋友和凯恩斯因为嗜好相同而“激动不已”。“两人似乎镇日长谈，不知钟点。两人真是一见如故，难掩兴奋之情。”卜斋友的“激动之情几乎触手可及，想到藏书本身，想到要为藏书营造供奉的圣所，同时向外公开名贤大哲赖以成名、传诸后人的大作，显然令他万分兴奋”。

我采访过巴克两次。第一次访问他时，我请他详细谈谈那篇公开发表的序言。他说：“我和卜斋友就见过一次面，是在凯恩斯家里。”他解释道，当时他在英国，撰写那篇序言并非出于友情，而是因为苏富比的职员来电恳请他尽快帮个忙。“那次对话的主要意思是，不配上一篇他们的客户能看明白的序言，他们就不敢向外发行那本刊有一些绝世奇珍的拍卖图录。他们问我可否写一篇，我答应了。我对卜斋友所知的一切，都在那本拍卖图录里面。”我问巴克，花园公司的藏书可列入第几等。他寻思了一会儿，说道：“是收藏了一些好书，但我不认为是什么稀世之珍。依我看，那批书里没有任何称得上是至宝的东西，只是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宏大概念，而卜先生显然看重这个，是那种‘眩人招摇’的收藏。”

在小阿瑟·霍顿藏书的首轮拍卖会上，纽约书商贾斯廷·G.希勒与卜斋友争购一部手工上色的《天真与经验之歌》，这是布莱克的名作，存世仅有三本。后来两人因此而相识。希勒说：“布莱克，我所欲也。小时候，我学了很多篇天真之歌，从来没想过会拥有这样一本书。”其时是一九七九年六月，希勒本拟去伦敦书市开一个摊位，并不打算到拍卖会上买书。“在拍卖会开始的前几天，举办了拍品预展，我去看了，偶然知道有布莱克这本书。我不敢去看它，因为我心里忍不住那个劲，而我又是一个不得到绝不罢休的书迷，所以就忍着不看。可是一旦见到，顿时为之发狂。回到旅馆客房后，我在纸上列出了自己所有的珍本书，把这些书按类分给某些可能会买的客户。接着我开始打大西洋两岸的电话，其中有三个客户保证会买我的书。我算出自己的最高出价可到六万五千英镑，也就是十六万美元。我从来没花过这么多钱来买东西。”

这件拍品估价为三万英镑，让希勒觉得还是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他离开艺廊的拍卖现场，委托夸里奇公司帮忙竞拍。“我当时在打理书市的书摊，他们告诉我那本书以七万英镑落槌。首先，他们跟我说竞投没成功；接着又说，他们现在进退两难，买家卜斋友因为这个拍品被人抬价到七万英镑而大发雷霆，而他又是他们的大主顾，他要求给个说法。他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和他竞价。他不相信有什么委托竞投人，而夸里奇在向卜斋友透露我的姓名之前，先要获得我的批准。”希勒同意公布自己的姓名，并因此获邀出席一个鸡尾酒会，在此遇见了卜斋友。“当其时，他斗志昂扬，口出狂言。现在呢，他说花多少钱也要买那本书。”

希勒和卜斋友两人因为都偏嗜布莱克而结识了凯恩斯。希勒说，他了解到，卜斋友为了“讨好”这位年迈的目录学家，主动提出支付一些布莱克作品摹本的出版费用，后来也确实办成了此事。凯恩斯本人在出版于一九八一年的自传中也确认了这个说法，里面提到“波士顿传统科学研究院创始人卜斋友博士”是布莱克摹本出版项目的“主要资助人”。可是在提及“卜斋友博士”的两处，凯恩斯都没有给人丝毫顾念友情之感。希勒最后一次见到凯恩斯时，凯恩斯对他说，“给你看一样特别的玩意”，然后给他看了“几张布莱克的铜版油画，令我震撼。他接着说，‘你那位卜斋友博士是绝对不会看到这些好东西了。’这说明他很讨厌卜斋友。杰弗里受不了爱吹牛的人，特别讨厌那种牛皮吹得比他更响的人。”

另据纽约印本古籍书商弗雷德·施赖伯（Fred Schreiber）的回忆，一九七九年四月某日，卜斋友打电话过来，问起是否可以亲眼看看施赖伯近期书目上的两本书。施赖伯在采访中回忆道：“当时我在布朗克斯区的店里忙活，整个图书界都在谈论这个人，我便同意和他会面。”

卜斋友说他会过去。约莫六个小时之后，施赖伯店铺的门铃响了。一位女士问道：“卜博士在外面的轿车里，能让他进门看看书吗？”施赖伯说好的，那位女士（即卜斋友的太太罗丽雅）就返回车上找他。“卜斋友进了小店之后，一手拿起图录，卷起来，拍打着另一只手的手心，然后就用图录戳着我的胸口，问道：‘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卜博士。’博士两个字语气特别重。‘知道我是干吗的吗？’他又问道。‘你是一位藏书家。’我答道。‘我不仅是一位藏书家，我是天下第一的藏书家！’”

施赖伯接着向卜斋友展示他要求看的两本书。一本是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初版本，印制于一四九五年，图录上标价四千五百美元；另一本是柏拉图著作的第二版，一五三四年印制于瑞士巴塞尔，标价一千五百美元。卜斋友说两本都要了，但坚持要打六折。施赖伯不同意，伸手要取回卜斋友手上的两本书。他说：“就像拔河似的，我紧抓着书，他也紧抓着书，两人就这样一来一往。然后他说：‘好了，好了，七折。给我打七折，我会感激你的。’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全世界的藏书家之中，我是老大，我的感激对你很重要。’最后在明知会吃亏的情况下，还是九折卖给了他。”

成交之后，卜斋友说要看看施赖伯存放于一个改建阁楼上的藏书。阁楼墙上挂着施赖伯的学位证书，是他在一九七〇年获得的哈佛大学古典语言学博士学位。卜斋友看到了，便说道：“‘哦，哈佛。我的学位不止哈佛的。我有三个博士学位。’我有点好奇，就问他是哪几个学位。他说，有古典文学的，物理学的，还有某个领域的，我忘了。他又称自己能流利说二十种语言。因为我是学语言的，对这个自然有兴趣，就问他是哪些语言。他问：‘你懂哪些语言？’我答道：‘自然是希腊文和拉丁文。’他打断我，说道：‘我没学过那些。’然后就换了话题。我听到他这话，就感到有点不对劲，因为按理说，古典学博士是要熟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

十年之后，施赖伯读到卜斋友刊登在花园有限公司拍卖图录上的序言，不禁会心一笑，因为他当年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卜斋友序言的首句中有“对三个词之沉思”，三个词即拉丁文短语“magnae mentis opera”。卜斋友译为“所有贤哲之巨作名篇”，并称此为花园公司藏书之“根本宗旨，成立之初即依此，聚书亦依此”。惟一的问题是卜斋友对这句拉丁文的理解有误。施赖伯说：“这个拉丁文短语的意思应是‘某位贤哲之著作’。”

一九八七年，卜斋友的《祀骨铭文诗集》由沙德孚出版，薄薄的一册，上有花园有限公司的印记，由光圈基金会发行。47该诗集内有序言一篇，短诗十七首，后记一篇。此书列为沙德孚的“新时代”类别书籍，标价出售，好几本光圈基金会的图录均有标示。该书是由意大利维罗纳市著名的斯坦佩里·瓦尔多尼格公司制版，设计字体的是乔万尼·马尔德士太格（Giovanni Mardersteig），此版本只印七百五十本。卜斋友这本小诗集堪称制作漂亮，诗意洋溢，只是读来令人感到不安。

他在序言中声称，人“必须服从献祭”，以求“存在为第一”。至于其余，他主张为了“品尝死亡的全部甜蜜”，那么“必须有生命之火在血肉上”。在后记中，他称惟有“把所有表象与垂死之物杀戮殆尽，方可完全品味死亡”。他坚称，要“拥有死亡——这条通向永生之路”，就必须把生命“嚼碎至极限”。

沙德孚出版这本诗集时，同时还发行了一本十九页的小册子，名叫《让所有付出者欣悦：论卜斋友的〈祀骨铭文诗集〉》（Delighting All Who Pay：An Essay on Haven O’More’s“Sacrificial Bone Inscriptions”），作者是戴维·韦克斯曼（David Waxman）。文章对诗人卜斋友赞赏不已。韦克斯曼写道：“如此迂回优雅之诗，令人爱不释卷。我们是在与一个神秘周旋：其诗稠密又流畅。一块具有通感的有生命之画布，闪耀着音调、语态与色彩之光芒——可是聚焦于何物呢？”此诗集“穷思冥想”，“心志高洁”、“通篇神谕”、“新意满纸”、“魅力无穷、天纵奇才”、“皇皇大作”、“超迈同侪”。韦克斯曼认为，这本诗集是“卜辞诗作之范本”，在书中“我们必然会被胁迫而去接近大能”。诗意虽不易解，但发人深思：“若你要真正领会《祀骨铭文诗集》，请熟读成诵！将其诗歌风格铭记入骨；让这些诗歌留在你心中，在你心中说话。”这篇文章的片段印在光圈基金会出版的图录和诗集的护封上。

在光圈基金会的“新时代”类别的存书目录中，还列出了沙德孚出版的两部摄影集。一本是玛丽琳·西尔弗斯通（Marilyn Silverstone）所著的《生命之海》（Ocean of Life），描述的是“印度和喜马拉雅王国的景象”。此书出版于一九八五年，得到了传统科学院的资助。次年出版的《印记》（Markings）是知名的航拍摄影家玛丽琳·布里奇斯（Marilyn Bridges）的摄影集，特色是从“空中俯瞰神山圣水”。两书的序言均为卜斋友所撰。

戴维·G.韦克斯曼（David G.Waxman）是纽约州格雷特内克的一位书商。他的名片曾自称专精“收藏大哲明贤之至精珍本”。在一次访谈中，他坦承自己那篇文章是应卜斋友之请而作，不过又称“未能尽力揄扬，深以为憾。我对这部诗作可能肯定得还不够”。一九七〇年代初，韦克斯曼在布兰迪斯大学读书，自此与卜斋友订交。他说，当时他也认识了迈克尔·戴维斯，“也有来往”，不过并不知道戴维斯是花园有限公司的合伙人。韦克斯曼强调说：“不要认为卜斋友在成为合伙人之前是个一事无成之辈。据我所知，他很有成就，也有钱。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物，而且在他们尚未合伙之前，他已经在购藏书籍了。”他说，他认为卜斋友在“中西部某地”居住过，一九六〇年代末或一九七〇年代初迁至马萨诸塞州。

韦克斯曼承认沙德孚（SADEV）正是梵文经典《吠陀经》的英文vedas的回文拼写。谈到卜斋友的教名，韦克斯曼说：“我觉得，这些个人情况的细节，并非本质。本质应是他尽力搜集典籍，还有此举背后的聪慧。当然你也可以受那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不过那些基本上都是无稽之谈。他的收藏，他要为藏书界树立榜样，什么才是真正的藏书家，成为藏书家要涉及的各种事情，这些事情才是重要的。”

尽管出现了有关卜斋友的种种无法解释的矛盾说法，韦克斯曼说，他依然“认为他是一位大文豪，此话再三强调也不过分”，虽然卜斋友只是出版了一本书，为传统科学院资助的几部摄影集写了几篇前言。“大家显然不明白他从哪里来，又想做什么。我敢说，对于将来要研读《祀骨铭文诗集》的人，这部书会证明在智识方面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第一次读，也许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那些诗非常精致，是智识已登峰造极的诗歌。”

认为卜斋友才华过人、成就卓著者并非只有韦克斯曼一人。阿瑟·弗里曼（Arthur Freeman）亦持此看法。弗里曼是美国人，曾在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达十五年，后于一九七〇年代到夸里奇公司成为一名书商。他在英美都与卜斋友见过面。他读到花园公司藏书拍卖会通告之后，才第一次知道卜斋友还有财务合伙人。谈到卜斋友的背景，他说：“应该称他为‘卜博士’，这是实至名归的头衔。”卜斋友在哪里获得博士学位？他称“可能是布兰迪斯大学或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可能是俄克拉何马大学”。但是上述大学的工作人员均称未发现有卜斋友（Haven O’More）或黑文·穆尔（Haven Moore）的学籍记录，阿肯色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得州大学等其他大学也无记录。

在可见到的卜斋友的文章中，流露出几分新时代宗师的气息，这点也由一位女士证实了部分情况。该女士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七年担任书商约翰·弗莱明的业务经理，目前为一位古籍书商工作。她同意在本书隐匿其姓名的条件下谈论她所知道的卜斋友。她还记得，卜斋友经常光顾弗莱明的书店。她说：“卜斋友真是个怪人。他爱喝希腊产的白兰地，我们随时为他准备一瓶。好几次他都在通宵看书，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容忍各类怪人。约翰·弗莱明的书店就是以此出名的。”

卜斋友戴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戒指。这位女士说：“一枚很粗大的戒指，就像毕业戒指。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是他的传统科学院的标志。我又问他传统科学是什么，他就不再吭声了。”卜斋友每次在那里过夜，次日清晨都会首先练习一套动作繁复的瑜伽。“他穿上一件常穿的深蓝色长袍，坐在地板中间。约翰那个地方常有各种人来访，人来人往的。有一次本尼·古德曼一进入店里就开始练习吹黑管，卜斋友则在做瑜伽，甚至卜斋友好像根本不知道古德曼在那里。我还记得，他不练瑜伽时，就凝视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那家伙真是个怪物。”48

约在一九八四年，卜斋友指示这位女士把所有的购书预支发票寄往坎布里奇的花园有限公司。她说：“我们为他买了很多书，他出了大价钱。他在付账时，给了我们一些花园公司的东西，我在那上面见到了迈克尔·戴维斯的名字。我真不敢相信，因为我在六十年代就认识迈克尔了。那时我和他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在同一伙人里一起玩，是花园大道的一帮人。”这位女士回忆说当年的戴维斯是一个“派对动物”，因为他是如此“惊人”，他的朋友用一个莎剧人物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福斯塔夫”。“那时的他矮矮壮壮，很喜欢聚会玩乐。我记得他很害羞，但喜欢聚会。”

约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迈克尔·戴维斯便“不再露面了。一群人里有人进进出出，这并不稀奇，但他却跟谁也不打电话了。后来我们听说他洗心革面了；有人说他体重大减，迷上了长寿术和冥想，不再参加聚会了”。一九八七年弗莱明去世，这位女士移居意大利一年，后又迁往英国，“和很多人失去联系，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光圈基金会常务董事迈克尔·E.霍夫曼（Michael E.Hoffman）告诉我，允许花园公司使用光圈在纽约州米勒顿的地址是出于对卜斋友的“敬意”。光圈基金会的本部如今搬到了纽约市，但成立之初是在纽约州北部的偏僻小镇米勒顿，至今在该镇的橡树街仍有一间办公室。霍夫曼对卜斋友在米勒顿镇所从事的业务的性质语焉不详，说可能是“银行利息”方面的。另外，“卜斋友先生资助光圈基金会出版了几本非常好的书籍，并且为其中一两本写过文章。”但是两个团体之间并无“正式关系”。光圈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捐款，而通过出钱资助基金会的一些项目，卜斋友得以让光圈发行他在沙德孚出版的书籍。

霍夫曼说，自己认识卜斋友至少已有二十五年，“他做过几件大事，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当然认识他，也知道他在藏书，我们也了解他取得的一些成就。”比如他通过传统科学院资助学者布依特南（J.A.B.van Buitenen）重译了《摩诃婆罗多》和《薄伽梵歌》，后来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在一部关于超觉静坐的电影《日月瑜伽》（Hatha Yoga Darshana）中，卜斋友亦出演了一个角色。霍夫曼说“这是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成绩，放在哪里都是头等大事”，但是可以在哪里找到这部电影拷贝，他却说不出来。

霍夫曼虽称自己熟悉卜斋友“了不得的背景”，却不愿说明白。他神神秘秘地说：“有哪些背景他是愿意白纸黑字地对外公开的，我不敢肯定。他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并不乐意胡乱出名。以前正是出名导致他被人误解。”他又警告说：“坦白说吧，你会发现自己卷入可能让你吃惊的事情里面，而这些事情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他自己对此又不作解释，这也是原因之一。”

怎样看待卜斋友写给苏富比的自述呢？他答道：“我认为给苏富比的那样东西不过是烟幕罢了。我不认为他有任何兴趣要暴露自己。我不认为这是好事，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过，如果能找到他真正的作品，如果仅是看看他资助光圈基金会出版的那些书，看看他写的文章，就会发现与你打交道的这个人还是很有能耐的。”卜斋友是“那种讨厌搬弄是非，讨厌流言蜚语的人，尤其不想让别人议论”，特别因为他“在进行多项深奥的修炼”，消耗了大部分时间。“那不是普通的修炼。这些修炼令他置身于世俗圈子之外。所以他的言行举止与大多数人非常不一样，极难为人理解，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他说，不熟悉日月瑜伽的任何人“无论在哪一个层次都无法与卜斋友对垒，你不能理解他在做什么”，卜斋友是“西方造诣最深湛的瑜伽大师之一”。

因此，要想用三言两语来解释卜斋友的专业活动，那肯定不得要领。霍夫曼说：“对于某些修炼而言，悟者自悟，迷者自迷。就这么简单。他没有找媒体来吹嘘自己。他没有沽名钓誉。他没有招收门徒。他在进行非常特别的修行，需要他全神贯注。而某些深奥的修行，到了较高的境界，会用一种非常传统的方法去修炼。”

依照霍夫曼的言下之意，戴维斯与卜斋友关系破裂，都是因为迈克尔的父亲伦纳德·戴维斯。“他要搞臭卜斋友，使他名声扫地，从而赢回儿子的忠心，因为迈克尔过去多年来一直是卜斋友的好搭档。这件事还牵涉了巨额财产，这个父亲决意要毁了卜斋友，因为卜斋友在他儿子面前一直就像父亲一样。这次诉讼，恶劣粗暴，令人发指，而且毫无根据。最后是和解了，也就此结束了。但是卜斋友在这件事上完全是清白的。不管怎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做了错事。”

我跟霍夫曼说起，迈克尔·戴维斯曾经在一份委托书上授权卜斋友可全权支配他的一笔家族财产，数额逾一千七百万美元。他说：“我不大清楚这件事。不过迈克尔·戴维斯以前到处游荡，而在多年前，卜斋友称得上是救了他一命，要不这家伙早就流落街头了。”我问道，迈克尔·戴维斯坐拥百万家财，还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是的。他的全部生命是和卜斋友一起修行后才有了目标。”

据说对于珍稀的私人藏书，尤其是那些经公开拍卖后而流散各地者来说，传诸后世最久的是那些精心编印、记录曾经存世之典籍的书目。藏书大家抛尽心力多年搜罗，其藏书日后经售卖后散入数千家新的贮存之所，就连下列书林名家也免不了：乔治·布林利、罗伯特·霍三世、杰罗姆·克恩、托马斯·W.斯特里特、埃丝特尔·多希尼、H.布拉德利·马丁。珍籍、写本有了新家，要证明它们曾是藏书家专精领域的精绝俊物，则有待各种书目以描述其性质、确认其出处、对旧主人的痴爱之情及赏鉴之功表达敬意。

仅须依此标准，花园有限公司的藏书即可长远成为二十世纪末美国藏书界的一大特征。尤其是那位“蓄志搜罗”这批藏书的主人，外界对他可谓一无所知。苏富比刊印的《花园有限公司所藏珍本及写本图录》（The Collection of the Garden Ltd.Magnificent Books and Manuscripts）发行全球。此书为黑色布面，烫金字体，装帧精美，内有多幅琳琅满目的彩图，确是研究文献学的学生和珍本书藏家的上佳参考书。

或许同样重要的是该图录有如一个清晰之极的窗户，让人在当前可知的情况下得以一窥卜斋友的性情与抱负。他在花园有限公司藏书图录的序言中写道：“爱书，此乃藏书之惟一因由，岂有他哉？仅痴书之情此即可掌控藏书家，其坚牢远逾精钢。”性好聚书者，不管结癖深浅，怕是没有几个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这位神秘莫测的人物究竟是怎样用别人的钱财，在距离哈佛园不远的花园街积聚了如此精贵的珍品？个中曲折至今仍是秘密。只要马萨诸塞州继续封存“戴维斯诉卜斋友”一案的卷宗，就会永远无法索解，而卜斋友也将“不再拥有”那些“属灵的儿女”。昔日他憧憬要存放在“圣城之心”的“宇宙奇珍”，最终只能运往他处，落入新主之手。

花园公司藏书图录誉为“或为私人所藏之最精版”的四本莎剧对开本，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拍卖时以二百一十万美元落槌成交，之后三易其主。听闻如今由一位匿名收藏家收贮于其宅邸，这位藏家的身份只有洛杉矶某书商知晓，而这位书商又是通过姓名代码来达成该项交易的。至于那本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扉页上有其门徒写于一五四三年的题词，也是精绝之本，公认是“十六世纪私藏初版本之最珍善者”，为一位欧洲藏书名家所得，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惜售。

说到坎布里奇阿森纳广场附近的房产，卜斋友曾经想在此地构筑一处藏书楼。后来这块地皮转售给了某位开发商，很快就建起了一栋栋住宅。对于一直渴望别人称颂自己是天下第一藏书家的卜斋友来说，这又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变化。

一九八〇年代过后，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新世纪渐近，藏书活动依然在平稳继续。到了九十年代的最初十年，经济萧条，为时甚久，吞噬了很多美国人的财富，自然也影响了一些人愿意购藏某类藏品的钱财数目。对于这类藏品，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并非必备之物，而大家都想据为己有的精善珍品仍在增值。藏书家也变得更加精挑细拣了。

其他的各种忧虑也在与日俱增，比如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还要生产纸质书籍，现代技术对它们的功用会有什么冲击？一九九五年秋天，比尔·盖茨购入了贝特曼图片资料馆，藏品共计有一千六百万张历史照片，数量极多，堪称是包罗万象的二十世纪视觉记录。盖茨未对外透露购买花了多少钱。而就在之前的十一个月前，盖茨豪掷三千零八十万美元买得一本达·芬奇笔记，共有七十二页，汇编于一千五百年代初期。这位微软公司主席近来动作频频，买入了成千上万张图像的电子版权，购入贝特曼图片资料馆不过是其中声势最大者而已。这些图片主要是来自下列机构的艺术品：伦敦国家美术馆、费城博物馆、巴恩斯美术馆、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盖茨是通过科尔维斯公司购入上述作品的，这是一家设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的小公司。

将来书籍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没人知道。但是大家都承认改变已是无法避免。一九九六年年初，纽约公共图书馆属下的科学、工业与商业图书馆开张了，成为书籍未来走向的显著标志之一。该分馆中心位于麦迪逊大道和三十四号大街交界处，耗资一亿美元，其设计的特别功能是为全球图书馆“提供全新水平的电脑化方法模型”。馆内自然藏有一些书籍，但是在该设施内将通过其他方式从事真正的研究。建筑学批评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馆内配备约二百五十台电脑，另有五百个工作站可供应给携带手提电脑的访客：主阅览室其实是一个大型电脑对接系统。它融合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在科技、数学、商业方面的所有种类资料，而这些资料之前一直被四十二号大街和图书馆西侧翼楼分开。把这些文献资料放入一个新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展现技术的样品。”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一日，《纽约书评》杂志用了整整八页的文字提醒要注意新发布的电脑光盘，并评说了这种可以接连不断地把文字图像压缩为数字化数据的新技术，及其对未来读者预示了什么。这份影响广泛的刊物还是头一次以谦让的姿态作如此报道。书迷特别感兴趣的应是一篇题为《天啊》（Good Heavens）的评论，作者是坎布里奇的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欧文·金格里奇博士。他本人也是一位知名藏书家。这篇评论的特定主题是谈哈勃天文望远镜的光盘档案，不过他在结论中预见了未来：

我预言这些小圆盘将成为收藏家的藏品。电脑光盘是一个时代的摇篮本，此时仍在摇篮之中，总体而言它们还不够精善，或许还不能取代印刷媒体，但是它们活力充沛，日益壮大。对于希望下载图片留作他用的电脑迷来说，它们将是一大乐趣。它们将会成为历史纪念品，未臻完美但起步极好；它们也是构建更佳天文档案的踏脚石。

第七章　藏书世家

因此我想，有识之士是否应考虑

做生意时远离凡俗的买卖，

随着他们日益富有，在一个小房间内

装入巨额财富。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1.1.34-7）

威廉·H.沙伊德（William H.Scheide）是家族的第三代藏书家。他从钢制的保险库中拿出一个蛤壳盒，这是一种用来保存易碎文献的特殊箱子。接着他又小心翼翼地把蛤壳盒拿到书房中间的书桌上，然后打开盒子，只见里面是一部对开本，开本宽大，手工装帧，外配黄铜扣子。沙伊德用指关节轻敲着这部珍本，柔声说：“这是最初的装潢。橡木板，上蒙猪皮。”古书的封面上塞着一张发黄的纸片，日期是一八七三年二月十日，标题写着“自利物浦之汽船发货单”。字体是俊逸的草体，是当时移居国外的著名美国书商亨利·史蒂文斯（Henry Stevens）的手迹。这张发货单记录了要将《拉丁文圣经》售给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乔治·布林利（George Brinley），价格为六百英镑，外加三十七英镑十五便士的佣金和保险费。史蒂文斯另写了一页附言，为纽约的海关检查人员提供方便。今天，一些好奇心重的人也有特权一窥其中的内容了：

此《圣经》实是精贵绝品，自旧大陆寄售至新大陆，请暂时拨冗以尽赏其珍稀。该书非惟史上首部，亦是初次印刷成册之佼佼者。美洲大陆尚未为人发现之前，欧陆民众诵读此书已近五十载。有鉴于此，请告知所在地海关之代理人，如见此历史首印之书，应行脱帽礼。若装书盒子已开，切不可放置一边，片刻亦不可！渎神或行窃之政客，勿看此书，勿触此书，否则观后于其无益，而《圣经》亦或因此蒙难。“山姆大叔国”之海关官员，其他在朝在野者，必先举帽致敬方可观赏。

若说藏书家有心目中的圣杯，毫无疑问就是这部书。如今首次用印刷术刊印的《圣经·旧约》就在我眼前展开，书的主人还邀请我触摸它。那个春日，威廉·沙伊德从他的珍藏里拿出了很多矜贵俊物给我看，不过最值得回味的还是那半小时，我们倾谈他收藏的古登堡《圣经》的奇珍之处。

费城图书馆馆长埃德温·沃尔夫二世为A.S.W.罗森巴赫写过传记，在业内赫赫有名。他在一九九一年去世。在故去的前几个月，他曾毫不含糊地跟我说：“比尔·沙伊德拥有北美最好的私人藏书，其中一本还是绝世奇珍。”已故的约翰·卡特也说沙伊德不是一个藏书家，“而是一家机构”。且不论业内行家如何评说他，大家都公认沙伊德是藏书界古典血脉的最后传人，这位雅士收藏的珍籍秘本足以颉颃十九世纪的大藏书家。他不仅藏书，还别有专长。沙伊德对自己的藏书日夕摩挲，了若指掌，兼具洞见卓识。举凡藏书的每个瑕疵，每个细节，每个精微差异，他无所不晓。“如果就我一个人，是做不到这样的。”他对着门上的三幅肖像说道。中间的肖像是他本人，左边是他的父亲约翰·H.沙伊德，右边是他的祖父威廉·T.沙伊德。这扇门连着他的一间雅舍和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珍本室。

如果从拿骚街看费尔斯通图书馆，绝不会知道屋顶上建有一个长方形房间，只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才可看见。一九五九年，经过罕有的安排后，校方同意沙伊德出资建造这个房间，不附带任何条件。沙伊德家族藏书定期对学者开放，但藏书保持独立，并由沙伊德委派的私人馆长威廉·P.斯通曼（William P.Stoneman）管理。待到沙伊德百年之后，如何处置藏书会事先由他本人决定，而他已选择不对外公开他的决定。而在此期间，这批精心收贮的私人藏书至今依然数量不多，摆放得井井有条。

私家藏书的寿命长短，多半要看聚书者的寿命长短而定。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乔治·布林利、罗伯特·霍三世等人的藏书令人瞩目，原因就在此。通常藏书家殁后，会发行藏书书目，而其藏书或经拍卖而流散，或归于各类机构，后人则据藏书目录评论其一生的收藏成就。不过在美国出现了例外，名声最著者当属位于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和纽约的摩根藏书楼。上述两处的藏书家后人不仅继续搜求，还创建了独立的研究型藏书楼以维持继承的珍本善本。沙伊德家族藏书历经一百三十年沧桑，至今仍归私人所有，体现了不止一个人的品味、精力和眼光。沙伊德说：“我继承的珍善本约有四千部，后来我又添加了大概一千部。”

据一九六五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编年史》（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所载，“这些藏书是家族的累世所积，遗留的不仅是世代相传的各种典籍，而且本身也是生机活泼，日益壮大，此为其独特之处。”沙伊德曾经向一帮同事说过他“怎样与流传了两代的藏书一起长大”。他小时候的游戏室就在家藏珍秘之下，例如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录》49、穆拉托里50作品的对开本、还有康普路屯仙多语并列圣经51。多年之后，他再次回忆起一生痴迷古书时说：“我小时候就是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对此家里人从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与家传的藏书一起长大，再继承，再增添，培养了我的谦卑、责任感与爱。”

得蒙沙伊德慨允，我花了几分钟，静静地欣赏了古登堡《圣经》。随后他开始细说这部保存已逾五百年却触手如新的古书，先从它的装帧和开阔的页边空白说起。他解释道：“因为是原装本，没有切边。”他指着书页之间用来系牢折边（即折叠的书页）而可装订成“毛书”的细丝。“那边底下有细丝，细绳，他们把细丝放入了里面，这样装订线就不会切割书页。”他继续小心翻找，对要翻到哪一页一清二楚。

他说道：“瞧，就在这儿。这可能是此书让人觉得最有意思的几页了。如果你想看清楚，就要凑近些。看，这一页的行距比其他各页的行距略大，其他书页的行距略窄。要是你不嫌麻烦，可以数一数，用铅笔橡皮的那一头，就会数出是四十二行。而这一页呢？只有四十行。而其他各页呢，都是四十二行。好，让我们找一下这一栏里的字母Q。看看这个Q，看到字母顶上突出的小条吗？再看看这里，看不到顶上突出的小条了。磨掉了。我们看看字母P，也会发现同样情况。看到突出的小条了吗？而这里又磨掉了。”

他指着有突出小条的部分说道：“这应该是活字的最初模样。而这个地方，是用第二台印刷机印刷的。古登堡肯定用了第二台印刷机，他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用第二台机器印刷《圣经》的。肯定应该是这样——他们先按四十行的格式印刷了一段时间，接着有人说，‘哎，我们接的订单多了好多，要多印些。这样印刷是浪费纸张，我们要在一页纸上多印些字。’然后他们就想方设法，找到了在一页纸上多印两行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就是磨去某些小写字母活字的上伸和下伸部分。（例如h的上方与y的下方）。不管你看的是哪个版本，都是混杂的。有些刚好是四十二行，有些全部都是四十行，有些则是四十行和四十二行都有。我怀疑这是本书中年代最古老的一页。嘿，看到那些针孔了吗？”

每张书页的外面，在碎布优质纸里面有极其细小的穿孔，很明显此前也有人指出过。沙伊德说：“摸摸吧。这是书页在印刷机上被按压固定的地方。他们把书页放在印刷机下，这样书页就不会摆动了。看这，又是四十行一页的。”

“我再给你看看别的。他们印刷四十二行的书页时，就不再用红色印刷了。在这本书里，能看到红色字体的只有这里了。我猜是重新给所有活字上油墨太费时了。这本书还有一样东西，我很喜欢，那就是它的连字号，当然留白也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在一栏文字的最底一行，我还没找到用了连字号的跨页单词，或者用了连字号的跨栏单词。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太神奇了。”

他把《圣经·旧约》放回保险柜后，拿出了一张手稿，即著名的《布利克灵布道文》（Blickling Homilies）。他介绍说：“这是北半球仅有的一部盎格鲁-撒克逊古书，大概有一千年历史了。”此书得名自英国诺福克郡的布利克灵大宅，在那里保存了二百年。到了一七二五年，汉弗莱·文利想向林肯郡的威廉·波纳尔（William Pownall）购买哈利父子藏书，同时买入这本书，可惜找不到开启储藏柜的钥匙，只得空手而返。《布利克灵布道文》是一部讲道文与叙事文的合集，其写作时间比一〇六六年的黑斯廷之战还要早约一百年，因此可以借此书一睹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生活。此书之所以在美国而非英国，是因为适逢其旧主洛锡安区侯爵急需现钱，就在一九三二年将此书卖给安德森艺廊。六年之后，约翰·沙伊德付了三万八千美元从罗森巴赫博士那里买得。六十多年之后，英国人对失去这部古代珍籍依然怨愤难平。我在大英图书馆采访尼古拉斯·巴克时，他说：“真丢脸啊。那本书是我们的国家遗珍之一，根本就不应该让它离开英国。”

沙伊德从保险柜里取出的第二部珍本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这部古书年代久远，曾在一九六三年以借用的方式重返英伦参加大英图书馆举办的“印刷术与人类心智”展览。此书是英国大藏书家罗伯特·斯泰纳·霍尔福特（Robert Stayner Holford）的旧物，他在一九二五年把自己最精贵的藏书卖给了罗森巴赫博士。业界称这部书是“稀世奇珍，毋庸置疑”。沙伊德离座再去取另一部珍本时，笑着说起，以前和著名书商汉斯·P.克劳斯在摩根藏书楼仔细看过科普特语《圣经·使徒行传》残篇。“他们称它是‘完整的残篇’。他们大概有其中十五章，所以就叫它是‘完整的残篇’。我问克劳斯那是什么意思，要有多少残篇才能称得上完整。我是逗他玩，因为他经手过那部珍本。他说，‘那是卖书人的说法，卖书人的说法。’”

沙伊德从小盒子里取出一本小书，宽不到四英寸，高不到五英寸。他非常小心地找到了这部古书的扉页，只见羊皮纸上写着勉强可认的字母表。他说：“这可不是残篇。这是《马太福音》全本，是五世纪的科普特语版本，但笔迹与同时代的古希腊写本非常接近。”这部脆弱易坏的稿本历经近一千六百年后，居然还保留着原装的斜角木板，原装的一小段皮带也还在，真是太难得了。学者已经确认该写本是最古老的全本《马太福音》版本之一，目前世上仅存四本。沙伊德先从书末版权页的每个字母说起。书末版权页犹如“绘画的最后几笔”，通常包含了书籍的书名、作者、印刷者、印刷地等珍贵资料。

“假设那里是字母M，旁边紧挨着字母a。接着是一个小圆圈，中间加一横，也就是希腊字母θ，发音像英语的[θ]。然后是字母a,i,o，字母c也可当成s。这样就拼成了Mathios，也就是Matthew（马太），对吧？Mathios前面是单词kata，组成的意思是‘如是马太所闻’。这个单词evangeleion，就是‘福音’，‘福音书’，英语的evangelist（福音传道者）就是由此而来。你看到的就是这部五世纪科普特文的《马太福音》全本，非常古老的书。里面有些内容在后出的版本中被省略了。”把这本写本妥善放回原处后，沙伊德又拿出一本“罕见绝品”，那是一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书法手稿，已有一千一百年历史，“比《布利克灵布道文》还要早一百年左右”。他介绍完这部异书，又转身去保险库里取出一本精绝的古籍。

一九四七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利安·P.博伊德为沙伊德家族藏书写了一份“概览”。当时沙伊德家族的藏书还存放于宾州西北部的边远地区，临近阿勒格尼河，此地一度是新兴石油工业的重要基地。“沙伊德家族藏书之中有一些稀世珍本。由于主人的集藏方法和藏书旨趣，所有藏书，就连其中至为珍秘者，都得到了新的尊严和新的意义。”博伊德写这篇文章时，沙伊德家族藏书刚好传承了整整两代，到了第三代将会更为丰美。

沙伊德家族藏书的创始人威廉·泰勒·沙伊德（William Taylor Scheide）一八四七年出生于费城。二十年后，他往“西”到宾州油田寻找致富机会。其他人凭借挖出油井而发财，他却认定用管道把石油运到各大油库和炼油厂也可赚大钱。到了三十三岁时，沙伊德已是总经理，旗下的公司整合了全部油管系统。他在四十二岁就退休了，尽管约翰·D.洛克菲勒劝他三思而后行，但他主意已定，决心要增藏珍善之本。当时泰特斯维尔市方圆数英里以内的地区，多年来也就是他拥有一些藏书。为了服务邻里街坊，他坚持开架阅览。他准备了一张打印表格，借书人在空白处填上日期、书名并签名即可。表格下方有一行字，忠告：“自即日起，借期一周。所还之书，勿有污损。”

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老沙伊德远赴欧洲买书，为期四个月。他购置了很多东西，其中有数百份中世纪文献，包括合同、天主教的教宗诏书、票据、天主教的大赦令、功绩册、遗嘱。到了晚年去世前，他称自己在成年时“身处南北战争的狂热中”，而这正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因。他的好奇心的结果是搜集了一批藏书，用博伊德的话来说，“任何专业的学者都会因此而增添美名，而威廉·T.沙伊德能在那样的时间地点与环境聚书，姑且不论他的其他身份，都已充分证明他首先是一个好学之士。”尤为重要的是老沙伊德写下了“美国藏书编年史上最有意义的篇章，为搜罗更为美富的藏书奠定了基础”。有一次，老沙伊德在信中责怪儿子约翰把自己购藏某件东西的费用告诉了沙伊德太太。“汝母虽时或询问书之价值，于此事实懵然无知，每闻费泉又增，必为之心伤。渠深知购书乃荒唐无益之事，且虑及吾等之必然结果。”

约翰·沙伊德是在一九〇四年收到这封信的，当时他二十九岁。他患了肺结核，正住在阿迪朗达克山萨拉纳克莱克的疗养院里养病。他从普林斯顿大学出来仅仅八年，就因病被迫放弃打理石油生意。一九〇七年，父亲去世，他除了要管理家族财产，也要管理泰特斯维尔的藏书。他全面清点所有藏书，发现共有两千五百来部，很多都是为了学习书中的知识而购买的，不过其中亦不乏珍本，例如一些古代手稿文献和几部摇篮本，还有托马斯·阿奎那的《论真理》（De Veritate），一四八〇年由尼古拉斯·詹森在威尼斯印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a Geometriae），一四八二年印制于威尼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写的《法学总论》（Justinian’s Institutiones），一四七六年印制于巴塞尔；还有《纽伦堡编年史》。52

约翰·沙伊德何时开始笃于积书，如今已不可考。书商莱思罗普·C.哈珀（Lathrop C.Harper）还记得在一九一〇年卖过一本《圣经》给他。沙伊德对《圣经》珍版自然是志在必得，也时常改进收藏的总体计划。他对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说法深以为然，亦即发明印刷术和发现美洲塑造了近代历史，他并以此为藏书的总体计划。初时他以鉴赏家及书目学家的身份接触书籍，但绝不乱花钱。不久他从罗森巴赫博士那里购书。一九一四年，沙伊德写信给罗森巴赫，授权他在伦敦举办的一场胡思拍卖会上帮忙竞购四部书，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易。出席那场拍卖会的是罗森巴赫博士的胞兄菲利普·罗森巴赫。约翰·沙伊德在信中说：“切盼可购入四部书。令兄料必以最低价全力代购。”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罗森巴赫回信称，只是从四部拍品中购得一部，即马丁·路德的宗教小册子。他解释说：“虽曰时势艰难，战云密布，拍卖会所竞之珍本奇货均以高价易手。其他有价证券跌价不已，惟珍本书及其他艺文著作售价之高，前所未有，颇令人费解。”四年半之后，罗森巴赫在另一封信说，沙伊德依然很节俭。“弟恰自琼斯拍卖会返，未能应兄所命购入拍品，深以为憾。”罗森巴赫逐一列举了曾经竞拍过的珍本，还列出了几个买家。

虽然遭遇各种挫折，不过沙伊德仍然与罗森巴赫有生意来往，讨价还价，不亦乐乎。一九二三年，罗森巴赫给了沙伊德一本冰岛语《圣经》，让他先看看再决定是否收下。沙伊德回信说，“若价格可议定”，他乐意买入。他细细察看此书之后，发现除了“《旧约》与《新约》之间缺空白页”，还有一又四分之一英寸的“高度被切”，而且“边缘空白处”有八分之五英寸被裁。他还发现了几处修补与数条逸句。“愚以为出价四百八十五美元过高，谨祈重新定价。”罗森巴赫回复承认此书确有“瑕疵”，不过也指出若是品相端好者，“无修整，空白处齐全，则其价亦昂甚。”所以恕不议价，而沙伊德后来也买下了这部书。

几个月之后，两人又和和气气做了一笔交易。当时罗森巴赫去函给沙伊德，说当天已往泰特斯维尔市“速递《荷马史诗》一部，一四八八年之初版本，久享盛名，乃现存至精珍品之一”，堪称“绝佳之本”。罗森巴赫又称，此书对外标价两千二百美元，但“可特价一千九百五十美元出让”。沙伊德复函道，“此书甚佳，摩挲之际，快心畅意。特未如兄所盛称之举世无俦者。”其实他发觉此书远未称得上是绝代俊物。“每篇文字开头之著名空白页EX均付阙如。然霍氏及胡思藏本均有，略略细看拍卖图录即可知。”他还说起书的高度有四分之一英寸的偏差。尽管如此，沙伊德还是“欣然收下”，要求开一张结算单，好让他“寄出支票”。

两人在论及《荷马史诗》和冰岛语《圣经》的初版本时，互相打趣。几个月之后，沙伊德说想在泰特斯维尔的藏书中添置一部古登堡《圣经》，他们对此则是郑重其事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沙伊德亲自去函，托罗森巴赫购买此书。他说起近日两人的谈话，并忆起“曾匆匆说起”埃尔斯沃思-布林利所藏的古登堡《圣经》，而在几个月前罗氏刚刚买得此书。沙伊德又说，“适逢小有闲钱，愿与兄洽购此书，当以现金交易。未审尊意如何？愿聆玉音。”

十年来，两人的交易多半是通过书信往还。如今沙伊德表示，此次或许是罗森巴赫首次亲赴泰特斯维尔的良机，而他对罗氏是欢迎之至。罗森巴赫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五日回信说：“自当携古登堡《圣经》拜访。”沙伊德又修书道，如书太重，不便携带，罗氏可“先行速递此书”。“敝藏书楼可防火防水，不逊现代方法构建之屋宇。内设保险柜，亦可防水防火。”直到如今，这个保险柜仍然在普林斯顿的藏书楼里，供沙伊德的儿子使用。两人此次的往返信札并未谈及书价。不久罗森巴赫乘火车去泰特斯维尔，给沙伊德看了两卷本的古登堡《圣经》，索值四万六千美元，不二价。根据罗森巴赫公司的销售账簿，沙伊德按价支付了。

一九三二年，罗森巴赫向沙伊德推荐珍版《每日礼赞的意义》（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此书是十五世纪法国教会法典学家纪尧姆·迪朗（Guillielmus Durandus）为举行弥撒的牧师准备的一本手册，通常称为《迪朗都斯》（Durandus）。一四五九年十月六日由约翰·富斯特和彼得·舍费尔印制于德国美因茨。53罗氏写道：“此书犊皮精制，通常公认为是继古登堡《圣经》之后最善印本。昔日与古登堡同时之印刷工匠及后继者所印之书，此为可购置之最古善本。书中始印日期者，该书位列第三。另两部已无可搜求。”沙伊德回信称，《迪朗都斯》“思之真令人垂涎三尺”，但是时值大萧条时期，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他只能忍痛婉拒了。几十年后，沙伊德的公子威廉不仅收了一本《迪朗都斯》，而且还购得罗氏以前声称是“无法搜求”的另外两本，即一四五七年和一四五九年版的美因茨《圣咏集》（Mainz Psalters）。威廉·沙伊德修读音乐学，所以他也购藏了一些题有贝多芬和巴赫亲笔签名的乐谱。

一九九〇年，格罗利耶书社为沙伊德家族藏书举办了一次重要展览，题为“一百二十五年之成长”，展品均是精心挑选的珍善本。《圣经》的版本就有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译本；十二世纪印制的法文《马太福音》一部，是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的故物；阿尔定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摇篮本，印制于一四九四年，全页“未修整”，是一位十六世纪法国国王的旧藏。美洲历史文献则有宣布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和约》，书页未裁版；格兰特将军在美国内战时的一本书信备查簿；一五四九年版的英国《公祷书》，三部印制于墨西哥的古书，较《马萨诸塞湾圣诗》的印刷日期还要早八十年，这四部古书均是罗伯特·霍的旧藏。

曾任摩根藏书楼珍本书主管的保罗·尼达姆（Paul Needham）现在是苏富比珍本书部门主管。他在一九七六年时写道，沙伊德藏书楼“珍藏了印刷术发明第一年时的三部人间珍品，即古登堡《圣经》、一四五七年版和一四五九年版的美因茨《圣咏集》，真是三希荟萃，是世上拥有此三部珍本的图书馆之一，共享如此荣光的另外四家图书馆是大英图书馆、约翰·里兰兹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意志国家图书馆。如有幸目睹当今这位藏书主人轻轻松松又准确无误地在四十二行古登堡《圣经》或《圣咏集》中快速翻寻，定会明白其家族传统迄今仍是生气勃勃，而那些藏书也是常读常用。”

沙伊德藏书楼还收藏了一部十三世纪意大利牧师兼文法家约翰尼斯·巴尔布斯（Johannes Balbus）的《万灵文法》（Catholicon），此书多半也是古登堡印制。该书的书末版权页插有一条附注，读来饶有兴味。一九三六年，玛格丽特·史迪威（Margaret Stillwell）将书末版权页译成英文，内容如下：

借全能上帝之助，婴儿之舌因其首肯而雄辩滔滔，上帝亦常向谦卑者显示他向智者隐瞒之物。此杰作名曰《万灵文法》，印于人杰地灵之美因茨及荣耀显赫之日耳曼（蒙上帝恩典，屈尊赐予，垂青福泽此土，多有贤人天才，致其荣耀高于地上诸国）。本书成于圣主道成肉身之一四六〇年。本书非用苇草、铁笔、羽毛笔抄写，而是用奇迹与和谐并存、铸成模具之打印器及活字印成。因此荣耀颂赞将归于你，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让此书所得之赞美归于全体基督徒，让所有言语都颂扬圣母玛利亚，自此以后，一直到永远。感谢上帝。

我第一次采访威廉·沙伊德时，他说一四五七年版的《圣咏集》是自己藏书中的“至爱”，一是因为以前认为此书“无法搜求”，二是它为印刷术发明早期的印本收藏增色不少。几个月之后，到了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此时离他的七十八岁生日不到一个月，他再次重价买入一部珍版古书。这是一部活字版古登堡《圣经》，由他的代理人、H.P.克劳斯公司的罗兰·福尔特（Roland Folter）以略低于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在伦敦佳士得竞拍成功。该书属于初版本，每页三十六行，两百多年来首次现身拍卖场。当时拍卖行没有对外公布谁是此书的新主人，但藏书界很快就有传言说，这部每页三十六行的利物浦本古登堡《圣经》将横跨大西洋，前往北美，这在同类书中尚属首次，而新家正是沙伊德藏书楼。

迄今沙伊德藏书楼已入藏了五部早期摇篮本，即一部四十二行古登堡《圣经》、两部美因茨版《圣咏集》、一部《迪朗都斯》、一部三十六行古登堡《圣经》。以私人藏书家的身份而拥有五部世上奇珍，此为历史上第三次。另外两位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第二任斯宾塞伯爵。多年来，大家都认为无法搜齐五部珍本，而现在其中四部已由它们的新主人增添入旧藏之中。保罗·尼达姆说：“沙伊德家族藏书之佳，在私家藏书之中甲于天下，我素来不吝称誉。而今又购得如此珍本，更让其藏书傲视同侪。一生收藏，至此已登绝顶，真是幸甚至哉。”

第八章　观书知人

一九三六年，德国纳粹暴徒点火焚书，把他们认为是“令人反感”的书籍付之一炬。邻国法兰西的藏书家莫里斯·罗伯特（Maurice Robert）为此告诫大家：“各位朋友，各位书友，请记住，你的藏书就是你的个性的镜子。”古谚亦云：“知汝所读之书，即可知汝之秉性。”居于亚历山大港的古希腊诗人、学者、科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晚年失明，再也无法日夕把卷，他万念俱灰，最终竟绝食而死。据十九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说，曾有一位退休的执事长，眼见自己的藏书在拍卖会上流出散去，悲痛欲绝，慌忙离开现场，然后身穿军官服重返拍卖场，买下了拍卖会尚未卖出的原属于自己的所有藏书。有人问过查尔斯·兰姆，府上藏书充盈栋宇，样子本本也差不多，怎么可能逐本分辨呢？兰姆如此作答：“牧羊人是怎样认清他的羊呢？”

说到藏书，真是有苦有乐。二十世纪初，英国批评家J.C.斯夸尔（J.C.Squire）化名所罗门·伊格尔（Solomon Eagle）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搬书》（Moving a Library），描述了把藏书搬到新住处的痛苦。

我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地来回爬楼梯，把楼上的书往楼下搬——我从来没想到我的书有这么多。一趟又一趟，单调得像坐环行线的地铁：空着手上楼，然后弯腰驼背，两只手和一个下巴颏儿紧紧夹住老想中途逃窜的厚厚一摞书，一步一步蹭下楼。这种事情开了一个头就没法子半途而废；可是有时候在进行之中真是恨透了书，就像建造金字塔的奴隶恨一切纪念碑一样。又苦又冲的厌书症淹没了一个人的灵魂。让这一大堆纸、油墨和死人的思想感情把你捆得紧紧的，多么可耻啊！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老老实实地待在那儿，让自己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不识字的超人走向世界，岂不好得多、高得多、勇敢得多吗？54

仅仅是体力劳动已够可怕了，更可怕的是要在新居把“藏书物以类聚，书以群分”，尤其是房间的“形状和格局都完全不同”。因为要分辨一个人是否为一位真正藏书家，还是一个囤书人，只须看他是否知道所有藏品的位置即可。伊格尔说道：“我现在就正处于这种状态；广阔的地板上铺满了锯末、白土子、钉子、烟灰、火柴头，以及世界上伟大作家的伟大著作，而我坐在它们中间。幸而，用罗斯金的话来说，‘我将在好久好久好久之后才会再搞这么一回。”55

纽约市投资家卡特·伯登（Carter Burden）在一九八七年称：“一个人不会嫌自己太瘦，不会嫌钱多，也不会嫌书多。”此语一出，全美的旧书商为之大喜。当时伯登已准备花费十年搜访集全美国近现代文学的珍版书。当时他收藏了约六千位作家的作品，有藏书、手稿、未刊电影剧本、杂志上的首发文章、批评文字、短期出版物，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据估计他的各类收藏逾七万册。他自豪地声称，书籍“不仅装饰我的房间，它们也吞没了我的房间。到处都是书——书房、藏书室、厨房、走廊、浴室、儿童房。”

两年后，伯登出售了拥有十四个房间、可俯瞰纽约东河的公寓楼，另委托建筑师马克·汉普顿翻修位于第五大道的一个小公寓，此处可看到中央公园。伯登将他的书收藏妥当，停止买书。他的突然退出使得书林一时笼罩着愁云惨雾。有些书商认为，他猝然停止购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伯登对我说：“四周无书真让人痛苦。我喜欢读自己的藏书，我也喜欢书本身。我喜欢和书相处，我喜欢拿着书。我自己用玻璃纸包书，我喜欢把书放回原位。对我来说，这些劳动有治疗的作用。只看藏书图录，不能亲手把卷，是纸上谈兵的收藏，称不上是真正的收藏。所以现在我暂停买书了。”

卡特·伯登的高曾祖父是海军准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伯登如今致力于家族投资公司威廉·A.M.伯登公司，有足够财力收藏自己想收藏的任何东西，包括各类经典名著。从一开始，他就想集藏二十世纪美国名家的初版本，这样就可自成一体。

他说：“我认定只需花合理的价钱就能达到目的。开始藏书的很久之前，我收藏画作。我在六十年代就收藏美国当代艺术品，当时只须花两千美元就可买到弗兰克·斯特拉56的画，一万美元就可买到贾斯帕·琼斯57的作品。我花钱买单独一张画从来不超过一万美元，不过价格很快就非我所能承受的了。”当伯登得知，同样的价钱只能网罗到一批不好不坏的艺术品，但却能求购到一流的藏书，于是他开始出售藏画。“我用卖画赚的钱来买书。差不多就这样。不过我买书时从来没有当成是投资。那时家人都认为我是疯子，而现在他们觉得我是天才。说到底，我以前不是疯子，现在也不是天才。”

伯登在加利福尼亚州比华利山长大，母亲是一位演员，名叫芙萝蓓儿·费尔班克，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的侄女。据说伯登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曼哈顿社交圈，“白肤金发、高大英俊、风度翩翩、家道宽绰”，而且“出身于富豪之家”，让他“跻身纽约上流权贵之中”。他的初次婚姻是在一九六四年，妻子名叫阿曼达·杰伊·莫蒂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席威廉·S.佩利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两人的婚姻在社交界轰动一时。时人一致认为他们是“年轻一代的火车头”，“纽约城最有趣的夫妇。”Vogue杂志曾经用十个横贯两版的篇幅刊载他们夫妇光彩照人的图片，内容是两人在达科他州的生活，文章的标题是“年轻快乐的生活”。可惜到了一九七二年，“年轻快乐的生活”结束了，婚姻也随之结束了。伯登说：“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了。”到一九七七年，他与苏珊结婚。苏珊是一名家庭治疗师，很尊重先生的藏书雅兴，但却未参与其中。

伯登道：“我很相信收藏癖是天生的，不是继承的，要么很痴迷，要么没兴趣。我的几个孩子对收藏都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六岁时，我就开始收集玩具兵和垒球卡。那算不上什么。不过我想，这么多年来，我都保留着那些玩具兵，那就不简单了。”

伯登毕业于哈佛，后来又上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他担任过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在一九六八年成功当选纽约市议会议员。但一九七八年，伯登准备在政坛发展的勃勃雄心却就此完结了。当其时埃德·科赫退出国会，准备竞选纽约市长，因此空出了一席国会议员的位置。伯登想补此缺，他自己掏了一百万美元参选，可惜落败，随后便回到家族经营的投资公司工作。

一九八一年，年届不惑的伯登萌生了征采善本珍版的念头。他解释了决定选择收藏美国文学的原因。“一流的文献、作品随处可得，价钱又不贵”，除了几次例外，激烈的竞争“相对较少”。确定了收藏范围后，他这样阐述他的期望：“我希望自己的全部藏书能达到最高的书目标准。我坚持要初版本、最初的品相、原配的护封。我想得到所有的珍本善本。不过我追求的是广而精，这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福克纳和海明威这些世人公认的大师，他也收藏一些“多年来为人忽略”的作家的作品，例如布斯·塔金顿58和赛珍珠。他的书架上既有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的作品，也有“批评家、幽默作家、侦探小说作家、科幻小说作家、美国西部作家、黑人作家、政论作家的作品。此外，对每一位重要作家，我也注意收集其作品的深度，例如作品的校样、限印本、各类报刊、小册子、严肃大报、英文版本、杂志创刊号”。很快他那间位于纽约城东部的大公寓就堆满了书，大小房间都是书，角落茶几也是书。藏书与他大半生收集的其他所有藏品分享着空间，例如一个古玩杂件柜内有印度细密画、画像、青铜制品、玻璃铃铛、木制鼻烟盒，甚至还有一个古老的英国投票箱，有两个开口，分别漆着“赞成”和“反对”的字样。

快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时，伯登突然减慢收藏速度。有传言说他停止了藏书，还有传言说他在售书。他向纽约公共图书馆捐赠了一大批科幻小说文献资料。另外，他又把与英国大诗人W.H.奥登相关的文献资料倾数卖给加州圣巴巴拉约瑟夫公司的书商拉尔夫·B.西普尔。还有人私下说，伯登虽然家财万贯，但因为买书破产了，除了被逼要斥卖藏书，连纽约城东部的大公寓也要售卖。

不过知道内情的几个人却不这么看。加州伯克莱市机缘书店老板彼得·B.霍华德说：“我认为，卡特停止收书是因为他已经买齐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了。外人无法理解卡特·伯登的豪举，那的确是豪举，因为那真是前无古人的。我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做这一行，在我的经历中真是凤毛麟角。”

一九九〇年，我初次访谈伯登，当时他刚迁出老公寓。他说，迁往纽约第五大道是太太苏珊的意思，因为她想住得离中央公园近些。第五大道的新居较小，但是即使他们决定不搬家，收藏的速度也会放慢。他说：“我那时真担心地板塌陷，掉到下面的公寓里。事实上我虽极力搜书，但一个人很快就会认识到没有一项收藏能无所不包。是的，我失败了。可我想，我毕竟努力过。要是我现在才开始藏书，肯定不会像刚开始时那样宽泛。收齐六千位作家每次发行的每一本书？期刊创刊号和限量签名本？还有未经改正的校样？要收集到所有的校样，这么做是错的。”

未经改正的校样（uncorrected proof）是指已根据作者手稿开始排版，但尚未获准作最后印制的书。在此阶段仅印一百本左右，有时多，有时少，此时介乎书稿写毕和准备对外发行之间。这种校样多在出版机构内部流通，也会送一些给评论家，冀望从订货到交货之间能有充裕的时间，引起及时的关注。通常这类校样只是纸张装订，内页或封面盖有警告字样的印章，例如：“此为未经改正之校样，先装订成书以便评论或作他用。本书正式付印前作者或会修改校样，故如需引用本书文字作评论或作他用，务必参阅最终之印制成品。”

出版社印刷未经改正的校样至少已有六十年了。随着对近现代文学的需求渐渐增长，搜藏校样日益流行，主要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比初版本更早的一种“状态”，某些情况下不妨视为文本的一种“变体”。很多作家都曾在最后排版时修改自己的小说，包括厄普代克、安妮·泰勒（Anne Tyler）、菲利普·罗斯、已故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等。作过重大修改的小说有《东镇女巫》（The Witches of Eastwick），《思乡餐馆的晚餐》（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还有获得一九九四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蒂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的《郁林湖失踪纪事》（In the Lake of the Woods），上述的书后来只能出新校样，最终总共要出两套长条校样。多数人自然都想要较早的校样。至于小有修改的情况则更是时时都有。一九八六年，亨利·霍尔特告知评论家，美国二十世纪印第安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第二部小说《甜菜女王》（The Beet Queen）中几个次要人物的名字已作更改，评论时要避免使用原来的名字。

类似这样的小书也许不值得重金购藏，因为有时候这么做是出版商出于法规的考虑，而不是小说家出于艺术目的。不过若考虑到以下的案例，也很难说。一九八八年，美国中西部一家小出版社芝加哥研究院出了一本“样本”，原想促销即将面市的《约翰·契佛未刊小说集》（The Uncollected Stories of John Cheever），全书则拟在当年秋天发行。这本小册子样本厚二十三页，内有三篇契佛以前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即《巴约讷市》（Bayonne）、《城内住宅》（Town House）、《习惯》（The Habit），共印了几百本，在加州阿纳海姆市举办的美国书商协会大会上派发，当时是阵亡战士纪念日，恰逢周末。但是此书随即被下令无限期中止，因为某位伊利诺伊州法官裁定要保护这位已故作家的所有权。芝加哥研究院被起诉，要求该社停止出版计划。随后六年间，该书已面世的部分就只有那个样本。到了一九九四年，《约翰·契佛未刊小说集》最终出版，但已作大幅删减，原先的六十八篇小说只剩下十三篇，样本中的三篇小说只有《巴约讷市》收入。原先样本中所附的免责声明仿佛一语成谶：“此样书未获约翰·契佛家人授权。”这尤其吸引藏家。在出版计划搁浅之前，有幸获得全套未经修改校样的评论家寥寥可数，他们算得上是拥有了颇为珍贵的秘本。

校样不作广泛流通，自然少见，一书难求。比如维京出版社印行斯蒂芬·金的恐怖惊险小说初版就会达五十万册之多，而校样的数量总是相当固定，所以流入市场后会价格倍增。

伯登不遗余力地搜求出版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印本，买入样本都是以数十本计算，如今他觉得做错了，但愿当初对签名本和限量“特定限印本”少花点心血就好了。特定限印本通常是从名家著作中抽取一篇小说（精装版未收入），印成精致可人的袖珍本，印数有限。一些收藏家形容这种做法是“人造珍本”和“人工珍本”。很多藏书家都喜欢收藏书籍的普通初版本，因为这种版本更为精确地反映出一部作品的出版史。伯登说：“我仍在搜集限印本的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约翰·厄普代克。因为我之前已经收集了五百来本他的限印本，无法就此放弃。”

彼得·霍华德称伯登初时的“立意”是雄心万丈，但其实很简单：“卡特那时想要集全自沃勒·巴雷特之后的所有美国文学作品。”克利夫顿·沃勒·巴雷特（Clifton Waller Barrett）藏书涵盖了二十世纪前的所有美国作品，已在一九六〇年捐给夏洛茨维尔市的弗吉尼亚大学。巴雷特生前与他人共同成立了北大西洋和湾区轮船公司。他曾经说过，随着自己逐渐了解一些被忽视的作家，例如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59、约翰·尼尔60、威廉·吉尔摩·西姆斯61、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62、雅各·吉尔克·保尔丁63。他“立下宏愿要收齐他们的作品初版本，或可为后人保存美国文学之真传”。巴雷特藏书生涯长达五十年，其间访得五百位重要作家的作品的精品。他还搜访另外五百位作家的作品，包括很多十九世纪的作家，如今只有在他的藏书里才看得到这些作家的作品。他选藏了一些二十世纪作家的作品。然而他积聚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作品极为深广，举世无双。一九九一年，巴雷特以九十岁高寿谢世，捐出了总计十一万两千部手稿和三万五千册书。亨利·詹姆斯传记的作者利昂·埃德尔（Leon Edel）说：“真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和学者欠着巴雷特的人情。他确实是二十世纪的文艺赞助人。”

彼得·霍华德称伯登的藏书与“巴雷特的藏书略有重复”，不过伯登收书的风格与巴雷特并无两样。“他收藏初版本，他收藏珍贵的签赠本和人物志，他收藏有代表性的签名本。卡特想要收藏二十世纪所有美国严肃作家的所有著作，这是他的乐趣。”这么做也许有几个原因，但至少不完全是伯登豪掷重资以求遂心愿的原因。霍华德说：“这令各地的书商眼睛发亮。过后不久，他大都仅仅和三四个书商来往，因为那几位眼光敏锐，能找到他想要的书。”除了霍华德，给伯登买书的还有加州圣巴巴拉的拉尔夫·B.西普尔（Sipper of Santa Barbara），外号叫“卖书约瑟”（Joe the Pro）；纽约市的格伦·霍洛维茨（Glenn Horowitz）；人称“玛吉”（Margie）的玛格丽特·A.科恩（Marguerite A.Cohn）。玛吉是纽约书屋书店的老板，也是最早从事买卖近现代初版的几位书商之一。

霍华德在此不是代表自己的同行说话，其实他曾任美国旧书商协会主席，对旧书业了如指掌。他说：“卡特·伯登想要收全美国文学作品，而又有全部的美国文学作品供他收藏，事情就是这样。有全部的美国文学作品供他收藏，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那些书不是从三四个大书商的地下室里生出来的。它们是来自某地的，整个书界都在为此努力。大家几乎都在提供那些书，而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努力赚了不少钱。”

霍华德认为，大多数同行的问题是“他们是今天为跳板以求明天。等到卡特不再买书，他们的安排就不再包括他了。但是卡特已经在近现代初版本的买卖中投入了几百万美元，那些钱就成了随处飘荡的炮弹。”霍华德认为伯登买近现代初版本，结果出现了“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多年”的无限生意，因此“旧书业应该永远感激”他。

霍华德说，对伯登而言，结果是“在十年内花费了几百万美元，有多少个几百万呢？也许是一千万，也许是两千万。我怀疑应该不超过两千万。他用这些钱买到的书又多又好。他培育了这个市场，然后就停下了。他为什么不再买书了？为什么不再藏书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要说是因为没钱逼使他不再买书，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所以我只能认为，他觉得自己的藏书已基本完备。不过当时那样做买卖，真是大好事”。

霍华德说，在与伯登买卖的高峰期，“我的应收账款中有超过四成都是他的。银行多半会告诉你，这样做买卖不妥。但要不是卡特·伯登一直在购藏，我也不会有钱买伯克利那栋五十万美元的房子了。所以事实也好回忆也好，有卡特·伯登这样的奇人对旧书业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拉尔夫·西普尔卖过很多书给伯登，也一直从他那里取回不少经汰除的藏书，但卖出的比收回的要多。他说：“万一卡特没地方放书了，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伯登真的不再藏书了？

一九九二年二月的Vogue杂志刊登过一篇非常精彩的专题文章。此文描述的是曼哈顿的一间公寓，由马克·汉普顿（Mark Hampton）新近设计，主题就是书，再无其他。作者约翰·罗素（John Russell）没有说出公寓主人是谁，但这位藏书家的身份已毋庸置疑。世间只有一个人才拥有罗素所描写的藏书：“所涉及的作者都是近现代美国作家，从约在马克·吐温时代一直到当代。”接着罗素提道：“这位藏书家也喜欢稿本，尤其喜欢未刊稿，还会搜罗电影剧本、日记、排演本、小说或剧本梗概、电视剧本，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有纪念意义的文献。”

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与伯登重逢，共饮葡萄美酒。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伯登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之精雅，远胜Vogue众多图片所显示的，也超过了后来《雅舍与花园》（House&Garden）以对开两页的篇幅所刊登的图片。两篇文章均未提及卡特·伯登和苏珊·伯登伉俪就是主人，但两人的品味一看就知。取自老宅的物件随处可见，英王乔治三世时期风格的书桌、英王威廉四世时期风格的扶手椅、雕塑、青铜器、瓷器、画作、时钟。不过用马克·汉普顿的话来说，贯穿整套公寓的主题仍是“书、书、书”。起居室的天花板有十四英尺高，暗柜可放下十个书架。那里藏书的摆放是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从左边起，即詹姆斯·艾吉64到约翰·斯坦贝克，然后到第二间房，先从彼得·泰勒65起一直到库尔特·冯内果66，罗伯特·潘·华伦67、威廉·卡洛斯·威廉斯68、欧多拉·韦尔蒂69和理查德·赖特70。在一堵外墙上，平放着十二个翻盖箱，每一个都存有约翰·厄普代克的“特别”文稿。另有十七个绿色的翻盖箱，配有黑色标签，内有五十多本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剧本初稿”。

真是令人大饱眼福！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未解决。我说道：“我是个老记者了，对估计一大堆东西的数目也算在行。我猜这里有一万到一万五千本书。”伯登听罢大笑道：“约有一万两千本，或者略少。其他的还存放在别处。存书很昂贵，但我有门路。”那外人传言他不再买书了，是真的吗？他答道：“我绝对不会停止藏书，不过最初的计划已经完成。不可能收齐六千位作家的作品。最终我认识到我做不到。样样东西都要找齐，我做不到。那是胡闹啊。”

他依然在藏书，而且是留心搜访。近期他让格伦·霍洛维茨在斯旺艺廊的查尔斯·爱泼斯坦（Charles Epstein）藏书拍卖会上代购了辛克莱·路易斯的处女作《步行与飞机》（Hike and the Aeroplane），这就是明证，对此他也并不隐瞒。辛克莱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一二年，当时署的是假名汤姆·格雷厄姆（Tom Graham）。这本书是写给青少年读者的，他们大多数人“非常爱读这本书。”因此虽有一千多本流传在世，有完整护封的却极少，品相完好者更是稀若星凤。拍卖会对此书的预展价是三千到五千美元，伯登花了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美元。

我说：“您有这么多藏书，我估计您应该藏有很多辛克莱·路易斯的作品了。”

伯登答道：“其实那本书我早就有了，只是想要那张护封罢了。”

如果是两人一前一后地收藏，有一种动力就会参与其中，而两人合作所成之事应比单独一人的成绩更伟大。二十世纪有一个绝佳例子，那就是亨利·克雷·福尔杰（Henry Clay Folger，1857—1930）和他的妻子艾米丽·乔丹·福尔杰（Emily Jordan Folger，1858—1936），两人志趣相投，皆嗜藏书，合力在首都华盛顿创建了福尔杰莎士比亚藏书楼。福尔杰夫妇身故之后，骨灰存放在离主阅览室不远处的一个石桩后面，而他们的遗产“长存天地间”。

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矗立着一栋十八世纪风格的大藏书楼，由艺术家伦纳德·巴斯金（Leonard Baskin）和丽莎·巴斯金（Lisa Baskin）夫妇营建。内藏典籍约三万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伦纳德·巴斯金步履坚定地走过这座与他的工作室连接的大藏书楼。这位艺术家说，藏书的数量无关紧要。

巴斯金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版画复制名家。他精通木雕、木刻、蚀刻法、凹版腐蚀制版法、石印品。他也是美国最受尊崇的艺术家、雕刻家之一。一九五〇年代，一些同行认为他特立独行，因为他反对当时的抽象表现主义，选择了创作崭新的意象和形式，吸引了一批极爱他作品的忠实追随者，五十多家机构永久收藏了他的作品。巴斯金还经营着自己的小型印刷厂，时间长达五十年。

巴斯金说：“一部铭心绝品，可以使得藏书的多少毫无意义。”他向我展示了一本名为《牧羊女的花束》（Les Bouquets des Bergeres）的画册。此书开本甚大，一六四〇年制作于阿姆斯特丹，由名匠克里斯平·凡·德·帕斯（Crispin Van De Pass）绘制。据巴斯金说，他是一位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佛兰德雕刻大家。“您看，画里的人物其实是佛兰德和荷兰的贵族和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她们装扮成牧羊女。这部书是稀世奇珍。它与数目多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用这部书的价钱，可以买一千本普通的书。”

巴斯金成长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纽约布鲁克林区，从小就开始收藏。他说，有些书在未访得之前，从来不知世间有这等好物，说到此时他真是眉飞色舞。“一眼见到某样东西，刹那间就知道这是珍品，的确是一大乐事。如果得知这件珍品与其他价值相等的珍品可联系起来，这也是非常开心的。”从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开始，伦纳德和第二任妻子丽莎一起开始收藏。丽莎说，从十六世纪迄今的各类女性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方面的书籍，小册子、书信、严肃大报、年鉴、短期刊行的资料，这些藏品与她参与复兴女性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她“痛快搜购”。

巴斯金说：“有些书是我们俩一起收藏的，其他书则是各买各的。我比丽莎大，藏书的时间也长得多，所以她的藏书就融入了我的藏书里。后来她有了个人的痴书之情，也要流露。等到我们俩确定关系后，她更是沉浸于此，藏书瘾大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巴斯金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读书，那时候他就成立了火狱书局（Gehenna Press）。到了一九九二年，丽莎·巴斯金筹办了一次纪念展，追忆书局成立五十年来的辉煌。巴斯金夫妇的儿子何西阿编撰了书目。英国古籍书商科林·富兰克林为展览图录撰写了一篇长文。在该文中，他把伦纳德·巴斯金在印刷上的工作与威廉·莫里斯及其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相比。莫里斯和巴斯金两人的工艺印刷作品“有相同背景，都改革了排印，又有爱书人的品味，又创造艺术作品。请牢记，此处所展出的书籍，只是这位艺术家生涯的一方面而已”。富兰克林觉得，巴斯金“素来癖于藏书、藏版画”，此举与“他印制的所有书籍都有关系，因为其印书也是成长于传统之中。这本是收藏的常见之事，而如今却是稀有的造诣。对于藏书而言，图书馆里没有一样生命形式能与摩挲自藏的珍籍相比拟，这一点是要申明的，因为环绕他的藏书和画片，亦寓于本次展览的艺术精魂之中”。

富兰克林与巴斯金相识超过二十五年，除了售书给后者的藏书楼，他也是小型出版社印刷方面的一流权威。当年巴斯金成立火狱书局，“初窥门径，出手不凡”，后来渐入佳境，终成大师。富兰克林在牛津家中接受采访时说：“伦纳德在藏书家之中属佼佼者，他有艺术家的眼光，而其他人对此往往漠然置之。他不买时髦的东西。他是一个极具创见的人。比如说，他熟稔早期的彩色印刷，或者他发掘出来的十七世纪蚀刻师和雕刻师，都显示了他的眼力。我猜他应该有点瞧不起收藏大路货的人。”

巴斯金把《牧羊女的花束》重新插架后，又拿出了一本他称为藏书的“新得珍本”。此前他“绝不知世间竟有此书”，直到数周前寓目后，才收而藏之。他说：“第一眼看时，这是一本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生平的普通书籍，出版于一六一〇年。您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前主人是一位红衣主教。此书是在十九世纪时装订，以最初的封皮为中心部分，而这些封皮在装订中保持得很好。真是无一不精。请继续往后翻看，您会看到三十张版画，作者是奥拓·凡·维恩（Otto von Veen），据我所知，后来他成了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老师。这部书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里面的版画都是由一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镀金和上色的。说真的，叹为观止啊。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们能拥有这样的书，可真的就得到了。真让我惊喜不已。”

巴斯金再三研究后，认为给这些版画上色的应是艺术家的某位密友。“据我所知，奥拓·凡·维恩本人就是大理论家和大艺术家。此书的插图对原著理解无误，由一位造诣精深的艺术家上色。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十三岁已经练就了观赏书籍的眼光，你也不妨称之为天资，不过也不仅仅是天资。”

丽莎说：“我们还是挺走运的。”伦纳德不禁笑了。

他说：“我们确实走运。我们是从一位不识货的书商那里买到的。他认为，因为有人给这些插图上色，也就一钱不值了。”

捡漏能捡到如此精品，也不是常有的好事。不过巴斯金夫妇依然经常外出访书，两人都一再说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发现好书。

丽莎说：“我在哪里都能发现好书。”

伦纳德说：“在波士顿书市，我得到了一部珍本，以前从未见过，也没听过，是关于水嬉的书。”他找出那本一六二四年巴黎出版的《动力与各种机器的关系》（Les Raisons des forces mouvantes），这是一部科学著作，解释了水流在喷泉间流动时所需的机械装置。

“作者名叫萨洛蒙·得·高斯（Salomon de Caus），我知道这个人。他写过一本景观图书，因此享有盛名，我还没找到那本书。”伦纳德说，“基本上是一本关于机械的书，关于水流的书，关于水车的书。”

丽莎说：“基本上是一本沉闷的书。”

伦纳德说：“那本书不怎么沉闷啊。”

丽莎坚称：“就是沉闷嘛。”

“好吧，也许吧。不过你看看这些精美绝伦的蚀刻版画。看看这幅，就像一个舞台造型，只有这样，水才有流动的感觉。这是一件乐器，自动钢琴，也许吧，谁知道呢？看看这儿，是个人造洞穴，还有喷泉。看看这幅。一个球从喷泉里涌出来，环绕周围的是各种各样的变色龙、怪物、精灵、动物，各个水注形成一个星形，这些动物使得圆球悬在空中。这张画太漂亮了。我一看到，就惊奇不已。”

还有一张图片描绘了一种十七世纪自动机，“被音乐驱动，被流水驱动，同时那些动物好像中了魔法一样。你看到那些动物了吗？在所有隐蔽处和裂隙间，都有动物。这些都是铜版画或者铜蚀刻画，是哪种，很难说清。可是你看，画里处处都是动物。我甚至知道它们大部分是临摹自哪里的。看到躲在那里的短吻鳄了吗？还有上面那只猫头鹰？太漂亮了。”他停顿了一下，想了想问题，接着又轻声说道，“这本书在每个层面都打动了我，作为艺术家，作为收藏家，作为印刷工，各个层面，因为这是一本极有趣味的书。如此特别，又如此不为人知。”

巴斯金觉得，他夫妻两人集藏的名画珍本应该“再次散出，流入藏家之手”，不过他又认为妻子搜集的档案资料应该入藏某家机构。“丽莎收齐各种零散的文献资料之后，再从中组合出全套的新资料。那些短期出版物、新闻材料、手稿、书籍，组成了一个以前没有的新整体。它可让我们获益，让我们获得新知，让我们得到乐趣，让我们受到教育，让我们发生改变。它不会再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了。做不到了，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短期出版的。依我看，如果再拆散它，就会背离了它的基本性质。而拆散一批旧藏书，称不上拆散了什么，那只是把各种各样的古书妥善集藏在一起而已。”

近来人物肖像集成了巴斯金收藏的主流。伦纳德发现此类书很可取，因为“没有其他人”对它们感兴趣。“人物肖像集的名作约有六七本，这些书大家都知道，所有大图书馆也有收藏。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几百本是大家一无所知的。这些书不为人知，是因为收藏人物肖像集没多大意思，都成了市场上的滞销品。书商不喜欢这类书。可是自从我开始收集后，市价一直在慢慢上涨。我对此有直接影响，每次出现这类肖像集，书商都会提供给我。”

巴斯金夫妇也收集其他古古怪怪的藏品，品类繁多，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徽章、青铜器及其铸模。丽莎说：“我收藏纪念首饰。六十年代初我开始购买时，还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纪念首饰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流行，制作这种首饰是为了纪念家族里的重要事件，比如亲属的结婚、生日、去世。由于这类首饰通常都雕刻着个人铭文，它们可能会“讲述一个故事”，丽莎觉得这种特点尤为诱人。“我们以前也收藏西方古代大师的画片。我们卖了很多，就在最近我们又开始收藏。”

伦纳德问：“您听过修表纸吗？那时候的人拥有的是名贵的大表，他们拿表去维修时，修表师傅会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一些字，解释自己做了哪些工作。这张纸刻有修表师傅的姓名和地点。从十八世纪起，有人看到这是个商机，就把修表纸变成一张小纸片，恋人将它送给水手，或者送给将要远游的亲人，或者仅仅就是一张藏在手表里表达情意的纸片。它是一张小小的水彩画。我们收藏的修表纸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多了。市场上如果有修表纸出现，都到我们这里了。”

他提到，美国文物协会所藏的修表纸是“精品”，不过他和丽莎收藏的更为矜贵。“美国文物协会还藏有船票精品，我很羡慕。船票这类东西极其重要，因为这就是历史以图像呈现出来的一面。如果你有一张一八一二年的船票，在你的想像中那艘船就变得好像可触摸似的，而不只是你凭空想像的东西。因为有船票的存在，想像有了活生生的感觉。你说对不对？”

巴斯金从事印刷业已逾五十年，所以也很喜欢记录印刷术的方方面面。他说：“我们不收藏藏书票，因为大家都收藏它，不过我们收藏书商和装订商的小票。那是他们放在书里的一种小票，上面写着某某装订，某某出售。我们藏有很多这种小票。我们还藏有流动图书馆的小票。为什么收藏？因为它们也是书籍买卖的一部分，在排印上也很有意思。我以前有个印刷厂，开了二十五到三十年，雇了一个全职的印刷工人。后来只好放弃了，因为我是靠艺术家的身份来维持生活。我不是一个有钱的半瓶醋，不是终日闲逛，玩玩这个玩玩那个。我是整天干活的。只不过我也下力气收藏而已。”

巴斯金夫妇并没有留存他们收藏的所有东西。在他们已售出的藏品中，有一批“精美”的彩印雕版古书。伦纳德说：“我们还有一批极好的景观图书。”丽莎也说：“还有一批极好的纹章藏书。”伦纳德解释道：“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收齐所能获得的十六世纪的全部纹章藏书。可是谈何容易啊！就连十七世纪的，今天也不可多得了。”

与藏书、藏画、手工艺品分离，确实令人痛苦又难舍。巴斯金夫妇同意这种看法，不过他们找到了为自己的决定作辩护的途径。伦纳德说：“我们已经把纹章方面的书籍搜刮一空，收藏已经完成，我们再也买不到新的了，所以决定卖了。我们藏过一批托马斯·伊肯斯71的画作，如果放到今天，估计也是无价之宝了。那次也许是我们最艰难的选择了，因为那就像敞开了银行大门。从那以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了。接着彩色版画集也散了。我们还藏过一批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陶器，也就是莫加陶瓷器皿。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把它们卖了。这批器皿现在也是很值钱的。痛苦难过，可能让人无法忍受，但又能怎么样呢？”

丽莎说：“一句话，让人难受啊。但是有两个孩子在读书，要交学费。我们只能这样做了。”

我问伦纳德那些收藏有没有影响他自己的创作活动。“影响肯定有，不过很难找到直接关系。我给不了你什么明确的东西，但肯定是有关系的，这个毫无疑问。”

他指出，纵观古今，从来没有艺术家成为严肃的收藏家。“当然，也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外，那就是伦勃朗。他收藏绘画，收藏画片，收藏盔甲，收藏青铜器，收藏文艺复兴时期的徽章，收藏素描——他什么都收藏。说得文雅些就是：他收藏所有美的东西。可是他在收藏的过程中陷入困境。他的绘画生涯，他的钱财，都被他的妻儿与债主全盘操控了。他挥霍无度，都是因为他的收藏。”而当代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去世后，又赢得身后盛名，就是因为发现他藏有数量庞大的古董和小杂件。不过巴斯金说，伦勃朗的藏品“层次更高，都是真正的贵重之物”。

采访结束前，我问巴斯金夫妇，挑出心爱的藏品，向兴趣盎然的来客展示，是不是也是他们享受收藏的一种方法？丽莎说：“和爱书人分享是有乐趣，不过我们在这里的多数时候，都是我们自己。自己玩。”

伦纳德说：“如果我对别的东西感到厌烦了——不过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我就会来到藏书室，开始浏览这些东西，就会沉迷其中。我就是喜爱我们收藏在这里的东西。”

丽莎说：“那是一种疯狂。”

伦纳德表示同意：“是疯了，没错。”

某个工作日的清晨六点，我们离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前往东南方一百二十英里处的开普吉拉多市。该市的地形有如小小的人肘，有一块沙洲直刺密西西比河，而其地名听起来也带点大海的味道。我此行是去采访藏书家路易斯·丹尼尔·布罗斯基（Louis Daniel Brodsky）。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我请他从头讲起。他选择了从差不多三十年前讲起，当时是一九六三年，他在一次耶鲁大学本科生藏书决赛中未能夺冠。

布罗斯基的英文名字的首字母是L.D.。他热衷于收藏珍本。说起旧事，他依然难抑那份热情。他告诉我，那时他藏有二百部福克纳作品或与福克纳有关的书籍。得知自己在比赛中屈居亚军，“心都碎了”。布罗斯基当年也是耶鲁大学英式足球队和赛艇队的队员，读大一时就身兼两队的队长。他深知竞争的变幻莫测。

他一再说：“我难受不是因为屈居第二，而是得知第一名居然是收藏火车时刻表的。那才真叫人伤心。那可是藏书竞赛啊。应该着重文学、着重书籍，而我居然败给一个收集火车时刻表的家伙。令我很不爽。”等到布罗斯基领取亚军奖品时，才更觉蒙羞。“他们奖给我一本《永别了，武器》，二印本，竟然连护封也没有。冠军的奖品是现金，而我得到的却是一本破旧的海明威小说。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他们是要告诉我什么东西，也许认为我收藏福克纳就像个呆瓜，而我就应该对海明威这种人有兴趣。谁知道呢？可是整件事情似乎令人哭笑不得。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起来还是令我愤愤不平。”

阿德里安·凡·辛德仁奖（The Adrian Van Sinderen Award）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是至今最负盛名的大学生藏书比赛。该奖项由耶鲁大学一九一〇届毕业生阿德里安·凡·辛德仁（Adrian Van Sinderen）于一九五七年设立，目的是鼓励学生自己聚书。冠军可获得现金作为奖励。往届的得奖者中有两位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书商，即威廉·S.里斯（William S.Reese）和W.格雷厄姆·阿拉德三世（W.Graham Arader Ⅲ）。此外伊利诺伊州的T.金博尔·布鲁克（T.Kimball Brooker），以收藏十六世纪古书而著名，并且在芝加哥大学赞助了类似的竞赛。

布罗斯基落败后，斗志更增，继续热心搜访当时受人轻视的福克纳著作。他以一己之力，专收一位作家之书，搜集的书籍、手稿、照片、日记、书信及各类文献，洋洋大观，终于跃升为美国最佳珍藏之一。“我初读福克纳时，还是耶鲁的一年级新生，感触之深，难以言说。我读过《喧哗与骚动》，感觉自己就是昆丁·康普生。所以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心智方面的苏醒，该感谢耶鲁。我的心灵是在那里开始觉悟，对此我永远心存感激。”

他多次说起自己对耶鲁并无怨愤。不过他还是把藏书捐给了位于开普吉拉多的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从一九八八年开始，该校成为路易斯·丹尼尔·布罗斯基福克纳藏书的永久家园。密苏里之行过后几个月，我又去了耶鲁大学的拜内克图书馆。我跟目前监管凡·辛德仁奖的馆员斯蒂芬·帕克斯说起布罗斯基屈居第二的旧事。他耸耸肩，给了一个不温不火的评论：“我知道那个关于铁路的收藏，确实聪明过人，也富有新意。”

多年后，布罗斯基当然在他的藏书手腕上展示了过人的聪明和新意。在很多原始文献资料还没自由买卖之前，他就抢尽先机，到处搜购，得以独占。“我讨厌通过图录来购买，”他说，“太闷了！老实说，大体上图录的变化太小，更新太慢。经常是在图录上看到有些好东西，打电话过去要买，却总是买不到，电话打得再快也没用。所以我学会了，在书商清单上可能看到的东西，就别着急了。不管如何，我是一个喜欢跟人来往的人。我喜欢凭借私交来收藏。我最喜欢亲自去现场看看。”

布罗斯基的很多有意思的藏书都是购自书商，不过他收获最丰的购书是从私人手中买入的一批原始文献。他有时驾车，有时坐上圣路易斯最早起飞的航班，就是要捷足先登。不过他这样做是一九七五年之后的事情了。布罗斯基从耶鲁毕业后，到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和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研究生，获得文学硕士和创意写作硕士的学位。他担任过几次教职，大失所望，便在一九六八年移居密苏里州法明顿，接手管理一家工厂，当了老板，专为比尔特维尔公司生产男士服装。这家公司是他父亲索尔·布罗斯基于一九二九年成立的。

一九七四年，布罗斯基重拾旧好，再次藏书。当时书屋有限公司的玛吉·科恩向他让售九本书，都是一九三〇年代福克纳送给好友哈伯特·斯塔尔（Hubert Starr）的签赠本。他说：“这就像把一杯芝华士威士忌放在酒鬼的鼻子底下。我用自己的第一笔银行贷款买下了。共借了一万一千美元，算起来每本书花了一千到一千五百美元。”

同年年底，在斯旺艺廊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布罗斯基买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大理石牧神》（Marble Faun）；另外一本是《去吧，摩西》（Go Down,Moses），百部限印签名本之一。自从他开始收藏福克纳，久久未能访得这两部书。“至此我拥有了全套的印本。”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借机建议他举办展览。公开展览在一九七六年举办，并引来了福克纳二表弟的一封来信。他名叫万斯·卡特·布罗奇（Vance Carter Broach），住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他继承了很多福克纳的赠阅本、信件、打印本少作；还有一本铁路账簿，原属于福克纳的曾祖父W.C.福克纳上校，这位曾祖正是福克纳小说《萨托里斯》人物约翰·萨托里斯的原型。（后来福克纳在他的姓上加了一个“u”。）布罗斯基说：“我听到万斯·布罗奇的情况后，就赶紧动身，驱车直奔塔尔萨。”因为此前他已经借钱买了玛吉·科恩的九本书，就没法用现金买布罗奇的书了。

“万斯·布罗奇喜欢文学，也想买书。双方协商后，我拿了几百本书跟他交换，那些书相当于他那些藏品的价值。我有很多复本，因此我能帮他配齐一大批福克纳的著作。当时我就一本书没有复本，就是《大理石牧神》，而他偏偏最想要那本。能否成交就看这本书了。我给了他，那是我生平最明智的决断。好在万斯也明白我在做什么，他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卖。他明白我的兴趣是在学问上。我们就这样成交了，交易时根本没有用到钱。”

有此经历之后，布罗斯基的收藏天地为之一变。“我认识到，威廉·福克纳不只是一个大作家，也是一个凡人。认识他的人有很多——家人、同事、好莱坞人、纽约人、文人墨客，他们大家就像是各自持有智力拼图的其中一块。”

影响布罗斯基思路的有两本书。一本名叫《各归其位：一位福克纳收藏家的笔记》（Each in Its Ordered Place：A Faulkner Collector’s Notebook），成书于一九七五年，作者是卡尔·彼得森（Carl Petersen），也是圣路易斯人士，他花了四十年时间搜猎福克纳作品的珍版。在“一部书内就列明了福克纳著作，并且表明了其集藏之方向”。彼得森希望给“晚辈收藏家讲讲各种胡乱无序、贪多务得的收藏类型。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收藏先从贪多务得着手，之后才讲究秩序”。布罗斯基说，他之所以记得彼得森的书，不仅仅因为它是福克纳已出版作品的指南，也因为它所提到的困难。“卡尔的书向我展示了一个人的藏书成就，也告诉我，如果我有志向，一样能做得到。”

布罗斯基主动结识彼得森，并成为多年朋友。但两人后来却因故失和，不通音讯。我开车去开普吉拉多采访布罗斯基的前一晚，与彼得森见面。他愿意见我，惟一的条件是要我与他单独会面。他说：“你要去访问L.D.，那是你的事。但我和此人是不再来往了。”对于两人的断交，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他们两人都渴望成为举世公认的最有造诣的福克纳收藏家。这种说法似乎最有道理。但两人都不肯说为何会与昔日的知交一刀两断。

彼得森曾经是布罗斯基的榜样。但后起的布罗斯基仍然想知道自己可从哪里找到新的福克纳文献资料。他从约瑟夫·布洛特纳（Joseph Blotner）撰写的福克纳传记名作中找到方法。此书出版于一九七四年，是深刻影响了他的第二本书。布罗斯基说：“布洛特纳就像我的道路交通图册。他的书告诉我谁还活着，我要去哪里找他们。威廉·福克纳是一个非常内敛、避世的人。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组成整体。我漫游全国，见了无数人，他们都拥有相关的藏品。我是在联系作为凡人的福克纳。正是这种压力一直在推动这个收藏。卡尔·彼得森以前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想超越他。我成功了。”

布罗斯基游踪甚广，去过亚拉巴马州、西弗吉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纽约州、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克拉何马州，还有福克纳老家所在的密西西比州。他的首次大笔斩获是得到了密西西比州牛津市菲尔·斯通（Phil Stone）的藏书。菲尔是一位律师，他在青年福克纳的文学发展道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福克纳的斯诺普斯三部曲全都是题赠给他。布罗斯基从斯通的遗孀艾米莉那里买到了十五部签赠本，还有一批稀见的手稿档案。“她索价五万美元，我说，‘艾米莉啊，价格太高了。’她住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我来回飞了好几次，最后以三万五千美元成交。我借了一万八千美元，又卖了一批古董筹得两万美元。太太和我以前有一些老式投币自动售货机，很值钱，卖了，就这么凑齐了钱。不过我知道会得到什么。‘布罗斯基啊，’我想，‘你可是做成一笔大买卖了。’”

过后不久，布罗斯基在布洛特纳的福克纳传中读到，福克纳读中学时有一位恋人，名叫默特尔·雷米·狄马瑞斯（Myrtle Ramey Demarest）。“发现福克纳为她画过几幅素描，用在一九一三年的毕业纪念册，但纪念册没做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诗稿和画稿，一些签赠本。布洛特纳提过，她在新泽西举办过一个小展览会。我花了两年半时间去寻找这位女士。我找遍了新泽西，浏览那里的旧报纸，各种各样的资料档案，还是找不到她。最后我在密西西比州找到了雷米的一些亲友，他们指点我去西弗吉尼亚州的白硫磺泉镇。我在那里找到了雷米。她已经九十岁了，住在养老院里。我与她的女儿洽购。如果我们去开普吉拉多，你就会见到那些东西。很棒的。”

布罗斯基说，他向她解释了他要做的事情，那位女士很乐于帮助。“那是一九七八年，我的钱就那么多。买下全部东西花了我一万六千美元。我购得十本签赠本，里面有诗集《大理石牧神》。我还得到了打字稿、手稿和画稿。今天单是一本《大理石牧神》就差不多要五万美元了，不过我从来不是这么看待它的。当时我只能向他们报价一万六千美元，因为这已是我所能筹到的钱。不过他们看到能卖出一万六千美元，真是高兴坏了。”

已故的兰登书屋编辑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八年负责编辑福克纳的作品。布罗斯基从他的遗孀多萝西那里买到了一些精绝的留念本，其中的《大森林》（Big Woods）题赠本是福克纳送给萨克斯·康明斯的。

一九二七年，福克纳写了一篇童话，描述了一群能随意伸缩身形的小孩子。这部轻喜剧是他用打字机写成的，并且亲自装订成册，送给一个名叫维多利亚·富兰克林（小名楚楚）的八岁小女孩。她是埃丝特尔·奥尔德姆（Estelle Oldham）的女儿。两年后，埃丝特尔办妥离婚手续，与福克纳结婚。这篇童话名叫《许愿树》（The Wishing Tree），上面有“此书由比尔装订成册”的题字。这本书以长期寄存的方式藏在弗吉尼亚大学，但仍然属于维多利亚女儿的财产。维多利亚·富兰克林的女儿也叫维多利亚，住在佛罗里达。布罗斯基从她那里买了一大批福克纳文献。

“她几乎把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了——家书啦、相片啦，所有东西，除了那本放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书。我对她说，‘维多利亚，那本书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与其他藏品合在一起。’她开始有点顾虑，不过随后也想清楚了，如果弗吉尼亚大学真的想要这本书，为什么他们不开个价呢？要知道，我开出的价格可是五千美元啊。于是维多利亚就给大学发了一封信，直接说，‘今想取回家母藏于贵校之书，盼即送还’。她等了三周，毫无音信。最后她打电话给学校，说要取回那本书，准备卖给一位收藏家。我说，‘糟了糟了，维多利亚，我情愿你没有跟他们说起这事。’”

弗吉尼亚大学给了还价，却没有超过布罗斯基开出的五千美元。布罗斯基说：“她给我回电话，我双倍加价，给了她一万美元。”维多利亚接受了，这让他“如释重负”。“我直飞佛罗里达，那本书的特种快递刚好送到。她哭了，我也哭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得到了这本书，我原来认定他们会要价两万五千美元的，或者三万五千美元的，天晓得。这样的孤本非常值钱。每页纸都是福克纳打字，亲手装订，用订书钉钉好，再题赠给未来的继女。我借了五千美元，另外五千美元是母亲当做礼物送给我的。”

布罗斯基估计他直接向福克纳的亲友买了约二十宗藏品。“拥有这些物品的人绝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也可以收藏。这些东西里面有赠品、纪念品，各种东西，都是与福克纳最亲近的人保存的。于是我就去接近这些人，从他们手里买入他们无意中收藏的东西。”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抵达东南密苏里大学。随后该校的英文教授和福克纳专家罗伯特·W.汉布林（Robert W.Hamblin）与我们会面。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汉布林教授就协同布罗斯基收藏，合著了八大本福克纳研究书目，其中七本已由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克纳曾把最重要的作品《喧哗与骚动》题赠给马尔科姆·考利72，布罗斯基和汉布林一致认为这部题赠本并非初版本，而是后出的版本。马尔科姆·考利在一九四六年编辑了一部广受欢迎的《便携本福克纳选集》（The Portable Faulkner）。福克纳的题词是：“马尔科姆·考利兄雅正。端赖兄台鞭策，令我难享晚年无事之福。威廉·福克纳上。”汉布林说，作为一件藏品，此书的重要性在于其背景源流。“福克纳最默默无闻时，是考利让他再次声名大噪。考利为他做很多事情。此书就是福克纳答谢这位给他的写作生涯带来新生命的人。”

我们又看了一些藏品，话题回到布罗斯基割让藏书的事。他说：“我两次向耶鲁大学求售，他们给我的印象是觉得我想转让的藏书无足轻重。”不过冷漠和感情受伤害对他所作的决定并无多大影响，主要还是因为耶鲁不愿意让他在处理藏书上有任何发言权。“那些藏品是我嗜书成癖的证明，而他们觉得我只须转交全部东西即可。然后他们什么东西也不想付给我。耶鲁不断掏钱买藏品，而这些藏书本来可以为他们带来盛誉的。”

最终布罗斯基把部分藏书作价一百万美元售给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再捐赠余下部分。说起将藏书安置在这所“籍籍无名”的大学，他坚称钱不是惟一的原因。“目前我受雇于密苏里州。我是路易斯·丹尼尔·布罗斯基藏书楼的馆长。合同长达二十年，我的馆长权力无所不包。在签约期间，我可以任意购入藏品，也可任意出售藏品。合同期满后，双方可选择再谈。如果我放弃连任，我的继任者无权售出任何东西，一件藏品也不行。”而且这里靠近布罗斯基的家，显然他的家人也出于这个原因而认可选择该校，这也是让他作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因素。

旧书业内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布罗斯基家境宽裕，坐拥巨资，足以支持他恣情聚书。只要得知有珍本流出，他立即就可赶赴那里购买。一九八九年，卡尔·彼得森把他的福克纳藏书卖给几位联盟书商，作价四十四万五千美元。安排这次购买事宜的是加州伯克利的书商彼得·霍华德。他原想通过纽约书商格伦·霍洛维兹将藏书整体转售给布罗斯基。

“我买入后的第二天，原想把藏书完整再卖出去，”霍华德说，“本来是计划在同城内转手给”布罗斯基的。开价是六十七万美元。“他和他的书商对我的报价没有兴趣。于是我决定为这批藏品好好编写图录，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霍华德承认，布罗斯基所藏的签赠本、信札、电影脚本极精，就算加入彼得森的收藏也不会有多少复本。“在私人藏家中，卡尔藏有最全面的福克纳著作，至今也是‘品相’最佳的藏书。”彼得森收藏了所有语言、所有印刷成书的福克纳作品，包括那些登载在期刊上的，而且收藏的次级文献资料亦颇富。

那天彼得森跟我在圣路易斯一起共进晚餐时，说起他的收藏。他的言谈中并无悔意，亦无重重顾虑。他搜访福克纳著作已逾四十年，最终却是悉数割爱。彼得森是一位化学工程师，终身未婚。他说自己过得还舒适，但不是很富裕。“我能够像这样花钱藏书，又从来不用担心我剥夺了别人的什么东西。”

一九八〇年代末，他已年近六十，不得不开始为藏书思量。“藏书里的精绝珍本，比如福克纳的《大理石牧神》的打字稿，都存放在银行保险库里，全都见不到。你想我还能做什么呢？每周去一次银行看藏书吗？我从来没有厌倦过藏书，可是一旦作了决定，也就安之若素了。”他原来想把藏书放置在一家机构，一年之后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人人都想要，国会图书馆特别有兴趣，但是他们都希望我无偿捐赠。”到了一九八九年，他最终将藏书卖给机缘书店的彼得·霍华德及其投资者组成的团队。

彼得森坦承：“到我这把年纪，也许钱比藏书更重要了。这些藏书以前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又在发挥另一种作用。所以如今该让其他人享受它们了。威廉·福克纳在我一生的前期后期都起过作用。”卡尔·彼得森出售藏书后，本想安享退休生活，可惜才过了两年半，他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二岁。

我问起布罗斯基为什么不购入彼得森的藏书。他不厌其烦地指出自己毕竟钱财有限。他说：“我藏书花了很多钱，超过花在其他所有事情上。历经三十年的搜访，布罗斯基藏书已耗费了六十万美元，该停手了。让我告诉你关于收藏的另一个诀窍。先估计已有藏书的数量，然后作决定，要么继续收藏，要么停止。因为长远来说，就是要么继续收藏，要么停止。但作了决定就要遵守，这是没有回头路的。一定要培养平衡感，就算有时破例入藏一本，下次就会收手了。”

说起家道丰沛，布罗斯基说他的父亲索尔·布罗斯基的“生意极为成功”，但坚决否认父亲盲目资助他藏书。“父亲给了三十万美元帮我藏书，但这是一笔为期二十五年的贷款，他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还清。其实我得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辛苦积攒的。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意人，认为收藏福克纳作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没有买卖股票和房地产那么好。我一直想说服他，让他相信我是在做一笔大投资，尽管这个绝非我的目的。”

布罗斯基说，他生平最大的志向是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作家，而收藏威廉·福克纳的手稿与著作能以振奋人心的方式实现这个抱负。自一九六三年以来，他写了三十三本诗集，其中已刊行十二本，出版社是位于圣路易斯市、专门发行美国作家诗作的时间存在书局（Time Being Books）。

“您要明白，我首先是一位诗人，福克纳也是一位诗人，只不过他的诗是用散文写成的。回首往日，我敢说，这些年之所以如饥似渴地收藏福克纳的作品，是因为他点燃了我想模仿他的欲望。毫无疑问是他启迪了我要成为一位作家。我也确实写过七部小说，那时我还是个毛头小子。可惜这些小说都太像福克纳的文风，结果一篇也没发表。最后我认识到，如果真要成为一位作家，必须写诗，而诗歌正是福克纳一心要掌握的体裁，也是他无法驾驭的体裁。因此事实的真相是，我不只是收藏一位美国大作家的作品，而是在收藏两位，其中一位已经功成名就，另外一位呢，名叫路易斯·丹尼尔·布罗斯基，依然在苦苦挣扎要出名。也许这就是我存在的理由吧。”

迈克尔·津曼（Michael Zinman）在纽约州阿兹利有一栋三层的木屋，里面有数百个大箱子，内装各种美国历史文献资料。离此地几英里之外是他的家，还有他处理业务的大楼，里面同样也是满满的文献资料。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总是不管质量，先拿下再说。我总是不管好坏，无所不收。一个人要是这么做的话，好东西就会不招自来了。”

今日全美国的文献专家一致认为，对于一八〇〇年之前的美国历史文献，迄今收藏最齐全者当属私人藏书家津曼。他搜罗的是“历史文献”（imprints），此术语指的是某地在某个特定时期的任何印刷品。书籍是历史文献，活页文章、农业小册子、布道文、单面大张印刷品、历书年鉴也是历史文献。《马萨诸塞湾圣诗》（Bay Psalm Book）73在美国历史文献中声名最大、价值最高，因为它是现存最古老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文献。

这类“历史文献”本来是看完就扔的，而且这些印刷品大部分没有什么工艺特点，当初也并未想到要传诸后世。等到多年之后，它们逐渐散佚，大家方才认识到其重要性。以赛亚·托马斯和乔治·布林利着意搜讨这类美国早期历史文献，其他机构也开始收藏，例如美国文物协会、国会图书馆、费城图书馆公司、马萨诸塞历史协会、亨廷顿藏书楼。不过相对来说私人收藏的寥寥无几。普遍的看法是对购藏这类文献的兴趣渐淡，因为绝大多数“精品”已经有主，仅剩下“瑕疵”弃料。一九七〇年代初，津曼蓄志要搜齐全部美国早期历史文献资料，不管质量或品相。

津曼是一位商人。他工作生活的地方离纽约市约有三十分钟的路程。他的公司叫蚯蚓股份有限公司，在国际上买卖重型建筑机械，他的日常工作大多需要艰苦的谈判。“没错，我的生意也是一种行动。”他表示同意，并且指出他的业务多半是在“能源领域”，要与全世界的“大型公用事业单位打交道”。他在一九六八年开始经营蚯蚓公司，生意兴隆，方得以随心所欲地收藏。他说：“也不是说我不再欠书商的钱，只是说我现在所欠的比以前多了。大多数人都出于不同的原因去收藏，这与我不同。我总是大批买入，这是我常常做的一件事。至于说到我的收藏，先不说什么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正不是要占有。占有与我无关。行动才是。作为一个收藏者，收集藏品，乐在其中，才是促使我收藏的原因。我在收藏的行为中总能找到乐趣。将某书占为己有，也有乐趣，但终是暂得于己罢了。我认为，收藏是一种陶冶性灵的过程，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把玩那些藏品。如果能不带偏见，过后不久就能学会鉴赏了。”

津曼说他开始搜求美国历史文献之前，曾收藏过美国印花税票，亦即附在文件上证明已缴税的票据。“我收藏了很多很多印花税票，在啤酒印花税票收藏上也许是最好的了。我喜欢这些东西。可是等到我认定藏书超过了这个兴趣领域，我不是把它们收起来放好，而是干脆放弃了，因为它们对我来说不再是有生命的了。我不会把它们锁起来藏好。”

一九八九年，在美国文物协会举办的一次展览开幕式上，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美国史料大商家威廉·S.里斯（William S.Reese）在演讲中形容津曼是“阿兹利伯爵”（earl of Ardsley）。后来他又说过：“迈克尔·津曼是举世无双的。”佳士得纽约公司的斯蒂芬·马西说：“迈克尔·津曼收藏的美国史料极为精善。他来者不拒，有瑕疵的也照收，这个尤其不同寻常。”

津曼同意他们的评价，不过他其实是有一些标准的。“我的藏品肯定是最多的，肯定也是最重要的，但未必是最精的，因为我是以质量、品相和重要性来定义‘精品’的。我没有太多的美国历史文献资料珍品。举个例子，我有三部全本艾略特版《圣经》，不过都是第二版。初版本我也有半部。我明天就能买一部初版全本，但我不想为此花二十五万美元。我不准备额外花这笔钱，因为自己的钱财有限，而收藏的天地又太广阔，足以让我分文不剩。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私人收藏来说，在美国早期历史文献方面，自从一百多年前的乔治·布林利之后，我或许算是收藏最全的。我觉得，一个态度较为严肃的藏家，必须要搜求足够多的资料。”

津曼受美国早期文献吸引是“因为它们被私人藏家遗忘了，因为一般看来只有珍品才值得考虑。五十年来没有人收藏这类资料。已经没有卖的了。我开始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本有瑕疵的书被认为还不如垃圾，甚至图录对此也不列出。所以我开始收集没人要的东西。我的收藏心态是宁滥毋缺。我收藏时没有挑三拣四。所聚渐多，突然之间，这些资料就变成一堆重要的东西，很快变成了藏品。废旧杂物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的收藏中，有一些精绝珍本曾经在书店里的桌子抽屉中闲放了三四十年。做到了无所不收，就会看出差异，会得到真品。要把所有东西放在桌面上，一个挨一个，互相作比较。”

把玩“真品”，就可日渐养成鉴赏眼力，对其价值有真切的感受，而不是一味注重价钱。一九八五年，一份据说失传已久的《自由人之誓言》（The Oath of a Freeman）有副本出现，卖家是盐湖城的一位收藏家，名叫马克·霍夫曼（Mark Hofmann）。迈克尔·津曼首先出来质疑其真实性。这类单面大张印刷品是在一六三八到一六三九年印制于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它是一份殖民地自由人在获得公民身份之前的誓言，年代比《马萨诸塞湾圣诗》还早，公认是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第一批印刷文件。虽然如今世上已无留存，文件内容却有很好记录。很多专家都认为是真品，但津曼对此并不认同。他试图解释说：“好得过了头，不会是真品。”对于凡是征询他意见的机构，他都建议不要购买。国会图书馆婉拒了卖家一百五十万美元的索价。美国文物协会报价二十五万美元，但卖家以出价过低拒绝了。

曾有几个人对霍夫曼的行径表示怀疑，他们不久被人用自制的铁管土炸弹炸死，而真相随之戏剧性地大白于天下，原来霍夫曼是一个伪造高手。一九八七年，霍夫曼因谋杀与欺诈获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仿作的赝品有很多足以乱真，有些卖给了摩门教教会，总售价超过三百万美元。至少有四本书以此事为题作过探讨，不过从书目提要的角度来说，迄今仍以《专家的判决》（The Judgement of Experts）一书最权威。此书于一九九一年由美国文物协会出版，内收好几篇论文和文件。全书均出现了津曼的名字，提及了他对此的怀疑。他说：“就是感到不对劲，怎么也不对劲。我无法给出更好的解释。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很讨人喜欢，简直是诱惑人。但是我的心里就是有一种感觉，觉得有点不妥。”

在收藏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津曼穷尽搜讨了美国印刷的《圣经》全本或零篇散页，其中尤以一六六三年艾略特印第安语《圣经》最为贵重。他藏有其他多种版本：一七四三年由克里斯托弗·绍尔在宾夕法尼亚印刷的德文《圣经》；一七八二年由罗伯特·艾肯印刷的美洲第一部英语《圣经》；一七九〇年由马修·凯里印刷的罗马天主教《圣经》，又名杜埃版《圣经》。还有如下在美洲印刷的各种语言的《圣经》初版：希伯来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法文。第一部盲文《圣经》，第一部儿童版《圣经》，第一部插图版《圣经》。

“我收有二十本《彗星学》（Kometographia），这是一篇十七世纪科学论文，作者是马萨诸塞州的牧师兼作家英克里斯·马瑟74。对于十七世纪的古书，只要能弄到，我都会买下，无一例外。这真是一部奇珍啊，多年搜集才得到的。我的做法是，到了某个地方之后，每一家书店都进去看看，买下店内相关的所有东西。我会讨价还价，大多数时候那些人对于能清走东西就已经乐坏了。我很幸运，总能占尽天时地利。我随遇随购，不作挑拣，到后来就拥有了一大批文献资料。今天要再想拥有这么多，已经不可能了。”

津曼经常让售或捐赠文献资料给各类机构，因为对于不再有兴趣的藏书，他会毫不犹豫地或送或卖。“我收藏美国史料之前，爱收藏博物学的书籍。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去夸里奇书店，在这头卖出博物学方面的藏书，去那头买入美国史料。”

津曼为何会深嗜收藏呢？没有完全清楚的答案。“就是行动嘛，不过也有相互行动，与某种历史机制的连接打动了我的心弦。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喜欢拥有这些历史文献，不过只是暂时看管而已，等到收集齐全，就会脱手了。目前还有五家机构的收藏胜过我。我不认为世界上还需要第六家，或者是位于第五和第十之间的收藏。”

在美国文物协会举办的津曼收藏展览上，还有一份一六七〇年的《马萨诸塞法律》（Laws of Massachusetts），这是十八世纪时波士顿处决罪犯时宣读的布道文，本来也是不为人知、未见收录的文献。另有几份早期教堂音乐；一部“默念”选集，里面收有英国殖民时期诗人爱德华·泰勒75公开发表的惟一诗歌，他的其他作品则全是以手稿形式流传下来。津曼说，他要以两位前辈为典范，一位是一八〇〇年代末的乔治·布林利，另一位是一九六〇年代的托马斯·斯特里特。这两位收藏家向外拍卖自己的藏书，但同时又捐款给各类机构，使得机构在藏书拍卖会上可以竞拍所需的藏品。津曼说：“我喜欢这样。帮助你想帮助的机构；他们能追求他们想要的特定东西，其余则流入其他个人之手，让他们也可享受享受。”

每个藏书家都有“好玩的故事”与人分享，至少都有一个。津曼的“故事”与他无条件见书就收的观念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大约在一九八〇年，我接到书商吉姆·里兹克的电话，一个好人。他问，‘有一批色情藏书，你想买吗？’他说这批藏书数量巨大，独一无二。我跟他说，‘不要！不想买。’但是他就是要卖给我，于是我就说，好吧，随便吧。我为什么会买呢？谁知道啊，也许是当时藏书的数量和价钱还算合理吧。接着我派了几位公司员工去取回来，他们回来后跟我说，‘您可能不知道您自己买了什么东西吧？您买了一屋子的淫书。’等到他们拆完包之后，那二百六十八箱书就归我了。我买下的这批书，其实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全部色情文学作品。共计有两万本平装本，一万本杂志，五万张图片——天晓得是什么东西。我把它们放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里，然后这事就让我烦恼不堪了。要知道，那些根本就是垃圾，不可救药的垃圾，绝对是恶心透顶的东西。内容乌七八糟，什么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它就像我地下室里的肿瘤，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它。”

因为这些书刊内容淫秽，当垃圾丢掉是不可能的。津曼说：“在邻里街坊之中，我也算是小有名气的。那些东西太多了，我总不能把它们堆在街上，又不能一把火给烧了。我无法处理这种东西，那样会被人说三道四的，我又不想搞臭自己的名声。”于是津曼打电话给印第安纳州金赛研究院，但该研究院没有兴趣。“我打电话给得州的约翰尼·詹金斯，他也不想要，任何一部分都不要。”最后他说服了当时与书商雷·沃尔顿共事的特里·哈勒戴，哈勒戴也是书商。津曼让哈勒戴碰碰运气帮忙出售。“我们的交易是，我租船把那批东西运给他，我就不再管了，不管他卖了什么价钱，我俩对半分。我跟他说，它们也许是垃圾，但很齐全。”

一年之后，哈勒戴打电话给津曼。这位书商对他说：“我能把它们清走了。你愿意把这些藏书给得州大学吗？”津曼同意了。这批书刊就送到了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利·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一九六八年，总统林登·约翰逊成立过一个什么色情与淫秽总统委员会，所有笔记，所有的庭审记录，什么都有，但他们就缺美国色情作品的样本。”

这批藏品经鉴定后，津曼得以免交了一大笔税。“结果到了一九九〇年五月，我收到一封来自得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信。信中说，‘津曼先生台鉴：敝院已入藏津曼色情作品藏书。现正编目。恳盼赐复简历及收藏经过。’我立即打电话给这位老兄，我问，‘究竟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法学院图书馆发现这批藏书颇有意义，他们要了。他的态度很认真。于是我就说，‘你们一定要叫它津曼藏书吗？’他说这些书到达大学时，就叫津曼藏书，是迈克尔·津曼的赠书。于是我打电话给特里·哈勒戴，跟他说起这件事。特里跟我说，‘你有问藏书票的事情吗？’”

我问道，如果百年之后，津曼的藏书只剩下藏在得州大学法学院的津曼色情作品藏书，会不会令人啼笑皆非呢？

津曼说：“我喜欢。我喜欢的。”

任何见过欧文·托比·霍尔茨曼（Irwin Toby Holtzman）的人，无不同意这位收藏家“笃嗜藏书”，异于常人。大家一致认为他好书成癖，生平无他嗜好，惟以此道遣怀。我在他的公司待过两天，得知他爱好广泛，不过听闻他竟然还是底特律老虎队的球迷，令我颇为吃惊。彼得·霍华德推荐我前往密歇根采访霍尔茨曼时说过：“托比绝对会让你受不了的。但是他对书有天生的感觉，你真的应该去亲身感受、领会。”

霍尔茨曼是密歇根州最成功的房屋建筑商之一，不过一谈起文学，他就全神倾注，话题几乎再也不涉其他，只是谈书谈搜书。我去拜访他时，他与妻子雪梨居住在格罗斯角农场一栋爱尔兰乔治王朝风格的豪宅里。这片郊区位于圣克莱尔湖畔，处处可见高贵奢华。几十年来，当地汽车业的高级管理人士都居住在此，静享繁华。他的红砖宅邸后面有一个美丽的药草园，布置整饬，品味高雅。他的书房与家族藏书室及居住区分开很远。不过，好像缺少了点什么。缺什么呢？等到我随同主人来到他那让人一见难忘的书房，才找到答案。

书房四壁均无画作。

霍尔茨曼显然很高兴，答道：“你注意到了。很好。我很高兴。就算你不清楚别的其他任何东西，也一定要清楚这是一间书屋。我们有一些名画，但都还没有镶框，也没有挂上墙。这个我已经完全想通了。在这间屋子里，书和艺术不应对抗。我藏书之所以能够小有成就，嗜书成癖是一个原因。”接着他指出，书房里只有一张椅子，就放在书桌后面，他在那里工作。“这里不适合闲谈。要聊天，我们可以到藏书楼那里坐下聊。到这里来是要把玩书卷的。”

房间中央有几个展柜，各种藏品就在这里分门别类，准备赠给多家机构。在我造访期间，霍尔茨曼正在研究以色列文学的藏品，等到他认为已经收集齐全，就计划捐给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与希伯来大学图书馆。他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搜藏以色列文学作品，藏品的时间从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立国直到今天，估计现有四千来册。霍尔茨曼认为，让书从自己手上散出，与搜书其实并无两样，也算是藏书的一部分，要花费的心思和努力一点也不少。他说：“我正在清空所有的收藏。不是说我不再痴迷收藏，而是因为将收藏散出也是收藏过程的一方面。”

霍尔茨曼说，他将在耶路撒冷建立“霍尔茨曼家族藏以色列作家作品”，一如在一九八九年，他在母校密歇根大学建立的“欧文·托比和雪梨·霍尔茨曼所藏福克纳作品”。霍尔茨曼不仅集齐了所有福克纳作品的版本，还包括译本、传记、批评文集。霍尔茨曼说：“我用加长汽车亲自搬运了一千四百部福克纳作品，没让别人碰它们。书架是按照我订立的标准打造，藏书是按照我制订的顺序摆放。这是捐赠合同的其中一个条件。我称之为物尽其用。我收集了这批藏书。我为它们掏钱。我为它们流泪。你也看到了我怎样把福克纳的作品上架。他的传记，他的作品，对他的阐释，关于他的藏品，研究著作。任何人再怎么谈论，都比不上作家本人解释得更好。这就是造就它成为一类藏书的东西：包罗万有。”

霍尔茨曼一度收集过三百五十位美国名家的著作，而且也是无所不包。他说：“我是帮人建房起屋的，因此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与住宅、设计、风格和建筑有关的。”霍尔茨曼收藏的建筑类书籍极为精富，其中不乏建筑大师的名作，或与大师相关的著作，例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巴克明斯特·富勒、路易斯·沙利文，等等。不过他的藏书家的美名，主要是源自他雅好收集近现代初版本，并自定以一九二七年为起点。他解释道：“我生于一九二七年。我的美国文学藏书就以我自己的时间为指南针。”这些藏书也分成两处插架，一处是仍然在世的作家，一处是已经辞世的作家。“一听到某位作家去世，我当天立即就把其作品移到书架顶层，放在那些活着的作家之上。我偏爱在世的作家，未来的作家。我总能理解什么是往日的作品，我对将来出版的作品较有兴趣。我想，这就是作为一位当代收藏家要面对的挑战。”

等待藏书像长出铜绿一样，变得珍稀，多数收藏家都是这么做，而霍尔茨曼则不然，他总是预先去确定什么著作会变成珍品。一九五〇年，他开始认真搜集小说作品，他订购了《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该刊是一份行业杂志，以其新书预告简介扬名业内。他从那时起就认真研读这份期刊。有些书店会销售报刊评论过的书籍与未经改正的校样本，例如纽约的河滨书店。他一旦在该周刊上发现感兴趣的书，就会循例打电话给这些书店，购入新书样本。霍尔茨曼多次提到他收藏的是名家著作，而不仅仅是书。他在全国的作家圈子之中已经很有名气，都知道这位密歇根人很有韧劲，总是请求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字。霍尔茨曼说：“我绝不靠写信来纠缠这些作家。我算是那种厚脸皮的人。我会到处追逐他们，不过都是在公共场合。我是那种去到机场，站在他们面前的收藏者。”三十年来，霍尔茨曼辛勤搜集现代初版本，他估计已入藏了五百多位名家的题赠本。

霍尔茨曼素来很在意作者在书中何处题字。“大部分作者本能地喜欢在扉页上题字，因为那样看上去漂亮些。但我觉得这样把书弄脏了，所以喜欢他们写在第一张空白页上。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一本书的初版本多少应该就像它在书店里的样子。对我来说，这是向一本书表达应有的敬意。”

霍尔茨曼猎书有方。据他说，约有四成藏书是以原价获得，如果是削价处理的书籍或者是旧书，价格更廉。一九七九年，彼得·霍华德估计霍尔茨曼投资收藏美国文学的金额约为十五万美元，花费不算多，不过依然认为他的十万册藏书“一室之内，琳琅珍秘，在该领域当属全美第一”，又不吝赞词，将其与藏书宏富的大学图书馆相比拟。

“大多数收藏家都是在等待，等待一本书变得‘有收藏价值’，然后他们花费七十五或一百美元买入，因为到那时此书已经罕见。我的想法是它们一印出来就买入。我知道什么书值得收藏，因为我一直努力参与书籍文化的方方面面。”霍尔茨曼除了收集他精选的几个名家的作品之外，也不放过次级文献资料。“我对批评家推崇备至。我以读者和收藏者的身份努力去了解所有观点，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我要先读过好几篇影评之后，才会去看某部电影，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绝不想什么意外之喜，绝不想要娱乐，我想弄明白。”

一九七三年，霍尔茨曼首次赴以色列旅行，之后他决定处理所藏的现代初版本。当时他也决定要寻找一个“新方向”，令自己成为“国际大收藏家”。一九八〇年，他把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转手让给彼得·霍华德。他说：“我决定卖清所有书，除了那些大文豪和普通大作家的作品。”他又解释为什么还坚持集藏威廉·福克纳和纳撒尼尔·威斯特76的作品。

我与他会谈时，见到他的书房里就摆满了近四千本以色列作家的作品。他说：“顺便说说，谁是以色列作家，谁不是，由我说了算。现在还没有可靠的参考书目，我正在做，等到完成后，就会成为标准的参考书目。我这里也有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书。关键是书的出版日期，即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他取出一本内森·沙汉（Nathan Shaham）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是《庄稼和金属》（Crops and Metal），翻到版权页。上面标明的出版年代是一九四八年，年份上方写着“以色列国”。霍尔茨曼说，他从作者那里得知，此书出版于一九四八年春。“我还不能决定这些书是否在五月十五日所在的那个星期出版的，因此目前这本算是以色列国出版的第一本文学作品。如果它是五月十五日之前在耶路撒冷出版的，就会写着巴勒斯坦。”

等到这批藏书交付给以色列之后，霍尔茨曼计划亲自过去安放每本书。他说：“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像这里。”这个项目一旦安排妥当之后，接下来就要处理他搜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其中以帕斯捷尔纳克和伊萨克·巴别尔的作品尤为美富，还有他收集多年的美洲印第安文学著作。

霍尔茨曼说：“要做一个收藏家，首先要贪多务得。但随着收藏的进展，到了某些时候，首先就要去除贪念。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到了某个年龄，对于割爱一本书，或者处置一批藏书，或者出售部分藏书，都不会那么癫狂了。我没有成为建筑师的禀赋，不过我收藏建筑师的著作，也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一名建筑师了。我想，可以对我的藏书有一个类比，因为即使我不是一个作家，我对写作的依恋，我对写作的热爱，都与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不相上下。你也看到，通过他人而去间接体验生活只是我性格的一部分。”

第九章　学府奇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有一段时期，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收到一批批装满了珍本和文献的箱子。这些箱子来得太快，没人知道该把它们放在何处，更不必说要过多久之后才能随便选一部分进行编目，或者何时才能开放供学者使用。不过等到这种大举购入一停止，上述疑问都成了细枝末节。那几年，石油价格达到了峰值，金钱随手可得，可以挥金如土毫不吝惜。

一九五七年，得州大学教务长哈里·亨特·兰塞姆（Harry Huntt Ransom）呼吁在不断发展的奥斯汀分校创立人文研究中心，其时有一种时逢盛世，万事皆有可能之感。兰塞姆豪情满怀，想在美国西南部建立一座足以媲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得州人总爱用“远见”一词来形容他；不服他的人则称此举是生造“速成常青藤名校”。一九五七年，兰塞姆获得提名任教务长后不久，他向得州哲学协会概述他的宏伟目标。“我提议在得州某地——比如说在得州首府——创办一座文化指南针中心，一座有如国立图书馆的研究中心，服务曾经独立成国的得州。”对于那些需要进一步说服的人，兰塞姆清楚表达了他的看法，“得州的私人收入位居联邦各州之上，足有财力物力以可行之方式履行其知识义务。”换言之，现金在流动，但不会永远流动。

外人通常认为，得州地处边境，是蛮荒之地，居民粗野无文，疯迷橄榄球。这些外人常常忘记了，无论大事小事，得州人都是努力做到最大最好，这是他们性格的一部分。原籍得州拉伯克的记者莫莉·伊文斯（Molly Ivins）写过很多得州评论，言辞锋利，后来结集出版，成为畅销书。她在书中说过：“我报道得州已有二十五年，至今依然未能解释得州那种夸张、传奇式的疯狂特质，醉醺醺的，折磨着全州。我只是知道有这种情况，要是我假装说没有，那我就是撒谎。”

得州要收集珍本及手稿，进而颉颃世上之最佳者，要实现这种想法，真是路途险阻。兰塞姆也深知，姑且不论他愿意花费多少钱财，较之久享盛名的学府，得州大学在传统领域都会落后好几代。要取得优胜，只能专注于对手忽略的领域。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就宣称，不必等到某人去世或者出名之后才开始收藏他们的东西。如果其他图书馆要继续筛选历史的灰烬，由它去，因为兰塞姆要的是二十世纪的藏品，此时创造的火焰依然在燃烧。有批评者认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是头脑发热，只会转瞬即逝。不过这种看法尚待商榷。兰塞姆好像是在说，撒开大网，种种有趣的事物就会随之而来。

兰塞姆解释道：“集藏仍然在世者的东西，不管如何深思熟虑，很可能入藏极易腐坏的知识，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自然法则。受过启蒙的人类心灵，通过鼓励持续追寻新知识与新综合体，几乎总会超越他们自己。而且，不管是何等显赫的丰功伟业，所有卓有见识者早晚也难逃一死。因此对文明而言，收藏这些永恒的记录一向至关重要。”哪些是善本珍本，日后自可辨别，眼下重要的是要开始着力搜讨。

对于业已成名的大家，例如詹姆斯·乔伊斯、奥斯卡·王尔德、T.E.劳伦斯、田纳西·威廉斯、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兰塞姆自然是无比欢迎。不过他最终也搜求很多其他的著作，当时其中很多人还是默默无闻，而且很多人至今也是湮没无闻。藏品除了以名家之作为核心之外，还全面收入了人类的成就，比如戏剧、艺术、音乐、建筑、摄影、电影、报纸杂志、广播、政治，也是收藏计划的一部分。印本书籍当然也在内，不过是视其为创造过程的必然结果，而非创造过程的开始。同时还搜猎手稿、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

一九三〇年代，得州从芝加哥收藏家约翰·雷恩（John Wrenn）处购得一批十九世纪英国文献资料，是为当时最贵重的藏书。托马斯·J.怀斯曾经诱使雷恩买入了他制作的文学小册子赝品，这是雷恩最为人知的一件事。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现任馆长托马斯·F.斯特利（Thomas F.Staley）对此作了以下评论：“得州大学图书馆当时是一座不错的图书馆，但还不是一座伟大的图书馆。哈里·兰塞姆明白什么才是伟大的图书馆。”在十三年之内，到了一九七〇年，英国书目学家安东尼·霍布森在业内深受推崇的调查《大图书馆》（Great Libraries）中列入了人文研究中心；一九七五年，《纽约时报》将得州大学图书馆与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亨廷顿藏书楼等相提并论。

不过兰塞姆最令人佩服的成就，并非是他能够迅速赢得尊重，而是他成就如此伟业，乃是得到了得州当局的鼎力扶持。得州当局以辣手管理公款的流动，常常是冷酷无情。将得州州政府形容为“乱作一团”已是婉转的说法了。莫莉·伊文斯写道：“在得州，一个诚实政客的标准是：如果你不能抢他们的钱，喝他们的威士忌，操他们的女人，投反对票让他们滚蛋，你就不是在得州政界里混的。”

哈里·兰塞姆不是政客，但是他要实现梦想，则取决于如何用灵活的手段去左右校董会与州议会。让人惊奇的是他总能弄到想要的资金，而且常常是凭他的能言善辩而成事。华伦·罗伯茨（Warren Roberts）曾出掌人文研究中心馆长达十五年。一天早晨，他在离得州大学奥斯汀校园不远的家中对我说：“哈里·兰塞姆能让人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即使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有天生的本领能从大学校董会那里弄到钱。”罗伯茨摇摇头，又道：“每年他都能成功，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但是他就是每次都成功了。”

兰塞姆出生于得州加尔维斯顿，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得州大学度过。一九三五年，他开始在英语系任助教，一九四七年，升任正教授。一九五四年，他出任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五七年晋升为副校长兼教务长，一九六〇年任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校长，次年又任全得州大学系统的名誉校长。华伦·罗伯茨在兰塞姆博士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D.H.劳伦斯的博士论文，一九六一年担任人文研究中心馆长，之后连任至一九七六年。在兰塞姆的搜购行动中，罗伯茨称得上是急先锋。得州大学大力搜求的策略，引来一些人的轻视，罗伯茨因而经常受到攻击。他说：“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一帮海盗，一群有钱的乡巴佬，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品味。我们几乎向能找到的所有人买东西，所有人，而且我们在全世界都这么干，要多快有多快，但即便这样也没能在那帮守旧派中赢得多少好名声。”

有一种意见认为，得州大学搜藏时锋芒毕露，导致二十世纪文献的价格高涨，其他机构在收藏时无法与之竞争。罗伯茨对此不敢苟同。他说：“我承认，价格上升，也许是我们的责任。不过我也知道，世间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聚集足以抗衡哈佛耶鲁的收藏了。这与三十年前多么有钱或现在多么有钱，并无关系，那些文献资料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是收集较好的二十世纪藏书确实是有足够的钱。一旦我们决定乐意为此花大钱，一夜之间，价格飞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性质使然。”

一九七〇年，得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落成，石灰岩用料，巍然耸立于二十一号大街与瓜达卢佩街之间。此时离兰塞姆提议建立该图书馆已过了十二年。之前的十二年间，研究中心在全力积聚藏品，虽然尚未有永久的储存设施。罗伯茨说：“藏品分藏各处，什么地方都有。我们将藏品摆放在主楼、塔楼，还有现在校长办公室的上方。不管某些人让你相信种种事情，但其实我们并非不加选择地购买，而且不管我们把它放置在哪里，所有东西都得到妥善的照料。”

然而各种孤本秘籍就像众多大油井喷涌一样流往奥斯汀，在该校某些地方更是经年如是，这种情形招来了奚落和蔑视。专门买卖手稿的纽约书商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白纸黑字地说过，得州大学为“毫无价值”的文献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但他却没有提供具体的说明。英国业内颇受尊敬的约翰·卡特在给一位芝加哥大收藏家的遗孀的私人信件中，也对得州大学嗤之以鼻，认为“该机构所藏之书，不得人心当属全美第一”。

不过也有一些人不带偏见，给出了较为可靠的评价。哈佛大学侯顿图书馆珍本室主任罗杰·E.斯托达德（Roger E.Stoddard）说：“说得州大学是买垃圾的任何人，自己根本就是不知所云，就这么简单。”格罗利耶书社社长罗伯特·L.尼科克（Robert L.Nikirk）也持相同看法：“总会听到类似的抱怨，说白了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英国藏书家科林·富兰克林认为，以得州大学的搜讨之广，“几乎可以肯定，难免会入藏一些用途不大的文献，但是他们也买了大量真正有用的东西。”华盛顿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前馆长罗杰·G.肯尼迪（Roger G.Kennedy）写过多部社会史与建筑史方面的著作。他问道：“究竟什么是垃圾？谁来决定是不是垃圾？我认为，要欣赏一部杰作，惟一的方法就是了解是什么创造它的。要正确了解某样东西，就一定要明白用来创造它的东西。”

尼古拉斯·巴克在大英图书馆办公室接受采访时也说，他同意肯尼迪的基本前提，并且作了比较。“不能因为有些人还不为人知，就不必收藏他们的作品。敝馆藏有几位十六世纪诗人的著作，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目前就有学者在馆里研究他们的作品。谁知道这些学者会发现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些文献流传下来了，放在这里给人研究。”古根海姆基金会副主席、著名书目学家G.托马斯·坦塞尔（G.Thomas Tanselle）指出，风尚总是捉摸不定。他也同意不管作者流行与否，总要先收藏其作品。

一九五八年，哈里·兰塞姆第一次大举搜购。他向宾州费城布拉德福德的托马斯·爱德华·汉利（Thomas Edward Hanley）买入了很多文学藏品。汉利是一位砖头生产商，家里藏有很多名画、几千本藏书，还有手稿。罗伯茨说：“我遇上汉利的方法有点怪。我在一九五四年去新墨西哥州作研究，为我的D.H.劳伦斯论文编撰书目，结识了弗里达·劳伦斯。她跟我说，那位宾州人买了她亡夫的很多手稿，有些是通过洛杉矶的杰克·蔡特林买的，有些是分期付款跟她直接买的。她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我，于是我写信给他，就这样，我们开始通信，持续了一段时间。”

兰塞姆通过雅各布·施瓦茨（Jacob Schwartz）开始与汉利商谈购书事宜。施瓦茨的昵称叫“杰克”，曾在纽约布鲁克林当牙医，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他在伦敦经营尤利西斯书店。他以善于向手头拮据的作家买入一手文献而扬名业内。施瓦茨在他的私人信笺列明专门购销“名家初版本和手稿”。汉利从施瓦茨那里买过几千件作家手稿、书信、纪念品，这些作家有萧伯纳、王尔德、乔伊斯、狄兰·托马斯、庞德、T.S.艾略特、T.E.劳伦斯。塞缪尔·贝克特称施瓦茨“极善榨取”，总有高招让作家跟他们的文字材料分开。

汉利本来家道丰裕，然而因为他朝蓄夕求，不知节制，结果到了一九五八年，他欠施瓦茨十二万八千美元。而这还仅仅是在一个书商那里的债务。三十年来，他藏书买画不辍，早已债台高筑了。但是最终促使他决心散尽藏书的不是欠账，而是某天他与保险公司的会面。罗伯茨说：“汉利的宅子在布拉德福德，是一间维多利亚风格的老式木屋。保险商直接拒绝给他另外的保险条款，他们告诉汉利，他的住地容易失火，没有安全设施，却处处是无价之宝。覆盖四壁的全是名画，有雷诺阿、塞尚、莫奈、梵高、高更的画作，凡是你想得到的他都有。他决定留下艺术品，出清藏书，而我们来得也正是时候。”

得州大学买下了汉利所藏的图籍和手稿，共计十五万五千件，分几次运抵该校。至于具体的交易金额，罗伯茨已记不清了。人文研究中心执行馆长卡尔顿·莱克（Carlton Lake）在一九八七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交易金额是“七位数字”。得州大学获得的这批藏品，安东尼·霍布森认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意义”。罗伯茨说，他当时刚从意大利回国，正好赶上打开第一批箱子。“那批货物装载的东西，令人难以相信。我觉得，谁都不知道他拥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随后会过来什么东西。真是最令人激动的一件事。”

其中的孤稿秘籍有劳伦斯的多部小说手稿，例如《袋鼠》、《误入歧途的女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少女与吉卜赛人》，逾两千五百页是出自作家本人之手。有关塞缪尔·贝克特的文献则有《等待戈多》、《瓦特》、《莫洛伊》、《无名的人》的稿本，还有一部多处修订、尚未完成的手稿，名叫《贝克特的屁股》（Beckett’s Bums）。与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有关的藏品也有数百件，内含《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现存最早的稿本。罗伯茨说：“名单数不胜数。”他重申了他在一九八六年发表于《图书馆编年》上的论文的看法：“托马斯·爱德华·汉利是一位精明过人的收藏家，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他本人并非学者，但是对购入合适的手稿或书籍有着神秘的本能。藏家罕有这种特质。学者实在要向汉利致谢，因为如果没有他在当代领域的孜孜以求，很多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恐怕已经消失了。”

汉利将私人藏书和手稿倾数售予得州大学以获取现金，因为他缺钱。但是他乐于赠予的性情也促使他帮助其他运气欠佳的机构，例如亚利桑那大学就表扬汉利是该校校史上最重要的图书捐赠人。事情要从大萧条时期说起，汉利有一次偶然光临亚利桑那大学，所见所闻促使他持续向该校赠书，长逾二十五年。那时汉利有个习惯，每年冬天都要去加州买书三个月。一九三六年，他坐火车去洛杉矶，顺路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逗留，探访一位在亚利桑那大学工作的哈佛同学。他惊愕地发现，该校在所有人文科学领域和美术领域都缺少研究资料和参考书。当时亚利桑那州的居民不足五十万，州立大学举步维艰，因此购书并非当务之急。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汉利从全美买了几百部珍本要籍，赠予该校。他定期运送图书到图森，并对书籍的编目、上架及可能的功用附上古怪的说明。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之友出版过一本纪念小册子，李·索伦森（Lee Sorenson）在上面撰文写道：“汉利搜书太过，纵然资财雄厚，亦经常超支。他运来的书，无论是形式、来源，还是出版时间，都是包罗万有。”汉利逝于一九六九年。生前捐书总计九万一千五百部，仅捐给亚利桑那的就有三万八千五百五十部。其他接受他捐赠的机构还有纽约州的圣文德大学、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的奥尔布赖特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德福市的卡内基图书馆。

对得州大学来说，购入汉利的藏书是一种开展业务的新方式。正如华伦·罗伯茨指出，如今要获取其他文献的方法还有：“拜访作者的后人、遗嘱执行人，结识并与以下各色人等结为好友：作者本人、作者的亲戚、书商、文学经纪人、各色朋友、房东、随从。”此外，作者若得知自己的文献资料可生财有道，也会感到高兴。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报道，作者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说某家要求匿名的美国大学愿意“买下一位作家的著作，而且连作家想丢弃的东西也要；他的笔记本、信件、失败之作；他们都会为他把所有东西整理好，也接受绝不公之于世的材料，并向他提供副本，甚至提供住处让他写自传。”康诺利最后说，这种待遇“也许是多年以来所能给作者的绝顶好事了”。

不出意料，康诺利的手稿和笔记本很快就与其他东西横跨大西洋，抵达得州大学奥斯汀。两年之后，同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英国最受尊敬的书商之一、皮克林和查托公司的老板威廉·里斯-穆格（William Rees-Moog）警告说，当代图书和手稿的价格持续上涨，入藏于英国机构或大学的少之又少，也许这意味着“大学如要收藏任何一类真正的英国文学作品，这是最后一个十年了。机会瞬间已逝。得州大学抓到了机会——我们没有。”

大家在私下议论这股趋势，因此更让人惊慌，不仅在英国如此，连美国也未能幸免。一份确凿的案件记录显示，因为有人公然说出售藏书要以本地为重，结果导致了一项交易的终止——一九六四年，奥斯汀分校原拟花费二百七十五万美元买入一批美国私人所藏的英国典籍。因卖方突然改变主意，导致中间人提起民事诉讼，索要佣金赔偿。这位中间人是纽约书商约翰·弗莱明，他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于伊利诺伊州起诉。此前，他帮忙谈判把芝加哥酒店大亨路易斯·H.西尔弗（Louis H.Silver）的藏书出售给得州大学，各方对交易都极为满意。本来那天得州大学当局预期芝加哥一方可完成交易，没想到却是交易取消，藏书转售芝加哥纽伯利图书馆。弗莱明在诉讼中声称，他按照西尔弗遗产执行人的指示，帮忙找到了合法买家，他们应偿还他二十万美元的佣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历经四年多的书面证词、听证、口头辩论，弗莱明与西尔弗遗产执行人在主审法官詹姆斯·B.帕森斯面前达成庭外和解，接受了九万两千美元的佣金。这宗案件除了确认弗莱明个人打赢官司之外，也清楚显示了兰塞姆的购藏计划招致了对手的怨愤。弗莱明在他的上诉书中称：“提起此诉讼是要获得到期应支付的佣金，因为原告为西尔弗的珍本藏书找到了一位乐意准备购买而且是有能力的买家。双方已经完全同意所有出售条件。而交易最终未能达成，是因为被告非法拒绝完成交易。”

在一份提交给法庭的冗长的诉讼摘要中，弗莱明解释了十六年以来，他怎样帮助芝加哥律师和金海岸酒店老板路易斯·H.西尔弗收藏“珍本秘籍，成为世上极享盛名的私人藏书家之一”。他回忆说，一九六三年六月，他在伦敦，忽然收到一份加急电报，要他回纽约见西尔弗。他便立即返去，得知西尔弗患了晚期癌症，想要安排让售藏书。

西尔弗对出卖藏书没有顾虑，不过他坚持要整批售卖，且现金价不得低于二百二十万美元。随后四个月内，弗莱明找过慈善家保罗·梅隆、小阿瑟·A.霍顿、耶鲁大学。经西尔弗授权，他还问过纽约的拍卖行帕克-伯尼特艺廊、伦敦的苏富比拍卖行，并递交了拍卖提案。西尔弗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去世后，弗莱明又在西尔弗家中与英国珍本书专家约翰·卡特会面。卡特在三十年前因为揭露托马斯·J.怀斯的造假案而声名大噪。当时卡特是苏富比的顾问，他向西尔弗家族递交了一份拍卖提案。

但是西尔弗的遗孀艾米忠于亡夫的愿望，坚持要整批出售，不能零散拍卖。据法庭档案称：“因此弗莱明要继续寻找愿意整批购入的买家。”到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接到得州大学校董会某位成员的电话。次日，哈里·兰塞姆与弗莱明通话。这位校长开门见山问道：得州大学买下西尔弗的藏书要花多少钱？弗莱明答曰，出价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美元可能较易成交。兰塞姆又问，二百七十五万美元可否“成交”。弗莱明说，他想这个价钱“应该够了”。

兰塞姆在一个月之内就向校董会获批了所需款项，给了善意出价。不过等到弗莱明跟西尔弗家人说，因为自己促成了交易，希望得到至少“二十万美元”的佣金，西尔弗家族一方就出现了问题。“被告当即拒绝”支付这笔佣金，只同意给他“好处”，以此答谢他的努力。西尔弗的继承人对得州大学的报价表示高兴，尤其因为兰塞姆向他们保证所有藏书将“永久”以西尔弗的名字保存。

西尔弗藏书即将售予得州大学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约翰·卡特就此事给西尔弗夫人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这封信是弗莱明的律师在寻找证物的过程中得到的，并在法庭文件中作为展示证据。信中说：“西尔弗夫人礼鉴：顷知约翰·弗莱明已谈妥将藏书售予得州大学，弟深感不安。痛苦、气馁，难以言表，谅夫人亦必深知。犹忆历经数周之努力（惟贵府于此事一拖再拖），深思熟虑，当晚夫人、鲍勃与弟终达成协议，拟将藏书售让苏富比。”他恳请她“若遗嘱执行人要阁下签收任何合同，请务必三思”。他重申，毕竟“夫人所关注者，非惟钱财，亦关乎对路易斯之念想”。如果把藏书卖给纽伯利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甚或留存于伊利诺伊州”，他可以理解。“然而得州大学与路易斯、与夫人有何干系？该校所有者不过是手握重金、空书架数个与贪得无厌而已。”

对于要把藏书售给“贪得无厌”的得州大学，卡特隐隐表达有伤尊严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那就是西尔弗夫人从售书中的所得。卡特也对此微妙之处嗤之以鼻。“售书所得，当远高于出价，约翰·弗莱明对此再清楚不过。”说到如何确保西尔弗在历史上的地位，卡特承诺会出一本华贵的图录。“后世藏书家将视此为至佳至真之纪念物。”苏富比的拍卖会将可“令世上所有藏家、学者及图书馆馆长”有机会竞买一些珍秘善本，还可享受“激烈争购之趣，而路易斯当年藏书时亦以此为乐也”。卡特认为，这才是对路易斯应有的赞颂，胜于把藏书“放于远在几千英里以外之玻璃罩内”。

西尔弗夫人可能对得州大学有疑虑，卡特对此再次投合：不应“有如遣送俘虏，将藏书送往全美最不善藏书之机构”，西尔弗的藏书本是要“尽享全国荣光”。他以请求结束此信，语气既体贴入微，又直指人心：“恳请夫人考虑周详，被人劝服签下任何合同之前须细细思量。不可让渠等喂吾人闭门羹。”在“顺颂安好”之后，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法庭档案中，不能断定卡特的恳求是否打动了西尔弗夫人，但是现在她知道了处理藏书可有多个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收到卡特来信之后的第三天，西尔弗夫人与得州大学的交易出现摇摆，她开始与苏富比接洽。但是这意味着会被人起诉，于是她又再次与兰塞姆商谈。弗莱明在递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宣称，约翰·卡特开始“到处说”与兰塞姆的交易已经“落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希望得州大学“彻底失败”。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西尔弗家族终于和纽伯利图书馆达成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交易，这个价格正是半年前兰塞姆的报价，而且当日人文研究中心的管理人员正准备去芝加哥完成交易。弗莱明在文件中抱怨道：“得州大学代表远赴芝加哥要买入藏书之前，西尔弗家族在芝加哥正忙于尽快与纽伯利图书馆完成让该馆购藏的所有程序，而得州大学对此毫不知情。”

五月十六日，兰塞姆拍电报给纽伯利图书馆馆长赫尔曼·史密斯，电文如下：

祝贺贵馆新添珍本善本。得州大学珍视路易斯·西尔弗之藏书。敝校全体同仁、校董会及得州政府当局一致同意支付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现金购入其藏书。该款项可立即支付且安置藏书之计划亦已俱备。然珍善本归于何处实不必拘于地方之见。我与全体同仁谨向纽伯利表示诚挚祝福。

兰塞姆的言辞宽厚亲切，用大写文字说明可用“现金”二百七十五万美元来“立即支付”，并准备了保持藏书完整的措施。相比之下，纽伯利图书馆当局却不能这样灵活。他们的出价虽与得州大学一样，都是二百七十五万美元，但情况很快就表明无法“立即支付”，亦非“现金”。其实这座当时已有七十八年历史的图书馆在承诺购买藏书时，就要破天荒去筹集资金，进行了从银行贷款的多轮谈判。为了筹得更多资金，当时的图书馆当局还宣布，如有馆藏图书与西尔弗藏书雷同者，他们会出售西尔弗藏书的复本，并且出售他们认为是“不符合该馆优先收藏原则”的其他文献。

纽伯利图书馆从西尔弗遗产执行人手中购得九百部藏书，声称足有三百部是复本。三百部之中，据说其中一些远比纽伯利所藏的要矜贵，包括下列珍品，均有十九世纪英国小型出版社与装帧精美的传统：《圣经》一部，多佛斯装帧所装订；《乔叟作品集》一部，猪皮装帧，凯尔姆斯科特公司印制；马洛礼作品一部，上等犊皮装潢，阿申第那出版社；彭斯作品一部，基马诺克书局印制，带原封书衣；范妮·伯尼写于一七七八年的小说《伊芙琳娜》（Evelina），原装精装硬皮，书页未裁；古登堡小册子一本，刊印于一四五〇年；荷马作品初版本。以上书籍均在“清理出库”之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纽伯利图书馆书籍附属委员会召开会议，与会者有会长乔治·B.杨、图书馆副馆长詹姆斯·M.威尔斯、苏富比拍卖行的约翰·卡特。根据纽伯利图书馆档案所藏的一份备忘录，会议作了好几个决定，其中之一是因为“入藏了西尔弗藏书”，要拍卖“一些珍稀复本及其他与馆藏无关的藏书”，交由苏富比拍卖，约翰·卡特负责监督西尔弗藏品的拍卖。

次年，伦敦《藏书家》季刊发表了两篇批评文章，惊动了不少珍善本收藏界人士。《藏书家》季刊创办于一九五一年，约翰·卡特除了经常为该刊撰稿，亦是编辑委员之一。《藏书家》的一九六四年夏季刊发表了一篇评论，将纽伯利的购藏称为“饕餮之举”，所谓贪婪也，而此时还远未到该馆决定出售西尔弗藏品“复本”的时候。包括约翰·卡特在内的诸位编辑称把西尔弗的藏书“整批卖给”纽伯利图书馆是“一大憾事”。

然而过后一年不久，即一九六五年，《藏书家》在其秋季刊上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说来也怪，此时恰逢纽伯利图书馆作出惊人决定，要将逾三分之一的西尔弗文献资料委托苏富比拍卖。而在此前的四期杂志中，该刊似乎都是倡议要散出部分的西尔弗藏品。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卡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那期秋季刊的刊头上。单独署名发表了这篇评论的是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他是创刊编辑之一，在业内颇受人尊敬。海沃德首先指出，苏富比“原来希望买入西尔弗的藏书，如今只能从残存的几本中解救些许”，都是多得同事约翰·卡特的“救助”才有可能。卡特虽然“屡遭挫折，屡次失望，却坚持不懈，最终获得了（纽伯利图书馆各位理事）的回报”。

在这一点上，海沃德的评论语气更为激切。他宣称，约翰·卡特的“救助比任何人预想的更为重要，更有价值”。若仔细研究，就可知出售西尔弗藏品“绝非从一批珍秘绝品中丢弃某些宝物”。散出的藏品中，除了一些印本之外，还有亲笔信和手稿，作者有卡斯蒂利奥内77、马基雅维利、伽利略、哈维、切斯特菲尔德，还有存世罕见的萧伯纳草写体写本《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

海沃德写道：“纽伯利决定割让其认为是冗余的藏品，受到了所有收藏家、书商、图书馆的欢迎。如今要投放到市场上的很多藏品，都应是很多研究型大图书馆（纽伯利自是引以为傲的佼佼者）赖以安身立命的文献资料，似乎令人觉得很古怪。”他“很困惑”，想知道他们怎能受得了

要出售部分藏品，当初购买本是要拾遗补阙，增加研究资源。手稿与亲笔信都是举世无双的，不可想像会被列为“复本”，而珍罕印本亦不应随意定为复本，有经验的书目学家亦不会说“多出”其所需这样的话。比如美因茨印制的复页木刻古书《西塞罗》；还有木块刻印书，看书或可推断刻印木块的状况？也许答案很简单——他们不能不这么做，或者换言之，他们要支付的金额超出了他们的真正支付能力，而他们本来也不是完全想要那些东西。

那些文献资料如何有助于改善得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馆藏？充足的资金对该中心是否是个问题？那些藏书是否正是哈里·兰塞姆想“全收”并准备完整保存？对于上述问题，海沃德一点也没有提及。

西尔弗藏品拍卖图录的开篇是一篇长序，作者不具名，仅署“苏富比公司”。长序的最后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辩解：

恕我们大胆设想，藏书家、珍本图书馆馆长、古书商组成的国际兄弟会，将会与我们一起欢迎纽伯利图书馆列入启人心智的机构的名单之中，亦开始相信华盛顿特区福尔杰藏书楼主任路易斯·B.莱特博士说的话——“如果所有图书馆清查它们的馆藏，出售预期不会使用的藏书，就能改善它们的财政状况，获得所需的空间，服务公众的利益”，并推断道“通过在拍卖场上把大量的书籍转手，可帮助图书馆，激励收藏家，促进学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和九日，苏富比在伦敦拍卖这些“预期不会使用”的文献，纽伯利图书馆因出售这些“不合适”的藏品获得八十万美元。

与此同时，哈里·兰塞姆已经着手购藏其他文献藏品。在芝加哥未能成事，他将目光转到其他地方，他没有因为旧事而闷闷不乐。继芝加哥购买合约失败之后四个月，校董会让他支配的二百七十五万美元可“全部用于”购买“代替西尔弗藏书的众多档案文件、藏品和藏书”。

凯瑟琳·G.耶特（Kathleen G.Hjerter）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二年担任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艺术部主任。她陪我走过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堂时，在兰塞姆校长的画像前停了下来。当时得州大学在中心附近举办庆典，为了不干扰庆典，她轻声道：“看着他的双眼，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答道：“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她说：“我看到了一双能俘获人的眼睛。不能说他的双眼会穿透人或其他东西，但它们肯定会粘着你，一旦陷入那双眼睛，就无法出来了。他的声音也非常悦耳，不是轻柔，而是非常饱满醇厚，他的谈吐也很优雅。不管他说什么，总能说得那么漂亮。不管是门房还是州长，他都能让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你会感到，他有些事情只想对你一个人说，不会跟别人说。”

几分钟之后，我们在一个角落前站定。这里摆放了一些来自克诺夫夫妇在曼哈顿公寓的装饰艺术家具。耶特跟我说起了哈里·兰塞姆的秘书弗郎西丝·赫兹佩思的事情。弗郎西丝做事勤勉，“每天都工作到午夜”。“兰塞姆念念不忘的中心大楼即将落成之际，发现她患了心脏病。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停止工作，就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她说，‘没事，我只要活着见到兰塞姆博士入驻他的大楼就行了。’后来大楼落成了。有一天她到我的办公室取一些画作去装饰新办公室，接着兰塞姆博士搬入了新办公室。三天后，他们送她去医院。她只在新大楼里待了三天，就去世了。我还记得她取走的画作中，有一张叫做《亡灵节的祭品》，是墨西哥画家贾米·弗洛里斯的作品。她再也见不到那幅挂画了。她是工作劳累而死的。不过这就是大家对哈里·兰塞姆的感觉。”

兰塞姆有一种几乎是超然的品质，也就是军人所称的“大将风度”，这是他的魅力之一。这种东西，一个人要么有，要么没有。耶特说：“他一走进房间，万物就停止了。如果还有人想做什么事情，那就是给他东西。有一个关于兰塞姆博士的故事，很出名的。有一天某人从办公室里出来，一位在外面等候的人问起，‘他说了什么？’那个人回答，‘我不知道，不过我送了两万美元给他的计划。’”兰塞姆能够让他的热情感染别人，这是最重要的。“校董会很崇拜他。他一年只需下去一次，站在他们面前说，‘我要两百万美元。’他们甚至不会问他要钱干什么；他们完全信任他。”

耶特退休前负责管理十万件题材广泛的艺术品，大多数艺术品都与文人墨客有关。一九八六年，哈里·N.艾布拉姆公司出版了耶特的《写画兼工》（Doubly Gifted），她在书中研究分析了著名作家的视觉艺术作品，取材大多出自她监管的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藏品，比如T.E.劳伦斯的铅笔速写画，法国作家让·科克托的讽刺画，美国诗人E.E.康明斯的水彩画，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的素描，欧·亨利的卡通画，滑稽短诗名家爱德华·李的山水画，威廉·布莱克手工上色的雕版画，D.H.劳伦斯的油画。有一些是诉说作家心血来潮的奇珍，有一些本身就美丽非凡。

大部分艺术品都是兰塞姆在购置善本珍籍的前后买入的，很多都是在买入手稿之后，作为次要的藏品事后顺便买得。由于有很多这样的画作可以随意支配，兰塞姆也乐意把它们出借到其他地方。我们穿过收藏艺术品的大房间时，耶特说起：“我的职责之一是让人进来这里，让他们挑选画作，随便借给某所大学使用，也会借给州长办公室使用。这些就好像是兰塞姆博士的名片。它们是一种途经，借此介绍我们结识那些人，帮他们的忙，而日后也许会得到他们的回报。”

今天，尽管还有三成近一千万张的手稿尚未编目，人文研究中心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整洁有序，至少所有藏品都存放在有保护作用的蛤壳盒里，有条有理地摆放在这栋七层建筑的架子上。不过当年那种近乎混乱的境况，耶特仍然还记得。“六十年代初，一批批箱子开始过来，随便堆放在学校大楼里。我还记得，有一次去找兰塞姆博士的助手，大约就在他们刚刚搬入新中心大楼的时候。我从大厅下到她的办公室，见到很多纸箱，堆到了天花板，不侧着身就无法走动。书来得太快了，他们几乎无法同步处理。”

戴夫·奥利芬特（Dave Oliphant）一九七一年毕业于得州大学，之后担任《得州图书馆编年》（Texas Library Chronicle）杂志的编辑。他还记得有一天意外接到兰塞姆的电话，祝贺他某次工作特别出色。奥利芬特说：“就像听到上帝的化身在说话。这就是大家对哈里·兰塞姆的感觉。他很有传奇色彩。”

戴夫·奥利芬特认为兰塞姆就像“上帝本身”，凯瑟琳·耶特则称兰塞姆有“王者风范”。不过就像莎剧《亨利五世》描写的那样，每个霍尔王子，通常都有一个福斯塔夫相伴。对兰塞姆而言，他的“福斯塔夫”就是卢·戴维·费尔德曼（Lew David Feldman）。费尔德曼是埃尔·迪夫书社的老板，曼哈顿书商，生性招摇，多年来风头甚健。得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疯狂购置图书的那几年，他是很受宠信的代理人。华伦·罗伯茨说：“卢·费尔德曼希望外界认为他是兰塞姆背后的人。他把帮助得州购置藏书视为留名青史的机会。我们和他合作愉快，因为他帮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的藏书和手稿，又不催着我们要钱。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会为我们先垫付买入，然后放在那里，直到我们从校董会得到了更多资金，通常这一等就是一年，或者一年多。我们不支付利息给他，只是给他一成的钱作为佣金，也有一个点数，后来他升到一成半，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了。据我所知，至今也没有其他书商会这么做。好几次我们欠他两三百万美元，我们总是越买越多。”

罗伯茨说自己经常去纽约，向几家金融机构保证得州大学与费尔德曼非同寻常的来往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和费尔德曼一起去银行，然后说：‘银行家先生，您好。我谨代表得州大学，我们确实因为这些文献欠了这位先生很多钱。’然后他向银行借钱，用他要买的书作抵押。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其实他就是我们的银行家。只是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利息，而是给佣金罢了。”

费尔德曼在一九七六年辞世。《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讣告，共七段，称他是“一位富于想像力、坚韧执着的书商，愿意用大笔现钞来支持自己的判断。他曾穿着睡袍和雨衣，在苏富比伦敦拍卖行接连拍下五十六件拍品，这样的人物也许只有一个了”。当时费尔德曼在一次重要的拍卖会举行前，凌晨才入睡，所以就出现了上述怪异的一幕。不过有一事在讣告中没有提及，十六年前十一月的这一天，费尔德曼买到他想买的所有拍品，其中有英国十九世纪三大“湖畔派诗人”之一的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一百七十三封书信，费钱一千九百五十英镑；奥斯卡·王尔德的书信五封，费钱二百二十英镑；D.H.劳伦斯的《伊特鲁里亚人的灵魂》（Etruscan Places）的亲笔手稿，费钱两千英镑。而在五个月前，另一场苏富比拍卖会上，有一半拍卖金额来自他的竞拍；除了拍得其他藏品，他还尽得那场拍卖会上所有的T.E.劳伦斯拍品。几天之后，他又在一场佳士得拍卖会上为得州大学横扫了所有贵重拍品，包括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的亲笔手稿，耗资六千五百英镑，此价格是之前一次英国拍卖现代作家手稿价格的三倍多。

在一次私下购买中，费尔德曼从威廉·福克纳母亲家里买得有关福克纳的资料，再转售给得州大学，其中有书信、手稿、文件等。二十多年后，这些资料依然封存于得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的几个红色盒子里。将来肯定会有一天，大概等到参与交易的各方都去世后，研究福克纳的学者即可获准查阅全部文献。类似的情况是在一九七二年，费尔德曼以十二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向得州大学转手了一批书信，共有四百封，是十九世纪墨西哥皇帝马西米连诺一世与皇后卡洛塔的情书。当时的报道对于这批文献的来源语焉不详，只是说这些信札由卡洛塔的亲戚，亦即比利时王室，收藏了一百多年。

“这些信札在欧洲与北美都是众人垂涎之物。兰塞姆博士是如何获得的，并不十分清楚。”马丁·沃尔德伦（Martin Waldron）于一九六〇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对于用什么方法、在何时何地购得这些珍本秘籍与稀见文献，兰塞姆博士也是三缄其口。”接着沃尔德伦直接引用兰塞姆的话：“‘我们得知，比利时王室要脱手一批书信，有一位男校友有特权可买入。知道这些书信在世的人并不多。’”沃尔德伦接着写道，一九六〇年，“当时离兰塞姆博士着手增益得州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文献仅有两年，就已惹恼了惯于花点小钱即可买入私人藏书和藏品的收藏家。不过正如兰塞姆博士所说，得州大学没有哈佛耶鲁那样的吸引力，要想得到文献藏书，只能去买。”

华伦·罗伯茨说，得州大学买入马西米连诺一世的书信，经手的其实是费尔德曼，而非某位匿名的男校友。现任人文研究中心馆长托马斯·F.斯特利证实了相关细节，还提供了一份清楚显示“L.D.F.”（费尔德曼的英文姓名缩写）的文件作为出处。罗伯茨说：“回顾往事，老实说，我不觉得是什么天大的秘密。那就是卢·费尔德曼得到的东西，他想我们购藏，而我们也乐于从他那里拿到东西。”也许费尔德曼是想保密他的欧洲消息人士的情况，但不管什么原因，自从这篇报道称誉兰塞姆知道“用什么方法在何时何地可购得珍本秘籍、稀见文献”，一时之间更令他增添了神秘气氛。他对教育的拳拳之心，也得到了认可。兰塞姆对沃尔德伦说：“除非收藏有用，否则它就是毫无意义的虚荣。”

一九二八年，戴维·基尔申鲍姆（David Kirschenbaum）创办了卡内基书店，而且多年来一直是纽约书商里无可置疑的老大。（一九九四年一月，他庆祝完九十九岁生日后，刚过了一个星期，就去世了。）一九五〇年代末，有一次他跟我说起，费尔德曼曾提议和他合力售书给得州。基尔申鲍姆在他的同行中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一九一一年的罗伯特·霍藏书拍卖会开始，当时他还是一个跑腿的，八十年来，每一场重要的藏书拍卖会他都出席了，连续不断，直到一九九一年十月的理查德·曼尼的藏书拍卖会。基尔申鲍姆最有名的客户之一是已故的H.布拉德利·马丁（H.Bradley Martin）。他为马丁买下了乔治·华盛顿亲笔签名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一九九〇年的拍卖价是一百四十三万美元；而在五十年前，马丁只花了五千美元。

在基尔申鲍姆常去的一家纽约东区餐馆，我和他共进午餐，聊起他的八十年贩书生涯，自然而然提到了费尔德曼的名字。基尔申鲍姆说：“当时我们在某个地方坐着，就像现在这样，突然，出乎意料的，卢说他认识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客户’，他说的就是得州大学。听他的话，很明显只有他知道账目。我向来都是自己当老板，就跟他说我没兴趣。不过看来卢和得州大学还真是做成了不少生意，实打实的生意。”

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巴特·奥尔巴赫（Bart Auerbach）都在埃尔·迪夫书社工作。据他说，他还记得费尔德曼好几次说过想和基尔申鲍姆合作。奥尔巴赫还说，像“花钱如流水的客户”这种措辞也不是不像费尔德曼的腔调。奥尔巴赫说：“听起来很像是卢说的话。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再关注一位以前与我们做生意的特殊客户，他回了这么一句，‘如果有只金鹅正在你腿上下蛋，谁还管那一群公鸡呢？’”奥尔巴赫说，如果能和基尔申鲍姆联手本应是极有吸引力的，“因为戴夫（基尔申鲍姆的昵称）收过很多珍秘绝品，早已名声在外。他对一切东西的地点了如指掌，耳目遍布各地。卢觉得戴夫能找到一些从未面世的新文献，他们再转手给哈里·兰塞姆。卢想请戴夫过来一起做，的确很有道理。”

为什么说费尔德曼提议两人合作很有道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绝佳的例子。当时恰逢得州大学开始大举购书，也恰逢这两位书商一起共进午餐。基尔申鲍姆说：“说起来挺有意思的。”他记得那天清晨，有一个最好的客户请他帮忙为自己多年积聚的私人珍本找个新家。“那个人名叫德库西·费尔斯（DeCoursey Fales），是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总裁。他藏有很多英国文学的精品，都是好东西。他无所不收——初版本、译本、批评、小册子、单面大张印刷品、几百封信札。只要是跟他喜欢的作家有一丁点关系的东西，他都买。他很爱惜自己的收藏，如痴如醉。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那时我仍然在五十九号大街上班，他对我说，要和我谈一谈。要知道，他家里有好几千本书，几千几千的，把住地分成了两半。他说，‘戴夫，我有麻烦了。我太太跟我说，她无法再忍了。要么书滚，要么我滚。我该怎么办呢？’”

这种恼人的家事，藏书家常常会遇到。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的妻子眼见在切尔滕纳姆的瑟尔斯坦大宅堆满了书，大怒之下给朋友写信：“这边厢，我被书赶了出来；那边厢，又被老鼠赶了出来。”为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撰写传记的A.N.L.芒比也是藏书甚富。他在书中提起，他有两个朋友买书后，总是“不敢携归家中”，怕太太生气，宁愿把新买的书留在书店里。芒比说：“在留书或者留妻之间作出妥协，在我看来，似乎是结果难料的，但这个问题总在我心中萦绕。”

德库西·费尔斯也面临着类似的反对意见。他要找到一个方法，既能满足太太有一点整洁的居住空间，又能满足自己靠近爱物的心愿。基尔申鲍姆建议他在纽约找一个能接收其藏书的机构，条件是要提供足够宽敞的地方以保持藏书完整。基尔申鲍姆说：“所有的纽约人都想要这批藏书，但是没有人想给他一个房间。最后我去纽约大学，校长当场就跟我说他想要那些藏书。‘我想我们能做点事。’他说。我们在第五大道和第八街得到了三间房。我们把那些书搬到那里，后来又搬到华盛顿广场一个较宽敞的地方。不妨问问纽约大学，在德库西·费尔斯的藏书到来之前，他们有什么特藏？什么都没有。”

纽约大学费尔斯图书馆珍本室主任弗兰克·沃克（Frank Walker）证实了此事。沃克说：“敝校一直铭记德库西·费尔斯先生的无私精神。给图书馆命名时，他用了他父亲哈利伯顿·费尔斯的名字以示纪念，没有用他自己的名字。他在捐书的同时，也随之过来担任不领薪水的馆长。他在这里工作，分文不取，直到一九六六年去世。他独自搜罗藏书，数量比他早前的赠书增加了四倍。费尔斯捐赠的藏品到了纽约大学之后，陆续有其他人向我们捐赠。他随藏书过来之前，纽约大学的特藏少之又少，跟纽约公共图书馆、摩根藏书楼、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历史协会根本无法比。对于一家大学来说，像德库西·费尔斯先生这样好的捐赠人是找不到第二个了。”

纽约大学随后获得的另一批藏书是罗伯特·贝罗尔藏路易斯·卡罗尔文献，也是基尔申鲍姆玉成此事。基尔申鲍姆说：“好比让才子配佳人一样，最让我感到满足。”他解释说，在这种事情上，他觉得他是在做媒人，而不是做经纪人。为什么费尔德曼开出的条件无法吸引他，原因也许就在此。“见到那些东西有了好着落，让人欢喜。”

基尔申鲍姆也同意卢·费尔德曼是性情中人。有人觉得费尔德曼粗鲁无文，又爱炫耀，也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多愁善感、博闻强识的鉴赏家。费尔德曼怎样成功地跟一家州立大学攀上关系，最终还做起了独家生意，直到今天依然让人十分好奇。巴特·奥尔巴赫说，他记得费尔德曼向他提过认识哈里·兰塞姆的经历。“约在五十年代末期，卢打电话从伦敦的伯特伦·罗塔那里买了一些书信，而哈里·兰塞姆也想要这些书信。兰塞姆就打电话给卢，卢同意以买入价再加一成转让。事后不久他们就见面了。初次见面，双方就觉得志趣相投，从此成为好友。”

奥尔巴赫证实了华伦·罗伯茨所说的得州大学与卢·费尔德曼之间不同寻常的财务关系。他暗指，其他书商之所以不能与得州大学做成大笔生意，这也许是一大原因。“其他书商还有多少个能够这么长时间赊账？我不知道。”奥尔巴赫说。“但卢就可以，这是一条很有意思的程序。他能在信孚银行分拆发票作为贷款抵押。他还能显示他有稳定的应收账款，然后获得贷款去买文献资料。他们会给他钱，他将一部分钱挪作他用，转为存款以获取利息。这样做生意挺精明的。就我所知，这是卢·费尔德曼与哈里·兰塞姆之间的君子协定。我想，这方面应该没有任何记录。”

埃伦·S.邓拉普（Ellen S.Dunlap）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三年在得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工作，担任过多种职务。她后来出任费城罗森巴赫博物馆藏书楼的主任，前后共九年。到了一九九二年，她继马库斯·A.麦克里森之后出任美国文物协会总监。“那时我在得州大学做过很多工作，最后的职衔是研究馆员，职责是帮助要查阅手稿的人，”邓拉普回忆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想理清中心购书的前前后后，想弄清楚在什么时候得到了什么东西，跟谁买的。可是，不管在什么分类账簿中，都没有找到记录，令人特别惊奇。如今那里是什么情况我不好说，但我在那会儿，绝对没有清清楚楚的记录。我只见过兰塞姆博士一次，当时是想弄清楚某件事，每次我问他，他总是说同样的话：‘呃，姑娘啊，这事太复杂了。’”

奥尔巴赫也同意兰塞姆与费尔德曼之间的协议非同一般，但这种协议却有效果。“就我记得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任何记录。卢说过，哈里来纽约时，他们的业务多半是在一辆豪华轿车上商谈的，就在往返机场的路上兜圈。”这种非正式的方法在多数时候都很奏效，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误解。“一九七一年，卢花了十万美元，买入克劳斯曾购得的阿瑟·霍顿旧藏古登堡《圣经》，原想转售给得州大学。平日卢很少会打错如意算盘，但这次他却错了。兰塞姆的确想买这部古书，但是落空了，卢只能自己掏了十万美元。我记得卢说，‘唉，那就看看到时档案上怎么说。’这件事折磨着他，但档案上没有，什么也没记载。”

藏在人文研究中心的兰塞姆-费尔德曼档案，往好处说或许是“复杂”，往坏处说则是含糊浮泛，令人不得要领。我本想查阅这些档案，不过被人文研究中心现任馆长托马斯·F.斯特利婉拒了。

说到卢·费尔德曼的为人，不难发现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英国书商科林·富兰克林还记得与费尔德曼做过几笔“大生意”，在他们的所有买卖中，认为他的人品“无可挑剔”。富兰克林说：“我很佩服卢·费尔德曼。他相信我，我也相信他。他是说话算数的人。”科林·富兰克林原任英国劳特利奇及凯格尔-保罗出版社的副社长，一九六七年离开伦敦，成为牛津郊外的一位古书商人。

富兰克林说：“他跟很多书商一样，在世界面前摆出一副硬汉子的模样。不过他痴迷于书，他也懂得书。有时他睡不着，半夜起来，漫步书丛。我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可能是在想钱，也可能是在想文献资料，不过他喜欢看到有书在眼前。”富兰克林认为费尔德曼是得州大学的“大恩人”，“我觉得那是一个重大的时机。无所不收，搜齐在世的人物的文献资料，真是别具匠心。”

旧金山心理分析师哈斯克尔·F.诺曼医生以收藏科学和医学古籍而著称于世。谈到费尔德曼，他淡淡说道：“他有点傲慢，不过我还是有点喜欢他的。我在纽约见过他，一起吃过晚饭。他爱摆架子。他穿着华贵的大领皮大衣，拿着金手杖。他住在豪华公寓里。他还带着空白委托书，因为哈里·兰塞姆随时给他钱。我肯定，在贩书的圈子里，他很受人羡慕，也遭人妒忌。”

好莱坞电视制作人威廉·塞尔夫（William Self）也是大收藏家，有着三十余年的收藏经历。他对费尔德曼的回忆则是大相径庭。“一九七四年，斯托克豪森收藏拍卖会开始前的一晚，我们一起吃晚饭，谈起第二天要拍卖的《帖木儿》。他对我说，那本书肯定会卖到五万美元。他说，他听到此书的拍卖底价是四万五千美元，那几所大学无法出这个价，所以他相当肯定，只要多出一点钱就能拍得此书。我说，那好啊，如果是那个价，我就拿下，如果拍卖价开始继续走高，我会先出到那个价，退出竞拍之前我们再作决定。”次日一早，塞尔夫到了苏富比的帕克-伯内特拍卖厅，想到即将拥有一部美国文学的至上珍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接着卢走了过来说道，‘另外有人找我了。我跟那个人做过买卖，他是一位很受人敬重的人。也是老顾客了，他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超过我们之前讨论的价钱。’我有点不痛快，因为昨晚我还没有跟他说我愿意出到什么价钱。他说，‘好吧，比尔，说句掏心话，我觉得你出不了那个人的价钱。’于是我说，‘那好吧。’后来我一路出价到十万五千美元，费尔德曼出局。”

塞尔夫感到痛快又惬意。不过与很多书林掌故一样，这个故事并没有以获得小小的胜利而告终。塞尔夫继续说道：“费尔德曼出局后，我在想，‘好家伙，这本书是我的了。’因为他出局之后，就只有我一个人竞拍了。没想到，此时约翰·弗莱明头一次喊价了，叫价十万六千美元。我跟他竞价了几个回合，不过最后约翰还是以十二万三千美元拍得。后来约翰跟我聊了几句，他说自己倒是希望早些知道我对此书有兴趣，因为他要不惜代价得到《帖木儿》，所以我还是没得到那本书。这就是我跟卢·费尔德曼绝交的经过。”一个月之后，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弗莱明是为芝加哥的约瑟夫与海伦·雷根斯坦基金会买入《帖木儿》，购得此书之后，“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集全了爱伦坡著作的初版本”。

我问过纽约书商查尔斯·汉密尔顿对费尔德曼的看法，他不愿细说此事。汉密尔顿是鉴定亲笔签名的权威。前些年，他因揭发几起骗局而屡屡登上报刊的头条新闻，包括一九八三年的希特勒日记赝品。他在一天清晨的电话采访中答道：“此人是个自吹自擂的贼，我从来就不待见他。”汉密尔顿在一九八一年刊印的《拍卖之疯狂》（Auction Madness）一书中，用语尖刻，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费尔德曼的深恶痛绝之情：

能在拍卖会上蒙骗自己客户，毫无疑问，绝对是高明的手段。能够终生避过察觉，不被揭露，这样的拍卖场行骗老手就必须狡猾如臭鼬，歹毒如加蓬丝蝰，贪婪如屎壳郎。已故的卢·戴维·费尔德曼罕有其匹，他把以上所有特质集于一身。这个书贾以贩卖珍本及手稿为业，开了一家公司，名叫埃尔·迪夫书社，公司名称其实是精明地乱用他的姓名首字母。他和另外几位当代珍善本书商一样，专断独行，凭借大笔的购买与浮夸的书录而霸占了拍卖界。一九七四年，卢花费一万五千美元印行了他的四十周年书目，列出了所藏的四十部昂贵的珍本和手稿。在该书目的版权页上，他得意洋洋地公布了这四十部珍本和手稿的价钱（一百九十二万五千零七十七美元），就此沦入恶俗，连他那些最下流的对手看了也感到厌恶。

汉密尔顿除了对费尔德曼进行人身攻击之外，还对他作了严重的指控。《拍卖之疯狂》出版时，如果兰塞姆或费尔德曼还在世，可能会跟汉密尔顿对簿公堂。汉密尔顿在指控中没有引述具体事例，也没有给出事实根据，只是直言兰塞姆和费尔德曼通过向得州出售毫无价值的文献资料，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卢在与得州大学的买卖中获利最丰，他与校长哈里·兰塞姆‘合谋’，两人因此挥金如土。”汉密尔顿写道，“他们骗取了得州大学图书馆几百万美元。他们私自购买几乎是一钱不值的藏品，然后卖给得州大学，大赚特赚。卢让兰塞姆从获利中分成，兰塞姆则保证卢送来的账单能够尽快获批并及时支付。两个人死时都留下一大笔钱，真是应验了一句老话：人变坏，有横财。”

我问过查尔斯·汉密尔顿那些指控的依据，此时离《拍卖之疯狂》出版已有九年了。汉密尔顿指出：“若某个人还在世，是不能像我攻击费尔德曼那样攻击他的。死人是不受诽谤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任意使用我得到的消息，都是我从费尔德曼的前私人秘书那里得到的，她也是我的好友。”他不肯说出这位秘书的姓名，不过他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与她见面。这位女士知道“很多有关”费尔德曼的事情，她还有“很多猜测”。不过尽管汉密尔顿坚称他是从这位前秘书那里获悉这些内幕，他却不肯透露详情。他固执地说，“兰塞姆和费尔德曼赚了很多钱”，又强调他们通过交易“一大堆垃圾”而牟取暴利。

我问巴特·奥尔巴赫，在费尔德曼去世前三年，是哪一位跟他共事，是否认识这位“前私人秘书”，她可能跟查尔斯·汉密尔顿说了什么样的“猜测”。奥尔巴赫说：“原来如此。这些年来，我总是不明白汉密尔顿究竟想说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奥尔巴赫说出了这位“私人秘书”的姓名，又解释道，她“其实更像是卢的晚年伴侣。卢的妻子早年去世后，有个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女人就成了他的伴侣。她原来指望能在卢的遗嘱中得到好处，却落空了。我无法想像她居然能跟汉密尔顿就卢的生意说东道西，因为她从来没有参与那些买卖。这么看来，她就是提供那些指控的消息人士了？真是令人愤慨。”

汉密尔顿不单控告费尔德曼的为人，还利用性格评估去攻击嘲笑费尔德曼那个有名的一个词口号：质良（QVALITY）。“黛安一直没弄明白，卢用这个词究竟是想用犹太口音来发音呢，还是想变动一下罗马字母u而为他的庸俗增添些许古典风味。”此外，汉密尔顿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连纽约公共图书馆这样的客户都会“聘用如此毫无鉴赏力的人充当其代理商。此人总是手拿马克·吐温那样的银头拐杖，一拐一拐地到处走，厚厚的上嘴唇挂着目空一切的冷笑”。

其他人也会取笑费尔德曼的“质良”口号，“不过他们是善意的，”奥尔巴赫说，“在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费尔德曼将想要的东西一扫而空，摩根藏书楼的赫布·卡洪对他说，‘嘿，卢，你现在可是数良与质良并重啊。’”

第四代伦敦书商约翰·马格斯（John Maggs）在柏克利广场五十号接受采访时说，他跟费尔德曼很熟，但是费尔德曼怎样成为得州大学的惟一代理人，他则毫不知情。“我是这么看的，他不是学者，不过他跟兰塞姆确实从珍善本‘油井’里抽油，直至几乎抽干，不妨这么说。结果呢，他们当时也许出价过高，可是他们得到了那些书。我去过得州奥斯汀，见过那些书，一屋子一屋子的，全堆满了，令人叹为观止。他们买得太多，超过了承受能力。不过在另一方面，那时地上是厚厚的书籍，而现在他们就是它们的主人了。这当然还是有成就的。”

得州大学开始大举购买文献资料之后三十七年，事实表明所购确实“超过了承受能力”。该校仍有三成的手稿与一半的书籍有待编目。据负责编目的副主任玛丽·贝丝·比格（Mary Beth Bigger）说，人文研究中心约有一百万册书籍，另有三千万页手稿与五百万张照片。比格女士在一九八九年指出：“我们取得了进展。我们从项目层次的编目变为馆藏层次的编目，也就是说，完成工作能快很多很多。”她表示，同时也遵守严格的“优先处理”原则，即先行处理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她说，“现有三名全职人员在做编目”，并高兴地提到，一九八〇年代购自格洛丽亚·斯旺森78与戴维·O.塞尔兹尼克的所有资料，数量庞大，至一九九三年已“全部整79理完毕”。与此同时，新购入的资料继续增加现有的工作量。一九九四年一月，中心开始处理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80的文献档案，里面有用四种语言写成的信件，所有已出版著作的原稿，几部尚未出版及翻译的作品稿件。当时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该校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遗产继承人达成协议，合并购买了上述资料。随档案而来的还有几千份文件，时间跨度达五十年之久。

哈里·兰塞姆搜藏诸如二十世纪文献之热衷，显然是他留给后人的部分遗产，延绵不绝。不过即使如此，也并没有阻碍他去购求其他东西，就像战斗机飞行员紧盯着机会目标，他在一九六四年收得路易斯·西尔弗所藏的英国文学藏书即是一例。而在一九六五年，他还冒着更大的风险，试图购入英国著名书商鲁滨逊兄弟持有的“余下”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藏书。透露这件书林轶事的人正是卢·费尔德曼本人。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他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工程的采访，受邀谈论纽约古书界的情况，他在采访中披露了此事的详情。费尔德曼那时候已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因此他的口述打字稿仅有二十页，不过已弥足珍贵，足可让人一窥他的自我评价与作为一名书商的成就。

据费尔德曼估计，鲁滨逊兄弟想卖的这批藏书之中，内有四百五十多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犊皮古书，还有“成千上万张手抄稿纸”。费尔德曼喜欢夸大其辞，牵强附会，这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处处可见：他称鲁滨逊兄弟的伦敦办事处是他们的“圣所”，称他们之间的谈话是“聚议”。那批菲利普斯藏品当时存放在伦敦郊外的一栋宅子里，鲁滨逊兄弟介绍完毕之后，问费尔德曼是否有意出价，其实他连一件藏品都还没有亲手碰过。

我就说，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有话直说，不兜圈子的人，我的率直和不变通到了自伤的程度，不过我衡量一番之后，还是想冒险。我就跟他们说，我在谈的是高达一千万美元现金的生意。不怕说，他们兄弟俩虽然精于秘密谈判，但也非常吃惊，两人都跟我说有兴趣做这笔生意。至于怎样继续处理这件事，他们说，可否允许他们离开书房几分钟，商谈一下，回头再答复我。

十五分钟后，鲁滨逊兄弟回来说，他们对费尔德曼的出价“非常有兴趣”，可是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的疑问是，我对那批藏品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就随随便便给出一千万美元的数目。问得真好，不过我不担心，因为我关注的是宏伟的目标，这些问题无须理会，我说道，‘我非常肯定，等到我们一次看过所有藏品，钱会照付。’”

双方约定下周去看菲利普斯藏品，不过同时鲁滨逊兄弟也请费尔德曼“过来与他们的律师谈谈”。这名律师很快就拟好一份正式的选择权合同，说明这些藏品会为费尔德曼保留六个月，但须交一万英镑作为定金。“我还记得，我站了起来，说道，‘先生，你们可能已经知道，我是代表得克萨斯主权州过来商谈这件事情的，我向你们保证，得克萨斯州不会为选择权合同支付定金。’”又经过一轮私下的“聚议”之后，鲁滨逊兄弟及其律师表示，定金一事“押后再议为佳”。

费尔德曼在随后一周找机会细看了部分藏品，接着返回美国，将此事交由兰塞姆决定。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费尔德曼跟采访者说，已有“公开说法”且有“来往信件可作证明”。得州大学校董会与得州州长约翰·B.康诺利在事前未看藏品、亦未对此作专业评估的情况下，批准了购买藏品所需的“一千万美元”拨款。费尔德曼解释道：“要理解我回到美国之后，事情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进展，就要理解我本人、我的公司和得州首府那些人非常亲近而机密的关系。”他赞扬哈里·兰塞姆“百折不挠，对收藏的运数有完全的先见之明”，而且对他也是信任有加，委托他办事，“让我能够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二年这段期间屡立大功”。他说，如果没有兰塞姆，这些购藏“从一开始就绝不会有，我也绝不能有机会建立这样的奇功，而这些奇功也是我们之间的一部分发展大计”。

可惜兰塞姆和费尔德曼都没有料到，这些“奇功”不会包括购入菲利普斯的手稿文献，因为就在获批一千万美元之后不久，“突然”出来一个声明——时任总统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将在离任后把总统档案交给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大学会建起一座“大图书馆”以保存。选约翰逊总统，还是选菲利普斯爵士？只能取其一。结果是约翰逊胜出，对此得州所有人都不觉得是意外。在此事八年之后，费尔德曼对采访者说：“如果再说起更多细节，会让人痛苦不堪的。对我来说，当时自然感到很可悲。为了信守与总统的诺言，他们显然也别无选择，我不能指责任何一个参与此事的人。”

波士顿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John Silber）素来直言敢说，他的政治观点引来不少争议，也让他在一九九〇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时获得七万六千张选票的入围资格。他在一九五七年开始担任公职，当时是得州大学教授。西尔伯头脑敏捷，洒脱不拘，很快就让哈里·兰塞姆留意到他。到了一九六七年，西尔伯自历史系中晋升为文理学院教务长。这个位高权重的职务让他本来大有胜算升任文理学院院长。西尔伯在一天清晨接受采访时说：“没错，我是哈里·兰塞姆的心腹。大家都这么称呼我，也这么称呼哈里带过来的其他几个人，比如诺曼·哈克曼、罗杰·沙特克，等等；我们都是哈里的心腹。”他的语调还隐约带有得州鼻音。西尔伯在一九七一年离开奥斯汀分校去波士顿大学任教。早在几个月前，他被得州大学校董会主席小弗兰克·C.欧文当场解雇了。

西尔伯在采访中证实了他深受兰塞姆重用，为得州大学把握方向，他也随即说他打算将得州大学建成“全美最佳大学”。他觉得应该是可以成事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借口说做不成。不缺钱，只是缺引导。今天的得州大学原本是可获公认成为全世界最佳大学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之所以没有做成，是因为大学没有方向，而以前是有方向的，指出方向的首先是洛根·威尔逊，接着，尤其是哈里·兰塞姆，到了兰塞姆校长任期的最后几年，被弗兰克·欧文削弱了，再后来弗兰克·欧文赶走了诺曼·哈克曼和我，也就终止了”。

西尔伯说，他刚到得州大学那阵子，那里就像“一片沙漠”。“我去到得州大学时，只见到图书馆里仅有托马斯·怀斯那些恶心的赝品。这么说是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哈里·兰塞姆确实令得州大学大为改观。我在得克萨斯前后有十三年，到我离开时，他购入的所有那些手稿都到位了，确实是很大的成就。”他认同兰塞姆是一个想做大事、立大功的人。他说：“他眼界非凡，胆略非凡。他不谙世故，这是他的长处。什么是必须，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他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所以人情练达的人认为是不可能、不值得去做的事情，他会去做，因为他真的是不懂得那些世俗人情。而且他也很有想像力，如果他喜欢某个主意，他就会冒着风险去做。”西尔伯还记得，他第一次为兰塞姆写了一篇关于提议修改课程的报告。“他看完后，对此的评说是，‘报告很精彩。还有一点很迷人的地方，那就是完全不可行。’”

西尔伯说，兰塞姆并非如查尔斯·汉密尔顿所指责的那样是个“骗子”，因为“他做事绝无私心，这点我敢完全肯定。要是哈里·兰塞姆真的赚了几百万，却没有人见他花过，他的遗孀在他去世后也没有发财”。他同意，兰塞姆经常遭到“总是食言”的批评，说的倒也“大体不错”，不过他又很快提到，那是因为“几乎对任何人的任何事，兰塞姆都会应承下来。对于一个想法，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他都不会拒绝，他就是那种人。”

二十年来，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流传着一个传言，说兰塞姆在一九七〇年与弗兰克·欧文就约翰·西尔伯的命运达成了一笔“魔鬼交易”。欧文身为校董会主席，控制了建造人文研究中心所需的资金流动。出于多个原因，欧文决定要赶走西尔伯，兰塞姆没有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手下。有人暗指，兰塞姆保持沉默是因为如果他干涉此事，欧文就威胁要停止支持人文研究中心。

西尔伯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没错，哈里是被逼作出选择的，他也选择了不帮我。如果他愿意，他本来是可以挽留我的，但是他始终没有出面。”西尔伯认为，应该是欧文“明确向哈里表示，如果他想保我，他就要走，欧文有法子做得到”。西尔伯没有确切说明是什么令兰塞姆对威胁如此不堪一击，不过他对此是确信的，这是源于“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我想就说到此为止吧。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白。我非常了解哈里·兰塞姆，我也非常了解弗兰克·欧文。我还知道，弗兰克·欧文总是寻找别人的弱点，这样他就能利用别人。弗兰克·欧文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很有野心，所受教育不多，对于需要什么东西才能造就一所伟大的学府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非常非常聪明，精于玩弄权术。他心目中的大学就是要有一堆堆的大楼，一支厉害的橄榄球队，一个漂亮的体育场，一支厉害的篮球队，一支厉害的垒球队。如果哈里·兰塞姆想要一个很好的研究中心，行，没问题，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钱多的是，怎么花都行。弗兰克·欧文在很多方面很像林登·约翰逊，对于他指挥不了的人，他不会信任。如果哈里·兰塞姆不受操纵，哈里也不会留在那里了”。

西尔伯说，欧文让他离开的一个原因是“我不听他使唤”。他说，当年他获升任文理学院院长的提名，出售了奥斯汀分校某高层宿舍楼的权益，原本是应一位开发商所邀而买的。“我一就任院长，立即出售了权益，马上就做了，因为那时我负责在大学的部分地区兴建寄宿制学院，我觉得这会有利益冲突，所以决定出售权益。我想，弗兰克·欧文发现我出售权益之后，认为是我的过失，因为对他来说，意味着西尔伯变得清清白白了。”

当时文理学院共有两万两千名学生，超过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总注册人数的一半。西尔伯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提议改组整顿，更加强调博雅教育。西尔伯说，在一九六九年秋天，他跟欧文说，奥斯汀分校的招生人数应该保持在三万五千人左右，需提高质量，而非持续增加数量，此时他就知道自己在该校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据西尔伯回忆，欧文说道：“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我想，是时候解雇院长、解散学校了。”

八个月后，到了七月份一个炎热的周五下午，西尔伯遭到解雇，文理学院也被解散了，分拆为三个较小的学院。后来，弗兰克·欧文说文理学院已经成了“一个行政怪物”，让西尔伯“过度控制了大学过半的全部资源”。欧文跟记者说，他想成立三个更小的学院，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注册入读文理学院的学生的特性。“要是在以前，这个时期的很多大学生有可能是无法上大学的，”欧文声称，“很多人害怕被征召入伍送到越南，所以他们就申请入读文理学院，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要学习什么科目。”

一九七七年，达拉斯《晨报》（Morning News）在周日专栏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形容弗兰克·欧文是“未受过挫折的权力掮客”，对一些人来说是“弗兰克主席”，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害人虫弗兰克”和“大学霸王”。欧文曾是政坛说客与律师，在一九六〇年代，成为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核心集团的一员，开始在政坛产生影响。到了一九六三年，康纳利州长任命他为大学校董，同时提名他担任得州民主党主席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靠着在州议会的约翰·康纳利，加上在白宫的约翰逊总统，欧文可谓大权在握，有权决定从得州持有的石油及天然气租约中获得红利的数目。欧文任职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期间，学生人数从两万六千人增至四万两千人。他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担任校董会主席，一九七五年离开校董会，一九八〇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六十岁。伯德·约翰逊女士提到他时，表示了特别的敬意。“他是那种很少见的人，身后在世界上与所有亲朋熟人的心中都留下了一块空寂。大多数人都有想法，弗兰克·欧文也有想法，并将想法付诸行动。”

一九七一年一月，西尔伯应邀出任波士顿大学校长。约在同时，哈里·兰塞姆退休，成为荣休校长，将办公室搬入了新近竣工的人文研究中心。一九七四年，亦即兰塞姆去世前两年，中心大楼更名为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凯瑟琳·耶特认为兰塞姆获此荣誉是必然之事。“你想想，首先，为什么兰塞姆博士将它命名为HRC？”她问道，“不管他们是否用他的名字命名，他就是准备要把他的姓名缩写来命名这栋大楼。”81

在人文研究中心，用各界名流的姓名来起名的“堂”不少于十九个，每个“堂”内都有这位重要公众人物委托保管的文献资料。在厄尔·斯坦利·加德纳堂，除了藏有这位著名侦探小说家的私人藏书与玩好之外，还有一张红杉书桌，仿制自加德纳在加州书房的书桌，他以律师佩里·梅森为主人公的许多小说即在此书桌上写成。另外还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82堂、J.弗兰克·多比83堂、霍布利泽尔伉俪堂。设堂纪念，能勾起人的虚荣心，成为该校屡试不爽的一张王牌。凯瑟琳·耶特表示：“他们总是说，‘我会给你们文献资料，不过要留一个堂给我。’当年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在考虑应该把他的藏书安置在哪里。后来他发现，我们愿意给他留出这个非常宽敞的房间，机会就属于我们的了。他以前会一年来一次，就是来查看确保所有东西都各在其位。”

埃伦·邓拉普说，这些人需要获得保证“你真的是想要他们的东西。要说服他们，光靠嘴皮子还不够”。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藏书几乎是跟他的书房一起过来，包括书架和家具，细心妥善地从英国运抵得州。格洛丽亚·斯旺森同意在一九八二年将她的档案送往奥斯汀，此前她获得保证，校方会雇用管理员看护它们。“我也参与了这件事。”雷蒙德·S.多姆说。

得知斯旺森小姐所藏的资料将入藏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有一位图书馆业界人士觉得分外伤心，他就是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的霍华德·B.戈特利布（Howard B.Gotlieb）。他仅仅靠着个人魅力，富于说服力的书信，还有温和的劝导，就为学校集藏了一批重要的二十世纪文献，因而广受尊敬。“我用尽了所有办法，”戈特利布回忆此事时苦笑道，“我送花给她，写全是好话的信给她，拜访她，陪她吃益寿食品，直到撑得厉害。可是到头来，我还是不能给她很想要的那种地方，最主要的是我没法给她钱。”

一九七一年，作家詹姆斯·A.米切纳（James A.Michener）与太太筹划应该把三百七十五幅藏画安放在何处。这些藏画都是二十世纪的名家之作，例如托马斯·哈特·本顿、海伦·弗兰肯特勒、马斯登·哈特利、汉斯·霍夫曼、拉瑞·里弗斯、马克斯·韦伯。米切纳在一次采访中忆述：“我们一直想捐给某个着重研究二十世纪的教学机构，他们会用得上这些画作。经过筛选，挑了锡拉丘兹大学、密歇根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得州大学。”有一个以他的姓名命名的“堂”放置藏品原非他所想，他只是希望把这些藏画完整放在一起。

“我这辈子都在尽力不要用自己的姓名去命名什么东西，不过对于好事我倒是乐见其成。所以哈里·兰塞姆已取得的成就很关键，他所作的陈述也决定了此事。我太太对他太着迷了。”米切纳捐给得州大学的只是艺术品，并没有捐赠文献藏品，不过兰塞姆自己承诺要拨出阿彻·M.亨廷顿艺廊的地方用于藏画。该艺廊那时还设在校园的其他地方，将迁入人文研究中心首层与部分第二层。（阿彻·M.亨廷顿在一九二七年捐款给得州大学建造艺廊。他是柯林斯·亨廷顿的儿子，后来成为亨利·E.亨廷顿的继子。）米切纳伉俪藏二十世纪美国艺术品入藏之后，从此就安置在这座建筑物内。不过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任该中心馆长的戴克德·特纳（Decherd Turner）对此事却是出言不逊，大加鞭挞。

米切纳说：“我一向认为，如果这些画作对哈里·兰塞姆中心来说是负担，那它们就不应该放在那里。现在呢，每次我去到里面，都感到内疚。那地方真好，我赞成应该用它来藏书，而不是藏画。所以这就有一个基本冲突、矛盾，我也认识到了。我建议过他们移走藏画。把那些画作放在什么地方，我从来没特意说明。”问题是如果把藏画从中心里搬走，也要安放在其他地方，而奥斯汀分校已无其他大楼可供展出与保管画作了。随着一九九四年快结束，校方讨论过将藏画移至其他建筑物，但计划尚未最终获得确认。阿彻·M.亨廷顿艺廊主任帕特丽夏·D.亨德里克斯说：“我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校园里尽快有新楼起好，这样我们所有员工和所有藏画能搬过去。”

米切纳在跟我谈话时明确表示，对于有人暗指他的藏画可能占用了太多地方，他绝不生气，他只是不满说这种话的粗鲁态度。感情受伤害，互有误解，这个问题在戴克德·特纳的八年任期内亦未能解决。特纳当过卫理公会派牧师，一九八八年从得州大学退休。当时很多人感到高兴，如释重负，包括不少匿名的“内部人士”，这些情况均见于自由撰稿人克利福德·恩德雷斯（Clifford Endres）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发表在《得州月刊》（Texas Monthly）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抨击”这位“性情乖僻的”馆长的离职“正是时候”。

特纳的确为得州大学带来了不少珍贵藏品，但因为他“脾气坏，爱抬杠”，树敌颇多，以致被同事疏远。他称得州大学的收藏有“惊人的阙漏”，要努力填补。不过他极度贬抑二十世纪档案材料的重要性，代之以购买精美的法文版藏书与艺术家的作品（livres d’artiste），也就是内有马蒂斯、毕加索、夏加尔、卢奥等法国大艺术家插图的书籍。他动用二百六十万美元买入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李·沃尔夫（Robert Lee Wolff）收藏的维多利亚时期畅销书，共计一万七千本；一九八六年，他筹划向H.罗斯·佩罗贷款一千五百万美元，购入福兹海默夫妇所藏的英国文学珍品。

不过特纳最伤人心的冒犯是他批评哈里·兰塞姆，而且是在《人文研究中心简讯》（HRC Notes）这份时事通讯上公开批评，有时候还语气轻佻。在该简讯的一九八一年某期，谈的是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当时是六月十六日，正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展开全书情节的那一天。特纳滑稽地模仿乔伊斯的风格写道：“该笔交易对兰塞姆的这个姓氏而言真是恰如其姓最微不足道的残稿居然标出了赎金一样的高价而且令人觉得怪异的是任何尚未完工的东西都比已出版的书索价还高我真是无法置信一本装订裸露发行前供书评人看的书索价五百美元比一本初版本还贵……”84一连串句子，亦无标点符号，整整三页不空行的字。在另一期的简讯中，他警告说要防止重蹈当年“兰塞姆综合征”的覆辙。

恩德雷斯在那篇《得州月刊》的文章中，引用了特纳在离退休还有半年时说过的几句话。特纳说自己“恨不得马上”就走。“我在范德比尔大学、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得州大学当图书馆主管的时间，加起来快有四十二年了。这四十一年又六个月，我总是活在自己不喜欢的上一任的阴影下。今天，我将可以沿街走着，挥舞双手，高叫，‘终于自由了。’”

特纳的继任者是托马斯·F.斯特利，他是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学者和收藏家，曾任塔尔萨大学特藏室主任。他目前的目标之一是恢复士气，重上正轨。大家都说他成功了。该中心的一名高级职员在一九九二年说：“十多年来，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位真正的领导。我们又有奔头了。他富有创意，勇于创新，乐于与人合作，跟谁也没有过节。”

对于在人文研究中心存放米切纳藏品，斯特利对此或持保留态度，但他不跟外界谈论此事。米切纳本人则对情况感到乐观。“光有承诺，却不兑现，这种事情我见多了。事实上所有安排都是当时与中心商定的，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太久了。在某个阶段，是与那时管事的人打交道，而他们是不能担保其他人在将来会怎么做。哈里·兰塞姆一死，就人亡政息，就这么简单。”

卡尔顿·莱克（Carlton Lake）从一九八〇年起担任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执行馆长。这个职位让他享有不菲的收入，也让他在学术界享有颇高的地位。不过在一九六九年，他从马萨诸塞州迁至奥斯汀分校，原是为了无偿服务的。二月的一个清晨，莱克在办公室里跟我说：“其实，当时我只领取一美元的年薪。”他的办公室不大，但很舒适，里面摆着一尊毕加索青铜头像，很显眼。

莱克做过不少前程很好的工作，为好几份杂志撰稿，包括《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并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担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巴黎艺术评论员。不过终其一生，他最感兴趣的一直是收藏。他说：“进了收藏的世界后，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其实也是不想出来。我敢肯定它会进入一个人的血液之中。”

莱克出身于美国新英格兰商人家庭，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原想去一些小型的名牌学府讲授罗曼语言文学。因为有“宽容的祖母”在帮忙，莱克开始收藏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著作，例如波德莱尔、魏尔兰、兰波、马拉美等。他的第一次大手笔购藏是在一九三四年，当时他才十九岁。那次他在浏览一本即将开拍的拍卖会的图录，拍品均为美国音乐戏剧作曲家哈里·B.史密斯（Harry B.Smith）的旧藏。里面有一部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引起他的注意，这是波德莱尔亲自送给朋友、法国摄影家纳达的赠阅本。他想：“我一定要得到这本书。”此外，拍品中还有几封波德莱尔的亲笔信，还有《恶之花》其中一首诗《献给撒旦的连祷》的原始校样，上面有波德莱尔的更正。他花了二百一十美元购入。到了一九五七年，他向法国国家图书馆出借此书用于展览，某巴黎书商出价一万五千美元想买，不过当即被他拒绝了。“我的第一部珍本，”他高兴地回忆道，“不管去哪里，我都随身带着这本书，分开片刻都无法忍受。”

莱克写了一部回忆录，讲述了他的收藏生涯，书名是《一个文艺考古学家的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 Literary Archaeologist）。他在书中多次谈到发现珍藏的欣喜时刻。他还记得，有一次在巴黎某位书商的店里，他细看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对开纸手稿，共有四千二百页，其中包括他的小说《木偶剧团》（Guignol’s Band）全文两部，还有续作《狱中来信》（Le Pont de Londres）的三部手稿。

我坐下来，开始翻看一堆又一堆的文稿。这样过了多久，我不清楚。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那就是要花费三十五或四十年在世界半数的文明国家留心搜访珍本与手稿之后，再拿起一本书或一部手稿，翻着书页，触摸着，抚弄着，到了某个时刻，书或手稿就会开始传出一阵感应，传到手指，传到双手，再上传到手臂，进入脑中，然后，突然之间，非常清晰地，你就能心领神会：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如果好——究竟有多好。

经过三十多年的收藏，莱克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写道：“我逐渐认识到，因为我收藏的孤本文献太多，书信集与手稿更是多不胜数，应该统一存放在某处，供学者使用。”同时，“仅就收藏数量而言，已经极难处理。除了巴黎的寓所已经装满之外，我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的住地也有一个很大的保险柜，用来保存更为珍秘的藏品。而在马萨诸塞州的住所，也是如此，我在栗树山区的住处，每个房间都堆满了。我在波士顿有一个有独立出入口的地下室。有些东西，比如波德莱尔的著作，我是不离身的，时刻盯着。很显然，是该处理一下了。”

其时，书林之中仍在谈论得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的事情。尽管莱克是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州人，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并自认是“势利的东部人”，不过他亦将南部的奥斯汀视为安置其二十五万件藏品的可能之地。他说：“得州收藏的近现代英美文献是其所长，但是他们收藏的近现代法国藏品却不值一提。那里似乎天生是我的收藏应该去的地方。”那时莱克有一个朋友在得州教书，就帮他与哈里·兰塞姆搭桥牵线，双方很快就在一九六九年达成协议。虽说免不了要谈钱，不过莱克说，他同意仅按市场价收一点就出售他的收藏，因为他很高兴见到藏品有一个永久的家园。

莱克同意交易后，兰塞姆随即写信给他，提出了另一个提议。“弟尚有一建议，拟提名兄随藏品过来出任终身馆长。祈阁下切勿视此为无礼之举或强加于人。敝校必可从足下高才获益。新中心如能高攀大驾，罗伯茨博士与弟当额手称庆。至中心求知之青年学子及审慎学者，若可遇一睿智机敏之收藏家，亦必受教良多，此或为其中之最重要者。”

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五年，莱克担任“年薪一美元”的顾问。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出任人文研究中心的“终身执行馆长”。他说：“合同中没有提到这个工作。我没有提什么条件。我相信他们。我甚至没有要求命名为卡尔顿·莱克藏品。我只是想要保存收藏的完整。同时，我必须坦诚相告，哈里·兰塞姆跟别人不同。他魅力十足，连树上的鸟儿都能逗下来。他能让别人感觉好极了。说实话，他就是能让别人觉得自我感觉了不起。”

兰塞姆不但请到最懂得藏品的人提供极其宝贵的服务，还保证要陆续增益藏品。莱克说：“一直以来，有人指责我好像还把这些收藏当成自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业已将藏品移交得州大学之后，他长久以来仍旧自掏钱包继续增购藏品。

卡尔顿·莱克藏品究竟有多么重要？一九九〇年四月一个寒冷的清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首席馆长弗洛朗斯·德·吕西女士（Florence de Lussy）对此给了直接的回答。她用口音浓厚的英语说道：“非常好。莱克先生是我们所说的‘有品味的人’。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要研究二十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保罗·瓦莱里，如果要对他作透彻的研究，就一定要去得州。瓦莱里最后的恋情，在法国无人知道，而在得州可见到很多与此相关的手稿。我个人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文字存世。因此，卡尔顿·莱克藏品是不可或缺的，在法国非常出名。我真希望它们存放在这里，不是在那里。”

吕西女士停顿了一下斟酌措辞。“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她说，“但他是我们的对手。他跟我们都是搜寻同样的东西，有时他会在拍卖会上跟我们竞争。总的来看，不妨说，我们是朋友。当然我们图书馆对所有法国历史的东西都有兴趣——书信、文学、科学。他专精于二十世纪。他很聪明，有着非凡的直觉。”

莱克对哈里·兰塞姆推崇备至。“我绝不会说任何贬低他的话，一句都不说。兰塞姆的志业就是创办人文研究中心，如果他因该中心而名垂青史，也不奇怪，因为那的确是一项丰功伟绩。至于大家费了多少工夫聚集这些藏品，或者花了多少钱，即使花钱很多，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坚信我们在此拥有的，是二十世纪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二十世纪的头十五年，得州大学耗资多少用于购买藏书及手稿，至今仍未确定。某些评论人士认为有五千万美元，有人说应该更多，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使用的款项除了来自得州之外，还有听从兰塞姆劝服的私人捐赠者，而他采用的购买程序亦是大异常规。华伦·罗伯茨曾被人逼着要说出那个数字，他说：“说句老实话，如果是高达两千万美元，我会很惊讶。但不管是多少，我的看法是，钱只不过是钱，人们在其他东西上的花钱方法，你简直无法相信。他们在科研上花钱时想都不想，你知道有多少吗？他们在一台机器上花费五百万美元，还没有启用就过时了。相比之下，投在人文科学的资金简直微不足道——微不足道。而我们买入的所有东西都会增值。”

人文研究中心现任馆长托马斯·F.斯特利认为，哈里·兰塞姆有点被神化了。“为什么说那是神化呢？因为，如果让三十个人谈起兰塞姆，问他们兰塞姆的真正使命与目标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令人称奇。”一九八九年，斯特利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解释了要清除哈里·兰塞姆的“神话色彩”是何等艰难：

兰塞姆跟很多杰出的机构领导人一样，天生既率直又掩饰，这要视乎他对情形的判断。兰塞姆营造了一种引人入胜的乐观气氛，即使这种感觉引起的期待会超出他的所能。我敢肯定，很多书商都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当他们在等待最终承诺的时候，还有在他们等待书款的时候。兰塞姆像很多收藏家那样，眼大钱包小。考虑到他的钱包的长度，就能想像他的双眼有多大。此外，即使其他机构的买家拥有同样大小的钱包，却没有随意使用的自由。

说起几千英里之外的得州发生的变化，科林·富兰克林在他的英国大书库里说，斯特利是平稳时期“管理人文研究中心的恰当人选。他是个大方正派的人，也许有点圆滑，他不会再沿用以往的那一套做法。他对近现代的作家和女性作家有兴趣，也有兴趣做必要的搜残补阙工作。我想，他就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人，因为他们之前一直都在冒险。他们现在需要的是稍作安定，就这样下去”。

第十章　优游自得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纽约时报》报道称，新发现了福克纳写于一九二五年前后的小说《亚伯拉罕神父》（Father Abraham）的残稿。这部小说知者寥寥，却意义重大。文坛认为，后来作者构思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主题和人物即源于此稿。这部小说手稿共二十四页，获评为“开篇精彩”，多年来都被文人学者忽视，主要是因为一来几所美国大学的福克纳文献馆均未收藏，二来精研福克纳生平与著作的好几位私人大收藏家的手里也没有此手稿。

原来，这部《亚伯拉罕神父》的残稿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阿伦茨藏品（Arents Collection）之中，因为文稿有一处提到了烟草：在手稿的开头，福克纳笔下的弗莱姆叔叔“经常平稳地慢慢嚼烟草，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合上眼皮”。阿伦茨藏品之中还有目前世上仅存的一幅梵高蚀刻画，收藏原因也是一样——画中的加谢医生在抽烟斗。阿伦茨藏品还有奥斯卡·王尔德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手稿，也是因为剧情的某个关键处是以一个烟盒为中心。另有一件藏品是十六世纪晚期的诗稿，作者是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其中一句诗是：“吾变笨伯，非烟草之过。”

小乔治·阿伦茨（George Arents Jr.，1885—1960）是纽约名流，他的个人财产来自其家族在美国烟草公司的利润。一九〇〇年，阿伦茨发明了雪茄制造机并获得专利。这项发明促成了美国机械与制造公司（即今天的AMF公司）及其子公司国际雪茄机械公司的成立。阿伦茨在烟草业上发了大财，而他也想购藏可记录该行业的方方面面的各种东西，涵盖烟草业的历史、歌谣及文学作品。他收集了详述烟草栽培与烟草制品销售的文献资料。他搜访所能找到的每次争论烟草的发行材料，正方反方的均收。此外，他亦集藏与烟草有关的书籍、手稿、期刊、小册子、画作、画片、素描，还购得逾十二万五千张香烟牌。他在一九四三年将所藏的全部文献转赠纽约公共图书馆，同时捐了一大笔钱设立专库，雇用正式雇员、编写书目、继续增收新藏品。不过，购入《亚伯拉罕神父》残稿是用纽约书商菲利普·C.杜舍内斯（Philip C.Duschenes）在一九五三年提供的资金，当时离阿伦茨捐出其收藏已是十年之后了。

一九九〇年，某个秋日午后，纽约公共图书馆善本室主任伯纳德·麦克蒂格（Bernard McTigue）带着我参观他主持的一个展览，题为“收藏家礼赞：纽约公共图书馆获赠之历史藏品”。他说，像阿伦茨藏品，“只有痴迷入骨的业余”藏家才会有此想法，更别说去搜集了。麦克蒂格解释道：“要是没有私人收藏家，比如乔治·阿伦茨（George Arents）、詹姆斯·伦诺克斯、贝尔格兄弟、阿瑟·阿方索·朔姆堡、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尼斯（Mary Stillman Harkness）、弗洛伦斯·布鲁门塔尔（Florence Blumenthal）。若没有你在这里所见到的藏品所代表的其他收藏家，我们知道的这些机构图书馆就无从存在了。”伯纳德·麦克蒂格现已转任佛罗里达大学特藏部主任。

麦克蒂格说：“私人收藏家总是兼收并采，细大不捐。正是他们的痴迷，才有了这些收藏，当然也还因为他们的精力、资源和专长。他们做了所有的事情，等到全部东西集齐之后，而我们又够运气的话，他们就会完完整整转交给我们。卡特·伯登的科幻小说收藏就是近日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给我们增添了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品类，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入藏科幻小说，更不像他那样费心劳力去收藏。他的一次捐赠，就弥补了我们过去的错失。而且，即使是我们自己去做，也不见得能像他做得那么好。”

一九八九年，名厨兼餐厅老板路易斯·I.绍特马里二世庆祝完七十岁生日后不久，就关闭了位于芝加哥近北区生意兴隆的“面包房”餐馆。他认定是时候“料理藏书了”。尽管多年前他已经着手陆续捐赠给全美十几所机构，但由于涉及几十万件藏品，此事仍然需要他投入全副精神。

绍特马里祖籍匈牙利，于一九五一年迁至美国。他后来开了“面包房”餐馆，当了老板，长达二十六年。听闻这家朴实无华的临街小餐馆要停业，《美食家》（Gourmet）杂志深表惋惜，称餐馆是“美食地标”，还说“路易斯大厨不再下厨了，等到招牌拆下，餐馆被办公场地取代，在林肯公园很快就再也觅不到‘面包房’的踪影了”。绍特马里以精于烹饪美味欧陆菜式而出名，不过最受食客追捧的仍是他制作的“威灵顿牛排”。他在餐馆快要关闭时跟一位记者说：“美食评论家如今在拿威灵顿牛排开玩笑，但是他们以前可喜欢吃了。我也知道，这二十六年来，餐馆的销售额有一半来自威灵顿牛排。”这些年他从事餐饮业，多数时候每年能赚一百多万美元。“而且是每周只供应五顿晚餐，不提供午餐，不卖酒水，也没有早餐。”

绍特马里身材魁梧，面如满月，蓄着八字浓须。他写过五本烹饪书，其中《大厨烹饪秘籍》（The Chef’s Secret Cookbook）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畅销书榜。他还主编了一部包罗万有的《美国烹饪图书集成》（Cookery Americana），多达十五卷，由阿尔诺书局出版。他喜欢别人叫他路易斯大厨。他的英语口音甚重，但用词精当。在对外公开的照片中，他总是身穿洁白的围裙，头戴顶端如火焰翻滚般的高顶厨师帽。

我与路易斯大厨初次见面时，他不在厨房，也没戴着大白帽，而是一派轻松、无拘无束地信步走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一个有如洞穴的仓库里面。他坐在像“面包房”餐馆餐桌那种的旧木桌上，周围都是他熟悉的书籍和小器皿。当时他正监管着二十万件种类繁多的烹饪藏品的安放工作，近期要运往约翰逊威尔士大学。该校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与服务行业的专门学府。他从这所大学获颁“桂冠名厨”的荣衔。他很自豪地说：“会建起一座博物馆，将会成为这个领域内最好的。”

他的另一类藏品已经存放在一千三百英里之遥的艾奥瓦大学图书馆，内有食谱珍本，稀见的小册子，五百年来烹饪艺术的孤本手稿。对于当年接纳他的芝加哥，他捐了一万两千部匈牙利研究的文献，成为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的新藏品。捐赠给其他机构的藏品也有了着落：几千件菜谱赠给拉斯韦加斯的内华达大学，一万部匈牙利文学作品赠给印第安纳大学，一小批弗兰兹·李斯特的书信赠给波士顿大学。而在四十年前，路易斯初到美国时，口袋里只有几个零钱，嘴巴只会说几句英语。

约翰逊威尔士大学仓库位于普罗维登斯港的一个旧工业区，是这批烹饪藏品临时的家。仓库内部的占地面积约有一万八千平方英尺，用作收藏“绍特马里烹饪艺术藏品”。我到达的那天，见到支柱之间的地方到处是塞得满满的书橱书柜，都是新近从芝加哥运过来的。搬运工作动用了十六部牵引式挂车，然后再在这里会合。地上散落众多大箱子，里面松松散散地装着各种款式的古董厨具，比如奶酪刨丝器、碎肉机、胡桃钳、葡萄干去籽机、巧克力模具、水果刀、樱桃去核器、咖啡磨、冰淇淋勺子。在大箱子之间，见缝插针地叠放着一堆堆搜自全美的短期资料，还有与食品及烹调相关的各类年鉴和期刊，种类之多，超乎想像。而路易斯说，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我问道，那他究竟在哪里储存所有这些东西？

“我的餐馆很小，楼下只有一百一十七个座位供顾客坐，”路易斯大厨说，他红褐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但是餐馆的那栋楼都是我的，楼上有十七间套房，共三十一个房间。我的书就藏在那里。”

说起来，我与路易斯大厨相识实属偶然。斯蒂芬·布隆伯格在艾奥瓦州奥塔姆瓦市被捕后不久，法庭指控他在全国非法窃取图书馆的藏书。艾奥瓦大学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戴维·斯库诺弗（David Schoonover）应联邦调查局的邀请对布隆伯格的赃物进行初步评估。我在了解复杂的布隆伯格一案的情况时，他是我联系的第一批人之一。他将所知的这位窃书贼的情况告诉我之后，提到有一位“令人惊奇的芝加哥收藏家”近期向艾奥瓦大学图书馆捐赠了“一批食谱，精绝之极，其他地方无从寻觅”。一夜之间，该图书馆就“跻身成为烹饪艺术的重要研究中心”。

这批藏品有不少精华，其中一些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物。斯库诺弗提到几本初版的桌边大部头，其实是切肉指南手册，举例文字有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还有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在大萧条时期为“联邦作家计划”撰写的一本烹饪书的打字稿。艾奥瓦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九二年重版了此书，列入新筹划的“艾奥瓦—绍特马里烹饪系列丛书”一种。另有一本奇书是卡塔琳娜·施拉特手写的食谱，记录了录自御厨的有趣食谱。卡塔琳娜是弗朗茨·约瑟夫的情妇，而后者当过奥地利皇帝（1849—1916）与匈牙利国王（1886—1916）。

斯库诺弗指出，这些文献资料可用作多项学术研究。食物进化与饮食文化是人类学；食品种类及其种植地是农学；食料的进出口是经济史；人类对食品的看法是民俗学；艺术家与作曲家怎样处理食物是文化史；食疗则是医学史。他说：“绍特马里烹饪艺术藏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提供了极好的原始资料，而且是完全免费赠给我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路易斯·绍特马里曾在匈牙利军队服役，相继在德国和苏联的战俘营待过。其后，他成为“战时流民”，仅限生活在奥地利的美国占领区内。尽管他拥有布达佩斯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他的教育背景并未能帮他在战后的欧洲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说：“我在匈牙利的家族世代藏书，从一七九〇年代起，就在一位书商那里有固定账户。可是后来打仗了，等到停战，藏书都没了。所有东西都被毁被偷了。等到一九五一年我来到美国时，袋里只有一美元和十美分，包里还有十四本书。”

他停了一下，理清思路，接着字斟句酌地说道：“在我的故国，大家都持有这么一种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时常照照镜子，确保脑后没长眼睛。这种态度随着历史变迁与天性得到了加强。我们认为，如果上帝想叫我们总是往后看，他至少为此会让我们后面长一个眼睛。但我们的双眼都长在前面，既不长在侧边也不长在后面。这就是一个启示。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我们没有为以前所失去的痛哭，相反我们学会了要为将来做事情。如今我已散尽藏书，但它们仍然长存于我心中，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并不需在眼前方有爱意。”

沉默无语一会儿之后，我问起他从欧洲带来的十四本书的下落。“就在这里，”他说道，“会一直留到我归天。”路易斯大厨随身携带到美国的这些书中，有一本是他小时候得到的《圣经》，三本是有关莫扎特的，还有几卷匈牙利诗集，“有三四本是我从奥地利其他侨民那儿买来的”，后来他在德国不来梅港登上航向纽约的美国赫西号运输舰。“我认定这就是我去美国要携带的所有家当了。我有几本关于莫扎特的书，有几位最伟大的匈牙利诗人的诗集，还有《圣经》。”

一九五九年绍特马里搬到芝加哥，此前他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干过多种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后，我去了马尔波罗书店，在四十二街与百老汇交界的街角处。我买了一本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写的食谱，花了十九美分。那时候我有很多空闲，所以能在一个救世军卖旧书的地下室里待上一整天，在里面坐了六七个小时之后，出来时我都会买几本书，每本五美分。不久我找到一些很好的工作，工资很高。白天干完活，到了晚上我就做兼职，到了第七天，我把挣到的所有钱都拿来买书了。”

一九六二年，绍特马里与太太贞子合办的餐馆“面包房”开张了。在这之前，他任阿穆尔食品公司的产品发展经理，负责开发新食品与构思新菜式。他为饮食界贡献良多，例如他改良了冻干处理方法，如今已为很多食品制造商采用，他还为野战医院设计了一款厨房，可用降落伞投下，在战场上能快速组装。等到“面包房”餐馆成功之后，路易斯大厨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该餐馆关闭之后仍继续运营。

绍特马里解释说，他买书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为赛马下赌注，你是想赌赢，为马场而赌，为马匹而赌。如果你买书，有些书是为了读而买，有些是为了拥有而买，有些为了参考而买。你想拥有那些书，想得到它们，想拿着看。可能还希望将来要读一读。不过我想说一句，我曾经拥有的大多数书，我都知道它们的内容。我们在餐馆里的菜谱很多都来自这些收藏，在我的演讲和我写的烹饪书里也引用了这些藏书。所以那是一批有生命的藏书。”他收藏的烹饪文献之所以分别捐给几个不同的大学，原因之一是“有些东西更适合放入某些藏品之中；但是艾奥瓦呢，不怕告诉你，他们只想要最好的书，他们精挑细选，很厉害。于是我就说，‘看来你们是想要取走精华，留下糟粕了’。所以我们就签订了一份非常和善非常友好的协议，我给了他们那些烹饪书之后，就不给了。”

给约翰逊威尔士大学的赠品里面，有一份是“珍秘藏品”。这是一份上面有几位美国总统签名的档案，内容例如以某种方式处理食品、饮料或娱乐的文件，是各位美国总统亲笔所写或签名。例如乔治·华盛顿总统的手迹列出了他继承自某个亲戚的瓷器餐具。林肯夫人给某个巴尔的摩朋友的亲笔信，邀其来白宫玩并过夜。格兰特总统写给夫人朱莉亚的一张铅笔便条，叫她送两瓶香槟到总统办公室招待几位国会的头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名的一份炖牛肉家庭食谱。路易斯解释说：“我对这些总统都很感兴趣，就像对食客感兴趣一样。我计划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书名叫《总统的胃》。这是我的下一个计划。”这批亲笔签名藏品还有其他历史人物的手泽，从拿破仑到狄更斯，还有第四任桑维奇伯爵，正是他发明了三明治这款世界上最常被点的食品。

路易斯大厨虽然深爱这些藏书，但还是捐给了几个机构，并不显得如何心痛。他说：“夜里我还会流几滴泪，但爱书，就得那样做啊。”几年后，我们再次见面聊天时，已有学生在使用约翰逊威尔士大学的文献资料了，同时还筹划要将存放在港口仓库的藏品转往其他地方永久保存。路易斯大厨坦承：“我还在买书，就像更年期之后还会怀孕，不应该有这种事的。”

华盛顿的水门公寓建于一九六〇年代，其东翼有一个跃层式套间，应屋主的严格要求，另外多加了钢筋水泥。屋主是一位办事有条不紊的藏书家，名叫沃尔特·L.福兹海默（Walter L.Pforzheimer）。他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工作，离华盛顿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他的一万本藏书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藏书是装帧精美的法文戏剧著作，是几十年前他父亲赠送给他的礼物；另一部分是与他不为人知的职业有关的书籍、手稿、古董，让人多少也可了解他的工作。福兹海默以前在中央情报局的同事都知道这些“间谍收藏”。

福兹海默公寓的墙上挂着四张丝网版画，是克格勃间谍鲁道夫·艾贝尔（Rudolph Abel）被囚禁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时的作品。福兹海默说：“艾贝尔上校是没有官方掩护的苏联特工，我们称这种人为‘非官方卧底’。他以商业艺术家的身份作为部分掩护，这就是你在这里见到这些绘画杰作的原因了。他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苏联特工，从来没有失手。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美国的活动。”

福兹海默的藏书室在公寓的二楼，入室时要先经过一道门。门是熟铁铸造，配有精密的防盗系统，常年关闭。门铁栅嵌着他的姓名首字花体字母WP。里面的墙上挂着两块特大的饰板，一块是我们熟悉的中情局徽章，另一块是耶鲁大学的校徽，所占面积大小相同。“我向来都可以随便出入家父的书房，因为他觉得我会小心拿书用书。我喜欢待在他的书房里。我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他叫我过去，说道：‘儿子，你也不需要一辆车了，我就送这个书房给你吧。拿去吧。’我很吃惊，然而过了这么多年，书房依然跟我在一起，而且它与所有其他东西跟我不离不弃。”

福兹海默一九三五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一九三八年获得法律学位，都是在耶鲁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加入军官训练班，一九四二年任职于陆军航空部队。“还有一周左右就要从军官训练班毕业时，一个军官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有无兴趣做情报工作，我和他素不相识、后来再也没碰面。我说，听起来挺好。于是从那时起每天我就干这个了，甚至直到今天，尽管原本已经退休了。”在“二战”期间，福兹海默是驻欧美国战略空军的情报人员，他跟随一队美国军官在一九四五年七月进入柏林。“偶尔也会有机会收藏的，即使是在战时，”他说道，从架上抽出一本书，“有人会有一些他们今后不会再需要的书。当时我在这个人的柏林办公室，周围就摆着一些书。我从中拿了五本。”

这是一本不出名的德文小说，书名是《图朗特城堡之争》（Kamts Battle um Thurant），出版于一九三〇年代，内封面有一张藏书票，是老鹰的侧面像，鹰爪下是纳粹的徽记，还有阿尔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小说的作者名叫罗伯特·阿尔默斯（Robert Allmers），写了题签赠给“元首”，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福兹海默说：“我那时候在第三帝国的总理府，五本书就是在那里拿的。我想希特勒不再需要这些书了。我送了一本给柏林买家，送了一本给格罗利耶书社，送了一本给耶鲁，自己留了两本。”

福兹海默从希特勒的书架上拿走五本书时，其实并没有想过要为日后的收藏增添几本书。他说：“我就是自然而然地拿了，就这样。”他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央情报组（亦即日后于一九四七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担任法律顾问，帮助起草法规，此后他才决定要搜集与情报有关的文献资料。他从一九五六年起任中情局法律顾问，履行过多项其他职责，直到一九七四年退休。

一九五〇年，福兹海默因为情报公事到纽约出差，这成了他收藏生涯的转折点。“我之前一直都接触过相关的东西，然而是用来阅读的，不作收藏。你也知道，这完全是两回事。我以前也没断过买书，可也没把它当回事。不过我的书商朋友开始适时地让我上溯历史。比方说，我从戴夫·兰德尔那里买了一本艾伦·平克顿（Alan Pinkerton）写的《反叛的间谍》（Spy of the Rebellion），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它把我带回了南北战争时期。说起来，有一天，我去罗森巴赫的纽约办事处逛逛，看望老朋友比尔·麦卡锡，是为了他手头上某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他对我说，‘沃尔特，我想，你也许对我的另一份东西有兴趣。’然后他往桌子上摆了一封信，是华盛顿总统写的，日期是一七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收信人是伊莱亚斯·戴顿（Elias Dayton），他是华盛顿总统在新泽西的情报部长。此信的最后一段偶尔会被国会引用，多年来每每被很多人错误引用。”

尽管此信就在福兹海默的腿上，他还是凭记忆背诵了那一段：“务须获取精准谍报，殆亦不言而喻之事，在此不赘。惟应切记此事须始终全力保密，故又申言之。盖欲成大事者，必先慎密。几事不密则多致败。纵事先筹划周全，且占尽先机，亦难逃此厄。华盛顿手草。”

福兹海默说，他当时看着书店绿呢桌布上的这封信，对将要来临的事情作了深思熟虑。“那时就是可称之为决定取舍的时刻。不知你有没有收藏？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在收藏情报文献资料，直到我面对着这份文件。你会怎么做呢？做什么，不是问题；就是不能错过这样的东西。我当然就买了，从那一刻起我就不能自拔了。你在周围所见到的，都是纽约那天之后顺理成章的延伸。”他还有华盛顿总统的另外三封信，但最重要的还数这一封。

福兹海默收藏的秘本中，有一张一九一六年签证申请表，请求进入法国，申请人是一个荷兰女人，名叫玛格丽特·海特勒伊达·策勒·麦克劳德。“她一直未能离开法国，”福兹海默说，“用我们行内的话来说，这签名是她的‘真名’，也是她的‘假名’。”这个女人的假名是玛塔·哈里85。“那些都是有关不幸的事情的书，”福兹海默又说道，指着一堆共有七十一卷的合订本文献，其中有一九七九年伊朗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机密文件，曾落入伊朗人之手。很多文件已经被打碎了，但被伊朗人修复，用英文和伊朗文打印。

福兹海默认为“藏书中的基石”是出版于一六九九年的《特工岁月回忆录》（The Memoirs of Secret Service），“依我看，这是英文里第一本完完全全描述情报活动的书。”他收藏的这本是此书作者马修·史密斯（Matthew Smith）送给英国大法官的签赠本。至于美国情报的“开山之作”，福兹海默认为应是一篇写于一七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专论，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军队总司令华盛顿阁下部属将官之活动报告——英军少校约翰·安德烈呈》（Proceedings of a Board of General Offcers,Held by Order of His Excellency Gen.Washington,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especting Major John Andre,Adjutant General of the British Army.）。作者是英军情报机构官员约翰·安德烈。他参与了美国军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在西点变节一事，之后被判处“在正午绞死”。福兹海默还有“数不清”的回忆录，都是当代情报同行的著作，很多都是作者送给他的题赠本。

福兹海默如今虽已退休，却仍然去国防情报学院上课，为学院情报图书资料编写书目。沃尔特·福兹海默情报资料藏品约有五千件，还有新藏品在源源不断地补充。“我在兰利的时候，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叫我开始为局里收藏书籍。他希望成立一个图书馆，收藏有关情报界所有方面的文献，从最古的到最新的全要，包括全部语言。他还划了一大笔专款给我，所以我在局里建成了‘历史情报收藏’（History Intelligence Collection），多年来都是我当馆长，也有其他的职责。当了十年的法律顾问之后，我又兼任了馆长。两份并行不悖的工作需要我经常到全世界出差，因此能为局里搜集馆藏。等到我离任时，藏书总数已有两万一千部，现在就更多了。”

福兹海默强调他为中情局创办的只是一个参考图书馆。“我为自己收藏的才是收藏者的收藏。局里的文献则是各种语言都有。我的藏品以英语为主。局里也不收藏秘本异籍。”福兹海默说，他担任中情局的“藏书头目”，成了编剧詹姆斯·格雷迪（James Grady）的间谍小说《神鹰的六天》（Six Days of the Condor）里的原型，后来该小说在一九七五年改编成电影《神鹰的三天》（Three Days of the Condor），剧中卷入内部互相残杀的中情局“学者”由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ld）扮演。中情局很想得到他的收藏，不过福兹海默立意把所有东西都送给母校耶鲁大学。“局里隔三岔五吵着伸手要，但都让我一把挡回去了。很多人都说要，胡佛研究院也说要。他们都没戏了。我要送给耶鲁，就这样，定了。所有东西都给耶鲁。如果他们想要的话，连我的骨灰也可以给。”

身为律师，福兹海默擅于与国会委员会就合同细节商议谈判，他确保遗赠给耶鲁的条件也要“清清楚楚”。等到他去世时——早一天也不行——耶鲁就会得到他收藏的情报资料，还有五千部书，那是他父亲送给他的二十一岁生日礼物。“他们不能只取其一。我知道他们对那些莫里哀的著作与装帧垂涎三尺，当然也包括它们的价钱，但是我说得很明白，要么全都要，要么都不拿。”

福兹海默的父亲收集的莫里哀著作“或许是美国私人藏书家之中最精善的。我父亲了解他的书。那是一套很有意义的收藏。左边最后一个书架上的书，都是英国著名剧作家的剧本。为什么会有那些书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从莫里哀那里偷师学了一些东西。”他的父亲收藏了很多精美的皇家法国装帧版本，均为精绝俊物，有一本是专为十六世纪法国财政部长与书痴让·格罗利耶而装潢，此外还有不少皇家法国签名本。“我也往莫里哀藏书中添加了几本，但在装帧方面并不在意。如果要收藏珍罕装帧的藏书，其他所有的就要排除在外了。”

他父亲的名字也叫沃尔特。老沃尔特收藏法国作品、亲笔签名本，装帧精品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说起来这与小沃尔特的伯父卡尔·H.福兹海默的收藏兴趣有关。卡尔专收英国文学作品，后来集成为卡尔与莉莉·福兹海默藏品，成为二十世纪精绝藏书之一，于一九八八年作价一千五百万美元卖给了得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一九七八年，该校还另外单独买入了卡尔·福兹海默收藏的古登堡《圣经》，价格是二百四十万美元。卡尔的另一批藏书，亦即有关雪莱与其他浪漫派诗人的文献资料，据说是足以抗衡大英图书馆的绝代精品，则归纽约公共图书馆。

福兹海默家族的三兄弟卡尔、沃尔特、阿瑟都是非常成功的华尔街经纪人，擅长操作石油公司股票。不过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出于多种个人原因，三兄弟分道扬镳了。“阿瑟与家父离开了公司，阿瑟自己做起了珍本书生意，”沃尔特·福兹海默说，“生意不算好。与家父在一起时，他总会问我在学什么。不管我在学什么，第二天我的桌子上总会摆着一本非常合适的书，因此我很怀念他。那些书不是珍本，但他很关心年轻人，也知道我喜欢读书。”

而另一方面，沃尔特的父亲与叔叔卡尔的关系却很冷淡，也因此影响了各自藏书的路子，他们基本上是避开对方。卡尔继续全面搜访英国文学作品，而老沃尔特则专收法国作品。福兹海默说：“家父性情非常文静敏感，和颜悦色，是个一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就害羞得要死的人。他每次做慈善捐赠都不留名。他与世无争。而卡尔和莉莉却是从来都要令自己的名字获得万人瞩目的，否则就不理不睬。这种性格也就限制了他们的收藏的归宿。哈佛不会为卡尔起楼，他们已经有霍顿图书馆了，而他呢，就想确保门上的遮檐写着‘此为卡尔·H.福兹海默与莉莉·福兹海默伉俪图书馆’，所以也就没成事。他在一九五七年去世。等到确认与得州大学交易时，老卡尔已经死了好久了。”

至少在这方面，沃尔特和叔叔卡尔之间是有点相似的。他说：“我先走出去，然后我的藏书才能到纽黑文。我称之为‘沃尔特·福兹海默所藏情报资料’。不过，等它们去了耶鲁，我敢肯定大家以后都会叫它‘间谍收藏’。”

佛罗里达大学的工作人员依然还记得，那是一九九〇年一个温暖的春日，一名惴惴不安的大学生出现在图书馆主楼二楼的善本室，请求与露丝·M.鲍德温（Ruth M.Baldwin）女士谈谈话。该馆所藏的数量庞大的儿童文学藏品正是鲍德温女士搜集，并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学生得知她不久前已经去世了，长长松了一口气，并无丝毫难过之情，这种奇怪的反应令人忍不住要他给个解释。原来他要申请进入该校的某个兄弟会，入会仪式的一部分就是要求他去询问露丝·鲍德温博士是否可以向她借阅几本书。

鲍德温特藏室课题编目员丽塔·史密斯说：“露丝·鲍德温在校园里非常有名气。她用铁腕手段控制自己的收藏。如果她认为你查阅的理由不充分，那你还是走开吧。她甚至因为有教授叫学生过来这里查阅而生气，因为她认为这是轻率的要求。她的书桌就在门口那边。她要看着进进出出的所有读者。她不在书桌工作时，门上有一个警报器，只要一开门时就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她好像是在一九七八年就把藏书转给了大学，她也跟着过来，管理特藏室，监管她的收藏，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

露丝·鲍德温身高仅五英尺，体形敦实，但不显胖。她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外形并不会令人生畏。她的藏书是她一生的主导力量。藏书家有占有欲并不罕见，校方与她签订合约时，也接受了她的坚决态度，算是部分合约条款。毕竟是她让佛罗里达大学的特藏有了长足进展。她把书转给了该校，整整过了十二年，她才真正完全放手，不过也说得过去，因为到了一九九〇年她七十二岁辞世时，这批十九到二十世纪儿童文学书籍变成了可提供全面服务的特藏室，藏书总量达十万部，最终足以供学术研究之用。

伯纳德·麦克蒂格从纽约转到佛罗里达大学所在地盖恩斯维尔任职，随后他作了如下说话：“很不寻常。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女士的成就。在某些领域这批收藏是无以伦比的。有一点非常特别，露丝·鲍德温要的是小孩子用过的书籍。她喜欢这些与儿童生活有关的特别书籍，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佛罗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校园东部图书馆二楼南端的多数空间均属鲍德温特藏室，内有四个大房间，阳台相连，大教堂式天花板，精美木书架，雅致胡桃木镶板。藏品分为英国、美国儿童藏书，多寡不一，时间跨越十八、十九和二十共三个世纪。

露丝·鲍德温在三十五岁时开始收藏儿童书籍。其实也可称是她父亲交给她的一个艰巨任务。她父亲托马斯·W.鲍德温（Thomas W.Baldwin）博士是伊利诺伊大学英文教授，以收藏十六、十七世纪的古书而闻名。一九五三年，老鲍德温博士偕同妻子伊丽莎白去英国猎书，此前他们曾多次赴英伦访书。他买了二十来本廉价小开本民间文艺旧书，寄回伊利诺伊州厄巴纳送给女儿，当时她正在准备图书馆学的博士论文。随这份礼物寄出的还有他的建议，儿童书籍收藏“也许是女子可培养的很好的小爱好”。而她却以出人意料的热忱迎接这项挑战。

一九八八年，露丝退休后不久，在接受古书业期刊《古籍书商周刊》编辑雅各布·L.切尔诺夫斯基的采访中说：“我一向爱读书，但从来没想过要藏书。读高中时，父母管教很严，他们不允许我出去玩，也不能去跳舞，还有别的类似事情也不能做。他们认为我就不应该碰这些事。我父亲是南方人，天黑之后他就不让我出门了。”她形容父亲是一个“醉心”于收藏的人，但仅仅对“他认为可能有助于讲授与撰写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献有兴趣。露丝是否一直要在收藏上超越父亲，切尔诺夫斯基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不过丽塔·史密斯认为应该正是这个心愿才促使她去搜访藏书。

露丝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她是个早慧的孩子，小时候的理想是上医学院。她对切尔诺夫斯基说，她之所以从伊利诺伊大学转学到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长老会学校马斯京根学院，原因之一是想远离父母，尽管那所学院的“气氛跟家里差不了多少”。一九三九年毕业后，她重返伊利诺伊大学，并在该校获得了三个学位。

后来她在全国各地做过多个工作，一九五六年到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任教，这是她的最后一份工作。她在这所大学执教了二十年，一九七七年退休成为荣休教授。当时，还有不到一年就是她的六十岁生日了。她作为藏书家的人生关键时刻来临了，一位佛罗里达大学的访问教授碰巧见到她保存在家里的丰富藏书。不久，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个代表团过来拜访她，邀请她将全部家当搬到盖恩斯维尔。她接受了，并达成协议，由她亲自担任该特藏室主任。除了她的藏书要有永久的安放之处，她还要担任全职监护人，也由她全权决定筹划藏书的将来。就这样，露丝·鲍德温博士从一所大学以荣休教授的头衔退休，又到另一家大学出任新职。一九八八年，她在七十岁时再次退休，这次的头衔是大学荣休馆长。

丽塔·史密斯说：“我和露丝经常在下午聊天。我在密歇根长大，她家在密歇根的印第安河谷有一间农舍。我们都在伊利诺伊大学修读过图书馆学，所以我们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可以聊。她非常要强，但不乏幽默感。好多次，听她说起她的童年和家庭，我真希望当时有个录音机可以录下来。她父亲认为收集儿童书籍是女子很好的小爱好，这句话有没有触怒她，我不清楚。不过据我所知，她接受了他的挑战，从那时起，收藏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露丝的父亲托马斯·惠特菲尔德·鲍德温收藏的是被视为严肃得多的书籍，他的藏书约有五千五百部，现存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该校善本室主任弗里德里克·纳什（Frederick Nash）说：“这是一批花费了很多心血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藏书。里面有多部《圣经》，经典文本，对话体著作，布道文，民间文艺廉价小书，教义问答集，逻辑书，祈祷书，各种各样的莎士比亚时期的零碎杂物，这些可能对莎士比亚的思想和写作有极大影响。”

托马斯·鲍德温博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作多达七种，其中好几本著述都是取材于这些独具只眼的藏品。他最出名的著作是《论威廉·莎士比亚略懂拉丁文与不通希腊文》（William Shakespeare’s small Latine&lesse Greeke），主要是论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知识、学问和教育。他的另一部较早期的著作《论威廉·莎士比亚童年时所受之教育》（William Shakespeare’s Petty School），书中就附有复制自他自己收藏的祈祷书、教义问答和灵修书籍。

托马斯·鲍德温藏书是伊利诺伊大学收藏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绝非镇馆之宝，而是与其他书籍混合了，比如有关卡尔·桑德堡与马克·吐温的一些重要档案，并且与其他藏品混合编目于一套十一卷本的书目之中。而露丝的藏书则在一家名校独占一栋翼楼，自有三卷本书目，如今还在不停更新，跻身于美国最佳藏书之一。

尽管露丝·鲍德温从来没有对父亲流露过怨恨之情，不过丽塔·史密斯也认同两人“应该互有竞争”。“有一次，她确实跟我提起过，任何够胆到他们家门口露脸的男人都被她父亲赶走了。原话差不多就这样。我想，她是尊敬她父亲的。不过她，我感觉吧，也有一点怨恨。她一共三姐妹，碰巧的是，另外两个也没有结婚。有趣的是，我还发现她的一个妹妹在英格兰某家孤儿院工作，另一个在伊利诺伊州做幼儿园老师。老鲍德温博士的三个女儿都是终身未嫁，也没有家庭，但三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儿童相关的工作。”

纽约书商贾斯汀·G.希勒（Justin G.Schiller）是享誉全球的儿童图书生意大亨，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回忆说，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尝试与露丝·鲍德温见面，但均未能如愿。而此前他已多次发现她总是比他先行一步，将英国十几个书店的童书搜罗一空。

“露丝常去英国，通常会逗留三四个星期，时间只长不短，到所有书店访书，”他说，“好几次，我发现她就像幻影一样。我到了几家书店，说要看看儿童书籍，他们会非常惊奇地看着我，原因之一就是鲍德温博士刚刚来过。露丝搜书绝不是一次选一本书，这是她的高招。她有一个全局计划，就是收藏英语儿童书籍，所有版本所有改编本都要。多数儿童书在当时都不贵，她向来不太在乎书籍的品相。她一般是进入书店后，看看店里所有的书，了解一下价格，然后给所有书出一个一口价。等一两个星期后，我到那些伦敦城以外的地方，他们总是刚刚帮她打好包，拿去邮局寄了。那一连串的书架，原是摆放着儿童书籍的，等我到时，已被扫荡一空。他们指着空空的书架跟我说，鲍德温博士已经全买走了。好多年来，这种事情定期发生了几次，我差点都疯了。”

那时候，露丝·鲍德温还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任教。她所买的书都存放在巴吞鲁日的屋子里。希勒说，他最终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介绍信，表示希望认识她，却从来没有收到回信。“最后，在伦敦苏富比儿童书籍年度拍卖会上，我们还是见了一面。”希勒道。一位与他们俩都有生意往还的英国书商指着那个“幻影”鲍德温博士，希勒走上前，见到她正匆匆在拍卖目录上做笔记。“我等着她写了一阵子，最后她抬起头，好像她一直就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我就在拍卖场里。她面无笑容，冷冰冰地打了个招呼，得体地与我握握手，就不辞而别了。我根本没有机会跟她说几句话。她面无表情，视我如仇敌。她有一个使命，就是搜集世界上最好的英语儿童书籍藏书。她也的确成功了。因为是她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追溯儿童文学的全部发展过程。”

希勒是先知道托马斯·W.鲍德温的大名，日后才知道他的女儿露丝。“我的学术背景也是关于莎士比亚的，所以我知道他的著作。他的确受人尊敬，但却让我敬而远之。我不是贬低他的学问，但他那种直来直去的做派，我猜他会吓着别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重组了莎士比亚可能会用到的图书。跟他女儿露丝一样，他对书籍品相不太在意。他只要实实在在的书就行，把书当东西看。”

从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希勒称，他“逐渐说服了露丝·鲍德温博士”，他不会“对她造成威胁”，他们开始做买卖，后来发展成了朋友。他说，露丝从未“明确说出”她的意图，只是说几句：“你要见到我的藏书，才会明白我在干什么。”一九八〇年代初的某天，希勒去了盖恩斯维尔。“等见到她的收藏，我才明白她的意思。特藏室里书香洋溢，一部分是来自富丽堂皇的装潢，那大教堂式的天花板。但是见到十万本藏书，分门别类，井井有条，确实令人震撼。”希勒说他登时就想好了，“我要帮她。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古书商的目标就是为适当的顾客提供适当的书。那也是我的目标。如果做这个还能顺便赚点钱，当然再好不过了。”

露丝·鲍德温“从不访求珍本”，也显然没有列出搜求书单，不过希勒说她的藏书之中有一些稀世奇珍。“她的藏书的价值在于藏书本身，在于收集这些为刚刚认字的人、还买不起贵书的人而出版的图书。没有人会相信她曾花了上万美元买一本书，但事实如此。那本书叫《诗意花环》（ThePoetic Garland），我是用公事包装着送过去给她的，是她所藏的绝品之一。”

《诗意花环》于一八〇八年在伦敦由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刊印，共四卷，内有三十本古代的民间文艺小册子，书中有很多铜版画原作，有些还是手工上色。“她不敢相信世间居然还有此书。”希勒说。他们谈好价格为十万美元，他给了她“非常优惠”的付款条件，付款期长达数年。“我真的很想见到她收藏的这本书。直到今天，见到它在那里，我还觉得很高兴。”

丽塔·史密斯在一九八九年受雇出任该特藏室的编目员。鲍德温博士早在一九八八年退休，但她仍然极有影响力。史密斯说：“我和她共事了六个月，直到她去世。我受聘后，几乎立即就上班了，在头一个星期，忙得连为女儿蕾切尔安排日托的时间都没有。蕾切尔那时才十岁，非常懂事。有一天下午，我不得不带着她去上班，露丝不允许她坐在特藏室的桌子上，她只能坐在外面阅览室的桌子上。这不是蕾切尔是否看书的问题，甚至也不是靠近它们的问题，露丝就是不想让小孩子靠近她的藏书。”

丽塔·史密斯说，归根结底就是鲍德温博士“从未自认为要替任何人集藏图书，除了她本人。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她真的不想让任何人使用这些藏书。对我来说，向来明显觉得所有这些书都是她的。她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个特藏室的图书，都是小孩子用过的书，这很重要，但是特藏室不是为小孩设立的。”

另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就是鲍德温博士以得书为至乐，而一旦归为己有，则不是以读书为乐。史密斯说：“这件事很难解释，因为我不想自己听起来在说她不喜欢那些书，或者说她不喜欢拥有那些书。不过某本书一到手，她就兴趣大减了。”

“对她来说，猎书最重要。找到书，得到书，才觉得兴奋。她每次的旅行都是搜书之旅。她与家人在密歇根印第安河边有一个小屋，他们每隔一年去那里聚会。沿途每经过一个城市，他们都会停车去逛书店。她去英格兰看望妹妹，也是如此。就算退休了，她依然每个周六早上起床，赶去旧货市场。每个周一早上，她会带来在周末刚刚买到的一堆书，交给我们编目。”

我说道：“她不会放手不管。”

史密斯纠正我说：“她是不能放手不管。对她而言，那是全身心的投入，是生命中最大的爱好。我还要说，她是一个优秀的人，也不乏幽默感。她一心藏书搜书的方法对我很有启发。我真心喜欢这个精力充沛、个头瘦小的鲍德温博士。”

我们随意从架上抽取了一些书。显然我们细看的每本书都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书里的故事，另一个是书籍前主人留下的不加掩饰的痕迹。很多书的边缘都有损毁，书角磨损，书脊开裂，骑缝处变松；有一些书里面有涂画，有一些书有小小的指纹，是果酱和热巧克力的污迹。“孩子们的小手在一百年前翻开这些书，在书中读到有价值的东西。”史密斯说。“很多书还有题字呢。”她说道，很快就见到一本这样的书，确实如此。这本书的书名是《儿童喜爱的故事》（Stories Children Love），上面写着“送给多丽丝·诺克斯，妈妈，一八九六年夏天”，已经翻阅多次。史密斯又拿出一本，上面的题字是“加尔诗芙小姐赠书，雷蒙德·洛文斯，一八八〇年圣诞节”，很有可能是一个学生从老师那里获得的礼物。我们在另一书里还见到这句题词：“圣诞老人，他的朋友，圣尼古拉。”

“很多书里面都有这样的意外宝藏，”史密斯说，“得知你会记述露丝的事迹，我真的很高兴。她辛苦多年却默默无闻。我认为，她做了一件大好事，而且我认为这是后无来者的。如果今天要购买这样的东西，估计要花不少钱。当年她买这些书，只是花五十美分或者一美元。她经常走进一家书店，对店主说，你这里有两千本书，我出一千美元全要了，店家会想赚翻了。从现在算起，五十年后，谁会有五百本二十世纪中期的《金色童书》86，就我们了。”

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及手稿图书馆的核心是几十万册藏书，古今的智慧集萃于此。图书馆大楼离地面有六个阶梯层，赫然入目，尽显文字的宏伟辉煌。馆内的珍本秘籍存放玻璃墙后面，照明采用柔和的漫射光，成为各种展览的惹人注目的背景。一九九一年，有一场展览的主题尤为特别——“为我读一个故事，给我看一本书。”

如果说书籍是赏心悦目的东西，而且很多书都是那么精美。书籍的内容倒仅仅像是附加的功能了。儿童文学不仅极好地发挥作用，还带有其他如天真、乐趣、惊奇等内容。在每个有修养的社会，在每一代人，充满希望的孩子都有同样的请求：“为我读一个故事、给我看一本书。”

拜内克展览上展出的儿童书籍涵盖了各个范围、深度、成熟程度，这些书并非耶鲁的珍存，而是来自一位新泽西州女士的收藏。她不仅精选藏品以供展览，而且还监督藏书的安放，准备书目文字，撰写序言，构思展览的主题。她就是贝琪·B.雪利（Betsy B.Shirley）。此前，她在宾州的白兰地酒河博物馆做过一次藏品展览，名称就叫做“儿童之梦想花园”；而她一九九三年初在亚特兰大的海博物馆的展览，则名为“织梦人：美国儿童书籍插图家”。

贾斯汀·希勒谈到贝琪时说：“她总是精力充沛，待人接物谦虚有礼，令人觉得她的所有言谈举止无不令人肃然起敬，引入注目。她的收藏是私人所藏美国儿童读物中最精的。”

贝琪·B.雪利中的B是Beinecke（拜内克）的缩写，很容易让人认为她的藏书兴趣是受家族熏陶遗传。拜内克图书馆是在一九六三年由拜内克家族的埃德温、弗里德里克、沃尔特捐给耶鲁大学。三人均是S&H绿邮票公司的前身斯佩里-哈钦森公司的老板。三兄弟之中，要数埃德温最喜藏书。他收藏塞缪尔·约翰逊、罗伯特·L.斯蒂文森、古埃及纸莎纸草书、古代泥金装饰写本和摇篮本。这些书他全部都赠予了母校耶鲁大学。弗里德里克到了六十岁才开始藏书，不过一旦他对美国西部史料有了兴趣，就开始大力购求，藏品涵盖地图、手稿、书籍、小册子、严肃大报等。上述文献亦归于耶鲁，并另有捐款以保障可继续购藏。雪利女士的父亲沃尔特没有藏书，不过他慷慨参与了捐资兴建图书馆的事宜。

在一个夏日午后，雪利夫人向我介绍她的收藏，清言娓娓，令人陶醉。“我们家族称得上是世代爱书。不过我是等到几个女儿长大成人之后才开始收藏的，当时感觉有点无所事事。我先生卡尔忙于在地下室里捣鼓他的肯塔基来复枪，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打发时间。”我们谈话时，卡尔·雪利一直紧随在旁。后来他离开房间，回来时拿着一支长长的燧石发火来复枪。只见这把枪柄的装饰雕刻繁复，打磨精细又上了油，而且枪完全能用，让人深感佩服，毕竟他有逾二十五年的手艺经验。

“我想，帮卡尔找一本有关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或者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的插图书，上面又有肯塔基来复枪的图片，应该会蛮有趣的，”雪利夫人说，“一九七〇年我恰巧去贾斯汀·希勒在纽约的书店，这就是我着迷于儿童书籍世界的开始。卡尔得到那本布恩的书，而我呢，从此开始收藏，一发不可收了。”

最早期的儿童书籍都是“宗教、道德、说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小书，雪利夫人初时想收藏一八一五年左右的儿童书籍，“因为我知道它们有彩色插图，很好玩，很有意思。不过后来我意识到，其他所有儿童书籍也很有意思，我也应该收藏。当时收藏这类童书的人不多，所以价格不贵。其他收藏家都在追逐英国、法国、德国的初版本，不要美国的。因此我在这方面领先一步。”

贝琪·雪利的地下藏书室就有四千本藏书，另外还约有一千本放在整栋宅子的房间里。对于购藏的书籍，雪利夫人亲力亲为，编目、分类、上架一切都是靠自己。但是藏书的规模“谁也不清楚”，只是知道她收藏的范围与广度。“我要了解这些收藏，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亲自编目。”她说，这也是她不雇请专业的藏书管理人员来帮忙的原因。

贝琪家的地下室经过改建，沿着三面外墙及中央隔板两侧摆着一排排玻璃书柜。她说：“我不收藏教科书，不过那边也有一些。”她指的是那几架识字课本，“这边的都是有关课外爱好的，比如天文学，怎样表演杂技，有专门给男孩看的，专门给女孩看的，等等。这些呢，算是现代的吧，从一九二〇年到现在。”其他书柜满满的都是美国历史、地理、科学、礼品书、谐趣书（nonsense books）。她说：“获得考尔德科特儿童文学奖与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书放在这儿。”她说的是两项最有声望的儿童文学奖，一个是为了纪念著名的儿童读物插图画家伦道夫·考尔德科特（Randolph Caldecott），另一个是纪念十八世纪儿童书籍出版商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这里保存的是我收藏的所有狄更斯，没错，他是英国人，不过我不是弄虚作假，因为这些都是在美国刊印的初版本。这里是我收藏的鹅妈妈童谣书，坦白说，这些藏书真的很不错。”

其中有一些初版本，都是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名著，无须介绍。例如梅布尔·C.布拉格（Mabel C.Bragg）的《小火车做到了！》（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苏斯博士（Dr.Seuss）的《霍顿孵蛋》（Horton Hatches the Egg）、休·洛夫廷（Hugh Lofting）的《怪医杜立德》（The Story of Dr.Dolittle）、弗朗西丝·霍吉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密探》（The Spy）、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的《野兽出没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E.B.怀特的《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一本又一本，连绵不断，还有《拍拍小兔子》（Pat the Bunny）、二十世纪美国儿童文学名家马德琳·英格（Madeleine）的作品、《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摩托车》（Tom Swift and His Motorcycle）、《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鹿苑长春》（The Yearling）——“都是很有意思的书。”雪利夫人说。

此外还有十八世纪的识字课本，形状如船桨，亦即大家熟知的“角帖书”（hornbooks），其中一本是皮制，一本是银制。要制作角帖书，首先是准备一张纸，纸上印有字母表与主祷文，位于两者之间的“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一条再用从奶牛角上剥离的透明细条盖好。这类儿童启蒙书流行了二百五十年。雪利夫人还藏有殖民时期美国最流行的一部初级读本《新英格兰识字课本》（The New-England Primer）。

她还收藏了一些早期的字母书，例如《幼童ABC》与《新看图识字》；故事书则有深受喜爱的名著，例如霍桑的《神奇的故事》、塞缪尔·格里斯瓦德·古德里奇（Samuel Griswold Goodrich）的《彼得·帕利讲述的美国故事》（Tales of Peter Parley About America）、露丝·蒙哥马利（Lucy Montgomery）的《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的《男孩彭罗德的烦恼》（Penrod）；还有《鹅妈妈童谣集》（Space Child’s Mother Goose）这部儿歌集的多个版本，从一七九四年的以赛亚·托马斯刊印的版本到一九五八年的弗里德里克·温莎版。

其他藏书还有儿童诗歌、手工上色的小书、宗教书籍、女作家的著作、礼仪指南、有关美国南北的书籍，例如查尔斯·D.麦肯齐的《小男孩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Boy），一八六一年版；乔尔·钱德勒·哈里斯的《雷摩大叔》（Uncle Remus,His Songs and His Sayings：The Folk-Lore of the Old Plantation），一八八一年版。雪利夫人还藏有三封与青少年教育有关的书信。一封是乔治·华盛顿总统给侄儿的信，提醒他“勿再如男童嬉游，应培养大丈夫气度”。还有一封是后来的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十二岁时写给一位来自某西班牙港口的弟弟。另一封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恳求他的养子不要缺课，要多多互相通信。

她亦藏有曾是青少年禁书的作品，多半是那些出于“爱护后辈之心”的成年人所为。例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罗伯特·寇米耶（Robert Cormier）的《巧克力战争》（The Chocolate War）。有一本一九八三年版的《小红帽》，因为在艺术家特瑞纳·沙特·海曼（Trina Schart Hyman）的插图中，故事里的奶奶在午餐时喝葡萄酒。雪利夫人所藏的一本稀见书是作家兼插图艺术家加思·威廉斯（Garth Williams）出版于一九五八年的《兔子的婚礼》（The Rabbits’Wedding），这本故事书当时在美国多地被禁，原因是书中的一幅图描绘一只白兔子娶了一只黑兔子。

贝琪·雪利的收藏涵盖了美国儿童文学的方方面面。其中的插图童书，是她藏品的一方面，她宅子里的每个房间都可见到——厨房、饭厅、书斋、门厅、卧室，甚至浴室也有。只要有墙的地方，都可见到为童书创作的艺术大家原作，例如麦克斯菲尔德·帕里什、霍华德·派尔、莫里斯·森达克、菲利克斯·O.C.达利、A.B.弗罗斯特、E.W.肯贝尔、埃德温·艾比、温斯洛·霍默、柴尔德·哈萨姆、路德维希·比梅尔曼斯、罗克韦尔·肯特、约翰尼·格鲁埃尔、贾斯汀·霍华德、杰西·威尔科克斯·史密斯。有一些图片是已经出版的书籍的插图，另一些是素描草图，所有这些图片都清楚显示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在雪利夫人的客厅里，挂着一幅N.C.韦思（N.C.Wyeth）在一九一一年为《金银岛》作的油画原作，上面画着三个海盗，一个两手各拿着滑膛枪，一个手抓马刀，一个在升起画有骷髅头与人腿骨的海盗旗，这幅图画已为几百万读者所熟悉。还有帕尔默·考克斯（Palmer Cox）作于一八九一年的画作，画着坐在一张长桌上的几十个“精灵”，这幅画名叫《圣诞晚餐》（The Christmas Dinner），在亚特兰大的海博物馆展出时极受欢迎。

耶鲁大学与几乎所有其他美国大学一样，素来并未致力于搜集儿童文学书籍，原因之一是学者均不认真对待这类书。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才有改观。雪利夫人决定将她的藏书转交耶鲁拜内克图书馆，凭此一举便填补了该馆收藏的空白。同样的例子还有伊丽莎白·W.鲍尔（Elisabeth W.Ball）的遗赠，她与居住在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父亲乔治·A.鲍尔藏有包罗万有的重要儿童书古本，后来于一九八三年归于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其实，多数公共机构所藏的童书都归功于上述这些收藏家：贝琪·雪利、伊丽莎白·鲍尔、佛罗里达大学的露丝·鲍德温。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北美英国儿童文学善本，起自一五六六年，迄于一九一〇年，是英国埃德加·奥斯本与梅布尔·奥斯本夫妇（Edgar and Mabel Osborne）于一九四九年所赠。他们想在加拿大寻觅一个稳妥之处安放藏书，他们觉得他们收集如此广泛、如此上品的宝重之物，其他地方绝不可见。奥斯本所藏早期儿童书籍内有很多古代的奇货，称得上是人间孤本。

埃德加·奥斯本还记得他昔日是怎样开始藏书的。在为两卷本的藏书书目撰写的序言中，他写道：“当时我重返英格兰汉普郡的老家，在一次难得的时刻，就这样开始了藏书。那次我发现曾经爱不释手的童谣书堆放在杂物间里，无人问津。太太见到这些书也起了兴趣，她也想知道，是否还能找回她放在英格兰北部家里的那些小时候的图书。就这样，我们一起收藏，而且一直让我们乐在其中。我太太对此饶有兴致，直到一九四六年她去世。”

“这些书到达多伦多之后，大家才明白，一份举世无双的厚礼在我们手里了。”简·汤普森（Jean Thompson）在一九五八年奥斯本藏书书目中写道。“几百部为英语世界的儿童编写的书籍，涵盖了所有种类、所有时期。这些藏书将保留在此处，继续增加，旁边就是一个借阅甚多的大型儿童图书馆。加拿大没有悠久的历史，有了这份无价之宝的厚赠，就有了一份收藏，以后研究儿童文学的所有莘莘学子均可从中受益，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份加拿大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文献财富。”

在英国，经查尔斯王子向全国呼吁，募得一百万英镑，购入了艾奥娜·奥佩与彼得·奥佩（Iona and Peter Opie）儿童文学藏书，并于一九八八年转赠给牛津大学博德利藏书楼。奥佩夫妇的藏品共计有两万部珍本、连环图与其他短期出版物。四十年来，他们以此为主要文献来源，编撰了多部选本及学术著作，包括《牛津童谣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ursery Rhymes）、《学童传说及语言》（The Lore and Language of Schoolchildren）、《经典童话集》（The Classic Fairy Tales）、《街道与游乐场之儿童游戏》（Children’s Games in Street and Playground）。

贝琪·B.雪利藏书着重于美国儿童文学，这点值得注意，而过去三百年来，在美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之中，插图的传统极为重要。“从一开始，我就想要美国的东西，就算它们是复制英国的也可以，”她说，“我想，如果能够记录有史以来美国青少年读过什么书，就能多少弄清楚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怎样对待青少年，他们为青少年做了什么，过去有什么禁忌，南北战争时期对待双方的态度，诸如此类事情。”

她提到，一九四七年，格罗利耶书社举办过一次展览，名为“一九〇〇年前百部美国重要典籍”，展品就有二十九本儿童书籍或者供儿童朗读的书籍。一开始，她想把截止日期定在一九〇〇年，“可是那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将一九一二年才出版的《绿野仙踪》放进去了，我怎么能够就此放弃呢？”贝琪将捐给耶鲁的这批藏书，包含了直至今日的美国经历的全部要点，这可由儿童所读所乐的书反映出来。

拜内克图书馆近代藏书主管文森特·吉鲁解释道：“雪利夫人的收藏扩大了儿童文学收藏的范围。雪利藏书是一份非凡的记录，它记录了二十世纪儿童书籍的刊行，上溯至源头。有些情况下，雪利夫人力购而得到某些幸传孤本。她收了好几种极其重要的书刊，然而她不只是局限于藏书。她的藏品还有艺术原稿、手稿和书信，甚至一些日后成名的作家小时候写的东西。她在这个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吉鲁说，目前耶鲁大学英语系开设了一门儿童文学课程，很受欢迎，“所以这些藏品早已为课程提供帮助。不过它非常丰富，用来研究，可以有无限的可能。”

第十一章　有志竟成

对我来说，意第绪语和说意第绪语者的行为举止，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在意第绪语和意第绪风格的措辞中，能发现虔诚的喜悦，对生命的欲望，对救世主的渴念，忍耐，对人类个性的深为欣赏。意第绪语里有沉静的幽默，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点的成功，每一个爱的邂逅，都满怀感激。意第绪语没有高傲自大的心态。它不认为胜利是理所当然的。它没有要求，亦不施令，但是在种种毁灭它的力量中，它能应付，潜行，把自己偷带出去。它知道，在某处，上帝创造世界的计划仍是即将开始。

——摘自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一九七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致辞

阿伦·兰斯基（Aaron Lansky）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从罕布什尔学院毕业后，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继续深造。他认定自己一生的使命是要拯救书籍，保存一种濒临灭绝的文化。他曾向重要的犹太组织求助，得到的回答是：“意第绪语是一种死语言，何必浪费时间呢？回学校吧。去以色列吧。”

那时是一九七九年。十年后，我从一则简短的通讯社新闻中得知这位乐观多谋的青年如何从碎纸机和垃圾堆填区抢救出了众多意第绪语书籍，还荣获二十二万五千美元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该奖项久负盛名，首次颁发于一九八一年，获奖者有诗人、艺术家、小说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电影制片人，甚至还有一位小丑演员和一位木匠。但是在全部获奖者中，致力于保存记载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仅兰斯基一人。

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位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市中心区一幢砖砌老校舍里，离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成年后创作绝妙好诗的住宅只有四个街区。兰斯基说：“开始时，只是设想做一个两年的项目。当时大家都判断在全美也就七万五千本意第绪语书籍，不会花很长时间就可寻觅完毕。等到项目完成，我就可以回去继续自己的犹太研究的研究生项目，做一名老师。”结果在开始搜书的头八个月，就达到七万五千本。三年后，达到三十五万本，而且还在以每周一千本的速度源源不断地过来。

一九八〇年代末，兰斯基的藏书依然方兴未艾，分类上架的已近一百万本，存放在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市一座旧纸厂的第四层。自九十年代之后，五大洲共有一百五十家机构的图书馆收藏了几千册抢救出来的意第绪语图书，包括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如今意第绪语课本已经在教学中使用，全球约有五十座大学开始讲授综合意第绪课程，还拟定计划出版意第绪语重要作品的新版本。

兰斯基说：“我生长在一个爱书惜书的家庭，妈妈和祖母都酷爱读书。在犹太文化中，书籍一向是很重要的。要是书掉了，就要捡起来，亲吻一下。刚开始时这么做，是因为那些书都是祈祷书，后来逐渐变成对每本书都同样尊敬，不管内容是什么。”

一九七〇年代兰斯基踊跃参加政治活动，本来考虑跟随父亲入法律界。但到了一九七二年入读罕布什尔学院时，想到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他总是犹豫不决。“第一学期，我选了一门犹太人遭到纳粹大屠杀的课程。不久我了解到犹太文化被毁的程度，我还发现，对犹太人文化是怎样繁荣的，兴趣不是很大，倒是对丰富的犹太文化本身更有兴趣。纳粹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出于邪恶意图的做法。我想知道的是，纳粹想要灭绝的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罕布什尔学院位于阿默斯特附近，是一所非传统的学院，鼓励“自由的知识探索”。学院应允兰斯基和一位对犹太文化有兴趣的教授共同研究犹太历史。两人发现，自公元九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近一千年间，约有九成的犹太人都是使用意第绪语作为首要口语。“我研究得越多，越是认识到如果我要了解这些人是谁，就要明白他们的经历。换言之，就是要学会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曾经是东欧地区犹太民众的土语，但我是一个归化美国人，与意第绪语毕竟有隔膜。小时候我在屋里听过意第绪语‘di eyniklekh zoln nisht farshteyn’，意思是‘孙辈不应明白’。”

其时美国只有三所学院开了意第绪语课程。在罕布什尔学院，兰斯基可以随意选修课程，他就“开始寻找老师”，最后在小镇另一边的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找到了讲授西班牙语的朱尔斯·皮克士（Jules Piccus）博士，“一位精力充沛的老师，白发满头，蓬蓬松松，一脸白胡子。”他懂得二十种语言，精通意第绪语，在学术界声名显赫。“他同意给一个小班的学生讲课，不是正式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学习。每次上课，我们带上一瓶红酒，一块家里做的面包，作为学费。我们每星期见一次，这样持续了两年，每次的课时三到五个钟头。”

一九七六年，兰斯基从罕布什尔学院毕业，转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读研究生，导师名叫鲁思·M.维斯（Ruth M.Wisse）。兰斯基写硕士论文时，决定以肖洛姆·延基夫·阿布拉莫维奇（Sholem Yankev Abramovitch，1836—1917）为题目。肖洛姆发表小说时用的笔名是孟德尔（Mendele Moykher Sforim），意思是“流动小书贩”。孟德尔的小说《小男人》（Dos Kleyne Mentschele）发表于一八六四年，公认为意第绪语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几年后，兰斯基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写道，“孟德尔和当代人一样，对意第绪语有偏见，认为它丑陋、非法，至少不讨人爱”，只是为了要有更多读者的“必要邪恶”，不过等到这位作家“有了突破”，开始用意第绪语写作时，就再不回头了。“他开始不再那么把意第绪语视为宣传工具了，而是将它本身视为一种艺术媒介。”

约在此时，兰斯基开始为论文作研究，他收到俄亥俄州一位朋友的信，告诉他某位犹太教拉比去世后留下了九百本意第绪语书籍。“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书，就把它们打成碎纸。随后不久，我回新贝德福德市看望父母，顺便去了我们的犹太教堂和拉比谈谈。我进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个果篮，装满了意第绪语旧书，其中就有孟德尔的作品集。我就说，‘拉比阁下，打扰一下，地上果篮里的孟德尔作品是怎么回事呢？’”

拉比说，在某个葬礼上，这些书将要与一些希伯来祈祷书的碎纸一起埋起来。“他们将要把这些书和那些无法再用的祈祷书埋在一起。给无法再用的破旧书籍举行一个恰当的葬礼，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犹太传统。他说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些书，没人想要。‘如果你想要，就拿去吧。’于是我就把果篮放在肩膀上，说道，‘拉比阁下，我知道有几十个人看得懂这些书，如果您有更多的这类书籍，请打电话给我父母，他们会很高兴过来拿的。’然后我就回麦吉尔了，心想，像这样我都能在新贝德福德找到书，那么在蒙特利尔岂不是能找到更多？”

于是，兰斯基开始留心搜访。开始时他在加拿大觅书是骑自行车，后来是骑摩托车。“有人给我电话，我就从城市的一头去另一头。等到回过神一看，房间已堆满了书。厨房，浴室，能见到的地方都是书，完全失控了。我掉进书海了。”不久，他意外接到家里的电话。“是我妈妈。她说，‘阿伦，我想你得赶快回来看看了。拉比给了我们那么多书，我们都担心房子的二楼要塌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书“越堆越多”，兰斯基陷入矛盾之中。“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上课，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又在争论要去哪里找我们研究所需的书籍，我想，这真荒谬啊。这头是在学院找不到想要的书，那头却在毁弃书，该做点事了。”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就是成立一个保存意第绪语书籍的中心。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从此诞生了。

当时在麦吉尔大学作犹太研究的鲁思·M.维斯（Ruth M.Wisse）教授鼓励兰斯基。维斯教授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她说：“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记得我说过，这是犹太公共生活的急待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人去收藏这些书籍。这是非常特别的情况，特别是大家都认为犹太人是世界上最爱读书的民族。这么一个十分注重文化的民族，突然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没有流传下去。”

她忆起对阿伦·兰斯基的早年印象。“他有那种当时人称‘佩花嬉皮士’的特质，是个非常斯文的年轻人。不过我也看到他身上有企业家精神，一种真正的美国精神。我认为，这也是他的书籍中心运营得如此成功的原因吧。他的方法是非常实际的，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不会沉溺于多愁善感之中。他成功了。他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开始项目前，兰斯基向美国“所有重要的犹太组织”寻求财政支援。“我穿上笔挺的西装，坐火车到纽约，他们所有人都跟我说，‘意第绪语是死语言，你干吗要在这浪费时间呢？’基本都是这种态度，他们也没有闲钱用来买书。那好吧，我可不能无所事事，和那些人争辩，再这样过十年。我必须出去做点事。我知道那些书正在被毁呢。”

如此让人心寒的损失是什么力量导致的呢？兰斯基解释道：“比如说，祖父母辈去世后，儿女过来清理房子，发现了一堆旧书，是用他们看不懂的语言写的，他们就把书当垃圾扔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犹太人向来以爱书著称，而今对书籍如此漠然，思之让人倍觉心酸。他解释说：“犹太人是‘am hamsefer’，是‘诵读犹太古经的民族’。”意第绪语是用希伯来字体书写，含有来自德语、希伯来语、斯拉夫语的借词。它和希伯来语一样，阅读时都是从右往左。在一千年间的多数时间里，意第绪语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泛指中欧、东欧的犹太人）的主要语言。到了十九世纪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了全世界犹太人的九成左右。其他各种语言几乎都有确认的故土，但意第绪语却没有。它应是在中欧发展而成，语言历史学家把它定为西日耳曼语。根据社会语言学家约书亚·A.菲什曼（Joshua A.Fishman）在其论文《意第绪语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Yiddish）中称，一九四〇年，有一千零七十万人把意第绪语作为第一语言，四十年后，数字减少到三百七十万，大多数都是老人，并且没有把这个传统传给后辈。不过哈西迪族犹太人继续使用这种语言，因此菲什曼认为，截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讲意第绪语的人数应该稳定在两百万左右。

兰斯基解释说：“只要传统世界保持完整，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写作，意第绪语就还是土语。等到旧世界开始四分五裂，犹太人突然不得不琢磨在当代世界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就利用这种描述犹太人日常经历的土语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

迄今为止，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中要数已故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最为杰出。辛格小时候在华沙的家里跟做拉比的父亲学会了意第绪语，一直用意第绪语写作，不过成年后，他多数时候是在纽约度过。辛格在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成立初期即给予支持，让中心获得信任和生存机会，他也一直担任中心的名誉董事，直到一九九一年逝世。一九七八年，辛格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对自己的母语作了令人动容的赞辞。他先用意第绪语说：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予我的殊荣，也是对意第绪语的表彰。意第绪语是一种流亡者的语言，没有国土，没有边疆，不受任何政府支持；意第绪语中没有武器、弹药、军事演习、战略等词汇；意第绪语受到非犹太教徒和已解放的犹太人蔑视。”接着他又用英语说道：“有些人称意第绪语是一种死语言，不过二〇〇〇年以来，希伯来语也被称为死语言。”但是他强调，意第绪语“还没有死亡”；它“蕴藏着世人还未看到的财富”。他断定，意第绪语是“我们所有人的明智而谦卑的语言，是受到惊吓和怀有希望的人类的语言”。

尽管辛格雄辩高谈，但是现实情况是除以色列之外，极少有人还在用意第绪语作为他们的首要表达工具。纽约市耶沃犹太研究院图书馆长扎克利·M.贝克（Zachary M.Baker）称，每年出版的意第绪语小说、诗歌和非虚构作品约有百种，多数是在以色列。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每年的意第绪语新书平均有一千种。兰斯基说：“一九三九年，有一千一百万人讲意第绪语，到一九四五年前，近一半讲意第绪语的人被杀害。因此这种文化在欧洲差不多已被连根拔起。所以我说，过去一千年的犹太历史存在于那些书里面。它们是全部犹太文化的贮藏所。”

耶鲁大学比较文学与希伯来语布劳斯坦讲座教授本杰明·哈沙夫（Benjamin Harshav）在他的研究《意第绪语之意义》（The Meaning of Yiddish）中也直言，“希特勒与斯大林摧毁了意第绪文化在欧洲的堡垒，此言不虚。犹太人死了三分之一，但还是幸存下来了。然而意第绪语被彻底毁灭了。斯大林杀了意第绪语作家，希特勒杀了意第绪语作家和读者。讲意第绪语的人群不复存在了。”可是哈沙夫也承认，即使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前，同化的潮流已经是“无处不在，势不可挡”。在北美洲，移民的孩子都选择学习英语。在一九二〇年代，也曾有人试图在纽约公立学校讲授意第绪语，结果以失败告终，令人感觉凄凉。后来希伯来文在以色列逐渐成为官方语言，意第绪语虽有“大量报纸和数百万读者”，却开始衰亡。“要用分离的、文化上自主、浸润了历史价值、盘根错节的犹太语言来创造现代的、世界性的文化，这种尝试难逃失败的厄运。作家意识到他们的读者群在减少，这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悲剧。”

由此可见，兰斯基的使命不只限于拯救记录一种生活方式的书籍。由于多数时候都在美国活动，他就决定不在蒙特利尔市建立他的组织机构。“我也决定不选纽约，因为那里已经有很多古老的犹太团体，太多的明争暗斗，我想避开。我不想打任何旧仗。我们要做的是宏伟大业，这是最根本的。我的目标就是把书传给下一代人。”

一九七九年，兰斯基成立国立意第绪书籍交易所，次年组建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筹建之初，他得到了罕布什尔学院、阿默斯特学院、霍利奧克山学院、史密斯学院、麻省大学的支持。上述五所学府均位于阿默斯特市二十英里半径范围内，均允许他以五校的名义开展该项目。一九八〇年六月，兰斯基组建的中心在离北安普敦史密斯学院校园两英里的某旧工厂顶楼开业。房租获准三个月后再补交。中心的办公室设备有一张野餐桌子和两个临时搭配的书柜。为了节约成本，他要与一位纺织工、一位制陶工、一位卖山羊毛的女人同时共处一室。

这位现年二十四岁的中心执行理事靠着一台政府资助的打字机，发布了大量新闻稿。到了七月，小说家利昂·乌里斯（Leon Uris）八十六岁的父亲威廉写来一封信，“我有三百本意第绪语书籍，这些书没有散落在阁楼和地下室，而是妥善保存在我家里。问题是我怎样把书送到您那里？”两个月后，民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遗孀玛乔莉（Marjorie）发来一封信，“寄出此信是想看看阁下对我的一批家族藏书是否有兴趣？家母艾丽萨·格林布拉特（Aliza Greenblatt）是一位诗人，她的很多朋友都是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

兰斯基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几条规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欢迎任何意第绪语印刷品。兰斯基解释道：“在文学史上，现在要判断是否为重要作品，还为时过早。另一条规定是我们只接受捐赠。我们从来没有买过一本书。”在头五年，最注重的是收藏。兰斯基经常独自开着租来或者借自周围学院的小货车外出。他说：“一有人告诉我外面的废品堆里有书，我就会想方设法去那里取书。一九八一年，我接到一个纽约朋友的电话，说在第十六大街的某栋大楼里，有工人偶然发现了一个有着八千本意第绪语藏书的图书馆。所有书都被堆放在外面的大垃圾卡车里。那时是隆冬。”兰斯基紧急召集了几个帮手，赶往纽约，在寒雨夹雪中忙了一整夜，终于把这批被丢弃的藏书装满了一辆租来的卡车，带回马萨诸塞州。

图书日渐堆积，影响也日广。一九八一年二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特写，引来好几百个询问。越来越多的人捐书，有人捐款，还有人志愿过来帮忙。三个月后，阿默斯特市允许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免费使用旧东街学校。到了一九八三年年底，这栋大楼已堆满了三十万册书，其他的还在源源不断地过来。一九八四年，中心发出紧急呼吁，倡议为设立更多的储存设施而筹款，捐助从世界各地涌来，兰斯基得以在霍利奥克市中心区租下了某旧纸厂面积宽敞的四楼。霍利奥克市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康涅狄格河岸边，是一个日渐衰落的工业城市。四楼的设施称为意第绪图书中心附楼，长约一个足球场，空间有两万五千平方英尺，足以容纳全部图书。一九九〇年，中心庆祝十年典礼时，该仓库已入藏一百万册书籍。

若是单靠一己之力，兰斯基显然不能搜藏所有这些书籍。他需要帮助。他招募了一批志愿者，他们称为“詹布乐”（zambler），在意第绪语中意为“收藏家”。二十世纪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是兰斯基仰慕的先贤。他沿袭了杜布诺夫在研究中获取原始材料的方法。“我开始筹划图书中心时，杜布诺夫是我的知识导师，我想我们可以恢复他的‘詹布乐’的理念，就是寻找愿意出来帮忙保存这些文献的人。依照杜布诺夫的做法，要把文献材料进行归档。而我们搜寻的是书籍。不过我做的是在北美洲重新创造杜布诺夫那种‘詹布乐’网络。”

十年间，美国和加拿大已经有超过两百名“詹布乐”为兰斯基工作过，多数都是老人，和他一样有时不我待之感。例如内森·斯科尔尼克和太太索雷尔居住在纽约市北部，离中心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夫妇俩在临近八十岁时开始帮忙收集意第绪语书，一直忙到八十多岁。索雷尔在一九二〇年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经说过“如果大熔炉指的是要抛弃我的母语，我才不想融入其中”。兰斯基称赞她单枪匹马就找到了五千多册书。来自洛杉矶的雅各布·谢弗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据兰斯基说，“他是我们至今为止最积极的‘詹布乐’，总是不知疲倦，开着一辆雪佛兰新星款旧车，在加州到处找书。我们估计他为我们收集了四万多本书。”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威尔道夫伉俪莫里斯和莎拉也是一样的尽心尽力。兰斯基说，每次中心有人去纽约，总能从威尔道夫家的车库里拿到书。

据兰斯基估计，全部意第绪语书籍里面仅有0.5%出了英译本，所以大部分初版本就是惟一的版本。作为文学语言的意第绪语盛行还不满百年，因此有可能估算已印出过多少书。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老人辞世或者进入老人院，早年中心有大量藏书流入的兴旺场景已是少之又少了。兰斯基说：“不过我们每年仍然可入藏五万本，每周约一千本。”

中心亦已开始向其他机构转让书籍。兰斯基说：“目前我们有近一万本流出，每年的订单都会比上一年翻倍。”书籍能被订购，当然是有人要才行，所以创造需求成了兰斯基的第二件大事。“我们开始建立中心时，没人要这些书；他们把书扔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教导全世界，为什么它们很重要。”

购书订单几乎是随即而来，但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取得重大突破。耶鲁大学宣布从该中心采购一万册书，购书资金来自纽约市的纽曼夫妇约莎琳和约瑟夫。兰斯基说：“耶鲁宣布，任何人要获得近现代犹太研究的奖学金，就要学会意第绪语。这表明我们从开始所做的一切没有白费。”

随着更多的机构订书并开设意第绪语课程，兰斯基也觉得自己的使命有了变化。他预计：“今后十年、二十年，我花在抢救书的时间会比现在大量减少，可是我却有更多工作要做。我很喜欢的项目之一就是着手重新发行意第绪语文学作品。复制版不尽如人意，因为在任何一本已有的意第绪语书籍中，会有一成半到两成的词语在意第绪语词典中无法找到。总有来自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的词语，而涵义却不同。因此我们会创办一个数据库。我们或许还会把整本小说输入电脑，与数据库互相比较，找出词典中没收入的词语。”新版本会附有注释。等到把那些以前书目未收的文献材料录入之后，“我们会与仍然活跃的学者和犹太前辈识别这些词语、习语与文化异事，当代读者已经无法认出这些了。我们重印的书籍里，在每一页意第绪语文本的下方，都会给出含有新译文和解释的英文脚注。”

我与阿伦·兰斯基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九〇年。当时三十四岁的他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忙着回收意第绪书籍的项目。他经常出差去做演讲，筹款，组织暑假实习生项目，制订新计划，忙于中心的一本新闻杂志《小书贩》（The Book Peddler）。“我妈总跟我说凡事要慢慢来，该找一个贤惠的犹太裔妻子成家立室了。”这位年轻的单身汉一边说，一边害羞地耸耸肩。其实想为他牵线搭桥的不在少数，大家都想让他赶紧踏实过好日子。

两年半之后，重访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的时候到了。近期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则新闻，说兰斯基从纽约带回了一部老式莱诺铸排机，在霍利奥克山的附楼重新装配好，称这是美国仅有的仍可活字合金打印意第绪语的机器。此外，兰斯基还接受了霍利奥克山学院每年一美元的租金，使用一幢旧宅，外面可看到马萨诸塞州西部绵延的山麓景色。他也将图书中心的总部从阿默斯特迁到南哈德利。这些安排虽不是永久的，不过还是得以从容迁到了罕布什尔学院校园对面的新家。一九九四年秋，在一片曾是苹果园的土地上，新图书中心大楼动工，造价四百万美元，预计一九九六年对外开放。

我和兰斯基叙旧完毕，留意到他的左手戴了婚戒，感到很高兴。“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他满脸笑容说道，还给我看他女儿莎拉的照片。他又说：“这不是说做事从此放慢了，只是表明如今多了妻子盖尔来帮忙。”

兰斯基依然常常在晚上独自去霍利奥克的附楼看看，以保证一切正常。他说：“我进入厂房里不是去寻求宗教体验，我去那里的原因也许有警报响了。”但是等到处理好事情，关了灯，他总是会停留片刻，然后才关门回家。

他说：“一千年的生活、元气与文化都在那些书架上了。我从来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黑暗中，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一百万本书的重量。随着自己年龄渐大，又有了孩子，我对所有一切的感悟更为深入，因为如今那个孩子证明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用的。她更让我想到，我拯救那些书籍是为了谁。”

一八七四年，阿瑟·阿方索·朔姆堡（Arthur Alfonso Schomburg）出生于波多黎各，是一名非婚生子。母亲叫玛丽·约瑟夫，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做过洗衣女工。父亲卡洛斯·费德里科·朔姆堡是一名商人，生于德国，身世复杂，当时住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阿瑟虽然随父姓，却没有证据表明他作为朔姆堡这个波多黎各名门望族的继承人受过抚养。一九一一年，阿瑟·朔姆堡迁到纽约，一直住到一九三八年去世。为他撰写传记的埃莉诺·辛尼特（Elinor Des Verney Sinnette）指出，朔姆堡和很多其他早期的黑人藏书家一样，藏书不是“以此道遣怀”，而是要肩负“记录他们的种族历史”的使命。他不是第一位黑人收藏家，但却是投入了最多精力的一位。他身后的遗产就是位于纽约哈莱姆区的朔姆堡黑人文化研究中心，隶属纽约公共图书馆，是世界上研究黑人文化的最佳图书馆之一。

很多人都认识到，有必要记录黑人历史，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段时间。这里面有一位就是费城的威廉·多尔西（William Dorsey）。他是美国黑人历史协会的监护人，耗尽精力编纂了三百八十八本资料汇编，内容是一八七三年到一九〇三年发行的报纸剪报，数量有几千条。他保存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当时黑人的日常活动，内有很多讣告、社会活动的邀请函、政治大报。一九二三年多尔西去世后，这些资料汇编存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切尼州立大学，无人问津，被人遗忘达半个世纪。直到一九七六年，一位大学生才在该校图书馆地下室的活动墙壁后面重新发现它们。从此，这些文献成为那个关键过渡时期黑人城市生活详细历史的原始资料。

阿瑟·阿方索·朔姆堡和多尔西不同，他要确保自己的努力不受忽视。一九八三年，霍华德大学举办“黑人藏书家与收藏家：保存黑人历史的人”研讨会。与会的辛尼特博士称，她在研究中发现朔姆堡留下的文件中有两张打字机打印的纸，上面引用了加州藏书家休伯特·豪·班克罗夫（Hubert Howe Bancroft）的话。在其中一张纸上，“黑人”被形容为“无能又不可靠”的公民，“令人讨厌至极”，很有可能“一直如此”。而在第二张纸上，朔姆堡还原文摘录了班克罗夫的话：“他（黑人）可能博学多才，他可能胸怀大志，但是他总是脱不了无知和被奴役的标记，他和他的孩子，永远如此。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他的。我们不需要黑人，以后也绝不需要。”在第二张纸的底部，朔姆堡用粗体字写道：“我们黑人的历史学家去哪里了？他们是我们的保卫人啊，怎会让班克罗夫对黑人犯下如此卑劣的罪行？”

多尔西、朔姆堡、杰西·E.穆尔兰（Jesse E.Moorland）、马库斯·贾维（Marcus Garvey）等早期的黑人收藏家，他们既收藏驳斥愚昧迂腐之见的材料，也收藏造谣中伤黑人的材料。辛尼特博士写道：“这些黑人收藏家先驱者所生存的社会不但否认他们的人性，似乎还怀疑他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因此在他们的收藏中看到以下这些所谓“科学”论著也就不足为奇了——查尔斯·H.麦科德（Charles H.McCord）在一九一四年发表的《论美国黑人的依赖性、缺陷和过失》（The American Negro as a Dependant,Defective and Delinquent）、罗伯特·比恩（Robert Bean）在一九〇六年于《美国解剖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发表的论文《论黑人大脑的某些种族特质》（Some Racial Peculiarities of the Negro Brain）。

朔姆堡与好友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积极参与哈莱姆文艺复兴。他在一九一三年写道：“在曙光初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未来的背景。至于他是来自高等学府讲堂的学者，还是来自乡野村郊的普通民众，这并不重要。”三年后，他协助成立了黑人藏书家交流社（Negro Book Collectors Exchange），致力于联络“散布在全美国、非洲、西印度群岛、南非和欧洲的所有黑人藏书家”，呼吁他们提供各自藏书的书目。辛尼特博士写道：“他们因为共同的原因走到一起，他们都有同样的热诚，要找出黑人的历史成就的证据。他们结为密友，互相通信，互相观看藏书，一起去猎书，享受着同好之间的情谊。”

朔姆堡是交流社里面最活跃的人物。那时他在华尔街的信孚银行担任职员已有二十三年，但他把收藏视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他与一位富有的白人律师阿瑟·斯平加恩（Arthur Spingarn）成了好友，不过两人在收藏上互有竞争。斯平加恩原先收藏英国文学作品，后来他参与了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兴趣转向收藏黑人作家的作品。一九一一年，斯平加恩担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顾问，不久他开始搜集参考图书，后来逐渐转成收藏。《黑人文摘》（Negro Digest）杂志在一九六二年的一篇文章中形容他是为民权而斗争的“白人斗士”。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他担任协进会的主席。

斯平加恩的藏书、期刊、海报、演讲辞、书信、短期出版物，共计有五千件。霍华德大学在一九四六年购入这批藏品，与杰西·E.穆尔兰的藏品合并，组成了穆尔兰-斯平加恩研究中心。斯平加恩以收藏古巴黑人、巴西黑人、海地黑人的作品尤为见长，另有很多珍稀本。据霍华德大学所藏的一份未刊本回忆录记载，斯平加恩回忆说，他“早在‘一战’之前”就认识了朔姆堡。身为律师的斯平加恩承认，自己虽比收藏对手朔姆堡有更多机会去外地，但是他总是发现自己比不过对手。“每次我找到与黑人书籍相关的有趣线索时，总是发现朔姆堡已捷足先登，或者紧随其后。”斯平加恩回忆道，有好几次，他看到朔姆堡“走近一大堆显然一钱不值的东西，准确地从成堆杂物里面找出一两部珍本。如果是不够认真留心的收藏家可能就此错过了。我一直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找到它们的，只能说他嗅到味了吧”。朔姆堡藏书能取得如此非比寻常的成功，靠的是“不厌其烦”，还有“找到珍稀善本的第六感”。

朔姆堡收入不高，去外地的机会也不多，但他的收藏之深广并未因此而受限。他与全美和外国的书商都有书信往还，都相信他在收藏“世界各地与黑人有关的”文献资料。同时他在全世界都有朋友和熟人的圈子，他们会帮忙时刻留意。有一次，海地一名中学教师写信给朔姆堡，希望找一名笔友。这位老师很快就跟他说，经过努力帮朔姆堡找到了一批海地黑人的文献。另一次，朔姆堡请一位拟去百慕大度假的钢琴家在那里帮忙寻找黑人写的乐谱。他的好友阿兰·洛克（Alain Locke）常去欧洲，他就定期给洛克寄求书单；他也请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son）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帮忙。兰斯顿·休斯在苏联为朔姆堡找到了几份物品，是与普希金的黑人母亲和莎剧黑人演员艾拉·奥尔德里奇（Ira Aldridge）有关的，都寄给了这位纽约好友。有一次，得悉有一批黑人教育家、政治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的文件资料在某位利比里亚女士的手上，朔姆堡就请求美国赴利比里亚的特使A.莱斯特·沃尔顿（A.Lester Walton）阁下购入。他在一九三七年给沃尔顿的信中说：“在白蚁把它们当成美餐之前”，也许有“一些”文件可由朔姆堡购藏。

朔姆堡藏品中的孤稿秘籍来自世界各地，但他本人踏出国门只有一次。后来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出价一万美元买下了朔姆堡的收藏，不久之后，他才在一九二六年夏天，乘坐曼纽尔阿努斯号轮船去西班牙。他给一位朋友写信道：“在启程前夜，对于我们多年来在这个大有用处的葡萄园为黑人民族所付出的辛劳87，在此向您谨表谢意。现在我负着爱的使命出发，再次去寻获我的失落传统。”

一九二九年，朔姆堡从信孚银行退休，时年五十九岁。他很快应聘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费斯克大学协助整理黑人历史档案。一九三二年，他重返纽约，主管在六年前他售予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藏品，从此孜孜不倦地监管这批财富，直到一九三八年去世。由于得到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些支持，朔姆堡改善了藏品的质量，继续向朋友们寻求帮助。在物质匮乏的大萧条年代，有好几次他还没有征得纽约公共图书馆上级的同意就已订购书籍，希望他的周密安排日后多少能发挥效果。有时候，图书馆会代为付款，但大多数时候都不付款，朔姆堡总是想方设法凑齐钱，时常要自己掏腰包。

朔姆堡到全国各地演讲，宣传黑人传统和文化。他接受的正式教育不多，不过他从自己的藏书学习，用自学的知识为《危机》（Crisis）和《机会》（Opportunity）等期刊撰写见解精辟的文章。他最出名的文章《黑人挖掘自己的往事》（The Negro Digs Up His Past）刊登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号的《图像调查》（Survey Graphic）上，这本杂志致力于报道一九二〇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同年不久，朔姆堡此文在阿兰·洛克编辑的重要文选《新黑人》（The New Negro）上重登。朔姆堡写道：“历史必须恢复奴隶制所剥夺的一切，因为当代人必须修补和抵偿奴隶制造成的社会破坏。黑人向来没有历史，因为黑人向来被认为是没有宝贵文化的种族。”

查尔斯·L.布洛克森（Charles L.Blockson）的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曾形容他属于那种“恢复你对人类的信心”的年轻人。而对手教练对这个后卫在球场上的勇猛性格也同样印象深刻：“布洛克森就是要抱球跑过别人，他不爱耍花架子。”

布洛克森在宾州州立大学的四年，正值一九五〇年代。他的绰号叫“大炸弹”，曾三次入选代表宾大的橄榄球劲旅“尼特尼狮子队”，得过一次校队奖章。他在球场上与伦尼·穆尔（Lenny Moore）同队打后卫，在罗斯福·格里尔（Roosevelt Grier）后面当擒抱。他们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的纪录是21：9。布洛克森还是大学田径明星，投掷铅球和铁饼。早在宾州诺里斯敦中学读书时，他已参加田径比赛，半英里码跑、四四〇码跑、八八〇码跑接力赛。多年后，布洛克森翻阅着他的一些成绩剪贴簿时说道：“我也曾想过参加十项全能比赛，但是撑杆跳不行。”

一九五六年，布洛克森在纽约巨人队试用期满，本来可加入该队，他却拒绝了。近四十年后，他的个人档案里仍然还留着这份合同，只是没有签名而已。“对我来说那不是什么艰难的决定。我爱运动，也敬重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在我的生命中还可以做其他事情。我从初中起就把身体献给体育了，我想把心灵留给自己。”

很多体育迷都知道，伦尼·穆尔与罗斯福·格里尔后来历经打拼终成体坛明星。入选橄榄球名人堂的后卫穆尔回忆说，得知这位身高六点三英尺、体重二百一十五磅的大学队友“淡然”拒绝加盟巨人队，他“大吃一惊”。当时穆尔自己也是刚刚加入巴尔的摩小马队，他还记得收到了一年前加入巨人队的新丁罗斯福·格里尔的电话。穆尔说：“我和查尔斯从中学时就认识了。我为雷丁队效力，他为诺里斯敦队效力。说他是宾州最好的运动员，绝无问题，而且还是全能的。看看他的田径纪录，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比别人块头都高大，不用去想怎样绕过别人。他和你相撞时，砰的一声，感到好像撞到了线卫。”

穆尔说，两人读中学时是对手，在宾州州立大学读大一时同住一室，成了好友。“罗塞88跟我说查尔斯离开了巨人队的训练营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罗塞说查尔斯已经获准加入球队，可他就那么离开了。黑人哥们儿拒绝专业体育职业，不管现在还是以前，都没几个。那时候极少有值得大家崇拜的黑人英雄，如果你想发展，运气够好的话，就要一炮打响。”

伦尼当时有所不知，他的朋友最想做一个“黑人藏书家”，多年后他才明白。一九八四年，查尔斯·L.布洛克森美国黑人藏书展在费城坦普尔大学开幕，有藏书、小册子、画片、手稿、纪事文件、海报、照片、活页乐谱、正式大报，共计两万件。这些丰富的藏品证明了他作为藏书家的骄人成就。其后十年，布洛克森继续收藏，从未间断，藏品的数目已逾八万件，增加了四倍。

坦普尔大学校长彼得·J.利亚库拉斯在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查尔斯·布洛克森收藏中最重要的就是布洛克森本人。”他的藏品送到坦普尔大学时，布洛克森随之过来当馆长，这在众人意料之中。他还可以自主增加收藏的方向，并为坦普尔大学与学术社群牵线搭桥，从而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藏品，这些都是同样重要的。

利亚库拉斯说：“查尔斯与各种人都熟络，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学者，老师，学生，小孩，各色各样的人，他都能相处融洽。我把他的收藏放在本校最有声誉的大楼里，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他过来坦普尔时，刚好遇到我们要树立学校自信的形象，要为所有人服务。孩子们能进入校长室所在的办公楼，了解他们的祖先，而查尔斯·布洛克森就陪伴在他们身旁。”

利亚库拉斯解释道，专业人员不会像布洛克森那样主动收藏。“进行公共机构式的收藏很像获得研究项目的批准。得到最多资助的项目需要受到同行的审查，所以不会冒太大风险，可以很稳当。只有不受这些程序拘束的人才会在最新颖的资源上发展。特立独行的人是社会的创新者，这个不是秘密。查尔斯不是商人，也不是专业学者；他是艺术家和收藏家。我的工作就是让他自由自在，让他茁壮成长。”

布洛克森解释说，收藏是“我的灵魂的延伸”，并强调说它们为他自己的写作提供了原始资料来源。他在多本杂志发表过文章，还出过书。比如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宾夕法尼亚州黑人历史》（Pennsylvania’s Black History），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黑人谱系》（Black Genealogy），如今均被公认是有兴趣寻根的非裔美国人必读的参考资料。一九八四年七月，《国家地理》杂志用了三十六页的篇幅刊载了布洛克森的文章《逃离奴隶制：地下铁路》（Escape from Slavery：The Underground Railroad）89，并列为封面文章。三年之后，布洛克森增补这篇文章，写成《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一书，以第一人称叙述早期黑奴逃离奴役的经历。布洛克森做这些事情，是受曾祖父经历的启发。他在小时候就听说过曾祖父在一八五六年逃奔自由的故事。

布洛克森的父母生了九个孩子，他是老大。他还记得，自己满怀敬畏之情，听祖父讲曾祖父詹姆斯·布洛克森（James Blockson）从服苦役的特拉华州逃往加拿大，“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岁月里，他怎样与千百万黑奴沿着不为人知的线路逃往北方，躲藏在秘密地点之中。”曾祖父一直在“心里保留着地下铁路的秘密直到去世”。布洛克森认为家族故事启发他“自小开始收集美国黑人的资料，特别是‘地下铁路’”。

布洛克森决定写书，还要收藏黑人历史和文学作品，源于他的另一个童年经历。如今他提起此事，已无恨意，只是对于促使他收集先人编年史记录的力量给了更多的解释。他说：“我八岁时，读四年级。我问一位老师，黑人是否有历史。那时班上应有三个黑人学生，我的问题就是‘黑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吗？’我当然知道布克·T.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卡弗，我的偶像是杰西·欧文斯、保罗·罗伯逊，但是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人，好像黑人从来没有参与美国的建国历程。她答道，‘没有，黑人没有历史。他们生来就是为白人服务的。’”

也许是巧合，五十年后，即一九九一年，诺里斯敦市为布洛克森设立感谢日。市长、州长、宾州两个议会、费城市议会都发表声明表示祝贺。截至当时，布洛克森已获得了维拉诺瓦大学和林肯大学的荣誉学位，也常常受邀作关于黑人历史的演讲。对于所有这些赞扬，他说最有意义的称赞来自那位四年级的小学老师。当时她已经退休，在找到布洛克森后，她为自己多年前的轻率粗心道歉。这位女老师对他说：“查尔斯，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你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

布洛克森说：“我请她宽心，我从来没有对她生气，因为她说的只是别人教给她的东西。我不觉得她有什么恶意。她只是没有更清楚了解而已。不过回首过去，我也要说她那时说的真是让我惊呆了，感到很尴尬。更有甚者，我感到糊涂了，因为我知道祖父的事情，我知道像他那样的还有几千人。她在告诉我他们也没有传承历史吗？他们没有经历背景吗？没有文化吗？我要证明她说错了，这个很重要。作为收藏家，我诞生在那一刻，就在读四年级的那天。在我明白了自己在收藏之前，我已经在收藏了。”

布洛克森开始去教堂义卖场、旧物义卖场、廉价旧货店、旧书店。“我经常拿下没人感兴趣的东西。今天，我的藏品里有读中学之前找到的书，是好东西，每本的价格不过几美分。”救世军义卖场和“好心意”二手店也是丰富的寻宝地。“他们卖的书都是每本十美分。好几次，我把想要的书放在其他书的下面，然后等他们举办半价场。”

开始时，这位年轻收藏家的藏书重点很简单，挑出任何有“黑人、黑种人、非洲或者有色人种”字样的书，并作了拟购的记号。在他早年的藏书中，有两本卡特·G.伍德森（Carter G.Woodson）的著作：一九四五年版的《创造历史的黑人》（Negro Makers of History）和一九三九年版的《黑人英杰传》（African Heroes and Heroines）。伍德森写过几本反映黑人成就的研究著作，也是“美国黑人历史月”的发起人。伍德森的两本书也为布洛克森驳斥那位老师的言论提供了早期的证据。到了一九五三年，布洛克森上宾州州立大学时，他收藏黑人历史资料已有十年，成了一个搜书好手。“我们每次去打客场，伦尼、罗塞都会尽快结账离开联谊会所。我总是先去旧书店，就算不买什么东西，置身书堆对我就是一剂良药了。”

有一次，布洛克森去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田径运动会。他决定利用一下午的自由时间到上曼哈顿看看。“我坐A线去哈莱姆，”他哼唱着爵士大师艾灵顿公爵的同名曲子说道，有点跑调，“到了一三九号大街车站，我下了车，去了雷诺克斯大道的朔姆堡中心。一踏进去，我就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了。我环顾周围，觉得自己找到了同道中人。我看到另一位黑人所做的事情，阿瑟·朔姆堡的成就值得我效仿。我找到生命的目标。从此我只管往前走。”查尔斯·布洛克森时常被形容是当代的阿瑟·阿方索·朔姆堡。与朔姆堡一样，他不仅把自己的珍藏托付给公共机构保存，还亲自引导大家沿着各种途径去寻找知识。

在陆军球队打了两年比赛后，一九五八年布洛克森重返诺里斯敦开始做看护建筑物的生意。他说：“我收入丰厚，可我一门心思都是想着收藏，收藏，收藏。”一九七〇年，他受聘出任诺里斯敦学区人事兼文化事务专员。对于毕生志在培养青年人的自豪感、增强互相理解的布洛克森来说，这个职务再理想不过了。他讲授民族史和当地历史，为教师组织研讨会和工作坊，在学校和社区之间联络沟通。同时他着手运用花费了自己大半生时间收集的材料，撰写黑人谱系和黑人历史。

布洛克森在演讲中总爱说：“谁手握着钢笔、鹅毛笔、铅笔，谁就掌握了历史。”他随即指出，他成长在一九四〇和一九五〇年代，当时“手握着钢笔、铅笔的人没有写出正确的非裔美国人历史”。不过接着他又说道：“就在不久以前，教导黑人读写是犯罪，黑人会阅读则是违法的。他们被剥夺了学习任何有关他们历史和传统的权利，因此黑人过去以自己的肤色为耻也就不奇怪了。”

伦尼·穆尔和查尔斯·布洛克森是五十年的至交，一直互相关心着对方的发展。穆尔说：“说起查尔斯，我想说的事情太多了。他比我们其他人都要专心致志，一向如此，这是他的特点。当年他离开巨人队训练营，我觉得他有毛病，因为我不知道他心里毕生的追求。他对于自己要获得什么成就，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先知先觉，这点真了不起。我们相识了这么多年，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我喜欢这哥们儿。能跟他做朋友，我很骄傲。”

弗雷德·J.博德（Fred J.Board）居住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他的房子里满满的都是书，一些是作家系列，一些是主题收藏，一些是小型出版社的书；还有几千本火柴盒大小的小书，几百本大萧条时期由“联邦作家计划”（Federal Writers Project）90出版的旅游指南。他的藏书中，有些是圆形，有些印在紫色纸上，有些用钢螺栓装订，有些用水泥制成。有一本书能像牛似的哞哞叫，还有一本打开后就像手风琴。

他一边陪我观看他的各种藏书，一边向我展示。“这本书很少见，是法文的，印制于一七九九年，人称‘背靠背’书。您看，有三个封面。”他有一本“面对面”书，读这本书的人可相对而坐。还有一本叫做“颠倒书”，在对页上印了两个短篇小说，一页是由天头向地脚对齐，另一页是由地脚向天头对齐。他递给我一本印制在毛料苏格兰格子呢上的书，说道：“每次我翻开这本书，都希望不要见到有蛾子飞出来。”他又说道：“一些人担心有书虫，而这本呢，倒有可能被老鼠啃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本印在带状面条上的书。

博德收藏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书。但是促使他在五十年前开始收藏生涯的那些书，都存放在房子第一层的某个小办公室里。另有几个书架的书全是关于湖泊的——休伦湖、苏必利尔湖、温尼伯索基湖、大盐湖，不一而足。他说：“这里是河的，那里是山的。顶上是我收藏的弗兰克·斯托克顿91的书。这个家伙写的书，我基本都收齐了，就缺一本《对解散联邦政府的北部声音》（Northern Voice Toward Dissolution of the Union），遍寻未得。我收购琥珀爆米花公司用了五年时间，收藏弗兰克·斯托克顿的书却花了五十年，到现在还没收齐。”

博德在纽约的博登公司任职已有三十年，主管销售工作。“几年前，我从公司发展部副总裁任上退休了。我负责博登的计划和兼并工作。我买下了怀斯薯片公司，绿的梦公司，萨克拉门托番茄汁公司，斯诺蛤肉杂烩公司。”他去博登之前，在宝洁公司和标准品牌公司也是做类似的工作。“四十年代初期，我开始在宝洁工作，到处出差。有一天，忽然想到我对初版本一点也不懂，于是就想，了解一下也无妨。我就从弗兰克·斯托克顿开始，没人收藏他的书。他写了很多书，可能有五十本吧，有些是少儿读物，很难找到品相完好的。我收藏他的作品是因为别人都不收藏，很便宜。那时候我一个月才挣一百五十美元，简和我刚结婚，哪有闲钱买书呢？”

博德早年的工作要经常到外地出差，因为差旅费微薄，常常要百无聊赖地待在风格雷同的旅馆房间里。“我去过西弗吉尼亚州布卢菲尔德主持试样活动，也到过艾奥瓦州梅森市组织某个肥皂展览。我还记得那些旅馆房间的模样，都是在两层高的水泥小楼，一张旧铁床，上面是摇摇晃晃的电灯泡，角落的暖气片嘶嘶作响。就算配有独立的浴室，厕所也总是堵塞的，水龙头漏水，令浴缸沾了铁锈。那时我也不爱喝酒，那些市镇酒吧的旁边就剩下旧书店了。这些旧书店全国都有，我敢打赌，有九成我都去过。大多旧书店现在都没了，不过它们以前可真不错。我遇到的每个书商都挺有意思的。我和他们聊天，直到当晚打烊，再顺便买一本书。”

等到博德开始和太太一起出差时，他开始购藏美国各城市和地区的旅行指南。这些指南都是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九年公共事业振兴署赞助的“联邦作家计划”所编写。为公共事业振兴署撰写指南的作者有六千六百名，都是失业的作家、新闻记者、编辑、研究人员，多数人其时都是无名之辈。他们当中有约翰·契佛、斯特兹·特克尔、拉尔夫·埃利森、索尔·贝娄、理查德·赖特、康拉德·艾肯、萨缪尔·普特南、凯瑟琳·邓翰、弗兰克·耶比、洛伦·艾斯利、纳尔逊·阿尔格伦、玛格丽特·沃克。近年来，这些指南书的初版本变得愈来愈有收藏价值了。92

博德说：“我们买这些书，是因为我们要用它们。我不清楚是否买齐了，但至少买了五百本，很多种都有好几本复本。这本是艾奥瓦州的指南，花了七十五美元，我在书市见到已经卖到了一百五十美元。车库里有一个封着的箱子，里面有二十五本《明尼苏达州箭头县乡间指南》（The Minnesota Arrowhead Country）。”

可是他为什么要买二十五本复本呢？

“为什么不呢？一笔好买卖啊。都是削价出售的。每本我只是花了一美元罢了。”

一九五〇年代初，博德在标准品牌公司工作，开始在纽约市上班。“我主要做广告和公关，有一段时间，刚刚起步做奶粉，没人对这项业务有兴趣。所以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向报纸的记者编辑说明理由，就这样我认识了《纽约时报》食品编辑伊迪丝·阿斯伯里（Edith Asbury）。我发现她的丈夫就是作家赫伯特·阿斯伯里（Herbert Asbury），于是我就开始收藏他的作品。那时候没有人收藏他写的书，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后来我收藏了二十来本他写的书。有一天，伊迪丝跟我说，‘嘿，赫伯特乐意为您在书上签名。’然后有一天他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已把所有那些书都放在办公桌下了，他每本都签了。”

博德走到一个书架前，指着下列书：《凯莉·纳辛传》、《傻瓜的进步：美国赌博野史》、《纽约黑帮》、《起于循道会》、《柏柏里海岸：旧金山底层社会野史》、《纽约消防传奇》、《钟声滴答》、《邪魔》。93每本都有赫伯特·阿斯伯里的签名，日期都是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有一些书中有客气的题词，另一些只有他的签名。博德解释说：“他签着签着，一会儿就没有墨水了。”

博德也致力于搜藏其他名家的作品，例如小泉八云、诺曼·道格拉斯、玛丽·韦布。他坦承：“说真的，我是买而不读，一本也没看过。我喜欢的是猎书，力购。我做生意也是这样，我是猎得那些公司的。后来我对一家私人出版社的书感兴趣，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它们出了大概五百本书，我差不多收齐了，就差三四本。后来我又对墓志铭的书有了兴趣。”

博德把赫伯特·阿斯伯里的作品珍本放在一起后，拿出了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此书是意大利文，用白色墨水印在紫色纸上，出版于一八〇〇年代初期。他说：“我是因为它特别才买的。我估计也就是从此我开始买离奇古怪的书。接着我找到了一本紫色墨水印在绿纸上的书，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形状像水牛头的书。这本书的形状就像盾牌。”他拿起一本书，里面的文字完全看不懂。“不知道你听过犹他字母表没有？那是一八六〇年代由摩门教徒发明的一个字母表。他们用这种语言印刷了四种书。有个律师在盐湖城某教堂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本书。今天还有人懂得这种语言吗？我很想知道。”

一九五四年，沃尔特·哈特·布鲁门塔尔（Walter Hart Blumenthal）写了《书人疯雅事》（Bookmen’s Bedlam）一书，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奇形怪状”的书，与博德的收藏属于同一类。布鲁门塔尔的藏书里有形状如佐治亚州的书，心形的书，高五英尺九英寸的地图册，从沉船里抢救出来的书，用皮革装帧的书，各种稀奇古怪的书都有。布鲁门塔尔是费城作家和收藏家，曾在多个图书馆展出过他收藏的怪书，甚至还上过电视。博德对他深感佩服，就给他写信，问他是否考虑转手那些藏书，很快布鲁门塔尔就在回信中给出了清单和报价。两年后，博德买下了那些书。“他收藏了多年，把那些藏书寄存在银行保险库里，我估计我来得正是时候。”为了表达敬意，博德把布鲁门塔尔已经面世的书全都集齐了。

博德的房子是一栋二百年的老宅，放了这么多书，已经不堪重负了。他担心可用的储存面积日益减少，还可能会损坏房子结构，甚至伤及自己和妻子。他笑道：“你年纪不大，可能记不得科利尔兄弟的事了。我倒是敢打赌，他们在纽约的放书处和我这里不会差别太大。”在二十世纪头四十年，美国有科利尔兄弟两人，大哥叫霍默·勒斯克·科利尔，弟弟叫兰利·科利尔，两人生活得像是都市隐士。他们俩居住在纽约市哈莱姆区第五大道二〇七八号一栋破旧不堪的褐石房子里。他们囤积杂物成癖，屋里到处都是书报杂志，还贮藏了很多“垃圾”，其中有十七架钢琴、一台福特T型车的发动机组，还有一个马颚骨。他们将房子的窗户用木板封闭，里面断水断电，也不供气，没有下水道连接。据说在一九三〇年代，曾是律师的霍默失明之后成为残疾人，兄弟两人从此与世隔绝。兰利是一个谦恭有礼的年轻人，曾雄心勃勃要做一个职业钢琴家。他在夜晚外出寻找食物和报刊，以此维持两人的生活。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科利尔兄弟成了头条新闻。因为警察接到匿名电话，称发现霍默饿死在二楼的椅子上，而兰利下落不明。众人一度担心他可能是茫然失措，流落街头了。警方随之对整栋大楼逐个房间搜索，到了第三周，几百号人聚集在房外的街上。一个旁观者开玩笑说：“他就在那儿，朝窗外看，在嘲笑你们呢。”不过到了四月八日，有人发现雪崩般倾泻下来的报纸堆里有一条“迷宫似的通道”，兰利被揳在屋内自设的陷阱里。他死了。显然他是刚刚给大哥带回了食物。

科利尔兄弟下葬后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官员宣布他们的房子危害公众安全，下令拆除。截至此时，已有一百五十多吨的垃圾碎屑运去了纽约市垃圾场。说起来曾经有一次，兰利在晚上外出，有个邻居问他，为什么要在屋子里堆满书刊报纸，兰利解释道，他收集书刊报纸是为了大哥霍默，万一他将来能重见光明就有东西可看。

博德说：“我自然认为自己的收藏比他们兄弟俩稍微集中一些。我还觉得自己找到了腾出空间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停在一张三抽屉梳妆台前，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有三千本袖珍本。”他取出几本，跟着走向另一个收藏了逾一万册书的房间。博德说，怎样处理这各种各样的藏品，他已有了好几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定。短期内的解决方法是出售所有复本，特别是公共事业振兴署发行的旅游指南。其他收藏家中已经有痴迷于此类书籍的追随者了。耶鲁大学也表示很有兴趣购买那些奇形怪状的书籍，但博德说他与书在一起时其乐无穷，暂不考虑割爱。

“无穷无尽，这是我的特别收藏非常好玩的地方。没有参考书目，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稀奇的东西。什么是古里古怪不同寻常，由我决定；这些怪书什么时候可以收集齐全，也是由我决定。我也许是全美国惟一收藏这些东西的人，这是一个优势。惟一的问题是，我让书商给报价时，总是不顺当。我已给全国的书商写过信，告诉他们我要找的是什么，但回复我的极少。几年前，倒是有一个回信了，上面说，‘我不买卖傻怪的书’。”

第十二章　加州俊杰

随便问起任何一位美国书商，哪个国内古书展举办得最成功？总会得到一个毫不迟疑的回答：加州古书展。这场盛事每年二月在加州举办，为期三天。美国其他地方也常常举办书展，但加州古书展规模宏大，大到要由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地轮流举办。经常参加书展的收藏家多达一万人，多半是自掏腰包买十五美元的门票。他们都不是随意看看，而是要买书的。

马西娅·麦吉·卡特（Marcia McGhee Carter）认为“加州是新富玩钱的地方”。她与作家拉里·麦克默特里（Larry McMurtry）在首都华盛顿合伙开了一家名叫“町菀”94的古籍书店。她不无怨言地提起，珍稀古书原先以美国东海岸为中心，如今大半业务已经转到西海岸。从其他一些书商和收藏家那里也常可听到这样的看法。卡特说：“新钱是快乐的金钱，而快乐的金钱更为自由。”

姑且不论“新钱旧钱”，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加州素来都是众多声名显赫的大藏书家的安身之地。自从亨利·亨廷顿决心在西海岸营建一座堂皇的藏书楼，此后这个传统就绵延不断。他们都是大手笔购入，不事张扬，却极有成效。今天，位于加州圣莫尼卡的保罗·盖蒂艺术史与人文学科中心每年都要耗资几百万美元购藏重要手稿。此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伯克利分校两校的藏书量只是稍逊于哈佛大学。要知道哈佛的藏书总数达一千二百八十万册，是目前全世界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藏书量远高于其他大学图书馆。现已退休的大英图书馆珍本部主任尼古拉斯·巴克认为，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95是“美国在世的最好的公共机构藏书家”。从一九四〇年代到一九五〇年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特藏能够得到长足发展，鲍威尔居功至伟。他目前已经退休，居住在亚利桑那州。美国东岸的A.S.W.罗森巴赫博士、汉斯·P.克劳斯·约翰·弗莱明等人也堪称是二十世纪的大书商，但已故的洛杉矶书商杰克·蔡特林、旧金山的华伦·豪厄尔，相比之下也不遑多让。而一九八〇年代两场规模甚大的藏书拍卖会，一场是纽约藏书家H.布拉德利·马丁的藏书，一场是洛杉矶藏书家埃丝特尔·多希尼的藏书，均是历经多年收藏，品类众多。两场拍卖会的拍卖总价均超过三千五百万美元，多希尼的拍卖总价比马丁的还要高出一百七十万美元。

距离洛杉矶罗迪欧大道和比华利山几个街区的梅尔罗斯大道八五四〇号，有一家书店，名叫传统书店（Heritage Book Shop）。96这间书店装饰华丽，与周围的环境倒也十分相宜。书店建筑是仿英国都铎王朝的风格，曾经是好莱坞的高级殡仪馆。书店的门口车道时常停着一辆劳斯莱斯，而书店也总是强调自己服务的都是贵客。店主在一九八六年买下这栋物业，他们在店里安装了一块彩色玻璃，上面是一幅文艺复兴的画作，一位印刷商在他的印刷机旁，身旁有两位面露笑容的助手。凑近仔细看看，这两位助手不是别人，正是书店老板韦恩斯坦兄弟，劳和本。韦恩斯坦兄弟在一九六三年从纽约布鲁克林移居加州。初时他们在城里的另一头做“废品买卖”（他们的原话）。如今兄弟两人大可笑谈昔日营生了，因为他们已晋身为全美最会赚钱的古籍书商。

头一个月刚开业时的懵懂，劳·韦恩斯坦至今记忆犹新。他特别伤感地回忆到，那天机缘书店的老板彼得·霍华德来到他的书店，问起有无威廉·福克纳的书。劳和本两人从来都没听过这个作家，这似乎让霍华德乐不可支。这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书商精明过人，他在小店里逗留了三个小时，细细看了他们所藏的四千本书，最后选了十四本小说。劳说：“他没有理会我们的一整套《读者文摘》小说精萃本，没有理会所有的食谱，所有的实用修理手册，可他给了我们二十七美元，买下那些书。我们觉得大赚了一笔，因为卖这批书挣了二十六美元三十美分，而且他连折扣也没要。我们当时就决定，要继续卖书。”

几个月之后，又进来一位顾客，浏览了劳当天早上“清理”出来准备与垃圾一同扔掉的四箱书。“新到的。”他向这位仁兄嘟哝道。客人选了八本书，如数付清书款，一声不吭，毫不犹豫。韦恩斯坦回忆说：“我被这件事情搞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因为他买了我要扔的东西。我赶忙静静地把那四箱书重新上架了。”

不过劳·韦恩斯坦很快强调说，那都是一九六三年的事情了，那是他第一年在“城里的另一头”贩书。三年后，兄弟俩定期出版精美的书目，书架上摆满了精善珍本，运营着一家书籍装订所，聘请了一大批专业人员。一九九一年十月，在苏富比的理查德·曼尼藏书拍卖会上，传统书店豪掷一百万美元买书。在两年半的时间内，韦恩斯坦至少又花了一百万美元，私下向曼尼购得两件在拍卖会上因拍价未高出底价而流拍的重要拍品，即埃利奥特的印第安语《圣经》和四部莎集对开本。说到曾经有少数人挖苦他，说他应该多学点书目提要的知识，韦恩斯坦耸耸肩膀，说道：“有专业的书目人员为我工作。我有全套的参考丛书。遇到我们不懂的，就去查。卖书和其他生意都是一样的。”

一九九四年十月，传统书店出版了三十周年纪念书目，内有五十二本珍品。每一本都是世界文学杰作，有乔伊斯、莎士比亚、雪莱、普鲁斯特、布莱克的作品。价格不等，有一六四三年版的英文《圣经》，标价四千五百美元，也有英国第一位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印制的摇篮本，标价十三万五千美元。韦恩斯坦兄弟在书目序言中写道：“我们早年贩书时，只是梦想能买卖罗森巴赫、H.P.克劳斯和其他书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提到的书籍。”

传统书店附近有两个社区，名叫比华利山和贝莱尔，都不大，但住户都是豪富名流，很多宅邸藏身于高高的篱笆后面，配有精密的防盗系统在时刻监视。这些贵客都是静悄悄地大手笔收藏，他们很多人都与韦恩斯坦兄弟有生意来往。我那天到韦恩斯坦开的这家装修华丽的书店里闲逛。书店的建筑早期曾是殡仪馆，在此举办过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史宾塞·屈赛（Spencer Tracy）、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等明星的葬礼。劳·韦恩斯坦对楼上的一个房间特别自豪，他称之为“藏书集全室”。“这是为对某个作家或某个领域有兴趣，却没有时间搜藏的人士服务的。”他指着一个书架，只见上面很多约瑟夫·康拉德作品的初版本，包括《吉姆老爷》、《海洋的儿女》、《诺斯托罗莫》。“我是不久前才收集的。有一位顾客进店后问道，‘我想要康拉德的初版本，等你们收齐了，就打电话给我。’类似这种情况在我的生意中占的比重较小，却有可能是最赚钱的。你可以说这样就没有了收藏的乐趣，可我就是个卖书的。我还不至于蠢到跟别人说，‘抱歉，帮不了您。’我会这么说，‘我会尽力帮您，希望能帮上忙。’”

韦恩斯坦接着又指着各个级别的“集全室”，其中某个书架是为“某位暴发的世界级巨富”收集的。这位贵客身份显赫，名声在外，“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我们甚至不能在店内提起他的名字。类似的贵客有六位，我只能用代码来提起他们。我甚至不能提起他们名字的首字母。有些顾客甚至跟我们说，‘你们不准提到我的名字，绝对不行。’这位贵客就是其中一位。”

这批藏书正在陆续集全，共涵括了二十一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狄更斯、斯坦贝克、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伊迪丝·华顿。“有一天，这位贵客偕同夫人过来了。他们说，结婚已有二十一年了，要我搜集不同作家的作品以纪念他们婚姻的每一年。他们让我集齐每个作家全部著作的初版。预算不设上限，这也是惟一能做好此事的方法了。要全部收齐，可能还需两三年吧。等到收集完毕，我会联系他们，安排运送。这位客人以前从来没有收藏过任何东西。他只到过小店一次，我敢确定我也不会再见到他了。”还有其他一些顾客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在自己家里要建新书房，“他们想要一些漂亮的珍本，放在书架上。他们预付了钱给我，我从中赚一点，有时候我要先代为保管，因为他们可能要几年之后才过来取书。”一九九四年，据说韦恩斯坦受委托帮一位“代码顾客”、也是“大名鼎鼎”的收藏家买书，外界都认为其中就有以传统书店的名义向纽约的理查德·曼尼私下购得埃利奥特的印第安语《圣经》和莎集对开本。

有人说韦恩斯坦的一些做法不像是藏书，倒像是在搞室内装饰。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表示认同：“某些情况下，也许真是这样。不妨说，做一个室内装饰师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特别是有这么多客人都来自比华利山和贝莱尔。”他说得对，传统书店重视所出售的书，也同样重视书店的氛围。“在大多数旧书店里，顾客进入店里花五百美元买一本书，都会感觉不爽。但是如果进入小店，他们一点也不会难受，因为他们预计在这样的地方会花那么多的钱。”劳的哥哥本也指出，书店的前门常年上锁也是有原因的。他说：“顾客要按铃才能入内。按铃多少有点胁迫的意思，一旦进到店里，就觉得总要掏钱买些书。”

离传统书店几英里之外，有一家道森书店（Dawson’s Book Shop），位于北拉奇蒙特大街五三五号。这家书店也许是仍由创办人后代在经营的最古老的美国古籍书店了。97该店由欧内斯特·道森在一九〇五年开业，有如一家公共机构，一个全世界的书虫到了南加州后都会去看看的好去处。书店的外表普通，还被街道掩盖了一部分，开车的话很容易就错过了。光顾过道森书店的贵客有埃丝特尔·多希尼、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1877—1934）、托马斯·W.斯特里特（1883—1965）。书店营业至今已逾五十年，一直由创始人的两个儿子格伦和穆尔两人打理。兄弟两人知识丰富，精通业务，广受尊敬，时常受托提供藏书建议和指导。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人帮忙理清斯蒂芬·布隆伯格盗窃的藏书，格伦·道森就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席在艾奥瓦的审判。

道森书店营业时间前门不上锁。浏览店内外形古怪的书架上的书，所得的乐趣不亚于在里面淘到好书的喜出望外之情。店里能看到的书就有五万册，分为几十个种类。一天清晨，格伦·道森在书店二楼的办公室里喝着速溶咖啡，跟我说：“我从小就想当一个书商，一辈子没变过，我就喜欢做这行。从小就开始了。家父在一九四五年去世，我们兄弟两人子承父业，各占一半。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改行。”

道森回忆起他初次见到埃丝特尔·多希尼女伯爵的情形。“我记得，最早的卖书生涯中，是在圣诞前夕给她送一本书，因为我是送货的，她打赏了一美元给我。”多年后，他经常受她的委托在拍卖场上代购。“她讲得很明白，只要她想得到某样东西，就不惜代价。”

道森说，托马斯·W.斯特里特仅仅光临他的书店一次，从此就生意来往多年。“他是一个很令人满意的收藏家。如果我发航空邮件给他，他也用航空邮件回复我。如果我拍电报给他，他也拍电报回复我。他要么说‘这书我要了’，要么说‘先看看再买’，或者他会说，‘我觉得您要价太高了’，或者说，‘我觉得您的价格合理，可我两周前刚好买了’。在我这儿买书，他都是即买即付。如果他不准备买某本书，他会跟我说他的想法。他极有君子风度，跟他做买卖，方方面面都很愉快。他对美国各州印制的第一本书很有兴趣，对介绍美国各州的第一本书也有兴趣。”

不过，在他认识的所有顾客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一位名叫迈克尔·D.赫尔利（Michael D.Hurley）的邮局职员。道森说：“他终身未婚，一直没买车，常年穿同一套衣服，租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仅有几个书橱，算是家具。他的精力和财力都用来买书了。他从未卖过一本书，也从未停过买书。他原籍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一九三〇年迁入加州，当时他二十三岁。他在大萧条时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有余钱藏书。”

道森说：“他自愿上周日班和夜班，邮局其他所有员工都乐于和他调班。这样他就能多挣点钱，白天则可自由去访书。他到各地的拍卖会上买书，也向各地的书商求购，例如罗森巴赫、麦格斯、夸里奇等人。有时他还为本店送点货，我们会付点钱给他，不过他真正想要的是在有私人藏书送来小店出售时，他能第一个先看看。”

虽然赫尔利对自己藏而不读感到内疚，道森说，他藏书肯定多少有目的和方向。“他博览英国文学，他最喜欢的作家有P.G.沃德豪斯、A.A.米尔恩，还有浪漫派的诗人。的确，他在临终前的几年往家里塞了不少垃圾书，他也没有处理任何藏书的任何计划。我的一位店员略带玩笑地跟他说起，让他身后把书留给自己，但照赫尔利的看法，他们倒是可以把他连同藏书一起埋在城市垃圾里。他死时没有留下遗嘱，所有藏书都归于他所在的县当局，拍卖了事。我们从他的姐妹那里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到他的屋子里挑了几百本感兴趣的，列入我们的书目之中。”

道森书店的第四七七号书目发行于一九八四年八月，是赫尔利的藏书专辑，上面寄售的都是他们购自县当局的书，里面有一本一八八六年版的《爱丽丝地下奇遇记》，是作者路易斯·卡罗尔题赠给自己妹妹的手稿精摹本。还有一本济慈的诗歌选集，一八二〇年版，极为珍罕，原装原封，内收《拉弥亚》（Lamia）和《圣亚尼节前夕》（The Eve of St.Agnes）等诗。其他珍本有一八四六年版的赫曼·梅尔维尔第一本小说《泰皮》（Typee），品相甚佳；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初版两卷本；“赏心悦目的大开本”一六三二年版的莎翁第二对开本。

书目附有一篇赫尔利的生平简介，提到他因病去世时房子的环境。“有一个房间不住人，里面藏书高垒，已近天花板，因为书堆下陷，从里面挡着门无法打开。他在车库增建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满了乱放着的书，还杂有在当地书店买的书籍和海外包裹，均未开封。”这篇简介的作者是帮助道森编纂书目的斯蒂芬·泰伯（Stephen Tabor）。他在文末写道，邮局职员迈克尔·D.赫尔利孤身一人死在他的书堆里，显然“他已尽力与书长相伴随了”。

前电影经纪人福利斯特·J.阿克曼98的家位于好莱坞山格里菲思公园天文台之下，不远处就是屹立在地平线上已有半个世纪的一连串地标大字母HOLLYWOOD。他收藏了很多花哨的电影纪念品，还有五万多本科幻小说。初入阿克曼家，就听到怪兽嚎叫的录音，到了里面，可见到几百个形形色色的电影旧道具，有恐龙、木乃伊、僵尸、飞碟，沿着书架怪怪地摆放着。

阿克曼辛苦收集这些东西已有四十多年，他的藏品很全面，平装本、廉价本、精装本都占有同样的空间，自然也有很多珍稀本，但藏品的价值是在于其范围广泛。他的收藏都放在一个很大的地下室里，看起来不太像收藏之所。阿克曼指着各种珍奇藏品向我介绍。他停下来，抽出一本著名科幻小说家L.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的早期作品，是给他本人的题赠本。我看到纸张是复印本，就问他是否为了安全把原本藏在了某个保险库了。他扬扬眉，装出逗乐的不相信表情，“您不是开玩笑吧？有一位收藏家向我出价一万美元买了，支票都兑现了，看来我得为自己复印一本了。”

阿克曼说，他愿意看到藏书完整保存在美国某地，还说自己已婉拒了好几单欧洲的开价。他的收藏看上去也许有点古怪，但很是赢得了一些专业图书馆人员的尊重。《珍本与手稿图书馆事业》（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ianship）编委、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藏部主任西德尼·E.伯杰（Sidney E.Berger）说：“福利斯特·阿克曼的收藏与我校图书馆的这方面收藏不相上下，而我们所藏的科幻小说和奇幻文学公认是所有公共机构中最好的。我校这方面的收藏始于一九六九年，当时向藏书家J.劳埃德·伊顿买了七千五百本书。到如今，总数增加了十倍。我知道，有些学术界人士会对我这番话嗤之以鼻，但这批藏书的确是我校图书馆中借阅最多的，除了学生之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伯杰乐意促成河滨分校买入阿克曼的藏书，但是经过洽谈后却未能成功。“问题在于阿克曼的藏书要搭配其他多余的东西出售。他想把藏品连同藏书一起，还想让我们修建一个博物馆来存放它们。任何一家公立机构都很难接受这样的条件。除了要花一大笔钱买那些骷髅啦、怪物啦、棺材啦，还要年复一年花更多钱来打理它们。我们很乐意为那些藏书和文献做大量工作，但建博物馆这件事就只能作罢了。”

另外，阿克曼还坚持要安装一个可放映三维全息图的装置，可投映真人大小的阿克曼图像，类似迪士尼乐园鬼屋那种能吸引人的东西，这也是一个让人为难的地方。伯杰说：“阿克曼先生是想以永恒的方式来向大家解说他的收藏。”听起来也许有点古怪，不过福利斯特·阿克曼本人依然在欢迎访客到他家看各种各样奇幻、恐怖、奇妙的收藏，而来宾常常是来了一车又一车。

过去多年，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出品过很多阴森古怪的电影，但几乎都没有下面这个与储蓄贷款丑闻相关的故事来得更真实恐怖。西岸一家银行倒闭后，发现行长为了满足一己之好，挪用储户存款去买珍本，后来得知这些藏书的价值如今已远超当日的买入价，借此至少也能追回一点赔偿，说起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一九九〇年，洛杉矶的第一联网储蓄银行倒闭，损失逾一亿美元。联邦政府还能得到的一笔财产就是行长的私人“玩物”——魔术书籍、魔术产品、艺术品，允称世上精善藏品。这些历经汰粗存精的藏品的原主是约翰·马尔霍兰（John Mulholland）。他是一位著名的魔术师、历史学家、作家，也是魔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的好友。马尔霍兰在一九七〇年去世，他的收藏随之转归纽约的玩家俱乐部。十四年后，斯旺艺廊受托拍卖这些品味高雅的藏品。

次年，第一联网储蓄银行行长卡尔·M.鲁本（Carl M.Rheuban）匿名买下“马尔霍兰魔术藏书与同盟艺术”，付款五十七万五千美元。他将藏品转往洛杉矶的世纪城，挪用银行资金聘请了著名专业魔术师、藏书家瑞奇·杰伊（Ricky Jay）担任馆长，还把杰伊的办公室设在他的办公楼内，为他雇了三个助手。杰伊有充足的预算再去买藏品。本来依照长远计划，藏品还要转到洛杉矶市中心的新区，但在一九九〇年四月，加州银行业监管机构下令关闭第一联网储蓄银行，计划也因此突然中止。

为了尽力挽回该银行倒闭后造成的上亿美元损失，处理善后事务的美国联邦机构资产再生公司出售几千件该行扣押的财产，所得不过是原价的几个零头。但马尔霍兰藏书却是个异数。由此可见，即使是处于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藏书不仅可以保值，很多时候甚或可以升值。一九九二年初，资产再生公司把这批藏品卖给拉斯韦加斯的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作价二百二十万美元，较之鲁本声称的八十五万美元投资多出一倍有余。

该银行倒闭的丑闻传出之前的六个月，我与瑞奇·杰伊在波士顿见面聊过天。我们主要谈论他的魔术收藏。杰伊的收藏广为人知，颇受尊敬。他的书《有学问的猪和烧不着的女人》（Learned Pigs and Fireproof Women），生动地概述了多个“奇特、古怪、好玩”的魔术表演者，其中有“吃石头的人、精通读心术的人、百毒不侵的人、胆大包天的人、会唱歌的老鼠”，都是取材于他从一九六〇年代开始收藏的丰富藏书，那时他还是纽约青年。一九九一年，在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图书馆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上，部分展品就来自杰伊的私人藏书。

当时我和杰伊聊天时，我们只是顺带提起马尔霍兰的藏书，不过那位“匿名藏家”的身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只能说，这位人士是一名业余魔术师，他喜欢魔术。”杰伊就说了这么多。这位藏家以前从没收藏过，“但是他现在开始收藏了；他立马就得到了魔术领域的重要收藏之一。”杰伊还说，那些藏书原拟交由纽约斯旺艺廊拍卖，是该人士在拍卖开始不久前买下的。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魔术品收藏之一。玩家俱乐部有一段时间想悄悄地出售，但没卖成，他们便委托售卖，就在那时我参与了此事，担任顾问。有一天，一位先生不知从哪里打来电话，说他很想整批收下。我和他在洛杉矶见了几次面，他说，如果我能帮他打理这些藏品，他就会买。我让他确认我任职后仍能继续登台表演和写东西，他说那没问题。重要的是，这批极其珍贵的藏品原会被拆散零卖，甚至可能被带出美国。那将会是一场悲剧。我们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威廉·塞尔夫（William Self）的个人藏书票很雅致，上面是他姓名首字母的手写体，包围着的边框形如电视屏幕。塞尔夫是资深电影制片人，大概也是世界上有数的狄更斯作品私人藏书家。他原籍俄亥俄州代顿市，在一九四〇年代初去了好莱坞做演员。他从影有七年之久，曾经与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出演《战地新娘》（I Was Male War Bride）、与约翰·韦恩（John Wayne）出演《红河》（Red River）与《硫磺岛浴血战》（Sands of Iwo Jima）、与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出演《帕特和麦克》（Pat and Mike）。他与电影明星屈塞和赫本后来成了好友，也正是屈塞劝服了他转行。“斯宾塞说，演戏是一份很差劲的活，除非你做到了明星。”塞尔夫随即转往幕后做制作，首先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建议出品电视连续剧，第一部叫做《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大获成功，随后又制作了很多，例如《风流医生俏护士》（M*A*S*H）、《冷暖人间》（Peyton Place）、《蝙蝠侠》（Batman）、《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航向深海》（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此外还有几百部电视电影和迷你剧集。他后来还为《贺曼名人堂》改编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第十个人》，与女演员格伦·克洛斯合作的电视剧《邮购新娘》（Sarah Plain and Tall）也是好评如潮。

塞尔夫说：“这应该归功于电视。”我们简短回顾了他的职业生涯后，话题转到他有幸收藏的狄更斯著作善本。这些藏书品相绝佳，递藏源流极其清晰，不过最贵重之处还在于那二十三部狄更斯作品全是作者本人的亲笔题赠本，有作者本人的亲笔签名和题词，包括《双城记》、《荒凉山庄》、《圣诞颂歌》。塞尔夫所藏的《匹克威克外传》，在扉页上方就有如下的题字：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先生指正

朋友、崇拜者查尔斯·狄更斯

伦敦，一八四七年七月

塞尔夫在一九八五年收得此书，原主是洛杉矶填词名家弗兰西斯·韦伯斯特（Francis Webster）。韦伯斯特在一九八四年辞世，生前所撰歌词多次得过奥斯卡奖，例如《秘密的爱》、《爱是美好的事》、《你微笑的影子》。他雅好积书，藏有一百八十本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珍品，时间跨度达六百年。他在一九七一年称自己的“藏书少而精”。塞尔夫说：“我去过保罗家，就一次，见到了那本书。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会拥有它。”塞尔夫也没想到能搜得爱伦坡的《帖木儿》，还有一八六五年发行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删节版，而现在这两部绝品都已是他的珍藏。塞尔夫说：“特别是这本《帖木儿》，我之前错过它两次了。”

塞尔夫的太太佩吉时常与他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她说，自己虽然不收藏，但鼓励丈夫买他想买的书。她说：“我喜欢当参谋。我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参与其中，但我不收藏，收藏的是比尔（塞尔夫的昵称），不过我向来完全赞同他做的事情。有时候比尔会犹豫是否要买，我会鼓励他买。但是说句老实话，在我俩生活的那个特别时期，如果比尔要花费十二万美元买那本书，我们可能要抵押房子才买得起了。”塞尔夫很快提到，尽管第一次想买《帖木儿》时没钱，但“我们有其他财产，还是买得起的。不过我们不想动用给孩子上大学的本钱”。所以那次就决定不参与竞买。“证据就是我没有买。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出。”

我们聊了一个钟头，塞尔夫起身带我来到一张为我来访而特设的长桌前面。“今天下午，我从存放在市中心保险库的书里取出了一些，”他说道，小心取出一本纸封皮的小书，旁边有两个已变脆的楔形剪口。书上没有标明作者是何人，只是称“某波士顿人”，日期是一八二七年。“这就是我的《帖木儿》了，”他一边说，一边把这本小册递给我。此前，我亲眼见到他在纽约的H.布拉德利·马丁藏书拍卖会上以十六万五千美元的高值拍得。他成功购入此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就开始打听他的身份，希望能采访他。他说道：“你可以说你藏有爱伦坡的精品，但是除非你有《帖木儿》，我不认为你的爱伦坡收藏有多了不起，同样道理，除非你有一八六五年版的爱丽丝，我不认为你的路易斯·卡罗尔收藏有多了不起。”

塞尔夫伉俪所藏的《帖木儿》是竞购自拍卖会，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则是一九七〇年从芝加哥书商弗郎西丝·哈米尔和玛杰里·贝克手中购得。据悉此书存世仅十九本，只有三本为私人所藏。塞尔夫说：“佩吉想送一本书给我做生日礼物，她如今告诉我，那时她心里想的只是给五百或者一千美元。我就给哈米尔小姐打电话，看看她有什么特别的书，结果证明我的电话来得正好。她告诉我，有一本书快到了，就是现在您手里拿的那本。我跟她说她肯定搞错了，不可能得到一八六五年版的《爱丽丝》。我统计过所有这个版本，我知道它们在哪里，据我所知，还没有一本要拿出来卖。她说，‘比尔，没错，有一本，我们正在拿货。’”

哈米尔小姐跟塞尔夫说，这本即将到达她的书店的珍本，本属于有名的福兹海默夫妇藏书，后来大多数都转手给得州大学。塞尔夫说：“看上去福兹海默夫妇不时会清出一些藏书拿来出售。好些年前，他们把《爱丽丝》卖给某个女士。等到我打那个芝加哥的电话，那位女士显然刚好决定是时候出手了。我们最终花了两万五千美元。其实我们还多花了一点，因为还有一八六六年版的《爱丽丝》，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所以又添了两千美元买了。”

塞尔夫强调，他和太太“不是见到这些东西就抢着买”，他们是“深思熟虑的，因为截至当时为止，那是他们花钱最多的一本书。我想，我们买它的原因，和我们二十年后买《帖木儿》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感到再也不会有机会了。最近，有人愿意出很高的价格买《爱丽丝》，我婉拒了。我们买书绝不是为了投资，可是得知这些年来我们没有乱花钱，总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

塞尔夫摆在长桌上的还有艾米莉·勃朗特在少女时保留了几年的日记簿，爱伦坡亲笔的八节诗歌残稿，狄兰·托马斯的几封情书。他从桌上拿起一部八开本，翻到扉页，说道：“这是我最喜爱的一本，狄更斯自留的《大卫·科波菲尔》，题赠给一个名叫J.L.理查兹的先生，题词很不寻常。文字如下：‘欣闻阁下赴墨西哥奇遇甚多，奉上此书聊作可见可触之回忆。初未曾料兄实因弟而远行。’我想插一句，我认识的人当中都没人知道这是在说什么事情。还是看狄更斯下面的题词吧：‘谨呈拙著，敬请笑纳。薄物出自寒斋书架。弟于此书颇寄深情，望勿嫌弃。顺颂安好。查尔斯·狄更斯呈拙。’”

此书是墨绿布面精装，环衬正面有两枚藏书票，一枚是威廉·塞尔夫的，另一枚是一个小鸟的剪影，另有KS两个姓名首字母。塞尔夫说：“这是狄更斯从他自己的藏书里拿出来送人的，多年后，历经多次转手，我们的一位挚友把它赠送给我。他名叫凯尼恩·斯塔林（Kenyon Starling），我和他多年来都在收藏狄更斯。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在私人藏书中，共同聚书者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多是夫妻档，例如福尔杰夫妇，他们收藏的莎士比亚作品存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两个互相竞争的藏家忽然协作，共享猎得的珍秘，实属罕见。但是塞尔夫认为，他能够拥有世上最精华的私藏狄更斯作品，都是因为自己恰巧遇到了这位同乡兼收藏对手凯尼恩·斯塔林。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塞尔夫伉俪远赴英格兰。当时苏富比要举办为期两天的阿兰·苏珊涅伯爵的狄更斯著作拍卖会，他们准备去竞拍几本。“我们预先就确定要买哪些，准备花多少钱。我得到了几本无关紧要的，但我们的头等选择一本也没拍到。每次我想得到某些好东西时，总是有人比我出价高。”

佩吉说：“就是埃尔·迪夫书社。”

塞尔夫说道：“没错。于是我最后对某个人说，‘卢·费尔德曼在帮谁竞拍？’那个人我忘了是谁了，答道，‘他帮俄亥俄州代顿市的某人竞拍。’我说，‘嗨，我就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市，没听说有代顿的人在收藏狄更斯啊。’他说，‘此人深居简出，认识他的人不多。’我好像听到，他说那个人名叫斯特林。于是我就记住这个名字。后来我们回到家，不久我们准备去芝加哥参加一个电视会议，我跟佩吉说，‘要不我们顺路去一下代顿，看看朋友，我也想找到那个出价比我们高的斯特林，也许他会让我们看看他的收藏呢。’但是惟一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样和他联系。我没有打电话问卢·费尔德曼，因为我认定他不想我跟他的最大的客户之一碰头。所以我就给纽约的约翰·弗莱明打电话，问他是否认识这位名叫斯特林的代顿收藏家。约翰·弗莱明说，‘那位先生叫斯塔林，凯尼恩·斯塔林，不是斯特林，他现在就在我旁边。我让他听电话吧。’就这样，我与凯尼恩·斯塔林认识了。”

斯塔林乐于向人展示他的藏书，他邀请塞尔夫伉俪途经芝加哥时到代顿拜访他。塞尔夫说：“他的藏书让我的相形见绌。”约莫一年之后，斯塔林到加州回访塞尔夫。“又过了一年，我在一家纽约书店碰见他。他还是那样，抽着烟斗，我问他来纽约有何贵干，‘买点书。’他说。我请他吃晚饭，去了一个在戏剧表演区的餐厅，叫做棕榈树的，他感到很愉快——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塞尔夫伉俪与斯塔林乘船从阿拉斯加出发，同游巴黎。他们总是一起选书，一起购书。不久，塞尔夫问斯塔林怎么看待某些即将拍卖的狄更斯作品，开始得到他的奇怪建议。“他会说，‘我不会买。’我就说，‘嗯，我知道你不会买，因为你很在乎品相，除非品相很好，你不会买。可我还没有那本书啊。’他说，‘也是，可那不是什么特好的版本，我不会买。’我说，好吧。接着又有狄更斯的其他书出现了，我觉得挺不错的，可他还是那句话。我又问他为什么不买，他说，‘唉，你这是逼我说了。’我说，‘您的意思是？’他说，‘我已立了遗嘱要把我的狄更斯送给你。你是代顿人，我也是代顿人。我没有继承人，大多数藏书要送给几所大学。不过我想把我的狄更斯送给你。’”

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市底页书店的老板罗伯特·利斯卡（Robert Liska）还记得，在一九七〇年代末与塞尔夫和斯塔林来往的情况，尤其是后者。“那时候我和太太刚开始经营书店，第一次参加纽约书展。我想留个好印象，所以就把收藏的约翰·斯坦贝克精华都拿了过去，那些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品相堪称完美。我还有一本全新十品、带护封的《金杯》（Cup of Gold）。我把它们放在玻璃箱里，总计大概有二十到二十五本吧。我故意定个高价，因为我心底是真不想失去它们，可我还得做生意啊。可不，书展刚开幕，那位好心肠的先生就过来看了，问我的斯坦贝克是否出售。我跟他说，可以卖，要买哪一本呢？他说，‘我全要。’我说，‘什么？’他说，‘我想全都买下。’他没问价，连书也没摸。他见到它们都是极好的，当场就买了。’”利斯卡还记得那些书卖了一万七千美元左右。

一九八三年，斯塔林去世。他的狄更斯藏书留给了塞尔夫，另有约一万册藏书赠给了母校斯坦福大学。斯塔林一九二七年于该校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据斯坦福大学珍本馆主任戴维·沙利文说：“他赠给我们全套的康拉德、毛姆、特洛罗普、威尔基·柯林斯、哈代，都是初版。”另有一些“十九、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也是珍版。从我们获赠的藏书可以看出，斯塔林极为讲究藏书的品质。”沙利文还说，斯坦福校方没想过能收到这么一份大礼。“我们收到有关他处理遗产的信函之后，才着手登记备案，不久就收到一份分拆藏书的遗嘱副本。没收到信函之前，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没想过会有这些珍秘善本过来。”

一九八〇年代初，路易丝·塔珀（Louise Taper）决心搜集有关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生平和时代的文献。她规定自己只收一些稀有奇珍，例如信札、契约、证书、日志、贵重家族艺术品。一旦开始收藏，搜求逐渐演变成她与各个收藏家的竞争，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是在世还是已故。这位住在比华利山的收藏家早已料到：“我会成功的，早晚的事。”她相信，等到“那天”来临，等到她拥有比任何对手更多藏品的那一天，她要超越的惟一标准就是她自己。

路易丝·塔珀的一天漫长又紧张，可是不难描述。早晨是林肯，中午是林肯，晚上是林肯。“没错，我随时在工作，”她坦承，一脸的灿烂笑容，“可我喜欢，太喜欢了，真的。不干不行啊。”我问她，她收藏是否只是因为想要了解林肯及其家庭，还是因为她一个人拥有的林肯藏品，有史以来，精贵无俦。她想也没想，就答道：“你说的全都对，但也不止这些。一旦开始收藏某个领域的资料，就会开始作研究，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在做别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对约翰·威尔克斯·布思99产生兴趣的。等到一个人像我这样买东西时，就会传到别人耳里，他们就会向他提供东西。就这么开始了，无法控制的，也不想去控制，更没试过要控制。”

偶有几次需要重新激发斗志时，塔珀就会浏览半个世纪前已故的藏书家奥利弗·R.巴雷特（Oliver R.Barrett）的藏书目录汇编，看看自己还要搜罗多少藏品才能超过他。巴雷特是一位芝加哥律师，孩提时就热衷收藏。一八八〇年，七岁的他写信给当时的卢瑟福·B.海斯总统，文字如下：“随信附上一份签名册。若蒙阁下在书页上赐签大名，将不胜感激之至。另烦请在信封上标明下一位收信人的地址，他的姓名即在对页先生大名之下，并请装入此信及书。”

除了海斯总统以外，巴雷特还列出了下列名流的姓名和地址：奥利弗·W.霍姆斯、萨缪尔·克莱门斯、查尔斯·D.华纳、斯陀夫人、谢尔曼将军。名单的每个人都按他的要求签了名，这本书后来回到了巴雷特的手上，书里有上述所有人的手写题词。萨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的原名）签了名，还在信封上写了说明，把“这本冒失过来的破书”传往那位男孩名单上的下一位。

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初次与巴雷特相识时，后者的林肯著作收藏已是举世无双了。桑德堡得以饱览巴雷特的藏书，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六卷本的不朽名著《林肯传》，荣膺一九四〇年的普利策奖。巴雷特的藏书对桑德堡的研究至关重要，后来桑德堡还特意为他写了传记，书名叫《一位林肯著作收藏家》（The Lincoln Collector）。“若无收藏家，何来历史与传记？”桑德堡问道，并谨致谢忱：“巴雷特君自幼即有收藏天分，博采原始文献。很多有历史意义的藏品本有可能散佚，幸因他的远见与方法而得以留存。”

桑德堡在传记中说，巴雷特的市郊房子已是藏书盈室。他开始用地窖窗户偷偷把新买的书取进来，以免惹恼太太。据纽伯里图书馆的保罗·格尔说，巴雷特死于一九五〇年，身后他的藏书被变卖，“散落四方”。芝加哥的拉尔夫·G.纽曼（Ralph G.Newman）以买卖林肯文献而扬名世界，在业界一言九鼎。他说，在一九五〇年的帕克-伯尼特拍卖行举办的拍卖会上，“巴雷特后人出让的藏书，有八成都是他买了”。本来他想向巴雷特家人买入全部藏书。“其实我的出价比他们最后的拍卖总成交价还要高，但他们认为若公开拍卖会得到更高价钱，事情就是这样。”不过纽曼也说，即使他私下购入全部藏书，还是会把它分拆，逐件逐本转售。

纽曼专卖林肯文献，自然与路易丝·塔珀也相交甚深。他贩书已有六十多年，经验丰富，有能力帮助塔珀不走弯路，助她完成伟业。他认为，在收藏林肯文献上，塔珀是古今第一人。“尽管路易丝会匆忙作决定，但她买的所有东西与她已有的其他东西都会相称，我对此甚为佩服。那些藏品并非随意购入，都经过筛选，因为她确确实实作了研究。路易丝不是随兴而定。她收藏的布思资料极好，她的林肯夫人收藏也是举世私人收藏之中最为精善的。她非常争强好胜——如果不争强好胜，就别搞收藏了——但她不傻。她要是想得到某样东西，就会想方设法，也许甚至有点过分。她会尽力据为己有，不会忘记那件东西的去处。”

从路易丝·塔珀设定目标一事即可看出她的争强好胜之心。她说：“我查询了所有重要的林肯收藏家，不只是巴雷特，查清他们每个人手上有多少封林肯书信。”路易丝在一九八五年与洛杉矶投资商兼地产商巴里·塔珀结为连理。巴里的父亲就是南加州著名的银行家和慈善家马克·塔珀。在结婚之前，路易丝在知名的林肯学者贾斯廷·特纳（Justin Turner）手下工作。特纳本人也是重要的林肯收藏家。“我曾和贾斯廷并坐，真的是和他一起数清他有多少封林肯书信，”她在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收藏的林肯书信超过他之后，我很高兴。不过他收藏的林肯夫人资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所以我就为自己设定了另一个目标。现在还差五件就赶上他了。”十个月后，塔珀高兴地告诉我，她收藏的林肯夫人资料也超过了师父。又过了一年，她收藏了一件林肯用过的餐盘，从此便着手收藏美国历任总统用过的瓷器、餐具和水晶器皿。

“我读了卡尔·桑德堡那本书，知道奥利弗·巴雷特的事迹，他是怎样的痴迷，怎样与别人竞争，怎样获得那些东西，我就说，‘天啊，简直跟我没两样。我现在就是这样。’”塔珀说，“但身为女人去搞收藏真是难上加难啊。”

我问她为什么说难上加难。

她答道：“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先生和我结婚约莫三年之后，有一次他有好些朋友来我们家。我在外面摆了很多林肯藏品，他们进来后，有几个人就跟巴里说，‘嘿！没想到你还收藏林肯啊。’我就说，‘好了，拜托，是我在收藏林肯。’他的很多网球朋友，把我看成——因为他比我大——他的没头脑的女朋友。这种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先生没去打网球，他们就问，‘你去哪里了？’他答道，‘和路易丝一起去买几封布思的书信。’你瞧，多好啊。”

后来有一次巴里·塔珀去比华利山网球俱乐部。某个会员给了他一个小黑箱，让他带回家给路易丝看。箱内是林肯给一名垂死的士兵写的赦免令，写在绷带上，日期是一八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我看着它，绝对是真的。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要干吗？是在夸耀吗？’后来发现这个会员是个律师，这是他为自己的客户保存的东西。我给他打电话，说道，‘我一定要得到它。’”这名律师答道，估计他的客户不会卖。“我说，‘让你的客户开个价吧。把这个藏在历史之外是残忍的，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它。’他就跟他的客户说了，我买了下来。我带着它去了斯普林菲尔德，他们在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给它拍了照片；证明绝对是真品。”塔珀认为，当时林肯是在视察医院时写了这份非同寻常的“文件”。“那个年轻的男兵快要死了。林肯想赦免他，就近却没有纸，就拿起一条绷带在上面写。”由于上面有日期，她凭此去了华盛顿国家档案中心作了一番研究。

塔珀放好“绷带”之后，接着又拿来了其他文献资料。她说：“我有林肯全部先人的很多藏品，可追溯到他的祖辈五代。我有他曾祖父的藏品。我有他的叔叔伯伯的藏品，叔祖伯祖的藏品。我差不多全有了。我有他的各位后人的所有藏品，每个都有。我有他的几个孙子的藏品。我全收齐了。”她解释说，她说“我有”时，不仅仅是“他们写的文献资料”，还包括其他东西。例如林肯某孙女的水彩画作品。还有林肯的旧礼帽，曾是私人所藏，这个最令人难忘。“我觉得，林肯一生的每个阶段，他出世前与去世后，一直到罗伯特·托德·林肯·贝克威斯，他就是林肯总统家族的最后一个血脉。那张桌子上的证书就是他的。我的很多藏品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想，我最喜欢的就是有关林肯家族的东西，还有那些与他们同欢乐过的东西。”

购置这些藏品当然少不了要花钱，但有钱并不能保证就可征集到如此珍藏。她说：“如果没有收藏者的心力，没有专心致志，就无法得到这些收藏。必须懂行，要有方向。我遇到过一些爱收藏的人，请了顾问到他们家，帮他们把藏品放在一起，让顾问把所有事情搞定。而我呢，要去哪里就得自己去坐飞机，自己挑选新藏品，接着把它们带回这里。然后我们给它们编目。我们给藏品脱酸，妥当保护。然后我们作所有研究，然后它们就并入我们的收藏了。”

她藏有迄今为止已知是林肯最早写下的文稿，对此她特别高兴。该文稿是林肯在自制的十页笔记本中的第一页，时间在一八二四到一八二六年左右。当时林肯十来岁，用它来做数学练习题。上面有三个签名，还有以下几行押韵的诗句：

我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

用笔写了相同的上下文

我写得又急又快

留给傻瓜去读猜

还有林肯为了开专业商号而开的借据，也是仅此一件的文献。这是一张本票，日期是一八三三年十月十九日。当时林肯要与人合伙在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城开杂货店，签了这张本票借债。本票全由林肯亲笔写成，并有他本人签名。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埃丝特尔·多希尼藏品拍卖会上，拍品中有三件林肯的签名文献，其中就有加州第一批印刷的《解放宣言》。塔珀以“匿名”收藏家的身份摘得，交付了七万一千五百美元。而这件藏品拍卖前预售估价在一万到一万五千美元之间。一年之后，在多希尼藏品第五轮拍卖会上，拉尔夫·纽曼代理她出场，又花了一万九千八百美元拍得林肯和斯蒂芬·A.道格拉斯政治辩论的初印本，由林肯签赠给他的朋友R.M.埃尔德。

一九九〇年，她与秘书去缅因州肯纳邦克参加在布斯贝戏剧博物馆附近举办的拍卖会。初时，她只是想买几封与布思家族有关的书信手稿就行了。她知道有这些拍品。“结果发现没什么人参加，于是我把一半左右的拍品全买了。”《缅因古董文摘》的一篇文章写道，拍卖会令人失望，若说有点成效，则要数“某位加州买家几乎把与布思有关的全部拍品都收入囊中，包括埃德温·布思写给美国风景画家杰维斯·麦肯蒂的四十五封手札，拍得一万三千二百美元，为全场最高价。”

我很好奇，她是否曾经未能得到真的很想要的东西？“没有，”她停下来想了想，答道，“真的没有，没有。我想我没有遇到过，对吗？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很想得到某样东西，就会不惜代价，如果不得不这么做的话。从一开始，我就决心要得到与林肯有关的最好收藏，不仅是现在的，也是历史上最好的私人收藏，我想要关于他各个阶段的东西。我想成为衡量其他所有人的标准。”

她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亨廷顿藏书楼在一九九三年秋举办的展览就反映了这点。该藏书楼也藏有关于林肯的珍品，此外还有来自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的文献资料，还有私人收藏，亦即居住在比华利山的塔珀伉俪的藏品。普利策奖获得者、历史学家马克·E.尼利（Mark E.Neely）写了《世上最后的最好希望：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的前途》（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Abraham Lincoln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为此次展览而发行的重要研究著作。展览于一九九四年十月结束，逾三十万人去过这座位于加州圣马力诺的藏书楼参观。

路易丝·塔珀估计今后她至少还有二十五年可广为收藏，因此没怎么想过她的收藏的最后归宿。“你是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人，”她微微一笑，“眼下当然有些藏品可处理，临时能想到的就是这些雕塑，比如这个罗伯特·托德·林肯收藏过的，我可以说会散出这类藏品。至于手稿和书信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会怎么处置它们。”100

确保某几类收藏完好不散，这也不失为可能的解决方法。“我把所有藏品看作几类自成一体的收藏。关于林肯夫人的收藏，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收藏，关于林肯家族的收藏。还有就是关于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收藏，关于布思家族的收藏。其实，我能入选纽约玩家俱乐部的汉普登·布思戏剧图书馆当理事，就是靠这个。玩家俱乐部曾经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大哥埃德温的家，埃德温也是著名的莎剧演员。我的有关布思的很多收藏也许应该去那里吧。”

不过她很快指出，还有待多年之后才会作出上述决定。“目前，我不知道，”她说，“现在嘛，我就享受我的收藏好了。”

他在长篇电视连续剧《夜间法庭》（Night Court）扮演好色之徒丹·菲尔丁律师，已为几百万电视观众所熟知。在带我去他的书房看两千多本现当代著作的初版之前，他先调好了一壶路易斯安那浓咖啡，再与菊苣根粉冲泡，味道浓郁，趁热饮用。他就是约翰·拉洛奎特（John Larroquette）。他与我坐在他的厨房里，说话一如在电视剧中那般幽默。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他凭着塑造人物的高超演技，连续四次获得艾美奖。

他说：“我能告诉你我开始藏书的确切时间。”他回忆起，就在十年前，他还在入门阶段，当时他在剧院里做过很多工种的临时工。“我刚刚在当地排演的《终局》一剧中扮演哈姆，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一直很爱读贝克特，可追溯到大概十四岁时，当时我在新奥尔良。”

戏剧开演的前几天，拉洛奎特到加州威尼斯市一家专门买卖贝壳的商店里随便看看。“在柜台后面，有个小书架，摆着一些书。其中就有一套十六本的贝克特文集，是格罗夫出版社的一九七〇年版。同样的签名限印本一套要四百美元，对我来说太贵了。这套十六本是一百二十五美元。当然不是初版，但收齐了贝克特的戏剧。我一声不吭，掏钱买了这套书。想到自己一下子就得到了全套书，真是大喜过望，觉得称心满意。”

一九八〇年，拉洛奎特受邀在《夜间法庭》出演丹·菲尔丁。从此他时来运转，吉星高照，而收书也随之增多了。就在我们见面的几周前，他刚买入八百多件与贝克特有关的珍品。据拉洛奎特说，原主人是迄今为止“演绎贝克特的最佳演员之一”。这批藏品供在他雅致书房里的至佳位置，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他从贝壳店买的那套十六本贝克特也依然放在显著的位置。

拉洛奎特的藏书虽说是现代与当代初版，也许称为当代初版更为合适。因为那些书的作者仍然在世，笔耕不辍。他在这方面的聚书之精，不亚于其他大部分美国藏书家。他对自己收藏的安妮·泰勒（Anne Tyler）作品尤为骄傲，特别是这位巴尔的摩作家的两部初版小说，《若清晨还会到来》（If Morning Ever Comes）和《马口铁罐之树》（The Tin Can Tree），两书在书市和拍卖图录上的各自标价多在七百五十到一千美元左右。他指着约翰·福尔斯、博尔赫斯、巴里·汉纳的著作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当我读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时，我都想读初版，我很在乎这个。”

拉洛奎特开始购买珍本之后，他学习了每一位严肃收藏家都必须掌握的精微之技：如何辨别初版、如何找到收藏要点、护封很重要、品相要讲究。“那成了目的本身，能够拿起一本书就对它有多少了解，”他说，“如今最让我激动的是签名本，看到我崇拜的某位作家曾拥有过它，至少有一刻会很激动。”

起初拉洛奎特只是买自己想要的单本书，后来他明白要搜齐作家的全部著作才算高明。“我还会买作家的单本书。最近我得到了一本不错的《欲望号街车》。我不收藏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我买这本书，是因为它在我出生那年出版，小时候我在新奥尔良乘过那种街车。”

拉洛奎特好书成癖在洛杉矶已经出了名。有一次，他被人捉弄，参加了在好莱坞某古玩店的模仿拍卖会，设局的是迪克·克拉克主持的“洋相百出与恶作剧”（Bloopers and Practical Jokes）电视节目组。“他们布置了一个假拍卖场，我太太事先和他们串通好，”他说，“我收到邀请函，就放在我的化妆台上。我太太装傻，什么也没说。他们的拍卖品正是我收藏的东西。那天到了，我跟太太说，‘我想过去看看，你不介意吧？’她说，‘不介意，我跟你一起去吧。’”

他们去到那家店。他进了拍卖室，妻子借故走开了。他一坐下，拍卖品立即从画作转为藏书。“他们预先与那些和我做了很多买卖的人谈过，知道我有什么书。他们拍卖的就是这类书，但价格还不及我出价的零头，以此逗乐。他们算好我不会竞投，因为那些书我都有了。可是我不傻，我看到一本我知道价值是八十美元的书居然卖五美元，我当然竞投。等到价格升到八十或者八十五美元时，我就停手了。所以他们没法套我。接下来他们又走另一极端。大家开始出价一千两千竞拍几本书，我知道它们不过值一百罢了。当时我太太莉丝就坐在我旁边，身上缠着麦克风，他们借此知道我的反应。他们要信号传送我说的很多话，因为毫不夸张地说，看到有些价格疯涨成这样，我真的吓呆了。最后，他们揭开了内幕。他们走了过来，就像这样，给了我一本书。我抬头一看，墙上有几面镜子，又看到几个摄像机镜头。我才晓得中了圈套，完全信以为真。不过也算是上了一回电视，可不是？要是一个人贪图得到书，他就会什么都相信。”

在这个恶作剧开始之前，参与节目的多位书商已事先得到提示，其中就有加州圣巴巴拉市约瑟书局的老板拉尔夫·B.西普尔。古旧书业界都叫他“卖书约瑟”。西普尔在一九七〇年开店做生意。他的意图很清晰，除了“供应”他所能找到的绝品之外，不做别的生意。约瑟是他深爱的一位先祖的名字，也是回应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约瑟和他的兄弟》（Joseph and His Brothers），此书作于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二年，是作家的《圣经》小说四部曲之一。西普尔的书局以此命名，再合适不过了。他也爱书，不过他说，佣书为业，很难再去藏书。“明白某些漂亮的珍本曾经我手，他人收集精良藏书有赖于它们，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西普尔称赞约翰·拉洛奎特是那种他特别喜欢交往的收藏家。“能获得约翰的信任，能给他找到一些好东西，我很自豪，”他说，“我就是这样认识他的，那时他到各地书市闲逛已有两三年了，不只是加州的，也有其他地方的，很安静地逛。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在波士顿，他来到我们的书摊。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平常没什么时间看电视。但是我认得出他有来头，问题也问得好，尽管他还是新手。我还看得出他不仅是真有兴趣，而且务实，有脑子。后来他开始买了一些书，我意识到他也有能力买书。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为拉洛奎特搜求关于塞缪尔·贝克特的著作，就是为顾客“量身找书”的好榜样。“如果今天还有人想收藏贝克特，给我的价钱是当年约翰收藏时出价的五倍或十倍，我也无法找到那些书。过一段时间，我也许能找到，但我觉得那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在特定时间内要有想要的书出现才行。这种好书通常都已被公立机构收藏了。”

还有一位作家在拉洛奎特书房里占了特殊位置，他就是卒于一九九四年的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拉洛奎特说：“我在一九八〇年左右读到他的作品。读到他的作品时，也是终日醉醺醺的，酩酊大醉。他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深有同感。我将其视为一个生活在脆弱之中的人，但这个人仍然有力气伸出一只手来打字。我想，如果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痛苦之中，这也是不错的路子吧，能与人交流它像什么、它有多可怕。我就肯定做不到。”

书房的一面墙壁有个书架，上面放着拉洛奎特获得的两个艾美奖杯。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他连续四次获得艾美奖，成就之大，傲视同侪。在两个艾美奖金杯之间，默然对应的是一尊异乎寻常的雕塑，两个满脸苦相的男人坐在长凳上，等待着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巴士。101他平静地说道：“我摆它在那里，是要提醒自己我是谁，我的生命要走向哪里。”

拉洛奎特认同自己是嗜书成癖，但是并不认为书是代替杯中物的健康品。“如果我周围有很多书，我感到安全，我感到无忧无虑，我感到有伴，即使我可能是一个人待在书房里。而喝酒就是喝酒，没别的，跟书没有关系。我是个酒鬼，酒鬼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再喝，要么不喝。有一天晚上，我决心戒酒。我为什么要在艾美杯之间摆个雕像呢？这是有原因的，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要为任何成就而妄自尊大，因为我们的全部所有都是非常脆弱的。”

拉洛奎特环顾着他的书房，对着四座艾美奖杯点点头，用手臂作势扫过他收藏的现代初版珍籍。他说：“要是我是一个外人，从街对面进到这里，我想我也许会说这个家伙肯定是个大人物。说出来也许像是假装谦虚，但我真的不觉得自己这点荣誉有什么了不起。该干活时，我就到场，尽力做好本分工作，我也希望一切顺利。可我不能说功劳全归我，因为就算我这么想，也没有任何意义。一路走来还挺好，不过多半是走运吧。”

历经整整十五年的大力搜藏，收藏家戴维·卡佩莱斯（David Karpeles）共积聚了约一百万页的重要历史手稿。由于卷帙浩繁，为确保安全，需要用长三十英尺、宽十英尺的钢制保险库来储存。这位圣巴巴拉的房地产投资商以传教士般的热忱，收罗了几乎一切领域的原始材料——涵括了历史、探险、制图学、宗教、艺术、音乐、政治、科学、文学、医学等。八月的一个下午，他在宽敞的家里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不管我收藏什么，必须让一个五年级学生都觉得有意义，这是惟一的限制。找到一份好文献，乐趣胜过吃棉花糖、西瓜和鱼水之欢。”

卡佩莱斯在美国多处共设了五个私人博物馆以存放他的珍藏。他的女儿谢丽尔结婚时，婚宴接待处的中央饰品就是藏于其中一个博物馆的两份文献，放在两个小柜里。一个小柜是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手稿，来自他的歌剧《罗恩格林》的同名选曲“新娘来了”，旋律轻快。另一个小柜是门德尔松为莎剧《仲夏夜之梦》所作配乐的第六首乐谱原件，也是举办婚礼时到处可以听到的赞美歌。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在演奏上述两首令人难忘的乐曲以款待客人。

卡佩莱斯说：“我们喜欢用收藏的手稿来庆祝重要活动。”一九八七年，为了庆祝制定美国宪法两百周年，他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出了五份文献：委员会推行邦联条例之报告、国会宣布第一届美国总统选举的公告、纽约州批准宪法、林肯和全体参议员签署作为宪法修正案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向路易十六世提议并呈献的法国王室宪法原稿。

一九八九年，为了纪念弗洛伊德逝世五十周年，卡佩莱斯展出了他的多份手稿，这位心理分析之父在这些手稿中讨论头疼、梦境、自我分析。次年，在纪念发明电子通信的展览会上，他又拿出萨缪尔·摩尔斯、贝尔、马可尼等人的文献资料，包括第一张的收音机素描图。在一九九一年的音乐展览会上，他提供了下列名家名作的乐谱原稿：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帕德雷夫斯基的《G大调小步舞曲》。

据卡佩莱斯说，他热心收藏是人到中年时的顿悟。那次启示发生于一九七八年，那年他四十二岁，与妻子玛莎去圣马力诺的亨廷顿藏书楼参观。“我们观看展柜里的藏品，看到一件我们无法相信还会存世的东西，我们原以为这种东西应属于史密森学会，”他说，“它就是林肯总统给他的一位保镖的通行证，他当晚就遭到了暗杀。我们问了几个问题，发现这个小小的通行证根本不算什么，还有很多始终在易手的文献资料，简直会令人晕倒。就在那里，我决心进入这个领域，而且要更为深入。我倒要看看，在大家认识到他们在卖什么东西之前，我能得到多少这样的珍贵文献。”

卡佩莱斯开始钻研来自书商和拍卖公司的图录，很快他雇请了代理人在欧美全境帮他竞买。“我们可遇到美国《解放宣言》、《秘鲁独立宣言》，都是原件手写的珍贵文献，居然有人出售！”只要有人想卖，卡佩莱斯就买。作为买家，他与马尔科姆·福布斯平分秋色。马尔科姆·福布斯是纽约出版商，一九八〇年代最广为人知的手稿收藏家，卒于一九九〇年。

卡佩莱斯的收藏之术简单得出奇。“我们外出时，尽量购买对我们显得重要的每样东西。我们看着图录，想要的东西就做个记号，如果有我们看中的，就一直竞拍，不管别的。四年来，每出现一件重要文献，我们都买，每一件都买。我们竞拍到底，直到别人全都退出。我们知道，若有其他懂行的人参与竞投，这份文献的价钱肯定不少于他们愿意出的价钱。我们只需比其他人坚持更久，这样就可收归我们了。”

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低价投标原则”。假设拍品的真正价值要通过公开竞争来确定，几个人同时竞拍一件物品，只有一个人可得到。低价投标者是最后退出的人，由他来决定赢家该付款多少。卡佩莱斯承认这种策略有不少陷阱。其中之一就是，如果几个人对某件特定拍品了解不多，就会发现他们互相之间被牵着鼻子走。更为危险的是，如果有人想“不惜代价”买一样东西，而这个消息多半又会泄露出去，就会招致其他人“赶来”参与，或出于恶意，或出于兴趣。卡佩莱斯说：“我毫不怀疑我的购藏影响了市场。也是时候给我想花钱买什么东西设个界限了。我不再碰到什么就买什么了。现在要让我的竞争对手知道，有时候我是会退出的，留下他们来应付那些东西，而到了那个价格，他们本来可能是不想掏钱要的。”

卡佩莱斯已购藏的文献资料多不胜数，不过他强调，他不是太想“得到拿出来卖的每一份文献”了。他反而专注于“重要的东西”，这条灵活准则令他能随心所欲。我们见面谈话的那天，他从存放在市区保险库里的宝藏里精选了一些手稿以说明他的观点。里面有《人权法案》的稿本；天主教教宗卢西乌斯三世在一一八三年签署的圣十字军圣殿骑士圣职的手谕；乔治·华盛顿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三日签署的公告，声明下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感恩节；还有马丁·路德在一五三二年签署的文件，同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提出的承认新教活动的条件。

卡佩莱斯给我看完这些文献之后，离开片刻，又带回了更多。他先是递来一份提及美国独立战争时引用最多的文件之一，亦即乔治·华盛顿将军的一封亲笔信。一七七七年，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州瓦利福奇村的司令部中写了此信。开头称呼径直写为“诸位”，华盛顿请求国会给予援助，说麾下士兵“赤脚无鞋，几无一物裹身”。此句已为无数的历史书引述。

卡佩莱斯说：“我是在斯旺艺廊的一场小拍卖会上拍得的。我跟代理人巴特·奥尔巴赫说，到场就行，也别看这件拍品，就装糊涂，甚至它是真是假我也不在乎，要保持冷静。这件拍品的估价很低，我想别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是，突然马尔科姆·福布斯的秘书来了。通常福布斯会亲自参加这类拍卖会，但我想这次他是不想惹人猜疑。它的起拍价是两千美元左右，确实很低，接着拍卖价走高，一路走高。到了约三万美元时，秘书开始犹豫了，就在此时巴特说他感到自己盖过她了。到了三万五千美元时，她最终放弃了。”卡佩莱斯给奥尔巴赫的底价并不明确，“十万美元以下或者左右吧”，但很快又说，万一没有拍得这封信，他会“心如刀割”。

接下来卡佩莱斯给我看的是南部邦联的宪法，初印原始版本不到百份，而这份是佐治亚州的托马斯·R.R.科布将军的亲笔文件，写在五十一页浅蓝色的纸上，日期是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我沉默许久才问道：“这样东西应该放在国家档案馆吧？”卡佩莱斯笑道：“你的想法没错。可它就在这儿了。”

自一九〇八年后，这份邦联宪法文稿归科布的后人所有，一直保存在阿森斯市的佐治亚大学，迄今已近七十五年。“我们原想，经过了这么多年，应该会送给我们了，”该校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玛丽·埃伦·布鲁克斯后来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说，“继承人才是真正的拥有者，结果是我们终归不过还是暂借而已。我们还有邦联宪法的定本，加州有一件是暂定本。不用说，我们非常希望同时拥有两件。”

卡佩莱斯是从一位书商那里听到该文献可售让。“有人跟我说，一天，文件的所有人到大学里说，‘抱歉，我的家族想拿回我们的宪法文件。’他们说，‘你们的宪法，你什么意思？’他跟他们说，‘查查你们的档案，仅供出借。这么多年，我们家族是在出借。’接着他们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拿回去？’那个人说，‘我们缺钱。’”

主人同意给该大学时间筹款以购买这份文献，可找州政府，也可向私人募捐，但各种努力均告落空。卡佩莱斯说：“我听到的就是这样。我从一个书商那里听到，他们在找人捐款。我不想捐钱，而是直接跟他们说，‘我说，为什么不卖给我算了？我会妥善保管。每隔几年，我们会租给你们作展览之用。’”至于他花了多少钱买下这份邦联宪法，卖家是谁，卡佩莱斯均谢绝作答。他说：“我已经同意保密细节。”不过据其他消息人士透露，该文献是给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的书商托马斯·布罗德富特托售。他在一九八二年拿出来卖。在长达三页的图录描述中，列明物主是科布将军的后人，开价二十万美元。

留在佐治亚大学的那份邦联宪法比卡佩莱斯所藏的要晚两个星期，其保管权向来也不明确。据国家档案馆称，此为邦联宪法定本，是羊皮纸写本，经查证日期应为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内战结束时收归联邦政府所有。但华盛顿总统未曾寓目。一八六五年四月，联邦军抵达南卡罗来纳州切斯特市某铁路仓库，负责上缴文件的南军军官受惊逃窜，丢下了这份文件及其他资料。当地的报纸发行商费利克斯·G.德·方丹抢救了部分被遗弃的文件，保留了十八年之久。后来因欠债和急于用钱，他在一八八三年把这份宪法定本卖给了乔治·W.J.德·伦尼夫人。该文献自此一直由伦尼夫人家族持有，直到一九三九年，佐治亚大学才出价两万五千美元购得。

对于科布家族出售这份宪法文稿，公开评论少之又少，所以其易手没有令人哗然。卡佩莱斯说：“美国手稿协会主席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包系在手腕上，从佐治亚坐飞机带来。我兴奋得发抖。之后好几天都觉得头晕目眩。”他再也没想过借给佐治亚州以示好意。“如果他们真的想保留它，就应该买，”他说，“我可不是那种慈善家。”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七日，正值“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卡佩莱斯购得伊桑·艾伦（Ethan Allen）写于一七八七年的两页信札，处理手法也是同样的谨慎。伊桑·艾伦是美国佛蒙特州的爱国人士，在独立战争时期曾统领“格林山兄弟会”，并率众从英军那里夺得泰孔德罗加堡。此信的收件人是加拿大魁北克总督盖伊·卡尔顿。艾伦在信中大胆暗示，若佛蒙特作为州被拒加入新近成立的美利坚联邦，则可能考虑成为加拿大的一个省。艾伦写道：“余乃共和国一员，而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实无关系。”

四年之后，佛蒙特加入美利坚联邦，成为其第十四个州。然而也有观察人士暗示，艾伦上校向北方加拿大的投石问路，也许几近叛国。虽然两方都未能作出结论，但是无论如何这份原始文献都极具历史重要性。佳士得在拍卖前，对该拍品估价为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但是竞投很激烈，卡佩莱斯支付了四万一千八百美元，才将此信收入他的书房。一年后，他吐露，如有必要，当时他愿出到八万美元。

卡佩莱斯成为伊桑·艾伦此信的新主人之后不久，他接到了佛蒙特州州长玛德琳·M.库宁的电话。“我不清楚她是谁，”卡佩莱斯说，“不过她曾在布兰迪斯大学举办的某个宴会上认识了我太太。”两位女士都积极参与该教育机构的筹款活动。“州长跟我说，佛蒙特就是当日对艾伦此信的低价投标者。她问我是否考虑将此信当作礼物送给佛蒙特。”卡佩莱斯对库宁州长的请求表示同情，但他也说，他觉得这件藏品应属于他的美国早期文献的整体收藏，所以决定还是把它留在加州。

卡佩莱斯自小在加州长大。他也拥有与家乡相关的很多收藏，他称之为加州档案。其中有圣方济各会教士弗莱德·胡尼佩罗·赛拉（Fray Junípero Serra）的二十多封亲笔信。赛拉在十八世纪于加州成立了许多布道所。他说：“你能感受到这些伟人的存在。我们收藏的文件上甚至能看到手印。我有一份文件，乔治·华盛顿在上面写了些东西，上面就有他的手印。不过在这些东西上真正看到的是思想，让人感到有更紧密的联系，有时候还能看到他们在何处改变了想法。他们会有所增删，让人能知道他们的最初想法是什么。因为有很多手迹都是草稿，由此可窥见它们的稿本和印本有什么改变。”

卡佩莱斯说，他喜欢“继续收藏具有非凡重要性的文献，尽管我有时候是为它们搜残补阙而已”。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拿起一份宣称要保障全体美国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人权法案》草稿，“我敢肯定你知道，奴隶所有权的问题出现后，有关财产的全部观念变得相当难以处理，所以他们把‘财产’改为‘追求幸福’。在这张纸上就可看到历史。”

戴维·卡佩莱斯拥有的单户住宅数量之多，应属圣巴巴拉县之冠。他的大部分房地产都是在一九六〇年代购入，本想等到婴儿潮那代人成年后，向他们或租或售。他说：“我本质上是一个精于推算的人。”他说自己从商之前，曾在附近的韦斯特蒙特学院和圣巴巴拉社区学院教书，还在电脑行业工作过。“在学校里能看到一大班一大班的学生，从九年级以下都是如此。不久你会知道这一大批年轻人就要毕业，洪水般扑向各处房产。我知道房价会上涨，正是进入这一行的好时候。当时对我来说是相当直接的事情。因此我持续投资住宅。我尽快买入，因为我知道它们会走向何方。很快我就拥有了太多房产，没时间教书了。”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末，卡佩莱斯说，他花一两万美元买的住宅已升到了每栋二十五万美元。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时期，他也没停止收藏活动，但是经济形势迫使他转手了五十来栋房子，以此筹集要继续为书房增加藏品所需的资金。他说：“这与买房没什么不同。我买入这些东西的价格也许听上去很高，但过几年后，大家会认为它们很便宜。还记得我们几年前买入的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来往信札吗？当时我们给了汉斯·克劳斯五万还是七万美元，具体金额我也忘了。等到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到来时，我觉得不管他们当年开什么价，都不贵。”

日后该如何处理所有这些文献资料？这自然是个重大问题。他说：“卡佩莱斯手稿藏书楼将流传万代。我是善于推算的人，我已经精确地算好了。”一九八三年，卡佩莱斯手稿藏书楼在圣巴巴拉竣工。后来又在纽约、塔科马、华盛顿特区、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等地开设了展览厅。

卡佩莱斯说：“你问这个是否算是痴迷成癖？是的，我敢肯定是痴迷成癖。可那样也不坏吧？我想，必须要好书成癖，要不就没法做好事情。”

确切而言，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成为藏书家？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买某本书之前，已预先料定自己绝不会读这本书，从那一刻起，他就是藏书家了。不过，也有其他不那么刻薄的观点。一百年前，尤金·菲尔德就说过：“书癖太难以觉察，太容易感染，在让一个人完全着魔之前，他几乎不会知道其存在。”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什么时候跨过界限的，连自己也不知道。

伯杰伉俪居住在加州北部，夫妇都痴迷收藏精美的东西。不过他们以前仅限于收藏家具和装饰艺术作品。至于动心去聚书，则要回溯到一九六五年的某一天了。当日他们买了一本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印制的《乔叟作品集》复制本，价格不贵。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是一八九〇年由英国诗人兼设计家威廉·莫里斯成立的一家出版社。此书是该出版社最出名的书。一个夏日清晨，桑福德·L.伯杰（Sanford L.Berger）在地处幽静的家里回忆说：“那本书开本不大，甚至还不是原大，但就是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他的宅邸舒适安逸，位于北加州的蒙特雷半岛，可以饱览太平洋的风光。

“我马上就注意到它的艺术设计，与家父以前的绘画和雕刻极为类似，特别是边缘的细节与流畅的装饰。家父喜欢做古物修复的工作，而这正是我翻开那本书时所看到的。”他的父亲名叫塞缪尔·伯杰，在一九〇四年，十九岁的老伯杰从罗马尼亚移民来到加州，后来成为旧金山经营最佳的木雕工匠。直到今天，在旧金山一些赫赫有名的历史建筑物里依然保留着他的装饰作品。例如都勒教会堂、慈恩堂、波希米亚俱乐部。“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让我坐在旁边的长凳上看他雕刻。我和三个姐妹要帮他做所有的模板打印，他教我画画。可他总是说，‘别做木雕工匠，要做建筑师；在哪里放雕刻，是建筑师说了算。’”

伯杰日后不单成了建筑师，还娶了一位建筑师。五十多年来，夫妇两人培育的美学兴趣始终不减。一九四一年，桑迪（桑福德的昵称）与海伦相识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我们俩都在那里跟随包豪斯学院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厄斯及其助手马塞·布罗伊尔学习。他们都是从纳粹德国来美国避难的难民。我们的第一个公寓都是纯用‘国际风格’来装修，主要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当时这些现代的东西刚刚开始流行，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收藏。”不久他们买入了新艺术装饰风格的作品。

虽然伯杰夫妇搜集了一批极佳的参考书，以记录他们的设计作品，但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藏书家。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某日，桑迪·伯杰不吃午饭，决定去旧金山中心区邮政街四三四号的沃伦·豪厄尔书店看看。他说：“我原想过去找一本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的真本，没想过那里会有什么；只是听说那个书店好，就进去随便看看。”那天在豪厄尔的店里发生的事情，是伯杰之后多年经历的几次偶遇的第一次，也让他对奇缘际遇的魔力深信不疑。他说：“收藏这本书不仅仅靠运气。”他提起一九八四年加州大学出版社的一本详尽的展览图录。伯杰顶着被人讥为“神秘或迷信”的风险，在图录序言中写道，他常常感到“藏品好像是自己”冒出来似的。

“我去的那天，沃伦·豪厄尔不在店里。我问看店的店员，有无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的书，店员打开一扇门，就看到了那批刚拿来寄售的藏书。还没有一本摆出来。”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出过的书籍总计五十三种，六十六卷。豪厄尔从已故的旧金山收藏家坦普尔顿·克罗克（Templeton Crocker）的旧藏中买得其中五十一种。克罗克出身富裕之家，以收藏丰富的档案文献最为知名。他的藏品涵括加州文献资料、旅行报道、有关淘金热的日记、地图、报纸，于一九六一年转手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克罗克也喜欢精印本，藏有十五世纪传奇人物、威尼斯印刷商阿尔都斯·马努蒂乌斯印制的很多古籍。克罗克收藏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书，品相均属上佳，流传有绪，多数都有重要的题字。在接下来“连续三个小时午饭时间里”，伯杰都待在豪厄尔的店里，认真看了每本书，最后选定了《伊阿宋之生和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此书是威廉·莫里斯在一八九五年六月三十日题赠给艺术家爱德华·伯恩-琼斯，他曾与莫里斯合作，并结为终生好友。伯杰说：“这本留念本非常好，品相如新，极好。只有一卷，大四开本，却是我觉得不能错过的好书。”

可是，访得此书之后不是有满足感，而是患上了伯杰称为“预期综合征的重症”，据他的形容是“戒断综合征的反面”。三个星期后，他再次光临书店把剩下的五十本全买了，此时“综合征”才消失。“我带了三纸箱的书回家，这三个纸箱开启了日后的一切，”他说，“我所经历的是无法压制的东西；一时之间，摩挲着这么多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的书，就像摩挲着大理石雕像。有一种移情的感觉，认识到这些都是珍宝，都很重要。一回忆起这些，感觉好极了。”

往后多年，沃伦·豪厄尔又找到了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的其他书，帮伯杰凑齐了全套。有一本是一位美国老侨民的藏书，此人住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沃伦在那里买了很多东西，但这本书是他随身带回来的，”伯杰一边说，一边取出此书的原本。二十五年前，它的复制本已经让他神魂颠倒了。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的《乔叟作品集》允称杰作，印刷版面、装饰设计无一不精，大诗人叶芝曾称之为“在全部印刷书籍中，典丽无俦”。威廉·莫里斯在一八九六年制作了四百二十五部《乔叟作品集》纸印本，有三百七十九本是用麻线装订，蓝色纸板做封面，书脊用亚麻线，粘贴书名标签。余下的四十六本最为珍罕，用白色猪皮装帧，图案是无色压印102，用的是莫里斯自己的画作，在多佛斯装帧所装订成册。沃伦·豪厄尔从乌拉圭带回来的就是其中之一。伯杰把书递给我，说道：“你摸摸吧，感觉一下，就像象牙。”

三年之内，伯杰收藏的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藏书已近完备，但他们着力收藏威廉·莫里斯的作品才刚刚开始。伯杰说：“随后是自然而然的发展。”他指出，要全面欣赏莫里斯的才艺，任何人都必须留意到，他除了是一个小型出版社的印刷设计师，还是成就斐然的作家、诗人、翻译、出版家、画家、纺织高手、书籍装饰师、设计师、商人、刺绣大师、社会活动家。一八九二年，莫里斯谢绝了继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Lord Alfred Tennyson）之后成为英国桂冠诗人；他太忙了，分身乏术。在政治上，莫里斯热心投入社会主义活动，出版了很多引起争议的传单和小册子，伯杰已经搜得大部分这类文献。莫里斯还经营莫里斯公司（一八六一到一八七五年名为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公司），生产墙纸、织物、家具、彩色玻璃、金属制品、瓷砖、地毯，他制作的图案持续生产了一百多年。

英国室内设计师伊丽莎白·威尔海德（Elizabeth Wilhide）在她的专题研究中评论了莫里斯的巨大影响。她写道：“他在应用美术领域的作品启迪了整整一代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他关注装饰材料的诚与真，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现代运动之标准。”威尔海德着重指出，莫里斯质疑“十九世纪批量生产的平庸之作，重新确立了手工艺品的价值”，使得“装饰艺术的整体状况大为改观”。

莫里斯在一八七七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盖人造之物，皆具形状，或美或丑；若与自然和谐则美，且可助益自然；若与自然不谐则丑，且会妨碍自然；无法不偏不倚。给予人所必用之物以乐趣，此为装饰之一大功能。（无用之物）非艺术品也；易言之，若不服务心所役之身，或未能取悦、抚慰、振奋处于健康状态之心灵，均非艺术品。人若知此理，并依此行事，则堆积于伦敦城中人家府上、冒称艺术品之极丑垃圾即可清理出去！

英美几个机构均藏有很多有关莫里斯的藏品，但大多藏品只是注重他的全部作品的某个方面。伯杰强调说：“请别忘了，海伦和我都是建筑师。所以没过多久，我们就想记录在设计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次序，从一开始的概念，到初步发展，再到最后阶段，之前所进行的一切。看着完工的产品很容易会忘记了创作它的过程。”

伯杰买下一个名叫阿尔比安（Albion）的出版社，掌握了手工印刷的技艺，为的就是欣赏制作书籍的创造过程。“莫里斯启迪了我要有优美的书法。我的书法挺好。他印制书籍，因此我也印制书籍。等到自己尝试了，看到真正的成品时会认为这是奇迹。你能看到所有部件在哪个环节装配，还能全盘掌控设计过程。”

伯杰侃侃而谈，午后的阳光穿过客厅的五块彩绘玻璃，满堂盈溢着瑰丽彩光。那些玻璃原是英国兰开夏郡海伍德市一座论派教教堂的装饰物。宅子的另一间房里藏有五幅画像，也是来自这座教堂。第三个房间里放了一个圆花窗，以前是放在教堂两排三个吹喇叭天使之上的。他说：“当时我正在向伦敦某古董商买莫里斯设计的一些瓷砖，有个女销售员问我是否对他的彩绘玻璃窗有兴趣。”这些玻璃嵌板太大，无法展出，所以只能堆放在后面的库房里，已有两年，积满了灰尘。伯杰向古董商借了一张照片，上面是窗户在教堂的原来位置，而教堂早已废弃拆毁了。“所有东西拼装好后，宽十一英尺高十八英尺，大得不得了，”伯杰说，“我拿照片给太太看，跟她说这是我们最近买入的。她还以为我说的是那张照片。‘不是照片，’我对她说，‘我们买了整扇窗子。’”

伯杰的单件藏品之中，要数这块彩绘玻璃最大，但他的镇堂至宝还不是这个，而是存放在两个大木箱里的藏品。“每个箱子都有一辆车那么大，每个箱子重达半吨”，内有大量的杂物：水彩画、书信、文档、笔记、瓷砖、瓶瓶罐罐、书、素描、几百个墙纸和挂毯设计图、详细的着色手册、印染织物的指南和配方、纺织品样件、彩绘玻璃窗的精确素描原大底图。这批东西是伦敦莫里斯公司的档案杂物，伯杰在一九六八年将其悉数收入。

伯杰说藏品是“自己冒出来似的”，搜藏这批档案的方式正好是解释其意思的又一范例。旧金山书商戴维·麦吉（David Magee）在行内享誉已达五十年之久。他定期去英国，在几位可靠的消息人士之间往还，他称之为“交游”。一九六八年某日，他与伦敦书商安东尼·洛塔（Anthony Rota）闲聊，留意到靠墙放着一幅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的水彩画，这是刚从莫里斯公司总经理邓肯·迪尔买入的大批东西里的其中一件。该公司已在一九四〇年停业了。据麦吉的回忆录，他在场买“威廉·莫里斯的故物”时，知道将会向某贵客提供这些“他做梦也没想到可能会拥有”的东西。这位“贵客”正是桑迪·伯杰。

两个大箱子从英国过来了，伯杰马上驱车从伯克利赶往旧金山。随后的三个小时的发现，让他欣喜若狂，丝毫没留意贮存处堆积的“圣灰”。有一刻，麦吉把某些彩绘玻璃设计草图卷轴随手丢在地上。“嘿，小心点，”伯杰轻声责备道，“你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你的了。”伯杰没有正式询价，也没有讨价还价，就爽快声称他要买下全部档案。麦吉回忆道，尽管他没有担心伯杰的购买“财力”，但他倒是“无法想像”这位朋友计划怎样存放如此庞大的材料。伯杰的解决方法很简明。“我只是不能同时展出所有东西罢了。”

在拜会伯杰时，我见到他难掩从这批档案中不断找到各种藏品的激动之情。他递给我一张手织地毯的样板，说：“摸摸它的质地。”接着他又说：“看看，这些是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原始木刻版画的首字母和装饰的初校版。截至该出版社停业时，这类初校版共出了三套。大英图书馆有一套，摩根藏书楼有一套，这是第三套。这里的则全是墙纸。”看完墙纸和织物，我们去了另一个收藏区。“这是莫里斯自己的画作，”他说，打开了一张彩绘玻璃原大草图的卷轴，“说到线条的简省，看看他的成就，”他说道，又拿出了一张，“这是一幅挂毯的图。我们有七百张彩绘玻璃的水彩画，还有给织物和地毯作的一百五十张水彩画。其中有一百四十张是莫里斯亲笔绘制的人物研究图。我想，相关藏品数量排第二位应是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据我所知他们有七张。”

伯杰承认自己算是务期遍访无遗，只是遗憾未能购得一些本来有机会买到的藏品。“我有一张很好的‘应备藏品’清单，列明了我应该买入但还没有买到的东西。”比如在一九六八年，有人向他出让一本一六三八年版的英国著名草药师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e）的《草药图谱》（Herbal），此书影响了莫里斯早期的很多花卉设计。“开价三百美元，我没买，因为在一九六八年，我还是专注收藏凯尔姆斯科特的东西。如今我深入研究装饰艺术，才知道要是得到那本书该多好啊。我偶尔在图录中见到它，但现在价格已是四千美元。花四千美元去买，我不在乎，但本来有机会三百美元就能‘买到’的。”显然他花多少钱买什么是有限度的。“要看那件东西，还要看我们能否承受。我从来都不让自己负债。一收到书，我就开支票。如果我买不起，就不下订单。”

伯杰夫妇收藏的档案中，某些草图甚至比他们家里的彩绘玻璃还要大，其中有三份是为高二十五英尺的玻璃设计的精致图案。“我们只见过它们展开过一次。当时是蒙特里的一家博物馆要展览，他们请消防队带来了云梯，消防员爬上云梯，把它们固定在天花板上，从最高处垂挂下来。”

一九八七年，曾任耶鲁大学善本室主任的玛乔莉·温（Marjorie Wynne）在哥伦比亚大学索尔·M.马尔金讲座中提到了收藏的终极原因。“珍本和手稿要物尽其用，这才是收藏和保存藏品的正当理由。”一九八四年，在加州大学举办的威廉·莫里斯展览会图录序言中，伯杰写道，见到他的收藏为人所用，“架上不断出现硕士毕业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专题研究、图录、学者著作，尤为欣喜。”

经查证表明，很多学者都因承蒙伯杰伉俪的关照而不胜感激。纽约市立学院英文教授诺曼·凯尔文（Norman Kelvin）编辑了莫里斯书信全集，他写道，正是伯杰等收藏家的“搜讨，让人获得做学问所必需的材料”。威廉·S.彼得森（William S.Peterson）近日撰写的《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The Kelmscott Press：A History of William Morris’s Typographical Adventure）中描述了威廉·莫里斯在一八九〇年代的排印事业，彼得森在书中感谢伯杰伉俪，“种种襄助，难以言表”。查尔斯·休特（Charles Sewter）专门研究威廉·莫里斯公司所制的彩绘玻璃，并著有两卷参考书。等到他研究了伯杰的收藏，不得不修订他的著作。伯杰说：“我给休特寄去了两个纸板箱，里面都是影印文件，有全部七百件档案里的素描，全部一百四十件布料研究图。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材料存在，只能辛辛苦苦修改他的著作。如果不把这些材料列入研究，你能想像得出这会是一场学术灾难，不是吗？”休特的著作《威廉·莫里斯的彩绘玻璃》（The Stained Glass of William Morris）用了整整三栏篇幅说明参考了“S.L.伯杰”提供的材料。

这些研究种类繁多，表明伯杰伉俪已对莫里斯的生平活动所知极深。伯杰说：“在任何一项藏品上，很多机构的收藏比我们更多。但是，如果说只要到了一个地方，即可免去东奔西走之苦，除了我们这里，我不知道还有哪里。这也给我带来了问题，该把这些藏品最终安置在什么地方？我希望，能有机构辟出某处保存所有藏品，供学者使用，这样就能观赏那些画作，然后看看它的画稿，或者是窗户的，或者是挂毯画的。而不是把画作放在艺术系，其他论述社会主义的所有小册子放在历史系，诸如此类的做法。它们应该存放在一个地方。”

不过在决定这些藏品的未来之前，伯杰伉俪先想尽情赏玩。目前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拍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莫里斯公司制作的彩绘玻璃。伯杰说：“等到我大概八十八岁时，会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比较窗户的实际模样及其草图设计。每一天，威廉·莫里斯多多少少都会令我不得不全神贯注。他让我在退休之后的每一天都有乐趣。二十年前偷偷拿进屋里那些书，我不单单在电脑上给它们编目，最终也抽空看了。”

一九八五年，桑福德·L.伯杰因藏书之功而成为第十八位托马斯·莫尔勋章获得者。这份荣誉是美国藏书界颁发的惟一奖项，是一位机智的耶稣会神父想出来的。大家称他是旧金山的“穷美第奇”，因为他所藏的珍本和手稿颇为不俗，而收藏的方法也新颖别致。

一九四七年，耶稣会神父威廉·J.莫尼汉（William J.Monihan）出任旧金山大学格利森图书馆特藏室主任。随后四十年间，他购得四十多部精绝古书，其中有十二部是过去五十年间的大藏书家诺曼·H.斯特劳斯（Norman H.Strouse）的旧藏。斯特劳斯曾任智威汤逊广告公司董事局主席，卒于一九九三年一月。

莫尼汉神父说：“一九六七年我与格罗利耶书社的人在欧洲参观，产生了设立托马斯·莫尔爵士勋章的想法。我发现瑞典皇家图书馆颁发类似奖项，很佩服这个观念。我甚至还借用了他们的图书馆馆训‘私人藏书—造福公众’。我回来后，就跟我们的图书馆同事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这么做呢？’”

他用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名字来命名勋章，是因为在他得到的第一批重要藏书中，莫尔的著作是重点。如今这批藏书约有一千件，当中有一部莫尔著作上有十七世纪英国大诗人约翰·多恩的注释手迹，最为珍秘。莫尼汉神父心目中的第一位受勋人是诺曼·斯特劳斯。“一九六八年，诺曼即将退休。我们在纽约一起吃午饭，他说，‘我乐意帮助你们的图书馆。’我们给他颁发了首枚勋章后，他跟我说，‘等我迁回加州后，我会帮忙让你们的图书馆成为很好的图书馆。’他真的做到了。我可以随口说出他捐出的至少七八件珍品，而且他捐助的不只我们。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刚开始收藏时，他送了一批极好的卡莱尔著作。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夫图书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房间，因为他帮了他们大忙。”

托马斯·莫尔爵士奖虽是由一所大学发起，但在前二十五名获奖者中，就有两名是私人收藏家。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R.戈夫（Frederick R.Golf），一九七四年获奖，时任国会图书馆善本室主任；另一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长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其他获奖者还有威尔马思·S.刘易斯、克里夫顿·沃勒·巴雷特、莱辛·J.罗森沃尔德、玛丽·海德·埃克尔斯、威廉·H.沙伊德、德国的奥托·舍费尔，还有代表了另一种收藏潮流的児玉三夫博士（Dr.Mitsuo Kodama）。児玉三夫是一名日本学者，他收藏的莎士比亚作品和莎学研究著作数量逾一万册，现在均藏于东京明星大学图书馆，仅次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福尔杰藏书楼。他关于林肯总统的藏书则是美国之外最大最全者。

莫尼汉神父在采访中说：“我是耶稣会教士，已发誓不蓄财物，我对身外之物绝无兴趣。不过我爱书，我藏书。区别在于我是为一家公共机构藏书，而不是为我自己。一早我就知道，要是依靠大学的资金，我绝不能得到孤本秘籍。他们会说，‘我们也很想帮您，威尔，可是我们办不到啊。’所以在一九四七年担任图书馆馆长时，我就向外努力。我出去认识人，后来一直这么做。我已经在朋友们之中播下了热情。今天我们得到相当多的捐赠基金，我总能得到馈赠。你在这里见到的很多东西，大部分都是朋友给的，一点也没动用大学的资金，都是用外面的资金搞定的。”

莫尼汉神父满头银发，面带微笑，举止温文。他说到藏书的时候，两个蓝眼睛闪闪发亮。他坚守自己的使命，决不随波逐流。他说，能得到这么多“外界的帮助”，是他的福分。他说：“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就靠这些起了作用。”一九九三年五月九日，旧金山大学提名他成为第二十六位托马斯·莫尔勋章获奖者，以此表彰这位慈善长者“毕其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和藏书事业”。

如要到美国西岸做书香游览，有几处是必去之地：亨廷顿藏书楼、盖蒂博物馆、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藏书楼、南加州的卡佩莱斯手稿藏书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夫图书馆。如果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今天要去这里远足，也一定会去位于加州纳帕谷的西尔维拉多博物馆。该馆坐落在圣海伦娜山脚下，是爱书人的绿洲，创始人是已故的诺曼·H.斯特劳斯。馆址也位于高雅之地，处于加州葡萄酒乡间的葡萄园之中。馆藏专收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生平材料和著作。一八八〇年，斯蒂文森就是在圣海伦娜山坡西尔维拉多矿区一间现已废弃的工棚里度过了他的蜜月。

在少年时期，斯特劳斯住在华盛顿州，他买过一本斯蒂文森写的《西尔维拉多的寮屋》（Silverado Squatters），由加州印刷商与设计师约翰·亨利·纳什（John Henry Nash）营运的小型出版社出品。斯蒂文森在书中记述了他在矿区的情况。后来斯特劳斯到过那里参观。一九六八年，斯特劳斯退休了。他和太太移居圣海伦娜，随即创立瓦利马基金会，目的是想赶紧兴建一座博物馆以存放他所积聚的珍贵斯蒂文森文献资料。博物馆原先设在市中心一座雅致的石屋里，一九七九年迁至现址后便不再搬迁，并与圣海伦娜公共图书馆中心相邻。斯特劳斯初时捐赠了八百件藏品，几年后不断增加，很多都是直接购自斯蒂文森家族的后人和朋友。藏品的重点在于书信原件、手稿、著作初版本及各种版本、雕像、照片、言行录，摆放在形如“珠宝盒”的环境之中。

精华藏书有斯蒂文森自留的处女作《内河航行记》（An Inland Voyage），还有他赠给妻子的《儿童诗园》（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巴伦特雷的少爷》（The Master of Ballantrae）的笔记手稿。还有一百多本书来自斯蒂文森在萨摩亚岛的书房。展出的器物则包括斯蒂文森收藏的铅兵、他的书桌、婚戒；还有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H.R.布卢默（H.R.Bloomer）、维吉尔·威廉斯（Virgil Williams）等艺术家的十九世纪绘画，圣-高登斯（Saint-Gaudens）和约翰·特威德（John Tweed）制作的雕塑。上述这些人都与斯蒂文森互有往还。

一九九三年一月，饱受帕金森症的长期折磨之后，诺曼·斯特劳斯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未能接受任何采访。埃伦·谢弗（Ellen Shaffer）女士名震美国书林逾六十年，从西尔维拉多博物馆一九六九年开馆至一九九二年退休，她一直担任馆长，任期长达二十三年。她很乐意谈书和谈收藏。她曾任费城自由图书馆善本室主任，后辞职去加州担任该博物馆的新职位，当时她已六十六岁。其实在几十年前，她在加州已寄情于珍本书之中了。一天清晨，在西尔维拉多博物馆主楼层不远的办公室里，她向我忆述了那些经历。

谢弗女士祖籍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一九二四年搬到加州，在洛杉矶找了一份工作，为欧内斯特·道森做事。此时，诺曼·斯特劳斯是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很多时间会在西岸。谢弗女士说：“大约从一九三〇年开始，诺曼和我就认识了。他那阵子刚开始做广告业务，我在洛杉矶上班。他经常流连于书店。我卖过书给她，不过之后主要靠邮寄。不久他从八十多位副总裁之中脱颖而出，荣升为世界最大广告公司的总裁，搬去了纽约，在那里生活了近五十年。”

谢弗女士在一九五三年去了费城工作，同时开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珍本书研讨课程。“在秋季学期，每周过去一次。我会带学生去拜访诺曼，效果非常好。因为学生尽管可以去图书馆，可以去文物商店，但他们无法接触私人的收藏，除非有人带他们去。所以我以前会带着他们去拜访诺曼。诺曼没有上过大学，一直将此引为憾事，他向来乐于尽心尽力帮助学生和大学。”

斯特劳斯向全美多个公共机构捐钱赠书。“当年我在费城做善本室主任时，他赠送了一批极精的总统书信。有一次，某人进入我的办公室说道，‘很可惜，斯特劳斯先生不在这儿。我想跟他说，非常感谢他送给斯坦福公共图书馆那些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藏品。’我认识他那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听他这么说。”

斯特劳斯慷慨大方，不过谢弗女士也说，他在搜书时则会表现出“一种勇猛精进的品质”。“他把书店里的书翻了个遍，他能告诉你他有过的每本书。他能告诉你他是在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然而他总是坚守个人的藏书限额。他让自己的藏书量保持得非常精准，如果见到很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剔出一些书。但他不会让感情战胜理智。他会筹划好，会为捐赠的东西找到好去处。”

谢弗女士从小到大都嗜书如命。“虽然是在科罗拉多长大，我也到处去搜猎旧书，回到家里，我把它们放入橱柜，往里面放一个茶托，一块海绵，这样就可抵抗干燥，因为在一万英尺的地方，大气极其干燥。我一向爱护书籍。”

她在道森书店工作时认识了很多人。不过说起埃丝特尔·多希尼，她的回忆特别温暖。“她真是个大好人。‘二战’期间，我曾经在驻菲律宾的美国空军做过两年，退伍后决定凭借《退伍军人法》去墨西哥学习一段时间。她为我举办了一场午宴。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可爱的大卡片，一块漂亮的手帕，而在我的信封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她私下跟我说，‘你在墨西哥的每一个月，都会收到这样一张支票，我也会为你祈祷。’这就是伯爵夫人的风范。她真是一位好心肠的女士。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只是囤书，不是藏书，其实她了解她的书籍。等到大主教拍卖她的藏书时，总价有四千万美元左右，那时他们才发现她的藏书知识有多么精深。”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谢弗女士以西尔维拉多博物馆馆长身份退休。十四个月后，她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

旧金山精神病专家哈斯克尔·诺曼眼前要解答的问题是，何为“文雅的疯狂”（a gentle madness）？他想知道我们谈的是真正的疯狂，或者仅仅是无害的爱好？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以反问作答：

“那好吧，人为什么要藏书呢？”

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假设你有财力去收藏，为什么是收藏书籍，而不是收藏其他东西？我想，这是首先要谈到的大问题，因为如果你够有钱，收藏时就能随心所欲。我想，藏书的人多少都有智力上的好奇心，对书籍好奇，对时代好奇，也好奇于书籍对他们象征了什么。从以书为物的收藏，过渡到以书求知的收藏，两者的区别，就像工作和玩耍的区别，不妨这么说。”

诺曼医生的工作是致力于了解人类情感的怪癖。如何引导动机、目的、激情，其成败决定了他的生计和声誉。过去四十五年间，除了是旧金山湾区的名医之外，他还收藏了科学、医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孤本秘籍。现在倒过来，我请他诊断他自己对善本秘册的痴迷。“干我这一行的，我们对待疯狂是非常严肃的。”他开玩笑说道，但说出了他想说的观点，“首先，要对获取东西有兴趣，这是心理因素。要是还保持在某个界限之内，就像性格的其他方面一样，如果性格在社会中是适应的，就可认为是适度的正常。要是不适应的，那么可以初步判断为疯狂。”

听完他的这番话，我们的谈话更添兴致，因为也到了观赏他藏书的时间了，我在那天清晨去旧金山拜访他，也正是为此而来。我们在他的公子杰里米·诺曼位于闹市的办公室见面。杰里米是一名古书商，日前刚刚为他父亲的藏书编竣两卷书目。过去七年的泰半时间，他都在做此事。书目列出了诺曼医生的一些极珍秘藏书，供我们检视。

诺曼医生说：“每个收藏者都想拥有至少一本珍秘善本。我呈上的这本，只要明事理的人都会同意它是一部珍秘善本。”旁边的小台子上，平放着他收藏的十六世纪医师兼解剖学家安德烈亚斯·维萨里著的《人体结构论》。此书于一五四三年在巴塞尔印制，用深紫红色丝绒装帧。此书的简称《人体》较广为人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书中首次对人体解剖作了详尽描绘，包括骨骼图和神经系统图，精妙已极。维萨里的仇敌甚至借机控告他出于邪恶目的，偷取尸体作解剖。他被天主教异端裁判所判了死刑，后获减刑，条件是他要去耶路撒冷参拜。维萨里同意去参拜赎罪，却在一五四六年死于归途。诺曼医生收藏的这本稀有奇珍，其矜贵之处在于此书是作者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呈献本。

“此书代表了西方世界研究人体解剖的肇始，”诺曼医生说道，一脸的自豪，“说起来你都不信，我是在一本法国书商的书目上见到有此书出售。”维萨里此书之所以能在一九六三年出现于公开市场，原因之一是尚未确定它是否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联系。“有些人认为，因为是彩色插图，应属次品。其实就我们所能确认的，此书有同时代的彩色插图，应属孤本，故能成为呈献本。”

此书的初版本中，其他全部有递藏可征者均为黑白色木版画翻印。他说：“给木刻书籍填色时，它们一般都会非常粗陋。首先一个秘密是这些图片不是以任何的传统方式填色，而是由一名微图画家完成，用金银装饰制作。看看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他翻开这部十六世纪对开本的扉页，只见画上的维萨里在作尸体解剖，周围是一群吓得半死的看客。大师的画作在今天看来依然清新而精准。

诺曼医生赴巴黎购入此书之前，已对它的授受源流作了大量研究。“我去那里的时候，已经知道维萨里呈献了一部给查理五世，是用深紫红色丝绒装帧，而且是手工上色。”他还了解到，这部呈献本不是一直由查理五世拥有，后来还作为礼物送给了法国使节雅克·梅纳（Jacques Mesnae），之后它的去向则无法知晓了。“我拿起这部书时，坚信手里捧着的正是失传已久的《人体解剖》呈献本。”

诺曼医生购得他的第一本“珍秘善本”之前，聚书已有十年之久。他说：“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用心收藏赠阅本和题赠本。因为它们不易找，对于我在搜求的版本，我常常是先买普通版本，等到更有意义的版本出现时，我就卖掉较次的版本，或者折价换为其他东西。”搜寻留念本逐渐成为他藏书的“重要方面”。“它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感受。书让人接触到先贤的心智，而留念本让人得以一窥他们的生平。无可否认，知道自己藏有孤本秘籍，的确是乐趣多多的事情。”

诺曼医生还藏有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s）的《微物图志》（Micro-graphia），这是第一部全文描述显微观察的著作。诺曼收藏的这部是一六六五年的对开本，也是现存初版中仅见的赠阅本。诺曼医生所藏的奇书秘籍还有：一六二八年版的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写的血液循环报告，是近代生理学的奠基名作，此书是近代人类学创始人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的旧物；约翰·洛克（JohnLock）的论文，首次初版在洛克死后的一七二〇年，贴有牛顿的藏书票；法国化学家及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写于一八四七年的论文，赠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查尔斯·沙皮伊（Charles Chappuis），日期比他研究微生物学还要早；现代化学课本的初版本，亦即拉瓦锡在一七八九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由作者赠送给著名博物学家米歇尔·阿当松（Michel Adanson），后者在全书都写有笔记；居里夫人关于辐射的博士论文，发表于一九〇三年，题赠给推测有原子核存在的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一八三九年的达尔文著作初版，叙述了他乘搭考察船“比格尔号”的“几次航行”经历，献给安德鲁·史密斯医生。史密斯是一名英国外科医生，达尔文去南非时见过他。

诺曼医生初时以收集精神病学史为主，他的私人藏书在此领域堪称举世无双。他说：“是这么开始的。我在一九五〇年左右着手收藏，当时对初版没有什么兴趣，感兴趣的是得到我能用的东西。在收藏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我觉得，既然我接受过精神分析学的训练，就应该有弗洛伊德的《释梦》。请留意当时我还能读德文。于是我就买了一本，觉得挺有意思的，买到那本书之后，我觉得也许应该收藏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等到我收藏了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又想到也许我应该收藏这个领域其他人的著作，他的同行的著作，还有他的前辈的著作。”

到了那时，诺曼医生搜购那些文献不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工作，他已认可了这个情形。“我开始在加州大学讲授心理分析时，找的借口是买书我能在课堂里用。当然我不是真正需要初版，普通版本就完全够用了。可是我对稀见之本已有了兴趣，对书籍价格有了兴趣，对书籍品相有了兴趣。我的感觉是，此中有真趣。那就看看，我是否能收藏更多。”

诺曼医生决定从收藏好书转为收藏善本，也是因为儿子杰里米决定以贩书为业。“我总是担心，我藏有一批精善古书，如果万一有点意外，无人可依靠帮忙把藏书散出。一九六四年，我儿子最初在沃伦·豪厄尔手下工作，我开始感到放心了。等到杰里米有了兴趣，我更感到那些藏书不会散失了。这是一个动力，因为藏书是我家庭的重要财富。我很明白，继承收藏的后人往往不知道藏品的价值。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无忧无虑去收藏了，不然的话这样对我太太是不公平的。”

有了家人的支持，诺曼医生的藏书兴趣大增。他说：“我曾在投资上赚了些钱，我觉得是时候搜藏一部珍秘善本了。我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初版，我差点就得到了这部绝代版本。”当时他从某伦敦书商那里打听到，有一位书商手里有一本题赠本，开价约一万两千美元。此书是哥白尼的学生雷蒂库斯（Rheticus）负责出版，一五四三年四月二十日，他送了一本给安德烈亚斯·戈尔德施密特（Andreas Goldschmidt）。“我说，帮我买下。可是那时它已脱手了，刚刚被哈里森·霍伯利特（Harrion Horblit）买走了。”

接着诺曼医生去了一次纽约，与知名收藏家霍伯利特见面，观看了他的家藏珍秘。一九五八年，格罗利耶书社举办了一次名为“科学史名著一百部”的重要展览会，展出这些珍贵异本。“看到那些他从一九四〇年代开始搜罗的绝品异书，令我激动不已。”那本差点成为诺曼医生囊中之物的哥白尼著作，在霍伯利特那里也见到了，此书是用当时的猪皮装帧，无色压印。霍伯利特还有很多其他稀觏善本，比如一六〇九年版开普勒的《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定期到他在纽约的家造访。每次见到他，他都会教给我一些关于目录学的新东西。也是因为他，我才念念不忘要给自己的藏书编目。”

哈里森·D.霍伯利特现已故去。他是纽约地毯制造商，多年来向几个公立机构捐出了很多精绝珍本，尤以哈佛大学最多。一九七四年，霍伯利特决定不再收藏，要把藏书脱手。苏富比为他的部分藏书出了两本详尽的精美图录，名为《哈里森·D.霍伯利特先生藏书稀珍集》。图录上的前两部分藏书拟在伦敦举行多场拍卖会进行拍卖。第一部分的藏书拍卖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举行，五个月后，第二部分的藏书拍卖再开始。这本图录与大部分重要的拍卖图录一样，都是按书籍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第一部分是从A到C，第二部分从D到G，另外十九个字母的藏书尚未编目，留待日后拍卖。但是第二部分拍卖完毕突然中止，余下的藏书亦未编目，原因至今不详。霍伯利特向哈佛捐赠了一些藏书，其余大部分都售予汉斯·P.克劳斯。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天文学与科学史教授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是霍伯利特的挚友。哈佛得到霍伯利特的很多赠书，也是得力于他。我采访了金格里奇教授，请他谈谈他追寻和记录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第一版和第二版的非凡经历，也请他谈谈另一位他认识多年的藏书家卜斋友。提到哈里森·霍伯利特的名字时，我问他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霍伯利特突然停止藏书，他对那本尚未编竣的书目是否知道些内情。

“据我所知，哈里森停止收藏，是因为他无法应付飞涨的书价。当时他还在收藏，但已转到另一个领域了，那就是早期摄影术。他看也没看，就买入了所有十九世纪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旧藏的早期相片。由此可见他是转为追求其他东西了。不过他的确不再收藏科学史著作了。”

霍伯利特的藏书图录在字母G处突然中止，金格里奇对此所作的解释令人出乎意料。“哈里森想让图录成为他藏书的纪念碑。他之前也向很多公立机构许下诺言予以各种支持，但是他想为他的藏书编写详细书目，因此他不愿意将藏书全部捐献。所以他委托苏富比拍卖，苏富比同意准备一系列精美图录。接着哈里森给了很多机构一大笔钱，让他们竞拍他的藏书。他力荐他们通过约翰·弗莱明竞投，结果约翰在第一轮拍卖会就拍得近一半的藏书。好了，等到此事泄露传开后，舆论哗然，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哈里森真的不应该捐钱给别人，让他们在拍卖会上买他的书。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二轮拍卖中，其他所有交易人都故意按兵不动。他们是为自己的客户竞拍，但他们拒绝买来囤货居奇。第二轮拍卖惨败，苏富比说，‘我们无法做了。’据我所知，双方有了一些争执，哈里森取回了余下的藏书，将其中大部分卖给了汉斯·克劳斯。因此就只有两本图录，一本从A到C的，还有一本从D到G的，从H到后面字母的一直都没有出来。”

在霍伯利特第一部分藏书拍卖图录的扉页上，有一幅二四〇号拍品的彩图，是一部对开本大书，印制于一五四三年，用当时的猪皮装帧，封面有AG的姓名首字母。图片简介称，“珍稀初版赠阅本，无疑是最伟大的科学思想史里程碑之一，乃至今尚存之最重要书籍。”该图录的序言还对此书详加议论，并说到了它在霍伯利特藏书中的地位。“藏书之中的绝品当属印制于一五四三年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此为赠阅本，极珍秘，显示了这位伟大天文学家与挚友至亲的最密切联系。”此书作价十万美元卖给了卢·戴维·费尔德曼和埃尔·迪夫书社，后来转售给卜斋友。在一九八九年的花园公司拍卖会上，又以四十七万三千美元落入某意大利商人之手。

对诺曼医生来说，这部“珍版古书”是无缘拥有了。不过与霍伯利特相比，他的藏书得到完整编目，其意义更为深远。诺曼医生说：“哈里森所藏在我们时代是既富且精。他的藏书没有完整记录，我一向引以为至憾。”而他自己的藏书编目，其筹备可称为“意义极为深远”的工程。“不仅对我个人来说很有意义，也因为它所包含的资料知识。书目是目录学中的基本工具。此前编撰的科学类书目中，没有一本比得上我们编在我们的书目中的描述和细节。”

与霍伯利特不同，诺曼医生“幸有”儿子积极从事珍本书的生意。杰里米在一九七〇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诺曼医生给了他帮助。诺曼医生说：“我们达成某种协议。我向他出借书籍，帮他做生意，也希望他有朝一日为我的藏书编写书目。”

杰里米·诺曼说，他小小年纪就爱书了，父亲是主要榜样。为了报恩，他乐意为父亲编书目，为父亲争光。这项工作耗时七年，占用了杰里米和狄安娜·H.胡克的“全部心力”。狄安娜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专业，一九八四年受聘过来编写书目。一九九二年，《哈斯克尔·F.诺曼科学与医学藏书总目》刊印，共两卷，用无酸纸印刷，红黑三块布装帧，颇为厚实。书目完整描述了两千五百九十七本藏书，插图逾三百幅，其中三十二幅为彩图，包括那部维萨里呈献本的图版。

书目编毕也表明诺曼医生的藏书已完工。“我当然还非常想得到一部哥白尼；可是一旦出了书目，再这样做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不能再往里面添加藏书了。因此我没有计划要作补编。”

至于将来如何处理他的藏书，诺曼医生说他至此已足慰平生，“我不会作决定。无论是什么决定都要由全家一致表决。也许通过拍卖而散出，也许会整批售卖。不管是什么安排，都要看他们怎么决定。不过我以前也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我想好了，要是我去世了，就算他们以我的名字来命名某座侧楼，又有什么用呢？我会让我的继承人来选择怎样处置那些藏书。或许有人要书，或许有人要钱。由他们定吧。”他停顿一下，接着说道，“有了书目，我已心满意足了。”

第十三章　窃书大盗

联邦调查局特工W.丹尼斯·艾肯（W.Dennis Aiken）有点恼火地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能看到的，就是七个房间，堆满旧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也许他说得没错。不远千里坐飞机来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在一个秘密的政府仓库里待不到二十分钟，看上去是够傻的。不过布隆伯格的藏书很快就要散失了。如果想在一个地方见到这重达十九吨的藏书，我就不能不赶紧了。幸得艾肯终于大发慈悲，答应让我下个星期去看看。

九个月前，艾奥瓦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正在审判斯蒂芬·卡里·布隆伯格（Stephen Carrie Blumberg），其时审判过程刚好过半。布隆伯格邀我与他去奥塔姆瓦市共度周六，不久前他正是在该市被一队联邦特工抓获的。我们一起待了九个钟头，多数时候都是他在侃侃而谈，说起他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年里，出于无法控制的收藏欲，从多家北美图书馆和机构盗窃了各类古书。我们一起步行前往北杰弗逊街的一间红砖大屋。他说：“你将会看到我生命的骨架。”接着，他又悲叹道：“二十年的劳心劳力，二十年的收藏，消亡殆尽，只剩下一个空壳。”

到达内布拉斯加州之后两个小时，我坐上的士到八十号州际公路旁边的一家麦当劳店，按照艾肯的指示在旗杆旁边等他。他接我上车之后，开到了一栋无甚特点的红砖建筑物，前面标有8631F的字样。这栋建筑的窗户都是不透光的。迄今并无其他记者获准进入这栋仓库。除了来帮忙鉴定失而复得的古书的图书馆专家知道它的所在地之外，再无他人知晓。进到里面，经过一堆闪闪发光的安检设备，见到联邦调查局特工杰里·塔克（Jerry Tucker）正往一个电脑终端里输入数据。他全职投入此案已有十九个月。布隆伯格取下了大部分书籍的识别标记，因此要确认哪本书来自哪里成了极为棘手的问题。塔克的工作简直就是为法庭编订书目。他已经很擅长做这个了，他对每本书都是轻拿轻放，表明他已变成了一个爱书人。他拿起一本开本“约为十美分”的小书，轻声说道：“真是好东西啊。”此书原属洛杉矶郊区的克莱蒙特学院。他指着一本放在绿色蛤壳箱里面的大地图册，满脸的崇敬之情，此书为南加州大学所失。他对几本真皮装饰书脊的十八世纪的古书也是赞叹不已，这些书不久也要归还康涅狄格州了。

诚如艾肯所言，房间里顶天立地全是书。但最惊人的还不是那一大堆书，而是那些系在总长三千五百英尺的普通金属架上的整齐钢印铭牌。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政府出资购买了这些金属架。我在笔记本上草草抄下了一些失书机构的名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杜克大学、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科罗拉多学院、辛辛那提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康涅狄格州图书馆、俄勒冈大学、威斯康星州历史协会、华盛顿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达特茅斯学院、萨莫拉诺俱乐部、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韦恩州立大学。

杰里·塔克说：“从东岸到西岸。”布隆伯格窃书的总数达两万三千六百本，涉及美国的四十五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还有两个加拿大的省份，二百六十八家图书馆。据艾肯说，他们向北美卡车联盟公司租赁了一辆四十英尺长的牵引式挂车，将这批书从奥塔姆瓦运往奥马哈，还需要再租一辆来运送一大批的被盗古董。艾肯说：“我们谁都不知道会有多少，直到我们走进这间屋子。装满了八百七十九个纸箱。十七个人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它们全部搬出来。我们目前清点了两万三千本书。这些书原来归属于哪里，我们一点头绪也没有。”

此外，知道有书被窃的机构寥寥无几，因此要找回失主更是难上加难。艾肯说：“我们打过电话给很多个机构，要不就是不知道丢了什么书，要不就是不清楚失书的严重程度，没一家例外。我都没法告诉你，究竟有多少人来这里时，都说过同样这么一句话：‘我知道这本书应该在哪个书架上。’”

哈佛大学霍夫顿图书馆珍本室主任罗杰·E.斯托达德（Roger E.Stoddard）在解释这些机构面临的问题时，说出了他的很多同行的想法：“哈佛的藏书达一千二百五十万本，因此，只有在有人要借某本书，查找借书记录后，确认没有借出此书，却又找不到，这时才能发觉这本书丢了，否则没有理由怀疑是被偷了。单是哈佛大学本校就有一百个独立的图书馆。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既要为学生提供方便，又要监督每本书，这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图书馆是易受攻击的地方，原因就在此。”

布隆伯格去除大部分窃得的书籍上的标记，不过他在几本剪贴簿上保存了精选的藏书票，算是他走南闯北收藏的一点纪念品。艾肯说：“差不多算是他去过的图书馆的清单。这个清单让我们得以着手找回失主，告诉我们要开始给谁打电话。”在我的采访中，布隆伯格说他的确保留了一些藏书票，聊作纪念，但他也说并没有把剪贴簿上粘有藏书票的所有机构都偷了个遍。“只是收藏罢了。你会看到一张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藏书票，而我却从来没去过那个图书馆。”

很多时候，没有人留意到布隆伯格的窃书行径。他并非因为触动某地的报警器而被捕。其实在一九八八年，他曾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因持有盗窃工具而被拘留。还有一次，华盛顿州立大学一名警惕的保安将布隆伯格的指纹与他当时使用的化名匹配后，将相关信息呈交给有关当局，但他亦未因此而被捕。直到与他相交十五年的朋友肯尼斯·J.罗兹（KennethJ.Rhodes）为了得到美国司法部的悬赏而揭发了他。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日凌晨两点，布隆伯格在奥塔姆瓦落网。而罗兹经讨价还价后获得了五万六千美元赏金。

说来也巧，那个星期六早上，当时布隆伯格还在审判期间，他打电话到我房间。而就在半个钟头前，我居然在酒店大堂见到了罗兹。我问他可否接受我的采访。“为什么要采访我？”他想知道。我说，没什么，只是借此机会把他的叙述说得更均衡而已。在审前程序期间，罗兹就供认犯案累累。他曾经接到毒贩的合同要约，要他去谋杀一位加州的学校官员；在另外三起案件中，他还充任过领取政府金钱的线人。我跟他说：“如果我所能听到的全是你的证词，感觉你就是一个大坏蛋。”罗兹挺直身子，斜着眼，平静地说道：“我们没必要谈了，我是个坏蛋。”

不过，我们在酒店偶遇的前一晚，长得五大三粗的罗兹真是魅力四射。那晚他在酒店中庭与一帮当天早前出庭作证的大学图书馆人员在一起，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他衣着光鲜，穿着黑白相间的男式运动衫，品着不加冰的马天尼酒。他谈锋甚健，属于那种很会逗乐的老江湖，学府中很少见到这类人。在签账单时，罗兹还装模作样了一下，让同桌吃饭的人都误以为是他本人请吃请喝，其实支付这位主要证人种种开销的是美国政府。

尽管罗兹的经历复杂，但他在布隆伯格一案中提供了某些最有杀伤力的证词。罗兹承认自己犯过重罪，参与过贩毒，为了金钱和豁免而为联邦政府机关提供情报。但他也提起，从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和布隆伯格成了朋友，而他对他们俩东游西荡的详细描述也是无懈可击。罗兹有时也会借机表达对被告的钦佩之情。

联邦助理检察官琳达·R.里德问他：“从你的谈话中，你认为布隆伯格先生对于古董和彩绘玻璃拥有渊博知识，而且是相当渊博，对吗？”罗兹答道：“他是专家，在国内绝对是名列前茅。”在交叉询问时，他又说道，“他能鉴别出任何窗户属于哪个时代的制品”，还能“说出来自哪座城市”，以及“哪个作坊所制作”。他赞赏布隆伯格“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后来，他甚至坦承很羡慕这位偷书贼的独立。因为布隆伯格每年可得到一大笔家族信托基金，高达七万两千美元左右，这笔未支配款项就是他的生活费用。“有时候我真的很妒忌他。他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来去自由。他可以随时出发去任何地方，随心所欲，而他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罗兹提到他们多次的偷盗：从底特律驱车到辛辛那提，从辛辛那提去布隆伯格的家乡圣保罗；再出发去西南部和得州，经常好几个月都在路上。他们一度因大雪受困于俄亥俄州，在辛辛那提大学，“斯蒂芬成功溜进了图书馆，拿走了一些书”。他们结伴远行，常常到一些废弃的房子里，搜集铸铁门、彩绘玻璃窗、烟囱管帽、门把手。有一次，他们在休斯敦盘桓了大约一周，“斯蒂芬乘夜溜进莱斯大学，因为该校的几个图书馆都没有防盗系统。他每晚都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拿走了一堆书，过足了瘾。”

罗兹说，布隆伯格自称是在作研究的学者，从而进入莱斯大学。一旦发现四下无人，他就做手脚准备拿走他选中的书。“他取下借书卡放入口袋里带走，取出夹在书籍装订里的图书馆防盗条。他会搜寻任何小小的金属报警装置。他还打磨书页边缘（以去除图书馆印章），他把（书页）重新装钉涂胶。他备有一小瓶胶水和一块刀片，切去有‘莱斯大学’字样的浮凸字体的书页，再把书藏进大衣内。每本书都是如法炮制，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他甚至用舌头去舔藏书票，直到胶水被洇开，才可以撕去藏书票。然后他粘上新的（藏书票），再经防盗门出去。”

次日，美联社报道了这起特别披露的新闻。莱斯大学的管理人员声称，他们不知道有书被窃，会立即开始清查库存。莱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珍妮弗·卡吉尔（Jennifer Cargill）对《休斯敦邮报》（Houston Post）说：“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事。”她承认，布隆伯格进入该校图书馆偷书期间，确实没有给馆里的普通藏书安装报警装置。卡吉尔说：“我不知道本馆也是被盗的地点之一，我会深入了解此事。”不用多久，她就会知道，在布隆伯格偷到的精绝珍籍中，有一本装帧漂亮的十六世纪古书，也就是《主教本圣经》，正是莱斯大学之物。

罗兹说他们去各地的日程安排基本一致。有时候布隆伯格穿上超大号的大衣，里面缝有好几个大口袋，以便于掩盖书籍。其他时候，如企图拿走较多书籍时，他会在几个小时之后再进入图书馆。罗兹忆述了他们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度过的一周。每天晚上，布隆伯格都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找到他想要的书，舔开粘在环衬上的标签，用砂纸磨去书页上的馆藏字样钢印。因为该图书馆装备了防盗系统，布隆伯格要加倍小心。

罗兹解释道：“因此他会在不同的时间进入图书馆。我要开车去接他。”通常罗兹到了之后，因为布隆伯格要拿的书太多，就要多次入内。而每次进馆都要挑好保安换班的时间。“他会在一个班次的保安值班时进馆，离馆，在树丛里藏好一些书，再次进馆，又拿出几本，我则要每晚在某时某地接他。我就是这么做的。”

从亚利桑那州开始，他们在“十二个州”内游荡，不停地收集古董，不停地偷书。“我们穿过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我们沿路搜集各种东西，又前往南部的肯塔基州、田纳西州。我们还去过纳什维尔、诺克斯维尔、孟菲斯、路易斯维尔。”罗兹说布隆伯格一向留心有空屋、有木板围着的房子的那些“破落地方”。他们会进入这些房屋里，拿走所有的金属器件、彩绘玻璃、灯头灯座。

他们把一些房子的固定装置卖给商贩，还有很多存放在辛辛那提，或者由联邦快递公司运往双子城，再由其他朋友把赃物存放在租赁仓库里。“我们会卖给一些大买家，一些修复古建筑的人，也就是餐厅和类似这种性质的。”到了晚上，布隆伯格都是独自去图书馆。罗兹说：“每次回来，他总带着书。”布隆伯格返回他们租下的廉价汽车旅馆后，当晚的大多时候都是在将战利品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东西。“他再次把它们弄干净，不断地舔，直到把自己搞得生病。”他去除粘在书上的馆藏袋子标签，“使得它们看上去就像平常的书一样”。在每本书里，他用铅笔写下一个小小的编码，借此表明是购自旧书商，价格不等，“从五美分到一美元都有”。

两人就这样出去了好几次，其中一次前后持续了六个月。到了一九七八年，罗兹说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与一位密歇根州古董商合作修理彩绘玻璃。布隆伯格则继续外出，他经常去得州，但有时会改变路线，这样他就能参观国内的各个地方。罗兹称，随后的两年，他们两人依然有联系，布隆伯格不断地夸耀“他进入过的大学和取得的书”。里德想知道布隆伯格作案前是否有预谋，是否熟悉所窃之书。罗兹说：“哪些是珍本，什么书值钱，对那些他想要的书，他都有广泛的研究。如果要拿的是一批藏书或一大套书，他就会在那座城镇多待一段时间，不断返回，因为无法一次偷完整套书。”

罗兹说，约莫在一九八〇年，布隆伯格去密歇根州卡拉马祖拜访他，提起自己近来的活动。布隆伯格继续他的生活方式，“旅行、买书、卖书，到图书馆偷书拿书”。里德问起，布隆伯格怎样进入禁止一切外人（包括有资格的研究人员）入内的地方。罗兹答道：“据他描述，方法有十来种。从墙壁的一侧推起一块面板，随便哪里就爬过天花板，穿过管道系统。他曾经遇到一个钢栅环绕的珍本区，不过他说，筑造者的工作没有完全做好，因为钢栅与天花板之间有六或八英寸的空隙，他能攀爬过去。就像通风材料一样。他能沿着钢栅爬上去，再滑下来，进入里面，拿走更为珍罕、更为名贵的善本。”

罗兹说，布隆伯格给他看过一些用来进入其他图书馆的钥匙。“他会等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离开，他对锁非常非常在行，我认为他就是一个锁匠。他会选某些锁打开，进入，进到图书馆管理员的房间，翻遍他们的钥匙串，他们的钥匙圈。如果能找到合适（珍本保存区）的钥匙，他就拆下来，照原样复制一把，第二天再偷偷地把原钥匙放回钥匙圈，这样他就有了自己的万能钥匙。”里德作证，在布隆伯格的住所发现了好几打钥匙，能打开很多被他偷过书的机构的锁。

罗兹说，虽然自己与他再次失去联系，但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多数时间，布隆伯格都在大肆偷书。等到他们再次见面时，布隆伯格说他在西海岸停留了很久。“因为西海岸有多所大学，他一直想去那里。最后他终于去了，在加州爱上了‘容易到手’，他就是那么叫的。”里德叫罗兹解释“容易到手”这个词语。“他说他要用敞篷小卡车来装运一堆堆的书。”书太多了，他必须有更大型的运输工具。布隆伯格之所以能够拿到那么多的书，是“因为他能打开某些楼层的锁”，因为他知道怎样“让电梯停在任意一层楼，而多数人做不到，是没办法停在藏有珍本书的楼层的”。布隆伯格经常“在几个小时后入内，搞到装书的手推车，取下许多珍本，把它们放在电梯里，下楼，用箱子装好，放在装运台，再返回拿走”。由于书实在太多，要找人帮忙搬上车，罗兹说布隆伯格得到了几个小混混的帮忙。

一九八八年，布隆伯格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限制区内被捕。他被捕时，身上有明尼苏达大学的员工卡，还有一袋锐口牙刮匙、砂纸和其他工具，还有一小袋重约一磅的黄金。后来布隆伯格跟罗兹说，被捕前的几个瞬间，他疯狂地在“吃一个橡皮图章”，这也是盗窃工具之一。另有一位证人布赖恩·特韦（Brian Teeuwe）也忆述了这起橡皮图章事件，图章上刻有“明尼苏达大学”的字样。布隆伯格扮成明尼苏达大学马修·麦古教授（Matthew McGue），一般先在要下手偷取的书里盖上这个印章，借此表明此书是他随身携带。我问布隆伯格是否真的在河滨分校吃了那块橡皮图章。他说吃了，我问为什么。他答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弄走它吗？”

据特韦作证，他大概去了南加州大学七次，都是帮布隆伯格搬书。“斯蒂芬进入位于七楼的特藏室，取出他想要的书，然后拿到六楼，这里有一个自修区。他在区里用刀片砂纸，甚至用舌头舔，弄下书上的馆藏袋子，清除图书馆的印记，再盖上他自己的印章。然后我会把书带出图书馆。”特韦说，布隆伯格语带嘲笑地说过，要从克莱蒙特学院拿走几本书，真是“太轻松了”，还自吹他怎样进入过“几乎全国的图书馆”。

可是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布隆伯格的心情由乐转惧。他曾经在此被逮。虽然他用了化名，但对可能的后果感到害怕。他被控以非法侵入的罪名，取下了指纹，交了一百美元的保释金才获释，并规定了要出庭聆讯轻罪指控的日期。他雇请律师，承认犯有轻罪，获判缓刑三年。他被这件事吓破胆了，收齐储存在加州的所有书籍，返回明尼苏达州，接下来约有两年内都不去图书馆偷书了。后来他跟我说，其间“在前往得州的路上”，他在中部的艾奥瓦州找到了一间屋子，花了一万六千美元现金买下。

一九八九年，布隆伯格搬到奥塔姆瓦。不久，罗兹联系上了这位以前的旅途老友，问他可否搬过来同住。布隆伯格答应了。罗兹到后，开始搜集他偷书的情报，然后向联邦调查局告密。罗兹说他靠情报获得了政府的五万六千美元赏金，在交叉询问时，他承认企图从各个大学那里得到更多钱，也就是一成的“中间人佣金”。在审判期间，被盗书籍价值多少的问题一直未有定论，但初步数据显示总价值可能高达两千万美元。罗兹说，他在告密时提到了那个数值，但还是没有拿到更多钱，对此很失望。

罗兹叙述的是布隆伯格偷书的方法。但向外界解释失书对他们这些机构意味着什么的则是受害人，在此案中，受害人就是遍布全美的一批批图书馆工作人员和馆长。美国国务院曾拟在墨西哥筹划一个展览，要向华盛顿大学借用一些与西南殖民地有关的重要文献。此时该校的图书馆人员才发现这批文献被盗了。据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特藏室主任弗雷泽·科克斯（Fraser Cocks）说，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一位捐赠人的亲戚要查看其中一份特别资料，这才发现有二十英尺长的馆藏手稿已不翼而飞。所有关于俄勒冈早期殖民地和建州（约从一八四〇年代初到一八七〇年代末）的文件，全部不见了。

科克斯说：“损失惨重。”他表示，一位名叫肯尼斯·伦德尔（Kenneth Rendell）的手稿大书商，活跃于马萨诸塞州、纽约和比华利山，曾经出价六十四万五千九百四十美元买这批文献。后来图书馆方面决定用约三十六个箱子储存，包括俄勒冈几位历史上的拓荒者的文献资料。科克斯说，这些文献保存于特藏部内的可靠地方，也就是大学图书馆的四、五、六楼。平时，研究人员每次只能获准查阅部分的文献。他还强调，只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方可入内，而且必须有钥匙。

科克斯对陪审团说：“这些文献含有撰写历史的资料。历史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就的。史学家要从这类档案中才能获得洞见。”科克斯从一九九〇年开始在俄勒冈大学工作，几周之后，布隆伯格被捕。在布隆伯格受审之后几个月，科克斯说：“我刚到这里工作，就赶巧碰上这件事。对我负责的馆藏文献，布隆伯格一度比我知道的还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

加州六所克莱蒙特学院的特藏室主任苏珊·E.艾伦（Susan E.Allen）称，据洛杉矶书商格伦·道森（Glen Dawson）的估算，该校被盗的六百八十四本书总价值达六十四万四千零三十八美元，其中包括几本罕觏的美国西部史料。她还向艾奥瓦的陪审团解释了什么是“摇篮本”，并展示了《纽伦堡编年史》以助理解。此珍本原是克莱蒙特学院的藏书，由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印制，象牙色牛犊皮装订，后来被布隆伯格盗走。她说：“摇篮本就是在印刷的摇篮期，也就是一四五〇到一五〇〇年之间印制的任何古书。”艾伦拿着这本对开本古书给陪审团看，并指出舍德尔的这本书是最后一本未能提及发现新世界的重要世界史书，一四九三年第一次印刷。她说，此书内有插图六百幅，其中有一些是大画家丢勒的画作。她对这些古书的珍爱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她说道：“我能这么一直说下去，不过我想，说到这儿也许够了。”

在短暂的休庭期间，一群法院的雇员获准观看作呈堂证供之用的一些珍本。布隆伯格的律师之一堂·C.尼克森（Don C.Nickerson）站在证物桌旁边，拿着一杯咖啡，有人提醒他要小心，不要泼洒任何东西在书上。他装作吓了一大跳，眼光飞快地瞄了一下被告席。“我的天，斯蒂芬会杀了我的。”布隆伯格没有离开法庭，坐在被告席凳子上，紧紧盯着那些书。翌日我们一起驱车去奥塔姆瓦，我问布隆伯格，他看到那些人翻看“他的”书时，有什么感受？他说：“我真想走上前去，向他们解说他们在看的书。”他坚持说，在审前程序期间，也就是几个月前，他去那个内布拉斯加州的仓库看过，当时他已经认命了，接受了“丢书”的现实。“我跟奥马哈的那些书说再见了。”

休庭结束后，康涅狄格州图书馆特藏馆主任林恩·纽厄尔（LynneNewell）说，她所监管的全部书籍文献都存放在好几个保险库里，就像银行那样。“其中一个有六层楼高。”她回忆说联邦调查局问过她，该州文献档案中的非流通藏品有无任何失窃。“他们让我看一些藏书票，我认出来那是我们图书馆的。”后来，二百七十一件藏品经鉴定后，大部分均应是该馆的藏品，此前正是存放于“为它们而特建的保险库里”。有一部八开本的古书《信仰之表白》（A Confession of Faith），一七一〇年印制，是康州图书馆收藏的康州出版的第一本书。另一本是康州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格伦·道森对两本书的总估价是二十二万五千二百八十美元，不过纽厄尔说：“我们认为不止这个价格，特别是在新英格兰。”

一九六〇年，俄勒冈州学者香农·阿普盖特（Shannon Applegate）的家族在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的保密档案室存放了一批史料文献。后来却发现这些独一无二的文献无处可寻，令人震惊，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就此事而言，偷书贼除了偷走了原始史料，还给香农·阿普盖特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在审判布隆伯格期间，香农·阿普盖特的名字并未被提起。后来过了好几个月后，我和她谈话时，她说起了此事。那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她终于写完了一部费时二十年的书，于是决定好好庆祝一番。

她的这本书名叫《好极了：一部俄勒冈家族史和传说的初级读本》（Skookum：An Oregon Primer of a Family’s History and Lore），一九八八年由威廉·莫罗公司出版。香农·阿普盖特书中的家族其实就是她本人的家族。书名Skookum是切努克语，来自一名切努克人老酋长说的切努克语。他们问酋长可否在扬可拉山谷定居时，酋长以此描述她的后代。据查尔斯和梅林达·阿普盖特的高曾祖父说，“酋长说，他们‘好极了，真好极了’，意思是说他们精神十足。”“奥利弗·克伦威尔·阿普盖特藏书代表了三个家族：查尔斯·阿普盖特家族，林赛·阿普盖特家族，耶西·阿普盖特家族。三兄弟，和两姐妹结了婚，来到俄勒冈”，当时是十九世纪。耶西·阿普盖特“领着一八四三年那次迁移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批迁入俄勒冈的移民，使得定居者一夜之间陡增了三倍。所以这批文献非常重要”。

因为有可靠的打字稿可供使用，阿普盖特不用查看文献原件即可进行研究。她说：“那些东西是属于大家的，能不碰就尽量不碰。很多阿普盖特家族的信件在空白边缘都有精美的图画，例如安放在锡西基尔山脉中的捕熊夹。我们谈论的不是几封信，我们谈论的是一批珍藏。这些文献真的很丰富。”

阿普盖特对《好极了》的研究始于一九六七年，后来因为生了几个小孩而中断了，但其后她不知疲倦地续写。“大家都以为我不可能写完这本书了。到了一九八七年，书写好了。最后我去图书馆翻看卡片目录，要确认我的所有引文正确无误。”陪她去图书馆的是表妹苏珊。苏珊是一位艺术家，《好极了》一书的封面就是她设计的。香农提议庆祝一下。“这本书是我们表姐妹俩一起做的，似乎应该用某种方式庆祝一下这个历程。在某种意义上，感觉书中的字字句句就像坐在有篷的马车上穿过全国。”她决定亲眼看看《俄勒冈佬日记》（Webfoot Diary）以纪念这个时刻。《俄勒冈佬日记》是一本日记集，记录了早期俄勒冈殖民者在该州南部金矿工作的情况。她说：“拙著多处用到这部史料，可是我还没有亲手翻过呢。”

当时帮她们去取日记的是时任俄勒冈大学手稿部的主管，名叫希拉里·卡明斯（Hilary Cummings）。“然后呢，我们等啊等啊等，大约过了四十五分钟，我就说：‘这也太可笑了，他们在干吗，重写那本书吗？’最后，希拉里出来了，面如死灰，满脸愁容，她吞吞吐吐说道，‘阿普盖特女士，非常抱歉，我们暂时找不到这本书。’什么？要知道我住在罗瑟堡市，到图书馆来要一个半小时。我只好说，‘好吧。不过下次我来看这本书，还是找您要。’这时候我倒不着急了，只是有点生气。那时要是有人跟我说日记本不见了，我真的不会相信。”

一月二十二日，苏珊紧急致电罗瑟堡的表姐。她大声说道：“天啊，香农，你看《尤金纪事卫报》了吗？”当天早上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重大新闻，分成四栏，标题用四十八号字体印刷：“俄勒冈大学文献失踪”。文章称，“俄勒冈州的部分历史档案”不见了，“据图书馆管理人员本周四透露，去年秋天，原藏于俄勒冈大学特藏室的上千件书信、日记、印第安人契约、铁路记录、股票证书，均已遗失”。

其实在三个星期以前，图书馆已经向警方上报被盗情况，也就是在香农·阿普盖特索要查阅《俄勒冈佬日记》之后。警方之所以推迟向公众披露此事，是想在窃贼回头再偷时将其抓获。该报道旁边的花絮栏列明了损失程度。香农说：“我这才发现，真是目瞪口呆。苏珊和我在电话里都哭了。我无法跟你说清楚自己的感受。回想过去，我和那些文献真的是经历了艰苦的岁月，而现在它居然不见了，甚至没有人留意到它不见了。我真的很恼火。”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尤金纪事卫报》又刊登了一则新闻，称有一名男子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藏室被捕，“高度怀疑”他去过其他很多图书馆偷书，包括两个月前报道过的俄勒冈大学。这带来了一丝希望。据说俄勒冈大学、克莱蒙特学院、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校方人员“要求了解”河滨分校捕人的有关情况。但该名自称是马修·麦古的男子已被具结释放。这名嫌疑人获释后，一条很有希望的线索就此横遭掐断。

与此同时，俄勒冈的阿普盖特家族由悲转怒，又由怒转疑。阿普盖特回忆说：“感到无能为力。但我对这家大学也是怒不可遏。我感到真的被他们辜负了。那些特藏书库连学者都不准入内。似乎是监守自盗。我们一致认为，只有监守自盗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说这批文献的数量要用货车才能装起，怎么可能被人偷走呢？”

俄勒冈大学的几位雇员因此事被讯问，连一位阿普盖特家族成员也遭到怀疑。两年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还是毫无动静。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一日，阿普盖特坐在地区航班的飞机里准备起飞，不经意看到邻座乘客膝盖上的《尤金纪事卫报》，只见一条大标题写着：“俄大珍本书窃贼落网”。虽然相关的消息依然零碎不全，但联邦调查局在艾奥瓦一个小社区找回的几千件藏书和文献中，就有阿普盖特家族的文献。

斯蒂芬·布隆伯格在大使馆套房酒店前把我接上车。此时对他的审判已及半，法庭因为周末休庭，他交了五万美元的保释金而可继续自由活动，条件是若非与他的律师在一起，不准外出艾奥瓦州，也不能“进入任何博物馆或图书馆”。因此当日往返奥塔姆瓦的短途行程并未违反任何限制条件。在该案整个审判过程中，我跟布隆伯格一直都有谈话。其他记者都是问他对前途有何想法，而我则是和他谈书。在一次休庭期间，谈到鉴别珍本的各种方法时，他语带嘲弄道：“我敢打赌，在这座楼里，只有你和我才是懂点正事的人。”还有一次，我们走在二楼走廊，他说：“真希望你看过我收藏的那些摇篮本。”我留了名片给他，告诉他我的住地，并表示希望在审判结束前可以找个时间聚一聚。

后来在一个周六上午，布隆伯格打电话给我。当时控方的大部分事实陈述已听审完毕。我听过肯尼·罗兹、布莱恩·特韦、德维恩·G.奥尔森、霍华德·伯格斯特龙的陈述，还有好些图书馆管理人员和馆长也诉说了他们的图书馆如何被洗劫的惨象。辩护律师尚未作陈述，但已经知道控方所说的事实是确凿无误的。布隆伯格犯下了累累罪行已是毋庸置疑，问题只在于犯罪的原因。

布隆伯格和我通电话之后，过了十五分钟，我们驱车经过艾奥瓦首府得梅因市那栋有五个穹顶的州议会大厦。去奥塔姆瓦之前，我们顺道去了一个破败的街区拜访格莉·麦迪逊。她是一名中年妇女，有个大家庭，男男女女共有九人。我们到访时，他们很多人都在看电视上的摔跤比赛。后来，布隆伯格告诉我，他以前在“桥底下”结识了她家里的一位小伙子。“桥底下”通常下是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聚居地。他解释道：“他们都是我的同道中人。”

出城之后，布隆伯格心情转好，但显然情绪还是有些低落。尽管要再过几天他才需要答辩，但陪审团不会选择宣告无罪。陪审团要么裁定他有罪，要么以精神失常为由裁定他无罪。若判为无罪，布隆伯格会由法官哈罗德·D.菲托尔还押候审，并由他把布隆伯格送往精神病院。

如果要想第二种策略成功，被告方就必须表明布隆伯格是被妄想完全迷惑。布隆伯格似乎是真心要保护那些容易受损的美国古物免遭毁坏，但他决不想被人宣判为精神错乱。他说：“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如果我输了，就会在监狱待一辈子；如果我赢了，就会在疯人院里待一辈子，他们会让你下半辈子都待在里面。如果我赢了，那也就是说我是疯的，我对社会有危险。所以说实话，我倒是愿意坐牢，刑期一满，就出去。对我来说，什么是赢？什么是输？两个结局都不好。”

不管结果如何，“美国政府公诉斯蒂芬·卡里·布隆伯格”一案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美国的法庭之上，第一次出现了“不以精神错乱为由裁定控方无罪”，以此解释因为藏书癖而犯罪，迄今仅有一例。

最后我说：“我们谈谈书吧。说说布隆伯格藏书，好吗？”布隆伯格证实了图书馆人员前一天清楚描述的情况，亦即他对美国文献史料情有独钟。他想更深入了解花了大半生时间收集的古董，所以逐渐专注于此。他解释道：“开始时就像是要建一个参考资料室。一般来说，我得到一本书之前，对这本书都略知一二。我知道它的重要性，也不管这本书是在图书馆还是被压在旧货摊盒子下面。我能立即知道它是什么书，能怎么帮我。”他详细列出了“觅书清单”，但“大部分”日思夜想的书都藏在他的脑海里。“我会写下一些，但很少，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把书看作一种让人安心的形式，一种知识的形式，或者一种艺术的形式，是可以享受的。”

布隆伯格不愿意说起他进入各个图书馆的特别方法，但他说经常发现自己善于在通风管上爬行，在隔墙上蠕动，从而穿越安全区。他说：“有一次在加州，我差点被压死了。那是在某个学院里，他们用电梯来回运送藏书。我当时在电梯井里往上爬。我没想到楼里还有别人，大概爬到一半时，我听到了一阵恐怖的声音，抬头看看，只见电梯正往下行呢。我赶紧缩成一团，挤进一个角落里。这些角落每层楼都有，是电梯停靠的地方，不过真的挺窄小。”

尽管多次身陷险境，布隆伯格却从不担心自己的安危。“我认为图书馆的人不会开枪打我或怎么样，但有时候还是很紧张的。我就是被收藏欲给毁了。像昨天，在法庭的米格尔·科斯坦索103日记之类，足以让我魂不守舍，不顾一切。我是那么全神贯注，我不会去想为什么或者在哪里发生什么别的事。”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布隆伯格好几次提到尊严的问题。他渴望大家承认他是二十世纪盖世无双的偷书贼，也希望世人赏识他对书的鉴赏力。有一次，他开玩笑地提出，“等到有一天，所有这些事情都烟消云散了，被人遗忘了”，他也许会去纽约格罗利耶书社主持一个讲座，谈谈藏书的“真正危险”。得知洛杉矶书商格伦·道森为政府给布隆伯格的藏书作估价时，说过“除了不喜欢书上那些‘ex libris’104的字样（即带有表明为图书馆的馆藏书的印记）之外，这是一批极好的美国文献资料”。布隆伯格对此颇为高兴。很多图书馆的人员都抱怨他们的防盗系统，但布隆伯格对此没有完全同意，倒也令人好奇。“我向来不认为这是防盗措施太差所致。不过我对于如何利用资源的确有天分，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要是某种方法行不通，我还能想出三四种方法进去。”

至少特工艾肯完全同意布隆伯格的说法。“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布隆伯格是会不择手段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怀疑。他夜间行窃。他战胜了那些精密的防盗系统。他把书扔出窗外。他了解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他专挑他们最弱的时候下手。我猜呢，要是这帮人挖了一个五十英尺深的大坑，把所有东西放进去用混凝土封存，他也许就没法子进去了，但对这个我也不敢说死。这家伙太聪明了，生来就是做偷书贼的命。”

布隆伯格“成长”为藏书家，不是在爬电梯井或通风管时想起的，而是一个很偶然的瞬间。一九八〇年某日，他正要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忽然看到借书台上有一个闪亮的塑料卡。他说：“就那一刻，我看到它，我想，‘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做成的’，就把它放进了我口袋。”他以前偷到了心理学副教授马修·麦古的身份证。更为幸运的是，这名教授的长相和布隆伯格还真有几分相像。“但我还想做到滴水不漏。我要得到所有的正确的身份证明，我知道不能在明尼阿波利斯做这个，离我家太近了。所以我去了加州，在那里搞定了。我还弄了一张驾驶执照，还有其他东西。”

麦古教授是控方中最有戏剧性的证人之一。他证实，呈堂证物中有一张教职员身份识别卡是他本人的，但另一张不是，虽然上面有他的名字。那张伪造的身份识别卡上的照片是斯蒂芬·布隆伯格本人。麦古说起他遭遇过的种种困难。他本是做研究的，却经常受到质疑。他说，他从未持有加州的驾驶执照，从未在加州河滨分校被捕过，从未申请过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克莱蒙特图书馆、俄亥俄历史协会的优先阅读权。看着另一张有他名字的识别卡，他宣称：“这张卡完全正确无误，但不是我的。”

由于冒充了麦古的专业身份，布隆伯格到手的书籍的贵重程度也随之提高。肯尼·罗兹证实，获得这个假身份之前，布隆伯格只是从普通藏书的书架上弄来几本。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正当的学院老师，“麦古教授”，他就能出入设有特藏室的大楼，而他也乐得扮演这个角色。每当“研究之旅”筹划完毕，他会沐浴更衣，穿上款式古怪而体面的衣服，随身带着公文包。一旦进入图书馆，他就会用权威的口气向估计是同行的人说话。“我去过很多学校，都没有被拒。我连高中也没有读完，但我读了很多书。我所有的教育都来自书，来自和别人的谈话和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来自推测和分析。在这里，我是一个客座教授，作研究，是一个学者。他们都没有拒绝我。”

尽管布隆伯格也拿走了那批俄勒冈历史文献，他却说自己还是对印刷的书籍最有兴趣：“其实我很少碰手稿。”他取走那些档案文献的原因是当他看到其中一份时，知道不可错失良机。他轻描淡写地说：“反正就在那嘛。但总体来说，我的主要兴趣还是建筑类、城市景观和美国历史方面的图书。”

那为什么他要拿走《纽伦堡编年史》？

“呵呵，那时我对印刷史很有兴趣，就想在三年内收集一百部摇篮本。所以我想那些书正是我会喜欢的，因为它们都是重要的古书。”他想了想，笑了，又说道，“在二十世纪晚期能搜罗到这么多摇篮本，够厉害吧？”

等我们到了布隆伯格在奥塔姆瓦的房子里，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他搜讨之多之广。房子的第一层没有放书，而是住了一位名叫吉姆·霍尔的老人，他从辛辛那提过来和布隆伯格同住。但楼上的九个房间全是堆得高高的松木板。由于天花板高达十三英尺，有足够空间在大部分墙壁上放置十一个书架。联邦调查局的证据牌仍然到处挂着，除此之外，已经空无一物。

“这是我先前摆放书桌的地方。那边原先放了古钱币学的书籍，我过去在这里是很有一些珍本的。”我请他指出哪间是“加州房”。此房专门用来存放他偷得的加州藏书，而加州偷书经历也是最奇最丰的。他说道：“现在所处的房间就是啊。这里之前放了一百部摇篮本。《纽伦堡编年史》原来就放在下层书架的右边。快要集齐的萨莫拉诺俱乐部八十本就放在那个柜子里。这是我睡觉的地方。”我拍了几张照片，他笑了。如今，“加州房”里只剩下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的一幅长三角旗，用平头钉钉在大柜子上。

在房子的其他地方，布隆伯格还有各自分隔的房间专门存放建筑类书籍、期刊、摄影作品集，另有一个特别的分拣室和一块用来理书和把书分类的区域。他说：“我做过自己的编目系统。我根据记忆中的杜威十进分类法来做，这样能帮我在路上确定物品的位置。我收集存放在这里的东西，也是用这个分类法。”靠近整理书籍区域的是一个聆乐室，布隆伯格说他在这里摆放了一排老式留声机唱片。“在仓库里，我还有七十八转老唱片共十二万张，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开庭前一周的多数时间，联邦助理检察官琳达·R.里德已经理清了布隆伯格外出时沿途的所作所为。为布隆伯格效力的几个小混混也受到同谋指控，但因为肯出来作证而得以缩短刑期。德维恩·奥尔森和布莱恩·特韦叙述了他们如何陪同布隆伯格去跳蚤市场，如何多次用货车装运彩绘玻璃窗、枝形吊灯、灯头灯座、手工制作的壁炉、门把手，而且还帮助他在多个州之间流窜，最后目的地通常都是得州。

大家都同意，布隆伯格搜罗的古董窗户、灯头灯座大多数都是来自快要拆除的荒废建筑物。除此之外，显然他还另有一手，亦即“遍寻讣告”。布莱恩·特韦与霍华德·伯格斯特龙说起布隆伯格如何浏览报纸上的讣告，看看最近有哪些老人去世了而显然没有后人的。布隆伯格确定这些刚刚去世的人的住址之后，就带着同伙破门而入，偷走他看得上眼的所有古董。

霍华德·伯格斯特龙是搜寻讣告入室盗窃的共犯之一。据他作证，仅从一九八〇到一九八三年间，他与布隆伯格共犯下类似罪案约一百起。他说：“我们去过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等地。”作案目标素来都是同样的：彩绘玻璃窗、门把手、壁炉台。“有些地方我们是偶然进入的，有些地方则是我们从讣告专栏里找到的。”

每个证人都作证，布隆伯格的个人卫生情况一塌糊涂。他很少洗澡，很少换衣服，如此持续了不下二十年。在十天的庭审期间，他都是穿着蓝色牛仔裤、格子衫、开襟薄外套，不过他看上去似乎洗过澡和穿了干净的衣服。后来他告诉我，以前他在路上，如果要换新衣服，他总是这么做——“我会走进慈善机构‘好心意’开办的二手店，脱下脏裤子脏衣服，丢在里面，换上一些干净衣服，夺门而逃。”

联邦调查局在奥塔姆瓦还找到了一本螺旋装订的小册子，书名是《希恩窃书书目》（The Shinn Lists），记录了盗窃藏书并出售以牟利的偷书贼詹姆斯·希恩（James Shinn）在几年之间所窃的书籍。一九八二年，时任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的威廉·A.莫菲特（William A.Moffett）搜集了希恩偷书的情报。莫菲特是第一个怀疑希恩的人，也是第一个收集有关情报的人，正是这些情报最后令希恩被捕并被起诉，锒铛入狱。

希恩的“欲得书目”与布隆伯格的不同，但两人的经历和名气则不相上下。那本一百四十页的书目小册子中的第一句写道：“《美国藏书家》杂志称希恩是我们时代‘最诡计多端的偷书大盗’。本书是向各位提供希恩的窃书书目，记录此人的偷书经历，也是要帮助把原物返还给诸位书商、图书馆人员和执法机构。”

据肯尼·罗兹作证，对于希恩被称为“有史以来的最大偷书贼”，布隆伯格提过好几次，而这种说法好像特别让他耿耿于怀。我问起布隆伯格此事，他说自己不但对这位臭名昭著的对手甚为“着迷”，而且还认真查看过希恩的“英勇事迹”。他说：“我有很多这方面的剪报。我甚至去过奥柏林学院，查阅他们的校报，有一天晚上还浏览了有关的卷宗。我甚至还查过莫菲特的房子。我对这个都有点着魔了。我就是想知道莫菲特住在哪里。那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砖头房子。”

他为什么想知道莫菲特的住处？

“我想看看逮住希恩的这个家伙的生活情况。我想我可能会喜欢上他的。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我到现在也想会会他。”

那么布隆伯格佩服希恩吗？

“我只是着迷而已，有点像飞蛾扑火。我对希恩被逮的原因很感兴趣，但我不佩服他。我认为他亵渎了书，他是为了钱才做这个。他卖书。”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希恩在奥柏林学院图书馆被捕，第一次引起全美关注。此前他在该校图书馆的书架前鬼鬼祟祟令人生疑。接着当局又搜查了他居住的汽车旅馆房间，缴获了六十本书，分别来自奥柏林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信义宗神学院；另有各种假冒身份证明、作案工具、作假工具，蔚为大观。希恩后来交了四千美元保释金，然后消失了，随后八个多月内，他又进入图书馆偷书。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再次被捕。

拘留希恩之后，据更多的调查显示，他有多次犯罪记录，用过好几个化名。后来他告诉莫菲特他的真实姓名应是乔治·V.艾伦。他所偷的书很多都卖给了对他没有疑心的书商。他偷书主要根据一本重要的行内期刊《AB书商周刊》（AB Bookman’s Weekly）上刊登的寻书清单。威廉·伯顿在报道中说：“希恩显然不只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偷书贼，他还很在行，知道怎样改变书籍的外观，例如藏书的书架号标签、卷首空白页的藏书票和书袋，还知道怎么去除穿孔记号、印章和其他明显的标记。”

希恩此案不妨称为“书痴病理学”的病例，莫菲特对这种病症的兴趣正是源自他对希恩的研究。他说：“我花了大量时间试图查出他是谁，偷了什么，怎样偷的，有哪些图书馆被盗，这些图书馆是否知道已被盗，是否想要找回失物。”一些机构对找回失书毫无兴趣。“有些人嗜好猎书，而我是搜猎偷书贼。抓偷书贼就是我的嗜好。我手头上有几百个卷宗，记录了多起偷书的案件，也许在全世界同类卷宗里是最全的了。”

希恩最令莫菲特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家伙，居然能轻易在行内销赃。有一段时间，我怀疑所有的珍本书商。尤其是，我开始看到学术型和研究型图书馆对于心硬如铁的盗贼来说是何等地不堪一击，大多数图书馆又是多么疏于防范，不但不知道如何追回财物，也不知道该如何抓捕或起诉偷书贼。我仿佛一下子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调查领域，它突然向我敞开。我从来就没有抗拒它的魅力。”

有一次，希恩在偷书时被一位图书馆人员根据莫菲特派发的照片认出，从此结束了他的偷书生涯。“穆伦堡/雪松坝顶学院图书馆的帕翠丝·萨克斯打电话给我，我替联邦调查局安排好，对他藏身的汽车旅馆进行盯梢。最后希恩在费城联邦地区法院受审，定罪后被判入联邦监狱服刑，连续两个十年的刑期。”

希恩流窜美国东西海岸和“其他中部各州”的多个机构偷书，不过和布隆伯格一样，他被起诉的罪名不是偷窃，而是占有和运输赃物，这个指控更易证实。莫菲特说，很难估计希恩所窃书籍的价值。“这和布隆伯格的案子一样，要弄清楚那些书值多少钱，真是谈何容易，除非真的拿出去卖，看看能卖到什么价。说起来，我们还不能确定希恩究竟偷了多少书，因为有些被他偷窃的图书馆一直不知道已被盗，而且在我们抓住他不再让他卖书之前，他已经卖了很多书。我们对涉案金额的估计是七十五万美元。在斯蒂芬落网前，大家都公认希恩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号偷书大贼。”

按照莫菲特的看法，布隆伯格的“战功”如下：“就数量而言，从这么多图书馆偷了这么多书，又以善本珍版居多，目前还没有人超过斯蒂芬·布隆伯格。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更吓人的大盗，比如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偷走珍贵档案的查尔斯·梅里尔·芒特，但是说到总数和总值，比起斯蒂芬弄到的那一大堆书，其他人都要大为逊色。”

莫菲特在一九九〇年离开奥柏林学院，转任加州亨廷顿藏书楼的馆长。其后不到一年，他的名字再次荣登报纸头条。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莫菲特发表声明称，研究人员可不受限制使用亨廷顿藏书楼所藏的死海古卷照相复制本。在此之前，一个经由以色列文物局批准的经文编辑小组独占死海古卷的研究，长达四十年。莫菲特此举终结了这种垄断。死海古卷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在死海发现的一批古代手稿，约有八百多卷，文字为希伯来文和阿拉姆语，撰写的日期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发现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东部库姆兰废墟附近的几个洞穴。负责监管死海古卷的是以色列文物局，该局一方面拒绝让某些研究者查阅古卷，一方面却任意让其他某些研究者查阅，外界对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一直非议不断。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死海古卷拍成照片，底片分存四个地方，其中就有亨廷顿藏书楼。莫菲特决定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设限制对外开放使用死海古卷底片，从而结束了独霸古卷的局面。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莫菲特去世。普林斯顿神学院死海古卷项目编辑詹姆斯·H.查尔斯沃思（James H.Charlesworth）在悼词中称，莫菲特“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成就了这项善行义举”，正是因为他决定对外开放使用这批古文献，使得对“死海古卷学问的兴趣激增”。

对于出现布隆伯格这位最大的雅贼的原因，莫菲特的看法可能也会饱受争议。他的某些同行乐于看到布隆伯格被绳之以法，大卸八块，而莫菲特持不同看法，他对这位仁兄不无恻隐之心。“布隆伯格的所作所为当然要受谴责，不可饶恕。不过，他和希恩又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做了很有价值的事情——表明了图书馆是多么容易被盗。布隆伯格做了一件任何图书馆人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引来了联邦调查局关注这个大问题。”

莫菲特说，“布隆伯格之类的偷书贼，只是偶尔出现而已，还不是最顽固的威胁，那些不诚实的学生和教职人员才是，但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他们相比图书馆人员本身倒是小巫见大巫了。说起珍善本和手稿，最可怕的威胁是来自‘内贼’。”

其实在布隆伯格被捕前的十七个月，佐治亚大学特藏部主任、绰号“双向飞碟”的小罗伯特·M.威林厄姆（Robert M.Willingham Jr.）在佐治亚阿森斯市克拉克郡高等法院被判有罪，十三项偷窃罪名成立。一九八六年被捕前，他从自己监管已达十年的哈格特珍本室盗走了稀见手稿、画片、善本。在定罪时，威林厄姆和布隆伯格都是四十一岁。不过他的罪行并没有在全国引起注意，也没有任何专业或业内的期刊对此作大幅详细报道，这些都不同于布隆伯格一案。因为威林厄姆偷书是为了牟利，他窃取的书籍价值多少也许永远也无法确定了。

在为期两周的审判期间，有证据表明威林厄姆不仅监守自盗，从他监管的珍本室里偷走珍秘善本，清除而且还显然毁坏了该校对珍本书登记入册的记录。事发之前，威林厄姆是大家公认的乡绅式君子，彬彬有礼。他举止文雅，受人尊敬，对美国南部邦联书籍版本造诣甚深，而这个研究领域正是佐治亚大学的强项。威林厄姆和得州奥斯汀的T.迈克·帕里什（T.Michael Parrish）共同编纂了一本权威书目，书名是《南部邦联书籍版本志》（Confederate Imprints），内容详略得当地概述了“从南方十一州脱离联邦（一八六一年）到南北战争结束时期的南方出版物”。此书初版于一九八七年，亦即他被佐治亚当局拘捕的次年。

威林厄姆的熟人都不敢相信对他的指控。几名被告的证人说，他曾到教堂的主日学校上课，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佐治亚州华盛顿市议会任职，基本上是一个“乡里的好男孩”。一位从小认识他的朋友说：“他真是个好人。对于他的忠诚，我怎么也说不够。我和他一起打高尔夫，到哪里都没见过他作弊，一杆也没有。”替他求情的还有佐治亚州前美国众议院议员小罗伯特·D.斯蒂芬斯。

地方助理检察官里克·韦弗（Rick Weaver）说：“威林厄姆先生受审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交游甚广的好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贼。”对威林厄姆提起公诉是来自加里·齐皮迪·杜达（Gary Zippidy Duda）的证词。杜达是一位亚特兰大珍本书商，这个名字应是化名。据杜达称，他和合伙人得到过一封稀有书信，作者是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将军纳撒内尔·格林。对于获得此信的方式，他们误导了警方。杜达承认：“我们俩都向警方说谎了。我们怕给威林厄姆带来麻烦。”

佐治亚当局在一九八五年开始调查此事。那年一个名叫W.格雷厄姆·阿拉达（W.Graham Arader）的人告诉警方，曾有人向他兜售纳撒内尔·格林将军的信件，而他很肯定此信应是佐治亚大学的藏品。阿拉达是著名的手稿、画片书商，在费城和纽约都设有办事处。一年后，哈格特珍本室某工作人员留意到一张南卡罗来纳州的珍稀地图不见了，接下来的调查又显示另有多种藏品丢失，包括乔治·华盛顿收藏过的二十八张地图。经过几轮搜查，在威林厄姆家里发现了逾五千件藏品，有地图、书籍和其他古典文献，有一些正是原属佐治亚大学的。

公诉书在一九八七年发出，次年开始证人证言。威林厄姆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公诉方主要指控他盗取了佐治亚大学收藏的《百合图谱》。此书共八卷，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大画家皮埃尔·约瑟·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绘制的花卉图谱。据某位证人估计，这套书若拆零单卖，价值可达一百万美元。后来只是追回了两卷，且内有几张画片散失。其余各卷图谱被威林厄姆作价四万美元卖给了某医生。他在售书之前，先清除了《百合图谱》上显示是佐治亚大学图书馆之物的所有印记。不过控方找到了一张图书馆藏书卡的影印件，曾在该校科学系用作互相参照。经逐字核对这个复印件，发现它与威林厄姆写给某亚特兰大书商议价出售《百合图谱》的信中的某些内容几乎字字相同，连几个标错页码的清单也完全符合。某艺术专家告知陪审团，上述情形是独一无二的。

威林厄姆一口咬定这部图谱是他的某已故亲戚的遗产。但是据刑事鉴识实验室的测试显示，在第一卷的封里有“H.Jackson”字样的签名痕迹。控方声称这是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的签名。亨利·杰克逊是十九世纪博物学教授，他从法国归来时携带了一套画片回佐治亚州，后来赠送给佐治亚大学。佐治亚州刑事鉴识实验室技术专家詹姆斯·凯利称，那个签名已被擦掉，他仍然还能通过红外光看到。另有证据表明，威林厄姆出售图谱时要的是现金，他要的钱装在纸袋里，一九八四年先收到定金两万七千美元，余下的一万三千美元是书到付款。

从威林厄姆家里还搜到了一幅特大地图，据凯利鉴定，地图背后有一个椭圆形的模糊墨渍，应该就是佐治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印章。装裱地图的垫布有一部分已被切掉，但是渗透出来的墨渍足以作出确认。凯利作证说，有十二张印第安人的画片可追溯到威林厄姆，是从大学图书馆的珍本书里撕下来的。经过检查匹配裂痕图样和污迹，他能确认，这些画片来自该校所藏的一套由麦肯尼和霍尔合著的《北美洲印第安部落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North America）。105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威林厄姆被判十三项罪，入狱十五年，罚款四万五千美元。陪审团免去了他的一项罪名：他偷了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海军少将约翰·达尔格伦的一套勋章，然后把这套勋章返还给佐治亚大学，作价三千六百美元，获得了声誉卓著的总裁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这位在教堂唱诗班引吭高歌、打高尔夫从来不作弊的雅贼，向终院提出上诉失败，被判继续坐牢，之前在定罪后他多次出狱入狱。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在狱中度过了三十个月之后，威林厄姆获得假释，条件是他的住所不能在佐治亚大学方圆四十英里以内的地方。

我问布隆伯格，他是否真的认为他所做的是在解救那些东西？“对，我这么做全是为了这个。不单单是书，还有门把手和窗户、老房子，甚至还有像霍尔先生那样的老人；是的，我想我是这么做的。”

可是把那些藏书从安全的存放处取出来，能称得上是解救吗？

“嗯，也许就我而言是合理的吧。我有几分——好吧，这么说吧：它们就像以馆际互借的方式借给我。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是否也这么认为，我不知道。但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一直想把所有的书都归还原主。我不后悔把这些藏品聚集在一起，但我有点后悔自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考虑到这个，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还有一次，他谈到加拿大版的古书，一时想不起某本书目的书名。他说：“该死，如果能浏览一下我的藏书，我会把它给你看看。我最终会想起来的。”这个念头勾起了他的回忆，想起了被联邦调查局扣押在奥马哈仓库的藏书。他抱怨道：“最让我厌烦的是那些藏书已经乱七八糟了。我的分门别类全没了。我之前把所有东西都弄得井井有条；随便要哪一本，伸手可及。摇篮本，我是按年代分类。美国史料文献，我是按州和地区分类。我极少在藏品里又另设特藏。每件东西都是各就各位。他们把我带离奥马哈之后，那就再也不是一个收藏了。”我指出，那些书之所以在奥马哈变得“乱七八糟”，是因为按真正的原主来分类，而不是按他的分类方法。他同意我的说法，说道：“我想你说得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书籍来源地，而不是书籍的主题。不过我还是喜欢按种类来细分，这样可以作些比较。”

布隆伯格说，在美国文献收藏家之中，他最佩服乔治·布林利和托马斯·W.斯特里特。“向布林利看齐肯定是我的目标，但因为时代不同了，可能已经无法做到了。他已是一百多年前的古人了。不过我想我能追得上斯特里特，在某些领域上，其实我已经和他不相上下了，尤其在古书方面。他在古书方面极有造诣，在美国文献方面，我感到自己已接近了斯特里特收藏的深广度。我很爱看他编的书目，对比自己做得怎样。”

然后他流露出怀旧之情，叹道：“这种追逐也算有点价值，对吧？越追就会越糟，特别是接近最终目标的时候。很痛苦。有时候情愿当初自己没有开始。”

得悉联邦调查局根据在他家搜出的藏书编印了一本初期书目，他非常感兴趣，想要一份。《联邦调查局奥马哈藏书清查书目》（FBI Omaha Book List）共五卷，螺旋装订，标有识别码87-G-OM-36172。每卷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如未能确认作者，则按书名的字母顺序排列。每本书都有书况描述及出版地点。此外，每本书另附有两条信息，或标为“当前所在地”，或标为“查封所在地”，前者指仓库，后者指奥塔姆瓦。这就是布隆伯格认为“乱七八糟”的地方，并对此表示不满。

例如，标有“2B”字样的书籍的查封所在地可能是奥塔姆瓦的“加州房”。在加州房找到的一本书是公元一世纪的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106著的《寰宇地志》（Cosmographia Siue De Situ Orbis），就是一四八二年印制于威尼斯的摇篮本，当时发明印刷术只有三十年。根据格伦·道森的估价，保守估计此书约值五千美元。萨莫拉诺俱乐部八十本（研究加州历史的必备书）也从2B处取走，这套书布隆伯格已即将集齐。同时还起获下面这件藏品，由此可见他对此是甚感自豪的：萨莫拉诺俱乐部纹章。

“按书目集藏”的方法已广为人知，这也是布隆伯格致力搜讨的尝试。举个例子，藏家按书目要收藏每本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或者每本经改编为电影剧本后获得电影奥斯卡奖的书，或者格罗利耶书社列出的一百本西方文学经典，或者英国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在一九六六年列出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一百本书。收藏科幻小说的人会蓄志搜罗荣获世界科幻大奖“星云奖”的科幻小说初版本，而侦探小说迷则会追猎所有“爱伦坡奖”的获奖作品。

对布隆伯格来说，他的目标就是逐一搜齐萨莫拉诺八十本。这套书是一批著名藏书家在一九四五年拟定的书目。这批藏书家也是洛杉矶萨莫拉诺俱乐部的成员。萨莫拉诺俱乐部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以加州第一位印刷商堂·奥古斯汀·萨莫拉诺（Don Augustin Zamorano）的姓氏来命名。初时，编纂书目的六位成员是想定下一百部最重要的加州历史典籍，但由于意见分歧，仅定下了八十部，流传至今。不过即使在当年，多少也有政治操作的掺和在内。洛杉矶矿主亨利·R.瓦格纳在编订书目时予以襄助，他就坚持《加州大盗华金·穆里尔塔的生平与历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Joaquin Murieta,the Celebrated California Bandit）一书要入选。此书是约翰·罗林·里奇所著，一八五四年出版于旧金山。也许是因为瓦格纳藏有此书的已知初版孤本，所以他力主要把此书列入。然而“孤品”不孤，不久又有两部现世。瓦格纳的藏书，包括他的萨莫拉诺本，后来多归其母校耶鲁大学，这就是该东海岸大学藏有世上惟一全套加州历史权威古书的原因。即使是收藏美国西部文献甚富的亨廷顿藏书楼，也还缺一部《加州大盗华金·穆里尔塔的生平与历险》。

布隆伯格发现，要集齐一套萨莫拉诺八十本，可从几所藏书丰富的克莱蒙特学院的杭诺尔德图书馆下手。其他的可去萨莫拉诺俱乐部藏书处拿取。出于方便，这个俱乐部的藏书多年来都是存放在南加州大学。布隆伯格究竟从哪几所大学盗取和拼凑这套萨莫拉诺八十本？这个谜团在审判期间一直没有解开。西方学院珍善本馆长泰勒斯·G.哈姆森（Tyrus G.Harmsen）在他的证词中说，一九九〇年，他接到联邦调查局的电话，方知道有书失窃。在此之前，自然都认为本校所藏不齐的萨莫拉诺八十本都是安全的。哈姆森说，在一九八九年，俱乐部的所有藏书转藏西方学院，大家都相信萨莫拉诺八十本也随之过来了。他解释说：“它们是从一个封闭储存区转到另一个封闭储存区。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要在那个时候再次清点编目。”

萨莫拉诺俱乐部本身也没有收齐书目上的八十本书，因此布隆伯格如想集全一套，就必须到其他地方另觅凑齐。据他所知，全套的八十本世上只有两套。一套藏于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的拜内克图书馆，另一套藏于私人之手，藏家是亨利·H.克利福德（Henry H.Clifford）。克利福德专门收藏加州史料文献，曾是投资经纪人，现已退休，住在帕萨迪纳。

三位控方证人都作证称，布隆伯格一心要补齐“他的”萨莫拉诺八十本。他除了开始监视亨利·克利福德的住宅，还想出各种入室盗窃的计策。审判布隆伯格期间，有几百份证词说他恶意侵入和盗窃，但据说他仅承认这起，说曾经考虑使用暴力从克利福德处强抢。他告诉我，在不经意中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他的一位年轻朋友，而不是他本人。他说：“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不是暴徒。”他强调，那次盗窃只是筹划而已，从未实施。

布赖恩·特韦作证说，他和德维恩·奥尔森除了对克利福德的住宅“布桩”之外，还“绕着他的房子来回，看看有没有法子越过防盗系统”，最后“我们真的找到了办法”。他和奥尔森从夹层地下室下面经过时，发现了报警装置，还有用户手册。布隆伯格复印了手册，第二天晚上特韦把手册放回原地，还停顿一会儿拍了些房屋布局的照片。他们讨论之后，决定或者“去找某个了解防盗系统的人”，或者采取直接方法，比如“扮成送比萨的去叫门，用枪顶着（克利福德家人），把他们绑起来”。他们最终没有行动。布隆伯格在加州河滨市被捕后，“必须离开市区”，这个主意也就不了了之。后来肯尼·罗兹决心向警方告发布隆伯格，他也给亨利·克利福德打电话，提醒他注意这个阴谋。几个月之后，克利福德向我证实了确有此事。他说：“要是有机会，我倒很想跟这个家伙说：我还藏有一批好枪，好几把都是有子弹的。”

布隆伯格发狂似的要搜集这栋帕萨迪纳住宅及其住家的资料，竟至于去乱翻克利福德家里的垃圾。这是他向我提起的一个细节，之前我评论过他的“翻找垃圾”做法。我们开车去往奥塔姆瓦的途中，他有时会突然停车，一言不发走出来，打开大垃圾桶的顶盖，飞快扫几眼看看里面是否有值钱的东西。他回来时，满身的垃圾恶臭，但他喜形于色，一副大获全胜的表情，因为他从垃圾堆里又“拯救”了几件物品。他解释说：“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得到克利福德的资料的。看一个人的垃圾，几乎就可以了解一个人，比和他本人谈话差不了多少。”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亨利·克利福德去世。十一天之前，他刚刚庆祝完八十四岁生日。布隆伯格朝思暮想要从他那里偷取的那些书交付给了得州奥斯汀市的珍本书商多萝西·斯隆，由她拿到拍卖会上拍卖。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拍卖会开始，连续三场，第一场在洛杉矶。克利福德收藏的萨莫拉诺八十本也是拍品。其中的《加州大盗华金·穆里尔塔的生平与历险》是私人藏家手中的孤本，此书也是布隆伯格垂涎三尺的，最终以九万六千美元拍出，新主人是一位匿名的藏书家。斯隆宣称，克利福德的藏书拍卖总收入为一百一十七万美元。

我们离开杰弗逊街的“藏书楼”之后，布隆伯格又带我去了位于闹市区的仓库。联邦调查局已经彻底搜查过仓库，但是政府寻找的只是藏书，所以其他物品几乎全部还在。布隆伯格自从十个月前被捕后就没有回来过。我们进到里面时，他简直兴奋得飘飘然。他在细细观看那些藏品时，我给他拍了二十来张照片，每张照片上他都显得春风满面。

有时，布隆伯格兴奋地大叫，“哦，看看这个。一本芝加哥精绝老书。”那是一本超大开本的插图本《装饰艺术》（Ornamental Art），他赶忙翻开书，开始认真看。我推测房间里肯定有两百来本书。布隆伯格说：“他们给我留了一些东西，不是挺好的吗？”过了几分钟，他查看那些收藏的门把手，储存在约一百个塑料牛奶箱里面，整整齐齐地垒着。他之前说过，门把手数量也许有五万个。在另一处，几十个老式手提箱一直堆到天花板，有些是空的，有些装满了杂物。彩绘玻璃窗竖着摆放，房子里随处可见，至少有一百个，也可能更多。较远处的角落，堆放着一个个大木箱，全装着七十八转的老唱片。

“藏在这里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是样样都清楚，”他惊奇地说道。“我还活着，”他说了好几次，“还活着。”

联邦助理检察官琳达·里德费尽心血，基本厘清了这位偷书狂人犯下的种种罪行。两位辩方律师唐·C.尼克森和雷蒙德·罗森堡没有否认布隆伯格偷书，争议的焦点在于他偷书的时候是否神志清醒。法官哈罗德·D.菲托尔在他的案情介绍中说得很清楚，被告方“有责任用明显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布隆伯格在偷书和开车越过州界线将书运到艾奥瓦时是精神错乱的。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清晨，当天是星期二，尼克森和罗森堡传唤他们的第一个证人。她名叫埃米莉·奥古斯汀·弗雷德里克森（Emily Augustine Fredericksen），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人，七十三岁，是一位古玩商。据她作证，她于一九六〇年认识布隆伯格，那时他还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很瘦小”，脏兮兮的，“干瘪，灰不溜丢”，但“举止非常温柔”。有一天，他骑着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去她的古董店，车尾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拖箱，装着他从老房子拆下来的东西。她说：“我还记得他的眼睛，双眼向外凸得很厉害。”但这个男孩的知识却让她钦佩不已。“你能想像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居然会对门、门铰链、窗户饰件等金属件的设计感兴趣吗？”两人很快就一见如故。弗雷德里克森夫人声称她和小斯蒂芬确实是“趣味相投”，但有根本的不同：“我收藏，是因为我要赚钱生活；而他不卖藏品，他收藏是要来保存。”

她又说，那时候，很多精美的老房子都被国家征用拆迁，要腾地建造一条连接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新高速公路。她说：“都是一些很漂亮的老房子，很华丽。要是进去过，就还会回头再去的那种。”因为那些房子已被征收，所以遭到肆意破坏。布隆伯格拿走的东西都是没人要的。“都将会在地下被碾碎，被推土机掩埋。”

弗雷德里克森夫人偶尔也会和布隆伯格一起去某些老房子。“我看得出，斯蒂芬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他看到了想要保存或拥有的东西，不管会不会扭断脖子还是脊梁骨，他都不会放过的。”据她说，有一次他获准从旧谷仓上取下一个风标。“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到这个小伙子爬上屋顶，继续往上爬。我怕得要死，他都差点滑下去了，我想要抓稳他。他取下了风标，没事。”

弗雷德里克森夫人说，接着她开车送这个小男孩回家，途中遇到他的父亲亨利·布隆伯格医生。布隆伯格医生没有夸奖儿子的新收获，反而“拿起那个风标扔到车道之外”。她说，后来才知道，布隆伯格医生总是把儿子带回家的很多物品毁坏了事。“从我们俩初次见面开始，斯蒂芬就是孤身一人。他不需要别人。他不需要什么。他不需要吃饭。吃饭不重要。他对打扮、衣服、娱乐都毫无兴趣。他惟一感兴趣的就是往昔。”她认为他“聪明”、“诚实”、“不说谎“，向来都是谦谦君子，“毫不粗野粗俗”。“不怕说，我喜欢这个孩子。他对我有影响。我喜欢他。”

堪萨斯州托皮卡市门宁格专科医院的心理学家格伦·S.利普森（Glen S.Lipson）医生也作证说，一九九〇年，布隆伯格医生带着他的儿子去过这所医院，由他给布隆伯格做了十次测试。门宁格专科医院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代，专门医治慢性精神疾病。利普森医生断定，布隆伯格“是一个以密封妄想系统来看世界的人”，所以他“创造了他的自我世界，这个世界激发他采取种种行动”。他把这种妄想定义为一种“与绝大多数人感知现实的方法并不一致的信念”。利普森医生作证说，在一九六五年，他们对布隆伯格做了早期的鉴定（二十五年后，他在艾奥瓦被捕），“留意到很多相同的东西”。他说，事实上，“有那么多的一致性，我很吃惊”。他说，特别是布隆伯格当时“过分关注旧事旧物”。“他精通从前的东西”，是一个“能和你畅谈门把手和书籍的人，但如果你问起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会逃避”。

被告方接着又传唤了威廉·S.洛根医生。洛根医生在一九八五年入职门宁格专科医院，审判布隆伯格期间任该院的法律与精神病学主任，也是国内知名的司法精神病学权威。由于可信性是这个案件的关键，尼克森给了洛根医生三十分钟的时间来展示他的资格证明。洛根医生说，他在另外四十五起联邦案件中提供专家证言，曾因工作出色获得美国司法部长的嘉奖。

据洛根医生说，他花了33.4个小时与布隆伯格面谈，还花了21.75个小时与其亲戚熟人面谈。他指出，对他来说，在一个案子上花这么多时间是“极不寻常”的，“我仍然还没有明白布隆伯格先生的所有妄想信念。很多妄想信念要通过他使用的各种密码和符号才能明白。”洛根医生说有一个“密码”，那是一个虚拟的机构，名叫“哥伦布图书馆”。布隆伯格起这个名字是源于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那场为了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而在芝加哥举办的博览会。设计这场世博会的建筑名家有查尔斯·F.麦金、斯坦福·怀特、路易斯·H.沙利文、弗里德里克·罗·奥姆斯特德。这场博览会豪华精彩，持续了六个月，吸引了逾两千七百万游客来到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被公认为是维多利亚风格文化的无上盛典。今天“芝加哥世博会”这个名字更加广为人知。洛根医生说，布隆伯格“很崇尚那个时代，所以他用这场盛大的博览会来重新命名自己的藏书”。

为布隆伯格所作的辩护中，他的家族史是重中之重。洛根医生作了一番细致描述。他首先从斯蒂芬·布隆伯格的曾祖父、家族元老摩西·齐默曼说起。他的曾祖父是“小有名气的马贩子”，出生于艾奥瓦，十九世纪中期迁居如今的圣保罗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双子城区。摩西·齐默曼是十九世纪一位精明过人的企业家，他的马匹除了卖给美国骑兵团，也卖给在布尔战争中参战的各个欧洲军队。洛根医生说：“摩西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位有记录的收藏家，这是我发现的挺有意思的事情。他会收藏废旧物品，成堆成堆的，堆满了一个个大仓库。有一回他收购了整个麻绳厂，一点也不实用的。他收藏的其他东西还有一百多张水牛皮，还有一万多个马项圈。”

布隆伯格的曾祖父的很多藏品“几乎都没有什么用处”，包括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好几片占地甚广的土地，当时也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地块”。“后来，我这里的‘后来’是指一百年后，随着城市发展，那几块土地变得非常值钱，也成了庞大的家族财富的根基。”

时至今日，布隆伯格家族的财富由一家叫做“齐默曼不动产”的公司打理，经营者就是斯蒂芬的父亲亨利·布隆伯格医生。与洛根医生面谈过的所有人都说，摩西·齐默曼“总是强迫性地收集东西，连那些别人可能不怎么想要的东西也收藏”，不过“家族的其他成员对他很尊重”，一些家人甚至认为他“是家族的大人物，家族英雄”。

斯蒂芬·布隆伯格小时候受两个人的影响极大，一位是他的曾祖母（摩西的妻子卡丽），另一位是他的祖母（也叫卡丽）。洛根医生说：“这两位女士都活到高寿，八九十岁，活到斯蒂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她们同住在古老的大屋里，那种浓厚的维多利亚风格大屋，因为她们都很老了，也喜欢那种风格。斯蒂芬一天到晚总是缠着这两位老人，特别是祖母卡丽。说起来，斯蒂芬全名的中间那个名字就叫卡丽。他的父亲认为拼写成‘卡里’才像个男人名字。进入我的办公室时，这父子俩的第一个争吵就是斯蒂芬的名字。”洛根医生解释说，斯蒂芬·布隆伯格坚持他中间名字的拼写要“与祖母的名字完全相同”；他“深深缅怀他的祖母，说过以后要与她合葬”。

洛根医生说，布隆伯格家族的精神病史也是始于祖母卡丽。她的一个孩子死后，她罹患“重度抑郁症，一直没有康复”。此病可能导致她“酗酒和滥服药物”。卡丽的丈夫鲁本·布隆伯格也有精神病的家族病史，其父系的一位祖母“因为精神崩溃而入院治疗”。

洛根医生还述说了该家族的其他问题，比如布隆伯格医生的抑郁症。“他读医学院的时候，就看过精神病医生，有过自杀的念头，（甚至）想过杀了斯蒂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亨利·布隆伯格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参战，“经常发噩梦，并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间歇性发作的一些迹象。”至于布隆伯格的母亲珍妮，据洛根医生说，有“确凿证据”证明她“表现出情绪不稳定”。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已有“重要的精神病记录”诊断她为“精神分裂症或分裂情感性精神病”，需要做“精神病药物治疗”。据洛根医生的描述，珍妮“认为收音机和电视机传递了特别的信号给她”。从小时候开始，珍妮“一发怒”，常常拿小布隆伯格做“出气筒”。珍妮有时会烧毁儿子和丈夫的衣服来泄愤，有一次还拿刀攻击丈夫亨利·布隆伯格。

等到布隆伯格读小学时，发现他在书本里“能开始逃避他周围的一些东西”，他特别喜欢一位鼓励他读书的年长老师。洛根医生说：“他非常孤单，非常孤僻，基本上完全没有同伴关系。”布隆伯格后来去一所私立天主教中学读书，学校离家有十二英里。此时他发现自己的成绩变差了。洛根医生说，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发现需要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走”，开始对古董有了兴趣。“尤其是他一定要绕着九十四号州际公路的工地走。”这条公路穿过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要拆毁很多老房子。

在那所天主教学校待了一年之后，布隆伯格转学到一所公立学校。他开始更长时间离家外出去“观看老建筑”。他的外表开始变得邋邋遢遢，变得更不友好，似乎有点怨恨一个妹妹。布隆伯格医生很是担心，便在一九六五年带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随后送他入圣保罗市的圣玛丽医院治疗。不久，斯蒂芬出院，但他的“滋扰”行为一如既往，促使他的父亲呈交诉状，要求拉姆齐县少年法庭把他的儿子列为受法庭监护的人。法官命令斯蒂芬再次进入圣玛丽医院接受为期六周的治疗。检查他的精神病医生诊断他“有趋向精神分裂症方向的人格”，并认为布隆伯格的“思维极为异常”，早已足够定为“妄想”。他们建议让他“接受严重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案”。一九六五年，门宁格专科医院的“一个医疗小组”对他进行了第三次鉴定，认同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同时建议“入院治疗”。

一九六六年，布隆伯格接受了一系列的鉴定。首先是在圣保罗的拉姆齐县医院精神病科，他在那里待了八周。多个医生认为他是“一个焦虑抑郁的孩子，完全沉迷于收藏和进入老房子拿东西”。当年年底，又推荐他到一家州立医院治疗。布隆伯格进入位于阿诺卡的明尼苏达州医院，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治疗。洛根医生说，某次亨利·布隆伯格医生去医院时还带上了律师，“与精神病医生对质”，因为他接到消息说儿子被“关在隔离室”一段时间。洛根医生说，“斯蒂芬最终离开了那家医院”，逃去芝加哥，但他的父亲“最终还是把他弄了回来”。

一九六七年，布隆伯格进入俄亥俄州沃辛顿市哈迪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医院接受治疗。经过六周的鉴定，他被诊定患有“环境适应障碍”，符合“出现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倾向”的表现。洛根医生解释说，这个诊断“再次”说明他痴迷于“收藏东西”。一九六八年，布隆伯格在哈迪医院待了七周，在一九六九年又待了两周，为早期的检查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并定为须“谨慎预后”。

最后，亨利·布隆伯格医生决定，也许让儿子待在他自己的明尼波利斯的公寓中才是最好的办法。此时布隆伯格同意去圣保罗的马歇尔中学就读，但他从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交朋友，“依然孤僻冷淡”。一九六八年，布隆伯格毕业。开毕业典礼时，他和父亲坐在礼堂的后排座位上，没有到台上领毕业证书。

洛根医生说，就是在这时候，布隆伯格开始在他住的公寓里“创造他自己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在许多方面，他感到父母和其他人遗弃了他，瞧不起他”，开始寄情于“那些美丽的彩绘玻璃窗，或者维多利亚风格的门把手，或者其他物品，还有我们在他的几个住处发现的灯罩。他一门心思要保存、抢救这些物品，以免被毁坏”。

洛根医生说，大约也是在这时候，布隆伯格开始去图书馆偷书。“其实开始时，他是要查阅有关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的书籍。在查阅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珍本书。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建筑设计。他会怎样使用这些东西呢，比如说，他会摘抄与圣路易斯市有关的建筑学资料。然后他会到原地，用他在书里找到的对建筑物的描述，确认哪些建筑物尚未被拆毁，看看它们是否年久失修或已被废弃。如果是，就进到里面探寻探寻。”

在一九九〇年被捕之前，布隆伯格没有再住院，不过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九〇年之间，他还是定期从圣保罗市中央医疗中心获得住院治疗。在一九七四年，他的医生在报告中称他有“严重精神分裂样人格障碍，可能处于偏执状态”。当时布隆伯格已经驱车沿着美国的偏僻小道到处游荡，寻找古董、彩绘玻璃窗、门把手、七十八转老唱片，还有珍本书。

亨利·布隆伯格此时开始有点赞赏儿子的收藏了，不再把他收集的东西称为“垃圾”。而且，外界也多少注意到他。一九七二年，有两份报刊提及了布隆伯格的收藏，一份是当地的报纸，另一份是国内的建筑杂志。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圣保罗市的《圣保罗先锋报》（Pioneer Press）刊登了一篇周日特刊，标题为《斯蒂芬·布隆伯格的维多利亚时代世界》（The Victorian World of Steve Blumberg）；而《历史建筑保护》（Historic Preservation）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刊中，发表了《斯蒂芬·布隆伯格的世界》（The World of Steve Blumberg）的文章，标题相似，篇幅略短。此文的第一段极有先见之明：

斯蒂芬·布隆伯格生活在纸上世界之中。他热爱装着彩绘玻璃窗、华而不实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宅邸，而它们只是存在于他所绘的复杂精细的图画中。画上的房子都栩栩如生。与画中房屋相似的建筑物分布在美国各个城市，但真正的建筑物却藏身于城镇的破旧区域里，备受冷落。

这篇文章重点写了布隆伯格从十四岁起就开始练习的一项技艺，亦即以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其他城市的结构为模型“描绘美丽如画的老房子”。他曾开着喜爱的“豪华旧轿车”游遍上述城市的乡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那套三室的公寓，在记者的笔下“堆满了几百种文物，都是从拆毁或任由衰败的建筑物里弄来的”，这篇文章还强调，他能找到实地的老建筑，靠的是“参考配了版画插图和生动描述的旧城指南”。

布隆伯格对记者说，为了给建筑物画出“十分逼真”的图画，他有时需在“它们周围添加所有的现代化”的东西。不过要“稍微作弊”和创造出他称为“建筑混合物”的理想化背景，这样他才能“更好显示城市之美”。洛根医生认为，布隆伯格在绘画中作删减，其实是去除了所有二十世纪的痕迹。布隆伯格在那篇一九七二年的报道中说：“我去了这些城市，最终无一例外总是去了最旧和最坏的城区。但是这个对我更增刺激；我更加想去抢救、保存那些建筑物，即使只是以绘画的方式，因为谁都看得出，它们转眼间就会被毁了。”

现在回过头读读《圣保罗先锋报》的文章《斯蒂芬·布隆伯格的维多利亚时代世界》，发现文中有一些不寻常的观察。文章开篇道：“斯蒂芬·布隆伯格住在一栋旧楼的三居室公寓，位于明尼阿波利斯亨尼平大道一六〇五号。他站在房间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文献之中。很难描述他的生活方式。”布隆伯格令记者很吃惊，因为他当时才二十三岁，很年轻，但他“几乎是离群索居，一片痴情尽系于‘俗艳’时期的美国建筑及其装饰品”。文中写道，布隆伯格即使在那时候已像是“生错了时代”，“满怀激愤，郁郁寡欢，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城市改造犯下的弥天大罪，以发展的名义在全美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

这位记者还描述了布隆伯格公寓里的一些藏品。“斯蒂芬从各大城市的废弃宅第、房屋和公共建筑物里集藏了一批彩绘玻璃，其精美也许冠绝全美”，他搜罗的“大量釉面瓷砖让人羡慕”，他的“古典门把手收藏”数量以“数百”计。为了搜访这些藏品，布隆伯格常常去“一些昔日繁华随后衰落如今颓败的老住宅区，出没于各大城市，例如芝加哥南区和西区、辛辛那提、布法罗、匹兹堡、圣路易斯、波士顿、纽约和费城”。

有一次，他因为“进入明尼阿波利斯某旧宅偷装饰门把手”而被捕，“原以为他没有征得屋主的同意而擅自闯入，其实他已获准”。

记者很想知道布隆伯格为什么对彩绘玻璃如此情有独钟：

“他用了一块彩绘玻璃装饰他的家。他深情地说：‘彩绘玻璃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最漂亮的一部分。比起木雕品、雕带、栏杆、木质镶板和釉面瓷砖、地板和壁炉，还是彩绘玻璃更可爱。’”

记者感到好奇，布隆伯格怎么知道去哪里寻找这些装潢华美的宅邸呢？“他随身带着一九〇〇年以前出版的旧城指南手册，按照手册到旧住宅区。‘我在指南手册里可以看到图片，知道某些房子或建筑物的外观，我发现它们都位于满目疮痍、残败不堪的街区里。’”

布隆伯格接着又说起他是怎样得到那些物品的：“那些即将拆毁的建筑物已是空荡荡的，对于里面的任何东西，我恳求别人给，或者花钱买，但从来不偷。”

记者跟亨利·布隆伯格医生谈过，让他作最后的评价。“看到儿子年纪轻轻，就这样痴迷于美国历史的一个时代，不知将来会怎样，这点最让斯蒂芬的父亲担心。”文末直接引用了布隆伯格医生的话来结束：

“他在收藏、绘图、画画方面都有天分，非常想参与保存古物的工作，又有幸收集到这些‘俗艳的’东西。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这两篇报道让人得以一窥早年“斯蒂芬·布隆伯格的维多利亚时代世界”，甚为罕见，也是其后十八年间，外界对这位异于常人、嗜古成癖、痴心不改的青年的仅有注意。

布隆伯格带着我在奥塔姆瓦房子的空屋里闲逛，我留意到一个松木书架底部有一条沾满泥土的长方形棉布。联邦调查局已经拿走了架上的所有东西，却留下这块布片，很有可能因为它不是书，看上去没有价值。这块普通的白布其实是一幅版画，布上用红墨水画了一栋华丽老宅。

布隆伯格伤心地说：“这是我读中学时画的。我先在油地毡雕刻，然后把它当成木版，印了好几张画片。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事了，当时我十六岁。”他在这块画布的右下角签了名写上日期，送给了我，算是我们在奥塔姆瓦这一天的“纪念品”。我收下了，并感谢他。我们接着去了闹市中的仓库，他又随手从堆在角落的塑料牛奶箱里拿出一个黄铜门把手送给我。他盯着门把手看了看，随即说出这是一八九五年宾州雷丁市的雷丁五金公司的制品。“只须把它泡在脱漆剂或者什么别的，如果你还想抛光它，就要仔细擦亮。很美的。”

斯蒂芬·布隆伯格的大半生都在偷个不停，不过据洛根医生说，报复社会的心态是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才出现的。究竟是什么驱使布隆伯格从双子城拿走这么多书籍文献并运往南部呢？他的密友、控方证人布赖恩·特韦作了如下解释：“斯蒂芬说过，他的人生一大目标是把明尼阿波利斯偷个精光，再卖到得州。”洛根医生作证说，早前斯蒂芬买入了一栋古宅，他称为“埃利奥特府”，后来因故失去，此事令他怒不可遏。

那是一九七八年，布隆伯格买入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埃利奥特大街一六二八号的一栋古宅，钱款来自他的部分年金。布隆伯格的祖父卡里成立了一家基金会，他每年可从中领取七万二千美元的年金。他想用这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宅邸“存放他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藏品”。该宅邸是罗马式风格结构，共有三十六个房间，本可以成为“展览场地”，借此“创造他想要创造的世界”。但是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各种建筑限制和附加用途限制，还有各种法例”。斯蒂芬的父亲也极力反对他入住那栋房子，“催促”他赶快出售，“什么原因不是很清楚”。有一次，斯蒂芬想要赶走一个损坏了东西的租客，“斯蒂芬的父亲竟然掏钱付清了这个租客的租金，还上法庭为这位租客作证。斯蒂芬为此震惊不已。”

斯蒂芬在这座城市麻烦不断，最后索性将房子出售了事。洛根医生说：“他真是十分恼怒。他的生活真的没有什么使命或目标。他认为政府暗中加害于他以及像他这样的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更是这么想了，他就开始偷东西。”此时他开始通过看讣告入室盗窃。“他说过，会拉开讣告上死者的抽屉来翻找，想要看看死者是什么样的人，跟考古学家差不多。”见到“这些年老去世”的死者的照片，布隆伯格会留起来，“张贴在家里，跟别人说他们是他的亲戚”。

此时布隆伯格的痴书之情从美国文献史料转到了“所有古书”，包括最古老的印本书籍，亦即摇篮本。不过他对小说、艺术，或者任何二十世纪的东西却毫无兴趣。洛根医生说，布隆伯格认定那些官老爷“不让普通人有机会看这些漂亮的珍秘善本……他会通过某种方式来解放它们，保存它们，也算是挫败政府阴谋的做法。所以他更加专注去拿书，出游的范围也更广”。

洛根医生强调说，尽管那些书价值不菲，但对布隆伯格而言，它们“是身外之物。它们成了他妄想观念的延伸，成了他的自我价值感觉。他越是抑郁越是心烦，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就越觉得气愤，所以就越是去拿书或者占有书，以此为报复而得到发泄，他也变得更痴迷和更沉溺于这些念头里，去追逐去占有这些东西”。

洛根医生展示的证据中，有一件最为令人注目。那是一九六五年，布隆伯格十六岁，他在一系列的精神病测试中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是一位蓄须的老男人，穿着十九世纪的衣服。洛根医生说：“如今做了同样的测试，结果几乎相同。”

他还详细叙述了布隆伯格在其他方面的妄想症。比如布隆伯格认为“政府控制所有人”的极权国家即将来临。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恐惧之情。布隆伯格有一个严峻的预言，认为最后每个人的额头都会被刺染“条形码”，这样光学电脑仪器就能“扫描他们”，就像超市里的很多货品一样。他认定经济大崩溃即将来临，这由他储备了大量金币可看出。洛根医生在总结时说：“开始时他的想法是简单的，随后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试图创造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就像在周围作茧，这是现实世界令他恐惧的表现。”

最后，到了洛根医生作评定的时刻。大家一致认为，布隆伯格偷窃了价值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珍善本，没人怀疑他是毫无节制的收藏家。但他是否精神错乱呢？

调暗法庭里的灯光之后，洛根医生在屏幕上放映了一张幻灯片，上面显示《精神病学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Psychiatry，简称DSM-III-R）第三版上的某个词条。在词条297.10中，他指出“妄想症”是他的基本诊断。他声称，斯蒂芬·布隆伯格患有“非常严重的慢性妄想症”，包括“夸大妄想”。他进一步解释说：“（夸大妄想）表现为夸大自身的重要性和能力；就斯蒂芬的案子来说，他妄想自己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保存维多利亚时代的物品和书籍，特别是在珍贵的古书方面，他是重要的人物。其次，他还患有迫害妄想症。这个病症是指某个人或团体（感到）被攻击、骚扰、欺骗、迫害或者被密谋加害；这个主要包括……认为政府怎样计划控制、操纵、阻止（人）获得财富……比如任何穷人、弱势群体、少数族裔。他把自己列入这个群体之中，经常觉得被骚扰了。”

至此，被告方停止举证。

开始时，检察官琳达·里德的交叉询问没有针对洛根医生的诊断，而是关注布隆伯格家族付了多少钱给门宁格专科医院来作此评估。二十分钟后，洛根医生获准离开。控方传唤自己的精神病专家，他是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市的迈克尔·泰勒医生。他说，按政府的要求，他在自己的诊所里检查了布隆伯格，费时“不到”两个钟头。后来被告方说，可能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四十五分钟而已。

泰勒医生说，他没有与任何其他布隆伯格家族成员面谈过，但是他审阅了关于布隆伯格以前的“精神有问题”的详细医疗记录。泰勒医生说，其他任何家族成员或许患有的精神健康问题与本案“并无关系”。他的目的是找出“洛根医生声称所存在的病症的证据”，而他的结论是，即决驳回被告方精神病专家的所有陈词，因为这些陈词与布隆伯格的精神状态“没有关系”。

至于布隆伯格偷取的大量书籍，泰勒医生说，它们是让布隆伯格觉得自己“能成为要人”的领域，别无他意。泰勒医生同意布隆伯格“酷爱”维多利亚时代，不过他也说，所有这些对布隆伯格来说只是代表了一个“浪漫化的时期”。“他画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老房子，就像喜欢马的人画马一样。我认为各位不会因为他能精细描绘这些房子而匆忙下结论。绘画无非他的兴趣而已，他也这么说过。”

泰勒医生“很清楚”布隆伯格曾经“入院治疗”，但他推断，“没有证据表明这算是严重精神障碍或智力缺陷。”最后他的观点是，“没有理由定为妄想或者偏执思维。”在交叉询问时，有人问泰勒医生如何解释他与另一位精神病专家的结论大相径庭，他说：“布隆伯格先生跟洛根医生说的和他跟我说的不一样。”

翌日，经过终结辩论，法官菲托尔给陪审团作详细指示等环节，陪审团成员吃完午饭后返回法庭，迅速裁断布隆伯格的四项罪名成立。陪审团按照法官的意见，选择不与记者讨论裁断的经过。按照法律来看，布隆伯格神志正常、有罪，须对他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布隆伯格一案本来定于四月二十六日判决，但推迟了好几次，以求双方都能接受鉴定结果。他所窃书籍的价值也很关键，因为他的刑期长短主要取决于他所偷书籍物品的价值。起先这批书估价两千万美元，新闻界准备大做文章。其实每位藏书界人士都清楚，布隆伯格的藏书不能和布拉德利·马丁或者埃丝特尔·多希尼的藏书相比。后者各自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〇年间的几场广为人知的公开拍卖中拍出了三千万美元的总价；布隆伯格的藏书也不能超过花园有限公司藏书，后者在一九八九年拍出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高价。布隆伯格的藏书自然极精极贵，但争论的关键是究竟它有多昂贵。

琳达·里德在出示给陪审团的文件中，给出了原来分属十七个机构、共三千三百四十五本书和手稿的价格。据洛杉矶的格伦·道森和马萨诸塞州的肯尼斯·伦德尔估计，这批书价值两百三十一万零三百七十七美元。另有原属两百多家图书馆的两万多本藏书尚待估价，这批书要留待双方的专家作新的估价，不过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剩下的书仍然数量巨大。最后，由纽约市书商巴特·奥尔巴赫和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肯·奈斯鲍姆分别递交评估报告，对其余全部藏书的估价取了较有说服力的中间价，约为五百三十万美元。检察官琳达·里德和辩护律师雷蒙德·罗森堡双方最后都接受这个数字，认为较为接近事实。

布隆伯格在等待宣判期间，每天被带回奥马哈的仓库去帮助确认藏书的来源地。他是自愿这么做的，以此显示自己主动“承担责任”。法官菲托尔在对布隆伯格狱中的刑期作出判决时，会考虑这个因素。在七月三十一日的量刑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特工戴维·奥克斯勒被问到，杜克大学的一位图书馆人员在仓库确定哪些书可能是该校的藏书时，布隆伯格是否在场？奥克斯勒说，他在场。那么布隆伯格是否曾经上前为他的偷窃行为向这位图书馆人员道歉？奥克斯勒答道，是的，他道歉了。

我回到马萨诸塞州后，打电话到杜克大学图书馆，问起在那里工作的学术图书馆员约翰·L.夏普三世（John L.Sharpe Ⅲ），让他回忆与那位声名狼藉的偷书贼的会面。他说：“布隆伯格出现在仓库里，特工担心会触怒我。他们问我，如果把他带进房间和我一起，会打扰我吗？我说没事；其实我倒是很好奇，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他的声音听起来怎样。我想看看，这个钻进我们图书馆拿走这么多书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

夏普说，有一些书已经确认来自杜克大学，但究竟损失有多大，他心里没底。“布隆伯格偷书不是到处走走随便拿几本，他是认真挑选的。他参考了书目。”夏普在奥马哈的头一天都在“翻寻藏书”，试着要找出那些未能确认原属于杜克大学的藏书。“我不断找到还没有列入联邦调查局书单的书籍。根据书脊记号的风格，我很容易就确认那些书。”

此时，布隆伯格受限制要待在仓库某个区域，配了桌子给他工作。有人会拿书给他看。“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我是杜克大学的，他看着我，说道，‘杜克大学？’我说，‘是的。’他说，‘你们的校园很美啊。’我说，‘是的，非常感谢。’”接着布隆伯格又回去干活了。次日，某个时候，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一起，不过时间很短。“当然房间是上锁的，特工开玩笑地说，‘约翰，别让斯蒂芬跨出前门。’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干活的地方，两腿分开，背有点驼，看着我说，‘我没意识到给这么多人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原以为拿走一两本书无关紧要。’”

夏普回应道，他从杜克拿走了不止“一两本”，而是几十本。“你究竟从我们这拿走了多少本书？”夏普想弄清楚。布隆伯格猜有五六百本，这让夏普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我们才确认了一百五十来本”。他又问布隆伯格有没有“顺手牵羊”拿走了教堂里的一张挂毯，布隆伯格说没有，“虽然我去过那里好多次”。接着布隆伯格说了一句让夏普震惊的话：“对了，我偷了编号是第一百万本的杜克藏书。那本书里有个小卡片，写着这是杜克大学弗劳尔斯藏书第一百万本。”

夏普说，布隆伯格的这番坦白差点让他“倒下”。“我知道那本书已经不在原处，因为我常常把它取出来展示，我还把它和第两百万本和第三百万本放在一起陈列。我一直在找，可就是找不到，虽然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知道它不在书架上了。”夏普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助手，询问一本古书的正确登记资料。此书的书名译文是《德语游客指南：从瑞士到南北卡罗来纳州》（A Guide for German Travelers from Switzerland to the Carolinas），一七一一年印制于瑞士伯尔尼，作者是约纳斯·奥克斯（Jonas Ochs）。很快，夏普的助手在电话上回复这本书的书目资料，接着特工塔克将其输入联邦调查局的电脑。“终于找到了。”

此时布隆伯格极其紧张地在一旁观看。找到了第一百万本之后，他又供出了另一部珍本。“我还拿了你们那本约翰·史密斯关于他去南北卡罗来纳州旅程的叙述。”这本古书名叫《弗吉尼亚、新英格兰、萨默群岛之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New-England,and the Summer Isles），印制于一六二四年。夏普想，“不是吧，那本橙色摩洛哥皮装帧的漂亮古书也被偷了？”他还记得，这本书以前也未能找到。“于是我们就开始寻找，在房间里找到了，我看到了他从弗劳尔斯藏书里拿走的其他书。”

重新找回这么多贵重的珍秘善本，夏普颇感宽慰，但他也回忆起，有一种大受侵犯的感觉。“我们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每次把书拿到某人的书桌上，都是出于一种互相信任，我觉得这个最重要。这就是我认为整件事用心险恶的原因。而这个人选择了贬低互相信任，而这个正是公共机构收集信息的重要之物。我们尽力让他人自由地、无拘无束地获得信息，我认为他背叛了这一切。我觉得真正让我恼火的是这个人利用了这种方便来占便宜。”

夏普和同事试图搞清楚布隆伯格是怎样进入杜克大学安全区域的。夏普说：“我想他偷了我们的一串钥匙，但他不是偷了藏起来。他偷到钥匙之后再仿制，然后归还原钥匙。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不到自己的钥匙，只能去另一个图书馆区拿备用钥匙，后来那串钥匙突然又出现了。”

布隆伯格跟夏普说他“去过”杜克两次，每次都待上两个星期左右。“我还记得，好几次半夜起来，去图书馆察看，因为防盗系统发出信号说有人入内，让我感到奇怪。我们还想防盗系统是不是坏了，因为没看到有人出去的半点痕迹。可是所有的感应器都是好的，所有的感应器都发出警报并侦测有活动，但是我去那里看，一切似乎又正常。他就是这样直闯防盗系统。”

布隆伯格对拿自杜克的那几本藏书的回忆，验证了在我们去奥塔姆瓦途中他跟我说的一些事情。当时他的命运仍悬而未决，他也仍然把帮助鉴别所偷书籍视为“一个筹码”，或许在审判期间可用来和当局讨价还价。他说：“我知道所有的书来自哪里，他们不知道。”有一次，布隆伯格叫我关掉我的磁带录音机，然后他说道：“你知道那本《汤姆叔叔的小屋》，他们认为我是从哈佛拿的吧？其实，那本书是南加州大学的。”不过就像很多筹码一样，他的筹码也失去了价值；很快调查人员就靠自己确认了这本斯陀夫人的名著初版珍稀本原属于哪家机构。

关于他偷书的事情，布隆伯格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告诉我。但他在为门宁格专科医院所作的一系列个人陈述中提起过。在庭审期间，洛根医生和泰勒医生都提起过这些陈述，但从来没有用作证据。这些个人陈述分为两种：一种的标题是“旅程”，另一种的标题是“传记”。

“旅程”对确定基本事实特别有用。洛根医生设立了一个精确的结构让布隆伯格为其所有“收藏”之旅提供相关信息。洛根让他以月为单位，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回答下列六个具体问题：

你去哪里了？

和谁在一起？

有没有拿东西？

具体拿了什么？

在哪个图书馆？

为什么要拿走？

第一个记录是一九八六年四月在科罗拉多大学，据布隆伯格说他偷走了二十五到三十本小册子，八到十本书，都是与科罗拉多历史有关的。为什么要拿走？“它们都藏在好看的盒子里，我想看看关于科罗拉多的东西。喜欢那些艺术品似的盒子。”就在同一次旅程中，他还从科罗拉多学院拿走了四五本书，因为他“没有收藏”。接着在九月，他从康涅狄格州图书馆拿走了二十五到三十本小册子，“装订成薄薄的书”。此前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他已经从这里“拿过一些，想要增加藏书以作研究”。

一九八七年，他远赴得州坎顿市的跳蚤市场猎书不下六次，其间还不时到很多地方的图书馆偷书，例如加州、蒙大拿州、艾奥瓦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犹他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在克莱蒙特学院，他偷走了一百七十本书，多半是摇篮本、有关书目和加州历史的藏书。在爱达荷大学，他窃取了五本关于西部历史的藏书。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几周之后，阿普盖特要求查阅《俄勒冈佬日记》），布隆伯格从俄勒冈大学偷走了二十到二十五箱手稿和小册子，另有十五到二十个箱子，内藏“旧股票证书、账簿、信纸笺头、小册子等西部历史资料”。这些文献档案“闲时一览，让人陶醉”。

一九八七年，在一次“独自出游”中，他又从“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禁入楼层”里拿走了“萨莫拉诺八十本”中的几部。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他偷用过不少于九家机构的钥匙。那段时期，他只是未能进入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辛辛那提大学的禁区。

布隆伯格的书面证词中，另有几段描述了他早年对废弃建筑物的痴迷。他解释早年的计划是怎样制订的：“我经受了市区重建的危机，寻找废弃空置的建筑物，进到里面抢救古物。初时，他们丢弃了那些建筑物，一些小孩子或者捣蛋鬼就会把这些房子砸个稀烂，或者拆成碎片卖钱。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好几百座建筑物报废被毁，所以古物的来源称得上是取之不尽。”

他继续在全美游荡，见识日广。“我对书越来越有兴趣，我去外地的图书馆。我把读书看成是消遣和作研究。”他也为自己偷书辩护。他看到那些文献资料“极少有人用，而我又不会再去了，所以不要错失机会”。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要卖书。“我觉得，为了钱出售来路不正的书是不诚实的。”至于“死后”那些书会怎样，他觉得它们最终不是回到“我得到它们的原处”，也会“落入适合者之手”，至少是“会使用、会分享、会爱护它们的人。我将自己看作是这些东西的监护人”。

布隆伯格又说起在进图书馆时，向来很清楚想要哪些图书文献，这点他以前也和我谈过。“我从不同地方取走不同的书，以补齐已有的藏书。”他的最终目标是营造一个书库。从各个图书馆“取走几本重要典籍”，他觉得他就能“配齐和协调好我感兴趣的领域的终极收藏，再用从那些建筑物里得到的装饰用品、杂件作陪衬。我觉得，到我去世前差不多可以完成了。我对十九世纪美国的殖民地和建筑物，及其建筑风格、所处位置都有兴趣。我把这些书当做庞大的参考图书馆来用。我会用书来鉴证我的建筑材料，从而弄清楚它们的美国来源地的历史。”

这个“终极收藏”原拟存放于“埃利奥特府”。布隆伯格记得他在一九七八年买入这栋“精美古宅”时的快乐和希望，也记得三年后被逼出售这栋宅邸时的冲天怒气。“我非常自豪能拥有这样的地方。我维护它，希望以后用于自己的业余爱好。我真不想卖。”一九八一年，他被迫迁出，“不得不处理我的东西”，包括八辆老轿车，“送人了事”。他估计随后七年里有三成时间都是“居无定所”，并说这些转变“令他一蹶不振”。

“我怒火中烧，最后终于爆发。我越界了。我为自己辩解。如果我所有的真知灼见、兢兢业业、雄心壮志，只能换来市政官僚的胡扯和欺骗，我就要报复。我开始什么都拿，到处乱拿，只要估计能拿的都拿走。”布隆伯格与他认识的霍华德·伯格斯特龙等“几个小喽啰”拉帮结派，“为所欲为”，大肆掳掠。布隆伯格写道：“我想出了利用讣告行骗的手法。一想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局和我父亲，我就气得不能自已。我跟他说起我到处乱闯拿东西的事情，他回了一句‘少来威胁我’。”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布隆伯格也记不得具体是何时了，他“不再看讣告”，主要是因为替他卖力的几个小混混后来“在当地转行干别的了”，而他也没兴趣再做这种事情了。“我跟他们说，我要买那些废弃房屋里的彩绘玻璃窗、门、壁炉。我很多时候都不在市里，他们会帮我收集这些东西，我回来后就掏钱买下。”而他也感到该对他们负点责任。

“这些小孩陪着我，精神上支持我，对我帮助很大。我经常外出旅行，我的藏书楼偷来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意识到，显然要进入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禁区，我才能拿到好东西。这也是让我消气的方法，想起以前的一事无成也就不那么沮丧了。家里人都在欺骗我，阻挠我实现心愿，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是要不劳而获，只是要机会平等罢了。”

一九八五年，他去了一次得州，“开始查看得州的古玩市场，发现了得州坎顿市。”他不禁惊呼，坎顿太爽了，六千多家古玩铺，“多是古董，价格昂贵”。也是在此时，他认定世界经济会崩溃，最好把“每分钱”都换成“稀有金币”。所以他开始在得州将古董脱手。他也在每年为期三周的马萨诸塞州布里姆菲尔德大型跳蚤市场出售古董。全部所得都用来买黄金。他违心听从父亲的建议，买了一个保险箱放在明尼苏达。后来他对此决定悔之莫及，因为里面的宝贝全被政府没收，超过十万美元的金币被扣押。他悔恨地写道：“一直跟自己说要去墨西哥把它埋起来的。”

他继续提道：“我开始认识到，这时候我惟一的储存问题是这些书。我把它们用作知识的参考图书馆。我花更多时间看书。我读过收藏方面的书，学会了怎样确认藏品的价值。我认为书是沉默的智慧源泉。因为它被人疏忽，主要是政府，就算我是非法得到，我也会使用它，看护它，为别人保存它，我确实是这么做，而且我与一些贫困的年轻人分享了。”

后来在一九八八年，他决定再买一间房子。他很清楚他要找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位于“艾奥瓦奥塔姆瓦绵延几英里的玉米田之中，周围草木葱茏，山谷环抱。艾奥瓦乡间小镇的友善邻居。您好，邻居！良朋好友！互致问候！您来自远方吧？”

然而他发觉“基调并非如此”。

“我想像的是一个小镇，很小的市镇，邻里之间礼尚往来。穿着工装裤的和蔼农夫，餐馆里可爱的女招待。留着马尾辫脸上长雀斑的漂亮小女孩。额前翘起一绺头发有点龅牙的小男孩。和善的邻居用干净的洗碗布托着热乎乎的馅饼。神情严肃的牧师，慈祥温雅，逢着认为要安慰的人就说‘上帝保佑’，正在教堂会所中送别一位慈祥的老妇人。那里不会说起危险和苦难。我迁居艾奥瓦奥塔姆瓦，为的就是寻找这个，想离开大都市及其所有罪恶一段时间。而我找到的却是更受排斥。”

他买下奥塔姆瓦市北杰弗逊街一一六号的一栋砖房，花了一万六千美元现金。他“雇请了一个城里的孤寡老人”，名叫詹姆斯·霍尔，来自辛辛那提。“离开明尼阿波利斯，我是要避开那种因为浑浑噩噩和胡乱收藏而产生的怨恨，也想让自己逐渐清除身上的犯罪因素。怨恨令我想犯罪。卖古董，在路上晃荡，买黄金，能给我一种成就感，却更添寂寞。”

所有这些让他很乐意就接受了一个老朋友的意外请求。“我孤零零的时候，恰巧肯·罗兹联系我，搬了过来住。霍尔先生需要一个朋友，罗兹需要有个地方住，他还想开一家修复艺术玻璃的小店。他是有资格的，做得不错。”因为两人相识已有十五年，他想那个人应该是个老实人。

“我根本没想到，我拥有的藏书和古董会让他记挂在心，到后来他居然想法子撒谎，使我因此被捕，我的东西被拿走了，他趁我不在的时候顺手牵羊，而他只须说，‘哦，那是我的’，或者说‘我借给斯蒂芬的’。即使在调查之后，联邦调查局也不知道那些不是被偷的东西。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偷走那里的所有艺术玻璃，所有的灯座、布帘、餐具，甚至门把手。这就是政府所谓的可靠线人，其实是无赖一个。”

在审判期间，罗兹被问起有没有从奥塔姆瓦的房子里拿走布隆伯格的任何财物，他承认拿走了一些，放到底特律自己的家里。他说本来想卖掉之后，不管收益多少，都以布隆伯格的名义成立一个“信托基金”。他披露的这番话，连控方听了都觉得可笑。

布隆伯格医生以前是内科学专家，但他说，从一九七〇年代起他因故已不再行医。齐默曼不动产公司要有人管理，但更重要的是“斯蒂芬让人终日牵肠挂肚，最需要我关注”。他还说，要对付儿子的执迷不悟，他时常感到“无助”。

在此案的刑事诉讼期间，布隆伯格医生都在得梅因，但证人被询问时，他一直在法庭外。他当时说：“受不了啦，太痛苦了。说起来让人心酸难过啊。斯蒂芬从小受苦，直到现在。他以前就是个小家伙，个子矮小，可是他长着一张天使的脸。他从来没有约会过女孩，一次也没有。他总是孤身一人，可是他和老年人相处得很好。他总是把我介绍给那些老年朋友，他们都很喜欢他。”

布隆伯格医生除了管理家族房地产之外，还管理着卡里·布隆伯格信托公司。他从来都保证儿子能取到应得的那份钱。他知道斯蒂芬收集了几千本书，他说自己一直以为是儿子合法购买的。他说：“对我来说，它们看上去就像普通的旧书。照我看来，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偷书。”儿子被捕后，布隆伯格医生花了近五十万美元的辩护费，并积极提出上诉。一九九二年，上诉被驳回，他又支付了菲托尔法官判罚的二十万美元。最终法官判处布隆伯格服刑五年又十一个月。

菲托尔法官判处布隆伯格的那天，洛根医生对我说：“二十六年之间，超过十二个精神病专家对他进行检查，只有泰勒医生说他神志正常。他曾经因为十七宗不同案件多次出入少年法庭。”最初是一九六五年，他父亲因为他屡教不改，送他入少年法庭。“他那时才十六岁，他父亲无法阻止他进入那些老房子。”

截至一九六九年，布隆伯格已入院三次，之后漫游全国。“进入废弃的房子里，拿走旧门把手，翻找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废旧物品。”洛根医生说。“但不能以一个人说的话为准，要看对他的记录。这些人不是像魔法一样蹦出来的。斯蒂芬和很多罪犯有相同之处，都是从侥幸成事中得到莫大乐趣。他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书，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书拿出图书馆。斯蒂芬是想创纪录，他为什么比希恩还要沉迷，原因就在于此。”洛根医生还发现，布隆伯格很喜欢精美考究的装帧。“他自己衣着寒酸，可是很喜欢某些‘书衣’。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这个。”

“这个人是个贼。”琳达·里德在法庭上多次说过。她在电视新闻上也这么说。“他就是个贼，和别的飞贼没有两样。”也有人认为不应判决布隆伯格太长的刑期，她对此极力反对。有人认为布隆伯格似乎需要专业照料，就算不是为他好，至少也是为社会好，因为一九九六年他从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联邦监狱出来时，也就四十八岁，依然还不算老。当被问及此事时，里德答道：“联邦监狱的系统设备齐全，足以提供适当的医疗护理。”107

菲托尔法官对布隆伯格一案宣判时，正值七月底，气温依然酷热，接近华氏一百度。宣判六个小时之后，得梅因市的私家侦探雷·科内尔带我去了一家当地人爱去的酒店，名叫“北欧海盗”。布隆伯格被捕后不久，他的父亲就雇请了科内尔。据他的调查，政府曾多次付钱给肯尼·罗兹，让他做内线。布隆伯格在候审期间也由科内尔监护，所以这一年多以来，两人几乎天天见面。

我们点了几杯啤酒，还点了一份艾奥瓦特色美食。审判开始于一月份，我们俩那时也刚相识，科内尔就邀我尝尝这道菜：油炸猪里脊三明治，表面涂着辛辣的芥末，另配洋葱厚片。我们的话题自然免不了谈起当天菲托尔法官的判决。我们都同意布隆伯格的确触犯了法律，伤害了一些人，但这宗案件仍有可商榷之处。科内尔指出：“凡事都是有因才有果。斯蒂芬是个有脑子的贼，他也应该为他所做的事付出代价。但对于某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我却不敢苟同。也许我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吧。我经手的大多数案子都是谋杀、强奸、殴妻、吸毒、虐童之类的，所以我很难看出斯蒂芬怎么会是那种人。他是偷了很多珍本，但是他尊重这些书，而且也物归原主了。伤害已造成，不过那些图书馆也该稍微留意一下它们的安全措施了。他是我们时代的一大雅贼，这也许没错。但他不是恶人。”

说到这，科内尔停了停，拿起长颈酒瓶喝了一大口，然后继续说他的想法。“这案子没有暴力，对吧？没有毒品，也没有人被抢了一辈子的积蓄。这让我感到奇怪：那帮金融界的家伙在底下胡搞又怎么算？那些也是联邦案子啊。为什么在那帮家伙中，我就没看到有像斯蒂芬·布隆伯格那样去坐六年牢的？”

科内尔左手把啤酒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一晃眼就灵巧地转到了右臂下。他拍着空空如也的桌子，说道：“看到了吧，没带枪。七个月以来，我都没带那把口径九毫米的手枪。下周一再过来，肩上就会挎着枪套了，而我呢，又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第十四章　暂得于己

纽约曼哈顿上东区苏富比拍卖主场前方，摆着一个旋转小台，上面放着四部庞大的对开本，摩洛哥绯红羊皮装订，夺人目睛。“第一百号拍品，莎士比亚作品。”拍卖师约翰·L.马里恩叫道。他站在一张旧红木拍卖桌后面，稍稍停顿后，又继续叫价。这次古书拍卖会影响之深远，在一九八〇年代将空前绝后。

这几部莎集的起拍价是五十万美元，每次加价五万美元，很快就升到一百万美元。竞买者举牌此起彼落。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时，仅剩下两位买家。据后来的传言说，一位是日本某富商，通过电话委托竞投。另一位是理查德·曼尼（Richard Manney），坐在大厅中央，旁边是他的代理人。曼尼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靠经营电视广告发了大财。

马里恩指着坐在拍卖场中央的曼尼道：“先生，对方出价一百五十五万美元。”曼尼点头示意竞买。拍卖师又叫道：“电话买家出价一百六十五万美元。”曼尼再次点头。电话竞投者出价至一百七十五万美元，曼尼随即增至一百八十万美元。苏富比的工作人员接着确认电话竞投者出价一百八十五万美元。全场顿时一片死寂，足足有十秒钟。

马里恩最后以安慰的口吻说道“想想吧”。曼尼向他再次点头竞买，终于拍得这件拍卖品，拍卖会随之结束。加上一成的佣金，理查德·曼尼要支付近二百一十万美元，成功竞投了一六三二年的第一对开本，一六三二年的第二对开本，一六六四年的第三对开本，一六八五年的第四对开本。这几部书的书名都是《莎士比亚喜剧集、历史剧集、悲剧集》。次日，花园有限公司的拍卖会结束，三百零八本古书均找到了新主人，拍卖总成交价达一千六百二十万美元，平均每件拍出五万两千八百一十五美元。拍卖总价的12%来自几部十七世纪古书，亦即四部莎集第一对开本。一九七〇年代末，卜斋友从汉斯·P.克劳斯那里买入这几部古书，当时仅花了二十万美元，但如今是花钱如流水的一九八〇年代，而此次拍卖会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次大拍卖。

拍卖会之后不久，曼尼在电话上说：“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拥有它们。”后来，我在纽约遇见曼尼，他向我解释了他作为收藏家的目标。“那可是古往今来的名作啊，对吧？也可以称为‘稀世奇珍’，随便怎么叫吧，可这些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名著，我要找的就是这些名著。”当然他花在纽约上城地产方面的钱还要多一倍。不过，说起在他这个地位的人要怎样藏书，曼尼也给了一些建议。“在竞投最好的拍品时，不管它们是什么，通常付的钱都要比大家所预料的要多。对这个要有心理准备。入得拍卖场，就要先知道这个，因为最好的东西总是要多付钱。”

十秒钟自然不算长。不过在当晚的拍卖场，局势如此变化不定，十秒钟感觉就像天荒地老。曼尼坚称：“价格不是关键，关键是‘我真的很想得到这些书吗’？因为，说句老实话，市场上还有其他的莎集古书，也很不错，花钱也较少。可是我想，这几本是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见到的最佳善本。要么只能现在拥有，要么后悔一世。”

在花园公司藏书的拍卖会上，曼尼也曾有意购入一部极为珍罕的《堂吉诃德》，但当拍卖价升到六十五万美元时，他退出竞拍。“我知道莎集古书很快就要拍卖，所以就决定先不急了。塞万提斯这部书估价二十万美元。我知道，肯定不止这个价，但是价格过了六十五万美元后，我就想，还是让最想得到它的人拥有它吧。终有出头天嘛。”他退出竞拍后，叫价继续上升，又增加了一百万美元，最后落入夸里奇有限公司的阿瑟·弗里曼之手，他是代表一位匿名的西班牙收藏家购买的。过了几个月，我问弗里曼，拍卖前估价跟拍卖价怎能相差如此悬殊。他解释说：“两个人都很想得到同一本书，就这么简单。”

拍卖会之后不久，我问约翰·马里恩，他是用什么妙计从曼尼那里通过应价多赚了五万美元。这位拍卖师回忆说：“我往下看，看到他在摇头，他是非买不可了。我直勾勾盯着他，他摇头说不要，再怎么说，那就先这么着了。我朝别处看，等到回过头来，我说道，‘再想想吧。’我给了他一点时间考虑。我就知道他还会再次应价。我在电话上听到了另一个应价，而我肯定他还会出价。我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就在这。那是我的本能。”

曼尼在拍得莎集古书的前一年，曾匿名买入一部爱伦坡的诗集《帖木儿》，此书未编入任何书目。这本盈掌小书原来藏在新罕布什尔州某古董仓库的一堆农业小册子里，后来某个鱼贩偶然发现它，花了十五美元买下，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拍卖的当晚，曼尼没有遇到劲敌，花费仅是苏富比对此书所估的底价，亦即该拍卖行对美国文学的这本犹如“黑兰花”般罕见的绝品珍本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曼尼付了十九万八千美元。

一九六三年，曼尼与歌莉娅结婚。婚前他喜欢在拉斯韦加斯的各种赌桌前碰运气。但是他和妻子爱上收藏后，就绝迹赌场了。他说：“一旦沾上艺术、古家具、古玩、古书，我就再无心掷骰子玩巴卡拉纸牌了。我发觉在拍卖场恰好能满足我的冒险投机之心。在大拍卖会上，我都会尽力大干一场。什么东西都要搜猎。我去那里就是要大干一场的。要是刚好有我们想要的，心就会怦怦乱跳。紧张，焦虑，我就喜欢这个。除非我们真的很想得到它，否则我不会应价，因为我要得到我追求的东西，别招人嘲笑。价格的升升跌跌，无所谓，因为必须取得那件东西。”

曼尼伉俪在一九六〇年代开始收藏，两人相得益彰，乐此不疲。据曼尼估算，在他们收藏的高峰期，因为各种喜好每年的花费在五六百万美元。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就说过：“我们在搜集几种特定的藏品。我搜集世界文学的一些顶级名作。我们还收藏美国联邦时期家具，我们的美国绘画收藏也快集齐了。那时候我们买艺术品就没停过。我们大小通吃，没完没了，只要合意就拿下。我们都爱往外跑，她去逛店铺，我则在麦迪逊大街来回看，都在留意。商家时常打电话给我，每个星期几乎没有哪一天我们不添加些藏品的。一年下来，绝不少于四五百件。”

他自称本是纽约“布朗克斯区街上的一个小孩”，“兜里装着六十美元”，后来在广告业务上发了大财，成了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一九八〇年代，有个流行用语叫做“可支配收入”，指的是人们可用来买书买画买古董之类的钱财。曼尼说：“我很讨厌这个说法。就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的意思是说有些钱你不是真的需要，你乐意随便挥霍，你本来不必花这笔钱。我和太太所做的都是必须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沉浸于收藏好物也有苦恼。曼尼说：“藏品是主，藏家是奴。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敢离家半步。我安装了所能想像的最精密防盗系统，但总是防不胜防。真是责任重大啊。藏品有很多叫人操心的事情，需要照料、修复、保存，一定要时时看护和投保，还要请专人来打理。至少对藏书来说，我就是自己打理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距理查德·曼尼买入莎集古书已一年有半。我当时在纽约，出席佳士得举办的斯图阿特·B.席梅尔藏书艺术拍卖会。在休息间歇，纽约书商巴特·奥尔巴赫问我是否听到这个消息：“曼尼要出售藏书了。”

就在我们谈话之际，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格罗利耶书社，正举办美不胜收的曼尼藏书精选展览。我说，书社成员是绝不允许展出准备售卖的藏品的，否则会给人炫耀某人藏品的恶劣印象。“查清楚再说吧。”奥尔巴赫答道，接着又回去拍卖场了。我到处打听，果然是真的。曼尼是要卖书，而且他的藏书展出期间，在格罗利耶书社一次晚宴上，他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引起小小骚动。一位资深女会员说：“我觉得俗不可耐。”还有一位书社前主席说：“我觉得被人利用了。”

我和曼尼第二次见面时，他对伤害了别人的感情看上去很难过，但强调他的售书声明与展期是个巧合。“书社一年前邀请我展出藏书。一年的时间可不短，我也是心血来潮要出售藏书的。”他又解释说，经济萧条是他作此决定的原因，没完没了拖后腿，“害了”他的生意。“生意中赚的钱无法维持我们的收藏爱好。我出售藏书，是因为我怕要卖其他东西。卖古玩无法保本，卖书就可以。所以要是不得已要卖东西，我会卖书。我总能开始收藏另一批书。”

我还从曼尼那里得知，他在花园有限公司藏书开拍之前，不管出价买什么，都能获得优惠。他说：“我买古玩，搞艺术收藏，从来没借过一分钱，这是生平头一次。不过我有一年的时间来支付买对开本的钱。十二个月内，我要在某个时候给他们一大笔钱。平生以这种方式买书，真是绝无仅有。”

曼尼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买入莎集古书。他跟我说起他与苏富比的协议时，离那时已经过了十九个月。他仍然欠苏富比“一百多万，一百一十万或者一百二十万”。显然他在想好要把藏书转手之前，已经开始遇到现金周转的问题了。“我要还钱给苏富比。这是我的第一个目的。不过我又想，‘手头无钱，生意上能弄的钱就这些，所以我要把书全卖了。’这批藏书值多少钱，我不知道，随便说个数，七百万美元吧。我从来没想过要一生一世留着这些书，我之前就跟你说过的。”

在早前的采访中，曼尼确实提起过，他们夫妇两人都觉得这些藏书最终要重入市场流通。他说：“我认为书应该流通易主。画作又不同，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们真是很特别，它们应该属于大家都能观看的地方。但一部珍本入藏某家机构后，只有学者，只有得到特别准许，才能进去看看。太少公开展出了。请别误解我的意思，某些书流入机构是对的。我只是觉得，因为太太和我把大部分藏品都或送或赠，我也应该返还一些给会钟爱它们喜欢它们的人，像我那样和它们交流的人。”

曼尼承认他允许苏富比从拍卖收益中“拿走一百二十万”。不过他又说：“这很重要，对吧？您可要听明白啰，我出售藏书，不是因为这是满足苏富比的惟一做法。如果真要那样，我选几部精品卖掉就行了，也足够还清债务了。但我不想把藏书中的精华留作己用，愚弄公众。既然是卖东西，就让人家过来买，全部都拿出来给人家看。”

不过，“说白了主要还是我马上就能用上现金。我们是收藏家，为自己的嗜好花费了所有流动收入。我卖藏书，因为它们已经保值了。画作和古董，按照目前经济的走向，若是我们现在卖出任何一件，就会赔大钱。”曼尼一再说起他是怎样又“有了流动资金的”。“我要流动资金干什么？我会遭受重创，还是得到回报？我经营有方，二十二岁起就独自投身商海。我有足够的脑子知道，如果我要卖东西，就要卖能保值的东西。我要卖我收藏的柴尔德·哈萨姆（Childe Hassam）的画吗？那可是世界上最好的三幅哈萨姆画作之一，要是我现在真的要卖它，那我得先去检查一下脑子了。”

他也承认，遭逢困境也不全是因为经济衰退。“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大家都这样。别人没害我，我是自作自受。我的生活是自己做主的。我只不过要弄点钱罢了。”他引用已故好莱坞制片人迈克·托德的话说：“‘我不穷，只是暂时手头紧罢了。’我就是这种感觉。”散尽藏书，留下藏画，他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太太和我把大部分艺术品都捐出了。我们以两人的名义捐出藏画，一批捐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批捐给了芝加哥艺术学院，我们的洛可可复兴时代的家具捐给了特拉华州温特图尔。至于藏书，我有责任留给下一代的收藏家。我有权作此声明。”

一九九一年，哈里·N.艾布拉姆斯出版了一本书，谈的就是歌莉娅·曼尼保存在大都会博物馆里的象牙小画像收藏。这批画像在纽约展出完毕，随后又在华盛顿特区国立美国艺术博物馆展出。一九八六年，曼尼夫妇向特拉华州维明顿市温特图尔博物馆捐赠了七十一件古家具，并拨款购置设施和保存。这批家具都是十九世纪出生于德国的名匠约翰·亨利·贝尔特制作。温特图尔博物馆的创办人亨利·F.杜邦的女儿波琳·L.杜邦·哈里森女士也是该馆的名誉董事。她说：“我很崇敬曼尼伉俪。他们对敝馆十分慷慨。他们捐赠的家具存放在这里是再好不过了，因为它们扩大了我们的收藏范围。我对他们感激不尽。”她说，理查德·曼尼也是博物馆的董事，他对该馆的建设“见识远大、英明练达。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会帮我们把博物馆面向全世界开放。他对生意场上的事情了如指掌，博物馆草创时期，对于应该怎样获取商业项目，他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曼尼夫妇对我们的帮助极大，我对他们俩爱戴不已”。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一日，一批重要的收藏界人士重聚苏富比拍卖行。理查德·曼尼在拍卖厅后面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来回踱步。旁边站着苏富比美国分部主席兼行政总裁狄安娜·D.布鲁克斯。将要拍卖的都是曼尼的藏书，此时是什么书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字。这次藏书拍卖了三百一十本，拍卖成交额略低于四百万美元。拍出了高价的有下列名家的大作：杰克·伦敦、霍桑、柯南道尔、海明威、王尔德，还有英文钦定本《圣经》以及培根的《论说文集》（Essayes）。在三百九十万美元的总成交价中，洛杉矶传统书店的卢·温斯坦占了一百万，这笔钱中又有三分之一是花在狄更斯的亲笔签名手稿《着魔的人》（The Haunted Man）。藏书还有一本珍品，是马克·吐温的题赠本《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拍出了九万九千美元，大大高出了拍卖前的八万美元估价。此书环衬前端的空白处有题字如下：

赠给

李维·L.克莱门茨

并附上作者成熟完美的爱

一八八四年圣诞节

曼尼藏书中的初版《失乐园》也卖得同样价钱，此书装帧仍保持了原装，传世不多。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拍得两万九千七百美元，还有一本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拉库拉》（Dracula）首次出版日签名本，拍得四万四千美元。曼尼藏书中的《帖木儿》拍卖未尽如人意，巴尔的摩的十九世纪书店老板斯蒂芬·勒文海尔出价十四万三千美元买入。不过总体而言，此次拍卖仍是成功的。事后洛杉矶书商马克·海姆说：“差不多跟以前一样热闹，真是无法想像拍卖场外正经历着经济衰退。”

仅有两件拍卖品没有超过苏富比的底价，亦即要由拍卖行自己“买入”。一件是一六六一年版的埃利奥特的阿尔冈昆语《圣经》，价格是十三万五千美元。另有四部莎集对开本，拍卖前的估价是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五十万美元，可惜买家对其兴趣不大。拍卖会刚开始时，有几次举牌。到了一百一十万美元时，拍卖师戴维·雷登停止了叫价。所以曼尼之前赊账拍得的这几部莎集古书，被迫留在苏富比，未能拍出。此事说明藏书的趣味和风气会发生变化，算是一个提醒。

几周之后，广告业的杂志报道了一件事情。这次发生在曼哈顿另一端的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曼尼名下的居间有限公司，欠债达三千两百万美元，债主遍及全美，牵涉多家广播电视网。按照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很快就由开始时的被动程序变成了重组公司。据法庭文件说，此事随即纷扰不休。各位债主本拟与曼尼夫妇的公司达成一个双方接受的协议，因未能如愿而倍感沮丧，便要求扣押夫妇的艺术品。经逐项登录后，清单上显示共有七百件艺术品，其中有当初买入价为七十三万五千美元的柴尔德·哈萨姆（Childe Hassam）的画作《波拿巴特街的阵雨》（Rain Shower on Rue Bonapatre）。曼尼夫妇还在一九八二年花了二十二万五千美元买了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

法庭文件指出，清单上所有的艺术品均为居间公司在几年时间内购得，但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一天之内全部卖给曼尼夫妇，总价一千二百六十万美元。而曼尼夫妇全资拥有该公司。双方的律师多次交锋，却毫无结果。不过双方代表均同意，要解决此事尚需好多个月。与此同时，曼尼夫妇也把他们在欧文顿-赫德逊的大宅售卖。

一九九三年六月，苏富比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美国史料春季拍卖会，很多都是曼尼夫妇收藏的古董精品。成交的拍品中，有一件古典餐桌银饰，一八二五年由约翰·W.福布斯制作，献给当时的纽约州长德·维特·克林顿，以纪念伊利运河竣工。一九八二年，曼尼夫妇在拍卖会上出价二十六万四千美元买下这件古董，竞买对手美国国务院落败。十一年后，拍卖价是二十六万六千五百美元，买家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实曼尼夫妇之前就把这件精巧繁复的嵌镜雕花托盘无限期借出给该博物馆。该馆的美洲艺术部主管莫里森·黑克舍说：“我们一定要得到它，我们已经拥有它这么久了。很快就会再度展出。”

这宗破产案的听证会进展缓慢，无望达成解决。历经三年的法律程序，问题无一获得解决。到了一九九四年六月，债权人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计划，要重组居间有限公司，包括要对该公司进行清算。有望在当年年底多少得到一些清偿。与此同时，曼尼先生已在一九九三年就任M.P.I.国际有限公司总裁，这是一家营销和媒体公司，与电影行业有业务往来。

我和曼尼共进午餐后，一起沿着麦迪逊大街走回他的办公室。我问他，有闲言碎语暗讽他是珍本藏书界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此他作何感想？在一九八〇年代，少年得志的唐纳德·特朗普大发横财，风光招摇，但后来在经济不景气时投资失败，沦为笑柄。

突然，曼尼当场停下，好奇的路人为之侧目，引起一阵骚动。他说道：“打开你的录音机。与我深交的人都知道，我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人。我和太太致力于收藏和捐赠都有二十八年了。”他笑道，“我的一些敌人嫉妒我，把我与唐纳德·特朗普相提并论，能有这样的影响，我深感荣幸。我把这个视为夸奖。”

后记

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继八十年代之后较为淳朴的版本，那么它确是斯万艺廊举办的这场大型古书拍卖会再合适不过的背景了。斯万艺廊是一家作风朴实的拍卖行，位于纽约下曼哈顿东二十五街一〇四号，一栋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风格的高层建筑。斯万艺廊所在地原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印刷所，后由艺廊老板乔治·S.劳里（George S.Lowry）盘下此处，并在一九八〇年将第六层改建成朴实无华的拍卖厅。一九九二年四月，连续两天，收藏界的头面人物齐聚斯万艺廊。

艺廊的竞买号牌没有用花哨的塑料，都是写在纸卡上。斯万艺廊和位于纽约城外住宅区的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厅不同，四壁没有精美的绘画，也没有着意去遮掩天花板上曲折蛇行的通风管道。不过椅子很舒服，音响系统也好。拍卖的古书也不是古登堡《圣经》或者奥杜邦《美洲鸟类图谱》对开本之类的铭心绝品，但也是美国绝大多数收藏家都想收为己有的好书。此次拍卖会是斯万艺廊的五十周年纪念会，共有五百一十九件拍品，品种多样，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欧陆文学、犹太文学、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奇幻小说、科幻小说等，都是来自芝加哥退休工程师、建筑师雷蒙德·爱泼斯坦（Raymond Epstein）的一万册藏书。

爱泼斯坦坐在拍卖席的前排，旁边是芝加哥书商拉尔夫·纽曼。其他参与拍卖会的还有加州的卢·温斯坦，纽约的吉姆·卡明斯、格伦·霍洛维茨、斯蒂夫·韦斯曼、贾斯汀·希勒、巴特·奥尔巴赫；纽黑文的比尔·里斯，巴尔的摩的斯蒂芬·勒文海尔，费城的克拉伦斯·沃尔夫，还有专程从伦敦坐飞机过来的阿瑟·弗里曼，甚至连佳士得珍本书部门主任斯蒂芬·马西也顺路过来看看。总体看来，都是赫赫有名的头面人物，而且大多数书商都为各自的客户怀揣佣金而来。

雷蒙德·爱泼斯坦在拍卖预展时说：“我收藏已有四十年，是时候让藏书脱手而去了。我今年七十四岁，太太和孩子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书。说句实话，我在退休后也可以用上这笔钱。不瞒各位，今天早上到这里看到自己的藏书这样摆放着，我跟乔治·劳里说过，‘把它们装好，我带回家。’不过我对这次拍卖很高兴，因为很多人能够借机得到自己想要的书。这些书又流通了。”

很快凯尔姆斯科特版的乔叟以三万五千二百美元拍出，较拍卖前的最高估价高出一万五千美元。弗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拍得两万零九百美元，威尔基·柯林斯的三卷本《红心王后》（The Queen of Hearts）以一万四千零五十美元高价拍出。第二天，一〇八号竞买人举牌拍得杰克·伦敦的签名本《白牙》，花了五千五百美元，还有彼得·纽威尔的一九〇八年版插图本童书《弹孔之书》108，花了一千三百二十美元。直到此时一〇八号竞买人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反复多次，难免引人瞩目。这位竞买人再次举牌，出价五千五百美元，压倒全场，拍得毕翠克丝·波特的《彼得兔》精美限印本，此时开始引来注意。紧接着下一件拍品是《彼得兔》的初版普及版，她又花了两万零九百美元买入。这个拍卖价是拍卖前估价的十倍。她继续购买，一时招来更多人转头看着她。第四一七号拍品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拍出了三万零八百美元，第四一八号拍品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拍出了两万六千四百美元，也被她收入囊中。接下来的第四二一号拍品，是美国儿童文学作家格特鲁德·史密斯（Gertrude Smith）的《阿拉贝拉和阿拉明塔故事集》（The Arabella and Araminta Stories），是十五本大开本之一，用王家日本纸印制，也被她拍得，成交价两万六千四百美元。

第四四〇号拍品成交后，一位斯万艺廊工作人员举起一张纸，上面草草写着：“敝行成交额刚逾一百万美元”，该拍卖行五年历史中还是头一次超过此大数字。接着是第五百号拍品，一八五五年版的惠特曼《草叶集》，这是初版一印的老书，当时仅出两百部，藏青布面，烫金装帧。叫价到了一万五千美元时，还是那位坐在拍卖场中间的黑发女士举牌，直到拍得这部珍本。加上拍卖行的一成佣金之后，此书成交总价为三万零八百美元。又过了十五分钟，拍卖会结束。十来位书商纷纷走向那位女士作自我介绍，而她的身份对多少人来说还不过是一〇八号竞买人。

她笑容可掬，一边与众人握手一边说道：“我是琼·希尔。”她和先生达里尔住在加州圣巴巴拉市。夫妇两人“涉足”买卖儿童文学书籍没多久，不过今天都是为自己而买的。她说：“我们刚刚开始收藏珍版老书。”希尔夫人把刚才接到的名片放入钱包后，朝雷蒙德·爱泼斯坦走去，并作了自我介绍。

随后准备离开拍卖行大厅前，爱泼斯坦不无伤感地说道：“您在这里见到的书以前都散放在我的房子里，不过从来就不觉得足够多。我以前晚上爱在床上读图录，我常跟太太说，‘看看这本，我当年花五十美元买的，现在有书商愿意出价三千五百美元。’我太太会答道，‘那就卖好了。’今天她终于如愿以偿了。”

译后记

约在十年前，我暂时闲居在家，凑巧在网上结识了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肖明波教授，承他引荐，认识了世纪文景的周运先生。随后，周先生约我翻译此书。因为自己平日雅好积书，对书话素来亦颇有兴趣，便贸然答应了。原定是两年左右译毕的书籍，结果延至今日方付梓，一半是因为自己的疏懒，时断时续，一半是自觉译笔蹇涩，只好不断删改润色，之后又作了简单的译注。年光逝水，草草劳生，到今日写下这篇译后记时，十载光阴已悄然流逝。抛尽十年余闲心力翻译一书，陶渊明所云“欣慨交心”，大致可形容个中甘苦。

《文雅的疯狂》（A Gentle Madness）是美国作家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Nicholas A.Basbanes）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刊行于一九九五年，甫一问世，即广获好评，同年入选国家书评人奖纪实类终选名单、《纽约时报》年度佳作。二〇一〇年，再获《华尔街日报》评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话之一。迄今此书的英文原版已印刷二十次，发行量逾十二万册。当今时世，急管繁弦，这样一部书林清话，所谈非经世致用之术，只是藏书界的旧人旧事或新近见闻，却能够屡获殊荣，多次加印，确实少见。书中所叙，大抵不离一个“书”字，一个“痴”字，其副标题“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正是最好的概括。书名《文雅的疯狂》则是源自第十二章精神病学专家诺曼医生与作者的对话。诺曼医生认为溺于聚书多少是近于痴狂（a gentle madness），虽然他本身就是一个爱书人，藏有不少珍版古书。

巴斯贝恩此书确是当代一部书话巨著。一是篇幅浩大，格局恢弘。原书的正文、索引及参考书目，厚近六百五十页，洵为一部大书。二是内容宏博，横跨古今。他在书中或闲笔勾勒，或重彩渲染，其中有书香世家的辛勤经营，学者书痴的搜访追猎，巨室显贵的巧取豪夺，书林怪客的大言异行，还有窃书雅贼的心魔伎俩。巴氏曾当过记者，此书文笔朴实无华，部分章节采用了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写法。此外，他又博涉旁探，采辑了多种文献资料，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大有学术著作无一字无来历的严谨风范。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剪裁功夫，取舍巧妙，详略得当，时而清谈娓娓，时而扣人心弦，所以尽管厚重如斯，读来却令人忘倦。若要选一本内容充实又生动有趣的近现代英文书话，《文雅的疯狂》当是不可或缺的。

巴氏本人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获得宾州州立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投笔从戎，当了海军军官，到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后来他又进入报社当记者和编辑，撰写书话，并曾兼任克拉克大学图书馆某下属机构的会长。他设有个人网站www.nicholasbasbanes.com，介绍自己的生平与著述，懂英文的读者不妨去看看。

有幸翻译此书，于我是一个机缘，更是一大压力。刚开始翻译时，为了体现原文风格，我先细读了董桥、黄裳等名家的书话和题跋，含英咀华，同时浏览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摘录文辞，抄辑字句，编了一个近万字的词汇表，迻译之际，时时参看。尤其是董桥先生关于购藏西书的书话，清贵典丽，满纸清芬，令我获益良多。至于译文风格，除了每章的章名多是意译之外，其他我都是尽量贴近原文，力求用地道的中文翻译，不滥用成语，稍微保留一些欧化的长句。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就是书中的部分引文，尤其是书札，如是十九世纪以前的，译者不揣谫陋，大多尝试译为文言，以体现原文之古雅。然而囿于才学，相比前贤先哲的精金美玉，自是相去甚远，亦必有可议之处。书中的人名地名翻译，均是参考商务印书馆等权威出版社的参考资料，在此不赘。其中，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术语翻译参考《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典》，法律术语翻译参考《元照英美法词典》。此外，书中注释都是译者根据互联网资料整理而成。拙译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若无网络，以我的浅薄学力，翻译如许大作，必然无从下手，遑论作译注。我认同好译文是“改”出来的观点，虽曰已尽力修改，但谬误之处仍多，恳请方家指正。

翻译这样一部大书，绝非一人一力所能为之，借此机会向关心此书的各位亲友师长谨致谢忱，尤其是下列几位：

感谢本书作者Nicholas A.Basbanes先生，多次不厌其烦为我解释翻译中的难题。

感谢博学的周运先生邀请我翻译此书，并热心提供资料；感谢责任编辑马晓玲女士的宽容和督促，促成了此书的出版；感谢世纪文景的何晓涛先生，延迟交稿期限，给了我额外的时间推敲译文。

感谢肖明波教授的介绍，让我有机会翻译此书。肖教授是通信技术专家，又译有数种科普、社科类名作，堪称罕有的文理兼通之士。

感谢深圳的胡洪侠先生，他是资深报人、知名藏书家，其微书话更是一绝。谢谢他多次询问此书的翻译情况。

感谢我的学长、香港城市大学陈龙根先生，没有他多年来的帮助，我肯定不能好整以暇译毕此书；感谢另一位学长庄开仁先生，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译林高手，时时拨冗为我解惑释疑。

特别要谢谢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没有家人的支持，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精力用来翻译此书。尤其是父亲，多次询问译文进度，鼓励我要持之以恒，尽力而为。我亦愿将此书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女儿，接到译书任务之时，她还没有出生，如今已是一个爱讲故事爱看书的小女孩了。

还要感谢购买此书的各位读者，谢谢你们对译者与出版社的信任。读者与一本书及其著译者的缘分，恰似金庸先生大作《神雕侠侣》中杨过的说话：“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希望您喜欢这本书。

陈焱

二〇一四年夏于荔红蝉鸣时节

拙译出版后，承多位读者指瑕匡正，极受启益，其中维舟先生、刘永平先生纠绳尤多。良朋嘉惠，感愧无已。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十六世纪德国著名画家阿尔布里希·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版画《书呆子》（The Book Fool），是为塞巴斯蒂安·勃兰特的《愚人船》（一四九四年印制于巴塞尔）而作的配图。

罗伯特·科顿爵士（1571—1631），英国文献与古物收藏家。

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公元一千年）的残页，端赖罗伯特·科顿爵士之功才能流传至今。

位于伦敦市约克大宅内的皮普斯藏书室（约在一六九三年），后于一七二四年迁至剑桥，保存至今，完整无损。

塞缪尔·皮普斯（1633—1703），英国政府官员兼日记名家、“行家”、珍本收藏家。此画像为十七世纪英国巴洛克时代人像画家约翰·海尔茨（J.Hayls）作于一六六六年。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题赠本，送给乔治·托马森（1602—1666），有题词——“ex dono authoris”（作者赠阅）。托马森在英国内战期间收藏了逾两万两千本小册子。

第二任斯宾塞伯爵乔治·约翰（1758—1834）；W.芬德仿托马斯·菲利普斯的画作。

英王乔治三世的御藏典籍，后于一八二八年由乔治四世赏赐给大英博物馆，现摆放在藏书及写本展厅内。

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1792—1872），约摄于一八六〇年。

约翰·哈佛（1607—1638）塑像。这位清教徒牧师身后的赠书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捐献藏书。

托马斯·普林斯（1687—1758），波士顿人，曾购藏六部《马萨诸塞湾圣诗》。

詹姆斯·洛根（1674—1751），费城人，常常自认“余嗜书成癖”。

以赛亚·托马斯（1749—1831），企业家、收藏家、美国文物协会创办人。他亦是印刷商，曾为印刷业作过编年史。

杰里米·贝尔纳普（1744—1798），参与创办美国首个历史协会。

乔治·布林利（1817—1875），照片约摄于一八五〇年，此时他开始集藏美洲文献资料，耗时长达二十五年，藏品极为精富。

詹姆斯·伦诺克斯（1800—1880），此照约摄于一八七〇年。伦诺克斯所藏的珍本后来成为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馆藏精品。

约翰·卡特·布朗（1797—1874），他留给后人一座专藏美国文献的大图书馆，位于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

皮尔庞特·摩根藏书楼东厅，摄于一九八八年。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1837—1913），此照摄于一九〇二年，为帕克兄弟公司所藏。

罗伯特·霍三世（1839—1909），堪称美国最伟大的收藏家。

亨利·E.亨廷顿（1850—1927），摄于他在加州圣马力诺的大庄园。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写本书影，英国贵族埃尔斯米尔男爵家族的旧藏，约印制于一四一〇年，内有现存最早的乔叟画像。

从五十二号大街看纽约公共图书馆，摄于一九〇七年。

哈佛大学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图书馆。威德纳是一位藏书家，后随泰坦尼克号罹难。他的母亲捐赠了这座图书馆以纪念儿子。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

位于加州圣马力诺市的亨廷顿藏书楼展厅

塞缪尔·约翰逊编著的《英语词典》（一七五五年版），毛边两卷本，仍保留了初版本的大理石纹硬纸板，原为花园有限公司的旧藏，后由一位收藏家出价六万六千美元拍得。

初版莎集第一对开本（一六二三年）的扉页。此书在一九八九年与莎集第二、三、四对开本成套卖给了理查德·曼尼，作价二百一十万美元。两年之后，在曼尼藏书拍卖会上，这套书因拍价低于底价而流拍，后归一位加州收藏家。

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的初版本（一七九四年），内有多幅版画，均由布莱克用精细水彩手工上色，在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卖会上以一百三十二万美元拍出。

《芬尼根的守灵夜》开篇的校正打字稿，上有詹姆斯·乔伊斯的笔迹并标示日期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花园有限公司藏书拍卖会上以九万九千美元拍出。

阿瑟·阿方索·朔姆堡（1874—1938）毕生致力于保存有关黑人历史及文化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五年，查尔斯·L.布洛克森时为宾州州立大学橄榄球队明星后卫，后来出任费城坦普尔大学查尔斯·L.布洛克森非裔美国人文献主管。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市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附楼内景。

在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工作的暑期实习生。

国立意第绪图书中心创办人阿伦·兰斯基

大厨路易斯·绍特马里二世身穿厨师服，下图是他在芝加哥的书房里。

露丝·鲍德温女士（1918—1990）所藏十八、十九与二十世纪儿童文学作品甚多，共计十万册，现藏于盖恩斯维尔市的佛罗里达大学。

一九九四年，家在加州比华利山的路易丝·塔珀出席亨廷顿藏书楼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她搜集的多件林肯藏品。

哈里·亨特·兰塞姆画像，罗伯特·乔伊绘制。兰塞姆创办了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研究中心，后来该中心以他的姓氏命名。

威廉·H.沙伊德现居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图为他在翻阅所藏的古登堡《圣经》，每页三十六行，由十五世纪德国印刷商阿尔布里希·普菲斯特印制于班贝格。

《联邦党人文集》书影，上有乔治·华盛顿的亲笔签名，在一九九〇年的H.布拉德利·马丁藏书拍卖会上拍得一百四十三万美元。

H.布拉德利·马丁收藏的《独立宣言》，在一九九〇年拍得一百五十九万美元。

达·芬奇手稿的其中一页，共计七十二页。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比尔·盖茨在拍卖会上以三千零八十万美元拍得。

南部邦联宪法写本的第一页，藏家是加州圣巴巴拉市的戴维·卡佩莱斯。

约翰·拉洛奎特以收藏现当代作品的初版本为主。他曾四次获得艾美奖。

加州马林市哈斯克尔·诺曼医生收藏的维萨里《人体结构论》。此书于一五四三年在巴塞尔印制，深紫红色丝绒装帧，是维萨里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呈献本。

加州圣巴巴拉市的戴维·卡佩莱斯收藏手稿甚丰，总量逾一百万张。

加州藏书家威廉·塞尔夫

窃书狂布隆伯格在奥塔姆瓦市住宅内的“加州房”享受片刻，他收藏的珍稀本已被清空。

一九九一年，在法院作出裁决的四天之前，布隆伯格带着笔者前往艾奥瓦州奥塔姆瓦市。他身后的这栋住宅，原用作藏书楼以存放他偷来的书籍。

布隆伯格在奥塔姆瓦的住宅里藏有很多门把手、彩绘玻璃、旧档案记录。图为他细阅在藏品中发现的一本画册。

“翻找垃圾”是布隆伯格喜欢的消遣之一，他经常能从别人扔的垃圾里“救出宝贝”。

理查德·曼尼藏书，后于一九九一年由苏富比拍卖。

献给

康斯坦丝·V.巴斯贝恩

[1]石墙，英文是stonewalling，意为“阻挠、故意妨碍”。一九七二年，美国“水门事件”发生之后，总统尼克松授意手下尽力阻挠调查，就是用了“Stonewall it！”。其后他的指示被揭发，该词成为当时美国人的常用语。——译者注，下同

[2]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美国历史上的著名实业家、资本家，业务鼎盛时曾控制了连接美国各大城市的铁路航运枢纽。

[3]埃德蒙·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他与弟弟儒勒（Jules）简称龚古尔兄弟，均为法国作家。兄弟俩自一八五四年起发表多部社会史著作和大量艺术评论，另著有自然主义小说，以细节描述精确而出名。龚古尔兄弟的《日记》是记录十九世纪巴黎社会和文坛的巨著。后来，根据埃德蒙的遗嘱，以他的遗产作为基金成立了龚古尔学会，向杰出的法国作家颁发奖金，每年入选一部。

[4]埃尔泽菲尔（Elsevier），十七至十八世纪初在荷兰经营书店、出版业和印刷厂的世族，所出的书籍印刷精美、设计讲究，备受书迷赞誉，代表了当时荷兰图书的高质量，尤以希腊文《新约》和古典书籍闻名。该家族在一七一二年停止营业。不过当代的出版社Elsevier沿用其名。

[5]约翰·希尔·伯顿（1809—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6]詹姆斯·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1879—1961），美国巨商、慈善家，曾主管全球食品大公司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多年，帮助过胡佛总统援助欧洲的赈饥计划并获嘉奖。

[7]玛丽·海德·埃克尔斯（Mary Hyde Eccles，1912—2003），著名女藏书家、作家。她与第一任丈夫唐纳德·海德收藏的十八世纪文学作品是最丰富的专题私人藏书之一，包括塞缪尔·约翰逊和詹姆斯·鲍斯威尔的作品。她收藏的王尔德作品也很多，身后赠给大英图书馆，她与第二任丈夫埃克尔斯在该馆设立了美国研究中心。

[8]上述四人皆是《圣经·新约》中的罪人。犹大出卖了耶稣；亚拿尼亚私藏了一部分本应献给使徒的钱，后因撒谎而暴死；该亚法是主审耶稣的大祭师；彼拉多是下令钉死耶稣的古罗马犹太总督。

[9]帕拉蒂那藏书（Biblioteca Palatina），又称“巴拉丁领地藏书”（Palatinate Library），原存于德国海德堡，约有五千册印本，三千五百多卷手稿。一六二二年，藏书因战乱而散佚不少，并被当做贡物送给教宗格列高利十五世，穿越阿尔卑斯山搬运到罗马，当时动用了两百头驴子。一七九七年，当时的教宗遵照托楞蒂诺条约（Treaty of Tolentino），转让了其中三十七份手稿给法兰西共和国，入藏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一八一六年，普鲁士首相哈登堡（Karl August Füst von Hardenberg）等人说服教宗庇护七世将八百五十二部手稿（多为德文）赠给了海德堡大学。详见英文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10]查良铮：《穆旦译文集》（八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11]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高健译，花城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12]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13]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14]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1770），英国诗人。他在十二岁前就写了对话体田园牧歌Elinoure and Juga，成功欺骗世人误认为这是十五世纪的诗歌。不久他又以近似的风格写了一些诗歌，均伪托为僧侣托马斯·罗利（Thomas Rowley）所作，其实此人是他虚构的。他在十七岁时死于砒霜中毒，一说是服药自杀，一说是医治性病而过量服食。他死后，有人认为他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他的诗作获得柯尔律治、济慈、华兹华斯等大诗人的赞赏。

[15]詹姆斯·A.米切纳（James A.Michener，1907—1997），美国小说家。他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在南太平洋担任海军史学家，该地区成为他早期小说的背景。他的作品甚多，共有四十余部。名作有小说《南太平洋故事集》（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一九四八年获普利策小说奖），另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或拍成电影。

[16]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

[17]在西方古典时代，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应修习的七门基本学科。文法、修辞与逻辑，是文科教育中的核心部分，是为三艺（Trivium）。至中古时代，范围扩大至包括数学、地理学、音乐以及天文学，此为四艺（Quadrivium）。合称人文七艺或自由七艺（seven liberal arts），是中世纪大学中的主要科目。

[18]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是英王亨利八世（1491—1547）的第一任王后，后来亨利八世不顾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对，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结婚。但安妮生了一女（即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之后，受到亨利八世的冷遇，并在一五三六年被罗织罪名处斩。

[19]Vitellius即维特里乌斯，是古罗马皇帝之一。科顿藏书初时分开存于多个小柜子中，周围各摆置着十二位古罗马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半身雕像。故有此编号。

[20]这些古罗马皇帝、皇后名字的英文如下：Augustus、Julius、Tiberius、Nero、Cleopatra、Galba、Faustina、Titus、Otho、Claudius、Vespasian、Vitellius、Domitian。

[21]英文原文是Tom Folio，艾迪生杜撰这个人名时用了双关语以增强讽刺，因为folio原意是“对开本”。

[22]美因茨《圣咏集》（Mainz Psalters），是十五世纪德国印刷商富斯特（Johann Fust）及其女婿舍费尔（Peter Sch?ffer）印行的天主教《圣经·圣咏》（即新教《圣经·诗篇》）单行本。这部《圣咏集》是西方使用活字印刷术印行的第二部重要书籍，第一部就是著名的古登堡《圣经》。

[23]低地之国即英文的low countries，指欧洲西北部沿海地区，含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因其地势多低于海平面或与海平面持平，故名。多略称为比荷卢国家，英文为Benelux。

[24]英文书名是The Distichs of Cato，拉丁书名是Catonis Disticha，其简称Cato最广为人知。此书原用拉丁文写成，内容多为有关智慧、道德的至理名言，曾是颇受欢迎的拉丁文课本。据说作者是公元三或四世纪的Dionysius Cato。

[25]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1622—1695），英国威尔士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他的宗教诗篇能别出心裁，颇多心灵幻象，想像丰富，是玄学派诗歌的中坚人物。

[26]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1735—1818），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著名爱国者和银匠，维护北美殖民地利益。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他彻夜骑马到列克星敦报信，将英军开拔的消息通知殖民地人民。尽管被英国巡逻队拦截，他仍设法向殖民地的爱国领袖发出警号。民兵因其警告而提前准备列克星敦战役，美国独立战争自此拉开序幕。

[27]巴斯克维尔（John Baskerville，1706—1775），英国印刷商。一七五七年自建印刷厂，所创的印刷字体精美清晰，沿用至今。

[28]M.泰尔诺-孔潘斯（Henri Ternaux-Compans，1807—1864），法国贵族、历史学家、外交家。他在一八二〇年代与一八三十年代曾驻守南美数国，搜集了很多拉丁美洲的文献资料。后来在一八四〇年代拍卖，美国藏书家约翰·卡特·布朗买得不少。

[29]亚美利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原籍意大利，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航海家。他几次航行至新大陆，包括发现亚马孙河口的那次远航。在一五〇七年发表的航行报告中，首次用阿美利加与新大陆以表明他来过这片土地。

[30]镀金时代（Gilded Age），特指十九世纪末期，当时美国内战结束且重建完毕，国内经济与人口均有大幅增长。马克·吐温及其朋友查尔斯·D.华纳合著《镀金时代》而创造了这个词。

[31]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1488—1568），英国神父与学者。他的英译《圣经》全本刊印于一五三五年。

[32]《圣奥尔本斯之书》，The Book of Saint Albans，又名The Boke of Saint Albans，是英格兰圣奥尔本斯印书局（St Albans Press）于一四八六年印刷的最后一部书，该书局曾刊印过八部书籍。书中收有三篇文章，分别讨论放鹰、打猎、纹章。当时此书十分流行，发行了多个版本，不久又增添了一篇讲钓鱼的文章。

[33]《闲谈者》由十八世纪英国散文家、诗人约翰·艾迪生（John Addison）与他好友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共同创办。两人还合作创办了著名杂志《旁观者》（Spectator）。《卫报》是斯蒂尔创办于一七一三年的一份报纸，仅仅维持了半年多，投稿的有艾迪生、蒲柏等文人。当代的英国《卫报》与其并无渊源。

[34]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1792—1878），英国插画家和漫画家。他为许多图书创作了蚀刻画或雕刻插画，初时画政治讽刺连环漫画，后为时事书刊和儿童读物作插画。

[35]菲兹（Phiz，真名是Hablot Knight Browne，1815—1882），英国著名的插图画家，狄更斯的十五部小说中有十部是他画的插图，其中以《马丁·翟述伟》和《大卫·科波菲尔》最为著名，“菲兹”是他的笔名。

[36]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1576—1634），英国剧作家，作品以讽刺见长。名作有《愤世者》和《荷兰妓女》。

[37]此句源于十八世纪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Claret is the liquor for boys；port,for men；but he who aspires to be a hero must drink brandy.（波尔多红葡萄酒是少年之酒，波尔图葡萄酒是男人之酒，而志存高远之士当痛饮白兰地。）

[38]米尔斯（Francis Meres，1565—1647），十七世纪英国教士和作家。他刊印于一五九八年的名著《才子宝库》（Palladis Tamia）是一本读书札记，对伊丽莎白王朝的诗人描述甚多。此书罗列了当时的莎剧目录，对于莎剧的编年极有帮助。

[39]此处“卜斋友”的原文是Haven O’More，“不再有”的原文是“Have No More”，现按中文意思的谐音字译出。

[40]此处为了体现卜斋友原文的效果，采用了半文半白、不太明畅的翻译。下同。

[41]奥特加·伊·加塞特（1883—1995），二十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亦是现象学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皆有高深造诣，其思想和政治理念对西班牙知识界影响颇大。

[42]坎普滕的托马斯·阿·坎贝，另有译名“耿稗思”。他是一位中世纪晚期德国的修道士和作家，出生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村庄肯培。撰有灵修名著《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43]佛兰芒的解剖学家和外科大夫，亦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人。他在对尸体进行细致的解剖基础上撰写了《人体结构》一书。

[44]俄罗斯芭蕾舞舞蹈家，早年随父母学习舞蹈，以其有力的弹跳和不可言喻的优雅著称。后因患精神分裂症退出舞台，直至去世。

[45]委托竞标是指买家不到场或匿名打电话，委托拍卖师竞买各类拍卖品，拍卖师将在台上按照他们指定的最高数额代表他们报价。——原注

[46]墨西哥南部一处旅游胜地，位于太平洋岸边。

[47]光圈基金会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其会员是一群摄影界大家，包括米诺·怀特（Minor White）、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等人。基金会的宗旨是出版会员的作品，起着思想论坛之作用。——原注

[48]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美国爵士乐与摇摆乐大师，亦精通黑管演奏及乐队指挥，有“摇摆乐之王”的称号。他带领的乐队在一九三〇年代极受欢迎。

[49]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英国教会历史学家，专精新教殉道者历史。他的名作即《教会所发生的事件之文件及纪念文》（Acts and Monuments of Matters Happening in the Church，一五六三），简称《殉道录》（Book of Martyrs），记述了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六世纪西方历史上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难的事迹，在基督教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

[50]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亦是十八世纪的大学者。他很多著作的初版本都是以对开本印刷。

[51]康普路屯仙多语并列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包含希伯来文、希腊文及拉丁文并列的圣经，共六册。一五〇二年开始编纂，一五一四年印刷希腊文新约，一五二二年正式发行。因于亚尔卡拉（Alcalá，拉丁文为Complutensis）大学发行，故名。——转引自《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典》。

[52]当时德国的印刷中心位于纽伦堡，Michael Wolgemut则是当地最大的印刷工场主，曾负责印刷有八百零九张插图的拉丁文巨著《纽伦堡编年史》（Nurebembrg Chronicle）。

[53]一四五五年十一月，古登堡因官司败诉将财产赔给债主富斯特（Johann Fust）及富斯特的女婿舍费尔（Peter Sch?ffer）。富斯特于一四五七年在美因茨开了一家印刷所，一四六六年死于赴巴黎旅途中。舍费尔便独自经营印刷所。

[54]译文引自吕叔湘：《买书·卖书·搬书》，《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

[55]译文引自吕叔湘：《买书·卖书·搬书》，《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

[56]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1936—），美国画家，以抽象作品而闻名。他朴素的几何画使其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极简抽象艺术运动的领导者。

[57]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1930—），美国画家、雕塑家、图形艺术家。他的画作以旗帜、靶子、地图等普通物件为题材，促进了流行艺术的发展。作品有《彩色数字》和《地图》等，以明亮色彩和独特笔触构成的纹理为特点。

[58]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1869—1946），美国小说家及剧作家。

[59]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1771—1810），美国第一位重量级的小说家。他以美国社会为背景，撰写充满悬疑的哥特式小说，强调道德和心理问题。情节和语言带有浓重的情节剧色彩，但小说本身极有创造性。

[60]约翰·尼尔（John Neal，1793—1876），美国十九世纪作家、艺术家兼文艺批评家。据说他是第一位在著作中使用日常口语的作家。他多才多艺，当过建筑师、律师与拳击手，亦是提倡女权主义者。

[61]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1806—1870），十九世纪美国南部最重要的作家、文人之一。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剧本、历史、传记和文学评论。他的历史浪漫小说最为著名，以生动现实的笔触刻画了殖民地开拓和独立战争时期的南部生活。

[62]罗伯特·蒙哥马利·伯德（Robert Montgomery Bird，1806—1854），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医生。

[63]雅各·吉尔克·保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1778—1860），美国作家和海军军官。作品以轻微的幽默著称。

[64]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1909—1955），美国小说家、电影评论家和诗人。小说《家中丧事》（A Death in the Family）获得一九五八年普利策小说奖。《回家》（All the Way Home）被泰德·摩塞尔改编成剧本，一九六一年获得普利策戏剧奖。

[65]彼得·泰勒（Peter Matthew Hillsman Taylor，1917—1994），他的作品突出美国南方的特征和气氛，大都以家乡、家庭环境和童年生活为题材。他的风格以描述细腻、语言风趣幽默及叙事紧凑而著称。但他所写故事，大都为身边琐事。长篇小说《孟菲斯的召唤》（A Summon to Memhphsis）获得一九八六年普利策奖。

[66]库尔特·冯内果（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知名作家，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著有十多本小说和许多短文、评论，极受好评；曾被许多作家公认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冯内果的写作灵感多来自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德勒斯登战俘营逃过恐怖大轰炸的亲身经历。他的《第五号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好的小说之一。

[67]罗伯特·潘·华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他的作品有小说《国王的人马》，另有诗集多部，亦是“新批评派”的奠基人之一。

[68]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二十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是医生，业余从事诗歌创作，也写小说、评论。威廉斯在文学创作上受庞德和其他意象派作家的影响，同时继承了惠特曼的浪漫主义传统，并在诗歌形式方面进行了实验，发展了自由诗体。他反对感伤主义的维多利亚诗风，坚持“美国本色”，力求用美国本土语言写作，很少使用普通读者不熟悉的词汇。名作有长篇叙事诗《佩特森》（Paterson），是当代美国哲理诗的代表作品之一。

[69]欧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美国短篇小说家、长篇小说家和评论家。她的大部分小说都涉及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人物。她在作品中准确地使用当地方言，描述真实背景。然而她的小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带有虚幻的色彩，经常把神话和民间传说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她小说主要的主题是人类的孤立情感和试图战胜这种情感所付出的努力。

[70]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美国作家。他的作品根据自己和其他美国黑人的经历写成，主要关注种族压迫问题。代表作《土生子》（一九四〇年）是一部反映芝加哥贫民区一个美国黑人青年悲惨命运的极具影响力的小说。

[71]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1844—1916），美国现实主义画家。代表作有《格罗斯医师的临床课》和《划船的施米特》。直到二十世纪初他才最终得到普遍承认，赢得一些奖赏与荣誉，被称为美国最强的人物画家。

[72]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美国著名评论家、诗人、编辑。他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的重要成员。一九三四年，他发表了《流放者归来》（Exile’s Return），谈论了当时的经历。考利编辑过多个作家的作品选集，向读者介绍福克纳、海明威等名家。

[73]北美殖民地的第一部英文出版物（一六四〇年），以诗歌形式表现《英王钦定版圣经》中的诗篇。这部书由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理查德·马瑟（Richard Mather）和托马斯·韦尔德（Thomas Weld）编辑，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出版，书的全名是《圣经诗篇英译全书》（The Whole Book of Psalms Faithfu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etre）。

[74]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1639—1723），一六五六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从爱尔兰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马瑟开始在英格兰传道。一六六〇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作为一名清教徒只得离开英格兰，回到马萨诸塞州。从一六六四年到离世，他一直担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此外，一六八五到一七〇一年，他还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马瑟是公理会的主要代言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并且积极推动科学发展。

[75]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1644？—1729），美国清教派牧师和诗人。他被公认为美国十九世纪前最重要的诗人。但他在有生之年仅发表过两首诗歌，直到一九三七年人们研究他的手稿时才认识到他的诗歌的优美绝伦。像约翰·多恩和乔治·赫伯特以及其他英国玄学派诗人一样，泰勒擅长运用精心选择的暗喻和丰富而唯美的比喻，也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寻常措辞和比喻。

[76]纳撒尼尔·威斯特（Nathanael West，原名Nathan Weinstein，1903—1940），美国作家，以一九三〇年代的讽刺小说闻名。他最后一部小说《蝗虫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cust），被誉为是描写好莱坞最好的小说。威斯特三十七岁时死于车祸。他的作品虽未被广泛阅读，但他至今仍被认为是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之一。

[77]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意大利外交官、侍臣与作家，侍奉过几位贵族及教皇。名作有《侍臣论》。

[78]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1899—1983），美国默片时代的著名女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出演过《日落大道》。

[79]戴维·O.塞尔兹尼克（David O.Selznick，1902—1965），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著名制片人，代表作有《乱世佳人》与《蝴蝶梦》，均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80]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波兰裔美国犹太作家。他的重要作品多用意第绪语写成，一九七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名作有《卢布林的魔术师》（The Magician of Lublin）。

[81]在英文中，缩写HRC的全称既可以是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人文研究中心），也可以是Harry Ransom Center（哈里·兰塞姆中心），所以凯瑟琳·耶特有此一说。

[82]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政治家与外交官，一九五〇年代出任美国国务卿。任内积极向美国的盟国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借此遏制苏联。

[83]J.弗兰克·多比（James Frank Dobie，1888—1964），美国历史学家，精研美国西南部历史与民俗，名著有《长角牛》。

[84]兰塞姆（Ransom）的英文姓氏如果小写首字母，在英文中即是“赎金”（ransom）的意思，特纳一语双关，借此挖苦兰塞姆。此句原文是模仿乔伊斯，不加标点符号。

[85]玛塔·哈里（Mata Hari，1876—1917），是玛格丽特·海特勒伊达·策勒·麦克劳德（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 McLeod）的艺名，马来语意为“太阳”。她是荷兰人，二十世纪初成为法国知名交际花，“一战”期间与欧洲多国军政要人、社会名流都有来往，最终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名被法军枪毙。她传奇式的人生在西方世界颇有名气。

[86]Golden Books，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在一九四二年开始出版的儿童书籍系列，当时售价每本二十五美分。

[87]此处朔姆堡提到的葡萄园是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葡萄园的比喻。

[88]罗斯福·格里尔的昵称。

[89]“地下铁路”不是真正的铁路，而是十九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把黑奴送到国内的自由州、加拿大及海外的秘密网络，高峰期是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年。据估计，截至一八五〇年，经由“地下铁路”逃离的黑奴约有十万人。

[90]联邦作家计划：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中推出的一项特别规划，一九三五年出台，由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管理实施，旨在帮助职业作家、新闻记者和研究工作者在大萧条时期就业。受雇的作家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文坛大家。一九四三年，公共事业振兴署解散，该规划也随之结束。

[91]弗兰克·斯托克顿（Frank Richard Stockton，1834—1902），美国作家。他在十九世纪末写的一系列童话，新颖别致，影响至今，最著名的当属《美女，还是老虎》（The Lady,or the Tiger?）。

[92]万神殿书局（Pantheon Books）在一九八〇年代重印了几种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旅游指南。——原注

[93]相应的英文原著书名如下：Carry Nation,Sucker’s Progress,The Gangs of New York,Up from Methodism,The Barbary Coast,Ye Olde Fire Laddies,The Tick of the Clock,The Devil of Pei-ling。如今最出名的自然是拍成了电影后大热的The Gangs of New York。这些书迄今大都没有中译本，书名是译者查询资料后的意译。

[94]书店的英文名是Booked Up，意为“定完；预订一空”，现取谐音译之。

[95]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Lawrence Clark Powell，1906—2001），著名图书馆学家、书志学者。一九四四至一九六一年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长兼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纪念图书馆馆长。

[96]据《纽约时报》二〇〇七年七月五日的一篇题为Rare Books.Rare Brothers.Rare Chance to Profit.Closed.的报道，该书店已经结业，韦恩斯坦兄弟退休，不再开店，会接一些鉴定古书的业务。他们否认是因为互联网和电子书的压力而被迫关停书店，只是说厌倦了贩书生涯。参看http：//www.nytimes.com/2007/07/05/books/05heri.html。

[97]据《洛杉矶时报》二〇一〇年八月七日的一篇题为105-year Old Dawson’s Book Shop Begins Clearance Sale的报道，穆尔·道森的儿子迈克尔接手业务后，道森书店经过清仓甩卖后停业，只在网上做珍本书业务，场地拟出租作他用。新的实体书店场地变小，上门需预约。参看http：//cieny.com/105+year+old+Dawson%27s+Book+Shop+begins+clearance+sale+Jacke t+Copy.htm和http：//www.dawsonbooks.com。

[98]福利斯特·J.阿克曼（Forrest J.Ackerman，1916—2008），也写科幻小说，还是文学经纪人。他成立科幻小说迷协会，可能是世界上最热心的科幻小说与奇幻、恐怖、科幻电影纪念品收藏家。他还在科幻小说界大力提倡世界语。他在洛杉矶的宅子有十八个房间，也是博物馆，名叫Son of Ackermansion，内藏三十万本书，还有各类电影和科幻电影纪念品。他的藏品一直保存到二〇〇二年。从一九五一年到二〇〇二年，共接待了近五万名来客。

[99]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1838—1865），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美国戏剧演员。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晚，他在首都福特剧院刺杀正在看演出的林肯，随后被追捕，他拒绝投降，被击毙，一说是自杀。

[100]据林肯总统图书博物馆在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的一篇报道Lincoln Library Acquires Most Significant Collection of Lincoln Artifacts in Private Hands，塔珀的一千五百多件藏品转售给林肯总统图书博物馆，据维基百科的资料，估价高达两千万美元。参看http：//www.alplm.org/news/june18_07.html。

[101]这个雕像取材于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剧中两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在黄昏小路旁的枯树下，等待戈多的到来。

[102]无色压印（blind-stamped）是指用工具在皮革或布面装帧上压印装饰图案或印字，但不填金，也不上其他颜色。——原注

[103]米格尔·科斯坦索（Miguel Costansó），生卒年不详。十八世纪西班牙著名工程师。一七六九到一七七〇年，曾陪同西班牙将领、加州总督Gaspar de Portolá和神父Junipero Serra经从圣迭戈到旧金山探险考察。其间他以日记形式记载了部分行程经历。

[104]ex libris：拉丁文，意为“（某人或某机构）的藏书”。常见于西方藏书票。

[105]托马斯·麦肯尼（Thomas McKenney，1785—1859），自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三〇年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其间借职务之便访求了印第安人的画像多幅，冀借此记录逐渐消失的印第安族人画像、传略、历史。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四年间印刷成书，发行第一版。后由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1793—1868）为画片补上文字说明。

[106]庞蓬尼·麦拉（Pomponius Mela），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地理学家，生于南西班牙。他编纂的三卷本《寰宇地志》是著名的古代世界地志。一四七一年起用拉丁语发行。相传哥伦布探险航行并发现美洲大陆即受此书的启发。

[107]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一九九七年，布隆伯格又因入室盗窃古董被判有罪。二〇〇三年七月，他因再次在艾奥瓦基奥卡克市入室盗窃而被捕，随后在二〇〇四年初被判有罪。二〇〇四年六月，他又在伊利诺伊州诺克斯维尔入室盗窃而被捕。这违反了他二〇〇四年在基奥卡克所判的缓刑管理，因而再次被捕。

[108]The Hole Book，美国艺术家、作家彼得·纽威尔（Peter Newell，1862—1924）绘制的一本儿童书籍，每张书页中央都有一个孔，表明是子弹穿过的弹孔。此书网上可见到，参看http：//www.nonsenselit.org/newell/hole/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