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目　录

引言　我儿子、儿子朋友的母亲以及两种解释

LOGIC　第一部分　逻辑

1　本节标题无法描述本节内容

2　怎样才能显得不傻

3　最明智的行为就是让自己变傻吗？

MYSTICISM　第二部分　神秘主义

4　以手指月，指并非月

5　圣诞修行

6　我既愿意又不愿意

COMEDY　第三部分　幽默

7　圣诞老人的果冻肚子和西尔弗曼

8　卡布先生的大黄瓜

9　痛苦是幽默减去了时间

LIFE　第四部分　人生

10　沦为荒诞

11　脑半球中的圣诞老人

12　奥丁存在吗？

ME AND YOU　第五部分　我和你

13　生命之树上的树屋

14　面对什么

15　万物的意义

结论　我未来的孙子

致谢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引言

我儿子、儿子朋友的母亲以及两种解释

直到儿子阿里（Ari）上幼儿园，圣诞老人存不存在的问题才开始影响我的生活。阿里并不相信圣诞老人。十月初的时候，他本要和朋友斯凯勒（Schuyler）一起去动物园，但斯凯勒的妈妈塔米（Tammi）给我打电话，说她不想让儿子去了，因为动物园里有驯鹿，她觉得孩子们会因此讨论起圣诞老人。塔米的儿子斯凯勒相信有圣诞老人，他是个乖萌的小孩，还没有跨入别扭的青春叛逆期，塔米希望儿子能继续相信圣诞老人，哪怕再信那么一段时间。所以她希望能取消这个游玩计划，这样阿里就不会告诉斯凯勒，“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那只是你的爸爸妈妈”，动摇他关于圣诞老人的信念了。

但这实在令我感到不解。为了维护儿子与圣诞老人之间不真实的关系，塔米宁愿牺牲儿子与阿里之间真实的友谊。

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圣诞老人不存在呢？不是因为我从没见过他，毕竟我也没见过以色列名模芭儿——拉法莉（Bar-Refaeli），但她是真实存在的，起码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还健在呢。不相信也不是因为我没去过北极，没见过他和小精灵。虽然那里只有大量的雪和冰，但相关的解释是非常多的：圣诞老人能将胡子铺开，让人们找不到他；精灵们有种机器能让光线发生扭曲；可能我已经见过了圣诞老人，但之后又被他说服进行了脑部手术，清除了这段记忆。但这些都不是原因。我不相信圣诞老人是因为没人告诉我他们相信，而且圣诞老人的故事也与我所信的另一些事实不符：比如驯鹿并不会飞，比如玩具都是从商店里来的，等等。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她说：“我相信有圣诞老人。”我又问她相不相信复活节兔子[1]，她说：“我相信。我还小，所以我什么都信。”

我又把故事讲给妻子听，她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心理学家，她认为事情基本上是这样的：“美国的父母拿这种事糊弄孩子，孩子长大了发现自己被蒙了，一赌气变成了熊孩子。”

但我仍然不能理解塔米的做法。对此我能想到又讲得通的解释方式有这两种：

蒙人

出于某些原因，过去美国的孩子都相信圣诞老人，可能因为父母觉得这是一种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的好办法吧。当孩子慢慢长大，变得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之后，他们又会觉得这真是一种蒙孩子的好方法。这样一来社会就分成了两类人：蒙人的和被蒙的。蒙人的动机从善意的（父母）到自私的（销售圣诞节商品的商家，或是要利用神话将这个移民国家凝聚在一起的美国政客）都有。直截了当一点说，这就是在蒙人嘛。

就我观察到的证据来看，蒙人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我在好莱坞工作，这是一个大量生产图像和故事，然后输送给全球观众的地方。我们在给一部叫《生活大爆炸》的电视剧写剧本。有一集里，一个叫谢尔顿（Sheldon）的角色在《龙与地下城》的游戏里把圣诞老人给杀了。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有个编剧希望电视剧能保持开放性的结局，因为他的孩子会看电视剧，他们是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当然，作为一个靠商业广告过活的美国情景喜剧的编剧，带着善意动机的他与不那么善意的广告商们一拍即合了。

发疯

对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解释——在塔米的思维中有些东西是分裂的。根据这个理论，在她的思维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相信圣诞老人的。和其他成年人聊天时，她会对这个问题绝口不提，但在和孩子单独相处时，她是相信的。关于相信的东西，她不会说出口。她可能永远不会说“我相信有圣诞老人”，但她仍会对圣诞老人抱有幻想。如果儿子不再相信圣诞老人，她会十分不安，因为在她的思维中仍有一部分是相信的。

一个人怎么可能对圣诞老人既相信又不相信呢？如果你是阴谋论的支持者，你可能会觉得对于是否相信圣诞老人这件事，她是在撒谎，你会更加怀疑她所叙述的想法。

但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中确实会相信不同的事。让我们设想一下，塔米回到家，躺在了床上。在她就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她听到脑海中的声音，好像是她自己的声音。声音说：“圣诞老人确实存在。我还记得要等他来。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是的，有一半的我认为他不会来了，永远不会来了，但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一半的我呢？”

塔米身体里有许多不同的塔米。有的塔米曾经相信过有圣诞老人，有的塔米仍然相信着有圣诞老人。有的塔米一想起圣诞老人就会很开心，一想到埃里克（Eric）不相信圣诞老人就会很生气。有的塔米可以自然而然地去响应关于圣诞老人的图像、电视节目和歌曲。

塔米这个人可以是分裂的，多个塔米可以同时存在。这就是说，在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圣诞老人当然是不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声音在说：“希望他给我带来好东西。”这种分裂也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之中。这就是说，在圣诞季以外的时间，她可以随意拿圣诞老人开玩笑，但当圣诞节到来之际，她也可以说得好像自己真的相信有快乐的圣诞老公公一样。

既然这种解释连脑海中的声音都纳入其中了，就让我们无情地称其为“发疯”好了。

蒙人和发疯这两种解释在较深的层次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前者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产生了矛盾，后者是在自我认知层面产生了矛盾。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心照不宣的密约构成的，其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谎言。发疯的人不过是在对自己撒谎。

在发疯理论之下，塔米的认知出现了断裂层——有相信圣诞老人的一部分，也有不相信圣诞老人的一部分。在蒙人理论之下，美国的人民出现了断裂层——有相信圣诞老人的人，也有不相信圣诞老人的人。无论哪种理论，断裂双方的关系都是一团糟。你甚至可以切换理论，说塔米是在蒙自己，或是全美国人民遇到圣诞老人的问题就会发疯。

那么蒙人和发疯的理论正确吗？

针对这两种理论，在宗教的理性主义批判与人类行为科学研究中均有涉猎，举例如下：

●　马克思主义——蒙人理论支持者。神父可以通过蒙人的方式确保自身的权威：“死后你就可以上天堂吃馅饼了。”

●　精神分析学——发疯理论支持者。人类会以非理性的信念来抵抗精神压力，例如对死亡的恐惧、恋母情结等等。

●　神经生物学——发疯理论支持者。人类大脑进化出了存在感知的模块，这在进化中是相当重要的，你必须知道在这个洞穴里还有没有同伴。当我们认定圣诞老人存在时，大量的神经组织会不必要地兴奋起来。这种状况就像是对花粉过敏时，明明没有打喷嚏的必要，但我们总是会对抗原产生抵抗。

●　模因论——支持由于发疯所以蒙人的理论。模因是指我们的文化基因，当我们因受他人影响而相信、传播某种观点时，人类群体会大规模地模仿。

通常在进行类似的讨论时，我们会做好脑洞大开的准备，等着专家用科学来说服我们。但在如何看待现实、如何看待余生上，科学并没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答案。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会争辩说：科学当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生活、看待现实了，很显然嘛，科学告诉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方式去看待。但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不是在搞科学研究，他们搞的是科学新闻，是科普宣传。

科学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科学。要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只能从上面的理论里选一个出来套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神经生物学或是模因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它符合阶级利益理论；精神分析学者之所以信仰精神分析学，只是因为它能抵抗焦虑；神经生物学者之所以信仰神经生物学，只是因为它符合因果论规律；模因论支持者之所以信仰模因论，只是因为模因论本身已经感染了他们的大脑，使他们自发地传播了起来。这些理论只是进行了自证，在解释圣诞老人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能因为这些理论貌似能对某些问题给出科学的解释就轻信了它们，我们不应当再盲目相信它们，不应当再盲目相信科学解释。这些理论是以自证的方式来解释圣诞老人的。当我们意识到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应当如何面对这样的理论，面对圣诞老人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将科学理论与金钱的作用做个比较。一本经济学或财政学教科书可以告诉你想赚钱该怎么办，但它不会告诉你如何判断金钱重不重要。这个问题我们有商量的余地，选择区间从一切向金钱看，到完全忽视钱财、像个嬉皮士一样四处流浪，可以尽情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值。这种态度同样适用于科学，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可以完全不信，也可以在二者之间选取一个中间值。

你可能会想，既然塔米已经说了她相信圣诞老人，那么她不是在蒙人就是发了疯。为了证明自己看法的正确性，你会指出：疯子从不承认自己发了疯，骗子从来不说自己在骗人。但这种做法会出现两个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一个是道德层面的，另一个是认知层面的。

第一个问题（道德层面）：四处指责孩子朋友的父母或其他人是骗子、疯子，明显是种很招人讨厌也很粗鲁的行为。而塔米看起来也不是在撒谎，她始终在考虑自己的儿子，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认知层面）：说到底，这不过就是那个古老的笑话——一个英国国教牧师在向另一个牧师解释“正统”的含义：“我的教义才是正统的，你的教义是异端。”[2]

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这种界定“正常”和“真实”的方式，甚至只用常理就能判断出谁是那个发疯蒙人的家伙。否则，“你居然相信圣诞老人，我也是醉了”无异于以一种更高调更夸张的方式说“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这是一种伪装成心理学的人身攻击。

如果假定圣诞老人并不存在，我们可以说塔米这人疯了，但我们不能用她疯了的事实反证圣诞老人不存在。还有种更直接的证明方法，如果我们想知道圣诞老人是否存在，可以出去瞧瞧，看看世界上有没有能对应这种信仰的东西。什么才是能“对应”信仰的东西呢？它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吗？还是一个模糊的象征呢？它能不能点明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呢？让我们看看以下的实验。

想象有一块很大的空场，装得下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荡者游戏[3]（Red Rover）的所有选手。想象着你掀开了自己的头盖骨，所有的信仰都跑了出来，他们手拉着手站在了场地的一边。而在场地的另一边，站着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时信仰们陆续喊出自己的名字，相信非洲存在的信仰高喊出自己的名字：“我相信非洲存在！”这时非洲这个真实的物体举起双手，然后他们双双跑到了场地的另一边，那里挂着一个牌子——真实的信仰。“蜜蜂！我相信有蜜蜂！”“太好啦，我们就是蜜蜂！”然后他们一起跑走了。“我相信有海王星！”“我就是海王星！咱们喝一杯去！”然后配成对的二人一起走掉了。到最后场上还剩下一些信仰，他们举起手喊道：“我相信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真的存在过！”但另一边没人回应它，因为没有消失的亚特兰蒂斯这种东西。“我相信有小精灵！”没人回应它，因为没有小精灵这种东西。“我相信有圣诞老人！”没人回应它，因为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东西。信仰圣诞老人成了错误的信仰，因为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事物来回应它。

有个首要的问题：我们无法将信仰分成小块，分了还怎么数呢？“我相信非洲存在”这个信仰是由非洲的人口、国家和动物这些小信仰组成的超级信仰吗？它是从属于“世界分成几个大洲”的子信仰吗？有些证据能够证明它是一个实体吗？是也，非也，我们的所有信仰汇聚成了一张网，如果更完善的话，能汇聚成一个世界。如果所有事物都能两两对应，那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信仰体，所有信仰都手拉手，完整地对应上手拉手的事物，这时我的思想就能够完全和世界对应上了。

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做这个想象中的游戏时，我们自己就站在场上的某处，充当着游戏的裁判，侧头看看一边的信仰，再回头看看另一边的事物。但当我们看着某个事物的时候，也可以说因为我们相信它存在，才会看到它站在那里。我们没有能力完全跳出这个框，从外部审视这个世界，审视我们的信仰。

来看看这张描述认知的经典插图：

这个人脑子里像苹果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不过是一堆原子罢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是神经元和神经质细胞，说它是前额叶皮质、小脑、导水管周灰质和海马体等等物质的综合体，但在人脑中没有一样东西长得像苹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图中那样，既能看到苹果，又能看到信仰呢？永远都不可能。我们与信仰是一体的，你只能去不断发掘它。

我们不可能将信仰拆出来单看，不可能去观察信仰和苹果是否对得上，因为信仰和苹果本身就是一体的，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就如同蜜蜂眼中的鲜花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圣诞老人的问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解决个人内部的矛盾，另一部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知道相信圣诞老人这件事确实有些搞笑，我们审视问题时，会再次跌入“要将内部信仰和外部现实对应上”的泥沼。

这本书要讲的是那些我们不太确定的东西，那些将信将疑的东西，那些时信时不信的东西，那些无法迫使自己相信的东西，那些不想再信又不知道不信后会发生什么的东西。我想从个体与集体的角度研究一下对待这些事物的正确态度，看看除了互相（或是和自己不听话的人格）对吼“你这个骗子！”和“你这个疯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如果圣诞老人对你来说就是这种东西，很好。如果你碰巧不信圣诞老人，估计也是因为小时候被我儿子这样的机灵鬼刺激过吧。你可以找一种自己相信但其他人不以为然的东西。我的建议是：你可以选择“生命的意义”作为对象，其实也就是一切事物的意义。接受现实吧，总有一天你是要死的，世间的一切也都是要死的，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些人的答案是——遵从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上帝的生命就有意义呢？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意义，又怎么能让你的生命有意义呢？有些人的答案是传宗接代，这个答案有点扯。假设在遥远的星系中有一个虫洞，所有扔进去的东西都会在另一端复制出一兆兆兆兆倍。也不用什么都往里扔，只要派一支远征军扔一块人类的皮肤进去就行了，就算是这样也比我们自己复制要强得多。和人家比起来，我们自己的复制毫无意义！传宗接代本来就毫无意义，自然也就不能成为一切事物存在的意义。

还有些人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意志。乍一看这理由还挺伟大，但再一想就会发现问题了。如果我要在下午2:00的时候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说明我也能在2:01的时候赋予自己的生命另一个意义。这样一来，我的生命就是由这些赋予仪式构成的，但赋予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是怎么分辨这个意义有价值，另一个没价值的呢？如果我要给自己的一生找个意义，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这难道不就成了随机事件吗？

目前，我的看法是，关于“生命有什么意义”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它们既不能说服对方，也不能证明自身正确。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我猜，对于“人生有什么意义”，你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也在摇摆不定。无论答案是什么，它都是你自己的那个圣诞老人。

[1]复活节兔在西方被认为是复活节时给孩子们送彩蛋的使者。——译者注

[2]教义的英语doxy旧时也指妓女。

[3]一种19世纪的儿童游戏，两队人站成两排，被叫到名字的孩子要立即上前冲破对方的阵形。——译者注

LOGIC

第一部分　逻辑

1

本节标题无法描述本节内容

既然我们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去观察信仰、观察事物、观察它们是否“对应”，那还能做什么呢？逻辑学家指出，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思想家，最起码的标准是不能自相矛盾。也就是我们不能既说某人是张三又不是张三，不能说珠穆朗玛峰既是一座山又不是一座山。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说！这时听众就会问了：“它到底是不是座山啊？”这就是自相矛盾的含意。塔米对待圣诞老人的态度就是自相矛盾的，她既相信又不相信。对待这类自相矛盾的问题，逻辑能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它能教给我们一套有效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逻辑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为什么逻辑没有在古埃及或墨西哥这样的文明中出现呢？因为这里的农人们只信奉一个神，遵从一部法律，以同一种方式跳舞。他们会汇聚起来，和一群信奉另一个神、遵从另一部法律、跳另一种舞蹈的人通商。在那个时候，前面这三种文明都不是集权国家，没有人逼迫大家接受同一个神、同一部法律、同一种舞蹈，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沟通合作的方式。

我之所以将逻辑称为“明路”，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希望它能解决一些问题。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逻辑不会对我们产生束缚。逻辑是一种工具，也可以说是事物的一种排列方式，但又自成一体，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不合逻辑、不合常理的事而恼怒、伤心、低落或是失望。说到底，它和你妈妈不一样。你用或不用，它就在那里。逻辑可以是我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一套理论结构，也可以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去深入了解的某种事物。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是带着某种目的去选择逻辑作为工具的。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影响了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思想的哲学家，他实在太伟大了，以至于千年之后我们对他的称谓都是“先哲”（The Philosopher）。他曾说，逻辑的本质就是矛盾律[1]（law of self-contradiction）。没有人在同一时间既是张三，又不是张三。逻辑存在的意义就是将我们从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带入能够自圆其说的新境地。这是一条从认知失调、心理失衡到和谐融洽、思维清明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信仰清楚地阐释出来，再通过调查审视、再次澄清的方式将矛盾点剔除，那么就能将信仰全部理顺，从而达到终极目的。那时我们就能确定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矛盾也将荡然无存。

这里有个小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看看逻辑是怎样运转的。

乔治是艾迪的朋友，有一天艾迪在商场偷了东西。售货员问乔治：艾迪有没有偷东西？这时乔治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忠于朋友，另一个是忠于是非观。

我们来想象一下乔治和逻辑学家的对话：

逻辑学家：孩子，你挺难选的啊。

乔治：我该怎么办啊，逻辑学家！你能帮帮我吗？

逻辑学家：这个嘛，我们先来说说你的问题吧。你觉得“看到犯罪行为应当揭发”是对的吗？

乔治：肯定是对的。

逻辑学家：那你觉得“应该保护自己的朋友”是对的吗？

乔治：当然！

逻辑学家：艾迪既是你的朋友又犯了罪，你既认为“自己应当揭发他”，又认为“自己应当保护他”，这就是矛盾点。

乔治：就是这样！我该怎么办？

逻辑学家：让我们定义一下术语，检查一下推导条件。什么是犯罪？

乔治：就是违反法律。

逻辑学家：揭发犯罪行为一定就是对的吗？假设你身处纳粹德国，有个朋友违反法律，庇护了一个犹太人，你会揭发他吗？

乔治：不会。

逻辑学家：所以，“看到犯罪行为应当揭发”就是错的咯。你能既当好人又保护你的朋友啦，矛盾解决了！

乔治：谢谢你，逻辑学家！

当然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逻辑学家可以从“好人总会支持朋友”谈起，指出其中的问题，再推导到“好人有时也会揭发自己的坏朋友”。或者他可以更透彻地解释一下“帮助”的含义，也就是说，好人也可以通过揭发的方式帮助自己的朋友，这样他们才会悬崖勒马。这些都能给乔治指出一条明路，帮助他解决矛盾，获得思维上的统一。

有时，逻辑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剽悍了。比如诡辩家[2]柏拉图有一次就有意忽悠了一位狗的主人，他是这么说的：

1．你有条狗。

2．你的狗还有小狗。

3．如果甲有乙，乙有丙，那么甲就有丙。

4．只有狗才能有小狗。

5．你有小狗（根据1、2、3条推出）。

6．你是条狗（根据4、5条推出）。

需要说明一下，这段对话里的人不是狗，他是人。[3]幸运的是，这位诡辩家的推导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不能因为你有条狗，狗还有小狗，就说你是条狗。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字有两重意思：1.“拥有”；2.“生育”。一旦我们搞清一字多义的问题，就能看破他的论证了。第一条里的“有”和第二条里的“有”意思不同，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第三条中的所有权推导是正确的，但套在“生育”的意思上就不对了。

这么说，逻辑又力挽狂澜了。

它能帮我们摆脱一些概念上的陷阱。

太管用了。

逻辑，干得不错哟。

但有些时候逻辑也弱爆了。即便我们理清了自己的观点，对“你何时会背叛朋友”“好人何时会犯罪”“‘帮助’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些困难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通过逻辑解决。我们称这些问题为逻辑悖论，也就是一句话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这里就有一句：

“这句话是假的。”

如果这句话确实是假的，那么它就变成了真的。如果这句话确实是真的，那么它就成了假的。若想以逻辑为手段检验信仰的真假，这句话就会挡在那里。也就是说，那些帮我们解决了乔治、艾迪以及盗窃问题的招数不再管用了，因为在之前的例子中，所用的词语非常简单，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逻辑词汇。

逻辑学家们试图将数学手段引入，这下又冒出了另一大批悖论，我们称其为集合论悖论。这里有个例子：

我们有很多形容词，其中有一些可以对自己进行描述，比如“中文的”[4]这样的词。但有些词无法对自己进行描述，比如“长的”这样的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并不长。

我们可以用“自述性”形容那些能对自己进行描述的词，用“非自述性”形容那些不能对自己进行描述的词。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自述性词语的例子，比如：“形容词的”、“多音节的”。

这里还有一些非自述性词语的例子：“英文的”[5]、“无法理解的”。

那么悖论就来了：当我们讨论“非自述性”时，这个词本身有没有自述性？如果它是自述性的词汇，那么它就应当是非自述性的。如果它是非自述性词汇，那么它就应当是自述性的。在这种说谎者悖论的影响下，我们的思维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间来回游移，举棋不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想出了一个名为类型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用他的这套方法小心地说话，就不会再陷入悖论的泥沼了，举例如下：

首先，我们要舍弃“自述性”这套给形容词分类的方法，下定义的时候要倍加小心，说清楚它是用来形容哪类事物的，界定方式不能出现悖论。例如“长的”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物体，但不能用来形容单词。如果你要找一种既能形容单词又能形容物体的形容词，那就是另外不同种类的形容词了。目前这个词是从“只能形容物体，不能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掏出来的，如果你有个东西想形容一下，只能从“形容物体”的大箱子里往外掏，不能去“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翻。

反过来看，如果你想形容一个单词，就只能在“形容单词”的大箱子里找，不能去“形容物体”的大箱子里翻。但如果你既想描述事物又想描述单词，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它的箱子呢。我们专门有一个装既能形容物体又能形容单词的形容词的大箱子，只不过它们属于二级形容词。我们有无数个这样的箱子，罗素留给我们一种分类的方法，根据这套设计方法，我们就再也不会犯悖论的错误了。

按照罗素的类型论方法，“自述性”一词是否有自述性的悖论就不会再出现了。没有一个形容词既能描述单词，又能描述形容词，因此也就没有了能描述自身的形容词。如果你能恪守这种方法，就不会陷入任何悖论之中，它就像是一种对思维的净化。

逻辑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解决了说谎者悖论：要定义“真的”一词，就不能让“真的”这个词出现在定义中。

首先，塔斯基将“真的”定义为目标语言L，目标语言要通过所谓的T句描述出来。描述的方式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塔斯基做到了不提到“真的”这个词，就将T句表达了出来，写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雪是白色的’在L句中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色的时候。

“‘草是绿色的’在L句中为真”，当且仅当草是绿色的时候。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说“雪是白色的”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把“在L句中为真”加进来就可以了。而一旦你这样做了，在谈论的就不是L本身了，而是元语言L1。目标语言之所以被称为目标语言，是因为它谈论的是某个具体的目标。而对比来看，元语言L1谈论的是目标语言的句子本身。元语言中既包含了“在L句中为真”，也包含了“在L句中为假”。我们还有元元语言，谈论的是元语言的句子本身。在这类句子中，我们可以说“‘“雪是白色的”在L句中为真’在L1句中为真”。

但什么时候能说“这句话是假的”呢？没办法说。你可以说“在L句中为真”、“在L1句中为真”、“在L2句中为真”，等等，“真的”一词并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

那些擅长解谜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问题：如果想按照罗素和塔斯基的方法描述事物，同时还要解释如何对事物进行描述，他们就必须打破自己的这些描述规则！

所以罗素也说了这样的话：

“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若想使用我的类型论，唯有对形容词极为准确地使用才能保证其有意义。”

但罗素这句话本身就违反了自己设下的所有规则。他说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但这句话肯定是有意义的啊，这不是他自己刚说出来的吗？我们也听懂了啊！他说的又不是：

“不要去问‘蹦巴拉蹦巴拉砰’，这句话毫无意义！”

这才是真的让人看不懂。

他说：“不要去问‘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这句话毫无意义。”

这句话明显是错的。“‘自述性’本身可否自述”肯定是有意义的，不然它和“蹦巴拉蹦巴拉砰”就没有区别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思考要怎么思考了。

这可是个大问题！而且他的回答同样有问题：“不要让一个单词泛指所有的事物，要将单词按照其所指的事物在类型或等级上进行划分。”要知道这句话也违反了他自己的规则。句子中“单词”一词就是对各类词汇的泛指。

我和一些哲学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这样为罗素和塔斯基辩解：“使用”和“提及”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罗素说“不要使用自述性单词”时，确实提到了“单词”这个词，但并没有使用它。但我觉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提及”就是“使用”的一种形式，当我们提及一个单词时就是在使用它。“单词”这个词语在“单词很有意思”中起到的是表述作用，在“须避开自述性单词”中只是被提及了一下，但这两种用法其实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句子不都用了“单词”这个词吗？某种程度上，单词就像是给别人一个吻，如果我为了证明为什么自己不应该吻你而去吻了你，那我还是吻了你。这么说吧，世界上没有“举例吻”这种东西。要是不信，下次开性骚扰研讨会时试一试，记得告诉我结果。吻是不可能用来举例的，它具有实在的用途，单词也是一样。

逻辑自称能通过明确定义的方式解决争议，但一遇到悖论，逻辑就开始自相矛盾了。如果用这种方式，我们既不能将问题表达清楚，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在注意到悖论这个问题后，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举例来看，20世纪早期有个哲学流派叫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流派希望通过确定命题意义的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其中不仅仅有逻辑问题。实证主义者认为句子只有满足了以下条件之一才有意义：

1．逻辑正确，例如“甲=甲”。

2．科学可证。

他们试图以清除一切形而上学和宗教内容为手段，彻底净化我们的思想和语言，原因是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和宗教内容都是不好的。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文明几近毁灭，人们希望能有一些激进的解决措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逻辑实证主义者有个最大的问题：他们给出的这个定义本质上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句子必须在逻辑上正确，或是科学可以证实”这句话既非逻辑正确，科学上也无法证实。没有人会在检测一根钠试管或是探查一只海狸的肛门后报告说：“我发现有意义的句子不是逻辑正确，就是科学可证。”

由此推断，逻辑实证主义不是错的就是毫无意义的。嗯，估计就是错的。有时逻辑实证主义者会将自己的工作与艺术作比。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句子是通过论证来说服他人的，艺术则是通过情感影响他人。因此，“有意义的句子必须在逻辑上正确，或是科学可以证实”虽然没有意义，但它有一定的感染力，就像《我是海象》[6]的歌词一样。“逻辑实证主义是艺术”的论断显然也有问题，它和艺术一样失去了意义。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为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另一种复杂的解释版本，这是一种与实证主义相类似的意义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句子有多重指向性，能从中挑出一种作为对应的句子才是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问题：这句话本身又该如何定义呢？如果只有选出一种可能性的句子才是真的，那么“只有选出一种可能性的句子才是真的”这句话又是不是真的呢？维特根斯坦很有勇气，他的结论是这句话毫无意义。

“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阐述的：那些理解我的人，当他们以这些命题作为梯级并且超越了它们时，就会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们必须把梯子扔掉。）”

维特根斯坦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但这段话非常非常愚蠢。任何爬过梯子的人都知道：我们用梯子爬到高处，再把梯子扔掉就下不来了！干吗要把梯子扔了呢？如果我们爬上去之后觉得上面不怎么样呢？如果爬上去才想起来落下东西了呢？如果我们时而想上去，时而又想下来呢？爬上去之后万一下大雨了，我们还想下来躲躲呢？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建议我们上去后就把梯子扔了呢？这主意真不怎么样！

我们是从圣诞老人的本体论地位开始讨论的，因为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我们的意见摇摆不定。那么逻辑这条路走得通吗？它打出的旗号是“不相矛盾”，没准儿它能解决一些相互矛盾的问题呢。但其实根本不靠谱！追溯到最本源的地方，逻辑学家在讨论逻辑本身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认为逻辑与生活的关系既真实又荒谬。无论是在崇高的逻辑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想都是分裂的，逻辑学家也和我们一样分裂！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半认为自己特别有道理，另一半认为自己做的毫无意义。维特根斯坦既认为逻辑哲学论特别重要，又认为它毫无用处。他其实和塔米一样困惑！

这些逻辑学家都疯了吗？还是在蒙人呢？他们是不是为了谋一份轻松的教职才说了这些狗屁不通的话呢？是为了受邀去参加豪华的逻辑学派对，还是为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炫目的逻辑舞台秀呢？

再或者，逻辑就是解决不了逻辑悖论，就是无法解释自身的悖论，这样行不行？

不行。原因有两条，一是逻辑学家的目标就是在生活中消除矛盾，如果逻辑本身就自相矛盾，那么它连自证都做不到。假如我是个摇滚歌星，活得充满矛盾也无所谓，因为我安身立命靠的是超赞的音乐，有大把妹子想和我上床。但假如我是个逻辑学家，要想吸引公众的注意，获得社会的肯定，得到财政上的支持，我就一定要有逻辑。

第二点是，在如何对待圣诞老人这一点上，目前我们真是毫无进展。

可以这样讲，我们意识到对待圣诞老人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我们想相信他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又觉得他未必存在；我们坚信没有圣诞老人，却发现自己必须接受另一种毫无意义的意义理论。其实逻辑和圣诞老人的境况差不多，我们对它也是半信半疑。

[1]即要求思想前后一致，不能自相矛盾。——译者注

[2]你可以称呼那些为钱卖命的哲学家或是你不喜欢的哲学家为诡辩家。

[3]这一点你可以从狗不会说话推断出来。

[4]原文中是“English”，但直译为“英文的”不符合“能进行自我解释”的文意，因此与原文中的“Chinese”进行了调换。——译者注

[5]同前。——译者注

[6]披头士乐队一首富有争议的歌曲，歌词充满了迷幻色彩。——译者注

2

怎样才能显得不傻

法理学有这样一种说法：“疑难案件出坏法。”思考这句话的真假会让你头痛欲裂，还是不要想得太深了。虽然我们不是《星际迷航》里的机器人，脑袋不会因此爆掉，但老去思考这些事真的很难受。虽然哲学家曾抱怨凭借别人的思想活着会损害自己的尊严，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理性和逻辑到底能不能绕开上一章中的陷阱。

也许逻辑和理性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理清思路，而是为我们的生活解决困扰。对思想而言，也许不应该一上来就拿理性做标杆，而是应该拿它去衡量我们的行为，进而延伸到思想的层面。错误的信仰之所以错误，也许是因为它会让我们做出愚蠢的、费力不讨好的举动。并不是说相信圣诞老人有多糟糕（其实也蛮糟的），而是这种想法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蠢事。你可别去相信圣诞老人啊，换句话来讲，信了你就麻烦了。这种麻烦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麻烦，也不是说“哲学家会认为你是个脑残”，而是实打实的麻烦——你的钱包会变空。

阐明这一概念的最佳候选者是实践理性，它的大致观点是，如果你想要某样东西，就要想办法得到它。如果你想要好多不同的东西，首先要保证信仰的正确性，之后要保证自己在生活态度上不能朝三暮四，这样才能获得所追求的东西，否则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举个例子，假如和一罐汽水比起来你更想来块披萨，那么之后你不能回过头来又想要汽水，否则你就会像下面这个悲剧中的主人公一样。

独幕悲剧：朝三暮四

角色：我和你。

你拿着一罐汽水和一百块钱出场了。

我上场。

我：想来块披萨吗？

你：想！

我：太好了。给我一块钱，我就拿披萨和你换汽水。

你：好嘞！

你拿汽水换了披萨，现在手里有一块披萨和九十九块钱。

你：谢啦！

我：甭客气！不过其实你更想来罐汽水吧？

你：可不是吗！汽水可好了！

我：好啊，我正好有罐汽水！

你：这是我刚才换给你的！

我：还是老样子，拿一块披萨和一块钱来换怎么样？

你：好啊！我正好有一块——

我：就是我刚才给你的那一块！

你：可不是吗！

你拿披萨换了汽水，现在手里有一罐汽水和九十八块钱。

（画面切换）

换了九十八次之后，你拿着一罐汽水坐在那里哭，手里已经没钱了。

你：呜呜呜呜呜呜。

我：怎么了？

你：我真的很想要块披萨，但我没钱了。

我：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太棒了！怎么办？

我：你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谢幕）

真是一出悲剧，就是因为朝三暮四，才让狡猾的人（我）找到了榨干天真的人（你）的机会。这种态度明显有问题，它是不理性的。无论你做了怎样的选择，完全不懂变通固然不好，但总是在变同样不好。你会因此损失钱财和机遇，会放走煮熟的鸭子。那些有价值的、你所看重的东西会因为你的不理性而遭受损失，也会因为你的理性而不断累积。

看起来这事儿挺好玩，挺逗乐，这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没人会既选汽水又选披萨。但实践理性主义者指出，不理性的方式可能会很复杂。比如说朝三暮四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和金枪鱼三明治相比你更喜欢汽水，和披萨相比你更喜欢金枪鱼三明治，和汽水相比你更喜欢披萨，一圈下来的结果还是和上面一样。如果你也有朝三暮四的倾向，即便是“荷兰赌”也能让“狡猾的赌徒”找到可乘之机，一输再输。如果生活中的你也是这个样子，无论做什么都会出问题，因为你是不理性的人。

理论也有它的生命周期：一开始理论都很简单，之后越来越复杂，很多有智慧的思想家会对它发起挑战，捍卫者就会将理论变得更模糊、更复杂、更具自我防御性，这样才能击退攻击者。再之后，理论就死掉了。其实理论消亡前还会在一个特殊的保护区内待一段时间，这个区域是专门为那些过于复杂、难以在外界生存下去的理论准备的，这就是大学。实践理性主义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生命周期。现在它进化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叫作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理论。这种理论是讲我们对世界中的各种结果都有一个期望概率和一个期望实现的价值，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人，就会尽可能让这两个数字增大，这就叫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

那么这种理论是怎么运转的呢？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件很坏的事，我们有办法避免这件事发生，这个办法并不会耗费什么精力，这时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你不想让世界毁灭，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做到，动手指又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就动一下呗！

假如我们想要吃橙子，面前有两个按钮，按下其中一个可以得到一个橙子，按下另一个可以得到两个橙子，按两个按钮要出的力是一样的，其他一切条件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会按第二个按钮了。除非第一个选择不是按按钮，而是换成别的什么方式拿到橙子。那么回到圣诞老人的问题上，你会说既然我们已经长大了，就不该再相信圣诞老人了，你的行为是随信仰而动的，比如你非要把袜子挂出来，这种行为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换句话讲，这样做是无效的。相信圣诞老人对现实生活毫无帮助，这一点正好能对应前面“他们不是在蒙人就是发疯”的想法。不是说它在认知判断层面上有问题，而是说它在真实生活中毫无用处。

实践理性主义就应当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吗？那些广受欢迎的圣诞故事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拿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来说，小说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的故事。年轻的姑娘最宝贝的是她的一头长发，年轻的小伙子最在乎的是他那块漂亮的怀表。他们很穷，但都想送给对方圣诞礼物。就在圣诞节的清晨，丈夫把礼物送给了妻子，那是一套昂贵而美丽的梳子。妻子问他哪里来的钱，他说自己卖掉了怀表。之后妻子也拿出了礼物，那是一条配怀表的链子。丈夫问她哪里来的钱，她说自己卖掉了长头发。

这样的感情是不是很温暖？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我也想成为欧·亨利笔下的爱侣。仔细想想，一个失去头发的人得到了一套梳子，一个卖掉怀表的人得到了一条表链，他们都没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他们更理性一些，结果就会变得更好吗？好吧，如果他们特别理性，就会询问对方想要什么，然后动用共同财产一起购买。当然，互相给钱也可以。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既然有钱就能买东西，那么自己花钱给自己买东西就好了嘛！从理性的角度说，给我妻子送什么礼物最好呢？是我把钱留下来给自己买点东西，然后也让她把钱留下来给自己买点东西。但这样一来，根本就不存在礼物了！这种行为只能叫购买。你可以去看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惊喜，是我们明明没有伸手去要就有所收获，是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巩固，这比我们的个人需求重要得多，而这些都是实践理性主义无法解释的。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圣诞节，好像整个节日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实践理性主义。首先，我们有圣人耶稣。根据《圣经》里的描述，他是上帝赠予人间的礼物，因此就实践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已经与神分离了。之后他进行了自我牺牲，就实践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与耶稣其人也分离了。（我不是基督徒，请原谅我用这种愚笨的方式进行表述。）18世纪之后情况有所变化。在《圣诞颂歌》[1]里，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认为给穷人施舍钱财是错的，只有死亡才是理性的结果，给钱就是鼓励他们错误地活下去。故事里三个圣诞鬼魂教给主人公一个道理：严格按照实践理性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的人生会被物质榨干，你会成为金钱的奴隶。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因为失去，所以得着。斯克鲁奇这才意识到，快乐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去想怎样生活才会快乐。《麦琪的礼物》中的夫妇意识到最好的礼物并不是他们本来想要的，他们都没有遵照实践理性主义生活。

在讨论理论逻辑学时我们就指出，在关注某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在脑海中争执不下，这种争执是不能通过逻辑解决的，逻辑只能帮我们把问题亮出来。在理性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顺便丢掉了许多具有潜在帮助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非理性的，例如我们的躯体、想象力和情感。

这些只是故事罢了，故事只会对想象力和情感产生影响。作为冷酷的理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忽视它们，就像我们忽视广告一样。广告都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你只要喷对了除臭剂就会有美女拥上来。凡是经过《幽默杂志》（Mad）熏陶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抵制广告的影响。如果实践理性主义真的靠谱，我们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好了。但就像逻辑陷入悖论的怪圈一样，实践理性主义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纽科姆（Newcomb）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由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于20世纪60年代公之于众的。有这样一个富有且古怪的精神病学家，我们称其为钱博士好了，他邀请你到实验室或别墅里参加一项具有丰厚的潜在收益的精神病学实验。第一天，钱博士让你做了一系列精确的精神病学测试，包括调查问卷、脑部扫描等等。第二天，他把你带到一间屋子里，里面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密封箱子。进屋之前你需要做一个选择：可以打开一个箱子，也可以打开两个箱子。钱博士第一天晚上会决定在箱子里放什么。这个时候无论你说什么，箱子里的东西都不会改变。两个箱子里都有钱，打开后箱子里的东西就是你的。

你的做法也很简单，直接把两个箱子都打开，把钱都拿走就好了。但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钱博士在昨天，也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对你做了一系列测试，通过测试能看出来第二天你会开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这个测试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根据测试结果，钱博士对实验进行了调整：如果你会打开两个箱子，他就会在每个箱子里放十美元。如果你只会随机打开一个箱子，他就会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放上一万亿美元，另一个箱子里什么也不放。

怎么办呢？对于这类买彩票似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奖金的额度，也要看获奖的概率。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赢十美元值不值呢？每押一次值五美元。要是有十分之一的概率赢一百美元值不值呢？那每押一次就值十美元咯。那么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赢一万亿美元呢？每押一次那可是五千亿美元啊，可以让爱尔兰整个国家喝上二百五十年的啤酒啊！这可比打开两个箱子，拿走二十块钱值多了。里面真的放着钱，就是昨天放进去的，无论今天你做什么，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以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是可行的：

1．只开一个箱子。一旦这样承认了，就说明自己确实是只会开一个箱子的人。你也知道，钱博士昨天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既然你只打算开一个箱子，那么这一次选择就值五千亿美元。

2．开两个箱子，反正东西已经在里面了，现在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既然东西已经在里面了，当然要做出更优的选择，两个箱子里的东西总比一个里的多。

根据你的选择出现了两种可行的处理方法。那些相信自由意志论的人会选择第二种方法，而那些笃信宿命论的人则会选择第一种方法。

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又举棋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逻辑的时候就遇到了悖论问题，针对一个问题出现了两种矛盾的观点。而我们在讨论纽科姆悖论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针对一个解决方法出现了两种矛盾的观点。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悖论：

如果你每次减肥都会减去计划的一半重量，比如你想减十磅，那么你应当计划减去多重呢？在这个悖论中，我们会在以下这两种选择间来回摇摆：

1．二十磅。你也知道自己总是只能达成目标的一半，所以应当希望减去两倍的重量。

2．十磅。你本来不就是想减掉十磅嘛！

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与自败（self-defeating）和自证（self-fulfilling）预言相关。有些人会花大把的钱雇人给自己打鸡血：“你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相信自己能做到，就真的更有可能做到。假如你攒钱想在周末请来一位励志演说家，以下哪条是正确的呢？

1．你要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因为一旦钱攒够了，你就能请到励志演说家。

2．你要坚信自己存不下钱，因为如果你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就不会请演说家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需要他。

3．你要坚信自己存得下钱，因为如果存够了，你才会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他了，你自己就能给自己鼓劲了。

真难办啊！实践理性主义是不是错的呢？这个嘛，这都是一些不常见的例子，没准儿确实有问题。平时我们可以按照实践理性主义生活，大不了躲着那些有问题的部分好了。

也行，我们要躲开哪些问题呢？

一是与礼物相关的问题。我们之前讨论《麦琪的礼物》时就谈到了，礼物不仅仅是一方将某种经济资产转移给另一方，这就变成付账了。那么难点在哪儿呢？难点在于我们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如果我们盘算着送一件不喜欢的礼物给对方，那就真变成一份糟糕的礼物了，而心意才是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一边逛着商场一边想：“买什么其实也无所谓，只要我有这份心意就好了。”那也不行，好像怎么想都不行！只有不去刻意地尝试，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改过自新的斯克鲁奇，成为《麦琪的礼物》中的夫妇，成为圣人耶稣。当我们以理性来思考送礼问题的时候，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我们既不能去想这个问题，也不能去想“去想这个问题”。

这可太烦人了，老拿这些东西来烦你，我都得向你道歉了！说到这儿，道歉也是实践理性主义需要躲开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把你的脚指头砸了，向你道了歉，你也原谅了我，这还是好事一桩。如果我自己琢磨：“我想去砸你的脚指头，反正之后只要向你道歉就好了嘛，你也会原谅我的。”然后我再去付诸实践，那整件事就不对了，我既想砸你的脚，又不想道歉。如果我知道你是个很大度的人，永远都会原谅别人呢？我只能尽量把这件事忘掉，这样才不会去占你的便宜。否则，如果有人非逼着我去砸别人的脚指头，那我肯定会去砸你的，而不会砸你那不好惹的哥哥，这对你来说完全不公平啊！

推导太多关于道歉的潜在可能性，只会让我失去宽容别人的能力。如果为了自己的便利，整天都琢磨谁会原谅我、谁不会原谅我，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

这一悖论在两军休战的情况下同样存在。无论目的是真是假，我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枪。如果对方确实表现出了诚意，那么作为回应，我也会放下自己的武器。如果我认为你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为了算计我，为了在我放下枪后再打死我，那么即便我们双方再期盼和平，我也肯定不会把枪放下。

送礼物是件很难搞的事，道歉也是件很难搞的事，对生活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样是件很难搞的事。我在好莱坞工作，经常能看到这种变化过程：一开始有个开放、敏感、真诚且富有创造力的人打算以歌唱、讲演或说故事来谋生，并且为此搬到了洛杉矶。接下来他遇到了五十个人，又是受骗又是被敲竹杠，这时这个人开始有戒心了。但你不太可能既有创造力，又在一种戒备的状态下与人合作。作为一名艺术家，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开放而敏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应当与自己的高中朋友或是我一起合作，我可是个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你又想显得充满创造力，显得纯真、不设防备，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能够故意为之的事，这样就一点都不纯真了。

另外容易让人左右为难的就是情绪。我愿意去感受、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原因有很多：这样做能使我与他人建立联系，这样做的感觉很好，这样做对我的健康有益。但我不可能算计着表达真实的情绪。就定义而言，真实的情感是不能算计、不能伪装的。我翻开健康杂志，上面写着“每天自然捧腹大笑三次有助于身体健康”。我坐下来试着让自己笑出来，但是没成功。太认真了，实在没办法计划着让自己笑出来啊。单纯依靠算计的人生不会有愉快的欢笑，也不会有宽慰的泪水，这样的人生了无生趣。

有一种关于愤怒的理论很有趣，说愤怒之所以进化成今天的样子，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脱离下面这种理性思考的困境。比如说我被一个强壮的人欺负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就叫他吉米·托斯卡纳（Jimmy Toscano）[2]好了。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人，那么双方就都明白吉米·托斯卡纳根本没必要怕我。吉米·托斯卡纳也知道我知道他比我更强壮，真打起来我很可能会挨揍。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是不会去挑事的。但如果被他这种恶霸知道我永远不会起身反抗，那就完了，我永远都吃不上午饭了。如果我气炸了，不再东想西想，而是直接上去揍他，管它结果是什么呢。这样一来，他就知道我也是会生气的人，就会更收敛自己的行为，不会再像对待高度理性的书呆子那样对待我了。但在这类情况中，愤怒必须是真实的。如果被他知道了我是故意显得生气，这样他才不敢再打我［没准儿是他瞧见我正在读一篇关于愤怒进化历程的生物学论文（旁边还得有人给他解释文章是什么意思）］，那他直接就连人带书把我扔进垃圾箱里去了。我还是那个容易挨揍的书呆子，而且是个懂得愤怒理论还挨揍的书呆子。我需要真的生起气来，而不应该因为生气有好处才生气。

和情感相似的还有承诺。情感能令我们更加外放，从而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建立起情感关系，被情绪的龙卷风卷着走也是一种奇妙的经历。但这和希尔顿酒店里的自助餐可不一样，你不可能决定盘子里的是培根还是鸡蛋，因为情感和承诺都不是能够计划出来的东西。否则我承诺的对象会感到十分恐慌：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能承诺，是不是换个情况我就会收回承诺呢？比起承诺来说，情况和想法更容易发生变化。即便承诺是一件可以深想的事，我也不应该去深想，否则这就不是承诺了，它就变成了谎言，这是最糟的！这就像是写一封言不由衷的情书一样糟糕。

这又勾起了我们关于生活的开放度和创造性的讨论。创造性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经历提出的看法。如果我们一直重复之前的工作，那就谈不上创造性，不过是在剽窃过去的自己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盘算着走哪一步才算有创意，算计着在作品的哪里添一笔、哪里减一块更新颖，也就不再是有创意了。我不光想在编剧这份工作中表现出创意，我还想让自己的生活更新鲜、更有创意、更自然。但我后来又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可这样一想，我又变得没那么顺其自然了。

还有一种会让人左右为难的东西，那就是信仰。比方说，由于厌倦了这个毫无意义的（或是不公正的，或者全是二逼的）宇宙，我想要信仰上帝（或是未来充满正义的社会，或是能进化到十全十美的人类）。我甚至还相信，如果我有了信仰，就不会再时不时质疑自己的行为，就能移山，能做出一些神迹。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上帝存在才去信仰上帝，那我就不会信仰上帝。必须因为上帝存在，我才会信仰上帝。

在生活中，我们是通过不断累积成长起来的。我的木工做得不错，能做个书架出来，慢慢地我又做出了一把椅子。但之后成长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木工是做得不错了，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技能不过是虚空，我得去埃塞俄比亚支援难民。

小时候我们就想好了生活应该怎么过。这时嘭的一声，一个青春期砸了过来，曾经重要的事都不再重要了。结婚后我们想好了夫妻生活应该怎么过。这时嘭的一声，一个孩子砸了过来，什么都不对劲了。我们本来好好地研究着牛顿物理学，这时嘭的一声，爱因斯坦出现了，就像托马斯·库恩[3]（Thomas Kuhn）形容的那样，“主导范式被颠覆了”（“subverted the dominant paradigm”）。这句话还曾在T恤上大为流行。我本来好好地在屋子里玩娃娃，这时嘭的一声，你突然出现，把我轰了出去，非说这样才是自由。

无论是疗养、教育还是范式转移都不能保证带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它们只会让我们转变观念，更改事物在我们心中的优先顺序。可能我们已经做好了计划，但计划的和最终得到的东西并不相同。其实我们是在和自己玩偷梁换柱，说好只是稍微调整一下，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变了。这一点只有经历过变革的人回头再看才会理解其中的含意。

情欲也是一个好例子。想象一下有两个理性的人，一个叫里奇·罗森斯托克（Richie Rosenstock），一个叫安娜·玛利亚·莱斯利·科洛科娃（Anna Maria Leslie Kolokova），二人是同事。里奇是安装新邮件系统的临时工，安娜是人力资源部副总监的助手。里奇和安娜相互吸引，他们也想发生点什么。想象一下，他们在复印间中擦肩而过。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从这一刻起，他们可以跨越同事关系，向前迈进一步。但再试想一下，如果他们琢磨着：“能在这个时候有些撩人的举动就好了。这种在复印间面面相对的情形最适合让同事变成爱人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那就完了，因为这种想法一点都不撩人！这并不是我们文化中的特例。场景之所以撩人，一部分就源于敞开胸怀面对未知。如果你认为在复印间中擦肩而过会让关系变得暧昧，那就去接近人家好了！你们之间调情的关系反而会变得粗俗而刻板。潜在的恋人都喜欢双方这种自然而模糊的关系，从而逐渐相互吸引。越是去问“我们这到底算什么？这样做性感吗？现在呢？现在呢？”，越是得不到发展的机会。

孩童似的纯真很可贵，它很甜很真，会让你笑出声来。但如果一个成年人为了纯真而装纯，只会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看着都想吐。

我们都知道，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自己完全被某件事吸引住了，连手机都想不起来要看。如果我们在这一刻全情投入，全心全意去关心某件事，焦虑便会退去。全心全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很显然，如果一直想着“我真喜欢这场棒球赛”“这样全情投入也挺好”，就不能算是全心全意了，心里想着的至少是两件事啊。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显得很傻，按照实践理性主义行事就可以了。只不过这样你就失去了创造力，失去了情欲，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热情，失去了给予和获得宽恕的机会，失去了投身于超越自我的更宏大的事情的机会，失去了自然而然、全心全意的生活方式，失去了真正活过一回的感受。但没关系，起码这样，你不会显得很傻。

[1]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于1843年创作的小说。——译者注

[2]美剧《生活大爆炸》中，高中时期欺负主人公莱纳德的恶霸也叫吉米。——译者注

[3]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哲学研究中引入“范式”的概念，即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译者注

3

最明智的行为就是让自己变傻吗？

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就像乌洛波洛斯[1]咬住自己的尾巴消失了一样，逻辑一直在不停地兜圈子，理性选择也有自己的问题。根据这种理论，我们一生都需要小心谨慎地做决定，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这种主观的理论既没能清楚地进行描述，又没能做出标准的规定。也就是说，它既没能准确描述出成功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也没能给希望成功的人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议。

实践理性主义悖论与逻辑悖论也有相似之处。如果我跟你说“这句话是假的”，你的脑子就会转个不停，琢磨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别人跟你说“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刻意为之”，那么你的脑子也会转个不停，琢磨到底能不能有意让自己快乐起来，最起码也会掂量一下这种“不刻意”到底有没有效果。塔斯基和罗素曾试图以划分思维的方式解决悖论问题。同样地，理性主义者也试图通过解释概念的方式达到解决悖论的目的，但有时候不遵循理性规则的恰恰是理性本身。举个例子，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提出了“内在的附带利益”（“intrinsic side benefit”）的概念。他说假如你失眠了，又很想睡觉，刻意去睡是肯定睡不着的，肯定会一直醒着。但如果你将睡眠视为内在的附带利益，然后去数数羊什么的，反而会很快睡着。其实你并不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羊，但还是得去数，这样你才能在数数的同时顺便产生睡意。

理性主义者如何看待不理性的观点呢？就和那些用罗素或塔斯基的逻辑理论解决悖论的人一样。塔斯基必须在理解“这句话是假的”的基础上才能总结出规避它的方法，那么对理性主义者来说，他们也需要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去理解自发性，这样才能在不刻意的状态下，有意地将自发性当作一种内在的附带利益去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够刻意去做。如果不刻意才能成功的话，还需要时常观察一下自己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我得时不时地看看自己离真的“自发性”还有多远、有没有进步，再在中途做出些调整。这时我整个人就分裂成两半了：一半是要求自己不要刻意去追求自发性，另一半还得把前一半的内容忘掉，才能找到完全自然而然的状态。

在社会层面上，理性主义的不理性之处也同样起着分裂的作用。

有很多事走的都是这个路子：作为一个团体，我们都想要好东西。作为个体，如果每个人都觉得某样东西是自己应得的，最终就没人能得到它。举个关于分享的例子吧，“公地悲剧”就是英国18世纪社会历史中的一个逻辑悖论。英国的农民都喜欢在公地（the commons）上放牧，其实这就是无主的大草地，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放养自家的动物。这时每个人都想：如果自己能从公地上划一小块放到农场里，那私有财产不就更多了吗？可问题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没过多久就再也没有公地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更不方便了。就像那些为了追求自然而然而没能自然而然的人一样，农民们都很“理性”，但结果却是没人占到便宜。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一种办法是从善意的角度玩些小手段。你可以和朋友组建一个小型的机智哲学家团体，向外散布谣言，说公地是由一种名为“公地精灵”的生物在管理。你看不见他，他骑着魔法耗子飞来飞去，头戴一顶山楂果做成的王冠。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人想从公地上划走一块，他就会让这个人患上致命的眼球癌。

那些曾经自顾自跑来公地上圈地的农民估计再也不敢来了，他们都害怕公地精灵。在相信了这则编造出的谎言后，每个人都获得了益处。

虽然现在并没有这样的公地悲剧，但我们在19世纪却遇到了另一个社会环境问题，原本自然而然、相互谦让的人际关系网被理性而露骨的新秩序打破了。不仅保守主义者对此感到恐惧，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的非保守主义者也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将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全部撕碎，将其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9世纪的纽约出现了一群很有智慧的人，他们希望能用“公地精灵”这类神话人物对抗当下露骨的、交易式的社会风气。就像历史学家斯蒂芬·尼森鲍姆（Stephen Nissenbaum）在《圣诞之战》（The Battle for Christmas）中所说的，一群富有的荷兰裔纽约人，包括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以及撰有《圣诞前夜》（“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的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 Clarke Moore）共谋发起了这项运动。他们担心人情味满满的纽约城会变得繁荣冷漠，因此将圣诞老人的概念引了进来。虽然他们没有像“公地精灵”那样连服装都一并编出来，但他们对北欧神话进行了发掘，糅合了奇斯·克林格（Kris Kringle）和可内希特·鲁普雷希特（Knecht Ruprecht）的形象。穷学生们一般会在圣诞节时热热闹闹地拥到富翁家放声高歌，要不到食物、啤酒和零花钱根本不会离开。作家们也把这种行为混进了圣诞老人的故事里，将焦点对准家庭，这才诞生了如今的圣诞老人。

无论尼森鲍姆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是否喜欢这样的文化习俗？

让我们瞧瞧圣诞神话中都有些什么，它们又是怎样帮我们克服理性主义弊端的。

圣诞老人年纪很大，对衰老的恐惧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核心，这一点体现在两代人之间。孩子倚仗家长为自己提供庇护，家长上了年纪后需要孩子的照顾。如果听说谁家虐待老人，我们都会觉得很恐怖。可以这样来理解：孩子在很小很脆弱的时候需要我们的照顾，当我们年老衰弱后，孩子就会来照顾我们。圣诞老人年纪很大，却奇迹般地很强壮。这种强壮让我们对长寿产生了信心，扫去了我们对年老和死亡的恐惧，家庭生活也就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的祖先从事农业生产，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时刻。我们还剩下多少食物，能活下去还是要饿死了，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点。虽然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但季节性的情感障碍还是存在，深夜赶来的圣诞老人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他总是带着礼物而来。上面也说了，送礼物这个问题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中非常棘手。如果我买个东西送给自己，这不叫礼物。如果你问我自己想要什么，你再买给我，这不叫礼物。如果我为了回报送你一份礼物，这也不叫礼物。如果我为了巩固关系送你一份礼物，这还是不叫礼物——嗯，这叫收买。如果我们相信送礼物的是圣诞老人，就不必担心送个礼物会导致理论坍塌，也不用担心未来世界就是告诉对方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从网上订购就完了。圣诞老人神秘地掩盖了送礼这件事，使其得以从实践理性主义的严密监视下逃脱。

如果圣诞老人存在是个善意的谎言，我们宁愿为这个故事多设一些保护层，让人们不要想得太深。就像数羊入眠一样，只要你不去深想，圣诞老人就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变得慷慨，家庭温馨和睦。他有一些非常不合常理的行为挑战着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认知：比如他那群会飞的驯鹿，比如一个晚上每家每户都能照顾到，这些都是提醒的标志，提醒我们得让理性思维闪到一边去。我们自然不会说“别去琢磨圣诞老人的问题”，这明显是在告诉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我们只会暗示自己，圣诞老人只会在深夜你睡着之后才来。只有在理性思维沉睡，负责思考的前额叶皮层休息后，圣诞老人才会从温暖的烟囱里爬进来，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家庭生活的核心。我们给他留下牛奶和曲奇饼干，这是孩子眼中最好的东西，而他则把礼物留下来。

假设理性真的有局限，假设为了保护我们珍视的非理性选择，相信圣诞老人是最好的办法，那么以下哪种说法最符合真实情况呢？

1．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但我们应当相信他存在。

2．圣诞老人是存在的。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它似乎能把我们带离最初“蒙人”和“发疯”的两种模型。

想象自己有一个控制思维的头盔，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所有人的思维。这是一种远程控制大脑的装置，它会派出一群纳米机器人，机器人进入大脑后会找到信仰，然后“咔咔咔”换上更好的信仰。这时候我开始说服你，告诉你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有各种不好，会让你失去纯真、信念、慷慨、调情能力、合作能力等等，之后又向你推销了相信圣诞老人的各种好处。最后你戴上了头盔，让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相信圣诞老人是存在的。12月24日到了，除了你以外，每个人都在翘首期盼圣诞老人的到来，你要怎么办？

你会给自己也用一下这个头盔吗？如果你不用，在圣诞节清晨就会有种局外人的感觉。但如果你用了，这无疑是一种智力上的自戕。假设你不用，你就成了地球上唯一不信圣诞老人的人。来想象一下，现在是圣诞夜，有个朋友来找你玩。

朋友：嗨，苦着脸干啥呢？

你：不干啥。

朋友：圣诞老人要来了，高兴不？

你：（撒谎）当然了。

朋友：得了吧，你根本不高兴。

你：我当然高兴啦！啦啦啦啦！圣诞老人要来可高兴啦！过圣诞节可开心啦！

朋友：我知道你不相信圣诞老人。你和以前那些反圣诞老人分子一样，觉得礼物就是我们自己买来交换的。

你：我吗？没有啊。

朋友：你就是这么想的。你觉得我们都被辐射控制了大脑，礼物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我都知道，因为我拦截了你的电子邮件。你觉得其他人都相信圣诞老人是因为大家都被你洗了脑。

你：……好吧，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真的这么干了！别跟其他人说，我不想动摇大家的信念。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别冲我发火儿！

朋友：放心吧，我啥也不说，因为我不信。

你：啥叫你不信？是我造的头盔！就在我床底下呢！我拿给你看！

朋友：我知道，但我还是相信圣诞老人存在。

你惊讶地看着他，手里一直把玩的圣诞装饰物滑落，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

你：怎么会？

朋友：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患了一种名为过度理性的疾病。可能就是从工业革命那会儿开始的吧，那时候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每天我们都得想好多事。这种疾病的一个症状就是拒绝相信一些正确的信念，圣诞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你的头盔就是解药。

你：（越来越生气）不，不是这样的。头盔是我造的，我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它就是给大家洗脑的，让你们都相信有圣诞老人。你们都被洗脑了，是我把你给洗了。

朋友：我知道你会这样想，但其实呢，你就是个瞎子，造了一个机器来治愈别的瞎子。因为你也瞎了，所以不能理解自己的发明会带来多么美好而积极的影响。但要是你也用一下，马上就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了！真的，我来帮你。

你：不要！不要！不要！

你们扭打着跌倒在地，撞翻了圣诞树。孩子听到骚动，跑了进来。

孩子：圣诞老人！是圣诞老人！

（谢幕）

要如何判断孰是孰非呢？脑科学帮得了你吗？帮不了。头盔的工作原理是让脑内负责想象的一束神经元跑到分管理性的那一半脑子里去（正规的说法是：我们有种叫大脑皮层的东西，主要负责对更深层、更古老的情绪反应起缓冲作用，比如下丘脑、扣带回和海马体）。但它没办法告诉你圣诞老人存不存在，也没办法告诉你相信圣诞老人好不好。它只能告诉你，以前你脑子里有两块互不相容的东西，现在它们相容了。

看来必须得戴上头盔，让自己相信圣诞老人存在了？

换你你会吗？

如果相信圣诞老人，就代表他一定存在吗？

乍一看，存在。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某种事物是存在的，那它就是存在的。就拿地心引力来说，如果你想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就得相信地心引力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地心引力就存在了。

但正如圣托马斯（Saint Thomas）所说的“sed contra”，也就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在整个宇宙中，一旦生命体发现自己生活在一颗星球上，就会因核武器的发展而毁灭。（希望这不是真的，千万别被这本书吓着，我就是假设一下。）在一万亿的智慧生物中，有十亿人发现自己生活在星球上，然后这十亿人就被灭了。其他人发现这种信仰真不得了，信了就得死啊！但这事是真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即便知道这种东西不能想，这句话也得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得承认这是真的啊！这样说来，即便相信圣诞老人是件好事，也不能说明他就真的存在。那到底应该怎么想呢？——我们可以相信，但他不存在？还是我们不该相信，他也不存在？一部分的我们相信他是真的，另一部分不相信？那么哪一部分来负责相信呢？

我又开始琢磨，如果社会是由善意的阴谋家和得到实际好处的民众组成的，这样行得通吗？阴谋家怎么把这些手段传给后代呢？如果这些手段管用，又怎样保证它们一直有效呢？如果它们不是一直有效的，人们迟早会发现“公地精灵”并不存在，是不是又会发生“公地悲剧”呢？[2]如果大家要加倍供奉“公地精灵”，把农场都拆了修庙宇呢？也许维护庙宇很昂贵，大大超过了私自圈地的经济成本，要怎样防止这种事发生呢？你一旦让大家都发了疯，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

换个角度看，如果方法成功了，要怎样保证这些阴谋家能保持公正，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去做坏事呢？为了社会系统运行正常，我们得找个有知识的人来对这些手段和阴谋家进行监督，没人能掌握这样的知识。同样地，一旦我知道自发性是一种内在的附带利益之后，就再也不可能“自发”了。我不可能既掌握这种知识，又保持自发性。也就是说，自发性是一种内在的附带利益，但谁都不能知道，是吗？

圣诞老人又怎么说呢？我们都觉得最好能骗自己相信圣诞老人存在，那我们到底是信了还是没信呢？从个人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既信了又没信。这不就是我们的原点吗，逻辑这条路完全走不通。

是时候来想想用逻辑来解决问题是不是行不通。也许说自相矛盾的话、相信互相抵触的概念并不是某种信号，它没法说明我们是对还是错。上至远古的西藏洞穴，下至身边的书店，有这样一种跨越文化的传统。它的拥护者认为我们应当接受这些矛盾，因为它们能传授给我们一些更深层次的、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现实是超越逻辑的一种存在。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不足以解释生活，生活完全可以既是且非。这种替代了逻辑的选择就是神秘主义，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神秘主义是怎样解释圣诞老人的。

进印度弹拨乐。

[1]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E.R.埃迪森的《乌洛波洛斯之虫》？如果你喜欢这类硬奇幻小说，或是对乌洛波洛斯感兴趣，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2]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

MYSTICISM

第二部分　神秘主义

4

以手指月，指并非月

20世纪70年代，我在布鲁克林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房子里度过了童年。这地方平淡无奇，治安也不是特别乱。街区里还好，但在糖果店门前的街上真的发生过谋杀案。我父亲在办公室门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书“法律顾问”几个字。曾有流浪汉闯进屋里偷走了复印机，所以父亲在屋外安上了铁门和电子眼。我母亲在当地高中教生物，但那些学生只是想学些如何造人的生物学知识罢了。我的家人都不太擅长表达或交流情感，父母在我出生前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要他们表达感情有些困难。所以在餐桌上大家基本都在逻辑的层面上交流，也就是我在上一部分里提到的内容。此外还有另一种交流方式，那就是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是我从嬉皮士口中和本地图书馆里了解到的。嬉皮士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风行一时，到了70年代数量仍然可观。[1]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我们都受困于理性主义思想。为了冲破这种障碍，他们会去嗑药，绝大部分是大麻和致幻剂。当时我还太小，没法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我从保姆的男朋友那里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有时候我们还会争论起来。

他会向理性主义发起挑战，通常我们就是这么吵起来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受制于思维和语言呢？不同的文化会催生不同的思想，你怎么知道自己想的就是对的呢？你必须走出这种保守的理性主义思维，你要超越它。”当时我只有八岁，没过一会儿这位嬉皮士就烦了，让我自己去看电视，自己找保姆滚床单去了。

我觉得保姆的这个嬉皮士男友有些地方说得很对，所以就去了当地的图书馆（你会看到一个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小孩坐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狂打嗝，每当你以为他就要停下了，他又会继续打下去）。我借了一本哲学书，里面有几页关于古印度圣书《奥义书》的内容，好像是我错了，他对了。《奥义书》认为自我就是最终极的奥义，放诸四海而无不准。

自我“不死也不生，他不自何处来，也不到何处去，他像太古一样永恒，即使身体不存在了，他也不会消亡”。（罗巴克，《羯陀奥义书》2:18）

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光凭想肯定是不行的！

非净欲望骋，净念欲望屏。

解除惰，散心不动意坚定，若至超意念，时乃最高境。

（罗巴克，《弥勒奥义书》6:34）[2]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当时觉得这些话特别炫酷。意念？永恒？这两样我最感兴趣了！人是会死的，这点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真是让人难过。晚上我会躺在床上，试着想象自己根本不存在。有时候我还真成功了，成功地吓到了自己，但我突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效的，我仍旧是以存在之躯去体验不存在的自己。所以我还得想象自己在都不在这里，这样一来就把自己吓得更厉害了。后来我又意识到这样也不能在意识上把自己完全消灭，起码还有个人坐在这里想象呢。想到这儿，我就跑到父母的房间去，缩到了床底下。

逻辑没能提供什么帮助，它把事情搞得更乱了，什么逻辑原理能证明人们死后依然存在呢？什么原理能用来解释并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呢？我会死，每个人都会死，连宇宙都会消亡。那为什么每天还要起床？看来神秘主义挺靠谱的！上初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乔纳森·布莱恩（Jonathan Blaine），我们在他家的阁楼上盘腿坐在垫子上，试着去寻找自我。后来我学习了佛学，在泰国的楚拉马尼寺做了和尚，也遇到了游历全世界、赠予世人拥抱的大师，得到了他的祝福。我就是想去经历一下《奥义书》上的内容，想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保姆的嬉皮士男友对这些东西这样热衷。

在经历神秘主义的过程中，神秘主义者是怎样认知现实的呢？很难说，因为没法说。神秘主义者的内心是不可言说的。即便他们想要表达，说出来的话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非要尽量表述出来，可以说他们认知的现实就是自相矛盾的。作为神秘主义者，我们并不排斥自相矛盾，这点和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充分理解现实中自相矛盾的现象。

《有知识的无知》一书的名字就很矛盾，它的作者是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他认为现实即是“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也就是对立的巧合。《奥义书》也同意这个观点：

彼动作兮彼休，

彼在远兮又迩；

彼居群有兮内中，

彼亦于群有兮外止。

（罗巴克，《伊莎奥义书》5）

不仅现实是对立的，认识现实的这一过程也是矛盾的。

“此”非所思得，是有“此”思人。

思“此”而有得，其人不知“此”。

识者不知“此”，不识乃识“此”。

（罗巴克，《由谁奥义书》2:3）

《奥义书》的意思是，那些理解的人其实并不理解，那些不理解的人才是理解的。这话太难理解了！可能如果我们不理解，反而就理解了！逻辑会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疯话，不要去管，但谁说我们非要相信逻辑了？如果我们对数据感兴趣，可以对不同文化圈中的人进行追踪。当他们想表达关于人生的看法时，说出来的话都是自相矛盾的。但即便是自相矛盾，也可以说这些话都是真的。

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阿雷奥帕古斯议事会成员[3]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曾写道：“丢掉一切感知到和理解到的东西，丢掉一切可以知觉和可以理解的事物，你将被提升到那在一切存在物之上的神圣幽暗者的光芒之中。”[4]这不是专门写给嬉皮士的，一些正统的天主教神学家也拥护这种消极理论（某种程度上，僧侣就是有组织的嬉皮士）。根据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的观点，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没有语言能完整地描述上帝。他并不“好”，也并不“存在”——之所以这样类比，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意念之上的东西。

看来为了搞清这些东西，我们得去找个嗑药的哲学家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研究神秘主义最好的哲学家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的理论就建立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那时还没有摇头丸，所以他用的是笑气，邻居家上高中的孩子们称之为“抽气”，因为这些气体可以从奶油罐子里抽出来。詹姆斯认为致幻剂带来的神秘主义体验既抽象又妙不可言，你能从中得到一些领悟，又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究竟什么是“用言语表达出来”呢？作为《无言歌》的作曲者，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认为音乐的内涵就无法用语言表达，语言太粗鄙了。但你也可以这样去形容，是“门德尔松在《威尼斯船歌》中表达的那种感情”。詹姆斯认为“似曾相识”就是这样一种抽象而妙不可言的感受，突然间你觉得眼前的场景在哪里见过，之前模模糊糊，直到这一刻才有了确切的感受。这种经历没法用语言形容，但却能指引我们去了解一些其他问题。

在回顾了自己的笑气之旅后，詹姆斯写道：

此时我的心中已有了答案，迫切地想把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我们有一部分正常清醒的意识，称为理性意识，它只是一个特殊的种类。在沉重的幕帘之后，还藏有完全不同的潜在意识。虽然平日里感受不到，但若加之以一定的刺激，就会发现它们完整地存在在那里，也许哪天就有了用处。

詹姆斯认为自己嗨了之后的体验妙不可言，这说明我们的大脑对现实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认知。

回顾自己的经历后，我发现它们都指向了形而上学上的一点，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和解。似乎世界上所有给我们造成麻烦和困扰的东西统统化为了一个整体。它们不仅合到了一处，还融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新整体不仅变得更好，还吸收消纳了它的对立面。我知道以普通逻辑的形式很难讲清，但且一试。

保姆的嬉皮士男友肯定会同意这个观点。

这段话讲述了矛盾，但它究竟想说什么呢？矛盾的双方可能都为真吗？生活的本质可以既是一又是二吗？圣诞老人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吗？如果神秘主义者知道了一些没法说出来的事，我们又怎么知道是什么呢？如果它妙不可言，为什么有些句子能够描述，而有些句子不能呢？

我哥哥弗利皮（Flippy）是剧作家、银行职员，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在能赢的时候还和我玩过摔跤、下过棋，赢不过之后就再也不玩了。如果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可怎么办？他怎么告诉我呢？他说：“我刚看了咱们全家去大峡谷的照片，发到‘脸书’上了啊。”万一这就是他通晓一切后最好的表达方式呢？希望问题不是出在他不喜欢穿浴袍、胡子长又剃了秃瓢上。问题在于这句话太浅显了，神秘主义不都应该很深奥吗？也许问题出在“我刚看了照片”这句话一点都不神秘上。怎样才能“听起来神秘”呢？你在邮局收银台旁经常能看到一些印着字的小木片、小石头，上面的话都挺神秘的。比如，“身边有无限可能，只等你去发现”。如果你在木片上印“我刚看了咱们全家去大峡谷的照片，发到‘脸书’上了啊”，没有人会买的，因为听起来根本不神秘。“我刚看了照片”不能表达那些难于表达的事，“身边有无限可能”就能够表达，顾客能察觉出这种不同，这不就正说明神秘主义者无法表达的内容还是能表达一些出来吗？在这个冷漠、高速又繁荣的时代，“能表达出一些”不就等于“能表达出来”吗？都有人靠这些句子就能卖标语了。何况谁又想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呢？你不想留点之后再说吗？尽管语言有它的缺陷和局限，但仍是我们日常交流最主要的工具，如果我们想看看神秘主义者在说什么，只能通过语言。但要怎么去看呢？

[1]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的裸体主义者。

[2]以上译文均引自《徐梵澄文集》第十五卷《五十奥义书》，三联书店，2006年2月。下同。——译者注

[3]阿雷奥帕古斯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庭，议事会成员即最高法院法官。——译者注

[4]译文引自《神秘神学》，（伪）狄奥尼修斯著，包利民译，三联书店，1998年5月。——译者注

5

圣诞修行

有时神秘主义者会将语言和“以手指月”作比。虽然有时他们会产生分歧，但也大同小异。佛教徒有时会称自己与印度教徒不同。印度教徒认为万物之源乃是自我，佛教徒则认为自我是一种假象。但我认为佛教徒的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印度教徒所说的自我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它是“neti，neti”——这并不是我得了鼻炎，它在梵文中就是“不是，不是”的意思。“这是思维吗？”“这是身体吗？”“这是时空吗？”答案统统都是：“不是，不是。”印度教徒认为这件事不可说，将其称为“自我”。佛教徒也认为这件事不可说，将其称为“非我”，也许这两种说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好吧，我们画掉“也许”这个词好了。如果现实就是这样，那么两个现实必须合为一体，因为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

印度教徒可能是用大拇指指着月亮，佛教徒可能是用小拇指指着月亮，密宗用的又是别的手指。

有些事是不可言说的，秉承着这种观点，我在伯克利和伟大的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发生了争执。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戴维森正如日中天，无论是在台北还是汉堡，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如朝圣般为他大脑中的每一条褶皱大书特书。戴维森用自己的一套哲学理论诠释了慈善，但讽刺的是，他会对所有异己者大发雷霆，将自己在哲学界的竞争对手统统视为蠢蛋。慈善方法论再加上不屑一顾的生活态度，使他变成了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戴维森曾跟从导师威拉德·冯·奥曼·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教授学习，并提出：在对现实的认知上我们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别，但“对现实的认知”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是讲不通的。想要了解一个人，只要对方能说话，我们就要去解读他说的话，为了解读他说的话，我们就必须相信这些话和现实是相关的：它可以是某种物体，可以是水，可以是盐，可以是胡椒，等等。对此我感到很沮丧，这样一来，神秘主义的说辞就行不通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有针对性的：对于“内心之光”（inner light）[1]和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也就是罗素的神秘主义文章合著人，戴维森和奎因嗤之以鼻。［在听过怀特海的演讲后，奎因曾说：“今有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和玛丽·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古有耶稣基督。”］

在《论概念架构这一观念》一文中，戴维森彻底碾压了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的理论和声誉。沃尔夫是个工程师，也是个业余的语言学家，他致力于对霍皮人[2]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这些村民没有西方的时间观念。沃尔夫的研究使嬉皮士对霍皮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奎因和戴维森的理论基础表明，我们需要去倾听霍皮人的语言，并将时态系统安插进去。如果霍皮人用一个词表述了昨天发生的事，又用另一个词表述了明天将要发生的事，那他们就是有时间观念的。

我表兄哈利（Harry）既是个嬉皮士，又是个语言学家。我向他求助，希望他能站在我这边反驳戴维森，但他没有，他觉得戴维森说得对！无论如何，没有了他的精神支持，我耗费了整个研究生生涯和戴维森的理论搏斗。出于自恃，我特地选了戴维森做我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委员。虽然他看上去挺生气，但还是让我过了，估计是因为急着去吃饭。我觉得自己必须过了戴维森这个槛，因为我已经把希望、幸福以及死后的生活全都寄托在这上面了。如果戴维森是对的，我要拿什么来抹平童年那段怪异而糟糕的生活呢？我还怎么再去找印第安萨满、西藏喇嘛或是黑发飘飘的神秘女子来为我开解生活的真谛呢？这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戴维森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教的是语言哲学，希望神秘主义者不是因为通不过这门课才变得颠三倒四、头脑不清的。究竟有没有方法能把意思表达出来呢？佛陀有时会给你一种感觉，他能说但不想说，因为他觉得这些事都无关紧要。在《中阿含经》和《箭喻经》中，他讲了痛苦的产生和消失。他有一个座下修行的弟子，总喜欢问一些与世间本原有关的问题，于是佛陀就拿他与一个身中毒箭的人作比，这个人在拔箭之前非要问清毒箭上的羽毛是什么颜色的。这个比较确实有些奇怪。首先，虽然我们活着就是受苦，但也没必要这么着急，毕竟时间也是虚空。佛陀完全可以花个十来分钟解答一下宇宙的奥秘，然后再讲讲如何消除苦难。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苦难就是对自我的一种错误认知，而拔箭就意味着目前的认知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用正确的进行替换。佛陀确实给我们指出了很多错误且幼稚的观点，告诉我们这样想也会惹麻烦，那样想也会惹麻烦，但他从没告诉过我们应该怎么想才是正确的。他所做的就是对我们所想的内容进行全方位的否定，告诉我们这全都是错的。《巴利大藏经》一书精确地记录了佛陀的一言一行，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弟子问佛陀，从幻象中挣脱进入自由王国后会发生什么：

（华加：）“世尊，修行者修炼得道后，（死后）会在何处重生呢？”

（佛陀：）“华加，并非‘重生’。”

“世尊，这即是说他并不会重生？”

“华加，并非‘不会重生’。”

“世尊，他既重生，又不重生吗？”

“华加，非也。”

“世尊，他既不会重生，也不会不重生吗？”

“华加，非也。”

“我问了世尊四个问题，他的回答分别是并非‘重生’……并非‘不会重生’……并非‘既重生，又不重生’，并非‘既不会重生，也不会不重生’……我深感疑惑，之前与世尊交谈得来的自信，眼下全部消散了。”

可怜的华加！佛陀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是因为他太腼腆了吗？还是说他在“扯淡”呢？“扯淡”这个词是哲学家哈利·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提出来的，指的是故弄玄虚不表态，借此推行个人意志。但这实在是很难想象，因为根据传说，佛陀有充分的个人优势：有钱，有权，有社会地位，还有一后宫的女人。早有人预言他将成为印度的国王，但他最终意识到这些都不能带给自己永久的幸福，所以全部放弃了。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传说是一种美化。有无数人跨越数世纪跟随佛陀的教诲追求幸福，为什么就不能善待他们一下呢？我们就假设大家并没有受骗好了，不然也没法继续讨论了，那要怎么去解释呢？佛陀说的话怎么会既全然正确又完全不靠谱呢？

也许佛陀之于普通人的关系就类似于普通人之于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的关系。斯克鲁奇这个人只想着赚钱。他没有亲近的朋友，不会爱别人，除了赚钱攒钱之外什么也不干。他的感情生活十分有限，没有对未来的幻想，也没有精神生活。

设想一下我们要向斯克鲁奇解释对孩子付出的感情。斯克鲁奇认为世上的一切都能拿金钱来衡量。我们说：“我对孩子的爱是无法出售的。”斯克鲁奇：“这么说它就是不值钱的喽！”我们：“不，不是不值钱，它比一切事物都要昂贵！”斯克鲁奇：“啊哈，那它就是很贵喽！就像跑车一样，只不过比那个还贵。”我们：“不，不是这样的。它既不是不值钱，也没有很昂贵。”斯克鲁奇：“好吧，也就是说它既值钱又不值钱。”“不！”“它既不值钱又昂贵？”

不是的，斯克鲁奇！不是这样的！斯克鲁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被一种具有束缚力的、焦虑的意识困住了，也许该给他来点笑气或摇头丸了（嬉皮士肯定是这么想的）。但我们的意识状态远比他要强，他很难理解我们的语言。我们更为优秀，能表达得更好，想得更多，能思考一些他（还）不能想通的事。他需要做的是拓展自己的意识，进入不同的维度中，用犹太教徒的话来说，他需要从局限的意识跳脱到更广阔的意识中去。

如果我们要帮助他，可以试着通过治疗使他从金钱意识中脱离出来。可以让他出去走走，不要总想着钱，去体会一下生活之美。他去试了，但效果可能不会太好。他看到一缕美丽的阳光时首先会想：“哇！真美！”但是之后就会想：“嘿，我在这儿放个太阳能电池板就能抵税了！”我们可以给他看一首诗、听一段音乐，诗人和作曲者不是金钱至上的人，他们的作品也确实能使他产生情绪上的共鸣，但他依然有可能走上邪路，将诗歌、音乐、哲理统统收集起来，作者们不在乎钱，但他没准儿能拿着这些到eBay上大赚一笔！斯克鲁奇是个守财奴，婴儿能使他感受到生命中还有比钱更可贵的东西，这确实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根本不起作用。他必须向前跨出一大步，跃到新的意识模式和生活方式中。如果能成功，他会活得更好，能看到一个更美丽的世界，这时旧式的生活方式才会显得阴暗而片面。在完成点化前，有些话、有些事斯克鲁奇看不懂，但点化后他就能明白了，这并不是说点化后的他能给点化前的自己讲清楚。

如果这样来看，佛教徒说的确实是真的，只是用我们的思维还难以理解这些洞见。假设奎因和戴维森的思维都裹挟着童年的阴影，他们需要用自己硕大的头脑控制生活，控制周围的人，那他们可能确实理解不了神秘主义者的言论。对他们二人来说，“神秘主义者”这个词就是空泛荒谬的，但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问题，不是神秘主义者的问题。某些问题对一部分人不可言说，对另一部分人可以言说。但问题就在于，往往是那些听不懂佛陀说话的人才最需要听懂。

如果这是真的，佛教一直这样争论不休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一方面想让教徒听得更明白，另一方面又怕为了“明白”而丢弃了最有价值的内容。所以在一开始，佛陀就引入了“涅槃”（nibbana）[3]这个概念，意思是消灭了自我驱动的思想。后来大乘佛教兴起了，这一派认为涅槃是与日常生活相区别的状态，但它的前身小乘佛教[4]的观点与佛学不相符。小乘佛教认为有一种自我以外的东西，我们虽然没有，但需要穷尽一生之力得到它。为了说服斯克鲁奇，我们改变了表达方式，告诉他爱不能与钱画等号，爱是另一个种类的东西，佛教徒则要说服他这才是他需要追寻的东西。

小乘佛教的信徒表达了自己核心的形而上学观点：世间万物皆为空。你认为世上总有东西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但这不过是幻影，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但大乘佛教的信徒认为此举失去了意义。这里有一段对话，一方是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另一方是渊博的小乘派僧人舍利弗。以下是从《心经》中截取的内容，它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精华，因此行文也更加简洁[5]：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但观音对舍利弗说：“你自认为佛陀教给了你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脱离了自私的欲望，你非常渴求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想想吧，这本身也是一种自私的欲望。你所做的不过是将对烟、酒、嫖的欲望转化成了对点化的欲望。”

这个观点更具哲理，更为辩证，我们称之为中观学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哲学家、炼金术士、修行者龙树菩萨（Nāgārjuna）。据传，他是在海底从一条名为那迦山（nagas）的神蛇处习得了这套理论。（在广为流传的伊甸园故事里，蛇是将我们与现实割裂开来的罪魁祸首。但在龙树菩萨的故事里，蛇是善良的。）

神蛇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道理，我们遇到的所有事物本质上都是空。其中不仅包括我们本身，还包括了我们喜欢和讨厌的所有东西。这就是空，空就是我们的本质。空根据事物的不同也各有不同：花之所以为花，是因为它会结出果实；果实之所以为果实，是因为它孕育着种子；种子之所以为种子，是因为它能长成植物；植物之所以为植物，是因为它能开出花。我们很难说清真谛是什么。但中观学派将真谛分为了两种，一种是俗谛，也就是世俗人理解的道理，另一种则是真谛。我们来提个问吧：“空本身也是空吗？”“没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这句话是真谛还是俗谛呢？

往下读之前，你可以写下自己的答案。

如果你认为“真谛存在”是真谛的话，那么根据中观学派的观点，你就错了。因为一切都是空的，连空都是空的。言语是无法描述真谛的，就连“言语是无法描述真谛的”这句话都不能用来描述真谛。连俗谛与真谛之间的差别都是俗谛，而非真谛。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给了我们一架梯子，那么中观学者则是给了我们一条圆形的滑道，把我们带回到了起点。

道家学说也有相同的问题。《道德经》是道教的基础。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么说来，老子本人是“不智”的，亏他还是道教的创始人呢。有位叫杜维明的中国哲学家曾经告诉我，孔子是最好的道教信徒，他遵照老子的方法教会了大家如何在社会中相处，并且从未提过任何与道教相关的东西。当然，杜维明是个儒家学者。

但这和圣诞老人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种说法是，圣诞老人和自我、友爱、死亡、科学一样，都是我们相信的一些东西。他并不真实存在，这些东西也不真实存在。但如果我们用中观学派辩证法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最终还是会相信他存在。我们不会受制于他，而是会适当地利用他。就像中国西藏人进行本尊修行，我们对圣诞老人也可以是这个态度。修炼时他们首先会想世间万物皆为空，然后将自己想象成密宗的神佛，色彩斑斓、衣冠楚楚、姿态丰盈、千头千手地拯救着苍生。

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圣诞老人，闭上眼试着去感受他。

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着他的名字：“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克林格，克林格，克林格，克林格。”这就叫冥想修行。

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圣诞老人的神庙中去，那里面满是他的雕像，我们还可以去听一听和北极生命相关的课程。

再也用不着担心他到底存不存在了，悖论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套用一下龙树菩萨的话：

圣诞老人并非存在。

圣诞老人并非不存在。

圣诞老人并非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

圣诞老人并非既存在又不存在。

就是这样！正如一滴自暴自弃的露珠，滑入波光粼粼的大海。

[1]基督教贵格会教徒等认为上帝在人的灵魂中产生的指引力量。——译者注

[2]霍皮人（Hopi）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印第安居民。——译者注

[3]佛陀所说的可能是“nibbana”，并非“nirvana”。“nibbana”是巴利语，是一种口语。而“nirvana”是梵文，是专为文学和哲学创造的语言。

[4]“小乘佛教”即是“小车”，是信仰大乘佛教，也就是“大车”的信徒对对方的贬称。小乘佛教信徒并不称自己信仰的是小乘佛教，而是称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信徒认为小乘佛教“车小”，因为他们只注重渡己，并不渡人。但既然佛教徒都认为自我是空，我也搞不清二者有何本质的不同。

[5]般若波罗蜜多最简洁的表达方式只有一个音节：啊！

6

我既愿意又不愿意

也有人会不甘心就这样滑入大海。

让我们先来看看詹姆斯是怎样给神秘主义下结论的。他认为神秘主义者多数都是乐观的泛神论者。他们认为世界很好，他们也很好，世上的每件东西都是一种潜在的、不可言说的、美好存在的化身。之后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样行吗？倚仗着神秘主义者的这些经历，我们就能证明存在是美好的吗？”毕竟嗑了药的人看什么都好，看什么都不用担心，但这是不对的。再比如有些政治家你就是不认同，但偏偏就有人会热心参与这样的政治集会，被引导着认为国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都是被严重误导的。詹姆斯认为神秘主义对它的信徒具有支配作用，但对其他人没有。作为其他人，我们需要去验证神秘主义者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能不能去效仿。他举例说，有些神秘主义是有害的，只会让我们更加不幸，比如精神分裂症。

也就是说，神秘主义对一部分人有作用，但对其他人没有作用。这种说法听上去很折中、很民主、很谨慎，但却显现出一个巨大的问题。神秘主义者坚持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是不真实的。而詹姆斯认为一部分人信神秘主义，另一部分人不信。如果他是对的，那不就是说神秘主义是错的吗？如果众生皆为一体，那么怎么可能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又不信呢？

詹姆斯对神秘主义的描述十分谨慎，似乎没能反映出他的真实态度。是的，大量的神秘主义者都很沉默，也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努力向我们表述了很多东西。对于沉默的重要性，他们说了很多，也很希望大家都能了解“无我”是多么重要。总而言之，他们宣称自己已经窥得了最本质的真理。但无论这话说得铿锵有力还是扭捏腼腆，都是一句很重的话。就连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1]（Donald Rumsfeld）或唐纳德·特朗普[2]（Donald Trump）这种吹牛不打草稿的人都不敢这么说，他们很享受引导别人去深思。即便神秘主义者自己不说“我是神，来拜我吧”（有些人还真这么说），他们的追随者也会说：“你是神，让我们来拜你吧！”神秘主义者一般也不会断然阻止这种行为。[3]追随者说我们和大师间的距离就好比疯子和正常人之间的距离，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距离。即便这些大师不能通灵（大部分人好像都能），追随者也会将他们视为圣洁、力量、友爱和毅力的化身。

实际上即便接受了自我矛盾，你也不会变得更好，而且极有可能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不是变成骗子就是变成疯子。乔治·奥威尔曾在《1984》里说，极权主义政权信奉的是一种荒谬的神秘主义，他们说：“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如果今天你还想看看这类讲不通的句子，就去看朝鲜的主体思想哲学吧。在最近关于山达基教派的著作里，你可以看到L.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是怎样有逻辑地一步步击溃、蛊惑他的信徒的，他将大家扔下船，满世界地寻找治疗过去伤痛的解药。就像乔治·葛吉夫[4]（George Gurdjieff）那样，他们对自己的信徒都很不好。

佛教徒常说，一旦你意识到自我是幻象后，就会变得更加博爱。龙树菩萨在《空性论》中写道：“空性生悲悯。”也就是说，一旦意识到我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幻象后，你会变得更博爱、更有悲悯之心。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是美国第一位藏传佛教专家（也是我曾经的老师），他在介绍《维摩诘经》时写道：“（佛学老师）倡导我们应有悲悯之心，同时要舍弃自我、苦难与束缚。总之，他们将般若与悲悯统一了起来。”

但我们其实不必如此，因为在之前的讨论中，中观学派已经对原始的观点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多了些温和，少了些激进。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百分之百地朝着激烈狂热的方向去修改呢？如果这条路就是个圈，难道不正应该将我们带回原点吗？

瑟曼又说：“般若能使我们脱离欲尘（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在这里学习探索，得到的‘真理’也都是表层的，对万事万物的顿悟也是直接浅薄的。与此同时，悲悯能使我们脱离一切具象化的‘终极真理’，我们既不会成为恍恍惚惚的寂静主义者，也不会成为没有逻辑的逃避主义者，它会强制性地令我们做出无私的举动。”

根据瑟曼对维摩诘的解读，如果我们能领悟何为空，领悟何为空之空，就能从强加的思维和行为中解脱出来，拥有悲悯之心。但思考一下这种情景：我是个好人，是个会关心他人的人，听到楼上有人尖叫“帮帮我！帮帮我！”时肯定会不由自主地冲上去帮忙。但我要是知道楼上是在用MP3播放“帮帮我！帮帮我！”的wav文件，根本没有人，那我肯定不会上去。如果这是个佛教徒，两次的感受就不该有区别——这样“不帮才是帮”才能够讲通（也可能还是讲不通）。

这并不是纯理论性的东西。如果你去密宗修行者家里吃晚餐，开吃前一定得仔细看看。根据《瑜伽宝鬟》（Yogaratnamala）的解释：“饮食不必拘泥，不必刻意思考哪种能吃哪种不能吃。不必做例行的清洗，不必避讳粗俗的行为……什么肉都要能吃……内心无所畏惧……要吃五甘露，要喝得了蜜酒，吃得下毒苦楝，咽得下胎盘液。无论食物是酸、甜、苦、烫、咸、涩、烂、鲜还是带着精血，都要吃得下去。凭着这种观念，没有什么是吃不下去的。”

某些密宗修行者为了克服自己对立意识的屏障，用骷髅杯子去喝经血、喝痰液，只要得到头骨提供者、痰液提供者、经血提供者的允许就行。如果有富余，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痰贡献给他。诸位，只要没有人因为吃毒苦楝中毒，这将会是一场我们终生难忘的派对。

有个叫欧泽·天津（Ösel Tendzin）的密宗领导人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乱搞男女关系，染上了艾滋病，还将病传染给自己的男女教徒。[5]但组织内仍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可取的，作为跨越了精神屏障的人，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一起跨越屏障。欧泽！我们还得感谢你！

神秘主义还有一个弊端——如果推行者不是统治者，那么这套理论就可能会显得很傻。曾有学生向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西德尼·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发问，问他是否赞同某物既是且非的论断。西德尼说：“我既同意又不同意。”虽然逻辑探究能帮助我们接近真相、增强信念，但推崇对立和神秘主义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你想知道北美有没有野生的有袋类哺乳动物，告诉你既有又没有是完全没用的。如果有人说“这里有啊”，那才是帮了大忙。这时你就可以说：“证明给我看！”他们再把负鼠拿给你看就可以了。摩根贝沙的观点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后者曾说，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矛盾律，与他争辩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已经变成植物人了。这样的人你不会想与之争论，也不会想与之结婚，他很可能会在圣坛上说：“我既愿意又不愿意。”

神秘主义者也可能既当权又愚蠢。在反抗不公正统治的时候，指出矛盾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武器。神秘主义会回答：事情就是这样，“人生就是矛盾的”。我们的父母也会说类似的话，他们倦了，不想再与不公正搏斗了，就会说“人生是不公平的”，然后继续维持现状。要知道，印度这个文明既产《奥义书》，也产天花女神（Shitala）。如果有小孩死于天花，父母会去朝拜女神，然后说自己已经无计可施了。但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现染了牛痘的奶场女工从不会得天花，从而发明疫苗，彻底根除了天花。来给理性主义加一分！

有时你很难区分什么是不出风头的禅宗哲学，什么是赤裸裸的愚蠢。上文已经提到了，佛教最初的宗派是小乘，这一派认为自我是幻象，因此建议我们都去当和尚，抛弃财产、家庭、性生活和晚餐[6]，为的就是从这种幻象中脱离出来。小乘佛教之后，大乘佛教认为教徒应当走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告诉世人有办法不再受苦，大家要向着它不断努力。小乘佛教只是承认了人的贪欲，大乘佛教则让人去贪图另一样东西，那就是无欲。无论如何，大乘佛教信徒看上去还是佛教徒，他们向大家讲解佛理，穿僧袍，打坐冥想，可能偶尔也会在冥想时想想：“如果我已经得到了点化，为什么还要打坐冥想呢？”到了下一阶段，一些禅师[7]会告诉你既不要追求涅槃，也不要完全信仰佛教。这些禅师批判大乘，就像大乘批判小乘一样，都是教人不要执迷于某物，甚至不要执迷于“不执迷”这种想法。说到这儿你就会奇怪了，既然他们都承认自己说的话不值一听，那为什么还非要说呢？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对法国的解构主义哲学很感兴趣，向我介绍解构主义的一大卖点就是解构解构主义本身。我忍不住就问，如果解构主义都能被解构，那我干吗还要去读那么长那么枯燥的书呢？有这时间干吗不去跑跑步，或是重读一遍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关于大海的精彩故事呢？

来讲讲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8]和通神学会的故事吧。通神学会的创始人是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她是个俄国人，假充内行称自己曾在西藏受过秘法知识方面的开导，其中还包括一位指导灵库特·忽米（Koot Hoomi）。“假充内行”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些过分，但她所描绘的西藏与真实情况完全不同。她的教义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一书中发扬光大，其中描绘的消失的大陆、失落的魔力部落，在科幻小说中都有所借鉴。她的继任者C．W．莱德比特（C．W. Leadbeater）发现了一个充满灵光的印度青年克里希那穆提，将其视为弥勒再世、世界导师。多年后，克里希那穆提抛弃了自己的救世主身份，并告诉通神学会的教众，救世主、招魂说、神秘智慧都是假的。

克里希那穆提干得真漂亮！明明有一群人追着奉他为神，但都被他制止了，这种同理心和公益心令人钦佩。他无视了捉鬼敢死队的预言，即便有人坚称他是弥勒再世，也没有去听信他们。

虽然克里希那穆提否认了自己弥勒再世的身份，但他仍在传授这样的东西：

已经不能再奋斗力争的心，就是道心，在这种心智状态中，你才可能巧遇所谓的真理、实相、大乐、上帝、美或爱。这种境界是邀请不来，也追求不到的，因为人心太过于愚蠢渺小，情绪也过于粗劣，生活方式又是一团混乱，如何能邀请那浩瀚无涯的东西驾临你那卑微的居所、那饱受践踏的小角落！你是无法请到它的。要想请到它，你必须先认识它，但是你根本无法认识它。不论是谁，只要他一开口说“我知道了”，他就根本不知道。如果你说“我找到了”，其实你还没有找到。如果你说“我经历到了”，实际上你就是还未经历到。这种声明自己已经证悟的人，不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他都是在剥削你。

想要不吐槽这番话真是太难了，就好比听到苏格拉底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说到底他又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这样出言不逊呢，还说我的情绪也过于粗劣什么的。有时他还会斥责听众，说他们太过暴力，并教化他们：

如果你要制止暴力或一场战争，你需要投注多少精力于其中？你的子女被杀，你的儿子被军队征召，受尽恫吓，然后被屠杀，这对你难道不严重吗？你难道不在乎吗？如果连这件事都引不起你的兴趣，老天，什么才能？紧守钱财？饮酒作乐？服用迷幻药？你难道还没有认清内心的暴力正在毁灭你的孩子？还是你仍然将它视为一个抽象的问题而已？

所以说，虽然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弥勒转世，但仍认为我们是铁石心肠，对世界和平漠不关心，虚伪懒惰，麻木不仁。他说自己并非无所不知，但这番话听起来怎么都像是他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要如何面对暴力，他必须告诉我们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才行。

虽然他声称自己不再是宗教领袖，但仍然隐隐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有一种特别重要的神秘知识，他已经掌握了，但我们还没有。虽然他称这种立场是错误的，但如果他真的认为自己无话可说，完全可以住嘴嘛，最起码不要这样说教。我想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和制止暴力同样重要。既然他没有住嘴，我们也很难相信他真的无话可说，真的认为自己不是个领袖。

来看下面这段话：

放下便是最高形式的热情，通过彻底的放下，那个被称为爱的东西就出现了。爱像谦卑一样，是无法培养的。当所有的自欺欺人都停止以后，谦卑就出现了，可是那时你已经不知道谦卑是什么了，那些自认谦卑的人，其实是虚荣的。同样地，你要将你的心、你的神经、你的双眼以及你所有的生命都投入于寻求你的生活之道，去看清自己的真相，然后加以超越，而且要从内心里彻底拒绝你现在所过的生活。在彻底拒绝所有的丑陋和残暴之中，另一种东西就会出现。身处在这种情况中，你仍然无法形容它，一个自认为内心寂静又有爱心的人，其实根本就不认识爱或寂静是什么。

克里希那穆提的话很矛盾，我内心中出现了两种声音：

声音一：写得漂亮，克里希那穆提！爱、谦卑和寂静都是真实存在的好东西，但想要一次把它们都抓住，这念头要不得。

声音二：扯淡。无论是“爱”“谦卑”还是“寂静”，都没有任何意义。对应不到实际的事物上，那就是空话。如果克里希那穆提真的说了什么，那就是错的。如果他什么都没说，那就是什么都没说。

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条追着尾巴转圈的狗，虽然跑得特别快，但还是什么都追不到。在圣诞老人的问题上，我们再让两个声音对一下话。

声音一：有圣诞老人。

声音二：没有圣诞老人！

要接着讨论下去，就是这样的。

声音一2号：两个声音别打了，用逻辑来思考，选个正确的出来。

声音二2号：让它们打，来接受矛盾的现实，当个神秘主义者吧。

毋庸置疑，只要你扛得住，这两种声音会一直打下去。就像我的狗，只要胃还没吐出去，我们可以追着尾巴一直转下去，只不过最后还是会停在最开始的地方。

这样一来：

声音一3号：用逻辑判断声音一2号和声音二2号哪个对。

声音二3号：兄弟，坚持住自己的神秘主义信念。

成为神秘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好？这样我们既能和相信圣诞老人（或人生有意义）的人和平相处，也能和相信这些事的那部分自己和平相处了。神秘主义者认为概念与现实并不是相对应的，这样一来就不存在意识形态斗争了。每个人都是对的，每个人都是错的。圣诞老人、上帝、人类平等、公平正义这些统统都存在。塔西佗曾批判罗马人大肆屠杀，让战场成为一片死寂，还声称自己带来了和平。神秘主义也是一样，虽然它结束了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但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果所有东西都存在，我们同样有麻烦。除了上帝、人权和圣诞老人，下面这些也是存在的：

圣诞蝠鲼——和圣诞老人差不多，只不过是只蝠鲼。

圣诞螳螂——和圣诞老人差不多，只不过有个螳螂头。

除了埃里克·卡普兰该被打爆头之外，其他人都享有人权。

圣诞胃药——和圣诞老人差不多，只不过他不带玩具，而是给胃反酸的小孩带来胃药。

诅咒所有叫约书亚（Joshua）的人。

赐福给所有叫约书亚的人。

红头发的人享有人权，其他发色的人都要成为奴隶。

圣诞汉坦病毒——在圣诞夜会带来一袋感染了病毒的啮齿动物排泄物。

等等。

换句话说，如果什么都存在，那么存不存在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对于生活中遇到的矛盾，我们既不能否认它，也不能全然接受它。它刺激着我们的思维和情感不断成长。神秘主义者认为既存在又不存在完全没问题，逻辑学家认为既存在又不存在就是扯淡，我们需要第三种选择。但那会是什么呢？

[1]美国前国防部长。——译者注

[2]美国知名房地产大亨、作家、主持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热门参选人。——译者注

[3]有些人称自己无法说服跟从者自己不是神，你确定？要换作是我，保证能做到。我可以吃好多披萨然后吐他们一身，或是具体描述一件自己做过的很丢人、很愚蠢的事。

[4]亚美尼亚思想家，第四道教义的发扬者。——译者注

[5]凯蒂·巴特勒（Butler, Katy），《美国佛教的阴暗面》，载于《天下世界杂志》（Common Boundary Magazine）（1990年4/6月号）。参见http://www.katybutler.com/publications/commonboundary/index_files/commbound_shadowbuddhistusa_new.htm。

[6]晚餐这条很重要。根据佛教戒律，也就是佛教僧侣要遵守的寺院守则，和尚过午不食。但泰国佛教在喝酸奶算不算晚餐的问题上有所分歧，较为宽松的大宗派认为可以，但较为严格的法宗派则认为不可以。

[7]比如托尼·帕克（Toni Packer）。

[8]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哲学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译者注

COMEDY

第三部分　幽默

7

圣诞老人的果冻肚子和西尔弗曼

我和嫂子说要写一本关于圣诞老人的书，但还没有完全确定“圣诞老人存在”还是“圣诞老人不存在”，她说：“哦，明白了，你挺矛盾的。”当时我想：不，这就是我想解决的问题。我是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忽近忽远犹豫不决。这使我意识到即便经过了调和，我们也无法完全接受矛盾。调和的方法有的好有的坏，多种多样，所以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不想自我催眠或逃避，也不想变得精神分裂，一会儿觉得这一方有理，一会儿又“跳”到另一边去。我们不想在赞成一方时，又以近乎自残的方式去纠缠另一方。我们既不想抽身放弃，也不想陷入困惑的泥沼。

我们想找到解决圣诞老人这个问题的方法，它同样也会成为解决其他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将逻辑学和神秘主义的优点集合起来。幸运的是，圣诞老人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酒窝充满欢乐！

他的两颊红得像玫瑰，他的鼻子像是樱桃！

他那滑稽的小嘴就像画的一张弓……

他有一副宽宽的脸庞和小小的圆肚，

当他笑的时候，

那小肚震得就像一个碗装满了果冻。[1]

滑稽，欢乐，大笑时震得像果冻一样的肚子。圣诞老人这是在告诉我们，解决问题要依靠幽默。

虽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被称作“笑的哲学家”，但实际上西方理性主义一直对幽默没什么好感。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说我们之所以发笑，是因为对比他人突然产生了优越感。

“一种突然的荣耀感，它产生于突然感受到的我们自身的某种优越感，这是通过与别人的弱点做对照，或是与先前的自我做对照。”换句话来讲，我们看到一个体面的人骑着马路过，会觉得他比自己强。他突然从马上栽了下来，我们就笑了，这是因为突然觉得自己比他强。

这对幽默精神来说并不好笑，但从霍布斯这样痴迷于专制的思想家口中说出来，也就不那么奇怪了。无论如何，他还是抓住了一个主要问题。笑是从时间的角度去触及矛盾的。一开始，骑马的人比我们强，之后就不行了，这种变化非常突然。逻辑学和神秘主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让我们舍弃时间，但幽默却陪着我们从紧张过渡到放松发笑。既然如此，我可以这样说，幽默能在不反对任何一方的情况下调和这种矛盾。除了逻辑学和神秘主义，它是面对矛盾的第三种方法。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布伦丹（Brendan）是一名从事反欺凌的教育工作者，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撰写了多篇关于欺凌的心理学文章。在没有调查和电视演讲任务的时候，他会走到小学课堂中去，用吉米（Jimmy）和布利（Bully）两个木偶来讲故事。假设我们都被叫到了礼堂，校长向大家介绍了布伦丹，他上了台，说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然后就去他的包里翻找吉米。就在这时，我们很清楚地听到布伦丹不小心拉裤子了。当然对他来说，这一天真是不堪回首，但对于台下十几岁的观众，这简直就是一辈子最可乐的事了，即便年纪大了，每每想起也会觉得非常好笑。为什么呢？

我们会笑，是因为看到了自己能够掌控的矛盾的东西。笑能缓解紧张，当然，这种缓解紧张和排便缓解紧张还是不同的。对孩子来说，不拉裤子也是最近才学会的事，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你感到结肠很胀，那么拉出来肯定既轻松又愉快，但有时你不能这么干，尤其在课堂上不能这么干。对教师、家长这种权威人士来说，在掌控某件事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这种排便的欲望。[2]布伦丹不该在这个时候失禁，这之所以好笑，是因为它展示出了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拉裤子很搞笑，二是我们不该这么做。

我认为这种原始的矛盾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训练去厕所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如果你是最近才学会的，那恭喜了！）但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看待排泄物的呢？有些人会把排便当作两性情趣，可能因为打破禁忌很刺激，也可能因为他们想成为婴儿，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无条件的爱。（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就是喜欢这么干。）一旦我们有了孩子，肯定会经常洗尿布，如果父母年纪大了，可能也要清洗他们的尿布。一开始可能会很尴尬，但究竟是为什么呢？假如说你特别痴迷于玛丽莲·梦露，那你想不想用金子或是有机玻璃保存一块她的排泄物呢？这可绝对是一份私密的纪念品。

对待这件事正确的哲学态度应该是什么呢？一些神秘主义者可能会挺欢迎，有些人可能当场就掏出刀叉，跃跃欲试地证明自己已经跨越了神圣与世俗、难吃和美味的界限。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在他们证明后立即去亲吻他们。即便是玛丽莲·梦露的超级粉丝，也不应该去收集人家的排泄物，但这种逻辑上的解释并不能令我信服，因为它没有展示出这种既喜欢又恶心的感觉。另外，我也不确定在逻辑上能够讲得通。她的面容和胸脯确实很性感，所以排泄物就很性感吗？喜欢接吻的人都喜欢唾液，但你会喜欢对方的鼻涕吗？那眼泪呢？母乳呢？汗液呢？眼屎呢？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你有多喜欢梦露这个人。性反应在接受的同时也会有所拒绝，幽默就对此抱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它能将我们的厌恶和喜欢结合在一起，有时汗味和胃酸味也会让人着迷，因为它能让我们想起爱的人，但细想起来又很可笑。

还有其他心情矛盾或是态度不一致的例子吗？当我们以这种眼光观察世界时，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拿死亡来说，我们很爱自己，也很爱对方。当他们去世后，我们就不再拥抱或亲吻，只能将他们埋葬。我们究竟爱不爱他们呢？神秘主义可能会说他们和自己的躯体是两回事，死亡并不是真的离去，所以无所谓。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生前我们相互拥抱时可以那样开心，离开后我们又会如此难过呢？如果神秘主义当真认为爱的人离世也无所谓，这种理论对我们的生活也就可有可无了。就像我关掉电脑，文字就烟消云散了一样，为别人痛哭流涕也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事。神秘主义还指引我们去博爱，这就更讲不通了。既然死亡是一种幻象，为什么自我牺牲与遭人谋杀相比，前者会更受人尊敬呢？逻辑在这里能帮到我们吗？来看看以色列历史学家奥托·多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的回忆录《死亡都市的景象》，他的童年是在奥斯威辛度过的。在书里他讲了个黑色笑话，说集中营里的孩子认为死后就会上天堂，还认为看守掌握着选择的权力，谁能被送进毒气室谁就能去天堂。这用逻辑能解释得通吗？

神秘主义和逻辑学看问题一刀切，那我们来听听幽默大师怎么说。这里有一些喜剧大师罗伯特·诗密尔（Robert Schimmel）曾讲过的笑话，他与癌症奋战了十五年（最后死于一场车祸）：

你能扛住多少，上帝就会给你多少。但他肯定是误会我了，我都要累死了。

牧师曾对我说：“死亡并不是终结。”我说你能不能把这话告诉我叔叔，他1976年去世后就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为此还举办了葬礼，现在还在地下埋着呢。

有朋友曾对我说，死亡是新旅程的开始。你确定？嘿，我想去冒个险，那先去死一下好了。然后像辣香肠披萨那样把自己挤进盒子，扔进坑里，埋上土烂掉。有人想一起来吗？

（以上均摘自cliffviewpilot.com）

诗密尔的笑话展现了我们对待死亡的矛盾态度：我们知道那是终结，很害怕，所以不希望那是终结。

在我看来，他说得最妙的是这条，这是我哥哥在确诊了白血病之后告诉我的：“儿子患了癌症，我觉得糟透了，直到我也患了癌症。”

社会普遍能接受的观点是：我们不希望别人身上发生坏事。如果朋友生了病、丢了工作、失去了爱人，我们还说“还好没发生在我身上”，社会所有的负面压力就会倾泻而下，我们就没有朋友了。社会期待（尤其是对女性的期待）是为他人的高兴而高兴，为他人的难过而难过，即便自己身上有好事发生，也要尽量弱化这种喜悦。我们喜欢那些能满足他人愿望的英雄和圣人，但仔细想来，其实我们是希望自己的愿望能被满足。如果没人想满足愿望，也就没有人会崇拜英雄和圣人了，他们就没了市场。无须多言，有些人身患癌症但无钱医治，每次我们选择消费（比如买这本书），而没有将钱送给他们，都是将自己的需求置于他们之前。

但说到底我们都会死，如果一生只满足自己的愿望，未免太过狭隘。我们不是在假装关心别人，而是真的关心。为了孩子，我们不是一直都在牺牲自己的快乐吗？

但我们能付出多少呢？会为自己的孩子牺牲生命吗？如果他们患了癌症，我们愿意将疾病转嫁到自己身上吗？有些人会，但并不自知。如果要我想象这一情景，首先上帝一定不会允许，其次即便我能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一个好爸爸、一个烈士，我也不确定这些幻想会不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所以说，诗密尔的笑话很妙，让我们与矛盾来了个面对面。我们会说：“你不该那么说！你应该说宁愿自己得癌症，也不愿孩子患病。”但也有一些人会说：“当然啦。”我又不是英雄，怎么会用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命。最多也就是用骨髓去救一下我哥哥，这还让我得了三天的流感。如果要用生命救孩子，比如说用心脏去治疗他的癌症，那我可能就笑不出来了。但之后我又对这个笑话有所领悟：无论是英雄还是烈士，他们都不是逻辑机器人，对世界漠不关心，只选对的。他们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觉得世间万物皆为一体，送死也无所谓。正如罗丹（Rodin）在雕塑《加莱义民》中表达出的意思：英雄也会挣扎。他们也遇到过这样的矛盾，需要在自爱与爱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所以我认为，他们比我们更能体会到诗密尔这则笑话中伟大的真实感。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圣尼古拉来访》中看到的，圣诞老人抖动的肚子像是果冻。这预示着果冻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矛盾点，对此萨拉·西尔弗曼[3]（Sarah Silverman）有一个不错的笑话：“我正在舔男朋友阴茎上的果冻，突然意识到——‘天啊，我变成我妈了！’”[4]

好吧，我是开玩笑的，这则笑话和果冻没什么关系，这则笑话的主题是性。

这则笑话很复杂，它有多层含意，要把它解释清楚就是毁了它。我就打算毁一下了，估计西尔弗曼不会在意的。

第一层含意和我们的母亲有关。母亲有性生活吗？一方面我们会想“呃……”对不对？只有在与以下两种女性相比时，母亲才是最可能有性生活的——处女和干瘪的老太婆。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去思考母亲有性生活这件事吗？我们知道肯定有这回事，最起码也得有过一次，但我们不愿去想这件事。如果非要将母亲和果冻联系起来，那她也是在用果冻做三明治。

笑话的另一层含意要从性感讲起。罗伯特·诗密尔会给你这种印象是因为他真的患了癌症，你忍不住会去想他就要死了，这让你很难过，也很恐惧。萨拉·西尔弗曼会给你这种印象是因为她很性感，只要你是直男或是女同性恋，这种性感就足以让你去想象她舔果冻的这个场景，这让你很兴奋。但之后她非要你去想象你母亲在做这件事，你只能强行阻止自己继续想象下去。实际效果就像是带着你的神经系统坐过山车。诗密尔利用的是我们面对一个将死之人的焦虑，而西尔弗曼利用的是一种矛盾的感情——一个故意挑逗的女人突然开始担心自己让母亲陷入一种不正常的模式。我们要用两种方式去看待她，一是性感尤物，一是焦虑的伦理哲学家。

在展示性感时，我们不会去想自己正在变老，也不会去想自己是不是在重复某种模式。在思索生命要去向何方时，我们一般也不会是在滚床单。当然了，舔果冻的和焦虑的是同一个人，我们既性感，又有自我道德意识。虽然平时并不自知，但看到比尔·克林顿一手举着香烟调戏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一手操办福利改革时，我们还是很震惊。我们不过是在用道德谴责的方式麻痹自己，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总统既喜欢香烟女人，也喜欢福利改革。有性生活的人都会有那么一刻，对人类的身体更感兴趣，对世界和平没有兴趣。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只能说你严重侮辱了床伴，而且很可能存在性功能上的障碍——因为太关心世界和平了，所以无心沉浸其中。我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甚至是摩西和耶稣——这取决于你信仰谁——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那一刻，他们不会关心种族歧视、人类疾苦或世界和平。最佳的答案是什么呢？是逻辑吗？不，这个答案太不性感了。幽默既能让我们接受性的概念，也能让我们接受这种矛盾的态度。

[1]本诗节选自《圣尼古拉来访》，作者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译者注

[2]词源学小贴士：在拉丁语中“排便”（defecation）一词代表丢脸，这么说“fecation”一词就应该代表长脸，也就是说这是吃的意思。建议你还是不要去网上搜图片，去看“refecation”是什么意思了！（词根de-有否定的意思，re-有再、重新的意思。——译者注）

[3]美国喜剧女演员、编剧。——译者注

[4]其实这则笑话是由克劳迪娅·劳奈（Claudia Lonow）撰写、西尔弗曼表演的。

8

卡布先生的大黄瓜

通过诗密尔和西尔弗曼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性和死亡的问题上，幽默能将矛盾的态度处理得很好。并非所有的矛盾都可笑，也不是所有的笑话都有勇气直面人生的矛盾。对于第一个问题，凡是不好笑的矛盾，一般都是很好解决的矛盾。我可以抓起一个电脑键盘说：“嘿，看啊，这是个鸡肉三明治，让我浇点辣椒酱上去！”或是拿起一个鸡肉三明治开始打字：“快来瞧！我正写邮件呢！发送！”你会发现这一点都不好笑，而且很脑残。之所以不好笑，是因为没人关心这个问题，没人关心键盘到底像不像鸡肉三明治。如果你非要把它变得好笑，可以加点想象力，比如我们是一群特别饥饿的电脑呆子，不得已只能啃键盘，这种做法是把一些真实的矛盾的感情放了进去。

再比如说，一个欺负你的坏蛋抓着你的手，一边强迫你殴打自己，还一边大笑，问你为什么要打自己。只有他才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一个矛盾点：受害人明明不愿意挨打，还是不得已挨了自己的打。我们并不觉得可笑，因为我们不是坏蛋，受害者的权利和欺凌的愉悦并不能构成矛盾。我不是说幽默不好，哪怕是最好的东西也可以拿来做坏事。我们可以用宽容应对屈辱，用交流应对谎言，用性应对羞耻，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幽默麻醉自己，免遭困扰。

反倒是那些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自我麻醉了的人常常会对幽默的无情感到震惊。西尔弗曼曾在TED上发表演讲，会议的组织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批评了她，说她讲得“糟透了”。之后他又稍作退让，说她的话需要适应，但自己并不想适应，因为她“取笑了智障”。那笑话究竟是什么呢？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想收养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原因有三：第一，收养人很难找，但我可以做到。第二，我想给他很多的爱。第三，我真的很喜欢有他们陪伴。只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十八岁的时候不会离开家。如果一切顺利，你在八十岁的时候才死掉，那谁来照顾你六十岁的智障孩子呢？为此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要去收养一个身患绝症的智障儿童。我知道，你们在想：谁会去收养这样的孩子呢？真正的好人就会。

表面上看，西尔弗曼是在取笑那些虚荣的社会名流，他们为了有资本吹嘘才收养了这些智障儿童。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她是在考问我们内心的矛盾，看我们对于变成好人抱有怎样的态度。

收养一个身患绝症的孩子就能变成好人，是吗？如果我是那个智障的绝症儿童，即便她的初衷再恶毒，我也会欣然接受。也许她的家很漂亮，也许打开冰箱就有吃的，也许还能玩秋千。大家都认为有同情心是一种美德，如果这个人还很谦逊那就更好了，但真正的答案是：不谦逊又怎样呢？还是拿刚才的例子来说，即便是炫耀，这份同情心也是有价值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网球打得好，皮肤保养得又好，但就算你的皮肤不好，网球打得好不就行了吗？如果在领养智障儿童和炫耀不去领养之间选择，我们会不会选择炫耀去领养，而不是炫耀不领养呢？我们能百分之百确定谦逊就是美德吗？如果领养身患绝症的智障儿童本身就是件好事，为什么做善事的人感觉不到呢？我们也希望看到别人好，但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就非要去发掘别人的坏呢？收养这样的孩子是很困难的，如果她本人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好事，也许就能坚持下去。我们希望看到英雄谦逊，这样才不会自惭形秽。但如果他们太过谦逊，也就不会去当英雄。照顾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很艰难，说人家像挑厨具一样挑孩子有些无理。为什么呢？我们不该那样挑孩子吗？实用主义者在领养前会预估一下被领养人未来的生活。修女离开舒适的修道院前往死囚室去感召犯人，这种行为很崇高，但她必须在上车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果她只是想吃根香蕉就一路开到了监狱，那谁都感召不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得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萨拉·西尔弗曼对智障承受的痛苦表现得冷血无情吗？他们有没有承受痛苦还有待商榷，即便他们真的很痛苦，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哭哭啼啼？智障喜欢看哭哭啼啼的幽默吗？实际上，大多数人对这个群体的态度都是假装看不见。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如果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是个智障，我们会高兴吗？肯定不会。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婚姻咨询师是个智障，我们能接受吗？肯定不能。虽然TED的组织者不喜欢“取笑智障”，但他从未邀请过任何一个智障来做演讲。所以他真的喜欢这些人吗？我打赌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愿意来演讲！在台上信步游走，废话连篇，台下还一片叫好，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干呢？我们对待智障和聪明人的态度颇为矛盾。如果上司是个白痴，我们可以和同事一起尽情取笑他，但如果他患了癌症，我们的态度可就不一样了。即便这病是他自找的，比如他总是喜欢吃汉堡，或是非要待在空气质量很差的城市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拿他开玩笑。如果上司的智商真的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取笑他，准确地说，是不应该因为他智力上的残障而去取笑他。当然凡事都有个度，我们都遇到过那种把别人蠢哭了的老板。

我们对智障的感情很复杂，对是否承认自己想当好个人也很矛盾。耶稣曾指责法利赛派的人公开行善，并告诉自己的教众行善要秘密进行，行善是要炫耀还是要谦卑，他要大家自己选择。西尔弗曼的言辞同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在面对人生矛盾——比如我们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好，但不想成为那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好的人；我们关心智障群体，但不想去思考他们是智障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分散注意力，熟视无睹。西尔弗曼没有用花言巧语或伦理妥协的方式来掩盖这种伤痛，而是用幽默将这种矛盾表达了出来。一位电视台总监曾就强奸题材的幽默对我说：“你说世界上哪有人会觉得强奸题材的幽默好笑呢？”其实我可以这样回答她：“你可以去看看萨拉·西尔弗曼的这则笑话：‘我曾遭到医生的强奸，对一个犹太女孩来说，这真是喜忧参半。’”TED的组织者曾说：“这种取笑智障的幽默需要让人适应，但我并不想适应。”为什么在死亡、性和痛苦的话题上，大家都开不起玩笑呢？显然，他们都没有幽默感。

大肆嘲笑他人的痛苦就是冷血，报以同情的微笑就可以接受。我有个朋友，他最喜欢的笑话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开心时不会哭的人和开心时会哭的人。不哭，是因为不想让看到自己流泪的人难过。哭，是为那些没哭过的人难过，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高兴过。”也许那些从未不合时宜地发笑的人，也从未真正笑过。[1]

《玛丽·泰勒·摩尔秀》[2]中有一集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的作品，叫“笑对死亡”，这一集反思了我们对于幽默的态度。剧中有个滑稽小丑在参加游行时装扮成了花生皮特的模样，不料被一头凶猛的大象踩死了。娄·格兰特（Lou Grant）和穆雷·斯劳特（Murray Slaughter）大笑不止，玛丽（Mary）感到非常震惊：“都死人了。”作为一名保守的信教女性，她从小就学会了面对他人的不幸时应如何反应。显然，在这种时候大笑是很不合适、很残忍的行为，因此她斥责了这两位漠不关心的同事。娄向她解释：“我们嘲笑死亡，是因为总有一天死亡会来嘲笑我们。”他的话起了作用，玛丽觉察到自己轻视了朋友。之后在小丑的葬礼上，牧师歌颂了小丑的一生，虽然他尽力想显得幽默，但其实完全不好笑：

“滑稽小丑给无数人带来了欢乐，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铭记他所扮演的角色：花生皮特、哎呀呀先生、香蕉比利，以及我最喜欢的角色——哟呼阿姨。”

就在这时，玛丽憋不住笑了起来，她想起了小丑扮演哟呼阿姨的样子——转过身来灯笼裤上打着“剧终”两个字。在之前的剧情里，穆雷曾提到过小丑应该穿着这身衣服下葬。

牧师继续说：

这些角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欢笑，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哎呀呀先生和他那句经典台词吗？他的对手卡布先生（Señor Kaboom）用一根大黄瓜把他击倒了。哎呀呀先生总是自己站起来，掸掸身上的灰说：“有没有伤到福福[3]？”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时不时也会跌倒，但只要我们能像哎呀呀先生一样简单、勇敢、诚实地去面对就好。小丑先生向我们索要什么回报了吗？也没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追求无非就是：“唱着歌跳着舞，来点小酒脱个裤。”

在这段蹩脚的演讲中，玛丽一直绷着不让自己笑出来，但最后还是让牧师看到了，点了她的名字：

你很想笑对不对？别憋着，笑吧，大声笑出来。看到了吗？这才是小丑先生最喜欢的，他就是想让人笑，他不喜欢眼泪，非常不喜欢，他讨厌看到别人哭泣。亲爱的，来吧，笑起来。

这时玛丽流下了眼泪。

“笑对死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将幽默的哲学写清楚是很困难的。一旦我们意识到幽默能成为问题的合理答案，它就会变得合情合理，我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搞笑，葬礼的目的是要人感受到悲伤的气氛，但在大庭广众之下，玛丽很难感受到这份悲伤。那为什么还要办葬礼呢？既然悲伤的情绪令人窘迫，为什么还要有这样的纪念仪式呢？为了纪念性爱，为什么要举办毫无性感可言的仪式呢？为了解释幽默，为什么要写一本一点都不好笑的书呢？蒙提·派森（Monty Python）[4]奶酪店的故事就讲述了这种社会角色和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故事从一个上层阶级的顾客向中产阶级的奶酪店店主买东西开始。他问了很多奶酪的品种，店主都说没有，这让我们不禁怀疑他虽然开着奶酪店，但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奶酪可卖。

顾客：委内瑞拉海狸奶酪有吗？

店主：今天没有，先生。

面对这样愚蠢的要求，店主将手一摊，好像是知道了自己要陪着顾客玩似的，但他没让对方知道他知道这件事，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回答。顾客还以为自己问到了点子上。

顾客：（停顿了一下）嗯哼，那有没有切达奶酪呢？

店主：这个嘛，没什么人来买，先生。

顾客：没什么人……这可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奶酪！

店主：在这儿并不受欢迎，先生。

顾客：（稍停了一下）那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什么？

店主：艾尔切斯特奶酪，先生。

顾客：是吗？

店主：是的，它在庄园主和乡绅间极为流行。

顾客：是吗？

店主：这是我们卖得最好的，先生！

顾客：好吧，呃……叫艾尔切斯特，是吗？

店主：是的，先生。

顾客：好吧，那你有货吗？（其实并不想买）

店主：让我看看，先生……没——有。

顾客：你这不是奶酪店吧？

店主：是本区域内最好的！

顾客：（恼怒）请你用逻辑给我解释一下，这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店主：这里特别干净，先生！

顾客：是啊，连奶酪都没有……

店主：（欢快地）您还没问我有没有林堡干酪呢，先生。

顾客：你有吗？

店主：也许……

顾客：把那该死的布祖基琴关上！

在之前的剧情中，顾客曾被问到布祖基琴有没有吵到他，当时他回答说没有，还说“喜欢各种各样的舞曲音乐”。在之前的对话中，这恼人的音乐一直在背景中飘荡，积聚的怒气最终爆发了。

店主：我早就问过您了，先生……

顾客：（缓慢地）你有没有林堡干酪？

店主：没有。

顾客：早该料到了，真的。我有个问题，可能一开始就该问了。来，告诉我——

店主：您说。

顾客：（一字一句）你店里到底有没有奶酪？

店主：有，先生。

顾客：真的？

（停顿）

店主：不，不是真的，先生。

顾客：你什么都没有。

店主：是的，先生。一块都没有。我是在故意浪费您的时间。

顾客：这样的话，对不起了，我得一枪崩了你。

店主：好的，先生。

（顾客掏出一把枪击倒了店主）

顾客：真是浪费人生。

这个故事明显是在嘲讽英式的沉默寡言和阶级特征，顾客太彬彬有礼，不想和中产阶级店主发脾气，中产阶级店主也没法直截了当地让顾客滚蛋，而是以一种被动的、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进行反击，故意浪费他的时间。当然，故事还有其他含意，奶酪也就是牛奶，是一种婴儿式的满足。无论是在阶级观念根深蒂固的英国，还是在阶级观念比较浅薄的美国，社会规则都让人很是沮丧。我们想要点牛奶都得不到，打了半天哑谜后气得想把所有人都杀掉，因为大家都很不开心。

奶酪店的故事很明显地反映了一战和二战中消亡了的欧洲文明。

托马斯·曼的《魔山》将战前的欧洲比作一家肺结核疗养院，里面的人都在讨论应该看重信仰还是理性。但奶酪店的故事讲得更为深入：欧洲文明已经变成了一曲死亡之舞，人们被束缚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角色中。店主知道自己没有奶酪，顾客也知道自己买不到奶酪。没人感到快乐，大家都是为了做而做：牧师布道，那些话连他自己都不信；国王们四处奔波施政，但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大家都在敷衍了事，最后大家都受不了了，就开始自相残杀。

真的是这样吗？不，原因还要更复杂。在有记载的版本中（这一版我是从网上找到的），奶酪店店主回答的是：“是的，我没有奶酪。”然后顾客说：“好吧，我再问你一次，如果你还说没有，我就要开枪打你了。”店主说：“好的。”顾客又问了他一次，店主说没有，他没有奶酪，顾客就把他打死了。

蒙提·派森这是在提倡以暴力解决问题吗？第二个略微不同的版本是我在《巨蟒鞋带与手帕》这张唱片（1973年）中找到的。尽管店主知道会挨枪子儿，但还是承认自己就是在故意浪费顾客的时间。

顾客：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奶酪？

店主：好的，先生。

顾客：我再问你一次，如果你回答没有，我就一枪击穿你的脑袋。来吧，你到底有没有奶酪？

店主：没有。

顾客：（开枪）真是浪费人生。

为什么店主承认没有奶酪呢？可能到最后他宁可因为说真话而死，也不愿再撒谎。或者他就是傻得可以，以为对方根本不会开枪。再或者他开店却不卖奶酪，为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死去。

为什么说幽默和神秘主义类似呢？这种不合时宜的笑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为了不跌入泥沼，或者说为了能主动跳进泥沼，我们应当说些什么。不是我吹嘘（至少是以真实的、别人能察觉到的方式吹嘘），幽默是无限的。笑话一旦加以解释就不再好笑了，还会让人特别尴尬。这点其实很有意思。逻辑的愿望是能将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总有一天我们能了解所有的事，能将我们的所思所想全都说清楚——逻辑为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终结，但幽默是没有终结的。即便你能建立起一套幽默理论，我们照样能在理论中找到笑点。不单单是一种可能性，这真是个挺好的主意。比如：“我明白了。以前我会觉得萨拉·西尔弗曼关于智障的笑话以及诗密尔关于小孩子得癌症的笑话不合时宜。但现在我明白了，萨拉·西尔弗曼其实很喜欢智障，而诗密尔也只是在开玩笑，他才不想让儿子得癌症呢。那些看似冒犯人的幽默其实并不是在冒犯人，只是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接近矛盾本身。”根据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编一则笑话：“其实我并不是在开智障的玩笑，而是想解释给他们听。”即便我们已经把笑话分析给毁了，也完全可以放松心态，不合时宜地再笑一次。

我觉得解释笑话很傻，解释就是毁掉它们。解释的过程又不好笑，明明是一本讲圣诞老人的书，里面却塞满了各种关于癌症、排泄物、果冻、性器官的哲学理论和笑话，说起来这点还是挺搞笑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样提了，你才觉得好笑。

[1]另外，我们经常在IQ的问题上自欺欺人，声称自己毫不在意，其实在意得要死。要举例的话，有许多休闲的读物、电视电影节目在内容上默认我们都能看懂，比如“我刚读了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最新的作品”，这种智商上的优越感就相当于说“是啊，我就是去跑了三个小时的马拉松，没什么大不了的”，或是“我刚拿到了二十万美元的奖金”。但我这本书不是这样，你这么爱我，肯定会喜欢它的。

P.T.巴纳姆（P.T. Barnum）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永远不要高估美国民众的智商，但如今在好莱坞有很多这样的人。我想总得有人去告诉那些所谓智力平庸的人，其实他们非常聪明，当然卡普兰除外。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虽然这个主题有些蠢，但生活确实很难理解，不如就放声大笑吧。我在前面加了很多罗素和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和朋友吹嘘。比较讽刺的是，虽然我很聪明，但确实是非常谦虚的！可能你会反感我总是在炫耀，但其实并不是，读这些哲学书是因为我小时候想用它来解决自己情感方面的问题，书读得多也没什么可炫耀的，这是我的个人问题。以前我经常装傻，这样就不会惹人讨厌，但后来我觉得装傻太累了。之所以说这本书不是拿来炫耀的，还有一个更离奇的原因。我哥哥安迪（Andy）患有唐氏综合征。这就是为什么我家总是那么压抑，就像我在神秘主义那一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在第51页的时候咱们还不太熟，但现在我可以相信你了。现在我要说一件很诡异的事，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在某种神秘主义的层次上，我觉得在安迪离世后我吸收了他的灵魂，他成了我心中一个隐秘的陪伴者。所以结果是，我既能理解唐氏综合征患者，又有哲学家的知识。总体上，我认为自己就是个IQ颇高的智障。

[2]20世纪70年代美国热播的著名情景喜剧。——译者注

[3]福福（foo-foo），一只宠物狗。——译者注

[4]蒙提·派森剧团，英国超现实喜剧表演团体，也译作巨蟒剧团。——译者注

9

痛苦是幽默减去了时间

很幸运，美剧《生活大爆炸》中就有一个场景在讨论本书中的主题：科学和理性主义究竟能不能，或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生给予解答呢？主人公谢尔顿·库珀（Sheldon Cooper）是个傲慢且冥顽不化的物理学家，他的女朋友艾米·菲拉·福勒（Amy Farrah Fowler）是个神经科学家，非常爱他。二人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物理学和神经病学的问题争执了起来：

谢尔顿：大家好。

莱纳德：嘿。

谢尔顿：我把艾米带来了，让她看看我的工作。

艾米：对于理论研究来说，你做得很不错。

谢尔顿：我怎么好像听出了一点屈就的味道？

艾米：对不起，是不是我没说清楚？我是说和神经生物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相比，物理学该怎么说呢？嗯，微不足道。

莱纳德和霍华德：哇哦！

谢尔顿：你是说巴宾斯基（Babinski）这样的神经生物学家，能和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或是狄拉克（Dirac）这样的物理学家相提并论吗？

艾米：我就直说了。巴宾斯基能把狄拉克当早饭吃了，然后拉出克拉克·麦克斯韦来。

谢尔顿：你把这句话收回去。

艾米：不要。我和同事正在绘制神经基质图，它能促进全球的信息处理。研究既对认知处理有要求，又包含了科学探究，由此可证，我们的研究在认知序列上更高端。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比他的高级，由此可推断，也比你们的更高级。

莱纳德：对不起，我的脑子还停在拉出克拉克·麦克斯韦那里……

谢尔顿：不好意思，但是大统一理论能解释一切事物，由此可证，物理学也能解释神经生物学。

艾米：是的，但如果我能成功，就能绘制并再现出你研究大统一理论的过程，所以你的成果也要纳入到我的范式中。

谢尔顿：真是卑鄙的心理主义，早在19世纪90年代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就揭示了这一点，这根本是胡说八道。

艾米：看来我们陷入了僵局。

谢尔顿：我同意。我要立即终止我们的关系。

艾米：同意。

谢尔顿：有任何异议吗……

所有人：没有，没有。

谢尔顿：那么立即生效。祝好，艾米·菲拉·福勒。

艾米：祝好，谢尔顿·库珀。

霍华德：女人啊，和她们过不到一块儿去，也回答不上她们的各种假设。

谢尔顿：上帝保佑。

这个场景抓住了一个矛盾点。一方面物理学好像能解释生物学，另一方面生物学好像又能解释物理学。从知识的角度看，我们进退两难。而作为编剧，我是从幽默的角度切入的。它和神秘主义有相似之处：不否认矛盾，而是将矛盾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和逻辑也有相似之处：没有沉醉在矛盾之中，而是跳出来对矛盾的双方进行批判。我们可以看到，谢尔顿和艾米的视角都被限制住了，他们都忽略了对方的立场。就像是男女朋友因为情感关系打架，他们既想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想维持这段关系。

希望这个幽默剧还能给你带来另一样东西，那就是欢乐。可能是因为我们从紧张的矛盾中松弛了下来，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很享受这种思维蹦来蹦去的感受。无论如何，幽默能让我们接受、整合矛盾的自己，并与之为伴。

在这集的结尾，谢尔顿和艾米平息争执并复合了，这是典型的喜剧结局。过去的幽默剧经常以婚礼作为结尾。他们要融合成一个大整体，既包括二人之间的融合，也包括个体内部的融合。

幽默和欢笑在神经生物学上都与嬉戏系统（play system）相关，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发现人脑中的一部分进化结构可向前追溯到鼠类。鼠类也喜欢相互挠痒，一起嬉戏，一起欢笑。[1]那么鼠类笑的是什么呢？也许是在“我要去咬那只老鼠”和“那只老鼠要来咬我”之间挣扎。嬉戏是一种快乐的相处模式，但是占上风的和占下风的（或是占上风的老鼠和占下风的老鼠）要快速交替才行。科学家对此有过研究，两只老鼠打架，一方获胜的概率不会超过70%。超过这个比例就不是嬉戏，而是碾压了。

幽默也是一种嬉戏，是两个人相互交替着占上风，交替着输赢。只不过我们嬉戏的内容是对立的观点，是矛盾的两方面。这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上下切换让人发笑。这是在我们做得好的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成思维上的碾压，就相当于我强迫你用自己的观点殴打你自己，还问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幽默与神秘主义很相似，它们都能接受矛盾，能在不否认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将二者融合成一个更大、更易于接受的整体。幽默与逻辑也很相似，都具有反专制的特性。[2]它们都能将矛盾指出来，并给我们批判的工具。但对于逻辑而言，幽默更鼓励我们谅解并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幽默可谓是解决神秘主义和逻辑之间分歧的一剂良药。

生而为人，我们的一大任务就是让情感与认知、心灵与思维相结合。之前讨论的辩证法都是在智力层面上进行的，在情感层面上也有类似的讨论。换句话说，一个关于个体融合的故事是由两个小故事组成的：一般我们讲的都是思维如何处理矛盾，然后与情感融合。但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化解创伤的，它同样也与幽默相关。

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提出了一套研究依恋障碍的方法，称为成人依恋研究。这套方法以一种准确而幽默的方式回顾过去经历的创伤，进而展开心理安全感诊断。

临床医生会让病患回顾自己的过去，对童年的创伤进行描述。他们把没有安全感的人分为两大类——冷淡型和专注型。冷淡型会否认过去发生过的事，他们会说：“很正常！”“挺好的！”“我的父母挺好的，你还想让我说点什么？”而专注型的人则会突然勾起关于创伤的回忆：“我妈妈说我肥，这又不是我的错！我就是情绪紧张而已！但她一直说我肥！而且还不断给我塞吃的！她到底想让我怎样？”在我看来，专注型的人和神秘主义有些相似，他们都不按理性思考。冷淡型的人则与逻辑有相似之处，就好像自己的生活在别处，把自己的过去看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心理上离间得很远。这两类人一类太重逻辑，一类太过神秘主义，他们不会用客观而幽默的方式描述出自己的问题，也找不到自我谅解的方法。他们不仅自己有依恋障碍，从统计学上看，他们抚养的孩子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精神学家丹尼尔·西格尔（Daniel Siegel）指出，依恋研究的目的是平衡右脑的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左脑的言语功能。这是一个左右半脑融合的过程。专注型的人一下就被右脑中的情感控制住了，无法与言语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冷淡型的人完全是在用左脑回答问题，全然不顾及右脑的感受，无法调用自己的情感功能和自传体记忆。

在智力的层面上，我们想去理解，为此陷入了理解和不理解、相信与不相信的旋涡。在情感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攻克的是安全与危险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安全，但其实并不安全。我们希望能安全地探索世界，但也要考虑那些真真切切的危险。到底是安全还是危险呢？这并不是认知层面上虚无缥缈的问题，无论是禁欲主义者还是歇斯底里的病人，这是每个人生活中都要回答的问题。幽默给出的答案让我们欢乐，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谅解自己和他人。

智力层面上的“矛盾”就是情感层面上的“创伤”。我们之所以感到挣扎，是因为期待与痛苦的现实之间存在落差。

我们可以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人在极漫长的一生中的自传。它并不神秘，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就是一个通过学习超越个体的过程，它能将个体历史转化成群体记忆。

如果将人类文明看作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过程，那么这条路就是由逻辑和神秘主义这对矛盾体组成的。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或是一个种族，我们会记得那些曾经遭遇过的苦难，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依恋紊乱”。儿童会因遭受虐待而产生依恋紊乱。由于依恋的对象是那些会产生伤害的东西，所以我们既会趋近它，同时又会远离它。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两种行为是可以并存的。一旦有情况发生，我们就会被撕成两半。这就是矛盾，我认为唯有幽默能够治愈它。

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西德尼·摩根贝沙曾说：“为什么上帝要惩罚我？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吗？”无论世界的尽头是上帝，是别的什么人，还是人类追逐善的能力，只要我们在成长，就必然会伤很多次心。幽默是我们自我谅解的手段，它能将我们的心重新拼凑起来，如果运气够好，未来还能变得更加坚强。

[1]鼠类和犬类的笑声听起来和人类不同，但仍能够分辨出来，这是由生物系统决定的，听到这类声音时心情会很好。

[2]可以举个关于反专制的例子：道教对黄巾起义的影响。

LIFE

第四部分　人生

10

沦为荒诞

但是圣诞老人究竟存不存在呢？

在我看来人生充满了各种矛盾，我们已经了解了逻辑、神秘主义和幽默这几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其中幽默是最好用的。幽默能对不同的部分进行整合，在人与人之间达成谅解。它能为我们带来欢乐，少些死板，多些活力。对于人生中无可避免的矛盾，幽默能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对一部分人来说，圣诞老人就是这样的矛盾。要想知道圣诞老人究竟存不存在，我们就要带着幽默感来看这个世界。

但这不就是归谬法吗？一个人存不存在怎么能由幽默说了算呢？

让我们来检查一下。

首先，并不是所有幽默都能解答存在的问题。幽默有的残酷，有的轻浮麻木，有的带有种族色彩[1]。我们需要的是那些好的幽默。其次，要判断存在与否，幽默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比如敬畏、关怀，甚至是“跳舞”。只是好的幽默确实有这种能力。

即便有了这些条件，又怎么能以好不好笑判断存不存在呢？这种问题不应该是很沉重的吗？我说的沉重不是指字面意思，轻如枕头也是存在的。那么幽默是怎样运作的呢？

我认为要判断存在与否，取决于你想如何度过一生，意识到这一点，问题就好解决了。“判断是否存在”和“决定要去做什么”看似是两件事，实际就是一件事，那就是度过一生，它只与我们看问题的抽离程度相关。比如我回家晚了，太太会吼我，我也会吼回去，说她老是吼人。退一步看，我会问自己：“为了这种事值得和太太吵架吗？”再抽离一点看：说她老是吼人公平吗？是不是太“损”了呢？再抽离一点看：“公平”或“损”存在吗？我能感到太太的怒气正在往我脖子上喷，这时如果我一边打着架，一边还思考公平问题，那就是说我在生活的同时也在评判生活。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判断存不存在和好不好笑联系起来，这是讲得通的。一开始我只是想知道怎样把塔米、塔米的儿子还有我儿子联系起来，之后开始思考圣诞老人的问题，进而开始考虑要用什么方法解决矛盾，最后又评判起好不好笑的问题。我就是这样与矛盾搏斗的，这就是例子，或多或少我都会抽离出来看问题。

要想更好地理解，不如从反面看这个问题。假设有位哲学家叫Q，他认为存在与否和家庭矛盾没有关系，和隔壁邻居没有关系，和我面对它的态度也没有关系，事物存在与否只与科学有关。如果你不信或是理解不了，那就是傻，就是在自欺欺人。要是从这个角度看，只有最新的物理学理论认定的实体才是存在的。根据Q的理论，他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存在的，好与坏也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只有量子场是存在的。那你说谁是对的呢？是我还是Q呢？

首先，Q的理论很难反驳。如果你舍弃节操投入Q的门下，他会教给你一套辩论的方法，让你永远不会败在他人嘴下。首先，你需要问问科学家最新的理论是什么。别担心，根本不用搞明白，只要会复述出来就行了。假设他的回答是量子场。[2]现在有个人来问了：x存不存在？如果x是量子场，就说存在，反之则不存在。又有个人来问了：“你存在吗？”可以回答：“不，我只是量子场。”如果对方问：“你想了解存在与否的这种愿望存在吗？”可以回答：“不过是量子场。”“那我们之间的谈话呢？”“是量子场。”“你关心这个干吗？”“因为是量子场。”其实根本不用听对方说了什么，答案都已经准备好了。但这样回答照样会出问题。

如果没人能证明你是错的，那也不代表你没错。即便是在辩论中获胜，也不能证明你就是对的。精神病专家威廉·詹姆斯有一则很出名的逸事：他曾经有个妄想症病人总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专家就问他：“死人会流血吗？”病人回答不会，于是专家拿手术刀在他手臂上划了一个小口子。看到血滴滑落时，病人非常震惊，说：“我真是罪孽深重，死了还会流血！”自闭的人会有选择地看待其他事物，除了治疗没有其他康复的办法。唯我论者称自己是唯一的存在，当然这是错的。虽然我没法证明，但我确实是存在的！如果唯我论者一直这么招人讨厌，搞不好我真会杀掉他。但即便是到了这一步，他也不会相信我是存在的，再之后呢，他就死了，也没法在一旁证明我是对的（半死不活的时候就不知道了）。我没办法说服他世界上还有别人存在。但无论是我、你还是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存在的，这个我能打包票！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反过来想想吧。假如你不存在，就不需要了解科学，也不需要辨明存在与否，连你自己都不存在了。我们只有量子场，量子场是不用考虑存在问题的，它们还有自己的事要做，比如保持波动什么的。如果其他人不存在，就不用在意他们说了什么，也用不着告诉他们你的想法。如果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存在，就不用去了解科学，再深的科学洞见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至少有三件事是存在的：你、我以及悬而未决的状况，比如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还需完成的工作。

那么一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吗？不可能，那些未解决的问题和还需完成的工作有时需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存在观。曾经有人认为天花女神是存在的，但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和不信女神的人相比，信女神也没能让孩子远离疾病。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是20世纪初的哲学家，他创造了一种世界通用的象征语言，提出了一个认知形象——纽拉特的船。根据他的理论，人类就像是在广阔海域上航行的水手，造船使用的不是木头甲板而是信仰。在航行中我们没法靠岸，所以没法将不喜欢的信仰全都替换成新的，但可以改造。比如，我们对信仰女神这件事很不爽，她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朝拜又需要花很多钱，那就可以把这块甲板卸下来，把相信是病毒引起天花的新甲板装上去。

我认为某种事物存在，是因为它在生活中有参照物，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稀里糊涂地接受一些很扯的东西，比如种族歧视什么的。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在自我批判和变化。如果你认为个体和整体文化都应当戒掉圣诞老人，就不必非要接受他是存在的，因为人和文化都是在变化的。换个角度看，如果你认为某种事物是存在的，但又看不太清它位于船的什么位置，想拆也拆不下来，那么它就是存在的。

在地球之外，很难想象出我们还能航行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地球就是存在的。在这艘信仰之船航行的时候，很难想象能扔掉某块板子，那么根据纽拉特的观点，科学认定的实体是存在的，而人是认定的主体，所以人也是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的工作不论是好是坏，也是存在的。[3]如果把这些板子都拆走，船就航行不下去了。如果把相信“某物比某物要好”的板子拆掉，人就会死掉，真的，因为他不会相信吃饭比挨饿要好。

如果按照纽拉特的这条路，我们最终都会选择去相信病毒，不信天花女神。既然你不想死，就要承认危险是存在的，要对因果、时间、空间这些因素多加留意。如果你想要玩具，就要知道它们都是由工资低廉的中国工人生产出来的，不是圣诞精灵从北极运过来的。如此说来，圣诞老人不存在。

证明完毕。

除非我们还有更明确的目的。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政治诉求、宗教目的和美学目标宁愿挨饿至死，因为他们的目标比肉体痛苦更为重要。在他们眼中，航行顺利的标准和别人不同，船算不算好的标准也和别人不同。中世纪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魔鬼设下的陷阱，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没有科学信仰。同样地，如果你不在乎死活，我们很难说服你相信天花病毒。如果你并不看重效用最大化，更重视圣诞节的氛围，重视礼物，我们也就很难阻止你相信圣诞老人。

在纽拉特的概念中，我们既是导航器又是船体，但凑近看很难找到二者的分界线。如果你对生活有目标，船体就会选择哪些信仰是真的，这时二者就合为一体。但如果既要船体选择什么是真的，还要选择什么是重要的，重要性还在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那么船就会迷失方向。如果以目标论成败，成败论存在，那我们只能自己决定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了。

关于导航器和船体的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二元论学说认为，人类都是有两面性的。他观察到我们身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属性。我们既自由又受禁锢，既相信道德又相信科学，既（希望）不朽又（希望）平凡。这就像盒子里关着一种动物，既能飞又不能飞，既有牙又没牙。打开盒子一看，发现是一只鹰和一条鲨鱼被订在了一起。也许人的矛盾性就像鹰鲨一样，不过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订在一起罢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诺斯替主义[4]，他们认为身体是囚禁灵魂的坟墓，只不过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我们是由“思维”和“肉体”组成的。这就像把飞鹰和游鲨订在一起一样，自由的思维和迟钝的肉体也被捆绑在了一起。

难道我们都是鹰鲨？这想法太奇怪了。平时也看不出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搅在一起了啊。就我所见到的来看，思维不会疼，只有头会疼。饥饿感代表着对食物的渴望，笛卡尔认为这种关系是随机的，但他说的并不正确：如果硬要将饥饿感和饱腹联系在一起是说不通的。即便我能感觉到分裂，比如生气的同时又想保持冷静，或是正在节食却想吃冰激凌，再或者是困得不行还想把书读完，虽说这些都是分裂，但都不是纯肉体与纯精神之间的分裂。无论是情感、情绪还是生活习惯，这些都介于精神与肉体之间，单靠哪一样都不行。

那么做母亲是肉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事呢？在过去，无论是不是亲生的，做母亲在肉体层面都会受到影响。如今人们可以选择体外受精、代孕和领养等方式，做母亲更像是一种自我定义，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过程。但如果有人领养了孩子，却拒绝将自己定义为母亲，我们可以说她的情感已经转变成了实体行动，为的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克服这一问题。假设我们有这样一种科技，可以选择有几条腿几个头，选择长卵巢还是睾丸，还能改变眼睛接收电磁波的频谱范围，这些都能通过一套电脑程序实现，我们只要简单地按几个按钮就好，这时肉体器官才是由精神决定的。

当然，所见并不一定为真，就算我们的直觉是错的，思维和肉体就是粘在一起的两种东西，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打开这本书，精神上的欲望会促使你的肉体翻动书页。光子从书页上反弹到你的眼中，这是一种物理变化，但会引起你的思维变化。鲨鱼和老鹰是怎么粘在一起的呢？被订上的，毕竟它们是两个实际存在的物体。但你要怎么把精神这种没有实体的东西和肉体这种有实体的东西粘在一起呢？如果有一种胶水能将实体和非实体粘在一起，那么它本身必须既是实体又是非实体。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说我们就是这种胶水做的呢？虽然笛卡尔提出了“松果腺理论”，但大家都认为这样说不通。

解决了鹰鲨这只怪物，我们再返回来看看纽拉特的这艘船。

纽拉特认为我们生活中的行为和信仰是一个方程式中的两个变量。哪种信仰更有可能带来成功，我们就会选哪种。方程式中还有另外两样东西：我们要去哪儿，以及我们是谁。生活并不仅仅是探索未知，我们本身就是未知数。船上的水手并非一成不变，他们也在变化。我们在宽广的海洋中寻找答案，我们信什么、要什么、是什么也随着航行在不断改变。

这并不是思维与大脑的混合体，这就是人类的大脑。

因此，“圣诞老人存不存在”的问题，其实就是“你愿不愿意将现在的大脑替换成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大脑”。

但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要怎样回答呢？

[1]在我看来，在规避带有种族色彩的幽默上，做得最好的是芬兰人。

[2]这就是我在写作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我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学教授大卫·萨尔兹保（David Saltzberg）写了封邮件，他是《生活大爆炸》的科学顾问。我问他，物理学认为什么是存在，他回答说，他认为是量子场。什么是量子场？我怎么会知道呢！估计是宇宙中某种奇怪的波吧，或者是某种翻腾的虚粒子，我搞不清。

[3]相信事物有好有坏，与相信利益有什么区别吗？哲学家认为有区别，而且有很大的区别。那些相信事物有好有坏的人被称作唯名主义者，而相信利益的人则被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我从没分清二者有什么区别。

[4]诺斯替主义（gnostics），古希腊语，音译，意为灵知派。

11

脑半球中的圣诞老人

首先，我们要找来一群不同的人，问问他们有什么感受。大脑之间会有区别吗？根据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人类的大脑差别迥异。优势半球（hemispheric dominance）就是标准之一。悖论和矛盾使我们的信仰数量翻倍，这种翻倍并不是为了吹牛，它已经镶嵌在我们的身体中，成为我们的大脑结构。我们有两只眼、两个肾、两个睾丸或卵巢，以及两个脑半球。它们一左一右，由一群名为胼胝体的组织连接着。中风病人的例子告诉我们，两个脑半球的功能截然不同。吉尔·博尔特·泰勒（Jill Bolte Taylor）曾是一名脑科学家，一场凶险的中风摧毁了她左脑半球中的一大片区域。但凡事有利也有弊，虽然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但就像威廉·詹姆斯的笑气之旅那样，她从此能够感受到无尽的平静、美好和善良。一切事物都融合成了一体。如果有一天她的左脑恢复了健康，至少可以去TED上这样讲：

右脑半球掌控着现在，就是此时此刻，这个半球通过画面来思考，通过肢体动作来学习。信息会以能量的形式流经所有的感官系统，将当下的形态、气息、味道、感受和声音汇聚成一幅巨大的拼图。右脑半球能将我和周边的一切能量连为一体，也能将每个个体联合成一整个人类大家庭。就在此时此刻，我们都是这颗星球上的兄弟姐妹，我们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就在此刻，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如此美好。

听起来和《奥义书》的内容完全相同，只不过她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神秘主义的。看来神秘主义者都关闭了自己的左脑，光用了右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支持逻辑的人就是关闭了右脑，光用了左脑，擅用幽默的人则是两个脑半球结合使用。当我们指责神秘主义者愚昧专制，控诉支持逻辑者冷漠僵化时，就是在对两个脑半球的不同功能进行评估。因此，如果你想知道圣诞老人究竟存不存在，要做的就是：首先，平衡好两个脑半球的关系，找出最佳结合点，看看在这种脑部状态下的人究竟相不相信圣诞老人。

那这个最佳结合点究竟是什么呢？在《主人与大臣》一书中，精神病专家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将右脑半球比喻为君主，将左脑半球比喻成为君主服务的大臣。右脑半球会派左脑半球去完成任务，而左脑是很擅长完成任务的：它会将事物分成若干容易掌控的小块，分别给它们下好定义，忽略掉隐含的背景含义，以规则来控制它们。在麦吉尔克里斯特看来，这就是最佳结合点，但在西方历史发展中曾起过变化，作为大臣的左脑半球误以为自己才是主人。斯克鲁奇因为无法为之提出一个功利的理由，所以不相信慈善机构；而狄更斯和他创造出来的圣诞鬼魂则是在点醒这些人，让他们回顾合作、宽恕、慷慨这些正确之事的重要性，以及圣诞季的特殊性——这都是由左脑半球驱使的。

那么这两个脑半球和圣诞老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左脑半球认为存在与不存在只能二选一，既然我们都没见过圣诞老人，那么他肯定是不存在的。右脑半球怎么看呢？它肯定不会说“圣诞老人存在”或“圣诞老人不存在”，只有左脑半球才会这么干。它可能会跟着哼圣诞老人的歌，会参加相关的节日仪式。右脑半球不会对存在下定论，这就像我们做梦时不会怀疑梦的东西存不存在，不过是梦见了而已。另一个与右脑相关的例子是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提出了“过渡性客体”的概念，比如小孩子的泰迪熊。孩子不会去想熊是真的还是玩具，他们并不形而上。他们会和泰迪熊说话，会和它玩，会想念它。二者相处甚好，也谈不上存不存在的问题。

右脑半球不会承认有神，它会换种说法，就像我在泰国的和尚朋友査洛·科萨得哈姆（Chalor Kosadhammo）说的那样：“他们有存在的可能性。”

左右脑不仅给出的答案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果只用左脑判断存在与否，就要给每个概念下好定义。比如问：“圣诞老人存在吗？”回答它需要先说明“圣诞老人存在”是什么意思，然后看看它在不同情况下是否都能讲得通。一旦确认了它在不同情况下都能讲得通，剩下的就是对此有什么感受，以及如何去做的问题了。

很显然，右脑走的不是这个流程。对右脑来说，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对它来说没有一句话是永远真实的。左脑将语言视为一种可替代的密码，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可以说“养孩子真费劲”，或是直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既然这句话就在书上印着，那么当然可以通过给“孩子”和“费劲”下定义的方式考量真假了。看起来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真的是这样吗？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能用语言将它写下来，保存住，用来用去，所以它才变得有意义了。假如说我这一天特别累，沮丧地叹着气，注视着妻子的眼睛，以一种特定的声调和肢体语言（跌坐在椅子里）说：“养孩子真费劲。”我不仅是在表达对孩子的某种态度，更是在传递比字面意思更多的信息。“养孩子真费劲”是在某种特定的语调、表情、肢体语言和语境下表达出来的。但它和在另一种表情、肢体语言、语境下表达出来的“养孩子真有意思”并不冲突。如果用字面表达，“养孩子真费劲”和“养孩子真有意思”是截然相反的。但在口语语境下，完全可以是同一个意思。左脑的终极目的是将世界以科学严谨的语言表达出来，视角客观，完全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1]它希望能设计出一套规则，与世间万物一一对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适用。但对右脑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这些表达的变数非常大，不同的说话语气、身体语言、情感力量、渲染方式都会对此产生影响，想要精确衡量是很困难的。在左脑看来，从具体语言上升到抽象语言是一个由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但对右脑来说，我们离真相和意义越来越远。

对两个脑半球来说，理论推导和实践推导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左脑能拿出一整套方案，却卡在执行上，不知道该如何“按道理执行”。对右脑来说，所有的语言表达和思考都已经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了。说话就像猫舔人一样，有时会让人觉得舒服，有时又会刺挠得难受。在不同的情景、语境和表达下，语言既可能起到帮助作用，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实践推导，都是从当下的行为和生活中抽取出来的。

要解决圣诞老人的存在问题，我们要怎样安排脑部分工呢？想象一下自己坐在桌前，两边坐着两个脑半球，他们都是来应聘工作的。

你的任务是要选出一位为你工作，并看看他们都能做些什么。左脑半球能够对现实做出逻辑推断，右脑半球能与他人产生联系，能够感受当下。

左脑半球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论据：

左脑半球：你看，如果考虑得不仔细，你是会死的。但你又不想死，所以应该听我的。

右脑半球颇具诗情画意地说：

右脑半球：黎明前总会有黑暗。

你打算聘用谁？如果这场面试就是逻辑讨论，那明显就是为左脑半球设计的，他肯定会赢，因为右脑半球肯定“说得不太好”。

但如果你看着二者的眼睛来判断究竟该相信谁呢？

那么右脑半球肯定会赢，因为你会感受到情感上的联系。（实际上，成功的心理治疗和治疗的理论没有太大关系，和洞见力也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于治疗师和患者的右脑半球之间能不能建立起正面的联系。）如果你是在面试他们两个，很可能会在情感上和右脑半球产生共鸣，但在智力层面被左脑半球说服。

这样讲得通吗？我们来做个类比，假如你是个离了婚的单身母亲，将要和另一个单身父亲组成新家庭，你希望大家能好好相处。这时候就需要做些事了：你可以来场谈话，也可以围坐在火炉边敲鼓；可以来场辩论，也可以做一手好饭；可以一起玩传球游戏，也可以一起去徒步旅行。你们还可以一起度过一些艰难的时光，这里不是指智力层面的艰难，而是指情感层面的艰难。等经历完这些之后，你们就会相互信任了。如果你想让左右脑好好相处，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经历挑战、分享喜悦、共同承担——与另一个人类在情感和智力层面进行沟通，比如，你可以唱唱歌，弹弹琴，或是在痛苦的时候依然保持幽默。经历完这些之后，两个脑半球就可以共事了，他们相互欣赏，相互信任，这时你可以提出问题了：“圣诞老人存在吗？”

假设你的团队建设做得不错，大家抱成了一团，那么可以预想到以下的对话。

左脑半球会说：“你瞧，我不大擅长这种东西。我有太多的情感局限。虽然我本身不太理解为什么圣诞老人是存在的，但我相信右脑半球。它在派对上特别罩着我，挺好的一个人。”或者左脑半球会说：“他不存在。”你可以反驳说：“这不是你擅长的事，这是很情绪化的东西。”或者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好，只会让我们窝里斗。”再或者说：“左脑啊，你先出去吧，我们正准备和孩子一起过圣诞节呢，你在这儿帮不上忙。”之后你和右脑半球就可以全身心地相信圣诞老人了。

说到这里都很好，但在这个故事里你是谁呢？我们没有第三个脑半球，没办法坐在中间判定谁对谁错。那么谁能让这两个脑半球好好相处呢？脑科学研究得再深入，这都是逃不掉的问题。如果泰勒的学说是错的，那么二十五年来的科学不是在研究两个脑半球，而是在研究九颗葡萄、两个椰子、一根香蕉。我们可以说：“给这碗水果排序的人在哪儿呢？”但在安排脑部分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置身其外呢？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科学来回答。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的实验。经过了数年、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的脑科学研究，科学家宣布：我们把大脑研究透了。很好，这个理论能告诉我们脑内的不同区域都能干什么，还能给我们一种神秘的、操纵它们的力量。现在把大脑和用户界面连接起来，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变聪明，按下另一个按钮就能更专注，再按一个又能陷入爱河。转动旋钮，可以让人变得特别想运动；往另一边转，可以让人不再关注为什么纽约尼克斯队这一赛季赢不了。这时来了一个实验对象。我们把按钮装在他头上，将聪明值调到最大，这时他突然说：“圣诞老人是存在的。顺便说一句，你们都应当臣服于我，向佐尔塔（Zoltar）下跪吧！”——假设他的名字是佐尔塔。如果他叫艾迪，可以说：“向艾迪下跪吧！”

这样就能证明圣诞老人存在了吗？不能，因为这个变聪明的按钮还自带着疯狂的属性。[2]可能就像我妈妈说的那样，人最好不要太聪明。我在想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有人去找艾迪谈话，回来之后说：“没错，他已经进化到人类的更高阶段了，我们都应该朝拜他。”如果这真的发生了，你肯定会想：“真的吗？他是不是被收买了呢？是不是建立艾迪王朝之后他能成为宠臣呢？”

最终可能会爆发战争，超级聪明的艾迪和他的宠臣与全世界的人对抗。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又输了（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是不是艾迪相信的东西就真的存在呢？假如他相信圣诞老人存在，又打赢了这场战争，就能证明圣诞老人存在了？如果在最后一刻我们放手反击，获得了胜利，那圣诞老人就是将将存在到最后一刻，然后突然就不存在了？真是太诡异了。如果艾迪就是个疯子，打赢了地球上的所有人，还逼着我们相信一些很诡异的事，大概没什么会比这更糟了。首先，我们得受疯子的辖制；其次，他逼着我们相信一些很诡异的事。这并不能说明圣诞老人是存在的。

也许错就错在不该只造一个艾迪。想要了解存在问题，我们得造出很多不同的大脑来。大脑的种类要尽可能地不同：有图像思维的大脑，有数据思维的大脑，有极端平均主义的大脑，有活得一丝不苟、特别势利的大脑，还有猿类的大脑、熊的大脑和电脑，让大家在一起讨论。如果时间足够长，我们可以造出一个包含了所有圣诞老人、上帝和人生价值的新大脑来。我们也可以向所有人征集观点，虽然花销很大，但我愿意站在超市门口为这个项目筹集签名，毕竟它能够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但是做得到吗？数据会不会太多了？我们会不会回到圣诞老人／圣诞蝠鲼／圣诞胃药的泥沼里呢？我们能做到给脑部分工，但这个主意真的好吗？

给他们安排一份工作怎么样？既然我们都要面对宇宙会终结的问题，要不要让这些超级大脑想想办法呢？但即便是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的超级大脑会说：没办法，到时候整个宇宙会重启；有的大脑会说：我们的所有思想都是另一个宇宙中的拟态；有的大脑会说：这确实就是终结，但有过程就好；还有的会说：这确实就是终结，而且是一个很残酷的玩笑。聪明并不意味着不会自欺欺人，也不意味着不会简单地一刀切。

要不要让他们打一架，看看最后谁能获胜呢？既然都是没有实体的超级大脑，要怎么算输赢呢？要辩论？还是给他们安排一些怪物躯体，扔到外星去打个你死我活？果真要这样做，会不会有大脑认为用怪物的躯体来争斗很没道德、很没品呢？

但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吗？现在我们面临着宗教战争，面临着和平的资源采集者与掠夺地球资源的资本家的战争，面临着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战争，面临着使用滴漏、电子钟还是根本不用钟之间的战争。

[1]这是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话。

[2]如果真的发生了，而某个特别聪明的超人又读到了这里，我得说明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12

奥丁存在吗？

在上一章中我设计了一个科幻小说的场景，但其实它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类历史。我们的大脑不同，每个人都通过肢体较量谁的大脑更为优秀。首先站出来的是启蒙运动和它的继承者，他们认为摆脱了稚气迷信、拥有自主权的成人大脑才是完美的。而它的对手浪漫主义也站了出来，他们认为完美的大脑一定会为圣诞老人留出位子。浪漫主义者认为完美的大脑一定是天真与经验的结合体。没错，科学和自主是好事，但我们也不能残忍地将孩童看待世界的眼光丢弃。婴儿吮吸乳汁，五岁大的孩子玩松果，这都是好事，为什么要丢弃它们呢？只要加上能自我照顾和照顾他人的能力就好了。青少年总是要证明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他们总吹嘘自己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但越是急于证明自己不是小孩子，就越是小孩子的心态。启蒙运动急于否定神话传说，这就和青少年急于否定自己是小孩子一样。大一点的孩子很讨厌别人说自己乳臭未干，当然“乳臭未干”这种表达方式也很不成熟。

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1]是J.R.R.托尔金（J.R.R. Tolkien）[2]、C.S.刘易斯（C.S. Lewis）[3]和现任教皇思想上的指引者。他既信仰基督教义，又认为这是个神话故事，教义就是碰巧成真了的神话。在中世纪的欧洲，神话是异教徒保姆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她们是异教徒，和我那20世纪70年代布鲁克林的嬉皮士保姆不同。在阉割版的异教徒神话故事里，纯洁的女神变成了公主，父神变成了国王，吞噬太阳招来冬天的怪兽变成了抢走小女孩金球的蟾蜍。在前基督时代，维京人认为奥丁会在深冬给人们带来礼物，于是将他设定成了一个孔武有力的老人。一些人认为圣诞老人就是现代版的奥丁。[4]这对圣诞老人来说是好消息吗？对奥丁来说是坏消息吗？

成熟的文化对待神话是什么态度呢？或者可以这么问：“一个大人该用什么态度面对孩童时期的童话故事呢？”有些人会说，我们必须舍弃这些神话——圣诞老人、奥丁、上帝什么的。这确实很痛苦，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争斗的整个过程中，人们流下了许多泪水。

这首诗是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1806年写下的：

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

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

对我们享有的自然界所知无几；

为了卑污的利禄，把心灵出卖！

这大海，她向明月袒露着胸怀；

这风天，他只想昼夜呼号不息，

如今却像熟睡的花朵般静寂；

对这些，对万物，我们都不能合拍，

都不能感应。上帝呵！我倒情愿

当个异教徒，为古老信条所哺养；

那么，在这片草地上，我就能瞥见，

一样的情景，宽慰这凄苦的心肠；

看得见普罗谛乌斯现行于海面，

听得见特里同把螺号悠悠吹响。[5]

华兹华斯认为现代人的思维会妨碍他看到神明。为了理解他的观点，我们需要一块空白的屏幕。如果你的眼睛没出问题，那么睁开眼就能看到，他就在那里，影子投在白屏上。如果他没有出现，那屏幕上就应该什么都没有。假如我在圣诞夜醒了过来，走下楼，是看不到圣诞老人的，能看到的只有父亲。这么说来，只有父亲是存在的，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但这个理论也有问题，有些东西明明存在，但我是看不到的，比如微生物，比如不公的待遇，等等。除此之外还有问题，比方说我父亲就在那儿，为了看到他，我得让眼球在合适的位置聚焦。聚焦偏离一米，甚至一毫米，都有可能看不到。如果不知道哪儿是头，哪儿是脚，皮肤是什么样子，也可能看不到。为了看清楚这个人，一定要把眼睛的清晰度调好，否则就是一片模糊。同理，如果看得太过细致，连皮肤上的每一寸褶皱、头皮上的每一处缝隙都看到了，那看到的就不是人，而是个多褶多毛的怪物。如果我们是鱼类，肯定看不到父亲，隔着水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形状（我猜的），甚至可能完全看不到，因为我们压根儿没有父亲这个概念。那么鱼类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人形吗？能看到某种食肉动物？还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呢？也许它看我们就像我们看浮云和雾霭一样，时聚时散。之后我们就变成了闪烁的小点，就像1971年的电动游戏那样。这样想来，影子投在白屏上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之所以有影子是因为人们看到了他。这是侏儒谣言的一个版本，这种谣言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我们体内的小人操纵的。我们可以拿它和进食做个比较：进食就是把食物吞下去，送给胃里的小人。那么问题来了，其实你根本用不着用眼睛去看。如果我们给盲人的舌头装上探针，再把针和镜头连在一起，一旦探测到小人喜欢吃的东西就会发出信号。[6]这不是比喻，而是我们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东西。眼睛和手其实非常相似，前者能看到事物，后者能通过触摸感觉到事物。视觉更像是在与环境互动，而不仅仅是观察周围的变化。

这样说来，华兹华斯希望在点点海浪间看到普罗谛乌斯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他是在适当的社会期待下长大的，也许真能看到普罗谛乌斯，听到特里同吹响螺号。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虽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也是诗人，但他还是更像社会学家（比例大概是1:99）。他认为，为了现代科学牺牲特里同的行为有待商讨：

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7]

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多神论时期、一神论时期、无神论时期。在多神论时期，普罗谛乌斯会浮现在海面上，特里同会吹响螺号。我们就生活在神话的氛围里，池塘里有美丽的仙女，天上的滚雷是神仙们在玩滚球。一神论可谓是一种觉醒，它把仙女和精灵都赶了出去，用唯一的神取代了他们。到了最后，信仰一神论的清教徒又以科学作为武器，瞄准了仅存的神话——上帝，并摧毁了他，从此世间再无神话。最初我们有宗教信仰，而如今却陷在卑劣的物质文明中无法脱身。他认为我们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爬到高处后把梯子扔了，于是就卡在了这里。

你可以说我们还相信神话。有一次我在小组会议上听到老教授奎因粗声粗气地说，心理学就是生物学，生物学就是化学，化学就是物理学。奇怪的是，他有一次还在书里写道，我们相信的东西除了感觉就是神话。

“从现象学的概念体系看，物质对象和数学对象的本体都是神话。神话的质量与相关性有关，这里的相关性是认知论层面上的。这种观点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对应着众多兴趣与目的中的一类。”奎因听起来好像很宽容，但他所谓的“众多兴趣与目的”种类非常之少，基本局限在物理选择和数理选择之间。在此基础上扩展，可以说我们相信的是高阶版的神话，我们相信人类一定能够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相信股票市场，相信一定会有稳定的工作。神话就像前面讲的公地的故事一样，它们在社会中都有存在价值，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神话本是仪式和礼节的集合体，反过来又让我们以独特的方式重新经历一次。它用节日作为标签记录季节的变迁，以舞蹈狂欢的形式使我们放慢身体的步调。以神话为中心的社会总会有聚餐，吃、聊、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仪式能将我们拉回到罗马尼亚比较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的“那个时候”（illo tempore）。新年前夕总是那样乱糟糟的，这是为了还原初创前的混沌状态；新年总是伴随着更替；洗礼总是象征着新生。神话中包含着想象力，就像经历了脑出血的吉尔·博尔特·泰勒一样，身处神话中能够感受到自身与世界的边界正在融化，最终天人合一。圣诞老人的神话就包含了这些仪式——庆祝冬至、唱歌、吃东西、收礼物。

神性覆灭，华兹华斯备感凄凉，韦伯愤世嫉俗。但他们为什么不做点别的呢？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去相信圣诞老人呢？从多神论到政教分离，韦伯将这段历史发展过程称为“Ent-Zauberung”，意思是“祛魅”，或是“Zauber”（Zauberer可作“巫师”讲）。“Zauber”一词与古英语中“teafor”一词相关，意思是“红色的染料”，因为古老神秘的符文总是红色的。为什么不让红色再次流行起来，用它给圣诞老人置办一身行头呢？为什么不去相信圣诞老人呢？

你怎么看？

[1]英国神学家、著名推理小说作家，著有“布朗神父”系列。——译者注

[2]英国作家、语言学家，著有《魔戒》《霍比特人》《精灵宝钻》等。——译者注

[3]英国文学家、学者，著有《纳尼亚传奇》。——译者注

[4]托尔·韦伯斯特（Tor Webster）是我在格拉斯顿伯里认识的一名凯尔特基督徒，他认为圣诞老人就是现代版的捕猎者赫恩（Hern the hunter）。他是他们民族中最强壮的战士，会在深冬外出猎鹿。拖回来的猎物浑身是血，还覆盖着雪花，这就是圣诞老人穿着红白衣服的原因。

[5]译文引自《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杨德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译者注

[6]可参见诺曼·多伊奇（Norman Doidge）的《自变中的大脑》。

[7]译文引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译者注

ME AND YOU

第五部分　我和你

13

生命之树上的树屋

其实拉伸肌肉和拓展思维是一个道理，要慢慢来才不会抻到自己。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圣诞老人存不存在的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给思维做拉伸运动的过程。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把童话捡起来呢？那些仪式和幻想能够带给我们愉悦感吗？我们能在生命的尽头找到存在的意义吗？

对于现实和人类思维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刀切的理论都是错的。如果现实真像逻辑学家想的那样，那你确实能一招吃遍天下。但如果现实是我想的这样，我可没办法给你一套通用的理论。我能做的只是告诉你这些理论是怎样影响我的生活的。既然看了书，你就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我能帮你一小下，因为书看到这儿，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成了你的一部分了。你好啊！

就像之前所说的，我哥哥在我出生前死于唐氏综合征，所以从小到大，家里总是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虽然没有挑明了说，但大家都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明说，所以想要反驳就更难了。我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圣诞老人。我曾经特别怕死，而且总是孤孤单单的，有时候又觉得无所事事特别平和舒服。和幽闭恐惧症正相反，我猜可能我得了幽闭症。我喜欢藏进又黑又深的衣橱，把自己埋在冬天穿的大衣里，这时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现在我长大了，回头再来讲这些可能对从前的我不太公平：我能告诉你从前的我是什么样子，但从前的我没法告诉你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子。从前的他造就了今天的我，我能理解他，也为当年的疑问找到了许多答案，不过估计他还是觉得我在加利福尼亚温暖的阳光里堕落了吧。某些时候成年人会将未成年人视为洪水猛兽，当然这种情感是相互的。对狼人来说，人类也是怪物——这些家伙居然在月圆的时候都不变身（对狼人来说，人家说得没错）。

但无论如何，历史终归还是胜利者书写的。如果过去的我不想长大，最后也怪不得别人。现在的我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自己。话说回来，过去的我有两个问题：一是感受不到爱，二是找不到解释万事万物的理论。对于这两个问题，过去的我最终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也能找到爱我的人（我是说我干得还不错），但我总是对死亡和无意义感到不安，这份不安毁了我的感情。真正的感情需要相互尊重，但那就是一团不断自我复制的分子啊，你要我怎么去尊重她呢？而且为什么人类要存在，宇宙要存在呢？不过谢天谢地，这些事都由不得我。我的身体里有一部分认为生命、追寻真爱、宇宙都是很重要的东西，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没什么是非有不可的。如果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印度教、佛教，这些我钟爱的理论都没能真正对生活（包括我的生活）起到帮助作用。如果我和女朋友都是原始意识，或是信奉道教，或者干脆就是一堆原子，那我要怎么说服她和我私奔到新奥尔良去写小说呢？

现在回头看，过去的我如此挣扎，都是源于对联系的渴望。在智力的层面上，我试图建立一套连贯的哲学理论将宇宙万物联系起来；在情感的层面上，我渴望和他人产生联系。但在内心深处，这两者其实是一种东西。我想去了解这个世界，我不想那么孤单，但我本身就是失联的状态，所以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愿望合成一个。

横向来看，我和同辈的人没有联系；纵向来看，我和祖辈也没有联系。为了摆脱东欧贫困的生活状况，我的母亲和祖母都从传统的犹太家庭中脱离出来，来到了美国。我的祖父沃尔夫（Wolf）和祖母格西（Gussie）都出生在加利西亚[1]，操着一口意第绪语，要和他们交流太困难了。如果有一台时光机把他们送回摩西时代，他们也能适应。但我父亲和我可适应不了，虽然光明节我们也点蜡烛，但我们并不认为世界是由仁爱的上帝创造的。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失去了我哥哥安迪，更因为每天你都能在《纽约邮报》上看到类似“宠物蛇出逃吞下婴儿”这样的故事，如果上帝真的仁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大学毕业后我在曼哈顿打了一段时间的零工，吃午餐的时候可以去图书馆。在那里我接触到了格尔辛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犹太密教。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我哥哥这样的唐氏综合征患者，会有蛇跑出来吞食婴儿，而仁爱的上帝依旧存在？根据对艾萨克·卢里亚（Isaac Luria）的研究，肖勒姆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上帝“无处不在”，那么异于上帝的东西都在哪儿呢？如果没有异于上帝的东西，那上帝又是怎么从无到有创造出世界的呢？……卢里亚认为，上帝为了给世界腾出一些空间，而被迫放弃了一部分自我。这是一种神秘的原始空间，为的是在未来创造和启示的时候重回人间。

根据卢里亚的观点，迄今为止我都活在上帝漆黑的柜子里：黑是因为他把灯关了，为的是人类有一天能把它打开。这观点真有意思，这个艾萨克·卢里亚是谁呢？为什么之前我都没听过？

要解释他是谁很容易：他是一名卡巴拉学者（Kabbalist）[2]，在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年代他还在以色列卖辣椒。他在尼罗河边上的小木屋里冥想了十二年，之后回到了以色列，在加利利的萨法德市给一小群学生讲了一年半的课，三十八岁的时候和家人死于一场霍乱。我之所以没听说过他，有两个原因。对犹太教改革派来说，他可谓是一个中世纪的疯子，在转世的问题上胡言乱语，推崇多重宇宙和多重灵魂；他关于上帝的看法很是古怪，认为上帝是反犹太教的代言人。但正统的犹太教派认为他圣洁而富有洞见——因此称他为阿里（Ari）或是“神圣的雄狮”（holy lion）——同时也十分危险。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他的思想曾启发了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这样邪恶的巫师，进而影响了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这样的飞行先驱，进而又对邪教领袖L.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产生了影响。此外还有更加激进的“先知”内森（Nathan of Gaza）之流认为只有犯罪才能得到救赎，声称古怪的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才是复国主弥赛亚，直到沙巴泰本人为了活命改信伊斯兰教之前，“先知”吸引了三分之一的犹太教跟随者。在经历了这场惨败后，正统派的捍卫者只能将阿里的教义雪藏起来。要想学习他的思想，你必须先结婚，生两个孩子，是正经的学者，年龄至少四十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喜剧编剧，结了婚，成了家（我儿子的名字“阿里”就是这么来的），但这个没能解决的问题就如同附骨之蛆，从少年时期就一直伴随着我，现在仍然时不时冒出头来。就在备感空虚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老师，他称自己是阿里思想的正统研习者，名叫亚伯拉罕·萨顿（Avraham Sutton），是居住在洛杉矶的叙利亚犹太人。从萨顿老师那里我开始学习阿里思想，跑到以色列萨法德去，在他的墓碑前痛哭流涕，星期六的时候不再开车，顶着大大的基帕（kippah）[3]出门，因此吓坏了不少家人和同事。五年后我开始写这本书，虽然周六依然不上班，但已经不再戴基帕出门了。我的思维变得更加多元，不再那样容易受到惊吓，越来越符合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但你心中肯定还是存着疑问：凭什么说现在的我就比过去的我要强呢？也许过去的我才是对的，现在的我已经开倒车了。可你更愿意相信谁的话呢（很遗憾，无论哪个时期的我都挺自恋的）？阿里曾是我的一部分，如今你读到这里，他也变成了你的一部分。我们都想在现代生活中给圣诞老人找个合适的位子，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将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融合起来。在这方面阿里能帮得上忙，他的思维就是一个大杂烩，跨越了神话和逻辑的界限。这就是说，如果你想用哲学分析来攻击他的思想，他会从你的指缝间悄悄溜走。但如果你带着所有的思维、想象和情绪一头扎进来，他能告诉你如何将这些东西连通起来。

我们就从阿里口中的“存在”开始吧。卢里亚称其为“没有界限”，阿拉米语[4]中称作“Ein Sof”，说得更学术一点就是“无限”。我们找不到能够与之作比的东西，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那么这样东西和“无限”之间肯定会有界限，“无限”就不再是无限的了。这确实很难想象，我们总得通过别的什么东西来区分一下，但又没有这种东西。从定义来看，无限中包含着一切。它是一个空泛的集合体吗？不，无限中包含着思维，包含着想象，包含着可能性，包含着一切物质诞生的母体，包含着数字，等等。

艾萨克·牛顿也学习过卡巴拉。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牛顿曾告诉他，上帝为了创造世界腾出了一些空间，这典型地就是卢里亚的卡巴拉学说。在开创现代物理学和微积分之前，牛顿曾耗费数年测算过耶路撒冷圣殿的比例。但只有卡巴拉学者才会关心这种问题，他们将圣殿看作是多重宇宙和多重精神世界的象征。

在谈到无限这个问题时，牛顿写道：“我不知道世人是怎么看我的，可我自己认为，我好像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拾到比平时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鼓舞，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

严格来说，从逻辑的观点来看，讨论无限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一个我们理解不了的概念，所以也就不该去思考它。正如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对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你说不出来，那就是说不出来，哪怕吹口哨也不行。相对地，受到过去观念的限制，我们曾说现实是有限的，那个时候就是错的。

要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所谓的无限，就是所有人拓展自己思维局限的总和。

比方说，你小时候读了很多布莱克、华兹华斯和雪莱的浪漫主义诗歌，认为整个世界都生机勃勃，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了安·兰德（Ayn Randie），她是利己主义小说的倡导者，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部无情的机器，只有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人才能得到救赎。认真研究她的小说，自己的世界就会遭到颠覆，从此你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人和现实世界。在读过很多书、彻夜恳谈多次之后，可能你会接受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她拓展了你的思维，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但即便是这样，如果哪天你遇到一个货真价实的牛仔，照样会被杀个措手不及。牛仔可不会像你们两个一样，他觉得你们俩在城里活得太久，书都读傻了，完全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季节更替，是户外的牛群，是懂得修理机械，是知道如何在恶劣的天气中自保。诚然，遇到安·兰德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但这扇门并不能让你在遇到牛仔时有所准备。那么下一个又要遇到谁呢？是举止优雅但冷嘲热讽的加纳王子？还是通晓如何让纽约议会通过法案的政客？你会有机会和海龟交流吗？谁也说不好，宇宙是无限的，你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也不知道没有了界限是怎样的感受。移除了世间所有的界限后，剩下的就是无限。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说很难摸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摸到。如果你要去抓什么东西，就意味着你能掌控它，但在这广阔的无限中，我们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你可以拿无限与宇宙本身作比，宇宙包含了一切，既包含存在的一切，也包含可能存在的一切，甚至包含其他宇宙中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一切。

还是没太解释明白对不对？光让我理解无限，我也理解不了。我想拿它和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做个比较。阿里说，可以，你可以拿它和三样东西做比较——树、人和家庭。

阿里很喜欢树。他发明了“Tu B'Shvat”，也就是“树之新年”。在伊甸园的故事里，树曾代表着永生，他将自己这套理论命名为“生命之树”。你可以看一下第185页埃利诺·戴维斯（Eleanor Davis）给生命之树画的插图，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将树作为无限的喻体。

首先，就像人一样，树是活的。在非概念的层面上，我们“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枝繁叶茂，因为我们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其次，树具有分形的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树是由树枝组成的，每一枝上的小树枝也与大树枝相似。无论将这棵树上的哪一部分放大，都能看到无数的细节，就像组成海岸线的水湾和半岛一样，它们又各自拥有自己的水湾和半岛，自相似性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下去，组成一个统一而无限的系统。再次，树的各部分和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树将左右脑半球统一起来看：左脑半球负责细节，右脑半球负责“感受整个有机体”。树是垂直生长的，物质和能量根据体内的平衡机制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循环往复。这种循环和我们体验现实的过程也有相似之处，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过，体验现实需要将认知、想象、情绪和身体全部关联起来。

树上为什么有十个圆呢？这是十个“原质”（spheres）。原质是生命体内部互联互通的方式，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每个原质都是我们寻求无限的特殊途径。这个过程称为“sefira”，英文译为“sapphire”（蓝宝石），希伯来文译为“数”（number），但为了避免混淆，我将它翻译为“原质”。抬头看看天空，你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苍穹，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天空是无限的，但根据时间和心情的不同，天空也是多种多样的。原质也是一样，它是一种具有特点的无限。那么原质又是怎么和数字扯上关系的呢？因为这十个原质有无限种组合方式，就像这十个数字也有无限种组合方式一样。数字可以从十减到二，从二减到一，从一减到零，原质也可以减到两个，最终减到消失，只剩一道光洒进虚空之中。

回到我的故事里：我希望能通过思考和世界取得联系，通过情感和他人取得联系，同时还能找到办法把这两种方法联系起来。阿里的原质就是为此而生的，它是这样运转的。有一个原质叫作“慈悲”，我将它翻译为“付出”。宇宙就是以这种状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不断的给予可以看作是一种礼物。还有一个原质叫作“严格”，有审判、力量和界限的意思，我将它翻译为“划定界限”。“划定界限”指的是那些规范我们探索现实的界限。当我们去理解现实的时候，现实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无限的，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收下它们，消化它们，最终带上它们继续生活，这时就需要划定界限。所以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成长的过程也是在圆圈间交替扩张，最终稳定下来。经过适当的自我分析，你也能对自己进行剖析，找到自己的圆圈。

“付出”和“划定界限”也可以用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某个人的人际关系很糟糕，也就是说他“界限划得不够好”。我们的生命中有付出的时刻，也有克制的时刻，所以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为了进一步拓展关系，我们总要在这两者之间拉拉扯扯。难道我们永远都要像精神分裂一样拉扯下去吗？永远都要暧昧地在爱和界限间来回晃动吗？不，其实在二者之间有一个动态的最佳平衡点，用阿里的话来说，这就是另一个“原质”，叫作“美丽”，但我将它翻译为“付出与得到”，它能把事情漂亮地解决掉。

这和威廉·詹姆斯的笑气之旅不同，但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和罐子里的笑气一样，这也是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理论系统。我永远都不知道“付出”和“划定界限”的平衡点在哪里。但并不是说我们无可作为，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选一个自己的动态平衡点。阿里建议我们向“付出”的一端多倾斜一些。虽然整个世界既有爱也有限制，但我们总是想要更多的爱，所以不妨多付出一些。

虽然想不出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但答案其实已经具象化在我们身体当中了。就拿犹太人系鞋带来说吧。我的曾祖父曾是奥匈帝国皇帝的林务官，我总是很好奇他是怎么当上的。为什么皇帝要让一个犹太人来管理森林呢？后来我去萨法德瞻仰阿里的墓碑，按照仪式洗了冷水澡，周五的晚上和几个卡巴拉学者一起吃饭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故事。很显然，当初曾有犹太改革派在皇帝耳边进谗言，说陛下应当罢免一些传统派的犹太人，他们太迷恋那些毫无意义的仪式了，连鞋带怎么系都有规矩。这番话反而激起了皇帝的好奇心：如果连系鞋带都有规矩，那他还真想瞧瞧这都是些什么人。可能他认为系鞋带都有规矩的人，做别的事照样也有规矩吧。无论这个皇帝当时是怎么想的，总之他给了传统派的人一些职务，其中就包括了我的林务官曾祖父。

系鞋带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呢？其实这是阿里教育的一种实际应用或操作方案。首先给右脚穿上鞋，因为在生活中“付出”更为重要，然后再套上左脚的鞋，代表着要“划定界限”。系鞋带要先系左脚，这样生活中才不会受到外界的限制，最后系右脚，代表要有更多的付出。这就是阿里教育的关键，他将原质系统在特定的仪式中具象化了出来。在理解原质概念的时候，我们想将思维、想象和身体糅合起来，它们最终就以精神化、想象化、仪式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就像罗素爵士的类型论一样，原质也是一个无限的网状系统：“付出”之下还有“划定界限”，“划定界限”之下也有“付出”，“付出”之下的“划定界限”下还有“付出”。

这套系统要怎么运转呢？假如说有个朋友要找我借钱，我也打算借给他，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付出”行为，因为一大笔钱就要流进他的账户了。那么我有“划定界限”吗？如果我只借给他一部分钱，那么当然算是划定界限了。他要的数额我没有完全凑出来，也就是说，我在“付出”之下“划定了界限”。如果他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把自己掏了个空，就是“划定界限”之下的“付出”。假如在此之上，体内有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说，应该能给多少就给多少，那么这就是“付出”之下的“划定界限”下的“付出”。就我个人来看，付出一定要划好界限。如果付出得太多，对方会感到很尴尬。这是一种“付出”之下的“划定界限”下的“划定界限”的“付出”。很复杂对不对？其实这个过程是无限的，因为经验总是越来越深入的，所以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复杂。

假如说简把乔给打了，她问：“乔，你能原谅我吗？”乔说可以，这就是一种“付出”。但我们都知道，乔说这话可能并不是真心的，而简也知道乔的话不是真心的。所以她可以再问一次，他也会再回答一次。从理论上来讲，简可以问无数次，为了修复二人之间的关系，乔也可以回答无数次。其实我们确实不能对次数做出限制，如果简知道上限就是七次，乔也就原谅了她七次，那么她就会想：回答的次数是限定好的，乔是不是真的原谅我了呢？

就这样，“付出”这个原质就无限循环了下去。但为什么说原质和原质之间的关系也是无限的呢？因为乔并不是每次都会“付出”，说“好的，我原谅你了”。有时他会以“划定界限”的方式说：“我不能原谅你。”有时他会以“付出与得到”的方式说：“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回答方式都会伤及简的感情，之后乔还要再去向她道歉。这个时候简的回答可能是这三种中的任何一种：我原谅你了；我不能原谅你；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划定界限”“付出”和“付出与得到”之间的轮转也是无限的。睁眼看看吧，这种原质间的轮转无处不在。

但如果你只去抓一个原质，很有可能会扑个空。我有个朋友多年来一直想要个孩子，但他两个哥哥都没有孩子。于是他有些担心，如果自己因为有了孩子而获得了幸福，那这是不是在批判两个哥哥的生活方式呢？你可以说，他对哥哥们“付出”得太多，“界限”划得太少。但是为了不给哥哥们“划定界限”，他给自己划了许多界限，追求幸福的动机明明非常单纯，他却用“界限”把自己框死了！这种单纯的“付出”到头来适得其反。这种情况其实十分常见。就像文化相对主义本意是善良的，它主张避免将殖民主义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但如果女性因为拥吻就被乱石砸伤，而西方文化为了体现善意不去做评判，那么这样的不作为也是一种罪恶。

之前在研究看苹果问题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对应理论。我认为阿里的理论将对应理论又向前推了一步，这才是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荡者游戏。对应理论将我们放置在宇宙之外，然后拼出了一幅完整的画面。如果画面不够完整，只能说我们的想法还不够清晰，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在阿里眼中，我们就是四处蔓延生长的大树。思考越深入，树枝伸展得就越远，思考不会减少生活中的矛盾，矛盾的数量反而还会增加。但只要方法正确，并且能在矛盾中保持安然，那么结果肯定不会是一团乱麻，最终我们只会有更丰富的经历，可以与更多不同的人交流。如果阿里是对的，那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人生要经历这么多矛盾了。当然，我们最终也不知道直觉和理性的中点在哪里；不知道对人应该掏心掏肺还是有所保留；不知道谦逊是真的谦逊，还是一种变相的炫耀；不知道应该向现实妥协，还是去感受、去思考。阿里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问题这么多，答案却这样少；为什么我们能理解矛盾，却给不出解决方法。我们就是那繁茂的生命之树的一部分。矛盾并不代表问题，它代表着成功。

[1]中东欧旧地区名，历史上曾为奥地利的一省，现位于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译者注

[2]指研究犹太密教的人。

[3]犹太教男子戴的圆形帽子，以表示对上帝的尊敬。——译者注

[4]阿拉米语是阿拉米人的语言，也是《圣经·旧约》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和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的日常用语。——译者注

14

面对什么

雷蒙德·斯穆里安（Raymond Smullyan）是一位逻辑学家，也是一位道教信徒，佛陀的故事还讲得特别好。有一次佛祖来到镇上，给了每个人一个发问的机会。有个人不想浪费这次机会，想了又想之后问：“最好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又是什么？”佛祖回答：“这就是最好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答案。”

受这则谜语的启发，我也编了个故事：

问：它通常给问句做开头，但也能给答句做结尾。它是什么？

答：什么。

这就是答案，“什么”这个词通常是问句的开头，但在这则谜语中也是答案。

在纳粹哲学家中，我最喜欢马丁·海德格尔。有一次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人类，就是会拿“这是什么”当回事的生物。他将人类称为Dasein，在德语中代表“此在”（there being）[1]。也许他应该称我们为“何在”（where being），因为在阿里的观念中，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不会去下定义，而是会不断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我是什么”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出口的，根据定义来看，我们就是那种会问“这是什么”的生物。

阿里将智慧称为“Chochmah”，卡巴拉学者将其拆分为“koach ma”，意为“‘什么’的力量”。目前为止我们讲了原质，讲了无限，讲了我生活中快乐和悲伤的故事。现在书读到这里，这些故事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你会抛出一个大问题：“那又能说明什么？”

我们要怎样看待“无限”呢？也可以换个方式表达，如果现实真的是无限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和界限搏斗，有时候能跨越界限，有时候会被绊倒，那我们该怎么做呢？要怎样去看待界限这个问题呢？心理学上，我们通常都是在认知层面上认识局限的：它是我们思维或大脑中的小模块，会导致我们对时间产生错觉，听到两种相似但完全不同的声音。再换个角度，如果我们去看动物，它们是一个被划在人类界限之外的群体；如果去看精神病患者，他们是一个被划在精神健康的人类界限之外的群体。这些都是界限，那么它们的界限又是什么呢？我们又是什么呢？

“什么”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什么存在？什么是重要的呢？来看看这个很简单的句子：“我们面对的是‘什么’。”这里面包含了三个关键点。一是“我们”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前面我讲了一些自己发疯的小故事，有些可能会引起你的共鸣，有些不会，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我们”。二是“什么”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哲学和科学的范围内探讨过了。阿里真正关心的是第三点：面对。既然是问题“什么”在面对我们，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张脸的问题好了[2]。

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说无限其实有张脸？这是不是既侮辱了现代思维，又侮辱了古代犹太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戒条呢？这样说是不是在开倒车，又退回去讨论隐形超人在空中飞翔的问题了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彻底放弃现代思维，重新拥抱神话传说了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拥抱”这个词。头脑是用来想象的，手臂是用来拥抱的，“想象”这个词听起来就是精神层面的，“拥抱”这个词听起来就是身体层面的。人们会说，我们的手臂可以拥抱现实，我们的头脑可以进行想象。这也就是十个原质会排成人形的原因：比如说，“付出”和“划定界限”就是这个人的两只胳膊，可以用来拥抱他人，“付出与得到”就是那颗心脏。顺带一提的是，“想象”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就是“抓在一起”的意思。“无限”是无限的，这之间的距离就像认知能力与四肢之间的距离那样遥远。换个方式来看，如果无限真的是无限的，那它肯定能给自己划定界限。如果划不出来，只能说它也有局限。

那么脸呢？来看看戴维斯女士所画的这幅树的插图。

在天空中有一张脸，在树干上也有一张脸。这些脸是不是都是幻觉呢？这棵树是真的吗？不，这棵树不是真的，它只是涂在纸上的墨水而已。这两张脸其实也一样不是真的。

阿里认为，“脸”是“无限”这个概念在人类意识中的一种呈现方式。和老派的卡巴拉学者相比，这是阿里的一个创新，为此他也备受启蒙主义者和传统犹太人的质疑。用韦伯的话来说，他们各有更深层的含意。对启蒙主义者来说，如果说现实有一张“脸”，它就是我们婴儿时期需求和欲望的一种投射。对传统犹太人来说，如果说上帝有一张“脸”，那就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二诫。[3]在涉及上帝实体化问题的时候，卡巴拉学者们就要非常小心了。

有个几乎要被逐出教会的意大利翻译、拉比摩西·哈伊姆·卢扎托（Moshe Chaim Luzzatto）认为，阿里并不是在搞偶像崇拜：

（原质）既可以发散光束，也可以收拢光束。虽然它没有实质的形态，但却能以多种不同的形态显现出来，看到的人会以为这就是它本来的模样，但其实它根本就是视观察者而定的。“在先知的手中，这即是众生画像。”（《何西阿书》）从实质上来看，原质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不同力量，它们之间相互倚仗，相互影响，根据目标的不同加以排列。

卢扎托认为，在我们试图理解“无限”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并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形状。无限本身是具有无限性的，但“看起来像某某”就是一种局限，会受到某种特殊的思维或是特殊的视觉系统的局限。

神经科学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对脸做出反应，有时候又不会呢？在多层迷走神经理论（The Polyvagal Theory）中，史蒂芬·伯吉斯（Stephen Porges）进行了记述，并提出一套名为迷走神经悖论（vagal paradox）的理论。神经科学认为复杂的大脑皮层进化的时间比较短，在它的下面还覆盖着一层更古老的神经系统，从头到屁股全都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其中最长的一根分支神经就是迷走神经，它将颅骨、脸部、喉部、心脏和肠道勾连在了一起。迷走神经会在“休息和消化”时降低心率，甚至会造成心率过缓。多层迷走神经能够从头延伸到各器官，它分为两条不同的分支：一条的反应速度比较快，神经细胞的轴突与髓鞘是分离的（有髓迷走神经）；另一条反应比较慢，轴突与髓鞘没有分离（无髓迷走神经）。

再把交感神经算进来，我们就有了三条神经通路，在平时的生活中每一条都有不同的功能。

首先是无髓迷走神经，它会在我们遭遇终极危险时启动。比如说有一条时速40英里的大白鲨朝我们游过来，眼看就要把我们吞下去了，这时我们会尽可能地降低新陈代谢，以期用装死的方法度过这段恐怖的时间。当然，如果我们是缓慢的爬行动物，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是哺乳动物，对能量的要求很高，新陈代谢突然降低很可能会导致死亡。

其次是交感神经，也是在受到威胁时启动。我们会在“斗争还是逃跑”之间选择，不会直接拉闸断电。到了这个时候，思维会变得混乱，容易想不清前因后果，同时面部表情会变得僵硬，没办法表达内心微妙的情感，也察觉不到别人脸上的细微变化。此外，我们会失去分辨人声的能力，对自己的声音也会失去控制，放声尖叫或完全失声都是有可能的。有时候所谓政治的艺术就在于把人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用交感神经来思考。

最后是有髓迷走神经，它是交感神经上的一个“刹车装置”。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声音声调，可以玩耍、欢笑、交流。有髓迷走神经就是掌控吸收能力的，根据艾萨克的解释，有位卡巴拉学者在阿里之前一百年提出，最高级别的原质不是知晓的能力，而是吸收的能力。有髓迷走神经还会牵制耳骨，将轰隆隆的巨响减弱，将高分贝的声音放大。我们是很胆小的哺乳动物，这是我们秘密进化出来的一套收音机装备，恐龙一类的动物是听不到的。

哺乳动物进化出了中耳，交流的时候不易被其他爬行动物察觉，而且还能听到更低频率的声音。耳部肌肉缩紧会扯动听骨链，这样就可以听到低振幅、高频率的声音。这种机制既能屏蔽掉频率过高的声音，也能屏蔽掉人声之外的背景声音。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扯动中耳的耳骨，自动切换这套收音装备了。

为了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我们的听骨链缩紧，中耳改变了声音的传导方式，在抑制低频声的同时提高获取人声的能力。但这种选择也是有代价的，要捕捉到低频食肉动物的声音就很难了。[4]

有髓迷走神经只会在安全状况下启动，比如待在屋里或洞穴里，而看到恐龙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在有髓迷走神经模式下，我们可以分辨声音，看清面庞，但模式切换后，我们就听不见也看不到了。

在现代神经科学的体系下，这张“无限”的脸，就是在有髓迷走神经模式之下感知到的。我们说上帝也有一张脸，并不是说你向窗外望去，就能看到一张巨人的脸正盯着你看。

那样就太奇怪了。我是想说，生活中的事物都能以第三种方式相互连接起来，这是一种含蓄而温和的情绪潮。我们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却无法理解其中的含意。我们能感知到这种存在，就像是看到一间空屋子，但你知道主人还在。我们冥冥中能感受到宇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洞穴、我们父母的衣橱。

在我看来，现代神经科学和16世纪犹太密教虽然谈不上雷同，但也绝对有相似之处。之所以相似，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人类想要了解自己，都想避免笛卡尔式的错误。他们都认为人是统一体，认为知识就是记录生活的演进，认为自觉是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只不过阿里的理论体现在意识的增进上，神经科学则是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说明我们机体的左右两侧（两个脑半球）是如何运转工作的，比如在与环境进行交互时，哪条是高反馈回路，哪条是低反馈回路。

伯吉斯是一名无神论者，他可能会说：“动用有髓迷走神经时，认识事物就像识别人脸一样，这其实是一种错觉。这明明是用来感受现实存在的器官，我们却要用它来感受不存在的东西，在本质上就是错的。”但艾萨克·卢里亚会回应说：“为什么通过大脑皮层认识世界就更合适，通过大脑边缘系统就不行呢？如果说认识事物是人脑与生俱来的功能，那我们到底要怎样读取这张脸上的表情呢？是去分辨安全还是危险吗？还是读取二进制？还是识别三维物体在时空中的排列次序？我们怎么知道这张脸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和我们闹着玩，什么时候皱眉头，什么时候是在和我们说话呢？”

如果没有大脑和眼睛，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没有大脑和耳朵，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但每个人使用这些器官的方式不同，即便有了大脑，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千差万别。处在受惊的状态时，我们是不会对人脸和人声做出反应的。如果像笛卡尔解剖狗那样残忍，我们就不会对动物的脸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沉浸在恐惧之中，不光对动物的脸，对人脸也不会有反应。那些身患孤独症的人也不会对他人的脸做出反应。阿里认为信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孤独症患者类似。他们屏蔽掉了生活中“无限”存在的各种征兆。

如果你说“无限”和人压根儿没有相似之处，那我有一个问题：要怎样才能像个人呢？我们像人吗？狗像人吗？假设我想找个人滚床单，将它视为单纯的体力休闲活动，那么我不过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垫圈而已。连这样都算人的话，为什么不能将宇宙拟人化看待呢？这里所说的拟“人”指的是机体方面的人。假如我就把自己当作纯粹的动物看，这时将宇宙拟人化是不是说它就和动物一样呢？“无限”和动物有相似之处吗？如果这样说，动物的一生都在不断探索进化，那么“无限”当然算是动物了，为了得到“有限”，最好的方法也是去不断探索。如果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我而言其他人都是谜题，那么“无限”就是谜题。如果伴侣就是和我一起探索世界的同伴，那么拟人化的“无限”也是我探索世界的同伴。

可能有人会说，我不认为自己与事物、生活、宇宙有什么联系，在面对现实时不是斗争就是逃跑，我们不会用有髓迷走神经去交流、去嬉闹、去倾听、去对面部知觉做出反应。只有人类才有脸，事物是没有脸的。

但人类真的有脸吗？我们确实有肌肉和皮肤，脸上也有几个洞能吸收光线和食物。但只有在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时候，脸才是存在的。同理，“无限”的脸也只有在和人类意识互动的时候才存在。可能你想画条线记录一下，但得出的结论是“无限”总是毫无计划、完全随机地出现。为什么呢？因为随机会受到更多的限制，随机性和秩序性是人类意识演进中的两种不同结构。

那么上帝存在吗？有一种信仰上帝的观点认为，你可以给世间的万物列个清单：沃尔沃、吉士汉堡、山丘、夸克、中子星等等，这张清单的最上方会有一个创造这些事物的人，也就是上帝。但阿里不信这套，他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一种限制，要想对上帝进行描述，最准确的说法是：上帝是无限的。他认为上帝不应该出现在这张清单上，这听起来好像更像个无神论者。还有一种信仰上帝的观点认为，有髓迷走神经适于对某些事物做出反应，其中就包括人类、动物以及生活经验。阿里更赞同这种说法。

如果“无限”确实有一张脸，那要怎样解释矛盾呢？阿里关注的是两张特殊的脸，直译过来就是“长脸”（Arikh Anpin）和“短脸”（Zer Anpin），在这里“长”是指“长期经受的痛苦”，所以我将它们翻译为“友善的面孔”和“挑战的面孔”。阿里用这两张脸解释了罪恶的问题：如果世间真的有无限的力量和善良的初衷，那么《纽约邮报》上那些惊悚的内容是怎么来的呢？甚至你会想向这种力量发问：“你怎么能这样？”

卢扎托认为，如果世界带来的只有快乐，我们反而会觉得羞愧不安。我们不希望受到牵制，如果外界手把手地将快乐交给我们，反而会徒增牵制感。可以说，我们想要的就是喜忧参半的生活，虽然这样说不太好，但生活中必须有点可以搞砸的事。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重新理解，需要对现实有充分的感知，需要远离生活中的闲言琐事，这是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我们很容易在对生活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死去。

普鲁斯特是在提醒我们，生活就是一场冒险，我们有可能会琐事缠身，对真实的生活一无所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在《丛林猛兽》中警告我们，琐事并不是耗费生命的唯一途径。故事中的主角马切尔先生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生命中一定会发生不得了的大事，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最好的朋友终其一生都爱着他，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为时已晚。直到她去世，他才终于明白，为了等待这件了不得的大事，自己的一生都虚度了。

在我们担心自己虚度光阴的时候，就是“无限”在以“挑战的面孔”面对我们。并不是说有什么超现实的东西在生我们的气，而是为了防止一败涂地，我们在不断地对生活进行衡量。这种所谓的生气其实是一种失望。面对“挑战的面孔”就像面对脾气暴躁、疲倦不堪的父母，他们想让我们做好数学作业，想让我们不要欺负妹妹，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失望、会愤怒。其实用不着想象出一个巨人像看虫子一样看着我们，只要还存在着碌碌无为的生活方式，总有一天我们会与“挑战的面孔”相遇；选择逃避，灵魂就会受到挑战。

但当我们闻到草地的清香、呼吸清新的空气、凝视他人的时候，其他什么也不用做。单纯的存在就已经足够美好了，不需要大费周章，也不必过关斩将，这就是“友善的面孔”。每当我们庆幸自己依然存在，对整个世界充满感恩的时候，就是在面对着“友善的面孔”。

“友善的面孔”与“挑战的面孔”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像我们也有生气和高兴的时候一样，只不过是对事物的两种不同的情感表达。它们并不是分裂的，阿里从不认为事物在本质上是分裂的，因为有分裂就会有界限。就像诺斯替主义认为“天堂中只有一种力量”，母乳不可能一边好喝一边不好喝，上帝和撒旦不可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生活中有充满挑战的瞬间，也有友善的瞬间，它们只是两种表达方式，（对比人类意识来解释的话）是“无限”的两种神态、两种面孔、两种态度。

但比起“挑战的面孔”，“友善的面孔”更贴近现实。这是什么意思？无限要怎么贴近呢？根据阿里的观点（或者说观察、想象），终极的现实就是去感受无尽的喜悦。“挑战”只是我们通向终极的手段。如果对孩子说：我们想要你获得成功，想让你变成一个好人，这个时候“挑战的面孔”就显露了出来。如果我们说：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一样爱你，这就是在展示“友善的面孔”——后者更加真实，也更符合我们真实的愿望。

[1]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哲学概念。——译者注

[2]面对和脸为英语中face的一词多义。——译者注

[3]十诫其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译者注

[4]以上引自史蒂芬·伯吉斯《多层迷走神经理论：情感、连接、交流和自我调节的神经生理基础》。——译者注

15

万物的意义

在全书的开篇我曾说过，如果你恰好不相信圣诞老人，可以找一件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将它当作你自己的圣诞老人。

人生的意义其实是由两个问题组成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人生的意义在于你自己想解决哪些问题。如果你家周围被黑手党占领了，那你肯定要去做点什么。如果你特别聪明，知道怎样治疗老年痴呆症，那一定要好好地去钻研。无论是打击黑手党，还是治疗老年痴呆，还是无数其他要做的事情，这些都可以成为人生的意义。但第二个问题就比较难了：“怎样的人生才算有意义？为什么人生一定要有意义？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黑手党和痴呆症患者？为什么蛇会吞食婴儿？”阿里对此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可能有意义，如果人生毫无意义，活着会非常痛苦。只有解决了诸多不完美的问题，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才会感受到自身的重要性，才会抹去那一份羞愧不安。

就像牛顿对洛克所说的，“无限”将自己缩得很小，为的是给我们腾出一块地方出来大施拳脚。但是“无限”收缩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为了创造无限，“无限”本身必须从中抽身，但即便是抽身，它仍然需要存在在这里。如果“无限”不能抽身，给我们腾出一些空间，这就不是无限。但如果“无限”完全抽身，这也不是无限。它必须抽身又不能完全抽身，就像阿耶·卡普兰（Aryeh Kaplan）提出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悖论——上帝能不能创造出一块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也很像《麦琪的礼物》中的那对夫妻，关于这份自由你不能去想太多，否则礼物就失去了意义。人生的意义是“无限”能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但是为了让我们拿到这份礼物，它必须腾出一些空间。

这个答案是不是太取巧、太模糊、太不合逻辑了？是有这个可能，但要说句公道话，对于“怎样的人生才算有意义”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更蹩脚的解释，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

第一种解释是完全否定这个问题。“我找工作赚钱生孩子，换你也一样，一边待着去，瞎叨叨什么？”有些人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持这种观点，而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是这种观点。如果你自己满意，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你大可以继续像动物一样活下去。如果狗会讲话，我们可以问它：“你为什么要在猫砂盒里吃屎呢？”它也会这样回答：“换你也是一样，瞎叨叨什么？”这对动物来说没问题，反正最后它们也要被人吃掉，皮也要被剥下来做成鞋子。这样日复一日对动物来说完全没问题，我不是在批评它们。

第二种解释认为“做事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你可以问“为什么天冷了要穿毛衣”，但你不能问“为什么做事有意义”。我承认很难与这种观点辩论，但它完全没有说服力。

第三种解释认为有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在指引我们做事，所有“为什么”的答案都是“因为它想要我们这样做”。我不相信这种观点，它完全忽视了人类一些有趣而独特的特点，比如自由、判断和批评的能力，这些特点在这种框架下起不到丝毫作用。

第四种解释认为人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人类选择给人生赋予意义。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一切本质上毫无意义的事物，以及能够赋予这些事物以意义的人类。其实这就是笛卡尔的鹰鲨理论，是思维身体两元论。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呢？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中，怎么会有能够赋予意义的事物存在呢？如果人类能够赋予事物以意义，什么能组织我们改变主意吗？如果我们先赋予了事物以意义，下一秒又改了主意怎么办？如果真的能改主意，那一开始赋予的意义又算什么呢？

如果你也觉得这些都讲不通（我承认这点我没法证明），阿里的解释听起来是不是就很靠谱了？

类推下来，“无限”是在赋予我们以无限性。

为了赋予我们这种无限性，它创造出了一个宇宙，其中有一种生物逐渐进化得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能将自己从生物学和文化条件的作用中解放出来。

这种生物（也就是我们）需要无限性，这种无限性要求事物的存在需要有意义。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可怖的一面，我们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修复它。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当我们移除界限、摆脱互相之间的折磨后，就能够在无限中获得更多的个人感知。“无限”依旧能保持它的无限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事物也都有了存在的意义。

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才得出结论呢？为了解决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碎片需要拼凑，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才是完整的，而我们每个人的碎片都不尽相同。

阿里将“无限”比喻成了树和人，最后一个类比的对象是家庭。虽然夫妻二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但最终他们能将对立的观点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更高效的新方式。即便是持有对立观点的人也能够相处、相爱、组成一个家庭，这就是“无限”。诚然我们也会争斗，但人类历史上的每场战争、每次屠杀都显然只是感恩节晚餐上的一场争吵。我们都是一家人，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我们通过家谱将大家都联系起来，兄弟关系、父子关系、祖孙关系、曾祖孙关系，这就是“无限”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伤害能容忍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关系有多亲近。如果是兄弟，我们相互之间的要求会非常高，希望一切尽善尽美。如果是父母，对子女也有一些要求，但总觉得还需要给孩子擦屁股。如果是祖父母，对孙辈已经没有什么迫切的人生要求了，给他们饼干吃就好了。所谓家庭的终极悖论，就是这样一个网状的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爱、相互怨恨，以各种可能的角度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起码我是相信了，起码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我是相信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被说服的过程中，我解决了自己最初的问题。无论我们做什么，“友善的面孔”都会爱我们，赐予我们祝福和礼物，这听起来好像有些耳熟。卡巴拉学者认为这张“友善的面孔”有一把长长的白胡子。你是不是也想起了某个人？无论你做了什么都会送给你礼物，有一把长长的白胡子，总是面带笑容的那个人？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代表着“无限”的那张“友善的面孔”，他有着一副宽和的面庞，长长的白胡子垂到腰间，把头脑和心脏都连在了一起。

圣诞老人存在吗？存在。它是“无限”向人类意识显现的一种方式。

你的父母也是圣诞老人吗？

当然。

但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

埃里克·卡普兰是个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信仰佛教的犹太人喜剧编剧，他将关于现实的概念又向前推了一步，把哲学、神秘主义、喜剧和犹太文化混在了一起，这种做法确实引人怀疑。但我可能更过分，说撒旦只是16世纪萨法德的卡巴拉学者创造出来的概念，连犹太教的教义都抛弃了。我们是不是又回到“我的教义才是正统的，你的教义是异端”的问题上了？

我不是想让你全盘接受这些混杂的思想，而只是展示一下我是怎么做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分析。时至今日，我终于能够将逻辑学、神秘主义、幽默和卡巴拉教义融合起来了。如果你是一名有着比利时和巴基斯坦血统的无神论驯兽员，我更希望你能将苏菲派神秘主义、无神论、狮子的相关传说以及卢克·桑特（Luc Sante）的内容添加进来。不是说我对创建“邪教”没有兴趣，我兴趣大得很。“邪教”领袖可是份好工作，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愿意去做。你也应该创建自己的教派，我们可以相互认同对方的教义。

在你所认同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是真的？回答了这些问题，你就可以决定要加入我的“邪教”还是另立门户了。

要回答“圣诞老人存在吗”或是“我应该信仰逻辑还是神秘主义”，实际上都是对未来进行预测。无论是戴上头盔的艾迪，还是纽拉特的船，都是通向未来的航路，我们在选择要买哪一家的船票。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你要如何选择当下的生活。很幸运，这个问题是这当中最容易的，回答时不需要牵扯哲学或是科学，只要充分感知当下的情绪、思想和身体状况。要得到答案不光要调动思维，而且要全身心地投入。

来试试吧。

你认为人生应该怎样度过？如果这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想要变成什么样？你的购物清单上都有些什么？

首先，这个时候你肯定不想迷迷糊糊的，不然连最后一刻都要错过了！你肯定想对当下有充分的感知。

还有别的吗？

想感受一下发痒吗？不想。恶心呢？也不想。身体疼痛呢？肯定更不想。

你肯定希望感到快乐。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能体验到两种愉悦感：假如你正打得一手好牌，多巴胺会让你产生兴奋感，安多芬则会让你产生满足感。我认为那种愉悦感明明近在咫尺，但总也抓不到的感觉是最痛苦的。即便是最强劲的死敌，我也不愿这样诅咒他。既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关系还不错，那就来看看第二种吧。

也许人生的最后一刻能被无限拉长，也许过了这一刻才会被干掉（我希望不是现在，因为我喜欢你），总之你只剩下这一点点时间了，首先你肯定会想感受兴奋感和满足感。

但你真的确定吗？听起来是不错，注射海洛因、服用氧可酮也能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但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去做。举个例子，给哥哥捐献骨髓的时候我就服用过氧可酮，那感觉非常荒唐，当时我特别兴奋，甚至还在癌症中心唱起了歌。这很丢脸，当时明明很难过，但这些药片居然让我高兴了起来，药劲儿过去后真是有种解脱的感觉！那些吸食鸦片和海洛因成瘾的人并不是真的快乐，那是一种屈辱、一种奴役。

当然，在这个幻想的实验里你可以随便选择。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刻，要不要再加点什么让兴奋感更有意义呢？在我看来，单纯的快乐没什么价值，反正也要死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沉浸在兴奋感里，和自杀也没什么两样。你不会真正感到快乐的。之前我也说过，我挺喜欢你的，不想让你变成这样。

那再把意识加上吧。你想意识到什么呢？这个时候你肯定不想分心，我认为你肯定想感受当下，想感受一些美好的东西。

开头听着不错。为什么？这样就能解决海洛因成瘾的问题了？因为最美好的瞬间肯定不单单是快乐，你肯定还完成了一些自己关心的事。这些事才是关键。如果你感到自己可有可无，与周围失去了联系，那肯定不好受。

为什么要把圣诞老人和存在问题放到生活的大背景中，可能现在你也明白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全身心地去领会最美好的瞬间。我们是全身心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可以得到身体最直接的反应。如果你也和我一样，那自恋和唯我论并不会给人以愉悦的感受，即便大脑感觉十分愉悦，我们的身体也会做出恶心、反胃的反应。这样的选择谈不上美好，更谈不上最好。换个方式来讲，我们嘴上说自己自私冷漠，但如果要在以下两种情形中进行选择：

1．自己快乐的同时，让全世界遭殃。

2．自己承受一点点痛苦的同时，让全世界感觉良好。

你会选第一个。

但接下来，心理健康的人都会选第二个：

1．自己快乐的同时，让全世界遭殃。

2．自己快乐的同时，让全世界也感受快乐。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当生命走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没有了区别时，没人想做恶人。你希望自己快乐，也希望大家都快乐，这样自己才会更快乐。

我们来设计一个场景，把快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有一只怪兽想要吞噬掉整个宇宙，打败它的唯一方式就是经历一次高潮。这样一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不仅成了最伟大的英雄，还享受了极致的快感。即便造出了一个怪兽，这也比嗑药强多了。太吓人了！为了享受快乐，我们必须造一只吞噬宇宙的怪兽出来。而且可怜的怪兽刚刚被造出来，你就要杀了它。不是我有偏见，到底谁才是怪兽呢？

好吧。如果我们不杀怪兽，去做点好事呢？

如果你的高潮能引起另一个人的高潮呢？

这回好像靠点谱了！还有更好的做法吗？当然，如果对方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或是只能由你带给他这样的体验呢？这个主意我喜欢！如果不单单是带给一个人高潮，而是带给所有人高潮呢？听起来真是太棒了！

但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说：“问题？所有人都高潮，哪有问题？我觉得挺好，接着来。”但这就是问题，它太无聊、太平淡了，简直就是《阁楼》杂志和《连线》杂志的混合体。这种观念可能早就植根在我们的身体中了，也可能是因为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间断的媒体熏染。我不是要批评它，因为一开始确实很有意思，但这仍然不是最好的选择。既然一切都没有区别，那么最美好的瞬间应该是新鲜的、出人意料的。你肯定不想感到无聊。

大家都感受到快乐了，那还能再加点什么呢？加什么才不无聊、不老套呢？

有些快乐并不无聊，它们都源自于发现：比如学到了知识，解决了问题。这种发现可以是智力层面、艺术层面或是个人层面的，可能是你了解了自己的使命、搞清了自己要养什么宠物、想和谁结婚、想住什么样的房子，也可能是构建起了一套成功的理论体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有了非常惊人的发现，相比之下之前的日子太糟糕了，就像一直有怪兽在吞噬宇宙一样。这是个应该高喊“啊哈！”的瞬间，将之前的时光映衬得黯然失色。当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贝多芬脑海里出现“”的旋律的时候，他们都有过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比喻，之前我们在物质层面也做了类比，那么情绪层面有没有类比呢？在情绪的层面上，比如《自然之子》（Nature Boy）这首歌响起时，最重要的是你能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感受。

所以说……最好的瞬间应该是极致的身体快感，加上爱与被爱的情绪满足感，再加上高喊出“啊哈！”的精神愉悦感，很新鲜，很出人意料，就像一个茶包泡出了五杯茶。

已经很好了，但还不完美。我可不希望你为之前虚度的时光感到惭愧。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从前的时光呢？我们肯定都希望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要比过去更好，但又不能反衬得过去像一堆垃圾一样。我们对过去心怀感恩，同时享受当下更美好、丰富、新鲜、有趣、快乐的新生活。

换句话说，最好的时光并不是要完全抛弃过去的岁月，而是可爱的婴儿长大成人，是只有两片嫩芽的植物长成一株繁茂的花椰菜。

如果我觉得成长这件事很无聊怎么办？嫩芽长成花椰菜，小孩子长成富有活力的成年人，甚至是细菌进化出热热闹闹的地球生物，如果我觉得这些统统都很无聊怎么办？很遗憾，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如果你一心求死，就赶紧去寻求帮助吧。别再看书了，走到你的生活中去。去种一株花椰菜，照顾一个孩子，给山羊挤挤奶，出去散散步，感受一下自己体内的生命循环。我有一个十分笃信的观点：如果你觉得生活无聊，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生活的问题，因为生活一点都不无聊。植物、动物、生态系统都是最有意思的东西。要驱散无聊感，你需要去感受身体，感受情绪，感受生命的脉搏。

我们在寻找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它需要新鲜，需要有无限的可能，需要有过去的积累，就像从尘土中生长出植物。在我看来，想要知道圣诞老人存不存在、人生有没有意义，你就得把这些想法装进脑子里，看看自己快不快乐。能不能有哪位聪明的科学家、伟大的牧师、神秘主义者或是维基百科直接告诉你答案呢？不能。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只有你自己经历过了，才会知道它对你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是的，世界上有很多事即使不做也知道很重要，比如让孩子学点西班牙语。成为中产阶级家长后我总听别人说：“让你的孩子学点东西吧，特别重要！”这确实很重要，但规矩很多，也很无聊。哪些才是最重要的事呢？是那些能为你开启新世界大门的事，大门后是你之前不知道也没有想过的更多重要的事。

要想知道事物是否存在，在头脑状态良好的时候装进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要想知道头脑状态是否良好，就去看看它是怎样一步步由过去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带给了我们多少欢乐和意义。纽拉特说得没错，我们最初都有一些自己的坚持。但随着时光流逝，我们遇到了其他人，与他们相爱生子，变成祖辈。后代是由我们的基因网和人生意义造就的，就像一棵大树结出了果实。

无论相信量子物理还是圣诞老人，信仰都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另有一种超越于纯机械之上的逻辑。[1]这种纯机械的机制可能会被打破（在这里可以假设某种事物本身能从创造者对它赋予的存在目的中抽离出来），但生物必须经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然后繁衍，变老，直至死亡。

现在终于可以谈一谈死亡的问题了。我们已经设想出了完美的永恒瞬间，也设计好了完美的最后时光，二者有相似之处，都会在我们弥留之际出现。面对人生的最后时刻，如果我们能赋予它意义，就相当于赋予了整个人生以意义，任何瞬间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活着的最后一秒。

我们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呢？出人意料的是，答案来自于我们研究精神病学的老朋友伯吉斯，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老鼠的科学实验。

C．P.里克特（C．P．Richter）在《动物与人类的猝死现象》一文中写道，他先剪掉了一些老鼠的胡须，然后把它们扔进水桶里，让它们一直游，直到淹死。实验前理论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B．Cannon）曾预测老鼠会在“斗争还是逃跑”间挣扎，交感神经兴奋，最终怀着无尽的恐惧力竭而死。结果证明，被驯化的老鼠确实会在死前游上好几个小时，但野生的老鼠会直接开启迷走神经假死，15分钟后平静地离世。

你想当哪种老鼠呢，野生老鼠还是驯养老鼠？我宁愿做野生老鼠。如果真的走到生命的尽头，即便最终化为虚无，我也宁愿平静地离世。驯养的老鼠太可怜了，他们在临死前仍然极度恐惧。如果我们平静地接受死亡，不去动用交感神经，那种感觉会更类似于希望。不是特指自己希望安睡在绿荫之下，而是对世间万物的希望。在离世前，我希望能有几分钟思考的时间，可以沉浸在喜剧里，和家人朋友讲讲笑话。如果那一刻真的到来，我希望能开启迷走神经假死，安然享受这不确定的瞬间。

[1]参见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的《生命与行动：行动的基础构架与实践思维》一文，非常精彩。其中讨论了生物与非生物间的逻辑区别。举例来说，精子有尾巴是为了在卵子上着陆，但大部分精子都没能在卵子上着陆。

结论

我未来的孙子

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可以想象。如果用科学理论思考，未来人类可能会继续进化，发明出智能机器人，我们喜爱的熊、狗、马和橡树这类动植物也会不断进化，有一天它们能开口诉说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是我的一种假设，但我保证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肯定会告诉你。如果我右脑用得多一点，我会相信爱是一切的基础。但礼物只有打开了才算是礼物，所以未来到底是怎样，我也不清楚。

如果更具体一点，我可以想象多年后见到塔米的场景。我会向她道歉，因为这本书，斯凯勒再也不相信圣诞老人了。圣诞老人只是把“无限”那一半“友善的面孔”表现了出来。所以我请她读了前面的内容，她是这样说的：

“埃里克，说真的，无论是逻辑、神秘主义还是哲学，我都没有兴趣。我喜欢喜剧，但不会拿它当真，这不是消遣用的吗？你说的阿里和‘友善的面孔’我一点都不了解，听起来太诡异、太遥远了。我是纳什维尔人，除了家庭之外，最感兴趣的就是收集小老鼠演奏乐器的摆件。不是说每个人都该收集这个，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骄傲。摆弄的时候它们显得特别珍贵。我不想把它们拿给别人看，也许会弄丢，也许会搞坏。

“我有一个圣诞小老鼠的摆件，它的名字叫‘圣诞胡爪子’。我很喜欢它，喜欢和它玩，总是留心不要把它弄坏。

“我和孩子说圣诞老人的时候，是想告诉他们一些我觉得珍贵的东西，但不想把它们搞坏，就像我不想把老鼠摆件搞坏一样。这些东西我不想给任何人看，因为我不想被其他人取笑。但在家里的时候我很爱它们。这个圣诞胡爪子就是圣诞老人送给我女儿的。”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我本以为在经历了阿里、斯凯勒和动物园的圣诞老人事件之后塔米会把我拉黑，但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这么做。之后阿里和她的儿子斯凯勒成了哥们儿，又和她的女儿肯德拉（Kendra）成了朋友。之后两人开始出双入对，在经历了少年时期的亲密和背叛后，两个人最终相爱并结婚了。

现在塔米成了外婆，我成了祖父。这个孩子长大后，会试着去搞清自己诞生的意义。回头看过来，他会发现祖父相信“无限”有一张“友善的面孔”，外婆相信有圣诞老人。穿过圣诞节清晨的迷雾，面前堆放着他的礼物，上面分别贴着“逻辑”“神秘主义”和“喜剧”的标签。当他打开礼物的时候，估计我会跟他一起喊：“吼吼吼。”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Table of Contents

引言　我儿子、儿子朋友的母亲以及两种解释

LOGIC　第一部分　逻辑

1　本节标题无法描述本节内容

2　怎样才能显得不傻

3　最明智的行为就是让自己变傻吗？

MYSTICISM　第二部分　神秘主义

4　以手指月，指并非月

5　圣诞修行

6　我既愿意又不愿意

COMEDY　第三部分　幽默

7　圣诞老人的果冻肚子和西尔弗曼

8　卡布先生的大黄瓜

9　痛苦是幽默减去了时间

LIFE　第四部分　人生

10　沦为荒诞

11　脑半球中的圣诞老人

12　奥丁存在吗？

ME AND YOU　第五部分　我和你

13　生命之树上的树屋

14　面对什么

15　万物的意义

结论　我未来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