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纪念版
Author: 钱钢
Date: 2017-02-28T16:00:00+00:00

唐山大地震
纪念版

钱钢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山大地震：纪念版／钱钢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54-0723-4

Ⅰ．①唐…　Ⅱ．①钱…　Ⅲ．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②大地震—史科—唐山—1976　Ⅳ．①I25

中国版权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9311号

出版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姜楷杰　宗　边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5印张　2插页　插图44幅　211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6.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录
序
我和我的唐山——1986年版前言

第一章 蒙难日“七二八”

3时42分53.8秒……
大自然警告过
目击者言
濒死的拂晓

第二章 唐山——广岛
红色救护车

陡河！陡河！
开滦！开滦！
目标——唐山
剧痛中的城
天上地下
抢夺生命

第三章 渴生者

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8天：“小女孩”王子兰
13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
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里
宾馆

看守所
精神病院
盲人居住区
40次列车

第五章 非常的8月
罪恶能的释放

推开瘟疫
“方舟”轶事
政治的1976

第六章 孤儿们

3000：不幸的幸存者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张家五姐弟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
备忘录（一）
备忘录（二）
历史记着他们

我的结束语

附录

《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

纪念我的蒋叔叔

献给于劲

序

2008年，两位从汶川回来的记者，请我在一本蒙着尘土的旧杂志上签名。这是1986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整本刊登了《唐山大地震》。我谢谢他们找来这件“出土文物”。“文物”是戏言，“出土”倒不假。因为汶川，许多人想起遗忘已久的唐山。如今，汶川的记忆也已差不多被岁月掩埋了。

不同年代的故事，一层层相叠。新的痛楚覆盖了旧的创伤，旧的悬疑又被新的追问覆盖。读者遇到此书，可能是在唐山地震40年后，也可以是在50年、60年后。书中的一切，包括叙述风格，可能与新的读者逐渐疏远。他们能否理解“1976”？他们怎样看“1986”？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1986年，《唐山大地震》发表。前者发生在“文革”末期，后者发表于80年代改革中期，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关键一年。

自然灾害和社会演变有关联，但没有简单的因果律。将两者连在一起的，是人。唐山地震发生时，“文革”已近尾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全面专政”的口号飘荡在废墟上。作为一名军中文学青年、上海文学杂志《朝霞》的“工农兵编辑”，我参加了抗震救灾。但那时我绝无可能写这样的《唐山大地震》。十年后，时移世易。还是那场灾难，但人们对灾难的态度，人们对“人”的态度开始改变。

1976到1986，是浩劫后，在精神废墟上开始清理和重建的十年。我亲历了这种清理和重建，感受了它的艰难。我走进职业新闻队伍，走进报告文学队伍，告别虚矫，学习诚实面对现实和历史，包括重新搜集整理唐山地震资料，重新审视这场灾难。

居于灾难核心的是什么？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悲剧，而非被意识形态所需、所用的其他。这是常识。但常识的确立不容易。这本身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

《唐山大地震》已成为史料。这本书记录了1976，也留下了1986的印记。1976年唐山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是一种真相；1986年一个中国记者的思考与写作状态，是另一种真相。因为这个原因，本书再版时除了订正事实错误，对1986年的文字（包括“十年”这样的时间概念）未做改动。

1986年初版的《唐山大地震》，由我的老师、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先生作序。他写道：“钱钢是把《唐山大地震》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

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此书，我在序言里说：“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对无数的悖论，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埋藏在20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埋藏在我曾经目睹、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

这仍然是我今天想要说的。

钱钢
2016年4月15日写于香港大学

我和我的唐山
——1986年版前言

无疑，唐山是属于我的。

如果说，十年前那个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23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那么，今天当我再次奔赴唐山，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

不久前，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世界历史上的今天》。出于什么呢？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几乎是下意识地，随手翻到了那一页。

是的，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

7月28日

……

1794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朱斯特被处死

1914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

1937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

1973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1976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

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唐山大地震，它理所当然地要和世界历史、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类所铭记。

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这些年，每当7月28日凌晨到来的时候，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着。悄寂无声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老年人的，中年人的；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

我儿×××收

爱女×××收

父母大人收

……

晨曦中，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由絮絮缕缕渐渐融合成一片，如白色的雾，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纸灰在雾中飘浮着，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飞得很高，又缓缓飘落，落在路旁草丛中，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们的银色鬓角上。她们没有拍去它，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不，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老人的嘴唇颤动着，在喃喃地诉说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我理解，在唐山，“七二八”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那些高楼下的十字路口，那些窄小的老巷，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被房梁砸倒、被楼板压碎、被瓦砾和落土活活窒息的。十年后，废墟已不复存在，然而我认得出一切。我走着，从路边栽着拳头粗的小树的新修的干道，走向老树夹径的狭窄的老街。是一个无月的夜晚，我独自漫步在一条十年前曾去过的小路上，忽然发现，路灯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杨，通体银白，闪着奇异的光。这些在大地震中，曾像浪中船桅一样剧烈摇荡过的老树，这些曾目睹过当年一幕幕惨状的老树，它们至今还在默默地、忠实地守护着什么呢？那一根根形状弯曲的枝条，使人想到它细密的根须。十年来，老树的根须一点一点地伸向死难者长眠着的大地深处，是在为地上和地下、生者与死者传递着什么音讯吗？

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

死亡：242769人

重伤：164851人

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8.2级大地震的情景是极为可怖的，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死亡计10万人。

1960年5月22日智利8.5级大地震，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巨浪直驱日本，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这次地震的死亡者，总数近7000人。

还有1964年3月28日美国阿拉斯加8.4级大地震，冰崩、山崩、海啸、泥喷，总共使178人丧生。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2.4倍，智利大地震的35倍，阿拉斯加大地震的1300多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损失，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

太难了，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难了。

不久前我访问过一位唐山妇女。在她家，她给我端出水果和糖，出于礼貌，我请她也吃。她却连连摇手：“不，不！”她说，“大地震后，我就没吃过一点甜的东西……”她告诉我，她是在废墟中压了两天两夜之后被救出来的，出来后吃的第一样东西，是满满一瓶葡萄糖水。从此，一切甜的东西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苹果、橘子、元宵、年糕，甚至孩子的朱古力……，这一切都会唤起她十年前在废墟里渴得几乎要发疯的感觉。“我不能沾甜的东西，我受不了！”十年了，苦涩的滋味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一直没有……

“经过地震的人，都像害过了一场病。”另一位妇女对我说，“我一到阴天，一到天黑，人就说不出的难受。胸口堵得慌，透不过气来，只想喘，只想往外跑……”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哪怕屋外飘着雪花，刮着寒风，任丈夫怎样劝也劝不回来。她害怕！她是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她至今还牢牢地记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平时只要天气变暗，当时那恐怖绝望的感觉又会回来，令她窒息。十年了，是什么无形的东西还在残忍地折磨着这羸弱的女人呢？

你，一位中年教师，语调十分平静，平静之中又透着说不尽的酸楚：“那些伤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忘了，都忘了。”真的忘了吗？当年，为了救出你的爱妻，你曾在废墟上扒了整整一天，是一场大火最终将你的希望断送。你告诉我，妻子是活活烧死在那片废墟中的，你当场晕了过去。怎能够忘记啊！那是一场可怕的火。采访中，曾有人捋起衣袖，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对我说，大火烧化了亲人的尸体，这是滚烫的人油烫的痕迹……

还有你，老军人刘祜，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里坐着，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轻松的笑，我真想哭。“地震前的那天晚上，我出差在天津，夜里十来点钟还跟家里通了电话，是小女儿接的，她问：‘爸爸，我要的凉鞋你买好了没？’我说：‘买好啦。’她又问：‘是银灰色的吗？’我说：‘是的！’她问我好看不好看，还要我快快捎回去……”你说不下去，老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十年了，你至今还珍藏着那双银灰色的小凉鞋，像是珍藏着女儿那颗爱美的活泼泼的心……

24万生灵仿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离去的。

1200人中有400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是我这次去唐山的住处。医院有一个小灵堂，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

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顶有檐帽，胸前还有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那一定就是这一张。

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他的骨灰盒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挽带上写着：

韩冶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上面是同样的字迹：

韩松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他的弟弟，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

失去的是太多了。在小灵堂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写的字，而且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

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有一包剥开锡纸的朱古力，朱古力都化了。可怜的孩子！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

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我无法想象，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独独扔下孤寂的他；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

灵堂外是一座小山。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用整个医院的断墙、残壁、碎砖、乱瓦堆成的。“山”上有石阶，有凉亭，有嬉戏的孩子——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石缝间，偶尔伸出一截截锈蚀的金属，那是十年前折弯、拧断了的水管、暖气管；站在它们旁边，我仿佛置身于一片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常常地，于寂静之中，我会突然听到自己的脚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废墟上的声音，听到那些埋在地壳深处的24万活生生的灵魂的气息，他们诅咒、叫喊、哀求和呻吟；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尚未来得及去思、去想、去躲、去避，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成了这地心深处大自然牢狱的终生禁囚。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

这就是我的唐山。

十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了什么叫做“灾难”。尽管住在灾民的小棚子里，帮他们领救济衣、救济粮，排长长的队领一小桶水；尽管参加了护送数百名孤儿转移他乡……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得些什么了……

是的，与那24万蒙难者相比，与唐山目前依然存活着的人相比，我的确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如此惊人的灾变，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进行思维。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俱全了。

这就是我的唐山。

1985年的春节，我是在唐山度过的。除夕那天一早，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过午，那声音更响，及至薄暮，满城的爆竹声已密得分不出点儿来，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我看见高楼上、大路口，那些年轻人正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挂鞭和烟花：闪花雷、菊花雷、“银龙吐珠”、“五献花”……，听不见轻松的笑声，只是不停地放，放。我觉得那震耳欲聋的炸响声中，饱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

十年前访问过的那位在废墟中压了13天的卢桂兰大妈，邀我去她家包饺子。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爱女的孤独老人，似乎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亲人，她一口一个“孩子”，喊得叫人心痛。我要走了。拿起提包，忽然感到那么沉。原来老人在里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枣！

我提着沉甸甸的包，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满地是爆竹的碎纸，空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

除夕的唐山，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建区灯火辉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防震棚”里，只有暗暗的灯光。但那里有着真正的人间的气息，正如我这沉甸甸的包里装着的卢大妈那颗母亲的心。在文化路路口，我停住了脚步，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见过的那一株株老柳树。当年，树下是聚集尸体的地方。老柳树枝条仍然不动，仿佛在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中沉思着历史。我的眼睛发涩。人们对这些老柳树的理解，也许远不如它们对人的理解呵。

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它们在十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

正是这一切，促使我用笔写出我的唐山。我要给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不，不光是他们，还有人——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关于一场大毁灭的真实记录，留下关于天灾中的人的真实记录，留下尚未有定评的历史事实，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

这就是我的心愿。

第一章　蒙难日“七二八”

3时42分53.8秒……

历史将永远铭记地球的这一个坐标：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

人类将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一个时刻：公元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53.8秒。

仅仅在一秒钟以前，地球的表面似乎还是平静的。在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一切都和往日一样，夜阑人寂，大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开滦矿务局唐山矿的高高的井架上，天轮还在以惯常的速度旋转；新落成的开滦医院七层大楼，透出几处宁静而柔和的灯光。整座城市在安静地熟睡。某机关宿舍中，一位名叫蒋红春的女中学生，在屋里打完驱赶蚊虫的“滴滴涕”，刚刚回到床上；河北矿冶学院干部陆延麟担心有雨，刚刚起来收下晾在窗外的衣服；火车站服务员张克英正和一位工友商量买夜餐的事；一位名叫刘勋的大夫，因有急诊，刚刚披上外衣走出屋子……

谁也不曾想到，若干年来，唐山市脚下的地壳正在发生着可怕的变动。唐山和唐山以西地区，上地幔和下地壳的岩浆和热物质向上地壳加速迁移，引起垂直作用力。地壳运动产生的强大地应力长期集中造成的巨大弹性应变能，正在岩石中积聚着、贮蕴着，岩石痛苦地支撑着自己，直至岩石强度被突破的那个灾难性时刻。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市地下的岩石突然崩溃了！断裂了！

凌晨3时42分53.8秒，如有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

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大地上狂风呼啸。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整个华北大地在剧烈震颤。

天津市发出一片房倒屋塌的巨响。正在该市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被惊醒了，他所居住的宾馆已出现了可怖的裂缝。

北京市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砖木结构的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仿佛就要断裂的“嘎嘎”的响声。

在华夏大地，北至哈尔滨市，南至安徽蚌埠、江苏清江一线，西至内蒙古磴口、宁夏吴忠一线，东至渤海湾岛屿和东北国境线，这一广大地区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而强大的地震波早已以人们感觉不到的速度和方式传遍整个地球。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骤然响起扣人心弦的警钟声。按规定住在离天文台只有五分钟路程范围内的四名地震学家和两名技术人员，急急忙忙地赶来观察仪器。他们发现在警钟敲响的时候，阿拉斯加州上下跳动了大约八分之一英寸。阿拉斯加州的居民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震？中国大地震？美国是否也会有大震？！

全世界的地震台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力。虽然没有得到关于震中的确切情报，可是所有的地震学家都能感觉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全世界的各大通讯社当日便公布了各地震台的记录结果——

遭到地震破坏的北京德胜门箭楼 | 天津在地震中也遭受重创。图为震后路边建筑

地震发生后的唐山市区（李耀东　摄）

被震断的桥梁

被震裂的公路

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称：中国北京东南100英里发生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所称：北京东南约100英里，北纬39.6度，东经118.1度，在天津附近，发生8.2级地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称：中国发生7级以上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

美国夏威夷地震台称：中国发生8.1级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称：中国发生8.2级地震。

美国檀香山地震台称：中国发生8级地震。

日本气象厅称：中国发生7.5～8.2级地震，震中在内蒙古，即北纬43度，东经115度。

日本长野地震台称：中国发生7.5级地震。

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称：中国发生8.2级地震。

里氏震级发明者里克特（美）宣布：中国发生8.2级地震。

香港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发生的地震为8级左右，震中位于东经111.1度、北纬39.6度，距唐山极近。

中国台北“中央气象局”称：阳明山鞍部的地震仪测到大陆北部的强烈地震，规模为8级。震中在“北平”东部135公里附近。台北记录到的总震动时间约1小时32分钟。

……

一道道电波，接连不断地穿越太空。

然而，当时谁也想象不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惨景：中国唐山，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已经在地球局部的震动中夷为平地！

中国新华通讯社于7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如下消息：

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讯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

几天后，中国再次公布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Ms7.8级。

谜一般的灾难。

谜一般的3时42分。

然而，这一切又都是怎样开始的呢？

大自然警告过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

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变异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得那些于灾难发生之后重新搜集起它们的地震学者们毛骨悚然并陷入深思。

只是，对于“七二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恐怖极了的鱼

唐山八中教师　吴宝刚、周萼夫妇：

1976年7月中旬，唐山街头卖鲜鱼的突然增多。他们只是奇怪，多少日子里难得买到新鲜鱼，为什么今天特别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这是哪儿的鱼？”

“陡河水库的。”卖鱼人告诉他们“，这几天怪了，鱼特别好打。”

这一对夫妇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灾难已经临头。几天后，他们于地震中失去一儿一女。

据蔡家堡、北戴河一带的打鱼人说：

鱼儿像是疯了。7月20日前后，离唐山不远的沿海渔场，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人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运气。

（戟门河闸附近，光着身子的孩子们用小网兜鱼，鱼儿简直是往网中跳，数小时就兜到几十斤鱼。）

唐山市赵各庄煤矿　陈玉成：

7月24日，他家里的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把跳出来的鱼又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

唐山柏各庄农场四分场养鱼场　霍善华：

7月25日，鱼塘中一片哗哗水响，草鱼成群跳跃，有的跳离水面一尺多高。更有奇者，有的鱼尾朝上头朝下，倒立水面，竟似陀螺一般飞快地打转。

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长湖”号油轮船员：

7月27日那天，不少船员挤在舷边垂钓。油轮周围的海蜇突然增多，成群的小鱼急促地游来游去。放下钓钩，片刻就能钓上一百多条。有一位船员用一根钓丝，拴上四只鱼钩，竟可以同时钓四条鱼。鱼儿好像在争先恐后地咬鱼钩。

失去“理智”的飞虫、鸟类和蝙蝠

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长湖”号油轮船员：

据船员们目睹：7月25日，油轮四周海面上的空气咝咝地响，一大群深绿色翅膀的蜻蜓飞来，栖在船窗、桅杆、灯和船舷上，密匝匝一片，一动不动，任凭人去捕捉驱赶，一只也不飞起。不久，油轮上出现了更大的骚动，一大群五彩缤纷的蝴蝶、土色的蝗虫、黑色的蝉，以及许许多多蝼蛄、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鸟也飞来了，仿佛是不期而遇的一次避难的团聚会。最后飞来的是一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它傻了似的立于船尾，一动不动。

河北矿冶学院教师　李印溥：

7月27日，他正在唐山市郊郑庄子公社参加夏收，看见小戴庄大队的民兵营长手拿一串蝙蝠，约有十几只，用绳子拴着。他说：“这是益鸟，放了吧。”民兵营长说：“怪了！大白天，蝙蝠满院子飞。”

（无独有偶，就在那几天，天津市郊木厂公社和西营门公社都可以看见成百上千只蝙蝠，大白天在天空中乱飞。）

唐山地区迁安县平村镇　张友：

7月27日，家中屋檐下的老燕衔着小燕飞走了。

（同时，唐山以南宁海县潘庄公社西塘坨大队一户社员家，屋檐下的老燕也带着两只剩余的小燕飞走了；据说，自7月25日起，这只老燕就像发了疯，每天要将一只小燕从巢里抛出，主人将小燕捡起送回，随即又被老燕扔出来。）

宁河县板桥王石庄社员：

7月27日，在棉花地里干活的社员反映，大群密集的蜻蜓组成了一个约30平方米的方阵，自南向北飞行。

（同日，迁安县商庄子公社有人看见，蜻蜓如蝗虫般飞来，飞行队伍宽100多米、自东向西飞，持续约15分钟之久。蜻蜓飞过时，一片嗡嗡的声响，气势之大，足以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动物界的逃亡大迁徙

唐山地区滦南县城公社王东庄　王盖山：

7月27日，他亲眼看见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有人感到好奇，追打着，好心人劝阻说：“别打啦，怕要发水，耗子怕灌了洞。”

（同时，距唐山不远的蓟县桑梓公社河海工地库房院子里，那几天有三百多只老鼠钻出洞子，聚集在一起发愣。）

抚宁县坟坨公社徐庄　徐春祥等人：

7月25日上午，他们看见一百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或是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钻出一个古墙洞，向村内大转移。天黑时分，有十多只在一棵核桃树下乱转，当场被打死五只，其余的则不停地哀嚎，有面临死期时的恐慌感。26、27两日，这群黄鼠狼继续向村外转移，一片惊惧气氛。

敏感的飞虫、鸟类及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地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然而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毁灭生灵的巨大灾难已经迫近了。

不可捉摸的信息

大自然确实是在警告人类。

唐山东南的海岸线上，浪涛在发出动人心魄的喧响。7月下旬起，北戴河一带的渔民就感到疑惑：原来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怎么被海水吞没了呢？海滩上过去能晒三张渔网的地方，怎么如今只能晒一张渔网了呢？海滨浴场淋浴用的房子进了海水。常年捕鱼的海区，也比过去深了。距唐山较近的蔡家堡至大神堂海域，渔民们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从来是碧澄澄的海水，为什么变得一片浑黄？在不平静的海的深处，就像有一条传说中的龙尾在摆动，在搅动着海底深处的泥沙。

据一位当时在秦皇岛附近海水里的潜泳者说，他看见了一条色彩绚丽的光带，就像一条金色的火龙，转瞬即逝。

水！水也在向人类发出警告！

唐山地区丰润县杨官林公社一口深五十多米的机井，从7月中旬起，水泥盖板上的小孔“嗤嗤”地向外冒气。7月25～26日，喷气达到高潮，20米外能听见响声，气孔上方，小石块都能在空气中悬浮。

在唐山地区滦县高坎公社也有一口神秘的井。这口井并不深，平时用扁担就可以提水，可是在27日这天，有人忽然发现扁担挂着的桶已够不到水面，他转身回家取来井绳，谁知下降的井水又猛然回升了，不但用不着扁担，而且直接提着水桶就能打满水！那几天，唐山附近的一些村子里，有的地方，池塘的水忽然莫名其妙地干了，有的池塘却又腾起济南趵突泉那样的水柱。水！忽降忽升的水！它是在向人类传递大自然的什么信息啊？！

人类有时也收到了大自然的信息，可这些信息是那样的不可捉摸。

距唐山二百多公里、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延庆县佛爷顶山上，有一台测雨雷达，附近还有一台空军的警戒雷达，26日、27日，都连续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的一种奇异的扇形指状回波，这种回波和海浪干扰、晴空湍流、飞鸟等引起的回波都不相同，使监测人员十分惶惑。京、津、唐一带，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奇特的一个磁场呢？

人们就在那样一个强大的磁场中毫无知觉地穿行着。

7月27日，唐山北部一个军营里，几个士兵惊叫起来。他们发现地上的一堆钢筋莫名其妙地迸发出闪亮的火花，仿佛有一个隐身人正在那里烧电焊。

在北京、唐山，半夜，不少人家中关闭了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

在通县，有人发现一支卸下的20瓦日光灯管在闪闪发光。27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

在唐山林西矿矿区，飘来了一股淡黄色的雾。这是一股散发着硫磺味的“臭雾”，它障人眼目，令人迷茫。人们被那股异味熏糊涂了，他们已经看不清这世界的面目，更弄不清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一场什么样的悲剧。

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及时地被搜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祸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遗憾的是机会丧失了！人们眨着大惑不解的眼睛，迷迷蒙蒙地，不知不觉地走到了7月27日深夜。

大毁灭前的“七二七”深夜

唐山市郊栗园公社茅草营大队　王财：

深夜12点钟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出门前总赶不进院子的四只鸭子，依然站在门外，一见主人，它们齐声叫起来，伸长脖子，张开翅膀，奓撒着羽毛，摇摇晃晃地扑上前。王财走到哪儿，它们追到哪儿，拼命用嘴拧着他的裤腿。

滦南县东八户大队　张保贵：

7月27日深夜，久久睡不着，老听见猫叫。他以为猫饿了，起来给它喂食，猫不吃，依然叫声不绝，并乱窜乱跑。

（同时，唐山市栗园公社的王春衡亲眼看见，他二大爷家里养的一只一年多的母猫，隔着蚊帐挠人，非要把人挠醒不可。）

那一夜，唐山周围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人们都听见了长时间的尖利的犬吠。

唐山市殷各庄公社大安各庄　李孝生：

他养的那条狼狗，那一夜死活不让人睡觉。李孝生睡觉时敞着门，狗叫不起他，便在他腿上猛咬了一口，疼得他跳起来，追打这条忠实的狼狗。

丰南县毕武庄公社李极庄大队　刘文亮：

7月27日夜里，他是被狗叫吵醒的。当时，他家的狗在院内使劲挠着他的房门。他打开门放狗进来，狗却要把他拖出屋去。

唐山市遵化县刘备寨公社安各寨大队　张洪祥：

他家的狗也不停地狂叫起来，一直叫到张家的人下了床，狗在张洪祥的兄弟的腿上咬了一口，像要引路似的，奔向屋子外。

丰南县兰高庄公社于北大队　王友才妻：

那天晚上由公社回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狗突然从门口向她扑来，阻挠她进院。

大厂回族自治县陈福公社东柏辛大队　李番：

他亲眼看见他家的母狗把7月15日生的四只小狗，一只一只从一个棚子里叼了出来。

香河县周元大队　苏玉敏：

苏家的母狗，把7月21日生的三只小狗从窝里一个个地叼到空场地上，它甚至还刨了一个坑，把它们安放其中。

夜越来越深了。这是一个充满喧嚣的夜，7月28日就在这不安的气氛中来临了。

1时30分，抚宁县大山头养貂场的张春柱被一阵“吱吱”的叫声惊醒，全场415只貂，像“炸营”似的，在铁笼里乱蹦乱撞，惊恐万状。

与此同时，丰润县白官屯公社苏官屯大队养鸡场也出现一片混乱：1000只鸡来回乱窜，上窗台嘎嘎怪叫。工作人员给它们喂食，它们毫无食欲，愈来愈慌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逐它们，有一二百只鸡在鸡舍内扇翅惊飞！

与此同时，丰润县左家坞公社扬谷塔大队饲养员陈富刚，在一个马车店里正起来喂料。他发现骡马在乱咬乱踢乱蹦，怎么吆喝也不管用。3点多钟，60辆马车的100多匹马全部挣断了缰绳，大声怪叫着，争先恐后跃出马厩，在大路上撒蹄狂奔！

与此同时，唐山地区昌黎县虹桥公社马铁庄大队的李会成亲眼看见：邻居家的二百多只鸽子突然倾巢而出，飞入房顶上空，盘旋着，冲撞着，久久不肯下落！

离那个恐怖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滦县安各庄的几个社员，惊叫着从一个水池里跳上来。那池子的水是从近旁一口热水井里汲取的，平时水温48～49摄氏度。这天凌晨，他们几个出夜工的小伙子跳进池子洗澡，水竟已烫得无法忍受。他们纳闷、他们骂娘，他们独独没有想到，大地的震颤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了。昌黎县有几个看瓜的社员，看到距离他们二百多米远的上空忽然明亮起来，照得地面发白，西瓜地中的瓜叶、瓜蔓都清晰可辨。“怎么，天亮了？”丰润县一位中学生，揉着惺忪的睡眼，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他见窗外十分明亮，连黄瓜架上的叶子都泛着白光，但一看表，才3点多钟。正奇怪，天色又变暗了，屋外又如墨染一般。

那一刻，大地正沉浸于一片毁灭之前的宁静之中。

显然，在唐山地震前，许多人都接收到了大自然的警告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具有“不唯一性”——天气闷热也会使鸡犬不宁，连日多雨也会使井水突涨，人们也正是用最寻常的经验解释了那些“异常”。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思维，思维使人类获得经验、获得逻辑、获得所有被称之为科学的一切知识，然而这一切同时又障碍了人类的本能。知识使人类变得敏锐和坚强，知识也使人类变得聋盲和脆弱。

197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出版的《地震情报通报》中，刊印了一张幽默照片——一只闭眼张口、惊恐惨叫的黑猩猩，照片上方写着：“为什么我能预报地震，而地震学家们不能？”

这是人类的自责。然而人们常常忘了：人是社会的动物，即使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也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当人各自为战的时候，也并不比动物有更多的优越性。仅仅依赖本能，人甚至远不及动物。在地震这样重大而又神秘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没有形成一个防范的整体，没有相应的通讯渠道和手段对自然界的异常信息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处理，他们怎能不被突降的恶魔各个击破？

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吧！

目击者言

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逼真的史料，我一次又一次寻找他们。是的，灾难突发于万籁俱寂的夜间，亲眼看见地震发生全过程的人十分罕见。笔者仅将九位被采访者的录音整理成文，录以备考。

李洪义（二五五医院原传染科护士）：

那天晚上，我值后半夜班。上半夜又闷又热，人根本就没睡着。12点接班后，困得不行，在病房里守到3点半光景，我就跑到屋外乘凉。我记得我是坐在一棵大树下，一个平常下棋用的小石桌旁边。

四周围特别安静。我好奇怪，平时这会儿，到处都有小虫子叫，青蛙叫，闹嚷嚷的；可眼下是怎么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静得反常，静得叫人发栗。

突然间，我听见一个古怪的声音，“吱——”从头顶飞过去。像风？不。也不像什么动物的叫声。说不清像什么，没法打比喻，平时就没听见过这种怪声音。那声音尖细尖细，像一把刀子从天上划过去。我打了个哆嗦，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抬头看天，阴沉沉的，有一片奇形怪状的云彩，说红不红，说紫不紫，天幕特别的昏。我心想：“是不是要下雨啊？”起身就往屋里走。

可是人莫名其妙地直发慌。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像有人随时会从身后追过来，要抓我。我平时胆子挺大，太平间里也敢一个人站，可那时却害怕得要命，心怦怦乱跳，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可穿双拖鞋又跑不快。

我回了一下头，见西方的天特别亮，好像失火了，又听不见人喊。到处像死了一样。我越发紧张，赶快逃进屋子，一把拧亮电灯，又把门插上。

这时我就听见了“呜——呜”的巨响，像百八十台汽车在同时发动。“糟了！”邢台地震时我在沧州听见过这种声音的。我立刻想到：是地震！

说话间房子猛烈摇晃起来。桌上的暖瓶栽下地，炸了个粉碎。我用力打开门，只开了一小半，就冲出房子，冲向那棵大树。

我紧紧抱住大树。黑暗中，只觉得大地晃晃悠悠，我和大树都在往一个万丈深渊里落、落、落。周围还是没声音，房子倒塌的声音我根本没听见，只看见宿舍楼的影子刚才还在，一会儿就没了。

我伸出手在眼前晃，可什么也看不清。

我吓傻了，拼尽全身力气吼了一声：

“噢……”

田玉安（唐山丰南县稻地大队农民）：

嗨，那一宿，真吓人。

地震时我还在外边打场。怎么干得这么晚？都因为我们的那个队干部，他升队长不几天，新官上任，三把火刚烧起来，非要我们连夜赶活，说是怕误农时。这话也是，那些天连着下雨，麦子都快捂坏了。没法子，只得加班加点。

打到12点，停了电，脱粒机没法转了。我们就嚷嚷：“回家睡觉吧！”队长却正在兴头上：“不行！都等着！啥时来电啥时打！”

没想到他这话还救了好几条命。

大伙儿骂骂叽叽坐着等，骂到2点钟光景，真又来电了。一阵猛干，3点多就完了事。别人拾掇工具回村去，我和两个人留下扫场子。

猛然间，像当头挨了个炸雷，“轰隆隆——”地动山摇！我像让一个扫堂腿扫倒在地，往左掫了个个儿，又往右打了个滚，怎么也撑不起身子。场上的电灯一下子灭了。

一扭头，妈呀，吓死人！一个大火球从地底下钻出来，通红刺眼，噼啪乱响，飞到半空才灭。

天亮以后，我看见火球窜出的地方有一道裂缝，两边的土都烧焦了。

姜殿威（开滦印刷厂老工人）：

地震时，我正在凤凰山公园门口打太极拳。

我血压高，休病假，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学了一套“二十四式”，那人天天3点钟起早，我这当徒弟的也得一样。7月28号早上，我们3点半来钟就在公园门口碰头了，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个姓唐的。

我们闲聊了几句，刚刚摆开架势想打拳，就听见“呜——呜——”的声响，像刮大风，又像昔日矿上的“响汽”。那时我面冲西南，老头儿脸朝东北，就听他大喝一声“不好！失火了！”我一扭头，见东北边火红一片！

人还没反应过来，地就颠上了。起先是没命地颠，跟着是狠狠地晃。那姓唐的紧紧扒住公园的铁栏杆，我和老头儿就叉开双腿，死死抱在一块儿。一开始我们俩还说话，我说：“地动山摇，花子撂瓢，明年准是好收成！”老头说：“不，是失火！”我说：“不，是地震！”

没争两句，就觉一阵子“橹松”——人像搁在一个大筛子上一样，被没完没了地筛着！

“哗啦啦——”公园的墙倒了。紧接着，对面一个大楼也倒了，眨眼的工夫！只听砖头瓦块哗哗地响，漫天尘土，乌烟瘴气。“可坏了！”我说，“快回去抠人要紧！”

我家离得不远，就在铁路边上。可我跑到了铁路就傻眼了，怎么也找不着家——我们家周围那整个一片房子都平了！

张以喜（柏各庄农场附近前李庄社员）：

7月27号晚上，我装好了一辆草车，是辆单轱辘车，那满车的苇草要往收购站送。

第二天地震那会儿，我正赶夜路走在半道儿上，就是那段从军垦农场到小集镇的油漆路（柏油路）。突然间，就听东北方向一声山响，有闪电光，马上又有下暴雨似的声音传到身边。只觉得车子前沉，人脚轻，我攥着车把一下子身子悬了空，一会儿，又落了地。

就在这时，我看到路边的小树树身弯到了平路上，树梢直扫地。我看得清楚极啦！

我稍稍回过神儿：是地震吧？想跑，脚动不了，不听使唤了。约莫一分钟，脚才可以挪步。回头一瞧，路已凹凸不平，不能走车。我连忙扔下那车草，没命地往家跑。道上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人一个个没魂儿似的，慌慌张张地在你问我，我问你：

地震造成的地裂缝（王文澜　摄）

“你家炕上喷水了没有？”

“你家院子里冒没冒沙？”

路边有的人家地面喷水，已经漫了整个院子，喷出的沙像一个小坟包，吓得那些人直往大树上面爬。

杨松亭（煤气公司基建科干部）：

地震发生前，闷热闹热，有雾气沼沼的感觉。

那年我16岁，初中毕业后没工作，在路北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防范组临时帮忙，抓小偷、“流窜犯”。7月27日晚上，我们在长途汽车站那里巡逻值班，因为那儿人特别多，特别乱。28日3点多钟，没啥事了，我们哥儿几个在汽车站旅馆前头坐着聊天，突然，屁股底下猛力颤动起来，耳边像有老牛吼叫，又像是人立在大风口上听到的声响，吓得我们跳起来就往马路当中跑。路挺窄，我们又怕房子倒下来压着，又怕路灯掉下来砸着，可路灯一下灭了！

我和一个叫王国庆的抱在一块儿，可是撑不住，像有双手硬把我们撕扯开，我们都摔倒了。强站起身，又来一人，三个人撑在一起，还是撑不住。人像站在浪尖甲板上，你也晃，我也晃，我们都蹲下来，互相死死扒住。地在狠劲地颤，脚都颠麻了。

这时候，我听见了“嘭！嘭！嘭！”房倒屋塌的巨响，就闻到了一股子呛人的灰土味儿。成群的人涌到了路上，可谁也跑不快，摇摇晃晃，一步一个筋斗。我看见三个卖烟酒糖块的女人逃出了售货棚子，可是车站饭店那个正在做豆腐花的女人却没逃出来，不知是叫啥家伙砸中了，她一脑袋扎入了滚开的锅里。

宋宝根（唐山火车站调车员）：

那一震，我差点从车卡上掉下来摔死。

我是调车员，地震发生前，我正在专用线上挂车卡，对了，是一车卡的毛竹，堆得特高，我就坐在高高的毛竹顶上摇灯。那时车头已经挂上了，我给了司机一个“顶进”信号，司机拉了一声笛，正要开动，只听“咣！”一声巨响，车卡就猛地晃动起来。我第一个念头是“糟！脱轨！”立刻打了个“停车”信号，谁知灯还没摇起来，人就栽倒了。晃得真凶啊！我从毛竹顶上被掀下来，几个滚儿滚到帮上。“完了！”我不顾一切地抓住捆毛竹的铁丝，哪怕铁丝勒进肉里，不抓住就得摔死！这时候又一阵摇晃，幸亏不是左右横着晃，而是前后直着晃，我头皮直发毛，要左右晃，车非翻了不行！

那摇晃刚停，我就从车卡上滑下来。这时候车头大灯还亮，往前一看，天呐！溜直的铁道，都拧成了麻花，曲里拐弯像大长虫。我这才明白是地震，只听有人喊：“地要漏下去了，快扒住铁道呀！”

我一下子扑倒在地，紧紧抓住铁轨不放，人都吓傻了……

张克英（唐山火车站服务员）：

地震时那一声巨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真吓死人啦。

那天我2点多钟起来值班，在问讯处卖站台票。3点多光景，听见有人喊：“要下雨啦，要下雨啦。”我赶紧跑出去搬我的新自行车，只见天色昏红昏红，好像有什么地方打闪。站前广场上的人都往候车室里涌，想找个躲雨的地儿。

那光景，候车室里有二百多人，接站的，上车的，下车后等早班公共汽车的，闹嚷嚷一片。我还记得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要找我买站台票，接北京来的车。我说：“这会儿没车，5点以后再买吧。”他俩也不走，就在窗口等着，谁想到就这么等来了大地震！

成为一片瓦砾的唐山火车站（李耀东　摄）

地震来以前，我正隔着玻璃窗和陈师傅说话，商量买夜餐的事，我让他带俩包子来，话还没说完，就听“咣！！！”那声响啊，把人都震蒙了。我觉得是两个高速行驶的车头对撞了！没等喊出声，整个候车室灭了灯，一片漆黑。房子摇晃起来，候车室乱作一团。喊爹的，叫妈的，人踩人的，东西碰东西的，什么声音都有。先是听见“扑通！扑通！”吊灯和吊扇落下来砸在人脑袋上的声音，被砸中的大人孩子一声接一声地惨叫。不一会儿，“轰隆隆”一声，整个儿车站大厅落了架，二百多口子人哪，差不离全给砸在了里面！

多亏房门斜倒在“小件寄存”货架上，把我夹在中间，没伤着要命的地方。我听见离我很近的两声惨叫：“哎呀——”“妈呀——”

我听得出，是那等站台票的一男一女。他们只喊了这一下，再没有第二下……

刘勋（唐山市第一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7月28日凌晨3点半，我睡得正香，就听有人敲我家门：“刘大夫！刘大夫！”声音特别焦急。开门一看，是郊区医院的王开志，他说：“前两天咱们一块儿做手术的那个病人，情况危殆，你是不是辛苦一趟去看看？车已经开来了……”

这次出夜诊实在是太碰巧了。我穿上衣服，刚和王开志迈出门槛，地震就来了！

先是晃，天旋地转，晃得人站不住，又挪不开。再就是颠，脚底像过电似的。紧接着，房上的砖瓦就开始飞下来，也怪，“噼里啪啦”地砸在身上，一点也不觉得疼，只觉得慌。那“呜呜”的地声太瘆人了。我看过一部火山爆发的纪录片，火山口像有一锅铁水在咕嘟。地震那一刻，我觉得比站在火山口上还害怕，人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心跳的节律完全乱了。四周一片漆黑，烟气腾腾……房倒屋塌！

不一会儿，人忽然可以跑起来。我自己也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跑起来的。可是才跑了三四步，就觉得脚下不对劲，一看，呀！我怎么已经上了房顶！

张俊清（唐山发电厂工人）：

地震时，我正在锅炉控制室值班。突然房子摇起来，所有仪表的读数都出现异常。刹那间，整套设备自动掉闸，全厂一片漆黑！

我一屁股摔倒了。控制室里，椅子翻了，水瓶砸了，挂在墙上的安全帽、工具包、手电棒噼啪落地。我抓住一个电棒，立即做水汽隔绝处理。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电网发生了最怕人的事故，得赶紧恢复！

冲出控制室，楼房嘎嘎地响，砖头乱砸，只见灭了火的八号和九号锅炉，煤烟倒流，从锅炉底部呼呼地倒卷出来。我们全被滚烫滚烫的煤烟和粉尘包裹住了。只听黑烟中传来喊声：“现在是地震！总值班长有命令，不准离开岗位，擅离职守的要负法律责任！”

全厂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房在倒，地在颤，蜂鸣报警器“嘟！嘟！嘟！”地响，还有电铃、小喇叭，都一齐发疯似的叫。最怕人的是几台锅炉发出的排气声。由于安全阀这阵儿起作用了，锅炉里的水蒸气，以每平方厘米100公斤的压力猛劲喷射出来，发出扎耳的尖声。所有的人都被这尖声惊呆了，它比几百台火车头一块喷气的声音还要响，就像要把人的心切烂撕碎！

濒死的拂晓

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

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飘浮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地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

已经听不见大震时核爆炸似的巨响，以及大地颤动时发出的深沉的喘息。仅仅数小时前，唐山还像一片完整的树叶，在狂风中簌簌抖动；现在，它已肢残体碎，奄奄一息。灰白色的雾霭中，仅仅留下了一片神秘的、恐怖的战场，一个巨人——一个20世纪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奋力搏斗后留下的战场。所有的声息都消失了。偶尔地，有几声孩子细弱的哭声，也像是从遥远的地心深处传来，那般深幽，那般细长，像幻觉中一根飘飘欲断的白色的线。

——空空凝视着的不再合拢的眼睛；

——冰冷了的已不会再发出音响的张着的嘴；

唐山，耷拉着它流血的头颅，昏迷不醒。淡淡的晨光中，细微的尘末，一粒粒、一粒粒缓慢地飘移，使人想起濒死者唇边那一丝悠悠的活气。

一切音响都被窒息了，一切生命都被这死一般的雾裹藏了。

蒙蒙大雾中，已不见昔日的唐山。笔者仅据当年目睹及查阅数据在此录下几个角落的情景：

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唐山矿冶学院图书馆藏书楼，第一层楼面整个儿向西剪切滑动，原三层楼的建筑像被地壳吞没了一层，凭空矮了一截。

唐山火车站，东部铁轨呈蛇行弯曲，俯瞰，其轮廓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

开滦医院七层大楼成了一座坟丘似的三角形斜塔，顶部仅剩两间病房大小的建筑，颤巍巍地斜搭在一堵随时可能塌落的残壁上；阳台全部震塌，三层楼的阳台，垂直地砸在二层楼的阳台上，欲落未落。

唐山市委宿舍楼的一扇墙面整个儿被推倒，三层楼的侧面，暴露出六块黑色的开放着的小空间，一切家庭所用的设备都还在，完整的桌子、床铺，甚至一盏小小的台灯。

凤凰山脚下的外宾招待所，两层楼的餐厅仅剩下一个空空的框架，在没有塌尽的墙壁上，华丽的壁灯还依稀可见。

唐山第十中学那条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错位达1米之多。

吉祥路两侧的树木，在大地震动的那一瞬间，似乎曾想躲而避之，有的树已“逃”离树行，却又被死死地扯住，错位的树与树行，相距1.5米。

迁安县野鸡坨公社卫生院，一侧门垛整个儿向南滑去，斜倚在另一个门垛上；而开平化工厂厂门的高大门垛，在地震的那一刻，也仿佛被一双巨手扭断，成左旋而倾斜。

……

更为惊心的是，在“七二八”地震地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地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都像被一双巨手抹去了似的不见了。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妖魔在这里肆虐，是它踏平了街巷，折断了桥梁，掐灭了烟囱，将列车横推出轨。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得唐山面目全非，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斜矗着的电线杆，半截的水塔，东倒西歪，横躺竖倚，像万人坑里根根支棱的白骨。欲落而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的一两根弯曲的钢筋，白色其外而内里泛黄色的土墙断壁，仿佛是在把一具具皮开肉绽的形容可怖的死亡的躯体推出迷雾，推向清晰。20世纪70年代的死亡实况，就这样残酷地被记录在案了。

浓浓的雾气中，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机械的脚步声，沉重的喘息声，来不及思索的匆匆对话，和路边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的尸体山！头颅被挤碎的，双脚被砸烂的，身体被压扁的……

陆军二五五医院护士李洪义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女兵被一根水泥梁柱戳穿了胸膛，胸口血肉模糊；一个孕妇已快临产，她人已断气，下身还在流血。

二五五医院外一科副主任张木杰亲眼看见一位遇难者，眼球外突，舌头外伸，整个头颅被挤压成了一块平板；另一位遇难者，上半身完好，下半身和腿脚却已模糊难辨。

开滦医院医生谢美荣讲述她心爱的孩子时说，儿子死去时，头上还压着一本掀开的小说《剑》，可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翻完这本书了，就像他短暂的生命，也不可能继续到它最后的一页。

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无辜的死难者，几乎都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突如其来地推向死亡的。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发生在一刹那间。

惨淡的灰雾中，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仅有一双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他们是遇难者中反应最敏捷的一群：已经在酣梦中惊醒，已经跳下床，已经奔到阳台或窗口，可是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摇颤，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

一座城市毁于一旦，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惨例么？1556年陕西大地震，1920年甘肃大地震，都未曾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尽管如此，惨重的伤亡已令世代后人震惊。而今天，被7.8级地震所击中的唐山，却是一座有100万人口的城市。

一片废墟。

在路南区小山街道，有一位幸免于难的老太太从瓦砾中挣扎着钻出来。眼前的一切，使她呆呆地翕动着嘴，说不出一句话。这条老街，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这条繁华一时的老街，就像她满头飘动的丝丝银发，它如今在哪里？许多年之后，当她常常孤零零一人站在那片废墟上时，她呆滞的目光中还有几分犹豫，像在追忆以往，又像在追寻现实。“大世界”商场在哪里？听评戏的“落子院”（剧场）在哪里？那些杂耍场呢？那些澡堂、药铺呢？那些布店、刻字店、“委托店”呢？那些出售“棋子烧饼”、“开平麻花”、“唐山熏鸡”的小铺子呢？还有她们——从前天天在一起拿菜篮上街的老姐妹们，她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片死寂。路都没有了，只有从一行歪歪倒倒的电线杆上，才能分辨出那是老街。因为它本来是那么窄小，两边的老楼塌下来，整个儿把它填平了。早起的清洁工、运粪的马车，都被埋葬在窄窄的老街上。更悲惨的是小巷两侧的平房区，就这样被恶魔一脚踩平，像踩碎了一堆蛋壳。此时，这里变成了空旷得骇人的广场，阴风凄凄，只有些许人影，在僵死般地伫立着。

唐山人伫立着。在那些被浓雾裹着的废墟上，在那些被浓雾裹着的大路边，他们呆呆地伫立着。许多人还在噩梦之中：是原子弹爆炸？是煤矿失事？他们不知道擦去脸上流动着的血，不知该怎么抢救地狱中的亲人，连自己站在什么地方都忘了。有人不知为什么，手里攥着一只死鹅，怎么也不撒手；有人眼盯着放在脚盆里的死孩子，半天一动不动。许多人赤身裸体，那些只戴一个胸罩的姑娘，甚至忘了找件衣服遮身……这些默默喘息着的尚存的生灵，就像那座痛苦地拦腰扭转过去的门柱，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丝毫欲望去呼喊了。沉默。黯淡的目光。僵硬的四肢。凝固的血液。这就是濒死的一切。

一位名叫陆实的唐山人，震后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他在那个拂晓见到的幸存者们：

……因为大都是光着身子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所以用什么遮体的都有。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分男女）都穿着宽袍大袖、长及脚面的外国睡衣，我知道这是从服装厂弄出来的出口服装；几个小伙子身穿灰制服，头戴新四军帽，有两个居然戴着日本战斗帽，还有一个光着膀子穿着日本马裤，这一定是京剧团的戏装，因为这都是《沙家浜》里的东西。有个拄棍子的白胡子老头，光着干瘦的身子，下边却围了一条姑娘穿的花布裙。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搀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那人腿受了伤，一拐一拐的。他右手搭在小孩肩膀上，左手却紧握着一把鱼皮鞘的宝剑，鲜艳的橘红色灯笼穗飘然地在他腿边荡来荡去。大概是祖传的吧！

……

被扭曲的铁轨

震后的开滦矿务局医院（李耀东　摄）

震后的唐山地区招待所（李耀东　摄）

被震毁的工厂（李耀东　摄）

被震裂的烟囱（李耀东　摄）

地震后的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

地震后的唐山路南区鸟瞰（李耀东　摄）

地震后的老商业区小山街道

形形色色的人影，在灰雾中晃动着。他们惊魂未定，步履踉跄，活像一群梦游者，恍恍惚惚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星球上。他们的一切都是麻木的：泪腺、声带、传导疼痛的神经。谁也想象不到这场浩劫的规模，他们无暇思索，无暇感觉，甚至来不及为骨肉剥离而悲恸。

太阳出来了。当这轮火球像往常一样高高悬起的时候，大雾中，也仅像一张圆圆的薄薄的淡色的剪纸，在这片浓极的濒死的雾中滑动。但是，炽热的光终究使浓雾开始变薄，开始流动。笼罩着雾的废墟出现了“嗡嗡”的声浪，那声浪像来自大地的深处，低低地、动荡地、不安地，它预示着昏迷中的濒死者开始疼痛，开始痉挛。昏迷中的唐山即将苏醒。当雾就要散尽的时候，惊恐着的人们发现了两只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同样惊恐的狼。它们相依着，站在远处黑色的废墟上，孤独地睁着惊惧的眼睛，余悸未消地喘息着。突然，它们纵身一跳，仿佛重受惊吓似的又飞快地奔窜起来，它们跃过断墙，跃过倒塌了的屋顶，跃过那一堆堆暴露在旷野中的尸体，箭一般地在凤凰山脚下转着圈子，像是在寻找一条求生的路。茫然之中，它俩双双奔上凤凰山顶。断崖上，它们终于站住了，石雕一般。面对山下整个破碎的唐山，面对这样一片无边的废墟，面对这样一片灾难的海洋，它们发出了酷似人声的凄厉的嗥叫。

“七二八”的清晨残雾以及这充满恐怖的狼嗥，久久不散。

我的面前，放着一叠震灾资料和一张从凤凰山上俯拍的唐山废墟照片：

作为这片废墟北界的万里长城，烽火台已经倒塌；

位于蓟县的辽代白塔，塔身震裂，塔尖落地；

位于遵化县的清东陵——那葬有包括慈禧在内的清代帝、后、妃、皇子、公主161人的陵寝，石人石兽被震翻……

仅仅几秒钟之内，凝结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建筑，便受到了来自地壳之中的深刻的震撼。

我的耳边，我的眼前，又同时出现了“七二八”清晨的狼嗥和浓雾。我想，当时如果有一位历史学家，面对这样一片废墟，他会看到些什么？

作为一座城市，唐山的历史并不久远。明代，这里不过是个小小的集镇，然而，它地底丰富的资源，似乎使它注定会有车水马龙的日子。人们在这里挖煤、采石、制陶……，村落渐密，商贾云集。“唐山”的名字，因镇北一座山上有唐太宗东征所筑的石城（又一说因有后唐将军姜兴之墓）而得。唐山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城市。我国历史上自行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和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字号）都诞生在这里。然而此时呢？历史悠久的唐山第一中学——这所建于戊戌维新后不久的老学堂，和20世纪50年代后兴办的那些中学、大学一起被毁于一旦。唐山陶瓷公司那个“五百年陶瓷制品陈列室”里，古老的缸、盆和现代的高级出口瓷器——薄胎瓷、骨灰瓷的成套茶具、中西餐具、酒具、烟具、咖啡具，一起在塌落的楼板之下成为碎片。

纵观历史，辉煌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持续了约1000年，其中心正是在公元前18世纪前后的地震高潮期开始衰落。如今，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城市的衰亡，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生的大地震和地震引起的水灾造成的。

公元前1600年，地中海上的希腊克里特岛曾发生过三次震中烈度为10度的地震，于是，史前的这一大文明区消失了，克里特文化毁灭了。

那么，今天的唐山呢？

如果当时有一位建筑学家就站在历史学家的身旁，那么，我想他的眼光一定不是悠远的，而是现实的。

他看到的烈度为11度的极震区，就位于唐山市区——东起近郊越河公社，西至土产仓库、矿冶学院，南到女织寨公社，北到煤研所、二十一中一线，等震线呈椭圆形，长轴11.5公里，短轴3.5～5.5公里，面积约为47平方公里。

10度区：东起古冶、大庄坨公社，西达兰高庄公社，南至丰南稻地镇、董各庄公社，北到傅家屯公社和王辇庄公社，面积约为320平方公里。

9度区：东起滦县霍庄一带，西到宁河岳龙庄、小张庄一带，南达丰南县小集、蜂坨、西葛庄一线，北到丰润县新庄子、李庄子一线，面积约1430平方公里。

8度区：东起卢龙县石门，西至宝坻县林亭口，北起丰润县北部的火石营，南到渤海边，面积约为5470平方公里（天津市的破坏已达8度）。

7度区：东起抚宁县麻姑营、枣园，西至大厂县的祁各庄、永清县的别古庄、静海县的大丰滩一线，南至黄骅县的歧口，北达三河、蓟县、遵化以北，面积约为2.6万平方公里。

在极震区内，工业厂房大部分倒塌毁坏，厂房屋盖大面积塌落，围护砖墙特别是外包砖墙，柱间支撑严重变形，钢筋混凝土的柱子裂开、挤酥或折断。多层厂房的破坏尤为严重。而所有民用住房——多层砖混结构房屋全部倒塌。许多新建筑的用砖质量低次，近似沙砖，震动中几乎全部碎成了拳头大的砖砾。房屋砖墙倾倒，预制板的屋盖、楼板散落，造成严重伤亡。

而农村房屋——绝大多数是砖石、土墙承重，上覆由炉渣和白灰混合的厚焦子顶重屋盖，此类房屋在烈度8、9度区已破坏严重，10度区大量倒塌，在极震区更是荡然无存。倒塌原因主要是墙体强度低、屋盖重，连接不牢靠。

唐山地震等烈度线图

房屋，本是人类保护自己、抗风御雨的处所。人类在自己的发展史中，从穴居野处到学会建筑房屋，从建造草、木的房屋到营造砖、石、金属的房屋，他们的栖身之处在不断地改善着、进化着。然而在一场大地震中，人类却首先直接死于倒塌的建筑物！房屋，使灾难变本加厉，它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成了人类的坟墓。在唐山城乡总计682267间、10932272平方米的民用建筑中，竟有656136间、10501056平方米在地震中倒塌和遭到严重破坏！

这一切确实是令人震惊的。唐山是历史上不曾记录过破坏性地震的地区，在城市建筑上，是一个不设防的6度区。可是偏偏在这里，发生了震级为7.8级、烈度为11度的强震！

显然，建筑学家特有的目光还会注意到另一些房屋。在10度区，竟然有一座八层高楼完整的框架独立于废墟之上，这是尚未完全竣工的新华旅馆主楼。该楼原设计是内框架外墙承重结构，海城地震后，又在周边承重外墙中续加了12根构造柱，结果经受强震而未倒。还有一些形体简单、开门较小、高度较矮、屋盖较轻的房屋，也幸免于难。

面对着几十万唐山人死伤于不坚固建筑的冷酷事实，那些“幸存”的房屋，会引起建筑学家多少痛心的思考和沉重的惋叹！

我又想到，如果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俯瞰唐山废墟，那么他看到的将会是一连串沉默着的却又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唐山，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约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一，而产值约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一！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1/20，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它的煤种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钢、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韩国。

唐山的电力工业也是举足轻重的。1976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唐山陶瓷有着和景德镇陶瓷一比高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至1975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10亿元。

还有冶金业，还有纺织业，还有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然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已经几乎看不见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没有了流动的血液。

只见瓦砾一片。

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毫无疑问，唐山经济在“七二八”地震中的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30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1835年3月4日，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来到刚刚发生过强烈地震的智利康塞普西翁市，面对一片废墟，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人类无数时间和劳动所建树的成绩，只在一分钟之内就被毁灭了；可是，我对受难者的同情，比另外一种感觉似乎要淡薄些，就是那种被这往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而现在一分钟就做到了的变动的情景所引起的惊愕的感觉……”

这也是无数中国人对唐山蒙难日——“七二八”的感觉。

第二章　唐山——广岛

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在描述战争的巨大场面时，常常把它比作一次毁灭性的地震。然而，这一次，那些乘坐直升飞机俯瞰过唐山废墟、并亲临救灾第一线担任指挥员的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却对我说，这次地震，就像一次空前残酷的战争。

“我从没见过这样巨大的伤亡，这样惨的场面……”一等残疾军人、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杨立夫说，“到唐山最初的几天，我天天夜里做噩梦，每次都会梦到广岛。我在军教片里见过广岛的浩劫——一颗原子弹毁了一座城市，瓦砾遍地，人烧得不像样子……可我们的唐山比广岛厉害得多，一个早晨几十万人丧命啊！”

唐山——广岛，两座蒙难的城市，一次可以迁怒于法西斯发动的战争，迁怒于制造人间惨案的人自己；而这一次呢？地震科学家说，仅唐山7.8级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约等于400个广岛原子弹的总和（而地震波的能量仅为地震的全部能量的百分之几！）。

红色救护车

7月28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地震发生后不到30分钟，一辆红色救护车吼叫着从开滦唐山矿开出。它碾过瓦片砖块，驶入起伏不平的新华路，在茫茫灰雾中颠簸、摇摆，拼尽全力奔驰向西。这是自地震之后，唐山市第一辆苏醒的车。车上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仅仅3个多小时之后，红色救护车会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门前。他们中的三个，跨进了国务院副总理们的会议室。

历史应当记下车上那四个人的姓名：

唐山矿前工会副主任李玉林；

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

唐山矿矿山救护队司机崔志亮；

唐山矿机电科绞车司机袁庆武。

一切都是在瞬间决定的。

当李玉林和曹国成从增盛里宿舍区的废墟中钻出来时，他们的第一个闪念是：到矿党委去报告！十多分钟后，他们见到了矿党委办公楼的瓦砾堆。站在这片瓦砾堆上，他们这才注意到开滦矿务局党委和唐山市委也已是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在风井口上夜班的崔志亮以为风井出事，驾车回矿告急。

三个人到了一起，完全没有时间商量和考虑。恐惧、焦急、震惊的混乱情绪，在那时只浓缩成了李玉林嘴里短促的几个字：“上车！找电话……”

这时又跑来了袁庆武：

“我也去！”

四个普普通通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就从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已经成了危难中最先点燃烽火的报警者。

“玉林！咱们上地委！”曹国成喊道。

车刚出门，就见公安分处副处长高锦花迎面跑来，李玉林喊：“我们出去挂电话，走哪儿算哪儿！你赶快组织保卫矿山……”

红色救护车沿着新华路狂奔。李玉林惊愕地瞪大双眼：路上有七个大招待所，七个招待所全成了废墟。他留心数了数，只有几十个幸存者站在路边。这就是唐山！

地委在哪里？

军分区在哪里？

司机小崔对李玉林说：“李叔，我听你的，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李玉林说：“向西！再向西！”

废墟中已隐约传来一阵阵呼救声，有人挥手拦车，要求运送伤员。

“别停！”李玉林狠狠心，“赶快走！打电话要紧！”

一块块大砖头向救护车飞来。路边的人在破口大骂。

救护车在唐山市郊又一次被拦住了。人群。伤员。横在路中央的尸体和水泥电杆……

“送唐山！快把伤员送唐山！”

“嗨，唐山全平啦！”曹国成探出头去，“房倒屋塌呀，哪儿还有什么医院？你们赶快组织自救吧！”

“这是送信的车！”李玉林跳下车喊，“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上级早一分钟知道，就可以多活不少人！”

人群活动了。人们挪开尸首，搬开石头，移开横在路上的电杆。汽车从染血的路上通过。

50迈！60迈！70迈……一堵堵断墙在窗外飞速闪过，一个个村落的废墟扑面而来。李玉林，这个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摩托车赛选手，是个身材魁伟、胆大过人的汉子；放高产时，他在井下连轴转地干过八班，矿井出事，他常常出现在抢救现场。此时，他赤裸着上身，只穿游泳裤，紧盯着前方有着条条裂纹的道路。身着汗衫的曹国成，不时把他那顶矿工帽伸出窗外摇晃，示意路人躲避。年轻的司机崔志亮，紧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颤。前方是玉田。

县委大院。背着手枪的县委书记正在废墟上团团打转。

电话！

哪里还有什么电话？

一位县委领导拦住曹国成等人，盘问不休。先问单位、身份、政治面貌，然后又仔细询问地委大院的情况。（人们后来才知道，他的家在地委院内。）

红色救护车又在公路上奔驰。电话，一路上没有地方可以打通电话。前面呢？前面的蓟县能有希望么？

当曹国成在蓟县县委被一连串烦躁的“不行”挡住的时候，他的脑袋都快急炸了：“走，赶快走！”

可是屋里跑出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在寻找震中，刚刚赶到蓟县。

“你们是唐山的？快！快说说那边的情况……啊，……啊！……你们派一个人跟我们上唐山，我们派一个人跟你们走！”

车又开动了。袁庆武跟地震地质大队的车返回唐山，地震地质大队一位姓卞的人跳上了红色救护车。快，快走！快去找电话！直到开至北京郊区的通县，李玉林和曹国成还想试图从一个工厂往北京挂长途。只听工厂的看门老头儿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电话的工夫，车就到了！”

对！开到北京去！

又是一个在瞬间作出的决定。从3点42分起神经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李玉林等人忽然发现，在寻找电话的路上，救护车竟然已经开到了北京的城门口。

红色救护车拉响警报器，风驰电掣般驶入北京建国门，沿着雨水浇湿的宽阔的大街疾速奔驰，不管路口是绿灯还是红灯。

“上我们地震局吧。”老卞说。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费事！”李玉林几乎要吼起来，“上国务院！”

红色救护车向新华门飞驰而去。

在访问唐山矿病休干部李玉林和服务公司负责人曹国成时，我发现他们对当年的情景都记得那样真切。是的，这是烙在他们心上的一段特殊经历。时光如流，中国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匆匆过客已无可挽回地被人淡忘。但非凡的历史事件将被留下。对于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在那一天见过谁，而是他们本身的存在，是他们为几十万濒死的唐山人所做的这一件事。

我有责任记下他们的回忆。

钱钢（左）采访李玉林

李玉林：

……救护车在距新华门十米的地方被一个警察拦住了。小崔刚刹住车，警卫战士就冲了出来。我光着上身，穿着裤衩跳下车去。警察问：“干什么的？”

我说：“唐山来的，到国务院报警……”

那民警态度倒很好，他说：“你们上国务院接待站去，府右街四号，六部口向右拐！”

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我穿上了一件修车的破衣服，正想进去，一看，两手的血，那是地震时扒一个邻居的孩子时，他母亲身上流出的。我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洗净了血迹，又抹了抹脸，才往里走。

那时是早晨8点06分。

国务院接待站有位解放军首长，一听说是唐山来报警的，立刻进去打电话。一会儿便出来，让我们登记。正在这时，唐山机场乘飞机的两位空军干部也到了。我们和两位空军干部一起被领进中南海。进去时，一辆“大红旗”正开出来，和我们擦肩而过。

当时，政治局关于大地震的紧急会议刚刚结束，震中已初步确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煤炭部部长萧寒奉命立即乘飞机赶赴唐山。和李玉林等人一同进入中南海的两位空军干部，是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师机关参谋张先仁。他们乘坐兰州空军高永发机组赴唐山执行任务的“里-2”飞机，于6点51分起飞，7点40分在北京着陆。

曹国成：

我们被领到中南海紫光阁。当时在会议室里有几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桌上摊着一幅大地图，他们拿着红笔在那儿指指点点，气氛很紧张。不一会儿，吴德到了，好几个人一齐问：“老吴！北京郊区怎么样？”

吴德说：“一会儿报数！一会儿就报数！通县大概是倒了400户！”

李玉林：

看到我们进去，他们站了起来。我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陈永贵、纪登奎过来把我抱住了。记不清是谁说：“别急，别急，坐下来，喝口水，慢慢说……”

所有人都问：“怎么样？”

我说着就哭了起来：“首长啊！唐山100万人，至少有80万还被压着呐！”

在座的人都哭了。

李先念问我：“井下有多少人？”

我说：“一万！”

他说：“这上万人，危险了……”

他又问：“唐山楼房多还是平房多？”

我说：“路北楼房多，路南平房多，一半对一半吧。”

“得赶快想办法救人！”

陈锡联递过一张纸，叫我画一幅唐山草图。吴德走过来问：“开滦总管理处那座英国人盖的大楼在哪个位置？”

我指着图说：“在这儿。已经塌了……”

吴德叹了口气。他当过唐山市委书记，知道那座英国人盖的老楼——那楼十分坚固，墙有一米厚。吴德说：“……唐山不存在了，唐山不存在了……”

曹国成：

我们提了三条要求：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

当时真是十万火急，我们说一条，会议上议一条。几个副总理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马上有人问陈锡联“：老陈！哪个部队近？”陈锡联报了一连串野战军的番号和驻地。正在这时，有个解放军跑进来报告：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来电，沈阳军区的救灾部队已经待命！和我们同去的空军同志打开皮包，掏出地图，标出全国各个机场的位置，立刻帮着拟订矿山救护队的登机方案。

会议室里一片紧张的声音：

“叫总参来人！”

“叫空军来人！”

“通知卫生部、商业部、国家物资总局的领导，立刻到这里开会！”

“煤炭部，还有煤炭部！萧寒呢？”

“跟子厚上机场了……”

“噢，对，叫他留在唐山，别回来了！通知煤炭部副部长——”

“他立刻就到，已经在半道上！”

当时主持会议的像是纪登奎。李先念低头坐在一边，纪登奎有时回过头去，问他：“先念，你看这样好不好？”先念就说自己的意见。他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老。

进去半小时之后，有解放军给我们几个送来了军装，有军医来给我们看病。当时我们都快垮了，玉林直感到恶心。

国务院各部的领导都到了。他们开紧急会议，我们被领到隔壁吃饭，酱牛肉，咸鸭蛋，一人两三个的小花卷。我们饿极了，可都吃不下。陈永贵进来说：“你们完成任务了！”我们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直喊“毛主席万岁！”

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的出现，使国务院副总理们深切意识到了灾难的惨重程度。中南海被搅动了。整个中国被搅动了。

7月28日上午10时整，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

少顷，空军机关人员到达。

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

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马力，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煤炭部部长萧寒乘坐的飞机降落。

下午2时，三架飞机载来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

下午4时起，五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

此时，救灾部队正由西南和东北两路向唐山开进。

此时，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正迅速组成……

1976年8月1日上午。上海虹桥机场。

有关部门没有允许我登上飞往唐山的飞机。这是一架满载着塑料尸体袋的“三叉戟”。

“不行！现在跟唐山联络不上，你一个人下去找不到上海医疗大队的……”

“不怕，我自己闯！”

“那太危险！没吃没喝，到处有传染病……”

“我得赶去采访！”

“跟防疫队坐火车走！”

……我跟着防疫大队来到了唐山。

我开始了对唐山的采访……

陡河！陡河！

陡河水库告急！

这是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险情：大震后，位于唐山东北15公里的陡河水库，大坝下陷1米，主坝纵向断裂1700米，横向断裂每隔50米就有一处，约有50多道裂纹。裂纹有的宽达1米，长达11米。时逢天降暴雨，水位猛涨，大坝岌岌可危。该水库库底高出唐山市10米，有3600万立方米的储水量，一旦决堤，架在唐山人头上的一湖水将咆哮而下，把已经震碎了的唐山完全置于没顶的洪水之中，那将是难以想象的惨况。

可怕的次生灾害！

1923年东京毁于地震之后的大火，不就是震撼人心的史例么？

“快逃啊——”

“陡河要决堤啦——”

“水要下来啦——”

暴雨中，住在水库周围的地震幸存者们乱作一团，他们喊着、叫着，顾不上掩埋亲人的尸体，顾不上扒出值钱的财物，只是挟着包裹、抱着孩子，没命地往高坡上跑。

恐怖的情绪迅速蔓延，一时之下，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危险的态势，直接危及人心。

事态确实很紧张，已经听得见沉沉的雷声挟裹着水库中的波涛的喧响。

一队军人正跑步奔向水库大坝。这是驻在陡河水库附近的北京军区炮兵某团的指战员，刚刚从废墟中脱身，他们就接到了保护水库大坝的命令。团部先是派兵上坝警卫，“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可是他们很快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大雨中，急涨着的陡河水像沸腾般地咆哮着，黑汽蒙蒙，浊浪汹涌，拍打着有裂纹的坝堤，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时，陡河上游的洪水，也像野马奔腾而来，水库水位在令人发怵地上涨，杀机四伏的漩涡，疯狂的浊浪，千疮百孔的大坝……人们似乎能听见大坝在巨大的洪水压力下，发出支撑不住的痛苦的呻吟。水库已经饱和了，入库的水仍在无限止地膨胀，宽厚的堤坝此时竟薄得像一张透明的纸页。溃堤之险，危在旦夕！

必须立即溢洪减压，这是一切一切的关键。

炮兵团副参谋长董俊生率领八连战士上堤抢救，他高声喊着：“打开溢洪闸！”

然而早已停电，闸门启闭机无法启动。

他又带领士兵们冲进绞车房，要靠这架手摇绞车，去启动那两扇40吨重的闸门。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士兵们每四人一组，用手臂的力量去摇动绞车，去开启那十几万斤重的闸门。

风雨飘摇，大地仍在余震中战栗，恶浪仍在闪电中发光，涛声如雷，泡沫飞溅。从中午到夜晚，小屋内一阵又一阵地传出“嘎吱嘎吱”的手摇绞车响和战士们于紧张、疲惫中喊出的号子。

困难啊！四个壮小伙子拼命地摇动一百圈，闸门提高还不到一厘米！整整七八个小时过去，战士们轮班操作，就像用生命与洪水抢时间。

钢铁大闸一毫米一毫米地上升了。

我站在陡河水库大坝，极目远眺白茫茫的水面。正是冬日，枯水季节，可是眼前仍水天一色，波涌浪叠，气势很大。我不禁想到，当山洪暴发之时，这里该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啊？

驱车来炮兵团采访的路上，我一直感觉到在上坡、上坡。无疑，在“七二八”当日，如果陡河水库决堤，我途经的所有地方都将是一片汪洋。

三营副营长魏世德当时是参加大坝抢险的一名班长。他指给我看那座不寻常的绞车房。这座小屋是架空在溢洪水道上方的，下面便是巨大的闸门。很难想象，这座“空中楼阁”在那天为什么竟没有倒塌。倘若倒塌，屋内的人不仅会被砸死，而且会栽入数十米的“深渊”。对那种巨大的危险性，魏世德和他的战友们并不是木然无知的。

魏世德：

那天的情景，想起来就有点害怕。

我们开始还当提闸很容易，几声号子一喊就起来了，谁想到要连续摇七八个小时！

绞车房已经震裂，站在外面，都能见到里面的人，房子随时都有可能落架。大清早我们刚扒过死人，身上的血迹还在，人挨砸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知道。

每个进去的人，都是又焦急又紧张。摇，拼着命摇，汗珠子叭嗒叭嗒地掉，心怦怦地跳。十分钟一班，以最快的速度换班。在那十分钟内，谁都有可能送命，可是没有缩脖子的。

大坝上一片哭喊声，逃难的人成群成群从那儿跑过。我们的警戒哨大声叫着，让群众躲开这座随时有可能倒塌的绞车房，快速通过震裂了的大坝。

那时我们都觉得大坝随时会塌下去，十分钟换下来，我们就跑离大坝，到山坡上蹲着。可是轮班到接班，没二话，上！我当时想，水库决堤可怎么得了？唐山要灾上加灾啊！

就跟打仗一样，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豁出去了！

我们光着身子，穿着裤衩，发疯一样摇着绞车。手磨破了，腰快断了，开始还以十分钟为限，后来顾不上了，时间越拉越长，外边喊换班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傍晚，来了一次强余震，大坝轰隆隆响着，绞车房猛烈晃动起来，站着的人都栽倒在地。我当时在外面。我的心突然乱跳，趴在地上，心想这下完了，大坝要垮了，绞车房要塌了！可是怕人的事情没有发生。大坝在，小屋也在，小屋里还传出战友的号子……

那天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夜里，两扇大闸门终于提了起来。黑暗中我们听见溢洪水道中哗哗的淌水声，一口气一松，顿时浑身发软，瘫倒在地……

唐山在“七二八”大震后终于没有发生次生灾害，这不能不说是万幸。除了陡河大坝，当时出现险情的还有两个地方：一是开平化工厂。该厂液氯车间在地震时阀门被砸坏，剧毒的液氯漏出，当场毒死二人。因抢修及时，又因大雨稀释了溢出的毒剂，才没有酿成大祸。否则，几十吨液氯全部溢出，将给开平一带灾民造成严重威胁。其二为唐山钢铁厂附近的高各庄油库，地震时油罐破裂，1300多吨汽油遍地流淌，一个火星便能燃成燎原之势，因军队及时警戒，火灾得以幸免。十分凑巧，参加油库警戒的正是参加过陡河抢险的那个炮兵团的英雄士兵。

开滦！开滦！

7月28日上午，几乎没有人怀疑，在灾难中境况最惨的是开滦煤矿的万名井下工人。

地震一开始，他们就被无情地留在大地深处了。

已无法拉响警报。可是比以往任何警报回响的时候都更加可怕。从废墟中钻出来的女人们，顾不上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喊着丈夫的名字，披头散发地向矿井口奔去。哭声，喊声，纷乱的人流……就像发生了瓦斯爆炸，发生了“冒顶”，发生了“透水”。不，没有任何事故能和今天的惨况相比。煤矿的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那么地下呢？那些圆木支撑的窄窄的巷道，那些平时就险象环生的掌子面，那些竖井、斜井……

开滦矿务局副局长郭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调度室跑去。他的房子裂而未塌，他是最早脱险的局领导干部。他不敢细看眼前发生的一切，更不敢想象井下的情景。27日晚，全开滦放高产，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了矿井。那时全国工业战线盛行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

上万人，足有上万人呵……

调度室已变成一片废墟。

各矿已断电、断风……

郭彪五内俱焚，束手无策。那时他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此时开滦各矿的井下设备基本上没有遭到毁坏。万名干部职工正在奋力自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地面……

唐山矿

从掌子面撤下的工人们在大巷汇合。

这里有1600多人。三个采区的负责人紧急碰头，决定率领大家蹚水穿过15里地的大巷，从本矿2号井的“马路”上去。所谓“马路”，是一条可以通向地面的狭窄、倾斜的“战备小道”。

在没有流动空气的地底13道巷，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艰难的移动。新工人在前，老工人在后，群众在前，共产党员在后，人们相互搀扶，轻声呼唤……

数千米长的延伸线，似乎看不清人影，只有一串活动的亮点，一串闪耀的光斑。一盏盏的矿灯，像一只只睁大着的眼睛。

这一个个亮点在900米井下艰难地移动上升，顽强地移动上升。

地震后的一栋工人宿舍（李耀东　摄）

遭到严重破坏的开滦煤矿（李耀东　摄）

地震后的开滦矿务局唐家庄矿

震后开滦矿区鸟瞰（李耀东　摄）

九道巷。七道巷。六道巷……仿佛是从深深的海底，向陆地前进。晕眩，无力，湿漉漉的“马路”似乎永无止境。五道巷。人们终于感觉到了凉飕飕的风！这是地面的救险人员打开风门送进的自然风，它送来了希望……

吕家坨矿

600多人——包括100多名干部、几十个妇女和几名下井才六天的新矿工，在矿党委常委贾邦友的带领下，已穿过交错的巷道，来到陡峭狭窄的备用竖井。

他们要攀登上百米高的金属梯子！

“抓紧梯子！”

“不要松手！”

这无异于顺着云梯攀登一座百米高的峭壁。新工人站在井口哆嗦着；妇女们连累带怕，手脚发软；有人在低声抽泣。但是另一些人粗壮有力的手抓住了他们，可以说，在当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把他们推向长梯。

一支垂直向上的队伍，一股向井口涌突的生命之流。是那么的缓慢，那样的艰难，肉体紧贴着冰冷的峭壁一寸寸移动，手指在黑暗中摸索着梯档，那些妇女和弱小的青工，被人下托上拽，在极其危险的姿态下，逐档攀援。他们仿佛随着一股巨大的上升气流，在一步步接近地面，接近地面……

范各庄矿

新井工地。一片紧张气氛。

罐笼停机，几十名凿新井的工人被困在520米深的井下！

这口被工人们称之为“龙潭”的大型竖井，每小时井底涌水加上淋水达50多吨，工人们在仅有60多平方米的井底面上，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被水淹没。

一条保险梯缓缓滑下竖井，梯上坐着下井组织营救的矿建一区副区长郭振兴。他扒着贴井壁的两根钢丝绳，摸索着滑向“深渊”；也许，当开滦工人都在奋力向地面攀援的时候，只有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是在向地底深处前进。大地颤动，水花飞溅。他在这漆黑的深井中整整探索了3个小时！3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是生和死的搏斗。他时而被钢丝断茬割破双手，时而因摸不到钢丝绳而悬挂在半空中嗖嗖打转；最危险的时候，保险梯和钢丝绳紧紧缠绕在一起，他上不得下不得，摸黑分解一个又一个纽结……

终于，他听见了凿井工人的声音！

自1876年清朝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下令调查开平煤铁情形，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开滦煤矿恰好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间，它有过多少不平凡的经历？英商骗占，日军进驻，一次又一次产业工人的罢工和暴动……

唐山大地震将为百年矿史留下新的一笔：当严重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由于井下设施周围有岩体或土体约束，与大地结成整体，不易受地震力破坏，又由于地震引起的加速度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少，井下建筑的毁坏反较地面建筑为轻。正在井下工作的万名工人和干部，在停电、停风、停提升的情况下，除因坚守岗位壮烈牺牲和因路线不熟误入采空区死亡的17人和短时间内未能找到的几名失踪者外，其余全部在7月28日下午安全升井，撤至地面。这是一个奇迹。

在那些壮烈牺牲的人中，我要记下一个普通工人的名字：张勇。十年前在唐山，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他：这是一位负责保管炸药和雷管的保管工，在井下工人向地面撤退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脱离险境，可是由于炸药没有收齐，担心发生危险，又返回井下去找，直到飞速上涨的地下水把他吞没。

目标——唐山

唐山！唐山！

“七二八”当日，通往唐山的一条条公路上，烟尘弥漫，马达轰鸣，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救灾部队，日夜兼程向地震灾区开进。摇晃着鞭状天线的电台车，不时向部队发出联络信号；飘飞着红十字旗的卫生车上，各医疗队正紧急部署抢救工作，无数辆满载士兵的解放牌卡车，此起彼落地鸣响急促的汽笛，在泥洼不平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条长龙。

犹如“战争初期”。面临着的就是一场战争，一场山崩地裂的战争，一场尸横遍野的战争，一场自然和人的战争。

任何一个当时参加过抗震救灾的军人，至今都没有忘记“七二八”那一天的强烈感受：一支支救灾队伍仿佛是在敌方实施原子突袭后，正以最快的速度向被摧毁的城市开进。仓促，混乱，火急火燎……

西南线：高碑店→唐山

某摩托化军在火速前进。

当时担任师副政委的高天正，多少年之后依然清晰地记着那天从凌晨到深夜的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时刻。

3点42分。一座座营房在大地的颤动中发生骇人的摇晃。士兵们奔出宿舍，师领导立刻进入指挥位置，他们一面和上级联系，了解所发生的情况，一面命令部队处于待命状态。

9点整。在唐山地震发生5个多小时之后，该师接到作为先头部队赴唐山救灾的命令。当时全师部队正分散在方圆100多公里的7个县、23个点上，执行训练、营建、生产等任务。刚刚成立的军“前指”立即决定：边收拢边出发，边编队边开进。作训处以向京、津、唐地区机动的战备方案为基础，迅速制定了行军方案，给每台车下发了路线图。

9点30分。担任尖刀连的某团“红二连”离开营房。

10点20分。高天正和一位副师长率先头团出发。

有多少年没有经历这样动人心魄的场面了？漫天的乌云像浓黑的硝烟，隐隐的雷声如远方的炮响，路边是越来越多的坍毁的房屋，迎面走来一群缠着绷带的伤员……。霸县，天津，满街的塑料棚，满街的老百姓。救灾大军就从那一片呻吟和哭喊声中穿过一个个满目疮痍的城市和集镇，向灾难的中心推进。

解放军赶赴灾区（李耀东　摄）

下午4时许。摩托化部队突然停止了推进。蓟运河！长达150米的大桥被震断，桥板从中间断裂，跌落在湍急的波涛之中。大部队被拦阻在河南岸，各级指挥员焦急万状。架舟桥么？需要五六个小时；这是不容迟滞的五六个小时。河对岸可以看见黑压压的逃难的人群，人们在挥手，在呼喊。这一边，千军万马被淤塞在道上，士兵们在跺脚，在拧拳。渐浓的夜色里，到处是晃眼的车灯；风中雨中，到处能听见步话机员急不可待的呼叫……

终于，先头团政委罗尚立从地图上发现了一条经玉田、丰润到唐山的机耕道，他立刻向“前指”建议：

“改道！”

被堵塞在公路上的大部队，几乎是整个调了一个头尾。无数辆军车，费力地扭过车头，吼叫着开上那条狭窄、泥泞的拖拉机小路。

深夜，小路始终在隆隆马达声中震颤着，方圆数十里的田野上飘漫着汽油和柴油的气味。

司机们已经整整颠簸了十多个小时。

一位在队列中来回传递命令的摩托车通信员，由于连续行军，滚热的发动机把他的腿烤起了燎泡。

军车在开裂的公路上绕行（李耀东　摄）

一位慵倦不堪的司机，不时从口袋里掏出预先准备的辣椒，大口大口嚼着，驱散睡意。

一位得了重感冒，在路上发烧达39度多的驾驶员，在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让卫生员坐在身边为他扎针，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干脆把银针留在穴位上，每当眼皮打架，就让卫生员捻针，用酸痛的强刺激提神……

7月29日凌晨3点40分。几乎恰好是在地震发生24小时之后，先头团进入唐山。

东北线：山海关→唐山

沈阳军区某军昼夜兼程。

先头部队也被波涛汹涌的大河拦住。公路桥已震断，车队只有唯一的出路：强行通过尚未毁坏的铁路桥！

“我的车领头！”一位师长指着他的指挥车吼道，“我死也要死在这车里面！”

另一条路上，某部二营正以强行军速度向唐山开进……

当时的营教导员王庆祝终生难忘那一天的经历：上午，部队正在进行实弹射击，上级突然下达立即出发参加救灾的命令。全营干部战士跑步20里路赶回营房，当时午饭已快熟，整个部队不等吃饭就开始登车；炊事员一瓢水浇灭炉火，背着行军锅就和部队一起出发。

在大桥震断的滦河边，又累又饿的指战员们，下车泅渡过河，步行前进。

衣裤湿透的军人们，头顶烈日大步疾行。他们被一层令人窒息的水蒸气包裹着，一路滴落着水珠：先是河水，再是汗水。他们在酷暑的热浪中拼尽全力抢夺着时间。

士兵们疲惫不堪。从上午到夜晚，奔跑、泅渡、强行军……，他们一刻也不曾喘息。没吃午饭，没吃晚饭，饿得眼冒金星。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干渴，喉咙生烟的士兵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上的汗珠止不住地流淌。

渴极了……有三个战士已经晕倒！

忽然，队伍中出现了一阵波动。前方，在一条铁路旁边，有一片亮光，仿佛是一洼积水。

机敏的卫生员立刻意识到：那是火车中排出的废水。他跑到王教导员面前，让他大声命令“：不许喝脏水！各连注意，谁也不许喝路边的脏水！”

谁知这命令却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几乎所有的战士都看见了水光，像听到发令枪声，他们向铁路边蜂拥而去。这些渴极了的小伙子，一个个伏在碎石地上，没命地喝着浸透了煤屑的黑水，无论谁也呵斥不住。

天亮，二营赶到唐山的时候，战士们一个个无力地坐倒了。炊事班马上在路边架锅，熬出了一锅大米粥。整整一天了，耗尽体力的战士们粒米未进啊……

小伙子们端着茶杯刚站起身子，想喝一碗热粥，可是他们随即又不约而同地坐下了。粥锅边，已经围了一群饥饿的唐山孩子。

第一锅粥分给了这些可怜的孩子。

第二锅粥分给了路边的百姓。

第三锅粥还没有熟，战士们又接到了命令，奔向废墟……

刻不容缓！尽管已经竭尽全力，救灾大军的到达毕竟是迟了。唐山，已经在剧痛中呻吟了整整一天。

剧痛中的城

当十万大军还在公路上奔行的时候，唐山在痉挛，在疼痛，在苏醒。

震后的黑色的雨，瓢泼般地倾向废墟；和历史上许多大震之后的情形一样，无休无止的暴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唐山的废墟中开始一片一片地渗出殷红色的液体。它越渗越多、越积越浓，像一道道细细的殷红色的泉水，从预制板的裂缝中淌出来，沿着扭曲的钢筋滴下来，绕过毁断的窗棂门框，又从灰白的墙壁碎土中渗出来。人们终于看清，这是从蒙难者尚未清理的尸体中流出的血水。淡红色的血水缓缓地流着，聚合成一条条红色的小河，在黑色的废墟上留下了一道道离逝了的生命的轨迹。所有经历过“七二八”震灾的唐山人，都很难忘记暴雨中这一惊心动魄的惨景。尤其是那些沿着这一道道红色的轨迹爬出生还的人，他们更难忘却。

采访笔记（一）

唐山市建设银行女职员姚翠芹，一个23岁的姑娘。半年以前，她还是一名漂亮的女兵，一名部队宣传队的女演员。她脱下军装才几个月，刚刚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刚刚开始恋爱，她的生活似乎注定是要和歌声、掌声、微笑与甜蜜联系在一起的，可是……

我醒来时正躺在瓦砾堆上哼哼。我记不得我们住的宿舍楼是怎样摇晃着倒塌的，只记得周围的同伴在喊叫。我以为是梦，拼命想从梦中醒来，却怎么也醒不了，直到嘴和鼻子都被灰土塞住，身子像被刀刃卡住，脑袋疼得像要崩裂一样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噩梦中。有一串重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在模模糊糊中被一位看大门的师傅救出来……一阵剧痛，我又昏迷过去。那会儿，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剧痛是从脊椎发出的，脊椎折断了，我已经永远站不起来了。

我躺在那儿，一会儿昏睡，一会儿又疼醒。当我清醒时，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只觉得灰蒙蒙的天很低，在哭，在叹气。

我感到口渴难忍。“衣服……衣服！”我还衣不遮体地躺着。有人扔给我一条裤子，不知因为那是一条孩子裤子，还是因为我的大腿已经肿胀，我只能拉上去一半。我的腿已毫无知觉，像不属于我了。

当时的情景非常恐怖。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看见有个女人正在一口接一口地吐血，一个男孩伏在一具尸体上抽泣，还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少女正捧着一只肮脏的茄子大口大口地吞食。我渴极了，我伸出手去，想要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喊不出，只是朝那少女望着。突然，我发现那坐着的少女的身下，有一摊越来越大的血迹。

周围残存的房屋还在倒塌，身边是纷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喊着“：受伤的，快上机场呀！”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哥哥赶来了，他把我抱到一块破纱门上，又请人帮着抬上了一辆架子车。我问“去哪儿？”哥哥说“上机场！”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那一天，那一时刻，几乎所有的唐山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机场。于是，从唐山市区通往飞机场的九公里的公路上，人流如潮水般地涌去，嘈杂，混乱，恐慌……规模空前的大逃亡。人们毫不怀疑机场会是个救死扶伤的所在地，是由死转生的希望所在，所有能动的人都不顾一切地向那里溃散，拄着树棍的，互相搀扶的，赤裸身体的，光着脚的。据说，一位中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已经咽气的孩子，死不放手，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位中年男子，顽强地在路边爬着，用手抓着地上的石头，一寸一寸挪向机场……有些人仅仅是头上身上擦破了皮，却也被惊惶失措的情绪挟裹进了逃亡的人群。那是一条混乱的血迹斑斑的求生之路。）

上午10点，又下起了雨。整个机场塞满了伤员和逃难的人群，显得越发凄惨。到处是湿漉漉的瑟瑟发抖的人。还能走动的人，四下寻找食物和衣裳。

我仍然躺在那块破纱门上，浑身已被雨水浇透了，身上冰凉。我的伤太重了，机场卫生队根本无法处理。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我已经从哥哥那里得知父亲被砸死的消息，我觉得自己也要到父亲那儿去了。我能听见周围的人在一个一个死去：先是呻吟，再是喘息，而后声音突然停止，便有人呜呜地哭……

哥哥又把我抬上了车子……

（7月28日下午，从机场通往唐山市区的公路上，又出现了回涌的人流。这股退下去的潮水和继续涌来的潮水碰撞着，又汇成了更大的洪流返回废墟。路边的小沟里已填满尸体，走投无路的唐山人不知奔向何方。机场，依然处于拥挤与堵塞的中心。）

采访笔记（二）

空军唐山机场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队。当成千上万灾民涌来时，这个仅有40名医护人员的卫生队，像是汹涌巨浪上的一条板质单薄的小木船。

7月28日当天的情景，军医邵俊兰和汪雅莲一提起来心就发颤。地震发生后，她们从破裂的房屋中跑出来，立刻赶到卫生队。当时，机场的苏式平房倒塌不多，她们想象不到市区的惨状，当附近农村的伤员送来时，她们还是照惯例止血、包扎、派救护车“转送二五五医院”。可是救护车开出不远就返了回来。它带回了“唐山的医院全平了”的消息和满满一车最先出现在公路上的伤员。不多时，成群成群从废墟中挣扎出来的人，便带着更大的恐怖拥进了机场大门……

我们手忙脚乱，搬出了所有的战备药箱，给伤员清创、固定、注射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可伤员却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到处有人在伸手呼救。我们不知往哪里去，去了也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的衣角不时地被人拽住。一个老太太哭着说：“大夫，救救我的儿吧！他要死了，就剩我一个啦……”一个小伙子指着一位姑娘说：“大夫，救救她吧，我们才刚结婚呀……”还有几十个人在那儿喊：“我们是贵州来的！我们是贵州来的……”一打听，是贵州铜仁地区的，这个地区派出260名公社以上干部，到大寨和沙石峪参观学习，结束后途经唐山，准备上北京去，谁料到全部被砸在旅馆里，只剩30多人还活着。

医护人员和伤者（唐禹民　摄）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还有绷带，到后来只剩了红汞、四环素。卫生队的药箱全空了，连胃舒平都有人要，那些受伤的人，好像觉得只要是药就能救命。

……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叫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哭着、喊着：“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正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知道，这是被砸坏了内脏，正内出血。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拼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

我们的心碎了。眼看着一个个人死去，耳听着一声声呼救，我们直淌眼泪，毫无办法。什么也没有啊！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对需要清创的人，甚至连麻药都没有。

没有麻醉的清创，活活痛死人的呀。有个7岁的孩子，头皮被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必须用盐水冲洗，用刷子刷。谁下得了手？孩子的母亲说：“救命要紧，你们就冲刷吧！”那一次“清创”，现在想起来都叫人心里发痛。我们用盐水冲着孩子血肉模糊的头颅，一点一点刷着嵌在肉里的沙粒。碰一碰，孩子就痛得抽搐一下。他妈妈在旁边喊：“好孩子，忍住，忍住，别怕疼，你要像解放军一样，勇敢……”孩子咬着牙，真的没哭，真的没哭啊……

下雨时，伤员们更加可怜了。有个人，脸都被砸歪了，居然还在雨中跌跌撞撞地走着。有个干瘦干瘦的老太太，穿着我们卫生队的接生服，在小树丛里穿来穿去。躺在地下的伤员，有的在抽风，有的在惨叫，有的在高烧中说着胡话。我们找到了一个氧气瓶，给一个昏迷不醒的伤员接上，等到奔忙一圈回来，发现氧气瓶边已经躺了一圈人。那些人不知是怎么爬过来的，更不知是怎样找到了一根根管子，也把氧气接到了自己的嘴边。他们就这样在雨地里躺着，靠那一点点氧气维持生命。

还有几十个临产的孕妇啊！这边人在死，那边人在生，现在简直想不起来，那时是怎样给那些人接生的。

这些母亲，一定不会忘记“七二八”那天的唐山机场。

采访笔记（三）

赵福，二五五医院一位男护士。一位在地震中折断了手臂的伤员。提到7月28日，他最难忘却的是医院的篮球场——那个堆满伤员和死尸的小小的四方空间。

球场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人，活的，死的，混杂在一块。死人的头上一般都蒙着条毛巾或手绢；活人在喊，在叫，由于胳膊腿肿胀，为了“减压”，医生用刀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口子。我们也不知道疼了，只知道渴，只知道饿。有人给我一玻璃瓶糖水梨罐头，我往地下猛地一砸，把夹杂着沙子泥土和玻璃屑的梨块抓起来，一把把往嘴里塞。

我身边是一具死尸，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小个子男人。我的脑袋就枕在他的冰凉的胳膊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躺的地方地势比我高，下雨时，水从他那儿往我这边流。我挣扎着爬起来，心说，对不住了，换个地方吧。一点点爬过去，把他挪到低处……雨真大呀，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听人说过，地震后必有海啸，当时我心里直发毛：海浪卷来时怎么办呢？我决定往高一些的废墟上爬，可是我的胯骨也被砸裂，根本没法爬啊……

我就那样跟死尸在一起躺了一夜。

（许多经历过大震的人都曾说起，“七二八”之夜，整个唐山市区没有一星灯光，仿佛整座城市陷入了墨黑的海底。雨渐止，但阴云仍重重地压着，天幕上星光全无。黑暗中只有几点微弱的手电光，像墓地中的磷火。偶尔有几声犬吠，尖而悠长，显得格外凄厉。在救灾大军尚未赶到的时候，唐山坠入了死夜。那一夜，使多少人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死寂。）

第二天，我们医院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外地转送。

进唐山的救灾部队已经源源不断地赶来，公路上人山人海，常常挤得水泄不通。我在车上听人喊：让运伤员的车先走！运物资的车往稻田里开！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伤员越拉越多。

那一个个伤员的惨状，我多少年里都不敢去回想。太残酷了，地震真是太残酷了！就说跟我同车的人吧，有一个男的，脚已经没有了，皮翻卷着，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只有一根绳在膝关节处扎住大血管，他一路惨叫，叫得嗓子像被撕裂一样。还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可能是脾脏破裂，车一颠簸她就“啊！啊！”地喊，她要车停下，说疼极了，实在受不了了，可车怎么能停呢？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求求你，同志！你把我打昏过去吧。求求你，把我打昏！我疼死了，实在受不了啦……”

我们被送到蓟县一个部队医院，只听一个战士喊：“活的往这边抬！死的往那边抬！”

我拉住一个军医，请他给我做手术，他说：“这里哪还能做手术？昨天一天，这儿就死了1400个伤员。管不过来啦！管不过来呵！”

我一看，医院的院里院外，遍地躺着人。火辣辣的太阳烤着，伤口腐烂的味儿，屎尿的味儿，直冲鼻子，苍蝇嗡嗡乱飞……我就在那里躺下，一直等到卫生列车到来。

（震后一二天内，当救灾部队尚未大批到达的时候，最早钻出废墟的幸存者们展开了紧张的自救。震后还活着的唐山人中，十之八九是被亲人、同事、邻居从瓦砾中救出来的。常常是一个自己挣扎出来的人，决定了几十个人的命运，这几十人又决定了另外数百人的命运。唐山人自救互救，自寻生路，自发组织向外运送伤员的情景十分悲惨。那些被砸得不像样子的破烂汽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唐山，缓缓地、艰难地从迎面压来的大批车马人员中穿过。它们不时停住，抬下一具具刚刚咽气的伤员尸体；不时被人拦下，又抬上去一个个早已候在路边的生命垂危的灾民。

唐山军分区有关抗震救灾的材料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车终于开到了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有回音。打开驾驶室门，人们惊呆了：那个司机本是一个重伤员，头部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

当我奔赴唐山的时候，我身上揣着厚厚一叠纸条：“请帮我打听×××的下落！”“请寻找×××同志。”“请速了解×××家中伤亡情况。”……

我母亲也令我查询她的好友——唐山市民政局长蒋忆潮和他妻子周桂兰的情况。

蒋叔叔！看着我长大的蒋叔叔！

多么凑巧啊，正当我在废墟上开始第一天采访的时候，我在上海医疗队的帐篷前听到了那个熟悉的苏北口音。是他，他还活着！我飞奔过去，站在那个因砸断了肋骨而弓着背的老干部跟前。

“这小伙子，好面熟……”

“我是钱钢啊，蒋叔叔！……”

我一下子被一双颤抖的手紧紧抱住了。

“唐山，……你看我们唐山……”蒋叔叔失声痛哭。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颗破碎的心的深深的痛楚。

天上地下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撒开。

瓦砾上立即插上了一面面红十字旗和一块块木牌。

空军总院在此；

海军总院在此；

上海六院在此；

……

28日下午，在天津汉沽已出现收容唐山伤员的手术帐篷。当晚，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已在唐山机场搭起了三个手术台。

这是唐山震后最早的手术，也是最艰难的手术。大量的清创缝合，大量的截肢，甚至还有开颅……，一切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二五五医院医生王致苍护送伤员到汉沽时，参加了天津医疗队的手术。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搭在泥土地上的芦席棚，几乎是踩在血泊中抢救伤员，他的解放鞋被鲜血染红浸透。仅有一双手术手套，做完一个病人，用自来水冲一冲，接着再做。而唐山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们，用煮沸了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们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一个个伤员就在手术台上死去……。外科医生孙玉鹗想起当时站在手术台边几十小时的情景：“那么多生命垂危的伤员，明知抢救无望，也往手术台上抬，有时做两个小时的手术，仅仅就是为了延长伤员一个小时的生命。”骨科医生朱盛修一提到唐山，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帐篷外的那个土坑，土坑里堆满了截肢截下的胳膊、大腿……

北京军区后勤部原卫生部长杨立夫、副部长刘贞，整日在唐山驱车奔走。他们很难把成千上万分散在废墟上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常常需要事必躬亲。当丰南县沿海村庄有几十名重伤员无法运出时，刘贞竟亲自跳上一架“云雀”直升飞机，飞抵海边抢救。

完全不亚于一场严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害。在运往辽宁的18591名伤员中，各类骨折伤占58%，截瘫占9.1%，软组织损伤占12.9%，挤压综合征占2.1%，其他伤情占17.9%。几乎每五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这是一个10多万人的巨大数字。

“伤员得向外转送！”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

刘子厚问：“一个公社能收多少人？”

地震造成大批伤残者（李耀东　摄）

刘贞说：“大约200。”

刘子厚说：“把伤员向省内各县转移。”

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在此前，仅有50多名腰椎折断、大腿骨折、严重挤压伤的伤员搭回程空飞机转向北京。远距离转运的决定下达后，大批飞机和列车被紧急调往灾区，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的伤员大转移。

截至8月25日，共计159列（次）火车、470架（次）飞机，将100263名伤员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上海。

从以下两份关于空运情况的表格中，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当时紧张而特殊的气氛。

大批伤者通过火车转运到全国各地

大批伤者通过飞机转运到全国各地（唐禹民　摄）

表一　8月5日前唐山机场逐日客运伤员统计

表二　各类机型运载伤员人数

空运伤员的最初一二天内，唐山机场一片繁忙纷乱。运送伤员的汽车，从机场大门到跑道，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飞机降落的时候，舷梯下面人声鼎沸，秩序混乱。陪送者争先把自己的亲人送上飞机，伤员在碰撞中发出痛苦的呻吟。从农村送来的截瘫伤员，几乎个个躺在一块又宽又厚的门板上，登机时不得不临时寻找小木板替换。危重伤员，登机前必须为他们准备好氧气、液体、呼吸中枢兴奋剂。小飞机载人少，一次上不了多少伤员，伊尔-18、三叉戟等飞机容量虽大，可是距地面太高，上下机的梯子太窄太陡，搬运伤员十分困难，尤其骨折伤员更难搬运，100名伤员登上伊尔-18，竟然要用2个小时。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人们在忙乱中似乎已经忘记，那无数受了重伤的灾民，是在一个同样受了重伤的机场上被送上天空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机场跑道北端的乱草丛中，停着一辆破旧的塔台指挥车。调度员赵彦彬等三名穿着背心、戴着草帽的军人，就在那辆车上，瞪大双眼注视着天空，通过电台指挥飞机起降。

自7月28日到8月20日的半个月间，唐山机场起落各类飞机2885架次，最多的日子一天356架次，平均2分钟起降一次，密度最大的时刻，间隔仅26秒。机种繁多，时速各异，又有如此大的起降密度，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军用机场来说，即使在平时都是惊人的，何况是在大震之后——航行调度室被震裂，通讯设备严重受损，加上余震不断，在7.8级地震后48小时之内，3级以上余震900多次，其中5级以上强震16次，地面情况又是如此混乱！

军人们被逼上了绝路。机场决定：用塔台车指挥飞机双向起飞，调度员用目测指挥飞机降落。

中国的航空史上，这一事实应当被记录在案。几个年轻军人，日夜吃住在塔台车上，随时准备引导飞机。天上不时传起引擎的轰鸣，有时十多架飞机同时出现在空中。他们用沙哑的嗓音呼叫着，调整不同机种的通场高度，就像交通警在十字路口指挥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另一些年轻军人，在千米长的跑道上来回奔走，引导已降落的飞机快速到达卸货或载人的位置；他们热汗淋淋，双脚不停，每天奔跑的路不下百里。正是他们，使数千架次飞机安全起降，飞机和飞机、飞机和车辆之间，连一点轻微的碰撞和磨擦都不曾发生。正是他们，在危急时刻铺平了一条救死扶伤的道路，铺平了一条向唐山源源不断地输送救灾物资的道路。

地面同样在奔忙！

据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数据记载：唐山地震发生后，军队、地方参加救灾的汽车达2万多辆。这些车辆和飞机、火车一起，不仅抢运了伤员，还把如下的物资运往灾区（截至当年底）：

粮食7611万斤

饼干点心3644.7吨

食糖1230吨

肉947.1吨

蔬菜1406吨

衣服157.3万件

鞋41万双

炊事用具528.7万件

火柴6110箱

肥皂11652箱

洗衣粉32吨

药品293.7吨

苇席262万片

苇箔154.2万片

草袋255.6万个

木材897.3万根

毛竹101.4万根

铅丝1000吨

铁钉1030吨

油毡86.51万卷

石棉瓦36.45万片

塑料布1043吨……

在唐山机场住帐篷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一迈腿就走到成堆的盖着雨布的救灾物资中去。堆积如山的电筒、电池，堆积如山的压缩饼干，堆积如山的锅碗瓢勺，多地震的云南省送来的大批云南白药，受过震灾的辽宁海城送来的大批装有毛巾牙刷的慰问袋……震后两天中，机场场站站长（一个团职干部）掌握着所有救灾物资的分发，直到30日才移交给抗震救灾指挥部。最初整个发放工作一片混乱，大批物资或者被积压，或者被盲目下发。我到丰南县采访，那儿运到的蔬菜只有一种：出口的蜂蜜蒜头。一日三餐，每餐都得吃一大碗又甜又黏的大蒜。

最初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七二八”上午唐山市委已在一辆破公共汽车上成立了救灾指挥部“，七二八”晚间河北省委和北京军区的“前指”也已在机场组成，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两鬓斑白的党政领导人和将军们完全没有应急的经验。他们在电话机前喊哑了嗓子，在市区大地图前熬红了双眼，直到30日，他们才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指挥。有多少难题在等待着他们：水、电、通讯、交通……大自然毁灭一个城市只需要几秒钟，而人们恢复它的生机，却需要漫长的时间。首先是：

水——30日，北京重型电机厂由油罐车改装的30辆水车，第一次把清水送进了干渴的唐山。唐山自来水公司大红桥水厂的两个储水池内，当时还有3300吨清水，但是全城100公里主干供水管道全部震坏。31日，上海急调1.2万米水龙带，用飞机运到唐山，向人口稠密区送水。

电——28日，北京开出2台发电车，当晚给设在唐山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供电。29日，玉田—唐山间被震坏的高压线修复。30日，开始向市区水源地、机场和开滦煤矿供电。

通讯——地震后，唐山对外通讯全部中断。29日深夜，辽宁省邮电系统维修队修复了关外三省经唐山通往天津、北京的电话线。

铁路——8月7日，在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抢修下，京山线恢复通车。

……

不论过去多少年，只要想起地震后的唐山之夜，我眼前就会出现那盏灯，那盏发黄的路灯，神奇的路灯。

不止一个唐山人曾经说起：震后第二天夜里，在一条瓦砾尚未清理的小路上突然亮起了路灯。这是整个黑暗的唐山城中独一无二的一盏路灯，它如烛光般昏暗，也像烛光般明灭无定，可它却吸引了千千万万唐山人的目光。谁能想到呢？这是某工厂九位工人，用一台废墟中扒出的手摇发电机点亮的！一片死寂之中，这灯光给了尚在颤栗的人们多少安慰，多少希望！

这是一座城市尚未熄灭的生命之光……

抢夺生命

解放军报《简报》摘录（1976.8.13　记者邢石操）：

……北京军区唐山抗震救灾前指召开会议，总结半月来工作。万海峰副政委小结摘要如下：（1）参加救灾部队共计10万人，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等部队。截至8月10日，共救出群众12245人……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缠绕着党政领导和救灾部队指战员们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那些被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的生命。抢夺生命——这压倒一切的任务，落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数万名年轻士兵的肩头。

准确地说，除震区内的约2万军人以外，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7月28日中午12时，一营已乘车赶到唐山市新华旅馆的废墟前。

“战士们都惊呆了！”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谁见过这么惨的情景啊。满地的死尸、脑浆、血……几个小鬼呜呜地哭起来。我急了：‘哭什么！快救活人呐！’我自己喊叫的声音都在发抖，变了调子……”

“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

李福华忘不了战士们竭尽全力而又一筹莫展的痛苦情景。到处听得见呻吟，听得见呼救，可是楼群的残骸像山一般镇压着无数一息尚存的生命。

有一个小伙子，仅从楼板的裂口中伸出一个脑袋。他喊着：“救救我吧，解放军。救救我吧，解放军……”战士们却无法把那楼板抬高一寸。他们含着泪，听那小伙子一遍遍机械地喊着，喊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嘶哑，消失……

旅馆一角，战士们听见一个姑娘从地下传出的声音：“同志，我们下面还有七个人，七个……”战士们拼命往下扒，已经可以听得见喘息声时，大地突然一阵摇晃，一些架空的楼板又坍落下去。喘息声中止了。数小时后，筋疲力尽的战士们看到了七具并排躺着的女尸。

搜寻废墟中的幸存者

28日下午，一营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这些紧抿嘴唇的无言的年轻人，奋力地，然而几乎是徒劳地用他们的血手扒开坚硬的废墟。

当7.1级强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六七十个战士在一座危险楼房里。一个连长喊：“有地震！快出来！”可没有一个战士往外跑，那连长喊着喊着，自己也钻了进去。得抢在房子倒塌前把人救出来啊！

“我们全营在毫无工具的情况下，这一天，把原先有三层楼的新华旅馆翻了一个遍，在旅馆和周围的地方救出50多人。第二天救了20多人。第三天只救了四五个人……”

7月29日下午，李福华奉命率全营到市委大院救人。面对一大片废墟，指战员们手足无措，几百号人，淋着雨蹲在地下。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跳下车，一看眼前的情景就火了。“这底下还有80个人，你们怎么能在这儿愣着！”他命令李福华，“扒！用手扒！明天早上要是扒不出来，我撤你职！”

一营战士整整扒了一夜。扒出的是76具尸体。

“到唐山后的三天内，我们全营没吃饭，没喝水，没合眼，从营房送来的饭，都在半道上给了老乡。第四天，用一个澡堂里打来的臭水煮了一锅饭，那饭一闻就恶心，谁也没吃。那几天，人的精力、体力真是惊人！战士们赤着膊，只穿条短裤，蹭得浑身是伤。人就像急疯了一样，就知道扒呀！扒呀……抢的是生命啊！司令员急得冒火，战士们急得想哭，可我们只有一双手……”

将军们回忆起唐山救灾，都认为第一天开进时没有携带大型机械是重大的失策之一。本来应该从天津、北京等城市调去大批吊车，野战部队也可以多携带钎、锤、锹等工具。可是在猝不及防的灾难面前，谁也无法镇定自若、周密而冷静地作出快速反应。派去和灾害搏斗的军队，事实上是一支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的军队。直到8月7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这也就是说，废墟上这一场空前残酷的生死搏斗，持续了十天之久！当我在1984年采访军政委高天正时，他无限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那十天里，我们的年轻战士都感到：他们突然间长大了……”

高天正所在的部队，担负着在受灾最重的路南区小山街道和唐山火车站一带抢救幸存者的任务。高天正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些年轻的士兵们。他们正是灾难的承担者，不仅承担着劳累、危险，而且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灵的重负。

当时战士们的心，就像成天成天被刀戳着。有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废墟中一两丈深的地方还有活着的人。可是没有工具，能看不能进呵！里面的人在受折磨，外面的人也在受折磨！我们师的红军团在车站附近救人，二连负责车站大楼，三连负责铁路公寓，四连负责站前旅馆，一个连都要管一大片地方，面前是那么坚硬的预制板、钢筋……我记得有个教导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堆小锯条，他们就用这样的小锯条锯钢筋，锯坏一根扔掉一根，硬是把结实的钢筋水泥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

对那些还在地底下挣扎着的人，士兵们千方百计给他们送进水和食物。他们用钢筋叉着馒头，叉着苹果，从废墟的缝隙中塞进去。一群士兵还想了一个主意，把一根皮管插进废墟，将小米粥一点点灌入，喂给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员。战士们用嘶哑的声音一遍遍喊着，让那些幸存者坚持，顶住……

大型机械运来以后，战士们照理该喘口气了，可实际上是更加紧张！已经十天了啊，地下即使有人还活着，生命也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战士们有的钻进撬开了楼板的废墟，有的坐在小筐里，被吊车吊上残存的楼房，在各种各样危险的地方寻找活人，抢救活人。我在一个塌成了一个陡坡的楼房前，亲眼看见一个战士，背着一个中年人，一步一步艰难地从陡坡上下来。怎么回事呢？他脚后跟还拖着一块大木板。仔细一看，哎呀，他是一脚踩中了那根木板上的钉子！下面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他身上背着人，顾不上脚底的剧痛，就那样一步一步地拖着木板往下走，住下走……满头的汗，满脚的血……

从废墟中救出的活人越来越少了。地下的幸存者早已不能呻吟、呼救。他们只能无力地敲击着水管、暖气片，向人们传递微弱的信号。高天正所在部队成立了“潜听队”，夜阑人静之时，一群战士就卧在废墟上，屏息倾听，哪怕是听见一丝响动，立刻吹响紧急集合哨，突击挖掘。刚刚入梦的战士每每被哨音惊醒，匆匆奔上废墟；黑魆魆的瓦砾堆边，很快开来一辆辆卡车，雪亮的车灯齐刷刷向废墟射去。起重机马达轰鸣，打钎的锤声此起彼落……常常是苦干到天亮，依旧什么也没有发现；有时挖掘了三四个小时，挖出的仅仅是一只尚未死去的扑腾着的鸡。

地下还有活着的人么？

第三章　渴生者

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对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常常，生命的消失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灾难，而更在于虚弱的人类本身。

十年前，当我凝步于唐山的街头，大量的尸体堆中，曾有一类死难者的遗体引起过我的疑虑和深思。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尸体上，留下的只是一道道指甲抠出的暗红色的血痕，那是疯狂地抓挠之后留下的绝望的印记。

这就是精神崩溃——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对我说，是他们自己在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

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可是，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渴生的本能，却仍在奇迹般地为生命而坚持着、奋斗着。奇迹，不仅仅是生命史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唐山大地震，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留下了这批渴生者的姓名。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

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陈俊华，地震时24岁，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

郝永云，地震时24岁，陈俊华的新婚妻子，廊坊县农村社员。

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时间：1976年7月30日，震后第三天。

3天，对于生命的时限来说，并不算长，可是对于这样一对夫妇来说，却分外的漫长而难以支持。他们的存活，对于他们自己，是奇迹。

1985年1月26日和30日，我采访了陈俊华和郝永云夫妇。与郝永云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我和她的妈妈。她显然是生于地震之后。将来，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不会有她。因为，一场震灾险些夺去她的父母亲的生命。那会儿，他们刚刚结婚。

7月28日的强大震波，击中了所有大目标，也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对夫妇的小小新房。

那一刻，屋子里亮极了，明晃晃的，就像开了电灯，就觉得四面墙壁像包饺子一样卷塌下来。我们的屋子在宿舍楼的底层，上面的天花板已经倾塌，离我们的头只有几寸远，侥幸得很，那块板没落下来，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只剩下了比一张单人沙发大不了多少的空间。

最初被砸下去的时候，这对夫妇也曾经呼救过。竭尽全力的呼喊，对于偌大的废墟显然无济于事。为寻求生之路，他们也曾和千千万万遇难者一样，拼命地推梁木，砸钢筋，搬石头。当我采访郝永云时，她对我说：“我们俊华可是个男子汉呀，真正的男子汉。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儿？一扇纱门压在我们身上，他硬是用手撕扯开纱窗铁丝，出来后我见他满手是血。”

“真像活埋人！”郝永云说，“开始，四周很黑，谁也看不见谁，只觉得闷，呛得难受，嘴和鼻孔像被灰尘堵塞了。余震时，楼板几乎贴到了脑门。”

“新婚妻子身体不好，”陈俊华告诉我，“她身体单薄，平时还有神经衰弱。那一会儿，呛得要命，我真担心她。我蹲着，她跪着，扒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说：‘俊华，我出不来气，我渴。’”

郝永云：

我只会发疯一样地叫渴。热极了，也渴极了。俊华叫我别喊了，说里面氧气少，一喊就喊没了。我渴得受不了，伸手胡乱地摸着。天太黑，只摸到一只瓶子。“是醋”，我高兴得没法说，抓起来就往嘴里倒，却是花生油。我喝了两口，哇地全吐了。后来我昏睡过去时，老是看见一个军用水壶，我死死抓住它，就是不放手！

陈俊华：

看着我妻子这样，我想起屋里还有西瓜、桃子和半盆凉水，水里还冰着一罐中药，是为她煎的。我四下去摸，什么也摸不着，都压碎了。失望之中，意外地摸到了一把菜刀。我对她说，这下好了，我们用菜刀砍出去。

这把菜刀给这对在“蜜月”中蒙难的夫妻带来了生还的希望。黑暗中，响起了菜刀砍击硬物的声音。陈俊华首先在一堵断壁上劈开了一个窟窿。他欣喜若狂地往外钻，谁知窟窿外正堵着一个坚硬极了的水泥露台。他用菜刀往相反的方向劈，结果也失败了。他们暂时栖身的小小空间，真像一处严严实实的坟墓。

我把四周都砍遍了。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菜刀卷刃了，变成了一块三角铁。我一共凿开了七个窟窿，全都是死路。我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总感觉外面老是盛夏大中午。太闷太热了，满额头鼓起了大肿包，我妻子只穿着一件背心和短裤，哭喊着，一步也不离开我，死死拽着我的手。我挪近她。她已经开始一阵阵地透不过气，一阵阵神志不清。我摸到一顶草帽，给她扇着风；只要她一睁开眼，她就哭，就问我，还能回家吗？会不会有人来救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头顶上偶尔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也不见人声。我看着她昏昏沉沉地躺在我身边，心里头重得很。刚刚结婚，刚刚建立起这个家，妻子从农村到部队来度这个“蜜月”，还没有到头，就这么完了。新房碎了毕竟还是新房。不远处的那对枕头，图案是两条金鱼，就是我妻子一针一针绣的。那会儿，我也开始绝望。我觉得我们被埋得那么深，那么深，没有希望了。我妻子仍旧在身旁低声地哭，我心里那个苦啊！我寻思这会儿大概是第二天了，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地震刚震那会儿，我怕头顶上那块天花板再落下来，用很多砖块垫住了它，这会儿，我却想把砖块抽去，任楼板压下来，两人一块儿死算了。

不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婴儿渐渐弱下去的哭泣声，还有一个孩子喊着“渴”的打滚声。这是邻居王庆海一家。陈俊华只要稍一动弹，妻子于昏迷中就紧张得一抽搐。她的手使劲地抓住丈夫的手，紧极了。“见天了吗？”她问。她仍在幻觉中，听着那一声声菜刀砍击硬物的“当当”声。尽管那每一声“当当”都显得那么勉强、机械、单调、无力，可是她却实实在在地在倾听生的希望。“见天了吗？有希望吗？”陈俊华看着自己虚弱的妻子，强忍着自己绝望的心情。他知道，失去希望，对于她，就是死。于是，他对她说：“快了，快了，快掏空了，快掏空了。”“能出去吗？能出去吗？”“能，一定能，我向你保证。”

郝永云安静了。她想活，她想活着和丈夫一起出去。“蜜月”还没有度完，好日子还在后头，她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她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女子，没有多少文化，只有一颗热爱丈夫的痴心和孝敬老人的善心。

陈俊华的菜刀又“当当”地响了，那是敲在一处暖气片上的。不再为寻找无望的生路，仅仅为了妻子，为了那一点点正在微弱下去的生的信念。她不应该这么死去。

陈俊华1970年入伍，1972年曾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这门婚事是一位远房亲戚介绍的。

这段恋爱史的开始并不甜蜜，一提起来，陈俊华的心中还有那么一点内疚和苦涩。他说过，他曾为一件事和永云闹过不愉快，当初，文化不高的姑娘给他写的第一封情书，是请人代笔的。后来他知道了，十分生气，质问她“为什么要骗我”，永云委屈地哭了一天多，都因为没有文化，也太痴心了。

陈俊华不停地敲击着手中的菜刀。后来，再没有过“吹”的意思，永云的家，离陈俊华的家只有三里地，同是廊坊人。陈俊华在外当兵，她常去他家干活，尤其是照顾三位老人。其中陈俊华的奶奶和父亲都是半身不遂。真是一位善良的姑娘。爷爷做寿也是她一手操持。“当当”的敲击声就这样响着。婚礼在农村举行。不土不洋。家里给做的柜橱。她家带来一对木头箱子。把亲戚请来吃了一顿。简单已极的婚礼。甚至连拉新娘的马车上也忘了挂花，她家不满意：“就是娶个寡妇也要挂花。”可是一心爱着俊华的永云却没有在意。

黑暗中，妻子仍不时地说着呓语。她的呼吸在“当当”的敲击声中变得均匀。后来她常说：“没有俊华，我早死了，是他顶住了我。”

整整两夜三天呵。那会儿要死也真死了。第二天我就觉着不行了，我想，刚结婚就砸死了，爹妈该咋想？两口子就死一堆吧，只是苦了爹妈。真舍不得死啊！

陈俊华也想落泪。他的心里还有一件小小的憾事，结婚前，永云就盼着要一辆自行车，像城里人一样。无奈生活贫困，好容易积了些钱，因为不够数，只能和弟弟合买一辆车，轮流骑。陈俊华曾暗下决心，结婚后省吃俭用，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妻子买一辆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飞鸽”自行车。

菜刀的敲击声响越来越弱。陈俊华也不行了。他只感到浑身发烫，手脚绵软。大概因为瞳孔放大，四周到处是一片白色的雾。最后，他也躺倒了。但是，他躺着还拼尽全力地敲。手举着小小的卷刃的三角铁，竟像举着千斤大鼎那样的吃力。“当，当，当……”

两夜三天。

幸存者获救

一些幸存者就被埋在这样的建筑物中

30日下午6点多钟，微弱而顽强的敲击声响终于传出了废墟。他们获救了。

8天：“小女孩”王子兰

王子兰，女，地震时23岁，唐山市第一医院护士。

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时间：1976年8月4日。

1976年8月赴唐山采访笔记摘录：

8月12日，上海市医疗大队大队部同志告知：唐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女护士在地震发生八天七夜后，被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据说她的名字叫王文兰。

关于名字的误传早已纠正。十年后，当我见到王子兰时，她正在医院上班，一身白工作服，头发也塞在白帽子里。她笑着走进院长办公室，第一句就对我说：“解放军特好，我现在还记得救我的那两个解放军的名字，一个是莫占江，一个是王凤连！”

两次采访总共四个小时。对于她的情况，除了我过去已从电台、报纸和其他数据中得知的一些外，意外所得并不多。正如她自己轻松地对我说的那样，那会儿，她和工友孙桂敏一同被砸在小儿科治疗室里，完全不知道日子已经过去八天。按照她们在黑暗中的计算，她们只待了四天。她笑着对我说：“你问我怕不怕？有啥可怕的！我们摸到了一瓶葡萄糖盐水，饿了就喝一小口。我是学医的，懂，死不了，就是喝下去不好受，胃里烧火似的；上面那么多人声，我听听都是外地口音，我高兴了，不是来救我们的解放军，还有谁呢？我就等着。喝了糖水就睡，迷迷糊糊的，就这么过来了。”

八天七夜，对于这样一位姑娘，真的是这么容易过吗？而且据她说，她曾经是一个十分惧怕死人的人。那次被砸在地底下，就是在死人堆里度过的。她说：“身边不远的地方都是伤员，他们发出的声音吓死人啦。嘶哑着嗓子哭喊的，大口大口喘粗气儿的，特别是断气前的一刹那，那长长的一声叫喊，像什么东西在嗥。”

八天七夜，王子兰清楚地听见一个一个人在她身旁死去。当废墟中蒸腾起一阵阵闷热的气体时，她闻到了难以忍受的恶臭，尸体腐烂了。

要说这八天她还做了些什么？她说：“我想家，想出去，想我们小儿科的那些孩子。也想他。我和他认识才三个月，我们才刚刚开始。要说再做什么，就是给我那块‘东风’手表上劲，手表滴滴答答地响，听着心里就快活。我怕表停，不停地上劲，听人家说，表不走了就要生锈的。我可宝贝这块表呢，它是我参加工作时候买的。”

她还说：“有一阵子我就想，我这辈子没做过缺德的事啊，没对不住谁啊，干啥让我在这儿活活憋屈死？”她又说，“虽说没怎么想到死，却也想到生命的宝贵。家在外地的孙桂敏，抓到一支钢笔，摸黑在胳膊上写她的家庭住址，她是在想后事啦。我不信，我相信会出去的。要是能出去，我想我一定得好好活，好好地工作，再苦再累也不怕。”

整个采访使我奇怪，她压根儿没有把当时死亡的恐怖当一回事。这一位姑娘也用双手扒过碎砖，搬过木板，耗尽过她所有的力气，也曾经历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和令人欲逃无路的黑暗。王子兰经历的八天七夜，在她口中竟变得简单又简单，而且，令她念念不忘的，竟是一些有趣的事：“我扒呀，扒呀，扒呀，却扒出一个痰桶来！”为这句话她格格地笑个不停。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姑娘。

她还充满感情地和我谈起她和她的小张。显然，是这场灾难的力量，将他俩的恋爱史迅猛地推进了。“七二八”地震后，电厂工人张俊清赶到医院的废墟时，因有贵重药品和器械，那里已经戒严。为了寻找他的子兰，他不得不挂上了一块民兵的胸章，背起一支步枪，以巡逻的名义硬闯进去。一连几天，每到傍晚下班，他都要到废墟上去，流着泪呼喊王子兰的名字。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绝望地认为他的子兰已经死了的时候，那个天真、简单、对生活充满乐观态度的王子兰，还在黑洞洞的废墟里拧紧她的手表弦呢。

整个采访过程中，王子兰多是谈及她今天的工作和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喜怒哀乐。她特别愿意信赖人，仅和我交谈几分钟后，就会为她所遇到的一个矛盾伤心地哭起来，然后，又能为另一件有趣的事呵呵地乐。我似乎理解她那“简单而又轻松”的八天了。

我不禁想起王子兰和孙桂敏离开废墟时的情景。八天七夜之后，当解放军的一位副指导员，冒着生命危险，钻进电钻打开的口，硬是用手撬开压在王子兰头上的一张大桌面时，在废墟中埋了八天的王子兰，竟然一直腰，像弹簧似地立了起来。真是一位有意思的姑娘。这在唐山所有的获救者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她又笑了：“更逗乐的是，我一高兴，只会一个劲儿对着救我的两个解放军喊叔叔。其实他们和我差不多，说不定还小呢！”

我也暗暗地和她一起笑了。瞅着这位被采访者，我想起有人对我说，当初听见王子兰在废墟中呼救的那个战士，一直还以为底下埋着七八个唧唧喳喳的小女孩。

这就是王子兰。那个在废墟中埋了八天的简简单单的普通的王子兰。

1976年8月赴唐山采访笔记摘录：

据传闻，在废墟中找到代用食物以维持生命的，在唐山还有许多人。例如：

某街道一位孩子，抱着枕头压在废墟里，饿极了的时候，他用牙撕咬开枕芯，以高粱花子充饥，直到获救。

某药房一位司药，砸入废墟中，以维生素药片维持生命，直到获救。

某水果门市部附近的废墟下，一位居民靠水果为食，直到获救。

某街道一位居民，被砸入废墟后，是床下的一盆未倒掉的洗脚水维持了他的生命。

……

13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

卢桂兰，地震时46岁，居住在唐山市小山街道的一名家庭妇女。

被救出废墟的时间：1976年8月9日，震后第13天。

根据一般医学文献记载，在完全断水、断食物的情况下，一位女性的生命极限时间是七天。

1976年8月13日，也就是卢桂兰重返地面的第四天，我在北京军区某师医疗队的帐篷里见到了她。她刚刚脱离昏迷状态。据当时病历记录，卢桂兰入院时大腿骨折，血压甚低，全身呈严重酸中毒反应。

可她毕竟活下来了。在无水无粮的情况下存活13天，这本身就是人类生命史上的奇迹。

1985年春节前，我怀着极大的希望，又一次去寻找和访问这位老妈妈。使我不解的是，这位曾像奇迹般出现过的人物，似乎已被遗忘了，唐山市各级行政部门，竟然都不知道她的地址和下落。最后，我是通过市公安局的“户口卡档案”，并且是在六个同名同姓的卢桂兰中找到她的住址的。我不禁怅然。十年了，没有一个医学家、没有一家医院的研究机构，对她产生兴趣，而重新调查、研究她过去和今天的情况。遗憾的是我并非医学工作者，甚至连较少一些的医学基础知识都没有。为此，我不能详细地解释这位老妈妈奇迹似的打破人类生命极限的身体和生理的全过程。我遗憾。但我相信，她的经历，仅仅就她口述的，甚至是无逻辑的杂乱无章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科学地研究人类也绝对不会是无价值的。

但是毕竟存在着很大的遗憾。

下面将我的采访笔记摘抄如下，或许有点怪异，但却是真实的。

地震那会儿，我正在商业医院陪床。我那老爷子（丈夫）地震前四天脑溢血住了院。那天夜里已经不行了。一位大夫对我说，血压没有了。我还没赶上说句话，就震啦。我是躲在老爷子病床下的，没被砸死。刚埋进去那会儿，我几分钟都待不住哇，躁得很，胸口上压着一大摞瓷砖，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震过来的。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就一块一块搬。后来，能透气了，人站不起来，我是缩着身子被捂在里面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喊救命，却不见有人来。头顶上轰隆隆响，大锹哗哗地扒土，也能听到人声，最后几天有两个当兵的在我头上唠嗑，我又喊：“我是人，不是鬼！我丈夫姓杨，是澡堂的工人！”上面根本听不见啊。

没力气喊了，我就觉得渴。我躺着，不敢睁眼，也不敢张嘴。第二回又震了，我就觉得到处是砖头石头堵着门，出不去。我寻思，谁要是能给我半碗水，唐山是我的，我也敢送给他。那会儿我真的不敢喊了，渴得受不了，只好喝尿。第一回喝，是在第二次又震那会儿，实在受不住哇，怎么喝？把衣服撕碎了蘸着喝吧。第二回喝，差不多又过了好些天。第二回尿更少，是苦的。

卢桂兰（成贵民　摄）

我哪知道是地震咧！妈的，臭黄鼠狼，刺儿猬猬！“大成！大成！”我拼命地叫我那儿子。他和闺女在家里也不知怎样。我叫大成快来，把砖头给我劈了，黄鼠狼刺儿猬猬把我给压在里面了。我渴坏了呀，我寻思闺女也该没了。医院这么好的房子都倒了，咱家的小屋还不早塌了？可怜我那老爷子，苦哇。13岁就摆摊子修鞋，一辈子是个厚道人，他就死在我上面呀，我都没来得及送个终。可怜我那两个孩子。我那老闺女怕是活不成了，谁去救她呢？隔壁那娘们儿坏着呢，不用说不会去救，见着闺女尸首，还会去踹两脚。她恨我们呀，她不会去救。一提那娘们儿，我就气，她就是欺负咱家，想占我们房子，要撵我们出去，还说我养汉子。

也说不上这是过了多少日子了，我就在生这娘们儿的气。有一阵子，迷迷瞪瞪的，觉得她拿着锹，从我头顶上过去，我喊，她就是见死不救。我那个气呀。我想，我非要出去，等着，会有人来救我的，我偏要争这口气。迷迷瞪瞪中，又听到了很多很多声音，汽车的声音，飞机的声音，有时人还清楚，就喊几句话：“飞机呀，我的亲爹亲娘啊，救我呀！”又对自己说：“别怕，别害怕！”唉呀，我心想，我要不死，就出去看看大伙儿，特想他们呀，能见上一眼，也算没白遭这场罪了。后来，我脑子越来越昏了。

你问我知不知道饿，怎么能不知道饿呢？刚砸下那会儿，怎么就那么饿呢？我在想，头天还买了五块钱饭菜票，第二天订的是份饭，大米干饭汆丸子。27日晚买了两个馍一碗汤，只吃了一个，怎么就没把那个馍也吃了呢？我知道那馍就搁在老爷子枕头边上，这会儿想拿也拿不到呀。摸了半天，摸到一把土，饿极了，就抓土往肚里咽，一把一把地吞呐！

那会儿脑子昏，就好像听见有人用砖把我垒起来。后来出来了，听人说我上面真有块大板压着，4000斤重哇，还是大吊车挪开去的。

有一阵子，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就觉得冻得难受。已经喝过两天尿了，尿也没了，冻极了，从心里往外发抖。我就拼命地活动身子，人坐不起，就窝在那儿乱扑腾，像小猴似的。后来，也不知从哪儿拽出一条毛毯，没准儿是我老爷子身上盖的那条，绿的，我用牙咬，用脚蹬，好歹扯下一块，裹在身上。

有一阵子，我还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还唱歌：“天大地大……”是居委会里学习唱的。

那些日子，迷瞪着，醒着；醒着，迷瞪着，只有一只苍蝇和我做伴。可怜的蝇子，和我一样，也出不去，它叫着的声音惨呐，好大好大响，像小孩哭一样。唉，迷迷瞪瞪的，就觉得它像小孩子哭。

我想，我是要死啦，那坏娘们儿见死不救，好在我这个人也经过十几回死了。打仗，日本人的枪子儿贴着头皮飞过去，打死了我第一个男人；去井边打水，一迷糊栽到井里去，人胖井圈小，硬把我卡在半腰，只扎下了半截身子，脑门上让井台的铁丝打了个疤。就这会儿最厉害啦，没吃没喝，连动都不能动。

在医院死的这个老爷子，是第三个。你问我身体为什么这么壮实？从小苦出来的。16岁嫁人，17岁守寡，那时候哪知道啥是冷啥是热？男人死了，还得孝敬公婆。我就拼命地干活，跟个小伙子似的。一个17岁的小寡妇，跟着叔婶（即公婆）能过什么日子？喝碗粥也遭人瞪眼。一个劲儿地就知道干活。砍柴呀，不见星星不归家，一百来斤背上就走，一走几十里，砍一天够烧一个月。我还会赶大车，就我一人，当车老板，劲儿大着哩。干活渴了，就趴在沟里喝口凉水，从不闹病。我不怕吃苦，不怕喝面粥就咸菜。22岁又招了一个男人，病秧子，不出三年就病死了。一个棺材两石玉米，我卖了棉鞋去买粮，大冷天，连双棉鞋也没有。苦哇，都说“当寡妇，没棉裤”，我走了几处人家，都是死了汉子再嫁汉子。最后这个老爷子，是土地入社那会儿找的，这会儿地震又震死了。

我躺在那儿，迷迷瞪瞪地尽想这些事，后来，就再也喊不出声了。我对自己说，不着急，不着急，再怎么样也等着，总能出去，不管多少日子。我就这么想，最后连舌头也干巴了，硬邦邦的，像块泥土块，一层皮被我撕掉了，血淋淋，还觉得滋润。

你问我迷迷瞪瞪中的感受，有啥感受？我就看到一只大铁钟，生锈了的，就是小学校里那只大铁钟，当当地响，没完没了地乱敲，烦人。我想，等钟不响了，我就可以被救出来了。

1976年8月9日下午7时20分，商业医院废墟旁，大吊车将一块重两吨的楼板吊开后，奇迹出现了。此时的唐山，已充满各类记者和电视电影摄影师，一圈圈的人从废墟的各个视点关注着卢桂兰的获救。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军人告诉我：当时，她已经不会动了。可是，当两名战士将压在她眼皮上的泥土拨开，她刚一睁眼，说的第一句话是：“解放军万岁……”奇迹！在完全无水无食的情况下度过了13天的卢桂兰，神志依然清醒健全。后来我又听说，就在卢桂兰住院抢救期间，曾因一批药物的质量问题，发生过严重的几乎将她致死的事故，但是，卢桂兰竟然也战胜了这次药物事故，顽强地活了下来。

曾有人不解地问我，诸多材料中，你为什么要全文引用这位普通妇女近乎语无伦次的采访谈话？我认真地思考过，始终觉得，卢桂兰能奇迹般地在废墟里存活13天，除了她劳动妇女坚强的体魄，还有她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妇女的特殊的心理结构。如果把她的遭遇转换到一个知识型妇女身上，会有13天的奇迹吗？

1985年的除夕夜晚，我就是在这位老妈妈的家里度过的。重见这位老妈妈，使我激动而且振奋。更令我惊奇的，她虽然瘸了一条腿，精神却依然和从前一样。这位老妈妈不仅由一位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作，而且还像年轻人一样，买了一辆小轮自行车，匆匆来匆匆去地奔波在唐山的街道上。

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力。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生命和生命力。

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陈树海，地震时55岁，赵各庄矿场班长。

毛东俭，地震时44岁，采掘组副组长。

王树礼，地震时27岁，采掘组组长。

王文友，地震时20岁，新工人。

李宝兴，地震时17岁，新工人。

被救出矿井的时间：1976年8月11日，地震后第15天。

1985年2月5日，我赴开滦赵各庄矿寻访地震时被救出来的最后的五位男子汉。赵各庄煤矿曾经爆发过有名的节振国抗日大暴动，这里似乎是出硬汉子的地方。那一天，我只见到了三位。王文友已调动工作，而最为人敬重的长者、老矿工陈树海刚刚病逝。

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前排左起：李宝兴、王树礼、陈树海、毛东俭、王文友

地震后的矿井内部

在毛东俭家，我见到了当年的一张五人的合影照片，是他们由医疗队返回矿山时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背景是井架，五人精神整齐地穿着全套矿工制服，矿帽、矿灯、宽宽的矿工腰带、齐膝的大胶靴，脖子上扎着雪白的毛巾。尽管获救不久，却不见有历经大难的模样。除了照片的收藏者毛东俭在摄像机前略显拘谨、紧张外，那四人竟个个显出英雄之气。陈树海，宽宽的脸，胡子拉碴，有一双令人信赖的热情的眼睛，笑意中透出深邃、凝重和几分严厉。正当年的壮汉子王树礼，叉着腿，标准的矿工形象，强悍而有力度。那两个当年的小家伙似乎都已忘了在井下软弱得哭鼻子的时候。尤其是小不点儿李宝兴，矿工服长及膝盖，竟也高高地昂起那颗硕大的脑袋，撑起一副瘦肩膀，挓挲开两只细胳膊，俨然一派壮士态。他太瘦太小，那全套的工作“行头”似乎都能把他压倒。他对我说“：我是顶父亲的职进矿山的。我喜爱矿山。”

就是这样的五个人，在我的采访本中留下了风格独特的一页。

稍经整理的采访笔录：

7月28日　3:42～18:45

地震那会儿，我们爷儿五个正在靠近十道巷的零五九七掌掘进。问十道巷有多深？上千米吧。那天，陈树海是当班班长，他刚检查完我们班，嘱咐了声“要注意安全”就震了。我们正刨煤，听到了轰轰的响，抖得厉害，人都动弹不了。九道巷那儿煤面子干，落下来，一片尘土，看不见人。

篮球那么粗的立柱都折断了。跑煤的眼儿也都堵死了。

王树礼：“是瓦斯爆炸？”

老陈：“别处爆炸也影响不到咱们这儿。”

老王：“是老顶来劲吧？”

巷道里电没有了。喷尘水龙头也断水了。

怎么办？得出去。往哪走？往上？往下？老陈有经验，他不同意往上走。他估计越往上塌得越凶；往下呢？下八米立槽，可到达二中巷，那是个运输巷道。

我们五人开始掏“立槽”——那儿全堵着煤。用锹没法使劲，就用矿工帽，一帽一帽地端。还只能一个人下去端，就让小李小王轮着干。也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6点，立槽掏通了。让最瘦小的李宝兴下，他不敢，老陈一脚把他踹了下去。但他下去一看，运输巷也堵了。下午6点40分的余震来了。掏了一天刚掏空的“立槽”又被上面下来的煤给堵死了。拼死拼活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前功尽弃！更怕人的，五盏灯灭了三盏！

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小王小李在呜呜地哭。毛东俭在一声声叹气。

王树礼：“老陈，怎么办？怎么办？咱们皮都没破，死了好冤……”

老陈闷头坐着，什么话也不说。

渴。累。害怕。非常绝望，非常绝望。尤其是两个小的，死活不动了。

陈树海说话了：“咱们不能等死。往上去吧，只有一条路了。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废运输巷——中巷。”

我们听老陈的。大难临头了，得有个主心骨。他有经验，他是我们的活地图。

轮班上。老陈指挥。轮着老毛和王树礼上了，用大锹“攉煤”，打通向上的“立槽”。

7月28日，赵各庄矿曾为这失踪的五名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唐山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长正曾在报告文学《顶天立地的人》中这样写道：

……7月28日上午8点钟，赵各庄矿采煤五区党支部书记赶到调度大楼的宣传台前，向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在十道巷零五九七掌掘进的五名夜班工人，到现在还没上井！”

当时，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井下工人脱险的矿党委书记马四，花白的头发早已被雨水打湿。他把叉在腰间的手掌猛力一挥：“马上派人去找！”

采煤五区党支部立即组织人，跑步从四零六井口顺马路眼直奔井下而去。当他们来到十道巷的时候，发现通往零五九七掌的巷道由于严重垮顶，通道已被砖石堵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金属支架，可是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里边毫无反响。

……

7月28日　18:45～（29日）15:00～（30日）4:30

老毛和王树礼终于打通了往上的路。从前一天一直干到29日下午3点多，整整19个钟头。

一中巷是一条废弃了的运输巷，非常窄，仅一米半宽。由于地震，不少地方支撑着的金属架已经压弯，有一处在地震前人就只能蹲着过去，“鬼门关”似的。这会儿，一中巷内到处是一堆一堆震下来的煤，谁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呢？

已经36个小时滴水未沾，渴极了，比昨天更难以忍受。

我们喝自己的尿。用手捧着喝。小李小王两个娃儿都吐了。

又发生了一件怕人的事：两盏矿灯，有一盏已经发红，只剩下蜡烛头似的光。

用王树礼那盏灯照着，我们来到那个“鬼门关”前。果然，那儿已经被矸子堵得严严实实。希望又灭了。

怎么办？陈树海说，压力大，金属架往下趴，架子上方的矸子可能松了，从上面掏，有空地。老陈让小王小李爬上去干。但他俩爬上去又都下来了。

小李：“我整不了！”

小王：“是矸子，太硬！”

陈树海火了：“咱们不能窝在这儿等死！你们皮都没破，手上连血都没出。”

李：“我整不了……”

陈：“你他妈真废物！”

李：“你不废物，你怎么不干？”

陈：“我只能出主意，不能干。”

小家伙们当时也是急红了眼。其实，哪能要老陈干呢？苦了大半辈子，一身的病，他这“活地图”要垮了，我们谁能出得去？

王树礼继续干。矸子真硬，扒开一条缝，人硬往里钻，肚皮蹭破了，满手的血。他拼着命撬开一块块矸子，简直是一寸一寸朝前挪。正干着，他那盏矿灯也发红发暗了。可怜的灯光，终于只剩下了洋火头大的一星。大伙儿都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那一星儿微弱的光亮。终于灭了！漆黑一片。手指贴着眼珠都看不见。“老陈，灯死了！”王树礼绝望地喊。没有灯，就像人没了眼睛，没了眼睛，人怎么能活着出去呢？

就在这一瞬间，李宝兴看了一眼表：4点30分，这是7月30日早上的4点30分。

这以后，漆黑的巷道里再也看不清表，时间都靠估计了。

7月30日　4:30～？

王树礼流泪了。

毛东俭又在叹气。

小王小李更是嚎啕大哭。

就地坐下吧，哭吧，说些什么呢？绝望？难受？都来不及抱怨了。

老毛：我那一大家子，都指望我呢。一大群孩子，怎么活？最小的才一岁……

老毛辛酸得很。他原是干的井上活，为了多赚一二十块血汗钱，自愿下的井。他这一辈子就想要个儿子，所以连生了四个丫头，第五个才抱上小子，刚抱上没几天，自己就要死在这儿，你说有多惨？他哭了，他说，老婆恐怕连我的整尸首都见不着了。

王树礼：我要死了，老婆该怎么办呢？才二十六，是守着公婆过，还是拖着孩子走？大的才六岁，小的正吃奶，还没过周岁，连我的模样还记不详细啊。我死了，国家当然会照顾他们，可国家照顾得再周到，也不及身边有个人。老婆心眼儿特好。那会儿我要下井，父母不同意，父亲在矿上干过，碰上冒顶，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说，凑合着在农村干，挣稀的喝稀的，挣稠的吃稠的，保险不是？我进矿后遇见几次冒顶，有一次从立槽栽下去，胳膊脱了臼，老婆哭了，说，在家种地，哪有这事？秋天看场就是让镰刀砍一下，也只拉一个小口子。

小王想奶奶。娘死，爹死，后妈又走，从小跟着奶奶过。平时上班，奶奶天天要送出好远；下班晚了，她总是远远地在路口张望。

小李想爸爸。多病的爸爸，这会不知该急成什么样了。

老陈依然沉默，不做声。他在想心思。

王树礼不哭了，他建议学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陈树海说话了：“得上去，只有活着上去，才能让领导放心，让家属放心。”

于是，我们又开始往里掏。锹也使不开，太窄，但我们不能等死，我们得活啊！

8月2日或3日／时间依据——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

我们终于爬出了鬼门关，最先过去的是王树礼、王文友和李宝兴。

我们最先过去的三个人，由王树礼领路，拉着水管电缆，通过煤眼儿上到九道巷。走着走着，我们脚下踩到了水，大伙儿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齐伏下身子，去喝轨道中的“道心水”。然后，又继续往前摸。后来老陈、老毛也钻出鬼门关跟了上来。

大伙摸到工具房，那儿有电话机。摇电话，却没声儿。糟了，准是出大事了。要不，电话总机不会断。而且，九道巷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坐在工具房里等着，等了很久。怎么办呢？

老陈这时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唉声叹气起来：“唉，明年就该退休吃劳保了，还摊上这么个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但他毕竟有主心骨，他说，“咱们还得往外走，不走不行。”走哪儿算哪儿吧，就顺着铁道，王树礼打头。

这时，大伙都累极了。小李不时地栽进水洼子。真是深一脚、浅一脚，脚底都走脱了一层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老毛从一节空车头上拉下两张草垫子，他很细心，也许为了防备万一吧。

既然停了电，是没法乘升提罐上去的，只能走“马路”。我们已经摸到了“马路”口，可没人熟悉那条路，它曲曲弯弯的，很不好走。

谁也没有力气再走了，就地坐着。安静的巷道里，只听见水声好似牛吼。听那声响，大概已经漫到十道巷了。不能再等。得赶到水的前头，得走。

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

“没有。”老陈为宽大伙的心，说没有一礼拜，“不是总黑着天吗？”

“黑天？”王树礼说，“井下总是黑着天。”

我们又开始艰难地攀登。垂直300米啊，从斜马路上去，一步一个台阶，有800米。我们早已耗完了体力，除了喝道心水，什么吃的也没有。这800米，简直要我们的命。

累。饿。乏。我们竭尽全力。

8月6日或7日／时间依据——李宝兴：难走啊，800米，走了总有四五天吧……

我们攀登，从九道巷向八道巷。

每登一个台阶，都要使出极大的力气。我们找了根棍子，每个人都死死地抓住。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吆喝：“小李，小王，抓住呀！”

才走上三四十个台阶，我们就迷了路。那里是一个平台，我们转来转去，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找到向上的台阶。再往上，每走三四十个台阶都要遇到一个平台，于是又都是好一阵摸索。

我们爬几级，就要歇好一会儿。要不是爷儿五个在一起，怕是谁也坚持不下去。老陈是越来越不行了，小李小王上去搀扶着他。老毛把草垫子裹在身上，休息下来就用草垫子给大伙儿垫。你问我们身体有什么反应？唉，那滋味啊……头像患了重感冒似的沉。心跳得好急啊。胃在胡乱搅和。肚子已经瘪了，肠子在咕咕叫唤。我们一路攀登一路喝道旁的水。喝了尿，尿了再喝。水里有屎尿、有煤渣子也顾不上了。身体直冒虚汗……

难走啊！800米，走了总有四五天吧。

小李、小王一会儿哭一场，一会儿哭一场，调都变了。

？～8月9日／时间依据——赵各庄矿为恢复生产，于8月9日派人下井，一名青工在八道巷曾听到人声。出于恐怖，他逃走了

到八道巷的时间已经没法摸清了。但按前面过程估计，那会儿应该是8月6日或7日。

经过800米“马路”的攀登，我们已经一点劲儿也没了。从八道巷再往七道巷去，“马路”口谁也不知在哪儿。

老陈：“摸车去。”

我们摸到了载人运输车，五个人分别进了三个车厢，躺下了。

这时的情绪是麻木的。我们想，反正是一死，等着吧。老陈怕我们钻到难受的事里出不来，就和我们聊天。

老陈：“你们在家都吃过什么最好的东西？”

老毛：“肉包子。”

小李：“水饺。”

王树礼：“馅饼。”

王文友：“糕点。”

老陈：“小李、小王，你俩要上去，一定要好好干。你俩岁数小，工作时间还长着呢。”

老毛：“你们两个娃，每月工资开支怎么花？”

王：“给奶奶买水果。”

李：“给爸爸打酒。”

更饿了。八道巷的水臭。喝不下。

我们当时第一是想吃。

王树礼：“要能上去，第一件事是奔食堂，有刚出笼的大馒头最好，要没，喝粥也行，粥也没，哪怕是捡点西红柿尾巴、瓜尾巴吃，也管点事儿。要死，吃饱了死，当个饱死鬼。”

李宝兴：“上去，只要管饱，窝头就大葱也行。吃饱喝足再说。光灌凉水，真受不了哇！”

毛东俭：“我就想去食堂喝面粥，去就吃，身上没带粮票也不怕，等吃完再说，先欠着账好了。”

我们正议论着，发现老远有灯光。我们都喊了起来：“来人呐——我们是采五的！”

灯光突然不见了，像是被我们吓回去的。等我们追上去，早没人影了。后来听说，9号，矿上为恢复生产，派人下来，一个青工到八道巷，听见人声，他当是鬼，吓跑了。

希望，又没了。

8月9日～8月11日

那是获救前的最后三天。

日子变得简单了，就是等待。一线希望。老陈说，有人就有救。

冷。极冷。冻僵了。

五人挤进一节车厢。除一人在门口放哨，观察巷道尽头，继续等待灯光，其余的人都紧紧地抱在一起。身上的热量都不多了。这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时间，就这样抱在一起。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睡过觉，我们知道不能睡啊，得睁着眼等待。

8月11日中午12点整——这个时间我们是后来知道的——来人了！一串灯光直冲我们而来了，领头的是技术科的罗老爷子罗履常。我们一齐扑上去，哭着扑上去，可那时已经喊不出声了，有气无声，老罗用矿灯一照，说：“这不是采五的人吗？”他问：“你们知道今儿几号了吗？”“哪知道啊？”“8月11日啦，半个月啦！早琢磨你们死了，没想到你们还活着。”

15天啦，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啊！

我离开赵各庄矿时，正是下午。冬日的阳光下，一座座矸子堆成的黑乎乎的山，就像一座座冷峻地沉默着的黑色金字塔。直到那辆“罗马”车开出很远很远，我还能看见那尖尖的塔顶。

对这几位活着走出废墟的渴望者的采访结束了。可是激动之中，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难以说清的深深的缺憾。当我乘坐的车重返唐山市区，平静地穿过当年曾是尸山处处的街心时，那种缺憾便像膨胀了似的越发显得沉重。

我想起了一位死者，一位名叫丰承渤的姑娘，想起了她未能幸免的死，也想起了关于她的一些传说。

她是陆军二五五医院的一名护士，大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二楼病区值夜班。她所在的三层楼整个儿倒塌了。一天一夜之后，有人从外面打穿了几层楼板，凿出了一个小洞，发现她还活着。但她的身体却被残酷地夹在一块巨大的楼板和一个铁床架中间，下半身死死地嵌入乱石中，上半身完好无损。她就那么站着。

战友们拼命扒开碎石，撬开杂木，可是他们无法掀动那块楼板。这时，整个唐山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所有的锹和镐都无济于事。丰承渤年轻的身子就像被一双恶魔的巨爪拦腰掐攥着，丝毫动弹不得。

她才20岁。战友们都哭了。

“能截肢吗？”有人问。

“不行，”一个外科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

丰承渤好像没有听见这些对话，一天一夜，折磨得她像是累了。她脸色苍白，把头斜搭在自己的臂弯上，依然用淡淡的笑容向着围住她落泪的战友。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等着。那天值夜班前，她刚刚洗过澡，蓬松的黑发还没有来得及梳理，正披在她白色的护士服上。

没有比看着一位姑娘死去更残忍的了。有人忍着悲痛送来了半个西瓜，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她。战友们的心都碎了。她们一个一个轮流钻进小洞去陪伴她，看望她，眼看着小丰支持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

“真是太惨了。”她的一位战友告诉我，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张淑敏正在她的身边。

“小丰，你还需要做什么？”

丰承渤想说什么，已经发不出声音。张淑敏懂了。含着泪，她以十指为梳，一点一点梳理小丰散乱的头发。谁都知道，小丰是个爱美的姑娘。在那个年代，对她的评价可不怎么好，据说她主要的缺点是“爱美”，“不艰苦”，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什么的。那一天，这位爱美的姑娘就在好友为她梳理头发后死去了。她显得很安静，像是睡去了，永远地睡着了。由于那块无法挪动的楼板，小丰的遗体又在原地待放了许久。“她还像活着。”这位姑娘在生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我仿佛也见着了她最后的形象。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你能说，她已死了吗？

我相信，在人类的生命史上，生理上的死是不能由人左右的，但是，人类可以超越死亡。一些精神崩溃的蒙难者用自己的手扼杀了自己，而许多像丰承渤那样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纪录。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里

宾馆

须永的遗骨运回国内

时事社东京8月1日电　于上月28日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因遭到大地震袭击而死亡的新日本通商公司的须永芳幸（27岁），下午4时20分，他的妻子节子等3名遗族乘伊朗航空公司800次班机同遗骨一起回到国内。

身穿黑色连衣裙的节子怀抱丈夫的遗骨，两旁由亲友架着走下舷梯，机场上有亲属同事等50人戴着黑纱迎接。

海外报纸在8月1日前后还报道：

丹麦格陵兰地区教师访华团一行18人安全离开唐山。

法国法中友协第六访华团23人，除1人在唐山遇难，其余安全脱离震区，经香港回国。

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9名日本技术人员，有3名在地震中死亡。

……

共有50名异国人，在唐山亲身经历了惨况空前的“七二八”大地震。

他们都下榻于唐山宾馆。

唐山宾馆在“七二八”凌晨被击碎了！

震前两小时，观看唐山市儿童文艺演出后，兴奋得难以入睡的法国人、丹麦人、日本人，还聚集在休息厅的电扇下，于罕见的高温中喝着啤酒和汽水，高声谈笑。那些可爱的中国孩子！而那些由孩子们扮演的可爱的长耳朵兔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他们1点多才返回各自的住房。他们没能在梦中再见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却被突然而来的狮吼虎啸般的声音惊醒。

可怕的地声！震耳欲聋的楼房倒塌声！

日本人所在的四号楼整个垮了下来。

法国人、丹麦人居住的新楼被震出无数裂缝，架子虽未倒，楼内却已险象环生：楼板塌落、门窗变形、楼梯断裂……

唐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赵凤鸣和科长李宝仓回忆说，他们当时是被困在此楼二楼一间门已无法打开的小屋里。唯一可行的通道是窗。

“跳楼吧！”

“跳！”

窗玻璃被“嘭”地砸碎了。楼下草坪上两下重重的人体落地声。赵凤鸣摔折了脚骨，他让李宝仓背着，赶紧寻找翻译和警卫人员，紧急援救当时住在唐山宾馆的50位外宾！

当时黑暗中已闹嚷嚷地传来异国语言的呻吟声、呼救声。

翻译张广瑞不停地用英语大声喊道：“先生们！女士们！请镇静！现在发生了强烈地震，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抢救你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一定不要跳楼，不要跳楼！请把窗帘、褥单接起来，从窗口往下滑……”

那些变了形的窗口，挂出了一条条奇特的“保险索”。有一部分人已按照翻译的指点，谨慎地开始滑下危楼。他们的脚刚刚沾地，中国外事人员就立刻招呼他们：“快跑！离大楼远点！”

这时，李宝仓正带着人闯进大楼。他们攀上断裂的楼梯，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板，撞开一扇扇错位的房门，寻找那些被砸伤的或是无法自我脱险的人。

惊惶地缩在墙角，正不停地在胸口划着十字的几位丹麦老人，像是在大海的狂涛中看见了救生圈。一位哭泣着的老太太，一把抱住了李宝仓。赤脚的李宝仓首先扶起老人，踩着尖利的碎玻璃、钢筋，小心翼翼地将她背出危楼。

那边，随时可能倾塌的四号外宾楼正在发出紧急呼救。

不惜一切，抢救外宾！那一刻，这意念竟牵动了多少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责任心。他们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

李宝仓等赶到了四号危楼。他们在岌岌可危的墙壁上架起了一个梯子。二楼——实际上是塌落下来的四楼，断壁下躺着血淋淋的日本人片冈。唐山市警卫处的李永昌、地区公安局的小崔一起攀登上去。片冈脸色青紫，一块楼板重重地砸在他的骨盆上。无法往下抬，抢救者用毯子将他裹起，两头各拴上一条床单，慢慢地，通过斜靠墙壁的梯子往下“顺”，上边放，下边接。

片冈在剧痛中惨叫。

李宝仓大喊：“先别管他疼！救命要紧！”

又一个异国人逃出了死神的巨掌。

一个小时之后，宾馆内抢救的高潮暂告平息。这些在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恐怖的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宾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忘记当时在中国经历过的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他们淋着雨，在宾馆废墟前的小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上披着花窗帘，头上四个人顶一床棉被，围着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饿。除此以外，还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中体现出的友谊和忘我。

从宾馆的果树上，中国人给外宾们摘来了又小又青的苹果。“权当早餐吧！抱歉的是没有水洗，没有刀削。”“不，不用了，现在还讲究什么？”都是受灾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用手势在说话。他们用床单擦一擦“青果”，就往嘴里填。那酸涩的滋味一定终生难忘。

一位丹麦女医生在为受伤的中国翻译擦洗伤口；另一位丹麦朋友伏在地上，为刚刚抬来的中国伤员铺展床单。风雨中，身体虚弱的日本人和法国人背靠背坐着，相互支撑。更多的人在照看着正在呻吟的日本重伤员。

还有三个日本人没有找到。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仓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60岁的团长蒙热。

“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

“不，不行！”李宝仓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

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

李宝仓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

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

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仓的手里，又指指李宝仓被鲜血染红的赤裸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

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仓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

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

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

两辆汽车从宾馆风驰电掣般地驶向机场。

像任何汽车在7月28日那天都会遇到的情形一样，它们在路上被成群的伤员截住了。司机面前是老人、孩子、重伤员……无数双求救的眼睛。

“这是外宾，”司机嘴发涩，心发颤，“这里有受重伤的外宾。让我走吧。……”

这就是我们善良而真挚的中国人民。当他们听到“外宾”两个字时，那一片呼救声、叫骂声立时止息了。中华民族历来把礼仪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世世代代继承了这种民族的风格。

他们默默地退让开去。尽管那些被木棍支撑着的伤腿能挪动的每一步都痛得钻心，那些躺在板车内的被推开去的伤员的每一声呻吟都揪着亲人的心，他们还是让开了道路。

这几十名外国人在机场同样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在饥饿的7月28日，他们得到了空军警卫连给他们送来的一人一小杯宝贵极了的米汤和一个又厚又硬的油饼。最后，他们穿着空军战士捐献的绿军装、蓝裤子和“老头布鞋”登上飞机。

那一刻，他们哭了。他们拉着中国朋友沾血迹的手，一遍遍地问：

“你们自己的家人不知怎么样？”

“开滦矿工不知怎么样？”

“还有他们，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这些外宾还没有忘记那些可爱的中国儿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还在向我充满感情地谈起这些外宾一样。

陡河发电厂前，为遇难的日本人栽种了樱花（李耀东　摄）

在现代化的唐山陡河发电厂的门前，有一大片樱花，花开时节，像悠悠浮动着一片淡红的云。那是为了纪念在唐山地震中遇难的田所良一、武腾博贞、须永芳幸等三位日本朋友而栽种的。

十年后，当我走在昔日废墟上的时候，我常常听人用惋叹的语气谈起他们。是的，这是一些极好的朋友。他们对中国怀有一片真情，他们在工作中的严谨和勤勉，给中国同事留下了那样深的印象。担任中文翻译的须永，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他和工人们谈笑漫步时，那模样纯粹是一个中国的青年技术员。他曾三次来华参加建设。最后一次是新婚远别——结婚方一个月就来到了唐山……多么令人揪心呵！一期工程总代表田所良一，是某公司的一位搞汽轮机的专家。“七二八”地震前他正该休假。他已发电报让妻子来中国，和他一起去下江南，游三峡。他还给妻子准备了一件礼物：一只精美的陶瓷花瓶。地震后，人们从废墟中扒出了田所良一那只已经压扁了的皮箱，箱中有花瓶的全部碎片。妻子把全部碎片带回了日本，请人一片一片地把那只花瓶拼黏起来，供在案头，天天看着它，怀念着他……

然而死者心中还带走了什么遗憾，在那样一种年代却并不是人人知晓的。只有陡河的工人记得，只有他们带着歉疚的感情记得：地震前的那个春节，当中日朋友举杯相庆的时候，日本电器工程师武腾博贞突然提出一个建议：他要发起一个“签名活动”，请所有一同流过汗水的中国朋友在他们的小本上签名留念。中国人愣住了。1976年的中国人啊！工人们望着厂领导，厂领导相互看看，然后默默地走出去了。他们要去请示上级，上级答复竟是：“要弄清他们是什么意图。没弄清前不能签。”……日本朋友把掏出的小本又放回了衣袋。遗憾、失望、不解……田所良一最后难过地说：“中日已经建交了，可为什么你们连名都不肯留呢？”

遗憾。像那只永远无法复原的破碎的花瓶。

这里，我并不想指责当年外办的那份“答复”，我甚至同情并理解他们。当时的中国，1976年的中国，类似这样的“请示”、“答复”又何止这一件？

太正常了，在那么不正常的年代。

值得庆幸的是，毕竟使我们领悟了什么。我想，如果没有唐山1976年的这场震灾，那件小小的遗憾也将与千千万万遗憾一起，无影无踪地返回另一个国度，而永远不为我们所知。我又想，如果没有历时十年之久的那场民族的灾难，或许，我们还不能意味到产生这遗憾的根源。灾难也使人们看清了民族的弱智和人为所创的悲剧；就像浩浩远古时代，若没有那场开天辟地的大火，猿也许将等待另一个契机走向人。

本体的进化常常就是由灾难开始的。

今天，那一件件小小的没有实现的遗愿，经过历史的积淀，毕竟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开始了严肃的认真的全新的思考。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前进。

看守所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七二八”凌晨，一连串急促的枪响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唐山市看守所上空久久回荡。

几个刚从废墟钻出来的头上流血的士兵。一挺朝天射击的班用机枪。紧张而严厉的枪声，发出一连串尖声的警告。前方，一个个囚犯从震塌的监房中钻出来，尚未从惊慌中清醒，便已在枪声的警告下站成了一堆，茫然不知所措。

扯电网的大墙倒塌了！

“站住！谁也不许动！”流着血的机枪手在吼叫，长期形成的军人素质使他在这个特定性的非常时刻仍然忠于职守，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谁也不许跨出原来围墙的位置，以落在地上的电网为界！”

原有两道门岗的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此刻已变成了一片平地。铁门伏卧在灰土中，岗楼碎成一堆乱石，二百多名犯人和看守人员、警卫战士，几乎全被压在断壁残垣之内。戴械具的重刑犯关押的监房，已听不到一点声息；他们因动作不便，大抵都已砸死。女监房处却是人声嘈杂，女囚们竟全部活着。

大约有一百多人钻出了废墟。此刻，视野骤然开阔了，他们惊愕地望着久已不见的却不再是原样的一切：影影绰绰的煤矿井架、凤凰山的山顶……，而熟悉的街巷、民房，已经完全不可辨认。到处是黑魆魆的废墟，一片狼藉，一片凄凉。如果不是有子弹在天空中呼啸，人们甚至会以为看守所——这铁桶般圈住的小小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不许越界！”负伤的哨兵仍在枪声中竭尽全力地吼叫。

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份的囚犯们战战兢兢地立着，一步也不敢挪动。警戒线之外，几个看守人员正跌跌撞撞地奔来跑去，手忙脚乱地扒人、抬人。

从看守所四周的另一世界中，终于越来越强烈地向这片特殊的世界送来一片呼救声。女人的叫喊，孩子的哭泣，像泛着泡沫的海浪，包围着、冲击着囚犯们站立的孤岛似的世界。

犯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几个人像在窃窃议论什么，接着，有三个人你推我让地走向警戒线。沉默少顷，终于有一个人鼓足勇气朝看守人员喊了一声：“法官！”

被喊作法官的看守人员，根本没听清那沙哑的颤抖的声音。

“法官！！”三个人一起呼喊，这才引起注意。

“你们要干什么？！”

“大家推举我们，推举我们……来请求，能不能，能不能出去救人……”

周围的呼救声更加凄惨和悲切了。

看守人员和警卫部队立刻进行紧急磋商。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还能权衡什么呢？还有那么多人生死不明，救人是压倒一切的。而眼前就有一支强壮的救险队伍。

犯人被编成了三组。

“你们听着！”看守人员高声宣布纪律，“到外边，只许老老实实救人。这是你们赎罪的机会，谁要是想跑，就地镇压！”

囚犯们入狱以来，第一次踏出了电网围成的警戒圈。

这是一支在刺刀监视下的特殊的抢险队伍。

带伤的军人押着带伤的囚犯，带伤的囚犯又在废墟上奋力抢救奄奄一息的普通人：首先是那些看守所的干部，干部家属；再往远处去就是小街小巷里的群众。囚犯们和所有在废墟上的救险者一样，手忙脚乱，焦灼万端。他们似乎都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和所有的救援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抱出那些受伤的孩子，扶出那些吓呆了的老人。每当扒出遇难者的尸体，都忍不住发出轻轻的叹息。豁出来了！他们拼尽全身力气在撬，在搬，在扛。满手是血痕，满脸是汗水雨水和成的泥浆。当搬撬重物的时候，他们还喊起了高亢的号子。

“快！那边还有人在哭！”

“快！抬个门板来！”

“来呀！这老爷子不行了！”

几位犯人围在看守所炊事员高师傅身边，只见高师傅脸色铁青，似乎已经断气。可是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一个因盗窃被捕的年轻犯人，一遍又一遍为他做着嘴对嘴人工呼吸，直到确信高师傅已经死亡。他们找块手巾盖上高师傅，又向有呼救声的地方跑。

“法院宿舍！法院宿舍！”看守人员在喊。

“医生！有没有医生？”老百姓在叫。

王××是一位医生，他曾在行医时犯过流氓罪。此刻，他不停地为伤员包扎伤口，固定断肢，不时大声吆喝着搬运伤员的要领。当他听到看守所一位副所长的呻吟声时，又立刻赶到他的身边。

副所长刚刚被救出来。他被砸蒙了，“蒙”之中也并未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当他看到四周那些奔忙的囚犯，不禁大声惊叫：“快来人！快给市公安局挂电话！我们这儿情况危急！……啊！……啊！”

他呻吟着。他的膀胱被砸伤，此时胀痛难忍。他在地上痛苦地翻滚！

没有导尿管。

有人回去找代用的小管，可是当他两手空空地归来的时候，他愣住了：王××正跪在副所长的身边，用嘴一口一口地吮吸，地下已有一摊血尿。

整整一天啊，这支刺刀下的救险队伍，没有一刻停歇。囚犯们无言地苦干着，人们只是偶尔能听见几个人的对话：

“比海城还厉害啊！”

“怎么没预报呢？”

“唉，家里人还不知咋样啊……”

几把刺刀其实是管不住分散在废墟上的这一群囚犯的，可是囚犯们没有忘记有一道无形的警戒圈。

直到黑夜降临，唐山市公安局准备把犯人押解到外地去时，看守人员才发现少了三名囚犯。这三名囚犯在抢救完周围的人之后，豁出命跑回家去抢救自己的父母姐妹了。其中两名，在处理完家事之后又主动到公安局自首。返回了看守所。还有一个正在他家的废墟上忙碌，公安局的摩托车开到了。

当囚犯们还在看守所四周的废墟上救险的时候，看守所已开始将受重伤的军人、干部和囚犯向外转运。负责转运的公安干部田国瑞，在当时采取了一个被人认为是“冒险”的举措：开车的司机是囚犯，照料伤员的三个人也是囚犯。

没有办法啊。生命垂危的伤员需要赶快得到医治，整个看守所的犯人需要赶紧找到一个合适的转移地点。可是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嘎斯51”，却没有司机。当时，田国瑞像浑身着了火似的，在破车前一圈圈转着。那时“流氓犯”龚××就在不远的地方瞧着他。

“田法官！如果你允许，我试试……”

田国瑞打量着龚××。那是一张表情淡漠的脸，一双冷冷的眼睛。他像是犹豫了许久，才低声说出这句话。田国瑞想起，这小伙子是退伍军人，当兵时就是司机，许多险路他都跑过。他是一个不怕死、敢冒险的人。

“他们，会死的。”龚××见田国瑞没有做声，又指指在地下呻吟的伤员。

“好吧。”田国瑞下了狠心，“你得老老实实，这是立功的机会！”

汽车发动了。一段不寻常的里程。车上，三名囚犯在照看着血迹斑斑的伤员，而伤员中疼得满头汗珠的看守所副所长和一名砸断了手指的警卫部队班长，也用警惕的目光监视着那三名囚犯。驾驶室内，田国瑞一只手比比划划给龚××指路，一只手一刻也没有离开腰间的五九式手枪。

市内的医院毁了。近郊的丰润县被伤员挤满了。汽车径直向北，向北。

龚××仔细看着路面。为了使伤员少受颠簸之痛，他每每绕过那些坑洼、凸突的地方。他努力开得平平稳稳，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突然刹车。

雨来了。好密的雨点啊。雨点飘进车内，伤员们在瑟瑟发抖。

有人在敲驾驶室顶棚。

“田法官！田法官！他们要冻坏的！”

喊叫的人是囚犯李××。他因“诈骗”被捕。他对探出头来的田国瑞说：“前面有个部队营房，我有熟人，我去借几件大衣！”

田国瑞无法踌躇了——又冷又痛的副所长正在车上呻吟。他允许李××前去，但厉声警告他绝不许逃跑。

当李××急急地跑去，而垂头丧气地空着手返回时，田国瑞还一直未想到会发生什么事。

李××伤心地低着头。他的那些依然在军营中服役的战友，怎么也不相信会派一个正在服刑的囚犯来借军大衣。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人们甚至用警惕的目光审视他。他回来了。

不知道对谁的震动更大一些。

李××沉默着不再说话。

田国瑞却狠狠地骂了一句：“搞什么名堂？！”他的脸板着，不知在骂谁。

汽车又继续向前开去。伤员们一直被送到遵化县城。

夜晚，汽车返回唐山，但却无法进城。车被拦在西北井，抬上来满满一车受伤的老百姓。

“怎么办？”龚××低声问田国瑞。

“还能怎么办？”看守所那边还有一大堆囚犯、伤员，可是田国瑞知道急也没用。“走！再送遵化！”

深夜，老式的“嘎斯51”疲倦地喘着，又从长城岭下的遵化县城开出来。龚××一天没吃没喝，不停地开车，他的头开始发晕，他竭力睁大双眼，可是眼皮还在打架。整整一天一夜了，钻出废墟，抢救伤员，长途运送……没有吃喝，没有喘息。他双手抓不紧方向盘。汽车似乎在公路上扭摆开了。

刺耳的刹车声！

一辆被压扁的自行车旁，躺着一个满头是血的行人。

龚××和田国瑞都从瞌睡中被吓醒了。龚××几乎带着哭腔在喊道：“我压死人了，我压死人了，我罪上加罪了……”他顿时像发了疯似的向那人扑去。当他和田国瑞发现那人只是被碰破了头时，立刻又把他抬上车，送回遵化。

唐山就在这一片混乱中，迎来了闷热的7月29日。

紧张、疲倦、惊吓，已经把龚××和田国瑞都折磨得浑身发软。那辆“嘎斯51”在唐山至遵化的公路上来回穿梭，仿佛都要颠散了架子。田国瑞不时地望着龚××那张苍白的无表情的脸，陷入沉思。

有过这样一段短极了的对话：

“饿了？”

“嗯。”

“渴了？”

“嗯。”

行至唐山西北井，田国瑞和龚××一起跳下车，伏在一个臭水洼子边上，满满灌了一肚子水。田国瑞找来一些炒玉米，便托在手心里和龚××你一撮我一撮地分吃着。

饿极了的龚××，咀嚼时仍然沉默无语，似乎在保持他犯人的身份。田国瑞想起他的被捕原因来了：一个怀了孕的女知青自杀了，而他曾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一天后，龚××开的“嘎斯51”变成了一辆架枪的刑车，他亲自开车把自己和看守所的另几十个犯人送往玉田县的临时收容点。下车的时间，田国瑞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感情有些复杂，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千万别瞎动弹！瞎动弹，哨兵会误伤你……”

囚犯们刚押解到玉田的当晚，便发生了一起“炸营”事件：两天来已疲惫不堪的犯人，刚刚沉入梦乡，有一个人在梦中突然大叫：“地震了！地震了！”刹那间，所有的犯人都惊跳起来，四下逃窜。囚犯们几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恐惧感在这一瞬间释放了！他们失去理智地争抢生路。哨兵和看守人员鸣枪、吼叫，很久才把囚犯们收拢，使他们从惊恐之中安定下来。

唐山市公安局调研处处长田国瑞，一个嗓音有点沙哑可是谈锋十分犀利的中年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我。他桌上堆满各种材料、卷宗——似乎正忙，他的眼圈有点发黑。可不知为什么，后来我常常觉得，他把九年前和龚××一同出车时的疲倦感也带到了今天。

这正是1985年春节前夕，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对“流氓犯罪活动”进行一次突袭。我从调研处长的办公室朝楼下望去，大门口，蓝白两色的警车、摩托车正频繁出入。

田国瑞追忆着当年的往事，几乎不用翻阅小本，便向我说出那一个个在“七二八”地震后立功、减刑、释放的囚犯们的名字，他们今天在哪里工作，情形又是如何。

叙说中，这位以综合执法工作情况、研究法制理论为己任的处长，不时陷入沉思。

“唐山大地震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他对我说，“它使人懂得了许多东西。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了：囚犯和任何人一样，他们的人格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我带着敬意听他说完所有的话，在这位精力充沛的执法者身上，我看到强悍之中的另一层力量，它更深邃，更博大，更崇高……

精神病院

7月28日早晨，当唐山市精神病院药剂师李忠志从废墟上跌跌撞撞跑到门外、想把躺在歪斜的高压线大柱下的一个女伤员背起来、送到安全处去的时候，两个开滦工人把他当成了从医院跑出来的疯人，他们大吼道：

“放下！”

“你给我放下！”

瘦小的李忠志高声申辩：“我是好人！我是医生！”

他把女人交给矿工，随手夺过矿工手中的一把大锤。

“你要干什么？”

“救人！我们医院全平了！”

全平了。精神病院全平了。这里的废墟比任何一处的废墟都显得平静。病房的门窗上全有铁栏，当焦子板的平屋顶落下来时，患者无路可逃。即使是侥幸存活的，“在那一刻也显得不可思议的镇定，没有哭声，没有喊叫”。

最早从倒塌的药库里逃生的李忠志，孤身一人在废墟上奔忙。他挥动大锤，砸开楼板，救出了十多个受伤的职工和孩子。他又带着受轻伤的人抢救患者。

一个年轻的会耍武术的女病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站在李忠志面前；她浑身竟没有一点儿伤，神志也显得异常地清醒。

“你干什么？李医生！”

“我救人。”

“我跟你救。”

可是一转身，这女人已无影无踪。

李忠志管不了她了。医生张志勇、徐建国等人已经先后从家里赶来，他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把一个个病人从废墟中救出来，抱的抱，抬的抬，甚至需要用力去拖。有一个女患者死活不肯离开那染血的瓦砾堆，她反反复复地说着：“我有罪，早该枪毙的，房倒了，就不用枪毙了。我等着，我等着……”

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啊！不久，当被救出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李忠志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这些不幸的精神病患者都是他们的亲属托付给医生、托付给国家的，在这场大灾面前，得格外保护！不能让他们像那会武术的女人一样跑掉，更不能让他们有三长两短……可是医院的领导死的死、伤的伤，一个也没有啊！

瘦小的李忠志急得快要哭出来。他是一个转业军人，可是他仅仅在军队里当过卫生员和司药，他没有指挥过任何人。他望着张志勇医生，张志勇也是转业军人，因为犯“右倾错误”而脱下军装的一个军医；和李忠志一样，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

小人物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成立“精神病院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工作人员推举他们中间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忠志担任组长。

李忠志派人去找市委。

市委领导答复：上级管不过来了。你们自己组织抗震救灾，就一条：别散伙！

李忠志咬咬牙，挑起了那副沉重而特殊的担子：几十名受伤的工作人员，几十名疯人，那么多人的生命！

领导小组提出几个口号：

一、谁也不许哭（不能动摇军心）。

二、伤员不许乱喝水（有一个受内伤的年轻姑娘，被救出后喝了一瓶汽水，喝下去人就死了）！

三、锅炉里的冷开水不许随便动用！（那是仅有的一点干净水了，要用，必须经领导小组批准。）

医护人员用绳子围了一个大圈，让精神病患者坐在中间。

地震后的头三天，精神病患者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听话。没有了铁栏杆，没有了约束带，他们居然还能平静安然地并排坐着。远处的废墟，近旁的尸体，都不能刺激他们。他们似乎一夜间痊愈了。从早到晚，他们只是静静地望着那些来回奔忙的医生，静静地吃着人们给他们送来的面汤，静静地拭着身上的血迹。最初，在身边照看他们的，只是一些不能动弹的伤员。当余震到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惊呼，他们也无动于衷，仿佛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在那三天里，唐山的许多健全人却反而精神失常了。人们把那些目光呆滞、语无伦次的亲属送到精神病院的废墟上来。这些遭受过强刺激的可怜的人，嘴里念叨着惨死的亲人的姓名，浑身颤抖不已，有人两耳塞泥，有人总想往电线杆上撞。他们的到来，更增添了精神病院的混乱。“领导小组”决定增设“临时门诊”，收治新发现的患者。

忙乱极了。瘦小的李忠志仿佛要被担子压垮了。他自己的妻子儿女震前去东矿区亲戚家，至今生死不明，可他却不得不把心思全放在患者身上。库房的药品扒出来了么？患者一天三次药按时发放了么？还有饭，还有水，还有躲雨棚子的修建，还有尸体的掩埋……李忠志东跑西颠，好几次摔倒在废墟上。他感到胸口阵阵发闷——是心脏病又要复发了么？

“老李！”救灾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在喊他，“院子里那些尸体，我们帮你处理了，行不行？”

“哎呀，那是患者的尸体……”李忠志不敢拿主意，他怕患者家属来要遗骨，“你们，你们按中央的意见办！”

“中央没有处理尸体的意见！”

“那，那就埋吧，我负责了！”

正当李忠志感到体力越来越弱的时候，震后第四天，唐山市精神病院的老患者们几乎全都恢复了病态。强刺激给他们造成的反作用力一消失，平静立刻被打破。他们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拒绝吃药的，挥舞拳头的，满地拉屎的，摔杯砸碗的……乱作一团。

“啊！我的腿要断了！他们要砍我的腿！”一个“被害妄想”型的男患者在一遍遍喊叫。

“我要回家！我们家里人要自杀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女患者嚎啕大哭。

一个胳膊已骨折的中年女患者冲出“警戒线”，在院子里奔跑；于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像惊了的烈马，蹿起身子，踩着伤员的肢体，从“绳圈”中奔出来。

“拦住他们！拦住他们！”李忠志用细而哑的嗓音在叫，“不能让一个人逃走！”

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跑到废墟上拦截发作了的疯人，连那些缠着绷带的伤员都拄着棍子跑来，他们喊着，叫着，被患者撞倒，又爬起来，死死拽住那些奔跑者的衣角。

当那些患者终于被一个一个拽回“警戒圈”内的时候，李忠志只感到眼前一阵发黑。

过了很久，他才发现自己躺在地下。一张张模模糊糊的脸在望着他，他听见赵大夫那熟悉的声音：

“忠志！……你心脏……药……”

瘦小的李忠志觉得自己就要“过去了”，他感到自己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心跳，连手和脚都没有了。他用微弱的声音在说着什么，有人听清，他要把“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成员召到身边开会。

这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同伴们面前只想哭，但他强忍着。那一刻，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熟悉的情景，胸中涌动一种很神圣的东西。

“同志们，我们团结在一起，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散……坚持……”

“忠志，你也要顶住，不要紧的，有我们在，还有药……”

李忠志的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他也能感觉到，身边那些人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

张志勇医生，一个神情忧郁的老知识分子，坐在一辆装满患者的军用卡车上。救灾部队决定用车将精神病院的病人转运到外地，“领导小组”派张志勇负责带车。

病人在吵闹，汽车在颠簸，张志勇心情沉重地望着远方。起伏的路，坎坷的路，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一生也是那么艰辛。“犯错误”离开在南方的军队那阵子，他把希望寄托在北方，盼着在唐山平平静静度过后半生。可是一场地震，又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苦涩，全家虽没人死亡，老母亲却疯了！他觉得世界抛弃了他，也抛弃了他所赖以生存的医院。几十万人死了，十多万人重伤，谁还能顾得上他们，顾得上这些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人呢？人们在血淋淋的肉体创伤面前，一时间忘记了精神创伤。相反，那些又吵又闹的患者，对于一个奄奄一息的城市，却是累赘和负担……

“大家安静！安静！”张医生一次又一次劝着患者，他生怕他们在躁动中栽下车去。

“大家别来，别看，请多帮忙……”他在车子停下来时，每每需要挡住那些前来围观疯人的大人孩子。他害怕刺激患者的情绪。

他感到苦闷：人们为什么那样不爱护这些精神失常的兄弟姐妹？人们对他们的怜悯，为什么远不如对死者和伤者的怜悯呢？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在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张志勇想把患者送上去东北的火车。

“买票。”售票窗口丢出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我们没钱……”

“没钱坐什么火车？”

“他们是患者……”

“什么患者？谁也不能白坐车！”

张志勇找到了当地的抗震救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哼哼哈哈地说：“上车嘛，当然得打票，可这笔钱，你得到民政局去要，这属于救济费。”

他像皮球似地被踢到了民政局，可民政局竟一口咬定，这事应归“抗震办”管。

温顺的张志勇，忍无可忍地一拍桌子骂道：“你们还有没有点人味儿！唐山那一片废墟、满地尸首，你们知不知道！”

“好好好，”民政局的头头掏出他的圆珠笔，“我批钱。你们往前坐一站地。到那儿你们再自己想办法。”

张志勇扭头便走，去他的“一站地”吧！他的心一阵阵发痛，他还要去照看他的病人，他的病人正倦、正渴、正饿。

“给他们一顿饭吃吧。”在一个小城市里，张志勇找到卫生局的局长，“我们是唐山精神病院来的，病人们一天没吃东西了……”

“吃了就赶快走，我们没有力量收容他们。”

“那当然，当然……只吃一顿饭。”

局长“唰唰”批了一张条子：一人二两饭。

张志勇血往脑门上冲。他真想扑上去揪住那个冷冰冰的家伙的脖子。

“二两够什么吃的！”他简直像在命令局长，“四两！给四两！”

“好吧，你们拿着我的条子，到饭馆去吃。”

张志勇领着长长一队精神病患者，走进城里的一家饭馆。“我们是来吃救济饭的，”他向饭馆工作人员申明，“他们是患者……”

走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仔细打量着那一个个蓬头垢面的病人，又接过张志勇的条子看着。突然，他大骂一声“：放他妈的狗屁！什么四两？”小伙子三下两下把条子扯得粉碎，“吃饱！让病人吃饱！这用不着他们批准！”

病人们围坐的桌上，端上来满满三大盆菜：榨菜炒肉、西红柿炒蛋、茄子，还有汤。馒头是刚出笼的，冒着热气。

这是这一路上唯一感到的暖意。张志勇只感到鼻子阵阵发酸。这世界上总有那样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小小的角落里，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可是他们的心是热的。他们是真正的人！

唐山市精神病院现在已改名为第五人民医院，我在电话号码簿上久久寻找不到“精神病院”四个字，而最终被告知“五院即是”的时候，我问“为什么改名？”人们告诉我，“老名字不是不好听吗？对病人来说，那名字本身就有刺激性。”

我来到环境幽雅的新落成的唐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瘦小的李忠志，表情仍有几分忧郁的张志勇，被党委办公室叫来见我。他们仍在药房和病房工作。“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在地震后不久便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个非正式的领导班子，在这个医院的院史中是查不到记录的。几个小人物，在灾难时期做过一点较之“抗震”是小小而又小小的工作，这便是一切。

但我的心中总像有点什么东西在翻腾。我望着病房大楼，看不清一扇扇明亮的玻璃窗后那些患者的脸。那些经历过“七二八”大震的老患者，他们也许早已忘了十年前的一切，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为深刻地记着。而千千万万健全的人们呢？他们在十年前那段嘈杂、混乱的日子里，也许根本没有对拉着“绳圈”的那块废墟投去一瞥，那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落。

我只想说：感谢你们，李忠志、张志勇，还有那位小饭馆的不知名的小伙子，感谢你们所具有的真正属于人的博大而善良的情感、胸怀……

盲人居住区

在那灾难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唐山瞎了，唐山聋了。可是，无边的废墟上，却有一支奇异的盲人队伍走来。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衣角，肩上背着破旧的胡琴、三弦，面部表情显得那样沉静、冷峻。他们来自何处？他们走向何方？

有人从中认出了鼓书艺人资希圣。

资希圣所住的盲人宿舍离铁路不远。这里居住着几十户盲人。其中不少盲艺人都被安置在民政局系统的螺丝厂工作，资希圣还是这个小厂的副厂长。因此，这片盲人居住区也就是这家工厂的宿舍区。他们居住的环境很糟，百米开外，就有一个铁路装卸“货位”，专门装卸肮脏的货物。每天都有一马车一马车的驴皮、狗皮、兽骨朝那儿运。有风吹来，腥臭难闻。这在震前，很少被有关部门重视。就像这些盲人，在健全人居多的世界上，常常是不被注意的。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资希圣的第一反应就是：“货位”上撞翻了车卡！

可是随即房屋便晃得咔咔作响。他抱起孩子，蹬开房门，刚刚冲出门外，就听见身后哗啦啦一声巨响。他听出是墙壁倒了，然而侥幸的是：房顶好像并没有落下来。在一片呼救声中，年近半百的他摸索着往前走。不行！手触摸不到熟悉的墙壁、树木，脚下的路也突然变得那样高低不平。

异常的听觉引导他从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声响中逃离。这时，这些盲人似乎比正常人更清醒，他们绕开断梁，避开钢筋，可是，许多盲人却依然被压在深深的废墟中，他们毕竟比正常人少一双眼睛。

“老资！刘明友一家子全趴着呐！”

“老资！这儿有人叫唤！”

“老资！这房顶怎样搬呐？”

资希圣让人搀扶着，跌跌撞撞来到南边的厂里，他想找几个健全人回来救人，可一个健全人一听就火了：“我这儿正救人呢！人都快死啦！”

盲人在废墟上要救人是极其困难的。资希圣带领着他们，循着呼救声，一家家地扒开厚重的焦子板，用手一遍遍摸着，摸到那些受伤者的躯体，把他们抬出倒塌的房屋。在这支盲人救险队伍中，唯一的一个明眼人是一位女盲人的丈夫，一个跛子，他不停地大声喊叫，给资希圣那些人指着方位。他们越扒越觉得情况严重：那么多血漉漉的伤员，那么多已经发凉的尸体！他们摸着、找着，从盲人宿舍摸到健全人住处，把受伤的健全人也一个一个抬下废墟……

盲人们——被砸掉了一只耳朵的，满脸是血的，怀抱着死孩子久久不肯撒手的，赤身裸体的……挤在一起打寒战。资希圣感到有冰凉的东西落在脸上。下雨了。

他们需要衣被呵，不能这么光着身子冻着。资希圣听到那瘸子的小儿子的说话声，便一把将他拉到身边：“二头，你把叔送回家去行不行？”

那名叫“二头”的孩子应了，他拉着资希圣的手，七拐八绕来到一个地方，说：“这是你家。”

资希圣摸到门前那根熟悉的电线杆。他家的小屋屋顶的确还在，可是谁知道已经破损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会塌落下来？“二头”已经跑远了。资希圣横下一条心，一脚跨进去。他拼命扒开碎石，摸到了炕，摸到了烟囱，摸到了箱子……

他抱着一大堆衣服、鞋子、毯子回到盲人中间。

“给，穿上！”

“给你这双鞋！”

“这毯子，快把孩子包上……”

他自己套上了一双雨鞋，又在废墟上摸摸索索地走着。这雨水怎么这样大呢。他感到雨鞋中湿漉漉的，便脱下来倒了一次水。可是过不一会儿，又有了同样的感觉。一摸，那水是黏腻的。他这才意识到，这是扎破的脚上淌出的血！

盲人用他们的听觉、触觉和味觉感受着那些灾难的日子。

当他们要运送尸体的时候，他们循着风中飘来的窒息人的气息找到了遗体集结点。当他们要生火的时候，他们嗅着空气里的烟味找到煤和劈柴。喧闹嘈杂的人声把他们引到街心，引到领取救济水、救济米的长长队伍中。空中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使他们知道在洒药，于是不再仰着头张嘴说话。他们极其敏感，甚至在救灾部队中吃饭，那汤多米少的稀粥都能使他们立刻意识到救援部队遇到了困难。

“不不，我们不吃了！”资希圣放下饭碗，对一个军官说，“你们缺粮了！”

“嗨！我们就是不吃，也不能让你们饿着！”

然而，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这些军人那样爱护盲人。分发救济物品的时候，有些健全人趁着盲人无法看见，竟然从中克扣。他们拿走盲人的食品，在自己的防震棚里喝酒吃肉。

对于这些，资希圣只是轻蔑地哼了一声。多少年来，一些人对残疾人的态度已经使他习惯了，他没有悲哀过！从六岁那年得脑炎瞎了双眼，几十年里，他只有一个信念：好好地活下去。在那无数个黑洞洞的被健全人遗忘的日子里，他和他的盲人同伴们手拉手、挺着胸走着；也许，正因为这样，对于今天这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才比健全人有着更多的精神准备！

资希圣在废墟上走着，忽然，他踩到了什么。“……”一声悠长的、回音袅袅的琴弦的声响。那声音立刻使废墟上的空气都发颤了。

啊，就是它，那是他心爱的三弦，他的生命。

一根古老的弦首先在废墟中昂扬地颤响了。

经受了巨大灾难的唐山人，从未像今天这样亲切地感受到资希圣的乐亭大鼓所具有的力量。

资希圣的名字，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响亮。

20世纪20年代，开滦矿务局办起了一个孤儿院，那是一位比利时籍矿司请求英国“总办”拨款兴办的，院长是荷兰人。在这个孤儿院后来收进的一批瞎眼孤儿中，就有一个名叫资希圣的苦命的孩子。

机器“咔嚓咔嚓”响着。孩子们得做工，得白天黑夜地为外国人编织地毯。他们还得长时间站着做祈祷，祈求天主的恩惠。资希圣站不住，他腿发软，他饿。他的瞎眼的小伙伴们跑到风笛呜呜的煤矿，在铁路扳道工的呵斥声里，冒着被火车碾死的危险，摸索着跨过钢轨，到空地上去拾煤核。煤核可以拿到铺子里去换玉米饼子。他们甚至还偷来日本人投降时留下的几大捆呢子军装，拿到街上去换钱。弱小的生命就是这样顽强地长大的。

孤儿们一长到16岁，就得考虑离开孤儿院后的出路。可是眼前一片黑暗的盲人能干什么呢？有一天，资希圣用拣煤核换的五斗玉米和一个算命先生换了一把三弦。他告诉小伙伴们：他要当一个唱着乐亭大鼓书给过路人卜卦的算命先生！

哦，那曲调高亢的乐亭大鼓，给冀东一带的孩子们带来过多少神奇的故事，带来过多少欢笑和幻想！《三国》《拷红》《双锁山》《施公案》《王二姐思夫》《樊金定骂城》……

混沌初分不记年，

想当初天连水来水连天：

盘古开天辟浊地，

女娲炼石补过干天。

……

资希圣在自弹自唱，声调是那般昂扬。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古老的世界：茫茫大泽，熊熊烈焰，山崩地裂，雷鸣电闪……，这是资希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像盘古那样顶天立地地活着！

资希圣没有去学算命。全国解放以后，他成了曲艺团的一名演员。可是他想干更大的事情。他三番五次通过人民代表向市政府建议，成立一个小螺丝厂，把流落乡间算命的盲人收拢来，让他们自己创造，自己劳动，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那愿望终于实现了。一盏15瓦光的昏黄的小灯，灯下一张破旧的小桌，一群盲人在一个健全人带领下干着力所能及的工作：把一只只螺帽拧上螺丝。那时谁能想出：这小小的加工组，一些年后会变成一个有300名工人的工厂呢？

盲人们扔掉了“算命”的职业，却留下了演唱的技艺。性情乐观的资副厂长，亲自担任了一支盲人宣传队的队长。这支宣传队，演遍唐山，还上过北京！

呵，几十年了，那把三弦总在响……

8月的骄阳下，他们的足迹布满一座废墟又一座废墟。肩上，是那些从废墟里扒出来的被砸断、砸裂了的乐器，缠着绳子，贴着胶布，就像他们头上、胳膊上还缠着的渗血的绷带。他们穿着短裤、背心，有人甚至赤着脚。他们一个抓着一个的衣角，走在被晒得滚烫的路上。他们的脸上没有悲伤和忧郁的痕迹，在这动荡的大地上，他们显得那么安静，那么清醒……

这又是资希圣的决定：天降大灾，人可不能垮掉。我们要把宣传队恢复起来，去演唱，去鼓舞唐山人民抗震救灾！

那情景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在断壁残墙下，在正清理尸体的废墟旁，在伤员的呻吟中，忽然间，飘来了那些音调不准的乐器的合奏声。也许，从盲人心中流出的音乐似乎更富有一种魅力吧！废墟上回荡着一种奇迹般的旋律。那低声诉说着什么的音响，犹如一条绵长而宁静的气流，默默地穿透着这块刚从黑色灾难中挣脱出来的惊恐的土地。同样是默默地在倾听的人们，仿佛在这旋律中感受着什么。温柔的力？明哲般的力？说不清那是一种怎样穿透血迹斑斑的心灵的力。也许，那盲人，那琴弦，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力。唐山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这音乐声中得到了一点什么，从而汇成了一个整体，因为每颗心都还活着，就像这旋律。正是这活着的东西，使这些惨遭劫难的人们得以呼吸，得以生存。

人们没有注意到年轻女盲人司婉如那抽动着的眼角。她在哭泣，她在无泪地哭泣。地震夺去了她的父亲，绝望中，她曾想了此残生。可是她离不开这个忧患与共的集体啊！老资的声音使她站起来，使她和这支队伍一同跨过废墟，走上“舞台”……

人们没有注意到唢呐手史耀普那紧抿的嘴唇。他是个大地主家的瞎儿子，因为眼瞎，狠心的父亲哄他吃大烟，想把他毒死。但是老祖母将他一把夺下了！他活了下来，从小做工，从小学艺，尝尽了人间的苦涩。现在他是那么冷峻，那么坚韧啊……

人们看见了他们熟识的资希圣。啊，老资，你拨动着你那把贴着胶布的三弦，是要唱什么呢？你要唱“盘古”么？你要唱“女娲”么？你要唱人类所经历过的数不清的灾难么？

资希圣那苍凉的声音在黑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

说的是1976年，

7月28日那一天，

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

地震的中心在唐山。

许多的房屋被震毁，

许多人压在废墟间。

……

40次列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一书记载了如下史实：

地震时，在震区共有列车28列，由于路基线路的突然变形和巨大的地震力，使7列列车同时脱轨，其中有2列客车、5列货车。

一、济哈直快117次，在北塘→茶淀间下行线K201+600处，客车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370根。

二、京齐40次特快，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550处，内燃机车起火，1节行李车颠覆，7节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三、1030次货物列车在唐坊→胥各庄间上行线K248+100处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430根。

四、041次油罐列车在芦台→田庄间下行线K221+100处脱轨，3节颠覆。

五、1020次货车在芦台站四道，2节货车脱轨。

六、1014次货车在汉沽→茶淀间脱轨……

七、1017次货车在唐坊→胥各庄间脱轨……

1985年5月，我的好友王文杰因公途经齐齐哈尔，受我之托，他拜访了当年在40次列车上工作的张金柱、窦学文、何庆祝、刘巍、孙胜起等人，带回了那列特快列车在“七二八”大震中的非凡经历和种种无疑应当写入历史的情景和细节。

40次特快列车的838名旅客和47名列车乘务员，是唐山地震之前，最后向这个将毁灭的城市行注目礼的一群人。3时42分，他们的列车离开唐山向天津方向行驶仅仅10分钟，大地便撼动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的钢铁撞击声中，旅客们纷纷从座椅上弹跳起来，不可遏制的震动力甚至将人从卧铺上掀落下地。紧急制动闸尖叫着，把恐怖传遍前后15节车厢。

谁也没想到是地震。当时跳出车厢处理紧急情况的列车员们回忆说：站在地上，感觉和站在行进中的车厢里一样，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看到了被碾成碎片的水泥“枕木”，那碎片像指甲盖一般。“脱轨！重大颠覆事故！”黑暗中有人叫着。人声嘈杂，一片慌乱。

“赶快设岗！”列车长张林（就是日后以写铁路生活见长的那位小说作家张林）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被来往的列车撞上。他命令两名乘务员，立刻带上号志灯，分别跑步到距车头车尾50米远的地方，阻拦可能开来的列车。

就在这时，有人喊：“机车着火了！”

牵引列车的是串连着的两台内燃机车，每台的油箱里装着7吨柴油。此刻，为首的一台忽然腾起了通红的火焰，火光映红了天空。风从西南而来，正驱动着火舌去吞噬一长串的车厢。

纷乱的脚步声。飞奔的人影。一群旅客不约而同地冲向车首。脸盆、饭盒、茶杯、水壶……一时间都成了灭火的工具，人们舀起铁路边的积水，拼命地向机车泼去。谁知火却越烧越猛，在一片“哔哔”的燃烧声中，机车已被烧得变红。

在任何人的心目中，地震，就是地动山摇。而当时40次列车的旅客，日后回忆起“七二八”之晨时，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地震”，首先是一场其势凶猛的熊熊大火。火，以风助威的火，正在京山铁路线上威慑着八百余人的生命安全！

“快躲开！”当时从机车内钻出来的一个司机喊，“会爆炸的！”

列车脱轨

理智的人们在那时变成了一群疯子，对司机的劝告置若罔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扑灭大火！当时参加救火的列车员冯家春事后回忆说，他一想起救火这件事就害怕。如果爆炸，连烧焦的骨头渣都没处找。可当时不知哪来的这股“二杆子劲儿”[1]。

到底有人冷静了。列车员窦学文抱来了卧铺车厢的褥子，裹上泥沙，冲向火源灭火。旅客们又像听到了统一的号令，无数双手一齐抠泥扒沙，递给那些“敢死队员”……

当火势渐渐被遏制，大火在一点点熄灭下去的时候，一群来自附近村庄的伤痕斑斑的灾民，游过一条小河，跌跌撞撞地向着亮灯光的列车涌来。

地震！

40次列车上的八百多人，这才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呆呆地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这个于晨光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荒原里。

在“七二八”早晨，这恐怕是距离唐山震中区最近的一个尚未遭到破坏的集体。当时在这么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灾难的废墟上，这里，就越发像一个奇异的小岛。一切都还存在：车厢、灯光、组织者、被组织者、铁路规章，甚至包括惯常的生活规律。餐车服务员刘巍，一个24岁的姑娘，那天早晨一片混乱中，她却在焦急地咕哝着：“得开早饭了。”她常说，平时她只要一上车，脑瓜子里就只有四个字：“吃。吃。吃。吃。”旅客的三餐，便是她全部的职责。可是眼前呢？餐车已经倾斜得锅里盛不住水，而且按正常运行时间，列车应该于早晨抵达终点，已不再准备早饭，“车上只剩下了半袋大米”。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七二八”当天，在整个唐山震区，人们首先面临着的是死与生的搏斗。“活下去”这个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使那里的人们一时间忘记了饥饿和焦渴，求生表现在对生命的抢救和保护。可这里不同。在这个临时组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原有的生命都健全，一切生活的节律也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就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大家庭一样。

当时40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将终生铭记1976年7月28日的那顿早餐。

所剩无几的大米；

旅客们自动捐献的高粱米、玉米子、大豆、小豆；

从附近田里扒来的土豆；

这是一锅红不红、黄不黄的“百家饭”。

锅，是在铁道边偶然发现的。是一口尚未使用的烧沥青的大铁锅。柴禾，是劈开的旧枕木。最令人难忘的是，生火时细雨蒙蒙，湿柴怎么也燃不着。不知是谁，出了个“排队吹风”的主意，几十个男旅客排成一长溜，人人鼓起腮帮，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地向锅底吹气。火，就这样奇迹般地吹燃了。

八百多名旅客，排着长长的队，安静地等待着领取那一人一勺的“杂和粥”，有点像教堂中的圣餐礼拜。在这个灾难日的早晨，人人的表情都那样安详，虔诚——一种对集体的崇拜和笃信。饭盒和竹筷不足数，先吃完的，立刻将它拿到河沟中涮净，整整齐齐地放在锅边，留给下一个。

列车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林宣布：人民铁路要对旅客绝对负责，在这个非常时刻，旅客谁也不许擅自离开。“我们要把你们一个不落地送回家，完完整整交到人民手中。”

他宣布：已派人出去找粮、联络。

他还宣布：组织抢救队，到附近去抢救尚未脱险的灾民。

五六十个棒小伙子排成了长队。多数是军人，还有好几个来自大庆的大学生。这些刚刚在救火中烧焦了头发、满脸烟灰的人，急匆匆地又向东边奔去。当这支特殊的抢救队赶到受灾惨重的丰南县城时，“房屋全平了，只有一个红色警察岗楼还立着”。但是在那一片废墟上，在最先遇到的一群人中，居然还令人不可思议地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县委副书记。

“同志，县委在哪里？”

“我就是县委！”

“请分配任务……”

“哪儿都一样。你们看着扒吧！”

整整扒了一个白天。

天黑时，筋疲力尽的抢救队员们回到了“家”——他们的40次列车。晚饭已经开过了。据当时带队的副列车长何庆祝回忆：“大锅里留着饭。稀的都喝光了；留给我们的尽是稠的……”

八百多名旅客在荒野中被困阻了三天。

比起废墟中的人们，他们的日子也许算是“舒适”的了：他们毕竟还有喝的，尽管那是从洼地里冒出来的发绿的“地震水”；他们毕竟还有吃的，虽然吃的是派人到附近一个小镇上扒来的混合着沙土的大米。更重要的是，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虽然已经倾斜得难以行走、但总算还没有完全颠覆的列车上，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小小王国之中。在这灾难的时刻，最可怕的是孤立无援，而不是饥饿和焦渴。

这些患难与共的人们，一起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生活。白天，烈日曝晒，车厢被烤得发烫；夜晚，成群的毒蚊向车厢里的灯光扑来，列车不得不紧闭门窗，车内浑浊的散发着汗味的热空气令人窒息。但是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列车长的指令，没有一个离开车厢。车上实行了军事化的编组：全车旅客登名造册，每车厢为一个排，每排又设若干班，班排长多由军人们担任。

40次列车在严格照章行事，不管在这灾难当头的时刻维持以往的秩序该有多么困难。

没有烧坏的一台内燃机车依然隆隆响着，为各车厢供电。列车广播室正常工作，广播喇叭里不时传出列车长张林下达的指示。

乘务员们依然在车厢送水，她们还为病人找药，为老人寻找方便，为吃奶的婴儿找奶粉，在这样的时刻，也没有忘记把搜集到的卫生纸悄悄送给那些正遇到难处的妇女。

这儿的生活近乎“奢侈”了。乘务员们甚至还让大汗淋漓的旅客们洗上了澡。在离车尾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涵洞，洞中有“涓涓细流”。于是，在洞口蒙上被单，规定：上午女士们，下午男士们。这小小的浴室，给溽暑中的人们带来了难得的清凉。

被困阻的第三天，外出报信的列车员张继忠、行李员孔乘义、乘警张国清从天津铁路分局联系来了48台大客车，停在距40次列车脱轨地点6公里的公路上，等候输送旅客。

列车长命令：按班排顺序，出发！

长长的铁道线上，出现了一支八百多人的长长的撤离队伍。人们抱着孩子，搀扶着老人、病人和孕妇。在灾难的突然袭击面前，它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一支穿着百姓服装、却同时有着严格纪律的军队，一支时时处于坚强的领导核心周围的军队。

自然，也有人的脚步与这个集体是不和谐的。他，一个挎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溜出队伍，悄悄扔掉了一个已经捂霉了的面包。当人们在列车断粮纷纷捐献食物时，他“精明”地留下了它。但此时，他却没法躲开人们鄙夷的目光。这个灾难中的集体，既有它的法规，也有它的风尚；不管从前怎样，今后会怎样，在那三天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高尚的情感支配着。

当列车员把旅客们送上客车，而自己又一个个留下来的时候，旅客们才猛然意识到：列车员们还将留守在那辆已经倾斜的绿色的40次列车上。那是一辆曾经像家一样亲切和美好的列车呀。“不，你们也走！和我们一块走！”车上爆发出了哭声，旅客们拽住列车员，把他们往车上拉。三天，忧患与共的三天啊！人可能相处几十年而仍如路人，也会在短暂的接触中成为知交。中国人有句古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旅客们此时全都哭了。有人在低声饮泣，有人哭得像孩子一般。很久，很久，直到客车开出好远，他们还把泪湿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向那些忠于职守的人挥手。

这惜别的感情也同样在折磨着列车员们。他们回忆说，送走了八百多名旅客，回程的6公里，是那样漫长！他们走不动了。等待他们的，是一列不再有汗味、热气和哭闹声的冷冰冰的列车。他们一个个躺倒在野地里，大口喘着气，“从来没有那样沉闷、忧伤”，他们开始想家、想自己的亲人。

夜，漆黑，寂静。三天来，这是第一个孤寂的“轻松”的夜。

正在列车上的何庆祝，忽听车下有人喊他的名字。一看，竟是从齐齐哈尔赶来的铁路分局公安处葛副处长。听说地震消息后，他带人坐车到山海关，往前铁路不通，他们步行二百多公里来到胥各庄附近。

“不瞒大伙儿说，我们是带着安葬费来的，想买点白布……没成想，人都在！”

话说得颇动感情。葛副处长身上还带了一瓶酒，原准备祭奠死难者用的，一路上谁要喝他也没让。此时，他一下打开了酒瓶：“来，每人斟上一点儿，干！”

8月8日，40次特快列车返回齐齐哈尔。

列车员们按着规章清理了一遍车上的物资：除救火时损坏了几条被褥，其余东西一件不少。他们像往常列车返回终点站那样，对全车进行了一遍大清扫，一切卧具装备折叠得整整齐齐，擦拭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把列车完完整整地带回去。”带着一种神圣感，他们这样说。

唐山地震中，和40次列车有过类似被困阻的“命运”的，还有北京开往大连的129次直达快车。所不同的是，这趟列车的司机张耀武和刘振邦在地震发生前发现了地光，紧急刹车，将车停在古冶站附近。列车因此没有脱轨。

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采访129次列车，但是，仅仅对40次列车的一瞥，不也可见其他列车的一斑么？

[1]　北方方言，憨劲。

第五章　非常的8月

罪恶能的释放

唐山被无理性的喧嚣声浪推入8月。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

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

粮食670400余斤

衣服67695件

布匹145915尺

手表1149块

干贝5180斤

现金16600元

……

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丑恶的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和那数不胜数的无私的援助、崇高的克己、诚挚的友情相比，这些数字无疑是一种玷污。但人们又无法忘掉它，因为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

这确实是一段人们很难看到的赤裸裸的历史！

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

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而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

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

寻找雨具的人们涌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

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下废墟，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

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都在争先，都唯恐错过了什么。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他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瞪大眼睛四下搜寻，推开试图劝阻的工作人员，把已经扛不动的大包从地上拖过去。

“快去！人家都在拿……”

“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

“快拿呀！……”

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奔行的人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

喧嚣的声浪中，人们的手已经不只是伸向国家的财产。有人亲眼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

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

“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

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

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

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捡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

“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

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

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

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

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

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青年宫废墟上的标语，可见砖瓦也成为抢劫的目标（李耀东　摄）

正如抢劫者的疯狂是愈燃愈旺的一样，人群中的愤怒也在愈燃愈旺。当群众看见那些人大包扛小包提地走下废墟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骂：“黑心的家伙！”当抢劫的手肆无忌惮地伸向各个角落的时候，他们已经怒目圆睁，握起拳头。终于，一股新的大潮出现了！

忍无可忍，人们开始挺身而出，挡住那些抢劫者。唐山—胥各庄的公路上出现了第一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关卡，禁止“淘金者”入城，扣留出城者携带的赃物。人们扭住那些发“地震财”的人，用绳索和铁丝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抗震救灾指挥部。有人被吊在大树上，有人被绑在电杆上，西山口的路边，跪着一溜抢劫者，任日晒，任雨淋。

“大爷！叔！饶了我吧……”他们在哀求。

“呸！发震财的家伙！”人们在骂，“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原副政委迟浩田，一次驱车巡视救灾部队，路上吉普车被人群堵住了。远望去，只见棍棒起落，乱石如雨。怒气未消的人们诉说，这家伙在一个倒塌的旅馆里，专扒死人手上的表，扒一块，戴一块，他的两只胳膊上已经套了37块表……

迟浩田回到指挥部后，向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副书记马力谈起这件事时，刘子厚说：“打死人是不对的，但是谁也别追究了。这是非常时期，群众自行维护秩序……”

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令》。那张用印刷厂扒出的大小不同的铅字排印的“通令”，张贴在四处的断壁残墙上，大意为：

一、严禁抢劫。违者必须法办。

二、所有哄抢物资立即送回。违者必究。

三、从今起，执行任务的民兵不许随意开枪。

当枪声渐渐稀疏下来的时候，路北区和路南区各成立了一个“公物还家接收处”。唐山市百货大楼副经理许树铭当时是解放路商场的营业员，他亲眼目睹了路南区接收哄抢物资的情景：先是民警把没收的物资一车一车拉来，接着有人陆陆续续地扛来、抬来。鸭绒褥、鸭绒被、自行车、排子车、座钟……接收处有一个登记簿，纯属收据性质，要求送交的人签名，但后来不强求签名了。因为人们在那登记簿面前的表情是复杂的，尴尬，惶恐，如芒在背……

“同志，这是我儿子拿的！”一位老太太指着一包衣料连声解释，“他不知道啊！国家一号召，咱们就送回来啦……”

“同志，这排子车给您还来，”一个小伙子怯声说，“那些天急傻眼了——得运伤员啊……”

很多人只是把东西往接收处的小棚子前一撂，脸也不露就走了。一天早晨起来，有人看见棚子前放着一只大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包电视机零件……

当我记下这段真实历史的时候，我的笔很沉重。

我在采访中已经发现，许多人在回避这个话题，仿佛历史也已经和那一周的几张日历一起被揉成纸团了。唐山市百货公司副经理、年轻女干部苗云颂，当时是新市区百货商场的负责人。我在许多材料中都见过那个商场“六个民兵一根棍”保卫国家财产的事迹。但是，当我向苗副经理询问起有关“抢劫风潮”的情况时，她却沉默了许久：“想不起来了……印象不深了。”她客气地为我斟上茶，说，“你要了解抗震救灾中的好人好事，可以找……”

也许许多人都觉得那是一场难以解释的噩梦。

我曾听一位学者说过：“任何事物都表现为一定的‘场’。任何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释放，都是在一定的‘场’之中实现的。”那么，如果说大地震是自然界的应力场的能量释放，适应“抢劫风潮”的心理的“场”和行为的“场”又在哪里呢？

推开瘟疫

唐山面临着新的死亡。

几乎从倒塌的楼房埋下第一具尸体开始，与死亡紧紧伴行着的另一恐怖的阴影便已向唐山逼近。

瘟疫！

历史上，“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是一条令人惊骇的必然规律。

唐山怎么办？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后勤组的吉普车，连日在唐山地区奔波。“前指”的帐篷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样严肃冷峻。他们能够看见，那个妖魔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

防疫专家提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告：

——城市供电、供水系统中断，道路阻塞，部队和群众不得不喝坑水、沟水、游泳池水，生活于露天之中。

——粪便、垃圾运输和污水排放系统及城市各项卫生设施普遍破坏，造成粪便、污物、垃圾堆积，蚊蝇大量孳生。

——人畜大量伤亡，在气温高、雨量多的情况下，尸体正迅速腐败，尸体腐烂气味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

——唐山市历年是河北省痢疾、肠炎、伤寒、乙脑多发流行区之一。现人员密集，居住拥挤，感染机会较多，传染病人又缺乏隔离条件。

——当地各级卫生机关和群众防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指挥员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切意味着什么。据《云南地震考》记载：1925年云南大地震，震后人民发生“闭口风”症，患者一半身体变黑，手足收缩，一两个钟头即死。1944年，日本进攻印度的军队，在伊木法尔战役中，10万大军中有6万人突然得了疟疾和痢疾，不战自败。1949年，解放军南下部队中疟疾和痢疾流行，发病率在有的部队高达80%，部队不得不就地休整。1954年，澳洲汤斯维尔爆发“登革热”，40万居民中，有15万人发病……而现今的唐山可能出现的情形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都将更加可怕。几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万灾民和10万救灾部队，完全有可能被瘟疫击垮！

初到唐山的时候，我身上背着背囊、水壶、挎包，包内有上海的好友侯阜晨为我准备的黄连素、六神丸、十滴水、驱蚊剂等各种防病药物，还有两斤大蒜。

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唐山。几天后，当我背着喷雾器出现在废墟上的时候，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与瘟疫抗争的日子里……（李耀东、唐禹民　摄）

如火的骄阳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尸臭。瓦砾上，到处有粪便、垃圾和呕吐物。在各地医疗队所在地那一面面红十字旗前，排着长长的就诊的队伍。皱着眉头、捂着腹部的面如菜色的唐山人，正在等待领取黄连素和痢特灵。仅仅数日，不少病者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些人坐着，有些人躺着，连挥手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苍蝇到处放肆地追着人叮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嗡嗡”的噪音。我到民政局长蒋忆潮的“家”去，那芦席小棚简直成了苍蝇的世界，棚顶棚壁黑压压一片，在那里的几个小时，只见他女儿挥动苍蝇拍的手就没有停过。在街上，我看见过一只防蝇的大菜罩，菜罩内躺着一个可爱的婴儿……

所有人都感到了瘟疫的威胁。那些日子里，我天天遵从医嘱用咬碎的蒜擦手，天天服用黄连素，尽管如此，也未能完全摆脱疾病对我的侵袭……

这是一场人类顽强地推开瘟疫的严酷的战役。

当唐山地区各种传染病和发病率日趋上升、已接近爆发程度的时候，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正采取紧急对策。据文件记载，当时从全国调集21个防疫队，共1300人；调来消毒药240吨，杀虫药176吨，各种喷雾器3100多具；调来军用防化消洒车31台；调来喷药飞机4架……

安-2飞机隆隆的引擎声在空中轰鸣。带有蒜味的马拉硫磷、敌敌畏雨雾般飘落。从早到晚，飞机不停地在85平方公里的唐山市区上空盘旋。

地面上，东方红-18型机动弥雾机、防化喷洒车、群英式背负喷雾器和圆桶形压缩喷雾器一起开动。

夜晚，废墟上升起一堆堆火，“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各个角落……

那些日子，所有被采访的唐山人几乎都证实了一个事实：蚊子似乎见不到了。据北京军区抗震救灾“前指”统计：蚊子的密度下降90%～98%，而苍蝇的密度只下降了50%。成群的苍蝇仍在肆虐，仍在危及唐山人的生命。它们从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地方飞出来，毒杀一群，又飞出一群；而弥漫着整个城市的臭气仍有增无减。

“冷冻仓库！”救灾部队报告，“震裂了的冷冻仓库里，大量鱼肉正在腐烂！”

“必须彻底清理积压鱼肉！”指挥部的批示很明确。

“铁门变形，无法打开！”救灾部队又一次报告。

“派工兵，爆破！”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高大的冷冻仓库彻底倒塌了。硝烟未散，人们就已开始抢运出肉食品，变质的立刻掩埋，完好的分给群众。

然而臭气仍在弥漫。

指挥部所有成员焦虑与复杂的目光，都同时转向了这最主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

尸体。24万具正在腐烂的尸体。

此刻，在唐山，这项最为险恶、最为繁重的工作，正由无数年轻的军人承担着，艰难地进行着。

灾后初期，所有的埋尸部队都处于无防护状态。士兵们冒着扑鼻的尸臭，赤身露臂挖掘尸体。尸体腐烂，皮肤脱落，他们只能找点破旧布和乱纸垫手。尸体暴露出来的时候，刺激性较强的有毒的硫化氢、氨、甲烷气体混合而成的气味使人晕眩。士兵们只能向尸体上喷洒白酒，或戴上简易的自制纱布口罩，往鼻孔中塞入酒精棉球。

据××军统计，截至8月1日，在救灾的最初三天中，该军共挖出尸体6596具，掩埋尸体10148具。

8月1日后，开始有防护用品运到。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挖掘尸体要注意，因为是夏天，部队要轮流作业，要有防毒面具、防毒手套，要组织好。”

笔者曾看见过北京军区某师对埋尸的士兵作出的几条规定，仅仅从这些规定的字里行间，人们就能够看出年轻的士兵们在经历何种令人震惊的特殊生活：

一是防止尸体腐臭的刺激。工作人员要佩戴防毒口罩；戴普通口罩时，要在口罩或口罩代用品（毛巾、手绢）上涂抹牙膏，喷洒酒精；或者在鼻孔内放入少许大蒜、香菜叶或蘸上酒精、香水的棉球。

二是防止尸液的污染。工作人员必须穿工作服，戴橡皮手套，穿高筒防护靴；在没有防护靴时，可用塑料布将前臂和小腿包扎，以防尸体直接接触皮肤。接触尸体的人员要轮流作业，下班后，要用来苏尔水消毒手，晒衣服。

三是对于尸体处理要做好喷、包、捆、运、埋。

喷药：扒尸与喷药紧密结合。用机动喷雾器、消毒车或直接用脸盆喷洒漂白粉精、漂白粉、来苏尔溶液或酒等。

包裹：先用衣物包头，后用棉被包整个身体，或装入塑料袋扎口。

捆紧：用棉被包尸体后，最少捆三道（头、腰、腿），以免尸臭散发。

运走：要指定专车专人运送，包好后立即运走，避免在市内存放，影响环境。

深埋：尸体深埋地下1.5～2米，上面加厚土和石灰砸实。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所有部队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士兵的防护。且不说防护用具绝不可能应有尽有，即使有，士兵们又怎么忍心在失去了亲人的唐山人面前，把自己这样那样地保护起来呢？他们只有一个紧迫的念头：快！把遇难者的尸体安葬，抢在瘟疫的前面！

那一幕幕情景，曾是我亲眼目睹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在唐山市文化路路口的尸体集中点附近，我看见抬尸的士兵从废墟上走下来。尸体用旧棉被包裹着，两端用电线扎紧，吊在一根钢筋上。钢筋勒进了年轻士兵的肩膀。那是两个如此瘦小，还长着孩子似的脸的士兵。他们的军帽歪到了一边，衣袖高高挽起，尸体流出的水一滴滴淌到他们的衣裤上，已经湿了一片。

唐山市第一医院院长老张，流着泪向我诉说他亲眼目睹的情景：“……楼板下那具尸体，好多天了，从边上走过都熏人；两个战士说要钻进去扒，我说不行，要中毒的！等吊车吊开楼板再说……可他们硬是砸开楼板钻了进去。很久很久，递出来一条胳膊，又递出来一条腿……”

某军政委高天正，当时是救灾部队一个师的副政委，他说“：我那儿子，当时才15岁，就在师里当兵，也是埋尸队的。第一次在废墟上见到他，他还戴着大口罩，第二次见他，口罩没了，手套也没了，人变得又黑又瘦……他说：‘爸爸，你放心！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也不怕了！’”

在废墟上，我还访问过一个营教导员。他说：“清理尸体的最初两天，根本没水洗手，战士们从废墟上下来，就用手抓馒头。他们直感到恶心，吃不进饭，一个连队喝不完一锅粥！几天后，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生毒疮，全身的毒疮，还淌水……”

那些日子里，每天都能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向郊外运送。尸体来不及一具具掩埋，许多时候就挖一个大坑，将尸体堆入。在唐山通往丰南的公路边，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大坑，推土机正在隆隆地吼叫着，把土推入大坑，将它填平。每辆尸车上通常有三个士兵，运尸时，他们头戴防毒面具，坐在驾驶室的顶上。他们排在一起，似乎在相互支撑着那倦极了的身躯。

他们倦极了。当唐山和瘟疫在进行决战的时刻，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上海医疗队一位女医生曾向我们说她的亲身经历：一天深夜，她起来解手。帐篷四周都是尸体，她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脚像踩着了一条胳膊。“哎哟”，那“尸体”叫了一声，呼地坐起来。女医生吓傻了，好半天她才反应过来，那是一个裹着雨衣、在尸体堆中睡着了的士兵，一个累极了的埋尸队员。当女医生看清那是一张多么年轻稚气的脸时，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上海医疗队立刻派人赶去抢救，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死了。”我已记不清那士兵是因为发什么病而死的了，只记得人们说，他是在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的。遗憾的是，当时我也没有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事后，我向许多部队的领导打听，他们都说不记得本部队有过死亡的记录。

但唐山会记得这些士兵，会记得这一群年轻小伙子的！他们的经历，完全不亚于一次残酷战争的经历；他们的牺牲，完全不亚于血与火之中的牺牲。过了多少年之后，幸存的唐山人一定还会像今天一样对子孙说起，昔日废墟上曾有过几百个、几千个什么样的军人，他们做过什么，他们为的又是什么……

1976年入冬后，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指示，唐山进行了一次“尸体再清理”——将所有掩埋深度不够的尸体重新挖出，或火化，或深埋。这又是一次极其浩大的工程。数万民兵为骨干的清尸队伍，走上废墟，日夜苦干……次年春暖季节，唐山安然度过灾后的传染病爆发期，传染病发病率比常年还低！至此人们可以写下历史性的一笔：震动世界的奇迹——唐山，成功地推开了瘟疫！

“方舟”轶事

在灾难的海洋里，人们曾幻想过这样的小船：当千千万万人被恶浪吞噬之后，它还在波涛中漂荡，还在漩涡中打转；它成了一些人共同的生命依托，庇佑这些幸存者逃离劫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诺亚方舟”么？

这里是关于一条“方舟”的故事——

那是一个在唐山最常见式样的防震棚：前边四根竹竿，后面四根竹竿，顶上两根竹竿，搭着一块塑料布，棚子四面透风。8月的唐山，有多少人家都是住在这种四面透风的棚子里。

那也是在唐山最常见的一个“大户”：6个家庭，21口人，在震后聚居到一起，喝的是一个锅里的粥，睡的是一个用木板搭的地铺，老的、少的、女的、男的，风雨同舟，忧患与共。

地震后的那段时间里，这个“大户”公认的“户主”是一位胖胖的大婶。由于她家震前住在新市区一幢干部宿舍楼的第五室，所以人们习惯地喊她“五室婶”，喊她的丈夫“五室叔”。

“五室婶”对我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七二八”的夜晚：当宿舍楼的几个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在风雨中一个又一个汇集到这小棚中来的时候，这透风的小棚竟变得那样温暖。一位拖着家小四口的司机，一位带着儿子和未婚儿媳的退休工人，一位带着弟、妹的刚刚失去妻子的青年工人，两位干部，一个孤儿……当时还有一户人家没有救出。惊魂未定的人们，围着一支火苗摇晃不定的小蜡烛，在轻声地叹息。

“五室叔，唐山真会陷下去吗？”

“不会！”

“五室叔，咱们可怎么办呐？”

“别怕！大家在一块儿，互相帮着！”

有人不知从哪儿搞来一点剩饭，放在一块破玻璃上，又找来一把生锈的改锥。大家你扒一口，我扒一口，玻璃板从这个人手上传到那个人手上。

那一夜，谁也没睡着。远处，有狗吠，有枪响，有失火的红光。马路上，逃难的人流熙熙攘攘向城外涌去，只听见纷乱的脚步中夹杂着哭喊，整整闹腾了半夜。

“孩子们坐好！谁也别跑出去！”性格泼辣的“五室婶”对各家的子女们说，“都听婶的！”

在那动荡不安的时刻，“五室婶”不仅成了孩子们的、也成了所有人的主心骨。天亮的时候，几个身强力壮的都在听她的安排：“你们几个上废墟扒东西！……你去找些烧火的板条！……你去找点粮食！……你，你到冰棍儿厂后边的水坑里弄点儿水来！”

这个“大户”，有条不紊地开始了非常时期的生活。人们把米、水、柴都送到“五室婶”的面前，由她安排全户的伙食。

“今天咱们喝粥！”

“今天一人吃一把花生！”

“嘿！今天可要改善啦！”“五室叔”从自家的废墟里，居然扒回了一条火腿、一只板鸭和一筐没有被震碎的鲜鸡蛋和几瓶好酒。

“五室婶”立刻作出决定：酒，给扒尸体的大哥们喝；板鸭和火腿，切下来炒菜，正愁没油；鸡蛋，给身体虚弱的退休工人和正在闹痢疾的青年工人。

可是那失去了妻子的青年工人却正在嘤嘤哭泣。

那死去的妻子怀孕已六个月，她被砸死的情景惨不忍睹。青年工人在废墟边蹲着，不吃，不喝，只是不停地流泪。他对年幼的妹妹说：“哥哥活不了了！我要跟你嫂子走！你带着弟弟，去找奶奶……”

“别哭了，”“五室婶”走来劝他，“这是天灾，不光你一个人，家家都有难，得想开点儿！咱们还得挺住，还得好好活下去！”

“婶！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她死得好惨，死得好惨啊……”

“我知道。明儿我们一块儿去给她送葬……”

那会儿，感情是共同的、真挚的，整个“大户”都被青年工人的哭声牵动了。

安葬他妻子那天，“五室婶”让自己的两个闺女照看着遗体，她和“五室叔”一起挖坑。

“婶，”青年工人用嘶哑的声音说，“她还没鞋……”

“婶知道了，”“五室婶”看见了那年轻女人光着脚，对青年工人说，“你放心，我马上找来！”

她带着女儿奔上废墟，四处寻找，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一双半旧不新的女式皮鞋。她小心翼翼地亲手为女尸穿上。

那些日子是苦涩的，也是温馨的。每天早上，“五室婶”就把一天要干的活儿安排好，然后，让娃娃们去拾劈柴，让年轻女孩生火做饭。所有的菜谱都由她安排，干力气活的人吃什么，伤员吃什么，她全计划着。

小棚子里的一切都是“大户”公有的。人们相濡以沫，甘苦同尝。一锅饭匀着吃，一壶水匀着喝。有人撕开了自家的床单，司机的妻子用它缝了三条短裤，分给衣不遮体的女人。

傍晚，当男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废墟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柱袅袅的炊烟。那是他们的家，那是他们感情的寄托。小棚子是一个温暖的整体，每当下雨，身强体壮的人都争着往风口和漏雨的地方去，而把干燥处留给伤员。这小棚子又是一个纯洁的整体。人们挤在一个地铺上，三十多岁的司机夫妇拉起了一道帘子；退休工人的儿子和未婚妻住在一起；夜晚，怕死尸的女人们就在棚里用便盆解手……一切都显得像一家人似的自然和正常。

震后第三天，就有人听见宿舍楼的废墟底下，还有人的敲击声。于是，整个“大户”紧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去抢救那一家人。男人们在废墟上轮番作业，“五室婶”在棚子里准备好了稀粥、鸡蛋和给幸存者的盐水。当压在废墟下的那一对小姐弟被抬到“大户”的棚子里的时候，他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啊！

那些日子，唐山人全都生活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之下。食品、衣物、盖防震棚的材料……一切都是配给的。人们常常在街心排着长队，等待领取大米、蔬菜、肥皂、火柴。不知从哪里传出了一种说法：唐山将成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供给制”的试点城市。人们不知道是福是祸地等待着，观望着……

那时，“五室婶”周围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大家庭的解体。

事情似乎又是这样开始的：当人们从废墟上扒回了自己家私有的财产，那些私有财产在他们各自的“铺位”前越堆越高的时候，那种休戚与共的感情上的维系开始解体了。充满生命活力的是顽强的“私有”观念。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最初，大家的食物主要是“五室婶”家，以及那司机和青年工人家的。不久，有个中年妇女也扒出了自家的一些粮食，她不愿“捐献”，而是用衣服盖着，藏了起来。司机和青年工人不禁忿忿然道：“她倒会过日子！”

许多人和这个藏粮的女人产生了对立。

接着，救灾部队开始分发救济物资，他们要求分到各家。于是，“大户”里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分，有人主张合。“五室婶”一看这形势，又伤感又气愤，没好气地说：“分吧！前些日子大伙儿找来的饼干、衣服，也一律平分！”

可那时“大户”还在维持着。男人们还在统一出工，“五室婶”还在为他们做饭。谁也没注意到，躺在小棚子里的退休工人开始嘀嘀咕咕，骂骂咧咧，他对干活的人吃得比他好，憋了一肚子气，开始在小棚子里摔饭碗。

为了挪用一块木板，他又和司机发生了冲突。

“这是我家的！”

“你瞎了眼，这是我家的！”

这以后发生的激烈的矛盾，是退休工人家庭内部的。据有人说，那些日子里，老头儿的儿子和未婚妻在老头儿身边的共同生活，使得老头儿时常莫名其妙地烦躁、发火。后来似乎是平静了，可是有一天，未过门的儿媳为了钱，突然和老头儿发生了口角，气头上，她哭着甩出了一桩丑闻：老头儿欺负过她！

退休工人恼羞成怒，发了疯似地哭喊：“他们是琢磨我那1000块钱呐！我不想活了！那钱我也带走！我也带走！”

他砸碎了手表，把好不容易从废墟中扒出来的1000块钱扔进火堆，然后又把胡子刮得精光。

“当心！”“五室叔”提醒人们，“他要寻短见！”

“大户”中的人全都紧张起来，他们一步不离地伴着老头儿，监视着他的举止。可是在一天夜晚，他们终于没有看住——退休工人悄悄喝了老鼠药！

他立刻被送到医疗队。人们都围在他的身边，“五室叔”甚至冒着被一口咬断手指的危险，把手指伸进他嘴里引他呕吐，那情形使“五室婶”心里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她想起不久前人们关心、安慰青年工人的情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端端的一个“大户”，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退休工人从医疗队被“救活”回来后，只向“五室叔”赔了两天的笑脸，又和大家紧张起来。他出人意料地掏出了一大把十元钱的一只角，那是烧钱之前特意剪下的，据说凭着这个，可以到银行申请补助，但要请人证明那叠钱确实已经烧毁。

“五室叔”说：“我们是看见那些钱烧成灰的，但这把纸角，有左边角，也有右边角，谁知道你那一叠钱真是1000块呢？”

退休工人跑到那藏粮的女人处去发泄愤怒，有人听见那女人挑唆地说：“那天你喝药，有人还到派出所去报告了呢！”

“大户”陷入了一片混乱。人们变得那样陌生，那样疏远。为了一把盐也会拌嘴，为了在地铺上碰撞了一下也会吵架。“我的”，“我家的”，这些词语把“大户”的气氛分割得支离破碎。

唐山人所传闻的“军事共产主义”终于就要结束了。上级传达的“9月1日将下发八、九两个月工资”的消息，否定了“唐山将取消商品交换”的传闻。街上出现了出售电池、手纸的售货点，还出现了能买到馒头和菜汤的小饭馆。

“大户”也终于就要解体了。

救援部队将帮助灾民重建真正的“私有”家庭。

“大户”的支撑物——那一根根竹竿被拆卸下来；经过日晒雨淋已变得那么陈旧的塑料布被扔到了一边；地铺也拆除了；炉灶也推倒了。但是，废墟上留下了一个“大户”存在过的痕迹：一块四方的平整过的土地，四周的排水沟、灶灰、柴屑……一切属于历史和人的活生生的痕迹。

大震的幸存者们，背起幸存的财物，默默地离去了。他们在这儿生活过，但他们不可能久而久之地这样生活下去，不可能，这是被生活无情地证明了的。他们离去了，但几乎每一个人在远远的地方都向“大户”的遗址投去依恋的一瞥。

是的，他们不会忘记，那里曾经有过躲避风雨的“家”，曾有过叫人感到温暖的“指令”，有过那块盛着剩饭的破玻璃和那一柱袅袅上升的炊烟……

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那么，唐山8月，那种种出现过而又消失了的东西呢？

非常的8月，断裂的生活

有人盛赞唐山人在震后的“共产主义精神”。是的，那一切全是真实的：从废墟中钻出的瞬间，他们能不扒自己的亲人而去抢救呼喊着的近邻；在那些诺亚方舟般的“防震棚”中，有着无数舍己为人、相亲相爱的故事……“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的美德得到了极大的发扬！”他们这样感叹着，就像他们时常感叹“战争是净化剂”一样。

但一位大学理论教师对我说：唐山人在震后的同舟共济，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实际上表现了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极端恶劣的条件，使人类的需要降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在那种时候，人们会本能地互相依存。而当条件稍一变化，人们的私有欲就会故态复萌。他激动地说：“巨大的自然灾难，使人类进入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这不是任何意义的进步，而是一种局部时间上的退化！”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地震的实质在于毁灭，在于拆散，在于破坏的一刹那，用极其残酷的方式检验人类和人生。那时，一切都被静止了。唐山和唐山人都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就像冰冻层，一切都是本来的人的面目的再现。人们只是裸露了自己，因为在灾难到来的瞬间他们来不及穿上“衣服”。他们是非理性的，甚至接近了原始状态，但他们绝不是原始人！他们的身上，早已浓缩地积淀了历史、时代、传统道德、社会宣传的诸种因素，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客观现实、人类艰难进化着的标志，而是什么“退化”么？

政治的1976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标题。

因为读者将看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篇章。

抹满了某种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的气候、政治的人、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被政治渗透了的一切。这难道不就是人们记忆犹新的“1976”么？这难道不就是唐山大地震所发生的仿佛是特定的年份——“1976”么？

“中国拒绝外援”

唐山地震发生后，外电立刻报道如下消息：

［美新处华盛顿7月28日电］

白宫新闻发布会“唐山大地震”

盖茨大使报告说：在北京和天津发生地震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美国人都安然无恙。盖茨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但他没有说中国人是否已接受这种表示。

［路透社联合国7月29日电］

在中国东北部发生地震后，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给华国锋总理的电文中说：这个世界组织准备帮助灾区人民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

秘书长在启程去维也纳度假两周之前不久从日内瓦拍发了电报。他向中国人民表示，他深为痛心和同情。

［美联社伦敦7月29日电］

外交大臣克罗斯兰今天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

克罗斯兰说，我们准备尽力帮助。他要议员们放心，在这场灾害中英国人没有任何伤亡。

克罗斯兰说，我们驻北京的大使馆已奉命向北京当局提出：我们是否可以提供什么援助？他说，英国正等待着答复。

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勋爵的孙子，在野的保守党党员温斯顿·丘吉尔建议立即提供援助，包括派一支工兵部队去帮助重建水的供应。

克罗斯兰说，过去发生这种灾害时，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克制的，不希望西方大肆声张地要提供援助。

［时事社东京7月30日电］

宫泽外相30日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这个报告得到了通过。

外务省今天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外相还指示孝川大使，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

然而我国没有向任何国家提出求援。

《中国是不是太骄傲了点，以至不愿意求助？》——美国《新闻日报》7月30日所发的社论指出：

关于中国北部地区本周遭到的地震，最令人可怕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人民和外界对地震造成的影响了解得如此之少。毕竟这不是在土耳其或危地马拉偏僻的角落里发生的事，同美国相比说，大致相当于对一次强烈地震震动了纽约和华盛顿也许还使费城遭受破坏的地震实行实际上的新闻封锁。尽管如此，中国通讯社报道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很大损失。这使人几乎不容怀疑，一定需要做出巨大的救灾努力。中国决心自己解决它的问题，这种决心不应妨碍它接受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提出的美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社论也指出：

“毫无疑问”，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自力更生，这是他们的民族风格。但这是一种宜于进行超越政治的国际合作的情况，希望他们将不感拘束地加以接受……

在上述两篇社论发表的同日，我国政府明确表示谢绝外援。

［路透社东京7月30日电］

日本共同社自北京报道：中国外交部今天对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任何援助。日本外相宫泽喜一今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例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外务省已问过中国，是否需要诸如帐篷、药品、衣物之类的任何援助。

共同社报道，中国外交部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时告诉日本大使说：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共同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据该社引述，外交部还说，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华盛顿邮报》8月5日发表了题为“中国拒绝接受援助的原因是强调自力更生”的署名文章。作者说：

华北大地震的后果令人毫无疑义地证明，中国人认为他们受到的灾难是他们自己的事，不用别人管闲事。他们所以持这种态度是由于昔日受过耻辱，由于民族自尊心和恐怕产生依赖思想……

一位分析家说，谢绝外援也是“使人们努力干的一种办法”。相反，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最近在一篇社论中说：“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委婉地谢绝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上星期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的援助。

作者最后写道：

看来，最坚决地献身于中国革命的那批人，以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把这场革命看成了一场非常之长的战争……

“那是我们的失策啊，”迟浩田将军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深为感慨地谈起“拒援”一事。唐山地震时期，他作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是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

“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持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老军人那坦诚的话语，使我不禁想起一位著名作家的话。他说，中国人的许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的产生，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长期处于弱小地位，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看得那么重要……

“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

十年前的许多事情，在事后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连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当时，处处充满着“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笔者保存着三个十年前在唐山所用的笔记本，重新翻阅，恍若隔世，其中许多真实的人和事都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笔记摘录：

·8月12日，在唐山、丰南一带的断壁残墙上，看到许多用炭水刷的大标语，如“它震它的，咱干咱的！”“活下来的拼命干，建设更美好的新唐山！”“他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人民自有回天力，泰山压顶腰不弯！”“别看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

·各级干部向新闻记者介绍情况，通常使用的语言有：“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以大批判开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物质基础论’，促进了抗震救灾……”“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让咱们唐山人民吃上了‘友谊米’，喝上了‘感情水’，穿上了‘风格衣’……”

·×××从废墟中钻出，不救家人，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

·××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着的毛主席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着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

·一位工人诗人，缠着绷带来到一个编辑那里，当他听说全市人民抗震救灾的情况时，激动地连连感叹：“啊！这都是诗！这都是诗啊！”他不顾妻子儿女遇难留下的悲痛，充满激情地抓起纸笔，就开始在膝盖上写诗。

残破的建筑物上，残留着革命标语（李耀东　摄）

·在震后极短的时间里，钢厂炼出了第一炉“抗震钢”，煤矿出了第一车“抗震煤”，××公司食堂也蒸出了第一屉“抗震馒头”。

·×村在废墟上召开学习小靳庄赛诗会。

·×村在震后三天，政治夜校就恢复开课了……

《解放军报》记者毛文戎的笔记本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8月3日，采访人民体育场抗震学校开学典礼。典礼在体育场内举行。主席台上悬挂着一副对联：“抗震救灾办学校，风口浪尖育新人。”两百多学生席地而坐，革命家长代表、红小兵代表、贫下中农校外辅导员代表、军队代表（某团张副参谋长）先后讲话。大家说，抗震学校的开学，“是响应慰问电号召，发扬抗大精神的成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红小兵们表示：“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帮助解放军叔叔站好岗！”

《解放军报》1976年8月21日一版，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通讯，题为“一分不差——北京部队某部一排清理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纪事”。

金库被强烈地震震塌了，里面埋着现金九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元零九分。

人民财产遭受损失，战士们十分心疼。……中午时分，他们清出了全部纸币和七千多元硬币。经过银行工作人员清点对账，只差五元三角九分了。唐山分行领导看到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满面灰尘，关切地说：“五块多钱，数目不大，不用再找啦。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不，我们的任务还差得很远。”战士们坚决表示，“别说五元，就是五厘也得扒出来！”

……

又经过三个多钟头的过细搜索，只差五分钱了。银行部门规定，允许金银数目有百万分之一的误差。按理，九十多万元中，五分钱早在误差标准之内了。然而，战士们脑里的标准却定得更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完全”、“彻底”的尺子衡量自己。排长于春萌说：“财经工作上允许百万分之一的误差，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银行工作人员为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再次清点数目。又查到三分钱。最后只下两分钱没找着。他们说：“两分钱不用找啦。”

但是战士们劲头更足，他们在渐浓的夜色里，拧亮手电寻找。

新战士张志良爬在内间的小洞里摸索。他扒开已经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搬开在墙根的乱砖头，手指探进砖缝去，触到了一个硬子儿。他一阵兴奋，抠出来用手电一照，正是一枚两分的硬币，已经和泥土同样颜色了。他拾起来擦了又擦，兴奋地喊道：“找着了，在这儿！”

《解放军报》为这篇报道所加的编者按称：

毛主席曾经高度赞扬辽西战役中战士们自觉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的高尚精神。我们人民军队，就是要爱护人民的利益，救护阶级兄弟舍生忘死，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抢救人民财产负责到底。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

精神！那超人的精神，群体的精神，真真实实存在过而且曾经是无所不在的“精神”，历史将如何解释和评价它呢？

迟浩田将军清晰地记着那个“一分不差”的故事，提起那段往事，他的表情显得沉重。

“我们的战士是值得崇敬的！”他说，“只是我们，长期教育他们这么干，干了之后又大力宣传他们，可事过之后，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内疚啊……”

他为什么而内疚呢？

1976年夏，所有被强化的情感、热情、理想终于也在大难后的唐山发展到了顶峰。

曾经有人这样认为：废墟上的唐山是无泪的唐山。

8月，唐山人所表现出的“坚强”，的确是令人惊讶的。面对着亲人的遗体，他们没有哭声；他们只是沉默，沉默。熟人相逢，常常是这样平静地打着招呼：“哎，你家怎样？”“还好！就我妈和我姐没了。你呢？”“我家没了仨。活着的都还行……”“保重吧。”“保重！”

可是9月呢？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

失去了24万父兄姐妹的唐山人，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听到了哀乐。唐山在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爆发出了回荡全城的哭声。

白花。黑纱。花圈。挽幛。是的，是哀悼，是送葬。笔者亲眼看见，在当时，几乎每一座防震棚都在哭声中战栗。许多人在痛哭中昏厥在地。唐山工人文化宫的广场上，仅开一次追悼会，地面被泪水溅湿！

能够说这是为一个人吗？

仿佛是积蕴已久。那悲凉的呜咽，凄楚的啜泣，绝望的号啕，被西风挟卷着，升腾，跌落，滚动……仿佛是等待已久。那低回的致哀曲，那沉重的葬礼进行曲，在窒息了24万生灵的废墟上流淌，停滞，弥漫……

人的哭声！

那哭声不仅仅是属于“政治的”了。

第六章　孤儿们

3000：不幸的幸存者

1976年9月28日，距唐山地震过后整整两个月的那一天，一辆特别列车驶离唐山车站。当列车在修复不久的京山线上缓慢行驶的时候，天津、北京、保定等地政府已从电话中得到如下消息：“唐山孤儿将经过你市。”

这是震后送往外地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孤儿。

华北大地震动了。

“七二八”大地震把三千多个孩子[1]的家庭彻底摧毁，却留下了他们这些稚嫩的幼苗。这种震动，完全不亚于“七二八”地震的震级强度，它是直接冲击千千万万人的心灵的，尤其是千千万万个母亲。

这些不幸而又万幸的孩子啊……

突降的灾难，首先把中年女干部王庆珍的命运和那数千名孤儿的命运紧紧牵连在一起。这位前唐山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在震后第二天被市委副书记张干召到一个防震棚里，接受了把全唐山孤儿寻找到、安置好的不寻常的使命。

“这件事就由知青办负责！”副书记严肃地说，“那些孩子，一个也不许饿死，一个也不许冻死！”

这是一段刀刻斧凿般留在王庆珍心上的经历。在护送孤儿途中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性子刚强的女人，眼里不时闪出泪光——

……三千多没爹没妈的孩子啊！光是市区的孤儿，就有一千七百多人……

张书记把任务交给了市知青办，我们就层层布置给基层的知青办。那时知青办只有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找孩子，管孩子！

我坐着一辆破吉普车到处跑。东一个，西一个地把流浪的孩子“收”回来，给他们找吃找穿。那时抢孩子已经成风，全国各地许多没孩子的父母，都托救灾人员到唐山抱孤儿。运输部门把孩子带往天津、北京、承德……遵化县一支大车队，一下子就带走了二十多个娃娃！

那时，多数孩子是被父母单位、邻居，还有医疗队和救灾部队收养着。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见驾驶楼里坐着孩子，裹着大军装，捧着小苹果。有的解放军连队，平均三个战士带一个孩子。我到过一个部队，看见一个战士正领着十多个孩子在做游戏，看小人书……

“你知道，这都是一些多么懂事的孩子呵！”王庆珍含着泪对我说：

有一家，父母双亡，留下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对了，姓单，老大叫单苗丽。解放军收养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改小了的军装给他们穿，还在高坡上给他们盖了简易房。孩子们很懂事，他们嘀嘀咕咕商量着，想做点什么来报答部队。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啊！

他们想到了家里的五只小鸡。那是他们姐弟五个用小手从废墟中扒出来的五只没死的小鸡。心爱的五只小活鸡呀，叽叽叫着，成天不离开姐弟们的脚边。老大说，解放军叔叔扒人、盖房那么辛苦，咱们熬一锅鸡汤给他们送去吧！弟弟妹妹都赞成。于是，他们真把那五只小活鸡杀了……

战士们接过了那只用布包着的小锅，看着那五只小小的鸡雏，许多人哭了。还能说什么？孩子们就是那么懂感情……

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在地震后一下子懂了那么多东西。酸甜苦辣他们都尝到了，好人坏人他们都看到了。有人把他们当做宝贝捧在手里，也有没良心的，见死不救，甚至还想占孩子的便宜。

可是，不经这些事儿的人怎么也不会感到，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孩子呵！勇敢极了，就想掉泪。有个叫冬梅的六岁小姑娘，地震后，家里只剩下她和九岁的哥哥。其实，她姥姥家还有亲戚活着，在郊区农村。那些亲戚进城来，不顾救人，只顾扒家里的财产，捞了油水，扔下孩子就走。我见到小冬梅时，她穿着一身破衣服。她死死拉着我，一遍一遍地对我说：“王姨，我要穿新衣服！我是有新衣裳的，还有花布，妈妈在地震前一晚上给我裁的，还没顾上缝，都让他们扒走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要回来？”小冬梅的身边有五条从废墟中扒出来的爸爸妈妈留下的围巾，小姑娘像小大人似的，成天爱惜地带在身边，不让人动。她有个表姐想要走围巾，小冬梅发脾气了：“你不救我爸，不救我妈，倒想要东西？不给，一条也不给，我就是烧成灰也不给你们！”六岁的孩子啊！有一天，我领着小冬梅到物资组去给她兄妹找衣服，小冬梅拿了一双大人穿的男式胶鞋，我问：“你拿这做什么？”她说：“给我哥……”“你哥哪能穿这？”我笑了。“我爸我妈不在了，”六岁的冬梅认真地说，“哥哥的脚长大了，要没鞋穿怎办？”

这就是地震留下的孤儿。灾害坑苦了他们，使他们承担了根本不该承担的东西。要没这场该死的地震，他们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呵……

他们本不该过早地知道人情冷暖，本不该知道那么多连成人也感到说不清的事。有个孩子，地震时和后妈一起钻出废墟，这时父亲已死，后妈指使她这儿那儿地扒，结果救出的是后妈亲生的孩子，而那几个与她同母所生的孩子却闷死在里边。这个孩子勇敢地出走了，她当然也成了我们的孤儿，被我们送往外地……

把一部分唐山孤儿送往外地，是省委决定的。唐山乱啊，教育系统损失很大，没有力量管这么多孩子，又有瘟疫的危险。

及时地把孩子们送出唐山是太重要了。让救灾单位收养孩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们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再有三长两短、再吃苦，更不能让他们被那些没良心的人欺负……

唐山火车站。我亲眼目睹的情景——

清晨，天有点儿阴。清除废墟的起重机，已经在火车站广场的两侧轰轰隆隆地工作，不时吊起一块块形状狰狞的楼板。广场上人很密，那么多孩子忽然聚集到一起，四处是尖细的叽喳声。送往外地的孤儿在等待出发。

一片蓝色。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胸前挂着写上了姓名、年龄、籍贯的白布条。

六岁的小哥哥搀着四岁的小妹妹……

五岁的小姐姐吃力地抱着一个小弟弟……

不少孩子细细的手腕上有两只手表，显然那是父母的遗物。有的孩子坐在破行李卷上，守护着家里仅存的财产。还有许多孩子，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那重物压弯了他们的腰。

我费力地钻进人群，来到孩子们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新书包，里面装着各个收养单位送的水果、点心、日用品。一些孩子把这些东西反反复复地掏出来，又装进去。有个男孩拉住我，让我看他那白色搪瓷杯底部的红印章。

“叔叔，这是一等品！”

许许多多唐山人来到广场为孩子们送行。我看见一个戴矿工帽的小伙子，蹲在地上，正为一个小姑娘梳辫子。他的手十分笨拙，总在颤抖，有时手重了，拽了头发，那头发黄黄的小姑娘就会咧嘴。我猜想，这小姑娘一定是这位青年矿工的已故师傅的孩子。

火车汽笛在响。广场上传出一阵阵哨音。孩子们就要出发了。有一位被秋风吹起银发的婆婆，深情地望着这些孩子，喃喃自语：“出远门喽，出远门喽……”

有多少人为唐山孤儿牵肠挂肚啊！外地的人们，就是从唐山孤儿和伤员身上，感受到地震灾害有多么严重的。没有比接待孤儿更容易发动群众的了！人心都是肉长的……

王庆珍清晰地记着那一切——

石家庄的人对我说过，为了办育红学校，市委专门开过两次常委会，工会、青年团、妇联、计委、建委、财办，还有组织部、民政局、教育局，都动员起来了。从来干什么事都没有这么心齐的。

全市为育红学校抽调了212个工作人员，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炊事员、保育员——因为还有好几个吃奶的婴儿。育红学校校长，专门选了一位唐山人，开滦矿工出身的二中党支部书记老董，这样的人对唐山孤儿的感情不是深些吗？

一批唐山孤儿要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石家庄市。为了建育红学校，迁了一个幼儿园，有些人接送孩子不便了，可一说是唐山孤儿要来，他们就说：“没事！我们多绕点路就多绕点路！”第一批孩子是9月8日到石家庄的。任务下达得仓促，6日那天被褥还没有备齐。市里把一大批布拉到桥东区，让街道组织赶制。7日早上，几百条崭新的被子、褥子就送到了育红学校，有汽车拉来的、自行车驮来的、手推车推来的……

还有枕头！6日那天，有枕套没枕芯。育红学校附近一所小学校校长拍着胸脯说：“我包了！”他到自己学校，集合起全校学生，说：“同学们，唐山市的红小兵后天就要到了，咱们要用实际行动欢迎他们。今天放学，你们一人带两个枕皮儿回家，请爸爸妈妈把枕芯灌上，木棉也行，高粱花子也行！”第二天早上，所有上学的小朋友，胳肢窝下都夹着两个鼓鼓囊囊的新枕头……

9月8日上午，我们把孩子送往石家庄。一路上，各市的领导人都到车站迎送，送上各种食品。天津送上了罐头，可车上没有罐头刀。孩子们想吃啊！火车司机就通知前方车站，以最快的速度准备了五十多把罐头刀送上车来！

到石家庄育红学校时，绿豆粥和炸果子已准备好了，洗澡水也准备好了。水不冷不烫，不深不浅，据说市委领导专门到澡堂看过，试过，生怕水深淹了孩子。

孩子们洗完澡，服装厂和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就在那儿等着了，要给他们一个个量衣服鞋子的尺寸。衣服也是连夜赶制的，第二天早上7点，每个孩子的枕头边都放了三套新衣服。男孩儿是绿军装、白衬衫、蓝裤子、懒汉鞋，女孩儿是花格条上衣、白衬衫、蓝裤、花裙和偏带布鞋。女孩儿们还发了红头绳和小镜子。有个男孩儿的新鞋不合脚，可上午就得参加石家庄市的欢迎大会。百货公司知道了这事，一位老营业员一大早取了鞋，满头大汗地蹬着自行车送到会场门口，亲手给那孩子换上。

唐山孤儿们坐着大轿车进入会场，嘿，那场面！花环队、花束队、腰鼓队、老人、娃娃……夹道欢迎。路上站了那么多人，他们都想看看地震后幸存的孩子，看看这些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小苗苗。一个大肚子上扎着腰带的老警察，有人说是石家庄市交通大队的大队长，亲自站在路口指挥车辆，那庄严的样子，像在迎接外国元首。进入会场的大门口，石家庄市的小朋友吹着号在迎接唐山孩子。

唐山孩子留给石家庄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坚强！”大地震才一个多月啊。他们好像很能适应环境，在车上，还向欢迎的人们招手。

那是一个叫人动感情的欢迎大会。省市领导致欢迎词，石家庄的小朋友致欢迎词，接着是唐山孩子上台致答谢词。那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他却能控制住自己，一板一眼，讲得清清楚楚。只是说到“爸爸妈妈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时，他掏出手绢擦开了眼泪，但却咬着牙没哭出声，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讲下去。

等到石家庄和唐山两地的小朋友同台演出的时候，会场上悲伤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观众哭，在后台的大人也哭，有个唐山孩子叫小芹的，她唱歌天真极了，看着她笑得那么甜，真叫人受不了。为她伴奏的大人们哭成一片。坐在台下的市委书记，突然冠心病发作，昏倒在地！

唉，都是因为那场灾难啊……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第三批唐山孤儿送往外地的时候，王庆珍已开始把这项工作向民政局移交。民政局长——我的蒋忆潮叔叔，建议我作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参加护送工作。这是我一生中一段非凡的经历；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地卷入到感情的漩涡中去。那一路的每一公里、每一分钟都是令人难忘的，然而在这里，在我十年后提笔追忆那一切时，我只想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勾勒一笔速写像。为他，我的小拖拉机手……

我已经记不起你的名字了。可是我依然记得你那颗圆圆的大脑袋，眼睛在看人时一眨不眨，厚嘴唇总是微咧着。在唐山孤儿的人群中，谁都可以从你那憨厚的脸上，看出你是个乡下的孩子。

你的家在哪儿？洼里？古冶？我也忘了。因为在大地摇起来的那一刻，你便永远失去那里的家了。

你是送往邢台育红院去的。人们说，石家庄条件好，睡软枕头，吃细粮；邢台条件差，睡木枕头，吃玉米粉，所以，娇气些的唐山市区孤儿送往石家庄，能吃苦的郊县的孤儿就送往邢台。呵，我真为你抱不平，难道你那圆圆的大脑袋，是注定要睡硬枕头的么？

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我很奇怪：你们这一群孩子竟然都没有哭。是因为幼小心灵里乡土观念本来就淡薄？还是因为两个月来你们已多少习惯了四处为家的生活？你们都扑向窗口，惊讶地看着一排排钻天杨越来越快地向后闪去，看着田野像一个巨大的黄色圆盘在旋转，旋转……

有的孩子边看边打开挎包。你们早饭吃得早，这会儿肚子已经有点饿了。一个带了头，个个都解挎包带子，像比赛似的，掏出饼干、月饼、蛋糕、苹果。

可是你呢？我一眼看见了你，只有你没有加入那热闹的聚餐。你站在过道上离我不远的地方，低头玩着衣扣，脚尖一翘一翘。你的皮肤黑亮亮的，藏青色上衣做得小了些，领口敞开，露出肉鼓鼓的脖子。

我发现，你的挎包是空的。

“喂，你的点心呢？”我问。

你低着头不说话。

“弄丢了？”

你怯生生地摇了摇头。

“公社没给买？”

“怎么没买呀！”你对我说，而后又低下头去，轻声说，“我全留给姥姥了。”

“姥姥？”

我想起来，蒋局长说过，地震后那些只剩下祖孙二人的家庭，如果老人年迈体弱、无力抚养孙儿，孩子也送往外地。这是残酷的然而又是不能不如此的骨肉别离。我眼前又出现了在车站广场见到的那位老婆婆，此时她大约是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一间防震棚前，喃喃地念着外孙儿的小名儿，向远方眺望。

“告诉叔叔，姥姥喜欢你吗？”

你咧嘴笑了，露着一对小虎牙。

“叔叔你看！”你忽然扯开了衣扣，露出穿在里面的黑色棉背心。棉背心上有个口子，原先似乎是缝着的，现在线已经散了。你在里面抠了半天，抠出一个小纸卷儿，我定睛一看，是一张人民币。

“我有一块钱！”你无比自豪地告诉我，“是姥姥给的！”

孤儿远行（李耀东　摄）

你把那纸币抖开来，在我面前晃着。你笑了，笑得好甜呀。你好像有了最值得夸耀的珍宝，好像能够拥有一切，最主要的是，你好像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你有着一块钱！你就不再是个孩子了！是的，我知道，这张人民币已被你的小手揉皱，似乎你已经无数次把它从棉背心里抠出来，放在手心抚摸过，在别人眼前像小旗子似的动过。

“收好，别丢了。”我鼻子有些发酸。我给你找来蛋糕，让你坐在我身边上吃着。你吃得那么香，又回到了你五岁的年纪。我不禁想起你那独自在家思念你的姥姥。于是，我给你讲起故事——为的是把你的心从可怖的废墟带到宁静的童话世界中去。《白雪公主》《假大王》《过猴山》……你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厚厚的嘴唇半咧着。说着说着，许多孩子围了上来，我座背后的孩子也从座椅靠背上探出了脑袋。有趣的童话，和车厢中我这身独一无二的绿色军装，对你们大家都是有吸引力的呀。

我又结束了一个故事，你们发出快活的笑声。这时，列车播音室开始预报站名。你忽然扯了扯我的衣角问：“叔叔，前面到哪个庄儿？”

我笑了：“不是庄，是城，先过天津城，再到北京城。”

一片尖声的欢呼。听说“北京”，你从座位上跳起来，拉着我的手说：“叔叔，到北京，你带我下去玩玩好么？”

“怎么不好？好！”

然而我的话说早了。真可惜，列车进北京站时，负责护送的人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规定一个也不许下车。你们无限惋惜地把一张张小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潮水般的人群，从一个地道口流进去，从另一个地道口涌出来。

你记得吗？当你久久地望着北京站巍峨的大厦，你曾木然地问我：“叔叔，那是华国锋住的屋吧？”

你记得吗？列车驶离北京的那一刻，有个女孩子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我说：“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随着一声兴高采烈的“好——”我身边飞出了一支支欢快的歌：

小小针线包，

革命传家宝……

我在马路边，

捡到一分钱……

路边有颗螺丝帽，

路边有颗螺丝帽，螺、丝、帽！……

……

你呢？我回头一看，你的嘴时而张开，时而闭拢，压根儿没有出声儿！你的脸涨红了，两眼闪着委屈。

“你怎么了？”

“他们尽唱我不会的……”

我看得出，你是多么想唱啊！于是我说：“那就让大伙儿唱支你会的歌！”

“唱‘嘟嘟嘟嘟拖拉机’！”

我一把将你抱上椅子，让你起音当指挥。你也不怕羞，胸脯一挺，像个司令官似的。第一次起音起得太高，脖子上的“小蚯蚓”都鼓了起来。你又起第二回。这下起得可以，可是底下没人会唱。城市孩子没学过“嘟嘟嘟嘟拖拉机”，他们在发愣。你好沮丧！好像别人在欺负你，你说：“他们会，就会！”

“要不你独唱一个？”我拍拍你的胖脸蛋，又回头问大伙儿，“你们欢迎不欢迎？”

“欢迎——”

呵，你又神气啦。你脖子一扬，放声高唱：

嘟嘟嘟嘟拖拉机，

我呀我爱你……

你唱得那么富有感情，那么专注，像是忘却了周围的世界。唱完，你在一片掌声中跳下椅子，就像跳下一台履带拖拉机。

“你长大后，是想开拖拉机耕地吧？”

“不！”你摇摇头，“我要开拖拉机铲土！”

“铲，铲土？”我愣了愣，方才明白过来，“噢，那不是拖拉机，那是推土机。”

“推土机……”你喃喃着说，“我小叔叔就是开那个的……”

你的眼圈突然红了。谁都理解那一切的，地震，夺去了我们多少亲人的生命，留下的创痛无处不在。而你们的歌声，你们的愿望，你们的生命力并没有被夺走。

“让我们一块儿唱个‘小小竹排’吧！”

这次是我当的指挥。整个车厢的孩子都唱了起来。列车仿佛变成一支绿色的竹排，在青山碧水间漂游。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望着你们那一张张似乎无忧无虑的小脸，我一会儿感到一种透明的天真，一会儿又感到一种奇怪的早熟。我不相信你们是在克制自己，然而也不相信你们会那么快地淡忘灾难。过了多少年之后，你也会带着深思的神情回忆起那一切的。是的，你会永远记住废墟上的军人，记住列车上我们这些挂着黄色小牌儿的工作人员；你会像别人一样地说，曾有一双无形的温暖的大手，抚摸过你们这一群孤儿的心。但，这就是一切吗？嫩绿的小草从岩缝中顽强地探出头来，那本身的意义，难道不是更应被理解吗？

我们分手在石家庄车站。那情景是残酷的。你当时一定很奇怪，那个一路上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军人，为什么突然不见了呢？我的的确确是“溜”走的——因为，有人交代我们，说你们这些失去亲人的孩子，一旦和某个大人混熟，就会把他当做难舍难离的亲人。所以，当我们要随去石家庄的孩子出站，而你和几个小伙伴还要等待换乘去邢台的车时，我们被告知：不要缠绵，快速离开！

那一夜，我睡在石家庄的招待所里，心里总在想着你。我知道，你们将在车站等两三个小时，为了不让你们睡着、冻坏，石家庄组织了一批大学生，带着面包、玩具到月台上去，他们的任务就是哄你们玩，不让你们睡着。唉，灾难使你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怪异的生活！

几天后，我来到邢台。

参观育红院时，我到处寻找着你那敦实的身形，终于，透过一扇窗我发现了你。

宽大的炕上，你正和几个小伙伴在摔跤。似乎你是赢了，你光着脚，满头大汗，叉腰站着，像大人似地在豪爽地笑。那件装着一块钱的棉背心，斜搁在木枕头上。

你发现了我，先是一愣，随即扑通跳下炕，光脚向门口跑。

“不要缠绵，赶快离开！”我又听到了严肃的声音。

我狠狠心，快步走出育红院大门，和大家一起跳上已经发动的面包车。这时，远远地传来了你的声音：“叔叔——叔叔——”

你不难想象出我当时的心情。然而我终于为你高兴了。一切都已开始，你，有着一块钱的孩子，我的小拖拉机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崭新生活。你站在炕沿上，我觉得你一下子变得好高好大。站住，站稳，可爱的孩子！永远要乐观，永远像这样生气勃勃，永远不要被灾难的重负压倒。记住，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朝气蓬勃的小拖拉机手……

张家五姐弟

唐山孤儿中有三家“五姐弟”，地震后，他们都留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上。没有送往外地，是因为他们还能互相照顾，还有一个勉强能称作“家”的家。

16岁的张凤敏，当时就是那样一个特殊家庭的“家长”。她的家庭成员有：15岁的大妹张凤霞，13岁的二妹张凤丽，8岁的孪生姐弟张学军和张凤琪。

刚从废墟中钻出来的那一刻，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那瘦弱的肩头已经压上了一副山一样的担子。她呆呆地站着，不知道喊，不知道哭，不知道父母亲双双死去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看到被人从咽气的母亲怀中找出来的小弟，她的第一反应竟是：怎么这样脏！满头的灰……一把拉过小弟，四处去找自来水洗头。直到听见人喊：“到这会儿还要什么干净！地震啦！哪儿还有水！”凤敏才木然地停下脚。

不是梦，不是，是真的。爸爸妈妈的尸体就在路边躺着，他们好像睡着了一样地离去了。他们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句也没有……

一个温暖的家庭被砸碎了。父母全是开滦职工，父亲张子义还是唐山矿的行政科长。一个小康之家，父母对孩子有着一片温情。为什么被砸碎的偏偏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老天独独选中了一个娇弱的少女来承担那千斤重担呢？

弟弟妹妹们站在张凤敏的身后，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大姐，16岁的姐姐也在眼巴巴地望着他们。

瘦小的大妹凤霞，她过去总爱无忧无虑地说笑，今后还有谁能给她欢乐呢？小脸儿黄黄的二妹凤丽，过去总爱拉着妈妈的衣角，忸怩，撒娇，她还是个“药罐子”，弱不禁风，今后她要是病倒了该怎么办呢？小妹凤琪，还是个十足的小娃娃，刚上小学一年级，她不爱言语，过去只有妈妈知道她的心思，可今后呢？……

最叫人揪心的是小弟。张家生了这么些个姑娘，为的就是等他这个宝贝小子。张凤霞还记得，小弟小妹在乡下老家出生时，先问世的是小妹。当时父亲正在外屋焦急地走来走去，一听说生的又是女儿，他气得一甩手就要往门外走。只听大夫叫：“别走别走！还有一个——是个儿子！”父亲哈哈大笑，搂着凤霞跑到村里大喊大嚷，架大锅，搬大桌，摆酒请客，燃鞭放炮，恨不得把全村人请到屋里来。这就是小弟的生活基调：讨喜，受宠，被视若掌上明珠，因而他是全家最娇的一个孩子。他在家里和父亲一起享受“男人待遇”，饭桌上，母亲和女儿们吃一样菜，他和父亲吃另一样菜——能常常吃到牛肉、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喝上一口酒。他是个“小皇帝”，可现在，他那小小的宫殿还剩下了什么呢？只有一片废墟，一片废墟啊……

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最后，张家五姐弟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他们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给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军队的新闻干事赶来了，拍照，写稿，要把五姐弟在震后的“幸福生活”登到报上去。

巨大的灾难，真能这样轻易地被“幸福”所替代么？

再不完整，再弱小，这也是一个家庭。地震后，感情变得粗糙、生活节奏变得匆忙的人们，他们注意不到隐藏在这个小小家庭深处的、那些微乎其微却又无比沉重的困难，注意不到几个孩子支撑一个家庭的艰辛。

当大姐凤敏第一次生炉子，熏得泪流满面、呛得咳嗽不止的时候；当老二凤霞为给姐弟们领一份幼儿食品（鸡蛋卷），而去和有的大人争吵的时候；当几个姑娘为缝一床褥子而发愁，一连折断了四根大针还把手指扎破的时候，人们能够体会她们的苦涩么？人们能够听到几根支撑不住屋顶的纤细的小柱子，所发出的“咔咔”的断裂声么？

“姐！我不吃你烙的饼！”小弟把一块烙糊了的饼狠狠摔在满面烟灰的凤敏面前，“我要吃妈妈烙的那种两面黄嘎嘎的饼！”

“姐不会烙……”

“那我就不吃饭！”

“你走吧，”凤敏生气了，“哪家烙的饼好，你到哪家吃去！”

八岁的小弟果真捆了一卷衣服走了，在外面流浪了两天才回来。

“姐！给我买个小收音机！”他在街头看见刚刚恢复售货的小摊子上，正在出售从废墟中扒出来的还黏着泥土的“半导体”。

“姐没钱……”

“你有，从妈妈的抽屉里扒出来的！”

“这点钱……唉，咱们以后怎么活呀？”

凤敏磨破了嘴皮，才使弟弟相信那些收音机是砸坏了的，是从死尸身边扒来的。她给弟弟找来小人书、破破烂烂的玩具，还拿出解放军送的花尼龙袜，亲手给他穿上。

小弟笑了。灾难并没有改变他的心灵，他还是那个“小皇帝”，要吃得可口，穿得漂亮。凤敏怎么会想到呢？小弟穿上了花尼龙袜和那件他最喜爱的黄格子上衣，就再也不肯脱掉；沾满了泥巴，蹭上了煤灰，也决不让姐姐去洗。而凤敏最怕弟妹穿得邋邋遢遢出去惹人闲话，说没娘的孩子就是脏……

“我不换！就不换！那蓝衣服丑！那线袜子硌脚！”小弟在炕上哭闹。

凤敏无可奈何，只得趁弟弟熟睡的时候，把他的衣服一件件洗净，又一件件烤干。

她度过多少个这样的不眠之夜？风在扑打窗纸，火光在泪汪汪的眼中闪烁。炕上，弟弟妹妹发出轻微的鼾声……她累极了。她觉得自己就要栽倒了。爸爸呀！妈妈呀！此时此刻，你们能知道女儿的辛酸么？我们活得多么不容易，多不容易啊！这一条坑坑洼洼的漫长的路，我们能走到底吗？这样的日子，究竟又有多少意思？绝望的时候，张凤敏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找一包药，下到饭锅里，姐儿五个一同死去算了……

这天，当小弟又在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无理取闹”时，凤敏忍无可忍地打了他两个嘴巴。

小弟弟捂着脸，惊奇地瞪大眼睛望着姐姐，这一生，他还没有挨过打呢。他不解，他委屈。突然，他带着哭声，凄厉地喊道：“妈妈……”

这声音，顿时像一把锋利的刀，刺穿了小姐姐们的心。她们一起扑向弟弟，紧紧地抱成一团，在炕上号啕大哭。为小弟，也为自己。

也许这个新的家庭的奠基，正是在这哭声中开始的。变了。在生活的磨难面前，不知不觉地，每个孩子都变了……

凤霞成了大姐最好的帮手，她头脑清楚，家里的柴米油盐，锅碗瓢勺，常由她一手统管。她不再爱笑，她总在沉思。

凤丽的娇气也不见了。地震后她断了药，却也奇怪地断了病根。“姐，爸妈都不在了，我不撒娇了。”她为大姐分忧，精心照看着小弟。

小弟的变化同样是令人吃惊的。有一天，他突然双手沾泥地跑回家来，报告凤敏：“姐！我把分的萝卜领回来了！”

不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弟弟了。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呵。姐姐们说不清是喜还是忧。小弟长大了，这个家似乎也更有希望了。

在这段日子里，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像小猫一样缩在屋角的凤琪。在这个家庭中，她的地位是特殊的。和她的孪生兄弟一样，她也才八岁啊！然而她从来不是大家关注的中心，她也是个“姐姐”。她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个懂事的姐姐下面，又放在一个似乎比她小得多的小弟的上面。

“凤琪！今天你怎么总喝水？”

“我渴……”

“你脸色不对！”

“我，我不好受……”

凤霞一摸她的脑袋：火炉似的！这小妹，有了病，怕姐姐为难，整整瞒了一天，只是守在水缸边不停地在那儿喝凉水啊……

病刚起，凤琪又去帮姐姐们干活。她揉面，两只小手像细麻秆似的插进面团，好像一使劲就会折断。她刷碗，伤口还未愈合的十指浸在凉水里，疼得直抽凉气。可是当姐姐走来时，她反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细声弱气地安慰姐姐“：姐姐，我会干，将来你们都去上班，我来看家……”

家！这就是大地震后重新崛起的一个小小的家！几株柔弱的小草在废墟中生存着，几颗稚嫩的心在灾难中成熟着。长辈人没有留下一句叮咛嘱咐就匆匆离去了。可他们留下了的那一点无形的什么，正使一代孩子们比他们的父辈们更顽强地活着。多么珍贵而令人深思的遗传啊……

唐山的街头上，出现了五姐弟的身影。一辆装满煤块的架子车，凤敏拉，四个弟妹推。和那沉重的大车相比，孩子们显得多么弱小啊！车轮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艰难滚动。地面上，伴随着一双双小小脚印的，是他们滴下的汗水。上坡时，他们常常累得支撑不住，只得抱来石块，垫在车轮上，把车架在半坡上，坐在地上喘一口气。下坡时，五姐弟因力量小，常常把不住车，只得一齐尖声呼叫冲下去，让行人躲避。逢到车轮不幸陷进坑里，他们又齐声喊起了号子，那中间，小弟的声音越来越响……

救灾部队撤离时，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把大姐凤敏带走去当兵了。凤敏不让弟妹们去车站送行，可是，当她跨进候车室前回头一瞥时，她发现，弟妹们全躲在不远的一个商店的棚子里，一双双泪汪汪的眼睛从门帘缝里偷偷望她！她的眼泪扑簌簌往下落，耳边又响起大妹凤霞说过的话：“姐，你放心去，我会把他们带大的……”

他们都大了。

钱钢和张家五姐弟中的四位。左起：张凤霞、张凤琪、钱钢、张学军、张凤敏

唐山地震九年后，1985年春节，我看到的张凤敏是个模样俊秀的退伍女战士。正等待分配工作。张凤霞是个泼泼辣辣的汽车修理工，她对我说：“你看我额头上的皱纹！我像比姐姐老了七八岁！嗨，这些年呐……”老三张凤丽是开滦矾土矿的工人，很难想象，这个昔日的“药罐子”，如今骑车几十公里上班下班。小妹凤琪也做工了，她如今是家里打扮得最俏的姑娘，当年那个不声不响的“丑小鸭”早已不见了。那天晚上我进门时，她正要出去参加舞会。那个唯一的男子汉张学军呢？噢，听说已经成了一个年轻军人，而且“感情挺深沉的”呢……

这个家庭最大的变化，在于我看到了两个小伙子——凤敏和凤霞的男朋友。

我好像一下子看到，这个家庭真的长大了。真正是家庭了，也将会有新的父亲、母亲和新一代人。

生生不息！

古往今来，还有什么力量比生的力量更顽强的呢？

[1]　据南香红：《唐山4204个孤儿》，唐山大地震造成孤儿的准确数字为4204名，《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8期。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

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地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

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

图纸、卷尺、标杆。

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

是他们！

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

失职。渎职。

24万冤死的生灵。

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

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

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

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

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

“哪个单位的？”

“……地震局的……”

“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

“为什么？”

“啊！你们还要吃饭呐？没你们的！”

……

累极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归来路上，拦住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士兵，他起初和气地请她上车，一路还说着话，可是当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时，卡车突然刹住了。

“你下去！……下去！”

重重的关门声。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关门声。汽车愤怒地吼叫着。这是一辆洒过伤者鲜血的车么？这是一辆躺过遇难者遗体的车么？车吼叫着远去，甩下一个在荒野里啜泣的女人。

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做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筋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夫问。

“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

仿佛一颗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药，伤员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

“大夫！别给他治！”

“他们还有脸活着！这些吃干饭的家伙！”

“疼死他们！”

“地震怎么没把他们震死！”

“别给他治！别给他治！”

能走的，拄着棍子围上来；不能动的，躺在地上挥着拳头。人们怒不可遏：地震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们能向谁去哭诉申冤呢？一位老医生挡住了愤怒的伤员，他说：“这是科学问题，怪不得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伤得这么重，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他把刘占武扶进手术帐篷。然而，做完手术后，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惨呐！……你们真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发觉？”

刘占武泪流满面。他能说什么呢！

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泻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受难者要寻找罪魁在哪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他们难道不能追寻一下悲剧的根源，难道不能对维系他们人身安全的国家地震预报部门发出一声悲怆的质问么？

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震后在唐山有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传闻，说是搞业余地震预报的一位中学生都曾发出过“7月底有大地震”的警报，可是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理睬？唐山人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开滦煤矿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国家害怕矿工们因为防震而不下井不出煤。不是也确有过那样的流传——谁要是散布地震消息，煽动煤矿停工，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么？

在“七二八”之后的几个月中，地震工作者的形象真是低劣透了。不仅仅是唐山人，还有天津人、北京人，甚至全国的人都在诅咒他们。“七二八”大震他们未能预报，就连唐山地震的强余震预报水平也不高。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所有公园的草坪、体育场，以及一切空地上林立着防震棚。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17个省（市）的4亿人露宿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

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

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

这就是1976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

“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磨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

“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

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

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

“震中呢？震中在哪里？！”

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

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

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10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6个台，有的定8级以上，有的定7级以下，很是悬殊。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

震中还是不明。

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

震级可能7到8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200公里……”高旭只能作这种回答。

电话里又传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

刘英勇焦急万分。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此时完全被震蒙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专业人员们说：“别慌，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的事我去，我去……”

“震中究竟在哪里？”

“七二八”凌晨，国家地震局的各个角落都回荡着这个声音。电话铃声急促不断，交换台的红绿灯眨着眼似地闪烁。长途台、市内台纷纷呼叫国家地震局。全中国都在询问震中，全中国都在寻找震中。

没办法。慌乱的办事机构，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了，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

仅仅相距150多公里。

5点整，国家地震局做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四路，立即开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

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有事业心的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刺痛心灵的。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器，他的候风地动仪能够检测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的困难，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

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长高文学带队驱车向东，朝通县、香河一带急驰而去。

那一天的情景是惨痛的，高文学事后告诉笔者：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这一刻，没有任何人能向他们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能担保他们的安全。

高文学不敢看路边那些人的眼睛。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地质学院以及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不是没有接触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数据都没能像今天这样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他看见了一个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受过。

震中究竟在哪里？通县？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并不厉害。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经看见了头破血流的伤员，可老乡说：“东边还厉害！”

吉普车继续自西向东，沿着既定路线寻找。军人出身的副局长张魁三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一个侦察排长干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

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三河县！三河的破坏至少达到了烈度7度。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向北京报告，电话又打不通。张魁三和高文学急得跺脚！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可他们从事的却又是人命关天的工作。

终于与北京取得了联系。这一刻，他们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值班员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

（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因为在与各地联络的过程中，唯独发现唐山地区打不通电话。几乎同时，寻找震中的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在蓟县遇到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一行，他们也报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当时约6点多钟，即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

当日10时许，那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唐山市区。当悬挂在危楼上的死尸和整片废墟出现在眼前时，高文学和张魁三禁不住失声痛哭。

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各台站报告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7.5级。新华社在第一条消息中公布的即这一震级。事实上时隔不久，各台站都报告震测结果后，“7.8级”，这一经过核准的震级数据已产生。但是人们顾不上去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乱。

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召进中南海汇报。

随同前去的专业人员是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

“小汪，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的责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

刘英勇，这位行伍出身的老干部，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的失误和战场的失败等同相视，把自己和军事法庭联系在一起。

“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

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

“我们，我们注意过京津唐地区……，7月15日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没有发现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才能报……”刘英勇语无伦次，他反反复复地检讨，他请求处分，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自己也准备立刻去现场监视震情……

“不！现在的问题是要确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员说，“你必须留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上。这一会儿，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日下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驱车赶往唐山。

这个50年代的留苏生，在车上始终保持沉默。不是困倦，而是难以说清的郁闷。车外雨蒙蒙一片，到处是淋得湿透的避难者，孩子哭、老人叫、男人们在骂娘。雨刮器吃力地划动着，把大灾难的画幅一会儿揭开，一会儿遮上。

他能说什么呢？中国地震界内部关于北京一带会否发生强烈地震的所有争论和重重矛盾，他都知道。那一切是多么纷繁复杂！

越往前方去，灾情越重，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遍地的灾民们如果知道这辆面包车上坐着的就是分管京津唐地区地震预报的组长，他们将会怎样蜂拥而上。什么难以预料的事都可能发生。如果那样，他将怎样回答人们的质问？去大声申辩“唐山地震是没法预报的”？不。这不是真正事态的全部。“七二八”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

“十年了……”汪成民喟然长叹。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面包车颠簸起来。

夜色中的唐山。瓦砾。死尸。无表情的呆傻的人。

他难受。一种无从诉说的难受。一种难以解释的难受。他敢说，他自己和许许多多献身于地震预报工作的同事们绝不是罪人，可是现在，他们的身上分明已经背上了深重的罪孽。他能说什么呢？

面包车停下了，去机场的路还没找到，车就被人截在道旁。

“快！给我们把伤员拉到医院去！”

“同志，对不起，”汪成民跳下车，“我们是北京来的，车上带着仪器，我们要尽快找到指挥部……”

“什么指挥部？！救人要紧！”

“我们不知哪儿有医院，哪儿有大夫……”

“他妈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说话的大汉居然有一支手枪，“不拉，我就开枪了！”

7月28日的夜晚，国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监视震情的装有仪器的面包车，就这样，拉上了一个、两个……直至满满一车伤员，在无路的废墟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寻找医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挤在一堆，耳边满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迹。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活着，还完好地活着，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面对殷红的鲜血，他能说什么呢？他能说什么啊？！

汪成民到达指挥部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请立刻封存所有历史数据，以备审查。”

我坐在国家地震局的档案室里，面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险柜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料：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请示报告、会议发言……发黄的纸页。带有“文化大革命”味儿的文字。除枯燥的数字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豪言壮语之类。然而，就在这掀动纸张的单调的声响中，我被激动了，我嗅到了历史的气息。

尽管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是在那个所有人似乎都变了一副模样的时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转动。而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那些忍辱负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发黄的纸页中，无不闪耀着一颗颗艰辛地探索着的心。

应当把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

备忘录（一）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两年前，甚至早在邢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么，最终未能预报“七二八”大震的症结何在？

也许一切都应追溯到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标志着中国大陆地震活动一个“高潮幕”的开始。此前的一二十年间，除人烟稀少的西藏察隅在1950年8月15日发生过一次8.5级地震和西藏当雄1951年11月18日发生8级地震外，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总的说是平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总共只有三位地震科学家：北京鹫峰测震台创办人李善邦先生、当代中国地震学权威傅承义先生和中国地球物理事业开拓者顾功叙先生。他们或是搞测震和地球物理研究，或是通过研究地震波来探索地球内部奥秘。那时没有地震预报工作——在平静的日子里，人们会把警铃的职能忽略。50年代中期，苏联援建156项工程，在选址时需要考察历史上发生地震的情况，于是与长期地震预报有关的烈度鉴定工作才开始上马，当时人们的眼睛还只是盯着历史。直到邢台地震发生，人们才被地震的现实危险性惊醒了。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级强烈地震后，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一大批从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赶赴灾区。在前所未见的惨不忍睹的废墟、尸体、鲜血面前，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次未能预报的地震是怎样危及千千万万人，甚至摇撼了一个国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乘坐直升飞机赶到邢台。当他站在一个木箱上，向灾民们发表讲话，勉励他们重建家园、战胜灾害之后，神情严峻地来到科学工作者中间。

周恩来说“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他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做出贡献。”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

周恩来在邢台地震灾区（袁汝逊　摄）

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7.2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3月26日，奇迹出现了。仿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了。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8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可当时他们连通过什么渠道发布都不知道：是要写报告呢？还是拍电报？他们中的朱传镇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话没说完，23时19分，6级余震发生了！

不管怎样说，这是中国地震工作者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18天之后！复杂的科学问题在一瞬间变得那样简单，人们的自信心成百倍地增长。他们觉得邢台的经验太宝贵了，那些“方法”太灵验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仿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真正的辉煌还在九年后的海城。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1975年2月4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100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7.3级强烈地震击中。在6个市、10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508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86.7万间，却仅有1328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1.6。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联邦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怎么不“奇”呢？邢台的“方法”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海城。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里坐着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营口县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仿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6个多小时了。7点震，就是7级，8点震，就是8级。”

7点36分，7.3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

海城，这是中国地震界的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地震工作者来到海城地震现场，老百姓把他们奉若神明，视为救星。被这次成功的预报保存了生命的成千上万幸运的人们，欢呼着，夹道欢迎这些能够征服自然的英雄。彩旗、鼓乐、美酒……，科学家们醉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一一握着地震工作者的手说：“今后能不能争取在24小时前预报5级以上地震？”

那时地震工作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从海城辉煌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唐山的黑洞洞的深渊里去。

唐山地震后，有人认为海城的辉煌是报纸吹出来的，7.3级地震的预报，完全是碰运气碰上的，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不去纠缠于报纸宣传那些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而把眼光投向无可增删的历史事实，他们便能作出判断：从海城地震全盘重演了“邢台方式”这一点说“，运气”似乎存在；可是人们能把监视范围缩小到辽南那一小片地区，这根本就不是哪个神仙暗示的结果。短期和临震预报的成功，离不开中期预报的正确。而恰恰是这一点上，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工作者在数年间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辉煌绝不是偶然的。

应当留下这段历史，包括某些极其重要的文献。辉煌是真实的，正如日后的灰暗也是真实的一样。这是科学走过的路。它会告诉人们：对于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的追踪，是同一部大书的紧密相连的上下篇，区别只在于前者的结局是喜剧，而后者的结局却是悲剧。是同一批活生生的人，先后承受了巨大的欢欣和深重的折磨。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1967年3月27日，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京津唐渤”）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敏锐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做些观测。

1969年7月18日，渤海又发生7.4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6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有人的搜索方式似乎十分奇特。1972年炎夏酷热，北京市地震队科研人员耿庆国在去平谷马坊地震台的路上口渴难忍，向一位老农买西瓜。闲谈中，只听见老农长叹一声道：“俗话说，大旱不过（农历）五月十三，可今天都六月十五了，天还未下透雨，唉，今年呐，大旱是旱定喽！”

老农说：“我活了67年，还没有赶上像今年这么旱的，这可是个大旱年哟！”听到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已成定局，耿庆国不禁心中一跳：他顿时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他很担心：1972年已成定局的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大旱区，是否也是将要发生强震的一种前兆表现？是否意味着会发生危及华北北部、特别是京津地区安全的强震？出自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紧迫的研究课题：研究1972年大旱与未来几年华北强震活动的关系！

当他在张秀臣协助下搜集到有关气象资料时，他惊呆了：1972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113.4万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几乎也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的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没见过的大旱”，是否在预示一场没见过的大震呢？耿庆国一头扎入“旱震关系”的研究之中，他翻阅大量的资料，绘制图表，常常彻夜不眠……。他的研究得到马宗晋的坚决支持。

1972年11月在山西临汾，董铁成主持召开了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耿庆国做了旱震关系报告，提出了他的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大，则震级大。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他强调指出：华北及渤海北部1972年出现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干旱，这是一个发生两组7级大地震、甚至可能发生一组8级强震的旱区面积。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与1965年和1968年那两次大旱情形相似。而1965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7.2级地震；1968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7.4级地震。

1974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1974年5月31日，耿庆国在西颐宾馆北馆五单元北京市地震队所在地再次重申中期预报意见：

1972年大旱后的一至三年或稍长时间内，在华北及渤海地区，特别是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区旱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

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地震，则震级可达7.5～8级左右。

他提出：

1972年华北及渤海大旱区的特旱带为：辽南的锦州—岫岩一带、河北唐山地区以及河北山西交界的石家庄—邢台—太原—忻县一带。对上述特旱带及其附近地区（1973～1976年）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必须认真重视。

耿庆国呼吁：

请有关方面切实加强京津唐张地区和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的防震抗震和群测群防、专群结合的测报工作，特别要时刻警惕可能发生的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和沈阳的震级在7级以上，甚至在7.5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几百天之内强震就有到来的可能！！！

在北京市地震办公室主任傅瑞峰的大力支持和安排下，1974年6月4日，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常委白介夫、田夫、郑林、潘梁四人用整整一个上午时间，专门听取了耿庆国所做的《关于对我国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特大干旱提出的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的基础依据和分析结论》的汇报。白介夫说：我们科技局党委坚决支持耿庆国的中期预报意见，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几百天之内，华北及渤海北部的一些地区就有可能发生7.5级大地震，这是一桩大事。要立即把旱震关系中期预报意见向国家地震局和胡克实汇报。

1974年6月7～9日，由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主持，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给国务院的报告称：

会上对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地震形势，进行了分析。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

其主要依据是：

京津之间近来小震频繁，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和水氡观测等都显出较集中的异常。

渤海北部有四项较为突出的异常：全县的水准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年变化率仅0.11毫米，但1973年9月以来，累计变化量却达2.5毫米处；大连出现22伽马的地磁异常；渤海北部6个潮汐观测站，1973年都测出海平面上升十几公分的变化，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小震活动也明显增加。

晋南临汾盆地近年出现地震波速异常。晋、冀、豫交界区和黄海中部小震活动都有所增强。鲁南临沂一带1968年发生8.5级地震前，外围地区地震活动频繁，近年这个地区周围又开始出现类似情况。

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7至8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5.5级地震。

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接受江苏溧阳和云南昭通连续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教训，虽然会议对北方一些地区发生强震的分析不尽准确，但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京、津、唐、张协作组由北京、河北、天津的地震部门、地球物理所、地震地质大队、地震测量队组成，暂由国家地震局负责；渤海地区协作组由辽宁、天津、山东的地震部门组成，会议推定由辽宁负责。协作组应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1974年6月29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8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内蒙古、辽、鲁七省（区、市）。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地震、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6.3级地震和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7.8级、滦县7.1级地震。海城7.3级强震和唐山7.8级强震、滦县7.1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做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只是他们在临震预报的决断上最终失败了……

备忘录（二）

海城地震之后，一大批地震工作者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似乎消失得很快。他们几乎全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海城7.3级大震，是否标志着自邢台地震以来华北地震活动的一个“高潮期”的结束呢？

华北。谜一般的华北！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地球上部已变得破碎不堪，像一件古老的陶器，表面布满了裂纹。无数碎片构成一个地壳，华北地块便是这其中的一片。它的西界为贺兰山—六盘山构造带，北界为阴山—燕山构造带，南界为秦岭—大别山构造带，东界在海中。这些构造带附近常有从地幔侵入的超基性火成岩系、复杂的变质岩系和规模巨大的褶皱断裂系统。那里既是构造活动带，又是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异常带，也是地震的活动带。在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三者相对运动的控制下，华北这一块“碎片”常常处于不平静的状态。

但是现在呢？

海城之后，还有没有大震？

观点一：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华北大地该平静一阵子了。倒是中国西部更值得注意：从1969～1974年，已连续发生云南通海、四川炉霍、云南昭通三次7级以上大震。应当更警惕西部的危险性。

观点二：海城地震后，华北地区的许多异常现象并未消失，大震的危险性依然存在！

这是一场极为正常的学术争鸣。谁都拥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谁又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服对方。一个旁观者，事先要想为双方轻易地作出裁决是既荒唐又浅薄的。当时谁也不能看穿地壳下的这一切奥秘。斗转星移，即使现在，这些自然科学家有时仍多少像一个占卜者，于一片茫茫之中去掐，去算……

常常，他们就像总在秒针的哒哒声中过日子。

然而，时间，构成这段历史的最客观的时间，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呢？

史料摘录——

1976年1月28日——距唐山地震半年

国家地震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1976年地震趋势的报告》。

报告称：我局于1975年12月15日至1976年1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地震活动的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二年内大陆地区有可能发生7级以上的强震。目前有较多异常显示，可能发生较强地震，需要重点加强监视的地区为：（1）滇西北及川藏交界一带；（2）四川、青海、甘肃交界的四川松潘—茂汶一带和青海的花石峡—都兰、乌兰一带。有发生5～6级地震背景的地区为：（1）京津唐渤张地区；（2）皖北、苏北、鲁东、豫东一带。

会议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异常。”“从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

报告提出急需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第一条就是“继续贯彻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精神”。

1976年3月3日——距唐山地震4个月零25天

国家建委召开两市（京津）一省（河北）和国务院各部地震工作会议，介绍了地震形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到会做业务报告，解释京津唐渤张地区年内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预报。他说：“目前还没有出现短期和临震现象，比较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不明确，因此马上动员群众采取临震的具体措施还不是时候，但防震抗震工作一定要抓紧。”

1976年4月6日、22日——距唐山地震113天、97天

6日、22日，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河北大城先后发生6.3级和4.4级地震。震后，华北地区某些在海城地震后依然存在的异常现象消失。

这两次地震使地震工作者陷入了极大的惶惑。

1976年5月11日——距唐山地震78天

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分析预报人员紧急碰头会，分析和林格尔和大城地震后京、津、唐、渤、张地区震情。

不同意见仍在延续。

观点一：这两次地震使那些令人不安的异常已经“交代”了。海城地震后华北发生大震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排除。至少，蕴藏在地壳内的应变能量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得到了释放。有人提出，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的华北有震的估计可以宣布到期撤销。

观点二：对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异常，用内蒙古6.3级地震来解释，方位似乎偏西；用大城4.4级地震解释，震级又似乎太小。并且，他们注意到京、津、唐地区在4月间新出现的“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四项异常。

持以上两种观点者一致认为，目前尚未出现较强地震的临震迹象。倘若近期有震，震级不会太大，约4～5级，地震要注意渤海西部及其沿岸地区。

对于更长时间的趋势，会议决定在8月间另行开会会商。

为准备下次会商，会议从技术方面布置了五项工作，中心精神是要各单位提出对趋势的估计。

1976年5月29日——距唐山地震60天

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丁国瑜赶赴地震现场工作。

专业人员又一次感到情况紧迫。几天后，当四川大邑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奉命风尘仆仆赶赴西南。

1976年6月21日——距唐山地震37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刘德富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发现唐山地区出现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类似气象现象。中国东部形势也日益微妙。

1976年6月26日——距唐山地震32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黄德瑜根据小地震活动分析，认为渤海西岸有问题。

1976年7月5日——距唐山地震23天

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发现北京地区一周来的气象要素中，出现四项异常：

日降水量——6月29日突破历年同日降水量的最高值；

日平均气温——6月30日至7月4日连续五天突破历年同日平均气温最低值；

日最高气温——7月1日和7月4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气温的最高值；

日最低气温——7月3日、4日连续两天突破历年同日最低气温的最低值。

只有日平均气压这一项指标还没有出现异常。耿庆国认为，只等低压指标突破，就可能进入临震状态。他立刻赶赴唐山、天津、廊坊收集气象资料。

1976年7月12日——距唐山地震16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据国家地震局干部周英志回忆：12日，出席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代表陆续到达唐山。到火车站接站的工作人员，手举“地震会议”的木牌，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

“怎么？唐山要地震？”人们纷纷询问。

“没的事！我们交流经验……”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抢班夺权的滔滔浊浪中，国家地震局也没能成为安定的绿洲。三里河的大楼和中国的无数大楼一样，充满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

1976年7月13日——距唐山地震15天

北京市地震队已有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该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他人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累计七大异常！

当晚，北京市地震队在队长邢景孟的安排下，由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和副组长张国民出面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书记白介夫汇报。白介夫指示：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并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做汇报，听听国家地震局的看法……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

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第29期《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简报称：“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北京市科技局）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同日，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接到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的电话。张国民汇报了北京队提出的“七大异常”，并要求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已从四川回京的梅世蓉副主任和局领导，答复张国民：“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并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听取汇报时间定为7月21日。

同日，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依据京区各台站地应力突跳异常，提出短期预报意见。

1976年7月17日——距唐山地震11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

这些表格，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大都没有收回。地震后一二日，有表陆续寄到。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分析组地应力组根据地应力手段出现的异常，提出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八宝山、紫荆关断裂带有4级左右地震，北京外围邻近地区有6级左右地震。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平谷马坊地震台张秀臣也提出该台观测资料出现短期异常。

1976年7月21日——距唐山地震7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未能如期于此日听取北京市地震队震情告急汇报。

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梅世蓉认为自己掌握的情况还不多，提出待赴唐山了解异常情况的汪成民从唐山返回后再进行会商。时间定在7月26日。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6天

汪成民回京。

唐山之行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临震异常，还没有充足的依据，发出京津唐临震预报。

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汪成民等人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其一：

趋势预报：

1.北京队：今年下半年，发生大于5级地震的趋势在增加，今后地震活动可能将转移到北京地区，要紧急动员，用临震姿态注意本区地震动向。

2.天津队：大于5级的背景仍然存在，7月份在天津以东及渤海可能有4～4.5级地震。

3.地球所：京津附近，似在孕育较大地震，特别是10～11月，要注意监视。

其二：

短期预报：

1.河北队：7月15日前后，红山、沧州、德州＞4.4级。

2.地震地质大队：7月6日、7月20日或8月5日前后，集宁—繁峙—张家口或宝坻—乐亭—渤海，5级左右。

3.海洋局情报所：7月20日至10月20日，张家口—秦皇岛—沧州，3.5～4.8级。

4.地震测量队：7月23日至7月31日，京西北（大同至河北、内蒙古、山西交界）或京东南，4.5级左右。

1976年7月23日——距唐山地震5天

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991.9毫巴。这既是自1951年以来这一天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也是自1976年1月1日以来205天中逐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耿庆国从震例中归纳的“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在北京地区已全部完成。

1976年7月24日——距唐山地震4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为准备与北京队会商，召开会商准备会。到会者谈及各种异常，梅世蓉副主任听得十分仔细，但会上没有提出结论性意见。大家认为，须待与北京队会商后决定。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也召开会商准备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几位专业人员根据各自的监测手段，提出短期预报的看法。

华祥文：7月底8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闵厚：依据磁情指数异常，发震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两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

耿庆国：你如果能把预报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将敢报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地区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李宣瑚：7月底8月初，将在京、津、唐、渤、张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

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最后说：由于我队掌握各种异常情况都已及时报告国家地震局，正式的预报意见，可在两家会商后再定。

当晚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报来的意见：7月27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

1976年7月26日上午8时许——距唐山地震44小时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行15人，由汪成民等人带队，前往北京市地震队会商。

面前的情况是：对于京津唐地区的发震可能，中期预报早已作出（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贯彻为标志），中短期异常也已出现（以北京市地震队“七大异常”为标志），但是临震预报——即有较为明确的地点、时间、震级的预报，尚难作出。

会商双方一致认为情况严重，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但对京津地区如何报，感到不能轻率。尤其是北京。正如有人说的：“四川北部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停工、停产、疏散……，京津唐地区再闹一下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问题的关键已很清楚：要立刻向领导汇报，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时——距唐山地震17小时

在汪成民等人再三要求下，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听取分析预报室汇报。参加者有副主任梅世蓉，专业工作者汪成民、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介绍震情的汪成民事先写了汇报稿，他念道：“局领导：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计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汪成民念了与贴在局长门前的“大字报”内容相同的一段文字，接着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项十分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背景是存在的，北京队已提出自建队以来最突出的异常形势，但大家都同意何时发震要看临震异常。我们已发了表格，但收到还不多。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在过去几次大震中反映临震较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赶快研究一下！”

军人出身的张魁三副局长：“说了半天，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与会者无言以对。

会议由技术人员出身的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最后拍板：“鉴于目前科学院会议较多，这样，一、你们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资料。二、下星期准备一周，要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三、明天派一辆车到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都表示同意。

会议于中午结束，此时距唐山地震发震时刻只有15个小时了。

地震出版社出版的《1966～1976年中国九大地震》一书中，第4页上在谈到唐山地震未能做出临震预报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造成24万余人死亡，这是本世纪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1976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人就在唐山大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像海城地震那样做出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1975年海城7.3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7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5～6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4月6日在唐山市以西530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6.3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分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4月22日还发生4.4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有关。第三，地震前几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历史记着他们

唐山地震九年之后，当我在采访本上记下那一页页极为重要的史料的同时，无意识之下，在我的笔记本中也出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在国家地震局采访期间，我常常忘记了采访本身，而深深地陷入了对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的苦苦理解之中。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兴奋、愤怒、茫然……那些复杂的心理与感情。

那个每天夜里要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的老人刘英勇，如今已经快要被人遗忘了。

刘英勇是位老红军，刘志丹手下的陕西省委少先队总队长。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6年就是地委书记。解放后的地质部矿产司司长。他那时说什么也不愿意呵。“地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我光认得一个碳、一个铁。我是小学生……”可是中国革命需要这样一批小学生“逼上梁山”，不管他们要完成的那个人生的转折是多么艰难。他的本钱只是他的忠诚。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大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度他都去过……。他曾经生机勃勃地工作过，甚至还取得过令人炫目的成就。

可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找到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他后悔1969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至于具体工作，他也想由外行变内行，可是这个“变”却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的确没有想到，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

地震灾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也是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在国家地震局的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复出工作才一年的领导人胡耀邦、李昌已被打倒。在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也被斗靠边。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他事后不止一次向人们说起：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别人……”

回首往事，刘英勇认为他这一生中“吃了两个大亏”：第一是读书太少，弄到后来成了一个不懂业务却又不能不管业务的尴尬角色。第二是从小近视。这双眼睛，使他1936年失去了一次到军队当领导干部的机会。如果日后当个将军，哪还会遇上唐山这样一个人生路上的万丈深渊呢？他时常叹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克实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文化大革命”前，他和胡耀邦、胡启立并称团中央“三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为被打倒的重点人物。直到1974年，他才复出，担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唐山大地震前后，他受到的冲击是双重的。

“七二八”大震发生两小时后，胡克实就从北京东城赶到了一片混乱的地震局。他是地震局的负责人之一，可是，他此时只能坐在墙角，没有一个人向他请示汇报。这并非疏忽和遗忘。

1976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大会上，一个造反派点名批判了胡耀邦、李昌和胡克实。半年来，和胡耀邦、李昌一样，胡克实被剥夺了领导权力，纠缠他的，是无休无止的批判会。他愤懑无语，更忧心如焚：中国，失去了周恩来、朱德两位伟人的中国，在1976年夏天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边缘？而自然界的灾害，仿佛又和政治领域的灾难勾结而至！

人声嘈杂的地震局防震棚里，前国家地震局负责人胡克实找到了属于他的工作：传接电话，贴信封，发震情……

他还能干什么呢？

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呵！

梅世蓉很忙。我们只在办公室握过一次手。她不是有会，便是有外事活动。有一段时间又患病住院，去外地疗养。我们一直没有机会长谈。她托国家地震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转告我：“是否不谈了吧？”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她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曾为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

梅世蓉的丈夫林庭煌，是现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我从他那里得知，梅世蓉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她是重庆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后被分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工作，从此便与地震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她作为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生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勤奋、刻苦，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留苏之前她已二十七八岁，为了突击俄语，累得骨瘦如柴。回国后，很久家里不起伙，总和丈夫吃食堂……

她的事业是一个艰辛而艰难的事业。

她不是没有注意过华北地震危险问题。1970年10月，她曾写过《从华北地区强震活动的规则性，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途径》一文，提出：“今后十余年内，应当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四个地区：（1）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2）辽宁沈阳、锦州、辽东湾至渤海；（3）天津、唐山、渤海湾；（4）北京以西怀来、蔚县一带。”

当海城地震和以后的和林格尔、大城地震发生后，她于1976年5月主持召开了京、津地区震情会商会，在对异常的分析、认识的很大分歧面前，她感到“要想作出明确的震情判断是困难的”。她曾“准备8月份再开会讨论”。同年5月29日云南龙陵地震后不久，她被派往四川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返京后又负责主持京、津、唐、渤地区震情分析预报工作。7月26日，她因为要起草关于四川震情的材料，而没有参加北京地震队的会商。

“七二八”大震发生时，被惊醒的梅世蓉呆呆地对丈夫林庭煌说：“唉，又没有预报！又没有预报出来……”后来，当她看到河北省地震局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时，难受地哭了。

唐山大震后，梅世蓉于1982年亲自主编了《1976年唐山地震》一书。其中第十七章《问题与启示》是她执笔的。她剖析了唐山地震的复杂性，包括“主震之前无明显前震”、“大震前区域地震活动图像复杂”、“4月份发生的和林格尔6.3级和大城4.4级地震之后，京、津、唐、张地区的地震活动空前平静”、“宏观异常出现很晚”等现象，认为“以上这一系列复杂的情况给震前的预报、震后的趋势分析造成了极大的问题”。

梅世蓉围绕“地点、震级、时间”三要素总结了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教训。她写道：

以往常从大断裂的交汇部位，断层的拐弯、端点等地方去寻找强震地点，而唐山地震表明，这种方法值得改进。唐山7.8级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断裂上，而是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唐山断裂带上。显然，用上述方法看待唐山，唐山不可能被划为具有强震危险的地点。

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教训之一是震级判断与实际相差太远。如果说震前在地区上从大的方面看还有所估计的话，在震级上，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震前的地震地质工作没有指出这个地区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历史地震资料的分析也未指出这种可能。对于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震前又缺乏认识，对趋势异常的几次大转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结果将完整的异常过程切成数个时段，大范围的整体异常被解成数块，分别当作别处已发生地震的反应，预报了一些客观上后来没有发生的中强（5～6级）地震，而未报出唐山地震，教训是深刻的。

……

强震时间的预报问题……不认识短临前兆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梅世蓉写下这些鲜血换来的教训时，她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汪成民常在他那间桌上堆满了书、床上也堆满了书的小屋里接待我。一开始我就发现，他有许多话要说，可那些话都在一个“保险柜”里锁着——他并不信任我，既怀疑我对唐山大地震的熟悉程度，也怀疑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我们彼此间终于有了桥梁。令我十分吃惊，某一天，他拿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史料。“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那一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汪成民那严肃的、沉重的、内涵十分复杂的目光。

在1976年7月27日上午的汇报会上，汪成民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半年来，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带核查异常情况，如此关注一个地区，在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是他不能像耿庆国那样大声疾呼，甚至断言“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他的身份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

他清楚，万一漏报，一场大地震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他也清楚，万一虚报，在京津地区会造成什么样不堪设想的动荡。

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南海住着毛泽东主席！京津地区又是经济中心，一天的产值近两亿元！

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国务院一位领导人曾说：“北京地区的防震演习必须总理批准方能进行。”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是一个极其敏感又极其重大的难题。

对于华北地区潜伏着的这个大地震，地震工作者已经追踪了那么久，那么久！他们百倍警觉，枕戈待旦，从判别方位到概略瞄准……可是当急需精确瞄准的时候，瞄准镜中却看不清那个恶魔。它藏在哪里？它会在什么时候兴风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他只能寄希望于再捕捉一些临震前兆，特别是有感小震，像海城那样，如果开始“小震闹”，再紧急动员防震还是来得及的。最后的一线希望。

谁能想到，唐山根本没有重复海城的发震过程。“七二八”之前81天中，唐山地区微震也无，异常平静。7月27日汇报会之后仅十几小时，唐山大地震在没有有感前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

这一切都是多么的难，多么的难啊……

耿庆国今年（1986年）45岁，是傅承义教授的门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首届毕业生，人称“耿大炮”。人们说他是“敢报大震的人”，可那话，多半是一种揶揄，一种笑谈。有趣的是，在耿庆国那地面上布有灰尘、桌子上堆满书籍数据的书房里，我见到了一副用篆字书写的对联：“归云有象藏明月，渔父无心放小舟。”那是他的父亲——第一位将自动电话引进我国东北的爱国教授耿晖老先生书写的。可是耿庆国并不像一个宁静而淡泊的“渔父”。他血气方刚，锋芒毕露，说话总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是的！”“是的！”他用一连串欧化的句子，慷慨激昂地“演说”着。末了，给我续茶。“喝水！吃这个……”于是，我们俩一粒粒嚼着从马路对面的小饭馆买来的盐水花生，又继续展开关于“七二八”地震问题的热烈讨论。

耿庆国在7月26日之后的一天里陷入了空前的焦躁不安。他和同伴们像猛虎一样咆哮过了，可是引起了多大震动呢？从研究旱震关系开始，他对研究地震气象学问题入了迷。他认为，震源是下垫面内的热源，震源体是地壳和上地幔中的聚热体，上地幔和下地壳局部融熔产生的地热异常变化，和岩浆物质上涌活动与地震之间有着成因上的密切关系。研究地震前兆，光从力学角度是不够的，更要考虑岩浆活动、地热变化这一重要因素。地下变热，地面变干，在孕震过程中肯定有气象效应存在。他相信自己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并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地震预报这一课题，只能通过地震预报实践来验证。

地震工作者常常感到自己像个中医。他们凭经验、凭感觉能发现大地的病症，可是缺乏“解剖学”意义上的论证。耿庆国从北京地区气象要素指标的特大异常，感觉到大震将临，认为：至少首都北京将晃动一次房子！然而人们无法对他的意见确信不疑。尽管他的预报十分尖锐、惊人，但他仅仅是从气象异常这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理论依据还不完全。他根据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大旱所提出的7级大震中期预报，被海城地震所证实，但他关于石家庄—忻县有大震的预报却落空了。至于用气象要素异常预报地震的临震要素，他说只有20%的成功把握。（唐山地震后，耿庆国也虚报过一些未发生的地震，有人对他的预报有如闻牧童呼喊“狼来了！”的感觉。）

7月24日晚，耿庆国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老父亲耿晖教授从“牛棚”出来后住在鼓楼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在饭桌上，耿庆国对父母说：“当前震情紧迫，几天之内就有可能发生强震，要波及北京，要晃房子。我要随时准备出差去现场考察，或在单位留守值班。如果我下班后没回家，你们不要着急，肯定有紧急的震情要处理。如果有临震预报发出，你们要听招呼。如果没有临震预报发出，地震真来时，爸爸和妈妈要赶快钻床底，来不及钻床底就裹上被子。千万别往外跑，跑出来反会挨砸……”

在说这些话时，耿庆国感到一阵阵心酸痛楚。海城地震后，唐山地震前，即1975年2月至1976年7月这17个月里，他和王福山、贺国玉等人一起专门向北京市人民宣讲防震抗震知识，以防备大震的突然袭击。耿庆国本人应邀分别在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一机部、中央气象局、总参气象局、北京市各区县局、大型厂矿企业、中国科学院动物所、自动化所等科研单位、一些大中小学向成千上万人做了地震形势和防震知识的宣传报告。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前夕，作为地震工作者，他不能向千万人报警，却只能悄悄地给老父母捎个话。他算什么呢？

“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耿晖教授的小屋塌了一面墙，老两口记着儿子的话，赶紧裹上了棉被，结果“连土都没有吃”。

母亲对其他儿子们说：“庆国打过招呼……”

耿庆国的兄长们气极了！地震后几天当他们见到弟弟时，一齐用激烈的言词斥责他：“你们是怎么搞的？！使国家损失这么巨大！！！你原来知道有地震！既然你能通报家里，为什么不能通报唐山人民，为什么不能通报北京人民！”

耿庆国呜呜地哭了……

他能说什么呢？

使他痛苦万分的还有一个来自唐山的噩耗：他的同窗好友、河北省地震局派往唐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的技术人员贾云年，在唐山以身殉职！

贾云年并不是搞短期临震预报的，他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华北地区地震的历史资料，对未来地震进行趋势性预测。然而，正是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使他如闻警钟，寝食不安。1974年，他提出过一个“格架”观点，认为河北省的燕山构造带、涉县大名构造带和太行山前断裂带、沧东断裂带如同一个“II”形格架，该省地震有沿着这个框架由北而南、由南而北轮回发生的规律。《地球物理学报》1975年6月16日收到了由他执笔起草的《关于河北省地震危险性的探索》一文，他在文中提出：“1980年前后在河北省北部有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

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6.3级地震发生后，耿庆国和贾云年在灾区考察时相见。

“太迟了！”耿庆国对贾云年说，“你那个‘1980’太迟了。据我们的判断，大地震近期就会发生！”

“到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今年下半年。京、津、唐、张地区。”

“咱们得扑下身子去抓短临前兆！”

5月22日晚，内蒙古自治区尤太忠书记设宴招待地震工作者。席间，贾云年来到耿庆国座前，提议：“为保卫京津唐，为保卫毛主席，干杯！”

这对好友相约：和林格尔考察结束后，便奔赴唐山一带去摸情况。

这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如果日历真能翻回到几个月前该有多好！无法挽回，无法修改那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了。贾云年从1976年6月下旬起，就和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的同伴们一起在唐山地区奔波，从事野外地震地质调查。然而在他的视野里，并没有发现突出的临震前兆，如果他能及时注意发现临震前兆，他不会蒙难，那24万人说不定也不会蒙难。可是那场他曾预见过的大地震，在没有前震的情况下，于1976年7月28日突然降临了。它宣判了贾云年这半生事业的失败和他整个生命的终结！听扒挖尸体的人们说，贾云年在地震发生的刹那间，还很机敏地裹着棉被滚到了床下。但是房子整个儿塌了，他被闷死在其间。人们把一副完好的眼镜交给了他的妻子陈非比，还有一只表面完好的手表……只是由于地震时被强大的磁场损坏，它再也不会走动，它永远指着那个悲惨的时刻：3点42分。

在北京的防震棚里，耿庆国写下了一封悲壮的唁书：

非比同志：

您好！

惊悉贾云年同学遇难的噩耗，内心不胜悲痛！7月28日唐山、丰南7.8级强烈地震，给几十万人民造成了浩劫。作为地震工作者，我们内疚的心情是无以复加的。唐山地震临震预报没有做出，实在是我们毕生的遗憾！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给唐山、天津、北京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回想起来，痛感我们是有罪的，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贾云年同学和河北地震局、唐山地震队的十几位地震战士，不幸以身殉职，他们是第一批献身于地震的战士，值得我们永久的怀念！为云年同学的噩耗所带给我们地震事业和您本人的损失，向您——我们的老同学，谨致最衷心的慰问！惟望您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化悲痛为力量，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云年同学未竟的事业——在24小时前预报出5级以上的地震，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和预防！！！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履行好我们当仁不让的神圣天职，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奋不顾身地奋斗！向凶恶的自然界敌人——大地震，决一死战，为唐山大震遇难的阶级兄弟报仇，为云年同学报仇！

我想，我们只要拼命地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我们一定能够及时抓住下一次威胁北京安全的大地震，为人民立功赎罪！

如果下一次威胁北京安全的大地震没有抓住，使唐山的浩劫重演的话，我已下定了决心，要么像云年同学那样以身殉职，要么只好畏罪自杀，因为实在感到无地自容，惭愧万分！当然我并不悲观，我是感到有信心的。我是有决心，尽自己的全部努力……

云年同学安息吧——我们会为唐山、丰南几十万遇难的阶级兄弟，也为云年同学和其他战友报仇雪恨的，誓与穷凶极恶的地震之敌血战到底！！！

望您节哀，振奋精神，勇往直前！

……

耿庆国
1976年8月7日于北京

这分明是勇士准备再次搏斗的呐喊！

我不是一个地震工作者，我只是用我的心在感受这段历史。如今，十年过去了，那些拼搏过或者犹豫过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许会被忽视，被遗忘。功与过，是与非，似乎也都不重要了。剩下的，依然是那个古老而永恒的课题。

然而，无论是被遗忘的，还是将要被遗忘的；无论是失败了的，还是有可能再次失败的，他们总是在拼尽全力地搏斗着。今天，这场搏斗也并没有因唐山的失败而结束，或许正是一个飞跃的开端。

拼搏着的，不仅是那一大批专业地震工作者，还有千千万万用土设备在监测地震的普通群众。唐山八中学生张仁英，在业余地震小组观察地应力变化，曾做出“7月底8月初渤海北部有大地震”的预报；唐山二中老教师田金武，根据对地电、地磁的观测，提出“7月底8月初唐山有7级以上大震”。唐山马家沟矿地震办公室的马希融，在震前也曾通过观察地电变化，预言唐山将有大震。虽然他们的论据并不充分，但他们的责任感是不能被轻侮嘲弄的。他们和专业地震工作者一起在大震前发出过呐喊，发出过警告。

那些声音显得微弱的警告，也不是没有收效。

在国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发出的《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上，披露了一桩发人深思的事实。这期《地震工作简报》的标题为“青龙县在唐山大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简报称：

河北省青龙县紧靠唐山地区的迁安、卢龙两县，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由于县委重视，事先采取了有力的临震预防措施，广大群众有了思想准备，临震不乱，虽然房屋建筑遭到较重破坏，但人畜伤亡极小，收到了预防的效果。

今年7月中旬，青龙县地办的同志，参加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时，在会外了解到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等几个单位预报，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7月21日会议结束回县，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讨论，认为5级左右地震震级虽然不大，但根据国务院69号文件，京、津、唐、张近一两年内可能发生6级左右破坏性地震，考虑到青龙县处于京、津、唐、渤、张协作区范围内，因此决定，坚决贯彻我国地震工作方针，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7月24日，由县委书记冉广岐开电话会进行传达部署。当时县里正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区社书记和工作队长都在县里开会，决定25日每个公社回去一名书记、一名工作队负责人，具体抓好防震抗震工作；27日由县科委副主任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震情和防震抗震知识。25日，各公社、县直各单位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公社干部包大队，大队干部包生产队，连夜向群众传达贯彻，进行防震抗震部署。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防震抗震知识。多数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震情和地震知识，传达县委决定，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重点工程、仓库、重要设施责成专人进行检查，县委书记、副书记还深入到八一水库进行检查，作具体部署。有的公社还集中基干民兵几百人巡逻值班。群众晚上不关门，不关窗户，以便有震情能迅速离开房屋。事实证明，群众有没有思想准备大不一样，唐山地震该县损坏房屋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震后5小时，青龙县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奔赴灾区，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抢救队，赴唐山救灾，抢运伤员。该县大丈子卫生院一个医生，27日出差到唐山市，住在他同学家里，因为听了县里传达近几天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他一面向同学讲明震情，一面睡觉时做了准备，把衣服、鞋放在一起。地震发生时他立即离开房屋，打开窗户，并叫出同学家里的人。虽然房屋倒塌，他自己未受伤，同学全家都跑出房屋，无一人受伤。

唐山大地震前夕，既然青龙县委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也收到了极好的预防效果，那么，唐山大地震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唐山市24万生灵的劫难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对于专业地震工作者来说，青龙县的“例外”反而更使人悔恨不已。他们不能不时常去想：如果在整个京津唐地区公开“吹”了“风”……

惨败。

历史将如何评价这场以惨败告终的搏斗？

历史将如何评价那些以惨败告终的搏斗者？

我的结束语

唐山无疑已属于人类。

1985年3月，我开始写作《唐山大地震》，至9月，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发现我已与地震，而不仅仅是唐山，产生了无法解脱的感情维系。

3月4日至4月9日，智利圣地亚哥一带连续发生三次大于7级的地震。

5月和7月，两次7.1级地震又相继击中了新几内亚和巴基斯坦。

8月23日，一次7.4级地震，震撼了从中国新疆乌恰、疏附、喀什直到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1]的大片区域。乌恰县85%的房屋夷为平地，数十人蒙难。这是唐山大地震和四川松潘、平武地震后，相对平静达九年之久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危险信号。

9月19日，墨西哥发生了震级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7.8级强震，两天后又发生了6.8级强余震，首都墨西哥城——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满目疮痍，数万人毙命……

墨西哥大地震发生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从晚间的电视节目中关注来自大洋彼岸的救灾新闻。那些倒塌的巨型建筑，那些在地震数天后仍然惊慌失措的市民，那些从废墟中被救出的伤员……，无一不使我再次颤栗。无论是抢夺生命的救险队员，无论是在人群中费力穿行的救护车，还是为防止抢劫而在街头巡逻的警察，这一切情景都是我所熟悉的。从那个在电视摄像机前叙述地震情景的伤员身上，我又看到了我的“目击者”；而从那个在担架上疼得手臂抽搐着的墨西哥孩子的眼睛里，我分明又看到了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生命的呼唤。

地震！

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地震！

全世界每年发生可记录的地震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5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7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破坏的强震，平均每年要发生10余次！

更可怕的是，唐山的悲剧已警告人类：地震危险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密度的剧增——而成正比地不断升级。如果说，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曾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巨大破坏，那么今天，一场发生在东京的破坏性地震将摧毁日本三分之一的经济力量；同样，在当今，如果美国的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活动再次引起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地震（就像许多学者的预言那样），那么，其损失也绝不是80年前的旧金山地震所能比拟的。

在写作《唐山大地震》的那些日子里，面对案头上的那架地球仪——这个神秘的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蔚蓝色球体，我会时常陷于一种悲观。

当人类对宇宙开发的兴趣日益浓厚，各种行星探测器频频飞向太空，甚至正在准备把机器人送上金星和火星工作、把第一批“月球居民”送上月球生活的时候，人们对属于自己的星球又认识得如何呢？人们怎样看待脚下的大地？人们探明了多少地底的奥秘？有人说，人类有两大难题：癌与地震。现在，据说癌症的被攻克已经指日可待，可是地震呢？人们对于包括地震在内的种种奇异而又可怖的自然现象，究竟有多少了解和防范呢？

今天，人类的目光已经达到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天体，然而，人类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才“深入”了不过12公里——苏联科拉半岛摩尔曼斯克附近的一眼达12000米的地质钻孔，被认为是世界之最。这就是现实。

当我和那些未能战胜恶魔的“失败的搏斗者”——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预报科学家们促膝长谈的时候，心中常常翻腾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情绪。他们那痛苦的眼神，沉重的叹息，常常把我引入一个悠远的广漠的世界，一个人与自然间征战不息的古战场。

多少年了？从唐山地震算起，才十年；从人类有文字的历史看，数千年；而要是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算起呢？

如果我们今天一代代人生存、繁衍的七大洲，是远古年代由一个“联合古陆”漂移或断裂而成，那么，就可以说，七大洲是在一系列强烈地震中诞生的！而我们的远祖也是在山摇地动中降世的！

因此，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地震和洪水、飓风同样地不可思议。人们用想象描绘那个主宰世界的精灵或是怪物：日本人说，地底下躺着一条巨大的鲶鱼，它翻一下身，便会地震；平时，一位神举着石槌监视着它，可是神偶有松懈，鲶鱼就会乘机翻身。古希腊人说，海神波塞冬是“大地的震撼者”，他愤怒时，“使海洋和大地同时震动”，悬岩为之颤抖，海岸也在他的三叉戟的突击下崩裂……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中国人在《诗经》中留下了如此壮阔的地震景观。

“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圣经》则这样记下了大自然奇异的突变。

人类认识地震，就像认识形形色色的大自然之谜一样，走过了数千年曲曲弯弯的道路，付出了并仍在付出无数血的代价。人类似乎在和大自然进行着一场无始无终的搏斗，从洪荒时代，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为了生存和繁衍，为了牢牢地站立于大地之上，人类没有一天不在锻造打开自然奥秘之门的钥匙。在地球飞速的旋转中，神话的迷雾渐渐消散了。可是，大自然依然以它神秘的存在，成为当今一个最大的司芬克斯之谜。

真是可悲的吗？

在我写作《唐山大地震》的日子里，有五个孩子始终陪伴着我。一个是照片上我心爱的儿子，另外四个，则在一组外国画片上。有时，我会觉得，当他们瞪着一双天真的眼睛看着我时，他们似乎比我更能理解大自然，理解我的写作，理解唐山的废墟。

无论是登上海城辉煌的顶峰，还是落入唐山黑暗的深渊，无论这中间有着多大的偶然性，中国的地震科学家们毕竟摸到过大自然的脉搏。尤其，当我因为采访和寻找数据，常常出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办公大楼的时候，科学家们忙碌的身影，使我感受到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一种颇为深沉的人类固有的力度。

在云南，一个试验场正在紧张工作，科学家们正从大量可记录的小震中探寻地震的规律。

在西北、华北，特殊记号标明的地震危险区域内，地震工作者们正枕戈待旦，警惕着中国大陆又一个地震高潮期的到来。

与此同时，国外的学者也在同步地为征服地震恶魔而努力工作。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已决定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2]附近的山前地带建立苏联第一座生物地震试验场。在那里，动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共同工作，目标是解决地震的临震预报问题。据《科学画报》报道：为寻找导致大陆漂移、火山爆发、地震频繁的地幔热流，美国科学家用分析地震冲击波速度的方法，绘制出第一批地球深处1800英里（约合289.62千米）处的三维地图。还有一条与地震相距较远的消息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美籍科学家丁肇中教授正主持建造一个实验场，准备进行庞大试验——模拟“我们的宇宙”的初始状态，宇宙大爆炸的一刹那，以研究此刻地质结构变化和物质间的相互作用……，这似乎更属于一种质的探索！

1985年6月9日，长期致力于地震预报研究的中国老科学家、石油部顾问翁文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发去一份电报，指出：8月20日，在巴楚北东东，将发生6.8级地震。

8月23日，巴楚以西300公里的乌恰发生7.4级地震。

是继海城之后的又一次偶然吗？这或许算不上一条惊人的消息，可它却使我抑制不住地激动。十年了，唐山大地震以来，有多少人对地震预报失去了信心，有多少人在“人和自然”这一深奥而永恒的课题面前畏缩却步。事实却证明：希望之光并没有熄灭！

记得，在新疆乌恰发生地震的消息传来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北纬39.4度！又是一个40度线附近！我不止一次听地震工作者们说过，北纬40度线，是一条神秘诡谲有如百慕大三角的恐怖线。正是在北纬40度线以及邻近这一纬度的地位，发生过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大地震——

美国旧金山大地震；

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

意大利波察坦以南地区地震；

日本十胜近海地震；

中国海城地震；

中国唐山地震；

……

颇有戏剧性的是，我写作这本书时，双脚也正踩着这条“恐怖线”。北京，中国地震界设防的核心区域，也恰恰处在40度线上。

一个至今无人解释的谜。

不过，这仅是无数大地之谜中的一个。

在自然科学的浩瀚大海里，我们人类的哥伦布船队和麦哲伦船队才刚刚起航。从起点到终点是极其漫长的，但我们始终能看到那顶昂然前行的风帆。

我相信，人类终究会查明地幔热流和地震的关联，地核的不规则运动、地轴和磁轴的偏转和地震的关联，天文因素、太阳黑子和地震的关联，厄尔尼诺洋流和地震的关联，以及千千万万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尚未把握的物质运动规律和地震灾难的或远或近的关联……

我还相信，有一天，人类不仅将预报地震，还终将能“疏导”地震。究竟是像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所预言的，用沿断裂带打井注水的方法，诱发一些黏滑地震（小震），从而释放能量，避免大震（这似乎是一种奇想！），还是像我的一位朋友所预言的，将用小型地下核爆炸的方法，去达到同样的目的？也许还有许多更新更好的方法。不久的将来，那条躺卧在地底深处的大鲶鱼，也将会躺在人类设置的解剖台上，成为人类战胜自己、战胜大自然的一个象征。

也许，我的一位朋友的想法倒是可取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最后“征服”，不在于力的征服，而在于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和谐相处的前提不是人类的退避，而是以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为基础。总之，这一切，在今天，是幻想；可在明天，它一定会是现实。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目的。

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为此，我为明天祝福。

我为人类祝福。

我为我们虽然有限却具有永恒意义的星球祝福。

1985至1986年于北京
为纪念唐山地震十周年而作

1986年3月31日校毕。是日，美国旧金山发生5.6级地震。

[1]　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共和国脱离苏联独立。同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编者注

[2]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12月脱离苏联独立。现首都为阿斯塔纳。——编者注

附录

《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

从1976年“七二八”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刊出《唐山大地震》，时间跨度长至十年。这篇报告文学的形成过程，可从一个侧面，印证“文革”结束后最初十年的演变。

1976：《朝霞》派我去震区

我那时还不是记者。我是上海《朝霞》杂志一名穿军装的编辑。《朝霞》编辑部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观——“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杂志名义上隶属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却是上海市委写作组。

《朝霞》文学月刊创刊于1974年。后来有人将《朝霞》和《学习与批判》并论，称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如果不用这种简单的政治标签，说《朝霞》是一本认真执行张春桥、姚文元指示，全力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实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备区。16岁的我，怀揣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集到部队，那些红色语言，当时让我入迷。一次手榴弹投掷，我的副连长为救战士而负重伤。作为目击者，我奉命去各单位宣讲他的事迹，后来被抽调去写演唱作品。从宣讲，到创作，事实被不断拔高，豪言壮语不断增加，最后副连长成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典型。

我在军中自学写作。从1972年开始，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诗歌，也在《朝霞》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调”到《朝霞》，任“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组”的组长。

去《朝霞》时，“批邓”已开始。未几，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爆发。那时，包括在军中，人们私下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怨声载道。我也参与这些议论，传看“李一哲大字报”等地下资料。但我当时仍拥护“文革”、怀念我参加过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是“文革”十周年，7月号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长诗《献给十年的诗篇》。

这是唐山地震发生前的我。一个受“毛文化”影响很深的文学青年；对几年后将投身的新闻传媒，认识几无。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发生。我向编辑部请求，去参加抗震救灾。我与《朝霞》和出版社几位编辑获准组成一个小组，到震区组稿。那些稿件的主题都是歌颂性的。比如我写过一首诗《烙饼的大娘》，用抒情的笔调，写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哪个省送来的。

在唐山我见到过一些记者，印象中他们在震区的时间不很久。因为偶然的机会，我留了下来。我遇见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长蒋忆潮。这是一位老宣传工作者，他有意识带我参加赈灾工作，并在各处了解情况。在唐山的两个多月里，许多时间我就住在他家，感受了真实的灾区生活。其中最难忘的经历，是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回到唐山我向上海医疗队做了一次内部报告，医生护士泣不成声。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

在唐山我赶上一个时代的闭幕。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上海的张、姚体系瓦解。《朝霞》编辑部打了许多电话，才在震区找到我，命我速回。这也是《朝霞》的末日。“揭、批、查”开始了，编辑部里贴满了揭发市委写作组的大字报。一次全市批判大会上，有人追问，市委写作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么特务活动？！

可以这样说，在那时，无论是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后来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文革”末期，不要说绝无可能出版那样一本书，连采写的构想也不可能产生。

1984：头脑风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来形容那几年，一点也不过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调到前线，参加中越边界战事报道，由此调入解放军报社，开始从事职业新闻工作。那正好是一个转折点——报社在“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大、空”新闻宣传恶习。发给新记者的学习资料，除了人大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还有美国大学的新闻教材。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犹如一群饿极了的孩子，面对从天而降的大餐。

和同龄人一样，我也天蒙蒙亮到书店排过队抢购文学名著，恶补解禁书籍，兴奋地阅读报刊上一篇又一篇引起轰动的作品。大概谁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时的情景，许多报纸都用若干个版来全文转载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浪潮涌来，“文革”后一代新记者，几乎人人是报告文学的爱好者，谈起刘宾雁、理由、黄宗英的作品，如数家珍。

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而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5W”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们这代记者的“师傅”，多为1957年的右派、“中右”、和“文革”中吃足苦头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方复出，尚年富，成了各大报社的骨干。他们痛定思痛，弃旧图新，是新闻改革的中坚力量。

中央级党媒一度让人刮目相看。1979年，《解放军报》从《诗刊》转载长篇政治抒情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批评一位拆除幼儿园、耗用外汇为自己兴建楼房的高级将领（实有其事）。1980年，《人民日报》曾点名批评两名副总理和四名部级领导。同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道，批评国务院商业部长享受特权，到餐馆就餐不照章付费的“不正之风”。

但新闻改革步履维艰，媒体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当记者之初，我参加对越战事、发射火箭、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等报道，起步顺利，但随后状态跌入低谷。许多反映军队基层实际的稿子无法写，或写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从命的政治任务，令我反感。有一回，报社派我去写一位先进人物，并明确传达领导的指示：“就是要用这个人生观典型，去打自由化！”

我们许多新记者，就是这样“逃”到报告文学去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新闻报道刚刚开始活跃便被套上枷锁时，一些呼唤人性、披露史实、触及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却日益受到读者钟爱。这一“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是另辟蹊径争取新闻自由。

1981年，我和江永红合作采写了《蓝军司令》（《解放军文艺》1981年3月号），这篇赞扬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的作品，在次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对我们鼓舞极大。1984年，两人又合作采写了记录军队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昆仑》1984年第3期），在当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当时很活跃。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优秀奖刚公布，他们便萌生大手笔创意，约当时获全国奖的几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杂志则为每人提供整整一期的篇幅，就是说，一期杂志，只刊登一位获奖作者的一部新作。李延国率先发表了《中国农民大趋势》。编辑部和我商议，写唐山。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我保存着唐山救灾时的笔记本，蒋忆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资料给我，说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但是，除了应唐山市的征文，我写过一篇护送孤儿的回忆，写长篇作品的念头没有产生过。1984年，条件比较成熟了。

我的责任编辑是陶泰忠。他建议，两年后就是唐山地震十周年，可以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我们商量过具体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写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推行责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点采访。

当时我离职进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徐怀中请来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开阔我们的视野，冲击我们的观念。1984，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这个虚构的年份，在我的真实记忆里，充满头脑风暴的呼啸激荡。

我边读书，边一次次去唐山采访，1985年春节前后在唐山住了一个月。换句话说，边采访，边在用读书中得到的“新观念”重新审视唐山地震，用已经掌握的职业新闻手段重新调查事实。例如，我当时下决心找到“七二八”凌晨3点42分时的地震目击者。这样的人不多，淹没在人海中，但我还是寻找到了10位，有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电厂工人、火车站职工等。我用军报刚发给我的索尼微型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证言。我当时想，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应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可以用“狂”来形容我和同伴们1984年的模样。我当时决心，要达到基希报告文学的水准，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类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的，我想，为什么不能只写“毁灭”，不写“重建”？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陶泰忠。我们一拍即合！

重新调整了视角，内心的闸门被打开了。当年震区笔记本里的故事、细节，在重新采访核查后一一复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灾难实况。我当时还没有听过“口述历史”这个术语，事后看，《唐山大地震》中口述历史的比重很大。采访的后半段，我开始追踪唐山地震预报问题。当时也还不知道何谓“调查报道”，但所做的，无疑已是错综复杂的调查。

写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个条件。一是我当年在震区两个多月的亲身经历；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个人所受的影响；三是我担任记者后受到的新闻训练。

作品在1985年底写成，1986年3月发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吹来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之风。《唐山大地震》的发表，碰上了难得可贵的“时间窗口”。稍早，还在“清除精神污染”；稍迟，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又开始了。

1986：解冻效应

以灾难为核心，而不是以救灾为核心，这样的写法，在当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闻的规范，记述了大量确凿的事实：地震前的奇异自然现象，地震发生时的实况，震后的惨烈景象，幸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亲历，艰难时日各种人的命运，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实这只是回到事实的本来面目，报道了在十年前就该报道的东西，然而这么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轰动。报告文学家理由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传，除了报纸杂志的刊登与转载，很重要的渠道是广播。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的电台，都有优秀的播音员或著名演员在连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发表后最初的麻烦。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触及了地震预报这个敏感问题和国家地震局内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社和《解放军文艺》社的领导反映我的作品有错误。但领导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要我到国家地震局去，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座谈、解释。后来，国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唐山大地震》在中央台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总政领导对我有批示。原来，国家地震局老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主任余秋里批示，大意为，请钱钢同志去采访胡克实同志，向他请教，在再版时对作品进行修改。我很快见到了胡克实，这位和善的老人，又让我了解到许多史实。

总之，《唐山大地震》发表后，有麻烦，但麻烦不算大。2008年，有记者采访我，要我比较汶川和唐山。我说，2008，无疑比1976开放了太多。但与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为例，你们比较一下吧。

钱钢
（本文原载《财经》杂志2009年第15期）

纪念我的蒋叔叔

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采访，从唐山传来了蒋忆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蒋叔叔是“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唐山市的民政局长，后来曾担任市文联主席。对他和他的夫人周桂兰阿姨，我怀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后的“非常的8月”，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住在他们“家”——先是苇席棚，接着是帐篷，后来是越冬的“简易房”。他们关心爱护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从那时起，蒋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担起了某种朦胧的“使命”：他乐此不疲地，引我去结识一个个在地震中有着各种经历的唐山人，让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送孤之行”，还让我时常坐着他的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在灾区奔波。地震后的近十年里，他更是不间断地帮我搜集资料，并帮助我对唐山进行长时间的追踪采访，激励鞭策我留下一部历史的记录。

悲痛中，我想起了蒋叔叔的许多往事。

这是一个豁然对待命运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从前在杭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处境艰难，遂决定举家北迁，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没想到，搬到唐山才两年，大地震就发生了。后来他自嘲说，他是“在劫难逃”：想躲避人祸，却没逃过天灾；但终究大难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在唐山废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时，不禁失声痛哭，——但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泪。抹去泪水，他立刻恢复了我熟悉的乐观神态。他是一个富有鼓动性的老宣传干部，在朝鲜战场上是举着铁皮喇叭“瓦解敌军”的志愿军宣传站长。此时地震废墟成了他的阵地，他穿上了我从身上脱下给他的一套“的确良”军装，每天手捂着胸部的伤处，为组织救灾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气勃勃。

命运打不倒我的蒋叔叔。住在蒋叔叔的“家”里，溽暑，苇席棚内热浪蒸腾，群蝇轰然；入秋，暴雨敲击着“简易房”那用砖头压住的油毡，如千军万马击鼓奋蹄。那些时候，我们海阔天空，谈论的话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街谈巷议，从苏联歌曲（我从他家废墟中挖出一本《外国名歌200首》，珍藏至今）到小说诗歌，甚至十分认真地讨论旧体诗词的格律。我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里记下他告诉我的各种各样的唐山老百姓的“群众语言”。

人生有种种“横祸”，四周有各样丑恶和不平，但蒋叔叔很少压抑，很少叹息。他生性随和，喜爱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他突然让我仔细瞧瞧路边一位神情安详，正在用新锅新铲烙饼的大娘。“她的锅是上海的，她的铲是辽宁的，她的面是山东的，她的油是山西的……”当蒋叔叔沉浸在他的想象中的时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灾区风俗画所打动了。望着袅袅炊烟，嗅着烙饼的焦香，我们就像欣赏世上一道最美的风景，在苍茫暮色中伫立良久。

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蒋叔叔喝茶。

蒋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养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后的几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废墟上挖掘。周桂兰阿姨要挖存折和日用物品，蒋叔叔急于寻找的却是他的瓷杯和茶叶。终于，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进了沙土的“龙井”茶叶被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这是蒋叔叔最过瘾的时刻，他把烧印着他姓名的“专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烧印姓名的时尚）擦了又擦，便让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里？那时，北京、天津的消防车还没有开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

蒋叔叔却不慌不忙。“那里——”他指着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块平地，“挖挖看，说不定会有水的。”原来，那是他平日里习惯地倒剩茶、甚至泼洗脸水的地方。

没出他所料，没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源源渗出。

这故事，是我到唐山灾区后听人绘声绘色讲述的，或许不无夸张，但我相信那故事准确勾勒了蒋叔叔的性格。没错，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

这是大灾难中的人。从他们身上足可探究中国人的生命遗传密码。的确，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鲜血和眼泪。十年前，我为灾难中的惨烈悲壮和人们对灾难的殊死抗争而震撼而动情，十年后，我开始更多地体味出，人类面对灾难时那种“平常心态”的深远意蕴。

在今天，重读《唐山大地震》中灾难亲历者们的自述，最震撼我自己的，竟是唐山人在灾难中的那些最普通、普通得近于琐屑的生活细节：废墟中生存了八天七夜的王子兰，她在黑暗中最揪心的一件事，是怕她的那块东风牌手表生锈停走，这是她参加工作后买的第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于是，她不停地给手表上弦，手表那滴滴答答的响声，给了绝境中的她极大的安慰；“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她在“地狱”的13天里，有一段时间“迷迷瞪瞪地”完全沉浸在家事之中，想着没给患病的老伴送终，想着小闺女的安危，甚至愤愤地想着和邻居那个“婆娘”的你长我短；在矿井下坚持了15天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们“情绪麻木地聊天”，谈的是“在家吃过的最好的东西”，谈的是“每个月的工资怎样开销，怎样孝敬老人”……

我在唐山看到过另一些废墟中蒙难者的遗体，我在书中写道：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疯狂抓挠的指印……

是的，易于被灾难击倒的，恰恰是心灵胶着于灾难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羸弱还是刚强。灾难和厄运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强大”，是因为它能慑服人的精神，把人类网入它的逻辑。它能假人类之手，让人类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毁灭。

我们来到世界上，必须接受这个星球的喜怒无常。命运会把人抛到这样那样的“废墟”之上，人类注定要永远与厄运抗争。但人类的精神可以超越厄运。不要悲叹每个人在突降的劫难面前都如狂风前的小草，小草比大树更难被摧毁。不被命运所厄的首要前提，是摆脱“灾氛”，不让自我引爆的恐惧和窒息感堵断生命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蒋叔叔和千千万万“唐山人”的“平常心”如此坚韧。“平常心”，至柔至刚，它意味着恒定的生命节奏，它是大从容和大自由。

我到过唐山，我有我的爽朗达观的蒋叔叔，这将影响我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我都会看到蒋忆潮叔叔在废墟上面对那汪“泉水”时的惬意，听到他那有滋有味的苏北腔——

“沏茶！”

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