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西行记：古今丝路（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中国发现世界（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中国人的海洋之路（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新加坡启示录（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古老丝路与现代崛起（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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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

东方丝与西洋镜的平行宇宙

丝路之丝：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

东西物流中的早期创业者

物种输入，1500年的历程

丝绸之路的植物

那些来自异域的动物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内容简介

中国明代之后讲究“器以载道”，其出处源自宋应星同时代人顾炎武所说的“非器则道无所寓”，只不过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史上，更多时候不变的是器、常变的是人心中的道。如同东方古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样，西方自古希腊也有“认识你自己”。倘若时光回转，其实必先知东、西，始知东西。换而言之，当我们看到好东西，根底里还应回归东西的交往。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

主笔◎王星

描绘19世纪上半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水果季节集市交易景象的绘画作品

“东方”与“西方”，在汉语中原本就可以化为双关的“东西”，因此横亘在欧亚大陆及其海岸线外丝绸之路本身的走向自己就可以道出它最主要的用途。

为什么汉语中只有买卖“东西”而没有“南北”？《辞源》里的标准解释是：“此义云物产于四方，约言之曰东西，犹记四季而约言春秋。”《辞源》的解释来自清代梁章矩《（浪迹丛谈）续谈》，但民间流传更广的解释来自清代翟灏的一则笔记，大意是：明崇祯帝向辅臣周延儒提出这个刁钻问题，周延儒答：“南属火，北属水，若在黄昏做晚饭时向别人借水借火，没有不给的；‘给’不能叫交易，因此交易物只能叫东西。”这一说法后来衍生为更加通俗的“东木西金”版本：东属木，西属金；木、金可以放在篮子里，而火、水不能用篮子装，所以“物”称“东西”，不称“南北”。

至于“东西”何时开始成为“物”，中国学术界至今难以定论。最早的定于汉代，但更集中的意见是唐代，当时东、西所以成为“东西”则被解释为：唐有“洛阳”、“长安”东、西二京，长安又有东、西二市，“东西”作为俗语完全可以再现商贾或市民逛市场时东张西望的景象。不过，这种说法在近年受到了挑战。有学者提出：宋以前文献中“东西”一词出现的频率远不及更传统的“物”，“动使”反倒在五代时期频频被用作“物”的同义词，因此“东西”更可能是北方民族南下造成的“动使”口音讹传。

事实上，就“货物”含意而言，中国史籍中最早的其实多是“南北”。南北朝就有《北史·魏收传》载：“南北初和……求南货于收。”至今一些怀旧的店铺还有“南北行”、“南货店”等名称。倘若依据出现在文献中的频率判断，明代之后其实是“东西”更安全的时期。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中说“西产多珍，东产多矿”。“东矿西珍”不久超越“南北”成为明代海外贸易方言中的“东西”，并进而引申为市肆交易“四方物产”的专称。至少到嘉靖年间苏祐撰写《逌旃璅言》时，已经出现这种今人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说法：“世称钱物曰东西，称男子曰南北。……意盖乡语相传有自来矣。”

即便汉代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开辟时很可能暂且只有东、西之说，丝绸确实都被路途两端视为好东西。以至于当1877年德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为这片贸易区命名时，他也使用了“丝绸”。李希霍芬很细心地在著作中对“丝绸之路”采用了“Seidenstrasse”与“Seidenstrassen”单复数两种说法，而且并没有用该术语指称汉代之外的情况，但“丝绸之路”已经如同代替了“南北”的“东西”一样，成为描述欧亚贸易史最常见的词语。

丝绸甚至原本不是“丝绸之路”上最早流通的物品。倘若溯本清源，在东方语汇之外，陆上丝绸之路应该因马匹与皮毛交易而被称为“马毛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该称为“胡椒之路”。出现在贸易线路上的还有比马匹、骆驼或山羊更不能称为“东西”的奴隶交易。探寻“丝绸”这种人与自然共同成就的物品何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导贸易砝码，实际上也是在探寻东西方以心灵而不是纯粹足迹丈量彼此间隔的过程。千年间商队们走过的路并非偶然地覆盖了——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所说的——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实现麦金德“枢纽地区”假说的核心条件是物资的流动。一方面欧亚间的地理枢纽为商队们提供了便利，同时他们携带的货物也成为这一枢纽最核心的推动力。

黄瓜、大蒜、芫荽、芝麻、核桃、葱、石榴、无花果、蚕豆、豌豆、豇豆、葡萄、苜蓿、茉莉、槟榔、杨桃、柰、莴苣、菾菜、菠菜、西瓜、海枣、扁桃、阿月浑子、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等等，源于食物补给的贸易总是最容易被铭记，而香料、金银器、玻璃、棉布、野生动物制品等更多带有区域性人工附加值的贸易却并非总有丝绸那样的运气。麦金德1904年提出的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同时代的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则提出“李约瑟之谜”（The Needham Question）：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

“李约瑟之谜”显然是东方在经历“南北”出现“东西”后未必乐于看到的话题。不过，麦金德至少曾试图以西方视角解决当时西方面临的“李约瑟之谜”困境，进而提出“新地理学”：地理学的主要职能是“探索人类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相互作用”，而地理学发展的最大隔阂来自“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之间”，“地理学家的责任是建立一座桥梁”，同时“地理学必须研究历史以证实他所提出的关系”。对东方的好消息是：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无可抗辩的物质存在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地理与历史素材。

李约瑟曾将中国明代崇祯年间一位落魄举人宋应星称誉为“中国的狄德罗”。比法国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早半个世纪诞生的宋应星在闲暇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闲书：《天工开物》。成书后虽颇有“栏杆拍遍无人与共”之感，百年后却在西方获得了“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美名。狄德罗亦因编写《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Encyclopédie，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留名青史。在后世看来，狄德罗捎带的诸如“物质和运动不可分”之类哲学论断的《百科全书》使它堪称“理工书本中最文艺的”，正如对程朱理学深有研究的宋应星那本《天工开物》在东方眼光看来是“理学书中最不文艺的”。

中国明代之后讲究“器以载道”，其出处源自宋应星同时代人顾炎武所说的“非器则道无所寓”，只不过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史上，更多时候不变的是器、常变的是人心中的道。如同东方古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样，西方自古希腊也有“认识你自己”。倘若时光回转，其实必先知东、西，始知东西。换而言之，当我们看到好东西，根底里还应回归东西的交往。

东方丝与西洋镜的平行宇宙

主笔◎王星

将东方与西方，替换成丝绸与玻璃，也未尝不可。虽然，这两者并不在我们的经验与知识谱系内，但它们之间东西相向的旅行及其命运，足够传奇。

在最为“丝路繁忙”的大唐盛世过去1000多年之后，1851年，以“世界博览会”为名的另一场为展现盛世而集结的盛事在英国伦敦开幕。虽然出现在描绘开幕式的油画上的那位神秘“希生老爷”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中国嘉宾”，来自湖州的12捆“荣记湖丝”倒确实是中国商人徐荣村主动提供的展品。湖州自唐朝起就是重要的蚕丝产区，“荣记湖丝”最后获得了世博会金奖的确实至名归，但也该在意料之中：毕竟这是一场“日不落帝国”展示它光照寰宇能力的大庆典，而“丝绸”在当时的西方视野中依旧是完美的东方符号。英国对于自己的形象定位则毫不掩饰地以主展馆“水晶宫”的方式彰显在世界面前。直至此时，被奖项环绕的漂亮的中国丝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水晶宫”在以西方的方式炫耀着什么。

水晶宫的主要构建材料是丝绸的老相识：玻璃。东方的丝绸与西方的玻璃在丝绸之路上曾多次相遇，这是确凿的史实。然而，如同地球原本是三维的球体、地上的路在视觉中却往往只剩下平面映像一样，流转在丝绸之路上的太多物品在书本历史中也只留下平面化的符号：它们本应携手同行，中途却误入时空虫洞的平行宇宙。对于丝绸与玻璃这两种东西方原本各自引以为荣的工艺来说，尤其隔膜如此。

织与造的神话

公元1世纪，古罗马皇帝尼禄（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身披来自东方的奢华丝绸观看斗兽表演时，由于近视，他佩戴了另外一件奢侈品：用翡翠精心打磨的单目镜片。虽然当时玻璃已经出现，而且是流向东方、对等于丝绸的贵重贸易品之一，但在烧制技术上还只限于制造装饰品、不足以承担如此精细的光学使命。尼禄时代的1300多年后，玻璃在西方羽化为“眼镜”，又花费3个多世纪出现在同样身着锦缎的清代皇帝康熙的鼻子上，却只成就了清朝一段烧制如同丝锦般精致的玻璃器的年代。耶稣会（Societas Iesu）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在康熙即位前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和用中文撰写的《远镜论》同样不足以改变玻璃被视为“玩物”的命运，而与此同时，耶稣会在更早开拓的日本教区发展的生丝贸易却已经成为西方摆脱传统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禁锢的一条捷径。

即便如此，更宽广的宇宙中似乎始终有种同时眷顾着东西方的力量。早在丝绸与玻璃这两种人间技术可被考古发现验证的存在证据出现之前，天上对它们都存在宿命感的一颗星辰已经存在，而这两项技术又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诞生神话放到了那颗星辰辉煌的年代。在东方丝绸王国的这一端，那颗星辰最常见的名字是织女星。

有关织女星的神话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上古年代。与“牛郎织女”这样的七夕节小清新故事相比，上古传说中的织女远为彪悍。据传织女属弇兹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首领，在距今3万年前就发明了用树皮搓绳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据说她与燧人氏首领的联姻成就了伏羲与女娲的诞生。因人间盛名而命名天上星辰并非后世天文学的独创，于是当时北半球夏季星空中亮度高且位置相对稳定的一颗星便被命名为“紫宫”，也即后世所说的织女星。织女后来又衍生为包括丝绸在内的一切东方纺织技术的守护神。按照天文学的术语，由于地球位移的“岁差”因素，织女星曾经在公元前1.2万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担负着近似今天北极星的指路星任务。如果当时有横贯东西的商旅行进，他们依据的应当是“织女之路”。

从考古角度来看，“公元前1.2万年以前”依旧是一个智人与洪水传说纠缠不清的时期，对于当时东西交流的猜想还都只能在画里飞。幸好，作为天空星辰亮度的标准星，织女星是地球上东西方除太阳之外被最早密切关注的恒星之一，因此它早在古希腊的神话时代就已得到了自己的西方命名：“天琴座阿尔法星”（αστερα α）。天琴座的希腊命名得自于俄耳甫斯（'Ορφε……）弃世后的那把诗琴。天琴座与玻璃间在西方的音乐关联直到18世纪后半期玻璃琴的出现才有所回应，但玻璃诞生的东方故事似乎早在织女星作为指路星的年代已经出现：中国上古传说中，织女的后代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五彩石落入人间后便成为“琉璃”。

关于“琉璃”是否就是“玻璃”，这是一桩考古界至今纠缠不清的公案。单纯从名称上看，类似现代玻璃的物件在战国后的中国历史中还曾有过“陆离”、“流离”、“瑠璃”等别名，宋代之后“玻璃”一词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代初年，经历过“琉璃瓦”这层最后的词义混淆，“琉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建筑构件术语，因皇帝喜好而兴起的玻璃器工艺却使“玻璃”成为“奢华”的代名词之一。然而，风水轮流转。“料器”原本是玻璃烧制工艺的一种，待20世纪这一称谓成为玻璃器作为地方特产的代称，“玻璃”在词义上不再拥有昔日的华丽地位，以至于当21世纪中国开始兴起艺术玻璃烧制工作室时，众工作室纷纷以“琉璃”自名，以示与普通玻璃制品有别。

1851年伦敦世博会主场馆“水晶宫”内的观展

玻璃在汉语命名中的浮沉与它的诞生神话直接相关。早期中国玻璃器与它们同期的西方小伙伴最大的外观区别在于透明度。“壁流离”、“铸玉”、“药玉”、“罐子玉”，这些更具东方色彩的别称暗示后人：无论是作为“琉璃”还是“玻璃”，这些人间烧制的物件都蕴含了近似于东方玉文化的天上梦想。女娲所炼之石又被称为“五彩玉”，同时也被传说为人间玉石的渊源。“玉”本为天然形成的“石之美者”，但传说中的“炼”字却足以留给后人无限的“人定胜天”梦想空间。现实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玻璃的诞生与青铜器铸造有关：烧铸青铜器时范模中的沙砾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原本平淡无奇的二氧化硅升华为仿佛天赐的梦幻晶体。在“琉璃”或“玻璃”被纳入佛教“七宝”之后不久，擅长炼丹的中国道士们也开始以“琉璃仙”或“琉璃师”自居。在公元86年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中，直白记载了中国早期玻璃的东方式用法：“《禹贡》曰‘琳琅’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中国古人相信玉可使肉身不朽、而出自西域的“真玉”并不易得，中国早期玻璃器很自然地担当了“仿玉”的责任。如同安家瑶《玻璃器史话》所述：“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琀和握玉4种。作为葬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琀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现了。此外，玻璃璧自战国中期出现，汉代墓葬中还继续使用，这些玻璃璧也属于丧葬用玻璃。”

无独有偶，中国丝绸在早期也被赋予了更为主导的“引领灵魂”的力量。袁宣萍、赵丰所著《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说：“丝绸业一开始就是一项宗教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蚕是自然界中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这一自然界中生命的奇迹令远古时代的人们无比敬畏。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是一切宗教的根本问题。蚕的一生仿佛提供了一个答案。”“既然蚕的变化如此神奇而重要，蚕赖以生存的桑树就显得十分神圣了。从古史传说来看，桑林不啻是蚕的栖息地，而且与民俗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祭高媒之神（即生育之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进行祭天求雨活动。”“由于蚕与桑的神圣性质，丝绸也不会是普通的织物。作茧自缚是模仿蚕蛹化蛾，是灵魂升天的必由之路。人们在死后直接用丝织物或丝绵包裹起来，等于用丝质的材料做成一个人为的茧子，在寂静中等待新生。”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收藏在耶路撒冷的公元前后的玻璃小瓶，用于盛装香精和香水

在中国与丝绸起源相关的神话中，无论是黄帝元妃嫘祖、蜀地蚕丛氏或是被江浙一带称为“蚕花娘娘”的马头娘，都多少延续了这种“茧此生以求来世”的观念。相形之下，西方对于玻璃的传说远为质朴，而对于丝绸来历的传闻更多几分类似于中国《山海经》中“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的迷幻色彩。西方有关玻璃诞生的最早记载源自古罗马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79年留下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距离东方的王充记载“道人消烁五石”之时约10年。老普林尼的版本说：公元前3000多年前（也即中国神话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一艘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商船满载着被称为“天然苏打”的硝酸钾晶体在地中海沿岸航行，由于海水落潮商船搁浅，于是船员们纷纷登上沙滩，抬来大锅、搬来木柴，并用几块“天然苏打”作为大锅的支架在沙滩上做起饭来；饭饱潮起、准备登船时，船员在锅下面的沙地上发现一些晶莹明亮、闪闪发光的东西。老普林尼说：“其实腓尼基人发现的这种物质就是玻璃，它是岸边的沙砾和苏打在高温燃烧中发生反应生成的物质。”

不过，后世的实证考据已经证明老普林尼的记载有误，因为烹饪所需的温度远不足以炼成玻璃，而考古发现证实：远在腓尼基人搁浅烧饭前，埃及与两河流域已经具备成熟的玻璃烧制技术。西方玻璃的历史因此从起源就缺失了根本的神话色彩，反倒是老普林尼延续他一个世纪前的前辈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留下的丝绸故事成为影响西方很久的神话。维吉尔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恰逢张骞开辟丝绸之路而丝绸进入罗马之时，也正值古罗马发明玻璃吹制工艺、使玻璃容器日益成为民间消费品之时。古罗马从古埃及与古希腊延续了玻璃烧制工艺且发扬光大，只是无论制造出多少精致的玻璃器在那个年代也抵挡不住维吉尔《田园诗》（Eclogues）中东方幻境的魅惑：“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直至老普林尼的时代，这位死于实证的理工男还在《自然史》中颇具情怀地留下了这样的描述：“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闻名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造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而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维吉尔所说的“树上羊毛”正是蚕丝，而“赛里斯人”（Seres）虽然至今在考古学上仍定位不准，但指向中国。古希腊历史学家克泰夏斯（Κτησ?α?）最早在他的著作中用“Σ?ρε?”来称呼产丝的国家，原意是“制丝的人”。在以引经据典著称的20世纪美国学者拉赫（Donald F. Lach）的鸿篇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里，关于“Seres”与“中国”间的关系则有这样的考证：“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年代，中国被称为‘泰奈’（Sinae）和‘赛利卡’（Serica），当然后者更为常用。当中国被视为海路的末端时，就被称为‘泰奈’，中国的北部被认为是遥远的陆路末端的‘丝绸之地’，它被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彭波尼斯·米拉以及普林尼称为赛利卡。米拉断言，亚洲的最东部居住着三种人：印度人、赛里斯人和西徐亚人（Scythians），在这种划分中使用的名称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称呼：印度、中国和鞑靼。赛里斯人居住的地方最明显的特征是那里有丝绸。古代的作家们认为那里是一块位于有人居住的世界末端的幅员辽阔且人口稠密的陆地，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文明、公正、节俭。赛里斯人被认为不愿同其他族群发生亲密的关系，但是愿意把他们的丝绸、毛皮和铁器卖给外国商人。在奥古斯都时代，来自赛里斯的商人可能到达过罗马帝国的领土，但是很明显没有中国的官方使团前来拜访罗马城。”

无论“Seres”是否为中国，传承自拉丁语的“serica”（丝绸）已经在西方话语间留下了难以更改的印记。直到公元6世纪蚕种外传，有关“Seres”的归属才会引发更多的争论，而在公元之前的年代，“从树上梳出丝”确实更像对西方胃口的神话，其迷离不亚于“爱丽丝漫游仙境”。以至于当神话已不存在的1700年后、英国派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st Earl Macartney）使团探寻与传说中的丝绸之国直接贸易时，带来的是他们想象中堪与东方丝绸神秘感匹敌的西方玻璃工业精品：望远镜。只可惜当时东方仍处于入茧待生的状态。20世纪法国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一本《停滞的帝国》（L’empire Immobile，Ou，Le Choc Des Mondes：Récit Historique）已经写尽当年的状况，但“树上梳丝”神话的破解还是从中国学者的笔下看来更有趣味。《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载：“野蚕以桑叶为食，本是桑树的天敌，与桑树相伴相生，因此原始先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分布的大片野生桑树与食桑为生的野蚕。”从桑树的野蚕茧中抽丝挺符合“树上梳丝”的童话意象，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半个蚕茧更似乎给了中国蚕丝文化发源于公元前3500年前仰韶文化，也即与古埃及同学们大批烧制玻璃器同期的证据，只是这不利抽丝的半个蚕茧更容易让人想起先古年代的另一种选择：毕竟蚕蛹是可以吃的。因此《中国丝绸文化史》又有说：“与桑树相伴的原始先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分布的大片野生的桑树与食桑为生的野蚕。可能为了吃蛹或是占卜、或是什么原因，他们切割、撕开蚕茧使得丝纤维松散，或蚕茧在雨水中浸泡导致纤维离解，种种机缘使得人们对蚕结茧、茧抽丝这一自然过程有了直观的认识。”

西方绘画展现的19世纪中国蚕丝作坊

东方丝国的琉璃梦

不管在东方是从树上梳出来的还是吃出来的，丝绸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得到了与它原文发音类似的命名。玻璃却在中国古汉语中别名众多，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绝无仅有。南宋之后，经历过种种过渡，“玻璃”开始特指进口玻璃，“琉璃”或“药玉”等更具东方玲珑修辞方式的名称留给了国产玻璃，直至清代初年。古罗马留下了对丝绸最早的描述，并在本国玻璃业发展的盛期向正处于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出口了大量玻璃容器与玻璃珠饰。然而，时至公元12世纪前后“番琉璃”一词出现时，所谓的“番”却已未必是罗马，甚至很可能东方心目中的“番”从来就不是罗马。

法国凡尔赛宫著名的镜厅

事实上，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就已将丝袍当作东方征战的重要战利品之一穿回了罗马，中国古代是否与地中海意义上的罗马有过直接文化与贸易交往，这是一桩和玻璃的汉语名称一样芜杂的公案。20世纪80年代，有新闻称甘肃永昌镇内的骊靬村曾为古罗马兵团战俘安置地，至今仍有古罗马人的后裔和古罗马的遗迹。此桩公案因此又添加了不少热闹。虽然这段“中国－罗马交往佳话”不久就被学术界以各种论据证实为子虚乌有，但并不妨碍2015年初成龙主演的《天将雄师》上映时仍打着这样的招牌：“影片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讲述了保护丝绸之路和平的故事。”当年将骊靬与罗马联系起来的“证据”之一是：“骊靬”的发音与中国史籍中对古罗马的称谓“大秦”与“犛轩（黎靬）”近似。然而，根据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汪受宽教授用40多万字的专著《骊靬梦断》论证出的结果，不仅“骊靬”与古罗马毫无关系，“大秦”与“犛轩（黎靬）”也原本不是一家：“骊靬为西汉张掖郡所属县名，犛轩（黎靬）为《史记》、《汉书》所记西域安息国以北的亚美尼亚或塞琉西亚，大秦为东汉以后的中国典籍对罗马帝国的称谓。”

中国与大秦最近距离的主动接触是在公元97年。《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安息西界的西海就是今天的波斯湾。甘英究竟为何止步西海，至今是历史谜案。激进如康有为甚至曾指责甘英胆小怕死，他的怯懦导致了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发达，中立一些的学者则认为是当时安息国内的战乱阻止了甘英西行的脚步。不过如今听起来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安息国是汉与大秦交易的中转点，东方的丝绸与西方诸如玻璃之类的奢侈品都经安息商人周转贩运，倘若汉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安息就会失去对东西贸易的垄断权。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安息人一味强调渡海的艰难，没有向甘英提供更直接的经由叙利亚抵达大秦的陆上路线。

东出大秦受到阻碍，近一个世纪后，大秦的使者倒似乎来到了汉廷。《后汉书·西域传》又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桓帝延熹九年”为公元166年。依据这一年份，如果真的是来自古罗马帝国的使者，“大秦王安敦”就应该是有“帝王哲学家”之称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西方贤王遣使拜谒东方皇帝”，这听起来在气场上完全不亚于公元元年“东方三贤人”那场向西的朝拜。更能诱使人浮想联翩的是：在使节拜访汉廷约4年之后，马可·奥勒留开始撰写他的名著《沉思录》（Τ? ε…… ?αυτ?ν）。《沉思录》以古希腊语成书，假如书中能寻得几分东方儒家文化影响的确凿证据，这部著作将成为集三大古文明精髓的奇书。然而，西方的史料中对此次遣使却没留下对应的记载，只记录下马可·奥勒留在公元166年正忙于征战两河流域一带的塞琉西亚（Σελε?κεια）、也即中国史籍中曾与“大秦”混淆的“犛轩（黎靬）”。另有说“大秦王安敦”应指马可·奥勒留的前任安东尼·庇乌斯（Anthonius Pius）。安东尼的名字固然在读音上更接近“安敦”，只是这位皇帝在公元161年就已去世，除非那位忠诚的使者是此前就从罗马出发、跋涉近5年到达中国。然而，“日南徼外”这一说法似乎又证明使者的出发地并非罗马：即便与现今越南境内曾被西汉设郡的“日南郡”无关，但“徼外”毕竟是汉代对西南部以四川、云南为代表的“荒夷之地”的通常说法，且“日南”即便不是专有地名，也是“在日之南”或者说在北回归线以南之意。综合以上，因此近年一些学者的猜度也许不无道理：使者并非真由罗马皇帝派遣，不过是些打着御使的名义进入东方宫廷、试图在贸易上获得来自东方皇帝的特殊优待的南疆商人。

“大秦王安敦”使者以“官方”身份献上“象牙、犀角、玳瑁”，在中国史书上得到的评价却是：“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有关“珍异”的传言，理应来自之前周旋于罗马与中国之间进行掮客贸易的商人，而他们曾为东方带来的商品也确实远比“象牙、犀角、玳瑁”琳琅多彩。《魏略·西戎传》中就有记载：天竺“其西与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琅玕”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诸多称呼中又一种，与它的很多小伙伴一样，确切的含意已经湮没在历史的辞藻罐头里。汉语在奢侈品描述方面从来不乏创意，其实也早就为丝绸创造出同样丰富的词汇。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糸”部共收字248个，多与丝织品相关，依工艺不同划分出的品种就有锦、绮、绫、纨、缣、绨、绢、缦、绣、缟等。由上古到汉代，中国丝绸业已经发展出一套当时世界领先的织纺技术，在提花织锦方面尤其堪称一绝。可是，正如汉语中琳琅满目的丝织用词到罗马都简化为以“serica”为原型的各种相似词汇，《魏略·西戎传》中的这段记载铭记下了当年中国丝织品进入西方的古怪命运：“（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一书中对此有更为通俗的描述：“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有哪个罗马商人曾穿过其西部的入口到达了中国，或者有哪个中国人曾横跨大陆到达罗马意大利的边界之内，但穿越大陆的要道仍然被有条不紊地开凿着，以便于搬运着大量天然纺织丝绸的商队通过，他们把这些丝绸运往黎凡特地区，装载到去欧洲的货船上。大批的中国丝绸在叙利亚和埃及被重新加工，以满足罗马人对于半透明的以及色彩艳丽的纺织品的嗜爱；显然，沉重的、有图案的中国丝织品对于罗马人基本没有什么吸引力。”

除拆丝重纺，“重新加工”的另一重要环节是染成罗马人“嗜爱”的“色彩艳丽的纺织品”。对于自先秦起就尊五行，相信君子只应服白、青、黑、朱、黄五种“正色”的中国人来说，庞培最初披回罗马炫耀的那一袭紫色丝袍并不合礼仪，甚至不啻犯了《论语》中所说的“红紫夺朱”之恶，也即用“间色”以邪夺正。不过，公平些说，当源自中国的种种寄托有不死成仙梦想的云纹丝锦在中亚被拆解以满足古罗马审美趣味的同时，古罗马人引以为豪的手工玻璃器在当时中国市场得到的也是类似诡异的待遇。

在织女星已经不再是指路星时，连贯东西的路程出现迷乱也是正常的。古罗马虽然不是玻璃诞生的故乡，而且据美国学者恩格尔（Anita Engle）考证，中国最初玻璃器的出现实际与公元前7世纪伊朗高原上的胡里安人（Hurrians）有关，但古罗马在公元1世纪发明的玻璃熔炉以及由此演化出的玻璃吹制工艺在世界玻璃制造史中被公认为是与蒸汽机出现同等的里程碑式事件：玻璃熔炉使大批量高质玻璃原料的生产不再困难，吹制工艺则赋予玻璃更多的造型与量产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为大型透明平板玻璃的出现铺垫了道路。传说古希腊时代阿基米德曾用巨型玻璃凹透镜聚集阳光火烧古罗马舰队，即便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个比数世纪后东方“借东风”烧船更具美好想象力的故事，但是潜藏了西方比“织云纹锦以近天”更执著的“探天”梦想。光学玻璃透镜是包括天文望远镜等光学仪器得以发明的基础，而透明平板玻璃是光学玻璃出现的先决条件。目前出土的文物中已经有公元1～4世纪的古罗马平板玻璃残片，更重要的是，他们造出了透光度能够用于灯具的吹制玻璃。

在丝绸之路上稍事歇息的骆驼商队（19世纪版画）

德国艺术史学者、玻璃史专家萨尔登（Axel von Saldern）在其著作《古代玻璃》（Ancient Glass）中指出：吹制玻璃技术的发明无疑是玻璃发展史上的革命，而罗马人对于吹制玻璃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技术上的革新，更重要的在于对它的推广与普及。“在罗马统治下，希腊玻璃中心生产的奢侈玻璃品很快就被新的玻璃形式所取代：容器和餐具，这完全是罗马的发明。”“如果能够看到一个典型的罗马贵族从出生到死亡这一生中与玻璃结下的全方面的不解之缘，我们完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玻璃在古罗马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要比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重要得多。（罗马人）第一次洗澡就可能会用到贮藏在玻璃瓶中的橄榄油，甚至连喝奶的奶瓶都是玻璃制造的，这已经有考古发现为证。”

然而，陶瓷早已在中国抢占了玻璃在罗马的地位。至于玻璃本身，它的透光度、样式与尺寸大小等等并不是当时中国市场所关心的。当中国的丝绸日益花团璀璨之时，却恰值古罗马追求丝织品如东方玉文化一般返璞归真；同样，当古罗马烧制透明玻璃容器的技术益发成熟，中国却依然还在纠结玻璃珠中哪些是天然的“真玉”。

玻璃最初在埃及和西亚诞生时主要被制成珠形饰品。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也是出现在春秋时期墓葬里的玻璃珠，但这些玻璃珠出现得太过突兀，而且烧制技术过于成熟，因此更可能是贸易得来而不是本土制造。当中国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的玻璃工匠依据如同青铜器铸造一样的模压成型技术试制“璧流离”，或是道士们用炼丹的方式“烧炼珠玉”，他们追逐的都是一个梦想：以人工技术仿造出西方天然出产的“真玉”。“东方琉璃世界”的概念在汉代还没传入中国，否则东方的梦想者们和传说出产“真玉”的“西方极乐世界”里的同行真应该坐在一起喝个茶、吃个面包什么的。公元三四世纪以后的中国魏晋文献中曾比较明确地将“琉璃”与人工玻璃建立起关系，例如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只是即便在西域已通达的唐朝，仍有学者如颜师古在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说：“《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异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谓皆销治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真，实非其物也。”

对于今人来说，古人对“琉璃”与玻璃之间的东西方误读可以很简单地用化学常识解释。中国古代玻璃是铅钡玻璃，西方则是钠（钾）钙玻璃，差别在于烧制时因地制宜使用了不同的助熔剂。西方最早的玻璃配方来自亚述人的楔形文字记载：60分砂、180分海生植物灰和5分白垩。大量植物灰的使用与当地曾经丰盛的草木有关，而其中钾离子的间或存在为数世纪后耐高温的化学玻璃容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中国玻璃最初的配方则很大程度上源自又被称为“铅汞之术”的炼丹术。成分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玻璃不同的特性，又因为中国古代玻璃属于低温烧成、退火工艺不成熟，轻脆易碎、不耐高温、透明度差都成为它易被诟病之处；由古罗马工匠将其工艺完善的钠钙玻璃则属高温烧成，是如今所称的“普通玻璃”的前身。不过事实上两种玻璃本无绝对的优劣之分。19世纪西方开始以“水晶宫”这样的全平板玻璃建筑来炫耀自己的工业技术，但也同时发现千年前中国烧制玻璃时使用的氧化钡可以增强玻璃的折射率，是烧制光学玻璃的秘诀之一，虽然同样的折射在当年中国道士眼中可能只是炼炉中珠玉一道无伤大雅的晕彩。

如同古罗马的贵族最初只欣赏东方蚕丝的轻盈一样，在丝绸与玻璃最初相遇的年代里，玻璃注定要以更原始的状态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价。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这种贸易颇似远程相亲。在2000多年前，东西间的远程贸易也确实因为一股中间力量变得益发复杂。“安息”不只是一个在甘英止步于海边才被中国史籍提到的地名，与它的汉语字面意思相反，安息是当时东西方贸易间最为活跃的代号之一。自从公元224年被波斯萨珊王朝（Sasanid Empire）征服后，地处伊朗高原的这片地区在史书中更多以“萨珊”名称铭记，它目睹了东方自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直至唐代开国的历史，也见证了古罗马帝国的分裂与西罗马的灭亡。虽然萨珊王朝止步于公元621年，却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新老客户各自留下了“萨珊玻璃”与“波斯锦”两种特产。

由于对“真玉”的膜拜，古罗马吹制玻璃技术制作的容器在汉代难免有“匠气”之嫌，虽有源自古罗马的玻璃瓶在中国东南海沿岸出土，而且广西出土过不少很可能效仿了古罗马玻璃烧制配方与吹制技术的含钾的本土玻璃容器，但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玻璃容器仍沿用了原有的铅钡配方以及浇铸成型技术，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玻璃盘与玻璃耳杯就是典型代表。尽管这些玻璃容器可以作为中国古代自制玻璃器皿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影响力至今也显然远不及同墓穴出土的金缕玉衣。真正将吹制技术与迥异于中原器型的玻璃器皿销往东方的是萨珊。萨珊所承继的是一个对于玻璃贸易原本就不陌生的文明。古罗马帝国没落之后，萨珊将本国原有的掮客角色改换为出品商。由于萨珊风格玻璃器的大量出现，虽然西方玻璃的成分不曾改变，但玻璃的用途在东方视角中日益固化为人工雕琢的奢华装饰器。

最早借鉴萨珊玻璃烧制技术的是广州的玻璃制造业，他们依照中东玻璃的配方制造出国内早期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就有记载：“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作之者。”考古发现表明，此时广州的玻璃烧制业除透明玻璃碗外，也自行烧制过其他颇具创新器型的日用玻璃器，水平远超过北方地区。然而，南方玻璃业大约在公元4世纪以后逐渐没落，原因至今不明。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丝绸业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于原料获取不易、织制工艺烦琐，丝绸自战国后就被视为近似于黄金的货币替代品，恰如玻璃在古埃及与古罗马曾被称颂为贵于黄金。汉代出现了纺织效率更高、成品质量更好的斜织机，这本可以使丝绸如同玻璃一样走向更加日常的领域，恰如罗马玻璃获得了高温熔炉一样，只是由于当时丝绸更经常地被中国皇帝频繁用作赐予“番邦”或结交于“夷国”的礼品，中国织匠的心思也更多用于如何更加工巧地织就种种云纹、祥兽与诸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类的铭文。早在萨珊玻璃取代罗马玻璃进入东方之前，东汉时期东方对于丝绸之路西端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甘英出使之时，丝绸织造技术的发展倒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记述：“东汉可能已出现花本式提花机……《西京杂记》中记载巨鹿陈宝光家用‘一百二十蹑’的织机织散花绫……各种织机都使用了踏板连杆装置，有用踏板直接控制经丝提花的，也有用挑花方式先预制一个花本、用花本来间接控制经丝提花的。这种思路与工艺实现手段，导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提花机的发明。”

萨珊王朝崛起之时，中国正值各种心机远超于织机上的经纬纵横的三国时代。三国时不仅提花机得到再次改良，大批人口的南迁也将原本重心位于山东与中原的丝织业逐渐南移至四川与江南。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孙权也在宫中设立了官营织造机构。丝绸曾经成为三国那个神奇年代纵横捭阖的砝码之一，也成就了闻名后世的蜀锦。然而，随后的魏晋南北朝间更为辉煌的倒是因石崇、王恺等豪族斗富而存史的萨珊玻璃器。《魏书·西域传·大月氏》载：“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大月氏在三国末期已被波斯萨珊王朝所灭，因此这种令“中国琉璃遂贱”的“五色琉璃”很可能就是萨珊玻璃。

在魏晋那段成就了种种名士的逸闻和玄言的“世说新语年代”，萨珊玻璃的出现却也同时为各种豪富故事提供了材料。《洛阳伽蓝记》载：“后魏河间王琛为豪富……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色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尽管西晋傅咸曾写《污巵赋》，还在感慨心爱的玻璃酒具误被顽童掷染尘埃，此后不能再似赏玉一般把玩，被素有洁癖的东方玉文化压抑了数百年的西方玻璃器终于在此时获得了一篇更直接的颂词——与傅咸同时代的潘尼曾作《琉璃碗赋》。晋代张隐《文士传》载：“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赋之，尼于座立成。”曰：“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圆盛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非停。灼烁方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捏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座之曲晏，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

史载傅咸比潘尼大11岁，“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比傅咸晚7年去世的潘尼“稳静恬淡，不与人争利”。所谓西方“真玉”与东方“琉璃”间的纠结难得地在那个纠缠不清的年代出现了东方式的拈花一笑，东方工匠也不失时机地在此时为源自西方的玻璃工艺敞开了大门。魏晋时期，玻璃吹制工艺进入中原，产生了大量产自本土的效仿萨珊玻璃的器皿，“吹制”更代替“模压”成为北魏之后中国玻璃最主要的生产方法。从西汉到下一个堪称“东方盛世”的唐代，中国丝绸的图案与花纹排列方式中经常也可以看出西域的影子，只是已经很难说这期间东西方到底各自影响了谁。因为考古发现和史籍证明：先于萨珊王朝时期，蚕的繁殖以及蚕丝获取的知识已经被丝绸之路西端的许多国家以及中国东面的朝鲜和日本共同分享。

开放的蚕种与隐秘的镜厅

谈及中国丝绸，很多中西书本上都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中国对育蚕术严格保密。”但实际情况却很有可能与此大相径庭。从史书上看，至少中国对于自己的东邻没有保密。《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朝鲜建国，教其民以田蚕织作。”因此，早在殷商时期，中国的蚕桑技术可能就传到了朝鲜。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暂无史料可查，不过《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正始四年（243）倭王派使八人，来献倭缎。”由此看来，丝绸技术传入日本的时间不应晚于汉代。

中国历史学家雷海宗在1954年提出：“中国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密，日本以及所有远东国家的桑蚕业，都是传自中国，今日全世界的养蚕技术，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导源于中国。至于拜占庭在6世纪中期如何由中国学得此术，在当时中国并未注意及此，中国任何方面不反对外人学习养蚕法，也无人主动地向外传播养蚕法。此事在拜占庭恐怕也只有少数人知其内幕。这少数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是故意神秘其说，以抬高桑蚕的地位；一方面是贼人喊捉贼，是他们自己一个不可告人秘密的恶意反射，因为他们学得饲蚕术后，立即定为国家的秘密，禁止外传，以便拜占庭政府可以垄断。拜占庭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编造的这样一篇彻头彻尾的胡诌，欧洲的历史学者不做思考地传抄了1400年。”

忽略种种文字上的铿锵，有关丝绸外传，在中国史籍上其实真有一个久已流传的“东国公主”故事。故事的最初来源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其中记载：西域瞿萨旦那国原无丝织业，国君求婚于“东国”，央求“东国公主”将“东国”禁运的蚕种暗藏于帽冠带入瞿萨旦那国，由此获得丝织的秘密。后世考证“瞿萨旦那”是梵文“Gostana”的音译，地处今天新疆的和田，古代又称“于阗”。于阗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也即秦统一中原前后，立国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年代，特产东方梦想中的玉石。20世纪初，匈牙利裔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和田东边的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一处佛寺发现的木版画似乎证实了这则故事，故事又因该版画闻名于世。尽管如此，现代中国学者对于玄奘记载中“东国”的考据却产生了另一种说法。拜占庭史专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在2008年的论文《中国育蚕术西传拜占庭问题再研究》中提出：“玄奘记载中的‘东国’是否指当时的中原王朝？中原王朝嫁公主于西域是国家大事，史书必有记载，而中原王朝史书无公主下嫁于阗的任何记载，说明故事中的公主并非来自中原王朝。”“欧阳修《新唐书·西域传》记于阗也提到此故事：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将‘东国’改作‘邻国’，说明作者已经明白公主和蚕种都不是来自中原王朝。有的学者认为‘邻国’很可能是楼兰（鄯善），是有道理的。”

桑蚕

蚕茧与被抽出的蚕丝

有关蚕种西传的西方故事始于玄奘在译经业余写下《大唐西域记》之际。玄奘卒于公元664年，次年武则天登基，依稀让人想到织女星曾为天之“紫宫”的年代，只是之前西方已经出现关于丝绸的另一些传说，也即那些被雷海宗斥责为拜占庭“编造”的故事。不过张绪山在论文中提醒：“毫无疑问，雷先生指出中国从来没有保守过养蚕法的秘密的事实，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文献中找不到禁止养蚕法外传的记载。不过，他断言是拜占庭帝国的少数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故意神秘其说’、‘贼人喊捉贼’，则是不确切的，从拜占庭原始史料中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东方育蚕术传入拜占庭帝国这一事件，存世的拜占庭文献中有三处记载，其中以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的重臣、公元6世纪初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可比（Προκ?πιο? ? Καισαρε……，Procopius of Caesarea）在《查士丁尼战记》（?π?ρ τ?ν πολ?μων λ?γοι，De Bellis）中的记载最为详细。张绪山根据希腊原文译出了这段故事：“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注：公元552年前后），几位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到达这里，获悉查士丁尼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罗马人此后不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丝绸，便前来拜见皇帝，许诺说他们可以设法弄到丝绸，使罗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被迫从他们那里购买丝货；他们自称曾长期居住在一个有很多印度人、名叫赛林达（Σεξ?λδα，Serinda）的地区。在此期间他们完全弄懂了用何种方法可使罗马国土上生产出丝绸。查士丁尼皇帝细加追寻，问他们如何保证办成此事。修士们告诉皇帝，产丝者是一种虫子，天性教它们工作，不断地促使它们产丝。从那个国家（赛林达）将活虫带来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很容易很迅捷地设法孵化出活虫，因为一个丝蚕一次可产下无数蚕卵，蚕卵产出后很长时期，以厩粪覆盖，使之孵化——厩粪产生足够热量，促成孵化。修士们做如是解释后，皇帝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以行动证明其言不妄，必将酬以重赏。于是，教士们返回印度，将蚕卵带回了拜占庭。他们以上述方法培植蚕卵，成功地孵化出蚕虫，并以桑叶加以饲养。从此以后，养蚕制丝业在罗马领土上建立起来。”

在普罗可比之后，拜占庭还有两位历史学家记载过此事，分别是公元6世纪末的赛奥凡尼斯（ΘεÓφανηζ，Theophanes of Byzantium）和12世纪的佐纳拉（'Ιωáννηζ Ζωναρ……，John Zonaras）。佐纳拉的记述极其简单，赛奥凡尼斯的版本倒是为学者考证东方蚕种的输出途径提供了不少有趣的佐证：“查士丁尼执政时，某一位波斯人在拜占庭展示了丝蚕孵化之法。此前罗马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位波斯人离开赛里斯国（Σηρεζ，Seres）时，以手杖盛蚕卵，将它们带走，安全地携至拜占庭。阳春告始，他将蚕卵置于桑叶上。蚕以桑叶为食。蚕虫食桑叶后长成带翅的昆虫并完成其他任务。后来查士丁皇帝（查士丁二世，565~578年在位）让突厥人观看育蚕吐丝之法，突厥人大为吃惊，因为当时突厥人控制着赛里斯人的市场和港口，这些市场和港口从前曾为波斯人所控制。”（张绪山译文）

在这一版本中，不只是神秘的“赛里斯”再度跟随更加暧昧不清的“赛林达”出现，而且几位“印度修士”变成了一位颇具“世界贸易大同”精神的波斯人。“赛里斯”与“赛林达”的定位问题在挑战度上堪称中亚史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两个地名如同哥德巴赫猜想中那两个不拘管辖的质数一样、至今不肯就范于史学家们为它们划定的任何区域。在19世纪后期，也即来自中国的生丝出现在伦敦第一届世博会后的那些年代里，包括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英国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乃至探险家斯坦因在内的西方研究者都普遍认为：“Serinda”是一个类似印度支那（Indo-China）的复合词，表示介于“赛里斯”和印度之间的中间区域，很可能是和田。近一个世纪后，中国学者季羡林也附议：“所谓赛林达就是指的新疆一带，再缩小一下范围，可能就是和田，因为和田是最先从中国内地输入蚕种的。在古代，和田一带的确住过印度人，那么印度人从这里把蚕种输入罗马也就不足怪了。”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赛林达”们开始各种如同“克里克里巴巴变”一般的变身。美国历史学家赫德逊（Geoffrey Francis Hudson）在20世纪初提出：赛林达（Serinda）指的是交趾支那（Cochin-China），更确切地说是柬埔寨。同时代的法国东方学家戈岱斯（George Cædès）则认为赛里斯人居住的地区应在“突厥斯坦”。不仅如此，在大量辑录和研究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有关东方的记载后，戈岱斯得出了一个更具东方色彩的结论：“如果这一名词明显起源于东亚，那么它就是相继或者同时泛指许多部族——对于西方人来说，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赛里斯人。”

张绪山在2008年的论文中则提出：“就普罗可比和赛奥凡尼斯的记载而论，关键问题在于赛里斯地望的考证，因为普罗可比的‘Serinda’实际上是由‘Ser（es）’和‘Ind（i）a’两部分构成，它的前一部分也就是赛奥凡尼斯记载中的‘Seres’。”“普罗可比提到由米底（Media）进口到拜占庭的‘米底布’时写道：‘这就是丝绸，人们现在习惯于以它制造衣装，从前希腊人称之为米底布（Medic），现在称之为赛里斯布（Seric）。’从前希腊人称丝绸为‘米底布’，说明直接经营丝绸贸易的中介者是波斯西北部的米底人（Medians），是他们将丝绸卖给希腊人；后来拜占庭人称之为赛里斯布，说明当时他们知道赛里斯人是丝绸的主人，米底人不过是居间经营者，并非生产者。”米底人公元前9世纪为亚述的臣民，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击败后与波斯人融为一体。时至赛奥凡尼斯书写历史的公元6世纪后期，米底人似乎在商业上也遭受了挫折。赛奥凡尼斯的蚕种故事暗中引出了一个即将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族群：粟特人（Sugda）。查士丁二世向突厥人展示“育蚕吐丝之法”，更多近似某种外交上的实力炫耀。拜占庭曾长期挣扎在波斯对东方丝绸贸易的垄断之下，突厥的崛起给了拜占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机会，只是在此之后仍未突破与突厥联盟的粟特人的贸易网。当代希腊历史学家科尔多西斯（Μηραŋι Κνξδωζεο）认为：“鉴于白匈奴人控制的地区为波斯人和突厥人所瓜分，前者得到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者得到了粟特地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赛奥凡尼斯的赛里斯国（普罗可比的赛林达）应是粟特地区。此外，根据拜占庭史家弥南德（Μενανδροζ Προτηκτωρ）的记载，突厥统治时期，主要是粟特人居间将丝绸卖给拜占庭。”

“突厥”本身就是又一个身份混乱的名词。因此，尽管19世纪后期的英国汉学家裕尔已经相信赛奥凡尼斯的记述可视为“考定赛里斯人和中国人为同一民族的最后一个环节”，21世纪中国学者张绪山的论文在累牍考证后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样的地域范围内，我们知道已有几个地区早已掌握了育蚕术：和田在419年掌握了育蚕术；6世纪初叶，这项技术不仅已传到拔汗那（费尔干那）和粟特地区，而且还传入了木鹿绿洲和里海东南岸的古尔甘。因此，无论认为从和田还是中亚其他地区获得育蚕术，都是可能的。至于具体地点，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尚无法做出更进一步的考订。”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

东方蚕种在中西史料中的走向几乎像陆上丝绸之路里的沙丘一样飘忽不定，不过侧面留下的好消息倒是：中国真的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密，否则很难如此四面开花。普罗可比版蚕种故事中“印度修士”的出现给这一原本可能不是秘密的谜案笼罩上另一层迷雾：蚕种西传或许根本源于海路。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因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而为后世敬仰，但书中对蚕种西传的记述倒更近似于诗而不是史。在吉本笔下，“印度修士”与“波斯人”被融合为“波斯教士”，他们“对宗教或利益的追求超越了对其祖国的热爱”，“骗过了一个富有嫉妒心的民族”，从当时东方丝国的都城南京出发，借海路千里迢迢完成了“手杖偷运蚕种”的使命。故事的大结局是：“查士丁尼之后即位的皇帝时期，出使拜占庭的粟特使节承认育蚕制丝业方面罗马人并不逊色于中国人。”

在吉本生活的年代，欧洲人还想象不到将蚕种藏在手杖中长途跋涉的成活率，因为欧洲再度尝试重现这种神话还要等到近100年后。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家齐思和对比吉本的描述及依据的拜占庭史料后得出结论：吉本的记述“开启了后来学者的普遍性偏见”。吉本的影响甚至延续至20世纪前期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René étiemble）的著作中，在他1988年的名著《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里仍可见到这样“镜中世界”般的文字：“如果在6世纪中叶，丝绸的秘密已泄露给西方，那是由于两名景教修士蓄意所为。他们以非法走私偷运的方式把珍贵的‘蚕种’藏在一根空心竹杖中，成功地把活蚕种一直带到君士坦丁堡，从而使查士丁尼皇帝创建了养蚕业，由此而诞生了欧洲的丝绸工业。正如我们今天各个国家都争相利用间谍诡计而窃取核武器或电子计算机的机密一样，当时的基督教修士们的情况也如此，他们无疑都有意冒着被处死的危险而完成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的法律要惩罚那些泄露制造最漂亮丝绸秘密的人。”

普罗可比曾说有“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间隔2000多年后安田朴又提到的“景教修士”，这些确实能颇具诱惑力地令西方设想早年东方已对西方信仰有所崇敬，恰似当时东方梦想西方的“真玉”世界。公元431年，聂斯脱利派（Nestorian）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教徒陆续遁入东方避难，正值“才高八斗”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却不能善终于山水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6世纪初，聂斯脱利派已在现今的印度及其邻近地区颇具影响，传入中国则是在唐贞观九年（635），后来的中国史书称其为“景教”。《中国育蚕术西传拜占庭问题再研究》中考证：“聂斯脱利派教徒向东逃亡，经叙利亚、两河流域和波斯向东传播。5世纪末景教已在中亚的嚈哒人中发展起来。498年，波斯王卡瓦德与其兄弟争夺王位失败逃亡嚈哒，受到嚈哒人景教徒的善待和帮助。5世纪末6世纪初，出生在埃及的希腊商人科斯马斯在游历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时，曾听到巴克特里人、匈奴人（嚈哒人）、波斯人和其他印度人中大量基督徒活动的情况。549年，嚈哒统治者曾派遣一名基督教教士前往萨珊朝首都，请求波斯境内的景教首领马尔·阿布哈一世（536～552）任命这一教士为所有嚈哒基督教徒的首领。景教徒活动的地区，正是传统上希腊罗马人称之为‘赛里斯’的地区，将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育蚕术传达到拜占庭，是可能的；而且他们长期活动在波斯境内，有资格被称为‘波斯人’。景教初传中国时，景教徒曾被称为‘波斯僧’，景教被称为‘波斯经教’，可以为证。事实可能是，景教徒在得到拜占庭皇帝的许诺之后，从中亚某地得到蚕种，然后从里海北岸的南俄草原之路到达拜占庭人控制的黑海港口，再将它们带到君士坦丁堡。因此，我们不妨推断，这些活动可能就是十余年后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的先声。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联盟期间（568～576年），突厥－粟特人使节的往来穿梭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完成的。”

唐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西方史籍中“赛里斯”与“赛林达”的纠缠足够彰显印度在东西方早期贸易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此地不止牵涉“景教”。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多默（St. Thomas）据传曾于公元初年传教至印度，而且留下了一批被称为“圣多默基督徒”的追随者。因此在早期罗马教会的心目中，传说中的印度不仅是神秘的香料产地，更是天赐的传教福地。当时香料从东方向西方转运还需要陆路的支持，但密藏在陆上丝绸之路下的海上香料之路已经具备了除商业价值之外更多的精神附加值。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年代间，印度成为西方世俗力量与教会共同穷追不舍的目的地，原因正在于此。早年来自印度的任何信息都会被罗马重视，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与耶稣会的教士先后都选择以这片陆地作为向远东传教的跳板也就不足为奇。

与海上香料之路相伴的是包括罗马玻璃器皿在内的西方奢侈品的输出，这种输出或许同时促生了中国南部沿海的仿罗马玻璃器皿制造业，却未必帮助中国丝织品巩固自己在西方视野中的神话地位。“丝绸”是现今汉语对于西方语言里“silk”之类称谓习以为常的译法，但“silk”原本并不包括织成的“绸”，仍停留在普林尼的“树上羊毛”原材料范畴。1851年在伦敦世博会水晶宫的玻璃映照下夺得金奖的“荣记湖丝”只是生丝，沈寿以中国生丝为材料创作的刺绣作品在旧金山世博会上得奖还要等到1915年，因此，当公元6世纪那些神秘的“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力阻来自波斯的丝绸贸易时，他们想到的更可能是以中国生丝织造的更为廉价的萨珊或粟特丝绸。

所幸，无论是否有萨珊或粟特丝绸混杂其间，而且无论中国的蚕种已经以何种渠道外传，事实是当拜占庭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丝织市场之时，唐代的中国丝织业反而因与西方的交流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在纹样上，出现了对后世中国丝织品影响深远的“联珠动物纹”；在织造上，则出现了结合西域技术的益发堂皇的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中唐或晚唐周舫绘制的《簪花仕女图》描绘了一众身着丝罗的唐代仕女，有学者认为她们臂上若隐若现的镯子实际为萨珊玻璃。倘若确实如此，这张画本应成为东方丝绸与西方玻璃器珠联璧合的绝好例证。

在包括张绪山在内的很多现代中国学者看来，无论何朝何代，中国从未有记载禁止育蚕术外传的法律和政策，西方史籍对东方蚕丝的神秘印象更可能来自于当时这一行业本身与出口贸易无关的种种民间禁忌。地处长江以北的中国蚕丝发源地原本就有蚕神崇拜与禁忌，当蚕丝业因北方战乱不得已进入气候条件更加莫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此类禁忌益发琐碎。据《西吴蚕略》、《吴兴蚕书》、《广蚕桑说》等书记载，不论蚕室内外，禁忌名目极多：蚕初生时忌室内扫尘、忌灸爆鱼肉、忌油火纸于蚕室内吹灭、忌侧近舂捣、忌敲击门窗、忌槐锡箔、忌蚕室内哭泣、忌秽言淫辞、忌未满月产妇作蚕娘、忌灶前热汤泼灰、忌产妇孝子入家、忌烧躁腥爵香等物、忌当日近风、忌西晒日照、忌温热时猛风骤寒、忌寒凉中突然过热、忌不洁净人入蚕室、忌蚕室近污秽、忌吸烟、忌油漆，并忌一切烟熏等等。诸多禁忌原本旨在维持蚕室整洁安静，保持蚕室最佳温度与湿度、预防传染蚕病，只是在不明根底的外人看来，未免有些莫名的古怪。

中国在盛唐有诗人说“相看两不厌”，拜占庭帝国乃至后来西方世界对玻璃技术的种种保密行为在东方看来也未尝不能被相看为“怪力乱神”。拜占庭在20世纪之后的西方史学家眼中向来有“专卖制和特权的天堂”之名，不仅竭力把控东西方之间丝绸的专卖，对金银器、羊毛、陶器乃至日常食品的进出口也采取严格的配额管理。即便有萨珊玻璃的存在，拜占庭继承的罗马玻璃仍是重要的出口奢侈品。在查士丁二世骄傲地向突厥人展示拜占庭从东方获取的蚕丝业秘密之际，亚得里亚海北端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城市也正在崛起。刚经历过查士丁尼大帝盛世的拜占庭帝国此时当然不会预想到800年后帝国将灭亡，更不会料想这处名叫“威尼斯”的海港城市即将接管自己的玻璃制造秘密。英国历史学家洛佩茨（Robert S. Lopez）的著作《中世纪的商业革命》（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中记载：公元8世纪中叶，威尼斯从对拜占庭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与拜占庭帝国的从属关系逐渐转变为对等关系，成为地中海地区一支强大的商业力量，或从事东西方商品贸易，或将欧洲基督徒贩运到阿拉伯帝国卖为奴隶，但仍然通过提供海上支援以效忠拜占庭帝国而引以为豪。英国拜占庭学者唐纳德·尼科尔（Donald Nicol）的《拜占庭与威尼斯：外交与文化关系研究》（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中更加直白地分析了君士坦丁堡与威尼斯这两个行政等级似乎并不平级的城市间的互利关系：“在追求实际利益方面，威尼斯人充当了当代商品经营者的先导和楷模。尽管罗马教皇三令五申，不许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与阿拉伯人做生意，但威尼斯人却从来不受这条禁令的束缚……同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为威尼斯人带来了大量财富，使他们有大量金银货币去君士坦丁堡市场换取东方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和东地中海的拜占庭港口是威尼斯贸易的财富之处，威尼斯需要拜占庭帝国作为它的同盟者以抵制西方皇帝不断增长的野心。反之，拜占庭也需要有威尼斯国家这样一个同盟者，帮助它在亚得里亚海一带维护帝国海岸线的安全。因此，在13世纪以前，威尼斯一直是拜占庭帝国可靠的合伙人。”

每个地方都会有几座在心理归属与地理归属上不太一致的城市，自公元7世纪末就自立为共和国的威尼斯之于意大利也是如此。不过，这毕竟是一座西罗马难民在泻湖上不得已人工建造的城邦，在心理上偏向拜占庭也难以厚非。不管拜占庭的皇帝对威尼斯存有多少戒心，君士坦丁堡的平民对于威尼斯显然抱有亲近感。当1204年君士坦丁堡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陷落时，包括玻璃工匠在内的大批城中工匠逃往威尼斯，“威尼斯玻璃”由此成名。1291年，威尼斯议会颁布法令，以“玻璃熔炉会引起城中火灾”为名，下令所有玻璃厂迁往威尼斯泻湖北端的穆拉诺岛（Murano）。无论这一法令的初衷是否纯为避免火患，它改变了这座原以渔业与盐业为生的无人问津的小岛的命运。迁自拜占庭的玻璃匠们曾被给予种种特权，例如：允许佩剑、免予被威尼斯政府起诉、他们的女儿也可嫁入威尼斯豪门。穆拉诺的玻璃匠们迅速成为岛上最显赫的公民。然而，与特权同期而至的是严格的人身限制：为防止玻璃吹制技术外泄，玻璃工匠被严禁离开威尼斯甚或穆拉诺。1300年威尼斯议会已经下令：“禁止贩卖水晶玻璃的仿制品。”当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更多的玻璃工匠涌入威尼斯并被送至穆拉诺岛。1454年，威尼斯议会下令：“对泄密的玻璃工匠施以酷刑直至死刑。”“威尼斯玻璃”至此在西方改以神秘的“穆拉诺玻璃”闻名。

意大利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工匠以传统吹制法烧制玻璃器皿

在制造各种精巧的玻璃器皿的同时，穆拉诺岛也继承了看似平淡的延续自古罗马时代的平板玻璃工艺。以金箔作为底衬的小型玻璃镜子始见于公元77年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更接近于现代意义的玻璃镜子最早记载于11世纪摩尔人统治西班牙之时。时至16世纪，玻璃镜子却已经升华为穆拉诺的绝学，以至于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年代不得不从威尼斯的穆拉诺岛偷技，恰如传说中从东方窃取蚕种。只是史学的发展使这番“玻璃偷技”远比蚕种西传记录得详细。作为16世纪法国与意大利半岛战争的残留影响之一，源自意大利的奢侈品爱好决定了法国宫廷的趣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热衷于使用镜子装饰室内，却值威尼斯垄断着镜子制造业，法国一直无法模仿制造出同等质量的产品。为国为王，时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决定不惜代价招揽威尼斯制镜工匠，成功地两次派人从威尼斯偷运高级制镜工匠前往法国。1665年，法国在诺曼底开设了皇家制镜厂，待法国工匠已掌握核心技术才放走全部威尼斯工匠。1672年，法国取消镜子进口，彻底实现国产化；1682年，凡尔赛著名的镜厅揭幕，使用的都是皇家制镜厂的产品；1687年，新的制镜技术在法国诞生，自此法国彻底超越威尼斯，成为当时欧洲在质量与产量上都堪称第一的镜子制造国与出口国。“法国”成为与“时尚奢侈品”对等的符号肇始于此。凡尔赛的镜厅保留至今成为不只是吸引观光客的炫技符号。

然而玻璃依旧是件西方秘物。在17世纪镜厅似乎已经可以公开展示之时，玻璃在西方顶级的表现，也即光学玻璃仍被作为秘密隐而不传。拜占庭帝国衰亡之际，东方玻璃工艺反倒因萨珊代表的伊斯兰玻璃器而延续，避免了西方隐秘镜厅的命运，但也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东方锦缎式路途。

当镜片映照出织女星

祖先会有各种纠结，后辈的取舍却很简单。东西方的玻璃因为不同的成分而命运各异，东西方的丝绸则在近似的原料上摆开了不同的道场。目睹过玻璃与丝绸在中国唐代之前的纠葛，看到它们在唐元之后的种种兴盛和沉默也就不足为奇。

致使中国早期玻璃品质不及西方同类的重要原因是助熔剂，但西方记载的“海生植物灰”或者说“草木灰”其实也早潜藏在中国古代的丝绸业内。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就载有“草木灰浸泡兼日晒法”：把业已缫制的生丝放进楝木灰与蜃灰的温水中浸泡，然后取出在日光下暴晒，晒干后，再浸再晒，如此连续数日，一方面利用水温和水中碱性物质脱掉丝上多余的丝胶和杂质，另一方面利用日光紫外线的漂白作用使生丝产生独特的光泽和柔软的手感。这种练丝工艺在中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几乎历代均曾采用，直至现代大部分生丝的精炼使用的仍然是碱性药剂。

类似的物质在中西相遇而不相逢，其间的错过令人想起曾经令东西方都多少有些错觉的“东方琉璃世界”。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据佛经载“身蓝琉璃宝色”。关于“玻璃”一词，曾有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李志超提出对应于拉丁语的“vitrum”，中国古籍中的诸多译法（“吠琉璃”、“毗琉璃”、“髀头梨”、“颇黎”）都是“vitrum”及其派生字在汉语中音译加上了意译的结果。语源学总是一种多少有些占星式的学问，遇到跨语系的词汇时更是如此。恰如东西方早就各自看到头顶星空中的织女星，却衍生出了不同的神话。不过，“契合”或者说“偶遇”也是确实存在的，比如“vitrum”原意本为“靛蓝色”。

无论是琉璃还是玻璃，在中国都曾被赋予过一项中国特有的使命：作为舍利容器。“舍利”俗称“佛骨”。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建塔安奉舍利始自三国时期的东吴。有关东吴至唐代建塔安奉舍利的制度，安家瑶的《玻璃器史话》中曾说：“建塔安奉舍利的制度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玻璃舍利瓶的采用，却是中国的创造。据日本学者高田修对印度、阿富汗境内100座安置舍利的佛塔的考察研究，盛放舍利的容器都是用陶、木、金属、石、水晶等材料制成的，没有一例采用玻璃舍利瓶。”“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玻璃瓶的舍利瘗埋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印度用瘗坛瘗埋的方式，更符合中国的习惯。”

中国文化的东传也将这套舍利瘗埋制度传递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正如之前中国传播了源自西方与本土的玻璃烧制技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药师琉璃光佛为度众生发了十二大愿，其中第二大愿是：“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清澈，光明广大遍满诸方，焰网庄严过于日月，铁围中间幽冥之处互得相见，或于此界暗夜游行斯等众生，见我光明悉蒙开晓随作众事。”汉传佛教诸经籍关于佛家七宝的记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把“琉璃”列入其中。唐代慧琳编纂的《一切经音义》中记载：“吠琉璃，宝名也，或云毗琉璃，或但云琉璃。须弥南是此宝也。其宝青色莹彻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释髻珠云是此宝。”直至唐代中国对玻璃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合成仍尚存混淆，但中国独有的舍利瘗埋制度无形中与佛经中的“琉璃”形成了某种默契。其间隐含的另一层与西方的契合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元1～2世纪，玻璃骨灰瓶开始在罗马流行，这正是罗马帝国开始施行火葬的时期，也正值中国最热衷以丝织品入殓佑护亡者升天的两汉时期。

君士坦丁堡的玻璃工匠纷纷逃亡至威尼斯时，中国也早已远离了曾经“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开元全盛日”。在曾经隶属唐代的疆域中，这段时期即将留在史书上的至少有四个政权的名称：南宋、金、西夏、西辽。承继自罗马的拜占庭玻璃工业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曾一度面临危机，中国的丝绸业虽在此之前就经历了唐衰落后五代十国近一个世纪的战乱，以及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却变得益发繁荣。

如同很多事情一样，唐代也是中国丝绸业的巅峰期之一。史载唐武则天时织染署有织工365人、内“作”使有绫匠83人、掖庭局有绫匠150人；唐玄宗时，贵妃院中有700名织工为杨玉环织绣服饰，诸州官锦坊人数则难以统计。私营纺织作坊中不乏“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绢、锦等丝织品被纳入“租庸调制”更使得官府仓库“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但唐代对中国丝绸业的意义远不止于数量，更关键的是为丝织技术带来的西域色彩浓厚的变革，不计工艺烦琐、但求华丽为上的“锦”可称为丝织品中的王者。赵翰生著《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中记载：“唐代的锦分经锦和纬锦两类。经锦是唐以前的传统织法，蜀锦即其著名品种之一，是采用二层或三层经线夹纬的织法。唐初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结合斜纹变化，使用二层或三层经线，提二枚，压一枚的夹纬新织法。以多彩多色纬线起花，比之经锦能织制图形和色彩都大为繁复的花纹。”“纬线起花”是蚕种西传后典型的西方织锦技术。以唐代为界，中国的织锦技术由此划分为两个阶段：唐以前是经锦为主，纬锦为辅；唐以后以纬锦为主，经锦为辅。恰如萨珊玻璃器在公元651年萨珊王朝衰亡后仍对中国本土玻璃器制造留下浓厚的伊斯兰风格影响一样，中国丝绸以盛世的气度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繁华。

纯粹从丝绸史上看，北宋与南宋发扬光大了唐代的丝织业传统，尤其在数量上达到了又一登峰造极的阶段。《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载：“宋代的官营丝绸生产组织形式与唐代相似，但规模远胜唐代。其时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除京城之外，还遍及全国主要丝绸产地。”“绫锦院在端拱元年（988）有400多张绫锦织机，1034名匠人。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文思院年织绫1100匹，用丝3.5万余两。元丰六年（1083）成都锦院有117间场房，154台织机，共用工人449人，共用挽综工164人，织工154人，染匠21人，纺绎工110人，每年用丝11.5万两，染料21.1万斤，生产锦1500匹。”同时宋代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专门从事纺织的家庭机户，他们由官府统一提供原料，产品同样由官府统一收购。

宋代的丝织品数量如此巨大，其走向却未必是一个说起来同样华丽的问题。先是向辽，后是向金，宋代输送了大量作为“岁贡”的丝织品。1004年宋辽签下的“澶州之盟”除“贡银10万两”之外还包括岁贡“绢20万匹”，不久又增加为30万匹。丝绸早在唐代以前就因“保值”而被作为实物货币广泛使用，自唐开元二十年（732）正式颁布法令“绫罗绢布……与钱货兼用”后，丝绸更成为当时东西方交易的合法货币，只是当时正意气风发的唐玄宗绝不会想到中国的丝绸会被兼用作“岁贡”的货币。

1204年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南宋正值宋宁宗在位的嘉泰四年。就在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的那个4月，36岁的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追封岳飞为鄂王。次年，宋宁宗改元“开禧”，取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以示恢复北方江山之志。1206年，宋宁宗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爵位和谥号、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同年5月，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然而，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1208年，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丝绸在宋代又一次印证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典故，只是已经少了该典故原本在西汉《淮南子》中的雍容：“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时局的变迁成就了中国丝绸业的全面南移，江浙地区至此完全取代北方山东、河南等传统丝织业中心的地位，以致江浙成为后人心目中丝绸的理所当然的代名词，而几乎忘却当年在陆上丝绸之路上传送的丝绸其实原本与江浙无关。唐代奠定的“纬锦”技术在丝绸业南移后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只是驱动力中多了一层来自北方的需求，“织金锦”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前宋代文献中也多次出现过“捻金锦”，即在织物中加入金线，因过于奢华而屡遭禁止。但金色饰物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最爱，因此织金锦便屡屡现身于丝绸的岁贡之路中。对于南宋本国的子民来说，风土的变化倒使纱罗织物大为流行。如同《中国丝绸文化史》中所说：“宋地的人对纱罗与罗縠似乎更为迷恋，此类织物的轻灵飘逸更能体现文人士子的风采，而南宋政权建在南方，炎热的天气也使得纱罗织物大行其道。”

喀布尔地区发现的公元1世纪大型玻璃酒杯

两宋是公认的“文人画”兴起年代。“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的纱罗与罗縠也确实更能映衬文人画中那些欲说还休的云水迷蒙。丝绸北贡的同时，宋倒也享受着来自三佛齐王国（Samboja kingdom）之类南方“蕃国”的进贡。三佛齐王国位于苏门答腊岛，自唐初开始与中国有贡奉与贸易往来。《宋会要辑稿》记载，三佛齐王国经常进贡玻璃器，仅南宋淳熙五年（1178）正月一次就进贡了200多件。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1225年著成的《诸蕃志》中记载：三佛齐王国大部分物产来自大食，也即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当拜占庭的玻璃隐退入威尼斯、日益神秘之时，延续自萨珊玻璃的伊斯兰玻璃却正毫不拘谨地步入东方的殿堂。只是此时中国人对于玻璃的心态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中国与“玻璃”或“琉璃”漫长的接触史中，南宋是最早彻底分辨清楚玻璃与玉石差别的时代。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清楚指出：“铸石为器，古已有之”；“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玻璃的神话色彩消除后，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获得了“番琉璃”、“药玉”、“假玉”等不太恭敬的别称。“番”字在两宋时期已经不大能全现“万邦来朝”的气魄，反倒多了些防范的意味。“药玉”意指玻璃是以“铅和诸药”人工烧成，“假玉”则将“药”这一讳称也直接省略了。苏轼作有一首标题经常被简化为《独酌试药玉滑盏》的五言诗，起首是：“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摩定州瓷。”从纯理科的角度看，苏轼准确描摹了一只以铅为助熔剂烧制的仿定窑瓷国产玻璃杯；但倘若换作宋代文人的眼光去看，“作玉真自欺”才是核心，而且原标题“有怀诸君子”诸字不应省略，后面的“曹侯天下平，定国岂其师”等句也不该被忽略。事实上，苏轼的友人陈师道不久就回过一首《次韵苏公独酌试药玉滑盏》，起首是：“仙人弃余粮，玉色已可欺。小试换骨方，价重十冰磁。”

当玻璃与玉划清经纬，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安家瑶《玻璃器史话》中总结：“中国人自古形成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是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真实纯正，例如人们一直在追求足赤之金、无瑕之玉，而对于一些仿造材料则不屑一顾。当宋代的人们认识到以前被看作至宝的玻璃是用一钱不值的石头之类熔制而成时，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尽管宋代同时有伊斯兰玻璃料块进口，而且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玻璃作坊遗迹为宋代遗存，但上层社会对玻璃的冷落决定了这些作坊不会费力烧制做工过于复杂的高级玻璃器。另一方面，距离古罗马人1000多年之后，日常玻璃器皿终于在宋辽时期大量进入当时人们的生活。即便如此，在中国古代世界里，玻璃器皿始终没有像在西方一样成为日常用具，除去瓷器这一劲敌的因素，中国铅钡玻璃器自身的不耐骤冷骤热的弱点也决定了它难以进入中国人充满了开水与热菜的生活。

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对东西玻璃器做过比较中肯的对比：“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其来自海舶者，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番琉璃也。”赵汝适《诸蕃志》另有记载：“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填入南硼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同出自南宋的这两份文献表明，当时中国已经清楚本国玻璃与伊斯兰玻璃在物理特性与烧制方法上的区别，但无论是文献还是出土实物中都不曾显示中国曾在此时试烧过“滋润不烈，最耐寒暑”的玻璃器，反倒是有一些关于中国向南洋诸国出口中国玻璃器的记载。这些玻璃器多为玻璃雕成的鸟兽、花卉盆景等小摆件，秉承了中国善雕玉石的传统，且造价颇为低廉。

“嘉定和议”签订68年后，从亚洲北部崛起的另一个强悍民族结束了南宋与长江以北地区在军事与贸易上的拉锯战。强大的元帝国设立了大都织染局、成都绫锦局，将中国传统丝织业中的织金锦进一步升级，成为大量使用金萡、伊斯兰风格浓郁的“纳石失”。与此同期，如《玻璃器史话》所述：“1401年，蒙古军队攻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破坏了伊斯兰玻璃的制造中心，并将玻璃工匠掳到中亚的撒马尔罕，伊斯兰玻璃从此一蹶不振，只生产普通的生活用品玻璃，已没有高质量的玻璃制品。”元朝的确设立过制造玻璃的官办作坊，但其地位与影响力极其低微。

当马可·波罗到访中国，被绵延数里的织金营帐闪耀得眼花缭乱时，意大利最先拥有丝织业的城市卢卡（Lucca）刚利用水车完成了拈丝工序的自动化，成为13至14世纪意大利丝织业的霸主；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借助生丝转运贸易的有利条件兴盛丝织业，还要等到一个多世纪以后，而当时已是中国的明代。元、明两代官办或民间从事丝织业的人数在历史上达到了顶峰，与此形成映照的是当时中国玻璃业的状况。自元代以后，以广州、泉州、宁波为主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据巩珍所著《西洋藩国志》记载，除丝绸、瓷器等传统外销品外，郑和下西洋时最受南洋各国欢迎的中国商品之一是“硝子珠”，也即玻璃珠。中国自先秦时期就对舶来玻璃珠抱有种种梦想，似乎终于在此时完成了与“东方琉璃世界”的对接。

伽利略和他制造的天文望远镜

另有清代医家汪汲《事物原会》载录：“三宝太监出西洋，携烧玻瓈人来中国，故中国玻瓈顿贱。烧者有气眼而轻。”甘肃学者马建春所著《古代西域玻璃器物及工艺的输入与影响》中认为：“这说明在郑和出使西洋期间，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玻璃工匠跟随宝船来到中国，他们乃在国内传授了烧制钠钙玻璃的制作工艺。于是，能适应骤冷骤热的各种玻璃制品被大量生产，并销往全国各地，玻璃器物遂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不再为皇室后宫、达官贵人所专属特有。这应是继葛洪于4世纪称交、广仿制中东水晶玻璃，《魏书》、《北史》云5世纪西域大月氏烧铸五色琉璃于洛阳后，又一次关于西域玻璃工艺的记载。”

三宝太监的“玻瓈人”固然神奇，有关明朝的玻璃，更神奇或神气的名词是“博山”。1982年，现属山东淄博市的博山发现了元末清初的玻璃作坊遗址，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生产玻璃的遗址。山东本为中国最早的丝绸原产地之一，《汉书·韩安国传》中“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便是借当时山东丝织品的精细以比喻。由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刊登在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上，文中根据挖掘发现与民间记史推断博山琉璃的起源应在元代以前。后世对博山玻璃的文字考证主要基于清康熙三年（1664）孙廷铨纂修的博山最早的地方志《颜山杂记》。孙廷铨出身玻璃烧制世家。《颜山杂记》中记述：“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孙廷铨后代编纂的《重修颜山孙氏族谱序》中更明确记载了博山玻璃的主要产品：“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作坊遗址出土的玻璃样本经化验与西方和中国早期的玻璃都有所不同，但《颜山杂记》中记载的玻璃配方倒显示出元、明两代中国本土经过改良的玻璃配方延续到了清代早期。然而，即便是有所改良，倘若放在15至16世纪的国际玻璃舞台上，当时东方的玻璃也已经如同南宋丝绸业中的纱罗一样，自“卧看”于一隅。

描绘1793年清朝乾隆皇帝前往承德万树园接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的水彩画

1280年前后，也即蒙古军队在欧亚的疆域达到鼎盛之时，意大利发明了一种后世称为“眼镜”的基于玻璃镜片的制品，这开启了西方磨制玻璃镜片的历史。该行业最初兴盛于商业嗅觉敏感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尽管威尼斯在1301年颁布法令试图限制这一技术的输出，但它仍在拜占庭灭亡前蔓延至更有耐心的现今荷兰与德国领域。当16世纪中国本土的玻璃业还沉醉于“珠灯、珠帘”，士大夫们调侃自广州进口的玻璃器“其制不一，奈无雅品，惟瓶小者有佳趣”时，最早的显微镜已经在荷兰出现，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所称“织女星”的天文望远镜也在孕育之中；当孙廷铨纂修《颜山杂记》之时，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和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早已在探寻天地珠帘之外的秘密。

没有人会怀疑明、清两代中国丝绸业的成就，只是此时孜孜于丝绸贸易的早已不只是原来的老客户。无论之前蚕种西传故事中身份不明的修士究竟是谁，秉承了梵蒂冈意愿的耶稣会修士终于在17世纪初进入了传说中的东方丝国。汤若望29岁抵达中国，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在中国度过了近47年生涯，他编撰了《时宪历》，第一个将天文望远镜引入中国。然而他的出现并未使他去世百年后的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来到中国时更加容易。马戛尔尼近600人的团队带来的礼品据说是经过了充分调研，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先进的枪炮、利剑、望远镜、秒表、试探气候架、火镜、军舰模型、钢铁制品、纺织机、布料和油画等，其结果也无非“封存”二字。汤若望秉承了前辈利玛窦的梦想，而利玛窦又秉承了前辈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追求。时至中国康熙年间，源自西方玻璃工艺、代表西方见识的眼镜终于如范礼安所愿架到了中国皇帝康熙的鼻子上。

康熙的眼镜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美国汉学家艾美丽（Emily B. Curtis）2000年的著作《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杂考·虹影瑶辉》中有这样的记述：“康熙三十四年（1695），纪里安奉召赴京，留居法国神父居所，即西安门内蚕池口之天主堂。康熙三十五年，洪若翰致函法国。10月17日函：我们的居所正在制造玻璃。10月31日函：由于纪里安神甫的缘故，皇上正于我们居所旁的一幅大地方上建造玻璃厂，乞请我们法国玻璃厂选派一位或两位熟练玻璃工匠来华，以便制造出如同我国的玻璃盒水晶，以致镜面釉彩，亦请选派珐琅匠一名。”纪里安（Bernard-Kilian Stumpf）为德国巴伐利亚人，1655年出生，1694年经澳门抵华，在京师任职直至1720年。德国人向法国请教技术，如今听起来有些怪异，但在17至18世纪却是理所应当。自威尼斯“偷师”之后，法国已经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玻璃制造大国，这种状况直到伦敦世博会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有所改变。更适合望远镜的光学玻璃18世纪初在欧洲出现，首先拥有这项技术的正是法国，随后相继被英国与德国掌握。烧制光学玻璃的秘诀之一恰在于中国本土玻璃中一直不被看好的铅。早在1684年，康熙就曾派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前往法国，寻求精通科技与各种技艺的法国传教士。虽然是德国人，但纪里安“奉召赴京”也是源自于此。不过，纪里安留下的玻璃厂并不曾“与时俱进”地烧制多少光学玻璃，这其中或许有法国向来对外界封闭自己的光学玻璃烧制技术的原因，或许也有典型东方式的偏好因素。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康熙至乾隆三朝，自嘉庆之后日益衰落，光学玻璃已不敢奢求，连皇室日用玻璃器皿都日渐粗糙，至同治、光绪年间连皇帝都忍不住下旨训斥。雍正对玻璃器的烧制比康熙还要上心，甚至在自己常居的圆明园开设了玻璃厂分部，颇令人想起中国玻璃器最初与炼丹的血缘。乾隆自是盛世，当马戛尔尼携带以英国烧制的光学玻璃制造的望远镜到来时，中国宫廷玻璃工艺的最高成就“套玻璃”，也即以多色套彩再加雕琢的装饰器皿正达到高峰。时隔百年之后、伦敦世博会前后，同治年间的清代学者赵之谦仍在《勇庐闲诘》中回味：“时（康乾之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文成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套者，白受彩也。先为之质曰地。则玻瓈车渠珍珠。乃白色明玻瓈，康煕中制有之，后不复见。其后尚明玻瓈，微白，色若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纷。套之色有红有蓝……更有兼套，曰二彩、三彩、四彩、五彩或重叠套。雕镂皆精绝。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光艳照烂如异宝。乾隆以来，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豪发，扪之有棱。”赵之谦是鼻烟壶鉴赏大家，而鼻烟壶也是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最知名的特产。回想起来，宋代文人对已明身份的玻璃不屑，却对舶来盛放“蔷薇水”的小型香水玻璃瓶网开一面；明代文人继承了宋代文人的清高，甚至连进口玻璃器都不再入得法眼，却也“惟瓶之小者有佳趣”。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在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烧制诸般精巧的鼻烟壶时，法国已经将丝织业与玻璃制造一样纳入到自己的专有制造范畴。即便同是在一个半球，东西方头顶的天空也可能不同，何况历史中的星空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指路星。当西方的路易十四与东方乾隆的帝国梦想交相辉映的同时，天空的织女星早已偏离东方词汇中作为“紫宫”的北极指路星之位，与银河另一岸的牛郎星相望，成为更为家园化的神祇。中国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牛郎织女”的故事产生于西汉，但现在也有观点说它早在战国时期就已诞生。作为亮度颇高的一颗星，牛郎星在古希腊时代同样得到过自己的西方命名：“天鹰座阿尔法星”（Altair α）。古希腊神话中天鹰座是宙斯化身的雄鹰升天而成，天鹰座旁边的天瓶座（Aquarius）则是宙斯化身雄鹰虏上天宫的侍酒童子迦尼美德（Ganymede）的象征。玻璃酒杯是古希腊较晚出现的酒具，但在古罗马已成标配奢侈品，由此才奠定了现代葡萄酒杯的标配材质。同在北半球，当古希腊人以及以“特洛伊人后裔”身份延续了地中海古代传说的古罗马人仰望中国称为“七夕”的那片晚夏星空时，他们看到的会是一幅集合了诗琴、主神、童子的宴乐场景，而不是一派不经隐忍的悲悲切切。

1840年7月17日，中国清代道光年间，西方第一次用得益于玻璃透镜的相机拍摄星辰，主角就是织女星。在中国生丝出现在首届世博会的28年后，西方天文学家凭借玻璃棱镜分光仪又拍摄下织女星的光谱照片，再经20多年后这一发现将掀起一场名为“量子物理”的物理学革命。21世纪初，天文学家已经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织女星并不孤单，它的周围很可能围绕着一个星团。在天文望远镜发明近一个世纪之际，西方已经有诗人以带有东方禅意的语言写下这样的诗句：“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

丝路之丝：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

——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

主笔◎王恺

1. 北宋 饰缂丝边缘绢棉袍（新疆喀什麦盖提县采集）

2. 东汉 丝质绣花粉袋（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出土）

3. 北朝 牵驼纹锦缘马面（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4. 东晋 彩色丝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

5. 北朝 木顶锦帽（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6. 唐 套环宝花纹绫风帽（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7. 北朝 “大王出由”锦枕套（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从丝绸认识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2009年，第一次在新疆考古所看到大批的丝绸织物的遗存，这个以往不算珍贵文物的东西，在现在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发挥重大作用。之后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敦煌丝绸遗存展览上，见到了中国的丝绸学者赵丰，他向我介绍了丝绸文物的价值，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里存留的丝绸文物的状况，这时候才真切感觉到：原来，丝绸之路上的“丝绸”部分，是活生生的，并非抽象意义上两个字，从这些文物上，既可以看到东西方怎么交互影响，又可以从这些丝绸，包括毛织品和麻织品的遗存物上，全面观察人类文明史上“衣”的发展进程。

后来才知道，赵丰从小在海宁长安镇长大。那里曾经建设有浙江缫丝一厂，所以他从小就从在丝绸厂工作的父母亲身上获取了很多关于丝绸技术的基础知识，大学时期，他学的是丝绸工业技术，后来又转学丝绸科技史，加上成年后在世界各地漫游的经历，使他成为兼具丝绸工艺专业知识及专研物质文明史的专家。在研究文化史的专家中，这种文理兼通的学者并不多，采访他数次，他从文献结合考古实物的讲述，帮我理清了关于丝绸的许多困惑。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这是个庞大的课题，刚刚兴起，很多研究成果尚无定论，但是成果颠覆了很多以往的认识：比如丝绸之路很早就开始，甚至在中国刚出现丝绸的时候，草原游牧民族就开始使用了。再比如，丝绸传播并不是单向的，粟特帝国的粟特锦，就曾经反向传播到中国，影响了唐代的丝绸制造。

丝绸是从何处起源的

2009年，在新疆和阗的达玛沟文物挖掘现场，看到了很多壁画的残片，色泽鲜艳，很多拼接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不过上面还是有各种人物线条，依稀可以猜测当年的故事；比如《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的东国公主将蚕种带到瞿萨旦那国的故事。当年东国公主将蚕的种子私藏在花冠里，然后偷偷带到瞿萨旦那国，在路过关卡的时候，因为检查人员不敢搜她的花冠，所以顺利地将蚕种带到了她出嫁的瞿萨旦那国，当地的丝绸业因此发展起来。

这个题材，在新疆很多地区的壁画上都有反映。最有名的一块，现存大英博物馆，目前新疆博物馆里面有它的复制品。画面的正中央是东国公主，头戴非常漂亮的花冠，右边有侍女正在用梭机纺纱，而另外一边的侍女则用手指向公主的帽子，似乎暗示帽子里面藏有玄机，在公主前面，还有一只碗，碗里面有一颗颗圆形的物质，很像蚕种，画面展现得很详尽，几个画面联系在一起，故事就完整化了。

按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当时位于现在和田地区的瞿萨旦那国后来学会了养蚕，但是因为当地是佛国，不肯杀生，所以没有学会中原地区的缫丝工艺。当地都是将破了的茧子抽松，然后进行纺线，和棉纺织类似，但是这样就不能抽出长丝来了，与中国做法完全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地珍惜来之不易的蚕种，所以不肯杀死茧蛾，一定让它飞出来，再产卵，进入下一轮培育新蚕中。

斯坦因在新疆找到的不少版画上面，都有丝绸织造的过程，包括用竹片工具，也有拿割刀割断丝绸的。但是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是什么？文献并不清晰，《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很多只能算是传说，按照赵丰的分析，这个东国公主应该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一串小国的某国公主，有可能是楼兰公主，但应该不属于中原体系。“当时中国对丝绸技术的封锁并不严密，所以不太会出现这种故事，相反，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为了从丝绸贸易中抽取高额税收，所以严格控制蚕种往西边传。”

这个故事，也反映了中国的丝绸传播的不易，先可能是丝绸实物传播，然后慢慢是技术的传播，但最早技术可能用于纺织棉毛等制品，之后是蚕种、桑树等的传播，落地生根后，当地有了自己的丝绸制造产业，再之后才是双方艺术风格的相互影响。

中国是最早发明桑蚕丝织的国家，这在历史上已经有定论，因为中国内陆广泛存在桑树和野蚕，所以能结成各种野生的蚕茧，人们再慢慢驯化成家蚕，从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大量资料来看，这个应该不会有误。

赵丰说，1926年，中国早期的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找到一个存在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半颗蚕茧，因为被刀刃切去了一半，所以一直被称为半颗茧，当时出土就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考古学家李济找许多学者看了蚕茧，开始既没法确定是，也没法确定不是。后来找到中国昆虫学的创始人刘崇乐先生，才确定是桑蚕茧。但是因为距离今天有5000年，所以人们很难相信那么早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也有人认为这个茧是食用的，并不能证明当时中国人已经会养蚕了，这半枚茧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8年，在湖州钱山漾地区找到了半筐丝绸织物，一下子把中国的蚕桑文化提到了4000年前左右；1980年，在郑州青石村又挖掘出一些丝织品的残物，发现是典型的桑蚕丝纺织品，还有染色痕迹，丝绸在中国的起源被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而早期的希腊文明也记载了中国的丝绸，不过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丝绸的制造过程，他们把丝绸理解为羊毛树上采集的羊毛纺织成的漂亮织物，一直到公元2世纪才慢慢弄明白真相。

这并不能怪希腊人，即使在中国早期，因为蚕的复杂习性，人们对它寄托了很多神秘含义，首先认定蚕不死，破茧化蛹是羽化的意思，甚至羽化一词都是从这里面来的。而桑林也被赋予了复杂的含义，包括人们在里面举行生殖狂欢，而纺织成的丝绸早期也只作为尸体所穿的衣服，却不是悲哀的含义，而是吉祥的意思，认为只有穿上这种衣服才能升天，这也是早期中国的墓葬群中发现大量丝绸织物的原因。

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肯定早于西方没有问题。因为只是到了拜占庭时期，波斯僧人才把中国的蚕种带到西方，西方国家才明白丝绸的由来——此时距离丝绸之路的开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波斯人不希望西方国家与中国直接做生意，这样他们可以控制中间商的巨额利润，所以一直控制着丝绸之路。以至于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被波斯人盘剥，很多商人开辟了北方丝绸之路，而不再走欧亚草原。这时候，西方有了相对准确的丝绸知识，查士丁尼大帝向突厥人讲了蚕的相关知识，非常准确。

汉晋“无极”锦（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北朝 龟背纹锦（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魏晋 人物兽面鸟树纹锦（新疆营盘出土）

但是，丝绸之路上的靠近中国的国家，包括当时的西域诸国，以及中亚的国家，是否原本就拥有蚕种和桑树？这个疑问是我在新疆碰到的。新疆有很多古桑树，当地人对桑树的利用有漫长的历史，不仅仅提供养料给蚕，也用桑树皮造纸，和新疆邻近的中亚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蚕桑丝绸的重要产地，现在，当地也还留存大量古老的桑树。赵丰说，他在当地一些13世纪的遗址上，也看到很多古老的桑树。那么，这些桑树是原生种吗？还是从中原而来？

另外，在丝绸之路上，蚕种就一定来自中原吗？印度有学者认为，印度的野蚕也曾经影响过丝绸之路，的确，无论是希腊书籍的记载，还是玄奘的记录，都曾经提到过野蚕丝的纺织品，但是，这些野蚕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丝绸之路？

赵丰说，光靠文献记载已经难以辨别真相。唯一的方法是科学地分析出土的丝绸之物的遗存，他们找了很多遗存的丝线，发现家蚕丝和野蚕丝确实不同，家蚕因为营养丰富，吐的丝粗壮，而野蚕丝偏细，结果发现，很多丝路上的丝织物的成分很复杂，里面既有家蚕丝，也有野蚕丝，很多丝绸制品不是从中原运过去的，而是在当地生产的。这点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当地生产丝绸，是先把丝打成棉线，再用平纹重组织生产，和内地的织法不太一样。但是，即使是这种在当地生产的丝绸织物，也会发现里面包含既有家蚕丝，也有近乎野蚕丝的很细的蚕丝，这就更增加了复杂性：并不能就认定当地也有野蚕丝生产，也许是传过来了蚕种吃了当地的桑叶后，吐出了细丝？中亚等地的丝绸，究竟是受中国工艺的影响学会了生产，还是整体传播，连物种、植物群落一起从中原移植而来？这还是个无法特别清晰化的问题。总之，在没有更大量的物质材料前，中国和印度，包括中国和中西亚之间的丝绸交流，还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要进一步下结论，需要更多的材料。

丝绸之路上的著名的丝绸文物

在新疆和中亚尚未出现丝绸生产的早期，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就有丝绸输送到西方了，当时的路径已经很难彻底清晰化，但是根据猜测，基本上走的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喀尔巴迁山脉的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这条通道纬度平直，北有森林，南为耕地，最早活动在这里的是游牧民族，但是因为交通不便利，所以基本上不属于后期频繁的丝绸贸易，大约起止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也有学者把这段文明称为“库尔干文明”时期，“库尔干”指的是草原文化中特有的用石头垒起来的巨大的墓葬群，中国的新疆北部、北面的俄罗斯，还有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地，都有这种墓葬群，说明在阿尔泰山两侧早就有交流，丝绸也就是顺着这条道路流传出去的。

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发明了提花织机，能够织出精美图案，刺绣也很发达，当时，北方地带、中原，包括长江流域都能生产出丝绸，也就是因为丝绸的流行，才可能一直被贩卖和馈赠到那么遥远的阿尔泰山的北侧。靠近阿尔泰的冰雪覆盖的深山，也就是巴泽雷克的谷地，从1929年开始，苏联的考古学者一共挖掘了六座大墓葬，一般认为，这里是早期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墓地，一共发现了五片丝绸，其中三片是比较普通的平纹织物，另外还有织锦，以及一片蔓草纹刺绣，当时只有中国有这种技术，赵丰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看过这几片残片，整个巴泽雷克墓葬群的珍宝都收藏在这里，包括大量的马具，还有完整的马车，里面还有布满刺青的人皮，墓顶上吊着几只天鹅标本，这是当时在墓葬中流行的意向，就像在草原中天空真实飞翔的天鹅一样。但是这几片丝绸丝毫不弱于这些珍贵文物，那件蔓草鸟纹刺绣非常漂亮，应该是在绢上刺绣，用的是中国传统绣法：锁绣。之后，在天山的吐鲁番地区，也出土了凤鸟丝绸刺绣，而且和内陆的凤鸟形状很类似，可以肯定，战国时期，这一类丝绸就到了新疆，然后再通过阿尔泰山，到了另外一侧。

除了丝绸，在这里流通的还有其他的纺织品，比如世界上最早的地毯，也是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细部的图案很漂亮，包括草原民族喜欢的高帽子，说明当地的纺织技术也很成熟，有没有受到中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草原民族流行的动物捕食图案也确实在中原出现过，包括草原流行的鹿、狮子等，说明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单向的，反过来也在影响中国。

中国的丝绸遗留，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分野。原因在于墓葬结构的变化，西汉之前，内地的墓葬基本都有大量木头做棺椁，外加挖得很深，所以保存的丝绸都比较好。但是西汉后期，因为内地改成了砖室墓葬，保存状况就很差，这时候，能保存下来的丝绸制品基本都在干燥的西北地区，加上之前也出土的西北地区的一些丝绸残片，构成了中国丝绸文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部分丝绸制品，都出现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因为这里彻底的干燥，使这里的丝绸制品在千年之后仍然保存了原来的许多特征，这里也是当时汉朝的势力所在，在嘉峪关外的阳关和玉门关，有许多烽火台，附近有很多垃圾坑，考古学者在这些坑里发现了很多丝绸制品，玉门关附近的花海墓地，也发现了很多漂亮的丝绸文物，包括用扎染工艺制造的丝绸，这属于汉人地域所发现的丝绸文物。

玉门关以西，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地界。1900年，斯文·赫定重新发现了楼兰，之后是斯坦因的进入，他在高台墓地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丝绸织物，包括各种锦囊，其中一件毛织品上面还有希腊的神像。说明早期这里属于东西方交流之所在；斯坦因把大量丝绸文物放在了英国和印度；在他之后进去的只有少数日本人，如桔瑞超等人；1949年之后这里被设立为禁区，一直到2003年，新疆文物部门才再次进入，发现了楼兰王陵，里面有大量保存不错的服装，后来经过考古学界复原后发现，与壁画上面的古人服装非常类似，都有宽大的袖口。

楼兰附近的营盘和尼雅也发现过大量的丝绸文物，尤其是尼雅墓地，十几具棺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织锦服装。根据专家研究，这系列墓主人里面很可能包括精绝国王。这里面发现的大量汉锦很多属于东汉和魏晋时期，一般称为“云气动物纹锦”，这是在早期东周织锦图案上发展而来的，但更加自由多变，在各种云气造型中间穿插有神气的动物纹样，并且还有带有吉祥意义的汉字。

1959年，当时的考古学家在尼雅墓地短暂挖掘过一次，挖掘出一件漂亮的云纹服装，没有动物，里面穿插了汉字“万世如意”，所以叫万世如意锦，这和史书记载的“云锦”有所类同；之后在楼兰出土的很多锦上面也有各种形状的云纹，有团状，也有小朵状，里面穿插有神奇的动物，应该是汉代求仙理想的反映。在动物之外，也有文字出现，比如斯坦因带到印度新德里的一件云锦。这和后面的很多云锦图案可以对照观看，但是这件相对完整，之所以存放在新德里博物馆，是因为当时印度资助了斯坦因到中国的考古，所以也有部分存在了那里。

赵丰看到了这件，大为欣赏，整个云锦非常完好，上面有完整的图案和铭文，是我们第一次在丝绸文物上看到了人名，上写“韩文绣文佑子孙无极”。后来，1995年再次在尼雅墓葬群挖掘，陆续发现了一批有铭文的锦绣，基本都是东汉生产，陆续运到西域国家的，不少是汉室赏给当地国王的。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从东汉到魏晋时期，图案也在变化，尤其是云的形状，后期的山状云越来越多，而且铭文也有了变化，除了祈福文，也有一些表达特殊含义的铭文。比如1995年在尼雅墓葬群出土的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诛）南羌”，这是一块五色锦，和汉代流行的五行包括五味观念相符合，用四重丝线在不同区域变化，最后就变成五种颜色。这是一块长条状的物品，发现的时候，分成两段，上半段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按照我们当代人的理解，这句话听起来很吉祥，和现在五星红旗暗合，而且又有“利中国”的字样，因此被定的文物级别很高，在新疆博物馆也有了重点待遇。

但是真实的情况没这么简单。考古学者在附近发现了纹样一样的小织锦，上面有完整的“南羌”，还有半个言字旁，所以学者们推断这应该是同一块织物。整句话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诛）南羌”。按照考古学家，也是墓葬的挖掘者于志勇的研究，当时打仗时候要观察星向，这应该是一句鼓舞士气的话，尽管“五星出东方”的例子在天象上极其少见，但是当时很多文书有记载，应该是统治者鼓舞人心的话。后来赵丰又在国外的私人藏家手中看到了类似的残片，均为五色织锦，非常精美，在文物价值上，可能五色织法的重要性，比那句吉祥话的意义更大。

9月15日，中国丝绸博物馆2015年度“丝路之绸”特展展出一具身着绸衣的“新疆营盘男尸”

根据学者研究，这块织物整件应该是护膊，缠在胳膊上，供老鹰站住，所以使用者是出外狩猎所用。

在这个阶段，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也并非单向，而是双方互相影响的。公元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导致了漫长的希腊化时代，约在公元2世纪开始，丝路上的希腊文化开始显现，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持续更为深远，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丝绸文物，充分显示了这一特征。赵丰说：“比如尼雅出土的蜡染棉布，同样是1959年那次考古挖掘的结果，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后来在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走向盛唐的展览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两块棉布应该是一块，里面的主题很受西方的影响，里面的半裸女神也许是希腊女神提喀，或者也说是中亚当地的女神阿尔多喀洒，而棉布中间的图案，应该是希腊神话中与狮子搏斗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这是一块中国发现的早期棉布，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蜡染作品。”

1995年在营盘发现的一件锦袍，更能说明这点。营盘属于大罗布泊地区，靠近楼兰，整个墓葬在一片戈壁滩上。1995年在其附近的一片山脊上，发掘了15号墓葬，考古人员立刻觉得很不一样，挖掘出一具戴有麻面具的男性尸体。1996年运到上海的丝绸之路展览上展示，立刻震动世界，被称为“营盘美男子”。他的面具上面有白色涂层，表情很安详，面部表情俊朗，眉眼细长，额头上面还有金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衣服，非常鲜艳，保存完好。因为后来要把他的衣服剥离下来，赵丰看到过他的尸身处理，很奇特，用丝绸捆绑，像处理木乃伊一样，手指上也捆绑丝绸，为什么这么处理，没有答案。因为当地的考古发现中没有这种处理方式。现在也没有办法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国际上通用“营盘美男子”来代称他。他身上的裤子本来以为是毛的，后来发现是当地的丝制造的；而衣服是双层锦，正面是红地黄花，反面是黄地红花，上面的童子图案，按照专家的考证，有可能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厄洛斯。但手中拿着武器，是盾和剑，比较奇特；另一件在附近发现的锦袍，上面也有厄洛斯的形象。事实上，不仅有爱神形象，在青海都兰墓地发现的北朝晚期的织锦中，还发现过太阳神的形象，不过是接近印度传过来的太阳神形象了，用中国技术完成，并且添加了一些中国的想象，和希腊的太阳神已经不太一样。

从西方倒过来传播的丝绸文化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传播，先是实物传播，后来是原材料和技术，再后来，是整体的艺术风格。生产技术落地在中亚和新疆一带的时候，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最典型的是中亚的暂丹尼奇，也称为粟特锦，大约是中国的唐代开始生产，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居住，慢慢地从乌兹别克斯坦，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西北和内陆地区，他们的织锦和中国传统的纺织技术互相影响，提升了双方的丝绸生产技术。

根据中亚史料记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附近的赞丹那，一直到很晚还生产赞丹尼奇。赵丰去到那里的时候，只发现很多几百年历史的古桑树，可是已经没有人会纺织丝绸了。之后又去了邻近的库卡村，在那里找到一位老农，才知道附近的村落在过去分工合作，都生产丝绸，有的村庄负责纺织，有的村庄负责染色，但是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到来，要求停止私营经济，赞丹尼奇的生产在当地就停滞了。

现在只能从遗址里发现关于赞丹尼奇的奥秘了，粟特的都城虽然被毁灭，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比如布哈拉附近的瓦沙拉遗址，上面的壁画里面所绘的纺织品有明显的赞丹尼奇的联珠花纹，另外在撒马尔罕的宫殿遗址里面，也发现壁画上的人们穿着粟特锦，上面的图案有绶鸟，有长着狗头和翅膀的怪兽，还有双人骑骆驼的图像，骆驼鞍和马鞍上也有大量的联珠纹。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在中国敦煌的壁画上也出现了类似图案，比如隋代洞窟里就出现了类似的图像，但是在其他年代洞窟则没有，联珠纹画得很精细，里面还有驯虎图，说明当时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粟特锦的存在，而且基本就是那个时代开始传入，画工觉得精美，所以用在壁画里面。

中国管粟特锦叫波斯锦，西方却习惯叫赞丹尼奇，主要是因为在比利时的辉伊大教堂发现团窠对野山羊纹锦，上面直接写赞丹尼奇，因当时中亚最著名的生产村落赞丹那而出名。

赞丹尼奇纺织方式很有特点，与中国传统纺织方式完全不同，一看就能看出来。在中国的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大量的波斯锦，其中野猪和马鹿造型都很流行，而在敦煌的藏经洞里也发现了大量波斯锦，不过目前，价值高的基本藏于英国。赵丰去看过很多次，发现了敦煌波斯锦很多不同的特点，有的完全是波斯传来的，比如一块分藏于英法的野外山羊纹锦，和著名的辉伊教堂的那块很相似，有的是中国唐代自己制造的，比如一块红地团花锦，织法是波斯的，图案风格却是唐的，说明在隋唐的时候，中亚的纺织技术已经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地区。最后，中原的丝绸织品吸收了中亚风格，又促进了大唐新样，其中有两位工匠何稠和窦师纶，在其中功不可没。

最早的传播，应该是中国的丝绸生产上，有了很多胡风题材，包括狮子、大象和大角羊，这是照西方人的图样来生产的，慢慢的，开始在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点，逐渐把外来文化吸收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里，生长在中亚何国的何稠起了很大作用。何国靠近粟特，何稠的父亲是玉雕大师，他自己到长安后，先在隋朝做到太府丞，后来在唐为将作少匠，管理丝绸生产的诸多事宜，最早是仿制波斯锦，后来使用了很多中国技术，织出来的锦绣比粟特锦要精细。在新疆墓葬里发现过这种中原织锦，也有传到日本，收藏于法隆寺的“四天王狩狮锦”，非常精美：骑士头戴装饰有日月纹的皇冠，马有翅膀。这件唐联珠纹锦是波斯风与唐风的结合，据说7世纪由遣唐使带回，做过圣德太子的御旗。

传说中李世民的表兄窦师纶，被封爵为“陵阳公”，他所创造的很多样式，也就成了“陵阳公样”。样，指的是风格和模式。当时唐流行的变形联珠纹、宝相花外环，还有动物纹夹缬，都是他设计并突出的。而且不仅仅在丝绸制品上，慢慢还在金银器物上显现，特别具有唐代特点。

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创造出很多新样，在很多诗人的诗歌里都有提及。不过保存大唐新样最多的，还是敦煌。敦煌的丝织品，先是被斯坦因带到英国和印度，然后又被伯希和带往法国一部分。其中日本大谷探险队拿走的丝绸文物在大谷破产后，卖到韩国，也有部分后来辗转流到了中国旅顺，所以有部分后来收藏在了旅顺博物馆，也算是幸运。这些丝绸文物，大部分赵丰都观摩过。敦煌的丝绸文物，以幡为最多，幡分为几部分，头、面、手、足和身，每部分都有不同的图案和纹饰，其中法国的吉美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很多都有精美的花朵图案，其中有一只上面的花鸟图样，和诗人王建提到的“蝶飞参差花婉转”是近似的。花鸟图样在唐晚期，已经是敦煌丝绸的主角，敦煌的丝绸文物可以和壁画形成对应关系，是一种丰厚的遗存。

法门寺地宫里的丝绸品也为数不少，可是很多尚未整理出来，有很多被包起来的尚为打开。其中有一包从侧面看足足有几百层，因为当时一件服装就有多层，表里垫、多件层就更多了，很多还能看出花样。比如一件蝴蝶和穗状花卉对排的，也算是大唐新样。按照发掘人员的说法，刚进地宫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金线，一碰就会断，应该是地宫里悬挂着大量丝绸帐子，织进了金线，丝绸因为潮湿而腐烂，但是金线没有烂，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形。

唐 托盏侍女绢画（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

地宫旁的物账碑上面有详尽的记录，说地宫有多少宝物。但是目前尚无法一一对应。其中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一件绣裙，说是武则天的绣裙，但是根据赵丰的研究，这件团花纹样的精美织物更可能是件包裹皮，近年和德国科学家合作打开的裙子与此完全不同，腰部的织金锦绣一对喜相逢的凤凰，下面用银手绘了裙脚，已经氧化发黑了，但是还可以想象这些裙子当年的艳丽。

尾声：日本留存的中国丝绸名物

隋唐年间，中国的丝绸开始向日本传递，使日本成为丝绸之路的最东端。遣唐使带回大量的宝物，很多都存放在正仓院和东大寺里，中国由于改朝换代的频繁，导致很多文物都被破坏，许多丝绸文物都是通过考古挖掘而出现的，而且集中在西部地区，但是日本因为自己的系统，保存比较完好，在正仓院能看到很多唐代的丝绸文物，尤其是圣武天皇年代正好是唐鼎盛年代，所以能看到很多唐物风貌。

在“国家珍宝账”里面，记载有袈裟，其中有件仿照树皮色制造的，造工非常考究；装载正仓院紫檀琵琶的宝花织锦袋子，也是一件传世文物；屏风是另外一件与丝绸有关的珍宝，现在保存的山水夹缬屏风十二叠，属于唐代的夹缬，这种特殊的夹缬织物，既有屏风作品，也有普通作品。除了山水外，还有鹿纹，鹿头上戴有花盘，应该也是中亚风格的影响，说明胡风跨越了整个中国，又传到了日本。

夹缬属于一种唐代宫廷发明的特殊印染工艺，传说是唐玄宗宫廷里柳才人的妹妹所发明，最初是秘密制作，后来传遍天下，在丝绸之路上逐渐流行。日本保存的这些夹缬非常珍贵，因为在中国只能找到若干不完全的类似文物，但是日本在盛唐时代只派遣了两次遣唐使，何以有这么多夹缬丝绸制品，实在难以明白，日本并没有自己的夹缬工艺，所以这些制品应该明确来自唐。

另外一个藏有大量丝绸文物的地方是法隆寺，正仓院有17万件染织品，法隆寺只有3000件，但是里面也不乏珍品，比如悬挂的3米左右的幡，虽然纬线都断了，但是经线还在，还能窥探出原来的面貌。目前法隆寺的展品基本都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因为保存条件更好，所以定期会拿出展览。其中有几件特别能看出中国、日本和整个丝绸之路的关系：比如一件黄地龟背纹绫，和青海都兰出土的很相似；另一件兽面纹绫，上面有飞天的形象，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产品，何时去了日本，并不清晰；还有一件著名的佛殿纹绫，上面织有少见的建筑物形状，周围还有几个人，可能是早期佛教题材。很多纹样在当时广泛流行，在日本的丝绸文物和新疆出土的文物上都能看到，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的广泛性。

还有一些丝绸制品，也能说明各个不同区域文明复杂联系。比如新疆现在还在织的艾德莱斯，是一种扎经线的染色绸缎，但是在日本被叫作广东裂，说明当时是从广东一带传入的。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纺织方法，朝鲜也生产类似的织锦，还专门进贡唐朝。但是据考证，这种织法的起源地可能是在印度，说明某种丝绸文化的流行，在当时是席卷整个亚洲大陆的。

东西物流中的早期创业者

整理◎王星　插图◎老牛

魏徵：葡萄酒宗师

但凡对中国历史有些许了解，都不会不知道魏徵。作为唐初“贞观之治”时期的一代名相，他留下了从“以人为镜”到“梦中斩龙”的一系列故事。不过，在朝廷之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葡萄酒酿酒师。

中国葡萄酒最著名的宣传词至今仍是唐代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只是“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样的断句并非没有可能，而且三件东西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都有些模糊不清：“葡萄”恐怕不是如今人们想当然的红葡萄，“美酒”未必是想象中的葡萄酒，“夜光杯”也很可能并非如同今天的玻璃酒杯一般晶莹通透。

提及中国葡萄酒酿造史，有人很乐意说：“丝绸之路八千里，葡萄美酒三千年。”对仗是否工整到打油暂且不说，后半句可惜很可能不是事实。中国历史太习惯“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以至于但凡好点的东西不加个三五千年就对不起祖宗，中国葡萄酒酿造史中就藏着这样的陷阱。《诗经》中的一些诗句似乎证明中原地区在殷商就有了葡萄，但正如煎鸡蛋和鸡蛋不是一回事，有葡萄并不意味着有葡萄酒，何况中原土生的葡萄并不适合酿酒。周穆王见西王母也不过得了个身份暧昧的“水精”夜光杯。《周礼》中提到天子的果园有一句“树之果蓏、珍异之物”，被郑玄注为“珍异，蒲桃、批把之属”。且不论这依旧不算有葡萄酒的证明，《周礼》成书于战国、郑玄是东汉人物，两者都难算作“目击者证词”。

唐朝一代名相魏徵

西域葡萄酒东传史中最“文艺”的传说是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衍生的“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在民间葡萄酒故事中，“汉使”被演绎为张骞，而且补充说“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事实是这位汉使出使时张骞已经故去至少10年。张骞在世时，有关葡萄酒只对汉武帝简略提到，他与汉武帝的兴趣显然更多集中在大宛的“天马”上。作为“天马”的饲料，在汉武帝心目中苜蓿其实比葡萄重要，宫苑遍种的葡萄和苜蓿也更近似向“外国使”炫耀的“景观工程”。至于传说中的“酿酒艺人”，《大宛列传》通篇从未提到。

据张玉忠《葡萄和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葡萄酒酿造技术在东汉时期才由西域粟特人经营的酒坊带入，但由于中原民间偏爱传统米酒，该技术直至南北朝都只限于粟特人所知，葡萄酒都被视作珍异品独为贵胄享用。中原真正开始从西域引进葡萄酒酿造技术，正是魏徵所在的唐初，随即在宋代出现近千年的断层期，以致出现了仿造黄酒酿造法的加曲发酵法。西域葡萄酒酿造法再度进入中原并达到鼎盛是在元代，但明代再度没落，直至清末略有恢复。葡萄酒在中原的命运延续着简单而残忍的模式：倘若政权掌握对北方与西域民族的控制权，葡萄酒就会兴盛，反之没落。经过如此的起伏，中国古代葡萄酒能够与1892年张弼士的“张裕”葡萄酒直接对接的历史甚至不到200年。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如今可以在史料中知道魏徵酿造葡萄酒，但他的酿造技术却早已失传。传为柳宗元所撰的《龙城录》有记载：“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醹渌翠涛，常以大金罂内贮盛，十年饮不败，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醹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即汉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炀帝酒名。公此酒本学酿于西羌人，岂非得大宛之法，司马迁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一般认为魏徵酿的是“醹渌”与“翠涛”两种葡萄酒，不过从字面上看，与今天常见的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不同，魏徵所酿是一种“绿葡萄酒”。

“醹渌”早在晋代就被作为“美酒”的代称。《本草纲目·酒》中解释：“酒，红曰醍，绿曰醽，白曰醝。”“醹渌”正是一种绿酒。清末吴趼人笔下还有“灯红酒绿”的词句，可见当时绿酒常见，反是如今只剩下“竹叶青”、“杨林肥酒”等少数代表。然而，传统的“醹渌”是用米酿造的，魏徵的“醹渌”脱颖而出则是因为使用葡萄。关于葡萄的东传，北宋《南部新书》中的这段记载经常被引用：“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唐太宗因此被视为中原酿酒第一人。但对比史料可以发现，“太宗破高昌”是在640年，而魏徵任左相是在633～642年。643年魏徵病故。一般葡萄种植后3年后才开始结果、5年后才适合酿酒，就算唐太宗心急，葡萄刚结果就拿来酿酒，魏徵恐怕也喝不上了。因此，更可能的是魏徵酿酒在先。至于魏徵从何处学的技术，据岳东《魏徵与葡萄酒酿造术的传播》一文考证，应该于魏徵出身漠北游牧民族高车有关。高车与粟特人来往密切，比较其他史料中对粟特葡萄酒的记载，魏徵显然是得到了粟特人的真传，然而高车这一卑微的出身使得魏徵不便向唐太宗透露，以至于高昌战后唐太宗才得“酒法”。唐太宗亲自酿酒，其实也可视为向故去的心爱大臣兼一代酿酒宗师致敬。

尽管有皇帝亲酿，魏徵的绿葡萄酒仍然在中国绝迹了。“醹渌”一词虽然仍然大量出现在唐以后的诗文中，但明显指的是米酿绿酒，与魏徵无关。“马乳葡萄”学名“马奶子”，原产西亚与中亚、公元前后由粟特人引进新疆，如今只用于食用，很少用来酿酒。现在全世界只有葡萄牙尚存绿葡萄酒（Vinho Verde），其酿造史可追溯到古罗马，实际上是一种清淡、酸度高、略带起泡的白葡萄酒，因酒液略带绿色反光而得名。葡萄牙酿造绿葡萄酒最主要的葡萄品种名为阿尔巴利诺（Alvarinho），字面意思是“来自莱茵的白（葡萄）”。基因测试表明：阿尔巴利诺与德国著名品种雷司令（Riesling）有亲缘关系，而雷司令的母本之一是在法国汝拉山区用于酿造以耐存放著称的黄葡萄酒（vin jaunes）的萨瓦涅（Savagnin），萨瓦涅的故乡则已接近东欧，遥望“马乳葡萄”的故乡。这恐怕也是魏徵的“醹渌”与“翠涛”留给今人最后一点可幻想的痕迹。

粟特人：小人物的大时代

1999年，英国历史学家惠特菲尔德（Susan Whitfield）出版了一本貌似虚构小说的作品：《丝路岁月》（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书的副标题是“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全书的第一个出场人物是“纳奈反达克”，一位虚拟的粟特商人学徒。将粟特商人置于卷首是理所应当的，没有粟特商人，随后士兵、马夫、公主、僧侣、艺妓、尼姑、寡妇、官吏、艺术家在丝路上的故事就不可能发生。倘若说丝绸等商品是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养料，粟特商人就是推动这些养料流动的“丝路之血”。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代，粟特（Sugda）人就已经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狭长谷地索格底亚那（Sogdiana）定居，并因居住地得名，使用一种源自中古东伊朗语的语言。粟特人最初臣服于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后俯首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世纪又被并入希腊化的“大夏－希腊王国”。200年后匈奴人在北方崛起、大月氏西迁，索格底亚那地区陷入战乱，粟特人一度从历史记载中消失。直到张骞自从西域带回康居国的情报，粟特人才重现史籍。

战乱成就了粟特人敏锐的外交直觉与卓越的语言才能，两种能力合在一起就成为精明的经商本能。粟特人最初不过是把持着西域商业的贵霜王国（今阿富汗与北印度）商业网络中的区域性“业务员”，公元3世纪，贵霜与汉王朝都开始衰落时，粟特人却逐步摆脱旧东家的控制，通过纳贡等方式连通东方中国走马灯般轮换的政权、北方各游牧汗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逐步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网络，使这些威加海内的君主事实上成了在日常所需上听命于粟特商人的忠实顾客。

粟特商人的主要“经营范围”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自西域运进玻璃珠、玉饰、玛瑙、珍珠等价值高而体积小的商品。粟特商人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但也不放弃因地制宜地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短线”买卖，例如在新疆贩卖牲畜。粟特商人曾有过贩卖奴隶的不大光彩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个粟特商人都放高利贷，不仅贷钱，还贷放绢帛。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境内政权林立，粟特商人一方面业余做些各政权间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将商业网络突破到丝绸之路东西两极：他们将中原进贡给突厥的丝绸低价收购，躲开波斯的监控、成功进入拜占庭，在拜占庭与北突厥之间直接建立起丝绸贸易线路，打破了以往波斯对这一高利润贸易的垄断。

然而，公元7世纪阿拉伯，也即中国史籍中“大食”的兴起终结了粟特商人的黄金年代。为避战乱，大批粟特人迁入中原。最初他们还利用隋、唐推行胡汉有别、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的政策，为独霸中原的丝路贸易而不肯入汉籍。待公元8世纪以康国为宗主的各粟特城邦被阿拉伯所灭，粟特人逐渐入籍中原，开始在中国史籍中以“昭武九姓”、“九姓胡”或“胡”留名。中国盛唐前后种种与“胡风”相关的器物、习俗大多与粟特人相关。

粟特人

“粟特”是《魏书》中的译名，汉魏之间史料中也有译作“粟弋”的。名为“粟特”时是粟特商人最意气风发之时，却没有留下任何著名商人的名姓，20世纪历史学家如惠特菲尔德在试图书写他们的故事时，也不得不用一个虚拟的名称代替。如同其密集的商业网络一样，粟特商人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一个小人物组成的大版图，但在中国历史中，却有一个粟特人因为拆散一幅历史版图而准确无误地留下了他的名姓。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慨叹：“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胡旋”就是来自粟特的舞蹈，擅长此舞的安禄山正是粟特人，同时也正是安禄山挑起了长达8年、造成唐王朝元气大伤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的名字在粟特语中意为“光明”。粟特人多信祆教也即中原所称的“拜火教”。由于其教义相信“黑暗”与“光明”会不停战斗，因此“光明”同时具备了“战神”的意味。安禄山的母亲是一个突厥女巫，生父姓康，也即“昭武九姓”中的宗主大姓。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安延偃后，安禄山改姓“安”。安禄山没有辜负他的粟特血液，由于“能说六种番语”，很快得到了边境互市的中介与翻译工作。粟特人祖祖辈辈以血汗换来的大国外交意识则使安禄山在与上司的应对上进退自如，很快便因“商业才能”得到赏识，成为节度使的义子。如果没有唐玄宗重用胡将的策略，安禄山或许会满足于做一名“节度商人”。然而，因为有战功，而且善于在不损失双方商业利益的基础上调停纷争，安禄山成了黄河北部最有权力的节度使。

此后有关“安史之乱”的种种早已见诸各类汉语史籍，天生善言的粟特人却选择了沉默。战守双方都有粟特人，战事平定后很多粟特人选择了改姓，因为中唐以后出现了强烈的排胡情绪，甚至在战乱并未波及的扬州也出现了杀胡事件。中原史籍中的“昭武九姓”包括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这些姓氏有的流传至今，有的为避祸而改姓泯然于众多汉姓。曾经叱咤丝绸之路的粟特人最终卸下了他们的行囊。最后的粟特人据信是塔吉克斯坦的雅格诺河谷中一个被称作“雅格诺比人”（Yaghnobi）的族群。当20世纪末语言学家们找到这一族群时，他们正过着半定居的放牧生活。他们仍保有自己的语言，但因不常与外界交流，曾经以“语言天才”闻名丝路的粟特后裔们已经丧失文字。

汪大渊：东方的马可·波罗

祖籍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初次从福建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时不满20岁，正值元代至顺元年（1330）。汪大渊被西方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或许因为他与马可·波罗随叔父前往东方时岁数相仿，而且见识颇广。但汪大渊与马可·波罗的不同不只在于出发的时间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而且在于汪大渊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走的是陆上。两者取向的不同显示出东西方同样精明的商人对于当时有利可图的商路的类似判断。《马可·波罗游记》为早已熟谙海上抵达东方路线的西方奠定了突破陆上商路的信心，汪大渊留下的《岛夷志》则为75年后东方的郑和下西洋绘制了蓝图。

史料记载：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此后至元三年（1337），27岁的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与郑和七下西洋相比，汪大渊只出海两次，不过，闲散人方能成就杂学，汪大渊虽然没有马可·波罗那样桎梏于狱中的不得已时光，在著书前也散漫了10年。元末供职朝廷并因战事随元顺帝“北巡”的刘佶在《北巡私记》中记载：“《岛夷志略》一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因为是记载元末元顺帝最后时日的唯一汉语文献，《北巡私记》自从清代起就被称为“希世之秘笈”。然而，所记内容远多于《岛夷志略》的《岛夷志》的散佚对于后世才是更大的损失。如今我们只能从尚存的《岛夷志略》中猜想汪大渊的眼界：澎湖、琉球、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交趾、占城、民多郎、宾童龙、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遐来忽、彭坑、吉兰丹、丁家卢、戎、罗卫、罗斛、东冲古剌、苏洛鬲、针路、八都马、淡邈、尖山、八节那间、三佛齐、啸喷、浡泥、明家罗、暹、爪哇、重迦罗、都督岸、文诞、苏禄、龙牙犀角、苏门傍、旧港、龙牙菩提、毗舍耶、班卒、蒲奔、假里马打、文老古、古里地闷、龙牙门、东西竺、急水湾、花面、淡洋、须文答剌、僧加剌、勾栏山、特番里、班达里、曼佗郎、喃诬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金塔、东淡邈、大八丹、加里那、土塔、第三港、华罗、麻那里、加将门里、波斯离、挞吉那、千里马、大佛山、须文那、万里石塘、小埧喃、古里佛、朋加剌、巴南巴西、放拜、大乌爹、万年港、马八儿屿、阿里思、哩伽塔、天堂、天竺、层摇罗、马鲁涧、甘埋里、麻呵斯离、罗婆斯、乌爹。虽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220多个，汪大渊著《岛夷志》时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因为汪大渊的自信，《岛夷志》留下的名册本应成为几个世纪东西方地理或历史学家考察的密码，其中记载也说泉州有过海外贸易的国家达到98个、物资品种达250种以上。泉州作为“天下之货仓”的概念本应因汪大渊而起。然而，历史记载上最早的《岛夷志略》的元代版本今俱佚，“明代未闻有《岛夷志》刻本”，“钱氏《述古堂》还藏有元人钞本，天一阁则藏有明抄本。此外明《文渊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袁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东西洋考》、《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引用过《岛夷志》，而明抄本今已亡失”。

1324年，距汪大渊出海前6年，马可·波罗病逝。汪大渊离世的时间至今是个问号。清代《四库全书》中有《岛夷志略》抄本。《四库全书总目》中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然而，汪大渊自海上西游著书后早已远游，无人知其踪迹。与马可·波罗在病逝前遣家人找教士相比，这也可能是某种东方式的自求仙境。

汪大渊，被西方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物种输入，1500年的历程

主笔◎陈晓

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

中国对国外植物的引进是一场历时1500多年的传输运动。

花园

我的植物启蒙是从四川老家的院子开始的。这是一个看起来并不精致甚至有些杂乱的小院落，在住房外用围墙圈出的一溜狭长土地上，见缝插针种着各种植物。贴围墙根的是蔷薇和玫瑰，荆棘枝干交错缠绕了整面墙体，围墙拐角处是几株夹竹桃。为了遮挡夏季的太阳，住房的每扇窗户下都有一株葡萄，藤蔓顺着竹架弯弯曲曲爬上窗棂，再爬满整面房墙。在葡萄架和蔷薇花墙之间，种着些零碎花果：几树柑橘，一株无花果，一株石榴，还有一丛茉莉。每年初夏，蔷薇开疯了，满墙摇曳，然后翻山越岭垂到墙外，像给墙头搭上了一匹厚重的花毯子。蔷薇开之前是玫瑰，蔷薇开完之后就轮到葡萄。夹竹桃和无花果的花果期最长，从初夏开始，墙角就开出几朵白花，几天后花瓣转黄萎谢，新的花苞又次第绽放，能从6月一直默默开谢到10月。这个时候，秋风送爽，该石榴成熟了。院子谈不上什么园艺布局，植物之间也没什么呼应，只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花期，寒来暑往次第开放、凋谢。

但如果从一个对植物颇有些研究的学者，比如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院子就不那么简单了，可以说是中国引入外国植物物种史在市井民间的缩影。劳费尔曾经盛赞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对植物物种的吸纳能力：“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其变动范围从世上最高的山峰到最低的地表凹地——吐鲁番盆地，从南方的热带雨林至喜马拉雅高山上的冰河期地貌，这种跨度无他国能及。而且他们的位置处于东南亚丰富的珍稀植物与近东古代农业发源地之间，属于世界上借用模仿的最佳位置。”到今天，即便是一个普通的西南住家院落中，也遗留着这场历时千年的植物传输运动的蛛丝马迹。

比如石榴。原名安石榴，是伊朗至阿富汗一带非常流行的物种。古代波斯人不仅把它当水果食用，还把籽取出来开发出各种用途，以此经营很大的买卖。他们用石榴做酱油，先把它浸在水里，用布过滤，可使酱油有颜色和辣味。还把石榴汁煮滚用来在请客时染饭，为饭食添色增香。石榴传入中国时间很早，在北魏时期的洛阳都城就流传着一句话：白马甜榴，一实值牛。意思是白马寺的石榴，一个就抵得上一头牛的价值，可见其珍奇程度。千年以后，石榴已完全融入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成为非常家常的水果。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水果集市

葡萄被认为是最早引入中国的物种。《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葡萄不喜多雨湿润的环境，因此刚传入中国时，仅在长安一带气候干燥的地区种植。但如今，葡萄已经能在多雨的西南普通院落中茂盛地生长起来。我记得家中院落中的葡萄有四个品种，能结出红、紫、绿、绿白四种不同颜色，不同口味的果实。不仅能吃果实，葡萄叶也有用处。它既柔软，又大小适中，而且没有异味，每到夏季，挑选出成熟度中等的葡萄叶，用清水洗净，刷一遍白酒消毒添香，然后裹上腌过的肉块，扔到焖饭的锅底，就能烤出喷香的肉块，是童年时最乐此不疲的厨事。后来在梅村著的《饮食界之植物志》看到，葡萄叶的用处还不止于此，它可以代替烟草，洗净煮熟后可以吃。还有一种葡萄叶，因为含有糖质，是儿童喜欢的食物。

无花果更是一种完全源自西域的舶来品。它在伊朗高原蔓延之广，不下于安石榴，但最初西域种植的无花果都是早熟品种，也叫新疆早黄，完全成熟后果皮呈黄色，有白色椭圆形果点，果顶不开裂，果肉淡黄色略呈淡红色。后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在他那个时代，中国南方已经普遍种植无花果，种植的方法是将树苗栽在地上。这一点特别引起了劳费尔的注意——“因为它说明中国人一直不知道用早熟法。他们的著作里就没有提过早熟法。”我家院子中那株无花果树，就是用中国南方的培育技术栽种出来的。无花果从初夏开始成熟，果皮由青转红，果体慢慢变软。到临近采摘的几天，日日都要去小心巡视几遍。没有熟透的无花果，中部果粒板结成一团，果汁呈白色，淡而无味。但熟起来非常快，硬邦邦的果实会在一夜间通体柔软，裂出淌着蜜黄色浓稠果汁的大口，采摘稍晚就会被蚂蚁昆虫捷足先登。能成功地摘到一枚全身紫红、光滑圆润、柔软丰盈、咧开大口淌着蜜汁却还没有被蚂蚁抢食的无花果，是童年夏天在院子里得到的最好馈赠。

葡萄

无花果

茉莉是另一种被考证来自西域的植物。它又名悉耶茗花，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上如此记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於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的《南越行纪》中也写道：“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茉莉花期也很长，从5月带花苞，能一直开到晚秋，于是整个夏天和秋天，都能带着茉莉穿成的手串，至今能记得白色小花貌不惊人，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幼时记忆中四时更替的园圃之乐，映衬着中国人自汉唐以来在植物物种上兼容并蓄的历史。劳费尔曾写过一本《中国伊朗编》，详细考证了中国对国外植物的采纳和吸收过程，书中认为中国对国外植物的引进是一场历时1500多年的植物传输运动。“在植物经济方面，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他们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如果要回溯这场历时千年的植物拿来运动，就要从张骞出使西域的汉朝说起。

植物的引进

如果身为一个汉朝的农民，应该是相当有自豪感的，因为他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曾比较过同一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农业生产力：“根据封建时代的标准，汉朝农业产量高于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每英亩500磅的产量就被视为高产，而且由于种植的谷物品种产出率低，收成中的1/3必须留做种子。中国人留种少得多，得到的回报却多得多。”安德森认为汉朝农业生产力领先的原因在于自秦帝国形成以来，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重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贯彻法家理念，将农业与食物生产置于重要地位，并视为增强国力的关键。在那场著名的大焚书中，明确赦免的类目唯有农业与医学。汉朝后，农业越发精耕细作，官家用各种手段劝课农桑，以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居民。帝国政府在田租、公共水利，及对小农阶级维护上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在中国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

西汉末期的重要农学著作《汜胜之书》记述了汉朝农耕的详尽过程，表明了当时农业是何等精耕细作。汉朝的农民会将种子浸泡在煮过的骨头、粪肥或者蚕屑制成的人造肥料里，这种肥料还要加入一些植物毒素。种子被反复覆以一层这类糊状物体，必须小心地将裹在薄薄表皮中的种子弄干，使它们不会腐烂——这些手段是西方人在现代科学实验室里才摸索出来的。政府主导修建的水利工程不仅使稻子得到灌溉，稻田得到平整，而且每年还通过变动水道来改变水流，使水温春天暖和，夏天不热。在缺水的北方，土壤会在夏季被反复弄碎，形成一层蓄水的覆盖土。冬天，农民会将雪被压实，以免被风刮走，用这样的方法冻死在冬天幸存的害虫卵。在一些潮湿的区域，每个过大的果实下都会垫以叶秸，使瓜不会因接触湿土而腐烂。任何含氮的作物都被小心存做肥料……

植物在汉朝的生活体系中如此丰富，不仅体现于食物，还有药物，在当时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大约365种药。“偏爱植物的成见在此书中有所显露：67种是动物药品，42种是矿物药品，246种是植物药品。”通过这些史料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汉朝已是一个植物物种的盛世：有大量土地用于种植，有足够精细的耕作技术，有重视农业的政策。因此，当出使西域的使者或者远征大宛的将军，将新鲜物种带回国土时，这里已经具备接纳丰富外来物种的能力。

苜蓿被认为是最早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域物种。它是汉朝帝国军事意图和国家安全的副产品。汉武帝时期一直在寻找善于作战的良马，听说伊朗高原上有纯种骏马，体格比蒙古种的小马魁梧，全身匀称，四足纤细，胸、颈、臀部都很发达，善于征战。于是常派遣使者到伊朗诸国遍寻好马，最多的时候一年中派遣求马使节十几次。最初找到的良马得自乌孙，后来张骞走到了大宛，发现这里的马种更为优良，因为马奔跑后流的汗是红色，因此被称为“汗血马”。汗血马所吃的饲料就是苜蓿。史书称张骞为人重实际，处理经济事务非常有见地。他断定这渴求已久的好马如果要在中国保持健壮，就要把它的主要食粮一并带回。于是他将大宛的苜蓿种子，带回国献给武帝。武帝命人在宫旁广阔地面遍植这新奇的植物。不久，这种饲草从宫中迅速地蔓延到了民间，遍布华北。

张骞是出使西域并生还归汉的第一人，也被认为是开启物种输入的第一人，因此成为引入物种传说的中心人物。大部分带“胡”字植物，都被认为是张骞周游绝域后带回来的物种。比如胡豆。《齐民要术》引《本草经》的说法：“张骞使外国，得胡豆。”还有胡麻，《太平御览》也引用《本草经》，认为是“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还有胡蒜、胡瓜、胡萝卜……一些近代的外国史学家已纷纷否定了这种说法。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专门撰文指出，张骞无法以一人之力完成那么宏大的物种传输运动。因为他出使西域时并不是以搜集物种为己任，而且途中险象环生，还被匈奴囚禁了一年，是乘隙逃走才得以生还，植物种子细小，在逃难过程中并不易保管。但就如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所说，舶来品最真实的活力和乐趣在于它来自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遥远地方，承载着人们对未知之地生动活泼的想象。张骞“凿空西域”的行为，本身就开启了人们对于外域的想象力。众多的驼队贸易商人沿着被打通的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新的物种因此接踵而至。

移植技术

743年，在西京长安以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人工湖，实际上是一个海外贸易货物的转运潭。来自各地的贸易船只都聚集在这个转运潭里——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红橘、来自西域的奇花异果……所有货物要在这里被换装到小斛底船上。大批外国商人也随货物而至，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200万人，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外来居民数量也相当庞大。突厥、回鹘、吐火罗和粟特的商人们聚集此地，其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一个叫“萨宝”的官职来监管他们。萨宝的意思是“商队首领”。

张骞之后开启的汉土与西域的相互贸易，在唐朝时达到一个高潮。纷至沓来的外国商队不但带来了很多新奇古怪的奢侈品，也促进了西域庭院植物的栽培。因为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异族人来说，“没有他们深深眷恋的故土植物，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就如同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也将他们故土的石竹、樱草、郁金香留在美洲一样”。但要让植物在气候、土壤条件完全不同的汉土存活生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304年，古人嵇含就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物种移植的种种难处：北方的大头菜引种到南方后会变成芥菜，因为没有冬季的地方不会生出肥大的块根。而南方的橘引种到北方后会变成低级的枳。柑橘被嫁接到较硬的三叶砧木上以后，在寒冷干旱的天气里，插入的树枝往往会变得虚弱或者死去。

后赵武帝石虎在引种西域植物上取得了一些难得成功的范例。《邺中记》记载，石虎的私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还有可以结出重达两斤巨果的句鼻桃，“子大如盂椀”的安石榴树……”这位羯族君王在历史上留下了残暴嗜杀的恶名，但同时也是一位功劳不小的西域植物推广者。他将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虽在于对胡字的忌讳，但在客观上，却减轻了中原居民对这些外域植物的陌生感。

唐代宫廷对药材的需求量很大，许多外来物种都声称具备药用价值

为了引种这些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琢磨移植技术。他御使匠人精心围起苑囿，取名华林苑，运来土壤，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西域果种的生长条件。《邺中记》记载：“华林苑在邺城东二里，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围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苑。虎于苑中种众果。”为了让这些物种能尽早同中原的水土相合，石虎还下令做了一辆大车作为培植这些作物的试验田。大车名为虾蟆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在国君之力的强力推动下，自石赵之后，西域作物移植汉土的技术渐渐成熟，开始在中国北方普及。安石榴在河北地区开始有了优良品种，而在北魏时的洛阳，就有大面积的西王母枣与句鼻桃的种植。

到唐代后，从物种的传输到物种的分类管理和种植上，都形成了一个包含相当多细节的技术体系。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证植物物种输入的安全运输，最常用的是用蜡将植物的根茎密封起来，再在上面覆盖几层绿色的蔬菜叶，这样就能避免颠簸摇晃，幼苗在几天之内也不会枯萎。植物在细致的保护下运送到长安后，一部分进入“药园师”掌管的药园——唐朝对草药的需求量非常大，药园是由太医署令管辖，专门负责种植、采集草药供太医署使用的庭院。但更多的物种会进入上林苑——这是一个皇家专门管理植物物种的机构，坐落在一座巨大的苗圃和庭院中，世界各地的各种庭院果木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汉土后，都将先汇集在此苑中。上林苑中不乏技艺高超的园丁，他们的职责是研究方法将这些外域植物安置成活，既供给皇室新鲜的珍奇水果，还要为唐朝各地营林植树提供树种来源。740年，唐玄宗曾发起过一场美化唐朝北方大都市的运动，要求在“两京以及城中苑内种果树”。果树的树种，就来自于上林苑。有些植物在苑中移植成功，并长久地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庞大植物谱系的一部分，也有的植物因为技术不成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期。这是让人遗憾的物种流失，比如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

据说这金桃是将桃树的枝条嫁接在柿子树上长成的，大如鹅卵，其色如金。7世纪时，撒马尔罕的王国曾经两次向唐朝宫廷贡献这种珍异灿黄的桃子作为贡品，专供皇室成员享用。金桃的树种也被长途跋涉穿越西域荒滩戈壁的使臣商队带入唐朝境内，并且移植进了长安的宫廷果园。但或许因为移植技术不成熟，金桃并没有在汉土流传下来，但后世的人们用想象力来弥补了移植技术上的缺憾。美国学者谢弗在写作唐代中国的外来文明时，将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书名：“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无从推测。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从而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

植物的繁荣

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曾说过：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如果从植物传播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唐代皇家林苑中的植物物种，就像最新的审美和消费时尚一样，经年累月后会慢慢传递到民间。晚唐时期，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私苑中，已经能看到源自西域的物种。白居易就被传为是白莲的民间推广者。9世纪以前，洛阳还没有白莲，直到白居易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时，才将白莲从苏州移植到了洛阳。白居易在一首诗中描绘了自己在洛阳履道坊私宅中的园池景色，就专门提到了白莲：“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杆……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我所好，尽在吾前。”

在唐代，莲花还保持着外国的风韵，以红色和白色为主，黄莲非常少见，而青色的莲花被认为只有在近于巫术的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唐代药物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写道：“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这说明原本从西域传来时，自然界并没有青莲。但在民间园丁们的奇思妙想下，唐宋时期已经能通过人力配置出青莲。有一部宋初的类书中转引了一个湖州的染户家的故事：湖州有一户染户的池塘里种有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发现开出来的是莲花是红色的。这在当时非常罕见，刺史便写信问染工怎么回事。染工说：我家有口世代用于染布的靛瓮，把莲子浸于瓮底，大概一年后，再种植，就能开出红色的莲花。如果在花根部附近的土壤里埋下旧铁钉、金属罐，向花的根部输送铁盐，就能使绣球花变成青色。

物种繁荣与民间智慧相互激发，成就了一些颇受欢迎的著名园丁，郭橐驼就是留名后世的一位。他是一位驼背园丁，家在长安城西边的丰乐乡，以种树为业，擅长移植。经他手种的树都长得高大茂盛，挂果早且数量多。于是长安城中的富豪人家、从事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人，都争相聘请他。柳宗元写过一篇《种树郭橐驼传》，里面谈到郭橐驼种植的秘诀讲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后来元朝的一本种树书还托名于他。

展示新奇漂亮的植物物种成为长安城中的一种时尚。拥有罕见物种的多少，以及通过技术革新将新植物栽种成活的成果，成为当时长安城中富家豪门“炫富”的方式。史书记载，杨国忠家的年轻人在园林艺术的革新上颇为擅长，他们建造了一种可以移动的木制花园，叫作移春槛——将花园安置在木轮上，园中种植了名花异木。每逢春和景明，就推出这种可以移动的花车上街，车子一边前行，一边还可以缓慢地旋转，使街边路人都可以详细地看到车上的奇花异草。

但真正的物种繁荣还是来自更底层的民间。石虎这些来自异域的君王，对后世植物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技术创新和物种引进。他们在统治时引入了中亚土地共有的观念，将其与中国古代均分土地的惯例相调和。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制造出了广大的自耕农小农阶级，他们在小块土地上辛勤地耕作，尽其所能地将最实用的物种栽种进自己的庭院中。陶渊明就是这样一名小自耕农。他弃官归隐后，在魏朝统治的华中务农度过了余生。虽然生活并不宽裕，收支仅能勉强相抵，但他在田地间创造并书写了自己的生活美学。陶渊明的诗歌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园圃之乐》，也可作为当时魏朝小自耕农田庄的全景图。

陶渊明的田庄分为田地、果园和菜园，种植的作物有粟，可能还有小麦、大豆、桃梅、桑、麻、葵，以及一些别的蔬菜。他还栽培了自己喜爱的松和菊，还有梨、柳、竹子等别的植物。在陶渊明留下的诗作中，我们还不能看到多少西域的物种，但一个拥有小块自己土地的农夫，可以在方寸之地上按自己的意愿种植，是物种流传非常重要的条件。隋唐时代延续了北魏的土地均分政策。在尤金·N.安德森的考证里，当时一位普通的男性户主受露田80亩，一生均可耕种，年满60岁时还给国家。同时还受永业田20.3亩，可以终身拥有并传给后代。在配给的份额中，20亩应种植桑麻，余下的1/3则为宅基和菜田。“虽然面积不大，只是一些小的农庄，但已经比大多数亚洲农民的处境要好。而且中国人植桑非常紧凑，很会利用土地，外观上行修建得像丛林一样，因此几英亩的土地已经可以颇有作为。”尤金·N.安德森曾这样写道。

到唐代时，植物移植技术的成熟，以及多年土地均分造就的小农阶级，促成了植物物种的大繁荣。近东的农作物菠菜、甜菜、莴笋、扁桃、无花果开始广为人知。来自南亚的农作物，海枣、小豆蔻、山扁豆等植物也开始广泛传播。阔叶的甘蓝、类似莴苣的苦菜，以及带香味的胡芹，这些有实用价值的草木，大多被文人墨客忽略，也不太可能出现在达官显贵的私邸花园中，但却在民间自耕农们的土地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和传承。

大众的物种

劳费尔认为中国的物种输入是一个延续1500多年的过程。陆陆续续进入汉土的各类植物，开启了人们对化外之地的好奇，丰富了宫廷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但直到宋朝，才出现了真正能称得上革命性物种的输入。

宋朝是一个艰难的王朝。北方胡族入侵，导致南北国土分裂，战乱不断。坏天气与帝国遭受的磨难相辅相成。在北宋末年与南宋末年之间，气候变得寒冷干燥，偏偏此时中国还迎来一个人口攀升期。人口在北宋期间超过1亿，南宋和金朝的总人口超过1.1亿。在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北方国土丧失的情况下，用农耕充实仓廪成为朝政大事。不管是军粮征集还是平民生计，政府在农桑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场新的农业革命应运而生，它被一些外国学者描述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新的知识和工具进一步改良创新，农业知识得到进一步的改良；新的材料，粪肥，以及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广，使农民学会了有效地保持地力；水利技术日臻完善，使空前复杂的灌溉网络得以建成。但更重要的是，一些高产、耐旱的早熟粮食品种被引入。这些革命性的物种不再只是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园圃之乐，或者达官贵人炫耀的奇花异草，而是对国计民生都影响颇大的粮食物种，其中最出名和意义最大的是来自安南占城的生长季短的稻子。和唐代贸易主要经由西北的沙漠绿洲不同，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在海上。宋朝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水上社会，它的国道是长江，它的国门是中国海。占城稻就是经由海上到达的。

中国是个吃米的民族，因此在寻求国外物种时，稻米是一种天然能引起中国人好奇心的品种。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细心记录下了在大宛、安息和条支种植大米的情况。在他的亲身经历和听闻传说里，库车、疏勒、和关，和葱岭以北的漕国，还有石国等地都产米甚丰。但这些地方的大米并没有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稻米种类非常丰富的国家。据史书记载，光是旱稻就有6种，晚稻有10种，早熟的、晚熟的，耐旱的、耐涝的，有黏性的、偏硬朗的……种类繁多。占城稻能在如此庞大的中国稻米体系里占得一席之地，主要因为它顺应了宋朝天时。占城稻有“百日黄”之称，甚至有的地方可以两个多月就成熟，被称为“六十占”。对当时正遭受干旱侵袭的北方来说，占城稻“高仰处皆宜种植，谓之旱占”。种植上也不因远道而来就需要特殊待遇，“其耕，锄薅、拔，一如前法”，和通常粒小性硬的高产稻相比，占婆稻的口感相对更好，“米粒大而且甘，为旱稻种甚佳”。

清 《耕织图》之《收割》

宋真宗赵恒是占城稻最大力的推手。佛教作者釋文瑩在《湘山野錄》卷中记录了《真宗求占城稻种》：“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占城稻种到中国后，真宗先是在皇家农苑中尝试种植，然后命令转运司将稻种与种植方式写成榜文，在山地多的地区推广种植。1011年被朝廷分发推广后，到1012年占城稻已经广泛传播。因为它的高产量和易耕种，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上并不如那些低产量的品种那样受到尊重，但却在灾荒年间，为万千穷人提供了得以果腹的食粮。

棉花是宋朝的另一个重要大众物种。实际上早在公元3世纪时，棉花就通过西域和印度两条不同的道路传入中国，中唐时由高昌人种植棉花，然后纺织而成的棉布非常知名，但当时仅是一种新奇之物，就像一只来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条拂林国的小狗那样，是高官显贵间流传的奢侈品，并不为民间大众所享用。宋朝时对棉花的利用有了革命性创新。擅长拿来主义的中国人，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丝绸衣服缝制技术，将棉花填入衣服中。棉花杰出的吸存热气的功能，对农耕国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民生艰难的年间，棉花在缝纫方式上的突破，使在田间劳作的大众得到保暖，使冬季劳动无与伦比地扩大。这些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确立了棉花在中国这个农耕国度重要农作物的地位。

香料与味道

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时，对这个东方帝国富足的物产感到震惊。他看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杭州有“十个大市场”和“大批其他市场”。十个大市场都每周开市三天，吸引了“四万到五万人”。在这些市场上可以买到小种牡鹿、大赤鹿、黄鹿、野兔、家兔、鹧鸪、鹌鹑，以及多得不可胜数的鸭、鹅等普通家禽，还有“应有尽有的蔬菜和水果”，甘蓝、大葱、大蒜、菠菜、芜菁、胡萝卜、黄瓜和葫芦、茄子、水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形体巨大的水果，最大的梨“每个有10磅重”。当马可·波罗看到这些物质极大丰富的市场时，外国植物物种输入已进行了上千年，绝大部分流传到现代的物种已经进入中国，并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国人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餐桌紧密联系在一起。

印度果阿的集市贩卖咖喱等各种香料

唐朝行僧义净在求法印度时，很细致地观察了南亚的食物，并将它们与唐朝的饮食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中写道：“东夏时人，鱼菜多并生食，此乃西国咸悉不餐。凡是菜茹，皆经烂煮，如阿魏，酥油及诸香合，然后方啖。”通过这段记述，我们大致可以推知，唐朝早期的饮食与现代日本颇为相似，以清淡的食物为主，有不少生食，只是在饮食中添加了少量的佐料或者酱油。另一位考证中国食物史的学者尤金·N.安德森也认为，中国烹饪丰盛香醇的特点，是在宋代才开始确立的。“食物被辅以当地佐料，特别是生姜、肉桂和胡椒、肉豆蔻，也被辅以各种印度与近东的香料果实及种子。糖已用来保存食物，并制作种种甜食与糖果。”这些来自西域的重要佐料，在商人和地方精英的宴席上得到创造性运用，大大丰富了中国世俗生活的味道。

胡椒是最为著名的异域香料。马可·波罗曾记录过元朝时中国人对胡椒的巨大需求量：“只要把一船胡椒运往亚历山大或别的什么地方以供应基督教世界，就有一百船胡椒运抵中国的一个主要港口泉州。”它不仅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佐料，还是财富的象征。777年，唐朝宰相元载被贬赐而死，在抄家时发现，元载家中有800石胡椒——这既被作为元载骄奢贪赃、聚敛财富的明证，也从一个侧面窥知当时人对胡椒的喜爱。除了胡椒之外，肉豆蔻也是一种被吸纳进中国烹饪体系的香料。这是一种像杏一样球根状的橘黄色果实，收获时用长杆将果实打落枝头，在太阳下晒干后，肉豆蔻皮与仁剥离，颜色由深红变为棕红，炖肉时加入一点，会给食物增加带咸味的辛香。

甘蔗的输入则为中国人的食谱增加了一种新鲜的甜味。甘蔗大约在公元5世纪时就从东南亚传到了波斯，再经由伊朗进入中国。唐代时，四川中部、湖北北部以及浙江沿海地区都有甘蔗种植。但当时在北方仍然不常见，唐太宗曾经将20根甘蔗赏赐给他的一位大臣，可见这个物种的珍贵。在甘蔗输入之前，中国人已经从蜂蜜和谷物产生的饴糖中得到了甜味，但蔗糖才是所有植物糖中最受欢迎的。它最早被称为“石蜜”，制作方法是在日光下将甘蔗汁晒干制成糖，然后再将糖加工成石蜜。在8世纪时，安国和火寻国都曾经向唐朝贡献过石蜜，康国也出产石蜜。因为西域的石蜜质地优良，唐太宗曾经派遣使臣去摩揭陀国学习当地的制糖秘籍。他们的制作方法不仅是依靠天然的植物，还依靠更多的配料，比如与牛乳、米粉和煎成块。最受后世欢迎的制糖法是将甘蔗汁提纯后，结晶成纯洁雪白的颗粒状，不易变质，适合储藏。这种蔗糖结晶的技术，在唐代时还是秘术，到宋朝时已经被普遍利用于甜食的制作。马可·波罗在杭州的市场上就看到新鲜水果被晒干，用白砂糖腌渍后，做成各式各样的蜜饯出售。

在研究中国食物的学者尤金·N.安德森的眼里，宋朝是一个美食频出的朝代，菜肴种类根本难以胜数。光一次宴会就可能上200多道菜，从许多不同的米制食品到“基于水果和甜食的菜肴”，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每一种汤、馅饼、汤团、面条和小吃，在宋朝几乎都能找到接近于现代的形式。历时1000多年的外国植物物种传输已完成最重要的部分渐进尾声，而中国的农业和食物烹饪体系在此时也基本成形。

丝绸之路的植物

整理◎邱杨 付雪航 吕慧

苜蓿

苜蓿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栽培历史最古老的牧草，有着“牧草之王”的美誉。每到夏初时节，根系发达、茎高尺余的苜蓿草，便在光滑细致的茎梢处，悄悄开出紫色的簇状小花，结出如螺旋般的果实和似肾形的种子。这种最早被人类驯化的饲料作物，起源于古代波斯。直到公元前500年波斯入侵希腊，士兵们用苜蓿喂战马和骆驼，才把苜蓿种子传入希腊。公元前200年，苜蓿种子传入意大利和北非。随后，随着“丝绸之路”上骆驼队旷日持久的长途跋涉，苜蓿种子也在向东方传播。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乌弋、安息、大月氏、大宛等地（今中亚地区包括中亚五国、克什米尔、伊朗、阿富汗等地），见到大片种植的苜蓿。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从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带回大宛马和苜蓿种子。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国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当时将天子所乘之马称之为“天马”，常嘴嚼着苜蓿茎花而进出皇城内外，故有“天马常衔苜蓿花”之说。

苜蓿的传播及驯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汉朝引入后，苜蓿先在京城长安的皇家苑囿内试种。由于关中地区与西域皆位于北半球中纬地带，气候和水文条件相似，苜蓿很快便适应了这里，并逐渐向陇东、陕北甚至西北地区传播开来。唐代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

自汉朝之后，关于苜蓿的种植便屡有文字记载。《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主要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作者贾思勰在其中详细记载了苜蓿的栽培方法和利用价值：“土宜良熟。七月种之。畦种，水浇，如韭法。”这说明，最晚在北魏时期，苜蓿种植已推广到黄河中下游流域。

到了唐朝，苜蓿的栽培更加普遍。《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也就是说，当时驿站用的官马，都有规定数量的苜蓿地或苜蓿园作为饲料基地。唐代《薛令之传》中还提到了苜蓿能充当人类的食粮，而南朝《述异记》则记录“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并明确指出“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北宋《本草衍义》说苜蓿盛产于陕西，用以饲马牛，人亦有食之者，但不宜多吃。而元朝为了防饥荒，甚至下达了种植苜蓿的法令。《元史·食货志》中记载：“至元七年颁农桑之制，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

苜蓿

到明清时期，苜蓿在华北地区己普遍种植，呈现出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所描述的“三晋为盛，秦齐鲁次之，燕赵又次之”的局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苜蓿“处处田野有之”，连遥远偏僻的地区都有。淮河流域地区也有了一定范围的栽种，但此时的苜蓿大概还没有扩种至江南地区，所以才有“江南人不识也”的记载。而据乾隆时河南《汲县志》记载，“苜蓿每家种二三亩”，反映出华北、西北地区几乎每户农家都有种植。清朝农学著作《农蚕经》、《民囿便览》等均对苜蓿的食用方法、饲用价值、栽培技术等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除了种植范围的扩张，古人对苜蓿的利用方式也在丰富。苜蓿含水量较高，草质柔嫩，适口性好，是饲用价值最高的牧草。在畜禽生长发育所需要的13种维生素中，苜蓿就含有10种，又被称为“维生素饲料”。更独特的是，苜蓿所含的粗纤维，在反刍动物瘤胃内的消化速度很快，容易使家畜产生空腹感，从而刺激食欲，增加采草量。另外，苜蓿的植株生长点位于枝条顶部，刈割后再生能力强，可利用期长。而这个特点在苜蓿传入之初就已经被古人发现，据《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

除了充当饲料，苜蓿还是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改良土壤的理想植被。清代《增订教稼书》记载，盐碱地上“宜先种苜蓿，岁夷其苗食之，四年后犁去其根，改种五谷蔬菜，无不发矣”。清朝道光时期河南《扶沟县志》也记载：“唯种苜蓿之法最好，苜蓿能暖地，不怕碱。”事实上，这类记载在北方的地方志中比比皆是。而从今天的研究来看，苜蓿属于深根系植物，根系入土深度通常为2～6米，最深可达39米，强大的根系及其分泌物能为土壤提供大量的有机物质，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苜蓿还常常与粮食作物轮作或混作。《群芳谱》指出：苜蓿地“若垦后次年种谷，必倍收，为数年积叶坏烂，垦地复深，故今三晋人刈草三年即垦作田，亟欲肥地种谷也”。明代《养余月令》、《群芳谱》和清代《农圃便览》、《农桑经》等都记载苜蓿与荞麦混作是历史上的普遍经验：“夏月取子和荞麦种，刈荞时，苜蓿生根，明年自生。”这说明古代农民已经利用苜蓿根系的固氮能力使谷物丰收。恰如北方流行的一则农谚所说：“一年苜蓿三年田，再种三年劲不完。”

除了用作饲草外，苜蓿还可供人做菜食用。在《四民月令》中，就有苜蓿作为蔬菜来栽培的记载，《齐民要术》也称“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但在太平年月，一般很少有人拿它当饭菜，只有在粮食缺乏时，才被当作“救荒之奇菜”，以至于苜蓿甚至成了生活清贫的象征。唐朝薛令之在《自悼》中写道：“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宋朝陆游在《书怀》之四中亦称：“苜蓿堆盘莫笑贫，家园瓜刳渐轮囷。”除此之外，苜蓿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作为一种域外引进植物，苜蓿能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除了其固有的自然生态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农用动力和交通工具，战马更是战争的神经中枢，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因此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苜蓿这一重要饲料的种植和推广。唐玄宗时，官员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要保证数量如此庞大的牲畜群体的生存绝非易事，所以“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明朝嘉靖年间，军队在九门之外种植大量苜蓿，用于喂养皇家御马。为了保证饲草的充足供应，国家还专门设置官员掌管苜蓿的种植和管理。正因如此，“植之秦中，后渐生东土”的苜蓿，历经2000余年而繁衍不息。

石榴

深秋时节，霜林尽染，红艳艳的石榴也悄悄绽开果皮，露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榴子。当人们细细地吸吮着清甜的榴汁，任琼浆玉露般的汁水沁入心脾，是否会想起遥远的丝路上关于石榴的传说？“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从长安到罗马的漫漫丝路上，一路传唱着这样的唐人歌声。

石榴原产于古波斯到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一带，即现在的伊朗、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古波斯人称石榴为“太阳的圣树”，是多子丰饶的象征。大约公元前2000年，航海的腓尼基人将石榴种带往地中海沿岸。在西亚，古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就爱饮用石榴汁榨的香酒，据说连他的王冠也用石榴纹装饰。在希腊神话中，石榴被称为“忘忧果”，人们相信它的魔力会令人忘怀过去。

在遥远的东方，榴花与天马，则成了汉朝天威远播流沙的标志。一般认为，石榴是在汉武帝时期，与葡萄、苜蓿等同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汉张骞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安国”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而“石国”则是塔什干，故当时石榴大多被称为“安石榴”。虽然缺乏西汉时期对石榴传播史的直接文献记载，但已有文献中对石榴在汉代已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描述则是确凿无疑。

石榴引入之初，汉武帝就下令遍植长安城。“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城郊。”据史书记载，当时石榴作为珍树奇果，被栽植在首都长安御花园的上林苑和离宫骊山温泉宫，专为帝王享用。东汉魏晋时期，石榴的种植以河南最盛，而都城洛阳是石榴种植的中心。这一时期，石榴由皇家宫苑开始进入士人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开始形成本土化的优良品种。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浮屠前荼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荼林实重七斤，蒲陶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京师语云：白马甜榴，一实直牛。”文中“荼林”即石榴，可见在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洛阳已有石榴栽培，尤以白马寺品种最为优异。

东晋南北朝时期，石榴以河南为中心，向北、向南继续传播。从《齐民要术》对石榴繁殖、栽种技术和加工利用有详细记载，表明北方石榴的种植更加普遍，栽培技术已臻成熟。而南方石榴也开始见诸文献，蜀地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开始出现地方名优品种。《乐府诗集》收录的《孟珠》诗云：“扬州石榴花，摘插双襟中。葳蕤当忆我，莫持艳他侬。”

隋唐时期，石榴的栽培得到快速扩展。《封氏闻见记》卷七记载：“汉代张骞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种，今海内遍有之。”隋大业元年于洛阳故王城营建东宫时，以樱桃、石榴作为行道树。唐时华清宫有七圣殿，绕殿长满石榴，据称是杨贵妃亲手栽种。《酉阳杂俎》中记载：南朝梁大同年间，东州后堂的石榴都是结成双子；南诏的石榴果实饱满、皮薄如藤纸，味道更胜于洛中石榴。可见在唐代，人们对各地石榴的不同特点也都了如指掌。

石榴

宋元时期，石榴的栽培、采收、储藏和加工技术日趋精细，并得到全面推广。宋代石榴品种明显增多，仅《洛阳花木记》就记载了九个不同的品种：千叶石榴、粉红石榴、黄石榴、青皮石榴、水晶浆榴、朱皮石榴、重台石榴、水晶甜榴、银含棱石榴。人们对石榴利用价值的认识也加深了：“多食其实则损仁肺。东行根并壳，入杀虫及染须发口齿等药。其花百叶者。主心热吐血及衄血等。干之作末。吹鼻中立差。”

明代是石榴种植业发展的高峰，这与明代士风不无关系。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进入全盛期，时人谓：“凡家累千金，恒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同时，士子编撰类书、谱录成一时风气，必多方搜求园艺作物尤其是新奇种类。从文献记载来看，尽管南方普遍有石榴种植，但明清石榴的分布仍以北方为重，尤其是品质优良的佳种多出自北方。

石榴在我国悠久的栽培历史中，形成了众多别名，如若榴、安石榴、榭榴、海榴、丹若、海石榴、金庞、金罂、天浆等。如此丰富的词汇，既说明古人对石榴的熟悉与重视，也表明古人对石榴的广泛用途逐渐掌握。

石榴初春新叶红嫩，入夏繁花似锦，仲秋硕果高挂，深冬铁干虬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庭院树种。古诗有云：“春花落尽海榴开，阶前栏外遍植栽。红风满枝染夜月，晚风轻送暗香来。”石榴种植在皇家园林中尤为盛行。李唐时期，因女皇武则天的极力推崇，曾出现“榴花遍近郊”的盛况。在明朝人的插花“主客”理论中，榴花总是列为花主之一，称为花盟主，可见古人对石榴的推崇。

石榴籽实多汁，酸甜可口，营养丰富，自古被视为珍贵果品。除鲜食外，用石榴酿酒在古代较为普遍。梁元帝萧绎有诗句云：“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来”；“樽中石榴酒，机上葡萄纹”。石榴还被加工成石榴汁饮用，“北人以榴子作汁，加蜜为饮浆，以代杯茗”。石榴还有醒酒之功，潘岳在赞美石榴时说它有“御饥疗渴，解酲止醉”的作用，清代陈扶摇在《花镜》中也有“其实可御饥渴、酿酒浆、解酲、疗病”的记载。

除观赏、食用外，石榴还被用作药物、染料、胭脂等。在唐代医学家孟诜的《食疗本草》里记载，石榴可以治疗肠肚绞痛、持久泻痢等病，还说到把石榴花阴干碾碎呈末状，混合着铁丹服用一年，即可白发转黑、气色红润。这意味着早在此时，石榴的美容功效已被人们所认识。石榴还是制作胭脂的原料，《北户录》云：“石榴花堪作烟支。”此外，石榴的根皮、树皮及果皮富含鞣质，可作为黑色染料，给玉器描黑、染墨、染发等。

石榴和中国的服饰文化也有着紧密联系。古代女子爱戴石榴花，到南北朝时还很风行，南朝梁简帝肖纲就有“鬓边插石榴”之句。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裙子染色的染料便是从石榴花中提取，古人由此把红裙子称为“石榴裙”。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古代年轻美貌女子的代称，而“拜倒在石榴裙下”则成了求爱的代名词。

石榴身上寄托了古人太多美好的愿望和无尽的遐想，从而使石榴文化在华夏大地影响深远。农历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在石榴花盛开的五月，瘟疫流行，人们常会请来钟馗像镇守，而民间所绘的钟馗像耳边常戴着一朵石榴花，有“榴花攘瘟剪五毒”之说。在我国民间，还有以石榴图案祝子孙繁盛的习俗。人们常用“连着枝叶、切开一角、露出累累果实的石榴”图案，象征多子多孙，谓之“榴开百子”，是新婚时窗花、幔帐、枕头等新房陈设中常见的图案。

黄瓜

黄瓜

原产于印度热带潮湿森林地区的黄瓜，距今已有4000年的种植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和葡萄，接着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红花、石榴、核桃、胡麻、黄瓜、葱、蒜等经济植物。黄瓜通过丝路传入我国后，便在此安家落户2000多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瓜类作物。

黄瓜传入之初，原名胡瓜。因古代称聚居于西北的民族为“胡人”，黄瓜原为“胡人”所种，故有胡瓜之名。而更名为黄瓜，则缘于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319年，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王朝，立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他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便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勿赦。

有一天，石勒在单于庭召见地方官员，当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很不满意。他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责。

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自此以后，胡瓜就被称作黄瓜，在朝野之中传开了。

不过，这个典故疑似是后人附会的。实际上，胡瓜改称黄瓜的确切年代应该在隋代。隋炀帝杨广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因此隋炀帝有一半胡人血统，但他本人十分崇尚华夏，蔑视胡夷。根据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的《慎所好》记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另有唐代杜宝的《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四年）九月，（炀帝）自幕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

可在现代人看来，我们平时食用的黄瓜明明是碧绿清脆，为何不叫绿瓜反而叫黄瓜呢？事实上，现在我们吃的都是还未真正成熟的黄瓜。绿皮黄瓜在它老熟之时，才会露出“本色”：皮色由绿变黄，肉质变老变酸，种子硬挺。据《齐民要术》记载，北魏时，黄瓜要等色黄后才采摘。但后人发现，黄瓜未成熟时吃着更脆、更香，慢慢地便在黄瓜尚绿之时摘下食用。

引种黄瓜早期，所见文字记载很少，及至南北朝时才有了相关论述，到了唐朝，黄瓜已成为南北常见的蔬菜。唐代《本草拾遗》和宋代《嘉祐补注本草》皆著录了黄瓜。南宋诗人陆游更有七言绝句赞美黄瓜：“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时清闾里俱安业，殊胜周人咏采薇。”

到了明清时期，黄瓜的栽培技术获得很大的发展。《本草纲目》中记载：“胡瓜处处有之，正二月下种，三月生苗引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黄花。结瓜围二三寸，长者至尺许，青色，至老则黄赤色，其子与菜瓜子同。一种五月种者，霜时结瓜，白色而短，并生熟可食，兼蔬蓏之用，糟酱不及菜瓜也。”

王象晋的《群芳谱》对黄瓜的形态特征描述得更为详尽：黄瓜“蔓生，叶如木芙蓉叶，五尖而涩，有细白刺如针芒，茎五稜亦有细白刺，开黄花，结实青白二色，质脆嫩多汁，有长数寸者，有长一二尺者，遍体生刺如小粟粒。多‘谎花’，其结瓜者即随花并出。味清凉，解烦止渴，可生食”。黄瓜为雌雄异花植物，此处的“谎花”是指不能结实的雄花，数量多于雌花达10倍以上。尽管当时的学者不知花有雌雄之别，但两者之差异能被观察和记载确是难能可贵。

对于黄瓜种植技术的研究，也有久远的历史。《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篇中记载：“种越瓜、胡瓜法：四月中种之。胡瓜宜竖柴木，令引蔓缘之。收越瓜，欲饱霜，霜不饱收烂。收胡瓜，候色黄则摘。若待色赤，则皮存而肉消也。”此处已论述黄瓜的播种采收时期和基本种植法。事实上，黄瓜种法有地黄瓜和架黄瓜之分：地黄瓜适于少雨地区，不搭支架，任瓜蔓于田间伏地生长，栽培管理较粗放；架黄瓜则适于温暖多雨地区，在瓜蔓伸长以前，用竹木搭成人字架，使瓜蔓攀缘其上，栽培管理则较精细。

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不难发现诸如“暖房”、“温室”等字眼，这说明唐代除花木之外，已掌握了黄瓜的温室栽培技术。唐代诗人王建在《宫前早春》诗中云：“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明代王世懋在《学圃杂蔬》中提道：“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入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即结小实。”

经过长期实践，古人逐渐认识了黄瓜既喜温又怕酷暑的特性，设法满足它对温度的要求，使其早上市、多次上市，甚至周年供应。根据记载可以窥见，当时的主要农业措施是根据各地的气候特点，错开播种日期，进行露地栽培或温室栽培，提前或适当推迟采收，以延长上市日期。当时就已经有春黄瓜、夏黄瓜、秋黄瓜和冬黄瓜之别。

黄瓜适应性强，易种易活，瓜可鲜食，亦可腌渍、晒干贮藏。尤其在灾荒年间，瓜干可代食粮度过荒年，这恐怕也是黄瓜受古人欢迎的原因之一。

菠菜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薐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宋代诗人苏东坡在这首七言散联中所指的“菠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菠菜。这宛如“铁甲”的美味佳蔬，又名波斯菜、菠斯草、赤根菜、鹦鹉草、角菜等，是藜科菠菜属的一二年生草本绿叶类蔬菜，以嫩茎叶及根供食用。

菠菜原产于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唐初经尼泊尔传入我国。据《新唐书》的西域传记载，唐太宗时曾派遣官级为从六品的卫尉承李义表出使天竺国（今印度），途经泥婆罗国（今尼泊尔）时通过访问活动，加强了两国的友好联系。到贞观廿一年（647），泥婆罗国国王特地派使节来到长安，贡献波棱等蔬菜，“叶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其后散见于诸书所著录的菠薐、波稜、颇陵、颇菜和波菜都是引入地尼泊尔语菠菜（palinga）的汉字记音。

菠菜

其实早在隋代，菠菜从其原产地经民间渠道就已引入中国。唐代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曾说过：“菠薐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西国当指原产地伊朗，因其古称波斯，故菠菜又有波斯草和菠斯等别称。直到现在，福建福州、泉州等地区仍将菠菜称之为菠伦。泉州有这样一句俗语：“要食着食菠伦，要穿着穿绸裙。”意思是，吃菜菠菜最好，穿衣绸裙最中意。

菠菜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引起了唐代研究草药的医学家孟诜的注意，在他所著的世界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中，论述了菠菜的药性。其“菠薐”条曰：“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北人食肉面，即平。南人食鱼鳖水米，即冷。不可多食，冷大小肠。久食令人脚弱不能行，发腰痛。不与蛆鱼同食，发霍乱吐泻。”这是菠菜见于我国典籍的最早记载。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郭橐驼在书中说：“菠薐菜过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间种与二十七、八间种者，皆过来月初一乃生。验之，信然。盖颇棱国菜。”这意味着，到8世纪末，菠菜的栽培己推广至长安西部的农村，郭橐驼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有种菠菜的实践，才能知道菠菜的生长习性。

自郭氏而后，唐代典籍中就没有关于菠菜的记录了，爱写诗的唐人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新奇的蔬菜。杜甫困顿时常食菜蔬，连山野间的杂草苦荬都写进诗里了，却从未提过菠菜。由此可见，菠菜在唐代栽培并不广，且因并非富贵菜，常食还有“令人脚弱不能行”的副作用，唐代的文人墨客并未注意到它，只有一些本草学家、炼丹术士和因经济匮乏而种来聊以添菜的农民对它感兴趣。

到了宋代，菠菜在典籍中的记载就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人喜著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菠菜的广泛栽培。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以后，著录菠菜的地方志数量便急速增长，这意味着菠菜的广布应在南宋以后。而《中国外来植物》的“菠菜”条目也称：“至宋元方广为种植，成为冬春季节常见蔬菜。”

这也与菠菜在文学中的地位变化相吻合。宋孝宗时期的诗人员兴宗在《菜食》中写道：“员子一寒世无有，爱簇生盘如爱酒。菠薐铁甲几戟唇，老苋绯裳公染口。骈头攒玉春试笋，掐指探金暮翻韭。达官堂馔化沟坑，我诵菜君人解否。”员兴宗在诗前小序中将菠薐等蔬菜与竹君并提，赋予了蔬菜人文的内涵，在精神层面上推动了菠菜“中国化”的进程。

《全宋诗》中写到菠菜的诗共计8首。有些诗中提到了菠菜的一些吃法，比如菠菜粥和菠菜饼，还有些诗中提到菠菜在僧侣中很受欢迎，出家人似乎是菠菜的主要消费者。

菠菜是一种味道很有争议的蔬菜。经霜经雪的菠菜发甜，口感好，而其他季节的菠菜比较涩口。正因为菠菜有甜涩两种口感，所以，爱吃的人极喜，而不爱吃的人视若凡品。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五代时期做过南唐户部侍郎的钟谟，特别爱吃菠菜，他把菠菜视为天上降下来的“雨花”，并把菠菜、蒌蒿和萝卜看作是无可比拟的佳肴而称之为“三无比”。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镇江有一农妇为他做了“菠菜烧豆腐”，还美其名曰：“金镶白玉版，红嘴绿鹦哥。”乾隆吃后，觉得味道很好，且清淡素雅，便封农妇为村姑，菠菜为村姑菜，并经常叫御厨做这道菜给他尝鲜。而明代王世懋在笔记《蔬疏》中则说：“菠菜，北名‘赤根’。菜之凡品，然可与豆腐并烹，故园中不废。”可见他并不推崇菠菜。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一首专写菠菜的诗篇题解中道出了菠菜的来历及其食疗功效：“波棱乃自波陵国来，盖西域蔬也。甚能解面毒，予颇嗜之，因考本草，为作此篇。”所谓“面毒”，古时候小麦多用石磨磨成面粉食用，因而石头中的一些粉末也进入到面里，当时的保存技术又不过关，放置久了便有些泛灰的毒素，人吃了就会发热毒。古人很早就知道菠菜宜与面同食，消解“面毒”，利于五脏，效果颇佳。

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在“菠薐”条下云：“凡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及痔漏之人，宜常食菠薐、葵菜之类，滑以养窍，自然通利。”《滇南本草》称菠菜：“味甘微辛，性温。入脾、肺二经。祛风明目，开通关窍，伤利肠胃，解酒，通血。”《食疗本草》说菠菜：“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

豌豆与蚕豆

历史上，曾有两种从西域传来的豆科植物被称为“胡豆”，一种是我们现在说的豌豆，另一种则是蚕豆。豌豆的传入时间较早，《管子》里面即有“山戎出荏菽，布之天下”之语，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戎菽”与胡豆同义，即是豌豆，因为“种出胡戎”而被称为胡豆。

豌豆之名则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张揖所撰的《广雅》，得名是因为“其苗柔弱宛宛”。原产于中亚地区的豌豆向东传入中国后，由于对生长环境没有过高要求，得以在中国大面积种植，加之其性耐寒、耐干燥，在北方地区分布尤多，目前，我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世界第二大豌豆生产国。豌豆很早就走上了人们的饭桌，《本草纲目》中称其“煮、炒皆佳”；由于磨粉细腻洁白，豌豆被用于制作古时洗漱沐浴用的澡豆。同时，豌豆也是战马的主要饲料之一。

豌豆

被称为胡豆的豌豆早早就在中国的百谷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到了明朝，普及较晚的蚕豆却后来居上，占据了胡豆之名。蚕豆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关于意指蚕豆的“胡豆”较早的记载来自成书于宋朝的《太平御览》——“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明蚕豆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回的物产。但直到宋朝，蚕豆种植一直未能大范围普及开来，北宋宋祁描写蚕豆的《佛豆赞》中写道，蚕豆“农夫不甚种，唯圃中莳以为利”，说明它此时并非大规模生产的粮食作物，而是只种在农人自家的菜圃中。苏轼曾有一次读到“豆荚圆而小，槐叶细而丰”之句，不知其所指，询问一位四川来的友人后方才知道诗中所写的是蚕豆。由于早年种植范围主要在云南、巴蜀一代，人们借云南的“佛国”之称，称蚕豆为佛豆。

“蚕豆”的名称则最早见于杨万里的七言诗，这首诗写于一次杨万里与友人小酌之时，友人指着佐酒的蚕豆说：“未有赋者。”杨万里于是当场戏作《蚕豆》一首，诗中赞叹：“翠荚中排浅碧珠，甘欺崖蜜软欺酥。”这一名称是其在长江流域大量种植后在当地产生的，因为它豆荚如老蚕，而又“蚕时始熟”。至于蚕豆取代豌豆的胡豆之名，也是其种植范围逐渐从四川向外扩散之后的事。《本草纲目》中记载：“盖古昔呼豌豆为胡豆，今则蜀人专呼蚕豆为胡豆，而豌豆名胡豆，人不知矣。”即因为四川人惯于将蚕豆唤作胡豆，使其他地区的人也渐渐受到影响，叫蚕豆的多、叫豌豆的少，进而人们便忘了豌豆也是胡豆。

在古代农耕社会，农家每年最困窘的便是旧粮已尽、新粮未下的青黄不接之时，而蚕豆因为成熟期在初夏，恰好能在这个阶段充作主食，帮助农人顶过最为难过的季节，《农书》称其为“百谷之先，最为先登，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饱”；历朝所作《救荒书》也对其多有提及。因为量多而便宜，蚕豆在平日也被一些地区当作主要的粮食，《天工开物》就记载在湖北，蚕豆充饥果腹的价值不逊于当时普遍的主食黄米和小米。曾经重庆街头的“棒棒军”就常吃蚕豆，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难得的便宜耐吃的下酒菜，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充饥效果很好，能维持重体力劳动所需的体能和耐力。

在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众多物产中，蚕豆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清人叶申梦的咏蚕豆诗是对这种植物最好的写照：“蚕豆花开映女桑，方茎碧叶吐芳芬。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众香。”直到现在，蚕豆在四川等地还保留着“胡豆”的古称，宣示着它从丝绸之路上千里而来的西域血统。

睡莲

睡莲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初看或许会以为这是一首题咏荷花的诗，其实这却是唐人卢照邻所作的《睡莲》。古今的人们往往将荷花与睡莲这两种同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花卉一概通称为“莲”，但比起荷花借《爱莲说》得封“花中君子”的声名赫赫，睡莲却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荷花生长于中国本土，周朝时便已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之句，而睡莲一般被认为是自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才在中国普及开来。

李时珍曾引撰写《本草拾遗》的唐人陈藏器所言，写道：“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据学者考证，绘制于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存在花瓣密集细长的莲花图样，而类似的形式在中国两汉以前从未出现过，反而能在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石窟中找到参照，可见这一图像并非传统的荷花，而是印度传来的睡莲图样。

睡莲得名于其朝开暮合的习性，因其“日沉夜浮，必鸡鸣采之始得”，故又名子午莲。关于睡莲的描述曾见于唐代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明代王圻著《三才图会》，“晓起朝日，夜低入水”；清朝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内舒千层百花，如西番菊，黄心。亦作千瓣，大似寒菊”，等等。据《岭南杂记》、《大观录》等书记载，睡莲可采而食，“叶类慈菇，根如藕条”，“清香爽脆，消暑解酲”，然而食之令人思睡。当时广州有谚语称：毋佩睡莲，使人好眠。此外，睡莲入药可治小儿急慢惊风，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杭城张子元扇店，施此救人多年矣。”

叠山理水是我国园林造景的基本手法，而作为一种常见的水生观赏植物，睡莲在园林的理水造景中也有着重要的运用。据说，早在汉代，霍光的私家园林中就有一片五色睡莲池，而后来的各类皇家和私家园林中也多栽有睡莲，颐和园的谐趣园中、圆明园的鉴碧亭下都能看到大片睡莲，配以一池静水、一座小亭，营造宁静安详的氛围。

莲花是佛教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形象，其花萎而根不死、来年又得重发的特征符合佛教轮回生灭的观念，而其清净超脱的形象也与佛法要求的清净无碍的境界相合。佛教典籍本身并不区分荷花与睡莲，但在佛教起源的印度，睡莲的存在远比荷花更为普遍，所谓的“七宝莲花”，其中五种属睡莲，剩余两种才是荷花。因此，睡莲从一开始就作为宗教象征符号出现在艺术品中，寓意着圣洁、吉祥，典型例证便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北魏时期壁画中的莲花图样大多是睡莲的形象。此后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睡莲纹样也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到明清时，“子午莲”、“缠枝子午莲”纹样已经成为瓷器、丝织品上常见的纹饰，其含义也脱离了宗教的范畴，被附加上生生不息、清正廉洁等更多意味。

开心果

开心果为阿月浑子属漆树科（Anacardiaceae）黄连木属（Pistacia）植物，约有20个种，分为中亚类群和地中海类群两类，其中50%左右是坚果，其仁可食用。

俗名开心果。一般认为这是古时的国人对这种坚果的古波斯语名称的音译。这一译名充满诗情画意，现已鲜为人知。现代波斯语称其为“pista”，英文拼写为“pistachio”，而在古波斯语中则称“agoza”。在我国的古籍中，这种坚果被称为“胡榛子”或“无名子”。人们知道的只是“开心果”这一俗称。这一俗称的缘由：一是这种坚果的形似人的心脏，成熟后上端自然爆开，因称“开心之果”；二是有一则来自伊朗的民间故事说，一对年轻情侣在这种果树下谈情说爱，正谈得热烈之时，树上成熟的果实叭一声裂开口，展露出里面微红的果仁，情人们认为这是吉兆，彼此以身相许。因此，树梢头倒挂的果实被称为“开心果”。

阿月浑子（Pistacia vera）原产中亚细亚和西亚的干旱山坡和半荒漠地区，经伊朗逐渐传入地中海地区，后经地中海地区传至中东、南亚、罗马、英国、美国等。开心果的野生种见于叙利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苏联西南部的半沙漠地带，是中亚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在4000万年前第三纪时期，开心果是亚热带旱生森林干燥带中的一个树种。开心果人工栽培的历史，在西亚约有3500余年，在中亚约有2000余年，在地中海沿岸约有1500余年。

开心果

这种坚果何时传到中国，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唐朝时期，中国同波斯和其他西亚国家交往频繁，这种坚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唐代陈藏器在开元年间（713～ 742）撰写的《本草拾遗》中提道：“阿月浑子生西国诸番，与胡榛同树，一岁胡榛子，二岁阿月浑子也。”唐代段成式在大约860年所著《酉阳杂俎》中也有类似说法。两相印证，阿月浑子大概是在唐朝中期传入中国。可是，也有人认为，阿月浑子传入中国远在唐朝之前。唐朝的李珣在八世纪后半期所著《海药本草》中说：“按徐表《南洲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南洲记》成书于何时不详，但是，6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贾思勰在其所撰《齐民要术》中引用过此书。由此推断，阿月浑子可能在6世纪前后已传入中国。

红蓝花

关于红蓝花（胭脂）起于何时，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有记载：“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做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说的是从商纣王时期，胭脂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本书在另一处说：“燕支，西方土人以染红，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妇人面色。名燕支粉，亦作焉支。”于是后人多以为胭脂确是一种植物，即红蓝。但是用它做化妆品起源于商纣时期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先秦文献中没有关于胭脂的记录，甚至胭脂的那些异名在先秦古籍中也未曾出现。

有据可查的胭脂的异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史记·匈奴列传》里写作“焉支”、《汉书·司马相如传》里写作“撚支”、“烟肢”等，而“胭脂”一词，则迟至唐代才出现。据文献记载，先秦妇女的化妆品只有脂、粉、泽、黛等。这里所谓的“脂”，说的只是动物体内或者植物种子内的油脂，不是红色的胭脂。先秦时期的面部装饰以粉（白）和黛（黑）为主要色彩，即用白粉敷面，用青墨颜料画眉，不盛行脸上抹红。

中原人开始使用胭脂一般认为是从汉代初年开始的，最初这种化妆品和化妆方法是由匈奴传入中原地区的。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了加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派张骞出使西域。胭脂的引进，也在这个时候。成书于宋代的《续博物志》中说：“出于阏氏。”汉代民歌《匈奴歌》中也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殖。失我阏氏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阏氏山在今甘肃省永昌县西，绵延于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胭脂与阏氏读音相似，它是因为出于此地而得名。大约阏氏山上盛产这种被当地人叫作“阏氏”，而中原人叫作“红蓝”的植物，这种植物的花朵可以涂于面部增加桃红润泽之色，所以受到了当地妇女的喜爱，其后又逐渐传到中原，并迅速由北向南推广开来。

红蓝花

红蓝花的花瓣中含有红、黄两种色素，花开之后被整朵摘下，然后放在石钵中反复杵槌，淘去黄汁后即成鲜艳的红色颜料。之后人们又发现了紫茉莉也可制作胭脂，因此这种花又叫作胭脂花。紫茉莉夏季开花，有红、白、紫、黄等多种颜色，其中红色的可以制成胭脂。再后来，人们也用杜鹃花粉或杜鹃花汁制成胭脂。唐代王建《宫词》中写：“收得山丹红蕊粉，镜前洗却麝香黄。”山丹，即杜鹃花，唐人通常称其为山石榴花或山榴花，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说：“胭脂，古造法以紫茆染棉者为上，红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

胭脂不但制作原料多样，而且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一般要经过采摘、杀花、揉花、晾晒等数道工序。以红蓝花为例，每年在它开花的季节，要在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候去采摘，然后“杵碓水淘，绞取黄汁，更捣以清酸粟浆淘之，绞如初，即收取染红，然后更捣而暴之，以染红色，极鲜明”。这是宋代的《尔雅翼》中记载的杀花程序。杀花之后就可以制作胭脂了，先要取落藜和蒿等草灰，“以汤淋取清汁”，用以揉花，此过程要反复十几次。最后，再用布袋绞取淳汁晾晒即成。

胭脂在使用时通常先晕于手掌，再匀于脸颊。唐代宇文氏《妆台记》中说：“美人妆，面即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红楼梦》在第四十四回中写宝玉和平儿谈胭脂的用法，与此大致相同：“（平儿）看见胭脂，也不是一张，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铺子里卖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上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平儿依言妆饰，果然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这样的方法不仅涂抹均匀，而且简便易行，所以流行了很长时间。

那些来自异域的动物

整理◎陈晓

忽必烈大汗坐在一个由四头象载着的木制亭子中（《马可·波罗游记》插图）

宫廷舞兽

宫廷舞兽是唐代宫廷的一个特殊物种。那些在宫廷宴会上跳舞的动物，并不是在中国从未见过的稀罕物种，它们更多代表的是外来的捕捉和驯养技术。在宫廷舞兽中，舞马的姿态是最精细优美的，据说它们不仅可以口衔酒杯向君王敬酒，还可以边醉边舞，但大象和犀牛却是舞兽中最引人注目的。

对中国人来说，大象并不算外来之物。在青铜时代，大象就是黄河流域常见的野兽。随着中国北部森林的减少和人口增加，这种庞然大物逐渐迁移到南方。美国学者谢弗曾考证，虽然中国境内有这些动物，但可以用于表演的大象却是外来的异物。犀牛和大象一样，在史前时代就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动物，唐代时活动在长江以南相当广阔的地域。但或许是没有掌握捕捉方法，唐朝人没有捉到过境内的这种原始动物来加以训练。段成式是一位专门搜集奇闻轶事的学者，他在《酉阳杂俎》里记载了来自非洲的客商如何用“狙杙”来捕捉犀牛。所谓“狙杙”，就是拴猴的木桩。在犀牛出没的地方埋下木桩，犀牛喜欢伸起前脚，靠着木桩休息。一旦木桩倒折，犀牛就仰面倒地，不能翻身起来，这时候最易被捕捉。

驯犀和驯象都是异域献给唐朝皇室的礼物，它们被关在唐朝宫廷的兽苑之中，每天供给定量的大米和豆米食物。在严寒的冬天里会被披上羊皮和毛毡，瑟瑟等待参加大唐朝廷的庆典活动。这些巨兽都怕冷，被贡献到中国北方后，每年冬天都是它们难挨的日子。史书记载，一头在796年送到京城的犀牛，到第二年冬天就因为忍受不了严寒的天气而死在了唐朝的兽苑之中。活下来的犀牛和大象们，会一起在大型宫廷宴会上表演助兴。705年时。唐中宗就曾经在洛阳南门观看斗象表演。但是最有名的还是玄宗统治时期的舞象表演。“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旅，中于音律。”在大象表演的同时，还有舞马、山车、陆船，以及散乐、杂戏的演出。

朝廷的奢侈与禁止奢侈之风一直在相互交替着。每次风向有变，首先就表现在这些舞兽的命运上。当朝廷提倡克勤克俭的时期，这些舞兽就成了被轻蔑的对象。它们要么被关进兽苑，弃而不用，要么被放逐乡野，以安民生。780年，唐德宗继位时，为了表明他的简朴，下令释放了32头大象。一起被释放的还有鹰犬和100多名宫女。这些大象全都被送到了荆山之阳，这里正是长江中游中国种黑象的栖息之地。这些土生大象因为颜色黝黑、身体丑陋，因此被称为江猪。

留在宫廷中的舞兽，在朝代更替时结局大多都相当悲惨。“安史之乱”不仅生灵涂炭，也祸及这些动物。史书记载，当安禄山攻克洛阳之后，在洛阳大宴群臣，要利用大象率舞来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他于是仿效唐代的朝政文化，想在那些没有见过大唐文化的幽燕部落首领前，来一场百兽朝拜的声乐表演。表演前，安禄山对这些塞外的胡人夸口：“吾当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见吾必拜。鸟兽尚知天命有所归，何况人乎？”可当舞象们被牵引至大殿上后，却并没有朝拜起舞。“禄山大怀惭怒，命置于槛阱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壮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数丈。鹰人、乐工见者，无不掩泣。”自唐代以后，鲜有再见到这些宫廷舞兽的身影。

猎禽猎兽

伊朗裔法籍史学家阿里·玛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陈列了很多珍贵的波斯文献，其中一位波斯商人的旅游日记记录了明代的宫廷中，狮子、猎豹和猞猁都是重要的贡物。“在第五道宫苑内，他们养着一些狮子、豹子、猎豹、猞猁狲以及吐蕃狗。吐蕃狗是一些长毛的身材巨大的动物，如同狮子一样勇猛。土耳其算端（苏丹）有一大群这样的狗，民众称之为萨姆松狗。但它们是来自吐蕃的一种犬类，汉人于吐蕃附近的山上捕捉这种狗。”这些动物都是由近东的国家进贡奉献的，那里的人们善于捕捉和训练这些凶猛的动物，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君王塔赫穆拉斯：“由于长期观察森林中的野兽，他选中了猞猁狲和猎豹。他在荒凉的地方以陷阱捕获了它们，训练它们为自己狩猎。在那些凶猛和疾飞的禽类中，他选中了雄鹰和大隼，把它们训练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全世界都对此感到惊奇。”

猞猁狲又称大山猫，比家猫略大一些。据说在大自然中它是狮子的盟友，为狮子充当向导并以狮子吃剩的残余物为食。而吐蕃狗，则是猎取麝麂的好手。它们长着一颗硕大的头颅，有如同盾牌般的耳朵，尾巴像狮子一样刚硬有力，甚至攻击老虎也不畏惧。猎豹几乎与猎兔狗的大小一样，据说在波斯，人们用白奶酪这样的高级食物来驯养它。对于一头“豹”来说，猎豹的体形太瘦小了，但它在狩猎时却能很快抓住猎物。它速度快，头脑灵活，不是直接追赶猎物，而是左右奔驰，跑“之”字形路线驱赶猎物。猎豹的使用在西亚和南亚非常普遍，苏美尔人就曾经使用过猎豹，勇敢的赫梯人甚至驯化了真正的黑豹，并将其用于狩猎。蒙古汗在一些大型狩猎活动中曾使用过上千头猎豹。

到唐代时，这些凶猛但善于捕捉猎物的驯兽被作为西域贡品进入汉土。在713年的史籍中，将康国的贡物形容为狗豹之类。实际上，狗和豹在外形上毫无可比之处，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可以驯服用于狩猎。在唐中宗李显的长子懿德太子墓的壁画上，能看到若干狩猎游戏的内容，其中还有罕见的驯豹图。几个驯养人各牵一豹，手执锤形器，列队而行。驯豹实心黑斑的身上穿着钉有铆钉的铠甲，在一众鹰、鹞、犬、马中显得威风凛凛。

猞猁，别称“猞猁狲”

除了猎豹外，鹰也是从近东传入中国宫廷的重要猎禽。唐朝皇宫中的大鹰坊紧邻狗坊。鹰坊里养着至少四种猎鹰。最稀有、最显贵的是雕，尤其是金雕；最高雅、最具有贵族派头的是隼；特别受珍视的是白色的格陵兰鹘。唐太宗本人就有一只格陵兰鹘，起名为“将军”。只要进入皇宫中的鹰，都要被装上玉或者金以及其他雕镂金属做成的尾铃，而鹞子则佩戴上刺绣的项圈，所有猎禽都配有皮革、青丝或云锦的脚带，戴有玉旋轴的皮带，镀金的栖木以及雕刻油漆而成的鹰笼。在宫廷狩猎时倾巢而出，颇为壮观。

这些善于狩猎的猛禽猛兽，还挟带着异域的神秘色彩，成为军队中勇猛善战的图腾。唐朝曾经将被称为骁骑的战士重新命名为豹骑，威卫也就是相应地成了豹韬卫。在古代兵书《六韬》中，其中一章命名为“豹韬”，论述在各种特殊地形下如何作战的战术问题。在武则天统治时代，几组侍卫将军的紫罗衫上都饰有狮、虎、豹，以及鹰、鹘等生性凶悍的禽兽形象。鹰还被纳入唐朝医药的用药范畴，成为中药房中的药材：将鹰爪烧成灰，和水服用，可以治疗狐魅；将鹰粪烧成灰，调入一勺酒中，就成了一剂解毒药。

猛兽狮子

贞观九年，唐太宗得到了一头康国贡献的狮子。太宗命令大学士虞世南作赋赞誉，这位诗人写了一篇辞藻华丽的“狮子赋”，敬畏地称赞它是“绝域之神兽”，“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遒兕于龈腭，屈巴蛇于指掌。践藉则林麓摧残，哮吼则江河振荡”。这篇文章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中世纪时中国人对于兽中之王的敬畏态度。康国贡狮这件事还被载于史书《实录》，可见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雄狮

除了康国外，在公元七、八世纪，向唐朝皇帝敬献狮子的西域国家为数不少。吐火罗国、波斯、大食都曾用狮子作为贡品。其中大食国贡献狮子时被唐中宗拒收。皇帝拒收贡品通常被认为是表现德政的姿态。比如唐肃宗就曾经在安史叛军攻陷两京的危难年景时，发布了一条诏令，停贡鹰鹞、狗豹。而唐中宗拒收狮子，除了表现德政的良善意愿，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一位大臣提出来，喂养狮子这样的巨兽的费用是非常高昂的。

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有关狮子的轶事：“开元末（约741），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唐国史补》所载之事，说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狮子，不同于寻常野兽，而具有某种灵性。它被认为拥有可怕的力量，哪怕是身上散发出的气味，都让苍蝇和蚊虫不敢落在狮子尾制作成的拂尘上。还有一种传说是如果一位乐师用狮子筋制成弦来弹奏的话，其余的琴弦就会断绝。甚至连狮子的画像也会使百兽敬畏。8世纪的唐朝宫廷画家韦无忝擅长画异兽，他创作的狮子画像，甚至能使其他野兽看了害怕。传说与真实相互缠绕在一起，让狮子成为身价最高的贡品。史书上记载明廷对朝贡者的待遇：“狮子比马匹拥有十倍的荣誉和豪华。猎豹和作狩猎用的猞猁狲各自有权获得相当于狮子一半的荣誉和豪华排场。”

但实际上，献到中国来的狮子，主要是供皇家观赏。这种狮子，是经过人工驯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传说中的神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到鞑靼皇帝身边的狮子就十分驯良。马可·波罗记述的是一次新年朝拜会。皇帝在接受王公贵族们的礼物后，请客人入席，由乐师和梨园子弟表演节目，招待众位宾客……这时，有一头狮子被带到皇帝陛下跟前，十分驯良地躺在皇帝的脚下。当然它们也表现出过兽中之王的威风。在《马可·波罗游记》第十八章中，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绘了皇家豢养的狮子捕猎和生活的情景：大汗养着许多猎鹿用的豹和山猫，还有许多狮子，较巴比伦的狮子还要大。它的皮毛光泽，颜色美丽——两侧有条纹，间以黑、白、红三种颜色。这种狮子善于袭取野猪、野牛、驴、熊、鹿、獐和其他供游猎娱乐用的走兽。狮子捕猎动物时的凶猛气势和敏捷灵快，使人看了赞叹不绝。但如果想欣赏到这样的狩猎表演，最妥当的方法是牵着狮子逆风前进，使猎物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否则猎物会立刻逃得无影无踪，这就失去了行猎取乐的机会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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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西行记：古今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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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记：古今丝路（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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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目　录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西行记：古今丝路

从中亚到高加索——西行记：古今丝路

哈萨克斯坦：从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

五彩斑斓的费尔干纳

粟特人：丝路与香料

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古丝路的荣光

曾统治过撒马尔罕的帝国与王朝

亚美尼亚：文明节点的迷思

格鲁吉亚：大高加索行记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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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记：古今丝路

丝绸之路，仅仅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魅力。突厥斯坦、撒马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第比利斯……这些名字于我，一开始就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它们有着悠远斑斓的色彩，幽微的香气，清真寺的钟声，征战的马蹄声，帝国的辉煌，还有我们所无法理解的隐秘的情感；在这些古老又现代的地方，奔放而精致的世俗与宗教文明交融出层次丰富的时空。一路上，那些雄心勃勃要奔向未来的城市，在我们眼里，也在我们心里奔腾着——这是一次漫长的地理跨越，也是一次2000年幽远历史的时间穿越。我们希望回到历史，但是，我们的眼光望向的目的地，却是未来。

从中亚到高加索

西行记：古今丝路

记者◎蒲实

位于欧亚交界、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曾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张雷 摄）

11月初，我们的记者分两路向西，寻访丝绸之路的中线所经过的一些中亚国家。这是我们即将展开的“丝绸之路”专题的一次初探。时间与预算皆有限制的条件下，我们选择其中的几个国家，尝试以这些具有代表性、重要性和枢纽性的国家，来深入中亚这块欧亚文明交汇的腹地，尽量多维度地走进丝绸之路中线上幽深而又关切未来的历史与现实时空。

一本杂志选择西行，重走丝绸之路，其出发点，自是这条连接欧亚通道的当代复兴。“一路一带”，作为崛起的中国的重大战略选项，它所昭示的未来，以及可能再度创造的辉煌，当然在我们现在的想象之外。在相当意义上，我们此次行程，是一个由地理进入历史的过程，我们希望探索的是古今丝路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他们何以如此？未来他们又将可能怎样？对历史的探究，于我们而言，当然不只是满足记者的好奇，而是由历史来理解现实，甚至触摸未来。

摄影师关海彤与我从北京出发，在新疆乌鲁木齐转机至阿拉木图——古丝绸之路的要道、哈萨克斯坦的旧都，再从阿拉木图乘列车向北，纵向穿越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到达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年轻崭新的首都。这一行程，并未仅仅遵循古丝路的路线，而是试图在中亚政治经济地位最显赫的哈萨克斯坦的新旧首都之间，探索其地缘政治空间变迁的动因，寻找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对现实和未来，所做出的尽管充满争议但却非常笃定的选择。如果说彼得大帝将俄罗斯的首都迁往圣彼得堡，使俄罗斯得以打开进入欧洲的门户，那么纳扎尔巴耶夫的迁都，则使哈萨克斯坦得以巩固其独立，从而成为一个向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均平等开放的未来国家。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西奥尼大教堂内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张雷 摄）

接着，我们从阿斯坦纳往南，进入哈萨克斯坦西南边的古城什姆肯特与突厥斯坦——哈萨克汗国的首都所在地，并由此出发，从陆地跨越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线，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从塔什干出发向东，我们翻越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中亚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地缘政治诡谲复杂，不仅以极高的人口密度聚居着上百个民族和部落，而且它还被中亚的三个民族共和国所分割：盆地的核心，也就是主要的平原地带，为乌兹别克斯坦所辖；盆地东南角入口平坦地带的奥什和东部山区归于吉尔吉斯斯坦；西南的主要出口苦盏和其他山区归塔吉克斯坦所有。这是一个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内在受阻的地区。其漫长历史上极为活跃的商贸交流、频繁的战争和人口迁徙，长期变动不居的疆域界限，以及伊斯兰与世俗权力在费尔干纳的特殊关系结构，造成了它与苏联人为在此建立的民族国家结构紧张的悖论与张力，从而成为中亚政治骚乱的火药桶。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倒退。但其深厚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资源——它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也是向南进入伊朗、印度的要道，使其本身也成为丝绸以及其他传统手工业的产区——或许能为它在全球化市场提供某种经济机会。

再从塔什干出发，向西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这两个最具历史沉淀的古老丝路重镇，拓展了此行的时间深度。撒马尔罕与布哈拉曾是中亚文明最辉煌的昔日。14世纪至15世纪初，撒马尔罕达到了其文明的巅峰，它在文学、艺术、建筑与科学上的建树，在当时世界领先，令中世纪欧洲仰慕。撒马尔罕曾是中亚当之无愧的中心，财富与权力的磁石。为什么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却在此巅峰衰落，从此未曾获得崛起的历史机遇？为什么曾经在科学上接近过近代文明的撒马尔罕，最终却未能突破中世纪？“路”或者“道”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文明史上，扮演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路通，则繁荣，战争、贸易均促其通；路不通，则封闭，走向衰败。而处于要道的古城，不断被来自东方、南方和北方的帝国所征服，又不断地反抗帝国的征服，在这种征服与被征服中，这些城市的文明也向前推进，最终在中央集权的蒙古帖木儿帝国时期达到文明的巅峰。而其衰落，远不仅是战争的摧毁那么简单，其动因在于它所处的要道地位被全局性的历史空间变迁所替换：大航海时代完成了商道从陆上至海上的转移，中亚因此衰微，并因此失去了与西方文明沟通的机会，历史停滞不前，直至被俄国征服；它所赖以吸取养分的东方文明走向了闭关锁国，南方伊斯兰文明在奥斯曼帝国兵败维也纳后全面衰落；而北方崛起的俄罗斯与欧洲发展的垄断性关系，使它始终居于对俄罗斯的附属地位。若以古鉴今，撒马尔罕在漫长历史中所经历的空间变迁和命运起伏，对于今天之新丝绸之路，亦有现实的关照。今天，能源与工业的产业链、中国的西部战略、铁路技术与资本的扩张，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经贸需求，都为丝路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历史空间变迁的契机。

第二条路线，徐菁菁与摄影师张雷则前往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这是一个鲜有人至，却异常壮美和波澜壮阔之地。若中亚被称作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外高加索则是文明间迎面相撞的那个“界点”：以南北为维度，今天的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连接着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伊朗；以东西为维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的国界恰是分野：向西，基督教文明的大门就此打开。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将如何卷入土耳其、伊朗、俄罗斯，乃至美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过去的2000年以武力为标准的领土争夺史上，古罗马、安息、拜占庭、萨珊、蒙古、奥斯曼、沙俄皆以外高加索为战场。如何观察这一文明的冲突点？兴趣由此而生。

在外高加索，文明不只碰撞，也交汇融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老城，提供了一个观察外高加索文明交汇的范本。文明交汇之处，格鲁吉亚何以存在？在根植于格鲁吉亚农业精神中的葡萄作物中，他们寻找到了“故土、母语和东正教信仰”三位一体的文化。为此，他们从第比利斯出发，去了东部的卡赫蒂省，格鲁吉亚的葡萄乡。最后，他们还探访了大高加索深处的上斯瓦涅季。那里如同世外桃源，保存着大高加索独特的建筑和文明。同样是地理决定了这块文化迥异的地区成为今天格鲁吉亚的一部分：上斯瓦涅季人无法脱离格鲁吉亚生活。一方面，土地贫瘠让他们不得不在冬季进入低地谋生，丰富了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上斯瓦涅季无法栽种葡萄，为获取东正教仪式必需的葡萄酒，人们必须与更广阔的格鲁吉亚土地展开贸易。即使是在偏远如世界尽头的大高加索，文明也永远不会绝对孤立。

而对世界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国家亚美尼亚，令人疑惑的是，几乎2000年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它如何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成为文明的前沿？他们走访了最具历史价值的教堂、古迹和边境冲突地带的小村庄，观察的一个结论是：4世纪，在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夹击下，亚美尼亚以皈依基督教的方式向罗马示好，抗拒盘踞在门口的波斯人。这既是政治选择，也是文化选择；依靠基督教的传播，亚美尼亚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文化的传承系统，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提供了归属。

丝绸之路，仅仅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魅力。突厥斯坦、撒马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第比利斯……这些名字于我，一开始就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它们有着悠远斑斓的色彩，幽微的香气，清真寺的钟声，征战的马蹄声，帝国的辉煌，还有我们所无法理解的隐秘的情感；在这些古老又现代的地方，奔放而精致的世俗与宗教文明交融出层次丰富的时空。一路上，那些雄心勃勃要奔向未来的城市，在我们眼里，也在我们心里奔腾着——这是一次漫长的地理跨越，也是一次2000年幽远历史的时间穿越。我们希望回到历史，但是，我们的眼光望向的目的地，却是未来。

（本期封面图片：格鲁吉亚大高加索山脉城镇美斯蒂亚）

哈萨克斯坦：从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

记者◎蒲实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琼布拉克草原

在阿拉木图与阿斯塔纳之间，隐藏着新旧丝绸之路的时空纽带。

哈萨克斯坦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政治经济地位，都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它有多彩的自然风光：阿拉套及天山的山脉和高山牧场，恰伦峡谷中的深谷和瀑布，乌斯土尔特高原的大地，巴尔喀什湖的湖面，辽阔的大草原，布拉拜湖上的美丽岛屿。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从位于哈萨克东南部的旧都、传统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阿拉木图，乘火车纵向穿越哈萨克斯坦，来到哈萨克北部的新都、象征着国家未来的阿斯塔纳。如果说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曾经是商品、资本、贸易等的汇聚点，那么，阿斯塔纳，就是新的财富与权力的磁石。

阿拉木图：旧都风貌

早晨起来，走到弗拉迪米尔家的阳台上，屋前的山麓和远处巍峨而古老的阿拉套雪峰还在沉睡。弗拉迪米尔家在阿拉木图市中心的一片中产阶级住宅区，家家户户独门独院，院落间的小巷狭窄曲折。他们家的房间多，就做了家庭旅馆。进了大铁门，小楼第一层是公共客厅和厨房。我们前夜很晚到达。弗拉迪米尔家的老奶奶守在吧台后面，给我们准备好了热茶和点心，还有新鲜的蜂蜜和黏稠的果酱。

那些被白雪覆盖的山巅，就像切近的仙境，天山从新疆这样延绵地伸到阿拉木图境内。阿拉套山环绕包围着阿拉木图。阿拉木图有着自己的经历和历史：早在俄罗斯佩列梅什尔斯基少校的队伍19世纪中叶到来之前，它就已是阿拉套山众峰怀抱之中的哈萨克人居住的七河地区绿洲。在莫卧儿王朝奠基人巴卑尔的回忆录中就有被蒙古人毁坏的美丽城市阿拉木图（阿勒马雷克）的资料。他同时代的人，杰出学者穆罕默德·海达尔·杜拉季在自己的名著《塔里赫——拉希迪》中也描述过阿拉套山麓的阿勒马雷克城。哈萨克考古学家K.M.拜扎诺夫证实，阿拉木图城建于10～11世纪，是一座带有中世纪哈萨克斯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切特征的城市。而成为哈萨克的首都，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儿。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登上阿克套山去，看看这丝绸之路上的自然奇境。这些山脉，对阿拉木图人来讲，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们形成自己草原文明世界观的一部分。出生在阿拉木图，且子孙三代也居于此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深情地回忆：“我登上包围着阿拉木图的大山，俯视状如巨幅地图的平原，看到了纵横交错就像大地躯体里的静脉似的条条沟壑和峡谷；村庄宛如玩具般的小房子，蜿蜒曲折的黄土路条，镶满一座座火红罂粟花岛的碧绿原野，仿佛是褐色大地巨大身体上的补丁似的一块块黄色的长方形的玉米地……在天第一线之际，一切都隐没在轻烟之中。据说，晴天时，可以远眺巴尔喀什湖。”他由此思索草原文明：“我不能领略把牲畜赶往遥远北方放牧的我们的牧羊人以赞叹和令人信服的声调所讲述的那草原的无垠辽阔。每年夏天，他们都把集体农庄的牲畜从我们村赶往伊犁方向，直到巴尔喀什湖，等回来他们就讲草原上的故事，其中有的是虚无的。但我们总是把牲畜赶到高山牧场上去放，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往北走得这么远，那里长满针茅的草原望不到边，一直到地平线外也没有山峰的影子。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看到辽阔草原的美丽和神奇，而站在山巅，即使是最高的，任何时候也领略不到草原的宏伟。”阿拉木图人告诉我，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一家人同去山上步行、野炊或滑雪，是最常见的休闲方式”。开发得最好的阿拉套山旅游胜地，叫作“麦迪奥”。

在阿拉木图举办的一个庆典上，几名士兵在和女孩儿交谈（摄于1996年）

驾车来到阿拉木图北部郊区，不消15分钟，便可抵达麦迪奥。麦迪奥坐落在阿拉套山北麓的小阿拉木图河谷里，处在半森林半草原和山地森林地带的交汇处。山下有许多很洋气的欧美式别墅群，其中有一些是度假村。进山不久，便可坐索道观光车，经过冬季高山滑冰场，登高到滑雪道的最高处，直至山顶。从索道上望下去，河谷和山坡上长遍了山杨、天山云杉、山楂、花椒和白桦等树种。俯瞰麦迪奥冬季高山滑冰场，许多人正在偌大的体育馆内进行速滑、花样滑冰和冰球的训练。再往上，穿行在山间，苍鹰在已经落雪的云杉和白桦林间展翅掠过，有点苍凉和雄伟。再继续往上，耳朵开始因海拔的升高而有些轰鸣，前方就是滑雪场了。转身向下望去，我看到了令很多来过阿拉木图的人念念不忘的美景：漫山遍野洒着一层雪的深绿色的云杉和针叶林，纵横交错的条条沟壑和峡谷，远方隐没在一片雾中的平原与城市，就像一片烟波浩渺的海……唯一遗憾的是，也许因为已近深冬，高山牧场看不到放牧者与他的羊群牛群。这片景区的名字来自于一位叫麦迪奥的哈萨克商人。据考证，他生于1850年，卒于1908年，来自哈萨克民族古老的、原先在卡拉塔勒河两岸游牧的波莱氏族。还在19世纪中叶，伊犁河以南的阿拉套山麓一带开始兴建村镇，新的工业生活和文明对哈萨克牧民有一种诱惑力。一开始，麦迪奥弟兄们每年夏天都把牲口赶到小阿拉木图河谷的高山牧场来放牧，后来，受城市文明的影响，逐渐放弃游牧生活，转向开发经营果园、园艺、商贸和其他生计，在城里还有财产，孩子在学校接受文明和文化教育。他曾到伊斯兰教的圣地去朝觐，成为一个颇有名望的穆斯林和阿拉木图的知名人物。这个名字，也是阿拉木图近代从游牧文明逐渐向城市定居文明过渡的纪念吧。

阿拉木图市的麦迪奥高山滑冰场

从麦迪奥下山，又驱车前往旁边的大阿拉木图山。积雪已经很深，车在山间崎岖的路上艰难行驶。有些地方的雪，因为碾压，成了冰，很容易打滑，不少车决定就地返回。但大阿拉木图湖对我们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们决定继续走。一片片白桦林从窗外掠过，太阳在雪山投射出扑朔变换的光影，车轮碾压着结冰的路的声音，细微而又寂静。终于看到了冰天雪地的阿克套山中那汪秘境般的湖水，它已半结了冰，像一枚水晶镜子，镶嵌在白雪皑皑的山谷中。而再往上走，那条山路一直通向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线。

与阿拉套山自然野性的吸引力不同的是，阿拉木图的城市，透露出强烈的规整而秩序的感觉：一条条东西、南北走向的笔直街道，整齐划一的街区，经纬线似的街道切割成的一个个街区，很像摆在笼屉里的豆腐块，几乎一样的建筑格式。如果不是因为那如诗如画的满城绿树掩映和它娇小的规模，倒真会觉得来到了苏联的某座工业城市，有种无趣的单调。阿拉木图的现代城市规划是近代的事情了。弗拉迪米尔英文不好，他带我们去火车站买票时，指着潘菲洛夫大街旁的那些居民楼，用手比划出破土而出的动作，“俄罗斯人”，他说。这座城市，正是依据俄罗斯城市的平面图模仿建造的。当时的七河省城建部门行政长官任科夫于1872年上书总督：“今呈上有关74座城市市政建设的材料，其中我首先择选了那些街区齐整的城市。一般来说，城市街区以宽六十俄丈，长一百俄丈的长方形为宜。”这样的街区，一般都是四周为民宅，围成一个院子，设东西南北门，院内种植观赏树和果树，有一些儿童游艺设施，有一个垃圾站，还有一个天然气供应站。院外，离楼房两米开外也种有一排排的观赏树和果树，与街边的护路树相距四五米，这便构成了遍及市内的街旁林荫道。而有些街区，则是苏联式预制板筒子楼，住宅楼的门洞开向街道，像一个个火柴盒，恍然到了东北工业城。幸而，比起莫斯科来，阿拉木图只能算是城镇，正是那种城市与乡村感的结合，让阿拉木图脱离了那种工业时代的乏味。除了街心公园各种革命与英雄时代的纪念性建筑，阿拉木图没有太多气势雄浑的现代建筑，倒是满城绿树，绿化率达到了70%以上，是一座高度绿化的花园城市。阿拉木图绿化城市的最基本树种有50种左右，其中有杨树、橡树、松柏、垂柳、白桦、枫树，还有叶榆、椴树、天山云杉、栗树……即使初冬行走于此，也能感受到它的古朴与宁静，没有太多大城市的喧嚣。

阿拉木图城市的街道，有许多故事。有一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大街，苏联解体前叫高尔基大街，位于城中心的一段，即从阿卜赉大街至富尔曼诺夫大街街口的一段。一位20年前在哈萨克生活多年的中国外交官曾记录道：“因为一旁是许多中央百货商场，顾客和游客来往如织，于是被辟成步行街，禁止机动车通行。在与潘菲洛夫大街的交汇口，可以看见有好几摊街头乐师在卖艺。过往行人只需往他们的纸盒里扔几文钱，便可以欣赏到自己心爱的曲子。在这条街上一定得慢慢地走，不慌不忙地看，否则眼前的风景便会像万花筒中的景致稍纵即逝。尤其是街道两旁的那些排列得密密麻麻的货亭和货摊，有的卖一些钉子之类的小商品，有的出售汽车驾驶执照，有的在卖黏糊糊的水果糖，有的干脆挂着一本‘本店出售美元’的牌子。在这里，你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有的摊主会不遗余力地兜售一种贴上‘Made in USA’商标的货，实际上却是香港与马来西亚的赝品。我在一个摊子上看见一双商标标明为土耳其生产的名牌皮鞋，可一看鞋掌，明显看出是巴基斯坦所产。这条步行街早已成为色彩纷呈、人声嘈杂的东方市场，使得周围的住户叫苦不迭，因为他们住家的门洞随之也变成了公厕，地下室成了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所。步行街在富尔曼诺夫街口终止。”今天，走在这些街道上，临街缤纷的餐厅与霓虹灯，与一些世界大都会相比，只是小城的热闹；而那条潘菲洛夫尽头的步行街，则有点天津劝业场扑面而来之感。

自1867年建市以来，阿拉木图的街道大都因时局的变化而更换过不止一次的名称。有人曾专门考证过：友谊大街，1919年前称为科尔帕科夫斯基大街，1996年前叫作列宁大街。现在的马三旗大街原名东干大街，19世纪从中国迁居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即中国陕西、甘肃一带的回民，曾于1881年在这一地带建立东干人聚集的村镇，故得此名。谢伊富林大街，1927年前称为萨尔托夫大街，1962年前叫乌兹别克大街，这条街道始建于9世纪末，当时这一带聚居着一些来自塔什干的商贾，故得此旧名。哈萨克斯坦是草原文明的国家，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始终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录与建筑，直至俄国人的到来。1854年，一队由俄罗斯鄂木斯克出发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在天山山脚地区建立了一个城堡；1867年，阿拉木图成为土耳其斯坦总督辖区的行政中心。1911年，阿拉木图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唯一在大地震中留下的建筑物只是一座东正教教堂。这些街道的名称，倒是阿拉木图作为丝绸之路要道的记录。

在阿拉木图余下的几天，我们搬到了哈萨克人卡拉（Kara）家。她在住宿网站Airbnb上说，她家是阿拉木图郊区的“一个农庄”，还放了一张面朝山谷的图片。她开着一辆有些旧的三厢斯巴鲁来接我们。阿拉木图的夜晚，我们从城区一直往南开，直到开上了一条两边都是宽阔农场的高速公路，远处一片黑暗，只有零星的灯光，似乎进入了无人之地。“我在美国加州生活了20多年。我相信，你们会发觉我的房子有点特别。”她说。在空旷的公路上又行驶了好一阵子，拐进一条崎岖的小径，农场到了。她拉开铁门。半公顷的农场，确切地说，应该叫杂草未除的一片被围合起来的野地，出现于眼前。沿着唯一被打理出来的车道驶入，她的“农庄”到了。这是一栋自建的两层楼的美式房子，一层有开放的露台可以歇凉，客厅大得有点荒凉，沙发、餐桌仅仅占据了小小的角落。房子旁边开辟出巴掌大小一块地，种植了一些葡萄与小西红柿，她美其名曰“有机农作物”；有时，一些阿拉木图的外籍企业员工会通过互联网找来她这里购买。阿拉木图身为中亚第一大城市，人口也仅有160万。但卡拉仍强烈地感到，这几年，“这座城市在扩张，扩张，总有一天，会向我扑来”。她4年前用几万美元买下地，价值已翻了两番。“农庄”周围住着好些在能源企业工作的人，也来这里买地盖房；她对面的那一片树林，被一位“从未露过面”的俄罗斯人买下。“阿拉木图市区的房价已经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即使不再是首都，它仍然在扩张。”卡拉说。

卡拉的父亲是阿拉木图大学的教授，研究哈萨克历史，母亲是红十字会的医生。但她却隐居在阿拉木图的南郊，与她的建筑工人男友住在一起。她的知识分子父母反对这段恋情，更不用说谈婚论嫁，但她独自的生活经历让她坚信，这个工人阶级男孩就是她的最佳伴侣。多年在洛杉矶生活，婚姻结束回到故乡后，她曾试图重新融入哈萨克斯坦，但她没有料到，这个过程比她想象的艰难。“在买下那片地修建我自己的房子的过程中，我与当地的工程队发生了无休无止的纠纷和摩擦，这也是我一直没清除荒草的原因，找不到合适的人。”结束了在哈萨克斯坦西部一家石油公司的合同，她回到阿拉木图，教英语。“阿拉木图对英语教师的需求非常大。欧美是富裕阶层子女留学的主要目的地，经济状况普通一些的人很多去中国学习工程技术。”她每天早晨去市区离火车站不远的商业楼里上课，顺道捎我们进城。她指给我看路边大片大片的农场，“这些农场很多被乌兹别克人租下来经营。哈萨克当地人不愿意也做不了这样的事儿。”她说，“我有时希望更多的勤奋精进的外来者来到哈萨克斯坦。我们有丰富的资源和辽阔的国土，相当于中国的1/4，而人口不足1800万，还不及北京。但在劳动、意识与遵守契约方面，哈萨克人还没有真正地进入现代。”对于涌入哈萨克斯坦开采资源或承建工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公司（许多分布在哈萨克西部），她没有太多敌意。“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我们向来不算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国家和地区。某种意义上，我希望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构成冲击，让哈萨克人看一看，自己是如何落后了。”不久前，她接待了一位从格鲁吉亚旅行过来的香港游客。“他在香港有一家投资公司，主要由儿子打理。他一边旅行一边在寻找投资机会。但我建议他，在这里赚钱并不如想象的容易，要谨慎。”

阿拉木图的最后一晚，我们应邀去哈萨克女孩艾尔米拉家吃饭。从武汉大学工程学系毕业后，她回到阿拉木图，开办了一个中文培训和留学的公司。第一年，她送了40多位哈萨克留学生来中国。她的新公寓在阿拉木图的东边，椭圆形的现代感十足的新大厦高高耸立在老街区旁。她的妈妈已经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主菜牛肉手抓面是哈萨克最传统的菜，用做面的牛肉熬出特别鲜浓黏稠的汤。她的妈妈一直做皮鞋生意，从乌鲁木齐或者温州进货，与中国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系。她的父亲在苏联时代长大，那时学校里开设了德语课，青年时代，他常去德国旅行。阿拉木图作为丝绸之路上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要道，我所遇到的人无一不与周边的世界通过留学或商贸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但印迹最重的还是俄罗斯——每一个哈萨克斯坦人都说两种语言，哈萨克语和俄语。日常生活中，哈萨克人仍然保留着他们草原民族的淳朴好客。席间，艾尔米拉和她的父母基本没有动过筷子，母亲不断地给我们盛汤、添茶。她用一只铜壶把沏好的茶倒进碗里，再加上牛奶递给我们；据说，每逢家庭聚会，她要给亲朋好友们沏上六大壶这样的茶，才够应付饭后六七个小时的长谈。艾尔米拉给我们准备了一只大苹果，阿拉木图特产苹果，“阿拉木图”之名就得名于此。艾尔米拉送我们出门时，我问她，她的父母为什么不动筷子。她说，哈萨克人待客以厚礼，主客之间经常要推来让去很长时间，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主人饭间陪聊，等客人走后再吃饭的习惯。这是阿拉木图留给我的温暖的记忆。

阿斯塔纳：未来之都

我们乘坐列车，向北前往阿斯塔纳。列车是1983年苏联时代的机车，还采用烧炭供暖，每个车厢衔接处的锅炉都烧得很旺，到了夜里，一团红色的火焰。这条几乎南北横跨哈萨克斯坦的线路耗时33个小时，速度很慢，窗外是无边无际、渐渐令人昏昏入睡的草原，巴尔喀什湖似曾在天际线若隐若现。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哈萨克大草原一带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农业劳作渐渐无法进行，在古老的哈萨克斯坦中部一带最终形成了粗放式畜牧业，成为萨基部落的主要生产方式。6～7世纪，在现代的阿克莫拉境域逐渐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主要由葛逻禄、基普恰克即钦察部落和基马克等突厥部落代表组成的突厥和西突厥汗国。他们就像草原上的旋风，骑着自己的矮马，佩带着弓箭、弯刀和用层层皮革紧箍的木制盾牌，沿着大草原及定居四周纵横驰骋。到11世纪，从伏尔加河一直到鄂尔齐斯河两岸的哈萨克斯坦大地上，出现过基普恰克部落、康居部落、基马克部落、托克索布部落和其他部落有组织的联盟，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钦察汗国人员众多，势力强大，已经有了国家特征，其中包括首都和古老的居民定居点——城市和要塞。公元10世纪中叶，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伟大之路”就曾穿过哈萨克斯坦中部草原。随着欧洲和亚洲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和巩固，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正是在丝绸之路的条条道路上，游牧和定居文化被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辽阔草原传说中的伟大将领——术赤汗、拔都汗、耶任汗、泰布加汗、古楚汗、乌鲁斯汗、沙伊巴尼汗，都曾在哈萨克中部的草原上驰骋。这块曾经在人类文明中发挥了重要沟通作用的草原，此刻，在寒冬中，似乎正在收敛它的生机。

阿斯塔纳市文化娱乐中心的“梦幻世界”盖着一个经过造型的毡房顶

哈萨克斯坦有密集的铁路系统，在它的境内，有5条国际运输走廊：北部有北京经阿拉山口过阿斯塔纳穿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至柏林的铁路；中部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经过哈萨克境内到达俄罗斯边境；南部从北京经阿拉山口经由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和伊朗的德黑兰，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还有从北京到阿塞拜疆巴库，和从圣彼得堡经哈萨克斯坦到达木拜的国际线路。实际上，铁路线对塑造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地理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1927年开始建设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使得阿拉木图作为首都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地图上：这条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当时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居民点——阿拉木图城，当年是俄罗斯专制制度在七河流域和土尔克斯坦边疆区的主要前哨阵地。从城市适宜的地理位置和它与大草原主要交通干线相交出发，阿拉木图被选定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即便如此，火车站还保留着过往时代的不便，车站没有地下通道通站台，而要拖着行李从铁轨上穿越，才能找到停在中间的火车。

车厢里同行的一位阿拉木图的老妈妈，是前去阿斯塔纳探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儿子。2000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阿斯塔纳。那是一项跟德国从波恩迁都柏林一样的大迁徙工程，许多政府官员怨声载道。这位老妈妈在阿拉木图与阿斯塔纳之间开始的往返旅程，也是迁都工程的产物吧。她告诉我，她还有一个女儿，移民澳大利亚了。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以阿拉木图为中心，在阿斯塔纳与墨尔本之间来回往返。在与许多哈萨克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也许因为游牧传统的关系，他们不擅长将自己的外貌修饰得特别时髦，看起来也并不全球化；但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哈萨克人，他的思维空间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他可能曾多次到访中国和俄罗斯，或者曾在欧洲旅游、讲学，或有亲属在美国或澳大利亚定居。当然，他们也许与阿富汗人一样，有时也喜欢夸大其词——在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关于阿富汗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中，他曾写道：阿富汗人的夸大其词，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把一个仅读过普通大专学校的孩子，也要说成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但无论如何，哈萨克人对德国、俄罗斯、土耳其，乃至香港地区、日本、韩国、洛杉矶和墨尔本的那种健谈，与他们在中亚作为欧亚大陆文明交汇的中间地带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

北方的阿斯塔纳已经是鹅毛大雪的寒冬，肆虐地吹着西伯利亚来的冷风。从苏式住宅区遍布的老城区出发，渐渐地，我们进入了新城。一下公交车，我便感到一些无所适从。空阔的、笔直的、尺度庞大的条条大街，似乎还是苏联式街道的翻版。没有“奥斯曼的巴黎”的浪漫细雨，在这冰天雪地中，更有种无边无际的渺茫感。正是周末，在结了冰的街道上走，竟不怎么见得到行人。环顾四周，已身处现代与后现代建筑的丛林中，被钢筋混凝土的高楼所围。地标性建筑钻天杨和首都的象征——拜捷列克观景塔，都在宽大的中轴线上突兀耸立。一时间，有种来到鄂尔多斯的错觉，整座浮华之城就像失去了资本的滋养和供血，变得面目模糊。坦率地说，对阿斯塔纳的最初印象是不太好的。纵使它采用了最先进的建筑技术，却有种难以亲近之感。纳扎尔巴耶夫曾回忆，那些建筑所采用的奇特的建筑技术，有些是他第一次听到，“膜片防水系统，选择式保温屋顶，高压聚乙烯管等。采用高新技术的不仅仅是首都的楼房建设，还有首都的其他几处建设项目。叶西尔河左岸的道路，还有暴雨水流处理系统，新的左岸滨河道路都是水泥多层结构，采用特殊处理雨后水流技术”。难道这是未来之城应有的景象吗？脑子里浮现出的却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穿过共和国大街，转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和议会大楼，就到了首都中央广场了。广场的一半被共和国政府大楼和议会大楼包围着，另一半和克涅萨热大街毗邻，这里有一排喷泉和雕塑。在广场不远处，在叶西尔河滨河大街，有哈萨克英雄克涅萨热汗·卡斯莫汗的纪念碑和人民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的纪念碑。站在空落的广场上，360度巡视四周，政府大楼和议会大楼与北京西客站的造型很有几分相似；叶西尔河的正中央，耸立着大型的花蕾型喷泉，文化娱乐中心“梦幻世界”盖着一个经过造型的毡房顶，倒有点中华世纪坛的味道；新古典主义外观的拜谢伊托娃歌剧院，现代风格大圆顶的总统文化中心和大都会电影院，哈萨克名人的纪念碑，有点像香港中银大厦造型的蓝色玻璃银行大楼，后现代的金属结构建筑物和印象派雕塑……一瞬间，感觉就像文化荒漠中拔地而起的斑驳的现代建筑大杂糅，有种强烈的马赛克效果。登上拜捷列克观景塔，可以俯瞰整个阿斯塔纳：旁边建起了国防部大厦，生命树对面的北边耸立起外交部大厦。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座摩天大楼——交通运输部大厦，顶端是一个很高的尖塔，共有36层。在这座大楼中有哈萨克斯坦的许多政府部门，如交通运输部、文化部、信息部、体育部、信息通讯部等。这座城市，就像照片中的列宁格勒，或者，像东柏林的斯大林格勒大街，有一种让人失落的宏大。而在塔顶，则是纳扎尔巴耶夫手掌印的雕塑；这位执政了20多年的总统，形象遍布各个博物馆和公共建筑。哈萨克人从四处赶来参观他们的首都时，都争相在这里把手放进这座雕塑里，也许，这象征着与纳扎尔巴耶夫的沟通吧。

直到走进“梦幻世界”，现代生活的气象才从室内购物中心和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暖气滚滚而来。原来人全都在这里！这座购物中心之现代，足以与迪拜或纽约的大型商场相媲美。广场中心开辟出一个游乐园，“跳楼机”缓缓升至棚顶，猛然坠落，引起尖叫声一片；顶层架设了观光车的轨道，一辆辆迪士尼外形的车从空中轨道开过；巨大的屏幕上放映着《侏罗纪公园》，顶层的iMax影院和变形金刚游戏厅排满了队；在欧美大都会商城能见到的奢侈品牌，在这里一应俱全；咖啡厅、西式点心店、酒吧分布在各层。这里的景象，与外面的景象就像两个世界，而我对阿斯塔纳的印象则有了一个颠覆式的纠正。阿斯塔纳的发展总规划方案，是日本现代建筑设计师岸黑川的方案，他曾经设计过索尼集团大厦和德国首都的日德中心。他在陈述中说：他用“新陈代谢”作为理论，以两种结构的共生，即静态的基础结构与动态的建筑群的共生，构成了阿斯塔纳变动主义概念的基础。他说：“20世纪是机械原则时代，21世纪则是走向生活原则的时代”；“新的首都是在旧都阿克莫拉（阿斯塔纳旧称）的历史和新建的首都阿斯塔纳的和谐共生中获得新生的，东西走向的铁道线和由东南流向西北的叶西尔河道构成了它的城市构架。”

阿拉木图火车站保留着过往时代的不便，旅客要拖着行李穿越铁轨

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提议迁都。直到2000年，他力排众议，坚持将都城从阿拉木图迁到阿斯塔纳，曾引起了哈萨克斯坦国内巨大的争议。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剧变。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按计划从波恩搬入了柏林的临时总理府办公。对于统一后的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柏林成为“德国唯一的世界都市”，是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象征。迁都柏林将德国的政治中心向东推移了600公里，使德国成为沟通东西欧的桥梁。此外，以柏林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将会积极推动德国东部地区的发展，使东部地区居民心理上感到某种平衡。纳扎尔巴耶夫对迁都阿斯塔纳，也做了系统性的解释和辩护。他认为，“首都迁移是一部完整的史诗，值得特别关注和详细叙述。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科林斯联盟的最高统帅，在实现了伟大计划——在已占领的部分实现希腊化之后，决定把新帝国的首都迁往东方——古巴比伦。从此以后，东方巴比伦应该成为西方希腊文明中心的传播者和中心”；“不仅国家元首建立首都，而且首都造就国家领导。新首都和新夺取的土地的东方影响最终使亚历山大大帝形成了对世界的新认识，它反映在某种西方和东方文化统一的混合理论上。亚历山大侍从中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不满意把东方成分引入大帝周围，亚历山大的东方波斯臣民也不满意使古波斯文化过分希腊化，但无论怎样，正是把首都迁往东方使得亚历山大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对社会思潮状况施加影响并在自己臣民利益的范围内保持平衡。一句话，给灿烂和幅员辽阔的帝国（由埃拉多到印度吉法西斯）带来了某种稳定因素。而巴比伦作为首都存在了几千年，几次改变了名称，最后变成了伊拉克的首都——古老而美丽的巴格达。”而“现实和许多地缘政治因素迫使我们以新的姿态看待我们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形成的进程”。

那么，迁都阿斯塔纳，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历史空间转移呢？

早在苏联时期，就有苏联院士建议把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迁往哈萨克斯坦地理中心地区卡拉干达或切利诺格勒。这位院士认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家的首都不应该地处国家边缘地带，并且不应与中国的边境直接相邻。当时，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苏联解体之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该如何为俄罗斯设立版图》。按照他的观点，哈萨克自古以来的领土是从南方扩展到中央草原，形成包括现代哈萨克斯坦南部各州在内的一个弧形地带。索尔仁尼琴在此神话基础上建议，把哈萨克斯坦归还给俄罗斯；他同时还建议，在斯拉夫民族整体的基础上，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连在一起，并认为确实存在过俄罗斯的克里米亚等。在纳扎尔巴耶夫看来，这种想法非常荒诞：“如果这样的言辞变成现实，将会使新独立国家之间为了领土完整而爆发战争，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你不用向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解释，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区别就像面包和奶油之间的差别一样。需要十足的幼稚才能把地理概念和诸如领土和地区的国家领属问题混为一谈。”俄罗斯人日里诺夫斯基甚至建议无障碍地穿越“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到印度洋里去洗靴子，这引起了哈萨克斯坦的强烈反响。苏联解体后，哈萨克北边的大部分非哈萨克居民感到很不安：阿拉木图遥不可及，而俄罗斯、莫斯科又在近处，我们去哪里呢？

2005年4月21日，欧亚媒体论坛举办期间，哈萨克斯坦音乐人表演民族音乐

俄国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在《纪念彼得大帝报告汇编》中分析古俄罗斯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的原因时曾说，把首都从古老的莫斯科迁往年轻的圣彼得堡，被许多人看成是解决彼得一世提出的战略任务——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口。注入波罗的海的涅瓦河河口沼泽地1711年成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开始欧洲化的地方。波尔塔瓦城下对瑞典查理国王的胜利使彼得一世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完全不愧为欧洲国家，它不仅有俄罗斯武力的优势，而且有自己坐落在“神圣的欧洲之海”——波罗的海岸边上的耀眼的首都。纳扎尔巴耶夫在学习了各国迁都历史后，对俄罗斯的迁都深有感触：“俄罗斯的欧洲化能够成功，不仅依靠了把首都机械地迁往靠近文明欧洲的地方，毕竟莫斯科本身位于欧亚大陆的欧洲部分。俄罗斯开始欧洲化，完全可以从‘白石砌成的’莫斯科开始。彼得一世如何在达官显贵中推行欧洲风格——剃掉大胡子，穿无袖男上衣，派豪门子弟去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学习。但如果严肃地想一想，像贵族这样强大的精英阶层保守情绪在俄罗斯是如此之大，整个俄罗斯君主都不能不考虑这些。贵族同引进欧洲生活方式有关的新思维方式的隐蔽和秘密的反抗非常厉害，同他们的斗争，不能仅局限于‘剃掉大胡子’。彼得大帝按照西欧榜样改造俄罗斯生活的意图是如此地强烈，对贵族们的反抗不做让步，最后，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遥远的经常被水淹没的地方，是彼得在新旧之间的一种妥协。世袭贵族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特权和数个世纪形成的生活方式，留在了贵族的莫斯科。俄罗斯帝国行政管理机关迁到了圣彼得堡，并主要补充了俄罗斯居民‘实业’部分——商人、手工业者子弟以及在个别情况下由‘底层’居民子弟构成的服务阶层的代表。自然，在国家管理系统中，贵族和显贵仍然占据了主导阵地。但管理国家和首都接近欧洲要求的新条件，终究迫使掌权阶级真正开始按照欧洲方式考虑问题。尤其是，在自己的决定中圣彼得堡的显贵们已经意识到不能依靠守旧的莫斯科和长期扎根于那里的俄罗斯贵族的力量。被封建关系猖獗削弱的俄罗斯经济需要新鲜的气息，按照彼得一世的看法，欧洲现有的市场经济基础可以赋予帝国这种新空气。尽管贵族拼命反抗，随着把首都迁往圣彼得堡，俄罗斯才得以有了通过彼得开启的‘窗口’真正闯入帝国大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关系体系历史上发展很不均衡，事实上被分割为两个地区，北部工业地区和南部农业地区。哈萨克斯坦的工业生产力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北部地区。苏联解体后，原来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俄罗斯居民和德国居民迁回到他们历史上的故乡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出现人口危机，导致工业生产力的停滞；南部则困于人口过剩和失业人口的增加，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哈萨克斯坦占第一位。如果迁都，可以有助于北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发展科学创新和科学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保证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北方是一直受到俄罗斯觊觎的多民族成分地区，唯有迁都，才能在地缘政治上巩固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国家地位。纳扎尔巴耶夫分析认为：“阿克莫拉（阿斯坦纳）几乎处在哈萨克的地理中心，靠近哈萨克斯坦重要的经济区。这些经济区是哈萨克经济主要和强大的增长点。城市处在重要的交通干线的交汇处，在这方面它同全国所有地区联系在一起。此外，城市靠近欧亚交通大干线，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这些干线是通往许多国家的便利出口”；“我把迁都看作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巩固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步骤，哈萨克斯坦可以强调自己同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平等合作的开放性。它为发展处在欧亚中间位置国家的优势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可能性。”纳扎尔巴耶夫对阿斯塔纳的构想是，“向从欧亚吹来的所有风开放”，“在全球化速度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开放和实行优化管理”。在阿拉木图与阿斯塔纳的所有博物馆里，最后一个展厅都陈列满了纳扎尔巴耶夫与各国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从美国到土耳其，从俄罗斯到马来西亚，从欧洲到韩国、日本……他就像古老时代的部落首领，成为这个国家20多年来固定和唯一的形象代言人。

在阿拉木图的博物馆里，最后一个展厅里陈列着阿斯塔纳落成的那一天，纳扎尔巴耶夫通过电视卫星中转，接收哈萨克斯坦宇航员穆萨巴耶夫从太空传来祝福的照片。这与第一个展厅陈列的草原毡房，构成了强烈的时空穿越感。哈萨克斯坦正面向未来。

五彩斑斓的费尔干纳

记者◎蒲实

乌兹别克斯坦马尔吉兰市一家丝制品厂的女工在绣花

这一行，我们想寻找的，是费尔干纳文明通道处所冲撞出的多元文化。

从塔什干出发前往费尔干纳盆地，要翻越天山。进山时已白雪皑皑，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半山腰中途的停车小栈搭了一座石堆上的展翅苍鹰塑像，翅膀已经落满了雪，从那儿往下看，盘旋的公路划出几道清晰弧线，伸向盆地的不同方向。天山、库拉明山、恰特卡尔山、费尔干纳山与吉萨尔－阿赖山在这里围抱成了盆地。盆地则被中亚三个民族共和国所分割：盆地的核心，也就是主要的平原地带为乌兹别克斯坦所辖，包括费尔干纳、安集延和纳曼干三个州；盆地东南角入口平坦地带的奥什和东部山区归于吉尔吉斯斯坦；西南的主要出口苦盏和其他山区归塔吉克斯坦所有。这里地形复杂诡谲，一路上迎面而来的延绵不绝的山，则是它的封闭的地理根源。它的封闭与会聚在它内部的多元性形成了张力：在中亚内部，北方的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绿洲农业社会之间的交通线，在此与丝绸之路垂直交叉；处于两种社会经济模式十字路口上的费尔干纳，同时又处于部族、民族交往、迁徙的要道上。如果说中亚是个种族大熔炉，那么费尔干纳作为中亚的心脏地带，则由于上百种民族高密度地聚居在狭小封闭的盆地中，酝酿出五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和纠缠不清的民族问题与宗教矛盾，成为这座熔炉最高温度的焦点所在。

“心脏地带”

进入费尔干纳盆地，沿途不时出现的各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检查岗，让人感到近年来这里紧张的政治局势还未完全消解。一路上，至少有3次检查，其中还包括一次部队设卡检查。通过一个隧道时，司机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拍照。但仅仅是摄影师开着镜头盖的相机，还是引起了关卡士兵的警觉，命令我们将车停到路边，进行了很久的盘问。虽然取得乌兹别克斯坦的旅游签证非常便捷，但一旦进入这个国家，它的安全措施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明显的一点是，游客必须每天有注册旅馆提供的签到证明，出关时，海关会按日期查看是否每天都有在旅馆报到。据说乌兹别克的警察以高效率和快速反应而著称：一旦一个城市发生了抢劫或凶杀事件，警察在15分钟内就可以封锁全部路口。这大概是应对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和“颜色革命”等政治势力近些年在这里起事的结果。

车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目之所及除了山还是山。如若是春季，山岭的草地也许该散发出绿意，山坡上的向日葵、道路两侧沟渠生长着的桑树，都该复苏过来。遥想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来到西域，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历尽千辛万苦，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才来到了这里。大宛的国王热情地接见了张骞，并帮助他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大约一个世纪前，英国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在《西域考古记》中记录道：“以前塔里木盆地和妫水中部经过哈剌特斤以及阿拉山所有的贸易，现在久已没有了。巴尔克和妫水南边‘阿富汗突厥斯坦’的一些地方也久已没有看见从中国来的货物经过了。从妫水方面到哈剌特斤当地的一点点贸易，都是从达罗特库尔干以取道于费尔干纳的马吉兰或者安集延，至于自疏勒出口的货物则横过特勒克山口，藉俄国铁道以转向这些地方。”今天，这里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着一辆辆的货物车。这也是中国旅行家玄奘曾经来过的地方。他曾写道，其地“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多花果，宜羊马”。一位沙俄军官也为费尔干纳迷人风采倾倒。他描述道：“山谷宛如一座繁茂的花果园，里面遍布应有尽有的果树和各种各样的谷物。品种繁多的葡萄、丰硕的棉花、苜蓿、玉蜀黍、埃及高粱和稻米等，十分悦目……乌卢格的运河的两岸种植着高大的树木，运河清凉的水在这些树荫下缓慢、均匀地流动着，它已经不像人们用手挖掘的运河，而像一条宽阔的河流了。它壮观地在田野和村落的绿色地毯中伸延……费尔干纳盆地属大陆型气候，十分富饶。锡尔河、索赫河和伊斯法拉河流经此盆地。这里农业发达，苏联时期修建的大费尔干纳灌溉渠、南费尔干纳灌溉渠和卡拉库姆水库形成了当地的水利灌溉网络，使盆地的植棉业、养蚕业和葡萄栽培业相当发达。

我们到达费尔干纳的第一个夜晚，在城里的餐厅吃过饭，大厅忽然黑下来，停电了。在费尔干纳盆地，我们遇到好几次停电，有时甚至整夜没有电，也许是因为冬季的缘故。每个餐桌上都点起了蜡烛。突然，却亮起了歌舞厅的大闪灯，应该是发电机带动的，进而响起了摇滚音乐，餐厅的人们逐渐一个个走到空地中央，跳起舞来。这立即颠覆了我对费尔干纳的想象——近十几年来费尔干纳因民族和宗教冲突而生的政治动荡，让人很自然地将它与保守的伊斯兰社会的民风联系起来。对于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程度很高的费尔干纳地区，其私域生活所遵从的原则和习俗，这一行，也仅仅是窥测些皮毛。至少在哈萨克斯坦列车上或乌兹别克撒马尔罕餐厅里可以看得到的颇带情色味道的MTV，在这里没有了。

在费尔干纳的安集延，我们拜访了我们的英语翻译在当地村庄的大家庭。霍多莫夫在塔什干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是一位工程师，负责零配件的销售。因为语言很好，业余时间帮旅行社做一些翻译的活儿。他的老家就在安集延的农村。他一回到家，他4岁的小儿子就扑了上来，搂住爸爸的脖子不放。在首都打工的霍多莫夫，可能也是想通过旅行社的兼职，多回老家看看家人。在他们的院落里，同时也有他们种植着蔬菜的温棚和养着十几头牛的牛棚。晚上，他的家人备好了当地人最好的食物——羊肉饭。乌兹别克斯坦人一旦请客，就总是要把桌子全部摆满，这样才显得足够丰盛。尽管主食就是羊肉饭，但桌上的馕、糕点、葡萄、苹果、饮料和茶碗，还是共同营造出了琳琅满目的热闹。一进房门，他的老母亲就提起温在煤炭炉子上的长嘴铜壶，端着一个盆子过来，让我们洗手。我们盘腿席地而坐。家中的长者——霍多莫夫的父亲、母亲、大舅、二舅依次走进来。每进来一位长者，霍多莫夫就站起身，和他们一样，将右手掌放在左胸前，致以问候。每一个人坐下来，大家都摊出双手，轻抚自己的脸，表达对真主安拉的感谢，然后才坐下面对食物。我问霍多莫夫，他的妻子在哪里，霍多莫夫说，她在厨房里忙活。直到晚餐结束我们起身告别的时候，她才从一侧的厨房中出来与我们道别。霍多莫夫穿着毛领大衣、打扮时髦的妹妹也在我们快离开时，从大门外火急火燎地飞奔进来，极为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礼貌性地劝我们留宿在她那儿——席间，我听到她的妈妈打了好几次电话，语气略微严厉，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客人，大概正是催促她的女儿过来一趟，以免失礼。这些细节，或多或少让我隐约感觉到费尔干纳地区隐秘的保守性。

即使这样一个深居盆地的农村家庭，其家庭成员的行动疆界也是很辽阔的。年近七旬的大舅曾经在苏联时期去东德服过兵役，霍多莫夫的母亲也曾应邀去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做过医学方面的交流。席间，他们谈论着今年的农作物收成，还有要防止被雨水淋坏的胡萝卜。霍多莫夫建议我们，尽早去参观他家的院子，以免赶上夜间停电。院子很深，十几头牛很宽松地居住在棚子里，到了冬天，它们已经不怎么出去溜达了。老母亲告诉我，春夏会让小孩子和年轻人带着牛去山谷遛遛，但它们圈养于此的时间比草原上的牛要多。牛棚的一侧是两个蔬菜暖棚；在院子后面，他们还有一片农田，种植棉花。这个小院落本身，便是游牧社会与绿洲农业社会的结合了。刚回到房内，果然停电了。大舅一摁脑袋上的帽子，竟然有个小灯泡，射出了电筒似的光。功率不小的应急灯立即点上，足够照亮屋子。离开的时候，下雨了。我发现，屋檐下摆出了几个铁桶，是用来接雨水的。这些迹象都向我暗示，费尔干纳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源供应，处于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

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路途中的一个路边小巴扎

霍多莫夫一家都是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一样，属于费尔干纳地区的主体民族。这里的民族非常丰富与多样，据说在巴扎里，一次简单的交易就会涉及好几个民族的人。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无法深入。近代以来，费尔干纳地区生活着几十个民族。但直到“十月革命”时期，这些民族之间的界限依然不是十分清晰。当时经常被提及的是在绿洲定居的萨尔特人、高山游牧的布鲁特人和处于山前地带的半牧半农的克普恰克人。这些人为争夺耕地、绿洲、草场、水源，不断爆发部族与民族冲突。“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并根据这一识别的民族分布情况，组建了中亚的民族加盟共和国。在历史上，整个费尔干纳盆地一直都是一个整体，不断的战争和商道带动的人口流动，形成了这里的多民族聚居。苏联建立在民族识别基础上的人为疆界划分，导致了盆地的破碎。这些政区成为中亚各独立主权国家的国界后，情况变得愈发严峻，尤其是那些飞地，更成为匪徒们自如出没的理想通道。2000年，“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得以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地带进行武装骚乱，都是充分利用了三国交界地带的复杂地理形势。更何况，中亚南部与阿富汗接壤，中亚西南和西部分别与中东、外高加索及俄罗斯的车臣等地区相邻，东部与我国新疆交界，有多个同源民族跨国而居。“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适性，在中亚的心脏地带，遭遇了很大的困境与悖论。中亚地带的游牧文化与通道性质，似乎决定了它的边境线在历史上长久的、持续的不稳定和变动不居。直到18世纪初，乌兹别克明格部首领才在费尔干纳建立起浩罕政权，而这个政权最初只是半独立于布哈拉的领地，在清朝统一新疆时，还一度臣服于清王朝。19世纪初，它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盆地之外的塔什干及锡尔河右岸，成为与布哈拉、希瓦相鼎足的乌兹别克三大汗国之一。19世纪下半叶，沙俄侵入中亚，布哈拉与希瓦先后投降沙俄，而浩罕民众抵抗最为顽强。沙俄最终完全灭掉该国，建立直属突厥斯坦总督府的费尔干纳州。而民族国家不过是个苏联时代才引入的年轻的舶来品。霍多莫夫就并不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他告诉我：“我不认为要对民族做出刻意的区分来，我也从未有意识地认为自己属于主体民族或别的人属于少数民族。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来到这里，世世代代生活于此，这就够了。”

在费尔干纳博物馆，我看到了一张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照片：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古城库瓦（Kuva）佛庙遗址考古发掘的一尊佛像。这尊巨大的三眼佛陀在照片上还未被完全挖掘出来，刚从土堆里露出一个头。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湿婆的形象。查阅库瓦的图片和资料，发现库瓦寺庙出土的面目狰狞的佛教护法神头像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有头戴颅骨状帽子、面孔愤怒的女神，还有龇牙咧嘴、鼻头圆凸、蹙眉怒目的男神。它的冲击力在于，这是我在中亚这一行中所见的唯一的佛像。自阿拉伯人的征服给中亚带来伊斯兰文明后，佛教的踪迹几乎就在征服的战争与捣毁圣像的过程中被抹得干净。但费尔干纳境内曾存在过的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文化，在库瓦仍有所保留。这一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艺术，明显呈现出印度艺术同当地艺术的融合。库瓦的佛像表明，印度佛教艺术的晚期支流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而另一次读到佛像遗迹在中亚国家的存在，是一位中国驻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官的游记。他在阿拉木图野外的伊犁河边，在突兀的石崖上，看到了三尊佛像，“个个体态丰满，颇有神采，线条十分清晰”。实际上，早在中世纪前，各种宗教都曾在中亚得到传播。8世纪之前，今天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河中地区，受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多信奉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及崇拜精灵的原始宗教。而7～8世纪，佛教曾经在中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7世纪末8世纪初，阿拉伯军队越过阿姆河，在20余年间先后征服了布哈拉、花剌子模和撒马尔罕，攻入费尔干纳盆地，到达锡尔河流域。伴随武力进入，征服者开始强迫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在这一过程中，大批历史名城遭到洗劫，许多佛教、祆教和其他宗教的庙宇和神像被焚毁，取而代之的是清真寺。伊斯兰教进入并成为中亚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研究者石岚在其《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一书中分析说，中亚天生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但相互联系的社会形态：绿洲定居农业居民，如布哈拉、撒马尔罕、费尔干纳，以及围绕着绿洲的草原部落民族。相比而言，绿洲居民对伊斯兰教的皈依更为有效，信仰也更为虔诚。9世纪时，阿巴斯哈里发册封波斯将领统辖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加强和延续。而穆斯林商人和随后的苏菲传教士们在经商与传教过程中，不断向沿途的中亚人民介绍伊斯兰教。正是这些商人将伊斯兰教演绎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使其在当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基。费尔干纳盆地在这时，成为伊斯兰教向东部山区扩张的重要通道。

在费尔干纳的博物馆里，我仍能从那些老照片上，感受到伊斯兰教在盆地深入人心时的情形。其中一张黑白老照片显示，清真寺前的广场里，密密匝匝的虔诚教徒，穿着长袍，戴着头巾，深躬下身，聆听或祈祷。那种盛况，今天在关于麦加的新闻报道图片上仍能看到。费尔干纳成为伊斯兰教传播与信仰的一个重要中心；乌兹别克人则成为盆地中最虔诚也最保守、最痴迷的伊斯兰教信徒。14世纪，统治中亚和新疆的蒙古可汗纷纷聘请大苏菲传教士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并下令自己的属民皈依伊斯兰教。世俗权贵与伊斯兰教权贵的结合，大大推动了中亚伊斯兰化进程。其后，苏菲传教士持续不断地深入草原牧区，逐步将伊斯兰教推广到中亚的穷乡僻壤。经过苏菲传教士几个世纪的努力，中亚最终由非穆斯林统治的“战争地区”、“和约地区”变成伊斯兰的和平地区。问题是，世俗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与宗教权贵相勾结，但宗教权势一旦要盖过世俗权势，僧侣间的斗争必将激化。中亚历史上有过许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穆斯林王朝，但除了在世俗统治特别薄弱的个别偏僻地方外，还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这就是中亚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发源地迥然不同的地方。时至今日，尽管伊斯兰教在中亚有很深的影响，但世俗政治仍是中亚地缘政治的主流。沙俄统治时期，对伊斯兰教实行了支持政策。但博物馆里很多当地人民反抗俄国人的油画、人物肖像照和被俄国人处死的反俄领袖的生平告诉我，正是费尔干纳的宗教人士，成为反对俄国的主要力量。

丝绸传奇

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绸业世界闻名，古老的传说则让它的美丽笼罩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费尔干纳盆地是乌兹别克浩罕汗国（1709～1875）的发源地和核心地带。有一个与丝绸相关的传说：已经有四个妻子的浩罕王决定迎娶第五位妻子。他爱上了一位当地艺术家年轻美貌的女儿，而这位艺术家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汗王。汗王非常敬重这位艺术家，也十分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于是他决定让这位艺术家用智慧来赢得自己的请求。汗王要求他在一夜之内创造出比他女儿更美丽、更迷人的东西。这位艺术家苦思冥想了一整天，但直到天降破晓，仍然一无所获。拂晓，他坐在一条小溪旁，为即将失去女儿而悲伤。突然，透过蓝色的水面他看见了太阳升起的光芒，其间夹杂着云朵、彩虹。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观，激发了艺术家的灵感，使他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丝绸。艺术家拿着这样的丝绸去拜见汗王，汗王不得不同意重新考虑迎娶艺术家女儿的决定。从那以后，费尔干纳的丝绸有了一个名字，叫汗的“迪莱斯”或“国王的丝绸”。费尔干纳的手工艺人，至今仍因为织造丝绸、制陶、木雕等一些古老的手工艺术而著名。

在费尔干纳盆地马尔吉兰市一家茶馆喝茶的乌兹别克人（摄于2006年）

在费尔干纳，我们拜访了当地的一家丝绸作坊。它仍以最古老的方式手工生产，作坊也仍是前店后厂的格局。进入雕花木门的院落，土墙上装饰着很多当地繁复而鲜艳的图案的彩陶盘。进入到商店后面的作坊，也许是旅游业的刺激，也许是生产工序的必要，各个房间都有作坊工人正在从事不同工序的劳作。第一个房间是缫丝间；石头水池中原来的热水早已凉了下来，漂浮着一些细如蜘蛛网蚕丝。水池边上摆着一个竹编簸箕，盛放着大大小小的蚕茧，有的已经破壳，只能做一些较粗糙的丝织品；旁边摆着卷绕着蚕丝的丝筺，那些稍微粗糙一些的，便再被拧成像马尾巴似的一股股。第二间作坊里，燃烧着蜂窝煤炉，炉上烧着水壶。两位工人，一老一少，正坐在像矮床一样的工作台边，给生丝分经纬。雪白的丝整齐地两头竖拉伸缠绕起来，他们再按间距，横向一股股用极其细的丝均匀缠绕上节；生织再经过炼染，就有了鲜艳的色彩；也有熟织，就是在织造前先染色，高级丝织物都用这种方法。第三个房间，则是最大的一间，是一个丝绸地毯的大作坊。几十台织架并排在作坊里，每一台前都坐着两位费尔干纳的女工。这真是一道五彩斑斓的风景线：这些女工穿着鲜艳的当地服饰，并肩坐在挂满了染好色的丝或棉线的织架前，面前摆着花色的图样；织架上用无数条细棉线密密匝匝地排出了一道细百叶窗似的底板，毯子的图案正是通过这些密密的细格来找到方向的。她们用手中像把小锉刀的“针”，飞快地在底板上穿行，那些彩色的丝绸就在飞扬之中慢慢变成了细致华丽的线条。她们所织的图案，很多是费尔干纳的传统样式；也有一台织机上，织了一半的毯子上出现了波斯书法——那是来自伊朗的订单。这样一张手工丝绸地毯的制作，极其耗时，极其劳动力密集；在一个多小时里，我只能看到不断地重复劳作，却几乎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进展，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平方米左右的全真丝毯。在伊朗的德黑兰、库姆和伊斯法罕，我也曾在大巴扎里见过织好的全真丝毯，五彩斑斓，泛着丝绸细腻的光泽；那些针数最密集的精品，其线条也精致到惟妙惟肖的地步。你若用手指在柔软的真丝毯上画画，会顺滑地像在宣纸上写毛笔字，轻轻一抹，一切又平复为泛着光泽的柔滑。

作坊的大师傅正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观察女工们工作。他叫阿克拉莫夫，从伊朗的德黑兰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他的爷爷是当时伊朗的一位大波斯毯商人，父亲则成了一位波斯毯的收藏家。他告诉我，来到乌兹别克斯坦，是希望能借助这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振兴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绸地毯。“你知道，伊朗的波斯地毯非常昂贵，是伊斯兰乃至世界地毯中的宝矶手表。”他说，“为什么不在费尔干纳这个地方，生产出别的中产阶级地毯品牌，比如，卡地亚，或者浪琴呢？这里是极好的丝绸与棉产区，也有最好的熟练劳动工人。”因为阿克拉莫夫与伊朗的联系，他的手工作坊接到了许多来自伊朗的订单；在把波斯图样带入到费尔干纳的同时，他也在寻找和设计传统的、乌兹别克的图案。不久前，他最大的那张乌兹别克花纹的羊毛毯被一位德国人买走了。他还在寻找国际市场的价格定位。“一张一平方米左右的高质地的波斯全真丝毯，在伊朗可能卖2万欧元；那乌兹别克的真丝毯该定价多少，才能在全球出口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呢？”

历史上，费尔干纳在丝绸之路上曾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将连接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沿用至今。张骞通西域正式开通的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分为两路；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和犁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可见，起源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曾经在翻越帕米尔高原之后，从盆地穿过向西而去。其中，费尔干纳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的要道，也是通向南方文明古国波斯、印度、埃及和罗马的纽带。

在费尔干纳和马尔吉兰这两个重要的工业经济发展区，纺织业、丝绸印染、手工编织、瓷器制造、农产品等传统行业，依然是盆地的工业中心。经历了独立后十几年的改革，很多苏联时期的工业群落已经开始被新的工业企业所取代，其规模和经济效益受到太多制约，只能从那些残留的宏伟工业厂房架构中依稀可辨当时乌兹别克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在苏联中亚地区所具有的重要位置。工业曾经是这里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如今，除了勉强开工的一些轻工企业、外商企业、纺织企业等，能够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现代企业项目很少，甚至基本没有。在《中亚费尔干纳》一书中讲道，2005年安集延骚乱发生后，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韩国资本大量撤出的情况，尤其是以安集延为基地的大宇公司的撤离，导致了韩国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市场信心的动摇。费尔干纳又与撒马尔罕、布哈拉有着巨大隔阂，费尔干纳人被这些地区的人看作是不讲信誉的人，这也影响到当地人在国家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地方政府对吸引外资有很大兴趣，但相关政策在这个国家十分匮乏。一位在乌兹别克斯坦做了很多年生意的中国老板告诉我，总体来讲，“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是比较封闭的。它的货币无法自由兑换，决定了你在这里生产的财富是无法带出本国国境的，只能在当地购买别的东西带走”。也许，费尔干纳以独特的历史与传统为渊源的手工业若能复兴，还能为它赢得一次置身于全球化经济的机会。

粟特人：丝路与香料

记者◎龚融

塔什干阿米尔帖木儿博物馆里的绘画藏品

导读：丝绸之路上，粟特人是最早的传奇。

在历史深处不断移动的民族

在今天，纯种的粟特人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基本只出现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往事不懈的挖掘中。但在4世纪初，这个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即康、安、曹、米、何、史、石、火寻、戊地九大姓）、杂种胡的中亚民族充满了商业活力，开始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到5～8世纪，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被认为是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最重要的中间商。

粟特人最初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通称索格底亚那，今属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区是由大大小小的绿洲和更辽阔的沙漠、戈壁构成的。在古代，一个绿洲就可以形成一个城邦国家。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这三座至今还存在于欧亚地图上的城市，曾经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它们都是连接东西南北的要隘——向南是印度，向北为游牧的突厥、柔然、匈奴等，往东到中国，往西是波斯和罗马。粟特人居于丝绸之路的核心，却长期受强邻的控制，没能发展成统一的帝国。在公元前，粟特先后被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希腊统治。4世纪，他们的本族首领被游牧民族匈人杀死，土地被占领。到5世纪初，统治者又换成了崛起于塞北的嚈哒人。到5世纪下半叶，突厥和萨珊波斯联手击败嚈哒，瓜分其领土，粟特地区归于突厥。658年，唐朝杰出的军事家苏定方率军踏平西突厥汗国，粟特各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

这样一个民族，注定了没有归属感。与汉族的安土重迁迥然相别，他们对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园缺少眷念，他们也很早就学会了在各种强大的势力中如何趋利避害。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环境铸就了他们的商业性格。在中国的史书中，他们被描述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父子计利”、“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这个民族在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双重压迫下早早地走上了一条充满流动性的商业之路，从而在历史深处不断迁移。

大约在3世纪，即东汉末年，粟特人就以商队的形式在长安、洛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之间往返。由于沿途处处充满手段残酷的强盗和更严酷的自然环境，需要强大的团队力量才能冲破重关，商队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还配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每个商队都绝对服从首领的调配，这个在粟特文原语中被称为“萨保”的人，其首领地位是由他的财力、智力、经验和在应对重重磨难中建立起来的威信奠定的。当粟特商队沿着河西走廊缓缓走进长安或洛阳，他们也就走到了东向移动的终点。无论是北朝还是隋、唐，长于控制户籍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为这群西方来客设好了管制的牢笼。他们把萨保纳入了天朝严密的官僚体制中，作为一个官职授予商队领袖，并设立萨保府，从行政和宗教事务两方面来管理胡商。

从北魏开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阳设京师萨保，在各地设州一级萨保。到北周，中央还设置了检校萨保府的官员——虞弘，以加强对这些胡人聚落的监督和控制。唐朝政府的手段更进一步，他们已不满足实际上的监控，还开始为“胡”易“名”。所有正式州县的胡人聚落被改为乡里，如西州的胡人聚落被设为崇化乡安乐里。一个化字，充分体现了中原政府的民族融合意图。而在故国横遭摧折之痛的粟特商人，也渴望一个强大、稳固的政权提供给他们长期居住处。粟特人，还有途中被他们吸收的吐火罗人、西域人、突厥人，在丝绸之路的起点扎下根来，从行商变为坐商，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受中原文化以及通婚的影响，他们的子孙不再必然走上经商之路，有的从军，有的入仕。在从军的粟特人中，最有名的当推安禄山。商业民族骨血里的狡猾、游离不定和粟特人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令他在受尽恩宠后选择了反戈一击。继他而起的史思明也是粟特人，两人联手将盛唐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在战乱结束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仇视胡人的风潮。善于在各种险恶环境下生存的粟特人，有的急急忙忙改变了姓氏、郡望，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胡人特征，有的则溜到归降的安史旧部所在的河北三镇，在那里继续谋求发展。晚唐时期，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人，又一次投靠崛起的新势力，加入北方沙陀部。混迹于沙陀部的粟特人中，到五代时出了一个比安禄山还要臭名昭著的人——石敬瑭，他以向契丹人割让幽云十六州的惨痛代价，联合出兵灭掉了后唐。这是粟特人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辉煌”。五代之后，这个早已失去了文化根基的民族在经过几百年的不断移动后，逐渐消解于汉文明之中。不过他们的血统散而未尽，在汉民族中曲折流传。如果不清楚昭武九姓的来源，后人很难想象，像米芾、何绍基这样的汉族文化精英，居然有着来自遥远中亚的隐秘血统。

最早的丝路香料控制者

粟特商队在东行途中，如果发现一处特别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方，在得到“萨保”的首肯后，便有一部分人驻留下来，建立商贸据点，然后繁衍生息，形成新的聚落或部落。另一部分则继续往长安或洛阳前进，遇到新的据点，便再次分离。不断的分离并没有弱化粟特商队，反而使他们变得强大起来：一是在行进途中，粟特商队会吸纳其他的中亚民族，如吐火罗人、突厥人、西域人，以至于抵达长安时，他们的商队成员面貌各异，有大海一样湛蓝的眼睛，也有翡翠一样碧绿的眼睛，所以被称为杂种胡；二是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在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后，就能为商队输送源源不断的后备军；三是这些成为贸易中转站的据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笼罩于长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巨大贸易网络。

在粟特人的商贸网络中，香料是极其重要的贸易对象。根据洛阳龙门石窟“造像记”的记载，位于龙门古阳洞与药方洞之间的1410号“北市香行社像龛”永昌元年题记中写到当地一个叫“香行社”的粟特商人组织出资营造佛像的情况。“香行社”是一个专门卖香的行会，这个行会中的成员有安僧达、史玄策、康惠登、何难迪、康静智等粟特商人。类似这种专项经营香料的组织在粟特人聚落的存在，证明香料在当时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极大。而德国人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2号，上面则记载了有关4世纪初叶香料交易的情形：“不久，德鲁菲斯普班达收到了香料，共重84斯他特，对此曾作有记录，但他未写收据，您本应收到它的，但这恶棍竟将记录给烧了。”

古代商路即使畅达，也非常漫长，运输成本巨大，因轻巧而方便携带的香料能给商人们带来的巨额利润。唐朝时，长安为胡商开辟了专门的西市。粟特商人将香料运抵西市入口时，由少府监或市令选择“识物人”进行估价，核定物价后再入市交易。任何一种香料，在经过长达万里的空间位移后，都能卖出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原价的价格。交易完成后，他们再去西大街以南的商行以当地价格购买瓷器和丝绸，然后装上驮队，静待长安城门的开启。当驼队抵达他们出发的原点时，香料将再次上马，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埃及，甚至是更远的欧洲。无论是丝绸还是香料，在那些地方都是用黄金来折算其价值的。3世纪的罗马帝国，1公斤黄金只能兑换90公斤香料。而到了4世纪初，哥特王阿拉里克围困罗马时，作为饶命和解除围城的条件，罗马元老院向其提供了5000磅黄金、3万块银币、4000块丝绸、3000块红布料、3000磅胡椒，此时作为香料的胡椒，其价值甚至已超过了黄金和丝绸。在中世纪，香料一度成为东西方都认可的硬通货，粟特人用它在东方交换丝绸，在西方交换黄金和珠宝。只要有一次贸易成功，就能带来可观的资本增值。数次贸易之后，一个新的胡人富翁便宣告诞生。在唐代《康婆墓志》中记载：（粟特商人）康婆“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招延宾口，门多轩盖。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1999到2005年，中国发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墓葬，墓主就是粟特的商队首领。其中凉州萨保的墓，规模之大，竟与北周皇帝墓室相差无几。粟特商人之豪奢，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润，粟特人利用其所在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庞大精密的贸易网络，长期把持着香料陆地运输的关隘。粟特文明在陆上丝绸之路上既充当商业的十字路口，又是文明的交融点。在粟特人建立的这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中，中亚与中国，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中亚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基本被囊括了进来。粟特人对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的绝对控制，使我们很难在这条路上见到其他族人的身影，连波斯商人也不得不转移向海路发展。为粟特人所迫，波斯人循海路前往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贸易，掌握大笔芳香木材的交易。波斯本土产香，但在波斯人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他们主导了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所有的香料贸易，甚至远到今非洲索马里一带去开辟市场。由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从事的是香料贸易，也被后人称为香料之路。

与此同时，粟特人则在独享陆地丝绸之路带来的富贵中日益养尊处优，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富贵能长期保持下去。这种富贵也确实延续了至少3个世纪。但从7世纪下半叶开始，日益强盛的阿拉伯人挟征服波斯之威，开始染指粟特人地区。712年，签订《撒马尔罕条约》，确立了阿拉伯人在粟特地区的霸权。从750年开始，原本信仰祆教（拜火教）的粟特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其文化根基开始动摇。到10世纪，粟特人从文化到权力彻底消亡，被伊斯兰文化所吞没。香料贸易的垄断权转移到了阿拉伯人手中。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控制了从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起西至摩洛哥的陆路和海路香料路线。再后来，就是欧洲人为了打破阿拉伯人变本加厉的垄断，先后派出哥伦布和达·伽马寻找传说中的香料海岸，是为引起地理大发现的导因之一。整个世界的格局，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此时已是15世纪，作为一个民族的粟特人，已经被深埋在历史的暗角。直到19世纪，才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

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古丝路的荣光

记者◎蒲实

撒马尔罕的比比·哈内姆清真寺

叠加的时间，在这里，是容易辨识其形状的。

走进撒马尔罕

我们是乘坐高铁从塔什干前往撒马尔罕的。高铁蓝白相间的子弹头的海报，张贴在塔什干火车站和各个售票处的橱窗里，象征着未来，看得出，他们很为之骄傲。相比之下，从布哈拉到塔什干的列车就老旧很多，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铁皮火车和硬板床，但也有种穿梭回到苏联时代的怀旧。现代的“丝绸之路”从窗外飞逝而过。我竭尽眼力望向窗外，想拨开厚重历史笼罩的神秘的面纱，寻找到与古老的丝路的时空交汇，但除了冬日里略微萧瑟的漫无边际的草原、羊群牛群，还有远方的村舍，我并无所获。大约一个世纪前，当英国考古学家奥勒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前往撒马尔罕时，他之所见，也都是肥沃的牧场；征服的突厥人犹守其游牧习惯，从那些村庄中支起来的移动毡覆小屋可以看出来，他们依然喜欢用流动的毡房，而不是泥建的小屋。而现在，我目之所及的村庄，均为砖瓦或泥建的小屋，地平线上偶尔出现的毡房似的圆锥顶，也是钢筋或泥瓦所建了。游牧生活似乎已全然退到定居文明的幕后。斯坦因最终穿过喀尔克库什（Karkhush）山口，从佉法城坐俄国四轮车过塔克塔卡拉查（Takhta-Karacha）和宽广的扎拉甫山（Zarafshan）山谷，走一长程到撒马尔罕。如今，无需这样的跋涉，大约5个多小时车程，我们来到撒马尔罕。

撤马尔罕城内的中亚伊斯兰教古迹谢赫·静达陵园（关海彤 摄）

来到撒马尔罕，一路的寒天冻地在沙漠绿洲的林荫里柔和了下来，鸟鸣声盘旋在头顶，一片热闹的天空。五颜六色的苏联老牌小拉达在街头巷角奔来窜去，在土灰色的砖墙前划出很活泼纯正的绚丽色彩——这种在其他地方几近绝迹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古董”车，从流线型已随处都是的今天来看，棱角分明的线条倒很有复古的味道。一时还不知道，自己踏入的是哪条时间的河流：撒马尔罕，这个名字于我，一开始就充满了古老的韵味——《魏书》、《唐书》、《元史》中的繁华之城，有着悠远绚烂的色彩、幽微的香气、清真寺的钟声、冬不拉的鼓点、蒙古帝国的辉煌，还有我无法理解的隐秘的情感。它就像伊朗的伊斯法罕，奔放而精致的世俗与伊斯兰文明在此交融出层次丰富的时空。当终于身处撒马尔罕时，我却不断疑惑：应该如何理解，我每时每刻所进入的撒马尔罕的时空？在纷繁的地理线索中，哪条脉络，能带领我走进它隐秘的历史隧道，哪怕是浅浅地触碰这座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要道城市的过往？又是哪一条城市肌理的线索，能够与现在和未来，乃至与我，一个21世纪中国的到访者，产生对话和发生联系？

如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撒马尔罕有三个层次，从古至今分别为：位于郊区的故址阿弗拉西阿勃（Afriasiab），这是花剌子模帝国的首都，直至1220年被蒙古大军毁灭；帖木儿时期建成区，位于遗址西侧，保存了大量帖木儿时期的宗教、文化建筑，共有6个城门，6条主街，以一组宗教建筑组成的列吉斯坦广场建筑群为城市中心，北门附近有大巴扎，其余区域为底层传统居住区，这一基本格局较为完整保持至今，其尺度、肌理也与后来所建的城区差别明显；最后一层则为“沙俄—苏联时期建成区”，和那些遍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城市的苏联式街区和居民区一样，在寒冬里，这些预制板建筑构成的单调发灰的筒子楼街区，有时会令人想起齐齐哈尔来。

最初，我们沿着这条已很清晰的时间线索走入撒马尔罕。

要道：从康居，花剌子模到蒙古帝国

在郊区的阿弗拉西阿勃遗址，考古挖掘的粟特人故地旁，建起了阿弗拉西阿勃博物馆。第一个展厅里正在修复中的壁画，与敦煌壁画的相似，立即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古代撒马尔罕与东方遥相呼应的密切交流。这些7世纪的壁画，颜色鲜艳温润：有骑马征战持长矛的将士，有目光如炬戴头盔的将军，有骑着骆驼的商旅队，有系着铜铃形似大象的巨兽，也有身着华服的使节，驾乘着红色木舟、面部圆润衣着首饰华美的汉唐男子，随行梳着云鬓弹着琵琶的侍女，还有频繁出现的天鹅、含绶鸟等飞禽，栩栩如生。站在大厅里，既可以看到敦煌式的绘画技法，也可以找到波斯萨珊纹样的意义。正如俄国考古学家A.M.阿尔巴乌姆在《阿弗拉西阿勃绘画》一书中指出的，这些赛姆鲁、孔雀、鹅、猪头、山羊、羊、翼马及其他实有或神话中的鸟兽，与萨珊朝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观念有关，基本上是出自《阿吠斯陀》中的伊巴塔西费尔玛神（成功之神）、维尔斯纳吉拉神（军神、战神）、密特拉神（太阳与光明之神）等诸神的属性。这类神在萨珊朝美术中，不仅出现在织物上，也出现于宝石、金属工艺品和雕刻之上。7世纪的撒马尔罕，出现了许多与东方进行贸易的粟特商人；商业贸易关系的加强，促进了这条通道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连接起了敦煌与撒马尔罕。池田温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陈国灿在《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中，对从化乡的形成、发展做了详细研究，由登录的人名统计，粟特人就占了78%，以此可推断从化乡的粟特聚落性质。粟特聚落中信仰祆教，并依赖各地建立的袄祠管理聚落事务，使得东来的粟特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当地能保持其独特文化特征，因此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粟特的美术也保持了自身特色。英国学者威廉·沃森在他的《伊朗与中国》中假设：“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敦煌从5世纪前期直到6世纪存在着一个中国—伊朗画派。直到6世纪末，这种式样完全中国化为止。”可见，粟特人在中亚与中国文明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帖木儿帝国创建者帖木儿汗陵墓——古尔·埃米尔陵内部（关海彤 摄）

实际上，作为粟特人故都的撒马尔罕，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曾经是康居国的首都，也曾先后处在贵霜帝国、嚈哒汗国，波斯萨珊帝国和唐朝的势力范围内，直至以撒马尔罕城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康国兴起，在6世纪成为中亚诸城邦国家的霸主。正是在不断被征服又不断想要恢复昔日辉煌的努力中，撒马尔罕也得以从每个时代繁荣和进取的大国那里，获得往来的好处，并因此成为东西方交流的要道。撒马尔罕，不仅是张骞、唐玄奘曾经到访过的地方，也向唐朝宫廷进贡；唐高宗赶走了突厥人，康国成为唐朝的地方政权，撒马尔罕城也曾成为唐朝的属地。658年，唐朝按自己的方式在撒马尔罕城置康居都督府，以康国国王拂呼曼为都督。此后，康国国王的继位都要得到唐朝的册封。但也正是在臣于唐朝期间，康国经历了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从唐代典籍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粟特商人在唐都长安西市寻宝的故事。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制作了一幅9世纪前半叶的《长安西市复原图》，从图上来看，当时，粟特人在各行中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后，在8～10世纪的300年中，撒马尔罕城先后经历了阿拉伯人和波斯萨曼王朝的统治。阿拉伯人的统治最终使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中亚地区被纳入伊斯兰世界。10～12世纪，撒马尔罕城经历了繁荣昌盛。成书于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上半叶的《道里邦国志》说：“世界上最圣洁美好的高地是粟特山中的撒马尔罕城——她像天空；她的宫殿如繁星；她的河流似银河；她的城垣若太阳。”

顺时间的河流而下，我们拜访了13～14世纪的“帖木儿时期建成区”。正是蒙古帝国，将撒马尔罕带到了其文明的顶峰，乃至在当时的世界文明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乌兹别克斯坦人的博物馆和城市纪念性雕塑里，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成吉思汗与帖木儿竟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成吉思汗的形象总是凶神恶煞，怒目圆睁，有时他头顶的帽子上还会被画上骷髅，似乎是种不吉祥的死亡象征。乌兹别克人的历史上，成吉思汗被视为一名屠城者、杀戮者与破坏者，是旧撒马尔罕城的灾难和葬送者。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大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此后，大蒙古国陆续征服了花剌子模、中国西夏、金国和南宋等国，建立起一个地域空前广大的蒙古帝国。1220年，蒙古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帝国，都城撒马尔罕在战火的蹂躏中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曾任呼罗珊财政官的贵族后代志费尼（约1226～1284）在他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曾详细记载了成吉思汗征服期间的撒马尔罕城。此书记：“河中包括很多郡邑、区域、州县、城镇，其精华和核心是卜花剌和撒马尔干。”撒马尔罕城在中亚的地位极高，“算端诸州中最大的一个，论土地，它又是诸郡中最肥沃的一个。而且，众所公认，在四个伊甸园中，它是人世间最美的天堂。假如说这人间有一座乐园，那乐园就是撒马尔罕。……它的空气微近柔和，它的泉水受到北风的抚爱，它的土壤因为欢畅，如酒火之质。这国家，石头是珍珠，泥土是麝香，雨水是烈酒”。这样一个繁华之都，被毁于成吉思汗的铁蹄下。在撒马尔罕漫长的历史上，它因地处要道，似乎从未逃脱过繁荣后被觊觎继而被摧毁的多舛命运；却也正是这样的命运，造就了它的多元文化。撒马尔罕人对帖木儿的态度就截然不同。撒马尔罕城中心的那尊帖木儿坐像，竟然不是戎马征战的模样，而是面容安详地坐着，仿佛洗尽铅华，静看潮起潮落。帖木儿是撒马尔罕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引以为豪和极为尊重的英雄，就像蒙古人把成吉思汗视为民族英雄一样。他以撒马尔罕为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发誓要把撒马尔罕城建成“亚洲之都”。在帖木儿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经过30多年的扩张战争，建立起一个从今格鲁吉亚到印度北部的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时期，中亚地区交通畅达、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撒马尔罕城再次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在气质上，撒马尔罕城都具备了作为“亚洲之都”的资格，算得上当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性城市了。我想，撒马尔汗人爱戴同为蒙古人后代的帖木儿，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蒙古人在撒马尔罕驻扎了三代人后，慢慢也接受了伊斯兰教、波斯和突厥文化的熏陶，在生活方式与信仰上，已经与原来的撒马尔罕人融为了一体，在文化上实际已经被同化了。这一时期，撒马尔罕城建筑的清真寺、宗教学院和陵墓，气势雄伟壮观，结构精巧，装饰华丽。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初期，撒马尔罕城达到了巅峰时期。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撒马尔罕人开始思考别的问题，文学、历史、艺术和建筑，都出现了“帖木儿文艺复兴”，撒马尔罕城被欧洲人赞喻为“东方古老的罗马”。

撤马尔罕市内的古尔·埃米尔陵外部（关海彤 摄）

我们按图索骥，拜访一个又一个诉说曾经繁华的建筑遗迹：从以帖木儿之妻命名的大比比·哈内姆清真寺，到最壮观的谢赫·静达陵园，再到古尔·埃米尔陵墓，直到历经世代改建的列吉斯坦宗教学院，犹如一趟建筑博览之旅，其雄伟和繁复的程度，令人惊叹：镶着蓝色瓷砖的大穹顶，镌刻着细密的花卉藤蔓和回纹图案的木门，精湛的雕镂，依然能够辨识的华丽的装饰，墙壁上已经有些脱落却在修复中的华丽的彩色瓷砖砌成的图案和壁画，吸纳了中国园林风格的细密的雕廊和杂糅着希腊科林斯式和波斯式的立柱……其雄伟和极致的精细繁复，都令人惊叹工程之奢华。遥想几个世纪前，中亚的工匠和帖木儿在历次征服中掳掠的工匠和设计师们，全部云集在撒马尔罕，他们从波斯、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中国、希腊、印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方会聚而来，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建筑，展示出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伊斯兰风格、突厥文化、波斯风情、中国建筑技艺……撒马尔罕是亚洲各国工匠共同的作品，是世界都会，多元和包容得让人眼花缭乱。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它为世界遗产。如今，撒马尔罕已经不再是世界级的城市，甚至以今天的标准，也算不上都会。眼前，它连游客如织的季节也不是，寄居在列吉斯坦内的所有贩卖工艺品的小店都门庭冷落。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人仍然古风犹存，有着文明的风尚，但那种帝国首都的轩昂，却再也找不到了。站在清真寺或列吉斯坦空旷的广场前，只能靠想象，遥想当年，来此的工匠，“有骑牛者，有骑驴者，亦有牧放畜群而来者，逢村吃村，遇站吃站”；每逢庆典，全城工匠和商人前来与会，搭起作坊、工场，展示本行特色、表演工作的情形。

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撒马尔罕文明成就的，是位于郊区的兀鲁伯天文台。在参观了天文台后，它让我对撒马尔罕有了新的认识，也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有限的浅尝辄止的探索。

兀鲁伯之疑

兀鲁伯是帖木儿的孙子。他既是帖木儿帝国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也是乌兹别克族著名的天文学家。在古米·埃米尔陵中，他的棺材与帖木儿家族的其他成员一起，孤寂地躺在蓝色穹顶之下。考古学家对墓葬的发掘发现，兀鲁伯尸体的头颅被斩，这一点与有关的历史记述相吻合。1447年，兀鲁伯继其父为帖木儿帝国苏丹。在位仅两年，赫拉特总督叛乱，乌兹别克人趁机占领撒马尔罕。兀鲁伯迁都赫拉特，于1449年在宫廷内部争斗中被杀害。

15世纪的撒马尔罕，是整个中亚的中心。正如《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一书所写的：“帖木儿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撒马尔罕城成为当时的科学技术和伊斯兰文化中心。撒马尔罕城的金钱、名望和政治权力像磁石一般地吸引着身怀抱负的人们。”西班牙人克拉维约在这时来到撒马尔罕，发现在这里可以遇到说各种语言的人和来自不同城邦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文学、史学、天文学、绘画、建筑大师，都渴望在此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宗教界人士在此建立了伊斯兰神学院和一批宗教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而撒马尔罕也因他们走到了世界文化的前列，其中，文学、史学、天文学、建筑学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尤其突出的是天文学和建筑学。兀鲁伯就是这样一个稳定繁荣成熟的社会所诞生的高度文明的体现。他最伟大的职业，也许不是撒马尔罕的统治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来到天文台时，一对新人正在这里举行婚礼。家人与朋友簇拥着他们逐级走上台阶，在兀鲁伯的雕塑脚下拍婚纱照留念。兀鲁伯的手里拿着一卷经卷，也可能是一张测量星空的图纸，望向远方。兀鲁伯的真名叫穆罕默德·塔拉盖，“乌鲁格别克”是家里人对他的叫法，乌兹别克语含义为“伟大的贵族”。他从小就能够熟练背诵《古兰经》，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王宫里接受良好的宗教和文化教育，年轻时代在中东和印度度过。帖木儿去世之后，他的父亲，沙赫鲁克·米尔扎把赫拉特设为首都，16岁的兀鲁伯被选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通晓乌兹别克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谙熟该教经典和教义。他博学多识，酷爱诗歌，尤精于天文历算。他治理下的撤马尔罕，可谓黄金时代：帖木儿的伟大帝国东至蒙古，西至罗马与埃及，南至印度中部，北至钦察沙漠，辽阔无垠，经济繁荣，各国商贾云集，国库充盈，学术文化昌盛，宫廷学者荟萃。1430年，他主持投巨资在撒马尔罕创建兀鲁伯天文台，装置有巨型象限仪等精密的天文仪器，收藏有天文历算等大量图书，招聘了一批穆斯林和印度的天文学家在该台进行天测和研究。在他的支持下，天文台在30年中测定了1000多颗恒星和行星的方位和运行资料。1446年编成的《乌鲁格别克新天文表》是16世纪以前较精确的天文表。

布哈拉市一个绢绣家族的客厅。师傅坐在凳子上，一个学徒在请教问题

现存遗址不免让我们有些失望。它原本是一个三层原型建筑物，有六分仪、水平度盘和巨型象限仪等精密的天文仪器。但当它因考古发掘重现天日时，却已不复当年天文台的壮观，只剩下巨大的大理石六分仪，被安装在地面下11米深、2米宽的斜坑道里，供人们参观，像一条短短的矿道。坑道上面是兀鲁伯天文台博物馆，馆内展有兀鲁伯主持编纂的恒星表和行星运行表。在兀鲁伯天文台博物馆里，一些有趣的陈列物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地球仪，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天文台里是实物照片。陈列着描绘兀鲁伯兴建学院，学院里科学家一起讨论观测结果的细密画——兀鲁伯建立的真正的科学院，聚集了数百名科学家与思想家、数学家与工程师，让他们在同一个天文观测台一起工作，这在之前和之后都是没有的，兀鲁伯时代也因而是天文学家辈出的时代。这时候，出现了波兰人的照片——1690年，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加韦利在格但斯克出版了兀鲁伯与其他五位欧洲天文学家的天文学成果，在这本书的一页插画上，兀鲁伯与五位欧洲的科学家共同坐在一张圆桌边，正在召开天文学大会，墙上的画框里，用拉丁文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兀鲁伯坐在右手第一个，正中间是天文学的缪斯乌拉尼亚（Urania），桌上用拉丁文写着：“我将工作交予正确的后继者。”这张图片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蒙古贵族兀鲁伯，与欧洲的天文学家们，共同出现在科学史的舞台上，这意味着，中亚文明在15世纪的时候，至少与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文明并驾而驱，是完全有机会进到人类科学文明的历史的。接着，是两本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的扉页，一本出版于1648年，一本1650年，是介绍天文学重要人物的天文年鉴，其中都有兀鲁伯的年谱，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尼斯·格雷夫斯（Johannis Greaves）将兀鲁伯介绍到了英国。接着，是英国东方学者托马斯·海德的肖像画，他在1665年将兀鲁伯的天文成功翻译成了拉丁文和波斯文。这些资料都证明了，撒马尔罕在科学上，是如此亲密地与欧洲发生过联系，也曾如此近地靠近过近代文明。兀鲁伯的影响力，不仅是在欧洲，还辐射到波斯、印度，甚至中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无不过来学习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当15世纪的撒马尔罕城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美丽的园林城市，“城内外多条沟渠穿过，泉水遍地皆是，最华美富丽的楼房别墅都建于四郊，所有供观赏游玩之亭、园、台、榭，亦莫不散于郊野之园林中”，“此间居民，终年不断有瓜可食”时，欧洲繁荣的大城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直到16世纪晚期，也如西方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的名著《从黎明到衰落》中所描述的：“只不过是一排排房子挤在一起的烂泥坑：街道狭窄，坑坑洼洼，有些路根本没有铺过；街道两边的房子上层向前突出，对街的房屋几乎碰到一起，污水随意往下倾倒；除了少数的几条大街外，所有街道上都流淌着臭气冲天的污水。”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撒马尔罕在经历了15世纪的全盛后，未能如欧洲那样，进一步发展出由科技推动的产业革命，以进入到近代，而是在此巅峰坠落，从此沉寂和无所作为呢？我没有能力来解答类似于“李约瑟之谜”的宏大问题。但在进一步探索撒马尔罕时，却有了新的脉络：撒马尔罕作为中亚名城，其文明的交融与繁荣，与其地理通道的地位密切相关，无论是商贸，还是征服或被征服的战争和帝国，都推动了它。那么，它的衰落，也与交通要道的历史空间变迁有关吗？

陆上通道的衰落

撒马尔罕是帖木儿帝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帖木儿帝国时期，撒马尔罕城因丝绸之路中道的重要而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在蒙古帝国和察合台汗国时期，丝绸之路北道十分繁荣，使臣往返、东西方旅游者大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北道旅行。这部分是因为，帖木儿的战争破坏了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些重要城市导致北道衰落。在《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一书中，蓝琪写道：“1388年，玉龙杰赤城被夷为平地。1395年冬，伏尔加河下游，钦察汗国财富和权力中心阿斯特拉罕和别儿哥萨莱被摧毁。以上城市被毁之后，丝绸之路北道衰落下来，中道繁荣起来，地中海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在帖木儿帝国初期的30年间只能通过撒马尔罕城和布哈拉城的商路进行。”

“撒马尔罕城的东门名为‘中国门’，控制着天山南北的察合台系后裔把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的东路称为‘金路’，这反映了撒马尔罕商人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的商业利润是十分可观的。”1402年，帖木儿在安卡拉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现了中亚与西亚的统一，确立了对丝绸之路中道西段的控制权，打开了撒马尔罕城西区的道路。帖木儿加强了这一地区道路的建设，派人建筑新桥、修理旧桥，在通道上建筑商队馆舍。诸馆舍相距皆不甚远，看守馆舍之人薪给皆由国家支付。在撒马尔罕与波斯大不里士城之间的道路沿线按一日程或半日程设置了驿站，大站之内，常备马百余匹。每年夏季6月至8月间，位于里海西南角的苏丹尼耶有大批骆驼队皆会聚于此地。

从撒马尔罕往南，到阿富汗和印度的道路也是畅通的。其中，忒耳迷的铁门是必经的咽喉要道，克拉维约对铁门有详细的记载：极为狭隘；其窄处，似乎人之两手可触到，而两边悬崖峭直，不可攀援。帖木儿政府在铁门设关征税，获取贸易利润。据称，来自印度的商人每年经此所缴纳的税款数目，在帖木儿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克拉维约在撒马尔罕城看到：“城内囤集货物，到处充斥。其中有来自世界上最远处之货物。自幹罗思及鞑靼境内运来之货物，为皮货及亚麻。自中国境运来世界上最华美的丝织品。其中有一种为纯丝所织者，质地最佳；自和阗运来宝玉、玛瑙、珠货，以及各样珍贵首饰。和阗之琢玉镶嵌之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印度运来撒马尔罕者，为香料。此种香料，亦为世人所宝贵者。在伊思坎大伦（即亚历山大港）市场上，万难见到此种货色。”撒马尔罕曾因商品太多，城中无存放地和大的销售商场，帖木儿遂下令建筑备有商品的街道，这些街道从城市的一端通到另一端，街道甚宽，上遮以圆盖屋顶，为了让光线进入，隔一段距离置有窗户。最初，先把划定线内之民房拆除，并辟出通道，原有之旧建筑一律清除。为完成此项任务，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街上所有房屋，经拆过之后，两旁之建筑，立刻动工。商肆建在街道两旁，对峙而立。每座商店为两进房：一间在外，一间在内。通路上面搭有棚盖。商场附近设有公共水池及喷泉多座。如今，在列吉斯坦，我们已看不到广场前络绎不绝拖着货物到来的骆驼，也看不到集中在广场上的商铺和露天茶馆了；过去的商人，在以清真寺为核心构成的巴扎、经院和驿站交易、祈祷、学习和歇脚。这些过往的生活，都成了墙上的壁画或老照片，供人凭吊回想，抒发怀古幽思。

布哈拉雅克古堡前的一对新人（关海彤 摄）

15世纪末期，在远离中亚的地方发生了两件事：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和达·伽马开辟绕过非洲通往印度的航线。大航海时代开始了。此后，直至17世纪，欧洲的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卡布拉尔、迪亚士、德莱昂、麦哲伦等。新航线的开辟，为欧洲的快速发展并超过亚洲奠定了繁荣的基础。航海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了包括撒马尔罕城在内的中亚绿洲的命运。穿越中亚草原和沙漠的丝绸之路开始逐渐让位于穿行红海和绕过非洲南部的两条海路；丝路绿洲城市也将逐渐失去往日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并未马上显现出来。麦哲伦的发现令欧洲兴奋不已，但他们大多数人也没有马上意识到它的意义，更不用说撒马尔罕人了。谁也不会想到，大西洋的贸易即将抢走他们的大笔收入，而在政治上失去首都的地位后，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商业地位也即将丧失。

整个16世纪，撒马尔罕却因为遭受不断的战争，从巅峰坠入低谷。16世纪初，撒马尔罕城的统治权重归成吉思汗家族，在政权转移过程中，撒马尔罕城经历了战火和灾荒，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随之，都城的政治地位也丧失了。1494年，帖木儿家族在撒马尔罕城的统治者阿黑麻去世后，其家族陷入内战。昔班尼抓住了帖木儿家族内战的机会，从突厥斯坦城出兵围攻撒马尔罕城，并建立了政权。帖木儿家族宗王巴布尔与昔班尼进行了几次较量，企图恢复帖木儿家族在撒马尔罕城的统治，但最终未能如愿。此后，乌兹别克人频繁动乱，中亚地区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衰退，撒马尔罕城一度荒废。

巴布尔退出撒马尔罕城后，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城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巩固了在撒马尔罕城的统治之后，昔班尼开始向外扩张，攻打西方的呼罗珊。中世纪后期，呼罗珊的范围包括了从伊朗高原东部一直到阿姆河西岸之间的地区，向南包括了今阿富汗的西北部，一直到巴达克山，向北到花剌子模绿洲。自古以来，中亚政权与波斯政权在这片领地的争夺都十分激烈。当时，呼罗珊由帖木儿家族统治。1506至1507年间，昔班尼从帖木儿宗王手中夺取呼罗珊，又与波斯萨法维王朝在呼罗珊展开了争夺。萨法维王朝统治者伊斯迈尔沙赫还同时与奥斯曼人作战。最终，昔班尼兵败被杀。巴布尔立即加入到攻打河中地区的战争中，并重新攻入撒马尔罕，昔班尼王朝的乌兹别克人退往塔什干。后来，昔班尼王朝的功臣奥贝都剌称臣登上汗位，将都城从撒马尔罕迁到自己的封地布哈拉，布哈拉成为统治河中地区三个乌兹别克人王朝的都城，被统称为布哈拉汗国。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不断因相互部落间的战争而遭到破坏。撒马尔罕处处烽火，时时狼烟，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到1733年，撒马尔罕城几乎完全没有居民居住，已是一片废墟。18世纪上半叶，在撒马尔罕城曾建立起一个独立于布哈拉汗国的政权，但历时只有8年，毫无建树。

而同一时期，在欧洲，统一的民族国家却纷纷建立：1588年，英国在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国内政治趋于稳定，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显示自己的潜力的标志，不久后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联合，取得了政治上的统一；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也总体达成政治统一，开始在与哈布斯堡王室的斗争中扩张自己的大国地位。1648年，欧洲国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德意志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神圣罗马帝国无权干涉各诸侯国内政，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外交关系中的主权原则。而这时，中亚的战争仍然重复着游牧民族以家族部落为单位不断东征西战的模式，地理上无定所。当16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开始将火药的发明用于战争中的火器，步兵取代骑兵成为战斗中的决定性力量，骑兵和骑士双双衰落下去时，撒马尔罕仍以最传统的手工艺和手工业行会的组织形式制造传统的武器：弓箭、长矛、剑、马刀、匕首、长柄战斧、圆锤、棍棒、喷火器和云梯等等。其中，盔甲和头盔仍然是武器制造的主要产品。这一时期，还没有中亚制造火炮的历史记载。

布哈拉市的一位画家在创作细密画（关海彤 摄）

16～17世纪，撒马尔罕城继续着传统贸易。17世纪，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即位后崛起，进而垄断了中亚城市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亚与俄国之间的贸易仍然沿着以往的路线进行，贸易中心是伏尔加河中游、卡马河岸的保加尔城和伏尔加河河口附近的伊蒂尔城。撒马尔罕商人经锡尔河草原地带，穿越咸海西北部的沙漠来到这两个城市。直到18世纪下半叶，中亚地区政权才重新开始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但俄国这时已经进入了近代。17、18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下也朝着这一方向缓慢前进，而远离工业文明的撒马尔罕人对外界的事物不甚了解，仍然沿着以往的道路在走。失去了陆上通道的地位，撒马尔汗也失去了与外部文明交流的机会，也不再被外部文明推动着改变格局。它也无法从与东方的传统商贸与文化联系中获得新知和变革；自明代成祖起，中国便实行了闭关锁国。曾经辉煌的伊斯兰世界从整体上开始居于落后，身处其间的撒马尔罕也无法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吸取养分了。1683年，盛极而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次发动对欧洲的进犯，企图挽救衰落，但在围攻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战役中失败，从此，再也未能进犯欧洲。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说，奥斯曼帝国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标志着曾经能与西方文明媲美抗衡的伊斯兰文明正式衰落。当乌兹别克斯坦的汗国终于在逐渐兼并小封建领地的基础上，趋于联合和统一时，19世纪中叶俄国的征服打断了它的发展进程，枪炮武装的沙俄军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撒马尔罕，将泽拉夫善河上游地区并入沙皇俄国的版图。以此为据点，沙俄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就这样，撒马尔罕的文明沉寂了下来。

手工业：现代与传统的命运

无论是在费尔干纳盆地，还是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我们乐此不疲地拜访当地的手工作坊。对一个从“世界工厂”前来的游客来说，那些耗时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身着传统服饰在作坊里劳作的手工业者，则让人感到，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不是一座陈列的博物馆，而是一座活着的古城，中世纪的时间依然流淌着，穹顶之下古老的砖墙与集市里蜿蜒幽深的通道，因而有了鲜活的生命力；那些寄居在清真寺与经院里的手工艺品店，就像大树枝上栖息的小鸟儿，让这些岁月洗礼的土墙黄砖变得热闹而有生气。

在布哈拉的时间短暂，仅用来流连徘徊于它的大巴扎似乎都显得不够。我们住的旅舍离古城很近，由一座经院改造而来。推开雕花的厚重木门，便是一个三面围合的小院。两层的砖楼，每一层都有偌大的回廊，摆放着伊斯兰世界的床榻，铺着手工的绣毯和靠背，阳光好的时候，就可以沏一壶茶，端上一盘糕点，盘腿坐在床上谈经论道。每天，从这里出发，步行不多远，就可以到达古城的大巴扎。也许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使布哈拉赢得了旅游业的机会。这座大巴扎，有500多个摊位，与同为伊斯兰名城和手工业圣地的伊斯法罕和马士哈德又有一些不同：这里不仅是纺织品、铁器、金银器皿、地毯等商品的集散交易地，也是手工作坊的聚集地，一些规模大的商店，同时也是已有名气的工匠做工的地方。一位布哈拉绢绣家族的女传人告诉我，大巴扎也有几进，正门入口的通道，过去是聚集着许多兑换货币的人的地方，手里拿着各种钱币，各国来的商人就在这儿兑换；再进，是卖小件商品的地方，帽子、丝巾、钱包等；出第一个拱，那条有顶的走廊两侧是卖挂毯和地毯的区域；出来，是街道，这是铁匠铺的区域……现在的大巴扎打破了一些传统的布局，但基本也是行会似的聚集；穿行在大巴扎中，拱券相连，拱顶错落，十字形平面集中组合，内部空间延展而又幽深，构成交叉的通行甬道，就如在曲径的山中行路，拐弯处或豁然开朗处总有惊喜相迎。

卡马洛夫兄弟俩的铁匠铺吸引了我们。弟弟和哥哥的铁匠铺，分别开在巴扎的不同侧，相距甚远。哥哥作为长子，年事已高，似乎在布哈拉有着更高的声望，他的铁匠铺干脆是一座博物馆，进门中央是一座铸成壶状的炉子，侧门里的房间展示着他们用新工艺锻造的大马士革刀、大弯刀和菜刀，现在已由他的长子在主要负责了。一面墙上是他们参加欧洲巡回展出的海报，还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的剪报。弟弟也已是中老年人，他的作坊也朴素很多，也因此更像是个干活的地方，不像是专门为了供人参观而设计的。我们来的正是大冬天，布哈拉的淡季，没有什么游客；他就系上粗皮的黑围裙，取下墙上挂的斧头，点燃炭火，烧旺炉子，拿出几块厚厚钢条，锻打了一番。在叮叮咚咚的捶打声中，烧得通红透明的钢条被捶打得越来越薄。就这样，不断在水中冷却，又不断再炉中烧红，撒上钢粉，再不断捶打，真是一项耗费体力与时间的活儿。这在今天，其劳动力当然是很昂贵的。而布哈拉的刀的技艺所在，则是要把这些打成薄片的钢，叠成7层，打在一起；在打的过程中，不断地让7层钢扭曲、融合，经过400～500次的翻转扭曲，最后的那张刀片上，就会呈现出流水似的花纹，每把刀的花纹都很独特，变幻无常，美丽绝伦，是锻造过程自然又随机的产物。这种铸刀法，呈现了古代大马士革刀的花纹；只是能使中世纪大马士革刀产生天然花纹的原料——乌兹钢据说已经枯竭了，古法锻刀也就不复留存。像这样劳动密集型的手工艺，没有帮手是不行的，巴扎里每一个作坊，都有父子与学徒，父亲就是那个传授手艺秘诀的师傅，儿子负责经营，同时传承父亲的手艺，而那些学徒，既要干杂活，也要学手艺，然后才能出师去开自己的作坊。

卡马洛夫兄弟铁匠铺内，弟弟在加工刀具（关海彤 摄）

在巴扎里穿行流连，有时我恍然觉得自己踏入了另一条时间的河流。锻打一把刀的一招一式，绣一张挂毯的一针一线，刻一个彩色铜盘的一锤一凿，这分明不是现代时间的特质，这里的时间流动得太慢，若按理性计算，太昂贵。我难以想象，按照伊斯兰世界艺术的繁复，绣完一副桌布需要多少针，刻完一个挂在墙上的铜盘需要手执像钉子一样的凿子捶打出多少根线条。我进入的是15～17世纪的那个撒马尔罕的时空吗？还是进入的是21世纪的时空，只是它竭力保留着15～17世纪的面貌？或者说，这里的时间，就从未改变过它的模样，从未断裂或改道，一直这样平静地流淌，不被外部的世界所改变？这是一条静止的时间的河流吗？

大巴扎最有名的细密画家达佛龙·托谢夫有一栋两层的作坊，陈列着他的细密画作品，还有很多别的工艺品，比如把细密画镶嵌起来的首饰盒子，或者手绘的挂在墙上的盘子。托谢夫参加了很多巴黎的细密画展，说一口漂亮的法语；欧洲人对细密画有很浓厚的兴趣，《费加罗报》还曾专门来拜访过他，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的画的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于波斯文的诗词和蒙古的史书。他拿出已经翻得起皱快掉页的海菲兹和鲁拜的诗集，告诉我，这是他很多细密画内容的来源。我是在伊朗之行中认识波斯伟大诗人海菲兹与鲁拜的；正是他们热烈而浪漫的爱情诗句和对酒的赞美与热爱，让我看到了伊斯兰世界宗教精神层面下，另一个自由而奔放的世俗生活。托谢夫的画有表现帖木儿征战的历史题材，也有宫廷生活与骑马、狩猎和打马球的蒙古贵族娱乐场景。但最吸引我的，大概也是其中那些表现男女之爱的细密画，尤其是年轻恋人身着传统华服，手牵着手，一起对饮葡萄酒的主题，在托谢夫的作品中反复地出现。有时，爱情的刻画微妙而含蓄，比如，牵住女人裙子一角挽留的男人；有时，又大胆而直率，比如，男人将女人搂进怀里敬酒。这是伊斯兰世界的人隐秘的情感。在阿拉伯人给乌兹别克人带来伊斯兰文明前，他们与波斯人一样，曾经发展出丰厚的世俗文化。托谢夫拿出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调好色彩，在他的画板前坐下，开始用细细的笔尖描画男人的胡子，在那根胡子上，他一点一点地描了很长时间，那根胡子就像个宇宙，时间停滞了。我想起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画师们对细密画技巧的孜孜以求；那些细密画的画法与技巧中，隐藏着对信仰的忠诚和派别的斗争，而细密画的精细，竟可以达到作为分析精神与心理活动的依据的程度，画中一匹马的鼻子上不易察觉的裂痕，就是证据。托谢夫又拿出一张经院内景的画，调好金粉，细致地描画起立面的墙砖来。这幅画，他估计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告诉我，他是传统的细密画师，所有的花纹和样式，“都绝对严格地尊崇传统”，“我绝不吸收西方的画法，也不做任何‘变革’，我画的就是传统的、此地的，而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他的固执，让我想起《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些认为西方透视画法是对神的亵渎的画师们。可惜的是，这些细密画的线条与色彩，与他们内心情感与信仰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我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粗浅探访者来说，依旧是隐秘而不被理解的。

也正是在托谢夫描绘细密画的那个时候，我对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疑问，得到了一些回答。15～17世纪，作为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重要社会阶层的手工业者，如此繁复而细密的工艺，在技术上又如此保守和虔诚地遵循传统，抗拒突破性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的思想显得稳定又静止，而历史则不断循环往复了。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种买卖店铺和作坊按种类分布在不同的街道或街区内；行业的集聚便于工匠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便于消费者比较价格与质量。撒马尔罕城手工业在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性发展，而手工业者的组织也同样是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即行业协会。15世纪晚期起，欧洲的行会精神在减弱，手工业者不再靠保密等手段来保护，16世纪，欧洲的手工业者已经被纳入当时先进的手工工场。然而，16世纪撒马尔罕的经济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手工业生产仍然有封建性质，手工业者的组织也是封建性的行会组织：手工业行会由一位行会师傅担任会长，会长具有特权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致富。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一份撒马尔罕文件中，有一份对已故行会会长唐格里·贝尔迪的报道说，他的庄园包括“一栋带外屋和庭院的房子，一个磨坊，男女奴隶各两人，一匹马，手头的现金数是200腾格金，还有400匹布、200公斤丝和一个作坊。在他的债务人名单中甚至包括宗教界领袖”。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手工业行会组织具有严密的行规，对工艺严格保密，这些工艺就像现在的专利权和版权一样，是有价值的财产。每一个行会都有行会师傅，他们对该行会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以保证达到公认的标准，还要对税的分配和收集及降低价格负责。

17～19世纪，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错过了主动进入近代文明的机遇，落后了。但到了21世纪，手工业就像是丝绸之路柳暗花明的历史馈赠：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渐渐把世界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卷入了进步的进程，沙漠绿洲中的布哈拉汗因其通道作用的衰退，成了封闭、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封闭，使它静静地在欧亚大陆深处，保留和发展了伊斯兰与中亚传统文化与技艺的精华；在工业时代的激进和对机械复制的流水线产品的热情消退后，这些手工业传统的价值又重新被发现，而且因其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而显得弥足珍贵。但问题是，这些手工艺，还有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历史真的就从来没有断裂过吗？我所见的布哈拉，究竟是中世纪的布哈拉，还是21世纪怀旧的布哈拉？

我们根据大巴扎里的人的指引，来到做金线刺绣的人家中。师傅是一位白发慈祥的老人。这个作坊背后，就是他的家，这是一个三层楼房围合成的很阔绰的院落，三合院里住着他们三辈人。我猜想，他的身份，应该就是金线刺绣的行会会长吧。作坊里，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绣一朵牡丹花，右手执针上下进出，拿着线卷的左手则配合着不停松线。乌兹别克人在一些特别的时辰，喜欢穿不同的民族服装。师傅告诉我，女孩儿第一次见未婚夫的家长时，就要穿一件无扣的丝绒长外套，门襟与袖口处常常绣着金线的花纹；去参加一些重要的聚会，他们也喜欢穿传统服装出席。老师傅告诉我，在回到这里成为一位作坊师傅之前，他年轻时，曾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俄国人的制鞋厂工作。他说，那个时候，所有的手工业者几乎都被改造成了工厂工人，被驱赶进厂里，“在流水线上，啪啪啪，钉鞋跟，生产样式一模一样的皮鞋”，“那个时候，这片大巴扎的作坊基本都关张了，很萧索。直到90年代，才重新聚集起来，重新回到手工业的本行去”。查阅资料显示，苏联时期，撒马尔罕是共和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工业以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大的企业有磷酸钙厂和硫酸厂）为主，也是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渗透到共和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了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份内衣，都需由中央调配的程度”，最终，“‘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导致了共和国经济的不合理结构，甚至演变成单一的畸形经济。‘二战’期间，撒马尔罕的冶金工业增加了三倍半，而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却减少了一半”。老师傅的儿子英语很好，他向我解释说：“我们不喜欢那些一模一样的流水线东西，没有任何情感可言；回归到手工，也回归到我们过去与布哈拉当地人生活的关系中去——他们为某一次聚会来定制特别的服装，或者，如果付不起很高的费用，也可以来我们这里租一件衣服去”。这番话，在我这样一个来自被商业渗透的消费社会的人听来，真无法分辨是发自肺腑，还是陈词滥调了。

实际上，俄国人在给撒马尔罕带来近代文明，使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有了电报线和铁路，将其纳入近代社会的轨道时，也摧毁了这里的传统手工业。沙俄政府初期，布哈拉汗国统治生产的“马尔吉尔”布和一种七彩色布“奇特”曾闻名世界，还有一种名为“巴克赫马尔”或“马克赫马尔”的深红色天鹅绒光滑华丽，是俄国商人争先购买的布料。但沙俄统治中亚以后，为了本国纺织品产品的销路，维护莫斯科、圣彼得堡、伊凡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厂主利益，限制了中亚纺织业的发展，中亚纺织业从中世纪的优势产业逐渐衰落，中亚成为俄国纺织品的进口地区。1872年，一个俄国财务官员写道：“布哈拉人从头到脚穿的全是俄国的棉织品。”随着铁路的开通，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传统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快速改变；俄国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和银行主涌入，在此开银行、办工厂、发放高利贷，建立棉花种植园和大农场。而当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沙皇俄国在中亚的统治时，民族国家的观念又取代了过去同一血统的观念，成吉思汗的血统在中亚失去了意义，古老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在错过了很多次全球潮流后，在苏联时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大巴扎里手工作坊的重生，也许应该被视为重生与复兴；每年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游客，则将这些曾经有过历史断裂的手工作坊，置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背景。当我再次走在大巴扎蜿蜒的曲径上时，我感到古老与现代的时空在这些交叉的通行甬道处，交织出某种我仍未完全理解的隐秘的传奇。

曾统治过撒马尔罕的帝国与王朝

整理◎龚融

古波斯帝国

有关撒马尔罕城最早的文字是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记载的。波斯帝国是公元前6世纪末在伊朗高原上形成的大帝国，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45至前539年发动了对中亚的战争，迫使中亚居民向帝国纳税，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索格底地区就是中亚的一部分。

古希腊帝国

公元前4世纪，希腊帝国灭亡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于公元前327年完成了对索格底的征服。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统治被推翻。之后，撒马尔罕城先后成了康居行国、贵霜帝国、嚈哒汗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属地。

康居行国

康居人在公元前2世纪崛起，康居是古代中亚锡尔河中游北部一游牧政权，有五个附属小国，五属国中的苏薤国都城苏薤城就是今天撒马尔罕的所在地。公元前2世纪其势力弱小，分别隶属于河中的大月氏和东部草原上的匈奴；公元前后两个世纪成为中亚一大国，公元3世纪开始走向衰落，4世纪时国家不复存在，其部分居民或迁入河中与当地大月氏人混居，或留在草原上继续游牧，先后隶属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

贵霜帝国

公元前2世纪，河西走廊一带月氏人被匈奴驱赶，西迁到粟特地区。其中一部首领丘就却南下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今克什米尔地区，消灭其他部落，定都高附，初步奠定了贵霜帝国的基础。帝国强盛时将康居（今撒马尔罕）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丘就却之孙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之下达至鼎盛，使这一地区成为帝国的统治中心。至公元180年，贵霜帝国被认为是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迦腻色伽一世死后，贵霜帝国实力大减。在2世纪时，帝国仍勉强维持统一。3世纪时，受到萨珊王朝攻击和印度北部的地方势力兴起而渐渐衰弱，最终帝国瓦解成若干小邦。

嚈哒汗国

贵霜帝国在4世纪时逐渐衰落，适值被西方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入侵。嚈哒人一度役属于柔然，后征服索格底亚纳（今撒马尔罕地区），并于5世纪时南下击破贵霜，进而向西与波斯萨珊争雄，后于6世纪中叶被突厥人和波斯人联手灭掉。嚈哒人余部加入突厥汗国的突骑施、葛逻禄等部落，并继续存留于呼罗珊、吐火罗斯坦等地，成为土克曼族、乌兹别克族的族源之一。

波斯萨珊王朝

公元224年，伊朗安息王朝属下的波斯地区王公阿尔达希尔起兵独立，于226年取代安息王朝，建立波斯萨珊王朝。波斯萨珊王朝继承了安息王朝的疆域，在公元5世纪初的几十年，波斯萨珊达到极盛时期。自公元7世纪起，波斯萨珊开始遭到阿拉伯人入侵。651年萨珊国王伊嗣侯在抵抗阿拉伯人入侵时，向相邻地区求援。索格底亚纳的突厥首领亲自率军来援。伊嗣侯不以礼相待，引起突厥首领不满，便伙同谋夫太守马贺，消灭了波斯国王的亲卫军。伊嗣侯孤立无援，在木鹿附近的一个磨坊里被磨坊主杀害。波斯萨珊灭亡。

康国

粟特人于6世纪以撒马尔罕城为都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国家，中国史书将它记为“康国”。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康国一直是中亚诸城邦国家的霸主，撒马尔罕城迎来了短暂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撒马尔罕城的发展朝向东方，与唐代中国的联系十分密切。康国与康居国不同，康居是不恒固定的游牧行国，康国是以城市撒马尔罕为统治中心的城邦国家。康国号称“千城之国”，大小城星罗棋布，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唐太宗出兵，康国成为唐朝的地方政权，撒马尔罕成为唐朝的属地。658年，唐朝按自己的方式在撒马尔罕城置康居都督府，以康国国王拂呼曼为都督。

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存在了600多年，主要有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和倭马亚王朝（661～750）、阿拔斯王朝（750～1258）两个世袭王朝。真正希望在撒马尔罕城建立长久统治的阿拉伯人是库泰拔，汉文书中译名是屈底波。705年，倭马亚王朝时期，屈底波出任呼罗珊总督。第二年开始，发动了对河中地区的大规模战争，但遭到撒马尔罕城粟特人的顽强抵抗。750年，阿拉伯人与唐朝进行了一次战争，此战之后，唐朝彻底丧失了在撒马尔罕的宗主权，阿拉伯人在中亚城邦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牢固起来。从此，撒马尔罕转向西方，逐渐被纳入伊斯兰世界。撒马尔罕人继续反抗着阿拉伯人的统治，阿拉伯帝国易主为阿拔斯王朝后，中亚人民反抗阿拉伯人统治过程中动摇了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统治。直至9世纪20年代，中亚出现了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政权萨曼王朝。

萨曼王朝

该朝是阿拉伯帝国中波斯显贵萨曼家族建立起来的。萨曼家族的纳斯尔·伊本·阿赫麦德先被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穆尔台米德任命为河中地区总督，随后于874年在此区域建立起萨曼王朝。撒马尔罕是中亚地区历史最长，也是最后一个伊朗语族伊斯兰王朝。萨曼王朝后分裂为纳斯尔和伊斯迈伊尔（统治布拉哈地区）两派，两派都倚重游牧的突厥人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伊斯迈伊尔建立了以突厥人为主体的军队，其势力超过了在撒马尔罕城实施统治的纳斯尔，成为河中真正的统治者。10世纪初，突厥军官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开始凌驾于萨曼王之上，左右了朝政。后萨曼王成为突厥军队政治集团的傀儡，为伽色尼王国与喀喇汗国所灭。

西喀喇汗王朝

回鹘西迁中的一支汗族在庞特勤率领下，西奔楚河地区葛逻禄部，后庞特勤臣服了葛逻禄及其他的突厥部族，建立了统一的喀喇汗王朝。1041年，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汗国后来成为西辽的附庸，1211年汗国贵族暴动，东部汗国灭亡；西部汗国的易卜拉欣于1041年发动夺取河中地区统治权的战争，事成之后，在撒马尔罕城建立了独立的西喀喇汗王朝。后西喀喇汗王朝承认了西辽的宗主权，都城撒马尔罕被西辽称为“河中府”。1212年为新兴的花剌子模王朝所灭。

花剌子模王朝

花剌子模王朝在今日中亚西部的地理区域，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是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疆域。历史上此区域曾先后归属于多个强邻，于1142年从塞尔柱帝国手下独立。在阿拉丁·摩诃末时期该帝国达到强盛，疆域囊括中亚河中地区、呼罗珊地区及伊朗高原大部，并于1213年建新都于撒马尔罕。花剌子模王朝曾企图远征蒙古，派使节到北京，探听大蒙国虚实和路线。其后，由于分封诸子，政出多门，国力渐弱。1231年亡于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及察合台汗国

在蒙古帝国的西征中，成吉思汗亲自率兵于1220至1225年间征服了统治撒马尔罕城的花剌子模国，撒马尔罕城区被毁，旧城被放弃，成为今天阿弗拉西阿勃遗址。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子察阔台在其兄察合台的拥护下继承汗位，撒马尔罕虽属察合台的封地，但它的管理直属蒙古帝国中央。察阔台和蒙哥统治时期，蒙古中央均对撒马尔罕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蒙哥大汗去世后，蒙古帝国发生内战，内战期间，撒马尔罕城直属中央的规定被打破，争夺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河中地区的争战在宗王之间展开。后来，撒马尔罕城的管理权归察合台兀鲁思汗。1269年，四大汗国召开了塔剌思会盟，这次会盟消除了蒙古游牧民族践踏农耕地区和破坏城市的隐患。会后，察合台汗按盟约规定，退出了撒马尔罕城，大部分察合台人仍然在撒马尔罕城附近的草原游牧。

帖木儿帝国

14世纪中叶，察合台家族的纷争使撒马尔罕城的统治落入了非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贵族帖木儿手中。突厥巴鲁剌思贵族帖木儿于1370年开创帖木儿帝国，首都为撒马尔罕，后迁都赫拉特。经30多年的征服战争，建立了一个首都是撒马尔罕，领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大帝国。1507年亡于突厥的乌兹别克人部落。帖木儿帝国末代大汗、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兵败逃至今天的印度，并在那里开创了莫卧儿王朝。帖木儿帝国时期，中亚突厥人文化特性与根基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与发展，为现代乌兹别克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帖木儿帝国因此也是现代乌兹别克族定型的一个时期。

布哈拉汗国

布哈拉汗国共经历三个王朝：昔班尼王朝、阿斯特拉罕王朝、曼吉特王朝。昔尼班推翻帖木儿后裔的统治，建立昔尼班王朝，定都撒马尔罕，后于1561年迁都布哈拉，遂称布哈拉汗国。阿斯特拉罕王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以伊斯兰教法治国，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商业繁荣，但后期乌兹别克各氏族割据势力日渐强大，王族内讧加剧，18世纪上半叶，在撒马尔罕城曾建立起一个独立于布哈拉汗国的政权——浩罕汗国，但历时只有8年，它在撒马尔罕城毫无建树。18世纪下半叶，中亚地区政权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经济得以重振，撒马尔罕城又逐渐恢复了生机。至曼吉特王朝时期，实行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不断扩张领土，力图称霸河中地区，并多次出兵对浩罕汗国进行军事干涉。1868年，布哈拉汗国沦为沙皇俄国的附庸，沙俄军队占领了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将泽拉夫善河中游地区并入沙皇俄国的版图。以此为据点，19世纪后期，沙俄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1920年9月，当地人民和苏俄红军推翻曼吉特王朝，建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布哈拉汗国正式灭亡。

亚美尼亚：文明节点的迷思

记者◎徐菁菁　摄影◎张雷

古丝绸之路上的“塞林古道”连接着伊朗，在小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间蜿蜒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城北依山而建的阶梯式“瀑布”广场

“我们的国家很小，但我们有很厚的历史。”

初识埃里温

我对亚美尼亚的兴趣产生自一张照片：从高处向南俯览整个首都埃里温，一座雪山漂浮在半空，冷不丁地出现在遥远的大街尽头，填满斯大林式街区之间的空隙。它矗立在人世间平凡的景观之中，令人不由自主地生出热切的神圣感。《圣经·创世记》这样说：“神纪念诺亚和诺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在埃里温大街尽头的那座雪山正是亚拉腊山。亚美尼亚人自称是诺亚的后代，上古大洪水后幸存的唯一子民。301年，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放大观察的视野，若中亚被称作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外高加索则是文明间迎面相撞的那个“界点”：以南北为维度，今天的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连接着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伊朗；以东西为维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国界恰是分野：向西，基督教文明的大门就此打开。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将如何卷入土耳其、伊朗、俄罗斯，乃至美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过去的2000年以武力为标准的领土争夺史上，古罗马、安息、拜占庭、萨珊、蒙古、奥斯曼、沙俄皆以亚美尼亚为战场。自公元1世纪至1991年苏联解体，亚美尼亚几乎没有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过。

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帕拉杰诺夫故居里展出的他的老照片

今天亚美尼亚人口300多万，98%为亚美尼亚族，是个相当纯粹的民族国家。共和国的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的两倍，几乎是孤岛般的存在。从北京到埃里温，或乘飞机中转莫斯科，或借道伊朗、格鲁吉亚。1990年，苏联濒临解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接在战火中展开了独立进程，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简称“纳卡”）的归属权大打出手。亚美尼亚与阿接壤的整个东部国境线一直处于封闭之中。而在西面，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争议悬而未决。土亚边境自纳卡之战后也全面关闭。亚美尼亚陆上只有北面格鲁吉亚、南面伊朗两个极为狭窄的出口。

我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坐火车到埃里温。两个国家的不同氛围给了我强烈的冲击：格鲁吉亚似乎打定了主意，甩开步子向未来而去了。在那儿，人们谈论的核心问题是格鲁吉亚如何做欧洲的门户。从历史和地理来看，亚美尼亚似乎更有资格抢这顶帽子。但人们不谈这些。“亚美尼亚人是诺亚的后代，也就是说，亚拉腊山，亚美尼亚人才是文明的原点。我们为什么要去攀附其他文明？”艺术家麦克托里奇·托诺扬对我说。他16岁参加纳卡战争，在4年里“见识了战争所有可怕的死亡和废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自己也受了伤”。他话锋一转：“格鲁吉亚人喜欢热闹，他们更快乐，更有野心。我们为什么不？亚美尼亚历史上有多少值得快乐的事呢？从现实情况来看，要说亚美尼亚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努力在大国之中保持平衡，这是亚美尼亚的生存之道。”

亚美尼亚路线

1.历史之旅

亚美尼亚全境撒播着众多历史遗迹。从首都埃里温（Yerevan）出发向南，经圣地埃其米亚津（Echmiadzin）至土耳其边境的深坑修道院（Khor Virap），可以远眺亚拉腊山，欣赏自然与历史相结合的奇妙景观。沿边境东行，在发掘出5500年历史鞋子的阿雷尼转而北上，经丝路要道塞林古道（Selim Pass），可至风光旖旎的塞凡湖（Sevan）。塞凡湖东岸有诺拉杜斯（Noratus）公墓、塞凡湖（Sevanavank）修道院等重要景观。从湖区北端折回埃里温，沿途可欣赏格加尔德修道院（Geghard Monastery）和加尼（Garni）神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

2.自然之旅

从埃里温北上，经塞凡湖（Sevanavank）北岸边可至第利江（Dilijan）。第利江被称作亚美尼亚的“小瑞士”，以森林景观著称。城边的山上有修道院，林间有许多溪流，春夏秋季各有风景。再向北，经商旅重镇伊杰万（Ijevan）到达阿塞拜疆边境的乡村钦钦（Chin Chin）。钦钦有优美的田园风光，是典型的亚美尼亚乡村，尚未经旅游开发。

在亚美尼亚各地，到处可以看到蓝色、黄色的明线管道沿着村落的围墙延伸，那是从格鲁吉亚借道而来的俄罗斯天然气。在塞凡湖边上，我远远眺望了俄军军事基地。亚美尼亚人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但我们的边境防卫基本依靠俄罗斯。”在亚阿边境的乡村，村民叶赛扬一家向我展示了大女儿的结婚照：帅气的新郎是一位美国和平队的援亚志愿者。上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是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排第三位的国家，被称作“高加索的以色列”。在埃里温，唯一的清真寺是伊朗捐资维护的产物，里面陈列着德黑兰的手工艺品。

但这种“平衡”并没有带来安全感。多年来，托诺扬受邀到世界各地做展览和演说，令他尴尬的是：“总是如此，人们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亚美尼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的默默无闻并非因为它无甚骄傲的资本。7世纪，亚美尼亚科学家希拉加西就说世界是圆形的，并非由三头象扛着。他甚至提出，当世界的一半是白天的时候，另一半是黑夜；月亮发光是来自太阳的反射；银河是一群星球的集合。这些观念比伽利略早了800年。20世纪初，奥地利艺术历史学者史卓戈斯基（Strzgowski）探访10世纪旧都阿尼的废墟。他大为吃惊，认为自己站在西方建筑进化史的伟大联结点上，“只有建造希腊圣索菲亚神殿和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的天才，才能真正了解亚美尼亚人先驱的重要”。在威尼斯，亚美尼亚人安东·苏利安以建造船只闻名。16世纪末，欧洲基督教联军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在决一胜负的勒班陀海战中，苏利安设计的三帆独木舟是欧洲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熟悉苏联历史的中国人会知晓两个人物：曾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会面、在苏联政界最高层雄踞各种要职达55年之久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的弟弟阿尔乔姆·米高扬则是米格系列战斗机的设计者。

埃里温城内一所教堂内，两位老人在燃烛祈祷

人们遗忘亚美尼亚，是因为这些辉煌从未以亚美尼亚国家之名记录下来。那些杰出的人物或隶属于某一庞大帝国的身份之下，或干脆是远离故土的流民。托诺扬正在进行一项地图整理研究工作，他说：“我在英国出版物上看到一张描绘公元前1世纪西亚高加索地区的地图。在大亚美尼亚国的版图上赫然写着土耳其的名字。我从此留意，陆续发现了许多类似错漏。若干年后，亚美尼亚的历史会从地图上被抹去吗？”

托诺扬所指的大亚美尼亚是公元前1世纪提格兰二世建立的古国。大亚美尼亚成为当时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被称为三湖之国，指今天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凡湖、亚美尼亚的塞凡湖和伊朗的乌尔米耶湖。其文明中心地带乃是今天土耳其的亚拉腊平原和凡湖盆地。大亚美尼亚灭亡后，故地在东西帝国之间的鏖战中被碾得支离破碎。今天的亚美尼亚只是故国的偏远一隅。

教堂里正在举行成人受洗仪式

在埃里温，我看到亚美尼亚人用亚拉腊山为一切命名：报纸、酒店、白兰地酒厂、足球队、研究机构……每个家庭都有以亚拉腊山为主题的装饰品。从格鲁吉亚过境时，边境官员到车厢来给我的护照盖了入境戳：那是一幅简笔画——一辆小火车在亚拉腊山下驶过。但实际上，1923年，苏联和土耳其签订“卡尔斯条约”，决定苏土的边界以阿拉斯河为界。距离埃里温不到60公里的亚拉腊山早已在土耳其境内。我的年轻女向导赫拉努什和我说了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土耳其和苏联的亚美尼亚外交官在一次国际会晤中相遇。土耳其人提出：别再用亚拉腊这个名字了，它不属于亚美尼亚领土。“我们的外交官回答说：星星和月亮也不在土耳其境内，请把它们从国旗上拿下来！”这个扬眉吐气的故事，何尝不是一把辛酸泪？

埃里温是我亚美尼亚之行的起点。埃里温海拔1000米左右，三面环山，城南的地势依贺拉兹丹河的流向逐渐下降。埃里温从1936年起成为首都，是历史上的第13座都城。整个中心城区都是斯大林式建筑。宏大的广场、政府大楼、歌剧院、立在山上的“亚美尼亚之母”雕塑，典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样板。那种古城所独有的历史叠加感呢？早在公元前782年，埃里温即成为军事要塞。市郊遗址出土的石碑清晰地记载了城市的建立缘由和过程。我在亚美尼亚历史博物馆见到它，全文由楔形文字雕刻而成。它的存在证明，埃里温是世界上有确切建成年份记载的最古老的城市，比罗马早29年。

那么，过去的那个埃里温去哪儿了？一是毁于地震——亚美尼亚高原位于世界12块地壳板块中6块板块交汇的地点，火山活动频繁。二是毁于战火。埃里温自古是东西交通要道。我住在共和广场附近，靠着中央银行大楼。酒店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从前就是丝路上的一个大集市。而正因为如此，埃里温历经蒙古人、突厥人和波斯人的连续征服。1828年，沙皇俄国与波斯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埃里温最终成了沙俄的领地。俄国人攻下城池时颇为失望，这座传说中的都市只是一个“破院子”。事实上，自从14世纪突厥人入侵亚美尼亚开始，亚美尼亚人不断外迁移民，流落各地。到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后期，在今天的共和国范围内，居民以突厥语穆斯林占优势。根据1828年的俄波协议，两国以阿拉斯河为界，南岸基督徒有权自由迁至北岸。直到20世纪初，埃里温一带的亚美尼亚人才占了大多数。

在埃里温待了两天，经当地人指点，我心里的疑惑得到解释：为什么这座城市如此苏联化，细看却又绝不同于一般的苏联城市？事实上，亚美尼亚人正以此为傲。埃里温新城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设计师是亚美尼亚人、沙俄帝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亚历山大·塔曼尼扬。在苏联加盟共和国首都的建筑模版上，塔曼尼扬巧妙融入了民族个性。这片土地盛产赭石偏粉色的凝灰岩。包括教堂在内的传统建筑多以方形凝灰岩石材堆砌而成。塔曼尼扬将这种传统的建筑材料用在了整个新城的建设上。阳光照射在石墙上，泛起微微的玫瑰色，它让埃里温获得了“玫瑰之城”的美誉。原名列宁广场的共和广场是城市中心，广场四周环绕着总理府、博物馆、邮电局等部门的气派大楼。塔曼尼扬为这些严峻工整的大楼设计了装饰性的浮雕，包括葡萄藤在内的图案都是亚美尼亚教堂的传统样式。新城圆形的环线道路，象征亚美尼亚远古即来的太阳崇拜。而城中的几条大道自北向南逐渐聚拢，它们延长线的交汇之处，正是亚拉腊山的所在。

到访埃里温的第一天，我还探访了导演帕拉杰诺夫（Serguei Parad-janov）的故居。他与塔可夫斯基齐名，被誉为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帕拉杰诺夫的故居在城南，外表普通的两层小楼自有其妙处：由于帕拉杰诺夫与苏联电影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禁止拍片，他把自己的创作热情用于绘画，用各种生活用品制作装置和剪贴画。这些充满隐喻和象征性的作品布满了所有房间，让整栋房子都散发着魔幻色彩。

坦率地说，我被帕拉杰诺夫的奇思妙想弄晕了头。我的兴趣在于，为什么亚美尼亚人会认为他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故居里有许多自制玩偶：带翅膀的天使，裹着头巾侧卧的波斯男子。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毛刷做成的大胡须——它们都是帕拉杰诺夫的“自画像”。那么，亚美尼亚在哪里？

《石榴的颜色》被人们公认为帕氏最杰出的作品。该片的主人公是18世纪的亚美尼亚民族诗人萨亚·诺瓦（Sayat Nova）。萨亚·诺瓦极受推崇。在埃里温，有他的雕塑，有以他命名的街道和音乐学院。他出生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同时用波斯语、突厥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创作，一度极受格鲁吉亚国王赏识，担当外交官，参与政事和远征。但后来，他与公主相恋，被逐出宫廷。1795年，萨亚·诺瓦死于波斯征服者的第比利斯屠城。我在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教堂看到了他的墓冢。

帕拉杰诺夫与萨亚·诺瓦一样出生于第比利斯，他一生绝大多数时光和创作也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甚至，他们的爱情也有些许相似：1950年，帕拉杰诺夫与第一任妻子科里莫娃在莫斯科结婚。科里莫娃来自鞑靼穆斯林家庭。为了嫁给帕拉杰诺夫，她皈依了东正教，因此被亲属谋杀。

在埃里温看到的一切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在这文明的交汇之处，在千年的辗转流离中，失去故国亦流亡于故土之外的亚美尼亚人如何与历史潮流对抗与和解？他们又何以保持民族的卓然独立与生生不息？这或许是理解文明“界点”的起点。

皈依与救赎

埃里温城北依山而建了一个阶梯式广场。广场名叫“瀑布”（Cascade），拾级而上，每一层都是一个艺术展览中心，算是埃里温的潮流之地。我在这里瞻仰了格里戈尔·汉吉扬（Grigor Khanjyan）的壁画。1992年，汉吉扬68岁时开始在这里绘制三幅巨型壁画，分别代表历史上的三个关键事件。他的最后一幅作品是“独立”：面容柔和的民族之母怀抱婴儿处于画面的中央。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亚美尼亚时曾在这幅画前发表过演讲。古稀之年的格里戈尔·汉吉扬在脚手架上画了8年。2000年，他大功告成，搁下画笔，几小时后就与世长辞，手上还沾染着颜料的色彩。

塞凡湖边的修道院。塞凡湖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湖泊

“独立”左侧的两幅壁画分别展现的是4世纪时的两个事件：亚美尼亚文字的诞生和451年贵族圣华坦·马米科尼扬领导的反抗波斯人的大战。第一幅画里，教士梅斯罗普·马许托茨在画面中心展示他所创造的字母；第二幅画里，马米科尼扬披挂驰骋在马上，立于他马前的是一位挥舞左臂、右手持剑的白袍教士。那次大战没有让亚美尼亚获得独立，但却让它争取到了信仰自由的权利。

在埃里温的第一天，我在一间教堂围观了一场仪式。接受祝祷的男子看上十六七岁的年纪，小小的厅堂里挤满了他的亲戚和朋友。我碍于语言不通，看得不明就里。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那是场成年人的受洗：“一些人出生在苏联时期，无法在出生时接受洗礼，会在成年时将它补上。”基督教之于亚美尼亚人何等重要？亚美尼亚驻梵蒂冈大使米卡耶尔·米纳相曾解释说：“没有不是基督信徒的亚美尼亚人，你若不是基督信徒，也就不是亚美尼亚人。我们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可是我们经常生活在纵横交叉的路口上。保持我们身份的唯一方式就是依恋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现在所称的基督信仰价值。”

“我们的国家很小，但我们有很厚的历史。”每个亚美尼亚人听说我从中国来，几乎都会这么说。亚美尼亚民族的文明远比基督教文明久远。国家历史博物馆占据了共和广场最显要的位置。其外表气势恢弘，展厅里的陈设延续了苏联时代的老派风格。木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令人不免担忧展品们会被震倒下来。

塞凡湖东岸诺拉杜斯镇上的公墓

对于习惯了以中华文明时间尺度丈量历史的我来说，这是一次十分震撼的巡礼：亚美尼亚是两河文明的覆盖范围。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当地人就掌握了非常精湛的冶炼技术，其器形和制作水准与我国汉代十分相似。博物馆最有名的展品是一只37码大小的皮鞋。它有一条皮革鞋带。两排鞋孔位于鞋面中央。其中一个鞋孔开裂，鞋主人为修补它还割了一个新洞。放射性碳测定显示，这只鞋制于公元前3500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鞋子。后来，我在亚阿边界的阿雷尼（Areni）地区，路过了这只鞋的发掘现场：那是一个位于半山的洞穴，插着一面国旗。同一个洞穴里还出土了世界最早的葡萄酒酿造工具，制于公元前4100年。

就民族而言，亚美尼亚人的先民是高加索的土著居民，先后吸收了迁入该地区的金梅利亚人、斯基泰人、安息人等成分。公元前7到前6世纪，亚美尼亚民族基本形成。“亚美尼亚”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块石碑上。它记载了当时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征服亚美尼亚的故事。

亚美尼亚人缅怀公元前1世纪建立的大亚美尼亚古国。但实际上，亚美尼亚人生存的区域早在此之前已经沦为帝国的战场。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亚美尼亚从波斯的一省变成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随着亚历山大的逝世，马其顿帝国被瓜分成三块，亚美尼亚落入塞琉古帝国。前198年，塞琉古帝国又被罗马所击败。大亚美尼亚的建立实际是帝国征战间隙的产物。

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当时亚美尼亚的真正困境在哪？我以为加尼神庙或许是个明证。加尼神庙位于阿扎特河谷的一片僻静之所。原物毁于1679年的大地震，现在存在的庙宇是苏联时代根据残砖断瓦复原重建的。加尼的价值在哪里？其实一眼就能明白：它和后来所建的亚美尼亚教堂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围柱式的大殿，24根爱奥尼亚式石柱围成一个长方形的殿堂。额枋、上楣、爱奥尼亚式柱头、男像柱及饰有蔓形饰、卷草纹等图案的檐壁都证明，这是典型罗马帝国艺术的产物。根据墙壁的铭文，以及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著述，加尼是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一世在公元1世纪修建的，可能收到了罗马帝国皇帝尼禄的资助。神庙边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罗马浴室。地面上留有3世纪时的彩色马赛克装饰画，表现的是海洋女神忒提丝、涅瑞伊得斯这些希腊罗马神话里的人物。可神庙里供奉的是谁呢？是波斯拜火教神祇光明和正义之神密特拉。加尼隐喻着那个时代的处境：亚美尼亚处于罗马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夹缝之中。以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来服务波斯信仰，亚美尼亚民族的位置在哪儿？

11月，天气已经寒冷。乡村里的人们开始劈柴生火取暖，亚美尼亚全国的空气能见度不高。我唯一一次瞻仰亚拉腊山的机会就是在距离土耳其边境8公里的深坑修道院（Khor Virap）。赭石色的石头修道院脚踩一大片葡萄园，映衬在亚拉腊的雪色前，神圣异常。修道院的前身是个监狱。3世纪，自亚述、希腊、罗马等地的基督教传教者已经在疆土内活跃起来。贵族格雷戈里·鲁萨瓦里奇在希腊基督教徒开设的学校接受教育，成了统治阶层内部推广基督教的先锋。在一次宗教集会上，国王梯里达底三世命令他祭祀罗马神，他以基督教信仰为由拒绝，被投入这个监狱。托旅游淡季的福，我有机会爬到关押格雷戈里·鲁萨瓦里奇的地牢下去看一看。7世纪时，人们在地牢上建了一间教堂。祭坛边一个不到1米见方的洞口就是地牢的入口，沿着垂直的铁梯爬下去，深达6米。地牢底部大概有4米见方，在一盏微光的照耀下，四壁空无一物。传说，梯里达底三世本想任由鲁萨瓦里奇饿死其中。但13年后，他突患恶疾，其姐姐梦见鲁萨瓦里奇尚存活人世，能救国王一命。梯里达底三世命人打开地牢，鲁萨瓦里奇果然健在。他告诉国王，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得救。

现实当然不如传说这样神奇。当地信仰基督教的妇女常通过一个小洞为鲁萨瓦里奇递送食物。国王的皈依原因也十分现实。美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西蒙·帕亚斯利安指出，外交政策是梯里达底三世皈依的主要因素之一。梯里达底三世在罗马生活了10年，在那里接受教育和政治训练。罗马承认他的王位，换取亚美尼亚的顺从。对梯里达底三世来说，在地理上，罗马是遥远的，萨珊就盘踞家门口。臣服罗马意味着有机会保持相对的独立。基督教信仰实际是一种表态，意味着与信仰拜火教的萨珊帝国势不两立。事实证明，虽然当时的罗马并不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依然接受了梯里达底三世的选择，而萨珊帝国则直接将其视为威胁。

国内的政治环境亦是考虑之一。基督教作为一神论宗教能够为王室的集权化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在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的转变中，依附于宗教的旧有结构打破，财富和权力在贵族中又进行了新一轮分配。亚美尼亚皈依史上的另一件重要事件是451年，亚美尼亚教会拒绝接受罗马教廷确认基督的兼具神人二性的教义，坚持奉行基督一性论，成立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民族教会性质就此确立。

教堂意味着什么

埃里温向西大约半小时车程就能到达古城埃其米亚津（Echmiadzin）。埃其米亚津之于亚美尼亚恰如梵蒂冈之于罗马。梯里达底三世皈依后，格雷戈里·鲁萨瓦里奇被尊为圣格雷戈里（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据说，圣格雷戈里看到基督降临，用一把金色的锤子敲击地面以指示修建教堂的地点，于是在此建立埃其米亚津大教堂。埃其米亚津的意思既为“神之独子降世处”。

亚美尼亚人自称是诺亚的后代

论规模和气势，埃其米亚津难与任何欧洲的大教堂相提并论。但若论资历，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官修教堂。教堂的博物馆藏可见两件圣物：传说中诺亚方舟的残片和刺死基督的长枪枪头。

大教堂最早建于301～303年，随后屡次翻修。今天呈现的等臂十字、上面建有鼓座和穹顶的教堂是现存亚美尼亚教堂的基本结构。一般来说，亚美尼亚教堂的内部装饰都极尽简朴。一方面，人们相信简朴祈祷空间更有利于与神的交流。另一方面，这恐怕也是常年应付战乱的结果。但埃其米亚津不同。走进它时，我恍惚进入了一间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四壁都是富丽的圣像壁画。从1712年开始，亚美尼亚绘画世家霍夫纳坦（Hovnatan）家族开始了壁画的绘制工作，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那正是亚美尼亚受到沙俄影响的时期。

教堂里有两个事物最为重要。一是大厅中央的一尊华盖，不少人都匍匐在地上亲吻华盖下方的基座。它伫立的位置就是基督敲下金锤之处。另一件则是装圣油的巨大银罐。圣油由数种香料混合橄榄油调制而成。据说，这里的圣油用刺死基督的长枪枪头搅拌过。从301年开始，每隔7年，全世界亚美尼亚教堂的祭司们都要到埃其米亚津来。在这里，新调制的圣油和旧圣油混合在一起，被分装给每一位祭司。根据传统，他们必须亲手捧着盛装圣油的容器回到自己的教区，用它完成每一位亚美尼亚人的洗礼。

公元4世纪之后，亚美尼亚一直保持着贵族体系和分散的国家权力系统。贵族家庭实行封地自治，拥有自己的领土、经济来源和政治基础。这样松散的社会结构应运现实而生：它能在外来侵略的政治大动荡中灵活地生存下来，随时分散成数个小亚美尼亚，并保有联合的可能性。以埃其米亚津为核心，贵族们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甚至于他们自己就是神父和修士。从那时起，亚美尼亚的精髓似乎都封存在了教堂里。

制作传统乐器的亚美尼亚兄弟

亚美尼亚人以建筑才能著称。突厥人的塞柱尔王朝、奥斯曼帝国都曾驱使亚美尼亚人到自己民族的土地上建设城市。亚美尼亚教堂似貌不惊人，却有极为丰富的抗震设计。容易观察到的是：空间尽可能的紧凑。较大的高宽比是为了将重心控制在更低的位置。人们在等臂十字结构的四角添加狭小的祈祷室，成为四个三角支撑。建筑内部多使用承重墙而非柱子。教堂虽由方形石块堆砌而成，但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异形石块上下相互卡住。外墙上还会设计三角立柱形状的刻面。

我到格加尔德寺院（Geghard Monastery）参观时已近黄昏。这是全高加索地区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处于峭壁林立的山谷深处。现存的修道院建于13世纪初。主教堂正面加盖的方形大厅称作“Gavit”，是亚美尼亚教堂的常见形式。大厅穹顶的上方留有一个圆形的窗口。窗口用于采光，太阳光通过窗口照射在室内的不同位置还可以用于标记时间。最妙的是，在它侧面，有上下错开的两层宽敞的大殿。上层大殿有四根柱子支撑起穹顶，顶上有圆窗。大厅的声学效果极佳。可想见，僧侣在穹顶的光线下诵读经文，声音由墙角的另一个圆洞传到下层去，恍若来自天堂。经由向导提醒我才发现，这两间建筑构造完整的大殿竟完全是在岩壁上开凿出来的，而起点就是穹顶那个采光孔。

在亚美尼亚各地我参观了差不多20个教堂，看得越多，我越能明白亚美尼亚人为何会花费这么多心思在教堂和修道院上。

临近阿塞拜疆边界的塞凡湖（Sevan）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湖泊。高尔基称它是“放置在群山之中的太阳”。英国旅行作家科林·萨布伦说它是“幻境之水”、“大地之眼”。马可·波罗说它是世界上在四旬斋之前能钓到最好鱼类的地方。西蒙·波伏娃和萨特在苏联旅行时，描述他们吃到的塞凡湖里的“伊叙坎鱼”（Ishkhan）：“修长如手臂，粉红如鲑，极其鲜美。”为此，身为社会批判者的萨特甚至以基督徒的方式举杯祝福。而我眼前的塞凡湖风雨变幻：在氤氲的天幕下仿佛墨色深潭：这也是它名称的来由：黑色的凡湖——依旧是对故土的留恋。

从苏联时期起，塞凡湖就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避暑胜地。亚总统和总理的夏日别墅都在湖边。沿湖公路总有人冲着来往车辆比画手势。“他们是卖鱼人，在比画鱼的大小。”向导赫拉努什告诉我，“其实他们卖的都不是野生鱼，现在湖里的野生鱼要卖到每公斤100美元的天价。”

历史上的塞凡湖可不是这样活色生香的地方。我去了塞凡湖东岸诺拉杜斯（Noratus）镇上的公墓。墓地7公顷大，是目前保存亚美尼亚十字石碑（Khachkars）最多的地方。十字石碑是亚美尼亚的标识之一。石碑中央雕刻十字，连接碑顶的天堂和底部的人间，四周环绕着类似中国结样式的延绵不断的花纹，象征永恒。所有石碑都巍巍然地立在一块山坡上，面朝基督降临地西面。传说13世纪，蒙古人杀到塞凡湖，居民给石碑都戴上帽盔，把长剑斜靠在碑上，使敌军误以为镇上驻扎了大量军队。蒙古人发现后，将大量石碑拦腰砍断。墓地里还有一些石碑细细雕刻了图案，讲述墓冢主人的故事。一块碑上刻有一男一女，一把剪刀，一张宴饮的餐桌，一名扎辫子的骑手。这意味着石碑下葬着一对夫妇，丈夫是位裁缝，在新婚的晚宴上，双双被蒙古士兵杀害。

古罗马建筑风格的加尼神庙最初供奉的是波斯拜火教之神

诺拉杜斯北面，塞凡湖修道院高高坐落伸向湖心的一座半岛上，俯瞰整个塞凡湖。斯大林时代抽湖水灌溉，令湖面下降了20米。那以前，修道院就是一座湖心岛。9世纪中期，亚美尼亚巴格拉图尼（Bagratuni）王朝的国王阿什托一世看中修道院地势高、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在此修建军事要塞。从阿什托一世抵御阿拉伯人开始，僧侣们始终是军事任务的执行者和民间抵抗的指挥者。塞凡湖修道院南面的“神父”（Hayravank）修道院有一个故事。14世纪末，帖木儿的突厥军队打到修道院前。修道院的一名僧侣不忍目睹屠杀，跳崖坠入塞凡湖中，但他并没有死，而是漂浮在了湖面上。突厥人认为看到了神的旨意，许诺僧侣说能够满足他的一个愿望。僧侣的要求是：他将让附近的村民进入教堂躲避灾难，凡进入教堂者不得遭到屠杀。教堂的空间十分狭窄，突厥人欣然同意了这个要求。结果，全村的人都得以进入了教堂。当突厥人打开大门时，里面却空无一人。根据当时主教的说法，所有亚美尼亚人都化作白鸽，从窗户里飞走了。这个故事同样有个现实主义版本的结局。向导赫拉努什带我看了屋角一个已经封闭的洞穴：“教堂里有一条地下通道，连接北面的湖岸。”

在入侵者的铁骑面前，教会保护人们肉身的能力终究有限。更重要的是，近2000年来，它是创造、保存延续着亚美尼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重要载体。

在埃其米亚津，赫拉努什就提醒我留意亚美尼亚教堂与众不同的结构：教堂大厅一共分三个区域。靠近门口的区域最大。中间的区域较小，略高一台阶，大些的教堂会专门加护栏隔离开来。然后就是祭台。赫拉努什告诉我：“诺亚方舟里有三层，第一层住的是动物，第二层住诺亚和他的家人，第三层是鸟类，它们是离上帝最近的族群。我们的教堂也是这样安排。靠近门口的第一层向所有人开放，最高的祭台专属神职人员，而中间的区域只有亚美尼亚人才能进入，因为我们是诺亚的后代。”此后，我每到一处教堂都会留意，或繁或简，果不其然。在充满征服和屈辱的历史里，亚美尼亚人在日复一日的祷告中，尽是这样将民族的自尊倔强地保存了下来！

失去了语言，民族还存在吗？昆德拉曾这样质疑。今天的亚美尼亚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在埃其米亚津大教堂北面墙上有两块浮雕，刻有一段希腊文。考古学家由此判断，这些浮雕是教堂建立的最早期302～325年留存下来的。396年，梅斯罗普·马许托茨就创造出了沿用至今的36个亚美尼亚字母。马许托茨出身贵族，也是一位神职人员。据说，他从十字架上得到灵感，每个字母的笔画都是绕着十字架的四周打转而成。历史学家西蒙·帕亚斯利安说：文字的发明来源于国王和教会共同的危机感。亚美尼亚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司法和主权。口口相传的传统将不再足以维持民族的文化身份。由于波斯拜火教的威胁，教会的危机感尤其强烈。梅斯罗普·马许托茨发明字母后，教会迅速将希腊文、叙利亚文撰写的基督教经典翻译成亚美尼亚文，并借由教会的文化和教育系统推广开去。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教会始终是亚美尼亚的文化中心。亚美尼亚教堂内没什么装饰，却常有大片大片的亚美尼亚文雕刻，那是关于地区历史的记载。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不那么容易被战火毁灭。我在“高什修道院”看到了教会的藏书阁，就是厅堂四角的落地壁龛，毫不起眼。在12到13世纪，这里是亚美尼亚的宗教和教育中心。教士米西塔·高什（Mkhitar Gosh）撰写了古代亚美尼亚的第一部法典汇编，并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法律图书馆。壁龛漆黑的烟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13世纪，帖木儿的军队烧毁了1.5万件手抄本。

亚美尼亚人极其珍视自己的文字。他们用同样的文字谱写乐曲，建立了精密的数字系统。在各地旅行，人们听说我去了埃里温，大多都用极庄重的眼神看着我：“去马特纳达兰图书馆了吗？一定要去看看！”“马特纳达兰”一词原指埃其米亚津大教堂的藏书室。亚美尼亚1945年开始修建马特纳达兰图书馆，共花费了12年时间。这栋玄武岩建筑位于埃里温市区北面山丘上。正门口就是一尊巨大的梅斯罗普·马许托茨石雕像。现在这座图书馆被视为亚美尼亚语言神殿，收藏了大约1.7万件亚美尼亚语手稿，大多是从各地的教堂搜集而来。其最出名的展品是一套1200年的手稿《穆西布道》。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驱逐屠杀亚美尼亚人时，两名亚美尼亚女子决意保护它。这本书长70.5厘米，厚55.3厘米，由603页小牛皮组成，重达27.5公斤。逃亡时两人不得不将其分成两半，一半裹入衣物中埋入地下，另一半被带到了格鲁吉亚。几年后，一位波兰官员在土耳其发现了埋入地下的手稿。几经易手，两半手稿居然得以重逢了。

当时的另一则故事是：在逃亡途中，妇女们仍在沙地上写字，教孩子学习。损坏的手稿皆按照礼仪下葬，备极哀荣。

丝路上的亚美尼亚人

文明的冲撞和交融在亚美尼亚留下了难以消磨的痕迹。今天的亚美尼亚语中，依然保留着一些与波斯语言十分相似的词汇，如智慧、公正、自由。亚美尼亚的许多传统食物拥有突厥语名称，比如最具代表性的被称作“dolma”的葡萄叶肉卷。不少教堂还设有献祭台，这是拜火教留下的传统。在包括塞凡湖修道院在内的不少地方，石刻上的基督常拥有狭长的双眼，留有辫子，那是蒙古人的形象。蒙古统治时期，不少亚美尼亚贵族与其通婚，令他们皈依自己的信仰。很难说，这究竟是一种武力下的被迫，还是民族求以生存的主动选择。

地理和历史挤压着这个民族，但亚美尼亚人说：“英雄的品质是能够忍耐更多一刻。”他们在地缘的夹缝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早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大流士统治时期，帝国就将亚美尼亚作为东西贸易的要道，在其范围内修建了长达1500英里的皇家道路。在罗马统治时期，亚美尼亚人的阿尔塔沙特是唯一被允许交易东方丝绸的地方。

埃其米亚津大教堂博物馆里陈列的从中国定制的主教长袍

和犹太人一样，亚美尼亚人在政治上难有作为，便投注更多的精力在商业和知识的追求上。他们发现了希腊、罗马和波斯数字的限制，于是将自己的字母改编成数字。36个字母精巧地归纳至4个部分：个位、十位、百位和千位。这个系统可以加和乘并用，轻易地书写和计算大数，当然是经商的好工具。亚美尼亚人堪称千年丝路上最成功的贸易商。高加索有俗语说：“一个亚美尼亚人抵得上三个犹太人。”中国唐代陶俑中即有亚美尼亚商人的形象。他们蹲在地上，抱着装有葡萄酒的羊皮袋。

在现在的亚美尼亚境内，与古丝路相关的遗迹寥寥无几。从塞凡湖向南，瓦登亚特山上有条道路，恰与“塞林古道”（Selim Pass）重合。“塞林古道”连接着伊朗。我在沿途看到两位大妈摆着摊售卖果酱、鸡蛋等土特产，长桌上还放着一溜儿旧饮料瓶，里面装着颜色各异的液体。“伊朗人会开车路过这里，”她们告诉我，“那些饮料瓶是为他们准备的。里面装是葡萄酒、石榴酒、杏仁味白兰地之类的东西。他们的国家不许喝酒，只能用这种办法蒙骗边境检查站。”

“塞林古道”在小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间蜿蜒，大雪时就无法通过了。在海拔2410米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了全亚美尼亚保存最完整的商队旅馆。这座玄武岩建筑北靠瓦登亚特山，俯视着南面铺满积雪和荒芜草甸的山谷。入口处模糊的铭文显示，它是由当地贵族在1326年斥资建造的。商队旅馆有两部分组成。入口处是门厅，有小型的祈祷壁龛，往里走是一个26米长、13米宽的大厅。大厅走道两边用拱券结构隔离出了若干间。两个是商旅客房，其余用于安置牲口。大厅中央的拱顶上开了几个天窗，用于采光、在生火时排烟。可以想见，曾经这里是多么热闹的所在。只是如今，旅馆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只剩阳光透过天窗，冷冷地洒在石板上，隐隐绰绰地映出拱券的弧线。

这家商队旅馆建立时，亚美尼亚尚在蒙古治下。蒙古虽对亚美尼亚课以重税外，但大体实行宗教上的兼容并蓄。蒙古人视亚美尼亚人的经商才干为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横跨东西的庞大帝国下，亚美尼亚人的国际贸易做得有声有色。他们采购和贩卖东方的香料、丝绸、珠宝、药品、奢侈品，西方的皮革、羊毛衣物、亚麻布和手工制品。从意大利到中国、印度，亚美尼亚商人几乎活跃在东西商路的所有重要城市，甚至使用蒙古官员做他们的快递员和邮递员。1271年，游历过泉州的意大利犹太人雅各·德安科纳在其《光明之城》手稿里谈到，在刺桐城（泉州）里可以见到信仰基督的亚美尼亚人群体。1318和1326年，泉州天主教主教两次在书信中提到，一位亚美尼亚妇女捐资修建了十分华丽的总教堂。在埃其米亚津大教堂的博物馆里，我还看到了几件从中国定制的主教长袍，长袍上刺绣的基督教人物都是一副东方面孔。

小高加索山区的一户人家

13世纪，当法国国王首次派人出使蒙古王朝、与东方接触时，他们寻求了亚美尼亚人的帮助。1602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本笃·德·吉沃斯前往远东，把自己装扮成亚美尼亚商人，并在巴基斯坦招募了一个熟知亚洲的道路和语言的亚美尼亚人当随从。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皮埃尔·马埃说，在通往亚洲的路上，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服饰犹如一张“非官方护照”。“从穆斯林世界到中国的南海，作为波斯萨菲王朝或奥斯曼土耳其臣民的亚美尼亚人，始终被视为真正的东方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况且他们的教会也脱离罗马和其他基督教教派。无论是谁，只要被认为是亚美尼亚人，就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可能遇到的最糟糕处境，就是被迫擦去地上的痰迹，或遭受石块和谩骂的攻击，但从来不会被判间谍罪、遭逮捕和处决。”

或是因为经商、战乱，或是因为外来统治者的政治安排，亚美尼亚人在世界各地散布开来。我在埃里温蓝色清真寺里遇上了管理员纳提亚。老太太是亚美尼亚人，基督教徒，但出生在伊朗，1982年迁居回国。“你的家族什么时候移居去伊朗的呢？”我问。“很久以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在今天的伊朗名城伊斯法罕，有一块区域叫“新朱尔法”（New Julfa）。老“朱尔法”在今天的阿塞拜疆境内，由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一世初建。到13世纪，位于国际商道上的这个城镇已经是亚美尼亚人最重要的居住地之一。1603年，波斯萨菲王朝的阿巴斯大帝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老朱尔法。他亲自到那儿访问了3天，决意掌控那里的丝绸市场。为避免奥斯曼人的反攻，他在1605年将朱尔法的所有人口都迁至伊斯法罕，将老城彻底焚毁。

阿巴斯大帝允诺亚美尼亚人信仰自由。在埃其米亚津大教堂，赫拉努什指给我看外侧穹顶尖角上的石头，上面刻着一个裹着头巾有两撇翘胡子的男人。据说，迁至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连年请求回埃其米亚津朝圣。阿巴斯大帝一怒之下派军队来捣毁大教堂。亚美尼亚人报信回来，人们连夜在这块砖上刻了阿巴斯大帝的头像，方才使教堂得以保存。

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新朱尔法确实成为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结点。今天的伊斯法罕有大约13座亚美尼亚基督徒的教堂和公墓。新朱尔法区里的亚美尼亚人遵循伊朗法律对着装的要求，但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

新朱尔法是全世界无数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缩影。无论在哪儿，他们修建自己的教堂，用来自埃其米亚津的圣油做洗礼，传承语言和文化。埃里温的旅游纪念品店里有一种热门商品，一个小罐子，装着亚美尼亚的水和土壤。赫拉努什告诉我，还有一种易拉罐，里面是亚美尼亚的空气。“有些荒谬，但是很受国外侨民的喜爱。”

今天的亚美尼亚族国内人口只有300余万，但海外人口有700万到800万之众，主要生活在俄罗斯、美国、法国、中东的伊朗和黎巴嫩等地。“每个家庭都有亲属生活在国外。”今天的埃里温虽然还是苏联时代的老格局，但中心城区店铺林立，看上去去相当时髦。亚美尼亚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10%。但据我所见，其经济主要是依赖农业，工业基础薄弱。当地人告诉我，经济增长全依赖于国外侨民的投资。拿近两年来说，由于叙利亚局势动荡，许多叙利亚侨民都迁居回国了。

村民叶赛扬正在准备晚餐，他居住的村庄钦钦距离边境不远

海外亚美尼亚人同时也是这个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卡战争爆发后，美国和法国的亚美尼亚人捐赠资金和生活用品，甚至为政府提供了官员，为军队提供志愿兵。亨廷顿指出，在美国，亚美尼亚裔居住在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这样的重要州内，大多富裕而有影响力。90年代，正是他们致使美国国会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独立后，亚美尼亚一直在推动国际社会将奥斯曼帝国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定性为“种族屠杀”。4年前，亚美尼亚裔游说团体就推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相关议案。

从17世纪开始，亚美尼亚被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瓜分。同时，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启蒙下，亚美尼亚人开始追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经商的侨民看到了沙俄扩张的野心和能力，希望借此令亚美尼亚摆脱两个伊斯兰国家的统治。1660年，他们向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进献了一把奢华至极的王座。作为回报，沙皇授权他们垄断波斯与沙俄间包括丝绸在内的部分商品贸易，在伏尔加河建造码头，允许他们修建教堂，进入政府工作。到了18世纪，随着沙俄逐步逼近高加索，亚美尼亚人的打算似乎越来越可行。他们甚至向俄国提出了两份倡议，希望建立在俄国保护之下的自治的亚美尼亚。但是，国际关系的规则和玩家已经改变。此时英国、法国的力量已经介入了俄罗斯、波斯和奥斯曼之间在高加索的竞争。

埃其米亚津大教堂前有一尊主教克里姆扬的塑像，它记录着亚美尼亚人又一段伤心的故事。当俄国人夺取波斯占领的东亚美尼亚，逼近奥斯曼境内的西亚美尼亚时，1878年，欧洲强国与奥斯曼帝国召开柏林会议。克里姆扬率亚美尼亚代表团怀着满心憧憬而去。在会上，保加利亚与数个主要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国家脱离奥斯曼帝国成为独立民族国家。但由于英法不愿让俄国的势力过分强大，亚美尼亚人的要求完全被忽略了。克里姆扬悲愤地回到国内，对他的教民们发表了名为“纸汤勺”的著名演讲，号召亚美尼亚人不要再寄希望于他人，用自己的头脑和拳头自我拯救。悲剧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亚美尼亚被钉上叛徒的标签。民族主义者很快就和穆斯林发生冲突。从1895年开始，屠杀席卷了亚美尼亚人聚居的省份。

“一战”结束后的1915年，奥斯曼帝国议会通过《特西尔法》，容许政府及军方驱逐任何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人，亚美尼亚人当然是驱逐对象。1918年，光是埃其米亚津教堂就收纳了7万难民。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在解释这场悲剧时说：“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地方，不管土耳其人怎样不愿意，他们倒还能从那里后退，还能够放弃远方的省份，把帝国的边疆缩短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但是，亚美尼亚人生活区域由高加索边疆直到地中海沿岸，横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正好重合于土耳其人故土的心脏地带，如果宣布放弃这些地方，那就不仅仅意味着缩小版图，而是瓦解这个国家。因此，当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威胁到帝国的完整时，奥斯曼帝国就必然进行坚决镇压。”

塔乌什之行

在见惯许多教堂之后，我决定放下历史，去亚美尼亚东北地区塔乌什省（Tavush）看看普通城镇和乡村的生活。据说那里风光却不甚为游人所知。从埃里温往塔乌什省会经过第利江（Dilijan）。第利江被称作亚美尼亚的小瑞士。神奇的是，一条5公里的第利江隧道，一头是层层叠叠的高山草甸，一头就是繁茂的森林。亚美尼亚努力把第利江打造成旅游胜地，修了不少旅游度假村式的建筑。这个季节，城里看上去相当萧条。但周围的山林确实秀色可餐。林木茂密，掩映有许多溪流。只可惜我们到访的季节不凑巧，森林的叶子已经落光了。

塔乌什省首府伊杰凡（Ijevan）自古是链接西亚中东黎凡特地区和北高加索的重镇，其名字就是“客栈”的意思。现在，第比利斯到埃里温的高速路也从这儿通过。这个两万人的小城沿着一条山间的主干道在山坡两侧铺陈开去。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一个贩卖蔬菜水果和各种生活用品的小市场。午后，我在安娜希特老太太家喝了茶，晒了会儿太阳。安娜希特家处在半山上，能看到大半个城市。院子里种了亚美尼亚人常吃的水果柿子、石榴，常用来做果酱的温柏，养了蜂蜜，还有四只大火鸡，日子看起来相当舒适。但老太太忧心忡忡。她告诉我，伊杰凡人的失业率很高，当地人都在为未来担心。在苏联时期，伊杰凡工业兴盛，拥有高加索第一大、全苏第三大的地毯编织厂。但自苏联解体后，企业基本都关了门，只有一家石榴酒厂算是大企业。安娜希特让我们尝了自产的蜂蜜，很是香甜，但这种自给自足似乎也难以为继。城里安装了许多信号塔以后，蜜蜂都找不到归路了。“我们大家觉得，还是要开工厂，”安娜希特说，“可是我们并没有资源啊！”

我的落脚点在距离埃格霍维特不远的村庄钦钦（Chin Chin）。这个500人的小村子四周有很美的风光。天边是雪山，眼前是层层叠叠铺满农田的山峦。叶赛扬一家为我准备了晚饭。先上桌的必须是面包和盐。在亚美尼亚，“吃面包”即是吃饭。面包和盐有无上的地位。即便是总统造访新开的学校等机构，进门前，也需将主人家提供的面包蘸着盐吃下去。“新媳妇在公婆家第一次摆桌，若不知先摆上面包和盐，就会被认为缺乏教养。”

大家围坐在餐桌前，分享了土豆牛肉汤、风干牛肉、羊奶酪、炖茄子、胡萝卜沙拉等满满一桌子亚美尼亚家常菜，喝的是家酿葡萄酒、伏特加和樱桃汁。这本是一个宁静的乡村的夜晚，但我想绕过亚美尼亚历史的努力是徒劳的。电视里连篇累牍地播放着同一条新闻：11月12日，阿塞拜疆在停火线附近击落了亚空军一架米格-24武装直升机。这是餐桌上的唯一话题。

在来钦钦的路上，我路过了邻近的村庄埃格霍维特（Aygehovit）村，看见村里的孩子正在泥地操场上上体育课。学校不远，一条道路被拦了起来。我知道往前1公里即是阿塞拜疆。我所不知道的是，埃格霍维特村建于1803年，居民都是当时从纳卡地区回归亚美尼亚的难民。1990年纳卡战争爆发时，这里是最先遭遇激烈交火的地方。钦钦几乎也是最前线，村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战斗，包括我眼前的叶赛扬大叔。

纳卡是大国力量给外高加索留下的经久不愈的伤口。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占80%，1923年以前，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后来，在苏联的安排下，纳卡成立自治州，被划归了阿塞拜疆。在餐桌上，叶赛扬大叔批评亚美尼亚总统的强硬表态华而不实，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没人知道。“我只是担心，我们过分依赖大国支持，又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餐桌边上，叶赛尼大婶已经开始辅导小女儿做功课。这个普通农户家庭的最大骄傲，是已经供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埃里温最好的大学完成教育。赫拉努什告诉我，在亚美尼亚，大学每年的平均学费大约为1000美元。医学院和法学院等就业较好的专业则高达2000～3000美元。而在埃里温，普通人的平均月收入只有250美元左右。“重视教育是亚美尼亚人的传统。许多亚美尼亚家庭的父亲都在俄罗斯打工，目的就是供子女在国内上大学。”

赫拉努什说起自己的故事。她的母亲是一名工程师。苏联解体后，亚美尼亚经济陷入困境，一家人举家迁居到东德。赫拉努什和弟弟都是德国出生的，会说德语。到了1998年，亚美尼亚国内情况好转，父母决定举家回国，“为了让我和弟弟受到亚美尼亚教育”。赫拉努什学会了俄语、英语，6年前，她考入最好的大学，又学习了第五种语言——土耳其语。“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土耳其研究，当时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关系好转，我认为当我毕业时，边境或许已经开放，或将大有可为。不过你也看到了，我仍在等待我的机会。”

格鲁吉亚：大高加索行记

记者◎徐菁菁　摄影◎张雷

古城姆茨赫塔。公元4世纪，格鲁吉亚在此宣布皈依基督教

第比利斯西奥尼大教堂内的父女俩

欧洲人？俄罗斯人？不，高加索人！

格鲁吉亚路线

1.东线

东部省份卡赫第（Kakheti），以葡萄酒著称。其首府特拉维（Telavi）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周围有阿拉维蒂修道院（Alaverdi Monastery）等主要的宗教圣地。边境小镇西格纳吉（Sighnaghi），建有有18世纪为防御波斯人、高加索列兹金人修建的城墙。附近的博德比修道院（Bodbe Monastery）安葬着促使格鲁吉亚皈依东正教的圣徒。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边境上，洞窟修道院（Davit Gareja）景色壮观，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北线

从第比利斯经军事大道（Military Highway）北上。军事大道是古代重要商道和防御路线，也是通向俄罗斯的交通命脉。途中将路过高加索防御关口阿纳努里要塞（Ananuri Fortress）。格俄边境的卡兹别吉镇（Kazbegi）边，坐落着格盖蒂圣三一教堂（Gergeti Trinity Church）。教堂处可见大高加索最重要的山峰之一卡兹别吉山（Kazbek）。这是格鲁吉亚的标志景观。

3.西线

向西北，目的地是大高加索山区的上斯瓦涅季（Upper Svaneti）。上涅瓦季是格鲁吉亚大高加索风光最好的地方，较完好地保持着的高加索山区的文化和传统建筑。首府美斯蒂亚（Mestia）和乌什古里村（Ushguli）以大量保存高加索塔防闻名。其中乌什古里村坐落在格最高峰什哈拉峰脚下，是世界文化遗产。

第比利斯：时光交错之地

从第比利斯机场出来，出租车一路向西，驶过苏联时代建筑的工业区和居民楼。我们正嘀咕这座城像极了颓败的中国东北老工业区，车突然上了山，眼前显现出一片山谷来。库拉河在谷底流过，岸边密密麻麻的房子一直叠到了对面山上。“老城。”司机说。车过河，向那稠密之处驶去，拐过几个弯，挤进一条逼仄的小路。“喏，这就是你们旅馆。”

这是一片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群，全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外墙皆已残破不堪。十几米外有个教堂，快被荒草淹没了。这个阴雨绵绵的周末上午，街区里静悄悄的，只有三五只猫在巨大的垃圾桶里窸窸窣窣地扒拉着。旅店老板伊拉克利为我们开了门。两块雕花的厚门板因为门框变形已经错开。木楼梯破败得如同废墟，令人每次落脚都心生疑虑。房间倒是宽敞明亮，不过地板是倾斜的。“这栋楼很有些年头了吧！”我疑心自己住进了危房。“1860年的房子。”伊拉克利答道，“欢迎来到第比利斯，这里是老城的中心。”

这初来乍到的情形多少令我有些沮丧。幸运的是，美国女孩苏菲·拉·格雷德和她的格鲁吉亚登山家男友尼古拉斯愿意带我去看看第比利斯人的周末。

一对新婚夫妇在第比利斯露天人类学博物馆拍照留念

第比利斯一座教堂前等候参加婚礼的宾客

初建于4世纪的纳里卡拉要塞是第比利斯历史的见证

“旱桥”市场是苏菲最着迷的地方之一。库拉河的西岸沿着河堤修了一片“德达·埃娜”（Deda Ena）公园，每天都有集市。尼古拉斯告诉我：“苏联解体后经济萧条，第比利斯人搜刮家里值钱的东西出来贩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传统。”从油画、手表、珠宝、老照片，到五金件、电器、衣服、餐具乃至医疗器材，各种地摊挤得满满当当。公园的一块空地上聚集了好些人，三三两两在谈些什么。看架势我以为这是第比利斯版本的“公园相亲会”，直至留意到旁边的树上牵着绳子，挂着好些纸片，才知道这是第比利斯人的房地产交易办法。

从“旱桥”往西，出城区上山有一座露天人类学博物馆。说是博物馆，实际是一大块林地公园，散落建着近70座传统木结构建筑模版。同样，这里也不只属于游客。一群孩子在露天剧场上嘻嘻哈哈地排演着民族舞。园内最受欢迎的是一些传统手工艺作坊，提供铁艺、木刻、陶艺等免费课程。大概是因为天气冷，室内进行的针织课人气最旺。不大的屋子里挤满了老老少少，个个专注异常。端坐中间的白发老婆婆是教师，教的是格鲁吉亚最传统的编织图案。等我们向公园外走去时，一支盛装的结婚队伍浩浩荡荡涌了进来。“根据东正教的规定，1月7日圣诞节前有40天斋戒期，教徒不得吃肉。所以11月是结婚的最后时机。”苏菲告诉我，“人们在教堂参加完仪式，距离晚宴又有些时候，就会到公园里来拍照，杀杀时间。”但显然，大家已然等不及开席，衣香鬓影中，好几位豪放地举起了酒瓶。

格鲁吉亚宗教学校“伊卡托”的神职人员

这天的最后一站是纳里卡拉（Nariqala Fortress）要塞。它坐落在大卫山（David Mountain）上，是老城的一部分。我们顺着山坡的台阶往上爬，穿过密集的民居小楼，路过围着月季花的教堂，绕开正在逗孩子的神父，一转身，眼前豁然开朗起来，整个第比利斯老城尽收眼底。

夜幕微垂，华灯初上。渐晴的天空给整个城市蒙上一层微蓝的光。那时，我有些许明白，为何许多旅行手册赋予这里“高加索最有魅力城市”的荣光。地形首先定了调。城市沿库拉河两岸以阶梯式向山麓展开。我的脚下是层层叠叠的绛红色和淡蓝色房顶，穿插着古老教堂的座座锥顶。河对岸，河堤形成陡峭的崖壁。在梅特西桥边，13世纪的梅特西教堂临水而立。教堂前面是格鲁吉亚伊比利亚王国国王瓦赫坦格一世策马扬鞭的塑像。传说，5世纪时，国王在这一带打猎，猎鹰受伤后坠落在温泉中得以痊愈（另一说是被烫死了）。国王惊异于此，遂砍伐森林建了城市。梅特西教堂所在之处就是最早的城池。它的脚下，散发着硫磺味的泉水从临近的塔博尔山地涓涓流淌而下。

梅特西往上，左岸半山上最耀眼的是圣三一教堂，恍若一座金光闪闪小山头。1989年，就在苏联即将解体的关头，格鲁吉亚东正教主教和第比利斯市政府决定为国家皈依基督教1500年建立一座新教堂。这一工程被视为“格鲁吉亚民族和精神复兴的象征”。圣三一教堂的建立全靠私人捐资，1995年动工，耗时10年，是全世界第三高的东正教教堂，7.5米的穹顶全部被金箔包裹。

天色黑下来，我们沿着纳里卡拉要塞往东走。今天的纳里卡拉只是一段城墙废墟，但第比利斯人视它为“城市的心脏和灵魂”。他们在废墟的最高处立起巨大的十字架，让它俯视全城。纳里卡拉确是这座城市的见证。这座要塞最初建于4世纪，而文献中关于第比利斯的最早记载，就是4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次外族入侵的攻城战斗。从那时起，第比利斯的历史就与旷日持久的战争及短暂的和平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6世纪，第比利斯被波斯人占据，7世纪先后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占领。阿拉伯人完成了纳里卡拉要塞的扩建，将宫殿置于其中。他们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1世纪，因此今日残留的部分堡垒还有显著的阿拉伯城堡特征。1226年，花剌子模王朝杀到第比利斯。为让人们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将基督教圣物放置于库拉河的一座桥上，命人们到桥上来，冲圣物吐唾沫。不服从者当即被斩首，头颅落入库拉河中。据说第比利斯有10万人因此送命，当时全城人口仅12万。今天格鲁吉亚的许多教堂里都有描绘此事件的画作。画面显示，惨案发生的地点，大约是今天梅特西桥的位置。

格鲁吉亚人用传统的陶罐酿酒，陶罐全部埋入2米深的地下密封发酵

1236年，第比利斯被蒙古人攻陷。1386年，遭帖木儿洗劫。16世纪开始落入波斯人的统治。每一位征服者都在纳里卡拉身上修修补补，驻扎军队。1801年，格鲁吉亚各公国先后并入俄罗斯帝国。俄国人将军火库设在纳里卡拉。1827年，军火库发生爆炸，加上同年的大地震，纳里卡拉彻底沦为废墟。

第比利斯为何如此命运多舛？地形图令人一目了然。格鲁吉亚全国80%为山地，北部是大高加索山脉，南部是小高加索，中部留一段极为狭长的通道。通道西边至黑海沿岸有一片三角形平原。而第比利斯恰好是通道东面的入口，东南面对大片低地、平原，向今天的阿塞拜疆门户大开。

卡赫季州首府特拉维的“城市日”庆典上，等待上场的舞蹈演员

在第比利斯街头休息的老人

特拉维“城市日”庆典上参加摩托车特技表演的年轻人

但依苏菲这样的外来人看，地理也恰好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苏菲在纳里卡拉城墙上对我说，这是她从万里之外的波特兰来此定居的原因，“各种文化复加在一起，就像一块有无数刻面的宝石。”

我确实从未见过像第比利斯一般多元的城市。我花了不少工夫找到5世纪波斯人留下的拜火教神庙。这座砖结构建筑已经完全和山上的在居民区融为一体，就在一户人家的后院边上。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与波斯人大战后，将这里改成了清真寺。2013年，一户伊朗裔人家和政府签订协议，成了管理人。神庙又恢复了拜火教的身份，举行拜火教仪式。

往山下走几步，有18世纪的伯利恒圣母教堂和13世纪的圣乔治教堂。圣乔治教堂由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商人所建。教堂前是18世纪亚美尼亚吟游诗人萨亚·诺瓦的墓冢。他曾是格鲁吉亚国王的幕僚，力促格亚联合抗击波斯。从12世纪格鲁吉亚统一开始，历任统治者就邀请或允许亚美尼亚人到第比利斯定居。1830年，当美国传教士埃利·史密斯造访第比利斯时，他发现：“除了一个格鲁吉亚人、两到三个希腊人和一家瑞士公司，我们接触到的所有第比利斯商人都是亚美尼亚人。”他在主干道上行走，映入眼帘的大商店和大公司的名字都是亚美尼亚语。

今天圣三一教堂所立之处原本就是城里最大的亚美尼亚墓园。第比利斯历史上陆续修建过约26座亚美尼亚教堂，大半毁于战火，有两座成了民居，三五座被废弃，包括圣乔治教堂在内，尚有两座仍在使用。其余在独立后改为格鲁吉亚东正教堂，伯利恒圣母教堂就是一例。

临近山脚，我拜访了第比利斯现存唯一的清真寺。一只猫咪在大门口晒太阳，几位阿訇在路边聊天。清真寺始建于18世纪奥斯曼治下，几经损毁重建，现在，除了一座贴着马赛克的小小授时塔，根本看不出它的身份。19世纪，第比利斯城里有不少波斯人。他们是建筑工人和手艺人，是街头商贩，是小酒馆和小食肆的老板，是浴场里娴熟的搓澡师。当年一位波斯游客这样描述自己的同胞：“他们不再遵循伊斯兰教的生活法则，女人不围面纱，人们吃基督教徒的食物……甚至纵情饮用各种酒精饮料。”第比利斯改变了他们，而他们也在改变第比利斯人的日常生活。

授时塔下方有一栋伊斯兰风格的两层楼。墙面贴满了华丽的马赛克。游客们常把它误作清真寺。事实上，它是城里著名的奥贝利阿尼（Orbeliani）温泉浴场。温泉就在浴场边的深涧里流淌，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味儿。除了奥贝利阿尼，第比利斯的澡堂都集中在这里。其他浴场建在地下，上有砖结构穹顶，而内部的装潢也大多用马赛克，呈波斯和土耳其风格，大多建于17世纪到19世纪。

温泉浴是第比利斯的招牌。大仲马在高加索游记中写这种享受：“一种极大的自由感和舒适感渗透全身。我所有的疲惫消失干净，我感觉我有力量举起一座山峰。”普希金这样赞赏它：“自我出生到现在，我从未感受到任何像第比利斯温泉这样奢侈的享受。”

像土耳其人一样，浴室是第比利斯的社交场所：男人们谈生意、交朋友；婆婆们检查待过门的新媳妇；媒人们牵红线；同性恋人群在这儿寻找伴侣，将自己的联系办法留在墙上。这些传统在苏联时代都未曾断过。今天的第比利斯人，花1.5拉里（1美元约兑换1.74拉里）能进入公共浴室，每小时支付50到70拉里能租到大小不一、豪华程度不同的包间，里面包括浴池、桑拿房、洗手间和放着大沙发的休息室。人们有多爱这里？周末早上，街边的店面都没开门，公共浴池里已经热热闹闹了。待我下午18点多再登门拜访时，所有浴场的老板都翻着记账簿摇脑袋：“3个小时以后才能有空房。”

往北，在耶路撒冷路的尽头，还有一座犹太教教堂。以色列前总理沙龙的父母就在第比利斯出生长大。

1801年，第比利斯并入沙俄，成了沙皇俄国在高加索最重要的行政和文化中心。顺着城中最重要的鲁斯塔维利大街走过去，两旁遍布沙俄风格的古典建筑。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高加索部门的博物馆，建于1852年。1879年的鲁斯塔维利国家剧院是当时艺术家们的活动中心。第比利斯国家歌剧和芭蕾学院剧院在1851年落成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每两周都会有来自帝国各地的艺术家献艺。连当时的巴黎报纸都赞叹这栋摩尔式装潢的大楼：“毫无疑问是人类建造的最优雅、最美丽、最迷人的剧院建筑。”在库拉河的左岸，有一片整齐的住宅区，这里的小洋楼比老城里新得多。那是来自乌腾堡和巴登的德国移民的杰作。他们把啤酒文化带到了这座城市。在19世纪中叶，第比利斯有了5个啤酒厂。

1870年，一份当地报纸描述当时的第比利斯：“只要在好天气里瞅瞅大街，就能看到受过极好教育的妇女……从帽子到脚上的时髦高跟鞋，再到她们的步态，哪一样不是巴黎呢？她们甚至还用法语说话。”

乍一看，我眼前的第比利斯仍像是欧洲，其实不然。纳里卡拉要塞的脚下，塞满了格鲁吉亚式的老房子，有些摇摇欲坠，有些修葺一新，它们的最大特点，是用五颜六色的木结构在临街一面搭建了宽阔阳台，装饰着充满中东风情的镂空花纹。在那些19世纪修建的街区，人们在背街的院子搭建它，或者干脆用铁结构生生在楼面上加出一个阳台来。我眼里的旅馆老板伊拉克利，永远在旅馆的大阳台上吸烟、晒太阳。“阳台是第比利斯生活的灵魂。我们在这儿做一切事情，喝酒、聊天、作诗、睡觉。”他端着杯葡萄酒对我说。英国政治家理查德·韦布拉汗（Richard Wilbraham）记录19世纪的第比利斯：“周日午后，阳台真是个生机勃勃的所在。相貌姣好的格鲁吉亚女人，披着长长的白色披肩，成群结队地坐在那儿，看风景，也成为风景。带阳台的房子遍布在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地社区，德国人和俄国的地盘也是如此。”

走在第比利斯的街道上，我时常感到我所看到的景象和100年前恐怕并没多大区别。大概，2003年上台的总统萨卡什维利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于是，他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身体上添加了最新一笔。过去10年里，总统力推旅游业，老城的街道铺开了大量时髦的咖啡店和餐厅。萨卡什维利聘请的意大利建筑师忙于建造玻璃与钢铁材质的建筑，将现代风格添加到第比利斯混杂喧闹的老城中。

从山上往城里看，有三个建筑最显眼。和平桥有一个波浪形的玻璃遮阳棚，1200盏发光二极管灯在库拉河上闪闪发光。它的北面有一栋巨大的玻璃建筑。屋顶是一片片硕大的白色“花瓣”，由树形支柱支撑，那是第比利斯公共服务大厅。在河对岸的欧洲广场上，还有个形如两根银色钢管的东西。其体量之大几乎主宰了整个城市景观。我问了好些当地人，他们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只有守门的保安说得出，那是还未开张的音乐剧院和展览馆。“西方特征的头部，东方特征的身体。”《纽约时报》对今日第比利斯的评价颇为精妙。

卡赫蒂：信仰与生活

铁路工程师大卫·卢亚什维利在第比利斯的大澡堂前接上我，带我去他的家乡——东部省份卡赫蒂（Kakheti）——看看。历史上，格鲁吉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大体被分为三个地区：第比利斯以东，包括卡赫蒂在内的东部平原和丘陵；西部黑海沿岸的平原地区；西北部大高加索山区的斯瓦涅季（Svaneti）。三个地区有各自的权力中心。直到11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中东穆斯林王国力保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核心地带，放松对外高加索的压力，“建国者”大卫四世方才有机会统一格鲁吉亚全境，创造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这个黄金时代也就持续一个多世纪。

首府特拉维是我们卡赫蒂一行的据点。特拉维自中世纪以来就是贸易名城。历史上几番遭外敌践踏。17世纪，波斯人曾屠戮6万卡赫蒂人，另将10万人迁徙至波斯。18世纪，为稳定卡赫蒂的统治，波斯在特拉维立当地贵族恩里克二世为王。

今天的特拉维只有约2万居民。像许多有旅游潜力的城镇一样，萨卡什维利上台后，中心城区仿造欧洲小镇，被修葺一新。但城里其实没有多少商业和店铺，颇有些虚假繁荣的意思。幸运的是，我们到达的11月7日正好是恩里克二世的诞辰，也是特拉维的“城市日”。这天下午的重头戏是市政厅门口一场漫长的摩托车特技表演，城里的年轻人似乎全出动了。最精彩的是入夜后广场上的歌舞表演。虽然听不懂一句报幕，但很显然，这些歌舞都是在称颂历史。有些舞蹈表现战争。穿敞襟长上衣、大裤裆灯笼裤、长筒皮靴的男舞者刚劲勇悍，靠足尖行走、旋转、跳跃的技艺令人惊叹。间或有女舞者出场，穿着白色长裙，戴着头纱，飘逸妩媚。她们舞蹈时保持肩部稳定，主要依靠高举的胳膊造型，使用快速平稳的滑行步法，以我这个外行人的眼光，和我国维吾尔族舞蹈颇有相似之处。

修建于14世纪的格盖蒂圣三一教堂是格鲁吉亚的标志性景观

这场表演的舞台就搭在恩里克二世持剑立马的塑像附近。“恩里克二世是格鲁吉亚最后一位英雄。”卢亚什维利向我强调。这位君主虽由波斯人委任，但他励精图治，向西面扩张领土，力求自治和独立。但直到1798年去世，他都没能重现大卫四世的统一盛世。两年后，其子与沙俄签订协议，交出了外交和防卫权。

我和卢亚什维利聊起我的担忧：“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区别也很大，历史上长期分立。格鲁吉亚未来会出现乌克兰今天的局面吗？”“不可能。”卢亚什维利肯定地说，“我们和乌克兰不同，构成我们国家的有三样东西：故土、母语和东正教信仰。”这实际是伊里亚·查查瓦德兹的观点。查查瓦德兹出身19世纪贵族之家，他领导了民族运动，被视为现代格鲁吉亚之父。他也是卡赫蒂人。

卡赫蒂是格鲁吉亚的边陲，像一个楔子，深深嵌入阿塞拜疆。这里的地形极为多变。我们先是在山间穿行，到处是秋色迷人的树林，而后经过大片开阔的农田和葡萄园，积雪的大高加索山脉像一道幕墙，屹立在北面的天边。再往南向边境而去，植被越来越少，出现无边无际的丘陵、草原甚至盐碱湖泊。到达洞窟修道院群时，四周已然是半荒漠了，一些裸露的大块岩石还呈现出丹霞地貌的色泽形态。

修道院群建在一座山上，两者皆以大卫·加雷加命名。大卫·加雷加是“叙利亚十三隐士教父”之一。6世纪，他以此处为基地向格鲁吉亚东南部宣教。传说，大卫·加雷加去耶路撒冷朝圣，带回一块代表1/3圣城精神的球形石头，供奉在修道院内。对虔信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来说，这里是一生中必须朝拜的圣地。

修道院的主体在山体北面的山坳里，中央有一座小教堂，东西两面的岩壁上凿出了许多房间，一些是修士们的宿舍，另一些是谷仓、烘焙厨房、铁匠工房和畜栏。9世纪后，修道院受到贵族的资助，成为宗教和文化中心，尤以技法高超的湿壁画著称。修道院保留了13世纪的许多壁画，其中大部分是人物肖像，描绘圣徒和伟大君主，还有一些讲述大卫·加雷加的生平故事，是东正教里少见的题材。如今，许多珍贵的壁画真迹都被挪去第比利斯的艺术博物馆了，但仍有妙处存于大卫山的山脊上。

花半个小时爬到山顶，南面是一片旷阔的连绵丘陵草甸，这便是阿塞拜疆的领土。两国的国界就是大卫山的山脊。古格鲁吉亚的修士们在山南面的顶上凿开了若干石窟，在这里修行、祈祷、生活。最有趣的一个是食堂，中间还留着小石桌，右面墙壁画着格鲁吉亚版的“最后的晚餐”。

外高加索是文明交界之地。我在这里旅行多日，绝大多数地方给我的感触来自文明的交汇，只有大卫·加雷加修道院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文明的“分野”：我站在洞窟前，背后是荒漠中的东正教圣地，眼前是伊斯兰文明的沃野，耳畔只有高加索如泣如诉的风声。1615年，波斯萨菲王朝的阿巴斯大帝率兵杀到这里。那时会是怎样的情形？据说，漫山上尽是璀璨烛光。在最后的祷告后，600名修士在波斯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这是格鲁吉亚另一则著名的殉道者故事。

古城姆茨赫塔的“活柱子教堂”外观

格鲁吉亚著名的“活柱子教堂”

继亚美尼亚之后，337年，格鲁吉亚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皈依基督教的国家。当时，罗马已经颁布宽容基督教的“米兰赦令”。格鲁吉亚的皈依是为了向罗马帝国示好，抵御虎视眈眈的波斯萨珊帝国。

传说中规劝国王皈依的圣徒是从君士坦丁堡而来的修女圣尼诺。在第比利斯附近风景如画的古城姆茨赫塔（Mtskheta），她治好了王后的恶疾，建立了气势恢弘的“活柱子教堂”（Svetitskhoveli Cathedral）。那座教堂中央有座四周画满圣像的石塔。传说，1世纪时，一位叫埃利亚斯的格鲁吉亚人游历到耶路撒冷，适逢耶稣殉难，从罗马士兵手中买下了耶稣的披风，带回了姆茨赫塔。埃利亚斯的姐姐西多尼亚出于好奇穿上了这长袍，不料立即受到诅咒，还来不及脱下披风就死去了。埃利亚斯只好把姐姐的遗体连同耶稣的袍子一起埋葬了。300年后，圣尼诺来到姆茨赫塔，要在这坟墓上修建教堂。工匠搬来的七根大柱子自动飞上天去。圣尼诺跪地祷告了一夜，柱子才落回地上。教堂由此得名。

“活柱子教堂”固然是圣地，但在格鲁吉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边陲小镇西格纳吉（Sighnaghi）附近的博德比修道院（Bodbe Monastery）。圣尼诺最终在传教路上去世，葬在这里。博德比修道院现在还有许多修女。我们到这里时没有其他游客。阳光从狭小的窗子投进教堂，映照出四壁古老的圣像画。在一间祈祷室内，神父念念有词，手提的挂炉飘出袅袅青烟。黑袍的修女们静静环绕在他周围。有一位坐在椅子上，另一位倚靠在她脚边，两人皆手持蜡烛，照亮了膝上的一本《圣经》。有那么一刻，我简直疑心自己穿越了。

格鲁吉亚人总说，他们虽然晚于亚美尼亚皈依基督教，但是比亚美尼亚人虔诚。在格鲁吉亚旅行，凡见司机在胸前画十字，周围必有大小圣地。我在教堂里目睹了几场婚礼，一场洗礼。在第比利斯的圣三一教堂，我参观了周日的一场活动。偌大的教堂挤得满满当当。在我面前，一位母亲将一条十字架项链递给小女儿。小女孩双手齐眉接过了它。

格鲁吉亚人为何虔诚，依我看，他们将本民族原有的文化、性格、生活方式与东正教信仰捆绑在了一起。卢亚什维利在引用查查瓦德兹的“三位一体”论时，添加了一句话，我深以为然。他说：故土、母语和东正教信仰构成了国家的基石，而“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是葡萄”。

卡赫蒂是葡萄之乡，这里处处是葡萄园、家家户户都酿造葡萄酒。这个不大的国家有525种本地葡萄，其中，白葡萄拉特斯特利（Rkatsiteli）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品种。1965年，格鲁吉亚还考古发现了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6000年的葡萄籽。

在第比利斯，满街都能看到葡萄藤，人们并不剪下果实，就让它们留在那里，用作装饰。街头的食品店门口常挂满“香肠”，那是传统甜食切克赫拉（Churchkhela）。人们在葡萄汁里加入花瓣等原料加热搅拌，待汁液黏稠后，将用棉线串成串的核桃、榛子等坚果浸入其中，再提出来晾干。切克赫拉易于保存携带，味道香甜可口，营养丰富。传说古代格鲁吉亚士兵征战，会用它充作干粮。当然，最重要的，人们用葡萄酿酒。普希金曾在卡赫蒂的酒庄里沉醉不知归路。1945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雅尔塔用它招待罗斯福和丘吉尔。据说，葡萄酒这一名词就是从格鲁吉亚文音译为拉丁、英、德、法、俄文的。

我在卡赫蒂拜访了一家以严格遵守传统酿制方法出名的酒厂。传说他们的酒窖有1500年历史，为国王专供。“我没有说大话，卡赫蒂人都知道。”职员马卡说。酒窖的外面是一个巨大的木槽。马卡告诉我，每年8月到11月是葡萄收获的季节，遵照传统，男人们在这个大槽里将葡萄踩碎，挤出葡萄汁——只能是男人，在格鲁吉亚，葡萄酒代表“力量”。格式酿酒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葡萄汁和余下的果肉果皮一起酿酒；二是酿酒用的器具是传统工艺制成的锥形底的陶罐（qvevri）。这些陶罐全部埋入地下，深达2米。头10天，人们需要每天4次搅拌葡萄汁，令发酵产生的气体溢出。然后开罐静置，令汁液和果肉分层。两个月后，果肉捞出，用于制作度数高达50度的查查酒（Cha Cha）。剩下的果汁再密封储藏4个月。酿酒一事方大功告成。马卡打开一个陶罐，里面是拉特斯特利（Rkatsiteli）葡萄。她用竹竿蘸了酒汁让我品尝：“甜味很淡。这种酿酒法无法控制发酵程度，因此完全遵循传统工艺，只能生产干红或者干白。”

早在皈依基督教前，格鲁吉亚人已经赋予葡萄酒特殊的意义，它们被用于原始宗教的庆典，在葬礼上充当沟通生者和死者的媒介。基督教传入后，这种传统和新宗教密切结合在了一起。教堂的墙壁上刻着葡萄，那是教会认定的生命之树。弥撒仪式上教徒们分享葡萄酒，那是基督之血。皈依后，王国创造格鲁吉亚文字，以传播教义。我听说，格鲁吉亚字母的形态即是在模仿葡萄嫩茎的弯曲，确实非常相似。

在卡赫蒂，建于6世纪初的宗教学校伊卡托（Ikhalto Academy）是“建国者”大卫四世重要的文化教育基地。这里不只教授知识，也研究酿酒技术。今天的废墟里还有深埋的陶罐。在特拉维附近，阿拉维蒂修道院（Alaverdi Monastery）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中最宏大的建筑。在2004年第比利斯圣三一教堂落成前，这里55米高的主教堂一直是格鲁吉亚最高的教堂，保持记录达1000年之久。在这而，考古发掘出了40个11世纪的陶罐，这意味着，当年，修道院每年产酒达70吨。苏联时期，政府禁止了传统酿酒办法，但这项技能依旧保存了下来。2006年，修道院恢复生产，如今每年产酒6万瓶。在教堂前的空地上，修士们还栽种了一片特别的葡萄田：这是个小小的葡萄博物馆，包含102种葡萄。

文字、信仰，这还不是葡萄之于格鲁吉亚人的全部意义。德国耶拿大学高加索研究中心的社会学专家弗洛里安·穆赫菲尔德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沙俄并吞格鲁吉亚后，面对同样是东正教信仰的帝国，格鲁吉亚人通过什么方式保持民族的独特性，保证文化和历史的传承？他认为，酒桌文化的功劳不可小觑。一个印证是：1975年，苏联曾经通过法律，禁止格鲁吉亚人在出生、结婚和葬礼等人生重要场合举办大型宴会，称这是“有害风俗”。

格鲁吉亚人热情奔放，生性喜爱集会社交。一个人喝闷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据说，即使在苏联解体初期经济最凋敝的时候，人们还是会省下钱来去餐厅聚餐。卢亚什维利说，对于一场宴会来说，人均五六瓶葡萄酒是起码的标准。

在格鲁吉亚的餐馆里，我见了不少热闹的酒席。但觥筹交错之间的玄机，需得指点才能明白。大仲马在高加索游记中写道：“格鲁吉亚人可以几天坐在餐桌前喝酒、谈天、写诗、娱乐，而且祝酒辞是一定不能少的。”卢亚什维利告诉我，时至今日，格鲁吉亚的宴饮也必须有祝酒。酒桌上有主持人，一般是席上公认的最受尊敬的男子。除了有好酒量，一个合格的主持人还必须有极好的口才，善于用幽默调动情绪，更重要的是，他必须熟知历史，懂得用恰当语言表达崇敬。每一次干杯都必须伴有祝酒词。那可不是“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那么简单的事：在为家庭和生活干杯时，要表达对祖先、对家族的敬意；为故土、文化、音乐和历史干杯，要谈到民族的价值；在为女性干杯时，要知道如何称颂性别。整个一套有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但又决不能落入俗套。甚至，祝酒中最常见的话题都会随着时光的改变而变化。“当下热门的是什么？”我问。卢亚什维利答道：“和平。”

大高加索：探访秘境

在卡赫蒂，我和卢亚什维利聊起格鲁吉亚的旅游推介口号：“欧洲从这里开始。”他嗤之以鼻：“政府拼命想塑造欧洲身份的格鲁吉亚，可我们哪点像欧洲人？经济上我们和欧洲差了一个世纪，民族心理上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若是以后经济赶上去了呢？加入欧盟了呢？”“那也不行。”他笃定地说，“你看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统治了200年，结果呢？一筹莫展。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是高加索人。”

在我看来，若没有深入大高加索，即等于没来过格鲁吉亚。这条欧亚分界线覆盖了整个格鲁吉亚北部，串联起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北奥塞梯、达吉斯坦一连串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似乎是无数秘密的所在。

一般来说，旅游者会从第比利斯出发，花3小时车程，沿“军事高速”一路北上至俄格边境的卡兹别吉（Kazbegi）山。这条路线自古以来是南北高加索的贸易和军事通道。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学者、旅行家斯特拉博的书里就有记载。现在，“军事高速”是格俄经济大动脉，也是格鲁吉亚条件最好的公路。契诃夫曾在书信中极力向朋友推荐这条路上景观：“我从未见过如此美景。”我一路北上，亦深为格鲁吉亚之美所动。在途中，14世纪的安纳努里古堡守着一汪浓酽的碧水，辉映在漫山红叶之中。再往北，是无穷无尽的巍巍雪山。

这条线路的终点是14世纪的格盖蒂圣三一教堂（Gergeti Trinity Church）。我在卡兹别吉镇换乘四驱越野车，沿狭窄的山路晃晃悠悠开上去。前一天，大高加索刚降过雪，到处银装素裹。15分钟后，车突然拐入一片平地，教堂就在前面的一个小山包上。我看过太多这座教堂的照片，但都是在绿草茵茵的旅游旺季拍摄的。而我眼前是群山环绕的一片孤寂雪原。教堂笼罩在雪山投下的阴影中，背后是荒凉的、刀刻般嶙峋的山脉，此外别无一物。所谓“遗世独立”就是如此吧！

乌什巴山脚下的村庄上斯瓦涅季。石头塔防是这里的标志和象征

圣三一教堂在战乱年代曾保存过不少宗教圣物，极受格鲁吉亚人推崇。这确是我见过的最具神话色彩的教堂。初来乍到，天空几乎无云，5033米的卡兹别吉山顶一览无余。在古希腊传说中，普罗米修斯盗火后被囚禁，正是关押在这座山上。我进入教堂参观了大约3分钟，待我再出来时，哪里还有卡兹别吉山，只剩下5米开外不见人影的滚滚浓雾了。

这里就代表大高加索了吗？我并不甘心。卡兹别吉镇到底已经高度现代化了。美国华盛顿埃佛格林州立学院教授罗伯特·斯莫尔研究苏联的民族和边境，在大高加索有丰富的旅行经验。我向他讨教时，他断言：“上斯瓦涅季（Upper Svaneti）和它的首府美斯蒂亚，还有附近的世界文化遗产乌什古里村（Ushguli），那是必去之地。那有200多座塔防，保持了原始的高加索文化的风貌。”在第比利斯，我又问过不下三人，哪里是他们的最爱——“上斯瓦涅季，美斯蒂亚。”概莫能外。

我决定去美斯蒂亚，再从那里去乌什古里村。这是一场小小的赌博。在那些深爱上斯瓦涅季的人们中，也没几个真正到达过乌什古里村。上斯瓦涅季属于格鲁吉亚西北的大高加索山区，地处偏远，道阻且长，凡遇大雨大雪皆可能交通中断。而11月已经是雪季了。

我们从第比利斯坐一夜火车到达西部重镇祖格迪迪（Zugdidi），再从那里转汽车去美斯蒂亚。火车早晨6点多到站，天还没亮。站外有辆面包车候着，要价20拉里。车里满满当当挤上11个人，就出发了。

除了我和摄影师，以及后排的两位乌克兰小伙子，车里都是当地人。一上车，前排的乘客把播放器连上汽车音响，热热闹闹地放起音乐来。播放器里的音乐很杂，但凡西方流行乐，出声即被切过，剩下的格鲁吉亚歌曲都带着开派对的欢乐劲儿。一路下来，音乐伴奏下，全车厢的格鲁吉亚男人都以惊人的热情，毫不停歇地谈笑风生。有趣的是，到旅程的末尾，播放器的插口坏了。无音乐可放，车里不但安静下来，竟还有了些凝重的气氛。

从祖格迪迪到美斯蒂亚实际只有约180公里的路程。盘山路这两年才经过修整，路况不错，可我们一路花费了5个半小时。为什么？从出发开始，每隔约20多分钟，司机都要停下车来，全员下车，开始吞云吐雾。车行还未及半，在一个小商店门口，车又停了下来，这回有了新花样——长达40分钟的休息时间，主题只有一个：喝酒！伏特加和高度葡萄酒“查查”，见者有份！再上车，旁边的男青年借着些许酒劲找我要起电话号码来。“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指了一圈车厢里的人，拍了拍我们摄影师的肩膀，“你也是我兄弟！”我原以为车里的格鲁吉亚人都相互熟识，后来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住在相聚甚远的不同村子里，很可能也是萍水相逢，高加索人确实随性而热情。

美斯蒂亚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在动荡的历史时期，上斯瓦涅季是格鲁吉亚宗教圣物的最后庇护所

与这一路相伴随的，是大高加索变幻多姿令人沉醉的景色。崇山峻岭造就了无数小气候。车在山里穿行，一会儿被包裹在童话般的雾凇中，一会儿是绚烂多姿的秋日即景。大家停下来喝酒的小商店就在碧玉般的湖泊边，两岸的山色，一半是冬，一半是秋。往高加索的深处去，视野开阔起来，层层叠叠地雪山露出脸来，和裹着雾凇的毛茸茸的大片森林一起，呵护着阳光下的绿色草甸和村庄。再往深处去，如巨大烟囱般的塔防开始出现，美斯蒂亚就要到了。镇子在一片山谷里。一条清澈的小河穿城而过，流向西面屏障般的雪山。向阳的山坡上铺开民宅和牧场。

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博在书里记载，上斯瓦涅季一带有金矿，人们以羊皮淘金，以骁勇的战士闻名。传统上，上斯瓦涅季的每个社群都自己的领袖和武装，管理社区治安，惩戒犯罪，抵御外敌。由于放牧需要，人们的住宅大多分散，很难建立城墙一类的统一防御体系。因此每家每户都需要有自己的堡垒。

石头塔防（Koshki）是上斯瓦涅季的标志和象征。今天，整个地区共有175座建于9世纪到13世纪的塔防留存下来。它们与周遭由雪山、森林、蓝天、草场组成的自然景观构成了卓然于世的美感。美斯蒂亚有一座极现代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窗子都精心设计了取景。我去参观时，从黑暗的展室里出来，瞥见窗外，几乎认定自己看到的是一幅幅油画。

在美斯蒂亚的半山腰上，12岁的女孩尼诺和她的三个弟弟带我参观了他们家的塔防。塔防全由石头砌成。基座呈5米见方的四方形，越往上石壁越薄，使得整个建筑呈下大上小的稳定锥体，能够抵抗雪崩和山体滑坡。塔大概高25米，里面分四层。每层只在地板一角开一个口，上下依靠活动木梯，这是易守难攻的设计。同样是出于防卫考虑，窗口都开成内宽外窄的样式。这样的精心布局不只是为了防御外敌，也用作家族血仇的避难所。上斯瓦涅季民风剽悍，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里依然存在家族仇杀。

过去几年里，上斯瓦涅季发生的变化可能比过去几千年里的都要多。常年沉睡的美斯蒂亚镇正朝着瑞士度假村的方向飞奔而去。附近，格鲁吉亚最大的滑雪场已经开业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背包客来这里寻找具原始魅力的徒步线路。2012年，政府把电线拉到了最偏僻的村庄。道路几乎通向各处。据说，从美斯蒂亚到乌什古里的道路也将很快被修整铺平。

我们的运气很好，去乌什古里的这一天碰上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一出美斯蒂亚，我就得以目睹乌什巴山（Ushba）的钳形双峰。上斯瓦涅季遍布着大高加索数座最险峻的高山。4710米高的乌什巴山不算最高，但却因为其独特形态，跻身最著名山峰之列。而且由于地形复杂，天气多变，其攀登难度被登山家们奉为高加索之首。

通向乌什古里的46公里的路，四驱越野车接连不断地开了两个多小时。山间只有一条土路，遍布冰雪和注满了冰水的大坑。司机阿果什骄傲地指给我们看他家族拥有的两座塔防，一座在铺满草甸的半山上，一座在一条小河边，靠着满山雾凇，美极了。阿果什家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上斯瓦涅季生活，他也曾经在第比利斯居住过很长时间。他用支离破碎的英文加手势告诉我：无论如何，塔防是非卖品。

在上斯瓦涅季最深处，当道路消失的时候，乌什古里就出现了。这个小小的村落里保存着上斯瓦涅季最完整的建筑形态。每一座老房子都有自己的塔防。周围区域一共保存了59座。在这个季节，在乌什古里地上、山上、屋顶上、塔防上都是厚厚的积雪。村子的北面，隔着一片牧场有一座小山坡，山坡上有座院落，也有一座塔防。那是全村最显眼的建筑，映衬在它的背后的，就是格鲁吉亚最高峰，5068米的什哈拉峰。

这座塔防所在的院落是圣母教堂。我穿过牛群，绕过乌什古里的墓园，进了院子。守护这里的只有一位长须的黑袍神父和他的狗。他并不和我说话，只是静静站在院子里俯视着脚下的白色世界。乌什古里的魅力在哪里？那一刻，我觉得这里就是世界尽头。

6世纪，基督教传至上斯瓦涅季，迅速和这里独特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了这一地区和格鲁吉亚其他地带的黏合剂。上斯瓦涅季有自己的口头语言，但人们通过神职人员和圣经学习了格鲁吉亚语。传说在11世纪的黄金时代，“建国者”大卫四世的女儿、伟大的塔玛尔女王每年都会拜访上斯瓦涅季，在这里大力修建东正教教堂。直到今天，她仍然被上斯瓦涅季视为神。上斯瓦涅季人是极其虔诚的信徒。让一个罪犯供认罪行的方法很简单：让他在圣像前发誓就行了。在家族血仇盛行的年代，要终结世代仇恨的唯一办法，是在双方在教堂的圣像前起誓，接受洗礼。

地理上的孤立塑造了上斯瓦涅季的身份和历史价值。历史上，它从未被外敌征服，直到1857年才并入沙俄。即使苏联时代，这里依然偏安一隅，基本处于自治的状态。当格鲁吉亚的平原地区受到劫掠时，这里的教堂和塔防是那些珍贵的圣像画、珠宝和手抄本的最后庇护所。上斯瓦涅季人对这份嘱托极为认真。乌什古里的这座圣母教堂有两个故事，传说，曾有一群外来匪徒意欲洗劫教堂珍宝。夜间圣母显灵，让他们都变成了瞎子。第二天早上，村民们发现了匪徒，当即处死了所有人。人们对当地人的罪行也绝不姑息。据记载，村里曾有兄弟二人从圣母教堂偷盗圣像，经全村讨论后，皆被处以极刑。

地理也同样决定了上斯瓦涅季会成为今天格鲁吉亚的一部分。高加索研究权威罗兰·托普什维利说，上斯瓦涅季人无法脱离格鲁吉亚生活。一方面，土地贫瘠让他们不得不在冬季进入低地谋生；另一方面，上斯瓦涅季无法栽种葡萄，为获取东正教仪式必需的葡萄酒，人们必须与更广阔的格鲁吉亚土地展开贸易。

事实上，即使偏僻如世界尽头的乌什古里，在大高加索，文明永远不会绝对孤立。在美斯蒂亚的博物馆，我看到来自亚历山大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古老钱币，威尼斯的华美十字架，叙利亚的丝绸桌布。当年的商队，从3202米的纳什克拉隘口（Nenskra Pass）翻过大高加索山脉，在美斯蒂亚整顿休息，折上乌什古里。人们在此处尽头处寻找捷径，直插黑海平原。南北与东西文明就此交汇。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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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世界（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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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中国出版集团 2017.6
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目　录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中国发现世界

向西，不断向西，中国发现世界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丝绸路上，那些伟大的西行者

往西，丝路上的古今费尔干纳

更西，在丝路上触碰中亚文明

逐水而行：中亚水资源考察

古地图里的陆上丝绸之路

丝路回响 ：中西交流下的中国古地图

斯基泰：草原之路的开辟者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中国发现世界

从地图上看，丝绸之路是条迷人的曲线。这条道路，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步一步往西，中国人以自己的勇气与生命力不断地跋涉与测量，完成的当然是属于中国的地理大发现。它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发现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也因此，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得以展开。在这条道路不断延伸的进程里，中国被它塑造，世界也被它塑造。这条道路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当然也不唯中国人的“世界观”，而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谱系。

向西，不断向西，中国发现世界

文◎李伟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阿拉伯邦迪村一对做羊毛地毯生意的老夫妇，闲适地坐在自家毡房前与来访的客人交谈（张雷 摄）

从地图上看，丝绸之路是条迷人的曲线。

它东起古都长安，穿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关中平原。渡过黄河后进入狭长的河西走廊，一侧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一侧是浩瀚的沙漠。走出河西走廊后便分为三路：一路跋涉于罗布泊沿昆仑山北麓的绿洲延伸；一路经楼兰古城，沿天山南麓西行；另一路则穿越沙漠到哈密，走天山北麓。楼兰、且末、精绝、安迪尔、尼雅等古城遗址如同一颗颗明珠，散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随后三条路线分别翻越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北线与中线汇合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历史名城塔什干。而南线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后到达阿富汗。它们分别沿南北两路，在沙漠和绿洲中穿行，进入伊朗高原。沿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向西北行进，跨越波斯文明的腹地。然后，或向西北经大不里士，迈上安纳托利亚高原，抵达伊斯坦布尔；或向西南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巴格达、大马士革抵达地中海东岸港口安塔基亚。来自东方的货物终于可以在港口登船，在地中海扬帆起航，运往罗马、波尔多、马德里。

丝绸之路就像一条飘逸的丝带，穿行在灰褐色的亚洲腹地，将东方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串联在了一起。

这也是一条最艰苦卓绝的道路。一路上穿越十余个沙漠，攀登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超过40摄氏度的戈壁中穿行，在冰天雪地中露宿，还要面临雪崩、雪灾、沙尘暴的灾害，提防缺水、迷路、强盗的威胁。至今，很多区域仍是人类无法涉足的生命禁区。在这条道路通行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交通工具与出行方式没有任何改变，仍旧依靠骆驼、马车和自己的双脚。上世纪初的旅行者和公元前1世纪的张骞一样艰苦，甚至还会面临更多的危险。因为中亚的持续干旱化，导致许多水源干涸。

西方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出行方向，是因为那里可以通向当时世界上其他文明区域——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就像充满诱惑的火炬，无论中间有多少昏暗的迷雾，人们都可以循着透过的微光抵达彼岸。

欧洲距中国有多远？这是不能用“公里”来衡量的。因为走完这条道路的时间需以“年”来度量，要以勇气、毅力与信仰来支撑。丝绸之路由张骞开始贯通。此后，中国人逐渐成为这条道路的主力军。使节、僧侣、教徒、军人们探索未知领域，带回了远方的信息，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历史学家们把这些知识、见闻记录下来，首先帮助中国人完成了对世界的发现与认识，继而形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一观念，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这条道路，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步一步往西，中国人以自己的勇气与生命力不断地跋涉与测量，完成的当然是属于中国的地理大发现。它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发现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也因此，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得以展开。在这条道路不断延伸的进程里，中国被它塑造，世界也被它塑造。这条道路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当然也不唯中国人的“世界观”，而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谱系。

能在高山、大河间穿行跨越，是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性征服。而跨越之后，便有不同的结果。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开辟道路，从一个地理单元进入另一个地理单元，达到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也是一种文明的成就。而道路本身则成为一条特殊的纽带，联系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与资源，促进彼此的交往，最终形成文明的共同繁荣。在2000年的历史中，无论发生了怎样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从未中断过。

我们现在重新回溯这条道路的行走史，以及这一过程中文明交融史，仍然不免深深感叹我们祖先之伟大。同样，当我们把眼光由历史投向未来之际，这条道路会如何塑造未来的中国与世界？这才真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当全球第二经济体量的中国，以“一带一路”为纽带——选择象征和平的、交流的与共享的方式重新缔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未来的前景变得清晰而乐观。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那条建构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丝绸之路，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未来的答案。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文◎李伟

连接新疆南北的现代公路穿越天山（于楚众 摄）

位于甘肃的汉长城遗址。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开始在河西走廊修建长城，此处遗址已历经2000年风雨（于楚众 摄）

中国围绕丝绸之路的地理发现，突破了地域限制，建立了对其他文明的认知。它最终形成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观与相对平等的交流方式，促成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密切互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断发现着世界，世界也逐渐认识了中国。

推开通向世界之门

西部的阳光总是迟迟不肯退场，强风卷起沙砾发出刺耳的声音，卷起一处处漩涡。汉代长城的残垣就耸立在沙漠戈壁之中，如阵列式，仿佛依然在等待检阅。夕阳之下，沟壑斑驳的黄土墙壁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光芒。它就像坚守战场的老兵，已在此静立了2000多年，傲然凝视着对面祁连山的皑皑雪峰。

兰州向西过乌鞘岭，便进入了河西走廊。北侧是连向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沙漠，南侧是祁连起伏的群山。冰雪从山顶融化，会聚成河，流入戈壁中，便形成了一个个绿洲与草原。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开始在河西走廊修建长城，经张掖、酒泉向西延伸，直至敦煌。再向西穿越罗布泊、沿孔雀河后，不再筑城墙，建烽燧直向西到新疆天山脚下的库车。

汉长城建造就地取材，墙体多由红柳、芦苇、沙石混筑而成，又被称红柳长城。中原王朝依托长城对抗飘忽不定的草原民族。以步兵据守要塞周旋骑兵，将流动战场变为固定战场。使直逼内地与中枢的战火，迟滞在边远地区。烽火传递，也为应对突然袭击赢得时间。

汉朝长城还有另一个作用，便是守护丝绸之路，为旅行者提供水源与给养。汉长城的轨迹，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路线。每一座烽燧就像沙漠里的岛屿和灯塔，指引着行进的方向。

沿着长城残垣西行，过酒泉至瓜州再转向西南，穿越200多公里长的沙漠，便是历史名城敦煌。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但今天的敦煌更像是一条断头路的终点，用《史记》的说法是“不当孔道”。西行主路已沿着河西走廊过瓜州后向西北而去，经柳园、星星峡进入新疆哈密，是为甘新大道。

但在2000多年前，敦煌则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进出中原王朝的门户。西行之旅，或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或出西南的阳关。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很长路段都是在沙漠中穿行（于楚众 摄）

玉门关，西汉武帝所设置。一般认为，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就是当年的玉门关。它就耸立在戈壁滩狭长地带中的砂石岗上。南边有盐碱沼泽地，北边不远处是哈拉湖，再往北是长城，长城北是疏勒故道。关城全用黄土夯筑而成，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在这座城正南长城内侧有烽燧，叫“玉门千秋燧”，是汉代防备西域敌兵入侵的报警系统。关城方形如盘，北、西两面有门，北门外不及百米即疏勒河。

但小方盘城实在太小了，内部还不到一个篮球场大。因此，也有很多专家认为这并不是大名鼎鼎的玉门关。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多年，功勋卓著，年老思乡要求退休。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不管怎样，班超心中的玉门关也不会离此地太远了。

事实上，此玉门关并非“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后者是唐朝的玉门关，已向东退了200多公里，位于酒泉瓜州双塔堡附近，其具体遗迹也湮没于沙丘戈壁之中，难以寻找。当年玄奘西行取经，就是从那里秘密过境。王之涣的《凉州词》脍炙人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但黄河如何“远上”呢？“一片孤城”又在哪里？唐朝的玉门关也距离黄河千里之外，怎样都是望不到黄河的。诗人恐怕要说的是，玉门之外便是另一个世界了。

另一位诗人王维的《渭城曲》，经配曲吟歌，名《阳关三叠》，表达的也是相近的心态。诗歌缠绵淡雅，离愁暗藏。“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阳关”后会遇到什么？不说也罢。在王维的时代，出了阳关就相当于踏出了国门。

阳关遗址位于敦煌西南70公里的“古董滩”上，因在玉门之阳而得名。昔日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墩墩山还保存着一座烽火台。山下南面有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沙滩。那片苍茫沙滩之下，便埋藏着阳关的遗址。不远处的南湖绿洲，被沙丘包围，但仍绿意盎然，葡萄藤随风摇曳，如一个精致的盆景。

阳关与玉门关的选址都十分讲究，占据了沙漠中最后的一处水源。再向西便进入了令人生畏的罗布泊荒漠。前路茫茫，生死未卜。很长时期以来，这里便是中国人的心灵边界，关外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走出去，意味着无限的遥远与无穷的凶险。

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中，这样描写国家的边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要探索未知的世界，传播文明，就必须向西穿越流沙，向东渡过大海。

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第一次带回了外部的信息与知识，将中国人的视野延伸了几千公里，不再困于传说的迷雾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对匈奴的反击战。其中以公元前121年的春夏战役最为重要。年仅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大漠，迂回出击，大败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汉武帝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沙洲（敦煌）四郡，驻军屯田，移民实边。

《史记》如此记载这场辉煌的胜利——“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河西归汉，中原王朝终于拿到了进入西方世界的钥匙，丝绸之路由此正式开通。

汉代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拓展了交通路线。中原华夏文明由此开始有意识关注外部世界，并大大延伸了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在唐代达到了高峰。

自从通向世界之门被打开后，它再也无法被封闭。

“旧世界最长的路”

敦煌向西200多公里外是一片黑戈壁。一年四季的大风席卷地面，细沙被吹走，只留下鸡蛋大小黑色的石头，像是进入了煤矿区。再向前，是一片雅丹地貌，这里已被开发为名为“魔鬼城”的景区。

雅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险峻的土丘”。在极度干旱地区，由于大风的不断侵蚀，经亿万年演化，便将台地切割成破碎的土丘，形成千奇百怪的造型，如廊柱、如狮虎、如军舰、如城堡。人行走其中，难以分辨方向，极容易迷路。

穿越雅丹区，便进入了罗布泊。罗布泊的名声很大，不仅因为其神秘莫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罗布泊西北的楼兰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是最艰苦路段上的一颗明珠。

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便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路线。一般而言这条道路从长安出发，经过关中平原，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阳关，向西进入了另一个走廊地带，即罗布泊的陷落洼地、盐碱滩和沙丘。北部是库鲁塔克山，南部是库木塔克沙漠，气候十分干旱，几乎没有水源。越过白龙堆沙漠，过古罗布泊，便到了楼兰古城。

从敦煌穿越罗布泊至楼兰，有400多公里路程，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险的旅程。

丝绸之路也是民族迁徙的大通道（于楚众 摄）

描绘罗马帝国戴克里先宫外果蔬市场热闹景象的绘画作品

东晋时期的求法僧法显在《佛国记》曾如此描述：“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马可·波罗前往元大都（北京）时，也曾途经罗布荒漠。除了历代中国探险家描述过的种种艰难险阻外，他的叙述中还弥散着一种令人生畏的恐怖：“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失其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在这种艰辛与恐怖的双重煎熬中，马可·波罗一行在罗布泊沙漠里跋涉了一个月。

法显与马可·波罗都提到了“恶鬼”和“鬼语”，可能是罗布泊地下发出的奇怪声音。因为那里地表极度干旱，每日温差常达30～40摄氏度以上。热胀冷缩的效应，使外露的岩石崩裂发出声响，有时似鞭炮，有时似狼嚎。

丝绸古道到楼兰后分为两支。一支向西南称为南道，到达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沿着昆仑山北侧山路西行。昆仑山的融水下泄，形成了若羌、且末、民丰、和田等大大小小的绿洲。丝绸之路将这些绿洲串起，至皮山、叶城攀登帕米尔高原，翻越明铁盖达坂，进入克什米尔或者阿富汗地区。

楼兰向西北的道路，称为中道。中道走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边缘，沿着天山南麓而行，经吐鲁番、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喀什等绿洲后，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西行可至塔什干。或者沿阿克苏河的北支流翻越比达尔山口，再沿天山西北进入到现在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区域，沿天山北麓现在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奇姆肯特到天山南麓的塔什干绿洲。

经楼兰的古道在两汉时期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这主要是因为匈奴控制了北方哈密地区，侵扰着北部的交通线。因为这一政治形势，才将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之地。

当中原王朝逐渐取得了对草原民族的胜利后，尤其是匈奴势力被驱逐出西域政治舞台，丝绸之路的走向也发生了变化。由敦煌出发不经楼兰可以直接到达吐鲁番，这样便避开了罗布泊与白龙堆沙漠。

唐朝之后，丝绸之路的北道逐渐成熟，成为一条通衢大道。这条路已不再经敦煌，而是自酒泉瓜州便转向西北，穿过莫贺延碛沙漠抵达哈密。由哈密向西南越天山可以与中道相连接。或者向北，穿越石门子山口，到达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向西经吉木萨尔、昌吉、乌苏等绿洲，经赛里木湖畔，翻越天山果子沟，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塔拉斯，至塔什干。北道与中道区别在于，前者沿天山北麓西行，后者沿天山南麓行进。

北道之所以在唐朝兴盛，一方面在于吐蕃崛起不断侵扰南线，而唐朝通过对突厥的胜利控制了天山北麓。另一方面，唐朝处于古代新冰期后的小温暖期，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比秦汉时期的气候更加温暖。

丝路北、中线出中国国境后，进入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称为“河中地区”。北道与中道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绿洲汇合，向西南延伸，由古城撒马尔罕、布哈拉通过。再穿越卡拉库姆沙漠到达土库曼斯坦的马雷，翻越科佩特山口，到达伊朗古城马什哈德。马什哈德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地，历来是伊朗和印度、中亚、阿富汗之间的贸易中心，是丝绸之路的经济重镇。马什哈德向西又分成北、南两支线，北线翻越厄尔布尔士山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历史上称“亚细亚大道”。南线沿卡维尔盐漠背面大达姆甘抵达德黑兰。两条路线汇合后，向西伸张，经过加兹温到达大不里士。大不里士是伊朗和高加索、土耳其的贸易中心，拜火教圣地。从这里向西北进发，穿越小亚细亚半岛，抵达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再由海路可至东欧、南欧和西欧。

丝路南线出境，以阿富汗东南部为枢纽，历史上称这里为“吐火罗”地区。丝绸南路在这里又分为两股，一道转向东南，经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连接整个南亚大陆。另一路继续向西迈进，经坎大哈、喀布尔，进入伊朗南部。沿库赫鲁德山南麓的巴姆、克尔曼、伊斯法罕到达西亚两河流域的中心——巴格达。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叙利亚的巴米尔绿洲向西到达地中海，从这里通过陆路或海路，能够直达欧洲和非洲的埃及。

罗马时期，地中海东岸的提尔（又作推罗，今黎巴嫩南部城市苏尔）是名副其实的丝绸港。当地人很早就会从近海所产的一种贝类提取紫红色染料，这就是有名的“提尔红”。此外，由于丝绸几经转手昂贵无比，提尔的工匠便把东方运来的丝绸拆散成丝，再掺进其他纤维织成衣料，使其变得更便宜也更轻盈。于是提尔成了举世无双的丝绸再加工中心，是丝路西端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这条沿中纬度地区延伸的丝绸之路，将一座座绿洲连接在了一起，因此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绿洲丝路是贯穿欧亚的主要干道。

与此相对应，还有一条高纬度区域的草原丝绸之路。

依据考古资料，草原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形成，是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大通道。这条道路从黄河中游出发，经鄂尔多斯、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可达多瑙河流域。或者经黑海西岸，走海路到达欧洲腹地。黑海西岸平原靠近希腊，古希腊人很早就在黑海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城邦。他们擅长航海术，可以驾船经黑海抵达希腊本土和罗马帝国。

世界历史上几次民族大迁徙浪潮，如雅利安人动迁，匈奴、嚈哒等突厥系民族向西迁徙，都发生在这条路上。人们对于草原之路的了解完全建立于考古发现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便是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墓群。18世纪初，这一地区不断出土野兽纹图的黄金艺术品，形成了所谓“西伯利亚宝藏”，因受到彼得大帝的喜爱，又被称作“彼得大帝宝藏”。

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上世纪20年代终于找到了宝藏的源头，即巴泽雷克墓群——由古代游牧民族所建造的巨大的石冢。巴泽雷克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印度与中亚黄金产地之谜。人们终于知道，作为非黄金产地，印度河古文明和阿姆河宝藏中黄金艺术品的原料，就来自于阿尔泰山区。另一项更重要的成果，则是在墓穴中找到了中国战国时期的丝绸。由于被一层厚厚的永冻坚冰所覆盖，这些丝绸免于腐朽而保存下来。据此，美国考古学家马拉·赖斯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期间，巴泽雷克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

草原丝绸之路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势平坦。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蒙古草原地面起伏不大。阿尔泰山的相对高度不大，而且山间有不少比较便于通行的隘口和河流谷地。哈萨克大草原面积辽阔，一望无际，地势平坦，一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几乎没有真正的山岳。南俄草原和黑海沿岸平原地势更加低平，骑马行进，速度极快。另一方面，草原上河流湖泊众多，水草丰美，尤其适合骑马大队行军。当年蒙古大军西征，就如风驰电掣一般掠过这几大草原，直捣东欧腹地。

但草原丝绸之路也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整条道路都在高纬度地区延伸，气候寒冷。尤其是蒙古草原和哈萨克草原，靠近西伯利亚冷高压中心，冬春天气奇寒，暴风雪肆虐，非游牧民族很难适应。同时，道路沿线地广人稀，缺少居民点提供给养。不仅城镇稀少，即使固定的村落也难得一见。南俄草原直到15世纪以后，因为俄国哥萨克人的进入才逐渐开垦。哈萨克草原迟至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大垦荒之前，尚是处女地。而蒙古草原至今还处于游牧状态。

草原丝路真正的障碍，在于它距离当时几大文明中心的距离太远了。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多处于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如果要绕行草原之路，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只有在蒙古汗国崛起后，草原之路才一度兴盛。西方使节与传教士来往于草原之上，前往当时世界的中心——哈拉和林（今蒙古国杭爱省西北），去拜见蒙古大汗。

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斯文赫定写道：“丝绸之路的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发现和被优化的结果。在过去2000年中，依靠双脚的丈量，穿越沙漠与雪山，人们始终在寻找最安全、便捷、畅通的路径。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条或两三条道路，而是一个庞大的道路交通网络。因此，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中某一条或几条路线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其他路线仍然在发挥作用，从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里海是海吗？

当中国人的西行之路还被匈奴人阻断时，西方人已经开始了向东探索。

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里斯铁阿斯曾经游历过南俄和中亚北部的大草原，留下了长篇诗作《独目人》（《阿里马斯波依》）。这部长诗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记录，但此诗后来佚失不存，只有一些片段流传了下来。根据残留的诗句，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认为诗人可能一直东行到了阿尔泰山西缘地带，也就是今天哈萨克草原的东部。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就是在这里和西段接上的。一般认为，阿里斯铁阿斯东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经商。所谓“独目人”指的是生活在阿尔泰山西麓的“阿里马斯波依”人，属于斯基泰人的一支。

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建于汉代，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于楚众 摄）

公元前5世纪，有“西方史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完成了他的名著《历史》，讲述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在这本书中，他依靠自己的见闻以及《独目人》中的资料，讲述了当时人们所了解的中亚地区的地理与人文。保罗·佩迪什认为，希罗多德首先是一个地理学家、方志学家和旅行家。“人们推测，当时他并不打算写一部历史著作，而是想研究世界是怎样分成一个个大陆，而这些大陆又具有什么样的形状和范围。”

关于中亚地理，希罗多德最大的贡献是首次记录了里海。他准确地指出，这是一个不跟其他海洋相通的“独立的海”，是一个巨大的湖泊。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中亚另一个大湖咸海。中亚有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希罗多德把它们混淆起来，以为就是一条阿克塞斯河。

希罗多德更多的兴趣在于民族志方面。当时分布在欧亚草原上的主要民族是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他们为“萨喀人”，中国文献中记为“塞人”或“塞种”。斯基泰人分为很多部族，希罗多德对这些部族的分布和迁徙进行了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重点描述了公元前8～ 前7世纪的那次民族大迁徙。黑海北岸的原住民奇姆美利亚人被东方来的斯奇提亚人赶出家园，后者又是迫于依赛多涅斯人的强大压力西迁的，依赛多涅斯人是被更东方的邻居阿里马斯波依人（独目人）驱逐的。在此后的2000年中，类似多米诺骨牌式的迁徙多次沿着丝绸之路发生。

中国学者杨宪益认为，希罗多德所记录的这次大迁徙，其源头就在于中国陕西关中地区。公元前8～前7世纪，秦国军队对游牧民族“西戎”展开连续军事进攻，最终迫使西戎西迁，结果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大迁徙的浪头直至地中海东岸。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丝绸也随着民族迁徙之路而西运。

希罗多德之后200年，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远征。只用了3年时间，希腊军队便横扫中亚，占领了阿富汗的东北部巴尔赫（巴特克拉），并北渡阿姆河攻占中亚的核心区域——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年，亚历山大向南翻越兴都库什山，占领印度河流域。

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不仅要做世界征服者，还要成为世界的发现者。《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写道：“他（亚历山大）永远要把目光投向远方，寻找那些他还未曾见过的东西。”

在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中，不仅有诗人、哲学家，还包括了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甚至配备了专业的测量队伍。测量队员的主要职责是测绘道路里程、山脉高度以及河道宽深等，并负责把数据记入“行军日志”。亚历山大每占领一个区域，就会组织一个探险队去考察当地的情况。保罗·佩迪什认为：“亚历山大的远征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且积累了大量新颖的有关亚洲气候、生物和种族方面的资料，从而打破了地理学知识和思想的旧框框”。

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曾经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与中国交往密切

乌兹别克斯坦马尔吉兰市的大巴扎。这里以丝绸制品闻名（张雷 摄）

亚历山大的地理学家们对丝绸之路上的河流进行了考察。他们对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对于它们的发源地、流量、走向与季节性特征都有比较正确的描述。对于中亚的两条大河——锡尔河和阿姆河，他们也比希罗多德了解得更多，不再认为它们是一条河流。但他们把两条河的流向搞错了，认为它们都流进了里海，而不是咸海。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希腊地理学家们始终不清楚还有里咸海的存在。或者把这两个大湖混同在了一起。毕竟里海与咸海之间的距离不远，中间只隔着一片荒漠。在古代，里海和咸海的水域面积都比现在更大，因此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更短。

关于里海究竟是大海还是湖泊的问题，希腊人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深受古希腊地理学的影响，信奉“海洋包围大陆”的学说，因此断定里海一定是和海洋相连的内海或者海湾。甚至他们进一步认为，里海是和黑海相连通的。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亚历山大在行军途中曾经打算亲自驾船考察里海，他还想搞清楚里海是否和印度洋也是联通的。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因为战争的进程而搁浅了。

后来，塞琉古王朝曾经派出探险家帕特罗克勒进行了一次里海航行。结果非但没有得出正确结论，反而制造了新的错误。这位里海探险家不仅认定阿姆河和锡尔河直接流进了里海，而且还指出，里海就是北方大海向南伸进大陆的一个海湾。

只有当时西方古典地理学家托勒密才回到了希罗多德的立场，在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上，里海是一个封闭的巨大湖泊。这个错误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13世纪，欧洲人才完全接受了里海是一个内陆湖泊的现实。

希腊人对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地区的探索并没有持续多久。亚历山大东征返回后不久便去世了，庞大的帝国随即分裂。此后，希腊文明逐渐退出了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是希腊文明到达的最东边界，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向西越过天山或者帕米尔高原。因此，对于山那一边的华夏文明他们了解不多，只知道东方有一个名为赛里斯的神秘大国。这个国家出产华美的丝绸。

走出神话

中国人对于中亚地理的官方探索要晚于西方人。这一方面在于地理条件限制，从东部进入中亚要面临大漠与高山的挑战，而由西方进入难度则小得多。另一方面，游牧民族的袭扰阻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对于西部世界的了解还处于神话与传说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穆天子传》中所传递的信息。总共8500多字的《穆天子传》，大概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之前。书中假托周穆王（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西征，叙述了一次赴西方的旅行。他驾车由洛阳出发首先北上来到河套－阴山地区，然后西行到达昆仑山，最终抵达西王母之邦。周穆王和西王母互赠礼物，畅饮吟唱，最后依依惜别。整个故事扑朔迷离，读来令人无限神往。

西王母之邦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极西之地。书中还提到了昆仑之丘、群玉之山、舂山、瑶池等地理名称。学者们对这些位置有很大争议。一部分意见认为，昆仑之丘相当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瑶池可能是神话了的斋桑泊，位于阿尔泰山西麓哈萨克斯坦境内，西王母之邦则可能相当于希罗多德所说的阿里马斯波依人（独目人）。另一派认为，昆仑山、舂山、群玉之山都指的是现在的昆仑山位置。由于文献资料太少，缺乏具体的证据，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只能当作传闻来看待。但这些充满了神话般的幻想，为中国人打开了窥视新奇世界的一个窗口。

汉朝建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三十六国”

第一位真正以双脚考察西方的探险家是张骞，他为汉朝人带来了更多真实的材料，《史记·大宛列传》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西方的认识水平。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仍带有浓厚的命定色彩：中国位居世界的中央，北面是大漠戈壁，西面是冰峰雪岭，东面是汪洋大海，南面是“瘴疠之地”——热带丛林。这些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仿佛是上天安排在华夏四陲的。四陲与中央之间为“四方蛮夷”杂居之地，而四陲之外就不是凡人能轻易涉足的地方了。这种封闭性的地理观念是中国古代“内敛性”宗法社会的反映。它对华夏先民外出探索新的世界无疑起了一定的束缚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张骞所代表的西汉王朝是一个破局者。他每向前走一步都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录诞生；每带回一份信息都会填补认识上的空白；每产生一个疑问都会引发后人的不懈求索。及至东汉甘英出使，欲往大秦（罗马帝国），至安息（波斯伊朗）西界而返，又了解了中国人许多前所未闻的知识。东晋法显以64岁高龄前往印度求法，两度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一次实地考察了南亚次大陆。玄奘更是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横穿新疆、中亚，足迹遍布印度全境，带回了130多个国家的信息。他的《大唐西域记》成为古代地理历史学的巅峰之作，是了解中亚与印度的百科全书。作为战俘，唐朝人杜环游历了阿拉伯地区，到访圣城耶路撒冷，并最终抵达了非洲。维吾尔景教徒拉班·扫马，是古代中国行走最远的人。他从北京出发沿丝绸之路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由伊斯坦布尔渡过地中海先后抵达了那不勒斯、罗马和法国的波尔多，并参见了罗马教皇和英、法国王。

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随着丝绸之路而不断拓展。对外界了解越多，对未知世界的兴趣也就越大。魏晋人鱼豢面对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外部世界，深有渺小之感。他在《魏略·西戎传》中写道：“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他真切地感到，对于中国之外的那个世界，人们的认识无论怎样都是非常有限的。

张骞之后的1000多年中，中国人开始成为探索丝绸之路的主力军。一方面原因在于，华夏文明处于世界大的领先地位，希望与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思想并没有囿于封闭的“天下观”之中，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兴趣。

地理空间

了解外部世界，首先从地理开始。在中国人踏足西域之前，对于河西走廊以西的地理状况并没有太多的知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几座重要山脉的命名十分混乱。

祁连山、天山、昆仑山是我国西部的三座重要山脉。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南侧，天山位于塔里木盆地北侧，昆仑山位于塔里木盆地南侧。很长时期以来，三座山的名字纠缠不清。在先秦时代，祁连山被称为“昆山”，即昆仑山。后来，天山与祁连山颠倒混用。在一些史籍中，天山又被称为祁罗漫山。实际上，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无论昆仑山、祁连山还是祁罗漫山，都是吐火罗语“klyomo”的音译，即“圣天”之意。也就是说天山实际也是klyomo的意译。

使用吐火罗语的大月氏人曾活动在天山－祁连山地区，因此“klyomo”便作为地名传入中原。经几次不同的转译便形成了昆仑山、祁连山、天山的混用。由于河西走廊是玉石输入中原的通道，先秦人认为玉就产自大月氏人附近的山中。于是昆仑山便和玉有了明确的关联。当张骞报告于阗南山产玉后，汉武帝便将南山命名为昆仑山。随着中国对西部山水的了解逐渐清晰，这三座山的名称才陆续固定了下来。

随着中国对丝绸之路的实地探索，西部山水地理面貌逐渐清晰了起来。这些地理信息作为重要的资料，被编入国家正史。

《汉书》首开《西域传》的体例，记载了近50个国家的状况。这些信息包括：国家首都，与长安的距离，户、口、士兵人数，和西域都护治所的距离，以及相邻国家、风土物产，最后是该国与汉王朝的交往。由此，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同心圆，西域诸国根据距离长安的远近，以及是否处于汉朝的政治控制范围——在班固笔下被分为“至都护治……里”或“不属都护”两类。它们都被一一安置在这个同心圆中，从而构成了“内臣”、“外臣”和“不臣”三层次。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和印度国王波罗斯在吉达斯普河战役中。亚历山大东征也是一次地理考察

在汉朝，安息（位于伊朗的帕提亚帝国）是记录中最远的国家。其国度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距离洛阳二万五千里，东界木鹿距离洛阳二万里。尽管数据未必准确，但还是可以推测，汉帝国对于当时西方重要城市都做了道路测量。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对西域国家有了初步了解。如最大国家（乌孙）人口达到了60多万，而小国如休循，人口只有1000人。按照人口比例推算，士兵数平均占成年男子的1/3。

从《汉书》开始，编撰者尤其重视丝绸之路的走向，把每一次道路变化都记录在案。如《汉书·西域传》概括：“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至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

奄蔡后来又被称为阿兰人，即西方文献中的哥特人（Goth），最早居住在咸海附近。咸海几乎脱离了古希腊罗马人的视野，不过汉代中国人已对它有所了解。《史记·大宛列传》说于阗（和田）之西的河流注入“西海”，这个“西海”应当就是咸海。又说奄蔡“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这里的北海可能指咸海，也可能把咸海和里海两大湖都包括在内了。

589年，隋王朝一统江山，汉末以来数世纪的战乱结束，域内至此再告安定。隋炀帝好大喜功，经营西域之心膨胀。当时西域商人多到张掖经商，隋炀帝的大臣裴矩秉承炀帝旨意，向这些商人详细了解丝绸之路沿线的山川地理及交通线，写成了《西域图记》三卷，记述了44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并配有西方人的画像，很可能是画师依照当时到敦煌的东罗马人所作。但遗憾的是《西域图记》连通画像早已佚失，只有《隋书·裴矩传》保存了丝绸之路的三条路线，道路的终点为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和西海（地中海与黑海）。

依据裴矩的记述：丝路南道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越葱岭，至阿富汗北部后南下，沿印度河至印度河口和印度西海岸；中道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越葱岭西去，经伊朗高原到达地中海东岸；北道为“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北流河水”即锡尔河。这条道路的走向是，从伊吾（哈密）翻越天山，出蒲类海（即巴里坤湖），沿天山北路西行，过突厥可汗庭、伊犁河，沿锡尔河（北流河水）绕咸海北岸西行，经里海之北跨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到达黑海。

早在5世纪北魏时期，中国人对整个西域地理就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并对这一区域按地理特征进行了划区。437年，北魏使者董琬和高明出使乌孙、破洛那（大宛，费尔干纳）和者舌（乌兹别克塔什干）。董琬出使后将西域分为四个区域。第一区为葱岭以东到沙漠以西，即帕米尔到玉门关、阳关，现在新疆地区。第二区为葱岭以西至海曲东，即葱岭以西中亚北部地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海曲指的是咸海。第三区域为“者舌以南，月氏以北”，即现在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北部，西方称吐火罗斯坦。第四区域为“两海之间，水泽以南”，即咸海与北海之间，是北方游牧民族之地。

对于第四区域“海曲”与“水泽”的位置，学者们也存在着较大争议。丝绸之路专家余太山认为，“两海”指意大利半岛东面的亚得里亚海和西面的第勒尼安海，“水泽”指黑海。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早在5世纪，欧洲地中海区域已经进入中国人的地理视野。

事实上，在北魏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交通枢纽、核心城市，都已经被中国史籍记录。中亚两条重要河流——阿姆河与锡尔河都按照当地读音，为中国史家命名。如锡尔河，隋唐时期被中国称为“药杀水”，是中古波斯语Jaxsarta之音译，意为珍珠。其发源于天山，上游流经费尔干纳盆地，下游经过克齐尔库姆沙漠的东缘，注入咸海。在历史上成为游牧民族与定居居民的分界线。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越过葱岭后，便南渡锡尔河，再西去地中海东岸。

许多丝绸之路的探索通过亲自考察，不仅为地形地貌留下了生动的叙述，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北魏时期使者宋云曾前往中亚地区，返回后写下了《宋云行纪》。这本书虽然散失，但一部分内容被《洛阳珈蓝记》收录。

《宋云行纪》关于葱岭的描述十分珍贵。《史记》等古籍以和田为东西水流的分道之地。宋云最终修正了这一错误，指出葱岭才是塔里木河与阿姆河的真正分水岭，“自葱岭已西，水皆流入海”，“东北流向沙勒”。沙勒是疏勒的异音，即今天的喀什。他描述攀越葱岭“悬度”（悬索桥）的惊险——“铁锁为桥，悬虚为度，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葱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烟，山中有个钵和国，地处今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这里的国王“因山为城”，人民则“窟穴而居”、“人畜相依”。

在南宋僧人志磐编纂的《佛祖统纪》中，收录了一幅纸本雕版墨印的《汉西域诸国图》，纵20厘米，横28厘米。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丝绸之路地图，表现的是汉朝时期西域诸国地理情形和佛教传播路线的历史地图。

这幅地图东起兰州，西至地中海（西海）、罗马帝国（大秦），南抵昆仑山（石山），北到蒙古大戈壁（瀚海），形象地描绘了天山、葱岭、昆仑山、积石山等山脉，并用双曲线绘出黄河上游河道，用鱼鳞式水波纹描绘海洋。塔里木河（葱河）置于全图中央，由西向东流入罗布泊（蒲昌海），在其南北清晰地绘出中原通往西域的两条路线，即丝绸之路的南线和中线。全图一共标注了70多处地名。除地名注记外，图上还有文字说明西域政区建置和交通里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河西走廊至地中海东岸沿途所经行的主要国家、地名及其相互之间的通路绘制成图。

绘于明代中期的《蒙古山水地图》，则代表了中国丝绸之路地理知识的高峰。全图长30.12米、宽0.59米，以吴门画派风格绘制。地图东起明朝的边关嘉峪关西至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写有211个明代地名，涉及欧、亚、非三大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等。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尽管《蒙古山水地图》没有采用西式的圆锥投影法作图，也没有用中式里格绘图法，但依旧准确地表现出了各城市的位置关系。图上地名庞杂，来源于突厥、蒙古、粟特、阿拉伯、希腊以及亚美尼亚语，都被中文注音记录。

民族与历史

欧亚大陆腹地活跃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丝绸之路是他们迁徙与交融的舞台。一些民族如同草原上的风，倏忽而过，中国人在向西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并追踪“她们”的故事，为他们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就像考古学家斯坦因所说：“我们关于中亚的历史知识之大部分皆来自汉文史料，而且关于中亚古代的基本事实也来源于汉文史料。”

大月氏属吐火罗人，是西汉王朝最先想结交的西域国家，也是中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先秦文献《管子》中说“北用禺氏之玉”。这个禺氏就是大月氏，也称月氏。他们曾居住在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邻居。

蒙古帝国分裂后，帖木儿建立了强大的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中段

描绘撒马尔罕市古尔-艾米尔陵外的商旅客栈人马歇息的绘画作品

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先后被匈奴和乌孙赶出家园，经过40余年的迁徙，从河西走廊辗转来到阿姆河流域，最后占领大夏国（巴克特拉），国都也迁到了阿姆河南岸的蓝氏城。同时，月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受大夏影响，从游牧逐渐向定居农业转变。《史记》、《汉书》都对大月氏的迁徙历程做了详细的记录。

迁徙到阿姆河流域的月氏，很快分裂为五个国家，分属五翎侯。《后汉书》详细记载了五翎侯的名字与领土分布，其中最强大的为贵霜。大约在公元1世纪20年代，贵霜翎侯丘就却统一了五部，后来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建立贵霜帝国。其后贵霜帝国不断扩张，从阿姆河直到恒河中游的广袤地区都纳入了贵霜帝国的统治之下，领土包括现在阿富汗东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北部。直到公元4世纪衰落前，贵霜帝国一直位居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行列中。丝绸之路上，它与罗马、安息（帕提亚）、中国并列为同一时期的四大帝国。

佛教之所以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宗教，也要归功于月氏人。他们以佛教立国，随着帝国的扩张，佛教也被推广到东方各地。月氏人对佛教传播有两个重大贡献：第一，将口头传播的佛言写成文字；第二借鉴希腊罗马艺术发明了佛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佛像的出现把佛教从少数掌握文字的僧侣手中解放了出来，普通信徒即使不懂佛经，也可以礼拜佛陀。

这样一个重要的民族和国家，除了中国史籍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西方直到19世纪，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如此强大和重要的贵霜帝国。

嚈哒是即匈奴、鲜卑之后兴起的一支游牧民族。由于史料的限制，嚈哒的历史模糊不清处很多。按照余太山先生的说法，“嚈哒学”迄今还没有跨出假说阶段。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嚈哒人可能是游牧于阿尔泰山地区的匈奴人后裔。因其攻占大月氏后，与白种的大月氏人混血，又被欧洲人称为“白匈奴人”。

4世纪70年代，他们迁至帕米尔高原以西，泽拉夫善河流域。5世纪20年代强大起来的嚈哒人，越过阿姆河进犯波斯萨珊王朝，但被击退。5世纪30年代，嚈哒人南下吐火罗斯坦，攻灭大月氏人的贵霜王国，在大夏故地建国，以拔底延（Balkh）为都城。与前代的大月氏人的贵霜王国相仿，嚈哒人后来称霸中亚，达100多年之久。

北魏使者宋云曾经到访过嚈哒，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有助于后代学者认识这样一个神秘的民族。

宋云指出了嚈哒鼎盛时期的疆域：东起葱岭和阗一带，南至阿富汗中部的伽色尼及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北抵达天山北麓，西到里海以东，及伊朗东南呼罗珊地区，势力强大，“四十余国，皆来朝贺”。

根据宋云的记述，嚈哒是游牧国家，没有城郭，冬夏逐水草而居，无文字、无礼教，以12月为一年，月无大小，也无闰年。国王居住的大帐篷有40步长，王穿着丝绸做的衣服，坐在金床之上，金床以四只金凤凰为床脚。王妃也穿着丝绸做的锦衣，十分华丽，“垂地三尺”，后面必须有人托起。她头上戴“一角”，长八尺，奇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王妃坐在金床之上，金床装饰有白象和四只狮子。大臣的妻子们也都戴着角，“状似宝盖”。

奔走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僧侣和商人，带回了远方部族的消息。这些信息经过中国史官的记录，成为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资料。

唐朝时，中国对于阿拉伯人的兴起已经有了明确而清晰的认识。《旧唐书》就记载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波斯胡人（穆罕默德）在摩地那（即麦地那）放骆驼，听到了狮子人的话：告诉他，“山的西边有三个山洞，洞中藏有兵器，还有刻在黑石上的白色文字。读了文字就可以称王”。

关于“狮子人语”的传奇，是由穆罕默德清修故事演化而来。传说穆罕默德在40岁时（610年）离家到麦加东北的希拉山的洞穴隐修。他在冥思中听到安拉命其以真主名义传道的启示，于是开始传播宗教教义。由于受到麦加贵族的迫害，622年9月20日夜穆罕默德带领其忠实信徒出走麦加，前往雅特里布，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雅特里布改称“麦迪那”，意为先知之城。在穆罕默德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开始了统一的过程。

从《汉书》开始，中国史籍对于西域许多国家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载。内容包括人种族源、衣着服饰、风俗习惯、房屋建筑、文字、文化与传说等。这些细节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民族、国家的生活、文化与历史。

在中亚撒马尔罕，玄奘记录了一个名为“赭羯”的军事组织，称其为“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这实际上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雇佣兵集团。撒马尔罕本地居民为粟特人，多经商、务农，所以该国雇佣大量外族勇士保卫这块土地。赭羯军队不仅见于中亚国家，也见于隋唐时代的中原地区。“赭羯”对应古突厥语“sa:g”，意为右侧，即原意可能是“右翼的军队”。后来，奥斯曼帝国从异族青年中精选出来的皇家骑兵始终保持着居于右翼的习惯。与此相对应，精锐禁卫军则居左翼，以步兵为主，均属外族雇佣兵。

中国史家们细心记录了许多民族的“发型”，分为“辫发”和“剪发”两种。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根据发型不同可以区分他们的文化属性。一般而言，“辫发”更多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剪发”则受西方波斯文明影响。

大秦与拂菻

在丝绸之路西端的罗马帝国，在中国的古籍中被称为“大秦”。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被称为拂菻。罗马是当时世界上与中国并驾齐驱的文明古国，是丝绸的消费大国，也是中原王朝竭力想要交往的对象。公元97年，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受阻于波斯湾，没有成功。

“大秦”的称谓很可能来自于古代波斯人对罗马的称呼——Dasina，意为“左”，左即西。而在中国史籍中，“秦”之名自汉代起即有“强悍之邦”的意思。“大”字，并非仅指高大，也有远的意思。因此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张绪山认为，“大秦”这个名字可能是中国固有之名与新译音的结合。两汉时代中国与罗马几乎同时崛起与欧亚大陆两端，其国力地位，文教制度遥相辉映，为东西两大强国。中国人以“大秦”即远方强国称之，寓意十分巧妙。中国史籍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这是“罗马”（Rum）一词经中介语言，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进入汉文典籍后的译名。

甘英虽然没有到达罗马帝国，但是他向丝绸之路商人和西方诸国通报了中国的广大富饶，招徕了大批西方使臣和商贾出访中国。据罗马地理学家马林《地理学导论》记载，东汉初年，有一个名叫梅斯的马其顿巨商从事东方贸易。他大约在公元99年左右委托代理人组成了商队。他们可能从地中海东岸的推罗城启程，经安息首府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安息东境的木鹿城（土库曼斯坦马雷），进入贵霜帝国境内，再经大夏故都蓝氏城，从塔什库尔干进入中国，沿丝绸之路南道于阗、楼兰、敦煌等地，最后于公元100年到达洛阳。他在宫廷受到了汉和帝的接见，并被赐予“金印紫绶”。这件事被东汉宫廷史官记录在册，并编入范晔的《后汉书·和帝本纪》。

东罗马帝国曾经多次遣使前往中国，但遗憾的是，没有中国的使节到达过拜占庭。唐朝人杜环曾经到达过叙利亚，比较清晰地记录了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元朝景教徒拉班·扫马，也曾到达过伊斯坦布尔，并在罗马见过教皇。但是他后来没有回国，没有写下见闻。中国史籍关于大秦与拂菻的记录，大多都来自丝路商人的传闻。这些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后，又掺入了中国人的想象，便形成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最初认知。

在中国人看来罗马帝国首先是一个极为富饶的国度，珍奇异宝琳琅满目。如《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条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魏略·西戎传》所列大秦珍异更多，洋洋洒洒，以致被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讥为“谲怪多不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载大秦的珍宝主要有四种：“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其中一些珍宝并非罗马所产，而是波斯、印度的物产。但中国人宁愿相信，这些宝物都来源于大秦。

火浣布，其实是指用石棉的长纤维编织成的防火布匹。罗马人很熟悉这种矿物质，他们销往中国的商品就可能包括火浣布。这种布料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非常神奇。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就以火浣布作为单衣，经火烧后，“垢尽火灭，粲然洁白”。

明月珠与夜光璧是来自罗马帝国的上等玻璃制品。据考古发现，罗马玻璃在汉代就已经东传中国。当时罗马是世界玻璃的制造中心，罗马的玻璃制品在中国很受欢迎。在中国古人眼中，明月珠与夜光璧堪称奇珍异宝的代表。以此来代称罗马的玻璃制品，可见其珍贵。

“返魂香”则来源于《海内十洲记》中的记述。在西海之中有聚窟洲，上有一种“返魂树”，很像枫树，但花叶的香气能飘到数百里外。将树根的内心熬出汁，可做出香丸，即是“返魂香”。这种香能飘及百里之外，更重要的是能起死回生。事实上，“返魂香”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古代中国人相信大秦有这种起死回生的神奇植物。

还有一种经常被提及的宝物是珊瑚。汉代文人提到长安郊外汉武帝上林苑中有珊瑚树。一般认为，汉语“珊瑚”是古波斯语sanga（石头）的音译，那么珊瑚最初可能是从西方传入中原的。波斯不产珊瑚，珊瑚应该来自西方的大秦，地中海是古代珊瑚的主要产地。

《太平广记》记载了大秦人养殖捕捞珊瑚的过程。大船先将铁网沉入海水中，珊瑚便能附着在铁网上，慢慢生长，小的能有3尺长，大的有1丈多。三年之后，斩断珊瑚根，用绞盘将铁网提出水面，就可以将珊瑚捞出。杜佑也谈到了大秦海中的珊瑚洲，捕捞方法与《太平广记》中相同，只是特意强调，珊瑚最初为黄色，三年之后变成红色。这更符合实际情况，地中海所产的珊瑚多为红色。

对于拂菻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中文史籍有十分生动的描述。它的城东面有大门，高20余丈，如果每丈合3米计算，高达60余米。城门从上到下用黄金装饰，数里外仍然可以看到。文献和考古学显示，这座金门就是君士坦丁堡的主城门。

王宫之内更加富丽堂皇。王室有三重大门，第二座门中有一个独特的计时装置，每到一个标准时刻便会坠落一颗金丸，有与人等大的金人出来报时。宫殿的柱子铺满水晶，可能是马赛克饰品。罗马人用水泥和石灰建造房子，夏天用水管将水引到房顶流下来，给房子降温。历史学家杨宪益认为，对于罗马帝国的描述，中国史料虽然有所夸大，但基本还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史籍还记录了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其王无有常人，皆简以立贤者。”这个记载，应与罗马帝制的特点有关。罗马帝国没有关于帝位继承的法律，继承问题一直受到置疑，这一事实因罗马贵族的无嗣现象而更显突出。在帝国开始之后的100年里，没有一个皇帝是由儿子继承帝位的。而罗马帝制中的共和制色彩以及帝位继承的非世袭现象，对于具有大同理想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很容易就将其理解为上古时期的“禅让制”。正是古代中国人念念不忘的政治理想，中国史家将其赋予了万里之外的罗马人。

《旧唐书》中有了对东罗马皇帝的描述。国王戴着华丽的王冠，王冠形状如鸟展开双翼，坠下璎珞，挂满珠宝。国王穿着锦绣衣衫，前身不开襟，坐于金花床之上。身边还有一只如同鹅一般的大鸟，毛为绿色，坐在国王的倚枕上，每当国王吃的食物有毒时，这只奇鸟就会大声鸣叫。

这段记载不见于前朝史书，唐代曾经到达西亚的中国人首推杜环，他的《经行记》来自耳闻目睹。但是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东罗马皇帝装束的记载。另一方面，这段记载也不可能来自拜占庭人。因为同一时期东罗马皇帝的皇冠是圆箍形的，上面装饰着两行珍珠，这种皇冠是直接从希腊发带演化而来的，象征着王权与胜利。而国王只有在出征的时候才会戴上那种高耸的、装饰着羽毛的头盔。

研究者发现，中国史籍中罗马皇帝的形象，与粟特人仿造的罗马金币上国王的形象接近。因为头盔的上方饰有羽毛，盔下的皇冠上联珠纹的是珠宝，皇冠两侧又有珠串垂下。因此，在不了解这些头饰内在结构的人看来，仿制币上的罗马皇帝的确是“其王冠形如鸟举翼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

罗马皇帝的姿态来源于粟特国王。在中国隋唐史籍中有很多关于粟特国王的描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国王端坐于黄金做成的床或宝座上，如“金驼座”、“金羊床”、“金羊座”。王冠上也装饰了许多珠宝。粟特人认为，王和首领拥有特定的服饰，这些服饰是他们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有必要详加描述。粟特人将这种认识移植于他们仿制的拜占庭金币上，对东罗马皇帝进行了想象的刻画，加入了自身的很多特征。

于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成为中国了解东罗马帝国的中介。伴随着这类钱币流入中国，粟特版的东罗马皇帝的形象也留在了中国史籍之中。

关于拂菻王的鸟，实际是一种机械鸟。这种设计主要是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以空气鼓动相应机械发出类似鸟鸣的声音。

拜占庭帝国非常注意以外交手段化解面临的危机，由此发展出一套外交礼仪。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极力渲染皇帝的威严，以豪华、宏大的帝国宫廷场面造成使节心灵震撼，“不战而屈人之兵”。皇帝决定接见使节时，使节由太监带领，通过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廊，在两边威严的禁卫军和衣着华丽的高官贵族前走向皇帝。皇帝端坐在宝座上一动不动，御座前摆着小树，树上的小鸟晃动翅膀，御座上也有小鸟。使节走到一定位置时，小鸟便发出唧唧喳喳的叫声，两旁的镀金狮子翘着尾巴，以咆哮的姿态发出低沉的吼声。

在中国文献中，“大秦”是一个堪与汉唐中国相媲美的国度，是人们心目中的另一个文明中心。这个国家物产丰富，政治贤明，风俗淳朴，国王威严，如同一个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并非只有一种认为自己为天下中心的“华夷观”，同时也具有认可世界上存在另一文明中心的观念。在汉朝人看来，这个文明中心是大秦，即罗马帝国；在唐人看来，这个文明中心是拂菻，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

世界与世界观

大唐贞观二十年（646），“周流多载，方始旋返”的玄奘法师应唐太宗之请，撰写《大唐西域记》，展现唐代中国所了解的世界。法师这样写道：“时无轮王应运，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署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

世界是由人、马、宝、象四主统治，这就是起源于印度的四天子说。在玄奘的时代：东方“人主”对应的是东方大唐王朝；北方“马主”对应的是突厥；南方“象主”对应的是印度；西方“宝主”对应的是拂菻和波斯。四天子说代表着欧亚大陆之上四种完全不同，但又同样重要的文明。玄奘对每一种文明的特征又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东方人主，“仁义昭明”；北方马主，“天资犷暴”；南方象主，“特闲异术”；西方宝主，“务货殖之利”。

玄奘并不是第一个把这种“世界观”带入中国的人。魏晋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说十二游经》就曾写道：“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当时四天子分别对应：东晋、天竺、大秦、月氏。

“四天子说”的观念曾经广泛流传于欧亚大陆不同民族之中。到了9～10世纪，四天子说又改头换面出现在阿拉伯旅行家伊宾哇哈的游记中。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四主被“五主”取代。居于正中的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称为“王中之王”。阿拉伯人对于其他文明也做了文化概括。中国王，善于维持秩序与和平；突厥王，勇猛粗犷；印度王，道德高尚；东罗马王，被称为美人王，人民身体端正，容貌美丽。这种划分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崛起给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带来的冲击。

从南海到中亚，“四天子说”的广泛流传，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他们生活的世界——欧亚大陆——有着某种共同的认识。它体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文明格局。尽管不同文明在叙述这一世界观的时候，往往将自己的地位提高，放在优势位置，但是谁都无法忽视其他文明的存在与价值。“四天子”（或“五天子”）总是同时出现，互有所长。这代表了近代殖民时代到来前的世界主义。

正是丝绸之路将这些不同的文明连接到了一起，互相发现，平等交流。通过丝绸之路的延伸，中国逐步发现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世界。而世界也渐渐认识了中国。

很长时期以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世界地理知识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给中国的福音。万历二十九年（1601），当他抵达北京后，献给明神宗《万国图志》一册。这幅地图以西洋流行的世界地图为蓝本。为了讨好明朝皇帝，利玛窦把中国置于地图中央，此后中国绘制世界地图大都沿用了利玛窦的模式。利玛窦带来的现代西方地理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绘制的12个版本的世界地图中。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作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个角上的地理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说法。”

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认为，利玛窦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地理知识，尤其不了解中国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水平。利玛窦的贡献在于：将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取得的地理学成果，尤其是把西方人的地图理念带到中国，对中国传统地理观念造成极大的冲击。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国人取得的辉煌的地理学成就。

此前谈到的《蒙古山水地图》只是体现了当时对世界认知的一半。同时期的《郑和航海图》则展现了中国对中国南海、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非洲的丰富知识。

丝绸路上，那些伟大的西行者

文◎李伟　地图整理◎邢宇　人物插图◎张曦

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语地图。该图表现了马可·波罗的旅行队行走在“丝绸之路”上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上，中国人究竟走了多远？

张骞的第一份报告

新疆东南部的若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县，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北面是罗布泊荒漠，南面是新、青、藏三省相接的阿尔金山。这恐怕是中国最偏远的一座县城了，距离任何稍大一些的城市都要超过1000公里，到任何一个省会都有1500公里以上的距离。

从若羌东行沿315国道，过米兰古城遗址，翻越阿尔金山，便进入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荒漠之中。茫茫1100公里，到达德令哈市，中间荒无人烟。沙子与砾石是这里的主人。在狂风的作用下，沙丘慢慢地移动，掩埋了公路。这时便要等待清障车将沙子铲去，才能继续前行。雅丹地貌形成的“孤岛”在道路两侧纵横交错，如入迷阵。烈日之下，地表温度超过了50摄氏度，看不到任何植物，甚至连骆驼刺都没有一株。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回程走的就是这条路。《史记·大宛列传》上留下了短短八个字——“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所谓“南山”指的是昆仑山。为了躲开匈奴的势力范围，张骞沿着昆仑山北麓，从塔克拉玛干南缘向东而行，到若羌后翻越阿尔金山，进入青海羌人的区域，过青海湖，进入湟水、洮河河谷返回中原。

这条路线可能吗？《史记》没有给予更多的解释和细节。按照每日30～50公里的步行极限速度，张骞要在柴达木荒漠中至少行进一个月。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再度被匈奴人俘获。可见古人的活动范围与生存能力远远超过现在的想象。

张骞离开长安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这一年他47岁。此前3年，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当时大汉帝国的疆域没有多大，西部边界在陇西，就是今天甘肃的临洮。

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收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一封信。这封信被收入《史记·匈奴列传》之中。匈奴首领冒顿在信中炫耀此前一年对汉朝战争的胜利，入侵上郡，杀掠边境，并在信中告诉汉文帝，在西方匈奴已经击败了月氏，征服了楼兰、乌孙和呼揭，总共36国都被匈奴所役使。这四个明确的国家，只有“月氏”中原王朝曾经听说过，即原先活跃在河西走廊的强大的游牧部族大月氏。

另外三个国家的名字——楼兰、乌孙、呼揭，则是第一次随同匈奴的信传到了中原。其中楼兰位于罗布泊西南，乌孙位于现在新疆东北部哈密一带，呼揭国位于新疆西北阿尔泰山南麓。信中提到的“三十六国”，泛指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诸多绿洲国家。冒顿说他已经击败了汉朝西部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征服了整个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

通过敌国的来信，汉朝皇帝第一次听说西边的消息。由于“三十六国”并不是一个实数，人们无从知道在冒顿征服之前，塔里木盆地究竟有多少绿洲小国，当然也就更无从知道他们的历史了。

伴随着对西域的征服，匈奴完成了对汉王朝的包围封锁。北起燕山、阴山一线，延绵至今天甘肃黄河以西至青海，与羌族联手，将中原的北部和西部完全封闭。汉朝的几次反击集中在北部边界，但都归于失败。

汉武帝继位后，一方面加强军队特别是骑兵的训练，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则加紧谋划新的外交战略，寻找同盟者，共同对抗匈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张骞率领100多人的使团，向西寻找被匈奴击溃的大月氏。但他和当时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一样，对于西域地理、民族与国家分布几乎一无所知。

西汉张骞西行主要路线示意图。红色实线为其第一次西行路线，虚线为回程路线；绿色实线为其第二次西行路线

张骞

当时大月氏经过匈奴的两次打击，已经西迁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的西迁，如同多米诺骨牌，带动了整个西域、中亚部族的流动与重组。这种变化，张骞也并不清楚。

张骞的使团出发后不久，即被匈奴骑兵拦截扣留。匈奴王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并许配匈奴女子给他为妻。但是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一直保持着汉朝使者的凭证符节。经过13年的囚徒生活后，他终于找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数十日来到了今天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张骞第一次出使取道天山南麓。《史记·大宛列传》是根据张骞出使报告写的，其中提到了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和塔里木盆地北侧的轮台（仑头），但是没有提到喀什噶尔河流域的疏勒。由此推测，张骞是从楼兰，途经今天库车、阿克苏、温宿等地，沿天山南麓，在别迭里山口越天山到纳林河，然后南行到大宛。

对于张骞被关押的地点一直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按照《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张骞是以日而不是以月为单位记录他从匈奴到大宛的时间，这表明了张骞被囚的地点距离大宛并不远。很可能就在匈奴控制西域的中心——僮仆都尉，也即今天的新疆轮台县。

大宛国王久闻汉朝的富庶和强大，一直想同汉朝通好。但苦于匈奴的阻挠，大宛无法和汉朝通使。张骞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并派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取道康居到达大月氏。

大月氏当时即将完全征服阿姆河南岸富饶的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大夏土地肥沃富饶。大月氏人来到这里后，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社会日趋稳定。因此，大月氏女王婉言拒绝了汉朝的结盟建议，不愿再和匈奴厮杀。张骞滞留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没有达到外交目的。

出土的唐代陶俑。表现满载货物的骆驼往返在“丝绸之路”上

张骞返程，大概是在公元前127年。他从大夏出发后，向东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沿着盆地的南缘，傍昆仑山北麓而行，经过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和田、且末，到达若羌。然后东南折向进入青海，以躲开匈奴的势力范围。这条道路张骞并不熟悉，很可能是他滞留匈奴或出使西域期间听说过的。但当时匈奴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整个西域，他还是被扣押了起来。幸亏一年后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趁乱逃脱，终于在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13年，百余人的使团最后只有他和仆人堂邑父返回。汉朝为了打开通往西方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张骞之前，横贯欧亚的交通线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经蒙古草原、天山北麓、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到达欧洲黑海沿岸。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一条绿洲丝绸之路，并成为一条主流而固定的路线。他往返的两条路，形成了后来的丝路的南线与中线。

《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就是依靠张骞的见闻而写成的。尽管他没有完成最初的政治任务，但却带回了大量西方地理与民族信息。笼罩在汉帝国西部的迷雾一点点消散，中原文明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并产生了交流、通商的强烈愿望。这些亲历见闻被记录在史籍之中，成为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第一份原始资料。

在张骞亲履之前，中原文明对于西方的地理概念既模糊又混乱，以为有“弱水”通天河上去，以为有所谓西王母等。张骞第一次出使时，对所谓弱水、西王母之类传说进行了实际考察，指出这些都仅仅是传说，自己没有见到。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出，依据张骞的第一手资料，《山海经》、《禹本记》等书中关于西域地理的记载有许多错误，无法令人相信。

中亚有两条大河，锡尔河和阿姆河。张骞第一次报告了阿姆河，在《史记》中记录为妫水，是其希腊语名“Oxus”的对译，在《汉书》中用更接近原音的方式翻译为“缚刍水”。唐代译为“乌浒水”。现在所称阿姆河，则是中亚经历突厥化后的突厥语名。尽管他并没有到达中亚的咸海区域，但却是第一个记录咸海的人，将其称为“大泽”。

在返程途中，张骞翻越了帕米尔高原。他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翻越帕米尔的探险家。他还亲自考察了“于阗南山”。他发现这座山产玉石，并有“于阗河”（现在和田河）流出。张骞推断“于阗河”就是黄河的源头，这条河向东流入罗布泊（当时称盐泽），然后潜行于地下，一直到青海积石山再冒出来。张骞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便将传说中的神山“昆仑山”比定为“于阗南山”。从此，虚无缥缈的昆仑山终于有了具体的位置。

但张骞关于黄河源头的追溯却是错误的。于阗河只是塔里木河的一个支流，塔里木河尾闾形成了罗布泊。他指出于阗河最终注入罗布泊是正确的，但罗布泊和黄河却没有任何关系。汉武帝认定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则将神山与中国母亲河联系在了一起。这不仅符合当时人们崇尚的天命，也表达了向西域扩张的“大一统”愿望。

《史记·大宛列传》介绍的西域国家以天山－葱岭以西为主，而盆地中的国家只提到楼兰等四五个。这是因为司马迁的时代，汉朝出于夹击匈奴的目的，重点关注的是葱岭以西的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大国。

张骞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探险家，也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专家。自帕米尔高原以西，他一共带回了10个国家的信息，其中，他亲自走访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四个国家。

大宛是张骞第一个到访的中亚国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大宛之迹，始见于张骞。”大宛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中部。西汉时，大宛物产丰富，人口约30万，盛产名马、葡萄和苜蓿。这里西北通塔什干，西南通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绿洲。《史记》不仅以“大宛列传”来统摄张骞的考察报告，还以大宛为坐标定位周边其他国家。

康居是锡尔河北岸一个斯基泰部落，锡尔河南岸的粟特人在康居统治之下，所以汉代文献称“粟特人”为康居人，其统治中心在撒马尔罕。大月氏和大夏位于阿姆河流域，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大月氏当时由前王夫人当政，已经征服了大夏国，即西方文献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张骞称大夏国的国都为“蓝氏城”，名字来自希腊语Alexandria（亚历山大）。这座城市位于阿姆河南岸。上世纪20～50年代，法国和美国考古队进行了考古发掘，在现在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夫城西23公里的沃奇拉巴德附近找到了蓝氏城的遗址。

张骞亲自到达过这座城市，因为他在这里的市场上发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布匹。他推断，另有一条道路，由四川出发经过印度而到达大夏。这样可以不必经过匈奴在西北的控制区而联络西域诸国，这一发现又促使汉武帝坚定了开发西南夷的决心。虽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蜀身毒道”，但汉朝由此大规模开发西南地区。

在中亚，张骞还听到了安息的消息。安息位于伊朗，西方史籍称之为“帕提亚”。中国之所以称之为“安息”，是以帕提亚王族的姓来命名，并将安息人冠以安姓。东汉末年来华传佛教的安世高、安玄都是安息人。

张骞还听说，安息的西面是条支，即属于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西南是黎靬（也写作犁轩），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在安息的北方自北海北面，经里海、咸海往东，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动着游牧部族奄蔡和乌孙。奄蔡在中国史书中又被称为阿兰人，他们后来西迁到高加索山以北，是现代奥赛梯人的祖先。

以上这10个国家，张骞在回国向汉武帝提交的报告中，都有详略不等的描述。他将康居、奄蔡、乌孙和大月氏归为行国，即游牧国家；其他国家则为“土著”，即农耕国家。可以说，没有张骞的这篇报告，便很难重建公元前2世纪的中亚历史。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往乌孙。汉武帝希望能与乌孙结盟，断匈奴“右臂”，结交西域大小诸国。此时，汉帝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制匈奴”转变为开疆扩土，“威德遍于四海”。

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300人，牛羊万头，并携带钱币以及价值千万钱的丝绸，作为分送各国的礼品。尽管史书没有再记录这一次出使的具体路线，但根据当时汉朝的势力范围推测，大致走的是丝绸之路的中线。即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麓西行至阿克苏附近，然后向北翻过天山，抵达乌孙都城赤谷城。赤谷城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的东南。

当时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到长安，目睹汉朝人众富厚景象，回去报告后，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

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国与中西亚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行使者相望于途，西汉王朝多则一年之中会派遣十几个使团，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访地之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东来的商胡贩客也是“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条支（当在伊拉克两河流域之间）等国。

经过丝绸之路，张骞副使最远到达了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安息国王亲自派2万骑兵于东界迎接。这名不见经传的汉朝使者最终抵达了安息国都——和椟，即今天伊朗的达姆甘。故城遗址在伊朗东北侯腊散省，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南坡，扼古道之中心。

第二次出使回国后不久，张骞便去世了。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道路开拓者，他每向前迈进一步，每多写下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张骞看到，在遥远的西方生活着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容貌不一样，讲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也不通。他做了一个总体性的归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从中亚到伊朗，每个国家的语言虽有所不同，但仍能彼此听懂，而且风俗很接近。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这些国家都受波斯文化影响，除大月氏外，语言都属于东伊朗语系。当地人普遍高鼻深目，多胡须，而且商业气息浓厚，善做生意。

直到张骞出使前，中原文明还没有建立起与西域诸国的任何联系。司马迁将张骞这一开创性的举动称之为“凿空”。他历经磨难带回来远方的知识，极大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将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中西方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由此开始。

甘英：发现大秦

在张骞西行200余年后，公元97年，另一名使者甘英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当时被称作大秦的罗马帝国。

张骞通西域后不久，中国丝绸就传入了欧洲，并很快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到公元1世纪，中国人逐渐知道在安息的西面，还有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名曰大秦。

东汉甘英西行主要路线示意图

甘英

发现大秦，意味着西方世界进一步拓展。中国人地理认识的边界，进入了欧洲，到达了“拒玉门关者四万余里”的地方。而这个认识，是和甘英的远行分不开的。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在公元97年，“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后来西域都护班超的儿子班勇将甘英出使的经历写进了《西域记》一书。但此书早已失传。所幸，《后汉书·殇帝纪》和《后汉书·西域传》保存了其中一部分内容。

甘英是从当时西域都护所在地它乾城出发的。它乾城位于今天新疆阿克苏市新和县城西南。他的西行线路历来有较大争议。目前杨共乐先生的看法获得较多认同，即甘英是沿着天山南麓西行，经喀什抵达莎车，向南越葱岭，进入印度河支流峡谷，进入当时被称为罽宾的国家。罽宾位于现在喜马拉雅山西南的克什米尔地区。甘英再向西经现在巴基斯坦北部，西南行至伊朗东部的锡斯坦地区，即当时的乌戈山离国。由葱岭至罽宾、乌戈山离这一段道路十分险要。要经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两侧的高山峡谷，有些地方只能靠悬索滑过峡谷。史书上说甘英逾“悬度”，所谓“悬度”就是溜索桥。

甘英并不是最早向南翻越葱岭到罽宾的中国人，西汉使者文忠、赵德就曾沿此路到过罽宾。《汉书·西域传》根据他们的经历描述了道路的艰险：山路迂回，两侧是悬崖、深渊，最窄的地方不足两尺，常有人畜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总之，“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尽管向南翻越葱岭的道路极为艰难，但这却是一条进入印度的捷径，而不需要经过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去绕大圈。后来法显等求法僧前往印度大多走的这条路。

甘英到达乌戈山离后，就可以接上丝绸之路的最南的路线，从今天伊朗的南部，经过巴姆、伊斯法罕、马拉维进入伊拉克两河流域，最后抵达了“条支”。关于“条支”的位置一直也是研究者们争论较多的问题。西汉时期《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了条支，是安条克（Antioch）的对译，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的海港城市安塔基亚，当时属于塞琉古王朝。到了甘英的时代，塞琉古王朝已被罗马帝国吞并。一般认为，甘英到达的是另一个安条克城，建于公元前166年，位于伊拉克巴士拉的西北。

实际上，甘英自东向西横穿了整个安息帝国，到达了波斯湾的海边。但是他的西行步伐却停止了，没有再向西寻找大秦。按照《后汉书·西域传》的说法，甘英正准备渡海前往大秦时，被安息水手劝阻——海路极其遥远，如果遇到逆风要两三年才能到达，而且船上容易患疾病，令人思念故土，头脑发狂坠海而死。

安息人并不希望中国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因为在丝绸之路上，安息占据了东西通道的要津，长期垄断丝绸贸易的巨大利润，因而也不希望直接生产国与消费国对接。事实上，当时的条件下，即使甘英在波斯湾乘船也不可能到达地中海。葡萄牙人达伽马驾船绕过南非好望角还要在1400年后。甘英最终相信了安息人的“谎言”而放弃了前往大秦的使命。

但是，安息人用来吓阻甘英的故事却值得玩味。《后汉书》中的记载是：“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到了《晋书》中就更具体了一些：“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也就是说，海中有令人思慕的事物，而使人悲伤，失魂落魄。

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认为，这个“谎言”的原型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

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是半人半鸟形的怪物，她们善于唱歌，以娇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如醉如痴，停舟不前，待在那里听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海妖故事早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已有记载。据《奥德赛》中的叙述，海上女妖居住在位于喀耳刻海岛和斯库拉住地之间的海岛上。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之一奥德修斯（即奥德赛），与同伴回国途中经过海妖居住的岛屿。奥德修斯听从喀耳刻巫师的建议，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让同伴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抵御住了海妖的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活了下来。

海妖的故事经过安息人的演绎最终阻止了甘英的西行之路。

虽然甘英没有到达罗马帝国，但他却创造了中国人西行的一个新纪录。司马迁曾说西汉使者曾经去过“黎靬”、“条支”，但并没有证据。只有最西到达安息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是可信的。而甘英的步伐则又向西推进了近千公里，到达了两河流域波斯湾的海边。

他经克什米尔至伊朗南部的路线，此前中国人从未涉足过。甘英带回了当地的许多信息，是“《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些“珍怪”的传闻中就包括了“海上女妖”的传说。遗憾的是，中国史家对所谓“怪力乱神”并不感兴趣，因此那些异域风情的故事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甚至连《西域记》也佚亡了。

玄奘的中亚与印度

大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天，中原地区遭受霜害，颗粒无收，哀鸿遍野。刚刚经历了东突厥侵扰的大唐王朝无力赈灾，只好下令灾民“随丰四出”，允许自寻出路。逃荒的人群中夹杂着一名僧人，他就是玄奘。

这一年玄奘27岁，是一名年轻的僧人，但已历过国内多处地方，被称为三藏法师。经过多年的研习和修行，玄奘仍觉得前人翻译的佛经纰漏甚多，而且有些重要的经典并没有传到中国来。于是他立志前往印度深造佛学，取回真经。这一程，玄奘创造了人类探险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用了3年的时间，经新疆、绕行中亚至印度，历128国，总行程近2万公里。

当时唐朝立国不久，正与突厥连年交战。政府担心臣民勾结突厥，所以对国人出境实行极为严格的限制。在上书朝廷申请“过所”遭到拒绝后，玄奘决定通过非法途径偷渡出边关。

在玄奘的时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楼兰已经废弃，唐朝的玉门关退到了敦煌以东200多公里外的瓜州。进入西域的大道，是从瓜州向西北穿过被称作莫贺延碛的沙漠，到达伊吾（哈密），其方向接近于今天进入新疆的甘新大道。

这条路，往北通过唐朝玉门关，然后再经过五座烽火台，每座烽火台相距百里，中途没有水草。沙漠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狂风时起，沙尘蔽天，白天酷热似火，夜晚又寒冷彻骨。更不幸的是，一开始玄奘就迷了路，而且失手掉落了盛水的皮囊。他忍受着干渴，连续走了五天五夜才发现了水源。这段经历令玄奘不堪回首，就像后来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录的：“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

唐代高僧玄奘西行主要路线示意图

玄奘

哈密当时属于西突厥的管辖之地，玄奘打算从这里走北线，沿天山北麓去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再向西进入中亚。但由于高昌国王麹文泰的邀请，他于是转道西南去了位于吐鲁番的高昌。玄奘之所以能完成漫长的旅程，与当时两个重要人物的帮助分不开，其中一个是高昌国王麹文泰，另一人是西突厥首领统叶护可汗。

高昌位于中西交通要冲，历史上多次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枢纽之地。国王麹文泰崇信佛教，百般挽留，但玄奘执意西行，他也只好同意放行。麹文泰为玄奘西行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派了4位专门侍奉玄奘的沙弥和25位仆役，还同时准备了丰厚的金银与物资，足够玄奘往返20年的费用。他还写了24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国以西的24国给予玄奘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写给西突厥统叶护可汗。

在高昌卫队的护送下，玄奘从高昌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然后翻越凌山。凌山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在阿克苏西北的属于天山的拔达岭，这里早在汉代就是通往乌孙的主要道路。山上有别迭里山口，玄奘就是经这个山口从天山南麓到达了北麓。

唐《职贡图》卷，阎立本绘。此图反映了盛唐时期外国使节向唐朝进贡的情景

玄奘翻越天山正值冬天，冰川连绵，积雪深厚，行走极其艰难。吃饭时要将锅吊起来生火，晚上只能在冰雪上席地而睡。走了七天七夜，终于翻越了凌山。玄奘一行人员受到了很大损失，30多号人马走出雪山的只有八九人，有三分之二的人丧命山中。幸存者手脚也都有冻伤。伤亡如此惨重，大概是在天山中遭遇了雪崩。玄奘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将雪崩记录为“暴龙”。

走出天山后，玄奘就到达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唐代称为热海。伊塞克湖，清代用蒙古语音译为特穆尔图淖尔，也称滇池、热海。位于天山西部，长165公里，宽57公里，最深处达702米。由于湖水含有盐分，且深度较大，所以冬季从不结冰，当地人因此称之为热海，突厥语称伊塞克廓尔或咸海。伊塞克湖底布满了铁矿石，并不断被冲上岸，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为特穆尔图淖尔，即铁湖。

玄奘并不是第一个到达伊塞克湖的中国人，但他却是第一个为这个中亚大湖留下文字记载的人。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道：“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语言虽不多，但风貌、特点刻画得十分真实而贴切。唐代，伊塞克湖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也是丝路北道转入中道的重要连接点。经伊塞克湖西行便到了当时西突厥王庭所在地碎叶。

碎叶今在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约5英里处。它是天山西部北麓最大的城市和贸易中心之一。天山南道经焉耆，过乌什，越过天山后抵达碎叶，在此与沿天山北麓西至西突厥斯坦的天山北道汇合。碎叶城与其西约300公里处的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相呼应，控制了这一带的绿洲，并且向南通往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绿洲群。自碎叶经怛罗斯，沿锡尔河北岸西行，可通南俄草原和伊斯坦布尔。可见碎叶城是绿洲之路与草原之路的交汇点，是中亚贸易中心索格底亚那地区伸向东方的触角。后来，唐朝击败西突厥建立了碎叶镇，是安西四镇最西的统治区域。

628年，玄奘持高昌国王的亲笔信在碎叶见到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突厥正值鼎盛时期，玄奘后来描述了可汗的奢华与气派：“……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绵袍编发，围绕左右。”

突厥可汗不仅热情款待了来自敌国的和尚，送给他不少盘缠，而且派官员携带自己的信件护送玄奘出境。信中嘱托各突厥属国君主要好好接待保护唐朝僧人。于是，玄奘前面路程的困难又减少了很多。

西突厥是当时中亚地区的实际掌控者。有了西突厥可汗的支持，玄奘有条件在中亚做更细致的探索与游览。因此他并没有急于南下印度，而是在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绕一个大圈子，基本走遍了中亚所有的大小国家。他先后到达了赭时（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捕喝（布哈拉）等国。向西北最远到达了接近咸海的花剌子模（玄奘称之为货利习弥伽）。但遗憾的是，尽管只有一步之遥，玄奘并没亲自到达咸海。不过唐朝人是知道咸海的存在，在《旧唐书》、《新唐书》将其称作雷翥海，这一地理名词最早见于《水经注》。中国古代文献在世界上首次对咸海单独做了记载，而古代希腊罗马人一直把咸海和里海二者混同起来。

玄奘路过了著名的铁门关，现在叫恰克恰里山口，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孙山脉。他这样写道：“左右带山，山极峻峭，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在阿富汗南部的梵衍那国，玄奘朝拜了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并留下了第一份历史记录：“王城东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

兴都库什山自帕米尔高原向西南延伸，斜穿阿富汗，长约960公里，是伊朗高原与南亚次大陆分界处的大山脉。阿姆河与喀布尔河在此分水。据说其山名源自波斯语，意为“杀死印度人的”。因为这座山高而酷寒，常年居住在炎热地区的印度人在翻山时不胜其寒，往往冻死。玄奘称这座山为黑岭。628年夏末，玄奘翻越了兴都库什山，终于来到了印度。

在印度，玄奘走遍了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三大区域，还差一点去了斯里兰卡。逗留时间最长的，便是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今比哈尔邦拉基吉尔镇附近）。他在那里苦学五载，终于成为闻名遐迩的高僧学者。

玄奘为印度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比如详细描述了那烂陀寺附近的“鹫峰”的位置与景色：“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罗矩吒山（鹫峰）。接北山之阳，孤摽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宫城就是王舍旧城，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上山有一条路，是影坚王所修筑：“自山麓至峰岑，跨谷凌岩，编石为阶。广十余步，长五六里。”影坚王是古摩揭陀国王，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物，也是佛教的热情赞助者。

今天如果要登临这座鹫峰，仍然需要从这条山路上山。不过与山路并行，已经建起了上山的索道。山顶的形势依然跟玄奘描写的一样：“其山顶则东西长，南北狭。临崖西埵，有砖精舍，高广奇制，东辟其户。如来在昔，多居说法。今作说法之像，量等如来之身。”玄奘当年见到的临崖的砖精舍，今天也还能见到，虽然只是遗址，仍然经常有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到这里朝圣。

公元641年，玄奘决定回国。他谢绝了戒日王和其他印度朋友挽留他的好意，在参加了一次钵罗耶伽国举行的大会以后，带着历年访求到的佛经和佛像等，仍然取道陆路，起身东归。

这次玄奘选择抄近路回国。即向北翻越兴都库什山再向西过葱岭，经瓦罕走廊，取道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过和田、尼雅、鄯善，沿着丝绸之路南线回到敦煌，进入玉门关。

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长安。与他十几年前偷渡出国时不一样的是，他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玄奘带回佛经657部，520箧，以及一批佛像。唐太宗这时正在洛阳，立即召见他。按照唐太宗的要求，玄奘将一路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共12章12万字，记载了141个国家的情况。他亲自到了其中的128个国家。这部书成为中国人了解当时中亚与印度的百科全书。

玄奘第一个指出了南亚半岛的地理状况——三面临海，背靠雪山，北宽而南窄，状如新月。印度是这一区域的总称，共分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当时有70多个国家。印度上层社会共有四大种姓：第一称为婆罗门，最为高贵，恪守教规，品行端正。第二为刹帝利，是王室种族，统治各国，心存仁慈。第三为吠奢，是商人，沟通有无，追求利润。第四为戍陀罗，即农夫。四个种姓之间不通婚，即使同一种姓之内，父系、母系之间也不通婚。

玄奘描述了印度耆那教派和苦修派的教徒。前者赤裸身体，后者则在身上涂满白灰，将头骨、骷髅串联起来，作为环状头饰。耆那教的一个派别被玄奘称为“露形外道”，其特点是脱衣露形，又称“天衣派”，即裸体之意。这一教派形成于公元1世纪，认为教徒不该拥有包括衣服在内的私财，只能以天为衣。有的教徒有一根腰带，长度不得超过一米半。“涂灰外道”又因崇拜湿婆神，称作“湿婆派”或“自在天派”，这是印度教中的一大派别。教徒周身涂灰修苦行，以求升天。

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一部分专门介绍印度的刑法。由于宗教的原因，印度几乎没有死刑，罪犯可以花钱赎罪，或者砍掉鼻子、耳朵、手、足，或者流放出国。此外，印度司法还保留了大量“神判”的遗迹。法官判断事实依靠四种方法——水、火、称、毒。所谓“水”，就是将嫌犯与石头绑在一起，投入水中，如果嫌犯沉下去石头浮上来，就是有罪。所谓“火”，则是将铁烧红，让嫌犯踩在上面或用手按，用舌头舔，如果没有受伤就是无罪。“称”，是让嫌犯与一块石头称重，石头重则判有罪。“毒”，就是原告与被告共吃一块放了毒的羊肉，能活下来的便是清白的。

在中亚和印度，玄奘亲自到访了许多古城、古迹，在《大唐西域记》中，他都做了地理位置的记录。这些准确的信息，成为考古学家们探索古代遗址的索引。

1870年，英印政府建立印度考古局，开始对印度的主要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近代以前，印度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文献。英印政府考古局的第一任局长，也是印度现代考古的奠基人，名叫康宁汉（A.Cunningham）。《大唐西域记》几乎成了他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指南。很多考古遗址，包括古代一些城市的位置、寺庙遗址，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唐西域记》最后做出判定。斯坦因在中亚和新疆考古时，也常常以玄奘的记录相互印证。

杜环：走向非洲

公元757年5月25日这一天，中国人杜环是在末禄度过的。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古籍中也被称作木鹿，即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马雷。木鹿是当时阿拉伯帝国呼罗珊省的首府，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杜环后来在自己的《经行记》中特地写道：“其俗五月为岁首。”即5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中国人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大食国的政治纪年采用迁移历，以创教者默罕默德从阿拉伯半岛之麦加城迁出之日（622年7月16日）为历元。检索阿拉伯元旦与中国农历5月重合的日期，就是757年5月25日，中国农历5月2日。

唐代杜环西行主要路线示意图。绿色为另一条争议路线

杜环

杜环大概是在752年7月到达末禄的，他在这里一共生活了5年。此前，他作为大唐西域都护的军官，驻扎在碎叶地区。唐大将高仙芝错杀驻扎在唐突厥城邦之王，导致其子反叛，并向大食求助出兵为父报仇。于是大食率领军队与唐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展开会战，史称怛罗斯之战。因突厥部落反水，导致唐军措手不及输掉了战争。不少士兵成为大食军队的俘虏，杜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场战争开启了杜环的丝路之旅。他的足迹遍及中亚、西亚与非洲，前后长达11年。762年他从海路返回广州，写了一本《经行记》，讲述旅途中的见闻。但这本书已经佚失，剩下片段收录在其族叔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总计1700多字。杜环的记述，第一次让中国人了解到阿拉伯帝国情况，并第一次带回了非洲的信息。

杜环最初由碎叶出发被押往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离开石国后很有可能去了东面的拔汗那国（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然后杜环又到了康国，这是中亚两河流域的中心，即现在撒马尔罕附近。接着西行，他就抵达了末禄国（土库曼斯坦马雷）。

很多丝绸之路的旅行家都会来到末禄，但杜环是第一个留下珍贵记录的人。在杜环笔下，末禄十分美丽，虽然处于沙漠之中，但是绿洲内“村栅相连，树木交映”，城镇则“墙宇高厚、市廛平正”。这里灌溉发达，土地肥沃，盛产各种水果和蔬菜，工商业也相当繁荣。

因大食国王兴建新首都巴格达，将驻扎在末禄的呼罗珊大军调回了亚俱罗。亚俱罗即亚述，指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杜环等中国战俘也因此随军到达了两河流域，并参与了巴格达的营建。在《经行记》中，杜环特地记录了一些中国工匠的名字。中国的造纸术正是由中国战俘传入阿拉伯世界的。

《经行记》所记录的地方，很多都是杜环亲自游历过的。他还去过苫国，即叙利亚。当时的叙利亚包括如今的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杜环准确地描述了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在叙利亚以西，相隔一座山（陶鲁斯山），西、南临海，北与可萨突厥接壤。可萨突厥（Khazars）是西突厥西迁的一支，7世纪初已经移居到里海以西、高加索以北地区，7至8世纪间可萨突厥人对阿拉伯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双方以高加索山为边界。可萨人向西一直扩张到了乌克兰黑海北岸。隋朝后，中国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杜环明确指出，所谓拂菻就是汉朝时的大秦，即罗马帝国。

杜环还了解了一些东罗马帝国的信息，当地人为白种人，好饮酒，虔信基督教，最善于制造玻璃。他们有高超的医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杜环这里记录的是流行于地中海东岸具有悠久传统的“开颅疗盲术”。这种医术在唐代随着景教徒而传入中国。

杜环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到达过圣城耶路撒冷的中国人，他将耶路撒冷称之为“秧萨罗国”。然后他向西南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到达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进入了非洲。

杜环说他最后到达了摩邻国。关于摩邻国的位置有比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摩邻国指北非的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一带，这里是大食帝国的马格里布（Maghrib）省，首府在今突尼斯古城凯鲁旺（Qayrawan）。即杜环到达埃及后向西沿地中海南岸行进，最远到达了摩洛哥，甚至抵达大西洋。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摩邻国指的是位于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杜环南下，经过尼罗河三角洲，沿尼罗河到达阿斯旺，经过努比亚沙漠到达埃塞俄比亚。

杜环所到的摩邻国究竟在哪里，恐怕还是一个谜。但他记录了中国人最初对非洲的印象：“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痢特甚。”当地人皮肤黝黑，土地贫瘠，既无米麦也无草木，马吃干鱼，人则吃波斯枣（椰枣）果腹。

无论杜环到达了非洲哪个区域，他都创造了世界探险史上的一项纪录。在杜环之后，要到10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赫克尔和曼苏地才亲自考察非洲沿海，写下了他们的旅行记录。至于欧洲人游历红海并且写下作品的是本哈明，他由红海到达埃塞俄比亚和索科特拉，再由尼罗河返归开罗，比杜环晚了400年。

杜环的旅程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经过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宗教区域。他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基督教为“大秦法”，祆教（拜火教）为“寻寻法”。

对于伊斯兰教，他的观察和记述尤为详细。“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礼天”，反映伊斯兰教为一神教。“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不食猪、狗、驴、马等肉。”“葬唯从俭。”“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记述了伊斯兰教的功课教俗和生活禁忌。同时还扼要记述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如“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贪虐贼，有于一此，罪莫大焉”，“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唯法从宽”，“人相争者，不至殴击”等等。这些记述客观而准确地记录了伊斯兰教的信仰、礼拜、斋戒以及行为规范、饮食、衣饰、禁忌等教义、教法及生活的最主要方面。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纲要参考资料》中写道，杜环对“伊斯兰教义有相当正确的知识，他把他所知道的教义记载在《经行记》里，遂成了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也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

景教徒拉班·扫马

1275年，景教教徒维吾尔人扫马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同时，他还肩负了大汗忽必烈的秘密使命，前往欧洲收集情报，了解各国动向。忽必烈想要知道，如果他的军队攻取阿拉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是否能够得到那些欧洲君主的支持。当时蒙古贵族中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旭烈兀大王的元妃托古思可敦、阔里吉思等都是景教徒。忽必烈受此影响，对基督教也抱有好感。

与扫马一起出发的另一名景教徒名叫马可，他来自维吾尔的汪古都部。维吾尔族历史上曾先后信奉过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隋唐时期传入中国。1225年，扫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景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巡察使，曾在北京景教会中任职。他自幼被认为适于从事教士职业，被授以经文，23岁时接受洗礼，成了景教徒。扫马后来被称为拉班·扫马，拉班（Rabban）是叙利亚语，即“大师”、“长老”之意。

13世纪（元朝）拉班·扫马西行主要路线示意图

拉班·扫马

扫马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他不仅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到达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坐船渡海抵达意大利，最远走到了法国波尔多。他不仅见过罗马教皇，还会晤过英国国王与法国国王。他是有记载的最先深入欧洲的中国人。

但有趣的是，很长时期以来扫马和马可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于他后来并没有回到中国。他们的经历写在了一本叙利亚语的传记中。直到1887年，一名库尔德斯坦穷困潦倒的占星家，在一个土耳其景教徒手中发现了这个手抄本。这本书很快在巴黎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研究文章在《亚洲杂志》、《博物馆》、《东罗马评论》、《宗教社会学》等刊物上发表。扫马的故事才浮出水面，为公众逐渐了解。

扫马能够顺利完成这次旅行，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蒙古完成征服之后，从中国中原到西亚、东欧的万里交通线都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丝绸之路第一次处于完全畅通无阻的局面。在保护贸易，保障旅行安全，自由通行乃至宗教自由等方面，蒙古大汗们要比当时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君主们开明得多。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的强势地位，西方国家与基督教迫切希望联络蒙古，对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所以扫马与马可成为西方世界最欢迎的人。

扫马一行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线，经过河西走廊后，穿越白龙堆沙漠，然后通过塔里木盆地南道西行到和田，经喀什翻越葱岭辗转来到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见到了窝阔台汗海都，并获得了海都颁发的通行护照，因此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继续西行，进入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今伊朗、伊拉克），经马什哈德、马拉盖到达大不里士。一路上遍访所存不多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会晤各教会人士。

由于蒙古人正在跟占据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伊斯兰教马木留克王朝激战，扫马和马可没去成耶路撒冷，他们在伊利汗国滞留了好几年。

在等待中，扫马和马可的命运迎来了巨大转机。他们在大不里士城遇到景教大总管马屯哈。马屯哈听说他们会讲蒙语和突厥语，又来自元大都大汗身边，便想让他俩为传教事业服务。1280年，景教大总管马屯哈任命马可为当时中国北部两大教区“契丹城市和汪古都”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派两人回国传教。于是，扫马和马可两人便动身返乡。第二年，他俩正走在半路上，听说马屯哈死于巴格达。二人立即改变了主意，马上折回来，到巴格达为马屯哈送葬。

随后选举新的大总管时，马可被各地主教一致推选为“东方教会大总管”，称为“雅伯拉哈三世”。本想随扫马一起西行朝圣的马可，忽降殊荣，身价倍增。

马可的当选有着复杂的宗教与政治背景。景教自公元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后，就以波斯为中心着力向东方发展势力，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挑战景教在波斯地区的地位。9世纪随着“圣战”的进行，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明显占有优势。波斯伊利汗蒙古统治者也不时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亲近，景教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借助和蒙古统治者的特殊关系，马可被任命为景教大总管。就像《唐元二朝之景教》一书中所写的：“马可当选为法主的理由，完全由于当时蒙古势力强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掌握全世界的统治权及法制的人，都是蒙古出身的王族。所以必须由精通蒙古语言，明了蒙古的施政方针及熟悉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大德来继承景教法主。因此没有比马可更合适的人。”

另一方面，扫马与马可也获得了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的支持。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四大汗国逐渐分裂，除了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实际上各自为政，甚至彼此混战。占据波斯的伊利汗国，因与元朝为同支的成吉思汗家族所统治，彼此有紧密的结盟关系。阿鲁浑不仅希望借助忽必烈的力量，也希望靠近欧洲基督教国家，以对抗伊斯兰教势力以及其他蒙古汗国的侵扰。

阿鲁浑甚至答应收复耶路撒冷后归还给基督教欧洲，作为合作的报酬。当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经过数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仍未放弃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计划，也渴望获得外援。因此，兼具基督教徒、蒙古人、忽必烈秘使三重身份的扫马与马可，便被推到了显赫的位置，成为了东西方交往的中介人物。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1284年，奉伊利汗阿鲁浑的命令，扫马率使团出访欧洲。

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受到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的款待。然后又乘船航行两个月来到意大利那布勒斯港。途中看到了1287年6月安茹人同亚拉岗人的一场海战。当他们从那不勒斯登陆赶到罗马时，教皇鄂鲁诺四世已于4月去世。

当时因新教皇尚未选出，扫马继续西行。9月间他来到法国都城巴黎，向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腓力国王给予了他们很高礼遇，并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夺取耶路撒冷，表示愿遣使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最后还请他们访问了巴黎大学及一些名胜古迹。

在巴黎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扫马一行又向西南来到加斯科尼（今法国波尔多）拜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获悉阿鲁浑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非常高兴，厚赠了使者。然后扫马带着使团于12月间回到热那亚过冬，同时等候罗马方面的消息。

第二年春天，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他很快接待了扫马一行。扫马向他递呈了阿鲁浑王及大总管雅伯拉哈三世送的礼物及书信。新教皇对阿鲁浑王优礼基督教和准备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的举动，表示感谢。1288年4月，扫马一行在详细观看了复活节庆典后，带着一大批信件及礼物在腓力国王公使团陪同下，离开罗马经热那亚顺原路返回。

阿鲁浑王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很高兴，给予了嘉奖。1294年，扫马在巴格达去世，马可也于1317年死于大不里士。他们都没有再返回中国。

扫马的欧洲之行，改变了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看法。他们试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罗马教廷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为达此政治目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政治利益。

在扫马之后，丝绸之路上迎来了传教士时代，其中就包括著名教士孟特戈维诺、鄂多立克，以及教皇特使马黎诺里等人。其中孟特戈维诺在华传教达34年之久。他们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等科学技术陆续传入波斯、阿拉伯及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被大量地介绍到了中国。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游记与见闻，不断刺激着西方人前往富饶东方的愿望。

陈诚：最后的外交官

1413年11月，郑和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第四次出海。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几乎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派出了一支300多人的使团，由甘肃酒泉出发，前往帖木儿帝国的首都哈烈（今阿富汗西北的赫拉特）。

使团之中有一名负责文书的官员，名叫陈诚。他是明朝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出使过畏兀儿（今柴达木盆地及邻近的甘肃、新疆部分地区）和安南（今越南）。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总共5次出使中亚，最远到达伊朗的伊斯法罕地区。第一次出使后，他撰写了两份报告，一本记述了旅行路线，另一本则详细记述了中亚伊斯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14至15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便是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彻底瓦解。蒙古帝国的崛起速度令人不可思议，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便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而其解体也异常迅速，在征服南宋还不到100年，除了金帐汗国在南俄草原坚持挣扎了一个世纪以外，蒙古人又返回到蒙古草原。

1368年，刚刚立国的明朝攻克元大都，元朝势力逃亡漠北草原。几乎与此同时，中亚强权人物帖木儿攫取了河中地区，建立帖木儿帝国。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讨，帖木儿兼并了从波斯到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

明朝使臣陈诚及其西行主要路线示意图

大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最初交往并不友好，帖木儿不仅扣押了中国使团，还计划以武力入侵中国，把中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他甚至征调了20万军队向中国出发，但他却在行军途中去世。帖木儿死后，他的四儿子沙哈鲁取得权力。

沙哈鲁不愿与明朝为敌，释放了扣押多年的明朝使者，并向明朝派出使团。中亚的其他国家也跟随派出使团来到了北京，并贡献方物特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明成祖朱棣派出得力的外交官陈诚，前往中亚地区回访。他不仅要向帖木儿帝国的继承者递交国书，还要向其他中亚城邦宣示国威，扩大明王朝的影响力。

陈诚一行出酒泉嘉峪关后，穿越沙漠到达哈密、吐鲁番。随后使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走天山北麓，陈诚则带领另一部分人走了一条不见于前人著录的新道路。他们经托克逊沿着现在的阿拉沟、开都河、巩乃斯河峡谷进入伊犁河谷地。两队人马在这里汇合后又分道扬镳。一部分人沿着传统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大道西行，绕过天山。陈诚则向西南的天山山区行进，到达伊塞克湖，再走小路到今哈萨克斯坦的赛拉姆，转向西南经塔什干、吉扎克到撒马尔罕。经过短暂休整后，使团一干人马经过帖木儿故里渴石、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到巴尔赫、安德胡伊、买马纳，最后抵达哈烈，即赫拉特。

除了完成外交使命外，陈诚还有一项另外的任务，即重新梳理、记录西域的山川地理的名称。因此，在他后来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山川、河流、城市等地理名称。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当地的通用名称翻译的，而且译得十分准确，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叫法。如哈烈——赫拉特、俺都淮——安德胡伊、达失干——塔什干、卜花儿——布哈拉等。

陈诚一共游历了18座城市，其中在帖木儿帝国都城赫拉特停留的时间最长，对赫拉特的描述也最丰富。赫拉特自古以来就是中亚的重要城市，可是历代旅行家很少关注它。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虽然对这里有较长的叙述，不过其中多是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内容。而陈诚的记录则是全景式的，涉及历史名城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气候物产、街市贸易、政治司法、宫廷规制，以及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习俗、宗教活动等。

他对赫拉特的描述是从刻画其统治者开始的。他亲自拜见了沙哈鲁。据他记载，这位中亚的统治者居住在该城东北角一幢宽敞的房屋或宫殿内，里面摆满了金器、宝石、陶器和精致的毯子。最高级的官吏也非常富有，居住宽敞，和沙哈鲁一样豪华，门上刻有复杂的图案，房内都挂上富丽的丝质帷幕，陈设着金银器皿和酒具。

陈诚仔细考察了城市里的商业活动，参观了一些露天市场。市场上分成一排排店铺，每排有自己的特色，专门出售一类商品（衣服、工艺品等）。市场到晚上还开夜市，烧灯燃烛。货币主要是银币，其次是铜钱。凡没有政府官印的钱币禁止流通。政府对商业交易抽20%的税，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这种税收。

赫拉特不但是贸易中心，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铜铁储藏相当丰富，金、银、琥珀、珊瑚和钻石供应的数量也充足。赫拉特居民离城不远就可得到大量的盐。他们生产丝绸和瓷器，但不能同中国的产品媲美。

这里土地肥沃，居民种植小麦、小米、豆类和稻米，他们的果园出产的桃、梨、胡桃、石榴、杏和葡萄驰名中亚。他对一种名为“芯思檀”的干果特别感兴趣，显然他过去没有见过。所谓“芯思檀”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果”。

沙哈鲁继承了帖木儿的志愿，大力在中亚推行伊斯兰教。他颁布法令，凡是皈依伊斯兰教者，都给予金钱赏赐，还能得到衣服和马匹。

对于伊斯兰教，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这里“不祀鬼神、不立庙社、不奉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坟墓祭祀而已”。

他能以汉字谐音比较准确地记录下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术语。如“纳马思”是波斯文Namaz的音译，即礼拜，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为“乃玛孜”。“默息儿”是阿拉伯文Masjid的音译，即礼拜寺，现一般译作“麦斯吉德”。“撒力马力”、“撒蓝”均为阿拉伯文Salam的音译，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作“色兰”或“色俩目”、或“撒拉姆”等，意为“和平”、“平安”、“安宁”，是穆斯林见面的礼貌用语。

撒马尔罕的一座大清真寺引起了陈诚极大兴趣：“城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处。规制甚精壮，皆青石，雕镂尤工。四面回廊宽敞，中堂设讲经之所。”《古兰经》的经文用羊皮包裹，文字用金泥书写。陈诚所记录的这座清真寺就是名闻中亚的比比哈尼姆大清真寺，1399年由帖木儿所兴建。

陈诚还记录了撒马尔罕城中的一座经文学校：“都城中有大土屋一所，名‘默得儿塞’，四面房廊宽广，天井中设一铜器，制如大锅，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鼎状。前、后、左、右，房室犹伟丽，多贮游学生徒，及通诸色经义者，若中国之大学然。”

陈诚《西域番国志》中有关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记述尤为珍贵。这些苏非派的游方修士穿着破烂，披着羊皮，手持拐杖，身挂骨节，无论冬夏都在街头行乞，住在墓穴里或者岩洞中，终日苦修，被称为“迭里迷失”。

所谓“迭里迷失”，在汉文史籍中又写作“迭里威士”或“德尔维系”，是波斯文Dvevrish的音译，原意为“沿门乞讨”。西方学者常译作“苦修僧”或“巡游托钵僧”，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高级修士。他们靠人施舍为生，并常在市集公共场所聚众，宣讲苏非派哲学，吸收信徒。

对于穆斯林生活习俗，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国主衣窄袖衣及贯头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缠头。”这里所说的“罩刺帽”即今天维吾尔族所戴的小花帽。所谓“贯头衫”也是流行在维吾尔族男子中的一种传统服装。“以白布缠头，算发后髦”显然与清初称新疆穆斯林为“缠头”或“缠回”有关。当地的穆斯林饮食“不设匙箸，肉饭以手取食，羹汤则多以小木瓢汲饮，多嗜甜酸油腻之味，虽常用饭内，亦和以脂油”。这显然说的是迄今仍为中亚、新疆穆斯林日常嗜食的“手抓饭”。

他还亲自去当地澡堂洗浴。每处澡堂各有一间男、女浴室，每间浴室又分割出十几间小浴室。洗浴者围一件浴布进入，每人用水钵从冷热水池中舀水冲洗身体。这更接近于今天的淋浴。由于当地多风，便发明了“风磨”，即使用风力带动磨盘。

陈诚返回北京后，完成了两份记录——《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他向中原王朝介绍了当时西域的穆斯林社会。同一时期，除去中亚著名史学家怯马鲁丁·阿伯特拉柴克所撰的《马特拉——沙达因》一书外，几乎再无介绍帖木儿帝国的著作。然而，该书又比《西域番国志》晚了三四十年。

陈诚的出使带动了中国与中亚穆斯林国家的交往。在明永乐皇帝执政期间，大量中亚国家、地区的使团来到了北京。有记录的包括：来自赫拉特与撒马尔罕的20个代表团，来自其他中亚城邦的32个使团，以及来自哈密北部一带的绿洲44个使团。

1424年，永乐帝去世之后，明朝减少了对外事务，最终中止了向中亚、东南亚和波斯派遣使臣。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繁荣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逐渐陷入沉寂。属于陈诚们的时代结束了。

（两文主要参考资料：《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丝绸之路绿洲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西域通史》、《史记》、《蒙古山水地图》、《大唐西域记全译》、《陈诚及其西使研究》等）

往西，丝路上的古今费尔干纳

记者◎徐菁菁　摄影◎张雷

吉尔吉斯斯坦阿尔斯兰博布村的孩子们

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阿尔斯兰博布村坐落在世界最大的野生核桃林里

张骞凿空之旅，在他的时代，当然堪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即使如今重走，这条道路仍然神秘。

有待再发现的世界

20天的中亚之旅即将过半时，我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丝路古城撒马尔罕。连日的长途奔波和骄阳灼烤令人疲惫。听乌兹别克向导强尼说要带我们去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我有些意兴阑珊：看看那些来自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北美的旅行团就知道，今天撒马尔罕的声名是由雷吉斯坦广场及其周围的宏大伊斯兰建筑构成的。而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我昨天刚刚路过它，那是撒马尔罕城北一片蒿草丛生的荒芜高地，旅行指南上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1220年，成吉思汗大军摧毁了整个阿夫罗夏伯城。在那之前，粟特人曾在此建立兴旺的丝路城邦。

顺着台阶爬上那片高地，最先到达的是一座门可罗雀的小博物馆。买完门票，向我推销旅游手册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讲解员。她把我引向一间昏暗的展厅。展厅三面墙上都是壁画。“60年代，政府打算在这一带修路，意外发现了宫殿遗址。你现在看到的都是7世纪的壁画原迹。”听她这么一说，我来了些劲头。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山脉形成了许多山谷

吉尔吉斯斯坦位于天山山脉脚下的科齐科尔小镇

她带我从左面的壁画开始看起。画面上的蓝色、红色和黄色依然瑰丽，依稀能辨识出粟特王拂呼缦、他的父母妻子、骑骆驼的卫士、献祭的牲口、穿白衣的宗教领袖。“这描绘的是扫墓的场景，遵循的是拜火教文化传统。”中间的一幅，拂呼缦端坐在画面中央上方，四周是来自各国的使臣。讲解员通过服饰让我辨认出他们中的波斯人和高丽人。“你看得出吗？最中间正在被接见的六位使臣来自唐王朝。前面几位手捧的是丝绸布匹，最后面的那位提着一串橄榄形的东西，那是蚕茧。”

我还未来得及为这不期而至的收获唏嘘，第三幅壁画就将我完全吸引了去。这一次，画面中的风物不再陌生。左侧，云鬓高耸、面庞丰满的仕女正在泛舟。旁边船上的男人穿袍衫，戴幞头。右侧，同样穿着的男子策马扬鞭，正以长矛狩猎野兽。没错，这是一幅完全描绘唐代风貌的壁画。早在3世纪，粟特人就以商队的形式在长安、洛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之间往返。“壁画原本是被安放在宫殿的接待大厅里的。”讲解员补充说，“这说明，粟特王希望昭告天下，他与唐王朝的关系非同一般。”

尘封在岁月里的勾连兀然现身。在阿夫罗夏伯遗址的小小博物馆里，“丝绸之路”这个说起来熟悉，但实则极为抽象的概念突然具体起来。走出博物馆，我穿越荆棘丛生的荒原去看考古开掘的遗址。头顶的天空风起云涌，我感到自己仿佛同时处于多个历史时空之中。今天的撒马尔罕似乎已经与壁画上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大联系。拜火教早已是过眼云烟，远处伊斯兰古迹鲜艳的蓝色身影统率着天际线。不远处，有人在放牧羊群。我分不清他是乌兹别克族还是塔吉克族。传说中的粟特人，早已消融在现代中亚民族的血液里。

一个多月前，当我在朋友圈里宣布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时，几乎所有人都视我将要去一片未知之地。“据说那里就旅行而言相当贫乏。”“听说很不安全，要小心。”“他们吃什么？说什么话？好像是伊斯兰国家？”“远不远？时差几小时？要坐多久飞机？”事实上，若非在临行前做了些功课，我心目中的中亚也仅是草原、沙漠、驼铃的简单混合体：从心理距离上，它比非洲更遥远；在文化认知里，它几乎是世界版图上最彻底的空白。

阿夫罗夏伯终令我切身认知到这样一个事实：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曾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他国，是中华文明与广阔世界的最直接勾连。

公元前138年，“博望侯”张骞开启“凿空”之旅。历史学家翦伯赞将其与哥伦布到达美洲相提并论。中国对西域诸国的认识从无到有，从茫然到逐渐清晰，自此“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后汉书·西域传》说史学家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隋书·西域传》中共记载了西域和中亚20多个国家的位置和风土人情。

唐玄奘以前，已有成千上万的僧人奔走在丝绸之路上，包括曹魏时的朱士行，西晋的竺法护、僧建，后秦的法显、智猛，北魏的惠生、宋云等，仅北魏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就有5000之多。

至唐，政府派遣官员到葱岭以西，“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661年，唐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包括帕米尔的广大地区，共设置16个都督府，80个州。其中的康居都督府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地区；大宛都督府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地区；安息州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地区；怯沙州在撒马尔罕以南的沙赫里夏勃兹、贵霜州在撒马尔罕西北60英里；休循州是今天由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有的费尔干纳地区。

在阿夫罗夏伯遗址博物馆，壁画最令我唏嘘的是它所展现出的心理亲近感。画面中的唐代男女人人自得其乐。为了将那个东方帝国表现得更加生趣盎然，画师甚至在壁画中添上了一只家禽，正在喂食它嗷嗷待哺的雏儿。

汉时，张掖郡昭武县的汉民们迁居中亚，融入了当地的粟特人中，建立了一系列小国：“康者……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昭武九姓”是旅居长安的外商，也是唐王朝的战士和将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契丹人割让幽云十六州，灭了后唐的石敬瑭都是粟特人。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的时代早已结束。20天中的中亚之行，我不断地在历史、现实、陌生与熟悉之间来回穿梭。这是一次个人的“凿空”之旅，那个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丝绸之路”终于显出了它的轮廓。

路的诞生

一条道路意味着什么？为解答这个疑问，我们试图沿着前人的脚步还原丝绸之路。

史学界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路线颇有争论。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所抵达的大宛国位于费尔干纳盆地。随后，他从费尔干纳腹地南下。大月氏大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铁尔梅兹古城。“凿空”之旅的终点则在阿富汗境内。用今天的眼光看，张骞向西的探索并不太远。

627年秋，僧人玄奘从长安出发。西安慈恩寺有一面石刻图：他身着僧服，胸前坠着佛珠，脚穿草鞋，腰挂小包裹，左手拿经书，右手持拂尘，背着经书箱，书箱顶上支一把伞，伞前挂一盏油灯。玄奘向西走得更远。他辗转达到的地区大致包括吉尔吉斯西北的伊塞克湖、吉首都比什凯克一带、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最西到达“货利习弥迦国”，也就是波斯语中的“花剌子模”，其中心是今天乌兹别克的希瓦城一带。我们的旅程就将这些坐标点串联了起来。

乌兹别克斯坦马尔吉兰市的一家丝绸工厂内，女工正用传统工艺纺织丝绸

为进入今天的吉尔吉斯，玄奘一行经新疆阿克苏翻越天山，绕过海拔7000多米的汗腾格里峰，选择了西南边4284米高的勃达岭，经历了7天7夜“悬釜而饮，席冰而寝”的山险跋涉。

今天，旧时天山古道已经成谜。清晨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脚下是“寒风惨烈”、漫无边际的巍巍雪山，后来云层渐厚，一片混沌，两个小时后我就在比什凯克降落了。我们决定不作停留，逆行向东，去看看世界第二大高山湖泊伊塞克湖。

汽车一路沿着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线东行。比什凯克向东出城的道路就叫“丝绸之路”。实至名归，大约60公里后，我们到达了托克马克市。

相传诗仙李白出生于碎叶。648年，唐朝廷平定龟兹后，即设镇于碎叶，它一度是唐代安西四镇中最西的一个军镇，但8世纪以后，碎叶就逐渐荒废了。上世纪，苏联考古工作者在托克玛克西南8公里的阿克别希姆发现了风化成巨大土堆的城墙式建筑，出土了“一件非常精致的瓷制残龙”和流行于唐代建筑物上的莲花纹瓦，断定这一带就是传说中碎叶的所在地。

今天的旅行者在托克马克停留，主要是为了去看11世纪的布拉纳塔。这座砖结构的圆柱形塔经苏联复建尚残存25米高，伫立在一片郁郁葱葱、点缀着罂粟科橘色野花的开阔原野上。布拉纳塔说明，托克马克地区并没有随碎叶而没落。古塔百米外有一片石雕，是9世纪突厥人留下的墓碑。那时候中亚的伊斯兰化尚不完全。这些墓碑显示出佛教传统的影响——它们刻着人的具象面目，这是伊斯兰教义所不允许的。12世纪，布拉纳塔还见证了契丹人的城市八剌沙衮，即中国古代西辽的国都。

出乎我意料，我到的这天，布拉纳塔人声鼎沸，除了成群结队的在学校学生，还有大批拖家带口的本国游客，我耐心等待了十几分钟，也没能有机会爬到残塔顶端去瞧一瞧。向导奥尔佳告诉我，布拉纳塔相当于吉尔吉斯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还把它当作拍婚纱照片的热门场所。“你知道，吉尔吉斯留存下来的古迹非常有限。”奥尔佳解释说，“除了南部奥兹贡有一片古代陵墓，也就是这里了。”

吉尔吉斯斯坦苏萨米尔村外学骑自行车的男孩们

现在的托克马克有6万人居住。沙俄1864年在此处兴建了现代城市。1938年，苏联建成了通往比什凯克的铁路。以吉尔吉斯的标准看，托克马克经济相对发达，有大型玻璃厂、采石厂等企业，是该国对外开放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近两年，也有中国企业在这里投资建设炼油厂。进城界的时候，我看见路中立着一架飞机。据说这一带的薄雾天气十分适合飞行员训练，是吉尔吉斯的航空训练基地。

直到5天后到达南部重镇奥什，我再未途经较大的城市。事实上，首都比什凯克有12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近1/4，第二大城市奥什有50万人。这几乎就是吉国的全部城市人口了。

如何理解吉尔吉斯的经济形态？最直观的感受是：一切脱不开“地理”二字。比什凯克往南40公里就是依天山支脉吉尔吉斯山建立的阿拉阿查国家公园。然而我们一路向东，所见是雪山之间的大片沃野农田。公路沿一条蜿蜒的水道而行，那是楚河，天山北麓第二大河流。楚河在吉尔吉斯山和外伊犁山－楚伊犁山的包夹之中形成一片开阔的河谷。河流的冰川融水和降雨足以支撑农业生产。这正是托克马克一线长盛不衰的原因。1220年，道长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赴中亚与之西征中的蒙古军相会。在他的随行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楚河的农业情况：“其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

李志常用“万里”来形容，不免有些夸张。出托克马克向东一小时后，我们就在怪石嶙峋的山间夹道里行进了。等到眼前再度开朗，天边显出一片蓝色，伊塞克湖到了。

伊塞克湖在世界高山湖泊中水深居第一、集水量居第二，从东至西浩荡182公里。“山行400余里”后的玄奘留下了历史上关于伊塞克湖的第一笔记录：“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惊波汨忽，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我们沿湖北岸行进，农田消失了，路过几个冷清的小村庄，几群放牧的牛羊，在傍晚到达了湖岸中段的乔蓬阿塔镇。乔蓬阿塔镇在苏联时代就是疗养旅游的集散中心，老主顾包括勃列日涅夫。小镇北面，山脚下的高地有一片广袤地带，布满了冰期岩石块。石块上留有许多以野生动物为主题的岩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这个露天博物馆的前边有一截古怪的“公路”。过去，运送游客的苏联飞机从山脚下加速，在冲向湖岸的过程中一飞冲天，想来倒是十分有趣。

如今，乔蓬阿塔的湖光山色之间遍布度假村，还有一个颇为扎眼的摩天轮。5月初，冷风习习之下，小镇颇为冷清。七八月份，当比什凯克陷入40摄氏度的高温，太阳伞就将遍布沙滩。大批富裕的哈萨克斯坦人在这儿享受28摄氏度的凉爽。他们从游走的小贩手里购买鲱鱼以佐啤酒。鲱鱼是从湖里捞出来的，盐腌半风干制成。我沿途花50索姆（约合人民币6元）买了一条，30厘米长，撕去皮吃，不怕腥的话，算得上肉厚脂香。不过，苏联时期，伊塞克地区并不对外国人开放。湖的东端有一片军事基地。苏联海军在湖里测试高精度鱼雷。据说现在还有老化退役的海军快艇组成的船队用来运输货物和旅游观光。

第二天清晨，我走到栈桥尽头待了一会儿。夜里下过一阵小雨，空气清冽，湖北昆格山脉的模样清晰起来。山巅顶着薄雪，云雾就在山间流淌。明代外交官陈诚于永乐十二年（1414）抵达伊塞克湖。时值农历六月初四，与我时节相仿，他的观感也与我相似：“沙浅浪平清见底，烟消岸阔远无边……今夜客槎堤畔宿，月光如水水如天。”

伊塞克海拔1600米，并不太高，以其广阔却没有孕育出繁盛的农业文明，其原因依然在地理。玄奘在冬季抵达伊塞克湖，他见湖面未曾结冰，便命名为“热海”。与许多高山湖泊一样，伊塞克湖是咸水湖。我在岸边尝了湖水，微有咸味。过了一会儿，湖上的云渐渐散了，南岸的半空隐隐显出一排雪峰，那是泰尔斯凯山脉。

卫星云图特别清晰地显示，这个庞大的湖泊其实是昆格山脉和泰尔斯凯山脉之间的凹地。它的生命力依赖大约80条河流。这些河流中，只有3条来自北岸山峦，因此我们一路沿湖看到的地貌都颇为干旱。

陈诚记述伊塞克湖“千崖万壑响流泉，一海中宽纳百川”。他和玄奘一样，都是沿南岸而行。高山融雪在那儿形成一片丰饶的草场。然而，草场再向南去，天山山脉从东北到西南斜着横扫了吉尔吉斯的大半壁国土。根据旅游指南的说法，那是吉尔吉斯风光最美的地区。我们本来打算去吉第一大高山淡水湖松克尔湖看看，但得到的消息是：五月飘雪，一个月后，牧民将驱赶牲畜奔赴高山牧场，他们一路清除积雪后，游人才可能在越野车的帮助下一观松克尔的美貌。而松克尔也只是天山山脉的边缘地带。这当然也决定了丝路的走向。当年，在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国王的建议下，玄奘带着高昌文书和礼物，从南岸绕过伊塞克，直奔碎叶一带而去。在那儿，他拜见了西突厥可汗，得到一支骑兵小分队沿途护送。《大唐西域记》中，从碎叶到铁门关（现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附近），玄奘再没有留下任何行路艰难的记载。

封闭和开放

看过伊塞克湖，我们花三天的时间奔向费尔干纳盆地。

从乔蓬阿塔折返向西，伊塞克湖最东端的城市巴尔克奇（Balykchy）是一个分界点。公路从小城中央穿过，依次路过体量巨大的水泥粮仓、成排的俄罗斯民居小木屋和苏式公寓楼。萧条肃杀的小城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几个没精打采的居民在路边支起铁架子，挂上腌鱼，摆上蜂蜜，期待过路车辆赏光。路过中央车站时，向导奥尔佳惊讶地发现车站房顶上的列宁像“终于”不见了。广场上的那尊去年刚被挪走。不过列宁同志依然“坚守”在驾驶学校门前。依我所见，巴尔克奇的新建设，除了一座簇新的清真寺，就是一尊民族英雄玛纳斯史诗传唱者的塑像了。

巴尔克奇的名字取自吉尔吉斯语中的“渔夫”一词。苏联时期，伊塞克湖的渔业一度十分发达。巴尔克奇借此成为船运枢纽。出城时，我看到一段铁路，是“二战”时德国战俘修建的，通向比什凯克。一度，俄罗斯人是巴尔克奇的主要居民。吉尔吉斯现代经济的一大问题是长期处于苏联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独立后原料、生产、消费相互脱节。巴尔克奇的命运也是如此。加之伊塞克湖的渔业资源因管理不善濒临枯竭，俄罗斯族大批返回俄罗斯，这座城市迅速衰落了下去。

当我们离开巴尔克奇，进入吉尔吉斯山南麓的山谷，葱翠延绵的高山草甸和潺潺溪流就将我们包围了。和巴尔克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里，吉尔吉斯人保持着另一种生活方式，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未曾改变过它。

乌兹别克斯坦马尔吉兰市的大巴扎商户

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奥什的杰伊玛巴扎里，一名男子在销售土豆

我在车上远远望见巴克古尔的圆顶帐篷。碰上巴克古尔是我的运气。一般在这个季节，牧民们还没有从聚居的小镇回到牧场上来。巴克古尔正在户外劳作，丈夫外出了，十几岁的儿子忙着用树枝制作一支弓箭。一个干活男人是她的雇工。前两天，一家人刚刚从几公里外的小镇搬回到牧场，必须尽快建好畜栏。巴克古尔的50头牛、60匹马、13只羊就在周边的山坡上悠闲地溜达。

10月1日，巴克古尔会回到村镇上躲避严酷的冬天。在这以前，草场是巴克古尔生活的全部内容。帐篷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互联网。一家人的最大娱乐是草原上的传统节日和古老竞技。“乌拉克塔提西”运动最受欢迎，人们要在飞驰的马上俯身用一只手将重达50公斤的无头羊捡拾起来。那是对骑术的终极考验。骑手们嘴里咬着一撮羊毛，这样他们就不会在身体痛苦时喊出声来，也不会咬掉自己的舌头。

巴克古尔冲我笑起来，露出一排闪亮的金牙——中亚民族的传统时尚。她17岁结婚，在我所经过的这个位置她已经度过了30年的放牧时光。巴克古尔告诉我，每个牧民的牧场都是固定的，每年她需要交给政府一笔管理牧场的费用。这大概是现代国家体制对她的最大影响了。除此之外，她夏季出售马奶，冬季出售牛羊肉。她不大记得苏联解体对她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畜牧产品的价格总是一年高一年底，她没什么好抱怨的。“巴克古尔”的意思是“幸福的花朵”。她就在这山坡上兀自开着。必要的时候，她会拿出一支猎枪，击退山间游荡的野狼。

吉尔吉斯的意思即是“山里游牧人”。他们的先民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来逐渐向西南迁至天山地区，与当地的突厥、蒙古部落相融合。那些以现代化视角看来有些“原始”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吉尔吉斯人的现实生活，也是他们的身份意识所在。

“比什凯克”的意思是“搅拌马奶酒的棒子”。巴克古尔只养母马，马奶是她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我们夏天喝马奶，那是最解渴的。而乌兹别克人只会喝绿茶。”——我对中亚游牧和农耕民族的区别认知，竟然是通过饮料启蒙的。

母马在食用一段时间新鲜牧草后才会在夏天来临前大量产奶，吉尔吉斯人将发酵的马奶做成低度酒精饮料“库密斯”。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的汉武帝时期，楚河河谷一带是康居国的所在，往东伊塞克湖至伊犁河谷是乌孙国。汉朝和亲、嫁给乌孙王的细君公主曾作有《黄鹄歌》：“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酪”即是马奶制成的饮料。13世纪法国人威廉·鲁布鲁克详细地记述了制作马奶酒的方法及过程：“他们把奶倒进大皮囊或袋里，开始用一根特制的棍子搅拌它，棍的下端粗若人头，并且是空心的。他们用劲拍打马奶，奶开始像新酿酒那样起泡沫，并且变酸发酵，然后他们继续搅拌到他们取得奶油。这时他们品尝它，当它微带辣味时，他们便喝它。喝时它像葡萄酒一样有辣味，喝完后舌头上有杏乳的味道，使腹内舒畅，也使人有些醉，很利尿。”这是关于马奶酒制作的最详细的历史记录。

如果是在夏季，路边会有大量帐篷出售“库密斯”。我心生好奇，想买些尝尝，可时节不对，一路都没有找到。到奥什逛巴扎的时候，终于偶遇一个游贩。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大可乐瓶给我。打开盖子，一股特殊的浓烈膻味冲出来。鲁布鲁克关于味道的描述太过浪漫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勉强尝了一小口，味道微酸，极为刺激。

虽然尚没有马奶招待我们，但巴克古尔还是大方地让我参观自家帐篷。这种俗称“蒙古包”的民居并不只是蒙古人的专利。一般来说，吉尔吉斯人的帐篷比哈萨克斯坦人的小，但比蒙古人的大。巴克古尔很骄傲地告诉我，她每5年会更换帐篷外面的羊毛毡，这顶帐篷已经使用了20年，现在买同样一顶帐篷得花费1000美元到2000美元。在伊塞克湖南岸，有两个村子以制作帐篷著称。出色的匠人备受尊重。他们的作品还被吉尔吉斯斯坦当作国礼使用。

巴克古尔的帐篷直径大约4米。靠门边的灶台上正滚着牛奶粥。其他地方一览无余，收拾得空旷整齐。圆顶帐篷有它自己的使用秩序。门左边是男主人睡觉的地方，那里同时存放打猎和骑马的用具。女儿和孩子睡在门右边，靠近灶台的位置。正中间能升火笼。一家人在那儿围坐用餐或者接待客人。向导奥尔加叫我往上看。帐篷顶上的毛毡是掀开的，露出一个圆形的开口。生火时烟尘从那里散出去。六根木头在圆形开口处横竖各三根，呈十字交叉。“记得我们的国旗长什么样子吗？就是它。”圆顶帐篷的这个结构叫“tunduk”，这是吉尔吉斯人的图腾，代表友谊、力量和团圆。

告别巴克古尔之后，我们不断穿梭于山谷、草场、隘口和点缀它们的小小村镇，四面永远是美不胜收的雪山。7世纪起，中亚开始伊斯兰化进程。就像巴克古尔，今天的吉尔吉斯人即使不会虔诚地履行宗教仪式，也会秉持穆斯林的自我认知，这在墓地上体现得最为直观。许多吉尔吉斯墓冢修建得特别用心，人们用砖头砌出缩小版的伊斯兰建筑，有穹顶和拱门。或繁或简，都会在墓顶上插着星月标志。

一路旅行，我经过了无数墓地。之所以总是看到它们，是因为它们永远出现在路边。“过去，人们在游牧迁徙过程中死去，亲人就将他们就近安葬在道路边上。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现在即便是在定居的村庄，人们也会将大片的公共墓园修在路边。”奥尔佳告诉我。那些墓园给我这个匆匆过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在辽阔的草甸之上，一大片土黄色的穹顶建筑，有些已经风化坍塌了，远远望去，仿佛一座荒弃的城池。

然而，不管我如何尝试理解，传统的根深蒂固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曾在一个偏僻山坳里的小村子借宿一晚。25岁的腼腆女主人有两个女儿，照料着一间家庭旅馆。第二天上午，我们开了大半个小时车，到了另一个雪山环绕的大村庄苏萨米尔。我在村里闲逛。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女孩们拉着水罐。向导奥尔佳和我谈起吉尔吉斯的女人，说她们照看家里的一切，永远在忙碌。“人们都说找老婆得到这样的村子里来。去过比什凯克的女孩就会学化妆，讲漂亮，没那么勤快了。”奥尔佳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知道吗？昨天的那个女主人原来就住在这个村子。她是个‘抢婚’新娘。”我在《孤独星球》指南上看到过“抢婚”，我轻描淡写地把它看作猎奇轶事，全没料到它会活生生出现在我眼前。

传说，“抢婚”的风俗起源于12世纪的吉尔吉斯汗国。当时，部落间不断发生偷盗马匹和女人的现象，逐渐演变成“抢新娘”。法律从1994年起明确禁止这种行为。但很显然，它依旧很“时髦”。一种较“文明”的方式是，男人向中意女孩的父母表明心意，奉上牲口作为聘礼。在“岳父母”的默许下，他有权将行走在路上的女孩掳回家去。许多父母并不会提前将这桩婚事告诉女儿，这正是我们的女主人所遇到的情况。另一些时候，“抢婚”则会变成一次赤裸裸的绑架。在女方家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女孩被劫掠到男方家里。只要男方的家人能让她戴上新娘头巾，这桩婚姻就算成了。有人权组织统计说，20%以上的绑架会以“强奸和性折磨”告终。一些人为“抢婚”辩护，说这是传承民族风俗，能够减少婚礼成本。无论是哪种情况，被“抢婚”的女孩基本只能接受现实，“从男方家里跑出来被认为是有辱家门的行为”。

作为女性，我无法戴着“传统文化”的玫瑰色眼镜看待这种行为。在苏萨米尔，村里的男孩用有限的几个英文单词和我们聊天，关切地询问iPhone 6手机和单反相机的价格。现代消费文化的渗透力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人依然生活在十分封闭的环境里。

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占吉国土面积的90%以上。历史上，丝绸之路这一庞大路网带来了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突厥人、蒙古人，也创造了吉尔吉斯民族。但它已经衰落了数百年。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完全依赖莫斯科与世界发生联系。苏联解体以后，吉尔吉斯经济遭遇了巨大困难，迄今仍是中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巴尔克奇那段德国战俘建设的铁路现在依然用于运送粮食和油品。吃苦耐劳的马匹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国家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像样的公路。很多时候，我们的车只能长时间地以每小时不到30公里的龟速前进。

但“地理”也同时意味着开放的可能性：这个人口不到600万、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正处于中亚枢纽，它与四国接壤，拥有4170公里的边境线，其中1096公里与中国新疆毗邻。

从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的路上，我们就遇到了中国的筑路队。奥尔佳提醒我们，第二天虽然只有大概200公里的路程，但由于路况很差，会花费很长时间。“中国人还没完工。”她说。当时，我们只是会心一乐，直到一路过去不断看到中国的施工队伍，才知道她并不是在说俏皮话。奥尔佳说：“我有一位从业30年的同事总是感叹：从吐尔尕特口岸（位于新疆喀什）到纳伦（吉尔吉斯中部城镇、交通枢纽）过去要走9个小时，现在只需要两个半小时了！”

中国驻吉大使齐大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吉尔吉斯斯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交通过境国，希望成为地区的商品和贸易的转运中心。这恰好是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扮演的角色，从2001年开始，中国路桥工程公司在吉共修建了约1400公里的道路。在建的约600公里，未来规划修建的还有1000公里左右，这将形成吉尔吉斯公路的主干线骨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发行和欧盟在吉尔吉斯都有筑路项目。从资金规模上比较，来自中国的资金占到70%。

在圆顶帐篷里守着牲畜的巴克古尔也处在类似的变化之中。牧场多了两件新鲜事物：帐篷外面靠着一块太阳能板，“是中国货”。她抬手指向对面的山坡，簇新的大电塔闪闪发亮。“中国人建的，刚完工不久。”

丝路遗产：核桃、棉花与丝绸

吉尔吉斯最好的一条公路是连接比什凯克和第二大城市奥什的M41公路。它翻过吉尔吉斯山向南插去。我们在苏萨米尔村以西拐上这条路，翻过几个海拔3000米的隘口，一路瑰丽的风光让骑行过川藏线的摄影师也忍不住大呼过瘾。海拔下降的速度很快，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工夫，我们历经了壮阔的雪原、延绵的绿色草甸和葱翠的针叶林。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茂密的植被抹去了所有一切。我们匆忙脱去一路紧裹的薄羽绒服和厚外套，只想找杯冰饮解渴。

费尔干纳盆地以骄阳炙烤迎接了我。在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之间，费尔干纳盆地嵌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的领土内，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为150公里，加上周围8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总面积大约10万平方公里。从面积上看，它并不大。但经历了吉尔吉斯山间的数天旅行后，我格外能领会它的珍贵。

乌兹别克斯坦里什顿小镇一位陶艺工匠正在工作。蓝色是里什顿陶艺的标志色

盆地向西徐缓倾斜，正好让纳伦河流淌进来。纳伦河是中亚母亲河锡尔河的最大支流。公路沿着这条绿丝绒缎带蜿蜒。过了中亚最大的托克古尔水库，村镇和良田便成了大地的主宰。

巴什克莉裹着头巾，在田里一面拔草，一面和朋友们有说有笑。她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和许多人一样，5年前，她曾在莫斯科的冰淇淋厂打工，经济略有好转后回到家乡。平时，她在附近镇上的商店工作。在那儿，她有公寓、有热水、有网络，两个孩子都在接受高等教育。休息的时候，她都会来帮朋友打理农田。一方面，收获季节能有笔额外收入；另一方面，“祖祖辈辈干惯了农活，我的公寓里可没有这样的阳光”。马路对面，伊萨库诺夫正在照料家里三口人拥有的一公顷土地。他种植的土豆、西红柿和洋葱，都是餐桌上最重要的蔬菜。“托老天的福，收成一直都不错。”

费尔干纳盆地被群山环抱。对于古丝绸之路的旅人来说，只要能克服千辛万苦翻越帕米尔高原，就能在这儿享受难得的温和气候和丰饶物产。盆地西南部有一个不大的缺口，正是进入中亚腹地的最方便通道。玄奘对费尔干纳盆地也有描述，相隔约1400年，他和我的所见并无不同：“土地膏肤，稼墙滋盛。多花果，宜羊马。”

《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大宛即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秉承着解匈奴之患的使命，张骞在这儿的最大发现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史记集解》解释说：大宛国有高山，山上有马，人们无法将其捕捉到手，于是放养五色母马于山下，与其交配后的马驹即汗血马。

对于汉武帝来说，好马等同于国家安全。为此，他发动了两次跨越沙漠、高山、草原的艰难远征。第二次远征，6万士兵当中，活着回到玉门关的不过1万余人。但良马终于被运抵长安。

吉尔吉斯族两姐妹

费尔干纳地区从公元前2000年就开始培育马匹，但汗血宝马只存在于传说中。我所见到的当地马匹并不高大威猛。精干的外表倒是与它们长于耐力的说法相符。它们能够在一周时间里持续日行100公里，或者在24小时内完成160～260公里的路程。但是，这些马匹的血缘早已含混不清。19世纪后半叶，沙俄占领中亚以后，就以形体更大的俄罗斯马种与吉尔吉斯马混合。苏联曾在伊塞克湖和纳伦建立育马场，用进口的外国马匹，特别是欧洲马匹与吉尔吉斯马杂交，使它们更符合现代赛马运动的要求。如今，一匹中等好马在吉尔吉斯依然能卖出1000～1500美元的均价，但它们被世界觊觎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

不过，在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丝绸之路留下了另一些生机勃勃的物产。它们依然是这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与外界产生联系的重要纽带。

深入盆地之前，我决定先去小村庄阿尔斯兰博布看看。公元前3世纪，张华在《博物志》一书中说：“张骞使西域，得还胡桃种。”我并不知道张骞是在哪儿取得的核桃种子，但在阿尔斯兰博布，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野生核桃林。

阿尔斯兰博布在盆地边缘的深山里，海拔1700米。车一路开过去，风景了了。村子地无三尺平，看不出什么名堂。旅游指南推荐了两条徒步线路：爬到村子半山的瀑布去，或者去看800年的古核桃树。我时间有限，又一心想尽可能地看到核桃林全貌，只能不走寻常路。

29岁的男青年罗玛成了我的向导。他身材高大，个头长相都不像典型的吉尔吉斯人。他告诉我，他父系一支是17世纪时搬到阿尔斯兰博布来的阿拉伯人，母亲则有哈萨克血统。

罗玛带我离开村子，爬另一侧的山。天气很热，人踩出来的山道有时很陡，淌下水流让地面泥泞不堪。但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跋涉了大概一小时，我转身看山谷。北面是费尔干纳山区的最高点、4400多米的巴巴夏塔雪峰。融雪在山间挂出一条丰沛的银链，村庄沿着河流在山谷里铺开。绿树叠在村庄上方，间杂着一些还没有长出叶子的树种。它们棕色的枝干密密麻麻覆盖了我对面的层层山峦，一直伸向无尽的远方。“那就是核桃树。”罗玛说，“前两个星期发生了一场霜冻，叶子还没能长出来。”

我们一鼓作气爬到山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山顶居然是一片沃野。牧民坐在缓坡上静静看护他的牛羊，小型拖拉机在田里来回劳作。不远处是起伏连绵的小山丘。棕色的核桃树、盛放白花的樱桃树和开满热闹粉花的苹果树团团点缀着它们。下午17点的斜阳抚过一切，我深信，陶渊明所说的世外桃源也莫过于此。

“阿尔斯兰博布”在吉尔吉斯语里的意思就是“森林之王”。正因为有它，吉尔吉斯斯坦的森林覆盖率才能达到4%。一个故事和先知穆罕默德有关。传说，他派出使者寻找人间天堂。使者被山谷的美丽和溪流的清澈所动，他将先知给他的一袋果树种子播撒在这里，于是形成森林。不过，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6世纪，而当地又另有传说：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阿尔斯兰博布，正是从这儿将核桃种子带回了欧洲。现代科学研究显示，这片森林应该是距今6500万年到180万年的地质第三纪的产物。现在森林的面积是1.1万公顷，而它曾经有63万公顷之广阔。核桃究竟从何时成为这里的统帅，我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

据说，核桃是从伊朗传入中亚的。这个物种的到来对阿尔斯兰博布和周边村庄的人们来说意义非常。罗玛说，核桃在9月中旬开始收获。几乎所有家庭都会拖家带口住到林子里去。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要赶在冬天第一场雪落下来前尽可能收获更多的核桃。男人爬到树上去，用力晃动树干和树枝。女人和孩子则在树下撑开口袋。每个收获季节之后，所有人的手掌都被核桃皮染成了棕黄色，历月才能消退。

苏联时代，整个森林为国家所有。那时，社区旅游机构的负责人哈雅特·塔里科夫是护林员：“我们对误入核桃林的山羊只有一种对策，举起猎枪击毙它。没什么比保护核桃树更重要。”村民相当于农场的工人，完全不用操心核桃销路。独立后，对外经济联系中断。村民为了谋生，毁林开荒放牧的情况一度十分严重。近两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明令禁止了林木砍伐。为此，村里的两家核桃木家具厂都关张了。但对于森林来说，更重要的转机是：从前，1公斤带皮核桃的售价只有100索姆。5年前，土耳其人率先摸到这里，开始大批量收购。现在核桃价格翻了5倍。罗玛一家三口分到1公顷森林，其中包括85棵核桃树。去年大丰收，一家人收获了1吨果实。我算了算，这大约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吉尔吉斯斯坦，这真是笔不小的财富。每年，整个核桃林大概能收获1500吨到2000吨果实。最近两年，人们已经开始尝试栽种新的核桃品种。

“土耳其人是通过互联网找到这儿来的。”罗玛告诉我，“现在也有中国商人过来。相比土耳其，把核桃运到中国去要容易多了。”

作为中亚难得的农耕中心，费尔干纳盆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苏联解体后，费尔干纳盆地分别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个国家。其中，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面积为7.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而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面积仅约为1.8万平方公里，覆盖的人口居然超过800万。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吉尔吉斯占的盆地面积虽大，但大多是边缘山区，而乌兹别克拥有更多的可耕种土地。

奥什市区外5公里有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国边境口岸。过了口岸就是一马平川。从自然景观主导的吉尔吉斯过来，我颇不适应。车一路开着，只有农田、村庄和城镇。

乌兹别克斯坦淡水资源的分布集中，费尔干纳盆地占有34.5%，居全国之首。这里很早就有发达的灌溉农业文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徽上就有两种农作物，左边是棉花，右边是小麦。

以西方的眼光来看，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路网将古中国的丝绸带到了欧洲。对中华文明而言，这张路网则意味着另一重要纺织材料的输入。东汉的《说文解字》并没有“棉”字。里面的“绵”指的是丝织品。我们祖先的衣被主要是以丝和麻为原料制成的。棉花原产于印度，它进入中国的途径恰好与佛经相同。王恒铨在《唐代植棉史考证》中指出，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时，中亚国家已种植棉花。康居（今撒马尔罕）曾以其特产“金绣白叠，贡赠中国”。因此，清代肖雄等认为正是张骞带回了棉种。

棉花对中国的经济意义，比丝绸之于西方更为重大。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游记》中记述，他在北京地区见到棉花被种植在花园用作观赏。陈钟毅和赵冈在《中国棉业史》中指出，北宋时代，麻逐渐被棉取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棉花成为一种更为经济更有效率的选择。

费尔干纳盆地气候干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且当地能够保持充足的灌溉，正好符合棉花的生长需求。5月上旬，棉花只长出了小小的绿苗。在安集延地区，人们精心地在田垄上铺上薄薄的塑料布，希望给棉苗保温，能让它们长得更快一些。

19世纪末，沙俄占领费尔干纳，决定让这儿成为自己的纺织原材料供应基地。后来，苏联专家调研认为，只要能保证水浇地的面积，苏联其他地区不能生产或产量不多的一些高利润喜温作物，都适合在中亚地区种植。从此，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地区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地之一。独立时，棉花出口占乌兹别克斯坦货物总出口的45%。今天，乌兹别克依然是世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中国从乌进口的商品中，棉花列第二位，占进口额的32.92%。

棉花的经济战略地位如此之重，它的种植和管理一直严密掌握在政府手中。乌兹别克沿用苏联“义务劳工”的做法。在收获季节，学生和公务员都会被集体派遣到农田帮忙收割棉花。这个政策一度饱受西方舆论的指责。作为回应，2008年，政府颁发决议，不允许单位和个人强迫未成年儿童参加劳动。法定招工年龄从16岁起。不过，15岁的儿童，如果有其父母的书面同意则允许参加劳动。

乌兹别克的村庄和农田一样整齐单调。淡黄色墙壁加红色屋顶，一模一样的小屋就像等待检阅的卫兵，在道路两旁铸成不透风的墙。这是政府出资建设、以贷款形式卖给农民的村舍。在扎尔肯特村，我有机会去村民穆斯塔法的农场参观。

我们的车从主路插入田间的土路，土路上洒过水，“这是乌兹别克人迎接客人的方式”。农场令我大开眼界。精心料理的田地比我在吉尔吉斯看到的广袤气派多了。夜幕微垂，大型农机还在劳动。除了两套整齐的院子，还有两间非常大的传统土墙院落正在建设。同行的向导桑托难掩羡慕之情，向我感慨地说：“这儿的农民可都是富人。不过，农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在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并不均分在每一个家庭头上。穆斯塔法租赁了43公顷土地，雇用了村里的50个人在田里干活。政府对农田的作物种类、面积和产出标准都有严格规定。穆斯塔法有22公顷棉花、21公顷小麦。每年，他大概能收获88吨棉花。包括棉梗在内，棉花地的一切产出都要交给政府。棉花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00苏姆（依照官方汇率，大概相当于0.6美元）。小麦则可以自己留下一部分。穆斯塔法今年43岁，几年前还是司机，料理农场不过是三五年的事。我好奇他为何能找到这门营生。询问再三，向导桑托说：“你必须是个好农民，也必须有路子。穆斯塔法是当地人，他的父母就是在苏联农场里的工人。”

穆斯塔法精打细算，土地还能有其他产出。他在田地的边上穿插种植樱桃树和苹果树，土路两边则栽种杨树，随时可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或者出售。路边还有一溜儿桑树。人们把桑叶采下来卖给蚕场。

在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物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桑树。我们出费尔干纳盆地后，一路向西几乎穿过整个国家。只要有绿洲的地方，除了棉花，则必然有桑树。它栽在田间地头，也栽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供人纳凉。在撒马尔罕一带，孩子们兴奋地采摘成熟的桑葚，大方地和我分享。

早在公元4世纪，蚕桑业即由中国传入。费尔干纳盆地开始建立蚕业基地，以后逐渐传播到中亚其他地区。乌兹别克人均桑蚕养殖量为世界第一，蚕茧产量占世界第三。距离扎尔肯特村不远的小镇马尔吉兰就是自古以来的丝织重镇。如今，到费尔干纳盆地旅行的外国游客都会被带到丝绸工厂里参观一番。

费尔干纳的暗流

从天山山区到费尔干纳盆地，改变的不仅是自然和物产。就要到达阿尔斯兰博布时，一群妇女在路边树荫下野餐。她们戴着花头巾，浑身的衣着五颜六色；与吉尔吉斯族蒙古化的长相相比，高眉深目。这些女人们的热情胜过她们的花衣裳。司机们停车问路，三言两语之间，一张大饼就递进了车里。我们想下车看看，立刻被被团团围住：茶、牛羊肉、馕应接不暇地递了过来。大妈们决定要和我合影，二话不说一左一右地揽住我，亲热极了。这就是乌兹别克族给我的第一印象。

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费尔干纳盆地边缘，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共同维系着繁荣的贸易站奥什。奥什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从市区内200米高的苏莱曼山山顶，可以俯瞰全城。城市边缘是层层叠叠的雪山：向东南越过阿赖山谷，能到达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向西南，帕米尔公路通向塔吉克斯坦。

200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热烈庆祝了奥什建城3000周年，将它定为共和国第二首都。除了伊斯兰圣地苏莱曼山，城里没有什么古迹，但是它保留了自己的灵魂——一个大巴扎。

人声鼎沸的杰伊玛巴扎（Jayma Bazaar）设在沟渠般的阿克布拉河西岸，紧邻一个简陋的儿童游乐场。集装箱改建的门脸、小木屋、露天摊和大棚混搭在一起，延绵大概有两三公里长。烈日高悬，人们在通道上方铺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布，令整个巴扎更加五彩斑斓起来。传说，自丝绸之路起始，贸易市场就在这个位置生根发芽了。杰伊玛仍然是今天中亚最大、最重要的巴扎。

我们从东南朝西北走，先后经过了服装区、蔬菜水果区、干货干果区、面包区、肉铺、布匹区、农具区、铁匠铺子和家具铺子。食品区是整个巴扎面积最大、最热闹也最五彩缤纷的部分：各色水果蔬菜整整齐齐、水灵灵地码放在摊位上；卖馕的面包铺飘着麦香；干货摊上有40多种干果和坚果，其中葡萄干就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几个品种；这之间夹杂着五花八门的调料铺子、种子摊、冷饮亭、盆栽和鲜花摊点。交易的讨价还价声、飞奔的手推车夫的吆喝声、试图在窄巷里穿过的出租车的喇叭声和铁匠挥舞铁锤的叮当声乱作一团。有的时候，市场上空突然响起广播，一个女声念念有词。市场的北边有个广播站，人们在那儿的公告牌寻找车辆和工作信息。每周花上50索姆，就能让广播员推销自己的好货。

乍一看，杰伊玛巴扎是个挺乡土化的市场，但它绝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随便在一个摊位问问，草莓是本地货，黄瓜来自乌兹别克，橘子来自巴基斯坦，西红柿来自中国，苹果来自中国、伊朗甚至波兰。我们这些东亚面孔一路走过去，被这个问题团团包围：“你们从哪儿来？啊，中国！”中国对杰伊玛巴扎的人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这里的服装和布匹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在卖调料的摊点，摊主大妈热情向我们展示了某品牌的国产陈醋、酱油和味精。大概十几年前，比什凯克和奥什出现了这些中餐调料。人们在日常用起它们已经是得心应手了。距离奥什市区25公里外的卡拉苏就是吉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能辐射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部分地区。在巴扎里的一个台球室，一位老大爷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乌鲁木齐，好地方，我去过。”

在我这个“老外”看来，奥什的巴扎是个节奏欢快的地方，人们看上去都友好极了。但我看不到的是：奥什市的吉尔吉斯族人口和乌兹别克族人口大致相当。在大巴扎，吉尔吉斯族商人只说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族商人只说乌兹别克语。

傍晚的时候，我和奥尔佳在苏莱曼山的山顶上享受难得的凉风，雪山怀抱里的整个城市显得宁静而又美好。奥尔佳很感叹：“2010年骚乱平息后的几个月，我到过奥什。你能想象吗，整个城市70%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大巴扎也是。”2010年6月，受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和极端势力的影响，奥什发生了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根据官方的统计，共有442人死亡，整个地区有50万人沦为难民。奥尔佳告诉我，在那之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每对跨族通婚的新人都会得到10万索姆的奖金，但人们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大巴扎，还是可以感觉到戒心。我用俄语问人们是乌兹别克族还是吉尔吉斯族时，有些人会很嫌弃地强调：‘不不不，我可是纯正的吉尔吉斯人！’”

事实上，如我所见，“纯正的”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在外表上并不难以分辨。奥尔佳在大巴扎犯难的原因是：在费尔干纳盆地，跨族通婚原本就是寻常现象。

19世纪70年代沙俄征服中亚之前，在整个中亚地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主要建立在社会等级地位、宗教信仰（逊尼派、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派、苏菲派各兄弟会组织）、经济文化类型（游牧、农耕）、所属地理区域、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等基础之上。每个汗国，甚至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名称。当时，整个费尔干纳盆地都是浩罕汗国的领土，盆地内畅通无阻，没有边界。

为了便于统计居民数量、建立现代体制的地方行政管理，1897年，以“持何种母语”为基础，俄国对中亚居民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权根据语言和部落关系，在中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划界和组建工作，最终成立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五个以主体民族命名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民族混居的费尔干纳盆地成了划界的大难题。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得不被生生切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小小的费尔干纳盆地共有8块飞地，是世界上飞地最多的地区之一。

过奥什口岸，一个小时车程能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在那儿，“城市中心”和“十字路口”是一个词。过去，安集延和奥什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费尔干纳盆地东面的贸易枢纽。在今天的我国南疆和东疆，不少地方的巴扎都叫“安江巴扎”。“安江”即是安集延。15世纪时，许多后来的“乌兹别克族”顺着这条贸易线路迁入新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一度称为“安集延人”。苏维埃政权划分民族国家界限时，奥什市乌兹别克族占总人口的70.1%，吉尔吉斯族占总人口的20%。在苏联大家庭，人们依旧通婚，边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根线而已。

然而现在，从奥什到安集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乌兹别克斯坦海关，一切贵重物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申报。我的行李箱被打开，在查看完衣物之后，海关工作人员拿出我的收纳袋，让我一一指认解释每一种药品。我们一行，硬盘等存储设备都被连上电脑查看。工作人员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花了20分钟浏览我的私人照片和健身视频。过境之后，车行不远又连续遇到三次关卡，每一次都需要详细登记护照信息。

我在一处关卡看到了通缉激进分子的通告牌。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使虚拟的国家边界突然变成实实在在的边境。中亚各国从未有过独立的民族国家管理经验，奉行的民族复兴政策客观上制造了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费尔干纳盆地人口密度极高，资源竞争尤为激烈，难免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跨境活动的重点区域。

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出费尔干纳去首都塔什干的路上。向导强尼一见面就告诫我们，这条路与塔吉克斯坦边境相邻，除了一处高山观景平台外，绝对不允许拍照摄像。果然，一路的隧道、关卡都有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端着机枪、蒙着面的军人把守。

更西，在丝路上触碰中亚文明

记者◎徐菁菁　摄影◎张雷

乌兹别克斯坦里什顿的陶艺大师正在教授制陶技艺。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制陶中心

连接费尔干纳盆地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公路

玄奘生于602年。在他出生32年前，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出生。622年，玄奘在洛阳佛寺受具足戒，52岁的穆罕默德正从麦加迁往麦地那，是为伊斯兰历元年。中亚文明底色，由此奠定。

帖木儿之城

这次中亚之行，我花了两周时间从东至西穿越乌兹别克斯坦。我原本希望以它为标本，对一个新兴的中亚民族国家进行一个纯粹的现在时的观察，但费尔干纳盆地的经验预示：当我在时间上割裂历史，在空间上将乌兹别克斯坦与它周边的地区和人们割裂开来的时候，我根本无法理解我眼前的这个国家。

我的迷惑在撒马尔罕达到了高峰。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传说很多。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该城时赞叹：“我所听说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撒马尔罕要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城的东门叫中国门。玄奘形容此处：“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在8世纪开始流传的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中，作者让苏丹新娘谢赫拉莎德从撒马尔罕的宫殿里开始讲述传奇。但除了阿夫罗夏伯古城的那三幅壁画，这些过往我都看不到。以一个游客的直觉，今天的撒马尔罕是一座盆景城市，它的全部使命就在于讲述一个关于伟大的帖木儿帝国的故事。

故事的开篇十分宏大——雷吉斯坦广场的正前方有一个平台，供游客驻足欣赏整个广场建筑群的全景。面对广场，左侧是15世纪帖木儿孙子兀鲁伯修建的神学院。中间是17世纪的提拉卡力清真寺及神学院；右侧是18世纪的悉多神学院。它们都是向兀鲁伯学院致敬的产物。

雷吉斯坦广场的面积并没有我想象中大，三幢伊斯兰建筑的内部已经被无数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占据了。但从外面看，它们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建筑外立面上那些繁复无比的马赛克拼贴仿佛会发声的咒语。它们在天空下光芒耀眼，令建筑的体量看着比实际更为巨大——但是，这也是撒马尔罕受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你看不到一块残破的马赛克，它们都太新了。

老照片显示，19世纪末的一场大地震令雷吉斯坦广场上的所有建筑都几近毁灭，墙壁上的马赛克早已荡然无存。过去，这儿还有一个凌乱的市场。另有一栋简陋的庇护所，提供给传唱伊斯兰诗歌的吟游诗人。苏联政府曾对雷吉斯坦广场及其周边的古建筑进行修复，但最大规模的修复工作是在独立后完成的。

安葬帖木儿及其后嗣的古尔－艾米尔陵墓有一幅地图。导游们都会让游客聚集在那儿，告诉他们，14世纪时，帖木儿大帝如何建立从德里到大马士革的庞大帝国。讲述的重点有二：帖木儿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使欧洲人幸免于难；他是在率20万士卒东征中国的途中意外病故的。“如果帖木儿没有死，他能打败中国吗？”一位乌兹别克人很认真地问我。

陵墓的灵堂中放有9个象征性的石棺，真正盛放遗体的棺椁深深埋在地下。中间那个墨绿色的属于帖木儿。另一则长盛不衰的故事是：石棺上刻着“任何打开石棺的人都会遭遇战争邪魔”。1941年6月20日，苏联人打开了帖木儿的棺椁。墓室里瞬间弥漫起令人窒息的气味。“那就是诅咒的味道。”两天以后，纳粹德国入侵了苏联。游客们听得如痴如醉，没人会在这时扫兴地提到，希特勒早在1940年就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而那神秘的气味其实是树脂、樟脑、玫瑰和乳香的混合体。为了将帖木儿的遗体运回撒马尔罕，人们必须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

同样修葺一新的还有比比－哈内姆大清真寺。传说，帖木儿征服德里时，他的妻子为他建设了一座清真寺。归来的帝王并不感到满足，他推倒了它，亲自主持修建了这一“同时代东方最雄伟的建筑物”。

在撒马尔罕，唯一有资格与帖木儿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兀鲁伯。人们在兀鲁伯的天文台遗址修了一座博物馆。兀鲁伯编制了《新天文表》，指出了1018颗星辰的方位，这是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测定星辰位置的最准确记录。兀鲁伯还在此测出了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幅插画：兀鲁伯与五位最重要的欧洲天文学家共同坐在一张圆桌边，正在召开天文学大会。还有两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籍的扉页，一本出版于1648年，另一本出版于1650年，其中都介绍了他的成果。

在撒马尔罕，旅行者很容易得出结论：帖木儿帝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政治、军事、建筑、科学的“黄金时代”。但一个不大被人们提到的事实是：帖木儿本身和当代乌兹别克民族并没有任何关系。他自诩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他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一直以此身份标榜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以重建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为目标。要知道，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叙述里，成吉思汗可是个残暴无比的侵略者。15世纪，金帐汗国部族一个名叫“月即别”的分支入侵了花剌子模及河中地区。他们踏进撒马尔罕，打碎了兀鲁伯统治的帝国，促使他的亲生儿子将父亲监禁、处死。“月即别”人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血。对“月即别”的另一种翻译就是“乌兹别克”。

事实上，在过去不久的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斯坦人也并不视帖木儿为英雄。1970年，在庆祝撒马尔罕建立2500周年的活动上，市立歌剧和芭蕾舞剧院还曾筹备一场演出，目的是展示帖木儿“彻底违背了人道主义和历史公正”、“是个残忍的战争贩子，险恶的野心家”。

而就在苏联解体5年后，新政府大张旗鼓地庆祝了帖木儿660周年的生日。在国家经济紧张的局面下，撒马尔罕的遗迹仍被陆续修葺一新。全国各地出现了无数以他命名的街道、学校、行政区、公共组织和奖项。在塔什干，他的塑像取代了马克思。在历史教科书里，帖木儿成了乌兹别克的精神象征。

在撒马尔罕时，我一度十分焦虑。我不知道眼前这座崭新的盆景城市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今天有何关系。直到一个问题蹦入脑海，历史的幽光开始照亮现实：为什么选择帖木儿？

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回顾这块土地的历史，你再也无法找到第二个统治者，他在这里生活过、建立过政权，影响过世界，安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权曾经覆盖今天全部的乌兹别克斯坦领土。苏俄“制造”的“乌兹别克族”是由92个部落构成的。19世纪沙俄占领中亚时，这里曾并存三个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浩罕汗国。甚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乌兹别克化都是在苏联时代才开始的。在今天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市内，塔吉克语依然是通行的语言，而在整个撒马尔罕州，塔吉克族占了总人口的60%。

不去了解中亚的历史处境，就无法理解它的现在。英国广播公司中亚部负责人哈米德·伊斯马洛夫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像英国一样是一座岛屿，但它是一座被陆地封锁的岛屿，它的四周是沙漠和高山。你无法逃脱。”

从费尔干纳经塔什干到撒马尔罕，再到布哈拉、希瓦，我一路西行，第一次直观理解了“绿洲文明”：有河流通过或者周边有高山积雪的地方就有城市和村庄，而它们之间是延绵不绝、了无生趣的半荒漠。20世纪初，广泛游历中亚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有过一个判断：中亚以游牧、绿洲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无法创造雄厚的经济积累。这决定了这块土地难以建立统一、强大、稳定的国家。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帝国能够长期存在，依赖的是中国中原经济区的支持。相比之下，帖木儿只能是昙花一现。他去世之后，帝国版图迅速土崩瓦解。

这一现象对中亚产生了何种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向我提出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解释力的说法：主体意识危机——从中心和边缘的视角看，中亚处于几大文明的边缘地区。它战略地位重要、面积广阔，又无法维系强大的国家政权以抵御外界帝国的攻击。它的历史不断地被外界主导。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沙皇俄国……不断的征服一次又一次涂抹着这块画布。它就像一块调色板，有些颜色被覆盖了，有些颜色混合在一起，那些最终留存下来印记构成了今天我所看到的中亚。

被定义的中亚

夏伊辛达陵是撒马尔罕难得的不以宏大为主题的古迹。我到这里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游客们都快散去了。陵寝和阿夫罗夏伯古城依靠在同一座山上。帖木儿帝国的王室女眷们安葬在这儿。带着穹顶的墓室一层层堆向山顶。每座建筑的装饰风格各不相同。沿着台阶走上去，有一段路两边，建筑的外墙都是用深浅不一的蓝色和绿色马赛克拼成的。那海洋般沉静的美简直让人心碎。

夏伊辛达陵的意义在于它最顶端的一座墓室。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兄弟阿巴斯葬在那儿。传说，他将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在撒马尔罕被当地人抓住并砍掉了脑袋。这位虔诚的传教者挟着自己的头颅走入一处地穴中。从此，信徒们依傍在地穴周边建设墓地，这便是夏伊辛达陵的起始了。

帖木儿的故乡沙赫里夏勃兹的一所清真寺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夏伊辛达陵周边的公共墓地

向导强尼领我进入阿巴斯的陵寝。建筑内部覆满了美丽的马赛克花纹，三面墙各靠着一张条凳。一个戴方帽穿白衬衣的男子静静坐在墙角。强尼示意我在其中一张条凳坐下。我正想听他讲讲这里的典故，他却不说话了。接着，几个穿着传统服饰、带着孩子的妇女也进门坐了下来。就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所有人垂下双眼，将双手捧到胸前。白衣人突然开腔了——伊玛目的声音在不大的墓室里来回激荡。那一分钟时间里，我只觉得万籁俱静，时光停滞。

仪式结束以后，强尼开口说，伊玛目刚才诵读了一段《古兰经》。“因为苏联的原因，绝大多数乌兹别克人看不懂阿拉伯文，不能阅读《古兰经》。所以伊玛目要用这种方式帮助人们熟悉经文。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知道他指的是极端组织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崛起。“正是因为人们没有受过正统宗教教育，容易受到蛊惑。好在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强尼突然少见地说起自己，“我学习过阿拉伯语。几年前，我找到一位阿拉伯朋友，求他教我的。现在我基本能够阅读阿拉伯文了。”“为什么想去学呢？”“作为一个穆斯林，我认为，能读《古兰经》是基本的素质。”

在这以前，我已经和35岁的强尼相处了三天。在我看来，他和那些戴小方帽的乌兹别克男人不同。他戴着棒球帽、蛤蟆镜，穿GAP的帽衫，说一口有范儿的伦敦腔英文。他的手机铃声来自我叫不上名字的澳大利亚女歌手。每当有人放西方流行乐时，他总是能准确说出演唱者的来历，哪怕那是70年代的歌手和乐队。当然，我也曾经问过他去不去清真寺。他不去。

这次旅行是我第一次进入伊斯兰世界。在费尔干纳盆地，我以为我已经认识了这种文明。过海关时，女官员得知与我同行的五位男士都不是我丈夫，吃惊不小，兴奋得当即和同事们分享这一重大发现。在浩罕古城，我隔着围栏眺望过周五礼拜中熙熙攘攘的清真寺。

我原本以为，强尼是乌兹别克的另一面——现代的和时髦的，与伊斯兰无关。但在夏伊辛达陵，他令我刮目相看。陵寝周围仍然有一片熙熙攘攘的公共墓地。我拿起手机拍摄了其中一块墓碑。见我拍照，强尼仔细辨认了上面的阿拉伯文字，继而郑重地告诉我：“墓碑上刻有《古兰经》。请一定记住，在厕所里，不要用手机浏览这些照片。”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这个国家的精神认知存在非常肤浅的二元对立。我将强尼和清真寺地板上跪着的那些人对立起来，将奥什巴扎里的蒙面女人和撒马尔罕舞场里穿着短裙、浓妆艳抹的女人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他们的精神内核可能都是伊斯兰。

玄奘西行时，他经历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位于印度文化出口位置的费尔干纳盆地还是一片佛教世界。再往西，受伊朗萨珊波斯王朝的影响，阿夫罗夏伯的粟特统治者信奉着拜火教。

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的唐代风情壁画损坏严重。考古学家认为，它受到过人为的破坏，肇事者可能是7世纪末攻打到粟特王国的阿拉伯人。壁画的内容违背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再往后，伊斯兰教在诞生不到100年时间里，就已经到达了唐朝的西境。705到720年，西域诸国纷纷向唐朝求救。一封给唐玄宗的表文说：“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直到751年，在中亚怛罗斯（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附近），两大文明终于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这次军事交锋以唐王朝的失败而告终。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第一次将外来文明带到中亚，他留下的是马尔吉兰、奥什等几个地名。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库瓦城，我参观过一片空空荡荡的古城废墟。从那里出土的几尊佛像存放在塔什干的历史博物馆里。佛教之于现在的中亚五国，不过如此。自张骞“凿空”之旅，中华文明也曾影响中亚数百年，但除了丝绸，我再也找不到它的痕迹。阿拉伯人实现了东西方的大帝国都没做到的事：在文化和文明上彻底征服中亚。

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种观察：“在摩洛哥到药杀水之间的地区，骆驼已经代替马车成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这个地区，伊斯兰帝国的基础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来。”阿拉伯人大规模地使用骆驼，而汉将李广利远征费尔干纳，运输依靠的是10万头牛。直到清代，左宗棠从浩罕汗国手里收复新疆时，他的战略选择之一就是以骆驼取代马车：车骡装载虽然多，但是消耗很大，车装骡子负走30天，便把装负的粮食消耗殆尽；骆驼所负虽然少（120斤），但是消耗少，如果走草地，消耗更少。

骆驼作为生产力提供了文明迅速传播的可能，但它很难解释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力。昝涛认为，回归文明内核本身，以汉－唐儒家文化和伊斯兰作比较，前者乃是一种世俗的文明形态，依托于特定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历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国，最终还是通过定居化来接受儒家文明的。而后者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发展的顶峰，它形式简约，反对偶像崇拜，且由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层次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圣战’形式扩张开来。‘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劫掠传统的结合，使伊斯兰教更易于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广大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是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渠道进行的，苏菲主义强调与神的直接沟通，更适合文化层次较低、放荡不羁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从根本上说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尽管伊斯兰帝国也曾贩卖奴隶，但只要奴隶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了教胞兄弟，再也不能被当作奴隶看待，这对很多作为‘军奴’参加了阿拉伯军队的突厥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帮助伊斯兰教在中亚站稳脚跟的还有另一种力量。

在撒马尔罕，我参观了著名的丝绸地毯厂。工厂墙壁上挂满了各国元首到访的照片。工作坊里，女工们正在织机前忙碌。为完成1平方厘米的地毯，她们需要织80针，每一针包含8个动作步骤。一般来说，一块1.5米宽的地毯会由3个女工一同编织。2～3个月，她们能完成1平方米。工作室里一块正在完工中的地毯是澳大利亚人定制的。每平方米售价5000欧元。编织地毯的丝线都遵照传统工艺染色。茜草根可以提炼深红色和深橙色。天门冬提供黄和绿。最具伊斯兰风情的漂亮蓝色来自印度生长的靛蓝。核桃皮提供黄色和棕色，石榴皮用来制造深浅不一的红。

来自阿富汗的土库曼族老人巴德里希在撒马尔罕市开办了一家丝绸地毯厂

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古城的一家餐厅内，几个女孩在吸阿拉伯水烟

75岁的哈吉·萨特度尔迪·巴德里希把地毯铺在地上，让我站在室内不同角度欣赏。丝线与光的结合会让同一块地毯呈现大相径庭的颜色和风貌。巴德里希的家族是这家工厂的所有者。他戴着方帽，穿着对襟的长褂衫。1992年，他从阿富汗来到撒马尔罕办了这家工厂。他和我说起家族故事，比那丝绸地毯更让人咋舌：“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做地毯生意的。1860年以前，我祖上在阿什哈巴德居住（土库曼斯坦首都）。沙皇俄国入侵后，我们从阿什哈巴德逃亡到撒马尔罕，在这里住了好几年。直到撒马尔罕沦陷，我们才又移居到了喀布尔。在那儿，我们建立了2000人的工厂。1992年我回到撒马尔罕。当时这里还很凋敝。我的祖父说：即使你们不能在撒马尔罕建立事业，也至少在那里种下一棵树。现在，我们喀布尔的工厂已经关闭了，所有生意都迁到了撒马尔罕。”

巴德里希的叙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这个土库曼族家族而言，撒马尔罕从来不是文化心理上的他国之境。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根本无法将巴德里希和乌兹别克人分辨开来。他的脸庞像维吾尔族老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脸庞。如果不是经人提点，我也根本听不出巴德里希说的是土库曼语还是乌兹别克语，就像在奥什逛巴扎时，吉尔吉斯语的吆喝和乌兹别克语的吆喝对我来说也毫无区别。

与伊斯兰化的时间大致相同，中亚经历了另一场有深刻影响的变革。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逐渐强大后进入中亚。13世纪蒙古人西征时，前来填补人口空缺的也是大量突厥游牧民。这一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在广阔的大中亚地区实现了语言的同化。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织中心马尔吉兰，伊朗人法罗在当地丝绸工厂里设计地毯。乌兹别克人桑托做我们的翻译。桑托将我的提问转换成乌兹别克语，法罗用土耳其语回答，交流起来并无障碍。事实上，今天的中亚，只有塔吉克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都是突厥语族的方言。昝涛告诉我，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南北方方言差异更大。他在土库曼斯坦出差的时候，当地许多人都以为他懂土库曼语，事实上，他会的是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

从7世纪到13世纪的几百年里，一方面，共同皈依的伊斯兰信仰，方便了突厥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混血，加速了中亚的突厥化，另一方面，突厥化带来的语言同一性也深刻促进了伊斯兰文化的渗透。

14世纪帖木儿建立的帝国正是这样两种趋势的代表。帖木儿建立的是一个突厥帝国。在古尔－艾米尔陵墓，最尊贵的位置并不属于帖木儿的棺椁。他把那个位置留给自己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人们推崇他，有着超越乌兹别克这个现代民族概念的更广阔内涵。

延续与重构

从撒马尔罕开车前往布哈拉有5小时车程。中亚伊斯兰化后，绿洲不但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也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布哈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曾这样描述遭蒙古人入侵之前的布哈拉：“在东方群邑中，它是伊斯兰的圆屋顶，那些地方的和平城（即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伟大的伊斯兰学者、逊尼派经典《布哈里圣训》的作者布哈里（al-Bukhari）就出生在这儿。在14世纪，布哈拉还创建了伊斯兰教苏菲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纳格什班底教团。

现在的布哈拉依旧保存了200多座清真寺和100多座神学院建筑。最出名的建筑是建于12世纪、高47米的卡隆宣礼塔。我在布哈拉听到的传说是：蒙古人攻陷布哈拉之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军队进城。经过宣礼塔时，他仰头凝望这一雄伟建筑，帽子掉落到了地上。成吉思汗弯腰捡起帽子，感慨道：连我也要对它鞠躬。于是，蒙古人放过了这座宣礼塔，使它留存至今。

回过头来细想，我才意识到这个传说不只是在感慨建筑的雄伟。伊斯兰宗教使中亚在文化和文明上完成了主体性意识的建构。在面对世界其他文明时，它终于不再是蛮荒的、低等的。无论在政治和军事上如何被残酷征服，它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尊严和独立。当帖木儿向明王朝挥师时，他秉承的绝不只是一种军事上的自信。费正清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里说：“到明亡为止，中亚人多把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它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教徒，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穆斯林。中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比中亚文化逊色，而且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

相比撒马尔罕，布哈拉老城的格局更加完整。老城的建筑都是土黄色的。中心是一个水池，狭窄的街巷在水池四周延展开去。由于天气炎热，布哈拉的巴扎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它躲在有穹顶的回廊式建筑之中。许多人都说，布哈拉的老城比撒马尔罕更具有生机。于是，我期待在布哈拉看到更鲜活的生活，但却失望了。

布哈拉古城的一所宗教学校

我坐公交车在城里城外转了一大圈。和撒马尔罕相比，布哈拉没有什么工业。丝绸之路的衰落使它走向封闭，它今天的本质依然是绿洲上的那些农田。现代城市的外衣是靠旅游业支撑起来的。历史在以各种方式养活着布哈拉人。

老城建筑的泥黄色掩盖不了过度修葺的痕迹。几乎所有像样的房子都改造成了旅馆、酒店、饭店和咖啡厅。回廊式的巴扎里开设了无数商店。但当地人绝不可能在那儿购买香料和衣物。

我去了一位细密画大师的家。他向我介绍说“细密画是一种哲学”，告诉我每一种颜色的意义。他的学生拿出一本据说有250年历史的书。书页薄如蝉翼，用的是传说中已经失传的撒马尔罕丝绸纸。据说，只有最优秀的细密画画师，才有资格用这些古书的空白页面作画。

那些画作确实美丽，但我实在入不了情境。就在我们谈论细密画的这间屋子里，食物已经摆上了餐桌——那是提供给我们这些游客的晚餐。从苏联时代起，细密画就是这个家庭的谋生方式，它的目标受众从来都是旅游者。从画师家的住房条件来看，这是门很不错的营生。画师的学生包括30多岁的男人和12岁的男孩。气氛诡异的是，如同佐餐的乐手，这天晚上，他们就一直在我们的餐桌边上练习。

乌兹别克斯坦有不计其数的手工作坊。我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喜欢工业制成品，手工制品负载了更多的情感。”一方面，我相信这些丝绸之路留下来的手艺是乌兹别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独立之后，政府为促进手工艺的复兴提供了不少资助。另一方面，我实在难以把它和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老城，我们路过一家看上去传统的大马士革刀作坊。摄影师刚抬起相机，低头打铁的师傅就开腔了。向导强尼拉下脸来，立刻让我们离开：“他说拍照需要付费，3000苏姆一张（按照官方汇率，大约等于7块钱人民币）。听清楚了，每按一次快门3000，这些人都疯了。”卡隆宣礼塔不远处有个真正面向本地人的市场。在那儿，巨大的化纤地毯可以铺满整个房间，价格是手工地毯的零头不到。

手工制品在日常生活中消失，这在19世纪末沙俄统治中亚时就开始了。那时候，俄国的现代纺织机械压垮了中亚吱呀作响千年的织布机。1872年，一个俄国财务官员写道：“布哈拉人从头到脚穿的全是俄国的棉织品。”

俄罗斯人带来的不只是现代化生产力。昝涛指出，以文明的角度来看，苏俄对中亚进行现代民族划分，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统辖中亚，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文明”对中亚进行覆盖与重新整合。根据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看法，中亚首先要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进入现代，而民族是必经过程。

苏联对中亚的民族国家改造同时也是源自“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政治诉求。在布哈拉老城中心的水池边上，有一尊骑驴者的铜像，他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阿凡提。这个传说中生活在12或13世纪的智者有着极其含混的出身：维吾尔族人说他出生在中国新疆的喀什，乌兹别克人说他出生在布哈拉，阿拉伯人说他出生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土耳其人则说他出生在土耳其西南部的阿克谢希尔城。这一现象说明，这一片广大区域的人种、文化、社会结构和风貌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事实上，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常常有一种在新疆的错觉。

沙俄入侵中亚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重要的反抗力量。这对苏联也是一大威胁。在塑造新民族的过程中，莫斯科替换了中亚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的书写字母，代之以拉丁字母，从文化上使得该地区与阿拉伯世界割裂开来。1928年，土耳其在采取相同的做法，苏联领导层对此十分警醒。1939至1940年，中亚各国语言中的拉丁字母又被转换成一种经过修改的基里尔字母。这也同时有助于俄罗斯语的渗透。

苏俄的民族改造是成功的。泛突厥主义衰落了下去，五个中亚民族的存在已经成为共识，但中亚主体性意识中的伊斯兰却从未消失。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我正赶上周五的清真寺礼拜。女性不被允许进入清真寺，我干脆在周围溜达了一圈。清真寺的围墙外面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集市，售卖包括书籍、面包、药品、种子在内的各种物品。现代城市规划打破了一些固有规范。按照传统，大巴扎就应当建立在清真寺边上。清真寺旁边紧邻着一个庞大的露天“茶室”。礼拜还有半个多小时才开始，茶室坐满了人，大锅里的羊肉抓饭很快就要上桌。“茶室”是中亚最常见的公共场所。在茶室，吃是次要的，会见朋友、交换信息才是目的。再往小巷子里走，清真寺背后是一片公共墓地。照料墓地的是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他们另一个身份是“医生”。“医院”就是两棵树下的几张长椅。这是个传统行当，行医的手段包括按摩、用一种特殊的草木灰拍打身体等等。最重要的是，所有治疗必须伴随着诵读特定的《古兰经》经文。甚至于，诵读经文就是治疗本身。我们在树下坐了不到10分钟，令我吃惊的是，前来治疗的人络绎不绝。现在想来，围绕一座清真寺，方圆一公里，人的生老病死竟都涵盖其中了。

向导强尼说，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是一种生活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我在布哈拉有了更深的体会。伊斯兰苏菲派圣徒纳格什班底的陵墓在布哈拉城郊，那里的建筑都是翻修的，很少能见到游客，络绎不绝的都是前来朝圣的当地人。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当汽车路过这儿时，司机们都会减慢速度，以示尊敬。

陵墓马路对面有一个献祭场。根据传统，如果经济上可以承受，到圣地拜谒的信徒应该带上祭品，通常那会是一只羊。献祭场有一间平房，有专人在这儿宰杀羊只。屠宰室旁边的一间屋子，共有20个灶台，配有直径1米的大锅。人们在这儿烹饪羊肉和其他食品。烹饪间外便是露天餐室。献祭场的精神核心在于“分享”，任何人来这里都能得到食物。我到的时候，费鲁扎正在忙碌。她住在布哈拉省的一个村庄。这天她领了包括邻居、亲戚在内的15个人来献祭。费鲁扎带了只20公斤的羊来，那是全村人凑份子买的。说话间，刚出锅的羊肝就端到了我面前。我刚品尝了一块，另一位女士紧跟着递上一碗酸奶油汤。费鲁扎告诉我，她每两年都会到这儿来献祭一次。等他们做完饭，村里的年纪最长、最受尊敬的老人也会过来。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乡村地区多待几天，我很快就能感到传统社会结构“马哈拉”（相当于“社区”的概念）的重要性。每个马哈拉都可能拥有自身的清真寺，而且内部的民众选举他们包括长老在内的领导人，例如“阿克撒卡勒”（“白胡子的男子”，长者、长老）作为马哈拉的领导人。这些当地的领导人协调并主持一些公共的事务。我听说，在农村地区，同一马哈拉的妇女还会共同攒钱以供村里的孩子接受教育。乌兹别克有谚语说：邻居比亲戚更亲。我感到“马哈拉”共同体的存在依赖的是分享和共同承担的契约精神。伊斯兰的普世主义恰好是对“马哈拉”精神的放大。

撒马尔罕市兀鲁伯天文台外一对新人与家人合影

有时候，我们的视频团队会给一些乌兹别克孩子拍视频。有些孩子的衣衫破旧，我就会看到强尼往孩子的口袋里塞上些钱。他不会找我们开口，也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我在布哈拉拜访了当地犹太人的宗教学校。学校就在一栋普通民居里，看上去有些简陋，里面存放着有500年历史的法器。墙壁上挂着的照片显示，希拉里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都来拜访过。出门以后，强尼告诉我，他的朋友曾经带一对有钱的加拿大犹太夫妇来这儿。学校的负责人表示，学校的情况不好，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捐赠。“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不在乎！”强尼瞪大眼睛，“这在我们穆斯林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伊斯兰的精神在乌兹别克斯坦扎根如此之深，苏联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1928～1933年，苏联境内共有1万多座清真寺、1.4万所穆斯林小学、500所伊斯兰经学院被关闭。此外，部分的伊斯兰教节日、仪式也遭到禁止。但是苏联人从未敢在中亚完全禁止伊斯兰教。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头几天恰逢“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将近。从费尔干纳到撒马尔罕，我一路看到了许多为纪念活动做筹备的人群。在一位乌兹别克陶艺匠人的作坊，我看到他刚刚收到的订单。有人要为两位“二战”老兵定制绘有他们头像的陶盘。我心里有些奇怪。“二战”的战火并没有烧到中亚的土地上。在当下批判苏联的历史语境下，人们为何如此看中这一纪念日？在和强尼的聊天中，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解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人来说，“二战”其实是一场圣战。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纳粹宣传机器许诺穆斯林以独立，成千上万苏联穆斯林士兵叛逃，转而与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战斗。斯大林立刻对宗教政策进行调整，重开包括清真寺在内的宗教设施。收获是巨大的：在费尔干纳，人们聚集在清真寺门口要求入伍。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组建了数十个步兵师、骑兵师、炮兵团、空军团及其他兵种力量奔赴前线作战。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有143万人参加了战斗。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中坚是哈萨克人组成的潘非洛夫师团，该师团以善打硬仗而闻名全苏联。那个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圆顶的著名身影属于哈萨克族士兵包尔江·玛穆什。1945年，苏联当局还批准一些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不过，“二战”一结束，苏联的宗教政策也就随之收紧了。

布哈拉古城里的许多建筑已经死去，它空空荡荡，只等游人来参观。但卡隆宣礼塔旁边的米里阿拉伯神学院还活着。在苏联时代的许多年里，它是乌兹别克斯坦唯一被允许进行正常教学的宗教学校。现在学校有20名老师，每年要从超过3000名考生中招收25人。游客只能在门厅里驻足，透过镂花的墙壁窥视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庭院。

过去曾是建筑师的托里伯守在门口。他在这儿工作了25年。在宗教学校，看门人也负责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照料他们的起居，扮演“父亲”的角色。学生出入学校并不受限制，但校规也有极为严厉的一面：迟到或者不能完成作业的次数累计达到3次就会开除。

几个外出归来的学生看见我和托里伯聊天，也凑了过来。这些少年的年龄在15岁到17岁之间，穿着白衬衣和长裤，和普通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不同。来自费尔干纳的穆罕穆德·尤素福告诉我，学校每学期9月开学，次年6月结束，他们一共要在这里学习4年。入学时，尤素福经过了历史、乌兹别克语、数学和宗教知识考试。他在米里阿拉伯神学院的学习除了宗教课程和阿拉伯语，也同样包括英语、历史和数学等通行科目。“独立以后，宗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这儿出现过极端组织。”他向我解释说，“所以，我们同时会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和世俗科学。”明年，尤素福就将参加毕业考试。他的目标是进入塔什干的伊斯兰大学。从那儿毕业后，他和他的同学们就将成为未来的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

开放的伊斯兰

筹备行程的时候，我读到过不少忠告。前些年，极端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制造过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些旅行指南上说，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伊斯兰氛围最浓的地区，告诫游客注意穿着打扮。打理行装的时候，我仔细思考了裤子是否足够宽松的问题，并特意带了一条围巾，预备在需要戴头巾时用上它。

事实是，我确实在奥什巴扎遇到过一位戴面纱穿黑袍的女士，但除此之外，我预计见到的那些着装规范全然没有出现。费尔干纳地区的街头，比比皆是裙摆在膝盖以上的女士。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穿背心短裤的欧洲女人也没遭遇当地人的侧目。我确实拿围巾当了头巾，可那只是用于遮阳罢了。我将这个体会说给向导强尼听，他回答：“你留心着装是尊重我们文化的体现。有些游客，他们衣着少到像没穿似的。不过人们心里就算不赞同，也绝不会去干涉。”

从费尔干纳地区开始，我就常常路过婚纱店。乌兹别克年轻人口多，婚庆需求旺盛。让我这个外人难以理解的是：新人们会在清真寺接受宗教祝祷，但举办婚宴时，人们却会花上500美元的巨资为新娘租一套西式婚纱。

在偏远幽闭的丝路古城希瓦，我们想看一场婚礼。城里有两家餐厅能够承接婚宴，我们逐一找过去，果然碰上了一场。乌兹别克人生性热情好客，强尼只和主人家略加解释，我们就被奉为了座上宾，不但能够得以进门观礼，主人家还专门找了张桌子，布下好酒好菜，新郎的舅舅亲自负责招呼我们。

一进婚宴大厅我就吃了一惊。我预计见到穿婚纱和西装的新郎新娘，却没想到大厅有一台巨大的摄像摇臂。整个婚礼大厅的布置，和我熟悉的那些并没有多大不同。我们进门的时候，婚礼还在第一阶段。根据乌兹别克的规则，宾客们先在圆桌边用晚饭。婚礼大厅一头摆着一张布置了拱门和纱幔的方桌，新郎新娘并排坐在那儿。大厅的另一头，一个混杂使用传统和现代乐器的6人乐队正在卖力演出，音量之大震耳欲聋。

音乐声音小下来的时候，新娘走到了方桌前面接受宾客祝祷。这是乌兹别克婚礼的重头戏。新娘脚下铺上一张方毯，毯子上有一只乌兹别克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馕。另有一位女性家庭成员站在毯子边，手上也端着一个馕。宾客们陆续起身走向新娘。女人在新娘头上披上头巾，一条条头巾滑落下来，在毯子上堆成一座小山。男人则在毯子上放一些钱，数额很小，都是象征性的。新娘则不断欠身致谢。宾客们最终走向端馕的女人，在那儿掰下一小块吃掉，这便是礼毕了。

接下来，乌兹别克人要享受他们最爱的舞蹈。职业舞娘的出场让婚礼的气氛达到高潮。她穿长裙，跳乌兹别克传统舞蹈。年轻的男宾客们都涌了上去。舞娘眼波流转，顾盼神飞，邀请宾客一同跳舞时，举手投足都是戏。

在喧闹的婚宴现场，我扯着嗓子和新郎的舅舅交流了半天，才知道这场婚礼的实质是彻底传统的：25岁的新郎是首饰工匠。他和20岁的新娘是父母包办相识的。根据乌兹别克的规则，在一场包办婚姻里，新人们有最少一个月、最多半年的熟悉时间。

几乎整场婚礼，新娘端坐在新郎身边，眉目都不曾动一下，她的每个动作似乎都调校了精度，绝不逾矩半分。在回旅店的路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新娘好像不开心。”强尼立刻否认了我们的猜疑：“她很开心！这儿还是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如果新娘表现得不够矜持，她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第二天就会被送回娘家去！”

在认识乌兹别克斯坦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开放和保守构成的复杂性我常常感到错乱。就像强尼，当我被他时髦的外表迷惑时，他会突然展示一颗倔强的伊斯兰内心。而当我在那些衣着保守的人们面前小心翼翼时，却又常常被他们的自由奔放所震惊。

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中亚各国都掀起伊斯兰复兴大潮。独立后，以费尔干纳地区为中心，新兴的正义党要求将伊斯兰教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教，宣布乌兹别克斯坦为伊斯兰国家。卡里莫夫政府于1992年3月决定取缔正义党。最后，这些流亡的极端分子在阿富汗联合组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1999到2001年不断在中亚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该组织宣布寻求在整个中亚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将囊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

近些年，“乌伊运”一直被扼制在阿富汗地区，未能重返中亚。这固然是世界各国联合反恐、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严密打击的成果，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文化深刻扎根于人们血液，但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同样也具有深刻的世俗传统。

在布哈拉的窄街巷里，有时能看到人家门楣上挂着六角形符号。这意味着，这家主人是犹太人。犹太人顺着古老商路流亡到中亚。公元6世纪起，犹太社区就存在于布哈拉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伊斯兰统治者扼制犹太教的发展，但并没有剥夺犹太人的信仰权利。而伊斯兰社会更是以惊人的宽容接纳了他们。1620年第一座犹太教堂建立以前，布哈拉有一座清真寺是由穆斯林和犹太人分享的。有记载说，当时，人们会肩并肩在同一时间举行宗教仪式，尽管他们的信仰并不相同。

沙俄进入中亚时，布哈拉曾经有7%的人口是犹太人。我们住的旅馆是一间始建于18世纪的大宅子，曾属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当地犹太教堂的负责人告诉我，由于苏联的政策，上世纪70年代开始，布哈拉的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到欧美，或者回到以色列。现在城里只剩下了280个犹太人了。我问他，犹太人会在布哈拉消失吗？“不会。”他笃定地说，“我们会留下来，我们已经习惯和穆斯林相处的生活了。”

苏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每一个城市都留下了鲜明的街区。无论走到哪里、哪一个民族的人口占据优势，俄语永远是通行的语言。一个不易观察到的事实是，今天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昝涛指出：“对中亚来说，苏联带来了现代文明。这种基于工业化的新兴文明形态对于体制性宗教的冲击非常强烈。苏联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对今天世俗化中亚的形成有巨大作用。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被保留下来的。”

根据塔什干东方研究所伊斯兰问题专家巴克提亚·巴巴达诺夫的说法，“乌伊运”的兴起借力于中亚普遍存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和国外宗教势力地不断渗透。但即使在当时的费尔干纳盆地，保守的宗教领袖依然在抵制激进的瓦哈比教派的攻城略地。在复兴的一座又一座清真寺，伊玛目的职位成为不同派别争夺的焦点。许多人由于拒绝和激进派别合作而遭受胁迫。一名伊玛目的儿子为此还被绑架杀害。伊玛目比拉尔汗曾说：“在共产党执政期间，纳曼干地区仅有3座清真寺，现在有130座清真寺，而且瓦哈比分子到处都在传播他们的教义。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有那么多的资助。人们都因他们现在能自由地信仰伊斯兰教感到高兴，但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像瓦哈比分子宣扬的伊斯兰革命。”

旅行结束的前一天，我拜访了塔什干的独立广场。广场的核心是一尊塑像：一位妇女怀抱着一个婴儿，象征乌兹别克斯坦的新生。我凝视那尊塑像许久。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这个穆斯林占96%人口、乌兹别克族占80%人口的国家，祖国母亲的形象既无伊斯兰特征，也无乌兹别克族特征。她恰好准确诠释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一个拥有130多个民族的国家，一个伊斯兰教、东正教和犹太教并存的国家。正如布哈拉的犹太人社区，沧海一粟，也是历史长河的馈赠。

征服者依靠刀剑枪炮完成领土征服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中亚还会改变吗？在昝涛看来，今天的中亚已经在文化上建立了主体意识，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体性建设依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摸索之中。

对于普通乌兹别克人来说，他们并无暇考虑这些宏大命题。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外来力量重新进入这块曾被遗忘或者隔绝的土地，为它注入新的活力。

大街小巷奔跑着的美国雪弗兰轿车、德国MAN巴士都是当地合资企业生产的。韩国工厂在纺织业产值中占据了很大份额。西班牙人修建了从塔什干到撒马尔罕的高速铁路。第二条线路也已纳入计划。德国人正在重振从布哈拉到希瓦的公路。在费尔干纳小镇里士顿的陶器作坊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间建于1999年的日语学校。从2011年开始，大阪人池田敏朗已经在这儿当了4年的志愿教师。

人们用欣喜的语气向我介绍这些变化时，我能触摸到他们与世界再次发生紧密联系的渴望。在奥什的大巴扎和乌兹别克斯坦，人们都向我谈起今年1月启动的关税同盟“欧亚联盟”。尽管现在它还只包含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这是件好事。”他们的语气很笃定。

向导强尼想得更远：“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同市场就好了。如果它包括中国，局面就大不一样。那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发行自己的统一货币，就像欧洲那样。”强尼和兄弟正在建立自己的水泥厂。今年，他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我们都觉得，水泥厂的未来必然会和中国发生某种联系。”

逐水而行：中亚水资源考察

记者◎徐菁菁　摄影◎张雷

咸海海岸。据统计，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咸海面积较50年前已萎缩74%，水量减少近85%

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高寒山区为中亚地区提供主要水源

中亚文明是阿姆河和锡尔河创造的绿洲文明。

水决定了文明的兴起、衰落和灭亡。

幸运之地

亚洲文明有一个有趣的地理文化特征：每一个文明区域都有两条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恒河和印度河孕育了印度文明。中亚的母亲河是锡尔河和阿姆河。两条河流都源自帕米尔高原，以几乎平行的方式向西北方向流淌，最终一南一北注入咸海。中亚历史中有个重要的地理概念叫“河中地区”，就是指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之间的区域，包括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统率“河中地区”的是一片广袤的克孜勒库姆沙漠，两条河流恰好在沙漠边缘形成了走廊。

布哈拉的名字源于粟特语，意思是“幸运之地”。名副其实的，这座城市本已被大沙漠包围。但在东面，沙漠外围的泽拉夫善山提供了一条泽拉夫善河，在南面，阿姆河并不遥远，足以引水灌溉。布哈拉古城中心是一方古老的蓄水池。从前，往水池里乱扔东西是要掉脑袋的。直到上世纪初，它都是老城人饮用和生活用水的源泉。对来往的商旅而言，布哈拉是一个节点，向东即将进入相对富饶的绿洲，向西，茫茫荒漠就在眼前。“幸运之地”的名字大概会在他们心里引发滋味不同的感慨吧。

从布哈拉往西到达另一个绿洲古城希瓦需要在沙漠穿行470公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瓦比布哈拉更幸运。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水赋予的。传说，上古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闪（Shem）和同伴们在沙漠迷了路，又饥又渴时发现一眼清泉，便在清泉边兴建了希瓦城。

希瓦位于的地区被称作为花剌子模。从地理上看，它东有克孜勒库姆沙漠，南有卡拉库姆沙漠，西接乌斯季乌尔特荒原，北邻咸海。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以前，无论从哪个方向接近它，都要忍受数十日的孤寂旅程。但鼎盛时期花剌子模是国际贸易的最大中心之一，因为阿姆河在这儿转而向北，在汇入咸海之前，它的水系分散开来，形成了一个富饶的三角洲。

如今，希瓦和布哈拉、撒马尔罕并称乌兹别克斯坦三大古城。但实际上，它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都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定居点和中转站。位于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库尼亚－乌尔根奇才是花剌子模的都城。但在16世纪末，阿姆河水突然改道。库尼亚－乌尔根奇断了水源。人们方才在希瓦建立了希瓦汗国。今天希瓦古城的风貌都是17世纪以后才形成的。

在我看来，希瓦是一个缩小版的布哈拉。清真寺、宫殿、宣礼塔、神学院紧凑地挤在不到两公里见方的城墙内。城更小，人更少。一入夜，四处都静悄悄的。希瓦的资源承载力是可见的。我站上城墙边上的并不太高的瞭望塔，就能看见围绕四周的沙漠边缘。曾经成就希瓦的水现在似乎正慢慢扼杀它。

踏入古城的朱玛清真寺，我觉得自己进了一片森林，或是到了东南亚的什么地方。和一般的中亚清真寺完全不同，在这儿，人们使用了218根榆木柱子支撑平缓的屋顶。有些柱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3世纪。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考虑，希瓦处于沙漠，地质不稳定，加上大量使用地下水，并不适宜建立有巨大穹顶的大重量建筑。

希瓦城有200多口井，看上去基本处于半干涸的状态。当地人告诉我，从前井水是很甜的，一直可以饮用。直到上世纪80年代起，井水开始变咸。现在的饮用水都是从十几公里外的阿姆河引来的。但显然，河水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在旅店使用自来水的时候，我能明显感到水有味道。在饭店用餐，泡茶的服务员也会强调：“我们有过滤装置，用的是好水。”水为什么会变坏呢？“还不是因为咸海，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身为希瓦人的向导强尼说。

咸海

西北以北200公里的小城努库斯是去咸海的中转站。出希瓦城的时候我跨过了阿姆河。对于从小生活在长江边的我来说，它实在是缺乏母亲河的气势。河岸虽然比我想象中要宽一些，但从河心的滩涂来看，深度十分有限。后来从努库斯出城，我再次经过它。阿姆河已经面目全非，只称得上一条沟渠。

阿姆河在空间上的变化之快，解释了咸海在时间上的变化速度。50年以前，咸海的面积尚有6.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四大湖，几乎相当于斯里兰卡。咸海基金会官网显示，如今它的面积已经萎缩了74%，而其水量减少近85%。在萎缩的开始阶段，咸海变成了南北分隔的两个区域，被称为北咸海和南咸海。后来南咸海很快又干涸成东西两个湖。我手头的一张乌兹别克斯坦地图就是这么画着的。到了努库斯我才知道，面积最大的东咸海已经没了。我低头看地图的出版年份：2013。

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托古尔水库是中亚最大的水库

人们肯花时间和力气去咸海看看，一定都受到这样的鼓动：“再不去看，它就没了。”奔赴咸海的一路是一次颇为壮观的地质之旅。出努库斯城不远，远处兀立着一块平平整整的高地。那是20万平方公里的乌斯秋尔特高地。高地海拔最高350米，它的边缘形成了200～300米的几乎垂直的延绵绝壁。西面就曾是咸海到达的区域。

车在高地上一路北去，奔向西咸海南岸。一路上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看见一成不变的荒原。越野车一路摇摇晃晃，让人昏昏欲睡。少数地方会让人突然清醒过来。原本的阿姆河三角洲有几十个小湖，构成55万公顷的沼泽和湿地。现在，我还能看到紧挨着高地的苏多齐湖（Sudochye）。从高地上眺望，能看见注入其中的阿姆河水道。云朵低低地压在苏多齐湖周边的湿地滩涂上，风光很美。“苏多齐”的意思是新鲜水源。其实它是阿姆河三角洲最大的人工水库。车在荒原行进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一只海鸥。在经过十几年的环境治理，苏多齐才终于又能养活水鸟和零星渔业人口了。但这已经是阿姆河能为人类做到的极限了。

过去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会穿过乌斯秋尔特高地西去。这说明，当时的高地并不像我眼前看到的这样荒芜。咸海萎缩后，每年旱季平均30～35天，现在每年120～150天。野生动物从173种减少到38种。曾经活跃于此的牧民留下了一些墓地和墓碑。高地的西沿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高高的土堆，留有一砖半瓦。过去，苏多齐湖和咸海都还足够大的时候，有水道将它们相连。这些土堆是曾为航船指明方向的灯塔。

苏多齐之后的荒原无穷无尽。我在车里昏昏沉沉，快被颠散了架。下车短暂休整的时候，我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片白亮的地带，边缘几处升腾起烟雾。“那一定是咸海吧。”我问强尼。“不不不，还远着呢。”“那为什么会有人在那儿野炊？”我指着烟雾问。“那不是炊烟，是盐尘暴。”我所看到的白亮不过是盐碱造成的反光罢了。

干涸的咸海在沙漠和荒原之中制造了一个新的沙漠。人们称它为“咸海沙漠”。这个“人工沙漠”聚集了大量矿物盐、含农药成分的无机盐和腐蚀性很强的硫酸盐。据估计，咸海干枯一平方公里，每年就要多产生8000吨盐尘。每年以千万吨计的盐尘随强风刮起，撒到中亚有限的淡水、草场和农田里。90年代中期，咸海沙漠已吞食了200万公顷耕地和1.5万公顷牧场。中亚30%～60%的灌溉耕地被严重污染，其中乌兹别克斯坦重度盐碱化的土地占农业用地的60%，其中盐尘暴是罪魁祸首。盐尘暴还意味着未来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巨大。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发电机组、电力电网、油气管道都可能被迅速腐蚀。沙粒摩擦起电，使沙尘暴成为一个移动的电场，它与输电塔相遇会改变其电场分布，影响电力稳定，造成巨大的电能。

乌兹别克斯坦的希瓦古城

在我已经放弃搜索咸海的踪影时，它终于出现了。8个小时的车程后，它以一种沉静的蔚蓝卓然现身于地平线。我们的车一路开下乌斯秋尔特高地的绝壁。周遭的景色有一种濒死的美感。退却的咸海先是留下了一片白茫茫矮草，而后沙滩露了出来，到处是贝壳。在这儿看到贝壳的感觉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因为你知道，眼前这片漂亮的蓝色湖水里再也没有活着的贝类了。上世纪60年代，咸海的捕鱼业兴旺，年捕捞量曾经达到4万吨，富产鲟鱼、狗鱼，鲈鱼和银色鲤鱼，苏联的鱼子酱很多产自这里。

80年代初，咸海的20种原生鱼类灭绝。为维持当地的经济，苏联引进了一些能适应更高盐分的鱼种。但它们也灭绝了。世界海洋的盐分浓度大体在3.3%到3.7%之间。而我眼前的咸海是14%。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样的咸海居然还在为人所用。海边的沙滩上有一些装着建筑材料的编织袋。有人挖了一个小池子，从海里引水过来。池子的出口被堵住了。里面的海水散发着恶臭。“那是用来收获盐湖卤虫的。”强尼告诉我。盐湖卤虫体长大概1厘米，像小虾，能够生活在几近饱和的盐水里。它可以用作鱼饲料和鸡饲料，还可以提取核苷酸等物质，用来对抗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或者制作医疗保健品。在阿里巴巴网站上，每公斤卤虫卵的收购价格可以达到12～15美元。2011年，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在咸海收获卤虫。现在已经成立了5家公司，其中有两家来自中国。

我们在岸边的高地上欣赏了咸海的日落。当太阳被乌斯秋尔特高地遮蔽的时候，海面和天空相接处出现了一道亮粉色的光带和半截彩虹。在咸海边上，我觉得现实有些讽刺。我们这些人怀揣着去看“史上最大生态灾难”的心，其实一路都在欣赏地理风光。咸海对于我而言，和世界任何一个美丽湖泊没有本质不同。和我们同时到来的法国游客穿着泳裤去水里扑腾了两下。我们和咸海的碰撞只是仪式性的。往后，它就是记忆中的一个可以聊发感慨的过往罢了。

不过这天，咸海并不甘心，它想让我看到更多。晚上21点，我们在营地里吃过野炊的抓饭，正要往帐篷里钻，突然下起雨来。我没把它当一回事，这荒漠中的雨实在没有多大。可是向导强尼紧张起来。他告诉我，雨后路面很容易变得泥泞不堪。如果今夜雨不停，我们的车可能要等两天后才能开出去。他建议，干脆收拾东西，直接奔赴明天要去的小城穆伊纳克。一般来说两个半小时就能到。

一行人嬉笑上路。万万没想到的是，过往车辙形成的路面已经变成了大泥塘，很快就有车辆陷了进去。一行人用铁锹铲泥，折周围的灌木垫路，再加牵引绳和人力推，折腾了20分钟才解困。一开始，大家还把它当作小插曲。谁知此后，车辆不断地陷落。两三轮过后，大家就已经成了泥人。

越野车只能以紧凑的之字形颠簸前进。坐在车里的我们被左右上下剧烈晃动，脑袋不停地撞在车上。夜慢慢深了，人困乏得不行，但又无法入睡。行程开始变成煎熬。心里唯一的期盼，是远处地平线上有七八点散落的灯火。“那一定是穆伊纳克了。”摄影师说。

我们就这样“推”着车向穆伊纳克走。车每被推一次，就需要向前冲出一两百米。我一次次向车走去，无数次濒临摔倒或者陷在泥里。有那么一次，戴头灯的同行伙伴低下头，灯光照亮脚下的泥泞，我才发现地上全是贝壳。我们俩异口同声：原来我们一路都在海底走啊！

我已经从纸面上读到过无数关于咸海如何死亡的数据和故事。第二天，我还在穆伊纳克参观了著名的渔船坟场。但一切都不如那一瞬间有力量。咸海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击中了我。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能看清地平线上的灯火了。但那并不是穆伊纳克。那是灯火通明的油气田，在无边无尽的黑夜里喷着火。咸海的过去和今天在我眼前会师了。

离开咸海海岸8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凌晨5点到达了传说中的穆伊纳克。努库斯有一间著名的沙维茨基美术馆。苏联时代，画家沙维茨基在沙漠边陲小城尽可能地收集遭到当局封禁的绘画作品。现在美术馆拥有的俄罗斯先锋派藏品仅次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博物馆讲解员竭力介绍着那些具有反叛内涵的画作。但对我来说，另一些画更有意思。它们描绘着60年代的穆伊纳克，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1849年，沙俄探险队第一次对咸海进行考察。第二年第一张咸海地图诞生。三年后咸海迎来了第一艘蒸汽船。沙俄商人翻开了咸海大规模商业捕鱼的篇章。1890年，穆伊纳克因此而诞生。60年代穆伊纳克建市时有4.5万人，其中3万人为捕鱼业和鱼罐头工厂服务。咸海最充沛的时候，穆伊纳克是一个半岛，因风光秀美适合疗养被称作中亚的克里米亚。过去城里还有个机场，方便苏联各地的游客来来往往。

我那一晚走过的路其实是穆伊纳克的过去50年。现在的穆伊纳克距离咸海有160公里远，看上去就是一个快要被遗弃的村庄。在曾经的港口，几艘锈迹斑斑的破渔船停在沙漠的海洋里，像刚出土的干尸。其中最大的一艘还曾上过苏联电影。

莉莉德玛一家收留了疲惫不堪的我们。她62岁，过去是加油站经理。她告诉我，现在穆伊纳克的人口只有过去1/4了——事实上，后来我在“城里”看到的人用十个手指就数得过来。留下来的家庭里，青壮年也大多在哈萨克斯坦打工。穆伊纳克养不活它的人民。工作机会只有公务员、开小商店或者跑运输。莉莉德玛一家都能在这儿是因为她开着一家经营还不错的家庭旅馆。来来往往的游客在看过渔船坟场之后基本都逃走了，但那些去油气田干公务的人不得不在这儿落脚。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人。莉莉德玛的小孙女对我说“你好”的时候已经十分顺口了。

乌兹别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边缘地带，人们依靠10公里外的阿姆河人工水道维系着游牧生活

人们离开穆伊纳克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咸海对人类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盐碱化污染了水源。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乌兹别克肝病发病率上升了4.9倍，肾病上升10倍，胆结石上升20倍，血循环系统和呼吸器官疾病上升60倍，运动器官疾病上升220倍。咸海所在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希瓦所在的花剌子模州都是重灾区。直到现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登记的食道癌发病率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多重抗药性结核病、呼吸道疾病、出生缺陷和免疫失调是普遍现象。莉莉德玛告诉我，一个略微令人宽慰的消息是，去年政府终于“解决了”水的卫生问题，现在的水比以前好多了。

“白金”之殇

后来，在离开穆伊纳克的路上，我看到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欢迎路标。上面有一道白色的波浪，一条鱼正跃出水面。去年10月，拯救咸海国际会议在花剌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市举行。乌总统卡里莫夫在致会议的信中说：“非常遗憾，现在已经不可能使咸海完全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所以，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努力消除咸海危机对生态环境和周围上百万居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咸海灾难的成因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论。事实上，我从费尔干纳盆地到咸海之滨的一路穿越都在见证它的悲剧。在费尔干纳盆地时，向导特意让我看路边一条很不起眼的沟渠。它是著名的费尔干纳大运河的一部分。1939年，苏联政府拨款2000万卢布及大量机器、建材用来修建它。运河于1939年8月1日动工，沿岸16万人参加。45天后，一条长270公里、宽25～30米、深34米的运河就建成。它水源来自锡尔河。借锡尔河之水，它保证了50多万公顷水浇地、6万公顷新垦耕地的用水，运河沿途流经2000个集体农庄的土地，为共和国5座城市及植棉区和塔吉克斯坦4个地区供水。后来，运河又延长了350公里。并进行了全面的扩建和改造，解决了费尔干纳地区农业和居民用水问题。整个中亚细亚，布满了无数的灌溉运河、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

这只是苏联庞大的自然改造工程的一个缩影。1959至1980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用于水利灌溉和土壤改良的投资约247亿卢布，开垦新耕地的工作以空前的速度进行。水利枢纽、运河、大水库遍布农田、草原甚至沙漠。“那些红沙漠、白沙漠和黑沙漠都改变了。”乌兹别克的农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兴旺之中。

苏联专家曾统计，从中亚的每公顷旱地上仅能获取价值为5～10卢布的产品，而从每公顷水浇地上，则有可能收获高达500～2000卢布的产品。水浇地不仅产量高、价值大，而且生产稳定。苏联其他地区不能生产或产量不多的一些高利润喜温作物，都适合在中亚地区种植。乌兹别克斯坦被赋予了生产棉花这种重要经济作物的重任。

1950年，共和国原棉产量突破200万吨。但棉花产量的提高主要依靠新垦耕地和减少谷物播种面积来实现。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左岸平原原本是一片名叫“饥饿草原”的草原。1956年开始，苏联在此开荒。后来，饥饿草原就成了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产棉区。而共和国的棉产量占了全苏的70%。

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在历史上就存在发达的灌溉文明。但它们从不需要养活那么多人口和如饥似渴的棉花。60年代起，两条河流注入咸海的水量就开始直线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近90%的水都用在了棉花生产上，其中70%是由阿姆河和锡尔河提供的。人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从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水利部门常常引用俄罗斯最著名的气候学家亚历山大·沃耶伊科夫(Aleksandr Voeikov，1842～1916）的著作。他曾经提出咸海是一个“无效的蒸发器”和一个“大自然的错误”。简单来说，棉花比鱼更有价值。

生态灾难的到来令苏联也措手不及。苏联曾于1984年宣布启动“北水南调”工程，计划从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引水，修建2400公里的“西伯利亚－咸海运河”。但后于1986年突然宣布停止实施。这个工程要凿通图尔盖高地，需完成140亿立方米的土石方量，倾苏联一国之力也无法完成。“北水南调”方案招来一片反对之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人们从咸海得到了教训，意识到这也会对鄂毕河的整体生态平衡造成不可知的伤害。

每当我谈起水的话题，向导强尼总说：“看看苏联人对我们做了什么。”然而，苏联人的离开并没有解决问题。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依然深重地依赖棉花这种作物。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即使是在沙漠之中的努库斯，也依然有大量的棉田。人们在干渴的田地里，徒手给那些小苗松土。由于土地盐碱化太严重，这里的农作物已经很难生长了。

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棉田面积大幅萎缩，现在大约有135万公顷。“我们已经在有意减少棉花种植，但是我们没法摆脱它，”强尼说，“我们的人民要靠它吃饭。现有的基础设施、工厂等等都是过去依照棉产业的需要定制的，事情并不只是在田里撒上不同种子那么简单。”

在费尔干纳盆地扎尔肯特村农民穆斯塔法管理的农庄，地头的灌溉水渠里的水哗哗地流淌着。这些苏联时代完成的水渠几乎没有经过硬化处理。50%的水在奔流的过程中渗透蒸发走了。穆斯塔法告诉我，乌兹别克政府正在着手进行硬化改造，但是整个工程据说要到2035年才能完工。

费尔干纳地区的人们也同样受到盐碱化的困扰。这部分是由于常年耕作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但他们比努库斯的人们有办法。依照传统，穆斯塔法每年播种之前会用水浸透土地。水在渗过泥土时会带走那些不好的化学物质。有的时候，人们需要反复浸地三次。这种耕作方式需要大量用水，更糟的是，渗出的水会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重新回到四通八达的灌溉系统里，向整个水系的下游流动。

“无解”之争

阿姆河从帕米尔高原流淌下来后，会先在紧挨着阿富汗边境的铁尔梅兹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然后出到土库曼斯坦，直到希瓦附近才又彻底回到乌兹别克斯坦。在希瓦，人们向我抱怨，土库曼斯坦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的1/6，却要用掉那么多水，只可惜在铁尔梅兹，由于北面的群山阻挡，不能先下手为强。然而，土库曼斯坦正在修建卡拉库姆水渠灌溉项目，并在卡拉库姆沙漠建设庞大的人工湖。希瓦人的日子以后恐怕会更不好过。

这种关于水的龃龉，我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就感受到了。在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以前，公路沿着锡尔河最大支流纳伦河蜿蜒了好一阵子。在那儿，中亚最大的托克托古尔水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听说托克古尔近两年一直遭遇枯水，没想“湖水倒空如镜”，既壮阔又秀美。路边茶室正好位于一个20多米的悬崖边上，是眺望水库的好地方。戴着方帽、留着长须的75岁老汉阿卜杜拉·马纳布和自己的妻子、妻妹、连襟在悬崖边的坐榻上喝茶休息。他指着对面连绵的土山告诉我，1972年，他第一次见到水库时，水位几乎到了对面的山顶，就要漫上我们正坐着的这个平台。

根据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中亚新的版图划分，由于拥有大量高寒山区，能为冰川的发育和积雪的积累提供有利的环境，塔吉克斯坦水资源蕴藏量占整个中亚地区总量的一半以上，吉尔吉斯斯坦的水资源也在独联体国家中位居第三位。塔吉克斯坦是阿姆河流域的上游国家，控制阿姆河的绝对流量。吉尔吉斯斯坦控制锡尔河的绝对流量。如果只是用本国的水资源，乌兹别克斯坦只能保证本国14%的水资源需求，哈萨克斯坦只能保证本国45%的水资源需求。

过去，整个中亚的水资源利用是一盘棋，苏联按照资源优势互补的模式来设计水资源分配方案，统一协调发电、灌溉、生活用水、航运和防洪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苏联的规划，夏季上游国家的水利设施开闸放水，保证下游国家的农业灌溉用水。作为回报，在冬季，下游国家为上游国家提供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以满足其能源需要。

这个看上去完美无缺的方案在苏联解体后就不灵光了。两个上游国家的经济落后，能源安全都是主要战略目标。吉尔吉斯斯坦每天的用电增长4%，90%的电力供应都依靠托克托古尔水库下游苏联人修建的大坝和水电站。近20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迅速，水库的储水量吃紧。去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宣布他们不得不向塔吉克斯坦购电。当时，水库里还有115亿立方米水，比前一年少了整整30亿立方米。进入水库的水每秒只有465立方米，是过去7年来的最低水平。

阿卜杜拉·马纳布还记得，大概是2010到2011年有段时间，每天要限电12小时。现在每到冬季电压也都得不到保证。为了保证冬季供电，这些年吉尔吉斯斯坦开始在夏季和春季蓄水，以提高冬季的发电能力，保障本国的能源供应。但这样一来，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就会在春夏季得不到足够的水量供应，影响农业生产。当吉尔吉斯斯坦在冬季大量放水发电时，下游国家农业生产停顿无法消化过多的水量，又会造成冬季洪水泛滥。

关于水为什么变少，阿卜杜拉·马纳布说：“这是安拉在惩罚我们，我们太贪婪，种植了太多水果、蔬菜、农作物，神在让我们记住没有水是种什么感觉。”不过马纳布放在首位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做好计划，我们给下游国家的水太多了。”马纳布的连襟在水电部门工作了15年。我问他吉尔吉斯斯坦有什么打算。“现在没什么方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又不能关掉大坝。乌兹别克斯坦人还等着用水呢。我们只能相信，神会应许我们，多下一点儿雨。”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有新的水利建设计划。塔吉克斯坦想在瓦赫什河上修建罗贡水电站。该国现在只生产本国所需粮食的40%，正在谋求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水电站在少水和干旱的年份灌溉300多万公顷土地，弥补增加的电能的需求，同时能够向阿富汗出售一些电力。吉尔吉斯斯坦希望在现有的大坝以下修建卡姆巴拉金斯克水电站。这都遭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强烈反对。

在从布哈拉奔赴希瓦的途中，我们居然在克孜勒库姆沙漠里遇到了赶着3000只羊的牧羊人。他们开着一台小吉普，拉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大水罐。水是从10公里外一条阿姆河的人工水道里取来的。每天，靠着这个水罐，他们就能和羊群游走一天。说话间，骄阳已经让我汗如雨下，皮肤都灼痛起来。我惊讶地得知，他们的家其实在此170公里以外布哈拉的绿洲地带。千里迢迢到沙漠来的原因很简单：“村子里的人太多了。根本没有土地放牧。”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人口增加了1030万。牧羊人拿出一个铁槽，水管从水罐里引出水来，羊群前赴后继涌了过来。

古地图里的陆上丝绸之路

记者◎丘濂

丝绸之路是商旅往来之路，也是文明交流之路

中国古代地图间接描绘了丝绸之路，也体现了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地理知识的流通。由古地图来观察丝绸之路的影响，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8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连接中国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间”区域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今天通常意义所说的“丝绸之路”，无论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展，连接起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商业贸易通道，又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说，并没有一幅古代地图是专门描绘这个主题。《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的作者席会东告诉本刊，古代地图和丝绸之路会在两个维度产生交集：首先它间接表现了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区域，是丝绸之路物化的载体。再有，丝绸之路也是文明交往之路，通过这条道路，中西之间关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地理知识得到流通，这在古地图中得以体现，古人的世界观相应发生变化。

疆域政区图是存留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地图门类，在古代称作“舆地图”，按表现内容不同，分为天下图、全国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等。丝绸之路形成和拓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地理知识的扩充，是导致西部疆域以及整体疆域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西域”是汉朝以后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狭义西域专指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含狭义西域，以及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丝绸之路穿过西域，但是和西域的概念又有区别。一个区别在于西域的起点在敦煌，丝道的起点在长安，两者的长短不一致。另外根据考古发现，丝绸在战国至西汉初期就开始西传，丝路形成要比人们对西域形成认知要早。尽管如此，两者具有在时空上相互重叠的部分，仍然使得观察疆域图里西域版图的变迁具有意义。

汉朝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正式交往。宣帝神爵二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南、葱岭以东三十六国。“自汉朝以来，西域就没有脱离过中原王朝的管辖体系和地图的绘制体系。葱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标界。基本上历代中原王朝管辖的范围是葱岭以西的地方。但在唐朝盛世之年，控制管辖的区域越过了葱岭。”席会东说。唐朝贞观十四年（640）设立安西都户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喀尔）、于阗（今新疆和田）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托克马克附近），辖境相当于今天新疆和中亚楚河流域。唐朝显庆、龙朔年中安西都户府从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移治到龟兹，辖境扩大至今天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到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后来逐渐缩小，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

不过，对疆域图的绘制并不以中原王朝实际控制的区域为界，因为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中国的皇帝就是君临天下、拥有一切的最高主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例子是清朝乾隆年间制作的《乾隆内府舆图》：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印度海和红海，东至东海，已经是整个亚洲的全图，表现了“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

从另一个角度说，疆域图上对于西域的表现，除了天下观的彰显，还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西部世界地理知识的掌握。唐宋时期，人们对西部的了解延展到了地中海东岸的西亚这一带。到了蒙元王朝建立起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陆上丝绸之路畅行无阻，为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东西方交通道路的开辟，不少出生于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学者陆续来华，将伊斯兰地图、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带入中国。从此，描绘中原地区之外包括广义西域范围内的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天下图才开始出现。

关于西域地图，或者包含有西域的疆域图，很早就见于文字记录。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是否绘制了西域地图，还没有史料可证，但后来由《汉书》的记载可知，由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汉朝产生有关于西域的军事地图。比如《汉书·李陵传》中写李陵受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这就说明当时李陵有将所经地域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又让手下呈送给汉武帝。魏晋期间，战乱频繁，但中国和印度之间求法和传教的民间僧侣依然来往不绝，西行的僧侣有法显、惠生，东来的天竺僧人则有佛图调、须菩提等人。东晋名僧释道安，并没有西行求经或者学习的经历，但根据其他僧人的著述或者口述，写成《西域志》，又根据《佛图调传》内容，写下了关于西域的地理图籍《西域图》，地理覆盖范围已经涉及广义西域中的中亚、西亚和南亚。《西域记》和《西域图》均已佚失，但可以从《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对原书的零星引用，窥得一些原貌。

到了隋代隋炀帝期间，随着东突厥内乱衰败，西突厥被降服，接着又用武力灭掉吐谷浑，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又发展起来，隋炀帝因此设立西戎校尉官负责导使西域各国首领、特使入朝处理商业和交通事务。裴矩受隋炀帝之命，驻守武威、张掖之间。裴矩感叹，东汉以后朝廷对西域各国情况所知甚少，“至和姓氏风土，服装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并且西域各国“兼并讨诛，互有兴亡。三十余国，仅有十存”。裴矩对西域的信息开始有意识收集，凡见西域人，“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最后写成了三卷《西域图记》。可惜《西域图记》三卷图文也已佚失，唯一可以拿来研究的资料是收集在《隋书·裴矩传》里的《西域图记·序》。序中记载了以敦煌为出发点，通往地中海东岸的三条大道，包括地中海东岸、咸海以南的广大地区：北道在天山北路，由伊吾（今新疆哈密县）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铁勒等地到西海（地中海）；中路由天山南路的北道，由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地至西海；南路是由天山南路的南道，由鄯善（即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叶城地区）等地至西海。推测这三条道路在《西域图记》中都有地图来标明，因为写作《西域图记》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指明道路给人以向导。

唐朝由于国力强盛带来了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对外域地形、军镇、风俗物产图的编绘和情况的介绍也非常重视。这些工作一般由朝廷专管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寺卿官员负责。他们编撰图志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向外域来唐使者询问其国情况，然后制图上奏。像是《新唐书·地理志下》记载贾耽任鸿胪寺卿期间，绘制有通往中亚、印度甚至巴格达的交通图，其图上“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贾耽还采用了“古墨今朱”的两种色彩对照的形式，绘制了包括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的《海内华夷图》，成为我国历史地图的滥觞。如今这些地图都已不复存在，只能从唐宋时期的文献著录和宋人的改绘本中窥见一斑。除此之外，另外一种编纂途径是派专使到西域各国访问考察，然后将其山川道里情况编撰成图志，上奏朝廷。如《新唐书·艺文志二》所述：“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许敬宗编撰了60卷的《西域图志》，现已不存。

总体上说，宋代之前的疆域图实物流传至今的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宋代之前的文献主要靠抄绘来传播，而地图的制作和抄绘相较文字文献更为困难。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汉时目录学家刘歆编《七略》的时候有“收书不收图”的做法，这个编书的传统也导致了中国古地图的罕见。对于中国古地图的留存来说，宋代是一个转折点。这首先是因为进入宋代，雕版印刷术发展至全盛时代。再有，宋代社会某种程度上说是科举社会，经学和史学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为了解读《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等经典，宋代学者编绘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和当代的疆域图，这些地图或被刻印成书，或被刻绘成图碑，立于文庙、府学、县学之内或者门口，供天下士子拓印，便于通经明史，参加科举考试。与此同时，相较于唐代，宋朝政府军力偏弱，两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并立，面临严重的边患危机。“为了了解周边部族政权的国情虚实，唤醒宋代士民对沦丧国土的记忆并且塑造宋代完整的法统地域，两宋政府也编绘了大量关于民族政权的疆域图。”席会东说。综合上述几个原因，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幅最早的反映西域面貌的地图实物就是南宋僧人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中的纸本雕版墨印的《汉西域诸国图》。它是一幅表现西汉时期西域诸国地理情形和佛教传播路线的历史地图。

能够绘制西域相关地图的大概有三类人：第一是政府官员，主要是有机会进入西域或者和西域使者打交道的边臣或者“外交部”人员；第二类是致力于通经明史的学者或读书人；第三类是宗教人士，佛教僧侣或者伊斯兰信徒。学者或读书人不一定有亲自前往西域的经历，他们的绘图基本出于对古代文献的考据。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则多本身就有前往西域的经历。因此由他们本人，或者别人根据他们亲眼所见绘制成的地图里，还出现了一种细节更加丰富的、长卷形式的路程图，不仅表现了沿途上山脉、沙漠、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要素，还细致绘有城池、关隘、庙宇、往来人物等人文地理要素。2002年，由日本回流国内的明代30米长卷《蒙古山水地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以山水画的形式再现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的景象，反映了世界陆海时代转换之际，“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根据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鉴定和推断，该图绘制的主要参与者应当是明嘉靖年间属于“吴门画派”的画师谢时臣。地图制作的主要依据，就有明初《陈诚西域使程记图》以及明初传安的西域见闻录。

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一直偏重实用性而非精确性。“在这一点上，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古希腊的地图一开始就重视数学要素，这和它是海洋文明有关，需要精确掌握位置，航行才不至于迷失。”席会东说。起始于宋代《禹迹图》，明清时期的疆域图有一些用到了“计里画方”。所谓“计里画方”，就是在地图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制作成方格坐标网，并以此方格网来控制各地物要素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很长一段时间，照搬西方标准，建构在“科学性”和“准确性”上书写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都赋予“计里画方”相当高的地位。其实近年来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成一农等学者的分析研究，“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只是能在绘图时更好地控制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中国古代地图的一大特点是图文并茂，采用大量注记，比如两地相距多少距离，直接用文字来形容。即使在“计里画方”的方法出现以后，很多舆图也没有用到这种方法绘制。

明朝时，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带来了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的地图制图方法。清朝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廷官员联合来华传教士一起展开了大型实地测量活动，并用经纬网坐标和桑逊投影法绘制了疆域图。但是，这些疆域图在绘制完成后，一直深藏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除了皇帝个人欣赏以及赐给少数朝臣和地方督抚外，没有在中国社会广泛使用，相关的近代测绘技术也未能在中国社会普及。清朝中期各级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绘制地图时，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以文献考据和综合前图的方法来进行操作，尽管在地图疆域的变化上能够反映出地理知识的扩充，追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朝廷不重视疆域图，而是认为传统方法绘制的图就足够使用。这点直到光绪年间才得到改变——光绪年间，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大部后，清廷光绪四年（1878）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俄首都彼得堡交涉收回伊犁事宜。在中俄双方谈判中，崇厚受到俄国人蒙蔽，误判地图，导致中国丧失大片领土，这让清廷官员意识到传统舆图的随意性和示意性使其无法作为处理边界争端的依据，因此在分界缔约的过程中被迫使用国外地图，使得中国在对外领土划界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此，清朝洋务派学者开始系统翻译西方地图，官员也倡导“中体西用”式地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培养测绘人员。在这个被迫接受西方话语体系的痛苦过程中，中国传统“有边疆无边界”的状态发生了改变。

丝路回响 ：中西交流下的中国古地图

记者◎丘濂

南宋 《佛祖统纪》之《汉西域诸国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明嘉靖 刻本《水东日记》之《广轮疆里图》摹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古地图开始大量以印书和刻碑的方式存留下来。它们中的一部分就成为“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文明交流的见证物。

宋——《汉西域诸国图》

该地图收录在南宋僧人志磐于宋朝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编撰的《佛祖统纪》中。这部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史书，以“释迦牟尼佛本纪”写起，包括了中国佛教历代祖师的传记。地图长28厘米，宽20厘米，为纸本雕版墨印，主要表现了西汉时期西域诸国地理情形和佛教传播路线。

《汉西域诸国图》东起兰州，西至西海（地中海）、大秦（拜占庭帝国），南到石山（今昆仑山），北抵瀚海（今蒙古高原大戈壁），形象绘出了天山、葱岭、北山、南山、石山和积石山等山脉，并用双曲线画出黄河上游河道，用鱼鳞式水波纹描绘海洋、湖泊。葱河位于全图正中，由西向东流入蒲昌海。在蒲昌海的南北两侧清晰绘出中原通往西域的两条路线，也就是“丝绸之路”。图中的丝路开始于甘肃武威，经张掖、酒泉到敦煌，然后分为南北两路：南路走蒲昌海南岸，经过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南南湖镇破阵子），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绕南山，过无雷（今新疆喀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内），沿葱岭南麓，往西可以达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一带）、安息（伊朗高原）、条支（今西亚两河流域）；北路沿蒲昌海向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流沙（泛指我国西北沙漠），至车师前王（今新疆吐鲁番市附近），再往西，过乌孙（今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越葱岭到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再往西北方向去最后可达奄蔡（在咸海、里海以北）。图中相邻两个地名如果用细线连接，说明两地之间有道路可通。除了70多处注记的地名外，图中还有文字说明西域政区建制和交通路线里程。

狭义的西域，也就是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是亚欧大陆上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中国最早接受佛教的地方，在印度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汉时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喀尔），然后再向东传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和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汉末东汉初，佛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地区。因此，《佛祖统纪》收录了描绘汉代西域佛教重镇的《汉代西域诸国图》。

该图是目前所见绘制时间最早的一幅关于西域诸国及其交通的地图。虽然绘制内容比较简略，但对研究西域地理沿革、僧侣取经求法的路线和古代丝绸之路都很有参考价值。

元——《广轮疆理图》

蒙元王朝是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辽阔的疆域为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东西方交通道路畅通无阻，不少出生于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学者陆续来华，将伊斯兰地图以及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带入中国。波斯人扎马鲁丁就是其中之一。1267年，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上都开平府，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忽必烈称其为“回回星学者”。他先后任职于司天台和秘书省，主持制定了《万年历》、纂修《大元大一统志》、制作地球仪和彩色《天下地理总图》，极大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从此，描绘中原地区之外包括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地图开始出现。

遗憾的是无论《天下地理总图》，还是另一位元人朱思本所编绘的《舆地图》，或是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都没有存留下来。幸好在明代人叶盛所做《水东日记》的弘治和嘉靖版刻本里，卷十七附有元末天台僧人清浚的《广轮疆理图》摹本，并有详略多种图幅。虽然现存的《广轮疆理图》是明代人严贵中改绘的摹本，但经过学者陈佳荣将它与《元史·地理志》的对比考证，可看出全图600个地名中，除了20来个路府州名外，其他大致和《元史·地理志》相同，而明初宋濂所修的《元史·地理志》主要利用的就是扎马鲁丁编撰的《大元大一统志》的资料。陈佳荣认为，现在看到的《广轮疆理图》摹本，基本上可以当成元一代的舆图成果来研究。它也是现存的最详尽、准确的元代疆理总图，又是明代重要地图《大明混一图》的关键底图。

明洪武《大明混一图》局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明洪武《大明混一图》黄河河源部分

该图含有边疆地理以及中外交通的可贵信息。地图绘制范围东起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涵盖了高丽的北京、东京、南京、唐城、耽罗及三韩等，倭国的徐福祠及毛人等，还有大流球（今琉球）及小流球（今台湾）。西北至西域，注明“自西宁西北五十余里至金山，其西二百里即阴山也。其间皆崇峻岭深绝涧。又西北数千里至铁门”。西南至越南、印度，注有“自特摩（今道站）入交趾界”，并标出“占城”和“江头城”（今缅甸），提到“北路往西域天竺诸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的福建海岸外，明确记及“自泉州风帆，六十日至爪哇，百二十八日至马八儿，二百余日至忽鲁没思”，这是当时由海外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交通的明确记录，也是泉州作为元代对外航海交通贸易大港地位的佐证。

由于是明代的摹本地图，该图经过严贵中绘制后，有些许改动。一个变化是该图省略了原图中海岛沙漠、绝域殊方等相关内容：“居海岛沙漠，道里辽绝，莫可稽考者，略叙其槩焉。”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朝中期以后疆域的内缩。

明洪武——《大明混一图》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因此蒙元王朝特别强调“天下一统”，淡化了“华夷之辨”。“混一图”开始取代唐宋时期盛行的“华夷图”，成为当时人们所知天下总图的主要类型。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地理知识和地图遗产，地理视野基于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洪武年间，明廷在元代疆域图的基础上绘制了涵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图》。

地图东起日本，西达欧洲、非洲大陆，南至爪哇，北抵蒙古。全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着重描绘明王朝的疆域政区，突出表现镇、寨、堡、驿、渠、塘、堰、井等人文地理要素，山川、湖泊、泽地等自然地理要素，注记地名千余处。图上有相对统一的图例，明代的十三布政司及其所属府、州、县治用长方形粉红色块加注地名表示，其他各类聚居地直接以地名表示；“皇都”（今江苏南京市）、“中都”（今安徽凤阳市）用蓝色方块和红书表示。图中山脉以山水画法描绘，除了黄河用粗黄曲线表示外，另用灰绿曲线描绘其他水体。现在所见绢本彩绘图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人将图中原有的汉文注记全部用大小不同的满文贴签覆盖，方便清廷使用，也彰显清朝对天下的治权。

明嘉靖 《甘肃镇战守图略》之《西域土地人物图》卷首段（台北“故宫”藏）

明嘉靖 《甘肃镇战守略图》之《西域土地人物图》卷尾部分（台北“故宫”藏）

在“华夷图”的时代，中国古地图都采用“内折外容”的方法来绘制，也就是中原地区的比例尺很大，而且相对关系按照一定比例折算，比较准确。但是“四夷”为了要容纳进来，构建天下秩序，比例尺就会缩小。到了“混一图”的时代，这个特点依旧延续下来：《大明混一图》中，明朝疆域刻意放大，占了地图的三分之二还多。图中的疆域和政区并未绘出疆域界线，仅以不同颜色的地名方框区别境内域外。域外部分以中亚的描绘最详细，其次是欧洲和非洲。非洲南部好望角方向较为准确，表明此图受到伊斯兰地理知识影响。

根据图上内容和相关文献，席会东推测，该图的国内部分源自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域外部分可能受到扎马鲁丁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等伊斯兰地图和元末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的影响，因此图中的河流和淡水湖为蓝色，海洋和盐湖为绿色，与比该图稍早的伊斯兰地图和地球仪的着色法相一致。蒙元时代伊斯兰地图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开始大量出现彩绘本地图。

《大明混一图》长456厘米、宽386厘米，是现存尺寸最大、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图。它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绘出非洲大陆形状，在中国和世界地图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明嘉靖——《蒙古山水地图》

上世纪30年代，这幅《蒙古山水地图》流散海外，一直被日本的私家博物馆藤井友邻馆当作清代山水画来收藏。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从日本购回地图，交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来鉴定，最后得出结果——这是一幅异常珍贵的反映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古地图。

《蒙古山水地图》长达30.12米，宽0.59米，绘于缣帛之上，采用手卷方式。它的命名来自地图背面“尚友堂”的题签，它是一家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的著名书肆。“蒙古”指的是曾经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林梅村判断“蒙古山水地图”是地图原名，“因为无论古董商还是收藏者，恐怕都没有水平给它起如此儒雅而贴切的名字。”《蒙古山水地图》覆盖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今甘肃酒泉）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共有211个西域地名，涉及今天的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经过对比《蒙古山水地图》的其他绘本和刻本，林梅村证实这其实是一幅剩下四分之三的残卷，原图长40米，一直到达东罗马帝国首都鲁迷（今伊斯坦布尔）。又根据地图上嘉峪关西面不见“永兴后墩”等长城烽火台推断，它的绘制时间应该在嘉靖三年到十八年间（1524～1539）。

“尚友堂”题记《蒙古山水地图》卷首嘉峪关段

“尚友堂”题记《蒙古山水地图》卷中撒马尔罕段

之所以《蒙古山水地图》长久以来被当作绿水青山的画卷来收藏，和中国地图的绘制传统有关。“古代山水画与地图本就是同源。”林梅村说。由于古代许多具体的绘图者是画院的画师，所以古代地图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而是具有艺术性，甚至因为绘制精美而列入艺术品。例如《洛阳图》以及许多江河图就被唐代张彦远收入《历代名画记》。林梅村认为，嘉靖初年，中国画坛能创作“长卷巨幛”的唯有“吴门画派”的谢时臣。有记载谢时臣在嘉靖年间曾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林梅村推测，他就是去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地图》。

《蒙古山水地图》的创作背景应当和明朝中叶之后的边防危机有关。明朝立国之后一直困扰统治集团的“北虏南倭”问题，在明代中期尤其突出。在这种刺激下，边防史地著作不断涌现。撰述图籍的数量大，并且撰述时间相对集中，绝大部分作品产生与嘉靖至万历年间，正是边防形势处于危机的关头。

经过比较研究，林梅村认定《蒙古山水地图》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当时可见的四种材料：一是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二是洪武年间的《大明混一图》，三是明初的《陈诚西域使程记图》，四是明初传安的见闻录。另外，元代盛行伊斯兰教。按照穆斯林尊奉的五行仪之一，凡有能力者，有生之年必到麦加朝圣。穆斯林到麦加的路线为传统的“丝绸之路”路线：出嘉峪关西行，经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诸城，到中亚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然后从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西行，至波斯南部的失剌思（今伊朗设拉子），再经报答（今伊拉克巴格达），最后到阿拉伯半岛的麦加。《蒙古山水地图》所述西域地理的部分资料可能也出自到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

《蒙古山水地图》有两个明代刻本传世，一个是收入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另一个是收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陕西三边总督刘宽敏所编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另外还有一个台北“故宫”收藏的彩绘本《甘肃镇守图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沿革》。林梅村认为，《蒙古山水地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各种版本的母本。但其他学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席会东就认为，《蒙古山水地图》是在《西域土地人物图》基础上简化、改绘而成的，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都要远低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其他版本。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上绘制有人物和动物：图上有牵马或者牵骆驼的商旅，背着行囊的旅客，牵着贡狮往东朝贡的使者，头戴蒙古帽骑马飞奔的军士、埋头耕种的农夫、在辇帐中接受跪拜的贵族等等。除了绘注“回回”、“缠头回回”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外，图中在西亚多个城镇绘注有不少汉人聚居的信息。如在文谷鲁城（今约旦安曼西南或埃及马格里布）有“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旱田”，在鲁迷城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等文字标注。这显示了元明时期汉人在西亚迁居和生活的情况。绘制人物和动物都是《蒙古山水地图》中所没有的，这种制图风格明显是受到欧洲地图绘制的影响。欧洲地图上可以画了许多人物和动物的形象，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保密地理信息，因为反对偶像崇拜的穆斯林人就无法阅读这些地图。

15～17世纪，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时代”。海洋时代和海权时代的到来，意味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相对衰落。《蒙古山水地图》恰好是在世界陆海时代转化之际，描绘了西域蒙古化和伊斯兰化大背景下多元文化互动的现实图景，反映了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明嘉靖——《广舆图》

《广舆图》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由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综合元明两代其他地图绘制而成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图集一共有113幅地图，包括主图45幅，附图68幅。地图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区图，包括《舆地总图》和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这是整个图集的基本部分。罗洪先将朱思本《舆地图》大图的形式缩绘分拆成一张总图，又加上16幅分省图。第二部分是边防图，包括九边图11幅和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5幅。第三部分是专题地图，包括黄河图3幅、漕河图3幅、海运图2幅。第四部分是周边地区和邻国，包括朝鲜、朔漠（蒙古）、安南（今越南）、西域（新疆、中亚、西亚）“四极图”各1幅，还有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表现出非洲最南端）、日本、琉球、四夷总图等，反映了当时对世界的认识程度。

明嘉靖 罗洪先《广舆图》中“四级图”之“西域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四级图”是根据唐、宋、元、明时期的地理资料绘制而成的。比如，西域图中主要标注汉唐以来西域和中亚的历史地名，而较少表现明代西域的现实地理情况，也没有标注蒙古语地名和突厥语地名，突出的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

《广舆图》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又制定有一套集合符号为主的图例符号，全图规范、精美、内容丰富，是一部古代地图的集大成之作。从明嘉靖到清嘉庆的200多年中，该图集被刻印多次，有大量不同的摹刻本，并衍生出和《广舆图》形式相近的系列地图集。

该图集的另一影响深远之处在于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明朝晚期开始，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地图知识交流是双向的，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体系和制图方法传到中国的同时，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卫匡国和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等人陆续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华，将明代的《广舆图》等中国图籍带回欧洲，并在此基础上编绘《中国地图集》、《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地理图集，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知识和地理图籍体例的了解。

在此之前，16世纪欧洲学者采用新方法和新技术编绘出囊括新旧大陆的世界地图，开启了欧洲地图学的近代化大门。1584年，比利时人奥特柳斯编绘了欧洲第一部近代地图集《寰宇大观》，其中收录了葡萄牙地图制造商巴尔布达编绘的《中国地图》，该图是欧洲最早的单幅中国地图，在问世后的60年里一直是欧洲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图中描绘的中国是一个混合了欧洲古典地理知识、中世纪《马可·波罗行记》传说和近代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探险成果的产物，中国的轮廓、水系都严重失真。

1655年，卫匡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新图志》，这本地图志在《广舆图》基础上增加了经纬度和矿产资源的信息，内容更加完善。它不仅表现了中国整体轮廓和沿海地区，还描绘了中国各省边界和政区，使得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地理状况。同时，该图集还是第一次较为准确地描绘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欧洲地图，增进了欧洲人对东亚的了解。该图集从问世直到1736年法国地理学家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所编《中国图集》的出版之前，一直是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在东西方地图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万历——《坤舆万国全图》

这幅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根据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原图描绘而成摹图，长346厘米，宽192厘米，是一幅采用西方地理观念和图式并融合中国地图资料绘制而成的中文世界地图。

明万历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藏）

《坤舆万国全图》采用等积投影、经纬网和东西两个半球的椭圆形图式，描绘当时已知的世界五大洲：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南极洲。其中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的陆海轮廓线经过欧洲航海发现的实际探测，比较准确；南极洲根据当时欧洲的传说绘制而成，比实际面积要大不少；大洋洲当时还没有发现，所以没有绘制出来。在图框四角，分别绘有一幅圆形小图，作为五大洲的补充。其中右上角为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左上角为北半球图，左下角为南半球图，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地球观。

图中用三种色彩来描绘五大洲，用蓝绿色立体形象绘法表现山脉，用双曲线描绘河流，用浅蓝色水波纹描绘海洋。同时，该图采用同时期欧洲地图的典型绘法，在大海中绘制帆船和巨鲸、海怪等海洋动物，在南极洲绘出想象中的狮子、大象、犀牛、鸵鸟等热带动物。图中用字体大小区别五大洲和其他地名，每个地名之下附文字注记，叙述各地的历史、风俗和特产，让读者能够迅速了解当时的整个世界概况。

该图是以欧洲盛极一时的奥特柳斯《寰宇大观》等拉丁文世界地图为蓝本，结合明代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志》、《古今形胜之图》等中国地理图籍编绘而成。为了便于中国官员和学者接受地图，利玛窦改变了欧洲世界地图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法，将明代中国绘制于全图的中央，对东亚地区的描绘也非常详尽。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赴京觐见，向万历皇帝进呈《坤舆万国全图》，受到中国官员和学者的重视。受其影响，一些中国学者陆续编绘了一系列圆形世界地图，如《山海舆地全图》、《两仪全览图》等等。

《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的刊印和传播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将“地圆说”，欧洲地理大发现成果，五大洲，四大洋，气候带等地理观念、知识以及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等方法传入中国，在学者中产生一定影响。利玛窦在地图中翻译的“亚细亚”、“地中海”、“尼罗河”、“南极”、“北极”和“赤道”等地理概念术语也沿用至今。《坤舆万国全图》同样弥补了当时欧洲世界地图中东亚部分不准确的缺憾，推动了中国地图学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

清——《乾隆内府舆图》

该图是在清朝康熙《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由乾隆皇帝主持、清朝官员领衔、中外测绘人员通力合作，于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七年（1755～1762）完成的大型实测疆域政区总图。它绘制的范围东北起库业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东至东海，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北到北冰洋，南到印度洋，涵盖了半个亚洲大陆和欧洲东部地区，在北部和西部比康熙与乾隆时代的舆图更加广阔。

清乾隆 《乾隆内府舆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乾隆内府舆图》西域部分

清朝康熙中前期，平定南方“三蕃”之乱、收复东南台湾、平定西北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之后，清朝统治逐渐巩固，康熙将治国中心转移到测绘疆域、绘制全国地图上来。由康熙开始，他建立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和清朝官员共同协作的工作方式。他们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对清朝全境进行大规模测量，其范围南到海南岛，东北到黑龙江和朝鲜，东南到台湾，西至新疆和西藏，最后用经纬度坐标和桑逊投影法绘制成《皇舆全览图》。雍正时代是清代官方实测“皇舆全图”由全国总图向“天下图”转变的阶段，之后无论是《雍正十排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还是同治《大清中外一统舆图》绘制范围均超出清朝的疆域，体现了政治和疆域上天朝一统的观念。

康雍乾三朝都十分重视对西域的测绘。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派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奥地利耶稣会士费隐领队，出长城至哈密一带，测绘蒙古地区和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由于未能彻底平定噶尔丹叛乱，他们只测绘了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再次派费隐前往新疆，测绘哈密以西地区，直到伊犁河谷和喀什地区，绘制成《哈密喀思图》和《杂旺阿拉布滩图》，最后纳入总图当中。雍正年间，随着进一步平定噶尔丹贵族叛乱以及和俄罗斯订立西北界约，清廷对《皇舆全览图》做了一些修正：嘉峪关以西的西域部分全用满文注记；西部疆域远达黑海与地中海一带；更正、增加了一些地名，并用虚线绘出了中原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道路。虽然有清廷完全掌握中亚和西伯利亚不少地方都沦为沙俄控制的事实，但清廷仍将其绘入《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之中，以彰显天朝一统观念。

乾隆年间的西域大测绘是在平定北疆准噶尔和南疆回部的背景下进行的。乾隆年间的西域测绘分两次完成：第一次开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由何国宗总负责测绘，从巴里坤分南、北两路，北路测绘天山北麓至伊犁地区，南路由测绘吐鲁番地区；第二次主要测绘南疆、中亚，开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五月，由明安图、德保、乌林泰及欧洲耶稣会士傅作霖、高慎思、刘松龄等人前往今新疆、中亚地区进行测绘。通过两次测绘，清政府获取了哈密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南北两路广大地区90余处的经纬度数据，因此《乾隆内府舆图》中西域部分地名的密度和准度都要高于《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皇舆全图》。

乾隆将由最后确立清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作“新疆”，当时被清政府称为“新疆”的地区还有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一带、安顺与钛宁附近，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也将古称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称为“新疆”。在全面掌控新疆的基础上，清廷在新疆建立起完善的台站体系和驻防体系，并陆续设置政区、营建城池。《乾隆内府舆图》在满语、蒙古语、突厥语林立的新疆地区突出标绘了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市）等诸多新建汉语城池，并用象形符号放大绘制了多方乾隆皇帝的御制碑，彰显了清王朝和乾隆帝开拓新疆的文治武功。在此，地图成为疆域的标识与权力的象征。

康熙是位愿意了解西方文明，也尊崇科学精神的皇帝。当时决定进行全国大测绘之时，就是因为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康熙就认识到西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地图较中国地图更为精准。另外，任职于清廷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白晋等人向康熙讲授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知识，也让他感到西学的博大精深。但到了康熙的子孙雍正和乾隆那里，他们就缺乏这样的诉求了。“他们进行大型测绘活动，多半是为了仿效先辈的遗志，”席会东说，“就像康熙在地理测绘时已经搞清楚了黄河的源头，但是到了乾隆那里，他又回归到了《汉书·地理志》中‘伏流重源’说的经典描写。”所以，清朝前期实测地图中已经广泛运用的经纬网和投影技术被束之高阁。清朝中期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绘制地图之时，主要运用中国传统形象绘法，采用以文献考据和制图综合为主要手段的传统绘图方式，传统地图仍然是清代地图的主流。倒是像《乾隆内府舆图》这样的地图被传教士带回欧洲，促进了欧洲对中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部分古地图资料编辑自席会东著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感谢席会东为采访和写作提供的帮助。其他参考书籍：《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葛剑雄著；《中国地图学史》，卢良志编；《蒙古山水地图》，林梅村著）

斯基泰：草原之路的开辟者

主笔◎朱步冲

斯基泰人迁移至今日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境内的斯基泰“国王谷”

他们曾经如同一股旋风驰骋在欧亚大草原上，既是残忍的战士和娴熟的骑手，也是2000多年前东西方文明交融渠道“草原之路”的开辟者，造就了一个充满血与火的征服和沟通的时代，为日后丝绸之路的繁盛，奠定了基础。他们创造了丝绸之路的“史前史”。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史料记载，今日我们只能从散布在中国新疆到中欧的考古发掘遗迹中揣测他们的来龙去脉，英国近代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在青铜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东起中国蒙古草原，西至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草原的地势很低，越过它几乎没有困难，所以“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最终到达了欧洲的腹地，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

黄金，尖帽与勇士传说

“Saka”这个词，泛指横行于欧亚草原之间，操印欧语系伊朗语种的游牧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开始将马匹从驾辕战车的动力直接转化为坐骑，又经过了大约3个半世纪，欧亚大陆开始从亚北方期（Subborea1 Period）干热的气候骤变为亚大西洋时期（Subatantic Period）湿冷的气候。中北部森林退化为草原，南部许多半干旱地区的植被开始繁盛，形成优良草场，而这片广袤大陆上的游牧民族，也迎来了他们的兴盛期。

在古波斯文献中，Saka被称为“萨迦人”或者“塞人”，而古希腊、罗马作家称为斯基泰人，“Saka”一词的原意为“游荡”或者“游牧”。在今伊朗克尔曼沙阿以东32公里处的贝希斯顿村附近，迄今屹立着记载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波斯阿赫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战功的贝希斯敦铭文。在铭文的第五段（20～30行）写道：“大流士大帝说，我和塞人的军队一起到了海那边塞人的国家，这里的人们戴着尖帽子。我们在靠近海的地方通过一座浮桥来到这个国家，击溃了塞人，俘虏了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人投降了我。”铭文上方的浮雕中，刻画着因战败被缚送到大流士阶下的九个被俘首领，最后一个人头戴尖顶帽，穿着拖至膝盖的短袖男长衣，其右侧挂着短剑，左侧挂着斧钺，正是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所描述的塞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

斯基泰人的头盔

这个格里芬捕杀山羊造型的黄金饰品象征着权力

黄金梳子，出土于南西伯利亚。浮雕中斯基泰战士穿戴着希腊风格盔甲与头盔

黑海沿岸出土的斯基泰金瓶。浮雕图案为斯基泰战士正在为斯基泰弓上弦

虽然最终被征服，然而桀骜不驯的斯基泰人却在很长时间内不肯屈服于地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大帝，在征服米底、吕底亚与巴比伦后，挥师东征，征讨一直侵扰帝国东境的马萨革泰人（斯基泰人的一支），与马萨革泰女王托米丽司会战于锡尔河东岸，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述说，这是他所知道的异邦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次，双方的箭矢射完之后，两军提起利剑与矛肉搏厮杀，最终波斯大军不支溃败，居鲁士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战后托米丽司女王在战场之上找到了波斯国王的遗体，砍下了他的头颅，放入一只盛满鲜血的皮囊，声称既然对手嗜血如命，就让他如愿，饮血至饱。而在与大流士正面对决前，骄傲的斯基泰人国王斯昆莫曾经派使者给大流士送去一只鸟、一只鼠、一只蛙和五支箭，并传话说：“波斯人，除非你们变成鸟并高飞到天上，或是变成老鼠隐身在泥土当中，或是变成青蛙跳到湖里去，你们都将会被这些箭射死，永不会回到家里去。”

公元前7世纪，欧亚草原西部，斯基泰人的统治中心位于伊朗西北部乌尔米耶湖一带水草繁茂之地，与亚述结盟，征伐米底、埃及，达到了其势力扩张的全盛期，直到公元前3世纪前后，分别被与其有亲缘关系的萨马提亚（Sarmatae）游牧部落，和哥特人吞并消融，如同旋转的泡沫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上世纪80年代，在西伯利亚乌科克高原奥龙库林河畔，俄罗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斯基泰男性游牧民墓葬，或许可以复原下2500年前斯基泰游牧民的服饰：除了顶部尖耸的高帽，男性斯基泰人上身通常穿着皮毛开襟式外衣，有毛的一侧向内，右侧衣包覆于左侧衣襟上，脚上是高腰皮靴或者毡靴，腰带上挂着弓囊、短剑与战斧，男性斯基泰人通常会蓄长发与长须，并在狩猎与作战之余将须发披散下来，而斯基泰女性则会戴着平顶毡帽，毡帽下连带的披风会将额头、脸颊与脖颈完全遮住，贵族女性的披风上常常会缀满圆形或者方形的金箔饰片，披风下是一条连衣长袖长裙，配以短腰毡靴。

身份高贵的斯基泰贵族女性，有时还会佩戴假发，假发是由真人头发编制而成，里面由一根木棍支撑，外面包裹着毛毡制成的发套，1993年，俄罗斯考古学家伯罗斯马克（N.V.Polosmak）在乌科克高原阿尔泰山西南麓发现了一座巴雷泽克人贵族妇女墓葬。巴雷泽克人，是一个与斯基泰人关系密切的游牧部落。这座编号为阿克·阿哈拉（Ak Alakha）的三号墓，墓主人的假发高度达到63厘米，并用雕刻着羊、鹿图案，包有金箔的木头支架固定在头部。而在邻近的五号墓葬中，另一位贵族妇女身上发现了一件黄色齐膝的丝绸衬衫，原料居然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南方，处于战国时代的楚国。

斯基泰人在迁徙时，主要的运输工具除了驼马，还有四轮与六轮篷车，以毛毡为车篷，中间用木框和挂毯分割房间，由四到六头犍牛拖曳。在各种历史记载中，斯基泰人马面部流行装饰格里芬面具：马两颊和鼻梁蒙盖皮毛制格里芬兽身，并与马头顶端装饰圆雕格里芬首相连接，以及装饰复杂的马鞍，鞍桥、马鞍前后两端以及鞍鞯下部增加饰牌和挂饰，贵族常常使用金制挂饰，鞍鞯上流行鹰、格里芬、狮、虎、鱼与山羊搏斗的图案。

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波斯人来说，轻捷迅速、来去无踪的斯基泰骑兵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从波斯到日后的罗马帝国，这些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勇士都曾作为其倚重的轻骑兵部队。斯基泰人最为骄傲的武器就是呈现蛇形的“斯基泰弓”，它像一轮新月，两端都向里弯曲，斯基泰弓的长度在1.2米左右，由多层韧木黏合而成，表面缠绕细细的牛筋条，用动物胶粘在弓体表面，加强其韧性，两端挂着弓弦的弓弭由坚实的牛角或者牛骨制成。在近距离格斗中，除了标枪与矛，斯基泰人最为倚重的武器是他们的铁制短剑，剑刃长度在40～60厘米，从剑尖到剑柄逐渐加宽，如同一个细长的等腰三角形，剑格呈蝴蝶形，剑鞘与剑柄上通常用金箔雕刻出繁复华丽的纹样，融合了波斯、米底以及斯基泰自身艺术风格，包括骑士、公牛、格里芬，以及鹿与岩羊。斯基泰人的盔甲则多种多样，头盔包括希腊马其顿式一体化的青铜头盔，或者在传统尖顶帽和皮质外套上用皮绳或者兽筋将金属甲片密集排列成鱼鳞状，制成相对轻便而保护性能良好的全身轻甲。

斯基泰人为夸耀战功，习惯将敌人的头皮剥下，鞣制成装饰物放在马勒上，“凡是有最多这种装饰的战士，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对最痛恨的敌人，他们还要将其头盖骨锯下来，包上牛皮，镀上金，“当作杯子来使用”。一旦有贵客来访，便拿出来盛酒款待客人，用以“证明他们的勇武”在俄罗斯库班地区一座斯基泰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做工精细的黄金面罩：一个全身戎装的斯基泰人拄矛而立，左手抓着一颗须发飘飘的敌人首级，而在阿尔泰山发现的巴雷泽克墓地中，一些男性斯基泰战士的遗体被发现头骨上有战斧造成的创伤，并失去了头皮和颅骨上部。

在信仰方面，斯基泰人拥有一个庞大而混杂的神祇系统。随着与黑海沿岸希腊人的交往，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希腊人信奉的神祇，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民族”的斯基泰人声称他们的祖先塔尔吉塔欧斯，是宙斯和第聂伯河流女神的儿子，一说是宙斯之子，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与女神的后代。在斯基泰人的信仰中，宙斯被称为帕伊欧斯（Papaeus），地母盖亚被称为阿比斯（Apia），灶神赫提欧斯被称为塔比提（Tabiti），是斯基泰人最尊崇的神明，能够提供水源，维持草场肥沃和牲畜多产，其特征又混杂了来自波斯拜火教的女神阿娜希塔。1863年，在第聂伯河下游切尔托姆里克发现的斯基泰人墓葬中，出土了一块用于缀饰于贵族服装上的金饰牌，表现了头戴尖帽的斯基泰贵族手持角杯，向端坐于宝座之上、有雄狮陪伴的阿娜希塔致敬的画面。

西伯利亚斯基泰石顶墓出土的丝织品。据信来自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图案为风鸟

盟誓，是斯基泰人重要而神圣的活动，盟誓双方的贵族武士将酒倒入一只大陶碗中，然后拔出随身佩戴的短剑刺破皮肤，将鲜血滴入酒中，然后再将短剑、战斧等兵刃浸在酒中，宣读誓词，然后饮下血酒。希罗多德记载说，为了不给仇敌以暗算自己的机会，这些粗犷的武士从不用水沐浴，而是喜欢蒸汽浴——首先在草原上用三根木棍与毛毯搭成一个三角形的临时帐篷，再将灼热的岩石放进一个巨大的青铜盘子中，然后向其撒进野生大麻种子，待烟雾生成之后开始向石头上泼水。上世纪40年代，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在巴雷泽克墓地中的发现，证明希罗多德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在二号墓葬中，随葬品中有六根木柱，还带有毛毡的残片，旁边还有一只有长把手的青铜方形盘，盛有大量有烧灼痕迹的砾石，在石块中间，是一些大麻种子的残留；而在一只铜鍑中，鲁金科发现了更多的砾石，无疑，这是一套完整的斯基泰蒸汽浴设备。

斯基泰战士也会文身，图案包括来自波斯的格里芬、狮子，以及欧亚草原上奉为神圣的动物鹿与羊，面部则会文刺卷云状图案，当部落首领、贵族武士去世后，要吊唁的亲族和部属必须割掉自己的一部分耳朵，并以短剑和匕首毁伤自己的面部，并用箭刺穿自己的左手，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这种毁伤面部的哀悼行为被称为“剺面”被日后继起的匈奴、突厥等蒙古种游牧民族所继承。据说，当部落首领下葬一年后，斯基泰人还会选择50名逝者生前最勇敢的亲信战士，把他们连同坐骑一起绞死，然后在首领的墓葬前竖起如林的木桩，将这些勇士摆出骑乘的姿势，连同他们的马尸一道穿刺固定在木桩上，而在《契丹国志·国土风俗》，以及《旧唐书·契丹传》中，契丹人的葬俗也包括将逝者和殉葬者的遗体和随葬物放置于森林密布的树枝之上。

源起东方

这个庞大而强盛的部落起源于何方？今日，在莫斯科冬宫中埃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彼得大帝（Peter theGreat）藏品”，即是揭示斯基泰部落兴起的重要线索：18世纪早期，俄国冒险家布格洛切维基（Bugroshchviki）等人在南西伯利亚盗掘了当地许多古代坟冢，最终在1715年作为礼品呈献给彼得大帝，成为沙皇宫廷欣赏、把玩的珍贵艺术品。出于对同类艺术品的珍视，彼得大帝下令禁止盗掘，以保护这些遗迹。这些南西伯利亚出土的艺术品上特殊的动物纹样，引起了贵族收藏家们的兴趣，他们认为这些艺术品与古代游牧民有关。怀着这份好奇心，1763年在南西伯利亚执行军事任务的麦勒古诺夫（Melgunov）将军挖开了当地的一座坟冢，并以他自己的名字为这座坟冢命名。19世纪初，由俄罗斯国立博物馆资助的考古队分别在南俄罗斯草原、黑海北岸、外高加索以及南西伯利亚等地发掘了多座同时代的游牧部落坟冢。这些坟冢大多殉葬马匹，拥有大量装饰着动物纹的青铜器、铁器和金器陪葬。

自此之后，一系列考古发现逐渐将斯基泰人（塞人）的起源引向更远的东方。在阿尔泰山帕兹里克（Pazirik）附近卡童河（卡坦金地方）、伯莱利河（伯莱利地方）、乌尔苏耳河（锡宾、沙达尔、士爱克廷等地方）和乌拉干河（巴雷泽克地方）等流域发现一批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游牧部落贵族首领的石顶巨墓，随葬品中发现了据认为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玉器、漆器、金器、青铜器等其他物品，一块来自中原的茧绸鞍褥面，以及一辆来自中原的四轮马车。在褥面上，以彩色丝线绣成凤凰与孔雀缠枝纹样，以及一只鹿头格里芬与巨大的凤凰搏斗的场面。

格里芬是一种鹰、狮混合的神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阿尔泰地区的游牧部落还将西来的波斯格里芬形象融入本土的鹰、鹿崇拜当中，创造出一种鹰首鹿角鹿身的神话动物，被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鹿形格里芬，证明中亚草原诸塞种部族与南俄草原，乌拉尔远至黑海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频繁。阿尔泰艺术云集了早期欧亚草原通道各端点的因素，从来自波斯的箜篌、走狮纹、斯芬克斯、阿娜希塔女神、火坛、莲花纹等，以及来自希腊的棕榈纹、连续旋涡纹图案和鬃呈鱼鳍状的格里芬形象，墓葬中也出土一些中国地区制造的物品，如战国晚期的楚式羽地四山镜、秦式漆器以及凤鸟纹锦。

雕琢精细的黄金制品，是斯基泰人炫耀与储存财富的常用手段。游牧经济生产出的大量马匹、皮毛等产品会超出有限人群的消费能力，而极端天气或者瘟疫等会导致这些财产大幅缩减。因此，草原社会需要寻找一种安全、便携的等价物，黄金无疑是最优的选择。幸运的是，阿尔泰山地区是著名的黄金产地，斯基泰游牧部落的首领能够用黄金与畜牧产品向西亚与中亚绿洲农业文明交换各种贸易产品，在西周晚期大墓中开始流行的以肉红石髓珠为代表的珠饰，就来自西亚与中亚，斯基泰部落显然是此项奢侈品辗转贸易的中介。

美国学者塔尔伯特·赖斯在《中亚古代艺术》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在阿赫明尼德王朝时期，萨珊平原的中部大部分都被塞种部落所控制。他们据信是从突厥斯坦的极东部、西藏和天山迁到那里来的。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突厥人的先驱者。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故乡后向西迁往今阿富汗与波斯之地，直到8世纪时才达到乌拉尔山麓，然后他们从巴尔喀什湖分出，出现于阿尔泰，并随即在今吉尔吉斯之地建立大本营。”

2000年俄罗斯与德国联合考察队，在俄罗斯考古学家楚古诺夫（Chugunov）、德国考古学家帕金格和马格勒（Magler）博士主持下，在图瓦共和国乌尤克盆地国王谷发掘的“阿尔赞二号”坟冢。这座坟冢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其主椁室内埋葬贵族夫妇二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总重20公斤，数量惊人。金器上装饰丰富的动物纹图案被称为“斯基泰动物纹百科全书”。

由于游牧经济的普及，东西方草原地区的交流更为频繁，欧亚草原文化逐渐趋同，形成以铜鍑、兵器、马具、动物风格艺术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游牧文化。其中，带有独特风格的装饰艺术“斯基泰野兽纹”最具有标志性。从黑海沿岸，横穿整个欧亚大草原至在南西伯利亚至阿尔泰诸部落地区，考古学家们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发现这种独特艺术的大量文物遗存，被称作“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饰纹。这一装饰艺术的动物造型主要是复制野兽和当地特有动物的形象，也常有神幻动物的形象，它们或是当地独创的主题，或是承袭西亚的主题，如狮身有翼人头兽和半鹰半狮兽（格里芬）。而造型结构亦是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单兽、斗兽或狩猎场面，动物形象接近写实，表现了早期游牧人的审美观念。

黄金饰牌，饰牌上是典型的斯基泰野兽纹

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论述说，这些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这是一种表现高度张力与戏剧性的艺术画面，或表现断肢少翅的鸟，或表现被豹子、黑熊、格里芬捕捉住的鹿和马，牺牲者的躯体常常是完全卷成圆形。图中没有疾速，没有逃避，而是胜利者有耐心、有条理地撕扯那些被猎物的脖子。”

这些生动夸张的动物图案纹饰，主要被应用于固定在斯基泰人剑鞘、弓囊以及马具与服装的金箔与黄金饰牌之上。关于“斯基泰野兽纹”的起源，众说纷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地区以及欧亚草原的东部。然而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野兽纹样装饰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起源，在西迁追逐金麦里人的过程中，斯基泰人在伊朗西部接触到了亚述地区的动物风格艺术，而在欧亚大草原的东端、中国北方长城地区，包括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内的诸多文明遗存中，也有灵动的猛兽、卧鹿与山羊图案，不同文明中对于野兽的共同崇拜与艺术描摹，在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迁徙、征服中逐渐融合、转化。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动物纹造型艺术也吸收了斯基泰式野兽纹的某些题材，如屈足麂、狮身鹰头兽、后截躯体扭转兽，袭击幻想性野兽的虎形象以及各种斗兽纹。1995年徐州西汉楚王陵发现的随葬品中，有两件做工精美的金带扣，图案为一熊一虎与马匹厮搏，环绕鹰头图案，而同样在徐州汉墓画像砖上发现的两龙十字穿壁花纹，都能看出鲜明的北方草原斯基泰野兽纹样的影响。

今日学者认为，辉煌灿烂的阿尔赞墓葬（Arzhan stage，公元前8～前7世纪），可以被归于早期斯基泰文化系（Early Scythian Complex）。包括葬仪等各种贵族文化传统形成，以及骑兵出现，其特征是大型木椁墓，流行鹿、身体蜷曲的雪豹、鹰喙状鸟等器物装饰纹样。随着这一时期游牧文化的繁盛和扩张，大批游牧民开始向西迁徙。路线大致有南北两条，北路通过北部草原，经西西伯利亚草原、乌拉尔山、伏尔加盆地，迁至黑海北岸；南路经哈萨克斯坦南部、中亚、伊朗，迁至外高加索地区。他们在西迁途中，不断吸收、融合沿途文化因素，从而促使欧亚西部草原的萨夫罗马泰文化、斯基泰文化等诸多游牧文化的形成。

这一前斯基泰游牧文明，被郭物等中国北疆考古学者命名为“三道海子”文化，其身份也被认为是希罗多德于《希波战争史》中描述的“独目人”，虽然与斯基泰人并不属于同一种族，但同为欧亚草原游牧部落的两个部落在文化上拥有相当密切的传承关系。

郭物判定，阿尔赞墓地是其王族墓葬区。这一游牧文明自公元前9～前8世纪兴起后，即向西、南发展，其影响力一度扩展至哈萨克斯坦与天山南麓。在这一过程后，牧业的急剧发展，导致草场资源的稀缺，青铜与铁兵器、复合弓的应用，使得以掠夺牧场与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成为欧亚草原上的普遍现象，松散的游牧部落在冲突和联盟中走向统一。

1980年秋，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中，发现了两件作为骨笄帽所使用的蚌雕人头像，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高加索种特征：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头戴尖角护耳帽，但帽顶遭锯断。帽上刻有等距之竖线条，推断是一种毛织的尖顶硬高帽，雕像两侧脸颊部位各刻有一个呈蝌蚪状的阴线纹，仿佛是一种刺青图案，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服务于周王室的“胡巫”，而其面部的阴线文，则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正是斯基泰人（塞人）面部的卷云式刺青。从而证明，在我国周代，乌拉尔山、南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就与中原地区即存在持续广泛的文化交流。在贵霜时期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达尔弗津之丘（Dalverzin-tepe）所掘出之“下方城”（lower city）壁画残迹中（2～3世纪），有一幅女神头像，其脸上亦有相同的卷云状文面。而有关贵霜帝国创立者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属于中亚游牧民族的大月氏，但也有认为是原先稍早于大月氏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部落。有关大月氏与斯基泰、塞种的关系，学者多认为其有极密切的族属亲缘性，显示西周时期中国北部与内亚地区的早期游牧民已有某种程度的接触。

斯基泰人（塞人）所常用的炊具双耳圈足铜鍑，学者们也相信它来自古老的中原文明。传说斯基泰人的国王阿里安塔斯有一只巨大的铜鍑：为了夸耀自己的实力，阿里安塔斯下令，麾下每一个斯基泰战士都要向自己上缴一枚铜箭镞，然后将收集的无数箭镞熔铸成一口超过一人高、厚度达到三指的巨型铜鍑。

这种盘绕的动物形态最早出现在中国，但之后发展成了典型的斯基泰设计风格

黑海沿岸出土的斯基泰贵族女性首饰。中间浮雕头像为希腊女神雅典娜，为斯基泰人逐渐接受希腊神祇信仰的证据

这面镜子具备了远东风格，同时镜子背面的图案又融合了希腊、近东和斯基泰风格

从北京延庆西拔子窖藏，到陕西岐山王家村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文明遗址中，都可以发现形制类似的青铜器具，这是靠近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北方少数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农耕文明青铜器铸造的技术与造型工艺后的产物。很快，这种适合游牧生活的炊具便被欧亚大陆草原东部的早期游牧部落所采用，经蒙古与贝加尔湖，最终到达阿尔泰与图瓦地区，并进一步向西传播。在1897年，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拉斯卡帕纳（Raskopana）的斯基泰墓葬中发现过一只高达47厘米的铜鍑，器形与中原青铜器酷似，但镌刻有三条精细的纹饰带，上面是经典的波斯风格棕榈花纹和西亚流行的公牛头颅——在一件器物之上，凝结了欧亚大草原东西两端的文化创意结晶。

最终，对于塞人（斯基泰）起源的追寻，诱导专家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我国新疆。1983年，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曾出土一尊头戴高帽的半跪式武士青铜塑像，造型凝重，肌脸发达，头戴尖顶大檐帽，帽尖上铸尖刺弯钩，双手空握执物，双腿一跪一蹲，高约40厘米，其造型与贝希斯敦铭文浮雕上被俘投降的斯基泰人国王并无二致。几乎在相近的年代，在轮台县西北的群巴克乡，考古学家们又发掘了一批珍贵的墓葬，其年代自公元前10世纪绵延至公元前4世纪，出土文物即包括塞人（斯基泰）标准的三翼有铤箭镞，蝴蝶形格短剑，以及管銎戈，蹄形、羊首形马镳与马衔。

作为人类驯服驾驭马匹所必不可少的马具，其发展形制的演变与器物断代，是衡量斯基泰人等游牧民族迁徙发展踪迹的标示。最初的马衔，用缠绕的皮革制成，后来才用青铜打造，根据穿孔的形状可分为马镫形、葫芦形、圆形等数种，斯基泰（塞人）马镳两端常常雕刻成鹰首、格里芬首或花叶形，它们的雏形都能够在新疆、欧亚大草原的东端见到。斯基泰人在文化上受到了新疆东部的影响，掌握了相对先进的骑射技术，从而使得他们在西迁后变成了以武力剽悍著称的入侵者：“欧亚西部草原诸民族在墓葬形制、随葬品方面差异很大，但在武器、马具、饰物纹样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共性。”郭物告诉我们：“这些文化因素应该是早期铁器时代初期骑马术的普及、游牧部落战争与贸易趋于频繁的背景下，从萨彦－阿尔泰地区向西传播。”

在时期断代介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新疆察吾呼墓地，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几枚珍贵的铜镜，背面有蜷曲的虎狼神兽形象。这种圆形带钮的铜镜铸造风格，后来逐渐传入中原，成为中原铜镜的主要形式。而在遥远的伊朗西北斯基泰墓葬中，同样也发现了类似的器物，而带有金箔装饰的牛角杯、蝴蝶形格短剑与斯基泰短剑的形制非常相似。在新疆伊犁的索墩布拉克文化中，一些战俘殉葬者遗骨中发现了头骨被割锯的现象。在巴雷泽克，以及中国新疆鄯善、且末等地墓葬中，均出土过来自亚述的乐器——箜篌。郭物介绍说，这种乐器直接来自亚述，鄯善洋海墓地中的角形箜篌与亚述尼姆鲁德宫殿墙壁上浮雕同类乐器，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琴弦由9根变成了5根，质地为新疆本土胡杨木。

根据将近一个世纪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西迁前的斯基泰人应分布于乌鲁木齐以西至锡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早在欧亚草原东部游牧部落发生大规模西迁前，南俄草原及北高加索一带和阿尔泰、图瓦和天山北麓东段已经有直接联系。

西迁之谜

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东端的塞人为何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大规模西迁？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加藤九柞认为，公元前7世纪左右，居住在我国河西地区的塞人为当时强大的秦国所迫，不得不沿天山南北西麓行，逐渐散居到伊犁河谷、楚河河谷、锡尔河流域并更向西去，迁移至俄罗斯南部草原，以“斯基泰”之名见诸希腊、罗马文献，其分支逐渐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另一支则越过喀尔巴阡山，侵袭巴尔干半岛，直抵多瑙河，与显赫一时的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对抗。而西方学界一般将其归咎于公元前8世纪开始，欧亚大草原中部发生的一系列游牧民族互相驱逐所导致的迁移。在汉书《张骞传》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塞人（斯基泰）乃先秦时期，世代居住在敦煌附近的允姓之戎，后“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并在兴都库什山和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河谷一带，建成塞人的三个国家：罽宾、休循和捐毒（古希腊人称喀布尔河为Kophen，罽宾为其音译。中国自西汉时期至唐代，罽宾均指卡菲里斯坦至喀布尔河中下游之间的河谷平原）。在《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中，乌孙人称自己的居地原是“塞地”，即塞人游牧区。希腊史家把这些人叫“印度赛西安人”。乌孙国一度国土广袅，是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大国，它东与占据蒙古高原到阿尔泰山的匈奴为邻，西接大宛，南抵塔里木盆地的城郭诸国，这一广阔领域原本都是塞人的住地，与锡尔河以北的同族比邻：“塞种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域分布很广，从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西南经帕米尔高原到克什米尔，都是塞人的故地。”

当塞人于这场大迁移中离开故土之后，它的文化族群根源并非就此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断绝。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首次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于阗语写本的时候，对于这种自11世纪中叶以来就灭绝的死语言一无所知，伯希和认为这种语言与伊朗语最接近，因而称之为“东伊朗语”。挪威语言学家斯坦柯诺夫根据文书的来源和所记内容，证明它是古代于阗王国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并称之为“于阗语”。

最终，这一难点被德国梵文学家吕德斯圆满解决，他发现这种语言中有一个表示Z音的特殊字母ys，而这个同样的字母又见于印度西北塞种统治者的名称里，因此定名为“塞语”（Saka ），即是今日所谓的“于阗塞语”（Khotan Saka），于阗语中的许多基本词汇和保存在帕米尔地区的另一种塞语——瓦罕语的基本词汇几乎完全相同。

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天山北部塞种受月氏压迫大批南迁之际，当时有一支塞种迁到了虚旷无人的于阗一带，建立了城郭，过起定居的生活。于阗建国史事，湮没在彼此融合借鉴、杂然赋流的神话与传说中，见诸史书记载的文献包括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以及藏文典籍《牛角山授记》、《于阗国授记》和《于阗国教法史》。传说统一印度的阿育王出巡至此，有一位姿色明艳的王妃，于夜间沐浴之时，因受毗沙门天王感应怀孕，生有一子，诞生后相士声称此子相貌非凡，天生贵骨，由此遭到阿育王嫉妒，恐其在自己在世之时即夺王位，王妃被迫抛弃王子于荒野，后被东土（中国）“汉王”收养，求得大军回归于阗，建立国家，自号为王。

不过，在《于阗国授记》中，有一段后世佛教附会传说色彩相对淡薄的情节：王子的随从中，有两名商人，为了追回自己牲群中一头分娩的母牛，来到了于阗一地，名为Zhugs-ngams，见此地平坦空旷，水草优美，认为此乃天意，当建国于此。著名中亚语言与古代文化研究专家恩默瑞克（Ronald Eric Emmerick）指出，Zhugs-ngams的词源来自于阗塞语中的“生育之牛”，即明确说明于阗国建国之部众领袖皆为塞人，与印度阿育王朝无关。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大迁徙与文化融合中，东起黄河流域，经蒙古草原，过阿尔泰山，沿天山北麓，通向中亚和南俄草原的道路正式诞生，也被后人称为“草原之路”。它因遍居在黑海北岸，里海周围直至锡尔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塞人（斯基泰）游牧民而显得方便通畅。这批早期游牧民充当了东西商业贸易的中介者。他们驱赶着自己大群的驼、马、牛、驴长途运载沉重的货物，穿过极其辽阔而又无国界的草原谷地，逐渐踏出一条横贯东西的草原大道，将古老的中国与波斯、欧洲乃至希腊城邦联结了起来，直到11世纪中叶以后，欧亚大陆东部的塞人才逐渐融合于后起的突厥回鹘诸族当中。正是这一股股自东向西、呈波浪状连续迁徙的游牧民族震荡并连接着东西两端的文明，使古老的中国内陆开始了与世界的最初接触，进而在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交往中，开始发挥自己独特的贡献。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郭物研究员提供的大力帮助。参考著作与文献：《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哈尔玛塔主编；《中亚的早期帝国——对于斯基泰与匈奴的研究》（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麦戈文·W.蒙哥马利著；《亚洲元素对于欧洲斯基泰文化的影响》（Asian Influence on European Scythia，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尼克莱·勃克温克著；《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郭物】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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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中国人的海洋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中国人的海洋之路（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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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中国出版集团 2017.6
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目　录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中国人的海洋之路

古典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海洋之路

穿越马六甲海峡，有船只，还有历史

从广州出发，中国人驾船出海

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

考古材料里的海上丝路

大航海时代的遗产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中国人的海洋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被长期忽视，很大原因是它未曾在中国引发西方16世纪大航海时代后类似的工商业革命，也未曾出现类似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继的英荷等国的海上贸易霸权。确实，从唐宋两代直至清代中叶，因海外贸易而助长的商业体系急速发展，大量硬通货币流入，中国似乎距离西方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已经不远，然而其庞大的农业人口与农业经济基础无法使得这些盈利变为商业资本进入再投资领域，陶瓷与丝绸的生产也无须频繁进行技术革新，从而摆脱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

古典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海洋之路

主笔◎朱步冲

描绘郑和下西洋场景的画作（约作于1558年）

“与我们当代的认知相反，在达·伽马与麦哲伦的伟大航行之前，在欧亚大陆和广袤的印度洋上，各主要古老的中心文明已经通过陆路与海路形成了一个共生圈际，这种经济贸易、文化与政治上的交流，是一种古典版本的全球化。”英国历史学家A.G.霍普金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一书中这样写道：“西方的航海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欧洲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并非对这一贸易共生体制的简单替代。”无疑，在这一“古典版本的全球化”中，中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并非一个只具备内敛性、关注其内陆疆域的黄土地带文明，其向欧亚大陆中心施加影响的渠道更非仅限陆上。早在上世纪初，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即提出，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拥有两条，陆上丝路之外，更有海上丝绸之路，为一条自中国东南出，横穿印度洋诸港之航道。上世纪60年代，日本历史学家三杉隆敏更有专著《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指出，海上丝路实则是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乃至阿拉伯半岛国家海上交通的联系网，不仅包括贵金属货币与丝绸、陶瓷与香料等货物的流通，更标志着艺术、宗教与科学知识在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中心之间的传递渠道。

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被长期忽视，很大原因是它未曾在中国引发西方16世纪大航海时代后类似的工商业革命，也未曾出现类似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继的英荷等国的海上贸易霸权。确实，从唐宋两代直至清代中叶，因海外贸易而助长的商业体系急速发展，大量硬通货币流入，中国似乎距离西方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已经不远，然而其庞大的农业人口与农业经济基础无法使得这些盈利变为商业资本进入再投资领域，陶瓷与丝绸的生产也无须频繁进行技术革新，从而摆脱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

尽管如此，中国在海上跨越2000年的探索依旧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促使中国逐渐地从虚构猎奇性的中心/边缘二分法的差序世界观中缓慢地走了出来，经南海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最终抵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如果没有甘英、杜环、法显、郑和等人的勇敢，和其他千万名字不见于史籍的商人、军人、外交使节与僧侣的远行，欧洲也不会通过阿拉伯人得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饶的庞大国家，蒙特·高尔维诺、马可·波罗、艾儒略与利玛窦也不会因这样一个遥远而诱人的锦标而毅然动身：中国习得了阿拉伯的天文、建筑，印度的医药，中亚的音乐与绘画，而将数学、制图、火药、造纸与养蚕纺织技术西传，最终这些文明成果的大部分都辗转抵达了欧洲，催生了欧洲近代化的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而随着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花生、番茄等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也进入中国，进而造就了明清两代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中国长达2000年的海上丝路经营虽然没有造就一个比拟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辉煌，但它却为后者打下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封面图片：马六甲岛上的标志性建筑——一座清真寺）

穿越马六甲海峡，有船只，还有历史

记者◎丘濂　实习记者◎刘畅　摄影◎于楚众

马六甲居住有许多华人，他们晚上喜欢到鸡场街消遣娱乐

马六甲古炮台。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期间修建了牢固的城堡，后遭英国人破坏，只有城门保留下来

在马六甲海峡成为沟通东西方之间重要的航运商道后，海峡上的港口也在岁月中经历了衰荣兴替。这其中命运最为戏剧的要属马六甲和新加坡。今天我们提起马六甲海峡，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新加坡这个国际大港，而马六甲只是一座让人凭吊游览的古城，为马六甲海峡空留下这一名字来向人们昭示它往日的辉煌。

穿越海峡，穿越历史

要对这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水道形成直观的认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乘船通过海峡。一些游轮公司提供从新加坡出发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的航线，它几乎可以驶过完整的马六甲海峡，但出发时间难以与我们的行程对上。经过比较，我们选择的是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小城杜迈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马来西亚马六甲城的渡轮。这是一种每天都有一班的渡轮，早上10点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行就能抵达对岸。从地图上看，东南－西北走向的马六甲海峡像是一个张开的鳄鱼嘴。这艘渡轮就要穿过“鳄鱼嘴”中间最狭窄的一段水域。

能够乘船抵达海峡对面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马六甲，几乎是旅行者来到杜迈的唯一理由。本来苏门答腊岛和整个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爪哇岛相比，游客就很稀少。这让我们出关的时候遭遇了小小的波折——印尼政府刚刚在6月12日宣布了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因此我们从印尼首都雅加达入关的时候，护照上只盖了一个允许停留30天的印章。杜迈港口的边检的工作人员显然还不曾在免签之后遇到过中国游客，在一通和上级电话确认之后才最终对我们放行。搭乘这趟渡轮的基本都是印尼人或者马来西亚人。杜迈所在的印尼廖内省盛产石油，杜迈分布了不少炼油厂，它也是印尼最大的石油输出港口。有一部分马来西亚人在杜迈油厂里工作，乘坐渡轮定期回家。还有很多在马来西亚不同地区打工的印尼人喜欢乘坐这趟渡轮，因为船票比机票价格低廉，而且可以带较多的行李。渡轮人最多的时候是在开斋节前，打工者纷纷要返乡与家人团聚。

旅客运输只占到马六甲海峡航运量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今天的马六甲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峡之一，每年有8万多艘货船要从海峡上通过，具体到每天则是200多艘。随着渡轮驶向海峡中心，海水由茶色变成了清澈的湛蓝色，我们也逐渐感受到了海峡上忙碌的交通状况：大型及超大型轮船络绎不绝，偶尔还看到两三艘巨轮接连航行，出现难得一见的“船龙”。一位船员告诉我，船只在马六甲海峡中航行要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比如速度不能太快，要保持在12节以下。还要按照分道通航的规则，来和去的船只占据水道的不同侧面。现在的船舶越来越大，它们又会根据吃水位置，进入深浅不同的航道航行。”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防止在船只这条“拥挤”的海峡中相撞和搁浅。马六甲海峡总长度660海里，最宽处200海里，最窄的地方不到10海里，而可通航的单向航道最小宽度只有1.1海里。并且马六甲海峡里还分布有沙滩和沙洲，浅于23米的地方就有37处。再加上一些过去的沉船可能形成的阻碍，在这样的水道航行，对航海者的操纵能力要求很高。

马六甲圣保罗山顶的教堂历经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使用，浓缩了400年的殖民史

葡萄牙人和当地人结合，形成了聚居地“葡萄牙村”

历史变迁，往来马六甲海峡的船只里运送的不再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或是印度的棉布、阿拉伯的干枣和皮革，以及非洲的象牙和宝石。按照统计，现在马六甲海峡承担着世界约40%的贸易输送量，运送的最主要的物资是原油或者是石油产品。一份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年的原油进口达到约25万吨，来自中东和非洲7个国家的石油供给总量约16万吨，占总进口量的64.5%，它们中的大部分必须经过马六甲到南海一线，到达中国的沿岸。而经由马六甲海峡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更是占到日本原油进口的90%。2013年，中缅天然气管道开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2015年1月，中缅原油管道也进入试运行，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于马六甲海峡石油运输上的依赖。

马六甲海峡从何时开始成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从中国方面的史料可知最初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南海商路并不经过马六甲海峡。《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于南海商路最早、最明确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资黄金杂增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段话写的是汉武帝派遣宫廷官员，率领海员或者商人携带黄金和丝绸远航海外，换回大量奇珍异宝的旅程。学者基本对这趟旅程的终点达成共识，黄支国位于今日南印度的康契普纳姆，已程不国则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整条路线于是明确：商队从中国广东出发后，便沿着东南亚半岛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穿过马来半岛后进入孟加拉湾，最后到达终点。受到当时的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的限制，船只仅仅沿着东南亚半岛地区沿岸的浅水区域来航行。而穿过马来半岛，则是指登陆翻越马来半岛的南部。因此这条水路和陆路相结合的路线，又被史学家称作“马来半岛的联运航线”。

“联运航线”成就了扶南古国的崛起。3～6世纪的时候，扶南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海上国家，版图包括今天的越南南部、湄公河中下游、湄南河流域的大半以及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根据史料的记载，扶南和中国通使至少26次。523年，梁朝更授予扶南国王“安南将军扶南王”的称号，充分显示出扶南在东南亚的地位，特别是和中国朝贡贸易的频繁。其时扶南不仅以东南亚的特产金、银、铜、锡、沉香木、象牙等去换取中国的丝绸和印度及其以西各国的产品，更利用在南海商路上的居间地位发展中介贸易。例如扶南经常把从印度运来的西方产品，如苏合、郁金香、玻璃等再转贩于中国，以获得巨额利润。

扶南古国的衰落和航运路线由半岛向海岛区域转移有关。如果不突破马来半岛的陆地阻隔，东西方的贸易总是存在障碍。随着人们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的不断提高，便有越来越多的船只改从离岸较远的深海航行，并试图摆脱马来半岛的阻挠而直接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南部。不过，要完成这种变化，却是经过了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也许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不断的冒险和探索，直到最后才完成这种变化。其中一个例子便是东晋高僧法显由印度、斯里兰卡两地求得佛法后取海路回国时遭遇险情的过程。《佛国记》中写道，法显在411年8月从斯里兰卡登上能载200多人的商船启航，只航行两日后即遇到风暴，大船已破渗水，他只好改乘小船。经过在海上90多日的漂流后，法显到了耶婆提（今天爪哇岛，或有主张苏门答腊南部），在此停留了5个月等待季候风的转换，再登船航行。一部分史学家认为，法显所走的路线，正是取道马六甲海峡的深水航线。

到唐初时，经由马六甲海峡的商道已经完全成熟。从唐代贾耽所著的《广州通海夷道》可以看出，当时航船从中国广州出发后，绕过海南岛东北，再沿中南半岛海岸到达今天越南南部的昆仑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外国人称作“质”），然后进入印度半岛南部。由于这条商道，中国商船和阿拉伯帝国商船定期往来于中国广州和阿拉伯帝国首都缚达（巴格达）之间，广州和缚达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

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商道，也造就了海峡两岸港口城市的繁荣。事实上，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必须要在这里停留，才能继续航行。在风帆时代，商人们需要依靠季风来驱动船只，每年12月到翌年3月，他们可以利用东北季风南下，等到5月至10月期间，他们再借着西南季风返回家乡或者继续北上。马六甲海峡的港口因而也被称为是位于季风吹拂之下的“风下之地”。在等待季风变化的日子里，马六甲海峡就为过往商船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它们停泊在这里就仿佛是停在一个内陆湖上，免受了大洋之上惊涛骇浪的颠簸之苦。商人们在这里检修船只、整装休息，也同当地人或者他国商人交易本地土产或者异域货物。马六甲海峡的港口成为贸易集散地。

马六甲海峡两侧的海岸线提供了诸多天然的港口，它们都能够作为商品集散的地点。不同港口之间的竞争出现了，它们相互之间争夺贸易的霸权。周期性的，一个港口确立为地区贸易中心，博得了外国商人的频频回顾，它的邻居们就不得不作为二等集散中心，为它提供商品货物。这种关系的保持取决于贸易中心是否能够通过松散的政治、经济联系控制其他分散的港口，不论中心和附庸都承认这种联系是对双方有利的。当附庸开始质疑它所得利益是否充分时，它和中心国的联系就被削弱了，整个区域再次分裂成许多小王国，争夺霸权，直到另外一个港口重新确定它的优势领先地位。这种力量的浮沉消长，被形容是“马来西亚的历史节奏”。但是，这种“历史节奏”仅仅发生在马六甲海峡早期的贸易时代。它并不能解释马六甲王国的衰落，和后来新加坡的崛起，因为从地理位置来讲它们相隔非常近，新加坡很长时间以来也一直都是马六甲苏丹王朝及其后续王朝的藩属。今天我们提起马六甲海峡，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新加坡这个国际大港，为什么？

印尼巨港：室利佛逝国的荣光

如果要搞清楚马六甲王国盛极一时的原因，一定要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开始探寻。这正是我们奔赴杜迈乘坐轮渡之前造访的一站。马六甲王国建国的过程并没有中国旅行者记录下有关信息，因为当时是明朝初期，皇帝禁止臣民私下南洋经商。葡萄牙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和另外一本糅合了神话和现实的《马来纪年》都认为马六甲王国的建国者来自室利佛逝王朝的中心巨港，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出现不少差异。在马六甲的苏丹王宫博物馆，我看到了一个当地通用的说法：室利佛逝王朝末期，王子拜里米苏拉因为不满意爪哇岛后来兴起的满者伯夷国的控制，企图恢复室利佛逝荣耀而被从巨港驱逐，最终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成为第一位国王。某种程度上说，马六甲王国就是室利佛逝国的延续。

今天的巨港是一座雄心勃勃的城市。它是苏门答腊岛上仅次于棉兰的第二大城市，是南苏门答腊省的首府，因为周边的石油资源而兴旺。最近一些年，巨港也积极在承办各类运动赛事和会展活动来拉动经济。比如它和雅加达一起，在2011年主办了第26届东南亚运动会，又在2013年举办了伊斯兰团结运动会。巨港有不少华人。他们的祖先最早是先到邦家岛挖锡矿，后来因为生活艰苦，陆续又去到印尼的其他地方，相邻不远的巨港就是不错的选择。从早年的咖啡和橡胶种植，到现在石油与天然气的开采和提炼，处处都有华人的身影。现在，中国在这里投资的项目也很多，发电厂基本都是由中国投资建设的。

印尼巨港的穆西河畔是整座城市最生机盎然的区域

不过，像我们这样来到这里探寻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本地旅游局官员倒是头一次接待，他们平时遇到的都是商务考察团。这位旅游局的官员告诉我，巨港的历史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朝郑和在下西洋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剿灭过盘踞东南亚的海盗王陈祖义。当时室利佛逝国已经解体，巨港无主，祖籍潮州的陈祖义和他的海盗集团在这里劫掠过往商船，祸害一方。郑和的海军在这里生擒了陈祖义并带回京中斩首，之后又在巨港设置了宣慰使司来保护当地华人。因为郑和是回教徒的缘故，也在巨港传教，当地建有郑和清真寺来纪念。本地还有一处旅游景点也和华人相关——传说一位叫当布安的华人男孩爱上了本地女孩弗提法提玛，他为了去打捞彩礼跳入水中，弗提法提玛也跳下水追随，两人同时遇难。之后水面升起一座小岛。当地华人在岛上建有寺庙，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本地青年男女前来祭拜，祈求感情忠贞永恒。

古代室利佛逝国的繁荣也和与中国的交往有很大关系。中国对于室利佛逝商品的需要主要是乳香、没药和其他一些用于制作熏香类产品的芳香类树木。这种香料与之后吸引西方殖民者到来的侧重于食物防腐和调味的豆蔻、丁香以及属于辛香类的胡椒有所不同。唐代社会，用香已成为日常，宫廷筵宴、婚丧喜庆、佛道祭祀、茶楼酒肆都离不开香。一些芳香类的树木比如檀香，来自苏门答腊岛的腹地和周边岛屿，上好的乳香则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室利佛逝王国在中间正好扮演一个贸易枢纽的角色。

室利佛逝王国存在于7～13世纪，对应了中国的唐、宋、元三个朝代。唐朝的“安史之乱”前，国力强盛，与海外的贸易形式以朝贡贸易为主。这是中国政府与海外诸国官方的进贡和回赐，讲究“厚往薄来”。宋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这句话道破了古代中国与域外诸国关系的实质。《马来西亚史》的作者芭芭拉·安达娅在书中写道：“室利佛逝充分理解了朝贡贸易体制的价值，为了确保有利可图的贸易持续下来，愿意承认中国为最高宗主。在960～983年间，室利佛逝王国至少派出了8个使团出使中国的宫廷。当佛教徒义净朝圣印度的路上到达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的时候，他受到正常应有的礼遇；但是当统治者意识到这位游客来自中国的时候，表现出的尊敬增加了一倍。1003年室利佛逝的使臣到达中国，告诉中国皇帝他们已经建造好一个寺庙，为中国皇帝祈求长寿。应他们的要求，中国皇帝赐予了庙宇一个名称，还附带了一口钟。”

室利佛逝国的遗迹基本已经荡然无存。想看最集中的一片，就要去到位于郊区的“室利佛逝国考古公园”。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曾经是王国中一片热闹的生活区。考古公园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该地出土的罐子、碗碟、珠子、绳索等日常用品的碎片。最多的展品还是各种石刻碑铭，其中一块石碑上的文字记载了国王在此地修建花园的过程——国王笃信佛教，要修建花园回报子民。花园里种植的都是可以食用的经济作物：椰子、西米棕榈、甘蔗等等。博物馆外面有一些运河河道的旧址，它们在过去用于排水、灌溉或者与城中最主要的河流穆西河之间的往来交通。让人奇怪的是在这片区域只发现过一条长30厘米的砖头建筑遗址，其他建筑物都没有留下痕迹。讲解员告诉我，过去这片地区都是河道和森林，很难找到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房屋都是用木头和土烧制的砖头搭建的。这些有机物质不到200年就朽坏了。何况这里只比穆西河的水面高两米，在过去难免遭受水灾并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她这样解释。如此看来，在这附近能够找到的巨大石料都用作了铭文的雕刻。也是这些铭文能够让考古学者确定室利佛逝王国真的在这片土地长久地存在过。除了修建花园的铭文外，博物馆里的重要铭文还包括两块：一块记载了在一次征伐后室利佛逝建国的过程，另外一块则写着咒语，告诫子民一定要服从国王统治，否则就会遭到诅咒。

葡萄牙人为东南亚带去了天主教的信仰。图为印尼雅加达的一间天主教堂

“室利佛逝国考古公园”之旅让我意识到了室利佛逝国能够成为海上贸易强国的另一个原因——它在过去是个河道纵横的城市，还有个称号叫作“东方威尼斯”。本地的物产能够通过河道网络汇集到宽广的穆西河边，而从海上来的商船也会进入穆西河边停泊。现在穆西河边有个码头，用于乘坐摆渡船去到对岸，也用于乘坐游船在河上观光。巨港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瑞图·普尔瓦蒂告诉我，他们认为室利佛逝国的港口就在这片区域。曾经有另外三条河流也在这里汇入穆西河，但是在殖民时代，荷兰人将三条河道填上，用于一个市场的修建，如今只有穆西河水还在滔滔流淌。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瓷器碎片，还有船的残骸。那时的船是用一种当地盛产的叫作“铁木”的木材制作的，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泡在水里反而会变得更加坚实，不沾水的时候则会朽坏。考古人员只把其中一块船舵的部分放起来收藏，其余的残骸为了保存持久，仍然将它们沉没在水底。“光是船舵就有8.2米长，你可以想象整条船有多大，当时室利佛逝人的造船技术有多发达。”

在我看来，怀想室利佛逝国昔日荣光的最好方式不是去考古公园，而是乘船在穆西河上观光。考古公园完成于1994年，当时还是苏哈托总统亲自主持完工典礼。但之后它疏于维护和宣传，甚至当地人很多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去的时候，整个博物馆都没有其他参观者，空调未开，里面闷热无比。与此相对的，穆西河畔是整个城市里最凉爽和生机盎然的区域：河边布满了立在水中的高脚屋，屋顶和墙壁都刷得五颜六色；孩子们赤着脚在岸上放风筝，嬉笑的声音顺着风一直传到耳边；渔民立在水中撒网，一挥动手臂便是一片银色的光芒；不断有画着斑斓图案的木船从我们身边经过，船上满载着货物，掌舵人向我们友好地招手。这一切仿佛和古人看到的并没有太大区别。《明史》中就写室利佛逝：“庶民皆水居，编筏筑室，系之于椿，水涨则筏浮，徙则拔椿而去。”

郑和到过巨港，当地建有纪念他的郑和清真寺

室利佛逝国在12世纪左右开始显露出颓势。这正是“马来西亚的历史节奏”在起作用——离心力贯穿了室利佛逝王朝发展的始终。自然资源随处可得，处于马六甲海峡贸易线上的地区都有可能在贸易中居于有利地位，这些都诱使一度向室利佛逝国低头的臣属附庸渴望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一个变化的契机是南宋末年和元朝时期（12世纪晚期至14世纪中期），那种只允许以使团朝贡方式进行的贸易模式暂时结束了，虽然在之后的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恢复了朝贡体制，禁止民间贸易。短暂的贸易松绑造成了一些港口的兴起，比如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波罗甘巴和巴勒斯，因为商人们可以去到原料产地进行直接采购，而不需要先把货物汇总到像室利佛逝那样的贸易中心，这都对室利佛逝国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威胁。1331年，位于爪哇岛上的满者伯夷王朝开始向外扩张，逐步征服了马都拉岛、巴厘岛，势力范围扩展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满者伯夷就控制了马都拉群岛的香料，然后将爪哇岛出产的稻米换取香料，再运送到马来半岛出售，获得了丰厚的利润。1377年，随着明朝再次确立朝贡体制，室利佛逝的统治者要求中国授予属国封号而重建贸易地位。朱元璋表示恩准，他并没有意识到爪哇的满者伯夷已在苏门答腊岛东南享有最高统治地位。而后，爪哇人诱骗了中国的使臣，将其杀死在爪哇，朱元璋龙颜大怒，拒绝室利佛逝再派使团来华。1397年，明朝档案记载：“时爪哇已破三佛齐（宋朝开始对室利佛逝的称呼），据其国，三佛齐遂亡，国中大乱。”10年之后，郑和出使西洋到达苏门答腊岛，看到那里仍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只是控制者是来自中国的海盗头目陈祖义。

马来西亚：马六甲往事

仿佛是追寻马六甲的开国者、巨港逃亡的王子拜里米苏拉的足迹，我们由苏门答腊岛乘渡轮穿过海峡后，由马六甲河进入了城市。马六甲河是马六甲城市的灵魂。古代的港口城市都有河道，这样商船才能够从海洋驶入港口。书上记载河道入口处有密布红树林的沼泽地作为天然屏障，它又是马六甲海峡上位于最狭窄处的一个点，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今天，河道上最主要的一段被抬高了水位改造成一条景观河，人们可以搭乘游船来观赏古城风景。河两旁的老房子上画着本地艺术家创作的涂鸦作品，能找到卡通版郑和，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峇峇娘惹（华人和马来西亚人通婚后的后代），正在翩翩起舞的印度女子等形象。它们和远处的教堂、神庙或者佛寺相互辉映，展示着一个昔日贸易之都的多元文化。

相传马六甲的名字是由一种叫作“马六甲树”的植物得名。当年拜里米苏拉在“马六甲树”下乘凉，看到一只母鹿面对猎犬的攻击毫不示弱，认为是天降祥兆，停留此处建立国家。今天马六甲城的核心是一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它以马六甲河分开，右岸围绕着圣保罗山，有不同时期统治者的府邸、行政管理机构和防御工事；左岸是由店铺、民居构成的老街巷。保护区里的老建筑和博物馆非常集中，步行就能走遍，也可以乘坐一种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人力自行车。我们先去的是苏丹王宫博物馆，它讲述了这座城市最早的历史。

在马六甲的贸易中曾经使用过动物形状的锡制货币

马六甲曾经是东西方商品的汇聚之地，香料、丝绸和瓷器都可以见到

博物馆位于圣保罗山脚下。它是王宫的样子，但其实是在1986年按照《马来纪年》里对王朝第五任统治者苏丹满速沙居所的描述来复建的，位置也由能够俯瞰马六甲河过往商船的山顶变为了山脚。1456到1477年满速沙在位期间，马六甲的国力达到最盛。虽然王宫博物馆不是遗迹，它大致还是能让我感受到一个海上贸易国家财富积累的程度：热带民居一般都是低矮的建筑，但这座宫殿一共有三层高；苏丹的卧室用绫罗绸缎装饰，桌子上摆着纹样复杂的金器；宫殿外面是一座巨大的花园，种满了颜色艳丽的花卉。《马来纪年》里还提到了这座宫殿的一些细节，比如它所用的木料是三种不同的稀有木材，木头之间采用榫卯结构拼接；屋顶铺着红色的鹅卵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宫殿的外墙还贴着从中国运来的镜子。博物馆里来自马六甲王朝的文物很少，也许是后来经过战争洗礼的缘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组油画，表现了马六甲王朝施行的严刑峻法：偷盗的人要被剁手；偷情的男女要被埋在坑里让其他人用乱石砸死；如果被怀疑说谎，就要把手浸入油锅以证明清白。马六甲王国海上贸易的成功和行之有效的法律机构很有关系。马六甲法律早在第三代统治者的时候就开始汇编，主要关注商业事务管理。还有另外一个的海事法规专门处理航海贸易事宜，譬如债务收缴、海上行凶以及船长和税收的责任义务。

马六甲能够迅速发展成贸易大国，同样得益于他对室利佛逝传统的继承。其中之一便是继续承认中国对它的宗主关系。1403年，明朝永乐皇帝登基，他采取了和祖辈相同的政策，只主张以政府的形式来进行商贸交往。根据《明史》记载，1403年（永乐元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马六甲古名），赠送其国王礼物，“拜里米苏拉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据《明太宗实录》里讲，朱棣大加赞赏，谕礼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宝玉赐藩镇，所以宠异远人，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亲笔写碑文和赐以铭诗，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中国对马六甲的关注赋予了这个新的贸易中心以地位和声望，同时使它免受邻国暹罗的侵扰。

马六甲海洋博物馆一艘仿葡萄牙的“海上之花号”船模。它路过马六甲海峡时在风暴中沉没

马六甲由于商业设施发达，对过往商人也很有吸引力。一个例证就是马六甲王朝协助郑和船队进行“官场”的修建。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队巨大，需要在中途有一个物资的存运站和补给站，他便根据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所提供服务的便利程度，选择了马六甲。按照推测，郑和的“官场”位于马六甲河的左岸。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里描绘“官场”的盛况：“中国宝船到此，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只是面对今天一条不到20米的马六甲河，很难想象郑和的庞大船队如何从这样的河道里鱼贯而入。

还好现在河左岸的甲板街上有间“郑和文化馆”可以弥补一些想象的空白。这里的讲解员说，馆长陈达生也是一名商人。本来他想在这条街上来修店铺，没想到在施工的过程中挖出了一些碎瓷片。于是请专家鉴定，认为此处就是“官场”所在地，里面曾经有的几口老水井，也被认定是提供郑和及其水手吃水所用。不过另外一位郑和研究会的成员就告诉我，左岸很大一片地下都有埋有瓷片，“官场”的位置不一定就是文化馆的所在，“并且这些瓷片都是明末清初的，明初的很少，还没有官窑的瓷片。作为明成祖的特使，怎么可能不携带任何官窑？”没人能很好地解答这个疑惑，或许是当时官窑数量极少，全部作为礼品馈赠给各国皇族，或者是埋藏得更深没有被发现。这些都不妨碍“郑和文化馆”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文化馆的展览是关于正史以及野史一切虚虚实实的汇总。它里面空间奇特，还有一只长颈鹿突然从二楼探出头来——那是郑和到达东非后当地人进贡给明朝皇帝的“麒麟”兽。

马六甲王朝的兴盛还与一个室利佛逝所不具备的原因有关：拜里米苏拉在1414年72岁的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的影响下，以后的马六甲统治者都信奉伊斯兰教。第四代国王穆扎法尔沙当政后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又把国王的称号改为苏丹。为什么是伊斯兰教？统治者看到它能带来经济的繁荣。阿拉伯商人沿着印度洋南下，进入马六甲海峡，首先带来的是伊斯兰教在苏门答腊岛西北沿岸的传播。那里有个叫须文达腊·巴赛的村庄第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很快成为穆斯林商人的荟萃之地。马六甲国王也想仿而效之，把穆斯林商人吸引到马六甲来。他们为穆斯林商人提供了种种商业特权，还专门为他们兴建了住宅区和清真寺。统治者能够迅速接受伊斯兰教，当然也和它本身的教义相关：当时流行于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是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对于早已深受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熏陶的海岛地区，包含着印度神秘论和哲学思想的苏菲教派听上去并不陌生，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的词汇表达旧的概念，让人感到它不纯粹是一种外来宗教，因为能够被广泛传播。

1830年前后，马六甲海峡的一处栈桥景象

总之马六甲苏丹王朝在15世纪时已经成为马六甲海峡上一个耀眼的王国，如果没有外力干扰，它绝不会短暂如流星一般只存在一个世纪。正在马六甲王国最繁荣之时，葡萄牙人来到了这里。

在马六甲河边有一艘按照原比例仿做的葡萄牙“海上之花号”大型远航船，里面是马六甲海事博物馆的所在。这艘船在从暹罗前往葡萄牙运输货物的过程中在马六甲海峡遭遇风暴沉没，今天仍旧躺在海底。一位美国的寻宝专家估计，这艘船里装有约20个铁柜的宝石，从半英尺到拳头大小的都有。在马六甲城游访的过程中，我几次在烈日下走过“海上之花”的旁边，常会望着它雄伟的船头、高耸的桅杆陷入遐想。它巨大身躯投下的阴影仿佛是马六甲城命运的一个隐喻——葡萄牙人改变了马六甲的发展进程，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导致马六甲作为港口的衰落，但却带来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后马六甲以缓慢的速度坠入深渊，这个过程又花了300多年的时间。

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上，葡萄牙最先登上东方扩张的舞台。15世纪的时候，当其他欧洲大国都还有严重的国家组织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已经是独立民族国家的葡萄牙已经准备好了向地理发现和缔造帝国这一步骤前进。由于有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不断争取独立的历史，葡萄牙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伊斯兰教的情绪，更热衷于参加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宗教动机被一些史学家看作是葡萄牙海外探险的主要动因。另外就是经济利益上的驱动。葡萄牙和整个欧洲为购买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支付了大量的黄金。香料以及购买香料所需要的黄金成为葡萄牙人东来的推动剂。

按照推测，应该是葡萄牙人最早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用马六甲这座王国的名字命名了海峡。1488年，迪亚士航行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这意味进入印度洋的航线已经出现；1498年，达·伽马航行到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从那一刻开始，陆上丝绸之路便不是通往东方的唯一一条商道。1503年，达·伽马强行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科钦，那里成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第一个殖民地。葡萄牙商船在这个胡椒贸易中心买断了所有的存货，以至于威尼斯商人在1504年到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港进行每年一次的交易时，几乎已经没有香料可买。在完全夺取了印度洋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后，第二任印度总督阿丰索·亚伯奎仍然渴望继续将帝国向东扩张。一种传闻是西班牙正在从相反方向航行接近马六甲王国，葡萄牙必须抢先行动。亚伯奎说：“我确信，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在我们所知道以外还有另外一条航线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到马六甲来，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凡是世界上说得出来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

从1511年7月24日葡军对马六甲发动第一次总攻，到8月10日末代苏丹马哈茂德带着家眷和财宝逃跑，马六甲不到一个月就亡国了。马六甲由于经济繁荣长期缺乏战争的经验。马六甲王国的社会又是由马来统治者阶级和大部分外侨商人组成的。他们对王国很少有归属感和献身精神，一旦王室不能对其提供保护，他们便会寻求新的庇护。

马六甲苏丹王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马六甲作为港口的衰落。马六甲对于葡萄牙人的战略布局来讲，非常重要。殖民者开始修建城堡。他们拆毁了苏丹王宫、清真寺和历代马六甲国王的陵墓，依山傍海用石块搭建起塔楼和防御城墙。葡萄牙人把这座要塞命名为“法摩沙”，意思是精美之城。“他们在要塞建成后配置大炮，驻扎禁卫军，使马来人产生一种十分恐怖和惊奇的感觉，并使这种感觉永远存在下去，以保持葡萄牙国王崇高的威望和尊严。”英国人温斯泰德所著的《马来西亚史》这样写道。可惜的是这座“精美之城”在后来英国人到来时遭到破坏，史丹福·莱佛士爵士干涉得太晚，如今只有一座石门留下。

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后征收过高的过境税、停泊税，导致原先交易的商人远离了马六甲，尤其是那些与其天主教信仰完全不同的阿拉伯商人，这样马六甲开始逐渐凋零。此时马六甲海峡还有新崛起的两个贸易中心可供商人们来进行交易：一个是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信奉伊斯兰教的亚齐王国；另外一个是柔佛王国，由马六甲末代苏丹马哈茂德的儿子阿拉乌德丁在流亡一段时间后开创，它们都会分流走阿拉伯商人。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专门研究东南亚殖民历史的教授彼得·伯士伯格就告诉我，他依然看到了大量穆斯林商人在马六甲进行交易的记录。“马六甲自从被葡萄牙人占领之后，就一直处于被亚齐人和柔佛的马来人不断攻击的状况。这三个政权之间实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谁也不可能独占交易的鳌头。本来亚齐人和马来人可以联合成一个伊斯兰教徒的联合阵线，共同抗击葡萄牙人。但是它们彼此分裂，相互攻击。在亚齐人看来，与其说是宗教战争，不如说是一场控制海峡政治权的战争，他们不愿意看见葡萄牙人失败之后，马来人继续将柔佛发展成一个贸易中心。”至少在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的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马六甲仍然保持繁荣。根据16世纪末，葡萄牙在马六甲的市政厅做出的统计，仍然每年有2万多名阿拉伯商人会来到马六甲交易。

真正改变马六甲贸易地位的是荷兰人的出现。1595年，荷兰人的第一支远征舰队开往印度群岛。当时马六甲海峡在军事上全部被葡萄牙人控制，荷兰人另辟蹊径地利用南北半球“咆哮西风带”的西风，通过巽他海峡，进入东印度群岛，将巽他海峡旁边的巴达维亚（即今天雅加达）作为他们继续进攻东方的前哨基地，在那里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巽他海峡是个浅而窄的海峡。海峡附近的火山活动改变了海底地形，使得水深变浅，海底崎岖不平，阻碍了20万吨以上轮船顺利通行，大部分船只仍然不得不走马六甲海峡。“在风帆时代，这样的航线是十分聪明的。不像蒸汽时代，船只不需要紧贴着海岸线航行来补充燃料。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通过非洲好望角之后，船只可以径直穿过印度洋。并且那时候的船再大，和今天比也很小。”伯士伯格教授说。

荷兰人打破了马六甲海峡政局的平衡，因为无论柔佛还是亚齐，都把荷兰看成了可以结盟的力量。在巴达维亚站稳脚跟之后，荷兰人开始想办法抑制以马六甲为中心的葡萄牙人贸易的发展：1602年，它先是以强大的舰队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南部海域，截击葡萄牙人的商船，把望加锡、万丹、爪哇、北大年等东部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接着它与葡萄牙人的宿敌柔佛建立联盟，共同反对葡萄牙人，从陆上侧翼威胁马六甲。17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人对葡萄牙人发动了第二轮进攻。它从海峡的西北海口阻击葡萄牙人来自印度方面的增援，打击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争取对孟加拉湾海权及与印度纺织品贸易的控制。到了1639年，荷兰人和亚齐人共同封锁马六甲海峡，拦截葡萄牙的救援船只。当年葡萄牙人是从西向东蔓延而来，荷兰人则是从东向西席卷而去。1640年，荷兰人联合柔佛军队对马六甲进行围城。1641年1月14日，葡萄牙总督向荷兰投降，结束了对马六甲130年的统治。

在殖民者中，荷兰人对马六甲统治时间最久，从1641到1824年，达到183年之久。遗憾的是，因为最开始没能占据马六甲，荷兰人已经把经营港口的重心放在了巴达维亚，马六甲只是众海港中普通一员。“他们强迫商人们要去巴达维亚来做交易，如果你要去马六甲他们就把你赶过去。马六甲只是一个货品收集地，在那里集中当地的土产。它也用于保护海峡通过的船只。”伯士伯格这样说。1824年，英国人与荷兰人签订了《英荷条约》，英国人用苏门答腊岛的明古连交换，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了马六甲，它与英国之前占据的槟榔屿和新加坡一起构成了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不过对于英国人来讲，之前有了槟榔屿和新加坡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进出通道，已经掌控了东南亚的贸易，对马六甲便放松了经营。马六甲当地作家赛基·贾丁在他的书《马六甲风情》里痛心地写道：“槟榔屿和新加坡，就像是在马六甲的棺材上又加了两颗钉子。”当上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萨姆塞特·毛姆来到这座城市，他已经强烈地感受到那种繁华不再的景象。他在游记里写：“这座古城充满着怀旧的忧伤，这种忧伤存在于所有昔日重要的城市中，而如今，它们只能生活在对逝去荣耀的追忆中。”

如果殖民者没有来，那么之后马六甲的命运会怎样？我和一位本地文化记者站在圣保罗山的山顶，俯瞰这座城市。我们的身后是一座教堂的遗址——那里在葡萄牙人时代是天主教堂，荷兰人时代是基督教堂，英国人来了之后被改成一座军火库，是个浓缩了400年殖民史的地方。而从山顶极目远眺，可以看见马六甲河对岸的民居，它们都是典型的荷兰连栋街屋，有着“铁剪刀”这样的连接物。殖民者深刻地改变了马六甲的样貌，要知道他们来到之前，那些民居都是覆盖着棕榈叶屋顶木头房屋。这位记者说，马六甲三角洲泥沙淤积，慢慢也就不适合做港口了，这在英国人统治期间就有发觉。“所以作为马六甲人，虽然也会为这座城市几经易手而错失发展机会的历史而唏嘘感慨，却也感到这是一种必然。也许马六甲就是注定某个时期才能够做贸易中心，之后仍然会别的港口所被取代。”

新加坡的“发现”与崛起

辗转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港口，我们最后一站到达新加坡。我对这里的疑问在于，为什么这个马六甲海峡上如此优越的“门臼”位置，一直等到英国人来，才被发展成一个重要港口呢？

在新加坡随处可见到以“莱佛士”命名的建筑：商场、酒店、广场、地铁站等等。在新加坡河畔介于旧国会大厦和皇后坊之间的北岸被认定是1819年2月28日莱佛士登陆的地点。这里有一尊他的白色大理石像，他双手交叉胸前，脚下是世界地图。这尊雕像是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旅游局为了发展旅游而做的一件复制品。真品是另外一座黑色铜像，在离他几十米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前。两尊雕像也被戏称作“黑白莱佛士像”。雕像的碑文用四种文字写成，中文写道：“托马斯·史丹佛·莱佛士，于一八一九年正月廿八日，于此历史性地点，首次在新加坡上岸。以其聪明才智与远见改变新加坡的命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村，成为一个大海港和现代化都市。”

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内的一个展览展现了英国人一天的活动

这些信息难免让人有种错觉，即新加坡是莱佛士“发现”的。之前的新加坡几乎是文明的荒漠，也不为其他外来者关注。这可理解为是英国人的一种殖民策略——文明的白人到来之前，当地人根本没有历史。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全国上下曾掀起一股民族主义的热潮，民众激烈争论是否要推倒莱佛士雕像。1960年，荷兰籍经济顾问温斯敏博士来到新加坡，为这个缺乏天然资源和国内市场的小国如何发展来贡献计策。他给李光耀的建议是保留莱佛士像，因为这时需要来自欧美的技术以及资金上的帮助。把雕像留下是一种政治象征，显示新加坡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在国际社会能有积极的影响。李光耀接受了提议，于是“莱佛士发现新加坡”依然是一般游客对新加坡历史的印象。

在史学界，对新加坡早期历史的探究在近30年活跃起来。我们在新加坡期间，正好赶上国家博物馆举办“狮城700年”的展览。没有进入正式展览前，它便有一个空间专门介绍近年来的考古成就，还包括使用到的工具、如何招募志愿者来完成考古、城市发展与抢救性考古之间的关系说明等等。美国历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的教授约翰·米克赛克领衔了从1984到2012年的考古工作，他在2013年出版的《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一书，摆在博物馆书店里一个显眼的位置。

按照米克赛克所说，莱佛士从来都没有沉浸在他是一个“发现者”的虚幻中，他给自己定位的是做一个“古代繁荣港口的复兴者”。莱佛士是个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一直在收集各种古代东南亚的文献，还在爪哇岛上组织人员来做古代废墟的记录工作。爪哇岛上深埋在火山灰下的婆罗浮屠佛塔，就是他让手下的人勘察后重见天日的。莱佛士收藏有最古老的《马来纪年》版本。《马来纪年》里讲，室利佛逝的统治者、一个称号为“三界之王”者有一天在附近巡视岛屿的时候看到淡马锡（今新加坡）的沙滩上闪闪发光。他登陆岛屿后看到一头长得像狮子一样奇怪的野兽。他觉得这是吉兆，便在那里建立一个定居点，叫作“新加坡拉”，意为“狮城”。新加坡拉在随后的四位继任者的统治下发展成一个杰出的贸易城市，外商云集。最后一任统治者伊斯坎德尔受到一位大臣的背叛，被爪哇人攻破城池，被迫逃到了马六甲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帝国。而按照葡萄牙人当时梳理历史的记录，巨港的王子拜里米苏拉被爪哇的满者伯夷驱逐后，到达淡马锡避难。可是他谋杀了允许他避难的主人控制了淡马锡。这位谋逆者没有威风多久，就受到新型泰国诸侯北大年统治者的讨伐，最后又逃到了马六甲。综合两种说法，莱佛士相信马六甲的第一任统治者之前到过新加坡，新加坡也曾是个热闹的港口。

新加坡滨海湾夜景。远处是船只停泊的锚地

当时英国人迫切希望在占有槟榔屿之外，再在靠东边的地方找到一个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中转站。另一位对东南亚很熟悉的威廉·法夸尔倾向选在卡里蒙岛，它离新加坡不远，也处于马六甲海峡的南出口上。《莱佛士传记》的作者写道：“莱佛士更希望找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地方。荷兰已经拥有了马六甲，那是个从15世纪起就开始兴旺的海上王国。大概莱佛士是想选择马六甲的前身——新加坡，以此来让荷兰的殖民地黯淡无光。”1818年12月12日，莱佛士给一位苏门答腊岛上的朋友写信：“如果我下一封信是从一个叫新加坡拉的古城写给你，你可不要太吃惊了。”

莱佛士登岸后看到了什么？那符合他对一座昔日贸易港口的想象吗？新加坡14世纪左右的遗址分布得非常集中，在新加坡河往北、以福康宁山为中心的一带，北边是以现在的历史博物馆所在史丹福路为界限。新加坡河以南的区域在古代为沼泽，不适合人居住。莱佛士登岸的地点就在这个范围里。根据莱佛士的一位同僚、新加坡的驻扎官约翰·克劳佛德记载，他们在一次清晨散步中看到了如下景观：在福康宁山的东面有一座砖头一样的废墟——后来被认为是新加坡王朝其中一位君王的坟墓；山的北面有很长一道很壮观的土墙，5米宽，2.5米高；在山的西面和南面，散落了大量的瓷片和中国铜钱；最大的一片废墟是在山顶，有很多柱子地基一样的东西。当时为柔佛苏丹王国管理新加坡的天猛公（官名）阿杜拉曼告诉他们，这是新加坡旧时王朝王宫的所在地，又叫作“禁山”，百姓禁止上山。

米克赛克说，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更加证实了14世纪的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备的港口城市。除了福康宁山的宫殿遗址外，考古人员还在旧议会大厦周边发现了大量的钱币，说明那里曾经有很多商业交易活动；皇后坊大厦附近有不少木板出土，水淹过的痕迹表明那片是当时的码头。船只在那里上货卸货，还有人在水边居住；板球俱乐部的地方则有可能是当时的铸币厂，中国铜钱在那里融化后重造。“这是唯一一个地方，有考古发现和文献证据来共同证明有海外中国人定居。”米克赛克提到的文献是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写下的那本《岛夷志略》。汪大渊的书中称新加坡为“龙牙门”，那指的是新加坡南部海岸通道关口处一块状似尖牙的礁石。汪大渊特别说到在这里是“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这和之后像马六甲那样外国人形成一个单独居住社区的港口不一样。米克赛克认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混杂而且和谐的人群，是让新加坡之后能够复兴为重要港口的一种特质。

“新加坡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谷。新加坡曾经的黄金时代是14世纪，马六甲王国在15世纪崛起后，新加坡就衰落了。一直到1600年前后新加坡都有和外界贸易往来的证据，但之后到1800年出现了考古以及史学上的空白。1811年，柔佛苏丹王国又派人来到了这里。所以莱佛士到达新加坡时，新加坡虽然是个平庸的渔村，但莱佛士看到了它的过去以及未来。”伯士伯格教授这样说。能够看得出，莱佛士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满意。他尤其喜欢福康宁山这个古木参天又带有历史感的区域。他为自己在山上建了一间木屋。1823年，他写信给朋友说：“从木屋望出去景色美极了。我的不远处就是马来国王的坟墓。我决定要是死了也一起埋在这里，而不是在明古连（苏门答腊岛上）。”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那么对于其他殖民者来说，为什么忽略了新加坡呢？伯士伯格告诉我，葡萄牙人意识到过新加坡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比如16世纪中期，当葡萄牙人完全控制马六甲后，曾考虑过在新加坡海峡建设防御体系。但是印度果阿的总督决定还是要加强该区域的海军力量，而不是在陆地上设点。随着荷兰人的到来，新加坡变成了一个柔佛政权联合荷兰一起，骚扰葡萄牙人的据点。1603年，葡萄牙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船在经过新加坡樟宜的时候被荷兰人袭击，船上的货物全部被拿到阿姆斯特丹卖掉，这次劫掠地点的选择就是得到柔佛的建议。荷兰人也曾向柔佛统治者提出想在新加坡附近建设碉堡，但被拒绝，接着他们的兴趣便慢慢转向了巴达维亚和巽他海峡。在殖民者的眼里，马六甲、柔佛、新加坡、民丹岛等等，都是可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战略要地，关键是，他们能够得到哪个？英国人在得到新加坡时还费了一番周折：天猛公虽然同意英国设定商馆，但柔佛的苏丹并不同意。英国人便利用柔佛王位继承时的内部矛盾，拥立了另外一位苏丹在合约上签字，终于确立了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我们由福康宁山上的考古遗址，经过莱佛士的木屋，再到新加坡河畔的驳船码头，这一路仿佛沿着时光之河顺流而下，一点点看到莱佛士的愿景变为现实。虽然莱佛士长期受雇于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老式垄断公司，英国那时也还是一个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他却信仰亚当·斯密的原则，决定把新加坡发展成一座自由港。这意味着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出港口，全部免交关税。政策一出就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前来交易。它尤其对南洋的华人具有吸引力。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华人多在南洋已经经商很久，他们都体会过重税、朝令夕改的法令和各种隐形的歧视，一下感到新加坡是个贸易的天堂。1820年，新加坡人口有1.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人，它奠定了新加坡之后的人口结构。莱佛士将附近一座小山的土填在新加坡河南岸的沼泽地中，在码头边规划了一片社区，主要是中国人的住家和店铺集中在这里。今天这片白墙红顶的二层建筑依然保留下来，改成了餐馆和酒吧，是高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新加坡河里那时停了各种样式的船只：马来船、中国帆船、阿拉伯船只，还有一种布吉人的木船。布吉人的船叫“皮尼西”，船头是高高翘起来的，造型奇特。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同，只有布吉人是从南半球来。他们住在苏拉威西岛上，通常在九、十月份到达新加坡，在南半球刮起11月热带季风的时候返航。不久之后，新加坡河里又来了一种更奇怪的船，它的体积很大，行驶时会突突冒着白烟——新加坡的开埠正好在西方的交通革命之前。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9世纪60年代蒸汽轮船越来越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这都使得新加坡的港口地位愈发重要。欧洲到中国的交通，从此由好望角—巽他海峡，彻底转为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蒸汽轮船出现后，新加坡又成了一个麦加朝圣贸易的中心。19世纪末，每年有7000多名穆斯林要从新加坡出发前往麦加。他们在朝圣前需要花数月甚至数年在新加坡打工，有些人可能积蓄总是不够，于是一直留在了新加坡。

1824至1868年期间，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了4倍多，而与此同时槟榔屿的贸易增长了3倍，马六甲的贸易额增长不到2倍。这种喜人的贸易数值让印度加尔各答的报纸称呼新加坡为“生机勃勃，无与伦比的小小边地”。

今日马六甲海峡：竞争与合作

新加坡港口的奇迹一直延续到了以集装箱贸易为主导的今天。2014年新加坡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390万TEU（即长度20英尺的集装箱），位居世界第二。新加坡港务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加坡仍然是国际航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着大量海事相关企业，同时还是超过130家航运集团以及5000所海事相关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航运产业的集群为新加坡提供了超过17万个就业岗位，贡献的GDP占总量的7%。”

彼得·伯士伯格，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一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研究项目主任郑光亮告诉我，新加坡港口的竞争力可以归结成三点：开放、低税和高效。“1959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开始实行工业化计划，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新加坡转为有限自由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应征关税的产品项目被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同时厘定的关税要比周围的港口更有竞争力，以尽可能保持海港的活力。税收方面，新加坡是世界上税制最简单、税收负担最低的国家。它有一系列税收优惠的专项计划，为的是吸引航运企业落户，产生集聚效应。最后也是很关键的，新加坡有着高效的物流体系。它持续投资于基础建设，以及先进技术的运用，确保船舶到港之后的无缝衔接。”

新加坡河现在的入海口处是一片叫滨海湾的地方。这里最新景点要算位于金沙酒店顶端的空中观景花园。它是一条船的形状，横跨了三座高楼，距离地面200多米高，可以360度环看新加坡海滨美景。滨海湾的许多景观都是填海后人工形成的。举目远眺，则是新加坡海峡航道北面的一片锚地。上百条船在那里休息，或者等候泊位，或者上物料补给和维修保养。郑光亮说，从这里不仅能看到新加坡发展一路走来的印迹，还能看到它作为海港的资源禀赋以及先天不足。“它属于赤道无风带，又是天然的深水良港，所以有那么多的船会在这里停泊。但我们的局限是土地不够。船越来越大，集装箱越来越多，它们放去哪里？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地下空间的使用，不仅怎么来开发，还有怎样制定收费标准，不至于费用太高。”

马六甲的海港已经成为往事，它现在只有两个用于国内运输的小港，并在计划建设游轮码头。马来西亚的丹戎港一度成为新加坡港口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它位于马来西亚南部，离新加坡只有40分钟车程。2001年，全球最大的海运公司——丹麦马士基海事公司在结束了与新加坡港务集团的合约后，将东南亚的转运中心转移至丹戎港，马士基每年180万个标准集装箱的货物改由丹戎港转运，新加坡港骤然失去11%的货运量。接着2002年，全球第四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台湾长荣海运公司也步马士基后尘，将业务转到丹戎港。为此新加坡又失去了5%的集装箱业务。虽然后来因为丹戎港的消化能力有问题，两个公司又回归了新加坡港，但那次经历还是让新加坡人意识到了邻居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郑光亮说，新加坡虽然服务和科技一流，但服务费始终居高不下。“现在还有个问题是新加坡房地产价格上升，航运企业不愿在新加坡设立办公点。”

尽管印尼在古代有过像室利佛逝那样的海上帝国，但它近现代在港口方面的发展，却比较滞后。“这和殖民时代形成的思路有关。印尼沦为殖民地期间，殖民者注重香料、烟草、甘蔗、橡胶、咖啡等种植业的发展，打压了印尼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海洋的知识和文化。获得独立后，我们的发展思路仍然是以内陆经济为主导的。”印尼前海洋渔业部长洛克敏·达胡瑞告诉我。新上任的左科总统提出了建设“海洋轴心”、重回海洋大国的方案。“总统计划任期之内建设24个大型港口和7个深水港，昔日室利佛逝所在地巨港正是其中之一的建设地。”

在港口上存在竞争，但在马六甲海峡的管理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却是要通力合作。这段水域三国共管。海盗是困扰航行的一大问题——因为在马六甲海峡里航行速度不快，容易受到海盗袭击。与索马里海盗不同，活跃于马六甲的海盗不会绑架人质，一般都是偷袭油轮，偷走石油。“岸上装有雷达，可以监测航船的位置和动态。但是雷达之间存在盲区，这就需要三国的海上巡查力量能够对船只遇险做出反应。”马来西亚海洋研究所主任陈永清准将说，“毕竟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航，是港口繁荣的保障。”

（感谢梁立基、张洁、杜丁丁、梁庇寒、Kenneth Tan S.A.、以及厚今、张洪烨夫妇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从广州出发，中国人驾船出海

主笔◎朱步冲　摄影◎张雷

太古仓码头，是广州近现代对外贸易和港口运输的重要历史遗迹

南海神庙码头遗址

在广州，百舟待发，目标海外。这不是想象，是古代中国的日常。

南海神庙：从蕃鬼到神祇

7月初的广州天气暑热难当，虽然黄浦区穗东街已经算是郊区，但气温与市中心相比基本一样，并不算宽敞的珠江航道从此流过，江边是热闹非凡的黄埔电厂工地。站在南海神庙那块岁月斑驳的“海波不扬”的正门石牌坊下，很难想象1400年前，这里海天一线、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自从宋代之后，圩田开垦，海岸线因淤积而不断南移，进出广州的船只逐渐改行琶洲一带水面。不过就在正门石牌坊前，还保留着一处清代码头考古遗址，证明昔日此处曾经船行鱼贯的繁荣。

在神庙正门附近，是数株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榕树，树丫上满是当地人祈福的愿签与金箔元宝，树下还有几名当地退休老人，以粤剧清唱自娱自乐。不过南海神庙本身的历史，比这几株垂垂老矣的榕树还要悠久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开皇十四年（594），时年隋文帝下旨，于浙江会稽县建东海神庙；广州南海建南海神庙，南海神，其实即为祝融，祝融本为火神，而古人认为“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兼水、火神于一体。庙址所在，为古扶胥镇，位于珠江北岸，面临扶胥江，东连狮子洋，下接虎门，背靠广州：“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

“唐朝天宝十年，玄宗还特地派使节前来册封南海之神为‘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把南海神的地位不断提高，排在东海神前面，在海神河伯之上，反映了隋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以及各朝代政府对于海路经济贸易的倚重。”广州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程存洁告诉我们，到了唐代中期，这条始自汉武帝的南海道，被正式冠名为“广州通夷海道”，包括头门东侧的碑亭内唐代使持节袁州诸军事、袁州刺史韩愈撰文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在内的诸多碑刻，都赋予了南海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庇护之神的重要作用。

广州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程存洁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路，在贾耽的《广州通夷海道》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他把从广州起航前往今日波斯湾港口巴士拉的航线称为东线，这一旅程要经过大约3个月的海上航行，并详细记录了途经的港口与国家，包括环王国（占城，越南中部）、门毒（越南归仁）、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佛逝国（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狮子国（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南部），最终抵达未罗（巴士拉）。随后又以倒叙法，详细记载了自东非经红海，绕过阿拉伯半岛至巴士拉的西线航路，途径三兰国（坦桑尼亚）、设国（也门席赫尔）等地，按照航行时间来看，唐代航海技术较之两汉魏晋之际，有了显著提高，昔日从雷州半岛至黄支国的海上航路需要一年之久，而在唐代则只需要大约51天。

唐宋之际，正是广州作为海上丝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与贸易集散地的黄金时代。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曾多次因商贸旅行访问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曾在其游记中说，寓居在广州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东南亚各国商人总计达到12万人。在当地人口中，南海神庙被俗称为“波罗庙”。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载说：“舟往来者，必祗谒祝融，酹酒波罗之树，乃敢扬风鼓舵以涉不测。”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波罗”一名的来源为民间传说，据说唐朝时，古波罗国（婆罗门）有个来华朝贡使，当其海舶抵达广州扶胥江时，登岸拜谒南海神，并将其从国内带来的两颗波罗树种子种在庙内，因其十分迷恋庙中的景致，流连忘返，以致耽误了回去的海船，于是他只能望海悲伤。今日，不仅寺庙内外遍布着树龄古老、果实累累的菠萝蜜树，而且在在神庙仪门廊下的东侧，我们也见到了这尊俗名“番鬼望波罗”、被敕封为“助利侯达奚司空”的神像。他面部黝黑，深目高鼻，有络腮胡须，身穿宋代官府璞头，举左手于额前做遥望之态，传说其自成神之后，在海上经常辅助远渡重洋的外国商人船舶免于风涛之害，每当海上“裂风雷雨之变”，诵念其名，天气就会骤然转为晴霁，“舟行万里如过席上”。

而在南海神庙大殿里，南海神像两厢的“六侯”中，除了这位助利侯达奚司空，出身化外而又被本土民众神化供奉的还有一位顺应侯巡海蒲提点使，虽然衣袍容颜已经完全汉化，但据传其民间形象最早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为一名侨居广州的阿拉伯蒲姓商人。

从史籍中我们得知，蒲氏，原为居住在占城国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国，客居广州，12世纪末迁居泉州。蒲氏在广州富甲一时，饮食起居可谓富比王侯，极尽奢侈，每日进餐开筵时，室内必用沉香、冰脑、蔷露水等名贵香料熏香。堂屋中有四棵大柱，是由名贵沉香木雕成，其后蒲氏有一支举家迁往泉州，蒲寿庚于景炎元年（1276）得以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直至今日，泉州等地蒲氏子孙亦有部分从事制香业，开有“玉兰堂香室”等老字号。

出南海神庙正门西北方向不到百米，就是章丘岗，上有一座亭台名为浴日亭。宋时浴日亭所在的章丘岗三面环水，江水直拍小岗脚，是羊城观日出之最佳位置。小丘四周尚有海蚀遗迹，在浴日亭章丘岗的山脚下，环绕矗立着十几座形制古拙的明代神道石人石兽，岁月的侵蚀让它们的外表已经斑驳不堪，青苔遍布，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批石人石兽原本并非在此，而是移自上世纪70年代在广州姚家岗东山寺附近发掘的明代市舶司太监韦眷墓地。

根据《番禹县志》和残存的永泰寺碑记可知，成化十二年到弘治元年，韦眷曾任广东市舶司的监督太监。市舶司，是中国自唐代至明代，中央政府于东南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僚机构。明代的市舶司，不仅要查验各海外属国前来朝贡贸易的“勘合”证明，也要对进口私人贸易货物抽取进口税。

明代正德年间之后，由于政府持续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对海外贸易进行“弛禁”，力图将其变为财政收入的正常组成部分，从中渔利。正如两广巡抚林富于嘉靖八年七月在《请通市舶疏》中指出的那样，对番舶朝贡之外的私人贸易货物进行抽税有数种好处，包括两广“用兵连年”，可以借此筹饷，发放官员俸禄，也可以藏富于民，兴旺经济（辗转交易，可以自肥）。到了万历年间，广东市舶提举司每年征收的进口商品税收已经达到银4万余两。

除了士大夫官僚出身的市舶司提举使，明廷在这个机构中照例安插了宦官，担任市舶提举太监，进行监督，实际攫取了市舶司的绝对权力，“内官总货，提举官吏唯领簿而已”。因身为明宪宗宠妃万贵妃倚重的宦官梁芳的党羽，韦眷获得了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肥缺”，中饱私囊，滥收中外贡使私商贿赂甚至侵吞他人财物。

韦眷墓室，后在清初三藩之乱中被盗掘，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被洗劫一空的墓室发现了一枚威尼斯银币以及两枚孟加拉银币，分别为15世纪中叶威尼斯总督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所督铸，以及同期孟加拉国培克巴沙所制。根据《明史·天方传》记载，成化二十三年，阿拉伯使者阿立从满剌加行至广州，携带“巨宝数万”，试图入京朝贡，然而这批价值不菲的财物引起了韦眷的觊觎，他先是设计侵夺了阿立所携带的巨额财物，然后又行贿至北京内廷，颠倒黑白，指认阿立为间谍，图谋不轨，将其逐出广州，这三枚银币，亦可能来自韦氏侵吞阿立进贡的珍奇。

南越王朝——富庶的背影

广东人说起本省水运与航海之便利，便有八字谚语，所谓“一江来水，八门出海”。这里兼有优良的季风气候，自3月至8月，自西向南的风向在南海海面上占据60%以上，来自阿拉伯半岛乃至东南亚的风帆船舶，每年夏季借助西南季风驶来广东，进而北上前往宁波、泉州，以及日本琉球、长崎等地，冬季又借助西北季风原路返回，北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就谈道：“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五月，六月，就南风。”并指出广东当地百姓与海上船户，称季风为“舶趠风”，苏轼即以此为名赋诗，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之句。作为省会所在与东西北三江汇集之地，广州更是得天独厚：闽西、赣南的外销陶瓷、丝货、茶叶沿东江而来，湖湘之地的丝茶沿北江运至，滇黔川桂等地的锦绣、粮食、木材则顺西江，汇集至广州。

有了如此天时地利，广州作为中外海上交通贸易枢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在市中心中山四路的车水马龙之间，香火缭绕的城隍庙之旁，静静地坐落着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自1974年首次发掘以来，在此先后发现了宫殿基址、园林廊道、宫城城墙、园林池渠等遗址。博物馆一层，即为开放性参观的园林遗址。

“从出土的南越王宫园林遗址的形制和文物来看，可以证明广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跟东南亚等国家地区通过海上沟通，有了频繁的商业和贸易往来。”博物馆馆长全洪告诉我们，首先，这片王宫园林的建筑方法，就与中原核心地区的宫室院落截然不同。“这种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整体皆为石构的建筑方法，在我国秦汉时期的王家苑囿中尚属首见。两处遗迹中还有不少以石为材的造景，如石构水池的池壁用石板呈冰裂纹状密缝铺砌，叠石柱和八棱石柱也能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的不少遗址中见到，这就不排除建筑形制是受海外影响的可能。”

在博物馆二层的文物陈列室里，我们还看到了几块出土的带釉砖和筒瓦，釉彩为青灰色，有细碎的开片，在灯光下散发出一种宛如玻璃的质感与光彩，全洪说，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的鉴定，这种釉被称为“碱釉”，也来自同时代的中亚与波斯地区。而在距离这些砖瓦不远的陈列柜里，还有十余件于遗址南汉文化层中出土的蓝釉器残片。蓝釉，又被称为孔雀釉或者波斯蓝釉，从蓝釉器残片的造型、花纹、釉色和陶质等看，都与在福州市五代十国闽国王延钧妻刘华墓中出土的施孔雀蓝釉大陶瓶相似。

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一层展出的开放性参观的园林遗址

红梅乳香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

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波斯蓝釉陶片

这些出自遥远国度的珍宝，是如何漂洋过海，辗转来到广州的？在宫署博物馆一侧，还有一方不起眼的回填考古探坑，在这座规模宏大的宫室发现之前，考古工作人员在此找到了一处时代绵延秦汉两朝的造船设施遗迹，若按照遗址所出土造船台的尺寸，并参考其他汉代陶船模的比例，可推算当时所造船只的长度可达20米左右，载重约25～30吨。其形制，根据广州其他西汉墓葬出土的陶制船模推测，可能已经拥有多个舱室，上有甲板与帆、橹、舵、瞭望台等设施，具备了在内河乃至近海长期航行的能力。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在两汉之后也依旧存在：三国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65），孙权将合浦、苍梧、南海、郁林四郡为广州，“以舟楫为舆马，以海岛为夷瘐”，专门负责督造船舶的官位“建安典船校尉”，最大船名“舡”舶，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这种大型船舶可能长达二三十丈，船体建筑最高距离水面两三丈，最多可乘坐六七百人，载重量达到“万斛”，前后拥有4张可以活动的巨帆，以适应来自不同方向的风力。

根据史籍记载，南越国由于三面临海，坐拥海运交通之利，加之岭南地区物产丰富，所以迅速富甲一方，《晋书·吴隐传》即称广州“负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筐之物，可资数世”。距离南越王宫遗址不到10分钟车程，就是解放北路。1983年，在这里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第二代国王，文帝赵昧的陵墓。在这个占地100平方米的“早”字形大墓中，考古工作人员曾发现了多件价值连城的舶来随葬珍品，包括焊珠金花泡挂饰以及一件银盒。挂饰为半圆形，焊有金丝图案和小型珠，而银盒表面有锤揲而成的蒜头式纹样，以及鎏金的穗状纹带，带有浓郁的波斯艺术风格，与汉代中原流行的金属器物迥然相异。

与这件银盒一同出土的，还有4件铜质熏炉。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告诉我们，当时在一件豆形熏炉中，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堆灰粒与碳状香料残存，而在另一件漆盒内，发现了大约26克乳香。乳香，为乳香树渗出的树胶与树脂凝结而成，可用于熏香，也可入药，亦被称为“薰陆”，译自梵语“Kunduru”，意为“香”，在《三国志·魏志》、《后汉书·西域传》曾被提到。这一批乳香遗存的发现，证明产自中亚、阿拉伯的外国香料与熏香风俗在西汉时，就经过海路，从今日苏门答腊中转，进入我国。

随着海路运输进入广州的，不仅有来自各国的珍宝与其他独特物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州农林下路、三育路等两汉墓葬中，考古工作人员不断出土了形态各异的“托灯胡俑”，在今日广东省与广州市博物馆中，就可看到这些陶俑的原件或者复制品，他们头顶或手托灯盘，造型深目高鼻，宽鼻厚唇，胡须浓密，赤脚缠头，与其他各地汉墓出土的陶俑截然不同，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海道辗转贩运至此的外族奴婢，可能为中亚与波斯人。东汉人杨孚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岭南之地富豪权贵家中即以豢养“瓷人”以为炫富，这些外来人“齿及目甚鲜白”，面部与皮肤“异黑若漆”，“为奴婢，强劳力”。

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之际，逐渐演化为陶瓷与丝绸并行输出，部分原因即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终于通过中亚陆路丝路习得养蚕制丝技术。在广东省博物馆三层的陶瓷馆中，展示有数量丰富的外销瓷器。迄今为止，发现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共有28处，包括广州西村窑、湛江雷州窑以及新会官冲窑等。程存洁告诉我们，在瓷器变为大宗出口海外产品之后，需求剧增，然而瓷器脆弱易碎，从岭北、中原运至广州，数量受限，损耗极高。于是唐宋以降，广东外销瓷生产业逐渐兴旺，制造水平亦逐渐与中原平齐，以西村窑为例，在中后期已能仿制众多名窑的典型瓷器，如越窑青瓷、耀州窑青釉雕花、景德镇白瓷、磁州窑彩绘瓷等。

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曾经来中国游历，于其游记《中国志》中提及，广州“市场上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瓷器有些极粗糙，有些极细致，有些公开出售是非法的，比如红色、绿色、涂金和黄色的，因为它们只能供官员们使用，出售瓷器最大的市场在城门附近，两旁是两层楼的木质建筑，有带顶的通道，每家商铺都在门口有一张巨大的牌子，详细写明他们出售的货物种类”。

西来的信仰——佛寺与光塔

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佛教信仰传入中国，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位于越秀区光孝路上的光孝寺，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根据寺志记载，这里最早是南越国第五代王赵建德王府，三国时又为骑都尉、江东名士虞翻讲学的“虞苑”，后改建为佛寺。寺院中迄今可见诃子、菩提等参天古木，广州民间有谚语“未有广州，先有光孝”，光孝寺大殿据说为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来到广州传教时所建，后历代都有重修，清代更扩建至七开间，但依旧保持了南宋时期建筑抬梁与穿斗式结合梁架、三跳华拱、出檐夸张的风格。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金刚般若经》、《楞严经》等著名佛教经典的译文，皆始于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东亚海运贸易的中心港口，广州亦是各种文化与宗教信仰交融的中心，据说早在唐代贞观初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即派遣使节前往唐朝传教。这段轶闻史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但有阿拉伯文献指出，628年，一批阿拉伯人从麦地那城港口乘船出发，由海道来到广州，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呈上了来自穆罕默德的信件，中国皇帝“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对他们的神学观点很感兴趣，还帮助他们为侨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一座清真寺”。

矗立在蕃坊中心的怀圣寺光塔

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怀圣寺负责人王官雪阿訇

直至今日，许多广州本地穆斯林都相信，这座清真寺，就是今日位于越秀区光塔路上的怀圣寺。寺中有一座高达36.3米的光塔，这座宣礼塔用青砖砌筑，表层涂抹灰沙，南北各开一门，塔内有两道螺旋状楼梯，绕塔心盘旋而上，直通塔顶。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怀圣寺负责人王官雪阿訇告诉我们，近年来文物考古单位对光塔年代进行过勘测，根据从塔身上部砖块取样进行年代测定，断代可以追溯到唐代。

根据文献记载，在唐宋两代的农历四五月，蕃舶乘季风而来的贸易旺季，塔上每天有蕃客专人定时登塔：“嘀晰号呼，以祈南风。”光塔的修建，一则便于宣礼，二则便于导航，历史上光塔顶部曾建有用于测定风向的风信金鸡，可惜在1387年被飓风吹毁，以后塔顶改用铜铸葫芦，但不久又坠于风，加上随着珠江航道南移，以及水罗盘等导航技术的普遍，其后再无重装，日渐失去导航作用，则专注于礼拜宣礼。

今日的光塔路，除了怀圣寺周围的一些清真饮食商店之外，只是一条外表毫无异常之处的街巷。在唐宋时期，这里却是繁华富丽、外国蕃客聚集的蕃坊。程存洁告诉我们，唐代蕃坊的大概疆域，即是以今日光塔为中心，南至惠福路，东至米市路，朝天路为界，西至人民中路，北至中山六路，根据遗存至今少数文献资料，蕃坊的建筑形制与唐宋时期其他大城市别无二致，每个坊四周都设有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垣墙，建筑样式也应该倾向于阿拉伯与波斯风格，货栈店铺靡集，所谓“戎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为了便于管理外国居民，唐宋蕃坊内还建制了蕃坊司，在外侨中选举“蕃长”，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和邀请外商贸易。《萍洲可谈》中记载了大量广州蕃坊及穆斯林活动的情况。“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

清真寺内众多国内外穆斯林前来祷告

阿拉伯学者麦斯欧迪在《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中这样描绘广州：“广府是一座大城市，位于一条大河的岸上，这条大河是流入中国海的。城与海之间，相距六七日的途程。”从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岛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载运各种商品开进这条大河，一直开到广府附近。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祆教徒就有20万人。在麇集此地的蕃客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居多，正如《岭外代答》中所述：“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若大食国。”前来广州的海舶蕃商远较唐朝为多，其强大可以从税收方面体现出来。1077年，广州所收购的乳香，占杭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收购总数的98%。税收“唯广最盛”、“课入倍于他路”。

虽然在1300年后，昔日盛唐时期的繁华已经荡然无存，但光塔寺周边的许多街巷名却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带有古老的广州蕃坊留下的痕迹：诸如古老的甜水巷，“甜水”即阿拉伯语“中国山冈”的音译。附近的海珠路，原名鲜洋街，即阿拉伯语“送别”之意，朝南可直达古珠江的岸边，是唐宋时送别商船的一条主要干道。从这些残留的街巷名中，我们还可以获知当时商业行为的种类及具体地点，如玛瑙巷、玳瑁巷（疑为今崔府巷）等。这与历史记载中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擅长从事的珠宝珍奇贸易一一印证。

怀圣寺光塔究竟建于何时？尚无定论。上世纪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认为，怀圣寺光塔，即为客居广州、信仰伊斯兰教的蒲姓阿拉伯商人所建，其根据在于蒲氏族人保留的《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中记载：“叔祖吗哈珠，吗哈嗼两公倡筑羊城光塔，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进而得出结论，光塔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

根据其家谱记载，蒲世的故宅，在邻近玛瑙巷、朝天路西侧的玳瑁巷，根据考证，可能就是今日的崔府街一带。光塔寺附近的普宁里，原名“蒲宜人巷”，在华居住的阿拉伯人，若名字带有“Abu”前缀者，则常常会择“蒲”字为汉姓。

作为佐证，南宋著名文学家，名将岳飞之孙岳珂在《桯史》中，记载广州蒲姓贵人之堂，“后有萃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璧为大址，余而增之，外圆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文中提到的萃堵波，即是怀圣寺光塔，北宋神宗、哲宗朝诗人郭祥正在《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一诗中，也称颂了光塔的雄伟景观：“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

尽管如此，学界主流意见依旧是怀圣寺与光塔皆为唐代所建，蒲氏家族之“倡筑”仅是修葺，而非建造。蒲氏家族二三代墓地，即在今日广州越秀公园内。距离此不远，就是广州先贤墓清真寺。其中心就是古称“回回坟”或“大人坟”的赛义德·艾比·宛葛素陵墓。相传赛义德·艾比·宛葛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母舅，于唐初来华传教，怀圣寺与光塔即为其亲手创建。

珠江边的外国人（摄于2009年）

当我们赶到位于越秀区兰埔附近的先贤墓清真寺时，门口的道路上已经人山人海，许多头戴白帽的本地穆斯林与外国商贩已经支起了摊位，贩卖从波斯风格地毯，到阿拉伯水烟，以及南亚精油等形形色色的商品。清真寺负责人魏国标阿訇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五，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主麻日，在下午13点左右，通常有两三千名本地与寓居广州的穆斯林汇聚在此，在这里进行礼拜活动，自明清以来，这里就被各国穆斯林视为“小圣地”，许多信徒不远千里从中亚、西亚专程来广州朝觐，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

虽然时间还没有到中午，但在寺院中心位置，圆顶方室的宛葛素墓室中已经有几位虔诚的非裔和阿拉伯穆斯林在顶礼诵经。这种穹形圆顶墓室结构，在阿拉伯和波斯被称为“拱拜尔”，由于墓室内空，圆顶穹窿，颂经的声音回响洪亮，余音不绝。在宛葛素墓室周围的树木之间，还有12方自元代至民国初年的穆斯林先贤墓碑，石制墓碑都被信徒们供奉的绿色锦缎所罩住，其中一位逝世于乾隆十八年（1753）的土耳其汗志·马罕默德，就是从土耳其东部专程来广州瞻仰宛葛素陵墓的虔诚教徒，后逝世于广州，特遗嘱恳求将自己葬在先贤古墓之侧。不多时，墓室周边与大礼拜堂中，以及寺院内的绿地内，已经挤满了肤色衣着各异的各国穆斯林，在盛夏的骄阳之下，随着礼拜堂中的宣礼之声，齐齐跪倒。——在一刹那之间，1300年间的岁月仿佛骤然回流，盛唐时期的广州蕃坊，似乎就在眼前。

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

主笔◎朱步冲

据传为郑和版世界地图。清乾隆年间绘制

一家茶叶出口商店门前正待运往欧洲的货品（约摄于1900年）

明代，中国人最大的海洋地理疆域认知进步，在于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

南海与大秦——珍宝传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力都艰辛无比，尤其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大海。战国时代阴阳学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海洋，被视为某种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险性似乎远超过中国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峻岭和北部的草原与荒漠。然而在中华文明早期源头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蔚蓝色的海洋元素，距今大约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桨，而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中，也出土过独木舟形陶器，证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亚洲大陆东端的早期居民，已经有能力在沿海临近岛屿之间进行短距离的航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与民俗，即有可能经过海路，穿越渤海与黄海，抵达辽东半岛。而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上千枚作为货币的海贝，则证明了海洋贸易对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影响。

早熟的华夏文明，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与辐射力并没有因海洋的存在而受到阻隔。早在成书于西汉的《尚书大传》，以及王充《论衡》中记载，周代即有越南北部与来自日本岛屿的使节来到首都镐京，献上珍贵的长羽珍禽“雉”与珍贵的香草“鬯”，作为西周时期中原文明已经与东瀛以及亚洲东南半岛地区拥有海上交往的佐证，当时的航路大约从朝鲜半岛南端越海，经过对马海峡、冲岛以及大岛，最终抵达筑前，在《日本书记》中，称之为“北海道中”。近年来，日本考古学界曾在备后三原町、本州岛西岸的山阴、北陆地区，陆续发现来自中原的铜剑、明刀钱、铜铎等文物，也证明了这条贸易航线昔日的兴盛。

春秋时代，随着中原各诸侯国国力的扩张，临海诸侯国如齐、吴、越、楚等，纷纷出于政治、军事与经济目的积极开展沿海与近海航行。春秋时代吴越两国水军中最大战船“大翼”长十丈，阔一丈二尺五寸，可载士兵、桨挠手等共93人。《尚书·禹贡》中即记载了当时最早的沿海航路，从北方的黄河入海口向南，绕过山东半岛东端，沿黄海东海南下，到达淮河与长江入海口，早期兴盛的海港包括渤海西北的碣石（河北昌黎）、山东的转附（芝罘）、长江口的吴（苏州）、钱塘江口的句章（宁波），以及番禺（广州）。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把风详细分为小、大、掫、狂四级。战国时代《吕氏春秋·有始》中，已经将把八个方向的风详细命名为“炎”“熏”“涛”等，并进一步创立出推算月令与海洋季风风向变化的“十二辰风表”（《周礼》）。

几乎早在路上丝绸之路刚刚形成的时刻，中原文明就发现，较之陆上交通线路时常因政治动荡而发生的梗阻，海洋是一片更为自由与便捷的通道。汉武帝继位初期，即派遣使者出海，寻求政治外交上的联络与全新的贸易通道。这条最早的南海贸易通路始于日南（越南广治）、雷州半岛的徐闻，以及广西合浦。在航行5个月后，到达都元国（马来半岛东南部），再航行4个月，到达邑卢没（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然后抵达谌离国（缅甸伊洛瓦底江口），再船行两月有余，抵达黄支国（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使团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与丝织品，交换这些国家的珍珠宝石（明珠、碧琉璃、奇石）。

丝绸，是中国文明向外最早输出的产品，与迟迟未能获得丝绸生产技术的西方与中亚相比，近邻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无疑幸运得多。来自中原腹地的蚕种沿海路东传，越过朝鲜半岛，最终抵达日本。其确凿时间当在仲哀天皇八年（199）。不到半个世纪后的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经朝鲜半岛至魏都洛阳，魏明帝封其为“亲魏倭王”并赐大量丝织品，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粟罽10张、绀地句文锦3匹、蒨绛50匹、绀青50匹，这是中国丝绸制品作为外交往来赠品的最早记载。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卷》记载，在应神天皇在位期间（270～299），朝鲜百济国曾向日本贡上两名纺织工匠，擅长韩缎的卓素和擅长吴服（中国吴越之地丝绸服装）的西素。

东汉时期，从东南亚一带前往中原遣使通好的国家就已经包括日南（越南，131年）、天竺（印度，159年、161年）、掸国（今缅甸，97年、120年），其中掸国国王雍由调不仅进贡珍宝，还奉上魔术师（乐及幻人），能够“变化吐火，自支解，善跳丸”，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的记载，这些魔术师自称来自与掸国西南直通的“海西”，即西方遥远的强国大秦，中国的目光，首次与遥远的欧洲有了对接。

中国史籍中的大秦，传统上被认为是罗马帝国。今日被丝路研究者广泛列举的一条史料，即是《后汉书·大秦传》中记载，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越南）入朝参觐，献上象牙、犀角、玳瑁等宝物。尽管学界对此使团是否为罗马帝国朝廷所派使团，抑或私人商团，一直纠缠不清，但两国此时已有间接贸易往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繒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直言罗马意欲绕过安息、天竺等海上贸易中介，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往来以获丰厚利润。作为佐证，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自然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记载：“中国和来自埃及、希腊的商人在阿里卡曼陀（印度东南海岸）沟通两国贸易，交换的商品包括蓝宝石、明珠、香料和各种珍贵的丝织品。”罗马商船通往中国的航路大致为穿越尼罗河、红海，向东南方跨越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西南部、东南半岛，最终抵达广州。

随着海上丝路商业航线逐渐向西开辟，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原有的《山海经》式传说玄幻式地理观逐渐被打破，《魏略》中记载大秦：“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条支，即塞琉古叙利亚王国，原本被中原视为天下疆域的西极，当张骞初次出使西域时，于公元前128年到西方时，该地刚刚从属于安息，所以《大宛传》说张骞听闻条支“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然而《汉书》中说其副使甘英抵达的条支，则可能是位于波斯湾古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汇聚入口的梅塞—喀拉塞（Mésène-Characène），后为亚历山大大帝扩建为商业港口城市，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后被洪水毁坏。公元前166年，塞琉古王国君主安条克四世将其复建，命名为安条克（Antionchia），后此地建立一半独立阿拉伯王公国，名为喀拉塞—斯潘西努，成为安息（帕提亚王国）属国。在公元前后二三百年，希腊、罗马、伽尔底、阿拉伯、波斯、东非乃至印度商贾云集于此。当时它在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程度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早期中国地理方志记载中的模糊描述，给今日的研究者造成了许多疑惑与歧义，《魏略》中的条支西大海到底指在何处？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后汉书》等书所说的“西海”就是泛指“波斯湾及红海一带的海水”。白鸟认为，“海西国”（大秦的别名）顾名思义应当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地区，即埃及。白鸟进一步说，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古代东西方的商贸中心，其名字常被省略。Alexander一名省去A与S等音后，即成（Ａ）lek（s）an（dria），译成中文就是“黎轩”，即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罗马灭亡，这样，中文所说的大秦（黎轩），就是指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与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领土。而中国学者余太山则认为，黎轩在埃及，大秦则为意大利，本无关系，可是，“当汉人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时，黎轩即埃及王国已不复存在，大秦之名却如雷贯耳，于是很自然地把黎轩和大秦这两个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词合二为一了”。

由于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班超对西域的进一步经营，两汉在国力鼎盛时期都对域外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更刺激了航行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南修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用以训练水军，装备了高达数十丈、甲板上有三层建筑的楼船，在东汉丹阳太守万震所著的《南州异物志》中，已经记载了我国南方近海航行中高超的驭风技术，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在广州出土的两汉年代陶制船模以及木船残留中，已经发现了舵与横隔舱的设计，横梁、隔舱版以铆钉结合，并用桐油灰密封船板之间的缝隙。

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中原战乱不休，但沿海割据政权如孙吴，亦大力开拓海上贸易与外交。据《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记载：吴人士燮为交阯太守，每有出入，“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说明西域至交州者人数之多，其胡人中便有极西之大秦人。同书记载：“燮每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术帽、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士燮弟士武时贡马凡数百匹。”《通志·四夷传》卷一百九十八“扶南”条记载，吴国使者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今中南半岛越南，泰国与柬埔寨一部），曾建议其国人用中原输入的丝绸，制成筒裙与横幅等衣物。

在此段动荡混乱时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使节与贸易商人，中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旅行，也有了一批全新的参与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往来于西域南海之间，其遗留的旅行笔记种种，也拓展着中国了解外部的视界。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来到广州传教，建立了光孝寺，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在这西来东去的弘法队伍中，其记述最为翔实丰富者，当属东晋高僧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不顾60岁高龄，从长安出发，带领慧景、慧应等僧人，前往天竺。

法显西行求经之路为陆上丝绸之路，归途则取海上丝路，从印度多摩梨国（今日印度港口孟加拉邦塔姆卢）起航，途经狮子国（斯里兰卡）、耶婆提（爪哇），最终在广州上岸。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西南郊区的布拉辛哈拉，至今还保存有遗址“法显洞”，为法显居处。在记载中，他因“去汉积年……同行分披，顾影唯几”看到玉佛像边有当地商人送来的“晋地白绢扇”为供养，竟然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此轶事也进一步作为来自中原的丝绸以及其他手工制品在东南亚普及的旁证。在这本行纪中，法显提及，从多摩梨到广州的航线已经固定，大约航行需要50日，且高度繁荣，有能够乘载超过200人的大型商船往来，魏晋时代中国沿海与南亚海上贸易往来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唐宋：丝绸与陶瓷造就的白银时代

唐至宋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二帝国”时代，其特征即为生气勃勃，积极向外施加影响。而此时代，也被国际学界视为丝路主干线自欧亚大陆陆路逐渐向海上转移的结点：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造成唐代国力的急剧衰落，吐蕃趁机北上，占据了河西陇右，逐渐强大的回鹘亦南下阿尔泰山一带，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梗阻，从而使得诗圣杜甫亦有“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的感叹。然而陆上丝路逐渐被海上丝路所替代，原因不仅在于西域至中亚民族政治版图的更迭与动荡，更多原因则是中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地靡集在东南一带，再以陆上丝路运输，转运繁复，劳民伤财；反之，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成熟，中国东南地区海岸线长、不冻港数量众多的优势逐渐凸显，运价低廉可靠。不仅如此，中唐之后，随着大食（阿拉伯帝国）定都于巴格达，取代波斯成为中西贸易中最大的中继站，也迫切需要与中国产生商品经济交换与往来。

唐代的对外开放性，在同时代全球性文明中，几乎无有可比拟者。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代前往长安朝贡的“四夷之国”多达70余国，其中将近半数在隋唐前未见诸史册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有19个国家的使节同时到达长安，有一个乙利鼻国，就是阿拉伯最早的译名。早在唐代高宗上元年间，唐州刺史达奚弘通，因出使撰有《西南海诸番行纪》，自称经36国，经赤土（今苏门答腊至马来半岛）至虔那，被后世疑为已经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在此后的148年中，进入长安的大食使节多达41批，天宝十一年（752）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在取代伍迈叶王朝后，遣使参见，被唐玄宗特意授以左金吾员外大将军的勋位。

751年怛罗斯之战，虽然使得唐代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但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金银镶雕、丝绸纺织与陶瓷绘画技术传入了阿拉伯世界。《经行记》的作者杜环，即在此役中被俘，后客居大食十余年，最终于762年辗转千里，乘坐中国商船回国，将其旅行见闻编纂为此书。虽然《经行记》已散佚，今日只有《通典》辑录了1000余字，但已经翔实反映了当时中亚各国，以及阿拉伯、东罗马帝国（拂冧）等国的情况，比如拂冧国之富裕繁盛，“妇女皆珠锦，多工巧善织络”。而作为丝路东端贸易中心的阿拉伯帝国则是“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

清中叶，江南的缫丝女子。这是早期来华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物画

唐代中后期，随着海路贸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已经形成了一条前往中国的固定航线，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在唐代市舶司的记载中，按照国别记载的各国商船，包括南海舶、波斯（阿拉伯）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昆仑舶等十余种。在唐代南方市井俗语中，波斯人通常被称为舶主，诗人元稹的《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中有“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尘”的描写。这条航路在唐代人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了印证，从巴士拉到杭州，海路全程仅仅需要87天左右。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航行范围的扩大，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疆域的称谓与认知也在持续进步，曾经泛指北印度洋水域的“西海”也开始逐渐囊括地中海。《隋书·裴矩传》描述自敦煌通西域之道时记载，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能够抵达西海，而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佛林国，指出其与大食相邻，“西枕西海”。而大食帝国兴起后，能够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西进的中国海上贸易商人，根据其直接或者间接航行与考察经验，将以往泛泛而称的“大食海”具体划分为“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东大食海在“天竺以西”“渡之则西为大食诸国”，而西大食海，周氏的记载则是“渡之而西则又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是太阳沉入地平线所在，“不得而闻”。“木兰皮”是阿拉伯文maghrib之音译，为北非信奉伊斯兰教之马格里布诸国。著于10世纪末期的一部波斯文地理著作，或称《图曼斯基抄本》的《世界境域志》记载，木兰皮海，亦指地中海。

除此之外，逐渐将航线拓展至远离本土的中国航海者，也开始不断将新发现的全新海洋水域自加冠名，中国海岸线大致为南北方向，要出洋驶向东南亚、印度方向，必须首先向南航行。先秦时的南海，泛指东海以及所认知范围内的所有南方洋面，魏晋以来至唐初，逐渐特指东南亚与东印度洋诸地，并称所有前来贸易之外国商船为“南海舶”。东汉杨孚撰写《异物志》，根据其潮汐现象，称南海为“涨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南海”、“涨海”之名交替使用。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撰写于851年的《东游记》称，在到达名为“Chanhay”的海域后，再航行一个月就可以到达中国。然而“涨海”的具体疆域在历代史籍笔记中不断变动，有时会泛指自马来半岛至大秦之间的广大宽阔海域，而到了唐代中后期，为了将这一段漫长海域加以细分，则又诞生了一个全新称谓“西南海”，特指北部印度洋，《新唐书·西域传》中特指狮子国（斯里兰卡）在“西南海中”。

描绘清代广州十三行的绘画

有唐一代，最为茂盛的海上贸易港口，即是广州，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进口大宗货物包括麝香、玻璃、珍珠、玳瑁、香料、犀牙、珊瑚、琥珀与棉布。唐政府织品的赋税称为“庸调”，在开元年间达到2100多万匹。宋人李觏更形容江浙一带丝绸纺织业的繁盛为：“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在广州、泉州两港出海的丝绸种类繁多，绢有白绢、五色绢、红绢，缎有龙缎、草金缎、五色缎、锦缎，绫有水绫、丝帛等。广州市舶司因其地位重要，与岭南节度使并称“两使”。其行政治理官署虽然在广州，但却掌管海外诸国朝贡事务以及东南沿海贸易。9世纪，伊本·郭大贝（Ibn Khordadhbah）在省道志中说，中国繁荣的港口有四处，包括广府（广州）、江都（扬州）、越府（明州）以及比景（越南半岛灵江口）。大批阿拉伯与波斯侨民，寓居在南沿海港口贸易城市，大食国人李彦昇，在847年由宣武军节度使卢均举荐参加会试，最终以进士提名。

曾多次因商贸旅行访问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于851年写成了《中印游记》，记述了中国货船体量庞大、吃水深，抵达波斯湾的西拉夫后，货物必须改装吃水较浅的当地阿拉伯双桅货船，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印度的故临（Kulam），一般中国大商船要缴纳的税收高达1000个迪尔汉银币，是普通其他国家船只的5～50倍之多。

这些形体巨大的中国帆船，载重量可以达到五六百吨，乘客600人以上，长达20丈，称为苍舶。从西晋自唐代，中原文明的造船技术持续进步，来自波斯湾的棕榈纤维船板缝合法已经传入岭南，“咸水浸渍，即粗涨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航海者在航海时利用信风与季风，唐人李肇就曾经说：“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而义净离广州南行时，据说当时的情景是：“至十一月……广莫初飘，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垂玄朔而五两单飞。”这里所说的百丈指船舶上的纤缆，五两则是古代的一种候风器，用鸡毛悬于船桅竿乏上。所谓五两，即取用五两鸡毛之意。这显然是因信风之便，船只连纤缆都暂放置一边不必使用。

衣着考究的欧洲绅士淑女们在门廊下享受下午茶(约摄于1910年)

日本学者、陶瓷研究专家三上次男称，自中晚唐开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变成“海上陶瓷之路”，因陶瓷产品的易于叠放，压舱性能与高附加值，使得它逐渐与丝绸并行，成为中国出口的大宗货品。今日日本太宰府所藏档案中，有一件中国商船贸易档案，泉州商人李充自报船上载有货物物种，象眼（注：丝绸名）40匹、生绢20匹、白绫20匹，以及两种瓷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尼、马来亚沙捞越河口、斯里兰卡凯格拉、印度阿里卡曼陀、伊朗内沙布尔，都有唐代长沙窑、越窑以及德化窑、广东窑青瓷与白瓷器物及残片发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印游记》中记载，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出各种透明程度可比拟玻璃的瓷器，甚至酒器中酒的颜色与满盈程度都能从外面看见。另一位波斯文学家塔利比称，中国瓷器中，最为上品的是杏黄色。根据考证，所谓杏色瓷器，来自唐代著名的长沙铜官窑，出品瓷器以杏黄底色著称。

较之唐代，宋代的外销瓷器出口产地越发扩展，不拘于沿海省份，包括越窑（浙江余姚等地）、龙泉窑（浙江龙泉）、景德镇窑（江西）、耀州（陕西铜川）与磁州窑（河北）。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宋代瓷器外销国家达到44个，远在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曾是阿拉伯法蒂玛王朝时期兴盛的贸易城市，在1168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沦为废墟，在20世纪6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中国陶瓷残片达到1.2万片之多，包括唐至宋初越州窑青瓷，唐代三彩，宋元时代龙泉窑青瓷、潮州窑白瓷等。

唐宋两代，来自印度、阿拉伯输入的货物，对一般民生影响最大的，为药物香料。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鸦片）、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药材收录。元和十年，被贬官至连州（广东连州）诗人刘禹锡曾撰写《赠眼医波罗门僧》诗，希望来自印度的医生用“金篦术”（针拔内障术）治愈自己的眼疾，甚至一些药用植物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地区移植成功。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就记载一种来自波斯国的药物“补骨脂”，最初通过诃陵国（印尼爪哇半岛中部）舶主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推广种植，可以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填筋骨。

南宋泉州市舶司官员叶廷贵所著《香录》可知，此时中国已经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进口香料达29种之多，包括来自渤泥国、三佛齐的龙脑香，来自真腊国、占城国的沉香，大食的乳香、没药、安息香与苏合香，来自阇婆国的肉豆蔻。在宋代，香料为官府专卖的“榷货”，设立了专门机构“榷易院”进行收购、管理，分设在广州、泉州、交阯与两浙，对进口香料质量上品、数量巨大的外国商人，亦会授予官职。绍兴六年（1136），大食（阿拉伯）蕃官蒲罗辛因进口乳香价值30万贯，被授予“承义郎”的官职。蒲氏原为居住在占城国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国，12世纪末由广州移居泉州，其后人蒲寿庚于景炎元年（1276）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天宝二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日本，备办的粮食、佛典、香料、药品清单，收录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典籍《唐大和上东正传》中，包括落胭脂红绿米100石、甜豆皮30石、牛酥180斤、干胡饼两车、干蒸饼一车，药剂和香料包括沉香、龙脑香、安息香等600余斤，毕钵（毕波罗，即菩提树汁液）、阿魏、石蜜、蔗糖（500余斤），可以相信如此巨量的海外舶来药物除了部分自用，其他亦为东渡传播交流所用。

13～14世纪，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全部被中国船只所操纵，阿拉伯航海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说，中国商船分成三种：大的船、中等的柴（zao）以及小型的舸（Kakam）。大帆船最多有3～12面帆，每船可以运载千人以上，为了防御马六甲海峡的海盗，中国商船上都配有弓箭手、弩手和盾牌，而各国蕃商也喜欢租用这些大型坚固的中国帆船。此时，中国商船已经普遍配备了使用浮针的罗经，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与航向的正确性，并且采用了相对精确的计时法“香篆”，即粗细均匀的香盘，于盘上刻画出时辰刻度，夜间燃烧时便能精确判定时刻。《萍州可谈》中提到，中国帆船已经拥有完备的导航技术“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船行时如遇风涛紧急，可直接下船首碇石。

1178年，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计算，从广州出发冬日起航，乘北风，经过苏门答腊北部亚齐，可以直达阿拉伯南部海上贸易港口马赫拉的直达航线，具体行程为出发后航行40天到达亚齐（蓝里），停泊过冬，直到下一年冬天，再乘东北风，经过大约60天的航行，绕过斯里兰卡和南印度，横渡阿拉伯海，到达马赫拉省位于卡马尔湾的著名香料贸易港祖法尔。泉州西郊外濒海九日山，有摩崖石刻数十处，为举办祈风仪式所用。石刻作者多为地方官员与市舶提举司，目的在于为往来于东南沿海港口和南海中的外国商船祈求信风，并预祝其满载而归而举办的祈风仪式所用，一年举办两次。

唐宋两代，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商业革命”勃兴的时期，背后的助推动力就是海上丝路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与贵金属：北宋高宗时，仅广州、泉州两地，市舶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贯，而每年市舶总收入即占宋代国家总收入的20%左右。宋代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将通过市舶所得的丰厚收入与舶来奢侈产品补贴财政开支，包括直接由官府出售折现，抵付商人依“折中法”捐输至边防粮草，作为保证金收换纸币“会子”，转手出口高丽、日本，发放官员手中以抵支俸禄等等。

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不少国家使用金银为货币。阿拉伯、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广泛使用的金币与银币，源源不断地抵达泉州、广州、扬州等东南港口，从而迫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尝试使用银本位币值。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真腊、三佛齐、细兰等国，番商兴贩都用金、银、瓷器等博易。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64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30升，或40升至百升。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曰“者婆金”。正如按照日本人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的论点，为了防止原本作为基本货币单位铜钱的过分外流，唐代中央政府视岭南“为一特别经济与货币区域”，允许其官开采金银矿山，并流通金银铸币。

到了南宋时期，不但临安朝廷的各种赋税与专卖收入开始用金银折纳，纸币买卖也以金银为结算本位。岳飞之孙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中说，绍兴四年（1134），岳飞所率神武后军所支给的60万贯军费中，有40万贯即由（杭州）榷货务（茶叶专卖机构）以金银形式交付。如此巨大规模的黄金流动必然带动民间金融机构的勃兴，宋代著作《都城纪胜》记载，宁宗时，临安从事金银兑换、制品买卖的金银交引铺多达百家，主要业务为兑换官署发放的“钞引”，即商人领取、运销盐茶等专卖货物的有价证券。此外，业务还包括金银制品订制与鉴定。与唐代相比，宋代作为货币符号的金铤、金牌在尺寸、量与成色上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铭文也将标明金的成色，诸如“十分金”、“赤金”，以及“薛李宅”、“石元铺”等金银铺名，还要附上工匠名与店铺押记。

夕阳下的孤帆——海上丝路的末日辉煌和终结

明代洪武年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使得明代中国的海外朝贡/宗藩体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明代朝廷在波斯湾的忽鲁木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印度古里和马来西亚马喇加（马六甲）设立了集官署贸易站与海运补给中心一体的“官厂”。然而在这种富丽堂皇的表象下，明廷对于海上丝路贸易力图收回官办的举措，以及下达的禁海令，严重影响了唐宋元历代在印度洋上开辟建立的民间海上自由贸易生态。直至今日，在海上丝路西段的各古代港口中，依旧几乎没有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私窑瓷器出土，就是当日中国海上贸易骤然遭遇寒冬的证据。

作为对应，自15世纪70年代起至正德四年（1509），大规模的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开始勃兴，最终迫使明廷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2009年，于广东汕头南澳岛附近发现的明代走私沉船“南澳一号”上，发现1.0624万件外销陶瓷，绝大部分为明代漳州青花瓷以及景德镇窑青花瓷，纹饰包括丰富的花卉、花鸟、麒麟、仕女。

有明一代，虽然私人海洋贸易在前期遭遇了禁止，然而官方背景的外交航行使得中国对于周边海洋地理疆域的认知进一步细化，在典籍中，出现了许多全新的海域命名，诸如“细兰海”（孟加拉湾）与“南大洋海”（南太平洋至南印度洋），而最大的海洋地理疆域认知进步，在于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东洋”最早诞生于元代人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而具体疆域的明确划分则要待到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张氏在“文莱条”中明确指出，西洋即是自福建、广东沿着亚洲东南海岸线南下，直至印度，所经水域与岛屿国度。而“东洋”则是自台湾南下，至吕宋诸岛，沿西太平洋岛链至爪哇海、苏拉威海、苏禄海等疆域，东西两洋以今日之南海为界。

郑和船队所取得的功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拉伯天文观测与航海技术的东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所造就的东西文化交流，促成了这一16世纪东亚最为庞大的海上探险远航。《武备志》中保存的20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4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呈圆形的罗盘上刻有8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导航。

牵星术，无疑来自阿拉伯。元代朝廷曾数次下令收集、编纂阿拉伯文航海技术书籍（回回文喇那麻），而在明廷定都北京后，亦继承了这批宝贵的典籍，并借用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在15世纪阿拉伯航海家西迪·阿里的《印度洋航海记》中，就详细介绍了牵星版的形制与使用方法，而在其航海记附带的海图中，其牵星记录，以及所记录确定方位的方位星，与郑和航海图基本吻合，差异之处仅有灯笼星、七星、水平星三星。在郑和首次下西洋之前的永乐元年，明成祖亦派遣李恺、杨敏等人率领小规模船队前往西洋诸国航路进行小规模试航，以校正手中原有的罗盘针路与牵星图样。在郑和船队中，亦有不少阿拉伯与西域血统人士，担任航海专业人员、翻译专使等，例如蒲寿庚之后人，加封泉州卫镇抚使的蒲日和，而其他担任番火长等船员的阿拉伯血统人士，数量更多。

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广东等各中国东南港口与日本长崎港之间的“唐船贸易”亦进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只限制在长崎一港，中国沿海倭患断绝后，两国贸易逐渐恢复正常。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每年入港中国商船最多可达70艘以上，中国大宗输出货物为生丝与糖，获利丰厚。福建巡抚陈子贞曾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上奏，称“贩于日本之利，倍于吕宋”。中国内地生丝价格百斤在银百两左右，而长崎港口收购价格最高可达500两之多；同样重量砂糖价格为1.5两，而长崎到埠收购价亦高达3两以上，一艘中国“唐船”载货量就可以换银数十万两。例如崇祯十三年（1624），当年日本全年进口生丝36万斤，而来自中国者就超过四分之一，勃兴的贸易促使大批沿海居民移居日本，万历年间福建巡抚南居益曾上奏朝廷称，闽、越、三吴百姓，流寓长崎港从事贸易翻译者有数百家之多。

同样，中国对于日本舶来货物的需求，在明末清初亦持续上升。首先由于辽东对女真满洲战事以及各地农民起义的镇压，日本所出产的腰刀、鸟铳、盔甲与制造火药弹丸之硝石与铅，为明廷所急需；然后还有铸币所急需的铜，以及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明代覆亡后，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郑成功，都“每岁发船渡长崎，货殖以厚军备之利”。

就在此时，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终于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1571年，西班牙商船队在明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中国遇险商船，遇救的明朝商客在回到福建漳州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强国的富裕和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迫切愿望便迅速流传开来。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等货物的中国商船便逐渐前往马尼拉。最后，这两艘满载中国商品，包括712件丝绸品、2.23万件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于当年底驶抵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至1576年，从漳州至马尼拉、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固定帆船贸易已经完全确定，平均每年有50艘左右的中国商船抵达马尼拉，运载的货物总价从20万比索上涨至16世纪末的百万比索。而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单艘吨位也突破700吨。至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丝绸与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国纺织物面前，西班牙本土纺织业急剧衰落，1600年，急于改变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属美洲种植桑树，然而来自中国的生丝却使墨西哥纺织工业得以延续。

除了丝绸与瓷器，另一种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引发了欧洲的兴趣：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Ramusio）在《航海与旅行》一书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马和木的叙述，称在遥远的中国，于Kuangfu（广州）种植着一种神奇的植物，不论鲜湿或者风干，都可用这种神奇植物熬成饮料，如果空腹饮下，能够祛除热证、头疼、胃疼。这是欧洲关于中国茶叶有史可考的最早记载。不久，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来到中国广州传教，1570年病逝后，他编纂的《中国志》出版，书中说，任何中国人拜访会客，主人都会向客人奉上这种神秘的热饮，装在精致的瓷杯和瓷盘之中。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少量中国与日本出产的茶叶贩运至荷兰本土，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到了1735年，仅仅从荷兰进口的亚洲茶叶已经达到835万磅，而新兴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更是后来居上，在18世纪后半夜，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起初茶价昂贵，伦敦每磅绿茶到港价格为10～19先令，武夷茶为13～19先令，然而普通工人日薪只有3～4便士，于是茶成了上流社会炫耀专有之物，著名剧作家与诗人威廉·柯伯，亦写诗赞颂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植物：“佳茗，佳茗，令我愉悦，宁我心灵。”

很快，欧洲对茶叶的强烈需求，使得其商船队无惧惊涛骇浪，争相前往遥远的远东：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法案，将茶叶进口税从100%下调至12.5%，制定对华茶叶贸易特许权，并只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并促使英国几乎垄断了欧洲在广州的茶叶贸易。从1778至178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进口的茶叶在5.8万担左右，占据欧洲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数字又暴涨至30万担，每年赢利达100万英镑，几乎等于英国每年政府国库收入的10%。自1700至1823年，“茶叶是驱使欧洲人来到广东的主要诱惑力，其他中国商品只不过是点缀。”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丁说。

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来自欧洲，旨在换取丝绸与茶叶的白银滚滚涌入：通过西葡两国主导的中国―菲律宾―美洲三角贸易，自1571至1643年，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白银总量的六分之一，总计高达4000万库平两以上。英国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通过茶叶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也达到5800万两以上。《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牟复礼认为，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使得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变快。白银的大量流入。也促使明代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然而，负面影响则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对于流通中大多数贵金属货币的主导权。美洲舶来银币因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标准化程度高而逐渐成为民间流通货币，并导致以宝钞为中心的官方货币信用体系崩溃。不仅如此，赋税的货币化与大量白银进入流通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或者出现极大的波动，米价最多在每石0.2两和0.8两白银之间浮动，加剧了普通雇农与小农的破产，最终动摇了中华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随着美洲与东亚之间贸易直接联系的建立，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花生、番茄等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也逐渐进入中国，进而造就了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中国的食物》作者尤金·安德森曾统计，有明一代，耕地总数从6000万英亩逐渐增长至8500万英亩，人口在整个16世纪，由1亿左右暴涨至1.75亿，作为“救荒粮食”，易于耕种、收成丰富稳定的玉米和马铃薯无疑能够很好地养活这些新增人口，但也使得中国陷入了某种英国汉学家伊懋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即精耕细作的分散农业促成了人口持续增长，大量廉价劳动力使技术进步成为某种“不必要”的靡费，农业资本回报持续高于工商业，同时工资水平的持续低迷也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毫无积蓄，不可能购买相对昂贵的工业制成品，进而抑制了近代工业与资本的出现。

18世纪末，中国由于其货币媒介在东南亚至印度洋上的通用性，以及中国船只对于这一航路的绝对垄断，依旧使得欧洲早期殖民国家难以在这一贸易网络中获得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曾考虑利用半公开的武装私掠、抢劫满载白银、丝绸与陶瓷的中国商船。而已经逐渐在暹罗、马来亚、泰国等地落户的中国华侨，也将相对成熟先进的造船方式带到了东南亚，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坚西曾于1775年向伦敦总部报告，加里曼丹的华侨造船厂仅用两个月，耗资西班牙银币4250元就建造了一艘580吨的帆船。殖民地史学家J.克劳福德曾在《印度半岛史》中愤愤不平地说，华人质优价廉的造船业，以及他们在当地民众中平和、无野心的性格，严格限制了欧洲商业与殖民在本地的开展与盈利。

直到1820年前后，东南亚海面上活跃的中国帆船依旧接近300艘，总运载量超过8万吨，然而仅仅20多年后，因欧洲工业革命而诞生的蒸汽轮机动力船就开始出现在东南亚海面上，欧美列强资本雄厚、管理先进的股份制航海运输公司，远非因血缘关系组合、资本单薄的中国沿海“船帮”与“舶主”所能望其项背。当中国帆船的侧影逐渐消失在印度洋的海平面上时，来自欧洲的蒸汽与黑烟宣告了另一个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中国，这个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导者，被纳入了西方殖民经济体系之中，也在屈辱和被掠夺中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改革尝试。

考古材料里的海上丝路

文◎竹里

临淄齐王墓出土银盒

帕提亚时期银盘（大英博物馆藏）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银盒

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将“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除丝绸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类，是以不断有人相继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等说法。实际上，自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将横贯东西的路上交通线命名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以来，“丝绸”本身更多地扮演的是古代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符号的角色，传递的是以丝织品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背景。由于丝织品不易保存，即便我们能从航海文献或船舶账目中寻觅到只言片语，实际上能够以实物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贸易丝绸寥若晨星。

广东徐闻出土东汉玛瑙琉璃珠饰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四格香炉

一、蓬莱仙山不死药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确立文化传统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内陆国家，与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完全或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通过海路交通与其他几个文明中心产生互动，是随着历史时期古代王朝版图的扩张、沿海地区的开发逐步展开的。“海洋”概念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起初笼罩在颇具神幻色彩的迷雾之下。自战国以来，沿海的燕（河北）、齐（山东）等国相继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不死之药”。实际上，通过目前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我们能发现的远远超出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汉墓、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云南江川李家山汉墓、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等墓葬中先后出土11件裂瓣纹金属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为银质，经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错的凸瓣状，十分引人瞩目。这种捶揲技法与公元以前古代中国制器传统（铸造）不同，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格，确切来讲，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亚帝国（Pathian Empire，公元前247～224年）的关系最近，在中国流通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由于山东、江苏、广东都是沿海地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来自海路。

二、奇石异物碧流离

有汉以来，由于文字记录的丰富，海外贸易以更为翔实的面貌浮现在我们眼前，西汉时期甚至出现了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一条从越南北部及两广出发，抵达印度东南海岸的贸易路线。当时海外贸易我们的主要输出品是黄金和丝织品，而意图获取的主要对象是“奇石异物”，甚至包括活犀牛这样的生猛活物。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广州地区的汉墓中发现许多陶质犀牛角，远在长安的帝陵中也发现了域外进献的犀牛。1975年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南陵附近发现20座从葬坑，其中有一具犀牛骨骼。犀牛骨骼虽已断裂，但整体结构和大骨节保留得还较为清楚。据鉴定是生活在东南亚爪哇岛的独角犀。南陵的主人是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崩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看来王莽虽然热衷于制造新生事物，令外国遣使献活犀牛却并非他首创。

安东尼（138~161）钱币

马克·奥略留斯（161~180）钱币

如果我们参观两广地区的博物馆，看到最多的一类海外奇珍就是琳琅满目的宝石与玻璃。虽然并不能简单对等，但文献中提及的“璧流离（即琉璃）”通常被认为是玻璃，玻璃制作的历史悠久，来源复杂，但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器中，甚至有与罗马玻璃十分接近的产品。至于玛瑙、琥珀、石髓、水晶等宝石珠饰更是比比皆是。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非洲象牙、蜻蜓眼玻璃珠、乳香、琥珀、金珠泡饰等极具异域风格的文物。

这一时期，远至罗马帝国、托勒密埃及、帕提亚王朝的人群已经对孟加拉湾以东的居民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成书于公元1世纪中叶托勒密埃及时期的文献《红海航行》（The Voyage Around the Erythraean Sea）记录经过印度洋东海岸以后，“海洋终结于一片叫作秦（This）的土地，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叫作秦尼（Thinae，也就是中国）的城市，那里的生丝和纱线以及丝绸通过大夏徒步运送到婆卢羯车，也通过恒河出口到利穆利。但是进入秦不容易；也很少有人从那里来”。

罗马时期的商贸据点也发现于黄支国故地康契普拉姆（Conjetveram）附近的阿里卡梅杜遗址（Arikamedu）。这里发现了直接由罗马或叙利亚、埃及等地中海东岸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从中发掘出20件带纪年铭文的陶器，铭文用婆罗米文拼写泰米尔语，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他出土文物有：安弗拉罐、产自意大利阿莱佐（Arezzo）的陶器、罗马玻璃器、绿釉陶片和罗马钱币等，还有印度中部或南部各地的香料、宝石、珍珠和薄棉轻纱。

此外，同样在上世纪40年代，湄公河三角洲南端沃奥（Oc Eo）地区发现大片古代遗址，越南半岛在汉代是外国使臣登陆的地方。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罗马皇帝安东尼（Antonin，138～161）、马克·奥略留斯（Marc-Aurèle，161～180）两位皇帝的钱币；许多罗马玻璃珠和玻璃残片，其中一片是罗马搅胎玻璃，属于公元前1世纪产品；典型的罗马印章。这就清楚地说明公元2～4世纪确实有罗马商人在湄公河三角洲从事国际贸易。

三、葡萄美酒夜光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国内陷入分裂对峙局面，西边的大秦（罗马）和安息（帕提亚）等国境内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动荡和变化，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崛起，陆上交通兴盛，相比而言北朝的对外交流更盛。南朝的海外交往对象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盛况不及北朝。这一时期的重点是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的传入与发展，南朝佛教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可惜保存至今的实证不多。

“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

“黑石号”出水陶瓷

“黑石号”出水粟特风格金器

隋唐时期对外交流呈现海陆并重的局面，东至日本、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都出现了比较成熟稳定的航线。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受战争影响增大，吐蕃势力崛起，陆上交通受阻，海上交通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出现了稳定的从中国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波斯湾和东非的航线：“广州通海夷道。”东边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活动亦趋活跃，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都展开了频繁交流，现在日本仍能见到许多早至唐代的中国文物。

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同时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等港口城市也逐步兴起，海外贸易获得的巨大利润引起了商人集团的重视，再也不仅仅是猎奇性质的纳贡进献。这个格局被其后五代的南汉、吴越和闽承接并大力发展。唐代后期，许多波斯、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广州即其聚集地之一。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失败，旅经广州时，见到“不计其数”的婆罗门、波斯和昆仑商船。当时的广州可谓是各国商贾云集的国际化都市。

唐代晚期开始，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海底沉船中大量出水的陶瓷产品可窥一斑。以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为例，此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其中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其中瓷器约占90%，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系等相关窑口产品，还有粟特和阿拉伯风格的金银器等，有学者认为这条船从扬州起航，经广州等地驶往波斯湾，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国际贸易港——西拉甫（Siraf）。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海域出水的“井里汶号”沉船也是震惊国际的重大发现，船中出水完整器约15万件，中国晚唐五代瓷器占全部船货的75%，以越窑青瓷为主，此外还包括中国青铜器、中东玻璃瓶、玻璃原料、金属器、印度佛教饰件、马来群岛锡质刀具、棱锥等（可能来自马来群岛），阿富汗青金石、印度红宝石、蓝宝石、珊瑚珠、红石、象牙、象牙制品等；一同出水的“乾亨通宝”款铅钱表明了这艘沉船的沉没年代，“乾亨”是公元917年南汉的年号。鉴于货物种类的多样性和数量之巨，学者们推测这是一艘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只一般在沿岸的小岛停泊，以换取食物、水以及其他配给，同时也进行商品贸易，船中的中国瓷器也许要运送到中东等地，而玻璃器和原料的目的地可能是中国。而这种辗转接驳的方式是明初郑和大宝船下西洋以前海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四、“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可谓空前。尤其是“混一声教，无远弗届”世界性大帝国元帝国的建立，刺激和促进了海路交通的发展。除了自行出海贸易的商人和番船之外，宋元时期两代官府都经营海上贸易，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利益分配，据《元史·食货志·市舶》记载：政府给本让商人出海博易，回国后政府得七，商人得三。元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官府任用穆斯林理财及管理海运有关。例如宋末降元的泉州市舶使司蒲寿庚，就是阿拉伯人出身，除蒲氏以外，还有掌管泉府司和市舶司的回回人沙不丁和合不失。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即为皇族理财，还一度“专领海运”。元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可谓务实：“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瓷器、家事、簾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典章》）

“黑石号”出水陶瓷

“井里汶号”沉船出水文物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口产品包括纺织品、陶瓷器、金属器和日常生活用品，这些商品的大多数在宋代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但是宋元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对亚非各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尤其以陶瓷技术的传播为最。进口商品据统计不下250种，以珍宝和香料为主，另外特别重要的还包括药材、纺织品以及少量手工业品。这一时期的贸易仍然以转运贸易为主。

目前发现的宋元时期沉船及港口遗址都凸显了当时陶瓷器在亚非各国的风靡盛况。当时的外销陶瓷以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和青花瓷为大宗。例如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南宋时期沉没于广东阳江市附近海域，应是从中国海域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其中出水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铅绿釉陶和酱黑釉陶等品种，器类以各种形式的碗、盘、罐、盒、瓶、壶为主。这批陶瓷器分别来自我国宋代南方地区著名窑址，包括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另外，元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品种青花瓷，一经烧成便迅速扩散到海外各地，尤其是目前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大批精美绝伦的青花巨件，是元时期文化交融和海外贸易兴盛的印证。在波斯湾古港口基什岛、霍尔木兹，地表随处可见中国龙泉窑、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埃及开罗郊区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包含了从唐五代到明清时期的大部分中国知名陶瓷品种。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瓷器

土耳其收藏元代青花瓷

五、器成天下走

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仍然继续发展，但与宋元时期不同，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矛盾重重的困局。总的来看，中国并未顺其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从主观意愿上看，明清两代政府逐渐闭锁，到清代限制四口通商甚至仅保留广州一口通商；从客观上讲，民间贸易及走私在沿海地区活跃，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但由于失去了面对海洋的主动权，最后不得不在船坚炮利的欧洲列强面前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近代化历程。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明代景德镇青花瓷

明初郑和下西洋，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与宋元时期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不同，更侧重“怀柔远夷”的政治功能，是不计成本“广施国威”的外交手段。从随行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携带的龙泉青瓷和青花瓷在海外各国均广受欢迎；从考古发现来看，文献所记载的郑和船队行经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都有15世纪以后的中国瓷器遗存。1975年南中国海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一艘明初沉船的残骸，出水铜钱400多公斤，其中大部分是“永乐通宝”，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郑和下西洋时沉没于西沙群岛航道的宝船之一。郑和船队和中国瓷器相关的遗存在肯尼亚也有发现，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拉穆群岛（Lamu Islands）上，位于大陆沿海的格迪（Gedi）古城遗址中就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明初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青花、釉上彩器。前文提到的埃及开罗市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15～18世纪中国瓷片，主要包括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单色釉瓷器以及各类彩瓷。

大航海时代的遗产

主笔◎袁越

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前和斐迪南国王、伊莎贝拉女王道别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阿尔法玛区俯瞰图

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古代的“国际关系”因此被改变，世界格局也在那个时代重组。大航海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多遗产值得我们花点时间仔细梳理一番，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有很多事情都可以从那个时代找到源头。

2015年3月1日，我乘坐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从上海出发，一路向西航行了86天后回到上海，绕了地球一圈。

整个航程大致可以分成四段：第一段沿着郑和的足迹前行，先向南穿过南中国海，再向西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终到达红海；第二段相当于地中海之旅，先是穿过苏伊士运河后游历希腊诸岛，再依次到访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几个著名港口，最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第三段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直达美洲大陆，重演了哥伦布的壮举；第四段从巴拿马运河开始，横跨太平洋，重走了麦哲伦船长当年的环球航线。

这四段航线当然都很有意思，但第三段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彻底改写了人类历史。如今绝大部分历史书都把哥伦布的那次航行当成了人类历史的分割线，之前的叫作前哥伦布时代，之后的叫作后哥伦布时代。

一次航海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就要从大海和人类的关系说起。

作为交通工具的海洋

“大西洋号”进入红海的时候，我想起了一部构思很久的科幻电影。

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相互仇杀，地球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位智者找到了突破光速限制的法门，赶在光线到达之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安装了一台摄像机，把人类自诞生之日起的全部历史录了下来，制成一部延时摄影大片播放给地球人看。刚才还在拼死搏斗的两名士兵惊讶地发现，他们原是一家人，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几百人中有一位是他俩共同的祖先。

这样的电影当然不太可能存在，但我们不妨顺着这个思路想一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部片子，里面将会出现怎样的场景？

让我们从20万年前看起，我们的祖先正是在那段时间里诞生于东部非洲的某个地方，并在此后的10多万年里遍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整个非洲大陆。大约在7万年前，人类祖先当中的几百名勇士离开家乡，穿越红海进入阿拉伯半岛，开始了“走出非洲”的伟大征程。沿途之中，每遇到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地方，祖先们便停下来打猎采摘，繁衍后代，休养生息，直到人满为患，食物不够吃了为止。然后，其中的一部分人便再次踏上迁徙之路，去远方寻找新的家园。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往四面八方扩散，最终占领了除南极洲之外所有的大陆。

如果在1万年前按下暂停键，好好检视一下人类的分布，我们会发现当时地球上的人类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聚集成一个个部落，就像一块烙饼上的芝麻粒一样集中在一个个孤立的山谷和盆地，各个部落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物资或者信息方面的交流，许多相隔并不算很远的部落甚至连对方的存在都不知道。你肯定会问，那些离开自己部落去远方开辟疆土的人为什么从来不回家看看呢？即使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常回家，家乡的人为什么也把远方的亲人们给忘记了呢？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从不说给孩子们听？难道我们的祖先真的都是一些无情无义不长记性的野蛮人吗？

描绘1520年10月麦哲伦在航行途中果断镇压船员叛乱的插图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事实很可能真的如此。我们的祖先并不是天生的探险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举家迁徙，开拓疆土的行为只是偶尔才会发生的罕见行为，而不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每一群离家出走的人都一去不回头，留在老家的人也很快就把远行的亲戚们忘记了。

造成这一结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困难。古代的世界没有路，也没有马车，远古时代的祖先们出远门只能依靠双腿，活动范围很小，任何一座高山峡谷或者密林沙漠就能让相邻的两个部落老死不相往来。

长时间的隔离足以改变人类的身高、肤色和相貌，甚至语言和文化，于是地球上出现了若干个外表差异明显的族群，以及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如果地球真的像一本畅销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是“平的”，人类将只有一个单一的民族，人类历史将和现在完全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陆上交通如此困难，祖先们为什么不坐船呢？实际情况是，在那部假想的延时摄影大片中几乎就没怎么出现过船的踪影，我们的祖先完全是依靠双脚占领了整个世界。原来，7万年前的地球正处于冰河期，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曼德海峡如今宽约33公里，但在7万年前却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可以涉水而过。白令海峡也是如此，3万年前这里只是一座路桥，我们的祖先很可能是在追赶猎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美洲。

几块大陆当中唯一比较难以到达的是澳大利亚。研究显示，4万年前东南亚诸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峡最窄处只有不到50公里，这在今天当然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可是一个不近的距离。那时我们的祖先刚刚学会制造独木舟，稳定性和载货量都很不理想，在河流和淡水湖里划划还凑合，到了海里就只能任凭海浪摆布了，可居然就有几个胆大之人冒着生命危险划了过去，这在当年绝对是无比英勇的行为。

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一壮举，必须重新认识海洋。如今一提到“大海”，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度假，或者生猛海鲜。我以前也是如此，但我这次环球航行在海上待了50多天，对大海的印象彻底改变了。大海其实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先不说别的，“大西洋号”虽然是一艘长近300米、排水量将近9万吨的庞然大物，但只要稍微有点风浪，船身便摇晃不止。这趟旅行我有好几天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一站起来就头晕恶心。如果是大航海时代所使用的那种20多米长的小帆船，我早就把肠子都吐出来了。

还有不少人以为大海里到处都是鱼，渔民们随便一捞就是一网，不愁没吃的。其实这种情况只在某些特定的沿海地区，或者珊瑚礁附近才能看到，大部分海洋的光合作用效率极低，单位面积海水所产生的生物量甚至比不上戈壁滩，鱼虾的密度自然也就极低。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海洋中负责光合作用的主要是上层海水中生活的藻类，它们虽然不缺阳光、水和二氧化碳，但却缺乏微量元素，尤其是铁。海水中的微量元素大都来自海底土壤或者河流，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从陆地上刮来的沙尘，如果一片海域距离陆地很远，又缺乏上下对流的话，表层海水便会缺乏微量元素，光合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我们这趟航行大都沿着海岸线走，看到的鱼还算比较多，可一旦离开海岸，比如在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深处，鱼就不怎么看得到了。

一片海域的光合作用效率凭肉眼就能大致判断出来。简单来说，海水越蓝，说明水中的叶绿素含量就越低，光合作用效率也就越低。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这样的赞颂文字，其实蓝色反而意味着贫瘠，蓝色海洋就是地球上的蓝色沙漠。

所以说，大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它看上去辽阔而又宽广，其实能把海上的旅人晕死；蔚蓝色的海水看着很养眼，却一口也不能喝，越喝越渴；海鲜很好吃，但除非你是个有经验有工具的渔夫，否则很难捞得到；如果你不小心掉进海里，几乎肯定会被淹死；白天大海还能依靠太阳辨明方向，一到晚上，尤其是那些乌云密布看不到月亮和星星的夜晚，大海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能把人吓死……总之吧，大海是一个比沙漠还要恐怖的地方，只要航程超过一天，我们的祖先们就不敢贸然出海了。这就是为什么早期人类的生活资料大都来自陆地，古典文明的中心也大都位于内陆地区的原因，除了极少数渔民外，绝大部分古人的生活和海洋关系不大，大海对于人类祖先们来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

大海纵有千般坏处，但它有一点好，那就是阻力小，可以用作交通工具。但是，作为交通工具的海洋仅凭独木舟是征服不了的，必须有船。人类究竟是何时掌握了造船的技能，并且将之用于航海的？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但大家普遍认为克里特岛（Crete）上的米诺斯（Minos）文明是第一个真正的“海洋帝国”。这个岛位于地中海的东南角，和欧、非、亚这三大洲之间的距离都差不多。岛上原住民从公元前2500年起就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垄断了地中海上的远洋贸易，是人类历史上诞生的第一个完全基于贸易的古典文明。

当时人类已经有了马，但尚未发明出合适的挽具，没法让马拉车，再加上缺乏道路，所以船运几乎是远距离货运唯一可行的方式。当船被发明出来之后，大海终于以交通工具的身份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失联很久的人类部落之间也终于重新开始了物资和文化上的交流，并从此揭开了人类文明大融合的序幕。

有了货船便有了海盗，它俩是天生的一对，共同担负起串联人类文明的任务。来自海上的蛮族侵略和自然灾害毁掉了米诺斯文明，接替他们的是来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他们发明了一种由好几排水手一起划桨的大船，并依靠这种速度超快的船垄断了地中海贸易，其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了非洲西北海岸和英伦三岛。

说到船，有证据显示古埃及人早已开始使用一种原始的横帆帆船，来往于尼罗河上游和下游之间。这种帆船制作粗糙，只能顺风航行，不利于风向多变的地中海，这就是为什么腓尼基人要改用人力船来代替帆船的原因。另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是阿拉伯人，阿拉伯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使得航海成为一种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为了适应多变的风向，阿拉伯人发明了三角纵帆，能够利用弧形帆体两侧的压力差推动船只前行，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因此这种帆船可以通过走“之”字路线而逆风航行，非常适合地中海。阿拉伯三角帆传到地中海后很快流行开来，西欧和北欧人误以为这是地中海周边居民的发明，将其称为拉丁三角帆（Lateen）。

三角纵帆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从此帆船便被广泛地用于海上货运，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人类文明大融合的速度立刻上升了好几个数量级。

帆的核心就是高效利用风能，三角帆的发明使得风能成为继火之后第二种被人类熟练掌握的能源形式。人类历史几乎可以简化为人类利用能源方式的进步史，因为能源为人类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使之变为现实，如果没有能源的话，人类的想象力无论多么丰富也只能停留在想象的阶段，永远无法实现。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新能源的利用都伴随着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巨大飞跃。对火的利用是猿之所以进化成人的关键要素之一，对风能的利用则是人类文明大融合的关键要素之一。对风能的高效利用不但大大提高了远洋运输的效率，还间接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大航海之前的世界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华夏文明的崛起，地中海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印度洋取而代之。印度洋上的阿拉伯人逐渐取代了地中海的腓尼基人，成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运输大队长。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出口到西域的商品仅限于重量轻、价格昂贵的丝绸，以及少量珠宝和贵金属，它们都属于奢侈品的范畴，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自从海上丝绸之路被打通后，像瓷器这类重量大、价值低的日用手工业产品也可以被交易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终于从奢侈品转到了大众消费品的范畴，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了关联。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军队仅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切断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在此后的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陆上丝绸之路仅仅在13～14世纪蒙古帝国扩张期间开通了100多年，其余时间都处于时断时续的不稳定状态。海上丝绸之路则一直被穆斯林商人所垄断，他们驾驶着装有三角帆的帆船，来往于已经成为伊斯兰帝国内海的印度洋上。

虽然有了便于操纵的三角纵帆，但如此长距离的海上航行必须有顺风的帮助才能成行。穆斯林航海家掌握了海洋季风的规律，他们通常在每年的9～10月从波斯湾出发，乘东北季风航行至印度和马来西亚，再及时赶到中国的南海，乘来年的南方季风航行至广州，并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之后再利用北半球冬季的东北季风从广州乘船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于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自己的家。

也就是说，穆斯林商人在中东地区和中国广州之间走一个来回需要耗时一年半的时间！由此可见当时的海上运输是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商业行为，这样的商业模式都可以盈利，其利润之高可想而知。

我乘坐的歌诗达“大西洋号”重走了这段航线，虽然不用担心风向的问题，但依然是像过去那样沿着海岸线往前走，任何一段航线距离陆地都不会太远，几乎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同行的远洋货轮。古人的海上定位技术不高，远洋航线都会选择沿着海岸线前行。据说郑和的船队开发出了一条穿过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新航线，但他事先知道印度洋有多大，也知道非洲大致在什么方位，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用不了多久一定能在非洲靠岸。

葡萄牙贝伦区的航海纪念碑

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

换句话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系数即使按照当年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很高的，和大航海时代的海上探险完全不同。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丝绸之路上的海员们纯粹是为了赚钱才出海的，只要能安全地赚到钱，没人愿意搭上性命去探索未知世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郑和。有人说郑和的舰队如此庞大，如果朝东走的话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就是中国人了。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郑和的角度想一想，不难看出他没有任何动力这么做，因为他出海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大明帝国的威仪，当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东边除了日本之外还有哪个强大的国家存在，郑和完全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也就是说，不能因为郑和没有向东走就说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

相比之下，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处于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境地，双方有三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决定了双方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首先，15世纪时的中国（明朝）相当富裕，经济上完全有实力闭关锁国。再加上中国历来是农业国家，绝大部分财富来自土地，对大海的感情远不如欧洲那么深。同时代的欧洲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要比中国落后，除了占据地中海要冲的意大利商人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赚到了一些钱之外，西欧和北欧都被排除在东西方贸易之外，他们对海上财富的渴望要强烈得多。再加上欧洲各国普遍有漫长的海岸线，比中国人更熟悉海洋，知道海上贸易意味着什么。

其次，虽然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对穆斯林商人垄断海上丝绸之路感到不满，但前者比后者更多了一份宗教仇恨。原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历史上争斗多年，彼此之间怨仇极深。伊斯兰教善于团结穷人，对非洲原住民很有吸引力。北非是阿拉伯军队最早占领的地区之一，北非的原住民柏柏尔人（Berbers）很快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在柏柏尔人的帮助下，阿拉伯军队于公元8世纪初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当地人称这些肤色黝黑的侵略者为摩尔人（Moors）。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于公元711年落入摩尔人之手，直到1147年才被“解放”。长达4个多世纪的穆斯林统治在里斯本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可惜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大海啸）把大部分历史遗迹都摧毁了，只剩下位于半山腰的阿尔法玛区（Alfama）还保留了一部分古老的民居，于是这个小区便成为游客们的最爱。此次“大西洋号”环球之旅在里斯本停了一天，我专程去阿尔法玛区参观，发现摩尔人留下的老建筑和欧洲风格不太一样，楼与楼之间挨得特别近，蜿蜒的街道盘旋向上，有种曲径通幽的意境。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欧洲基督徒们用了4个多世纪的时间才终于赶走了穆斯林侵略者，多年的异族统治使得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对于穆斯林有着切身的感受，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只是贸易受阻而已，所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都非常痛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异教徒战斗的决心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坚定得多。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最早就是因为率军攻占穆斯林在北非的要塞城市林达有功而闻名于世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也是因为率军夺取穆斯林在欧洲最后的据点（格拉纳达）而一举成名的。这两人都是在大航海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俩都有很强的宗教动机，一心要打破穆斯林（当时已属奥斯曼帝国管辖）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顺便向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教义。

这两人当中，最早开始行动的是亨利王子，这并不是因为他比伊莎贝拉更狂热，而是因为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端，面朝大西洋，远离地中海，国土面积不大，而且只和西班牙接壤，与欧洲大陆的疏远程度仅次于英伦三岛，再加上葡萄牙土地贫瘠，农业也不发达，国力羸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欧洲的三流国家。

亨利王子意识到，要想振兴葡萄牙，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海外扩张，去寻找新的殖民地。这当然是很多人的梦想，但葡萄牙人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葡萄牙靠近非洲。熟悉非洲地理的人都知道，北非除了地中海沿岸地区有点绿色外，稍微往下走一点就是面积巨大的撒哈拉沙漠。欧洲人曾经多次驾船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可一旦离开摩洛哥后看到的便是无穷无尽的黄沙，似乎没有任何开发价值，于是便打道回府了。

但不管怎样，非洲毕竟是一块大陆，而且不断有穆斯林战俘报告说在撒哈拉沙漠的南边有一片丰饶的热带雨林，那里有取不尽的象牙、黄金和奴隶，这个消息给欧洲殖民者提供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事实上，这就是欧洲与中国的第三个不同点：非洲大陆为欧洲的海上冒险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试验场，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是第一个下定决心进军非洲的欧洲贵族，其实他本人并不是航海家，甚至很少登船出海，但他是一位很有远见的领导者，正是他制定了通过航海来振兴葡萄牙的一揽子计划，并出资在位于里斯本以南280公里远的萨格里斯（Sagres）市建立了一所航海学校，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大都被欧洲各国王室雇用，成为多支探险船队的船长或者骨干，所以该校被公认为是大航海时代的黄埔军校。

要想了解葡萄牙的发家史，必须去位于里斯本郊外的贝伦区（Belem）走一趟。这是塔古斯河（Tagus）的入海口，当年葡萄牙舰队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发现世界的旅程。葡萄牙人于1960年在河边建了一座高大的航海纪念碑，碑体很像一艘船的前甲板，船头正对着塔古斯河。船舷两侧各有一组浮雕，刻画着当年的那批葡萄牙冒险家们的群像，两组浮雕在船头汇合，领头之人正是航海王子亨利，他头戴毡帽，双眼凝视前方，双手捧着一个帆船模型，正是当年葡萄牙航海家所使用的卡拉维尔（Caravel）型帆船。

关于这种帆船的历史，位于贝伦区的葡萄牙海事博物馆里有详细的介绍。原来，早年葡萄牙人只会制造一种名为巴卡（Barca）的小帆船，船身不到10米长，只配备一面拉丁三角帆。这种船的设计拷贝自地中海渔船，葡萄牙人原本只用它在近海打打鱼。亨利王子第一次派水手驾船探索非洲西海岸时用的就是这种船，时间是15世纪初期。可惜巴卡船航速太慢，也禁不起大西洋上的海浪，所以葡萄牙人的第一次探险之旅最远只到达了摩洛哥，再远就不行了。

在亨利王子的督促下，葡萄牙工匠终于在15世纪中期造出了卡拉维尔型帆船。这种船长20～30米，排水量约为50吨，每艘船安装了2～3根桅杆，虽然仍然使用三角帆，但航速快了很多。葡萄牙人驾着它终于驶过了撒哈拉沙漠，到达了西部非洲，证明穆斯林战俘的话是对的，那里确实是一块宝地。

亨利王子死于1460年，那时葡萄牙人已经探索到了塞拉利昂，使得葡萄牙成为第一个进入非洲腹地的欧洲国家。葡萄牙殖民者在西非沿岸建立了很多贸易据点，从穆斯林手里抢到了一部分生意。但葡萄牙人并不满足，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发现一条不经地中海而通往印度洋的新航道，打破穆斯林商人对于香料贸易的垄断。

这里所说的香料特指一些产自印度洋岛屿的植物调料，包括肉桂、桂皮、白胡椒、长胡椒、小豆蔻、沉香木、丁香和没药等等，它们在当年的欧洲全都属于奢侈品，价格极为昂贵。欧洲人之所以如此喜爱香料，绝不仅仅是因为香料可以调味。事实上，香料之所以价值连城，几乎和调味功能没有关系，而是因为欧洲人相信香料具有某种神奇的功效，比如净化空气、预防瘟疫、延年益寿和催情等等。更重要的是，欧洲人相信香料是落入凡间的天堂碎片，代表着天堂的味道，所以欧洲贵族喜欢用香料来标榜自己的高贵身份，香料的价格也就越炒越高了。

必须指出，香料的诸多功效大都是以讹传讹，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欧洲人之所以愿意相信它，原因就是香料来自某个未知的遥远国度，很难弄到，欧洲人觉得特别神秘。换句话说，香料贸易被穆斯林垄断这一事实促成了香料价格的飞涨，而香料价格的飞涨反过来又促使穆斯林商人拼了老命也要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坚决不能让欧洲人染指香料贸易。

对于香料财富的渴望，以及对穆斯林异教徒的憎恨，促使葡萄牙人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去寻找一条通往香料之国的新航道，大航海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路向南，或者一路向西

亨利王子的死并没有让葡萄牙人停下探索的脚步，但因为葡萄牙水手的航海技术不够精湛，始终不知道非洲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是否有可能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

一次意外事故为葡萄牙人指明了方向。1487年，一位名叫巴托洛米·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的萨格里斯航海学校毕业生率领一艘帆船探索西非的时候遭遇到罕见的暴风，连刮了13天之后风才终于变小，迪亚斯船长立刻决定掉头向东航行，希望能在补给用光之前登上非洲西海岸。航行了几天后陆地终于出现了，却是在船的西边！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驶入了印度洋，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可惜船上的水手们实在是被暴风吹怕了，强迫他返航，错过了这个名垂千古的机会。

返航时迪亚斯终于看到了非洲最南端的样子，他把此处命名为“风暴角”，后来葡萄牙国王为了讨个好口彩，将其改名为“好望角”。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在印度卡利卡特谒见当地的统治者

有了这次意外之喜，葡萄牙人终于看到了曙光。1497年7月8日，同样是从萨格里斯航海学校出来的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4艘帆船从贝伦码头出发，一路向南航行，试图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最终他成功了，葡萄牙人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道。

达·伽马的这次著名航行使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卡拉维尔帆船，船上增加了一面横帆，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大西洋上固定风向的季风，加快航行的速度。不过这种船的载重量仍然只有50吨左右，原因在于当时的造船技术不过关，船体太大了速度就会变慢，而速度是这种远洋探险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了速度只能牺牲舒适度和载货量。

关于这次航行的细节已经有很多书籍和资料了，在这里只提两个数字：第一，达·伽马是在1499年9月才返回葡萄牙的，这次航行用了整整26个月的时间。时间如此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等季风，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如果风向不合适的话，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达·伽马在印度的卡里库特港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运回里斯本后卖得的钱相当于整个远征队所需费用的60倍！由此可见当年远洋贸易的利润率有多么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也要去远航的原因。

不管后人多么推崇这次航行的意义，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葡萄牙人把盛行于地中海的海盗逻辑带到了印度洋，彻底改变了亚洲海上贸易的规则。此前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贸易遵循的是互惠原则，非武装交易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葡萄牙人实在是太穷了，当地人对葡萄牙水手带去的粗糙的羊毛织物、脸盆和灌装蜂蜜等小玩意儿不感兴趣，只要真金白银。葡萄牙人拿不出来，便露出了野蛮人的本色，开始动用武力强抢。随后到来的其他欧洲国家借鉴了葡萄牙人的“商业模式”，即以垄断和封锁为基础，由全副武装的舰队来执行货物的收集和运输任务，这一地区维持多年的安宁和秩序被彻底打乱了。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次大陆不够团结，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海军占有极大优势。葡萄牙人发展出一种适合海上作战的火炮，一举改变了海战的方式。此前的海战只是设法攻占敌人的军舰，然后双方在甲板上肉搏。葡萄牙人把军舰从运兵船变成了海上流动火炮台，利用火炮直接摧毁敌人的军舰，用不着跟敌人肉搏。观念老旧的穆斯林海军根本不是葡萄牙海军的对手，只能俯首称臣。

虽然手段非常不道德，但新航路的发现确实让葡萄牙摇身一变，从一个欧洲三流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霸主。里斯本航海纪念碑前的水泥地上刻着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列出了葡萄牙人发现并占领世界各地的时间，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是在亚洲取得的。根据这幅地图的标识，葡萄牙人于1510年占领了印度的果阿（Goa），这座城市直到1961年之前都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511年葡萄牙人又占领了马六甲，控制了这条通往东亚的必经之路。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欧洲人第一次到访中国。1541年，葡萄牙军舰到达日本，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双方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时葡萄牙都是中立国，没有和日本正式闹翻，所以葡日关系被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

霸主身份很快就带来了实惠，来自东方的香料使得葡萄牙成为16世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作为香料卸货的地方，贝伦区也迅速从一个无名港口变成全欧洲最富裕的城市。贝伦区内的两个著名景点杰罗尼莫斯修道院（Mosteiro does Jeronimos）和贝伦塔（Torre de Belem）都是用卖香料获得的钱修建的，是“曼努埃尔式”（Manueline）建筑风格的典范。这种风格因其资助者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名字而命名，设计师在哥特样式和摩尔遗风的基础上加入了大航海时代特有的装饰物，外表精巧细致，充满了异国情调，立柱则采用了螺旋上升式的设计，模仿海员用的缆绳。

曼努埃尔式建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奢华，而且是暴发户特有的那种缺乏底蕴的奢华，葡萄牙艺术家没有能力做出独具一格的创新，只能大量采用繁复细腻的装饰物来炫耀自己突如其来的财富。

眼看着小弟葡萄牙从海外冒险中发了大财，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大哥西班牙坐不住了。但是绕过非洲的新航道已经被葡萄牙人所垄断，西班牙人只能另辟蹊径。

1492年8月2日，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热那亚水手受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之托，率领3艘100吨级的卡拉维尔型帆船从西班牙塞维利亚附近的帕洛斯（Palos）出发，一路向西驶去。他在下达出发令时明确地点出了此次航行的主题：“以耶稣的名义，起锚！”

这次远航恐怕是世界历史教科书上被写得最多的一次航行，因为人类历史在这一天被改写了。

事后证明这次航行比起达·伽马来要容易得多，哥伦布只在大西洋上航行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于10月12日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登上美洲的土地，失散很久的亲人终于又见面了。

不过，哥伦布可没想那么多，他之所以冒险出海，主要原因是为了钱。他生平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马可·波罗行纪》，对书中提到的遍地黄金的东方国家特别感兴趣。哥伦布远航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航道，为此他先后4次出海远航，每次都随身携带着这本书，经常拿出来翻看。这本书在哥伦布死后便一直保存在里斯本的博物馆里，书的空白页上写满了批注，表明他对马可·波罗提到的胡椒、肉桂和丁香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非常关注。

既然哥伦布的目的地是东方，为什么他要向西航行呢？原因很简单，他想避开葡萄牙舰队，独自开辟一条新的贸易路线。有趣的是，哥伦布之所以敢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比葡萄牙水手更擅长航海，而是正相反。和那些在航海学校训练出来的葡萄牙职业水手相比，哥伦布只能算是个业余的三流水手，他连一些很基本的航海知识都没有掌握。

记得早年《读者文摘》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说哥伦布之所以敢于向西航行，是因为他坚信地球是圆的。这个说法本意是好的，但却与事实不符。当时欧洲人早已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已经算出了地球的大小。葡萄牙人早就算过向西航行抵达印度的距离，得出的结论是至少需要在海上不间断地航行3年，凭借当时的航海技术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哥伦布也算过，但因为他掌握的航海知识不准确，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首先，他过分相信马可·波罗的叙述，把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距离想得太大，又把日本和中国的距离想得太远，因此他认为向西走的话即使到不了印度，最起码也可以先到日本。其次，他参考了阿拉伯水手绘制的航线图，却居然不知道阿拉伯人所用的距离单位要比欧洲人用的长。他按照这个错误的计算得出结论说，从西班牙出发一路向西走，只需航行2700英里（4000多公里）就可以到达日本了，而实际上这个距离是1.3万英里，远不是一艘不到25米长的卡拉维尔帆船所能完成的航行。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葡萄牙那些职业航海家们的水平高，这才选择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而哥伦布水平太差，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航线。

那么，难道说哥伦布是个百年不遇的航海天才么？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哥伦布本人的航海技术并不高，对于远航的准备很不充分，他居然不会使用海上定位仪，甚至在陆地上都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比如他到达古巴时测出的纬度是北纬42°，但这个纬度比纽约还要北了，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虽然发现了新大陆，但他本人直到1506年去世时仍然坚信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印第安人”这个错误的称谓也因为哥伦布的糊涂而一直沿用至今。

总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件事就好比是一个错误的人做了件错误的事，结果反而无比正确。套用一句流行语：哥伦布算是走了狗屎运。

事实上，即使没有发现新大陆，哥伦布的运气也是极好的，当年的海上航行危机重重，哥伦布4次出海远航居然没有死在海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海上亡命徒

歌诗达“大西洋号”上的西班牙讲师帕布罗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西班牙某电视台曾经搞过一个真人秀，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一群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同时又很有探险精神的志愿者重复哥伦布当年的壮举。他们驾驶的是一艘卡拉维尔型帆船的复制品，穿的是哥伦布时代的衣服，吃的是哥伦布能吃到的食物，用的也是当年的工具，甚至连船上所使用的海上定位仪也是按照哥伦布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定制的。结果有一半志愿者只过了一周就受不了了，强烈要求下船，最终只有十分之一的志愿者到达了终点。

里斯本海事博物馆展出的第二代卡拉维尔船模型。与第一代相比，此船增加了一面横帆

郑和下西洋的情景复现

“他们把海上航行想得太浪漫了，每当黑夜来临时大海就变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毫无浪漫可言。”帕布罗老师对我说，“这还不算，据说志愿者们最受不了的是上厕所，当年哥伦布乘坐的‘圣玛利亚号’上可没有厕所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所以船员解手时只能蹲在船帮上，屁股朝外。”

不过，志愿者们之所以拿上厕所说事儿，很可能是因为电视台要拍摄，有点难堪而已，当年的海上航行所遇到的困难肯定比这个多得多。就拿食品来说，志愿者们吃的肯定和当年不一样，每个人应该都配备了维生素药片。要知道，哥伦布时代还没有“维生素”这个词，不知道维生素C有什么用处，所以那个时候的远洋船员几乎人人都得了坏血病。举个例子：达·伽马那次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出发时有170人，最后因为坏血病（以及各种热带病）的缘故，只有55人活着回到了葡萄牙。

远洋船员死亡率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航行时间太长，一次出海动辄几个月，甚至数年，生了病没有条件医治。如此长时间的海上旅行还会带来很多精神问题，船员发疯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极为常见，就连船长也无法幸免。著名的英国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的第一任船长就是因为长时间海上航行导致抑郁症而自杀的，接替他的第二任船长罗伯特·费兹罗伊（Robert FitzRoy）吸取了前任的教训，打算找一个绅士陪他一起出海，以解旅途寂寞。最后他找到的是一个名叫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22岁的年轻人，后来发生的故事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我这次环球之旅所乘坐的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条件太好了，对于大航海时代海员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很难有切身的体会。饮食什么的就不用说了，虽然味道算不上有多好吧，但营养肯定不缺，船上的卫生条件几乎相当于五星级酒店，娱乐设施也很健全，各种好莱坞大片应有尽有，根本感受不到大航海时代的那种孤独。

但是，即使全程模仿当年的海上旅行，今天的海上远航和大航海时代还是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地球的样子，能够相对准确地预测前方会有什么。大航海时代的那些探险家走的都是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对前方可能发生的状况一无所知，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食物和饮水的匮乏，也不是疾病，更不是没法上厕所，而是前途未卜的恐惧。达·伽马的航行还算好的，起码他是绕着非洲大陆走，如果天气正常的话不会担心走丢。哥伦布的航行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相信他对自己的计算有百分百的信心，内心深处总会有点疑虑的吧？要知道，哥伦布时代的大西洋一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这就是为什么葡萄牙水手把大西洋称为“黑暗之海”（The Sea of Darkness）的原因。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米·迪亚斯那次意外绕过好望角的航行中，船队遭遇连续13天大风，迷失了方向，船员们害怕自己会从地球的边缘滚下去，所以一旦发现陆地便不敢再往前走了。由此可见，“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深入人心，直到葡萄牙航海家费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之后大家才终于打心眼里相信了。

麦哲伦的那次环球航行是大航海时代相当著名的一次远航，从他的经历可以知道当年的大航海是怎样一种体验。当西班牙王室认定哥伦布发现的不是亚洲之后，便委托麦哲伦率领一支舰队寻找一条绕过南美洲直达亚洲的新航线。1519年9月10日，麦哲伦率领5艘100吨级的卡拉维尔帆船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开始了这次著名的远征。因为天气不好，船队足足花了37天的时间才驶出了麦哲伦海峡，进入了太平洋海域，两艘船在这一过程中被损毁。进入太平洋后虽然风平浪静，但船队在80天里仅仅发现了两座荒无人烟的孤岛，食品严重短缺，船员们都得了坏血病，伤亡惨重。终于到达菲律宾后，麦哲伦却在和当地人的战斗中被杀死，又有一艘船被丢弃。侥幸逃生的西班牙水手驾着剩下的两艘船航行到了香料群岛，获得了两船丁香。其中一艘船试图按原路返回，结果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决定向西走，终于成功地绕过了好望角。1522年9月3日，这艘船体严重漏水的“维多利亚号”驶入了塞维利亚港，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环球航行。

虽然听上去惨不忍睹，但这一船丁香的价值已经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所有费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亡命徒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的原因。

前文说了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老大哥”西班牙在这方面绝不输给“小弟”。作为西班牙人的先遣队，哥伦布本人反而没挣到钱，他先后4次远征美洲，却只遇到了几个未开化的土著，除了从他们身上抢来的几件散碎的金银首饰外，没有运走任何值钱的东西。但是闻讯而来的西班牙人发现了黄金和白银的所在地，从此开始了对美洲疯狂的掠夺。

这其中有两个西班牙人最为凶残，抢到的东西也最多。其中一人名叫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是一个出身西班牙名门望族的法律系肄业生，他于1505年被派往美洲，很快就在征服古巴的战斗中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于是又被派往尤卡坦半岛，去调查传说中生活在内陆高原地区的一个先进文明。1519年3月，他和手下的600名士兵带着几门小炮、13支滑膛枪和16匹马在尤卡坦半岛登陆，闯入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他利用了当地人的迷信心理，采用各种卑劣的欺骗手段囚禁了对方首领，统治了这个帝国，掠走了大批财富。

另一人名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是个私生子兼文盲。1532年他率领一支由180名士兵、27匹马和两门火炮组成的远征军来到位于秘鲁境内的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采用更加卑鄙的欺骗手段杀死了印加帝国的皇帝，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

就这样，当时南美洲最发达的两个古典文明被西班牙人摧毁了。据统计，仅仅在1503～1660年间西班牙人就从南美洲掠夺了1.86万吨白银和200吨黄金，另外还有10%～50%的金银通过走私的方式流入了西班牙，没有计入官方统计。

如此轻松的胜利让西班牙人沾沾自喜，认为这是上帝的恩赐。但据历史学家考证，西班牙人获胜的最大功臣是他们身上携带的病原体（比如天花病毒）。因为缺乏免疫力，90%以上的南美原住民死于这些来自旧大陆的传染病，真正被枪炮和刀剑杀死的只占很小一部分。

不管原因如何，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三流国家依靠一群海上亡命徒的冒险，在16世纪一跃成为世界霸主。其中葡萄牙控制了亚洲，西班牙控制了南美，“二牙”分别从这两大块殖民地掠走大量财富，并在这一过程中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

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没多久，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避免注定会发生的冲突，决定去找个仲裁人。当年的欧洲只有罗马教皇才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的地区的管辖权，于是“二牙”便去找罗马教皇理论。当时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大笔一挥，于1493年5月4日颁布了《分界线诏书》（Bull of Demarcation），在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1里格约等于4.8公里）处画了一条子午线，这条线以西地区授予西班牙，以东地区归葡萄牙所有。后来两国又将这条线往西移了270里格，当时谁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条线到底在哪里，沿途会经过哪些国家，这份诏书形同虚设。最终还得说是葡萄牙运气好，这条线正好把南美洲东海岸突出来的那个海角画了进来，于是今天的南美洲大部分国家说西班牙语，这个海角所在的国家（巴西）说葡萄牙语。

但是，“二牙”对世界的垄断只维持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就被来自北欧的荷兰打破了，此后英、法两国崛起，更是把“二牙”打得满地找牙，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二牙”从殖民地获得的都是香料和象牙这类奢侈品，以及黄金和白银这种供应量有限的硬通货，这些东西只肥了少数人的口袋，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得益，因此“二牙”的富裕只是暂时的，不具有可持续性。相比之下，北欧诸国发现了远比香料和金银更值钱的东西——鳕鱼，这玩意儿属于生活必需品，因此基于鳕鱼的贸易量巨大，为北欧国家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商人阶层，欧洲的贸易中心也因此而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

更重要的原因是，“二牙”的财富大都来自冒险，很像今天的暴发户。从天而降的大笔金钱蒙蔽了“二牙”人民的眼睛，延缓了早该进行的改革。要知道，15～16世纪对于欧洲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会对欧洲知识和权力的垄断，为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基于大宗商品的贸易使得资本主义开始在北欧萌芽，这三样东西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二牙”却在这一关键时期里忙着去海外殖民，错失良机，等到他们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从殖民地掠夺的大批金银已经通过贸易途径被北欧国家光明正大地赚走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至今仍然在很多国家频繁地发生着，它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吸取教训。

大航海时代的遗产

大航海时代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们可以从物质、知识和精神这三个层面来总结。

物质层面的遗产主要来自东西方的物种大交换，只要对比一下哥伦布之前和之后人们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就能看出这场大交换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公元1500年之前，生活在旧大陆上的人从没见过土豆、玉米、西红柿、辣椒、花生、葵花籽、红薯、鳄梨和番木瓜，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离不开的西红柿炒鸡蛋、薯片、烤红薯、花生、瓜子……以及所有的辣味食物都不存在。玉米貌似可有可无，但其实玉米是当今饲料行业的顶梁柱，如果没有玉米，我们根本不可能吃到这么多廉价的肉食。

当然了，1500年之前的美洲人也没见过小麦、水稻、苹果、白菜、花椰菜、胡萝卜、黄瓜、大蒜、黄豆、核桃、洋葱、咖啡……他们的生活在今人看来同样是不完整的。

双方在动物方面的差异也很大，但贡献不像植物那么对等。新大陆只为旧大陆提供了火鸡这一种较为常见的肉食动物，除此之外就只有羊驼和豚鼠等少数珍奇动物是来自新大陆的。

除了饮食外，新大陆还为人类提供了两种经济作物，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一种是烟草，它的巨大影响力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都不陌生；另一种是橡胶树，如果没有橡胶，现代工业不知要倒退多少年。

知识层面的遗产就更多了。公元1500年之前，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来自旧世界，尤其是北半球的温带地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知识体系都来自于对这一狭窄地区动植物的观察。非洲虽然是个全新的世界，但旧世界的学者们起码都听说过非洲，知道那里都有些什么。1500年之后的人们意识到之前所了解的世界只是真相的一半，地球上竟然还有一大半地区完全不为人知，而且孕育着和旧世界完全不同的动植物，这一发现让旧世界的学者们目瞪口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

美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曾经写过一本《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哥伦布之前的欧洲人的世界观建立在两套知识体系之上，一个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体系，另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大航海时代所导致的地理大发现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很多假设，天文学、地理学和自然历史领域的学者们发现，他们耗费毕生精力所积累的知识很多都是错的。基督教受到的冲击更大，欧洲人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东西根本就没有被《圣经》所记载，《圣经》里关于上帝造万物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眼前看到的一切，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被很多欧洲人视为正统知识的唯一来源的《圣经》竟然有可能是错误的。

这两套知识体系的崩塌，尤以后者对世界观的冲击最大。不少人试图给《圣经》圆场，找出新的合理解释，比如“上帝造万物不是一次完工，而是造了好几次”之类的。但另外一些人则意识到，与其这样小修小补，不如彻底推倒重来，建立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其中最为成功的无疑是达尔文，他正是在跟随“贝格尔号”环游世界的过程中受到南美洲动植物的启发，写出了《物种起源》这本书，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

大航海时代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同样丰厚，仅仅是哥伦布这一个人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番。前文说过，哥伦布既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又不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将才，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什么呢？有历史学家认为，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哥伦布，他毕竟是最先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他身上的贪婪、莽撞和固执的性格帮助他发现了新大陆，值得后人学习。但请各位读者想一想，发现美洲大陆的存在完全是一种巧合，旧世界中找不到任何美洲大陆存在的证据。美洲大陆也没有对旧大陆产生过任何影响，如果没有这块大陆的话，旧世界的一切都会照常发生，哥伦布还是会率领3艘帆船一路向西驶去，只是结果变了，哥伦布早就死好几回了，后人也不会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历史书上将只有“葡萄牙人发现新航道，从此称霸亚洲”这样的故事，没西班牙什么事儿。

换句话说，哥伦布身上的那些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毒药，绝大部分具备这些品质的人都死得很惨，哥伦布只是其中很少几位运气超好的人而已。作为个人，最好不要学哥伦布，学了肯定倒霉。

但是，如果从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的角度考虑，哥伦布的意义就显出来了。15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当时的社会环境给这些冒险家提供了很多机会，因此欧洲出现了很多胆大妄为的亡命徒。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失败了，但只要有一个成功，后果就是革命性的。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都是事先无法预测的，任何过于具体的经验教训对于前人而言都是马后炮，毫无用处。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教训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鼓励各种创新。一个新想法，哪怕听上去极为荒谬，都应该有人去尝试一下。

写到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萦绕在很多中国人心里的疑问：为什么郑和没有发现美洲？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恐怕历史将会被彻底改写，今天的美洲人很可能都是说中文的。

这个问题并不太离谱。要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早将近100年，郑和宝船的排水量是哥伦布船队的旗舰“圣玛利亚号”的100倍，两者的差距肯定不是技术上的，必须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有人说原因在于郑和出海的目的是去扬国威的，属于国家行为，而哥伦布却是去寻找新的殖民地的，属于私人的商业行为。但这个理由属于典型的马后炮，先入为主的成分太浓。先不说“殖民”和“宣示主权”谁好谁坏，哥伦布可不光是去殖民的，他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传教。他的航海也不是私人行为，国家色彩同样相当浓厚。

美国学者贾勒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对这件事做过一个更深刻的总结。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大帝国，一切都听皇帝一个人的，他的任何决定都不能被挑战，也不可能被逆转。当下一任明朝皇帝不喜欢郑和，并下令停止远征时，便没有任何中国人有能力去挑战这个决定，因此也就没机会证明这个决定是错的。

相比之下，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14世纪明朝统一中国时欧洲分裂成1000多个小国，经过一番征战之后，到公元1500年时欧洲仍然有小国500余个，哥伦布只要在这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一个来支持他的事业就可以了。事实上，当哥伦布有了西行的想法后第一个求助的人是葡萄牙国王，后者拒绝了他。于是他又去求助于一位公爵和一位伯爵，两人又都拒绝了他。之后他才去求助西班牙女王，第一次还是没有成功，直到他第二次去请求资助，这才终于获得了后者的首肯。

换句话说，像哥伦布这样的冒险家只有在欧洲那种多元化的环境里才会出现。如果当时的欧洲如中国明朝一样是个统一的集权国家，当第一个皇帝拒绝他时，他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才是中国和欧洲最根本的差别。在欧洲的制度下，即使哥伦布失败了（非常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做出另外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从而改变欧洲的命运。而在中国，只要皇帝想不到的事情就一定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国家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有可能依靠团结而取得暂时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必定落后于前者。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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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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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新加坡：李光耀式的“孤岛”生存

强人李光耀

李光耀：告别时刻

中新两国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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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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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内容简介

如何了解新加坡的成功？回到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和他的人民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却又蕴藏无限机遇的时代。

殖民时期曾作为新加坡港腹地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剑拔弩张，持续100多年的转口贸易模式无以为继，200多万新加坡人恍若处于孤岛之中，遭遇最直接的饭碗危机。新加坡就像一颗失去躯体的心脏，空留有英国人的遗产：在整个亚洲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业，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港原则。

新加坡启示录

记者◎徐菁菁

时任总理李光耀（左一）在视察房建项目时与居住区孩子们交谈（摄于1965年）

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一次对亚洲的全方位访问。这一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一系列的访问成为邓小平准确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确定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重要参照。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等人在家中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的修改。胡乔木在文稿的最后一页上记录——邓小平谈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提到收入和住房，他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方米，花半年工资。

一个月前，邓小平刚刚访问新加坡。这个小国给他留下了何种印象？根据美国学者傅高义的叙述，李光耀告诉他，邓小平惊叹于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意识到这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一个更直接的观察是，在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对新加坡的单独报道共有7篇，覆盖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公共住房、工业、旅游业、环境卫生等等方面，其深度和报道频率远远超过邓小平之前访问的其他亚洲国家。

在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上，新加坡的出现向中国展示了另一种发展可能。1979年，邓小平谈到他对新加坡利用外资的考察，他的结论是：“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新加坡：“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同一年，中国就有400个代表团奔赴新加坡考察。

我们并无意于夸大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1978年，邓小平为新加坡的发展向李光耀表示祝贺。李光耀谦逊且坦率地说，新加坡只是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小国。邓小平感慨：“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发生同样快的变化。可是中国太大了！”

如何了解新加坡的成功？回到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和他的人民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却又蕴藏无限机遇的时代。

殖民时期曾作为新加坡港腹地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剑拔弩张，持续100多年的转口贸易模式无以为继，200多万新加坡人恍若处于孤岛之中，遭遇最直接的饭碗危机。新加坡就像一颗失去躯体的心脏，空留有英国人的遗产：在整个亚洲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业，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港原则。

李光耀清晰地认识到，新加坡的生存方式必须改变，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将国家重新嵌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中——新加坡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生产平台，而跨国公司把这种平台的作用延伸为一个强大的地区生产和销售的指挥中心，一种新的国家经济模式就此诞生。新加坡搭上了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世界贸易年增长8%～10％的高速列车。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格拉汉姆·埃里森称李光耀为狐狸型政治家——聪明，甚至有些狡诈，非常实际。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知道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新加坡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说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林宝音的描述并不讨喜，但或接近李光耀作为新加坡舵手的现实需求。新加坡必须以最快速度吸纳外国资本，全球化经济瞬息万变，且不论“冷战”中的东南亚如何波谲云诡——所有这一切挑战，都需要迅速的判断，果断的行动。对于李光耀而言，所谓威权政治，基于对效率和稳定的渴求。

1991年10月，越南总理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他邀请李光耀做越南的经济顾问。李光耀坦率回答：“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今天，在曾是孤岛的这个城市国家，每两三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启航奔赴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李光耀与他的新加坡既是传奇，也难以复制。

塑造新加坡：李光耀式的“孤岛”生存

记者◎徐菁菁

上世纪50年代时的李光耀

2014年12月31日，新加坡滨海湾放置2万多只浮动的气球装置组成“50”图案，象征国家独立50年的历史

新加坡的生存，是李光耀面对的挑战。结果，生存之上，他让这个国家崛起了。

“孤岛”求生

在今天的新加坡，不到3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启航奔赴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它们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隶属10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评估李光耀的遗产，这些数字或许比令人咋舌的GDP增长更具解释力。

然而回到50年前，这个弹丸小岛的命运归宿似乎将是孤独中窒息。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李光耀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新加坡独立。24年后，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依然将此视为自己最大的政治挫折。“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他回忆录中说，“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头上的。”

1945年，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首要工作都是说服当时的马来亚总理东古·拉赫曼把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马来亚合并成一个新国家，即马来西亚。新国家于1963年成立，仅一年后，新加坡两次爆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大马来西亚的道路被堵死了。

李光耀的独立宣言只有90个字，颇具悲壮色彩：“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

如何“以一条小虾”生存？与当时国际舆论一样，李光耀和他的同侪们一度相当悲观。前副总理吴庆瑞说，每当他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他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新经济发展局前主席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美国人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

事实上，早在1956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高于亚洲几乎所有其他地方，超过英国人均收入的1/3；每30个人就有一辆私家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大英帝国的统治。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一个马来村落，大概有三五十座民房，住着约三四百人，以捕鱼、采野果、当海盗为生。人们告诉莱佛士：“没人敢从新加坡海峡经过，就连神仙鬼怪也害怕，因为这是海盗们用来夜宿的地点。在他们成功地袭击船只和小木舟以后，便在这里分赃，也在这里杀害被掳掠的人。”

对于在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英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新加坡的地理天赋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块土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相望；东临中国海，与加里曼丹岛遥望，是东南亚的心脏地带。从海路上，马六甲海峡是贯穿亚洲、欧洲、大洋洲的交通桥梁。从陆上看，新加坡通过1056米的长堤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相通，是亚洲公路陆路交通的南端门户，经过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可直达西亚，并与欧洲的公路连接起来。

史丹福·莱佛士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新加坡的最重要角色是马来亚的海外贸易出口通道。20世纪上半期，国际市场对橡胶、锡和石油的需求激增。而马来亚在1900年的锡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1919年橡胶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

当帝国的向心力消失后，1965年，李光耀所继承的是缺少躯体的心脏。独立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始争夺东南亚的领导权。印尼总统苏加诺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结合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目的在于保护帝国主义的石油、锡和橡胶的利益。新加坡与印尼的贸易完全中断。1964年，印尼切断了新加坡来自柔佛的饮用水水源。当时，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饮用水都需要从这里进口。

曾被帝国的权力捂住的民族矛盾的盖子也被打开了。马来西亚实行马来人特权制，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确认马来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务公职的保留名额制度、高等教育优先、独享某些特殊行业经营等特权。新马分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华种族平等与否的矛盾。放眼整个东南亚，菲律宾严厉限制华侨入籍和中国移民入境；越南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强迫华侨入籍，后来发展到大规模排华和驱赶华侨华人出境；柬埔寨和老挝一度追随越南的政策。即使是泰国和缅甸也曾经采取过限制华侨华人的政策。

莱佛士

英国人曾经认为：“新加坡迟早必须与马来亚合并，除非我们准备看到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处于东南亚战略核心区的海外中国。”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华人为主的国家，在“冷战”的氛围下，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很自然地被怀疑为“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集结地。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是“马来黑色穆斯林中的以色列”、“马来海洋中的华人岛屿”。他感慨：“对国家来说，最奇怪的事情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最近的邻居。他们离得很近，你邻居的树篱长高侵害你花园的一部分，他的水果树的树枝遮住了你的草地，这样你的玫瑰不能得到足够的阳光，于是很多事情发生了!”“有些人要看我们被毁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成功，他们把它解释为是对他们所要看到的事物的一种威胁。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给李光耀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李光耀看了看摘要，确定该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基础之后，便向那位官员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说：“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如何养活200万人？这是李光耀直面的问题，他并没有先例可循。“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内地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他判断，“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

正在接受检阅的新加坡警察防暴队（摄于1955年）

寻找腹地

“新方式”是什么，李光耀当时的想法并不清晰，但他从历史中学到了基本信条。殖民统治结束后，人们曾讨论是否推翻新加坡河畔的莱佛士塑像。这个想法被李光耀否定了。在他看来：“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

新加坡开埠后的头30年，贸易并不是殖民当局的唯一取向。各种香料和热带水果种植园与商业场争夺资源，直到病虫害将它们摧毁。种植园主纷纷渡海去大陆另谋出路。从贸易条件上看，并不只有新加坡坐拥地利。荷兰人控制着大片东印度群岛。但为了保卫在东方属地的垄断权，他们小心翼翼，甚至连航海记录材料也秘不外宣。成就新加坡的根本原因在于莱佛士为这座小岛订立的发展原则：“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因而对每个国家的船只都一视同仁，免税敞开贸易之门。”

李光耀从未想过把这扇门关上。早在1962年，他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讨论交谈，一个观点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色列在敌视环境中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直接同欧美进行贸易。可是小小的新加坡拿什么去做贸易呢？

1961年，新加坡拨出1亿新元进行基础建设，开拓沼泽和丘陵，建成了裕廊工业区。最初，政府从低端制造业入手，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吸引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经济发展局建过再生纸厂，投资过陶瓷用品生产。这些尝试在先天不足面前都失败了：新加坡的国内市场太小，即使动用关税保护，也没有办法使国内企业有效地成长起来。

受惠于政府的房屋建设计划，这户人家喜迁新居（摄于1966年）

裕廊工业区空空一片。这个小国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技术和资源独立发展更高级的工业。政府期望与日本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合作发展大型造船，但新加坡不生产钢板，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都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1万吨以下的小船。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到1968年，形势似乎更加危急了。尽管李光耀赴伦敦百般游说，但英国政府还是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将英军从新加坡撤走。这支英军的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3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4万份工作。

这年秋天，苦苦思索中的李光耀赴哈佛大学进行短期进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雷·弗农教授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便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参与欧洲和国际经济重建，为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56年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有144家，占70%以上。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李光耀回忆，他并不受困于被外国资本剥削的普遍担忧，“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当时，欧洲和日本是跨国资本的主要东道国。尽管亚洲市场极为诱人，但东南亚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水平普遍较差，而且正好位于“冷战”争夺的核心区域，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环境都极不稳定。

李光耀为新加坡指明了历史角色：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跨国公司提供一个生产平台。为此，他“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他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计划，要让新加坡迅速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数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李光耀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专门负责植树工作。同时，他决定迅速教化自己的人民。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他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李光耀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立刻订下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他给牛羊主人一个1965年1月31日的最终期限。此后，这类牲畜一律被送往屠宰场。令行禁止的效果是：“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政府的殷勤令前来考察的企业大吃一惊。惠普在建厂谈判期间，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但大厦内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才能使用。惠普公司老板体利特来访的时候，为免让贵客爬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不惜从相邻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惠普的决定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李光耀回忆：“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地区太靠近中国内地，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新加坡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对这些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李光耀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

跨国公司令新加坡搭上了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到10%的高速列车。70年代，《时代》周刊等美国最著名的媒体都开始讨论新加坡，热切赞扬它的辉煌成就。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电动机等，是70年代末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使新加坡在80年代转变成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海事工业主靠了日本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日本造船工程公司、三菱重工等相继在新加坡设厂从事造船事业。炼油工业得益于壳牌、无比、美孚、英国石油公司等的投资。70年代，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加工和出口中心。

1981年，新加坡某工厂正在组装作业的女工。妇女占据新加坡劳动力市场一半的份额

“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的经济能够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真是幸运。”李光耀在自传《经济腾飞路》的一开始就如此感慨。新加坡全面接受了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企业家、管理和市场的“套装货”。这种深刻的依赖最终使新加坡成为国际生产链的重要一环。用李光耀的话说：“没有跨国公司，我们就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甚至没有整个新加坡。”

新加坡有限公司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人党领袖在一次大选时指责李光耀被“利润”所迷惑，李光耀直截了当地反击：“如果把‘利润’看成肮脏的字眼，新加坡就会灭亡。”

李光耀在自传《经济腾飞路》中详细回忆了好些外交经历。他观察世界的视角颇值得玩味。1973年的英联邦渥太华会议，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的私人客机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他琢磨：“客机还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费，没有一点收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享有的第三世界国家才享有的条件。”1979年，在赞比亚，夫人柯玉芝只买到一颗孔雀石蛋做纪念。李光耀提醒自己：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1990年2月，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访问新加坡，向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开口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李光耀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搞到这等地步，要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西方嘲笑李光耀建立了一个保姆国家：政府几乎粗暴地管理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规定男性不许留长发。“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李光耀有自己的理由，“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声音有多大？用哪一种语言？你是否可以随地吐痰？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干预，而又没有积极去执行这些措施的话，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建议禁止食用口香糖，因为人们把吃过的口香糖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按钮上，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导致“打扫的开支增加，也损坏清洁设备”。最终新加坡干脆禁止了口香糖的销售。

“新加坡有限公司”——人们这样戏谑李光耀和他管理的国家。这一玩笑倒是说出了新加坡商业立国的本质。就像一名企业家，对于李光耀和他的政府来说，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是效率和效果、成本和收益。而所有政策都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回到1968年的那次访美，李光耀考察了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观察李光耀和他的同侪们重构的新加坡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一商业逻辑为一切的基准。

1971年，李光耀在“共产主义与民主制度”研讨会上讲话，对政治、经济和安全三项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现实的政治领导。那就不可能谈到经济发展。……失业的人数就一定很多，危险的内部安全局面也就一定跟着产生。”“如果我们的政治局势继续保持稳定……那么新加坡会有快速的经济发展。”

保持政治稳定是项特别棘手的工作。除了经济可能带来的隐患，新加坡人口组成复杂，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0%，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7%，各自信仰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语言上有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加之国家处在整个东南亚民族矛盾的大环境下，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随时可能被政治裹挟，激发民族分裂和潜在的暴乱。

如何治理新加坡，使之完成过程被极度压缩的现代化，李光耀并不准备因循旧例。他出身在华人上层家庭，原本预备过安逸、稳定的精英生活。1941年，英军战败投降日本，英国统治构成的秩序不复存在。他后来回忆，日本统治之下的生活，让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李光耀在剑桥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学生几乎人手一本。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挑战—应战”的过程，人类面对环境发出的挑战，做出相应的反应，其应战的方式与成效决定了文明的盛衰。

李光耀和他的同侪决定运用权力，以最高的效率应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他们的最优化选择显然不是英国人留下的民主。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说得明白：“‘民主就是要反对党’的观念对于那些视今天的繁荣和稳定为理所当然，并且以为这种局面会永世存在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它不是生存的政治，而是繁荣永无止境的政治；是那些不懂得新加坡历史的人的政治，这些人不曾站在深渊边缘、不曾有过因灾难随时可能出现的担心和焦虑经历。”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没有适合多党制生存的文化，尤其反对党之所以反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他们另有什么高见，而只是为了搞垮政府……不但提不出健全的计划来促进发展，往往只能施舍想象中的财富，在人民当中造成虚幻的希望，造成好像英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混乱”。

建国至今，李光耀建立的人民行动党一直牢牢把持着议会。他巧妙地调控反对派。政党活动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例如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限制。选区的划分根据有利于执政党获得更多票数的原则来安排。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用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

新加坡80年代著名的反对党议员惹耶勒南

有时，他采用更加直接的办法。在选举时，李光耀曾以半带威胁的口吻说：“选出在野党议员的选区的居民应觉悟到，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服务。”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逐出新加坡。1981年，惹耶勒南作为工人党的代表成为当时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议员。他拒绝在政策上与执政党达成妥协。于是，李光耀不断将他送上法庭。在80年代的几次诉讼中，惹耶勒南被判定有非法挪用工人党的资金和做伪证罪。他失去了律师从业资格，再加上几次数额较大的赔偿，终于彻底失去了参政所需的金钱与名誉。

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并不缺乏权力人物。不同的是，就像修理市容、教化民众一样，李光耀用权力为新加坡立规矩，将这个弹丸小国紧紧绑缚在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上，决不允许它存在脱轨的可能性。

从1968年开始，顺应跨国企业的要求，政府相继通过《就业法》、《工业关系法（修正）》、《劳动工会法（修正）》，对涉及劳动纠纷、集体谈判、招工与晋升等问题都做出明确规定。工会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凡未经许可而采取罢工或其他抗议行动的则视为非法。法律禁止基本公共事业部门的工人举行罢工，同情罢工者也被视为非法。政府取代工会在劳资矛盾中扮演调停人。从1970年至今，新加坡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事件。

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之后，亲马来人的《马来前锋报》对新加坡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李光耀回忆：“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族情绪，我们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许证。”1974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报纸与印刷媒体法》，严格规定了媒体的股权分配界限，明确了报道禁忌。

1983年，李光耀为国家人力资源的储备担忧。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极具争议的讲话。他说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对于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家来说，这种讲话的政治代价都是毁灭性的。但李光耀成立了社交发展署，用专题研讨会、讲座、电脑课程，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旅行的方式当红娘。1984年，政府颁布了新的生育政策，对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育龄夫妇改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鼓励文化水平低的夫妇减少或保持国家规定生育数。

对李光耀来说，政治正确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回避自己是马基雅维里的崇拜者。“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真正重要的是，当一叶扁舟的新加坡航行在全球化的海面上时，能够躲过每一次足以令它粉身碎骨的惊涛骇浪，成功借力每一轮东风。

从1965年独立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新加坡经济跨越了数个节点。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加坡以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改造了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结构。70年代末，新加坡出现劳动力短缺。政府立刻在1979年着手经济调整，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出口产品升级，集中发展电子、电脑、精密仪器加工、机械、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用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的未来在于我们的脑子，而不仅在我们的手。”

1985年，新加坡经历了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增长下降到了1.7%。情况来得出人意料，这年3月，政府官员还预测能有5%的增长。政府迅速分析问题出现的内部原因：新加坡营业成本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高启，削弱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随即采纳经济委员会开出的药方，实行弹性工资计划等措施，很快扭转了局面。

这次经济低迷还让李光耀认识到过度依赖部分出口工业的弊端，他将经济发展重点转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技能发展空运、通信、物流、航运和货运设备等服务业，由此带动了商务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为了规避风险，新加坡运作亚元股市，建立了国内资金市场，摆脱了对纽约市场的依赖。

所有决策的制定和推行效率都令人惊叹。李光耀后来这样总结新加坡高速发展的经验：“1965到1981年的这十几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好是在这些年里，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好斗、吹毛求疵的反对党。”

国际体系的弄潮儿

在“新加坡有限公司”这艘航船上，船长李光耀以严明的纪律打理自己的船队。但相比内乱，来自海面的危险更大。

如何理解新加坡的安全处境？1965年12月，新加坡第一届国会开幕前，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坚持要求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李光耀到国会。李光耀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他在心中审度局势：“东古（马来西亚总理）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总理是由马来西亚军队“护送”到国会大厦的。

1961年，美国航空母舰“HMS Victoria 号”自新加坡驶向香港

任何轻举妄动和意气用事都将令新加坡倾覆。在李光耀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权只把持在三个人手中：总理李光耀、外长拉惹勒南和国防部长吴庆瑞。从1965到1979年，在国会的记录中，关于对外事务的讨论平均每年只占总记录的2.22%。1974年以前，新加坡外交部只负责收集信息而不参与决策，李光耀会在拉惹勒南默许下直接给驻外大使下命令。拉惹勒南外长回忆起这段经历：“在新加坡，人民的意见是无关紧要的……制定外交政策根本不是玩政治足球。也许这就是我们没有在外交上陷于困境的原因。……我们必须尽可能少犯错。”

1965年，有记者问，新加坡是否会和与马来西亚不合的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时，李光耀饶舌地答道：我们希望同马来西亚友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所有对马来西亚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友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但马来西亚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潜台词是：“首先必须记住的是新加坡是个小国，不能在建构东南亚的历史进程中有多大贡献。老虎们打架时，小羊参加进去是自找麻烦。”

对中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5年与来访的泰国首相库立会谈时，李光耀透露自己的担忧和难处：“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马来亚和印尼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发给他们的贺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为自己和周恩来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

李光耀竭力洗清新加坡“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嫌疑。70年代，他与印尼总统苏哈托见面，专门向他解释新加坡华族观众在印尼与中国的羽毛球赛中为中国队喝彩一事。“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在决定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办事处之前，李光耀亲自向苏哈托通告了情况。他强调这不过是为了促进贸易，不等同于外交层次上的代表性，以获得印尼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李光耀向印尼承诺：新加坡不会赶在印尼之前同中国建交。说到做到，“印尼在1990年8月与中国恢复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李光耀搁置了与马来西亚、印尼的政治矛盾，但是，当他的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商业机会、试图扭转生存危机时，另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是他所不能回避的：对于那些在东南亚上方投下影子的大国，新加坡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战后民族国家普遍存在一股反对大国、排斥大国影响的思潮。大多数东南亚政治家相信，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但李光耀有不同的看法：“在新加坡独立不久，我们认定，小国不能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生存，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加入国际体系，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国际体系。”

新加坡人将他们实用主义的商业逻辑并行不悖地用在了外交上。1976年，拉惹勒南外长在曼谷有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他说：“我们认为大国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国际政治中永恒的事实，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就会有国家实力的层次区别，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强大，所有国家都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流行观点，认为大国力量是邪恶的、危险的、不道德的，其实大国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并不比小国多多少，大国与小国的唯一不同是在必要的时候，大国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实施他们的诡计。大量事实证明，一些不大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威逼、威胁、伤害比它们更弱的国家时也是毫不犹豫的。新加坡接受大国存在以及大国在东南亚竞争的现实……如果在本地区没有大国的竞争，我们可能要面对更难处理的权力争夺。”

新加坡打算如何做？拉惹勒南说：“如果跨国公司来新加坡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那么它们一点都不危险；如果它们带着政治目的来，那就是危险的。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跨国公司会由赚钱转向玩政治呢？在它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公平对待它们。”同样道理：“在国际政治中，我们避免卷入大国争斗，而是主张所有大国都存在于本地区。如果你说要这个大国在这里，其他大国走开，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大国政治。”

新加坡摆明开门做生意的态度。且不论“冷战”时期，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像李光耀那样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

1967年，英国宣布最迟将于70年代完成从苏伊士以东的撤军，美军开始轰炸北越，东南亚地区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加坡会被美国吞没吗？1962年，李光耀第一次造访莫斯科。为了应付新局面，他外交举措之一就是在1968年6月与苏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8年苏联海军第一次在东南亚地区游弋，并途经新加坡海峡进入印度洋。拉惹勒南公开表示：“新加坡欢迎包括苏联和日本在内的地区外势力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利益增长。”“如果本地区只受制于一个大国，新加坡会面临严重的麻烦。”

1971年第18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新加坡开幕，恰逢两艘苏联战舰从马六甲海峡通过。与会代表在会议厅就可遥望战舰通过海峡的情景。面对代表们的质询，李光耀很平静地回答：“任何人都应该知道马六甲海峡是公海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际航运的主要航线之一。当美国的第七舰队通过此处时，没有人会对它产生咄咄怪声。然而，我实在不明白：为何两艘苏联海军船只经过此处时，就引起大家的啧啧惊叹？”

而在1969年赴美时，李光耀则极力劝说尼克松将“越战”坚持下去，让美国各界刮目相看。事实上，他本人并不喜欢美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他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历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过于急功近利，鲁莽急躁，雄心勃勃。在他看来，美国不了解东南亚，华盛顿背弃吴庭艳的做法毫无原则可言。1965年8月，夫人柯玉芝生病，李光耀想通过美国领事馆请一位美国医生来新加坡做手术。美国人居然没有帮这个忙。李光耀为此愤愤不平。

可他认清了现实，新加坡需要美国和苏联在东南亚的相互制衡。美国走了，别的国家会来，“因为真空终得填补”。“如果由一个粗鲁得多的、施加压力更大的国家来填补的话，东南亚小国的生活将更加大大地不舒服。”为此，新加坡要求美国继续对菲律宾和泰国履行《马尼拉条约》中的安全防务上的承诺，主张美军继续留在泰国，还建议美国成立印度洋舰队，以保证美苏之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力量平衡。

他多次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干预，是在给东南亚国家争取时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穷、失业和财富不均等问题。”在“越战”期间，新加坡接受驻越美军每周3次、每年约2万人到新加坡的消遣娱乐。美国军舰和航母对石油的消耗量如同一座大型城市的电厂，地面战场喝起油来同样如饥似渴。其中大部分石油供给都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对于那些正考虑来新加坡投资的美国企业来说，“越战”传递的信息更重要：“它们……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包括基辛格在内，与李光耀交往过的人都钦佩他的敏锐。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与尼克松总统谈到中美关系，极力支持美中关系正常化，因为中国日渐强大，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他对尼克松分析说：“两国（中美）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消失。”

这番话背后包含的是李光耀对未来的另一判断：美国在东南亚势力减退的趋势不可扭转，中国才能在东南亚制衡苏联。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华。他提出：“新加坡认为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中国同美、苏的力量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果不其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于中国次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李光耀击节叫好，认为“它扭转了东亚的历史”，“教训越南也就是教训苏联，是对越南侵略行为的有效警告”。至80年代后期，苏联倾颓，新加坡再次热切拥抱美国，那是李光耀式大国平衡术的再次运用。

1990年11月2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宣誓就职内阁资政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格拉汉姆·埃里森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总结李光耀的成功：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他聪明，甚至有些狡诈，非常实际。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知道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

1973年5月，李光耀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身份第一次访问印尼时，印尼一家报纸这样评论：“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区区一小时的飞行航程竟如此漫长，李光耀要在遍访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在全球各地绕了一圈之后，才抵达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李光耀说：“报章社论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必须先证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情况下生存，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

至80年代，新加坡在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善舞已经令邻居们刮目相看。在东盟内部，新加坡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领袖之一。人人都想复制新加坡式的成功，走上全球化之路。

新加坡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1991年10月，越南总理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出席吴作栋总理的晚宴。李光耀记得：“宴席将散，他起身向我走来，像共产党人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做他们的经济顾问。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武文杰锲而不舍，过后还专门为此给李光耀送来过两封信。李光耀在宴席上的回答是真诚的：“我告诉他，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

（参考书籍：李光耀《经济腾飞路》，郭建军《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全球化进程1965～2000》，魏炜《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1965～1990》）

强人李光耀

记者◎丘濂

“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李光耀

最后的时光

“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什么时候飘落？”在2010年9月和《纽约时报》记者的对谈中，87岁的李光耀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思考。除了讲他如何挣扎奋斗将新加坡这座资源匮乏的小岛建设成繁荣富有的国家，他也谈到了年龄和疾病给他带来的各种疼痛。他罹患周边神经病变，令他腿部功能受破坏，行动不便，需要每天使用3次跑步机来练习。

情况更糟一些的是李光耀的太太柯玉芝。她两年前因中风卧床不起，不能动弹，也不能讲话。“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尔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那时候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所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一个月后，发妻柯玉芝还是离他而去。在电视机前，新加坡人看到这位开国领袖用缓慢而模糊的声音读出对亡妻的悼词：“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画面上，他只是个孑然一身的老者，神色悲伤。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描述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确，李光耀几乎不会当众暴露心中的脆弱。上一次还是在1965年，当李光耀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怆然泪下。

2011年5月，李光耀正式从内阁资政的位置退休。他继续一种规律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先要把电子邮件清理一遍，然后读当天的报纸；午饭后，他会出门去位于总统府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下午和傍晚，他有时候会有采访安排；在见完记者之后，他会找中文老师学一两个小时的中文。李光耀坚持去见不同的人。除了以前的老朋友和各国领导人，他还会找机会和那些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聊天，学者、记者、企业家或者普通人他都不介意。他相信，如果想要保持眼界开阔，跟上形势的变化，去见不同的人是必须的。

1955年8月15日，时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李光耀在花拉花园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

李光耀认为自己已经很少再干预政府事务。至少，是比之前他还担任职务时要少很多。偶尔他强烈反对某个提案的时候，会和总理李显龙直接来讲。有一次，李光耀听说一个提案是建议政府考虑重新开闽南话、粤语等方言的广播频道，因为在新加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所有说国语的人都会说普通话了，现在可以重开方言电台让老一代人找回原来的感觉了。“我表示了反对。因为我在当总理的时候为了关停这些方言电台，付出了很大代价。”

与此同时，他在进行《李光耀观天下》一书的写作，这也成为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了。此书主要收录了他对世界大国和国际趋势的分析与见解，其中六章分别论及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以及中东等国家或地区。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专辟一章来谈论死亡。他已经准备好了：

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要直面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

通往权力之路

1923年，李光耀生于新加坡一个客家人的家庭。他的家境殷实，祖父曾经是一艘轮船上的事务长，后来经商；父亲从小算是富家子弟，年轻时在两家一流的百货公司拥有无限额的户头。祖父通过个人打拼而获得财富，李光耀对他要更亲近和崇拜一些。在李光耀的记忆里，祖父的作风非常西化，经常穿得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祖父经常给他讲自己在轮船上的经历，比如，不论温度和湿度多高，所有船员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盘碟、刀叉和餐巾。李光耀从这些讲述中，对英国人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的风格印象深刻。1940年，李光耀中学毕业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他被政府创设的莱佛士学院录取。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这个英属殖民地得到一份和他学历匹配的专业工作，或者成为政府雇员，继续为效忠英国人服务。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空袭了新加坡。至2月15日海峡殖民地政府投降，新加坡彻底沦陷，莱佛士学院也彻底停课。这一年7月，祖父病重，不久就与世长辞。“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人。当我看到他日渐昏迷，觉得他在此时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件好事。”李光耀在自传里写道。和祖父以及广大殖民地人民一样，李光耀曾经坚信英国人的霸权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之上，是不可能被挑战的。

日本官兵十分残暴。一次李光耀因为误戴了一顶澳大利亚士兵的军帽，被日本兵撞见后叫去罚跪。还有一次完全是死里逃生：日本人将华人集中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里，接受检证。运动场的所有出口都有日本兵把守。如果通过检查，每个人的手臂上会盖上一个“检”字，然后才可以回家。李光耀和家里的一位车夫也在人群里。排队检查时，可能是个子高的缘故，日本人让李光耀和另外几个青年单独站在一起。李光耀感到不对劲，正好车夫在场地内有一间单身宿舍，李光耀便说要取了东西再来。他在房间里待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看到检查站的日本兵已经换岗，才得以过关。事后李光耀才知道，那些被随意挑出来的青年们后来被运送到了丹那美拉勿刹海滩。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然后强迫走向海面，接着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为了确定所有人都已经死亡，他们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最后所有的尸体也没有被埋葬，只是暴露在海滩上，任由海水冲刷腐烂。在1942年2月18日至22日的检证行动中，日军共杀死了6000名年轻华人。

1945年，日本人投降，英国人再度接管了新加坡。李光耀在战时学业中断期间，做过电台编辑，制造过胶水，还参与过黑市生意。意识到唯有获得权力才有改变社会形态的可能，他决定去英国学习法律，期望学成后能有更多的职业选择。1950年，当李光耀学业结束后搭乘荷兰邮船“威廉靳伊号”返回新加坡，临下船时因之前参与的反英活动受到刁难，成为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在“二战”期间沦陷。图为被日军俘虏的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士兵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便展开了事业。他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助老百姓来打官司并非终极目标，他想据此来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和一些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由于李光耀的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接着他又声援了华校学生的反殖运动。当时学生们创办了鼓吹独立的报刊，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一行为违法，公开对学生进行审判。李光耀为学生辩护并取得胜利，这再次令李光耀声名大噪。得到了工人和学生的支持，李光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但他也意识到光有工人和学生运动并不足以推翻殖民统治，还需要组织政党接过殖民者手中的政权。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自此步入政坛。人民行动党成立以后，先是联合共产党赢得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后又在1955年参加“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多位人民行动党员当选立法议员，成为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从而正式开始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第二年的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

因此1959年的立法议会大选至关重要，李光耀在此时也充分显露了他精明的政治头脑。即使自治之后，新加坡也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对新加坡最有影响力，所以李光耀一直都和1957年在新加坡上任的总督威廉·古德爵士保持密切关系，让他相信新加坡的未来领袖一定是个受过英式教育的亲英分子，人民行动党也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必须获得新加坡工会和学生的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1959年的竞选条件十分艰苦。李光耀每晚要从一个选区到另外一个选区，在户外溽热的气候中发表三到四场演说。作为曾经剑桥大学的辩论高手，李光耀仍然感到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社会中，要在一场大会上打动所有的观众十分困难。他不仅要掌握这个社区中主流人群使用的语言，还要通过手势、语调和脸部表情和其他有可能听不懂的人进行沟通。如何通过语言政策来提高这个多元种族国家的凝聚力就是李光耀那时开始思考的问题。每一次演讲集会都是一次民族风俗的展现：华人会献上绣了四字或八字贺词的锦旗，最长可以有三四米；马来人会送给喜爱的候选人金银线织成的头饰；印度人习惯送上白色鸡蛋花或者万寿菊的花环，有的重达1公斤。李光耀常常因为太受欢迎，会戴6～12个花环直到把整个头都遮住。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获得了51席中的43席，成为执政党。6月5日，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他当时才35岁，是世界最年轻的总理。

语言政策：情感与现实

1988年，美国“风云人物”节目的主持人在访谈时问了李光耀这样一个问题：曾经你最难做出的决策是什么？李光耀回答，是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和情感的问题，就像语言课题。10年之后，当人民行动党庆祝成立50周年时，李光耀再度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的回答仍是一样的。对于李光耀来讲，国家确定何种语言作为通用语，是一个情感与现实间的艰难选择。

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后，李光耀非常积极地争取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马来亚像是躯体，新加坡作为行政和商业中心就好比心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这种合并很有必要。但在政治方面，马来亚的领导人一直有着担忧：新加坡的华人占70%以上，这会冲击马来亚马来人为主的人口结构，并且新加坡的华人同情共产党，这也让马来亚政府惧怕。1963年开始的短暂结合在1965年8月9日走到尽头。这一天，在没有提前告知新加坡的前提下，马来西亚国会对将新加坡逐出联邦的法案在三次辩论后通过。李光耀后来将它比作是马来穆斯林的休妻风俗——丈夫可以修掉妻子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做。三次之后，就意味着两个人永远分开。

摆在李光耀面前的是个一盘散沙式的新加坡。“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李光耀说。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用何种语言教育下一代。英国人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的职务。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兴建的学校，马来人有马来语的学校，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的学校或课程。1963至1965年间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马来语也就被暂定为国语。如今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语言政策应该如何颁布呢？

从经历和情感上讲，李光耀理应支持华语作为通用语言。他的父母都是在英校里接受教育，在家和他用英文对话，家里的佣人来自印尼，说的是爪哇话和马来语。李光耀小时候对华语并没有太多接触——曾经外祖母将他送去华文小学，他实在听不懂就要求转校。日据时期，新加坡的布告都以日文发布。看到其中经常夹杂着汉字，李光耀决定自学华文而不是统治者的语言来看懂个大概。李光耀真正具有“我是华人”的意识是在留学期间。英国人不会把他当成新加坡或者马来亚人，而是直接看作中国人。一次他去瑞士旅行，在酒店办理退房手续。对方问他来自哪里。他说来自新加坡，属于马来亚的一个地方。对方说，就直接写是中国人就好了。那时在伦敦戈登广场有个“中国协会”，是英国人用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资助的。俱乐部开放给全世界的华人，为穷学生提供免费下午茶。和他们相比，李光耀有了不懂华文的严重失落感：“我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两头不到岸。”下决心不懈学习华语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回到新加坡后，他还做了一项有象征意义的决定：由于祖父对英国人的敬仰，在他的出生证上，全名是Harry Kuan Yew Lee，不仅华文姓名按照英语规则名在前姓在后，最前面还加了一个英文名。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李光耀将名字改为后来为人熟知的Lee Kuan Yew。每当报纸称呼他为Harry Lee时，他便会生气。

然而李光耀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态度非常明确：必须把英语作为共同语。他的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的新加坡，即便华人占多数，独尊华文的沙文主义也要提防。再有，新加坡是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华语、马来语或者泰米尔语，就无法顺利展开贸易工作。在学校里，李光耀开始推行双语教育，为英校引入其他母语作为第二语文，再为华校、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学校引入英语作为第二语文。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直到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吴当时兼任教育部长）发表之后，李光耀政府才确定了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比重。到了1987年，全国的学校（除了特选华校之外）统一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尤其讲华语或者方言的家长，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儿女能接受华校教育，而在民选政府下首先要学习英文。李光耀就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其实心中和他们一样热切渴望着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他在50年代为华文学校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时候，就被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他所接触的英文教育下长大的学生多数则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言，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中文相关的就业机会减少，越来越多的家长送孩子就读英校，华校从战后的兴盛走向衰落。李光耀的做法是在1978年精选保留了9所历史悠久、基础良好的华文中学，注入师资来提高它们的英文教学水平。后来新加坡教育部为全国中学进行综合排名，十大中学里特选华校就占了6所。

1964年1月，在新加坡一所为残疾儿童设立的红十字会学校里，三个孩子在做餐前祈祷

马基亚维里的信徒

李光耀在新加坡创立了民主制度，但这种“新加坡式民主”和西方民主并不相同，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遏制。李光耀曾经公开表示，不认可媒体应当监督政府的功能，媒体的作用应当是帮助政府宣传和推广政策。

当地媒体在新加坡建国后的20年中已经发展得非常服帖——1977年，新加坡通过了立法来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并且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四大银行。银行出于商业利益必然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成长。“你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会觉得新加坡社会太平静了，所以没有什么新闻值得媒体报道。当你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都是美食节目，你也会觉得新加坡人除了吃什么都不关心。”《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的作者李慧敏这样说。

进入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势力。这是因为随着英文被列为第一语文后，英文读物的读者群随之扩大。李光耀政府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发行量的法令。李光耀想得非常巧妙：我们检查这些刊物是否“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方法之一，是看他们是在关系新加坡的课题上做了歪曲事实或者一边倒的报道之后，愿不愿意刊登我们的答复信。他们不会封禁这些报刊，只会限制他们的销量。买不到报刊的人大可以影印或者传真里面的文章来扩散。这样报刊就不会指责政府阻挠人们阅读他们的报道了。

李光耀在对《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制裁上，就显示了他在执法上的严格和穷追不舍。1986年12月，《亚洲华尔街日报》指责新加坡建议设立二级股市是为了把不中用的企业转嫁给人民。李光耀政府认为报纸做出了不实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这些虚假指责，《亚洲华尔街日报》不仅拒绝刊登更正信，还声称报道无误，就有这样一家不中用的政府公司存在，更正信损伤了通讯员的名誉。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复信中的更多错误，同时要求对方指明不中用的公司是哪家，管理局的信件又是哪一段文字污蔑了他们的通讯员。李光耀政府要求对方刊登双方的往来信函，结果被拒绝。政府于是在1987年2月开始限制该报的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同时在本地报刊上刊登了信件内容。

1959年6月3日，李光耀赢得大选后，支持者齐集在政府大厦前庆祝新加坡自治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亚洲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对该报发行量受限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于是去信，要求国务院证实所言，并说“如果确有其事，就是对新加坡内政前所未有的干预”。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报道，但坚持美国政府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继续去信问是否会基于同样公平的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发表和新加坡方面的往来信件表示遗憾。对方重申了“一贯秉承坚持的新闻自由原则”。新加坡外交部接着回复，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外国报刊本来没有权利在新加坡销售，既然被允许进入国内市场，就要遵守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答复的权利。国务院没有再答复。

两星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信给新加坡交通和新闻部，想要免费发报纸给那些因为发行量限制而无法阅读到该报的原有订户，表示愿意：“本着协助那些抱怨想阅读本报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商人的精神，牺牲卖报收入。”新闻部表示同意，条件是报上不能有广告。对方不接受，说广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做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问题。新闻局继续表示愿意承担取消广告而产生的一半的额外开支，《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最终新闻局回复结论：“你们根本不是有心要让商界人士得到咨询，你们想要的只是广告赚钱和自由。”不久，美国的另外一份《亚洲新闻》撰文讥讽这件无穷无尽的对峙，它也“引火上身”：内政部新闻秘书处去信反驳要求原函照登，对方虽然刊发信件，但做了删改和添加。秘书处再次去信要求两封信一起公开，对方不肯。于是《亚洲新闻》发行量从1.1万本限制到500本。直到一个月后，杂志将信件内容原本刊登，李光耀政府才在一年后解除限制令。

在李慧敏的记忆里，在野党工人党议员惹耶靳南是一位有悲剧色彩的异见人士。她小时候看见他在国会辩论上与李光耀正面交锋，“双眼炯炯有神，雄辩的姿态也让人生畏”。可是两年之后他被指控做假账，伪造工人党账目，被判刑坐牢一个月，并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同时吊销律师执照。1997年，他继续与其他在野党人士组织团队挑战行动党。但这回他不仅没有夺下议席，还被控诽谤，在巨额赔偿要求下宣告破产。李慧敏曾经几次见到惹耶靳南在市中心地铁站外摆摊售卖他所撰写的政论书籍，驻足向他购买的人零零星星。2008年，惹耶靳南再次宣布组织新的政党，想在下一届大选中挑战行动党。可惜政党成立半年，82岁的他就因心脏衰竭离开了人世。

就是在这样的强硬风格下，李光耀担任了31年总理，人民行动党也一直都是执政党。晚年李光耀接受采访时，谈起手下一名“爱将”郑章远在贪腐调查中自杀不禁言语哽咽。那时贪污调查局的调查重点刚刚从中下级警察、小贩稽查员和土地管理员等转向了位高权重者。当时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1986年11月，郑章远的一位朋友向调查局承认，郑章远曾经收过两笔来自开发商的贿赂，各40万元。内阁秘书向李光耀报告此事，并说郑章远希望见他。李光耀回答，必须要调查结束才可以见面。一星期以后，保安官员告诉李光耀郑章远已经离开了人世，并给了他一封遗书：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李光耀一直想不通，郑章远是个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凭借自己执业，也能挣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郑章远的遗孀希望医生能够出具死亡证书，证明他是在自然状态下死亡，以保存最后尊严。李光耀还是没有同意。最后，国会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全社会也形成了将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的舆论氛围。这自然给郑章远的妻女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她们离开了新加坡，永远没有再回来。

“保姆”或者“父亲”

西方媒体形容新加坡是“保姆国家”，实际是对李光耀巨细靡遗治国作风的讽刺。大到经济建设，小到个人卫生习惯和婚嫁生育问题，到处都有李光耀的意志和身影。李光耀倒是很乐于接受这个绰号。他认为这是外国记者找不到贪污和营私舞弊之类大丑闻来报道的体现。

改变新加坡人生活习惯的想法在李光耀留学英国期间就产生了。当时他看到英国人买报纸，人们很自觉地把钱放在盒子里再找回零钱，根本不用有卖报人的监督，就暗暗赞叹英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李光耀政府发起了大大小小200多个公共教育活动，教育公民应该有优雅行为：诸如“清洁绿化新加坡运动”、“吃冰冻猪肉运动”、“反随地吐痰运动”等等。他的做法是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到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后，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

如今的新加坡，有些规范和惩罚并不能为外国人理解。1994年，美国18岁青年迈克尔·费伊在公共场合涂鸦，被判6鞭的鞭刑。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文明和发达的国家，为什么还要有鞭刑存在。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写信过来请求免去处罚。最终的结果只是由6鞭减少到4鞭。李光耀坚持认为鞭刑是十分有效的：把人关在监狱里，也于事无补，他不会因此而改过自新，因为监狱里能提供免费的伙食，有足够的阳光，也有运动的空间，但是如果你鞭打他，他知道他的屁股将会承受痛楚的6鞭，在一个星期内都无法好好地坐下，那他就会三思而后行。

2011年，一场李光耀与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的对话会中，一位27岁的女博士针对国家如何促进外来人口和本地社会融入来提问。李光耀回答完之后，没有就此打住话题，反问女博士的年龄、是否有男朋友等状况，又劝她不要浪费时间，应该早日结婚生子，因为孩子比博士学位更重要。全场哄堂大笑，李光耀却循循善诱，非常认真，浑然不觉自己已经在过多地干预隐私。

在作家李慧敏看来，这一幕其实很代表了李光耀一代政府的做派：在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人，文化水平都还不够高，非常依赖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精英领导人。“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这是李惠敏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像一篇英文课文，叫作《爸爸无所不知》（Father Knows Best），听了爸爸话的孩子幸免了一场海难，没听话的则葬身海上。“李光耀不就好像课文中神人父亲的形象吗？”

（感谢实习记者付雪航对本文的帮助。参考书目：《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李光耀著；《李光耀回忆录》，李光耀著；《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李慧敏著；《李光耀对话录》，汤姆－普雷特著；《李光耀观天下》，丁铎所译节选篇）

李光耀：告别时刻

文◎李菁

91岁的李光耀走了，但是无论给新加坡还是这个世界，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背影。

2014年8月9日，是新加坡建国49周年的纪念日。像往常一样，当天，新加坡几乎所有政府机构、组屋和各种公共建筑的外墙上都挂满了国旗，行驶在大街小巷的各种车辆上也悬挂着小小的国旗，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

每年的国庆庆典是新加坡人民最盼望的节日。当天晚上，庆典在新加坡市区滨海湾浮动舞台隆重举行，超过2.7万名新加坡民众参加了庆典，他们自发地穿上与国旗颜色相同的红衣白裤，形成了一片红白两色的海洋。

活动于当天下午17时40分左右开始，简单的暖场表演后，国会议员、政府高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总统陈庆炎陆续到场。当年近91岁的李光耀扶着栏杆缓慢入场时，全场观众集体起立，欢声雷动，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小国旗大声呼喊着这位新加坡传奇领袖的名字。银发稀疏的李光耀身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红衣白裤，单手颤动着微微挥舞国旗出现在镜头中，这成了新加坡国庆49周年庆典活动中最值得铭记的一幕。

这大概是李光耀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亮相。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起，李光耀从未缺席过国庆庆典。他亲眼见证着他缔造的这个国家，一天天走向强盛，以弹丸之地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和敬意。2015年的8月9日，是新加坡国庆50周年纪念，所以当年初李光耀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出后，很多人在默默为他祈祷，希望他能等到50周年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光耀长子李显龙

告别

1990年11月，67岁的李光耀正式将总理一职交给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吴作栋。

作为纵横政坛多年的开国元首，“国父”李光耀何时将新加坡的领导权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吴作栋，一直是外界关心的问题。1989年10月，李光耀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驻亚洲记者布赖恩·巴伦和东南亚署长亚历山大·汤姆森采访时说：“其实，我早就想卸下总理职务，但他们建议我留任一个时期。不过，10年来，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是年轻的班子做出的，我基本上没有插手。他们实际上已在掌权。去年底，我再次提出退位。吴作栋副总理又要我再待两年，以便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解决自来水和煤气供应的协议，到了明年，所有这些协议都可以圆满解决。因此，我决定在1990年底让位给吴作栋副总理。新一代是否有好的判断力及在逆境中勇猛向前的气质，只有让时间来说明。我相信他们能够挑起大梁。

这是李光耀第一次明确宣布他将于1990年底让位给吴作栋。巴伦和汤姆森如获至宝，一边采访，一边当即接通伦敦信息渠道，发出这一重要新闻。几分钟后，全世界各大新闻媒体都知道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这一独家新闻。

1990年11月18日，在人民行动党的大会上，李光耀做了题为《领袖不应指定继承人》的演讲，正式宣告他的离任。口才很好的李光耀不忘在演讲中调侃自己：“我觉得，过去31年来，新加坡人对我已经看够和听够了，稍微改变一下对新加坡将会有好处。”11月26日下午，李光耀总理来到总统府，正式向黄金辉总统呈递辞职信，为吴作栋正式接班铺路。辞职信的末尾，李光耀在自己的署名后幽默地加了个词“退当守门员”。按照李光耀在辞职信里的请求，1990年11月28日，吴作栋宣誓接任新总理。

其实一年前，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致词时，提到会在1990年把领导位置交接给吴作栋。不过他在结束致词之前，突然话锋一转：“即使我卧病在床，或当你将快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这番玩笑话当时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和笑声。笑过之后，无论言者还是听者，似乎对这一点都心有灵犀：这位精力充沛的政治强人不会轻易甘心地退出政治舞台的。就像他在某次场合说的那样，那些认为他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应当去医院检查下自己的大脑”。

辞去总理职务的李光耀，担任内阁资政，从“李总理”变成“李资政”。由于不再需要处理日常事务，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全方位外交活动上，在国际上更加活跃，他成了国际论坛的常客，纵横捭阖，其影响力不见丝毫减损。1997年7月21日的美国《财富》杂志称，由于李光耀高尚的品格和人格力量，使他“仍拥有像中国已故的邓小平曾掌握的那种权力”。1998年，李光耀在电视上看到印尼政治强人苏哈托被迫下台的凄凉一幕。他说：“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

不言退

2003年9月16日，是李光耀的80岁生日。当晚，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了盛大晚宴，为这位国父级领袖人物庆祝生日。当天，近千名嘉宾到场祝贺，包括新加坡总统纳丹、总理吴作栋、副总理李显龙及多位内阁部长，可谓冠盖云集。李嘉诚以老朋友的身份也到场祝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法国总统希拉克向李光耀表示了祝贺。时任总理吴作栋还在晚宴上宣布：新加坡国立大学将成立一个以李光耀的名字命名的公共政策学院。

当天晚宴还有一个小花絮：在现场领唱生日快乐歌的，是新加坡著名歌手孙燕姿。原来之前孙燕姿曾在新加坡的国庆典礼上上台献唱，当时李光耀就告诉旁人希望邀请孙燕姿参加他的80岁生日庆生会。于是，孙燕姿后来就如期出席了宴会为这位前总理祝寿。据说先前孙燕姿最伤脑筋的就是不知道当天穿什么礼服、送什么贺礼赴宴好。不过她最后决定干脆只献出自己最拿手的歌声，为李光耀演唱英文版及国语版的生日快乐歌，据说李光耀还频频向到场祝贺的各国嘉宾介绍：“她的名字叫孙燕姿！”

与生日一样令世人关注的，除了李光耀的晚年生活外，还有他在新加坡政坛的去留问题。

在80岁生日之前，李光耀接受了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海峡时报》的独家专访。此时的李光耀依然精神矍铄。当记者问他有没有退休的打算时，他明确地说，他将继续担任内阁资政，只要他的体力和能力允许。即使从资政一职上退下来，他也会效仿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继续担任国会议员。

在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李光耀透露了他的生活起居习惯：他通常凌晨2～3时才入眠，上午11时起床吃早餐。餐后，李光耀会做大约一个小时的运动，天天如此。接下来，他会打开电脑，上网回复电子邮件，并且也会忙这忙那，一天就过去了。年届八旬的李光耀也承认，自己的身体情况大不如前，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会见客人和广泛交游。他感叹现在的时间好像变短了。

此前，吴作栋公开表示：他将在下届大选来临之前，至少提前两年辞去总理职务，并由现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接手，李显龙很有可能在2005年左右成为新加坡的第三代掌舵人。身为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接任总理可谓子承父业。可是也有人警告说，如果李光耀继续留在内阁中，可能会将世人的焦点引向新总理的出身背景而不是他的个人能力。

李光耀在家和孩子们一起下象棋，身后为夫人柯玉芝 （摄于1965年）

对此，李光耀似乎并不担心。他说，李显龙出任新加坡副总理已经长达13年之久，新加坡民众有足够的时间来判断他的能力。他说：“他不是作为我的儿子才接任（总理）的，并不是我选择并任命了他……如果他无法证明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总理。”当被记者尖锐地问到，是否有人敢于告诉德高望重的李光耀，他对新加坡政府不再有用，李光耀坦然答道：“你不需要告诉我。当我不再有贡献时，我可以自己感觉到。”

有李光耀这位政治老手的掌控，新加坡政坛后来的发展不会再有惊人的剧情。2004年8月12日，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的第三任总理。在就职仪式上，李显龙与父亲握手的一幕也显得意味深长。吴作栋担任国务资政，而李光耀则担任内阁资政。

出生于1952年的李显龙，和李光耀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留学回国后，既在新加坡军事单位闯荡过，也在不同的政府部门经受历练。除了1992年，被诊断患上淋巴癌之外，他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挑战，是典型的“精英政治”的产物。

李光耀一直强烈地否认外界对“裙带主义”的指责。在其回忆录中，李光耀曾百感交集地写着：“我本来不知道他（李显龙）到底有多像我，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观察他才知道。当时电视里播李显龙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做了一个小动作，把衣袖往肩上拉，这和我的动作完全一样。”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光耀对他的喜爱。

对于李显龙任总理职务，一些人也担心，新加坡政治运作是否会因此成为一种“家族生意”。对于这些从未公开讨论但已经受到新加坡人关注的问题，李显龙直言不讳地回答：“当然不会成为家族生意，否则像吴作栋、黄根成（内政部长）和贾古玛（律政兼外交部长）这样有能力的人就不会成为内阁成员了。”

很显然，李光耀家族对“李显龙是通过其父亲李光耀的裙带关系而当上新加坡总理”说法一直比较恼火。对此，即便文章有一点点暗示，李氏家族都予以强硬回击，这种做法也一直备受争议。

早在1994年，《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题为《所谓亚洲价值并不经得起推敲》的文章中称李光耀父子相继担任新加坡总理为“裙带主义”，而被新加坡法院判为“诽谤”；2004年9月《经济学人》刊文指责新加坡政治中存在裙带关系，李光耀威胁要诉诸法律，后来该杂志刊登了公开的道歉信并赔偿；2008年，《远东经济评论》被新加坡法院裁决为“诽谤”李氏父子，进而被禁止在新加坡发行；2010年3月24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其评论版刊登启事，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其儿子、现总理李显龙以及在父子二人之间担任总理的吴作栋道歉……1995年6月14日，李光耀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如果外国媒体要报道新加坡新闻，那就得据实报道，因为我对本地报章和外国报章是完全一视同仁、绝对公平的……如果我允许外国报章来拉我的尾巴，掐我的颈项，而且又没有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也很快会加以仿效。”

李光耀无视西方记者的批评，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新加坡“进进出出”的“十足的废物”。通过控诉对手诽谤来打压西方媒体的李光耀，后来戏称自己是政治街头霸王。这符合他一贯的风格：他一直不惧怕也不理会外界对他统治方式的评价。2000年，他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颁发学位仪式前，有香港学生在会场外抗议，抗议他对新加坡的压迫统治。他在仪式中不留情面地直言：“我来香港不是为了与异见者交流的。”

衰落

2003年9月16日：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千人盛宴庆祝80岁生日上，李光耀与相携56年的妻子柯玉芝共同吹灭了生日蜡烛。这幅温馨的画面余热尚存，仅仅一个月后，柯玉芝在陪同李光耀访问英国时突然在伦敦四季酒店中风。经过急救，柯玉芝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李光耀后来在妻子的葬礼上说：“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并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加上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可是，2008年5月12日，柯玉芝遭受了第二次中风，这一次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活跃，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李光耀在妻子的葬礼上动情地说。

2008年6月24日，柯玉芝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10天后，李光耀把妻子带回家照顾。李光耀女儿李玮玲后来在采访中透露：“在妈妈因为中风健康每况愈下后，照顾她的却是我爸爸。妈妈清楚地表示，同医生比较，她更喜欢爸爸的照顾——爸爸记得妈妈所要吃的药物的复杂规定；妈妈左边的视线看不到东西，爸爸便在她用餐时坐在她左边，提醒妈妈吃盘子左边的食物，并捡起妈妈左手掉在桌上的任何食物。”

李光耀后来告诉采访他的记者，晚上听到隔壁房里传来太太的呻吟声时，他会冥想20分钟，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念诵一位基督教朋友教给他的祷告语“Ma-Ra-Na-Tha”，意思是“主耶稣！来吧”。他说自己虽不是天主教徒，但感觉这可能会有抚慰作用。

当时医生断言柯玉芝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可是在李光耀的悉心呵护下，她却又顽强地坚持了两年，直到2010年10月2日逝世。这两年也让李光耀及其家人渐渐接受了“死亡”这个无可逃遁的命运。柯玉芝最后的几个月已无法说话，但意识仍然清醒。“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和念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李光耀说。

李玮玲说，父亲每天回家后，就花两小时向母亲描述当天发生了什么事，还为她念她最喜欢的诗歌。由于诗歌书籍厚重，李光耀就用乐谱架摆放诗歌书。有一晚，李光耀有些疲累，念着念着睡着了，头往前一冲，脸撞上了金属制的乐谱架，留下擦伤痕迹。“他怪自己太不小心，但还是继续每晚响亮地为母亲朗诵诗歌。”女儿说，以往父母从不在公共场合显露这种爱，即便是在私下场合，也很少拥抱或亲吻。直到母亲二度中风后，才看到父亲亲吻母亲的上额，抚慰她。

2015年3月23日，人们来到新加坡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悼念病逝的李光耀

2010年9月，在太太去世前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时，一贯以强人面目示人的李光耀也开始“示弱”：“我感到活力和精力在慢慢衰退。我是说总体上，每一年，你感到自己不如前一年。但这就是生活。”

在他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李光耀穿着随意，上身是风衣，脚上是跑鞋，虽然看上去老了些，背也有点驼，但是思维依旧敏捷。虽然不再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但只要还活着，在他一手建立的国家里，李光耀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时的李光耀仍然体力充沛。他告诉记者，他的养生之道就是不喝茶不喝咖啡，只喝温开水。在访问中，李光耀透露他早年天天喝大量的热茶，后来发现茶有利尿作用，才改喝温开水。这个转变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晤时，服务人员频频为他添加热茶。为了保持喉咙湿润，他也一杯杯地喝。谁知道，会谈举行到一半，他因尿急必须上厕所。后来，李光耀从医生处得知茶有利尿作用，而他又不喜欢喝咖啡，于是改喝温开水。李光耀口味清淡，爱吃粤菜，最喜欢吃的是香煎银鳕鱼。对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而言，李资政算是相当健康的。除了曾植入心脏起搏器以改善心跳不规律症状及身体一些部位时而酸痛之外，他并没其他严重的病痛。他透露自己的保健秘诀之一就是坚持运动，即使大腿、膝盖和臀部因运动而变得酸痛，也不就此放弃。他除了坚持每天游泳，也骑脚踏车，偶尔也会步行。但或许更能使他抗衰的，是满满当当的参加国内外会议和演讲的日程安排。他说：“我知道，要是我停下来，我会老得很快。”

采访的最后，李光耀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盖棺定论”：“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做评估。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终结

2011年5月，新加坡举行国会选举。选举前，李光耀以内阁资政的身份发表声明，提醒新加坡人明白国家第一代至第三代领导人（第一代是李光耀1959～1990；第二代是吴作栋1990～2004；第三代是在2004年接班的李显龙）造就了今天新加坡的一切，人民在这次大选中必须选出同样优秀的第四代领导班底去保护这一切。大选前，李光耀又对媒体发话：人民行动党失去一个集选区不算什么，选民如果投票支持反对党，倒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而有5年“要忏悔”。这一段“恐吓”讲话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弹，李显龙最终不得不出面为父亲打圆场。他说：“你们知道资政就是这样……是那么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又说：“我们犯了错之后必将承认错误，并向民众道歉，承担责任和纠正问题。”李显龙还表示，政府需要多从网络上听取年轻一代的心声。

当时一位年轻的新加坡人向记者这样表达了他对李光耀的看法：“他们（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负责任的父亲，但过于严厉。总是自认为精英，比你更懂得你的利益在哪，他们为你决定、照顾你。当你天真不懂事，你需要父亲为你做决定，但是你成人了，你自然需要他尊重你。”这大约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在5月8日凌晨落幕的大选中，最终结果大大出乎意料。由李光耀开创并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虽然继续占据国会压倒性优势，但得票率跌至60%左右，创新加坡建国以来最低。其中，在李光耀选前称如果反对党胜出，选民便要“后悔5年”的阿裕尼集选区，反对党赢得5个议席。

这次投票结果被视为在新加坡政坛上有“分水岭”意义。总理李显龙在选后记者会承认，这次选举具有里程碑意义，46年来新加坡政局没有变化，这并不表示新加坡社会和新加坡人没有变化，事实上，这变化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所以人民行动党需要改变；选民的诉求出现显著变化，大家希望看到反对党人进入国会，扮演制衡政府的重要角色。他说：“选民给我们的信息是要政府采取适合新时代的治国态度和做法……我们很清楚地听到了你们的心声。”

5月14日，87岁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宣布，将与国务资政吴作栋一同离开内阁。声明说：“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选举后，我们决定离开内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消息震动新加坡政坛。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内阁第一次没了李光耀的踪影，标志一个时代的终结。李光耀用马基雅维里式的精明与实用主义让新加坡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得了远超其规模的影响力，在他1990年卸任时，新加坡人均GDP是1965年独立时的30多倍。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到了彻底说再见的时候。

妻子去世后，李光耀在访谈中也流露出对逝去时光的无奈。人们渐渐意识到：再“强”的“政治强人”也终抵不过自然规律的无情。

新加坡的建国纪念日是8月9日，每逢这一天，李光耀都会出现在庆典上。可是国庆47周年之前几天，李光耀身体不适，病情危殆的传言一直在蔓延。于是，2012年的国庆庆典，除了一般新加坡人最期待看到的烟火、战斗机飞行表演和红狮跳伞队的演出之外，李光耀能否如期出现，成了最大的悬念。

令人欣慰的是，在国庆庆典当天，身穿红色T恤、白色裤子的李光耀，如往年般现身庆典，他的出现立即赢得现场2.6万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久未公开露面的李光耀看来精神不错，当身边工作人员拿起平板电脑帮他拍照时，他也很开心地向镜头微笑。全场多次需要站起来向军队或是表演队伍致意时，他都站完全程。之后，李光耀出现在庆典上的照片也在社交媒体被疯狂流传，有网友甚至说：“见到伟大国父出席庆典很开心，但他这么虚弱又令人很心疼。”这大概也再次证明李光耀持久不衰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影响力。

2013年初，89岁的李光耀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出现类似中风症状，在新加坡的中央医院留医观察。他也因而第一次缺席每年必出席的丹戎巴葛集选区新春联欢晚会。李光耀身体不适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引来国际通讯社和外国媒体报道，也引起国人关注，两天内有超过1000人在留言簿上留言慰问及献上祝福。李显龙后来在Facebook上留言感谢公众。他写道：“我和家人非常感动，我们收到很多希望父亲早日康复的祝福。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不久，新加坡总理公署发表文告说，李光耀已从新加坡中央医院出院，医生将会继续对李光耀施以抗凝血治疗，以降低他再次出现短暂性缺血发作的风险。

顽强的李光耀还是挺过了这一关。这一年的8月6日，李光耀再一次吸引了传媒的目光。这一次，他在新加坡总统府举行《李光耀观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的新书发表会。这本400页厚的英文书主要收录了他对世界大国和国际趋势的分析与见解，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专辟一章收录了李光耀对死亡、宗教和其他私人事务的思考。

李光耀生前无数次强调他是个无神论者。妻子去世时，他曾很直白地说：“我多么希望能和夫人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团聚，但是我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死亡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存在了，就像夫人过世后，我知道她已经不存在了；没有所谓的另一个世界，要不然那里早就人口爆炸了吧……”但是李光耀生前的遗愿还是两人葬在一起，正如柯玉芝生前的最后遗愿一样。

（感谢付晓英、刘敏、龚融为本文提供的大力协助）

中新两国的“硬道理”

——专访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

文◎李伟

注重实际之国，乐于讲硬道理。

三联生活周刊：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便对新加坡的经验赞不绝口，并对高层领导人多次谈到向新加坡学习。从此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那么从李光耀的角度，他是否认同中国领导人的看法？

吕元礼：事实上，李光耀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在1974年，他访问印度时，就曾对印度领导人谈到中国发展有三个关键因素：稳定的社会环境、高效廉洁的官员群体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他认为，中国满足了这三项条件就能获得快速发展。其实，这也是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愿意效仿新加坡，是否与邓小平、李光耀两位领导人的风格有关系？

吕元礼：他们两人都是注重实际的人，喜欢讲硬道理。硬道理是相对于大道理而言。一般来说，大道理强调原则，硬道理注重实效。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李光耀也说：“对于任何理论和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并认为制度、政策不是因为好才可行，而是因为可行才好。因此，硬道理就是管用、可行的道理。

邓小平提出“猫论”，李光耀提出“行得通”；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李光耀说“政治体制”就像鞋子；邓小平讲“不争论”，李光耀也讲“存而不论”。他们的执政思想都体现了务实的政治理性，也是东方智慧的代表。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新加坡模式”？与中国发展的契合性在哪里？

吕元礼：静态地观察其内在性质，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结为儒教自由主义。儒教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在儒教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户后，与儒教整合而成的带有浓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义。

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本+民主”，即绩效显著地为民做主加上一定程度的让民做主；在经济上表现为“计划+市场”，即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调控；在文化上表现为“责任+自由”，其媒体管理模式称之为“负责任的新闻自由”，即在肯定新闻自由的同时强调对事实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

动态考察其发展过程，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纳为先经济，后民主；先讲发展的硬道理，后讲公平的大道理。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他说：“绝对是如此。要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悲惨与贫穷，你们谈卢旺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里讲另外的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可以随心所欲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学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

与新加坡一样，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处于这样一个发展优先的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所以新加坡模式对于中国自然有契合性。

三联生活周刊：李光耀是怎样看待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的？

吕元礼：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因此，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另一方面，李光耀认为，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的错误就在于认为：“指望那些既缺乏经济、教育和社会先决条件，又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没有举行过大选和建立民主政府的新兴国家，在独立后实施民主制度。”

他认为，20世纪末的韩国之所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出现了重重困难，重要原因也在于韩国“从军法统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因此，民主发展只能“逐步演变”，“慢慢来！”李光耀的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经济优先，民主渐进”。具体含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有经济发展才会有民主；其二，激进民主不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新加坡的政治经验是否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吕元礼：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行动党的党徽是白底、蓝圆和红色闪电，因此也被称作“闪电党”。白底象征纯洁，强调的是廉洁；闪电象征行动，要求的是活力；蓝圆象征团结，注重的是和谐。我认为，廉洁、活力、和谐既是新加坡的最大亮点，也是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目标。

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党内包含“非共”、“亲共”两派，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分道扬镳。前者多是英文教育出身，后者多是华文教育出身。李光耀是“非共派”，但他承认，在“应对共产党人的过程中，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行动党也继承了共产党清廉奉献的作风和广泛联系群众的做法。每一名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每个星期都必须安排一个晚上接待选民，了解民意，即使政府内阁成员也不例外。一般情况，每次都要接待四五十名选民，最多的一年要接待5万位选民。

更关键的是，人民行动党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清廉作风和联系群众的做法，能够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保持下来。原因就在于，在新加坡廉洁不仅源于领导人以身作则的自律，也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李显龙曾说，行动党议员之所以在执政以来的50多年能够风雨无阻地坚持每周定期接见选民，是因为“选民选择谁，不仅仅是看政策的对或错，而且还要看议员是否经常关注他们，是否友善﹑和蔼﹑可亲。选票掌握在选民手中，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因此，廉洁成为执政党生存的第一需要。

三联生活周刊：新加坡的廉政体制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影响力。中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反腐败领域，新加坡有哪些经验可供中国参考？

吕元礼：曾经有记者问李光耀，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你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李光耀回答说，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能保持活力和诚实，而没有沦落为一个衰败和贪污的党。

新加坡的廉政体系归纳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我们过去对于“不想”、“不能”、“不敢”都强调得比较多，现在也需要考虑“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新加坡之所以推出“高薪养廉”的政策，一方面出于“务实而正确”的态度，强调诚实的看待人性；另一方面，给予从政的社会精英以体现价值的报酬。

2005年12月2日，澳大利亚籍毒品走私犯阮祥文在新加坡被执行绞刑。当年11月24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检察长赫尔斯（左）在澳大利亚驻新加坡领事馆安慰阮祥文的母亲和弟弟

新加坡的廉政体系中有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和评估。比如对“贪腐”实行“有罪推定”。即任何人财产或生活状况超过其正常收入，却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即被视为贪污。例如，某人的银行户头里有200万元，但他每月的收入是1万元，那就会先假设其受贿，直到他证明有能力赚取这么多钱为止。因此，新加坡所建立的制度，不是假设没人会贪污，而是确保一旦有人贪污受贿，必会被揭发并面对处罚。于是，一旦贪腐必遭揭发、处罚，就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其特点是“捉贪高概率”。

新加坡行贿受贿的最高处罚是坐牢5年或罚款10万元，或两者兼施，远不及在公共场所涂鸦被判鞭刑、贩毒被判绞刑来得可怕。因此，其治贪的严厉并不表现在重罪重罚，而是表现在轻罪重罚。新加坡《防止贪污法》对贿金无最低金额限制，在一定情况下，给予或接受1元钱就算贪污，就要坐牢。这不近人情，却十分可行。理由是不接受1元钱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而坐牢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惩罚，去让人做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其结果是既少有人贿赂，也少有人坐牢。这叫作以刑去刑。于是，“对很小的贪腐处以相对很重的惩罚”，就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其特性是“对贪零容忍”。

（李翊杨璐对本文也有帮助）

李光耀的中国观

文◎甘孝天

若论关心中国、了解中国、影响中国，李光耀在全世界的政治家中绝无仅有。

在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家中，有谁像李光耀那样，几十年不间断地关注中国，与中国高层频繁交往，深入中国各地探访，甚至介入一些重大而具体的事务，如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汪辜会谈等，并在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各类舞台上大谈特谈涉中话题？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他的看法里面，有好听顺耳的，也有不好听逆耳的；大量的是真知灼见，不少也似是而非；有坦率直言，也有含糊其辞。这是很自然的。不要忘了，他虽是华人，但他主要是一个外国的政治家，他的立场是新加坡的立场：根本出发点是争取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根本落脚点是实现新加坡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新加坡的外交是小国外交。尽管作为微型国家，新加坡的外交已经非常出色了，在国际上发挥了超常的作用和影响力，但它仍然是小国外交。李光耀看待国际关系，就是从小国外交的角度看问题。其特点，一是接受现状，二是顺势而为。李光耀说：小国对国际趋势没有什么影响力。新加坡向来接受世界的现状。我们对世界进行冷静的分析，利用不期而遇的机会或避免受到损害。因为新加坡很小，在外界的影响下又很脆弱，因此要时刻警醒，对外界力量做出相应反应。如果风向对你有利，就借用这种力量航行，如果风向对你不利，就把风帆收起来，等待这阵风过去。

新加坡外交能够发挥超常的作用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在于李光耀对国际关系状况有着深刻而前瞻的认识，使得新加坡在顺势而为时常常能够把握先机。典型的例子，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绝大多数战后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尚把美国、欧洲等西方资本的进入，当作经济殖民或经济剥削时，新加坡就率先并积极地引进西方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成为新加坡经济起飞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新加坡至曼谷的火车（摄于1970年）

李光耀认为，当前的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总体对新加坡是有利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塑造了战后的世界秩序和规则，并延续至今，虽然其间经历了包括“冷战”和“冷战”结束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他的基本态度不但是接受现状，而且还竭力维护现状。这一点，是李光耀看待国际问题的总基调，也是看待中国问题的总基调。

正是基于这个总基调，李光耀看好中国的潜力和发展前景，但对中国的崛起可能带来国际摩擦和冲突抱有警惕；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区域国家的经济增长寄予厚望，但不忘中国可能以此作为向其他国家强加意志的手段。为此，他锲而不舍地呼吁美国重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拉美国来平衡或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势力；他分析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差距，对中国提出不要错估国力、偏离韬光养晦策略的忠告；他强调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历史教训，不断提醒和鼓励中国遵循国际通行规则；他思考中国该如何实现和平崛起，甚至不乏浪漫但更显真诚地劝告中国要走文化复兴的道路，回到古代讲求优雅生活的伟大文明。

总之，在李光耀看来，目前的国际秩序及其运行法则或规则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应该冲破这个秩序的框架，使世界不得安宁。同时，他也基本认为，中国在相当一个时期以内，并不会构成对美国真正足够的挑战；如果中国由于误判，导致在不具备条件时对美国进行挑衅的话，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而沉沦。

李光耀的观点部分是对的：中国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自然是要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他的观点部分要与时俱进：如果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逐步而适当地改变一直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那也是不公平的。为此，双方总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一方。

当今世界以美国学界和智库为主，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看法，有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分别提出不同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

第一个层次，国际安全层面。狭义的和传统的安全概念是指军事安全或军事威胁；广义的和非传统的安全观念是指一种综合安全，着眼于军事因素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非军事因素的统筹考虑。美国的国家安全观总体是一种综合安全观，但历来突出军事因素，后“冷战”时期更追求终极的军事优势。在这一点上，凸显了美国的“清醒与坚定”：不但对中国和俄罗斯，而且对欧盟和日本，凡是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美国都加以关注和防范。在这一点上，最能看清美国的战略意图：竭力追求和维护一超独霸的单极安全。从战略意图和战略意志上讲，相对而言，美国人（当然是指有决策权和影响决策的美国人）都是鹰派，而其他国家的人都是鸽派。

李光耀为新加坡所做的战略选择，是依靠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维持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新加坡接受这个现状，也维护这个现状。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可见的将来无法达到和超越美国的水平。

第二个层次，世界经济层面。如果说以军事为主导的国际安全关系使得国家之间的利益界限泾渭分明的话，那么，近20年加快推进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则使世界经济成为国家间关系进化最快也是人类合作意识进化最快的领域。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乃至不同民族，在这个领域有了最大的共同项。不过，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中心－边缘的经济格局仍然是不争的事实，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变化。

李光耀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拥趸，因为新加坡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自由贸易是新加坡经济的生命线。在李光耀看来，自由贸易对整个世界来说，其实是个战争或和平的问题。他于1985年受邀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

每个国家有盛有衰。一个国家如果国力正盛，有旺盛的精力，却不获准出口它的货品和服务，那么它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张和侵占领土，把他国领土上的人民纳入自己的版图，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单位。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些国家拥有的帝国足以组成一个贸易集团。这种争取成长的做法，曾经屡试不爽。这个世界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摆脱这种做法了。就因为有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种种新条例。尽管德国版图幅度缩小了，还得同时应付从东欧回归的大批人口，德国却还是能够生气勃勃地发展兴盛。日本人也一样，他们必须离开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回归到几个日本岛屿上。德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够留住在自己的疆域里，通过贸易和投资继续成长。它们跟其他国家合作、竞争，可以不通过战争而依然蓬勃发展。反之，货品和服务的贸易往来一旦被禁止，中国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回到战国时期相互吞并的局面，争取扩张领土增加人口，并入一个庞大的大陆帝国。

第三个层次，民族文明层面。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早期关注民族文化，重点集中在民族性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后来扩展到对文明的关注，包括制度、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当前国际关系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构建起一个以自由理念和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统一战线和扩张路线。这是其“软实力”的主要体现，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挑战。

第四个层次，地球生态层面。生态灾难是人类面临的最新和最大挑战。如果核扩散得到有效控制，核战争最终得以避免，那么生态变迁及其可能导致的灾难将上升为国际矛盾和冲突的最大根源。

人们一般关注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既定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挑战，殊不知，有人更关注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地球生态的影响。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4月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访谈时的一段话非常典型。他说：“如果十几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也许美国人并不担心中国在军事、经济、文化上的挑战，而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使地球生态造成灾难性的失衡。奥巴马的观点，是否代表西方国家一些机心深重的人深深的恐慌和忧虑呢？

从上述四个层次来看，李光耀关于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安全层面和经济层面，文明层面和生态层面着墨不多。这是他的局限性。作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和亚洲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这种局限性既是小国的局限性，也是亚洲的局限性。

借鉴新加坡

记者◎吴丽玮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迎接来访的邓小平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他说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李光耀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告诉中国观众，这表示邓小平接受了自己在1978年“激将”式的挑战，那就是：“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

邓小平出访与新加坡经验

尼克松访华之后，李光耀才首次向中国政府打开了大门，批准中国的乒乓球队到新加坡进行访问。在此之前，中国的两次访新请求都遭到他的拒绝，一次是杂技团演出，一次是北京的商贸团访问，李光耀觉得没有必要第三次拒绝中国了。

但李光耀去现场看了一场比赛后却大为生气：“大多数观众在嘲笑本国队伍，同时又高呼毛主席语录。”这是最令他头疼的事，东南亚诸国都忌惮中国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和它对本国华人的影响力，尤其是3/4人口都是华人的新加坡，总是最常遭到印尼等国的怀疑。来自邻国的敌意是这个人口只有200多万的城市国家时常要考虑的问题。

当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便直言不讳地说，尽管邓小平东南亚之行的目的是来争取各国的支持，阻止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但东南亚国家却认为中国才是主要的威胁来源，因为这里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却有海外华人，中国政府不断向东南亚人民做政治广播，鼓励他们进行武装起义，甚至号召他们回国参加四化建设。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当时的反应：

邓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都显示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说得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告，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注：东盟）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国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

两年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果然终止了。李光耀称赞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他只有五英尺高，但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同样赞赏李光耀在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他告诉李光耀，58年前，他在前往法国马赛工作学习的途中曾经到过新加坡，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次到访他目睹了新加坡发生的巨变，他向李光耀表示祝贺。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只是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小国。“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发生同样快的变化。可是中国太大了！”邓小平感叹地说。

在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新加坡最大的新兴工业园区裕廊镇和新加坡实施公共住房计划的情况。裕廊镇管理局主任郑章远向邓小平介绍说，这片占地5000多公顷的工业区在16年前还是一片荒地和沼泽。新加坡是世界海路运输交通的重要中心，对外贸易是新加坡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这些年来，新加坡也一直在发展制造业，已在裕廊镇建立了三家大型炼油厂，加工提炼来自中东的原油，还建了几座用进口废钢作原料的钢厂以及卡车装配厂、造船厂、石油化工厂、鱼类加工厂，并完成了一些房屋建筑工程。

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局长范德安告诉邓小平，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开始执政时，就对当时严重的住房问题予以优先注意，在1960～1975年的三个房屋建筑五年计划完成时，共计有80多万人住进了公共住房，到1985年下一个房屋建筑五年计划完成时，总人口的75%将会全部住进公房内。现在新加坡每年完成的建筑面积有300多万平方米，其中2/3是10层到20层的公共住房大楼，水电和煤气的每月开支通常占一个家庭收入的5%～10%。邓小平听到共计有3万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事住房建筑时说：“这个数字不大。你们建筑业机械化程度高。”

但原本参观公共住房的环节因故取消，随行翻译施燕华曾回忆说，邓小平有点失望，只能到住房和发展局办公大楼顶上瞭望新建的住房。临回国前，施燕华突然接到警卫通知，邓小平要看看她住在总统府宾馆小楼的房间。“我的房间不大，呈方形，带洗澡间，与国内当时的标准相比，洗澡间不算小。邓小平站在房间中心环顾四周，包括窗户的朝向，然后进了洗澡间。‘视察’完毕，他说了一句：‘不错！’扬长而去。”

1965年，李光耀视察新加坡郊外一处低收入者居住房的建设情况

出发去机场前，邓小平接见了中国驻新加坡机构的负责人，讲话中说，路子要走宽一点，要实事求是。“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他提到北京前门一带的住房，说：“北京在前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施燕华说：“我顿时醒悟，原来邓小平未能看到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把参观国宾馆内的各个房间作为弥补，我这个小翻译的房间因而成为他调研的对象，‘学人家是怎么搞的’。通过对比，他体会到我们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差距，提出要多到外面看看。”

李光耀料想到这次出访会给邓小平内心造成极大的触动。他曾回忆道：“当机舱门关上后，我对我的同事们说，回去后他的部下一定会受到责备，他见到的新加坡是他之前在看报告时从未提到过的。”邓小平回国几星期后，李光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介绍新加坡的文章。“新加坡被描述成一个在绿化、公房和旅游业上都值得学习的花园城市，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在出访新加坡前，邓小平先是访问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单从《人民日报》在这段时期对三国的报道频次和内容上即可印证出邓小平对新加坡印象最为深刻。有关新加坡的单独报道共有7篇，介绍了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公共住房、工业、旅游业、环境卫生等等，而对马来西亚的介绍只有4篇，泰国的只有3篇，内容关于橡胶、椰树、灌溉、大象等等。

邓小平回国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4天。10月底他从日本访问回国后，曾同胡乔木谈了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他亲自确定了主题：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他从东南亚三国访问回来之后发现，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共识，原本准备的闭幕会发言稿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的讲话稿要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作为主题。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人在家中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谈了很多意见。这次谈话，胡乔木有一个记录，用圆珠笔记在文稿的最后一页上，字很小，这份手迹后来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上。邓小平谈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提到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还有工人的住房，他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方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的1/3），可见这次出访对邓小平设计未来思路产生了具体而深刻的影响，而他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访新时李光耀曾有点“激将”式地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广东、福建来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打工仔的后代。你们中国大陆都是留守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在那里开枝散叶，你们的素质更高，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学者傅高义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曾经告诉他，邓小平看到新加坡的面貌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惊叹于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意识到这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对本刊分析：“邓小平之前刚刚访问了日本，前几个月谷牧带队还访问了欧洲，如果我们比欧洲和日本差，心理上还能够接受一些，但像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这些被传统的中国视为‘南蛮’的地方，现在发展得远比中国还好，他就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是体制的问题，这大大增加了他改革的意识和决心。”

吕元礼说：“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借鉴了很多来自新加坡的经验。和日本相比，新加坡的开放程度更高，大量引进外资，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把引进外资看成新的殖民主义，但李光耀说过，他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剥削，因为他们生存不下去，结果在全面开放的过程中获得了收益和经验。”

邓小平对新加坡利用外资带动经济迅速发展印象深刻，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992年“南巡”时，他又针对有些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其思想仍然是上述新加坡经验的发扬光大：“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说：“20年之后，广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方面都应该追上亚洲四小龙。在这些方面中国应该比这些地区做得更好。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的讲话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学习新加坡热”，许多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进行考察学习，仅在1992年，就有400个代表团去到新加坡。他们想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

吕元礼说，邓小平对新加坡经验的借鉴可以用李光耀的一段话来解释。1974年李光耀与印度总理讲：“我自认为对中国人的心理有特殊洞察力，中国人聪明、务实、勤劳，你别看中国现在经济差得出奇，但是第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有信得过的官僚，第三有市场经济同时以社会为依归，搞市场经济同时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而不像美国一样强调个人第一。依靠这三条，中国大陆不仅可以和新加坡、香港地区这样的地方竞争，它甚至可以和日本竞争。这样的时候不远了。”吕元礼说：“李光耀认为，在毛泽东以后，中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果然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腾飞，而且中国目前来说，遵照的就是李光耀当时说的这三点。为什么李光耀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建设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党领导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台湾地区、韩国都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

打包移植：苏州工业园

1978年邓小平访新时曾震惊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裕廊镇工业区的形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园的创始人、主管新加坡经济的副总理吴庆瑞专程陪同邓小平考察，向他详细介绍了工业园的基础建设、引进外资、科学技术、优惠政策等。吴庆瑞是新加坡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邀请他于1979年访华期间，得知他因年事已高准备请辞总理之位后，邓又邀请他来中国担任国务院的经济顾问，协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协助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建设。

吴庆瑞成为中国经济顾问，直接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传递给了中国。首先是吸引外资，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青曾回忆，吴庆瑞通过与新加坡外商的接触了解到，他们对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抱怨甚多，指责中方不敞开国内市场，要多数产品外销，在中国销售有限，这会减弱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吴庆瑞曾对中国领导人说：“外商确实想占领中国这个大市场，你们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是，中国一定要开发国内市场，认真选择合适的项目。引进外资的重点应放在出口和高科技产业这两个方面。中国吸引外资，但不能坐在国内等待外商，而应尽快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猎取信息，挑选项目。中国可以在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成为同外商接触联系的窗口，可以无偿向他们提供咨询服务，疏通渠道，解决疑虑。”

吴庆瑞坦率地说，他在与沿海经济特区负责人的接触中，感到他们不太懂经济战略：“他们向我介绍的经济情况不太准确，一些具体数字也讲不清楚，很少人提出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我走访时，他们高兴地带我游山玩水，但不能同我就经济状况深入交换意见。搞经济不是搞政治，搞外交也不能像打太极拳，我建议国务院选拔优质人才，更换某些城市和特区的负责人，这对当地经济和吸引外资有重要作用。”

苏州工业园区鸟瞰图（摄于2005年）

在之后几年开工的苏州工业园项目中，吴庆瑞创办裕廊镇工业园的经验更是直接移植到了国内。裕廊集团是新加坡贸工部下属的官方机构，是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地产发展商，它的全资子公司裕廊国际在1994年与苏州市政府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项目，在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新城区的规划和建设，该项目建立了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由两国副总理共同担任主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术主任黄朝翰与吴庆瑞非常熟悉，也曾对苏州工业园进行过为期两年的研究，他回忆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大力支持这个项目时说：“在邓小平赞同新加坡模式后不久，来自不同层次的几百个中国代表团陆续来到新加坡考察和研究，比如公共房产、劳动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港口和机场的管理、裕廊工业园的发展等等。很快，新加坡的领导们就明白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不可能靠一次参访或者特别的观察就可以学到手。这些经验在输出之前，必须系统包装，这种观念造就了新加坡软件计划的出笼，它也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及其背后基本制度结构和运行理念的总结。软件计划输出的途径就是通过参与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来实现，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专业经验主要集中在裕廊工业园的发展上，把二者结合起来，成为双方官员的共同目标。”

城市规划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国家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影响，新加坡的规划理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国在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的管理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国有土地占很大比重，政府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来管和促进发展，中国也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政府利用不同类型的工业园为产业提供发展的平台，有计划地组织和吸引各类跨国企业的投资。

在园区开发的初期，新加坡派出了在城市规划、工业区开发和住宅建设方面的三家权威机构组成的规划团队，代表新方主持园区的总体规划，这完全不同于国内大部分开发区由一家规划设计院总体负责的惯例。新加坡很多公共工程都要受“硬性预算限制”，也就是需要通过市场的赢利检验，来保证它们可以有限运转。“这种市场原则对苏州工业园尤其重要，因为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工业开发计划。从一开始苏州工业园就有私有经济的参与，来加强它的商业化的可行性。”黄朝翰说，但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所谓‘硬性预算限制’的观念对中国官员来说基本是陌生的，他们认为，大型的公共项目不是靠纯粹的市场力量来推动的。因此新加坡政府很难在苏州兜售其市场原理。但随着这些年经验的获得，苏州当地政府已经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苏州工业园的运作需要坚持严格的市场原则，当地政府的责任就是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苏州工业园的另一个考验是来自双方执行层面的争执。黄朝翰说：“一开始新加坡很重视‘从上而下’的方式，设想如果北京和新加坡都一起看好这个工程，就不会有太大的执行障碍。但中国政府分为五层，新加坡似乎高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和意愿，也低估了苏州政府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北京并没有以中央政府自居而直接干预摩擦和争端，而这些最好是由苏州当地官员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的。”

但这些在建设中的磕磕碰碰并没有影响苏州工业园的发展。2001年，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公司开始扭亏为盈。由于率先投资高新技术，苏州工业园因此获得了金字招牌，也成了吸引优质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磁铁。到2008年为止，苏州工业园已经吸引了3300多家外资投资公司，包括财富500强中的77家企业，累计合同金额达到了280亿美元，到2006年底，已经使用的外资达到了120亿美元。2007年，苏州工业园的GDP贡献是840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了24%。而目前裕廊国际作为一家具有开发经验的规划咨询公司，已经在国内开展了更多可行性研究、产业定位、规划设计和建造等产品服务，将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经验运用到全国各地。

（感谢实习生郭木容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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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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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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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中国出版集团 2017.7
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目　录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

民族、宗教、科学与艺术——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

丝路起点，我们的长安

丝路尽头，那座罗马城

莫高窟壁画：中西融合之美

丝路明珠：中外交流与敦煌文化——专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官制”下的天文“西学东渐”

龟兹乐舞，洛阳家家学胡乐

从安化到圣彼得堡：中国茶叶的丝路之旅

安化寻茶记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

罗马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这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邑。埃及与阿非利加省的小麦养育了它。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希腊的石料构筑了它的城市。帝国领土的富饶物产使它蜚声东方。更重要的是，它拥有非凡的罗马人——他们来自远至美索不达米亚和不列颠的广阔疆域。在“四海一家”的时代精神之下，他们将自己的神祇带到“万神殿”，共同成就了罗马。

民族、宗教、科学与艺术

——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

记者◎徐菁菁

8月14日，游客在米开朗琪罗广场等待观赏佛罗伦萨的日落景象（于楚众 摄）

今年8月初，我在米兰待了10天，一面报道米兰世博会，一面为认识罗马做准备。最初，我试图寻找2000年前，曾同时位于“丝绸之路”两端的古罗马与中华帝国交流的蛛丝马迹。我请教了好几位专家，结果令我失望。

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远东部负责人罗伯特·希亚拉（Roberto Ciarla）在给我的信里遗憾地说：“我花费了我一生的许多时间去寻找哪怕一件两大帝国之间物质交流的确凿证据，但是至今为止，我没有找到，在中国，在欧洲，都是如此。我想善意地提醒你，无论是在我们的博物馆，或者欧洲任何其他的博物馆里，你都无法看到这样的证据。原因很简单：罗马和中国从未相遇。也许，罗马人曾经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中亚的东边，丝绸从那里出口到地中海的市场。但我们只能找到一些零散的文字资料和极为含糊不清的地理信息。”

至于丝绸，那些曾令古罗马人痴狂的纺织品呢？它们确实到达过罗马。但我无缘得见。考古学家在欧洲发现的最早的丝绸织物也只能追溯到中世纪。“从另一方面来说，蚕丝（也可能是柞蚕丝）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末期已经在印度出现。6世纪，君士坦丁堡开始生产丝绸，11世纪意大利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丝绸生产者。因此，面对考古现场出现的一小块丝绸残片，我们可能非常难以判断它的出处。至于罗马人，我们只知道，他们从东方进口丝绸。”

正当我感到走进了死胡同时，意大利古纺织技术专家弗拉维奥·克里帕（Flavio Crippa）盛情邀请我去参观两个博物馆。他开车带我从米兰出发，一路奔向风光如画的科莫湖。我们的第一站是宁静的小镇莱科。它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科莫湖东南支流的末端。

8月10日，意大利古纺织技术专家弗拉维奥·克里帕在阿贝格丝绸博物馆内介绍部分展品（于楚众 摄）

阿贝格丝绸博物馆坐落在湖岸上。这是一栋有400年历史的朴素的口字形的建筑。院落里栽种着茂盛的桑树。17世纪，这里曾经是家丝织厂。

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底比斯、科林斯（均属今希腊）成为丝织业中心。1147年，东罗马与占领西西里岛的诺曼人发生海上冲突，许多从底比斯、科林斯逃亡的希腊或犹太丝织技工来到诺曼王国，被全部招纳到官办工场，为意大利南部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一时期，佛罗伦萨附近的卢卡、与拜占庭有特殊关系的威尼斯都在丝织业上有所图谋。但当时，拜占庭和伊斯兰国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局面在13世纪才发生转变。

格局的变化与技术革命密切相关。阿贝格丝绸博物馆并不展现精美的织物。它的主题是近300年来意大利丝织业所经历的机械革命。展品维护得非常好。格外令人钦佩的是，所有展示的人力和电力机械都能够使用。电源开关打开时，1800年缫丝机的轰鸣声会将人瞬间带到200年前的丝织工厂里去。

阿贝格丝绸博物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是一台可以由水力驱动的圆形捻丝机。弗拉维奥·克里帕告诉我，8世纪，长方形的捻丝机从中亚传入拜占庭和欧洲。后来被改成圆桶形，但一直由人力操作。13世纪，卢卡人成功利用水利实现了捻丝工序的自动化。一部水车至少带动200个锭子，是人工操作的两倍以上。这直接促成了博洛尼亚、热那亚、威尼斯、米兰丝织业的相继崛起。

我眼前的这个木质机械高13米，直径7米，同时带动384个锭子每分钟转1000转。它是在1814年建造的，现在依然能够运转。事实上，“圆形捻丝机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第一个复杂的机器，这个发明在1200到1900年一直被应用，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有趣的是，达·芬奇也曾对这个复杂的机械着迷。他描绘过一些构件的图纸。博物馆的墙上展出了其中一张的复制品。

在这个似乎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博物馆里，人们依然在最显要的位置展示一幅宏大的“丝绸之路”地图，介绍那个遥远的东方起源。我不知道这个小镇的博物馆究竟接待过几名中国访客。但所有展品的介绍都尽心配上了中文，尽管可能并不通顺和准确。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有中国的丝织工厂，不远千里将这里展出的西方机械引回东方去。

我们的第二站是安东尼奥·拉蒂基金会（Fondazione Antonio Ratti）。安东尼奥·拉蒂是1915年出生在科莫的丝织业大亨。1985年，他出于个人对丝绸的兴趣组建了这个基金会，举办展览，为公众和学者提供了解和研究纺织艺术的机会。他同时还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名誉董事。

基金会设在科莫切诺比奥（Cernobbio）镇的一栋湖滨别墅里。从办公室的每一扇窗子望出去都是一幅绝美的湖光山色。这儿收藏着3300块纺织物和包含超过2500种纺织图案的书籍，其涵盖的历史横跨3世纪到20世纪。在18摄氏度的收藏室里，馆长弗朗希娜·基亚拉打开一个个收藏抽屉。我看到6世纪埃及一件上衣黑白两色的前襟，是用羊毛和麻织就的。图案上的舞者形象和建筑样式有明显的罗马风格；一件15世纪的意大利织物；一块17世纪上半叶中国佛寺中的丝绸装饰布料和一套清代的服装。

特别幸运的是，我到访的时候，基金会正在举办一个名叫“丝绸花园”的展览，展出以植物与鲜花为主题的藏品。展览的主展区设在贝纳斯科尼别墅（Villa Bernasconi）。别墅是一栋建于1905年的新艺术风格建筑。它能让人一眼看出主人的身份：那些精雕细琢的装饰石膏板和浮雕描绘的都是桑叶、蚕虫、蚕蛾与蚕茧。

8月19日，梵蒂冈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正在修复一个古家具上的彩色图案（于楚众 摄）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教授基娅拉·巴斯（Chiara Buss）同时研究意大利丝织业史与时尚产业。她告诉我，15世纪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地区成为丝织中心，成为意大利时尚设计潮流的源头。当时的富人们开始以设计而非物质本身来评价一块面料的价值。

在贝纳斯科尼别墅，我迈入了意大利20世纪丝织业的殿堂。它们是过去一个世纪里纪梵希、伊夫·圣·洛朗、华伦天奴、迪奥等品牌用意大利丝绸制作的窗帘、丝巾和高级定制礼服。源于中国的蚕丝、在欧洲得以改良的纺织技术和当代意大利的审美与时尚产业，共同催生了那绚烂得令人迷醉的美。

我朦胧地意识到，我应该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到文明的流动。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的坐标系上，它都不是单向度的，也并非直来直去。它像是星星之火，又如同草蛇灰线。无数的叠加和碰撞构成了我今天看到的世界。

以这种眼光看待罗马城，我或许找到了一条不同的路径来认识这种强势文明。在被它力量磅礴的宏伟遗迹惊到的同时，我看到它那些精美绝伦的镶嵌画，闪耀着美索不达米亚庙宇的光芒；那些堪称奇观的巨大穹顶，来自亚述帝国对拱券结构的最初探索；那条条通向罗马的大道蕴藏着波斯帝国的智慧。

《后汉书》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它列出了大秦的14种奇宝。根据考古和史料研究，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等是在埃及或叙利亚加工的来自非洲等地的珍宝饰物或高级工艺品。此外有波罗的海的琥珀、红海索科特拉岛的朱丹、小亚细亚的青碧、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产的苏合香。剩下的六种输出品都是织物。这些织物中的刺金缕绣、黄金涂等，以细金线织入或插绣、印染而成金光闪闪的衣料，历来被认为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小亚细亚的纺织作坊最负盛名的产品。火浣布则是爱琴海诸岛所产的石棉在小亚细亚等地织成的防火布。

威尼斯穆拉诺玻璃博物馆的现代玻璃艺术展品（于楚众 摄）

古代中国对罗马的玻璃制品有特别的兴趣。《后汉书》描述“大秦”，“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在今天罗马的众多博物馆里，玻璃器皿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类别。

我坐船去了威尼斯的穆拉诺岛。这个1.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约有100家玻璃厂。7000多人口里仅玻璃料器厂工人就有2000多名。我在岛上溜达，西南岸边是大片的工厂和仓库。一条沿着运河的主干道由南向北延伸，两边全是玻璃制品商店，产品小至廉价的玻璃珠，大到数千欧元起价的玻璃艺术装置。几百年来被视为世界顶尖的威尼斯玻璃工艺品，几乎全部来自穆拉诺。穆拉诺有一座特别值得一观的玻璃博物馆。博物馆除了各个时代的玻璃制品展出，还有拍摄精良的视频短片，让我对那些匪夷所思的玻璃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恍然大悟。

古罗马人几乎知道古代世界关于玻璃工艺的一切秘密。尼禄皇帝在位时，曾付出6000塞斯特斯买了两个小的吹制玻璃杯。它们使用了“千花”技术（millefiori），是用不同色彩的玻璃棒熔合而成的。

但在博物馆里，对意大利玻璃工艺历史的介绍并不是从罗马开始的。传说3000多年前，腓尼基人无意之中发现，在火焰的作用下，苏打与石英砂发生化学反应会产生的晶体。早在公元前16世纪，古埃及就出现了玻璃珠子和玻璃镶嵌片。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出现了玻璃器皿。公元前4世纪埃及又发明了玻璃铸模工艺、车花、镌刻和镀金工艺。

在罗马城，玻璃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次洗澡就可能会用到贮藏在玻璃瓶中的橄榄油，喝奶的奶瓶也是玻璃制造的。除了餐具与容器之外，罗马人使用细长的壶颈，水滴形或塔柱形的玻璃夜壶。女士们则用精巧的玻璃瓶盛放香水和护肤品。他们甚至还是用玻璃窗。

罗马人之所以能大量消费玻璃和出口玻璃制品，得益于公元前50年左右出现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吹制玻璃的技术。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将罗马的统治扩张到了地中海东部这片玻璃生产的繁荣之地。根据罗马帝国时期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有两个重要的玻璃生产基地，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今天黎巴嫩的西顿地区。今年初，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举办公元1世纪罗马玻璃艺术大师埃尼昂（Ennion）的作品展。传说他就是来自西顿的腓尼基人。

罗马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这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邑。埃及与阿非利加省的小麦养育了它。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希腊的石料构筑了它的城市。帝国领土的富饶物产使它蜚声东方。更重要的是，它拥有非凡的罗马人——他们来自远至美索不达米亚和不列颠的广阔疆域。在“四海一家”的时代精神之下，他们将自己的神祇带到“万神殿”，共同成就了罗马。

这并非完全是罗马文明的特质。在“丝绸之路”的东端，我的同事造访了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汉代，这块处沙漠边缘的小绿洲向东可到达中原长安和洛阳；向西，则开始了“丝绸之路”的行旅。敦煌东部61公里处有悬泉置遗址，这是一个驿站兼接待站。这里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敦煌曾是接待过来往于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龟兹、于阗、罽宾（今克什米尔）等29国使节。

敦煌是一座伟大城市的前哨。公元前202年，汉朝利用秦朝在渭河南岸留下的宫殿，开始兴建长安城；汉高祖刘邦始在渭河以南、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后又命萧何建造了未央宫；汉惠帝起修筑城墙并建成；汉武帝继位后，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在城南开太学，在城西扩充了秦朝的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章宫等。

与罗马一样，长安是东方的奇观。它有宏伟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砌而成，高12米，基宽12～16米，全城周长2.57万米，有城门12座。其中，与未央宫相对的4座有52米之宽。在城内，8条45米宽主街相互交叉。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贵族宅第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城南郊还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礼制建筑。最宏伟的未央宫的前殿位于龙首山丘之上，至今殿基遗址仍高于附近地面3～15米。殿基南北400米、东西200米。殿基之上自南向北排列着3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前殿遗址是目前我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群。

在城市的西北有著名的“长安九市”。“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西市密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东市则是商贾云集之地。其间货品云集：南方的象牙、翡翠、黄金；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西域各国的土产、良马、毛织物、乐器、奇兽珍禽。

5世纪，罗马没落。7世纪到8世纪初，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之都。云集在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五湖四海的物质珍品。唐初所定十部燕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种都是从葱岭以西地区传入。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提到的三代传承琵琶演奏家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曹保保、曹善才、曹刚，是世居长安的演奏家。刘禹锡在《曹刚》诗中感叹说：“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天竺人瞿昙譔家族一家四代在长安司天监任职，多次参与唐代历法的修撰。同样在长安司天监任职的还有来自天竺的俱摩罗和迦叶志忠家族，以及波斯人李素家族等等。唐代长安还是所谓“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的重要传播地区，以东、西两市为中心，在长安里坊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外来宗教寺院。

文明的界限远比我想象得更为模糊。曹保保、曹善才、曹刚的演奏风格被唐长安的人们称作“京都（即长安）声”。在米兰时，基娅拉·巴斯教授带我去参观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Museo Poldi Pezzoli）。她向我展示一块16世纪意大利出产的丝绸织物，红底上面金线织就的云团状花纹取自中国汉代，毛尖状的叶子是16、17世纪土耳其地毯和天鹅绒上的图案。这一设计在当时的意大利十分常见。

在另一块织物上，一只鸽子环绕在六瓣花朵中。它生产于15世纪下半叶。这个花样曾被用在米兰统治者斯福尔扎家族教堂婚礼的华盖上。正是在这一家族的大力推动下，米兰成为新的丝织业中心。“这个图案成为斯福尔扎家族的标志。在今天意大利的人看来，它完完全全属于西方。但我在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后发现，它依然源自中国的传统图样。”“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究这些？”巴斯教授说，“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原因是让我们为祖先曾经创造的文明自豪。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我们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

丝路起点，我们的长安

主笔◎朱步冲

存留至今的唐代长安地标性建筑小雁塔

草堂寺内的佛像

丝绸之路，既是一条横亘东西的贸易之路，也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沿途西域绿洲王国，一直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态度，来自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以致基督教东方教派一支的景教，都在这里和谐并存并得到传播，而作为陆上丝路东端的六朝古都长安，亦可以被看作是汇集各路宗教的信仰之都。

从草堂寺到小雁塔：佛教汉化的历程

正如玄奘之于大雁塔，同为存留至今的唐代长安地标性建筑小雁塔，是和唐代高僧义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0月正是旅游旺季，然而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与导游中，这位法显、玄奘之后最为著名的中国西行求法高僧的名字往往只是被一带而过，多数人只知道这座现存13层、43.3米高的青砖佛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起初是为了存放义净从天竺带回来的佛教经卷，游客们的兴趣更多是登塔远眺，或者亲手敲响寺院内那口复制铁钟，体味一下“雁塔晨钟”的神韵。

佛教何时初入中原？是从海路最先抵达？还是陆路最先抵达？至今学界亦有所分歧。《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又说汉武帝时，霍去病讨匈奴，所获休屠王祭天之“金人”，即释迦牟尼佛像，这些说法被今日历史研究界看作后世佛教徒为使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尽量提早而作的穿凿附会，最早可信的一条早期史料出自《魏略·西戎传》，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

草堂寺北院的古井，秋冬之时常有白色云气起于井底

日本佛教史学者家本善隆认为，东西交通的开始，使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成为可能。追求利润的西方商人和随着佛教热而勃兴的佛教文化沿着已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从2世纪开始渐次地不断地流入甘肃、陕西、河南。而白鸟库吉更是断言，佛教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的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汤用彤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

同样，一些学者如梁启超则坚持海路初传之说：“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西汉末年至魏晋，中原社会局势动荡，西域交通道路断绝，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往来于西域南海之间，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经来到广州传教，建立了光孝寺，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

无论如何，在陆路，佛教信仰东渐的路线，大致与陆上丝路所开辟的贸易路线相同：由克什米尔进入于阗，再由天山地区经丝路南北道。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第三次佛教集结后，就有僧侣有末阐提等人抵达罽宾与犍陀罗、摩诃罗弃多等人前往大夏地区传教，此时，佛教与西域塔里木盆地绿洲中间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相隔，但其中依旧有多条小路交通线，诸如克什米尔经皮山、子合至于阗一线。

北朝四面千佛造像（局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常远 摄）

在大月氏与后继之贵霜帝国早期，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二世（Kanishka，1世纪末或120～160年）皈依佛教，曾召集五百高僧于克什米尔举办第四次佛教集结大会。由于贵霜帝国地处丝路险要，于是大批中亚佛教徒得以进入西域，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越过葱岭，到达于阗。于阗之西，有疏勒国，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2世纪初，国王臣盘继位之前，在迦腻色迦二世处曾为人质，耳濡目染之中皈依释教，后返国执政，弘扬佛教，据说派兵护送其回乡的贵霜亦为其建造了一所伽蓝，玄奘在其游记中亦对这所佛教建筑有所记载。自此之后数个世纪，古代新疆绿洲王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奉佛教为国教。直至今日，丝路上留存的一系列佛教石窟，就是这条陆路传教路线留下的坚实印记：从喀什的三仙洞，龟兹的克孜尔、焉耆的锡克沁、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向东延伸到敦煌莫高窟，最终抵达大同云冈与洛阳龙门。

两汉之际，中原时代佛教影响主要在中原至齐楚江淮之间，影响力似乎只限于皇室与上层贵族，但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其影响逐渐下移，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任李利安认为，其原因不仅在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亦在于佛教暗含的平等与救赎思想。他告诉我们，《三国志·刘繇传》中，就记载了最早的民间奉佛运动“笮融祠佛”事件，笮氏曾为徐州牧陶谦部将，初平四年（193），笮融花巨资在下邳修造浮屠寺。浮屠寺建在下邳城南，寺中有塔，上有金盘，下有重楼，塔为九层八角，每层皆有飞檐，每面镶有铜境，塔顶亦有一面铜镜朝天，称为“九镜塔”。据说，堂阁周围可容纳3000多人在其内课读佛经，佛像外涂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每到浴佛会时，在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来参观、拜佛的百姓达万人之多。

不仅如此，西来的大乘佛教般若论，与当时门阀士族崇尚的老庄玄学，有颇多相似之处。李利安说，玄谈之核心在于“有与无”，而佛教哲学之核心问题为“空与有”。西晋时贵霜僧人支孝龙与名士阮瞻、庾凯交游深厚，世人称为“八达”，东晋名士孙绰，曾做《贤道论》，以佛教七道人比附“竹林七贤”。

佛教信仰既入中原，则不可避免地要“入乡随俗”，逐步中国化，其过程亦由多位西来高僧与本土僧侣推动。从西安市中心驾车出发，从河池寨立交桥出口，沿G5国道向西南方向行驶30余公里，就来到了以小吃“摆汤面”而闻名的户县。当地人说，此时清晨黄昏，正是观赏“潼关八景色”之一“草堂烟雾”的最佳时刻。

清代诗人朱集义曾赋诗：“烟雾空蒙叠嶂生，草堂龙象未分明。钟声缥缈云端出，跨鹤人来玉女迎。”说的是“草堂烟雾”的观赏地，即是位于户县东段路北，圭峰山北麓的著名佛教遗址草堂寺，其北院有一口古井，由于地热效应，秋冬之时常有白色云气起于井底，蔚为大观。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动荡，而外来佛教信仰则被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所推崇，以求巩固统治基础。后秦第二代统治者姚兴，出兵凉州迎来西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后，曾多次迎来长安僧侣听其演说佛经，亦大兴土木，修建佛教建筑以配合此类活动。长安城北，位于户县的草堂寺就是此时修建的佛教建筑之一，曾于唐代更名为栖禅寺。此寺屡遭兵火，宋初重修，更名为清凉建福院，但草堂、栖禅两名，在金元至清代被当地人沿用。最初的草堂寺，初建于后秦弘始三年（401）。根据《晋书·鸠摩罗什传》记载，姚兴迎鸠摩罗什入京，即在弘始三年。

草堂寺内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题刻

今日的草堂寺，大部分建筑为清代以后所建，庙门寺名匾额为赵朴初所提。现存最大的殿堂，是原为清代天王殿的“逍遥三藏殿”，供奉有明代施金泥塑如来佛像，佛像前安放着日本日莲宗奉送的鸠摩罗什坐像。在大殿西侧，有一六角形护塔亭，不断有游人在此驻足麇集，亭中就是被俗称八宝玉石舍利塔的“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草塔寺也被认为是鸠摩罗什圆寂之处。现存舍利塔高约2.33米，八面十二层，每层石色不同，有砖青、玉白、乳黄等色，下层为浮雕的须弥山座，三层云台，蔓草花纹，中间八角形佛龛其上，为圆珠浮雕顶，盖下有阴刻佛像。专家认为，按照造型与纹饰断代，应该为唐代遗物，其造型很可能为参照后秦长安城中的须弥山造型。《长安志》上曾说，须弥山造型为“四面有崇石峻壁，珍禽异兽林木极精奇，现任佛像俱有人所未闻”。

户县周边，与鸠摩罗什相关的佛教建筑遗存并不仅仅草堂寺一处，在户县南七里的罗什堡村，有罗什寺遗址，也曾是后秦皇帝姚兴迎接鸠摩罗什所盖的寺院与寓所。据说鸠摩罗什入秦后，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过往甚密。据说为了便于自己在长安与户县之间往来，特地在沣河上设置渡口，即今日的秦渡镇，以小吃“秦镇米皮”而闻名，唐代高骈寄李遂良诗中佳句“吟社客归秦渡晚”，就是指的此处。鸠摩罗什在罗什寺西明阁中翻译出经文达数百卷，包括《般若》、《法华》、《维摩》以及《三论》等，在今日罗什寺的殿堂中，还留有唐代特点的鸱吻，直径1米，周有莲花的大型石础，以及残存达到3米高的大殿台基，这些唐代寺院遗迹也间接证明了当时建筑之雄伟宏大。

如果说，鸠摩罗什所驻跸的户县是长安的西南门户，佛教中国化的起点，那么义净归国后驻跸的小雁塔，则是长安佛教信仰的中心、佛教中国化的奠基石。在这里，义净先后翻译出了《浴象功德经》、《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经文，其译经总数达到61部，可谓卷帙浩繁。

根据史籍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义净的西行求法之旅何等坎坷艰辛，在僧人善行的陪同下，他于咸亨二年十一月从广州出发前往南海，20天后，抵达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义净在此停留6个月，同行的善行因病返程回国。义净在室利佛逝王的帮助下，渐次经历末耀瑜、揭茶、裸人国，来到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在此遇到玄奘弟子大乘灯禅师，住了一年，学习梵语等。然后跟随商队前往中印度，沿途遇到各种危险。周游各处圣迹后，义净于675年来到那烂陀寺，在此居住、学习10年。685年，义净带着诸多梵本经书准备返程，先经过耽摩立底，再过揭茶，在此居住近一年时间，证圣元年（695），义净回到洛阳，参与《华严经》翻译，先天二年（713）正月，辞世。

西安博物院藏三彩武官俑（常远 摄）

西安博物院藏唐代彩绘骑马狩猎俑（常远 摄）

义净在归国途中，曾有反复，并在广州滞留一年之久，才返回长安。今天学界认为义净择机归国，当与武周革命有关。他从室利佛逝暂回广府，可能是打探局势。等他确信武氏登基，才携经北归。这是呈献给以奉佛为立国根本的新王朝的厚礼，故而得到天子亲迎的特殊礼遇。

根据史籍记载，证圣元年（695）九月，踌躇满志的武则天于南郊祭天，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天册万岁”。为了给即将诞生的武周王朝增添天命所归的合法性，在此前的五月，曾有官员声称于长安附近水中发现石函玉册，经义净本人释读，有“神圣万岁忠辅圣母长安”字样。这个举动，显示了义净并非顽固不知变通，全然忽视现实需要的沙门高僧：武氏需要利用其取经东归的高僧身份，通过释读玉册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义净亦打算为了使武周朝廷不再延续李唐独崇道家的信仰倾向，通过这一举动，借助君王之威，为弘扬佛法打开方便之门。

同样，回国后义净与后续其他高僧翻译《华严经》的工作，得到武后的赞助与大力支持，亦有现实政治上的考虑，陈寅恪在《武曌与佛教》中明白指出：“儒家经典不许妇人与闻国政。……此武曌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北凉时代昙无净所翻译《大云经》中即有“佛告净光天女言……即以女身当王国土”的受记，恰好符合武氏的政治需求。总之，高宗朝后期至武周统治时期，通过丝路的中西佛教交流骤然升温，以及于长安兴起的译经、建寺运动，其实质在于创建以《华严经》为核心的佛学理论体系，借助朝廷之力和义净等高僧的学行威望，建立庞大的佛教宗派，扩大武后统治的政治基础。

陆路丝路之上，西行东来之佛教僧人，其沿途都曾受到西域绿洲各国招待，即便是在唐与吐蕃对峙时期，双方也对他们的往来加以通融和保护，其中又以高昌国最为殷勤：吐鲁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高昌国到唐代西州府时期的官私文书，使得我们对于它的供奉客使制度有细致的了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虽然身份是行脚僧，但玄奘在高昌依旧得到了丰厚的优待，包括拨给其四位侍从沙弥，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以及绢一百匹，驮马三十，并派遣殿中侍御史欢信护送其至西突厥叶护可汗的王廷。

作为交换，这些丝绸之路上的东西往来的求法僧人，也曾将携带与抄誊的佛经留给敦煌沿途的信众与官府。敦煌文献S.5981号就记载了唐代僧人、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在同光二年（924年）3月初，自印度求法归来，到达沙洲后，巡礼敦煌佛教圣地，抄经赠与信众的经历，根据记载，智严随身带有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可见此书已经成为中土西行求法僧人的实用旅行指南。

西行求法道路的畅通，部分也要归于盛唐时期对于西域的大力经营：显庆三年（658），唐灭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迁址至龟兹，自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唐代边防体制从府兵轮番镇戍，逐渐转变成长期军镇驻防，军镇官僚以及其家属，不少成为热心的佛教信徒与寺庙供养人，他们与途经的西域异民族商人一起，支持起了这条横贯东西的佛教信仰带。不仅如此，唐代经营安西四镇，也着手建立了一些官寺，包括龟兹大云寺、龙兴寺，于阗开元寺等，在其治理中心龟兹，还特地设立了掌管佛教事务的僧官“四镇都统”。20世纪初，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在库车曾发现了一批汉译佛教名典，诸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生动地展示了佛教信仰在中原内地兴盛后，反哺西域，进行信仰传播的盛况。

尽管如此，无论海上丝路还是陆地丝路，西行求法仍旧是风险颇高的苦旅：在敦煌文书P.3931号写本中，存有关于印僧东来的牒言与游记，往来丝路弘法的艰辛与苦楚，可见一斑：“登雪岭，万里冰山，晓夜岂辞于凉山之列，千重沙漠，春秋不惮于暑寒之苦。”在义净所撰写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主体部分所记录的56位僧人中：不知所终者7人，终老印度者16人，只有5人回到中国；中途未能成行返回者2人，赴印度途中死亡者16人；到印度不久即死亡者5人，回国途中死亡者5人，此种磨难与险情，在今日很难通过这些简单的文字得以理解。

在此之后不久，“安史之乱”终止了唐代在西域的经营，强大的吐蕃在9世纪初占领了全部河西之地，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最终断绝。经过“安史之乱”，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原本驻屯西域各地的重兵，被陆续调回内地勤王，吐蕃借机大肆扩张，北庭（吉木萨尔县）与西州（吐鲁番）首当其冲，唐军亦只能求助于回鹘汗国，从而使得后者逐渐在8世纪和9世纪之交，将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库车）、鄯善（若羌）等地区纳入自己统治范围。此时丝路交通的断绝与西域唐廷势力的削弱，不但使得西域佛教寺庙的供养失去来源，也使得中原无法再通过吐蕃占据的河西走廊向西域继续输送典籍与僧人。而改宗摩尼教的回鹘，也被佛教信众视为畏途。贞元初年，从印度取经回来的僧人悟空，甚至不敢携带经卷经回鹘返回中原，而是把经卷留在了北庭。不仅如此，随着中土佛教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提升，以及印度本土佛教信仰地位的下降，僧人西行求法不再被视为获取真理的必经之路，而西域地区的逐渐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亦使佛教信仰最终与它的典章文物一道，被逐渐遗忘，最终沉没于茫茫沙海之中。

祆教与摩尼教：光明的信徒

在位于小雁塔旁侧的西安博物院地下展厅中，有一件珍贵的石椁文物，西安文保所考古队专家杨军凯告诉我们，它来自2003年在西安未央区井上村东出土的一座大型北周时代墓葬，墓主人是北周凉州萨保史君，根据铭文记载，史君出身粟特史国（Kish），入华后为凉州聚落首领——萨保，卒于579年。

经过清理后，我们能够看到其表面镌刻着彩绘犹存、丰富详尽的浮雕图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W1号图案中，描绘了一座形体宏伟、拥有背光的神祇，在莲座上弘教说法，左侧与下方，分别有供养人夫妇、信众、动物等，神像有发髻、胡须，右肩袒露。法国敦煌学研究大家魏义天认为，这幅画表现的是摩尼教主神摩尼在主持史君夫妇的忏悔仪式，日本汉学家吉田豊也持此观点，认为史君曾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经贸行商，有在其地皈依了摩尼教的可能。

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史君墓石椁

然而，在石椁东壁描绘史君夫妇的丧葬和升天仪式的画面中，这种说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杨军凯告诉我们，在画面上，史君夫妇带着驼队和代表家产的各种动物，行走在祆教中死者灵魂必经的筛选之桥“钦瓦特桥”上，桥头燃烧着帮助灵魂越过黑暗的圣火。在天空中，是粟特人崇拜的主神——风神，旗下是琐罗亚斯德宗教中代替最高神阿胡拉玛兹达审视人间的女神妲厄娜，在接引跪在面前的史君夫妇。最终，墓主人夫妇在伎乐天神的陪伴中，乘坐有翼天马前往天国，而在石椁正面，是两道石扉构成的石门，两侧有对称的窗户，上面刻画着伎乐人物，下方则是琐罗亚斯德宗教中半人半鸟的斯洛沙神，守护着火坛。这段形象生动的死者灵魂净化升天之旅，与琐罗亚斯德宗教文献中的记载非常贴合。

唐代的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兴旺的国际化大都市，居住着来自各国的移民，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也包括萨保义君这样的波斯与粟特移民建立的祆教寺院。其中长安崇化坊的祆祠有明确记载，建于唐代贞观五年，建立者为粟特人穆护何禄，长安十字街南，仪风二年（677），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醴泉坊建立波斯胡寺。根据专家考证，在唐都长安，有迹可考的祆教寺院共有四所，分别位于布政坊西南、醴泉坊西北、普宁坊西北，以及靖恭坊西北。这些外来移民虽然长期在长安定居，生活习俗逐渐汉化，但依旧保持其信仰，在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证明，直到晚唐咸通十五年（874），萨珊波斯移民不仅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官方文字婆罗钵文，只有对照汉文与婆罗钵文墓志铭，我们才知道“苏谅”一名，来自萨珊王族的姓氏“Suren”。

祆教始通中原，最早有确凿证据可考的年代，是北魏与南梁时期。而“祆”字以宗教信仰之名在中国史书典籍中首次出现，是在唐代贞观年间所撰《隋书》“西域传”中。然而有一种说法，即在三国时代孙武黄武三年（224），天竺祆教高僧维祗难，与同伴竺律炎即来到武昌。由于在丝路上，宗教僧人往往伴随商队而行，而6世纪前，波斯萨珊王朝商人、使节来华不乏记录，而萨珊王朝又奉祆教为国教，那么这些商团与使团之中肯定有祆教徒存在，只是来去匆匆，尚未于中原开展系统传教与译经行为。直至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大力经略西域，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之后，大批西域异民族长期定居中原的局面才逐渐展开。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隋彩绘描金白石榻（局部）（常远 摄）

相对于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积极向外拓展性格，祆教似乎显得内敛封闭，不过典籍史料中依旧零星有中国本土居民信奉改宗的例子，例如后魏肃宗皇帝，即在身边安排宠幸的祆教僧侣“蜜多道人”侍奉，唐人李朝威所撰《柳毅传》中，亦提到过“太阳道人”，称其信仰“以火为神”，既然传奇小说中有祆僧出没，则足见其在社会生活中之活跃。

祆教于7世纪因阿拉伯征服，以及晚唐社会动荡逐渐于波斯、中原两地式微后，却在丝路东端的绿洲地带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编号P.2748的敦煌藏经洞文书中，就有一篇《安城祆咏》，其作者可能是五代时期一位汉族官员或者供养人，诗中有“安城版筑日，神祠于此兴”，在同一批文书中，还有一篇以汉文写就的《傩安城火祆咒文》，肯定是为了方便其中原本土信奉者诵念所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坐落着古老于阗王国遗址——丹丹乌里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都在这里发现过众多雕塑、壁画与木版画等文物。唐代，这里是隶属于阗的杰谢镇，在璀璨一时的宗教绘画艺术中，印度教、祆教与佛教神祇的形象被融合在了一起。1998年瑞士人克里斯托弗·鲍默在遗址西南部发掘了一座斯坦因曾光顾过的殿堂式建筑，发现了两组三人组合的神像壁画，在其中一组中，三位神祇分别是印度教神祇湿婆（佛教中的摩醯首罗）佛祖释迦之母摩耶·多利，以及梵天，然而其座下的神牛，以及梵天手中所握的日月与三叉戟，则是地道的祆教神祇元素，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聚居在这里的粟特人，通过绘制这些形象混同的神祇，在势力强大的佛教面前依旧在暗中保持着自己的原来信仰。

较之备受游客瞩目的萨保义君石椁，在少有游客光顾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墓志特藏馆中，存有一座《回鹘米副侯墓志》，志盖为尽顶，无题额，通体饰卷草花纹。墓主人米公是一名成功的粟特人，官至“回鹘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不过，米公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志文第5～6行称墓主的身份为“清净光明大师”，由此可知，他是一位级别不低的摩尼教僧侣。

米国（Maymurgh）位处中亚，首府为钵息德城，很可能就是今天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片治肯特，系昭武九姓中的一个小国，《大唐西域记》卷一写作“弭秣贺国”。根据记载，米公亡于“长庆癸卯十二月十六日”。按，长庆为唐穆宗年号，为823年。米公享年七十有三，则应生于天宝十年（751），其青壮年时代，正是摩尼教炽盛之时。

摩尼教，曾于9世纪至10世纪在西域辉煌一时，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组织的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于20世纪初，在高昌、柏孜克里克、吐屿沟的石窟中，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献与绘画残片，包括波斯文与帕提亚文，以及粟特文摩尼教经典、赞美诗以及供养题记。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创立后，由于其教义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否定，遂被波斯萨珊王朝所禁，摩尼本人也被处以极刑。而在中亚地区，由于文化的交融与民族融合，以及贸易带来的较高自由度，摩尼教因其与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俗称拜火教）相同的二元论教义，而被迅速接受传播，自波斯传播至呼罗珊地区，再东进至粟特，吐火罗斯坦与西域吐鲁番地区，而粟特语也逐渐成为其通用语言。

由于身为异邦宗教与后来者，摩尼教基本无法与拜火教，以及基础深厚的佛教抗衡，只能通过借助政治实权统治者的权力而得以局部扩张，《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记载，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意即吐火罗地区的支汉那国王前往唐廷表示友好恭顺，并派遣懂得天文学知识的摩尼教法师前往唐朝宫廷提供服务。692年，唐朝收复安西四镇，发兵3万镇守，不仅带来了西域丝绸之路长达百年的稳定通畅局面，也为摩尼教进入中原提供了条件。

《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记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里佛教记载者笔下被蔑称为“伪教”的信仰，即摩尼教，《二宗经》则是其基本教义经本。不过，我们可以借此清晰地得知摩尼教正式进入中国的准确年份。在武后称制时期，摩尼教被崇信弥勒教，而对其“光明崇拜”颇有好感的武则天所接受，武周朝廷开始允许其在境内传教。

然而好景不长，开元二十年（732），摩尼教被唐朝政府明令禁止，虽然外来民族不在其列，但其影响力却不可避免地迅速衰减，直至“安史之乱”后期，漠北回鹘可汗率军帮助李唐王室收复洛阳长安时，摩尼教僧睿息抓住时期，说服回鹘牟羽可汗皈依摩尼，稍后，睿息等残留中原的摩尼僧人也被带回漠北，一举将摩尼教变为回鹘汗国的国教。现存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收藏中，有一件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在吐鲁番发现的绘画残片，描绘了一位主教伸出右手，握住全副戎装、双膝跪地的回鹘可汗双手，周围有武士与僧众环绕，右侧则是自印度教信仰中引入、被摩尼教奉为四明尊的湿婆、梵天、毗湿奴与峨尼沙。学界确信，这一画面正是在描绘了牟羽可汗皈依的场景。

在米公墓志中，记载米公“住于唐国，奉于诏命，遂和而相滋”。说明他是以回鹘使者的身份入住于唐都长安的，在汉文《九姓回鹘可汗碑》中记载，回鹘可汗厚待摩尼教徒，其高级神职人员也得以参与国政，尤其外交事务“无论来朝，去国，非摩尼不能成行”。由此看来，米公的外交使节身份肯定得益于其摩尼教神职身份，而届时回鹘国力大盛，先后出兵帮助李唐王朝剿灭安史叛军，收复两京，后又于西域助战对抗吐蕃，唐王朝不得不厚结于彼，为了维护与回鹘的友好关系，所以对这些摩尼教徒格外重视，充分关照，以至于回鹘与粟特摩尼教徒在两京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768年，唐朝允许摩尼教回鹘居民可以在长安与其他大城市传教，寺院统称“大云光明寺”，“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蝎蠹上国，百有余年”。在这种背景下，米公得以客居长安，逍遥快活。《回鹘米副侯墓志》记载，米公在长安娶妻，生有四男两女，最终寿终正寝于异国首都，唐政府为他隆重安排了后事，葬之于布政乡静安里，“庚于上地，施设千功”，又“勅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官供棺榇、輭□（车），设馔列于街，给仰街事”。

840年，回鹘汗国内乱，劲敌黠戛斯人自西北借机入侵，回鹘汗国崩溃，有十三部南下归附唐朝，正如史学家陈垣所言，回鹘与摩尼教的命运休戚与共，不久唐朝便下令关闭诸州摩尼寺。回鹘另外十五部西迁至天山东部地区，后创建高昌回鹘王国，摩尼教得以在此继续延续了一段时间，20世纪初以来发现的吐鲁番摩尼教文物，大多是9世纪到10世纪，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遗物。

景教——碑刻后的故事

位于西安市南城墙魁星楼下的碑林博物馆，是本地书法与文史爱好者经常来参观的地方，尤其以第二陈列室最受欢迎，因为其中云集了诸多唐代著名书法名宿与文学大家的手迹，诸如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欧阳询的《黄甫诞碑》、张旭的《断千字文》以及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这些珍贵碑文的拓片，在博物馆附带的纪念品商店里有售，其价不菲，但依旧供不应求。导游带领游客进入陈列室后，通常只会花费几分钟，略为介绍一下进门后左手边一块字迹已经洇漫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单地介绍它是“基督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的证据”，其他再无多言。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局部）（常远 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初于1623或1625年（明熹宗天启年间）发现于陕西周至县，曾一度放置于西安金胜寺，碑高2.36米，上端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围有一种名“螭”的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两侧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碑额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立于建中二年，碑文共32行，1780字，字迹清晰，完好无损。碑文内容以叙利亚文和汉文书写，分序文和颂词两部分。

碑文的作者，是一位波斯景教教士，名叫亚当，汉名为景净，叙利亚碑文部分称他的头衔是区主教兼长老。这座碑刻的树立，意在纪念一位景教徒中的杰出人物，名为伊斯，他既是一名在俗景教信徒，也以客卿身份积极投身唐代中期的军事政治活动，供职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麾下，得以被唐肃宗李亨宠幸重用，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伊斯曾于灵武五郡兴建景教寺庙，并坚持对僧徒进行布施，在介绍完伊斯的生平后，碑文中以用佛教经文式的语言，介绍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上帝创造世界的经过，以及救世主弥师诃（弥赛亚）的生平与事业，要求教徒“不蓄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最终，出于对自身发展和生存的需要，碑文赞颂了玄宗、肃宗、德宗皇帝的英明与仁政。

景教，即基督教东方教会的聂斯托利教派，为叙利亚人聂斯托利所创立，聂氏曾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431年，在以佛所宗教会议上，聂斯托利因主张基督两性连接说，强调耶稣基督之人性，否认圣母玛利亚的神性而被定为异端，最终被放逐埃及。然而，其建立的教派却逐渐在中亚地区扎根发展，逐渐东进。到了5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木鹿城（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已经成为聂斯托利东方教会的都主教区治理所在；6世纪时，景教僧侣已经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促使西突厥人与丝绸之路商旅贸易的主力粟特人改宗。

8世纪初，景教已经传播至和田周围的绿洲。在敦煌藏经洞十七窟，早期西方探险家、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发现了一些用叙利亚文、粟特文以及回鹘文撰写的景教文献，包括《新约》、《旧约》以及殉道者《使徒行传》等，还有一幅绘画上所绘的神祇，犹如于阗风格的佛教菩萨，右手举起，做说法状，但其背后的光环上带有一枚十字架，其脖颈上的项链上也有同样的吊坠，证明绘像本人很可能是耶稣基督本人或者其他基督教圣徒。

到了蒙古统治时期，大批蒙古克烈部、篾儿乞人亦改宗基督教，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说，他在吐鲁番丝路沿途绿洲见到过佛教徒、穆斯林与基督徒共生共处，关于景教何时进入中原地区，西方研究者由于缺乏具体史料证据，曾一度对此争论不休。罗马作家阿诺比厄斯于3世纪末写的《斥异端》说，在3世纪以前基督教已在中国传教。16世纪以后，耶稣会教士在印度宣扬，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马，曾从印度转往中国传教，并且建立了教会。这些传说都没有历史依据，不足为信。今天，我们可以推断，当突厥人于魏晋南北朝之际进入中原时，一些改宗景教的突厥人将这种信仰带入。上世纪四十年代，河南洛阳曾出土过一方《翟突娑墓志》：翟氏出生于并州太原，因军功，官至除奋武尉，拟通守（相同于通守职位）。突娑，即波斯文“Tarsa”音译，也翻译为达娑，是对景教教徒的固定称呼，翟突裟有可能是中原地区早期的景教教士，其父裟摩诃大概是北齐或北周时移居山西的中亚突厥人，担任管理经商侨寓的中亚（波斯）移民的官员。

景教徒在中原出现，并不等于其信仰教义开始传播并扎根。《唐会要》“大秦寺”条记载，贞观十二年七月，波斯僧阿罗本来华传教，并向太宗献上了景教有关经典，李唐朝廷认为景教“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在义宁坊设立景教寺院一所，度僧21人。

对于这一历史性时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阿罗本来华，在西郊受到了宰相房玄龄的隆重迎接，从诏书中的用语可以看出，李世民对于景教教义的理解，颇类似于道教。李唐王室对于道教的推崇，也是景教能够迅速在中原立足并能传播的理由：开元年间，玄宗曾命宁国等五王亲自至长安景教寺院受洗，建立坛场，随后还派其最为宠幸的宦官，加大将军头像的高力士送来五圣（即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写真置于寺内，赐绢百匹。天宝三年，更有大秦国景教僧侣佶和来到长安，并在兴庆宫为皇室做功德祈福，信奉景教的波斯人李素（字文贞）亦以翰林身份供职司天台。

有唐一代，景教僧侣在中国的经文翻译活动亦从未停止，其中也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译作最多。敦煌17号藏经洞发现的众多汉文景教文献中，称“大秦本教经”典籍多达530部，其中30部由景净所翻译，可能包括赞美诗《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残片），以及《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迷诗所与弥师诃，都是弥赛亚的音译）和《一神论》，据信出于阿罗本之手。这些文献中阐述的教义，有鲜明的儒家、佛教化倾向，诸如称上帝为“佛”，或借鉴自佛教经典中的“阿罗汉”称为“景尊阿罗诃”。经文中，也有诸如“降筏使免火江”的词句，“火江”即唐代佛教对尘世生活疾苦的指代，而用来形容佛祖对于信众拯救的“降筏”，亦被用于描绘基督末日的救赎。

2006年5月，一座残存的石制经幢在古都洛阳出土，后因拓本流入文物市场，其价值才为学者发现，现存于洛阳丝绸之路博物馆。所镌刻的经文，正是敦煌文书中所佚失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制作时间为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其形制功能颇似佛教经幢。根据铭文，经幢系为洛阳景教寺院的粟特信众为其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所立，位置在其陵墓之旁，以解救亡者地狱沦陷之苦，在洛阳景教经幢中，其留名信众者中多有官衔在身，如“敕东都右御林军押衙陪戎校尉守左威卫汝州梁川府”，再次证明外来景教信众，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

然而在会昌灭法运动中，景教与摩尼、祆教等一起遭遇了灭顶之灾，845年7月，武宗下诏，勒令天下佛寺僧人还俗，景教与祆教教徒亦有3000余名教徒被迫还俗，寺院僧众只能在广州、沙洲、高昌等地幸存。而878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曾屠杀寓居在此的阿拉伯、波斯与粟特等外籍客商达12万人之多，包括穆斯林、祆教、景教徒，使得广州这一曾经显赫一时的海上丝路贸易港口与外来宗教信仰中心遭到毁灭性打击。过度依附李唐朝廷扶持与善意的景教，亦随着唐朝政权的衰亡而式微，10世纪末，阿拉伯作家阿布·法拉吉在《书目》中提到，他曾于987年（回历377年）遇到一位来自奈季兰（Najran）的景教僧侣，后者云7年前曾受都主教之名，前往遥远的中国传教，然而当他们抵达时，却发现信徒们已经纷纷改宗或者横死，教堂也都被夷为平地，只好返回。

晚唐五代至宋，部分残存景教信徒为了延续信仰，只能依附于道教或者佛教，而道教信仰亦部分借鉴了景教经文与教义。著名史学家罗香林指出，成书于晚唐的《道藏·天微章第一》每一段落的结句，都有梵音咒语：“唵，刹那，唎啰哞哆氲，嘛娑珂。”这一段落即是来自景教经典中颂词“An Shana Lirabrbatha mashiha”的叙利亚文音译，意为“诚哉，基督是从诸天降临者”。久而久之，对于这种外来宗教，中国人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记载与凭吊，例如蔡梦弼在《杜工部诗集》中，曾记载成都有“大秦寺”遗址：“曾有门楼十间，皆以珍珠翠宝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得珍珠、瑟瑟、金翠、异物等。”作为信仰的基督教，再度在中原腹地复兴，则要等到元代，以及近代鸦片战争之后。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先生、西安美术学院麻元彬先生、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李利安先生、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杨军凯先生对本文提供的资料和大力帮助。部分参考书目：《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荣新江著；《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研究》，周菁葆著；《达伽马之前中亚与东亚的基督教》，（德）克里木凯特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林悟殊著；《西域文化史》，（日）羽田亨著〕

丝路尽头，那座罗马城

记者◎徐菁菁

古罗马广场遗址。广场上的塞维鲁凯旋门是为庆祝帝国在三世纪末两次战胜波斯而建造（于楚众 摄）

圣天使桥是台伯河上的第一座桥梁。公元2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是它的缔造者

从长安到罗马、从东方到西方的那条丝绸之路，所彰显的就是古典的全球化图景。这条道路上伟大的城市如罗马，当然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伟大属于罗马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他“悬度”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的高山峡谷，从今天伊朗的南部，经过巴姆、伊斯法罕、马拉维进入伊拉克两河流域，最后抵达波斯湾。甘英“临大海欲度”，但安息人告诉他：“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结果，“英闻之乃止。”

东汉使节距离罗马帝国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甘英没有听从劝阻，他将会看到什么？在甘英出使的同一年，罗马皇帝涅尔瓦立图拉真为继承人，后者即将使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历史上的最大范围。自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称帝以来，罗马正走向繁荣的顶峰。

今天，人们在西安和洛阳已经很难感受到两千年前东西两汉都城的风貌。幸运的是，同时代的罗马城依旧在迎接我这样的朝圣者。

我住在台伯河左岸佩特纳里街一栋18世纪修建的公寓楼里。顺着狭窄的石砖小路走300米会到达百花广场。广场在清晨是一个兴隆的早市，贩卖果蔬、香料和服装。从1869年开始，这里就是著名的蔬菜和鱼类市场。广场周边小街巷前的名字使用了几百年：弩匠街（Via dei Balestrari）、制帽匠街（Via dei Cappellari）、锁匠街（Via dei Chiavari）、裁缝街（Via dei Giubbonari）。

建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斗兽场。它的建筑结构对现代体育场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楚众 摄）

入夜，广场热闹极了，附近街口卖艺人的吹拉弹唱都飘散到这儿，四周食肆的露天座位里觥筹交错。数不清的游走商贩叫卖着会飞的发光玩具，弄得半空中满是点点星光。灯红酒绿中唯一的格格不入是广场中央的那尊“躲在”夜色里的塑像——一个面容藏在斗篷里的阴郁男人。那是天文学家布鲁诺，公元1600年，他正是被罗马教廷烧死在这里。

百花广场是罗马中心城区的一个缩影，纵横阡陌的石砖路连接着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广场，人们围绕着广场居住、谋生、社交、娱乐、参与宗教和政治生活。这样的城市骨架是在15世纪时搭建的。1420年，教皇马丁五世搬回罗马时，罗马只是一个2万人口的破败小城。为重新使它成为教皇的官方居住地，教廷开始主导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从佩特纳里街往另一个方向走，我很快会站在西斯托桥上。据说，在即将上映的第二十四部“007”电影里，邦德就将跳伞降落在这儿。白天的西斯托桥很平静，晚上则会变身为一个庞大夜店的一部分。桥下，台伯河河堤两边，绿树黝黑的影子下灯火通明，罗马人搭起延绵不绝的白色帐篷，数不清那儿究竟有多少间酒吧。微醺的人们心满意足地从河堤爬上来，享受一天的最后时光，闪着银光的台伯河水向南流去。北面，一座灯光闪耀的建筑掩映在右岸，那是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恢宏的穹顶，米开朗琪罗的杰作。

15世纪，为应对罗马复兴带来的交通压力和汹涌而至的朝圣者，教廷下令增建了西斯托这座四拱大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罗马街头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想起这句西谚，瞬间感到没有什么言语能比它更加恰如其分地概括这座城市了。两千年前的罗马尚未死去，它还活着。

法国思想家蒙田曾说，在罗马，自己就像行走在“所有房子的屋脊”及“古老的墙垣”之上。西斯托桥三个朴拙的桥墩稳稳扎在台伯河里。建筑师巴西奥·庞泰利（Baccio Pontelli）在修建它时，直接使用了古罗马奥里利乌斯桥遗留的基座。在它的上游，铺设着大理石表面的五拱圣天使桥把我直接引向圣彼得大教堂。我惊叹桥上10尊真人大小、精美绝伦的天使雕像，它们出自17世纪贝尔尼尼领衔的9位艺术大师之手。但更值得惊叹的是桥梁结构本身。圣天使桥是台伯河上的第一座桥梁，公元2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才是它的缔造者，桥西端宏伟圆形的圣天使城堡正是他的陵墓。

卡比托利欧博物馆，一只2米长的大理石脚来自马克森提斯殿一尊君士坦丁大帝的坐像（于楚众 摄）

罗马国家博物馆的马克西莫浴场宫分馆，陈列着古罗马收藏的希腊雕塑及罗马复制品（于楚众 摄）

罗马城不缺乏这样的例子。我好几次路过百花广场附近的法尔内塞宫，那是教宗保禄三世家族的宅邸，是包括米开朗琪罗在内的数位建筑师的心血。现在法尔内塞宫是法国大使馆，游客可以通过预约，一睹宫内17世纪的连环壁画。但大概很少人会注意到法尔内塞宫门前广场上两个古朴的花岗岩喷泉池，那其实是古罗马卡拉卡拉大浴场的澡盆。16世纪，它们被改成喷泉安放到这里。那时候，罗马重新建设城市的输水系统，各个广场的喷泉池就是人们生活用水的源头。

绕开人头攒动的大斗兽场，经过被遗忘的角斗士训练场遗址，顺着拉特朗圣若望街往东走500多米，12世纪的圣克莱门特小教堂安静地立在路边。若从规模、建筑和装饰艺术来看，它实在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它的魅力藏于地下，从教堂大厅一侧的楼梯走下去，我进入到了另一个结构完好的砖混结构教堂。它建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晚期。借助幽暗的灯光，我还能看清墙壁上鲜艳的蓝色、红色和金色的基督教壁画。我很快就听到了流水的声音。顺着水声走过去，圣克莱门特的地下还有一层秘密。在那儿，仿佛探险一般，我穿过一人宽的狭长走道，看到一座密特拉神庙的神坛。一间宽敞的屋子曾被用来当作神庙的教室，墙壁是用石灰华石砌成的，那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常用的建筑材料。考古研究说，神庙是由一位罗马贵族的宅邸改建的，很可能废弃于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

神庙里的空气湿润得可以拧出水来。来自一条古罗马引水渠的潺潺水声环绕着我。罗马这座城市每天需要大约3.5亿加仑的水，大部分靠全城11个引水道从几十公里外的山地把清水引入。水道有吸虹效果，可将水流引向高处。它们设计合理、维修严格，能够始终保证水流的畅通和水质的洁净。一位负责水道工程建设的帝国官员曾自豪地说：“我们有这么多不可或缺的引水道结构，供给我们的水量是如此巨大，相比之下，您可以想象，那些呆笨的金字塔和那些无多大用处却非常著名的希拉神庙，会居于什么地位？”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伸手触摸敞开水渠中的冰冷水流，疑心它会嗖地把我卷回两千年前去。

在来罗马前，我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亚平宁半岛上三个最著名的城市。米兰是带着古典配饰的摩登女郎，威尼斯是社交舞会上花枝招展的公爵小姐，佛罗伦萨是稳重的贵妇人。她们姿态万千，但都以精致与典雅见长。罗马不一样，他周身洋溢着无穷无尽的雄性荷尔蒙。你或许可以用那些丑陋的词语去形容他：肮脏、拥挤、破旧、喧闹，但你无法抵御他磅礴的力量。

15世纪，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布了梵蒂冈圣彼得教堂的重修令。1626年，新教堂落成。它给我的最直观震撼就是非凡的宏大：5层楼高的青铜华盖，正殿尽头彩色玻璃窗上翼展1.5米的圣灵信鸽，39尊巨大的圣人雕像布满教堂正厅。人们为何要创造这些极致的景观？1455年，尼古拉五世在弥留之际叮咛后人：必须建造能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东西，这样才能够维系大众的信仰。

罗马国家博物馆的马克西莫浴场宫分馆，来自哈德良别墅的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于楚众 摄）

在罗马，我很快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不能建设比肩或者超越那个久远帝国的奇观，何以彰显新时代与新信仰呢？帝国的古老首邑不仅活着，而且决定了罗马的气质：它只能选择伟大。

不到1公里的帝国大道集中了大部分罗马帝国古都的遗迹。图拉真市场与奥古斯都广场并肩而立，与它们隔街相对的是古罗马广场和40米高遍布神庙与宫殿的帕拉蒂诺山。绝大多数遗迹只剩下了林立的柱子和孤零零的残墙。然而，就像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所说：“这些营造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依然也能使人对于它的强大产生一种极为崇高的念头。”

在古罗马广场上，帝国末期的马克森提斯殿留下来三个39米高的拱门，正殿的跨度达到了25米，这个纪录是在一千多年后被圣彼得大教堂以27.5米打破的。在文艺复兴时代，它的半圆形后殿和六边形拱门是公认的古典对称与高贵美的典范。马克森提斯殿西侧的半圆壁龛里原本有一尊君士坦丁大帝的坐像，它的残迹放在卡比托利欧博物馆（Musei Capitolini）的庭院里。没有人会忽略它。皇帝留下了一只2.5米高的硕大头颅和两只2米长、长着老茧、血管突出的脚。这尊坐像高度至少应该在12米，白色大理石雕琢成了头和四肢，身体的其余部分是砖头和木结构搭建的。外面曾经应该还有一层镀铜，罗马人铸起青铜来也毫不含糊。卡比托利欧的内厅里还有个1.8米高的青铜头像，它应该属于一尊立在马克森提斯殿里的塑像。拉特朗圣若望教堂是罗马教区的主教座，它有一面8米高的青铜大门，是从古罗马元老院挪来的。

在帕拉蒂诺山上，公元1世纪的弗拉维宫是最壮观的建筑。图密善皇帝的宫廷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这样形容它：“其崇高而庞大的体积似乎由七座山叠落而起，直入苍穹。”根据语源学，意大利语的“Palazzo”、英语“Palace”及法语的“Palais”（三词皆意为宫殿）正是源自帕拉蒂诺山之名（Palatium）。在今天的弗拉维宫，人们还能看到精细的大理石鼓座，残存的多彩大理石地面，巨大的石拱门，中庭一个八角形的精致喷泉，以及一块宽48米、长160米的宫廷运动场。

建于公元212年的卡拉卡拉浴场是罗马第二大浴场（于楚众 摄）

罗马国家博物馆的马克西莫浴场宫分馆帮我进一步了解帝国精英的审美趣味。博物馆展示了几个帝国别墅的考古成果。奥古斯都的妻子莉维娅显然对自然充满热情，她的普利玛－波尔塔别墅有一个房间，四面墙上全部画着花园的景色，水果、鲜花和飞鸟映衬着繁茂浓绿的树木，象征着帝国的富庶。在她的另一栋别墅里，画师在平坦的白墙上描绘建筑立柱，用阴影来制造立体感。水果组成的花环图案“挂”在这些柱子上，缎带飘逸得好像要动起来。

几乎所有博物馆都有几个辉煌的展厅罗列罗马人的雕塑收藏，那些希腊时代最精美生动的作品以及它们的复制品曾经用于填满罗马的庭院和回廊。

罗马人也不会忘记每一寸地板。我以为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那样的大理石拼接地板已经足够豪华，但我很快被古罗马的马赛克镶嵌画征服了。人物、静物、动物，显然，罗马的工匠们能用彩色大理石小碎块拼贴出任何立体生动的形象，满足主人家从装饰家具到铺满全部地板的各种需求。罗马的镶嵌画艺术在公元76年哈德良皇帝继位后发展到了顶峰。我在卡比托利欧博物馆（Musei Capitolini）看到来自哈德良别墅的两幅画：两只罗马喜剧面具；几只鸽子站在一个铜制水盆上。微镶技术之精湛让我差点就认定它们是两幅油画。可以想见，镶嵌画对材料、人力和时间成本要求极高，如此大规模地使用这种室内装饰办法，本身就是财富的表达方式之一。

但我眼前所能看到的，可能距离最繁华的罗马依然相距甚远。公元68年，皇帝尼禄因为暴虐骄奢被罗马精英阶层抛弃，被迫自杀身亡。他背负污名的营造物被后世抹去了。根据史料记载，尼禄的奥雷斯别墅仅建筑物就占地9万平方米。一座巨大的公园环绕宫殿而建，里面营造了花园、草地、鱼池、狩猎场、鸟舍、葡萄园、小溪、喷泉、瀑布、湖泊及3000英尺长的回廊。宫廷的内部闪耀着大理石、青铜器和黄金，还有数以千计的塑像、浮雕、绘画以及购置或掳自古典世界的艺术品，其中包括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拉奥孔》，它对后世意大利文艺复兴雕塑产生了重大影响。宫殿的墙壁镶嵌着珍珠母和宝石。大客厅的天花板上包了一层象牙花，当皇帝颔首示意时，一阵芬芳的香水便从象牙花喷落在宾客身上。餐厅有一个球面的象牙天花板，上面绘着代表天空和星辰的色彩，并且用隐藏的机器使它不停地慢慢转动。

“罗马变成了一个人的居处。”罗马公民抱怨说。为吸取尼禄的教训，他的继任者转而热衷于用精妙的建筑技术和无穷的财富去娱乐自己的臣民。

在古罗马留下的无数奇观里，人们特别钟爱帝国大道尽头的斗兽场——它恰好坐落在尼禄宫一个人工湖的原址上。我疑心，全世界再不会有哪个古迹有如此之多贩卖自拍神器的小贩了。那些忘记预约门票的游客，绝不在意为它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如果不在斗兽场前面和里面留下一张照片，似乎就等同于没有来过罗马。

拜伦曾经说过：“几时有斗兽场，几时便有罗马。”公元5世纪后，外族对罗马的每次入侵几乎都对斗兽场造成了相当的破坏。它“被时光改造成了一个遍长着野橄榄树、番樱桃、无花果树的石头小山，其间穿插的小道蜿蜒于废弃的台阶及漫无边际的廊道”。据说曾有人就此写出了两本植物学专著。小商贩占据了下层的柱廊。流浪汉和马车夫把上层改为寄居所和牲畜圈。它甚至还被用作堆放臭烘烘的粪肥。但它先进的叠拱结构及混凝土工艺挨过了这一切，让它从中世纪起就成为人们狂热爱好的吊古伤今之地。

我找到了为罗马元老们设置的大理石座位，上面还刻着一些座位主人的名字。直到19世纪，斗兽场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圆形剧场。基于现代体育场的经验，我并不难想象8万罗马人在这儿激情呐喊的情形。公元80年，斗兽场的落成“表演”持续了100天，格杀了9000只牲畜；为庆祝图拉真在达契亚战胜巴比伦人，上万角斗士和上万头动物奋力厮杀。但我还是很难想象，公元248年，为庆祝罗马建成1000年时，人们如何能够在这儿引水成湖，表演海战。

老实说，我在斗兽场并没有涌起太多吊古伤今的情怀，这儿太拥挤、太喧闹了。一个雨后初霁的黄昏，我避开人头攒动的斗兽场向南走去，宽阔的卡拉卡拉浴场大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斜阳的金光穿过清透的空气，投下道旁意大利五针松的巨大树影。这种地中海原生的树木长到15～20米高，顶着宽至8米的散装树冠。大概也只有它们的体量能够衬得上罗马的建筑了。

卡拉卡拉浴场静悄悄的，一只兔子坐在草坪上一动不动地发呆。当我绕过高达37米的残墙进入到长218米、宽112米的遗址内部时，我迅速被它俘虏了。我完全能够想象罗马的公民们以怎样的自豪感享受这一帝国福利。他们先在健身区里强健体魄，然后进入中厅，那里依次排列着拱顶高38.1米的冷水浴区、热水浴区和36米宽的蒸汽室。人们还可以选择游游泳。泳池50米长，两头浅，中间深。池边的一块大理石地板上留有二十几个小坑——游累了的人们可以到这儿停下，玩一轮时髦的桌上游戏。

有人曾说：“在一座现代大型火车站的中央大厅，数以千计的旅客忽然之间开始沐浴，那就是古罗马公共浴场的光景。”但它远不会有卡拉卡拉那么豪华。据史书记载，这里的地板和浴池全由彩色大理石和玻璃马赛克镶嵌画组成。我能看到健身房是红、绿、白、黄拼接的几何图案，游泳池里是黑、白两色的抽象波浪。走道上还有当时最著名的运动员们的镶嵌画像，现在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

卡拉卡拉浴场的其他装饰连同它的屋顶一并不复存在了，只有一些巨大华丽的科林斯柱头和浮雕装饰板被搁在地上。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里有一尊高3.17米的大力神赫丘力斯像。曾经，像它这样的塑像沿着一条中轴线摆放开去，人们从浴场的一端望过去，就能看到通道里的它们。所有的高墙也曾贴满大理石，每一个巨大的壁龛都有精美的塑像。

在卡拉卡拉浴场的繁荣年代，每天它会接待5000名帝国公民，他们在这儿娱乐、健身、社交。供应餐食的服务生以各种不同的叮当或敲击声吸引人们注意，提供除体毛服务的人会发出疼痛时的惊呼声，以此表明身份，招揽顾客。

我没能到地下一观卡拉卡拉长3公里、3层网架结构的地道。曾经，上百名奴隶避开洗浴者的耳目，沿着地道来往疾行。水渠从城外引水而来，无数的手推车载着数吨柴火排起长龙，奴隶们用50个火炉把水烧到沸腾。考古学家还在探索台伯河的庞大下水管道，那是污水的去向。

斗兽场和大浴场都是为了证明，罗马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富服务于它数量庞大的公民。帕拉蒂诺山南侧，弗拉维宫宫墙下有一片长600米、宽200米，长满荒草的巨大空地。公元前7世纪，罗马人在这儿建立了马西莫竞技场。直到奥古斯都时代，人们都在这儿举行马车赛，它的阶梯式座位可以容纳惊人的18万名观众。

4世纪，帝国政府对罗马城市设施进行过摸底调查，统计全城共有庭院式样的贵族宅邸1797座，中下阶层居住的公寓楼房4.6602万栋、磨坊254所、谷仓190处，另有桥梁8座、大市场8个、广场11个、凯旋门36座、自来水泉1152个、图书馆28家、赛马场2个、圆形竞技场2座、浴场2座及856间私营小浴室。那个时候，罗马早已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在罗马城衰落以后，100多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出现过。欧洲等待了1600年，终于迎来了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伦敦。在东方，北宋汴梁人口达到140万左右，距离古罗马帝国的顶峰，也已经是800年后了。

帝国的血管

罗马何以成其伟大？答案当然不在罗马城本身。

孟德斯鸠说，罗马是为了收藏战利品而修建的。这真是个一针见血的评论。最初的罗马只是一个建在7座山丘上的村落联合体，统治着350平方英里的小块土地。不断的侵略征服使小城邦走向帝国。这种征服一直持续到帝国的晚期。当它无法再支持军事行动并获得胜利时，它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

罗马人最早发明了凯旋门这种纪念战功的建筑形式。在帝国大道一线的遗址中我们还能够看到三座凯旋门：提图斯凯旋门纪念公元1世纪对犹太战争的胜利；塞维鲁凯旋门庆祝帝国在3世纪末两次战胜波斯；君士坦丁凯旋门则是为了表彰君士坦丁大帝消灭他的挑战者，恢复帝国的完整。

在罗马城，一位将军领导战争的胜利，迎接他的将是一次群众欢呼和一头羊的献祭。如果他杀敌5000以上，则有资格享受一次真正的凯旋——他和他的队伍通过凯旋门入城，喇叭手领衔，后面是代表攻占城市的游行车以及表示胜者功绩的种种图画。再往后是满载金银、艺术品及其他战利品的隆隆马车。70头白色公牛走向祭台，它们身后是所俘敌人的头目、持棒清道的小吏、竖琴乐队、奏笛队及持香的人群。将军本人乘坐在一辆华丽战车上紧随其后。他身穿紫袍，头戴金冠，携着一根象牙杖、一根象征胜利的桂树枝，佩戴一个霍韦神（朱庇特）的徽章。

古罗马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向外扩张。公元前270年，它控制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公元前264到前146年，罗马通过三次漫长艰难的布匿战争打败迦太基夺取了地中海的控制权。此后，它接连灭马其顿、吞并古希腊、击败以今天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拿下高卢将版图扩至大西洋。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灭托勒密王朝，吞并埃及，使小亚细亚的诸多小国纷纷归附。

图拉真是最后一位成功的扩张者。他把罗马军团扩大到30个，将罗马人聚居点推至多瑙河上游北岸，这就是今天罗马尼亚的前身。公元114年，图拉真派兵东征亚美尼亚，进而兵分两路，齐头并进，抵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占领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并最终在公元116年攻下波斯帕提亚帝国的首府泰西封。这年年底，罗马军队第一次兵抵波斯湾。图拉真面对波斯湾热泪盈眶，悲叹自己年事已高不能重复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丰功伟绩。帝国的版图就此达到顶峰，它东起两河流域，西及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南包埃及、北非，北抵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的达西亚。

帝国的肌体中有丰富的血管。最初，罗马人筑路是出于军事征服的需要，当疆界基本稳定后，优良的道路成为维系国家管理、创造财富、传播风俗思想的基础。帝国的主要道路有372条，总长达8.5万公里。在卡拉卡拉大浴场东南10公里处，人们可以踩着历史的车辙，在石块铺就的阿庇亚古道（Via Appia Antica）上走一走。根据罗马大道的标准，道路是笔直的，四五米宽，两边有水沟。路基上面铺沙砾层，用打磨光洁的大石块夯平。路面的石块用石灰和沙混合成的砂浆粘连在一起，这样铺成的道路有3到4层，深1.4米。沿途布有里程碑。

人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事实上，最早以先进道路系统著称的是波斯帝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一世时，波斯就以首都为核心，形成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驿道。从古都苏撒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的“御道”，每20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逢站换马，日夜兼程，2400公里路程可在7天内到达。因此，大流士一世夸口说，他能在苏撒宫中吃到地中海捕来的鲜鱼。罗马人正是学习、继承和改进了波斯帝国的道路系统。他们每隔10英里便设一个休息站，能够雇到新换的马匹；每隔30英里有一个客栈。警卫士兵在道路沿途巡查。人们购买“旅途指南”，上面标示着道路、驿站位置和路途距离。公元前54年，恺撒的信件能在29天之内从不列颠送达到罗马的西塞罗手中。而在1834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从罗马到达伦敦却需要30天。

图拉真市场遗址（于楚众 摄）

古罗马港口奥斯蒂亚城遗址内的剧场

我向好几位意大利历史学教授请教在罗马探访帝国秘密的门道，他们无一例外地建议我到奥斯蒂亚古城遗址看一看。去奥斯蒂亚的那天早上，天降大雨。在去圣保罗门车站的路上，我顺着台伯河向南走了好一会儿。那天的台伯河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大雨中河水湍急，在河边的巨石上激起白色浪花，连同陡峭河岸上芜杂的植被，有一种格外苍劲的古意。

从地理条件上看，罗马所在的7座小山头本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里多雨，山脚下是一片片沼泽，河水容易泛滥。但同时，台伯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它从罗马南奔50公里后出海，这意味着罗马能够较为轻易地到达出海口，又不至于受到海盗劫掠。

阿庇亚是公元前312年古罗马建立的第一条大道，它将罗马城与亚平宁半岛“靴子跟”上的港口布林迪西连接在一起。腓尼基人向罗马人展示了海路的重要性，他们的都城迦太基位于今天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附近。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迦太基就扮演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公元前3世纪，它是地中海最富有的城市，年收入是雅典顶峰时期的20倍。史书中描述迦太基港口的繁华：港口正面有两个伊奥尼亚式的大柱，内港呈现出440个大理石柱构成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圆环。有一条很宽的大道，自港口通往会堂。会堂是一个列柱广场，装饰着希腊雕刻，内含行政大厦、商业公署、法庭及寺院。其邻近的各街道，则为东方式的窄街，有1000间商号，经营着成百种工艺品，充满着论价的嘈杂声音——有趣的是，抛开一些建筑细节，这些描述几乎完全符合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看到的一切。当时，腓尼基人的商船往来于亚洲与不列颠之间约100个港口。他们控制西西里岛，以其海军封锁西地中海，阻止罗马通商，遂因此引起绵亘百年之久的生死决斗。

古罗马时期，奥斯蒂亚（Ostia Antica）正好坐落在台伯河的出海口上，成为罗马物资运输的重要大门。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上任时，它就是罗马帝国的海军基地。克劳狄一世下令新建了一个更大的港口，并为此专门组建一支防火部队。尼禄时期的钱币，一面是尼禄的头像，另一面是克劳狄时期的港口，可以看到完全的弯曲的防波堤、船只和灯塔。后来图拉真皇帝在海岸后挖了一个六角形的大池子，深5米，面积32公顷，同时挖了一条40米宽的运河直通台伯河，从此罗马城才算有了一个可以全天候、24小时使用的外港。梵蒂冈博物馆的一幅壁画对这个多边形港口有细致的描绘。后来，由于海盗频繁光顾、瘟疫等原因，奥斯蒂亚逐渐被废弃。因淤泥堆积、海平面改变，现在古城遗址距离海边已经有3公里了。

2014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奥斯蒂亚的规模比庞贝更大。但它仍是个冷僻的旅游景点，高大的五针松遮蔽着砖红色看不到尽头的建筑残迹。一只小猫坐在一人高的残墙上打量我，耳边只有雨声、鸟鸣，实在太适合激发思古幽情了。

我踏着和阿庇亚古道类似的石砖路从城市的东大门进城，看到一个典型的公元2世纪罗马城市。公元64年大火后，罗马人意识到石灰华石也会燃烧，从此使用混凝土建筑房屋，用砖来保护表面。整个奥斯蒂亚都呈现这样的风貌。

东西大街是城市的主干道。顺着它往西，第一个兴奋点是路北的一座浴场。浴场临街的门廊原本应该有155米长，由30个拱门组成，开满店铺。浴场的地面都曾铺满马赛克。通过梯子爬到拱门的顶上，能够俯视整个门厅的黑白镶嵌画。海神尼普顿由四匹半鱼半马怪兽拉着穿过图画的中央，旁边还陪伴着海豚以及其他一些海洋动物，它们有些身上还骑着爱神丘比特。画的边缘是些半人半鱼的海神和一些神话中鱼马的形象，它们蜷曲的长尾巴同时起到了镶嵌画边界的效果。浴场的北面有一个消防队的营地。那儿有一块13米长、9米宽的马赛克画。画面分成若干小块，中间最大的一块有三只海豚代表海洋，它的周围有8名男子像，戴象皮的男子是非洲，埃及的有一只鳄鱼，西西里的有三条腿，西班牙的顶着橄榄冠。再外围，一些抽象图案象征不同的风向。它很可能是克劳狄皇帝新建港口时留下的纪念。

浴场旁边有一个可以容纳2500人的典型的罗马半圆形剧场。剧场看台正对的方向是方形的库波拉则尼广场。尽管地面建筑已经消失，但不难看出它的四周曾环绕着一圈回廊。庞贝有同样制式的剧院。在那儿，回廊里的小商铺出售各种商品和纪念品，供人们在中场休息时走动放松。但奥斯蒂亚有作为港口城市的独到之处。回廊一共有61家铺面，它们的地面上铺着各不相同的黑白马赛克镶嵌画，有一些保存得相当完整。图案都与海洋和进出口贸易相关，包括海豚、鱼、大象、船只、灯塔、面包炉等等。一些残留的名牌显示着铺面主人的身份，它们是贩卖绳索、皮货、木材、谷物和象牙的公司。帝国各港口船务公司的办事处夹杂在它们中间。一块地板马赛克拼出河流与三角洲，很可能代表尼罗河。

再往西边，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精准地交叉在城市中心，焦点就是城市广场。广场上有一座建在高高台阶上的神庙，顶已经没了，残存的墙壁并不是它原本的全部高度。奥斯蒂亚拥有一座宏大神庙的原因，一是它拥有5万人口，二是城市曾经遍布4到5层高的居民楼。

今天，罗马城里已经看不到帝国时代的普通居民的生活了，但奥斯蒂亚替它保留了下来。这些被称作塞拉皮斯的建筑群底层通常有宽大的门，门上有相对小一些的方形窗子，用作商铺。往上几层则用于居住。由于人口众多，公寓楼利用了每一寸空间，只在楼梯中央开了一个天井用来取光。每两栋有一个公共浴室。

类似的建筑还用于作仓库。西西里运来的谷物，在发往罗马之前就储存在这里。有一处货栈有显眼的砖头拱门，两侧附有科林斯式的柱子，上方有一面山墙。拱门两边是面向街道的商店，谷物则存放在中央庭院四周的房间里。

奥斯蒂亚也有相当数量的酒馆小吃店，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恰好临近一栋公寓楼，它的样子很摩登，确切地说，我们酒馆的样子很罗马。它门口地板装饰了黑白马赛克镶嵌。进门就是一个有凹槽的吧台。室内墙上有一幅镶嵌画：一个石榴；一只杯子，里面漂着一颗颗鹰嘴豆似的东西；还有一碟蔬菜，包括一个胡萝卜。

文明的基础

奥斯蒂亚的繁荣是罗马的佐证。通过道路与内河外海的航线，远至美索不达米亚和不列颠，帝国的辽阔土地都在为罗马城的高度文明服务。

如果没有这些，罗马早已出现饥荒。从共和国后期开始，罗马城内的贫民（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得到低于市场价一半的粮食，后来完全免费。奥古斯都将其固定成了一种救济制度。有32万个成年男子领取救济，每月发一次供应证。图拉真时代干脆改发面包。奥古斯都时期，埃及每年要向罗马输送1.8亿升小麦。1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宣称阿非利加省的输送量是埃及的两倍。在奥斯蒂亚库波拉则尼广场，一个铺子的地板上有黑白马赛克拼的一条商用帆船，船上放着一个用来计量谷物和其他干货的计量器。来自埃及和北非的大型谷类运输船能载100万公斤的谷类。罗马作家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描述码头：“布满了巨大的船舶，人比陆地上的还多。”到处是修船工、把粮食一袋袋卸下的装运工、前去称量粮食的小艇上的测量员。仅就运玉米的驳船，在每天就有25艘之多被拖上台伯河。

万神殿。为至今完整保存的唯一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建筑，始建于公元前27～25年（于楚众 摄）

我无法想象有多少谷物被罗马城消耗，但有一样东西非常直观，就在去奥斯蒂亚坐车的圣保罗门车站，西边有一个高34米、周长1公里的小山头。它距离台伯河很近，过去这里就是一个码头。泰斯塔西奥山（Monte Testaccio）完全是人工产物。葡萄酒和橄榄油被装在细颈双耳瓦罐里，漂洋过海运到台伯河口，转到小型驳船上送入罗马城。所有瓦罐在码头上倒空，酒和油储存在一个个巨大的仓库内，大部分空瓦罐直接扔掉。根据估算，泰斯塔西奥山是由5300万个瓦罐的碎片堆成的，它们曾经装运过6亿公升的液体。

帝国初年，富有人家的餐桌上有来自希腊萨摩斯岛的孔雀、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松鸡、今天土耳其卡德柯伊的鲔鱼、迦太基的鱼酱、波斯的桃子、亚美尼亚的杏子、大马士革的葡萄和李子、小亚细亚的梅子和榛子、希腊的胡桃、非洲的橄榄和无花果。

输入罗马的另一种大宗货物是建筑石料。在罗马台伯河岸边有一个贮藏进口大理石的仓库。图拉真广场的绿色大理石来自希腊，黄色大理石来自突尼斯，红色和紫色花纹大理石来自小亚细亚地区。整块的埃及粉红色花岗岩柱，每根重达84吨，用来装饰罗马万神殿的柱廊。据说在叙利亚巴尔贝克附近的采石厂，仍有一个整块的石头，重达1500吨。考古学家认为它是用来建造一个大神庙的。采石厂为罗马提供石灰华和贡宾岩石，大部分罗马城就是用这些材料建造的。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雅典哲学家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说：“凡是想看尽天下万物者，必须走遍世界或者留在罗马。”古丝绸之路的商人带来了中国的丝绸、阿拉伯的焚香、树胶、沉香、没药、鸦片、生姜、肉桂和宝石。幼发拉底河到大马士革之间有450公里的荒漠地带。正在惨遭“伊斯兰国”蹂躏的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正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的绿洲城市，以帝国东方贸易枢纽的身份到达了繁荣的历史顶峰。

尽管图拉真没有实现远征印度的宏愿，但有许多史料和考古发现证实罗马与南亚次大陆间有频繁的往来。在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里，我看到一块在巴基斯坦出土的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石质建筑装饰件，上面的人物形象是东方的，但却同时拥有伊朗和罗马式的柱子。同一时期该地区出土的佛像，也带有明显的西方面容。在庞培古城也出土过印度的象牙小雕像。

正如甘英未能到达罗马的原因一样，帕提亚帝国对陆上贸易的阻断，让罗马人以极大的热情开拓了海上航线。公元前31年左右，航海家希帕卢斯（Hippalus）发现了印度洋季风的机制，从而使船只定期航行于印度洋沿岸成为可能。船从印度经过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抵达贝伦尼斯（Berenice），经过骆驼运输将货物运输到科普托斯（Koptos）的帝国仓栈中，由尼罗河驳船转运至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之后再分销到地中海沿岸。有文献记载，在亚历山大港，政府会对印度进口的货物征收25%的塔兰特（希腊货币）。

从南亚次大陆运来的货物主要是香料，包括肉桂、胡荽、肉豆蔻、小豆蔻、没药、姜、甘松香，以及最著名的胡椒。图密善皇帝专门修建了一个胡椒仓库。公元5世纪初，当西哥特人包围罗马时，他们提出停止围攻的条件之一就是获得3000磅胡椒。同时输入的，还有药草、象牙、黑檀、檀香、靛青、珍珠、红玛瑙、条纹玛瑙、紫水晶、红玉、钻石、铁器制品、化妆品、纺织品，人们甚至运送鹦鹉。一些研究认为，罗马斗兽场里出现的老虎也可能来自印度。

公元1世纪，一位姓名不详的亚历山大船长写了一本书，名叫《厄立特里亚航海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它被当作商人们沿东非海岸至印度间的贸易手册：贝伦尼斯港（今埃及巴纳斯港）和米奥斯·赫尔莫斯港（今埃及库赛尔港）是前往印度贸易的商船在红海的起点。厄立特里亚马萨瓦南部的阿杜利斯港运出黄金、象牙、犀角和玳瑁，进口印度的棉布、锦葵服、斗篷、铁制品。索马里的博萨索港是肉桂贸易中心。艾夫泽蒙·阿拉伯港（今亚丁港）除了中转货物外还出口没药与乳香。也门比尔阿里的坎纳港是印度洋上最大的乳香出口港。在航线的另一头，现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进口薄衣服、仿亚麻花纹布料、黄玉、珊瑚、苏合香脂、乳香、玻璃、金银盘子、酒、芳香树胶、枸杞、甘松、绿松石、天青石、丝绸、棉衣等。印度喀拉拉是南亚次大陆西南部最大的贸易市场，商船靠泊后将大量的散装胡椒粉、草药三条筋树叶装上船。

罗马人

越探究罗马，我越有一个疑问：罗马人究竟是谁？是谁创造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迷人的城市，和那些瑰丽的造型、绘画及建筑艺术？

我无法为罗马人追溯一个纯正的血统。传说，罗慕路斯建城时，拉丁人中缺少妇女，他便大张旗鼓地宣布召开一次竞技会，特邀萨宾妇女踊跃参观，趁机将她们掳为妻室。这就是西方绘画艺术中常见的“萨宾妇女被劫”题材。

罗马街头的游客（于楚众 摄）

罗马的扩张本身就是一个人种不断混杂的过程。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伊大利卡的一个军功世家。君士坦丁大帝出生在今天南斯拉夫的内苏斯镇。今天罗马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漂亮面孔，是由罗马人、伊特鲁利亚人、希腊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等人种长期结合的结果。直到今天，亚平宁半岛依旧是民族混合的大舞台。北非和中东的难民试图渡过地中海，在这里寻求庇护，走进欧洲。旅游景点外的小贩有大半是印度面孔。在百花广场上，每到傍晚，五个浑身肌肉、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就会绕广场一周，表演杂耍讨生活。他们是罗马人吗？或者未来，他们将成为罗马人吗？

帝国时代的罗马有许多人来自昔兰尼加（今利比亚）、埃及及小亚细亚，他们是商人、科学家、作家、教师、艺术家、医生、音乐家、演员，也是行政官和财政家。叙利亚人及希腊人掌握了国际商业。讽刺诗诗人尤维纳利斯评论说：叙利亚的奥龙特斯河（Orontes）正注入台伯河。

在恺撒时代，犹太人已经成为都城中的主要分子之一，很多人都是公元前63年庞培战役后被掳至罗马的战俘，他们很快因为勤勉克己重获自由。公元前59年，西塞罗曾经记录，民众大会中的犹太公民极多。在奥斯蒂亚的遗址中，有一座公元1世纪的犹太教堂，它是欧洲最古老的犹太教堂，也是以色列之外发现的全世界最古老的主流犹太教堂。在罗马，许多犹太人成为学者、元老议员。此外，罗马城还有非洲而来的努米底亚人、努比亚人和伊索匹亚人，少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卡帕多西亚人、亚美尼亚人、佛利几亚人和比提尼亚人（小亚细亚），由尔马提亚人（南斯拉夫）、达契亚人（今罗马尼亚）及日耳曼人。图密善皇帝时代著名诗人马提雅尔曾惊叹，罗马的高等妓女为了取悦她们的客人会说各种各样的语言。

这些人对罗马意味着什么？

在后世的眼光看来，罗马的一切都是它的标志。但实际上，以我造访过的任何一栋典型的罗马建筑为例：科林斯柱头的发明者是古希腊；镶嵌画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寺庙里，苏美尔人是这种艺术的始祖，古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将它发扬光大。至于罗马建筑的灵魂——拱券结构的原理在古代东方文明中很早就已经被知晓。公元前3000年的亚述帝国时期，王宫的大门逐渐多用拱。希腊人从东方学到了拱券。而罗马地区使用的拱券，很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从希腊人那里学到的。

威尔·杜兰特夫妇在《世界文明史》中说：“一切文化，在少壮时都是折中的，正像教育始于模仿一样；但当精神或国家一经成年之时，它便在它一切作品及语言（如果有的话）中留下特质。”

罗马的伟大在于，它像一块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各种先进的文化中吸取先进元素，而它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民在这儿把它们变成精华。所有人进入万神殿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它那直径达43.3米的半圆穹顶威严地挺立了近1900年，依然牢不可摧。从穹顶中央直径8.9米的圆洞照射进来的柔和的漫射光，令整个开阔空间的内部充满了神圣的宗教宁谧感。东方与希腊文明都对拱券结构浅尝辄止，只有罗马人革命性地使用它的原理，将它和用维苏威火山灰制成的混凝土结合起来，开拓出人类文明史全新的建筑样式。

当年图拉真皇帝在参观巴比伦城废墟、看见了440年前亚历山大去世之处时，发出感叹：“声名何所有矣，唯一堆垃圾、石头和废墟而已。”

但在今天帝国大道，我走进他遗留下的图拉真市场时，所见并不相同。图拉真市场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加展览馆，我去的时候，展览的主题是时尚。于是，在过去帝国的大购物中心里，摩登礼服和罗马雕件、曾装过橄榄和葡萄酒的细颈双耳瓦罐并肩而立。这个市场是西班牙出身的皇帝和他信赖有加的叙利亚建筑师的联合作品。

来自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洛斯曾随着图拉真远征达西亚，担任军事工程师。他参与并完成了那个时代所有标志性公共建筑。在修建了116米×95米的图拉真广场时，为给广场提供平地，一座山丘的很大一部分被挖掉。为防止留下的峭壁因大雨导致滑坡，图拉真市场被当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市场的遗址有些像层层叠叠的迷宫。建筑师使用了水泥结构。市场高五六层，巧妙地依照山势而建。底层用水泥砖石筑成拱门围绕的铺面，第二层则以开间较小的拱廊面向街道，店铺在拱廊之后，第三层又通到广场外面高地的另一条街。店铺向此街又连接一座两层的商场，即整个商场的第四层、第五层。它宽近20米、高近30米的十字拱顶尚保存完好，正好用作今天博物馆的大厅。拱顶的规模与现代商场不相上下。这个大厅是建筑史现存最早的以十字拱顶建造的大型建筑物。下层开店铺，上层则辟为露天走廊。在那儿，已经熟练使用混凝土砖面设计的人们甚至不再用墙壁来支撑穹顶，取而代之以柱子。这些柱子支撑的穹顶就像一把把伞，使得光能从旁边的露天走廊从四面八方涌入一层。

图拉真市场是罗马城极少数能让人想象人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它的底层专售蔬菜瓜果和鲜花，第二层卖油、酒，第三层经营香料和进口的高级消费品，包括丝绸。第四、五层除店铺外，还设有政府向贫穷市民发放赈济金和食物的机构。第五层的屋顶又辟为水池，用引水道提供的水养鲜鱼，作为鱼市。

图拉真市场旁边，叙利亚人还留下了一个精良的设计：29.77米高的图拉真柱。除了标榜皇帝征战达西亚的战功，它还被用来记录从东部山丘上挖掉的土层的高度。圆柱上刻画了整个征战过程和2500个人物形象的浮雕非同寻常。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精妙细节：这些浮雕本身都被雕成螺旋形上升的条带状，其中底部的那些大约为91厘米宽，到了接近圆柱顶端时，宽度增加到1.2米，这成功地抵消距离和视角所造成的影响。

四海一家

在罗马的最后一天，我拜访了浩如烟海的梵蒂冈博物馆。那儿有几个展厅，沿着走道摆放了好几个文艺复兴以后的地球仪。同时展出的还有许多老地图。看到几百年前的人们描绘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件挺有趣的事。

罗马帝国给后世留下了《地理学》。公元1世纪出生于小亚细亚阿马西城的斯特拉波（Strabo）在临终前完成了这部17卷的鸿篇巨制。他用第3到第10卷描述欧洲各地，第11到第16卷介绍亚洲、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叙利亚，第17卷谈非洲。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它始终是西方已知世界的全部。

我越来越相信，在所有壮丽奇观的背后，罗马的真正魔力在于它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四海一家”的时代精神。

罗马全盘吸收了古希腊文明，共同构成了今天西方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的种子是独立存在的吗？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赫梯、亚述，以及古埃及都已经出现了相当高度的文明时，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未开化的蒙昧地区。希腊接受了他们的宗教神话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影响，才得以迅速发展，一跃而登上当时世界文化的顶峰。

蒋孔阳和朱立元在《西方美学史》中说，包括希腊在内的这种远古地中海东部的文化，与其说是属于欧洲的，不如说是属于东方的更为贴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里的若干故事，在亚非文化中早就有所反映。从荷马，到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这些希腊思想的大师都出生于爱琴海东岸或附近的殖民城邦，处在东方思想的洪流中。

从文明的角度说，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创造了古代历史上难得的大融合的机遇。人们常用希腊化来解释那个时代。但事实上，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版图达到32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与他采取的一系列开明政策密不可分。亚历山大到了埃及就自居为埃及阿蒙神的儿子，到了波斯就自封为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继承人。英国希腊史学者伯里（John Bagnell Bury）描述这个帝国的特征：（亚历山大）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帝国概念，在这个帝国中，亚洲人不应该受到欧洲入侵者的统治，欧洲人和亚洲人，同样应该平等地受到一个君主的统治，对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别不加考虑，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要把这个君主看作自己的国王……打破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藩篱。

正是因为如此，在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学说中，出现了“世界大同”和“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世界主义观点。他们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大城邦，其中来自各民族的居民，都是平等的公民；各民族的神祇，代表同一个神圣的天命；并认为所有民族的道德伦理原则，都不应该承认种族或社会地位的差别。而罗马帝国，将这些思想作为希腊的遗产继承了下来。

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加务实与开放。今天人们去万神殿，除了欣赏建筑艺术，主要是为了瞻仰文艺复兴画匠拉斐尔的陵墓。“万神殿”这个名字显得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了。而在帝国时代，它供奉罗马的所有神祇。罗马人习惯于把被征服者和外来移民所奉之神引进万神殿；同样，他们也允许迁入罗马的外地人带着他们的神同来，以免新居民的精神道德之源被突然折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罗马的万神殿成了容纳各民族文化的熔炉与庇护所。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护教士米努西乌斯·费勒克司说：在罗马人接受其他各民族宗教礼仪的同时，他们也就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世界帝国。

人们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穷奢极欲；瘟疫、战争和道德败坏导致的出生率低等因素致使人力资源严重短缺；气候变化导致饥荒与瘟疫……无论如何，从3世纪开始，危机波及罗马全境：经济凋敝、城市萧条、政局混乱、官场腐败、内战频繁、大批的日耳曼和匈奴等蛮族带着浑身野性冲进帝国。

建于315年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帝国的最后一座凯旋门——并非纪念对外征服，而是纪念一次内战。在古罗马留下的三座凯旋门中，它保存得最好。三门三拱，前后两面分别以四根高大的科林斯式圆柱为衬，柱基雕花，柱顶立雕像，轩昂之中显得华丽。许多参观完斗兽场的游客，会选择在这里歇脚，或者以它为前景拍摄一张斗兽场的照片。

朱龙华在《罗马文化》中指出，君士坦丁凯旋门的浮雕装饰表现出帝国的没落——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帝国初期的建筑上搬过来的。从图拉真广场上搬来的两块表现图拉真出征的浮雕，装在中央拱门的内壁；从哈德良的建筑物上搬来的几块圆形浮雕，摆在门上最显眼的位置；檐壁上的好几块方形浮雕，是从马可·奥理略的纪念碑上搬来的。真正属于君士坦丁时期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两边小拱门上的两幅横浮雕，分别表现皇帝在罗马广场上发表演说和向群众发放救济粮款。图拉真时代浮雕能够生动地展示人物形象，并在很浅的浮雕上展现三维空间感。但在君士坦丁的演说场景中，皇帝能被辨认的唯一原因是他被放在正中央而且是唯一以正面表现脸部的人，构图是简单的一字排开，没有空间和舒展的余地。人物的头部过大，与身躯失去了比例。

在崩坏的年代，一种新的宗教开始取代人们对帝国的信仰。基督教从帝国的东方行省流传过来。基督教的洗礼、相信永生、天堂、地狱、在星期日举行宗教仪式等元素深受公元1世纪盛行于罗马帝国的波斯密特拉教的影响，它关于死而复生和追求美好来世生活的信条则和埃及、小亚细亚等地的宗教有关。圣母、圣子的故事也脱胎于埃及的伊西斯与荷鲁斯的传说。

基督教吸收了斯多葛学派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普世精神，而斯多葛又为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传播铺平了道路。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一个基督教世界，“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3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会主教与行省总督、财政官员等往来密切，一些基督徒也成为政府各级官员。到公元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罗马帝国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罗马宫廷中的信奉者大有人在。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的母亲、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以及皇帝周围的一些重要官员都是基督徒。

这对罗马意味着什么？死亡、分裂，以及6世纪后罗马广场牛羊徜徉、帕拉蒂诺山可闻狼嚎的近千年？在今天依旧伟大的罗马城，我更愿意用一种浪漫主义情怀来理解它。在帝国衰亡的历史车辙下，罗马的时代精神为这座城市找到了出路。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正式承认新的一神信仰。罗马，从世界的首都变成了基督教的首都。

（参考资料：《世界文明史》，威尔·杜兰特著；《罗马艺术——从罗慕路斯到君士坦丁》，南希·H.雷梅治著；《罗马文化》，朱龙华著；《西方美学史》，蒋孔阳、朱立元著）

莫高窟壁画：中西融合之美

记者◎丘濂　实习记者◎刘畅 陶玉荣

北魏257窟 西壁 鹿王本生故事（吴健 摄/敦煌研究院供图）

北凉 272窟 窟顶北披飞天图案（吴健 摄/敦煌研究院供图）

盛唐 172 窟 北壁 观无量寿经变（吴健 摄/敦煌研究院供图）

北魏 254 窟 北壁 尸毗王本生故事（张雷 摄）

在完全漆黑的洞窟里，借用一支冷光手电的光观看壁画，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人物、故事、场景、山水、飞天……它们从沉睡中渐次苏醒，让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各种美妙的图案所包裹，置身于一个完满安乐的佛国世界。

人物

手电光下，尸毗王的脸上仿佛有种安详的微笑。他是莫高窟北魏254窟北壁墙上的中心人物。他坐在那里，左腿盘起，右腿自然下垂，是种很随意的坐相。仔细看，他的右手托着一只鸽子，左手扬起，试图要挡住空中那只虎视眈眈的老鹰。接下来，他将要割下自己的肉喂给老鹰，以此换来鸽子的性命。他没有丝毫畏惧。

这幅已经呈现出“小字脸”的人物画像正是敦煌早期壁画艺术的代表。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敦煌壁画一开始就用“凹凸晕染法”来塑造人物。这种方法是“染低不染高”，即用笔晕染出面部诸如眼窝和鼻翼处凹下的线条，也包括躯干上的肌肉线条，来形成一种立体的效果。用来晕染的颜料是铅丹和白调和而成的土红色，时间一久便产生氧化，因此人物就形成一种特别的“小字脸”，而身上晕染的线条也变色发黑形成一个个分割躯体的圆圈，给人一种稚拙、粗犷的错觉，这都是岁月为壁画带来的“第二面貌”。观察便知，尸毗王的身体表现是经过了精心的晕染，即使变色也能够感觉到丰富的色彩层次和细腻的刻画。

中原的晕染方式相反是“染高不染低”，也就是晕染面部突出的颧骨部分，来表现一种有生气的红润。北周461窟对于佛龛两侧十大弟子和菩萨的刻画，就是把两种晕染方式相结合的做法。但中原绘画人物最突出的特点是线条的运用。西魏285窟与其他早期洞窟截然不同，它里面也有用天竺凹凸法绘制的力士，关键是里面出现了中原式的人物面貌。东壁和北壁的说法图与供养人像中，能看出工匠在表现不同对象时通过线描的轻、重、疾、徐凸显出不同的质感和性格。在285窟顶有天人和神仙在飞动的场景，他们的飘带、衣裙在天空中飘逸，线条更是达到了行云流水的程度。285洞窟的佛、人物和菩萨看上去都造型修长，衣饰繁多。有南朝画家陆探微笔下人物“秀骨清像”的特点，又能看出魏晋时代士人崇尚的“褒衣博带”的服饰风尚。根据洞窟题记，这些都有可能是北魏晚期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时，一并带过去的中原风格。

赵俊荣与他临摹的作品——北魏254窟南壁的《降魔变》（张雷 摄）

进入隋唐时代，长安作为国都是佛教传播的中心。敦煌画匠的画风更多地被中原画师所影响，此时敦煌的洞窟艺术也进入最辉煌的时期。初唐220窟东壁门两侧画有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进行辩论的场景。这是进入隋唐后反复出现的一种经变画题材。维摩诘是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他有妻子儿女，也资财无量，提倡“出世与入世不二，有为与无为不二，工作与修行不二，自利与利他不二”的修行思想，很受到大众欢迎。一次诈病在家，佛陀派了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前去探望，两位便论说佛法，互斗机锋。维摩诘的听众里有外国人的形象，文殊菩萨的听众则是汉族国王及其大臣。帝王形象普通民间画工难以观瞻，它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帝王形象非常相似。由此可知，阎立本所做的《历代帝王图》和反映使节朝贡的《职贡图》都为敦煌画工所见。

唐代是个重视造型的时代。根据对阎立本的记载，当时皇帝在进行接见国外使节的重大活动时，都会叫画师在旁边画出情景，就好像今天的摄影一样。《职贡图》就是这样诞生的。因此宫廷画师都担负着纪实重任，要求具有很强的写生能力。李嗣真在《画后品》称赞阎立本“象人之妙，号为中兴”，说的是他写实手法的高超。敦煌的画工们便学习了阎立本的本领。220窟中的维摩诘展现出一名睿智长者正在高谈阔论的状态，他的对手文殊菩萨则神色安稳，仿佛早已洞察到维摩诘的全部心思。他们面前，大臣们对雍容华贵的帝王前呼后拥；各国王子们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些神情各异的人物与早期洞窟中有些异国风情的西域人物相比，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凹凸晕染的技法，而是以线描为主，配合色彩。对于面部细微表情和神态，主要以线的轻重变化来表现。

体现出莫高窟中人物画最高水平的形象依然是维摩诘经变中人物的描绘。盛唐103窟中的维摩诘目光炯炯，嘴唇微启。他的胡须用极细的线来画，衣纹褶皱线条也充满韵律。看得出画家对线描笔法极有自信，除了衣服上有赭色、绿色和黑色的染色外，身体大部分都没有色彩。这种流淌着气韵和精神的笔法更像是唐代吴道子的笔法。吴道子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寺庙中的壁画，今已不存。《唐朝名画录》中说吴道子：“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站在这幅维摩诘面前，便可以遥想长安城中寺庙壁画之精美。

故事

在北魏254窟里，美术所的画师赵俊荣正在实地临摹南墙壁上的《降魔变》。这幅画他断断续续临摹有15年，中间也因为其他的临摹任务中断过。现在退休了，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每天进洞做画。面对古人画作，他看得如痴如醉，一天可以七个小时在洞窟里不出来，经常连午饭都省略了。

《降魔变》讲述的故事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修行，即将成佛之时，魔王波旬带着三个女儿和魔军前来骚扰释迦牟尼的决心。波旬的三个女儿幻化成美女想以姿色诱惑，魔军则变成各种凶恶的魔怪以武力来威胁。然而释迦牟尼泰然自若，美女瞬间凋零成老妪，魔怪手中的武器也纷纷折断。整幅画面有一种动静结合的美感：姿态夸张各异的魔怪形成一种骚动紧张的气氛，佛陀的神情虽然淡然，但是构成一种威慑。

早期壁画经过岁月打磨，形成一种沉凝厚重的色彩，临摹时要反复上色才可以达到效果；又因为年代久远，颜色盖住的轮廓线条早已漫漶不清，需要仔细辨识并与周围壁画相互比较，才可以完成线描图。赵俊荣有意到临近退休之时，才选择临摹这件复杂的作品。254洞窟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1920至1921年间，900多个反对革命的俄国人跑到敦煌，当时政府有意纵容他们停留在此，于是他们在254等洞窟里烧火做饭，浓烟熏黑了壁画。所以赵俊荣坚持要在洞窟里而不是对着数字打印作品来做临摹，这样才能仔细揣测已经丢失了的细节。他提醒我注意土红色的底稿：“这说明古代工匠的造型能力非常强。底稿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把全部内容都勾描出来。工匠就在创作的过程中根据整体布局边画边做调整。”

通过讲故事来说明哲理，是宗教宣传行之有效的方法。佛教最原始的经典，主要是讲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佛传），或者释迦牟尼前世的故事（本生）和释迦牟尼成佛后教化的故事（因缘）。《降魔变》属于佛传故事，它是一种“一图一景”的表现方式，就是选取故事中一个代表性的场面，或者故事发展到某一瞬间来加以表现。这种方式在印度犍陀罗的雕刻中非常常见，因为雕刻无法做到像壁画那样细致，雕刻者会根据自己对故事的把握程度，选择他觉得最精彩，也能让观者联想到前因后果的画面。

就在《降魔变》的旁边，是另外一种“异时同图”表现形式的代表——萨埵王子本生故事，也是俗称的《王子舍身饲虎》。如果不是事先在数字展示中心看到过讲解这幅作品的影片，便很难将它还原：首先画中央出现三位王子出游，下方有饥饿待毙的母虎和七只小虎，表示他们路遇老虎；右侧画王子让两兄弟先走，以竹刺颈投崖饲虎；下图是饿虎母子啖食萨埵的场面；左下角返回寻找萨埵的两兄弟看到尸骨感到悲伤，抱尸痛哭；最终在左上角亲人们将遗骨起塔供养。画面错综复杂，浓缩成一整幅图画，画面中央最核心的老虎和王子，成为几段情节共用的一组形象。不过即使看不懂画面，也会对这幅画的构图和色彩感到赞叹——尤其是壁画中大量存留的蓝色，据考证，它是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矿石，经过丝绸之路运到了敦煌。

“异时同图”属于外来的艺术形式，并不符合中国人的理解力。这样的表现方法尽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是在敦煌的壁画里并不多见。它很快就被新的表现形式取代，这就是长卷式绘图。北魏257窟的鹿王本生就是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年正是从这幅画中汲取灵感，制作了敦煌画风的动画片《九色鹿》。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采用的从两头向中间的发展顺序。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九色鹿拯救溺人，溺人感恩发誓而去；另一条是王后梦见九色鹿而要求国王捕杀，国王张榜，溺人见利忘义引国王入森林，九色鹿向国王控诉溺人忘恩负义，最后溺人恶有恶报浑身长疮。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构图仍旧具有单幅画的意识，但却是走向长卷画之前的过渡阶段。

同样出现在257窟的《沙弥受戒自杀》就是标准的长卷式构图。长卷当中拆分出一个个单独的场景，分别是小沙弥受戒、被比丘遣去化缘，少女心生爱慕，沙弥自杀、少女惊异的画面。中国汉代以来的画像往往采用横长画面构图，在祠堂或墓室的画像砖、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很多例证，传为顾恺之所绘制的《洛神赋图》就是著名的长卷。敦煌故事画在北魏以后较多采用长卷式构图，无疑处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习惯。到了北周时期，长卷故事画发展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像是290窟的佛传故事，在长达六卷的画卷中一共绘制了87个情节，详细描绘了释迦牟尼从出生、成长至看破红尘出家并最终成佛的过程。这样的鸿篇巨制在古代绘画中非常罕见。

经变

隋唐时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经变画，每走进一窟，都觉得缤纷丰富，异彩纷呈。在莫高窟工作近10年的讲解员李璐告诉我，她还是觉得盛唐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最有意思。洞窟南北两面墙壁上画的都是同样的题材，却是各有特色：南壁以俯瞰的表现方法，描绘了阿弥陀佛、观音以及众位菩萨；又以俯视、仰视和平视的不同角度表现了中台两侧和上方楼阁。如来身后大殿，廊柱近大远小，屋檐上宽下窄，说明了画工已经能够运用简单的透视原理。而北壁则是宫殿鳞次栉比，人物布局井然有序，着重表现建筑物的宏伟。这组经变画也许还说明了一个创作动机——当时是南北两壁各有一位工匠来创作，他们用对同一题材的阐释来较量技艺的高超。

隋唐时期故事画衰落而经变画兴起。究其原因，还是经变题材更能受到大众的欢迎，适应佛教本土化的需要，佛教起源国家印度并没有这样的经变作品。经变画的意思是用图像的方式来演绎佛经。佛传和本生故事画是鼓励苦修，但讲求实际的人却希望能够有一种便捷实惠的修行方式。于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净土宗就应运而生。它影响最大的典籍包括“三经一论”：《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经》、《观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论》。《无量寿经》中提出“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受佛，愿生其国”，也可以往生净土。直到今天，人们便以口称“阿弥陀佛”作为逢凶化吉的感叹词。

净土经变画要体现西方净土世界的完满美好，所以画匠都极尽才能和巧思。净土变中通常都有较大的净水池，大规模的宫殿楼阁立于水池之上，人物像众多，常常人数达到十几人甚至上百人。由近至远，从地面到空中，有主有次，表现如此纷繁的人物，体现着画者的功力。

作为经变画的背景，中国传统山水画也有了表现和发展。初唐217窟西侧墙壁绘制的是《法化经变》中《化成喻品》的故事。它的技法正是画史上所记载的“青绿山水”。唐代以画青绿山水著称的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并没有画作存留，但在217洞窟中却能够看到画史所描述的青绿山水的特点：注重以线描勾勒，施以明亮色彩。而处于西北边陲，敦煌不仅受到中原画风的影响，还创造出了独特风格的山水画：172窟东壁北侧的《文殊变》中不自觉地把西北风光画融入了青山绿水画中，它的土地上有断裂的沟壑存在，那是敦煌附近能够看到的景观。

装饰

洞窟内佛国氛围的营造与大量密集的装饰图案不无关系。三国时期何晏在《景福殿赋》中写道：“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饰不美，不足以训后。”敦煌壁画的纹饰极尽华美，纹样集合了花草、禽兽、云气、火焰、几何、金釭等几大类，在这些大类中又延伸出各种具体的纹饰。装饰图案反映了中外两种文化在历史演进中的激荡，忍冬纹和火焰纹便是其中翘楚。

忍冬纹源自西亚，在国外学者中被称作莨菪纹或棕榈叶纹，因形状类似金银花藤，在中国名为“忍冬”，是一种由三裂或四裂叶片组成的植物纹样，有双叶波状、单叶波状、双叶环抱等样式。它们约在2～3世纪经印度、中亚流入西域，4～5世纪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日渐成为普遍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

既名棕榈叶纹，便可想见它肥厚的体态，但自从传入敦煌，忍冬纹便轻盈飘逸起来。北魏时期忍冬纹开始在敦煌壁画中兴盛，吸收汉代云气纹的特征后，纹样趋向清秀瘦长。单叶忍冬纹，保有西域特征，每片叶纹后面加画数条并行线，突显凹凸有致。这些纹样的叶片纤细，每叶四裂，两色相间涂饰。相较而言，双叶忍冬纹则更加活泼，两叶反向相附于波状茎上，形成茎两侧叶片相背而存，叶间空处随意填充小花，淡赭色为茎，绿、褐色为纹，波状起伏，简洁明快。同时，忍冬纹又与莲花纹结合，创造出忍冬莲荷纹的形式，超越单纯的装饰功用，同化生童子集成一个主题，绘在人字披、龛楣等地方。

西魏时期，带来了以覆斗形石窟为代表的中原风格，单叶忍冬纹，叶片分四裂、三裂，交错排列，间有青绿、赭绿、淡红等颜色迭晕涂饰，使得连波的叶纹呈现节奏韵律般的变化。双叶忍冬纹亦已演变出叶片肥大，叶片少，叶裂浅，反向对称排列，颜色迭晕清晰。

至北周时，敦煌的忍冬纹与中亚粟特风格的忍冬纹相结合，出现了一种多裂单叶的忍冬纹，其结构虽同属于单叶纹类，已不同于北魏时的纹样，这些由多裂叶片合成的忍冬纹，叶裂深及茎部，素地，黑线勾纹，绘制简洁，有雕刻装饰的神韵。

隋代是纹饰发展的高峰，忍冬纹在与莲花组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融入缠枝纹的样式，形成缠枝忍冬纹，主枝上的分支为集丛状，大叶子保留忍冬纹叶形的遗风。更有忍冬禽兽的组合，禽兽形象由忍冬叶组成，动物的每个部分都是一片叶纹，远望是一带波连的忍冬叶，近观又是姿态各异的动物形象。同时，忍冬纹首次用于佛背光，描绘手法也为之一变，先在色址上用白色线或黑线勾描叶形，再在叶内填涂一笔颜色，绿、墨、朱、赭相间填饰，兼用背光敷彩的技法，将地色涂成金色，或半绿半青，半朱半赭，达到熠熠生辉的效果。

隋代佛背光的熠熠生辉既有内环忍冬纹的作用，更是外环火焰纹的功劳。火焰纹最早为表现佛陀背后闪耀的光芒而出现，对光的展现可谓本职。而在敦煌壁画中，火焰纹主要应用在两处，一是佛背光，一是佛龛龛楣的边饰。

敦煌石窟中最早出现火焰纹在北凉时期，为佛背光而画的火焰纹，以写实为主，为单头、三头、多头的火焰形状。而主佛像龛楣上也绘有简易的火焰纹。这些纹饰只作为一道带状边框画在龛楣边缘上。它们的使用避免了与龛内大面积佛背光火焰纹的重复，并使主题更符合主佛龛所要求体现的佛国净土境界。北魏时，纹样变化增多。佛背光外环层较宽，绘多头火焰纹，为营造火焰闪耀时的节奏感，用石绿、白、淡赭、黑褐诸色反复连续涂饰。西魏时期，受汉代丝织彩锦、刺绣云纹的启发，运用连续套联法，在同一个环层中的前一个纹样尾部与后一个纹样首端涂饰同一种颜色，使前后纹样连绵不断，纹彩交织，形成熊熊之感。北周佛背光的火焰纹因颜料的原因，趋向简单，绘有西域风格的齿条形火焰纹。

隋代的火焰纹在拜火教的影响下，极其风行，在佛龛龛楣的边饰和佛背光的表现上均有大发展。佛龛龛楣是以火焰纹为主纹饰，不再是绘制单一的火焰纹龛楣。这里的火焰纹与摩尼宝珠结合，用宝珠的光亮突出火焰的明耀。火焰纹本身的样式传自中原，结构简洁，以一条线向上随意弯曲回旋画作火焰之势，不论是怎样弯弧的线，都是并列一道接一道画去，再用土红、青、黑、绿诸色相间反复涂饰，形成阶梯状层层迭压，赋予其节奏变化。火焰纹在佛背光中与忍冬纹结合时，外环层的火焰纹，纹层甚宽，夹有摩尼宝珠纹饰，更与龛楣上的火焰纹内外相照。唐朝在表现佛背光时，火焰纹用于背光的最外层，由蓝、绿、红三色相间画出，每层边缘更用贴金表现光芒。而为强调典雅的装饰风格，火焰纹的颜色多将青绿色间入红色中，其动态特征被有意减弱，终至被其他纹饰取代。

飞天

如果不是敦煌飞天的形象已经声名远播，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参观的游客恐怕很难关注这个出现在藻井四周、人字坡两侧、平棋四角、龛顶、龛壁、龛楣、背光及龛两侧的壁画之上的“配角”。佛教尊像的绘画讲究比例尺度，而对于飞天，工匠们却可以大胆发挥创造。

“飞天”的名字最早见于东魏《洛阳伽蓝记》中的记载：“飞天伎乐，望之云表。”历经百年，“伎乐”的本分没有丢失，而“飞天”本来却是佛经中的乾阔婆与紧那罗的总称。乾阔婆是古梵语的音译，意译当为天歌神，传说他周身散发香气，或飞游于菩提树下，或驰骋于云霓之间，因此又叫香音神。紧那罗是他的妻子，“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是为天乐神。夫妇二人形影不离，每当佛讲经说法以及最终涅槃之时，乾阔婆便飞翔于天宫之上，为佛献花、供宝、作礼赞；紧那罗则在天宫中为佛陀、菩萨奏乐、歌舞。后来，二者的形象逐渐融合，功能也在“伎乐”上趋于统一。

同是“伎乐”，来到中原的飞天，更加注重音乐和舞蹈的表现。持起乐器，着上汉家衣裳，迈起中原的舞步，这一切都从十六国时期开始。北凉、北魏、西魏三朝被认为是敦煌飞天艺术的萌芽期，这时飞天多为男性，受印度形象和佛教仪轨的约束还十分浓重，高鼻深目，五官显著，头束圆髻，或戴花蔓，或顶三珠宝冠，上身半裸，腰裹长裙，肩披大巾，飞翔在本生故事的主要人物头上礼赞。北凉的飞天用粗而重的线条勾出的椭圆来表现人体，用身体扭动表现飞舞，造型古拙。而所用来自西域的凹凸法最终演变成的“小字脸”，却与本生故事悲悯、牺牲的场景浑然一体。北魏时飞天群像出现在龛顶，吸收汉晋画风后的敦煌本土风格也开始形成，虽仍为“小字脸”，但飞天的脸型由椭圆变得条长丰满，且眉眼愈见清秀。身材比例逐渐修长，而姿态亦多种多样，在表现飞舞时，飞天起落处，朵朵香花满天飘扬。西魏的飞天与道教的飞仙相融合，褪去头光宝冠，束发髻，着道袍，面貌、身形更加细长，一副“秀骨清像”的中原形象；且又有头盘双髻，着羊肠裙，弹奏箜篌、琵琶等乐器的具有女性特征的飞天形象出现。

北周和隋朝是飞天艺术的转型期，飞天的形象丰富多彩起来，而一大趋势是开始转向世俗，女性特征更加突显，袒胸露背的赤足少女形象飞入画中。北周时，来自龟兹的晕染法改变了西域飞天的形象，除了圆圈重叠晕染而外，还在面部和身体高明处都画以白粉，既表现了圆润的立体感，又富有光泽。而中原形象的女性飞天“面短而艳”，面颊、额际、下巴涂着赭红，头束鬟髻，身着汉式大袖长袍，头一次以紧那罗的身份举着乐器，乐舞相随，飞翔在天宫之上。在中原影响益深，飞天的色彩更艳丽、线条更疏朗时，裸体飞天的出现，使中西交融呈现另一番魅力，这些出现在平棋岔角里的飞天，性别分明，均圆脸、直鼻、大耳，头顶类髻，下肢修长，他们挥臂扭腰，脚尖指地，展现出激情有力的舞姿。有隋一朝飞天形象最多，方形的藻井，围绕着层层的飞天；这些飞天的描绘线色并用，大量颜色铺排，色彩明艳。而洞窟四壁，环窟绘带状飞天一周，有天宫栏墙纹为界，以飞天代替过去的天宫伎乐，是隋代飞天变化的一大特征。此时飞天多为中原女性造型，或清瘦或丰满，皆穿汉装。起舞时，成群而飞，裙带曼舞。

唐、五代时期为盛期，受仕女画“尚真”的影响，飞天由天神转变为现实中的宫娥舞女，在升腾、屈伸、翻转、俯仰中表现女性的婀娜身姿。初唐时，飞天的形象已具有彼时的时代风貌，发式、服装、衣裙皆是当时着装，脸型为中原脸型，唯有半裸、露臂、赤足、钏镯尚存西域风范。双飞天的创作方式在唐代出现，这些飞天或相互追逐，或并肩降落，飞舞时，衣带随风飘荡。盛唐时在楼榭间展现飞天在空中曼舞的舒展，飞天挥舞长巾，穿过重楼，腾空而起。当她已从阁楼外升起，长长的舞带和彩云还缭绕在穿过的楼阁中，宛如“霞帔曳彩虹”。中唐时吐蕃信奉的密教思想渗透进敦煌飞天的形象，飞天数量减少，而形象中出现吐蕃人高鼻、宽颜、细眼的面相。这些飞天绘制工整，多为借鉴汉族画工，白描敷彩，画法简洁，而画风偏于清淡。晚唐五代时，飞天形象更趋世俗，秀美温婉的女性形象，一派净土仙女模样，而画法上在焦墨中略施微染，勾线刚劲，色彩更为艳丽。

自宋代宫廷画院兴起以来，飞天形象日趋程式化，画院风格的飞天，面相丰圆，神情持重，多着菩萨盛装。用线塑造形象，设色浅淡，多为白描人物，青绿色基调，仅在饰物、裙、巾带上敷彩。直至元代，在密教繁盛时，敦煌的飞天从天空中彻底隐去。

（参考资料：《敦煌石窟艺术总论》，赵声良著；《敦煌装饰图案》，关友惠、樊锦诗著；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段文杰著；《解读敦煌－飞翔的精灵》，郑汝中、樊锦诗著。感谢敦煌研究院张小刚、杨富学、马强、赵声良、范泉、王进玉、许强、李璐对本文写作和采访提供的帮助）

丝路明珠：中外交流与敦煌文化

——专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记者◎丘濂　实习记者◎陶玉荣

敦煌在古代是总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张雷 摄）

敦煌的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里有精美的复制洞窟供游客参观（张雷 摄）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间对话、相互影响的结晶。没有外来文明的滋养，也不可能在这样的边陲之地形成如此丰富绚烂的洞窟艺术。”

莫高窟的秋天舒服极了。天空每天都是瓦蓝的，空气洁净而干燥。敦煌研究院里，办公楼上爬山虎的叶子红得像火烧，常书鸿雕像前的花朵还在怒放着。大泉河的水引来灌溉院子里的草木，淙淙地在沟渠里流淌。和樊锦诗走在办公区里，听到她总是感叹：“你看，现在的条件多好啊！”

53年前，莫高窟的秋景也是这样美，只是初来乍到的樊锦诗有些发愁如何度过漫漫长冬。住的房子都是土坯的，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简陋的环境和上海的家和北京的学校形成极大反差。好在洞窟近在咫尺。走进去，一个个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这样的艺术宝库让她逐渐能够接受生活中的艰苦。

她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大漠。今年3月，樊锦诗正式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职务，担任名誉院长。这不意味着休息，反而是没有行政事务牵扯精力后，能够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开始。

将敦煌放置于丝绸之路上中外交流的背景中来研究，是樊锦诗近几年的一个兴趣点。她做过几场相关讲座，已经发表了《从敦煌莫高窟文物看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一文，最近还在准备另一篇文章《从莫高窟图像和文献看古代波斯》的材料。本以为谈起这个话题她会驾轻就熟，没想到她在采访前都一直准备到凌晨。

敦煌文化奇特而博大。她喜欢引用两位学者的话来说明。一位是季羡林：“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另外一位是周一良：“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

面对这样的文化，樊锦诗执迷一生，也永远饱含敬畏之心。

以下文章整理自樊锦诗的口述。

丝路重镇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敦煌的交通算不上发达，但这并非古代的状况。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块地处沙漠边缘的小绿洲。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有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汉武帝时，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派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这使得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全部打通。公元前111年，河西走廊自东向西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拿汉代的中西交通为例：由敦煌向东，穿越河西走廊可到达中原长安和洛阳；由敦煌向西南，出阳关南行，或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门关北行，是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经典线路。到了隋代又增加了中道，因此，敦煌成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联结欧亚非三洲的枢纽，被称为总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在13世纪古代海运畅通之前，陆上通道都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敦煌也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关于“敦煌”这个名称含义的由来，目前人们的认识还不一致。汉文“敦煌”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张骞自西域归来后给汉武帝的报告。东汉的应劭最早对这个名称加以解释，认为“敦，大也；煌，盛也”。但“敦煌”这个汉语名词在敦煌设郡之前就已经出现，所以应劭等人的解释难免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说。近年来学者多认为“敦煌”是建郡之前居住在当地少数民族对于本地区的称谓，但译自何种语言在东汉时就已失考。

建郡之后，敦煌呈现出一片繁盛的景象。敦煌东部61公里处的悬泉置遗址便能说明这种在政治外交上，中原和西域使者往来不绝的面貌。悬泉置是一个驿站兼接待站。这里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7～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敦煌曾是接待过来往于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龟兹、于阗、罽宾（今克什米尔）等29国使节。

敦煌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在古代中西贸易的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商通行于“丝绸之路”。比如，在莫高窟第296窟的壁画中便描绘了中外商人。一些西域客商长期住在敦煌一带。本世纪初，敦煌长城出土了一封4世纪的粟特文书信。它是在此经商的粟特商人写给他在中亚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主人和亲属的，信上说：中国的洛阳被匈奴人烧了，我们现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带经商。又如藏经洞中的8世纪《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敦煌以西“兴胡泊”的地名，即胡商聚居之地。藏经洞的寺院账目中登记了高档织物、金银器、宝石、香料、珍稀药材等许多西方来的舶来品。这些西方物品都是西域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带来的商品。另外，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了当时流通的5世纪波斯银币。

南朝人刘召在注解《后汉书》时，引用《耆旧志》形容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由此也可见敦煌作为边陲重镇在商业交往和文化交融上的盛景。

营建莫高窟

来到敦煌的还有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侣和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陆、海两条，但早期应以陆路为主，这样的路线也就经由敦煌。在悬泉置曾出土了这样一支汉简，它的释文是：“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它相当于一张邀请函，“弟子谭堂”邀请对方到“小浮屠里”这个地方来做客。值得注意的是“小浮屠里”这个地名。“浮屠”有佛、佛塔的含义，这说明在早在东汉时佛教就对敦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樊锦诗今年3月开始担任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张雷 摄）

九层楼的建筑已经成为莫高窟的标志，里面有34.5米高的大佛（张雷 摄）

在莫高窟第323窟发现的唐代李克让修复莫高窟佛龛时写下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述了莫高窟始建的缘由：“（前）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尝杖锡林野，行止此（三危）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乐僔和尚被这种奇异的景色感动了，认为这是圣地，所以就募人在莫高窟“造窟一龛”。这样的景象我在1995年时曾经亲眼见过。那次刚下过大雨的傍晚，因为担心发洪水，我指挥保卫处的人去抗沙包。在低头说话时，我眼睛的余光中忽然觉得前方有金灿灿的光，抬头一看，正是空中出现的金光，金光下的三危山看上去都发暗了。同事赶回去拿相机的工夫，金光就便消失不见，空中接着出现了“双虹”。这些奇特的折射现象在佛教信徒眼中必定充满了神圣的宗教色彩。

从366年开始，开凿石窟的工程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明朝朱元璋修筑了嘉峪关长城和肃州城，之后敦煌被关到了嘉峪关之外，大部分的开窟人员和当地居民搬进了关内，敦煌才开始陷入沉寂和无人管理的状态。1000多年的修建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洞窟艺术。经过统计，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它位于距离今天敦煌市区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面朝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5层。

为什么莫高窟有如此高的研究价值？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保存有10个世纪都不间断的美术作品。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来到敦煌临摹壁画，1944年在成都临摹展的序言中，他写道：“大千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其什九矣。欲求所谓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籍所不在，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遁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乎极矣！”这就是说，世间流传的画作，宋元时代较多，张大千自认为基本都看遍了。隋唐以前的绘画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张大千发现它唯独保留在敦煌石窟中。佛教由丝绸之路经由敦煌传入中原，中原的画风反过来又会影响敦煌。汉唐时代，长安那样的地方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可以想象，南北画家云集在那里，在寺庙的墙壁上创作了高超的绘画。可是经过了朝代更迭与战乱，城市中的寺庙被废弃了，精美的壁画都不存世。如今要看反而就要到一个“荒凉”的地方，那就是敦煌。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的一批珍贵文物。藏经洞是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的一间密室，当年王道士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它，里面保存有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此后藏经洞经过外国探险家和盗宝者的洗掠，不少文物都藏于海外。英国和法国已经将这批文物数字化后公开，我们做研究时还是能够利用。这些文物被誉为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和“古代学术海洋”。这里面约90%的文物都是佛教文献。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除了佛教经卷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1987年，敦煌莫高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一共六条，只要符合其中一条，便可以入选遗产，而莫高窟是六条标准全部满足。据我所知，世界上六条标准都符合的文化遗产只有三处，一处是威尼斯，一处是泰山，还有一处便是莫高窟。

中外交流成就敦煌文化

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敦煌成为接触西方不同文明的前沿之地。但需要强调的是，从公元前111年设郡，到366年开凿莫高窟，这477年的岁月，也让汉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开发敦煌和河西的过程中首先实行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和屯垦，这就使得汉族成为敦煌居民的主体民族，内地带来的农耕技术投入使用，取代了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敦煌逐渐出现了一批名门大族，推广和传播儒学经典。佛教和佛教艺术是外来的，但是在汉文化的土壤里发芽开花。在外来文化的接受上，敦煌是带有选择性的。在龟兹的克孜尔壁画中，可以看到印度式“丰乳、细腰、大臀”、“遍体圆净光”的裸体舞女和菩萨形象，但这些一来到敦煌便销声匿迹，代之以“非男非女”的菩萨、伎乐和飞天的形象。这不仅适应了儒家伦理道德和审美风尚，又没有违背佛教“菩萨无性”的思想，是外来佛教中国化的体现。

敦煌莫高窟中仍然能看到印度佛教的不少影子。320年到600年是印度美术史中的笈多王朝时代，相较于之前贵霜王朝的犍陀罗和马图拉风格的造像艺术，它要更加本地化——佛教本身并没有偶像崇拜，当它在印度发扬壮大之时便借鉴了希腊的造像风格。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也将希腊文化带到所到之处。笈多艺术则更加遵循印度民族的古典主义审美，创作出纯印度风格的笈多式佛像。这种佛像的特点之一就是佛像身穿通肩式薄衣，衣纹是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细线，具有流水般波动的韵律感。薄衣紧贴身体，像被水浸湿了一样半透明，隐约凸现出全身的轮廓。这种“湿衣效果”在莫高窟的早期造像中可以见到。另外，我们的石窟形制也受到了印度石窟的影响。中心柱窟的形式是对印度式支提窟的改造，即把中心的圆形佛塔改成方形塔柱，同时洞窟顶部的前沿部分改成了人字披顶，因为人字披是中国木结构房屋最具特色的形式。

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保存有证明中印交流的文献。编号为P.3303的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是一份关于印度制糖法的记录。印度北部在世界上制造蔗糖最早，大约公元初年就有蔗糖输送到希腊。这份记录也表明了我国向印度学习制糖法以提高技艺的过程。

过去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僧侣相互往来的现象在唐代最盛，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玄奘和义净。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还有没有呢？不久前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在被英国人斯坦因拿走的、现在藏于印度的藏经洞文献中就发现了一些用汉语或者藏语写成的经书副本，他们是当时经过敦煌去印度的中国僧侣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抄本是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僧侣写的，他们有的是去山西五台山巡礼，那里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些都表明，从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五代，一直到宋朝都有僧侣交流活动发生，他们在敦煌停留过。编号为S.383的敦煌藏经洞文献是一卷叫《西天路竞》的抄本，由斯坦因带走，藏于大英博物馆中。“路竞”的意思是“所经过的路程”。这个抄本记录的是宋太祖乾德年间，由皇帝下诏，派遣157位僧侣去印度求法的经过。他们的路线正是从北宋都城开封出发，到灵州，再到甘州、张掖，经过敦煌，再出玉门关。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来自波斯的影响。在西汉时，我们就与波斯建立了联系。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当时的波斯帝国正处于安息王朝统治时期。安息派了使者给汉朝皇帝进献了礼物。到了东汉，安息有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到洛阳翻译佛经。莫高窟的壁画中就描绘了和安世高相关的传说。比如晚唐第9窟、五代第108窟和北宋454窟甬道顶部都绘有安世高赴江南途中所见的异事，情节是一条蟒蛇向安世高讲述前世曾是他的同学，因为罪业化身蟒蛇，如今愿意捐出所有，请求安世高为他建造佛塔。这些和故事的广泛绘制和传播，都说明安世高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

从汉代一直到明代，中原王朝和波斯都有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来往频繁。《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的各种礼品，有珍物、驯象等。西魏时，朝廷派遣张道义率团出使波斯。到达敦煌附近的瓜州时，正赶上内乱，滞留期间，还暂且代理管理瓜州事务，并将情况上报朝廷。波斯的萨珊帝国在632年起被阿拉伯军队攻击。在651年灭亡后，萨珊王朝末代皇帝的儿子俾路斯曾逃到中国唐朝，请求唐高宗发兵抗击阿拉伯人的入侵，唐朝护送其返回今阿富汗斯坦锡斯坦一带，于661年建立波斯都督府，但到663年终为阿拉伯帝国所灭。

这些不间断的交流活动都为莫高窟留下了诸多波斯元素。比如，西魏285窟有“五百强盗成佛”的故事画。画中官兵所骑的战马全身披挂形制齐全的马铠，从保护马头的“面帘”，到保护马后部尻部的“寄生”一应俱全。这种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备便认为是源自波斯。又如隋代420窟彩塑菩萨的衣裙上绘满了环形联珠狩猎纹样，每一枚环形纹样的中心都画有武士骑象举棒形武器打虎的图案。《旧唐书·西戎传》中说波斯国“其国乘象而战，每一象，战士百人”，可见它来自波斯人的形象。而像连珠纹这种装饰纹样，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非常常见。

敦煌莫高窟中还能看见来自中亚文化的输入。像初唐220窟《药师经变》的画面里有中亚康居女子在小圆毯上表演快速旋转的胡旋舞，舞者两侧为有打击、吹奏、弹拨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

文化的传播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中间经过了若干次变化。敦煌壁画从6世纪到13世纪都有丰富的日神、月神图像，比如西魏285窟的日天和月天，马车的驷马两两相背而行。还有像是盛唐144窟画的日神，骑在呈正面姿态的马背上。这些形象里有印度和中亚的元素，又交织了希腊和波斯艺术的影响。当年亚历山大东征时，可能将古希腊神话中的日神、月神及其坐骑的图像元素传入西亚波斯，产生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太阳神密特拉神及马车图像，再传入南亚西北印度，又产生了印度教的日神苏利耶神及马车图像；经由西北印度传入中亚地区产生了佛教护法神日天、月天形象，接着继续东传道新疆和敦煌。另外一个例子是莫高窟经变画中经常出现的人头鸟身弹奏琵琶的伽陵频伽鸟，最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它也是人头鸟的样子，会用自己动听的歌声，使过往的水手失神触礁死亡。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间对话、相互影响的结晶。没有外来文明的滋养，不可能形成这样丰富绚烂的洞窟艺术。

敦煌与东亚

古代敦煌的交通是四通八达的，不仅可以向西出境，向东抵达长安、洛阳，还能往东入海后，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诸岛。相应地，对于丝绸之路终端的理解，也应该向东延长。

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人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就能找到。比如初唐220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维摩诘前面站立的听法的群众中，就有头戴鸟羽冠、身着交领大袖长袍的新罗人。这个人物的画法和传世的阎立本画的《职贡图》中的新罗人非常相像。又因为和维摩诘辩论的文殊菩萨面前，也有听众，其中听法的帝王形象类似阎立本绘制的《历代帝王图》，由此可以推测，敦煌的画师是受到中原阎立本画风的影响。

在唐五代61窟的《五台山图》里也保存有朝鲜半岛的资料。《五台山图》展现了山西省五台山至河北镇州的寺院山川、商贾行旅的面貌。其中有一座“新罗王塔”，根据考证是为了反映新罗国王子慈藏大师，曾在五台山出家、修行并建造此塔的经历；还有一行五人的新罗送贡使，他们是代表信奉佛教的新罗国王，前往五台山给文殊菩萨进奉贡品的使节。而另外一行三人的高丽王送贡使则规模较小，侧面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高丽国国势和财力都较为薄弱的状况。

初唐220窟东壁南侧维摩诘经变中的维摩诘形象（敦煌研究院 供图）

莫高窟北区出土的铜十字架、波斯银币、婆罗迷文字母书写的梵文文书《律藏》，它们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证明（张雷 摄）

除了莫高窟壁画中保存有来自朝鲜半岛的人物形象，藏经洞中的文书也可以证明新罗僧人的确有经过敦煌去西域求法。被伯希和带走的编号为P.3532的残卷，罗振玉等考古大家认定是新罗僧人慧超写下的《往五天竺传》中的其中三卷。慧超是从海路进入印度，再从陆路回国。根据推测，这很可能就是他留下的一个副本，主本随身携带走了。这本书的原书已经佚失，仅有的残卷记录了慧超从中国去古印度探求圣迹所经历的数十个国家、地区、城邦，以及中国西北的地理、宗教信仰、佛教流传情况及风土习俗等，是难得的史料。

敦煌与日本的关联则更为曲折有趣。中国正史中极少有关于敦煌的佛教记载，即使在古代中国和日本交往最频繁的隋唐时期，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敦煌和日本之间有发生过直接的来往。但是，为什么敦煌莫高窟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会被认为是日本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源头呢？

中国的隋唐时代，正好对应日本的飞鸟、平安和奈良三个时期。这段时间里，敦煌的佛教艺术和日本同时期的佛教艺术呈现某种相似性。比如，我观察到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画的说法图，与莫高窟初唐220窟东壁的说法图比较接近，金堂壁画中飞天轻盈优美的飞舞姿态，与莫高窟盛唐321窟佛龛龛顶绘画飞天相似。还有日本当麻寺的《观无量寿经变》，它的内容、格局都和莫高窟盛唐171窟的《观无量寿经变》相一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那么是敦煌直接向日本输出了这种影响吗？隋唐时期，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学问僧入唐，为了能够引入佛教各宗派的典籍与佛教艺术。他们都将长安作为目的地。正如学者方立天所说，长安作为隋唐时代的首都，得天时地利之便。长安佛教成为主导中国佛教的中枢，成为僧才凝聚、经典翻译、佛教弘传、宗派创立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而此时的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佛教圣地，也得到了来自中原朝廷的关注。如601年，隋文帝杨坚颁发《立舍利塔诏》，高僧智嶷奉敕送舍利到敦煌，并在敦煌弘法。还有藏经洞出土的初唐宫廷写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有53件。这当初是武则天为亡父母做功德而写下各3000卷而颁行至敦煌后的遗存。这些都说明了位于长安的中原王朝对敦煌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原同步。

所以敦煌莫高窟艺术和日本飞鸟、奈良和平安朝的佛教文物呈现出相近性，是因为都受到长安为代表的佛教艺术的广泛影响。如果说初期佛教经由敦煌传入中原时在敦煌形成了中西交融的艺术，那么进入中原后已经高度本土化的佛教又反过来给敦煌以滋养。当时间推移，隋唐长安和中原地区的佛寺艺术早已湮灭无存，处于西北边陲的莫高窟的壁画雕塑和佛教典籍却幸运地保存下来，成为古代中日之间兴盛文化交往的见证物。

“官制”下的天文“西学东渐”

主笔◎陈晓

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的部分天文观测仪器（杜华举 摄/新华社供图）

挂毯《天文学家》。表现的是清朝康熙皇帝和耶稣会教士一起观看天文仪器

天学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最抽象也最实用的科学——研究者遥望的是最虚无缥缈的太空，但却要将其与最现实的政权统治联系在一起。中国皇权对占星的重视，既是中国古代天学最强大的推动力，也是西方经典天文学进入中国过程中最强大的阻力。

天文学的中西差异

1696年，法国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李明在著作《中国近事报道》中，记录了一段中国宫廷中“夜观天象”的场景：“五位数学家每个晚上都守在一座塔楼上，观察经过头顶的一切。他们中一人注视天顶，其余四人分别守望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样，世界上四个角落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他们的辛勤观测。”李明所描述的“五位数学家”，更准确的身份是观测天象的宫廷学者。早在公元前，中国宫廷中就有这样一批人，以如此原始但虔诚的方式在观察着天空。

天文学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第一个介绍的自然科学就是天文学。简单地说，天文学是一种研究大气层以上世界的科学。在西方，研究这种科学的人被认为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但对古代中国来说，这门自然科学却与政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的天文学是从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从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产生的，世俗的最高权力都在与天象建立的联系中得以合法化。因此，在古代中国，天文学带有罕见的“官制”特点。在靠天吃饭的农业时代，历法只能由皇帝颁布。宫廷中专设监测天象的官员，他们和天子有着密切的联系，被供养在宫廷之内，负责推算出农业耕作上一些重要的时间点，并依照帝国的需要预测和解释一些奇特的天文现象。

在阿拉伯人以前，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有毅力、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载：“有很长一段时间（约自公元前5世纪至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天文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家在许多场合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比如在对彗星的研究上，中国的记录是世界上最为完整的。1500年以前出现的40颗彗星，它们的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是根据中国的观测推算出来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将古中国的这些记载翻译为法文，这部手稿至今仍存于巴黎天文台。”

中国天文学在观测数据上的突出表现，表明在古代中国，天象观测既是一种精确的科学研究，也是一种细致的史学记载。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本身就是天文学家，比如司马迁。他自诩出身天文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史官，也是汉代最高的天文官，司马迁也曾担任国家天文占星方面的最高官职。他所写的《史记》中《天官书》部分写法非常系统：首先检阅了中、东、南、西、北五宫的恒星和星座，然后对五星的运行，包括逆行进行详细讨论，接着按占星术关于天上各星宿的说法，来解释日月的异常以及彗星、流星、云、气（包括极光）、地震和丰歉预兆等特殊天象，以及他们所预兆的或随之发生的大事件。在《天官书》中，司马迁指出自古以来，统治者无不仔细地观测日月星辰。

中国人精确的天文记录，对认识天体现象所产生的作用，在哈雷彗星上有过突出表现。在西方天文学家的眼中，哈雷彗星是一种标志性的天文现象，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彗星踪迹的确定，它何时回到地球的观测，可以证明有些彗星的确是太阳系的成员，它们的运动和行星一样，符合牛顿定律。法国天文学家奥利维耶曾说：“在所有彗星中，哈雷彗星无疑对天文学的影响最大。这不仅因为他的周期比其他彗星都确定得早。并且也因为他的历史可以准确地追溯到2000年以上。之所有以能有如此年代久远的记录，应当归功于中国观测记录的细致。”中国大概在公元前467年就留下了第一次观测哈雷彗星的资料。李约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为了说明中国天文学家在描写彗星的细致程度时，专门选出了《明史》中一段关于1472年彗星的记录。这段纪录对彗星的出现时间，移动的方位以及经过的星座，彗星形态变化都有细致入微的记载。西方天文学家欣德根据中国人仔细观测了63天的结果，推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近似轨道。

翔实的数据观测既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长，也是它与西方近代经典天文学相比捉襟见肘之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副所长陈久金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使用的是数学的方法，用列表、数字叠加的方式，但不太讲究理论。西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则是用几何的方法来推演。他们在天象的研究上使用一种测量和计算纬度的方法，包含着明确的推理和步骤在其中，精密程度更高。”对需要精确预测日月交食等天文异象来巩固其统治的中国皇室来说，后者无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天文学的传入

早期传入中国的天学来自印度，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东传的副产品。早在南北朝时期，信奉佛教的皇帝甚多，其中最为典型的皇帝是梁武帝萧衍。他在位期间数度“舍身”于同泰寺，再由群臣请求并以巨资将其赎回宫中。梁武帝笃信佛教的另一个举动则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天学中的宇宙模式，用印度佛教学说取而代之，还专门就此议题在长春殿前召开御前学术讨论会。但借天文学以光大宗教，最有名的事例是发生在刘宋时期。

南朝宋大臣何承天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和博物学者，他曾与印度来华的僧人惠严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辩论。何承天质问惠严，到底用的什么历术，来证明印度就是天下的中心？惠严回答，印度所在的地方，夏至时没有阴影，这就是印度处于世界中心的明证。惠严的日影之论，依据的是西方天文学一个非常简单的纬度知识——因北回归线刚好横贯印度中部，在此地理纬度上，夏至那天正午太阳恰位于天顶正中，故能照耀万物而无影。而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皆在北回归线以北，一年中任何一天都不可能日中无影。惠严利用两地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将印度说成“天地之中”以提高佛国地位，实际上与天文历术的优劣并无任何关系。但作为当时国内一流的天文学者，何承天居然对惠严的论据“无以抗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在评论这件前朝旧事时认为，此事从一个新的角度表明，古代中国解释世界构成的“浑天”之说，在地圆概念乃至球面天文学方面确实尚有重大含混欠缺之处，以致在对手的理论有明显疏漏时却无法据理论辩。惠严与何承天之辩的结果是，宋文帝命令研究天象的官员师从惠严，学习印度历术。

自六朝开始到唐代，若干印度天学著作随着佛教的光大传来中土。虽然大部分历书已经失传，但这些印度天文学者的名字却已流传后世。其中最有名的三派印度历专家，被后世称为“天竺三家”——迦叶氏、瞿昙氏和拘摩罗。他们都曾进入最高的皇家天文机构太史阁，瞿昙氏家族在天文学东传的表现上政治生命最长，影响力也最大。

近代学者把唐代姓瞿昙的天文学者统称为印度僧人，但根据李约瑟的考证，这些作为天文历法专家的印度僧人与其他印度佛教徒并不一样，他们不大可能是独身者，而应该是俗家的技术人员，因为他们的家族在200年内还有踪迹可循。瞿昙氏家族成员曾担任过唐朝太史令、太史监、司天监，领导和主持了唐朝官方的天文机构。从665年起，到776年止，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等皇帝，先后达110年以上。他们在唐代统称瞿昙监，擅长印度天文历算，也精通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代表着主张中国天文学走中西结合道路的一个学派。在这一家族中，瞿昙悉达获得了最大的荣誉。他翻译了印度历书《九执历》。《九执历》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印度历法，其中有推算日月运行和交食预报等方法，还对时间有了更为精确的定义——它将周天分为360度，1度分为60分。又将一昼夜分为60刻，每刻60分。瞿昙悉达对《九执历》的翻译，已经带有中国历法的特点。“比如在求积日章中，再由求日之干支的方法。在推太阳近地点运动时，以15度为一段，与中国以节气的分法完全对应。这些都证明《九执历》是瞿昙悉达依据印度法数改编的一部自成系统的历法。”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

真正让瞿昙悉达留名后世的还是他编撰的《开元占经》。这是一部集印度天学与中国传统天学大成的作品。《开元占经》一共120卷，约60万字。瞿昙悉达编辑此书的主要目的当然还是为皇家星占服务，但书中包含的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宫廷星占的政治需要，而成为中西天文学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著作。书中不仅汇编了中国历史上各家星占的原始数据材料，并系统辑录了中国古代各天文学家对于宇宙结构及其运动的理论，为后世研究古代宇宙理论提供了素材，并载入了《九执历》，使印度的天文历法融入到中国的皇家历法中。

但如此丰富的中西天文学知识，却因为政治上的狭隘目的而长久湮没于世。因为《开元占经》名义上依然是用于皇家星占，唐朝政府害怕它流传出去对统治不利，因此对此书一直严加控制，严禁在社会上流传。直到明朝，中国民间都没有发现此书的藏本。直到明万历四十四年，才由安徽一位道士程明善从古佛腹中发现，随即刊刻出来，《开元占经》才得以在社会上流传。

《大衍历》与《九执历》之争

李约瑟在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章节中提到，中国天文学与西方显著不同之处是“官制”，这一点曾让西方人感觉颇为惊异。19世纪维也纳一位学者弗兰茨·屈纳特就这么说过：“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致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的眼中是种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天文学确实获得了在西方从不曾有过的地位。历朝历代的朝廷都很重视设置皇家天文机构，国家天文台从未中断。从秦汉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的司天监，到明清两朝的钦天监，天文台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首席皇家天文学家的官职可以达到三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待遇。因此，每一次西域天学的进入，既是科学知识上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现实世界中权力格局的争斗。每一部在史上留名的天文历法，都曾陷入巨大的争议漩涡。每一个对天文学的西学东渐起过重要作用的代表性人物，都不免身陷争议漩涡之中，甚至召来牢狱之灾。唐代是天竺天文学进入中原的鼎盛时期，历史上一段关于天文历法的著名公案也发生于此时。

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太史监官员瞿昙譔等人上书，称“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意思是《大衍历》抄袭《九执历》，但算法不全，数据不精。《大衍历》是唐代名僧一行奉诏主持制定的。一行在编撰此历法时，博采众长，将自六朝以来传入中原的各家历法都吸收到新历中。编撰《大衍历》是一项工程浩大的集体创作，不仅本土的几十位天文学者加入编撰，甚至来自天竺的拘摩罗家族也参与其中。他们为《大衍历》贡献了一个推算日食的方法和一种占星的手册。《大衍历》制成后，成为当时最为官方认可的名历。

此次针对《大衍历》的上书者，除了瞿昙悉达的儿子瞿昙譔外，还有当时的天文学名家陈玄景、南宫说等人。他们是太史监的两位主要官员。陈玄景曾系统地整理一行编订《大衍历》所留下的资料，并且将二卷《九执历》的立成表与《大衍历》合在一起成为一部书。南宫说曾参与《大衍历》的测量工作。他们共同支持瞿昙譔提出申诉，此事在宫廷中的震动非同小可。朝廷派出两位高级官员来决断此事，采用的方法是检验观象台天象记录档案，以比较两种历法的准确率，结果是《大衍历》遥遥领先。

“历法疏密，验在交食。这是中国古代检验历法好坏的传统标准。”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争议既起，朝廷就仍然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是非。《大衍历》是一代名历，并且是刚刚制定的，在当时自然与天象最为相合。而《九执历》有些天文数据是较粗疏的，而且测定年代已久，差误已较明显。因此，以交食疏密来判断是非，已经决定了瞿昙譔这场官司非输不可。”在交食检验中失败的三位申诉者都遭到了严格的惩处。瞿昙譔被调离太史监，25年以后，直至肃宗继承帝位的第三年，才将瞿昙譔调回司天台任秋官正，算是对历法之争有了个交代。

如今再来回看这段本土历法与天竺历法的诉讼公案，会发现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的诸多谬误之处。陈久金在研究史料后认为，瞿昙譔等申诉“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是有根据的。“《大衍历》在编写中，确实吸收了《九执历》的一些算法，但又只提出了方法和概念，并未在历法中使用，而且一些天文数据的算法并不如《九执历》精密。一行在吸收《九执历》精华的同时，非但不予肯定，反而对《九执历》和天竺历法多处持批评和贬抑态度，这是引起纠纷的重要原因。”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瞿昙譔作为瞿昙悉达之子，站出来挑战《大衍历》，一方面或许因为父亲和家族的名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难得的科学求真精神。瞿昙譔当时并不是位高权重的官员，史书记载仅称其为“善算者”，但他敢于提起申诉，不从占星结果，而是从天文算法的角度挑战官方名历，并能获得两位知名学者的支持，可以说是在中国皇权控制、星占为主的天文学背景下，难得的一次从科学角度来审视历法的契机。但最终结果：“唐朝政府不察实情，盲目以候簿来判别是非，并给控告人严厉惩处，导致《九执历》被贬斥和埋没。西方天文学中的部分概念和算法当时已经传到中国，并已译成汉文，而没有得到充分传播，这是很可惜的。”

占星与天文学

“皇权对占星的重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最强大的推动力。”陈久金对本刊记者说。但这也是近代西方经典天文学进入中国时强大的阻力。破解天象，找出合乎政权统治的解释是中国天文更正统更要紧的任务。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这么写道：“中国人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作为星象解码学和天文解释学，中国天文工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遥望天空、记录数据外，更高阶的工作就是对如此系统记录的丰富天象进行解码，以“察时变”。每一种“天象”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时”，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含义，天文学家的任务就是破译这些含义。比如“五星聚舍”，即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一个星宿中，被认为是“明君将出”的征兆，寓意是要“改朝换代”；比如“荧惑守心，则是火星在心宿逆行，被认为代表着非常凶险的征兆，君主应格外小心。这些在近代经典天文学角度来看奇奇怪怪的说法，却构成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天文学的主要内容。

政权需求对天文研究的主导，让天文学的“西学东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摆脱其只重结果、不重推理过程的特点。瞿昙悉达在翻译《九执历》时，也是按照当时宫廷的需求和方法，只翻译算法，不翻译原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天文学家不是热爱整理的人。只不过在他们看来，用几何形式和几何形式来表现天文现象（这是希腊人的特色）是不必要的。中国天文学同中国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经验主义的根本特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这样总结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点。

在这种氛围下，自两汉开始并于隋唐达到一个高峰的天文学“西学东渐”，大多与星占算命相关。符天术是一派以印度天学为中介而输入中土的西方生辰星占学，继中亚七曜术在中土盛行高潮之后，由名为曹士劳的人带入中原。曹土劳到底是什么人，现在已无从确考。仅知其人活动于八世纪末，是“唐建中时一位术者”。因西域著名的“昭武九姓”中有曹姓，因此被猜测为来自西域。唐代由西域传入的还有《都利聿斯经》二卷，这也是用于算命，批流年的典籍。据记载，《都利聿斯经》“本梵书，五卷”。唐贞元初，由都利术士李弥乾将书籍带至京师，可以“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

江晓原曾专门考证过自六朝到隋唐的西域天学，他认为：“传入之印度天学以星占学为主，数理天文学知识以交食推求术最为重要。”但众多术士、僧人、学者经由丝路而一度繁荣的天学交流，到今天却余音寥寥。江晓原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自己的困惑：“印度天学既曾流行中土数百年，当时盛况如斯，对于此后中国天学之发展，是否产生影响？自一般情况来看，此种影响竟几乎为零；‘天竺三家’之历术只留下数百字的附注，自唐以后再也未能‘与大术相参供奉’；《九执历》销声匿迹，直至晚明方借极偶然之机缘重新问世；符天术、聿斯经等也早成绝响……中国天学依然在自身旧有之架构下，沿旧有之轨迹运行；自明末上溯至先秦，一脉承传，清晰可见。中间印度天学留下之影响，即或有之，亦只可能于数理天文学方法之专深细微处寻得一二（迄今尚未有人确切寻出），实在微不足道也。反观印度天学自身，在巴比伦、希腊等天学迭次输入之下，格局屡变，面目全非，恰与中土天学之经历形成鲜明对比。个中因缘，或当求诸华夏民族文化之固有特质欤？”

龟兹乐舞，洛阳家家学胡乐

记者◎艾江涛

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外的鸠摩罗什雕像（张雷 摄）

新疆龟兹舞蹈团舞蹈演员米热古丽在模仿龟兹壁画中的人物姿态（张雷 摄）

丝路途中的龟兹乐舞，曾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中原，刮起过一阵“胡舞胡曲”的旋风，成为改写中国乐舞史的新潮流。

飞机落地时已是深夜23点，机场大楼上“库车龟兹”四个大字在夜空中异常显眼，它提醒我们所到达的这一站，既是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同样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枢纽——古龟兹国的治所。由这里往西，经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抵费尔干纳盆地，经中亚重镇撒马尔罕，便可通往欧洲。千百年前，一队队商旅、僧侣、艺人，正是穿越这条道路，联结着欧亚大陆之间的文明交流。

夜间的库车街道上行人很少，维吾尔族出租车司机抱怨最近生意并不大好，而在夜市的一家餐厅门口，店员们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维吾尔语版的连续剧《精武门》。总而言之，除了维吾尔族人占据多数之外，这座城市看起来似乎与许多内地的县级城市别无二致。然而，无人可以忽略的是，这里所诞生的西域诸国中最为赫赫有名的龟兹乐舞，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曾在中原刮起过一阵“胡舞胡曲”的旋风，也带来了一股足以改写中国乐舞史的新潮流。

“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628年，唐玄奘西行求经，路经龟兹，在当地受到国王和显贵们的热情接待。由于当时西行之路上的凌山积雪未消，道路阻断，急于取经的他不得不在龟兹滞留了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玄奘不但参与佛事活动，考察当地风土习俗，还欣赏了由庞大乐队演奏的龟兹音乐。19年后，在遍历100多个城邦与国家后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龟兹依然念兹在兹。

事实上，在整个唐代，正如诗人王建在《凉州行》中所描述的那样：“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音乐风靡一时。而龟兹与中原地区的乐舞交流，伴随丝绸之路的开通，早在西汉时已开始活跃起来。当时的龟兹国王绛宾娶了乌孙王翁归靡和汉朝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为妻，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绛宾和弟史入朝觐见汉宣帝，两人在长安住了一年，返回龟兹时，汉宣帝送给他们一支数十人组成的歌舞乐队，中原乐舞乐器从此传入龟兹。

龟兹也自此并入西汉版图，中原王朝开始着力经营西域。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附近）设置西域都护府。东汉时，西域都护府从乌垒迁至龟兹境内的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大望库木旧城）。648年，唐太宗设龟兹都督府，10年之后，随着唐朝疆域的扩大，安西都护府从高昌移至龟兹，龟兹成为西域中心。在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看来，龟兹与中原的乐舞交流，正始于西域与中原确立朝贡关系的大的政治潮流之中，二者的交流经历了一个“东往西来，西往东传”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前主任金秋曾在《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一书中，将丝路乐舞艺术交流的形式总结为如下三种：随中外使臣往来，随皇家公主外嫁，随佛教东传。龟兹与中原之间的乐舞交流也不例外。

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天山南麓的龟兹，依赖天山雪水消融形成的绿洲，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比起游牧文明，其文化艺术的发展也要更早更为丰富。此外，从人种学上考察，龟兹、疏勒、高昌等西域古国，多为欧罗巴人，天性爱好音乐舞蹈。龟兹人的血液内更是流淌着音乐的基因，在位于拜城与库车之间的克孜尔石窟谷内区有一个滴泉，传说古龟兹人“滴溜成音”，听着这里水滴的声音就可以作曲。

然而作为丝路北道的中转枢纽与佛教东传的历史起点，多种乐舞文化的交汇与影响才真正促成了龟兹乐舞的繁盛。霍旭初发现，龟兹早期的出土文物与乐舞活动相关的并不多，从汉到魏晋以后，相关的记载才逐渐多了起来，随佛教传入的印度音乐，以及随世俗传入的西亚等国与中原地区而来的乐舞与乐器，形成影响龟兹乐舞的多个源头。可资佐证的是，在初创于3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人们既能看到供奉佛的天宫伎乐，也能看到波斯商人的形象与服饰，以及箜篌这样的波斯乐器，还有来自中原的阮咸、排箫与龟兹当地的筚篥、鼓等乐器。

在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龟兹乐舞首次风靡中原。384年，前秦大将吕光征服龟兹，用两万匹骆驼携带西域珍宝、大批乐舞艺人以及高僧鸠摩罗什获胜东归。结果走到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时，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灭亡，吕光便在那里建立了延续17年之久的后凉政权。龟兹乐舞与当地中原乐舞再度融合，形成西凉乐舞，经北魏传入中原。北魏的历代鲜卑皇帝都酷爱西域音乐，他们改造了中原正统音乐，至魏太武帝平定河西后，《龟兹乐》与《西凉乐》成为宫廷重要的乐部。

北方政权几番更替，此后北齐玩赏西域乐舞蔚然成风，龟兹与西域诸国的优秀乐工舞伎，被宠以高官的不可胜数。曾在北齐担任黄门侍郎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记录了一段话，大意是：齐朝有一士大夫，奴颜婢膝叫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以讨好鲜卑贵族，你们如果也这样，即使日后当了宰相，我也不高兴。

足见当时，教导儿子学习西域传来的琵琶以应酬官场，已成为时风。

音乐史上的新潮流

“隋唐时期，龟兹乐成为一种新潮流，相当于我们现在吸收了国外摇滚乐、爵士乐这些东西，当时在长安非常流行的风尚就是看胡舞听胡乐。”不仅如此，霍旭初认为，发生在隋文帝时期那场“以龟兹乐改造宫廷雅乐”的变革，也改写了中国的音乐史。

变革的主角是龟兹著名民间音乐家苏祇婆。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阿史那公主为后，突厥征集西域各国音乐舞蹈作为陪嫁随阿史那公主东来，苏祇婆作为乐舞队的领袖来到中原。

新疆龟兹歌舞团编排的一段琵琶舞取材于龟兹壁画（张雷 摄）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二度统一中国的他决心改变北周旧乐，建立新的正音雅乐。由于传统礼乐早已破坏，修乐一事并不容易，一拖六七年还没定论，惹得隋文帝大怒。后来，沛国公郑译提出了一个新方案，据传，他曾跟苏祇婆学过琵琶，他认为过去宫廷雅乐所用的七音中，有三音不正，而用苏祇婆的七声校勘宫廷七声基本符合，其五旦又可与传统乐学中五律（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对应，因此主张用苏祇婆“五旦七声”的龟兹乐律拟定新的雅乐乐律。尽管由于保守派的反对，雅乐仅用了黄钟一调作为调首，但这也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僵化的雅乐体系。更关键的是，由于苏祇婆的龟兹乐律是在琵琶上演奏出来的，随着琵琶的流行，自隋至辽宋几百年间，中原音乐所实行的实为龟兹乐律。

隋文帝制定雅乐的原因还在于，盛行于宫廷民间的以《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龟兹乐为代表的新音乐，让他感到不安，在他看来，这些非正统音乐的流行是不祥之兆。然而，流行音乐的魅力显然不可阻挡，在隋初所制定的七部宫廷燕乐（区别于主要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活动的雅乐，燕乐主要是皇帝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演的乐舞）里面，《龟兹伎》成为代表性的西域乐舞。在唐代的10部乐中，龟兹乐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

流行于隋唐的新音乐究竟是什么形态呢？据《隋书·音乐志》的记载，当时的龟兹音乐有歌曲、解曲、舞曲之分，已具备了声乐、器乐与舞蹈伴奏曲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由包含琵琶、阮咸、箜篌、胡笛、胡鼓、筚篥、铜钹、打沙锣等多种乐器的乐队演奏出来，有“铿锵镗鎝、洪心骇耳”的效果。

而在中原地区最受群众欢迎的龟兹舞要数“苏幕遮”和狮子舞。苏幕遮，据学者考证，是一种毡帽的名字。每年七八月举办的“苏幕遮”大会，是场面浩大的群众性舞蹈。这种传自波斯的舞蹈，开始先由头戴鬼神、禽兽、武士等面具的舞者演出，舞蹈进行到高潮时候，演员取皮囊盛水向观众泼洒，最后用羁索套勾行人，人们于是开始一起狂欢。另有一说，“苏幕遮”大会举行的时间在每年11月，因此该舞也叫乞寒舞，用意无非是期望天气寒冷，多降雨雪，保证来年丰收。苏幕遮流传到中原后很受欢迎，后来在唐玄宗时，因为舞者往往赤身露体、伤风败俗被禁，但在民间仍然不绝如缕。

据文献记载，龟兹流行狮子舞，唐代的五方狮子舞属于龟兹乐部，所谓五方，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后来成为内地舞狮的源头。

在霍旭初看来，龟兹乐舞风靡隋唐，并非偶然。究其缘由，第一是它的调式更加丰富动人，有更强的娱乐性与欣赏性。其次，乐器乐队的改造已很完备，取代了传统的编钟、编磬等笨重的乐器，乐队的轻型化，使得表演可以移动。“这是一个乐器的革命，只有这样，民间普及才有了可能，家家户户可以弹琵琶，但不可能家家户户做编钟！”正缘于此，隋代出现了立部伎与坐部伎之分，坐部伎地位高一点，坐在上面演，立部伎则站在下面演。

龟兹乐舞的盛行，频频见诸隋唐诗人的笔端。隋代诗人薛道衡便写过“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假面饰金银，盛装摇珠玉”的诗句，极言龟兹乐舞的流行与繁华。唐代诗人王建则在《宫词》中写过“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安史之乱”后，诗人元稹目睹破败的长安，感慨万千，写下《连昌宫词》，其中有“逡巡大遍凉州徹，色色龟兹轰录续”的诗句，所追忆的正是当年宫廷中最流行的两部乐：凉州乐与龟兹乐。

在唐代，龟兹乐还经常作为外交礼品向外输送。唐中宗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时，便以龟兹乐队作为陪嫁，唐玄宗也曾将龟兹乐工赐给云南地区的南诏国。“安史之乱”前，龟兹乐也以相似方式传至朝鲜和日本。一送就是一支乐队，足见当时唐朝宫廷所培养龟兹乐工之多。

唐以后，宋代宫廷四部乐中尚有龟兹部，龟兹乐舞仍然不断被输送出去，本身却没有太大的发展。时代更迭，盛极一时的龟兹乐舞遂逐渐消融于其他乐舞之中。

从壁画到舞台

转瞬之间，距离那个龟兹乐舞大兴的时代已经过去千年，那些流淌在历史之河上的旋律与舞姿，还能找得到昔日的踪迹吗？

10月的库车，空气清冽，在新疆龟兹歌舞团的办公楼里，团长艾力阿布迪热依告诉我们，他们这个成立于1934年、脱胎于原库车县文工团的歌舞团，目前以演奏龟兹乐舞和新疆传统的民族舞蹈为主，每年要下乡和到各大城市巡演一二百场。

事实上，早在840年，随着维吾尔族人祖先西州回鹘人的大规模西迁，龟兹人逐渐回鹘化，经历了11世纪的伊斯兰化，所谓的古龟兹无论在人种还是在宗教上都神秘地消失了，昔日的龟兹乐舞也早已不可寻找。歌舞团所演的龟兹乐舞又从何而来？

克孜尔石窟第224窟壁画中击打腰鼓的乐伎形象

艾力阿布迪热依和歌舞团、编导孜巴古丽都告诉我们，编舞的灵感来自散落于库车、拜城两县境内的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克孜尔朵哈千佛洞等石窟中的龟兹壁画。那些创作于3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的石窟壁画中，保存了大量佛教化之后的龟兹乐舞的舞姿及乐器，如同一座凝固的乐舞博物馆。

1996年3月，孜巴古丽刚到龟兹舞蹈团工作时，已经看到有团里的老演员在跳龟兹舞，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和壁画一样吗？”5个月后，孜巴古丽改编了自己的第一曲龟兹舞蹈《龟兹仙女》，那是一曲气氛欢乐的女子集体舞，由18人参演，道具包括琵琶、腰鼓、叮铛、笛子等乐器。

孜巴古丽发现，龟兹舞与维吾尔族民族舞蹈不但在动作上不同，所使用的伴奏乐器也不同，前者主要是琵琶、腰鼓和叮铛等，后者却是热瓦甫、弹布尔、都它尔、艾捷克等传统维吾尔族乐器。而动作上的区分尤为明显，这也是艾力阿布迪热依所总结的：“龟兹舞的很多动态表现都是‘S’形的，维吾尔族舞蹈的身体动态则是‘T’形的。”

其实，早在30年前，新疆歌舞团的编导王小芸就发现了龟兹舞蹈喜欢拧腰出胯的特点，她发现，在壁画上，不论是手持乐器的站立者，还是托盘捧物的供养人，连同那些立佛、菩萨和僧侣，都和舞伎有个共同的形体特征，那就是以头、胯、膝为支点，整个身体自然流畅地形成和谐美的S形三道弯曲线。那种突出肘弯关节、富有棱角的姿态，既有力度，也有内涵的柔韧。细心的她还对比了克孜尔壁画代表的龟兹舞与敦煌壁画中反映的敦煌舞的区别，二者共有的S形曲线，说明了后者与前者的渊源，但区别在于——“敦煌舞多于正、旁、后抬腿跷脚，单腿控制的造型为动作的特点，而龟兹舞瞬间的静止造型，在强调身体‘S’的同时，双脚基本不离地，只是换方位，进行动作。”

王小芸与她在新疆歌舞团的同事霍旭初、新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吉组成的三人小组，是国内最早进行龟兹乐舞研究与再现的人。1979年，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舞剧《丝路花雨》首演，反响巨大。没过多久，王小芸就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丝路花雨》舞剧导演刘少雄和作曲、指挥韩中才。她从二人那里得知敦煌舞与龟兹舞的血缘关系，前者正是西凉当地土著舞蹈与龟兹舞蹈的结合。

新疆龟兹舞蹈团的演员在演奏乐器弹布尔（张雷 摄）

既然敦煌壁画能编舞剧，龟兹壁画为什么不能？王小芸回来后，就向团里提出申请，和霍旭初、周吉一起下乡调研、看壁画，三人中，王小芸负责编舞，霍旭初负责结构与脚本，周吉负责音乐。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王小芸现在还记得他们坐着一辆驴拉车，挨个村子跑，白天调研，晚上给老乡演出。然后就泡在石窟里看壁画，从那之后的10年里，他不断往石窟跑，在王小芸家里，她翻出厚厚的几本临摹图册与一叠黑白照片，图册里全是她从壁画上临摹下来的姿态与手势，照片中则是她拍摄的许多舞蹈动态。

在1984到1989年的几年间，三人接连合作了三台反映龟兹乐舞的乐舞：《龟兹乐舞》、《舞乐龟兹情》、《龟兹古韵》。完成于1984年的《龟兹乐舞》，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取材于古龟兹人“滴水成音”的传说，音乐家苏祇婆面对山泉，在泉水“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的节奏变化中产生创作灵感。舞台上，七个姑娘手捧水罐，站立位置高低不同，苏祇婆拍打水罐奏出七音，象征其“五旦七声”的乐律意境，然后引出第二部分的大乐曲。第二部分的舞蹈参照壁画形象与吸收库车民间舞蹈素材进行了再创作，包含“灯舞”、“盘子舞”、“桌子上舞”、“莲花舞”、“狮子舞”等七段舞蹈，其中“灯舞”则参考了壁画中的佛教灯供养形象，“莲花舞”与“狮子舞”则根据史料记载，以壁画形象与民间采访为基础创编。舞剧的第三部分是一个欢迎远道而来的丝路商人举办的家庭宴会，第四部分则是盛大的苏幕遮舞，尾声中，龟兹乐队的几个代表人物登上骆驼，吹着筚篥弹着琵琶，向东而去。

尽管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然而在当时，一些人认为他们所编的龟兹乐舞与新疆民族舞蹈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舞剧草草上演几场后便告结束，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随后，王小芸转向她的老本行民族舞蹈，霍旭初则被石窟中的壁画深深吸引，最后调到龟兹石窟研究所从事佛教艺术研究。

“要想弄清龟兹乐舞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看看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不止一个人这样对我们说。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木扎提河北岸的岩壁上。驱车前往那里，一路都可以看到，广阔的戈壁滩上永远有红色的土堆砂岩形成的山峦背景，铺在地上的是一簇簇红柳和叫不出名字的草，时而有一团团羊群散布其间，那是一种神奇的感觉，一种永远不让你觉得疲倦的单调之美。

穿行期间，你会不自觉地想起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描绘丝绸之旅的那段话：“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们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起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甚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求着工作和盈利的机会……”

石窟正是艰卓的艺术。远远望去，“老大哥”克孜尔石窟比敦煌莫高窟要显得简朴一些。尽管从近代以来由于被日本、德国大量盗取，壁画的破坏很惊人，可残留下来的东西仍然让人印象深刻。

在最著名的38号窟中，洞窟的前室已然坍塌，中室两侧墙壁上绘有各有7组共28人组成的“天宫伎乐图”。这些供养佛的天人两两一组，乐伎为男性，舞伎为女性，分为乐器组合，乐舞组合，舞蹈组合。在乐器组合中，有的手持排箫与阮咸，有的拿着横笛与五弦琵琶，有的拿有筚篥和答腊鼓，有的则为铜钹与排箫。乐舞组合中，有手持璎珞与击掌的组合，也有捧盘撒花和弹拨箜篌的乐伎，吹奏排箫和击掌为节的乐伎。舞蹈组合中，有的拍掌为节、手持璎珞，有的捧盘撒花，手持璎珞。壁画中的乐伎，体态婀娜，表情动人，从他们的形象动态，完全可以想象当年龟兹乐舞的盛况。

回到新疆龟兹歌舞团五楼明亮的排练室，年轻的舞蹈队员们正在演奏他们在2011年排练的舞剧《龟兹恋歌》中的琵琶舞和鼓舞。在如同羯鼓铙钹般激烈的音乐声中，一队身姿曼妙、体态妖娆的少女撩拨琵琶，款款而来，在她们身后，则是几个扛着肩鼓、蓄势跃腾的少年。一刹那间，心神会不由得恍惚起来，千年之前的乐舞新潮似乎又活了过来。

（本文写作参考了霍旭初的著作《龟兹艺术研究》，感谢新疆龟兹研究院的支持）

从安化到圣彼得堡：中国茶叶的丝路之旅

记者◎程磊

益阳茶厂的茯茶大师刘杏益正在仔细检查一块茯砖的“发花”。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茯砖茶制作技艺传承人（于楚众 摄）

云台山茶园。安化“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推崇“道地茶”，其中云台山、芙蓉山、高马二溪是公认的道地山头（于楚众 摄）

历史上安化黑茶北上的古道有两条：一是走洞庭湖经汉口到山西，北出内蒙古至恰克图，再直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草原之路；另一条是从汉口北上，经泾阳进甘肃，西进新疆，出中亚抵达黑海的绿洲丝绸之路。

“茶好金花开”

特殊的工艺是安化黑茶区别于其他五大茶类的最大特征，“千两”与“茯砖”，是安化黑茶的双子星座。10月的安化县城，冷雨萧瑟，街上行人不多，往来的大卡车倒是络绎不绝，尽管制茶尾声将近，但并不影响他们运送原料与成茶。

茯砖是边销茶的核心，黑茶丝绸之路的主角。因在伏天加工，故称伏茶。以其效用类似土茯苓，美称为茯茶、茯砖。现在安化黑茶的体系中，有天尖、贡尖和生尖这三尖，有茯砖、黑砖和花砖这三砖，还外加千两茶。但每年一半以上的销量是茯砖完成的。砖内含有浅黄色像蛋花般的金花才可称为茯砖，“金花”含量又与茶叶品质呈正相关，民间所说的黑茶养人，主要说的就是“金花”。所谓“茶好金花开，花多茶质好”。

茯砖茶的金花是一种微生物，过去只有在千年灵芝上才发现过，是安化黑茶在当地特定环境条件下，通过“发花”工艺长成的自然益生菌体，俗称“金花”，学名冠突散囊菌。湖南农业大学著名茶学教授刘仲华等已在分子水平上，证明了茯砖茶中的金花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体，长期饮用能起到调理倡导、降血脂等作用。当前，全球范围内有不少学者，希望在冠突散囊菌上拿诺贝尔奖。

去年初，湖南农业大学著名茶叶教授刘仲华在哈佛大学，为“金花”举行了一场学术报告会，掀起了美国的黑茶热。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用历史和生活也证明了茯茶的作用。西北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就是其真实写照。

“金花什么味，什么不用说，喝完了才会明白。”刘杏益这样说。51岁的刘杏益在益阳茶厂制黑茶30载，科班出身。安化县隶属于益阳市，益阳茶厂虽在益阳，但茶园遍布安化。2008年，专注生产茯茶50多年的益阳茶厂的茯茶制作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成为唯一的传承保护单位，对于益阳茶厂的茯茶成为行业标杆和国家标准，刘杏益贡献丰硕。虽然已经有了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茯砖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湖南省益阳茶厂副总经理等诸多头衔，可他说起茶来，如茶农般朴实，没有故弄玄虚的花架子。

刘杏益邀我们品尝的是2007年益阳茶厂的1.95公斤包装的茯茶。此款茶的原料含部分的安化本地料，汤色红艳，极为耐泡。刘杏益指着茶汤说：“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品茶，这一壶茶没换过，十几泡下去，还是有滋有味。”我们大概喝的是第七泡，一口下去，陈香明浓厚，叶底的一股糯香依稀可闻，这种特有的菌香只有黑茶才有。

早年丝绸之路上的茯砖茶，没有现在这么细腻的口感，因大部分选用叶片大、叶张肥厚、成熟度高的黑毛茶为原料。33道工序反复发酵，是为了去掉粗老叶的苦涩。虽然历史上的黑茶一直是价廉物美的边销茶，安化却并非没出过黑茶的精制品。当年晋商采谷雨前最细嫩的芽尖，乃至带有白毫的白芽尖，制成黑毛茶后，再用106目皮篾小雨筛，筛选出极细的精制茶。一斤一篓，60篓一套篾箱，并不出售，而是带回家乡作为高贵的赠品。这样的芽尖茶，明洪武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都有岁贡。

就茯砖来说，更精致的产品在当代始于2004年。当时以边销为主的益阳茶厂转向内销市场，开始提高原料的等级，以一芽二叶为原材料的茯茶发花需要突破多重技术瓶颈。原料等级较高，会使茶香气比较纯正，但是菌花香会稍弱，并且发花的稳定性不够。益阳茶厂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带动全行业的技术升级。到了2005年，安化的茯砖茶已经扭转了过去人们对安化黑茶原料粗老、品质低廉的印象。

在六大茶类中，安化黑茶是以独特的生产工艺定义的茶，比如茯砖茶，大体要经过清茶加工、筑茶成封和发花三大阶段，其中发出金花来这一神秘而关键的工艺，是理所当然的技术门槛。它与黑茶压制的紧实度、温度、湿度以及原料的含梗量密切相关，任何一项细微的变化，其他项均要随之变化。

发花的最后一个场所是烘房，压制成砖后，这里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安化所有黑茶厂商的禁地，几乎不对外开放。在阿香美茶业的工厂，我们有幸近距离“涉密”。

进入烘房，像进入了一个桑拿房般的仓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温度计与湿度表各一个钉在架子上，下午16点多时候的温度是28摄氏度，湿度接近30%。机密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在每一天里的不同时段，温度、湿度都不尽相同。在烘房狭小的空间里的三排架子上，以拇指长的距离为隙，一块块“砖头”整齐地横立着，他们距离上市销售，仅一步之遥。

国人喜绿茶，而绿茶中如果含有茶梗，则被视为劣质茶，这一点在黑茶体系内并不适用。根据阿香美董事长夏绪平先生的介绍，黑茶中除了天尖、贡尖和生尖等散茶为芽头制成外，其余的均含茶梗，尤其是茯砖茶。添加茶梗是为了确保压制过程中会出现空隙，这些空隙是金花的“家”，茯砖茶的含梗量一般控制在12%左右，含梗量越低，发花技术要求越高。

刚出烘房的新茯砖，表面如刀切般齐整，通体呈褐黑色，掰开砖身才可看到内有大量的金黄色颗粒，放置于显微镜下观看，像一朵朵黄色的小蘑菇。

目前很多口味的创新都是围绕茯砖在进行。安化第一块荷香茯砖诞生于阿香美，采用高山黑毛茶，佐以荷叶、决明子等天然植物制成，深受日韩两国年轻女性的追捧。

边销之王的丝路

据安化县茶叶办主任介绍，上安化黑茶北上的古道有两条：一是走洞庭湖经汉口到山西，北出内蒙古至恰克图，再直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草原之路；另一条是从汉口北上，经泾阳进甘肃，西进新疆，再出中亚直达黑海的绿洲丝绸之路。

从事茶叶贸易25年的哈萨克斯坦茶业的总经理麦的奥告诉我，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安化黑茶，至今都是哈国饮用中国茶叶重要的种类。上个世纪50年代，该国80%的消费茶叶都进口于中国。

两位茶人在对黑毛茶拣梗。茎梗中的维管束是养分和香气的主要输导组织，很多茶厂仍旧喜欢人工拣梗（于楚众 摄）

现在，现代交通已取代了悠悠驼铃。但黑茶北上的脉络依旧在依附于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安化黑茶大市场里，我和来自兰州的茶商聊了许久。他的黑茶经销商铺在兰州七里河的西北茶城，那是一个紧邻黄河的茶叶交易市场，最受欢迎的仍是安化的茯砖。

胡马的嘶鸣声早已随西风流云而去，而浓郁的茶香依旧飘溢在黄河岸边。他用火车将这里的黑茶运往兰州，再经下一级茶商销往西北各地。在武威、在张掖、在酒泉、在甘南、在新疆、在青海……只要你走进牧民毡房，主人先端上来的，依旧是一碗飘着奶香或枣香的热乎乎的黑茶。

几千年来，以丝绸交易为纽带，东西方几大文明都在中亚发生交集。后来茶叶贸易兴起，中国茶叶在丝绸之路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茶叶之路”。而因为边销以及在该领域的统治性地位，古时安化黑茶在这条“茶叶之路”上，既有车马奔驰的喧嚣，又有舟楫横渡的壮观。

始于边销的安化黑茶，改变了边区人民的生活。文成公主不仅用和亲的举动抚慰了松赞干布和他的臣民，带来了边地的平安，而且她进藏带去的茶叶，使吐蕃人发现了茶叶对这个缺少果蔬食用的民族的重要性，所谓“牛羊之毒，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也”。

牧民们围坐在一起，支起小锅，点起篝火，从背囊中取出一块像砖头一样的黑茶，抽出短刀，砍下一块丢入锅中，随手放些盐巴、酥油、牛奶等物。这至今还是边疆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常态。他们背囊中像砖头一样的物品就是边销茶。当前西部边疆的回族、蒙古族、维族的奶茶，以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麓的裕固族的摆头茶，都是用茯砖茶或黑砖茶制成。

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绵延数千里的丝绸之路两侧，蒙古、藏、回、维吾尔、裕固、锡伯、哈萨克等20多个民族，由于他们的主食是牛羊肉和奶酪食品，加上生活环境气候寒冷、干燥，缺乏蔬菜，具有分解脂肪、舒畅肠胃、增加热量等功能的边销茶便成为他们长期的生活必需品。安化黑茶，便是作为这样一种特殊角色出现，作为“边销茶”源源不断地从湖湘腹地走向遥远的边疆，直至欧洲。

历史上黑茶不仅是边境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还是历朝中央治边的战略物资。中央政府用内地黑茶边销，换取少数民族喂养的大量战马。解放后，边销茶生产也需要国家指定的定点厂家，所以也有“安国茶”一说。

安化黑茶早期的边销茶，是以散茶为主，为了方便运输，陕西商人开始将安化的原料运到泾阳压制成砖。也有商人就地在安化踩捆成包，后来改成小圆柱，每支100两，称安化“百两茶”。到了同治年间，出于同样的目的，晋商研与安化江南镇的刘姓兄弟在百两茶的基础上共同研制，增重为每支千两。按现在的算法，有72.5斤。

砖也好，柱也好，主要都是打破以往茶包体积大但比重轻的局限性，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边销茶，商人们希望每一次长途跋涉都能尽可能地多运一些。

边销市场的火爆，也直接推动了安化黑茶的发展。根据益阳茶叶局局长李建国的研究，明清两代是安化黑茶发展的黄金期，号称“十里一铺，黑茶传奇”的茶业盛世由此开启。到了清末，安化在已有4万人口，与当时300公里外的益阳城人口相当。

明清600年，安化成为世界黑茶中心，黑茶产量世界第一，在边销市场占据着统治地位。根据古文献记载，这期间中国五个黑茶产地省，平均产量比例是：湖南（黑茶）40%、四川（乌茶）20%、广西（六堡茶）15%、云南（普洱茶）15%、湖北（老青茶）10%。

目前，边销仍旧是黑茶的重要市场。刘杏益告诉我，仅自己一家，每年西北三省的边销超过5000吨。只不过现在利润微薄，每年2/3的产量用来边销，只创造了1/3的收入。

黄金水道

在踏上丝路的征程之前，安化黑茶的命脉在一片溪河网布的水系之间。

安化境内除了资江两岸城镇所在的少许狭长平地，其余几乎全是山地。雪峰山脉和衡山余脉，一南一北，盘踞资江两岸，千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57座。境内河谷纵横，主干河资江流经24个乡镇连绵120公里，水系流域面积与安化土地面积相当。一出县城就进山，永远走在转不完的盘山道和涉不尽的溪流中。

沿着县域内的资江而下30公里便是安化江南镇，安化黑茶的又一重镇。顺着江岸往下游走，很容易就能找到德和兆记茶行遗址。这个茶行建于乾隆年间，也曾是赫赫有名的大商行，到现在还有13家名号。眼下旧址被一家篾厂租下。尽管茶行没落，篾却也和茶有关。天井里篾师傅用柴刀劈开一根根青毛竹，女工再把竹条编成十两、百两、千两茶用的篾篓。

19世纪中国丝绸画中描绘的汉口港茶叶北上的最后阶段：称重、品味、装箱、搬运

跨过地上的竹篾，走到后门，一座小码头湮没荒草之间、清澈的资江水下，几十年来水电兴盛，水位已经抬高了。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这条江维系着安化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同时也是安化黑茶的生命线。据安化县茶叶办主任肖伟群介绍，百来年前，资江两岸茶镇，如江南、边江、黄沙坪、小淹、酉州、东坪等镇，沿江都有这种直接通进茶行的私人码头，专门的茶叶大码头就有四个，是长江水系与汉口相连的最大茶叶码头，称之为黑茶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并不为过。

明清至民国期间，借助资水横贯全境的地利之便，安化黑茶从这里起航。茶季每天都有大量船只满载茶包，沿资江入洞庭，沿长江、汉江再转陆路，用马和骆驼驮往西北地区前往陕西、山西、甘肃、新疆乃至俄国的恰克图。俄商们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从17世纪末开始，从中国大量销往欧洲的茶叶有两条路线，除了连接川滇藏的茶马古道以外，另外一条就是由俄罗斯商人经营的商队茶，经恰克图口岸出口，横跨亚欧大陆。这条茶叶之路在中国境内又叫“茶商水道”。普遍的认知是“武夷山―恰克图―俄罗斯”这一条路，而根据肖伟群的考证认为，武夷山只是茶叶之路的起点之一，更古老的起点，在安化。

在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再起看来，整条中俄茶叶之路的南段，基本上是顺着中国古代黄金水道运行。之所以称为黄金通道，是因为这条水路运输路线贯通了信江、长江和汉江流域，沿途经过的城市和码头，都是当年各省的经济交通枢纽，如河南的赊店镇、江西的景德镇和湖北的汉口镇。

这条茶叶之路的北段，是从北方草原开始的一条纵深通向蒙古和西伯利亚腹地并且能直抵欧洲的驼道。这条茶叶之路繁荣了近200年，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道，其源头就是汉口。

1727年，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更丰富了清王朝与俄国的贸易形式，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恰克图这个昔日的边境小沙丘，也由于贸易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刘再起教授指出，造成这种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茶叶贸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汉口成为新辟的通商口岸之一。1862年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取得了直接在中国南方茶区采购加工茶叶和由水路通商的权利。俄商来到汉口，与英国商人开始了在汉口的茶市竞争。由中国销往英国和俄国的茶叶，大量由汉口起运。从1871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占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其中一支主力军就是沿资江而来的安化黑茶。

黑茶的流动改变了许多地区的文化生态，它成了邻国的欢喜之物。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说：“我们已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李建国的研究发现，黑茶输入俄国后，开始还只是俄国王公贵族、富商和文化名流的时尚饮品，到了18世纪末，茶叶就成为俄国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在俄土战争和俄法战争中，黑茶是俄国军队的标配。

俄国人的需求又反过来促使他们进行工业技术的输出，1874年，俄国茶商改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成为武汉地区第一批近代产业。19世纪俄国人在汉口留下的遗存几乎都与茶商有关，在洞庭路有著名俄商“巴公房子”，是曾任新泰茶厂大班的巴诺夫三兄弟在1909年花15万两银子建的公寓。在汉口鄱阳街与天津路交汇处，1876年俄国茶商彼特·波特金捐建的东正教教堂至今保存完好，这是汉口唯一的典型俄罗斯风格建筑。俄国茶厂的新泰大厦建于1888年，至今仍然屹立在汉口兰陵路口。

“先有茶后有县”

临近冬季，安化的茶农鲜有采茶，多是“朗山”，这是安化方言，即垦荒的意思。为了将茶园附近的杂木杂草砍掉让茶晒到更多太阳，也就地成了天然的肥料。此外，这几年安化的茶叶子吃香了，山上许多农夫纷纷把荒了多年的茶园“朗”出来，栽上茶苗，提前谋划。

古代的安化黑茶受到热捧，主要源于自身特殊的功效；这几年安化黑茶火爆蔓延全国，功效、收藏价值皆是原因，更因安化是自古以来的好茶产地。

安化茯砖茶中含有一种俗称“金花”的微生物，益生菌体是安化黑茶的独特之处（于楚众 摄）

安化黑茶闻名于世，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便是茶树繁盛之地。境内山清水秀，沟壑纵横，云雾缭绕，茶树“山涯水畔，不种自生”，是独特的宜茶区域。用现代语言去描述，安化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从地理位置、海拔、光、热、水等气候资源看，全部具有世界一流的种植茶叶的气候条件。

古时，湘中腹地统称“梅山”的资江流域，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整个地区星罗棋布的是称为“洞”的民族村落。奉蚩尤为祖先的瑶、苗人民，既不听从州府辖制，也不纳税。直到北宋熙宁六年，王安石手下干将章惇说降此地梅山洞蛮，方才设立县治，名为安化，取意“归安德化”。

“先有茶，后有县。”安化茶最早见于唐中期的《膳夫经手录》。安化山水宜茶，远在归化之前，此地先民就已在享受这一自然恩赐。原居于此的瑶、苗民族在置县后汉族移民的浪潮下渐渐南迁，只在《又到梅山三十六峒游念》的手抄本巫经中，留下瑶人死后灵魂需回梅山认祖归宗的印记。但先人们依旧留下了有迹可循的习俗，据肖伟群介绍，在现在安化农村，许多农户家里都有一口缸，里面满满当当地晾着用黑毛茶炮制茶水，一个茶缸子放在边上，想喝就舀。在一些隐秘山间的瑶族后裔，仍能看到瑶族特有的用桂皮、山姜等煎茶的习俗。

古代安化茶最出名的产区有“两山二溪六洞”的说法。近代湖南黑茶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湘中和湘北两大茶区，以安化和临湘最为集中。发展到现在，好比江苏产蟹的湖泊众多，唯阳澄湖最为出名，在黑茶领域，尽管附近的桃江、沅江、益阳、汉寿、桃源一带仍是有口皆碑的黑茶产地，但安化已然是黑茶代名词。

安化黑茶此前的盛景在明清时期，家家户户有种茶、制茶的传统习惯，“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说的便是当时。据肖伟群介绍，在当年产茶高峰时，坐船、骑马前往安化以现钞买茶、以物兑茶的客商达6万余人，会聚晋、陕、鄂、川、徽等地客商及茶叶加工制作人员，茶市十分繁荣。

对比之下，安化黑茶当下的繁荣程度，被刘仲华教授称之为“史上最好的时期”。就连过去主产粮食鲜种茶树的安化冷市镇，一家名为华莱、成立不到8年的黑茶企业，迅速成为全国单厂销售额最高的企业。华莱黑茶产业园的厂长曾卫军告诉我，在冷市镇，有超过80%的人口在从事与华莱相关的产业，全省邮政物流有一半的订单来自这家企业。

黑茶收藏热也是带动黑茶蔓延全国的原因之一。不久前湖南茶博会上一块百年安化黑茶砖卖出了105万元的天价，升值倍率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艺术收藏品。益阳茶厂2005年生产的湘益牌400克纪念茯砖茶，当年售价仅80元，现在价格已过3000元。

在阿香美董事长夏绪平处，我们喝的是陈年手筑茯砖。这块10年的茯茶，叶底黑褐均匀，质地稍硬，用手指轻轻一捏即碎。冲泡之后，茶汤比新茶更为甜醇爽滑。十几泡之后，茶汤色泽逐渐变淡，但甜味犹存，且更加纯正。

安化寻茶记

记者◎程磊

云台山是安化黑茶的优质产地，一年有200多天，茶场都穿着云雾这层外衣

茶行千里，自有不凡。

云台

顶着“益阳茶叶第一镇”的名头，安化县的马路镇是制茶重镇。云台山是其茶地理的名片。因为在山顶有一块9平方公里的坪地丘陵地带，所以有人说，云台山不是山，是高原。占据“高原”这一核心资源的是云上茶园，是我们此次寻黑茶的重要一站。

穿过小镇，一路沿着路况颇好的盘山公路往山上开，先入眼不是茶，而是山坡上的野生的小竹和接近山顶的野生油茶树，产出的小笋和茶油，与茶叶一起并称云台山“三宝”。车行至近山顶，云雾开始笼罩在周遭，它们像是茶山派来领路的山精，看到雾，茶一定在附近。几分钟后，山地开始平缓，云雾如毯覆于地面，若看得细致，嫩绿的茶园裹于雾中依稀可辨。

茶叶是靠天吃饭，露水、雾气是天然的湿度控制器，在茶界的认知中，雾气丰饶，能滋养茶叶。云上茶园的创始人刘波告诉我，在这里，一年有200多天，茶场都穿着云雾这层外衣。海拔998米、中国30座最美茶园之一的称号，以及常年盘踞的云雾，构成了云上茶园的独特性。

在中国众多茶山中，云雾缭绕其实并不算罕见，这里稀有的是岩石。停车走进茶林之中，拨开云雾方能看到传说中的形成于6亿年前的冰渍岩，或散落突起在茶林中，或茶场紧邻于岩山之旁。

冰渍岩是稀有石种。但云台山上，冰渍岩和那野生油茶树一样，随处可见。而关于石缝养茶，古人多有论述。陆羽《茶经》中将茶树生产的土壤分为“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清朝刘源长在《茶史》亦有记载：“壑岭断崖缺石之间，盖草木之仙骨。”也正是茶汤中那岩谷花香的“岩韵”造就了武夷山地区的大红袍如今的“顶级”身段。

比这些怪石更有名的，是云台大叶，成熟的叶子能长到手掌的长度，是真正的大叶种。安化的茶树品种真正有名有姓的很少，所有的本地品种也就是道地茶，统一称为“安化群体品种”，唯有云台大叶，在茶叶种植界声名显赫。它是中国21个优良茶树品种之一，以及用它为母本培育出来的槠叶齐、白毫早、碧香早、湘波绿等皆已成为全国推广的优良茶树品种。

在这些旁系里，槠叶齐的名气最大，比起它的母株云台大叶，它更能抵抗恶劣天气和病虫害，发芽率更高，持嫩程度也更高。云上茶园的基地所种植的云台大叶仅占总量的30%，70%是槠叶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考量。因云台大叶盛名，云台山在历史上以红茶著名，如今黑茶当道，槠叶齐正是黑茶的上等原料。

说来也巧，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安化红茶获得金奖。100年后，此项殊荣加冕于安化黑茶。

在山顶的山庄，一泡云台大叶制成的茯砖茶，虽是今年的新茶，但汤色橙红明亮。茯茶特有菌花香明显，还没入口，茶气已经直接钻进鼻腔。待入口再从后鼻腔呼出细品，这才深切感受到云台山茶气独有的“霸道”。

与高马二溪的较为沉着冷静的茶气相比，云台大叶的独特个性不容忽略，也无法被混淆。我们在以深挖黑茶全产业链而闻名的润和集团董事长陈社行那里，喝过他们采购自云台山的黑毛茶压制成的天尖，即便是嫩料所制，同样有着强劲的茶气。

湿度大，日照短，云雾漫射光多，茶树朝夕饱受雾露滋润，芽叶长得肥壮，叶质柔软，白毫显露，茶木共生，诸多因素造就了这口茶气。也许，这就是云台山茶的禀性，和它的冰渍岩一样，风骨强硬。

“千两”之技

安化黑茶理论家彭先泽在《安化黑茶》中推崇“道地茶”，其中洢水泥溪间的云台山、芙蓉山、高马二溪是黑茶界公认的道地山头。

对于山头产地的追求，现在也成为安化茶企进行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润和茶叶的董事长陈社行先生对云台山所产的原料有着掩饰不住的喜爱，今年润和集团在米兰世博会上获奖的“国茯”，其原料即取于云台大叶种。在润和的产品线里，所有的选料，都要求是海拔600米以上的高山料。

以做高端茶、礼品茶著称的建玲茶业，喜欢用芙蓉山的原料，芙蓉山的茶以台地茶为主，用这类原料制作的黑茶，除了上口醇和，最大的特点是越喝越甜。

阿香美对高马二溪的原料情有独钟，从口感上来讲。高马二溪的茶在存放三年后，入口呈“樟香”味，类似吃薄荷糖的感觉。

踩制“千两茶”是一门古老的技艺，需要7个人的无缝配合，拿着小棍的是杠爷，旁边四人是支脚的（于楚众 摄）

这类本地的著名原料毕竟有限，当然，原料更不是安化黑茶正宗与否的分野。类似于著名的“千两茶”的制作原料，讲求的是拼配，用的极少是等级高的原料，各家拼配的选择也不一样。

“千两茶”以每支的茶叶净含量合老秤1000两而得名，因其外表的篾篓包装成花格状，故又名花卷茶。该茶圆柱造形，每支茶一般长约1.6米，直径0.2米左右。按照现在的秤净重约36公斤。

安化小淹镇的白沙溪茶厂，是安化公认的“千两茶”代言人。一进工厂大门，就被氤氲的茶香环绕，与厂区隔河相望的就是清道光两江总督、一代名臣陶澍的故居。数十年来，这个在黑茶界最大的企业一直伫立在这片土地上。尽管白沙溪生产的茯砖也声名在外，但是“千两茶”是他们在近代重现其技艺，并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千两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肖益平，带领我们前往参观那个在古时“传男不传女”的制作工艺。51岁的他，已经在白沙溪茶厂做了35年的黑茶。在去往白沙溪“千两茶”制作车间的路上，包装好的数千棵“千两茶”侧立于空旷处，在这里，他们要度过49个昼夜的日晒夜露，方可“炼”成。黑茶的制作与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关联度很高，“千两茶”也不例外，其制作时间只在夏天的三个多月，始于芒种，霜降之前必须全部结束。

顺着“踩呦、呦嗨”的号子声，我们到了车间，这是一个充满了阳刚之美的热闹场所。三组人马有节奏的奋力的或踩或坐，对付地上躺着的“千两茶”，整个踩制过程是“千两茶”制作技术的最高门槛，且花费昂贵，观赏性极强。

要踩制一根粗壮的“千两茶”需要7个人的默契配合，两人将蒸好的茶装进篾篓，横放在地上，5个人一组负责踩制，中间领头的人被称为杠爷，旁边四人是支脚的。所用工具是一根2米多长的粗壮檀木大杠，和杠爷手上的那根半米左右的小木棍。他们5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将装进篾篓的茶尽可能的捆紧。这是一项极其讲求团队配合的技艺，杠爷是团队的大脑，他来通过喊号子来确保踩压的时机、节奏的一致。茶有没有踩好，杠爷一眼就能看出来，只有经验老道的人才能担当，所以他是团队里工资最高的，月收入多的能到1.5万元。

工人们一身短打装束，有的甚至赤膊上阵，大杠压制时由5人手提或臀座下压大杠，一人在前面用脚踩篓滚压；绞小杠时，杠爷负责收紧箍在茶身上的每一根篾绳，其余4人辅之。大杠和绞小杠交替进行，反复5次，使篾篓内茶叶受压不断紧缩，加箍绞到花卷圆周围尺寸符合要求为止，最后由一人手挥木锤，锤击花卷整形，通体匀称才算结束。

7人中的其他两人，一人是支脚，一人是杠爷。同伴们在压茶过程中，他们要负责调整空篾篓的大小，要将茶装入篾篓，要准备篾绳等。无缝衔接是“千两茶”的工艺要求，从将蒸好的毛茶装进篾篓，到最后锤击成行，动作必须迅速，不能使蒸汽散失。所以，杠爷要有替补。刚压制好的“千两茶”表面摸起来都是热的。白沙溪茶厂曾经搞过压茶比赛，成绩最好的，完成这一过程需要30分钟。这是一份极其消耗体力的工作，中间需要换手，安化民间形容杠爷的一顿饭，要“三斤肉、两斤酒”。

“奋斗一辈子，只为几片树叶子。”这是“千两茶”大师肖益平的微信签名，他也是中国黑茶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于楚众 摄）

踩制工艺原来被民间刘家视为绝活，一直是传男不传女，对外保密，暂停生产数十年。50年代白沙溪茶厂启用刘姓传人，传授制作技术，1952年生产了40支后，数度中止。直到1997年之后才每年有一定量的生产，到2005年以后，掌握该制作工艺的茶厂越来越多，规格花样开始多起来，虽然千两仍是主流，但也不拘于千两。十两、百两、三百两、五百两、万两都有。阿香美茶厂还生产过几支两万两，但无论多少两，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名字：花卷。

“千两茶”工艺的特殊性不在于“制”而在于“炼”，首先茶叶的含梗量原则上要低于2%，而且绝对不能超过5%，要选用国家毛茶标准中的二级六等与三级七、八等的黑毛茶的拼配。太嫩的料黏性过强，耐泡性差；等级低的料，过于粗老，黏性不高。这些原料制“千两茶”要么太紧，要么太松，达不到工艺要求。

包装也极为讲究，外层是花格篾篓，需选用三年龄以上的楠竹编织而成，年岁小的容易生虫；中间层为当下流行的棕垫床品的主材棕针，铺满厚厚一层，是为保温；贴身的内层以粽叶打底。一支理想的“千两茶”，这三层包装的材料均取材于安化。

“千两茶”的香气清冽悠长，口感清爽干净，并不像它的外表那么威猛阳刚，所以有人爱称其为黑美人。难怪黑茶泰斗蔡镇楚教授称之为：承潇湘之秀色兮，积力量之阳刚。

烟熏与炭烧

安化自古以来就有采用烟熏的方法保存食物的习惯，所产的熏鱼腊肉全国闻名，现已把这种美食做成产业。这一习俗在古代也用到了茶叶的储藏上，黑毛茶总要经历杀青、初揉、渥堆、复揉、烘焙五个过程，每个环节对最终的成茶之口感皆有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烘焙。古人发现用松烟烘焙的茶，劲道尤烈，汤色红浓，滋味浓厚，并有浓烈的松烟香味。自此把它作为黑毛茶加工的一个特殊工序，沿袭至今，广西的黑茶六堡茶也以带松烟香味的为上品。

烟熏茶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所形成的消费习惯，也揭示了一些科学道理。一是茶品色泽乌黑油润，均衡一致；二是经高火后，糖与氨基酸发生焦炭反应，使香气高冲，滋味更显甜醇，消除了粗老气和苦涩味。烟主要由一些酚类物质组成，具有抑菌和抗氧化作用，茶叶长时间储存，不易霉变，此外茶叶苦涩的消除还可能与高温烘焙去除茶叶中的咖啡碱有关。

传统的黑毛茶初制工艺讲究松柴明火，白沙溪茶厂在这一环节甚至采用的是沿袭自明朝的“七星灶”来完成这一干燥过程。根据白沙溪茶厂负责生产与技术的副总肖益平介绍，七星灶的灶孔据北斗七星在天河的方位而在灶台相应位置砌成，目的是使灶上摊铺的茶叶受热均匀，同时只吸收松烟香而无烟味、异味。灶下燃之以松枝明火，因而烘焙加工出的黑茶有着淡雅的松烟香。

在烘焙这个环节，以生产昂贵黑茶为特点的建玲茶业，采用的是炭烘培，以至于有人以“黑茶界的炭烧咖啡”来介绍这个企业。以木炭烘焙，是黑茶企业中极为少见的工艺，也是黑茶现代制作工艺中的一项创新。在建玲的烘焙厂房，数百个两人合抱才可勉强抱住的不锈钢桶和数百个碗口大小的不锈钢杯，如阅兵般分别置于地面和架子上，推开不锈钢桶，下面是一个刚好被盖住的洞，用于烧炭。大小容器内近一半的深度有隔断，上面放置毛茶进行烘焙，小容器是用来烘焙嫩料。

其实“炭烧”并没有入茶味，去松烟香迎合的是追求纯味人的嗜好。至于烘焙这一环节孰优孰劣，则取决于技艺选择，或取法于传统与自然，或追求当代偏好，便生成两种不同口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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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古老丝路与现代崛起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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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丝路与现代崛起（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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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中国出版集团 2017.7
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目　录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古老丝路与现代崛起

“一带一路”背后的大国战略——古老丝路与现代崛起

“一带一路”：大国崛起中的路径选择

向西，“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的“热”与“冷”

“一带一路”，海外基础设施规划

波兰：搭上“东方列车”

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人们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智识精选系列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古老丝路与现代崛起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那只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再是被动地融入全球化，而是借助“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学者认为，世界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落后的全球化供给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动力。“一带一路”可以提升境外直接投资，开辟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出口，消化过剩产能，最终确立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全球贸易及货币体系。“一带一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的海洋决定人类命运的规律，现在更多的是要通过技术、资金的优势，海上和陆上同时推进，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带一路”背后的大国战略

——古老丝路与现代崛起

文◎吴琪

连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和第二大城市奥什的41号公路

起源于中国古都长安的“丝绸之路”，仿佛多年未弹奏的古代乐谱，乐谱上串联起来的东方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在不同的时空境遇里，遭遇、碰撞、融合、分化，演绎着落差显著的历史叙述。

自从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逐步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次次地向西行走，无异于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地理大发现，人们突破了地域限制，建立了对其他文明的认知。它最终形成了中国人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观与相对平等的交流方式。

在海陆两种不同运输方式中，陆上丝绸之路又分为北线与南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也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它始于汉武帝开辟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通道，到了明代中叶，随着欧洲殖民者东来，以及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海。当西班牙殖民者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航线后，中国商船运载到马尼拉的生丝和丝织品经太平洋转运到美洲大陆，然后又经大西洋再转运到欧洲各地。这使得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迁，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成为联系东西方的全球贸易航线。

2013年9月，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首次被提出。一个月后，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接下来中国逐渐完善“一带一路”构想，并且于2015年3月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中长期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

今天再次被提起的“一带一路”，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好似“熟悉的陌生人”。大家都知道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也多多少少听说过布哈拉、费尔干纳这样带着神秘异域色彩的地名，只是不知道这些沉睡的记忆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联系。

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下半年，我们的杂志选择了向西行走，通过记者们探访西行道路上具有代表性、重要性和枢纽性的国家和重要城市，来了解曾被我们长期忽略的西部邻居，那些在东西方通道上由于经济不够发达而形成的“洼地”。我们惊叹于那里未被世人过多打扰的壮阔旖旎的风景，传统手工业的安静传承，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探究与认同，也看到了他们对于更多融入外部世界节奏的渴望。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那只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再是被动地融入全球化，而是借助“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学者认为，世界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落后的全球化供给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动力。“一带一路”可以提升境外直接投资，开辟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出口，消化过剩产能，最终确立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全球贸易及货币体系。“一带一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的海洋决定人类命运的规律，现在更多的是要通过技术、资金的优势，海上和陆上同时推进，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在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这些都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此基础上的“一带一路”，自然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在合作过程中，未来的新型国家关系，亦将由此奠基。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道路漫漫，现在又到了关键节点，“一带一路”战略，当然是破局之道，开创之举。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是把它创造出来。顺着“一带一路”构想，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被创造出来的未来。

“一带一路”：大国崛起中的路径选择

文◎吴琪

2014年3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德国北威州杜伊斯堡港。图为习近平观看由重庆至杜伊斯堡港的“渝新欧”铁路列车到站

从战略的角度来观察，“一带一路”的道路选择，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一带一路”的现实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始于2000多年前，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现实基础？

许善达（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的倡议与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有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需求减弱，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当时决策者的压力主要在于解决就业问题，而扩大投资是立竿见影的方法。老百姓对GDP的绝对值感受不明显，但对就业情况有深刻感受。投资投下去，每一个新增的GDP能够解决很多就业，税收也多。实际上用4万亿投资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是以加剧未来产能进一步过剩为代价的方法。

“十八大”后，第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里谈的最多的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落后的产能，技术水平很低、质量很差、污染环境，这些产能都是要淘汰的，它们负面的影响超过收益。由于我们统计GDP时不统计负面影响，多年来环境污染的影响GDP不统计。还有一部分过剩产能质量不错，解决这部分过剩产能的办法不是淘汰而是去寻求需求，或者说创造需求。这是“十八大”以后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做出的新的重要的整体判断，这个判断将调整我国的宏观经济战略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我们提到解决宏观经济困难的方法时，总是提出“扩大内需”。现在看来，是不是简单地扩大内需难以解决问题？

许善达：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很长时间才能见效。我们主张的增加消费不是增加政府消费，也不是增加企业消费，而是增加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快于整个经济增长。我们居民收入的份额占整个GDP比重还是比较低的，要增加这一部分难度不小。因为如果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就一定要或者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或者降低企业收入比重，或者两者比重都降低。我们的文件中多次说过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但从来没说过降低谁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而且，更重要的，仅仅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还不能提高居民消费率，经济学被普遍接受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只有在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同时低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更快一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才能提高居民消费率。可是，如果我们又要提高居民收入总量，又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项工作不是短期政策能解决的。

实际上我们的居民消费存在很大需求，但这些需求未必是经济学上的有效需求。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有5000万户居住在人均面积是8平方米以下，使用面积只有5平方米。他们的住房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5000万户平均每家是3点多人口，所以就有1.7亿城镇居民居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这还不算农民工。可见居民改善需求的实际要求是有的，但它是无效需求，因为这些人没有钱，没有购买力，不是有效需求。怎么把这些人的无效需求变为有效需求，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在更广大的市场里去发掘更多有效需求。

中国发起倡议的独特优势

三联生活周刊：从历史积累和现实需求来说，在倡议和建设“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上，中国有哪些优势？

许善达：周边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国内消费情况有不少类似之处，它们有实际的需求但是缺乏有效购买力。这些国家有的矿产资源丰富，有的拥有地理资源，比如港口资源等等，这个资源是可以开发出来创造新的财富，但是它们缺乏资金，没有现实的购买力。

而我们的过剩产能跟这种实际需求恰恰是契合的，有没有可能把这种发展中国家潜在的购买力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的外汇储备多，外汇储备被看作我国“沉重的负担”，而这个外汇储备恰恰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把潜在购买力转化成现实购买力的一个金融因素。

许善达

我在2009年就提出过一个“共享发展计划”，或者叫“和谐世界计划”，其思路就是中国从巨额外汇储备里边拿出一部分资金，比如5000亿美元，带动周边国家发展，通过资金输出来带动中国的产能输出。这个设想虽然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多区别，但是从“资金出口带动产能出口”这个经济活动的本质来说，是有共性的。现在回顾看，如果当时中国既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又能有计划地运用外汇储备来输出产能，做到两条腿走路，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济形势会比现在好得多，产能过剩问题也不会如此严重。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把国内建设和国外投资联系到一盘大棋里来考虑。

从周边国家的发展来说，中国的优质产能也正是这些国家需要的，比如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我们的质量、效率，我们的性价比在全世界是有竞争力的。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长期的优良资产，它不像互联网等行业瞬息万变，基础设施短期内受到颠覆性技术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小。

世界创造财富，就是靠各种资源的组合。我们通过我们的资金的输出，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把他潜在的购买力和资源开发出来，创造出更多新的财富。新的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大家来分享这种新创造财富的份额，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局面。现在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能够实施这样一个计划的国家，中国不能说是唯一的，也是屈指可数的。因为我们过剩的产能和我们过剩的资金恰恰构成了与这些国家资源互补局面。

另外，这种做法对于我国优化自己外汇储备的结构也有好处。我们的外汇储备基本上是货币资产，以前我们老说“出口创汇”，盯着我们出口又卖了多少件衬衣、多少双鞋子，拿回了多少美元和欧元。但是我们的外汇储备需要增加实物资产，我们在海外投资的矿产、铁路，都可以看成境外资产结构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之前也有不少的海外投资，但是没有像“一带一路”这样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来提，前几年关于我国国企或民企在海外投资遇到挫折的报道也有一些。“一带一路”的海外布局与我们以前相对分散的海外投资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许善达：成功的海外投资策略，需要我们有很强的综合研究能力，能够对海外不同市场、产业政策、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中国和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它的一些智库在几年前就准确预测到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趋势，并且智库的研究能够高效地转化为政府的政策。美国页岩气的成功开发，一方面使得美国的能源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对石油的依赖度大幅下降，由此对全世界的能源格局带来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得它的制造业成本大幅下降。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有预见性的长期政策带来的成效。

“一带一路”将会带动的大投资和大项目，与我们过去的对外贸易是很不一样的，我国对外经济模式将会有很大调整。以前的中国出口靠廉价劳动力模式，可是我们过去的低成本有一部分是不实的低成本，职工没有提取社保费、排污随便排、土地廉价等等，是这么一种不正常的低成本情况下，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隐含的成本都要表现出来，排污要交排污费，土地要交钱，职工社保是要建立起来，工资还要往上涨。所以过去靠廉价劳动力、污染环境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今后还要持续上升的成本里面，有一部分是真实成本的上升，有一部分是过去不真实的低成本也会表现出来。

而“一带一路”的模式不一样，它会带动基建、电信、能源等大项目，这些不是靠低成本劳动力能够解决问题的。“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企业的大好机遇，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大企业能不能让自己的产品成为行业标准？一些中小企业能不能成为大项目的长期供应商？

过去我们的外贸出口是大小企业一块上，大企业出口服装鞋帽，若干中小民营企业也扑出去发展自己的海外业务。但是我们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模式不一样，它们中小企业直接做出口的并不多。比如欧洲的空客、美国的波音，以大企业为龙头，带动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这种大公司的主要产品出口带动若干供应商，是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商业模式具体会有哪些好处呢？

许善达：这样有利于大企业打出自己的拳头主产品，而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专注于某项具体配套产品，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水平。比如欧美的一些整机厂，会与中小供应商用入股或换股的方式相互持股，这样双方形成长期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它们都愿意不断投入研发，提高产品质量。而且“一带一路”的大型项目是会长期扎根于当地的，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是出口设备，还有输出服务、输出理念，这些都对我们的对外经济模式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三联生活周刊：从金融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也很明显。

许善达：这是“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要学会更多地运用金融工具来完成国家战略，要让人民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在世界各国里面总量还是很小的，但是持有国家的数量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增加。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健康态势，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速度会比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我们要获得铸币税的份额。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市场沉淀，都获得铸币税，我们现在是给别人交铸币税，人民币国际化就可以使我们来收取国际市场一部分铸币税。通过“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就可以大幅度推广人民币国际化。因为我们在出借资金的时候，既可以出借我们储备的外汇资金，也可以直接出借一部分人民币资金。一些国家在实施项目的时候需要购买中国的产能，中国帮它们开发矿产，帮它们修电力、港口、公路、铁路、市政建设等等，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要从中国购买。

所以我们直接用人民币去作为我们的出借资金，他们用人民币来买我们国内产能，这样能够大幅度降低项目的成本，因为正常情况下要两次换汇，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如果在我们对外项目里面有50%，或者是60%、70%，这么一个比重的钱是利用人民币来完成的，那么对整个项目降低成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给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新的途径。我相信在几年之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全球框架内的中国道路

王义桅

“一带一路”的战略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强大后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在全球的位置，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一带一路”考虑的出发点吧？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一带一路”是我国领导人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需求、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来的倡议，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

前些年，我国领导人出访澳大利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澳大利亚铁矿石大量出口中国，中国虽然是消费大户，可是在铁矿石谈判上没有话语权。这就使得我国领导人更迫切地思考：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如何从低端向高端升级。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我们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经济模式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摩擦必将越来越多。但是如何与那些在全球分工中处于更下游的周边国家合作，我们还有很大空间。再加上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从东边的海上给我们施压，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注重往西边去谋求发展。

古代海陆丝绸之路曾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今天丝绸之路重焕活力，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重要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亚、东盟、南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等65个国家（当然，“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不限于这些国家），44亿人口，经济容量约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中国可以在这样广大的空间里有新的作为。

三联生活周刊：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除了能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动力，还会在其他哪些方面起重要作用？

王义桅： “一带一路”除了需要解决中国过剩产能的问题，另外也肩负着资源的获取、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这几个重要的战略使命。

说到中国富余优质产能的市场问题，过剩产能对我们经济的运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正是其所需。而且“一带一路”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中国的资源获取问题。中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一带一路”新增了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进入通道，对于资源获取的多样化十分重要。

“一带一路”也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纵深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问题。我国的资源进入现在主要是通过沿海海路，而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胁之下，在战时极为脆弱。我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也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的打击，整个中国会瞬时失去核心设施。在战略纵深更高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工业少，还有很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在战时受到的威胁也少，通过“一带一路”加大对西部的开发，将有利于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

“一带一路”直击了中国的三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而通路、通航和通商则是“一带一路”解决战略问题的发力点。从现实来说，考虑到西部基础设施薄弱，为了更好地外联内呼，打通顺畅的交通动脉是第一位的，也符合“一带一路”的题义，即首先着手的必将是通路、通航。

建设“一带一路”就是要提升境外直接投资，开辟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既有实现中国梦的路径选择，又有大国崛起话语权和比较优势的战略规划，还肩负中国让世界更美好的人类担当。世界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落后的全球化供给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提出把“一带一路”作为中长期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怎么来理解这种战略的重要性？

王义桅： “一带一路”确实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它肩负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历史担当。中华文明长期受制于北方威胁，局限于内陆。海防还是塞防？这个问题长期困惑中国的防御布局。走向海洋还是西进？也不断困扰着中国的发展布局。“一带一路”明确中国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使中国陆海文明协调发展。

两条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欧亚地区交通网络：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流沟通网络，将来还可在政策、交通、贸易、货币、民心等“五通”基础上增加第六通——网通。

因此，“一带一路”是高技术之路，是以中国资本、技术换取欧亚大市场，推动中国制造成为国际标准，见证中国从农耕文明到工业—信息文明的转型。“一带一路”将中国十几个省份与亚非拉广大地区对接，并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区，将世界与中国互联互通起来。随着北极航线的开通，“一带一路”重构了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版图，并推动中国企业包括军工企业走出去，是中国提供给全球化的公共产品，标志着中国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

同时，“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标准与话语权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目前已经获得近6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与“一带一路”相关联的欧洲地区、中亚地区等，对中国的这个倡议是如何看待的？

王义桅： “丝绸之路”是中国2000多年来存在“银行”里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拿出来用，利息很多啊。以前中国总是宣称自己“我不称霸”、“我不结盟”，其他国家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你老是说“我不要什么”，可是你要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要的是“一带一路”。

中国重新提出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对于土耳其、阿拉伯等国家来说，它们也是很激动、很欢迎的，这些地方也是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丝绸贸易、大航海时代在这些国家留下了历史痕迹。中国提出的概念，把沿线那么多国家、那么多种文明串到了一起，而我们是这条路线的起点站，也是这个提议的发起者，这种资源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也是希望从沿线各国的古代智慧里得到启发，将古老智慧运用起来，而不只是简单崇尚西方工业文明。原来的全球化有80%的大城市、资本和人口集中在沿海100公里以内地带，内陆地区和国家的发展机会非常有限。现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这样最大的内陆国家非常高兴。

我们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这个战略分为三条线路：以亚欧大陆桥为主的北线（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一个“经济带”概念，体现的是经济带上各城市集中协调发展的思路。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战略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使得共建“一带一路”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行动指南。“一带一路”的战略对于中国重塑自己的国际地位，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义桅： “一带一路”提出的一个基本背景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了，中国不是简单融入全球化，而是要创造新的全球化标准。全世界都在搞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美国也积极推动TPP、TTIP，全球层面的投资协定谈判、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本身在变化，原来的国际体系已经很难持续了。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方，尤其在金融危机后。

而现在，我们在技术上不再落后了，有些领域甚至已经领先，资本也比较充裕，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资本和技术上都有了一些优势，就需要寻找更大的市场，把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变成一种标准的优势，比如高铁和电网经过推广形成“中国标准”，使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竞争中从产业链的低端、中端向高端发展。以前的“Made in China”是对整个世界生产的，现在世界消费不了那么多，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很多产能就要转到海外去。

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有能力主动塑造了，除了资本和技术的一定优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因此，中国已经不简单是全球化的利益相关方，而是全球化的发动机。中国的生产方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进而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应对方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从买卖关系、投资关系向“发展关系”升级，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升级。

我们对发达国家还要强调共赢，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不能仅强调共赢，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了，更多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前期投入和技术转让。所以，我们现在对第三世界提出了正确的“义利观”、“责任共同体”，对发达国家讲“利益共同体”，对周边国家讲“命运共同体”。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中国强调在外交上“韬光养晦”、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现在中国主动提出通过“一带一路”带动更多国家的发展，这其中体现了怎样的思路转变？

王义桅：纵观我们的历史，古代的“丝绸之路”很少出现海上和陆上同时繁荣的景象。张骞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不行；郑和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不行。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是要同时繁荣海上和陆上的西行通道。

中国需要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提出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话语权。全球在“一战”前后盛行殖民体系，在“二战”以后形成联盟体系，但这些都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形势。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家，却奉行不结盟政策，提出与作为海上霸主的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就要求中国提出21世纪海洋合作新理念，创新航运、物流、安全合作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权、共建共享港口等方式，推进海上与陆上丝路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在“21世纪”：表明中国既不走西方列强走向海洋的扩张、冲突、殖民的老路，也不走与美国海洋霸权对抗的邪路，而是寻求有效规避传统全球化风险，开创人海合一、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海洋文明。

“一带一路”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搭起了两条经济带，让世界更均衡发展，推动内陆文明的复兴、海上文明与内陆文明的对接。中国要崛起，必须有创新性的体系，必须提出我们制度性的标准和国际话语权。

这里的标准包含几个层面：一个是产业标准，中国的产品有非常大的市场，我们应该让自己的产品成为世界标准。所谓一流的企业争标准，中国企业以后将更多直接在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目前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700多万，数量相当于欧美日每年新增工程师的总和，我们培养出了足够多的人才来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帮助我们自己建立产业标准。

第二是中国应该逐步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改变过去粗放型的贸易方式。我们过去的贸易方式是在做加法，有了金融属性的贸易才是在做乘法。

第三是我们应该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标准。WTO是对传统经济领域的规范，里边涉及的投资内容很少，像电商等新兴领域更是没有涉及，再加上WTO现在有160多个成员国，这也导致谈判成本特别高，这种游戏规则不太容易有效持续下去。中国有6.8亿网民，我们能否搞一个e-WTO?

以前我们眼里看到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么结盟，要么不结盟，非此即彼。现在中国需要在这两种关系之间再提出一种新的建立国际贸易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支点地区谋求发展。

对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我们以前的表述是“全球化发生在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外贸上大进大出。现在我们提出“中国在塑造全球化”，中国在外贸上要优进优出，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进口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的产业升级。

“一带一路”将带动中国的高铁、航空、航海、电信、能源开发、大型设备租赁等多种产业，我们出口的不仅仅是设备，还要把服务带过去。以前我们总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其实不应该是“走出去”，而是“走进去”，要走进海外市场，产业链、服务等都要实现当地化、落地生根。

外交开始“奋发有为”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你在阐述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时，特别强调要“抓住欧洲”，为什么欧洲对于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如此重要？

王义桅：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国际合作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覆盖欧亚非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欧洲国家拥有高端技术，而中国制造能力及高端技术市场化能力非常强，两者只有结合才能规避不必要的竞争，赢得更大市场。中欧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也是国际产能合作的系统效应体现，市场前景广阔。一个典型例子是：法国核能技术世界最优，80%的电能是核能，而中国在建核电站占据世界37%，具有最成熟的建设、管理经验，中法合作开拓第三方核电市场，可谓完美组合。当性价比最高的中国核电装备，装上技术最优最安全的法国“核芯”，甚至赢得了英国的核电市场，实现从“双赢”到“三赢”的转变。

欧洲有国际先进技术、有话语权，中国需要抓住欧洲。中国应该进一步与欧洲合作，稳住美国。我在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一些人并不理解我的意图。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现有的国际旧秩序还需要美国冲在前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是站岗放哨，美国的过快衰落会使得我们失去发展的黄金期。中国与欧洲合作则有利于双方的共赢。

这种共赢有相当的互补性，过去一些欧洲国家或公司不愿意将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可是技术如果不与市场结合，就会失去生命力，缺乏在应用中不断改进的动力。比如德国的磁悬浮列车，实际上失去了打开中国市场的机会，我们自己建造的高铁已经非常强大了，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所以虽然欧洲有技术，但是中国拥有最强大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欧洲技术与中国市场化能力相结合，对双方都有利。另外中欧可以开展海上合作，欧洲在大航海时代的领先地位，使得欧洲成为当今航海规则的制定者。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港口建设、航运方面合作。与欧洲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发展。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该公司是中国高铁车辆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正积极谋划向海外拓展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现在的格局，中国外交是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格局的转变？

王义桅：世界力量格局已经不是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这么简单，大国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中国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的大国悲剧。中国代表新兴国家，美国代表传统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权力转移或合作不仅关系到两个国家，而且关系到两种秩序、两个世界的构建。此外，大国里面还有金砖大国、中等强国，所谓中等强国就是10个到20个类似澳大利亚、韩国、墨西哥、加拿大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既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不是日本、印度和德国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通过积极外交与不结盟外交，它们可以用美国做不到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周边战略则是分清轻重缓急，安全上东边比较吃紧，那么西边就多推进一些，南边搞合作。所以，从策略上说，外交开始以我为主，告别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阶段。

亚洲新安全观就是命运共同体的体现，要解决周边的一些麻烦，找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长远相处之道，外交就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发展和安全两轮驱动。这个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多个方面，比经济发展更广泛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在倡议自己的“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该怎样协调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让我们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支持呢？

王义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这也就是要增加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制订游戏规则，提出新的概念、新的倡议，赢得国际社会支持。所以，无论是“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都是跟以前不同的阐释。以前很多年都讲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只是关于自己的阐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现在我们更辩证，更平衡、全面了，强调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别的国家也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我们宣扬的东西一定要有通约性，正好也是别人的心声，不能只讲自己怎么样。比如，“一带一路”不要讲是中国要推进的战略，而要讲是中国的伟大倡议，是与沿线国家及国际利益攸关方一起商量的区域合作规划，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回馈国际社会的合作主张。

三联生活周刊：由于“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域广大，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又很不一样，再加上很多项目的投资周期长，运行和维护都不容易，这样使得不少人也担心“一带一路”实施中会遇到的风险。

王义桅： “一带一路”确实面临着风险和挑战，这些风险首先是经济风险，包括投资、税收风险等；其次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特指政治冲突及大国的政治角逐，包括这些国家国内政局不稳；安全风险则指国内与国际安全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法律风险，包括国内与国际法的风险，比如南海地区的国际海洋法适用问题；道德风险，包括中国产品质量、项目及中国工程建设人员素质等问题。这些风险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的倡议，有效推动全球再平衡。

向西，“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推进

记者◎徐菁菁

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天山山脉的哈萨克族居民

具有千年历史的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巴扎依然是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之一（张雷 摄）

中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向西拓展的第一个区域，它涉及全局。

丝路第一站

今年5月，我从吉尔吉斯斯坦向西一路横跨乌兹别克斯坦。在这块充满了原始自然风光和自给自足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土地上，一种向外生长的张力无处不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向东的公路叫“丝绸之路”。穿行在这个国家的5天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筑路队伍。波兰的苹果、中国的小商品、巴基斯坦的橘子汇集在吉尔吉斯南部重镇奥什具有千年历史的大巴扎。从那儿向西，韩国的纺织工厂、德国的大巴车间分布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的农田之间。一条西班牙建造的高铁将塔什干和古城撒马尔罕连接起来，再向西，通往布哈拉的公路正在被拓宽改建。

我看到的仅仅是有限的片段。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中国的施工队要在冻土期到来前，打通一条联通中国西部和欧洲西部大通道的部分路段。这条大通道是全长8000多公里的“西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双西公路”）。南哈萨克斯坦州是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和畜牧业基地。在大型的农产品集散地希姆肯特，来自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大货车要将大量新鲜果蔬运往哈萨克斯坦全境甚至欧洲，而布满石头坑坑洼洼的老公路早已不堪重负。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决定联手改造一张现代化的物流运输网。这条运输走廊需要改造的公路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从中国内陆到欧洲的铁路线也在变得日益繁忙。2011年10月，重庆发出第一班直达杜伊斯堡的国际货运列车。现在每周有4班国际班列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杜伊斯堡所在的北威州是中国企业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一共有超过800家企业落户。

连接中国和欧洲的8条国际铁路去年共开行中欧班列308列，较上年增长285%。2014年1月20日，义乌至中亚五国班列开通。列车从义乌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个内陆国家。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提议双方共建“义新欧”，并明确表示货运班列将直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趟“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义乌出发经新疆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西班牙七个国家，全程1.305万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货运班列。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库瓦古城。围墙内是古城遗址（张雷 摄）

2014年6月“合新欧”铁路启动。自合肥北站启程，列车经由阿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口岸，途经中亚五国，抵达俄罗斯、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运行时间约18天，比海运至少缩短15天。2014年12月，“天马号”首趟中欧班列从甘肃武威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其终点将最终延伸至距离武威8000公里外的荷兰鹿特丹港。

从中国到欧洲，无论走陆上的哪一条通路，中亚五国都是必经之地，也是瓶颈和攻坚区域。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统计，“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中，新加坡进口效率最高，进口一个集装箱只需4天，但其他几个贸易大国印度、俄罗斯、中国需要20天左右，时间最长的乌兹别克斯坦甚至需要104天。根据中国民间研究机构“国观智库”对“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交通、通信和电力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调查，中亚五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高于平均水平。

换轨问题是影响中欧铁路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的标准轨宽度是1435毫米，中亚使用的宽轨轨距是1520毫米。换轨，实际是换车，是用塔吊将火车上的集装箱吊运到另外一列火车上。义新欧班列到达欧洲前，要在哈萨克斯坦、波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的交界处完成三次换轨。

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他说：“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识已被纳入我国同中亚五国签署的联合宣言和发展规划等政治文件中。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土库曼斯坦的“强盛幸福时代”等国家发展战略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找到了契合点。

中国和中亚的繁荣和命运再度因丝绸之路而密切勾连。那么，中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又能在中亚扮演何种角色？

安全阀

虽然中国与中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但是直到1990年6月至12月中亚五国陆续独立，新中国才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中亚五国外交。“原苏联给中国与中亚造成了隔阂，出现了一个双方相互认识的模糊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自国说，“一方面，因为中苏关系，苏联时期我们和中亚地区的关系并不好；另一方面，我们一直以俄罗斯这一个民族一个联邦来认识苏联。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其实是对俄罗斯的了解和认知。中亚虽然是我们的邻居，但是又远在天边。我第一次到塔吉克斯坦时，想到这个国家就和我们的新疆接壤，由衷感叹这真是遥远的邻国。”

回顾中国对中亚外交的25年，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认为：“中国在中亚的顶层战略设计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我们马上进行了穿梭式的外交。那个时候，我们就敏锐地认识到，要处理好中国和西边这一大块地区的关系。那时候，哈萨克斯坦的无核化受到大国关注。在我们国内，新疆开始出现不稳定。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中亚的安全因素。在安全领域，边界谈判是中国中亚关系最有标志性的一步。”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东200多公里处，“中国西部－西欧”交通走廊的一座公路桥施工现场（周良 摄/新华社供图）

领土问题是从古至今最尖锐、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引发冲突的问题。1960年夏，在新疆境内的“博孜艾格尔山口”，苏联边防军以越界放牧为由袭击了中国牧民。同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的边界谈判。1964年启动的第一轮边界谈判的成果只是在专家层面上双方承认边界存在“争议地区”。1969年3月，两国因边界问题在珍宝岛兵戎相向。这年9月，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9月10日，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他前来会晤。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他与周恩来进行了3小时40分钟的“机场谈话”。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一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剑拔弩张暂时缓解。但此后9年的边界谈判并未缓和中苏边境的对峙。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在3300公里的原中苏国界西段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成了中国的新邻国。

1992年1月2日至7日，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中亚五国，与五国迅速建立外交关系。在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受到卡里莫夫总统接见、外长会见宴请、主管副外长对口会谈，一路上有开道车护送。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认为中国政府派团来访是有远见的决策，并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寄予厚望。在塔吉克斯坦，总统提议将中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命名为“北京街”。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总统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他几次引用孔子的话，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更适合吉尔吉斯的国情。在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向每人赠送了一块土库曼传统的手工毛织地毯。他两次提出要求李岚清部长担任他们的顾问，并开始探讨拓展两国经贸关系的长远蓝图。

“新成立的中亚各国迫切需要一个大国、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重要邻国的承认。”李自国说。双方的积极接触意愿，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基础。1992年10月，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哈、吉、俄、塔四国政府联合代表团在北京就边界问题启动了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轮边界谈判。22轮谈判后，1996年4月26日，五国在上海签订《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达成的共识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翌年，五国领导人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从此形成了五国元首每年轮流在各国会晤的机制。在这些共识和机制之下，边界问题得以最终解决。

2011年5月6日，在中吉塔（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执法安全机关举行的联合反恐（袁满 摄/新华社供图）

尖锐的领土和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基于中国和中亚各国共同的安全需求。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赵胜华在《中国的中亚外交》一书中指出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多个跨境民族的现实，要求双边从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活动的立场上共同打击各种势力从事分裂活动；作为重要的战略屏障，双边的边界安全能够提高国内经济改革的安全系数。

事实上，原本棘手的边界问题为中国与中亚迅速加深相互认知提供了窗口。边界谈判需要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同时，边界问题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谈判是在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注视下进行的，原则性的问题都需要国家最高领导层决策。谈判本身就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中亚地区的一项合作，由它所创建的合作机制后来产生了更大的效应。正是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元首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上海进行了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安全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最重要的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就重申了“上海公约”，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叶自成在《地缘战略与中国外交》一书中说：“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如果中亚国家在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问题上不积极，那么中国在维持西部边疆安全与稳定的问题上将会面临诸多困难。

历史上，中国西部的地理安全与中亚地区息息相关。自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到1911年清朝覆灭，中国新疆曾发生过20余次大小动乱，其中绝大多数与来自中亚的势力有关。在文化上，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居民，在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与伊斯兰世界相同或者相似。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广泛影响着中亚。近几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合流，对中亚各国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中亚各国不能左右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那么它的衍生物宗教激进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结合，就将蔓延至中国的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陆上边界脆弱的部分之一。

“定点清剿”演习中，装甲车运送特警队员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清剿6月2日，哈电国际公司装配车间的工人们按海外订单要求制造汽轮机主机（王建威 摄/新华社供图）

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新疆分离主义分子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李自国告诉本刊，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的调查，“东突”和极端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人员是流动的，“东突”的人员能够在它的内部担任要职。“乌伊运”在90年代活跃于中亚，一度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有着几千人的训练营。它在阿富汗的训练营以北部各省为主，几乎遍布阿富汗全境；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和旁遮普省有四个训练营，在拉合尔省还有几个高级训练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吉尔加塔尔和加尔姆地区，军事基地和训练营已具有相当规模。据联合国驻塔吉克斯坦的难民事务代表说，1999年初在加尔姆一地的“乌伊运”恐怖分子就有1500人。这些军事营地武装先进，武器类型丰富。他们尤其着重于训练如何进行游击战，以及破坏性的恐怖活动。有消息说，当时一些由本·拉登和土耳其某些组织向境外“疆独”集团提供的资金就是由“乌伊运”转交的。

独立之初，中亚国家在对待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的问题上，曾采取“不干涉”为基本原则的消极态度。但此后中亚极端势力的崛起也成为中亚各国的首要安全威胁。它们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的态度上发生了根本转变，有力地扭转了中国反恐行动的被动局面。搞新疆独立的恐怖势力不再能以中亚国家为基地大量培训暴力恐怖人员。从新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后逃亡中亚，寻求所谓“政治避难”的通道也被封堵。包括“7·5”事件在内，中国打击恐怖主义行为都得到了中亚五国的理解和支持。

“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各国先后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议》、《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协定》、《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合作协定》等十几份重要文件，内容涉及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与犯罪等诸多领域。中国分别与哈、塔、乌签署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协定，并与这些国家的安全、边防和国防等部门建立了经常性联系。中国积极向中亚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们升级装备和培训军官。

2002年10月，在中吉陆路口岸两侧边境的高山地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防部队和特种部队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举行的联合反恐演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出境演习。2003年8月，在新疆伊宁地区和哈萨克斯坦乌洽拉尔市，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五国的武装力量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举行了第一次多边联合反恐演习。

鉴于国际恐怖组织经常利用互联网发布恐怖视频、传播极端思想、招募人员，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在2013年成立了网络专家组。今年10月14日，各成员国主管机关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行了“厦门-2015”网络反恐演习。

近些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亚作为地区安全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亚黄皮书：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亚安全进入风险上升期，在始发于中东的全球性伊斯兰保守主义复兴浪潮背景下，中东―南亚―中亚―中国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弧形带将联通形成，对地区安全影响构成重大威胁。在十年反恐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宗教激进分子活跃在阿富汗，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边防状况令人忧虑。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长1344公里，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蔓延900公里。与固若金汤的乌兹别克斯坦同阿富汗间137公里的边界线相比，塔土两国与阿富汗的边界管理非常松弛，形形色色的武装分子都在觊觎这两处中亚“入口”。这一切都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和中亚各国都需要推进务实的国际合作来共同抵御威胁。

能源通道

2014年9月13日，在中塔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塔吉克斯坦段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开工。这是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战略投资项目。

10月28日，一批产自安徽合肥的电冰箱在宁波舟山港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装船出口（劳马 摄）

能源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先行项目有扎实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明确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不但要利用好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还要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彼时的中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落后，却蕴藏丰富的资源。据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中亚里海石油探明储量为24亿～46.6亿吨，未发现的储量约为322亿吨，总的石油可采量为346亿～368亿吨，未探明的天然气储量约为8万亿立方米。里海及周边区域油气可采量与英国的北海油田相仿，接近世界储量的3%，该地区待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前列。虽然，中亚地区目前油气储量和产量在世界油气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其在能源市场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由于当地能源消费有限，因此可供出口的油气潜力相当可观。1997年，以收购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田为标志，中国石油落子中亚。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市场，中国并不掌握国际油价话语权。因此中国能源布局决定了中国未来能源安全，进而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安全。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以年均1.6%的速度递增，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最快，中国的石油需求量预计年均增长率约为3.4%，到2030年，中国的原油消费量将达到每天1530万桶（其中77%依靠进口），中国每年的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169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接近60%，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达到31.6%。石油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之一。

而中国能源供给有一个致命要害：供应来源集中，风险大。长期以来，中国原油进口超过一半来源于中东。近20年，中东地区政治局势动荡，巴以问题、美伊战争、国际恐怖主义等使该地区很难短时期实现和平与稳定，运输也存在风险。美伊战争后，美国不仅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近些年，美国在东南亚和南海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而我国70%的石油运输船都要从马六甲海峡通过。

为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的目标，中国加强了与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南美和非洲国家的石油合作，但是从国家石油安全的长期利益看，这些来源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即都需要长距离的远洋运输，经过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

中俄双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油气资源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长期以来优先保证对欧盟的油气资源供应是俄罗斯的战略方向。俄罗斯供应着欧盟一半的天然气和三分之一的石油，向欧盟出口的油气资源总量占俄罗斯全部油气出口总量的60%以上。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贸易量仅占其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中俄双方长期以来在油气价格上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爆发冲突，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俄罗斯在西面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重新修订并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提出将向亚太市场的石油出口增加至22%～25%，天然气出口增加至19%～20%。俄罗斯对石油勘探、工程承包等上游行业的国际合作非常慎重。2014年9月，俄罗斯邀请中国石油公司参股其陆地石油项目，打破了其对外国石油公司参与本国上游部门合作的种种限制。其背景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国际液化天然气产能大量涌入欧洲，欧洲对管道天然气需求下降30%～40%左右，与此同时，世界能源价格长期低迷。

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推进速度则要快得多。2003年，中哈原油管道建成，西起里海的阿特劳，途经阿克纠宾，终点为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土库曼斯坦2007年以产量分成合同方式，向中国石油提供了东部阿姆河项目巴格季亚尔雷克区块，目前剩余可采储量为2527亿立方米，是中国在中亚五国最大的油气合作项目。2010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签署框架协议，通过土库曼斯坦—中国输气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2012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开始通过土库曼斯坦―中国输气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2013年输气量近30亿立方米。此外，中国石油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两个合作项目：一个是在卡拉库油田的全资项目，中国石油拥有天然气可采储量226亿立方米；另一个是在布拉克油田的合作项目，中国石油股份占比50%，权益可采储量570万吨。

2014年10月14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工人在安装水下防喷器控制电缆卡子（赵亮 摄/新华社供图）

归根结底，中国追求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中亚国家追求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两者恰好一拍即合。在苏联时期，中亚天然气一直沿着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这一线路输出。在这一方向有已建成的“中亚―中央”和“布哈拉―乌拉尔”两条输气干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保持在中亚的能源优势。2007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土库曼斯坦与土、哈两国总统举行了三方会谈，签署了关于铺设里海沿岸天然气管道和提高输送中亚天然气能力的联合声明。三国计划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沿里海天然气管道的方案，2012年建成，新管道每年将至少可运输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同时，将对现有中亚通向俄罗斯的“中亚―中央”天然气管道进行更新改造，使“中亚―中央”输气系统的年实际输送能力从目前的440亿～450亿立方米提高到800亿立方米。根据2003年签署的有效期至2028年的天然气出口合同，2007年俄罗斯可向土库曼斯坦购买600亿～700亿立方米天然气，2009～2028年购买的天然气量平均可达700亿～800亿立方米/年。俄罗斯希望借此达到中亚天然气被其“统购统销”的目的。

但是，中亚国家并不希望自己的能源出口命脉完全绑定在俄罗斯手中。从2003年4月至2005年底，俄罗斯一直以44美元/千立方米的低价买入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然后以两倍的价格卖给高加索各国，以三倍的价格卖给土耳其。2005年，土库曼斯坦曾与乌克兰签署了约4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供应合同，由于俄乌天然气争执不断，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拒绝发放过境运输许可，致使土乌合同未能履行。由于在供应渠道上严重受制于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在坚持要求提高出口价格方面始终底气不足。

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引进了美、英、荷、法、意、中、俄等45个国家参与石油开发，其石油储量的80%、产量的85.7%均产自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田吉兹、卡拉恰干纳克、卡沙甘等大型油气田均由多个国家的独立财团或与哈国家石油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投资开发。土库曼斯坦在其所属的里海区域划分出30余个区块，引进了意、马、德、印等国家从事勘探开发。乌兹别克斯坦自2000年以来开放了油气勘探项目，先后引进俄、马、美、韩、中等国对其乌斯纠尔特、布哈拉―希文、苏尔汉达里和费尔干纳地区进行勘探。这些国家油气管道的铺建也表现出多方向性的意愿。以土库曼斯坦为例，早在1997年，土库曼斯坦就建成了至伊朗的一条近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是历史上第一条绕过俄罗斯的中亚天然气出口管道。2007年，美国提出绕开俄罗斯，建立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要将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什（Turkmenbashi）和阿塞拜疆的巴库（Baku）连接起来，土库曼斯坦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中亚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并非一帆风顺。中亚向西输出能源的通道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较量，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至今未能建成，而向南通往印度方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又充满了风险。同时拥有巨大消费需求、资金和开采、基建技术的中国也就成为中亚能源的重要出口。2009年12月14日，中土哈乌四国元首共同开启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巴格德雷合同区第一天然气处理厂通气阀门，标志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正式通气投产。次年10月，B线提前两个月实现通气。A、B两线基本为同期双线敷设，起点在阿姆河右岸的土、乌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从阿拉山口入境，与西气东输二线相连接。

去年5月，C线投产运行。它起于土乌边境的格达伊姆，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入境，与西气东输三线相连接。D线全长1000公里，西起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乌国首站，然后一路向东，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最后进入中国境内的新疆乌恰末站，并与国内西气东输五线贯通。D线预计将于2020年底全线完工。届时，中亚地区每年输向中国的天然气将达800亿立方米，占预期国内天然气进口量的20%。

如何理解中亚能源出口的迫切？李自国说：“哈萨克斯坦总统曾经明确表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不断的技术更新。而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使人们对原材料的需求降低。新能源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未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不仅仅是石油和天然气，而会更多依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因此哈萨克斯坦的方向之一，是尽快将手中的资源变换成能够促进经济多元化的资本。”

欧亚大陆上的中亚

“‘一带一路’是对过去中亚政策的延续，但同时它把中亚放在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内来考虑。”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说，“我们从前看待中亚的眼光是区域性的，现在把它放在了亚欧大陆的大框架下。”这种变化体现了何种外交诉求？“从被动防御型的外交到主动谋划型的外交的转变。”李自国说，“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秩序，我们要参与制定国际秩序，制造国际公共产品，甚至，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创见。”

8月19日，中国爱乐乐团在雅典阿迪库斯剧场举行“2015丝绸之路巡演”最后一场演出（新华社 供图）

几年前，中国学界开始热议“西进”。2012年，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撰文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以‘重返亚太’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设想。俄罗斯、印度、欧盟等全球主要力量也纷纷调整自身地缘战略。大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新一轮竞争日趋激烈。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以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而且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的风险。在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稳定的问题上，美国迫切希望中国提供帮助。”

经济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与日俱增。地缘经济学强调，“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抗下降到次要位置，而人类社会面临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主要领域不再是军事而是经济领域，每个国家都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上，中国向西提出自己的创见的条件已经形成。

在整个亚欧大陆复兴交通线的想法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杨恕指出，1959年，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提出了“横贯亚洲铁路计划”。计划中有四条干线铁路，其中的“北方走廊”大部分是沿古丝绸之路通行的，但它并没有使用丝绸之路的名称，而且“冷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了该计划的实施。1990年中国―哈萨克斯坦铁路在边境接轨，1992年投入运营，从中国到欧洲第一次有了联通的铁路运输。这条运输线路被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随后相关研究随之展开，“第二大陆桥经济带”、“沿桥经济带”、“新欧亚大陆桥经济带”等名称都出现了。但是后来研究逐渐降温，原因主要是陆桥的发展远不如预期。大陆桥开通初期明显存在铁路运力不足、口岸通关不畅、物流信息服务差以及换轨不方便等问题，对沟通沿桥各国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中国沿桥各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很有限。

杨恕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客观条件紧密相连。第二大陆桥开通初期，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我国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很少。第二欧亚大陆桥开通时正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济状况最差的时候。当时苏联解体不久，中亚国家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中亚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都不大。1992年，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只有41.76亿美元。当时我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对外交流能力也很差。1990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4.1亿美元，1995年也只有14.28亿美元。直到2000年才突破20亿美元。1992年，中国和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额只有4.6亿美元。

但这些年来，丝绸之路沿线的条件已经有了明显变化。“2000年西部大开发，新疆的基础建设发展起来，整个西部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独立初期，中亚的经济情况好于中国西部，但我们经过10年，扭转了这个局面，除了哈萨克斯坦，西部已经超越了中亚，这也为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奠定了一个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之前，2002到2012年，中国和中亚五国双边贸易总额年均增速达36.4%，显著高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速，个别年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增速甚至超过800%。对于中亚五国而言，中国基本取代俄罗斯，成为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对华贸易总额占哈国贸易总额比重超过25%，占乌国20%左右，占塔国40%，占吉、土两国50%以上。

与此同时，经过独立20年的发展，中亚五国在经济上走出去的意愿也越来越强。向东，对中亚来说，中国是一个战略性通道，中国可为中亚国家提供可靠的出海口。中亚国家主要出口的是自然资源主导型产品，与其自身价值相比，数量大、运费高，必须找出现有运输系统与国际海港物资集散地之间易接受、经济、可行、费用低廉的便捷路线。过去中亚国家利用独联体铁路系统进行过境运输，运距太长、运输成本很高。通过铁路―里海水运―铁路通道到达格鲁吉亚、土耳其及伊朗的港口，可大大缩短货物到达港口的运距，有效地降低运输成本。但这条通道须穿过高加索山区，由于该地政治和军事冲突不断，难以安全可靠地启用。对中亚国家而言，与中国相联系的过境运输系统，可将它们更直接地和活跃的东亚、东南亚市场连接起来，比现有的西伯利亚大陆桥缩短3000公里以上。

“一带一路”战略中第一个落地的实体项目就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建设的“中哈物流基地”。在江苏连云港市港口地区的核心地段，从阿拉木图到连云港的行程只有6天。2014年，因乌克兰问题而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为了反击，表示将会对经由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运来的欧洲农产品进行抵制。这一决定加之油价下跌的影响，使哈萨克斯坦政府被迫将该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了近三分之一，并重新审核了国家预算。但中欧线路却在某种程度上为该国“弥补”了这一损失。“渝新欧”开通后，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尔果斯口岸通往该国的线路投入运营。而随着中国经由该线路运达欧洲的标准集装箱数量逐年增长，作为沿线国家的哈萨克斯坦也收获了相应的经济效益。该国国营运输公司经理预计，到2020年，这条运输线的年收入将达到35亿美元。而“义新欧”的开通无疑也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向西，“丝绸之路经济带”直指欧洲，那也是中亚国家渴望到达的目的地。2008年，哈萨克斯坦制定了“2009～2011年通往欧洲之路国家计划”，旨在加强与欧洲国家在技术、能源、交通、技术标准、经贸、中小企业、民生、人文诸领域的合作。欧盟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合作伙伴。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公布的对外贸易统计数据，2012年哈对欧盟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为538.16亿美元，占哈外贸总额的52.4%。欧盟国家也是乌兹别克斯坦在独联体以外的主要贸易伙伴。作为产棉大国，乌兹别克斯坦40%的棉花出口欧盟国家。

“不仅仅是过境通道的问题，”李自国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世界纺织业的产业转移从中国向南亚转移，而非转向世界棉产中心中亚。‘丝绸之路经济带’能给中亚国家提供一个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化的机会。”

倡议者

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同时强调说：“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一带一路”没有特定的地理限制；它不是一体化组织，不设具体的一体化目标；不预设合作的先决条件，也没有加入的程序；它具有非排他性。参与经济带的国家可以参与任何其他一体化组织，参与国有很大的自由度。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李自国说：“我们是倡议者。在初始阶段，也是领唱者。但就像合唱一样，需要大家一起来。我们并不是领导者。”在中亚的区域背景下，如何理解这样的设计和定位？

在安全、能源和经济领域，中亚都是一片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土地。它在地理上与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大国接壤毗邻的事实使其永远活跃着全球与地区的各种力量，它们都在试图将中亚纳入自己的战略框架之下。

1997年9月，北约在中亚举行了“中亚维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第82空降师500名官兵在哈萨克斯坦空降。美国的非常驻部队首次进入中亚。同年9月中亚五国又被拉入“欧洲大西洋理事会”。“9·11”以后，在反恐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亚的军事介入不断深入。2002年4月，美国国防部秘密制定了2004～2009年对吉尔吉斯斯坦援助15亿美元的计划，准备扩建玛纳斯空军基地，并使吉军具备与美军共同行动的能力；同年，美国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1.6亿美元，帮助其加强边防建设、改善武器装备。2003年，美国向吉军提供了12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价值约135万美元的军服，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军事教育和训练费用100万美元，同时签订了5年军事合作协议。但随着阿富汗军事行动的终结，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失去了合法性。

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源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弗雷德·斯塔（Fred Starr）的设想。他提出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小龙”和“小虎”集中的东南亚、东亚连接起来。尽管弗雷德·斯塔本人并不认同将他的构想上升为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也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但美国政府采取这个构想，带有鲜明的保持自己在阿富汗和欧亚大陆腹地主导权的战略目标。

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在中亚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国际关系研究者们的一个共识是：俄罗斯依然是在中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与中亚有密切的军事联系。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亚国家都需要俄罗斯军队帮助戍边。早在1992年，俄、哈、乌、吉、塔和亚美尼亚的国家首脑就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以期在独联体国家间建立防御空间和提高联合防御能力，防止并调解独联体国家内部及独联体地区性武力争端。俄罗斯在中亚依然保留有军事设施。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租赁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的协议一直签署到了2050年。

在经济上，尽管俄罗斯的影响在减小，但它仍然是中亚能源的重要通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俄罗斯务工的中亚务工人员的汇款占到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47%。在文化上，中亚，特别是哈萨克斯坦依然有大量俄罗斯族裔人口。苏联给中亚留下的语言和文化印迹依然非常明显。

俄罗斯对其他国家在中亚的活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10年，俄罗斯政府开始修正自己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2012年重新当选总统的普京发布《关于俄联邦外交政策的实施措施》，其中所阐述的外交政策新方案就是这一战略的最终版本。该文件把对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称为优先政策。从2011年10月18日开始推动实施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要任务，该法令也确认了在关税同盟和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范围内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方针，提出在2015年1月1日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

如何看待这些大国动作对中亚的影响？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潘志平曾撰文指出，人们一般关注大国政治，缘于大国政治对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但现在中亚各国是独立的主体国家，并不像过去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大国的相互竞争之下，中亚各国根据自身的判断决定国家的行动，这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也是重要的。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这样分析中亚国家对各种地区框架、构想和战略的态度：“中亚国家对待涉及自身命运的项目都极其务实。当然，国与国存在不同，但整体而言，中亚国家准备支持任何方面的项目，如果该项目能够促进金融发展、投资并且不会损害国家秩序和安全根基。”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亚国家基于对历史认识，对任何大国主导中亚都存有戒心。它们更乐于接纳各种力量，使其在中亚形成制衡，从中为自身谋求更大的利益。

正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在2013年《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内容、前景、制约因素》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它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多次退出或回到集体安全组织，拒绝参加快速反应部队的集体协作，这一切都反映出乌兹别克斯坦政权对俄罗斯主导的中亚一体化采取的是消极态度。总体看，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国家主权具有绝对化的特点，这使得它从一开始就拒绝出现任何一个，哪怕是来自遥远的地方的、以真正构成一体化为条件的超国家机构。“乌兹别克斯坦似乎永远都把‘权衡自身利益’放到集体行动的前景中，从不破例。”

正是因为中亚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和利益需求，中国对中亚的外交一直是以开放合作的姿态进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采取一国一票、协商一致的原则，所有成员国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同时也为处理大国关系建立了一个平台。杨恕评价说：“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中俄在恰当的时间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载体，使两国有可能以合作的方式进入中亚。由于上合组织的存在，中俄在中亚成为同事和伙伴，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两国在中亚可能的猜疑和冲突。”事实上，中国将在中亚的许多双边安全和经济合作都放在了上合组织框架下来进行。双边活动多边化的最大功能之一也是避免排他性。

经济方面，自贸区、区域一体化等排他性的机制的确也都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

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曾提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但很快这个概念就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实际的具体经济合作项目。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成果远远不如安全事务。2003年，各国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4年上合组织补充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2005年又出台了更加细化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实施机制》。如此密集的签署协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经贸合作也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与安全领域普遍存在的一致性不同，在经济领域，各成员国之间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利益结构复杂，国家之间经常会由于“利益博弈”而无法达成一致性意见。

普京推行的欧亚经济联盟进展并不顺利。李自国指出，实际上，中亚国家存在着一种去一体化潮流。联盟的成立基于俄罗斯的“输血”，为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入盟，俄吉签订了总计12亿美元的发展基金和援助资金协议，并许以未来4～5年内给吉70亿～8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而乌兹别克斯坦则多次明确表示不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或关税同盟，土库曼斯坦宣布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计划。

以中国经济关系来看，各方均无意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李自国指出，各国认为本国的竞争力远不及中国，因此现阶段不宜与中国建立自贸区。乌驻华大使库尔班诺夫表示，如果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等于经济自杀，乌工业和制造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会被冲垮。哈总统战略研究所学者瑟拉耶什金认为，仅仅是新疆，其工业竞争能力就足以打败中亚各国。

世界各国参与的亚洲投资银行也是为这种国际环境定制的。“中国和中亚之间的金融平台不再是双边的，而是亚投行的这个多边的机制。”李自国说，“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银行机制建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担忧。与之相比，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制，它的决策办法是不一样的。通过亚投行向中亚地区提供贷款将淡化中国的单边色彩，取而代之以国际组织的身份。同时，这个金融机制中广泛集纳了西方国家，它的投资和贷款是有国际标准的，对借贷国和受援国的约束力更强，降低了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的“热”与“冷”

文◎刘怡

9月20日，埃塞俄比亚首辆现代有轨电车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始运营。这是由中国资助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在全球总需求存在明显不足，且人民币依旧锚定美元的情况下，中国的海外投资乃至人民币国际化布局，既需要推陈出新，也应注意规避陷阱。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了“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的目标。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指出，预计到“十三五”期末，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我国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将投票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储备货币篮子，舆论预计通过的概率已接近八成。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布局，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指的是该国货币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行使计价、结算、价值储藏等职能，以可以在境外使用以及较高的国际认可度为主要特征。而中国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亦与“十三五”《规划纲要》载入的“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步骤形成呼应，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从专业角度辨析其中的利与弊，我们专访了长期从事大宗商品投资和经济史研究的国内知名对冲基金研究部主管周小康。

周小康

三联生活周刊：新近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目标列在“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的大标题下，与之并列的还包括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完善投资布局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在你看来，这几项目标之间的关联如何？人民币国际化在其中具有何种价值？

周小康：列宁在20世纪初提出了关于世界资本输出的“地论”。尽管其中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的条件下已不再成立，但基本逻辑仍然正确：一国资本在对外输出尤其是向欠发达国家输出时，主要是在寻找原材料产地、商品销售地以及资本增值场地。中国的海外投资，同样不曾脱离这一逻辑。在多年来充当“世界工厂”，因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仅凭国内市场不足以消化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行业的产出，向外寻找市场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另外，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也增加了中国对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矿砂等进口原料的依赖程度，如果能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部分解决原料产地的问题，也是政府所乐见的。

作为海外投资布局的重要步骤，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针对性很明显。以备受关注的“高铁出国”问题为例，之所以在北美和西欧呼声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区对高速客运铁路的需求并非极为迫切。高铁在中国容易获得推广，除去政府主导的因素外，也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铁路的总运力和运输质量有现实需求，而类似的需求在发达国家（尤其是人口增长率低迷的欧洲国家）却不那么明显。而“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却有着相当旺盛的需求。

中国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以及产业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应该说有其现实考虑。除去安全和政治方面的隐患外，欠发达国家经济难以稳定成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严重缺乏基本的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仍以铁路为例，在为这些国家铺设铁路网的同时，还须连带解决其沿线的电力供应和后续的维护问题，否则即使铁路建成，也无法起到预期的拉动经济起飞作用。而传统的国际资本考虑到这种投资的回报周期之长、不确定性之大，往往知难而退，是故“一带一路”尤其是“一路”国家往往只有原材料的挖掘和出口较为繁荣。中国的优势在于，过去30余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恰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状具有某些相似性；中国传统产业中过剩的产能，恰好也可以转用于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考虑到劳动力等因素，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考验将始终存在。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过去十几年中，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职能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获得了部分实现，但价值储藏的职能还有待拓展。在布局“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以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中的关键货币，在对外投资和项目贷款中增加人民币产品。还可以鼓励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油气、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这些措施都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从事大宗商品投资的专业人士，就你对国际原材料市场现状的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利好与利空因素各有哪些？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又会起到何种影响？

周小康：有一个问题必须着重强调：在中国对借助海外投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寄予厚望的同时，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相当普遍而且极其突出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新兴经济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且将过去由少数发达国家独占的工业和科技产品的利润率降到了最低值。中国的例子最为典型：仅仅20年前，中国还是电子工业领域的落后者，如今则已坐拥规模惊人的国内市场，并开始向更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而这一切，都是以压缩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产品方面的高昂利润率为前提的。现在，这些国家除去少数不愿轻易出口的核心科技外，已经相当缺少能够创造巨大利润，继而有助于拉动其他地区原材料、劳动力和销售市场潜力的产业，因之使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的后劲变得不足。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试图采取刺激措施来实现复兴，大量资本短期内在发展中国家投入到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等领域，结果造成更加严重的供给过剩，价格大幅度下跌。不但没能推动经济复苏，连带还使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和债务风险显著上升。

另一方面，过去30多年间惠及全球的“大繁荣”，实际上是以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作为基础的。1990年时，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多达6.85亿人，东欧剧变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提供了8.2亿劳动力。之前提到的全球商品成本和价格的滑落，和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有着直接关联。但与此同时，全球生育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4.85急剧下滑至2.43，近乎腰斩，人口红利带来的繁荣即将结束。老龄化带来的健保和福利成本将增加财政支出，同时劳动力供给不足将导致工资议价能力提升，这意味着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可能重现。

对中国而言，必须看到，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现实的开发机会，但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稳定性和财政政策不可能不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在全球有效需求难以进一步扩大、长期滞涨局面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的实际需求和社会阶层互动都将受到巨大冲击，继而影响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的安全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布局。另外，仅凭中国本身的刺激措施是否足以拉动这些地区的经济起飞，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年中国本身出现了股市暴跌的情况下，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以及它能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的资源规模，是需要进一步检证和考量的。

三联生活周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关系重大，绝非一时兴起。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一方向上采取过哪些措施和努力？成效如何？

周小康：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一向是坚持双边和多边并进的方针。所谓“双边”，一是指利用手中的美元储备为若干国家提供流动性，再由这些国家在跨境贸易中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就曾在IMF安排的框架内，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再就是通过广泛的双边货币互换，建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并尝试设置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3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在香港、澳门、台北以及12个境外城市建立了人民币结算中心。今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中国银行还宣布在伦敦设立中行伦敦交易中心，全面覆盖欧洲和美洲的离岸人民币、外汇、贵金属、商品、债券以及其他衍生品的报价和交易。中国人民银行亦尝试在伦敦发行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央行票据，以为海外投资者提供高品质的人民币抵押品。这是央行第一次在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票据，对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在双边框架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

至于多边框架内的尝试，则以加入SDR为中心。这一倡议在2010年就已提出，随后围绕人民币是否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定义，进行了长达5年的博弈，最终在2015年“过线”。假如加入SDR的申请最终获得通过，人民币自然也将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去充当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三联生活周刊：谈到SDR的问题，IMF近期就将审议是否将人民币正式纳入SDR储备货币篮子。能否请你再进一步分析一下此举的意义和实效？

周小康：首先来看SDR的缘起。1969年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日本在和美国协商建立该体系时，初衷是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建立了一套新的核算标准，试图用虚拟的SDR来取代美元执行平衡国际收支逆差、充当储备资产等职能。但因为整个体系过于复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SDR并没有如IMF当初所预期的那样，取代美元成为国际通货。目前SDR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也只占不到4%的份额。

但SDR也绝非毫无价值。“可自由使用货币”这个重要的资质名义，对投资者的心理显然是有影响的。一旦人民币获准纳入SDR，根据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其在储备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可能超过日元，此举对国际储备市场部分转向以人民币存储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对中国提升在IMF的话语权也会有帮助。

另一项不可不提的问题是加入SDR对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意义。在历史上，任何一种货币意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都须满足经济总量可观、宏观经济稳定、政府政策支持、金融市场发达并高度开放等一系列条件。长期以来，IMF对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都持认可态度，但在金融市场的开放性，特别是汇率开放程度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管理方面，双方的标准存在一定歧异。此次为争取加入SDR，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包括央行在今年8月一次性纠偏人民币汇率，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在2020年实现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目标，这些都在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国际支持的时候，提升开放程度、完善法律规则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凸显。包括监管水平和信息开放程度，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只有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和全球性金融市场对接之后，人民币国际化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安徽省淮北市一家服装厂的女工在加工出口到欧盟的服装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SDR没能取代美元作为基本国际通货。那么美元作为货币锚的职能，是否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周小康：货币锚职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项新情况值得格外关注。当我们在2009年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大目标时，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美元处于弱势，中国需要采取措施来减少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以规避风险。但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自2014年7月以来，美元开启了新一轮的升值周期，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高。页岩油革命的爆发不仅使美国由能源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到2020年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国），而且给能源市场带来了结构性冲击，推动了资金回流。欧洲和日本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也在间接托高美元。尽管美元升值可能给出口带来负面影响，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目前仍处于高位。

换言之，与2009年时欠发达国家乐于将美元资产置换为其他币种资产的情形不同，今天的中国在布局人民币国际化时，遭遇的可能是强势美元的挑战。以复苏态势明显的美国经济，配合华盛顿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巨大影响力，美元在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将比人民币更受欢迎。而在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金融资源对冲离岸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非常现实的挑战。客观而言，与五六年前相比，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对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的挑战更大。

“一带一路”，海外基础设施规划

记者◎付晓英

8月13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办“中国高铁展”，展示中国高铁发展史及技术优势

海外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正在进行时。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此后，“一带一路”逐渐成为国家战略，中国政府对内统筹资源，对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和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稳步向前推进。

按照规划，“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沿线各国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极大，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因此成为重点合作的方向。其中，基础设施的联通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规划全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明确提到，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而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当中，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则成为突破口。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在海外的基础设施规划也在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的高铁项目是优先考虑的发展方向。2009年，中国已确定周边三条高铁规划战略——中亚高铁、欧亚高铁和泛亚高铁，其中前两条都辐射到欧洲。中亚高铁与古老的“丝绸之路”重合，取道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经过伊朗，再到土耳其，最后抵达德国。计划中的欧亚高铁从伦敦出发，经巴黎、柏林、华沙、基辅，过莫斯科后分成两支，一支入哈萨克斯坦，另一支遥指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之后进入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另外一条泛亚铁路，是覆盖东南亚地区的高铁网络，计划从昆明出发，途经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最后抵达新加坡。

我们对此进行梳理发现，目前，规划中的高铁网络有三条东南亚铁路建设项目取得了较大进展，包括印尼雅加达至万隆的高铁项目、中国至老挝的铁路以及中国至泰国的铁路项目。这三条铁路项目价值总体超过200亿美元，而更多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仍在继续规划筹备之中。

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

2015年10月16日，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与印度尼西亚维卡公司牵头组成的印尼国企联合体在雅加达正式签署了组建中国印尼合资公司协议。该合资公司将负责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这也是首个由政府主导搭台、两国企业进行合作建设的铁路项目。

此前，该高铁项目的竞争者包括中日两国，但2015年9月29日，印尼官员告知日方，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不打算采用日方提出的方案，更倾向于中国的方案，因为“印尼政府不必为高铁项目承担财政负担或提供债务担保”。

根据目前中国印尼双方联合编制的报告，该条线路总长约150公里，投资总额约60亿美元。铁路将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设计时速为每小时250～300公里，拟于2015年11月开工建设，三年建成通车。届时，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为约40分钟。

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印尼合作建设雅万高速铁路，将对两国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于中国来说，雅万铁路是中国高速铁路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到物资供应、运营管理和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项目，是中国铁路走出去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和重大创新。该铁路的建设有利于发挥铁路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服务保障作用，深化中国铁路与东南亚相关国家铁路合作，加快泛亚铁路网建设，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印尼来说，有助于增加其就业机会、改善民生，缓解雅加达至万隆的交通压力，方便沿线民众出行，加快形成雅万经济走廊，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

中老铁路

2015年11月13日，中国和老挝铁路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中老铁路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为项目后续建设运营及两国进一步深化铁路基础设施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继10月中旬中国与印尼企业合作建设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之后中国铁路的又一捷报。

中老铁路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云南省昆明市，经过老挝著名旅游胜地琅勃拉邦，终点为老挝首都万象，全程长417公里。该境外铁路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以中方为主，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境内段磨憨铁路始于云南省昆明市，经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部景洪市，最后止于云南省最南端的磨憨。境外段则由两国边境磨憨和磨丁口岸进入老挝，向南延伸至老挝首都万象。两段铁路相互并网连通，形成完整的中老铁路通道。

中老铁路设计的客运时速为160公里/小时，货运时速为120公里/小时。其中有76处隧道，约195公里，桥梁154座，包括跨湄公河大桥2座，设有31个车站，项目占地面积为3058公顷。中老铁路预计将耗资68亿美元，中国和老挝政府已商定，铁路总投资的40%由两国共同出资。其中，中国政府出资70%，老挝政府出资30%（相当于8.4亿美元），余下的60%则由中国和老挝两国企业共同投资。铁路的修建工期为4～5年时间，预计将于2020年建成通车。中老铁路建成后，一方面将带动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当地运输效率和水平，为老挝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将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泰铁路

中泰铁路也是目前“一带一路”海外基础设施规划中确定的项目之一。拟建的中泰铁路为全长867公里的双轨标准轨铁路，北起泰国东北部的廊开府首府廊开市，一路向南，经乌隆府、孔敬府、呵叻府，在中部沙拉武里府坎桂县分成东南和西南两支，东南方向直至罗勇府的玛塔卜县，西南方向直至首都曼谷。其中廊开―坎桂―玛塔卜线全长734公里，坎桂―曼谷线133公里。

根据泰国交通部制作的泰中铁路规划图，整条铁路分为四个建设阶段：第一阶段为133公里的坎桂―曼谷，第二阶段为246公里的坎桂―玛塔卜，第三阶段为138公里的呵叻―坎桂，第四阶段为355公里的呵叻―廊开线路。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均为复线铁路建设，时速约为每小时180公里。以上四条线路形成一个“人”字形，横贯泰国曼谷以北的南北国土。泰国媒体估计，这一项目可能耗资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

按规划，中国将参与投资修建该铁路。但中泰铁路项目可谓是“一波三折”。2013年，李克强访泰期间，曾与时任泰国总理的英拉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与农产品合作备忘录，曾经有“大米换铁路”的意向，后因泰国政府的更迭而搁置。2014年以来，李克强与泰国现任总理巴育几次在外交场合碰面时，力促铁路与农产品贸易合作。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泰两国不仅恢复了此前的协议，还将中泰铁路工程的距离从之前商定的300公里增加到800公里，并且全部采用中国装备和中国标准。泰国智库开泰研究中心11月发布报告称，与英拉政府的高铁计划相比，泰国内阁批准的东北线双轨铁路方案经济效益更高，并且可与计划中的中老铁路衔接。

中泰铁路合作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泰国巴育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有效对接的范例，关系到中国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战略，向北连接老挝万象、直达昆明，向南则通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或将构成泛亚铁路规划的重要一环。中泰铁路合作也将给泰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惠。该线路定位为客货两用的准高铁，可给中泰贸易提供新的通道，同时还可形成从昆明到老挝再到泰国的旅游黄金线路。中泰铁路建成运营之后，从昆明到曼谷的往返铁路票价约每人3600泰铢（约合700元人民币），相当于飞机票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货运费用相当于航空费用的九分之一。每年或将为泰国增加200万中国游客，为泰国农产品出口进一步提供便利，使泰国成为东盟的交通枢纽。

但中泰双方合作细节和投资比例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泰国交通部长阿空·丁披他耶拜实日前宣布，泰中铁路合作项目定于今年12月19日举行奠基仪式，但项目动工建设还有待明年5月进行。泰中双方就项目投资形式、建设成本和贷款利率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中泰铁路合作联委会将于11月底举行第九次会议，继续商讨细节事项。

瓜达尔港

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西南部的瓜达尔港是巴基斯坦第三大深水港，距离全球石油供应主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紧扼非洲、欧洲到东亚、太平洋地区数条海上重要航线的咽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和“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配套项目。

2015年11月11日，巴基斯坦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将2281亩瓜达尔港自贸区土地的使用权移交给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租期为43年。11月12日，中巴在卡拉奇签署移交文件，中方企业将管理瓜达尔国际机场、瓜达尔自由区和瓜达尔海运服务三家公司，全权打理瓜达尔港业务。根据双方之前所签署的协议，瓜达尔港自贸区收入总额的15%将归瓜达尔港管理局所有。

中国参与瓜尔达港的建设始于2001年，当时恰逢中巴两国建交50周年。借着这一时机，穆沙拉夫向中国提出了合作建设瓜达尔港的请求，很快获得了中方回应。按照巴基斯坦政府的规划，瓜达尔港的建设将分为两期。2001年5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在此次访问中正式签订协议，确定由中国政府援助建设瓜达尔深水港一期工程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为2.48亿美元，中方出资1.98亿美元，以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和买方信贷等方式进行融资，主要用于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包括3个多功能码头和总长4.35公里的进港航道等，中方同时提供相关技术与施工支持；巴方负责配套资金5000万美元，主要用于缴纳各种捐税、修建港务办公楼等配套工程。二期工程修筑10个船舰停泊处，其中有3个集装箱码头。

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是印度洋沿岸的一座天然深水良港，也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南端起点（黄宗治 摄/新华社供图）

2002年3月，瓜达尔港一期项目正式动工，4年后如期竣工。2007年3月，在中方企业未参与竞标的情况下，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获得瓜达尔港40年的运营权。然而此后几年，该港口的发展却不顺利。2013年，新加坡港务集团退出。之后由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接手港口经营权。当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巴基斯坦，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倡议，将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连接起来，双方在走廊沿线开展基础设施、信息通讯、能源电力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更受重视。今年4月，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两国签署了51项合作协议，投资计划涉及能源、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总额达460亿美元，相当于巴基斯坦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0%，极大推动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巴基斯坦经济发展。

而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瓜达尔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接管瓜达尔港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作为印度洋沿岸的港口，瓜达尔港远离马六甲海峡，有助于帮助中国疏解马六甲困局，为中国商品及能源进口提供一条捷径，直接在印度洋上岸。瓜达尔港邻近伊朗和南帕尔斯气田，不仅能大大缩短中国从中东运输石油的距离，也将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天然气进口需求。巴基斯坦已与伊朗达成协议，未来5年内将双边贸易额提升到50亿美元，并修建始于瓜达尔港的管道设施。这意味着中国将可以从伊朗进口天然气，瓜达尔港可能为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供保障。瓜达尔港实现真正运营后，中巴经济走廊将更加活跃，而且会加大引擎，带动周边国家搭上经济发展快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带头示范作用。

波兰：搭上“东方列车”

文◎王丹阳

维斯瓦河畔的华沙老城。老城的建筑在“二战”中95%毁于战火，战后根据图纸重建

往东看，在东方找寻机会，这是波兰正在思考的重要问题。

“永远不要跟波兰人提‘但泽’两个字。”在一个从华沙驱车开往波兰北方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的黎明，我们的专职翻译毕达（Bida）这样提醒我，言间诚恳而严肃。格但斯克（Gdańsk），即我们历史书上的“但泽”（Danzig），前者是波兰语，后者是德语。

历史书告诉我们，在1939年，德国纳粹就是为了收复“一战遗留问题”的但泽走廊，由水路侵入格但斯克港，挑起“二战”欧洲战场的首役。如果说华沙的伤痛在于几近毁城，那么这里的记忆伤疤里，还有更复杂微妙的身份认同。

这座北方要塞南扼波兰母亲河维斯瓦河河口，北临波罗的海。在“一战”前，这里的居民95%是德国人，“一战”后，因但泽自由市的创建，在此的德国人一夜失去国籍。而波兰对它的权利是一条沿维斯瓦河西岸80公里的狭长走廊，作为波兰的出海口。

如今，格但斯克回到了波兰，而曾经的“但泽”被刻意地掩埋在记忆里。虽然记者此行是为了探访波兰在“一带一路”中的痕迹，以及它本身在东欧剧变后的“巨变”，但是在这里，无法回避的，仍然是曾经四分五裂的历史版图。

也只有在如弹片般纷纷而下的历史的断片中，才可以溯流而上，看清它“巨变”的脉络。这背后，有国民性格、转型模式、历史关键选择的各种因素的交织，以至于今天的波兰官员自信地告诉中国记者，波兰是欧洲唯一一个20年间没有出现经济负增长的国家。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这个东欧第一经济体第一时间选择加入亚投行， 中东欧仅此一例。

波罗的海的明珠

今年初，波兰学术界也纠结过“一带一路”的最终指向，并猜测它是否重蹈“马歇尔计划”。今年2月，波兰智库东方研究中心（OSW）教授卡兹马尔斯基（Marcin Kaczmarski）在《新丝绸之路：中国政治的利器》中认为：“这个计划是中国对俄罗斯倡导的一体化项目——欧亚经济联盟的反应，它使北京既能在中亚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又不必公开与俄罗斯竞争。”

所以他说：“它是一个开放的政治项目，没有清晰的定义和界限，结果是扩大中国政治影响的基石。”但时至今日，他们愈益明白：就目前来说，其重点更多是经济层面的。

虽然波兰自己也说不清楚，它在古代与“丝绸之路”具体有何关系，但官方发现：丝绸之路至今没有一个定义好的路线。“欧亚大陆有数条不同铁路线，如果是西伯利亚铁路，列车将穿过波兰；如果从斯洛伐克走维也纳，或经保加利亚向北，也将绕道波兰。”

当华沙、罗兹在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打开市场的同时，格但斯克作为第三大城市，发现港口是它不二的资源。波兰被誉为欧洲的心脏，我们所到之处，各方官员都会强调它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格但斯克港是欧盟钦定的泛欧交通网络（TEN－T）的核心，也是九大走廊之一“波罗的海－阿德里亚纳海”走廊的肇端。TEN-T项目将在2030年全线贯通。

10月下旬的滨海省空气凛冽，天高水远，格但斯克有种北方海港城市特有的空灵感。在地图上，格但斯克港正处在一个略呈半圆形的内海海湾，东西北三面各有汉堡、圣彼得堡以及瑞典几个大港的围聚，使它更如小家碧玉般嵌于底部的位置。也可见，从水路上，它确是东西方交接的第一要扼，并连接着斯堪的纳维亚与东南欧。

格但斯克港务局股份公司的小楼被掩映在一片金色的栎树林中，从会议室的落地窗往外看去，不远就是维斯瓦河入海口，河汊纵横，水波潋滟。董事长多萝塔（Dorota Raben）这样形容它的古老：“在还没有波兰的时候，港口就已经存在。”14世纪，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占领此地，并在诺佳特河畔欧洲最大的红砖哥特式城堡马尔堡扎寨。船要从外海进城，是必须经过城堡的，这时，付了关税，哨兵吹哨，内城才会放行。

“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中国义乌出发，历时21天抵达西班牙马德里，是目前中欧班列中最长的一条

一艘装满集装箱的货船驶入波兰格但斯克港

所以，这个93%国有控股的企业，也是格但斯克最古老、重要的公司。多萝塔女士言语间尽显波兰人的实际，她不讳言这只是波罗的海第七大港，年吞吐量3200万吨，只有圣彼得堡港的一半，但波罗的海40多万平方公里，格但斯克是唯一的不冻港。

“圣彼得堡港结冰，大部分船只能先到这里来。我们预测明年拉脱维亚里加港口冰期到4月10日。德国的大港如汉堡，水深变化太大，而我们只有两厘米的变化，且没有大风。”她说。

因为是维斯瓦河入海处，使其得天独厚地不结冰。更具优势的是，外港码头以及丹麦入北海走廊的水深都接近17米，世界最大船的吃水值是15.5米，所以这里有“通世界上最大的船”的美誉。根据一项中国与波兰的海关协定，凡是直航的港口间，只有一方接受海关查验，时间缩短到24小时。多萝塔称，波兰在海关效率方面是欧洲之冠，近几个月来海关手续不超过10小时，“而且98%的箱子是不拆开的”。

在1989年东欧解体之前，这里只是煤炭、钢铁的出口港，计划经济体制下吞吐量及贸易额都不大。如今，慢慢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就是煤炭、液体天然气、集装箱各占三成，并跃为波罗的海第二集装箱港，占得波兰国内57%的集装箱运输份额。“这是港口的梦想。”多萝塔说。

600年前，北德意志的贵族联合众多波罗的海城市，形成一个东西向的贸易体“汉莎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曾经给格但斯克带来无上的光荣。由于它重要的航运枢纽位置，虽然经历反复兴衰，却未曾退出历史舞台。作为波兰最早的领土，10世纪建城，经历15次归属变更，被侵扰了近千年。

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依次受条顿骑士团、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劫掠，直到“一战”后取得但泽自由市的地位，却很快又被纳粹控制。这座生命线一样的城市在“二战”后死亡率达25%，犹太人几乎灭迹，苏联人在此腾笼换鸟，赶走所有德意志人至原籍，回迁了一批苏联殖民下的波兰东部领土上的居民。

如今，“新移民”后代都不能准确地还原出这里的历史分期，多萝塔只能告诉我们，它在1000年的历史上，曾是波罗的海最大的城市。“虽然被瓜分后就衰落了，但是近20年来，慢慢恢复了重要性。”

等待中国船

曾经，这座港口城市的定居者沿维斯瓦河两岸生活、经商，延伸到波罗的海，他们利用河网运沙，渐渐形成古老市集。如今，一座建于15世纪的红砖起重机仍然伫立在老城外，与摩特拉瓦河在幽蓝的暮色中寂静相对。而这就是曾经船运鼎盛的象征，是格但斯克不灭的徽章。

这样安宁的城市让你想不到它是波罗的海上著名的琥珀之城，琥珀曾是它海上贸易兴盛期的注脚，如今的老城都是隐蔽的琥珀店。曾在此策划琥珀展的专家维姆·范德克考夫（Wim Vandekerckhove）说过：“尽管它们一向被用来象征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历史悲剧，但今天，它们是封存在一种典型的波兰材质中的喜悦的泪水。”

当多萝塔告诉我们，最难建的工程，是港口通向城中的公路时，我们都惊呆了。用中国来比较，她认为，我们的建港模式往往简单得多，那就是在人口稀少的郊县，避开生活区越远越好。但在欧洲旧型港口城市，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皆依港口而生，城内古道河汊千年不换新颜，几乎动不得。

但她想让中国的贸易商知道的是，由于欧盟要全面提升交通网络系统，他们也会开辟新的深水码头和物流仓储中心，并面向全世界招标出租。与中国的诸多港口集团由港务局改制为公司化运营相反，格但斯克港口集团恰是以公司化运作方式行使半政府型监管职能，它负责规划、让地、出租和监管，港内实行个体化、独立化的物流货运第三方模式。

“我们不会请房地产公司来做统一开发。”多萝塔这样说，每家投资方都是自修自用，包括码头。她强调，只要不越出总体战略规划范畴，从设计到完成，都可根据客户自身需求而定。

我们而后参观的DCT码头（Deepwater Container Terminal），是由一家澳大利亚养老基金会主投2.5亿欧元而建，是港口最引以为傲的深水港所在地。要横渡维斯瓦河三角洲的诺加特河，才是真正的港口，河道不宽，没有桥，团团的金色树影模糊地点缀着湖面，对岸就是600年前条顿骑士团的总部马尔堡城堡，因安详而如同废弃般。我们乘坐的是人车两载的摆渡船，它缓缓离岸，漂了两分钟就到了一个灌木丛生的渡口，再开车向北，穿越一片小森林，便来到港口。

DCT码头呈T字形伸入湛蓝的海面，明年还将扩大一倍的泊位，总TEU量（标准集装箱量）将达到700万。两层楼高，瞭望塔般通透明亮的DCT办公楼里，公关经理雅德维加·格拉鲍斯卡（Jadwiga Grabowska）开玩笑说：“虽然这只是上海港的十分之一，但我们是欧洲利润最高的港口之一。”

华沙的物价普遍比欧元区国家低廉，市中心一家商场的货架上摆满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她举例说，货从这里进港上岸只用两小时，“而汉堡是8到10个小时”。作为港口集团的客户之一，DCT此番接待我们，是为传达中国的贸易商值得走他们的码头，而这里相比于欧盟大城市，低廉的经济成本也使之成为投资理想点。要进入这幢办公楼，每个人都要登记，那是以防若有火灾可清算人数。离码头最远处的危险品堆场跟中国的并无二致，只是当货物进出堆场时都有消防人员即刻随同。

2013年，世界最大货轮“马士基·迈克－凯尼·穆勒号”驶入DCT。作为波罗的海通向丹麦海峡唯一一个深水港，DCT通往中东欧和俄罗斯的门户地位得以巩固。如今每周五晚，世界最大的3E级货轮都会停靠在此，它携1.8万个标准集装箱，从韩国，经上海、宁波，穿越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在德国不来梅短暂停靠后来到这里。雅德维加打了个比喻，如果挨个排放船上所有集装箱，将是340公里长。

去年，曾有中国船只想要进来，但因泊位不够而没谈成，如今，他们希望明年秋天后这里会挂上中国旗。另一方面，如果前来建物流仓储或码头，他们也是极其欢迎中国企业来做邻居。雅德维加认为，在这里只要遵循法律，符合监管，就能享有高度自由。最花心思也是最耗时的，要谈这里的生态保护。

码头不远是一个国家自然公园的鸟岛，2004年规划期间，DCT专门请来格但斯克大学的自然学家，观察了一年鸟类的习性。他们移土造木，模仿成天然的沙丘样子，建了个5公顷、有围栏的保护区，把鸟迁徙过来。如今，这座人工岛还有门卫看守，因鸟产蛋，所以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是必须花的钱。”雅德维加说，为了给自己在这里长期投资铺路，先得把自然生态问题理顺。为了不影响周边生物习性，他们甚至改装了起降机，以降低噪音。

搭“一带一路”便车

从地图上看，格但斯克发往波兰全境的铁路线如八爪鱼般延伸，从这里驱车向南到“波兰的心脏”罗兹市只要三个小时，罗兹是第二大城市，是连接东西门户的铁路枢纽。2013年，成都－罗兹间的直达路线开通，一辆从中国到波兰的列车将跨越9826公里，经14天到达这里。罗兹的目标是成为“一带一路”便车上的货运集散中心。

正如市长汉娜（Hanna Zdanowska）在一篇推广文章里说道：“罗兹已经找到了新角色，它将来自中国的货物陆续载至西欧、乌克兰、俄罗斯等。”与此同时，她还将目光聚焦到了中国的网购。“对于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来说，铁路是最好的运输工具，中国的网购平台一直在用低价战略赢得客户，阿里巴巴需要向欧洲扩张，只要交货时间缩短，一定会有大量新产品加入铁路货运的洪流。”

我们来到罗兹的时候，这座老工业城市正被一场秋雨洗得澄明鲜亮，到处是战前留下的红褐色砖砌的低矮仓库，被泛黄的藤蔓植物或覆盖或缠绕着。虽然著名的罗兹电影学院是电影人的摇篮，罗曼·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都从这里出道，但无法掩盖这座城市灰暗的侧面——城里遍布粗朴古旧的办公小楼，透出白炽灯光。在19世上半叶，这里是棉纺重镇，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的作坊就聚集在此。与格但斯克不同，这里当时是一座俄治城市。

副市长马雷克·切希拉克接待了我们，他有中文名片，对怎样向中国人解说罗兹已经滚瓜烂熟，脸上略显疲态，语气里也毫无欣喜，话到一半又匆匆告辞。他在推介铁路货运之外，还想告诉我们，这里的市中心还留有100公顷土地等待开发，中国的地产商尽可来投标。

如今，成都－罗兹、苏州－罗兹专列已每周两班，此外，郑州－汉堡、重庆－杜伊斯堡都有一周四次往返，这些均由波兰铁路集团公司PKP运营。该集团为欧盟第二铁路货运公司，拥有1500列载GPS的货车，3000多个集装箱车厢。今年，为了应付国际货运的用电标准并符合中国40尺集装箱的大小，刚买了15辆新车。

如果一辆中国列车从成都出发，路经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东欧列国到达罗兹。它会经过两个关税区，分别是中俄边境、白俄和波兰边境；因为铁轨宽度不同，它在俄波还要换车，聪明的中国商家在俄罗斯卸下部分出口俄罗斯的货物，等开入波兰，火车从1000米长缩短到600米，已经是40个40尺集装箱欧盟制式的火车。不用担心几度卸货换车是否很耗时，实际上，所有集装箱从一列车换到另一列车上只要两小时。

PKP Cargo海外运营部的一名高管这样介绍自己的优势：如果一艘船从中国到格但斯克要一个多月，货车到罗兹就只用十几天。今年，公司已与郑州国际陆港公司签署备忘录，成立合资公司，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马瓦谢维切共建物流枢纽，使之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集装箱装运的主枢纽。

罗兹这座城市背负着借此抚平波兰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的使命。波兰对中国出口和进口比是1∶10，凡是波兰的经贸促进机构，从上到下都在开展一场针对企业家增加对中国出口和弥补贸易不平衡的运动。据波兰外交部的一项统计，波中两国地方政府以下的合作项目之多可列24页纸。

今年7月，波兰外交部的智库波兰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尤斯蒂娜撰文说：“中东欧属于丝绸之路涵盖地区，这或将有益于该地区，包括波兰。丝绸之路可成为提升双边贸易的工具，特别是扩大波兰出口并吸引中国投资。”此外，波兰财政部及基础设施建设局的官员皆向我们透露，他们希望借此让波兰的基建进入东欧及亚太。

尤斯蒂娜在文中还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官方没有公布丝绸之路包括的国家名单，也未阐述有关细节的路线图，说明这不是单方面施加于他人的方案，而是建立在他国自愿基础上。另外，她认为中国的措辞充满着“建议”、“愿景”和“框架”，而不是“战略”，所以这不是“政治工具”。

经济十字路口

10月下旬的波兰恰逢四年一届的议会选举，这次选举被视作1989年后最重要的一次，在欧盟模式陷入僵局之刻，它将决定波兰今后的道路选择。10月25日，反对党法律与公正党赢得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有权单独组阁。该党一直对加入欧元区持保留态度，并反对接收叙利亚难民，是匈牙利式的“非自由民主主义”的拥趸。这在习惯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波兰，是一次重大的转向。

10月23日，总统外交顾问克日什托夫·什切尔斯基（Krzysztof Szczerski）匆忙邀见了我们，这是原本行程之外的一个紧急安排。坐在华沙总统府会客厅内，他告诉我们：“不同党派间最大的矛盾是怎样瓜分国内的利益，但经济方向上看不出有多大区别，波兰需要新的经济发动机。”

当我问道，美国和中国在同时倡导TI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亚投行时，波兰该如何选择，他的回答再次印证了波兰人的务实：“最好的经贸制度当然是最普遍的，但是在WTO逐渐式微的情况下，涌现了更多地区联盟，让我们突然要选择跟着谁，无论如何我们会根据波兰的实际利益来选择。”

自1989年后，波兰也经历了“休克疗法”。如今仍然有官员如此打趣道：“如果新中国是在1949年成立的，那新波兰的成立要晚40年。”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转型的痛苦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让位于正常发展。根据世行数据显示，波兰从1990到2010年，人均购买力GDP从5473美元上升到1.9059万美元，增速超过了俄罗斯的9119美元到1.8963万美元。

随后，在90年代末期、新世纪初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一以贯之地跟随着欧盟的步调，在全国上下看来，波兰也就是近十几年才迈入经济正轨。用华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波格丹·古拉尔赤克（Bogdan Goralczyk）的话说：“波兰从90年代一直往西看，往东看只能看到俄罗斯。”

所幸是没有加入欧元区，让它在欧债危机的震荡中独善其身。根据波兰财政部提供给我们的数据，从2008到2014年，波兰GDP增长率为24%，而欧盟是0.8%。去年的波兰GDP增长率3.4%，而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只有1.6%。欧盟、德国、中国的经济下滑都让波兰担忧自己的前景。“我们是德国的原材料提供国，德国制造成品出口到中国，如果中国GDP也降低了，势必影响德国和我们。”波格丹说。

欧债危机、难民涌入、东部乌克兰危机，使得从地缘政治来看，波兰“东西交困”。历史上，它就被调侃成德国和俄国间的“擦脚垫”，如今，又再次在经济道路上左右为难，并必须做出选择。波兰人需要全新的执政理念，区别于之前的亲欧，但对于部分知识精英来说，唯恐保守主义政府陷入匈牙利的模式。

同在曾经的东欧体，匈牙利也一度与波兰“互为镜像”，但走出了一条更保守的“非自由民主主义”道路。它与欧盟保持距离，并批判“大政府”式的福利国家，今年初，总理奥尔班（Orban Viktor）在布达佩斯接见了普京，这让波兰极为震惊。相反，俄波关系则陷入历史冰点，波兰对东部局势的变幻日益不安，仿佛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问题上一片弹片都能侵扰到它。

虽然也是欧盟国家，但匈牙利单方背离了90年代以来的自由经济政策，也意味着1992年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ád Group）趋于废弛。该集团曾是四国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加入欧共体的协商组织。

如果说欧债危机的恶果是在欧盟内部产生了信任危机，统一货币，却没有统一银行，那么更糟的是，他们有开放的边境，却没有统一的外交。难民危机使欧盟内部分歧加深，当9月默克尔宣布开放德奥边境吸收难民时，匈牙利奥尔班政府筑起了3米高的栅栏阻拦难民。“这就像在1989年后又在欧洲筑起一道墙。”波格丹调侃说。这座墙更多是政治寓意上的裂痕。

当默克尔一宣布开放边境，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匈牙利、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随即在布拉格召开会议，拒绝接受欧盟提出的分摊12万名难民份额的方案。就在上周，巴黎遇恐怖袭击后，新上任的法律与公正党宣布不再实施欧盟难民分配计划。按照此前亲欧派政府的协议，在已经接受2000名难民的基础上，波兰需再接受4500名。

波兰的心脏

难民问题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欧洲大陆上空，但背后折射的是欧盟模式的衰落。当希腊面临退欧选择，英国卡梅伦政府又承诺在2017年进行退欧公投，波兰开始怀疑，之前是否跟欧盟跟得太紧，而一直忽略了东方。如果留在一个由德国主掌的欧盟里，波兰显然不情愿，那就意味着要被这个最大出口国牵着鼻子走。

去年底，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签署建设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高铁协议，这意味着中国的高铁首次进入欧洲。波格丹认为，匈牙利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跟中国、俄罗斯有具体的经济建设项目，比如与俄罗斯还有天然气管道项目。但其实，波兰对中国的基建投资并不感冒。

波兰很多政府官员似乎对中国在南美、非洲的低价竞争型基础建设模式了如指掌，于是特别向我们强调，他们不需要中国来此投资高铁和高速路，因为波兰到2020年为止将得到专用于公共采购的欧盟补贴300亿欧元，这将是全欧最高。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马伊曼（Slawomir Majman）说：“西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跟欧盟完全不同，跟欧盟合作，情况就复杂得多。”

马伊曼是坚定的“中企之友”，曾促成多笔中国与波兰合作的单子。一方面，为了抚平巨大的贸易逆差、改变中国对波直接投资只占其国内0.02%的局面，他极其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发现波兰，于是在局内另设了一个专门的“中波合作中心”，只接洽中国企业。近几年，波兰几乎是唯一的能让中企中标的“欧盟国家”，正如现在它是唯一加入亚投行的欧盟国。

另一方面，波兰不可能越出欧盟法律的高门槛，为中国特设“绿色通道”。马伊曼说，中国投资人在这里最大的盲区是“把东欧别的国家或非洲、东南亚的经验简单复制到波兰”。有些人过来带着自己的顾问和律师，在波兰兜转了一圈发现不是想象中的样子，后来中波合作中心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接洽项目，却发现他们“消失”了。“他们为什么不请教专业的咨询机构，甚至不先研究法律就来了？”马伊曼很疑惑。

走在华沙的街头，是一派和平的深秋图景，人烟稀少，没有工地的轰鸣声，基建缓慢，甚至看起来不“上心”。但它跻身为全球最适宜投资的七大国之一，也被誉为欧洲最后一块绿洲。这里没有巴黎的喧闹琐碎，也没有柏林的博大宽广，外面世界的枪声似乎并没有侵犯它的井然有序，这里依然是一副新兴国家刚刚苏醒时的脸。

我们的翻译毕达是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系出身，第二专业是汉语，他对于中国在毛邓时期的历史有着相当的了解。对于中国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兄弟”，在历史上有过短暂的40年的重合和交汇，而如今又创造着腾飞的经济神话，波兰始终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

80年代后期的华沙街头是这样一番图景，那时毕达被母亲牵在手里，排着百人长队，他们手中有肉票和粮票，却不知道前方的百货商店里有什么可以兑换。而他的父亲在另一个超市里，突然来了一批限额出售的电视机，于是走后门买到了一台。

如今，华沙最高的建筑仍是273米高的科学文化宫，这座中规中矩的四方形带一个尖塔的宫殿式大楼是斯大林“送给波兰的礼物”。上世纪50年代，当周围还是战后的废墟时，苏联人就在此设计施工，用三年造成。这里至今是华沙的中心，战后重建根据苏式风格展开，满城是高窗宽廊的会堂式建筑，诉说着无法回避的历史。

波兰战时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1924～1998）曾写道：“失去废墟，我们就一无所有。”如果说华沙还有什么战前的东西，最有意味的应该是如今躺在圣十字教堂的一根柱子里的肖邦的心脏。1944年华沙起义，纳粹几乎夷平全城，所幸的是，人们在圣十字教堂被炸毁前将心脏拿了出来。战后，教堂像老城其余95%的建筑一样，根据图纸重建，波兰人再从德国人手里拿回心脏又放了回去。

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人们

主笔◎陈晓

马来西亚马六甲河。马六甲是马来西亚的历史名城，位于马来半岛的南部，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中转站（于楚众 摄）

著名的边疆史专家拉铁摩尔曾经将边疆分为同质边疆和异质边疆，同质边疆趋于融合发展，异质边疆则少不了冲突征战。两类边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文化的认同。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边疆关系显然更倾向于前者，中国华南文化，“以其古老的居民、语言和文化而与东南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烙印在从古至今中国和东南亚交流史上的几类人群身上。

幻人和使臣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在这一年的宫廷宴会上，有一场被日后的史料反复提及的演出——一群“幻人”，也就是今天所称的“魔术师”，在中国皇帝和大臣面前表演了各种各样的障眼法：用绳子将自己的身体绑起来，并且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从捆绑中脱困；在翩翩起舞的同时玩耍12个色球；还有吞吐火焰，互换牛头马面……

如果从新奇性上来评价这场演出，只能算当时一次平常的宫廷活动。汉代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一个大事件是汉民族向长江以南的地方开拓，进入了气候温暖的区域并向更宽广的南方海域拓展。通过军事和贸易的双重手段在广东和越南立足后，汉代各郡向南的扩展使得东南亚和印度洋上的一些小国家首次与中国社会建立了直接关系。

《汉书》中记载了公元前1世纪时通向南海和印度洋诸海道中的第一种路程志，这被认为是汉王朝向东南亚和印度洋最早开放的明证。疆土的拓展伴随着北方的君王对温暖地区的好奇心，他们热衷于观看并对新奇之物一掷千金。在众多汉代的史料中，能零零散散地看到不少关于东南海域的奇幻民俗。《西京杂记》中写道：“东海人黄公”，“佩赤金刀，以绛僧束发，可以立兴云雾，坐成山河，还能制蛇御虎”……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说：在这段中国向东南亚最早开放的年代，东地中海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远古关系仅仅具有一种简单的新奇意义——它们都受到了中国丝绸吸引力的刺激，而且具有一种简单的新奇意义。

但公元120年这场在汉朝宫廷内的幻术演出，却被认为是一种具备更深远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漫长的历史追忆中被一再提及。这批表演的“幻人”是由一个名叫掸的小国敬献的。掸是一个位于今天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但这些“幻人”却来自海西，就是今天的罗马东部。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掸国西南通大秦”。这场演出因此被认为寓意着汉朝和罗马帝国最初的交往，这让谢和耐所总结的“新奇性”，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南部和邻近的亚热带国家，而是通过广袤的海域，延宕至了更广阔的西方。而东南亚这片海域，成为西方帝国与东方帝国互通有无的跳板。

马六甲鸡场街（唐人街）。大量“下南洋”的华人移民促成了如今东南亚繁华的商业氛围

汉朝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最初就是以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的。自东汉汉民族进入气候温暖地区，打通滇缅通道后，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就保持着断续接触。在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考证中：“印度－伊朗贸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古柬埔寨王国的一个港口。在该古城的遗址上，发现了一枚公元152年轧制的罗马钱币，带有孝子安东尼人头像，另外一枚上带有马可·奥勃留的肖像。大秦国的商人在汉代就经常访问扶南国（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直到公元120年，大秦幻人作为礼物被缅甸的一个王国送到了洛阳宫廷。”

自此至东汉后期，西方与南亚与汉朝的交通主要以南方海路为主。《魏略·西戎传》中也曾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这段史料表明，在汉末三国时期，东南亚这片海域，已成为西方帝国与东方帝国互通有无的跳板。在当时，大秦通往中国的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中南半岛西海岸登陆，穿过半岛上的“外夷”地区，到达交州刺史部所辖地区；一条是沿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溯流而上到达永昌郡和益州郡，即今天的云南境内。

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的官方使臣循着东南亚海域的航线，第一次来到中国。使臣们围坐在低矮的小桌四周，享用了汉朝的宫廷盛宴——面前的食物被预先切成小块，盛放在一长溜漆盘内，身边环伺的仆人不停地给他们填满用小米酿制的饮料。当他们离开宫廷时，得到了珍贵的中国礼品，其中首推丝绸。据考证，这首次的官方接触，路径便是经埃及穿越红海，然后绕过印度，折向马来半岛，再沿着印度支那海岸上行到越南北部，最后在一个名为交州的地方登陆，到达中国。

商人与海路

在罗马帝国的商人找寻通向中国的漫长航线过程中，有一位希腊航海家留下了一本名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书，记载着当年的西方航海家们如何频繁出海，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道路的史实。这本书描述了四条航线：第一条是途经红海的非洲海岸，第二条路线是从红海的阿拉伯海岸出发绕阿拉伯半岛直至波斯湾深处，第三条沿印度海岸航行。这三条路线都包括很实用的信息，对建立航线，应对危险，熟悉各个海岸不同港口的特点，了解不同地区居民的特征，以及掌握航海、风向、水流和航海资源动态非常有用。唯有最后一条穿越东南亚海域通往中国的路线，却写得语焉不详。这说明，在公元1世纪中叶，能亲身探察东南亚海域，并成功到达丝绸之国的西方航海家还是非常少。书中提到了金州岛（今天的马来半岛），把它介绍成满地黄金，是“最东方化的土地”。这条线路的最北部，“一个非常巨大的内城，名叫支那。天然丝绸、丝线和绸缎都是由这里通过巴克特里亚，步行运输到巴里伽扎”。《航海记》在结尾中将东南亚海域的国度总结为：“那儿至今还未经开发，或许是因为恶劣天气造成的交通不便所导致，也许是因为神的旨意。”

9月23日，“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图为展出的由“南澳I号”沉船出水的酱釉陶罐（套装）（许建梅 摄）

但这片神秘海域的物产却极为新奇丰富。在被称为“狮子国”或“红宝石岛”的锡兰，商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宝石。在尼科巴群岛，可以与划着独木舟、几乎衣不蔽体的土著居民交换椰子和龙涎香。而马来半岛，在《航海记》的模糊记述里，这里“有最好的金片”。在这些新奇物产和利润的驱动下，几个世纪的商人们在这片海域持续探索，发现了海洋季风周期性转移的规律。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起航离开广州。东北季风也是使波斯湾大港的商船起航的季风，甚至在从唐朝起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9月或者10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6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风暴虽然危险，但也可以加快商船到达丝绸之国的速度。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下，商船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中国的南部。

“冬季向南，夏季朝北”的季风规律，把西方商船在亚洲海域的长途航行变成了一种定期的活动。从7世纪到9世纪，东西方交流最后的这片海域被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贸易热情彻底打通，成为一条颇为热闹的航线。穿过印度洋的商船先到达锡兰，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向尼科巴群岛。商船会在马来半岛——更确切的地点是马来西亚西部和泰国交界的吉打州登陆，做短暂停留。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传说中的黄金大陆——东印度群岛。最后，再调转船头向北进发，在湿润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进行丝绸贸易。

频繁的商船贸易，导致在印度、东南亚海岸和从长江口到广东地区的中国港口中形成了大型外国人移民聚落，作为那些来自不同地方船队的集散地。这些集散地可以说是人员最复杂的区域，广东和附近的中国航海家，马来人、苏门答腊人和爪哇人，还有来自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的船员，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在这里生活交往。为了贸易顺利，在一些航海居民的散住区里，还产生了一种区域性的语言“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就像在陆地的“丝绸之路”上，粟特语是中亚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

东南亚海域的发现和突破，使以丝绸交易为主的贸易活动，层层向中国国门推进。在唐朝以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也就是现在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唐朝建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最大最繁荣的海港。许许多多的外国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其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狮子舶。锡兰的商船长达200英尺，可以装载600人或者700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配置了信鸽。船上还载有香料、珍宝，堆积如山。西方和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繁荣的贸易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当时广州都督的威严“不异于天子”。这个原本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边疆城镇，世居着凶猛残暴的野兽，随时还会受到热带瘴气的折磨，但到唐朝时，穿越东南亚海域纷至沓来的贸易活动，已经将广州变成一座富庶且地道的汉族城市。

海盗和贸易

公元758年，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抢劫店铺，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撤离。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最繁华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很长一段时间变得微不足道，外国商船再度退回到河内区域停泊，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流寇是中国南部与东南亚贸易最大的敌人。他们被称为海盗，是华南沿海和东南亚海域上时常出没的危险人物。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认为，海盗在整个历史上都以不间断的方式肆虐逞凶，而且东亚的所有海洋民族都曾参与过海盗行动：越南人，马来人，苏门答腊人，爪哇人，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即使到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日本人形成了海盗行为的最大队伍，其实也是一支综合了东亚各沿海民族的多国部队，“其活动极其多样化，以至于大家只好以海盗这样一个笼统的名字来称呼”。海盗行为的普遍性，或许说明，海盗的身份并不仅仅是这么简单，他们并非单纯的打家劫舍，而是具有一种贸易和暴力的混合特征。

东南亚海域的海盗在16世纪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谢和耐归结原因：“与整个东亚海面的贸易时代非常明显的发展有联系。”14至16世纪时，通过这片海域的贸易活动达到一个高潮，中国在海上贸易最活跃的时代却采取了一种孤立政策，明王朝在海上贸易最活跃的时代却提出了一种既缺少连贯性又缺少坚定性的限制政策。当时，与日本的官方交往只能通过浙江东北段的宁波港来进行，福州则被专门用于跟菲律宾交易，在永乐时代，泉州承担了类似的角色。第三大港口广州则在“市舶司”的管控下，担负着与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发展贸易关系的使命。但官方的限制条例与贸易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16世纪的东亚海面上，活跃着黄金、白银、铜钱和丝绸的交易，很大一部分私人贸易以秘密的方式，沿着漫长的海岸进行。比如在厦门附近就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港口海澄，既与日本和琉球，又与东南亚的满刺加和摩鹿加经商。明朝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来遏制海岸线上的秘密交易，但实际上，官方没有那么多的兵力可以巡视2000～3000公里的海岸。贸易现实与政府控制之间的差异，催生了一些既是私商，又是海盗的人物。

16世纪中叶的海盗首领是一名叫王植的安徽籍汉人，他既是大商人，又是海盗。王植与吕宋、越南、暹罗、满刺加做生意，同时也从事用于制造炸药的硫磺以及丝绸和织锦的走私。海盗的行径基本上是他作为大商人正常贸易时，遭遇到官方限制阻力时的补充。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净海王”名号。但谢和耐在研究中发现，海盗的队伍中更多的是那些更为普通的小人物，希望在海域凿空中掘金的小人物：小规模的走私商人、中国或外国血统的远海航船船长、穿梭往来于海岸与东南海域荒凉岛屿之间的船民，广袤海域中的荒凉岛屿成为他们暴力贸易的中转站、仓库或者巢穴……

到17世纪中期，在东南亚海域又出现了一位至今为历史学家所争议的人物——郑成功。在成功收复台湾前，谢和耐认为他的活动就延续了16世纪时海盗的特点，“始终具有海盗和贸易的一种混合特征”，但同时又与政治有明显的牵连。他的队伍驻扎在闽南厦门一带，有时会抢劫该省沿海的富裕地区，并推进到浙江南部和广东东北部，同时也与日本、越南、暹罗、菲律宾等国家从事贸易交流，并与经常往来于东南亚海域的欧洲人保持接触。彼时，南明王朝也在东南沿海和广东一带活动，与当地的海盗们维持着程度不同的秘密联系。郑成功站在南明王朝一边，帮助其抵抗清政府，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与南明王朝的良好关系，使他赢得了享有皇家姓氏（朱氏）的显赫权力，被称为“国姓爷”。

明朝中叶，活跃在中国南部沿海、东南亚海域的海盗与现代海盗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暴力的特征，但其中的一些主要力量也代表着东西方的海路打通并逐渐成熟后，民间商业的新兴力量。大连海事大学教授、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光圻说：“和西方统治者依靠海盗的力量来扩展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国历代封疆统治者对中国海盗的态度，不是招安、圈禁，就是‘虽远必诛’的无情绞杀。‘七海霸主’陈祖义、‘净海王’王植、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叱咤风云的海盗到了统治者手中，大多未得善终。而当他们流亡海外，期望在东南亚等地落地生根时，还会遭到西方殖民者和各种势力的迫害。如果明、清两代，能够真正地利用中国海盗的力量，可能今天的南海问题就大有不同了。”

移民和工业

18世纪，中国迎来了一次“工业化”的大手工业和史无前例的贸易发展。它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的巨大数额，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18世纪的经济发展看起来是一次复兴，是继过去一个世纪的内乱、战乱和万历时代的发展以后，中国经济又再度兴旺发达起来，而且其规模和广度都超越了以往。江南的纺织，长江下游的茶叶，江西和湖南的瓷器，福建制造的纸张和蔗糖，还有广州新会的麻布，都保持着相当高的生产和出口纪录。

东南亚是中国手工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仅以位于湖南长沙附近一个不甚知名的瓷器制造中心为例，在18世纪的时候保持着该地瓷器生产的最高纪录，其产品与日俱增地流向菲律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甚至自明代起，在佛山逐渐聚集形成了小五金的制造基地，整个五金制品是面向东南亚出口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中国18世纪的工业繁荣在于尽最大可能成功运用了中国在前工业时代积累的技术。但这些沿海省份的工业大发展不是孤立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三个领域的巧妙结合也值得强调，东南亚在农业需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地理和农业的角度看，东亚的一些平原和三角洲，比如中国北方的中央大平原，长江下游，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中国南方和爪哇的沿海平原，都有非常高的人口密度，很高的生殖率和很落后的工业技术，被认为是这些地区固有的恶性循环，普遍的贫穷化在19和20世纪又因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更加剧了不平等性。但在18世纪，当中国凭借前工业时代的技术积累，开始一轮手工业制造和贸易的繁荣时，这些地区的农业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经济区域版图，为工业发展提供着农业生产力上的补充。

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梁旭 摄/新华社供图）

从18世纪开始，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和暹罗）的大米大量进入中国。大米被输往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因为那里主要是依靠贸易和手工业，其农业生产却入不敷出，东南亚的农产品输入弥补了这块短板，为18世纪的工业繁荣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动力。“数千艘可装千吨货物和180名船组人员的大帆船每年都在厦门停泊，厦门和广州与越南和柬埔寨海岸，吕宋岛，马六甲，暹罗的宋卡，马来半岛的柔佛均有关系。”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写道，中国18世纪商业潮流的规模和某些商会控制地域的辽阔不仅局限在国内，蒙古、西域和东南亚等地，都被纳入了整个中国的商业网。

但在历史学者的眼里，这些沿海省份的经济新方向，背后却隐含着明显的人口过剩危机。中国在18世纪的另一个特征是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速度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4亿增加到1800年的1.93亿，而中国的人口却从1741年的1.43亿增长到1812年的3.6亿。循着工业产品和商会的流向，大批中国南方移民向东南亚迁移，尤其在婆罗洲，有客家人血统的中国移民集团统治了不少行业的贸易。在那里，来自同一个乡镇的移民都精通同一种职业：开发金沙，农业，饲养业，捕捞业或者贸易……在位于婆罗洲西海岸的坤甸苏丹国的一个重要移民区，甚至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兰芳共和国”是由一位名叫罗芳柏的客家人创立的，一直存续到了1884年。仅在18世纪末，就有20万中国移民聚居在此。虽然名为“共和国”，但它始终与其故乡——广东东北的潮州地区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拉铁摩尔的同质边疆和异质边疆概念里，在大量移民的融合下，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边疆关系显然更倾向于前者，获得了同质发展最为宝贵的文化认同，“以其古老的居民、语言和文化而与东南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华南与东南亚至今还留存着很多相同的文化标示：流动的农业，吊脚楼住宅，饲养水牛，酿制帮助消化和发酵的腌鱼，使用蒌叶，运用背篓，使用口吹羽管琴（老挝的羽琴和中国的笙），使用铜鼓，创造人类和洪水的神话，此外还有崇拜蛇、龙、犬、虎……这些文化特点在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民族中也非常广泛地传播着。“18世纪是最能揭示发展差距的历史时代。”《中国社会史》中写道，“考虑到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一时段表现出持续积累的技术发展和人口繁衍，远东的社会不会长久地落后于西方社会，只不过它们走了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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