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埃利泽·斯滕伯格　著

高天羽　译

神经的逻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经的逻辑/【美】埃利泽·斯滕伯格著；高天羽译.—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98-0895-0

Ⅰ. ①神… Ⅱ. ①埃… ②高… Ⅲ. ①神经科学－研究 Ⅳ. ① R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5684号

出版发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目录
CONTENTS

引言 无意识的逻辑

1 盲人做梦时会看见什么？

2 僵尸能开车去上班吗？

3 想象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运动员吗？

4 我们能记得没有发生过的事吗？

5 为什么有人相信外星人绑架事件？

6 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听见说话声？

7 催眠术可以用来诱导杀人吗？

8 为什么分裂的人格不能戴同一副眼镜？

附录 人脑结构图

致谢

参考文献

引言 无意识的逻辑

心灵有着自己的逻辑，但它往往不向外人吐露。

——伯纳德·德沃托

沃尔特近来的举止很奇怪。家中有亲友来访时他会完全无视，除非对方直接跟他说话。他们只要不发出声音，他就表现得好像家里没有客人似的。在起居室走动时，他会直接撞上咖啡桌，然后撞上墙壁。当他伸手去拿一杯咖啡，他的手会伸向完全错误的方向，反而把一只花瓶撞翻。沃尔特今年五十五岁，他的视力出了问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说自己看得一清二楚。家人都觉得奇怪：他为什么否认自己有病？为什么不寻求帮助？他们迷惑不解，于是敦促他去见了一位神经科医生。沃尔特勉强同意。他来到医院，和这位医生有了如下的对话：

医生：你觉得怎么样？

沃尔特：我挺好。

医生：有什么不舒服吗？

沃尔特：没有，我完全健康。

医生：你的视力有什么问题没有？

沃尔特：没有，我的视力好得很。

医生（取出一支笔）：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沃尔特：大夫，这里太暗了，谁都看不清这是什么。

此时日光从窗外射入，屋内十分亮堂，但医生并没有立刻点破。

医生：我把灯打开。这下你能看到我手上的东西了吗？

沃尔特：大夫，我不想和你闹。

医生：好的，不闹。那么你能形容一下我的长相吗？

沃尔特：当然可以，你是个矮矮的小胖子。

这位医生其实又高又瘦。听到这个回答，他意识到沃尔特不单在否认自己失明，而且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失明了。他是得了谵妄症吗？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或许他应该去看看精神科。

这位医生推测，沃尔特的视力丧失和他自认为健康的妄想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不过要确定这个联系不能单靠行为学的测试，他还需要看一看沃尔特脑子里的情况。CT扫描显示，沃尔特的脑内曾经大面积中风，造成了两侧枕叶的损伤，而枕叶正是处理视觉的脑区。这解释了他的失明。不过CT还揭示了一些别的情况：他的左侧顶叶也有损伤。顶叶的诸多功能之中，有一项就是分析感觉信号，尤其是视觉信号。它对枕叶发来的基础视觉信息编辑整合，在构建连贯顺畅的世界景象方面起重要作用。顶叶还参与了对视觉系统工作情况的监控。那么这个监控功能一旦出现了故障，结果又会如何呢？

沃尔特被诊断为安东综合征（Anton's syndrome），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患病者双目失明，却意识不到自己失明了。他们常常会为知觉错误找借口，比如说“我没戴眼镜”或者“阳光太刺眼了”。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疾病的原因是视觉系统和监控它的脑区之间切断了联系，使得脑无法收到视觉出现问题的信号。所以沃尔特才会意识不到自己失明了。

不过事情还没完。沃尔特不仅不承认自己失明，还对自己的症状提出了别样的解释（“这里太暗了”）。他的脑面临着一个费解的局面：一方面，它确实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但另一方面，因为中风的缘故，它又不知道视觉系统已经损坏。既然视觉系统仍旧完好，那又如何解释视力的丧失呢？那一定是因为房间太暗了吧。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脑用这样一个说法将它们调和了起来。这说法不赖。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说法。

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有一个系统在静悄悄地处理着我们看到、听到、触摸到和记得的一切。在我们与环境的互动中，我们的脑不断受到无数感觉的轰击。一位电影剪辑师会将所有镜头和声音汇集编排、剪接出富有意义的影片，而人脑深处的逻辑系统也会将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知觉组装成一个合理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断丰富，最终成为我们的人生经历和自我感（sense of self）。这本书里写的就是这套隐藏的逻辑，写它如何创造我们的意识体验。无论是病人患有的最奇怪的神经疾病，还是我们普通人最简单的日常感受和决策，背后都有这套逻辑在发挥作用。

我们的目标同其他科普书和心理学书籍相似，都是寻找自身的思考和行动背后的那些原因。不过我们的方法却和它们不同。你或许已经读过许多有关人脑的科普书籍，它们都以行为研究为基础，这类研究虽然给人以独到的启发，却往往不能深入考察人脑，告诉我们那些行为的具体来源。假设我向你展示了一部隐藏在一只黑箱中的机器，并要你说出它的工作机制；我还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许你观察这只黑箱的内容，它的所有杠杆和齿轮都必须隐藏在那层黑色的外壳之中——那你该怎么了解这部机器的功能？你无法检查它的内在机制，只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并在结果中寻找固定模式，然后从这些固定模式出发，再推测出它的机制。无论你的推测多么精准，其中都会有猜想的成分。这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在工程和软件开发等领域都真实地存在着。试想有一位软件工程师要在不知道代码的情况下分析一套程序的工作方式。在这种所谓的“黑箱测试”（black box testing）中，这位软件工程师会输入各种操作（比如按某一个键），并记录其输出（也就是观察结果），然后根据知识和经验判断这个系统的工作方式。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这套程序实际的内部结构或机制。

如今，这个方法也用来研究人脑。比如在2010年的一个著名实验中，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让86名志愿者被试参加了一次模拟商务谈判，要求他们为一辆标价16500美元的汽车讲价。这些被试一个接一个坐到椅子上，和扮演销售员的主试者讨价还价。这个实验的关键是椅子：在所有被试中，有一半坐在一张硬木椅子上，另一半坐在一张毛绒绒的软垫椅子上。结果如何？那些坐在硬木椅子上的被试都成为了更积极的谈判者，他们用强硬的态度迫使销售员降价，最后的成交价格比软椅组平均低了347美元。显然，坐垫的额外舒适感使得另外一组被试接受了更高的价格。研究公布之后，各种杂志、书籍和评论文章都说它是无意识研究这门新科学的又一新突破。比如《颂歌》（Ode ）杂志在2012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写道：

一股新的研究浪潮正在揭示关于人类无意识的诸多谜团，显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可以如何为人类所掌握，“硬椅子效应”即是这股浪潮的一部分……过去十年中，神经科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正在逐渐解码这个无意识的运转系统。现在，他们已经能介入这一系统，从浑然不知的被试身上激发出从“清洁”到“聪颖”的各种品质了。

这项研究告诉我椅子的舒适程度和谈判的强硬程度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它并没有解释这个关联的成因。所谓“解码”，解的是什么？对软硬的感觉到底是如何影响了决策？其中是哪个系统在发挥作用？我们又发现了什么能够投入应用，并且与其他现象关联的模型？

这项研究就是黑箱测试的一个实例。就像上面提到的软件工程师一样，研究者始终没有看到隐藏的“代码”。他们观察到了某种输入和输出的趋势，但是产生这一趋势的运作机制，却依然没有呈现出来。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砸开脑中的黑箱，观察其内在的运作机制，以此来探究与人类意识有关的种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许多关于人类经验的最神秘的现象背后，甚至在许多最简单的日常决策背后，都存在着独特的神经回路，我们的生命体验中那些看似不相干的方方面面，在这里都能得到统一的解释。

本书的结构由问题串联而成。我有许多问题。我们常会见到旅行车的后座上有那么一个提问的孩子，在听到了父母的回答之后不断追问“那又是为什么”，直到把父母逼疯为止。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成年人版本。这个秉性让我在大学学习了提问的艺术：哲学。哲学教会我们精确地提问，引导我们穿透事物的表皮，直至抵达核心原理，解释这一事物的方方面面。我后来从哲学继而学习神经科学和医学，最后又研究起了这两个领域的交叉——神经病学。怀着同样严格的求索精神，我开始探索一系列新的问题：人的决策是怎么回事？精神疾病是如何影响思维的？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脑相互作用？脑又是如何造就我们的？

这些问题将带着我们走向知觉、习惯、学习、记忆和语言的难解之谜，并最终将我们引向对于自我（selfhood）和身份（identity）的探索。一路上我们会提到各种话题，包括被外星人绑架，识破虚假的微笑，精神分裂的真相，梦游杀人事件，体育迷的脑，以及挠痒痒的秘密。我们将打开那只黑箱，并且尽可能地利用神经科学的成果，将这些行为追溯到它们发端的脑机制。我们每回答一个问题，新问题就接踵而至。新一轮问答都建立在上一轮问答的基础上。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探究现代神经科学的中心课题。

在本书中，我们将考察脑中两个系统的运作情况：意识和无意识。我们不仅会探究它们如何平行运作，更会关注它们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创造我们的生活体验，维持我们的自我感。我希望各位在读完本书时能明白人脑中有一些无意识的机制，它们以种种独特的固定模式引导着我们的行为。正是背后这套神经的逻辑，驱动着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你也不妨将它看作是一个软件。我们的任务就是破译这套逻辑体系。我们的方法不仅是观察这个体系的输入和输出，还要找到产生这个体系的各个脑系统。破解脑内的软件代码会对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包括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包括对人类的关系和交往的思考，以及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那么我们该从何处说起呢？上文简单介绍了沃尔特的情况（顺便说，为了保护患者的身份和隐私，本书的所有人物都使用化名），我说他之所以没有发现自己失明，是因为他的视觉硬件和用来监控视觉硬件的各个脑系统之间切断了联系。不过他的病也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安东综合征患者虽然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却依然可以在心中想见事物的形象。他们不是一出生就失去视力的，因此仍能想象视觉图景。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患者不承认自己失明的第二个原因：他们将自己想象的画面当作了真实的视觉。所以，当沃尔特说他的神经科医生是一个“矮矮的小胖子”时，他也许不全是在猜测。兴许他想象中的医生就是这个样子。

沃尔特能将脑海中的图像视觉化，因为他并不是从来就失明。可如果他一出生就是盲人呢？如果有人生来就没有视力，这个人还会对“看见”这件事有任何概念吗，还能够在脑海中“视觉化”人和物吗？而这些盲人又会在梦中“看见”什么景象呢？

心灵有着自己的逻辑：Krieger 2002, 102。

沃尔特和这位医生有了如下的对话：Kondziella and Frahm-Falkenberg 2011。

顶叶的诸多功能之中，有一项就是分析感觉信号：Avillac et al. 2005。

视觉系统和监控它的脑区之间切断了联系：Stone, Halligan, and Greenwood 1993；Heilman 1991。

在2010年的一个著名实验中：Ackerman, Nocera, and Bargh 2010。

“硬椅子效应”即是……：Mercer 2012。

他们将自己想象的画面当作了真实的视觉：Heilman 1991；Kaski 2002。

1 盲人做梦时会看见什么？

论知觉、梦和外部世界的创生

电视机这东西对人又有什么用处呢？人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自己见过和不曾见过的最遥远的地方；人只要发动想象，就能穿透墙壁，让梦中见到的古城从尘埃中升起。

——萨尔瓦多·达利

我和阿梅莉亚通上了电话。她是一名四十四岁的保险代理人，从出生起就没有了视力。我在电话里搜肠刮肚，竭力寻找着对我们两人含义相同的描述性词语。

“你是怎么……呃……怎么感知事物的？”我问她。

“怎么感知？我就是看到的呀。”

“你能看见？”

“哦，当然不是视觉的那种看。”

“好吧。”我需要问得更具体一些，“能形容一下红色吗？”

“红色是很热烈的颜色。”她说，“红色就像火焰。”

“那么蓝色呢？”

“蓝色比较冷，就像海洋。”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世间行走，视觉是最重要的工具。失明者没有了视力还能生活得如此之好，这实在让健康人难以理解。你要是问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往往会答关键是用其他感觉补偿视觉的不足。甚至有研究证实，盲人的听力的确要比具有视力的人敏锐得多。

大多数失明者都记得“看”是怎样一种感觉。他们不必从零开始，在心中生造出一幅世界的图像来。他们还记得人、汽车、人行道的道边和自动扶梯是什么样子。在他们不幸失明之后，他们还能根据自己见过的东西想象世界的模样。

可是阿梅莉亚就没有这份奢侈了。因为胚胎发育期间的一种疾病，她在出生时就没有视神经，所以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东西。她没有体验过色彩，也没照过镜子。她必须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在心中建立起这个世界的心理模型。

“你是怎么分辨不同的人的？”我问她。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她说，“有的人是我抱过或者摸过的，那么我就记得他们的容貌。要不然我就靠声音记人。我对人是很敏感的。我知道谁是谁，也知道我喜欢谁、不喜欢谁。”

“能说说哪个你不喜欢的人吗？”

“嗯……有那么一个工作上认识的女人，我可真受不了她，太自以为是了。”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感觉的呢？”我问她。

“从她的衣服、她的大耳环、她的长指甲，还有她气味浓郁的香水、她的声音。”

我还想知道，在阿梅莉亚睡着时，她的内心是怎样一番景象。她做不做梦？如果做，她的梦境又是什么样的？

“我当然做梦啦。”她对我说，“我昨晚就做了一个梦，还很生动呢。”

“跟我说说好不好？”我追问。

“说起来可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梦见自己正和一个男人在沙滩上做爱。他真的好迷人！高高的个子，非常英俊，一头漂亮的金色头发。我们把沙子弄得到处都是——”

“等等，你确定吗？”我在画面变得太过露骨之前截住了话头，“你看见他了？我是说，你真的看见了他的长相？”

“我看见他了，”她说，“看得很清楚。那是真正的视觉，至少我觉得是。”

在和阿梅莉亚通话时，我忍不住思索起了心灵在做梦和觉醒状态下的异同。在两种状态之下，我们都有一定的意识，都能看见一些图像，拥有一些体验。但梦毕竟有一些不同、一些特殊之处。它到底不同在哪里？要说特殊，它真的特殊到了能让盲人看见吗？

填补空缺

先来看一幅图像：

你看见图中的那个白色三角了吗？一个清晰的白色三角似乎盖在了背景的那些形状上。不过严格来说，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白色三角。你以前或许看见过这个。这个所谓的“卡尼萨三角”（Kanizsa Triangle）是一幅经典的图形，它展示了视觉对于世界并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对它的一种解释。

在探索盲人能否在梦中看见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看”和关于“梦”的知识。人类的视觉，乃是人脑在对外部世界复杂处理之后的表征（representation）。人脑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为什么视觉系统就不能简单一些，像一台摄像机那样直接显示眼前的图像？不错，在联邦快递的商标 里找到那个隐藏的白色箭头的确能为我们增添乐趣（在“E”和“X”之间），然而除了乐趣之外，真正的原因却更加基本：我们的视觉系统是为了生存而演化出来的。

从光线中的光子变成眼球中的电化学信号那一刻起，这些感觉的原始素材就进入了一条由多个处理引擎构成的组装线，而正是这些引擎系统地建构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视觉。

这一切都发生在称为“视觉通路”（visual pathway）的神经回路之中，对于这条通路我们已经有了相当透彻的了解。我们知道它始于眼球后部的视网膜，光线在这里转化成电信号，然后沿着视神经快速穿过脑部，到达脑的感觉交换机——丘脑。在这之后，视觉信息再直接输送到脑后方的枕叶，传送给那里的视皮层。

为了产生图像，视皮层将处理信号的工作分成了几个部分，让它们分别计算距离、形状、色彩、尺寸和速度。任何一个部分只要稍微出些差错，就会造成明显的视觉扭曲。比如里多克综合征（Riddoch syndrome）的患者会失掉感知静物的能力，而只能看到运动的物体。神经病学家最初观察到这种疾病是在1916年，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位中校在冲锋时头部被枪击中。子弹穿过他的右侧枕叶，损坏了大部分视皮层，只有一个称为“MT”的区域保存了下来，而那正好是负责运动知觉的区域。这名军人再也无法看见物体的大多数特征，但是他依然能感知到物体的运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些‘运动着的东西’没有清楚的形状，而如果非要说它们的色彩，也只能勉强说是一片朦胧的灰色。”你见过一只球飞过身边时的那片模糊吧？试想那就是你能见到的全部景象。

相反的情况是只有MT区域损坏，这会造成运动知觉的丧失，对其他知觉没有影响。想象你站在街角，目送一辆汽车开过。你看到的不再是车辆驶过的连续景象，而是一幅幅车辆处在不同位置的定格画面。车子先是位于你的左侧，接着就到了你的右侧，而你始终没有看见它移动的过程。这会让过马路成为一项骇人的考验。难怪运动属于第一批需要处理的视觉模块。每当有物体经过你身边，你看到的最显著现象就是它的运动，而关于它的大多数外观细节都会为脑所忽略。此间的取舍或许是在演化中形成的：如果有野兽向你扑来，那么最先要搞清的未必是它毛发的颜色或尾巴的长短，而是它正在向你扑来这个事实。

我们的视觉系统不单会显示光线的排列，它还会根据数十亿个神经元的运算结果，建构出一个对于外部世界的解释。人脑会根据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来预测事物的外形，它甚至会运用环境线索来填补场景中的空缺，比如卡尼萨三角就是一个例子。人脑根据周围的形状推测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三角，并且勾出了它的边线。再看一个例子：

研表究明，文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比如当你看完这句话后，才发这现里的字全是都乱的。

你或许已经在互联网上看过了这类文字，传播者还宣称我们在阅读中是“一下子”读取所有字词，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分开阅读。这个说法并未得到研究的支持，但是真相也很有意思：我们之所以能读懂这句话，是因为我们会根据上下文推测其中的文字。这里所谓的上下文，一是句子的大概意思，二是句首和句尾的字都是正确的。神经影像研究显示，人脑不仅会加工眼睛读到的词语的意义，也会加工字母的排列和句子的句法。

人脑在阅读时往往会走捷径，跳过某些对句子的意思无关紧要的连接词或填充词，从而提高阅读效率。然而有的时候，这样的预测式阅读也会弄巧成拙。比如下面这个问题：每一种登上方舟的动物，摩西都带了几只？这个问题是在一次研究中提出的，如果你和这次研究中的大多数被试一样，你大概就会回答“两只”。但是仔细再读一遍，你就会发现正确答案应该是“零”，因为建造方舟并邀请动物上船的是诺亚，不是摩西。我们之所以答错，或许是因为这个问题和诺亚的事迹太接近了。我们一听到“登上方舟的动物”，就自动推测出了问题的其余部分，并草草说出了答案。

神经病学家已经能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在人脑中看见这个过程了。fMRI能够随时监测血液向脑组织释放氧气的速度，并从中读取所谓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这种监测的理论依据在于，神经元越是活跃，就越是需要氧气，因此BOLD信号就成为对神经元活动的度量。2013年的一项fMRI研究让被试阅读了160个句子，其中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在剩下的那一半中，又有一半是明显错误的，而另外一半看似正确，其实却有着微小的歪曲，比如摩西和方舟的那一句。研究者要求被试阅读这些句子，评判它们的正误，同时用fMRI机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

结果显示，被试在读到正确的和明显错误的句子时，他们的脑部活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同。那么，在读到那些设了套的句子，比如摩西和方舟的那一句时，他们的脑部又会怎样反应呢？这就取决于他们能否发现句中的歪曲成分了。有些被试没有察觉到其中的歪曲，并且错误地认为句子是正确的，fMRI就显示他们的激活模式和那些读到正确或明显错误句子的被试没有多少不同。然而还有一些被试发现了句中的歪曲，他们意识到摩西正忙着出走埃及，无暇去造方舟。fMRI显示，这部分被试的脑中运作着完全不同的神经系统，有更多的脑区被召集起来分析句子，比如负责检查错误的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不过其中作用最大的还是前额叶皮层，那是许多高级认知活动的中枢；有趣的是，这些活动就包含了如何克服对于习惯的依赖。

人脑会识别并且预测熟悉的模式，以此将思维的效率提到最高。无论是摩西的方舟还是其他暗藏歪曲的句子，都需要投入最大的专注方能解读，因为它们的真实意思和脑预测的意思之间形成了冲突。正如神经影像的结果所显示，要想辨明这些句子中的歪曲成分，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前额叶赋予的高级认知功能来抑制阅读中的惰性，并由此注意到句子的真正意思。意识的反省功能可以盖过无意识的自动过程，阻止它们习惯性地填补空缺。

当我们观察世界，脑中的两套系统也在塑造我们的知觉。其中的一套是无意识系统，它负责识别模式、根据这些模式预测将来，并决定如何将知觉的碎片拼接到一起。另一套是有意识系统，它接受无意识系统的运算结果，在必要时加以审查，并根据由此获得的大量背景知识来制定决策。这两套系统各有自己的用途。无意识系统有许多方法来预测模式，并使用不完全的信息来填补空缺，人脑用自动过程帮助我们读懂次序颠倒的字词，只是其中的一种应用。但是正像摩西和方舟的句子所显示的那样，有意识系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它帮助我们决定在什么时候信任无意识系统的预测，尤其是当一些环境因素试图欺骗或愚弄我们的时候。

2013年，一组心理学家和运动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让几位经验丰富的足球运动员观看对手朝自己奔跑的情景，同时观察他们脑区的激活状态。研究者招募了两组选手，一组是现役职业球员，一组是偶尔比赛的业余爱好者。研究者要这些球员想象自己正在一场激烈的比赛中防守对方球员。他们每人都观看了几段对方进攻球员带球朝自己冲刺的录像。他们的任务则是判断对方球员的下一个动作是正常的交叉步（crossover）还是欺骗性的虚步（step-over）。整个过程，研究者都在用fMRI观察他们的脑部活动。

不出所料，职业球员在判断对手的意图方面要远远胜过业余玩家。不过fMRI的结果又显示，无论技能水平的高低，每当球员准确识破对方的虚步时，他们对前额叶的使用总是超过辨认交叉步的时候。而在前面的阅读实验中，被试也正是用前额叶发现了摩西和方舟句子中的歪曲成分。这些足球运动员使用前额叶的高级认知功能否决了模式识别的结果，由此发现了对手看似正常的动作中包含着欺骗。无论是阅读、运动还是其他活动，无意识系统都会急于得出结论，还可能因此上当，前额叶的鉴别力则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一点。通过有意识的分析，我们得以将典型模式与经过操纵或歪曲的模式区分开来。

如果前额叶皮层遭到关闭，我们的知觉会怎么样？我们将无法判断自己的经历是正常还是反常。脑损伤的病人身上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2010年，一组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召集了十七名病人，用摩西/方舟的句子和其他类似的句子对他们开展了测试。这些病人的脑中都有一根向前额叶供血的重要血管发生过爆裂，使这个脑区严重受损，而他们的其他脑区都没有受到破坏。实验结果不出所料，这些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在辨别句子中的歪曲成分时，表现比健康的对照组差了许多。

人脑中的无意识系统负责拼合我们的知觉碎片，并在必要时预测模式、填补空缺，从而创造一个统一而富有意义的解释。总之，它在说一个故事。意识系统听取这个故事，但并非照单全收，而是会对它进行反省乃至质疑。然而前额叶的损伤却会产生一种情况，伤者的大部分脑区仍在工作，唯有前额叶的反省功能出现了故障。缺少了这层监督，无意识的填充过程就失去了控制，它将我们的体验随意拼接、强行归纳，或许就是这造成了那些牵强的解释和奇怪的故事。不过脑部损伤并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可能常犯。甚至可能就在昨晚，你刚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梦的素材

在1944年的名作《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中，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用画笔构想了他的妻子在小睡醒来之前的一个梦。在这幅画中，达利揭示了梦的一些本质。他画出了梦的生动画面、强烈情感，还有它的或奇怪或幻想的特征。这幅作品引起了多种解读，其中著名的一种认为它描绘了妇女即将被强暴的场景，因为画中充斥暴力的意象，那支来复枪则可以看作是阴茎的象征。还有的解释比较浅显，认为作品的含义还要到它的标题里去找：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画的底部还有一只较小的石榴，它的上方有一只蜜蜂在嗡嗡飞行。也许达利只是认为，在妻子睡着的时候真的有一只蜜蜂在她的四周飞翔，而它振翅的嗡嗡声进入了妻子的潜意识，并且引导了她的梦境。她的内心将被螫的恐惧转化成了一个暴力的意象，而那把顶在她手臂上的尖锐来复枪就是螫刺的象征。那么，像蜜蜂的嗡嗡声这样简单的刺激，又怎么会产生出这样精致的一幅幻象呢？

达利画出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隐约知道的事实：梦境虽然荒诞怪异，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日常生活的元素，梦将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编成一个故事。它的组合方式往往新奇，偶尔费解，有时甚至富有象征意义。沉睡中的脑是一位说故事的高手，而这个本领来自它所处的独特环境。我们睡觉时，眼睛是闭上的，耳朵也听不到声音。一旦切断了外界的感官噪音，心灵就会为内部产生的图像所填满。

然而做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与外界完全隔绝。有些刺激（比如一只嗡嗡的昆虫）还是能够潜入梦的画面。外界的感觉随时渗透着我们的梦境。只要向一个睡着的人洒水，这个现象就能得到有力的展示。超过四成的情况，这个刺激会直接融入睡眠者的梦。他们醒来后形容自己梦见了天上下雨、被人喷水，或是正在维修漏雨的屋顶。

不过，我们的大多数梦境毕竟是我们的记忆、想法和情感的交织。梦往往是对日常事物的抽象反映，这些我们在白天思索、忧虑、渴望的东西，到了夜间就化成了梦。大多数梦境都包含做梦者熟悉的事物。2004年，比利时的研究者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即PET扫描，通过放射性示踪剂寻找脑内的活跃区域）监测了被试在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时的脑部活动。当被试在虚拟的城镇中走街串巷时，研究者也记录下了他们脑部的活动区域。实验的第二部分，被试的头皮贴上记录脑电波（EEG）活动的电极，然后入睡。第二天早晨，研究者将他们的PET图像与EEG图像对比，结果显示他们在游戏时活跃的那部分海马区域，在他们开始做梦的时候也进入了激发状态。

我们知道，只有视觉通路健康才能产生视觉，而视觉通路的任何一个环节被阻断，都会造成失明。除此之外，人脑中还有一条梦的通路。和视觉一样，梦中也包含图像的知觉，虽然这个时候人的双眼紧闭，对外面的世界形同失明。我们在梦中依然能见到图像，说明梦的回路和视觉一定不同。如果盲人真的能在梦中看见，那么这条梦的回路就一定是关键所在。于是我们自然要问：这条回路都有哪些环节？人脑是如何创造梦境的？

当你双眼紧闭，进入快速眼动睡眠（REM），梦境系统就开始接管你的丘脑和视皮层。它控制了你脑中的感觉交换机以及你的图像加工中枢——不过它还是要从某个地方获得图像素材才行。

神经病学家发现，当我们做梦时，丘脑也开始有不同的表现：它不再对来自眼睛的信号做出反应（这时候的眼睛也没有信号），而是接受了脑干的控制。脑干是脑和脊椎连接的部分，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维持快速眼动睡眠，而快速眼动睡眠正是大多数梦境出现的阶段。许多神经病学家认为，正是因为丘脑和脑干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形成了这个联系，我们才在梦中见到了图像。

神经病学家观察人在睡眠时的脑电波，并从中找出了独特的几种，称它们为“PGO波”（PGO表示“脑桥-膝状体-枕叶”），具有显著的波形和波幅。当我们做梦时，这些脑波会在脑中的三个地方出现：脑桥（位于脑干内）、外侧膝状体（丘脑中的视觉部分）和枕叶（视皮层所在的区域）。由此可以推测，这三个区域正在协同工作。也许在眼睛休息的时候，脑干、丘脑和视皮层形成了一条新的视觉通路。这条梦的通路和视觉的通路有诸多重叠，唯一的区别在于脑干取代眼球，成为素材的源头。在这里，图像是从内部产生的。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约翰·艾伦·霍布森（John Allan Hobson）是著名的梦境研究者，他认为梦是由脑干的随机神经发放（firing）造成的。这些随机的神经信号从脑干到达丘脑，然后被丘脑当作一般的视觉信号那样处理。丘脑只是一部交换机，它无法分辨信号是来自眼球还是脑干，只是一股脑地将它们转送给下一个站点：视皮层。

那么视皮层又会怎么做呢？试想现在是半夜2点，丘脑刚刚送来了一批信号，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一团乱麻——毕竟那都是脑干随机产生的。然而视皮层并不知道这一点，它还以为从丘脑收到的信号全都来自眼球。接下来它会如何应对？和我们觉醒的时候一样，它会尝试从这些信号中理出头绪。利用我们储备的知识和记忆，它将离散的信号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段统一的视觉影像。而在我们的体验中，那就是梦了。

脑会竭尽所能地编造故事。脑中的无意识系统擅长发现模式，预测将来，还会利用环境线索填补图像中的空缺。每当视皮层收到破碎的信号，这个无意识系统就会用一切手段拼接出一幅夜间的视觉图像。这幅图像交织了人的想法、记忆、恐惧和愿望，它会演变成一个引人入胜、偶尔还带点象征意味的故事。不过一般来说，我们的梦境没有多少象征，还是奇怪的居多。

梦境虽然奇怪，但是当我们置身其中，却又往往不以为怪，只有醒来后，才会意识到刚才的那番景象是多么荒诞。这是为什么呢？经过研究，神经科学家不单发现了脑中的哪些区域在参与造梦，还找到了哪些区域会在夜间进入休眠。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执行高级决策功能的前额叶皮层会在入睡之后完全静默。你应该还记得，前额叶就是在摩西/诺亚句子中发现歪曲成分，并且在足球比赛中识破虚假动作的皮层。它参与了人的反省式思维。

我们在做梦时不会积极地测算谋划，对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多少反省，因为这些功能都需要前额叶的支持，而前额叶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关闭了。这就是为什么做梦者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也是为什么梦境如此奇怪，我们却不会想到“等等，这根本说不通”的原因。如果你意识到了梦的奇怪，那你就可能已经在苏醒的过程当中，你的前额叶已经开始启动了。

前额叶的休眠还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我们在梦中感到身不由己、无法在梦中决定些什么？梦就像电影，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它的情节，而无法选择自己冒险——至少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不过梦中也有一大类是例外，那就是“清醒梦”（lucid dreams）。做这种梦的人知道自己在做梦，也能任意探索这个幻想出来的内在世界。

为什么会有清醒梦这种东西呢？我们刚才说了前额叶皮层会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关闭，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有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梦呢？2012年，德国的睡眠研究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召集了一批会做清醒梦的被试，要他们在fMRI机器的陪伴下入睡。当被试进入快速眼动睡眠，fMRI发现了一组有趣的活动：除了通常在睡梦中活跃的区域之外，他们的前额叶也出现了明显的BOLD信号——也就是说，他们的前额叶是活跃的。不知什么原因，有些人的前额叶皮层在睡眠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关闭。即使身在梦中，他们也还是能够调用前额叶的反省、自控和决策功能，使每一个梦都仿佛虚拟现实中的一场惊险训练。不仅如此，清醒梦还是一项可以学会的技术，已经有人成功地用它来对付噩梦了。只要经过练习，你下次再在梦中遇到鬼魂和举着斧子的杀手时，就可以礼貌地叫他们滚蛋了。

大多数梦都不是日常生活的简单回放——那样平淡的梦境只占到总数的1%到2%。其余时候，摆脱了束缚的思维和意象都会形成新颖而常常富有创意的组合。借由梦境，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得以排除觉醒时的一切干扰，向我们展示将不同的概念连接在一起的全新方法。在梦中，意念在我们的内心自由舞动。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梦中想到精彩创意的原因。你有多少次从梦中醒来，随即匆匆摸索纸笔，只为了写下片刻的灵感？研究显示，如果给两组人布置同一道数学问题，其中的一组立即求解，而另一组在一夜睡眠之后求解，那么先睡了一夜的人，更有可能想出简洁而高明的答案。

人脑在做梦时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们的想法和经验能以独特的方式重新组合？一种说法是睡眠能保护我们免受外部刺激的干扰，使想象得以充分发挥。另一种说法是前额叶的大部分区域受到了抑制，使得那些比较抽象甚至奇怪的想法能够任意嬉闹，无须受到日常理性的分析评判。除此之外，或许还有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原因：有的神经科学家提出，在睡眠期间，脑会松开那些在觉醒时工作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用来沟通的空隙），从而放松我们的记忆和习得的概念之间的联结。他们认为这使神经元变得灵活，并在脑中形成新的通路，从而迸发出了全新的创造性想法。的确有研究显示，在白天合作最为紧密的神经元，在入睡之后反倒是最安静的。这个理论认为，松开突触，就能打开梦境之门，这促使我们在不同的想法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也容许我们的脑编织出一个个故事。

无论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都和我们觉醒时的知觉截然不同，而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脑中有两套具有根本差异的系统。一方面，我们有一套主动的有意识系统，专门在觉醒的时候使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被动的梦的世界，每当有意识的系统关闭，我们的内心就为它所占据。清醒梦代表的是某种中间状态，它同时使用着这两套系统的脑区。梦在我们入睡之后开始，觉醒之前结束——我们一般不会在做梦的同时做出有意识的决策。当我们醒来，内心的幻象悄悄退去，意识重占上风。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轮流掌权，又轮流交出权力。然而就像达利的作品和清醒梦所显示的那样，梦境与现实的界限，有时只是薄薄的一层。

掉进兔子洞

马西最初去看医生是因为头疼得厉害。她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为头痛所困扰，而且一痛起来就持续好久。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有偏头痛，因此当医生下诊断结果时，她一点都不意外。和许多偏头痛患者一样，马西在每次发病之前也有“征兆”（aura）。大多数病人都将这个征兆描述成一种知觉的紊乱，比如他们会看见斑点、光线或是之字形的线条。征兆的具体形式因人而异，不过马西的征兆尤其使人印象深刻。

“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手掌变得很大。”她说，“真的很大，特别大，就好像戴了三层拳击手套似的。这感觉持续了一段时间，接着我又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手掌还是那么大，身体却在缩小，最后缩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

还有的时候，她会感觉自己忽然长成了一个巨人：“我觉得自己仿佛穿上了70年代流行的那种松糕鞋，那感觉真奇怪，我只有5英尺（约1.5米），却忽然长到了那么高，真是太奇怪了。”

说来也怪，马西的症状和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章《掉进兔子洞》的那个著名场景十分相似。爱丽丝在进入奇异世界之后见到了一只瓶子，上面写着“喝我”：

……爱丽丝壮着胆子尝了一口，觉得很好喝（是那么一种樱桃馅饼、蛋奶糊、菠萝、烤火鸡、太妃糖和热黄油土司的混合味道），于是很快就把整瓶喝完了。“好奇怪的感觉！”爱丽丝说，“我一定是像望远镜那样收缩起来了。”她说得一点不错：现在的她只有十英寸高了。她的表情也跟着开朗了起来，因为她想到自己能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那座漂亮的花园了。

无论马西得的是什么病，它所引发的幻觉与爱丽丝的神秘饮料带来的十分相似。医生诊断她患上了“爱丽丝漫游奇境症”（Alice in Wonderland syndrome），真是名副其实。这种神经疾病的患者在观察周围时，会发现物体的大小、位置、运动或颜色发生了扭曲。

这种疾病在1952年首次得到描述，它有许多可能的原因，包括感染或癫痫，但它通常与偏头痛一起出现。虽然不是什么常见疾病，但它有可能影响了许多著名艺术家的创作，每当发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仿佛在一面哈哈镜中观察世界。比如20世纪德国艺术家凯特·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她的画作因为表现了对于德国战时政治的观感而闻名。然而，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她的风格也曾偏离现实主义，转而用更加抽象的方法表现人物，而那些人物都有着硕大的手掌和面孔。

柯勒惠支在日记中悲哀地写下了自己的症状：“接着我便陷入了一种恐怖的境地，周围的物体开始越变越小。本来变大已经够糟糕了，变小了更是令我觉得恐怖。”

有学者猜想，刘易斯·卡罗尔本人就可能患有爱丽丝漫游奇境症，因为他也有偏头痛。或许他也像自己笔下那些著名的文学人物一样，体验过视觉的变形。

爱丽丝漫游奇境症是如何发生的呢？初步研究显示，这种幻觉的原因似乎是视觉处理受到了阻塞。我们已经知道，视皮层通过对距离、大小、方向和形状的一系列计算建构起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如果这条加工的通路在中间发生了脱漏或是阻塞，结果就是知觉的扭曲。2011年，有人研究了一个患有爱丽丝漫游奇境症的男孩。研究者向他展示了几张图片，并要求他判断它们的大小和方向，同时用fMRI监测他的脑部活动。比如向他展示蓬佐错觉（下图），然后要他判断图中的两条平行线段是否有相同的长度。

这是一项颇难的任务，被试需要端详图片，让视皮层充分调用起来。fMRI扫描显示，和健康的对照组相比，男孩的视皮层显示出了较低的活动水平。研究者认为，这表明他对视觉信号的加工并不完全，而根据所缺失的加工阶段的不同，可能造成他对物体的大小、方向或其他特征的扭曲。这个假说还远远没有得到证实，但它和目前发现的证据相符：视皮层的某些部分遭到破坏的病人，会忽然觉得周围的物体发生了收缩。

在有的病例中，爱丽丝漫游奇境症只是一类更大的幻觉障碍中的一部分。类似的比如“脑脚性幻觉”（peduncular hallucinosis），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患者因为脑干的损伤而产生了鲜明的幻觉。他们可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景象，比如明亮的颜色、失真的大小（在这个意义上，爱丽丝漫游奇境症可以看作脑脚性幻觉的一个子类），或者电影一般的逼真幻觉。这种疾病是神经病学家让·莱尔密特（Jean L'hermitte）在1922年发现的，他有一位女病人脑干中风，并因此产生了各种幻觉。每当在黑暗的环境中，她都能看见一群穿着鲜艳服装的儿童在列队前进。脑脚性幻觉的病例十分稀少，所以没有人做过大规模的对照研究。我们对它的了解全都来自一份份单独的报告，从莱尔密特的第一个病例一直延续到今天。

2008年，意大利的几位神经病学家报告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病例：一名11岁的男孩在一次发热之后产生了惊人的幻觉。一天傍晚，在看了一下午电视之后，小贝尔纳多忽然情绪失控地哭喊起来。父母跑进房间，发现儿子正恐惧地浑身战栗。他刚刚看见了伏地魔，《哈利波特》里的那个反派巫师。此时天色已暗，但贝尔纳多坚称他看见的是真实的景象，不是做梦。

第二天夜里，伏地魔再度出现。这一次，贝尔纳多知道他必须保卫自己。他四下环顾，看见了一只头盔和一把等待作战的宝剑。透过金属头盔上的眼孔，他向对手投以怒视的目光，然后举起宝剑，展开了一场幻觉中的壮烈决斗。

一场彻底的神经检查在贝尔纳多的脑干部位发现了炎症的迹象，这正是他之前发热的原因。后来炎症消退，伏地魔也随之消失了。这就是脑脚性幻觉的一个病例，只是它的时间很短。脑干发炎，幻觉出现；炎症平息，幻觉也跟着消失。根据这份及其他报告推断，脑干损伤似乎就是病因。脑脚性幻觉的多数病例都是从脑干受伤开始的，有时丘脑受伤也会致病；只要伤口没有愈合，幻觉就会一直延续。

神经病学家还注意到了这些病人的另外两个共同点。第一，脑脚性幻觉患者都抱怨自己格外生动的梦境。第二，患者往往在四周黑暗时出现幻觉。一旦开灯，幻觉就会消失。

这些幻觉为什么只在黑暗中出现呢？根据我们的神经科学知识，梦的源头是脑干，那里包含着梦的开关。当我们盖着被子，在只有月光照射的卧室中进入快速眼动睡眠，脑干就开启了梦的通路，打开了开关。当早晨来临，我们从睡眠中醒转，张开双眼沐浴在阳光之中，这时，脑干也关闭了梦的通路。

正常情况下，这个开关是只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才会打开的，但是脑干的损伤会降低梦境启动的门槛。受伤的脑干无须等到入睡，只要感觉黑暗降临，就会提前打开梦的开关。在脑脚性幻觉中，患者其实是在觉醒的状态下做梦。只要关掉灯光，梦的机器就会用它制造的意象来填充黑暗。

那么，如果灯光永久关闭，就像盲人的世界那样，结果又会如何呢？那时的我们会看见什么？

盲人看见的景象

韦勒先生越来越令他的邻居担忧了。韦勒是一名鳏夫，八十七岁，一个人住。他因为老年性黄斑病变失去了视力，这是老年人失明的常见原因。有一天，邻居的担忧到达了新的高度，因为他说他又开始看见东西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过去六个礼拜，他常看见有人在他的房子里出没，那些人他都不认识，也不和他说话。上个礼拜，又有一只熊闯进了他的厨房。他还常常看见牛群在他的起居室里吃草。它们一边直瞪瞪看着他，一边静静地咀嚼着从地毯中长出的青草。韦勒先生还说他曾经看见一群蓝鱼在房间里游动，在墙壁间快速穿梭。

邻居们担心这位和蔼的老先生得了痴呆症。但韦勒先生自己却并不在意。他知道这些景象不是真的，也不怎么为它们烦心。一位神经科医生给他做了彻底检查，发现他根本没有痴呆症。因症状吻合，他被诊断为“邦纳综合征”（Charles Bonnet syndrome）。

我们听到“幻觉”这个说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种精神或者神经的病态（要不就是吃了禁药），然而韦勒先生的脑部却没有任何病变。邦纳综合征的患者具有丰富的幻视，但原因不是神经出了问题，而是视觉出了问题。它只发生在视力完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的人身上。他们的幻觉，短的只有几秒，长的持续大半天，可以在几年的时间内反反复复地出现和消失。幻觉的内容各有不同，但往往都包含了人物、动物、建筑和各种形状。许多患者都曾尝试画出自己的幻觉。比如艺术家赛西尔·赖利（Cecil Riley）就画出了自己看到的一只只蓝色和绿色的眼睛，它们环绕在他周围，对他投来威胁的目光。

下面是另外一位有老年性黄斑病变的邦纳综合征患者（这位不是艺术家）画的一幅草图，他说自己看到了“一张拉宽的脸，上面长着不成比例的大牙齿和大耳朵”。

在具有视力障碍的人群中，大约10%患有邦纳综合征，不论其视觉障碍发生的原因为何。为什么会出现邦纳综合征？这是不是脑在用幻觉填补视力的空缺？卡尼萨三角告诉我们，脑确实会填补我们视觉的空缺，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未必真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不过，因为错觉而看见一只白色的三角，和看见牛群在你的起居室里吃草，两者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当我们出现视错觉，我们并没有产生幻觉。错觉（illusions）只是我们的脑在加工外界的视觉线索，以此扩充一幅场景；而幻觉（hallucinations）完全是在我们的脑内产生的，与外界无关。

邦纳综合征的患者往往是盲人，这一点不是巧合。视力障碍是邦纳综合征的关键因素。伦敦的一组研究者已经能够展示邦纳综合征患者在出现幻觉时的脑部活动了。他们召集了六名患者，要他们报告幻觉在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并同时记录他们脑部的活动。这些志愿者都有视力障碍，所以大多数时候，fMRI都只在他们的视皮层发现了最低水平的活动。然而每当他们报告幻觉，他们的枕叶就瞬间活跃了起来；而当幻觉结束，屏幕上的视皮层又黯淡了下去。

除了幻觉开始和结束的时间，fMRI还透露出了许多关于它们的其他信息。BOLD信号揭示了脑是用哪些视觉加工器来制造这些幻觉的。

邦纳综合征发作时，视皮层在没有任何眼球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就被激活了。有两种理论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解释。第一种认为，由于受损的眼球无法传来信号，使得视皮层的神经元只能采取一些错误的行动，百无聊赖的它们有时会自作主张，随意发出一些电信号。视皮层不再受到视觉输入的牵制，于是开始自己制造信号。因为这一点，有人也将邦纳综合征的这个症状称为“释放性幻觉”（release hallucinations）。

即便是短暂的视力障碍，也可能使人产生释放性幻觉。2004年9月3日，一名年轻女子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被闪电击中，当场倒地昏厥。醒来之后，她失明了。一支空中救援队伍将她送入医院，CT扫描显示她的枕叶周围有液体淤积，干扰了她的视觉加工。当夜幕降临，她开始出现幻觉。她先是看见一名老妇坐在墙边的暖气上，接着那名老妇的身体开始收缩，越变越瘦，最后滑进一处暖气缝里消失了。接着又不时出现了一些幻觉。一次她看见一名牛仔骑马朝她奔来，还举着一把来复枪不断射击。后来她又看见了两个大夫在她的病房里欲行性事，接着又过来抽她的血。不过，随着积液从她的后脑抽出，她恢复了视力，幻觉也就此停止了。

在这个病例中，虽然失明只是暂时的，但视觉输入的缺失也使得脑产生了自己的影像。有理论认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视皮层会无缘无故地开始发放。而当脑探测到这些自行发放的信号，就会错误地认为它们是视觉信号，因为它们毕竟是从视皮层发出的。这一点和做梦十分相像，唯一的区别在于做梦时随机信号是从上游的脑干产生的，而在释放性幻觉中，是视觉回路本身用梦一般的图像填充了病人因失明造成的空白。片刻之后，由视皮层制造的图像进入意识，患者的眼前也随之出现了逼真的幻觉。

还有第二种理论也对盲人的邦纳综合征提出了解释，它牵涉到神经的可塑性，也就是我们的神经网络中那些广泛而能动的联系。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五种感官是相互独立的，但其实我们的脑并没有阻止它们来往。人脑无法区分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信号，只知道它们来自不同的感觉通路。只要这些通路的回路不出差错，信号就能传送到正确的地方。在脑中，一切都是电化学信号，神经元并不知道自己传递和接受的信号代表视觉还是听觉。我们之所以体验到五种独立的感觉——眼睛见到是视觉，鼻子闻到是嗅觉——是因为神经被分别安排进五条独立的通路。

虽然每种感觉传导都有自己的路线，但它们相互之间还是有些交搭。你可以把这些神经通路想象成交会的高速干道。它们大多数时候都相互隔离，但是在某些出口匝道，它们却连接在了一起。必须有这样的匝道，对吧？毕竟我们是同时体验到这五种感觉的，它们彼此也总是融合无间。试想你正在喝一杯咖啡，你不仅同时闻到了这杯法式烘培的气息、尝到了它的味道，你还感受到了杯子触碰你的嘴唇、看见它朝你倾斜，并听到了自己啜饮的声响。在这里，每一种感觉都和其他感觉完全协调，它们共同组成了一支感官交响乐，把你从清晨的睡意中唤醒。如果是五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丝丝入扣的连贯感觉体验。在通路的某个地方，我们的感觉必然是彼此交融的。

因此，在视皮层的高速地图中，也必然有几条上匝道和下匝道与脑中的其他系统相连。现在再想象有一个人不幸失明了。根据神经可塑性的原理，神经会在不活跃的区域萎缩，在活跃的区域增生。当一个人失去了视力，枕叶便不再从眼球接收视觉信号，视觉通路也随之退化。而当视觉的道路清空，来自非视觉系统的车辆就顺着上匝道源源驶来。这根连接其他感觉系统的通道曾经只是视皮层的一小部分，现在却随着视觉系统的萎缩而壮大了起来。这里的神经元不断增长，强化了不再活跃的视觉通路和脑中的非视觉系统之间的联络。

交错的回路一旦接通，就可能会有一些视觉之外的信号进入枕叶皮层，并且被错误地当作来自眼球的视觉输入。要记住，脑是无法分辨不同信号的，它只能区分通路的不同。于是，当之前孤立的回路相互连通，由另一个感觉系统发出的信号就可能顺着匝道进入视皮层，并被加工成视觉图像。它可能原本是花园里的一缕花香，或是地铁车厢的一阵轰鸣，然而它只要进入了视觉回路，就可能引起幻视。

幸好，邦纳综合征的患者都知道自己失明了，因此他们大多明白自己看见的不是真实的景象。和做梦不同的是，患者的前额叶仍在工作，使他们能够反省自己的奇怪知觉。那么，要是有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失明了呢？那就会导致“安东综合征”，这种病我们已经在引言中讨论过了。我们在那里知道了沃尔特先生的故事，他否认自己已经失明。当那位又高又瘦的神经科医生叫他形容自己的相貌时，他却自信地宣称对方是个“矮矮的小胖子”。在安东综合征的患者身上，视觉系统和监控它的高级感觉区域之间切断了联系。由于无法检测到视皮层的故障，患者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视力没有问题。一旦他们像邦纳综合征的患者那样出现了释放性幻觉，他们的脑就可能无法认识到那是虚假的。许多安东综合征患者都会把自己内心的想象误认为是真正的视觉。这大概就是沃尔特为什么会虚构那位医生的相貌了：他的脑在无意识中填补了视知觉的空缺，自己则并未察觉这一过程。

如果真像这些病例所显示的那样，丧失了视觉会导致幻视，那么其他的感官是不是也该出现同样的现象？比如，要是破坏了控制听觉的回路，也会使我们产生幻听吗？

再来看一个病例。帕舍先生五十二岁，长期耳鸣 ；他来到一家精神卫生诊所，说自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新症状：在最近几周里，原来单纯的耳鸣变成了一种重复的尖锐滴滴声，就好像闹钟在响。和真实的闹钟一样，耳鸣也会在半夜把他吵醒。后来闹钟声渐渐消退，音乐声又响了起来。他有时会听见带着人声的流行歌曲串烧，有时又会听见古典的交响乐，就仿佛是他的脑调到了一个想象中的电台。他还注意到，如果附近有非常响亮的噪声，比如一辆地铁驶过，他的幻听就会减弱。而较轻的噪声反而会加重幻听，比如当他在街头听见有人在打手鼓，他脑海中的音乐便会与手鼓的节拍同步。

帕舍先生去做了神经病和精神病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他于是又去看了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对方给他测试了听力，结果发现他的听力非常糟糕，已经够得上耳聋的标准了。研究发现，在幻觉中听到音乐，往往发生在有听力障碍的人群中间。这个现象甚至获得了“听觉邦纳综合征”（auditory Charles Bonnet syndrome）的名称。

当听觉通道中的活动降到最低，帕舍先生的脑就用自创的声音填补了这个空白。如果外界的声音足够响亮，比如有地铁呼啸而过，帕舍先生还是能够听见的，这时听觉的空缺填满，幻觉也随之消失。然而较轻的声音却无法克服他的听力障碍；当他的听觉通路空闲下来，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就会打开幻觉的收音机，填满这片寂静。

虽然帕舍先生体验的是幻听而非幻视，但是有研究者认为，他的病因和邦纳综合征并无不同，也可以做出两种解释：第一种，丧失了正常功能的脑组织开始自发行动、发出随机信号。根据这些信号发出区域的不同，患者会相应表现出幻视或者幻听。第二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脑区渐渐长出了其他系统的神经，并出现了新的互动模式。当一条感觉的干道疏于使用，某条连接着其他感官的细小上匝道就变成了车辆的主要来源。接着人脑给这条交会匝道扩出新的车道，直到它成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不知不觉之间，听觉皮层已经是由来自其他感觉通道的信号来激活了。

如果相比交通，你更喜欢用电脑作为比喻，那就想象你拆开了一位朋友的笔记本电脑，并重新连接了其中的电路。你接着把电脑还给朋友，但他很快发现在键盘上输入元音字母，音响系统就会爆出说唱音乐。人脑和电脑一样，也会随着神经通路的演变和融合而获得新的功能。对于失去视力或听力的人，这些神经的变化能够补偿他们在知觉上的损失。要将我们的不同感官混杂，脑只须将本来已经就位的交会处强化就行了。实际上，我们的不同感觉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密切。这一点问问天行者卢克就清楚了。

颞叶里的天行者卢克

听到“天行者卢克”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如果你是《星球大战》的影迷，那么对你而言，这几个字就不仅仅代表了影片中的一个角色。每次读到它时，你都会神游进一个科学幻想的宇宙，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以及一片流行文化的标志性领域。那么，如果你只是听到别人大声说出这个名字，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看见了卢克的扮演者马克·哈米尔的一张照片，又会作何感想？

我们已经知道，五种感官的神经通路是相互交叠的，也许就是这个交叠，才使我们在丧失一种感官的时候产生了幻觉。这样的交会在每个人的脑中都存在，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脑对于环境的感知和解释的呢？有一组神经病学家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感觉系统的类别会影响人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吗？信息来自眼睛、耳朵、鼻子或是别的地方，对脑来说有区别吗？

这些研究者利用脑电图描记仪记录了志愿者脑中的神经元活动。志愿者在电脑屏幕上观看相继闪现的一组照片，上面显示社会名流、著名建筑、自然风光或各种动物。在一旁观看脑电图的神经科学家发现，在一个称为“内侧颞叶”（medial temporal lobe）的脑区出现了一种模式。内侧颞叶位于海马旁，而海马是人脑中形成记忆的中枢。内侧颞叶中的神经元会对不同类别的图像产生不同的反应，比如名人总是激活它的某一个区域，而著名的地标又会激活另外一个。

但是这个模式要比这更加深入。研究者又用非常精确的电极记录了内侧颞叶中单个神经元的发放。他们发现每个神经元都不仅是对一个类别的事物做出反应，而且会对某一个特定的人或地方做出反应。比如有一个神经元只对詹妮弗·安妮斯顿的照片发放，因此称作“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被试观看了大量安妮斯顿的照片，每次都能使这个神经元发放；而当被试观看茱莉亚·罗伯茨和科比·布莱恩特等其他名人的照片时，这个神经元却沉默了。另一个神经元只对哈莉·贝瑞的照片发放，即使她穿着2004年的影片《猫女》中的戏服、戴着面罩。当被试读到她的名字时，这个神经元同样会有反应。这个效应对于其他类别的照片同样成立，比如研究者发现有一个神经元会对悉尼歌剧院的照片或书面文字做出反应，对埃菲尔铁塔或比萨斜塔就没有这样的反应了。

最后，研究者又将刺激的类型从书面文字和图片扩展到了口头字眼。他们发现有一个神经元对“天行者卢克”的许多呈现形式都有强烈反应：马克·哈米尔的三张不同照片，“天行者卢克”的字样，甚至由一个男性或女性的声音报出的这个角色名字。

和之前一样，其他名人（比如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照片，就无法激活这个神经元。其他名人的书面或口头名字同样没有这样的效果。有趣的是，当被试看到《星球大战》中的另一个角色尤达的照片时，这个神经元却发放了。

显然，这个神经元不只对天行者卢克发放，也会对和他密切相关的事物做出反应，比如他的这位绿色的小个子师父。有许多次，这个天行者卢克神经元也对达斯·维达的照片产生了反应。类似地，那个詹妮弗·安妮斯顿神经元也常常在被试看见和安妮斯顿一同出演《老友记》的丽莎·库卓时发放。

我们的每一种感觉都是一股信息流。无论它是经过哪条通路进入脑，视觉也好、听觉也罢，脑中的无意识系统都会将它置于情境之中分析，并且参考我们的知识、情绪和记忆，综合出一个对于世界的有意义的表征。我们的无意识加工器会分析五种同时到达的感觉流，找出相似的特征，从而创造出一个个抽象概念，让我们能够有意识地体验，比如《星球大战》中的人物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内侧颞叶是各条感觉通路的一个主要交叉点，对灵长类脑部的解剖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显示，各条感觉通路都将神经延伸至内侧颞叶中，并在那里交错会合。脑允许我们的感觉通路相互交流，并由此将五组知觉数据转化成富有意义的想法和体验。

在有些人的脑中，不同感觉的交流太过频繁，只要使用一种感官，就会立刻激活另外一种。这一点在“联觉”（synesthesia）现象中有最充分的体现。当感觉通路之间的联系过于密切，就会产生联觉。比如有些人有视——听联觉，只要听见某些音符就会看见一些色彩，而且这样的联系相当稳定：一种颜色总是与一种声音相关。还有人报告了嗅——视联觉，他们只要闻到新鲜的柠檬味就会看见多边形，而闻到树莓和香草则会看见圆形。联觉有许多形式，因为感觉之间有许多种组合；但是这些形式都透露出了相同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感觉通路是连通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找到不同感觉相互连通的证据，比如我们都知道，失去嗅觉会让味觉也跟着迟钝起来。视觉和听觉也深深纠缠在一起。当有人在远处对你说话，如果你能同时看见她的嘴形，那么理解她说的内容就会容易得多。反过来，这两种感觉也会相互干扰，有一种麦格克效应（McGurk effect）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说明。

如果你听一段录音，其中发出“ba-ba-ba”的声音，同时再看某人用口形做出“ga-ga-ga”状，你就会听到一种全新的声音“da-da-da”。这就是麦格克效应，它是20世纪70年代，哈利·麦格克（Harry McGurk）在和同事设计实验研究婴儿的语言知觉时偶然发现的。此外还有反向的麦格克现象，也就是听见某种声音对观看产生影响。研究者给被试观看不同大小或方向的椭圆形，要求他们判断其形状，并同时向他们播放不同的声音。同样的椭圆，听到“weeeee”的被试会觉得它们较高，听到“woooooo”的被试则会觉得它们较宽。

我们的感觉系统是为生存而演化出来的。感觉信号先是在几条平行的通路中加工，然后再整合、解读，并整理成一个概念框架。到这时，不同的感觉已经融合成了对于世界的一个统一而流畅的感知了。这样的协作不仅增强了我们的意识体验，它也创造了一个后备系统，能在某个感官出现故障的时候由别的感官顶替补偿。当一个人双目失明时，其他感觉系统就会加大马力，去填补知觉的空当。为了重建我们的世界图景，人脑竭尽所能，它甚至会用拼合其他感官的方式，重新创建一个官能。

一条声音的走廊

“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弄清事物的样子。” 阿梅莉亚告诉我。这个天生失明却号称能在梦中看见的女子，我又和她通上了电话。她向我形容起了她是如何在内心描绘出周围世界的图像的。

“当我沿着一条走廊行走，我能在心中描绘它的样子。根据鞋跟敲打地面的声音，我知道这是一条大理石走廊。我能说出它有多长、多宽。我能感觉到周围是空旷还是挤满了人。我能听见其他所有人的脚步声。当有人从身边走过，我还能感觉到微微的轻风。”

当她走进大堂，鞋跟在大理石上的敲击声也发生了变化。“我能感觉到厅堂的壮丽，这显然是一座华贵的建筑。”即使没有视觉，阿梅莉亚依然能通过整合其他感觉来绘出周围的环境。利用各条感觉通路的类联性，她的脑沿着视觉之外的途径重构了视觉。虽然双目失明，她却依然能领略走廊的规模，估量它的拥挤程度，觉察周围人的位置，甚至感受这座建筑的典雅气息。她在用一张非视觉的内心地图给自己导航。

我闭上眼睛，试着像阿梅莉亚一样感知世界，然而我的脑海中却老是跳出视觉图像。我不知道她感知到的那条声音走廊是否类似于蝙蝠用回声定位功能感知到的周遭环境——蝙蝠是先发出声响，然后用生物声纳系统探测回声。显然，注意到这种相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丹尼尔·基什（Daniel Kish）在婴儿时期就丧失了视力，他后来创立了盲人无障碍世界组织（World Access for the Blind），专门帮助失明者开发其他感官克服视障。基什有一个著名的本领，那就是他的回声定位能力。他能够用舌头快速敲击上颚，然后倾听弹舌声从周围的墙壁、车辆、人群或其他东西上反射的回响。

“这和蝙蝠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基什说，“假如有人发出嗒嗒声，让一群蝙蝠收听周围表面传出的回响，那它们立即就能感觉到这些表面的位置。”通过仔细聆听回声，基什甚至能够分辨出各种材料的细微不同：“比如一道木头篱笆可能比一道金属篱笆粗壮厚实，当周围十分安静的时候，木头就会反射出一种较暖较钝的声音。”

加拿大的研究者利用fMRI观察了人类回声定位者的脑。参加研究的有两位练习过这项技术的盲人，还有两位作为对照的视力健全者。四位志愿者先是全部坐进一个房间，房间经过特殊设计，不会产生回声。研究者要求他们在这个没有回声的房间里尝试回声定位，同时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这个步骤的目的是确定他们脑部的基准活动。此时的他们只能听见自己发出的弹舌声，研究者先绘出这时的BOLD信号，然后在最终的结果里将其扣除。在实验的下一个阶段，对照组的两名被试被蒙上眼睛，然后和两名盲人被试一起通过回声定位附近的树木、汽车或灯柱。自始至终，他们耳朵里都塞着微小的麦克风，记录着他们听到的一切声响。到了最后阶段，被试一个个走进fMRI机，并聆听他们在尝试回声定位时的录音。

研究者从每位被试的BOLD信号中扣除了他们听见自己的弹舌声造成的作用，只留下他们对于回声的神经反应。视力健全的被试，他们的脑中几乎没有额外的活动——不出所料，他们只听见了自己的弹舌声。而两位失明的被试却显示出了惊人的结果：当他们在录音中听到自己的弹舌音时，fMRI发现他们的视皮层出现了活动——他们不仅是在倾听回声，他们的脑还同时将这些回声转化成了一张表现周围环境的视觉空间地图。

盲人虽然无法看见，却并没有放弃使用他们的枕叶。视觉的目的是在环境中给我们导航，使我们生存下去。即便视觉输入已经切断，枕叶仍在努力担当我们的罗盘，并通过其他途径加工空间信息。脑会拼凑手头的所有信息，为我们建构出一幅世界的图景，为了这个目的，它甚至会突破不同感觉的界限——不仅是视觉和听觉的界限。

2013年，丹麦的几位神经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人脑在视觉关闭的情况下是如何导航的。他们的实验要求被试在一条虚拟走廊中找到出路，但被试只能运用触觉——舌头的触觉。他们使用了一种名叫“舌头显示器”（tongue display unit）的设备，每当使用者在一座虚拟迷宫中撞上一堵虚拟的墙壁，它便会刺激使用者的舌头，由此绘制出一幅触觉地图。实验中，被试用电脑键盘上的方向键在这座迷宫中行走，并不断用试错法找到出口。他们有的会先笔直前进，直到走进死路，这时他们的舌头便会传来一阵轻微的颤动。接着他们再转一个弯，继续摸索，同时在脑中绘出一幅迷宫的地图。

这些神经科学家用舌头显示器训练了两组被试，一组天生失明，另一组视力健全，但是蒙着眼睛作为对照。当失明组和蒙眼的对照组在虚拟迷宫中摸索行进时，科学家们照例用fMRI观察了他们的脑部活动。

fMRI的结果看上去很像那个人类回声定位实验：那些平生从未见过一个光子的被试，在舌头受到刺激的时候都马力全开地发放了视皮层——他们的脑将触觉信号转换成了一幅视觉的空间地图。蒙眼的健康被试则没有显示出类似的活动，视觉皮层始终保持了静默；而当他们扯下眼罩、用双眼探索迷宫时，他们的脑部显示出了与失明被试用舌头探索迷宫时相同的活动。

无论是来自眼睛、耳朵还是舌头，人脑都会利用它接收到的一切感觉信息建立周围世界的模型。盲人虽然失去了用眼睛观看的能力，但他们仍然能通过其他途径创造出一幅世界的图像。想想看：盲人脑中的那些交会点要比普通人发达多少，才能利用不同感官的交流来补偿视觉的不足。他们的无意识系统重新塑造了视觉的公路体系，并融合其他感觉绘出了周围世界的一幅像素图，以此改造了自己的视皮层。他们能够增强一种感官的使用，并以此填补另一种感官的空缺。虽然双目失明，但他们保住了想象和做梦的能力。

造梦机器

2003年，葡萄牙的睡眠研究者发表了一则大胆的声明，认为失明的人——而且是先天失明的人，能够在梦中看见图像，就像阿梅莉亚所宣称的那样。

这项研究的主持者是埃尔德·贝尔托洛（Helder Bértolo）教授。研究者招募19名被试开展了一项睡眠实验，其中10名是先天失明者。这些被试在自己家中睡觉，头皮贴上电极，让研究者连续两晚记录他们的脑电波。他们每天晚上都被一只闹钟吵醒四次，然后向一只录音机讲述自己刚刚梦见的情景。第二天早晨，这些失明的和视力健全的被试要在一张纸上把自己的梦境画出来。为了公平起见，视力健全的被试在画的时候要蒙起双眼。

在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下，贝尔托洛和同事用1—5的分数给每幅作品打了分，其中1代表没有意义的涂鸦，5代表细节翔实的描绘。他们认为，梦境中的图像越是清晰，就越容易被描画出来。当然了，被试艺术才能的高低可能影响评分的结果。为了排除这个影响，研究者让两组被试都闭上眼睛，尽最大努力画了一个人的形象。下面就是他们画出的人：

你能分辨是谁画了哪一幅吗？上面的两幅是视力健全的被试画的，下面的两幅是失明的被试画的。你猜对了吗？在我们看来，要分辨它们的作者是很难的，几位研究者也同意这一点：在给这部分画作打分之后，他们发现平均而言，两组被试的艺术才能没有多少差别。

那么那几幅表现梦境的画作又如何呢？同样，贝尔托洛没有在两组的分数之间发现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失明组和健全组的画作表现出了同等的视觉特征。比如看看下面这一幅：

这幅画描绘的梦境是海滩上的一天，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其中表现的现实生活场景：空中阳光照耀，头顶鸟儿飞翔，你和一名同伴在一棵棕榈树下休憩，附近有一条帆船驶过。当你在心中想象这幅画面，你似乎很难抛开其中的“视觉”成分。然而，画出这幅作品的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阳光和飞鸟，也从来没有见过棕榈树和帆船。

这是否证明了盲人也能在梦中看见图像？先别着急。能够画出梦境，未必就说明这个梦是视觉的。假设我递给你一块拼图，让你闭着眼睛，用手指感觉它的边角、弧线和突起，然后再叫你把它画出来，你也完全能够做到吧？虽然你始终没有看见它的样子。

因此，这些画作虽然逼真，却可能证明不了什么。不过也不要忘了，这些睡眠研究者开展的不只是一个行为学测试而已，他们还记录了被试的脑电波呢。他们在其中寻找的是一种叫作“阿尔法波阻断”（alpha blocking）的现象。当一个人身心放松、两眼闭合、没有主动想象某个画面时，他的脑部就会呈现出阿尔法波。当你“清空脑”的时候，你的脑波就以阿尔法波为主，比如在冥想者的脑中就可以检出这种脑波。而反过来，阿尔法波阻断就是阿尔法波的消失。一般认为，当一个人在心中看见图像时，就会发生阿尔法波阻断；这不仅包含主动观看四周时的视觉图像，还有我们在头脑中想象某个事物时调动的内心意象。研究显示，如果你要某人回答一个无须动用视觉意象的问题，比如“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在哪里”，他的脑中就不会出现阿尔法波阻断。而当你问他“你的屋子里是什么样子”，他的视皮层就会出现阿尔法波阻断，这大概就是因为回答者正在心中调动视觉意象的缘故。这个相关似乎在梦中也一样成立：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阿尔法波阻断的现象最为明显，而这个阶段也是梦境最为生动、最接近电影的阶段。

那么，根据失明被试的脑电波，又能够看出他们的梦境中有着怎样的视觉内容呢？就像我们在视力健全者的身上观察到的一样，在失明被试的脑中，阿尔法波阻断和梦境的视觉内容之间也有着清晰的关联。他们的画作越是生动，视皮层中的阿尔法波就越少（也就是更频繁的阿尔法波阻断），这说明他们的脑在处理更多的视觉意象。这些被试没有在生活中见过任何东西，然而贝尔托洛的实验却指出他们在梦中视觉化着各种画面。

这怎么可能呢？失明了一辈子的人，为什么竟能在梦中看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而且不出所料，贝尔托洛的结论果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心理学家和睡梦研究者乔治·威廉·多姆霍夫（George William Domhoff）对贝尔托洛的研究提出了直率的批评。首先他指出，有充分证据显示先天失明者在绘画之类的视觉意象任务上和视力健全者做得一样好。我们在前面也提过，盲人的脑能够很好地补偿视觉的缺失，因而他们能够画出人的身体或是海滩的样子，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就像那个拼图的例子一样，这个发现未必说明了盲人能够在梦中看见。

可他们不还是有脑电波吗？多姆霍夫接着指出，解释脑电波向来是很难的，因为你无法确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只能用过去观察到的现象来解释眼前的现象：阿尔法波表示身心放松、活动减少的状态，那么一旦观察到阿尔法波在某人的视皮层中消失，就表示这个人正在体验视觉意象——至少，在我们过去观察的视力健全者身上存在这样的关联。然而我们也知道，盲人的视皮层也并非整天无所事事。假以时日，它会与所有其他感官整合起来，并保持它空间知觉与导航指挥中心的角色。因此，当我们在天生失明者的脑中观察到阿尔法波阻断时，这也许（甚至很有可能）并不代表他和健康者一样真的看见了图像。充其量，这只代表了这位失明者自己的视觉化版本：那是一个整合了其他感官的生动场景，是一种类似于阿梅莉亚的“声音的走廊”的内心体验。

无意识的心灵是一位故事大师。在睡梦中，它将脑干在快速眼动睡眠时的随机发放连接起来，编织成一个精彩的故事。在盲人的脑中，它又能用其他感官重建空间知觉，甚至创造出类似回声定位的功能。不过，大多数天生失明的人都不觉得自己能在梦中看见什么。有调查显示，那些在五岁之前失明的人，都说自己没有体验过什么视觉意象，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间做梦的时候。但如果他们是较大的时候失明的，尤其是在七岁之后，他们就能记得看见是怎么一回事，也往往能够想象并梦见视觉图像了。七岁之后失明的人，的确能在梦中看见。

而那些天生失明的人则有着不一样的内心体验。在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天生失明者中间，只有阿梅莉亚宣称她做过视觉的梦。不过我怀疑她的梦中体验更像是那条声音的走廊。她的梦境充满感官色彩（在海滩上性爱），将她的情绪和隐秘的身体感觉编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幻想。

我们已经知道，梦区别于现实，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前额叶皮层停止活动。一旦摆脱了前额叶的随时检查，脑中的做梦回路就放开了手脚。它能够制造出极生动、极详尽、极逼真的幻象，使得刹那之间，做梦者自认为体验到了某种超出日常感官的东西。只有当她苏醒之后，才可能对自己的体验产生怀疑。阿梅莉亚的梦就是这种情况。

相比有意识的系统，无意识系统遵守的是另一套不同的规则。这两个系统的内部各有不同的加工过程，它们在白天容许我们开展自主的有意识反思，到了夜里又放纵我们踏上无拘无束的感觉冒险。但是我们很少能看见这两个系统是如何运作、如何交流的。邦纳综合征、爱丽丝漫游奇境症和脑脚性幻觉都是它们相互交叠的表现，在这些疾病中，由无意识回路产生的梦境侵入了我们觉醒的意识。不过这些都是脑中的线路发生故障的例子。脑内的两套系统并不是被睡眠和觉醒截然分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绝不仅限于发生幻觉之时。

将脑看作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两套控制系统的结合，这是大有裨益的一个观点，它不仅能解释我们的日常思想和决策中的微妙之处，还能解释人类的体验是如何遭到种种干扰和扭曲的。我们的脑中有一套潜在的逻辑，它决定了这两套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当它们在加工信息的过程中出现空白和故障时，是如何做出较好或较坏的补偿的。在失明状态中，脑会产生幻视或利用其他感官来重构视觉，以此填补知觉的空缺。在做梦时，脑的无意识系统会从脑干收集随机迸发的活动，并用尽量符合逻辑的方式将它们串成一个统一的故事，一场在我们入睡时贯串我们内心的包罗万象的幻梦。

电视机这东西……：Dalí 1993, 303。

盲人的听力的确要比具有视力的人敏锐得多：Lessard et al. 1998。

这名军人再也无法看见物体的大多数特征：Riddoch 1917a；Riddoch1917b。

“那些‘运动着的东西’没有清楚的形状……”：Zeki and Ffytche 1998。

相反的情况是只有MT区域损坏：Rudolph and Pasternak 1999。

你看到的不再是车辆驶过的连续景象：Baker, Hess, and Zihl 1991。

人脑不仅会加工眼睛读到的词语的意义：Davis, Meunier, and Marslen-Wilson 2004。

人脑在阅读时往往会走捷径：Choi and Gordon 2014。

如果你和这次研究中的大多数被试一样：Erickson and Mattson 1981。

我们一听到“登上方舟的动物”，就自动推测出了问题的其余部分：Reder and Kusbit 1991。

有更多的脑区被召集起来分析句子：Raposo and Marques 2013。

2013年，一组心理学家和运动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Wright et al.2013。

表现比健康的对照组差了许多：Kan et al. 2010。

这个刺激会直接融入睡眠者的梦：Dement and Wolpert 1958。

大多数梦境都包含做梦者熟悉的事物：Domhoff 2015。

他们在游戏时活跃的那部分海马区域，在他们开始做梦的时候也进入了激发状态：Peigneux et al. 2004。

丘脑也开始有不同的表现：McCarley, Benoit, and Barrionuevo 1983。

神经病学家观察人在睡眠时的脑电波：Hobson, Pace-Schott, and Stickgold 2000；Hong et al. 2008。

这三个区域正在协同工作：这个关于做梦的模型肯定还不全面，它只是梦的通路的理论基础，而这条通路可能还包含许多其他脑区。

脑干、丘脑和视皮层形成了一条新的视觉通路：Hobson and Friston 2012。

它将离散的信号碎片串联起来：Hobson and McCarley 1977；Franklin and Zyphur 2005。

前额叶皮层会在入睡之后完全静默：Hobson 2009。

即使身在梦中，他们也还是能够调用前额叶：Dresler et al. 2012。

已经有人成功地用它来对付噩梦了：Spoormaker and van den Bout 2006。

大多数梦都不是日常生活的简单回放：Fosse et al. 2003。

要更有可能想出简洁而高明的答案：Wagner et al. 2004。

在白天合作最为紧密的神经元，在入睡之后反倒是最安静的：（Murphy et al. 2011）。在另一个实验中，Tononi将一名被试的手臂用吊带固定，并在当天夜里记录她的脑部活动。结果一如他的假设：被试在夜间的脑电波显示，她的控制手臂运动的脑区并没有变慢。见Huber et al. 2006，以及Miller 2007。

我觉得自己仿佛穿上了70年代流行的那种松糕鞋：Kew, Wright, and Halligan 1998。

爱丽丝壮着胆子尝了一口：Carroll 2013, 11。

这种疾病在1952年首次得到描述：Lippman 1952。

接着我便陷入了一种恐怖的境地：Drysdale 2009。

有学者猜想：Podoll and Robinson 1999。

这表明他对视觉信号的加工并不完全：Brumm et al. 2010。

会忽然觉得周围的物体发生了收缩：Cohen et al. 1994。

这种疾病是神经病学家让·莱尔密特（Jean L'hermitte）在1922年发现的：J. Lhermitte 1922。2008年，意大利的几位神经病学家报告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病例：Vita et al. 2008。

在贝尔纳多的脑干部位发现了炎症的迹象：同上。

脑脚性幻觉患者都抱怨自己格外生动的梦境：Manford and Andermann 1998。

他被诊断为“邦纳综合征”：Jacob et al. 2004。

画出了自己看到的一只只蓝色和绿色的眼睛：Ricard 2009。“一张拉长的脸……”：Kumar 2013。

大约10%患有邦纳综合征：Teunisse et al. 1995。

“释放性幻觉”：Burke 2002。

2004年9月3日，一名年轻女子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被闪电击中：Kleiter et al. 2007。

视觉输入的缺失也使得脑产生了自己的影像：神经科学家曾经在动物身上验证这个假说。他们将一只猫的视网膜暂时关闭，使它部分失明。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与这部分视网膜相对应的视皮层开始自主发放。Eysel et al. 1999。

它只要进入了视觉回路，就可能引起幻视：同上。

把自己内心的想象误认为是真正的视觉：Heilman 1991。

再来看一个病例。帕舍先生五十二岁……：Colon-Rivera and Oldham 2013。

“听觉邦纳综合征”：同上。

会对不同类别的图像产生不同的反应：Kreiman, Koch, and Fried 2000。

比如研究者发现……对埃菲尔铁塔或比萨斜塔就没有这样的反应了：Adapted from Quian et al. 2005。

……扩展到了口头字眼：Quian et al. 2009；Quian 2012。

……在被试看见和安妮斯顿一同出演《老友记》的丽莎·库卓时发放：同上。

对灵长类脑部的解剖研究证明了这一点：Suzuki 1996；Saleem and Tanaka 1996。

只要听见某些音符就会看见一些色彩：Head 2006。

而闻到树莓和香草则会看见圆形：Hanson-Vaux, Crisinel, and Spence 2013。

这就是麦格克效应：McGurk and MacDonald 1976。

还有反向的麦格克现象：Spence and Deroy 2012。

“这和蝙蝠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 Kremer 2012。

加拿大的研究者利用fMRI观察了人类回声定位者的脑：Thaler, Arnott,and Goodale 2011。

丹麦的几位神经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Kupers et al. 2010。

研究者招募19名被试开展了一项睡眠实验：Bértolo et al. 2003。

一种叫作“阿尔法波阻断”（alpha blocking）的现象：也称为“阿尔法波弱化”（alpha attenuation）。

在冥想者的脑中就可以检出这种脑波：Stinson and Arthur 2013。

因为回答者正在心中调动视觉意象的缘故：Barrett and Ehrlichman 1982。

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阿尔法波阻断的现象最为明显：Cantero et al.1999。

这说明他们的脑在处理更多的视觉意象：Bértolo et al. 2003。

对贝尔托洛的研究提出了直率的批评：Kerr and Domhoff 2004。

那些在五岁之前失明的人：Hurovitz et al. 1999。

2 僵尸能开车去上班吗？

论习惯、自控和人类自动行为的可能

如果说习惯是我们的第二天性，那它就是在阻止我们了解自己的第一天性，它的残酷、它的魅力，都是习惯所不具备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

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地方官员困惑极了：不过短短两周时间，就已经发生了八起车祸，而且全都发生在同一个地点——重临大道和韦恩路的交叉口。同样令他们困惑的是，每起车祸发生的方式都完全相同：行驶在重临大道的车辆左转进入韦恩路，直接开进了对面驶来的车流。这是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一条平常的上班路线，以前从未发生过车祸。可是现在，车辆损坏和人员受伤的事件却一下子多了起来。是什么引发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模式？亨茨维尔的官员把这个问题布置给了当地的交通工程师们。

调查发现，这一连串车祸都是在那个路口的交通灯做了一次轻微调整之后发生的。从前，驾车者只有看见了绿色箭头才能从重临大道转到韦恩路。为了减轻重临大道上的堵塞状况，交通工程师在交通灯上另外添加了一个信号，使得驾车者看见了绿色灯光就可左转，而不再仅仅是看到绿色箭头时才可以。新规和其他无数路口的规则一样：当你看见绿色箭头，就能立即左转；而当你看见了绿色灯光，你需要先确定路口没车才行。但是亨茨维尔的驾车者都已经习惯了这个路口只有绿色箭头，只要一看见绿色箭头，他们就会本能地左转，根本不会察看有无车辆。他们已经养成了看见绿色就左转的习惯，没人注意到信号灯的变化。正像一位交通工程师指出的那样：“你要是只靠习惯开车，你就开得非常危险了。”

你有多少次是开了三十来分钟的车到工作单位，却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开过来的？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尤其是当你还在想着特殊的事，比如要在九点钟去做一场演讲的时候。上班途中的那段驾驶经历没有进入你的意识。试想有一天，你需要开车去城市的另一头参加会议，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前往办公室，结果你很有可能还是会习惯性地把车开到办公室，压根儿忘了会议这回事。也许你一直到了办公室门口才发现自己来错了地方。你仿佛是在无意中把车开到了这里，而你心里一路都在思考别的事情。

这是一个着实令人吃惊的现象，因为开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你的脚掌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游移，两者都能感应你所施加的压力的细微不同。与此同时，你的双手也在操纵方向盘，和脚上的动作一起引导着这部2000磅重的座驾。驾驶的时候，你要遵守交通规则，要考虑路权、人行横道和限速。一路上有停车标志，让行标志，还有交通灯。无数辆别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有时还会游移不定。每次变道、加速或减速，你都要考虑其他车辆的位置和速度，还要依据它们点亮刹车灯和转弯灯的模式来判断它们的行驶意图。但是，虽然面临这种种难题，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在熟悉的路线上却依然不用花费多少心思，这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自动驾驶。

然而在亨茨维尔，这种自动驾驶行为却导致了严重后果。驾车者没有留意到交通灯中的新信号，他们依然不假思索地左转，猛冲进了逆向驶来的车流之中。

如果一个心不在焉的司机根本没有意识到交通信号或者与驾驶有关的其他活动，也对自己在驾驶中的见闻毫无记忆，那么到底是谁（或者什么）在驾驶车辆呢？如果我们不使用有意识的官能就可以开车上班，那么我们的脑子里就肯定另有一套系统能够开车，而且这套系统的运行并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如果这套无意识的机制能够完成开车这样复杂的任务，那么或许它也能做到别的事情。它到底在我们不知情的状况下，对我们的经验世界贡献了多少呢？

僵尸在我们之中

试想有一个僵尸家庭从早已被人忘却的墓穴中钻了出来。这些活死人在人行道上迈着沉重的步伐行走，边上的行人都发出恐惧的尖叫。这种歧视性的反应使僵尸们受了冒犯，他们来到城里的整容中心，决定做个全身整容。那里的整容大夫享誉世界，这些僵尸也成为了她手底的杰作。手术之后的僵尸看起来充满活力，精神饱满。原本腐朽的烂肉，现在都换成了松软水润的肌肤。原本裸露在外的肋骨，现在多了一层胖乎乎的赘肉。这位医生的手法实在高明，僵尸们都打算重返社会成为模范公民，肯定没有人发觉。不过他们还要克服一个障碍：僵尸是没有意识的。

人和恒温器都能感受温度，但是只有人才能体会冷暖。手术后的僵尸好比恒温器，徒具人的外形，却没有人的体验。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写道，这些动物“在身体上和我们完全相同，就是没有意识体验——他们的内心是一片黑暗”。他还和其他人一道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如果没有了察觉、感受和想象，还能够表现出我们现在的这些行为吗？意识是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还是我们没有了意识也一样能够成功？

一个飞行员大可以离开驾驶舱，因为飞机靠自动驾驶也能飞行。他一旦离开，就没有人在有意识地决定飞机的方向和高度了，只剩下飞机的计算机系统自动应付这些问题。

一具僵尸就好比一架自动驾驶的飞机：它的功能没有变化，只是内部不再有体验发生。人类也能像飞机一样进入自动模式吗？换一种说法，那些整过容的僵尸虽然没有人类的心灵，但它们也能顺利地融入人类社会，做到人类所做的一切吗？

让我们从知觉说起。意识体验的很大一部分关系到人脑如何解读五种感官传来的信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知道，在视觉丧失之后，人脑会想尽办法重建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视觉的最关键成分看来不是眼睛对物体的观察，而是和观察有关的意识体验。如果没有了意识，知觉又会怎样？我们的感官发现和这个观察附带的意识体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这个联系可以切断吗？比方说，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东西，却又没有意识到自己看见了它吗？

视而不见的视觉

那位心不在焉的司机不记得刚刚驾驶汽车的意识体验了。他不记得曾经在遇到红灯时做出停车的决策，也不记得是怎样打开了转弯灯。他一直在自动驾驶。试想这个司机险些遭遇车祸，他从白日梦中骤然醒转、猛踩刹车，他的车子发出一声尖啸停了下来，距离一辆邮局卡车仅几寸之遥。在平复心情之后，这位司机开始回想刚才的情况。他感觉自己不像只是走了一会儿神；刚才的那一阵不知不觉的状态，似乎比走神要严重得多。他感觉自己的意识完全从驾驶行为中抽身而出，在刚才的那段时间里，他就仿佛变成了一个瞎子。

有学者研究了人们在驾车时使用手机的行为，结果也证实了这个走神司机的感觉。在一项研究中，被试一边在驾驶模拟器上驾车，一边通过手机自带的耳机与人通话。模拟器中包含了一个郊区小城的三维地图，其中有住宅区、商务区和占地八个街区的市中心，醒目的广告牌散布于城市各处，都是被试一眼就能看见的。在模拟器上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被试遵照通常的驾驶规则驶过预定路线。他们一边开车，一边用耳机和人通话。驾驶结束之后，被试接受了一个选择题测试，要求他们选出一路上见过的广告牌。然后，研究者将他们的答案和另外一组对比，那一组驶过了同一条路线，却没有在驾车时打手机。结果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和专心驾驶的那一组相比，这些被手机分心的被试在测试中表现很差。虽然那些广告牌就矗立在路边，手机组的成员却根本没有注意它们。

这些被试怎么会对广告牌视而不见呢？他们是恰好没有看它们吗？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研究者又给被试装上了眼球追踪器，让他们在模拟器上再驾驶一回。结果发现，当被试专注于手机通话时，他们的目光对于道路目标的扫视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眼球依然在恰当地注视所有重要的物体，包括街上的标识和路上的其他车辆——是的，连广告牌他们也看了。这就怪了：凡是专心开车的被试看见的东西，打手机的被试都看了，但他们就是记不得自己究竟看见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解释：虽然被试的眼睛始终在观看这些目标，但是当他们专心通话的时候，他们有意识的视觉却部分停止了活动。

如果驾车者因为手机通话，连广告牌这样硕大显眼的物体都无视了，那么为什么交通事故没有变得更加频发呢？我们时常在开车的时候说话，有时对着手机说，有时对着车里的其他人说。如果说交谈会妨碍我们的视觉，那我们是如何做到在交谈的同时安全驾驶的呢？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要在道路上保持车距、保持车道、安全转弯、不撞烂汽车地开回家里，持续不断的有意识视觉就很关键。然而对分心驾驶的研究却显示，虽然你的目光在路上的目标之间来回穿梭，但是你瞩目的这些东西却往往没有得到意识的加工。

如果有意识的视觉体验是关闭的，那又是谁在控制眼球的活动呢？是脑在无意识地控制着。脑中的无意识系统能使眼球产生必要的活动，观望其他车辆和路上的标识，从而保护司机和乘客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车祸没有更加频繁，而心不在焉的司机也能安全驾驶。即便有意识的视觉受到了限制，无意识的过程也会接管视觉系统，并引导我们驶向目的地。

这个例子说明了意识与视觉是可以分开的。在这个例子中，视觉系统仍在工作，因为汽车并没有失控乱撞，然而车内的司机却并没有“看见”的意识体验。

某些神经障碍也揭示了视觉探察与“看见”的体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比如偏侧空间失调症（neglect syndrome）的患者具有完全正常的视力，但是他们只对视野的一半具有意识，对另一半视若无睹。为了测试这种疾病，神经病学家要求病人临摹绘画。下面就是测试结果：

右侧的绘画就是患者的作品，他们的视力没有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无法画出临摹对象的左半边。偏侧空间失调症的病因是右侧顶叶（位于脑顶部）受损，而顶叶的功能是聚焦我们的注意。虽然视觉材料得到了适当的处理，但患者的脑却无法将注意集中在任何场景的左半边，这半边场景从没有进入到意识之中。但这不意味着患者的脑也没有在无意识中看见它们。

另一项对于空间失调症的测试称为“目标取消任务”（target cancellation task）。神经病学家给患者发一块白板，上面画满短线，患者的任务是在每一条线上再划一道，使它们变成一个个X。下图中的照片（B、C两部分）显示，空间失调症患者会将页面右半边的短线划掉，对左半边不做处理。研究者后来对这个测试略做修改，不要求患者在短线上划线，而是要求他们将短线擦掉（见下图D、E两部分）。这下子，患者就能把所有的短线都擦掉了。神经病学家的解释是，当患者将白板右半边的短线擦掉，这半边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他们的注意也随之移动到了左半边。这时他们就发现了一列新的短线，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他们将白板全部擦干净。

目标取消任务：

A：对脑的CT扫描显示右顶叶有出血；

B、C：在目标取消任务中，患者将页面右边的短线划掉，而忽视掉左边的短线；

D、E：在修改后的实验中，患者擦除短线的表现相比之下要好得多，因为患者的注意从右不断往左移动。

虽然这些患者无法看见白板左半边的内容，但这半边的视觉信息肯定也进入了他们的脑。他们的视觉系统工作如常，没有什么阻止脑探察到眼前的内容；他们缺少的只是对这些内容的有意识的觉察而已。

在偏侧空间失调症中，有意识的系统无法看见世界的左半边，无意识的系统却能够。与这相似的是，那位心不在焉的司机并未有意识地觉察路况，但是他既然没有撞车，想必他脑中的无意识过程还是在看路的。那么，无意识系统难道真能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看见世界吗？

真是如此：我们的脑的确看见了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观看的事物。这方面最惊人的医学病例是一种称为“盲视”（blindsight）的神秘现象。

达伦是一名三十四岁的男子，二十年来一直为剧烈头痛困扰。神经影像显示，他的右侧枕叶中的几根血管出现了畸形，他明白自己的症状不做手术是不会缓解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将他的畸形血管切除，但同时也切掉了他右侧枕叶的一大块。

手术后的几个星期，达伦愉快地表示他的头痛已经缓解，但他仍然需要适应手术的一个副作用带来的不便：身体左侧的一切事物，他都看不见了。右侧枕叶控制着视野左半边的视觉，因此他的半边失明也在意料之中。不过有一个新的症状却是意料之外的。

研究者将达伦请进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坐下，然后让他把下巴放在一个托架上，双眼直视前方。这时，研究者在他失明的那半边视野闪烁了一个光点。达伦虽然看不见那片视野中的东西，却依然能探察到刚才有光闪了一下，他的眼球转过来对准了光源。研究者问他是否看见了灯光，他矢口否认。接着，研究者又一次在他失明的那半边视野闪烁灯光，并要求他指出光源的位置——尽量猜测就行。达伦耸耸肩，用手指了指。他指的正是刚才亮灯的方位，他“猜对了”，不过这也许只是巧合。研究者对他一次次地重复这个测试。每一次他们都在达伦失明视野的不同位置闪烁光点，每一次他都能指出正确的方位。

研究者困惑不解，他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将研究推进了一步：他们在达伦失明的那侧视野短暂地播放水平或垂直的线条，然后要他猜测这些线条的方向。在一次次尝试之后，达伦终于能说出正确答案了。在又一个新的实验中，他甚至能说出失明视野中的光线颜色。达伦的这种能力，称为“盲视”。

对盲视的研究表明，初级视皮层受到孤立损伤的病人能够正确地猜出一个目标物的位置、颜色，甚至它是运动还是静止。有报告称这种猜测的准确率可达百分之百。不仅如此，分析这些病人的眼球运动可知，他们也将眼球转到了目标物的确切位置。他们虽然失明，却依然能用眼睛追踪物体，并将它准确地描述出来。

2008年，一位名叫塔德的先生成为了研究对象；连续两次中风摧毁了他的视皮层，使他从此失明。他平时走路总要拄一根拐杖，但在实验那天，研究者却让他不要带拐杖。一名实验员领着他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入口，走廊里摆满障碍，其中有两只垃圾箱、一只三脚架、一叠纸张、一只托盘和一只盒子。但实验员却对塔德说走廊里没有东西，要他只管走过去。塔德迈开步子走了起来，来到第一只垃圾箱跟前时，他横跨几步绕了过去，到第二只垃圾箱时又横跨了几步。接着，他又转身避开了三脚架，在纸张和托盘之间侧步绕行，最后灵巧而小心地避开了那只盒子。实验员问他为什么能熟练地避开这些障碍物，塔德自己也说不上来。他的确双目失明了，但他似乎也有办法在复杂的地形中行走。

显然，塔德和达伦都具有一定的视觉探察力，虽然这种能力不是有意识的。他们的脑都能处理光线，他们的视觉回路也都完好，能够处理眼睛收到的信息。盲视者的损伤发生在视觉通路末端，而不是前面的眼睛，他们的脑依然能够探察光线的不同模式，只是意识被排除在外，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一种无意识的视觉，也就是盲视了。视觉信息从眼球中的光感受器出发，经过弧形的神经纤维，到达枕叶接受分析。接着再由枕叶传送到相关的运动区域，由它们来协调眼球的运动，产生固定的行为反应。而这一切都始终没有为意识所察觉。

相似的过程也发生在那些心不在焉的司机身上。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将关于路况的知觉信息发送给脑，脑加工这些信息，并指导身体操作方向盘、油门和刹车。司机的意识并没有参与驾驶决策，因为它被其他想法占满了。这时的脑就是在利用盲视导航。正因为如此，亨茨维尔的司机们才没有注意到交通灯的改变。盲视也许能引导你把车开到工作单位，但它还没有精确到能够发现从绿色箭头到绿灯的细微变化。

在那些司机的例子中，盲视效应都发生在驾车通过熟悉的路线时。假如你开到了一个陌生的街区，前往一个从未到过的地址，那你就会对路况十分注意了。你会努力寻找方向，对每一个交通信号都仔细识别。但是等你开了二三十次之后，在这条路线上驾驶就成了第二天性，你的心思也会开始散漫起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就是驾驶成为了一种习惯，而保持习惯并不需要像首次尝试一项任务时那样全神贯注。“熟”不仅能够“生巧”，还能使我们的行为变得自动。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都有过体会，可能还觉得理所当然。但这可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

十字迷宫中的小鼠

让我们再回到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那个灾难十字路口去看看。假设你在上班途中只会经过这两条公路：先在重临大道上直行，然后在韦恩路口左转。那么在这条路线上开了几次之后，你大概已经能够比较轻松地驾驶了。驾车成了一种习惯。这个转变如何在你的脑中发生？练习怎么让开车上班这个行为变得自动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神经科学家用一个实验模拟了这个导航过程，但实验的对象是小鼠。实验中的地图没有变化，依然是两条道路彼此垂直，形成一个加号。研究者把小鼠放到加号的下方，把奖赏（食物之类）放到加号的左侧，如下图所示：

第一次进入迷宫之后，小鼠小心而缓慢地移动到十字路口。接着它左顾右盼，想决定走哪条路。前几次它往往会走错方向，但最终还是会发现迷宫左侧的奖赏。第二、第三次放进迷宫时，小鼠仍会在十字路口停顿，但它已经能更容易地左转找到奖赏了。神经科学家将这个实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将小鼠放在迷宫下方，奖赏放在迷宫左侧。最后，小鼠的行为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在十字路口停顿，而是毫不犹豫地前行左转。这个行为变成了习惯，就像是某个好几年上班都走同样路线的人。

在对交通灯做了更改之后，亨茨维尔的官员满以为司机们会注意到这个不同，并立即调整开车的习惯，然而事实并非所愿。许多司机没有注意到交通灯的变化，因为他们在这个路口左转了一年又一年，早已养成了习惯。如果一个司机忽然要走新的路线上班，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那么，如果让小鼠一下子适应新的环境，比如走一条不同的路线取食，结果又会如何呢？

在训练小鼠从十字迷宫的下方移动到左侧之后，研究者改变了实验条件：他们把小鼠放到了十字迷宫的上方。食团的位置不变，依然位于十字的左侧。但是从小鼠的角度看，现在要再找到食团就必须走一条新的路线了：到了十字路口不能再左转，而是要右转。面对新的局面，小鼠可能有两种做法。如果它已经完全靠习惯导航，就依然会在路口左转，最后走进死胡同，什么都吃不到。这样的它就像是那个心不在焉的司机，只走习惯路线。反过来说，如果它并不依习惯行动，就会在路口停顿片刻，权衡不同的选择，然后右转得到奖赏。

在被放到迷宫的上方之后，习惯了从下方出发的小鼠在十字路口依然左转，走进了死路。它犯了那个心不在焉的司机所犯的错误，因为它的行走完全是受习惯支配的。到了路口，它就不假思索地左转，结果就是什么也吃不到。

接着研究者又换了一只小鼠投入实验，这一只没有训练过从迷宫下方出发觅食。照理说，它应该不会有左转的习惯。这只小鼠从迷宫上方跑到十字路口，停下来左看右看，然后正确地转到了右边，找到了位于迷宫左侧（读者视角）的食团。

显然，实验中的这些小鼠在受习惯支配时会表现出一种行为，在不受习惯支配时又会表现出另外一种。那么，我们又如何确定这只小鼠的行为是不是出于习惯呢？

神经科学家已经将习惯系统追溯到了脑内最深处的一个称为“纹状体”（striatum）的区域。小鼠练习的次数越多，它的外侧纹状体（outer striatum）的活动就越强烈。与此同时，在它持续训练的时候，内侧纹状体（inner striatum）和海马体（负责形成记忆）的活动水平都有所下降，而科学家认为，非习惯行为要有这两个区域参与。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脑中产生习惯的部位，那么理论上说，我们就能关闭这个部位，以避免自己形成习惯。

神经科学里有一种称为“虚拟性损毁”（lesioning）的技术，它可以通过注入一种消除活性的化学物质，或者对目标区域做精确电击，将脑的某个区域暂时关闭。如果先将小鼠的外侧纹状体虚拟性损毁，从而关闭它的习惯系统，然后再将它放进十字迷宫的上方，结果将会如何呢？结果是小鼠转到了右边！当习惯系统失去了作用，小鼠就无法再用自动导航的方式游走迷宫，也不会再径直左转走进死胡同了。这时的它每一次都要在路口停顿，左顾右盼一番，然后转到迷宫左侧去赢取一餐小吃。

习惯系统的运行速度比非习惯系统快。养成了习惯的小鼠不在路口停顿，而是自动左转。你在开车上班时如果不用费心认路，速度也会快些。但这个系统很容易出错。当小鼠改从迷宫上方出发，当你要去另一个地点做演讲，这种错误就会发生。相比之下，非习惯系统使小鼠能够思索新的环境，并由此调整行为。

这两套平行的系统控制着我们的行为，但各有分工。根据自身行为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是哪个系统在起作用。理论上说，这两个系统也可以同时运行。当习惯系统自动引导我们在车流中开到工作单位时，非习惯系统则负责在手机上通话。

用分心来专注

当我们试着同时做两件事，比如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这时如果不是两个系统分别完成两项任务，而是只有一个系统在两项任务之间分配注意，结果会如何呢？那样的话，我们在每项任务上的表现就取决于我们愿意分配多少注意给它了。一般来说，我们给一项活动的注意越多，这项活动就能完成得越好。但这个理论并不符合我们对习惯行为的体验。当我们对某项活动练习了许久，到了做它全凭习惯的地步，这时就最好不要对它注意太多，让身体自动发挥，效果往往更好。

2011年2月10日，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球员雷·阿伦（Ray Allen）投出了职业生涯的第2561个三分球，打破了原先由雷杰·米勒（Reggie Miller）保持的三分球纪录。在NBA效劳的这些年里，阿伦向来以工作勤奋而为人称道。他常常在比赛开始前三个小时来到球场，练习投球。在一次访问中，记者问阿伦为何能取得如此成就，他在投球的时候又在想些什么。阿伦这样回答：“如果你在投球时刻意瞄准，那么瞄准的那一刻，也就是你把球投到篮筐左边或右边的时候。只要瞄准，就有各种错误发生。要想投进，你只须走到一个能够舒服投篮而不必瞄准的位置……接着只要身子跃起，手腕一翻，球就自己飞进篮筐了。”

对于雷·阿伦，投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运动员们所说的“肌肉记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投三分球之前，阿伦的专注方式是不专注于投球。一旦对这一球想太多，他的表现就会变差。而当他让习惯系统来发挥平日训练的内容时，他就能打出最好的水平。

这一点对其他运动员同样适用。在对资深高尔夫球员的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要求球员在两种条件下挥杆击球。第一种条件，他们要专注于自己挥杆时的技术原理，并且留心自己挥杆的力度、瞄准的方向以及击球时的体态。第二种条件，他们完全无须考虑挥杆细节，但是要分心去完成另一个任务：他们要听一段录音，并留意其中“哔”的一声；当“哔”声响起，他们就必须大声宣布自己听见了它。研究者比对了这两种条件下球员的表现。平均而言，当球员不专心考虑自己的击球原理时，他们的落点反而离球洞更近。这一点和雷·阿伦的体会相同：球员在不关心自己的技术时表现更佳。

运动员的表现会随着习惯或意识对行为的支配而变化，这个事实佐证了人脑中有两套平行的系统在控制行为的观点。大量练习会使一个行为变得自动，由习惯系统接管。这样就把有意识的、非习惯的系统解放了出来，使它能专心开展别的活动。

人脑在两个系统之间的分工不仅限于篮球或高尔夫球。我们的那些最精细的行为既可以由习惯支配，也可以由明确的意识引导，当支配的系统转换，我们自己也能觉察其中的不同。

如何识破假笑

假笑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才让人觉得它们是这样虚假？为什么佯作一笑是那样困难？1862年，法国的神经病学家纪尧姆·迪谢纳（Guillaume Duchenne）发表了一项研究，提出真笑和假笑使用的是不同的肌肉。这两种微笑都需要我们收缩嘴巴周围的肌肉，两者的区别体现在我们眼睛周围的一圈肌肉，称为“眼轮匝肌”（orbicularis oculi）；真实的微笑会收缩这些肌肉，并牵动眼睛附近的皮肤，比如下图中的这位英俊男子：

虽然牙齿已经不剩几颗，但是你不觉得他看起来是真心快乐（而且一点也不吓人）吗？看看他眼睛周围那些收缩的肌肉，只有当笑传达出真实的快乐情绪时才会如此。而一个假笑不会用到这些肌肉。强颜欢笑时，我们使用的是两侧面颊上的“笑肌”（risorius）来将嘴唇拉扯到正确的角度，而眼睛周围的肌肉是不收缩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迪谢纳用电流刺激了他这位没有牙齿的朋友的笑肌，造成了这样的一幅假笑：

如图所示，他的面颊上出现了皱纹，眼睛周围却没有。也就是说，他的眼轮匝肌并未收缩，眼睛周围的皮肤也没有像第一张照片那样拉紧。这，就是假笑的标志。

真笑和假笑在肌肉收缩上的差异也展示了脑中习惯系统和非习惯系统的分别。当我们自然地笑，就会激活某一套肌肉。当我们运用意识的努力伪装出假笑，就会改变激活肌肉的模式，而我们周围的人也一眼就看得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我在工作的医院大堂里看到了一位同事，他正一边走路，一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智能手机。经过他身边时我问了一声：“喂，那个病人怎么样了？”他回答说：“我很好，你呢？”这句不假思索的应答针对的显然是“喂，你好吗？”但我问的并不是这个。这位大夫的心思都放在了手机上，所以习惯性地随口应了一句。我后来跟他说起这件事，他却对这句不恰当的回答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接着又做了一个小实验，对几个心不在焉的人问了类似的问题，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知道自己也这样敷衍过别人）。说来有趣，我后来跟他们谈起此事，大多数人都像我的那位同事一样，根本不记得自己曾经答非所问。

我们的双重控制系统牵涉到脑的不同区域，对行为也有不同的影响，无论在体育还是社交中，情况都是如此。不过和我同事的这番对答显示出这两个系统还有一点不同：它们牵涉不同类型的记忆。

我们为什么会忘记买一加仑牛奶？

一个星期二的傍晚，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这时妻子打来电话，要我在回家路上买一加仑牛奶。“没问题，”我在走进电梯之际提醒了自己一句。接着我来到停车场，坐进车里，调节反光镜，插进钥匙点火；这时，我又提醒了自己一句。我和往常一样开车回家，走的也是平常的路线。直到我开到家里，走向大门，我才忽然意识到牛奶忘买了……又忘了。但是我并不在意，一是因为我的妻子通情达理，再就是我掌握了坚实的神经生物学证据，可以为自己的健忘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

为了描述我们在脑中储存和提取信息的方式，研究者提出了好几对概念。其中的一对是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和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程序性记忆是如何做某事的记忆，比如怎么骑车、怎么打结、怎么在键盘上打字，或者怎么驾驶汽车。我们对某个程序练习得越久，这种记忆就越是牢固。相比之下，情节记忆则是关于个人情况的记忆，比如过去的经历和感受、去过的地方、想过的念头——包括在下班路上去买一加仑牛奶的念头。我们能够记住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靠的就是这种记忆。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忆不仅储存着不同的信息，而且还发源于脑中的不同区域。情节记忆储存在海马，它位于脑的深处，与颞叶比邻。它往往在非习惯行为中激活，在习惯行为中沉默，就像我们在小鼠走十字迷宫的实验中看到的那样。程序性记忆则源于外侧纹状体，而外侧纹状体正是产生习惯的那个区域，这一点绝不是偶然。

向一只没有受过训练的小鼠的海马发放电流，使它暂时关闭，这只小鼠就会在迷宫中完全迷失。它会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哪里，又为什么给人放在了这个迷宫里。因为海马失灵，它无法回想起这些信息，结果只能在迷宫里漫无目的地乱跑。然而，如果在小鼠训练成功之后再关闭它的海马，它就会像以前那样先直行再左转，因为这时是外侧纹状体在支配它的习惯。海马并不参与习惯行为，即使关闭也不会影响小鼠自动找到目标。

可是，这一切又和我忘记购买那一加仑牛奶有什么关系呢？再想想那位心不在焉的司机吧，他在到达工作单位时，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开车到那里的。这是因为他全靠习惯在开车。而形成习惯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提取并储存程序性记忆。他之所以不记得开车上班的细节，是因为人如果用习惯系统完成一项活动，这项活动是不会以情节记忆的形式在海马中留下记录的；如果我们生活中的某个片段没有得到情节记忆的记录，我们就无法回忆起和它有关的图像（比如那些广告牌）、声音和感受。它只会默默地强化某个程序性习惯，除此不留下任何痕迹。

习惯不仅无法记录信息、将其转化为情节记忆，它也无法从情节记忆中提取信息。因为它根本接触不到情节记忆。这就是我在脑海深处装着妻子的吩咐开车回家时所遇到的麻烦。当时我正在放空，在程序性记忆的引导下开车回家。我和情节记忆中断了联系，因而提取不出需要记得的重要事项。我的习惯系统对一加仑牛奶一无所知，一旦任它接管了驾车活动，我就很难再想起那个采购任务了。这样看来，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回想起来，当时我多半还是可以努力摆脱习惯操纵的。

我们为什么会在不饿的时候进食？

被习惯系统支配之后，我们从情节记忆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就会遭到破坏。情节记忆中储存的都是背景知识，供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参考，比如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必须去办一件事的念头，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类知识还包括了我们在不觉得饥饿的时候停止进食的理由，比如担心长胖、担心危害健康，或者单单是肚子已饱不必再吃了。然而，我们又常常会在不饿的时候吃东西。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是一个“坏习惯”，但是在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并不真的或有科学依据地认为这是一个“习惯”。不过有科学研究显示，在不饿的时候进食，也许真的是受习惯系统控制的行为。

一项实验招募了32名健康的志愿者，让他们坐在电脑屏幕跟前，每当屏幕上出现指示就按一个键。按键之后，他们身边的一部机器会吐出一片芙乐多（Fritos）玉米片或是一粒M&M糖。无论机器吐出哪种零食，他们都要吃下去。被试分成两组，其中的一组只玩两轮，每轮8分钟，而另一组玩12轮，每轮同样是8分钟。第二组的练习时间是第一组的6倍，因此更容易将按键化成习惯。为了保证第二组养成习惯而第一组没有，研究者监控了两组的脑部活动。纹状体是脑中形成习惯的地方，到练习结束时，第二组的纹状体活动有了显著增加，研究者由此确认第二组（也就是练习较多的那组）养成了按键的习惯。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二组称为“习惯组”，把第一组称为“非习惯组”。

为了确定习惯的养成对进食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又对一个叫作“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脑区发生了兴趣。这个脑区位于额叶的中下部，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估算一个即将发生的事件的价值。这个功能对于脑的奖赏通路很重要，而奖赏通路负责对行为的正反两方面加以强化。举个例子：我们在一家餐馆中饥肠辘辘地坐着，服务员端着几盘食物走了过来，这时我们的脑感应到了即将到来的食物，大量神经元随之发放。在我们脑中，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正是造成这股兴奋的主要区域之一。当它预见到某个体验会产生很高的回报时，它就活跃了起来。它促使我们一再重复相同的行为，而这就是所谓的正强化。总之，当我们热切期待那盘食物端到面前时，我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开始发放，因为它感应到了很高的回报。然而一旦我们酒足饭饱，这个反应就大大减弱。如果服务员这时再端上一盘食物，我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几乎不会有反应。它的迟钝贬低了进食的体验，也阻止了我们继续大快朵颐。科学家还认为，前额叶中的其他相邻区域也会抑制从下丘脑产生的饥饿感。可以说，腹内侧前额叶制造了一个反馈回路。当我们饥饿时，它就从正面强化我们的进食行为，但它终究会因进食行为而让我们意识到已经吃饱，并阻止我们再吃。

在上面的实验中，研究者想要比较习惯组和非习惯组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非习惯组，每当被试按键、机器吐出零食之前，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都会激活，并促使他们进食。不过这是在被试饥饿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吃饱了又会如何呢？研究者让非习惯组饱餐一顿，等他们不觉得饿了再来继续实验。这一次当他们再按键时，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就减弱了。被试不再觉得饥饿，于是M&M或玉米片的奖赏作用也降到了最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贬低了这些零食的回报价值，由此阻止了我们继续进食。

接下来测试习惯组。首先照例是在饥饿情况下实验，当被试按下按键，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出现了期待信号，说明他们的脑为食物赋予了很高的回报价值。接着也是让被试吃一顿大餐，等他们吃饱后回来继续实验。他们再次按键，研究者也继续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这一次，fMRI却显示这些被试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饥饿的时候一样反应强烈。虽然他们已经吃饱，但零食的回报价值并没有受到低估。反馈回路打破了。显然，被试的按键和进食行为都已经成了习惯，因此他们的脑没有阻止他们继续进食。不仅如此，由于奖赏信号始终不减，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被试已经不感到饥饿的情况下，仍在从正面强化进食的行为。这个新的习惯使进食由补充营养的行为变成了自动的行为。

这或许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常常在不饿的时候依然吃个不停：我们任由习惯系统接管自己，使进食变成了自动行为。可我们又是怎么眼睁睁地看着习惯系统夺走控制权的呢？我们能够反制吗？你不妨这样想：引导我们行为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程序性的习惯系统，另一个是思考性的有意识系统。这两个系统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同时运作，但它们都无法一次做两件事。有意识系统能够开车，也能思索日常事务，但是它不能同时做到这两样。一旦有意识系统忙着思考，习惯系统就会接过驾驶的任务。如果消极地任由各种想法在我们心中泛滥（俗称“放空”），有意识系统便会从我们手头的活动中抽离，我们会无法提取情节记忆，也无法思考比较急迫的任务。习惯系统就会接管我们正在从事的无论什么刻板活动。

这种现象常会在我们被某件事情分心的时候发生，比如看电视。医生强烈建议我们不要在电视机前吃饭，因为这会造成过度进食。当我们消极地观看电视，我们就是在任由电视节目独占我们的有意识系统。如果我们正在看电视的时候从事某项刻板活动，比如吃薯片，我们的习惯系统就会接管这项活动。就像那位心不在焉的司机会不假思索地驾驶汽车一样，一个心不在焉的进食者也会一边观看《宋飞正传》重播，一边不知不觉地吃掉五袋薯片。不幸的是，因为无法提取情节记忆，习惯系统对于胃痛、长胖、心脏病，甚至最简单的节制观念，统统一无所知。

当我们的头脑被别的念头占据，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就暂时失去了有意识的控制，这时我们的行为就会遵照某个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进行。那么，如果我们永久失去了这个自我控制的能力呢？在有些病例中，病人的前额叶，包括其中的腹内侧前额叶发生了损坏，这些病人就会永久丧失自我监控的能力。而当人脑无法监控我们的举止，我们就无法深思熟虑地做决策。我们的脑会进入习惯模式，我们的行为也会进入自动挡。

管控功能失调

认知神经科学中用“管控功能”（executive function）一词来描述脑的最高级功能，包括计划、决策、对注意力的控制、自我监控等等。管控功能对脑的作用，相当于首席执行官对公司的作用。它使我们能够在大体上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当一个人额叶受伤、管控功能受损，他就可能失去计划和明智决策的能力，甚至无法将自己的行为克制在社会礼节之内。此外，他们的举止会变得好像习惯行为。俄国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工科学生弗拉基米尔，他有一次冒险到铁轨上去捡足球，结果撞上火车，撞坏了额叶，也不幸失去了决策和高级思考的能力。他常常呆呆地坐着，两眼放空。每当护士想引他说话，他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开口谩骂。他甚至难以完成最基本的指令。当有人给他一张纸，要他画一个圆圈时，他只是茫然地望着对方，一动不动。一定要对方抓住他的手帮忙，他才会开始画起来。然而当他终于能够自己画成一个圆圈时，他却一发不可收拾，一遍一遍地画圈，直到旁人把他的手从纸上拉开为止。显然，弗拉基米尔的程序性记忆使他有效地画出了一个个圆圈，但是因为额叶损伤，他已经无法阻止自己不画了。

额叶功能失调还有一个更加生动的例子，称为“异手症”，患者的手掌会不受指挥地抓住一个附近的物体。患者并不想移动这只手掌，它是自动动起来的。有时候，患者甚至无法将这只手里的物体松开，需要出动另外那只手方能解围。有报告称，这种疾病的一名患者发现他可以大吼一声使这只异手松开，还有一名患者说她的异手曾经要掐死她。一般来说，异手会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对着干，比如当你用正常的那只手扣扣子时，它就解开扣子。患者还报告说他们的异手会从另外那只手里抢过东西，并做出些淘气的举动。这些患者都有前额叶功能失调，他们的四肢常会表现出惊人的自动行为。

法国神经病学家弗朗索瓦·莱尔密特（François Lhermitte）有一项出名的研究，他发现某些前额叶受伤的病人会自动开始使用周围的工具或是物品，即使这种行为很不合时宜。在一项实验中，莱尔密特把一位前额叶受伤的病人请进了自己的房间。他事先在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了一幅带镜框的照片，还有一把榔头和钉子。病人进门时看见了桌上的照片和工具，毫不犹豫地把钉子敲进墙壁，然后把照片挂了上去。没有人吩咐他这么做。他显然是看见了榔头和钉子，然后便习惯性地把它们拿起来敲打了一番，这很像是那位心不在焉的司机，在应该开车去别处的时候仍然习惯性地开到了工作单位。如果人脑没有发挥管控功能、做出明智的干预，习惯系统就会接管身体，做出习惯的举动。

另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将两名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带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凌乱的床铺。这两个病人，一个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另一个是单身男职员。那名母亲先进去，她一进门就走到床边，将床单塞好、把枕头拍松，然后小心地铺好被子。接着一名研究者将床铺弄乱，再把那个男病人叫进房里。结果他径直走到床边，一头栽了进去，小睡了一会儿。和第一个实验一样，管控功能的缺失使这两个病人都自动采取了习惯的行为；在这个实验中，他们的行为又恰好符合大众心目中的性别差异。

莱尔密特将这称作“强迫运用行为”（utilization behavior）。他还指出，只有当患者本来就用惯了这些物品时，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当他把香烟和打火机放到一个吸烟者和一个不吸烟者的面前（两人都有前额叶损伤），只有那个吸烟者给自己点了烟。不吸烟者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吸烟的习惯，所以并未表现出自动点烟的行为。

前额叶损伤患者的这种自动行为，是不是完全等同于普通人的习惯反应？未必。前额叶损伤可能造成许多后果，而且没有两个病例是完全相同的。这些病人的举止中的确可以观察到习惯行为的痕迹。有些病人的额叶只有部分损坏，产生习惯行为的纹状体完好无伤。一旦管控功能出了故障，脑就会加大对习惯系统的依赖，而这时病人就会表现出比较自动、刻板的行为了。

无论是额叶受伤还是专注于其他念头，只要管控功能缺位，人脑就会依赖其他手段来产生行为，这又会导致自动行为的出现。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大可以不假思索地行动，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意识——就像僵尸一般。问题是，如果脑中的自动过程可以替我们开车，替我们挂照片，替我们铺床，那它们接下来还能做到什么呢？

自动模式下的杀人案

肯尼斯·帕克斯（Kenneth Parks）二十三岁，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从事电子产品生意，工作稳定，结婚已近两年，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可爱女儿。他和岳父母的关系也十分融洽，甚至觉得比自己的父母更加亲近。他的岳母还亲热地叫他“女儿的体贴靠山”。

1987年春天，帕克斯却为人生中的一个糟糕决定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沉迷于赌博，常去赌马，并且花大价钱押冷门——也就是成绩最差但是潜在回报最高的赛马。几轮下注失败以后，他开始挪用公司的资金来向妻子隐瞒损失。每天上班他都心惊胆战，因为他还要掩盖自己从公司偷钱的证据。可纸包不住火，他终于行径败露，被公司开除，还被告上法庭。就这样，他越来越难向妻子坦白自己赌博的事了，尤其是当两人不得不把房子挂牌出售的时候。

债务的压力常使帕克斯彻夜难眠。就算好容易睡着，他也会在半夜惊醒，胸中填满焦虑。在参加完一次“赌友匿名互助会”（Gamblers Anonymous）后，帕克斯决定向家人包括岳父母坦白自己的财务困境。在召开家庭会议的前夕，他一刻都没有睡着；翌日早晨，筋疲力尽的他告诉妻子会议推迟一天。那是5月23日星期六，凌晨1点30分，帕克斯终于在长沙发上沉沉睡去。

帕克斯接下来的记忆，是看着满面惊恐的岳母在自己面前倒下。他接着跑到车里，当他伸手去够方向盘时，才发现手上正握着一把刀，刀上正在滴血。他把刀子扔到地上，然后径直开到了警察局，告诉警察：“我好像杀人了。”

在对许多证人分开询问之后，帕克斯的故事终于现出了全貌。从自己睡着到看见岳母惊恐倒地，中间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但是调查人员发现，在帕克斯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他做成了不少事情。他先从长沙发上起身，穿上鞋子外套，然后走出家门，驱车23公里，中间在三个红灯前面停下，继而走进岳父母家中，先和岳父打斗并且掐了岳父的脖子，接着又将岳母刺死。然而从头到尾，他却完全没有印象。

医学评估没有发现身体疾病或药物滥用的迹象，其后，四位精神病学家也一起参与进来，以期推进案情进展。在他们看来，帕克斯显然被发生的一切给吓坏了，而且他也没有预谋杀人的迹象。他没有明确的作案动机，因为杀死岳父母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也没有表现出难以遏制的攻击性。他智力达到平均水平，没有妄想、幻觉或是任何精神错乱。因为医学检查一无所获，四位精神病学家感到十分吃惊，他们也说不出帕克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在一位神经病学家的帮助下，他们意识到帕克斯的情况可能和睡眠障碍有关。他历来睡得很浅，有时还会梦游，他家族的许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他的梦游经历始于童年。有一次，几个兄弟甚至看见他在熟睡中爬出了一扇窗户，他们合力才把他拉回床上。他还有过尿床、夜惊和说梦话的行为，而这些都与梦游相关。那位神经病学家建议用多导睡眠图（polysomnogram）给他做一次全面睡眠评估，这种设备能够同时测量睡眠者的脑波、眼动、心律、呼吸频率和肌肉运动。结果显示，帕克斯的慢波睡眠显著多于常人，而这正是长期梦游者的典型特征。当所有证据汇总完毕、呈上法庭，法官裁决帕克斯袭击岳父、杀死岳母时处于梦游状态，他的两项罪名均不成立。正像一位法官在判词中说的那样：

虽然“自动行为”这个词在不久前才首次进入法律界，但是嫌疑人在行动时缺乏意图，却向来是无罪辩护的有效理由，这一点是司法的基本原则。只要能证明嫌疑人的行为属无心之过，就足以使法庭宣告他无罪……在普通法中，一个人只要在案发时处于意识丧失或者意识不全的状态，那么他的行为就不能称之为罪行。同样，如果他因为精神疾病或者缺乏理智，无法辨别一项行为的本质和特性，也无法判断那是一项错误的行为，则他同样不需要承担责任。我们的刑法有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一个人只能对自己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负责。

为了更好地了解肯尼斯·帕克斯的脑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可能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考虑睡眠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你还在朦胧状态，很容易醒来，并且醒来后你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睡着过。第二阶段，你的肌肉松弛下来，虽然偶尔也会有不由自主的收缩。你的心律变慢，体温降低，身体准备进入更深的睡眠。第三阶段称为“慢波睡眠”，是整个周期中程度最深的睡眠，有的人会在这个阶段夜惊或是尿床，而梦游也发生在这个阶段。最后是快速眼动睡眠，其间你的肌肉完全麻痹，我们最生动的梦境就发生在这个阶段，但肌肉的麻痹会阻止我们的身体将梦境执行出来。而在慢波睡眠阶段，身体却不会有这样的麻痹机制；我们前面说过，在肯尼迪·帕克斯身上，这个阶段特别的漫长。

梦游是一个神秘的例子，它显示了一个人的行为是如何被他无法控制的自动过程所主宰的，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美国睡眠医学会曾经归纳了梦游的四个特征：

—— 梦游中的人很难唤醒；

—— 醒来时会意识模糊；

—— 对梦游时的经历会丧失全部或部分记忆；

—— 可能有危险的行为。

关于梦游的报告中记录了梦游者的许多行为，包括投掷重物、从卧室的窗户跃出，甚至在睡梦中发生性行为。这最后一种行为甚至在科学文献中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睡眠性交症”（sexsomnia）。这又是一个可怕的例子，证明人在熟睡时能够完成复杂的行为。

那些梦游并可能做出危险举动的人，大多并不记得自己曾经梦游过。他们往往只有在身边的人，比如伴侣告诉他们时才知道自己梦游了。有的人会忽然醒转，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入睡的地方，这才意识到自己梦游过了。为什么梦游者总是记不得自己梦游了呢？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的脑在当时并不活跃、无法处理周围的信息——他们毕竟是在睡觉嘛。但实际上，人脑在慢波睡眠期间是相当活跃的。人会在这个阶段做些简单的梦，加上肌肉还未麻痹，脑甚至能够指挥肌肉收缩，做出一些复杂的举动来。

另一种说法认为，梦游者之所以不记得自己梦游，是因为他们的脑没有将这个举动记入情节记忆。这样看来，梦游者就和心不在焉的驾车人有一些共性了。这样的驾车人不记得自己怎么把车子开到了工作单位，因为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其他念头，比如自己要做的那个演讲。他记得关于那个演讲的想法，但是忘记了驾车这个复杂的任务。那么梦游者的脑海里又装满了什么呢？答案是——他们的梦。

我们有时会记得自己的梦，但是也常常不记得。研究表明，记不记得，都取决于我们做梦时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如果梦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我们就能记住其中的75%左右。如果梦发生在慢波睡眠，也就是梦游的那个阶段，我们就只能记住其中的60%不到了。这个差异的原因还不清楚。和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相比，慢波睡眠阶段的梦较短，而且往往更像是相互关联的念头，而不像真正的梦。如果平常的慢波睡眠产生的都是短小零碎的梦，而且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都不记得它们的内容，那么梦游又如何影响我们的梦、影响我们对梦的记忆呢？2009年的一项梦游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

睡眠专家对46名对象开展了至少两年的跟踪研究，他们要求这些对象描述自己记得的梦游期间的任何想法或梦境。他们记下了对象是否记得自己的梦境，如果记得的话又梦见了什么，并将记录汇编成资料。他们发现，有71%的对象至少记得梦游期间的部分梦境。而在这些记得梦境的人中间，大多数（84%）都形容那些梦的内容或是可怖，或是同等程度地令人不适。下面的表格列出了他们报告的一些梦，以及他们在梦游期间的行为。

梦游者往往记得梦游前后的梦，但是不记得梦游行为本身，也不记得自己在梦游期间做过的事。他们只能在事后拼凑出之前发生了什么。当我们的意识遭到了损坏或者专注于其他活动、无法分析当下的行为时，我们的自动系统便会接管身体。看看上面的表格，你会发现梦的内容和梦游行为之间有着清楚的对应关系。梦游期间，人的意识专注于心中的幻想，身体就进入了自动模式。梦游者仿佛成为了执行梦境的自动机器。

肯尼斯·帕克斯睡得不好。当他准备面对岳父母、向他们坦白自己的谎言和鲁莽毁掉了家庭时，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简直到了心理崩溃的边缘。在脆弱的精神状态下，或许有一种幻想在夜间偷偷潜入了他的头脑。他也许梦到了一个不用面对家人的方法：要是岳父母在会面之前死了，他就不用向他们坦白了。帕克斯如果处于觉醒状态、能够有意识地反省自己的行为，他是绝对不会犯下杀人案的。然而在梦里，一个人却可以想象任何事情。

当天晚上，肯尼斯·帕克斯的头脑很可能被一个恐怖的噩梦占据了。他有意识的官能无法监控行为，于是自动系统便接管了他的身体。他成为了一个最致命的心不在焉的驾车人，先是驱车行驶了二十多公里，继而又杀了人，而且自始至终，他都处于自动模式。看来僵尸的确存在，而且能犯下暴行。

我们有一个能够控制行为的自动系统线路。这套系统的行径会违背我们的利益，比如将小鼠引向迷宫的歧路，比如引领一个男人杀人。这就不免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套系统存在？想来自然选择将它保留下来，是因为它有一些用处。那么，拥有了这样一套系统，又能使我们获得哪些优势呢？

两套多任务系统

在197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钢琴手》（“Piano Man”）中，歌手比利·乔尔（Billy Joel）同时演奏了两种乐器——钢琴和口琴。本来要在钢琴上协调双手、奏出乐曲已经够难的了，再要同时演奏另一种乐器，那简直是少有人能练就的绝技。乔尔是如何做到的？你大可以说是他解锁了某些普通人无法触及的特殊能力，但是他自己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在2012年接受亚历克·鲍德温 [1] 的访谈时，对自己的钢琴技术做了如下一番评价：

乔尔：我知道好的钢琴技术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自己算不上好。我的左手很弱，只能用两根手指弹奏。

鲍德温：那么技术好的人呢？

乔尔：技术好的人知道怎么运用左手，我始终练得不够，不能使用左手的全部手指，所以我只弹八度低音音符。我想用右手补救左手的不足，所以右手总是弹得太多。我的技术可差劲了。

乔尔很谦虚，但是在有一件事上他很诚实：他说自己的左手之所以弹低音线很困难，是因为练习得不够。那么，他又是如何同时吹奏口琴的呢？窍门就是在钢琴上弹奏简单的八度或者单音符——那些指型都很简单，他完全可以自动为之。当手指在键盘上无心弹奏着简单的组合，他就能专心在第二种乐器上吹出旋律了。

在访谈中，乔尔还承认了自己不太会读乐谱：

鲍德温：假如我有一首你没听过的曲子，我把谱子放到你面前说：“来弹这个吧——”

乔尔：那我可就是看天书了。

试想乔尔一边看着乐谱弹钢琴一边吹奏口琴，他是做不到的。他之所以能同时演奏两种乐器，诀窍就是让其中的一种尽量简单，简单到他能自动演奏的地步。

在熟悉的路线上开车，演奏一首歌曲，甚至是走上一道阶梯，这些活动一旦成为习惯，我们就能不假思索地迅速完成它们，而且效果还可能更好。将行为的某些部分化为自动，这样做的真正好处是能够同时完成多项任务。那位心不在焉的司机能够专心润色即将做出的演讲，因为他的习惯系统已经接管了驾驶任务。比利·乔尔能够同时演奏钢琴和口琴，因为他弹起钢琴来已经不用思考。就连走路这种自动行为，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需要练习的。我们之所以能在路的同时打手机而不会跌倒，是因为我们已经无须留意腿的每一次摆动和脚的每一次落地了。

我们要怎样证明自己真的在同时完成多项任务呢？我们得证明，一个人在长期练习一项任务，将其化为习惯之后，还能够同时接受第二项完全陌生的任务，并且在几乎不妨害效率和质量的情况下将它完成。伊利诺伊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就开展了这样一次实验。他们先教会了39名志愿者玩一个名叫《太空堡垒》（Space Fortress ）的游戏，玩家用一只手柄操纵一条飞船，他们要用手柄上的发射按钮发射导弹，摧毁屏幕中央的太空堡垒。他们还要躲开分布于周围的炸弹，避免飞船受到损坏。精确射中堡垒就能得分，撞上炸弹则会失分。这个游戏的设置是比较复杂的，可以同司机必须躲开其他车辆行驶到目的地的任务相比。

玩《太空堡垒》是实验中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一项听辨活动。被试要听取一连串声音，并说出其中的哪几个与其他不同。有些声音的频率和其他声音接近，这时候被试就要十分小心才能分辨。

在被试明确了两项任务的要求之后，实验开始了。在单独完成听辨任务时，被试听出了97%的不同音符。研究者要求他们再听一次，但这一次还要同时玩《太空堡垒》。结果并不顺利，被试没有练习过游戏，大多得了负分，也就是说他们撞上炸弹的次数比击中堡垒的次数要多。再加上这次要一心二用，他们在听辨任务中也只听出了82%的不同。

实验进入下一个阶段。研究者要求被试专心练习《太空堡垒》。他们玩了一遍又一遍，累计时间达20小时，把游戏玩得滚瓜烂熟。然后，研究者要求他们在玩游戏的同时再尝试一次听辨任务。这一次，他们不仅能熟练地发射导弹击中堡垒，听辨任务的准确率也上升到了91%。这该作何解释？在没有练习之前，被试的注意力要分派给两个任务，它们之间相互干扰，使被试整体表现不佳。而经过练习，被试在玩游戏时多少已经处于自动模式，因此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分配给听力，并且在很少失误的情况下完成听辨任务。如果你上班扫雷被老板发现，你大可以用这个理由为自己辩解。

研究者还用脑电图监测了被试的脑部活动。他们想知道，被试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分配在训练前后有无不同，这又能否揭示脑是如何在同时进行的任务之间分配资源的。他们发现，每当被试击中堡垒，他们的脑电图上就会出现一个独特的波形。同样，他们每次听见一个音符，神经元的活动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训练之前，这些脑电波的幅度在击中堡垒和听见音符时是大致相同的。但是经过20小时的训练之后，击中堡垒时的脑电波活动明显减弱，这说明投入这项活动的神经元资源变少了。与此同时，听见音符时的神经元活动却显著增加。当电子游戏任务或多或少变得自动之后，被试的脑就将更多的处理功能投入到了听辨任务当中。无论是行为学还是电生理学的结果都显示，将第一项任务自动化能够让更多的心智资源投入到第二项任务中。同时完成多项任务的能力就是这么产生的。

将资源分配给几项复杂任务是很难的，好在脑会替我们做这件事。我们的脑中有两套平行系统，都能用来控制行为。这两套系统具有不同的效力，也读取不同的记忆类型。其中习惯系统是程序性的，它能够设定固定的流程，速度也较快。我们用它来高效地完成刻板的工作，比如开车沿固定路线上班，或是在迷宫里简单地左转。这套系统的自动性质使我们能够同时启用第二套系统。这第二套系统需要我们开展慎重而有意识的分析，它也许比习惯系统缓慢，但是更加灵活。它能够应付环境中的变化，比如当道路工程封闭了一条常走的公路时，它就能另去找路。仿佛一台计算机在清空内存，人脑也会运用它的逻辑选出能够自动化的任务，并使我们能将意识灌注到其他任务之中。

多任务的关键是用习惯去完成其中一项任务。比如给橘子剥皮，这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们在追看喜爱的电视节目或者和朋友讲电话的时候，随手就能做到。然而在看电视或打电话时，我们很难再细读一本物理教科书，因为这项任务并不能够自动完成，而是需要我们投入有意识的注意。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在阅读这本教科书的同时剥橘子皮，因为在有意识系统阅读的同时，剥皮的工作可以交给习惯系统来完成。这就是拥有双重行为控制系统的好处。

这一点听听奥巴马的说法就清楚了。在第一届任期将满之际，他接受了《名利场》杂志的采访，并且描述了自己将琐碎的日常决定自动化，从而将精力集中在重大决策之中的做法。“你知道，我只穿灰色和蓝色西装。”他说，“我这是在减少决定的数目。我不想在吃什么、穿什么的问题上权衡，因为我有太多其他事情需要决定了。你需要把决策的精力集中运用。你要给自己的生活设计一套刻板动作，这样就不必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分心。”

脑的内在逻辑为多任务打下了基础，这是僵尸所不具备的。僵尸的行为完全是自动模式，它们没有意识，只有一套系统控制行为。僵尸或许能开车上班，但可悲的是，它们不能进行多任务活动，至少不能像我们这样完成。而在人类身上，只有当我们的一个系统遭到了破坏（比如管控功能失调），或者当我们错误地使用了一个系统（比如白日梦或梦游），我们才会丧失人脑赋予的优势。

我们已经知道，只要经过足够训练，脑就能自动完成某些行为。至此，我们似乎已经明白，训练为什么如此关键，我们找到了它的神经逻辑基础。训练得越多，我们的行为就变得越自动化，同时完成多项任务时也越容易。然而肯尼斯·帕克斯的案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几个疑问：他从来没有训练过掐人脖子或是用刀刺人，也没有过任何谋杀的经历，但他却能在睡梦中完成如此暴行，全凭自动模式杀死一个人。或许，身体的重复动作并不是积累经验的唯一途径。或许还有另一个方法来训练脑，这个方法只需动用心灵。

注释

[1] 亚历克·鲍德温（Alec Boldwin），美国演员。

如果说习惯是我们的第二天性：Proust 1982, 781。

“你要是只靠习惯开车……”： “Driving You Crazy,” 2012。

“在身体上和我们完全相同……他们的内心是一片黑暗”：Chalmers 1995,96。

手机组的成员却根本没有注意它们：Strayer et al. 2003。

下面就是测试结果：Parton, Malhotra, and Husain 2004。

下图中的照片（B、C两部分）显示：Prasad and Berkowitz 2014。

神经病学家的解释是，当患者将白板右半边的短线擦掉：Mark, Kooestra,and Heilman 1988。

这方面最惊人的医学病例是一种称为“盲视”的神秘现象：Weiskrantz et al. 1974。

……甚至它是运动还是静止：Cowey 2010。

有报告称这种猜测的准确率可达百分之百：Weiskrantz, Barbur, and Sahraie 1995。

他们也将眼球转到了目标物的确切位置：Poppel et al. 1973。

2008年，一位名叫塔德的先生成为了研究对象：de Gelder et al. 2008。

它不再在十字路口停顿，而是毫不犹豫地前行左转：Packard and McGaugh 1996。

然后正确地转到了右边，找到了位于迷宫左侧的食团：Yin and Knowlton 2006。

神经科学家已经将习惯系统追溯到了脑内最深处的一个……：同上；Packard and McGaugh 1996。

然后转到迷宫左侧去赢取一餐小吃：Yin et al. 2004。

“如果你在投球时刻意瞄准……”：Twersky 2011。

在对资深高尔夫球员的一项研究当中：Beilock et al. 2004。

这，就是假笑的标志：Duchenne 1990。

根本不记得自己曾经答非所问：Lisman and Sternberg 2013。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忆不仅储存着不同的信息：研究者在十字迷宫中寻找食物的小鼠身上也研究了这两种记忆类型。在学会穿过迷宫并习惯性地左转之前，小鼠首先要利用情节记忆来辨别方向。它要记得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找到食团）、自己已经走过了哪些方向（其中哪些又是死路）、以及还有哪些方向不曾探索。研究者观察了未经训练的小鼠在迷宫中探索时的脑部活动，结果证实了它们的海马神经元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发放。不仅如此，它们的海马还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信号活动，这些信号取决于小鼠在迷宫中的位置。这个发现启发了对于“位置细胞”（place cells）的研究。但“位置细胞”是一个很糟的名称，因为它们实在不是生物细胞，而是脑中特定的神经发放模式，这些模式代表了生物体在环境中的位置，它使我们能在一幅不断扩张的内心地图上观想自身的方位。（O'Keefe 1979）当小鼠在迷宫中行走，神经科学家能够真切地观察到这些位置细胞先后激活的景象。这说明行走中的小鼠正在观想自己的路线。当它站到十字路口、思索转向何方时，位置细胞再次激活，这说明它正在回忆自己过去在迷宫中的行踪，以决定现在该往何处去。（Johnson and Redish 2007）

如果在小鼠训练成功之后再关闭它的海马：Packard and McGaugh 1996。

前额叶中的其他相邻区域也会抑制从下丘脑产生的饥饿感：Tataranni,Gautier, and Chen 1999。

使进食由补充营养的行为变成了自动的行为：Tricomi et al. 2009. 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训练一群大鼠拉扯一根金属链条，由此放出一只食团，大鼠接着将食团吃下。在训练的最初阶段，大鼠还没有养成拉扯链条的习惯，研究者先将它们喂饱，然后放到链条附近，并观察它们的反应。饱腹的它们还会拉扯链条吗？它们没有。这些大鼠已经感觉饱了，没有必要再拉链条。然而，只要再对它们适当训练，那么在多次重复同样的任务之后，它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研究者先给这些久经训练的大鼠喂食，然后将它们放到链条附近，它们立刻拉扯起来，毫不犹豫，而且反复拉扯。这些大鼠显然不是真的饥饿，研究者刚刚喂过它们，直到它们拒绝再吃为止。然而它们看见了链条还是会连续拉扯，并依然会将放出的食团吃下。广泛的训练使它们养成了习惯，一接近链条就要拉扯它。习惯也使它们在不饿的时候依然进食。（Balleine and Dickinson 1998）

俄国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工科学生弗拉基米尔：Goldberg 2001, 119–20。

还有一名患者说她的异手曾经要掐死她：Spence and Frith 1997。

他们的异手会从另外那只手里抢过东西：Y. W. Park et al. 2012。

然后把照片挂了上去：F. Lhermitte 1983。

另一项实验中……里面有一张凌乱的床铺：F. Lhermitte 1986。

所以并未表现出自动点烟的行为：F. Lhermitte 1983。

他的两项罪名均不成立：关于这个案件的描述来自Broughton et al. 1994。

虽然“自动行为”这个词在不久前才首次进入法律界：Rabey v. R., [1980]。

第三阶段称为“慢波睡眠”：旧的分类中区分第三和第四阶段，现在则合称为第三阶段。

梦游的四个特征：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Sleep Disorders, 2005。

“睡眠性交症”：Béjot et al. 2010。

我们就只能记住其中的60%不到了：Chellappa et al. 2011。

更像是相互关联的念头，而不像真正的梦：Cicogna et al. 2000。

他们要求这些对象描述自己记得的梦游期间的任何想法或梦境：其中的五名对象出现了夜惊、而不是梦游。夜惊也是在慢波睡眠阶段出现的。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他们报告的一些梦：Oudiette et al. 2009。

我知道好的钢琴技术是怎么回事：Joel 2012。下文引用的对话同样摘自这次访谈。

这样做的真正好处是能够同时完成多项任务：Lisman and Sternberg 2013。

伊利诺伊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就开展了这样一次实验：Maclin,Mathewson, and Low 2011。

“我这是在减少决定的数目”：Lewis 2012。

3 想象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运动员吗？

论运动控制、学习和内心模拟的力量

高尔夫球赛发生在一块只有五英寸的场地上——那就是你的两耳之间。

——鲍比·琼斯

“老虎最喜欢的事就是为一场重大比赛做准备。”厄尔·伍兹曾经这样形容儿子，“他是一个善于分析、井井有条的人，他的高尔夫球也差不多是这样。”

从少年时代起，老虎伍兹就以悉心准备闻名。他每天的活动包括近八个小时的练球、一个半小时的举重和一小时的心肺训练。而说起他在重要巡回赛之前的准备，他的父亲亲切地回忆起了他在固定练习之外的一项准备活动，这在他的训练计划上是完全找不到的。“每年的大赛之前，他都会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精神和身体上的调整。”他父亲说，“我们会开车到比赛场地，在那里练上几轮；等到回家之后，我常常看见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他告诉我说，他这是在脑袋里练习那些比赛中需要的击球。”

运动员要想在职业体坛最高水平的竞技中胜出，单靠身体强健还不够，精神上的准备也必不可少。对伍兹来说，这种准备不仅仅是为大赛调节心态。他还要在心里练习击球。

到今天，老虎伍兹已经在十四场大型巡回赛中夺魁，数量仅次于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尼克劳斯是高尔夫球界的传奇，在1962年至1986年间赢得过十八场大赛，他在《打好高尔夫》（Play Better Golf ）一书中，也宣扬了和伍兹类似的精神备战法：

每次击球之前，我都会在脑袋里播放电影。我看见的是这些：首先，我看见球已经落在了我想要它落的位置，漂亮洁白的一枚，高高地停在明亮的果岭草坪上。然后我又看见它朝那里飞去，它的路径，曲线，甚至它落地时的动作。接下来的场景就是我如何挥杆，把之前的画面变成现实。这些私人电影对于我的专注、我每一击的最好落点，都很关键。

两位史上最杰出的球员都自称用心理演练（mental rehearsal）来提高球技，高尔夫球界必定会有所注意。

在体育界，心理演练的方法并不仅限于高尔夫球。再来看看英国标枪运动员斯蒂夫·巴克利（Steve Backley）的例子。巴克利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铜牌，三年半后的1996年，就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他不慎扭伤了脚踝。他不能行走，需要拄着拐杖度过六个星期，而且无法训练——至少无法做身体上的训练。巴克利一心想到亚特兰大竞技，于是在心里开始了艰苦的训练。他把拐杖靠到墙边，自己坐进一张椅子闭起双眼，然后想象一支标枪在手，五根手指在冷冷的枪身上合握。他想象自己采用完美的投射姿势，掷出的一瞬肌肉紧缩，将标枪投出一条高高的弧线。他望着标枪划过天空，飞到最高点时犹如一根银针，接着它在重力的牵引下疾速俯冲，最后一头扎进地里。

在想象中投掷了上千次后，巴克利的脚伤复元了，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落下，他的每一次投掷都和受伤前一样优秀。最后他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了银牌。

在想象中进行一项运动居然也能提高水平，听来真是难以置信，然而这确是几位史上一流的运动员（比如迈克尔·乔丹和罗杰·费德勒）自称使用的方法。除此之外，运动员还会在赛前和赛中举行大量仪式，那大概就对比赛结果没有什么影响了。比如芝加哥熊队的前任线卫布莱恩·厄拉赫 [1] 就会在每场比赛之前吃两块女童军曲奇，别种的曲奇都不行。2008年的世界足球先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总会在比赛前去理一次头发。又比如网球手塞雷娜·威廉姆斯在每一场锦标赛中都喜欢穿同一双袜子。

在运动员的这些林林总总的赛前仪式当中，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处在什么位置？在头脑中演练一场比赛，真能提高你的表现吗？还是它的作用和老穿着一双脏袜子差不多？

内心的模拟器

试想一下：你正舒舒服服地坐在长沙发上看电视，忽然决定到冰箱里去拿点吃的。从沙发走到冰箱，需要多少时间？想象自己站起身子，走出起居室，经过那只打瞌睡的猫，绕过厨房工作台，终于打开冰箱，看到了里面吃剩的那碗香辣肉酱。在你心中，这一趟冰箱之旅用了多长时间？

当你想象这样一次行程，你就是在用心理意象模拟自己走向冰箱的过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种模拟是相当精准的。有实验比较了人们在两点之间行走的时间和他们想象自己在两点之间行走的时间。一次次实验表明，想象的行走和实际的行走，耗费的时间几乎完全一样。对于较短的行程，其间的误差不到一秒钟。而且这个紧密的关联不仅限于行走，也出现在对任何动作的想象之中。比如，在想象中画一个三角形，和实际画一个三角形的时间也是相等的。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我们一般不会把想象当作某样现实的东西。毕竟，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想象的。它们都是虚构的。然而，想象自己从事某项行为的时间和实际从事这项行为的时间竟是如此契合，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一定是想象和行动在头脑中存在某种连结，才使得我们内心的意象不仅是一片空想，而是对于行动的可靠模拟。

美国加州的神经病学家用一个实验比较了被试在做出真实动作和想象动作时的脑内活动。被试面对四个标了数字的按钮，并练习按照一定的顺序按下这些按钮，比如 4，2，3，1，3，4，2。当他们的手指接触按钮，他们的脑部活动也呈现在fMRI上。接着被试把手放到腿上，然后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以同样的顺序按下按钮。这时的fMRI和刚才相比如何？两者的激活模式重合了，尤其是在控制手指动作的运动皮层。在内心想象手指的运动产生了一种fMRI信号，它和手指真的在运动时产生的信号几乎没有分别。

可见心理意象和身体行为激活的是脑中的同样部位。当我们想象自己从事某个任务，我们的脑就会以身体在过去的经历为模型，模拟这项任务。平时练习得越多，脑内的模型就越是精确。由于我们在走到冰箱和画三角形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脑就变得很善于模拟这些动作。而从事赛艇、皮划艇和溜冰的人，也显示出了同样精确的心理模拟。

不过，单单模拟并不能使你成为更好的运动员。我们还想知道：想象自己打高尔夫球、网球或其他运动项目，真能像亲身训练挥杆或发球那样使人进步吗？

绷紧内心的肌肉

法国的一组神经科学家招募了40名志愿者，研究他们在头脑中执行一项运动任务是否对亲身执行同一项任务有所影响。他们在每个被试面前竖一根杆子，杆上横托着两个架子，架子上放着标有数字的卡片。这个装置如下图所示：

被试的任务是按数字的大小顺序指出这些卡片，从最小的0到最大的11，动作要尽量迅速。他们不能只移动手指，而是要伸出整条手臂指向卡片，这个要求是为了制造一个大幅度的复杂动作，使它能够随着练习越变越快。

研究者将被试分成三组。第一组按照指示操练手臂动作，目标是尽可能快速精确地指出卡片。第二组的目标相同，但是连一块肌肉都不许动用，他们只能在内心描绘自己运动手臂；肩膀如何伸展，手指如何指认，都只在想象中完成。第三组是对照组，既不用真正伸出手臂，也不必在想象中这么做，他们只须用目光从一个数字移动到下一个。

三组被试都先执行一次指认任务，然后各自练习，最后再执行一次指认任务，好让研究者评价他们的进步。结果显示，第一组在练习之后，手臂的动作明显变快了。而对照组（就是只能移动眼睛的那一组）没有任何进步。那么第二组心理意象组又如何呢？他们的进步几乎和第一组一样明显。

心理演练不仅能提高身体的表现，甚至还能增强肌肉的力量。克利夫兰医院（Cleveland Clinic）的岳光辉博士（Dr.Guanghui Yue）曾经主持一项研究，参加者在想象中收紧自己的一侧手肘和小拇指，每周练习5天，每天15分钟。如此12周之后，研究者发现他们那一侧手肘的肌肉收缩力增加了13.5%，小拇指的收缩力增加了35%。相比之下，在同一段时间内进行实际锻炼的被试，肌肉力量增强了约50%。而在想象与实际中都没有锻炼的被试则毫无进步。

岳博士的研究显示，心理训练不仅能提高运动水平，还能增强你在想象中使用的那些肌肉。然而单凭想象，又是怎么使身体强壮起来的呢？

岳博士观察了被试在演练前、演练后和演练时运动皮层（即控制肌肉的皮层）中的脑波变化。脑波的幅度（即高度）代表了它们的电压，也就是信号从脑部传送到肌肉的强度。岳博士假设在心理上演练一个动作会增强到达肌肉细胞的信号电压，使它们更加剧烈地收缩。

观察的结果不出所料：对照组的脑波幅度没有变化。实际训练组的脑波幅度变大了，这同样在意料之中。那么心理训练组呢？他们的脑波同样变大了，而且幅度和实际训练组几乎相同。这个发现佐证了岳博士的假设：心理意象的确会增加脑对于肌肉的刺激，使我们的动作更加迅捷有力。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看到、感觉到自己的肌肉在运动，它们周围的神经也依然在促使它们收紧。

我们的思想不是被动的，它们绝非局限在内心的一片真空之中。每一次意象操练的背后，都有一股电流的信息在训练、塑造它所流经的神经元。心理模拟是意识系统改变无意识系统的一种手段。每一个简单的动作，背后都有一条由习惯驱动的神经肌肉回路，心理演练能够增强这条回路的功能。然而那些比较复杂的动作又如何呢？对于斯蒂夫·巴克利的投掷和老虎伍兹的挥杆，想象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PETTLEP心理意象训练法

2001年，运动科学家保罗·霍姆斯（Paul Holmes）和大卫·科林斯（David Collins）提出了针对运动员的一个七点心理意象训练计划，简称为“PETTLEP”。我们来看看这七个字母各代表什么意思，再来说说一个运动员，比如一个棒球手，可以如何利用它们提高自己的击球水平。

P代表“身体”（Physical）：在心中模拟出完美挥动球棒所需的每一个动作。

E代表“环境”（Environment）：想象照亮球场的灯光和观众的呼喊。

T代表“任务”（Task）：不仅要想象挥棒的动作，还要想象挥击的对象。要感受球飞来的感觉。

第二个T代表“时机”（Timing）：模拟在现实中完成挥棒所需的时间。

L代表“学习”（Learning）：在取得进步之后，也要对意象做相应的调整。

第二个E代表“情绪”（Emotion）：感受那个重要时刻来临时，自己紧张的心情和快速的心跳。

P代表“视角”（Perspective）：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体验这些心理意象。

在这个训练计划中，每一个部分的用意都是将运动员的心理意象塑造得更加精准，使其更贴近实际的体验。霍姆斯和科林斯相信，运动员的心理模拟越是精确，模拟时的脑部活动就越是能够对应实际比赛中使用的脑区。

到今天，PETTLEP方法和它的变体已经成为运动员开展心理意象训练的标准方法。你肯定要问：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

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招募了34名至少有十年经验的高尔夫球员，并在他们身上测试了PETTLEP方法是否能够提高赛场发挥。这些球员要从球场上的沙坑将球打上果岭，尽量打到一根旗杆附近。根据球在旗杆周围的落点，研究者给这些球员评出0到10的分数。

球员的总分由15次击球的得分平均算出。在取得第一轮分数之后，研究者将球员分为四个小组：实际训练组、心理训练组、混合训练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无须训练，只要阅读杰克·尼克劳斯的传记即可。实际训练组一共训练6周，每周2次，每次从沙坑中打出15个球。心理训练组使用PETTLEP方法训练，他们想象自己在6周内每周训练2次，每次打15个球。为了满足PETTLEP纲领中的“环境”要求，他们站在自家花园的土堆或沙堆里模拟。

在6周的训练之后，球员们回到球场再度竞技。这一次也是从沙坑打出15个球，取平均得分作为总分。最后，研究者计算了四组球员的得分变化：

看来心理意象确实有效，虽然效果不如实际训练那么大，但至少是显著的。而且，在与实际训练结合之后，它还能补充实际训练的不足，产生额外的进步效果。

心理意象的好处在其他运动项目中也已经有了相似的表现。最近有人对资深的网球运动员开展了研究，发现使用心理意象能够提高他们接球时的精度和速度，甚至还使他们在实际比赛中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心理意象使足球运动员的传球更为精准，使篮球运动员的投球命中率更高。甚至有研究显示，在射箭、体操、举重、跳高和游泳这些项目里，心理意象也能发挥作用。

心理意象在体育界的成功使人研究起了它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假设有一位钢琴家正坐火车去参加一场音乐会。如果她想在这时候再练一会儿琴，该怎么办呢？她可以在内心练习。只要在心理演练弹奏乐曲所需的手指运动，就能改善她在实际演出中的发挥。研究显示，音乐家的心理训练，能产生和运动员一样好的效果。参与心理意象研究的钢琴家在想象指尖划过键盘、奏出完美旋律之后，在实际的演奏中也会弹得更加快速、流利和精准。

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许多例子都证明了有意识的演练能够影响无意识的机制。无论在运动、音乐还是其他领域，在心理上模拟一种行为都能增强我们完成这种行为的能力，也能在生理上改变这个行为背后的脑区。不过，心理演练毕竟有它的限度，而所以会有这个限度，恰恰是因为在想象和用于执行实际行为的脑区之间存在着解不开的联系。

从中风得到的灵感

1996年，吉尔·泰勒（Jill Taylor）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造成全身瘫痪，让她感觉就像变成“一个徒具女人躯壳的婴儿”。刹那间，她丧失了行走和说话的能力，也无法再读书写字。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凭借勤奋的训练和对于复原的信心，她重新获得了被疾病夺走的所有机能。

泰勒后来写了一本精彩的书，叫《中风时的灵感》（My Stroke of Insight ），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个方法，她认为这个方法对她的康复至关重要：

意象一直是我恢复身体机能的有效工具。我常常专心地体验执行某项任务时的感觉，我相信这加快了我复原的速度。自打中风之后，我每天都梦见自己在楼梯上一级级地跳跃。我常常回忆自己全速跑上楼梯的感觉。我在心里一遍遍重播这个场景，使脑回路始终保持活跃，等到我的心灵和身体重新协调起来时，我就能将这些想象变成现实了。

因为心理意象具有增强运动机能的效果，使人对它在许多疾病治疗方面的应用也产生了很高的期待，其中就包括中风的治疗。泰勒相信正是这个技术帮助了她，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中风是由于血管阻塞或破裂，造成脑中突然缺氧，并由此引发迅速而无法挽回的破坏。如果不及时治疗，缺氧的脑组织就会永久死亡。当中风发生在脑的运动皮层，就会使人瘫痪。所幸的是人脑具有可塑性，经过高强度的治疗，受伤的脑区依然能长出神经元，并恢复原来的功能。

心理意象已经是治疗运动伤害的一种成功手段，运动教练常常用它来帮助受伤的运动员康复，甚至有研究表明它能够加快运动员的恢复速度。那么，我们应该也可以用同样的技术帮助中风患者吧？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想象一个动作就能激活脑中用来指挥这个动作的区域，那么理论上说，心理意象就应该能够刺激甚至复活受损的脑组织才对。

不过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确实有几个小型实验声称心理演练能够帮助中风病人恢复运动机能。然而，2011年发表的一项有121名中风者参与的大型实验却指出，心理意象并没有任何作用。

这个实验的数据并不支持吉尔·泰勒主张的心理意象有助于中风后康复的说法。它为什么没用呢？既然负伤的运动员和中风病人都感觉到肌肉变弱，那为什么心理演练只对运动伤害有效，对中风就无效了呢？我们要先自问一句：心理意象是如何影响运动系统的？它激活了实际运动时使用的那部分脑区。这个技术要行得通，从运动皮层到肌肉的神经通路就必须完好才行。要是你倚仗的那个脑区本身就已经损坏，那么心理意象也会随之失去效力。

在运动伤害中，受伤的是肌肉、肌腱或者韧带。那完全是肌肉骨骼的问题，脑则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心理意象才能够畅通无碍地发挥它的恢复功能。

如果中风并没有破坏脑中的某些功能组织，那么患者或许还可以借助运动意象，达到那几个小型研究所宣称的效果。或许吉尔·泰勒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她的想象确实加快了她的恢复速度，那多半也是因为那次中风放过了许多有效的脑组织，使她的心理演练仍旧能发挥作用。要是脑内的运动区域已经全部死亡，那么心理意象是无法将它激活的。

靠心理演练提升高尔夫球技，证明了意识能够影响挥舞球杆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身体过程。然而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想象能够提高运动水平，运动系统反过来也会影响想象。研究表明，当你在想象的同时执行一项身体任务时，就可能干扰心理意象的操练。我们很难一边朝某个方向移动手臂、一边又想象它朝另一个方向移动。心灵和身体的操练使用的是脑内的相同区域，同时开展这两种操练，就会使神经元互相争夺资源。此外还有最根本的一点：如果脑内的那片区域遭到了中风之类的破坏，那么实际的和想象的动作就都无法进行了。

中风不仅会解除心理演练的效力，还会剥夺我们使用想象的能力。不久之前，中国的一组神经病学家开展了一次关于心理意象的研究。他们的被试是11名脑的左半球中风的病人，另有11名健康人作为对照。被试面对一个电脑屏幕而坐，屏幕上显示出一只左手或右手的图形。这只手的方向是随机的，有时指尖朝上，有时上下颠倒，有时摆成其他各种角度。被试的任务是按一个按钮，表明他们认为这是一只左手还是右手。这项任务测试的是被试运用心理意象的能力，它要求被试在心中翻转这些手掌。研究者认为，那些较善于在心中操作图形的被试会得到更多正确的答案，他们的应答速度也应该比那些不擅此项任务的被试更快。

实验结果很明确：中风组的表现不及对照组。他们想出答案所需的时间更长，而且即使想出答案，其中也有更多的错误。可见，中风造成的神经元损伤不仅破坏了患者的身体机能，也破坏了他们想象运动的能力。为了证实这个结论，研究者又在被试接受心理意象测试的同时监测了他们的脑电波。结果和猜想一致：那些中风患者左脑的活动（也就是中风破坏的那一侧脑）较对照组更弱。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和健康的被试相比，他们的想象还是只能动员脑区中的一小部分区域。

我们要想象身体的运动，脑中相应的运动区域就必须完好。当一场中风摧毁了这些区域，我们的心理意象功能也会随之损伤。这就是心理演练在中风者的运动康复中未必有用的原因，真是可惜。在吉尔·泰勒的例子中，心理意象或许只是她的安慰剂，或者是她的信念之源。又或许她属于幸运的少数，心理意象依然能发挥功效，因为她正好有一些神经还未失灵，可以供她的想象调遣。

只要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都还完好，它们就会相互交流、相互改变。我们只要将身体的锻炼和精神的模拟相结合，就能将这个相互作用的效果发挥到最大。中风造成了脑部的损伤，因此心理演练未必能增强运动机能，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技术在医学上就没有任何效果。如果运动伤害发生在神经系统之外，比如只有四肢受伤，那么心灵还是能够帮身体克服局限的。

怎样为幻肢挠痒？

接受截肢手术的病人常会患上著名的“幻肢综合征”（phantom limb syndrome），他们虽然被截肢，却依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比如某人被截去了一只手，却依然可能感觉到那只手的手腕、手掌和一根根手指。他能感觉到这只无形之手的位置，甚至它的动作。这些都还不算什么，真正的问题是许多病人在曾经的手足所在的位置产生了不适感。他们常常感到灼热、压力或刺麻。更糟的是，大多数病人会感到幻肢疼痛，痛起来还可能相当严重。有人甚至会感到幻肢瘙痒。

幻肢综合征出现的原因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目前最好的解释认为，虽然肢体已经切除，但是对其传递的感觉进行分析的神经元基础还在。虽然截肢者的意识里很清楚自己失去了一只手掌，但是他的无意识系统却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截肢者的脑已经习惯了从这条肢体收到感觉信号，于是在它切断之后，仍会错误地将某些感觉归结于它，但实际上这感觉可能来自神经通路的其他环节。

1978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报告了一则病例：一位老先生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而不幸切除了双脚。手术之后，他那双已经切除的脚上却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瘙痒。他猛烈地抓挠两条残腿，但是无济于事。他该怎么办？对于一条已经不存在的肢体，要怎么做才能搔到它并不存在的痒处呢？

我们知道，这种痒感是人脑将别处的信号错误地归结到了已经不复存在的身体部位上。病人的意识虽然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脚了，但他脑中的无意识部分却依然没有发现这个变故。他该如何填平其间的落差？他可以利用这样一条原则：用来想象一个行为的脑区和实际执行这个行为的脑区是相同的。如果你无法真的挠到瘙痒的皮肤，那就尽量真实地想象你已经挠到了。这位病人采用的正是这个方法。他弯起手指，在想象中双脚的位置上挠了起来。

这办法奏效了。通过调动想象，他刺激了在为实际的双脚挠痒时，脑中会被用到的区域，由此克服了幻肢的痒感。几年之后，神经病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Vilayanur Ramachandran）根据同样的原理发明了治疗幻肢疼痛的“镜像盒”（mirror box）疗法。这只盒子的中央有两面镜子，各朝一个方向，两边又各有一个孔洞，能插进手臂或腿。假设有一个人的左手被切除，正为幻肢疼痛所苦。为了缓解疼痛，他将右手伸进盒子的一边，将左侧的残肢伸进另一边。然后，他从右手伸入的那侧（健康的一侧）观察镜子，并开始移动右手。当他看着右手在镜中移动，那感觉就好像他的左手依然完好，而且在同时移动似的。这个方法有效地缓解了幻肢的疼痛感。

我们的主观感觉体现的是相应的神经元回路的功能。通过在意识中模拟给切除的肢体挠痒的动作，截肢者能够哄骗自己的回路，缓解幻肢的不适感。我们在心理上的模拟不仅仅是对生活事件的精确描述，它们也在积极地塑造脑的功能，改变着我们的神经构造对于世界的解读。这种心理模拟是有意识系统驾驭无意识系统的一种手段。不过我们也要问一句：这个相互作用反过来也成立吗？无意识系统也能发起心理模拟，并借此影响有意识系统吗？

2009年，拉马钱德兰开展了一个小型实验，实验对象是四位截肢者，他们都从肘部以下失去了一条手臂，也都有生动的幻肢感。他让他们一个个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下，坐在他的一位助手身边。他又让助手将手放在第一位被试面前的桌上，她的手十分接近这位被试的幻肢所在的位置，但又没有真的碰到他的手臂。然后，拉马钱德兰伸出手指抚摸助手的手。

边上的病人完全没被碰到，他只是看着拉马钱德兰的手指在助手的手上轻轻抚过而已，但奇怪的是，他却感觉拉马钱德兰抚摸的是他的幻肢。“简直是见鬼了。”病人说，“我每天都会对我的幻肢多一些了解。”实验中，四位被试都有了同样的体验。看着拉马钱德兰抚摸助手的手，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幻肢仿佛也受了触碰似的。实验进行了64次，其中有61次都出现了这个现象，后来的几项规模较大的研究也重现了这个效应。

在意识层面，这几位截肢者都确定没有人触碰他们。然而他们的无意识系统却上了当，并在一只不存在的手上制造出了有意识的触觉。对他们来说，单是观看别人的感觉体验，就在自己身上产生了间接的感觉体验。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神经元的镜子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在研究猕猴脑中的运动系统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猕猴从盒子里拿起一片苹果时发放的神经元，在它们观看一个实验员拿起一片苹果时也发放了。当这些猕猴在观看同类的抓握和撕扯动作时，它们脑中的特定神经元群就会兴奋。而每一次，这些神经元群都正好是它们自己在做出同样动作时产生兴奋的那些。也就是说，无论是自己的动作还是观察同类的相同动作，都会使同样的神经元产生反应。这就仿佛是这些猕猴正在心理上模拟它们看见的行为。这种脑细胞对某个行为产生反应，而观察相应行为时，这些脑细胞也产生反应，它们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称作“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

在那之后，神经科学家又发现人脑中也存在镜像神经元。就像实际做出一个动作和想象一个动作使用了脑中同样的区域，对这个动作进行观看也是如此。比如，观看某人移动手指，就会激活你自己在移动手指时运用的脑区。而且，正如想象和行动会争夺脑资源（你很难在想象一个动作的同时做另一个），观看别人的动作也会干扰你自己的运动控制。比如有研究表明，被试在挥舞手臂做水平或垂直运动时，如果同时还在观看别人沿另外一个方向移动手臂，他们的表现就会变差。试想你正跳着一段熟练的舞蹈，而教室前面的编舞者却临时决定新加几个动作，那也会使你手忙脚乱的吧？你的身体跳的是一支舞，眼睛里看到的却是另外的动作，而两者都会调用同样的神经元群，使你很难再照着原来的套路跳下去。

镜像神经元位于脑中的一个神经网络，这个网络包含了脑的运动区域、额叶和顶叶。每当我们观察人类行为，这个网络就会动员起来，在心里模拟我们自己做出这个行为时的感觉，并自动开启心理意象。我们已经对心理意象和运动的关系有了一些了解，那么问题就来了：在一旁观看运动员的熟练动作，也能提高你的运动水平吗？

这个问题虽然仍在研究之中，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结果。2011年，研究者让20位至少有十年经验的专业射箭手观看了一段特写录像，其中另有一位射箭手在以正确的姿势射箭。当被试观看录像时，fMRI在他们的前运动皮层监测到了一阵突然的活动（前运动皮层位于运动皮层旁边）。相比之下，当不懂射箭的对照组观看同样的录像时，他们的脑中就没有出现这个活动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第一组精通箭术，他们的脑已经为射箭时使用的一系列复杂动作奠定了基础。因此在观看录像时，他们看到的动作就能轻易地与这个神经基础对应，并启动精确的模拟。而对照组对射箭毫无经验，在观看录像时，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建的射箭回路可以激活。

在射箭组，观看录像对脑的作用的确与心理意象相似，它也可能和心理意象一样能够提高射箭水平。也许，观看一位优秀运动员的完善技术，真的能如心理演练一般训练脑，只要你对这项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但这一切还是未知数。研究还没有证明（也没有否定）观看一项运动任务能够改善观看者的表现，但这无疑是镜像神经元的一种可能的用途，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然而镜像神经元已经无须再多鼓吹，在现代神经科学中，以它为主题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镜像神经元如果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的那些功效，那它们就不仅和我们的身体运动或感官知觉有关了，而是对人类的许多最基本而私密的反应、对我们的一些最平凡举动，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哈欠为什么会传染？

哈欠会传染，这不是迷信，而是一个能够用科学展示的真实现象。我们看见别人哈欠，自己也会哈欠，听见哈欠的声音，也忍不住哈欠。哈欠甚至能够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传染。研究显示，黑猩猩在观看其他灵长类动物打哈欠的录像时，也会开始打哈欠。狗也会受到哈欠的传染，甚至看到了人类的哈欠也有反应。读到这里，你或许也打起了哈欠，这多半不是因为你昏昏欲睡或者读得无聊（千万别是）。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哈欠为什么会传染呢？

2013年，瑞士苏黎世的科学家让11名健康被试观看一组录像，同时在fMRI上观察他们的脑。录像中的几张人脸或打哈欠，或是大笑，或面无表情。不出所料，被试在看见录像中的哈欠时，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也打了哈欠。这是一个典型的比例；他们对于大笑和没有表情的脸没有反应，这同样在意料之中。然而fMRI却揭示了深刻的结果：当被试传染到哈欠时，他们的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出现了BOLD信号，而额下回正是镜像神经元网络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当被试看到大笑或无表情的面孔时，他们的镜像系统却是沉默的。

科学家猜测，当我们看见别人打哈欠时，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也在心里模拟这个动作，并由此改变我们的行为。你可以现在就用心理意象在心里模拟一个哈欠，要全神贯注，采用运动员使用的那套PETTLEP原则。你多半真能打出哈欠来。同样的道理，通过模拟别人的哈欠，镜像神经元也会模仿所见的行为，使我们也开始打哈欠。

哈欠竟然成为了严肃的科学探究课题，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好笑。至少科学家对这个问题是不失幽默的，《神经病学与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of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 ） 杂志刊登过一篇论文，标题可见一斑：《哈～哈～哈～哈～哈～哈～欠！论传染式哈欠的社会、演化及神经科学问题》（Yawn, Yawn, Yawn, Yawn; Yawn, Yawn, Yawn! The Social, Evolutionary, and Neuroscientific Facets of Contagious Yawning.）。不过玩笑归玩笑，这类研究中也并非没有洞见。它们还真的在这个看似没有意义的行为和人类的基本天性之间，找到了一些可能的联系。

并不是每次看见哈欠都会引发打哈欠的连锁反应。它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出现。下面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意大利的几位神经科学家用4个月的时间观察了动物园一座大型猴山上的21只狒狒。在这4个月中，他们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观察这些狒狒，并记下他们观察到的每一次哈欠的情况，包括是哪只狒狒在打哈欠，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打的哈欠。他们还记录了这些动物的许多其他行为，包括睡眠、行走、进食和理毛。他们想知道，狒狒之间的交往是如何影响它们打哈欠的规律的。

结果发现，传染式哈欠的发生频率与狒狒之间互相理毛所花费的时间高度相关。在研究者排除了狒狒之间的距离因素之后，这个规律也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促使狒狒彼此传染哈欠的，不仅仅是距离相近，互相理毛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因为灵长类动物互相理毛不仅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它还体现了亲密的社会关系。狒狒在替对方理毛的时候感觉亲近，理得越久，亲近感越强。而越是感觉亲近，它们就越容易彼此传染哈欠。如果这项研究的结论成立，那么哈欠的传染性就与情感上的亲近程度呈正相关。这又说明什么呢？

研究者认为，镜像神经元参与了哈欠的传染。如果真是这样，并且社交上的亲密使得哈欠更易传染，那就说明社交亲密度与镜像神经元的活动是有关的。当今的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用镜像神经元模拟他人行为的能力，能帮助你体会他人的感受。而当我们理解了别人的感受，就更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了。总之，灵长类动物的社会交往和哈欠之间的关系启发了大量研究，它们认为镜像神经元为共情（empathy）创造了基础。

共情、色情和泛自闭症障碍

所谓共情，就是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我们常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的痛苦”，就是共情的表现。根据镜像神经元理论，这些说法也是颇为恰当的。它们表明了我们的共情能力——看见别人的遭遇，自己的内心也会有相同的体会，研究者认为这正是镜像神经元的功能。虽然这个理论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我们对同类感同身受时，镜像神经元就会活跃起来。

比如有研究指出，我们在看见别人遭受痛苦时激活的脑区，和我们自己遭受痛苦时激活的脑区有许多重叠。幸运的是，其中并不包含产生真实痛感的区域，所以我们并不真的感到彼此的疼痛。然而我们的身体会出现某些细小的行为，仿佛我们也感到了疼痛似的。当我们看到某人忽然被刺痛，我们的肌肉也会一下子收紧，就好像我们也被刺痛了。在一个令人胆寒的实验中，被试在录像中观看了一个人的手被尖针刺穿的场景。作为对照，他们还观看了其他两段录像，一段是一个人的手被棉签触碰，另一段是一只番茄被针刺穿。当被试观看这三段录像，神经科学家对他们运动皮层中控制手部肌肉的部分施加了所谓的“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简称TMS）。

这个实验的原理如下：当你的手处于休息状态，施加在脑部的TMS能够激活你手上的肌肉，形成一个人工制造的脑信号。但是你的肌肉一次只能对一组信号做出反应。如果你已经在用这只手执行某项任务，这个人工信号就不会起作用，因为此时神经和肌肉都在忙碌，它们已经有事可做了。和你自己产生的信号相比，这个人工的TMS信号强度太弱，不足以激活你的手部肌肉。

实验中，被试在看到针刺番茄和棉签拂手的录像时，他们的手部肌肉都处于正常的休息状态，并且对TMS的刺激产生了正常的反应。然而在看到针刺手部的镜头时，他们手部肌肉的活动却突然变了，研究者施加的TMS信号也随之减弱，这就好像是被试的肌肉忽略了人工信号，转而对另一个脑内产生的信号做出了反应。当某人下意识地将手抽离某个造成疼痛的东西（比如一口热炉或一只尖钉）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活动模式。被试只是看见了别人的手被刺，就在无意识中激活了自己的逃避反应。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在心理上模拟出了一个痛感，使得身体做出了如同真的受到针刺一般的反应。从这个实验和其他相似的例子出发，神经科学家推测这些无意识模拟影响了我们的有意识心灵，它们奠定了共情的基础，并由此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当你看见别人遭受痛苦，你的脑也会极其微妙地激活那些你自己疼痛时激活的肌肉。同样，当你看见朋友的脸上现出表情，你的脑也会激活脸上相同的肌肉。即使你并未有意识地觉察到朋友的表情，你的肌肉也会自动激活。有心理学家向被试快速展示了快乐、愤怒或者平淡的面孔，同时用一种称为“肌电图”（electromyography，简称EMG）的技术测量他们面部的肌肉活动。这些面孔的图像稍纵即逝，被试难以分辨其表情，但是肌电图的探测却显示，被试的肌肉活动与图中的表情相互匹配。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不能够进行这样的模拟，那么我们识别情绪的能力也会遭到破坏。假如一名被试在牙齿间咬一支铅笔，因而无法模仿别人的表情，那么她就不太能够识别对方的脸上表露的是什么情绪。有一种罕见的先天神经障碍称为“莫比乌斯综合征”（Moebius syndrome），患者天生面部瘫痪，无法做出任何表情。对这些患者的研究表明，他们也同样无法识别他人的情绪。

不过，单单识别情绪还不等于是共情。共情需要能够识别情绪，但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为了直接研究共情，科学家用心理量表评价被试的共情分数。结果发现，共情分数较高的被试更容易模仿别人的动作和表情。对脑的fMRI研究显示，同样是评估别人的面部表情，共情分数较高的被试，运动神经元系统的激活水平也较高。就量表显示的共情数据来看，一个人的共情越强，她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就越是活跃。

看来，运动神经元会在我们观察到别人的痛苦时变得活跃，那么别人的快乐呢？以色情片为例，这是一个规模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消费者投入金钱，只是为了观看别人性交。我们该怎么解释这个行业的兴旺？观众并非亲身经历，仅仅是观看别人体验快感，然而根据有些估计，色情电影的整个利润已经超过了好莱坞。它们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法国的神经科学家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召集了一群异性恋男子，让他们在观看色情片的同时接受fMRI监测（这大概是招募被试最快的一项研究）。这些影片中包含性交和口交的场面。除了fMRI之外，研究者还使用一种称为“阴茎体积描记法”（volumetric penile plethysmography）的技术监测了被试在观看影片时阴茎的勃起程度。作为对照，被试还另外观看了一组没有任何色情含义的幽默录像。

那么人脑在沉迷于色情时是什么样呢？fMRI显示，当被试观看色情录像时，他们额叶和顶叶的特定区域中出现了BOLD信号，而这些区域都是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镜像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和被试的勃起程度之间也相互匹配：镜像神经元越是活跃，勃起就越是坚挺。

色情片为什么有如此效应？因为在观看色情片时，人脑会在内心模拟性爱。观看者的身体做出了反应，就好像是他本人在性交一般。这虽然看起来和共情没有关系，但其实是有的。共情的镜像神经元理论认为，人之所以有共情，是因为在内心模拟他人的体验，无论那体验是痛苦还是快乐，乃至是极端的快乐。尽管听起来出人意料，但是在观看别人性交时镜像神经元系统会激活，这和神经科学对共情的看法是一致的。

关于镜像神经元在共情和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还有一些比较间接的证据，它们来自社交功能受损的人群。比如许多人知道，自闭症患者在社会交往、沟通技能和情绪表达方面有所欠缺。神经科学家于是想到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失调或许是自闭症的成因之一，并由此提出了自闭症的“破镜理论”（broken mirror theory）。这个理论发现自闭症患者面临的困难，不仅局限在自身情绪的表达。他们很难辨别其他人的情绪，甚至难以认识到其他人的存在。

1943年，精神病学家利奥·肯纳（Leo Kanner）第一次描述了自闭症的症状，并举自己治疗过的儿童为例。其中有一个四岁半的男孩名叫查尔斯。婴儿时期，查尔斯就常躺在摇篮里定定地望着天花板，从不像一个快乐的婴儿一样和大人交流。他母亲说，当他长大之后情况也没有任何好转：“我走进房间时，他根本不去注意我，就像不认识我一样。”

在诊所里，肯纳观察了查尔斯与环境的互动。在一次会面时，查尔斯的母亲将一期《读者文摘》从儿子手中拿走，然后放到地板上用脚踩住，好让儿子不再摆弄它。肯纳观察到，查尔斯“开始移动母亲的脚，就好像那只是一个妨碍他的单独的物件，他对腿上连接的那个人丝毫没有关切”。

破镜理论认为，泛自闭症障碍的患者可能都有共情方面的障碍。在衡量共情的心理学测试中，他们的分数都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正常被试。那么生理学的测试又如何呢？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实验吗？被试观看人手或是番茄遭到针刺，同时，神经科学家对他们的运动皮层施加经颅磁刺激（TMS）。普通被试在看到手被刺时，TMS就会失效，这是因为他们的手部肌肉已经启动，并在无意识地躲避录像中的针刺。当我们目睹别人的疼痛时，我们会像自己也遭受痛苦一般退缩。

然而在泛自闭症障碍的患者身上开展相同的实验，以针刺手的视频却对被试手部肌肉的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被试无论观看棉签拂手、番茄被针刺穿，还是手遭针刺，他们的TMS信号都始终强烈。他们不会抽回手，也不会恐惧退缩。他们的脑没有在心理上模拟疼痛的体验，这造成了他们身体的反应方式与常人之间的不同。

这个结论对快乐似乎也同样适用。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让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泛自闭症障碍的一种）患者观看色情图片，同时测量他们的心率和皮肤电反应（这是测量情绪唤起的经典方法）。看见这类图片，常人的典型反应是心跳加快，皮肤的导电性上升。可是心理学家发现，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却没有这些反应。和对照组相比，色情图片对他们神经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

能够因色情内容而兴奋、辨别他人的情感、向他人表达共情、被别人的哈欠传染，这些都可以归结为镜像神经元的活动。而我们已经知道，这前三种能力在自闭症患者身上都受到了削弱。那么传染式哈欠又如何呢？它似乎和共情以及情绪辨认有着同样的作用机制，那么它也受到了同样的损害吗？真有一组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开展了研究。他们的实验召集了56名儿童，其中半数患有泛自闭症障碍，孩子们坐在一张桌子周围，面对着一位研究者。“首先我要给大家念一个故事。”研究者说道，“然后我会问你们几个关于这个故事的问题。”念了一会儿故事之后，研究者停下来打了一个很响的哈欠。她在朗读期间总共打了4个哈欠。整个实验都录了像，研究者可以回放现场，看看两组中各有多少孩子在说故事的人打哈欠之后的90秒内也打了哈欠。

结果很明确：对照组中有43%的孩子传染上了哈欠，而自闭症患儿中仅有11%。看来最后一块拼图也合上了：自闭症患者确实不容易传染上哈欠。

不过也有研究者怀疑，自闭症患儿少打哈欠，是因为他们很少与人目光接触，也不太看人的面孔，因此没有注意到研究者打了哈欠。也许这个实验只是体现了自闭症的一些典型症状。这场辩论在自闭症和镜像神经元的文献中贯穿始终。破镜理论有着很大的争议。解答这些疑问还需要神经病学的研究，要观察自闭症患者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是否与普通人的有不同的运转。这个研究正在进行，眼下双方都有各自的证据。2010年，《脑研究》（Brain Research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者用fMRI研究自闭症患者，并在他们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中发现了异常激活。可是就在同一年，《神经元》（Neuron ）杂志也发表了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完全正常，它们的活动模式与常人完全吻合。目前的神经病学证据，还不足以证明镜像神经元功能失调对自闭症有任何作用。

这虽然只是一个理论，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无意识的心理模拟可能对我们的思维、行动和感情产生多么强大的影响。无论镜像神经元是否与自闭症有关，它们都确实促成了我们的共情，而共情正是我们珍视的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通过本能地模拟他人的体验，我们得到了关于他们、也关于我们自己的重要信息，这信息也塑造了我们自身的意识发展。就像一个高尔夫球手会在巡回赛之前动用的心理意象，这些内心的模拟也在改变着我们。不过其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镜像神经元是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的。

心理模拟是沟通有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的一座桥梁。其中任何一个系统都可以用它来影响对方。当有意识的系统把它当作训练手段来使用（比如在体育运动中），它能够磨炼无意识的功能，调整由习惯驱动的运动控制机制。无意识的系统也可以借助镜像神经元启动它，从而塑造我们的有意识举动，调节我们的社交行为，并协助我们将他人的体验化作内心的一部分。

不用我们知晓，也无需我们批准，无意识系统默默地模拟着我们的观察对象。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类模拟的影响，那或许是一个匆匆而过的念头或是一股情绪。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些稍纵即逝的感受对我们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何处。我们只知道它们是从自己的内心产生的。

直觉

试想我有一位朋友沉迷酒精，而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出面干涉。我是如何做决策的呢？我在思索时考虑了可以使用的各种方法，并且估计了每种方法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果我在私下里跟他对质，他大概会负隅顽抗。他可能拒绝我的提议，甚至怪罪我干涉他选择的生活方式。如果我召集他的一大群朋友一起劝说他呢？或许这个办法能够更加有力地显示我们对于他生活方向的关切？又或许他会觉得自己受了围攻，并开始自我封闭、回避友人？如果我不与他当面对质，他的酗酒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他或许会因为酒后驾车被捕，或者在酒吧斗殴中受伤。他的上司已经发现了他酗酒的迹象，如果他再不改善，就可能丢掉工作。

这些场景飞快地在我脑海中闪过，快到难以准确辨认细节，但每一个都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当我在心理上模拟这些场景，有一个选项总感觉不太对头；直觉告诉我，另外一个选项似乎要好一些。在我开始认真分析每个选项的利弊之前，我就已经对它们的优劣有了一些印象。那么，这些场景、直觉和印象都是怎么来的呢？

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它们都来自我们在过去体验过的种种情绪，这些情绪在神经系统内部留下了余波，并最终影响到我们的决策。达马西奥指出，每次我们有了一个体验，它都会附带一些感受或是身体状态。这些感受在神经系统留下印记，并从此和这个事件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情绪会留下生物学的遗存，为神经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达马西奥将这些情绪遗存称为“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 soma是希腊语中的“身体”）。比如一个高中生参观一所大学时正好天雨泥泞，那么她就可能在无意间对这所大学产生负面印象。又比如某人讨厌小卷心菜，这种厌恶多半可以追溯到过往吃这种食物时的不愉快经历，通常是在童年，比如在学校食堂里吃到一盘坏掉的小卷心菜。

正如镜像神经元模拟了别人的体验，躯体标记也模拟了我们自身的过往体验。和某些食物、场所或体验有关的情绪反应，会在我们遇到相似的环境或面临相关的决策时一下子重新触发。在我们开始思索之前，躯体标记已经在施加影响，并模拟每一种场景的可能走向了。它们影响我们的选择，甚至影响我们会考虑哪几种选项。早在我们有机会思考每一个选项的优劣之前，躯体标记就已经从大量的可能性中筛掉了许多选项，而我们可能对它们的影响一无所知。这些模拟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

躯体标记系统位于额叶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在我们的两耳之间，称为“眼窝前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这个区域受伤的病人，情绪和决策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费尼斯·盖吉（Phineas Gage），他原是一名铺设铁路的工头，在工地上的一场剧烈爆炸中，一根飞出的金属条插入他的双眼之间，贯穿了他的前脑，又从头部另一侧飞出，落到了一百多英尺开外的地上。盖吉的眼窝前额皮层被整个摧毁。万幸的是，他在事故中活了下来，但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能借助躯体标记产生可靠的直觉，也因此丧失了预先计划和合理判断如何行动的能力。他无法再做出明智的决策，不久就被铁路公司开除了。他的朋友们很快就发现，盖吉已经“不再是盖吉”了。

达马西奥也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他叫作艾略特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来切除一个脑瘤。手术中，医生从艾略特的眼窝前额皮层中切掉了一大块。康复之后，艾略特的人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曾经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拥有一份成功的事业；然而手术之后，他却一下子变得极不可靠，再也做不成任何事情了。他赶不上时间表，也不能妥善完成任务，很快丢掉了工作。他做出一个个糟糕的决策，最后陷入破产，并且数次离婚。他仿佛再也无法明白自己的决策会产生什么后果了。

达马西奥猜想，艾略特的情况可能和躯体标记有点关系，他设计了一项测试来验证这个猜想。这项测试名叫“赌博任务”，目的是模仿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奖赏和惩罚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他给了艾略特2000美元的游戏资金，让他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下，桌上放着四叠卡片，分别标着A、B、C、D。他让艾略特每次选一叠卡片，从中抽出一张。每张卡片上都写着一笔金钱的数目，并注明了这是玩家赢得或者输掉的钱，比如某一张卡片上写着玩家赢得50美元，而另一张上又写着他输了100美元。达马西奥告诉艾略特，要他在实验结束之前尽可能多地赢钱。

他没有告诉艾略特的是，这四叠卡片的内容都经过了特殊安排。在A叠和B叠中，写着赢钱的卡片每张能让他赢得100美元，而C叠和D叠每张只给他50美元。然而每一叠中也有让他输钱的卡片。在C叠和D叠中，这类卡片每张只扣掉他100美元或者更少，而在A叠和B叠中，这类卡片最高可以夺走他1250美元。也就是说，A叠和B叠带来的潜在损失远远超过它们的潜在收益。因此谨慎的策略是只从C叠和D叠中抽取卡片。

健康的对照组玩家会首先从A叠和B叠中抽取，因为这样做的收益较高，但是在遭受巨额损失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A叠和B叠太危险了。他们于是改变策略，只从安全的C叠和D叠中抽取。

艾略特自诩是一个保守的人，平日里谨慎抉择，很少冒险。甚至在脑部动过手术之后，他依然这样看待自己。然而他在赌博任务中的选择却毫不谨慎。他不断从高风险卡片中抽取，即便在反复输掉巨额金钱之后也仍不醒悟。

他并不是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他明白游戏的目的，也懂得收益和损失的概念。他甚至能够正确地说出哪两叠卡片风险较高、哪两叠风险较低。然而每一次游戏，他还是会做出最坏的选择，就好像之前的损失对他没有影响似的。每一次的损失，都没有使他吸取教训。

如果艾略特还具有一个完好的躯体标记系统，那么在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之后的沮丧和愤怒，就会在他的神经系统中留下印记。当他下一次再看到四叠卡片时，他就能回想起这些感受，并由此明白选择的后果了。他将能够模拟选择不同卡片的结果，就像你我能够模拟同一位走上歧路的朋友对质的结果一样。不幸的是，艾略特的脑部损伤使他的无意识系统无法再使用过往的经验来指导未来的选择，他不断挖掘，给自己掘出了一个越来越深的陷阱，无论是在赌博任务还是现实生活之中。

躯体标记是一种情绪记忆，是我们的脑在重新陈列过去获得的信息。然而我们只体验到那是一种“直觉”。这些记忆在无意间储存、激活，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相关的场景，它们就会冒出来指导我们的抉择。在这一章里，我们见识了训练脑中的无意识系统的几种方法。实际训练、心理演练、观察别人，这些学习方法都是通过重复运用，来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一旦打下了这个基础，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就会回馈我们。在运动中，它让我们不必为之思索、不用增强肌肉和磨砺技能，就可以改善表现。通过镜像神经元，它模拟了我们目睹的场景，使我们能够相互学习、表达共情、理解痛苦和快乐。最后，通过躯体标记，它又借鉴我们过往的经历，指导我们未来的抉择。

通过回忆、演练过往的经验，无意识系统模拟旧日的信息，帮助我们学习和成长。它从我们庞大的记忆库中抽出所需的内容，促成决策。然而记忆并不总是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既然无意识依靠记忆来构造模拟，那么当记忆中的信息出现了缺失或歪曲又如何呢？

我们已经见识过脑填补空缺的几种情形，当我们沉沉睡去，当知觉陷入黑暗，脑就会编造梦境。当我们失去了视力，或者神经受到损伤，脑还会借助其他手段重构一个世界，为此它甚至不惜编造幻觉。当它要提取记忆指导决策的时候，脑同样会机警地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无意识系统的逻辑规定了信息的空当要用环境或者记忆中的线索来填补。那么，如果这个空当不在于知觉，而是在于记忆本身呢？当无意识系统赖以形成模拟的信息库中出现了空洞，系统又将如何填补它呢？我们将会看到，人脑自会编造出一个圆满的故事。

注释

[1] 布莱恩·厄拉赫（Brian Urlacher），美国橄榄球运动员。

高尔夫球赛发生在一块只有五英寸的场地上：Ross 2008, 222。

他每天的活动包括近八个小时的练球：“Tiger's Daily Routine,” 2014。

“我们会开车到比赛场地”：Diaz 1998。

每次击球之前，我都会在脑袋里播放电影：Nicklaus 1976, 45。

最后他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了银牌：Price and Price 2011。

然而这确是几位史上一流的运动员……自称使用的方法：Downing 2011,166。

……在每一场锦标赛中都喜欢穿同一双袜子：“The 10 Most Interesting Rituals in Sports,” 2011。

其间的误差不到一秒钟：Decety, Jeannerod, and Prablanc 1989。

在想象中画一个三角形：Decety and Michel 1989。

它和手指真的在运动时产生的信号几乎没有分别：Lacourse et al. 2005。

而从事赛艇、皮划艇和溜冰的人，也显示出了同样精确的心理模拟：Barr and Hall 1992；Decety, Jeannerod, and Prablanc 1989；MacIntyre and Moran 1996；Oishi, Kasai, and Maeshima 2000。

法国的一组神经科学家：Gentili, Papaxanthis, and Pozzo 2006。

那一侧手肘的肌肉收缩力增加了13.5%： Ranganathan et al. 2004。

而且幅度和实际训炼组几乎相同：同上。

简称为“PETTLEP”：Holmes and Collins 2001。

研究者招募了34名至少有十年经验的高尔夫球员：Smith, Wright, and Cantwell 2008。

甚至还使他们在实际比赛中得到了更高的分数：Guillot et al. 2013。

心理意象使足球运动员的传球更为精准：Seif-Barghi et al. 2012。

使篮球运动员的投球命中率更高：Hemayattalab and Movahedi 2010。

在射箭……心理意象也能发挥作用：Chang et al. 2011。

体操、举重……心理意象也能发挥作用：Schuster et al. 2011。

就能改善她在实际演出中的发挥：Pascual-Leone et al. 1995。

在实际的演奏中也会弹得更加快速：Bernardi et al. 2013; Brown and Palmer 2013。

“一个徒具女人躯壳的婴儿”：J. B. Taylor 2006, 35。

意象一直是我恢复身体机能的有效工具：同上，128。

帮助受伤的运动员康复：Hamson-Utley, Martin, and Walters 2008。

能够加快运动员的恢复速度：Driediger, Hall, and Callow 2006。

心理演练能够帮助中风病人恢复运动机能：Butler and Page 2006;Zimmermann-Schlatter et al. 2008。

一项有121名中风者参与的大型实验：Ietswaart et al. 2011。

就可能干扰心理意象的操练：Mast, Merfeld, and Kosslyn 2006。

中国的一组神经病学家开展了一次关于心理意象的研究：Van Elk et al.2010。

他能感觉到这只无形之手的位置，甚至它的动作：Henderson and Smyth 1948。

病人会感到幻肢疼痛：Sherman, Sherman, and Parker 1984。

一位老先生因为血液循环不畅……：Jacome 1978。

“镜像盒”疗法：Ramachandran and Rogers-Ramachandran 1996。

实验对象是四位截肢者：Ramachandran and Brang 2009。

后来的几项规模较大的研究也重现了这个效应：Goller et al. 2013。

这些神经元群都正好是它们自己在做出同样动作时产生兴奋的那些：Gallese et al. 1996；Di Pellegrino et al. 1992。

人脑中也存在镜像神经元：Shmuelof and Zohary 2008。

就会激活你自己在移动手指时运用的脑区：Gangitano, Mottaghy, and Pascual-Leone 2001。

观看别人沿另外一个方向移动手臂：Kilner, Paulignan, and Blakemore 2003。

镜像神经元位于脑中的一个神经网络：Buccino et al. 2001；Sakreida et al.2005；Filimon et al. 2007；Lui et al. 2008。

2011年，研究者让20位至少有十年经验的专业射箭手……：Kim et al.2011。

以它为主题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Jarrett 2013。

听见哈欠的声音，也忍不住哈欠：Arnott, Singhal, and Goodale 2009。

黑猩猩在观看其他灵长类动物打哈欠的录像时：Anderson, Myowa-Yamakoshi, and Matsuzawa 2004；Massen, Vermunt, and Sterck 2012。

甚至看到了人类的哈欠也有反应：Joly-Mascheroni, Senju, and Shepherd 2008。

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也打了哈欠：Provine 2005。

他们的镜像系统却是沉默的：Haker et al. 2013。

《哈～哈～哈～哈～哈～哈～欠！》：Platek 2010。

互相理毛也是重要的原因：Palagi et al. 2009。

它还体现了亲密的社会关系：Silk, Cheney, and Seyfarth 2013；Sakamaki 2013。

如果这项研究的结论成立：最近的几项研究对于哈欠和亲密的情绪或是共情存在关联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见Bartholomew and Cirulli 2014。

和我们自己遭受痛苦时激活的脑区有许多重叠：Hutchison et al. 1999。

不包含产生真实痛感的区域：Singer et al. 2004；Jackson, Meltzoff, and Decety 2005；Morrison et al. 2004。

在一个令人胆寒的实验中：Avenanti et al. 2005。

激活了自己的逃避反应：同上。

被试的肌肉活动与图中的表情相互匹配：Dimberg, Thunberg, and Elmehed 2000。

她就不太能够识别对方的脸上表露的是什么情绪：Niedenthal et al. 2005。

患者天生面部瘫痪：Cole 2001。

共情分数较高的被试更容易模仿别人的动作和表情：Chartrand and Bargh 1999。

运动神经元系统的激活水平也较高：Schulte-Rüther et al. 2007。

一个人的共情越强，她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就越是活跃：Pfeiffer et al. 2008。

色情电影的整个利润已经超过了好莱坞：Ackman 2001。

法国的神经科学家开展了一项研究：Mouras et al. 2008。

“破镜理论”：Ramachandran and Oberman 2006。

甚至难以认识到其他人的存在：Sigman, Spence, and Wang 2006。

“开始移动母亲的脚”：Kanner 1943。

在衡量共情的心理学测试中：Baron-Cohen and Wheelwright 2004；Baron-Cohen 2010。

也不会恐惧退缩：Minio-Paluello et al. 2009。

色情图片对他们神经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Mathersul, McDonald, and Rushby 2013。

他们的实验召集了56名儿童：Helt et al. 2010。

也有研究者怀疑，自闭症患儿少打哈欠，是因为……：Senju et al. 2009；Usui et al. 2013。

2010年，《脑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Martineau et al. 2010。

《神经元》杂志也发表了一项研究：Dinstein et al. 2010。

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认为：Damasio 1994, 173–75。

每次我们有了一个体验：对于悲伤、快乐、愤怒和其他情绪，都有相对应的身体体验。

盖吉已经“不再是盖吉”了：关于费尼斯·盖吉的受伤和恢复的描写来自Damasio 1994, chap. 1，以及Gazzaniga, Ivry, and Mangun 2002, 537–38。

达马西奥也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Damasio 1994, 35–44。

“赌博任务”：Bechara et al. 1994；Bechara, Damasio, and Damasio 2000。

艾略特自诩是一个保守的人：Damasio 1994, 214–16。

4 我们能记得没有发生过的事吗？

论记忆、情绪和自我中心的脑

他还很年轻，不知道人的内心会丢弃坏的记忆、放大好的，而且多亏了这个巧妙的作用，我们才得以撑起过去的重担。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头一次见到比利的时候，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轮椅上，啮咬着从嘴角垂下的床单。他不回答别人的问话，但是当我向他提问时，他还是会注视我，露出大大的笑。看他那样子，就好像知道了什么别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似的。他偶尔会左顾右盼，嚼几下床单，或是用指甲掐自己的手臂，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动作了。比利得的是紧张症（catatonia），身体呆板，精神麻木。然而使我们这些治疗者苦恼的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是如何在短短几周之内变成这样子的。CT和MRI扫描都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药物筛查显示他从未吸食过毒品，验血的结果也呈阴性。比利的病因是一个谜。

两周之前，比利去了另一家医院的急诊部。他的鞋子湿透、左右颠倒，他对医护人员说：“我需要谈一谈……脑损伤的问题。”照他家人的说法，比利从出生至今始终完全正常。他有一头柔顺的黑发，一脸亲切的笑容，说起笑话来带些自大嘲讽的意味，他走进任何一个房间都显得魅力四射，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三十岁出头时，拥有化学硕士学位的他进入一家商业实验室工作了几年，事业蒸蒸日上，还交了一个稳定的女友。

可是忽然之间，不知哪里出了差错。他开始和朋友家人疏远，丢掉了工作，女友也分手了。他无力支付账单，无力打理汽车和公寓，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母亲到他的公寓去看他，只见屋子里空的批萨盒子堆积如山，四下散落着一个个饭盒，里面都是她为他准备的饭菜，他一口没吃，全都变了质，引来许多苍蝇。他把轿车就抛在远处一座公园里一个禁止进入的区域。没人说得清他是怎么摸到医院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答案，而他自己又不愿开口。

转入我们的医院之后，比利开始接受电痉挛疗法。这种疗法在病人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向他的脑部发射电脉冲，以引起时长30秒的癫痫。这是治疗紧张症的最著名手段。几次治疗之后，比利的症状开始减轻，个性也开始重现。他开始讲话，滔滔不绝；但是乍一听，许多内容都无法理解。他开始和女护士、女医生调情，偶尔向她们抛两个媚眼，还约她们出门。他的幽默感回来了，短短几周之后，他就能摆脱轮椅自己行走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恢复正常：他的记忆。

比利不记得关于他自己的基本信息，也不记得他的过去。他想不起现任总统是谁、他的医生是谁，甚至想不起他正在一所医院中。但是他总是假装自己还记得。他编造出错误的答案，信心十足地说给人听，并且一天天地重复这些说法。我每天早上都要和他交谈，想到了什么问题就问他，然后从他的反应中发掘线索，看能不能找到造成这个突然病变的原因。我记下他的回答，并研究它们在时间中的演变。下面就是两周里我们的一些对话片段：

第一天

我：比利，能告诉我今天的日期吗？

比利：没问题。今天是2012年2月20日，但是更确切地说，今天应该是1998年9月3日。

我：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比利：当然了伙计，当然知道。

我：说给我听听？

比利：我看这不太合适吧，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现在关系还不错，一切都挺顺利，我看不太好向你透露这个信息。但是伙计，我对你的努力是很感谢的。如果你走对了路子，你就有可能找到要找的东西。

第四天

我：知道你为什么进医院吗？

比利：知道啊，因为我的膝盖嘛。

我：你的膝盖怎么了？

比利：都疼了好几个礼拜了，所以我昨天才动了手术的。

我：你昨天动手术了？

比利：对啊，是韧带撕裂了，不过手术很顺利。你们把我照顾得真好。我现在走路舒服多了，不用再坐轮椅之类的了，膝盖也不疼了。

我：比利，我看了你的病例，外科医生没有在里面写到这个。你昨天真的动了手术吗？

比利：哦对了，他们想要保密的，因为没有人想得到我这样的人需要接受膝盖手术。

比利不知道当天的日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起初，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他不愿承认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有时他会编造出无数借口，仿佛是在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更多时候，他都会坚持自己编造出的答案，无论医护人员如何质疑都不松口。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神秘的地方，真正神秘的地方是他没有说谎。他没有故意误导别人、掩饰自己。他对自己说出的答案是真心相信的。比如他完全确信自己真的在从一次膝盖手术中恢复。他记起了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

比利的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快照之网

要弄清比利的脑子出了哪些问题，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记忆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记忆如同录像一般记载着我们的过去，它是我们人生经历的忠实记录。然而，录像对于某一个场景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同等重视的，它们不会挑选出最重要的方面来详细聚焦。录像记录是精确的记录，记忆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出错、变化。

在脑的深处，海马和相邻的脑区之中，记忆的机器在一张神经元交织而成的网络里运转不息。这张网络里有蛛网般的轴突和树突，它们接收并发送着称为“神经递质”的电化学信号。这些信号从上一个神经元出发，跨过轴突和树突之间称为“突触裂隙”（synaptic cleft）的无人地带，再到达下一个神经元的受体。这些连接的模式会随着我们的年龄而演化。当我们积累新的经验并且回顾过往，突触的联系就会增强或者减弱。

最初发现这个现象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神经科学家注意到，当他们两次向一个神经元发送同样的脉冲时，这个神经元的反应就会增强，就好像神经元记得自己接收过这个信息似的。而当他们同时激活两个或更多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就会建立关联，成为密切的工作伙伴。此时再有信号以同样的模式激活这组神经元，它们就会产生更强的反应。理论认为，当几个神经元反复被当作一个群组激活时，它们就会召集额外的受体、形成更新更强的突触。这种突触连接的加强称为“长期增强作用”（long-term potentiation），它是记忆形成的基础。

有了长期增强作用，不仅记忆能够编码为可识别的神经元发放模式，而且不同的记忆之间也能形成连接。神经科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神经元若一起发放，就一起连接”。如果有几组神经元同时激活，尤其是如果这经常发生，那么它们的突触连接模式就会渐渐变化，最终将这几组神经元连接到一起。而一旦连接形成，当其中的一组再次激活时，它就会催促其他几组也一道激活。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贯穿于我们一生的始终。我们的经历储存在一片相互交织的网络之中。每当你重新回想一次经历，或者遇到了相似的事件，这片网络便会再度激活。你对它想得越多，它就在网络中陷得越深，和其他想法或记忆形成连接也就越容易。

你可以把记忆看作时间中五花八门的时刻的集合，人脑需要对它们加以整理，串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在和几个朋友吃晚饭时，有人提到了她的中学毕业典礼，你立刻就想到了你自己的。关于毕业典礼的念头又使你想到了中学时的暗恋对象，你已经几年没见过她了。你的思绪继续漫游，想到了过去那些恋人的相片，想到了你自己的婚礼上，那个喝醉的男傧相撞倒了结婚蛋糕。你想到当初如何劝他去参加匿名互助戒酒会，以及他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是如何抱着你大哭。

然而这些快照都是可以修改重组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托斯（Elizabeth Loftus）设计过一个实验，展示了我们的记忆可以被后来的经历操控。她告诉一组志愿者，说他们的一位长辈会述说他们年幼时的四件往事。这些被试不知道的是，那几位长辈和洛夫托斯都是一伙的，正在帮助她开展实验。在洛夫托斯的指导下，这些长辈向被试讲述了他们年幼时的四个故事，其中三个是真实的，一个虚假的，虚假的那个说的都是被试小时候在一家商场里走丢的事。但是长辈们要告诉被试，这四个故事都是真实的。洛夫脱斯想要知道，一位受到信任的家庭成员编造的虚假故事，会不会成为被试内心的一段虚假记忆。她之所以选择在商场中走失的情节，是因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可怕事件，它确实有可能在很久之前发生过。被试之一克里斯从他的大哥吉姆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

那是1980年或1982年，我记得克里斯当时五岁。我们一家在斯波坎的大学城卖场里购物。我们忽然发现克里斯不见了，一番慌乱之后，我们看见有一个年纪较老的高个子男人正领着他走在卖场里（我记得那个男人好像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克里斯牵着男人的手，正在哭。那个男人解释说，他刚才看见克里斯一个人在卖场里乱走，哭得很伤心，于是想帮他找到父母。

在之后的几天里，克里斯渐渐想起了那次走失的细节。他记得自己很害怕，还记得母亲叫他绝对不要再走丢了。他甚至还记起了那个男人的法兰绒衬衫。两周之后，克里斯的虚假记忆变得更加生动了：

我一开始是和你们走在一起的，后来我自己跑去了一家玩具店里，是KB Toys。呃，再后来我们就走散了，我看着四周心想：“哎呀，这下麻烦了。”然后我……我就觉得再也见不到家里人了。当时真的害怕极了。这时候那个老人出现了，我记得他好像穿的是蓝色的法兰绒衬衫，他朝我走了过来……他年纪挺大，头顶有一点秃了，长着一圈灰色的头发……他还戴着眼镜。

当克里斯最后得知他哥哥讲的故事中有一个是假的时，他猜了一下是哪一个，他猜错了。到这时候，他在卖场中走失的那段记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相比一段真实的记忆，他更加确信这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在参加实验的24名被试中，有7人（29%）产生了在商场中走失的虚假记忆。洛夫特斯得出结论：我们的想法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记忆的存储方式。

记忆的相互连接的本质使它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正如人脑能够将具有相同特征的记忆连接起来，并且强调那些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时刻，它也能在日后根据新的想法和体验，重组那些连接。没有什么记忆是在真空中形成的，也没有什么记忆是固定不变的。就像任何文笔高超的故事一样，记忆也有方向，有观点，也可以不断修饰润色。

以色列的一组研究人员曾找了一位不曾有过记忆问题的年轻女子，对她连续拍摄了两天。除了有摄像机跟拍之外，这两天都是她生活中的平常日子。在之后的几年里，她每隔一段时间就填写一份问卷，以检验她对于那两天的记忆。在她填写问卷时，研究者用fMRI监测她的脑部活动。他们发现，时间过去越久，她对细节的记忆就变得越不准确。然而真正有趣的是，当她填写问卷时，她的脑部活动也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随着时光流逝，记忆的失误不断积累，对于海马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少。fMRI显示，她的回忆越遥远，海马的活动水平越低，而脑中的其他区域，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及其相关区域，却变得越来越活跃。内侧前额叶皮层与额叶相邻，它和自我中心式的思考有关。这位年轻女子的记忆读取的并不仅仅是神经档案中的一份记录，还是一份在多个系统中存储的表征（representation）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记忆不再是对于细节的精确记录，而是渐渐变得更加关注她自身。

我们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我们。我们的个人经历锻造了我们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也组装了我们头脑中存储的知识。当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将我们的记忆编码，它也在塑造我们的身份。它并不是像一台摄像机那样绝对客观地记载我们的经历，而是专门记载我们自身在这些经历中的角色，着重的是我们关心的那些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时刻，它都在事件之外记录了我们当时的感受，当时的情绪，当时的期待或是恐惧，以及那个时刻对于我们的意义。以此为基础，脑写出了记忆的初稿。

双方球迷的脑

说来叫人意外，要研究自我中心式的思维和情绪对于记忆形成的影响，一个理想的环境是大学篮球赛。当某一队得分，比如有选手凶猛扣篮或是投出了扭转局面的三分球，双方观众就会同时体验到强烈甚至狂热的情绪，而且一喜一悲，恰好相反。球迷和本队的球员仿佛心意相通，从开局争球到终场哨响，每一次攻防都看得目不转睛，他们为自己喜欢的球员呐喊，并向对方球员发出嘘声。

论情绪的热烈程度，很少有什么比得上杜克大学蓝魔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柏油脚跟队的球迷。2010年，杜克大学的一组神经科学家招募了一群铁杆球迷开展情绪记忆研究，其中12名来自杜克，11名来自北卡（我们权且认为他们是公正无私的）。在一周的时间内，这些球迷一起在大屏幕电视上观看了一场杜克对北卡的篮球赛，比赛一波三折，他们一共观看三次。在第三次观看之后的一天，研究者给每位被试发了一副液晶显示眼镜，让他们戴着观看了64段比赛录像，这种眼镜效果逼真，被试如临其境，仿佛观众就在周围呐喊。这些录像当中，有半数是对杜克有利的攻防，另外半数则对北卡有利。所有片段都表现了得分之前的动态，双方球迷要根据紧张程度对它们逐个打分。然而这些片段都是不完整的，每当球员把球投出，录像便会中断。研究者要求被试回忆这些球是否投进。

收集了行为学数据之后，研究者发现球迷在回忆有利于本方球队的攻防时记性更好。看起来，正面的情绪记忆比负面的情绪记忆更加精确。

在球迷观看球赛的同时，研究者也用fMRI监测了他们的脑部活动。神经影像在我们预料的脑区发现了活动，像是海马（情节记忆）和杏仁核（情绪）。但是fMRI也揭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脑的其他几个区域似乎也参与了对球赛的回忆，其中的一个区域就是内侧前额叶皮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它和自我中心式的思考有关。自我中心式的思考不仅仅是自私的想法，比如想要一辆更贵的轿车之类。当我们看见某样事物，并觉得它与我们的身份（identity）密切相关，内侧前额叶皮层就会开始工作。多伦多大学开展过一项研究，给被试看几个形容词，比如“顽固”，然后问他们两个问题：

1.“顽固”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你吗？

2.“顽固”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加拿大前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吗？

fMRI显示，被试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回答问题1时激活，在回答问题2时却没有。当一个问题涉及自身，我们就会调用内侧前额叶皮层，涉及别人则不会，尽管话题始终限定于“顽固”这个概念。

这样一个专司自我中心式思考的脑区，为什么会在被试回忆篮球赛中的紧张时刻之际活跃起来呢？这是因为球迷对于本队的表现倾注了心血，并将自己代入了球员，以至于虽然是旁观比赛，fMRI也捕捉到了他们的自我中心式思考。当他们想到球员，他们想到的其实是自己。

不仅如此，神经影像还显示被试在回忆球赛时，他们的海马旁区（parahippocampal area，位于海马旁边的脑区）也激活了。这个脑区和社会认知有关，比如当我们在一场对话中察觉到讽刺时，这个区域便会激活。在另一项研究中，被试在录像中观看了两个人之间的几场对话。其中的一人会说一个意义中性的句子，比如“我很乐意接手，我有许多时间”。在有的录像中，说话者态度真诚，而在另一些录像中，他却态度刻薄，充满讽刺。当被试听出话里的讽刺意味时，他们的海马旁区出现了发放。而对于海马旁区受损的被试，他们领会讽刺的能力就要比健康被试差多了。

海马旁区皮层向来以空间关系的加工为研究者所知，但是这个讽刺研究却显示，它在社会认知方面也扮演着角色。再说回篮球比赛，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毕竟，球迷总是和朋友一起去球场看球，或者和上面的实验中一样，和一群人一起在电视上观看比赛。这些场景都布满了社会线索：其他球迷的反应，双方的竞争，含蓄的嘲弄，或是直白的侮辱。随着赛事展开，人脑会将这些线索放到观看者当下的生活中来加工。球迷在那一刻的情绪强弱，不仅是来自比赛本身，也来自比赛对于他们的意义。球迷将自己代入了那些球员之中，于是内侧前额叶皮层启动了自我中心式的加工。球迷也和友人（及对手）一起经历了情绪的起起伏伏，因此也调动了海马旁区中的社会认知功能。

人脑是在大量环境和情绪的影响下编码一个记忆的，其中包括某场比赛的社会构成，以及球迷之间的兴奋和失望。球迷在观看比赛时活跃的脑区，会永远和他们对这场比赛的记忆、对每轮攻防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当他们回忆这场比赛，也会连带回忆起比赛对他们自己和对他人的意义，而这里头就有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海马旁区的功劳。当球迷回想比赛，这些林林总总的回忆是一齐涌上心头的，它们在概念上和神经上，都已经连成了一体。

虽然在篮球场上，那些球员是当仁不让的明星，但是在球迷的记忆中，自己才是主角。无论他们是否觉察，球迷记得的都是某场比赛对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他们甚至还会回味自己对于比赛的贡献。当我们跟别人说起过去，我们不仅是在描述一个个静态的时刻，我们说出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开头，有发展，有结束。而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角。

我们为什么记得“9·11”事件发生时自己在哪里？

你还记得2001年11月18日那个周日的早晨，自己在哪里吗？我也不记得了。就连两个礼拜前的那个周日在干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但是我们都记得2001年9月11日，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不仅记得那一天发生的悲惨事件，还记得看到新闻的时候自己身在何处，在做什么。当人们回忆“9·11”时，他们第一个说出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诸如“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在星巴克买一杯卡布奇诺，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新闻”或者“我当时正在教室里，教授走进来宣布了这个消息”之类的说法。很奇怪不是么？“9·11”是一场国难，它影响了我们所有人，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然而我们关于它的第一个回忆（那些直接受难的人除外），却是当天自己在从事的某个微不足道的活动。

我们对于“9·11”的记忆称为“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这是一种有着丰富细节的记忆，针对的是具有强烈情绪冲击的事件。研究者在2001年9月开展了一项闪光灯记忆的研究，他们访问了168名被试，让他们回忆自己听说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遇袭时的情形。两年之后，研究者再次访问被试，以确定他们的记忆是否连贯。作为对照，另有185名被试得知自己被选中参加一个抽奖活动，他们随后收到一条短信，告知没有中奖。研究者让这组被试回忆，当他们收到没有中奖的不幸消息时，他们身在何处，在做什么。他们对这组也访问了两次，一次是在他们收到短信后的一天，另一次是一年之后。

结果显示，虽然被试再次受访的时候，“9·11”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年，而收到短信才过去一年，但是第一组对于自己在“9·11”当天情况的描述，比第二组对于收到短信时情况的描述，更加接近他们在事发后的说法。虽然这些陈述并不完全连贯，但是和对照组相比，“9·11”组记得更多细节，并且那些细节与他们两年前的陈述更加符合。

这个结论似乎原本就在意料之中。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的个人对于两个同等重要的事件的回忆，甚至是他们对于同一个事件的回忆，结果又会如何呢？他们当时的情绪强弱，会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事件的记忆？比如那些亲眼目睹双子大厦倒塌的人，和我们这些在新闻中看到这个场面的人，两者的记忆会有什么不同？

中城与下城的脑

“9·11”之后三年，研究者召集了纽约市的两组居民开展实验，以了解他们在袭击发生时的情绪是否影响了他们的记忆。第一组来自曼哈顿下城，距世贸中心不远，他们都曾亲眼目睹了袭击。第二组来自曼哈顿中城，距现场几英里远。当被试描述自己的记忆时，研究者也用fMRI观察了他们的脑。之后，被试给自己记忆的生动程度、事发时的情绪强度以及对这些记忆准确性的自信程度打分。结果不出所料，和中城组相比，下城组认为自己的记忆更加生动完整、情绪更为激烈，他们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不过，神经影像却诉说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研究者一向知道海马是情节记忆的中心，而对于“9·11”的回忆就是情节记忆的一种。然而根据记忆类型的不同，脑中的其他区域可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调用。例如，当某个记忆富含情绪时，杏仁核就可能激活，而当人脑尝试回想事件中的方位细节时，则会激活后海马旁皮层（posterior parahippocampal cortex，与海马相邻并位于其后方的脑区）。曼哈顿中城的居民在回忆“9·11”事件的细节时，他们的后海马旁皮层活动明显，但杏仁核的活动微乎其微。而下居民正好相反，他们的杏仁核活动明显，但后海马旁皮层则比较安静。神经影像显示，下城组的回忆偏重事发时的情绪冲击，并因此忽略了对周边细节的回忆。另有研究显示，被试在回忆“9·11”时的情绪越是强烈，他们就越是能够连贯地描述自己在那一天的遭遇（比如身处何方），但是相比之下，他们在描述情绪上中立的细节（比如当天穿了什么鞋子）时就不怎么可靠了。

我们总是会记得那些激发我们情绪的时刻。有人在听说“9·11”袭击的时候买了一杯卡布奇诺，这对世界上的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除了对他自己。当他回顾人生，想到这则改变世界的新闻时，他就会记起自己当时正在那个地方做的那件事。这次星巴克之旅是他当天的人生经历中的核心事件，而世贸双塔被撞的确切时间则不是。

我们在“9·11”那天的经历是我们人生故事中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历史时刻，我们都在有生之年目睹了其间的恐怖和悲惨，有人亲眼见证，有人远远旁观。我们对自己得知这条新闻的方式如此关心，以至于在回忆“9·11”的时候，我们首先提到的就是自己当时在干什么。

在整理自身经历的快照时，脑中的无意识系统采取了一条自我中心的标准。对于我们的种种经历，我们清楚记得的都是其中对于我们的人生故事具有重大意义的方面。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一组心理学家要40名大学本科生想象自己在一片草原上迷了路，他们没有食物和水，而且有致命的捕食者在四周逡巡。心理学家向学生出示了30个词语，并要他们判断哪些词语能使得他们在这个想象的危急局面中幸存下来。然后，学生们再想象有一群陌生人被困在了草原上，面临同样的险境。接着他们又读到了另外30个词语，并且判断它们的用途。最后他们用第三组词语重复了这个任务，这一次不想象任何场景，只要区分每个词语指称的东西是属于城市还是自然即可。

等本科生完成了这三项任务，心理学家宣布对他们突击测验。他们向学生展示了180个词语，其中的一半在之前的任务中出现过，另一半是新词。学生们要说出哪些词语已经出现过，哪些又是新加的。

心理学家发现，学生们辨认得最精确的，都是他们想象自己置身草原时读到的词语。不带场景的那组词语，辨认时错误最多，而想象其他人困在草原时读到的那些位于中间。可见，对于那些和自己的生存故事有关的细节，被试的记忆是最准确的，即便那只是想象中的故事。在建构记忆时，人脑会关注对我们最为重要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在当时显得比较平淡的细节。

再举一个例子。1967年，波士顿红袜队和加州天使队之间举行了一场棒球赛，比赛进行到第四局，发生了一件罕见而骇人的事故。红袜队的明星击球手托尼·科尼利亚罗（Tony Conigliaro）准备击球。天使队的投球手杰克·汉密尔顿（Jack Hamilton）掷出一球，正中科尼利亚罗头部。巨大的冲力打得他颧骨碎裂，下巴脱臼，还使他在很长的时间里视线模糊。几年之后，有采访者问起了当年险些杀死科尼利亚罗的那一球，汉密尔顿说道：

我真的知道自己不是故意往他脸上投的……事故大概是在第六局时发生的。我记得比分好像是2比1，他是他们队的第八个击球手……我根本没有理由故意朝他投球……当天下午还是傍晚的时候，我去医院看过他，但当时只有家属才能进去。

这虽然是汉密尔顿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然而记录显示，他的这番陈述并不完全正确。他说错了事发的球局（应为第四局）和击球的次序（科尼利亚罗是第六个击球的）。而且科尼利亚罗是一名出色的击球手，因此汉密尔顿完全有理由朝他投球。最重要的一点：这场比赛是在傍晚而不是下午举行的，他直到第二天才去医院看望了科尼利亚罗。

汉密尔顿对这次事故有着清晰的记忆，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多半会记得科尼利亚罗被球击中时脸上的表情，记得事发时他自己的感想。他有可能对看望科尼利亚罗一事侃侃而谈，然而事故发生时的那些细节，比如当时是第几局，击球次序如何，甚至比赛的具体时间，却都被他略去了。说来真巧：汉密尔顿正好忘记了科尼利亚罗是一名出色的击球手，也正好忘记了自己很有理由用球将他打伤、逼他走上一垒，而不是冒险让他将球击出场外。也许汉密尔顿的确想过用球打伤科尼利亚罗，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也许是他的脑在无意间删除了这个细节，因为他不愿再想起来。也许他自认为是个遵守道德的选手，不会为了赢球不择手段。他如果意识到当时自己出手莽撞，或者是有意伤害了科尼利亚罗，那么他的余生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样的想法可能摧毁他的自我知觉。也许是无意识中，他的脑在保护着他。

无知是福

1969年9月2日，一个名叫苏珊·内森（Susan Nason）的八岁女孩去加州福斯特城的一个朋友家中拜访后失踪。在警方的协助下，她的父母发起了一次搜寻行动，几个月过去了，人还是没有找到。到了1969年12月，旧金山水务局的一名雇员正像往常一样巡逻，途经水晶泉水库附近的一道峡谷时，他发现了一具儿童的遗骸。调查人员检查了现场，他们发现遗骸的一只手上有一只压碎的银戒指，身上的裙子也被拉到了腰部以上。牙齿记录表明这具遗骸正是苏珊·内森。病理报告显示内森是头部遭钝器击中死亡的，腕骨的伤痕也表明她在死前有过挣扎。那么凶手是谁呢？这个问题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始终没有答案。

1989年1月，二十八岁的艾琳·富兰克林-李普斯克（Eileen Franklin-Lipsker）正看着自己的女儿在地板上玩耍，其间女儿抬头朝她望去。看着孩子的双眼，艾琳忽然望见了一个恐怖的景象。她的思绪回到了八岁那年，自己正和好朋友苏珊坐在一辆面包车的后座上。面包车开到一片水库附近，停下了。她的父亲乔治·富兰克林（George Franklin）钻进后座，用安全带绑住苏珊的大腿，然后开始用自己的下身在她的身上摩擦。苏珊奋力挣扎，想把他推开。艾琳感到害怕极了。接着跳到了另一个场景。苏珊到了面包车外，正躺在地上哭泣，艾琳看着父亲逼近好友，用一块石头砸碎了她的脑袋。苏珊的一只手上满是鲜血，一只戒指也砸碎了。她的几绺头发沾在地面上。

艾琳先是对自己的心理医生透露了这段记忆，随后又告诉了丈夫，她丈夫立即打电话报警，说他的妻子能够指认苏珊·内森案的凶手。警方采信了她的故事，他们来到乔治·富兰克林的住处，应门的正是富兰克林本人。

“我们正在调查从前的一桩谋杀案。”一位警员说道，“被害人名叫苏珊，苏珊·内森。”

富兰克林盯着警员看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你们和我女儿谈过了么？”

富兰克林的案子开审，几位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介绍了记忆抑制的概念。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兼精神科医生莉诺·特尔（Lenore Terr）是控方证人，她提到艾琳本人也在童年时受过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她称：“一个人如果在童年经受过可怕的暴行，从小就反复受到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其中如果涉及多人，并包括一名家长……那么这段记忆就很有可能——十之八九会受到抑制。”而辩方请来了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博士。她指出，一再复述某个虚假的故事，可能使人对它信以为真，就像上面提到的实验中，被试都相信自己童年曾在商场走失一样。不仅如此，事件发生得越久，就会有越多事后的信息渗入我们的潜意识、改变我们对于事件的记忆，这个现象她称为“记忆污染”（memory contamination）。

辩方主张，艾琳证词中的种种细节，都是她在事件发生之后从新闻报道中获得的。他们声称她的所谓记忆当中，“百分之一百”是当时的公开信息。也许她记得的不过是从报纸上读来的调查新闻。辩护委员会还指出，艾琳对于事件的回忆前后并不一致，每一次复述的故事都略有不同。比如她在法庭上说，当父亲和她开车去接苏珊时，她妹妹珍妮丝正在附近的一块田地里。然而开庭之前，她曾说过珍妮丝案发前也在同一辆面包车里，后来父亲让她下车，然后开车去接苏珊。按照珍妮丝的说法，她记得苏珊是哪一天失踪的，但是不记得在那一天见过父亲和姐姐。

尽管有这种种不一致的地方，陪审团还是采信了艾琳的详细证词，以及她对于自身记忆的信心。乔治·富兰克林被判一级谋杀罪。

艾琳真的在二十年前目睹父亲杀死了她的好友吗？还是她将新闻中读到的内容和她看见的画面串联成了一个如同记忆的故事？

受到抑制的记忆是真实还是歪曲？这场辩论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只能说两种说法都有一点道理。当乔治·富兰克林为警察开门时，他立刻提到了自己的女儿。可见艾琳那个故事的核心很可能是真实的。她记错了一些比较次要的细节，这也和我们了解的那些记忆研究相符。艾琳的确目睹了父亲的罪行，但是她的记忆被抑制了二十年。

记忆抑制一般会在创伤条件下发生。比如受到了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儿童，有时就会对这段经历失忆许多年，直到某个事件触动她们，这段记忆才会忽然涌现出来。性虐待之类的情绪创伤能够摧毁一个人的心理功能，损害他的自我价值感（self-worth）和人格（personhood）。关于记忆抑制，最主要的一个理论认为它是人脑的安全阀，能够保护我们的自我感，使其不被那些我们难以承受的记忆伤害。就像外科医生会用麻醉剂来预防手术之后的疼痛，无意识的脑也会用记忆抑制来麻痹我们，避免重温创伤体验的痛苦。

研究表明，对负面情绪的记忆会比对正面情绪的记忆更快消失。心理学中有一个“记忆忽视模型”（mnemic neglect model），它主张人会更容易记起和自我知觉一致的事情，并忽视那些和自我知觉相冲突的记忆和情感。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向被试展示了一张行为清单，并要他们评估自己是否可能做出这些行为。清单中包含了一些自我否定的负面行为，比如“我会问朋友借钱而不还”，也有一些自我肯定的正面行为，比如“朋友生病的话，我会照顾他几天”。过了一段时间，研究者再让被试尽量回忆清单上的行为。结果发现，他们记得的正面行为要比负面行为多得多。作为对照，研究者还另外开展了一项平行实验。他们给第二组被试介绍了一个名叫“克里斯”的人的情况，然后出示行为清单，要他们评估克里斯可能做出其中的哪些正面或负面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再让被试回忆清单上的内容，他们对正面和负面行为的记忆同样清晰。可见，当负面行为指向别人而非自己时，被试就不太会忽视它们。

人脑常会以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组织我们的历史快照。如果将无意识的脑比作一个新闻频道，那它就是一个具有倾向的频道。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只收看自由派的电视节目，而许多共和党人只收听保守派的谈话广播一样，无意识系统在整合人生经历的时候也会有所偏颇，它会优先选择那些符合我们的自我知觉和世界观的经历。人脑始终在维持这个倾向。它创造的故事是关于我们的、关于我们关心的事物的。有时候，它会改动一下时间线，或删除一些我们不乐意接受的细节。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非常健康的适应机制，能够保护我们的有意识思维和决策能力。记忆抑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显示了人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将歪曲和忽略做到什么程度。然而在艾琳的例子中，她的记忆除了抑制之外还有好几处反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她的证词中有多少是真实的记忆，又有多少是来自其他源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媒体对案情的广泛报道，至少对她的记忆产生了轻微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记忆是可以修改甚至植入的，比如我们可以使一个人产生儿时曾在商场走失的错误记忆。人脑在将过去的快照组织成连贯记忆的时候，这些快照可能来自不同的源头，有的是个人经历，还有的是其他类型的记忆。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对这些快照不问出处，照单全收，然后将它们串成一个与我们的自我知觉相符合的故事。我们在前面说过，记忆不是一盘录像，而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现在我们又明白了，记忆还是一个有所偏颇的过程。那么人脑为了说出一个好的故事，到底会做到什么程度呢？

“只要你相信就不是谎言”

在纽约市的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正在准备同一个病人会面。病人是一位看起来智力颇高的女性，加扎尼加走进房间时，看见她正在阅读《纽约时报》。加扎尼加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对方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我正在缅因州的弗里波特（Freeport）。”女病人回答，“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今天早上波斯纳大夫说我正在纪念斯隆——凯特林医院，还要我在住院医生查房的时候也对他们这么说。他这么认为是他的事，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在缅因州弗里波特的中央街边，在自家的房子里！”

这位病人的脑筋显然不太清楚。不过加扎尼加还是想看看她的妄想到底有多严重。“好吧。”他说，“如果你真的在弗里波特自己的家中，那又怎么解释门外的那几部电梯呢？”

病人不为所动：“大夫，你知道我为安装它们花了多少钱吗？”

当有人提出了和她的信念相左的证据，这个病人就编造出了一段记忆，将她看到的电梯和她正在弗里波特家中卧床的信念调和起来。她编造了曾在新英格兰风格的寓所中安装了几部电梯的虚假记忆，她甚至对这个工程的价格有一些恼火。她并没有说谎，她是真的相信这个记忆是真实的。

比利在和我的许多次对话中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症状。

第七天

我：听说你妈妈今天来帮你付过账单了。

比利：没错，我今天付了几笔大账单，毕竟生意大嘛。

我：有多少钱？

比利：一万美元。

我：有这么多啊？比利，那是谁寄来的账单？

比利：康卡斯特 [2] 。

我：真的吗？康卡斯特应该不会寄这么大的账单吧。你不可能订购这么多电影……

比利：怎么不可能？我看了几千部呢。我爱死电影了。

第十一天

比利：喂兄弟，要出门和我去买点啤酒吗？

我：买来做什么呢？

比利：聚会啊！

我：这是个好主意，比利。可是你不能把啤酒带进医院。

比利：当然可以，这是一家天主教大学，天天都有聚会！

我：比利，其实我们是在一家医院里，不在什么天主教大学。

比利：哦好吧，那是有人把我的材料完全给搞混了。

每次对话，比利都用虚构的说辞填补他记忆中的漏洞。如果记不清自己付过什么钱，他就编造出一张一万美元的有线电视账单，并且用自己看了许多电影来为这个夸张的数字辩护。如果记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他就说是有人把他申请天主教大学的材料错寄到了医院。这些说辞当然都是错的，但是比利也并非是在说谎。《宋飞正传》里的乔治在主人公宋飞即将接受测谎时说过一句话：“只要你相信就不是谎言。”比利的症状是记忆虚构（confabulation），是在无意识中编造虚假的记忆。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并不是要故意骗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说的不是真相。他们只是记起了从未发生过的事。 [3]

记忆虚构的病因有许多，包括脑部损伤、阿兹海默症、药物和科萨科夫综合征（Korsakoff's syndrome，由饮酒引起）等等。记忆虚构者的脑会创造出虚假的记忆，以填补自身记忆的空缺，尤其是那些自传性质的信息。记忆虚构可以是自发的，也就是说病人没有被人询问就自行产生了虚假的记忆。它也可以是别人用一个直接的问题激发出来的，病人发现了记忆中的漏洞，然后被迫用虚假记忆填补。在伦敦的一项研究中，一群患有科萨科夫综合征或阿兹海默症的病人读到了下面的故事：

安娜·汤普森家住布里斯托市南部，是一座办公楼里的清洁工。她向市政厅警局报案，说她昨晚在高街被人劫持，抢走了十五英镑。她的家中有四名幼儿，房租快到期了，全家已经两天没有吃饭。警员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为她发起了捐款。

病人读完这个故事之后，研究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让他们回忆其中的要点。下面是他们刚刚读完故事时的回答：

“她刚回到家，就有两个警察上门来调查案件发生的地点。”

“她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她的女同事为她募捐。”

“杰克·布朗带着妻子去了布灵顿。”

“安娜·汤普森住在藤丘医院里，她后来死了。”

就在读完故事之后的短短几秒钟，病人们就记起了一些故事中并未出现的错误细节，像是安娜的丈夫、她的同事，还有她的死亡之类。作为对照，研究者让健康的被试也读了这个故事，他们事后的回忆十分准确，很少添油加醋。然而，过了一周再要他们回忆，连这些健康被试也开始出现虚假记忆了：

“她家里有一个儿子，两岁大。”

“案子是在一个火车站附近发生的。”

在被别人提问时，任何人都可能出现记忆虚构，而自发的记忆虚构却几乎只出现在脑部受损的病人身上。无论是何种情况，脑为什么要虚构记忆呢？为什么就不能放任记忆中的漏洞继续存在下去呢？

记忆虚构的原因可能是几个脑区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损坏，比如内侧前额叶皮层（负责自我中心式思考）和眼窝前额皮层（负责带有情绪的直觉）。额叶是高级思维和决策的中心，而额叶的损伤是记忆虚构的一个常见原因；许多神经科学家由此认为，出现记忆虚构是因为患者已经无法决定应该将记忆中的哪些快照串联在一起了，于是他们的记忆就成为了过去事件的歪曲大杂烩。

有的研究者认为，记忆虚构是一种妄想，就像在精神分裂症中出现的那样。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一个主要的神经心理学理论认为，当记忆中的一些片段丢失或者扭曲，而且自我的稳定性受到了威胁，记忆虚构就会发生。为了维护个人历史的一贯性，脑中的无意识系统会尝试将不同的记忆片段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即使那样需要用编造的回忆堵住漏洞。为了创造一个完整的故事，人脑会不择手段。

在电视节目《吉米·凯莫直播秀》（Jimmy Kimmel Live ）中，一名女子假扮记者来到加州的印第奥，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科切拉音乐艺术节。这个假记者带着一名摄影师随机采访了音乐节上的观众，问他们对一些鲜为人知的独立乐队有什么看法。但是她玩了一个花招：她编造了几个乐队的名字，以测试这些观众会不会假装了解他们的音乐。她鼓励受访者谈论“施洛莫医生与消化内科”“矮个儿吉赛尔和水管工”以及“传染性肥胖”乐队的风格 [4] 。受访者不仅假装自己听说过这些乐队，还大谈他们是如何的“粗犷有力”。他们还表示终于能欣赏这些乐队的现场表演，自己是如何兴奋云云。

这些观众显然是在说谎，而不是在虚构记忆。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些乐队，却又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听过呢？因为他们都自诩是知识渊博的资深乐迷，不仅对流行乐队耳熟能详，对那些较为偏门的新兴乐队也了如指掌。要是被人发现了对某支乐队一无所知，那岂不尴尬？所以他们有意识地说了谎。

或许，这也是虚构记忆的脑在无意识层面所做的事。就像记忆抑制会在情绪创伤之后保护自我一样，也许记忆虚构也会在记忆丧失或记忆混淆之后保护自我。这个猜想在神经层面上也是说得通的。记忆虚构往往是内侧前额叶的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负责自我中心式思考的那个区域。当忠实的大学篮球迷观看他们喜爱的球员并将自己代入时，他们的这个脑区就会发放信号。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会威胁我们的自我感。也许记忆虚构就是脑保护自我感的一种机制。

如果这个假说正确，它就能解释人类虚构记忆的心理动机了：这原来是一种防御机制，它使得我们的记忆连贯性和我们的人生故事都能保持完整。然而这个理论还有一点不能解释，那就是人脑是如何编造出这个故事的。当它在编造虚假记忆的时候，它是从哪里获得素材的？

人脑虚构的童话

第十四天

我：比利，你还记得9月11号那天发生了一件坏事吗？

比利：是的，我还记得。

我：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比利：没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架飞机……它正在飞行，可是突然什么都乱套了，后来飞行员很小心地迫降，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我：你肯定说得对吗？

比利：你在看我的脸吗？

我：在看。

比利：我一看就不是在瞎说吧。

当我要比利回想9月11日那天发生的事件，他正确地回忆起了那和飞机有关，但是其他部分都记错了。当时我认为他的回答大致方向不错，于是并没有多想。可是后来再一想，我却疑心他把一个记忆偷换成了另外一个。2009年1月，全美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撞上了一群加拿大雁，导致引擎失灵。凭着高超的应急手段，机组成功将飞机迫降在了哈德逊河上，没有损失一条生命。多亏了机组的英勇表现，大家确实松了一口气。这个事件后来称为“哈德逊河上的奇迹”，比利可能就是将它和“9·11”事件混淆了起来。也许，是他的脑用一个记忆的片段填补了另一个记忆的空缺。

几乎在所有记忆虚构的例子中，研究都发现了患者记忆中的虚构成分可以追溯到他们过去的真实经历或是他们之前就知道的事。患者的脑将这些快照重新组合，编出了虚假的记忆。比如在瑞士的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召集了三组志愿者被试，一组有失忆症，但不会虚构记忆；另一组也有失忆症，且会虚构记忆；第三组是健康者，作为对照。研究者给被试观看了一组图像，一次一张，然后要他们判断这些图像是否在前面看过，并用“是”或“否”回答。下面就是一组正确答案的例子：

对照组被试在看到目标（T1）时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是”。失忆症患者回答起来有些困难，但是其中的记忆虚构组和非记忆虚构组的表现并无不同。

一个小时之后，研究者重复了一遍实验，他们使用和上一轮相同的图片，但是以不同的顺序呈现，而且让被试辨认的重复图像也换了一张。他们吩咐被试将第一轮实验彻底忘掉，只在看到某张新图像再次出现时才回答“是”。正确答案如下：

这一次，对照组和非虚构失忆组的表现和第一轮相同。但是虚构组却有了非常不同的表现，他们错误回答“是”的频率比上一轮高了许多。他们不仅对飞机回答了“是”，还对并没有重复出现的图像，比如房屋和小号都回答了“是”。他们的脑将第二轮实验和第一轮混淆了起来。他们搞不清心中的哪一幅图片是眼前这项任务的重点。于是他们从过去的经历中提取素材，以此编造了虚假的记忆。

还有一个实验也展现了这个现象。实验中，一组研究人员用经典童话或圣经故事检验了12名患者的回忆能力。这些患者的脑中都有一条向额叶供血的动脉发生了动脉瘤破裂，神经心理学的检查显示他们都有记忆丧失，但其中只有4人出现了记忆虚构的症状。研究者让这些虚构者和非虚构者从一系列广受喜爱的故事中挑出四个，其中包括《小红帽》、《白雪公主》、《杰克和豆茎》、《韩赛尔与格蕾特》、摩西出埃及、诺亚方舟等。被试的任务是从头到尾背诵这些童话或圣经故事，要尽量包括其中的细节。研究者鼓励他们搜罗记忆、生动地描绘故事中的场景，并且记下了他们背诵的每一个字。

研究者接着给被试的讲述打分，打分标准有故事的完整性、出错的次数及差错的类型。差错的类型可能是歪曲故事细节，或者将一个故事的情节元素混同于其他故事。比如有一个被试说：“巫婆造了一座姜饼屋，把它带给了韩赛尔和格蕾特。”这就属于对原版故事的歪曲，其实应该是韩赛尔和格蕾特在森林里找到了一座姜饼屋才对。在另一项相关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病人宣称小红帽给人强奸了。虚构组和非虚构组所犯的歪曲错误数目相当，但是虚构组更喜欢借用其他童话和圣经故事中的细节，并将它们插入某个故事之中。比如，一个虚构组被试在复述韩赛尔与格蕾特的故事时说：“韩赛尔和格蕾特……他们爬到一座山上去装了一桶水。”显然，他们是把韩赛尔与格蕾特和杰克与吉尔的故事搞混了。另一个被试说白雪公主“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对她都很刻薄”。而实际上白雪公主和一群小矮人生活在一起，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闹矛盾的是灰姑娘才对。

具有记忆虚构症状的人往往会在无意间借用无关的想法或记忆，并将它们与自己正在思考的念头杂糅到一起。他们一般不会凭空发明出新的东西。有一组研究者招募了一群虚构记忆的患者，测试了他们肯定没有的记忆。他们向这些患者询问了完全生造出来的概念，比如“普利摩拉在哪里？”“洛丽塔公主是谁？”或者“水奴是什么？”。和非虚构者一样，这些记忆虚构患者并没有编造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干脆承认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对这些话题全无经验，因此没有任何素材可以创造出一个答案来。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中，当研究者让记忆虚构者说出欧洲和非洲国家的首都时，虚构者能够轻易编造出欧洲城市的名字，对非洲城市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于非洲地理缺乏经验，比起虚构记忆，还是直接承认不知道要容易些。

当比利谈论自己的过去时，他并不是在有意误导别人。他只是在引用生活中的一幅幅快照，对它们加以替换和混合而已。他不断虚构记忆时，其中还有一定的规律，比如他从不承认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他仿佛是在保护自己的自我，在潜意识中否认他的记忆有所空缺。不仅如此，当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还会偷偷地采集人生中毫无关系的几个片段，将它们拼凑起来填补空缺。因为脑神经的一些损伤，比利丢掉了他的个人故事，从某一方面说，他也丢掉了自己。看起来，他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记忆虚构病例，可是他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在医院里照料了比利几周之后，我们依然觉得困惑。他在入院之前的那段经历也依然模糊不清。一天下午，比利和其他几位病人一起参加了一个活动，每个人都要画出自己最喜欢的事物。“我要画我最喜欢的化学反应！”比利大声宣布。他之前在一家化学实验室工作了几年，专门合成化合物，现在想画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在一页笔记本上草草画出了下面的图形。

这似乎是某个化学反应的一部分。一个医学生看到这图形来了兴致，问比利：“比利，你画的是什么呀？”

“这是制造氯胺酮的反应，反应就快完成了，只要再做些调整就行。我以前在实验室里合成过这个。”

“你为什么要画它呢？”

“它很好玩的，最适合在聚会上用，我以前老吃。”

我不太了解这个氯胺酮，于是立即调查了一番。氯胺酮，俗称“K粉”，医学上用来在简单的手术中做短期麻醉。它在娱乐场所称为“迷奸药”，因为将它加入别人的饮料几乎不会留下痕迹，对方饮下后思维混乱，不由自主，还会短暂丧失记忆。只要吸食后等的时间够长，常规的药物筛查也查不出它来。长期滥用氯胺酮会危害脑部，造成严重的记忆障碍和记忆虚构。我们又给比利做了一次MRI，结果显示他的脑部深处布满损伤。他的诊断结果是“急性中毒性脑病”，大致可以翻译成“用药过度烧坏了脑子”。幸运的是，他的情况一天天好起来了。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记忆已经大为改善，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痊愈了。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诚恳地望着我的眼睛说：“伙计，我给你一句忠告，别碰氯胺酮。”这是一句不错的忠告，但是我从他身上明白的是比这更重要的东西：每一个看似无法理解的行为、举止、言谈和信念，都有着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背景。比利说的许多话都是虚假、不现实、反常和荒谬的，但是将他的这些假话放到脑部病变的背景中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毕竟有规律可循。

无论是解读我们的经历，解码我们的记忆，还是书写我们的历史，人脑自有一套内在的逻辑。脑中的无意识系统会在我们人生中的一幅幅快照之间创造联系。它监督着我们每时每刻的情绪，并决定其中的哪些需要强调。它还将这些快照组合成了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统一而简明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它是个人化的私家故事。这个故事构成了我们有意识的人生。

然而，当这个故事丢失了部分情节，无论原因是脑部损伤还是某段令人困惑的经历，人脑都会按照它一贯的逻辑来填补其中的空缺。正像我们填满一幅有所空缺的拼图，无意识的脑也会从我们巨大的知识库中寻找记忆和观念的碎片，并选用其中最合适、最可信的那些来填补空缺的情节。人脑始终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作者，它参照我们的个人信仰和观点、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来书写情节。不过，也就像我们试想的那样，记忆系统中的空缺越大，或者我们的经历越使人困惑，脑就会潜入越深的地方去编造故事。而对外人来说，人脑在这种情况下说出的故事，就未免有一些奇怪了。

注释

[1] 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指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张厚粲）

[2] 美国有线电视公司。

[3] 《宋飞传》，美国电视连续剧。

[4] 即Dr. Shlome and G. T. Chinic, Shorty Jizzle and Plumhercrunks, Obesity Epideunic.

他还很年轻：García Márquez 1985。

当我们积累新的经验并且回顾过往：Bliss and Collingridge 1993。

称为“长期增强作用”：Bliss and Lømo 1973。

它是记忆形成的基础：Schwärzel and Müller 2006。

在参加实验的24名被试中：Loftus and Pickrell 1995；Loftus 1993。

以色列的一组研究人员曾找了一位……：Mendelson et al. 2009。

杜克大学的一组神经科学家招募了一群铁杆球迷：Botzung 2010。

被试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回答问题1时激活：Craik et al. 1999；Kelley et al. 2002。

“我很乐意接手，我有许多时间”：Rankin 2009。

“9·11”组记得更多细节：Kvavilashvili et al. 2010。

曼哈顿中城的居民在回忆“9·11”事件的细节时：Sharot et al. 2007。

被试在回忆“9·11”时的情绪越是强烈：Schmidt 2004。

一组心理学家要40名大学本科生想象自己在一片草原上迷了路：Cunningham et al. 2013。

我真的知道自己不是故意往他脸上投的：Anderson 1990。

乔治·富兰克林被判一级谋杀罪：Franklin v. Duncan, 1995。

对负面情绪的记忆会比对正面情绪的记忆更快消失：Ritchie et al. 2006。

当负面行为指向别人而非自己时，被试就不太会忽视它们：Sedikides and Green 2004。

“大夫，你知道我为安装它们花了多少钱吗？”：Gazzaniga 2000。

在伦敦的一项研究中，一群患有科萨科夫综合征或阿兹海默症的病人……：Kopelman 1987。

而自发的记忆虚构却几乎只出现在脑部受损的病人身上：Schnider, von Däniken, and Gutbrod 1996。

有的研究者认为，记忆虚构是一种妄想：Metcalf, Langdon, and Coltheart 2007。

记忆虚构往往是内侧前额叶的损伤造成的：Dalla and Boisse 2010。

这原来是一种防御机制：Morris Moscovitch博士对这个观点做出了专业的反驳 （Moscovitch 1995） ，他提出：如果记忆虚构真的是为了调和信念中的矛盾之处、从而保护自我，那么难道不应该是所有人都会虚构记忆、无论脑部有无损伤吗？也许，我们讨论的这个心理动力的解释的确不能涵盖记忆虚构的整个现象。不过话说回来，也许记忆虚构的确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功能，只是对于脑部损伤的人，编造的门槛要比健康人更低而已。

比如在瑞士的一项实验中：Schnider 2003。

下面就是一组正确答案的例子：图片来自Schnider 2013。

一组研究人员用经典童话或圣经故事检验了12名患者的回忆能力：Asaf Gilboa et al. 2006。

还有一个病人宣称小红帽给人强奸了：Turner et al. 2008。

这些记忆虚构患者并没有编造这些问题的答案：Schnider, von Däniken,and Gutbrod 1996；Mercer et al. 1977。

当研究者让记忆虚构者说出欧洲和非洲国家的首都时：Moscovitch 1989。

5 为什么有人相信外星人绑架事件？

论超自然的经历和故事，以及奇怪信念的产生

大多数对于外星生命的想象都渗透着人类的自大，其实《星际迷航》和其他上百部太空歌剧中虚构的外星人，都比我的许多邻居更像地球人。

——内森·梅尔沃德

“我们今天要学的单词是OVNI。”迪蒙夫人在九年级的法语课上对学生们说道，“这个单词在法语里的意思是‘不明飞行物’，英语是UFO。”她边说边把单词在黑板上写了出来，“我之所以要在今天教授这个单词，是因为到了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我终于又可以说一说我的故事了——我被外星人绑架的故事。”

学生们纷纷翻起了白眼，互相使了使眼色。迪蒙夫人被外星人绑架的故事已经传遍全校，她每年都要把这故事讲一遍，每一次都同样急切，她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说的都是真话，还告诫学生要小心这些入侵者会回来抓走他们。

“时间是八年前。”她开始说道，“我在半夜里忽然醒了，因为我能感觉到它们走进了我的房间——那些外星人。它们进来的时候非常安静，但我还是能听见它们的脚步声。它们的皮肤是灰色的，身体很瘦，长着大大的眼睛，还穿着黑色的斗篷。它们把我按倒，然后在我的手臂和腿上注射了什么药物，我没了力气、动弹不得。接着它们把我绑了起来，开始用各种微小的仪器刺探我的身子。我感到体内有电流经过，我想要叫喊，却发不出声！它们中的一个还侵犯了我……是性侵犯。其余几个在我身上做了各种实验。我不知道它们具体在研究什么，只知道它们从我的身上提取了细胞样品。最后它们终于走了，我永远记得当时的感觉。这段经历永远改变了我，我知道这不会只发生一次，它们肯定还会回来。所以我才要把这一切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做好防备。”

“我被外星人绑架了！”

作为当年那堂九年级法语课上的一员，我亲眼见到了迪蒙夫人讲述这个故事，也和其他同学讨论过很久。我可以告诉各位，她每次说这个故事时的神态都完全相同；她语气郑重，手势紧张，就好像是在重温那段可怕的经历。每次结尾，她都要告诫学生，外星人一定会再来。她是真的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学教师，拥有平凡的家庭和平凡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离奇的信念呢？随口说一句她疯了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奇怪的故事还为许多人所相信。研究者曾经随机调查了几千名群众，问他们是否相信有外星人存在，结果超过九成表示相信宇宙中确有外星人。有1/4认为外星人曾经到过地球，有9%表示他们自己就接触过外星人，或者认识的人当中有人自称接触过外星人。他们不可能全都疯了。研究还发现，在相信外星人绑架的人中，患精神疾病的比例并不比其他人群高。的确有心理测评显示，自称被外星人绑架的人在创造性测试上得分更高，也更富于幻想，但是拥有这些特质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疯子。

许多自称被绑架者都是普通人，而且他们的故事都有着显著的共性。他们都说绑架者到来时自己正躺着，无法移动。外星人都是模糊的灰色或白色形象，它们站在被害人周围，然后对他们刺探、试验，或是侵犯他们的身体。被绑架者可能有各种感觉，包括听见脚步声或私语声、感觉振动或是“电流通过”，以及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常常是腹股沟）。被绑架者在事发时感到恐惧，即使结束之后也可能觉得害怕、消沉或是痛苦。绑架的细节因人而异，但大致情节都是如此。

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精神错乱迹象的正常人，会宣称自己遭遇过外星生物呢？他们的这个信念来自何处？又为什么会有人如此坚定地相信它？

睡眠瘫痪症

一百多年以来，神经病学家一直知道有一种叫作“睡眠瘫痪症”（sleep paralysis）的神秘现象。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的肌肉麻痹，意识则沉浸在最生动的梦境之中。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早晨醒来时会经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是我们恢复了知觉，就像打开了一盏电灯，我们一下子意识到自己醒了。第二是我们恢复了对于麻痹肌肉的控制。虽然知觉和肌肉控制对应于脑的不同区域，但是早晨我们醒来时，这两项功能却是同时激活的——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有些情况下，知觉恢复和肌肉控制的恢复之间可能产生延迟，这就使得睡眠者在醒转后的一段时间内动弹不得，这段时间短则几秒，长则几分钟，不过也有醒来后一个小时无法行动的案例。

1876年，美国神经病学家威尔·米切尔（Weir Mitchell）首先对这种症状做了描述：“研究对象醒来后对周围环境有了知觉，却无法移动任何肌肉。他躺在原地，与熟睡别无二致。但其实他正在奋力挣扎，精神上充满痛苦。”睡眠瘫痪一般会影响全身肌肉，只有眼睛和喉咙除外。在许多病例中，连呼吸肌也会收紧，病人感觉仿佛窒息。伴随瘫痪的往往还有幻视和幻听。病人的耳边响起怪声，事后又很难形容。他们还可能看见可怕的身影，就像有异类进入了房间。这些幻觉往往生动得令人震惊，还带有复杂的情节，仿佛一场醒着的噩梦。

研究者估计，睡眠瘫痪症会影响大约8%的人。单是在美国，就有大约2000万人至少有一次体验过这种现象。它发作时的轻重程度因人而异，许多人只会麻痹几秒，也没有漫长的幻觉体验。研究显示，焦虑的人更容易在睡眠瘫痪中感到身边有异物。他们的焦虑进入了睡眠，并以某种方式加剧了可怖的幻象。有一种称为“社会意象机能失调”（dysfunctional social imagery）的轻度社交恐惧症，这种病的患者更容易在睡眠瘫痪时体验到幻觉。这些患者在清醒时总感觉自己受到别人的注视和评判，而当他们陷入睡眠瘫痪，这种感受就会放大，使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外星人的研究、刺探。

睡眠瘫痪的症状和外星人绑架故事之间有着诡异的相似：被绑架者和睡眠瘫痪者都感到身体被按住、动弹不得，也都觉得身边有一个形象模糊的入侵者。神经科学曾经对这个“感觉有人”（felt presence）的神秘现象开展研究，在脑成像技术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这个现象的源头：脑的颞叶。

你的影子可怕吗？

艾莉森是一个普通的二十二岁女子，她不相信鬼怪精灵或任何超自然的东西，也没有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疾病。不过她的神经系统却有一点问题。从七岁开始，她脑两侧的颞叶就饱受癫痫之苦。她的症状十分顽固，难以治疗，于是她的神经科医生给她介绍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想看看能否用手术方法解决问题。艾莉森向对方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癫痫病史，她还提到了最近的一次发作似乎和以往不同：她感觉自己的意识离开身体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在艾莉森的许可下，一支神经科学团队对她开展了一次实验，作为对她评估的一部分。为了监测癫痫活动，他们在她的头皮上安放了一百多个电极。然后他们在她的颞叶中诱导出了和癫痫类似的活动。所谓癫痫就是神经元的过度活跃，就像在脑中的一场电风暴。有鉴于此，研究者对准艾琳森的左侧颞叶发射了一串电脉冲。当脉冲击中颞叶和顶叶之间的区域时，艾莉森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体验：她感觉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她把它叫作“影子”。她无法确定对方是否有性别。

“这个影子人在什么地方？”一名研究者问道。

“他就在我后面，几乎要碰到我了，但我的身体却感觉不到他。”艾莉森回答。

到这时，艾莉森都一直是躺着的。于是研究者让她坐起来，接着又朝她的颞叶和顶叶之间发射了一个脉冲。艾莉森的身子打了一个哆嗦：这个影子人坐到了她的身边，抓住了她的胳膊。

然后研究者又给艾莉森布置了一项任务：将一组卡片上的单词读出来。在她朗读之际，他们又第三次朝她的颞顶交界处发射了脉冲。那个影子又出现了，依然坐在她身边。“他想把卡片拿走。”艾莉森坚定地说道，“他不想我再读了。”

对颞叶的精确刺激能够创造出有异物在你周围的知觉。面对这奇怪的感觉，脑需要一个解释。艾莉森清楚地知道医生们在她的神经系统上连接了电极并且在朝她的脑放电，她因此不会对那个影子做出任何神秘的或超自然的解释。可要是这个刺激是自然产生的呢？试想某人的颞叶发生了癫痫，病灶就在这些神经科学家朝艾莉森发射脉冲的区域，那么他同样会感到身边多了一个影子，他的脑也会为此寻求解释，然而这解释就不会像艾琳森的那样显而易见了。他的头部没有连接电极，这种感觉也并非是在一个对照实验中出现的。于是他会困惑：这个潜伏在周围的模糊身影，究竟是谁呢？

与上帝对话

罗伯特在四十七岁那年遭遇了一次车祸。当时他坐在一辆皮卡后面，忽然一辆轿车从侧面疾驰而来，他当场被撞得飞了出去，头部着地落在人行道上。罗伯特被紧急送往医院，急诊大夫发现他的头骨在右侧颞叶处发生了骨折，颅内有大量淤血。还好医疗团队稳住了他的情况，并修复了他头颅上的伤口。罗伯特幸存了下来，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次受伤给他造成了长期的影响。

三十年后，已经是一名退休内科医生的罗伯特拜访了他的神经科医生，去讨论他自那场车祸之后不时发作的癫痫。神经科医生要罗伯特的家人描述他发病时的样子。他们说，发病之初，他的双眼似乎盯着远处，表情也变得茫然。接着忽然之间，他的身体开始扭曲，头部也猛地向左边扭转，最后他跌倒在地上，浑身开始抽搐，他的背部弓起，四肢乱挥，像这样一直到癫痫消退，才终于恢复正常。

然而，当神经科医生要罗伯特本人描述他发病时的感觉时，他却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

他说，起初有一道“美丽”的光线从空中照下，在他的身体左侧不断扩张。他内心感到平静，觉得十分“安全”，知道“不会有坏事发生”。光线很快汇聚成形，化作一条通向天空的隧道。他的灵魂进入隧道向上飞升，越来越高，直到遇见一个天使般的身影。天使大声说：“罗伯特，你的时候还没到！”紧接着一把火焰长矛刺进了他的胸膛。奇怪的是，他一点不觉得疼，只感到一股“不求回报的大爱”。他说：“那是上帝在爱我。”

好精彩的一个故事。不过奇怪的是，这个故事在罗伯特之前就有人说过了。研究者后来发现，他在发病时看到的幻象，和天主教圣人兼神学家亚维拉的德兰（Teresa of Ávila）在1565年描述的意象有着神秘的相似。在自传中，德兰描述了一个伴随着宗教狂喜的时刻：

我看见近旁有一位天使，就在我的左侧，以人的形象出现。这不是我平时能够见到的景象，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他的身材不高，体格娇小，相貌却十分美丽——他的面孔燃烧着火焰，就像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我看到他手中握着一把黄金制成的长矛，矛尖上似乎有一小团火焰。他不时用长矛刺向我的心脏、穿透我的脏腑，当他拔出长矛，仿佛将我的内脏也一同抽了出来。此刻的我，浑身燃烧着上帝的大爱。

罗伯特的自述与德兰的几乎完全相同。两人都说到了左侧的一道光，说到了和天使的相遇。在两人看见的幻象中，天使都用一支燃烧的长矛刺穿了他们的胸膛，但是两人都不觉得痛苦，而是感到了上帝深沉的爱。

罗伯特从小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小学和中学接受的都是宗教教育，但是他对亚维拉的德兰并不熟悉，只知道她是一位圣人。他没有精神病史，最近的一次心理评估也没有发现异状。然而MRI显示他的右侧颞叶有软化的迹象，因为这里以前曾有过炎症。脑电图也在这个区域发现了异常的脑波。他的癫痫发生在右脑，这解释了他看见的幻象为什么是在左边。虽然罗伯特自称见到了天堂，他的神经科医生却认为那不过是他颞叶的反常活动。

神经病学家用“超宗教性”（hyperreligiosity）来描述颞叶癫痫病人可能体验到的一种症状。每一百个颞叶癫痫病人中间，有一到四个会体验到某种宗教意象或是宗教觉悟，那往往是一幅天堂的景象，类似罗伯特描述的那种。对于某些病人，癫痫可能传播到额叶，并对病人的行为产生持续的影响：他们会变成虔诚的信徒，经常参加宗教活动。

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主张，颞叶癫痫或许就是某些人自称获得灵性启示的原因。他举画家梵高为例，说他具有颞叶癫痫的一切症状，他也的确看见了许多宗教意象，比如耶稣复活的场景。他甚至提出，根据行为来判断，像摩西和佛陀这样的灵性象征都可能患有颞叶癫痫。难道他们的预言就是由此而来？至少加扎尼加是这么猜想的。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叫作“神经神学”（neurotheology）的研究领域，研究者用神经影像技术研究了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并发现他们的额叶和颞叶相当活跃。神经科学家已经通过向这些脑区释放电脉冲引起了灵性体验，就像他们刺激艾莉森脑中的相似区域，使她产生了身边有一个影子的感觉一样。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一只产生磁场的头盔，激发了被试颞叶的特定区域，结果被试报告了各种灵性体验。有人说自己感觉到了死去的亲人，有人形容自己的精神离开了身体，即所谓的“灵魂出窍”。还有人感觉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实体”，但无法断定那是上帝还是其他的灵性访客。对他们脑部的刺激，不知道为什么引出了这样神秘的相遇。

我们都有过身边好像有人的感觉。或许你也曾回头去看身后，却发现根本没人。你接着耸一耸肩，就忘记了这事。我们现在知道，对颞叶的精确刺激就能制造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的颞叶出了故障，时时都能体会到这种无可逃避的感觉呢？那时的你又会作何解释？如果你曾在童年上过天主教学校，你的脑就可能到那里去寻找答案。和罗伯特一样，你的无意识也可能抓住很久之前听过的圣德兰的故事：你感觉到的是谁？那是一位天使，来向你灌注全能上帝的大爱。而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或许就会认为那不过是自己的影子。

溪水在流过山脚时一般会向下流淌，绕开障碍，走阻力最小的那一条路。人脑也是这样。当你观看一位魔术师表演魔术，你的无意识会首先做出反应：天呐，他把助手切成两段了！这是对魔术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直到开始了更加细致的有意识分析，你才会猜测或许有别的解释：也许他有两个助手，各自藏在箱子的两头？

脑中的无意识系统是一个直接而有逻辑的系统。当它觉察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刺激，比如在周围没人的时候感觉有人，它就会用手头的信息编造出一个尽量合理的故事。它会挑出我们的所见所感中最显著的特征，同时深入我们的记忆、信念、希望和担忧，在其中搜寻一致的模式。它会尽量编出一个使自己满意的解释，并会在其中寻找意义。脑将我们的知觉置于一个统一连贯的故事之中，以此建构出我们的人生经历。根据同样的原理，只要有合适的人物与合适的刺激，它甚至能建构出死亡的经历。

行走的活死人

一个周日清晨，我在精神科病房查房的时候遇见了一位绅士。他是前一天晚上入院的，我当时不在值班，所以到早晨才见到了他。他是一位患有躁郁症的老人，入院前的几个月变得性格孤僻，不与亲友交流。

“今天感觉如何，墨菲先生？”我问他。

“真他妈糟糕。”

“我感到很遗憾。”我说，“觉得哪里不好呢？”

“你在寻我的开心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已经死了。”

这个回答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你说死了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我说得够清楚了。我已经死了，死了三个月了。小子，既然你在跟我说话，那么看来你也死了。”

“你怎么知道自己死了呢？”

“我自己有数。我已经不在世上，至少不在活人的世界上了。我没有任何感觉，也不认识任何人。我已经不在了。”

我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他完全确信自己已经死了，无论我还是其他人都无法说服他改变想法。我只得举手投降：“好吧，墨菲先生，我过会儿再来看你。能给你带点什么吗？”

“你对死人还挺慷慨啊。”他嘲讽了我一句。

墨菲先生得的是虚无妄想综合征（Cotard delusion），又叫“行尸综合征”（walking dead syndrome） 。这种病的患者都认为自己死了，他们感到与世隔绝，周围的人都已经远去，就连最亲密的人也不例外。就像墨菲先生形容的那样：“我看着人们在周围忙忙碌碌，但我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和他们无关了。”虚无妄想综合征的患者感觉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像是一部电影中的角色，只有他们自己除外。他们是观影者，从远处空洞地遥望着世界。

虚无妄想综合征可能和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一起出现，也可能由颞顶联合区的损伤造成。几年前就有过这样一个病例，一名男性患者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之后产生了自己已死的妄想。我们从艾莉森的例子已经知道，对颞顶联合区的过度刺激，会使人感觉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实体，一个鬼魂。而反过来，如果像虚无妄想综合征患者那样刺激不足，就会产生相反的错觉。你会觉得你自己不存在了。你变成了那个鬼魂。

没有人确切知道虚无妄想综合征是如何产生的。有一个理论认为，它是由知觉和情绪之间的失联造成。从神经病学的角度来看，患者脑中有两块区域——感觉系统和边缘系统——发生了断裂。边缘系统负责处理情绪和记忆，位于颞叶下表面的杏仁核与下丘脑都是它的一部分。理论认为，如果颞叶及顶叶的损伤切断了感觉系统和边缘系统的交流，或者边缘系统本身遭到了损坏，那么尽管病人对于世界的视觉、听觉和嗅觉仍能正常运行，但是他已经无法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了。当墨菲先生看见墨菲太太，他承认那个人看起来确实像他的妻子，但是人在遇见熟人，尤其是爱人时的那种温馨的感觉，他却一点都体会不到。对方看起来像他的妻子，但是感觉起来不像。在情绪和感官之间的这种断裂延伸到了他生活的各种体验之中。

试想有一个人，他的情绪忽然与其他人疏离开来，他感到与现实脱开了关系，仿佛自己正从远处遥望世界。这听起来很像死亡，至少很像是小说、电影和许多宗教派别所表现的死亡。于是，许多像墨菲先生那样体验到这个症状的人，他们的脑就在无意识中找到了一个最方便的解释：为什么我对世界变得如此麻木？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任何情绪？那一定是因为我已经死了吧。

和妻子外遇

还有一种相关的疾病称为“替身综合征”（Capgras syndrome），得了这种病的患者，他们的脑会提出另外一个同样奇怪的解释：他们相信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替换成了外貌完全相同的假冒者。比如有一名患者对医生说：“每次你离开病房，我都以为回来的是另一个穿着你衣服的人……我倒是不觉得害怕，就是觉得有另外一个人穿着你的衣服，做着你的工作。”

还有一个病例更能说明问题。患者是一位七十岁的老者，我们称他为“帕特尔先生”，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换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长相和行为都很像她，名字也和她一样。据帕特尔太太说，夫妇俩从此开始频繁做爱，远远超过以往。然而每次欢好之后，帕特尔先生都会央求她不要告诉自己的妻子。他向她轻声耳语，说自己如何享受与她的性爱，这感觉又是如何比他和妻子之间更加满足。他甚至还想出了新的做爱花样。帕特尔先生结婚已经四十五年，他常说和妻子的性生活太“平淡”了，和这个“新情人”在一起的时候倒是激情四射。

帕特尔太太因为丈夫的行为伤心坏了，说他对自己的态度犹如对待情妇。虽然帕特尔先生的行为不算真正出轨，但他自己却是这么认为的，他还以为自己瞒过了妻子。

对帕特尔先生的CT扫描显示，他的杏仁核、海马和颞叶都发生了萎缩，而这些正是虚无妄想综合征患者出现功能失调的地方。和虚无妄想综合征一样，替身综合征的患者也会认不出别人。帕特尔先生承认，躺在他床上的那个女人无论长相、穿着还是谈吐都像是他妻子，但感觉上就是不像，因此她一定是个假冒者。得了虚无妄想综合征的墨菲先生看到妻子时认出了她，但是他的心中没有见到妻子时的情感，因此他一定是死了。

帕特尔先生和墨菲先生都无法将知觉（尤其是对人脸的知觉）与情绪联系起来，但是对于其中的原因，他们却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两种疾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解释人脑中反常现象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帕特尔先生这样，将责任推给他人，说是他的妻子换成了另一个人。他的脑对自己的症状作了偏执的解释。一种是墨菲先生这样，将责任指向自己，并由此得出自己已死的结论。他的脑走的是一条抑郁而虚无的路子。

为了解释同样一组症状，脑的无意识系统可以创造出任意多的故事。而其中我们最容易相信的那个，最终就会成为我们的人生经历。帕特尔先生大概更容易偏执，而墨菲先生更容易抑郁。为了编造故事、调和矛盾，人脑需要向深处挖掘，并动用我们埋藏于内心的信念、脾性和好奇。而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似乎是超自然的结果。

生死边缘的景象

几年前在意大利，有一名患者和一组神经科学家及心理学家会面，希望他们能解释他经历过的一次神秘体验——我们姑且叫他“卡洛”。

我当时正和四岁的儿子在山里度暑假。我刚刚和妻子分居，心里十分难过。一天晚上，我正呆在住的房间里，忽然看见一道强烈的白光……接着又有几个光球出现……我在那一刻产生了一种深沉的情感，仿佛我包含了世间所有的生物，世间所有的生物也包含了我。那白光是椭圆形的，它是大爱，是大喜悦，我感觉体内仿佛有溪水流过……我感到欣喜若狂，乃至停止了呼吸。我的头脑还很清醒，我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停了，于是重新开始吸气。然而呼吸干扰了眼前的景象，我刚刚吸了几口，它就消失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是有些人对于濒死体验的描述，那些人也常常说到“明亮的光”、内心的满足，或者从存在的一个状态过渡到另外一个之类。研究表明，那些曾经处于生死交界的人，他们的报告有着许多相同的元素。荷兰的一组研究者曾经到十家医院访问了344名有过心肌梗塞的病人，其中有62人自称有过某种濒死体验。下面的表格显示了他们当时的所见与所感。

卡洛的描述与心肌梗塞幸存者看见的几种景象是符合的，比如看见亮光、极度喜悦，以及类似天国的景观。这些景象的发展似乎也对应了他身体的行为。当他停止呼吸，景象出现；当他恢复呼吸，景象终止。然而卡洛和心肌梗塞病人之间却有一个重要不同，那就是他并没有走到死亡边缘。他的健康没有严重问题，也肯定没得重病。他生活中唯一的压力源头就是和妻子的离婚进程。他也不是一个注重灵性的人，虽然小时候上过天主教学校，但是他在毕业后就拒绝了一切宗教。卡洛不是那种会谈论神秘体验的人，然而他却的确有了神秘体验。这件事使他产生了写诗的灵感，他宣布自己已经克服了对死的恐惧，他明白了死亡并不可怕，而是应该视作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大方接受。

既然濒死体验在不同的个人之间如此一致，而且像卡洛这样既不是濒死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体验到它，那就说明它的背后一定有神经病学的解释。当一个人处在生死关头，他的脑子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才会出现这些景象。更加神秘的是，无论那脑中的过程是什么，它都有可能发生在身体健康而且没有遭遇危险的人身上。

战斗机驾驶员和心肌梗塞病人

丹·傅尔翰上校（Colonel Dan Fulgham）是一位有三十年驾龄的空军飞行员，他回忆了刚刚上任时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次训练中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一次标准训练，傅尔翰的任务是和一组战斗机编队飞行。训练进行到第五轮时，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像以前无数次那样驾驶飞机转弯，然而“下一个瞬间，我却仿佛坐到了飞机的后方，正从上面俯视着驾驶舱”。他感觉自己一下子到了飞机外面。“我望着自己，却不知道那就是我。我心里纳闷：到底怎么回事？接着我忽然明白过来……这不是做梦，那里面是我，是我在驾驶飞机。”不知道为什么，傅尔翰在操作飞机时感觉和自己的身体分开了。

当战斗机迅猛加速时，飞行员的身体暴露在巨大的G力 [1] 中。大约10%的飞行员报告他们曾在这类操作中失去意识。巨大的G力将血液挤出脑部、抽向脚底，使得脑部暂时缺氧。一些飞行员发生了意识状态的短暂改变，而不是完全昏迷。

詹姆斯·惠纳利（James Whinnery）是海军的一名医生兼飞行研究员，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了战斗机飞行员在极端G力下的反应。他请飞行员坐进一台半径50英尺（约12.2米）的巨大离心机。离心机疾速旋转，以模拟空战中可能出现的G力。在研究飞行员对G力的承受情况时，惠纳利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走出离心机之后，有好几名飞行员都报告说他们看见了奇异的幻象。据惠纳利描述，那些幻象“相当生动，常常有家人和密友出现。它们大多有着美丽的场景，并且包含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和记忆……它们会对体验者产生巨大冲击，使他们在几年之后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飞行员看见了自己的家人、爱人和自己的一生在眼前快速闪过。许多人都报告自己极度喜悦，仿佛飘在空中，还有几个像傅尔翰上校一样，自称有了灵魂出窍的体验。

承受巨大G力的飞行员还会产生另一个类似濒死体验的征候：他们感觉自己正在一条光的隧道中穿行。他们的视野边缘会变暗5～8秒，视野中央出现一道看起来十分遥远的亮光。

承受巨大G力的战斗机飞行员和情况危重的心脏病人都会产生幻觉式的濒死体验，这是为什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这两种人的脑部都是突然缺氧。对于飞行员，战机的迅猛加速将血液从他们的脑中推出。对于心肌梗塞者，心脏失去了循环血液的能力。而没有血液就没有氧气。研究表明，当视皮层或眼睛的供血不足，一个人就会失去边缘视觉，同时视野中心变得明亮，使人产生仿佛在一条隧道中飞向光明的知觉。总之，脑部缺血是战斗机飞行员和心肌梗塞者产生濒死体验的原因。

卡洛在意大利看见的异象和濒死体验者的描述十分相似，但是他既没有心肌梗塞，又不在驾驶战斗机。那么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一点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在看见异象的时候停止了呼吸。会不会是脑部缺氧造成了他的幻觉？也许，但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对濒死体验的研究证明，当流向脑和眼睛的血液被阻断，人脑便会尝试填补视觉的空缺。有一个过程叫作“快速眼动入侵”（REM intrusion），指的是人脑进入了一个类似快速眼动睡眠的活动状态，而快速眼动睡眠正是梦境最生动的阶段。在快速眼动入侵期间，梦一般的幻象进入了意识，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分野。你可曾在刚刚入睡或刚刚醒转的时候，看见或听见过什么别人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东西？这个现象其实相当普遍。这些都是快速眼动入侵的例子，是如梦的状态潜入了苏醒中的精神。对这个现象的研究显示，在濒死体验者中，有60%曾经在过去经历过快速眼动入侵。

脑中有一个名为“蓝斑核”（locus coeruleus）的区域，它位于脑干，可能参与了这些幻象的生成。它会释放一种叫作“去甲肾上腺素”的神经递质（和肾上腺素很相似），以帮助身体应对压力和惊慌，这就是著名的“作战或逃跑反应”（fight or flight）。当人陷入恐惧和焦虑的情绪，生理上又遇到了低血压和缺氧这样的应激源时，蓝斑核便会做出反应。而这些应激源正是心肌梗塞者和战斗机飞行员所遇到的。蓝斑核一旦动员起来，就会放出一连串化学信号，这些以去甲肾上腺素为始的信号构成了我们在压力之下的感受——我们开始慌了。在这当口，有些人的身体会尝试缓解压力。他们的脑部放出作用相反的神经递质，创造出平静的感觉，试图以此来让他们放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经系统的这个抗衡反应却启动了快速眼动睡眠中的一些成分，将梦境与苏醒中的念头混合了起来。

人脑尝试消除恐惧和惊慌，营造出宁静的感觉，而濒死体验中的幻觉就是这个过程的副作用。也许卡洛在离婚过程中的紧张和苦恼激活了他的蓝斑核，而当他的身体试着抵消蓝斑核的作用时，快速眼动入侵就发生了，于是他进入了一个光明、美好和喜乐的世界。

我们无法断言这是否是正确的解释。我们只知道濒死体验不是濒死者独有的。当不同的神经递质争夺神经系统的控制权时，我们的意识便会见到这样的景象。体会过快速眼动入侵的人更容易产生濒死体验。在快速眼动入侵期间，当脑尝试平衡压力的作用，人就会进入梦一般的幻觉状态。

还有一类人也特别容易获得濒死体验：睡眠瘫痪症的患者。研究显示，这些患者经历濒死体验和快速眼动入侵的频率都高于常人。一定是有什么因素将睡眠瘫痪和心肌梗塞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患者更容易看见这些幻觉的意象，这个因素还促使无意识的脑思考死亡的可能。那么睡眠瘫痪和心肌梗塞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恐惧。

人质的幻觉

来看看下面两个人的创伤体验：

案例1

一个二十三岁的男性帮派成员被敌对帮派绑架，向他的帮派索要赎金。对方蒙住他的眼睛，把他绑在椅子上，殴打他。后来他的帮派付了赎金，他才给放走。在事后接受采访时，他描述了自己在被绑期间的奇异幻觉：“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开始神游，离开了自己的身体。那就像做梦，只是我看见的都是魔鬼、警察和怪物……全是噩梦吧，我想。”

案例2

一名二十五岁的士兵被北越军队俘虏了三个月。他被囚禁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双臂都被捆住。几年之后，他回忆当时看见了“一条条发光的隧道，还有一幢幢亮着彩色灯光的现代摩天楼……我看见了家里的房子和我的朋友，他们好像就在眼前，几乎伸手就能摸到……房间也不断变化，常常变换出滑稽的角度”。他还觉得自己“感情都流干了，像是我和外界之间竖起了一道墙……我变得笃信宗教……这一切都太不真实”。

这两个叙述者，加上另外28人，都是一项研究中的对象。他们都是恐怖袭击、绑架、强奸、外星人劫持、在战争中被俘等的受害者，其中的四分之一自称出现过幻觉。他们的幻觉包括形状和色彩、明亮的光线、在隧道中穿行、飘浮、灵魂出窍、模糊的身影、熟悉的人、宗教符号和怪兽等等。虽然这些人的遭遇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创伤却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促使这些人质产生了幻觉的因素中，有三点是相同的：第一，他们都被黑暗包围。而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幻觉一般都是在黑暗中出现的，比如莱尔密特发现的脑脚性幻觉就是如此。在黑暗中，由于视觉刺激极少或根本没有，无意识就可能用幻觉填补感官的空缺。其次，人质都感到孤立无援。他们的身体被绳索或镣铐限制，独自一人，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这使得他们的脑更容易胡思乱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很害怕。

在这个可怕的约束环境之中，人质格外容易产生幻觉。而睡眠瘫痪症也会创造这样的环境，所以使被害人产生了被外星人绑架的幻觉。在外星人绑架案中，同样是这三个因素在起作用：患者身体忽然不能动弹，感觉孤立无助；身处黑暗的卧室；感到恐惧。

睡眠瘫痪症的患者远比普通人更容易经历快速眼动入侵。神经科学家认为，快速眼动入侵是人脑在焦虑时尝试抚平神经系统而产生的副作用。就像心肌梗塞的痛苦会激发快速眼动入侵、使病人看见濒死的意象一样，也许睡眠瘫痪的压力本质也会引起快速眼动入侵，使得梦一般的模糊身影偷偷潜入意识之中。

撇开快速眼动入侵在幻觉生成中的作用不谈，睡眠瘫痪症似乎是解释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自己被外星人绑架的绝佳答案。睡眠瘫痪不但会引起许多奇怪的感觉，而且像人质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它还会制造适于幻觉产生的绝佳环境。要解释像外星人绑架这样令人困惑的现象，睡眠瘫痪症无疑是一个优秀的理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会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呢？有些人也许从未听说过睡眠瘫痪症，但是有许多被绑架者是知道这种疾病的，而且他们拒不承认这就是他们的超自然体验的原因。心理学家苏珊·克兰西（Susan Clancy）记录了许多人对于睡眠瘫痪理论的反应。有一次，她在实验室外偷听到了一个被绑架者和朋友打手机时的话：

我真是气坏了。那个姑娘还真是敢说……她告诉我：“那个啊，其实是睡眠瘫痪。”原来如此啊……她自己给外星人绑架过吗？我对天发誓，如果再有人跟我说什么睡眠瘫痪，我一定当场吐出来。那天晚上真的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感到天旋地转，我昏倒了。当时真的有事发生，可怕的事。那不是正常的现象，你明白吗？我没有睡着，我被劫持了。我受了侵犯，我被撕裂了——字面意义的，形象生动的，修辞比喻的，你喜欢怎么说都可以。她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

这段经历显得相当真实，以至于被绑架者即使听到了其他合理的解释，也依然深信自己真的被外星人绑架了。他们的故事是如此荒诞，可他们自己为什么还会相信呢？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人在回忆带有强烈情绪的事件时，和回忆普通事件是不同的。他们复述这些事件的时候更有自信，而且不许别人指出他们的故事里存在漏洞。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被绑架者在听别人说到睡眠瘫痪才是他们的真实病因时会发怒。好，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接受睡眠瘫痪的说法了。可他们为什么坚持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呢？在那么多可能的解释中间，为什么偏偏要选外星人呢？

“老巫婆”的进犯

20世纪70年代，纽芬兰东北港的一个钓鱼营地出现了一个幽灵，她专门在夜里出现，恐吓这里的居民。居民们叫她“老巫婆”。根据当地传说，老巫婆会悄悄潜入居民的房间，坐上他的胸口，使之满怀无法言表的恐惧。受害者的意识完全清醒，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任凭老巫婆的巨大重量在自己身上施压。一个居民说：“你就好像被捆住了一样，你知道是有人对你做了手脚，就像是下了咒。”还有一位当地渔民这样形容他的经历：

我在存放渔具的储藏室耽搁了一会儿，回来晚了。我们家门前的路上铺着海滩上捡来的石头，我沿路走回家里，接着就躺下了（说着躺在了一把椅子上）。没过多久，我听见外面的石头路上传来了脚步声。外面的门开了，然后是里面的门，我心想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接着我就看见了一个女人，一身白色，走进了厨房。她绕过烤炉，走到了我的跟前。然后她伸出手臂，按住了我的肩膀。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她搞了我。

被老巫婆袭击过的人都说自己被“搞”了；当老巫婆的幽灵终于散去时，他们浑身大汗，精疲力尽，抑郁寡欢。还有人报告了遭遇之后的疼痛：“有时候你眼睁睁看着她走到房间里搞你。我曾经被老巫婆捏住私处，醒来后浑身又酸又软。乖乖，那可真够受的！”

每个人描述的老巫婆形象各不相同，有时她是被害人最近见过的人物或形象，比如一位居民回忆说：

我能感到它进来了。恐惧在你身上弥漫开来，那感觉真不舒服……我前几个礼拜刚被搞过一次……你也见过它们，就是电视上的那些花栗鼠或者木偶之类。我睡觉前刚在电视上看过它们，接着就被它们搞了。

无论老巫婆是以何种形象出现，受害者对于受害经历的描述都大同小异。起初都是忽然醒转，全身麻痹，接着出现一个模糊缥缈的身影。这时他们开始恐慌。这个幽灵渐渐靠近，然后压了上来。周围怪声四起。受害者的胸部、腹部或胯部感到疼痛。当这个可怕的意象终于消失，受害者感觉疲惫、困惑或抑郁。

麻痹，影子，压力或疼痛，还有恐惧——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看来，老巫婆现象和典型的外星人绑架故事，都是对同一种体验的不同描述。

大多数人并没有听说过睡眠瘫痪症，因此他们一旦亲身体验了这种症状，第一个反应就是寻求解释。在纽芬兰，他们把这说成是被老巫婆袭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比如在加勒比，人们把这个现象称为“kokma”，他们相信这是没有经过洗礼就死去的婴儿跳到了被害人的胸口上掐他的脖子。在墨西哥，人们叫它“subirse el muerto”，意思是“一具死尸爬到了我身上”。在从前的英国，这现象称为“冻结”（stand-stills），据说这是因为灵魂在人睡觉时离开了身体，却没有在苏醒时回来。在西非，人们将它和巫术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觉得那是自己在遭受强暴。一名妇女这样说道：“那个戴着白帽子的高个儿男人想要非礼我，有时他会压在我身上。我只要一睡着，他就要强奸我。我只能睁眼躺着，全身不能动弹，心里怕得要死。”

当一个人经历睡眠瘫痪，他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就会编出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那么它会选择怎样的故事呢？这取决于你的文化——你相信什么疑惑什么，害怕什么，爱好什么，对什么好奇，又对过去的事情记得什么。在美国，有许多人相信外星人绑架的故事，其中一些人全心全意，而另一些人虽然将信将疑，却也肯定听说过这些故事。

当我们遇到新的或是非同寻常的状况，比如在身体麻痹的同时出现了幻觉，无意识的脑就开始寻求解释。而且它会走阻力最小的一条路。什么样的故事能够最好地解释这些症状呢？对于世界上的不同文化，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而对于许多美国人，最合适的答案就是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这不仅是最合适的答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患者一下子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他也许曾经有过怀疑，但现在终于确定了。你还会因此找到许多同道：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执此信念之人，他们和你有过完全相同的经历。对有些愿意相信这个说法的人来说，被外星人绑架是一个富有逻辑而令人满意的解释，让一个困惑而恐惧的夜晚变得明晰起来。

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脑中的无意识系统都在收集着无数互不相干的信息线索，并把它们编织成一个井井有条的个人故事，而我们也在有意识地体验这个故事。然而当脑中的信号沟通出了故障，这个故事就会出现不同的情节。以睡眠瘫痪症为例，因为有意识的知觉和肌肉控制之间失去了协同，无意识系统读到了一团混乱而相互冲突的信息，这时它就需要一个解释，好将这些信息调和起来。当虚无妄想综合征患者的知觉和情绪出现断裂，当战斗机飞行员或心肌梗塞者的血压忽然降低，这类使人困惑的情况也会出现。当神经元之间无法像往常一样彼此沟通，或者当知觉出现了新鲜而奇怪的组合，人脑编造的故事就会朝着神秘、反常而超自然的方向发展。

除非有其他过硬的理由，我们一般都会采信自己的脑编出的故事。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脑，我们就能利用教育来修正、扩张自己的知识储备。通过调整自己的信念、翻新脑的逻辑系统赖以建立的基础，我们就能够为无意识系统提供可靠的信息，并引导它提出理性而实际的解释。可是如果我们的脑已经不再健康呢？如果脑出现了某种病变，使得神经元之间长期沟通不良，那又会如何呢？那会使脑不断地重复同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且使超自然的体验持续一生。

注释

[1] G力（G-Force）原为一航空专有名词，现在广泛作为移动或改变切线，或是加速度与减速度时承受力道的单位。

大多数对于外星生命的想象都渗透着人类的自大：Myhrvold 1996。

有1/4认为外星人曾经到过地球：Gallup and Newport 1991。

还有9%表示他们自己就接触过外星人：“Poll: U.S. Hiding Knowledge of Aliens,” 1997。

的确有心理测评显示：Chequers, Joseph, and Diduca 1997。

“研究对象醒来后对周围环境有了知觉”：Mitchell 1876。

病人感觉仿佛窒息：Simons and Hughes 1985。

睡眠瘫痪症会影响大约8%的人：Sharpless and Barber 2011。

焦虑的人更容易在睡眠瘫痪中感到身边有异物：Solomonova 2008。

“这个影子人在什么地方？”：Arzy 2006。

“那是上帝在爱我”：Carrazana and Cheng 2011。

我看见近旁有一位天使：Teresa of Ávila 1565。

他的神经科医生却认为那不过是他颞叶的反常活动：Carrazana and Cheng 2011。

至少加扎尼加是这么猜想的：Gazzaniga 2005, 156–57。

不知道为什么引出了这样神秘的相遇：Hill and Persinger 2003。

一名男性患者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之后产生了自己已死的妄想：Young et al.1992。

它是由知觉和情绪之间的失联造成：Ramirez-Bermudez et al. 2010。

但是他已经无法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了：Gerrans 2002。

“每次你离开病房……”：Corlett, D'Souza, and Krystal 2010。

他还以为自己瞒过了妻子：Thomas-Antérion et al. 2008。

这两种疾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McKay and Cipolotti 2007。

他的脑对自己的症状作了偏执的解释：Kinderman and Bentall 1997。

他的脑走的是一条抑郁而虚无的路子：Peterson et al. 1982。

我当时正和四岁的儿子在山里度暑假：Facco and Agrillo 2012。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他们当时的所见与所感：van Lommel et al. 2001。

而是应该视作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大方接受：Facco and Agrillo 2012。

“下一个瞬间，我却仿佛坐到了飞机的后方”：Fulgham 2006。

大约10%的飞行员报告他们曾在这类操作中失去意识：Rickards and Newman 2005。

许多人都报告自己极度喜悦：Carter 2010；Whinnery 1997。

他们的视野边缘会变暗5～8秒：Lambert and Wood 1946。

研究表明，当视皮层或眼睛的供血不足：Nelson et al. 2007；Blackmore and Troscianko 1989。

对濒死体验的研究证明：Nelson et al. 2006。

神经系统的这个抗衡反应却启动了快速眼动睡眠中的一些成分：同上。

这些患者经历濒死体验和快速眼动入侵的频率都高于常人：同上。

一名二十五岁的士兵被北越军队俘虏了三个月：Siegel 1984。

这两个叙述者……都是一项研究中的对象：同上。

我真是气坏了：Clancy 2005, 50。

我能感到它进来了：引文摘自Ness 1978。

“kokma”：同上。

“subirse el muerto”：Jiménez-Genchi et al. 2009。.

这现象称为“冻结”：Dahlitz and Parkes 1993。

在西非，人们将它和巫术联系在一起：De Jong 2005。

“那个戴着白帽子的高个儿男人想要非礼我”：同上。

6 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听见说话声？

论语言、幻觉以及自我/非我的分别

你对上帝说话，那是虔诚祷告；上帝对你说话，那是精神分裂。

——托马斯·萨斯

我第一次遇见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当时我在一家医院的神经科轮转到了第三周，主治的神经科医生和我接到任务，去同一位刚刚癫痫发作的精神病人会面。“你学过精神病学了吗？”那位医生问我，我答说还没有。他于是极力主张我单独去见那个病人，听听他的口述和病史，然后回来向他汇报；他说这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学习机会。我独自来到精神病区，穿过两道遥控金属门，走进了621号病房。我在那里见到了布兰登，他是一个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paranoid schizophrenic），时常出现幻听。

布兰登那年二十八岁，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历史学位，但毕业后失业了好几年。他相貌秀气，宛如童子，有着一头蓬松的褐色头发。他的病例令人担忧，和他的长相形成鲜明对比。他在三周之前入院，当时曾反复追逐医护人员并拉扯对方的耳垂，说是要“把他们的间谍录音机给扯出来”。他入院的时间不长，却已经两次试图袭击护士，一次用一支钢笔，还有一次用一把镊子，声称对方是联邦调查局探员，被派来做见不得人的工作。那天早上癫痫发作之前，他曾叫嚣护士在“逼他发疯”，说她们“往他的脑袋里灌输愤怒的念头”，以贬低他的形象。在了解了他癫痫发作的情况之后，我向布兰登询问了他的幻觉。

我：你有没有在脑袋里听见过说话声？

布兰登：总是听见，我一般在独处的时候会听见他，但偶尔他也会在别的时候对我说话。如果我大声叫他闭嘴，他就收敛一些。有时我在边上打岔，他就说不了话了。

我：你说的“他”是指谁？

布兰登：就是杰拉德，那个大混蛋，他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时时都在监视我。他知道我的一切。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被他监视了——他在我的脑子里放了一块间谍芯片。可那些医生说，他们扫描了我的脑却没看见它。

我：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布兰登：他说我软弱愚蠢，还骂我是个懦夫。他说我应该从这鬼地方出去。他要我找到我的枪开几枪。（对自己说道：）我告诉过你，他们没收了，要不回来了，不要再烦我了。

我：你现在就能听见他吗？

布兰登：能啊。

我：他在说什么呢？

布兰登：他在说你。

我：他在说我什么？

布兰登：（靠过来看着我的眼睛）魔鬼！他在你的眼睛里看见了魔鬼！

看来最好还是不要再谈下去了，可是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疑问。为什么布兰登会在头脑中听见说话声？这声音是从哪来的？它又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除了幻听之外，精神分裂症患者还会经历其他一些神秘症状。有的人会产生妄想，会用最坚定的口吻宣扬自己的奇怪信念。这些妄想可能是偏执的，比如觉得自己在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它也可能是超自然的，比如认为自己在被外星人电击。有些患者认为自己的行为被自身之外的神秘力量所支配。我在精神病房里认识了另外一个病人珍娜，她说自从看了《幸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 ）节目之后，她的行为就被电视里发出的一个电力场控制了。还有病人报告了“思维植入”现象，他们感觉自己的思维不是自己的，而是被其他力量（一个人、一个精灵，甚至是联邦调查局）种植在他们的意识中的。有一个病人叫拉里，他的姐姐因为吸毒过量身亡；拉里告诉我，他姐姐的鬼魂一直在纠缠他。照他的说法，姐姐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借给他”，而他总忍不住将那些想法付诸行动。这个说法至少解释了他那几条金色发辫和瓢虫发卡是怎么回事。

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思维紊乱（disorganized thinking），他们会在不同的观念之间建立奇怪的联系。在电影《美丽心灵》中，罗素·克洛扮演的数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就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一个场景中，他的妻子（詹妮弗·康纳利扮演）发现了他的秘密办公室，里面到处是报纸杂志，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胡乱标着重点，墙上也潦草地写着费解的文字。这是影片对于思维紊乱的戏剧表现，虽然在克洛扮演的角色和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看来，这都完全是头脑清醒、符合逻辑的。

布兰登不仅宣称在头脑中听见说话声，他还和这个声音有所交流。他常常和那位无形的“杰拉德”发生争执，我也短暂地见证过一次。布兰登觉得这声音很真实，所以给它起了名字。这位杰拉德有自己的性格，虽然不太讨人喜欢（布兰登说他是个“大混蛋”），但总归是个性格。他有一份职业，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还有一个计划，其中包括监视布兰登，鼓励他自杀或者杀人。最让人不安的是，布兰登还被这个幽灵折磨着，它侵入他的脑，嘲讽他、诱骗他、欺侮他，要他听命于自己。这个幻觉无处不在，如果不加治疗，就根本没有摆脱的希望。它为什么会如此强大呢？

这个体验或许在布兰登看来十分可信，但是他能听到声音，不可能真的是因为他的耳膜探测到了声波，毕竟这声音是别人都听不到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想象出了这个说话声。当我们探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听见的说话声时，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这些声音只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之中。那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要如何理解他们在内心体验的声音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猜测，除非有法子让我们也听到这声音。

从麦克风传来的低语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站在一幢陌生建筑的大堂，一条条没有编号的走廊、一部部没有编号的电梯将你团团围住。你挠了挠头，试着用手上的指路条找到主会议室：“沿着左边的第二条门厅走，穿过双重门，然后乘C号电梯上五楼，511号套房。”你思索着左边的第二条门厅是哪条，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认路能力了，这时你感到肩上有人轻轻拍了一把。

“C号电梯走那边。”一位友善的路人给你指出了正确方向。原来是你想得太认真，以至于将自己的想法嘀咕出来了。你原打算把这场内在的对话留在心里，结果却将它播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样的事我们都经历过，但是仔细想想，这其实是相当奇怪的现象。你为什么会在无意间将自己的想法大声传播出去呢？这和人脑处理语言的一个独特习性有关。

当你准备开口说话，你的额叶就会向颞叶（此处产生语言）和运动皮层（此处控制肌肉）发出一道指令。然后电信号继续前行，在神经元之间快速传递，最后到达喉部，使你发出声音。你的嘴唇和舌头的肌肉也同时激活，说出你想要它们说出的词语。前面已经说过，当我们想象自己在做某事——比如挥动高尔夫球杆时，我们真正在做这件事时运用的脑区也会激活。说话也是如此。当你读到一段文字，并在心中暗想：“嗬，这一段根本不对！”这时你的颞叶就会激活，因为你的思想过程需要运用语言。但是信号不会就此停止。颞叶的神经元一旦激活，就必然开始发放，它们会将信号推送到通路的下一站，向上传至运动皮层，然后再向下激活喉部的肌肉，甚至嘴唇和舌头的肌肉也偶尔会激活，使你在无意间说出自己的想法。幸好不是每次都会这样，不然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就会不断地朝周围的众人广播，就像是一条条自动发出的推特简讯了。颞叶的激活通常是非常轻微的。一般来说，当你在心中思考某事，脑就会激活语言通路，有时语言肌肉也会微微收缩，但是幅度很小，发出的声音轻不可闻。

这个现象称为“无声语言”（subvocal speech），它时时都在发生。人脑会处理任何语言，甚至是我们心中的私人语言，它用独立的语言皮层和巨大的神经通路将指令传送给发出话语的肌肉。当我们的思想转变成无声语言，就是脑中的这个机制在刺激这些肌肉收缩，虽然前面说过，这个刺激往往太弱，还无法形成语音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过去有研究者认为，人类的一切思想都是一种无声语言，每次我们在心中想到词语，其实就是在默默地诉说它们。但后来有实验证明声带肌麻痹的病人也能思考，这个理论就基本被推翻了。尽管如此，无声语言仍然是一个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的真实现象。

神经科学家使用肌电图技术直接观察到了无声语言的产生。为了得到被试的肌电图，一位技术人员将电极植入了被试喉部的内附肌，从而记录那些肌肉细胞的电活动。每当被试说话，他的喉部肌肉便开始收缩，肌电图也随之记下和肌肉纤维的活动相对应的电活动峰值。肌电图的目的是记录发音肌肉活动的时间和力度。为了验证无声语言是否存在，研究者给被试连上肌电图机，并告诉他们不要说话、只能在心中深思。当被试开始内心的对话时，他们的肌电图波形也发生了变化：一个个小的尖峰出现了。这说明他们的发音肌肉正在收缩，虽然他们并未发出声音，也没有说话的意图。

20世纪40年代，精神病学家路易斯·古尔德（Louis Gould）想弄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听是否和无声语言现象有关。患者“头脑中的声音”，是否只是发音肌肉在无意间发出的低语？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刚好能听见自己的无声语言，而健康人就听不到呢？古尔德设计了一个肌电图实验，他招募了一群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被试，然后依次记录了他们每个人发音肌肉的活动。他将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幻听时的肌电图与健康被试的肌电图相比较，结果发现前者在听见人声时，肌电图也显示了他们的声带肌有较强的活动。这个结果说明，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心中听见说话声时，他们的声带肌也发生了收缩——它们参与了无声语言的发生。

无声语言是声带肌的一种活动，尽管你并不能听见声音。为什么我们听不见它？是因为根本没有发出声音，还是那声音实在太轻了？如果根本没有发出声音，那它就不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幻听的原因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无声语言实在很轻，轻到了只有患者本人才能听见呢？那样能够解释患者听到的说话声吗？

古尔德决定在他的一位病人身上寻找答案。这位病人我们权且叫她“丽莎”，她是一名四十六岁的女子，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她的一系列症状和布兰登十分相似。她经常出现幻听，致使她自认受到俄国政府的监视。她相信俄国人有一种射线枪，在将她的生命渐渐吸走。因为担心俄国人在睡梦中来袭，她睡觉时总在床边放一把剑。她相信自己听见的说话声是通过无形的力量传入她内心的，她号称：“我不知道那些电压和射线是怎么作用在我身上的，但是我感觉自己连通了精神世界，那看来是通过氦原子流办到的。”

如果无声语言真的是声带肌的轻微活动，由此产生了音量极低的语音，那么我们能不能使它变响一点呢？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只要用一只麦克风将轻不可闻的声音放大就行了。于是古尔德将一只小型麦克风贴在了丽莎喉部的皮肤上，结果使他震惊——先前无法听到的说话声，现在变成了一阵轻轻的低语：“飞机……是的，我知道他们是谁……没错，她也知道得很清楚。”此前，丽莎刚刚告诉古尔德她梦见了飞机。这声音继续说道：

低语：她知道我在这里。你打算怎么办？她的声音我认得出来。我不知道她要去哪里。我知道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她很聪明。别人会觉得她是另外一个人。

丽莎：我又听见那个声音了。

低语：她知道。她是全世界最恶毒的东西。除了她，我听不到别人的说话声。她什么都知道。她对飞行知道得一清二楚。

丽莎：我听见他们说我懂飞行的知识。

古尔德觉得相当吃惊。每当丽莎自称在头脑中听见说话声时，他也听见了从麦克风中传来的低语。而且当他问丽莎那个声音说了什么时，丽莎的描述和他在麦克风里听到的内容一个字都不差。丽莎头脑中的声音与她自己发出的无声语言，两者同时开口，说的也是一样的话。

几年后，一组研究者在一名五十一岁的男性患者身上做了类似的实验，我们且叫他“罗伊”。罗伊说他常常和自己头脑中的一位“琼斯小姐”对话。和古尔德的实验一样，这些研究者也在罗伊的喉部放了一只麦克风，并录下了这样的对话：

低语：如果你在他的头脑里，你就出来；如果你不在他的头脑里，你就不愿出来。你想待在那儿。

研究者：谁在说话？

罗伊：呃，她说的……

低语：是我说的。

研究者：你是在对自己说话吗？

罗伊：不，我没有。（对自己说：）你在干吗？

低语：亲爱的，管好你自己的事，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

罗伊：你看，我跟她说话，问她在做什么，她却要我管好自己的事。

在这个实验中，被试幻听的时间和内容也和他自己的无声语言相一致，而这无声语言正是用他自己的头脑、肺部和肌肉说出的。无论在罗伊自己看来，那个“头脑中的声音”是多么的可怕而真实，这个琼斯小姐都并不存在。显然，他一直以来听见的都是自己的声音。

“我在边上打岔，他就说不了话了”

走出精神病区时，我听见布兰登的病房传来了尖叫声。我跟一个护士打听是怎么回事，她说布兰登经常会这样大叫，他说这样能让他头脑中的声音安静一会儿。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对付幻觉的一套策略。有研究者测试了5种对策，以观察它们对于幻听的数量和长度各有什么影响。研究者召集了2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每一个都连上肌电图，并告诉他们如果头脑中响起说话声就及时报告。研究者记下了被试幻听的频率和时长，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再要求患者完成5个任务，一次一个，以确定这些任务是否能减轻他们的症状。这五个任务是：（1）保持张嘴，（2）咬住舌头，（3）大声哼唱，（4）握紧拳头，（5）抬起眉毛。

结果显示，虽然大多数任务都使症状加重或是没有改善，大声哼唱却使幻听的时间缩短了近60%。后来的研究显示，患者在症状出现时大声数数，也能摆脱头脑中的声音。读到这些发现时，我不禁想起了布兰登在和我谈到他头脑中的那个杰拉德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在边上打岔，他就不说话了。”如果患者在幻听时听见的只是自己的无声语言，那么原则上说，他们应该是能够将幻听打断的。要在张开嘴或是咬住舌头的同时说话并不容易，而在大声哼唱、大声叫唤或者大声数数的同时说话更要困难得多。

布兰登和其他患者能够通过打断自己的无声语言来打断头脑中的说话声，这再次证明了他们头脑中的声音只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布兰登也承认，那个声音对他的知识和记忆之熟悉令他惊讶（“他知道我的一切”）。这个声音常常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除了他之外没人能听见，而且他有时能用自己的话来让那个声音闭嘴。参照我们已经了解的证据，布兰登听见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为什么就不知道这一点呢？每个人都经常会默默地自言自语，我们对此一般不太留意，即使留意，也能认出那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有什么暗影侵入了我们的头脑。那么，像布兰登这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何就一再犯这样的错呢？布兰登教养良好，不酗酒吸毒，以前和联邦调查局也没有过节。他为什么会认为有一个联邦探员在他的头脑中植入说话声呢？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哼唱对于幻听的影响。虽然咬住舌头能够微微减轻幻听，但是幅度很小，可忽略不计。相比之下，患者大声哼唱能使幻听减少59%。

“有人总在我说话的时候说话”

2006年，英国的一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以确定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真的无法辨认自己的声音。他们总共测试了45名患者，其中的15人当时就有幻听，另外30人曾经有过幻听。这两组患者都与一组健康的被试对比。研究者依次要求这些被试对着一个麦克风朗读几个英文单词，麦克风连接着一部机器，能够扭曲人声。经过扭曲，每一个被试的声音都和原来略有不同，却又基本相似，一个健康的被试能够轻易分辨出那是自己的声音。被试在读出一个单词之后，立即就能从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扭曲之后的版本。然后他们通过按下相应的按钮来判断刚刚听到的声音属于“自己”、“别人”还是“无法判断”。

对照组在辨认自己的声音时毫不费力。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那些曾经有过幻听的被试稍稍有些吃力，但还是辨认得很准。而那些当时就有幻听的被试却感到异常困难，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声音认作是别人的。

看来，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认不出自己的声音，还容易将它认作是外来的。这些幻听的被试会说“有人总在我说话的时候说话”或者“我觉得在我说话的同时，有一个恶灵也在说话”。人是如何识别嗓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又缺少了什么，以至于无法辨认自己的说话声？说来奇怪，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一种独特的鱼类身上找到。

人和电鱼有什么相似之处？

象鼻鱼就是一种电鱼，是淡水鱼类，原产于非洲的河流之中；它们有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用电。象鼻鱼的神经系统能够向周围的河水发出一种名叫“电器官放电”（electric organ discharges, EOD）的电信号。这些信号就像电场，同时向所有方向发送。为了找路，象鼻鱼会向周围发出一个EOD（就像一道闪电），等待它从周围的障碍物上反弹，然后用特化的电感受器探测弹回的信号。它们以此绘出一幅周围水域的简单地图，就好像蝙蝠用弹回的声波定位，或者潜艇用声纳在深海中导航一样。象鼻鱼能用电感受器探测其他同类发出的EOD，然后发出自己的EOD作为应答。它们以此协调狩猎活动，甚至用它来挑选潜在的伴侣。研究表明，雌性象鼻鱼会被特定的EOD频率所吸引，但是它们很难取悦：每一条雌鱼喜欢的频率都是不同的。这对于雄鱼实在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它们不能对每个姑娘都采用同样的策略。和人类一样，雄鱼必须向雌鱼发出正确的信号，双方才会来电。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和它们还有别的共同之处。

象鼻鱼，一种电鱼

象鼻鱼发出的电流不是像激光那样目标明确的线性信号，它是一个向着西面八方扩散的电场。在它发送范围之内的所有电感受器都能接收到它，包括发出信号的那条鱼本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象鼻鱼该如何区分其他同类发出的信号和自己发出的信号呢？

对象鼻鱼神经系统的研究表明，在每次发出EOD与同类交流之前，象鼻鱼的脑部都会先发出一个所谓的“指挥信号”（command signal），指导电气系统放电。20世纪70年代，神经科学家柯蒂斯·贝尔（Curtis Bell）和同事用药物麻醉了象鼻鱼的放电器官，以此研究它们的指挥信号。麻醉之后，象鼻鱼的脑仍能发出指挥信号，命令身体发出EOD，但是身体已经无法从命了。用人类来比喻，相当于有人麻醉了你的声带肌，却没有麻醉你的脑，你仍能在头脑中指挥自己说话，只是声带已经出不了声了。

象鼻鱼已经发不出EOD，贝尔决定用自己制造的电信号代替。他用一个外部发射器向象鼻鱼发射电信号，接着又在象鼻鱼的电感受器上连接了记录用的电极。每当他向象鼻鱼发出一个电刺激，它的电感受器就会出现一个尖峰，这说明它探测到了这个信号。下面就是电极记录到的信号：

贝尔模拟的是象鼻鱼在收到同类的交流信号时的情况。电感受器探测到外来的电信号，并随之激活。那么象鼻鱼自己发出的电流又如何呢？贝尔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来模拟这种情况。前面说过，当象鼻鱼准备发出EOD时，它的脑部会先向放电器官发出一个指挥信号，命令它放电。贝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再次用发射器刺激象鼻鱼，但这一次是紧跟在象鼻鱼的脑部发出指挥信号之后。他希望用这个招数诱使象鼻鱼把他的假冒信号错认为自己的EOD。这一次的结果是这样的：

这一次，当贝尔用电流刺激象鼻鱼时，它的电感受器却什么都没探测到。这是为什么？前面说过，指挥信号是脑在告诉电感受器：“我准备发出电脉冲了。”电感受器一旦接到了这个通知，就不会错以为脉冲是同类发来的了。而在这次的实验中，贝尔骗过了象鼻鱼的神经元回路。在鱼脑的指挥信号通知电感受器准备接收刺激之后，贝尔的冒充信号随即到达了电感受器，于是象鼻鱼便错以为这个信号是它自己发出的。这一招成功了。贝尔发现，象鼻鱼只要在准备发出电信号之后的4毫秒之内收到一个电信号，它的电感受器就探测不到它——它认定这是自己发出的信号，所以懒得留意。

除了信号之间的时间关系之外，这个实验还有值得深究的地方。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象鼻鱼在4毫秒之内收到一个电信号（无论是它自己的EOD还是实验者发出的人工信号），它就会将信号取消，但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是什么抑制了信号的效果？毕竟，电感受器不可能选择性地接收或拒绝电信号，凡是收到的信号，它们都会探测——除非有另外一股力量在干预。

在电压记录中，EOD呈现这样的图形：

图中的尖峰表示电压在正方向（向上）出现了一次快速增加，等到放电结束，这个尖峰就会慢慢消失。贝尔指出，每当象鼻鱼发出一个EOD，它的脑部会同时向电感受器发出另外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看起来很像第一个，但它是向下的。它的波幅和波形都和第一个信号大致相同，但方向正好相反。当一个反向的信号与一个正向的信号有着相同的形状和幅度，两者就会相互抵消，于是电感受器就什么都探测不到了：

这个上下颠倒的信号称为“推测放电”（corollary discharge），它属于一个关键的神经元系统，这个系统使得象鼻鱼能在自身产生和外部发射的电脉冲之间做出区分。其中的原理如下：每当象鼻鱼的脑部发出一个指挥信号命令身体放电，它也会同时将这个信号的一份副本发送到探测电场的感觉系统。这个副本通知感觉系统，脑部刚刚发出了一个指挥信号。这个过程类似一个总经理给下属发送了一封电邮谈论未来的一条产品线，它将电邮发给了产品研发部，同时也抄送给了市场部，让他们知道会有这样一个项目。同样的道理，象鼻鱼的指挥信号在发给运动系统的同时也抄送给了感觉系统，让它为即将到来的电信号以及随之产生的感觉体验做好准备。而感觉系统一旦接收到这个指令的副本，就会预测EOD将会产生怎样的感觉。这就是推测放电了：它是象鼻鱼预测的EOD到达电感受器时的感觉体验。

我们再整理一下：象鼻鱼决定发射一个电脉冲时，它会发出两个一模一样的指令，其中的一个发往放电器官，告诉它“立即放电”，而另一个发往感觉器官，告诉它“请注意，我们准备发射一个信号，是自己人，忽略即可”。于是在信号发射之前，感觉系统会先匆匆预测这个信号的形状和幅度，而这个预测就叫作“推测放电”。通过对信号的情况加以推测，象鼻鱼做好了识别它的准备。

一旦感觉系统准备完毕，放电指令就可以执行了，象鼻鱼随即发出EOD。随着电信号向外扩散，象鼻鱼也将它与推测放电相比较。这对实际的信号和预测的信号之间应该是正好匹配的，它们有着相同的形状和强度，就像上面的两张插图所示。由于接收到的信号和预测的信号相同，鱼脑认出了它：这是自己的放电器官发射的EOD，而不是同类发来的消息，所以不必理会。两个信号相互抵消，电感受器什么都探测不到，这就相当于单单发出了一条消息而没有接收。这样一来，当象鼻鱼自己发出电信号时，就不会误认为信号来自同类。

如果的确收到了同类发来的EOD，情况就不同了。那时象鼻鱼不会先做准备，收到信号时也不会有推测放电和它匹配。因为不做准备，所以也没有什么现成的信号可供比较，感觉系统不会事先启动，也不会收到什么抄送邮件，更不会预测什么。这个信号不会抵消，象鼻鱼会收到一条响亮而清楚的消息：有一名同类要和自己谈谈；也许是位女士？

推测放电系统使象鼻鱼能够区分自身发出的信号和来自同类的信号，从而避免了许多混乱。下面的图表归纳了这个系统的运行方式。

推测放电系统的功能是在感觉体验和感觉预期之间寻找匹配。这个系统并非象鼻鱼独有，而是在自然界广泛存在。蟋蟀用它来防止自己的鸣叫声盖过它听见的同类的鸣叫，燕雀之类的鸣禽用它来区分自己和其他鸟类的歌声。我们人类当然也使用推测放电，而且用途相当之多。比如有一个实验要求被试单手提起一个装满水的容器，与此同时，研究者记下他们在容器上施加的握力。重复几次之后，被试用一根吸管从容器中喝掉部分水，然后再提起它。虽然他们明白容器已经减轻了重量，但他们施加的握力仍然和容器装满时一样。为什么？因为前几次提起装满的容器时，推测放电系统暗暗积累了经验，记下了提起它的感觉（这就是感觉反馈）。根据这个经验，它对提起容器所需的力量做了预测。由于这个预测是在第二组实验（提起较轻的容器）开始之前做出的，所以人脑对提起容器时所需的力量和获得的反馈，都有着过时的估计，它依据的是身体对于一个较重物体的经验。因为这些无意识的计算，被试就在变轻的容器上施加了太大的握力。

图为象鼻鱼的推测放电系统。每当鱼脑发出一个运动指令，它都会将这个指令的一个副本发给感觉系统，感觉系统随之产生一个推测放电信号（也就是对放电后产生的感觉的预测）。接着，感觉系统将这个预测的感觉与收到电信号之后的实际感觉反馈相比较。如果实际信号和预测相符，那就必然是自身发出的，那么推测放电就会抑制它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这也许就是我们获得“肌肉记忆”的一种途径。你可以尝试从同一个地点投掷一枚篮球一百来次，直到能准确投进为止。然后再换一枚较小的篮球，再试几次。你的肌肉需要先对这个新球的重量适应一阵，然后才能再次准确地投中。

有人认为，人类的推测放电系统还用来在移动头部的时候保持眼球的位置（所谓的“前庭眼反射”，vestibulo-ocular reflex）。我们用它来估算身体的移动速度，比如在什么时候伸出手去接一个球。我们甚至会在想象中运用这个系统。第三章已经写到，当我们想象某个运动或感觉体验时，我们的内心是通过预测实际的感觉反馈来创造这些意象的。比如研究表明，某个动作在想象中的时间长度（比如开合跳），和实际完成这个动作的时间长度惊人地相似，这说明我们在想象时依靠的是一个内部的预测系统。

那么如果这个系统坏了呢？试想我们遇到了一条电鱼，它的推测放电通路出了故障。它依然能正常放电，也能够产生推测放电信号，但是在比对实际的感觉反馈和推测放电时，它却出了差错。在比较这两个相互匹配的信号之后，它得出了这两者并不匹配的结论。简单地说，它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否定结论。那么这会如何影响电鱼对世界的感知呢？它不仅会无法认出自己的信号，还会错误地认为有其他鱼类在和它交流。

说到这里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推测放电还有一个用途，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它是所有用途中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辨认我们自己的声音。

系统故障

我们再回头去说说布兰登，那个我们在本章开头遇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症状可以这样解释：通常情况，当布兰登说出无声语言时，他的推测放电系统会预测他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子。当他自己的声音传入耳中，推测放电系统就会比较耳朵听到的这个声音和系统预测的他自己的声音。因为脑部的故障，无意识的匹配系统错误地认为两者并不匹配，使他无法意识到听见的是自己的声音。布兰登的推测放电系统没有抑制他的声音对于神经系统的影响，并以此防止分心和混淆。他的声音对他的神经元受体产生了十足的影响。他的脑现在面临着两条需要调和的信息：一是听见了说话声，二是错误地认为这个说话声并非自己发出的。这时他的脑会怎么做呢？它会根据自身的原则来解释这个局面，而这个原则就是用有限的信息创造出完整的故事。于是在无意识中，脑得出了尽量符合逻辑的结论：“如果不是我发出的这个声音，那就一定是其他人发出的吧。”

匹配系统的这个故障可以解释布兰登为什么没有认出自己的声音，又为什么把这个声音认作了某个神秘人物。它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声音对他如此了解：毕竟那就是他自己嘛。如果这个理论没错，它就可以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何以会听见说话声了。问题是，这个理论可以证明吗？

我们之前讨论过一个实验，它将健康被试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声音稍稍扭曲，然后要他们判断这声音属于“自己”、“别人”还是“无法判断”。结果表明，出现幻听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错把自己的声音听成别人的。在那之后的研究又发现了一个名叫“N100”的特定脑波，当一个健康人听见别人对自己说话时，这个脑波就会突然在脑电图上出现，而当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时，这个脑波就会减弱。有趣的是，这也是推测放电系统的效果：抑制我们自己的声音对于神经系统的影响。有的神经科学家相信，N100信号的减弱正是推测放电抑制神经系统的标志。后来又有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要求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收听并辨认几个说话声的来源。第一个说话声属于被试本人；第二个也是他们本人的声音，只是经过了轻微扭曲；第三个是用电脑合成的外星人的声音。被试一边收听这几个声音，研究者一边用脑电图记录他们的脑部活动。

当健康被试听见外星人的声音，他们正确地认出了那属于“别人”，脑电图上也显示了强烈的N100信号，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不是自己的声音，所以没有抵消它对于神经系统的作用。健康被试还辨认出了自己的声音，即使那声音是略带扭曲的，他们的脑电图上显示了一个受到抑制而减弱的N100信号，说明推测放电系统发现了匹配，并决定将信号减弱。当自己的声音响起，他们的无意识系统知道不必多加理会；在有意识的层面，他们就听见了自己在说话。

图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推测放电通路的可能故障。研究者认为，当一名患者听见自己的声音，他的比对功能会得出错误的否定结论。于是患者无法意识到听见的是自己的声音，而会认为那是由别人发出的。这一回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听做出了基本的解释。

精神分裂症患者同样能辨认出外星人的声音，此时他们的N100信号与健康被试相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这些患者本来就能分辨其他人的说话声，只是对自己的声音无法辨认而已。而他们听见自己的声音，并将其误当作别人时，他们的N100信号同样强烈而完整。这个信号没有受到抑制。推测放电系统的故障阻止了信号之间的匹配，并探测到了一个不匹配，结果是N100信号（它代表的是感觉系统受到的影响）无法减弱，患者于是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声音来自外部。

推测放电系统的故障使得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识别自己的声音，并将这个声音归结为了某个神秘的外在实体。那么这个解释可以推广到所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身上吗？我们之前的许多讨论都预设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听只是他们自己在悄声说话。这在许多病例中都是切实的，但我们仍不知道这个预设可以推广到多大的范围。是不是所有幻听都取决于患者识别自己说话声的能力？或者换个问法：那些没有听觉的患者，也能产生幻听吗？

聋人能在头脑中听见说话声吗？

聋人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例和健康人群相同，而且发病时的表现也十分相似。他们同样具有许多不同的症状，比如思维紊乱、语言障碍和社交孤僻等等。那么幻听又如何呢？耳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也的确有人自称有幻听。我们来认识几位这样的患者，看看他们是如何形容自己的幻听的。

患者之一：六十一岁，男性，天生耳聋

他听见一个鬼魂对自己说话。那鬼魂谈到他的工作、生活和上司。鬼魂叫他“塌鼻子”，还建议他小心购买保险。他说他真的听见了鬼魂的声音。

患者之二：三十四岁，男性，两岁前即耳聋

他自称见过耶稣。他常常听见一个声音从伦敦对他说话。别人问他身为聋人，怎么可能听见伦敦的说话声，他回答说他看见对方用胳膊和手向他打手语。

患者之三：三十岁，女性，两岁前即耳聋

她听见一个男人“在她里面”说话，还见到了对方的面孔。但是那个男人闭着嘴，也没打手语。她偶尔还会听见电视剧演员帕特里克·杜菲对她侮辱威胁。这些声音有时会一起出现，并相互辩驳，但它们总是在说她的坏话或者笑话她。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听见它们，她也明白自己“听不见真人的说话声”。

患者之四：十七岁，女性，天生耳聋

她听见一个男人整天大喊“你好，你好！”。她不确定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鬼魂。她常常用手语打出“闭嘴”和“走开”将这个声音赶走。有时她会一只耳朵听见音乐，另一只耳朵听见说话声，不过她也承认，自己“是个彻底的聋子”，根本听不见别人说话。她说自己从前有过微弱的听觉。

这四个病人都声称能“听见”说话声，虽然他们都在能够理解语言之前就聋了。他们都将听到的声音归结为外部的实体，这一点和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当研究者追问他们是如何听见声音的，只有第二位患者承认自己是看见了有人在打手语，而不是真的听见了字词。神秘的是，其他三位患者都使用了“说话”“大喊”“嗓音”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体验，并且坚持自己的幻觉是有声的。他们非说自己真能听见声音，但我们知道这绝不可能。无论这些聋人体验到的是什么，那都不是真正的声音。也许他们只是没有恰当的语言来形容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最后只能借用形容声音的词语罢了。

耳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能真的听见说话声，这一点只要叫他们描述说话者的声音特征就清楚了。那些说话声“听起来”具体是怎样的？耳聋的患者无法给出什么有意义的描述。他们记不得说话者的音高、音量和重音，而是常常回答：“我怎么知道？我耳朵聋了啊！”也许他们在说到“声音”和“听见”的时候，只是在表达别的意思。

试想有一位朋友对你说：“我要去用斧子砍掉那棵樱桃树。”在听见这句话时，你注意的不是朋友的具体措辞，也不是他的声音。你会在脑海中描绘那棵樱桃树，思索为什么朋友想要砍倒它，也许还会纳闷他是怎么有一把斧子的。无论这条消息是通过电邮、手语（假设你精通手语）还是唇语传达给你的，你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就对心灵的影响而言，交流的模式并不如交流的内容那样重要。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读到的那样，四周的声音或是弹舌的回响都能激活视皮层。同样，对语言的神经影像研究也显示，健康人听见别人说话和聋人观看别人的手语时，他们脑中激活的区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前额叶和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虽然感知这两种语言需要完全不同的感觉通道（一种是听觉，一种是视觉），但是人脑用来理解交流内容的区域却是相同的。

这一点甚至对想象的语言都适用。当你醒来后照着镜子心想“哎呀，我的头发今早真是不一般的好啊”，你就是在使用所谓的“内心语言”（inner speech）。这时，你的前额叶的左下部分同样是激活的。曾有一项研究让一组聋人在用手语思考的同时接受PET扫描——手语正是他们的内心语言。扫描同样在他们前额叶的左下方发现了活动，而这也正是听力正常者在用语言思考时活跃的区域。

想象一个视觉场景会激活脑中的视觉空间皮层。但尽管手语是一种视觉的交流媒介，当一个人在思考手语时，他脑中激活的却不是视觉空间皮层，而是语言皮层。无论一种语言是手语还是口语、是真实感知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脑中的无意识系统都会辨认其中的内容，并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对待它。这也许就是视觉学习的基本原理：当一个学生通过图表、图片和符号学习一个概念，他的脑处理这个概念的方式，和他在课本上读到或在课堂上听到这个概念是完全一样的。学生不仅记住了图片，也在头脑中创造了这个概念的语言表征。

上面的四位患者并没有听见自己的无声语言，因为他们聋了，然而他们却的确产生了有人对他们说话的幻觉。他们体验到的可能是内心语言，是头脑中的手语或想象中的唇语（就像第二名患者承认的那样）。有的聋人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后会承认他们“听见”的声音其实就是头脑中的唇语或手语，只是他们无法看见对方的脸或双手。想想看，那是看不见双手的手语，或看不见嘴唇的唇语，难怪描述起来会那么困难。也许第一、三、四名患者就遇到了这个难题，因为无法描述，干脆一口咬定自己听见了声音。

他们的体验或许类似我们在第一章读到的阿梅莉亚的那条声音走廊，唯一的区别在于阿梅莉亚是用声音代替图像，而他们是用图像代替声音。他们在头脑中想象出手语或是唇语，但是那嘴唇或双手的意象却很模糊。那些消息的措辞或许并不清晰，但消息的内容还是传递给了他们。无论那是一声招呼、一个购买保险的建议、一句辱骂（“塌鼻子”）还是一句威胁，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聋人都觉得那是某个入侵者植入他们脑中的概念。旁人很难确定这个体验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和听觉并不相同。虽然聋人的确能够体验到某种形式的幻听，但那幻听的源头是他们的内心语言，而非无声语言。

如果丧失听觉的人也能幻听，那就说明不是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听见的都是自己的无声语言，有一些体验到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内心语言。这又说明，精神分裂症造成的神经问题，也就是推测放电系统的故障问题，要比我们之前想的更加复杂：精神分裂症患者失去的不仅是辨别自己声音的能力，他们连自己的思想都无从辨别了。

自我监督的紊乱

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以其实验性的迷幻风格广为人知，在1996年列入摇滚名人堂。当乐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成名时，创立者西德·巴雷特（Syd Barrett）的举止却变得古怪起来。他常常神志恍惚，还一个劲地说看疯狂的念头。有时他会心血来潮，涂上口红、穿上高跟鞋招摇过市。当乐队成员发现巴雷特将女友囚禁在一间屋子里三天、只偶尔在门下给她塞两块饼干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出了问题。虽然当时没有确切的诊断，但是现在看来，巴雷特可能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这也体现在了他的音乐里。在1968年的专辑《一碟子秘密》（A Saucerful of Secrets ）中，巴雷特为歌曲《水壶乐队布鲁斯》（Jugband Blues ）创作了歌词，其中有两句写道：“感谢你明白告诉我我不在这里……我不知道是谁写下了这首歌。”

因为这两句令人担忧的歌词，乐队经理彼得·詹纳宣布这首歌“可能是对他的精神分裂状态最确切的自我诊断”。如果其中反映了任何现实，则巴雷特似乎是在暗示他也不知道这歌词是谁写出来的。他相信自己心中运用的技艺，以及整个作曲作词的细致过程，都是由他之外的某个人完成的。在他看来，这首歌绝不是他自身思想的产物。

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体验到一种比较神秘的妄想，称为“思想插入”（thought insertion）。患者认为自己的思想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从某个外在的源头植入自己脑中的。这个感觉可以十分强烈、震撼人心，比如下面这位病人的描述：

我望向窗外，觉得花园漂亮、草坪整洁，但这时埃蒙·安德鲁斯 [1] 的思想进入了我的头脑。这时没有别的思想，只有他的。他把我的头脑当作屏幕，把自己的想法投射了上去，就像你在幕布上投射一幅画。

和幻听一样，患者不仅会将插入的思想归结到他人身上，也会将它们归因为各种神秘的力量。有一位医生这样描述了他的两名患者：

一个男病人说，他的思想是别人放进他脑袋里去的，和他自己的“感觉不一样”。另一个病人说，他的思想有许多来自电视和广播，它们“经过了电力的篡改”，总是感觉……和他自己的明显不同。

这种自我辨认的障碍还有更深的表现。除了无法识别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之外，精神分裂症患者还可能否认是自己在支配自己的行为。例如，患者有时会形容自己无法控制手脚的动作：

当我伸手去拿梳子，移动的确是我的手和胳膊，拿起它的也确实是我的手指，但我却不在控制它们……我坐在那里观看，它们的举止相当独立，它们的作为和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一具木偶，被宇宙中的提线操纵。每当提线拉起，我的身体就开始运动，完全停不下来。

这听起来像是异手症，但其实不然。患者对自身有完全的控制，只是他的脑不承认这一点罢了。与之类似，还有的患者无法辨认自己的感情，他们甚至会将自己的心境和情绪都归结为外部的源头：

我大哭，泪珠在我的面颊滚落，虽然外表很不开心，我的内心却烧着一把冷冷的怒火，因为这都是他们在利用我。不开心的并不是我，是他们把自己的不快投射到了我的脑中。他们还毫无理由地把笑容投射到我脸上，你不知道那感觉有多坏：表面上哈哈大笑，一副开心的样子，心里却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的情绪。

研究者向来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将自己的冲动怪罪到外部的力量上去。有一名患者住在一家精神病院，当餐车推到面前，他举起一瓶尿液倒了上去。护工愤怒地质问他想干什么，他这样说道：

我忽然有了一阵冲动，觉得非这么做不可。但那不是我的冲动，是放射科灌输给我的。这就是我昨天去那里做植入的原因。这和我没有关系，是他们要这么做。是他们要我举起瓶子把尿液倒上去的。

这些症状似乎和幻听有着相同的模式：将外界归为自身想法和行为的源头。我们一旦了解了推测放电系统的故障，就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优雅地解释这种种奇怪体验：当脑中的故障使人无法意识到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都出于自身，她就只能认为那些思想和感情是外人植入她脑中的，她的行为也是受外人控制的。这些症状说明，精神分裂症不仅仅是幻觉和妄想的问题，而是更大范围的自我监控紊乱。这种疾病使人无法区分自我和他人，而推测放电故障就是这一切的核心。

你为什么不能挠自己痒痒？

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个秘密，那就是人不能挠自己痒痒。无论怎样尝试，你都无法在自己身上引起那种痒感。但是只要有淘气的朋友用手指在你的肋下轻挠，你就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别人对你做就比你自己做的感觉强烈得多呢？

科学家真的研究了决定一个感觉痒不痒的各种因素。他们使用一台挠痒痒机（是的，真有这东西）开展实验。每个被试都用左手移动一根手柄，以此控制一条机械臂，机械臂的顶部有一尖端，用作挠痒痒的手指。被试摇动手柄，指挥机械指刺激自己的右手手掌。然后在一张从0到10的痒度量表上评价自己的感觉，其中10表示最痒。被试发现，这感觉并不很痒。指挥机械指挠自己痒痒，并不比亲手挠自己痒痒更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体验到的感觉和脑的预测完全匹配，于是推测放电系统将这认作是自身的动作，并抑制了它的效果。所以被试才不觉得痒。

接着研究者修改了实验条件，在被试对手柄的操作和机械指的刺激之间加了一个延迟，随着实验进行，这个延迟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他们还修改了机械指的动作模式，使其不同于被试挠自己痒痒的模式，随着实验进行，两者的差别也变得越来越大。当这些时间和模式上的变化渐渐积累，被试报告了越来越强烈的痒感。

那么推测放电是如何解释挠痒痒的呢？当你挠自己痒痒时，这个动作的副本发送到了神经系统，并引发了一个推测放电信号。如果这个信号和你的实际感觉体验相匹配，也就是你在手指挠肋下的同时感到了同样的动作，你的脑会检测到这次匹配，推测放电信号也会抑制这次挠痒痒的效果。换句话说，当你的脑知道了挠痒怪进攻的时间和方式，它就会做好自我保护的准备。这个感觉抵消了，而你也不觉得痒了。

与之相对，如果和实验的第二部分一样，你感觉到的刺激在时间和模式上都和你的计划不同，那么推测放电就无法和来自皮肤的感觉反馈相匹配。这时的脑就会将这感觉当作外来的而不是自身引起的，于是你就感到了痒。身体失去了防备，挠痒怪横行无忌。

如果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自我辨认的障碍，那么我们自然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精神分裂症患者能挠自己痒痒吗？如果他们真的把自己的行为当作了外来的，那不是就无法区分挠自己痒痒和被别人挠痒痒了吗？的确如此。当精神分裂症被试比较了挠自己痒痒和被实验者挠痒痒的感觉之后，他们报告说这两个感觉一样的痒！因为在区分自我和非自我上有着广泛的障碍，这些患者做到了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事：把自己挠痒。

似曾相识

我最近和妻子走访了一次康涅狄格州的神秘港。我们来到了一条僻静街道尽头的一家冰淇淋店，店家的橱窗里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脆皮甜筒里装着一只草莓冰淇淋球。店外还挂着一块木头招牌，随着风声前后摇摆。看见这个景象，我的心中涌起了一阵强烈的熟悉感。我自信地对妻子说，我从前来过这地方，那是在童年和父母一起出远门的时候。然而那个礼拜的晚些时候，我的父亲却告诉我他们从未带我去过康涅狄格州。我的这个错觉许多人都有过，但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地方，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如此强烈的熟悉感？

在之前讨论幻听的原因时，我说了人脑会得出“错误的不匹配”结论，在预期的感觉和实际的感觉相符时，硬说它们并不相符。那么，一个“错误的匹配”又是怎样的呢？那就是“似曾相识”（déjà vu）之感了。你会觉得某个感觉体验与你有关或为你所有，而其实它和你没有关系，也不为你所有。你认出了它，它却不属于你。

说来真是奇妙：神经元的一个简单的错误发放，居然会引出如此深刻的意识体验。当我们谈论脑中的个人回路，可能觉得其中并不复杂：如果一家冰淇淋店的外观和我的记忆相符，我就会认出它来；如果你听见一个声音和你的声音相符，那就是你自己的声音。这里头似乎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只有当错误的信息在脑中流传，我们才会意识到脑在无意识中做了多少工作。

当我的脑在康涅狄格州错误地发放，我不仅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还断言了自己曾经的一次出行。我的脑是非常讲求逻辑的：既然我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地方，既然它和记忆中的某个场所匹配，那么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从前来过这里。然而我又不记得自己来过，那这就一定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么身为儿童的我，又是跟谁一起来的呢？最可能的就是我的父母了。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故事。的确，无意识系统是用虚假的信息得出了这个结论，但这个推理本身却是相当可靠的。我的脑利用已有的信息填补了空缺，并创造出了一个流畅的故事来解释眼前的情况。

和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布兰登的脑中也出了故障，使错误信息广为流传。这个故障的基本后果是他常常认不出自己的声音和想法。他的脑觉察到了一个声音，有人在对他说话。可那人是谁呢？既然四下无人，那就不可能是附近的谁，而是某个当时他无法看见的人。可那到底是谁呢？有谁能在远处向他的头脑投射一个声音？也许是某个拥有高超技术的人，是某个拥有监视他的手段和动机的人。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吗？有这个可能。如果曾有某个联邦特工在他的脑中植入芯片，那就能够解释他头脑中的声音了；如果这名特工已经对他监视了一阵，那就可以解释那个声音为什么对他如此了解了。

在接收到错误信息之后，无意识系统就会编造故事来解释这个十分古怪的局面。以这个思路来看，布兰登对于自己症状的解释，倒是很符合逻辑的。同样，当一个人经历了困惑而恐怖的睡眠瘫痪之后，他的脑也会开始分析刚刚的事件。而这样古怪的一段经历，需要同样古怪的一个解释，于是他的脑就发明了外星人绑架理论。说来也怪，这正好又是一个合适的理论。它体现了无意识系统用故事来解释情绪体验的倾向，也满足了人对于自身遭遇的好奇。以这个眼光看，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称被奇异科技（射线枪、氦原子流）或宗教实体（精灵、魔鬼）操纵的说法，还有他们为什么觉得电视中的角色（帕特里克·杜菲）或虚构的人物（琼斯小姐）在对自己说话，又为什么会认为有自身之外的神秘力量在他们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了。他们的脑编造了种种解释，这些解释符合他们的性格，也符合他们平日的信念倾向。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患者可能把那声音认作是神圣存在，一个惊险小说的读者则可能担忧那是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脑借助无意识的加工，将我们的感官收集的信息碎片聚拢到一处，并以尽量符合逻辑的方式串联起来，在考虑我们的信念、恐惧和偏见之后，最终编造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一切现象。而在有意识的层面，我们就读到了这个故事。

在健康状态下，脑的无意识架构设计了一个方案，使我们能将自身心灵的产物和来自外界的信息分隔开来。正是对于这个分隔的认识使我们在与世界交流的同时保持独立。我们得以在自我和非我之间做出关键的区分，而这重区分正是我们的自我感和人格（personhood）建立的基础。有时候，只有正常功能发生了紊乱，我们才能理解脑的逻辑回路是多么强大、它的幕后工作是多么繁重、它又能被多么轻易操纵。那么，如果操纵它的不是回路的错误发放，而是某个蓄意策划的阴谋呢？

注释

[1] 埃蒙·安德鲁斯（Eamann Andrews, 1922—1987），爱尔兰裔广播电视人，长年在英国工作。

你对上帝说话：Szasz 1973, 101。

然后电信号继续前行：Guenther, Ghosh, and Tourville 2006；Simonyan and Horwitz 2011。

人类的一切思想都是一种无声语言：Watson 1913。

这个理论就基本被推翻了：Smith et al. 1947。

这说明他们的发音肌肉正在收缩：Garrity 1977。

古尔德设计了一个肌电图实验：Gould 1948。

先前无法听到的说话声，现在变成了一阵轻轻的低语：Gould 1949。

如果你在他的头脑里，你就出来：Green and Preston 1981。

大声哼唱却使幻听的时间缩短了近60%：Green and Kinsbourne 1990。

在症状出现时大声数数，也能摆脱头脑中的声音：Nelson, Thrasher, and Barnes 1991。

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声音认作是别人的：Johns et al. 2006。

“有人总在我说话的时候说话”：Frith 1995。

象鼻鱼的神经系统能够……：Feulner et al. 2009b。

雌性象鼻鱼会被特定的EOD频率所吸引：Feulner et al. 2009a。

下面就是电极记录到的信号：根据Russell and Bell 1978改编。

它的电感受器却什么都没探测到：同上。

贝尔指出，每当象鼻鱼发出一个EOD：Bell 1981; Bell and Grant 1989。

这个上下颠倒的信号称为“推测放电”：Caputi and Nogueira 2012；Bell and Grant 1989。

燕雀之类的鸣禽用它来区分自己和其他鸟类的歌声：Crapse and Sommer2008。

有一个实验要求被试单手提起一个装满水的容器：Nowak and Hermsdörfer 2003。

“前庭眼反射”：Herdman, Schubert, and Tusa 2001；Davidson and Wolpert 2005。

在什么时候伸出手去接一个球：Zago et al. 2004。

我们在想象时依靠的是一个内部的预测系统：Gentili et al. 2004。

“N100”：Ford et al. 2001。.

患者于是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声音来自外部：Heinks-Maldonado et al.2007；Shergill et al. 2000。

聋人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例和健康人群相同：Altshuler and Rainer 1958；Evans and Elliott 1981。

我们来认识几位这样的患者：du Feu and McKenna 1999；; Critchley et al. 1981。.

“我怎么知道？我耳朵聋了啊！”：Thacker 1994。

同样，对语言的神经影像研究也显示：MacSweeney et al. 2002。

曾有一项研究让一组聋人在用手语思考的同时接受PET扫描：McGuire et al. 1997。

创立者西德·巴雷特： Schaffner 2005, 106。

巴雷特将女友囚禁在一间屋子里：同上，77。

巴雷特可能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Greene 2006。

可能是对他的精神分裂状态最确切的自我诊断：Schaffner 2005, 99。

我望向窗外：Mellor 1970。

一个男病人说，他的思想是别人放进他脑袋里去的：Spence and Frith 1997。

当我伸手去拿梳子：Mellor 1970。

我大哭，泪珠在我的面颊滚落：同上。

我忽然有了一阵冲动：同上。

挠痒痒机：Blakemore, Frith, and Wolpert 1999。

身体失去了防备，挠痒怪横行无忌：当我们在线路不畅的电话上交谈时，脑中也会发生大致类似的情况。我们每次说话都会在一段延迟之后听见自己的回声，脑一定感到有些困惑，就像在一段延迟之后被挠痒痒一样。也许这就是电话中的回声如此可恶的原因。

当精神分裂症被试比较了挠自己痒痒和被实验者挠痒痒的感觉之后：Blakemore et al. 2000。

“似曾相识”：Lisman and Sternberg 2013。

7 催眠术可以用来诱导杀人吗？

论注意、影响和潜意识暗示的威力

有意识的心灵就像一道喷泉，它在阳光下升起，又回落进那个它从中发源的巨大地底水池，而这个水池就是潜意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51年3月21日早晨，哥本哈根冷得出奇，二十九岁的机械师帕勒·哈德鲁普（Palle Hardrup）早早离开了工作岗位，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附近的一家银行，提一只公文包走了进去。这只公文包里藏着一把手枪、几枚子弹，他准备用它们来恐吓银行柜员，尽量多抢出一些钱来。

他走进银行大堂，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接着又把枪口指向最近的柜员，喝令他往公文包里装满现金。那名柜员吓得一动不动，哈德鲁普一枪将他击毙。他走向下一名柜员，对方立即从柜台边上逃跑，但还是慢了一步。又一声枪响，哈德鲁普杀死了第二名被害人。此时警铃大作。哈德鲁普空着手落荒而逃。警方追踪不久就赶上了他。哈德鲁普没有抵抗，束手就擒，对自己的作为也供认不讳。但是将他押到警局之后，事情却变得奇怪起来。

哈德鲁普在审讯中交代，他抢银行是因为接到了上帝的命令，目的是为丹麦国家共产党筹款，好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根据周围一带在那段时间的劫案规律，警方怀疑哈德鲁普并非单独行动。他们追问是谁向他灌输了抢银行的念头，他回答说：“是我的守护天使。”

没过多久，警方就发现这起劫案中使用的自行车属于比约恩·尼尔森（Bjorn Nielsen）。这个尼尔森有着长长的犯罪记录，曾经和哈德鲁普在同一间牢房里关押了三年。警方审讯了那座监狱的犯人，他们都说这两个人在监狱中的关系相当奇怪。具体来说，尼尔森对哈德鲁普这个室友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强大影响。那么，尼尔森就是教唆哈德鲁普抢劫的那个“守护天使”吗？

九个月后，就在哈德鲁普将被送进精神病院时，他给调查案子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终于准备交代这起抢劫杀人案的内情了。他写道，上一次因为犯罪而坐牢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什么事都没法做。而尼尔森对监禁较有经验，于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保护对象。尼尔森成了他的好友兼导师，传授他关于宗教和上帝的知识，还建议两人经常一起冥想，说是这样就能与全能的主合而为一。哈德鲁普写道，尼尔森后来开始试验催眠术。每天夜里，在寂静黑暗的囚室中，尼尔森都会催眠哈德鲁普，并命令他做出各种举动。他想看看自己能对哈德鲁普的心灵施加多少影响、这些影响又会在时间中增长到多大。哈德鲁普说这个催眠试验定期举行，直到尼尔森完全控制了他的头脑。而尼尔森一旦明白了自己拥有的力量，就决心用它来达成一个新的目标：他要借这名室友之手犯下一桩无懈可击的罪行。他的邪恶计划是抢劫银行，必要时还要杀人，他自己躲在远处遥控，失败了就由哈德鲁普承担罪责。

你觉得很困很困

诸如催眠、阈下信息（subliminal messages）和洗脑这样的外部作用，真的能够削弱我们的思维和决断力吗？这不禁使人想起电影《满洲候选人》的情节：陆军中士雷蒙·肖被共产党间谍洗脑催眠，对方试图将他用作暗杀工具，以达到颠覆美国政府的目的。

催眠本是临床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后来却成了通俗心理学中的一大热门，还不时为媒体所歪曲。它始终没有受到正确的理解，也很少得到审慎的科学分析。不过，就像任何曾经亲身经历或者亲眼见证过它的人会说的那样，首先要明白的是，催眠术绝对是真实的。

大众接触催眠的最常见途径大概就是观看舞台上的催眠表演了。催眠师从观众中挑出一名志愿者，并用催眠术来使他做出或是奇怪、或是尴尬的举动，并引人发笑。我就看过这样一场演出，一同前去的是我的朋友伊森。伊森平时为人古板，那天却主动要求上台接受催眠。催眠中，催眠师向他宣布一只猎鹰刚刚飞进房间，并展开翅膀摆出了一个庄严的姿态。伊森的眼光盯上了这只无形的飞鸟，表情肃然起敬。“大猎鹰又飞起来了，”催眠师接着说道，“这下它落到你头上了。”伊森害怕得一动不动，目光在底下的观众和自己的额头之间来回闪烁，看到这只想象的动物用利爪抓住自己的头发，他显得浑身紧张。观众大笑，但伊森毫无知觉。催眠师得寸进尺，说：“猎鹰又起飞了，现在他朝你的上衣飞过来了！”伊森涨红了脸，满头是汗，挣扎着想要赶走袭击者，差一点把上衣也扯掉了。直到催眠师告诉他猎鹰已经飞走，他才终于罢休。表演结束之后，伊森向我发誓他真的看见了那只飞鸟，就像看见房里的每一个人那么清楚，他也真的相信自己在与它搏斗。他在催眠引起的恍惚中看见了一只不存在的动物，还和它交了几手，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催眠已经成为了临床心理治疗中的标准手段，治疗师用它来促进放松、沟通和反省。催眠还能帮助病人控制疼痛，效果远远超出安慰剂效应。有一项研究召集了30名烧伤病人，他们有的接受真正的催眠，有的接受虚假催眠（安慰剂效应），还有的不接受任何处理（对照组）。研究者要求虚假催眠组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处在一个轻松的场合，但并不真的催眠他们。实验结束之后，研究者要三组被试填写详尽的问卷，以评估自己的痛觉变化。结果显示，催眠组报告自己的疼痛减轻了46%，虚假催眠组减轻了16%，对照组减轻了14%。另有一项研究显示，催眠还能为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减轻疼痛。

2006年，主持人埃伦·德杰尼勒斯（Ellen DeGeneres）在自己的一集谈话节目中接受催眠，以帮助她努力戒烟。催眠师先要她说出一样讨厌的食物，她说了黑甘草糖。在使她陷入恍惚之后，催眠师对她说吸烟就好像吃了一大口黑甘草糖。听到这个说法，她的脸上显出了厌恶的表情。埃伦后来表示，她戒烟几十年从未成功，这次催眠终于帮她戒掉了烟瘾。

催眠术还有过一次著名的应用，女演员黛博拉·梅辛（Debra Messing，在电视剧《威尔和格蕾丝》中扮演过角色）曾在电影《幸运牌手》中扮演一位水下模特，当时也请了一位催眠师来帮她克服潜水的恐惧。影片中的梅辛穿一身美人鱼戏服，在一口巨大的水族缸里对着口形唱歌，同时和各种水下动物一齐跳舞（这听起来倒是真的可怕）。她宣称催眠师帮助她克服了下水的恐惧，使她不慌不忙拍完了这一场戏。

催眠也在军队中派上了用场。比如军方认为，对俘虏的敌军士兵施加催眠，就能使他们更加轻易地吐露机密情报。有一项实验招募了一位意志坚定、记录清白的陆军下士作为被试，他的面前坐着一位催眠师和几位上司，上司们密切观察，想看看催眠师能用什么法子使他泄露军机。先是他的上尉向他告知了一条秘密情报：“B连将于今晚21：00出发。”上尉同时还向他下达军令，严禁在任何情况下泄漏情报。这位自信而坚定的下士点了点头，转身面向催眠师。

轮到催眠师显身手了。他将下士置于深度催眠的恍惚之中，一旦他觉得对方的内心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就开始以上级的口吻对下士说话。“我是桑德斯上尉。”他宣布，“我刚刚告诉了你一条情报，叫你不准泄漏。现在我想看看你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说了什么？”下士目光呆滞，毫不犹豫地说道：“B连将于今晚21：00出发。”机密泄漏了。在这次演习中，下士不用一分钟的时间就背叛了国家。

催眠师将下士从恍惚中唤醒，然后问他：“你泄漏机密了吗？”下士像往常一样自信地一笑。

“没有，你是没法叫我开口的。”

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就突破了军队的精锐之士，他自己还毫不知情。由此可见，除了影响知觉、减轻疼痛之外，催眠还能使人表现出平时不会有的行为，即使那行为是受到禁止的。

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认为受催眠的人是在梦游，或者处于其他的无意识状态。但实际上，被催眠者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专注、充满想象力。1843年，詹姆斯·布雷德（James Braid）发明了“催眠”一词，并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

催眠状态的起源和本质是引起人出神或心理专注的习惯，这个状态仿佛冥想或者自发的出神，心灵的力量完全集中于某一个念头或某一串想法，一时之间，被催眠者对其他的念头、印象和想法都不再留意，即使留意了也无动于衷。

换句话说，催眠使人的精神完全集中于某一串想法，因此极易受到外部暗示的入侵。

催眠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而是注意力高度集中于想象的状态。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心理意象增强运动表现的威力，也明白了心理意象是一件强大的工具。而催眠就是由别人口述的心理意象，被催眠者不受外界干扰，完全浸淫其中。当你竭力想象某个事物，对你而言，那个事物就会变得真实。

在电影《铁钩船长》中，罗宾·威廉姆斯扮演长大后的彼得·潘，由于岁月磨砺，他已经失去了童年时的一些创意和想象。有一场戏，他坐在永无岛的一张桌子旁边，看着迷失少年们作狼吞虎咽状，却看不见他们在吃什么。少年们从空空的碗碟中抓起一把把空气塞进嘴里，彼得在一旁惊讶地观望。有一个少年举着一条想象的鸡腿大快朵颐，另一个似乎紧握着一块三明治大吃特吃。彼得问道：“你们都在吃什么呀？”少年们鼓励他运用想象。于是他集中精神，努力想象这些食物都是真的。忽然之间，它们成真了。一盘盘肉、面包和糕点在他眼前出现了。

这就是催眠。被催眠者沉浸于催眠师塑造的场景，以至于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不仅如此，他还会对这个场景变得执迷，忘记思忖和检点自己的行为。这使得催眠师能够绕过被催眠者的有意识监督向他发布指令，引导出他做出在未催眠时会觉得尴尬的举动。这是我们目前对催眠最好的解释，但是在神经心理学界，关于催眠为何成功、如何成功，却还有争议。假使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就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要将注意集中在某件事上，就能阻止其他刺激进入意识呢？如此简单的行为，怎么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鸡尾酒会效应

试想你正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参加鸡尾酒会。你和其他三人站成一圈，谈论着近来的股市走向。当谈话开始变得乏味，你的心思也散漫起来。你们周围谈话声四起，震耳欲聋。你开始偷听身后那一群人的话题。他们谈论的是这个房间的折中主义装潢，品评着主人挑选窗帘和沙发面料的眼光。没什么意思。你的心思又转到了左边那一群。他们在谈论酒会上你认识的几个人，说着他们的闲话。你留意倾听了起来。你的脸上露出讪笑，对他们所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听得仔仔细细。忽然，你听见有人在喊你的名字——原来是站在对面的女人一直在和你说话，你却完全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因为你的注意已经被其他话题占据了。

这个场景中表现的注意的选择性，就叫作“鸡尾酒会效应”（cocktail party effect）。在一片嘈杂声中，你能够将自己的注意集中于某一场对话，同时将室内的其他动静屏蔽。你的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说到底，房间里充斥的都是声波而已，你的脑是如何明白哪些声波比较重要的？看来你一次只能应付一场对话，而除此之外的话语，虽然出自近旁人之口，却没能进入你的意识。

还有一个现象称为“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对它的研究似乎证明了意识只能记录我们的注意所集中的对象。在一个十分著名也十分有趣的实验中，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要被试观看三人一组的两组人传接一个篮球的录像。其中一组身穿白色衬衣，另一组穿黑色衬衣。两位研究者要被试专心观看白色衬衣组，并记下他们的传球次数；录像结束后，再叫他们说出白队一共传了几次球。接着研究者问他们：“你们看到一只大猩猩了吗？”原来是录像放到一半，有一只大猩猩（其实是一个女人穿着大猩猩的服装）走进了这些球员中间，它在画面正中停下，面对镜头捶胸数次，然后离开。然而被试一心数着传球次数，大约有一半人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只大猩猩。你如果觉得这难以置信，不妨去YouTube上看看这段录像，并用它来考考你的朋友。

另一个实验中，实验者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园分别接近了15名行人，向他们问路。正当双方盯着地图交谈时，有两名男子（也是研究成员）夹着一块门板粗鲁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趁这机会，问路的实验者和其中的一名男子互换了位置，夹着门板离开了现场。此时站在行人对面的已是另一名实验者，他举着一张一模一样的地图继续问路。原先那名实验者和这个顶替者穿着不同的衣服，身高相差2英寸（约5厘米），声音也截然不同。然而仍有大约一半的行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谈话对象忽然换了一个人。他们继续为对方指路，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对于注意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已经澄清了在这些实验中发挥作用的脑回路。当我们看见或是听见某个事物，感觉信号就从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传向人脑中的感觉交换站——丘脑，然后再由丘脑传递到脑中的视觉或听觉皮层。这条通路可以大致称为“自下而上的信号传输”（bottom-up signaling）。与此同时，脑中的信号也在传送到丘脑，甚至一路传送到最初接受刺激的感受器。这个过程称为“自上而下的信号传输”（top-down signaling），它的作用是对收到的信号开展过滤，挑出其中的重要成分，并综合出一幅有意义的视觉图景，或是一番前后连贯的对话。你不妨将这种自上而下的加工看作是法庭上的一位法官正在裁决一场车祸的争议。车祸双方向她呈交了关于这次事故的许多不同说法，事发时处在有利位置的证人也供述了关于这次撞击的证词。当所有证据都摆到法官眼前，她的手头就有了许多分散的信息，但她还是想知道事件的全貌。这就是她要解决的难题：分析呈送上来的零碎信息，在必要的时候填补其中的空白，然后运用她在处理同类案件中取得的智慧，还原出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来。

面对大量感觉信息，人脑也在做同样的事：它接收信息，评估信息，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其中的显著特征，最后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简单而统一的经历。

在那个传接篮球的录像中发生了许多事：球员朝各个方向移动，有黑色球衣，有白色球衣，篮球飞来飞去，四面有墙，下有地板，球员的脸上表情变换。其中哪些信息是重要的呢？人脑要对哪些信息优先处理，才能创造出一个视觉叙事？既然被试的任务是为白队的传球计数，他们的脑就自然会用自上而下的处理来关注和传球有关的信息。然而人脑就像法官，只有有限的心力。如果它已经给白队的行动加上了“最重要”的标签，就会将黑队发配到次要位置，而无意识系统也会抑制有关黑队的刺激，使它们不在有意识的心灵上留下过多痕迹。这样一来，视野中的黑色部分就成为了背景，而那只大猩猩的外观又正好是黑色的。由于被试的脑已不打算在视野的黑色部分发掘重要信息，那只黑色的大猩猩就在无意间被归为了背景噪音的一部分，使得一半被试再也注意不到它了。如果那只猩猩的颜色是明黄色而不是黑色，它就不会如此轻易地融入人脑认定的视觉背景噪音中。那样，观看录像的人就不再会把它看漏，因为他们的脑会挑出明亮的刺激，并将它们和场景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同样的原理也在行人实验中发挥了作用。半数被试没有注意到他们眼前的问路人忽然换了一个，因为他们脑中的有限资源都用来给对方指路了。不过，要是后来顶替的实验者戴了一只粉红色的生日帽，或者穿了一身圣诞老人的服装，那么所有行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变化。实验者忽然多出了这些外在特征，被试的脑就会对视觉场景的这些部分格外关注。实验者的外观会变得更加显眼，行人也更有可能注意到他们。

这也是为什么在鸡尾酒会上，当你听见附近有人在说“……然后她就浑身赤裸跑进了电梯”时，你的注意会一下被吸引过去。因为这句话有意思，而且不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它的内容或许使一些人觉得重要、有趣，于是脑就将它识别了出来。而当你听见有人在喊你的名字，你的注意同样会忽然转移。由于长年来一直处理自己的名字，你的脑已经将这串声音当成了一条重要信号，所以一旦有人提起，你的注意就会迅速转过去寻找声音的来源。

2007年，有人对鸡尾酒会效应开展了一项神经病学研究。研究者考察了一种名叫“斑胸草雀”的鸟在一片嘈杂声中的脑部神经元活动。他们的目标是使这只草雀对录音中另一只草雀鸣出的歌声产生选择性注意，这些歌声它很熟悉。与此同时，他们还播放了各种背景噪声的录音，其中包括其他鸟类的合唱。这就相当于是草雀版本的鸡尾酒会：四处是鸟，七嘴八舌，只可惜现场并不供应鸡尾酒。研究者记录了这只草雀的脑部活动，而且有了精彩的发现：首先，它显然探察到了背景噪音，它的听觉皮层也记录到了相互干扰的混乱信号。不过，每当研究者播放那段熟悉的歌声中的一个音节时，草雀脑中便会有一个波形保持高位，而其他脑波都缩小。这就好像是它在一片喧嚣中认出了同类的声音，它将这个声音挑选出来单独聆听，同时将其他声音当作背景噪音压抑了下去。人脑也有相似的工作原理，它会辨认某些重要的刺激，并将注意指向它们，同时将其余的一切当作无关刺激，减轻它们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这个过程自然使人想起了推测放电系统。

然而对于注意的神经科学研究并不表明，人脑在面对一个视觉景象或者听觉和声的时候，只觉察其中的某些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但凡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还有其他感受器）探测到的内容，脑差不多都照单全收。只是这些信息实在庞杂，无法一一加工。对注意的研究显示，我们的无意识能够从这场感官轰炸中挑出重点，并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统一连贯的故事，作为我们的有意识经历。在鸡尾酒会上，虽然你的注意为其他对话所占据，但是一听到自己的名字你就回过神来，这说明你的脑毕竟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吸收了某些信息。实际上，脑接收了几乎所有的信息，但是我们只意识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自然使人想到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些信息，它们又是如何在潜意识中影响我们的呢？

克服斯特鲁普效应

我们来试一个实验：看一眼下面的字，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说出它们的文字颜色：

你用了多长时间？我猜不是很长。再看看下面相同的字。要记住，你只须说出文字的颜色即可：

这一次你用的时间很可能就长了许多，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原因嘛，当然就是文字的颜色和它们的意义产生了冲突。虽然你的任务只是说出文字的颜色，但它们的意义还是使你分了心，也干扰了你尽快完成任务的能力。结果就是你在回答第二组文字的颜色时，用了比第一组长得多的时间。

这个现象称为“斯特鲁普效应”（Stroop effect），它是以上面那个测试的发明者、心理学家约翰·里德利·斯特鲁普（John Ridley Stroop）命名的。这个效应在超过99%的人身上都有体现，多年以来，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接受。这个现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练习或许能使我们的反应时间稍微降低一些，但是一旦颜色和名称不相符，我们的反应依然会比两者相符的时候要慢得多。这是因为相互矛盾的知觉信号在我们的脑中产生了冲突：文字的意义是东，它们的颜色偏又是西。在我们能够正确说出颜色之前，脑必须先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表征厘清，而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反应时间的增加，我们就称之为斯特鲁普效应。一般来说，我们是无法削弱这个效应的，只除了一个法子：催眠。

当被催眠者接受斯特鲁普测试，他们的反应时间明显变短了。他们的回答是如此流畅，无论文字的内容和颜色是否匹配，似乎都没有多大的差别。被催眠者在辨认文字的颜色时并没有受到它们意义的拖累。他们对这个任务全神贯注，完全忽视了刺激中包含的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催眠消除了斯特鲁普效应。不知什么原因，催眠状态隔绝了脑中造成反应时间变慢的冲突，但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冲突是在脑中的什么位置被化解的？催眠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研究者利用fMRI和PET对脑开展了神经影像研究，结果显示当被试完成斯特鲁普任务时，他们的前扣带皮层处于活跃状态。前扣带皮层位于前额叶下方，它担负着许多功能，包括情绪加工、集中注意等等。我们在第一章就和它打过照面，当时说到了一个问题：“每一种走上方舟的动物，摩西都带了几只？”这个问题的句子结构使你想到诺亚，但其实它问的却是摩西。要发现其中的歪曲，你就需要动用前扣带皮层。同样，斯特鲁普任务在你的颜色知觉和语言认知之间制造了冲突。在两种情况下，前扣带皮层似乎都帮人厘清了冲突。

对于前扣带皮层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它是在脑中监测冲突的区域。每当我们要艰难地理清斯特鲁普任务之类的矛盾知觉，或者是权衡一道选择题中的多个选项，又或者要纠正自己犯下的错误，抑或是在好几个词语涌到嘴边时说出最恰当的那个，前扣带皮层都在辛勤地工作着。这个皮层的功能就是在这些局面中理出头绪，厘清其中的某些冲突。

既然催眠能够消除由前扣带皮层处理的斯特鲁普效应，那它就多半对前扣带皮层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它到底在这幅神经的图像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神经科学家兼心理学家约翰·格鲁泽利尔（John Gruzelier）开展了一项实验。

利用一个叫作“斯坦福催眠感受性量表”（Stanford Hypnotic Susceptibility Scale）的甄别工具，他召集了一群特别容易催眠的被试。他要他们两次尝试了斯特鲁普任务，一次处于正常状态，另一次处于催眠状态。两次尝试中，他都用fMRI监测了他们的脑部活动。

影像数据显示，被试在催眠之后，前扣带皮层的活动显著增强了。这似乎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我们认为前扣带皮层的活动应该是减少的，因为被试的脑没能察觉到意义和颜色的冲突，而是只关注了颜色。但实际上，前扣带皮层这个冲突辨别的中枢，却似乎在加班加点地工作。那么被催眠的被试又是怎么克服斯特鲁普效应的呢？

这就要说到格鲁泽利尔的第二个发现了。在没有接受催眠的对照组，被试的前扣带皮层与额叶同时发放，说明两个脑区之间存在交流。可能在对照组的脑中，前扣带皮层在无意识中监测到了相互冲突的信号，然后将它们汇报给了额叶，让有意识的分析来理清其中的矛盾。这使得对照组意识到了斯特鲁普任务中的难点，也降低了他们的反应速度。当文字的颜色和意义之间出现错配时，他们的反应时间就更长了。

而被催眠者的脑部活动就不同了。他们的脑中只有前扣带皮层单独发放，额叶却始终是安静的——这两个脑区没有像正常情况下那样协同运作。格鲁泽利尔发现，催眠解除了前扣带皮层的无意识冲突监测功能和额叶的有意识分析功能之间的联系。结果就是前扣带皮层虽然觉察到了文字的意义和颜色之间的冲突，但额叶却始终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与此同时，前扣带皮层也明白了它的消息没有送达额叶，于是开始更加努力地发放。因此fMRI才会显示它的活动反而增强了：前扣带皮层不知道与额叶之间的通讯已经切断，只是一个劲地向额叶发送被它忽视的冲突报告。

催眠消除斯特鲁普效应不是靠阻止冲突监测，而是靠截断冲突报告，做到这一点是靠切断两个脑区的联系，使它们无法像原来那样彼此交流。我们来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催眠解除了前扣带皮层活动和额叶活动之间的关联，从而修改了脑部厘清知觉、识别冲突和纠正错误的方式。格鲁泽利尔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在催眠状态下会做出往常不会做出的骇人听闻的举动。

催眠改变了人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催眠师因此能对催眠对象施加强大的影响。当一个人处于催眠的恍惚状态，他的额叶不会对外界的暗示做有意识的监督。在格鲁泽利尔看来，这就是被催眠者有时会做出愚蠢举动的原因，比如他会自认为在和一只猎鹰打斗，还差一点扯掉自己的上衣。虽然催眠师所说的猎鹰和我那位朋友见到的没有猎鹰的环境之间产生了冲突，但是因为催眠，他的意识无法觉察这个冲突，他的想象还主动填补了空缺。他的意识松懈了防范，于是催眠的暗示躲过雷达，悄悄潜了进来。比起寻常的暗示，一个催眠暗示有着更大的影响、更宽的门路。那么，它究竟宽到了什么地步呢？催眠师到底能使被催眠者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已经看到，人一旦被催眠，催眠暗示就能绕过意识的监控进入他的头脑。此时，这些暗示就会产生和阈下信息相似的威力，而阈下信息的原理同样是避开有意识的分析发挥作用。对阈下影响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也产生了许多精彩的成果。要回答潜意识的影响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行为，这些成果是很值得一看的。

吃爆米花，喝可口可乐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不久，《满洲里候选人》也刚刚放映。就在这时，广告专家詹姆斯·维卡里（James Vicary）开展了一项秘密实验。实验的场地是新泽西州利堡的一家影院，他在放映机旁放了一部装置，每隔5秒左右就在屏幕上打出“吃爆米花”“喝可口可乐”的字样。它们每次只闪现千分之三秒，这个时间很短，观众不会有意识地看到它们，然而它又不算太短，仍会在无意间对观众的神经系统产生作用。六周之后，已经有将近46,000人看过了那部电影，维卡里宣称，可口可乐的销量上涨了18%，爆米花的销量更是暴涨了近58%。

这个结果在报纸上公布之后，读者都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大家觉得自己受了侵犯。《新闻日报》称它是“自原子弹之后最使人警惕的发明”。居然有人能潜入我们的意识，在不知不觉间操纵我们的决策，这还得了？更可怕的是，有人指出对这种阈下信息的应用加以扩展，就能制造出大规模精神控制的机器。有读者致信报馆说：“既然这诡计可以用来推销爆米花，那它岂不还可以推销政客或者其他东西？”就连《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也加入了这场讨论，说是可能在几年之内，“自由意志就会彻底取消”。

一个恐慌的时代就此来临，民众对阈下精神控制的可能危害忧心忡忡。恐慌的情绪在1990年夏天到达了顶点，那一年，摇滚乐队“犹大祭司”（Judas Priest）和CBS唱片公司被人告上法庭，罪名是他们在乐队的几首歌曲中植入了阈下信息。五年前，有两名青少年雷·贝尔纳普（Ray Belknap）和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在听了乐队的歌曲《你出面，比我好》（Better by You, Better Than Me ）之后，即刻来到附近的一片运动场，用一把锯短的霰弹枪击穿了自己的头部。原告在法庭上指出，这首重金属歌曲中隐藏着不断重复的一段信息——“动手吧”。更可怕的是，那张唱片的封面上还画着子弹将人头打爆的图样。

最后CBS唱片打赢了官司。调查发现，雷和詹姆斯有过吸毒、盗窃和使用暴力的前科。法官裁定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阈下信息能够影响人类行为——尤其是被害人的生死抉择，对被害人家属的诉求不予支持。原告的另一个失误是请了一个名叫威尔逊·基（Wilson Key）的人来做专家证人，此人曾出版过好几部著作，宣称一切产品和传播媒介中都渗透着与性有关的阈下信息。他举例说，琴酒广告中的冰块上写着“性”，乐之饼干上也烤着“性”字。还有一家餐馆的广告中展示了一盘食物，基号称那也是阈下信息，表现了一群男人正和一头毛驴性交。当他在犹大祭司案中被反复盘问时，大家都看出了他对阈下信息的观点已经脱离事实、陷入偏执：

律师：你在5美元纸币上见到了林肯的大胡子里嵌着“性”字？

基：是的。

律师：你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美国造币局故意印上去的？

基：没错。

律师：加拿大也对加元做了同样的手脚？

基：哦，是的。

律师：你还相信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出版商也运用了阈下信息？

基：是的，是的。

律师：那么希尔顿酒店的菜单呢？

基：是。

律师：还有小学课本呢？

基：是，是。

后来证明，维卡里的那个“吃爆米花，喝可口可乐”的实验同样是无中生有。它从未在任何科学期刊上发表，也没有在其他研究者手上重复过。加拿大广播公司曾计划模仿这个实验，他们在一档热门的周日晚间电视节目上插进了350多次“快打电话”的字样，然而没有一个人打来电话。事后，电视台还请观众猜测这期节目中隐藏的信息。他们收到了近五百封来信，但没有一封答对。近五成来信者说，他们在观看节目时感到了肚饿或者口渴。显然，他们已经对那个爆米花/可口可乐实验相当熟悉，还以为这次节目一定也和食物有关。

有人甚至发现，维卡里开展实验的那家影院其实很小，根本容不下他号称的那么多观众，而且影院经理也从未听说过这项研究。所谓实验，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不过，“阈下信息”这个概念毕竟是成立的，其中也确实包含着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问题：阈下信息到底有多真实？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影响又有多大？

看不见的脸

虽然它的影响被维卡里等人大大夸张了，但阈下信息是真实存在的，神经科学家以多种形式在研究中运用过这一技术。其中的一种称为“逆向遮蔽”（backward masking）。实验者向被试先后呈现两幅图像，第一幅称为“先行刺激”（prime），呈现时间不到50毫秒。然后呈现“遮蔽刺激”（mask），这是一幅中性的图像，比如一个长方形或其他常见的几何形状，呈现时间为几秒。50毫秒的呈现时间太短，不足以为被试的意识所察觉。因此，先行刺激只要在50毫秒内出现，被试就根本看不见它，只会看见第二幅遮蔽图像。然而研究发现，尽管先行图像对被试近乎隐形，它所包含的信息还是会在被试脑中的无意识部分留下深刻的印记。

一组心理学家在两个实验中检验了这项技术，一个实验的被试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另一个的被试是心理系的研究生。他们先让教徒读一段带有色情意味的文字，说一名女子梦见了一次肌肤之亲。在用一些时间回味文章的内容之后，被试又分组观看了两幅先行图像，均一闪而过。他们中的一半看到的是教皇注视着自己，面带失望的神情；另一半看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面孔。因为是先行图像，两者都只闪现了几毫秒就为一幅中性的图像所代替了。

在看过阈下图像之后，被试又填写了一份问卷，以评估自己的宗教虔诚。研究者接着拿这份问卷和被试在观看图像之前填写的另一份问卷相比较。结果发现，那些看见陌生人面孔的被试，他们的自我评价并未改变，在看图前后写下的回答大致相同。而那些看见教皇面带失望的被试，却在第二次评估时给自己的宗教虔诚打了低分。两组被试之中，并没有人有意识地记得那张面孔，他们只认为自己看见了一些几何图形。

研究生被试也得到了相似的待遇。研究者先向他们呈现阈下的先行图像，一组看到的是面带失望的系主任，另一组看到的是一张陌生人的脸，然后再要他们评价各自的研究设想。和上次实验一样，看见系主任面带不满的被试给自己的研究打了低分，看见陌生人面孔的被试则没有显示这个效应。在两个实验中，被试对自己的感情或想法的评价都受到了外部刺激的影响，而这些刺激都是他们没有看见，甚至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

试想在你离开一家超市之际，收银员狠狠瞪了你一眼，因为你在为薯片和苏打水付款时用的全是硬币。你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而是继续做你的事去了。一小时之后你和朋友电话，却很快感到心情沮丧。你说不出其中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觉得心情很差。也许就是你没有注意到的那个凶狠目光成为了一条阈下消息，引起了你不知所以然的一股情绪。

再想想肢体语言对我们的影响。某一天，有人站得离你近了一英寸。你当时并不在意，但事后不由心想：他是在和我调情吗？又有一天，一个新客户在握手时力气稍微大了一些。当他离开你的办公室，你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印象。你觉得他有一些傲慢，但也说不上来他究竟是哪里不对。

对于逆向遮蔽的研究显示，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无形时刻可能影响我们对于他人的评价。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向26名被试短暂呈现了恐惧、厌恶或中性的面部图像。和以前一样，这些图像只出现几毫秒，使被试无法有意识地察觉它们。随后研究者让被试观看另一组表情中立的面孔，并要他们判断这些面孔是否真诚。结果显示，那些在阈下图像中看过恐惧或厌恶面孔的人，更容易觉得后来看见的中立面孔不真诚。在另一项研究中，被试先在阈下图像中观看了愤怒或悲伤的面孔，然后分析对一个悲剧事件的描写。结果，那些看见悲伤面孔的被试更容易认为悲剧事件是由不幸的环境引起的，而那些看见愤怒面孔的被试则更容易指责事件中的人物，说是他们造成了悲剧。

从行为研究的立场出发，我们显然可以说逆向遮蔽之类的阈下手段能够影响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环境的认识。阈下信息确实有用，然而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使得这些图像在无意识间影响了我们呢？

使用fMRI的研究显示，当一个人有意识地观看一幅图像，比如一张恐怖的面孔，他脑中的许多区域都会发放。信号先是从双眼中的光感受器出发，蜿蜒经过视束，到达脑后部的枕叶（负责产生视觉的皮层），然后从那里出发前往额叶和顶叶，再由那里的一阵神经元活动将其强化，使脑能够解读分析看到的内容。与此同时，杏仁核（负责情绪加工）也活跃起来，因为图像具有引起恐惧的性质。当这一切完成，那名观看者就有意识地感知到了眼前的面孔，他注意到其中的威胁，感受到了恐惧的情绪，甚至还可能疑惑图中人为什么摆出了这样一副面孔，他是不是需要心理治疗等等。

相比之下，如果用逆向遮蔽的方式呈现同一幅图像，观看者的脑部就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活动模式。通路的最初环节是相同的：信号从眼中的光感受器出发，沿着视束经过相关的视觉核团（visual nuclei），到达视皮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和刚才不同了。视觉信号不会在额叶放大，fMRI也不会显示大量神经元活动。这时的额叶相对安静，另一个区域却突然开始工作：在脑的深处，杏仁核活跃了起来，开始处理这幅图像中的可怕内容。

这位观看者并不曾有意识地看见图像，他的额叶也没有启动任何分析或是解读。据他所知，眼前根本没有出现过什么可怕的面孔。然而这幅阈下图像毕竟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记，他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他的杏仁核，正在无意识中应对这幅他一无所知的图像，忙碌地处理其中的感情内容。

由此可知，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瞬间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我们。无论是地铁中来自某人的一瞥，电台里传出的一句歌词，还是你眼角瞥见的一张海报，任何到达我们感受器的事物，都有可能微妙地操纵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随之做出的决定，而整个过程我们都毫无知觉。

这些阈下效应到底有多强大？关于这一点还莫衷一是。有人说阈下影响其实很弱，比如有一个实验召集了两组本科生，其中的一组自称害怕蜘蛛，另一组自称不怕。两组被试都先观看了几幅阈下的先行图片，包括快乐的或愤怒的面孔，然后再观看蜘蛛的图片，并评价它们的可恶程度。实验结果，不怕蜘蛛的那组受了一些影响，在阈下观看快乐的面孔使得他们对蜘蛛不那么厌恶了，而观看愤怒的面孔使他们更加厌恶蜘蛛。然而同样的效果却没有在害怕蜘蛛的被试身上体现，这些阈下图片没有任何影响，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冲击太弱，并不足以动摇被试对蜘蛛的深切恐惧吧。

与此同时，许多百货商店也在尝试用阈下信息减少偷盗行为。他们在商场的背景音乐中插入了道德戒律，比如“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偷窃”之类，并且一遍遍地播放。有些商店号称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失窃率。这究竟是真实的效果，还是仅仅是个巧合呢？一个心怀不轨的偷盗者，真的会因为在音乐里听见了隐藏的忠告就罢手吗？大概是不会的吧。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阈下刺激确实有一些效果，但效果没有大到能够彻底改变行为。

阈下信息得到了大肆宣传，但它的影响实在是很微弱的。相比之下，催眠的效果就明确而深刻得多了。这两种技术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它们和意识的互动方式。阈下信息完全避免引起意识的察觉，而这一点直接限制了它们改变我们想法的威力：既然我们无法有意识地看见那些图像，我们也就不会决心遵守它或是将它付诸行动。阈下信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仅限于激活杏仁核，也就是对情绪状态的轻微更改。或许这对人的行为的确会产生些许冲击，比如影响人的自我评价之类，但是它也有可能毫无作用。由于无法进入意识，阈下信息的威力往多了说也是很低的。这就好比是用玻璃弹子击打保龄球，希望以此改变它的轨迹一样。

催眠就不同了，它改变的是保龄球投掷的方式。催眠不回避意识，被催眠者十分清楚自己接收的暗示。催眠改变了我们对于意识的运用。被催眠者专注于催眠师述说的意象，以至于放松戒备、盲目地接受了对方所说的一切。催眠术没有绕过催眠对象的意识觉察，而是诱惑对象放松了监督和分析。它鼓励对象将头脑用于想象，指导他们被动地吸收体验，而不是时时监控自己的行为。

我的朋友很清楚那位催眠师对他说到了一只猎鹰，这不是什么阈下信息，他自始至终都在有意识地接收这个暗示。不像那些在一瞬间看见面孔的人，他能够轻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催眠的威力在于，它使我的朋友无力反省那个暗示的奇怪之处，也不再反省那个暗示与他的理智判断之间的冲突。

催眠比阈下信息强大，因为它进入了意识，也触及了意识中的决策、思维和联想过程。不仅如此，当催眠师用他的图像和声音蒙蔽我们的自我监控和冲突辨别功能之时，他始终都逗留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现在看来，詹姆斯·维卡里的错误不仅在于他的所谓研究是虚构的，还在于他认为广告使用阈下技术避开意识的觉察才会更加成功。实际上，成功的广告或许反而和催眠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脑海中的品牌名

广告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有的广告专门宣扬产品的实用功效，比如魔净洗衣液（OxiClean）的专题广告就展示了它如何去除织物上难以清洗的污渍。另一些广告更注重在观众心中建立和产品有关的积极联想。要做到这一点可以用直白的方式，比如有一支广告中表现了一名男子往身上喷洒斧牌（Axe）身体喷雾，接着就立即有一群比基尼女郎朝他蜂拥而来。有时广告人也会采用比较隐晦的方式，比如英国航空公司在1984年的一支成功的广告，其中的旁白说的虽然是客机座椅的宽阔，然而广告的效果却来自那舒缓的背景音乐。我们不是要讨论广告的各种类别，以及这些类别的作用原理。我们要讨论的是某些类型的广告对于脑部活动的影响，以及其中体现的催眠原理和程度，因为广告和催眠之间有着诸多相似。

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亚普科（Michael Yapko）是研究催眠治疗作用的专家，他主张广告和催眠有许多共通之处，两者都鼓励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他指出，和催眠师一样，广告常常会呈现一个意象要我们接受。通过这个意象，广告暗示我们某某产品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他这样写道：

广告业者首先会创造对于一件产品的需求……他们的手法之一是使观众代入广告中的某个人物，这样你就会用这个人物展示的那件产品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了。然后他们再告诉你，选购了这件产品的你是如何聪明、阳刚或者温柔，以此强化你的购买习惯……广告这门生意，就是利用词语和图像来影响你的购买行为。

同样，催眠师也会用尽可能多的感觉术语来为被催眠者创造一个意象。他们的说法诸如“你觉得越来越热，开始流汗”或者“你的眼前绿草如茵，树木青翠，耳边还传来了溪流的潺潺声”。亚普科写道，“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是一种“对于新观念和新信息乐于接受和反馈的开放状态”。你越是代入广告中描绘的场景，就越是会开放地接受其中的暗示。广告的策略之一就是使观众把自己想象成广告中的人物（比如牙齿发黄），并且感受那个虚构人物的感受（比如被心仪的对象忽视）。如果能在观众心中植入这个意象，那他们或许就会更加开放地考虑广告中宣传的产品，比如这个例子中的美白牙贴。

每当我们在半夜一点打开电视，总会看见一大波健身器材的广告，它们宣称只要一个简单的划船动作，就能使你从“使用前”的那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变成“使用后”的那个肌肉匀称、肤色黝黑的新人。此时的我们正疲惫地沦陷在沙发里，衣服上散落着薯片的碎屑，一天之中，我们也只有在这个时刻会产生“我应该去订一套这东西”的念头。虽然广告将这项器材的效果吹嘘得天花乱坠，但是我们累了，特别容易受到暗示，而且我们还感到自己太懒，身材也走了样。我们将自己代入了广告中那个想要健美起来的角色，于是忽然之间，一则在平时毫不可信的广告，却变得诱人起来。

亚普科用大量精力研究了一个好的催眠暗示中包含的成分，那么要怎样才能设计一个能催眠观众的电视广告呢？亚普科定义了35种能为广告增添催眠效力的特质。下面是几个例子：

胡萝卜原则：广告必须创造预期，使观众知道使用某件产品之后会有怎样的回报。吃了我们的薄荷口香糖，你就会得到一位身材高挑的金发女郎的吻。

和谐：广告必须营造温暖的氛围，在观众和产品之间建立正面的联系。角色平静地躺在沙滩上，喝着一瓶啤酒。

积极暗示：广告必须使用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措辞。吃了我们的低热量三明治你就会变瘦而不是你就不会变胖。

主导效应：广告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必须打动观众最主导的情绪。你感到抑郁吗？无聊吗？这款轿车能够解放你的心情。

连锁暗示：要让观众知道，为了某件必须要做的事，他们就必须做另一件事。你的孩子越多，就越是需要为他们的大学开销而储蓄；你越需要为他们的大学开销储蓄，就越是需要投资一个大学储蓄基金。

迷惑：广告一开始要让观众迷惑，直到显示产品的名称，他们才知道这广告到底在推销什么，心中的悬念也随之化解。广告中的男子似乎是想抢银行，但其实它只是在卖弄自己那张舒适的滑雪面罩。

可视化和/或类比：广告必须描述一个和产品有关的感官体验。多汁的汉堡带着辛辣的芥末味，犹如在你的口中举办了一场派对。

我们这就来回想一则符合这些特质的电视广告吧，比如标准的橄榄园餐厅（Olive Garden）广告。如果仔细观看，你会在其中发现许多催眠元素。广告一开始，一群好友挤在一张桌子周围，在欢笑和闲聊声中研究菜单，背景轻声播放着爵士乐。接着镜头拉近，使你平视人物，仿佛你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当这群友人相互微笑、彼此打趣时，温暖而诱人的旁白声描述起了那些美味的酱汁和新鲜的面包棒。此时一大碗茄汁香草意大利宽面端了上来，一只长柄勺在面条上浇了一层热气腾腾的奶油芝士酱。橄榄园，我们的家园 [1] 。

在这看似平淡的15秒钟内，广告向我们展现了至少5种亚普科的操纵手法。其中的音乐、笑声和温暖的旁白声营造了和谐的氛围，使观众对餐厅产生了正面的联想。通过将这群快乐的朋友和那碗面条相联系，它运用了胡萝卜原则：只要来我们的餐厅，吃我们的食物，你也能享受这样的友情。广告中还用到了主导效应原则，为我们内心的孤寂感提供了解药。当食物终于在屏幕上出现、使我们垂涎欲滴之时，可视化发挥了它的魔力。最后，广告又用一个动人的类比结尾：去橄榄园用餐，就仿佛受到一个家庭的欢迎。这些元素共同作用，创造了一个极尽诱人而迷人的场景，观众不由自主地接受了其中的暗示，决定了今晚用餐的地点。

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亚普科收集了12则电视广告（包括食物、饮品、服饰、电信和化妆品），并根据这35条原则，将它们的催眠暗示效力排列了一个名次。然后他向173名志愿者播放了这些广告，并要他们给这些广告的效力评分。结果发现，一则广告越是符合他的催眠暗示原则，观看者就越认为它有效。

看来，广告和催眠之间确有一些共通之处，那么这些共性在神经层面上也能观察到吗？广告对人脑的作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领域，因为广告的意图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宣扬实用，有的诉诸情感，还有其他类型。观看广告时，脑中的许多区域都可能激活，包括额叶、前扣带皮层和杏仁核。由于没有两则广告完全相同，我们很难笼统地研究它们对脑的作用。不过，神经科学家还是得出了不少结论，他们将实验简化，只观察品牌的名称产生的影响。

试想你要买一辆轿车，正在丰田和保时捷之间犹豫。光顾专卖店之前，你边吃早餐边看电视。电视上忽然出现了一则保时捷广告：夏日的夜晚，一辆车身光滑的保时捷疾驰过拉斯维加斯的街头，随后屏幕中央亮出了那个著名的盾形商标。这一刻，你的脑中发生了什么？

2007年的一项神经影像研究观察了14名被试在观看不同的轿车商标名称时的脑部活动。其中被试在看到奢侈品商标时的脑部活动模式特别引人注目。当被试看到保时捷、奔驰和其他奢侈品牌时，fMRI在他们额叶附近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发现了增强的活动。我们曾在第四章了解过内侧前额叶皮层，当时讨论的是球迷对他们热爱的球员的认同。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和自我中心式的、自私的思维模式有关。至少从表面上看，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你在光顾专卖店之后会决定放纵一回，买下保时捷而不是丰田：仅仅是看见保时捷的商标，就足以引起你的自私冲动，使你放弃实用而选择豪华。

还有人指出，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尤其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也造成了所谓的“百事悖论”（Pepsi paradox）。研究显示，在双盲的尝味测试中，被试喜欢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然而可口可乐的销量却几乎是百事的两倍，而且长久以来始终在百事之上。学者对这个现象开展了神经病学研究，他们让两组被试在双盲条件下品尝可口可乐和百事，其中一组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因为受伤或手术），另一组是健康的对照被试。在双盲测试中，两组都表现出了对于百事的偏好，这一点和在大众中观察到的结果是相同的。接着研究者又拿出了两杯可口可乐和百事，并在杯子上做了标记。两组被试再次品尝，这一次他们知道哪杯是可口可乐、哪杯是百事了。对照组的反应显示，他们的偏好从百事转移到了可口可乐。显然，看见品牌名称对他们自诩的偏好产生了显著影响，由此显示了百事悖论。然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被试却依然偏爱百事，而且人数和第一次双盲实验大致相同。看见品牌名称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偏好。研究者认为，正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fal cortex）的加工使得品牌名称对你的决策产生了影响。这就是百事悖论的神经基础。在一般消费者看来，无论百事的口感多好，它都及不上可口可乐这块招牌，除非是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受了损伤。

催眠能够改变前扣带皮层的活动模式，广告中的品牌名称则能够影响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两个区域靠得很近，却并不相同。然而这两种技术还是有共通之处的，那就是改变人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无论我们本人对这种改变是否察觉。和催眠一样，某些类型的广告用意象和故事使观众变得更易接受暗示，然后引导他们下一步的行为。当然，论威力仍旧是催眠较大，因为它在极深的水平上引起人的想象和分心，使催眠对象陷入一种恍惚的状态；不过它和某些广告的相似之处还是值得一提的。广告和催眠还有第三个共性，在这一点上它们甚至和阈下信息相似：它们都用精确的外部作用，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行为。只要这些技术绕开了我们脑中的安保系统、避开了我们有意识的反省，它们的作用便可以混入无意识的信息处理过程，并由此影响我们的决策。因此，如果有一股无意识的外部作用对我们的行为造成了某些修改，我们的脑自会对我们为什么有此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

当脑寻找借口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知道，具有幻听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脑中处理的信息是有空缺的。当患者听见一个声音而没有认出那是自己的，同时又看到四周没有可能发出那些声音的人，他的脑便会发挥创意，试着编造出一个合理的故事来。他可能想出间谍机构、先进技术或灵性神祇这几类解释，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些对象都可以凭借无形的力量侵入他的精神。从某个角度说，这些看似古怪的解释其实都是理性的尝试，是患者无意识的心灵在修补一个支离破碎的故事。

还有研究显示，每当有外部力量通过潜意识影响人的行为，人脑同样会编造一个故事，并将自己的异常举动归结为自己的理由和动机。催眠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例如有一个实验，催眠师催眠了被试，并要他一听到“德国”两个字就打开窗子。几分钟后，催眠师说出了这个词语。被试稍一停顿，然后说道：“这房间好闷呀，我们需要点新鲜空气，我可以打开窗户吗？”被试自己并没有开窗的冲动，气闷的感觉不是他自然产生的，开窗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是通过催眠的暗示外加给他的，因此躲过了他的有意识分析。忽然之间，他的脑感受到了一阵开窗的冲动，然而这股冲动的来源却并不清楚。他的脑如何解释呢？一定是因为房间太闷了吧。多符合逻辑。

再来看看其他几个外部刺激通过潜意识改变行为的例子。回想一下上文提到的那个逆向遮蔽实验：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心理系研究生在阈下图像中看到了一张不满的脸。假如你问那些教徒为什么对自己的虔诚评价这么低，或者那些学生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论文不够好，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回答？他们多半不会告诉你这些想法是突然在他们心中出现的，仿佛有一股未知的力量将它们注入了自己的心灵。那些天主教徒可能会说起他们最近的破戒行为，或者表示自己应该多向慈善机构捐献。而那些研究生则会指出他们的研究模型中还有哪些纰漏，或者自己的遣词造句还要再做修改。

当我们购买广告上看见的产品或服务时，我们往往不会承认广告是自己花钱的理由。如果我来到一家专卖店购买一辆保时捷，那一定是因为我想要一辆操作灵敏、座椅舒适、引擎强大的汽车。如果我买的是一辆丰田，那一定是因为我想要一辆安全而价廉的代步工具。我相信这些理由都足以成立，但它们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是如何将保时捷和豪华、丰田和实用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从幼儿时代开始观看的无数广告当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然而每当有人问起，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将自己的理由作为选购某辆车子的唯一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个收银员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瞪你一眼、使你郁闷，你也会尝试另找原因来解释自己心情低落的原因。也许是工作不顺？也许是天气太冷？由于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你就另外发明了一个解释。

精确的外部暗示，无论它来自催眠、广告还是阈下信息，都能对我们的脑部活动和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已经看到，逆向遮蔽能够引起杏仁核的孤立活动，使它们产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情绪；催眠能够抑制脑中监测冲突的进程；广告商标则能够激发我们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引起我们自私的偏好。一旦这些作用产生了稳定的影响，我们的脑便会将它们吸收，并当作我们自己产生的动机。

现在看来，这三种手法之中，催眠是威力最大的一种。毕竟它能使人感知到并不存在的事物，或者做出平时不会做出的行为，而且人在催眠状态下的表现，要比其他两种手法都更加明显。既然催眠能使一个古板的志愿者在观众面前自取其辱，或者使一位陆军下士泄漏机密，那么它也能使普通人变成杀手吗？

“刀就这么进去了”

安东尼·丹尼尔斯（Anthony Daniels）在英国伯明翰的温森·格林监狱（Winson Green Prison）做了许多年的精神病学家和监狱医生。他在这座监狱的一个主要工作是用美沙酮治疗某些犯人的毒瘾。因为这份工作，他遇到了在那里关押的一些最危险的囚犯。一天，一名杀人犯走进他的办公室要美沙酮，他在交谈中说：“我关进来只是因为运气不好。”丹尼尔斯觉得不解，他心想：

运气不好？他在这次关进来之前已经坐过十几次牢了，而且好几次都是因为暴力犯罪。杀人的那天晚上，他随身带了一把刀子，根据经验，他一定知道他会动刀。然而在他看来，那天中刀的被害人才是这次杀人行动的元凶：他要是不在那里，也就不会被刺了。将自己的罪行归结到自己掌控之外的环境因素，并不是只有我面前的这个杀手而已。这座监狱里有三个持刀伤人的罪犯（其中两个伤人致死）在向我描述案发情况时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们一开始都号称对自己的行为失去了记忆，当我追问时，他们都说：“刀就这么进去了。”

“刀就这么进去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说法：“我用刀子刺了他。”后一种说法宣告刺杀是有意的举动，而前一种透露出消极的口吻，仿佛刺杀就这样发生了，与凶手本人的意图无关。凶手这样措辞是在为自己开脱。他的言下之意是案件并非他的主动行为，而只是当时环境的产物。是外部的力量导致了凶案，只是当时刀子恰好在他手中而已。

我们之前介绍了1951年发生在哥本哈根的那起凶案，还讨论了尼尔森是否用催眠术诱导哈德鲁普杀人的问题。我们在这起案件中目睹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运用外部力量使人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但我们当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丹麦当局后来把尼尔森也从监狱里提出来审问了。审讯者在尼尔森和哈德鲁普之间交叉盘问，尝试在这一串令人不安的事件中理出头绪，并弄清它们当中蕴含的可怕意义。警方对两人同时提审，也单独问话。审讯者不仅分析了两人各自说法中的细节，也分析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肢体语言，还有他们一同出现时的微妙互动。随着调查深入，真相也明朗起来：尼尔森并不具备一个犯罪首脑的性格特征，实际上，他的脑筋还相当迟钝。不仅如此，调查人员还发现哈德鲁普之前的表现都是伪装，他其实相当聪明，也很会摆布别人。

调查人员最后确定，尼尔森并没有用催眠使哈德鲁普犯下抢劫和杀人的罪行。两个人的确试验过催眠，但那并不是哈德鲁普带枪走进银行的原因。这些罪行完全是哈德鲁普自己的计划。那么那个催眠的故事呢？那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它使丹麦当局忙碌了一阵，也暂时让哈德鲁普摆脱了罪责。就像那个囚犯说的“刀就这么进去了”一样，哈德鲁普也推说是环境因素或潜意识现象引起了他的行为（不过哈德鲁普更加狡猾就是）。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只能由他自己负责。

催眠是对某一束想法高度关注的状态。被催眠者沉溺于催眠师创造的幻境，对于对方发来的暗示毫不检查，照单全收。既然如此，他们难道就不会听从这些暗示去杀人吗？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了鸡尾酒会效应。当你在鸡尾酒会上专注于某一场对话，你就会忽略身边的其他讨论。然而一旦听见自己的名字，即使那出现在远处的某场对话之中，你也会一下从专注的状态中惊醒。我们还说过，当你听到“……然后她就浑身赤裸跑进了电梯”时也会如此。虽然我们只是专心聆听着一场对话，我们的脑却同时处理着外界的其他信息，一旦有重要或反常的事情发生，它就会向我们发出警示。某个刺激只要足够刺耳，即使它处在我们的意识边缘，也能把我们从狭隘的注意状态中震醒，并恢复明智的判断。

这一点对催眠同样适用。一个被催眠的人也许会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乃至接受房间里有一只猎鹰的暗示。可是如果有人暗示他去弄一把枪、放进公文包里、大步走入银行威胁柜员、将公文包装满现金并且杀死一路上的每一个人，那他是不太可能接受的。就算是极易受到暗示的人，这样的想法也会亮起红灯，把他从专注状态中惊醒。脑中的无意识过程会提醒我们将注意转到重要的事情上去，就好像一个快要撞车的司机会从白日梦中惊醒并且猛踩刹车一样。在紧要关头一声断喝，这就是脑守护我们的方式。

虽然我们不能意识到所有的知觉，脑却仍在兢兢业业地整理它们。催眠或许会抑制前扣带皮层的活动，但它不会关闭前额叶。一个被催眠的人依然是有意识的，也依然能对自己的行为保留几分监督。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只要探测到了需要立刻注意的紧迫事件，就会唤醒有意识系统采取行动。

所以，再次澄清：一个精神健康、没有任何精神错乱或其他神经心理疾病的人，会在催眠状态下杀人吗？多半是不会的，除非他本来就有杀人的打算。只有一种人在听到“找一支枪，杀死柜员，抢劫银行”的命令时不会在心中亮起红灯。这种人本来就有许多犯罪前科，他们对抢劫杀人不以为意，甚至不用催眠就可能干出这样的勾当。相比之下，一个人只要觉得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格格不入，那么他就算催眠了也是不会杀人或者抢劫的。

一个脑子，两套系统

在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瞬间，都有无数个无意识进程在脑中运行。潜意识的刺激在每个人的神经系统中穿梭，并留下独特而常常难以预料的足迹。无论这刺激是广告中的短歌或口号，我们在鸡尾酒会上不曾留意的言谈，还是我们在见到某人、走访某地或感受某个独特体验时的微妙情绪，它们都会对我们的想法和决策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却又不至于控制我们。这些影响的总和，再加上我们有意识的感觉、知识和记忆，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人生经历。它们编织出庞大的背景知识，成为我们智慧与灵感的源泉。每当我们的知觉有所欠缺，或者见到一个场景中少了某些事实，我们的脑就会在无意识中引用这些背景知识、将眼前的故事补充完整。我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建立联系是受到无意识心灵的指引，这种指引使我们能够缩小选择的范围，并最终做出最好的决定。

在本书中，我们探究了脑中的意识和无意识两套系统，并了解了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意识系统造就了我们的人生经历，使我们体会到自己的感觉和情绪、反省自己的思维、权衡自己的决定。总之，意识系统创造了我们的自我感。

与此同时，我们也一次次见识到了无意识系统的卓越能力。它能够辨认模式，利用环境线索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它能填补空缺，调和我们的经验中相互脱节的元素，从而维持一个完整的个人故事。无意识系统做到这些，是通过将我们梦中的情节编织在一起，或者为我们创造直觉。当一个人记忆失调，它就会虚构记忆，用脑中储藏的知识取代相关的事件，来填补回忆中的漏洞。当一个人精神分裂，它还会编造详细的情节，用政府的阴谋或是超自然力量的入侵来掩盖自我认知的内在缺陷。它帮助我们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寻找理由，即使我们的行为是受了催眠、阈下信息或广告之类的外部影响。

脑中的无意识系统会竭尽所能地填补空缺，为非理性的行为辩护，也为完全不合逻辑的场景编出合理的解释。在这场探访自身的旅行中，我们看见的一个个病例、一项项研究都在证明这些现象。问题是，这套系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它为什么要维持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什么要发明一个解释，用以调和混乱或者冲突的体验呢？我们将会看到，它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的自我感。

作为人类，我们有着理解周围世界的秩序与结构的需求，也需要理解自身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为了思考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并且制定出目标和计划来满足它们，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个人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反思，并以此洞察自身。然而记忆的缺失、知觉或是思维的断档、自身体验的冲突及外界的破坏，这些都威胁着我们的个人故事，所以脑才要努力地保护它。无意识系统维持着自我的统一和连续，为了这个目标不遗余力。然而在有一种情况之下，脑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走向了反面，为了保存自我，它反倒拆散了自我。我们这就来看看伊夫琳的故事。

注释

[1] 原文为we're all family here。

有意识的心灵就像一道喷泉：Freud 1899。

帕勒·哈德鲁普：Streatfeild 2007, 135–39。

有一项研究召集了30名烧伤病人：Patterson, Goldberg, and Ehde 1996。

催眠还能为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减轻疼痛:Syrjala, Cummings, and Donaldson 1992。

埃伦·德杰尼勒斯：读者可自行在Youtube上观看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GgFWrV_M28。

女演员黛博拉·梅辛：“Messing Calls on Hypnosis to Help Her with Underwater Scenes,” 2005。

“B连将于今晚21：00出发”：Watkins 1947。

催眠状态的起源和本质：Braid 1843。

大约有一半人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只大猩猩：Chabris and Simons 2009, 6– 8。

他们继续为对方指路：Simons and Levin 1998。

对于注意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已经澄清：Haykin and Chen 2005。

一种名叫“斑胸草雀”的鸟：Narayan et al. 2007。

“斯特鲁普效应”：Stroop 1935。

这个效应在超过99%的人身上都有体现：MacLeod 1991。

当被催眠者接受斯特鲁普测试：Raz et al. 2002。

研究者利用fMRI和PET对脑开展了神经影像研究：Botvinick et al.2001；Kerns, Cohen, and MacDonald 2004。

前扣带皮层位于前额叶下方，它担负着许多功能：Lane et al. 1998；Posner and Petersen 1990。

前扣带皮层都在辛勤地工作着：Botvinick, Cohen, and Carter 2004；Barch et al. 2000。也有人认为前扣带皮层的地位更加重要。例如德国的一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实验，他们让被试在三种情况下体验痛觉，同时观察被试的脑部活动。第一种情况，被试用一根灼热的探针扎进自己的手掌。第二种情况，由其他人用探针扎进被试的手掌。第三种情况，被试使用一部装置，每次单手拉动装置上的一根绳索，探针就会扎进他们的另一只手掌。第一、第二种情况代表自己制造和外部制造的痛觉，而第三种情况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己间接制造的痛觉”。研究者收集的fMRI数据表明，在这三种情况下，前扣带皮层各有不同的部位产生了活动。他们由此推断，前扣带皮层的作用不仅是监察冲突，它还能在自己产生和外界产生的刺激之间做出区分。 （Mohr et al. 2005）

约翰·格鲁泽利尔开展了一项实验：Egner, Jamieson, and Gruzelier 2005。

格鲁泽利尔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在催眠状态下……：引自Gosline 2004。

“吃爆米花”“喝可口可乐”：Pratkanis 1992。

“自原子弹之后最使人警惕的发明”：Streatfeild 2007, 185。

“既然这诡计可以用来推销爆米花”：Cousins 1957。

“自由意志就会彻底取消”：Aldous Huxley致Humphry Osmond信，1957年4月8日，见Huxley 1970。

那张唱片的封面上还画着子弹将人头打爆的图样：Streatfeild 2007, 181。

林肯的大胡子里嵌着“性”字：同上, 204, 引用Bill Peterson于1990年3月29日的交叉诘问。

加拿大广播公司曾计划模仿这个实验：Pratkanis 1992。

维卡里开展实验的那家影院其实很小：Streatfeild 2007, 194。

其中的一种称为“逆向遮蔽”：Higgins and Bargh 1987；Kihlstrom,1987。

研究生被试也得到了相似的待遇：Baldwin, Carrell, and Lopez 1990。

研究者向26名被试短暂呈现了：Lee et al. 2011。

被试先在阈下图像中观看了愤怒或悲伤的面孔：Yang and Tong 2010。

使用fMRI的研究显示，当一个人有意识地观看一幅图像：Fahrenfort et al. 2008。

在脑的深处，杏仁核活跃了起来：Whalen et al. 1998。

有一个实验召集了两组本科生，其中的一组自称害怕蜘蛛：Mayer and Merckelbach 1999。

“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偷窃”：Paraskevas-Thadani 1997。

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失窃率：Arrington 1982。

英国航空公司在1984年的一支成功的广告：Heath 2012, 92–93。

广告业者首先会创造对于一件产品的需求：Yapko 1995, 38。

亚普科定义了35种能为广告增添催眠效力的特质。下面是几个例子：Kaplan 2007。

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亚普科收集了12则电视广告：同上。

2007年的一项神经影像研究观察了14名被试：Schaefer and Rotte 2007。

“百事悖论”：Koenigs and Tranel 2008。

可口可乐的销量却几乎是百事的两倍：D'Altorio 2012。

研究者认为，正是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加工：Koenigs and Tranel 2008。

一听到“德国”两个字就打开窗子：Searle 2004, 157。

“我关进来只是因为运气不好”：Dalrymple 2001, 6。

8 为什么分裂的人格不能戴同一副眼镜？

论人格、创伤和对自我的防护

我认识到了人类内心的那种彻底而原始的二元状态；我发现有两个天性在我的意识中相互争斗，虽然大可以说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但那也是因为它们两个根本全都是我。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伊夫琳住进精神科病房的时候状况很差。这位三十五岁的单身母亲已几近失明，要靠一只导盲犬的帮助才能外出。她的失明原因不详，病历上的旧诊断说她“双侧视神经受损，导致先天眼盲”，但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病历中没有记载她接受过什么检查，她也说不出有哪项检查确定了她失明的原因。不过，将伊夫琳引入精神病房的并不是她的眼睛，而是她的皮肤。

她的前臂上深深刻着两行文字：“肥猪”和“我恨你”。她不知道这些字是怎么刻上去的，也说不清她的皮肤上为什么有旧的烧灼痕迹。查看医院记录，发现伊夫琳一年前就曾前来就诊，当时她皮肤上刻的是“笨蛋”和“疯子”。她宣称自己没有自残的行为，也想不出有谁会这么做——和她一起生活的只有年幼的儿子而已。

为什么伊夫琳无法指认残害她的人？也许这和她自己描述的记忆反常有关：当伊夫琳第一次在皮肤上发现刻痕时，她想不起来之前的几个小时发生过什么了。从小到大，她常常经历这样的“断档”或是“空缺”，她的记忆常会莫名其妙地漏掉几个小时。她自己是这样形容的：“自打记事起，我就常常发现自己会漏掉一段时间，小时候觉得这很可怕，长大了又觉得这很神秘，我不敢告诉别人，生怕大家会把我关起来然后丢掉钥匙。”

她始终不明白那些空缺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但是偶尔她也会找到一些线索：“等到回过神来，我会发现一些玩具，就像是我儿子在学龄前玩的那种。我还会发现购物袋里装满了好几件东西，都是我平时不会买的。”

伊夫琳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她的童年。她是在一个可怕的环境中长大的，尚在襁褓就被人从亲生母亲身边带走，因为母亲对她施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儿童保护机构发现她被母亲锁在一只柜子里，于是立即把她送进了看护院。她两岁那年给人收养，等长到十岁，养父母也离了婚。养父和生母一样，也对她施行虐待和猥亵。家里还有一个大她九岁的哥哥，常常把她捆绑起来，掐她的脖子。一家人都责备伊夫琳，说养父母离婚都要怪她，因为她的视力缺陷太难治疗，拖累了家里。

八岁那年，伊夫琳在医生的安排下转入一所盲童学校就读。医生说她之所以失明，大概是因为眼球结构有点问题，而在这之前，她都一直以为视力障碍和在学校的挣扎都是她自己的错。她在养父母离婚后即刻转入新学校，在那之后不久就经历了第一次“记忆空缺”。当天晚些时候，她在自己的手臂和腿上发现了淤青和小块擦伤，但她不知道这些伤痕是怎么来的。她说不出自己遭遇了什么，也不清楚从失忆起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

伊夫琳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在她的手臂上刻下了文字？是不是她曾经遭到侵犯，后来又忘记了？又或者是她自己在伤害自己？医生很快就发现，这两个猜想都有一点道理。

经过诊断，伊夫琳患上了“解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这种精神疾病一度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症状是她的体内出现了几个不同的人格。其中一个是成年女性“法兰妮·F”，她有一个小宝宝名叫辛西娅。另一个是“长相怕人”的十岁女孩莎拉，她长着“红色的丝状头发”以及棕色的眼珠和雀斑。最后一个是相貌“如同天使”的四岁女孩吉米，有着蓝色的眼珠和金色短发。她的仪态会随着人格而变化。作为伊夫琳的她智慧成熟，口齿伶俐。变成吉米后，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稚气，连普通的字词都会说错，比如把“purple”（紫色）念成“poiple”。她说总统是“我爸爸”；她激动地向人宣布，“橙”原来既可以指一种颜色也可以指一种水果，好像她才发现似的；她还说她哥哥正在教她写自己的名字。下面是她和精神科医生的一段对话：

医生：你几岁啦？

吉米：我四睡了。

医生：你四岁啦？哎呀，是个大姑娘了呢！你在干什么呀，吉米？

吉米：嗯，我在乖乖地坐着，我要做个乖孩子。

医生：哦，孩子就要乖乖的是吧？

吉米：是。

医生：孩子为什么要乖呀？

吉米：因为不乖就会挨打。

医生：哎呀，真糟。是谁打你呀？

吉米：我的妈妈爸爸。

说到挨打，吉米紧紧闭上眼睛，手也牢牢抓住了泰迪熊玩具。后来话题变得阳光了一些：

医生：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呀？

吉米：我喜欢玩转呀转呀都倒啦、伦敦大桥要塌啦、拿起钥匙锁住门、鹅妈妈 [1] ……我还喜欢和熊玩。

医生：是真的熊吗？

吉米：不是真的，但都是我的朋友。

当伊夫琳在不同的自我之间切换时，变化的不仅仅是她的人格而已。例如吉米用右手握铅笔写字，伊夫琳则用左手。最惊人的结果出现在精神科医生给这些人格做视力检查的时候。以标准视力表衡量，伊夫琳的视力是0.1，属于法定失明。法兰妮·F和辛西娅的视力也是0.1。不过莎拉的视力却有0.2，吉米更是达到了0.3。0.3和0.1，一个只需要戴一副度数较浅的眼镜，一个却在法律上等于盲人。伊夫琳需要牵导盲犬才能上街，而她的另一个自我却只要一副眼镜就行了。这怎么可能呢？就算是不同的人格，使用的也是同一双眼睛啊。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首先，一个人怎么会拥有几个人格呢？它们仅仅是情绪的极端波动，还是真的是相互分隔、独立运作的身份？如果是后者，如果这些不同的自我真的是相互分离的有意识的个体，那就会引出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伊夫琳？

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自我”感。我们不仅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秉性，还觉得自己存在于头脑中的某个地方，正从那里观望着外面的世界。我们似乎有着一种内在本质，它在痛苦时麻木，在兴奋时战栗。这个内在的身份不仅是一个消极的感受者，也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我们无论是反省自己的想法、斟酌自己的抉择，还是发起行动，似乎都是出自体内的某一个中央指挥者。我们的头脑里有一样东西，它是“我”这个字的指称对象，它似乎单一、统合而连贯，不会随时间而变化。然而伊夫琳的例子却表明这个自我可以是分裂的。它可以打散拆开，分解成一个个零碎的人格，各自独立地成长发育。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见识了脑中的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人类的自我就在这两个处理单元之间的某处涌现出来，这就将许多人引向了那个费解的问题：我究竟在我脑子里的什么地方？在研究多重自我的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从一个自我开始研究吧。我们所谓的“自我”（self）和“身份”（identity），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自我这东西是在脑中的哪个部分产生的？这也许是神经科学最大的谜题，要找到它的答案可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尽量找找看。实际上，我们从本书的第一页起就在不知不觉地做这件事了。那么我们现在又该从哪里着手呢？按照神经病学的惯例，研究脑中的任何系统，第一步都是观察它出现故障之后的情况。

寻找一个自我

11月的一个寒冷夜晚，波兰，妇科医生彼得在和妻子激烈争执后钻进轿车，驶入了黑夜。他的脑子里一遍遍重复着刚才的争吵，注意力根本不在路上。忽然，他意识到自己开上了对面车道，一辆大货车正迎面飞速驶来。他向右猛打方向盘，轿车打着圈子滑出了公路，一头撞到了一棵树上。彼得感到眼前一黑，随即陷入了长达63天的昏迷。

当彼得终于苏醒，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车祸之前，他是一个风趣、机智、富有风度的男人。四十三岁的年纪，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平日喜欢和他的狗玩耍。车祸之后，他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能轻易说出公众人物的名字，就是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而这只是开始。在其后的十年中，一组心理学家追踪了彼得的精神状态，在这期间他表现出了多种形式的神经缺陷，看起来它们都和他的身份及自我感的损坏有关。

首先，彼得认不出自己的长相了。当一位名叫亚采克的治疗师同他一起站在落地镜子前时，两个人有了如下对话：

亚采克：彼得，你看这是谁？你在镜子里看见谁了？

彼得：我不认识他。天哪！这个怪人在盯着我看呢！

亚采克：你看镜子里还有谁？

彼得：我不知道。也许那是亚采克。你好像说过的，对吗？

彼得认出了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人，却认不出自己的映像。而且可悲的是，他也不认识那些和他关系最亲密的人了。

当家人来看望他时，彼得大声喊叫：“我没有家人！我的家人都在一场事故中死了！我不认识这几个人……他们都是替身……是我全部家人的替身！反正我不认识！”你或许还记得，这是替身综合征的症状，患者觉得身边的人都被相貌相同的人顶替了。我们在第五章说过，替身综合征（还有与它相对的虚无妄想综合征，就是患者认为自己已经死了）的患者感觉自己和世界脱离了关系。当替身综合征患者看见自己亲爱的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昔日的情感联系，于是他们的脑就编出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这种疏离。在这个意义上，替身综合征也是自我感消失的一种表现。

彼得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我们曾经见过的症状，那就是记忆断档。他记不得关于自己的基本情况，比如他否认自己养过狗。当治疗师把他的狗带到跟前说服他时，他却大叫了起来：“这团毛乎乎的东西不是我的！我没有狗！我才不会养这种脏货！我怕这狗，它想咬我！”他也不记得自己是个妇科医生了，但他自有他的理由。“我年纪太轻，不可能是医生。”他说，“大家都觉得我四十岁了，其实我才二十。”

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举出了一个所谓的政府阴谋：

政府不仅换掉了货币，让我都认不出来，他们还改了日历，这样就不用付终身年金……他们在原来的日历上加了三十年，这样我就变成了四十五岁，但其实我才二十五岁。他们想这样把我除掉。我好害怕。

彼得这是在虚构记忆。他的脑在无意识中连起了记忆的断档，并创造了各种故事来尽量合理地解释自己的种种缺陷：他不记得自己有狗，于是推说这狗是“脏货”、想咬自己，而他不可能养一条肮脏或暴躁的狗，因此那狗不可能是他的。他也记不得自己的职业，于是推说是政府在操纵日历，而以他的真实年龄是不可能做医生的。

对于丧失的身份中的每一个元素，他的无意识的脑都很快想出了一个解释来掩盖空缺。他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破碎了，但他的脑仍在尝试着将碎片拼合起来。

然而，彼得的伤势看来太重了，他的人格也丧失得太彻底了，已经无法用这些碎片修补。这个空当太大，已经填不满了。他的脑必须到别处寻觅才能找回失去的自我。既然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记忆已经不敷使用，他的脑就开始从别人那里借用信息，以维系自己脆弱而岌岌可危的身份。

在医院里，彼得有一个室友名叫尤雷克，刚刚做了一次膝盖手术。一天早晨，当医护人员来到病房时，彼得要求他们给自己带一辆轮椅。他自称接受了膝盖手术，所以无法行走。他还说自己的真名是尤雷克。后来又来了一位二十九岁的艺术治疗师，他向彼得介绍他的工作是用艺术来帮助病人表达自我。彼得从他手中抢过画笔，不肯归还，并宣称这些都是他的职业工具。他还挪用了这位艺术治疗师的名字，并且自称二十九岁。

彼得经历的变化似乎都与他的自我感有关。那么问题来了：他在车祸中失去了脑的哪些部分，才会造成这样的障碍？

MRI检查显示，彼得的额叶和颞叶都受了损伤，这两块区域合称为“额颞区”（frontotemporal region）。受伤最严重的是他的脑右半球。

认不出镜中的自己，替身综合征，记忆虚构，这些都与右侧额颞叶的损伤有关。这种形式的脑损伤出现在了许多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病人身上。比如躯体失认症（asomatognosia）就是一个例子，患者因为一条手足的瘫痪而失去了对它的拥有感，他们宣称这条胳膊或腿不是自己的。托德·范伯格（Todd Feinberg）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一位神经病学家，也是研究躯体失认症的一位专家，他记录了和一位病人的一场对话。病人名叫雪莉，在左侧手臂瘫痪之后，她否认那是自己的手臂：

雪莉：它没有告诉我就放假去了，它没有问我的意见，直接就走了。

费恩伯格：谁走了？

雪莉：我的石头宠物。（说着用右手举起没有生气的左臂，表示她说的就是这个。）

费恩伯格：你管它叫你的“石头宠物”？

雪莉：是啊。

费恩伯格：为什么叫它这个呢？

雪莉：因为它什么都不会干，就知道待着。

躯体失认症的患者常会声称他们的手足是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一部生锈的机器”“一袋骨头”或者“我死去丈夫的手”。最常见的情况是声称这条手足属于别人，比如属于自己的医生或家里的某个人。

躯体失认症很像替身综合征，区别在于病人感到的不是与别人分离，而是与自己的身体分离。这是神经的逻辑的又一个表现；受损的脑无法确认瘫痪的手足是身体的一部分，于是无意识系统只能在两条冲突的信息中间协调：首先，附近有一个看起来像手的物体，而且总在附近。其次，那个物体对我的运动指令全无反应。那么脑会得出什么符合逻辑的结论来呢？那一定是某个其他人的手，或者至少是待在我身边的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一块宠物石头。

躯体失认症的原因是右侧额叶、颞叶和顶叶皮层的损伤。其中也包含了右侧额颞区。

对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研究得出了和临床案例一致的结果。使用fMRI开展的实验显示，右侧额叶皮层（额颞区的一部分）在我们自省时激活，当我们想到别人时却不会。有大量文献写到了如何寻找自我的神经关联物，它们轻易就能写满一整本书，但是到今天为止，唯一的公论是我们还不知道自我居于脑中的哪一部分。大体而言，它很可能位于右侧额叶，因为那个区域的活动与自我指涉的活动高度相关，这一点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然而我们对这个观点也要存疑，因为右侧额叶绝不是产生同一性的唯一区域。

尽管如此，彼得的例子还是显示了人类的同一性中有许多可能因为脑部损伤而失去的功能：认出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关心的人的能力；对自己的个人历史的记忆力；对自己的个性以及与他人之区别的连贯感觉；对自己的想法及行为的掌控感等等。当治疗师要彼得用图画表达自己时，他画了一只瓢虫，并解释说：“我的内心就像一只瓢虫。这只瓢虫在寻找着什么，因为她的内心是空的，就像我的内心也是空的一样。”

我们知道，自我感会因为脑部的损伤而摧毁，那么它又是如何分裂的呢？伊夫琳的脑部没有明显损伤，然而她的身体却在不同的时间为不同的人格所占据。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我们像许多神经病学家一样，认为人类的同一性（身份）位于脑中的某个大致区域，那我们似乎就可以用手术将人脑切开，从而将自我也分成几个部分了。如果我们麻醉一个病人、将他的脑切成两半，那么当麻醉结束，醒来的会是谁呢？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分裂的脑

对于严重而不受控制的癫痫，医生会使用一种叫“胼胝体切开术”（corpus callosotomy）的手术应对。胼胝体就是左右脑之间那条粗壮的神经束，医生将它切断，使脑一分为二。癫痫好比一场电的风暴，沿着神经束在脑中蔓延；将脑切成两半能够阻止电的扩散，使它不至于将两个半球统统占领。对于癫痫无法控制的患者，这是最后的手段；它能创造奇迹，但也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副作用。

受到深入研究的裂脑综合征（split-brain syndrome）是其中最负恶名的一种。关于这种病可以去问薇姬，她在1979年6月接受了胼胝体切开术，手术之后的几个月里，她脑部的两个半球始终独立运作。比如在超级市场购物的时候，当她的一只手伸向货架，另一只手却像是另有主张似的。她说：“我伸出右手去取我想买的东西，左手马上就插进来和右手争夺，它们就像是磁铁相斥的两极。”

同样的事情每天早上穿衣时也会发生。她本已经选好了某件衣服，某一只手却要挑选另外一件。“我只能把所有衣服都扔在床上，等呼吸平复之后重新再挑。”偶尔，薇姬太气馁了，她会干脆放弃抵抗，同时穿三套衣服出门。

裂脑综合征指的是脑的两个半球在彼此切断之后自行其是的现象。薇姬身上表现的是异手症，我们在第二章曾经简短地讨论过它，并说它是额叶功能失调的一个可能后果。异手症是裂脑综合征的一个常见症状，因为右脑控制左手，而左脑控制右手；左右脑一旦分开，就无法协同指挥双手了。左右脑的这种交叉控制还体现在视觉中：右脑加工的是左侧视野的图像，左脑加工右侧。不仅如此，左脑（在右利手的人身上）还控制着语言的产生。由于脑功能的这种偏侧化（lateralization），使得分裂后的左右半球各有了自己的一套本领和知觉，彼此间无法沟通。比如，当薇姬的左半球看见右侧视野中的一个词语，她能够把它朗读出来，因为左脑控制着口语功能。然而，当同样的词语出现在左侧视野，就只有右半球能看见，这时薇姬就无法将它说出，只能用纸笔把它写下来。

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是裂脑问题的权威，研究这类现象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他不仅发现了不同的半球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还想到了两个半球是否也有独立的自我感。显然，每个半球都具有另外那个半球所不具备的感觉、知觉和技能，但是它们也各自具有能够反省、能够决策的意识吗？

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时，加扎尼加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毕竟，当身体的两半部分在超级市场的走道上扭打时，这个结论看上去完全合理。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他却渐渐觉得两个半球还是共有同一个自我感。虽然无法知道另外那个半球的知识和行为，但两者似乎仍在协力维持那个单一的身份。

在一个实验中，加扎尼加向一个裂脑病人的左侧视野（即右半球）呈现了“行走”的字样。病人随即起身走了起来。加扎尼加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走，病人解释说：“我想去买瓶可乐。”想出这个解释的是负责产生语言的左脑，然而它并不知道右脑看见了“行走”的指令。右脑接收指令，左脑则编造了一个理由。

在另一个实验中，加扎尼加向一名女子的右脑闪现了几个苹果的图像。女子见了大笑，加扎尼加问她在笑什么，她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机器很有意思吧”，她说的是显示图像的机器。当加扎尼加再向她的左脑呈现图像，她再次大笑，但这一次很快指出了那几个苹果中隐藏着一名裸女的形象。

最后是他十分喜欢的一个实验，加扎尼加向一名裂脑病人的右脑显示了“微笑”的字样，并向他的左脑显示了“脸”的字样。然后他吩咐病人把看见的东西画出来，病人画出了一张微笑的脸。加扎尼加问他为什么要画笑脸，病人回答：“那你要我画什么呢？一张悲伤的脸吗？谁想看一张悲伤的脸呢？”病人的左脑始终没有看见“微笑”两字，于是他强编了一个理由来解释这张脸为什么非得是微笑的。

在这几个实验中，左脑（说话由它负责）都不知道右脑看见了什么，但可贵的是，当右脑指挥身体行走、大笑或画出一个笑脸时，左脑依然为这些行为提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在面对完全无法理解的状况时，它依然填补了空缺。如果脑的两个半球真有各自有意识的自我，它们又何必要以这种方式协作呢？干脆承认不知道不就行了么？

虽然被手术切开，脑的两个半球却并不像是分开的实体那样单独行动。它们设法调和彼此的行为，并由此维持了一个统一的自我感。加扎尼加将这个现象归功于左半球的努力，因为正是这个半球在他的实验中编出了种种借口。他提出了一个“左半球解释器”（left-hemisphere interpreter）的猜想，这个区域位于左脑，它设法将我们的日常经历综合到一起，并构建出一个统一的故事来解释它们。他承认有大量研究指出自我感是在右半球中涌现出来的（尤其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右侧额颞区），但他同时也主张自我加工散布于脑的各处，而左半球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左半球统合我们的经历，从中创造出我们的个人故事、我们的内心在无意识中对反常现象做出的解释，而这，我们就称之为“神经的逻辑”。至少在裂脑实验当中，是左脑在填补那些空缺。

左半球解释器是否真的存在，它又是怎样运作的，这些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脑中存在一个无意识系统，当它遇到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就会生出一个故事来调和它们。我们已经在这本书中反复见证了这种情形。它在躯体失认症和替身综合征的患者身上出现，它引起了科塔尔妄想和外星人绑架故事，它还造成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认为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或是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它是记忆虚构和错误记忆的原因。它也创造了我们梦中的故事。

人脑有一种倾向，会在我们的思想和知觉出现漏洞时填补它们。每次人脑填补一处空缺，它都怀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保存我们的自我感。无意识系统的唯一使命就是保护我们的个人叙事（Personal nerrative）、维持我们身份的稳定，在我们遭遇情绪创伤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尤其明显了。

回避惨痛的过去

那一天的事，阿克曼夫妇巴不得全部忘记。那是他们能够想象的最惨烈的车祸，而他们竟身陷其中。当时有一百多辆汽车相撞，到处躺着伤员，还有人不幸丧生。在和前面的车子相撞之后，夫妇俩一时困在了自己的车里。他们透过车窗看见有人活活烧死，心里明白自己可能也命在须臾。

但他们活了下来。阿克曼先生的体内涌起一股肾上腺素，他挥拳打碎了风挡，在碎玻璃中爬出车外，然后将妻子也拖出来带到了安全的地方。逃离现场之后，有人将他们送到医院检查。幸运的是两人都没受伤，至少身体上如此。然而在精神上，他们却深深受到了伤害。这场事故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夫妇俩所受的影响却并不相同。

车祸中，阿克曼先生感到自己的脑筋飞速转动，心中也涌起恐惧和焦虑。他拼命寻找逃生路线，头脑和风挡外的情景一样地混乱。在事发后的几天，他的心中开始闪现恐怖的回忆。他常常从噩梦中醒来，浑身冒着冷汗。他在工作中兴奋过度，精神无法集中。他还变得一惊一乍，一听见响声就畏缩起来。他在开车时也变得十分紧张，老是瞻前顾后。

阿克曼太太的反应却正好相反。撞车时，她像怔住了一般呆坐不动，对外面的世界麻木不仁。她感觉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十分遥远。她被“震住”了。她看见了周围大乱的景象，也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然而创伤却似乎没有在她的心中引起应有的情绪。

阿克曼夫妇代表了人类在遭遇创伤之后的两种极端反应。阿克曼先生的反应称为“过度觉醒”（hyperarousal），这是创伤后压力综合征（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的典型表现。阿克曼太太则表现出了“解离”（dissociation）,即感到和自己的情绪及体验之间拉开了距离。两个人经历了同样的创伤事件，产生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他们的脑中各自发生了什么，才造成了这样的不同呢？

夫妇俩后来同意参加一项短暂的fMRI研究，在接受脑部扫描的同时回想当天的情景。结果显示，夫妇俩的脑部活动有着明显的差别。阿克曼先生的额叶、颞叶和顶叶等区域出现了活动，他的心率也显著加快，还自称在回想时感到内心焦虑、“心惊肉跳”。

对比之下，阿克曼太太在研究中并不感到焦虑。她的心跳始终平缓，但她自称在回忆事故时觉得“麻木”“冻结”。fMRI显示，她在丈夫活跃的那些脑区中并没有出现BOLD信号。当她在脑中描绘当时的情景，只有枕叶的一个微小部分出现了活动。这就好像是她的脑为了阻止过度觉醒，反而将情绪反应麻醉了。

心理创伤可能是对人类自我感的最大威胁。它能够摧毁人的行动意愿，使身体健康的人深陷在抑郁或悲伤之中，因为心理的麻痹而呆坐在床上。它使老兵们陷入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它甚至会毁灭人的生存意愿，导致自杀的悲剧。

心理创伤也可能使人产生与自己解离的感觉。精神病学里定义了各种解离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患者或多或少地感觉和周围的世界疏远，或是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同一性。比如人格解体障碍（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患者感觉从自身及周围的环境中抽离，仿佛是在旁观世界，而不是亲身体验。解离性漫游症（dissociative fugue）是一种更加严重的情况，患者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住在哪里（这种情况往往在患者远行之后发生），还常常替自己发明一个新的身份。而伊夫琳所患的解离性身份障碍是其中最极端的一种，患者的人格和自我感发生分裂，分成了几个似乎没有关联的身份片段。

解离状况往往是情绪创伤的结果，和导致它们的创伤一样，也会造成极大的折磨。患者感到和世界分隔，时刻觉得自己只在远处观望，这显然是一个残忍的诅咒。然而这种疾病也有它们的功能，那就是防止患者再次经历创伤的痛苦。这种解离感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保护机制，它在长期受到虐待的受害者身上尤其多见；解离将脆弱的心灵隔绝开来，使其不必再经受过去的情绪创伤。

当我们遭遇心理创伤，脑会保护我们不被其力量摧毁。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记忆的抑制时已经知道，心灵会疏远那些使人痛苦不堪的情感或记忆。而解离感就是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的一个副作用。作为比较，你可以想想身体在遭遇细菌感染时的反应。为了阻止这些外来的入侵者扩散，免疫系统会隔绝感染，形成一块脓肿。这样一来，细菌就与周围的组织隔离了。不过这个防御机制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因为脓肿十分敏感，一碰就痛。

同样的道理，解离也隔开了心灵中遭遇创伤的部分。它将人的注意从痛苦上引开，从而将有毒的想法同有意识的自我隔绝。然而情绪的损伤并不会就此消失，它只是封锁在了心灵深处的某个洞穴里。研究者将这些洞穴称作是人脑的“情绪区块”（emotional parts），它们就是那些可怕的想法和记忆所形成的脓肿。情绪区块代表的是人的自我中受到创伤并被埋葬的部分。相比之下，没有被创伤影响的部分则在文献中称为“表面正常区块”（apparently normal parts）。理想情况下，就像身体的脓肿不应破裂，脑中的情绪区块也应该和表面正常区块始终隔离，绝对不能互通。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理想。心灵的受损区域虽然受到隔离，但它总是有再度苏醒的危险。有时自我的这个分支会从流放中归来，以另一个人格的反常面目重新登上舞台。这时候，杰基尔大夫就变成了海德先生 [2] 。

这就说到解离性身份障碍了。患者会在人格中相互分离的部分之间切换。其中的一个是日常的平常自我（即“表面正常区块”），他在社会中正常度日，但总觉得和自己、和世界隔了一层。另一个是反常自我（即“情绪区块”），为情绪创伤所扭曲。患者的症状，就好比是在阿克曼先生和阿克曼太太之间切换，并随之表现出对于创伤的不同反应。我们可以把过度觉醒的阿克曼先生视作情绪区块，他被车祸的记忆折磨，常常陷入噩梦和严重的焦虑之中，丧失了对于情绪的克制，难以参与社会生活。他妻子的反应则类似表面正常区块：她情绪麻木，感觉疏离，虽然在事故当时表现平静，但在心中已经产生了一道情绪的围栏。

阿克曼夫妇在回想车祸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压力水平，而这和他们在事发当时的反应是一致的。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说过，内心模拟往往和真实情况十分接近。研究显示，就像阿克曼夫妇在实验中表现了不同的反应一样，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的不同人格，也会在回想创伤的时候表现出不同的压力水平。在头脑中描绘造成创伤的事故时，某一个人格可能像阿克曼先生那样心跳骤增、呼吸加快，而另一个人格却可能像阿克曼太太那样，重要的生命体征一如往常。从这个角度看，解离性身份障碍可以看作是解离和过度觉醒的混合，其中解离的自我是根本，而其他过度觉醒的不稳定的自我只是偶尔出现。

当伊夫琳带着手臂上的咒骂来到医院时，精神科医生的首要任务是确定谁在虐待她。事实很清楚：虐待她的人正是她自己，或者说是她的一个方面。这种身份障碍其实是一种适应机制。为什么要适应呢？为了保护她的自我感不在年复一年的虐待中趋于毁灭。每一个自我都代表了她的人格和历史的一个片段，这些片段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相互隔离，但随时都可能忽然觉醒。

这个解释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那么它有任何神经病学的证据吗？我们已经看到了将自我分开是如何的困难。即便是一位外科医生将人脑切成两半，使脑的两个半球各自行动，一个人的自我感也依然不会分裂。无意识系统终会想出办法来维持连续的身份，哪怕脑分裂了也依然如此。它不知道胼胝体已经切断，只晓得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之间出现了分裂，必须重新连接才行。

然而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却没有明显的脑部损伤。伊夫琳从未撞到头部或者遭遇车祸，她的脑也肯定没有给切成两半。然而她的身份却分裂成了好几个自我，每一个都不知道另外几个的存在。这些分裂的人格没有共同的记忆，在视力测验中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既然脑子没有切开，心灵又怎会分成了几片呢？

心灵的分裂

一个人在多个人格之间轮转的时候，他的脑中发生了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荷兰的一组研究者召集了十一位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来参加一项神经影像研究。他们计划从这些患者身上激发出不同的人格，同时用PET扫描仪观察他们脑部的一切变化。在详细访谈了这些被试之后，研究者分别制定了十一份个性化剧本，用来引导每位被试想象他们经历过的惨痛事件。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压力是在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身上触发人格切换的机关。而最大的压力莫过于当初造成这种障碍的痛苦经历了。

在给志愿者连接了PET扫描仪之后，研究者开始用剧本在他们身上激发人格改变。这对大多数志愿者都见效了。他们的心律突然加快，血压上升，他们感到另外的人格出现了。那么PET又显示了怎样的结果呢？

当被试处于平常的人格时，他们的脑部看起来就像一个处于解离状态的人，其中的活动十分迟钝，就像是阿克曼太太在遭遇车祸之后的解离反应。然而当人格发生切换，扫描仪上的几个脑区却突然活跃了起来，尤其是杏仁核——脑的情绪中枢。这个反应又像是阿克曼先生在车祸之后的过度觉醒状态。总之，情绪系统在反常自我出现时活跃，在平常自我出现时安静下来。这说明在平常状态下，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的有害情绪得到了抑制，使他们大致能够平静地面对过去。然而一旦防御失守、反常自我出现，他们的情绪系统就变得脆弱，内心被痛苦占据。

但研究者注意到的不只是这一个现象。在每一次人格转换时，患者脑中的另一个部分——海马，脑中的情节记忆（也就是对于生活事件的记忆）中枢——也出现了不同的行为。PET扫描显示，当患者出现不同的人格，他们海马的活跃部位也随之不同。就好像患者的每个自我都只能接触一部分记忆，而对记忆的其他部分没有察觉似的。

可惜伊夫琳从未接受过脑部成像检查，我们无从验证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她，我们只能假设她的人格分裂在她的神经活动中也有所体现。伊夫琳、法兰妮·F、莎拉和吉米，这些角色的确像是区隔在同一个人体内的独立人格。她们不仅有着独特的行为特点，而且无法读取其他人格的记忆。吉米是一个儿童，还在学写名字，伊夫琳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有一个人格在她的皮肤上刻下了辱骂的言语，但伊夫琳却说她不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知道她的海马并没有被切成四个部分、分成四个记忆库，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每一个人格都在使用同一个记忆库的不同部分。伊夫琳的平常自我读取的是那些通常的、未经污染的记忆，那些创伤记忆她就不知道了。这部分记忆对她是封闭的。当海马的那些不甚活跃区域（连同那些隔离的脑区）在压力或其他因素的作用下突然激活，那些反常的自我就会出现。

另外，不同的人格甚至对无意识刺激中的威胁都有不同的反应。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神经科学家用逆向遮蔽的方法向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呈现了几张愤怒的面孔。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的章节，你就知道逆向遮蔽指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向被试呈现图像，被试虽然不能有意识地看见它们，却也在无意识中受了它们的影响。通过fMRI，研究者发现每当向患者的反常人格呈现这些愤怒的面孔时，他们的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us）就会一下活跃起来，而海马旁回的功能是和海马共同提取“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向平常人格闪现这些面孔，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反应了，记忆也不会激活。神经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假说来解释这个差别：当反常的自我出现时，那些愤怒的面孔就会在无意识中激起患者的创伤记忆。而当平常的自我出现，患者就接触不到这些记忆，他们的脑也不会对这些面孔产生任何联想。

如果每个不同的人格的确都以独特的方式接触我们的情绪和记忆，那么多重人格的产生就有了神经病学的基础。这不仅是心灵在抽象层面上隔离成了几个部分的灵魂，在现实层面上，人脑也真的将神经元的加工活动做了分割，从而阻止了不稳定的记忆和情绪侵入患者的自我认知。

不仅如此，患者加工记忆和情绪的独特方式也反过来塑造了他们脑部的构造。根据脑的可塑性规律，经常使用的脑区会长出新的神经元，面积也会增大。而不常使用的脑区会出现神经萎缩，面积变小。理论上说，如果你封闭了某些情绪和记忆、隔离了海马和杏仁核中与它们有关的神经元，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脑区就会因为使用不足而渐渐缩小。借助MRI，研究者发现事实的确如此。与健康者相比，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的海马平均小了19.2%，杏仁核平均小了31.6%。也就是说，多重人格不仅表现在记忆和情绪区活动的减少，也表现在了脑的实际结构上。由于造成情绪创伤的记忆只能被反常人格读取，而反常人格又较少出现，所以储存这些记忆的脑区就受到了冷落，并且越变越小。

我们已经知道，人的记忆可以抑制，可以忘却，也可以捏造。现在我们要再问一句：人的记忆能否切分，使得一个人格只能读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这真有可能发生吗？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研究之外，还有过几则孤立的患者报告。神经影像显示，当这些患者在不同的人格之间轮转时，他们的海马、颞叶和前额叶皮层也同时出现了独特的活动规律。另有研究显示，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的眼窝前额皮层的活动也减少了。如果你还记得第三章的内容，你就知道这块皮层的功能是躯体标记，它规定了人的情绪记忆和直觉。总之，具有多重人格的患者，他们的记忆系统也有着不同的行为，这佐证了每个人格都只能读取部分记忆。

同一个脑中的不同系统能够读取不同的记忆，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第二章中提到的习惯系统和非习惯系统就明白了。人脑中的这两套系统，读取的就是不同形式的记忆（程序性记忆和情节记忆），它们的储存和提取都在不同的脑区（纹状体和海马）。当那名心不在焉的司机使用习惯系统，他完全记得应该如何驾车，因为习惯系统读取的是程序性记忆。然而习惯系统无法读取情节记忆，所以他才忘了要在下班路上买一加仑牛奶。既然对于一个没有创伤经历的人，脑中的两套系统尚且无法共享某些记忆，那么在伊夫琳的不同自我之间，发生这样的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扎实的数据十分有限，得出的结论也很模糊，诊断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精神病学家争论的焦点。但是有了神经病学的研究，我们还是可以谨慎地说一句：解离性身份障碍的病因是曾经潜伏的记忆和情绪回路重新激活，是曾经休眠的神经元再度苏醒。为了保护自我不被过去的痛苦所困，人脑命令这些区域退休，然而新的情绪压力却使它们恢复了活动。压力从内部改变了脑，使自我的阴暗面目重新浮现了出来，而这些面目原本都是应该在孤立的神经元中隔离、在某个地下暗室中封锁的。

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释放这些反常的自我。我们能否在不制造压力的前提下，从外部引出这些反常的人格呢？伊夫琳在住院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乍一看，它似乎使整个多重人格的概念都变得可疑了起来。我们这就来看看她故事的另一章。

内心的催眠师

在医院的精神病房里，伊夫琳和她的另几个自我正在接受视力检查。她的每个身份都有不同的视力，在检查中有着独特而稳定的分数。在检查中，研究者却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每一个人格出现，而是用催眠的方法，一个个地将她们引了出来。

在和吉米交谈并检查了她的视力之后，一位研究者说道：“叫莎拉出来，让我们和她谈几分钟吧。”

吉米犹豫了，说“她很害怕”。几番鼓励之后，吉米的声音消失了，代之以莎拉的成熟嗓音。

“那就由我来和你说两句吧。”莎拉说道，“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因为吉米是我的朋友了。我从前都不敢抱她，觉得怕人。”

注意到其中的变化了吗？吉米和莎拉知道对方的存在了。她们是怎么认识对方的？如果她们是有着独立意识的不同身份，没有共同的记忆或思想，吉米就不可能知道莎拉害怕。而且，她应该根本就不知道莎拉的存在。

伊夫琳的病有一个标志性的特征，那就是她的不同人格之间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没有共同的记忆。但不知是为什么，催眠却打破了这道屏障，使这些人物了解了其他人物的思想和性情，甚至相互之间有了交流。因为这个缘故，催眠成为了治疗解离性身份障碍的一个主要手段。它创造出一个受控环境，使那些备受创伤的自我能够出现。它帮助患者平静，帮助他们找到创伤的源头，它甚至能使不同的自我融合，重新构造出一个单一的人格来。伊夫琳就显然从中得到了益处。她在催眠之后说：“我感觉好些了，这就好像是在拼一幅拼图，我感觉第一片已经放上去了。”

不过催眠也可能使解离性身份障碍的症状恶化，强化患者的多重人格。有精神病学家因此认为，这种障碍原本就不是从内部产生的；正是由于治疗师怂恿病人承认这些不同的人格，并且谈论它们各自的情感，才使得病人产生了它们真实存在的古怪想法。不过也有一种解释认为，解离性身份障碍确实是一种从内部产生的疾病，只是产生它的神经机制与催眠相似罢了。

如果你还记得上一章的内容，你就应该知道催眠的原理是将对象的注意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观念或意象上。在催眠师的引导下，催眠对象专注于一系列特定的思想，以至于忽略了其他知觉。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在鸡尾酒会上专心聆听一场对话，对房间里的其他动静都不再理会了。被催眠者还关闭了反省自身行为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在催眠表演中旁若无人地在舞台上跳舞，或是在观众的面前和一只想象的猎鹰搏斗。

催眠的本质是使对象专注于某一套思想或知觉，并对其余的一切不闻不问。解离不也是这样么？发生解离时，人脑将注意焦点从创伤的记忆和情绪上移开，转而沉浸于较为愉快的冥想。这看起来是和催眠相近的过程。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就能够解释催眠为什么会对解离性身份障碍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了。那么我们能在脑中找到证据吗？

使用fMRI的研究表明，当患者处于解离状态，他们脑部的前扣带皮层显得十分活跃——而这同样是在催眠状态下十分活跃的区域。前扣带皮层的功能是厘清相互矛盾的信息，比如完成斯特鲁普任务，或是找出“每一种走上方舟的动物，摩西都带了几只”中的歪曲成分。前扣带皮层阻止我们以自动模式行事，或是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个事物。它帮助我们找出错误，并揭露环境中相互矛盾的成分。

我们知道，对象在进入催眠的恍惚状态时会放弃这份精明。理论认为，催眠对象的前扣带皮层无法与额叶沟通，于是它便更加努力地发送信息。它用双倍的努力汇报环境中的矛盾，结果却毫无用处。或许就是这份徒劳的努力使得催眠对象情愿做出了一些尴尬的举动，因为他们已经意识不到这些举动和他们平常的行为之间的矛盾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乖乖地接受催眠师的指令，而完全不顾自己的其他想法和感受。

解离中也体现了同样的神经模式。在解离中，我们同样是专注于某一套观念而排斥了其他，并由此接受了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意象。这使得解离和催眠之间又增加了对照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体验到解离的人其实也处于一种催眠的恍惚状态，这种状态保护了他们不受创伤记忆的冲击。一旦恍惚消退，精神的围栏坍塌，这些创伤记忆便会卷土重来。当关于过去的严酷现实再度闯入，前扣带回的活动也随之停歇。

催眠能强化不同自我的区分，由此引起解离性身份障碍。它同样也能团结不相干的身份、重构统一的自我，从而治愈解离性身份障碍。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催眠与解离呈现出了相似的神经活动。种种证据显示，解离性身份障碍似乎就是催眠的一种形式。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催眠中，催眠师利用外部的暗示来引导被催眠者的注意，并集中他的想象。而在解离性身份障碍中，暗示来自患者内心，由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发动。鉴于我们讨论的这些理由，许多心理学家都主张解离性身份障碍是一种“自我暗示”（auto-suggestive）的疾病、一种自我催眠的综合征。以这个眼光来看，伊夫琳的潜意识就是她自己的催眠者。

在遭遇多年的创伤之后，她的脑为了保护一个完整的身份，将她的注意从其中那些引起痛苦的方面转移了开去。这个过程的原理也许就是催眠。她的心灵创造了一种心理状态，既对某些事情十分专注，又对别的事情一无所知，用这个方法，它将许多心理体验排除在了意识之外。

但是伊夫琳的例子已经表明，在遭遇创伤后将心灵隔成几块并非准确无误的做法。它会产生副作用。当人脑尝试将有害的情绪或记忆隔离，自我的一部分也将随之而去。这就是为什么解离会令人感觉如此不适。无意识系统分离出自我的一个片段，以保护人的更大的身份整体。幸好这个片段通常只是很小一块。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分裂出来的人格多是不成熟的年轻角色。比如伊夫琳的另两个人格吉米和莎拉，一个四岁，一个十岁，他们都无法利用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和多年积累的智慧。

借助催眠，伊夫琳的医生得以召唤出她的每一个自我。当每一个身份出现，她们不仅表现出不同的人格和行为，还带着独特的视力。伊夫琳视力很差，接近失明，不带导盲犬就无法出门。医生断定她的视神经出了结构上的问题。然而当其他人格出现时，她又为什么只需要戴一副低度数眼镜就行了呢？

我们刚才说过，解离的过程不仅将创伤记忆排除在意识之外，还带走了一部分自我。但也许无意识做得更绝，将脑中的更多区域列作了禁区。它是否对知觉本身都加上了限制？

不同的我，不同的眼

医生们偶尔会在医院里见到一种神秘的疾病，其症状总是令他们困惑不已。病人就医时自称突然出现了某些神经病的症状，比如麻痹、虚弱和失明。但奇怪的是，虽然有这些严重症状，他们却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举止相当放松，这不免使人惊讶，也令人担忧。医生接着给病人做种种测试，以缩小诊断的范围，但测试的结果却又一切正常。这些病人的病情似乎没有医学上的原因，也没有生理上的证据，但他们的症状却又如此明显。这就好像是他们在装病似的。

然而这并不是伪装。这些病人得的是转换障碍（conversion disorder），患者的心理压力以身体症状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且披上了神经病的伪装。

伊夫琳从小就自认是个盲人，然而在她的人格转换成吉米的那一瞬间，她的视力却恢复了。这说明她的视觉通路不可能有损伤。如果是眼睛或脑部出现了结构缺陷，不做手术是不会自动复原的。考虑到她受过的情绪创伤，转换障碍是最为合理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能为她的失明找到医学上的解释。她的失明是心因性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她在假装失明。转换障碍不同于孟豪森综合征（Munchausen syndrome），后者才是病人有意地伪装出症状。转换障碍的患者并没有佯装得病，是他们的心理压力在无意识中转换成了身体的症状。

转换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人知道。伦敦的一组研究者利用影像技术观察了患者的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招募了几个因为转换障碍而失明的患者，还有几个视力完全正常的被试。他们要对比这两组的脑部活动，并确定其中有无重大差别。真的有。

和健康的对照组相比，转换障碍患者的前额叶表现得更加活跃，视皮层则受到了抑制。这就好像是脑中的高级处理中心在抑制视觉系统。患者的眼睛仍在工作，视觉回路也完好无伤，但他们心灵的眼睛却无法再看见了。他们的脑封锁了有意识的视觉，只给他们留下了无意识的某种视知觉，类似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盲视。

神经科学家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现象：转换障碍患者的前扣带皮层异常活跃——也就是在催眠和解离状态下过度操劳的那个脑区。我们前面说过，前扣带皮层在催眠状态下会加倍努力，因为它发出的信号无法抵达额叶。被催眠者的脑丧失了发现矛盾的能力，所以才会做出愚蠢的举动而不自知。

在转换障碍中，患者同样对自己的状况显得漠然。他们的脑部封锁了身体的知觉或运动控制能力，然而对这样的可怕症状，患者却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常见的表现称为“la belle indifférence”,是法语“泰然漠视”的意思。那么，转换障碍的患者为什么会对自己的症状如此漠然呢？其中的原因，也许和被催眠者不介意自己在舞台上的夸张举动是一样的：他们的前扣带皮层失去了效力。就像被催眠者对自己的举止不以为异，转换障碍患者也觉不出自身情况的古怪。他们的失明只是“在头脑中”，就像我那位被催眠的朋友想象的那只猎鹰。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意识系统都对想象信以为真。这样看来，转换障碍也是一种催眠状态，但它并不是由外部力量植入的，而是因为心理压力而从内部产生的。

这个假设是伟大的法国神经病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在19世纪晚期最先提出的，沙可是公认的现代神经病学奠基人。他注意到转换障碍（当时称为“歇斯底里症”）和催眠之间有着深入的纠葛，于是提出转换障碍或许和解离一样，也是某种自我暗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曾公开演示用催眠来引发转换障碍。

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也证实了催眠的确能引发转换障碍的一些症状。一次，几位研究者用催眠在一位二十五岁的志愿者身上引发了左腿麻痹。接着他们要他分别移动左右腿，同时用PET观察他的脑部。结果显示，当男子移动右腿（未受催眠影响的那一条），他的运动皮层出现了活动，这个结果和任何健康者的情况完全一致。而当男子尝试移动左腿，那条腿却纹丝不动，他的运动皮层也始终静默。就像伊夫琳的视皮层在转换性失明中受到抑制一样，这名男子的运动皮层也在催眠麻痹中受到了抑制。而且和转换障碍患者的一样，男子的前扣带皮层也异常活跃。可见，催眠不但能引起转换障碍的症状，它也能引起和转换障碍相同模式的脑部活动，这一点和我们对解离的观察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催眠能否治疗转换障碍，就像它能在伊夫琳身上引出不同的自我？我们来看看布莱特的例子，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家住德克萨斯，他认为从两年前在一场拳击赛中被击中头部之后，他的眼睛就渐渐失明了。医生对他开展了一系列测试，却并没有为他的状况找到医学上的原因。他们接着询问了他的情绪状态和曾经的心理困扰。布莱特交代说，有两件过去发生的事令他始终无法释怀。第一件发生在他十四岁那年，父母要他在家照看小妹妹，他却和朋友出门去玩了，把小妹妹独自留在了家里。就在他出门的那段时间，有几名恶徒将一包子弹扔进了他们的家庭邮箱投信口，并将其点燃。小妹妹想要灭火，不料一枚子弹射出，击中她的右眼，导致永久失明。布莱特觉得妹妹受伤是自己的过错，悔恨不已。

第二件事是他决定放弃拳击，这令他的父亲非常失望。现在看来，失明是一个方便的借口，使他不必再负担放弃拳击的责任了。加上他对妹妹受伤的歉疚，以及医学证据的缺乏，医生遂断定转换障碍是他最有可能的失明原因。布莱特被转到一位心理学家那里接受治疗，短短几个疗程之后，他的视力就恢复了。像伊夫琳一样，催眠治好了他的失明。

催眠对其他类型的转换障碍患者也产生了效果。催眠使失明者重见光明，瘫痪者恢复力量，麻木者找回了感觉。在引导式催眠治疗中，患者专注于表达自己过去遭受的创伤、寻找曾经丧失的能力，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从临床角度来看，催眠能够引起或是治愈转换障碍，就像它能够引起或是治愈解离性身份障碍一样。从神经病学的角度看，这两种疾病所呈现的脑部活动都类似于催眠时的恍惚状态，其中都有一块异常活跃的前扣带皮层。由这些证据可知，和催眠一样，转换障碍和解离性身份障碍都会将脑的注意集中到某个方向，从而将其他信息排除在意识之外。前扣带皮层的功能不仅是发现矛盾，它也参与了情绪的加工和注意的引导。因此，虐待对于情绪的影响很可能干扰这个脑区，从而改变我们注意的方向和我们的矛盾检查系统的工作方式。情绪创伤不仅会造成解离，也会使我们的注意离开某些感觉信息，由此造成失明或是麻痹。它还会忽略运动信息，造成转换性瘫痪。这两种疾病在无意识中调节着我们的脑部活动，它们使心灵专注于某个方向并排斥其他，以此操纵我们的意识体验。

伊夫琳的失明是转换障碍的结果，是多年来的情绪创伤所造成的。她的多重人格也来自那一段遭受虐待的经历。当她的自我发生切换，她的视力也跟着变化。她的每一个身份都拥有独特的视力，每一个我都有它独特的眼。催眠揭示了她的所有人格。催眠师和她的不同身份逐一交流，打破了她们之间的屏障，也由此医好了她的转换性失明。

伊夫琳不是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的唯一一人。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常常也兼有转换障碍，因为这两种疾病有着相同的病因。不仅如此，解离性身份障碍中的其他自我，也和转换障碍中的视觉或运动病变有着相同的产生途径，那就是自我暗示或者自我催眠。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不受创伤记忆和创伤情绪的危害，人脑会将注意从它们上面转开，从而阻断它们进入意识的路途。

然而，为了隔绝这些危险的念头，脑中的无意识系统也可能走得太远。它常常会制造一种解离感，使人觉得自己仿佛和世界脱离了关系。伊夫琳和其他病人都感到，她们的一部分似乎随着创伤一起消失了。更坏的情况是，无意识系统切断了意识与我们的感觉回路或运动回路之间的纽带，造成转换障碍。因为人脑保存自我的努力，伊夫琳失去了视力，还有的人落下了瘫痪、麻痹或其他残疾。不过，当病人的体内产生了其他自我，并且重新激活了关于过去的痛苦回忆，他们的身体便会重新和有意识的心灵建立联系，这些重要的功能也将恢复。

这就是为什么在解离性身份障碍中，那些其他自我会具有不同的视力。为了保护自我，脑中的无意识系统不得不将自我分成了几份，即使这样做会给伊夫琳带来悲剧的后果。

现在我们也许能够明白，为什么切开裂脑病人的胼胝体不会产生两个自我，而脑毫无损伤的伊夫琳却会出现好几个人格了。答案或许就在无意识系统扮演的不同角色之中。在裂脑病人身上，无意识系统会像在健康人的脑中那样填补空缺。它会竭力将病人经验的所有方面调和成一个统一的故事，并以此保存自我的完整，即使这些经验是来自两个不同的脑半球。然而在那些解离性身份障碍的患者身上，脑中的无意识系统却有着另外的目标。它要的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故事，因为统一的故事是危险的，会使自我暴露在有害的信息之中。患者的脑会刻意将故事拆散，并将有害的情绪和记忆与自我知觉隔离，从而保护后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脑才不会填补空缺。

自我是什么？在科学中，这是一个多么模糊而费解的难题。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对自我的定义莫衷一是。它指的是记忆吗？是对于情感和情绪的体验吗？是对自己的控制？还是对自己的反省？在探讨人的身份时，我们常常将这些概念聚拢成为一个，虽然它们实际未必都是某个统一过程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用神经病学的严谨分析来寻找自我时，最终却不得不将它拆成几个部分。人的身份是无法在人脑中精确定位的。它是在脑中的许多区域和过程的协作之中涌现出来的。而这些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两套系统。一个是有意识系统，我们都很熟悉，有着切身体会；还有一个是无意识系统，它独立运作，并有着一套神秘的程序。在本书中，我们将这套程序亲切地称作“神经的逻辑”。

神经的逻辑

本书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也讨论了一名失明的女子。从神经病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名女子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阿梅莉亚失明是因为她的视觉回路出现了故障，她的无意识系统无法处理光子，并将它们转化成关于世界的图像。和她相比，伊夫琳的视觉通路并没有损坏，她之所以失明，是因为她的意识系统无法读取她的世界图像。这里有两套平行的系统，两种失明的原因。

人脑创造视觉的过程和它建立身份的过程十分相似。首先，视觉体验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比如形状、色彩、大小和速度。它们由脑内的不同部分运算，然后十分精确地组装到一起。同样，自我的体验也由不同的部分组成，比如自传式记忆、感情、感觉、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的控制等等。这些部分同样由不同的脑区管理，最后组合成一个对于世界的统一体验。

此外，视觉和身份都依赖于脑中的两套基本系统的协作。没有了无意识的视觉系统，脑就无法将光线加工成图像，而我们就会失明。反过来，没有了有意识的视觉系统，我们也无法体验到周围的景物，而只能通过盲视在无意间觉察它们。

同样，身份的建立也取决于两套系统。有意识系统使我们能够体验到自我。我们的痛苦和快乐都属于我们。我们有行动的意愿，并且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心灵和身体。因为有意识系统，我们才能将脑所创造的故事付诸实施。

那么无意识系统呢？无意识系统负责创造这个故事。它将我们体验的碎片拼合，必要时填补其中的空缺，并且按照时间顺序写出我们的人生故事。是它为我们建立了自我感，而且维持并保护着这个感知；为了这个目的，它不惜用解离来驱逐有害的想法和记忆。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人的身份到底有怎样的神圣之处？从演化的角度看，自省的生物更容易存活下来。人当然关心自己的存活，也会尽力保护自己和后代的安全。通过维护我们个人故事的完整，脑使我们能够洞察自己的思想。它还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意图，反省自己的逻辑，审视自己的抉择，并做出符合我们的目标和欲望的举动。拥有一个身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本性，并提高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

因此，人脑才会竭力为我们维持一个健全的个人故事。在我们醒着的每一瞬间，脑中的逻辑回路都在吸收我们积累的经验，仔细审查，从中培养并提炼出人的身份。即使在每天夜晚的睡梦之中，我们的无意识仍在坚持这个目标。有的神经科学家主张，梦的功能就是培养自我知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梦总是第一人称的原因。梦是一种演练，它模拟着我们亲身行动、亲自观察、身为主角的体验。梦也许真是我们培养自我感的重要手段，即使对天生失明者也是如此。

将脑看作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两套系统，其实在神经科学中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想法。这并不是说科学家否认意识存在，或者否认脑中存在意识阈限之下的处理过程。只是他们在设计研究的时候，很少会预设这两套平行的处理架构。在研究中，他们也很少阐述这两个行为控制系统的相互作用。也许他们认为，意识不是一个适合严谨的量化分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确很难研究。然而，神经科学在洞察单个神经元中某一种酶的精微结构之外，也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对人脑做一番系统层面的研究。对意识问题的回避，也许是因为有人将它视作了一座巨峰，觉得太高不可攀了。

在科学发展史上，常有人宣称某些秘密是牢不可破的，研究者给它们贴上“黑箱”的标签，从此不再深究，但归根到底，这不过是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框架罢了。要想取得科学的突破，我们就必须提出正确的问题。通向发现的第一步是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将人脑分成有意识和无意识这两套系统，并不是就解答了关于意识的种种谜题，而只是给这场探索起了个头。它是一座平台，神经科学中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无法回答的难题，都可以拿到上面研究。也许有人选择将研究的焦点放在较为容易的任务上，对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做一些简单的扩充，但是也有人尝试打开黑箱、另辟蹊径，提出一些乍一看异想天开，实则却富有内涵的问题。

而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中采取的策略：退后一步，从远处概览一些古今思想家对神经病学所做的研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在神经科学的各个角落搜集一批看似没有关联的研究和案例，并从中发掘出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故事的内在逻辑。

人脑的故事在不断进展着，让我们也继续深入黑箱，集思广益，找到思想和行为的规律与神经科学原理的交会点。证据都在这儿，只看我们如何填补空缺。

注释

[1] 皆为英语童谣，唱时伴随游戏动作。

[2] 杰基尔大夫和海德先生，小说《化身博士》中的角色，是同一个人体内的两个人格。

我认识到了人类内心的那种彻底而原始的二元状态:Stevenson 1991, 43。

伊夫琳住进精神科病房的时候状况很差：伊夫琳的病例摘自Bhuvaneswar and Spiegel 2013。

“自打记事起……”：这句引言摘自一班医学生对伊夫琳的访谈，这次访谈的主持人是斯坦福大学的David Spiegel 博士。

“等到回过神来”：同上。

下面是她和精神科医生的一段对话：同上。

妇科医生彼得：Pachalska et al. 2011。

这些都与右侧额颞叶的损伤有关：Feinberg and Shapiro 1989；Moscovitch 1995。

他记录了和一位病人的一场对话：Feinberg 2001, 18。

躯体失认症的原因是：Feinberg et al. 2010。

使用fMRI开展的实验显示，右侧额叶皮层在我们自省时激活：Herwig et al. 2012；Keenan et al. 2000。

唯一的公论是我们还不知道自我居于脑中的哪一部分：Keenan, Gallup,and Falk 2003, 204。

关于这种病可以去问薇姬：Wolman 2012。

异手症是裂脑综合征的一个常见症状：Verleger et al. 2011。

当薇姬的左半球看见右侧视野中的一个词语：Baynes et al. 1998。

加扎尼加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Gazzaniga 1972。

向一个裂脑病人的左侧视野（即右半球）呈现了“行走”的字样：Gazzaniga 2005, 148–49。

向一名女子的右脑闪现了几个苹果的图像：Gazzaniga 1970, 106。

向一名裂脑病人的右脑显示了“微笑”的字样：Wolman 2012。

“左半球解释器”：Gazzaniga 1989; Turk et al. 2003。

那一天的事，阿克曼夫妇巴不得全部忘记：Lanius, Hopper, and Menon 2003。

夫妇俩后来同意参加一项短暂的fMRI研究：同上。

解离状况往往是情绪创伤的结果：Armstrong 1991。

它在长期受到虐待的受害者身上尤其多见：Watkins and Watkins 1998。

人脑的“情绪区块”：Reis 1993。

称为“表面正常区块”：Nijenhuis, Van der Hart, and Steele, 2002；Reis 1993。

某一个人格可能像阿克曼先生那样心跳骤增：Miller and Triggiano 1992；Putnam, Zahn, and Post 1990。

当伊夫琳带着手臂上的咒骂来到医院时：Stankiewicz and Golczyń ska 2006。

荷兰的一组研究者曾经到十家医院访问了344名有过心肌梗塞的病人：Reinders et al. 2006。

压力是在解离性身份障碍患者身上触发人格切换的机关：Barlow and Chu 2014。

当被试处于平常的人格时：Simeon et al. 2000。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神经科学家用逆向遮蔽的方法：Schlumpf et al.2013。

提取“自传式记忆”：Fink et al. 1996。

海马平均小了19.2%：Vermetten et al. 2006。

人的记忆可以抑制：但我们在第四章也讨论过，这一点是有争议的。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研究之外：亦见Van der Kolk and Fisler 1995。

还有过几则孤立的患者报告：Tsai et al. 1999；Saxe et al. 1992；Savoy et al. 2012。

眼窝前额皮层的活动也减少了：Sar, Unal, and Ozturk 2007。

伊夫琳和她的另几个自我正在接受视力检查：Bhuvaneswar and Spiegel 2013。

伊夫琳的病有一个标志性的特征：Howell 2011, 148。

它帮助患者平静：Smith 1993; Howland 1975。

“我感觉好些了”： 这段引文摘自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真实病程记录，经患者的主治医生David Spiegel同意转录于此。记录通过加密文件发送，患者姓名及日期均隐去。

有精神病学家因此认为，这种障碍原本就不是从内部产生的：Gleaves 1996。

使用fMRI的研究表明，当患者处于解离状态：Kas et al. 2014。

解离中也体现了同样的神经模式：Thomaes et al. 2013；Bremner 2007。

“自我暗示”：Oakley 1999；Bell et al. 2011。

不同的我，不同的眼（An Eye for an I）：这部分标题借用Bhuvaneswar and Spiegel 2013。

和健康的对照组相比，转换障碍患者的前额叶：Werring et al. 2004。

神经科学家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现象：Becker et al. 2013；Bell et al.2011。

第288页 法国神经病学大师让-马丁·沙可：Bogousslavsky, Walusinski, and Veyrunes 2009。

他曾公开演示用催眠来引发转换障碍：Goetz, Bonduelle, and Gelfand 1995, 203。

催眠的确能引发转换障碍的一些症状：Vaudreuil and Trieu 2013；Bell et al. 2011；Pyka et al. 2011。

在一位二十五岁的志愿者身上引发了左腿麻痹：Halligan et al. 2000。

布莱特的例子：Patterson 1980。

在引导式催眠治疗中：Stonnington, Barry, and Fisher 2006；Bühler and Heim 2011。

由这些证据可知，和催眠一样：Lane et al. 1998；Posner and Petersen 1990。

也会使我们的注意离开某些感觉信息：Vuilleumier 2005。

那就是自我暗示或者自我催眠：Oakley 1999；Halligan, Bass, and Wade 2000。

人脑创造视觉的过程：Manning and Manning 2009。

有的神经科学家主张，梦的功能就是培养自我知觉：Staunton 2001。

附录 人脑结构图

致谢

这本书能够出版，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和贡献。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Kirby Kim，他在我刚刚开始动笔时就带来了他的洞察和经验，并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对我关怀有加。感谢我的编辑Dan Frank，是他将我的文字提升到了现在的水平。感谢Betsy Sallee在每一阶段对于细节的关注。还要感谢那些阅读手稿并提出有益评论的神经病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们是Chaya Bhuvaneswar、Hal Blumenfeld、Joseph Burns、John Lisman和Morris Moscovitch。我要特别谢谢John Lisman，我和他在《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上联名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了本书的灵感之源，尤其是第二和第六章。还要感谢Jeff Alexander、Rachel Gul、Lindsay Hakimi、Bita Nouriani和David Spiegel的宝贵贡献。我要谢谢我父亲的睿智建议和各位家人的支持。我还要由衷感谢我访问的每一位患者，谢谢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并给我教益。

最重要的，我要谢谢我的贤妻Sharona。除了操持家务之外，她还无数次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她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了一位行家，并用她明晰的思想引导我写完了全书。她不仅是帮我完成此书的合作者，也是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伙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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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意识的逻辑

1 盲人做梦时会看见什么？

2 僵尸能开车去上班吗？

3 想象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运动员吗？

4 我们能记得没有发生过的事吗？

5 为什么有人相信外星人绑架事件？

6 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听见说话声？

7 催眠术可以用来诱导杀人吗？

8 为什么分裂的人格不能戴同一副眼镜？

附录 人脑结构图

致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