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全传：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增订版全二册）
Author: 张新颖
Date: 2018-03-13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三联书店

目录
CONTENTS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版权信息

说明

上部　一九〇二～一九三七

[第一章]　凤凰：古怪地方，军人家世，顽野而内向的少年

一、古怪地方：“密度”、“空间”和“张力”

二、军人家世、苗族祖母

三、顽童和大千世界

四、杀人的一课：刚好知道“人生”时

五、新式小学、性格的内部、预备兵

[第二章]　湘西：随军流转，递进的寂寞，渐强的光辉

一、再三重复的恐怖/平常经验

二、“我以为我是读书人”

三、《说部丛书》

四、“打流”

五、动人的产业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第三章]　北京：求学谋生无路，试探用笔，文学开局

一、酉西会馆、琉璃厂、前门大街、京师图书馆

二、“新青年”朋友们、郁达夫

三、初期作品的发表、鲁迅的误会

四、林宰平、徐志摩

五、香山慈幼院、陈翔鹤、胡也频和丁玲

六、文学批评、各体创作、第一本书、筸人谣曲

七、由北而南的变化：政治中心、新书业、个人打算

[第四章]　上海：出版失败，文学趋向成熟，初尝教书生活

一、“少年”/“我老了”

二、三个人，两个刊物，一个小出版社

三、文学趋向成熟的时期

四、中国公学教书

五、张兆和，两个人的“顽固”

[第五章]　武汉、上海、南京、常德、北平：奔波

一、武汉大学

二、作家论

三、胡也频死难前后

四、“向虚空里伸手，攫着的是风”

[第六章]　青岛：“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

一、变化

二、从“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比较优秀的一员”

三、《从文自传》

四、“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五、丁玲被捕之后

六、长远感情

[第七章]　北平：“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

一、结婚

二、《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与海派

三、《湘行书简》：真的历史是一条河

四、《边城》

五、禁书、读经、大众语

六、“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第八章]　北平：“提起‘时代’，真是一言难尽”

一、有很多话说

二、“真真假假综合”

三、“横溢的情感”与“理性”

四、“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

五、《从文小说习作选》

六、战争就要来了

下部　一九三七～一九四八

[第九章]　南迁途中：生者尽责求生

一、从北平到武汉、长沙

二、乱离家书

三、沅陵

[第十章]　昆明：变动中的忧患和个人的潜渊

一、青云街

二、《湘西》和《长河》

三、团聚

四、“迂论”

五、潜渊：“谁看到？谁明白？谁相信？”

[第十一章]　昆明：“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

一、救亡形势下不合时宜的反复论说

二、巴金眼中老友的变化

三、写作宏愿与审查干扰

四、九妹的失常

五、虹影星光

[第十二章]　呈贡、昆明：家，课堂内外，年轻朋友

一、龙街的家

二、“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

三、院落中的人事

四、课堂、课外

五、年轻朋友

[第十三章]　昆明：政治幻想之外的支撑

一、期望生活有个转机

二、礼物

三、复员前后

[第十四章]　北平：“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

一、不能不把事想得远一点，深一点

二、围攻

三、交织的层次

[第十五章]　北平：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

一、中老胡同三十二号

二、困兽之斗

三、编者的“集团”和现代诗新风

四、几乎没有反应

五、追悼

主要参考书目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版权信息

说明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一章 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

一、恢复“年青”，“重新安排”

二、“痴人”之“梦”，“收拾残破”

三、“红绿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四、神经已发展到“最高点”上，“不毁也会疯去”

五、“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六、“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七、理解“呓语狂言”，理解“恢复”和“重铸我”

八、为什么选择历史文物研究

第二章 革命大学：“越学越空虚”

一、“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

二、《老同志》

三、“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

第三章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二、“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三、三兄弟

第四章 川行土改：“群”、“单独”的生命、“有情”的传统

一、到“群”里去

二、自己想写的作品，想做的研究

三、对存在有了理会，对人生有了理会

四、生日

五、时代的锣鼓声，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

六、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七、“有情”的传统

八、尾声

第五章 杂乱的工作，纷扰的事

一、搬家、检查

二、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故事

三、“外行”之“杂”

四、跛者不忘履

五、调动而未动

第六章 行行重行行

一、济南：“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

二、南京、苏州：“三姑爷来了!”

三、上海：“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

四、长沙：“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

五、湘西：“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

六、上海： 黄浦江里的艒艒船

第七章 “老去”的文学，“不算是学问”的学问

一、“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二、长子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

三、“不算是学问”的学问，“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

第八章 “好辛苦的战斗”和“抽象的抒情”

一、长篇写作计划的实施，老和病

二、服装史计划的开始

三、九妹

四、汪曾祺：“至少还有两个读者”

五、《抽象的抒情》

六、昧于“大时代”，执迷“小烦琐”

七、江西行(一)：“白头学作诗”

八、江西行(二)：设想一部生活回忆录

九、人与事

十、隔世

第九章 大动荡前：“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

二、“无聊”及其转向

三、《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四、“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章 大字报、检查交代、抄家、批判会

一、大字报

二、检查交代

三、抄家

四、批判会

第十一章 “连根拔除”前的日子

一、家人各有其难

二、“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

三、“白日惊沙迷眼前”

四、“解放”

五、告别

六、“连根拔除”

第十二章 湖北干校：迁移无定中“麻醉”痛苦、抵抗愚蠢

一、452高地

二、迁移双溪

三、文化史与诗

四、请求和答复，暴雨袭击下的屋子

五、“改业”之思、重病住院、申请

六、贫农大院的小房间和纸上的六十个展柜

七、丹江

第十三章 “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一、“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二、“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三、“令人痛苦”

四、改善

五、生活中添了些活泼气氛

六、着急

第十四章 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一、“小处”和“大处”

二、南方之旅

三、有忙不完的事是“幸运”

四、伤害

五、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六、旧人旧事新识

七、渐行渐远

八、避震南行

第十五章 “出土”时期

一、“稳住自己”

二、离开博物馆，调入社科院

三、往来

四、担心

五、出版、住房

六、费解

七、“我总算活过来了”

第十六章 “一个健康的选择”之后

一、美国的讲演

二、他乡旧友新知

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四、张兆和的工作

五、八十岁的惊喜

第十七章 生命的完成

一、犹及回乡听楚声

二、日本之行

三、病

四、想象中的电影

五、小房间里的来客

六、老泪

七、最后的文字，最后的话

八、告别

九、逐渐完整起来的沈从文世界

十、张兆和

附录一 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

附录二 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主要参考书目

初版后记

增订版后记

影像 沈从文走过的路

张新颖　著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 / 张新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2

ISBN 978-7-5426-6188-3

Ⅰ. ①沈… Ⅱ. ①张… ②党⋯ Ⅲ. ①沈从文(1902-1988)－生平事迹 Ⅳ.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2787号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约编辑：武　霖　田南山

特约策划 ：燕　舞

制　　作：马志方　李丹华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

——沈从文，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二年，沈从文在青岛。（叶公超摄）

一九三八年，沈从文在昆明，七月下旬开始创作《长河》。

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抹，不过来一个水鸟浮江图看看。（此信或当在十二月初到）（沈从文绘，见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五日复王际真信）

伏虎图（沈从文绘，发表于《西湖文苑》一九三三年第二期，署名季蕤）

这是桃源上面简家溪的楼子，全是吊脚楼！这里可惜写不出声音，多好听的声音！这时有摇橹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声……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沈从文绘，蜡笔画，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致张兆和信）

在这种光景下听橹歌，你说使人怎么办。听了橹歌可无法告给你，你说怎么办。……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沈从文绘，蜡笔画，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致张兆和信）

等一会儿我就得点蜡烛吃晚饭了。曾家河下游一点点。（沈从文绘，蜡笔画，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致张兆和信）

白楼潭远望、近望（沈从文绘，蜡笔画，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致张兆和信）

白楼潭一影（沈从文绘，蜡笔画，见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致张兆和信）

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回乡，用柯达相机拍摄凤凰虹桥，这是他唯一存世的风景摄影。

说明

一、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再写，就很有可能成为没有必要的重复工作。这是我五年前起笔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有过的想法，并把这个想法写在这本书前面的“说明”里。

二、《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后，这一想法有所改变。不仅是因为近二十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中，关涉前半生的部分可以再做补充；更因为，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对后半生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之后，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我抑制不下冲动，试写《沈从文的前半生》。

三、为减轻因注释数量过多而带来的繁琐之感，根据注释性质的不同，作分别处理，方式与《沈从文的后半生》相同：

1、凡从《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引用沈从文的文字，采取文中夹注的形式，标出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如：（27；437），指的是《沈从文全集》第27卷，437页；（12；248—249），指的是第12卷，248—249页；（19；360，363），指的是第19卷，360页，363页。

2、除此之外的引用和注释，则用脚注的形式。

上部　一九〇二～一九三七

[第一章]　凤凰：古怪地方，军人家世，顽野而内向的少年

一、古怪地方：“密度”、“空间”和“张力”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湘西小城镇筸，诞生了一个男孩，名叫沈岳焕。等到这个男孩长大，产生出改变人生的意识和渴望，要一个人自主地去闯荡世界的时候，确定改名为沈从文。为了叙述的方便，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称他沈从文。

镇筸，是凤凰的旧称。有很长时期，两个地名并存，大约始自清康熙年间，延续了两百年；到一九一三年，就专称凤凰。《从文自传》开篇写“我所生长的地方”：“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13；243）

“古怪”，沈从文很可能有意选用了这么一个不那么准确和恰切的词。在他想来，一个“城市中人”，怎么可能准确和恰切地谈论这个史书上记载为“五溪蛮”居住的地方：沅水上游的五条支流称为“五溪”，生活于此地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通称为“蛮”。

不过，今天，任何“古怪”的地方，在交通日益便利、资讯愈发发达的条件下，“古怪”性都可能大大降低。更何况，凤凰早已变成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旺季常常人满为患。

假设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游客，或多或少读过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带着印象，加上自己的想象，来到此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抱怨野蛮的建设和发展、无孔不入的现代旅游业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可以从山城的形貌变化，说到淳朴民风的丧失；还是过滤掉这些，依然能够感受天地造化神秀动人的景致，小城生活历久未绝的余韵？

无论感觉是失望，还是不虚此行，“见多识广”的游客都很难把这个地方描述为“古怪”。他置身此地，眼见为实，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凤凰观”。不过，这短暂的“实地经验”，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对此地的了解，真比以前更多了一些、更可靠了一点。譬如，他大概没有想过，他脚下正踏着的路，曾经被血染红过一次又一次；他眼前这个声誉远播的“最美的小城”，与暴虐血腥的历史，联结得超乎异常地紧密。

这个地方兴起为一个城市，并非交通、物产、经济活动等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清代统治者治理“边疆”，“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13；243）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著作，来了解这个“古怪”地方的历史，了解苗汉杂处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1] 更直观的，是曾经长期存在的这种不平常的景象：

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13；244）

沈从文出生时，当地的行政建置为凤凰直隶厅，是嘉庆二年（1797）由辰州府下的厅升格的；民国后改成县治，名凤凰县。从入清到民国，这里是湘西管钥之地，重要的军、政中心。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湘西自治州，设吉首为州府，凤凰才降为普通一县。

简单地说，沈从文生长的地方，“古怪”地积聚了这么多如此不同的东西：

从外在的视野来看，这里是“边疆僻地”，接近“蛮荒”；但你能由此想当然地以为，其风气必定闭塞、落后、保守？此地分明是湘西的中心，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得风气之先处，往往超出一般的想象。这是其一。

其二，在异常美丽而幽静的自然环境之中，极其平常地上演着极端暴虐的人类行为，以至于自然的光、影、声、色，与杀人印象，混合叠加，一并成为沈从文童年、少年记忆的主要部分。

其三，人的世界，一方面是“屠杀政治”；另一方面，普通的社会生活却规矩、平和，兵卒，土匪，平民，商人，以及由少数读书人和多数军官结合产生的上层阶级，各本其分，各守其道。实在说来，近两百年的绿营兵役制度，以及其后的残留建制，使得军事和百姓生活交织渗透，形成从生活图景、社会肌理到人的性格方方面面的特殊性。

其四，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日常活动，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13；245）城西北方向，即为万山重叠的苗乡，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13；246）

这些不同的东西，本来之间距离遥远，一般很难“统一”到一个地方来；它们偏巧积聚到一起，共同作用于这个小小的山城。可以想见，这里的“密度”何其大，“质量”何其重；同时，这些不同的东西，处在动态的相互关系之中，对照，冲突，融合，纠缠，拉扯—能够拉扯出很大的“空间”，而在这个“空间”的构成中，始终绷紧了各种各样的“张力”。

沈从文幸或不幸，在这个地方长到十五岁，早期生命经验的“幅度”，即呼应着这个“空间”的“密度”和“张力”。

[1]
例如，《苗防备览》，清严如熠编撰，共22卷，《从文自传》里提到过，说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13；243）；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前往湘西，集中于凤凰、乾城、永溪三县做实际调查，后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经典著作；苗族学者石启贵的遗稿，经整理编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部产生重要影响的沈从文传记，凌宇的《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符家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都对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有详细叙述。凌宇用一章的篇幅，描述“在别一个国度里”，行文中蕴含着他自己作为一个苗族人的深切感受；学历史出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在另一部著作《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做了比传记更细致的考察。

二、军人家世、苗族祖母

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第四，男孩中排第二。二姐十七岁时生病死去，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从成年后来说，沈从文上面有大姐沈岳鑫、大哥沈岳霖（别字云麓），下面有六弟沈岳荃（字得余，后常用名沈荃）、九妹沈岳萌。

他们的曾祖父沈岐山，一八五〇年携家眷从贵州铜仁迁到凤凰黄罗寨中寨村。他有两个儿子，沈宏富和沈宏芳。

沈宏富少年卖马草，十五六岁投身湘军。湘军是曾国藩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而组建，部队中有一支镇筸乡勇为主体的筸军，蛮悍骁勇，屡建奇功，树立起凤凰人“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的历史荣耀。一批凤凰军功人物由此涌现，其中有五位官至提督。最著名的是田兴恕，一八六〇年授贵州提督、钦差大臣；次年兼署贵州巡抚，年方二十四岁。沈宏富也步步擢升为青年将领，一八五九年任云南昭通镇守使，一八六三年署贵州提督。几年后回到湘西家中，不久因伤病而死。沈宏富大约生于一八三七年，卒年不晚于一八六八年。

沈家从黄罗寨移居凤凰城，是这位青年军官在世的时候；他死后，“所留下的一分光荣与一分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优越的地位。”（13；248）现今凤凰古城中营街的沈从文故居，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就是沈从文的这位祖父当年所建。

沈宏富早逝，与妻子周氏没有子女；他的弟弟，仍旧住在黄罗寨乡下的沈宏芳，妻子也未能生育。为传宗接代，由周氏做主，替沈宏芳再娶一个苗族女子张氏，生了两个儿子，次子过继给周氏。这个过继来的儿子叫沈宗嗣，即沈从文的父亲。

祖母周氏，在沈从文出生四个月后去世。而他的生身祖母，那位苗族女子，早在生下两个孩子之后，就被远远地嫁走，不知所终。沈从文四岁时到乡下，看到过生身祖母的坟墓；直到成年后即将离开湘西之前，才得知自己身上的苗族血统；又过许多年，母亲去世以前，对他讲了苗族祖母的来去，并告诉他，他小时候见过的那座坟墓是空的，是个假坟。

沈宗嗣从小就被期望能够延续军人家世的骄傲，“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曾失望，自体魄与气度两方面说来，我爸爸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硕大，结实，豪放，爽直，一个将军所必需的种种本色，爸爸无不兼备，爸爸十岁左右时，家中就为他请了武术教师同老塾师，学习作将军所不可少的技术与学识。”一九〇〇年抗击八国联军，沈宗嗣为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跟随驻守大沽炮台；大沽失守，罗自尽殉职。“那次战争据说毁去了我家中产业的一大半。由于爸爸的爱好，家中一些较值钱的宝货常放在他身边，这一来便完全失掉了。战事既已不可收拾，北京失陷后，爸爸回到了家乡。……没有庚子的拳乱，我爸爸不会回来，我也不会存在。”（13；248—249）

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土家族，她父亲黄河清为本地贡生，在文庙官学中当教谕，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间任《凤凰厅志》纂辑，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黄素英年纪极小时，就随同哥哥黄镜铭在军营中生活，见事多，读书也较一般人稍多。黄镜铭是个有新头脑的人物，曾开办凤凰第一个邮政局和第一个照相馆；他后来一直跟随熊希龄在北京做事，协助经营香山慈幼院，晚年回芷江打理熊希龄在湘西的家业。黄素英是当地第一个会照相的女子，只是这个照相馆出现得过早，大概没过多长时间就关门了。“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决断。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也较多。”（13；249）—在军人家世崇尚武功的氛围中，黄素英的加入，以及她所牵系的娘家门风和亲戚关系，给沈家带进来另外的因素和气息。

沈从文晚年，近七十岁的时候，在下放湖北咸宁期间，构想了一部庞大的作品，写“家史并地方志”：第一章“盘古开天地”说起，“从近年实物出土写下去”；第二章是二百年前为什么原因如何建立这个小小石头城；第三、四章叙述这么一个小地方，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人，总督、道尹、翰林、总理、日本士官生、保定生，还有许多庙宇，许多祠堂；第五章叙述辛亥以前社会种种。假定可写十六章到二十章。
[1] 沈从文把这个构想告诉了黄永玉—上面提到的黄镜铭，即为黄永玉的祖父—并且写出了一个“引子”：《来的是谁？》。

这是一个未能实现的奢望，但至少透露出，故乡的历史和自己的家世，在沈从文一直到老的思想意识里，是和他这个人的成长、性格，乃至后来的选择、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离开这些，就说不明白自己。

[1]
沈从文1971年6月7日致黄永玉信，此信收入《沈从文与我》，黄永玉著，李辉编，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232—239页。

三、顽童和大千世界

沈从文四岁，母亲开始教他认字；五岁时，沈岳荃出生，母亲要照顾新生婴儿，就让他跟着两个姐姐，到一位女先生处念书。女先生是亲戚，他那么小，坐在书桌边的时间，怕是没有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多。六岁那年春天，正式上私塾，因为早就认识不少字，记忆力又好，比起其他孩子，过得可谓轻松。

夏天，他和幼小的弟弟同时出疹子，沈从文记得，“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院中廊下，但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我的弟弟病后雇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壮大异常。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了。”（13；250）

第二年，家里给沈从文换了一个管教更严的私塾，以防已经出现过的逃学情形，不料反而更糟。他跟从几个较大的学生，特别是一个姓张的聪明表哥，“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13；251）

“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我最先所学，同时拿来致用的，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13；252—253）免不了有逃学失败、谎话被识破的时候，就得罚跪，“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河中的鳜鱼被钓起，天上飞满风筝，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树木上累累的果实—神游于外，处罚的痛苦也就忘掉了；而且，“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13；254）

如此顽劣，实在伤了军人父亲的心；他是第一个赞美这个儿子明慧的人，本期望这个儿子将来即便不做将军，却可能比做将军还要高些。

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既然已经开始对一本自然、社会的大书产生出强烈兴趣和冲动，他就要遏止不住地翻阅下去。《从文自传》有一章标题为《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描述一个儿童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具体情形，特别突出的是身心亲近自然的真切感受，同时还有对于日常人事和生活现象的浓厚兴趣，譬如上学路上经过的各种小铺面、小作坊，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民间手艺，诸如此类。

“大书”的比喻，与后来沈从文喜欢用的“教育”这个词相连。当这个小孩开始读这本“大书”的时候，这种“教育”也就开始了：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教育，也不同于新式学校制度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概念宽阔得多，也更根本，更有深入骨髓的影响。它是以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为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而进行的不停息的自我教育过程。“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13；252），“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13；253）

几乎从一开始，这颗向宽广世界敞开的小小心灵，就被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带进了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永远停不下来的没有边界的探寻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阔大——

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的利用自己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希奇。最希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分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

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答解。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13；260—261）

等到这个顽童年及而立，并且开始创出自己的事业，他描述少小情景，回顾中有了一份生命来历的自觉意识，过往的经验也被赋予清晰的意义。他说：“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13；253）还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13；252）

四、杀人的一课：刚好知道“人生”时

倘若一个小孩子的游荡，就是下河玩水、上山捉蟋蟀、偷李子枇杷、结伴打架这一类的事，倒也普通，容易想象；不易想象的是另一种经验：

上学有意多绕一节路，多玩玩，多看看，“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不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不再过去，只远远的看看，就走开了。”（13；256）

仿佛看杀人后留下的尸体，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

即便已经如此习惯于恐怖经验，恐怖还是会以更大的规模和力度，制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惊心动魄的事件。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爆发全国性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十二月十七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沈宗嗣参与组织，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想看热闹的二儿子。等沈从文睡过一夜，早晨醒来，起义军已经被杀败了。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叔父问我：“小东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极好，我说：“不怕。”……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13；269）

辛亥革命，对这个九岁的山城孩子来说，就是看到砍下了这么多人头。这还只是开始，杀戮要持续一个月。城防军分头派兵下乡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被杀的、杀人的、看热闹的，这三者之间的数字对比不能不说是奇观。被杀的差不多全是苗乡的无辜农民，杀到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有点不忍了，就想了个决定杀还是不杀的办法：“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13；270—271）

私塾暂停，沈从文有大量空闲，“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13；271）

第二年，民国建立，凤凰再次起义成功，沈宗嗣成为当地要人；但在此后举行的省议会代表选举中，败给一个姓吴的竞选者，一气之下，远走北京。他离开凤凰时，沈从文最小的妹妹沈岳萌，出世三个月。三年后，沈宗嗣因组织铁血团谋刺袁世凯事泄，逃亡关外，隐姓埋名。等到袁世凯称帝失败，家中才得到他的音讯，比沈从文大四岁的哥哥沈云麓十八岁，远赴热河寻父；一九一九年，二十一岁的沈云麓终于从赤峰把父亲接回湘西。

沈从文是在与父亲相别十一年后，才在辰州匆匆见过他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沈宗嗣的使性、冒险、失败，造成这个家庭明显地衰落了。

五、新式小学、性格的内部、预备兵

一九一五年，沈从文入新式学校，先在城内的第二初级小学，半年后转入城外的第一初级小学（今文昌阁小学）；一九一六年暑假后升入高小。

新式学校比私塾宽松、活泼得多，沈从文不必再逃学，但心思仍然在课本之外的空气、声音、颜色、味道，他充分动用“各样官能”来接收、消化各种东西。爬树，泅水，甚至赌骰子，给老师起绰号，还学会了粗话野话。

《从文自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孩子顽野的兴趣、热情和各种行为，与此对比，他对上学、对文字写成的“小书”，倍感无趣，无比厌烦。这是叙述造成的印象。也许，这种叙述有意压低了读书的“教育”，有意忽略了学校的影响。譬如，这部自传没有提及他的老师田名瑜。

田名瑜，字个石，南社诗人，擅书法，一九五四年入中央文史馆，寓居北京，沈从文常相过从。上高小时，沈从文早听说过国文老师田名瑜一些传闻，对他“有些害怕，有些好奇。到后又觉得为人异常和蔼可亲，别具一种吸引力量，因之印象甚深，上课时堂上格外安静，从不捣乱，在当时实稀有少见”。为什么呢？原来这位先生年少时候，比他们这些顽童更野得厉害，“经常在腰间别片尺来长南竹块，裹腿间插把黄鳝尾小尖刀，终日在附近城乡里市集和庙会戏场热闹处游荡，寻衅打架，聚赌哄人。……正当十六七岁紧要关头，忽然改邪归正，把所有旧家当一齐摔去，投拜本地诗人田星六门下，读古文学诗了。”这是比《从文自传》晚三十年写下的回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老师，当时对顽童们的扭转之功，多年之后可以叙述得平实而恳切：“事情留在我们一群未成年小顽童心中，既浪漫也相当现实，因之对于先生产生一种不易形容的好感。好些人后来由‘拼命逃学’转而为‘一心向学’，形成种种不同发展，……虽有种种内外因子相互凑和，但是在成年前先生做人印象影响，仍占有一定分量。”（15；424）

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在顽野之外，添加进别样性质的东西。

本来，这个性格也不只是顽野而已。《从文自传》突出和夸张了这一面的特征，掩藏和略去了另外的方面。一九四九年，沈从文重新回顾生命历程，写《一个人的自白》，述及童年少年阶段，说：“由于家道中落，长时期贫困，体质孱弱无从补救。生长小乡城社会，若顽童群免不了日有殴斗事点缀于生活间时，败绩纪录用任何勇气总不易抵消。由于私塾制诵书习惯，读到七八岁时，四书五经及杂诗的温习，任何驯善孩子都必然感到担负沉重，而发生反抗。……从这时起的我，一个具内向型的主要条件已形成，随同这个类型的特征也即起始见出。脆弱，羞怯，孤独，顽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家道日益贫困，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分，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尤其是由之而来的屈辱，抵抗报复既无从，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27；8）

这个性格的内部，有这么多因素纠结，综合作用于生命的成长：顽野却内向，不缺少勇气却脆弱、羞怯，倾心人生光景却拙于人际关系、与人疏隔，为现实所拘而富于幻想、郁积屈辱。

沈从文读高小的时候，地方上受蔡锷讨伐袁世凯战事刺激，军队改革，小小的凤凰一下子出现了四个军事学校，用新式方式训练青年。有教官饭后课余教教小孩子，顷刻间就能召集一百人左右。一个受过训练的同学问沈从文愿不愿意进预备兵的技术班，有机会补上名额当兵。“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13；284）沈从文的母亲正想不出如何管教这个日益放肆的孩子，此时有这么一个机会，既能考一分口粮，而且受严格的训练，总比在外面撒野好，就答应儿子去做兵役的候补者。

训练期间，营上的守兵出现缺额时，就会分配名额给技术班考选，沈从文考过三次，都没有考取。后来主持的教官调走，这些预备兵也就只好解散。这次训练大约持续八个月左右，“起始在吃月饼的八月，退伍是开桃花的三月。我记得那天散操回家，我还在一个菜园里摘了一大把桃花。”（13；290）

这是一九一七年，沈家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坏。为偿还沈宗嗣几笔大的债务，家里卖掉了大部分不动产；比沈从文大两岁、美丽而骄傲的二姐，死了；夏天，沈从文高小毕业。往后怎么办？

“母亲看开了些，以为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凤凰军官杨再春带兵路过山城，母亲向这个有点亲戚关系、过去的老邻居说及情况，他应允沈从文用补充兵的名义，随同部队到辰州驻防。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照习俗祭奠河鬼，谁也不敢下河。沈从文烧过纸钱，把酒倒入水中，一个人在清静的河水中拍浮了两个钟头。晚饭后母亲领他去杨家，他才知道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当兵了。“七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13；294—295）

这个少年离家时，没有不舍的感伤，没有愁苦一类的阴郁情绪，相反，他内心几乎是雀跃地呼应即将展开的宽广世界和幻想中的自由生活：“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便有些什么希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分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13；296）

[第二章]　湘西：随军流转，递进的寂寞，渐强的光辉

一、再三重复的恐怖/平常经验

沈从文跟随三百余人的队伍上路，当天步行六十多里，黄昏前到达名叫高村的大河边，坐船下行。“船上所见无一事不使我觉得新奇，二十四只大船有时衔尾下滩，有时疏散散浮到那平潭里，两岸时时刻刻在一种变化中，把小小的村落，广大的竹林，黑色的悬崖，一一收入眼底。预备吃饭时，长潭中各把船只任意溜去，那分从容那分愉快处，实在感动了我。摇橹时满江浮荡着歌声。我就看这些，听这些，把家中人暂时完全忘掉了。四天以后，我们的船编成一长排，停泊在辰州城下的河岸边。”（13；298）

他们驻扎在辰州(即沅陵）总爷巷一个旧衙门里，每天除了跑早操，大多时候无所事事。沈从文喜欢去河街，“那里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有无数小铺子，卖船缆，硬木琢成的活车，小鱼篓，小刀，火镰，烟嘴。满地皆是有趣味的物件。我每次总去蹲到那里看一个半天，同个绅士守在古董旁边一样恋恋不舍。”（13；299）

那时节，五千家户口的辰州地方，驻扎了大致两万名军人，所属十分庞杂。沈从文编在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归芷江人张学济管辖。不久，他们就被派往芷江（沅州）清乡。

约两个团的队伍，坐船上行七天，走旱路三天，到了沅州所辖的东乡榆树湾。部队在这里住了四个月，杀了将近两千人。所谓清乡，换一个说法是剿匪，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杀人。而且这种杀人简单到不必出去捉人，各乡区团总地主会送人来，倘若肯缴纳捐款，钱一送到，当即取保放人；没有能力拿出钱来的，牵出市外砍掉。有时也把团总地主捉来，罚一笔钱再放回家。

沈从文在这里的场集上，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还有一件印象极深的事是，商会会长年轻的女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便被本街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从坟墓中挖出，背到山洞中睡了三天，又送回坟墓里去。这事为人发觉，卖豆腐的男子押解到清乡司令部，随即就地正法。临刑前，沈从文有机会跟他说过话——

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轻轻的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当我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的轻轻的说：“美得很，美得很。”另一个兵士就说：“疯子，要杀你了，你怕不怕？”他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死吗？”那兵士被反问后有点害羞了，就大声恐吓他说：“癫狗肏的，你不怕死吗？等一会儿就要杀你这癫子的头！”那男子于是又柔弱的笑笑，便不作声了。……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13；304—305）

榆树湾之后，部队移防怀化镇。因为填造枪械表需要会写字的人，沈从文由这个机会，升为上士司书，到总部秘书处做事。

在这个小乡镇，有一种恐怖的经验—看杀人—再次重复发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恐怖仿佛就化为平常，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部分。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种雅观的游戏，本部队官佐中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而且，看过之后，“总有许久时间谈到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地方，或又辗转说到关于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13；308—309）

匪夷所思的情景，不仅可见，竟然常见——

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匹耕牛。这一行人众自然是应当到我们总部去的，一见到时我们便跟了去。（13；313）

《从文自传》叙述这一类事情，多数时候故意表现得不动声色，出以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口吻；他好像把自己写成了一个“看客”—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

事实可能与叙述产生的印象相反：看杀人的经验，深刻地“教育”了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小兵，以显著的方式渗透到他的思想、意识、感情、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之中，成为终生不可消除和磨灭的重要因素。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这么一个人，当然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别的人，存在着重要的、无法泯灭的区别。所以，即使《从文自传》有意保持叙述语气的统一，在讲到怀化镇的生活时，还是从叙述的控制之下，泄露出这样不平静的、沉痛至深的内心信息：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13；306）

乡民被拷打审问时，沈从文照例得行司书之职，坐在一旁录供，“把那些乡下人在受刑不过情形中胡胡乱乱招出的口供，记录在一角公文纸上。末后兵士便把那乡下人手掌涂了墨，在公文末尾空白处按个手迹，这些东西末了还得归我整理，再交给军法官存案。”（13；313）

二、“我以为我是读书人”

怀化是个六百户左右的小镇，沈从文随总部驻扎在一所杨姓祠堂。一如从前，他对膏药铺、豆腐坊、南货铺、烟馆一类的地方，总有未曾稍减的兴致。他发现了一个制铁工厂，一个人常常跑到那里去，弄明白了环节和工序，替人拉风箱，看高巍巍的炉口喷起一股碧焰；又跑到修械处，看那个麻子主任高高地坐在一堆铁条上，一面唱《孟姜女哭长城》，一面指挥三个小孩子舞动铁锤。在总部，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小师爷，因为他会焖狗肉，每五天赶一次场，他总得做一回厨子；他自己也高兴做，这比写公函呈文之类更对他的兴味。

爱吃狗肉的军法长萧选卿很有点学问，他问小师爷叫什么，听到沈岳焕这个名字，随口道：“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泰伯》，据此建议小师爷改叫沈崇文。军法长作旧诗，热心地要沈从文跟着他学。此前沈从文公务空闲常临帖写字，这一来，他又埋头学了几个月平平仄仄。

司令部来了一位姓文的秘书官，白净文雅，在满口野话的官兵中，很是稀奇。他见沈从文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就和气地劝他，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很多好事情可以学。沈从文回答，那你说说，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由此开始谈话，谈到后来，不知不觉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的谈话，其实是一种知识互换，沈从文学狼嚎、虎吼，告诉他野猪脚迹与山羊脚迹的分别，他讲火车、轮船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沈从文说杀头、开膛，他讲美国兵英国兵的制服，鱼雷艇，氢气球。两个人彼此惊奇对方的知识，这种交换谈话各有所得。

《从文自传》没有写出这个秘书官的名字—他叫文颐真，湘西泸溪县人，曾经留学日本—却特别真切地写出了他向一个小兵所开启的另一个世界的缝隙。这个小兵本能地亲近自然和人事，现在，在自然的世界和人事的世界之外，又有一个世界引起了他的敬畏之感和探究的渴望。这个世界，以前被他称作用文字写成的“小书”，以后他会慢慢纠正这个看法，慢慢认识文字的“大书”，文化和智慧的“大书”。眼下，只是一道缝隙，就足以让他惊讶不已。三天后出了太阳，文秘书打开行李箱，“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文秘书见他为那两本书发呆，就说，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

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

“《辞源》，《辞源》。”（13；316）

沈从文下楼洗了手，把《辞源》翻了许久。文秘书又问他看过报没有，两人于是讨论报纸。结果是，再加上一个老书记，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报钱买成邮花，寄往上海，等着报纸从上海寄来。这份报纸订了两个月。

文秘书把他的《辞源》视若珍宝—这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辞书，一九一五年初版发行，对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是新鲜的—沈从文要每天翻翻看看不可能，还是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或从副官长处一本一本借《西游记》。办完公事，从窗口望去，正对着戏台，就用公文纸头描画戏台前面的浮雕。“但我梦里却常常偷翻他那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翻那宝书。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就多半从那本书上知道的。”（13；317）

所谓清乡驻防，实际不过是占地就食，靖国联军第二军实力尚厚，得以占到较有优势的防地。到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联军内部之间的势力发生明显消长，陈渠珍接替田应诏任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〇年又任湘西巡防统领，力图自强，日有振作；张学济的二军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出现困难，第一支队清乡除杀人外毫无成绩，防地难以维持，一九二〇年初匆忙中退向下游。“于是仍然是开拔，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满了一河。五天后我又到辰州了。”（13；317）

返回辰州未久，第二军全部以“援川”名义，开赴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龄小，就和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抽大烟的书记官，连同二十名老弱兵士，在辰州留守。他每三天写一份报告，月底造一份留守处领饷清册呈报，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事要做了。

他每天到河滩散步，上水船下水船那么多，却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水落水涨，船来船往，各色货物，水手，一切那么和谐，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13；319）

同卖汤圆的老人谈谈；爬到墙头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跑到井边，看人家接水，看人家洗衣，帮老妇人递桶、递瓢；又到靠近学校的城墙上看教会学生玩球，他们把球踢上来时，给他们踢回去……

在城墙上，见一群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就喊“有兵有兵”，想回头走。“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

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13；320—321）

这样寂寞的日子，使他躲过了一次大劫。十二月，他们的部队在鄂西来凤遭当地“神兵”突袭，全军覆灭，熟人被杀殆尽。等到消息最终被证实，留守处即告解散，每人领了遣散费，年底各自回家。

三、《说部丛书》

一九二一年初，沈从文又离家，到芷江投亲。他的堂舅黄巨川做了警察所长，他就在警察所里做办事员；不久，警察所接管屠宰税，他就又增加了税收员的事务。芷江还有一位亲戚，是个“大拇指”人物，熊捷三，民国第一任总理、凤凰人熊希龄的弟弟，是他的姨父。

他的舅父和姨父来往密切，时常作诗唱和，沈从文成天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很有兴致。为得到对抄写的称赞，他勤习小楷；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字，作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

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最初被承认的才华，在书法方面。有一位警备队长两年前殉职，警察所为他立碑，就由沈从文书丹。这块青石碑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现藏芷江县文物馆，碑名“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落款“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旦立”。有意味的是，篆额署原名，书丹署改名—以前军法长建议他叫沈崇文，后来他自己改为沈从文。这大概是目前可见最早正式用沈从文这个名字，但他似乎并未完全确定下来从此就用它了。名字前面的渭阳，即凤凰，却要古老得多：《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垂拱二年（686年）在坡山西址设渭阳县，坡山即凤凰山，渭阳县城就是凤凰黄丝桥古城。

熊捷三的家，青云街的熊公馆，沈从文在这里消磨了不少闲暇时光，不仅看到许多字画，更发现了两大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这是沈从文第一次阅读西方文学，集中反复地阅读林纾以文言翻译的小说—除了那三本书外，他在别处还提到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记》，或者说一大套林译小说—他本能地敏感到小说这种形式和他性情的贴近：“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13；323）

沈从文还从熊府的书箱里，找出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从中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公馆右隔壁是熊希龄设立的“务实学堂”，从这个学校的图书室，沈从文翻阅过《史记》、《汉书》和其他杂书，其中有一套《大陆月刊》，连载《天方夜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忆。

母亲把家里的房屋卖掉，带着沈从文的妹妹，也到芷江来同住。既然儿子有一份不错的差事，而且挺有出息的样子，加上芷江的亲戚多，熊捷三的太太是自己的妹妹，迁到这里来生活，似乎是个合理的打算。至少在初来的日子里，她甚至以为，一家的转机就快到了。

黄巨川得肺病意外亡故，捐税抽收改为一个新的团防局管理，沈从文就成了团防局的收税员。在团防局他认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两人十分要好，这个人还和和气气邀请沈从文到他家里看他的姐姐，一个白脸高身材的女孩子。很快，沈从文就以为自己爱上了这个白脸女孩子，而且相信那个白脸男孩子的话，以为白脸女孩子也正爱他。他不是学会了作诗吗？正好派上了用场，无日无夜作旧诗，作好就让白脸男孩子捎给他姐姐。沈从文母亲卖房屋的钱是交给儿子保管的，不知怎么开始的，白脸男孩子跟他借钱，今天借去明天即还，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给他，借借还还，到后来算来算去却有大约一千块钱没有着落。直到这个时节，沈从文才明白过来。不用说，那个白脸男孩子再也不来为他传递情诗了。

这一笔数目巨大的吃亏吓着了他，他想不出怎么办，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八月底，他偷偷离开母亲和姊妹，想走得越远越好。

四、“打流”

沈从文坐船下行至常德，靠岸找小客栈投宿，意外地遇到正住在客栈里的表兄黄玉书，他大舅黄镜铭的儿子。黄玉书从常德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去北京等地求职，未成，就回到常德等待机会。沈从文本来预备到北京或别的远处去，黄玉书留他一起住下，以后再做打算。这样，他就在常德过了四个多月无所事事的日子。

常德的河街比他以前流连的辰州河街可要丰富得多，两里长，他每天走一两个来回，任何一处都可能随意蹲下来看看。河街中最吸引他的是叫麻阳街的一段，一面是城墙，一面是临河而起的小屋。烟馆，面馆，杂货字号，屠户，贩卖小船上应用器具的小铺子，小小理发馆……专供划船人开心的妓院，常见三五个大脚女人迷笑，轻轻用麻阳腔调唱歌；船只拢岸时，河街上到处是水手，把从本乡带来的干鱼或大南瓜送给亲戚朋友；小孩子三三五五捧了红冠公鸡，各处寻找别的公鸡打架；卖糕的必敲竹梆，卖糖的必打铜锣；骂街的妇女；穿青羽缎马褂的船老板；街头许多人张大了嘴看傀儡戏，到收钱时却一哄而散……“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意义。”（13；329）

有时候他跑向轮船码头看小轮船—他看过湘西河流里许许多多撑篙划桨拉纤的船，却不熟悉轮船—他好奇的不仅是轮船的样貌，更好奇轮船所来自的外面的世界。他看那些学生模样的青年和体面的女人上下船，看那些人的行李，间或发现某个皮箱上贴了上海北京各地旅馆的标志，总悄悄走过去好好研究一番。

有时候他出城去找染坊工人和马夫说话；有时候跟随送葬行列，看下葬的程序和家乡的习俗如何不同。他给母亲写了封忏悔与自责的信，接到回信时到城墙上去哭。

离小客栈约三里的地方，有一所女子小学，黄玉书和沈从文来这里看亲戚，偶然认识了杨光蕙。杨光蕙生长于凤凰苗乡得胜营，在桃源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毕业后在这里教书。黄玉书学的也是音乐美术，与杨光蕙一见钟情，两人不久就恋爱了。几年后沈从文开始写作，在初期的作品中，有一篇散文《流光》，写的就是这两人恋爱的故事；其中，黄玉书是这样的形象：“三表哥是一个富于美术思想的人。他会用彩色绫缎或通草粘出各样乱真的花卉，又会绘画，又会弄有键乐器；性格呢，是一个又细腻，又懦怯，极富于女性的，搀合粘液神经二质而成的人。……清癯的丰姿，温和的性格，在一般女性看来，依然还是很能使人愉快满意的丈夫啊！”（11；36—37）

在这两个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青年”的“自由恋爱”过程中，曾经的小司书沈从文扮演的角色，是在表兄的央求、夸赞之下，代写情书，前后大概有三十封，并负责传递。有时去学校，两个恋人坐在大风琴边，沈从文照例站到后门边观风。校长蒋老太太一到学校，沈从文做个暗号，里面琴声忽然响起。

这位女校长蒋慕唐，有个女儿叫蒋冰之，几年之后将以“丁玲”的名字登上文坛。

小客栈每天连伙食共需三毛六分钱，五天结一次账，除了黄玉书每隔一两个月向父亲要一次钱，表兄弟俩就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老板照客栈规矩不破脸就不能赶客人，他们的房间却从三面大窗的官房迁到只有天窗一片的贮物间，再迁到茅房隔壁的小间。表兄性情洒脱，又在恋爱，不以为意，沈从文却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在认识杨小姐之前，表兄弟二人曾经去常德上游九十里的桃源县谋职。当时湘西巡防军的一部分在那里驻扎，两人拿着凤凰同乡向膺生的介绍信，见了二支队司令贺龙。此事无果而终。

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只押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从常德上行到保靖，押船人叫曾芹轩，是沈从文哥哥的老朋友；沈从文去桃源时碰到姨表弟聂清，从保靖总部派下来作译电，这时候正要返回总部。一九二二年一月中旬，沈从文抛下表兄，和这两个人一同坐了这小船，向沅水上游驶去。

曾芹轩是个妙人，摊开军服躺在船上，听他说种种故事，倒也有意思。他在女人方面经验丰富，说到时，“从不显出一分自负的神气，不骄傲，不矜持。……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轻女子的轮廓，不至于失去她当然的点线，说得对，说得美，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这朋友最爱说的就是粗野话……在我作品中，关于丰富的俗语与双关比譬言语的应用，从他口中学来的也不少。”（13；333）—多年后沈从文写《湘行散记》，第一篇描述与“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重逢，这个朋友就是曾芹轩。

七百里航程，只走过八分之一时，他们的钱就全花光了，却仍然有说有笑，“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13；333）

船随同一批有兵队护送的货船同时上行，一百来只大小不等的货船同时拔锚、抛锚，有船出事时总得停顿半天，有些路段船夫还得下水拉纤，每天多则走三十里。为减轻重量，他们三个人也常常上岸步行。

十八天后，到了辰州，那天恰是大年初一。黄昏时分，三个人空手上岸，到市街看了一阵春联，从一个屠户铺子经过时，忽然上面抛下一个大爆竹炸响，吓了一跳。接着有两个商人经过，屠户家楼口小门里，又抛了一个爆竹下来。曾姓朋友于是拍门，喊老板拜年，门一开，就在那个高个子眼鼻之间，送过去结结实实一拳，然后哈哈大笑迈步回到船上。本以为那人会来报复，白白地等了半夜。就在这么可笑的情形中过了这个年。

从辰州上行十四天，在离目的地七十里的一个滩上，他们的船触大石后断了缆，右半舷撞碎，进了水，急流中漂浮了约三里，才傍近浅处。他们在河滩上搭起一个过夜的棚子，担心荒山中有野兽，船夫烧了两大堆火。他们听了一夜滩声，过了一个元宵。

这一路四十多天，到达目的地后，沈从文住在做书记的另一个表弟那里，眼见军队气象，与他之前所在的部队大不相同，巡防军统领官陈渠珍精力弥满，调度一切，给他的感觉是，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他非常想加入，总部的熟人也不少，可是要找一份事情做，却不能靠谁说一句话。于是只能继续“打流”—无事可做等事做，名为“打流”。每日应付吃饭，多在熟人处蹭，也为他们帮帮忙，在书记处写点不重要的训令和告示。一次正写一件信札，参谋处一个姓熊的高级参谋无意见到，问他是什么名义。沈从文回答，没有名义，是在这里玩的，帮他们写这个文件。书记官告诉熊参谋，说他帮了很多忙。熊参谋问清楚姓名，把名单开上去，当天他就做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

五、动人的产业

沈从文的字实在比其他司书好很多，抄写时又能改正笔误，斟酌款式，不久被调到参谋处服务，月薪六元。既然字使他得到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更努力写字。临帖，那时最敬仰王羲之；把薪水藏到袜筒或鞋底里，五个月内居然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一句惠而不费的赞美，就能让他在别人熄灯上床之后，还在煤油灯下，用《曹娥碑》字体誊录公文或报告。“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八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不明白什么叫作疲倦，这分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作书记的命运。”（13；339）

此地多狼，白天上山得带一根大棒自卫，夜间月晦阴雨时，狼嗥声音好像伏在地面上，水似的各处流；间或还可听到虎叫，谷中回音延长许久。逢三八赶场，在河边，一只方头平底渡船来往两岸，对河的山岭把一条河显得更加美丽。

初夏，陈渠珍派遣张子青部移防川东，沈从文作为机要文件收发员随行，月薪升为九元。他背了个小包袱就上路了。小包袱中除了旧棉袄、旧夹袄、手巾、袜子、鞋子、单衣袴之外，“还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分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13；343）

部队在湘、黔、川边界地区走了六天，从茶峒到松桃又到秀山，第七天在川东龙潭驻防。过茶峒时住宿两天，悲哀的杜鹃声留下深刻印记，后来创作《边城》时，沈从文把故事放到了这个地方，把杜鹃声写进了故事。

队部在一个庙里扎营，办事处是戏楼。不远的地方有著名的龙洞，沈从文差不多每天来洞里一回，在大石板上一坐半天，听水吹风。他当然也欢喜到小河边去，看船只上滩。“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当那些船夫把船拉上滩后，各人伏身到河边去喝一口长流水，站起来再坐到一块石头上，把手拭去肩背各处的汗水时，照例总很厉害的感动我。”（13；345—346）

他住的房间里贴满自写的字，有一张小小字条，写的是“胜过钟王，压倒曾李”—那时候他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繇与王羲之，活着的有曾农髯和李梅庵（其实李梅庵已于一九二〇年病逝）—好大的气魄。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在川东过了将近半年，沈从文又返回湘西保靖，到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住在山上高处单独新房子里。这一职务上的更动，触发无声而剧烈的精神活动，将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他住的房子是个大会议室，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橱里约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和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这统领官既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必令我去替他作好。那些书籍既各得安置在一个固定地方，书籍外边又必需作一识别，故书籍的秩序，书箱的表面，全由我去安排。旧画与古董登记时，我又得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概而言之，“这分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13；355—356）

《从文自传》称这里为“学历史的地方”，动心地描述出一个年轻人被包含在历史中的“人类智慧的光辉”所吸引、所启明时节的具体情形：“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356）

生命流转至此，得遇这样一个悠长、阔大的世界，是沈从文的幸运。当然，这份幸运应当感谢统领官陈渠珍。
[1]

沈从文依然到山上，到水边，可是这时候接近自然，感觉也有不同了；性格也似乎稍变，感情弄柔和了许多。还有，就是觉得异常寂寞。

从北方归来的父亲在辰州的部队里作军医正；母亲和妹妹也到了辰州；弟弟和他同在一个部中作书记。家人无从缓解他的寂寞，他要的是能够听他“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的人，“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13：357）

不久，他的姨父聂仁德（字简堂）—聂清的父亲，凤凰名儒，与熊希龄同科进士，陈渠珍少年时的老师—受统领官接待住在对河的一个庙里，沈从文便常常过河去听这个姨父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世界上种种新问题”。聂仁德出现在沈从文此时的生活中，“和部队中那些司令长官、参谋县长、绅士阔佬对照，让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种人。这是第一个影响我思想发展的人。”

（27；144）“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13；358）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13；357—358）

陈渠珍为实现湘西自治的宏大抱负，推行一系列举措，办学校，兴实业，组织工厂，设立报馆，等等。他草成乡自治条例与各种规程，沈从文在石印纸上用胶墨写过一次，现在由新报馆铅字印行，沈从文就调到报馆作校对。
[2]

报馆里有一个从长沙来的印刷工人赵奎五，与沈从文同住一间房子，他有好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以前可从未见到。很快，沈从文就为这些新书新杂志所展现的“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13；361—362）—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扩大渗透的影响，到一九二三年，波及这个湘西一隅的年轻人。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13；362）可是，具体怎么办呢？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饷，偷偷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请转交“工读团”，心中对这一“捐款兴学”的举动有说不出的秘密愉快，却也只是聊以自解而已。因为文件缮写的需要，沈从文又调回陈渠珍身边，却被热病侵袭，大病一场，四十天后才恢复。病刚好，一个老同学在河中淹死了，他去收拾尸骸掩埋，“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13；364）

环顾周围，即便陈渠珍励精图治，地方军中陋习仍存，譬如，总部书记处大小六十四个书记，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既然烟土税、烟灯税、烟苗税、川黔烟帮过境税成为部队开支的一大支撑，鸦片烟土可代替货币流行，军中抽鸦片也就算不上一回事。只是沈从文无法融入这个环境，不想再糊涂混下去了。

他一个人痴痴呆呆想了四天，到后这样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13；364）

他准备到北京读书。

姨父聂仁德一向主张年轻人向外跑，受教育、受锻炼、找出路，他明白这个常来自己这里借书看的年轻人；不确证聂仁德是否向陈渠珍表示过他的意见，当沈从文向陈渠珍陈说自己的打算时，陈渠珍应允并且鼓励，还让他领了三个月的薪水，二十七块钱。

八月，沈从文从保靖起身，路过辰州时与家人短暂相聚，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听到生身祖母是苗族人；家里又给了他二十块钱。

他与朋友满叔远结伴同行，出湖南，经汉口，到郑州，转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之后，提了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坐到一个排车上，拉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他在旅客簿上登记：“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或许可以想象，在这个关口，他确认了自己之前改来的这个名字；带着这个名字，他踏上自己选择的道路，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13；365）

[1]
沈从文与陈渠珍的精神联系，更深层次的探讨可以从凤凰一地特殊“文明”的脉络中着眼，这方面的论述，参见芳菲《沿着无愁河到凤凰》，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1—53页。

[2]
这一时期陈渠珍颁布的公告，有1922年10月《颁发乡自治真义的训令》、1923年5月《颁发乡自治白话通告的训令并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以及同时以白话写成的《通告十县父老办乡自治书》等。或许沈从文当时的心思，以及后来对这一时期自己经历的叙述，重心在产生离开湘西的想法到另一种生活里去，他没有直接说及公告内容和自己的意见；写《从文自传》时的1932年，说到当下的陈渠珍，既赞他与当地军民甘苦与共，也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努力。

[第三章]　北京：求学谋生无路，试探用笔，文学开局

一、酉西会馆、琉璃厂、前门大街、京师图书馆

沈从文到北京第二天，按照通信地址，去西城某条胡同找大姐和姐夫。开门的正是大姐夫田真逸，见了他很惊讶，问：为什么到北京来？他回答说，在军队里混不是办法，要来读读书。田真逸哈哈大笑。进屋见了大姐沈岳鑫，大姐也笑。距离沈从文少年从军，大姐连夜为他准备行李，已经过去了六年。大姐在沈从文离家后考入长沙私立周南女校，毕业后到北京和田真逸—凤凰田家之后，田兴恕之孙、田应全之子—结婚，也有了三年。田真逸大学毕业，找不到事情做，北京无法长住，夫妇俩正准备带着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先回湘西老家过个一年半载。没料到沈从文异想天开，这个时候特意远远跑来读书。三四天之后，他们给沈从文留下三十块钱、被盖和一些杂物，就离开北京走了。

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正在农业大学读书，星期天进城来小客店看沈从文，一问每天房钱得六毛，即刻就要他结了三天的账，带他到前门附近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在西厢房一个窄小房间里安顿下来。这个会馆是清代湘西辰沅永靖各府县修建的，专为湘西人入京赶考、官吏留京候差等落脚。会馆管事的姓金，是沈从文的远房表亲，沈从文住在这里的好处是不用花房钱。黄村生还向门房说好，一月花一块钱，每天供应热水；附近包伙食小饭店，一月六块钱，每天送一菜一汤两顿饭。

酉西会馆既然存在了一些年头，虽然不长，却也有一些过往的人与事可供闲谈。譬如，在凤凰城正街上一个裱画店里长大的熊希龄，初次来京会试，就短期住过这里；而激起沈从文感情漩涡的，是听姓金的远亲叙说父亲的故事。当年沈宗嗣和同乡阙耀翔，正是同住在这个小会馆的一个房间里，谋划刺杀袁世凯。阙耀翔被抓的那天，戏迷沈宗嗣正在戏院里听谭鑫培唱戏，姓金的远亲赶去通知，并和他跑到西河沿一家镖局，花了笔钱，沈宗嗣就带上镖局的通行包票，仓促逃往热河；阙耀翔第二天即遭枪毙。沈从文或许未曾预料，他刚来北京，竟然遇上这么一段与自己联系密切的历史。

从酉西会馆向西走，十几分钟就可到琉璃厂；若是向东走，二十几分钟到前门大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退位已经十二年，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深入，新时代在旧京市面上的反映，是旧东西过时了，器具、古玩、瓷器、书画等等大量涌出，堆积如废品。如果说琉璃厂百十家古董店、古书店、古画店和旧纸古墨文具店，像个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那么前门大街百家大小挂货铺—卖各种稀奇物件，象征皇权尊严起居服用礼乐兵刑的事事物物，多集中于此—就可以说是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的“人文博物馆”。沈从文为这些地方、这些东西所吸引，他后来在《无从毕业的学校》中回忆说，“就内容言，实在比三十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我就用眼所能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用个‘为而不有’的态度，在这些地方流连忘返的过了半年。”（27；411，413）在这个历史交替的阶段，思想趋新的人中不少把这些东西视为“封建垃圾”，不意沈从文却在此上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一课，无比丰富的实物课—当然，二十一岁的他不会有后来的自觉意识，多是出于自己的“兴味”；这种“兴味”恰好碰到这样的特殊时机，说是无意，不如说是有心。

黄村生还带沈从文去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分馆阅览室参观过一次，从此这里就成了沈从文常来的地方，特别是冬天，有烤火设备，有热开水，他几乎每天都在大门前等待开门，所读既有新报刊，也有美术考古图录，各种杂书，不问新旧，看得懂的就看。

沈从文常去的地方还有小市的一家专卖外文旧书和翻译文学的小铺子，穷学生光顾的特别多。据说郁达夫有不少德国文学珍本旧书，是从这里收的。他用的方法十分有趣，看中某书时，故意问伙计：这书怎么不全？本来只有三本的，却要第四本。书店伙计不识德文，当然不知道有没有第四本，于是再减价出售。沈从文不懂外文，他来看翻译书，来熟了，可以随意借去，连借条也不需要。从这个小书铺，他借看了许多翻译小说。

不用说，这个时候的沈从文还没有明确的“文学意识”—作为现代学科划分出来的一个独立领域的“文学”，并没有在他那里占据特别的位置，他只是想读书，宽泛地读书，文学是他读书的一类，除此之外的种类，还庞杂得很。但同时也得说，文学对他的“兴味”，如同历史文物对他的“兴味”。

二、“新青年”朋友们、郁达夫

黄村生就读的农大在城外罗道庄乡下，沈从文成了常客。黄村生同房六个人，全是小同乡，另外一间房也住六个人，全是大同乡，沈从文很快就从表弟一个人的客人，变为十二个湖南人的客人。去农大，只带把牙刷就够，总有空床位可以住下。特别是在没有钱付伙食费的困境中，表弟和这一群朋友这里就是混饭吃的一个去处，有时住个十天半月。

为了生存，沈从文曾到琉璃厂几个小石印店里去，请求收容做一个学徒，得不到应允；天桥和前门大街一带，时常可以看到一两个烟容满面的老军务，手执小白旗招募新兵，饥肠辘辘时，他也有几次跟着小白旗下的队伍，茫然走过一段路，临到登记还是扭头离开了；为就近投考几个报馆的校对和书记，他迁入西城一个小公寓，结果是花了报名费，没有一处成功。旧历年来临，身上不名一文，幸亏每天摇铃铛串街卖煤油的老头子古道热肠，从他那里借了两百铜子，好歹度过了年关。

一九二四年初，大姐夫田真逸把沈从文介绍给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董秋斯，董秋斯来信邀请沈从文见面，以便“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
[1] 沈从文接信后初次去盔甲厂的燕大，两人彻夜长谈，一连谈了三个晚上，彼此十分相投，从此结下终生友谊。通过董秋斯，沈从文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夏云、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一批燕大的学生。一次，在董秋斯的宿舍，遇到司徒乔，司徒乔邀请沈从文到他宿舍看画，不同类型的作品摆满房间，有些沈从文不感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12；248—249）

黄村生替沈从文着想，帮他在北京大学附近找了个小公寓，既方便去北大旁听，也可以在新环境中多接触些文化人，减少寂寞，让心情开朗一些。这样他就搬到了沙滩一带，住进银闸胡同庆华公寓一个由贮煤间改造而成、仅可容膝的小客房，他给它取了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不多久，就相熟了不少朋友，有北大正式的学生，也有像他一样不登记的旁听生—那一时期，住在北大红楼附近求学的旁听生，远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这一批朋友多是文学青年，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冯至、左恭、杨晦、蹇先艾，等等。

现在无法确知沈从文旁听了一些什么课，旁听了多少时间；他在晚年，对北大敞开大门所给予的学习方面的方便，所形成的活泼的文化空气，回忆起来充满很深的感情。他描述了一次辜鸿铭讲演的情形—也有别人讲过同样的故事—回忆里有个人所感受到的震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讲演，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12；379）

沈从文当然想成为正式学生，他报考过北大等国立大学，均告失败；投考中法大学，录取后，宿膳费二十八元想尽办法却筹措不出，过期只能放弃。来北京前看过报上“半工半读”的宣传，还以为那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四处碰壁之后知道，那不过是梦想。眼前的现实既然容不得他继续做求学读书的梦了，就必须另寻出路：既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实际谋生问题，又从长远考虑还得合乎人生理想。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拿起笔，开始学习写作。

在北大旁听，与年轻朋友—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置身于特别的氛围中，不拘形式的友谊，互相感染的思想、情绪、困惑，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一切都有可能汇聚到新文学这个点上，不但增进沈从文对新文学的理解和兴趣，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写作的欲望。

他得从标点符号学起—这其实是很普通的事，在后来关于沈从文的“传奇”中被过分渲染了—新式标点符号在汉语中的尝试应用虽然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但直到一九一九年才由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相关《方案》，后经修改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已经有大量阅读的沈从文，还得从新式标点符号学起，实在没有什么奇怪。不仅如此，他还得学习新式语言—新文学的语言，既不是《史记》、《秋水轩尺牍》的语言，也不是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的语言。写作就是从这种基本的困难中，摸索着开始的。

虽然是初学者，他却不是下笔迟滞的人。他写得急切，源源不断，四处投稿，而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失败的经验中，有这么一件事：《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在场的一个人后来把这个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令他深感屈辱。

穷极无路之际，沈从文试着写信向一些有名的作家诉说处境、寻求帮助—五四之后很长时期，苦闷的青年激增，给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功成名就的人写信求教求助，这类事情，当时并不少见。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也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的人”。他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当晚，郁达夫带着强烈的愤慨和激动的情绪撰文，并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于《晨报副刊》，题为《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中没有写出沈从文的名字，却以这一个青年的境遇，揭示出一批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普遍状况。郁达夫肆意尖锐讽刺这种社会现状，他给沈从文出主意，上策是找点事情做—当然找不到，或者革命、制造炸弹—“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中策是回老家。下策是应募当兵，或者做贼—倘若做贼，“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有几本旧书，却是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2]

[1]
董之林：《我心目中的父亲与沈叔叔》，《钟山》2003年第5期。

[2]
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55—157页。

三、初期作品的发表、鲁迅的误会

一个月之后，发生了转折：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写的是小公寓里一个无业的青年向某先生寻求生活的方法，却没有邮费而最后只能把写好的信撕毁。由此开始，沈从文连续为《晨报副刊》写稿，初期作品大多刊载于此。

这个转机的出现，与《晨报副刊》的人事变动有直接关系。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作“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交由孙伏园发表，排印时却被《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孙伏园愤而辞职，与周氏兄弟、林语堂等十一月创办了《语丝》周刊，十二月又受聘编辑《京报副刊》，原来《晨报副刊》的名作者大都随孙伏园转移；改组的《晨报副刊》由刘勉己、瞿世英等相继负责，作者因之变更，出现了一些新进的陌生人，沈从文即是其中之一。一九二五年，《晨报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公寓中》、第一首诗作《春月》、第一个短剧本《卖糖复卖蔗》；当然，还有这几种类型的“第一”之后紧接着的作品。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京报·民众文艺》周刊发表沈从文总题《狂人书简》散文中的前三篇；他意外的是，有一天，两个编辑—项拙和胡也频—来到他公寓的小房间，三个人—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和一个退伍的陆军上士，沈从文这样称呼刚认识的朋友和自己—“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第二天又见面，又是“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胡也频带着一个圆脸长眉的女子来看沈从文，她就是丁玲。沈从文也曾和胡也频一起去丁玲住的通丰公寓，见到她的小房间潮湿破烂，和自己住的“窄而霉小斋”也差不多。（13；4—7）顺理成章，《狂人书简》接下来的六篇，以及其他几篇文章，也在《京报·民众文艺》相继发表了。

与胡也频、丁玲相识未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本与沈从文无关，他却被牵扯到事件的“中心”：

丁玲于苦闷茫然中，给鲁迅写信，渴望得到指引；鲁迅日记四月三十日有“得丁玲信”的记录。鲁迅当然不知道丁玲是谁，有人—一说是孙伏园，一说是荆有麟—告诉他，笔迹很像沈从文。鲁迅极为生气，沈从文竟然化用一个女人的名字给他写信。丁玲得不到鲁迅的回信，两个星期后回湖南了。但此事并没有结束，“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
[1] 胡也频所以会用这么奇怪的名片，是因为他听说丁玲死了一个弟弟，他愿意做她的弟弟；其实他二十二岁，比丁玲大一岁。热恋中的文学青年，做什么都不奇怪，他只是没考虑鲁迅会怎么想。

鲁迅内心反应的过程，在后来给钱玄同的两封信里有清晰的呈现：《京报·国语周刊》七月十二日第五期发表了沈从文的民歌体诗作《乡间的夏（镇筸土话）》，鲁迅当天给周刊编辑钱玄同写信，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七月二十日又一信，说得更详细—因《乡间的夏》一诗中有“孥孥唉”字样，鲁迅就用“孥孥阿文”指代沈从文；沈从文《狂人书简》系列中有两篇，那个写信人落款即为“孥孥阿文”，或者鲁迅看过，并留意到文章里面的这个署名？—“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
[2]

后来，鲁迅得知确有丁玲其人，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3] 但是，对于误会沈从文，未见有什么表示。

沈从文不久就得知了此事和鲁迅对他的恶感。这场莫名其妙的误会，当然有伤一个无辜而倔强的年轻人的自尊；尤其考虑到两个人的“身份”差别巨大，一个是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一个是已经公认为新文学最有成就的作家，沈从文的屈辱感恐怕很难消除。两个从未见过面、从未交往过的人，由此产生心理隔阂，以后就再难交往。虽然从理智上，此后他们彼此对对方的作品都做出过很高的评价，感情上却没法走近了。
[4]

[1]
丁玲：《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2]
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卷，446页，452页。

[3]
艾云（荆有麟）：《鲁迅所关怀的丁玲》，《新华日报》1942年7月22日。

[4]
有文章考证，沈从文与鲁迅曾处同一场合：1930年4月19日赵景深与李希同在上海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鲁迅与沈从文都在宾客当中，但并无接触和交谈。见任葆华：《沈从文的一封佚信及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2期。

四、林宰平、徐志摩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晨报副刊》五四纪念号有一篇《大学与学生》的文章，作者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谈到“好些有用的青年，多数只是困在饮食男女上”，并以“学生”的作品，见个中情形。他引用了沈从文的文章。沈从文以《遥夜》为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篇散文，林宰平从三月九日发表的第五篇中，抄出几个段落—这里也重抄一遍，从中可以感受沈从文初期一类文字的风格：

日来的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友人校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当我同你在车上并排的坐着时，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于不幸的人们，稍稍的—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那能有这样幸福？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那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露出卑鄙的神气。

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那能再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宽松后的舒适罢了！你又那能知道车座上的一忽儿，一个同座不能给人以愉快的平常而且褴褛的少年，心中会有许多不相干的眼泪待流？（11；14—15）

林宰平写道：“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
[1]

沈从文作《致唯刚先生》，发表于五月十二日《晨报副刊》，他说自己写文章不过是“想从最低的行市换两顿饭吃”，“于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哪里能冒充大学生，“人家大学生有作有为时时在以改良社会为任务的多着呢。并且开会，谈政治，讨论妇女解放，谁个不认真努力？”“万不想到先生会注了意，指出来为一个学生代表作品的例子，而加上这些够使我自省伤心的话！”他负气似的结束道：“‘替社会成就什么事业？’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11；40—41）

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他来见面，得以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处境，给他很多鼓励和实际帮助。沈从文自此对林宰平终生以师相称。

五月份，北大的丁西林介绍沈从文到创办不久的《现代评论》做收发员，收入当然微薄，但由此与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等相熟，以后在《现代评论》发表了不少作品；六月下旬，沈从文短暂离开北京去东北锦州，大哥沈云麓在那里以卖炭画教炭画为生，他去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七月即无果而返；七、八月间，林宰平介绍他在京兆尹薛笃弼的秘书室任书记，这份差事因薛即将离任而很快终止。

林宰平托梁启超致书熊希龄，为沈从文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八月，沈从文到了北京西北郊的香山。

沈从文晚年回忆此一时期得到的关心和支持，说了这样一段话：“用笔刚好得到出路时，于北京认识了许多对我此后一生工作和生活影响极大而持久的师友。这些师友中年纪最大，影响最深，关系最久，应数林宰平先生；年纪最轻，帮助最多，理解特深，应数徐志摩先生。”（27；434）

沈从文九月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之前有过通信。他到徐志摩的住处，松树胡同一所小小洋房，拜访的情景，多少年之后还历历在目：

我这么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容易从不拘常套来解脱一切拘束，其时还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的随便处，过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涩解除了。只问问我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且就从枕边取出他晚上写的两首诗，有腔有调天真烂漫自得其乐的念起来。因为早知道我在《现代评论》作个小工，专管收发报刊杂事，且和叔华夫妇相熟，经常在陈家作客，且可肯定叔华夫妇一定早已在他面前说了我不少好话。……不到一点钟，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纸写的长信递给我来欣赏，且一面说这信是封刚从美国寄来的，你读读看，内中写得多真诚坦率又多有情！原来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来的一个长信。他就为我补充这个朋友的明朗热情种种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写信人的友谊种种。那时他还未曾和陆小曼结婚。对人无机心到使人吃惊程度……（27；436—437）

徐志摩从十月一日起接编《晨报副刊》，当日刊出《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章大张旗鼓地罗列约请撰稿的各方朋友：赵元任、梁启超、张奚若、金岳霖、傅斯年、罗家伦、姚茫父、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萧友梅、李济之、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振声、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宗白华。这一份名单中，文学青年沈从文得以跻身学者、教授、诗人之间，显见徐志摩对他非同一般的赏识和器重，日后大量发表他的各类作品，也就很自然了。名单中不少人，后来和沈从文有亲近的交往。

接下来一件事，更见出徐志摩的性格和他对沈从文的护爱。他从前任刘勉己留下来的稿子中，找到一个沈从文四五篇作品的册子，就把其中的一篇《市集》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了，并写《志摩的欣赏》，附在文后一并刊出：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2]

这篇两千多字的短散文，放在沈从文全部的作品中来看，并不特别出色；但是它出现在一个作者写作的初期，“因为眷恋故乡的梦”而写湘西生活情景，为“保全乡土趣味原故”而处理文字（11；48），其主题和方法以后会得到不断发挥、充实、丰富，并从中产生沈从文最优秀的作品，成就他独有的文学事业。

沈从文见到文章刊出，却极为不安。因为这篇稿子之前已经在《燕大周刊》发表过，胡也频看见后又转载到《京报·民众文艺》上。他赶紧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解释“小东西出现到三次”的原因，并说：“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受来背膊发麻的按语……”（11；50—51）《晨报副刊》登出这篇声明，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又加了一份答辞：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3]

徐志摩的率性跃然纸上，对沈从文的照拂之心也袒露无疑。

就算从当时来看，沈从文确乎也值得徐志摩以及其他人热心相助：他那么勤勉，努力，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就发表了六十多篇作品。若干年后沈从文被讽刺为“多产作家”，其实他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多产的。与其关注作为结果的多产，不如体察他何以几乎用全部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这里面有以稿酬缓解生活压力的因素，这是一个现实的解释；大量写作更内在的原因，是强烈的尝试冲动和把这种冲动快速付诸笔端的实践：这些包括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初露才华，但无疑都是急切的尝试之作—他并不明确地知道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所以他要不停地摸索、练习、实验，要多个方向试一试，试一试各种体裁，各种写法，要大量地、持续不断地尝试。

[1]
唯刚：《大学与学生》，《沈从文全集》，第11卷，42页，43页。唯刚文中所引《遥夜》文字，本书重引时依照沈从文原文做了校改。

[2]
徐志摩：《志摩的欣赏》，《沈从文全集》，第11卷，49页。

[3]
徐志摩：《徐志摩的答辞》，《沈从文全集》，第11卷，52页。

五、香山慈幼院、陈翔鹤、胡也频和丁玲

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后，住到了原先的山门里。“住处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据，香山寺既改成香山饭店，学生用破除迷信为理由，把彩塑天王捣毁后，由学校改成几间单身职员临时宿舍。……我算是第一个搬进的活人。”他写信告诉城里的朋友，陈翔鹤“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12；256）这两个人差别明显，却在沈从文刚住到北大附近小公寓时即成为朋友，“翔鹤住中老胡同，经济条件似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几个书架，中外文书籍都比较多，新旧书分别搁放，清理得十分整齐。兴趣偏于新旧文学的欣赏，对创作兴趣却不大。”（12；255）沈从文卑微谋生之处，在陈翔鹤眼里，或许堪比离尘绝俗的“洞天福地”；主客同吃冷馒头，呼吸充满松树香味的空气：“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沈从文“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曲子。大约因为初学，他说，弹得可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12；256—257）

转眼到了中秋节，沈从文回到住处，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写了这样的话：“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边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习的人。”沈从文即刻找去，原来是胡也频和丁玲。丁玲回湖南常德后，胡也频追踪而至，两人一同返回北京，或许是不愿意朋友知道他们同居的消息，悄悄住到了西山。“这个中秋的黄昏，我们三个人就消磨到香山静宜园里俗名为‘见心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无桨无舵的方头船上，用手划着水，沿池飘浮着，互说这半年来的一切天时人事，耳中听到学校方面，一群孤儿为了点缀这佳节，箫鼓竞奏的声音，头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饼圆月。为了虚应故事起见，到后下山时，各人就各买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们也算并不辜负了这个中秋了。”（13；11，12）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三个人就此密切起来，共同假设未来—丁玲还没有开始写作，却也被鼓动着加入这个设想—“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13；13，14）

很快，这样不切实际空想的日子即告结束：胡也频和丁玲因无力继续支付房租，搬到城里北河沿一个小公寓里去了。

从与朋友的短暂相聚中，沈从文得到心情上的放松；他在慈幼院的生活，总体上过得并不愉快，孤单自不用说，心理上又格外敏感：总觉得自己得到这么一份工作，是一种近于恩惠的收容，因而不能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脸色。熊希龄住在双清别墅，有时候晚上会找他去说说闲话，如果不是处在自我贬抑的情绪中，他或许不会有特别伤自尊的体会。

在这里的个人经验、感受，加上想象，即刻被他转化为创作，写成好几篇小说，并且很快发表出来，涉及的人事引发慈幼院对他的训诫。《棉鞋》写“我”因为穿着一双破烂的棉鞋而遭受各类人物憎嫌的眼光，更不可忍的是上司，用他手上的打狗棒敲打“我”的鞋子；另一篇《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更加“出格”，他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次盛大的寿庆—夸张为三千绅士淑女欢宴的场面，恐怕也只有熊希龄才能铺排并享有—其中有个卑微的“他”，自感备受歧视，与周围格格不入，却对近座的女子想入非非。这样“非分”、“大胆”的文字，一定会被认为是极失体统的。“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13；11）沈从文一度觉得待不下去，就不辞而别，但没过几天又从城里回来了。

十一月，熊希龄指派沈从文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进修，师从袁同礼学习图书编目方面的业务知识，直到第二年二三月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香山慈幼院正式聘沈从文为图书馆编辑。但此职他只做到八月底即辞去，回到北京城，搬进北大附近北河沿的汉园公寓—去香山之前他已经在这个小公寓住过两三个月—专事写作。

六、文学批评、各体创作、第一本书、筸人谣曲

一九二六年一月，沈从文撰长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兹但就我所知而较足为此新兴时代代表者数种来说，先列其名称，对于各作家之艺术观及作风，更于后分别略一言之。”（17；3）小标题列出的刊物，即达十九种之多；对文坛的关注、对不同作者群体的了解和对刊物的熟悉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文中议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各家创作，信手拈来，坦率真切，譬如——

他喜欢冯文炳的小说《竹林的故事》；熟人中凌叔华的作品，他说“劣点是人物总不大有生命，尤其是男的”，而不是“那些无论对什么都感到有缺点的‘小批评家’”惯用的“范围太窄了，脱不了老爷太太小姐的话”之类的指摘。他顺便扫了一笔，“我说的小批评家，这类人在北京是很多的。”（17；23）

他赞赏徐志摩的散文，却对他的诗，以及模仿或类似他的诗，有可谓尖锐的批评，他说，“从字的华美上增加诗的热情”，把“一些老调子借为座上客”，读者因为熟悉“就觉得他们的诗好”，“其实这种样子下去，要诗的前途转入一个新的境界，那是没有希望的。志摩的诗，虽说已立了一个新的标格，……也许是诗兴太热烈了，下笔不能自已似的，总是倾筐倒匣的，……他的诗句子正因其为太累赘，所以许多诗句子徒美，反而无一点生命。”（17；21）—令人惊讶的，不仅是他没有因为徐志摩对己有恩而下笔有所顾忌，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论新诗之弊病和前途，有如此反一般印象和议论的卓见。

他喜欢周氏兄弟的散文，而他们又那么不一样：周作人的文章，“像谈话似的，从朴质中得到一种春风春雨样的可亲处来”；“鲁迅先生似乎就不同了。把他四十年所看到社会的许多印象联合在一起，觉得人类—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所有的，只是顽固与欺诈与丑恶，心里虽并不根本憎恶人生，但所见到的，足以增加他对世切齿的愤怒却太多了，所以近来杂感文字写下去，对那类觉得是伪虚的地方抨击，不惜以全力去应付。文字的论断周密，老，辣，置人于无所脱身的地步，近于泼剌的骂人，从文字的有力处外，我们还可以感觉着他的天真。”（17；27）

——这篇长文出自一个刚刚踏入文坛的年轻人之手，却显出文学思考和见识的相对成熟，这种成熟程度，可能还要高于同一时期他自己的创作；它还显示出，对格局、大体的观察和把握，对个别、特性的理解和辨识，这些方面的突出才能兼备而平衡。这样的文章至少表明，沈从文不是一个自顾埋头创作的人，他在自己的创作之外，还特别留意他所置身其中的文学的总体，以及别人的文学；而且，他有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的冲动。注意到这些，以后看到他对文学运动、现状和趋向发表意见，参与甚至引发文学论争，撰写系列的作家论、诗人论，就不会特别意外了。他也许无意做一个批评家，实际上却常常忍不住力陈一己之见，哪怕因此而招惹是非。

《晨报副刊》接连发表了沈从文以《母亲》为题的两个独幕短剧，第二个剧本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五日连载后，几天后即被翻译成日文，刊登于四月四日、十一日极东新信社在北京出版的《北京周报》，译者春霞。这是沈从文的作品首次翻译成外文。几年后收入《十四夜间及其他》时，改名为《支吾》。另一个剧本《盲人》，四月十四、十七、十九日《晨报副刊》连载，也翻译为日文，次年刊登于大连出版的期刊《满蒙》第八、九、十期，译者柳湘雨。

《现代评论》四、五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七十二至七十五期连载了沈从文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自一九二五年八月在《现代评论》发表散文《怯步者笔记—鸡声》之后，沈从文即成为这份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陆续发表作品二十二篇，如此多的数量，以致后来被批评者视为“现代评论派”成员—“其实那时我只廿三四岁，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说得上是什么‘现代评论派’？”（12；380）

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号第一次出现沈从文的小说，是个题为《炉边》的短篇；由此开始，到一九三二年停刊前，《小说月报》共发表他的二十四篇作品，数量仅次于《晨报副刊》。还不仅仅是数量，沈从文短篇中的优异之作，许多发表于此。以后，沈从文与主编郑振铎相熟并成为朋友；编辑叶圣陶—一九二七年五月至次年十月郑振铎旅欧期间代行主编—很赏识沈从文的小说，两人在通信中建立起友谊。

从香山回城不久，九月二十日，沈从文在张采真、杨振声等友人的鼓动下，参加燕京大学特别安排的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形式是口试，内容为历史、哲学、文学，结果“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12；380）倒未必真是“无知”到这种程度，却显示出他对学院式问答令人惊讶的不适应程度，就连熟读的李商隐诗等问题，也张口结舌—我们或许还记得，在湘西军中辗转游荡的时期，他随身的小包袱里，就有《李义山诗集》。这次失败印象深刻，所带来的挫折感却不一定有之前几次考学失败那么大，毕竟，他的文学事业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他的心思集中在这上面。

十月三日，沈从文参加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静心斋举行的婚礼。“极不愿意”出场而最终还是做了证婚人的梁启超，“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1] 满堂宾客中，沈从文自道，“还是第一次看见梁先生。平时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是个才气纵横，不拘小节的大人物，听到这次致祝词，却感到一点酸秀才味，为什么这样迂腐？”（27；437）

十一月，沈从文的第一本书《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为“无须社丛书”中的一种。无须社是蹇先艾、张采真、于赓虞、沈从文等组成的文学社团，十月十五日在《世界日报》创刊《文学》副刊，于赓虞任主编。

《鸭子》收戏剧、小说、散文、诗各类文体作品共三十篇，印行后徐霞村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北新》第三十四期发表评论说：“本书所集的虽不是著者最好的作品，却还能代表他的作风的一般。”徐霞村敏锐地观察到，沈从文所写的戏剧，“价值是在文学方面，而非舞台方面。”流利的对话“能给你一种完全出于自然的印象……一字字地在你耳边震荡，如同麻雀的叫声那么清脆”。而所以能够如此，“一半固然是因为他笔下来得快，一半也是因为他能大胆地运用土语。”而他的小说，“主要的特点就是细腻，因为他专能在小地方着笔。”从他的小说，“我们可以找出两个很明显的背景：就是著者的乡村生活和兵的生活。”“在他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过《圣经》的影响，除了他的对话的流利和叙述的细腻外，还有抒情的深刻一个特点。它们使我们知道，在著者的天真的面孔后还藏着深刻的悲哀。”
[2]

说到“大胆地运用土语”，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项工作。前面提到过沈从文用镇筸土话试作的诗《乡间的夏》，他这个方向的兴趣更从个人创作转入民间山歌的搜集整理。新文化运动中，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兴起了以民间歌谣为对象的研究活动：一九一八年北大歌谣征集处成立；一九二〇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歌谣周刊》创刊，到一九二五年六月并入《国学门周刊》。从大的方面来说，沈从文的这一项工作可以看作对这一种时代文化风气的略微迟后的响应；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有距离的研究者，他更是一个与这些民间的表达十分亲近的人，本来他就是在产生这些民间表达形式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

他特意请在湘西当兵的表弟印远桂代为收集家乡镇筸一带的山歌，这位小表弟带动周围一群二十来岁的兵士，抄录了约四百首之多寄给他，他从中整理出《筸人谣曲》，将四十余首“单歌”在《晨报副刊》十二月二十七、二十九日发表，并作解释；一九二七年，又继续整理出《筸人谣曲选》，都是“对唱歌”，仍由《晨报副刊》发表。

这是些什么样的山歌？以“单歌”里面的两首“短歌”为例，略见一斑：

如，“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我想用手摩一摩，/心里只是跳跳底。”（15；21）

再如，“因为萝卜踹死菜，/因为姐好才起心；/起心不自今日起，/萝卜下种到如今！”（15；32）

——以后，当我们看到家乡谣曲屡次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时，或许该想到，他并非只是出于一时之兴而插入作品里面的，这些朴野山歌，简短几行几句，即刻就能带出一个特别的生活世界。

一九二六年这一年，沈从文发表各类作品七十余篇。他自己不无骄傲地认为，从辞去香山慈幼院的工作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

[1]
梁启超1926年10月4日致梁令娴等信，《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94页。

[2]
徐霞村：《沈从文的〈鸭子〉》，《沈从文研究资料》（上），162—164页。

七、由北而南的变化：政治中心、新书业、个人打算

一九二七年初夏，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沈岳萌为避战乱，离开湘西，打算到北京和他共同生活，却因战事滞留常德，直至夏末才到北京，同住汉园公寓。这一来，沈从文经济上的压力加重，唯有继续拼命写作维持生计。

九月二日，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我的钱又不即得，她们情形□□□□□□□□，无法办，只想书铺开恩早妥贴，则大家均活矣。听士隽从汉口来信，说，我的好多小说，被人译到汉口中央英文报上，是个姓施人译的，士隽又为我作了篇英文的略传，可以告给爹一笑。还有□译作日文的呢，更可笑了。一面为了救救大家想改业的从文，一面□这些无补于生活的近乎宣传的好处，真难为情！”（18；3）

士隽即张采真，汉口报纸上的英译作品现在无从查找，日译作品即前面提到的短剧《母亲》。

这封信是现存沈从文书信中最早的一封，写在明信片上。明信片底部印两行字，“诗人泰戈尔初次与北京民众之相见/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八日在先农坛”，正中是泰戈尔等一行人的照片，沈从文的信写满空白处。

九月，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蜜柑》。这本书的出版，应该是徐志摩促成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正式辞去《晨报副刊》主编职务，离京南下；一九二七年，他在上海与朋友成立新月书店，六月二十日《申报》刊登《新月书店启事》，列创办人八位：胡适、宋春舫、张歆海、张禹九、徐志摩、徐新六、吴德生、余上沅。《蜜柑》收小说八篇：《初八那日》、《晨》、《早餐》、《蜜柑》、《乾生的爱》、《看爱人去》、《草绳》、《猎野猪的故事》，前有简短的序：“此书作为献给为此书题字的那人。别人也许有能对于我的文字感到小小趣味的，但那人是能在我本身上头发现艺术的一个人。”（1；171）题写书名的人，大概就是徐志摩。
[1]

一九二七年沈从文发表作品近四十篇，其中有多部中篇，如《篁君日记》、《山鬼》、《长夏》，下一年都出版了单行本。

十一月下旬，沈从文又给大哥一信，其中说：“在北京，亦有因他方来信不知误用有孙中山像或国民党遗嘱之信封信笺因而被传拘者，吾哥既非党员，固不足虑，惟其他友人，或有为北方亲识写信者，于此留心，省得麻烦，实为幸事。”（18；7）

此一段话，透露出沈从文所感受到的北京空气的紧张。四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对于以写作为生的沈从文来说，有明显关系的变化是：一方面北洋军阀对北方的控制日紧，另一方面政治中心南移，出版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由北而南，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规矩，都不能使我们耽在一个地方不动为得计。在上海，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们的文章，《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各为我印行了一本书，所以……”（13；24）—所以，沈从文也打算离开北京，到上海。

同一信最后说：“不能过沪，此间思每月得一百六十块亦不大容易，心急，故日来亦甚无味！”（18；7—8）

到年底，沈从文终于踏上了行程，“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13；24），经由海路，搬往上海。

沈从文从湘西军中摆脱出来，进北京找出路，于艰困中找到文学，以超常的努力为自己抱定的这份事业打开一个初步的局面。从来到去，将近五年的时间。对事业起始阶段的生活，沈从文无法不怀有深刻的特殊感情。一九八〇年，他赴美，应邀在多所大学演讲，或是讲文物，或是讲文学—讲文学的时候只讲这一阶段的经历，而不是他文学成熟时期的创作。首场讲演在哥伦比亚大学，题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讲的就是他在酉西会馆、北大附近小公寓的个人经历，最后他感慨年轻时代的文学同行分道四散，他自己还在这条路上持续前行：“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为了对付生活，方特别在不断试探中求进展。许多人都比我机会好、条件好，用一种从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写点什么，读点什么，到觉得无多意思时，自然就停了笔。当然也有觉得再写下去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终于为革命而牺牲的，廿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不少朋友，就是这样死于革命变动中的。也有些人特别聪明，把写作当作一个桥梁，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还是一个死心眼笨人，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地，才可能会写出点比较像样的作品……”（12；381）

[1]
根据字迹、沈从文短序、沈从文此一时期的交往等因素综合判断，得出这么一个“大概”的结论。

[第四章]　上海：出版失败，文学趋向成熟，初尝教书生活

一、“少年”/“我老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海上航行，沈从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抵达上海，住法租界善钟里三号楼上，每月十三块钱房租。刚住定即写《南行杂记》，实为一束给朋友和亲人的信，共五封，二月一日起在《晨报副刊》连载四天，记录初到的印象和个人的打算。

第一封信写到某处“通融”了五十元钱。第二信说“每天早上起来烧水，洗脸，买菜，淘米，煮饭，炒菜，打油，洗碗，头发昏”。第三信给“也频同冰之”，抱怨邻居五六个大学生从早闹到晚。第四信给徐霞村，说的却是“趣事”：“见到两个年纪青青的女人拉着一个类乎老憨的矮胡子。一面是亲亲热热的，一面是忸忸怩怩的，这是我说的趣事。不过这趣事使我觉得人类很可哀。”第五信给大哥，讲卖文为生，“没有人在一种类乎施恩的情形下给我的稿费，我就要活不下去。”他常常做发财梦，也清楚文坛的时尚和卖文的种种机巧，却自有文学的执拗与坚持，与好友张采真的交谈说起了这个话题：

士隽在未曾离开此地以前，便告我：要靠到作小说生活，顶好选目下作兴的事作，这方向：第一是走类乎“性史”的路。第二是走上海方面自命为青年无产阶级的人所走的路；每一篇小说都是嗳呀苦，嗳呀闷，嗳呀我抱到这女人又怎样全身的抖，且应当记着莫忘到“穷”字，实则有钱也应说怎么的穷，自然而然就能增加读者的数量。第三则应当说到革命事上来了，枪呀炮呀，在枪呀炮呀之中再夹上女人，则所谓“时代精神”是也。我告他我办不到。告他办不到，士隽也很信，不过同时为我发愁，因为人人说是艺术随到时代跑，不在前，纵在前也像打旗子的引元帅出马的跑龙套模样的人，而所谓艺术，在时下人谈来竟应认为一种宣传告示，然而把一种极浅浮的现象用着极草率简陋的方法去达到一种艺术以外的目的，虽认为艺术是表现时代的纠纷，而忘却表现值得称为艺术的必须条件，若说文艺的路是走一条死路，这也算是把国人艺术的观念弄错的一件事了。

我是并不反对把艺术的希望是来达到一个完美的真理的路上工具的，但所谓完美的真理，却不是政治的得利。若说艺术是一条光明的路，这应当把他安置在国家观念以上。凭了人的灵敏的感觉，假借文字梦一样的去写，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以及帮助别人发现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种生活的味道，才算数。

在一种虚伪下说艺术是应当那样不应当这样，且为一种自私便利在极力拥护他的主张的，实大有人在。这类人其实在另一时会变，人是很聪明的人，不必为他担心。我怕的是我不能这样作便无法吃饭，但只要拖得下去，这发财方法只好放弃，尽人事以外另外靠天去了。（11；73—84）

一月下旬，沈从文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旧梦》，《现代评论》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连载；七月他写完，九月二十九日连载完。

三月，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月刊出版，从第一期连载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至十月出版的第八期刊完。新月书店同年分两卷出版了单行本。路易斯·加乐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九二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译本，译者是语言学家赵元任，书名是胡适起的；沈从文在徐志摩婚礼上见过赵元任拉提琴。赵元任在译者序里说，“又有许多人仿着这个故事做些本地情形的笑话书。例如美国康桥哈佛大学的滑稽报在一九一三年出了一本《阿丽思漫游康桥记》，勃克力加州大学在一九一九年又出了一本《阿丽思漫游勃克力记》。以后也说不定还会有《阿丽思漫游北京记》呢。”
[1] 这最后一句，不知道沈从文当初是否注意，并心有所动，结果确实是他借来阿丽思小姐和兔子先生，为他们新辟漫游之地—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起笔的时候，他不过想写点儿“半梦幻似的有趣味的事”，给妹妹看，让她说给妈妈听，“只要足以给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烦恼中暂时把忧愁忘掉，我的工作算是一种得意的工作了。”但是写到第四章，回头看，发现已远离初衷，写“坏”了：“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所有心上的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像没有法子使他融化到圆软一点。”怎么办？继续写下去：“也许那个兔子同那个牧师女儿到中国来的所见到的就实在只有这些东西，所以仍然就写下来了。”（3；3—4）

春天，沈从文把母亲和九妹接到上海，入夏又陪母亲去北平—一九二八年，这座城市已成“旧京”，改为北平特别市—看病。过了约三个月，沈从文留下妹妹照料母亲继续治病，只身返回上海。还是走海路，先到天津，从塘沽上船，同船有林宰平，还碰到了吴宓。吴宓七月三十日“在天津丸舟中”日记：“晚与宰平至一等舱面，晤其同乡曾仰丰君。又与沈从文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
[2]

可是这个“少年”自己说：“我老了。”（3；424）这是他日记中的话。七月的北平日记在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上连载，八月回上海后又写了一个月的日记，年底合起来由上海人间书店出了一本《不死日记》。穷愁不已，满腹牢骚，自伤自怜，是这些日记的调子；不过从中确实见出生存的压力：没有钱，母亲不能到医院看病，妹妹的学费也拖欠：“目下是对于九的法文教员上月欠薪五元很是为难。”（3；402）—沈从文宠爱妹妹，对她的教育颇为上心，出乎一般想象，他竟让妹妹学法语；“我生了一整天的气。在生自己无用的气中，日子是一天又过去了。”（3；425）八月十四日反省写作，并记一次“观光”：

写了一篇名字取作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作小说，事实的写述太少，心情的辩解太多，成了几乎像是论文那类东西了。……

我的工作方向似乎是应变更，另走一条路才对。不拘拘于背景所在，句子的组织，应当变成自己的句子，不缺少通俗的明，特异处又能得到本乡人说话的真，或者在了解上容易得到效率。辩论，研究，解释，是都得应有自己的文法将调子加强加浓的。

把笔投下，酸楚在心，人是太疲倦了。

……

今夜无意中，与也平丁玲走进北四川路一个咖啡馆，到了才知道这是上海文豪开的。到此的全是历史上光芒万丈的人物，观光真不可不算是幸事了。……

到了那类地方，我就把乡巴老气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与那么潇洒！据说浪漫派的勃兴，是先在行为上表演，才影响到文字学上的，正如革命文学家是革命成功以后来产生的东西一样，中国在这一事上实炫耀着民族的睿智，大可以给人倾倒的。

……

我只能用“落伍”嘲笑自己，还来玩弄这被嘲笑的心情。（3；429—431）

靠写作来维持生活，异常艰难几乎是不用说的；不过，沈从文发表、出版的数量都甚为可观，收入虽然不足，但常常窘迫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程度，却也跟他用钱糊涂有些关系。譬如，他回上海二十天，收入和花钱情况是这样的：“得了《新月》方面五十块钱，《小说月报》二十块，也平处十三块；共八十三块；用完了，几乎是不曾有过这样事似的，钱是只余三块了。还是日里夜里嚷着穷呀困呀的过日子的人，却胡涂的用了这样多钱了。”（3；434）

“我咀嚼自己胡涂的用钱，便想起母亲说的应当有个妻来管理的事了。”（3；435）—其实他未必着急要有个妻子来管钱，对女性的想望倒是这个年龄不可回避的；从在北京那几年直至现在到上海，他的笔下从未回避这个问题，只是一直自设为一个卑微的人，其苦闷在于：“世界上是没有女人要我爱她的。”（3；436）可是呢，“女人是可念的，有些还美。”（3；449）

[1]
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者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Lewis Carroll著，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9页。

[2]
吴宓：《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册，98页。

二、三个人，两个刊物，一个小出版社

日记里出现的也平，即也频。胡也频与丁玲在一九二八年二月离开北平到了上海，住在善钟里沈从文处；三月两人即去了杭州，在西湖边葛岭山上住了三个多月；七月再到上海，住法租界贝勒路永裕里十三号三楼。

刚住下来，胡也频就出面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七月十九日创刊，出到第四十九号，十月三十一日即告停刊。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学沛，与沈从文“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13；28），丁玲在一九八〇年回忆，胡也频是“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优遇。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预意见）”。
[1]

丁玲和沈从文都参与了协助编辑的工作，沈从文在《记胡也频》里说：“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与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到九月，胡也频和丁玲搬到萨坡赛路一百九十六号。这时节沈从文住马浪路的新民村，离得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13；28，29）

《红与黑》副刊停办之际，他们三个人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编辑出版计划了。《红与黑》倒数第三期，即第四十七号，刊登《〈红黑〉创作预告》，预告即将自办《红黑》月刊，并自办一个出版社，印行“红黑丛书”。

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正好来上海，设法帮他们转借了一千元，每月三分利息。他们合赁了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的房子，楼下做“红黑出版处”，“我和也频，后来加上我母亲住在二楼，沈从文和他妹妹岳萌住三楼，有一个时期他母亲来了，也住在三楼，沈从文的哥哥和弟弟也短时住过。我们两家人各自起火做饭。”
[2]

与此同时，又有人间书店请他们编一个月刊。

三个人，编辑经营两个月刊，再加一个小出版社，“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13；30）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红黑》问世，三人合作编辑，胡也频负责主编；十天以后，《人间》创刊，三人合作编辑，以沈从文为主编。

《红黑》封面由留法回来的画家刘既漂设计，竖排两个大字，“红”是红色，“黑”为黑色，异常醒目。胡也频在创刊号上写《释名》，说：“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

沈从文《记胡也频》里写道：“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皆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他一人，从编辑到同印刷所去跑路，差不多全是这海军学生办理。他又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13；30）《记丁玲》重述当年情形：“我们三个人坐了车过四马路与北四川路各书店去看我们刊物，只见书店窗橱内皆陈列了这份杂志，且见到一些人拿了这杂志在手中翻阅，几个人便互相会心微笑着，从这一家书店溜出，又撞进另一家书店，快乐得真无言语可以形容。”（13；116）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方面在一个礼拜内就将近卖去一千份，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欢喜得脸上发红。”这个不错的开头，让他们兴奋有点儿过头，甚至以为，“以后每期应当印五千，似乎才够分配。”（13；30）

他们不仅仅承担编辑、印刷、发行各个环节的事务，更是刊物的撰稿人，虽然每期都有约来的稿件，但多数稿子还是他们自己写—本来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文学，才要出版自己的刊物，出版自己的书，以获得独立和自主：既独立于文坛的门户和派别之外，独立于写作的时尚和潮流之外，又把自己从与书商的经济关系中解脱出来—倘若他们的刊物和出版社能赚钱，就不必再为稿费、版税而受气了。当时的情形，刊物发表作品，“报酬通例是三元千字，到时可能少付些或不付。单行本预支一二百元，其实等于买绝。”稿酬当然有高于通例的，版税制度则没有严格建立起来，有时不免发生糟糕的情况，“有些收受了稿件，书已印出，到作者询问版税时，书店即回一信，说明书无销路，倒欠若干还得补还，使作者哑口无言。”（27；83）

“为了这个刊物同《人间月刊》，我们一面忙到杂事，也一面得很谨慎的写许多文章，所以十八年这一个年头，算是我们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各人皆写了许多作品。……我们只是自己向一个很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却是沉默的，无声无息的。”（13；30）除了刊物上的文章，三人的作品冠以“二百零四号丛书”—因住处门牌号而取名—在各书店和红黑出版处印行，短时间就出了七种。

这三个人对出版的热情和投入，在当时，并不是特殊的现象。一九二八年以来，汇聚在上海的文学青年日多，自发的小社团纷纭而出，自组的小型出版机构也涌现不绝。譬如，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编辑出版《无轨列车》，同时开第一线书店，施蛰存晚年回忆说，“为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开一家书店，这是毫无出版经验的三个青年干的傻事。”
[3] —单就这一点而言，这三个青年与那三个青年，差不多一样—《无轨列车》被禁止后，第一线书店换了块招牌，改叫水沫书店，实际是一家出版社，位于虹口北四川路，与红黑出版处所在的萨坡赛路距离不算近，在施蛰存的记忆里，“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说，“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睛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4]

然而，这份共同的事业并没有让他们兴奋太久，就以失败告终。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三个人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善于经营。《人间》编到第四期，实际只出了三期，即夭折；《红黑》勉强维持到第八期，也不得不结束。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却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13；32）另外，现实的结果是，他们亏了本，背了一笔要偿还的债务。

丁玲记得，“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元，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元，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
[5] 胡也频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下旬去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的，五月又回到上海；如果回忆准确，可以推测，结清债务至少延迟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

[1]
丁玲：《胡也频》，《丁玲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卷，94页。

[2]
丁玲：《胡也频》，《丁玲全集》，第6卷，95页。

[3]
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28页。

[4]
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沙上的脚迹》，132页。

[5]
丁玲：《胡也频》，《丁玲全集》，第6卷，95页。

三、文学趋向成熟的时期

出版事业失败了，文学创作上却是另一番景象。

其实，在《红黑》和《人间》诞生之前，丁玲就以喷薄而出的状态，迅疾成为最受关注的文学新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小说月报》头题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梦珂》；转年，这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牌刊物，又于二月、五月、七月连续以头题刊出《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把丁玲推上了众所瞩目的位置。编发这些小说的叶圣陶，又与章锡琛主持的上海开明书店联系，为丁玲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书《在黑暗中》。所以，丁玲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后，即去景云里拜访了叶圣陶。如果说一九二八年是丁玲文坛登台之年，用朋友们开玩笑的话说，她可是“一出台就挂头牌了”。
[1]

相比于一亮相就博得满堂彩式的走红，沈从文的创作则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步一步地进展，一点一点地成熟，而且仍然是通过持续地大量写作的方式，缓慢获得。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七十余篇，出版作品集和单行本接近二十种：

《入伍后》（小说、戏剧集），上海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二月；

《老实人》（小说集），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二八年七月；

《好管闲事的人》（小说集），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七月；

《阿丽思中国游记》（长篇小说），上海新月书店，第一卷，一九二八年七月；第二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四；

《篁君日记》（小说），北平文化学社，一九二八年九月；

《山鬼》（小说），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八年十月；

《长夏》（小说），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八年十月；

《雨后及其他》（小说集），上海春潮书局，一九二八年十月；

《不死日记》，上海人间书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百零四号丛书之二；

《呆官日记》（小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一九二九年一月，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六；

《男子须知》（小说集），上海红黑出版处，一九二九年二月，红黑丛书之二；

《十四夜间及其他》（小说、戏剧集），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九年三月；

《神巫之爱》（小说），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九年七月。

如此大的创作量，很难不被称为“多产作家”：这个说法有时候是赞赏，更多时候是诟病。称誉也好，嘲讽、批评也好，都是别人的意见；沈从文这个写作者自己，正是在“多产”中，文学进入了趋向成熟的时期。

《小说月报》一九二八年八月号发表了短篇《柏子》，可以看作渐趋成熟的代表作品之一。柏子是湘西河流中无数水手中的一个，日里爬桅子唱歌，船靠岸后去河街找相好的妓女玩耍，小说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和生命。沈从文后来为自存的作品题识，交代这个作品是一九二七年在北京汉园公寓写的，“写时非常顺利。写成后拿到另一个房间去，对到正吐过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东西去遮掩的母亲行为，十分难受，就装成快乐的神气说：‘今天不坏，我做了一篇文章，他们至少应送我十块钱！’到后当真就得了十块钱。”（14；435）另一次在《柏子》文末题：“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14；464）《柏子》最初收入小说集《雨后及其他》，等到沈从文完全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一九三六年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做回顾总结，又编入了这个短篇。同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译《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George G.Harrp,1936）在英国出版，也选了《柏子》。

另一个例子可举《阿黑小史》。这部中篇虽然迟至一九三三年由新时代书局初版，但约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即完成了初稿，也是从这年起陆续分章发表。沈从文后来题《阿黑小史》单行本说，“本书用乡村‘牧歌’体裁，用离城四十里的高岘满家油房作背景写成。约民七前后，曾住此村子里约卅天。”（14；460）而在一九二八年写的序中，他说：“这一本小小册子，便是我纯用客观写成，而觉得合乎自己希望的，文字则似乎更拙更怪，不过我却正想在这单纯中将我的风格一转，索性到我自己的一条路上去。”他把自己“如今且有意来作乡巴老”而写成的文字与时髦的文学相区分，自信有不一样的价值：“或者还有人，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眼泪与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假扮志士的革命文学，这样人，可以读我这本书，能得到一点趣味。我心想这样人大致总还有。”（7；231）

与《阿黑小史》和《柏子》同类的作品，一九二九年还发表有《阿金》、《会明》、《牛》、《菜园》等短篇，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现故乡湘西，文字明净、节制，语气亲切、舒缓，有温暖的幽默，有宽厚的悲悯和爱怜；特别是，在文字的背后，还有如湘西的山、湘西的水、湘西的历史那样默默无言却一直都坚实地存在着的广大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另一幅笔墨的描画。一九二九年发表的短篇《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以及结集的《神巫之爱》等，取材苗族传说故事，浓墨重彩，铺张渲染，纵笔直叙，自成令人惊奇不已的一格。

[1]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年谱长编》，王增如、李向东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上卷，45页。

四、中国公学教书

虽然有大量作品发表和出版，但本就不高的稿酬和版税常常拖欠，最后分文拿不到的情况也碰到过几次，又加上出版处倒闭而背着一身债务，沈从文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轻的妹妹生活，压力日甚一日，难以支撑。

在这种困难的情境下，徐志摩向老朋友胡适推荐沈从文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这个大胆的主意，一定出自徐志摩，沈从文本人很有些惴惴不安。因《新月》的关系，沈从文与胡适结识；胡适一九二八年出任中国公学校长，有意思的是他正式到任那天，四月三十日，日记里写：“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我细看校中状况，很难有办法。”他感慨自己“太腼腆”，接着引用沈从文小说里的话：“沈从文的小说（《旧梦》）里一个女人说：‘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
[1] 一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六月，沈从文为到中公的事致信胡适：“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淞租屋，因此间住于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束手也。”（18；16）

八月，沈从文正式受聘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胡适的“破格”，不只是因为他和徐志摩、沈从文的私谊，也不只是因为他对沈从文个人创作的欣赏，胡适有他自己办学的思路，他很清楚为什么做这件事。后来，时过境迁，偶然触发忆及当年在中公聘请作家之举，胡适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日记中不无自得地写道：

偶捡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2]

九月初，新学期开始，沈从文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面对好奇的学生，一时竟讲不出话。这个尴尬的情形，很快即成传说，描述生动有趣，细节未必能一一落实。凌宇《沈从文传》叙述：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才终于开口；而一旦开口，又急促难控，结果把准备的内容匆匆讲完，再次陷入窘迫；最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3] 此传出版前，曾经沈从文看过，应该可信。大致上，在课堂时间里，沉默的时间太长，讲话的时间太短，是可以肯定的。沈从文晚年在一封信里，回忆过这个特别的经历：“第一堂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相互在沉默中受窘。在勉强中说了约廿分钟空话……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哄下讲台！”（24；259—260）一九四二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自嘲第一次讲课，“实在说就是给大家欣赏我那个乱蓬蓬的头，那种狼狈神气。……下课钟响后，走到长廊子上时，听到前面两个人说，‘他究竟说些什么？’……这一课使我明白文字和语言、视和听给人的印象，情形大不相同。”（16；501）

沈从文开的课，为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每周课时不多，想来应该是很轻松的；实际上，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准备，耐心地编写讲义。这里要特别提出，这两门新课，从国文系传统眼光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讲课的人自己也不免低人一等的感觉；换种眼光看，却实为得风气之先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其重要性要到很久之后才会被慢慢意识到。

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课，第一个学期讲中国新诗，第二个学期讲现代小说，“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痛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察，且得提出许多熟人”（18；48）。一个本来专事创作的人，因为教学的需要，同时成了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还不仅如此，另有超出个人之外的意义：很多年之后，中国新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研究这一学科史的人追根溯源，探寻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于什么学校开设专门的课程。虽然有史料表明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间零星出现过有关新文学的讲授，但具有独立的学科性质的课程，一般认为朱自清一九二九年春季在清华开课，并编有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较为明确的一个标识。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半年之后，即有沈从文在中公的新文学研究课；再过一年，沈从文到武汉大学教书，仍讲此课，并印行了讲义《新文学研究》。

一九二九年秋季学期，沈从文还在上海暨南大学兼了中国小说史的课，这对他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也认认真真去编讲义。一九三〇年，暨南大学出版室以“国立暨南大学讲义”名义印行了沈从文与孙俍工合著的《中国小说史》，其中绪论和第一讲神话传说，为沈从文所写。

沈从文上习作课，用的方法最朴实，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法模仿：他自己一篇一篇写出来，当作示范。譬如《腐烂》这个小说，即是在吴淞为习作课做准备，一九二九年七月写出、八月重改的，用意是以此举例，“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14；464）

胡适说“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沈从文自己的感觉却未必如此；即使感受到这份爱戴，也并未因此而得到充分的愉快。事实上，他心绪恶劣，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糟糕的方面。

他在中公每月的薪水，大概是一百五十元或一百七十元，待遇不为不优，大哥沈云麓八月份来上海把母亲接回了家乡，按理说负担减轻不少，但还是常常处在穷困之中。妹妹跟着他读书、生活，需要开销；以前的债务大概也还有；再就是，随手助人，学生当中，受到他各种形式帮扶，现在仍然能够举出名字来的，就有何其芳、刘宇、李连萃、吴春晗（吴晗）、罗尔纲等，他的钱不够花，与此也有点关系。十月下旬给胡适的信里说，本来想搬家到学校来，但“生活青黄不接”，到月底“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如果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连以后从城里来吴淞上课的钱也筹不出了（18；23）；胡适见信，马上让人送钱，“卅日学校送来洋壹百元得到了。”（18；24）十一月他和妹妹搬到了吴淞；一九三〇年一月下旬，他高兴地告诉胡适，高一涵—时任中公社科院院长—帮他卖了一部稿子，“得洋三百三，过年可以平安无虑。”（18；46）但刚过一个月，又跟胡适说，所有的钱，还账、用、为妹妹缴学费，花光了，近日发烧作咳，得去医院检查打针，“若是学校不让我先支到一个月薪水，我是无办法把自己处理一下的。”（18；53）尤其难以想象的是，一个远在美国的朋友，几次寄钱接济他。

这个朋友是王际真。王际真一九二二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一九二九年纽约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节译本（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ranslated and adapted from Chinese by Chi-Chen Wang,New York:Doubleday Doran,1929）
[4] ，后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九二九年，他返国回山东老家探亲，夏末在上海停留期间，徐志摩介绍他和沈从文认识，彼此相投甚深。幸亏有这么一位朋友，沈从文的各种情绪有个地方疏泄。从一九二九年九月到一九三二年二月，沈从文寄往美国的信有四十一封之多，王际真都保存了下来。

穷困之外，沈从文牢骚的另一个话题是身体坏。中公刚开学不久，他就说：“身体坏则毫无生趣可言，故虽教书亦恐不能长久，际真，若你能明白从文因体质影响及作人态度是如何深而且大，你当处处见到从文可怜。”“我发烧到不知多少度，三天内瘦了三分之一，但又极怕冷，窗子也不敢开。无事作，坐在床边，就想假若我是死了又怎么样？我是没有病也常常这样想的，大约彻底说来，就是人太不中用的原故了。”（18；19—20）他才二十七岁，已经这样说话：“我身体太坏了，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际真，人老了没有用处，只有你可以懂我这个话。”“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到勉强在支持。”（18；21）

学生们喜欢这位先生，却不能了解这位先生的苦恼：“学生天真烂漫的听我讲我的牢骚，这些有福气的人！他们仿佛都觉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们以为我是先生，懂许多事，理解一切，高兴时就创作小说一篇，平时也非常舒畅，她们大胆的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为我不会损害她们，也不怕我会爱她们。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学生们不知道，“我是单为了怕见一个女人牺牲了两点钟不上课就回了家的。在昨天，晚上开系会，拍掌要我演说，她们笑，我却在回家车上哭，看出自己可怜。”（18；22）

在沈从文的感受里，他和他的年青学生之间，似乎非常之“隔”。“学生一个也不知道我是这样情形活到世界上的，还成天有人来同我谈学问。做文章也很有人，但当我告他们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听到这话把他们的趣味消尽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天才，我却告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18；26—27）他一面抱怨大学生不读书，一面又劝他们好好去玩，一时说，“大学生是全很怪可怜的一种东西，买书都只看广告，把书买来一看，失败了，便说中国作家糟糕，且从此就不买书了。”（18；48）另一时又讲起，“写信时来了五个学生，三男二女，问我怎么样写文章。我看了一会这些春天来发红的脸，告他们应当好好的去玩，譬如恋爱，就去太阳下谈，去发现，试验，做一点荒唐事情，总仍然不相信样子，逼到我开书目一纸走去了。真是一批蠢东西，不晓得自己好处，只羡慕做文章，这胡涂欲望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男女皆中毒，奇怪极了。”（18；55）

沈从文给王际真写信，自由而任性，这种任性基于完全的互相信任关系，但也许因此而多少夸张了他教书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之处。他是因为写作不足以支撑生活，不得已才教书，初入学校的环境，心理上承受压力，精神不由得紧张，特别需要肆意宣泄，可能也是任性夸张的一个原因。

也因为自由而任性地无话不谈，沈从文时不时还会描绘一些“幻想”——

他曾在给王际真的信里附寄过几次自己的画，因而说，“我倒并不忘记廿年后成画家的希望”（18；41）；

“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18；36）—这倒是不错的想法，不过得返回湘西才能实行；

他多次说要学英文，“我愿意远走点到美国来流几年”（18；21），听着像是“空话”。他刚检讨“我说了六年要学一点英文，六年来许多人都养了小孩子，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开始”，接着就说，如果“到了法国或美国，三两年会把一种文字学好，也是意料中事。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18；52）与此同时，他又嘱咐王际真把信封寄来—他不会写英文信封。很难判断他只是一时兴起说说而已，实际生活中，他给妹妹请外文教师，“她现在上海一个法国人处学英语同法语会话”，似乎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希望妹妹能够做，但这希望又不那么可靠：妹妹在北平就开始学法语，“可是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教员，又是重新起始，真像是特意为那些教员而读书的样子。”（18；58）因而又不免为妹妹的将来担心和烦恼。

沈从文致王际真信，任意而谈，虽有夸张而不失其真，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大致上还是反映了出来。

多年以后，谈起中国公学教书这一时期，沈从文自然就平静了许多，也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从文子集》、《甲集》、《虎雏》集中等等若干短篇，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学习过程中有个比较成熟期，也是这个时候。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27；85）

说到创作，特别应该注意到，一九三〇年《小说月报》一月发表的《萧萧》、四月发表的《丈夫》，已经足以成为沈从文短篇小说的标高之作—不过，这需要在以后的漫长时间里去认识。

[1]
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卷，63页。

[2]
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304页。

[3]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253—254页。

[4]
这本书1931年在上海的书店里可以看到，沈从文致王际真信：“我同大雨到南京路一个外国书店门外，看到你的《红楼梦》整整齐齐摆在窗子里。”（18；126）“一到南京路去就见到你的《红楼梦》，他们大吹大擂的说你是个唯一大的大脚色，大本书摆在窗外，十分美观。”（18；142）

五、张兆和，两个人的“顽固”

选沈从文课的，有一个女生张兆和，下了第一堂课，回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1] 这话是张兆和二姐张允和说的，当时她们姐妹俩对沈从文的了解和印象大约如此。

张兆和一九一〇年九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末淮军将领，做过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即张武龄）一九一二年初举家迁往上海，一九一七年又全家搬到苏州。一九二一年九月，张冀牖独资创办的乐益女中正式开学；大约一个月后，张兆和的母亲陆英去世，留下九个子女。一年后，张冀牖和韦均一结婚，生有一子。在张家十姐弟中，排行在前的是四个女儿，依次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接下来六个男孩，依次是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

一九二七年，张兆和与二姐一起进入中国公学预科，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张允和读了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之后，转学光华大学；张兆和则在中国公学读到毕业。大学里出现女生是很新奇的事，而张兆和不仅成绩优异，又擅长体育，女子全能运动排名第一，还是女子篮球队队长，自然非常引人关注。当沈从文来中公的时候，张兆和已在外文系读到二年级。

张兆和没有想到，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三〇年春，新学期开学之后—会收到这位老师的信，对她表白感情；沈从文对她的恋情，可能从头年冬天就产生了。她似乎没有惊慌，用她一贯对付情书的方法—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应对沈从文的信：沉默，不回复。沈从文一封信接一封信，她都不予理会。

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去校长一职。六月下旬，学期结束，沈从文也打算辞职，他给胡适信里说：“一年来在中公不致为人赶走，莫非先生原因，现在觉得教书又开始无自信了。”（18；78）胡适离开中公，沈从文也就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这未尝不是他也想离开的一个理由，但不是全部的理由。

既决定要走，又不甘心追求张兆和半年却得不到一个说法，不得已，求助张兆和的同学好友王华莲，约她来谈话。王华莲进门后，沈从文说：“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他递给她前一天先写好的两张纸。王华莲当面看过这封给她的信，接着沈从文问她很多关于张兆和的问题，说到伤心处，竟然大哭；再说，又哭。
[2] 七月二日当夜，王华莲给在苏州过暑假的张兆和写信，详细叙述了和沈从文谈话的经过，并把那封信也转给张兆和看。张兆和七月四日的日记里抄录了沈从文给王华莲的信：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而走。……

昨天到W（胡适）先生家中去，说到要走的事情，问了许久，为什么要走，我还总是说为刻苦自己，没有提到是女人的事，我想你们中也总不会知道，但到后是把要走的理由说及胡先生知道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若苦得有成绩，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

……

胡先生是答应过我，若是只不过家庭方面的困难，他会为我出面解决一切的。……在我没有知道B.C.（张兆和）对我感想以前，我决不要胡先生去帮忙，所以我先要你帮忙，使我知道一点B.C.对于这事的处置方法。（18；80—82）

张兆和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回悱恻赞美着的爱！”
[3]

六日，张兆和又接到沈从文一封信，她决定到上海，解决这个纠缠了很久的问题。八日傍晚，她来极司菲尔路胡适家中，胡适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

我毅然（但终不免带几分羞涩）的说：“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先生也告诉过你，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于是我说了沈先生的事。他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报告点给我。他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及至我把我态度表明了，他才知道我并不爱他。这下子他不再叨叨了……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可是我说这样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他说他也愿意为我写信去劝劝他。临行时，他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的已和一位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4]

九日，沈从文给回苏州的张兆和写了一封短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的称呼我‘兆和小姐’”
[5] ，表示“我尊重你的‘顽固’”（18；84）；当日从王华莲处见到张兆和给他的信，又写一信：“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学做个快乐人的。”（18；86）

十日晚上，胡适写信给沈从文：“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胡适还不忘顺便叮嘱一句：“暑期校事，你已允许凌先生，不要使他太为难，最好能把这六星期教完了。”
[6] 沈从文教的暑期课程，是中国新诗，七、八月授课的过程中，他编写出新诗讲义初稿。

约在十二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最后”一封长信。

历经此事，从开始到现在，张兆和的态度一直很坚定，表现出来是如终如一的“顽固”；但是，她的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未必就没有些微的变化，很可能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去觉察而已；“顽固”到“最后”，她也不能不对自己承认，毕竟还是有所触动。

张兆和写日记，耐人寻味的是，从七月初开始，日记中抄录了相关的全部信件，包括王华莲给她的一封、沈从文致王华莲一封、沈从文给她的三封、胡适致沈从文一封；这些信能够保存下来，也正是依赖她的日记。抄录信件之初，她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过些日子，自己看看，容我在事过后心平气和下看看自己的事究竟处置得对不”。
[7] 也即是说，她给自己预留了反省的可能性—而“顽固”，是不需要预留这种反省可能性的。

七月十四、十五两天的日记很长，记录了她复杂的感受、思考和困惑。“谁知啊，这最后的一封六纸长函，是如何的影响到我！……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
[8] 十五日的日记分节摘抄沈从文的信，信文和自己的感想、评论互相穿插，仿佛是两个人在持续地进行对话，如：“我给他的信上说：‘一个有伟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他却说：……”下面是沈从文的三段话。接着，张兆和又说：“读了这几节，这接信者不由衷心感到一种悲凉意味。她惊异到自己有如许的魔力，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田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无力量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软弱了！她现在也难过得要哭。”
[9] 最后，沈从文告诉她人生向上的道理，也被她珍重地抄下来，其中有这样的话：“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若果被爱的理由，不仅是一点青春动人的丰姿，却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与完美，依我打算，却不会因怕被更多人的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个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18；92—93）

十八日，张兆和写道：“这回，我在这件恋爱事件上窥得到一点我以前所未知道的人生。”—她二十岁，拒绝了一个人对她的苦苦追求，却从这件事上开启了对恋爱与人生的严肃思考：“胡先生说恋爱是人生中的一件事，说恋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妄人之言；我却以为恋爱虽非人生唯一的事，却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一件事，他能影响到人生其他的事，甚而至于整个人生，所以便有人说这是人生唯一的事。”
[10]

八月，沈从文辞去中公的教职。接下来，他要到哪里去？并不确定，只是确定要离开上海。

[1]
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生命流转，长河不尽》，张新颖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263页。

[2]
王华莲致张兆和，《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4页，8页。

[3]
张兆和日记，《从文家书》，11页。

[4]
张兆和日记，《从文家书》，16页。

[5]
张兆和日记，《从文家书》，18页。

[6]
胡适致沈从文，《从文家书》，22—23页。

[7]
张兆和日记，《从文家书》，3页。

[8]
张兆和日记，《从文家书》，24页。

[9]
张兆和日记，《从文家书》，29页，30页。

[10]
张兆和日记，《从文家书》，35页。

[第五章]　武汉、上海、南京、常德、北平：奔波

一、武汉大学

一九三〇年四月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之前拖延的筹备工作就此走上正轨。六月，杨振声到上海延揽教师，北京《现代评论》时期结识的这位朋友向沈从文发出了邀请，并于八月寄来了路费。沈从文从中公辞职后，一个去处，即是青岛，但学校能否按期开学，还是个问题，如果“开不成学”，“就不知道走什么路好了”（18；99）。所以同时也另做打算，给朋友写信打听：“若青岛十月无法开课，我或来北平住，不知有可以生活事业不？”（18；102）

胡适、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从陈西滢六月给胡适的信来看，这事颇为不易：“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系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
[1] 最终，陈西滢的努力还是促成了武大聘请沈从文；给的职称只是助教，由这一点来看，这个聘请当然有些勉强。

沈从文从上海动身，九月十六日到达武昌。而他未能前去报到的青岛大学，九月二十一日即告正式成立并开学。

九月十八日，沈从文致信胡适：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我到了三天，吃饭地方还不能解决，但时昭潭先生到得更久，还无办法，大教授因为一间最小的宿舍，还吵过架！……

……

到此借了些钱到手，舍妹方面已寄了点钱去，学费可缴一半，其余或等一会都可缴齐。……

我住处还得我每天用呼吸温暖它，使霉气去掉……

我在此一个礼拜三小时，教在中公一类的课……（18；104—105）

沈从文教的课，还是新文学和习作。武汉大学印行了他以新诗发展为内容的讲义《新文学研究》，铅印线装，前列“现代中国诗集目录”，然后编选分类引例为参考材料，后半部分是六篇文章，分别论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的诗。十一月初，他把这个讲义寄了一份给王际真：“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18；114）

同时来任教的还有孙大雨，来之前即与沈从文在上海相识，来后两人常常一起上小饭馆。孙大雨比沈从文少三岁，但留美归来，待遇自是不同。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里说：“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两级，是助教。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18；111）“大雨在此做他的诗，还快乐，因为他会快乐。我是不会快乐，所以永远是阴暗的、灰色的。”（18；116）

他“不会快乐”，因为还没有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对那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的无望的爱，让他“觉得生存没有味道”（18；111—112）；还因为，他在这里教书，有一种屈辱感；再说，比学校这个环境扩大一点点，更加可怕的现实就在他眼下发生：他一来就告诉胡适，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过一阵子又对王际真说：“这里每天杀年青人，十九岁，十七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18；115）—他离开湘西军队跑到北京，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就是要摆脱这种从小就常常经历的恐怖经验和恐怖环境吗？

沈从文教课的压力倒是不大，隔一天上一次课，空余的时间很多，做些什么事呢？大致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到图书馆看书，“看得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他还请教胡适，“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王国维的是看过的。”（18；107）

陈西滢（通伯）是文学院院长，“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作，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18；118）自己也写写字，随手画画，这个长久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也没有废掉，现在仍旧。

还有一件说了好多年要做的事，终于做了起来。十一月五日致王际真信：“我这几日来从大雨、时昭潭学英文，会读‘一个桌灯’或‘我不是大头’这类话了。”（18；111）—挺难想象的。

再就是为一些年青的文学朋友，看稿、寄稿、卖稿，“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我有时一切也厌倦了，但有时，是又因为想到有许多人在另一个地方，也是那么寂寞，那么孤单，且因为要使这些人活得有气概一点，来为他们工作一下的。”（18；115）

更可注意的是，即使心情处在糟糕的状态，眼见的现实烂污恐怖，沈从文还是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隐蔽的合乎他心性的亮点，看到他想看到的情景，并把它们“挑选”出来，为之“发生兴味”：“这几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顿在那些脏极了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铜匠打水壶，细细的膊子，圆圆的眼珠，望到那些人，总使我忧愁。还有每天可见到的小剃头匠，担了小担子满街走，敲打小锣，常常按了一个大而圆的头颅，用刀沙沙的刮头。太阳照到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温暖，我就爱这些活人，欢喜他们，理解他们。”（18；116）—这样的眼光、兴味、情感，将越来越清晰地在他的文学中凸显出来。

十二月底，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离开待了三个半月的武汉大学，回到上海过寒假，与孙大雨暂住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

[1]
陈西滢致胡适信，此信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5册，85—87页。

二、作家论

一九三〇年，沈从文出版了《旅店及其他》（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一个天才的通信》（小说，上海光华书局）、《沈从文甲集》（小说集，上海神州国光社）、《旧梦》（长篇小说，上海商务印书馆）。

顺便提及，《旅店及其他》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文艺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约请徐志摩主编，徐志摩太忙，就由沈从文担任了事实上的主编。丛书从一九三〇年一月开始印行，共收入丁玲、胡也频、郭子雄、谢冰季、王实味、蹇先艾、冷西、胡山源、徐志摩等人作品十四种，还收有翻译作品十七种。

沈从文这一年发表作品三十余篇，前面曾经说到《萧萧》、《丈夫》这样的短篇代表作；此外，还尤其应该关注到另一种形式的文字：文学批评。这类文字的产生，直接关联于他大学教师的新身份，关联于他在中公和武大讲授新诗和现代小说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因而大部分即脱胎于他的讲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由这些文字—《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焦菊隐的诗》、《论冯文炳》、《论郭沫若》、《论落华生》、《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等系列作家论，以及《我们怎样去读新诗》、《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等文章—想象沈从文的课堂。

不妨从不同的角度，抽出三篇来看：

先看《论闻一多的〈死水〉》，因为闻一多很重视这一篇评论。沈从文说，闻一多的作品有“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那种“理知的静观”、“那种安详同世故处，是常常恼怒到年青人的。”因为这样的作品不符合通常对“诗”的想象和期待，不是“合乎一九二〇年来中国读者的心情的诗歌”。由此，沈从文指出，朱湘的《草莽集》和闻一多的《死水》，“两本诗皆稍稍离开了那时代所定下的条件，以另一态度出现，皆以非常寂寞的样子产生，存在。”特别是《死水》，“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因技术的“完全”，所表现虽然是平常生活的一面，“然而给读者印象却极陌生了。使诗在纯艺术上提高，所有组织常常成为奢侈的努力，与读者平常鉴赏能力远离，这样的诗除《死水》外，还有孙大雨的诗歌。”（16；109—114）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给朋友朱湘、饶孟侃写信说，沈从文“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兴奋”，“他所说的我的短处都说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长处，也不是胡说。”
[1]

第二篇看《论冯文炳》，因为沈从文在文章里谈到了自己。文章先谈周作人的文体风格和趣味，由此进入对冯文炳（废名）的论述，简洁而清晰地勾勒出文学史的脉络。沈从文对冯文炳有感同身受的赞赏，但又有非常的不同。他这样说：

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然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如把作品的一部并列，略举如下的篇章作例：

《桃园》（单行本）《竹林故事》《火神庙和尚》《河上柳》（单篇）

《雨后》（单行本）《夫妇》《会明》《龙朱》《我的教育》（单篇）

则冯文炳君所显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作者是诗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作者文章所表现的性格，与作者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点在此。《雨后》作者倾向不同。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的兴味与成就。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16；149—150）

第三篇，《论郭沫若》。即使仰仗“后视之明”，我们仍然无法确凿地判断，这篇尖锐的文学批评，与十八年后时代转折之际郭沫若对沈从文严厉的政治批判，之间是否有隐秘的关联，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不必强作联系，无妨存而不论；但应该指出，郭沫若对此文，不久即有回应。

沈从文说：从五四以来，郭沫若大量的翻译和创作，“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不过，“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东西。”这里的“创作”，主要指的是小说，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沈从文拿鲁迅来对比，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郭沫若“不会节制”文字，结果不免“多废话”；不注意“观察”，“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而“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

文章结束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16；153—160）

一九三二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做出如此的反应：“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2]

[1]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卷，253页。

[2]
郭沫若：《“创造十年”发端》，《创造社论》，黄人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21—122页。

三、胡也频死难前后

沈从文在上海迎来了一九三一年。新年的第一天，两个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一个是，父亲上年十一月病逝。沈宗嗣一九二九年底接受凤凰中医院院长任职，从沅陵回老家定居，安稳的日子才过了一年。

另一个是，“一个最好的朋友被枪毙了”—中共党员张采真在汉口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撇下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沈从文打算，“我若在此可以支持下去，就不回武昌，因小孩子把父亲死去，显得孤零，我不能不在上海蹲下了”。

而此时九妹患病住院，兄妹两人互相隐讳不好的消息，“见面时很惨”。（18；121）

一月五日，沈从文去看胡也频和丁玲，未遇；当晚，胡也频和丁玲回访，沈从文又恰好出去了。六日，沈从文再去吕班路万宜坊六十号，见到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分别时间不长，变化却不少：看得见的是，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蒋祖麟，两个月大；另一方面，看不见，但沈从文明显感觉得到，虽然不一定很清楚—用丁玲后来描述胡也频和自己的话来说，“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
[1]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五月，经潘汉年介绍，胡也频和丁玲加入左联；不久，胡也频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投身革命活动；十一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人相见后的第二天，胡也频和丁玲又来北京路沈从文住处谈话。离开时，沈从文给胡也频换上自己的一件厚绒长袍—胡也频被捕和牺牲时，就穿着这件绒袍。

一月十七日，丁玲记得，胡也频早晨告诉她，“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
[2] 沈从文晚上再去看，胡也频仍然未回。事实上，胡也频到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秘密会议时，已经被捕。

十八日，沈从文得到胡也频设法让人送来的便条，得知被捕的消息。下午，丁玲带着孩子转移到西门路西门里李达、王会悟夫妇家暂住。

二十日，沈从文去见胡适。胡适这天的日记写道：“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3] 胡适应沈从文的要求，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二十五日，沈从文带着胡适的信从上海赶到南京去见蔡元培，碰到他不在，留下一信，用的还是蔡元培担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的信笺：“孑民先生：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馀信面陈。”
[4] 蔡元培约见了沈从文，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托他设法。

郑振铎和陈望道介绍丁玲找邵力子，于是沈从文又陪着丁玲，第二次去南京。邵力子给张群写了信，蔡元培又给张群写信
[5] 。回到上海后，沈从文拿着信去见张群，却被告知，胡也频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人已经移送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了。

丁玲和沈从文到龙华去探监。“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看见他了……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
[6]

二月七日，左恭—丁玲和胡也频北京时期认识的熟人，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任职—从南京到上海，说陈立夫有可能帮忙过问胡也频案。八日，沈从文和丁玲搭早车到南京；九日，沈从文和左恭一起去见陈立夫，但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解决办法；当晚，丁玲、沈从文搭夜车，十日早晨回到上海。回来后，得到胡也频已经遇难的确切消息。

二月七日，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了二十四人，其中有五位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这五位作家，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沈从文兄妹租了一个住处，丁玲从李达家搬了过来。二月二十七日，沈从文致信王际真，告诉他朋友已死去：

……现在我同到那个孤儿母子住在一处，不久或者送这个三月的孩子回到家乡去。

志摩走过北京去了，大雨回了汉口，这里熟人便少起来，我成天不出门，坐在一间三角形的楼顶，下面是饭馆，到了午时就跑下去同大胡子白俄并排坐席，吃菜牛肉汤同烩香肠。小孩母子住隔房，听听哭喊声音，便好像是坐在地狱边界上，因为那母亲（丁玲），若果那一天同丈夫在一块走，一定也就死去了。如今母亲幸而不死，成天就抱了小孩换尿片调奶粉，将来说不定还会在一种坏天气下捉去置之于死。际真，你是同中国离得太久了，你一点不明白当美国或欧洲法律到保护牲畜，鸡鸭倒提也算犯罪时节，中国人在何等情形中即可被杀！（18；132）

三月下旬，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离开上海，乘船四天到汉口，由汉口搭小火轮，又走了五天，到达湖南常德。丁玲谎称胡也频将去苏联，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三天后，沈从文和丁玲离开常德，到长沙乘火车赴武昌，“因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两天，在汉口江海关前面，看了一回采真临刑的地点，又过江到叔华夫妇住处去，同他们在后湖坐了三点钟的小船，买了些活鲫鱼，照了几张相片，还在他们家中吃了一次饭。”（13；197）

返回上海已经是四月十日，早就过了武汉大学上课的日期，本来在那里也很不愉快，沈从文就此放弃了这个教职。

[1]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70页。

[2]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73页。

[3]
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29页。

[4]
此信存上海华山路蔡元培故居陈列馆，陈列说明有误，误作沈从文为营救“丁玲”致蔡元培的信。糜华菱《一死一生见交情》一文抄录了这封信，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9月8日。

[5]
蔡元培1931年2月20日致胡适：“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此信附录于胡适2月24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62页。

[6]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75页。

四、“向虚空里伸手，攫着的是风”

在上海住下不动，还是到北平去，沈从文很是犹疑不定，已于二月应胡适之邀去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授的徐志摩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13；198—199）

五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到了北平，借住在燕京大学达园教职员宿舍，与圆明园一墙之隔，地方清净；他的生活，因为熟人和新交，一时倒活泛起来。

“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沈从文向王际真描述道，“诗哲在此，陈通伯夫妇在此，梁思成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诗哲是指徐志摩，他介绍沈从文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式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自然很愉快，“近来林徽音为我画了一幅《神巫之爱》的插图，已制版去了。”这封写于六月二十九日的信还说，“明天有一个男子同一个女子结束了一生，是叶公超同一个姓袁的女子结了婚。”“我的宝画同一朵从冰心女士家里摘来的花附来玩玩。”可是，这种愉快不足以消除内心的焦虑，“心里尽想：什么才是我的路？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路。”（18；143—145）

写这封信前十天，六月十九日，徐志摩到达园来看沈从文，之后去西山，探访在那里养病的林徽因，路上落雨，雨后彩虹显现。似乎是特别受到虹的触动，沈从文提笔给冒雨上山的诗人写信：“今天真美，因为那么好天气，是我平生少见的，雨后的虹同雨后的雷还不出奇，最值得玩味的，还是一个人坐在洋车上颠颠簸簸，头上淋着雨，心中想着‘诗’。你从前做的诗不行了，因为你今天的生活是一首超越一切的好诗。”“我算到天上虹还剩一只脚时，你已爬上山顶了。”他说，“今天倒是顶快乐的日子，因为从没有能安安静静坐到玩四个钟头的。”可是晚上的蜡烛烧死了趋光的小虫子，这又让他难受起来，因为“人也有这种就光的兴味”，他忍不住写道：“让我提起个你已经忘掉的事，就是我去武昌前到你家里那次谈到哭脸的事，现在还是不行，到武昌，到上海，到北京，再到青岛，我没有办法把那一枝蜡烛的影子去掉的。我是不是应当烧枯，还是可以用什么观念保护到自己？这件事我要学习，一只小虫飞到火上去，你懂那情形很可怜的，虽说想象中的烛不能使翅膀烧焦，想象中的热情也不能把我绊倒。”（11；101—102）

当然，他说的是对张兆和的无法割舍。

这一天，他又给初到北京时期的朋友、此时身在美国的诗人刘廷蔚写了一封长信：“今天是我生平看到最美一次的天气，在落雨以后的×园，我望到不可形容的虹，望到不可形容的云，望到雨后的小小柳树，望到雨点。……天上各处是燕子。……虹边还在响雷，耳里听到雷声，我在一条松树排道上走了好久。我想起许多朋友，许多故事，仿佛三十年人事都在一刻儿到眼前清清楚楚的重现出来。”他回顾不安定的经历，所得为空，“我的两手是空的”；他跟写《山花集》的诗人朋友说：“读我另一个信吧。我要预备告给你，那是我向虚空里伸手，攫着的是风的一个故事。”（11；96，99）

给刘廷蔚、徐志摩的信以《废邮存底（二）》、《废邮存底（三）》为题，发表于七月十五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七号。《废邮存底（一）》发表于六月三十日《文艺月刊》第二卷第五、六号，“读我另一个信吧”指的就是这一封，也是六月在达园写的，写给张兆和，发表时隐去了名字：

你们想一定很快要放假了。我要玖到××来看看你，我说，“玖，你去为我看看××，等于我自己见到了她。去时高兴一点，因为哥哥是以见到××为幸福的。”不知道玖来过没有？

……

我给你那本书，《××》同《丈夫》都是我自己欢喜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个最好的记忆，因为那时我正在吴淞，因爱你到要发狂的情形下，一面给你写信，一面却在苦恼中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照例是这样子，做得出很傻的事，也写得出很多的文章，一面胡涂处到使别人生气，一面清明处，却似乎比平时更适宜于作我自己的事。××，这时我来同你说这个，是当一个故事说到的，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难受。……这些随了岁月而消失的东西，都不能再在同样情形下再现了的，所以说，现在只有那一篇文章，代替我保留到一些生活的意义。这文章得到许多好评，我反而十分难过，任什么人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原因，写出一篇这样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出现。

……

……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

……“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里，转成一个“大人”。××，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意做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
[1]

六月下旬，丁玲从上海给沈从文写信，说她正在筹划一个刊物，希望沈从文帮忙写稿、拉稿，并特别提到沈从文相熟的几位女作家—冰心、凌叔华、袁昌英、陈衡哲、淦女士等—请他约稿。丁玲主编的是《北斗》杂志，左联机关刊物，但不想暴露是左联办的，“这一时期我是属冯雪峰领导的。《北斗》的编辑方针，也是他跟我谈的，尽量地要把《北斗》办得像是个中立的刊物。因为你一红，马上就会被国民党查封。如左联的《萌芽》等好几个刊物，都封了。于是我就去找沈从文……”
[2] 沈从文自然不会太清楚这个背景。《北斗》九月创刊，第一期即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的诗和陈衡哲的小品文，一望而知是沈从文组来的。沈从文自己还写了短篇小说《黔小景》，十一月发表在第三期。不过，既然是左联的刊物，出过几期后，“色彩”还是掩饰不住，到第二年，一共出版八期，即遭查封。

七月，辅仁大学英文系学生萧乾，通过杨振声的介绍，在东安市场东亚酒楼采访了沈从文，写成访问记《今日中国一个伟大的幽默讽刺作家》。萧乾当时正与一个年轻的美国朋友安澜合作办英文周刊《中国简报》，他约请沈从文为《中国简报》写一篇胡也频传记的中文稿，《记胡也频》由此而产生。但《中国简报》只出了八期，即因亏本在七月底停刊；九月初沈从文完成传记稿，寄往上海《时报》，十月起以《诗人和小说家》为题开始连载，连载了十一次后改回为作者原题《记胡也频》，共载三十四次，十一月载完。

[1]
为了清楚，这里的引文据《从文家书》，36—42页。此信是以《废邮存底》为题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从文家书》和《沈从文全集》均以《由达园致张兆和》为篇名收入，但正文略有差别，引文出现中的“玖”（九妹）、“《丈夫》”、“北平”，《沈从文全集》依据初刊，以×、《××》、××代替，见第11卷，89—95页。

[2]
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270页。

[第六章]　青岛：“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

一、变化

一九三一年八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九月七日开学，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九妹岳萌相随到青岛读书。

一年前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校长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闻一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文学院设中文系、外文系、教育学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兼学校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中还有专攻戏剧的赵太侔，一年后任教务长。沈从文来的这个学年，文学院同时新聘的讲师有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费鉴照。

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时明显不同，沈从文的状态要放松、从容得多。同事间宽和、亲切，常在一起聚饮，沈从文来之前，戏称的“酒中八仙”—杨、闻、梁、赵之外，还有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再加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就已经豪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沈从文既不喝酒，也不划拳，但这样的人事氛围至少不让他感到压抑；况且，有几位“新文学”的朋友—一九三二年春，闻一多又请来二十一岁的诗人陈梦家担任助教—在大学里同处，也不必再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而低人一头。

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环境的特殊敏感，青岛的海天水云，在沈从文的感受中，就不仅仅是宜人的风景，更是滋养生命的阔大空间。自从离开湘西，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自然的“教育”了。似乎是，青岛让他又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系：多年后他在《水云》里回忆说，“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体会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脏跳跃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狂想的音乐。”（12；93）

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写信给徐志摩，说方令孺离开青岛大学到北平，希望能援手为她介绍工作；又说，“你怎么告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两个月前，新月书店出版了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选收了沈从文七首诗：《颂》、《对话》、《我喜欢你》、《悔》、《无题》、《梦》、《薄暮》。还说，“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特别说，“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徐志摩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月，离五十岁大寿还早着呢。最后说到自己的写作，“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预备按照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18；148—150）

十九日致王际真，“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18；151）这项研究，应该与创作苗公苗婆的故事密切相关。

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在济南遇难。沈从文连忙搭夜行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齐鲁大学见朱经农校长，接着匆匆赶到津浦车站，与北平来的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会合，找到料理丧事的陈先生，又遇南京来的郭有守，大家一同往城里偏街停柩的一个小庙，瞻看遗容。徐志摩十九日乘邮政航班从南京飞往北平，到济南附近遇大雾，飞机触撞开山焚毁。躺在小庙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经换上一套寿衣，瓜皮小帽，绸袍马褂，“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12；263）格外突兀，让人很难接受。下午张嘉铸和徐志摩的长子从上海赶到，晚上棺柩抬上火车南行。当夜十点沈从文坐上回青岛的火车。

二十三日早晨，沈从文一到青岛即写信给王际真，“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12；262）二十四日，写信给胡适，谈纪念和追悼的事。

十二月十二日，又致信胡适：“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18；157）

徐志摩不满三十五岁而意外死亡，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而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12；264）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写《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叙述赶赴济南料理后事的经过；一九八一年，写《友情》，从访美期间拜访阔别五十余年的王际真说起，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往吊遇难遗骸的不堪情形。其实，在当时悼亡的沉痛里，沈从文默默写了两首诗，《死了一个坦白的人》和《他》，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

一九三一这个年份，几乎是在用“死亡”来“教育”这个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人。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接下来，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似乎这些还不够，又加上徐志摩，“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12；199）经历了一连串沉重的变故，这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己可怜自己；脱掉了青年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坚强沉实的质地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

二、从“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比较优秀的一员”

一九三一年，沈从文出版了《石子船》（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沈从文子集》（小说集，上海新月书店）、《龙朱》（小说集，上海晓星书店）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小说，上海大东书局）。

单行本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是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新文学丛书”中的一种，丛书由徐志摩担任主编，他二月到北大任教后，具体审稿的工作就由沈从文负责，类似于他们此前合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新文艺丛书”；“新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陈白尘、彭家煌等人的创作十三种，还有翻译作品五种。徐志摩在他的英诗课堂上认识了卞之琳，他把这个英文系二年级学生写的二十几首诗带到上海，沈从文见后很欣赏，两人主动为作者编成一本《群鸦集》，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群鸦集〉附记》发表于五月创刊的《创作月刊》，诗集本打算由新月书店出版，因徐志摩遇难而未能问世。

沈从文这一年发表各类作品四十余篇，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废邮存底》开场，这一系列书信体的文章，始以一封公开的情书，以后却将转成以谈论创作为中心的文字交流，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八年；

二、文学批评继以新诗论《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扬鞭集〉》等，除此之外，更有长篇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以近两万字的篇幅，叙论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发展和变化，涉及作家作品数量广泛，评述真率扼要，以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梳理出一份个人见解鲜明的新文学小说创作简史；

三、小说写作并发表的数量不多，只有《虎雏》、《三三》、《黔小景》等几篇，但都非浮泛之作，可视为成熟时期代表性的短篇；尤其《三三》，以后受到很多人喜爱。《三三》是八月五日到九月十七日断续写成的，沈从文后来在自存样书的这一篇文后，记下这样的话：“在青岛山东大学时为学生示范叙平凡事而写，与《八骏图》相对照，见两种格式。”接下来的一句，更能见出这个短篇在沈从文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刘西渭以为《边城》系放大此事而成，意见对。”（14；452）

沈从文对于自己的创作，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目前所处的状态，心里有清楚的认识。在一九五〇年写的《总结·传记部分》中，他有这样一个定位：“由民十六到廿六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短篇小说的收成期。……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27；85—86）这样的判断，并非是到写这份传记时候才产生的，应该是当时就有的自觉和自信。

事实上，当时的文坛确实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只是关注的眼光各有不同。关注的一种形式，即是对他的批评——

一九三一年三月，《文学生活》创刊号上发表侍桁的《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开篇即说：“一个享受着较大的声誉，在某一部分领有着多数的读者，其实是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是沈从文先生。”结论是：“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

五月，《浊流》第三期刊出吕慈的《论沈从文》，说作者取材“可爱的乡村”，“都是和平的称颂，赞美得使人有几分疑心这不是中国，混战下的中国的领土。”文章质问，“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呢？”由此而“使我有一个不敬的猜疑，沈从文先生阶级性的估定，是梁实秋教授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

十月二十六日，《文艺新闻》“新儒林茶话”栏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生活经验允许他？好一多产的作家》，对徐志摩向史沫特莱介绍沈从文是中国“最多产的作家”讽刺挖苦，连沈从文的“生活经验”也变得可疑。

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钱杏邨发表长文《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对左联以外的重要作家，普遍予以严厉的批评，其中自然也包括沈从文帮助丁玲为《北斗》拉稿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被点名的有：徐志摩、陈梦家、冰心、胡适、巴金、老舍、茅盾、周作人等；“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这样的批评，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沈从文还会不断遭遇；以后，他也会在不同的情形下，以一己坚持的方式来回应。只是现在，他预料不到有些问题和质疑将反复出现，纠缠不去，他要在将来经历得更多，才能深刻地意识到，要摆脱它们是多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三、《从文自传》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地处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就遭到日军猛烈轰炸而全毁，沈从文在商务待印的三本小说集书稿一并成灰。

寒假期间，沈从文到北平，住在胡适家里，与胡适长谈，听他说起共同的友人种种。返回青岛后他给胡适寄了一本新出的小说集《虎雏》，“去年就只写这样一本东西……今年当可重新振作一下。”（18；161）

不仅仅是因为振作，更因为创作到这一阶段达到了异常活跃、畅顺的状态，一篇又一篇小说纷至沓来：中篇《泥涂》、《凤子》、《懦夫》，短篇《贤贤》、《静》、《厨子》、《俛之先生传》、《战争到某市以后》、《晚晴》、《春》、《都市一妇人》、《若墨医生》、《黑暗充满了空间的某夜》、《节日》，以及取材佛经故事而重新处理的《月下小景》集中的若干篇。

此外，发表《论徐志摩的诗》；编选《现代诗杰作选》，由上海青年书店出版；与林庚、高植、程一戎合编《小说月刊》，十月创刊，杭州苍山书店发行，出至第四期停刊；出版的作品有：《虎雏》（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记胡也频》（传记，大光书局）、《泥涂》（小说，北平星云堂书店）、《都市一妇人》（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

北平出版的《北京政闻报》周刊六、七月连续刊登了沈从文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所写五篇小说的法语译文，并由北京政闻报出版社当年结集出版，书名为《沈从文小说选》（Choix de nouvelles de Chen Tsong-wen），译者是Tchang Tien-ya。这是沈从文作品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对沈从文的批评，出现了长篇的分析文章，不同于以前简捷判断的短论，贺玉波以沈从文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一年间出版的八种书为对象，作三万字的长文《沈从文的作品评判》，分上、下两篇，收入光华书局一九三二年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二卷。作者费时费力地从具体作品展开讨论，得出的结论却与不耐烦的短评相差无几：“总之，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如果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末，就赠给‘一个趣味文学作家’的头衔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
[1]

这一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暑假期间，沈从文用三个星期写出的《从文自传》。写自传的直接原因，是上海的邵洵美打算新开一个出版社，预先策划了一套自传丛书。沈从文一气呵成，但自传丛书两年后才印行了第一辑四种：《庐隐自传》、《从文自传》、《资平自传》、《巴金自传》。

《从文自传》开篇说，“拿起我这枝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这些“日子”、“人物”、“声音”、“气味”，综合而成“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13；243），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湘西及其周围边地，也就是说，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自传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凤凰，从有记忆起写起，到高小毕业，主要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重点却不是读书，而是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可称作“顽童自传”；就读社会这本大书这一条主线索而言，后一部分与前面的叙述一脉相承，自传主人公从小小山城进入更大也更加严酷的社会，十五岁开始当小兵，随部队辗转湘西、黔北、川东，在各种各样的见闻和遭遇中成长，逐渐产生出自我的意识，产生出虽然模糊却坚定的追求，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传记至此戛然而止。

应朋友的邀约而写成的这一本自传，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历程来看，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产生，并非只出于偶然。

一九八〇年，沈从文为自传写了一篇《附记》，说：“当时年龄刚过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13；366）

这里所强调的青岛的自然环境并非可有可无，它不只是外在的“环境”，还是浸润到生命内部进行“教育”和“启发”的存在，如同湘西的大小河流曾经担任过的角色，如今由海来替换，来继续，来扩充。沈从文住在福山路拐角的一幢小楼里，这里同时住有学校的多位同事，从窗口即可望见大海和天云。此地不是他的故乡，却奇妙地把他和故乡的联系，从感官到全个身心，唤醒到清晰、明朗的程度，也从容地反映到文学里来。举例来说，在《从文自传》之前几个月完成的《凤子》，单从结构方式上就透露出这样联系的信息：这个中篇前一半写的是青岛，一个年青人寄居到这个海滨城市，结识了一个隐者朋友；后半部分写的是镇筸，这个年青人的家乡，那个隐者朋友二十年前曾经去镇筸乡间的矿场，留下难以忘怀的经历。而《从文自传》第一篇“我所生长的地方”，大部分文字直接从《凤子》的第五章挪用，这一章正处于《凤子》的场景从青岛转向镇筸的中间位置。可以说，《凤子》接通了跟故乡自由无碍的联系，这种联系充分意识化之后，才可能进一步产生自传。

写自传是回忆过去，是为了重温和整理以往的经验和历程而投诸写作行为。一般而言，这样的写作行为是面向过去的。沈从文三十岁的时候就写自传，是不是太早了？胡适是自传写作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的《四十自述》，一九三〇年三月在《新月》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了第一章，此后断断续续，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第四卷第四期，才刊登到第六章。胡适早就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确立了无可替代的位置，自传的意义无需强调；沈从文当然无法跟胡适比，他写自传，意义自然也不同，因而也就会产生这样的好奇：他个人内在的动因是什么？

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读者会强烈感受到，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

也许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硬朗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来源和历史造就了他现在的状态。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必得认识自己的“自”，那就需要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沿途追索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探求生命来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自觉意识的；过程的完成，是得其“自”。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而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

基本上可以说，沈从文在而立之年，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和确立了自己。在此之前，写作多年，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确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还不能说他已经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他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实验，也表明他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许多年之后，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
[2] 又说，“沈先生这本书实可称为一本‘美的教育’。我就是从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学到很多东西，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有用。”
[3]

从文学、从作家成长的角度来看，汪曾祺说得非常贴切；而且沈从文写这本书时自觉的意识里面，一个人是怎么成为作家的，确实可能是中心。可是今天，回看沈从文完整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另外，指出这一点并非多余：这部自传带有强烈的此时、此地写作的特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哪些地方详细、哪些地方粗略，都与这个阶段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关联密切；特别是，叙述的语调、风格，或隐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这个而立之年的自传作者有意识传达出来的。同一段经历，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来，感受会很不一样，或者说，感受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在晚年的自传《附记》里，沈从文就说，读这部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13；367，368）如果一般的读者产生“别具一格，离奇有趣”的感受，其实不能太怪读者，这部自传倘若不是产生于一九三二年，他写起来会不一样，读者的感受当然也就随之不同。

[1]
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沈从文研究资料》（上），252页。

[2]
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晚翠文谈新编》，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70页，171页。

[3]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晚翠文谈新编》，189页。

四、“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年暑假，沈从文还做了一件关键的事：去苏州看望刚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

七月末，他取道上海，短暂停留，偶然认识了巴金，两个性格不同的人一见如故。“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儿，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
[1] 巴金误记，这部卖出的稿子不会是一月已经出版的《虎雏》，应该是十一月出版的《都市一妇人》。

卖稿子的钱，又由巴金代为选购了一大包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带着这样的礼物，沈从文八月初到了苏州。

张允和清晰地记得，这个夏季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九如巷三号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要找张兆和。看门的老头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看门的叫来二小姐张允和，认出是沈从文，就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他这话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巍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张兆和回家吃午饭，二姐告诉她沈从文来看她，劝她去旅馆看沈从文。张兆和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二姐说：“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张兆和不得不同意。她问二姐：“怎样开口呢？”二姐教她：“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到了旅馆，站在门外，见到沈从文，便照二姐的吩咐，如小学生背书似的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2] 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叙述过同样的情景，并继续写道：“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像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3]

张兆和觉得沈从文的礼物太重，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和《猎人笔记》，或者是（还有）一套《契诃夫小说集》。
[4]

暑假过后，青岛大学已改名国立山东大学，此前杨振声呈请辞去校长职务获准，受教育部委托到北平主持《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工作；闻一多和陈梦家也已转往北平，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九月底，赵太侔被正式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

九月初，巴金应沈从文的邀请，来青岛住了一个星期。“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在青岛他把他那间屋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
[5]

一九三三年元旦这天，沈从文是在北平和朋友们度过的，杨振声邀宴，朱自清日记：“赴今甫招，座有沈从文君，又有梁思成君夫妇。”
[6] 但这个寒假最重要的，是沈从文又去了一次苏州，张兆和的心思暑假之后已然转变。

去之前，沈从文先写一封信，张兆和把信给二姐看，因为，“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张允和给沈从文拍发电报，只用了一个字“允”，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自己的名字。她得意地告诉三妹，不料张兆和却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她一个人悄悄坐人力车到电报局，递上自己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电文用白话，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
[7]

一九三三年初，沈从文同张兆和去看住在上海的张兆和父亲和继母，随即两人订婚；二月，张兆和随沈从文一起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做外文书刊编目。

过了好些日子，沈从文给胡适写信，报告此事：“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在这里生活倒很好，八月七月也许还得过北平，因为在这边学校教书，读书太少，我总觉得十分惭愧，恐怕对不起学生。只希望简简单单过一阵日子，好好的来读一些书。”（18；179）

四月初，北大英文系四年级的卞之琳趁春假游青岛，访晤沈从文。说起诗集出版的困难，沈从文拿出三十元，坚持交给卞之琳，嘱他自印诗集。卞之琳回北平后，即以此三十元印了三百本《三秋草》。

[1]
巴金：《怀念从文》，《生命流转，长河不尽》，3页。

[2]
张允和：《半个字的电报》，《最后的闺秀》，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6—58页。

[3]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67页。

[4]
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说三姐收下的是《父与子》和《猎人笔记》；沈虎雏在《沈从文别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的《再版序》中，说到父亲送母亲的礼物中有加尼特夫人英译《契诃夫小说集》，母亲后来把这套书送给了汝龙，汝龙翻译契诃夫用的是这套书。

[5]
巴金：《怀念从文》，《生命流转，长河不尽》，3页。

[6]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卷，183页。

[7]
张允和：《半个字的电报》，《最后的闺秀》，58页。

五、丁玲被捕之后

一九三二年暑假去苏州经过上海那次，沈从文曾和丁玲会面交谈，丁玲已于前一年十一月与冯达同居；一九三三年初在上海，沈从文带张兆和去见丁玲，没有遇到，就回了青岛。五月下旬，沈从文从几个朋友的来信得知，丁玲被捕。

丁玲是五月十四日在家中秘密被捕的，正在她家的中共江苏省委《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一同被捕，中统特务由冯达领来。第二天，丁玲被绑架到南京，与冯达一起囚居。丁玲后来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说，到南京后，“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信交给了负责案件的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当然，“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
[1]

沈从文闻讯后立即请胡适等有影响的人设法营救；五月二十三日，蔡元培、杨杏佛等三十八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司法部部长发出电报呼吁，沈从文名列其中；二十五日，沈从文撰《丁玲女士被捕》，公开抗议，六月四日发表于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刊。这期间，胡适致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吴回电声明：“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关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胡适在沈从文文章后加写附记，引述了电文，说：“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沈从文根本不相信电文所称，六月四日致信胡适：“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这一封急就的信，很清晰地表达了几个层面的意思：一、他判断，丁玲是“被上海政府或直接为南京党部辖制的特务机关诱绑，但因去年办《北斗》时，政府已有缉捕她的消息。（这是我见她时亲自同我说的。且有次差一分钟险已捉去。）如今捕去，恐怕为人知道，当然不敢承认为丁玲，恰如当年胡也频故事，政府明知其为丁玲，但因名姓稍大，难于处置，也就乐得将计就计，否认并未捕一丁玲。（即已秘密解决，仍然若无其事。）”二、由此论及，“恶例一开”，“一面是凡用笔对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一面是另一方面同样手段的报复，中国还成个中国不？”三、当此形势，文学的“真实价值弄得有些混乱”，左翼作家、右翼作家、平常读者，都身在混乱中，“这时节就正要几个明白人，同时说话也能使人相信的人，来重新为它下一点范围，且就民族环境来论，怎么样使文学也来帮助一下这个民族解决一个难题。（莫太重视它，以为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也莫太轻视它，就让它在一个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由生灭情形下，糟蹋年青人的精力。）这就仍然需要先生说几句话，也只有先生才说得到它的要点！”（18；180—182）

同日，沈从文又写《丁玲女士失踪》，发表于六月十二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六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登载消息称，丁玲已经被枪杀；差不多在此前后，沈从文收到上海友人的电报，告知丁玲已经遇害。在此情形下，沈从文创作短篇小说《三个女性》，借海滨日常生活中三个女性的交流，凸显远方“为一个远远的理想”而受难的“革命的女子”：“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是不死的。”（7；376）

为纪念丁玲，沈从文开始撰写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一边写一边寄天津《国闻周报》刊登。《国闻周报》从七月二十四日第十卷第二十九期起，连载至十二月十八日的第五十期，共二十一节。连载时文字遭大量删削。九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期发表了《〈记丁玲女士〉跋》。

一九三四年，赵家璧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以《记丁玲》为书名出精装本，全文后半部五万多字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禁止出版，因此《记丁玲》实际上只印行了连载的前半部分，即一到十节的文字，并且比连载时又有进一步删削。鲁迅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致赵家璧信，慨叹此书的遭遇：“《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
[2] 连载的后半部分，直到一九三九年才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续集》为书名出版，文字也比连载时删削更为严重。

《记丁玲女士》的写作始于青岛，八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到北平后继续写，完成时已经是十二月。

[1]
丁玲：《魍魉世界》，《丁玲全集》，第10卷，25页。

[2]
鲁迅：《致赵家璧》，《鲁迅全集》，第12卷，513页。

六、长远感情

沈从文在青岛的生活跨三个年份，实际时间两年，虽然不算长，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生命成熟到更上出一层；变化自然显现出来；而要清楚地描述，却不那么容易。沈从文自己，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会常常说到这一段生活——

一九三四年，《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首先自然是谈家乡的河流，接着还有另一种水：“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17；209—210）

一九四二年，《水云》，这篇著名的散文叙述“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第一部分即为青岛海边的孤独沉思，自我分成两个对立的人格，展开对话和辩驳。在“创造”作者的诸种因素中，青岛的生活显然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一九四九年，自杀之前写自传留给后世，其中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叙述生命内部的发展，说道：“民二十过了青岛，大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炼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也正是在“起始认识了自己”的意义上，才可能诞生出这样一部《从文自传》；“生命在成熟中，为自然景物、书本知识，以及一种幸福预期友情与爱情中培育，单一而沉默的逐渐成熟。十七岁以前，过去受伤的心、受伤的灵魂，一面为新的环境及在发展中的一切而小小平复，一面那个‘让我回去，让我回去……’的召呼，便依然若来自远处，又如来自近身。《边城》于是也在酝酿成熟中。”（27；26—27）

一九六一年夏天，沈从文到青岛休养，写《青岛游记》，说自己看了三年海，“它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好像十分抽象却又极其现实，即或不能说是根本思想，至少是长远感情”，与个人此后生命的发展，既“特殊密切”、“又相当疏远”。“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27；534）

作为一整段的青岛生活，被反复回味和叙说，其中必然包含具体的人事和情境，有平常的日子，也有特殊的时刻和瞬间。举两个特殊的例子。

一九六二年初夏，沈从文又到青岛小住，回忆当年在此任教时，杨振声组织游崂山，山中勾留六七天，其间于几个地方，“均仿佛若有所遇，神光离合，不类人间，仍复属于人间。”（15；303）因此作旧体长诗《白玉兰花引》。此诗有多种修改稿，其中一稿曾在一九七五年题写于黄永玉画的木兰花长卷，诗中提及杨振声、闻一多、赵太侔等人，还有话剧女明星俞珊，但核心人物—即“所遇”—却是一个绝尘超凡的神秘女性，她的出现亦真亦幻：

白云簇簇海上来，

双鹿云车瞬息过。

中有仙子拟天人，

大石磐磐幸同坐。

白鹄宛转延素颈，

绿发茸茸草梳裹。

秀眉明巧盼睐，

翠羽珠珰故消堕。

来不言兮去不辞，

微笑低鬟心印可。（15；296）

沈从文自知全诗“文字迷蒙，势难索解”（15；303），所以不同手稿后写有不同跋语，其中一篇跋语说得清晰一些：“事出偶然，与一新由国外某天主教大学回国外文女教师某”三次相遇，“第一回去上清宫，即三百年前蒲留仙《聊斋志异》提到的庙里偏院古玉兰大花树边，……各在大玉兰花下一侧默默看花约一小时之久。虽在迎新会上由校长照例介绍过一次，我照习惯总充满一种羞怯心情，从不主动向人招呼攀谈。印象中却对此修女式的沉静女人充满好感……”第二次，三四天后到达山中深处“棋盘石”，“我独自爬到庙前不远那块大及丈许活动不定的石上去，欣赏对面烟云变幻金碧明灭黄昏前崂顶主峰奇景。觉得一道幽香扑鼻，才发现二三丈岩石山正有一簇四朵百合花开放。找山路下去把花采回时，却有两个女人已到棋盘石。内中之一相熟的某女名演员，却把花夺去给了那个修女式的女教师，我却因之在另外一种不易形容中跑了。”接下来，在白云洞“三步紧”悬崖上，“不巧又第三次和这修女式教师相遇，同看云海……”（15；305）

沈从文的诗庶几现代版的《洛神赋》，他亦有此自觉，明言追慕两部文学作品的作者：

曹植仿佛若有遇，

千载因之赋洛神。

梦里红楼情倍深，

林薛犹近血缘亲。（15；298—299）

沈从文有意识地表现“幻异抒情特征”，“把‘叙事写实和幻想抒情相混和’，写一首别人看来近于‘天书’不可解，我自己读来却每一句每一字都具有十分明确的含义，代表生命过程中思想情绪生活经验的符号的篇章”（24；318）；又，“因隐约其辞，……惟留此稿以待解人。”（15；300）

新近有研究者考证，这位惊鸿一现的女性是周铭洗，曾于一九三二年下学期到一九三三年上学期担任山东大学外文系讲师。
[1]

另一个例子，或可称为文学史上的时刻，至少，它是沈从文个人创作历程中一个意蕴丰富的触发点：

一九三三春天，沈从文和张兆和去崂山玩，走北九水，“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27；26）

[1]
详见刘媛《〈白玉兰花引〉背后的“偶然”与本事》，待刊。周铭洗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父亲周大烈育有七女，她最幼；她的六姐周俟松是许地山夫人。周铭洗先后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天主教教会学校圣德助撒大学，1931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担任讲师。1933年7月起，长期任职于青岛圣功女中。1949年远渡美国，从事教育工作，1996年去世。

[第七章]　北平：“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

一、结婚

一九三三年八月初，沈从文与张兆和同到北平，暂时寄住西城西斜街五十五号甲杨振声家，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场所也在这里。“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一张当票，即刻交给杨先生。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杨先生于是预支了五十元薪水给沈二哥。后来杨先生告诉我这件事，并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1]

很快，沈从文就租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二十八号，与张兆和筹备起婚礼来。

八月二十四日，他给大哥寄去喜帖，报告近况：

我因为初初搬家，处置一切，极其忙碌。我们两人到今天还不曾缝一新衣，必等其大姐来安排。结婚以后兆和每日可过北大上课，我则每日当过杨家编书，这编书工作，报酬每月虽只一百五十元，较之此时去作任何事收入皆少，但所编之书，将来版权则为私有，将来收入，必有可观。并且每日工作，时间不多，欲作文章，尚有余暇，故较之在青岛尚好。近来此后天津大公报即邀弟为编副刊，因条件不合，尚未谈妥。若将来弄得成功，人必忙些，也更有趣些。近年来也真稀奇，只想作事，成天作事也从不厌倦，每天饮食极多，人极精神，无事不作，同时也无一事缺少兴味，真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耶？

兆和人极好，待人接物使朋友得良好印象，又能读书，又知俭朴，故我觉得非常幸福。她的妹妹同九九极好，那妹妹也很美很聪明，来北平将入一大学念书。（18；184）

九月九日，婚礼在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三姐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沈二哥穿件蓝毛葛的夹袍，是大姐在上海为他们缝制的。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朋友。”
[2] 也许是因为不怎么讲究仪式，张充和的记忆里“没有主婚人、证婚人”，其实是由张兆和三叔张禹龄证婚，由胡适主婚。周作人写了副喜联：“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
[3] 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从厦门、大姐夫田真逸从张家口赶来，张兆和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参加了婚礼。

新居“小院落，有一枣一槐。正屋三间，有一厢，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兼客厅”，“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四壁空空，不像后来到处塞满书籍与瓷器漆器，也无一般新婚气象。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气氛，是梁思成、林徽因送的。”
[4]

婚后“家中空气极好，”沈从文十月初向大哥描述道，“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18；191）几年前他就开始说自己“老了”，现在竟如十三四岁之少年，唉声叹气的习惯一变而为“连唱带做”，幸福的强烈程度及其对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十一月中旬，沈从文又向大哥谈及家庭的日常生活：

这里一切皆好，有时三个人一同过北海图书馆去，我在小房子，他们在大房子，看书到十二点时，又一同回家。且来回皆走路，不以为累。有时则我过杨家编书，他们在家看书，总而言之则是无日不看书，一时虽仿佛无多大成绩可言，久些则大有进步了。

我们已不玩，来此三月还只陪人看电影两次，过公园两次，惟每礼拜家中来客必多，大大见及，必又摇头不止。我们有小书房一，还希望有一常客住下！朋友巴金，住到这里便有了一个多月，还不放他走的。他人也很好，性格极可爱。兆和的大弟则礼拜天常从清华来城住下，她四妹则每礼拜从东城过这边来，故纵无外客，一到礼拜天也极热闹了。我作事虽每日有一定时间，但不麻烦，一切皆作得极顺手，你来看看一定说太忙了些，但其实也不太忙，不过把玩的时间也加在读书上面去，不能再胡闹罢了。（18；194—195）

巴金从上海来，“我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沈从文把他安顿在书房，他在这里创作《雷》等短篇和中篇《电》的前半部分；沈从文自己则常常在院中小方桌上，交替写《边城》和《记丁玲女士》。巴金在沈从文新婚后的生活氛围中，见证了他的工作：“根据我当时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周的《国闻周报》，这连载是受到欢迎、得到重视的，一方面人们敬爱丁玲，另一方面从文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作者用真挚的感情讲出读者心里的话。丁玲几个月前被捕，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者赵家璧委托我向从文组稿，他愿意出高价得到这部‘好书’，希望我帮忙，不让别人把稿子拿走。我办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势越来越恶化，赵家璧拿到全稿，已无法编入丛书排印，过一两年他花几百元买下一位图书审查委员的书稿，算是行贿，《记丁玲》才有机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见到天日。”巴金记得，“写到结尾他有些紧张，他不愿辜负读者的期待，又关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写作通宵。他爱他的老友，他不仅为她呼吁，同时也在为她的自由奔走。也许这呼吁、这奔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他尽了全力。”
[5]

巴金在沈从文家住了两三个月，直到靳以筹办《文学季刊》即将创刊，巴金加入编辑工作，他才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杂志社租的房子，和靳以同住，第二年七月回上海。

[1]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68—269页。

[2]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69页。

[3]
周作人1933年9月8日日记：“上午写联云试游新奇境相随阿丽思因明日沈从文君结婚也”；但在1933年11月《艺风》月刊第11期《沈从文君结婚联》补白短文里所记喜联，有修改：“……想到沈君曾写一部《爱丽思漫游中国记》，遂以打油体作二句云：‘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见宫立《周作人集外小文一则》，《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4]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69页。

[5]
巴金：《怀念从文》，《生命流转，长河不尽》，4—5页。

二、《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与海派

九月二十三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持，编委除了他们二人外，还有朱自清、林徽因、邓以蛰、周作人。事实上，沈从文一个人承担了主编的绝大部分具体工作，约稿、看稿、自己写稿，编好之后寄往天津排印，每周出两期。对这个事业他有期望，也有信心，跟大哥说，“将来希望殊大，若能支持一年，此刊物或将大影响北方文学空气，亦意中事也。”（18；187）

这个时候，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钱玄同打算“请沈从文教西洋文学或新文学，托劭函询郑西谛”—劭，即劭西，黎锦熙；郑西谛即郑振铎；十月二十六日，“晚访启明，知沈不肯来教，彼上星期日（廿二）《大公报》文艺刊同人雅于北海已知之；且知郑、杨（振声）诸公均代劝驾，而此公甚腼腆，不愿教也。”周作人“言愿再代劝”；三天后，“得启明寄来沈从文及代我劝驾之杨振声信，知沈氏决不肯就，此事尚须费心也。”
[1] 钱玄同颇费周折请“诸公劝驾”，而沈从文不为所动，可以想见这个时期他是真不想教书了。

他的热情已经投入《大公报·文艺副刊》，事情确实也够他忙的。实际上这个副刊持续的时间，产生的影响，都大大超过了初始的预期。两年之后，一九三五年八月底，刊行了一百六十六期；九月，《小公园》副刊合并进《文艺副刊》，为区别，新副刊改名为《文艺》，每周出四期，星期一、三、五由萧乾主编，沈从文主持星期天特刊；一九三六年四月，沈从文退出编辑工作，由萧乾一人主编《文艺》副刊。萧乾时期的《文艺》，延续《文艺副刊》确立的办刊取向和作者构成，变化自然也有，基本的面貌和特征还是非常明显地一脉相承。

《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其接力的《文艺》，被视为“京派文学群开展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存在得最久，历时最长，并且最富有连续性的京派文学阵地”。
[2] 副刊的作者，从五四一代的名家，沈从文同代的主力，到崭露头角的新生代，汇聚成异常活跃和丰富的文学力量。

沈家客人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达子营二十八号自然而然地成为不挂牌的《文艺副刊》“编辑部”，巴金有这样的印象：“我初来时从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学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为了写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经常有人来同他商谈。”
[3] 每隔个把月，沈从文还举办座谈会或聚餐会：

九月十日，婚礼的第二天，邀一些作家、学者共商创办《大公报·文艺副刊》事，周作人等与会；

十月二十二日，与杨振声以《文艺副刊》名义在北海漪澜堂设午宴，周作人、俞平伯、废名、余上沅、朱光潜、郑振铎等出席；

十一月二十六日，《文艺副刊》在丰泽园午餐聚会，出席的有周作人、杨振声、朱自清、李健吾、巴金、郑振铎、梁思成和林徽因等；

十二月十六日，《文艺副刊》在忠信堂晚餐聚会，出席的有周作人、杨振声、朱自清、郑振铎等。
[4]

上列活动参加者主要是编委和名家，这只是一类形式；沈从文更有意多邀青年作者叙谈，当年初到北京寻求出路的经历，使他深知困窘中的年轻人格外需要扶植。除了自己家里，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公园的仿膳、漪澜堂、五龙亭，是他和年轻人常在一起随意交流的地方。这一小群文学青年，无形中形成了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局面。

编副刊每月有一百元报酬，这笔钱差不多都花在和年轻作者聚谈的开销以及平常随手的接济上了，家里不时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张充和一九三三年秋天入北大中文系读书，与在清华的大弟张宗和同好昆曲，靳以有时领他们和几个年轻人去吉祥戏院或前门广和楼戏院看演出，卞之琳回忆“由靳以护送几辆洋车浩浩荡荡穿城回家”的情景，以为“别有风味”；
[5] 张充和却难忘这么一件事：“记得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定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来告急，沈二哥便向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
[6]

从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萧乾，沈从文刚到北平还住杨振声家的时候就写信联系他：“你看有事进了城，爱依然骑你那自行车到处跑，高兴跑到我住处来玩玩。”
[7] 十一月一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萧乾的小说《蚕》；沈从文向林徽因推荐这个作品及其作者，林徽因回信说：“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
[8] 萧乾由此出入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梁思成、林徽因的居所—北平著名的文艺沙龙。萧乾早期的短篇创作都经沈从文修改发表在《文艺副刊》上，十二月沈从文为萧乾第一个小说集《篱下集》写题记，说：“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至于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16；325—326）

经杨振声和沈从文向《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推荐，萧乾一九三五年毕业后进入报社，先编《小公园》，后编《文艺》。有一次，萧乾从天津来北平，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年轻作者，“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
[9] —当时沈从文刚发表了一个小说，叫《顾问官》。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文艺副刊》出到第八期，沈从文自己的一篇文章《文学者的态度》触发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海派与京派。文章里并没有出现这两个词，本意是批评“玩票白相的文学家”，不从文学本身“诚实”地去做，却以各种手段从作品以外获得“成功”，“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17；52）—显然，“玩票白相”的风气，并不只在上海一地。

上海的杜衡感觉到“委屈”：十二月出版的《现代》第四卷第二期杜衡署名苏汶发表短文《文人在上海》，没有直接提沈从文的文章，而是从“海派”说起：“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的称为‘海派’。”《现代》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刊，施蛰存主编，自第三卷起与杜衡合作编辑。杜衡不平：“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据我想，也并不是比嘲笑别人的姓名或是籍贯更应该一点。”

沈从文看了杜衡的文章，“发生许多感慨”，索性写了一篇《论“海派”》，把话挑明，也就显得尖锐：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

像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北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

……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若干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17；54，55，56）

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这一天沈从文匆匆离开北平，赶往老家探望病重的母亲；一个月后回来，海派、京派的争论已成一时热点。鲁迅一月三十日这天连写两篇短文，《“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先后都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前一篇中“‘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
[10] 之论，以后被人一再引用。沈从文读过一堆文章，极感失望，二月十七日又写一篇《关于“海派”》，即退出争论。

参与讨论的人多，文章杂，对京派、海派各有所指，各有所见，纷纭夹缠，难有结论；不过，却产生了“一个长久的‘副产品’，就是把本来流传于社会上的‘京派’、‘海派’的概念坐实，传播久远，并与现实的文坛状况充分地联系起来”。
[11] 一年以后鲁迅意犹未尽，又作《“京派”和“海派”》，根据他对京海“合办”的新观察—例如，施蛰存编选《晚明二十家小品》，“真正老京派”周作人题签—发表关于“京海杂烩”的新议论，另起波澜。

一九三三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三十余篇；出版《慷慨的王子》（小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阿黑小史》（小说，上海新时代书局）、《凤子》（小说，杭州苍山书店）、《月下小景》（小说集，上海现代书局）、《一个母亲》（小说，上海合成书局）。另外，为上海东方文学社主编语文课外读物“东方现代文选”，出版《现代论难文选》、《现代记叙文选》、《现代创作小说选》、《现代日记文选》、《现代说明文选》、《现代小品文选》、《现代书信文选》、《现代诗选》共八种。

[1]
钱玄同1933年10月16日、26日、27日、29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影印，第9册，4960页，4966页，4969页，4973页。

[2]
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6页。

[3]
巴金：《怀念从文》，《生命流转，长河不尽》，4—5页。

[4]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38页，141页，144页。

[5]
卞之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琐忆》，《卞之琳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卷，130页。

[6]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69页。

[7]
此信见傅光明《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纵横》1999年第2期。

[8]
林徽因：《致沈从文》，《林徽因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学卷，330页。

[9]
王西彦：《梦想与现实—〈乡土·岁月·追寻〉之五》，《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

[10]
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432页。

[11]
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41页。

三、《湘行书简》：真的历史是一条河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沈从文启程回凤凰。这是他离开湘西十年后第一次返乡，历时一个月，多用于行途：坐火车到长沙，换汽车到常德，再坐汽车到桃源，从桃源雇一只小船沿沅水上行，至浦市后改走陆路到家；在家只停留了四天，即回北平。

行前，向张兆和许约，每天写信报告沿途见闻。他写了近五十封之多，回北平后整理，把“三三专利读物”转换为面向读者的文本，以系列散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结集成《湘行散记》。这部著名散文作品的“底本”，给妻子的私信，半个多世纪之后，编辑成《湘行书简》公开。

其实还没等沈从文写信，张兆和先动笔了，那是在送走沈从文第二天的早晨：

二哥：

乍醒时，天才蒙蒙亮，猛然想着你，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只不放心路上不平靖，就只担心这个。因为你说的，那条道不容易走。……

……

昨天回来时，在车子上，四妹老拿膀子拐我。她惹我，说我会哭的，同九妹拿我开玩笑。我因为心里难受，一直没有理她们。今天我起得很早。精神也好，因为想着是替你做事，我要好好地做。我在给你写信，四妹伸头缩脑的，九妹问我要不要吃窠鸡子。我笑死了。
[1]

“替你做事”，是指代沈从文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看稿编稿。自从沈从文主编这个副刊，张兆和就成了义务助手；沈从文离开期间，自然更需要她料理一些事务。她结婚后自己也尝试创作，署名叔文，一九三四年一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费家的二小》，同年二月《文艺副刊》发表的《小还的悲哀》后来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一九四〇年巴金把她的小说集《湖畔》编入“文学丛刊”，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第三天，九日侵晨，张兆和又写一信；晚上，写第三封信。《湘行书简》即以这三封信作引子，主体部分是沈从文的三十四封信。

沈从文到常德后，见了“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轩—十二年前，他就是坐这个人押运军服的船，从常德去保靖再次参军。曾芹轩送他到桃源，选定一只小船，讲定十五块钱，十三日上行。

“我路上不带书，可是有一套彩色蜡笔，故可以作不少好画。照片预备留在家乡给熟人照相，给苗老咪照相，不能在路上糟蹋，故路上不照相。”他的第一幅蜡笔速写是简家溪：“这是桃源上面简家溪的楼子，全是吊脚楼！这里可惜写不出声音，多好听的声音！这时有摇橹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声……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11；116，118）

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心绪随情境流转，同时落笔描述所闻所见所感所想，这样的写作情景—在一条河上，在河上的一条小船里，一天连着一天，一封接着一封写长长的信—是稀见的；更为奇妙的是，这条流动不息的河，不仅构成了这些书简的外部写作环境，而且成为这些书简的内部核心成分，不妨说，这些书简就是关于这条河的。所写一切，几乎无不由这条河而起；写作者本身，其精神构成，也清晰可见这条河的参与和渗透。

十三日下午：“看看船走动时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四张，若写完四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11；120）

十四日下午一点：“船又开了，为了开船，这船上舵手同水手谈论天气，我试计算计算，十九句话中就说了十七个坏字眼儿。仿佛一世的怨愤，皆得从这些野话上发泄，方不至于生病似的。……像这样大雪天气，两毛钱就得要人家从天亮拉起一直到天黑，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下水，你想，多不公平的事！但这样船夫在这条河里至少就有卅万……他们的希望只是多吃一碗饭，多吃一片肉，拢岸时得了钱，就拿去花到吊脚楼上女人身上去，一回两回，钱完事了，船又应当下行了。天气虽有冷热，这些人生活却永远是一样的。他们也不高兴，为了船搁浅，为了太冷太热，为了租船人太苛刻。他们也常大笑大乐，为了顺风扯篷，为了吃酒吃肉，为了说点粗糙的关于女人的故事。他们也是个人，但与我们都市上的所谓‘人’却相离多远！一看到这些人说话，一同到这些人接近，就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想好好的来写他们一次。我相信若我动手来写，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11；128—129）

十四日下午五点：“我们的小船已停泊在两只船旁边，上个小石滩就是我最欢喜的吊脚楼河街了。……这种河街我见得太多了，它告我许多知识，我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从河街认识人物的。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11；132—133）

十五日晚：“吃饭以前我校过几篇《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11；139—140）

十六日晚：“我小船停了，停到鸭窠围。中时候写信提到的‘小阜平冈’应当名为‘洞庭溪’。鸭窠围是个深潭，两山翠色逼人，恰如我写到翠翠的家乡。吊脚楼尤其使人惊讶，高矗两岸，真是奇迹。两山深翠，惟吊脚楼屋瓦为白色，河中长潭则湾泊木筏廿来个，颜色浅黄。地方有小羊叫，有妇女锐声喊‘二老’，‘小牛子’，且听到远处有鞭炮声，与小锣声。到这样地方，使人太感动了。四丫头若见到一次，一生也忘不了。你若见到一次，你饭也不想吃了。”（11；151）

十六日晚：“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搭坐一只装载军服的船只上行，对于自己前途毫无把握，我希望的只是一个四元一月的录事职务，但别人不让我有这种机会。我想看点书，身边无一本书。想上岸，又无一个钱。到了岸必须上岸去玩玩时，就只好穿了别人的军服，空手上岸去，看看街上一切，欣赏一下那些小街上的片糖，以及一个铜元一大堆的花生。灯光下坐着扯得眉毛极细的妇人。回船时，就糊糊涂涂在岸边烂泥里乱走，且沿了别人的船边‘阳桥’渡过自己船上去，两脚全是泥，刚一落舱还不及脱鞋，就被船主大喊：‘伙计副爷们，脱鞋呀。’到了船上后，无事可做，夜又太长，水手们爱玩牌的，皆蹲坐在舱板上小油灯下玩牌，便也镶拢去看他们。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三三，一个人一生最美丽的日子，十五岁到廿岁，便恰好全是在那么情形中过去了，你想想看，是怎么活下来的！万想不到的是，今天我又居然到这条河里，这样小船上，来回想温习一切的过去！”（11；152—153）

还是十六日晚：“现在已八点半了，各处还可听到人说话，这河中好像热闹得很。我还听到远远的有鼓声，也许是人还愿。风很猛，船中也冰冷的。但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这风吹得厉害，明天恐要大雪。羊还在叫，我觉得希奇，好好的一听，原来对河也有一只羊叫着，它们是相互应和叫着的。我还听到唱曲子的声音，一个年纪极轻的女子喉咙，使我感动得很。我极力想去听明白那个曲子，却始终听不明白。我懂许多曲子。想起这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因这曲子我还记起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来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11；153—154）

十七日：“我总那么想，一条河对于人太有用处了。……我赞美我这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11；171—172）

十八日上午，船过两个大滩。上横石滩时，沈从文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11；181—182）这是沈从文第一次提到印选集的想法，两年后，厚厚的《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上九溪滩时，小船因为需要加了个临时纤手，是个老头，看到老头为一点点钱那么出力气，沈从文想：“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继而又想到，“我这十天来所见到的人，似乎皆并不想起这种事情的。城市中读书人也似乎不大想到过。可是，一个人不想到这一点，还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希奇的。三三，一切生存皆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得把自己凝聚起来！”（11；184—185）

——多数人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活着，少数人因为自觉而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这是比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维和眼光。

但是很快，就在当天下午的信里，沈从文否定了自己中午时候的疑问。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到达自己第一次出门离家“混日子”的辰州河段，他站在船上看水，也仿佛照见了本真的自己：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11；188—189）

《湘行散记》里有一篇，题目就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标记这一非同寻常的彻悟时刻—返湘之行，同时也是一次百感交集的内心旅程，其精神会聚和贯通的至高点，即显现于这一特殊的时刻。

船到辰州，沈从文上岸进城，到他哥哥和弟弟共同新建的“云庐”住一晚，第二天由军官弟弟沈荃的副爷“虎雏”陪同，继续上行，二十日到浦市，结束水上路程，再坐两天轿子，二十二日下午到达凤凰家中。

沈从文拜访了过去的老上司陈渠珍，现在他是弟弟沈荃的上司。这位湘西的统领官，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副总指挥兼第四路军指挥。沈荃一九二五年入广州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底毕业后也投身北伐，一九二七年回凤凰在陈渠珍的十九独立师担任军事讲习所队长兼代教务长，一年后去南京军官研究班学习，一九二八年八月曾从南京到上海与分别多年的沈从文相见；再回凤凰后，一九三一年任新编三十四师五团副团长。沈从文回家，得以同弟弟一起在母亲床边陪伴几日。

“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妈病得很坏，近来虽离去危险期，但人还是瘦得很。我一时真不想离开她，但又不能不离开这老人家。”（11；204）—当时江西的红军已有战略转移意图，相邻省份风声吃紧，家乡有人疑心沈从文是“共产党”：这也难怪，他与胡也频、丁玲的深交，他为胡也频被杀、丁玲被捕而多次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文章，当地早有风闻，视他为“危险人物”似乎不是毫无根据。

二十六日母亲的生日过完，沈从文即踏上了返程，半个月后回到北平。

二月十三日，母亲黄素英病逝。

[1]
《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一》，《沈从文全集》，第11卷，109—111页。

四、《边城》

回北平后，沈从文即刻接续上《边城》的写作。《国闻周报》从一九三四年元旦起连载这部中篇，四期后中断；三月十二日恢复连载，四月二十三日载完。前后共载十一次。

动笔时正在新婚后的幸福期，如此开篇：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8；61）

“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小小院落中一槐一枣下，放一张红木小方桌，“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12；110，111）

续写时母亲死去，“心中充满悲伤。”（8；60）小说里的祖父死了，翠翠喜欢的人离乡远走，溪边的白塔倒塌了。四月中旬收尾作结，却并非全然伤感，反而转生出沉隐的力量：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8；152）

四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边城〉题记》：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8；57—59）

一九三六年沈从文发表《习作选集代序》，其中这样谈到《边城》：

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9；5）

在这段解释的前面，有这样“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9；4）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许多年后，时代大转折迫在眉睫的一九四八年，沈从文为《边城》写《新题记》，只三百多字，叙及不同时期与这部作品相关的经历和事件，最后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8；60）

一九四九年，他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又说到《边城》：“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又说，“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27；25，27）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叙述得更清楚的，是同时期这一类文字里面的《一个人的自白》。自白分析了个人从小由于家道中落和体质孱弱等而形成内向型性格，等到年纪稍长，接触到的现实愈发可怕，“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27；10，11）

“微笑”担当了什么？“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因屈辱而生长出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挫折和伤痛，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五、禁书、读经、大众语

《大公报·文艺副刊》每月一次的午宴或晚宴已经形成惯例，人少时一席，人多时两席，沈从文自然不可或缺；一九三四年一月那次，因回湘西未能参加，胡适还要在日记里特意记上一笔。
[1]

三月五日，《国闻周报》刊出沈从文的《禁书问题》，质疑当局在上海查禁二十二位作家的一百四十九种书籍，“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说明”，“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17；63，68）《社会新闻》当月两天连载《驳沈从文的〈禁书问题〉》，厉声裁决他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施蛰存起而为沈从文辩护，在六月创刊的《文艺风景》上撰文《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不料鲁迅七月初在《新语林》第一期发表《隔膜》，阐发史实，说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不过是“隔膜”和“胡涂”，文章结尾才道出所针对之事：“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
[2] —说沈从文是“忠而获咎”，恐怕也是有些隔膜。

八月一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沈从文的《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此文的背景是：一九三三年间广东、湖南军阀通令学校读经，一九三四年五月南京发生文言与白话的争辩，六月《申报·自由谈》发表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两文，在上海展开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关于读经，沈从文的态度不仅明确而且一针见血：“国家与民族恶运，也不过在这些人统治交替中，多读一次经书，加深一层僵梦而已。”（14；73）而对于大众语问题，他以为比起热闹的“讨论”，更需要切实的“工作”。《文艺副刊》登载了杜秦关于南方大众语问题讨论的消息之后，又发表曹聚仁的《上海通信—大众语问题的新局面》，沈从文写《〈上海通信〉附记》，重申：军人提倡读经之无益可笑；文白之争争不了；白话文转入奢侈化，欧化，乖僻化，是必然的现象；拥护白话文者若徒然诅咒历史遗产，“该”弃去的未必“能”弃去。“建设应是去实行可行的‘方法’，不是许多高远动听的‘理论’。……我们也应明白单靠目前几个人泛泛的理论，并不能领导未来的作者，支配未来的作品，使明日新文学走它所应走的路。”“我真希望国内能有‘几个人’，在认真‘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做去。”（17；69，72）九月七日《文艺副刊》第一百期，沈从文编发了胡适的《大众语在哪儿？》，作为副刊参与此一讨论的压轴文章。

九月出版的《文学》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从题材的不同类型来分析作品，之后又观察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指出：“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赞美“作者的天才”，惊异“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不过却批评他滥用“过多的想象力”，“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3]

杨振声邀请朱自清参加语文教科书编辑工作，十二月十四日，朱自清日记中写道：“沈从文先生来访，给我看杨的信。信中说当局已同意我协助编辑中学语文课本。……他说他曾与冯友兰磋商，根据冯的意见，他们只能每月付我一百元，每周工作半天，张子高已有先例。我告诉沈我将于下周进城与冯商谈。”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编教科书属于“兼职”，所以得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商谈。二十日日记：“进城。沈给我看编教科书的计划。”
[4] 从此，朱自清和沈从文成为“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12；239）的同事；此前，因朱自清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委，两人已多有相处的机会。

[1]
胡适：《胡适全集》，第32卷，277页。

[2]
鲁迅：《隔膜》，《鲁迅全集》，第6卷，45页。

[3]
苏雪林：《沈从文论》，《沈从文研究资料》（上），189—190，194页。

[4]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9卷，334页。

六、“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一九三四年结束的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沈从文处在了他文学里程中将被长久铭记的重要位置。这一年他发表各类文章四十余篇，出版了以下作品：

《游目集》（小说集），上海大东书局；

《沫沫集》（批评集），上海大东书局；

《如蕤集》（小说集），上海生活书店；

《从文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边城》，上海生活书店。

特别是《从文自传》和《边城》，以及本年开始分散发表的《湘行散记》，标示出沈从文创作的极高成就。

而事业的这一高峰阶段，也正出现在他个人生活中的幸福时期。

十一月二十日，长子出生。沈从文给胡适报喜：“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小母亲一切满不在乎，当天尚能各处走动。到了医院方知道女学生作运动员的好处，平时能跳跳蹦蹦，到生产时可太轻便了。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18；214）

男孩取名龙朱，这本是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白耳族苗人中的美男子，“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5；324）年初沈从文在湘西河流中的小船上给张兆和写信，说《月下小景》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而且是习作，时间还多呐。”（11；143）

年末，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策划专题：征集各界名家写出一到三本过去一年里爱读的书，无论古今中外。“一九三五年新年特大号”以《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为题，刊登了各家回答。老舍写出的第一本书是《从文自传》；排在老舍后面的周作人，三本书中也有《从文自传》。这不约而同的推重，可以想见《从文自传》受欢迎的程度。几十位各方名家的书单里，《从文自传》是唯一重复出现的。

同一页面上也有沈从文的书单和意见，这不奇怪，他本来也是这个半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出乎意料的是，他如此“骄傲”地列出了这样三本书：

一《神巫之爱》

二《边城》

三《×××××》

第一本书我爱它，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写得还聪明。作品中有我个人的幻想。四年前写来十分从容，现在要写也写不出来了。

第二本书我爱它，也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写得还亲切。作品中有我个人的忧愁，就是为那个作品所提及的光景人物空气所浸透的忧愁。这作品是一九三三年写的。这一年很值得我纪念。我死了母亲，结了婚，写了这样一本书。

第三本书我爱它，因为这本书不是用文字写成的。文章写得又聪明又亲切。这作品使我灵魂轻举，人格放光。一部神的杰作。这作品虽不是我写的，但很显然的，我却被写进书里面去了。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第八章]　北平：“提起‘时代’，真是一言难尽”

一、有很多话说

一九三五年一月，为“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的态势所激，沈从文撰文《论读经》，再次发声：“提倡读经救不了中国。至于虐待小孩子，强迫他们读经，想把历史倒回去，玩这一套老把戏，更不是救中国的方法。”（14；74，78）四月，又写《尽责》，说八年前“清党运动”大规模杀害青年，那时候不提什么“儒道治国”；“若用它来与目前读经运动相对照，更显得我们原来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从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凡已经实行读经的省分，皆是已经起始在那里自杀。”（14；79—80，81）

忧愤激烈，犹有不足，沈从文又为六月出版的《青年界》第八卷第一号“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特辑”写短文《我年轻时读什么书》，自家少年经验，谈来仿佛轻松有趣，正可作读经的反面：

我第一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我那时已读完了《幼学琼林》与《龙文鞭影》。《四书》也已成诵。这几种书简直毫无意义。）从医书中我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中涎液可以治愈。……又知道三种治癣疥的丹方……

我第二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得到好处，是一部《西游记》。……这本书混合了神的尊严与人的谐趣，—一种富于泥土气息的谐趣。……

我第三次看的是一部兵书，上面有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各种火器的图说，看来很有趣味。家中原本愿意我世袭云骑尉，我也以为将门出将是件方便事情。不过看了那兵书残本以后，他给了我一个转机。第一，证明我体力不够统治人，第二，证明我行为受拘束忍受不了，且无拘束别人行为的兴味。而且那书上几段孙吴治兵的心法，太玄远抽象了，不切于我当前的生活，从此以后我的机会虽只许可我作将军，我却放下这种机会，成为一个自由人了。（16；230—232）

沈从文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他这一两年来频频表达意见：针对当政者文化、教育上的愚行，严厉地质疑和批判；对新文学事业进行到当下的状况，关切议论，忧思深广而言辞不免尖利。

这一变化隐含着一种自觉的责任，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从实际的工作来说，中小学教科书编辑者的身份，一个大报的文学副刊主持者的身份，有形无形中也促使他自觉的责任不断发展。曾经就有读者这样质问他：“你是一个教科书的编辑助手，又是一个文艺刊物的发稿人，对于军人勒迫学生‘读经’没有话说吗？对于教育部的‘文言妨碍教学’没有话说吗？对于……？对于……？”（14；70）

对于新文学的现状，他有很多话说——

二月，发表《新文人与新文学》，批评以此为特征的新文人：“活下来比任何一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特别感叹道，“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新文学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17；83，87—88）

八月，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考虑到此前由他引发的京派海派之争，这个题目本身就够招眼了，何况其中还有针对“争斗”—“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之风的深不以为然：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17；92）

鲁迅注意到这篇文章，作《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相驳：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1]

十月，《大公报·文艺》刊出的一篇《废邮存底》—沈从文持续写作的书信体系列短文，多为以编者的身份与作者、读者讨论文学问题—回答某先生提出的“希望有人来作”“作家集团组织”，沈从文说：“一个作家支持他的地位，是他个人的作品，不是团体。”“再说到从事创作要鼓励，要刺激，要批评，我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最妨害一个大工作的发展的，真没有比同一团体、同一党派的阿谀更坏了！”（17；400，401）

批评“新文人”，不满“争斗”，反感依傍“团体”和“集团组织”，诸如此类的言论，并非泛泛之谈，都有或清晰或隐含的所指—如海派，如左翼，如一些人和事—具体地针对文坛几年来的现状有的放矢，因而也必然会有所刺激乃至刺伤的情形发生；遭到反击，也是可以预想的。但沈从文很固执，固执于并不复杂的文学认识：作家要有作品；作品是个人的、独立的、独特的；商业、政治、时代潮流，都不应该左右文学创作的实践；新文学事业的发展，需要的是作家埋头于诚实的努力，而不是任何文学之外的东西。他以此为根基立论，核心是文学，对于文学之外的复杂是非，没有太多精力和耐心去辨析—鲁迅讽刺他对于“争斗”各方的不分青红皂白，原因即在此核心关怀。

巴金写了一篇小说《沉落》，批评周作人类型的知识分子，“小说发表时我已到了横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我也动了感情，马上写了回答，我承认‘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
[2] 两人通过几封长信持续辩论，巴金在横滨写了短文《沉落》发表，沈从文十二月在《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以《给某作家》为题公开了他的一封长信。两个朋友之间的坦率交流，使得这场讨论的意义超出了最初引发讨论的人与事，而深入到两个作家不同的为人、为文方式，分歧把不同类型的人生理解和文学实践充分地显现出来。沈从文说：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17；220，223）

从巴金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反驳这个批评；这个批评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对批评对象的观察和认识，更有意味的是批评者在对他人的批评中揭示了自身，这种揭示从对比中看得更清楚：他自己看重什么和不看重什么，他的亲疏远近—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

[1]
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全集》，第6卷，419页。

[2]
巴金：《怀念从文》，《生命流转，长河不尽》，7页，8页。

二、“真真假假综合”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骏图》在《文学》第五卷第二号发表，这篇小说场景在青岛，人物是同住一座小楼房的几位大学教授，还有一个穿浅黄色袍子的漂亮女性，“上海文坛消息喜傅会，以为可以作索引，一个一个人都可呼之欲出，似为山大学生传述的。且说有那么一个女人。事实上，真是白话。”沈从文后来在《八骏图》自存本记下作品发表时的这种反应，加以解释说，在青岛教书时给学生举例，“文章系为示范而作的，正讨论设计，一个短篇宜于如何来设计，将眼下事真真假假综合，即可以保留一印象动人而又真且美，重要点在设计。这作品由之产生。惟写成后，几个同事似乎也以为真是说他们了。也似乎有一二女人，以为是影射到。其实这个未婚妻当时却正在青岛！文章是回到北平完成的。”（14；462—463）

李健吾读后，迅疾写出《〈边城〉与〈八骏图〉》，以笔名刘西渭发表于九月初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他说沈从文是“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他制作之中，艺术家的自觉心是那真正的统治者。”“他知道怎样调理他需要的分量。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一篇无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发现可能的美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他称赞《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他谈《八骏图》，“没有一篇海滨小说写海写的像这篇少了，也没有像这篇写的多了。海是青岛唯一的特色，也是《八骏图》最汪洋的背景。作者的职志并不在海，却在藉海增浓悲哀的分量。他在写一个文人学者内心的情态，犹如在《边城》之中，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是四面八方烘染出来的。”“环境和命运在嘲笑达士先生，而作者也在捉弄他这位知识阶级人物。”“作者爱他《边城》的人物，至于达士先生，不过同情而已。”
[1]

十二月，短篇小说集《八骏图》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出任该社总编辑，把它编入“文学丛刊”第一集。这一年沈从文只出了这一本书。虽然一年里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总数仍旧可观，小说创作的数量却明显减少，只有《新与旧》、《顾问官》等几篇。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变化，所以写《〈八骏图〉题记》作了一个自嘲式的检讨：

近一年来我的事务杂一点，生活琐碎麻烦一点，有时自己嘲笑自己，称为“好管闲事的人”。另外一时书评家给我那个“多产作家”的头衔，就不得不暂时让给几个朋友顶替了。这一来，说不上是社会的损失，对于我个人实在近于生命的浪费。正因为每个人有一个人的工作，我似乎不应当让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务占去大部分时间，一面还俨然是逃避了那种世俗的嘲笑，搁下了我这枝笔。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目前的我仿佛把自己的工作已搁下了，我希望自明年起始，就能从自己工作上重新见出一分力量。这个集子的编印，说明我这一年来并没有完全放下我的原有工作，也没有完全消失那个力量。（8；195—196）

日本一九三五年五月出版的《中国文学月报》一卷三期发表了冈崎俊夫的论文《老舍与沈从文》，他后来又写《沈从文小论》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同一刊物的二卷二十二期。沈从文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两篇小说，一九三五年被翻译成日文：大高岩译《若墨医生》，六月刊《同人》九卷六期；竹内好译《黄昏》，十二月刊《文艺》三卷十二期。

[1]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沈从文研究资料》（上），200—204页。

三、“横溢的情感”与“理性”

一九三六年初，沈从文伴送张兆和携子去苏州探亲，路过南京时特意停留，一同去看望软禁中的丁玲。关于这次会面，丁玲在写于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四年间的《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说：“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这种说法，或许可以商量。“芥蒂”的理由，丁玲说到两件事：一是丁玲遭绑架后，“左联同志”“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沈从文给王会悟回信，未能同意这种做法；二是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回老家途经常德，不去看望她的母亲。“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
[1] —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四处求救、接连撰文公开抗议、连载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恐怕都不支持“怕受牵连”之说；沈从文返乡探望自己病危的母亲，路过常德，在朋友开的旅馆—而不是丁玲听人转述的第二师范学校—住了一夜，没去看望丁玲的母亲，这也能拿来说明什么？至于“向来”如何，不必远溯，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的所作所为，丁玲最清楚。就是在一九三五年，北平报纸刊载“丁玲自首”的消息，沈从文还在三月十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撰文《消息》，予以驳斥。当沈从文带着家人来看望丁玲的时候，无从推断他心里存着“芥蒂”。要说有“芥蒂”，恐怕是丁玲一个人的—就是这一点，也还可商量：这个“芥蒂”，是丁玲当时就有的，还是后来产生的？都有可能。几十年之后写这部回忆录时，丁玲对沈从文的看法倒是可以确定的，因为一九八〇年她发表《也频与革命》，已经大出众人意料地指责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
[2] —此为后话。一九三六年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至少从常情常理，看不出“芥蒂”来：五月，丁玲自己谋划去了一次北平，“我从沈岳萌（沈从文胞妹）处要到一张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
[3] 七月下旬，沈从文接妻子孩子回北平，行经南京，再次同去看望丁玲。九月，丁玲摆脱特务控制，经北平转往陕北，曾到过沈从文家中，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刘祖春一天晚上去达子营二十八号，见到一个穿黑色旗袍的女子，沈从文介绍说：这就是丁玲。自此分别，等到再次见面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历史巨变，两个人也在巨变中各自巨变，之间的关系确确实实无复从前。

张兆和南行时，考虑到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威胁日益剧增，特意找出沈从文过去写给她的情书，带到苏州存放。分别后的沈从文，陷在“横溢的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困扰中，终于冲突至不知所措，来向林徽因诉说苦恼。

林徽因亲密的朋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一天早晨，沈从文赶到梁家，来寻求林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拿出刚刚收到的一封妻子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写给妻子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北京一位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妻子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
[4]

这位女作家是高韵琇，笔名高青子，她影影绰绰出现在沈从文后来的长篇散文《水云》中，被他称为侵入生命里的一个“偶然”。他们“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
[5] 地点是熊希龄家的客厅，沈从文替一个亲戚带了份礼物，女主人不在，做家庭教师的高青子陪客人谈了谈。一个月后，再次见面，沈从文注意到高青子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我的心似乎稍稍有点搅乱，跳得不大正常。”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安全”，因为用“意志和理性作成的”幸福婚姻，会“保护得我更周到的”，不致感情泛滥无羁。（12；108，109，110）他们开始交往，之间的关系或许在高青子的小说《紫》里有所投射；沈从文可能帮助修改过文字。小说发表于一九三五年末的《国闻周报》，后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高青子小说集《虹霓集》，男女主人公既相互吸引又克制分寸，进退交替，分合俱难。
[6]

林徽因写信告诉费慰梅她和沈从文的面谈：“要是我写一篇故事，有这般情节，并（像他那样）为之辩解，人们会认为我瞎编，不近情理。可是，不管你接不接受，这就是事实。而恰恰又是他，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于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林徽因感叹，“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这对我是一个崭新的经历……”
[7] 沈从文在四月份去苏州看望张兆和母子，这期间与叶圣陶相见，叶圣陶陪他和张兆和等同游天平山。很可能六月份，沈从文又去过一次苏州。张兆和回北平后，八月份夫妇俩与杨振声等结伴，一同前往山西大同参观云冈石窟。

九月结婚三周年，沈从文以文字做纪念，年内完成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小说以结婚纪念日的早晨夫妇两人各自的思绪流动，追溯婚前的恋爱，重温结婚当日的甜美，重心落在回味婚后生活中双方的相互调整和变化。两人性格习惯不同，主妇“从容忍中求妥协”，又“常担心他的行为有一时会溢出她容忍的限度”；他呢，自知“热爱人生富于幻想忽略实际的性格”于家庭生活是个毛病，预备结婚时就着手“改造自己”，具体方法是“转移嗜好，制止个人幻想的发展”—收集盘子罐子瓶子之类的小古玩。“过了三年。他从梦中摔碎了一个瓶子，醒来时数数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将近三百件。”他茫然于“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他深知主妇异常爱他，“愿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属于她’，可是不知道如何一来，就能够完全属于她。”（8；359，360，361，364）

[1]
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76—77页。

[2]
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3]
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79页。

[4]
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8页。

[5]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35页。

[6]
关于高青子小说与沈从文的联系，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一书的附录《沈从文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原型考证》做过论述，见该书235—236页。

[7]
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54—355页。此信原为英文，梁从诫从费慰梅的著作Liang and Lin（宾夕法尼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中文版书名译为《中国建筑之魂》）中译出，编入《林徽因文集》，并注写作时间是1934年；后来出版的《林徽因集》“小说·戏剧·翻译·书信”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此信有英文原文，并标有写信时间，1936年1月29日，见191—193页。

四、“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署名炯之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一场关于“差不多”问题的争论。文章说，近几年，多数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17；101）他担忧追逐“时代”而丧失文学的独特性，新作品成为新式八股：

提起“时代”，真是一言难尽。为了追逐这个名词，中国近十年来至少有三十万二十岁以内的青年腐烂在泥土里。这名词本来似乎十分空虚，然而却使青年人感到一种“顺我者生逆我者灭”的魔力。这个名词是作家制造出来的，一般作者仍被这个名词所迷惑，所恐吓。因这名词把文学作品一面看成商品的卑下，一面又看作经典的尊严；且以为能通俗即可得到经典的效果，把“为大众”一个观念囫囵吞枣咽下肚里后，结果便在一种莫明其妙矫揉造作情绪中，各自写出了一堆作品。（17；101—102）

在一堆“差不多”的作品中，间或发现“值得读后再读”的新书和新作者，沈从文举出来的例子是：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散文家何其芳、小说家芦焚、剧作家曹禺、记者范长江，还有写书评的刘西渭。“唯一的希望是在作者本身。……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亟亟于自见。”（17；105—107）

他由此提出“反差不多运动”：

近几年来在作家间所进行的运动很不少，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集团创作，……每种运动都好像只是热闹一场完事。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17；107—108）

萧乾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按语：“本文发表在文坛上正飘扬着大小各色旗帜的今日，我们觉得它昧于时下阵列风气，爽直道来，颇有些孤单老实。……这是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它代表一片焦灼，一股悲哀，一个模糊而真诚的建议。”

这个“发了愁的人”，接着在十一月又发表《文坛的“团结”与“联合”》和《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针对左翼文艺界内部“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再出“孤单老实”之声：论争是“一种毫无结果的浪费”，作家“惟以作品为主”；（17；115，117）“要联合也就是需要宽容”，“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17；112）

沈从文“反差不多”，其中尤为触动敏感点的是反对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不出所料地招来争议。十二月，他写《一封信》，把这一点干脆说得更明确：“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17；131）

《一封信》发表于《大公报·文艺》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此后关于“差不多”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七月，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和《关于“差不多”》，前一篇刊于《文学》九卷一期，批评沈从文没有从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全体而观”，“单就现有的作品发议论”，“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多’来作敌意的挑战”；后一篇刊于《中流》二卷八期，直接迎向“敌意的挑战”：“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设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

八月，沈从文又发表《再谈差不多》，重申：“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胡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17；148）—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更为严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压到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上，这一争论也似乎结束了—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见到未平的余波。

五、《从文小说习作选》

一九三六年，沈从文发表各类作品二十余篇，出版了《湘行散记》（散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文小说集》（上海光华书局）、《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新与旧》（小说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另有别人编选、出版社盗印的《沈从文选集》（上海万象书屋）、《沈从文小说选》（上海仿古书店）、《沈从文杰作选》（上海新象书局）。一九三七年一月，沈从文与萧乾的文论合集《废邮存底》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第四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甲辑是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十四篇，乙辑是萧乾的一组《答辞》。

《从文小说习作选》是过往十年创作的总结，倘若一个读者想要了解至此为止的沈从文的文学，又不打算读他全部的作品，作家本人就提供了一个最佳选本。由此也可见，在沈从文心目中，他愿意哪些作品标示一己的努力和成绩：短篇选，全部的《月下小景》、《神巫之爱》和《从文自传》。短篇选十四篇：《三三》、《柏子》、《丈夫》、《夫妇》、《阿金》、《会明》、《黑夜》、《泥涂》、《灯》、《若墨医生》、《春》、《龙朱》、《八骏图》、《腐烂》。

沈从文为这本书写《习作选集代序》，强硬回应长久以来对他创作的责难，坦陈个人写作的见解和追求：

……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没有。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我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分人的意见。那称呼很有见识。活在这个大时代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我知道的并不比任何人多。对于广泛人生的种种，能用笔写到的只是很窄很小一部分。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外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需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先生，不瞒你，我就在这样态度下写作了十年。十年不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你只看看同时代多少人的反复“转变”和“没落”就可明白。我总以为这个工作比较一切事业还艰辛，需要日子从各方面去试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种批评和意见，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如果这件事你们把它叫作“傲慢”，就那么称呼下去好了，我不想分辩。我只觉得我至少还应当保留这种孤立态度十年，方能够把那个充满了我也更贴近人生的作品和你们对面。目前我的工作还刚好开始，若不中途倒下，我能走的路还很远。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我已说过，那原本不是特别为你们中某某人作的。它或许目前不值得注意，将来更无希望引人注意；或许比你们寿命长一点，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后来人还须要它。这我全不管。我不过要那么作，存心那么作罢了。在作品上我使用“习作”字样，不图掩饰作品的失败，得到读者的宽容，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即或这个人已经来到大都市中，同你们做学生的—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生活在一处，过了十来年日子。也各以因缘多少读了一点你们所读的书，某一时且居然到学校里去教书。也每天照例阅读报纸，对时事发生愤慨，对汉奸感觉切齿。也常常同朋友争论，题目不外乎中国民族的出路，外交联俄亲日的得失，以至于某一本书的好坏，某一个作品的好坏。也有时伤风，必需吃三五片发汗药，躺一两天，机会凑巧等到对于一个女子发生爱情时，也还得昏脑昏头的恋爱，抛下日常正当事务不作，无日无夜写那种永远写不完同时也永远写不妥的信，而且结果就结了婚。自然的，表面生活我们已经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可是试提出一两个抽象的名词说说，即如“道德”或“爱情”吧，分别就见出来了。我既仿佛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这枝笔又侧重在写小说，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这件事就显然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例子罢了，你细心，应当发现比我说到的更多。有许多事情可以说是我的弱点，但你也应当知道我这个弱点。

……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着“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而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必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来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文字少，故事又简单，批评它也方便，只看它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还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原来他们要的他们自己也没有，我写出的又不是他们预定的形式，真无办法，我别无意见可说，只觉得中国倘若没有这些说教者，先生，你接近我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多少总得到一点点。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只是可惜你们大多数即不被批评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时却早被理论家把兴味凝固了。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在那书的序言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太少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目前中国虽也有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的作者，为了“成功”，却多数在体会你们的兴味，阿谀你们的情趣，博取你们的注意。自愿作乡下人的实在太少了。

虽然如此，我还预备继续我这个工作，且永远不放下我一点狂妄的想象，以为在另外一时，你们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先生，这打算在目前近于一个乡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时，我相信有这种事。

先生，时间太快，想起来令人惆怅。……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通伯先生，杨今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的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的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如果觉得完全失望了，不妨把我放在“作家”以外，给我一个机会，到另外一时，再来注意我的工作。十年日子在人事上不是个很短的时期，从人类历史说来却太短了。我们从事的工作，原来也可以看得很轻易，以为是制造饽饽食物必需现作现卖的，也可以看得比较严重，以为是种树造林必需相当时间的。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9；1—7）

项美丽—这个中文名字是邵洵美为他的美国女友Emily Hahn取的—和Shing Mo-lei—这是邵洵美的化名—把《边城》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的《天下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卷一至四期连载，小说名字译为《翠翠》（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选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Living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George G.Harrap,1936）出版，收有《柏子》—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五月访问鲁迅，带着海伦·福斯特·斯诺拟的“问题单”，向他请教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方面，谈话中说到几位“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鲁迅肯定沈从文是其中之一；
[1] 艾克顿（Harold Acton）与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集》（Modern Chinese Poetry,London:Duckworth,1936）出版，内收沈从文的一首《颂》；一九三七年纽约《亚洲》（Asia）第三十七卷刊登Shih Ming翻译的《〈丈夫〉序言》；一九三八年《天下月刊》七卷三期又刊登了李宜燮（Lee Yi-hsieh）翻译的《萧萧》。

[1]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斯诺整理，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关于这次谈话，《新文学史料》同期发表了安危的《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可参看。

六、战争就要来了

一九三六年夏天，邵洵美和项美丽到北平，沈从文在同和居请客，一周后邵洵美回请，“这时邵洵美才谈他来北平的目的是想和大家商量共同办个大型刊物，他的计划是请北平的作家负责编辑，由他在上海自己办的书店出版。”
[1] 一个月后，沈从文到朱光潜家讨论此事，在座的十几位赞成办刊物，却对与邵洵美合作有意见，怕卷入上海文坛的争斗中。当时北平的《文学季刊》和《水星》均已停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
[2]

朱光潜一九三三年结束了八年的欧洲留学生活，秋天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职，未久就在他所住的慈慧殿三号组织“读诗会”，定期聚会、朗诵、讨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之外又一个著名的文艺沙龙。筹办《文学杂志》后，他的大客厅又成了编辑委员每月一次讨论稿件的地方。担任编辑助理的常风说及“一般人不知道”的内情：沈从文“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
[3]

一九三七年五月，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发表最好的短篇之一《贵生》；二到四期，又接连发表小说《大小阮》、《神之再现》、文论《再谈差不多》。第四期八月初出版，日军已经开进北平，杂志只能停刊。

五月的另一件事，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奖金”公布—为争取对青年作家的支持，沈从文曾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致信胡适，希望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提出设立文学奖金；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再度向胡适提出“志摩奖金基金事”、“中国文学创作奖金事”，并抱怨说：“您不能给他们年青作家设设法，我觉得不大公平。对他们太疏忽，所谓新文学革命实近于有头无尾。”同信还向胡适建议，文化基金会拿出点钱来，支持卞之琳译书和李健吾翻译福楼拜的《情感教育》（18；224，223）。四月九日，他又致信胡适谈“中国新文学作家奖金”，“您是新文学运动领导者，却一定知道它对中国的意义。”（18；226）关于文学创作奖金的提议没有效果，沈从文自不免失望—《大公报》为纪念复刊十周年，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启动“科学奖金”和“文艺奖金”评选活动，“文艺奖金”聘请杨振声、沈从文、巴金、靳以、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林徽因、凌叔华、李健吾担任审查委员，萧乾具体负责操办。参与者郑重其事，反复商讨，最终决定，戏剧奖为曹禺的《日出》，小说奖为芦焚的《谷》，散文奖为何其芳的《画梦录》。

五月三十一日，张兆和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虎雏。

六月十八日，沈从文致信胡适，针对《独立评论》第二三八期梁实秋以笔名絮如发表的《看不懂的新文艺》和胡适在编辑后记中的支持意见，提出商榷，为梁实秋所批评的“走入魔道”、让人“看不懂”的青年作家—以卞之琳、何其芳、无名氏为例—的诗与散文辩护，并由此论及大学“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须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17；146）此信以《关于看不懂》为题刊登于七月四日的《独立评论》第二四一期。

七月五日，《小砦》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到八月九日连载五次，只载完引子和第一章。沈从文本来有一个长远规划，以沅水作背景写十部小说，总题《十城记》；《边城》是其一，第二部就是《小砦》。可是，战争来了，《小砦》的写作就此突然中断。一九三七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二十余篇，均写于战前。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七月中旬，沈从文搬家到后门外国祥胡同十二号丙，为一个王府的后屋部分，地近北城根。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

[1]
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生命流转，长河不尽》，34页。

[2]
朱光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卷，5页。

[3]
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生命流转，长河不尽》，35页。

下部　一九三七～一九四八

[第九章]　南迁途中：生者尽责求生

一、从北平到武汉、长沙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沈从文按照教育部秘密通知，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梅贻琦、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钱端升、张奚若、梁宗岱等。他们搭平津通车到天津，当晚仓促住进一家旅馆之后，才发现日军警备司令部就设在这里，第二天赶紧到法租界再找到住处；十四日看早报，得知上海战事—“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这一行人本来计划从天津乘船，先到上海，再转原定目的地南京；战事一起，海船去上海路线断绝，只好坐等机会。过了几天，“探听出有条英国商船可直达烟台。准备先去烟台，到时再设法乘汽车到当时还通行的胶济路中段，再搭胶济车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气运。我们无从作较多考虑，都冒险上了船。”二十七日，到达南京，住沧州饭店。“那天半夜里，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飞机大轰炸北极阁。南京方面各机关都正准备大疏散，于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随后向船长介绍，得到不必买票的优待，且在特等舱里住了四天才离开船的。”（16；391）

九月四日，到达武昌。同行的高校人员转车去长沙，组织临时大学；沈从文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汉，借武大图书馆继续教科书编写工作。初始沈从文借住在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家里，后搬入为编写教科书而租的一座松木小屋，位于珞珈山前东湖边，五人同住，依年龄长幼，戏称负责人杨振声为大哥，沈从文为二哥，萧乾—一九三六年到上海编津、沪两地出版的《大公报·文艺》，“八一三”后遭遣散失业，乘船逃离上海，到武汉后也临时参加到这项工作中—为三哥，杨振声长子、年青的植物学家杨文衡为四哥，张兆和五弟、逃难找到沈从文的大学生张寰和为小五哥。教育部八月二十八日已任命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秘书主任，所以九月以后他多在长沙工作，教科书编写实际由沈从文负责。

十月下旬，沈从文去了一次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已于他来前两天的二十六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北方来的大批人员聚集长沙，一时显得热闹。沈从文来此，与朱自清、杨振声商谈编写教科书的事；拜会时任水利委员的老上司陈渠珍；与梁思成夫妇、张奚若、金岳霖等老朋友同登古“天心阁”—此前林徽因写信告诉沈从文，“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这样走法也就很够经验的，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又说，“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时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检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
[1] 这次见面，林徽因一定告诉过沈从文他们一家到长沙后遭遇的日军大轰炸，她在给费慰梅、费正清的信里刚刚描述过：“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2]

在《抗战日报》编副刊的作家王鲁彦请吃饭并约稿，沈从文允诺写十篇文章—发表到第四篇时得罪了蓝衣社，报馆遭特务袭击，王鲁彦逃亡桂林；这些文章现在仅能查到一篇《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给沅州一个失学的青年》。

在一二八师长沙留守处门口，沈从文与表哥黄玉书不期而遇。十六年前两人同住常德小客栈，分别后黄玉书和杨光蕙如愿结婚，夫妻双双回到凤凰教书，却遭人排挤，黄玉书不得已离乡改业，换上一套不合身的军服，办理收容联络事务。“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常害点胃病，性情越来越加拘迂，过去豪爽洒脱处已失去，只是还依然欢喜唱歌。”为使落魄的表哥开开心，沈从文提起旧事：“我那些代劳的信件，表嫂是不是还留着？这可真值得上报，送过上海去，换二十盒烟也不难！”—“一切犹如目前又恍如隔世，两人不免相对沉默了许久。”（12；223，224页）

二十九日，沈从文从长沙给大哥沈云麓写信，请大哥在沅陵接待梁思成一家。“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带了孩子、老太太，不久也许从沅陵向上行，到昆明作事。他们作的是古代建筑研究调查，听我说辰州龙兴寺值得一看，所以如其可能，他们或者会来沅陵住十天半月。”他让大哥设法，一、“使他们得到种种便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座大庙。”二、家里房子让他们住。“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18；257）

三十日回武昌，十一月一日又写信给大哥，细致之极：“汇来廿元，请为购廿斤猪肉作暴腌肉，切成条熏，熏得越快越好。作好后，就将肉一半付邮，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交梁思成、杨今甫同收。余留下他们过路时带走。若思成等过路太匆忙，不能住，就望为购二三元溆浦大开刀橘，送他们解渴。另外还预备点可以在路上吃的菜，譬如保靖的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18；259—260）

十二月九日，梁思成一家途径沅陵，林徽因当天写信给沈从文：“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沅陵城也极好玩我爱极了。你老兄的房子在小山上非常别致有雅趣，原来你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爱好的。我同思成带了两个孩子来找他，意外还见到你的三弟，新从前线回来，他伤已愈可以拐杖走路他们待我们太好（个个性情都有点像你处）。我们真欢喜极了，都又感到太打扰得他们有点不过意。虽然，有半天工夫在那楼上廊子上坐着谈天，可是我真感到有无限亲切。”“无限亲切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你的家乡。”
[3] 沈从文的三弟沈荃，新编三十四师八月在宁波改编为一二八师后，升任七六四团团长，十一月八日率部投入浙江嘉善阻击战，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惨烈血战七个昼夜，全团一千五百名官兵只剩一百二十余人，全师牺牲超过四分之三。一二八师全是湘西子弟，经此淞沪战争尾声之一役，小小的山城凤凰骤然多出一群孤儿寡妇。沈荃受伤，沈从文得信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写信劝慰大哥：“万一有不幸，也不宜过度悲哀，因战事日子还长，死者尽责而死，生者也应尽责求生。……得余职责所在，无可避免，亦自然之理也。”“我们这里还是照常工作，学校开门一天，必一切照常作去，每日按时到图书馆书库中抄书。”（18；270）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下旬，武汉大学停办，编教科书工作只能暂停，沈从文离开武昌到长沙。

此前曾有熟人相告，中共方面欢迎十个作家去延安，“我是其中之一，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萧乾等等。所以十二月过长沙时，一个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过当时八路军特派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老先生，问问情形。徐老先生明白告我们，‘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16；391）此次谈话，促成沈从文作《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但此文未发表；不久后动笔写《湘西》一书，这次谈话也是动因之一。

沈从文在长沙见到了负伤的弟弟。一九三八年一月，沈荃以哥哥的名义，邀请临时大学沈从文的熟人吃了顿饭，向大家介绍亲历的战事和前方的情形。

[1]
林徽因：《致沈从文》，《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36页，337页。

[2]
林徽因：《致费慰梅、费正清》，《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64页。

[3]
林徽因：《致沈从文》，《林徽因文集·文学卷》，341—342页。

二、乱离家书

沈从文仓促离开北平时，大儿子不满三周岁，小儿子不满三个月，张兆和带着这两个孩子，辛苦可知。九妹也留在家里。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张兆和写信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在仆仆风尘中，不知还记得这个日子否。早晨下了极大的雨，雷击震耳惊人，我哄着小弟弟，看到外面廊下积水成湖，猛的想到九月九日，心里转觉凄凉。”“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储米可吃到年底。现在我们已实行节食俭用，若能长此节省，余款亦可以支持过旧历年。”
[1]

九月二十四日，张兆和信里谈到是否离开北平的问题：“本来抱定决心在北平住下，最近听听大家你言我语，觉得也颇有考虑之必要。一来为来源断绝担着心，二来看北平熟人陆续走尽。……前两天整理书信，觉得更不愿意走了。我们有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这时候带着麻烦，弃之可惜，这还只书信而言，另外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若此时动身，无论到安徽、湖南，生活即刻就发生困难，我不愿意南来累赘你，到合肥住也许将来还是必经的阶段。我不知道你余款尚能支持多久，工作只你一个人如何进行，文章还写不写？我顶惦记着你那个中篇，这时候，接下去好呢，还是就任他停止了？”—中篇，指的是《小砦》—“你写字的宣纸同好图章要不要？我还想寄一两个瓷盘子给你。那块花缎不日即寄……”
[2]

十月五日，张兆和复沈从文，此前她搬了一次家，又从国祥胡同回到西城住：“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要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
[3]

十月二十五日，复沈从文：“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分开，你就完全变了，由你信上看来，你是个爱清洁，讲卫生，耐劳苦，能节俭的人，可是一到我一起便全不同了，脸也不洗了，澡也不洗了，衣服上全是油污墨迹，但吃东西买东西越讲究越贵越好，就你这些习惯说来，完全不是我所喜爱的。我不喜欢打肿了脸装胖子外面光辉，你有你的本色，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总不免勉强，就我们情形能过怎样日子就过怎样日子。我情愿躬持井臼，自己操作不以为苦，只要我们能够适应自己的环境就好了。这一战以后，更不许可我们在不必要的上面有所奢求有所浪费，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式。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式的花样给Spoil了……”
[4]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越来越不能忍受与家人的分离，张兆和从实际考虑短期不打算南下，初始他还能接受，慢慢心里就失去了平和，以致发数电催促。十一月六日，复张兆和：“你和孩子虽十分平安，还是不能安心，要作事，总有所牵绊，不便作。要写文章，不能写，要教书，心不安，教不下去。并且我自己知道你同时也知道，就是我离开你，便容易把生活转入一种病态，终日像飘飘荡荡，大有不知所归之慨。表面上生活即或还能保持常态，精神生活上实不大妥当。过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气，脑子且有点乱。你同我在一处时，就什么都好多了。”（18；261—262）他甚至好像看到了一种“痛苦幻景”（18；263），并从中得到“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

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时极近人情，天真时透底天真，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悲观时莫明其妙的悲观。想到的事情，所有的观念，有时实在不可解。分析起来大致有数点原因：一是遗传上或许有疯狂的因子；二是年纪小时就过度生活在幻想里；三是看书太杂，生活变动太大；四是鼻破血出，失血过多，用脑太过。综合结果，似乎竟成了一种周期的郁结，到某一时自己振作不起来，就好像什么也不成功，你同我分裂是必然的，同别人要好是自然的。我到头还是我，一无所能，一无所得，与社会一切都离得远远的，与你也离得远远的。真糟糕。救济它只有一法，在你面前就什么都转好了，一切颜色，气味，声音，都感觉很满意，人仿佛就站住了。你一时不来呢，活该受罪，受自卑到无以复加的罪。（18；264）

这一段由猜疑和“幻景”而引发的自我分析，出现得相当突兀。但它似乎只是一闪而过，未必值得特别注意。然而，若干年之后，这种“悲观”、“周期的郁结”、“周期性的自加惩罚”，会把“周期性”的短暂症候变为较长时期纠缠不去的精神折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沈从文用意志可以把它压抑下去：“你放心，我说虽说得那么可怜，总还是想法自救……日常生活照样打起精神干下去，而且极力找寻自己的优点，壮自己的气，想象世界明日的光明，以为个人值得努力生存。”（18；264）

十一月九日，张兆和把杨振声的大女儿杨蔚、次子杨起送上南行的火车，晚上写信告诉沈从文，托杨小姐给他带了楷帖、枕套、皮带，“另外还有两个盘子，一个是你今年花二元在厂甸买的那个五彩鸳鸯戏荷大盘子，一个是西番莲边有小孔眼的小盘子，两个都很厚实，塞在他们行李囊内绝不会碰坏。”
[5] —当此危难混乱之世，去留两方各受分离之苦，做妻子的记挂远行人，安全、生活、工作、精神、习惯，方方面面之外，还细心照拂到他个人的嗜好，寄缎子，捎盘子—这岂止是慰藉，更是深知。

十二月十四日，张兆和致沈从文：“苏州家屋毁于炮火，正是千万人同遭此命运，无话可说。我可惜的是爸爸祖传下的许多书籍，此后购置齐备不可能了。至于我们的东西，衣物瓷器不足惜，有两件东西毁了是叫我非常难过的。一是大大的相片，一是婚前你给我的信札，包括第一封你亲手交给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为止的全部，即所谓的情书也者，那些信是我俩生活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是将来数百年后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丽，多精彩，多凄凉，多丰富的情感生活记录，一下子全完了，全沦为灰烬！”
[6] 前年张兆和特意把这些书信带到苏州保存，一包一包扎好放在一个大铁箱子里，还上了锁。

十二月十七日，张兆和由日常生活中沈从文“责难”他人的“缺点”，说到他的杂论文章，直言劝说：“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不过我觉得你的长处，不在这方面，你放弃了你可以美丽动人小说的精力，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
[7]

[1]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38页，239页。

[2]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45—246页。

[3]
《张兆和复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48页。

[4]
《张兆和复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54页。

[5]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69页。

[6]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79页。

[7]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82页。

三、沅陵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政府批准临时大学转移昆明计划。编教科书的办事处也决定迁往昆明，沈从文带几个人先到沅陵，在大哥的芸庐住了三个月。同住的有萧乾、杨振声的大女儿杨蔚和大儿媳侯焕成、赵太侔夫人俞珊。

一月三十日，大年除夕，萧乾、小五哥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沈云麓房中玩牌，剩下沈从文一个人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虎虎的大眼蜷头发，和龙龙的小车子上大街，和其他都在生命中。得余的战争叙述更深刻的和北京的第一回轰炸，南京的夜袭，武汉的空袭，同在生命中。”（19；309）而此时，在北平，张兆和守夜，“信写至十二时许，有打门声甚急，听是送快信的。”是沈从文的信，“我欢喜听你说到云庐的种种，庐内主客的种种，以及庐外云山的种种。我又欣喜你有爱写信的习惯，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1]

取道湘西向后方转移的机关、学校、个人日益增多，途经的沅陵，一个宁静的小县城，猛然热闹起来。原本凡事热心的沈云麓，这一来，热心就更有了用场。“一个外来人，在那山城中石板作成的一道长街上，会为一个矮小，瘦弱，眼睛又不明，听觉又不聪，走路时匆匆忙忙，说话时结结巴巴，那么一个平常人引起好奇心。说不定他那时正在大街头为人排难解纷，说不定他的行为正需要旁人排难解纷！他那样子就古怪，神气也古怪。一切像个乡下人，像个官能为嗜好与毒物所毁坏，心灵又十分平凡的人。可是应当找机会去同他熟一点，谈谈天。应当想办法更熟一点，跟他向家里走。（他的家在一个山上。那房子是沅陵住房地位最好，花木最多的。）如此一来，结果你会接触一点很新奇的东西，一种混合古典热诚与近代理性在一个特殊环境特殊生活里培养成的心灵。你自然会‘同情’他，可是最好倒是‘赞美’他。他需要的不是同情，因为他成天在同情他人，为他人设想帮忙尽义务，来不及接收他人的同情。他需要人‘赞美’，因为他那种古典的作人的态度，值得赞美。同时他的性情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爱好，他需要信托，为的是他值得信托。他的视觉同听觉都毁坏了，心和脑可极健全。凤凰屯垦兵子弟中出壮士，体力胆气两方面都不弱于人。这个矮小瘦弱的人物，虽出身世代武人的家庭中，因无力量征服他人，失去了作军人的资格。可是那点有遗传性的军人气概，却征服了他自己，统制自己，改造自己，成为沅陵县一个顶可爱的人。”（11；356）

沈从文有这么一位大哥的帮助，接待、安置过路和短期居留的单位和个人，就方便多了。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于一九三七年底和一九三八年初先后到达沅陵，三月合并为国立艺专，找房子作临时校舍，沈云麓前前后后奔走。他“老记着他帮过忙的老朋友的友谊，刘开渠、庞薰琹、林风眠……这些人经过沅陵的时候他为艺专跑过腿。他那时很兴奋，见到一生没有奋斗到的现实。他原本应该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的”。—他小时候到北京学过画炭像，“用干的毛笔蘸着一种油烟碳粉在图画纸上画出肖像来的技法”，“画炭像的本事学好了，而且超乎一般世俗的技巧，画得十分精到传神。”
[2] 年轻时曾一度靠这个手艺为生。

临时大学部分师生三百二十余人组成了湘黔滇步行团，徒步三千里去昆明，走到沅陵时遇大雪受阻。三月七日，沈从文在芸庐设宴款待闻一多、李继侗、黄钰生等教授，“老友相会在穷乡僻壤，自有一番热闹。我请一多吃狗肉，他高兴的了不得，直呼：‘好吃！好吃！’一条毯子围住双腿，大家以酒暖身。我哥哥刚起了新房，还没油漆，当地人叫它‘芸庐’，我安排一多他们在芸庐住了五天。”
[3]

沈从文这次在沅陵停留，与四年前匆匆返乡相比，对湘西的变动有了更深入的体会，而在战争的大局下，湘西的现实愈发凸显了特殊的复杂性。“带了几个朋友到沅陵我哥哥新家暂住时，湘西正由苗族头目龙云飞把提倡‘读经打拳’的湖南省长何键轰下台，湘西十三县一度陷于混乱状态，一切还不大稳定。军事上后勤物资供应和兵役补充，湘西都占有特别重要地位。……正有许多国家机关和教育机构向后撤退，小部分可望上移川黔，大部分却正集中长沙加紧疏散，以湘西最安全。这个大后方必需维持安定，才不至于影响前方战事。”（16；392）

他能做些什么呢？此时的沈从文，在家乡人的心目中，当然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兵，也不仅仅是现在给家乡带来了光荣的著名作家；能够左右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把他视为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了解大势和战事的有分量的人物。他安排了一次谈话。

到沅陵不久，正值湖南省行署组织成立，新的地方行政负责人，恰是我那个“老上司”。在苗区造反驱逐何键下台的“苗王”龙云飞和我也相熟，其他高级幕僚军官更多非亲即友。我因为离开家乡已十多年，对家乡事所知不算多，对国家大事或多或少还懂得些，这次回来已近于一个受欢迎的远客，说话多些也无什么忌讳。我哥哥因此把这些同乡文武大老，都请到家中，让我谈谈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来的种种。谈了约两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所有湘西十三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16；392—393）

沈从文当然明白，这样的谈话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解决多少问题，都不是他所能预料的—可喜的是，它确实对湘西局势的发展起到了实际的作用；从他来说，对家乡的深忧和关切，对地方与国家之间紧密关联的观察和思考，更内在地影响了他自己，迫使他生出写作的新的动力，并带来写作上的深刻变化。

他离开湘西之后的这第二次回乡，酝酿成型散文《湘西》一书；而第一次回乡后，他就存了个心思，计划叙述变动中的地方人事，经此短暂生活的催生，脑子里转了四年的作品也呼之欲出—即将离开沅陵之际，他在信中告诉张兆和：“我预备写一本大书”（18；308）—即长篇小说《长河》。

沈荃召集伤愈旧部，接受补充新兵，短期整训之后，即开往江西前线，参加南昌保卫战。部队从沅陵出发，沈从文来河滩送行。“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河滩上，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10；6）

芸庐的紫荆、铁脚海棠已经开花，笋子、蕨菜全都上市，河鱼上浮，渔船开始活动，雀鸟成群结队来树上跳跳闹闹。四月三日，沈从文写信向张兆和描述身在此种情景中的自己，同时为音乐所吸引：“我坐在写字桌边，收音机中正播送最好听音乐，一个女子的独唱。声音清而婉。单纯中见出生命洋溢。如一湾溪水，极明莹透澈，涓涓而流，流过草地，绿草上开遍白花。且有杏花李花，压枝欲折。接着是哑喉咙夏里亚宾式短歌，与廊前远望长河，河水微浊，大小木筏乘流而下，弄筏人举桡激水情境正相合。接着是肖邦的曲子，清怨如不可及，有一丘一壑之美，与当地风景倒有相似处。只是派头不足，比当地风景似乎还不如。尤其是不及现前这种情景。”（18；300—301）

眼前情景再好，也要上路了。四月十二日，启程前一天，沈从文中午和傍晚连写两信，叮嘱张兆和：“也许半路出了意外（这是乱世极平常的），你记着一件事，不必难受，好好的做个人为是。国家需要你这样，孩子需要你这样，尤其是二哥，盼望你这样。死者完事，生者好好的活。”念及妻子和孩子，他“好像胆量也小了，心也弱了”。（18；303，304）黄昏时分，听着鸟叫和城头的号角，“我有点痛苦，—不，我有的是忧愁，—不，我只是疲倦而已。我应当休息，需要休息。”—“过一会儿我也许还可听听音乐，想它会能恢复我一点力量，一点生气。”（18；306，307）

《边城》的细心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小说里面多次写到杜鹃的叫声，沈从文确实对这种鸟鸣敏感，中午的信末句是：“杜鹃还不曾开口。”黄昏时，“听到杜鹃叫了，第一次听它，似在隔河。声音悲得很。无怪乎古人说杜鹃悲啼，神话中有杜鹃泣血故事。几个北来朋友还是一生第一次听到它。声音单纯而反复，常在黄昏夜半啼，也怪。”（18；305，308）

四月十三日早晨四点，沈从文又写信给妻子：“杜鹃各处叫得很急促，很悲，清而悲。……就其声音之大，可知同伴相距之远，与数量之稀。……飞时急而乱，如逃亡，姿势顶不雅观。”“我们准备五点半就过江，还得叫城门，叫渡船，叫……所谓内地旅行便如此。”信写到五点过十分，“鸡叫得较促，夫役来了，过廿分钟我就在渡船边了。小虎这时节也许已经醒了，你小房中灯已亮，小龙也许正在叫姆妈，翻了个身。这纸上应当有杜鹃声，鼓角声，鸡声，以及楼下大哥大嫂安排物什话语声。同时且应当有另外一种声音，宝贝。”（18；309，310）

从沅陵经贵州去往昆明，走了半个多月，一路艰辛自不待言；后来回忆起此段行程，沈从文的关注点却别有所在：“乘汽车由公路沿湘黔国道入滇时，汽车常在半道停顿，增加了其他伴侣的极大烦恼。因此有很多机会，得在许多小乡村中过夜。这对我真是一分动人的教育！在黔滇边境一个小客店中，发现当地煮烤茶用的白瓷罐，大开片厚釉，竟完全和北平古董商认为‘明代仿哥瓷’同一形制。又在一个小县城公用水井旁，看见个妇人用大瓷罐取水，铜环勾着罐耳放入井中，取水方法即还近乎古典。到把水提起时，看看罐耳蟠夔纽，竟十分精美，式样完全如宋制，刻画花纹尤奇古精巧。”这些日用常见之“物”，“见出古典传统与区域性风格的混和”，引起他的惊奇；到云南后更加有心留意此类“具文化特征的东西”，“然本地人照例很少注意这些事。外来学人最先对之发生兴趣的，只有梁思成伉俪，和思永先生。思永先生是安阳发掘主持者，就说过，有些陶器形制和商器相通。可见源远流长。”（27；30）—沈从文由此颠沛路上的意外“发现”，以后着意搜罗起西南地区的多种器物，以浓厚的兴味，投注个人生命的一部分热情。

[1]
《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293页。

[2]
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与我》，64页，63页。

[3]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527页。沈从文此段话，为1986年4月23日的访问记录。

[第十章]　昆明：变动中的忧患和个人的潜渊

一、青云街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沈从文到达昆明。第二天，梁思成、林徽因陪他到北门街火药局附近看市景。编教科书的办事处在青云街一个大院二一七号租了房子，既办公又做宿舍，也接纳过辗转昆明求学—长沙临时大学迁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暂时借住的学生，如杨苡、陈蕴珍（萧珊）等；傅雷夫妇也租在这里，傅聪才四岁；为报父仇，一九三五年击毙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租住后院。

“半路太累，初到这里气候又太坏，因此一来就流鼻血，发烧到四十度，半个月后方好一点。空气一暖，不知为什么又流起鼻血来了，真是要命。”沈从文途经贵阳时曾与二十年代北京时期的老朋友蹇先艾相聚，到昆明不久写信报告自己的状况，“萧乾夫妇，杨先生的少爷小姐，都同住在一处。”（17；433）

青云街邻近云南大学，头年九月应聘来任教的施蛰存，空闲时常来找沈从文聊天，尤其是，两人常逛福照街夜市，注意力全在几个古董摊子。“有一次，从文在一堆盘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他很高兴的化了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还有一次，他们在旧衣服中看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沈从文劝施蛰存买下。施蛰存搜寻缅刀和缅盒，他买的一个缅盒引起沈从文兴趣，以后他见到就买。
[1]

十九岁的杨苡见证了沈从文在青云街生活的一些片断，五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历历在目：“穿着长袍，透过他的眼镜片也能看得出他微笑着的眼睛，一口湖南话，那么轻，那么软软的，好听极了！”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日军战机第一次对昆明进行大轰炸，警报响起来，“我们和郑（颖荪）先生一同走进大院，住在大院朝南的楼下三间正房的杨振声教授和他的子女，住在他们楼上的沈先生也相继到院子里来，后院的各家也有凑热闹到前院的，鼎鼎大名的施剑翘女士和她那准备考联大的弟弟也到前边来了。沈先生开玩笑似的请施女士给大家讲一下她那年枪杀孙传芳的事。”“天空有什么在闪烁，我们还来不及分辨，爆炸声便在四周把我们震得宛如石柱钉在地上，窗子的玻璃碎裂了，一片片落下来，夹杂着尘土、瓦片、人们的哭喊……这时只有侠女比我们敏捷，也许她比我们更了解枪子炮弹的性能。我亲眼看她喊了一声天津腔的‘我的妈呀！’便抱头奔回后院。而我们的沈先生却神色不变，望着不远的浓烟，喃喃着：‘炸了哪一边？学校才迁来，不能再受损失了！’警报解除后，沈先生同杨先生赶忙去探望联大师生。”

从此整个昆明市被迫进入“跑警报”的忙乱生活。……天刚亮人们便扛着箱笼衣物，纷纷出城到郊外山沟间消磨整日，傍晚才疲惫地回到城里做晚饭。这些日子沈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阴郁了，他反对“跑警报”，说不愿这样浪费时间，天天出城“逃命”实际上是浪费生命。但杨先生一家天天出城，便强拉他同去，以保安全。可能他们为这事争论过不止一次。有一天解除警报较早……中午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顿饱饭。但下午杨家的女儿悄悄对我说：“吃饭时沈先生喝了点酒，忽然把酒杯一放哭起来！可把我们吓坏了！”我听了也非常紧张，因为大人一般是不会当着人哭的。杨告诉我，沈先生说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还没说完就哽咽不止。这一天我们都显得特别安静，谁也不知该怎么劝慰沈先生，只是不愿吵他，希望他快点再对我们微笑！

《大公报》香港版八月创办，萧乾主编《文艺》副刊，他回昆明组稿，杨苡记叙了青年作者茶话会上沈从文的“动作”：

不记得萧乾的开场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沈先生一边滔滔不绝地鼓励着他寄予厚望的这一批年轻人，一边却不停地伸着胳臂用手慢慢地挥着在这四季如春的昆明市存活率最高的苍蝇。桌子上放着几碟点心、花生米、瓜子、糖果。沈先生不停地挥着。他着了一身蓝绸的旧而薄的棉袍，右臂肘下的绸面由于长期伏案，早已磨破了一个洞。他挥着、挥着，棉花就渐渐从洞中坠落，他赶紧用左手食指把棉花朝里塞塞，并不中断他的讲话，这个动作不断重复，装点了他整个的发言。我和树藏、蕴珍坐在他的对面，拼命忍着笑。我本是个爱笑的人，这时树藏就不时地暗中碰我的胳臂，怕我笑出声来，我只好用手绢捂着嘴，等到开完会，我们三人出来在马路上笑个没完。我们谁也说不清沈先生和萧乾都说了些什么，但那破了一个洞的、不时掉出棉花又被塞进去的蓝色袍袖却永远在我的记忆里摇晃！
[2]

[1]
施蛰存：《滇云浦雨忆从文》，《沙上的脚迹》，134页，135页。

[2]
杨苡：《昏黄微明的灯》，《收获》1989年第1期。

二、《湘西》和《长河》

来昆明没多久，沈从文就投入到《湘西》和《长河》的写作中。这两部重要作品几乎同时进行，发表时间也重叠：《长河》从八月七日起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九日，载六十七次而止；《湘西》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七日，载四十三次，刊完。

由于不经的传说、荒唐的记载、“专家”的生疏隔膜，“湘西就在这种情形中成为一个特殊区域，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换言之，地方，人与物，由外面人眼光中看来俱不可解。”《湘西》的写作，则要破除“幻觉与错觉”，“作者是本地人，可谈的问题极多”，“现在仅就一个旅行者沿湘黔公路所见，下车时容易触目，住下时容易发生关系，谈天时容易引起辩论，这一类琐细小事，分别写点出来，作为关心湘西各种问题或对湘西还有兴味的过路人一份‘土仪’。”—沈从文自己和许许多多人转往大后方在湘西行经的路线，构成了这部著作叙述的次序：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泸溪·浦市·箱子岩、辰溪的煤、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凤凰、苗民问题—如果能给旅行者减少“忧虑”，补充“好奇心”，更给一点“常识”，以唤起对此地的“同情”，“就可说是已经达到拿笔的目的了。”（11；334，335）

这似乎是说，这本书预设的读者是外来者、过路人，在连载完之后写的《题记》里，沈从文再次提起，这是“一个湘西人对于来到湘西或关心湘西的朋友们所作的一种芹献”。不过，这篇《题记》却以更深的忧虑，寄希望于他的同乡读者：他说在沅陵住了几个月，“大约见过两百左右年青同乡，谈起国家大事、文坛掌故、海上繁华时，他们竟像比我还知道的很多。至于谈起桑梓情形，却茫然发呆。人人都知道说地方人不长进，老年多顽固堕落，青年多虚浮繁华，地方政治不良，苛捐杂税太多。可是都人云亦云，不知所谓。大家对于地方坏处缺少真正认识，对于地方好处更不会有何热烈爱好。即从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观察，不特知识理性难抬头，情感勇气也日见薄弱。所以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本人的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因此这本书的最好读者，也许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11；329，330）

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激动和痛苦，接下去说道：“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常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藉着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此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必需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在列举了方方面面的事实之后，又说：“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的羞辱，每个人都有滁除这羞辱的义务！天时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宜努力的，是肯虚心认识人事上的弱点，并有勇气改善这些弱点。”（11；330，331）

显然，《湘西》大大不同于《湘行散记》，正如同《长河》大大不同于《边城》。

四年前沈从文第一次返乡，已经意识到，正在写作的《边城》无法“对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所以在《〈边城〉题记》里，他特意预告似的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8；59）《长河》最初的酝酿，应该就在此一时期。四年之后，战乱之中短暂的家乡生活，使得这个酝酿成熟，就等到昆明安顿下来动笔了。

七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写信告诉张兆和：“我已寄望舒文章十页，下期航信还可寄十页。”这文章，指的就是《长河》；戴望舒时任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18；313）

二十九日晚又写一信，一开头就说：“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18；316）

正是在“现代”中国的雷声轰响中，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深重忧虑和悲哀，沈从文重新书写乡土，书写一个“现实”的湘西世界。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

“现代”是什么？“现代”到底怎么样？此类问题，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也许首先是理论问题、理念问题、观念问题，再是从理论、理念、观念到实践的问题。沈从文“乡下人”的思路却不同，对他来说，实际的耳闻、目睹、身受的“亲证”，具体的现象和确实的状况，比抽象空洞的理论、理念、观念重要得多，更准确地说，后者必须在与现实具体情境的摩擦中，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有效性。由此而进入观察和辨识，沈从文得到的是非常沉痛的经验。他后来为这本书写《题记》，说：“‘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10；3，4，5）

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这样的“现代”，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可疑虑。

再者，并非说到“现代”就说到底了，还可以继续往下说。举一个小例子，小说里写到当地人讨论新式油业公司的事：辰州府地方要成立一个用机器榨油的公司，一旦开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原有四处散落的手工作坊式的油坊要关门。这一种“现代来了”，表面上是新式工业来了，代替老旧的生产方式；两种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通常会被叙述成“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而这不过是根本不了解表面掩盖之下真实情形的浮泛之论。在这样的关键地方，见出沈从文的不一般，也见出他对湘西生活真实状态的深入和对湘西民众疾苦的感同身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官与民争利。橘子园主人滕长顺看得明白：“有五百万本钱，省里委员，军长，局长，都有股份。又有钱，又有势，还不容易办？”“他们有关上人通融，向下运还便利，又可定官价买油收桐子，手段很厉害！自己机器不出油，还可用官价来收买别家的油，贴个牌号充数，也不会关门！”（10；89，90）如果一定要把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说成是机器工业和手工作坊业、“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那么这个“现代”和“新”，也是和权力勾结在一起而来的，官与民争利的动机和实质深藏其内。

小说中人物对地方现实的忧心忡忡，绝非空穴来风。山雨欲来，地方的命运，正处在“无边”的威胁和危险之下。

《长河》最后一章，《社戏》，是后来写的。这个小小地方的朴素的欢乐，自然衬托下的抒情诗气氛，其实正处在大的灾难的包围之中，除了接连不断的地方性动乱，前头还有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劫已经是步步紧逼而来。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沈从文写酬神娱己的社戏，写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欢乐、虔敬和抒情诗气氛，写地方民众于危机四伏中照常生活的能力，照常庄严和活泼的能力，显示出笔力的非凡强健。

《长河》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而有厚实粗拙的美感。半个世纪之后，黄永玉这样表述他读这本书的感受：“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的新的变革。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
[1]

与故乡的亲密性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沈从文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与对现代中国“重造历史”的关注和忧思一脉相连、息息相通。生怕读者不明白，他在《题记》里写道：“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10；7，8—9）—这是和现代中国的父老子弟谈心。语重心长。

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星岛日报·星座》连载的有六万余字，为第一卷，之后隔了一长段时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沈从文动手补充修改第一卷，五月给沈云麓的信里说，“《长河》已成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预计全部完成后为“三十万字”。“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这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18；402）到九月八日，又报告说，“上卷约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18；408）

事实是，桂林明日社正准备出版《长河》第一卷，没料到十四万字书稿被扣，经重庆、桂林两度审查，各有删削，却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10；7—8）这是一九四三年写的《题记》里面的话，实际上“付印”仍然只是设想。

黄永玉在沈从文去世后非常感慨地谈到《长河》：“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注意力很难不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
[2]

[1]
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与我》，47页。

[2]
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与我》，47页，48页。

三、团聚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沈从文已经为家人办好了来昆明路途所需要的护照、文件，并寄往香港张兆和二弟处。但张兆和迟迟未能动身，让他大为气恼。八月十四日，他给儿子龙朱写了一封信，说：“你姆妈七月卅一来信，还问我事情，等回信，我真不大高兴，不再回她信……我希望你姆妈体谅我一些，不要再为什么事等我回信。且希望带你和小弟弟来，不要怕这样那样。”（18；324）四岁的孩子哪里能读他的长信，这当然还是写给张兆和的。

九月底，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和九妹岳萌，终于成行：从天津乘船到上海，再往香港；十月在香港等待船只期间，遇到回上海省亲返昆明的施蛰存。“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十月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定’的风度。”
[1]

杨苡目睹了沈从文盼望已久的团聚：

一个傍晚，兆和姐出现了，这以后我们称她为三姐。她抱着长得极像洋娃娃的小虎雏，后面跟着瘦小的龙朱，沈先生走在前面，拿着十分简单的箱子包袱。她和孩子们的到来顿时给青云街这个大门里带来了温暖和欢乐。这可不是愉快的旅行，而是只有经历过战争中逃难的人才能懂得的艰苦远征！一场热闹寒暄和介绍之后，大家都聚在外间大书房里，三姐憔悴消瘦，眼睛里却闪着快乐的光辉，她望着沈先生，不在乎我们还在跟前便忽然对他说：“头发都这么长了，难看死了！”沈先生笑眯眯地回答：“没办法，哪有时间去理发！”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又想笑起来。到了晚上静下来了，我在里间继续我的读书笔记，大概后面的沈先生家两个孩子也睡了，我听见沈先生举着灯带着三姐轻轻地走上了楼。他们在书房里一边整理书籍，一边轻轻地谈话。第二天我们看见三姐已经把沈先生的头发剪过了，沈先生显得年轻、漂亮，从此再也看不见沈先生原先那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形象了。
[2]

一家人暂时住在二一七号中院，教科书办事处移到外院。到年底，全家搬入北门街租的民房，是已故蔡锷将军简朴的旧居。张充和也到了昆明，加入教科书编纂小组，与三姐一家同住。

北门街出现了一个临时大家庭，成员如张充和所列：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南面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座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伙食饭账。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

编教科书还在青云街，“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两次。沈二哥、汪和宗与我经常在那小楼上。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解，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
[3]

一九三八年沈从文没有出版一本书。但在侵略者的国度，出现了沈从文作品的译本：松枝茂夫翻译的小说集《边城》，东京改造社十一月出版，除《边城》外，还收入其他七篇小说。另外，东京第一书房出版的《支那现代小说集·夜哨线》收入古滨修一翻译的《会明》；《中国文学月报》第四卷三十六号刊登了梅村良之翻译的《生存》。

[1]
施蛰存：《滇云浦雨忆从文》，《沙上的脚迹》，136—137页。

[2]
杨苡：《昏黄微明的灯》，《收获》1989年第1期。

[3]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70页。

四、“迂论”

一九三九年一月，由陈岱孙、潘光旦负责的《今日评论》周刊创刊，沈从文参加编辑文艺稿件。二十二日出版的一卷四期他发表《一般或特殊》，说在目前，用文字做“宣传”工作，固然值得重视，“不过我倒觉得另外有些作家，特别值得注意。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从表面看来，都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字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本分。他们在沉默中所需要的坚忍毅力，和最前线的兵士品德，完全一致。这种人和‘文化人’比起来，在当前是个‘少数’。”（17；263—264）

沈从文强调文学作品对文字性能的“特殊”运用，文章一发表，即遭到严厉的批评。四月出版的《文艺阵地》三卷一期刊登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其中说道：“他却把这‘特殊的工作’和抗战牵上了一根线，让做特殊工作者有名义特殊下去，这一毒计，是超过梁实秋之上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编者的话》中表示：“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此言一出，即被视为主张文学“与抗战无关论”而加以挞伐。沈从文不合时宜地作《一般或特殊》，也就被批评者顺势归入“与抗战无关论”—巴人继续说：“胡适主义的最好注脚，莫过于这一篇高妙的文章了。如果真的照沈从文先生的办法，那么抗战完结，在敌人的鼻息下，‘建国开始’，千秋万岁，沈从文也就‘懿欤盛哉’了。”

其实，文章写作之时，沈从文就已意识到他的这种“迂论”“反世违俗”（17；262），他只是忍不住要说，如同两年前提“反差不多”，也如同几年后写《文学运动的重造》以及其他招惹是非的文章，基本思路和核心关切一以贯之。

战争驱迫着一批又一批机关、学校、企业、个人流亡西南大后方，昆明形成一个中心，四方云集，随即也成为日军空袭的重点，于是又纷纷向附近乡下疏散。一九三九年五月，张兆和带着虎雏住到呈贡县的龙街，在杨家大院租了房子，与张充和前后楼。沈从文编书仍在城中，龙朱要上学，跟他一起住。“每礼拜天我可下乡看看，坐火车一小时，骑马一小时，即可到达。乡下在滇池边，平田万顷，处处见得安静。只是找房子不容易。若有房子，必一同下乡，反而省事。”（18；369）

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惟杂务多，既得为《大公报》发稿，又得为《今日评论》发稿，忙而少功，甚不经济，若能下乡，即可摆脱一些不必作之会晤，不必要之应酬，以及可作可不作之小文章矣。”（18；366）而编书工作逐渐结束，所编教科书稿上交教育部，需要另作“生活法”：“论个人趣味我想到处走走，为孩子便利我得教书，为万千读书人计，我得写文章。或许上述各办法均无从实现，末了还是听天由命。”（18；367—368）

六月六日，时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的杨振声向朱自清提议聘请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教师，朱自清时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兼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他日记里记此事，感觉“甚困难”；朱自清找罗常培商谈，十二日日记：“访莘田，商谈以从文为助教。”十六日，“从文同意任联大师院讲师之职务。”
[1] 二十七日，联大常务委员会第一一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月薪贰百捌拾元，自下学年起聘。”
[2]

暑假过后，沈从文开始在联大上课，每周三天左右住在昆明，其他几天去呈贡乡下。龙朱也住到了乡下，上龙街小学。

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学年沈从文开的课有：在文学院中文系，与朱自清合上“国文一（读本）”、“国文二（读本）”，独自上“国文二（作文）”，这些课是一年级必修课；在师范学院国文系，上“各体文习作（白话文）”，为二年级必修课。

一九三九年沈从文出版了几种书：

《湘西》，长沙商务印书馆。

《昆明冬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收五篇文章，《真俗人和假道学》、《谈朗诵诗》、《谈保守》、《一般或特殊》、《昆明冬景》，都是来昆明后所作。

《记丁玲续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搁置几年的《记丁玲》后半部分终于以“续集”形式印行，文后注明：“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成于北京，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补校于昆明。”

《主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收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发表的小说五篇，《主妇》、《贵生》、《大小阮》、《王谢子弟》、《生存》。

松枝茂夫翻译的小说《山道中》，收入《蚕》（“中国文学研究会·支那现代文学丛刊”第二辑），日本伊藤书店出版；土井彦一郎翻译的小说《牛》，收入《西湖之夜：白话文学二十讲》，日本白水社出版。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28页，31页，32页。

[2]
西南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记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册，会议记录卷，96页。

五、潜渊：“谁看到？谁明白？谁相信？”

关于沈从文的一九三九年，如上简述；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或许需要再做一些补充。

譬如他发表不多的几篇文章：

《真俗人与假道学》，“此文在《平明》第一期上发表时，熟人多以为被骂，不熟人更多以为被骂”。（12；14）

《记蔡威廉女士》，蔡威廉是蔡元培长女，与丈夫林文铮同在杭州艺专任教，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后失业，来昆明在北门街与沈从文比邻而居，因产褥热而死，留下一堆画，六个孩子。忠厚老实的艺术家，“为艺术而致力，用勤苦与自己斗争”，“末了却被贫病打到，终于死去，想起来未免令人痛苦。”（12；208）

譬如他的交往和活动：

吴宓三月三十日日记，他与梁宗岱、林同济访沈从文，恰好碰到沈从文邀请萧乾、冯至、钱锺书、顾宪良、傅雷等在青云街茶叙，众人相聚，“肆谈”到晚七点始散。
[1]

曹禺受闻一多、凤子和国立艺专校长吴铁翼联名邀请，七月赴昆明执导《原野》，闻一多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八月十六日起在新滇大戏院连续公演，中间换演《黑字二十八》（老舍、宋之的等集体创作的多幕抗日话剧，又名《全民总动员》）几天，再演《原野》，直到九月十七日结束，全城轰动。沈从文、朱自清等前往观看。两年多以前，沈从文写剧评《伟大的收获》，称赞曹禺的《日出》对中国话剧运动尤有意义和贡献。

朱自清买了幅画，“从文为李先生所作的山水画配对联，甚有趣。但沈认为书法欠佳，不让我拿去裱。我乘他不注意时拿走了。”
[2] 两人合上的大一国文期末考试，试卷合改，此事或小，但前后一个多月才弄好。朱自清日记十二月二十一日记“访沈从文先生并与他一同阅一年级试卷”，到次年一月下旬，仍有改卷记录。一月二十三日，朱自清自己整日阅卷，发现少了三份卷子，“为此烦恼”，并抱怨，“沈马虎了事，给我造成困难，必须马上写信给他，要他找到那三份卷子。”第二天寄信。第三天，二十五日，“访沈从文先生，找到了三名学生的试卷，交给他五十份试卷。沈夫人做酒酿鸡蛋，我感到很新鲜，味道也好。”
[3]

——补充进这些，是不是就可以了？当然，还能继续增添；不过，问题不在补充和增添多少“外在”的事实，而在另开视域，感知和探测他精神内里的特殊活动和状态。

有必要特别提出，一九三九年是沈从文陷入精神困难之中的年份，这种困难不同于以往，更烦恼的是，它还只是个开始，将随着时间继续生长、蔓延、深入。在这个开始的阶段，它就抓住了沈从文。他以日记形式写《三星在户》杂记，这份私人杂记无从见到，发表的《烛虚》之五摘抄了几则，以示“说他人不如说自己。记人事不如记心情”（12；21）——

五月五日：

办事处小楼上隔壁住了个木匠，终日锤子凿子，敲敲打打，声音不息。可是真正吵闹到我不能构思不能休息的，似乎还是些无形的事物，一片颜色，一闪光，在回想中盘旋的一点笑和怨，支吾与矜持，过去与未来。

为了这一切，上帝知道我应当怎么办。

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习，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

五月十日：

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譬喻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试仔细加以注意，这原野可发现一片水塘泽地，一些瘦小芦苇，一株半枯柽柳，一个死兽的骸骨，一只干田鼠。泽地角隅尚开着一丛丛小小白花紫花（抱春花），原野中唯一的春天。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天空中鸟也不再在这原野上飞过投个影子。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

百年后也许会有一个好事者，从我这个记载加以检举，判案似的说道：“这个人在××年已充分表示厌世精神。”要那么说，就尽管说好了，这于我是不相干的。

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我得稍稍休息，缓一口气！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想低首表示虔敬。……

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一个人的手足眉发在此一闪即逝更缥缈的印象中，即无不可以见出造物者手艺之无比精巧。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中外古今如一，即一刹那间被美丽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美之所以为美，恰恰如此。

我好单独，或许正希望从单独中接近印象里未消失那一点美。温习过去，即依然能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

六月一日：

永生意义，或为生命分裂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也有人仅仅从抽象产生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陶醉，于是得到永生快乐的。

……

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因为大部分所谓“印象动人”，多近于从具体事实感官经验而得到。这印象用文字保存，虽困难尚不十分困难。但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就只有音乐，或宏壮，或柔静，同样在抽象形式中流动，方可望能将它好好保存并加以重现。

试举一例。仿佛某时、某地、某人，微风拂面，山花照眼，河水浑浊而有生气，上浮着菜叶。有小小青蛙在河畔草丛间跳跃，远处母黄牛在豆田阡陌间长声唤子。上游或下游不知谁处有造船人斧斤声，遥度山谷而至。河边有紫花、红花、白花、蓝花，每一种花每一种颜色都包含一种动人的回忆和美丽联想。试摘蓝花一束，抛向河中，让它与菜叶一同逐流而去，再追索这花色香的历史，则长发、清、粉脸、素足，都一一于印象中显现。似陌生、似熟习，本来各自分散，不相粘附，这时节忽拼合成一完整形体，美目含睇，手足微动，如闻清歌，似有爱怨。……稍过一时，一切已消失无余，只觉一白鸽在虚空飞翔。在不占据他人视线与其他物质的心的虚空中飞翔，一片白光荡摇不定。无声，无香，只一片白。《法华经》虽有对于这种情绪极美丽形容，尚令人感觉文字大不济事，难于捕捉这种境界。……又稍过一时，明窗绿树，已成陈迹。惟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如焚如烧。这颗心也同样如焚如烧。……唉，上帝。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堆灰。谁看到？谁明白？谁相信？

我说的是什么？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

天气阴雨，对街瓦沟一片苔，因雨而绿，逼近眼边。心之所注，亦如在虚幻中因雨而绿，且开花似碎锦，一片芬芳，温静美好，不可用言语形容。白日既去，黄昏随来，夜已深静，我尚依然坐在桌边，不知何事必须如此有意挫折自己肉体，求得另外一种解脱。解脱不得，自然困缚转加。直到四点，闻鸡叫声，方把灯一扭熄，眼已润湿。看看窗间横格已有微白。如闻一极熟习语音，带着自得其乐的神气说：“荷叶田田，露似银珠。”不知何意。但声音十分柔美，因此又如有秀腰白齿，往来于一巨大梧桐树下。桐荚如小船，中有梧子。思接手牵引，既不可及。忽尔一笑，翻成愁苦。

凡此种种，如由莫扎克用音符排组，自然即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目前我手中所有，不过一枝破笔，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用这种文字写出来时，自然好像不免十分陈腐，相当颓废，有些不可解。

八月三日：

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

可是目前问题呢，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可是，这个我的存在，还为的是返照人。正因为一个人的青春是需要装饰的，如不能用智慧来装饰，就用愚也无妨。（12；22—28）

十月发表短文《时空》，即《烛虚》之三，题记说：“看看自己用笔写下的一切，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他幻想过另一种“单纯”的生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12；13，16）

既然无从离开这个“衣冠社会”，去往隔绝的单纯环境，那么就将生命“缩小”，返回自我；可是这个自我，也绝非隔绝和单纯，它把一己的内心做成了与现实摩擦、冲突的战场，时而激烈，长久胶着。现实的强烈刺激把内心的感受磨得更为尖利，也更为脆弱。自我表现于外，固执而坚硬，格格不入；内里的情形则破碎，疲惫，茫然。他自己知道糟糕到何等程度：“吾丧我”—那么，总得有什么可以凭借或寄托吧？当此困境，“如中毒，如受电”的刹那之“美”，流动不居的形式，“抽象”的存在，“造物”闪现的神奇光影，突显出来。

《烛虚》集收有一篇《潜渊》，也是从日记中摘抄出来的，时间上接续《烛虚》之五，铭刻一九三九年九、十月个人深思苦想的痕迹——

……欧战从一日起始，至今天为止，已三十天。此三十天中波兰即已灭亡。一国家养兵至一百万，一月中即告灭亡，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抵抗某种势力侵入？一九三九之九月，实一值得记忆的月份。人类用双手一头脑创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文明世界，然此文明不旋踵立即由人手毁去。人之十指，所成所毁，亦已多矣。

读《人与技术》、《红百合》二书各数章。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

……人有为这种光影形线而感兴激动的，世人必称之为“痴汉”。……多数人所需要的是“生活”，并非对于“生命”具有何种特殊理解，故亦不必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思。因此若有一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换言之，即一切不吉名词无一不可加诸其身，对此符号，消极意思为“沾惹不得”，积极企图为“与众弃之”。然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事情显明而易见。

我如有意挫折此奔放生命，故从一切造形小物事上发生嗜好，即不能挫折它，亦可望陶冶它，羁縻它，转变它。不知者以为留心细物，所志甚小。……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灭。因此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都庸俗呆笨，了无趣味。某种人情感或被世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或欲扮道学，充绅士，作君子，深深惧怕被任何一种美所袭击，支撑不住，必致误事。又或受佛教“不净观”影响，默会《诃欲经》本意，以爱与欲不可分，惶恐逃避，惟恐不及。像这些人，对于“美”，对于一切美物、美行、美事、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

不过试从文学史或美术史（以至于人类史）上加以清查，却可得一结论，即伟人巨匠，千载宗师，无一不对于美特具敏锐感触，或取调和态度，融汇之以成为一种思想，如经典制作者对于经典文学符号排比的准确与关心。或听其撼动，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饭后倦极。至翠湖土堤上一走。……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在阳光下追思过去，俨然整个生命俱在两种以及无数种力量中支撑抗拒，消磨净尽，所得惟一种知识，即由人之双手所完成之无数泥土陶瓷形象，与由上帝双手抟泥所完成之无数造物灵魂有所会心而已。令人痛苦也就在此。人若欲贴近土地，呼吸空气，感受幸福，则不必有如此一分知识。多数人……皆可望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完美与幸福。譬如说“爱”，这些人爱之基础或完全建筑在一种“情欲”事实上，或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名分上，异途同归，皆可得到安定与快乐。若将它建筑在一抽象的“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和不幸。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12；30—34）

[1]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14页。

[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29页。

[3]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69页，78页，79页。

[第十一章]　昆明：“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

一、救亡形势下不合时宜的反复论说

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沈从文写信跟大哥说：“我杂事过多，近又同朋友办一杂志，每月必有一万字文章缴卷……”（18；381）这份杂志是《战国策》半月刊，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创办，四月一日创刊，次年七月停刊。沈从文参与编辑工作，负责处理文艺方面的稿件，又作多篇文章刊登在刊物上，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也属于“战国策派”。批评者眼里的“战国策派”，讲尼采哲学，讲国家主义，讲领袖权威，宣扬法西斯政治，鼓吹独裁理论；沈从文被笼统归入此派，对他实有不利影响。
[1]

事实上沈从文从未认同过“战国策派”的时政言论，并且在杂志初期即公开批驳陈铨的《论英雄崇拜》。陈铨文章刊登在第四期，沈从文在六月一日出版的第五期即发表长文《读英雄崇拜》，从多个方面明确反对集权专政与领袖独裁式的“英雄崇拜”，而主张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民主政治的实行和科学精神的发扬，并由此促成新公民道德的培养和个人做“人”的自尊心的觉醒。

一九四一年五月，沈从文给一个军人复信，反问来信者：“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铨先生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你若有机会翻《战国策》也就会明白，不至于同意杂感家胡扯了。”（17；327）此信以《给一个军人》为题收入《云南看云集》。

对硬把他与“战国策派”混作一团，沈从文显然有些窝火，事隔多年说起来还带有情绪，认为是“广西方面刊物找对象骂人”（27；89）—桂林当时聚集了一批左翼文化人—以致如此。“杂感家”，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其中突出的一位，聂绀弩，在一九四〇年就两次批评沈从文。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国文月刊》，八月创刊，沈从文从第一期开始发表以“习作举例”为总题的系列文章，是他上“各体文习作”课的讲义，前三期刊登出《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和《从冰心到废名》三篇，本来十篇，但至此终止。这一时期，聂绀弩和夏衍、秦似、宋云彬、孟超在桂林创办杂文月刊《野草》，十二月出版的第一卷第四期他发表《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对《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说鲁迅“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弊塞，多愤激，易恼怒”激烈反驳，并挖苦道：“若更自以为有和周作人一样的‘人情温暖的爱’，而沾沾自喜，以为可以对鲁迅骄傲骄傲，那倒不仅‘语言’，那态度也就‘转见出异常天真’了。”

十月，沈从文在《战国策》第十三期发表《谈家庭》，提出妇女问题的解决从“家”入手，男子“需要放下名词上纠缠的习惯，莫尽驾空说理，且努力来安排一个家”，“学作一个模范丈夫”，这样“方可望女子乐其家室，达到女子的理想”，“如此一来，妇女运动者会改变一个方向，从‘对立’的形式一变而为‘合作’的要求，也未可知。”（14；152，153）接着又在《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第九期发表《男女平等》，再说“男女不宜从对立方式作无结果的战争，却必需在合作趋势上建设生活的理想”（14；156）。这两篇文章传到桂林，被认为鼓吹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里，聂绀弩、何家槐、葛琴等人纷纷撰文批驳，形成一场关于女权问题的论辩。这些文章发表在聂绀弩担任编辑的《力报·新垦地》副刊，聂绀弩又编集成《女权论辩》一书，桂林白虹书店一九四二年出版。

（这里插叙一段后话，出自黄永玉一九九八年写的《平常的沈从文》：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2]

按，《丈夫》写于一九三〇年，沈从文二十八岁；聂绀弩此前大概并未读过很多沈从文作品，《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文中说过，“沈先生的专集我很少拜读”。）

这一年更重要的文章，也许还不是上面说的，而是谈文运和文学的几篇，可以看成一组，后来一并编入《烛虚》集：《白话文问题》（《战国策》第二期）、《文运的重建》（五月四日昆明《中央日报》）、《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战国策》第九期）、《小说作者和读者》（《战国策》第十期）。这些文章反复强调：五四开启的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初，以大学为中心向社会发散，但在以后的发展变化中，与大学、与教育脱离，先是与商业结缘，接着与政治携手，显出堕落之势；所以需要文学运动的重建，把文运从“商场”和“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和“教育”结合，这样“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12；51）

——两年后，沈从文在《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文学运动的重建》，主要内容与《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基本相同；一九四三年一月《文艺先锋》第二卷第一期又发表《“文艺政策”探讨》，检讨的核心关切仍然是对文学的商品化和政治工具化的痛切批评。

前前后后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人看来，感受的重点不甚相同。在作者自己，深忧痛感郁结于心，迫不得已，不吐不快，乃至一说再说；友人或不免担心，如此多管闲事，难保不惹是生非；出于好意而惋惜者也多有人在，以为舍小说创作而作这种批评，实非必要。左翼文坛反应激烈，一批文化人撰文反驳，误解越深，敌意越重，文章的意思越被简化，乃至标签化。郭沫若一九四三年三月为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连写两篇文章，《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三月二十七日）中说，“近来如沈从文先生又有‘反对作家从政论’的见解”；《新文艺的使命》（《新华日报》，三月二十七日）中再次说，“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曰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郭沫若声色俱厉，并非无端，沈从文放笔纵横，批评“空头作家”热衷“戏剧性做作”活动，语带挖苦，更在《“文艺政策”探讨》中举例不慎，点名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处理“战时文化工作”，郭沫若担任厅长—“倘若只在表面上装点一下”（17；277）—虽然加了“倘若”表示假设，但也够刺激“主持其事的人”了。

沈从文并非“纯文学”论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回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认定它是“廿年来这个民族向上挣扎的主力”（12；54）；时至今日，它仍然应该倾心致力于“社会重造”和“民族重造”的长远愿望，努力恢复文学革命初始的庄严、勇敢和天真，而不沦落为某时某地某种政治或政策的工具，附庸依赖的流行货和装饰品。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抗战的大环境和救亡的迫切形势下，沈从文偏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五四精神反反复复的絮叨者，不仅谈文学时如此，新的现实中所遭遇的种种刺激，都能触发他从五四的立场做出反应：批评陈铨的“英雄崇拜”，他标举的是五四倡言的民主政治、科学精神和个人自觉；谈论妇女问题，他觉察到的是，五四所争取的女性解放，在后来的现代教育中，并没有进一步引导和落实到放大女性的生命和人格，《烛虚》之一、之二论女子教育，痛心于“类型女子”“做人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为她们争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实上她并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么。”“若想起这种青年女子，在另一时社会上还称她们为‘摩登女郎’，……会觉得这个社会退化的可怕。”（12；11）他所置身其中的知识阶层玩麻雀牌、扑克牌，这样的“小事”也令他异常痛苦，读书人没有“远虑”，没有生活理想，“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花骨头和花纸，实在是件可怕和可羞事情。”（12；20）—他的观察或有个人化的局限和偏颇；不过由五四检视当今，从文学运动、社会思想到文化生活，在他个人看来，诸多方面的确见出历史过程中的“堕落”和“退化”，这也是他不厌其烦唠叨五四的一个原因吧。一些现象或为平常，而人若熟视无睹，一些个人习惯和嗜好，亦似乎不必小题大做，沈从文却严苛对待，即使亲近的人有时也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操心焦虑。他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位于他观察、感受、评判的中心，即“从全个民族精力使用方式上来说”（12；19），以此来衡量眼前的种种人事，他不免陷入苛人而自苦的境地了。

一九四〇年沈从文发表各类作品三十余篇，其中有小说《王嫂》和《乡城》，后一篇还由Shih Ming英译在上海《天下》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刊出。日本七月出版的《文艺日本》杂志上刊登了猪股庄八翻译的《昆明冬景》。他没有出版新书，名下却又多了几个盗印的小说集：《我的教育》，上海三通书局；《绅士的太太》，上海三通书局；《过岭者》，上海星光出版社；转年又有《如蕤》，上海大陆书报社。

[1]
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参与办《战国策》，“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见《沙上的脚迹》，140页；夏衍谈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关于沈从文，“为什么连代表都不是？”“后来我辗转打听”，“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见《关于周扬的漫谈》，李辉《和老人聊天》，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26页，27页。

[2]
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沈从文与我》，145页。

二、巴金眼中老友的变化

“物价日贵，到假中即有支持不下趋势”，一九四〇年五月，沈从文写给大哥的信里谈及收支，“前些日子大家做五四纪念文章，想想我大约有五十本书，一半在抽版税，可是一年中就不曾得过一百元版税，这现象，正说明凡事一到中国就变成什么样子。只有苦笑。”（18；383，384）

六月，他从北门街住处迁出，搬到文林街师范学院宿舍，这样能省出一笔费用。到城里上课时就住教员宿舍，同住的有孙毓棠和卞之琳。

为缓解经济困难，张兆和应聘去昭通任西南师范学院中学部教员，八月下旬她带着孩子在昆明等车，卡车司机从安全考虑，拒绝两个小孩坐在所载货物顶上，连等多日，搭不上车，又返回龙街。

从秋天开始，张兆和到呈贡乌龙浦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沈从文也间或来上几次课。两人都是义务任教，不拿报酬。

联大九月份开学，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学年沈从文开设的课程有：在文学院中文系，与吴晓铃合上“国文一（读本、作文）”；独自上“各体文习作（一）”，文学和语言专业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年级选修课。在师范学院国文系，上“各体文习作（一）”，二年级必修课；以及“中国小说”。

为募集清寒学生特别救济金，沈从文写了二十张小条幅参加“义卖书展”，这是他第一次把“习字”和“经济”发生联系。

十月十三日，日军二十七架战机轰炸昆明，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办公处及教员宿舍多处震坏，沈从文和卞之琳合住的小楼宿舍屋顶和墙面局部洞穿，邻室半坍。空袭后师院借昆华工校校舍上课，沈从文搬到文林街二十号楼上。转年一月二十九日，新住处周围再遭空袭，他的一间宿舍幸免被毁，只在房顶“大开天窗，落下一堆泥土”。（18；389）在这里，他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初。

一九四一年一月，九妹沈岳萌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做职员，月薪一百元。大约在此之前，她开始热心于参加佛教活动。

开明书店计划系统出版沈从文作品，拟印三十本，沈从文着手通校改订，二月初致施蛰存信提及此事，当时已校改到第九本。（18；390）

五月二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作题为《短篇小说》的演讲。前面提到的《小说作者和读者》，是上一年八月三日他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演讲。

七月，巴金第二次到昆明探望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萧珊，上一次是去年七月，两次都住了将近三个月，过了整个暑假。巴金和萧珊乘火车去呈贡看望沈从文一家。沈龙朱还记得，父亲和巴老伯带他出去玩，正躺在草地上看天空，敌机就从面前飞向昆明，继而听到轰炸声；没过多久，飞机折返，在他们头顶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架扔下炸弹。“父亲赶紧叫我们翻起来，‘趴下趴下’，他用自己的身体捂在我们身上，趴下。瞬间，轰隆一声，我们没看见，但是炸弹爆炸了。”近处一个插秧的农妇被炸死了。
[1]

巴金看得见老友的一些变化，感受得到他处境中的某些方面：

一，“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饭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

二，与过去两人在一起时很不一样，“我们不再辩论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连我也感觉得到他的信仰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或者眼里的闪光，我觉得心里更踏实。”

三，老友遭受误解，一方面，“开明书店愿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说，他陆续将修订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遗失，他叹息地告诉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另一方面，“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一点寂寞，偶尔也发发牢骚，但主要还是对那种越来越重视金钱、轻视知识的社会风气。”
[2]

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烛虚》，内分两辑，第二辑文论四篇，前面已介绍过。第一辑是四篇散文：《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上一章从前两篇中大段摘抄出数则，文字风格表面的显著变化，既昭示内心剧烈复杂的精神活动，又隐晦从具体人事到“抽象”感知、思绪、心情之间的关联线索。文本紧绷的张力，也正是内心紧绷状态的显现。这里再从后两篇各摘引一部分，约略可见内心纠缠的不同部分：

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沉默正是这战争的发展。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果，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12；39）

有什么人能用绿竹作弓矢，射入云空，永不落下？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静之广大虚空。

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12；43）
[3]

八月十四日，联大遭受敌机轰炸，新校舍内学生宿舍四栋，北区常委会办公室、训导处、总务处、图书馆藏书室及两处教室，南区生物实验室，昆中北院师院教职员宿舍，昆中南院女生宿舍均被炸。沈岳萌在图书馆遭遇轰炸时，热心帮助别人抢救东西，等到警报解除，回到自己住处，发现房间已被小偷洗劫，值钱之物席卷一空。大轰炸和遭盗窃，沈岳萌深受刺激，精神趋于失常。

秋天，张兆和转到龙街的育侨中学教英文。沈从文在呈贡时也去上过几堂义务课，结识了一批年轻的华侨朋友。他在联大，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学年的课程有：文学院中文系，与周定一合开“国文壹G（读本）”，一年级必修课；独自上“各体文习作（一）”，文学和语言专业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创作实习”，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在师范学院，上“各体文习作（一）”，师范教育系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师范教育系三、四年级选修课。

[1]
沈龙朱口述，刘红庆著《沈从文家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110页。

[2]
巴金：《怀念从文》，《生命流转，长河不尽》，9—10页。

[3]
《烛虚》集《生命》一文中的这几段文字，此前出现在沈从文刊于1938年9月29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的《梦与呓》中，见裴春芳辑佚的一组《沈从文小说诗歌拾遗》，收入《经典的诞生》，裴春芳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33—134页。《烛虚》集中的《生命》，系由1940年8月17日刊于香港《大公报·文艺》的三个自然段（题为《生命》）和《梦与呓》组合编排而成。

三、写作宏愿与审查干扰

一九四二年，湘西《十城记》的写作愿望再次强烈起来。四月到九月，沈从文投入到《长河》的补充修改当中；他还打算年内续写完成因战争爆发中断的《小砦》，计划七八万字；同时，又以沅陵为背景，以大哥为主角写一个新作品《芸庐纪事》，五月已有二万字，秋天写到了第四章。

九月八日，沈从文告诉大哥，“目下正想抢抢时间，来写两本书。”《长河》上卷，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芸庐纪事》“拟写十万字，专写你的笑话”；“行将着手的名《呈贡纪事》，写呈贡三年见闻，一定还有意思，也想写十万字。”上海开明书店为他印的集子，纸型“过一阵带到桂林时，必尚可付印。另外又集了七个，已在桂林付排”—计划似乎进行得有序。虽然说“照目下的商业习惯与政治上的统治方式，则我吃他们亏也极自然……政治方面又因极讨厌那些吃官饭的文化人，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混成一气，所以还不可免要事事受他们压抑，书要受审查删节，书出后说不定尚要受有作用不公正批评”，不过，他还是显得淡定而自信：“这一切也都无妨于事，只要人存在，据我想来，总有一天要战胜流俗，独自能用作品与广大读者对面的！”（18；408—409）

他很快就要满四十岁了，渴望能够重新把精力集中到写作上来。抗战以来的几年，他给大哥写信，大都仓促，简短，九月八日的这一封则长很多，似乎有心情多谈谈。说起工作时，如此道：“我工作成绩虽较差，惟性情上也似乎受了些书本以外教育，变得稳重得多，不再驳杂浮躁，很像孔子所说年近不惑，进入一个新的心情背景中，正可准备好好的来从新起始工作十年，证明这一生最重要的年龄尚能有计划的来好好使用它。头发有些白了，体气却健康胜过同年龄其他同事甚多，虽并不比他们胖，工作耐性照例能持久。一家生活方式又极合理，所以我正想好好的来个新的十年工作计划，每年来写一两本好书。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我的读者，会从我作品中取得一点教育的。至于日子过得寒酸一点，事情小，不用注意的。眼看到并世许多人都受不住这个困难试验，改了业，或把一支笔用到为三等政客捧场技术上，谋个一官半职，以为得计，惟有我尚能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来从学习上讨经验，死紧捏住这支笔，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上陈旧习惯、腐败势力作战，虽对面是全个社会，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强韧气概慰快满意！”（18；410）

然而，事实上写作并不顺利，一种直接的干扰来自审查制度。一九四三年一月，沈从文在给沈荃的信中说及作品屡遭审查的情形：“我学校事照常。只是在桂林出版之书，被扣被禁甚多，检查人无知识而又擅作威福，结果即不免如此。《长河》被假借名义扣送重庆，待向重庆交涉时，方知并未送去。重庆审查时去五十字，发到桂林，仍被删去数千字。《芸庐纪事》第三章也被扣，交涉发还，重写一次，一万字改成六千，精神早已失尽了。集子每本都必被扣数篇，致无从出版。”（18；423）《长河》第一卷的出版尚不可期；正在写作兴头上的《芸庐纪事》因第三章被禁载，全作随之搁置；给桂林开明书店编好的集子，好几种被扣，包括《衣冠中人》和《王谢子弟》等，稿件后来毁于桂林战火。

一九四二年沈从文没有中文新书出版。日本小学馆九月出版了大岛觉翻译的沈从文散文集《湖南的士兵》，该书分两部，第一部是《从文自传》中《一个老战兵》之后各章，第二部是《记丁玲》的第一部分。

四、九妹的失常

一九四三年初，远征军准备第二次入缅甸作战，许多华侨男生被动员入伍作译员，育侨中学停办，张兆和暂时失业。

九妹沈岳萌越来越痴迷于幻想和佛事，精神上的病情进一步发展，抛弃了图书馆的工作。沈从文把她带回呈贡乡下，她却不肯待在家里，常常跑出去和乞丐同处，时不时拿衣物、吃食散发给他们，全然没有家中生活已不易支撑的意识。

沈岳萌从十五岁到北京起，长期跟随沈从文生活。沈从文对小十岁的妹妹，极尽培养之事，同时又不免娇宠。时间推移，九妹并没有如他所期地那样成长，他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一直不肯放弃对妹妹的希望。及至最近几年，九妹精神上出现异常，他才不能不有所认识，最终不得不面对这个痛心不已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易经历的过程：一九三九年三月，给弟弟沈荃信说道：“九妹在此很好，其信中间或说点抽象话语，事实上一切都很好，足放心也。……彼自是之心强，有时使我毫无办法，弟似未知之也。……因闲生闷，亦自然之理也。”（18；350—351）一九四一年五月，致大哥沈云麓：“九在此图书馆服务，事还做得称职，爱念念佛，无妨于做事。将来或得余有力量时，为之将石莲阁大加改造，使之住下亦可办一学校，因彼理想高尚处，亦可为人模范，不在迷信鬼神，倒是诚实忠厚，同情于下层阶级，未尝无助于社会也。”（18；397）到一九四三年春，情形大变，沈从文心力交瘁，三月六日写信向大哥和三弟求助：“我这时节什么力量都用完了，头痛喉干，心中虚虚洞洞……”“……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即此勉强支持，事业工作，也全说不上，学校教书，就无从继续了，大小四口，怎么应付生活，困难处实无从想象。这么下去既救不了她，却只有毁我和孩子。(我明明白白向她提及此种极端困难处，她竟毫不以为意，只是微笑。）兆和在这个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难，一面又绝不便说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饿害病，而我毁去前途，怎么能忍？不能忍而居然忍受下去，一句话不说，家庭本来应有的幸福与精力，可说全耗尽了。”（18；426—427）

当时兄弟讨论把九妹接回湘西，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施；又过了两年，九妹精神失常愈发严重，沈从文身陷贫困，无力为她长期医治，不得已，和大哥请凤凰同乡严超护送回沅陵。

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学年沈从文开的课有：文学院中文系，与周定一合开“国文壹G（读本）”，一年级必修课；独自上“各体文习作（一）”，文学和语言专业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在师范学院国文系，上“各体文习作（一）”，初级部国文科二年级必修课；“各体文习作（三）”，师范部二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师范教育系四、五年级选修课。

学年结束的时候，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六八次会议决议，“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月薪叁百陆拾元。”
[1]

抗战以来，昆明物价剧烈蹿升，达至全国的最高峰，教授薪津的实际价值如崩岩一般降落。清华大学档案中有一份“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份昆明物价”计算的《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对照估算结果，实际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出现如此普遍的难堪窘境：“过去教授家庭生活的维持，一面靠典卖衣物，一面则减低营养和停止子女教育；现在典卖已尽，有许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势。”
[2] 一九四六年九月出版的《观察》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附有一份表格，列出从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生活费指数、薪津约数、薪津实值的变化，战前薪津实值为三百五十元，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薪津实值只有八点三元，削减了百分之九十八。
[3]

秋天，张兆和到呈贡县中学任教。与以前一样，沈从文到乡下住时，也到妻子的学校教一些义务课。他在联大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学年的课，在文学院中文系，与赵仲邑合开“国文壹M（读本）”，一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另外两门课，文学院中文系和师范学院学生合班上课，“各体文习作（一）”，中文系文学和语言专业二年级、师范教育系二年级必修课；“各体文习作（三）”，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师范教育系及初级部国文科三年级必修课。

一九四三年，开明书店印行“沈从文著作集”十一种，以后又印行两种，共计十三种，原计划出版三十种未能实现。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云南看云集》，收入三篇文论，一组《新废邮存底》，还有一组一九三七年版与萧乾合著《废邮存底》中沈从文所写的部分。日本《支那语文化》一九四二年第一期和一九四三年第二期刊登了金子二郎翻译的《灯》，在此之前，沈从文的这篇小说已经有松枝茂夫的日译，收入春阳堂书店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小田岳夫编《现代支那文学杰作集》。

[1]
西南联大常委会第268次会议记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册，会议记录卷，293页。

[2]
《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教职员卷，557—558页。

[3]
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教职员卷，561—562页。

五、虹影星光

一九四三年一、二月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四、五期分两次刊完沈从文的散文《水云》，叙述十年间“偶然”相遇的几个女性，在生命中留下星光虹影。这份自述的“情感发炎”的断续历程，作者视为生命教育的一种特别形式，不仅“我的一切官能都在一种崭新教育中，经验了些极纤细微妙的感觉”（12；120—121），而且耳目所及，若有神迹存焉，所以用文字“保留这些‘偶然’势力各以不同方式陆续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冲突与和谐程序。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12；127—128）

不过，这种附于“只信仰‘生命’”“这个弱点下的坦白与诚实”（12；128），并不一定能把读者关注的重点，引导到沈从文自己念兹在兹的“教育”和对于“美”与“神”的抽象抒情，凡俗的兴趣倒落在那些“偶然”上：她们是谁？真的如文中所写，有三个、甚至四个“偶然”？分明其中有一个“偶然”出现在不同时期，但叙述者似乎又模糊地分别为不同的人。叙述隐约其辞，挑起了好奇心却无意满足；似真似幻，无从判断何为真，何为幻。但大致能够肯定：沈从文在昆明经历了一次“有节制的疯狂”，到写这篇《水云》之前，已经结束了“情感发炎”的症候。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朱自清访罗常培讨论系务，正事之余，“罗告以玉龙堆四号人物之生活。从文有恋爱故事。”
[1] 此则日记，之前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但都只取后一句。单从后一句，并不能看出“恋爱故事”的另一方是谁，因而产生不同的推测。事实上后一句紧接着前一句，只是前一句难明所指，被忽略了。其实日记已经暗示出了另一方，即“玉龙堆四号人物”。

就在一个月之前，九月十七日晚，吴宓赴友人招宴，散后，“宓陪送熊瑜、高韵琇（似系熊鼎、熊瑜之表妹，任职联大图书馆。闽籍。）二女士至玉龙堆四号，乃归。”
[2] 玉龙堆四号，是高韵琇和熊瑜住的地方。

这就很清楚了，“从文有恋爱故事”，其实是与几年前的“偶然”—高韵琇，即高青子—重续一度被“意志和理性”压抑了下去的情感。在前一段关系之后，高韵琇曾于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在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一九三九年来到昆明，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高韵琇六月到联大图书馆任馆员，一九四一年二月离职。
[3]

吴宓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日记，记他上午跑警报时，“遇陈霖及高韵琇青子。一对爱侣。2:00解除，同步归。途中，宓提及瑜，得闻琇言，熊府诸人，早已群集于重庆，作久居计。”高韵琇谈及“熊伯母”—即熊希龄夫人毛彦文—的近况，“宓以沈从文关系，未敢深问。”
[4] 此则日记包含几个层次的繁复信息，而它们之间的关联又颇为曲折，但还是明显看得出，吴宓也知道高韵琇和沈从文关系密切—在一定范围内，这已不是秘密—因而，他担心，如果“深问”毛彦文的事，高韵琇很可能会告诉沈从文。至于为什么不想让沈从文知道他还在关心着毛彦文，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吴宓从一九二八年起苦恋毛彦文，一九三五年毛彦文嫁给熊希龄后，仍不能忘情；一九三七年熊希龄病逝于香港，此后毛彦文流转多地，依旧对吴宓的追求置之不理。在吴宓跑警报遇到高韵琇之前一个多月，毛彦文经由熊希龄的外甥田学曾—即沈从文的大姐夫田真逸—托沈从文把吴宓的信退还。吴宓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下午1—2归舍，接沈从文转来沪函，盖彦托言迁居，命熊甥田学曾将宓致彦之No.24函退回。已拆阅。并授意田作函复沈。托沈转告宓请绝，勿再来信。沈从文亦附一函致宓。劝宓休止，言颇委婉（田、沈两函，并存，未录入日记）。当时宓阅之百感交集，不胜悔痛。……2—3至文林街20宿舍访沈从文。不遇，留柬。”
[5]

沈从文这一阶段的“情感发炎”，以高韵秀的离开告终，《水云》里写道：“‘偶然’就如数年前一样，用着无可奈何的微笑，掩盖到心中小小受伤处，离开了我……”（12；125）

其实早在《水云》之前，“情感发炎”即有文字上的“症候”。《烛虚》集中从日记摘抄出来的部分，其中有一些—不是全部—或许可以由此得到寻解的模糊线索。

一九四一年三月末，沈从文写了一首《看虹》，诗中两个对话的人，看雨后长虹如桥，奇美而脆弱，桥上正通过一个人的梦——

“是的，那个梦，正把我生命

点燃起一苗小小蓝焰。”

——可是，虹消失了，那点火消失了，另一个人要走了。天已夜，要走的人说，“摘一颗星子把我”：

“那也好，让我走。让这点小

小的星光，照着你那窗口

白了头的狗尾草，我呢，我

要把自己过去完全忘掉。”（15；143—146）

这是沈从文前半生文学生涯最后一首新诗，发表于当年十一月五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四月十四日夜，沈从文“烧去文章约一万四千字”—他在《爱眉小札》书边上留下这样的文字—“只觉人生可悯。桌上有小小蓝花一撮，象征此生命表面上的静，和内部的燃烧。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生命亦复相同。”（14；475）

五月十五日，沈从文写完小说《摘星录（绿的梦）》，又加了一段话作后记：“可哀的欲念，转成梦境，也正是生命一种形式；且即生命一部分。能严峻而诚实来处理它时，自然可望成为一个艺术品。然而人类更可哀的，却是道德的偏见使艺术品都得先在‘道德’的筛孔中一筛，……看到这个作品时，恐不免反要说一声‘罪过’。好像生活本身的平常丑陋，不是罪过，这个作品美而有毒，且将教坏了人。……到抄毕时身心都如崩如毁，正同我所写的主人送走客人以后，情形差不多，一切似乎都无什么意义，心境空虚得很。只看到对窗口破尾沟中有白了头的狗尾草在风中摇动，知道梦已成为过去了……”
[6]

五月二十八日，高韵琇离开昆明前往重庆，这一信息偶然被罗常培写在《蜀道难》中，他乘一架有二十七个座位的飞机，熟人中有高韵琇同机。
[7] 从此以后，就再难觅见她的影踪。

一九四一年七月，沈从文写《看虹录》，但并没有立即公之于世；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写，七月发表于桂林《新文学》杂志创刊号。小说题记：“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主体部分是第三人称叙述男客人和女主人度过的一个雪夜，其中引入雪中猎鹿的故事，这个客人所写、为女主人阅读的故事，与他们之间的情事进展交织在一起，充满暗示和隐喻。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第一人称叙述，把主体部分包裹在当中，在结构上形成两个层次：第一节像个引子，写“我”在空阔静寂的月夜被梅花的清香吸引走向“虚空”，走进一个素朴的房间读一本奇书，书有题词：“神在我们生命里”。第二节就是“我”读到的内容，即主体部分。第三节，读到后来，“这本书成为一片蓝色火焰，在空虚中消失了”，“我”回到现实：“我脑子在旋转，为保留在印象中的造形，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完整造形，重新疯狂起来。到末了，‘我’便消失在‘故事’里了。在桌上稿本内，已写成了五千字。我知道这小东西寄到另外一处去，别人便把它当成‘小说’，从故事中推究真伪。对于我呢，生命的残余，梦的残余而已。”（10；327，328，339，341）

一九四四年一月《新文学》第一卷第二期又刊出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摘星录》，从一个女性的情感经历，显现她在矛盾和烦闷中的身心挣扎：她不满自己现在过得像无章无韵的“散文”，渴望生命里有“诗”与“美”，事实上在过去的遇合中，也曾出现过美丽而离奇的生命形式；她感受到生命向上的需要，可是现实中身心疲累，难以自拔。这篇小说的发表情况有些复杂：最初以《梦与现实》为题刊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月的第七十三至七十六期；一九四二年修改后以《新摘星录》为题连载于昆明《当代评论》十一月至十二月的第三卷第二至六期；第三次发表时又改名为《摘星录》。

“从故事中推究真伪”，一般可能只是私下的反应；比起来，公开的、严肃的批评，则形成更大的压力和困扰。王西彦回忆，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他在桂林编《力报·新垦地》副刊，收到朋友许杰文章，批评沈从文两篇新作，提出两点责难：“一是题材与抗战无关，二是描写有色情倾向。在处理这篇文章时，我感到了很大的困难。”
[8] 但文章还是发表了，许杰在副刊的专栏《现代小说过眼录》里，先后刊出《上官碧的〈看虹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之后，许杰又在八月十四日福建永安出版的《民主报》附刊《十日谈》发表《沈从文论写作目的》，重申沈从文“人性试验”的《看虹录》和《摘星录》“只是色情，无关宏旨”。过了四十多年，许杰旧事重提，写道：“我的言辞颇有些过激，现在看来，从沈从文的主观方面来说，那大约是他在探索新的写作方法吧。”
[9]

沈从文把几个短篇结集为《看虹摘星录》，但这本书很可能没有出版，至少迄今未见实存的书可以确证出版过。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桂林《大公报·文艺》周刊发表《〈看虹摘星录〉后记》，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和十日又再次刊登，沈从文表达了他明知这样的作品易被误解却还要写的执念，当然，他渴望理解者：

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因为在中国，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的。……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

另外合乎理想的读者，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如陈雪屏先生，因为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分“情感发炎”的过程纪录。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常常变成为各种方式，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组织上，形成历史过去而又决定人生未来。这种生命力到某种情形下，无可归纳挹注时，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天堂地狱，无不在望，从挫折消耗过程中，一个人或发狂而自杀，或又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所必经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

……

……也许再过五十年，一个年青读者还希望从我这些仿佛艳而不庄作品中，对于某种女人产生一个崇高优美的印象，但是作者本人却在完成这个工作时，俨然即已死去了。虽死而依旧存在，当前存在于衰弱疲乏心脏跳跃上，明日存在于故事章句段落间，未来存在于年青男女为爱所中时的叹息与微笑里。一个人生命之火虽有时必熄灭，然而情感所注在有生命处却可以永不熄灭。（16；343—344，347）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55页。

[2]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72页。

[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教职员卷，197页。

[4]
吴宓：《吴宓日记》，第8册，6页。

[5]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268—269页。

[6]
《摘星录（绿的梦）》，发表于香港《大风》半月刊1941年6、7月的第92至94期，署名李綦周；裴春芳辑佚《沈从文小说拾遗》，此篇和《梦与现实》重刊于《十月》2009年第2期。此处据《十月》重刊文引。

[7]
罗常培：《蜀道难》，《苍洱之间》，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9页。

[8]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长河不尽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105页。

[9]
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十五）》，《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第十二章]　呈贡、昆明：家，课堂内外，年轻朋友

一、龙街的家

每星期在城里上完课，沈从文拎着包袱挤上小火车，晃荡一个小时，再换骑一匹云南小马，颠十几里，回到呈贡龙街杨家大院的家。杨家大院是一所颇为考究的大房子，战争以来，前中后楼的房客来来去去，沈家倒是稳定，住中楼楼上，一住五年多。有朋友、同事、学生从昆明来玩，沈从文领着观看建筑，指点木雕彩绘，如数家珍。

家里两个男孩，正在肚子消化力强、精神消费也贪得无厌的时期，妈妈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爸爸在家，就能不费力地解围。这样的生活情景，虎雏有着异常鲜明的记忆：

两个装美孚油桶的木箱，架起一块画板，是全家文化活动中心。我们围坐吃饭，妈妈在上边改作业，大在上边写“描红”大字，爸爸下乡来，也常趴在画板上写个不停。轮到有机会听故事讲笑话时，每人坐个蒲团，也是围着它。云南的油灯，粗陶盏子搁在有提手的竹灯架上，可以摆放，又能拎挂。家里这盏如豆灯火，常挂在比画板稳的墙上。我学会头一件有用事，就是拿糊袼褙剔下的破布条搓灯芯。现在全家围拢来，洗耳恭听爸爸唱歌，他总共只会一首：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唵流经蒙古地—咿转过长城关！一二一！一二一！”十足大兵味，定是在湘西当兵时学的。大家笑他，他得意，从不扫兴。

……

他的故事像迪士尼先生的卡通片一样，人物情节都随想象任意揉搓变形，连眼前家人，也在故事里进进出出，方便着呢。我们兄弟心里，没有“父亲的威严”概念，而爸爸的狼狈失态丢面子经历，给许多故事大增光彩。……为撩拨消化机的兴奋点，故事里随时加些美味道具：

“妈妈读大学时候不肯理我，见到我就跑。有一天她到书店，喏，这样子左手挟两本洋书，右手拎一盒鸡蛋糕。头发后边短短的像男孩子，前边长长的拖到这里，快遮起眼睛了，呱！一下甩上去，要算神气喃。好，进了书店，忽然一抬头，看到柜台后边萧克木先生，戴个黑边眼镜，像我像极了。好，以为碰到沈从文，即刻，呱！丢下鸡蛋糕，扯起脚就跑！”

“后来呢？”

“跑了嘛，就完了。”他冲我微笑。

我实在不放心：“那后来呢？”
[1]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结婚九周年纪念日前夕，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说：“九年中倒是最近两年在呈贡住，真是最值得记忆，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一切都近乎理想，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困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18；412）

[1]
沈虎雏：《团聚》，《生命流转，长河不尽》，357页，358页。

二、“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

一九四二年沈从文有写《呈贡纪事》的打算，等到一九四三年底和一九四四年写出来，却是一系列的“魇”：《绿魇》、《黑魇》、《白魇》，一九四六年又有《青色魇》。后来他自己解释说，几篇“魇”，“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的恶梦意思”，写的是“乡居琐事和无章次感想”，“却涉及那个明天”。（14；471—472）

本来，乡居生活简单，环境清静，对沈从文过度紧绷的精神来说，会有很大的舒缓。表面上看他确乎有些放松，不过“抽象与实际的战争”，并没有停息。

战争在进行中，“二十六岁的小表弟黄育照，在洞庭湖边谷仓争夺战中，于华容为掩护部属抢渡，救了他人救不了自己，阵亡了。同时阵亡的还有个聂清。为写文章讨经验，随同部队转战各处已六年。还有个作军需的子昭，在嘉善作战不死却在这一次牺牲。这种牺牲其实还包含有一个小小山城五千孤儿寡妇的饮泣，一朝上每家门前多一小小白木牌子。”（12；158）而在后方，即以昆明而论，发国难财的人物纸醉金迷，普通人维持日常生活却日益艰困；严肃工作的知识者不在少数，可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到不振奋、敷衍懒惰，乃至扭曲、虚伪、荒唐的“文明人”。从呈贡过往的少数客人，也能见出生活压力影响到义利取舍时，人性幽微曲折的变化。

沈从文在呈贡的日常状态，粗看不复杂也不沉重，“生活简单而平凡，在家事中尽手足勤劳之力打点小杂，义务尽过后，就带了些纸和书籍，到有和风与阳光的草地上，来温习温习人事，并思索思索人生。”这样的文字似乎雅致安闲。可是接下来，随着叙述从外界到内心并且对内心世界逐层深入，“魇”的感受就越来越逼近了：“先从天光云影草木荣枯中，有所会心。随即由大好河山的丰腴与美好，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慢慢的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发现了‘堕落’二字真正的意义。又慢慢的从一切书本上，看出那个堕落因子。又慢慢的从各阶层间，看出那个堕落传染浸润现象；尤其是读书人倦于思索，怯于惑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这种失去自己可能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仿佛十分清楚。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12；170）

乡间美好的自然景象触目皆是，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唤起他纯净明爽、无渣滓、少凝滞、不纠结的心境。过往在这样的心境下落笔，文字也晶莹剔透，而现在，心境大变，他感到自己所用文字根本不能与自然相配，“企图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来写它时，竟是完全的徒劳。”（12；134）具体可感的景象，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此时在他的心中又“抽象”到极端，无从传达和表现，“必需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音乐所扇起的情绪相邻，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诗歌所传递的感觉相邻。然而这个层次的降落原只是一种比拟……”（12；138）

越是无能为力，却越是敏感，而且越是把具体的感知朝“抽象”的方向发展。自然并没有因为无从传达和表现而隐退和消失，而是成为一种引发尖锐对比的存在，“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自然中，“如何形成一个小小花蕊，创造出一根刺，以及那个在微风摇荡凭藉草木银白色茸毛飞扬旅行的种子，成熟时自然轻轻爆裂弹出种子的豆荚，这里那里还无不可发现一切有生为生存与繁殖所具有的不同德性。这种种德性，又无不本源于一种坚强而韧性的试验，在长时期挫折与选择中方能形成。我将大声叫嚷：‘这不成！这不成！我们人类的意志是个什么形式？在长期试验中有了些什么变化？它存在，究在何处？它消失，究竟为什么而消失？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而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诵，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是否即可从更年青一代见出新的希望？’”（12；138—139）

现实的种种使他看出可怕来，不仅是发展下去，会“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当此危机情境，他虽然明明“不知向谁呼喊”，可还是发出了呼喊：“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了二十岁左右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认识出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驭钢铁征服自然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我们得一切从新起始：从新想，从新做，从新爱和恨，从新信仰和惑疑。……”（12；170—171）

但是，关于整个民族的如此重大的问题，以一个微弱的个人的力量如何着手、如何解决？所以，当这样的“呼喊”一发出来，他马上就“为自己所提出的荒谬问题愣住了”：“到我从新来检讨影响到这个民族正当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以及目前还在运用它作工具的思想家或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时，顷刻间便俨若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大海里的漩涡与波涛，“卷没了我的小小身子，复把我从白浪顶上抛起。试伸手有所攀援时，方明白那些破碎板片，正如同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已腐朽到全不适用。”（12；171，172）

“衣冠人物”收拾海面残余，扎筏子，找矿产，“铸九鼎”—沈从文如此不屑地讥讽；之后，“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灼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过去诗人受牵引迷惑，对远景泼眸过久，失去条理如何即成为疯狂，得到平衡如何即成为法则：简单法则与多数人心会和时如何产生宗教，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一切真实伟大艺术，都无不可见出这个发展过程和终结目的。”（12；172）

这样一种思路转折，在同一时期给朋友的信中表述得更明了，这个朋友是埋头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译出的高植：“阿谀情趣若与热中打算相会合，即不免有类乎现代群儒铸九鼎行为发生。……若一切经典所建设的抽象原则，已失去其应有尊严作用，而显得腐霉败坏时，我们此时就得来从文学上重新努力。”（12；161）

文学艺术的存在并不耀眼辉煌，有的也许只是那种“细碎”的光明；即使如此，它却包含着永恒、力量和意志，与理想密切关联，从生命的深刻的精神过程中所产生。它的状态是敞开的，实在的，它不仅是包容，而且是发现。“微风掠过面前的绿原，似乎有一阵新的波浪从我身边推过。我攀住了一样东西，于是浮起来了。我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年青男女入社会以前对于人生的坦白与热诚，未恋爱以前对于爱情的腼腆与纯粹，还有那个在城市，在乡村，在一切边陬僻壤，埋没无闻卑贱简单工作中，低下头来的正直公民，小学教师或农民，从习惯中受侮辱，受挫折，受牺牲的广泛沉默。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如何适宜培养爱和恨的种子！”“我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12；173）

“从我手中撒去”，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

三、院落中的人事

因现实的刺激而生的痛苦，由自己的“思索”而来的苦恼，交相纠缠沈从文敏感而孤单的心灵，幸好有家庭生活，它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给予极大的安慰。

说到一家人的平常生活，特别是家务劳动，沈从文的笔调又显出活泼和明朗来：“为节约计，用人走后大小杂务都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我二十年老本行，作来自然方便容易。烧饭洗衣就归主妇，这类工作通常还与校课衔接。遇挑水拾树叶，即动员全家人丁，九岁大的龙龙，六岁大的虎虎，一律参加。来去传递，竞争奔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训练孩子，使他们从合作服务中得到劳动愉快和做人尊严。干的湿的有什么吃什么，没有时包谷红薯也当饭吃，有时尽量，有时又听小的饱吃，大人稍稍节制。孩子们欢笑歌呼，于家庭中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主妇的身心既健康而朴素，接受生活应付生活俱见出无比的勇气和耐心，尤其是共同对于生命有个新态度，过下去似乎再困难，即过三五年也担当得住并不如何灰心。”（12；169）

孩子们时常会把他从“思索”的泥沼，拉回到实在的生活情景，共同参与的活动让他的大脑暂时得以休息。他们常做的一件事是到溪边取水。以前，住后楼的四姨张充和常带孩子来溪边，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底，张充和随同任职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的同事，迁往重庆。她走之后，迁来一个寄居者，生活孤独性情淳厚的诗人—说的是卞之琳，《绿魇》里这样写道：“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去散步时，必携同我那个五岁大的孩子，用竹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诗人“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五寸长的船儿，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12；147—148）这个折竹船顺水漂流的相当“文学化”的细节，在《黑魇》里也写到过。

《绿魇》里还说，“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用个五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扩大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慎重的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就因为他还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她自己也还不及料，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对于她加以种种试验。”（12；148—149）—这也许是最早透露卞之琳写作长篇小说人事内情的文字，只不过隐去了诗人和女孩子的名字。这部长篇叫《山山水水》，一九四一年暑假动笔，一九四三年中秋完成初稿，以后又用英文翻译、修订中文稿，一九四七年去英国牛津后继续修订英文稿；但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卞之琳自觉“儿女情长”不合新时代的热潮，把中文稿付诸一炬；英文译改稿在“文革”初期散失。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山山水水》的残篇，即中文初稿完成后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零散章节。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准备远征缅甸的第五军集结呈贡，骑兵团团部设在杨家大院后楼楼下，沈从文跟团长、参谋们一见如故，“军官们想不到，这位穿长衫戴眼镜的文人，竟有丰富军事知识，彼此从交往中得到很多乐趣，相互都留下温暖美好印象。这以后，就能看到爸爸领着其中一两位，在大院各处指指点点，启发军人们领会这套民居的建筑艺术成就。林团长也几次邀请爸爸，去松林中，山沟里，看他们营地和隐蔽的装备。”育侨中学的学生不少应征加入远征军，张兆和教过的这些华侨男生，有一批就住在杨家大院的前楼，送别大会全家到场，“台上台下一块儿唱起一支歌：‘我们都是好青年，勇敢……’没唱几句，大多数人已泪流满面。”“前几天两个华侨同学来家，跟爸爸商量什么的时候，就听他们断续唱过。妈妈小声说：‘这歌是爸爸特意为他们写的。’”
[1]

《绿魇》里写道：“这些部队不久且即开拔进了缅甸，再不久，就有了失利消息传来，且知道那几个高级军官，大都死亡了。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华侨中的中学生，因随军入缅，也有好些死亡了。”（12；146）

[1]
沈虎雏：《沈从文的从武朋友》，《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

四、课堂、课外

沈从文每星期从呈贡进城，在联大泥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换成了茅草屋顶—的教室上课。有一次椅子被男生占满，后到的三个女生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1]

“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一九三九年考入中文系—都选了，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都上过沈从文的课，他一九八六年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有别人未及的记叙——

纸卷：“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

题目：“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沈从文自己创作，他也一直习惯叫“习作”，叫“实习”。他不赞成命题作文，但有时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谦抑：“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毫无系统。……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

贴：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裁纸边：学生习作写得好的，沈从文作主寄到报刊发表，“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汪曾祺说，“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一进城，文林街二十号那间宿舍，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2]

[1]
张友仁：《忆沈从文教授》，《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12日。

[2]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蒲桥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44—52页，

五、年轻朋友

汪曾祺说沈从文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但没有交待何以谈起这个话题。沈从文的云南生活，大致不出昆明及呈贡范围，无暇远行游览山水之胜，却还要说高山绝顶有一户人家。这样的信息，来自去丽江玉龙雪山的年轻朋友李霖灿、李晨岚、夏明。说起来，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李霖灿毕业于杭州艺专，此时学校已迁至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又迁往昆明，李霖灿等七名同学徒步入滇，一九三九年到达昆明后立即成立高原文艺社。沈从文在家中招待高原社友和步行壮士，由此引发李霖灿一生中的大事—他说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这里说的是前一件：沈从文知道他步行走过湘黔苗区，便对他大谈苗瑶服饰图样之美丽；接下来——

他去招呼别的同学的时候，怕我双手空闲，顺手从架上抽出一本洋装书递到我手上，意思是说，你也看一看滇云高原上的丰富。

我大略地看了一眼，只见到一些鸟兽虫鱼的象形文字，很像是在郑颖荪老师那里看到的边民经典。……

是图画文字吗？我从董作宾先生那里已知道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图画文字的时代，但是时代遥远，已不明其原委详情。如今，就在云南西北隅的金沙江边，还有活生生的图画文字在生长着，何不前往一探究竟？说不定还能相对比较，解中国象形文字演变上的大疑，很值得前往一试。

更重要的是，这册书里有很好的风景图片，玉龙大雪山的皑皑白雪照人眼明。我正在痴心妄想为中国山水画开辟一条新道路，何不由昆明入大理，探点苍，登玉龙，为山水画开一雪山宗派？

告别沈从文老师的时候，我把从骆克博士（Dr.Joseph Rock）这本书中所想到的好梦略为描绘报告。沈老师说，中国西南边疆丰富而辽阔，正待一批批腰腿健壮的年轻人去踏勘开发。
[1]

李霖灿先独身前去探路，回昆明后又与画家李晨岚结伴，一九四〇年初夏登上玉龙雪山。他在玉龙雪山周边流连四年，前两年主要靠沈从文开来的稿费支持—沈从文把他的雪山游记连载发表，就连他写来的信，也一一介绍给报刊；后来得到中央博物院的聘约，几年以后，编出《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翻译麽些经典，为麽些文化研究开拓荒地。

年轻人深入边地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反过来触发了沈从文的创作，他写小说《虹桥》，以李霖灿、李晨岚、夏明—也是艺专徒步入滇的七人之一，到木里王国办起了教育—为原型，又加上一个虚构的文弱书生，按李霖灿推测，那是沈从文自己粉墨登场。四人途中遭遇奇幻异景，三个人拿出画具试图捕捉描绘，最后两人彻底放弃，一人似不肯服输。他们讨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其中一种意见，大自然不可思议的庄丽和华美，是为使人沉默而皈依的奇迹，只能产生宗教，不能产生艺术—绘画、文字都无从企及。这正是此一时期纠缠沈从文的想法，同时也是他创作上面临的困境。他叙述李粲的变化，也正合乎李霖灿实际的经历：来到大雪山下，本来准备好好作几年风景画；意识到画笔面对自然的壮伟无能为力之后，改用文字代替色彩；见闻经历越多，越觉得文字所能表现的，与绘画一样，都有一定限度；“到承认这两者都还不是理想工具时，才又掉换工作方式，由描绘叙述自然的一角，转而来研究在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恶哀乐，以及这些民族素朴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10；386）

被写入小说中的年轻人，焦急地等待着下文，很明显这只是个开头，却一直没有等到续篇。后来在四川，李霖灿又遇到李晨岚，得知李晨岚由丽江回昆明后，向沈从文细致报告大雪山之壮伟奇丽，作竟夕之谈。沈从文听完感叹：比我想象的还美上千倍，这小说没法写下去了。李霖灿捶足不跌，以为是李晨岚的讲述“扼杀”了小说。

他们有所不知。沈从文未能续写下去，原因复杂。一九四五年，沈从文发表《〈断虹〉引言》，预示将写一个中篇。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虹桥》，或许可以推测为《断虹》的开头部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沈从文在转载《〈断虹〉引言》的报纸边上记下这样的话：

朋友夏明所叙丽江故事引子。

三十四年彼由维西回昆明，因谈及晨岚、霖灿及一鹤庆女子和另一教师恋爱故事，十分悲惨。一共谈三天，极动人。因允为写一中篇，计十一节。已写成三节，为复原而搁置。

此文本为叙述他人历史，使之重现于文字上，不意被时代却弄毁了。不仅毁了这个故事，也毁了写故事的人。

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哀。（14；449）

李霖灿当然看不到沈从文这个沉痛的题识，他在台北故宫任职，也无从获悉老师后半生经历的详情，只模糊知道改行做了博物馆馆员。直到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李霖灿从台湾越洋电话打到美国张充和家中，听沈从文一口气讲了十七分钟—古代服饰纹样！“我也是一名博物馆员，而且继玉龙看雪之后，又故宫看画四十年，正有不少资料可以和老师相印证。能办得到吗？我挂上了听筒，心下一片茫然！”
[2]

等到李霖灿再叙师生情缘，写的却是《一封不说哀伤的追悼信》，收在沈从文纪念集《长河不尽流》中。

沈从文在联大，有不少年轻朋友。在此，先插叙一点对沈从文“另外”的看法。以“另外”的看法做“背景”，他对年轻朋友的感召和亲和，更显平易朴素的魅力。

刘文典看不起沈从文的故事，流传甚广，各种说法略有出入，大体相同。一九三八年考入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回忆录中记叙，刘文典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
[3] 刘文典个性狂狷自负，他看在眼里的人本就没有几个，何况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作家—平心而论，这个故事更说明的是他对新文学作家的态度，倒也不全是针对沈从文个人。

就连联大时期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的吴宓，谈到新文学，还是不改五四时期的思想，而情绪上似乎更加“痛苦”：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宓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
[4] 沈从文《五四二十年》论及“语体文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吴宓的痛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又有日记：“今晨读《中央日报》沈从文撰社论，力斥文言而尊白话，甚痛愤。”
[5]

吴宓老实认真，还读沈从文的文章；刘文典这样的“学问家”，大概是不读的。

不过，对于青年人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汪曾祺说：“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
[6]

年轻人看不起沈从文也有一个故事，没有刘文典的故事传布广，但更有意味。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故事里的年轻人是穆旦：在联大读书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某次游泳休息时在边上一个小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穆旦）不认识杨起，随口议论道：“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
[7] 这话估计是早些时候说的，后来穆旦与沈从文有较多接触，看法自然变了。再后来，譬如抗战结束后沈从文编《益世报·文学周刊》，穆旦的诗刊载最多，更可见关系的密切。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前后变化。

略述几个例子，以见沈从文跟年轻人的交往：

程应镠：一九三六年在燕京大学办刊物《青年作家》，到沈从文家里约稿，从此相识。一九三八年在联大历史系读书，一九三九年沈从文推荐他编辑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不少在这里发表处女作，汪曾祺大概也是的吧。我记得的有袁可嘉等。……从文先生常常拿一个蓝色小包袱到我的住处来，从那里拿出用各种不同稿纸写的文章，有的还经过他亲手修改。”
[8] 一九四五年初，沈从文应邀主编昆明《观察报·新希望》副刊，他转交给此时已在云南大学任教的程应镠负责。

王逊：一九三三年考进清华入土木工程系，大二转入国文系，大三又转到了哲学系。一九三八年毕业后，在昆华师范教了一年书，又考取联大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因为文物鉴赏、美术史等方面的共同兴趣，王逊与沈从文时常往来。《烛虚》里有这么一段话，谈到“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12；3—4）“朋友×先生”，即指王逊。意味深长的是，从服饰器物研究文物制度和文化史，不也正是沈从文后半生的工作内容和探索方式吗？《烛虚》集出版后，王逊在《云南日报》发表过书评《〈烛虚〉颂》。一九四八年十月，时代大转折之际，已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历史文物研究的沈从文，为配合“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特请王逊撰写《〈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发表于他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一四期，并同期刊出林徽因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读后记》。一九五七年，王逊在中央美院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与此同时他被划为右派；后来“文革”，更是遭受迫害，一九六九年五十四岁病逝。

钟开莱：一九四〇年联大数学系毕业，留系任助教。他与王逊同住昆中北院，与文林街二十号只隔一个操场，中间有一株大树。虽然近，但沈从文进城，事情多，来找他的人也多，听他谈话不能尽兴。钟开莱和王逊干脆去呈贡沈家作客，住过一两次，得以从容交谈。“记得他有一次正经地说：黄眼睛的女人性格不好办。可不知有哪篇象征故事作证？”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曾到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演讲，“每天早晨到我家吃稀饭（沈先生爱甜点心，桔子水），晚上喝鸡汤燉白萝卜。”
[9] 《从文自传》有一个地方写无辜苗民被捉去，以掷竹筊决定生死：顺筊，开释；阳筊，开释；阴筊，杀头。一个人活下来的机会有“三分之二”。一九八〇年沈从文在此处加了一个注：“这里原文是‘三分之二’，我的好友数学家钟开莱先生说，根据概率论的道理，实际有四分之三的机会开释，建议我改过来。”（13；272）

至于学文学的年轻朋友，就更多了：除了上面说到的穆旦，还有金隄、杜运燮、巫宁坤、许芥昱、林蒲……一九四一年二月，沈从文致信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的施蛰存，特别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18；391）

被沈从文预言“将来必有大成就”的汪曾祺，有一天晚上，“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他自然深知，亦不无骄傲，“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
[10]

[1]
李霖灿：《沈从文老师和我》，《西湖雪山故人情》，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5—66页。

[2]
李霖灿：《沈从文老师和我》，《西湖雪山故人情》，75页。

[3]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北京：三联书店，27—28页。

[4]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165页。

[5]
吴宓：《吴宓日记》，第9册，194页。

[6]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收获》2009年第3期。

[7]
杨起、王荣禧《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二）》，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97页。

[8]
程应镠：《永恒的怀念》，《长河不尽流》，117页。

[9]
钟开莱：《〈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中译本代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0]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152页。

[第十三章]　昆明：政治幻想之外的支撑

一、期望生活有个转机

昆明物价暴涨不已，教授生活贫困日甚一日，不得已“另谋开源之道”。一九四四年初，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闻一多十二位教授，共同拟定《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以期于家用有补。
[1]

闻一多家里人口多，几乎陷入绝境。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刻治过印章，此时听从朋友们的建议，正式挂牌治印。浦江清撰写骈文启事《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具名同启。
[2]

现存沈从文这一年致董作宾信三封，述及教授们以“诗文书镌”求售的情形。董作宾时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是窘迫到卖字，他把书件寄到昆明，托沈从文帮忙。四月，沈从文写信告诉他，汇去所得钱款，又说：“力厂先生闻不久又拟开一展览会，如尊件能来得及，或可附入展览。……弟等在此一切依然照旧，米已到五万上下，因之虽能用阳光空气自慰，事到头来，还是不免相当紧张！”七月的信说，“诸字一时未出脱”；十一月，又收到董作宾由罗常培转来的字幅，“关于处理方式，昨曾与力厂先生谈及，或在不久将来，集诸友好作品共同展览一次”—力厂，即古文字学家唐兰，他张罗展览，效果如何呢？“至于上次力厂先生成功，事实上亦即失败，因售去廿八万元中，仅一千五百元一小幅系自动来买，其余均系介绍，不外面子人情，方得此成就，故成功中即寓失败意。因此一来，熟人中如雪屏、金甫与弟等，俱不欲作展览计矣。”而且，出现了新麻烦：“又此间最近市府尚有一新规定，即一切展览会得经由市府许可，审定各件，末了还得缴收一笔费用，将来同人展览时，尚得想法打破此种难关，否则物质精神，两不经济，转为彼等小官小吏限制，亦意中事也。”
[3]

五月四日，联大“文艺”壁报社举办“五四与新文艺运动”主题晚会，邀请罗常培、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沈从文、李广田等演讲，会场原定南区十号教室，来的人大大超过预期，容纳不下，临时改换场地到图书馆，不料引发纠纷，有人乘机制造事端，冯至开始讲演后突然电灯熄灭，会场骚乱，无法进行下去，只好改期。

五月八日晚，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在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重开，改由国文学会主办，演讲者除了原先请的几位教授，又有增加，依次发言：罗常培致词，接着讲“五四前后文体的辩争”，冯至讲“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朱自清讲“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孙毓棠“谈现代戏剧”，沈从文讲“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卞之琳讲“新文艺与西洋文学的关系”，闻家驷讲“中国之新诗与法国文学”，李广田讲“新文艺中杂文的收获”，闻一多讲“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杨振声讲“新文艺的前途”。

此次纪念会，校内外参加者达三千人，被视为昆明民主运动发展的一个标志。这样大规模的五四集会，在大后方也是第一次。讲演者中闻一多最为激动，他说：“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我们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要出塔。”会议临近结束，闻一多第二次上台，提高嗓子道：“我号召大家第二次打倒孔家店！五四时候做得不彻底。”他还提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
[4]

闻一多要“出塔”—出象牙塔，当然是一个剧烈变化。联大入滇初期，文法两院暂设蒙自，十几位教师住歌胪士洋行楼上，闻一多埋头用功，除上课外足不出户，郑天挺戏赠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传为美谈。几年之间，从不“下楼”，到要“出塔”，闻一多的转变，自有复杂的内外原因和深刻的思想历程。不过，熟人同事，不很容易一下子就完全理解。当晚，朱自清在日记里写：“一多讲文学遗产，语调激昂，但听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热烈。他的有些话似太过分。”
[5]

“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要出塔”，想必沈从文很难同意。这固然出于他一贯的思想，反对文学与政治的混合绑缚；更重要的是，他也始终清醒，在眼下现实的不安与迫切中，寄希望于政治—政党争夺的政治—虽然有极大的吸引力，却也不过是政治幻想。他十一月给董作宾的信谈及昆明情形，“最显著变化，则为同事中有于一夜间忽然左倾者。亦有从不对于政治有所活动，忽成为活动中心者。亦有平时老谈政治，在此时转趋缄默者。在日常见面同事中，各为种种幻想所兴奋，对平时所学所信已有支撑不住趋势……弟因住乡下已六七年，每星期只有机会留城中一二天，便当真已成为一乡巴佬，因一入城时只闻热闹，已分不清楚某某熟人属于某某党派，且更摸不着彼等明日尚在转变中也。……至于国内各部门分解与腐烂，恐仍在继续，绝不会因为此等微弱呼喊即可望转机获得。凡已在分解与腐烂事事物物，势必到溃决后方慢慢可望新生。”
[6]

六月底七月初，刚放暑假，沈从文一家迁至跑马山下的桃源新村，租草房居住。搬家的主要原因，是张兆和到那里新办的建国中学任教。桃源新村村长、建国中学董事李沛阶回忆：由于护国中学无人照料，师生流离失所，云南大学教授李吟秋接手改办为建国中学，“（闻一多）先生慨然应聘教授文学，潘光旦亦任优生学、沈从文任现代文学、吴晗任历史、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任英文。几位大学教授肯于在乡村中学任教，令诸教师学生感动。”
[7] 沈从文义务教高中作文课，历时一年半。

李沛阶眼见沈从文一家清苦，主动提出请他在自己的酒厂挂名当股东，送他一些干股，让生活得到一点改善。这番好意，沈从文婉言谢绝了。

他给董作宾的信里说：“弟在此住处名‘桃源’，虚有其名而已，茅屋三间，小园一弓，全院中种不结子桃树三株，日常工作为挖土、挑水、磨刀、烧火，凡事做来溜刷在行处，竟若比写文章还高明一着。”
[8] 桃源比呈贡离昆明近一点，因为在滇越铁路线边上，沈从文去城里上课，直接在桃源站上火车，不用骑马了。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学年他在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与马芳若合上“国文壹B（读本）”，一年级必修课；“中国小说”和“现代中国文学”，两门文学专业三年级选修课。

九月十六日，沈从文给七年不见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七年战争影响到国内各部门问题，真是无从说起。至于新文学方面，便是做官的对于这个运动控制力的加强，政府要用它作点缀，因此学术奖金文学部门有个位置，可是得奖的却多是些不相干的作品。控制力虽加强，运用方法可并不进步，因之国家出钱编的书，办的刊物，还是不大有销路，内容也不见好。在野左翼依然要运用文学作宣传，也并无何等好作品出现。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笔。”他要跟胡适说的具体事情是，“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隄先生，同译了我廿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

这本书幸而能译成英文，内中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兵士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如林语堂、熊式一及其他人写的）内容不大相同，要国外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

他天真地设想这本书或有销路，甚至因此重提多年前曾经产生过的到国外去看看的念头—我们或许还记得，他年轻时候跟王际真通信，说过“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这样的“痴话”；如今同样“妄想”，却无可避免地增添了挥之不去的现实沉重感：

这本翻译的出版若成功，大致还可望继续译一个短篇选集，和一个与战事有关的长篇新作。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将来也恐怕无多希望。译本在国外若有相当销路，对于我此后廿年工作，实大有关系。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因为在国内大学谈这个问题已近十年，解释它的过程得失及作品得失时，还有条理，美国人真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过去与将来有所认识，我作这件事情，一定尚能称职。兆和又还充满读书求学兴趣，她若可用我在美国应得的版税读两年书，将来或许也可在翻译上有点成绩。

我们期望生活有个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在国内也许真如什么人说的，业已落后，追赶不上时代，成为无用的人了，但在另一方面，精力可见出价值和意义处，说不定正多！用我平时态度写战争，写我极熟习的湖南人对战争的种种，在国内很显然即不大容易得到付印机会，然而若翻成英文，似乎又很可能让国外读者对东方在应付战争的中国人生活与心情能脱离宣传味有所理解，这理解不仅有益于外国人，也有益于中国的！……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18；432—434）

王际真翻译了一本《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里面有一篇沈从文的《夜》。

这一年沈从文没有新书出版，尤为遗憾的是，在特殊状态下，他烧掉不少文字。《烛虚》留样本正文前，记了这么一句：“三十三年因心脏病，计焚毁日记本七册，另稿十五件，多未发表故事。”（14；448）自此，他没有一本成册的日记留存于世。

[1]
《诗文书镌联合润例》，现存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纪念馆。

[2]
《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教职员卷，551页。

[3]
《1944年沈从文致董作宾三封信》，沈虎雏辑注，《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4]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710页，713页，714—715页。

[5]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290页。

[6]
《1944年沈从文致董作宾三封信》，沈虎雏辑注，《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7]
李沛阶为闻一多、吴晗与建国中学师生合影照片的说明，云南蒙自县文化馆藏。此处引文据《闻一多年谱长编》，809页。

[8]
《1944年沈从文致董作宾三封信》，沈虎雏辑注，《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二、礼物

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土纸本《长河》，因之前屡遭删节，此时只剩十一万字。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的中间，赫然印了一行：“（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10；102）。头年十二月间，沈从文校读全书，罕见地加批了大量注释。这份自注初版校样保存了下来。一月四日，沈从文在这个校注本后写道：“十二月十五日校毕，去《边城》完成刚满十年。时阳光满室。长荣、子和、老三等战死已二年。陈敬摔车死去已一年。得余离开军职已三年，季韬、君健两师部队在湘中被击溃亦已四个月。重读本文序言，‘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热忱与虔敬态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它，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逝者如斯，人生可悯。”（10；182）

三月十二日，闻一多等三百四十二人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文稿由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罗隆基补充而成。为征集签名，闻一多跑到沈从文乡下住处，签名后，沈从文留老友吃了顿饭。

三月二十日，昆明《观察报·生活风》发表了沈从文的《赤魇》，这是篇名带“魇”字作品中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结束。

九月，西南联大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沈从文在本学年上的课有：文学院中文系，与李松筠合开“国文壹五（读本）”，一年级必修课；“各体文习作（二）乙（语体文）”，文学专业三年级选修课；“现代中国文学”，文学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中国小说史”，文学和语言专业三、四年级选修课。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国小说史”和“现代中国文学”两门，与中文系合并上课。

九月八日晚，沈从文彻夜未眠，写小说《主妇》，送给张兆和作纪念礼物。“我们住处在滇池边五里远近。”“村中百十所新式茅草房，各成行列分散于两个山脚边，雨季来临时，大多数房顶失修，每家都有一二间漏雨。”现在，“战事已结束，雨季也快结束了。我们还住在这个小小村子中，照样过着极端简单的日子，等待过年，等待复员。”“对日战争结束后，八年中前后两个印象还明明朗朗嵌在我记忆中，一是北平南苑第一回的轰炸，敌人二十七架飞机，在微雨清晨飞过城市上空光景，一是胜利和平那晚上，住桃园的六十岁老洋人比得，得到消息后，狂敲搪瓷面盆，村子里各处报信光景。至于两个印象间的空隙，可得填上千万人民的死亡流离，无数名都大城的毁灭，以及万千人民理想与梦的蹂躏摧残，万千种哀乐得失交替。即以个人而言说起来也就一言难尽！……我虽竭力避开思索温习过去生活的全部，却想起一篇文章，题名‘主妇’，写成恰好十年。”“今天又到了九月八号，四天前我已悄悄的约了三个朋友赶明天早车下乡，并托带了些酒菜糖果，来庆祝胜利，并庆祝小主妇持家十三年。事先不让她知道。我自己还得预备一点礼物。要稍稍别致，可不一定是值钱的。”（10；312，313，314，317）

他想到“和自己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即便在“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的“忘我情境中”，“总还有个谦退沉默黑脸长眉的影子。”（10；316，317）

他想写出主妇素朴的心，她的宽容和透明理解，可是不知从何措手。他把从九月八号下午以来的家庭生活情景写下来，把自己写作时的思绪写下来，就成了这篇作品叙述的内容。接下来，他又写道，天亮了，他出门到田埂间散步，从路旁摘了一大把带露水的蓝花，送给主妇。

九月九日上午八点多，程应镠与王逊等几个年轻朋友来时，沈从文刚从外面散步回家。

冬季的某天，闻一多邀吴晗，专程同访桃源新村，劝说沈从文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由于对党派政治的一贯反感，沈从文不肯参加，让多年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失望了。以前闻一多、沈从文等在冯至家讨论翻译现代作品时，也曾涉及这个话题，“提起年青同学需要领导，那时民盟还不露面，我就说过我的性格恐不宜于人事周旋，如集团中应付人，他作来可能有作用得多。”（27；91）

这一年十一月，日本开成馆出版了冈本隆三翻译的《沈从文短篇集》。中文书，有一个绿杨书屋的盗印本《沈从文选集》。

年初，文聚社版《长河》（一九四八年上海开明书店出过改订本），实际上是沈从文到一九五七年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新书。

三、复员前后

一九四六年寒假，沈从文一家搬到昆明城内西南联大昆中北院宿舍。

三月十七日，沈从文参加了为“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举行的大规模送葬游行和公葬仪式。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呼声遍及全国，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浓厚。现实的发展使沈从文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愈发加重，抗战胜利后，他明显感受到昆明党派活动骤然加强，“人人为明日国内战事而忧心，大家谈和平，却寄托和平于政治上的平衡与调整。”而他清楚地区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政治有联系的人，对于和平的认识和幻想可不尽同—本质同目的不同。前者惟知国家必和平方不至于糜烂，后者却重在分配政权并如何得到它，巩固它。”（27；90）由此认识出发，他撰写时评，提出“我们要个第四党”，希望由非党专门家形成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各部门内行的、具体的、切实的工作代替空谈和争辩，以争给予代替争占有，从而为和平民主的进步政治找到途径。这样的“拘迂之论”，近于“抒情的理想”，文章被当局禁止发表。

春天，湖南遭遇大旱，当局不尽责，湖南人只能自救。沈从文在昆明报纸上刊登“鬻字赈灾”启事：“湘灾严重，死亡太多。我会写几个草字，想义卖一百件，全部作赈灾。我的朋友、同学、读者，凡乐意助成这件事的，在筹赈会请代收赈款银行或报社捐款万元，函示收据字号，即将所书一件寄奉。”
[1]

五月四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之后，举行联大纪念碑揭幕式。自十日起，全校复员计划正式启动，开始向平津迁移。沈从文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

七月十二日，沈从文全家乘飞机抵上海。在沪期间，沈从文与叶圣陶、巴金、郑振铎、李健吾等见面，朋友们多劝他就留在上海写作，不要到北平去。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七月下旬，全家到苏州。为协助父亲生前创办的乐益女中战后复校，张兆和决定暂时留下，在学校教英文。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在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苏州前夕，回合肥老家，次年去世。

沈从文刚到上海那几天，接连传来昆明惨案消息：先是七月十一日晚，李公朴被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暗杀；四天之后，闻一多参加完李公朴追悼会，归途中又被特务枪杀。愤怒之外，沈从文预感到更大的悲剧：这残暴血腥的事件，已明晃晃地昭示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局面随时随地都会更加恶化。八月九日，他写《怀昆明》，忧心无处吁告，无奈之下，把具体事件的追责恳切诉之于湘籍军官，“目前在云南负军事责任的为湖南人，负昆明地方治安责任的亦湖南人，如何使这件事水落石出，彻底清楚，驻滇的湖南高级军官，实在其责任和义务待尽。若事不明白，或如‘一二·一’学生惨案，马马虎虎过去，也近于湖南人羞耻”，“西南一隅明日传给国人的消息”，不应该“依然是暴徒白昼杀人”！（12；277—278）此文十三日发表于上海《大公报·文艺》。

事实上，在回到北平之前的旅途滞留期间，沈从文一直处在对于国家“明日”的忧惧之中。

《怀昆明》之前，八月四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发表《忆北平》，呼吁在朝在野各方力量要“理性”，“要想法设法使理性完全抬头，从武力武器以外求各种合理解决……凡对于国家人民稍具爱与不忍之心，想把团体或个人能力和一腔热血加上去，推上去，黏上去，有所表示时，也需要理性，凡一举一动都得谨慎！”（12；271）

八月二十二日，张兆和的弟弟张定和作品演奏会在上海举行，沈从文特意写《定和是个音乐迷》刊在两天前的上海《大公报·文艺》。这是这一段时间里他写得最放松的文章，温暖的人事，轻快的笔调—可是叙述途中，不由得转向时局，转为沉重：我们“准备参加定和的作品演奏会了。可是国家社会却正陷入一种新的可怕的纷乱中”，“在当前少数人病态残忍情绪扩张所作成的局面下”，文学和艺术要给年青一代信心和勇气，“一种争夺以外的教育”，“用爱与合作代替夺权势来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12；213，214）

[1]
1946年6月1日出版的《上海文化》第6期报道《沈从文鬻字赈灾》消息，内引昆明报纸所登启事原文。据此则消息引。

[第十四章]　北平：“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

一、不能不把事想得远一点，深一点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沈从文一个人从上海乘飞机回到北平，就任北大教职。

第四天，《大公报》记者徐盈和子冈来访，子冈随后发表《沈从文在北平》，做了生动平实的记录和描述，带着亲切的幽默：

……“我没有像振铎、一多那样做，我想”，他手指着前额画了很多圈圈说，“便是因为我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反抗性不大，这或许是弱点。”

他完全不以报纸上说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为伤害他，“她一向那样说的。抗战初期，曹禺，巴金都曾有可能约往延安去，可是不知为什么，都没去成。我自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书也教不好；不习惯受管束，也不会管束别人。还是让我和青年在一起，看了他们如何转变。”……

……似乎他还是看重作家的作品，或者更在为写作生命的有限担心，因为他说：“我也许还能写十年，别人写百万字的时间，我只能写十万字。我曾经和巴金同住过，他写《火》，我写《边城》，他一天写七千字，我一周才写三千字。”

他说他的原稿是别人看不清的，东一点，西一点，句子不完全，修整好了才对凑起来。果然桌上正在修整的旧稿好似女人正在电烫的头发，添的句子像夹子卷儿向四周散射。

……

他的掉牙和别人有些不同，他先掉左右后牙，并不痛，却与他的爱说笑的气息不相配合。他承认是为了“吃得太坏”。鼻血病这几年好些了。……沈夫人……现在在苏州娘家。沈先生说：“来不了啊，……教授们的较好房子要等抽签。”他的十二岁的儿子已上了苏州中学了。

版税呢？读者们会惊讶的。可是他不会愤怒，却显然是会伤心的，“今年开明结算稿费，我拿到三百六十元，因为是按照伪币折合的。算起来要自己一本书十八年的版税才能买一本书，这是书店的制度。”他又讲起部定的那本国定教本逻辑学。作者的数年版税值九元七角五分，为此他慨叹：“文化文化，原来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文化空气中，奇异的是活在这种文化空气中，居然还有人写作……工作的庄严感终未失去……原因是这种人明白现实尽管如何要不得，他的对面还有读者。”

……

由《忆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焦愁，他屡次地追问时局的症结，坦白地说：“你们告诉我，批评我，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1]

一个多月后，沈从文又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记者提出了郑振铎与郭沫若，他表示摇首，拿了巴金与茅盾来做比。他说：‘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有极大贡献的，但巴金却在那里默默地支持着它，而且是很吃力的工作。茅盾也很沉稳，不像郭沫若一般的飞莫斯科。像女作家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则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提到何其芳等，并且还说：“假若国家把作家都放在宣传部里，那成什么样子”，“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是用政治来干涉文学，那便糟了。”
[2]

记者姚卿详做“学者在北大”系列采访，最先发表的是朱光潜的访谈，所以关于沈从文这篇在《益世报》十月二十三日刊出时，题为《学者在北大（二）：沈从文》。沈从文没有料到，上海《侨声报》于十一月三日又登载此文，且改题为《沈从文论作家》，他指名道姓的点评益发传播开来。

很难确定记者的记录准确到什么程度，描述中渲染的成分有多大。这篇访问记倒是有一点生活信息：沈从文搬进了较大的宿舍，“他的住房已不是鸽子笼式的了”，“他现在‘和朱先生他们在一块吃饭’。”

回北平后还不到一个月，沈从文就在九月二十二日的《经世日报·文艺》发表《新烛虚》，十月刊于《上海文化》时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难抑痛苦地表达对所见的厌恶和失望。

运煤的脏骆驼进城，忽然看到美国出品的坦克；六轮大汽车出城，满载着新征发的壮丁。“就在这个时节，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北平。”在人群中散步看人，“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另外一种即是油滑，市侩、乡愿、官僚、××特有的装作憨厚混合谦虚的油滑。……我们是不是还有方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些更年青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在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具有一点抵抗力？”

他想到的是，“北平的明日真正对人民的教育，恐还需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文学运动将从一更新的观点起始，来着手，来展开。”

就在这个时候，他几乎撞到一个拦路电网上。“你们可能想得到，北平目前到处还需要一些无固定性的铁丝网，或火力网，点缀胜利一年后的古城？”接着是两个人摸身检查。

骆驼运进御冬的燃料，而北平之外，零下三十度的一些地方，集结五十万人在打仗。“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的继续，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青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一切时，决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如果大家苦熬八年回到了北平，连这点兴趣也打不起，依然只认为这是将军、伟人、壮丁、排长们的事情，和我们全不相干，沉默也即是一种否认，很可能我们的儿女，就免不了有一天以此为荣，反而去参加热闹。张家口那方面，目前即有不少我们的子侄我们的学生。我们是鼓励他们作无望流血，还是希望他们从新作起？显然两者都不济事，时间太迟了。他们的弟妹又在长成，又在那里‘受训’。为人父或教人子弟的，实不能不把这些事想得远一点，深一点，因为目前的事和明日的事决不可分。”（12；280，283—286）

为寄托希望的新的文学，沈从文又忙碌起来：他和杨振声、冯至主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十月十三日出第一期，不久此副刊全交由冯至发稿；接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十月十三日在第十期发表《文学周刊开张》；十二月，与朱光潜、杨振声、冯至、徐盈署名编辑的《现代文录》杂志出版，但只出了一期；经萧离介绍，主编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副刊，十二月二十九日创刊，他题写了刊头，此副刊实际主要由北大同事周定一负责。

沈从文把编副刊的工作看得很重，如在《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十一期的《编者言》中所表示的那样的：“第一句应交代的话，是‘没有热闹’”；“对作者将为一个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对读者将为一个具有情感教育的机构”；“若有人问我，在你这个理想发展中”，产生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用来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有什么作用？我不必思索即可回答，希望它能有作用，即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16；450）

[1]
子冈：《沈从文在北平》，天津《大公报》，1946年9月3日。

[2]
姚卿详：《学者在北大（二）：沈从文》，《益世报》，1946年10月23日。

二、围攻

一九四六年，沈从文发表作品近四十篇，有少数是重刊。在这些文章中，最受瞩目的是《从现实学习》，十一月三日、十日《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版和上海版同时刊出，紧接着即遭到异常激烈的批判。

文章正文前有一小段引言：“近年来常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试疏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写一个小文章，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信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的回答。”（13；373）

这算是缘起。不过，更内在的原因也许在于，当此艰难时刻，独立于不同强大集团之外孤单坚守己见，他需要支持的力量；对于沈从文来说，他习惯于从自身发掘这种力量，而不是外求于其他。他的方式是重新回顾生命历程，再次沿着生命的来路，紧贴着个人的实感经验，叩问自我人格的发展和精神脉络的形成。早年的《从文自传》，就是运用这种方式的结果；只是现在，要比那个时候更加复杂，要更加深入内里。《从现实学习》是这个特殊阶段产生的自传，偏重对所经历的不同时期社会现实的个人性认识和反应，对别人是“回答”“责备与希望”，对自己是寻求和获得内生的、根源性的支撑。

然而，对沈从文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经历和精神发展，并不是批评者所关注的。他既然谈“从现实学习”，就无可避免要涉及社会、政治、时局问题，正是在这些敏感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一触即发的尖锐冲突。

文章结尾，沈从文写道：“……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也都说是代表群众，仔细分析，却除了知道他们目前在奔走，将来可能作部长、国府委员，有几个人在近三十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当在人民印象中。又曾经用他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以自见？”这段话不仅批评正在武力交战的双方，而且并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力量。他不信任任何的政治派别，而“在对现实濒于绝望情形中”，“需要努力使多数希望，转移到那个多数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工作场，在一切方面，仿佛沉默无闻，从各种挫折困难中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努力探寻学习的专家学人，为国家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所作的工作之巨大而永久。一个作家之所以可贵，也即是和这些人取同一沉默谦逊态度，从事工作，而又能将这个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特别阐扬。这是我在学校里从书本以外所学得的东西，也是待发展的一种文学理论。”“我希望用这个结论，和一切为信仰为理想而执笔的朋友互学互勉。从这结论上，也就可以看出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原因！”（13；395—396）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分五次连载两万字长文《沈从文批判》，作者史靖，本名王康，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一九四四年毕业，抗战胜利后参与民盟刊物《时代评论》编辑工作，这个刊物主要由吴晗和闻一多负责筹集经费。文章说，沈从文“一天一天和自己出身的阶级远离，在八年抗战和一年内战的期间他且显然站在对立的地方，以致为时代所讥讽所唾击，为同时代的同道者所遗弃”，“事实迫使着像我这样曾经对沈先生有过爱好和希望的一些人不能不有所遗憾和谴责”。《从现实学习》更加让人“失望和憎恶”，“充满了一个被时代所遗弃了的作家的控诉和愤懑，因此在全文里到处都弥漫着自辩和抑不住寂寞的声音，在祈求着读者给他以同情和支助”，“不仅固执着错误，而且要将错误送给别人。”

《从现实学习》谈到云南阶段的生活时，说：“在这段时间中，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而为愚人一击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可是对于另外那个更多数同事，用一个完全沉默来承当战争所加给于本身的苦难，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时反而被年青人误解，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抱同样敬意。为的是他们的死，他们的不死，都有其庄严与沉痛。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我明白，我记住，这对我也即是一种教育。”
[1]

史靖揪住“愚人一击”，厉声反问：“好一个‘愚人的一击’！谋杀闻先生的仅仅是‘愚人’一击可以遮掩的吗？沈先生，你为了讨好，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可知一个杰出的人才就在你轻描淡写之下给‘毁去’了吗？”他如此断言：“沈先生不仅在积极地帮凶，而且消极地一字一句的都在宽恕和抵消反动者的罪过。”

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辞年晚会，检讨文艺界四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第二天《文汇报》以《作家团年》为题刊登了此消息。

郭沫若看到新闻后，立即写《新缪司九神礼赞》，声援文协同人，批评“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直指沈从文—“他们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除掉自己的小说之外差不多就无所谓‘创作’。”在列举了一大批作家、学者的名字和文艺的各部门之后，郭沫若说：“朋友们哟，我想称颂你们为‘新时代的缪司九神’，你们真以过人的努力，克服着当前的超级地狱，而在替我们播着火种。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此文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文汇报》。

郭沫若这篇文章还顺带回击了沈从文访谈中的“摇头”：“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了他的摇头材料。……假使有机会飞，我还是要飞的，尤其是‘飞莫斯科’。我并不怕教授们向我摇头……我假如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上海《文萃》周刊发表杨华《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从《侨声报》转载的访谈说到《从现实学习》，结论是：“你看，可诬蔑的尽量诬蔑，该吹捧的大胆吹捧，而且从来不忘记抓住机会，委婉曲折地自吹自捧一番。要不是深通‘买卖’之道，焉能运用巧妙，一臻于此！”

一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新书业和作家》，二十一日上海《大公报》也刊出此文，简述新文学以来作家和出版之间的关系，呼吁作家和经营书业者，双方都要有一点理想，“希望有人能记住这不是纯粹商业。”文中谈及创造社，“一面感于受当时有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因此来自办出版，直接和读者对面。努力的结果，虽若干短时期即作成两面的突破，过不久终因为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不料这也引起郭沫若动干戈，他在二十七日的《文汇报》发表《拙劣的犯罪》，说“书业的不振或不正和作家的受罪，分明是政治问题”。沈从文“信口开河”，“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文章说，沈从文“极尽了帮闲的能事，一面做掩饰工作，一面做离间工作”。又说，沈从文“一手轻松便把政治的责任推开，而把严重的罪状加在出版家们的头上”，“这简直是超过了帮闲的范围，而死心踏地的帮凶了。”

“帮凶”，“帮闲”，“诬蔑”，“犯罪”，猛然间已成口诛笔伐之来势。沈从文本能地想要反驳，二月前后，起笔四篇文章，但四篇都未完稿，可以猜想他一次又一次欲辩，而终于废言的情形。这四篇残稿集于《政治与文学》题下编入《沈从文全集》，现在能够看到他当时的一些内心活动：

老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痛苦？”我说：“唉嗨，有一点儿。那就是没有属于任何一党，也没有什么后台，自己也没有钱，不然倒很想把自己的文章和那些批判汇拢来，印个小本本，留下来有目共赏。”

我不会是如你们所猜想的国民党伙计，也不会是另一党伙计。世上有的是一生专做伙计的人物。……我看了三十五年内战，让我更坚信这个国家的得救，不能从这个战争方式得来。人民实在太累了，要的是休息，慢慢才能够恢复元气。

我怕争斗吗？是的，我怕我和我们一辈爱这个国家而又沉默工作了四十年的一些专家，毁于混乱中，我更怕这个国家会为国力消耗太大而毁去。……但是战争还是来了。这是我们的痛苦，凡有做人良心的总会感到痛苦，是国家民族的羞耻，因为直到如今，我们还缺少一种稍进步的观念，能由战争以外找寻调整这个国家的矛盾方式。（14；255，257，258）

二月初，沈从文给在上海的李霖灿、李晨岚复信，主要是想托他们为汪曾祺找一个工作，当时汪曾祺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不遂意；顺便提及自己的情况，如此说道：“在这里一切还好，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又从官到商，从商转政，从政又官，旋转了许多次的。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18；465）

二月三日，给上海一位熟人信中说，“这里一切照常。事能进行，惟在此死城中所进行的虽若也还庄严，但想起千里内一片杀声，一片血影，便不免令人茫然了。照上海扫荡沈从文的消息说来，我倒俨然像是要清算的一位”，“四个月来，一大堆访问记，都从莫名其妙情形中转成上海报纸资料，如说巴金不问国事，如说西谛，如说凤子，断章傅会，都成瞎说。到之琳来，方知道还多为《侨声报》故意大大登载。又这里一某某，又说我提拔的萧乾如何如何，我想生平从不曾如此说，怎么会有这类语气？”（18；467—468）—姚卿详的那篇访问记，有这样的叙述：“另外他称赞的有卞之琳与萧乾。他说卞之琳在静默中写着他五十万言的英文小说，而他在大公报时代提拔出来的萧乾，认为他的学习与创作的态度及努力也都是极认真的。他连口说：‘萧乾很好！’”
[2] 汪曾祺也关注到这场“围攻”：“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3]

[1]
此处从1946年11月1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引，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版这一段文字与此相同；《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89页同一段文字略有差异，“终又因而为愚人一击毁去的朋友”，《全集》本为“终又因而为当权者爪牙一击而毁去的朋友”。

[2]
姚卿详：《学者在北大（二）：沈从文》，《益世报》，1946年10月23日。

[3]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晚翠文谈新编》，233页。

三、交织的层次

三月二十七日，天津、上海两地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同时刊登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两地的版面上都插入了黄永玉的多幅木刻。沈从文写这篇散文，本为介绍青年木刻家黄永玉的作品，于此着墨处却并不多；主要的篇幅谈黄永玉的家世，尤其是他父母—沈从文的表哥表嫂—的故事；更扩展一层，概括叙述凤凰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化和悲剧命运，特别对数以万计的青春生命毁于无可奈何的战争中，笔下充满难以抑制又难以表达的深刻伤痛。几个层次复杂交织，其间弥漫着对于家乡的“黍离之思”，对于现今陷入战争的残忍现实的愤懑和绝望，对于为未来培养爱与合作的种子而如何着手工作的长远思考——

抗战到第六年，我弟弟过印度受训，到云南时谈及家乡亲友的种种，才知道年纪从十六七到四十岁的人，大多数已在六年消耗战中消耗将尽。表哥在一场小小病中也已无声无息的死去了。

抗战到第八年，……忽然有个十六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一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墨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和，给我一种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知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也即不易作到。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三，而年龄也还不过二十五岁。更有料想不到的事，即那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默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某一处卑微工作上短时期的稳定，继以长时期的失业，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却从一种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成为一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作者。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命运，感到异常痛苦。

和平来了，胜利来了，拼补凑集居然还有一师部队，由一个从小卒，作书记，转军佐，入陆大，完全自学挣扎出来的田姓军官率领，驻防胶济线上，方以为国家和平来临，苦难已过，不久改编退役，正好过北方完成一个新的志愿，即好好的来读几年书。且和我合作，写一本小小历史。纪念一下这小小山城几万壮丁十年中如何陆续死去的情形，……因为正可说明一种旧时代的灭亡而新生命的开始，虽然是种极悲惨艰难的开始，因为除少数的家庭还保有男丁，大部却得由孤儿寡妇来自作挣扎！不意内战终不可避免，一星期前胶东一役，这一师结果却在极暖昧情形下全部覆没。师长随之阵亡，统率者和一群干部，正是八年抗战犹未死尽的最后残余。从私人消息，方明白实由于“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因此解体。……一面是十分厌倦，一面还得承认现实，就在这么一个情绪状态下，我那些朋友亲戚，和他们的理想，便完事了。这一来，真是“连根拔去”，筸军再也不会成为一个活的名词，成为湖南人谈军事政治的一忌了。而个人想从这个有野性有生活力的烈火焚灼残余孤株接接枝，使它在另外一种机会下作欣欣向荣的发展，开花结果的企图，自然也随之而摧毁了。（12；224，225，228—229）

这一时期黄永玉浪荡在上海，有一天，“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1]

《一个传奇的本事》从家乡人共同的悲剧再说到自己及年青木刻家，沈从文仿佛已经看到了将来的命运，于是复杂交织的叙述又添上一层沉重的关于个人未来的预言：

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作者，恰代表一个小地方的一种情形：一则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但依然不免因另外一种有地方性的特质与负气，会合了一点古典的游侠情感与儒家的朴素人生观，与时代俨若完全游离。即因此终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而实同的命运，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的结局。至于这个更新的年青的衍化物，从他的通信上，和作品自刻像一个小幅上，仿佛也即可看到一种命定的孤立，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到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的悲剧的将来。至于生活的败北，犹其小焉者。

这样的预言，于自己，是非常清醒的判断，日后的事实将证明不出所料；于一个二十几岁的艺术家，则不免显得过于严酷。沈从文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接着说，对木刻作者“也留下一点希望”—其实这“希望”，既是对黄永玉说的，也未尝不是对自己说的：

我以为倘若所谓悲剧实由于性情一面的两用，在此为“个性鲜明”而在彼则为“格格不入”时，那就好好的发展长处，而不必作乡愿或政客，事事周到或八面玲珑来勇敢生活下去。应毫无顾虑的来接受挫折，不用退避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有见解的思想家，和一个有勇气的战士，共同的必由之路。（12；230）

[1]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17页。

[第十五章]　北平：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

一、中老胡同三十二号

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朱自清从清华来北大宿舍，因为他《论诵读》那篇文章，“写好了寄给沈从文先生，隔了几天他写信来说稿子好像未完，让我去看看。我去看，发见缺了末半页。沈先生当天就要发稿，让我在他书房里补写那半页，说写完了就在他家吃午饭。这更是逼着赶了。等我写完，却在沈先生的窗台上发见那缺了的末半页！沈先生笑着抱歉说，‘真折磨了你！’但是补稿居然比原稿详明些，我就用了补稿。”
[1] 这是给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的稿子，二月九日刊出。

这一处北大宿舍，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是座大院，住了二十几家教授。“朱光潜伯伯家经常高朋满座，品诗论文好不热闹；贺麟伯伯的西洋哲学编译工作紧锣密鼓；为多家报纸编辑文学副刊的工作使沈从文伯伯应接不暇。大院里文采飞扬，吸引着住在外面的人，像杨振声伯伯就经常从南锣鼓巷过来闲谈。”当年的孩子冯姚平—冯至的大女儿—对院里特殊的气氛记忆深切，她说父亲编辑了一年多《大公报·星期文艺》，“这本来是沈伯伯编的，忙不过来，让给父亲来编。”
[2]

一月二十二日，春节，落雪二尺，晚上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今天大家拜了拜年，依然有客人不少，吃饭时站在桌边进行的。累了一天，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似乎永远理不清楚，使人对工作不免感到烦忧。也许因为太累，人不大舒服，可是明早依然得上课。真是一种离奇的存在。一面是只想从幼芽中寻觅好种，一面却为这个拣选工作感到无比的疲乏，一切如此，一切还是在进行。比战争还难处理的一种反复挣扎，什么时候才可望释然于怀无萦无累？三三，这也许只是一会儿，到明天，我就又会充满兴致来在这个工作上继续下去了。”

新年第二天，午后，又写：“依然有不断来客拜年，也看看房子。房子已被看厌，真想招顶了。天雨雪，客房似稍冷。我还想趁你们来以前改造一下，移动一下，新年可找不着工人。想用大间作卧房，移书房于小间，是个办法。可是还不定如何移，也许等你来斟酌了。好在住得下去，只不怎么松动罢了。……我三次课都是早八点。……再有两个月即不必升炉子，也许可以展得开些，炉子相当占地位。”（18；463，464）

二月初，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离开苏州，从上海乘船经青岛、秦皇岛到达北平。沈虎雏叙述少年时零星的记忆：“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有红漆木门，进去不远又有二门，爸爸引着我们绕过好几幢平房，才到西北角上新家，这院子真大。”“因为在孔德上学，爸爸每星期交我一包稿子，带给学校附近的《益世报》办事处。”“虽说团聚了，像在龙街全家围坐忘情谈笑的机会总也等不来。”“现在他还是幽默温和，可总有点什么不同以往，没办法跟爸爸纵情玩闹了。”“东安市场里，妈妈让我帮着长眼，选了支大金星钢笔，是为大表姐买的。这两天以瑛大表姐在里屋和爸爸妈妈关门嘀咕，不像别的亲友大声说笑，听得见爸爸在叹气。”“‘姐’要当八路去了。”还有——

爸爸也常带我去访友，学者教授艺术家，多是清茶一杯，记不得在谁家吃过饭。这天说要带我去看一个伟人。奇怪！他会有伟人朋友？

“你念念这诗。”他递过一本翻开的洋装厚书。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嗨！这种诗像小孩子写的！”我为这么厚的洋装书抱屈，“胡适之写这个，就算伟人啦？”

“当然不止这些。不过那时候能写这种小孩子东西已经很了不得。没人提倡这些，你就读不到那么多新书，我也不会写小说。”

我这时已在囫囵看些叶绍钧、鲁迅、张天翼、老舍和爸爸写的厚书。

胡适之没我想得那样可怕，敢情伟人也是人！老太太笑眯眯摸我的脑门：

“刚刚做的媒……小的都这么大了……”
[3]

春夏间，张充和来到北平，“我住他家甩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书籍漆盒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及至到手后，又怕三姐埋怨，有时劝我收买，有时他买了送我。所以我还有一些旧纸和青花瓷器，是那么来的，但也丢了不少。”她留意的是沈从文生活的这一面，记得有趣的细事：

她说朱光潜“最喜欢同沈二哥外出看古董，也无伤大雅地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同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4]

四月底，沈从文身体出了点问题，五月一日致秦晋信说：“不幸日来因病倒下，呛血，近方发现，医嘱躺下再说，恐有半月方能离床。”（18；472）这个病大概拖延了几个月之久，或者是后来复发，十月十二日致徐盈信：“医院检不出结核，可是半夜还是呛血，胸部沉重，可能是肋膜胸腔受了伤，一切工作不能不放置了。送来的奶粉鱼肝油特捎还，并无别意，只是保守习惯罢了。如果是报馆方面报了账，就作为我已领受，请你为处置到文协什么有病而无力的朋友去吧。不必提什么人送的，更不必提我。”他说，“小病不足在意，只要不是全坏，不会一时倒下的。即倒下，也平常事，总算是工作过来，因为脆弱，所以完事了。国家在变化中，从我们这一代看来，总以为如能由战争外平衡矛盾，或可减少些消耗牺牲。但势不可能，末了是到处着火。我很羡慕更年青些的，能用一种赤忱诅咒当前而迎接未来。我呢，恐怕没有能如别的作家那么活泼身心，去未来时代与人争什么了。一涉争斗我就先倒！”（18；478）

[1]
朱自清：《〈标准与尺度〉自序》，《朱自清全集》，第3卷，114页。

[2]
冯姚平：《中老胡同记事》，《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江丕栋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58页，165页。

[3]
沈虎雏：《团聚》，《生命流转，长河不尽》，360—363页。

[4]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70—271页。

二、困兽之斗

六月一日，《文学杂志》复刊。此事半年前即开始筹备，常风回忆：“一九四六年底杨振声先生约朱光潜先生、沈先生、冯至先生、姚可昆先生（冯夫人）和我在东城雨花台吃饭，商谈《文学杂志》复刊事。”商定仍请朱光潜主编，其他各位参加编辑工作，常风担任助理编辑；因朱光潜任北大西语系主任，又一度代理文学院长，十分繁忙，杂志复刊后，“朱先生更多依靠沈先生。收到来稿后，我将诗歌送给冯先生，小说和散文送给沈先生，请他们审阅，其他稿件都送给朱先生。朱先生审阅全部稿件。我也将全部稿件送给沈先生过目。”
[1]

《文学杂志》接续十年前被战争中断的办刊理念，编号相连，复刊号为第二卷第一期。沈从文在此期发表《巧秀和冬生》；十一月第二卷第六期，又发表《传奇不奇》。这两篇新写的小说，上接一九四五年的《赤魇》、一九四六年的《雪晴》，自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渊源，能明确地追溯到沈从文十八岁那年冬天，所在部队覆灭，他被遣散回老家，朋友满叔远邀请他去离凤凰县城四十多里的乡村高枧做客吃喜酒，期间身受自然奇境浸染，耳闻目睹人事相左、仇怨延续的悲剧。此番经历无意储存的信息，蛰伏了许多年之后，未料在这一时期清晰浮现，落笔成文。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征兆：沈从文回到了他擅长的小说，回到了他青年时代的经验与记忆，回到了他有无限深情的湘西儿女的生活世界。十八岁短期的乡村经验和尘封的记忆，激发他写出四篇故事，而且这个系列还未完，仅此即可想见，这个生活世界对他是多么大的精神资源。

然而，事实是，一九四七年的《巧秀和冬生》和《传奇不奇》，是他文学生涯最后发表的两篇小说。

他无法回到文学创作，他深恶痛绝的战争和政治缠住了他；他摆脱不出来，也负气地不想摆脱；他频频发表关于时局的杂论，作困兽之斗，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绝望的嘶喊—他的嘶喊，常常又像是絮叨：

四月，发表《性与政治》，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谈人这种“政治动物”，希望对“有生不一”现象多理解一些，“这个民族明日悲剧会减少些”（14；266）。

五月，发表《五四》：“五四又来了，纪念了快有三十次，这个国家的破产光景却已差不多了。各种火都还正在燃烧，一直烧到许多人的心上。……我们要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才会有个转机。”（14；269—270）

八月，发表《欢迎魏德迈》：“魏德迈先生应当明白中国青年原和美国青年有一点相同，即对外战争过久，精神身体都已十分疲惫，实在不希望在本国本土还有战争继续，更不希望另一国家来帮助这种无终结的战乱。……美国的对华政策，仅仅注意到买办、官吏、受英美文明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中用，注意点的确也应当变变了。美国如愿扩大友谊至中国青年一代，中国孔夫子有两句话值得记住：‘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个‘人’是个万万多数恹恹待毙的人民，以及对美国友谊已感到惑疑的知识青年。”（14；274—275）

十月，发表《一种新的希望》：“战争是社会变态……‘越战越勇’虽有人，一国元气都必然为之完全斫丧。……每一种‘打得好’‘作得痛快’的印象，都必然是在另外一片土地上，用千万善良无辜人民的血和泪堆成。……这民族自杀悲剧的终结，既一时无望于噩梦自然觉醒，话说回来，就还应当承认是‘人谋不臧，并非一夙命必然！’……一个国家若把‘官僚万能’和‘思想贫困’局面，不自觉维持到二十年长久时间，社会组织求其不退化，不恶化，不分解，不崩毁，如何可得？人谋不臧既非单纯怨谴可以补救，于是引起了三种新的发展，作为对于当前的否定，以及转机的企图！一是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二是学术独立的重呼，三是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第三种是在学校中，普遍社会中，一切机构组织，一切个别工作计划，所寄托所蕴蓄的呼吁和悬望，即‘我们需要个更新的粘合，来重造这个国家！’也可说是个‘第四组织’的孕育，目前虽犹若缺少具体纲目，明日必逐渐成形，它将在政治学术以外作更广泛的粘合与吸收，且能于更新的世界局势中作有效适应。这个新的综合有个根本不同起点，即重在给予而不重在获得，重在未来而不重在当前，要第一种理想抬头需要培养些优秀政治家，要第二种理想起作用需要培养优秀科学家或哲学家，此外优秀伟大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的创造，体育竞技和工业管理技术人材的训练，举凡一切增加上层组织弹性和效率，而又能沟通、中和多方面对立、矛盾，以及病态的集权与残忍的势能，都必然是从这个新的综合所形成的培养液中寄托希望，方能证实，这种粘合重造的起始，看来困难作成容易，近于为长者折枝，从报纸即可着手，历史如足借镜，‘五四’运动的一切发展犹在目前，应当有具远见的报人和学人，来把它重新检讨，重新作计！”（14；278—280）

这一年，金隄和白英（Robert Payne）翻译的《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选》（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ung-wen）由伦敦George Allen&Unwin Ltd.出版，这是沈从文第一本英译作品集。前一年，英国出版《当代中国短篇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Ltd.），其中收有袁家骅和白英翻译的两篇沈从文小说：《黑夜》和《灯》。

[1]
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生命流转，长河不尽》，37页。

三、编者的“集团”和现代诗新风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六十二期发表《本刊一年》，沈从文检视自他编辑以来的五十余期，对在这个“到处有火在燃烧，有人民无辜的血在流”的时代，“这个小小刊物所欲作所能作的挣扎”，一方面深感“薄弱而无力”，另一方面，又多少欣慰刊物的工作，特别是，“有二分之一以上作品，为北方新人作品，（好几位少壮作家的作品，所得到的赞美，以及一年来的惊人进步，使编者亦分有了光荣）。”（16；453，454）

这个周刊还将持续一年。在一百多期的版面上，自然不缺名家，如朱自清、朱光潜、废名、冯至、林徽因，等等；比重更大的是新人，在沈从文的思想里，对于“民族堕落与挫败”“还有勇气来挽救，来修正”，年青作家如何用笔，实有寄托明日希望的庄重意义。（16；454）

第六十三期发表的《新废邮存底三二四》中，沈从文对一个青年诗人说：“本刊由我发稿五十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用，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得到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专登载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青的还只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还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刊物自然也有老作家，比如说，近两期纪德作品译者盛澄华先生，是个纪德专家，他作的关于纪德论文在《时与潮文艺》发表时，当时就有人以为是五十岁长胡子教授的工作。想不到作者虽教书已多年，还当真如或人想象有一把胡子，可是这一把清秀胡子却是装在一个漂亮青年教授下巴上的！……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正如你自己，若从作品看，那有人会相信是十八岁人的手笔。”（17；475）

——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是柯原，他丧父负债，前一个月，沈从文在第五十八期刊登启事：“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又表示，“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14；350）

《益世报·文学周刊》努力的多个方面都有不凡成绩，其中，对于现代诗的推动，格外突出。发表诗歌较多的作者有李瑛、叶汝琏、郑敏、金隄、王道乾等；最多的是穆旦，总计十七首，第四十八期刊出周珏良的评论《读穆旦的诗》，第五十九期又刊出李瑛《读〈穆旦诗集〉》。发表现代诗理论批评文章最多的是袁可嘉和王佐良。

由北平师院和北大文学院学生编辑、一九四七年九月出版的《泥土》第四辑，刊出署名初犊的文章，题为《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激烈指斥郑敏的诗、穆旦的《时感》、袁可嘉的诗评。该期《编后记》还补充强调说：“《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一文，是在快半年多前写作的，个体的情形也许变了，但这些蛆虫们的本性却还是没有变的。这里所接触到的权是这些蛆虫们的本性的一面，实际是要复杂而微妙的。而且这里的‘集团’，有的仅是几位所谓‘小喽啰’的人物，实际也决不止这些的。”—批评者说沈从文有一个“集团”，如果去掉敌意，也未尝不可谓观察敏锐；只不过此“集团”非彼“集团”罢了：此“集团”对中国新诗“开一代新风”实有贡献——

一九八八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这是一本迟出了整整四十年的小书。我一直在盼望这本书早日出来，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处，而是因为我想拿这本书去见好几年未见面的沈从文先生。这本我青年时代的诗论集，其中极大部分是当年（一九四六—一九四八）经沈老审阅并亲手替我发表在他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的”；四十年之后，“可以不夸张地说，沈老通过刊物和个人交往栽培了四十年代开拓文学一代新风的一批作家群。”
[1]

《益世报·文学周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出到第一百一十八期停刊，最后两期以连载汪曾祺的《卦摊》告终。

[1]
袁可嘉：《从一本迟出了四十年的小书说起》，《长河不尽流》，163，164—165页。

四、几乎没有反应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天津《大公报》出版“熊希龄先生逝世十周年特刊”，沈从文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追述年轻时代在芷江做税收员期间进出这所现代相府的旧事，并就所知熊希龄行事，赞其“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12；291）。几天前，沈从文到石驸马大街熊家，熊太太毛彦文谈及纪念事，他答应写些什么，于是有了这篇文章。哪里料到，不久此文即成为批判他的一个“证据”。

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又写《新党中一个湖南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在二月二十一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说的是民元前后的熊希龄和梁启超，却忍不住质问眼下的政治—“政治！政治！这个国家的政治，既只能作成驱人死亡迫人疯狂的行为扩大与延长……”（14；294）—“我们当前的政治家，思想家，优秀活动青年，还有不有人能想想当前是‘为什么’没有？”（14；296）

二月二日，《华商报》刊出荃麟的《二丑与小丑之间—看沈从文的“新希望”》，针对沈从文《一种新的希望》和所谓的“中间路线论”，称沈从文扮演的角色是，比二丑低、却比小丑高、替二丑说话的丑角，是“二丑的二丑”，或称“三丑”。由此嬉笑怒骂之手笔，揭开了一场对沈从文最为严重的批判。

三月一日，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发表署名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沈从文之流”—被指名道姓的还有朱光潜、萧乾等—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此时的批判，被置于极端严峻的大形势之下，不容分辩。《斥反动文艺》即如此开篇：“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结尾一句，发出号召：“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

沈从文会做出什么反应？几乎没有。他照常工作、生活。

三月份，在北大西语系教书的德裔美籍人傅汉思（Hans H.Frank）经金隄介绍认识了沈从文，由此成了沈家的常客。这个年轻人时常给父母写信，叙述在中国的经验，其中不少地方写到沈从文和沈家的生活情形：

北平，一九四八、三、三十一……还有个可爱的人，我以前没提到过—沈从文教授。……他不像是个写了那么多有关士兵故事的人，他的仪表、谈吐、举止非常温文尔雅，但一点也不带有女人气习。他对中国艺术、中国建筑深感兴趣，欢喜谈论，欢喜给人看一些图片。

北平，一九四八、四、一五……袁家骅明天即将赴英……前不久，沈家设宴为袁家骅饯别，一共九个人，我也被邀请参加。吃的好极了，是用一种别致的方法在一个特制的陶罐中烹调的。我们九个人挤坐在一张桌子边上，那桌子在美国只容得下四个人。

北平，一九四八、五、二十一……上星期我同沈家全家去天坛野餐。我总是喜欢听沈先生讲解中国古代的艺术同建筑。此外，大家都玩得极尽兴……昨晚充和过生日，沈家请我去吃长寿面。饭后我们玩各种有趣的游戏，每个人都得唱一个歌……
[1]

五月四日，沈从文同时发表两篇短文，《纪念五四》刊《益世报·文学周刊》，《五四和五四人》刊《平明日报》“五四史料展览特刊”。前一篇重提五四精神的“天真”和“勇敢”，重申文运应与商场、官场分离，同教育、学术联结，“争取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希望它明日对国家有个更大的贡献！”（14；300）后一篇说，五四人“即从事政治，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不失定向，决不用纵横捭阖权谲诡祟自见。……其次是对事对人的客观性与包涵性，对于政见文论，一面不失个人信守，一面复能承认他人存在。……民主与自由不徒是个名词，还是一个坚定不移作人对事原则”。（14；303）

七月，暑假开始后，沈从文、冯至两家，应杨振声邀请到颐和园霁清轩度夏。去年，他们已经在这里住过一个假期；今年再来，沈从文似乎真有了些消夏的放松心情。在这难得的清静光景中，他计划重新调整、重新安排以后的生命，好好来写一些作品。

[1]
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生命流转，长河不尽》，279，280，281页。

五、追悼

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不幸去世，终年五十岁。十九日，沈从文作《不毁灭的背影》，二十八日刊《新路》周刊第一卷第十六期。

悼念朱自清的文章短时期内出现很多，哀痛之情弥漫字里行间自不待言，不同的认识和表达却也见出悼念者各有所重，各有突显的方面，隐现其中的朱自清形象自然也多少有些不一样。在众多的文章中，《不毁灭的背影》不被注意几乎是必然的，它没有高调，只是低沉地说了一些平实的话。一年之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 自此，朱自清民主斗士和民族英雄的一面确立，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向这一方向的转化成为论述的重点。沈从文悼念亡友之作，不可避免地湮没无闻。

或许，即便是叙述和讨论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也不会成为一个特别的关注点；不过，对于这本就要结束的他前半生的传记来说，他此时的述往事悼亡友，别有沉郁凝重意蕴。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有相当长时间的共事同处，从沈从文看朱自清，自是不可替代的角度；更因为，从沈从文看朱自清，来看沈从文—特别是在此一时代大转折时期，从现实到思想到情绪都仿佛惟有激烈雄强的方式才能表达的历史情境中—见出他的固执，他的信守，还有他的悲哀：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作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

沈从文说朱自清的诗和散文“实代表至性”，“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素朴、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新文学以来，“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数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朱孟实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而在“普及”和“通俗”目标上，“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了的一点。”在这里，他特别说道：

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

显然，他不会顺势发声，把亡友往“英雄”方向上推靠，就此而说到文学教育，也是强调“厚重质实品性”之意义：

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可望工作发扬光大。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对朱自清调和折衷的性格，沈从文既不讳言其“小小弱点”，更肯定其“难能可贵”：“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这篇文章最动人的，是描述出这样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身影：

佩弦先生的《背影》，是近二十五年国内年青学生最熟习的作品。佩弦先生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联大同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但这两种东西必需加在一个瘦小横横的身架上，才见出分量，—一种悲哀的分量！这个影子在我记忆中，是从二十三年在北平西斜街四十五号杨宅起始，到“八一三”共同逃难天津，又从长沙临时大学饭厅中，转到昆明青云街四眼井二号，北门街唐家花园清华宿舍一个统舱式楼上。到这时，佩弦先生身边还多了一件东西，即云南特制的硬质灰白羊毛毡。(这东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制法上面还带点毛，冯友兰先生的黄布印八卦包袱，为本地孩子辟邪驱灾用的，可称联大三绝。）这毛毡是西南夷时代的氆氇，用来裹身，平时可避风雨，战时能防刀箭，下山时滚转而下还不至于刺伤四肢。昆明气候本来不太热太冷，用不着厚重被盖，佩弦先生不知从何时起床上却有了那么一片毛毡。因为他的病，有两回我去送他药，正值午睡方醒，却看到他从那片毛毡中挣扎而出，心中就觉得有种悲戚。想象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毡盖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凄惨。那时节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饮食，但是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粝包饭，至多只能在床头前小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那间统舱式的旧楼房，一共住了八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伧，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但对于一个体力不济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还坍过一次墙，似在东边，佩弦先生幸好住在北端。

……《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的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12；237—243）

在天翻地覆的巨变进程中，沈从文追悼“近乎人情”的“常人品性”，追悼“伟大得平凡”、“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的为人为事，虽然无意于自我投射，但这种追悼本身，连同这一时期他自己所努力所挣扎的一切，正是面对这个时代的个人方式。然而，他个人的这种面对，又像是背对，给时代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

二〇一六年三月五日起笔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成稿

[1]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51页。

主要参考书目

《沈从文全集》，沈从文著、张兆和主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沈从文别集》，沈从文著，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从文家书》，沈从文、张兆和著，沈虎雏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沈从文年表简编》，沈虎雏编，见《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沈从文作品的外文译作》，沈红编，见《沈从文全集》附卷。

《沈从文年谱》，吴世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沈从文传》，凌宇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吴立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金介甫（Jeffrey Kinkley）著，符家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沈从文家事》，沈龙朱口述，刘红庆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

《沈从文的家国》，李扬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怀念沈从文》，《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凤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9年。《长河不尽流》，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生命流转，长河不尽》，张新颖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

《沈从文研究资料》，邵华强编，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王珞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

《沈从文研究资料》，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著，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金介甫著，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经典的诞生》，裴春芳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鲁迅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巴金全集》，巴金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94年。

《杨振声选集》，杨振声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朱自清全集》，朱自清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朱光潜全集》，朱光潜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路易斯·加乐尔（Lewis Carroll）著，赵元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蒲桥集》，汪曾祺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闻一多全集》，闻一多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沙上的脚迹》，施蛰存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人生扫描》，李辉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追忆逝水年华》，许渊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吴宓日记》，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林徽因文集》，林徽因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丁玲全集》，丁玲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卞之琳文集》，卞之琳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晚翠文谈新编》，汪曾祺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胡适全集》，胡适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中国建筑之魂》（Liang and Lin），费慰梅（Wilma Fairbank）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和老人聊天》，李辉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钱玄同日记》影印本，钱玄同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

《萧乾全集》，萧乾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沈从文与丁玲》，李辉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丁玲年谱长编》，王增如、李向东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苍洱之间》，罗常培著，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传奇黄永玉》，李辉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

《西湖雪山故人情》，李霖灿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徽因集》，林徽因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沈从文与我》，黄永玉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徐志摩全集》，徐志摩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

《王逊年谱》，王涵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最后的闺秀》，张允和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浪花集》，张允和、张兆和等编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

《合肥四姊妹》，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张允和、张兆和等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曲人鸿爪》，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撰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张充和诗书画选》，白谦慎编，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著，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

《京派文学的世界》，许道明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著，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王德威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石启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一）》，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二）》，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江丕栋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黄永玉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沿着无愁河到凤凰》，芳菲著，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Provincial Patriots: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Platt）著，黄中宪译，台湾，新北市：卫城出版，2015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的后半生 : 1948—1988 / 张新颖著. —增订本.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8.1

ISBN 978-7-5426-6202-6

Ⅰ. ①沈… Ⅱ. ①张… Ⅲ. ①沈从文（1902-1988）－生平事迹 Ⅳ.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9689号

沈从文的后半生 : 1948—1988

张新颖　著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约编辑：田南山

特约策划：燕　舞

制　　作：马志方　陈基胜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一九五二年

……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

一九五九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内山嘉吉摄)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沈从文绘)

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沈从文绘)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沈从文绘)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沈从文绘)

说明

一、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去做大同小异的重复工作。

二、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幸运的是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我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但我想，倘若我是一个读者，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

三、追求严格的直接引述，注明出处当然是必须的；这样一来就造成注释数量过多。为减轻可能因此而带来的繁琐之感，本书根据注释性质的不同，作分别处理：

1.凡从《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引用沈从文的文字，采取文中夹注的形式，标出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如：(18；500)，指的是《沈从文全集》第18卷，500页；(31；330—331)，指的是第31卷，330—331页；(19；360， 363)，指的是第19卷，360页，363页。

2.除此之外的引用和注释，则用脚注的形式。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一章 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

一、恢复“年青”，“重新安排”

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和夫人姚可崑带着两个女儿，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中间来住过几天的，还有朱光潜等。不巧的是，张兆和弟媳生病，张兆和又匆匆返回城里去照料。也因此，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五封信，前四封是一连四天写的。“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青年青，每天为你写个信。”(18；500)

这一年沈从文四十六岁。自抗战以来的十余年，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长时间身心焦虑疲惫，少有舒心安定的时刻。可是，在颐和园东北偏僻之处的这个园中之园，他似乎放松了下来，心情也显见地明朗。他好像有一种重新恢复“年青”的强烈冲动。给妻子的信，又出现了十多年前“情书时期”的抒情，还多了一点幽默，更增添了一种历经生活磨砺之后的韧实。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霁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儿“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起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18；497， 499， 500)

三十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孩子起夜睡醒，父子俩又说起话来，“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18；503， 504， 505)

“年青”，这个词又重复出现了，这次说的是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他充满了温热的感情和平静的自信。还有什么词比“年青”，更能表达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青”，将来还“很年青”—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将来，好像也同样清晰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好好来写。

到八月七日，他写好一篇《霁清轩杂记》，漫谈这里的建筑，景致，流水中的鱼，颐和园的两个老住户，几种鸟虫的叫声……一九四七年他曾经在此消夏，一年后重临旧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从容起来，散漫地说起园子的种种，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歇身之处，却自成丘壑，自有分量，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远远地隔开了。

这里的生活显得宁静而富有诗意—事实上，身在其中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这么感觉的。傅汉思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一九四八、七、十四……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颐和园度一个绝妙的假期!沈家同充和，作为北大教授杨振声的客人，住进谐趣园后面幽静美丽的霁清轩。那园子不大，却有丘有壑，一脉清溪从丘壑间潺潺流过。几处精致的楼阁亭舍，高高低低，散置在小丘和地面上，错落有致。几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十八世纪的小小亭子里。生活过得非常宁静而富有诗意。充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充和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鲜鱼……”
[1]

二、“痴人”之“梦”，“收拾残破”

而外面更大的世界，内战正酣。要说时局，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让沈从文最忧心如焚、忍不住屡屡为文抒愤的，就是“民族自杀的悲剧”。随着战争的不断绵延和扩展，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绝望的表现，是不再外求，转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顾身处其中的时政大势，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

他化名巴鲁爵士，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开始发表《北平通信》，继之以《怀塔塔木林》、《故都新样》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试谈艺术与文化》、《迎接秋天》，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共发表五篇。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余宜承认，余之所梦，与迩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流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侔，无可讳言。”(14；359)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14；379—380)“余实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三十年前“美育代宗教”之说，又“欲进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余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14；384， 383)

似乎是不切现实的胡言谵语，正由对现实的极端沉痛而起，“痴人”之“梦”，也正有现实的针对性；而“痴人”之“痴”，则在艺术与文化。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沈从文在此种情形中跟妻子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说“写个一二十本”，并非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说说的。不过隐去了现实的背景，在消夏的放松心情中说来，仿佛不知今世何世。

既然为将来做打算，沈从文心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是在霁清轩，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14；323， 324)

所以这为将来的打算，是弃绝了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的最后一篇题为《迎接秋天》，这“迎接”的心境，凛然、坦然，不是对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对自己将要在困难中展开的严肃工作的“迎接”。

二月起，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不是筹委，却起劲得要命，参与工作、提出建议之外，更陆续把自己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还有从云南搜集来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并且帮忙布展。新建博物馆专修科缺乏资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一批藏书。

九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北方委员集会，沈从文撰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指出：“与其向他方面作无效呼吁，不如从本身加以注意，看看是不是还可作点事。”他倡议“在能力范围内，当前可做的”几件事是：一、故宫博物院的改造设计；二、专科以上文物馆的设立；三、文化史或美术史图录的编印；四、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性文物与民俗工艺品收集。文章最后说：“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作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式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31；293—298)

紧接着，十月又写《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重申“作点事”的意义：“联想起目前的悲剧现实，承认或拒绝，都似乎无补于事。然而下一代命运，我们如果还敢希望比这一代发展得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作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丰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溶接，旧有的光辉复燃于更新创造中。直接影响到艺术，决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31；303—304)

沈从文工作的一个重心，到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这种“转向”，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十月，致远在法国的凌叔华的信中说：“为中博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具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作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惟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最作孽的无过于故宫，什么事都不作，只养下一些职员办公!木器家具除登记后搁着下来，竟若毫无用处，陈列室却用一专室放西洋钟!丝织物有上千种不注意，许多都在你们住平那个时候随意卖了，现在却还有一个房子陈列郎士宁艾蒙的大马。真是作孽子!”(18；512—513)

如此出语，可见文物方面的种种现状令沈从文忧心到什么程度。但责人无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作点事”。

秋、冬期间，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讲授“陶瓷史”，编写了课程计划《中国陶瓷三十课》。讲课过程中，深感迫切需要陶瓷工艺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于是自己动手撰写《中国陶瓷史》。同一时期，他开始撰写《漆工艺问题》，留下三种不完整手稿。

文物方面的状况虽然“残破”，犹可“收拾”，还能够“作点事”；而另一种工作—文学，要面对的现实，则更加严峻。

三、“红绿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十一月七日晚，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迫在眉睫，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

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力]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

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2]

因战事逼近，十一月八日，沈从文所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停刊；十日，他和周定一合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停刊。十日这天，他拿出自己的一本旧书，一九二八年新月书店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做校改，在书页上写下一句“痛苦中校本书三章”。十二月六日，继续校改，写下：“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14；454， 455)

十一月十九日，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十二月十六日两人离开北平飞往上海，后同去美国。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十二月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18；515， 516)

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因为所编副刊停刊，他寄还来稿，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18；517)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圮坍到秩序重得过程中，中年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可能会要牺牲大半，也不妨事。因为这些人大多已年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分，一颗心都磨炼得沉沉的。……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就很够了。”(18；519， 521)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传奇不奇》文稿后题识：“卅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传奇不奇》是他最后发表的小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刊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的接续，这一个系列本来计划中还有续篇。这一天，他给同事周定一写了个条幅，临史孝山《出师颂》，落款处写“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14；498)。“封笔”，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

四、神经已发展到“最高点”上，“不毁也会疯去”

一九四九年来了。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他还是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
[3]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刊出的，这一辑同时刊出三篇文章，“火力”集中地抨击沈从文，被点名的还有朱光潜、萧乾等，以对沈从文的批判措辞最为严厉。署名本刊同人、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认定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一九四八年一月《大公报》为纪念熊希龄出版“熊秉三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沈从文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就是针对此文，指斥这是“掩盖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的“新第三方面运动”的代表作品，“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最反动的文艺”；当然，“战斗性”最强、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彻底”的批判：文学上，沈从文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在北平即将易手的历史时刻，自己所在的学校抄出郭沫若的文章贴上壁报。重抄一遍的威力甚至大于当初发表之时，因为这表明，使沈从文心怀忧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逼迫到眼前了。

一月初，沈从文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4；456)“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十八日，沈从文无意中翻出《爱眉小札》，不免想起当年对自己有极大帮助的徐志摩，就在书上记了此时的感慨：“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14；475)

沈从文精神上的状况牵动了朋友们的关切和担忧，梁思成、程应铨同在二十七日写信，邀请沈从文到清华园休养。二十八日，这天是农历除夕，罗念生一早就陪伴沈从文从围困的城里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城外的清华园。

大年初一，沈从文回复张兆和除夕夜的信，说：“我用什么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19；7)初二，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打击太大了。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此时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也许是因为那些声色俱厉、气势汹汹的批判，他才会有如此反应：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19；9， 10， 11)

可是在表面上，内心激烈的活动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来。一月三十日梁思成写信告诉张兆和：“这里的气氛与城里完全两样，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老邓、应铨等就天天看字画，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日常起居，“他住在老金家里。早起八时半就同老金一起过我家吃早饭；饭后聊天半小时，他们又回去；老金仍照常伏案。中午又来，饭后又照例聊半小时，各回去睡午觉。下午四时则到熟朋友家闲坐：吃吃茶，或是(乃至)有点点心。六时又到我家，饭后聊到九时左右才散。这是我们这里三年来的时程，二哥来此加入，极为顺利”。

同信林徽因续写：“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人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得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交老金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二哥)，且主张临睡喝热牛奶一杯。昨晚大家散得特别早，今早他来时精神极好，据说昨晚早睡，半夜‘只醒一会儿’，说是昨夜的药比前夜的好。大约他是说实话，不是哄我。看三天来的进步，请你放心他的一切。今晚或不再给药了。我们熟友中的谈话多半都是可以解除他那些幻想的过虑的，尤以熙公的为最有力，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同初来时不同了。近来因为我病，老金又老在我们这边吃饭，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客人，他那边更少人去，清静之极。今午二哥大约到念生家午饭。”
[4]

梁、林信中提到的清华园的朋友们，老金是金岳霖，老邓是邓以蛰，熙公是张奚若，以及其他的朋友，都在关心着沈从文。二月一日，张兆和给沈从文信里说：

二哥：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

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想想有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多么希望你忽然心胸开朗，如同经过一个梦魇，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又复愉快地来好好使用你这副好头脑子的!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如像老金，奚若先生，老杨，王逊，小朋友如金隄、曾祺、李瑛，怎么才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
[5]

二月二日沈从文复张兆和信：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9；16， 17)

沈从文在清华园住了一个多星期，返回到城里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但他的病仍在发展过程中。

张兆和有个和他感情很深的堂兄张鼎和，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杀害，沈从文一直想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传记式作品。多年过去，张鼎和的女儿张以瑛已经成长为革命干部，在《天津日报》工作，二月上旬来看望三姑和三姑夫。大出意外的是这个家里沉重的气氛。“晚上，三姑和我睡在一长床上，她悄悄的哭了，向我叙述了这个家的变化……我很清楚，三姑这样敞开心扉，是对我的信任，是希望我这个已经投入革命的青年干部给她一些理解，指出一点希望。遗憾的是，我没有作到，我的水平还低，口齿也太笨拙，也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三天后我带着深深愧疚回了天津。”
[6]

三月十三日，沈从文给张以瑛写信说，“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作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足为后来者方便。) 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作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不知陈沂先生能为力没有？”(19；19—20)约一周后，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沂来访，送了一些政治学习用书报，并劝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即已认识的张兆和尽快走出家门，接受新的革命教育。

就是在精神几近崩溃的二月至三月间，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
[7]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
[8] 。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五、“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了整整一上午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他计划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再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作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

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

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4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

……

……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听到隔院笑语和哭泣，哭泣声似从一留声机片上放出，所以反复相同，而在旁放送者笑语即由之而起。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

自我分析到后来，他找到“疯狂”的一种内在脉络：从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久而久之，以致发展到自毁。“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那能条理分明？”

最后他得出结论：“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的需要或必要。”

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19；24， 25， 28， 29， 31， 32)

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沈从文的课程。北大博物馆由校内向东厂胡同新址迁移，他抱病自愿参加工作，为筹备和布置瓷器、漆器、织造、苗民刺绣等专题展览尽了最大的努力。

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

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一篇文字，题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

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灶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起始疯狂”。紧接着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一个人“游离”于“一个群”之外的“完全在孤立中”的状态，这是他自“生病”以来最耿耿于怀、反复申说的感受：“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后来又写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其实不仅仅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新的时代确确实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他在极静中想到一些人事，其中主要由三个女性—丁玲、张兆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

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一九三一年，丁玲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遗孤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凌叔华一家人合影。一九三三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沈从文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抗议，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从七月连载至十二月，唤起公众对失踪者的关注。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青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韦护和凌叔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他也早说过，自己“不向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

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在最想不清楚自己，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可见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记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而且，他想到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联系，失去意义？(19；42， 43)

六、“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在“疯狂”中，沈从文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这两种力量交织、交替，换句话来说，就是病情时好时坏。慢慢地，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

六月份，丁玲约何其芳一起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在次子沈虎雏的记忆里，沈从文此前曾领着他去文管会见从沈阳来到北平的丁玲，冷淡的气氛令这个少年深感意外。
[9] 凤凰旧友、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苗族将领朱早观，也来家中看望他，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新社会工作。七月二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作家们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可是他的老朋友们，巴金、李健吾、章靳以等，在会议期间来访，还是让他感受到友情的安慰。九月巴金来京出席政协会议，又到家里见他，劝他，鼓励他。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19；45)

七月十六日，沈从文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此举似乎难以理解，细读却能明白，他一面是说给黄永玉听，一面未尝不是在说服自己；而谈到自己要投身杂文物研究，则早就是心里念念不已的愿望：

我很想念你，可不知如何说下去。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这要下决心，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用一个谦虚诚实且得耐劳苦合群众的工作态度，来后一定可以工作得极愉快的。(曾祺即那么上了前!)这里二表婶也上了学校，睡土地，吃高粱米饭，早上四点起床，读文件、唱歌，生活过得兴奋而愉快。……

经过几个月检讨反省，把自己工作全否定了，二十年用笔离群，实多错误处。我已深深觉得人不宜离群，须合伴，且得随事合作，莫超越。因为社会需要是一个平。我现在，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这是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搁下来从无人肯作，(千年来都无人认真做过)即明知是人民美术史，可无人肯来研究。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等一样样做下去。……

你要明白的事，说简略些就是这样。(今天我头脑清楚，说得也比较清楚。)……

信的后面谈起工艺美术史研究，又是急迫的心情，方方面面，忍不住一说就是很多。

黄永玉收到信后，在几个朋友间传阅，后来又交《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于八月十一日刊出，编者拟了个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并加说明：“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二十年用笔离群的作家，如何觉今是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这是沈从文不知道的情况下一九四九年公开发表的作品，较长时间里也没有人注意到。
[10]

一九四九年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讨论相传为展子虔名画《游春图》的长文，题为《读〈春游图〉有感》，一九四七年所写，刊于四月出版的上海《子曰》丛刊的《艺舟》副刊第一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物质文化史论文。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

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

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

他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担心：担心“革命”会拆散这个家庭。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48， 49， 51， 52)就他向丁玲坦言自己的恐惧，并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的地步，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 (15；54， 55)

“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串回复本来。”(15；213， 214) 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15；222)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十月一日完成。

冬季，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学习结束，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部做语文老师；第二年又转到附中二部，即后来改称的一〇一中学，在离家很远的西郊，平时住校，周末才能回家。

七、理解“呓语狂言”，理解“恢复”和“重铸我”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相当多散乱的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十九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二十七卷；三、三首长诗，编入第十五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十四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不妨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然而，如果把沈从文的“精神失常”完全视为他个人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轻视甚至无视时代转折的重压，则更为蒙蔽不明。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
[11]

三、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不但要看重“疯狂”，而且还要看重“恢复”。

“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

“恢复”也并不是屈从，甚至干脆变成一个“识时务者”，随波逐流。

十二月二十五日，沈从文写成一篇长文《政治无所不在》，记述和总结近一年来的各种感受，其中描述了一段情景，说的两个初中生儿子与爸爸交流思想：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所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变，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27；40—41)

这个凝聚起来的自我有他的选择，他的坚持。这个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地诞生的，惟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这样的诗句，不是空话。沈从文的后半生，可为“新生”证实。如果没有这个“恢复”和“新生”，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那种极端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八、为什么选择历史文物研究

上面提到，沈从文在精神危机期间写了两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从理解沈从文的角度而言，这两篇自传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沈从文其他任何的自传性文字，他近乎以写“绝笔”的心情，来分析和叙述自我生命的核心构成。“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27；3)

沈从文最初的想法是留下一本完整的自传，但精神状况的持续极端紧张使他无法按部就班去完成，写完第一章之后，他越过中间的大部分，径直来写《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
[12] 西南漆器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寓居昆明八年时间里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他当然情有所钟，心之所系，但不顾时间顺序急着来写这一部分，想要说的就不仅仅是西南漆器及其关联的西南文化的种种，更是要叙说由此而牵连出的他生命中的一条脉络，“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的标题下，加了这么一行文字。

沈从文要说的是，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有着深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有一个不断绵延的发展历史。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

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

从湘西来到北平之后，还不清楚自己未来事业的路在哪里的时期，摸索读书，其中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27；20， 22， 23—24)

抗战后寓居云南，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
[13]

由自然的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将来要选择的研究“对象”了。

时代转折之际，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历史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了这颗种子在土里的漫长历程。

由这篇自传的提醒，更由于沈从文后半生事业的提醒，回过头去看《从文自传》—他三十岁写的，写二十一岁以前的生活，或许能够辨析出他在无意间画下的一条线索。这本书里有动人的段落和章节，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要讲沈从文的书法历程，必得从这份早年的“产业”讲起。《从文自传》倒数第二章题为《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分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356)

在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细读他早年这样的文字，后知后觉，不能不感叹生命远因的延续，感叹那个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和三十岁的自传作者，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大伏笔。

而在一九四九年的自传篇章里，沈从文把这一条生命的脉络，清晰、明确地描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他将艰难而用力地把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终完成。

第二章 革命大学：“越学越空虚”

一、“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为四部五班学员；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其时他从“精神失常”中基本恢复过来还不多久，“大病之后，身心同瘁”。(12；361)除了周末回到北京大学中老胡同的宿舍，沈从文在革大呆了十个月，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毕业，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毕业证书。

上革命大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对照个人情况进行检查，反省，还要群众通过。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史树青也在革大(但不在同一部)学习过，他回忆说：“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
[14]

沈从文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谈到写时事学习总结：“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作一回总结，联系自己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19；65)后来他在第一阶段《时事学习总结》里坦白地写道：“三月六号开始学习文件，二星期中一共学习了六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27；63)

八月，在给老朋友萧离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格格不入之感，“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这样“也比在此每天由早五时到下十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19；71—72)

九月，给黄永玉夫人张梅溪的信中，沈从文说到同样的情况和感受：“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三十年都格格不入，在这个学校里半年，自然更不会把这些学好。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这倒蛮有意思。”(19；86)

说到“走群众路线”的文娱活动，有一件事可讲：刚进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强迫扭秧歌。沈从文私下感慨道：“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儿老了，想学廿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看到这种活泼是很尊重的)，大致是无可望了。”(19；69)

沈从文对这种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意见，并不仅仅是在私底下流露。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其中说道：“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不过他还是说，“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而自己“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14；402)

到毕业前写总结，谈到“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时，沈从文言辞一点也不加掩饰，几乎是逐项“批评”和“检讨”种种学习方式：

一、“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讲演要的是什么效果？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到革大听刘校长报告，要大家把学校当个自己家庭来弄好一点，我倒想还是当国家来弄好一点。我的学习也就从这些理解来进行。”

二、理论测验，“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时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耗蚀了。有时还不免着急，到后就无所谓，工作既无益于人民，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

三、“学校布置下来的改造思想方式，一部分是坐下来进行谈话。对于这种集体学习生活，所需要的长处，我极端缺少。相互帮忙，我作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转好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的。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

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

五、理论学习要联系个人，但每个人接受过程不同，业务实践不同，“单独的来作普遍反复谈论，我还学不好”。

六、“对上大课和理论认识，个人感觉到时间太多。”

七、“对工作干部，由上到下，只和炊事员接触较多。他们沉默服务态度，必然对我有长远影响。”—至于炊事员之外的“工作干部”，则只字未提。

八、“对同学关系”，“还不能作到用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批判他人，来要求他人。所以不能作如何批判。更主要可能是我自己学忘我还并不完全成功，还会在不经意不自觉的情形中，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27；116—119)

“越学越空虚”、“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他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19；92)

二、《老同志》

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去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他说，在这里，“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临事庄肃”、“为而不有”，在整日抽象、教条的空谈环境中，成为唯一觉得亲切的东西。(19；71)

九月六日日记中写道：“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煤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青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八百……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19；80—81)

这位很寂寞的老同志，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不成功。虽然不成功，老同志其人和小说《老同志》，却仍然在他心里盘留了很长时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已经身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如果回来方便，要为老同志带张竹椅。“我许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保还生动，因我看了他十个月，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蹲蹲或站站的。他的速写相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式得很。素朴的伟大，性格很动人的。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19；156)过了几天，居然写成了，五千多字。这是《老同志》的第三稿。“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其时沈从文的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写作觉得很吃重。“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胖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儿喜悦，即为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相，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还得重新来写一回。”(19；158)

到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老同志》已经改写到第七稿。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读到《老同志》的第七稿，从这一稿看，这篇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生活氛围。譬如，小说的一开篇，就叙述教育长开学典礼的致辞：“……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27；463) 这个“致辞”，与沈从文在毕业总结里特意提出的“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是不是一回事呢？即使不是，也还透露出了一些基本信息。

三、“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

从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个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

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十二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帮助我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19；67—70)

在革大，沈从文“如彼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19；91)一九五一年他和人谈起在革大的生活，说：“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 (19；105)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十五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八年，又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19；73—76)

黄永玉和张梅溪从香港来探望表叔表婶，在沈从文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两个年轻人“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沈从文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表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一个大院子里。”
[15] 两年以后，黄永玉一家移居北京。

九月十一日，沈从文一家人开了个“家庭联欢小会”，十七年来第一次在小馆叫了两盘菜。原来是纪念十七年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

这一年可记的还有—

三月廿七日在华大，早起散步，“天边一星子，极感动。”(19；66)

秋天，给时任上海高桥中学校长的程应镠写信，说：“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19；90)

第三章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临毕业，学员填写志愿，有些重新分配了工作。“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作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可是，沈从文表示，希望回到历史博物馆。因为对重新写作，“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27；242， 243)《炊事员》即《老同志》。革大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博物馆，名分是设计员，做研究。

一九五一年一月，沈从文参加了原始社会展览讲解词的编写。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个完全生疏的工作，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自己修改，总算完成了任务。紧跟着又有新的任务，用历史唯物论观点写一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他也用几个月写完了，后来未见出版。
[16]

四月到五月，举办“敦煌文物展”，他从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到在陈列室做解说员，事事忙忙碌碌。“几天来为敦煌展作说明，下得楼来，头晕晕的，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觉悲悯。”“头昏”的字眼在此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头昏沉之至，可悲”。“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头昏昏。”(19；98，99)

说到为观众做解说员，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而为沈从文不平；但就当时情形看，这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感到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这一年，他断断续续用四个月的时间给一个青年记者写了一封长信，即一九九二年以《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为题编入《沈从文别集·边城集》的那封，信中说到他在博物馆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情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可是，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他在这封长信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老大娘，壮壮实实的军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

“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还是相互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但这些话，却只能在自己心里说，口中能说出的，只是“谢谢”而已。

沈从文心里郁积了多少要说的话呢？没有人要听他说话，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细致、庄重地去做解说员。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群听他说话的年青人，哪怕是一个也好，能够懂得他的心声：“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的把一切接受下来了。……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例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19；110， 112， 116， 114， 118—119)

无以计数的年青观众中，多年以后有一位成了著名文物专家。二〇〇一年，七十二岁的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里，回忆起五十年前的往事：“笔者对古舆服的接触，始于一九五一年的敦煌壁画展览。当时我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小干事……而作为新中国古服饰研究的开山，那满腔热忱在文物界罕见其匹的一代大师沈从文先生，几乎天天登楼给观众讲解。我虽然因为有‘公务’，未克逐日追随左右，但只要跑得开，必定跟在先生身旁。亲炙既久，先生多年以后出版的那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大致的梗概，似乎都向我讲过。不但在展览会上讲，在办公室里讲，闲谈时还讲。有天中午给他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老豆腐。先生指着如今膺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点子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提到绞缬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近日读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说先生这一阶段情绪不高。也许其时由于我太年轻吧，对此浑然不觉，也从未把先生看成是落入低谷的大作家。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里想。陈书提到他解放后写成的惟一一篇不曾发表的小说《老同志》，先生也给我看过。其中说革命大学的老炊事员长得像马恩列斯中的某位(忘了是哪位)，使我大为惊骇，炊事员怎么能和革命导师相提并论呢!于是期期以为不可。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水平’；先生则一笑置之。为了使我打开点眼界，先生让我读原田淑人讲唐代服饰、汉魏六朝服饰及西域绘画中所见服饰等著作即所谓‘原田三书’。”
[17]

当年的那个青年怎么能够完全懂得这个解说员；但讲解能引起他的兴趣，进而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对这个解说员已经是莫大的安慰。

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19；117—118)

他的心境，莽莽苍苍中，特别“明白”，或者也可以说，特别“不明白”。

二、“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沈从文除了在博物馆上班，春季开学后，还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两个学时，教散文习作。这个兼课，也只不过是离开北京大学后所保留的“尾巴”而已，沈从文的课堂可谓冷落，“一星期二小时课，五个学生只二三同学还对学习有点点兴趣”。

仍然有人劝他写小说，他感慨道：“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两年余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生疏。” (19；112)

虽然没有作品发表，与新时代的文坛“无关”，但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还是会牵扯到他。他一定不知道，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的报告，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烟的故事》等作品时说道：“坏的是穿工农的衣服，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烟的故事》简直是沈从文的趣味，味道是不好闻的。”
[18] 老朋友顺口捎带了一句，可谓举重若轻。

这一年九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写军队生活的作品，“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并未深刻地写出了兵士生活的情形”；他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像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
[19] 一九五三年八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那一章叙述“思想斗争”部分时，引用了一九四八年《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文对沈从文的批判。
[20] 王瑶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说，他编著这部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
[21] 也就是说，这部教材对作家的评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这种评判的“权威性”和力量当然也不只是个人的。

沈从文什么时候读到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对他的评价，不能确切地肯定；但这样的评价令他长时间不能释怀，从他后来多次提到可以感知。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北大新闻系一个学生采访沈从文，被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写信给北大的朋友，说：“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计有三个不相干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20；179)一九六一年七月，张兆和给时在青岛的沈从文写信，说到他缩手缩脚写不出东西的情形，有这样的话：“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
[22]

文坛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关注着文坛。“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联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使他痛苦的是这样一种对比：“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为人引用，毛本人和我们作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如何把许多有用精力转到正常工作上，形成新的时代桥梁，更有效的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不再一例消耗于无何有上，是他想不到的。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这一年，发生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这部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经批准上映，先是引起广泛赞扬，后出现批评意见乃至根本否定，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文艺—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写了一篇《〈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一是承认个人过去的工作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二是对近几年的文教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文化领导工作如何团结如何鼓励作家用笔做得不好。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不清楚，这篇文章也没有发表。

在《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这封长信里，沈从文充分表达了他对《武训传》讨论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费去万千人的劳动时间来做这样的讨论和批判是浪费，“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如托古射今，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那里还有武训？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无从使武训参加，很自然。至于现在革命，那是太平天国可比？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近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武训传》，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只作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意义，我们一点不了解。”(19；112， 107， 108， 109)

就在《武训传》的批判声中，六月，沈从文写长文《我的学习》，这是属于“亮相”性质的检讨文章，沈从文回忆和“初步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和思想。这样的文章大概很难写，八月改写初稿，秋天又再次改写。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学习》，十四日《大公报》转载。这时沈从文已经在四川参加土改了。

三、三兄弟

这一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在家乡凤凰做了省文物委员，沈从文去信跟大哥谈如何收罗家乡兄弟民族创造的文物，如何展开工作。他特别说道：“不用念我，国家问题多，事情多，个人不足念。要注意为下一代年青一代工作。不要以我得失为念。”(19；102)

沈云麓(1897—1970)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现存沈从文书信，最早的是一九二七年的两封，是沈云麓保存下来的；沈从文在各个时期给大哥写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长期孤独中，大哥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倾诉对象。这本传记会时常引用到这些书信。

沈云麓先天体弱，眼睛近视且常年流泪，患有鼻炎，耳朵有些背，“相貌奇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代曾有千里寻父的壮举。父亲沈宗嗣(1878—1930)一九一五年因在京参与密谋刺杀袁世凯事泄，流亡关外；一九一六年沈云麓只身前往热河寻访，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从赤峰把父亲接回湘西。后为谋生，沈云麓又去东北，大约在一九二七年辗转回湘后就一直在家乡生活。抗战爆发后，沈云麓在沅陵的“云庐”曾经接待了大批南迁的文化人，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闻一多，“还有刘开渠、庞薰琹、林风眠。这些人经过沅陵的时候他为艺专跑过腿。他那时很兴奋，见到一生没有奋斗到的现实。他原本应该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的”—他少年时代学过画炭像，当年闯关东，就靠这个技艺糊口。“他没有孩子，也没有产业。‘文化大革命’给年轻造反派们提夹着在大街上狂跑，七十多八十的人了，居然没有死，还活了好些年。照样地吃大碗饭，照样地发脾气。拄了根拐杖上街，穿起风衣，还精神抖擞地翻起了衣领子。”“死了，没留下什么痕迹，外号叫做‘沈瞎子’。”
[23]

沈从文给大哥的信里，还问三弟沈荃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沈荃已经在二月被辰溪军分区收押。沈荃(1916—1951)，字得余，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一九三六年任一二八师七六四团团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率部与日军在浙江嘉善惨烈激战，负伤；一九三八年九江战役，血战日军再次负伤；一九四一年参加长沙第三次战役。一九四二年后再没有领兵打仗。一九四八年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一九四九年脱离南京政府，回到家乡，后随陈渠珍和平起义，有功于凤凰的和平解放。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失去自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判处死刑。

过了一年多，沈从文才得知这个消息。沈虎雏在《沈从文的从武朋友》中，这样叙述：“一九五三年初，妈妈在清理桌面时突然有所发现：‘小弟你看，我估计三叔叔已经死了。’她手里拿着云麓大伯的信。……云麓大伯在信里反复叮嘱爸爸，务必把病养好，‘我再不能经受失俦之痛了!’妈妈解释说，‘俦’字可以指同辈、伴侣。”“不用妈妈嘱咐，家里谁也不会对爸爸提起三叔。”

“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沉默，彻底的沉默。”
[24]

黄永玉说：“从文表叔承受着同胞手足的悲剧性遭遇的份量，比他所写出的故事更沉重。”“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
[25]

弟弟沈荃的命运，是“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
[26]

第四章 川行土改：“群”、“单独”的生命、“有情”的传统

一、到“群”里去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启程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

这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卷入的人数众多，个人不过是群众中的一员而已，本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对两三年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隔绝在“一个群”的运动之外的沈从文来说，现在给他机会参与到“一个群”的运动中，他不能不郑重其事。他去找过丁玲一次，征询她的意见，丁玲“鼓励他下去”
[27] 。沈从文其实有自己的打算。九月初，在给一个青年记者的长信的末尾说，“特别是要告你，我拟在十月中旬去参加土改”，“更重要是学习明白人民如何处理历史中这个大事情，如何生长，如何生产。也只有从这种学习中把我认识清楚些”。弄明白正在发生的历史，认识清楚自我，或许—他不敢肯定，但有这样的期望—还能够恢复文学写作。他邀请这位记者朋友来吃晚饭：“你们觉得什么是最为一般人认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也为找点来看看。我自己已看不懂目下说好的和不甚好的差别。如最近些日有有关土改报告文章，你认为好的，也盼望找点来看看。”(19；120)

出发的那天上午，孩子们上学走了之后，沈从文在小房间给张兆和写一封短信。他提笔即“不免稍微有点儿感伤”，“像是三十年前第一次出门，和十四年前离京上云南一样，心相当衰弱”。不过，他安慰妻子说，“到群里，会健康起来的”：“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要从乡村生活中使健康回复过来的。”(19；121， 122)

下午五时到火车站集中，七点排起队伍进站上车。土改团大约六百多人，二十七号到汉口后，分坐两只船去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乘坐的华源轮二十九日凌晨才起航，停留的这一天空闲，他到武汉文协见到了三十年代北平结识的旧友田涛，时在《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田涛又约了中南局宣传部干部、以前受过沈从文帮助的刘祖春，一起来船上看他。而最触动他的，是汉口江边景象，特别是来自各地的万千小船，其中有一些是从洞庭湖那边漂来的，“船上水手有我极熟的口音……这些口音是极有感情的”。他在甲板上给孩子们写信说：“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19；126)

在船上过集体生活，六人一桌吃饭，早饭后学文件，其中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沈从文是第一次读。与在革命大学时对抽象、空洞的政治学习的强烈排斥不同，沈从文觉得这次学的文件和实际工作相关，具体深入。同行的人，分别来自北京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单位，虽然大多并不相熟，他却都充满了亲切感。船行三天后即将到达宜昌的时分，沈从文不禁心潮暗涌：“江岸边有在作船的，许多人抬着木梁作龙骨，向架上搁去，孩子们乱跑，许多年沅水流域所见印象回复到我生命中时，我眼睛全湿了。因这种印象同时带回了我卅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那些杉树高摇摇的在堤坎边直矗而上，那些小房子白墙黑瓦，如只是特意为给人一种印象而排列得如此规矩整齐。那些小孩子，到处乱跑。那些用网子捞鱼的人，站在河边岩上不停的挥乱摇网。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却彼此在常动中。世界也在人的意志和信念中而改变，在改造。三三，要爱国家!要好好的来为国家多作几年事。看到这一切，使我只感到个人的渺小，以及生命的脆弱。我们国家太大了，历史太长了，而这一回变动又太重要了，个人适处身其间，接触了历史一点，也若成为历史一部门，要来叙说它，讴歌它，通不知从何说起。”“我似乎在一种完全新的感情中，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19；132—133)

二、自己想写的作品，想做的研究

十一月一日，船入三峡，两岸景象令沈从文十分动情，“照我理想说来，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二百或不过三十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二月，对我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这里，明显地透露出对土改文学的不满。后来他还谈道，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或者是作者个人爱好习性的不同，其实却关涉如何认识人事巨变在世界—包含自然和人事的世界—中的位置。

同一封船过巫山时写的信里，他又说道：“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在自然背景之外，沈从文又提出历史的感兴，而他所说的，并不是在作品里添加形式上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符号，而是作者及其作品要能够深入到“常”与“变”的关系中，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中产生出深刻的感情和长远的关心。

沈从文设想，表现新的现实的文学，既得和自然结合，也得和历史结合。“江上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作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时节的全面，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19；139—140)

经过七八天的航行，十一月四日到达重庆。同行的队伍里有音乐家嵇振民，沈从文和他合作，写了一首歌，名叫《土改团来到重庆》：“我们从首都来，/排成整齐队伍，/来自各阶层，/万众一条心……”(19；149)

沈从文分在第七团四队，七日乘车离开重庆，经过璧山、荣昌、隆昌，第二天到达内江县城。在此停留几日的空闲里，他写出了以革命大学厨房一个炊事员为原型的短篇《老同志》，修修改改，抄了三次。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也许真能从此恢复文学写作；眼下的川行，也好像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19；156)他一定想到了当年《湘行散记》是怎么写成的：路途中写了大量的家信—即沈从文去世后才由家人整理出版的《湘行书简》，在此基础上改写出《湘行散记》；这个方法也许仍然可以再用。土改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见闻、感触、情绪、思想，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极其丰富而复杂。

他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创作和以前的接续起来，完成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期间酝酿构思的湘西系列作品，那时候他就已经向读者预告过，《边城》之后，还有好几个小城故事。“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个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会写得好的。只要有时间，能在三年内写完成的。……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作到十五节，比《湘行散记》好，因为正是地主斗争事。”

但是，要写出这些在心里盘桓了如此之久的作品，他担心的，一是时间，不能自由支配；二是体力和头脑跟不上。他越来越感受到体力的限度，高血压和心脏病时常使他头昏、心跳加剧、失眠，有时胃病也能使他半夜痛醒。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当天，林宰平还打电话给他，说身体不好，最好不去。在火车上他摔了一大跤，脖颈和膝盖都受伤；后来的路途中又丢失了几件衣物。似乎是衰老慢慢来临了，来得有点过早。

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急着去进行工艺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工艺学校要成立，我盼望了几十年有个国家工艺学校，来接受优良传统再创新。我应当来参加这个工作。如成立，就调我回来筹备也好。……还希望能主持一个研究资料室工作，因为可以把工艺史中几个重要部门理个清楚。也要赶快作几年，体力再一消耗，即不成功了。即有机会来作，有些材料特别是由清代丝织物花纹来作唐宋丝织物的比较工作，就不大容易作了。”“想起这一串待作的工作，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事，已耽误了四十年，许多事已来不及搞了。……我得来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现在从何说起？”(19；159—160， 161)—“来不及了”的紧迫感，让他内心“痛苦”。

三、对存在有了理会，对人生有了理会

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和工作队走了三十里路，下到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住处在山上，是一个地主的大糖房改成的公所，四围竹树环抱。

初来此地，自然和人事的交织、对照，即让沈从文感触深切，随手化为文字，朗然在目，澄明见心：“昨天饭后天气好，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岩边去，但见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而微带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种豌豆，远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还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岩绝壁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一片竹子林，杂树林，在竹木林间扬起炊烟，田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瘦狗在一齐走动。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天边渐渐漾成一片青雾。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和其他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静，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野黄菊相映成趣。一面却是即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过身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个对照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位置在一个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保留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干部同志，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三，这对照太动人感人了!特别是一群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的活动，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凡事如平常，更使我感到一种奇异。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

他想起自己准备了多年的一个计划，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眼下产生出一个想法：把这里的背景和张鼎和的故事结合起来。“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形。”

那个“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从早上极静中闻竹雀声，和四十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令人年青回复，不敢堕落”。

他接触当地农民，体会他们的哀乐，觉得这些人在好多方面和他写的三三、萧萧、翠翠相似，在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又有了些新的内容。他自己的感情浸入得深，不免就会觉得同来的人用情浅。“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换言之，也即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

有时间他常到山顶，四处望望，自己的生命仿佛融合进无边的视野和历史的悲欢进程中，有天地悠悠之感。他想，如果有机会把一切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他这样称呼自己预想的作品。“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受自然限制，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相信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

他自认，“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惟其如此，才能“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此时看文学，“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但是，他自己目前的现实的另一面却是，“身心都脆弱得很”，虽然“已尽了极大努力”，“时代既日日向前，自然不可避免即衰老者毁灭，而青春健全的大踏步而迈进”。(19；172， 173， 177， 179， 180—182)

四、生日

在糖房改成的公所住了一个月，工作队又迁了住处，离原来的地方四里多路，是一个拔贡的旧式庄院，院坪很大，可用作村中集会。刚来的那天晚上，隔壁住户的妇人用竹竿子打老鼠，木桶、缸子、家私、门板，到处乱打，边打边骂，这么搞了半夜，沈从文听了半夜。“那种半醒半睡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醒来头重心跳，在院子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诗，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19；225—226)

附近山上有个旧堡子，名叫卢音寺，有一天沈从文到那里去，“在一个孤立的四围是绝壁悬崖的山顶上，且见到一个老头子在小水塘中钓鱼”，土改已经进行到划分阶级的阶段，“男女日夜都开会，这个老人却像是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完全不相关，在山顶上钓鱼，多奇怪!我想用一个短篇小说写它，写出来一定动人”。(19；236)

十二月二十七日，沈从文给小儿子写了一封短信：

我们工作已入第三段，即最紧张活泼的阶段，每个庄院都有激烈的斗争，每户人家男妇老幼通参加。……我们每到一定时日，即转到别一村子去开会，多自背被包，拄个竹竿子，一面撑路一面打狗。有时一人上路，有时又一大群。总得从一些大小竹林子过身，走错了路就在山头上去看方向。晚上每人用个手电，我用的是牛油烛，巴巴灯，亮得很，一买来就烧掉。每会二三天，照例相当累，但是休息两天又好了。……我总是心脏不受用，晚上醒来，胸部痛苦(也可能是胃膨胀)，得不到药，毛地黄片闻有用，也得不到。(已得，每天只敢吃一片。)

我刚从七里外村上回来，躺到铺有稻草的大床上，有些三十年前从军感，且正和有时开拔到一新地方一样—除了天气或环境中的空气，什么都生疏。有些人好像熟极了，其实生疏。但是另外有些东西又极熟习，别的人不如我熟习，即田家生活种种静的方面，和动的方面的彼此错综。

……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

……

我们这次又开了四天会，完事后我独自背了个被卷先回来，大院子中只几只母鸡在啄谷子，我胸部极难受。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吃了一碗红苕饭，坐在院子中休息，到晚上也许还得去参加斗争会。(19；249—251)

《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这封信后面，给“今天廿九”加了个注释：“即农历冬月廿九日。直至今日，收信人为整理此信文稿，才明白写信的那一天，是作者虚岁五十岁生日—一九九六年三月七日编者附记。”

五、时代的锣鼓声，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号，在山上糖房坪子里，开了一个五千人大会，“解决”了糖房的主人“大恶霸”。糖房依然还在用简单离心器生产白糖，已经归老百姓掌管。沈从文向两个儿子描述当时的情形：“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有从廿里外村子押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一般比农民穿得脏破，闻有些衣服是换来的。群众大多是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

感受就是这样锐利：在“历史奇观”中，他看到“人人”都在“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的“支配”之下；这种锐利的感受更进一层，却一下步入了天宽地厚包容载重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同时也就是最平常真实的情景：开完了会，“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19；267)

上面引的两段文字，沈从文是连着写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有谁能在时代巨变之中如此感受时代的巨变？沈从文能，因为他有“自然背景”；而他始终情之所系的“自然背景”，不仅仅如字面所示是与人类相分离的“自然”和人类活动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人类活动的依托和承载，是在放宽拉长的空间和时间范围里评判人类活动的无言而常在的参照。

后来又有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不久还有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活动，这个活动在沈从文的简单叙述里，也是如第一次公审大会的情形，有那种沈从文式的感受转折：地主家中大小十多口跪在屋前菜园地里，武装部队、农会人员把所有东西陆续搬走，锣鼓声震，群情兴奋，“人民全体行动都卷入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音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得离奇，我知道，日里事又成为过去了。”(19；341)

毫无疑问，时代的变动带来了新的空气，但同时不变的仍然长存，那就是“在农村中延续了一千年二千年的平静，由任何社会变动都搅不乱的平静”。为什么会有这种“搅不乱的平静”？沈从文说，“为的是土地中庄稼本来就是在平静中生长的”。(19；321)

六、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工作紧张激烈，时间不觉到了年根上。一月二十四日，旧历腊月二十八，沈从文住处的其他人都到县里去了，剩下他一个人过年。“今年会到这么一个地方过年，且用过去许多次过年光景来温习，作为这回年景的点缀，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温习到三个旧年，都是在辰州过的。一个是在船上，身边剩下铜子一枚那一回，黄昏前船始停靠，想法从他人船篷上爬上岸后，进得城门时，大街上一切铺子都关上了门，在门里却有各种笑闹，有玩锣鼓的，玩骰子的，每家都如浸在欢乐年景空气中，看了许多新年对，回船时，看到同渡船的穿上新衣的船老板，皮抱兜中胀鼓鼓的，可知正耍了钱来。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经过整三十二三年了，这一切均犹如在目前，鲜明之至。另一回是廿三年那次返家，龙虎都还不在世界上存在，我一个人在小船上，船正向下行。经过沅水上大滩横石、青浪，一路都是破船搁在滩头上，我的一叶扁舟，却从中流而下，急于奔马。过柳林岔，河边寒林清肃之至。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湘行散记》和《边城》，因之而产生。三次是廿六年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沅陵，同在芸庐，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大哥住房中玩牌去了，只剩下我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也是完全单独，但是虎虎的大眼蜷头发，和龙龙的小车子上大街，和其他都在生命中。得余的战争叙述更深刻的和北京的第一回轰炸，南京的夜袭，武汉的空袭，同在生命中。”

三个旧年情景，勾连起沈从文生命的不同阶段：当小兵的时代；新婚不久之后的幸福期；战争爆发后流离南迁的途中。都是单独的生命，状态却有所不同。而现在，在川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又别是一种境况。这地方空气，使他又想起两个乡村年景。

“一次是在凤凰高枧乡下满家作客，那地方全村子姓满。先住一地主家，后改住一中农亲戚家。村子也是在一个冲子里，两面住人，中夹小溪，雪后新晴，寒林丛树如图画，山石清奇，有千百八哥成群聒噪于大皂角树上。从竹林子穿过时，惊起斑鸠三五，积雪下卸，声音如有感情。故意从雪深处走去，脚下陷极深。我一个人从田坎上由此到彼，先是进到一个榨油坊，油坊中工作正十分热闹，有二十多人在动手作事；进到一个碾米坊，却只有满家穷老太太一个人在打筛。两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青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直到一九四六年写《雪晴》，一九四七年接续《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年青时代的这一次经历才化为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也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后发表的小说。现在在川南身历土改，想起旧作，似有新的认识：“如能将作风景画的旧方法放弃，平平实实的把事件叙述下去，一定即可得到极好效果。因为本来事情就比《李家庄的变迁》生动得多，波澜壮阔及关合巧奇得多。不过事件太巧，太富于传奇性，写来倒反而如不大近人情了。”

“还有另外一次，是在保靖地方，我住在一个满是古树的半山上，年终岁末，大家都在赌博放烟火，我只一个人在一个小小木房子中用一盏美孚灯读书，远远的听到舞狮子龙灯的锣鼓喧闹声，如同梦里一样。一种完全单独的存在。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半夜后，锣鼓声都远了，大致是下面军官们在吃东西，或者偶然想起我可能还在看书，派个小护兵送了些年糕和寸金糖来……时间过去了，所有房子民十二即一把火烧了。许许多多当时生龙活虎的人，都死的早死，老的不成个人样了。这一切却在我生命中十分鲜明。即我当时的寂寞痛苦的情形也若可以完全用文字重现。”

回忆不只是回忆。由当前而回想过去，回想过去也是回到当前。“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的回复到生命中来。也是竹子林，斑鸠，水田。也是永远把自己如搁在一个完全单独没有谁理解的生活环境中，对身边发生的进行的事情，似乎无知又似乎知道得格外细致明澈。……目下种种，有些也正和三十年前情形一样。什么事都十分真实，而又恰如在非真实的梦里!……也因此感觉得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目前人用一种简单方式培养、改造，因此总不大和问题接触。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得如何有限!”

由回忆而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自是感慨万千；但感慨之上，更有宏阔的进境：个人生命的存在，放到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是怎样庄严的景象？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的思想最终通到了这里：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历史，一个少数艰困寂寞的人进行文化创造的传统。

由个人生命的现实遭遇而体认历史，会心一个文化创造的传统，又由历史和传统而确认自我、接受命运：“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还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的情形。……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19；308—312)

七、“有情”的传统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晚上，在老式油灯下反复翻看从糖房垃圾堆中捡来的一本《史记》列传，继续前一天个人命运和历史文化创造的思考，夜不成寐。“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

此时记忆又活跃起来：“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过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作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同回复到生命里来。”但沈从文此刻并不想在个人的回忆里多做停留，他为通向理解历史的某种普遍情形而感同身受，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

而“寂寞”生长“有情”，所以接着就谈“有情”：

“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19；317—318)

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过了几天致张兆和信里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谁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19；335)

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有情”从哪里来？“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19；318—319)

深陷困境的日子已经不算短了；没有意想到，在川南的小山村，在土改的进程中，在过年的孤单时刻，沈从文产生了深刻的历史醒悟，自觉地向久远的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把个人的存在连接到令人肃然的文化创造的伟大传统上来。

沈从文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体的。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也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也并非亲密无间。但他又不愿意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或“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此时苏醒而活跃起来，帮助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八、尾声

腊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这里“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复查等等过程”，每个村子“都大斗过地主，有过种种残酷的斗争，杀的已杀(别处闻有一乡打杀数十人的)，管的已管”，再“不大会有何等剧烈动作”。(19；322)

大年初一，沈从文和工作队去给去年牺牲的二十八个土改工作干部扫墓。扫墓结束后，工作队又出发去捕捉漏网坏分子，沈从文独自先回村庄，“沿路拜年一路问庄稼，或蹲在田坎边谈胡萝卜甘蔗，当成新年课学到了家”。(19；330)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工作队离开烈士乡回内江县城，乘坐新建成的成渝线火车，二十四日到达重庆，在这里停留几天，做土改总结会。沈从文以第七团中队部调研组成员的身份，“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廿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廿分钟，说到一半时，却有个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19；351)

二十八日坐船离开重庆，到汉口后再换火车，三月七日回到北京。

从出发到回来，历时四个多月。

此行初始，沈从文确曾抱着把“单独”的生命融合到“一个群”中去的意愿；但最终，“单独”的生命投向了“有情”的传统—他没有直接说，精神上却已经非常自觉而明确地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文化创造的长远传统延续下来的脉络上。

第五章 杂乱的工作，纷扰的事

一、搬家、检查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沈从文结束了前后四个多月的随土改团在四川内江的工作，回到北京。他从火车站疲惫不堪地拖着行李，来到交道口大头条胡同十二号，站在院门口问，沈从文在不在里面住。
[28] 他在内江期间，北京的家已经搬迁，因为原来住的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院是北京大学的宿舍，他已经不算北大的人了。一月给老朋友杨振声的信里提到，“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19；300) ；二月家信里问：“你们可搬了家？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僻，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可无可为力。但是，只要你们觉得好，也就成了。”(19；350)新的住处是租的民房，离历史博物馆比较远，沈从文上班，一般得天不亮就做饭，六点左右出门，下午六点左右离开单位赶回家里，在外至少十二个小时。

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
[29]

一九五三年三月，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宿舍与院子的男厕所为邻，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但总的来说，有了稳定的住处，他似乎感觉还不错，到十月份他还有心情向老友高植细致地报告说：“我已迁入宿舍住。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个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书箱(三大二小)，三个煤油桶(一翻身就光当一声)，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样，一切还是很好。”但一转念，还是忍不住说：“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一面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坍下，会惊醒隔房的病人，一面且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作事？……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

“隔房的病人”是妻子张兆和，约在一九五三年七月患肋膜炎，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辗转通过关系得以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迟至一九五五年初仍然未见全好。沈从文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怎么样，心脏病和血压高的影响如影随形。在博物馆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已是上灯时分，“见三姐躺在床上总无转机，我对我自己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竟想问问：‘我是谁？我在作什么？’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19；366， 367)多少令人安慰的是，张兆和一九五四年调入《人民文学》做编辑，下班后就能回家，不必再像在西郊圆明园一〇一中学任教时那样需要住校了。

东堂子胡同居住的时间较长，一直到“文革”开始后，局面发生变化：三间房不得不让出两间。

再回到一九五二年。沈从文从四川一返回北京，就被抽调参加文物行业“五反运动”联合检查组，历时一个月左右，“作战”般检查了八十多家古董铺。工作十分辛苦，“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27；245)

因为去四川而未能参加“三反运动”，所以四月份沈从文去兼课的辅仁大学对学生做了思想检查，算是为运动“补课”。现存一份《“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手稿，应该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份检查简略概括如下—优点：并无何等优点。缺点计七项：一、所学驳杂，大多是文学史、美术史零散知识，不够用；二、脱离群众；三、怕负责任；四、理想空洞，不切实际；五、不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六、在业务学习上贪多务得，不切目前应用，常常把一个文物局长或博物馆长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也拿来空想；七、在政治学习上水平不高，认为个人能做一事，比说十事有用具体，但政治水平的标准，常视一个人发言多少而定，所以个人政治水平实在不高。“这些毛病还可以概括成四点：即思想落后，脱离现实，自高自大，懦弱无能。……因懦弱无能，所以一切理想只是空想，无从实现。能用笔，还可以从文字中表现，笔一搁下，什么都说不上了。”(27；124—126)

“三反”、“五反”结束后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最后一项，也是思想检查，沈从文说到目前：“和新社会的一切也无多联系，只觉得一切十分陌生，十分隔绝。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而言，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些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可启发国家新一代的创造心。”(27；135—136)

这一年七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沈从文兼课的辅仁大学将并入其他院校，商调他去人民大学任专职教授，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国家工资制度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也在这一年，如果按照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沈从文提出薪资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此后二十五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

二、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七月，历史博物馆成立文物收购组，沈从文为四个成员之一；转年一月成立出版组，他也是四个成员之一，主持编选了《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北京荣宝斋新记，套色木刻水印，一九五五年)，两本图录出版时都以单位署名。

日常工作中沈从文还是解说员，一九五三年七月为观众做说明时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这次偶然相遇对成为忘年交的两个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一九五八年王从朝鲜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工作单位，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后成为考古专家；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有了一位最重要的助手。不仅如此，在沈从文去世以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更有王等人来承传接续。

说起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这真是一个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多年之后重温这个故事，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王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先看午门内朝房，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东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看完再到西朝房看历史出土文物展。王晚年口述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此后我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30]

三、“外行”之“杂”

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和很多个人的义务工作员、咨询服务员。譬如“建国瓷艺术设计委员会”聘他做顾问，他就常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陶瓷科协助设计，买来古瓷供参考，事后捐给学校做资料；譬如给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染织美术史等课程，却分文不收兼课费；譬如经常为各地多所大学文史、艺术院系代购教学用的文物；譬如，从他一九五三年零星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四日，“为温同学拟出一百种”牡丹花纹图案，“代表各种器形和时代”(19；360， 363)；还譬如，一九五六年六月二日致昌煌信，列出六十四种有关小孩形象、衣式的文物和图画，从殷商而下，直到明清。(19；460—464)从《沈从文全集》的第十九卷到二十六卷，我们可以发现，写这种提供文物资料线索和相关意见的书信，在沈从文后半生的各个时期，简直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连“文革”下放到湖北劳动时期也不例外。

他“个人”的研究呢？一九五三年，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终于“亮相”：七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发表《明代织金锦问题》，九月《新建设》杂志刊出《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一九五四年又为《明锦》图录撰写《题记》(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经过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开张”论文，更能见出其意义和价值。《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别人没有研究过的。许多东西的命名、定名也是沈从文定的。比如玉衣，我们到一九六八年才从满城汉墓挖出一件完整的。过去被盗墓出来卖的这些零零碎碎的长方形玉片，四个角有孔，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时候就说是古牌饰玉片。沈从文就在文章里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玉衣，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他的判断、预见，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十多年以后就得到证实。他有深厚的对中国古代这些杂七杂八的工艺、文物的知识，不然的话做不出这个判断”。但在论文发表的当时，甚少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一九六六年发现满城汉墓，出土了金缕玉衣，王根据沈从文的指点，主持修复工作，这是全国第一件恢复成原来样子的玉衣，“郭沫若来看，他就为我鼓掌，一面鼓掌一面说伟大伟大!”
[31]

一九五四年十月三日沈从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史研究必需结合实物》，阐述他以后一再强调的改变以书注书、代之以文献和文物互证的主张和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应邀为《红楼梦》中的服装、器物等作注，写出近五百条注释稿，一九五七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红楼梦》部分注释参考了他的注释稿。

但是更多的改业以来所写大大小小的论文，未能面世。今天我们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仍然会惊讶他当年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在他自己，一方面是研究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19；403)另一方面，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冬天，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这么写道；接着又说：

近来写了个马鞍具问题小文章，谈它的前后三千年的发展，写完了看看，只觉得真是一种浪费，这种文章谁来看？有什么用？但既在博物馆工作，不写这类问题，又写什么？一堆书，一堆问题，真是把我快要收拾了。

真是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些问题消耗自己？长处没有人知道。(19；396)

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即使有又有多大的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

纺织物是一大堆“杂文物”中沈从文最为倾心倾力的，这也是传统的文物研究中特别薄弱、特别不受重视的部分。一九五五年四月，沈从文致信副馆长韩寿萱，为他的苦心孤诣说明、辩解：“搞纺织物正是其中一个。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青人即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知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即到今天，万千种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关连。问题何在，无人注意。中国即有个三千年丝绸历史，到要一个纺织物博物馆时，从何着手？我本来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只是从常识出发，稍明白问题何在。”(19；415)沈从文只是希望，甚至是恳求馆里能放手让他去做这项研究，但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却常常带来压力、阻碍，甚至是伤害。

前面提到沈从文是博物馆收购组成员之一，这项用心的工作，却带来了意外的困窘。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不可思议的是，还让他这个“当事人”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举两个例子。一件，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还有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敕相近，花四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这一事件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戏剧化形式的羞辱。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沈从文还耿耿于怀：“当时馆中同事，还有十二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由此及彼，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27；381， 382)

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四、跛者不忘履

一九五二年五月，沈从文把在四川内江写的短篇《老同志》第三稿投寄报纸编辑，八月被退还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19；353)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上半年他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中队部》，描述土改工作队的生活，也未能发表。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十二位老作家，沈从文也在其中。毛泽东问过他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理解是，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27；248—249)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请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当专业作家。

面对文学，沈从文岂能无动于衷？但他再三思量，还是决定留在博物馆。十一月他写信给周扬，同时也是间接回答胡乔木的好意
[62] ，说自己还是做点工艺美术研究，比写文章切实际；同时请他和胡乔木斟酌，能否“拨一笔钱，调几个人”，支持他开展陶瓷和纺织物花纹研究。(19；369—370)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沈从文对文学念念不忘，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归队”的机会呢？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他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在床上躺着听悲多汶，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19；381)

而在香港，一九五二年，长城电影公司却拍摄了根据《边城》改编的黑白片《翠翠》，导演严峻，他还同时饰演片中的外祖父和二佬，林黛饰演翠翠。一九五三年公映后，女主角一炮而红。这部电影在香港早期电影史上有重要的位置，电影插曲也风行一时。

一九五四年十月，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全集　第八卷 沈从文篇》，收入《边城》、《丈夫》、《夫妇》、《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十一篇作品，由松枝茂夫、冈本隆三、立间详介翻译。

一九五五年，沈从文又偷偷写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中篇，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完成。与五十年代尝试的其他文学创作不同，沈从文没怎么向人说起过这个作品，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完了，而且篇幅对他来说也相对比较长。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会重逢沈从文以前的创作中为读者所熟悉的某些特有的东西，而且能够明显感觉得到沈从文写作时的状态相对放松。这与其他不成功的文学尝试过程中的忧心忡忡、犹犹豫豫、缩手缩脚，形成对照。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或者说，这就是个例外。

五、调动而未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沈从文的工作调动又一次提到议程上来。起因之一，是沈从文当时外调参加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负责的领导和写提纲的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做实际编辑、写材料说明的沈从文夹在当中，左右为难，进展缓慢，他着急而又无望，给丁玲写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劈头就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

丁玲把信转给了刘白羽和严文井，刘白羽向周扬汇报，周扬批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按照指示和沈从文谈了两个小时，了解情况，再汇报给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周扬又做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作协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工作问题，经我们几次和他本人及夫人接触，最后他夫人表示还是去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为好。”五月七日，文物局正式下发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

到了这一步，按理说事情已经定了，但沈从文并没有到故宫博物院报到，最后还是没有离开历史博物馆。虽然没有调入，却被聘为故宫织绣组研究员。他这个研究员不同于一般的兼任研究员，实际上是织绣组的陈列展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每周有一定时间到故宫上班，以致故宫博物院的一些领导和职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一种印象，以为沈从文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
[32]

为什么没有去故宫报到？沈从文一九五六年八月给大哥的信里提到：“现已调我到故宫去办丝绣馆，也得把书编成后再去。”(19；472)这大概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虽然未必重要。《中国历史图谱》的工作他一直参与到一九五七年，重组编委会后他还是编委，但只是挂名。后来此书也没有编成。

这次工作调动牵扯到多个部门和个人，其重视程度和处理上的及时快速，都有点儿不同寻常。如果联想到时代气氛的变换，或许就可以明白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文艺和学术研究中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一月底二月初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沈从文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并发言，表示争取用“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此次会议后，沈从文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月十四日，《大公报》发表了沈从文的短文《从龙谈起》；这个月出版的《旅行家》刊出沈从文改业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春游颐和园》，刊物的主编是沈从文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彭子冈；《人民日报》副刊在胡乔木的一再建议下向沈从文约稿
[33] ，七月九日发表了他写的《天安门前》；十月十五日，《文汇报》“笔会”版发表了他的《北京有许多博物馆，同时又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香港三联书店八月出版了一本《美丽的北京》，署名的编者是沈从文和曹禺。

看起来情形似乎在好转，沈从文却对大哥说：“写了几个小小文章，都不大通，熟人却说好。写的真正还好的，是几个小论文，却没有发表地方”(19；473—474) ；此前跟大哥说：“近来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再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犯错误，写什么自然更不好办，不知怎么办。”(19；471)

第六章 行行重行行

一、济南：“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夹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20；19)

沈从文此行，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出差南下，济南是行程的第一站，八日上午到，十三日下午离开。其间接触当地有声望第一流老文化人，这是其一；其二是看文物，主要是在山东博物馆等处看陈列、看库房；再就是，看“街上一切，给人印象有些别致”。

沈从文心情不错，甚至说得上是兴致勃勃，对济南的印象相当好。前后不足六天的时间，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约一万五千字，细细地描述所闻所见所感。

到达当天，他就感受到，“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净。街道又干净，又清净。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他还特别观察了济南的“住家”：“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作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20；5， 6)

看了这些话，也许就能够明白沈从文为什么喜欢济南了。他这个受社会变化的风暴剧烈摇撼的人，从风暴的中心出来，一眼就看上这里生活的静寂，从容，“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他住在山东博物馆办事处，对窗是一座教会楼房，晚上月影从疏疏树叶间穿过，令他产生“非现实”的幻觉；就是早晨被广播吵醒，放的也是好听的交响乐，而不像北京，大清早要人听“刘巧儿”和“小河淌水”。

他眼中的济南，除了几座刺眼的建筑，似乎一切都好。

譬如说，饮食，水果。“这里一般饮食似比北京干净，面包和饭馆中饺子，都很好。水果摊在架子上如小山，如黄永玉父子同来，一定各有领会。从现实出发的小蛮，必乐意挑选最大的梨子石榴回家，父亲呢，却希望把这个摊子作背景，为作买卖老头子刻个彩色木刻。我还没有见到一张彩色木刻，比我所悬想永玉来刻这个果子摊的结果那么动人。果子也干干净净的，比北京好，不知何故。到处如画有诗，可惜我不能动手。”他在趵突泉公园附近小馆子吃饺子和馄饨，惊异于“馄饨皮之薄，和我明朝高丽纸差不多，可见从业人员对于工作之不苟，也可见生意必不太忙。味道也比北京一般小馆子好”。(20；8—9， 12—13)

譬如说，小街上墙边剃头摊，“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和一百年前差不多！剃头的“得心应手”，可以得到“庖丁解牛”之乐；被剃的“目闭口张”，可以得到“麻姑抓痒”之乐。(20；11)

平平常常的一切，他都看得很有兴味。市场上的说书处，黄黯黯灯光下贩卖和出租小人书的小铺子和翻书的大人小孩，图书馆的书架，等等，处处入眼；旧街饭堂盘子摆得极有错综之美，绿色琉璃砖浮雕花朵值得本地艺术家学习还值得北京来取花样，仿佛什么都能引起感想。

在千佛山崖前，他买了一件艺术品，费钱五分。

他当然还注意到了人。“在这里街上看到的许多中小学生，有一个特点和北京不同，和我却有一点点相同，就是头发通长长的。”他随手就画了个像，旁边写：“小学生长得眉清目秀头发长。”到师范学院那天，更证实，“长头发同学当真相当多!无怪乎乡下中学教员，总居多是头发长长的!有些人头发长而上竖，如戴胜一般，决不是无心形成，还似乎有点时髦味道，大致平时必有什么名教授也这样，相当用功，所以弟子们不知不觉也受了点影响”。一向对时髦看不大顺眼的沈从文，对此的评价却是：“这里有一种淳朴之风流注，很可爱。我说的是包括了戴胜冠式的头发和其他一切。”(20；14， 19)

最有意思的是，医学校的女生让他浮想联翩。

十日傍晚，住处附近的医学校散学，“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的当真一队一队从我前面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默默含情的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种未来诗人或第一流大医生，等着那些年青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他想起了但丁有名的文学典故及其蕴涵的深邃感情，此时，他不做文学家，已经好多年了。

这天晚上，他去看了场电影，印度的《流浪者》，回来约二里长的路上，碰巧又遇上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谈文学，谈小说技巧，“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件新棉军服看年青女人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她们十五六岁时影子，十分清楚”。而眼前的这些女生，他真想看看她们怎么恋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有一位“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她，什么什么一天她们在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这天晚上，他想到文学，想到过去弄文学的日子，“睡眠就被赶走了”。(20；18， 20)

在济南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沈从文给妻子写信：“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20；29)

音乐总是能够唤起他对人生的理解。他接着写下去：“至于一支好曲子，却从不闻因时地不同，而失去它的光彩。假若它真有光彩，就永远不会失去。只有把它的光彩和累代年青生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使一切年青生命在遭受挫折抑压时，还是能够战胜这些挫折抑压，放出年青生命应有的光辉。总之，他是力量和崇高愿望、纯洁热情一种混合物，他能把这一切混合或综合，成为一种崭新的东西，在青年生命中起良好作用，引起一切创造的冲动，或克服困难的雄心。在老年生命中也可唤回一切童年生命中所具有的新鲜清明。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20；30)

二、南京、苏州：“三姑爷来了!”

离开济南到南京，沈从文的好兴致似乎消减了不少。因为忙于谈话和看材料，想去的中山陵和明陵等也只好放弃。南京人说话像吵架，在博物馆陈列室“想要静静的看才理解好处的东西(例如字画)，只有在百家争鸣情形下看去”。大街上、公交车上，他特别注意到此地一般妇女的样貌，三四十岁的“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血气枯竭的样子”；“二十到三十岁女子，面目多呈营养不足或肺病特征，总像是骨肉发育不平均，肉少骨多，颧骨突出，耳根枯焦，眼目无光，发枯不润”。“妇女多参加重劳动，如拉大板车车……可见求生之不易。”(20；33， 32)

在南京住了一周，二十一日离开，傍晚到了苏州，沈从文的兴致陡然而起：他快乐地享受着与张家的亲情。当天晚上他就到九如巷张家看望张兆和的继母韦均一，谈了很久；第二天晚上又来，一一分送礼物。沈从文向妻子报告说：“最好礼物还是大家谈笑，用你和龙虎等为题，用宗和及其他，说得一众(或群众)哈哈大笑。”张兆和五弟张寰和，做一个中学的校长，陪同看了虎丘塔和几处园林，还去买了双皮鞋—“小五哥已和我到一苏州著名皮鞋店买成黑色皮鞋一双，价目是我有生以来所购最贵的一双鞋子。计十六元五角，一只已达八元二角五!”第三次到九如巷，兴奋的孩子们在门外喊：“三姑爷来了!”门里面的老保姆用合肥话跟着喊：“三姑爷来了!”喊声中夹着笑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沈从文第四次来九如巷。(20；38， 42， 46)

二十四年前，沈从文利用暑假，从任教的青岛大学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给了他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定也感染了对他的突然到访有些不知所措的三小姐，使得他的追求出现转机。五弟张寰和，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瓶汽水来款待客人，他大为感动，当下许诺：“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月下小景》，九篇中有八篇文末注明“为张家小五辑”字样。到寒假，沈从文又来，张充和晚年的记忆里还异常清晰地保留着当年鲜明的情境：“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的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最后，三姐说：‘沈先生，我累了，你去吧。’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34]

往事可追；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变故之后，亲情虽然无从改变人生的坎坷波折，却足为动荡人生的珍贵安慰。“三姑爷来了”的喊声笑声里，沈从文享受到久违的单纯的快乐。他住的地方曾是太平天国王府一小侧院，清静，无人声，有鸟鸣，有花香，他大清早拿起笔给妻子描绘庭院图，“可惜院子中一派清芬我画不出，齐白石来也画不出!”(20；52)

除了到博物馆看陈列，沈从文还参观了苏州最大的刺绣合作社以及宋锦生产社、漳绒织厂。博物馆里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让他兴奋：“许多东东西西过去都是看不见、想不到的。这里的工作同志，即或已把东西挖出来，也还不知道它丰富了文物历史知识多，对南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如方格漆盒且完全如过去我所推测，证实了有些陶器实为仿漆器而作。又有些新东西可以证历史文献。又有些更为我们研究宋人绘画、服装等提供了崭新而十分重要材料。还有一片稀见大锦缎。”(20；38， 44—45)

三、上海：“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

二十八日下午到上海，住南京路市工人招待所，第二天晚上迁到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参观博物馆和建设博物馆之外，和老朋友会面才是沈从文开心的事。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旬，沈从文借到南京和上海出差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和巴金等老友相见；时隔三年，这次他的心情要轻松许多。

他给巴金家打电话，陈蕴珍接的，依旧热情得在电话里嚷了起来。“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沈从文兴奋不已，想象着见面的情景，给妻子写信说：“今天将去见笑眯眯充满好意的蕴珍女士了，听到说起龙虎时，一定要伸伸舌头，眼睛圆睁，头略偏着的说：‘三姐开心!’我如老派一点，将要请她作媒，如再新派一点，将要请她介绍对象，不老不新，于是只有笑笑，‘女朋友，慢慢来，是他们的事，我们不着急!’也必然要问到树藏和萧乾，对萧乾有斗争，这是历来的态度!也可能问到凤子，连类的说：‘三姐可不老!’我也许会要她陪同去买袜子，到时却先请她买一枝拐杖，问用处时即说是‘为龙龙的老母亲买的’。笑得她个人仰马翻，我才不管!”(20；59， 62)

三十日中午沈从文和巴金、靳以、陈蕴珍一起在巴金家附近一个有名的小饭馆吃午饭；十一月三日，一早就到巴金家取张兆和转寄到这里的信，两位老友在花园廊子前坐了两个小时，“看陈蕴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花草”。后来一同到慕鸣大厦去看靳以，沈从文戏称靳以为章大胖子，说他的房子大五间小二间，“阔气来哉!”(20；84)

上海还有一位友人，程应镠，沈从文习惯称呼他的笔名流金，其时担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程应镠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因“一二·九”文艺社要出版一个叫《青年作家》的刊物，来沈从文家里请求支持，沈从文写了一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发表在一九三六年的创刊号上。从那时起，两人保持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尤其是在昆明时期，来往密切。他负责学校的历史学科建设工作后，受沈从文历史教学要结合实物这一观念的影响，筹办文物陈列室，委托沈从文代购了不少文物。程应镠陪沈从文到虹口公园看鲁迅墓，逛城隍庙。第二天沈从文又如约来程家吃晚饭，四个小孩子一字排开，他掏出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放到张开的小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孩子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
[35] 当晚，沈从文宿在程家的小书房中。

沈从文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时从北平到上海来开拓事业，先是与胡也频、丁玲合作创办《红黑》、《人间》两个月刊，组织“红黑出版处”，不久都相继失败；之后经徐志摩推荐，胡适聘请他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到一九三〇年九月转往武汉大学任教以前，他在上海过了几年颇为艰难酸苦的生活。上海这座城市，他始终不能产生亲近感。多年之后旧地重游，仍然生疏隔膜如昔。但他也“理性”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旧上海是个“罪恶窝窝”，现在的上海变成了“十分规矩又极勤勉的社会”，能支援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产品供应全国以及海外需要，“上海伟大处也在这里”。(20；74)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里有他多年的老朋友。相聚虽然短暂，温暖的气氛和相知的默契，却是对从过往曲折延续到现在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无声肯定。是的，老友本身就是肯定，在老友面前，他用不着否定自己的过去，也用不着否定自己的现在。

四、长沙：“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

十一月上旬，沈从文结束了近一个月的出差，从上海返回北京。但未过多久，下旬又赴湖南，这次的身份与上次有所不同，是政协委员，此行是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与精通古琴的音乐研究家査阜西和一位李老先生同行，二十四日到达长沙，住省府招待处。

不凑巧的是，沈从文这次出行成了“病号”。车过武汉短暂停留时，因扁桃腺炎去了医院，到长沙看了一天博物馆后，又因为高血压心脏病去了两次医院。

二十七日晚，视察团被安排观看全省文艺会演节目，凤凰的“文茶灯”当然引起他的兴趣，他感受到其中“好到惊人程度”的部分，但这种湘西民间盛行的小型歌舞剧经过了改造，“你想想看，六七个做微笑态的年青女孩子用凤凰腔说‘那样……’唱着跑着，岂不有一定程度滑稽!”“装扮衣服可急坏了我，一头的花，穿的是粉红衣，粉绿裙，可远比《采茶舞》差劲。”他在信里给妻子画了张人物形象图，旁注道：“看看这个样子，岂不是简直有一点儿全国味？”(20；88， 91)沈从文希望看到的，自然是本来样子的“文茶灯”，没有“全国味”，而要保留浓郁的湘西味。

到二十九日，沈从文病情加重，住进湘雅医院。在医院里待不住，却也不得不待了五天，他常常想象自己是好兵帅克，可以自己宣布病好出院。无聊时读《三里湾》，给小儿子的信里说：“我因卖书人介绍说是名作家作的，花了六毛三买一本，看下去，也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一切都是表面的，再加上名目一堆好乱!这么写小说是不合读者心理的。妈妈说好，不知指的是什么，应当再看看，会看出很不好处来。”(20；97)

出院之后的几天，到博物馆开会，参观附近一个寺庙里百十尼姑织帐罗，看师范学院历史教学材料同时游览学校所在的岳麓山，在文管会看文物，还抽空去见了凤凰籍军事将领戴季韬，时任省政府参事。也许是因为生病，或是过于疲劳，他感觉精神不如在济南、南京时活泼；政协委员的身份，处处受招待，吃、住都过于官样，回到故乡省份，反倒产生了“一种作客心情”。想到即将返回阔别二十二年的老家凤凰，自是心潮起伏，搁笔以来的这些年里，有时会不切实际地幻想，回到故乡熟悉亲切的环境中，也许就能重新找回创作的信心；可是现在，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目下的状况实在也无法产生出好的作品：“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般，那能真正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十天半月，那里能凑和成篇章？……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

感慨油然而生：“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另有他故。”(20；110—111)

梅兰芳到长沙来演出，在当地是很轰动的事。沈从文不想看，因为“一看到洛神穿的衣服，就替古时洛神叫屈”，他说自己不懂戏剧艺术，正如不懂相声艺术：“我实在不懂‘艺术’，懂的是不知应当叫做什么!这也真是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湘行散记》作者不能再写文章，情形也许相同。”但还是被邀请去看《贵妃醉酒》，“在一丈内看他作种种媚态，谢幕约八次之多”，“谢幕时还作女孩子嗲态，以手捧心”，“衣服真是不美观”。他说《贵妃醉酒》“毫无唐代空气”，看的感觉是“更加累人”。(20；102， 112， 115)沈从文的“偏见”堪比鲁迅，鲁迅由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而“刻薄”中国“男人扮女人”的“艺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36] 两个人还都不喜欢京剧乒乒乓乓大锣大鼓的热闹。沈从文看戏，比一般人又多了一点对服装的讲究，他说梅兰芳的戏装“不三不四”，看到“就生气”—这个研究服饰史的人，总希望不要脱离或违背历史的实际情形才好。

五、湘西：“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

十二月十二日，沈从文和査阜西一起游览常德，感觉“一点不认识了，什么全变了”。十三日，两人离开长沙去吉首，车经桃源到沅陵，住了一晚。沈从文上次来沅陵，是抗战爆发后南迁的途中，在大哥沈云麓的“芸庐”住了近三个月(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到四月中旬)；再早就是当小兵时代的记忆了。此次路过，看见城门洞边卖汤圆的担子，想起“民七时我常在这门洞中吃汤圆”；“当时看鸡打架小孩打架及麻阳大脚婆娘坐在门边衲鞋底的麻阳街，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时在深冬，沅陵光景依然入眼，“河岸边有许多船，河滩上还有大船横搁在被斧斤打削，和岸边一列打铁炉的红光叮当声映照，异常动人。撑渡船的依旧是十六七岁女孩子，独据船尾在寒风中摇桨，胆大心平，和环境如已融而为一。江水碧绿”。(20；119， 120)

第二天去吉首，车到“张八寨”，停下来等船过渡。新渡口往上游一点有老渡口，用老式小渡船，拉渡船的是个梳双辫女孩子，十四五岁，情形如同《边城》。沈从文心里惊叹：“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习。这实在和许多年前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太相像了。”“我为了温习温习四十年前生活经验，和二十四五年前笔下的经验”，就随同几个乡下人一道上了小渡船。(12；313， 315) 这一短暂的经历几个月后写成了散文《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旅行家》杂志上。

吉首是湘西苗族自治州州委所在地，来此地主要的事情是，査阜西邀请了几个苗家歌手录音。晚上在火盆边工作，“一面唱一面吃本地麻饼鸡蛋糕，唱各种情歌和神歌，极别致!可惜的是只能记音不能记背景或照出背景，但这些歌之有意义却正在背景”。“在这里烧的是大火盆。坐在火盆边谈天，情景极离奇，特别是容易使我温习到几十次不同火盆边事情。”(20；123)后来，沈从文写了一篇《湘西苗族的艺术》，记叙了在吉首的“三个离奇而且值得永远记忆的晚上”—“歌声中总永远夹着笑声，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唱歌”：

大家围坐在两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边，把各种好听的歌轮流唱下去，一面解释一面唱。……解释到某一句时，照例必一面搔头一面笑着说：“这怎么办!简直没有办法译，意思全是双关的，又巧又妙，本事再好也译不出!”小学校长试译了一下，也说有些实在译不出。“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虹，多好看，可说不出!古时候考状元也一定比这个还方便!”说得大家笑个不止。

虽然很多歌中的神韵味道都难译，我们从反复解释出的和那些又温柔、又激情、又愉快的歌声中，享受的已够多了。那个年纪已过七十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刺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由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接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和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杰作。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祀事庄严热闹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正是二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个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种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青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31；330—331)

十八日，自治州州委派一位年轻的文化干部陪同沈从文回凤凰老家。大嫂背了个竹笼子来车站接。晚饭后正值放电影《天仙配》，沈从文也很有兴致地去城隍庙改造的放映场看，散场后和本城人同道在小街上走，恍如三四十年前看戏回家情形。

在凤凰，给祖父母、父母和亲故挂坟，看望两三个老熟人，和大哥谈天。大哥是当地公认的“老文化人”，“文物保卫工作者”。弟弟沈荃入土已经五年，弟弟的女儿朝慧已经长得和自己的儿子虎雏一样高。始建于清嘉庆时的庵院石莲阁，就在这一年被拆除，但本地人不忍打毁观音，就抬到合作社牛栏中放起来，几个教员陪沈从文去看了看。

置身记忆里无比熟悉的故乡，倒反而觉得有些生疏。“地方给人印象‘奇怪’，因为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许多小孩子骑着‘高跷’在路上碰撞，正是我过去最欢喜玩的。酸萝卜小摊子还到处是。许多老太婆还是那么缩颈敛手的坐在小摊子边，十分亲切的和人谈天，穷虽穷，生命却十分自足。许多干部是外来的，却在生根。当地广播电可到各乡村，每天广播歌曲时事并传达命令、通知。”当地人织的土布，好看之至，但“本地人不穿，干部不穿，苗人也不大爱穿”，“真是货到地头死”。“人材也可能有相似情形”—“没有出路，慢慢的自然也就耗尽了。”(20；126， 127)

沈从文当作“宝贝”收集了一些苗族和土家族编织物，本地人说他是“收荒货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么精美动人的东西不受待见，充斥市场的反而是“丑不可言”的上海轻工业用品。“也奇怪，怎么会这样丑？”(20；133)

二十二日，沈从文离开凤凰返回吉首，几天后再回到长沙，二十八日离开长沙，三十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湖南之行。

六、上海： 黄浦江里的艒艒船

转年三月，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就加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发言，题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31；322—325)。 随后，又参加了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四月十二日南行，先后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历时近一个月。同行的约二十人，各自领域不同，沈从文主要是考察丝绸生产，访问博物馆，了解高校对文物的应用等问题。看到的情况总让他忧心、着急，也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加深认识。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甚至对比了物质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小妈妈，工作看来简直是什么都还待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我知识也极有限，可是却明白这么作对整个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种革新。”(20；176)

此行在上海住了十多天，和巴金见过好几回，王道乾还带着女儿来巴金家和他会面。他很有兴致地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描述他们的同辈人：“巴老弟”(李晓棠)“用吃糖后的小纸团打王道乾小女孩”，五六岁大的小女孩“简直受不住那种进攻，又不好哭，只藏在她爸爸身后去，眼睛湿莹莹的，直到拿得桌上一颗糖才稳定情绪”。男孩的姐姐“巴小姐”(李小林)，“声音也和她妈妈一样，说话时比一般人高半音”。(20；165—166)

社会上的现实可不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形那么好玩。这个时候，“大鸣大放”开始了。本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五月，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意见，以便推进党的整风运动。沈从文在上海，也不能不关注这场运动。

四月三十日，他写信告诉妻子：“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他的反应是，有点不以为然—“鸣总不免有些乱。”他的不以为然不是基于对政治、体制、形势的判断，而是出于那种认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以自身作品说话的意识：“上海报纸上载作家鸣得相当热闹，真的热闹必然还在后面些，时候还未到。但是什么时候就到来？模模糊糊。真的鸣应当是各种有分量作品，诉之于万千无成见，少偏见，且不为空气控制影响的读者。但是目下这种有资格说话的读者，却无多机会说话。这个读者群应当包括教授(教这一行的)、编辑、作者和各种干部、学生、市民读者。这个群的意见，比目下少数人批评就公道正确得多!”“这里出书极多，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20；168， 169)

正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意识，使得沈从文不为各种各样的“热闹”所蒙心蔽眼，而能特别注意到“大热闹”之外为人忽略的“沉静”。不说政治形势，就说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市声鼎沸，吵吵嚷嚷，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十楼望出去，一派繁密景象，他随手画了一幅速写，图画中却有了“热闹”和“沉静”的对比。他给这幅速写写了一段话：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20；157)

这幅速写是沈从文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画的。到五月一日这天，他又画了三幅速写，也是从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情景。一九五七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和黄浦江—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每幅画都有文字描述。

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历史文物研究。

已经是半夜了，沈从文还不能自已地向妻子抒发他投射到艒艒船上的情怀：“这里夜一深，过了十二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作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橹的和过渡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那么尽作种种空想？它们的存在和大船的彼此相需的关系，代它想来也有意思。……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20；177—178， 176—177)

第七章 “老去”的文学，“不算是学问”的学问

一、“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一九五六年提出并逐步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形成的“早春天气”，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的头几个月。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以温和的口吻宣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肯定了王蒙等人干预生活的作品。
[37] 沈从文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做了详细笔记。

在文艺政策“调整”的形势下，动员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成了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譬如，一九五七年七月大型杂志《收获》创刊，《发刊词》十分突出地强调：“《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们。他们在文学的大道上辛勤地工作了几十年”，接着列举了老作家的种种“优势”，然后说到现在，“他们有多少心底涌出的话语要说呵，他们有多少欢乐的感情要写在纸上呵!老作家们的个人的收获，将成为《收获》的最丰盛的果实和粮食”。创刊号发表了老舍的《茶馆》、艾芜的《百炼成钢》、柯灵的《不夜城》以及冰心的诗、沙汀的短篇、巴金谈《家》的文章、严文井的童话，等等。
[38]

《收获》的创刊及其编辑方针，是反映时代氛围的一个例子。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周扬对《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
[39] 不久，七、八月号的《人民文学》就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跑龙套》和《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中国作协要沈从文提交创作计划，三月他起草了一份，但就是在写这份计划时，他的心思也不全在文学写作，反倒更偏重文物研究。他说“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一以安徽为背景，一以四川内江糖房生产为背景；“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接着笔锋一转，“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坛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像样东西”。最后，他谈的还是文物研究，对工作条件之差难掩其火：“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谈到这里我脑子不免有些乱起来了，因为正像一辆破车子在烂泥中挣扎前行，许多工作好难推进!如善于使用人力物力，这边研究工作会作得更具体些，抽出部分时间来写作业就方便得多；这辆车子也许还可走好远的路，如总这么下去，恐怕什么都作不好，定的任何好计划也必然落空!” ( 27；509， 510—511)
[40]

八月，各方协调后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和写作。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九三二年改名山东大学)教书，这座海边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切的记忆和感情，那两年也是他的生活摆脱早年的困窘，写作日趋成熟，生命转为愉快和从容的时期。二十多年后再来这里，没有工作任务，他一下子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感：“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这里却真作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他早晨五点即起床写作，“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 20；185)休养不足一个月，他就写出了三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后来未发表的长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不过，他刚去没几天就完成的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
[41]

“明辨大是大非运动”—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到八月已经如火如荼。春天开始的“大鸣大放”还在兴头上，正风风火火地进行，形势却出乎意料地直转急下。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就此正式拉开了大规模“反右”运动的序幕。

沈从文因为在“早春天气”里拒绝了有关“鸣放”的约稿和采访，幸免此劫，但许多熟人和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从报纸上，从张兆和的信里，他不断得知谁又被揪出来了的信息：彭子冈被点了，陈梦家见了报，程应镠已逐渐交代，丁(玲)陈(企霞)问题有详细报导，批评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开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凡事谨慎就成了自然的反应，即便海边的清静让沈从文明显地感觉到体力和脑力的恢复，他又能写什么，又能怎么写呢？内心里，他恐怕不得不承认张兆和的批评有道理，他试写的作品其实是失败的。他跟大哥信里说：“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说起这点他当然会有伤感，特别是想到早年的抱负的时候：“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纪录突过契诃夫。”好在他另有安心的事业：“现在又变成了半瓶醋的文物专家。而且有欲罢不能情形。聊以解嘲，也可用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慰。若又因此出毛病，那就真是天知道是怎么办才好了。”( 20；197)

沈从文写信嘱咐妻子把仅有的几百元存款捐给凤凰办中学，“将来如有钱，还是得学你爸爸……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要从看不见处去作，才真是尽心……”( 20；207)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二十年代独资兴办了苏州乐益女中，沈从文可是把自己装牙齿的钱也捐了。离开青岛前几天，沈从文去萧涤非家里吃了顿晚饭，两人是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同事；又一起去看望了赵太侔，青岛大学时期的旧识。

回到北京后，沈从文马上投入到故宫保和殿九月举办的“中国古代织绣展览”的工作中。十月，北京十三陵的定陵地下玄宫大门打开，沈从文应邀前往发掘现场，考察刚刚清理出来的服饰、丝织物等。

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发表的与历史文物、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有《故宫的建筑》(《人民画报》第一期)、《从一本书谈谈民族艺术》(《旅行家》第五期)、《人民时代人民艺术的成就—庆贺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光明日报》七月二十七日)、《古代镜子的艺术特征》(《文物参考资料》第八期)、《湘西苗族的艺术》(《民族团结》试刊号)、《埋藏了两千三百年》(《人民画报》第十二期)等，当然他写的不止这些，还有几篇未能发表的手稿。尤其让他欣慰的是，十二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署名沈从文、王家树编。这是他文物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在自存样书扉页上，他题写了几句话：“此书重要处，即大部分均系唯一图样，且多据残本复原，家树同志贡献特别多。”
[42]

这一年他还有另一本书出版，引发的感受则复杂得多。还是在“早春天气”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选，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就着手搜集自己的旧作进行编选，但同时心里很清楚，“这个选集即或印出来，大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只不过是供一小部分教书的作参考材料，同时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清醒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就不会欢欣鼓舞；而想到当年写作时曾经怀有的巨大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便不能不倍增伤感：“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世纪的作品，也可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 20；138—140)

十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印出来了，收旧作二十二篇，约三十万字。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出版旧作，他告诉大哥这个消息，不但没有显出多么高兴，还吐了口在心里压抑了很久的不平之气：“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 ( 20；220—221)
[43]

这样的激愤，自然不会写进书的《题记》，他在《题记》里只是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这句话夹在长长的文字中间，像没人会在意的一声低微的叹息。
[44]

二、长子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

“反右”沈从文没有摊上事，他大儿子沈龙朱却意外地摊上了。沈龙朱在北京工业学院读到了四年级，已经入了党，担任班团支部书记，“反右”刚开始时还是领导小组成员，但到暑假运动迅速发展到党内“反右”的时候，他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九五八年初正式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团籍、学籍，没能正式毕业，转到校办机械厂，成了第三车间钳工班的学徒工。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等到一九七九年彻底摘掉“右派”帽子，已经四十五岁了。

沈龙朱早就认为自己做到了在思想上和父亲划清界限，即使被打成“右派”，还觉得“我是党内反右的，不是外头反右，不能随便和你们说”。他长时间待在西郊的学校不回家，实在熬不住了，才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事逐渐透露给父母。有一个星期六，沈从文为苦闷却又不肯跟父母交流的儿子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会面，他邀请了刘祖春到家里来。刘祖春是凤凰人，一九三四年受沈从文大哥和三弟资助到北京，在北大读书期间是沈从文家里的常客，受沈从文帮助和影响写过一些湘西题材的小说；抗战爆发后到山西、延安投身革命；一九四九年任中南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南局取消后调任北京市委工作。“父亲把刘祖春邀了来，把我弄回家。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我跟他吐出来，你懂吗？我觉得这是个党的干部，应该是能够倾心说话的，而且刘祖春又是那么多年前就跟我父亲有交往。于是，我就真是把什么东西都抖出来了，一下子很多东西都放开了。”“我觉得父亲为了我，精心策划了这一招。那对我帮助真是非常大。”
[45] 表面上，沈从文对儿子却什么都没有说。“父亲照顾着我剩下的那一点自尊，不过问任何与反右运动有关的问题。”
[46]

在《“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里，沈从文写道：“许多熟人都成了右派，我思想中不免有种错觉，只担心以为我也属于右派。又家中大孩子，本来人极老实，入团多年，且已入党，在学校忽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碰上大小运动，要求写思想检查，这已经成了惯例，沈从文写过不少这一类的东西，总是备受折磨痛苦。这一次，他以这样的话结束检查：“让我工作，头脑还担负得下。写思想检查，实在担负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27；159， 161)

但检查还是会写下去。一九五八年“红与专”学习期间，他又得写自我批评，还得从自己的历史谈到现实，谈到运动中的表现：“九年来，在各种运动中，我虽参加，多似乎被‘推’着前进，而缺少自觉的‘力争上游’。……越来越怕事，无能。”不但没有“做一个新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反而“表现出一种精神分裂退化的现象。未老先衰，而微带白痴的呆相，常反映到许多方面”。“本身已是一种‘古董’，人在历史博物馆中工作，求在工作中不见出‘厚古薄今’的倾向，那能办得到!那能避免!”( 27；166， 167， 168)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九五八年最大的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之后，全国掀起的“大跃进”。“大跃进”会和沈从文有什么关系吗？

六月，沈从文参加文联组织的第三次去十三陵水库工地访问，随后被安排到市郊八大处长安寺，写出纪实散文《管木料场的几个青年》，编入作家出版社《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第二集，七月出版。这其实是接受“跃进”形势教育，用笔来歌颂新人新事。这样的文章，写得怎么样，沈从文岂能没有自知？他跟妻子说：这种写作方法，“得先考虑写的是否真，再考虑读者，自己兴趣、文字，放在第四五以后，写出来不可免会见得板板的，或者简直就写不下去。……读者和编者要求支配作者向浅处写，一时还不能习惯。”( 20；243—244)

如果说这是“跃进”形势下的勉为其难，那么另一件事就得感谢“跃进”的大势了。在这种形势下，博物馆有了一个破例的举措：为生产、为社会做针对性专题巡展。这一举措很可能与沈从文的促成有关，他做杂文物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能够为生产、为社会服务。八月下旬，沈从文带着一批故宫和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清丝绸、刺绣，到杭州、苏州、南京做巡回展览，目的是贴近丝绸、织绣生产基地，为生产第一线提供古为今用的参考资料，以促进产品花色纹样的改进和提高。巡展历时三个月，沈从文满腔热情地做了三个月巡回说明员。回到北京后，又立即投入到故宫准备在武汉举办的文物展览做陈列设计、撰写说明的工作中。这算是沈从文个人的“大跃进”，与整个社会轰轰烈烈的运动反差何其巨大。

这一年沈从文在中央工艺美院主办、九月份创刊的《装饰》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创刊号)、《鱼的艺术和它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与发展》(第二期)，并担任该杂志的编委。还有一篇《谈染缬》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第九期。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十一月出版了他又一本文物专著《唐宋铜镜》。

沈从文晚年曾经讲起过一九五八年发生的一件事：“为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周扬在西长安街邮局对面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有三十多人参加，我也去了。席间，周扬当场宣布：‘老舍工作很忙，准备让他多作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我一听急了，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
[47]

三、“不算是学问”的学问，“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

“上不得台盘”，不合时宜，不懂政治而且对政治真没有兴趣，沈从文当然有这种自知自明。不过，有时候犯起“天真”来，也会让人惊讶。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苏联成功发射“月球一号”探测器，《人民日报》第二天发布特大新闻称“开创星际飞行伟大新纪元”。沈从文给大哥写信说：“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 20；280)如何来理解他“入党”的念头呢？黄永玉描述的情形既真切有趣，也分明地显示出，实在不必从政治上来过于复杂地理解这个“貌似”政治的想法：

有时他也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激动。五十年代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当日的报纸令大家十分高兴。

我恰好在他家吃饭，一桌三人：我、表叔和一位老干部同乡大叔。

这位大叔心如烈火而貌如止水；话不多，且无甚表情。他是多年来极少数的表叔知己之一。我十分欣赏他的静默的风度。

“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

“党”是可以一“个”一“个”的“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

我睁大眼睛，我笑不出来，虽然我想大笑一场。

大叔呢，不动声色依然吃他的饭，小心地慢吞吞地说：“……入党，不是这样入法，是认真严肃的事。以后别这样说了吧!……”

“不!不!……我不是真的要入党……我只是，……”从文表叔嗫嚅起来。

大叔也喑着喉咙说：“是呀!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话温暖极了，深怕伤了老朋友的心。
[48]

一九五九年，为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献礼，北京十大建筑相继落成，历史博物馆新馆是其中之一。历史博物馆初建于一九一二年，馆址设在国子监，一九一八年迁到午门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一九二六年正式对外开放。一九四九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一九五九年建成的新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春末，沈从文写了一篇《历史博物馆十年》，以馆方的口吻概括工作，大概是馆里让他写的，手稿原件现存历史博物馆档案室；他自己在这里也正好用去了十年岁月：“十年来作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即有二小时在车中挤去，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得到。”但是，“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诗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至于工作，“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 20；286， 285)

不过，这种“不算是学问”的学问，其核心和脉络越来越清晰起来。经过十年的摸索，从与种类杂乱、数量巨大的文物的广泛接触中，沈从文自己研究的重点慢慢凸显出来了，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愈发明确地意识到其特殊的意义。他给大哥写信，是不必掩饰自己的想法的：“以全国言，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的，简直是屈指可数。‘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正和三十年前写短篇小说差不多，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长一类角色，照旧戏说则是‘开路先锋’。例如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完全近于空白点，即谈到些，也似是而非，一枝一叶的，不着边际。这几年来机会好，条件好，摸了几万种实物，又有个综合文物基础，问题差不多就明白了。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也无人敢下手，也无从下手，这几年综合一搞，线索也有了，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些新观念。总之，还是得力于文物和文献的结合和综合研究方法。新的艺术史研究工作，此后将成一门科学，是一定的。”有十年工作打底，他对研究自有信心；即便想到个人精力是否匹配的问题，他还是很骄傲地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作，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20；301—302)

历史博物馆七月下旬开始搬迁，九月底完成新的陈列布置，沈从文参与了近于战斗的繁杂工作；再加上搬迁前几个月就为设计陈列、提供参考资料而忙乱，国庆日之后又有二十多天陪同外宾分批参观，这一年的大部分精力就用在这上面了。同时另有一件事是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历史图谱编辑工作。

故宫博物院织绣馆国庆对外开放了，实现了沈从文的一个心愿。这个馆的陈列设计是沈从文做的，一万一千多字的《织绣陈列设计》缜密而系统，得到批准后他又参与了布展。织绣馆从筹建到终于开放，沈从文付出了大量精力，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吴仲超在一九五四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不久，就聘沈从文参与故宫的有关工作；故宫档案记载，一九五七年拟定沈从文为织绣组研究负责人。他虽然没有正式调入故宫，但作为故宫兼职研究员，实实在在地常常来故宫上班，神武门内东侧大名堂原织绣组办公室有他的办公桌。织绣馆的建设和织绣人才的培养是他为故宫贡献突出的方面。
[49] 当时织绣组的陈娟娟刚从中学毕业，对织绣文物既不懂也没有兴趣，是沈从文的培养使她爱上了这个专业，并在沈从文的长期引领下走向深入的研究，成长为中国织绣和文物鉴定的重要专家。

忙乱的一年里还发表了不少文物文章：《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四月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装饰》杂志第三、四、五、六期上的《谈挑花》、《介绍几片清代花锦》、《谈皮球花》、《蜀中锦》，《文物》第二、六期上的《金花纸》、《谈谈〈文姬归汉图〉》，《光明日报》十一月八日的《谈瓷器艺术》。

老朋友靳以去世，他写了《悼靳以》，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另一位老朋友也是他隔了几层的上司郑振铎出访飞机失事遇难，他写了《怀念郑西谛》，但未发表。

年底他还写完了一篇回忆录《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或者是应什么刊物的约请而写，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刊物没有用。

十一月中旬，沈从文把弟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从老家接来北京，作为女儿抚养。

第八章 “好辛苦的战斗”和“抽象的抒情”

一、长篇写作计划的实施，老和病

一九六〇年一开始，沈从文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请一年创作假，完成以张鼎和一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这个作品在心里反反复复构想了许多年，现在他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从最初想写一个人，变成写一家两代人的故事。一月给大哥的信中说：“因为第一代背景是合肥大地主家庭，到第二代背景是昆明一亲戚非常腐败的家庭，和当时昆明社会，学生，这种种，我多相当熟习，四嫂记忆力又特别好，能仔细复述往事，条理分明，所以如果那么写下去，大致年终当可将廿五万字初稿完成。”(20；374)四月，又跟大哥谈道：“今年让我一年创作假，是写小说，试就三姐堂兄鼎和一生发展，写大地主家庭腐败、分解和大革命后种种。他是先在南开，逃广东，几乎死去，到日本又被捕，回国转安徽被捕保出，又到上海北京，又返安徽，终于牺牲。此后四嫂即带其子女随抗战作难民到湘西住了几年，再到贵阳、昆明。孩子们长大又参加昆明学运，复员后到上海参加学运，逃往解放区，现在各已作事，大女儿已在龙烟公司党委会作办公室主任……拟分三部分写，各十万字，在起始记材料。”他还说到写法，“只能当小说写不作传记写，并且只宜用我熟习体裁写，难望如近年几种长篇小说方法写……现在人乐意要一点浪漫夸张叙述法，我就不会。我也不会如巴金那么一写百十万言。我的文字有一定限制，用心处一般读者已不大懂了……绝不会如老舍那样成功，是可以预料的”。(20；406， 407)

但是，三月上中旬，全国政协组织到武汉参观大型工业企业和水利枢纽工程，沈从文与百十人同行，参观了重型机床厂、轻型机床厂、钢铁厂、锅炉厂、丹江口水电站等。回到北京没几天，政协会议召开，用去了十多天。六月，又列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六月二十五日，沈从文终于有时间坐上了从北京到宣化的铁路慢车，来到龙烟钢铁公司，采访张鼎和的妻子吴昭毅(四嫂)和长女张小璋(原名张以瑛)，边谈话边记录，前后十一天。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举行，沈从文出席了。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他不是代表，第二次一九五三年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参加的；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作家，但他自己知道，只不过近于“挂名作家”而已，因为好多年没有作品了。九月上旬，他再次去宣化采访，历时一周。然后他试着写了一章，题为《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十月上旬，吴昭毅来北京，住在沈从文家里，继续谈张鼎和一家的事情。十月末，参加政协民族组参观团，到包头等地短期参观钢铁工业基地。一年算下来，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消耗于各种活动和会议。但就是这样，到年底，沈从文还是记下了近十万字的材料。

给沈从文写作带来困扰的，不仅是活动和会议占去了时间，当然还有他心理上的顾忌：“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20；405)

最直接的困扰还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高血压(高压二百上下)晕头晕脑中度过的，有些日子降压灵每天吃六粒，还吃一种安眠药水，牙齿拔得只剩四颗，“坐到桌子边三小时以上，头即不免相当沉重，眼睛也矇矇眬眬，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感”。(20；412)按照沈从文写小说的方式，“照例又是全个故事老在脑子里盘旋，一章、一节、一行、一句也反复在回旋，只有这么整体在脑子中活动才会好。……我因为比较笨，照习惯总是‘老师上刀梯’一般，全副精力来解决。年纪轻还好办，到老来，就只有心无力，不易回复当年工作方式，不免望洋兴叹了”。(20；408)

五十八岁，年龄不算太高，却实实在在地感受着来自身体内部的衰老。可是，他毕竟不甘心，因为同样真切的还有一份创造的欲望。向最知心的大哥，他是这样表达的：“我目前正那么估想，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三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它一年，抄改个三五次，这作品用十二万字到十五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儿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空想而已。我的空想似乎即近于是在否认衰老、反抗衰老一种努力。……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即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即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20；482)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沈从文住进阜外医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到二月十一日才出院。

二、服装史计划的开始

一九六〇年还有一项明确的工作，与写长篇穿插进行，那就是中国服装史的编著。这两个重点突出地显示出来。

前一年七月，沈从文给大哥信里提到，“我还希望有机会趁体力来得及时，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20；331)这是他较早谈及服装史计划的文字。一九六〇年四月，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装史资料目录，规划比较大，预计编印十本书。六月计划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到冬季，已经安排了三个人协助进行绘制图像资料。这是沈从文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做起来就非常投入，十二月中旬告诉大哥说：“明年上半年若体力还支持得下去，大致可将服装史资料搞出个头绪来。已有三个人在画，还不坏。估计可绘出三千个不同形象，由商到清代，三千多年一直不落空。将来还可根据部分材料，加上颜色花纹，因为这方面常识也够用。体力如恶化，即只有待后人来接手了。我希望还要做好几件事，这只是其中一件!还有丝绸花纹史，工艺图案史，都要作下去。只要有助手，工作就好办!因为这十年记在脑子里还有好一堆东东西西!”(20；477)

沈从文总有时不我待的感觉，他太心急了，想一两年就做好服装史资料，没有预料到其后的过程波折变化，社会的更大动荡埋伏在前面，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好几年，他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这一年似乎杂事较少，但也总不免忙，多半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热心。譬如二月为出版方面草拟工艺美术图录的出版计划，以历代文物为准，兼及近代民间工艺美术品，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憧憬，“一出即三百种”(20；378)；譬如人民艺术剧院要上演话剧《虎符》，他给剧组讲解古代服饰制度和生活习俗，介绍各种形象资料、文物和文献，供服装、舞美人员参考。此后几年，他为很多历史剧如《蔡文姬》、《关汉卿》、《武则天》等义务提供资料和咨询服务；十月下旬，他去定陵参加出土衣物绸缎鉴定。这一年发表了《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美术研究》第一期)、《花边》(《装饰》总第十一期)。

作家出版社三月出版了《龙凤艺术》，这是沈从文的文物和工艺史研究论文集，收十五篇文章。沈从文称之为“近十年惟一收成”(20；398)。

三、九妹

衰老时时侵蚀，疾病缠身不去，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不有所考虑的现实了。沈从文想到自己，又想到大哥的身体状况也是病弱，在一九六〇年五月给沈云麓的信里，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从这一时期的通信来看，似乎是忽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没有“上下文”；其实恐怕不是一时的想法—有些文字下面还特别加了着重号：

旧时代已过去了，新社会一切不同，你身体既不大好，应当把留下我的信清理一下，最好全部烧去
，或全寄给我，不必留下
，免得麻烦。什么也没有留下必要
，因为实在没有用处。我这四十年所有工作，实极不足道，写的东西也全过了时，再不宜让年青人看了，烧掉也比较合理
。新写的小册子，多是把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谈问题的，方法虽比较新，不过学历史的嫌浅，学艺术的嫌深，还是两不沾边，只能说是对搞问题方法还有些见解，别的也无什么意思的。(20；418—419)

也就是在一九六〇年前后，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1912—1960年前后)在沅陵农村普遍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二姐十七岁去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所以沈从文十五岁以后，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感情都非常亲密。这个妹妹排行老九，沈家叫她九妹，少沈从文十岁。一九二七年九妹从湘西家乡出来跟着沈从文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因患精神分裂症，不得已从昆明由一个凤凰同乡护送回大哥住的沅陵。九妹后来嫁给了一个泥水匠，生了一个儿子，在沅水边一个叫乌宿的寨子生活。“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我们湘西那一带是饿殍载道。我们县紧邻乌宿，在那个时候，全县六万人就有一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我可是做过县委机关干部的，不敢瞎说)。”—湘西人颜家文这样描述其时的情形—“整日在乌宿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地一病不起。”“九妹就葬在河滩边上。”
[50]

九妹的命运，如黄永玉所说，也是沈从文捏着的“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像弟弟沈荃被处死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一样，他仍然沉默，即使对亲友也不会喊出灼伤的疼痛；只有从前的好多篇小说，从《炉边》、《玫瑰与九妹》到《静》，再到《三个女性》以及《凤子》等等，为他宠爱的这个妹妹，留下了从孩子到少女到青春时期的娇美的 身影。

四、汪曾祺：“至少还有两个读者”

一九六一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药物治疗、食物调理之外，还以气功和站桩相配合；另外，约半年前左臂扭伤一直未好，这次用蜡热疗法—后来证明也没有多大效果。出院的时候血压是降下来了，但诊断出的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却未见好，心常隐痛就是由此而起。

但在阜外医院的三十五天，对沈从文来说，就算得上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了。他读了一本新译的《托尔斯泰评传》，又读了《安娜小史》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边读边做了札记；之后又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读托尔斯泰传又激起了他写作的冲动：写一部以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的书—这本来也是他多年前的一个愿望。他想好好收集自己家中以及田、刘诸家和陈渠珍等人的材料，于是写信请求大哥：“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为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些，不拘记多少。我们将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一种责任。……特别是那些朴质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得余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永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纪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廿多万字的。一搁下来即十多年。现在因读托的评传，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21；6)

对《安娜·卡列尼娜》，他略有微词：“写事，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及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带做作处，似深而并不怎么扎实，乍看好，较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托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是有道理的。评传说英译本将重要议论涉及批评社会制度，思想激烈部分多删节，因此重点转成‘恋爱悲剧故事’，不大合符本来目的，评得中肯。周译似即此经过删节的译本，所以讲到社会问题，对话多含胡。”(21；14)

对《战争与和平》，则推崇备至。他读的是二十年代即结识的老友董秋斯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从彼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兵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五个人，可是却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六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作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近自然。”善于学习的可学得很多东西，但是不善于学习的，“只呆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论断”，不去学“具体的长处”，是没有丝毫帮助的。(21；28， 29)

沈从文是和做《人民文学》编辑的妻子谈托尔斯泰的，自然就谈到时下的创作：“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和“在这里杂志上看到几个短篇”，他直接的印象是：“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他说眼下的新文学“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这是不是因为“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这个疑问，其实近于根本性的质问了。“新作品对他们一点都不需要，你们可不曾注意到。……你们可以说并不懂读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21；15， 16， 17)

住院期间收到汪曾祺一封信。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信正是从他劳动的张家口沙岭子寄来的。沈从文特别喜爱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如今看着他身处逆境，心情可想而知，他写了一封异常鼓励的信，语重心长。以前，他曾经用过骂的方法：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
[51] 现在，“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可比当年一时找不到工作要严酷得多，沈从文的回信因此也大为费心。他先打了底稿，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

沈从文写道：“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家庭里的情形：两个做工人的儿子，每到周末回家，打地铺，“卧听柴可夫斯基音乐，谈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家里还多了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歌善舞，性格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自己呢，“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

沈从文当然要谈写作，从自己谈起，目的则是谈到汪曾祺，要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21；18—24)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十月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汪曾祺的点点点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大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21；245)

五、《抽象的抒情》

沈从文出院之后又经复查，鉴于心脏病等难以治愈，历史博物馆让他上半天班。他下午如果能睡一会儿，人就会感到轻松些。但是从五月份他又忙起来，不仅没有半日休息，还常常是白天连着晚上做事。这样一来，血压就又上去了。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文化部调集了十几位教师编写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类教材，有《中国工艺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漆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史》等多种，请沈从文担任编写组顾问—这个顾问，其实是事无巨细领头干的人。五、六两个月，他为各教材拟提纲和参考资料草目，还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参编人员到故宫和博物馆看文物，为年青教师初步打个学习遗产的底子，再来进一步为他们帮忙作深入准备。“真为他们干着急!”(21；59)他自己本来定下来去合肥，为写作关于张鼎和的长篇进一步搜集材料，编教材的事一来，自然就去不成了。

六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他住了一个多月，八月初回到北京。他写了一篇散文《青岛游记》，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题目，他竟然写了两万五千字，超过他多数小说的篇幅。这也透露出他对这座海滨城市的深厚感情，虽然他三十年代初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三年，可是，这个时期却是那么珍贵，以至于以后再也不可复得。“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27；534)他在文中如此叙说。但这篇长文生前未能发表。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本来安排他休养，一个意图就是离开北京可以少揽事，缓解血压和心脏问题的压力，但他在青岛一面进医院检查，一面还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审校了《中国的陶瓷》书稿，一九六二年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一九六三年由北京财经出版社出版。

看似平静的休养期，精神内部却仍然在进行着不那么平静的活动。七月二十三日，张兆和在紧张的工作间隙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先后收到你五六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说不清楚。关于创作的一些经验和甘苦，你谈的我觉得很对，也正是这次文艺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说是人家要批评，我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留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信的最后，张兆和抄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诗《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并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21；76—79)

没有看到沈从文此前给张兆和的“五六封信”，大概已经不存；也看不到沈从文对这封信的回复。但是，他写了一篇《抽象的抒情》，与张兆和的信构成深层的“对话”关系。这篇文章当然未必就是因张兆和的信而写，所谈其实是多年来萦绕于心、反反复复思考的，但也可能由张兆和的问题而引发，写作时间大致在收到信之后的青岛休养末期或者回到北京最初的日子，最终也没有完稿。张兆和信中提到的文艺工作会议，指六月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的草案，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宣部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这也是沈从文所谈问题的一个背景。

《抽象的抒情》有两行题记：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开篇即从根本上谈文学艺术和生命之间的关系：生命“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伟大文学艺术的产生存在，“反映什么的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对这种成熟良好生命毁灭的不屈、感慨或分析)。文学艺术本身也因之不断的在发展，变化，矛盾和毁灭。但是也必然有人的想象以内或想象以外的新生，也即是艺术家生命愿望最基本的希望，或下意识的追求。而且这个影响，并不是特殊的，也是常态的。……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即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子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甚至于不易设想的影响。又或者从古埃及一个小小雕刻品印象，取得他—假定他是一个现代大建筑家—所需要的新的建筑装饰的灵感”—由此可证有些文学艺术的不朽。

问题接着就来了。“文学艺术既然能够对社会对人发生如此长远巨大影响，有意识把它拿来、争夺来，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就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十分鲜明，于是也不免严肃到不易习惯情形。政治目的虽明确不变，政治形势、手段却时时刻刻在变，文学艺术因之创作基本方法和完成手续，也和传统大有不同，甚至于可说完全不同”。这个不同，是文学艺术及其创作者所遭遇的巨变，沈从文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显明的。矛盾在本身中即存在，不易克服。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从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作，他自己却不能这么作，作来也并不能令自己满意。现实情形即道理他明白，他懂，他肯定承认，从实践出发的作品可写不出。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

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实在更无根基”，因为“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社会还没有进步到“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

沈从文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而目前，“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些麻烦。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淮南子》早即说过，恐怖使人心发狂，《内经》有忧能伤心记载，又曾子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语。周初反商政，汉初重黄老，同是历史家所承认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努力，而且得到一定成果。时代已不同，人还不大变。……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16；527—537)

这篇未完稿“文革”中和其他许多材料一起被查抄，上面留下了专案人员用红笔划下的重点线，初次发表于沈从文去世后为纪念他而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河不尽流》一书中。

六、昧于“大时代”，执迷“小烦琐”

从青岛返回北京后，沈从文重新回到了工艺美术类教材编写工作的繁忙之中。他和陈之佛是这套书的总审定人，在十一月末又要离京之前，他主要看了漆工艺史和丝绸史的稿子，边看边费力改动。

自从改行到文物领域以来，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要文献和文物互证，一九六一年他以平常阅读注意到的一些细微之处写了几篇文章，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一篇《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六月十八日)，两篇关于《红楼梦》注释问题的，《“瓟斝”和“点犀”》(八月六日)和《“杏犀”质疑》(十一月十二日)，还有一篇《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最后一篇因王力《逻辑和语言》一文中的说法而引起，也得到了王力的回应，他写了《关于胡子的问题—答沈从文先生》(《光明日报》十一月十八日)，表示不同意沈从文的意见。

沈从文“斤斤计较”的这些“琐琐碎碎”，在那个“大时代”的氛围之中，显得格格不入。以《红楼梦》的注释为例，从周汝昌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能够约略感知沈从文的工作是多么“隔膜”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周汝昌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即后来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版的四卷本。领导指示加新注，人选是启功。“那时已然是对‘考证’尤其是‘烦琐考证’批判得十分激烈严峻了(以为学术不需要考证，只需要突出政治……)，启先生对此十二分害怕，唯恐挨了批，下笔极度谨慎—表现为：一条注释尽量字少话活，竭力避免一个‘落实’的具体详实的讲解，亦即采取‘繁琐’的另一极端的‘策略’，用意甚苦。”“谁知，沈从文先生对这样注法却持异议……主张要注这部小说，必须切实详实解清代的那些实物(皆非虚构)，这与启功先生的用意恰恰相反—而且那时极忌把雪芹之书解释为‘写实’，那在彼时是最错误的‘文艺理论’。”一九五五年六月，沈从文写出近五百条注释，拟题为《〈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古典部’领导命我将沈稿送交启公‘参采’。我遵命照办。启先生一见，吓坏了!……拙笔很难‘表现’，尔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著，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著？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
[52] 周汝昌回忆说沈从文的注释“一字不敢采”，这是夸张了；但直到一九六一年沈从文还写文章讨论一九五七年新版《红楼梦》注释的问题，确实是昧于“大时代”的氛围而执于“小文物”的种种“烦琐”了。

十月大哥大嫂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月左右。沈从文曾写信劝阻大哥前来，大哥却执意要来看看一家大小的健康。沈从文的身体状况令他担心，张兆和也渐渐老弱下来；长子沈龙朱得了胸膜炎，住院之后在家卧床疗养；沈朝慧患肺结核，一直低烧不退，常需要打针，不能入学，只得在家里自己读书、学画画。大哥大嫂来京，住是麻烦，吃也是难题—一九五九年之后北京日益紧张的食品供应，到一九六一年已达极端程度，定量少得可怜。一九五七年四月大哥大嫂曾来北京住了两个多月，那时候的情形还没有如此困窘。

七、江西行(一)：“白头学作诗”

十一月二十七日，沈从文离京，经上海转往南昌。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西省安排的参观访问活动，并提供长时间居住进行创作的条件。沈从文想去把那部素材已经准备充分的长篇再试写几章，视情况决定停留时间的长短。实际上此行达三个多月之久，长篇却没有动笔，而意外地写起了古体诗。

或许是因为中宣部打了招呼，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九位作家受到江西高规格的接待，这多少让沈从文有些不安和不适。九个人中他年纪最大，但其他人也许更“配”得上享受特殊待遇—六个人有在“革命圣地”延安、一个人有在太行山区的光荣资历。他想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一九三〇年过瑞金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如果活到现在，他倒是“配”。显然沈从文和同行的其他作家—阮章竞、蔡天心、江帆、戈壁舟、安旗、华山、周钢鸣等—不能算是文学上的同道，不过他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庐山、井冈山、瑞金、赣州结伴而行，或全体或部分人员，倒也热闹。“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四十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老先生词汇略多，比叶老也活泼有感情些些。”四十年前当兵时，沈从文曾学写旧诗，没想到老来又捡回来了。“六十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 (21；117， 118)

现在从《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可以看到这次江西之行的创作：《匡庐诗草》三首，《井冈山诗草》九首，《赣游诗草》四首，其中的大部分一九六二年春陆续发表在《星火》、《江西日报》、《人民文学》、《南昌晚报》、《光明日报》。最初的几首刚写出来时，沈从文难抑兴奋，寄给张兆和看，张兆和反馈回来的意见也意外地令人鼓舞—多年来，这可是少有的情形。“各信及古风均收到。诗写得很不错，白尘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想到。编辑部准备发，除《史镜》篇外，准备全部发表……《资生篇》第二、三首和《花径》写得真好，确有些老杜风呢!其他各篇也都不错。各诗感旧歌今，不落俗套，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情真意挚，读了鼓舞人，也给人以艺术享受。”张兆和是敏感的，她从沈从文的写作中感受到了他这个人情绪上的变化：“全家都为你高兴，问题不在目前写出多少首诗多少篇文，主要的是心胸开扩，情绪饱满兴致高，这对你身体有好处，也是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多好文章的开始。”(21；145， 146)

夫妻二人在通信里讨论诗，之间的共感确实让沈从文振奋。但也存在分歧，这些分歧看起来不重要，其实耐人寻味。以《资生篇》为例。诗前有小序：“赞江西生产建设成就，兼及山川景物之雄秀壮美。由史起兴，共成三章，计五百四十字。”张兆和认为第一章《史镜》“整个是谈历史，读来比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怀写景见长风格调子不同”，倾向于不用(21；145)；这个意见大概也代表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沈从文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来信说《资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发表。你们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题关系密切，和江西目下建设成就有关，如拟用，最好莫删节(和交响乐一样)。” (21；168)《人民文学》最终发表的时候还是做了处理，没用第一章，把第二、三章作为两首诗刊出。

沈从文的古体诗是“温旧歌今”，“咏史”是“温旧”，可是文学刊物更感兴趣的是“歌今”—这当然不仅仅是编辑们个人的趣味使然，而更是时代的兴趣和要求。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现在再来读沈从文的诗作，会明显感受到“温旧”写得更好，而“歌今”的内容，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不免露出时代或轻或重斧凿的痕迹。其实沈从文创作的当时心里就很清楚，他跟张兆和说过这样的话：“其中除了三五句用时事，不免近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副。”(21；117)这样就把“用时事”和“其他”分开了，以诗的标准，他心中自有高下的判断。遗憾的是，“你们 不懂”。

《资生篇》第三章《回南昌途中》即使从整篇中拿出来，作为单独的一首诗，其基本的结构也是“温旧歌今”：

昔人在征途，岁暮百感生，

江天渺萧瑟，关河易阻行。

王粲赋登楼，杜甫咏北征，

食宿无所凭，入目尽酸心。

遥遥千载后，若接昔苦辛。

我幸生明时，千里一日程。

周道如砥矢，平稳感经营。

连村呈奇景，远山列画屏。

待渡赣江南，江水清且深，

群峰幻青碧，千帆俱崭新。

倏忽白云驰，比翼雁南征。

默诵王勃文，入目壮怀增。

还过永丰县，绿橘万树荣。

丹实勤采摘，社社庆功成。

田畴布方罫，牛鹅总成群。

老幼貌怡悦，冬衣各上身。

生聚滋地力，谋国见典型。

白头学作诗，温旧实歌今，

无泪湿青衫，才多慕庐陵。

诸事难具陈，笔拙意朴诚，

多谢贤主人，作客愧深情!　(15；259—260)

沈从文诗用五言古体，而不用更普遍的七言形式，对这一点他有自负：“一般人多作七言，易写难工，境格不高，常借助于三百首调动调动字句而已。我倒‘人弃我取’，专写五言，因为古文底子好些，又记得较多典故，且熟读汉魏诗，所以旧瓶装新酒，写来倒还有意思，和目下一般旧体诗不大同” (21；173)，“笔拙意朴诚”而自有其格。自负之外他也有自知：“但是不是手边没有本《诗韵集成》？走韵处恐不少，好在正如简笔字，可以自我作古，一般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对能否被理解的担心，“遗憾的是有些用典使事精彩、准确、有分量处，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 (21；117， 118)

八、江西行(二)：设想一部生活回忆录

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是沈从文的生日。住在南昌的江西宾馆，“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橘子”。回想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若当信札体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整整三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个三几回看看。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因为全是社会一面，而且再巧没有，即由极小乡城到最大都市，所经历的又正是社会大变动的近五十年。……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廿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21；143)

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用沈从文常用的一个词来说，是“挣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生命里积蓄了太多的东西，在内部活动和孕育，“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作种种挣扎”；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在要求化为创造的形式。“只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个六十年揉杂成一体。” (21；129，131)

写旧诗固然也是一种转化的方式，但沈从文并没有因为兴奋而以为这种形式无所不能，譬如，普通人“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习，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诗来表现了，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好写，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恶哀乐的形式，我熟习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但是不是目下文学要求的重点，不好写，即只有听之成为过去了。其实说来还应当写，从这里才具体的接触到人”。 (21；135)这才是他的文学的方式、核心和特质，过去是，现在仍然萦绕于心，还想让它是。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那个关于张鼎和一家人的长篇，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素材，为什么却迟迟不能落笔写出来。“四哥那个小说……不知用某一方法，”他跟妻子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21；154—155)

倘若写生活回忆录，沈从文设想的是用信札体或者《猎人日记》(他随身带着这本他早已熟透于心的书，不断重读)、《湘行散记》的手法，这样写起来应该会顺手—后来，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施的计划。可是当时，这个念头让他不断回想起过去生命的种种，这也是一种“温旧”；从“温旧”中总结自己的生命特征：“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 (21；152， 154)

二月上旬，张兆和从北京来南昌与沈从文会合，一起去了景德镇和大茅山参观游览。下旬，两人离开江西，到上海、南京各住了三四天。三月上旬，回到北京。

“这次出行，整一百天，在江西坐汽车即走了五千公里……也可说是一生一次参观跑路最多的。” (21；192)

九、人与事

回到北京，就是又回到了日常的忙乱中：工艺美术类各专史初步脱稿部分要看之外，“依旧在不断揽些杂活，不计酬，不要道谢的杂物。近来正在参加审定五千件藏画，可以学习许多东西。此外还在为景德镇研究所改《中国陶瓷》稿，为人艺剧院介绍武则天材料，为另一人介绍绘《文姬归汉图》材料，为一搞美术史的介绍古玉方面材料，为馆中编图录提修改意见，……事像老作不完”。(21；197)

说这个话是在五月初，此前，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参加了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四月十三日晚上，沈从文去看巴金和沙汀，沙汀日记里有细致的记载：“他精神、情绪都好，刚一坐下就说：‘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杂酱面呢!’随即问我哪天有兴，喜欢喝什么酒？”两个人从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谈到批评，谈到作家之间的关系。等巴金回到房间已经九点，然后一同去楼下喝酒，喝到十点钟，又一道乘车去看三姐。“我三年前同巴公去过他们家里，感觉两间屋子都小。这晚上感觉得更小了，挤满了东西。”“回到家里，一直到上了床，我们仍不停地谈着从文和他过去的作品。”更有意思的是两天后，沙汀日记里写了沈从文不在场的一个情景：几个人的话题是文学批评，“于是我同光年的争执，也就更加剧烈起来，我以李健吾为例，对当前的批评工作谈了自家的意见，并且侧面举了前天夜里从文的话：‘按照批评家的意见，是写不出东西来的!’这时，文井忽然插嘴：‘啊？他敢说这个话？’而他显然感觉得很高兴……”
[53]

四月十日，沈家意外地收到了张充和的信。自一九四九年分别，多少年音信稀缺。沈从文回信，为张充和与傅汉思已经育有两个孩子道贺，却避谈自己这边的沧桑巨变，而说碰到的老朋友査阜西、朱光潜，“我们都好”，“你们料想不到即是大家都似乎还相当年青”；二姐做了祖母，三姐即将退休；“近年来好戏好曲子真多”；“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兰花也极好。我们一家文娱，主要是古典音乐唱片，一般多苏联的。”—那个时代寄往美国的信，除了说这些，还能说什么？“闻美国有将张萱《捣练图》用彩色印，如有又不贵，可为找一幅来，我们将复制。”—这倒真是沈从文平日所关心的一类事。信中抄录了好几首自己在江西写的诗。(21；193—194)

七月中旬，沈从文到大连休养，住了一个多月。这大概是政协安排的，同行的人中有顾颉刚、金岳霖。在海滩，同伴下水游泳，“我和顾颉刚作‘老太太’，在沙上帐幄下谈天”。“晚上又是一大车去看晚会，我即宣告休息。这些近代生活正和我们在江西景德镇看跳舞差不多，永远和生活习惯隔得远远的，总似乎无什么意义。……看跳舞，可只得到一种与这种种远隔感。但是到这里来看‘自由市场’，可只得到‘凄凉感’，因为什么物资也没有……那里是什么‘市场’？……事实上还是得在各种‘近代生活’中讨生活，人还像十九世纪的人，所以心情有些离奇感，滚来滚去，可始终不像个近代人。” (21；225， 227， 228)

老友金岳霖也是一个不能融入到集体娱乐中的人，沈从文给妻子的信里描述了这样的情景：“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住在叔华家情形，后来搬到北总部胡同情形，和到昆明我们住处喂鸡情形。在这里看他客厅中一个人玩牌(和洋老太婆卜课一样)，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同样是这两个字，用到他生活里，我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分量。的确是有一点儿分量!人都说他‘怪’，神气的确怪，但事实上和他一熟，将承认他是个最近人情的人了……老金的‘寂寞’真是有点儿×，听说不久已可搬家，新住处将有四间房子可住，正是希望原来厨子回来管家，一个人不结婚到了老年，实在是相当惨，特别是到这么一种过渡社会情形里，所学的一行也没有充分得用机会，另外许多长处，年青人都学不来了。趣味广博，知识广博，如和卅岁以下的年青人生活多有些接触，照理都可以使得卅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生活活得更扎实丰富，但却没有机会这么接近年青人了。等他搬新家后，我们全家福带上张之佩去作一次客吧。” (21；234—235)

在大连，还有一次和文学同行的不期而遇。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连会议”—在这里开了半个月，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大连市委请吃饭，把两拨人安排到了一起。“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邵说，你来参加吧，但不正式邀可不好去。……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 (21；230)邵荃麟的邀请或许只不过是顺口说说而已，沈从文当然不会不知趣到真去参加座谈会的地步；但比起一九四八年的声色俱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
[54] ，客气一下已经是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赵树理回房间后唱没唱戏不知道，后来人知道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对农村形势的长篇发言
[55] ，直陈现实，振聋发聩，有人说是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凄美的“天鹅绝唱”。过了还不到两年，“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受到严厉批判，邵荃麟作为主要当事人倒霉挨整，罪行不断升级，更于“文革”中被捕，一九七一年病死狱中。

因为大连休养，错过了文化部的座谈会，沈从文回到北京后立即给文化部党委写信，结合他在政协的提案，就文物工作向传统学习、古为今用问题提了四点建议：一、摄制一些教学和生产用工艺美术电影；二、试印十七八世纪的彩瓷、丝绣、漆器、雕玉、竹雕、扇面、地毯等专题性图录，为当前生产改进作参考；三、帮助青年教师补课进修，分别情形和需要，到故宫等条件较好大博物馆参观学习；四、举办专题文物到各地作针对性短期展出。(21；236—241)

高血压和心脏病使得沈从文有时不能去博物馆上班，即便如此，从一九六〇年开始的服装史资料的工作还在持续，好在有几个助手可以在他指导下绘制图像。让他特别苦恼的是没有资料可以放在手边，他常幻想，要是有三万张图片会如何如何便利，“目下所有杂知识全得靠记忆，塞到一个三斤六两重的脑子里……人一完事，一切即随同完事”；“还有经常是一家四人得挤在一个房间里过夜，求夜里睡得安定一些可不容易办。半夜醒后待开灯看看书，又会妨碍早上六点多些即得出城上工人的睡眠。心脏已有了毛病。在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下，我还在打量如何加强学习，好来回答杨贵妃或王昭君蔡文姬等等材料问题，真有点像是一个人用力拔自己头发，以为可望举起自己身体一样，傻得可笑。”他小心翼翼地问老朋友陈翔鹤，“不知道熟人中能有什么办法，让我能从什么方面得到一两间房子没有？只要在目前住处附近，即自己每月出一笔租钱也成。只要有个地方稍微可松动一下，我就等于已经把自己拔到空中了” 。(21；280—281)

十、隔世

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一九六二年二月号刊登了沈从文的《鱼的艺术》一文之后，又在十、十一月号上刊出戴乃迭翻译的《边城》；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六卷有松枝茂夫翻译的《丈夫》，第十九卷“诗·民谣集”有今村与志雄翻译的《你就像鹿一样》。而此前，法国巴黎《法国与亚洲》一九六一年第十七卷第一百七十期刊出大卫·基德(David Kidd)翻译的《雨后》。这些旧作的外文译介，没让沈从文多么高兴，反而更加强了他挥之不去的隔世之感。给程应镠的信里，他说：“最近英文的《中国文学》译出的《边城》，只听说译文还好。又看日译的两种选本，听人说译的也好，选的也好。事实上十分离奇，这好像已和我并无什么关系。不仅因为我不懂英文日文，即中文本子，我间或看看，也像不会是我写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谈到自己居然写起了旧诗，因为是诚挚的老友，他可以说出自己复杂的感受：“打油作品竟有人赏识，也是幸运。但是认真到用全生命以赴的工作，却毫无结果，近于败北，实不可解。”(21；243， 244)别人未必感觉得到，他自己内心里却不得不领受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讽刺。

“人已居然活过六十岁，真正是如写《边城》时说的老船夫，凡是‘命里’应分得到的种种，都得到了。一生好辛苦的战斗!” (21；243)

沈从文当时并未得知，一九六一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一出版就受到关注、其后影响持续长久的英文著作里，夏志清于第八章专章讨论沈从文的作品，不吝赞词。学英美文学出身的夏志清，常常把沈从文和重要的英语大作家并列比较，如：“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谈到沈从文笔下的萧萧和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被诱奸的利娜·格洛夫，“两人人格之完整，却丝毫未受侵害。由此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并且常以社会上各种荒谬的或残忍的道德标准来考验它)，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即使是沈从文短篇中并非最上等级的《夜》，故事里的那个老人也令夏志清印象深刻，认为他“代表了人类真理高贵的一面：他不动声色，接受了人类的苦难，其所表现出的端庄与尊严，实在叫人敬佩。相较之下，叶芝因自己老态龙钟而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以及海明威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那个患了‘空虚感失眠症’的老头子，都显得渺小了”。夏志清还观察到，沈从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态度，“颇像英国批评家兼诗人马修·阿诺德对浪漫诗人的评价一样：他们的热心和勇气都够了，可是懂的却不多”—我所以要特别挑出夏志清把沈从文与西方作家相参照的意见，是因为，在沈从文文学写作的生涯中，他心里藏着这样一个宏愿，或者叫野心：他要使自己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无逊色的程度。不得不放弃文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样的宏愿还会时常萦回，让他为中断了这一愿望的充分实现而耿耿于怀。

夏志清认为，造成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重要地位的，“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他赞叹《静》这个短篇，说：“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专章之外，在第十四章，夏志清又对抗战时期的《长河》高度评价，“《长河》暴露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单就发挥道家这一深厚的人生智慧上，《长河》已经超越了作者最早期的另一本小说《边城》……《长河》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它们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视景’”。夏志清最后还提到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选集。
[56]

夏志清在注释中说到马逢华的文章《怀念沈从文教授》。马逢华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的学生朋友，他在一九五三年写了这篇文章，内容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遇。此文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于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六卷第三期；若干年之后，台北《传记文学》一九六三年一月号转载，香港《当代文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号又转载。这没有什么奇怪，大陆之外关心沈从文的人能够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这篇文章提供了时代转折那几年沈从文的一些情形。一九六二年八月，华盛顿大学的施友忠在英国举行的“中共文学讨论会”上提出报告，后把其中的一部分以《摇旗呐喊者和逃避主义者：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为题，发表于伦敦《中国季刊》一九六三年春季号。论文参考了马逢华的文章，并且讨论到沈从文的旧体诗和他从事文物研究的选择，这大概是西方学术界最早讨论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沈从文。

第九章 大动荡前：“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

一九六三年三月，沈从文写散文《过节与观灯》，篇幅不短，发表在四月的《人民文学》上。五月，为三年前去世的林宰平的《北云文集》作跋。林宰平在二十年代沈从文初到北京时即给予鼓励和帮助，沈从文感念甚深，他的跋语把感情隐藏在简洁、朴厚的文字中，未有一句直接道及私人交谊。他还写了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常识》第五册中。

馆里馆外的工作照旧忙乱而且永远也忙不完，他自愿担当“文化服务社问事处干部”的名分，“什么人要什么时，即为从记忆中挤出来”—因为无从保留资料、图片，“一切全靠记忆”。(21；303)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是工艺美术系列教材的审读。六月十八日，沈从文和七个人同上西山看稿子，用去大约四十天。住的地方是香山饭店，正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间沈从文生活无着，经林宰平和梁启超介绍，来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地方。现在的房间，似乎由过去的校舍改造而来。“四十年前我在这里住的小房子，至今还未坍圮，有人住下。只是校中到处是荒草，住在这里的人大致也多不知熊希龄是谁了。历史变化之大，真是不可设想。”(21；332)

他在家信里描述了工作的情形：“近来我经常是十二点还不能睡。吃药不甚灵，早上二点醒来，再睡睡，到五点就起床了。五点到八点空气最好，黄鹂也叫得格外清脆好听。这一段时间工作效率非常高，能敌整天有余。总是在两株大松树下去看四十万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本来这一套书的主审是沈从文和陈之佛两个人，陈之佛去年辞世，沈从文自然承担得更多更重。譬如说最厚的一部稿子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一块来看稿的几个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干脆就让沈从文一个人看。“因为稿子分量重，内容杂，边看边增改用力大，睡得又少，前几天鼻子流了点血，心脏也总是隐痛，不大好办。”“我已看过三次，这是第四回，仔细增改，也易接触问题。”虽然异常辛苦，但他心里还是欣慰，“书用的材料多，写得还不坏，若文化部同意付印，将是中国第一部《工艺美术史》，我这十年学的杂项在这里有了用处，因此多为费点心也应该。前后不过两年，居然有此成绩，比起文学史、美术史前后积累四十多年经验，至今还只能到目前水平，这本书的完成，就可以说实在很不错了”。(21；333—335)经过四次审改，沈从文为这部书稿补充的文字约占三分之一。

从香山回到城里后，出这套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不断把将出的书稿送给沈从文审，稿子的麻烦他不怕，还要考虑稿子之外的事，这就有些别扭。譬如一本《图案基础》，沈从文认真写出一些意见，却特意嘱咐出版社编辑把他的意见另抄一份，“作为你们编辑部一点建议 ……总之不必说是我的意见，免得编者感到扫兴。因为编者是国内唯一专家，自尊心强，自信心高，好意协助不一定需要(有时或胡乱恭维一阵，倒反而能起鼓舞作用)”。(21；340)

还有特别生气的时候。有一本书稿作者强不知为知，自矜发明，不肯修改不说，还把别人所提的意见、建议附于说明文上，加以批驳，理由又没有根据。沈从文给编辑写了一封压不住火气的信，说：“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和我们有相当距离，彼此无共同点可得。这么夹缠下去，了无意义，费力不讨好。即此打住，还是时候。”“回想一下经过，还是出于‘热心误用 ’，不免变成‘自找麻烦’。但是也由此增加了点常识，下不为例。……把说明上凡是我们意见删去……” (21；355，358)

家乡有人来信请教“写作问题”—这些年来，倒也碰到过几次这样好意请教的人—真是让沈从文觉得为难：“新的写作方法”，他自知没有发言权；他自己的老方法已经“过时”，唯恐“毒害”别人。所以常常只能简单回复。不过这样的事情确实刺激他去思考、去对照，并会把所想到的跟亲近的人说一说。八月给大哥的一封信里，他的思考就说得清楚而明了：自己写作，“当时只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十九世纪看法)，不怕用半个世纪努力，也得搞好它，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因此写过卅本书后，还只算是未满师的习作，用一个极普通劳动者工作态度接受各种考验，这么下去，任何技术上困难似乎都自然可望逐渐克服。可是实在太辛苦了一点。而且结果并不好，时代一变，一切努力不免付之东流。反而不如另外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更显著的对比是，“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21；344—345)

二、“无聊”及其转向

入秋后，政协组织了一次到南方的活动，沈从文和三十多位人大、政协代表委员十月十九日到达广州，住广州迎宾馆。他们先后参观了黄花岗、红花岗、中山堂、农民讲习所、外贸展销、从化温泉、佛山等。二十八日那天，沈从文和同住的蒋兆和到关山月家里大吃了一顿广式菜，关山月和黎雄才二人合作为两个人各画一张画，给沈从文的一张，古松藤萝下面空空的一人骑马前行。沈从文喜欢这个意境，在心里默做诗一首，后面四句是：“桓桓万夫雄，鄙薄泰山封。骏奔千里足，揽辔吾欲东。”因没有人知道他会写字，所以没有题写出来。(21；377)

这一批人后来分两拨，沈从文等老弱的五个，经衡阳短暂停留，三十一日到了桂林，住榕城饭店。从桂林到阳朔，行在漓江上，山水奇秀，让沈从文做了好几首诗。其中把猪也写进诗里，“船上花猪睡容美”，诗情画意中有猪的酣睡，令人称奇。
[57] 这一组诗编为《郁林诗草》，收入《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

十一月八日，沈从文到了长沙，住湖南宾馆。看了几个湘绣和瓷器厂之外，博物馆看文物花了几天时间：“外室看了内室看，楼上看了楼顶看，只差不曾爬进坟里去看。但已近于这样子作了。因为每天必从一具高及一丈的大型西汉棺椁前走过，上楼时，又必须从两具完完整整战国贵族骸骨边前通过。而到得库藏室时，便简直如被由商到明三千年无数座古坟包围了。看了好多有用东西，对于总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有几点过去推测，全被新接触的出土古物证实了。”(21；394)

天寒地冻在房间里不能外出时，也不能做什么事，便觉得“无聊”。“无聊”，这对沈从文来说可真是难得的体会。在北京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却盼着黄昏快点来临。一切似乎都被寒气冻结住了，“无聊”中的思维却活跃起来，他想象有两个古人一定也曾经历类似的“无聊”：

使人回想起二千年前，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三十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生当明时而去帝乡万里，阴雨中迎接黄昏，回到他的长沙王傅所住小屋中时，他的无聊应当是一种什么情景!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船在两岸绿雾苍茫中行进，想到国家的种种，听到看到岸上的祝神歌呼和火燎，他觉得好无聊!

思接千古，倘若只为找两个人陪他一起“无聊”，那也不是沈从文了。他的思绪马上转向另一层：“我如再深入些些，把两人本传来作些理会，在这个情形中的必然和当然，以及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必然和当然，小妈妈，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到在这个气候下背景形成的调子应当是什么，加上从二人身世和文章中去简练揣摩，写出来一定会情感充沛，有声有色。不会像陈老写《嵇康》那么带刻板做作气。”—《嵇康》指的老朋友陈翔鹤在一九六二年第十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广陵散》—他又想到了写作!

接着，“无聊”就被转换成了“寂寞”，而“寂寞”能生长东西，是他早就申论过的，所以他设想：“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像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东西!……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这是一种天赋或官能上的敏感，也是一种长时期坚强固持的客观反复学习。两者的结合，却又和‘寂寞’关系异常密切。酿酒也得一定温度，而且安静不扰乱，才逐渐成熟!”

他说东阳火腿从规格出发统一制作后，味道变了，旧作法产生的独特风味没有了。小说呢，现在也有差不多统一规格的新方法；在特定条件下，从“寂寞”里生长，是他的老方法。

然后他抱怨了几句妻子：“小妈妈，这就是我说的你能‘看小说’，可不大懂‘写小说’的原因。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写好小说除人事外还要什么作料，以及使用作料混合作料的过程，火候、温度、时间、环境……写批评的人事实上且更加无知。”“你很懂得我的好处，和懂火腿或别的一样，懂的是‘成品’。至于成品是怎么来的，作料如何选择配备，实在不大懂，不好懂。写作中实在大有辛酸!”

“不知是否真有此种可能，即有意把自己和一切隔绝起来一定时期，试试能否恢复我的写作能力。”(21；390—394)—没有这种可能了：十四日回到了北京，按照惯例，参观活动结束后接着就是政协会。他在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六个提案，当然都是与文物工作有关的。

三、《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一九六三年冬季，周恩来总理有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历史情况不符合；还说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周恩来问中国有没有人在研究，能不能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可以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在场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沈从文在研究中国服装史。

至此，沈从文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实施的服装史研究计划出现了重大转折。此前，文化部经文物局，要求汇报这一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齐燕铭在看过历史博物馆递交的工作简报后，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致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希望各方配合让沈从文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十二月，文化部党组会议正式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历史博物馆随后建立起以副馆长陈乔负责的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等人给沈从文做助手，按照沈从文提供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加以摹绘，另有其他相关人员配合工作。书名拟定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编写工作从一九六四年初全面展开。按照时间进度，要赶在十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如此特别的重视，却让沈从文添了些隐忧，这样的隐忧不能跟别人说，只好向大哥吐露一点：“我的构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这些稿又照例得层层送上去，由馆长到部里，且可能还得到中宣部，得迁就他人的意思，说些和本书真正无关的话。或照别人意思，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话，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删去。这都是相当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但总的来说他更感到欣慰，欣慰的是原本只能保留在他“个人头脑”中的东西，终于可以“转成为公共的知识”。(21；419)

工作极端紧张，承受着高血压和心脏病困扰的沈从文每天要写几千字，适当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他习惯用毛笔，为省去磨墨的时间，就蘸着蓝钢笔水写稿。到四月三十日，隋唐五代部分图文初稿完成，王冶秋先送康生、后送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审查；文物局正副局长，还有文物专家，各提出审查意见。编写小组随后进行讨论和修改。此后的稿件也都经过审查。五月，全书图版的临摹绘图工作完成。六月六日，历史博物馆和中国财经出版社联席会议研究出版问题。七月四日，全部文稿和图版交付出版社，文字约二十万，正图二百幅。

还在编撰工作结束之前，有关领导就请康生题了书名，请郭沫若作序。郭沫若写了两百多个字，文末注明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

七月一日，沈从文写了“题记”。

完成了这件大事，沈从文七月下旬到大连休养，随身带了三十万字工艺美术类教材的书稿审改，接续上了因编纂服饰资料而搁置的工作。

九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付印在即，沈从文写了一篇简单的“后记”，署名历史博物馆；编写小组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后记”。参与此书工作的李之檀记得这次会议：“当时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评意见，所以在这次会上也有人提出图版可否按身份等级排列的问题，以突出劳动人民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并指出当时《中国通史陈列》中的帝王将相都已做了修改，编书不能不注意中国问题。”
[58] 也就是说，要按新的政治要求，对全部书稿进行修改。已经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这部书，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突然中断了出版。

说是出乎意料和突然，只不过是就这一件事而言；如果稍微看看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其实也会觉得这样的结果几乎难以避免。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
[59] ；七月二日，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及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彻批示，再次开展整风。与此同时，现代戏—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驱逐出舞台的革命文艺—“样板”化的意识形态工程，大幕正轰轰烈烈拉开：从六月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举行，演出了《红灯记》、《芦荡火种》等三十多个剧目，江青七月在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做了一个著名的讲话。江青的讲话虽然是三年后才冠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在《红旗》杂志发表，“样板戏”的说法也是三年后才正式确立，但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大动荡的先兆已然清清楚楚了。

年末，在参加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前两天，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说眼下形势：“乡下‘四清’，城市‘五反’或‘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运动’都在分别作试点进行，有的教育单位已到初步激烈情形，照趋势说又像有过去反右情形，明日发展，一时还难明白。” (21；432)

四、“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九六五年一月，陈翔鹤(1901—1969)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受到激烈批判：《文艺报》第二期发表颜默《为谁写挽歌》，《文学评论》第一期刊出余冠英《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不仅是沈从文二十年代早期即结交的老友，一九五四年从四川调北京以后又常相往来，并且在他担任主编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了沈从文多篇文章。

对陈翔鹤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是件大事的批判，对于一九六五年来说却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开头：接下来，新编昆剧《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戏剧《上海屋檐下》、电影《不夜城》等一一被当作“毒草”揪了出来。到十一月十日，最重要的批判终于出笼：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二月和三月，沈从文接连给巴金去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沈从文全集》未收，是二〇一三年才整理出来发表的，和他给巴金的其他信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第一期上。二月二十四日的信很长，说到不少事情：《英雄儿女》(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前后看了三次，觉得导演对于战事处理还不大真实，“不让战场上见有中国死去兵士”；“女孩子和哥哥相见一场，看相片时，也不大像兄妹情形，却近于小情人。女孩子唱歌，歌词不大谐调。不过总的说来还是很好的，我们一家人通觉得好!”自己搞的服饰资料，“将又成夭折废品”；听说上海旧书店卖五四以来著作，“望蕴珍有便时，为我注注意，若可以买得商务及开明版《湘西》、《湘行散记》各一二本，和初版《边城》二本、《月下小景》(现代)，及良友版《从文习作选》，为我买一下”，“想就这些本子作点注解说明，将来留给孩子们看看，也可以多知道些事情”。

但这封信的重点却不是这些事情，而是汪曾祺的工作。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大获成功，沈从文也高兴，但他总觉得汪曾祺应该“趁精力旺盛笔下感觉敏锐时”去写短篇小说。“听说近年山西年青作家多有模仿赵树理趋势，河南作家又以能仿李准为方向，湖南则周立波笔调成为年青作家学习对象，此外都不大懂，也不好学。这么下去，哪能够有希望突破这几位大作家所立下标准，得到更大成就？照目前学习方法，外来的既不好学，学来也不抵用，五四以来的又不受鼓励阅读，仅只学赵、李、周诸公，求文艺上有些新光彩，恐怕不容易。从大处看，我倒觉得若有机会让曾祺各处走动几年，写几十个短篇，把旺盛精力用到些新的短篇试验上去，对国家为经济……若继续束缚在一个戏团里，把全部生活放到看戏中，实在不很经济。”沈从文在汪曾祺不知道的情形下，去托老朋友巴金，有机会“为安排他今后工作”出点力，他自知自己没有这种影响力，却操心“如何充分发展”汪曾祺的长处。“曾祺今年也四十多了，使用他也要及时!在剧团中恐难于完全发挥他的长处!”

三月八日，沈从文再次致信巴金，这才明白自己的操心是一厢情愿：“涉及汪曾祺事，昨闻已经和赵燕侠等廿人去四川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准备编写‘红岩’新京剧。这一二月后即来沪演出。这种光荣任务，当然十分有意义。而且听说他十分高兴就新戏革命中贡献出终生精力。组织既重视此工作，他本人又能和团体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生活打成一片，工作中尚可充分发挥所长，所以我前信中说的希望他改写短篇小说，真是愚腐主观见解，十分可笑!”信末感叹：“我们用过去习惯眼光来看现在小说，希望现在小说能如过去情形启发读者，是我们太落后的观念。我的落伍真是太可怕了。”
[60]

张兆和四月份和同事到上海的南汇、青浦等地调查农民故事会活动情况，前后约一个月。这个调查当然与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有关：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登载了一份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材料说，上海市委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抓故事员在市郊大讲革命故事；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材料上作了批语。
[61] 张兆和调查活动结束后，五月和昆山亲家母同车到京，亲家母是来照顾临产的张之佩。沈虎雏和张之佩前年结的婚，两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沈家添了一个叫小红红的女婴，做了奶奶的张兆和却在九月中旬被派往京郊顺义农村，参加“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工作紧张，气氛也紧张，她匆匆忙忙给沈从文写简短回信，末了嘱咐，家里不同的人给她写信，“最好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已经有人说我‘家信频繁’，虽属笑话，也应注意”。 (21；483)

沈从文所在的政协小组，“一星期三次学习，思想改造为主”。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进行修改，安排另外两个人去做，得删除一部分，增加一部分，“事实上还是得我动手，才能掌握轻重分寸。工作可以作的还相当多，而真正得力的助手却无人，真是无可如何”。 (21；449， 450)“真正应和了庄子说的‘劳我以生’，殊不知如何来‘佚我以老’，或许来不及佚我以老，即将忽然要‘息我以死’了。可惋惜的还是学了许多，事作不完，不应当草草报废!” (21；456)

五月四日，给程应镠写信说到眼前的事：“这里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在率领师生于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作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我可能实在已落后到一个程度，总依旧认为目前明明白白编的通史不过关，涉及劳动人民创造世界，务虚说似乎头头是道，一具体，究竟生产上创造些什么，艺术上又有什么成就，却不知道，即知道也并不落实，近于人云亦云。一个五十多岁的专家，不针对本业，改正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来填补研究上的空白点，突破目前空疏处，来写写既有崭新观点，也有崭新内容的通史或论文，使亿万人得到启发并更正确一些明白国家过去，完成本门责任，却避重就轻，满足于形式上职业平等，把相当困难的专业上的‘深入’和‘全面’，诿给未来一代，也不能说是识大体，而又能‘坚持真理’!” (21；454)

他自己要消耗剩余的生命到本业上，却那么举步维艰。八月二十日，他给馆长龙潜写了一封短信：

龙馆长：

我身体已不大抵事。主要毛病是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四肢和头部供血不足。局部头痛转成定型。读书一会儿即感疲倦。记忆力和文字组织力，都显明在逐渐衰退中。手足无力，走路时举步易失确定性。白天读小字书眼目易模糊，头部沉重，得躺躺，躺下也并未即减去头部压力。晚上睡醒，头部常发木……种种征象，多证明和心脏机能衰退供血不良问题有关。求好转似已无可希望。只是如能保管比较得法，或可以稍延缓自然的进展，不至于突起恶化，或中风瘫痪，或发生更糟事故。照近一月趋势看来，一切似还照自然规律在慢慢进展中，无可奈何。

目前《服装资料》稿，已照你所说及王主任意见，将应加的由大章等分别绘出加上，文字部分也照各方面意见应改的改，能删的删，待大章等将新图绘出后，我再用一星期时间仔细排定秩序，使文图相互关系不致错乱，即可上交审核。初步工作，九月内总可告一段落。完结后再看馆中需要，安排工作，或整理绸缎，或先将部中上次约全国工艺美术教师分别执笔编写几部工艺史稿，和丝绸、漆、瓷专题教材，由我审定待印稿件，为抢时间一一看毕。工作作完，再说休息。是否能较好的完成这个任务，一切也只是尽力为之。我曾于上月给刘白羽部长写了个信，谈到这几部稿子，如何看，如何改，工作效率会比较好些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作，将看部中对于这些教材要求而定。(我的点点常识，若用得上，自然应努力作去，若用不上，也只好交由后来高明去作，总之心已用到!)

我希望能有机会到一中医疗养所住十天半月试试，看看有无转机，也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一种打算。　(21；462—463)

九月十八日，沈从文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提请采取措施抢救上方山庙里所存一万七千册明正统《大藏经》。他建议成立各方面人员构成的工作组，而他自己专看装裱经面和包袱锦材料，记录品种花色。明锦是他从事文物研究一开始就关注的，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多少同道。得知有这么些锦缎材料在深山中饱蠹鱼销蚀，他自是心痛。

形势却越来越不是关心什么花花朵朵、绸子缎子的时候，九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这两天听了二报告，一政协传达，一文化部新部长(馆中传达)……同是要政治挂帅，定工农兵方向。”馆里要设政治部，已有三人来蹲点。可他还老是坐在桌前改服饰资料的书稿，“十八万字尽日在脑中旋转，相当沉重 ”。这是一种无望的努力，他心里其实明白结果会怎样，但就是不甘心，不肯放弃。“只怕遇到批评家，从图像，从文字，都必然可挑出百十处错，也无从辩解。不得已最后付印将说明全删去，亦复可能。因为图省事，并且亦真正省得麻烦也。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明白内中得失。”“想来担心怕人。只能尽力之所及作去，不求有功，但愿无过，能无过，就很不错了。”(21；480—482)到年底，稿子还在赶改，不过，“我已早把出版理想放弃，只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科学院社会科学各部门，正在大举讨论吴晗关于海瑞戏剧和姚文元、戚本禹文章，就趋势言，将比谈‘中间人物’和《早春二月》人数还广泛。……我近来搞的一行，……也极容易成为‘厚古薄今’。”(21；505， 506)

十一月中下旬，政协“开门学习”，沈从文跟随活动参观了京郊的南韩继地方农业、焦户庄地道战遗迹、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地道战遗迹时，他注意到，“同行的多历史人物，计有溥仪皇帝，和蒋名下大小带兵官二十来位。(我试为估计了下，大致管过一百五十万左右大兵!)”

景德镇陶瓷十一月来京展览，沈从文给报纸写了两篇介绍短文。此外，这一年没有发表别的文章。此后十四年，他也没有发表任何文章。

这一年收到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来信，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即翻译沈从文作品的研究者，打算翻译他的“全集”。沈从文一直没有答复，也无从答复。至于纽约出的一本中国文学选(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A new Prose Anthology 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 ,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5)收了《龙朱》，那更是何其遥远世界里的事情，与眼下的处境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可能的情况是，沈从文根本不知道。

沈从文给程应镠的信里说：“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 (21；490)

注释

[1]
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71—172页。

[2]
《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录》，《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卷，290—291页。

[3]
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2003年，38页。

[4]
梁思成、林徽因：《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12—13页。

[5]
张兆和：《复沈从文》(19490201)，《沈从文全集》第19卷，14页。

[6]
张小璋(张以瑛)：《流不完的思念泪》，《水》复刊第23期《兆和纪念专集》， 2003年9月。

[7]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编者注释，《沈从文全集》第27卷，37页。

[8]
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19490402)，《沈从文全集》第19卷，22页。

[9]
沈虎雏的《团聚》一文写及此事。此文最初发表时，所记会见时间可能有误，后作修正，修订稿收入《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江丕栋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48—375页。

[10]
《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是李辉2007年发现的，重刊于《书城》2008年第1期，杂志同期刊出李辉《转折之际—关于新发现的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信》。此处据《书城》重刊文引。

[11]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晚翠文谈新编》，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234页。

[12]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编者注释，《沈从文全集》第27卷，37页。

[13]
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晚翠文谈新编》， 160—161页。

[14]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5页。

[15]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2页，183页。

[16]
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42页。

[17]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507页。

[18]
王景山：《关于丁玲的两篇遗作》的附文之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丁玲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报告》，《长城》2005年第4期，186页。

[19]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236—237页。

[20]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238—244页。

[2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3页。

[22]
张兆和：《致沈从文》(19610623)，《沈从文全集》第21卷，76—77页。

[23]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12页，213页。

[24]
沈虎雏：《沈从文的从武朋友》，《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

[25]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14页。

[26]
关于沈荃生平经历，参见李辉：《破碎的将军梦—记沈从文和其弟沈荃》，《人生扫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29—49页。

[27]
丁玲1955年11月22日致刘白羽、严文井的信里提到此事。此信现存故宫博物院档案，信文见郑欣淼《新发现的沈从文、丁玲书简》，《文汇报》“笔会”版，2005年5月16日。

[28]
沈虎雏：《团聚》，《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70页。

[29]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4页。

[30]
王口述，见《章服之实》，王亚蓉编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41—42页。

[31]
王口述，见《章服之实》，王亚蓉编著，43页。

[32]
故宫博物院保存了一份沈从文工作调动的档案，包括文物局《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和沈从文、丁玲、刘白羽、王冶秋及中国作协党组的信函。对这份档案的介绍和沈从文调动议程的详细叙述，见郑欣淼：《新发现的沈从文、丁玲书简》，《文汇报》“笔会”版，2005年5月16日。

[33]
参见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胡乔木特意叮嘱“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94—197页。

[34]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55—156页。

[35]
程怡：《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书城》2004年第8期。

[36]
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卷，187页。

[37]
毛泽东的讲话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有重大改动，标题也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8]
《收获》创刊号《发刊词》，文末有写作时间：1957年6月24日。创刊号7月24日出版。该杂志由巴金、靳以主编，出版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39]
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273页。

[40]
沈从文这份创作计划原稿存中国作家协会档案。

[41]
张兆和：《致沈从文(19570811)》，《沈从文全集》第20卷，183页。

[42]
《沈从文全集》关于《中国丝绸图案》的编者说明，第30卷，2页。

[43]
沈从文这里所说的文学史，应该是指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初版，此后多次印行。丁易于1954年去莫斯科大学讲学，数月后病逝于莫斯科。此书是由在国内外讲课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英译本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最新出版时间为2010年8月，北京：外文出版社。

[44]
我们无从考察这本书的读者情况，但这样的一条信息，有点意思，不妨记在这里：这本书有个比沈从文还“老”的读者，即一贯欣赏他作品的周作人，他在1957年12月18日给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松枝茂夫的信中说：“近又见《沈从文小说选》，颇有废名之作风，而无其晦涩之缺点，故亦寄阅。又废名等人近亦有小说选之出版，日内亦拟寄奉。”《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小川利康、止庵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56页。早在1938年，东京改造社就出版了松枝茂夫翻译的沈从文小说集《边城》，收九篇作品；1954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全集　第八卷　沈从文篇》，译者是松枝茂夫、冈本隆三、立间祥介，收小说、散文十一篇。

[45]
沈龙朱口述，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300页，301页，302页。

[46]
沈龙朱：《我所理解的沈从文—话说“思”与“信”》，《文艺报》“经典作家专刊”， 2011年5月16日。

[47]
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28页。

[48]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21页。

[49]
关于沈从文与故宫的关系以及他在故宫所做的多种工作，详见郑欣淼：《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50]
颜家文：《沈从文与九妹》，《文汇报》“笔会”版，2011年10月23日。

[51]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 147页。

[52]
周汝昌：《沈从文详注〈红楼梦〉》，《文汇报》“笔会”版，2000年8月15日。

[53]
沙汀：《沙汀日记选(1962年4—5月)》，《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54]
本刊同人(邵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3月。

[55]
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赵树理著，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1710—1722页。

[5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34页，142页，145页，146页，149页，237页。

[57]
参见荒芜：《沈从文先生的诗》，《沈从文印象》，孙冰编，80—85页。

[58]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7页。此文集没有正式出版，由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等单位编，向成国等主编，2002年印制。

[59]
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1—93页。

[60]
沈从文：《沈从文书简》，《收获》2013年第1期。

[61]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36—437页。

[62]
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一文中写道：“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见《太阳下的风景》，香港：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154 页。胡乔木读此书后，于1984 年3 月1 日致黄永玉信，则有另说，备录如下：“这里说的事实恐亦不大准确。沈先生不太久就回了信，如非‘文化大革命’这信当还在。我写的信本身有缺点，不合他的所长，而又没有当面征询他的意见；如果当面谈了，我想是可以真正‘出一点力气’的。当时听严文井同志说他也在搜集写一个长篇的材料。总之这怨我为人谋而不忠和不终。”见《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474 页。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章 大字报、检查交代、抄家、批判会

一、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在惶恐不安中到来了。沈从文像那个时期的普通人一样经受着变化的剧烈震荡，大概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准备不足”之感。二月十日他给程应镠的信中说到，“北大历史、哲学系已分出，改为‘半农半读’制度，二月已在十三陵山村中开学上课，且决定不再回头。五十来岁教授均已同去，留下的惟六十以上向达等若干人而已。变化之大，师生精神上似均有‘准备不足’感。此等变化不知是否仅限于北大，还是不久即将向全国高等院校推行？” (22；3)

此信刚刚寄出，追加一信，因为恐怕信封名字写错，“甚矣吾衰，头脑之不得用，一至于此!”又谈时政，“学校方面(文史部门教师)大致多集中于《海瑞罢官》与半工半读改制及教改三问题。政协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直属学习组则学反修、反帝文件。事实上大家知道国际的问题极其少，但谈来谈去，认识上亦不易真正有何提高。惟共同学习的队伍，却极有其意义。前数年中计有马寅初、黄琪翔、郑洞国、李书城(黄兴之参谋长)等十多人，近年则有梁漱溟、向达、王芸生、邹秉文、翁独健、吴世昌，还有巨赞法师及一基督教首脑等廿多人，有些近于卅年老友，有些又永远将极陌生，不仅政治认识差距大，生活习惯差距且更大”。 (22；5—6)这些人里面，“近似同行”只有翁独健、向达二位。五月，再次致信程应镠，“这几月报刊对吴晗批评日益深入，范围之广，火力之集中，均为解放以来第一回出现”。(22；12)

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开展“文化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沈从文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时势剧烈变动背后的政治运作，对自己的命运，却也清清楚楚。五月，给老友邵洵美信里说，“半年来日读报刊，新事新闻日多，更不免惊心动魄，并时怀如履薄冰惶恐感。在此‘文化大革命’动荡中，成浮沫沉滓，意中事也”。(22；16)即使在一九四九年的翻天覆地中，沈从文也没有把“浮沫沉滓”这样的词用到自己身上。当然，此类用词是时代冲突极端化的产物，可是他也的确被这样的时势压迫出如此强烈的感觉，七月给大哥的信里，他重复使用了同样的词语：“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 他甚至嘱咐大哥不要随意花钱，“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现在快到七十岁，若真的回来，大致即将作终久计矣”。(22；20)

张兆和从顺义农村的“四清”工作中回到了北京城，沈从文却在六月中旬被集中到北京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入文化部系统集训班学习；下旬次子一家离京，沈虎雏、张之佩随企业内迁“三线”，两个人带着一岁多一点的沈红，赶赴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

七月，沈从文又被调回博物馆参加学习。等待着他的，首先是大字报。

现在无法复原当时的大字报内容了，但沈从文看过后，无从抑制强烈的愤怒，当即奋笔反驳，从这篇保留下来的文稿(《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稿》)，约略可以推知大字报造成的氛围，以及加在他身上的部分“罪状”：

……回来后，看过三半天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像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至于其他同志对我的种种揭发批评，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感谢。……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十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

……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
。在这个大革命时代，个人实在十分渺小，实在不足道!……　(27；171—172)

写揭发批判沈从文大字报的不止一个，有“诸同志”，形成规模；但让沈从文特别受伤害的，是范曾。多年之后，范曾在自述里说：“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
[1] 一九九八年十月《读书》杂志刊出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后，范曾发表《忧思难忘说沈老》，为陈徒手文中涉及他的部分辩解。辩解不止是大字报的问题，还有后来如何对待沈从文的事，且留到后面再说。范曾述及沈从文对他的“知遇之恩”，可以让我们明白在诸多的揭发批判中，为什么范曾的大字报让沈从文格外痛苦。

一九六二年，范曾在中央美院画完毕业创作《文姬归汉》后，送给郭沫若看。郭沫若题了一首五言古风，发表于《光明日报》。“郭老题《文姬归汉》没有给我带来好运，系主任Y君勃然大怒，党委书记C君于全校大会点名批评，帽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逐名逐利。”此时正是毕业分配之际，范曾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先生收到信后立即为我办理手续，偶遇阻遏，先生则表示即使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我每月发工资。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而他明知郭老十分欣赏我的作品，却不计个人与郭老的宿怨，同样垂爱于我，这也更可见沈先生的处世原则，他的确是思贤若渴的”。
[2] 范曾所说的“偶遇阻遏”，其实并非轻易可以解决，自一九五五年起就在历史博物馆美术组工作的李之檀了解这件事的经过：“根据沈先生的要求，馆人事科派人去中央美术学院联系。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叶浅予先生认为，范曾有个人名利思想，不同意将范曾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并建议分配给同时毕业的其他同学，并保证能满足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和工作质量要求。当时的馆领导为了尊重沈先生的意见，由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高岚亲自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多次交涉，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才同意将范曾和边宝华同时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和馆里美术组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形象材料的临摹绘图。”
[3] 在《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绘图工作中，范曾确实投入了极大精力，发挥了才华，他画得快而好，几个人中他绘制的图稿数量最多。

个人的恩怨只不过是大动乱的小插曲而已；更需要沈从文应对的，是严酷的时代压力，从方方面面，向着这个老人，铺排而来。

二、检查交代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清查沈从文的罪行：历史罪行和新的罪过。依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还犯有许多新的严重过错。自然，他需要不断地答辩、检查、交代。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仅以一九六六年七、八两个月为例，《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编入的此类文稿有：《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稿》、《表态之二》、《回答》、《关于服饰资料问题》、《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我为什么强调资料工作》、《大连会议事情》、《我为什么研究杂文物》、《我为什么搞文物制度》、《关于减薪事感想》、《劳动感想》、《我的检查》。从秋天到年末，写的交代材料还有：《文学创作方面检查》、《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我到上海后的工作和生活》，属于过去的历史问题。《全集》为避重复只选编二十篇文字材料，没有编入和已失的材料数量应该不少，以未收入《全集》的一份一九六六年冬天分章写的检查稿为例，首页注明共一百页，总篇幅估计达四万字。

《我的检查》是八月写的，交代解放以来的罪过，第一部分关于“对外放毒”，第二部分谈对“文革”的认识，第三部分检讨“思想上的反动性”。第一部分最具体，摘要如下：

一、关于对外服务的放毒作用，几年来历史戏的演出方面计有：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蔡文姬》、《武则天》；

曹禺的《胆剑篇》；

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

孔尚任的《桃花扇》(电影拍摄来谈过材料)。

二、十多年来，对高等院校历史文物教学资料室的建立，经我协助过的，计有：

1.长春人民大学历史教学资料室；

2.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学资料室；

3.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历史资料室；

4.吉林艺术师范学校美术史教学资料室；

5.南京美术学院教学参考资料；

6.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教学参考资料；

7.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有很多是我送的)和其教学资料；

8.中央音乐研究所陈列室古代乐舞绘画部分资料。

三、关于协助生产丝绸方面，计有：

1.南京云锦研究所；

2.苏州宋锦生产合作工厂；

3.东北柞蚕丝绸厂，及北京印染厂等等。

四、提供不健康妇女病态形象供生产上应用的，计有：

1.北京市绢制人形生产合作社；

2.北京市工艺研究所象牙雕玉部门。

这种种，都证明我是个封建文化的热心推广者，是个艺术上思想上的保皇派，越学得多，懂得多，犯下的罪行就越大。一切努力影响，只是想拉住青年往后瞧，走回头路。而不是照主席指示的向前看，迎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红太阳，创造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我的用意虽重在“古为今用”，但影响却很不好，我的错误是明明白白的。(27；200—203)

如果不是他被迫检讨，一一罗列相关的剧组、单位、部门，恐怕真没有人能搞清楚他的杂文物研究做过多少分文不取的义务服务。不过，“对外放毒”还只是罪过的一个方面，其他很多方面的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罗列就可以交代过去的。

三、抄家

沈从文被安排每天打扫馆里的厕所，有时候也做些拔草之类的轻微劳动。馆里宣布，从八月起扣发工资，按家中每人十二元计发生活费，他每个月可以领取三十六元。

八月二十五日起，沈从文家接连被抄三次。此后的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共被抄家八次。

抄家，运动开始后风行全国的“革命恐怖”，可以随意用在一切牛鬼蛇神身上。沈从文家被抄没有什么意外，稍出意外的是，第一次抄家的队伍不是来自历史博物馆，而是从北京工学院来的工人造反派。沈从文的大儿子沈龙朱自打成“右派”后，就一直在学校工厂里做钳工，家里被抄先是由他这个“摘帽右派”而起。红卫兵押着他回去抄家，主要是想搜出点房契、地契之类的东西。他们当然搜不出这些根本没有的东西，却看到了很多书和唱片，就认为书和唱片有问题，特别是唱片，应该是沈从文收藏的“黄色唱片”。为了证明确实是他们以为的“黄色唱片”，这些不懂英文的红卫兵专门派人回学校请了一位英文教师，看过之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唱片还是被全部拿走了。挑头去抄家的是沈龙朱的一个姓马的同事，他把沈家人排成一排，听他训话。最后，红卫兵们逼着沈家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把书都塞进去，封存起来。

说到唱片，这里不妨简单补叙一下沈从文和西洋古典音乐的关系。沈从文无从接受音乐教育，就是泛泛的音乐常识，怕也说不出多少来；可是，沈从文和音乐的关系却超乎寻常地深切，音乐于他，不是一般所说的欣赏对象，而直接化为了他生命中的力量，甚至常常是当他的精神处于困顿、出现危机时能够给他以救助的力量。就凭他每每几乎是本能地向音乐求救这一点，足以说明“深切”是如何之“深”，如何之“切”了。

四十年代在昆明写作《绿魇》、《烛虚》、《潜渊》诸篇什时，是沈从文陷入对生命的抽象思考和具体感受之间的泥淖里苦苦挣扎、难以自拔的日子。这时节的沈从文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音乐，以《绿魇》第三部分“灰”为例，三次谈到音乐，每一次几乎都是祈求。“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札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好种芽。……”后来，他又对温柔体贴的主妇说：“我需要一点音乐，来洗洗我这个脑子，也休息休息它。普通人用脚走路，我用的是脑子。我觉得很累。音乐不仅能恢复我的精力，还可缚住我的幻想，比家庭中的你和孩子重要!”文章最后，又说，“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12；151， 155， 156)

一九四九年在精神从崩溃中恢复的过程中，音乐又一次显示出它在沈从文生命中的疗救力量。九月二十日给张兆和的信，可以看作沈从文对这一“非常时期”的自我总结，信开头就说：“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音乐帮助了我。说这个，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沈从文说到“十分离奇情形”，即真理、明知和善意的语言、压迫和冷漠，都不能完全征服自己，“可是真正弱点是一和好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 又说，“十余年来我即和你提到音乐对我施行的教育极离奇，你明白，你理解。明白和理解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可不知更深意义，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19；54， 55， 56)

这样一种“极离奇”的深切关系，显然不是靠通常的修习就能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还有一样东西也占据了如音乐般重要的意义，也和沈从文的生命建立了一种“极离奇”的深切关系，那就是水。读过《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的人，自然感受得到水对于沈从文意味着什么。几乎可以说，水成就了大半个沈从文，如果没有水，就真没有沈从文了。水是自然的，在沈从文那里，它也是人文的。而在沈从文的生命里，音乐如水，是人文的，也是自然的。音乐和水的“同质性”—譬如，流动不居；既具体可感，又极端抽象；等等—是靠生命的吸纳和感悟来证明的。如果能够理解水与沈从文的关系，音乐与沈从文的关系也大致可以理解。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沈从文在济南广智院早晨起来听到钢琴声，他在当天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20；29)几乎不用说，“澄清”既是水对于生命的作用，也是音乐对于生命的作用。

《烛虚》里说，“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12；25)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许多人都会说，正因为如此，许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只是空话，而沈从文说的是他生命中的事情。

家里有台上海牌收音机，在儿子的印象里，沈从文只要打开，听的总是交响乐。五十年代初，沈从文分期付款买了捷克电唱机，两个孩子由此开始买唱片。“唱片其实都是我和弟弟买的，是捷克、德国进口的，很好的三十三转的唱片。因为父亲也喜欢，我们兄弟每个人每月拿出工资的十几块、七八块买张密纹唱片，多半是交响乐、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
[4] 这些唱片到被抄走的时候，大概积累了七八十张。

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没有想到，自己单位的“反动派”，反而被别的单位的红卫兵占了抄家的先机，于是也立即组织起来，接连抄了几次沈从文的家，把认为有问题的书籍、文稿、书信等，搬到前院的一个空房间，在沈从文在场的情况下，将其封存。后来封存的书籍、文稿等交给群众组织大联委的“沈从文专案组”，供整理沈从文的罪行材料用。

造反派认为，沈家不能住三间房，强行逼迫腾出两间，分给工人住。同住东堂子胡同的邻居李之檀记得，“这位工人便搬进了沈先生原住的靠东边的两间房子，将房内的书籍、杂物及部分家具搬出，堆放在院子里和台阶上。沈先生看到他家的硬木家具被放在院里东屋的房檐下，风吹雨淋，很可惜，便劝说邻居各家可以搬走使用。这样沈先生的房子，便只剩下了西头的一间卧室，屋后的小过道也没有了。堆在院中的书，则没办法解决，只好由表侄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作主，七分钱一公斤卖了废品”。
[5]

沈从文当作女儿收养的沈朝慧被注销了户口，受胁迫离开北京回原籍凤凰，后来就在各地的亲戚间流徙，有一段时间到长春住在大姑妈家。

藏书尽失，儿女四散，一间小屋子，只剩下两个老人。

四、批判会

九月十五日，历史博物馆批判沈从文，沈从文获准记录。从这份当场的原始记录里，大致可以想见其时的情形：

A：不老实。即如此情况。发言写出来照念。谈到老了即下不了乡，三四十岁就差不多。本身是反动的，本质上是反党的。上岁数即不革命了吗？本质即反党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是老狐狸又滑又奸。群众[称]你为反共老手，一辈子，今天还一边学一边反。劳动也这样不老实。并不要求多，还是臭专家架子。不是劳动问题，还是臭架子。一向是周扬和齐燕铭[做]后台。还是特权思想，放毒，反攻，办不到。放一辈子毒，说写不了。作家写不了材料，是不想不敢暴露罪行。

B：应狠狠批判，对于运动不认识。是专政对象。几个月来□□。集训班第一次。建馆时人人大家日夜干，你无专责。学习时来请你，你来过几次？全国找上这种干部那有这种人？考虑一下。运动一来，是反共老手。在政协，也放黑话，[对]向达说，不为配助手。王冶秋说小心沈从文，一不×即写信[给]周扬。说生命有限，即威胁人。已成人民专政对象。劳动总事事照顾，必反工。擦桌子也不干净。吃过多少人民的饭，做了什么事。

C：解放以前是保守。这几天学习，还是反党的。主席说凡是……即反党。不是保守问题。根深蒂固的反党。干什么也[干]不了。可见平常在家什么也[做]不好。拔草也不好，纯粹是大寄生虫。如这样反党寄生虫，死了还好些。

A：宿舍多客人，不关门。怕，即心中有鬼(沾胡适问题，所以怕)。

D：社会主义睡大觉，检查了自己没有。三礼拜学习，才明白。保了你，三礼拜讲了多少黑话。有五十年文艺。还说是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今天不老实，即无出路，只有死路一条。现在打[倒的]当权派即为维护你而犯过错。五九年以后，反毛即多黑话。瞧不起毛主席，本来早应打倒。反共积极。在北大搞什么。解放前夕，和陈雪屏有关系。送×××小说看，腐蚀青年。把你捧上了天，眼中只有陈乔。后来只写齐燕铭派下来。这几年在政协游游逛逛，吃好住好。干了些什么？以历博专家，带青年逛景山。不想赎罪，滑不过去。不要想还有谁保护你。劳动也是，要增加一点劳动。从今天起看着你写。不交待。

A：不上班，不是剥削来的？

A：写大字报空洞，开现场会。

A：不自量，评主席著作。还放反动黑话。没有东西，只扣帽子。反对工农作品，好大胆。

A：是对主席思想反对。

D：范曾写过一首诗，颂扬备至。

A：在馆比天都高。　(22；21—23)

国庆节转眼就要到了，沈从文和一批受冲击的人被集中起来在机关内住，不许回家，并宣布了几项规定。沈从文记录如下：

1.五号晚上回去。

2.上午学十六条报纸等，下午写材料。

3.离开屋子得请假。

4.不乱说乱动。

5.屋中一切东西不要动。　(22；24)

《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被认定为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当然要批判；但只批判沈从文不足以表现彻底的革命激情，揪出“黑后台”进行批斗对红卫兵来说才更刺激。晚年沈从文在一次座谈会上还说起过这件事：“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
[6]

历史真是讽刺：一九四四年，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被视为延安“旧剧革命”的先声，毛泽东给他们的信里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7] 但是到一九六三年，齐燕铭所在的文化部却成了毛泽东重点批评的部门之一，十一月，毛泽东以他特殊的语言风格，说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8] 一九六六年《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按语中首次公开披露了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的具体内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越来越明确地被视为走向了他延安时期“旧剧革命”立场的“反面”，“文革”开始，自然逃脱不了被揪斗的厄运。

对于沈从文来说，讽刺还更深一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指的是历史题材的戏剧，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创造发明”地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也当成这种危害的毒草，哪里能懂得，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物质文化中的服饰一脉，要讲的恰恰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物质、创造的文化和历史。在隔壁小屋子里通过喇叭听批斗的他，在为牵连齐燕铭而深感不安的同时，也为这个巨大的反讽感到更深的悲哀。

沈从文的遭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的年月，还不是最悲惨的。八月中旬，他的老朋友巴金，在刚参加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也被隔离关进“牛棚”；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中，被抡着皮带的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夜间投太平湖自杀，没有人说得清他投湖的具体时间；九月三日凌晨，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家中一同上吊自尽；同一天晚上，陈梦家，沈从文相识几十年的朋友，在北京家里自缢而死。据粗略统计，仅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大约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抄家，八万四千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
[9] 沈从文家被抄了，女儿被赶走了，毕竟他人活着—幸存者将承受源源不断的凌辱和苦难而活下去。

第十一章 “连根拔除”前的日子

一、家人各有其难

沈朝慧被迫离开北京，在各地的亲戚间辗转流徙，让沈从文痛心不已。在想不出任何办法的境况下，他致信江青，希望能准许女儿回到身边，为他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绘图一类的事情。信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初写的，他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博物馆》里引述道：“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27；253)这当然是病急乱投医，得不到回复、没有结果是一定的。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沈朝慧与中央美院教师刘焕章结婚之后，仍然要担惊受怕，因为失去了户口，随时可能被清查赶出北京。

沈从文所以会给江青写信，是因为他在青岛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做中文编目，一度想在写作上寻求出路，向沈从文请教过，旁听过他的课。时过境迁，人事大变，江青不理睬沈从文的请求没有什么意外；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向美国记者维特克(Roxane Witke)讲述自己的生平经历，竟然说自己是沈从文的“学生”，还说沈从文对她非常友好，他的妹妹“沈楚之”经常邀请她到家里去，她的文学才华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提高她的写作水平，沈从文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等等。
[10]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外甥田纪伦把维特克写的江青传记《红都女皇》中涉及沈从文的文字抄录给他，他在摘录的文字下写了一段话，最后几句是：“记者既在山东住过，且据近人在美出版谈及我的专著中说及我曾在青岛大学教过书，江又曾在那里作过小职员，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14；492)

一九六七年五月，沈虎雏来北京出差，住了大约四个月。两个老人能看到儿子，欣慰自不待言。儿子说到一家人在自贡的经历，其中有让沈从文对儿媳大为感动的事，他立即给张之佩写信，言语郑重：“虎虎来到后，过两天即回来看看，我们高兴可想而知。内中说到的故事经过种种，说你当虎虎等在会上被宣布为‘反革命’时，你竟能坚持不曾下泪，我们对你感到钦佩，能坚持真理，有信心，也有勇气承担不幸；特别是想到虎虎等被捉去以后，你带着红红过那廿天，是不容易的事!是应当向你表示钦敬以外深深感谢的。”(22；43)

《人民文学》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停刊，中国作家协会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创办了《文学战报》，张兆和“每星期必下厂校对，星期五到星期天则上街卖报”(22；44)，她“还是有各种业务性的忙，挤在大卡车，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一去即半天，摇摇晃晃一二小时，总不免会要腰疼一二天”。(22；36)

家里来往的朋友很少，朋友们也大多自身难保。譬如老友朱光潜，“世嘉父亲经常在万人会上斗批，还不在乎”，这种心态让沈从文自愧不如，他说自己经过二十来人的小会一嚷之后，“即永远感到恐怖”(22；79)。时常走动的不过几家亲戚，如张兆和二姐张允和一家，形势不紧张、有空闲的时候，两对老人十天半月会见见面。沈从文的连襟周耀平，笔名周有光，语言文字学家，任职于文字改革委员会，“文革”一来自然也要挨整，一九六七年发现有慢性肝病，需要长时间休养才可望好转；他也像沈从文一样，算“专家权威”，问题没有“当权派”严重，但仍然必须经受“斗、批、改”的折腾。周有光博学，沈从文谑称他为“周百科”，他听说，“新华书店除主席著作，另外只有卅几十种小书可买，内中居然还有百科作的文字改革，大致是当技术书看待而保存下来”。(22；59)可是沈从文自己，“运动一来，工具书一处理，稿件卡片一毁失，近廿年为新社会十分耐烦热心搞的准备工作，却在短短几天中，就毁去了。当时曾一再向人说，不要毁，这是国家财产，再花多钱，或派人学十年八年，不可能赶上的。话听不进去，还是散失了。除了保存在脑子中一些线索纲目，具体材料，差不多全完了。除了我自己，没有一个人明白，毁的正是照主席《实践论》方法从十万八万文物中积累而来的!” (22；86)

可怜这个老人的苦心：专案组在查抄的手稿中找出一篇他一九六五年写的研究论文《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看不懂，就勒令他交代这是什么性质的文章；沈从文在专案组编号签条上写了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有用　盼望莫毁去”。
[11]

二、“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

沈虎雏撰《沈从文年表简编》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写得比较简括：“全年在写检查、打扫厕所、集中学习、盼望‘解放’和想念孙女中度过。”
[12] “文革”初期阶段的狂暴过去之后，这一年沈从文灾难中的生活相对平静。“原本听说除党内当权派，外即知分是主要打击对象”；但在中央高层诸多大人物被揪出来之后，连“三家村”中吴晗也成了小角色，“教授专家权威相形之下，自然更不足道了。所以到分别斗批改时，或不至于去年那么兴奋”。另一方面，沈从文观察到，“大家都相当疲累了”。(22；31)十月，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说到一些熟人的近况，“文化部门的文化秀才，凡和三家村、阎王殿无多联系的一般专家权威，多在逐渐解放中，例如文学所的李健吾，卞之琳，北大林蓉的父亲林庚，都已得到解放。且闻俞平伯和冯至，也在解放讨论中”。(22；61)“三家村”一开始指的是共用笔名吴南星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写《三家村札记》的吴晗、马南邨(邓拓)、廖沫沙，“文革”中常常转用来指原北京市委；“阎王殿”指原中宣部—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三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沈从文自忖与这样的领导机关没有关系，觉得自己也可能会从“黑帮”中“解放”出来。不过，具体到历史博物馆的情况，“解放”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历史博物馆被监管的有五个人，其中正副馆长三个、主任一个，是“党内当权派”，还有一个“专家权威”，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心里明白，“总得要个非党对立面，好教育青年，所以应放一时不会放”。(22；66)

十月，两个造反派监管五个“黑帮”分子组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计划学习两个月，通过检查和批评之后，可望得到“解放”。但学了一个月忽然又停顿下来，因为十一月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张旗鼓地提出之后，随即全国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查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反、坏、右分子。这样一来，“解放”就更无望了。

“解放”或者“不解放”，对沈从文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了。“不解放”就是这个样子，“解放”了又能怎么样？该怎么活着，还得怎么活下去。十二月二十五日，沈从文给沈虎雏、张之佩的信里说到他和张兆和的生活，“大哥经常买了些新唱片回来，也有用民歌配语录作得很好的。一般我和妈妈晚上听两三张，搭一张老肖、老悲的”。(22；83)

这就是沈从文，没被“解放”的一个老人，一九六七年的夜晚，他还要听肖邦和贝多芬。

三、“白日惊沙迷眼前”

一九六八年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三月中旬又被抄家，八月还来查抄。一个小家前前后后抄了八次，实在抄无可抄了，以后再也没有抄过。抄家未必能够发现新的罪证，但给沈从文心理上的伤害是深重的，尽管他表现得足够冷静。在三月的抄家之后，他给沈虎雏写信，虽然只字未提抄家，但精神上的紧张症候显然与这样的事情有关：“不大健全神经，一到失眠，即不免会有些错觉产生(近于神经分裂症的前期征兆)。有时上街见生人即害怕，小孩子在院中叫嚷也感到害怕，甚至于妈妈说话也害怕。心里空虚软弱之至。也希望天气转暖，会随同好转。生活过于枯寂，可能大有关系。近一二月来，除了梅溪隔日来为打打针，只晓平表哥隔星期或来看看，别的熟人均少见到了。因为各人都忙着学习。我隔二三天才上一次街，办办吃的。”(22；123—124)

张梅溪为沈从文注射碘剂，从去年十月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他下放湖北离开北京为止，为的是软化血管和溶解心血管沉积物。沈从文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九月份，他甚至觉得，身体即便能维持一阵，“也怕还是过不了明年”(22；137)。

五月给沈虎雏的信里说：“家中生活，也起了些应有变化。存款全已上缴，我从六月起，只能领一点生活费数目恐只一二十元，这是极其合理的事。家中主要得靠妈妈那点收入了，所以生活极端简化是必要的。”(22；135)

形势千变万化，武斗、派系、“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等等等等，“日报刊载的有关文运事件，有部分又已经看不懂”。“无从估计明天。因为全局似只中央文革懂”。(22；114， 113)在时局不定的茫然中，个人想做的事也不能做，枯寂苦痛中也就格外牵挂远在自贡的儿子一家，为儿子担心，想念孙女，于是写了很多信，还多次提醒儿子一周写一封信说说他们的生活，写写孙女的情况让疲于工作的奶奶放松、高兴一下。五月他还写了几首诗，或怀念昆明乡下自然风物，或议论国际政治时事，还有一首自省亦复自嘲的《箴“我”》：

思想陈腐脑筋旧，

闭门思过改造难。

临池长怀春冰戒，

举足难忘八节滩。

南国风物缠梦寐，

白日惊沙迷眼前。

斗“私”忘“我”除“怕”字，

反复勤读老三篇。　(15；330)

沈从文看不懂大局，却注意到一些现象，比如，从三月初许广平去世之后，“用‘作家’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似乎只剩下一个郭沫若。就只那么一个人”。(22；115)这一年遭迫害致死的作家倒可以列一长串名字：彭柏山、司马文森、海默、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转过年来还有陈翔鹤、吴晗……对比起来，沈从文有时会说，“馆中对我也够好了”。(22；93)

海外却有传言，把沈从文也列于死者名单。六月九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署名“井心”的文章，说沈从文被迫害致死。梁实秋见到这个消息，写《忆沈从文》一文悼念，但当时并未发表；一九七四年台北志文出版社出版梁实秋的《看云集》，才收了这篇文章，文末加了一九七三年在西雅图补写的一个说明：“此文写过，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故未发表。读聂华苓女士作《沈从文评传》(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纽约Twayne Pubishers出版)，果然好像从文尚在人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
[13]

八月，沈从文写申辩材料《用常识破传统迷信》。国庆节期间，照例被集中到博物馆住宿。

十二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历史博物馆，把全馆人员集中到馆里睡地铺，进行揭发批判，除了馆里的领导，沈从文、史树青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也划归牛鬼蛇神的“牛棚”。红卫兵封存的资料，由大联委全部移交给工军宣队，但专案组依然进行工作。“工军宣队还拿了沈先生的小说《边城》，要专案调查小组研究如何组织批判，但小说《边城》根本找不出可批判的问题。对沈先生的批斗会，开过一次，是和批斗副馆长任行健、韩寿萱、陈列部主任王镜如一起开的，共用一个上午的时间。”
[14] 副馆长陈乔回忆过这个时期的生活：“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那段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住址的卡片。”
[15]

就是在十二月，他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诉材料，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份理解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文件，其中不仅叙述了他十八年来的特殊经历和遭遇，更试图说明他选择文物研究的事业性抱负，说明他个人实践的研究方法，说明他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很显然，他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的理解。材料写到末尾，他一直压抑着的愤怒和不平，化为伤感，无法不多少流露出一些来：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27；255)

这一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安东尼·普林斯(Anthony J. Prince)完成论文《沈从文的生活与著作》，并获博士学位。这是最早研究沈从文的博士论文。此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六年Lillian Chen Ming Chu的硕士论文，介绍并部分翻译了《长河》。

四、“解放”

一九六九年春，沈从文写申诉材料《陈述检讨到或不到处》；四月，按专案组指定，写交代材料《外调出版总署编图录经过》：“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左右，在人民大学教书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来馆参观陈列，馆中派我作说明。每天只参观二三橱柜，询问得极详细。前后约看卅天才完毕。……后来不久，就调我去出版总署，参加《中国历史文物图谱》工作。……听金灿然说，系由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建议，就历博陈列编一图录，专供苏联中学历史教员和史学系大学生看。”此书名称未确定，有时也叫《中国历史图谱》，工作开始的时间应是一九五五年，沈从文是编委之一，并分工作文物说明。但因各编委意见不一，特别是有人“对历史提法要求高”—要求引证马列经典论述的隐晦说法，“动不动就和金、和我发生争执”，“反右”时工作停顿。后来又改组编委，但工作还是难以统一顺利进行，“这图录大致只能中途搁下”。(27；265—266)

六月，沈从文写了获得“解放”前的最后一份检查。这份材料以《最后检查》为题收入《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在沈从文历来所有检查稿中，这一份最接近于当时通行的“格式”，而他以往的检查，“形式”上都不怎么像检查，更不要说内容。

检查先写“最高指示”，抄了四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抬头称呼是：“首都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位领导，历史博物馆大联委和革命战士”；

下面是四个部分：一、“我的简历”；二、“我在廿年文学创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三、“我近廿年在文物工作中所犯的过错或罪行”；四、“经过三年学习，对我过去错误或罪行的分析认识，和此后努力方向”；

最后，分三行写三个“万岁”口号：“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27；267—280)

今天看来如此荒诞怪异的形式，“文革”中却成为人人不得不遵守的“金科玉律”。曾经被称为“文体家”的沈从文，垂暮之年终于也在逼迫之下实践了一次这样的“文体”。

沈从文六月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团结会上宣布的，手续似乎比所有熟人简单许多。主要原因，可能是近四十年里，前廿年并未依靠过国民党，而后廿年又未依附阎王殿。所以运动中大风雨，如巴金等三五万人电视大斗争批判，如老舍等另一形式斗争均未经过。若三五百人一冲我早死了……”(22；162)“我的定案过程特别简单，主要只说‘写了六七十本黄色小说，编过反动《战国策》刊物，思想反动。但在政治问题上并未发现什么。(是思想认识世界观未得到根本改造，是人民内部矛盾。)’……从此以后若在什么文件提及历史，大致就有称为‘反动黄色小说家’可能。”(22；158)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是应该庆幸的吧？老友徐盈和子冈夫妇的儿子徐城北从新疆建设兵团写信来请教写短篇，沈从文泼了冷水：“这工作我认为最好是不要希望过大，免得将来失望。以我为例，那么踏踏实实学了三十年，结果却是完全失败。”(22；159)内弟张宗和，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写信告诉擅长书法的沈从文说自己在写字，沈从文用了几乎是严厉的语气劝诫：“写字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你怎么经过那么大社会变化，还不明白自己宜如何自处？”(22；164)

五、告别

八月，小孙女红红跟着母亲张之佩从自贡来北京探亲，住了一个月，让两个老人高兴和热闹了一阵。但紧接着九月初，就得到通知，张兆和月内将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对沈从文是很大的打击。这一分别，“是否还能见到，即不得而知了”。他给张宗和写信说，“长日心痛，心脏硬化、胀大、劳损，行动有时已感困难，稍不小心，报废将是一二十分钟事。月来事实上是在恶化中。……是否能过今年，即毫无把握。……三姐一走，我的狼狈可想而知”。(22；163)张兆和是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与作协同事一起走的，沈从文的血压高和心脏病已经不允许他到车站送行，当晚沈龙朱留在家里陪他住，沈从文为这一天写简短日记，说大儿子“特别请假一天，似数年来第一次请事假”。(22；171)

国庆节到了，沈从文过得倒还不错。“二号二姊邀去看看百科，吃吃鱼，三号梅溪邀去吃了一顿，小尖鼻处又送了点鸭子来，所以这四五天，不办什么，也就过节了。” (22；172)同院里的两个大妈有些担心会忽然出事故，嘱咐沈龙朱多回来照料照料，本来只在周末回家的沈龙朱现在要多跑几个来回。

不知道是不是来日无多的紧迫感驱使，这几年除了去单位就很少出门上街的沈从文，大冬天里，竟然在一周内拖着多病的身体，去看望了三个老人：

“一是董秋斯，三年运动中无问题，近忽闻和几个老同学事有些牵缠，在受审查中不免更见衰老。”(22；174)董秋斯比沈从文大三岁，沈从文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两人就相识，友谊延续终生。沈家保存了一封董秋斯一九二四年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会喝酒不？我们应当齐入酒之宇宙。十天以后，放了寒假，我打算备个小东，请你喝两碗白干，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后来他们就在燕大宿舍里聊了三天三夜。沈从文见了董秋斯夫妇，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
[16] 两个多月后，十二月三十一日，董秋斯去世。

“二是田老师，十多年未去看过他，去看看，才知惟一年近八十老师母在家，过的真是风烛残年日子，田老师已去医院许久(我估计或早已故去)，无音息。”(22；174)田老师是沈从文小学时的老师田名瑜，字个石，南社诗人，书法家。一九六二年沈从文作《题〈寄庑图〉后》，叙述和老师的因缘：上学时沈从文是个顽童，“惟对个石先生”，既有些害怕，又感到“别具一种吸引力量，因之印象甚深，上课时堂上格外安静，从不捣乱，在当时实稀有少见。……解放后，机缘凑巧，同寓北京，先生任职中央文史馆，居住北海静心斋内，始得常相过从”。(15；423—425)田名瑜一九八一年逝世于甘肃。

“三即林师母，还精神甚好。”(22；174)林师母即林宰平夫人沈兆芝。

这种看望其实多是告别的意思，向与自己过去生命中种种密切关联的人事经验告别。接下来的一周，他跑的地方就是医院了。十月十三日，他写信告诉张兆和：“我血压不大稳定，一度破纪录到二百四十。因此三天中跑了三个医院，有的折腾到五小时，经过心电、透视等等检查，都肯定心脏肥大损伤(或说丰满)，供血情况不良。只能休息，防止进一步发展。能保现状就是好事。一时或不会心肌梗塞(已回到二百一十)。去和工宣队长商量，还是同意医院建议，让我再休息二星期看。”(22；177)

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与“美帝”、“苏修”的对峙斗争，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民“备战”的气氛，全国大中城市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北京疏散和下放的人越来越多，以致连捆扎行李的草绳都很难买。十月二十五日，周有光来沈从文家，连襟俩吃了顿晚饭。他是来道别的：虽然患有青光眼、肾病、尿血，他还是要被下放，远去宁夏贺兰山口的平罗。十一月三日，周有光离开北京。

六、“连根拔除”

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于九月三十日合并，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并成立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一日，专案组一个军代表将抄家时没收审查的部分物品还给沈从文，计有：私人照片、文物研究手稿、工作记事本。其中文物研究手稿量最大，包括《服饰资料》改正稿，“感谢专案组为分门别类，编定号码，一包一包整理得清清楚楚……负责人之一问我，‘你怎么写了那么多？’我笑笑。……但是一看面前大包小包文稿，我却发了愁”。他发愁的是这些自己二十年工作积累的东西，恐怕不可能整理出来给后来者用了。“还有大量卡片却毁去了，有些材料是我自己感到无意义而毁去的。”(22；200—202)

他还被告知，不发还的材料，包括书信、自存文学作品样书、文学手稿等，将由馆中“代为消毒”。“至于信件、作品，一律由馆中处理，我同意，不说什么。本想把英、日译文本还我留个纪念，也不说了。……这一处理，也可说把日前还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连根拔除。”(22；202)

当时的情景，沈从文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一个军管会的‘文化干部’，廿一二白白脸小伙子，却装模作样把我叫去，说是‘一切黄色作品，代为消毒。无害的，你自己拿走!’见我沉默不语，便做成严肃神气说：‘你以为我没有文化吗？不服吗？’这倒真是我从来还不考虑到一个问题。……他大致误认为我是什么高知，才这么缺少自信，因此我忙说：‘你比我高明多了，政治水平、思想水平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还算不得白专，卅年前写了这些黄色有毒东西，多亏得一一指出，你处理那会有错？’我赶忙把还我的一份破书乱稿，塞到预先准备的一个麻布口袋里，拖拖跌跌下了楼。既提不上公共汽车，因此约费了二小时，才拖到了我那个值得纪念的小住处……”(26；234—235)

退还的照片，沈从文“拟贴三个薄本子，分给大弟小弟，留一份”。

他还从退还的笔记本中，找到一本张兆和一九二六年写的杂记，他跟妻子说，“我和大弟看过后，以为极有意思。因为这是差不多半世纪以前，流行了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前后事。……记事中文学味十足，且多客观描写，不知为什么，后来(一直到最近信中)反而把这份长处全消失了”。(22；202)清理文稿时，他又发现张兆和四十年前收藏的小洋娃画片四五种，“我已转寄之佩，托‘红红保管’。她一定和你当时一样看得十分珍重，不会遗失的”。(22；218)

照片、画片有所托容易，自己这个人如何处置，却是个绝大的难题。本来像他这样的“老、弱、病、残”，有传言说可以不动，十一月二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还说，“我盲目估计，今冬我或不至在匆促中上路”。(22；202)没过几天馆革委会就来问他的意见了。他真是手足无措。最理想的是争取留下，生活上有大儿子可以依靠，有限的精力还可以把杂文物研究搞一点是一点。去外地则只好到自贡投靠二儿子，但地方派系斗争还在持续，未必去得成。或者干脆不考虑生活去成都，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想着研究蜀锦，或可为蜀锦改良起点作用。实在不行就去咸宁，那里气候的湿和热，明显不利于高血压心脏病，他恐怕难以适应。

十一月十七日，博物馆召开老、弱、病职工下干校动员会，十八日决定十八人限月底离京，去咸宁。二十日，沈从文告诉张兆和这一消息，“时间如此匆促，心不免乱些”。“两夜未睡，心中不免有些难过”(22；232， 233)。

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17]

沈龙朱、沈朝慧、刘焕章等几个人给他整理行李，按通知要求一切能带走的全带走，饮食用具全带，必带，因为到了那里买不起，也买不到。更因为，此次一走，不能再做回来的打算，户口随之迁走，也即“连根拔除”的意思—“大致将老死新地”(22；234)。二十六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这是廿六下午八时，房中情形你不易设想。因为托运破烂大小十八件……”(22；236)

沈从文做了最坏的打算，和沈龙朱深谈两夜，把自己一生种种，详细如实告诉了儿子。

二十八日，革命历史博物馆开会欢送下放职工；三十日，沈从文由请了几天假的大儿子陪着登上了火车，前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动员会的时候要下放的十八家，到欢送会前就剩了五家；等沈从文上了车，才发现，其实只有三家。

车上座位已经为人坐满，沈从文和儿子只能坐在车厢地面上，一路颠簸而行。

第十二章 湖北干校：迁移无定中“麻醉”痛苦、抵抗愚蠢

一、452高地

沈从文和另外两户老弱病职工到达咸宁干校接待站之后，才得知“榜上无名”，这里根本就不知道要接收他们。但户口都迁出了北京，想回也回不去了。“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既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运行李卡车，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院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27；451)

临时栖身之处叫452高地，是干校的中心，匆匆造起来的建筑，有大会堂和校部，文化部、故宫、图书馆等单位的宿舍在这里。作息时间统一，“早六点半听军号起床，九点半熄灯，早上学习一点钟，晚上读报一点钟”。沈从文因为是借住的，一时也没有什么任务分派，“白天我去大湖堤边拾干苇引火，或在大路旁推土机经过处拾干竹根，供同住引火用”。离452高地约五六里外，是干校的“向阳区”，文联、作协系统和商务、中华等出版单位集中于此，工作是搞基建，张兆和在连队的挖沙子组，劳动强度大，时间也紧张，只能瞅空来看看沈从文，徒步来回十多里，停留时间不过几十分钟。沈从文“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22；238)

一九七〇年元旦前后，沈从文被安排看守菜园。十余年之后他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后记，叙述了这一短暂时期的生活；但书印行时他把后记做了大幅压缩，删去的大量文字里，就有下面一段：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小板凳，去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前村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使我觉得最有意思，还是熟习宋瓷的老姚，先来半年，已成了一个捕蛇专家。房中各处都是长达二米的蛇皮，且有意把它作成种种生活姿态，沿墙附壁，十分生动。另一收集文物字画老贾，却利用湖边路坎细小竹枝，编成许多箩篮筐匣，精美程度，都超过市场上宾馆中展出的工艺品甚多。对我说来，倒真像是六十年前老军务回营归队，丝毫不感到什么委曲生疏，反而学习了不少新知识。我明白，这是在国内正在进行的一种离奇“教育”。有百十万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各在相似或更困难情形下，享受这种特别待遇，度过每一天。内中既还有参加长征老革命，也还有各部副部长，或什么委员，以及各种雄心勃勃姚登山式“革命闯将”，和前不多久尚在天安门上雄赳赳的“革命英雄”，一过了时，就“一锅端”共同来到这地方受新的“教育”。想起这正是“亚细亚式”迫害狂历史传统模式的重演，进一步理解《阮籍传》中“有忧生之嗟”含意，个人倒反而更十分渺小，觉得“浑浑噩噩随遇而安”为合理省事了。来到这地方生产劳动，名为“改造”，改造什么？向军管领导询问，也说不明白。一面学习“老三篇”，不少人还能开口背诵如流。但问及内中有一条说到“老弱病残不下放”是什么意思时，我这年近七十，血压经常已二百过头的老病号，学习班长既兼作医生，且明白是由于“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而起，却相当幽默的回答我：“既来之，则安之，不妨事。”……如此这般过了一个新年。(27；451—452)

二、迁移双溪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沈从文正在菜秧地值班，有个人来通知他，限二小时内迁移住处，到双溪区另作安排。他匆匆忙忙赶回宿舍，行李已经被搬到了大卡车上。张兆和在五里外大湖边劳动，沈从文想赶去告诉一声，已经来不及。幸亏故宫的老贾，赶去报信，等张兆和赶到，“说不到十句话，只告知去处名叫双溪，离这五十里多点点”，就被催上了车。

“在车中我想到古代充军似乎比较从容，以苏东坡谪海南，还能在赣州和当时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后移黄州，也能邀来客两次游赤壁，写成著名于世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的浪淘沙曲子。”(27；452—453)

三个老弱病，连同家属共六人，十一点到了双溪目的地，两个多月前那梦魇般的经历又重复出现了：这边指挥部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来。到现在就非常清楚了，他们这几个没有多大劳动力的人，实质上被看成“麻烦”，那边硬“推”给了这边。吃过午饭，十连连长和负责这里的领导商量了一个小时后，接收了他们，找了个地方让他们暂时安顿：行李放在指挥部的仓库里，人住到区革委会楼上一间大的空房，稻草堆中摊开被盖，三家中间用草席临时隔开。吃饭到附近采煤连大厨房吃大锅饭。

这一番折腾，让沈从文的血压高到二百三十到二百五十，低压一百三十，有几次轻微发昏经历。同行组长张同志建议他住院，医院也同意，但沈从文考虑到住院后每天还得到区里大厨房取饭、取水，这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困难，就拖延着没有立即去。二十日他写信给张兆和：“张同志怕我突然出事故，曾说过是否调你来好些？同是工作，这里也有的是杂活可做。你也可以把考虑到和你的打量告给我。我想到的是你和五连同志共事已十多年，‘千生不如一熟’，……大家明白你体力受年龄限制，分派工作，即能比较实事求是。这里大家陌生，工作若一律拉平，你怕担负不下。所以我还主观的想，与其让你来一陌生群众中为难，还不如再过半年下去，到你们可分配房子时，我作为你家属，请求来向阳，同分苦乐，好一些。”他已经考虑过自己“万一忽然完事”之后的事了：“到时要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小弟有了治家五年经验，并且有个家，明白什么需要就拿走，用不着的，就分散给同事中较困难的。你能留在五连，我相信同志们对你一定会能照顾，生活得上好。若另一时退休，请求过虎虎处，也一定好办。因为那虽属三线，事实上他许多同事在京家属，还是向那边疏散，并无别的地方可去的。”(22；249—250)

二十五日，他信里告诉张兆和，这里医生劝他去作细致检查，“因为过去心电图表示左心室肥大，这次右心室似乎也不大好。心脏向左移位，益显明”。“我就医事，已得这里医院证明，另写一报告，上高地指挥部，还未得到批准。也许只能在咸宁县里检查，或住院。也许不批准。”(22；252， 253)

二十八日，三户再次迁移，搬到了约一里外小山坡上的一所小学校里。沈从文住一间房，屋顶漏雨，房中潮湿。“因无电灯，又舍不得用清油和洋烛(买不到灯)，只好从六点到明早七点，在黑中闷坐痴睡度过。也是一种锻炼。对我说来，可能也有好处。一日三顿，早上用一饼度过(加点糖水)，中上去打饭，或多取二两，或一馒头，晚上即不再出门，泡泡水饭，用豆豉酱和一个鸡蛋(盐水煮，不限量)对付。”(22；264)几天过后，移过来几把条凳椅子，糊好门窗缝隙，张同志又用浆糊瓶给做了个简易油灯，住处就初步像个“家”了。每天去一里外大厨房取饭打水，对沈从文来说是过“小关”，因此一瓶开水就用得很节省，有时脸也就不洗了；夜晚黑灯瞎火走大半里上厕所，就更是负担。四月二日给张兆和信中描述了这么一个情形：“昨晚上模范茅房，半路得上下一二尺高坎，两脚半，失了一脚，来个仰天翻倒，幸好是带点‘溜’的姿势，只是后半身在泥浆中蘸了一下罢了。若作‘马打滚’，就未免狼狈。怕的是‘雷兼雨’或‘雨中雷’，走一里路不大稳。”(22；283)

四月初，北京一路带来的那些大小行李，从区革委会仓库全部搬进了住处。过了些日子，沈朝慧寄来一个小煤油炉，这可大有用处：陈饭剩菜能够热一热了；还能烧水，天晴从水塘里提桶水，天雨从屋檐下接些水。

四月十八日，沈云麓在家乡病逝。沈从文最后的信和新写的诗寄到时，大哥已经入土三日，就在坟前焚烧了。

三、文化史与诗

困于重病，不能做事，对沈从文来说是很痛苦的，他常常说人生百年长勤，可是这种情境之下，他又能做什么呢？枯寂长日，他又拾起了旧体诗。这似乎是他找到的唯一还能做的事。他说：“写诗只在百十字中琢磨，头脑负担轻，甚至于有时还可收‘简化头脑’效果。” (22；281)他写干校生活，写日常见闻，写政治时事，今天读来，会觉得大多不怎么好，特别是其中的时代色彩，有时不免显得刺眼；不过，也正是这些合乎时代形势的诗句，起到了“简化头脑”的效果—顺着潮流说话和表达，头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那么，从这些诗来看，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沈从文被“改造”好了？沈从文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表达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简化头脑”的体会，也只有一贯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形式、头脑负担过重的人，才更能敏感得到。沈从文确实试图“简化”一下自己的头脑，但沈从文还是那个沈从文，要“简化”也不容易。这一时期的诗里有一首《自检》，题记“二月廿七双溪　阴雨　在零度下”，全诗如下：

身是“乾坤一腐儒”，

略闻大道心转虚。

七十白发如丝素，

卌载独战真大愚。

行莫离群错较少，

手难释卷人易痴。

“独木桥”废何足惜!

“阳关道”直行若飞。

“捕虎逐鹿臣老矣”，

“坐策国事”实无知。

屈贾文章失光彩，

连旬阴雨眼模糊。

试从实践证真理，

深愧“乾坤一腐儒”!　(15；349—350)

看起来从头到尾都是对自己的否定，但说自己是“腐儒”，说自己“愚”、“痴”，说自己走的“独木桥”现在被“废”了没有什么可惜，如此等等，不过是自嘲—深重、悲哀的自嘲。

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消息从收音机传来后不久，附近村子里就响起了锣鼓声。沈从文有感于创造力量的惊人成就，五月写了一首《红卫星上天》，五言，一千一百多字。单看标题容易把它误会成时事诗，其实重点在叙述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六月十八日他抄了一份寄给张兆和，说：“用红卫星上天消息，引起历史联想，从作曲法得到一点启发，当作史诗加以处理的。”“等于把馆中一万六千米陈列，压缩到千字中，处理得还有层次条理，能把握大处。从群众要求说，可能深了些。因为用千把字来概括百万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发展中的艰巨和复杂斗争，求文字用得有分寸，又能通俗，不可免容易顾此失彼。”一九七二年他又把这首长诗抄赠程应镠，说这“等于一个‘说明员’的考卷，是否及格，心中有数，不必待新学台来决定也”。(15；366， 367)

对沈从文来说，这首诗的写作开启了一个试探性的方向：以旧体诗的形式来展现历史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诗，不仅是被压抑的文学创作才能的转化形式，同时也是被迫中断的历史文化史研究的变体和替代形式—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即博物馆“说明员”的“考卷”。沈从文对这一类诗的写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干校时期写出了《读秦本纪》、《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商代劳动文化中“来源”及影响试探—就武官村大墓陈列》、《西周及东周—上层文化之形成》、《书少虞剑》等，以诗写史，为“文”亦为“学”。

以《文字书法发展》为例，五言，长达近八百句，附有大量注释文字，可视为一部文字、书法简史，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存在争议性。这首诗初成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后来不断修改补充，章草行草部分又曾改写为《叙书法进展》而单独成篇。诗初稿后有跋语：“乡居独处，因常用八分钱毛笔，就一破碟蘸墨汁作书。适为一邻居小医生偶尔见到，以为所用‘文房四宝’如此马虎，那宜写字？事实上在他人不易设想情形下，采用这个办法，作为他日过考‘说明员’准备，试写文化史诗已到十多首。因此启发，复试就‘文房四宝’各自历史和文字发展历史，及彼此相互关系，概括成五言诗一首。……有关字体及纸墨笔砚种种，平时并无研究，只是就接触到的实物知识，和通史陈列所得常识而言。正因为一切从‘常识’出发，和专家的专门知识，必不尽相同。对个人实极其有意义。……特别是在目前环境，无一本书可得情形下，凡事全凭回忆，不许临时翻书，欲作‘齐人’，亦无可逃，仍能凑合完篇，值得纪念。”(15；393)

因《文字书法发展》长诗，沈从文和下放干校的中山大学教授、书法家、古文字学家马国权，交流、讨论起文字、书法的学术问题，两人书信往还不断，从一九七一年一月到五月，沈从文长信达十封。其中说到一个笑话：几十年前沈从文给一个熟人书章草长条贴壁间，为刘半农所见，“执意肯定为明人书，后方悉系弟戏作，大笑一阵而散”。(22；463)

四、请求和答复，暴雨袭击下的屋子

迫于环境无从继续的杂文物研究，以旧体诗阐发文化史的形式得到略微的“补偿”；这种“补偿”显然是不够的，它非但不能全部转化研究的愿望，反而使得这种愿望愈发强烈。与此同时，沈从文却从博物馆下放到咸宁的第二批职工口中，得知自己已经被划为“编余”人员。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他写信给张兆和说：“……间接得知已是‘编余’人员。这是下来前并不明白，到后也不知道的。”这让他很受挫伤；然而，“我即或已成编余人员，总不免还妄想近廿年学的种种，还有机会应用得上”。他相信自己二十年来积累的东西，“还对馆中有用，对改陈有用，对文化史的编写，工艺史和其他几种专史教材通通有用”。(22；312， 313， 314)他把带来的文稿取出来一一重看，总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整理成各个专题，留下来给后人；他还打算把二十万字的服饰资料文稿再重新抄写整理一份，但天时不时下雨，屋子到处漏，得用大大小小的盆子承接，他担心雨水损毁了稿件，就完全凭记忆把想到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来备忘。

七月中旬，急切希望恢复文物工作的心情，促使沈从文给博物馆革委会委员王镜如写了一封信；二十日，又给另一位革委会委员高岚写了一封约一万字的长信，几天后又改成略短的第二稿。他深感来日无多，在干校什么也不能干，这样“消极的坐以待毙，不是办法”，因此提出：“我要求极小，只是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 (22；335)这两封信他都是让沈龙朱看过之后转寄，沈龙朱转寄了第一封信之后，还专门去和王镜如谈了一次，谈话的结果使沈龙朱觉得第二封信没有必要再转寄，就自己留存下来。沈龙朱向沈从文转告了谈话的意思，其中最主要的是：干校组织和北京馆内没有直接领导关系，除非真正工作急需的人，才能申请调回；目前博物馆还是主要在搞运动，“改陈”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而沈从文自以为有重要价值的文稿材料，革委会领导劝告，“你的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不能把它们全看成是‘方法全新的’‘唯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8]

这样的答复给沈从文的打击可想而知。其实这本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只是沈从文盼望工作的愿望太过迫切，他念念不忘二十年心血所寄的研究材料，反反复复唠叨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却忘了那是前不久被查抄了去又发还的，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

潮湿的屋子发霉，如同霉窖；夏季一来，太阳暴晒，又如蒸笼，房间里气温会高达四十度。八月四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话：“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22；350)倘若不是身体坚持不了，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十五日，张兆和请假，早上搭车到咸宁县城，下午从县城搭车来双溪，照料了沈从文十天，她自己也借此从长期体力透支的劳动中得到短暂的休息。张兆和二十五日返回，半路上遇到大雷雨，受阻在咸宁县城，二十八日才回到向阳区连队。

暴雨来袭，沈从文住处积水，要用盆从房中往外倒。屋子里的地面还没有干，九月四日，大雨又来了。“房中如落倾盆大雨，一切全湿了，比桃源狼狈得多!张同志父女同为抢救也无办法。……地下简直成了河。倒了近廿盆水还不抵事，后来雨稍缓，又扫了十多盆水，柳同志父女也来了，几个人为搬了六七十块砖纵横铺在泥地上，才能走路。这些砖看来将在屋中过年了。”(22；358)过了十几天，“第三次灾难性暴风雷雨袭击，数第三次格外猛，而且正当半夜四点左右，幸好即早把一切盖上，但是由上而下不太紧张，自墙根入浸水不免过急，不到半小时一盆，我总计倒了不止四十大盆，你能想象，应当是种什么情景!如不抢救，水早已把全房灌满，还影响到张家!直到今天十二点还未止，忙得我精疲力尽。独自还搬了数十块大小砖头，把全房搭成一通道，还整天不能脱去胶鞋，在泥中料理伙食”。(22；375)第二天沈从文写诗《读贾谊传》，又写了一则日记：“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22；379)

五、“改业”之思、重病住院、申请

风雨泥泞中，沈从文诗兴不减反增，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其实这和残酷的现实有关：给博物馆革委会领导写信得到那样的答复之后，沈从文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即回到北京继续研究文物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他不甘心坐以待毙，就只能再次“改业”了。

九月十日，他给张兆和信中说：“我若已不可能再有机会恢复文物研究工作，只能从新环境条件出发，作点准备，较好使用七十以后有限生命，拿起笔来继续习作下去，亦意中事，并且也会在新路上走一段，作出点成绩。只是不宜在成败上计得失。因为比较说来，是明明白白不可能作到如过去写短篇，近廿年搞文物那么显著突出的。不过对人影响虽不大，‘自得其乐’必较多，何况还可望在这一格式中得到些较新纪录？等于在一老式车床上产生新装备!真正所谓‘古为今用’!所以也不妨寄托一点假想，即将来人就体裁谈新诗到举例时，还会有一天在新选本中、新教材中，要提到，给以适当合理估价!”(22；368)

九月十六日他写了一首《老马》，此后不断修改，到农历十月改题为《喜新晴》。写诗期间，他生活的一般情景是，“日间执雨伞在室中来回走动工作，晚上则床下一片蛙鸣，与窗外田蛙相呼应，间以身长二米之锦纹蛇咯咯鸣声，共同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15；453—454)这首诗可视为他旧体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连同跋语照抄如下：

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

老骥伏枥下，千里思绝尘，

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

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

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

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

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

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

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

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

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

亲旧远分离，天涯共此星!

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一九七〇年十月。久病新瘥，于微阳下散步，稍有客心。值七十生日，得二儿虎雏川中来信，知肾病已略有好转。云六、真一二兄故去已经月矣。半世纪中，一切学习，多由无到有，总得二兄全面支持鼓励，始能取得尺寸进展。真一兄对于旧诗鉴赏力特高，凡繁词赘语，及词不达意易致误解处，均能为一一指出得失，免触时忌。死者长已，生者实宜百年长勤，有以自勉也。后用十字作结，用慰存亡诸亲友。从文于湖北双溪丘陵高处。 (15；448—449)

云六即沈云麓；真一是田真逸，沈从文的姐夫，他欣赏沈从文的诗，但劝他不要再写了，以免惹祸。《读秦本纪》跋语有记：“真一兄临死前信中说：‘此诗甚好，但因此宜搁笔。’寄意深厚，语重心长，诚可念也。”(15；372)

九月下旬沈从文把《读秦本纪》也抄了一份给张兆和，抄写的时候，“附近不远爆破炮声连响三次后，土石纷纷下落，已把屋顶开了大小天窗数处”，“还担心再来，头上且顶了个坐垫”；“抄到‘钟鼓上闻天’和‘直上于青云’时，望到房顶那几个大小天窗真好笑。世界上那会有人想得到我是在什么具体情形下写这些诗!”他跟妻子说，在文学创作、文物研究之后，他现在做的是第三次新的试验，虽然已经不可能如前两次那么出色，但还一定搞得像个样子，他要用五言的形式，在“缩短文、白，新、旧差距”的方向上努力，“说是‘五言的尾声’，多少像是有点悲怆感。但事实大致也就是这样了”。(22；385—390)

张兆和，沈龙朱，还有几位亲友，都担心沈从文写诗可能带来意外的灾难，沈从文考虑过后决定接受他们的劝告，后来虽然断断续续仍有试作，但到底心里多了一种深忧，热忱还是控制了下来。

国庆节期间，张兆和来双溪探望，住了三天。四日，附近采煤矿来了四位故宫熟人，加上同住的老张，帮助沈从文整修住房，房外挖了排水沟，房内用土垫高，又推一车干草填塞房上通风漏雨处。十一日，家乡来了一个人看望沈从文，谈起来才知道是表弟聂清的女儿聂巧珍，聂清抗战中牺牲，遗下的孤女成了童养媳，沈从文听她诉说生活经历，联想起自己一生的挣扎，愧叹自己对家乡年轻人帮助太少。

天气冷了起来，心梗痛、头闷重也随之而来。十一月十三日夜间，沈从文腹痛剧烈，双溪卫生院初步诊断为结肠炎，治疗几天后仍不见好转；十九日搭便车到咸宁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肾结石，因心脏病久，年龄过老，不宜动手术，所以服中药治疗。张兆和赶来照料。七天后仍认为是高血压心脏病，转内科。其实是肾结石、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症。二十一日，沈从文致信干校二十三连领导，说明了自己的病情，并请转陈校部领导；十二月十一日，沈从文再次致信二十三连领导，申请准许回京治病。但没有得到答复。住院四十天之后，沈从文回到双溪。年底他写了一首《双溪大雪》，感慨老来飘零，忧惧惊心。

回来后的沈从文生活自理已经十分困难，住院治疗病暂时缓解了病情却并没有好转，“心脏间歇梗痛，从不止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七日，沈从文第三次致信二十三连领导，请求“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对于本馆今后改陈工作，能稍尽绵薄贡献……”(22；417)随信附有县医院诊断书、住院单据。但是，仍然没有答复。

二月八日，沈从文致函干校校部领导，重申回京治病请求。收信人批示“请二大队研究提出报告校部”(22；429)，但此后再无下文。

六、贫农大院的小房间和纸上的六十个展柜

因为学校要复课，沈从文的住处又将迁移。但移到哪里去，又成了问题。曾经开玩笑似的找了个前有大牛棚、左有大猪圈、旁边有公共茅房、臭气熏天、上见天光的房间，被沈从文坚决拒绝。反复周折之后，三月初，被安置到双溪村里一个贫农大院，借住一个小房间。沈从文在这里住了近半年，与农民、住户、孩子之间，建立了亲密友善的感情。

三月三十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说，“房子一经住定，一切即无所谓了”。他坐在床上，写出了万言《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初稿，“一切全凭记忆，大几百匹，甚至于过千匹马的形象，在头脑中跑来跑去，且能识别它们的时代、性能和特征，和相关文化史百十种问题。真是奇怪!平时也并不如何特别注意留心，怎么学来的？自己也说不出”。此外还写了一篇《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文革”前沈从文写过关于狮子艺术的文章，此时也是仅凭记忆另写此文。“要来的终得接受，应做的还是得争时间做下去。尽人事去谨慎处理，终能出现些奇迹。”(22；464， 466)

五月一日，沈龙朱和新婚妻子马永来咸宁探亲，先到沈从文处住了四天，又到张兆和处住了四天。沈从文对妻子说：“大弟等来双溪，我极高兴。也可说近十年来最高兴事，你定必有同感!”(22；485)沈龙朱大学没毕业就被划为“右派”，婚姻受影响，多年来成了压在一家人心里的大问题；如今三十七岁，终于结婚成家。沈从文和张兆和心里的高兴，真是难以言表。

不知道是什么机缘触发，沈从文这段时间偷偷起草以黄永玉家世为内容的小说，写了个引子，题为《来的是谁？》。这个作品在构思里应该是一个很长篇幅的东西，因为光是开篇的引子，就写了八千字。虽然只是个引子，故事情节却一波三折，人物来去更是扑朔迷离，引人好奇，是相对完整的篇章。文后有跋语：“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完成第一章引子，第四次重抄完毕于双溪见方一丈斗室中，时大雷雨过后，房中地面如洗。……”
[19]

黄永玉一九六九年冬与中央美院一些教工下放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六月收到沈从文塞在牛皮纸小信封里的小说，“情调哀凄，且富有幻想神话意味。劳动归来，晚上睡在被窝里思索老人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忽然正尔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石头记开篇也是从仙禅打头的，何况解放以后，他从未如此这般地方式的动过脑子”。他想不出为什么表叔写起了这个，只能猜测，“孤寂的身心在情感上不免回忆中求得慰藉，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
[20] —写黄永玉的家世，也即是写沈从文的外祖父一家几代，所以黄永玉才会说沈从文是如此这般“地方式”动脑子、发掘“儿时的宝藏”。
[21]

天气热了起来，沈从文在小房间里就很难受了。这个贫农大院住了二十五六个人，鸡、猪、狗、羊，约六十只；有一个天井，变成了沤肥池，正对着沈从文小房间的窗户，猪饲料是酸的，坐在房间中如坐“酸菜坛子”中；天三日晴三日雨，“床下已霉，且生长了点绿毛白毛，房中似更湿滑了些。我也多少有点像《聊斋》中人物，所以闻《聊斋》解禁，丝毫不奇怪”。(22；507)—还有心思解嘲，可见心情并不算太坏。《聊斋》解禁，指的是传闻说，近期将要解禁二十八种旧书，有《水浒》、《三国》、《红楼梦》、《聊斋》等。

沈从文本来打算写一系列文物专题文章，后来感到这样写“内容还是深了些，大了些，说明员和搞陈列的同志通消化不了”；再加上全凭记忆，相当吃力；至于引书，只能记大略出处，无从查核原书全文。所以他改变了一下方式，就博物馆的八千平方米陈列，一个一个展柜去写。他做了那么多年解说员，博物馆的陈列早已烂熟于心，“陈列内容宜去什么，加什么，如何说明它们在‘劳动文化史’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一个柜子一个场面的想去，写去。工作似乎比较省事，也切实多了。……每一事少则一页，多到十页为止”。

酷暑之中，挥汗如雨，他却觉得，“到这时节，才真正享受了过去几十年学无专门‘杂学’的好处。特别是难于设想的记忆力的运用，及联想的运用，所得到的便利处。估想即在比目前更糟的环境下，我大致还将是从容不迫，超额完成自己安排下的任务的。也真近于奇迹，学它时，只是仔细认真，却并没料想到还能分门别类记下来，在‘超孤寂’七十岁时，能一一自自然然不太费事的写出来，且肯定还十分有用的!什么熟人生人来到房中时，都异口同声说道：‘好湿，好闷!’只看到我桌上满是乱稿，完全想不到我是在就八千平方米陈列，上万件文物，用我的特别办法在开刀，真作到‘废寝忘餐’!世界上这么进行小说写作，是一点不希奇的。至于这么搞新的文物学工作，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沈从文右手指关节炎严重，甚至影响到右臂转动不自然，写字时关节疼痛，他也想到“有可能会忽然一天即失去作用，结束了五十年下笔不知自休的劳动”—“但不必发愁，”因为，“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22；520， 521， 522)

到八月份，他已经完成了六十个展柜的文稿。此外，还写了一些专题小文章的初稿，如《谈辇舆》等。

七、丹江

干校决定让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迁到丹江，那里有文化部安置处。张兆和先去丹江做了点儿准备，八月四日到双溪和沈从文安排行李，十一日两人坐机关的卡车到咸阳中转站，直到二十日下午才坐上火车，到达武昌后再换车去丹江。二十一日中午到了丹江。

文化部安置处是为老弱病人员而设的，在一个采石场的荒山沟里，大约有五百间房子，住下五百多人。沈从文和张兆和初来被安排分住，过了些日子才调到一处。他们住的一间房子，窗后靠山，十分清静，屋里东西无尘土，桌子柜子干干净净，张兆和十分满意，“以为几十年住处，或数这里最好”。(22；546)

张兆和的劳动，比起在咸宁时要轻不少，但杂事多，学习辅导、帮厨卖饭、修猪圈、搬沙运土、开小会，等等，基本上从早忙到晚。她还是蔬菜班班长，要管理菜地。沈从文因病免除劳动，但要参加学习，“因头昏重，地势高缺氧，心脏供血不良，除学习即躺下”。(22；547)他很少出门，“一出门，看到的总是手拄拐杖行动蹒跚的老朋友，和一个伤兵医院差不多。这些人日常还参加种菜、种树、搬石头任务。……《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先生，就是我和家中人到达后第二天故去的。……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间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砖刻中老农一样”。(27；455—456)

这里的生活条件似乎好了一点，至少房间是干爽的，但沈从文的身体却很糟糕。血压经常升到二百四十，心脏长日隐痛，这都算老毛病了；手脚关节炎逐渐升级，折磨得厉害，写字越来越不灵便。他满心装着一大堆杂文物，却没法展开工作，能做的事，一是继续把服饰资料的修改补充想法，写成签条备忘，像在双溪时那样；二是琢磨修改双溪时写的几首诗，冬天新写一首文化史诗《战国时代》；三是写些文物小文章，如《鼓的形象在文物中的反映》、《唐宋以来丝绸彩色加工》、《铝带问题》等。

冬季的某天，他在一张16×9厘米的小纸片上写了篇杂记《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沉痛之极。大意是说，他把自己沉浸到那些杂文物问题里面，类似于针刺麻醉，是用转移忘我的方式，来解决病痛带来的种种压力和痛苦。“世有解人，或能不以头脑发昏胡言谵语见诮。世无解人，亦已焉哉。”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凡事多近于沙上建屋，随潮必毁，毁后又复重建，仍难免毁去。”当此“改造”机会，“总还是对于四旧中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刀刀枪枪……像是有责任待尽，真是愚不可及。这些问题，即或还有些意义，也应分是‘考古专家’、‘史学权威’、‘学部委员’等等责任范围，绝不是作说明员的所宜妄参末议。我则为了减去这个240给我的具体压力，一切从说明员常识出发，还痴心妄想，以为这些点滴常识的连类并举笔记，或许在另一时能代替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考卷，得到‘说明员及格’的证明，尽可能早些回到陈列室原有那个位子上去”。(27；385—386)

十二月下旬，他在一封信里说到目前设想，希望能请假回京治病，“用一月时间，换一副假牙，买些工具书，并就新出土文物展学个十天半月。……两年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短期回去，或被调回去，或因病回去，不少人小病也回去了，唯我例外。请求的信一般也不批、不复，却在我转丹江时退还，也很奇怪。……我就不可免有在沉默中日益愚蠢趋势。因为不让我用其所长，把学习心得和具体工作结合，取得应有进展。却留在这里，学习‘发言’。……现在却无一可建议或请求处，真急人!”“我老老实实的说，人家多不懂，照大家那么说，又始终不会。这么熬下去，日益愚蠢是必然的结果……”(22；577—578)

十二月，沈虎雏来丹江探望父母，住了几天。

一九七二年一月，沈从文写《有代表性之案形》短文，完成了近万字资料性文稿《乐舞杂伎与戏剧》。

二月初，因为听说回京要总理批准，他致函周恩来，要求回京工作。

二月上旬，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张兆和陪同他，安排了他的治疗和生活后，于三月十六日返回丹江。此后，沈从文以不断向干校续假的形式留在北京，为的是能够持续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中。

沈从文在湖北五七干校前后共两年多，这一时期，他过去的作品在国外仍有研究和翻译：赫美丽(Martine Vallette-Hémery)翻译的《新与旧》出现在法国巴黎汉学研究所一九七〇年出版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文小说1918—1942》一书中；日本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七〇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第五卷有松枝茂夫翻译的《边城》、《丈夫》、《夫妇》、《会明》，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第十二卷有岩佐氏健翻译的《昆明冬景》；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L. MacDonald)以《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和主题》为题，一九七〇年完成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论文，一九七一年他翻译的《边城及其他》由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边城》、《静》、《阿金》、《黑夜》四篇小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夏志清、刘绍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收入叶维廉与夏志清合译的《白日》和《静》。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七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

第十三章 “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一、“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一九六六年被姓张的工人占去两间；剩下的这一间，下放期间又被姓王的主任借用来给儿子睡觉。沈从文回来后，王家孩子不住了，东西却还不肯搬走。四月下旬沈从文给张兆和信里说到这样的情形：“大弟去王家商量‘是否能移移床’时，王太太和大孩子明知我在床边工作十分吃力，还说‘待向馆中交涉’，即床上报纸，也不肯要孩子搬走。大弟反而十分不好意思，回来说：‘大致是已看死，非要这间房子不可意思!’我笑笑，‘好，被逐出以前，还是工作吧。到时再说。”(23；49—50)

工作，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改。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说，这本书还是要出版。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却很费踌躇。沈从文提出，可以先印图像，这样就能较快出书；他写的二十多万字的说明文稿，可以另印、缓印甚至弃而不印。不过，他希望能把说明打印十来份，“即不宜印，馆中留份材料，还是有用处。因为廿万字不会全是胡说，毫无是处!” (23；27)博物馆领导后来决定，要沈从文把文稿压缩到五万字。

沈从文就在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的房间中铺开了材料、文稿、图录、卡片，床上地下，摊得到处都是。博物馆革委会五月上旬来人协商，说为照顾他，要他搬到黄化门的一间住处。沈从文说：“若真的照顾我，那就让我原住的空一间出来，岂不省事？”来人说当时占他的房子，“是红卫兵时事，不是革委会时事。”协商无结果，即告结束。沈从文不肯搬，有几个原因：一是住在这里离医院近，离馆里近；二是沈朝慧、张梅溪住在附近，她们隔个一两天来看看他，送点吃的，洗洗衣服，帮助照料一下生活；三，“说是照顾来调整调整住处，而事实上即让出给×家”(23；74， 75)，这让沈从文在情绪上很难接受；四，从下放到回来，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沈从文被迫搬了六次家，他实在恐惧和厌恶这样惊魂不定的迁移。

沈从文一个人住，吃饭简单对付，倒也没有多大困难。“承李大妈每天必来问问。送了块豆腐，吃了四顿。又送了点用香油拌好的芫荽、芹菜，可吃四天，也极得用。”(23；15)他还得意地告诉张兆和，他在屋檐下近于露天的小厨房“发明”了一种厨艺：“我则新发明五几天炖一次瘦鸡，或去骨蹄髈，加点腐乳或咖喱，搁成冻子。煮点面，加一分钱菠菜，挖几勺肉并冻子入面中一搞，就成功了。方法省便，吃来也极合式，洗碗且十分方便。大致入夏以前将继续下去。”(23；55)有人回丹江，他甚至“托捎带了点点自作的菜”给张兆和，还说：“万一生了点绿毛，也不妨事，加加热即成。” (23；64)历史学家王忠来请他去家里吃了顿饭，他惊叹“办了足八个盘碗，鸡、鱼、皮蛋之外还有大蟹(几几乎是十多年前才吃过的)”。(23；50)

除了伏案工作，沈从文还有一项活动，就是频繁地去看出土文物展，回来一两个月，就看了十几次。不少时候是陪人看，做义务说明员，他自嘲是“职业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看，提起来就抑制不住地兴奋，如给张兆和写信说：“新材料太多，如新发现的战国大镜子上彩色人物画，十分生动完整。又西汉的一个陶器上的人物画，生动活泼，旁边还加点树木，简直有点像我画的，好笑之至，如不告人是汉代，或者还以为至多是明代人画的。还见到份错金银车器，……又还有个木雕战国尺来大的透空屏风，……”眼见新文物，他的反应完全不像是跟文物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老人，却像是一个新人，惊叹不已，而且带着强烈的去认识的热情和紧迫感：“总之，许许多多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这么在全国普遍出土，过去知识全落后了!所以我还得尽可能多学若干天……”(23；47—48)

考古所的王五月刚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回京，就收到了沈从文的信，请他来住处谈谈。夏天，沈从文写短文《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又应《文物》杂志邀约，写《长沙西汉墓出土漆器和丝绸衣物》，这是他“文革”以来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未必会用，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否能够“露面”，还是个问题；这一期间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关于长沙西汉墓出土丝织物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没有发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文革”风暴初起时藏书以七分半一公斤卖掉，现在沈从文又陆陆续续买回一些，多为文物研究所需要的工具书、资料文献和文物图录，幸亏有个中国书店内部服务处，还能买到一些旧书。

“不升天，不下地，还得好好活在人间，把近廿年所学杂艺，尽可能一一作去。外来的折腾，虽难避免，总不会影响到工作进程的。”(23；162—163)

二、“还有人记得我们啊!”

从下放地回来的人渐渐多起来。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从宁夏回来了，熟人中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何其芳等从河南回来了。王忠讲俞平伯在干校的笑话：“平伯在乡下一天搓草绳一尺二寸，工夫之细可知。带了大小枕头一箱，计二十八个，还有中空容耳的。开了大家的眼。” (23；50—51)回来之后的工作，多无从做起。周有光译书，本来要他翻译板门店的材料，后来觉得已经过时，就搁下了；倒是冰心等翻译的尼克松的材料，已经内部印行，争相传观，沈从文遇见吴文藻，吴文藻说自己也只得到一部。(23；101)

沈从文想念老朋友巴金。他从亲友处打听到，巴金满头白发还在上海郊区种菜。六月十五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窦达因来信说，巴金还在乡下。听另外人说，不大像是短期能回去再搞什么。因为上海张、姚、周均是笔杆子，有一位功勋即建立在批巴上，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格格不入大致是能想象得到的。”(23；156)

前一天，六月十四日，他一得到陈蕴珍(萧珊)的地址，就写了一封信。信里简述了自己一家八年来的经历和目前的情况，提到了萧乾夫妇、曹禺、卞诗人(之琳)、李健吾等等，还问起王道乾和当年躲在巴金家沙发后面的王道乾那个小女孩，又特意描画了陈蕴珍年轻时代的朋友汪曾祺：“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23；147—151)

巴金晚年多篇文章说起沈从文的这封信，如《随想录》里的《怀念均正兄》，如《再思录》里的《怀念从文》。《怀念从文》中叙述道，他从奉贤“五七干校”被揪回上海批斗，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对他说，从文很想知道他是否住在原处。“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晚年的巴金感念妻子入院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感念老友给妻子最后的日子带来的温暖，同时也为自己缺乏勇气而内疚：“他还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
[22]

—事实上，巴金当时或许不知道，重病中的陈蕴珍深为感动，自己给沈从文回了信。沈从文还把信转寄到丹江给张兆和看。回信日期是六月二十八日，现存陈蕴珍书信中最后一封：“收到你的信，全家都很兴奋，相传阅读。”陈蕴珍简单地告诉了家里的情况：老巴做“菜农”已经二年，女儿结了婚，儿子去安徽插队落户，还有自己：“我生的也不知是什么病，四十余天体温有时高至39°，至今尚未查出病因。……别的以后再谈。”
[23]

三、“令人痛苦”

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常常出现“令人痛苦”、“忧心忡忡”的词语，令他痛苦和忧心的，是这个社会满目疮痍、精神茫然失措的现状。他观察到，“一些有约束力又有鼓舞性的抽象名辞，经过八年的动荡，已经失去原有作用”(23；165)，“一般人在近八年动荡所得教育中，心情多消沉，对本业无责任感，或多或少都近于用一个沉默等待态度混下去。知分精神面貌更明显。谁也不明白明天事。一般都灰溜溜的，无所适从的，尽这么过下去……总的沉默形成的一种空气，是令人深深忧心的”。(23；286)青少年们不读书不做事，成天在街头打闹，“一个国家有八年中大中小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23；60)；听说大专院校要招生了，工农兵保送推荐，“路线正确，常识水平过低”，大学也只能当“补习班”办，“师生同感痛苦”(23；186)。书店装点橱窗的新书只有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精装金印的《红色娘子军》等；“全国近八亿人，至今无一文学刊物，无一艺术刊物，无一文、史、哲研究刊物……‘无知’与‘混’似在受鼓励”。(23；256)

痛心疾首的事多着呢。一九六五年九月沈从文曾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对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经卷作全面清理和保护，后来有部分经卷调存故宫。回到北京后，他听一学艺术的说，在六八年左右，他眼见大量到上方山的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或以前)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事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明刻用锦缎作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两万册……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已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23；73)

新印旧书四种，《红楼梦》销量最多，“试翻翻，不知编者是怎么个编法，把注解中具体的问题全删了，留下些不痛不痒、而且有错误的不动。编者之无知，即此一事也令人吃惊……本意还拟再为尽义务加些新注，看看，就明白为不必要了。”痛苦不堪的沈从文用想象来安慰自己：“将来或买个五十元大字影印本。为将内中所有器物，附注五几百条于书眉，还尽可能提出一系列的实物形象，房子形象，人物应有形象，另印一本书，倒也是生面别开。并且是此后将永远再不会有人来搞的事!我一生的工作，或因‘人’的疏远而将失去意义，却只有这个副产品反倒能希望附《红楼梦》而传，但果真如此，传的也绝不是在国内……”(23；129)

“处此环境百无可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边，作漫无边际思索……天真易带来不同忧患，或终比世故巧佞带来幸福为自然合理也。”(23；256)

小房桌边的工作，虽然有时候能起到“麻醉”痛苦的功效，沉浸到里面，暂时忘记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遭遇，却也常常带来新的痛苦和折磨。服饰资料文稿的压缩，似乎是件容易的事，做“指挥”的当会这么想，哪里能明白身当其冲者的种种困难。“常设想个人一百斤重，我是否改成廿五市斤，还能不能用脑子考虑问题？”(23；85—86)具体的困难在于，因为材料散失，原稿抄引举例处，很多无从审核，得凭着记忆来做；要将引述材料转成通俗语言，费力不易见好，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转成通俗的；因为文字压缩过大，就需要增加附图来补充，附图的来源、绘制，都不容易解决。折腾了一个月，把由商到汉一段，由二万六千字压缩成八千二百字左右，“不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感”。(23；132)

百般困难中，有时候沈从文不免会想，“我真正长处，那是搞点服装问题？尽责而已。”但一说到“尽责”，立即就想到，“还有不少责任待尽……”(23；138—139)

北京特种工艺品展八月初在历史博物馆预展，沈从文每天到场，和轻工业部新老主管领导、研究人员、老师傅老艺人、年青设计者广泛交流，陪亲友看展览、做说明。他的博杂和热心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明显感觉到，“我是受欢迎的‘打杂人’!”(23；232)事实上，回京几个月，来找他咨询的各地、各方面人员日渐增多，他的小家也就又兼做了“服务站”。这让他感到欣慰，在给妻子的信里说：“我想我无条件的为工艺生产作后勤零杂工，是近廿年做对了的。经过廿年考验，我的‘古为今用’已在开始取得应有回声。工作还只是开始。”(23；234)

四、改善

八月初，沈从文给沈虎雏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23；236)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莱，西南联大时期和王逊几个年轻人，与沈从文常常随兴谈笑，还两次专门到呈贡乡下看沈从文，他们都对沈从文感情很深。王逊五十年代主持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与沈从文住得近，是少数常来沈从文家走动的老友之一；但他不幸，被划成“右派”不说，更于一九六九年受迫害致死。钟开莱回国访问，打了两次电话给博物馆，“追问之下，说这个老头儿不大来的，找不到!我没见到沈先生，真是无限惆怅。”
[24]

八月二十四日，张兆和从丹江回到了北京。她已经六十二岁，办了退休。作家协会之前有人来看过沈从文的住处，眼见实在太过狭小，于是在小羊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小间房，总共十九平方米。虽说距东堂子胡同宿舍约两里，两个老人分开住不方便，但毕竟有了块“飞地”，多了个容身之处。

让沈从文觉得松了一口气的，还有一件大事：沈朝慧的户口得到了解决，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乐趣的“小尖鼻”—沈朝慧三岁半活泼好动的女儿，总算可以去掉“黑户口娃娃”的名分了。

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层五月份调整，杨振亚新任馆长。十一月初，新领导给沈从文在左家庄分配一个两间的单元房，但那里过远，进城要换一次车，到博物馆要换两次车，沈从文还想着参与博物馆的改陈工作，只好放弃。

沈从文致信博物馆领导，说明分配住房不适合。同信提出，发还查抄的信件、书籍等：“又前不多久，承馆中将个人研究室中书籍发还，初初约略一查，大都保存，只部分图录失踪。还有从我家中前后八次搜去的大量亲友私人信件，和大量已印未印个人文学作品，尚无下落。若能得领导为查询查询，照政策发还本人，十分感谢。”一说起这事沈从文就心绪难平，他很克制地只讲到第七次抄家时的一个情景：传达处工作的一个人强行拿走一部《十日谈》原插图本，属于善本珍贵书籍，“当时曾一再告他，这是李可染先生书籍，你又不懂外文，不要拿走。”

这封信奏了效，中旬馆里把残存的沈从文已印行的文学书还给了他，第二年又把残存的私人信件和文学手稿还给了他，但是，大量的书籍和信件却已经毁掉了—三年前曾有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青年，当面对他说“代为消毒”—这个情景令沈从文长期耿耿于怀。他记得大哥沈云麓为他收藏、解放后带给他的数十年往来信件中，有一大包重约六公斤，抄去后就消失了；其他的散佚损失更无从计数。

这一年，美国出版的柏芝(Cyril Birch)编《中国文学文集·第二卷　从十四世纪至今》(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2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 New York：Grove Press，1972)，收入了威廉·L. 麦克唐纳翻译的《从文自传》中的一章《一个大王》。第一本沈从文评传也出现在这一年：在台湾生活时期就偷偷阅读过沈从文作品的聂华苓，在美国用英文撰写了《沈从文评传》，由Twayne 出版社出版。

五、生活中添了些活泼气氛

一九七二年末，沈从文由流感转成肺炎，好在治疗及时，延缠一个多月，终脱困境。

一九七三年二月，老友林葆骆介绍给他一个偏方，每天中、晚各吃二十枚蚕蛹，来降低血压。这个方法出乎意料地见效，到五月，他的血压已经降到180/80 以下，不仅这个指标多少年未见，长期的头重、心脏隐痛也消失了，糖尿病也得以好转。他晚上工作到十二点，早晨五六点起床即坐到桌边，也不感到疲倦。这真是奇异的事情。

五月七日，服饰资料文稿改完，上交馆领导。此前按照要求进行的压缩，证明行不通；这次完成的改写，文字挤在一九六四年的排印稿上，篇幅约二十四万字。沈从文舒了一口气，“七十岁了还能反复廿卅次改正字句……比过去写的小说总和似乎还有分量”。 (23；331)

可是他的过去、他的小说，让人总难忘怀。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芥昱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芥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间，他听着三十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谈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芥昱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芥昱造成错觉，他以为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许芥昱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芥昱不会明白，即便这样的师生会面，在“文革”中也是被当成“外事活动”的，这还是沈从文“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外事活动”，能被允许已经是幸运了。“我是你的学生，应该到府上拜候……我希望看看老师的日常生活情形”，但沈从文不理会他的要求，没有告诉他住址。“是不是因为他为了参考材料的方便，而他所处理的东西太珍贵了，所以不想在家里接待宾客？”—显然许芥昱不明白那时候中国“外事”的规矩。但这篇会见记所描述的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沉浸与兴奋，却是鲜明而动人的：“他笑了起来，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敏感、端凝、而且带点闪烁的浅笑，就更见其开朗和坦诚了”；谈起文物，“就像一个刚蒙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一样，沈从文，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作家，脸上充满喜悦的光芒。”
[25]

从六月起，沈从文每星期一、三、五去馆里看通史陈列，一柜一柜地排着看，写各段改陈意见供有关人员参考，前后约看了四个月。《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选入了一九七三年所写的内容完整的四篇改陈材料。张兆和早几个月前就开始每周去上三个半天的班，因为《人民文学》可能复刊，她很高兴去帮点忙。

沈家四月添了人口，沈龙朱和马永生了个小女孩，起名沈帆。马永是电力系统火电站建设的技术员，长年在工地工作，春节前她从苏北清江来京待产，和沈龙朱住在小羊宜宾胡同，孩子生下两个多月后又赶回清江上班。七月沈虎雏、张之佩从自贡回来探亲，沈红也从江苏昆山姥姥家回到了北京，沈从文、张兆和盼望已久的一家三代终于相聚，生活中添了些活泼气氛。

家里一下热闹起来，住处的窘迫也更突出了，沈从文向同事陈大章发牢骚说：“东堂子一间房子里，有两个人摊地铺过夜，我爱人住羊宜宾，大孩子在那边，也必须睡在一张小小写字桌上，我请求馆中让我在原研究室住住，不回答；请求在美工室睡睡板凳，也不许可；再请求写个介绍信给附近旅馆住一月，好便于为馆中改陈提意见，也不加理会。”(23；386)秋天，沈虎雏夫妇回川，沈红留在北京上学，张兆和就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小羊宜宾，还有一个为婴儿请的保姆也一同住，沈龙朱晚上得回来照顾孩子，也就只能铺一个板子睡。沈从文一个人住东堂子，每天来小羊宜宾看看两个孙女，吃一顿饭，吃完提溜着一个小兜，里面装着另外两顿饭，回东堂子工作。

九月末，查良铮—西南联大时期相识的学生诗人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书，他打开看，是《从文小说习作选》，三十七年前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旧作。

六、着急

沈从文一个人住，少了拘束，作息就没有一定之规。工作到半夜在他来说是习惯，但有时竟整夜不睡。几家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大妈，看他屋子里总是亮着灯，不免担心忽然出事故，每天早晨过来轻轻敲敲门，听到回答声才放心。他废寝忘食地做事，还总是觉得做不完，来不及。

如果换一个角度，譬如说换成一个旁观者来看沈从文忙乎的那些事，说他是瞎操心，干着急，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是没有人要他非得做这些事不可的。从秋天到年底，有这么几件事不仅让他花费精力，而且大为影响心情。

他给同事陈大章写了一封信，长达七千字，谈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为美工组一个姓张的女同志拟定了一个两三年的具体计划，学习丝织，他可以协助她完成；二、他列出十四项专题，从“金银错工艺的种种”到“瓷器加工艺术的种种”，馆里如有几个人愿意学习，他提供材料，协助完成。

他总觉得这些工作注意的人太少，他摸索了这么多年形成的积累，不传下去对国家是极大浪费，而他还能帮助年轻人上手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秋冬之际，他为安徽马鞍山市筹建李白纪念馆和李白塑像草拟设计方案和参考资料，不厌其详，曾在一封信中附寄四个陈列室的方案，计有二十八页。沈从文的这些设计材料得以保存，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中，可以看到“太白楼陈列设计”的七篇文件，除了四个陈列室的具体方案，还有《李诗中所见相关形象材料》、《历代绘画和李诗有关材料》、《附陈材料》。

这不过是沈从文热衷社会服务的一个例子。他在给安徽方面联系人的信中说：“今年已七十二岁，一切常识目下似乎还无一个接手人。到处都感到需要这些常识，我所有的却总使用不上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能来协助协助你们，尽尽义务。所以说‘感谢’的应当是我。”(23；393)—这绝不是客套。作为对比，沈从文在馆里为工作常常碰壁，为社会义务服务，倒是要愉快不少。以前他在午门楼上做说明员，默默“感谢”那些愿意听他讲解的观众，心情是同样的。

红学家、文学研究所的吴世昌应约在《文物》第九期上发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裘”》，沈从文读后情绪激动得略有失控，十一月致信吴世昌，提出不同意见。撇开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论，文史研究的观念上的差异由此显露充分：沈从文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文献文物互证，文献、图像、实物三结合。他批评余冠英的乐府诗注解，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对吴世昌，他的话可谓严厉：“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23；436)

吴世昌复信说到一点，新出土文物数量庞大，要个人善于用它和文献结合，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另外，从书本上抄来的注解，也有价值，不可偏废。“你在十五年前向其芳建议的办法未能实现，我想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眼力衰退，你的信用秃笔写章草、蝇头小字，两面渗映，因读时费力，常在努力认读后面时，已把前面忘了，因此读了几遍，以后有空想重抄一份，以便易于认读。”
[26]

沈从文曾经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提出，文学所选派几个年青人来学学文物，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一起协作尝试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的习惯。十多年过去了，因吴世昌的文章，沈从文再次致函何其芳，旧话重提。信长超过一万字，“胡胡涂涂竟写了一个整夜，天已明亮，”“盼望你能在不增加体力负担下慢慢看完它，这大致是我近年写的较长而杂乱无章的信，你一定能透过这种杂乱，而明白理解我这个信中的主要意思。我等于在一种‘孤军作战’的意义下，十分困难的攻下了若干大小关”。(23；462， 464)

十一月下旬，沈从文的行政关系才由丹江转回博物馆，相应的户口和供应关系转回北京。副馆长陈乔和他谈话，关于今后的工作，说是要慢慢研究。沈从文早就迫切地希望展开工作，慢慢研究这样的说辞令他十分恼火。二十日他给正副馆长杨振亚、陈乔写了一封信，希望把服饰资料按照最初打算，分段编写出十册左右的图录。同时，他又列出从家具发展史、丝绸应用发展史到饮食用具发展史等十五个专题。“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23；427)

服饰资料文稿上交馆领导之后过了七个月，还没有任何回复，沈从文再也等不下去了，十二月七日，他给杨振亚写信，要求退还，因为改写稿只有这么一份。“你若精神还好，且觉得我说的不是胡话，还有可取处，约个时间，来谈个一二小时，让你明白些你应当明白的种种问题吧(至今还不明白，我死后永远也不会明白)。如觉得不必要，就只请把我上次送陈的那份稿件还给我，我好争争时间重抄一次，也总算是把这一份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年岁也快到‘大块息我以死’的前夕，……我没有机会把学习所有的心得，成为后来人的‘垫脚石’，……十分努力取得的据点，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 (23；480)

这一年，他留下两篇未完稿：《中国丝绸发展点滴新知识》、《中国对于蚕的驯服和丝织物加工技术的进展》。

第十四章 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一、“小处”和“大处”

一九七四年一月，博物馆初步确定三四个人为沈从文的业务接手人，分别学服装、绸缎、家具、图案等。沈从文多次请求安排绘图的助手，但当时“批林批孔”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馆里工作重点是改陈，没有能力帮助他。沈从文对“批孔”何以跟“批林”有关，深感困惑。

孙女沈红读了半年书，街区文教组却告知不能继续留在北京上学，因为她的父母在四川。一月中旬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妈妈不会办交涉，我更不会，大家一打官腔，我们即无话可说”。(24；8)小女孩在院子里玩，用粉笔在地下写：“我要读书!”两个老人看了十分不安，相伴去街区文教组商量借读，在门口长椅上等了两个小时才被接见，回答是不行。

这期间两个老人之间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工作起来就陷入其中不能自已，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洗漱之类的细节更是顾不上；更麻烦的是他不断接待来自各界、各地的来访者，常常是不相识的人，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古为今用”的服务。碰到这种时候，如果张兆和在东堂子，就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张兆和倒不是受不了这种委屈—委屈自然也有，更主要的是担心沈从文这样没有止境的热心揽事，反倒可能会招惹是非和祸害；还担心他没日没夜地工作，身体会垮下来。

二月沈从文写了封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沟通，他叙述二十五年来自己的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说自己这样做有道理，甚至于，只有这样做才合理。信的开头，他写道：

小妈妈：

万望
不要生我的气
!从年龄说，我们都已进入真正老境
，尽管彼此精神情绪以至于工作能力，都还十分健康，要好还来不及
，那宜于为一些小处而难受生气!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而言
。(24；48)

他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出于“怕事”、“自保”的心理；他自己却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 ”，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却总还停顿到极其一般生活要求上，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如今正是趁体力好赶工作时，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别人不明白我的学习方法和进展，无所谓，你亲眼见到我的学习过程，和部分显著得来不易的成果，不争时间写出来，难道还让它连同本身一同付之一炬还合理？”(24；56—57)

至于想在社会动乱中“免过自全”，沈从文想得非常清楚：“据我这廿多年的经验体会，若我是社会前进的阻碍，预定中是被冲被刷的，即长年锁上门睡大觉，到头还是会来个一招，不可免避，也就正是文件中一再提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怕出麻烦而后退，行不行？ ……我目前大致还是得不怕麻烦，不过分为个人不利而担心。……明知学懂了的，对目前和明天国家及本馆都有利，考虑不到个人，因而终于出了事故，以至遭到不幸，家中也就看开点好。”(24；58—60)

沈从文向张兆和说明，他“近于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抱了“三个希望或目的”：一是提高年青人，把自己积学所得传给他们；二是劝诱老朋友，放下老一套治文史方法，用文物和文献对照来搞学问(事实上这两个方面都不怎么被接受)；倒是第三个方面，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应用于生产等当前实践，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呼应，这也就是他家里来咨询、求教的客人不断的原因。“要完成这三种合理愿心，”沈从文在信的最后说，“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24；61—62)

二、南方之旅

事实上张兆和的担心出自常理常情。沈从文言之凿凿说体力如何好，可是三月初就因工作过度，造成血压回升，继而左眼黄斑出血。接下来就得不断地跑医院，有一段时间每天去建国门医院注射维生素C和葡萄糖，路近，还比较方便。去协和眼科诊治比较麻烦，通常是五点即去挂号排队，每次得半天。左眼不能用，他就凭一只右眼来工作。四月中旬的一封信里，他说到现状：“目前说休息，已近于‘亡羊补牢’，能不发展到右目，即真正十分幸运也。二月疗程，近经重检查，并无好转迹象。但弟由适应现实需要，用‘独眼龙’方式来赶抄待完成工作，已能稍稍适应。写字已能归行，便是一例。大有可能此后一切待完工作，均将用只眼来处理矣。今年已七十近三，一身报废已不为奇，何况还有一目可用。”(24；84)

张兆和四月九日带沈红去苏州，将在南方住一段时间。沈从文不时写信，除了告诉妻子自己每天上午收拾房间，拖地、抹灰，让妻子放心不会整天伏案之外，还说说人事和社会。他去给金岳霖送降血压的蚕蛹，碰到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其时还下放在外交部江西干校，感慨“从诫竟和金隄一样，成了专业木匠，也很有趣”。(24；79)至于社会的一般情形，他观察到的是普遍的“世故”之风蔓延，因而深怀杞忧。“批孔”是他此前此后常提起的事，给妻子的信里更为放言无忌，用语严厉：“有不少知分在‘独出心裁’的写批孔文章，都近于采用新的儒术作为基本功，巧佞取悦于上。文章受赞许，反映的便是旧儒术在新社会中还大有市场。”(24；97—98)几个月前他曾致信北大教授吕德申，请他找一些包括冯友兰的文章在内的“批孔”材料来看看。一九七三年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文，一九七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孔丘》一书。沈从文一九七五年作旧诗《高知赞》、《圣人赞》，对“知分”—知识分子、“高知”—高级知识分子—的堕落所代表的社会一般风气，痛心讽刺之外，更表达了深重的忧虑。

家里人都知道，沈从文一个人住，不可能做到医生嘱咐的“不看书不看报”，都催促他真正离开书桌休息一段；而眼病一直不见好，又犯了动不动流鼻血的老毛病，也促使沈从文向馆里请假，去南方休养和治疗。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四日，他离开北京，前往苏州与张兆和会合。

在苏州一个多月，多年未见的亲友团聚，拉着沈从文看山石，看园子，住处空地一片翠绿，触目清爽。“一月里真正作到了未和书本接触，因此眼睛似乎也有了较大好转，不再出现黑影晃动。但左边视力仍在大衰退中，亦不甚得用。”(24；125)

六月二十三日，沈从文专程去上海看望窦祖麟、程应镠、巴金等朋友，先后住在窦家和程家。巴金在《怀念从文》里记下了两位老友相见的情境：“一九七四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27] 沈从文一九七五年致黄裳信中，描述更为丰富细致：

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忆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蕴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叙及抗战初，到昆明升学，一时得不到住处，由我为安置到编书办公室楼上一角空处，四个还保留中学生风格的刚成年女孩，大喉咙十分响亮，摊地铺吵吵嚷嚷，充满青春欢忻。后屋住有刺孙传芳之施剑翘，十分高兴为叙经过种种。傅雷则住前屋，时正生孩子傅聪。每天均可听到放悲多芬肖邦唱片。旧事成尘，不意转眼即廿卅年，……还记得曾为蕴珍绘一浇花速写，十分传神，寄还北京给家中人传观，大小都以为形象逼真。

这次到彼家中作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巴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廊下似亦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多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蕴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弟不免惘然许久，因为死者长已，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24；314—315)

七月一日，沈从文和窦祖麟一家由上海到黄山，与从南京到黄山的张允和、张兆和、张寰和姐弟以及沈龙朱、沈红等会合，老老少少一共十五个人，第二天开始登山。这个亲友团热热闹闹地在黄山上度过了几天，沈从文愉快、兴奋，而且从此以后他多了一条自夸身体好的证据：他是其中年龄最大的，爬山不但不拖后腿，还轻松胜任。

下了黄山，又到南京，在张兆和四弟、植物学家张宇和家住了几天。张家十姐弟，二姐、三姐、四弟、五弟，四家亲人难得有了一次团聚。七月十四日，沈从文、张兆和带着沈红回到北京。

三、有忙不完的事是“幸运”

沈从文八月份两次检查眼睛，左眼黄斑出血未能吸收，视力快速衰退，同时两眼都有轻微白内障。“目下晚上非看书不能睡，只能闭左眼开右眼，如永玉所画的猫头鹰情形，幸好听说是他那个画已送上宣告无事，不然，我这看书法，有一天也将会被告发，又将说是在有意讽刺什么，那就证据确凿，不易分辩。多少人什么都不认真学，却最会用猜谜语方法陷人于罪!”(24；155)一九七三年，黄永玉应朋友之请，随手在一本私人的册页上画了一只猫头鹰，不料成为一九七四年轰动一时的“黑画事件”中被重点批判的作品：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解释成“含沙射影”的“毒草”。

因为预感眼睛问题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沈从文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在右眼还可用的情况下，把服饰资料说明文稿重抄一份，为此他再次请求馆里退还文稿。“目下全国只剩下这一份有关服装的改正稿，一损失，即再也写不出了。”(24；155)博物馆此前向文物局请示过服饰资料文稿处理意见，局里忙于运动，一直没有答复；馆长为不影响沈从文工作，八月下旬将文稿退还，同时告知，馆里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助他。拿回文稿后，沈从文又忙起来，一面誊清，一面继续修改、补充，为增加附图，他请王帮助把所需的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院等单位寻求摹绘图像的解决办法。

又一个新学期即将开始，为沈红入学借读的事，两个老人奔走交涉，还是无果。去老熟人萧离家相托，路上换车，沈从文摔了一跤；不过总算由萧离帮忙，解决了这个发愁的问题。

沈从文又恢复了晚上十二点才睡、早晨五点多即起的习惯，书桌上可用的面积约一尺六寸见方，能工作他即觉“知足”—“知足不辱”。和大多相熟的人多年来在不知所措中彷徨度过相比，他自己有忙不完的事反倒是“幸运”；而且，这么工作，还是一种“维持健康的新而十分特别的办法”。他写信给患心脏病的老友徐盈，“推广”他的方法：“我还从个人对付疾病的经验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上，效果比药物显著而持久。(24；193—194)他跟儿子说：“从我学习经验得来的结论，人必然还有极大的潜力(工作能量，记忆力能量，会通理解)可逐渐发掘出来，在短短数年中，完成过去人意想不到的工作量，而且还达到新的深度。”(24；205)—这绝非自我安慰或自欺欺人，而是一个老年仍然保持创造的“热情”和“幻念”的生命的真切体会。

从北大的朋友那里听说，“现代文学”只教鲁迅的几个作品，主席的诗，八个样板戏，最近又加了郭沫若。诸如此类的事，经历了那么多动荡之后，再也不会大惊小怪：“听来虽像是一种‘新闻’，其实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的。”(24；189)沈从文倒真有点儿庆幸二十五年来和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为有实际意义的事。但也就在他埋头杂文物的各种专题研究的空隙，十月下旬，他又试探文学创作，写出《新稿之一》。他早就没有了发表的念头，手稿后面写了这么几句话：“略近奇迹，因为是廿五年后，重新开始作的一些回忆的贯串。得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写下去，维持三两年，或者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纪念。”(27；578—579)

这一年，美国TriQuarterly 第三十一期刊出威廉·L. 麦克唐纳翻译的短篇《静》。

四、伤害

一九七五年一月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介绍王亚蓉来沈从文家寻求图像资料，两人相熟后，沈从文请她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绘图。沈从文想把王亚蓉调到身边工作，博物馆决定录用、正式上班前，“原历博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先生跟我谈话告知：‘同意你调到博物馆，但是不能跟沈先生一起工作，你工笔画得不错，以后就在馆里摹古画吧!’我选择了拒绝，我不能让老人寒心。”但原来的单位已经停薪停职，“有半年时间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我二十元钱，帮我解决生活问题。实不得已，沈先生请王先生帮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和王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三四百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时期。”
[28]

二月的一天，沈从文在馆里看到范曾正在画历史人物画，按照老习惯，他指出画中有不合历史常识的地方，不料遭到范曾当面喝斥奚落。王亚蓉记得，“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
[29] 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回忆，沈从文走了一小时的路到他们家，气得眼睛红红的，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30] 深受伤害的沈从文两天后给范曾写了一封信，摘引如下：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
，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
，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
。……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
，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
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
，骄傲到了惊人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
，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
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
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所谓垮，至少已是廿五年前事情，你不明白处，不妨问问刘先生，表面说，垮得够惨!……(24；271—274)

沈从文一生中大概没有写过同样严厉的信。多年之后，一九七七年，他在给汪曾祺的一封信中旧事重提：“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25；35—36)

五、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

一九七五年初，黄永玉鼓动沈从文写字，他当然为表叔的书法折服，除此之外，更有一个用意，就是让写字来调剂老人的工作和身心，以书法作为一种休息手段。黄永玉作木兰花长卷大卷轴，沈从文题长诗《白玉兰花引》；诗是一九六二年在青岛时写的，略有增删后题画。

沈从文将书法作品分赠友好，其中有些还是偿还二三十年前允诺的“旧债”。他“藏拙息手”已经二十五六年，如今“复出”，消息不胫而走，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以本年来说，初为香港熟人“破戒”，也有意借此澄清海外流播已久的沈从文在折磨中死去的传闻；而此“戒”一破，就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给黄裳写字，是兑现旧诺；陈从周通过俞平伯转来花笺，令沈从文回想起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徐志摩和他古建筑的同行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跟陈从周说自己写字，“正如同平伯先生唱昆曲，合拍而无腔，可是他究竟还有个底子，我却一切俱无”。(24；345)同住京城的求字者自然更多，譬如西南联大的老同事吴晓玲，譬如臧克家、荒芜；曹辛之(杭约赫)亲手装裱了一个小条幅，被沈从文见到，就“扣押”下来，因为这是个“报废件”，为“赎回”，他奉上新作，并允诺日后再写。

沈从文写字，不但不求“风雅”，倒更有意打破“风雅人”习惯。纸、笔、墨，概不讲究，因陋就简：七八分钱的毛笔；三五分钱的高丽纸；墨水沉淀了加点水，没有光彩，“死墨”，别人怕他不怕。他说，他拿笔即和拿筷子不分，字脱不出六十年前在军中习得的“司书生”体，俗气逼人；他还说，死去的鲁迅，活着的郭沫若，是书法上的“双绝”，他在新社会，既不冒充是“作家”，更不冒充“懂书法”。通常纸不留空白，填满为度；“还故意在末后附加些按语注解，标明价值，总不过一毛以上。使人不好意思付之装裱，也不便公开悬挂，自己倒还是在涂涂抹抹中自得其乐”。(24；497)

因为王亚蓉等两个人辅助绘图，沈从文的研究意想不到地进展顺利。与此同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即以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饱。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作事，不知什么叫疲倦，也不吃什么药，头从不再感沉重。心也不痛了。走路如飞。心情简直和四十多年前差不多。”他很认真地思考了这种“奇迹”的出现，三月初给次子写信谈道：“从生物学和人类学来看，人这一万年以来，大致只充分发展了人对付人的机能，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虫鱼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或许还可以用种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潜伏在人本能以内的长处恢复过来。因为这么空想，寻觅，并且用自己过去搞学习的经验，肯定自己若能抛去一部分人所共通的束缚，或许待解放的能力，当真会恢复得比人都更多一些。”(24；277)四月下旬，他给沈虎雏的信里再次谈论这个问题：吃蚕蛹对自己精力好转作用明显，可是吃蚕蛹的人不少，有见好有不见好；从黄山回来之后，他已经不吃蚕蛹，也不吃药，只补充维生素C，“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我自己感觉到人的衰退，也许和习惯多少有点关系，我于是另看了一些旧书，总觉得人在近万年内，大致因为群的生活，一切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用心顾此必失彼，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因此试从一般人事得失上学习忘我，居然在意想以外把似乎早已失去多少年的某种潜伏能力慢慢恢复过来了，特别是脑子里的记忆力和分析力，简直是近于奇迹!试搞了个廿多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来了”。(24；301)

此前他说过多次，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现在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也不妨看作是一个老年生命的“再成长”和“新发现”。他在秋天致陈从周的信里说，“大致是学懂了‘忘我’二字的好处”(24；343)—“忘我”通向了生命“上出”的又一个进境。

六、旧人旧事新识

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钟开莱一九七二年回国时，想见沈从文，未能如愿；一九七五年他再次回国访问，事先给程应镠写信联络，程应镠告知了沈从文这个信息。九月，沈从文先后给博物馆领导和接待钟开莱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写信，获准会见。钟开莱还在杭州旅行时，出乎意料地收到沈从文的信，“沈先生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他说他现在改了行，在搞考古，工作很有兴趣，且在拼命地干。当时我很纳罕，后来知道，沈先生是在跟时间赛跑!……后来到了北京，我要去拜访他，他很抱歉，房子太小，不能够接待。……他们夫妻俩曾到旅馆来看我两次，我们见面后真是高兴极了。沈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健康，精神更好，面孔很红润，不像我们在大西南时那样面色苍白；而且十分开朗，讲话声音也响些，总是讲他身体很好。沈先生还跟我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我们一起喝了点酒，沈先生有心脏病，但他还是喝了。……沈先生后来还拉我到荣宝斋去看画，他对画是很懂的。他还送我许多字，考古资料的副本等等。”
[31] 沈从文送给老友一些文物图录，其中有一本是他编选、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

十月，老作家许杰从上海来访。一九四四年，许杰发表《上官碧的〈看虹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斥责这两篇小说是“色情文学”，两文都收入他一九四五年在浙江永安立达书店印行的《现代小说过眼录》中。沈从文热情相待，留饭闲谈，毫无芥蒂。反倒是许杰，看到沈从文沉浸于杂文物研究，仿佛忘记了文学事业，心里大为感慨。回到上海后，许杰来信，谈到沈从文放弃创作，可能和自己当年的批判文章有关，为此深感歉疚。沈从文很久才回复，“主要是你提的小事，从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迹。你一再提及，倒反而恰恰成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词，成为迟迟不易作复原因!希望得到这个信后，万千不要再把这类小事放在心上 !”(24；379)

在复许杰的信里，沈从文坦然解释了他被认为是“色情文学”的作品。多少年来，他没有辩驳的机会；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作品仍然处于争议中。谈到《看虹录》、《摘星录》，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躲躲闪闪，他甚至根本就不愿委屈自己在辩解的位置上来说话，许杰也许压根就想象不到，沈从文会告诉说，《摘星录》中的人，他最近还在题白玉兰花图卷中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24；372)

沈从文回顾自己受批评的历史：先是“多产作家”升级为“恋爱作家”，加深一层贬义；“到郭院长时，就再升级，定为‘粉红色作家’矣。”“事实上我倒应当承受‘恋爱作家’的称呼，可不够‘粉红色作家’‘美’名。”他说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男女关系的主题，但同一主题处理方法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柏子》、《萧萧》、《丈夫》等，写得即或粗野，却充满好意和严肃，不怀丝毫嘲谑感；二是《八骏图》等写社会中上层的，捎带一点嘲笑褒贬，近于漫画；“这两大类以外，还似乎有第三类，即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有不少篇章。如老兄所批评的‘二录’，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赞美’和‘谴责’都隔一层。因为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作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因之骂得再狠，也从来不加分辩，解释”。(24；372， 378)他问许杰是否还保存着自己的这两个作品，如有，他想抄一份留下来。

钟开莱在北京时曾告诉沈从文，美国出版了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有大学开设沈从文作品讲座；松枝茂夫来信，告诉他的作品译本日本读者不少，他还将翻译《湘行散记》。“这些来自遥远万千里的招呼”(24；362)，都包含着对他不再创作的惋惜之情。可是沈从文并没有呼应这种惋惜，他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复钟开莱的信里说：“其实国内过去乱骂过我，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同行、同道或现代文学教授、批评家，也有不少成了好友，而感觉我不写新短篇为憾事。少数人也许还以为我仍固执的闹别扭，都只能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整个社会在进展中，变化之大，任何聪明人也难适应。我至今还活得上好……活得格外健康而自由!若还放不下‘过去一切’，忘不了‘个人小小得失’，或在五三年即照鼓励‘归队’，或照五八年在二百同行鼓掌欢迎下，去接老舍‘北京市作协主席’的虚位，现在恐就无机会来用菜豆大小字，向远在海外的老友谈闲天抒情了。”(24；354)

七、渐行渐远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一直在他构想中的十部书，“也许把第一本誊清上交外，其他定下的十分之九全不可能继续作去了”。(24；408)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住处排了个时间表，为少数教师、编辑、文物考古工作者等，讲解不同侧重的专题或系统基础知识，如周五晚上为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王恒杰夫妇讲战国史和文物知识。来参加这种学习形式的人有王、王亚蓉，也有新接触的青年，来的次数因人因需要而异。这种“小课堂”因唐山地震而中断，但在其后两年又得到恢复和延续。

三月下旬，由罗念生发起，沈从文、朱光潜、冯至、贺麟、卞之琳、李健吾、曹禺等相熟四五十年的老朋友聚会，一起吃了顿饭。沈从文在给次子的信里述及朋友们的衰老和萎顿：“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曹禺小我十二三岁，怕失眠，吃安宁片到五十片，还是难得好睡。他的太太就是这么积久中毒忽然死去。”对比自己，他为还能做事而欣慰：“我同样失眠，却一片药也不吃，爬起来开灯做事。半年来都几几乎十二点上床，不到两点即醒，在床上看书，一会会即迷糊了，可是不成，不久又得醒。索性即爬起来把在进行的工作做下去，抄抄注注，一二小时又上床，又睡，到五点，肯定得照习惯即醒，正当起来接着工作，直到中午十二点才回去吃午饭。人当然会感到累，有时回去来不及吃午饭，即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有时是吃了饭，在床上看看报，不到十行，还是睡去。睡得尽少，可睡得甜，一点钟抵人三点钟。两点左右回去，若无客来，即可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精神还是蛮好。”(24；410—411)

王和另外的朋友准备替沈从文去争取改善工作、居住条件，被他坚决制止。二月十四日致王信：“万万不宜，行不通!!!……比如说，万一不理，或理了，指定要我去向某某当权的陈述，那怎么行？我决不向谁陈请，原是公家要我作，才作。不要我作，没有可陈请处。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责任，尽力作去，到死为止。……不要为我担心吧，更不宜为此热心到向上陈述，这实在不必要。甚至于极危险，清华近日热闹处是一例。安知不会把一切好意解释为篡夺什么什么？……我一时死不了，还要工作，也还能工作。”(24；388—389)一九七五年底在全国展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此时已经升温，新运动的复杂和“热闹”让人不懂，也让人忧虑重重。

沈从文从丹江回京后，为工作、居住条件，曾经多次向博物馆领导说明情况，期望改善，但一次次总是没有结果。王是沈从文晚年最为信赖和得力的忘年朋友，沈从文还是制止了他为自己去“争取”。倘若是他并不怎么信赖甚至有隔阂的人，好心来为他做这样的事，会怎么样呢？

六月，沈从文得知萧乾曾向博物馆一干部反映他住房困难后，与萧乾发生争执：他极不愿意萧乾掺合到自己的事情里来。由此而产生出“师生失和”的说法。其实，从一九四九年时代转折时期起，他们之间就渐行渐远了。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还把沈从文、萧乾作为代表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但此后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的不同选择、遭遇的差异，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

恩怨难以备述，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都不涉及具体内容，只看“表面”的细节。一个是外人的观察和印象，林斤澜谈到过，应是五十或六十年代的情形，他说：“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一声：‘他聪明过人。’”
[32] 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七〇年，沈从文在湖北双溪收到萧乾的信，复信称呼他为“萧乾同志”；再接萧乾信，复信称呼“秉乾同学”。第二封回信比第一封短得多，第一段即说，“望把前信寄还，十分感谢。……孩子们一再嘱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烦’，所说十分有道理!”(22；380， 405)

—为住房事而产生的不愉快，不过是长久郁积的原因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发泄口而已。

八、避震南行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住的小羊宜宾五号，正屋山墙部分下坍，压到沈龙朱晚上回来睡觉的侧屋，幸未塌倒。地震后沈从文也转移到小羊宜宾，一家大小六人在廊下住过两夜，后到附近空地自搭临时帐篷，又过了两夜。王等人赶来看望，力促南行，很快就帮助解决了车票，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匆促上车，八月四号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三号张寰和家中。不久沈红被接到昆山外婆家，沈龙朱的女儿沈帆由妈妈接到了工作地淮阴清江。

在苏州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九月二十日，他去上海看望老朋友，事先给巴金写信，说：“希望看看的不会过十个人，除王辛笛外，还有芦焚、王道乾、黄裳、陈从周(同济大学)、施蛰存、许杰……”(24；462)他住在桂林路程应镠家，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所以住了将近十天，只见了四五个熟人。沈从文说上海穿马路的规矩，“像是‘现代派’新诗，只有本地人懂。特点是节奏快，段落不分明，标点虽有，可不一定使用，或使用不按一定规矩”。(24；518)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巴金又送了他一批书。

十月中旬，沈从文乘船到甪直镇，参观保圣寺相传唐代杨惠彩塑；十一月下旬，乘船去昆山陈墓镇拜会亲家张月英，住了几天后，把孙女带回苏州玩了十天，十二月上旬两个老人送孙女回陈墓镇，船到甪直，又和周有光、张允和一起去看杨惠彩塑。这期间与保圣寺文物管理同行书信往还，交流切磋，多少也算弥补了一点点无法进行文物研究的巨大遗憾。来来去去坐船，江南水村景色人事，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他观察到，这里船上的老幼极少唱歌，与湘西不同；可是纵然沉默不语，“总像是在轻轻唱歌!”(24；564)

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 (24；496)现在却有点儿像他一向看不惯的“逍遥公”了。从九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我活下来那里是这么过4日子混4日子的人呢？……在这里即或能活下来，也实在无意义可言。”(24；508—509)他不可遏止地想念东堂子那个“小小据点”，“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 ”。(24；522—523)他甚至写信给王，授意王写信来劝说张兆和同意他一个人回去。有好几次临上火车，因新的震情和亲友的力阻不得不留了下来。这样熬过了秋天，熬过了冬天，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北京。

第十五章 “出土”时期

一、“稳住自己”

沈从文原本以为，一回到北京，就能够接续原来的工作，埋头到他的服饰史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专题中去；想不到回来就感冒，流鼻血的老毛病复发，一连二十多天，每天流一点，好不容易才止住。他归咎于南方住了半年，“把人闲老了”；实际上是体力明显下降，衰老的侵蚀越来越严重。三月他上香山参加全国性的陶瓷史编写会议半个月，会议“务虚”空谈的性质，为古陶瓷名称概念之类的问题讨论不休的做法，让他极不适应，疲累不堪，“七十多岁的人，那宜于干这玩意儿？拖得半垮不垮的回到东堂子，记忆里只留下山沟中零零落落的灰白色李花印象，别的通通忘了”。(25；36)

家里人怕他身体发生意外情况，让他住到了小羊宜宾。因为两个孙女各自跟母亲生活在外地，小羊宜宾宿舍就剩下两个老人，长子晚上回来住。生活、身体得到了照顾，工作却不免受限制，资料又多在东堂子，所以他不得不缩减研究题目，主要精力用于已经进行的专题，做做修改补充，希望能收尾。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个多月之后“四人帮”—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集团—即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忧更深。一九七七年中央提出“三年大治”，喜欢说数字的他却以为，落实到不同部门恐怕得三、五、七、九年不等，这还是乐观的估计。五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只把社会混乱、生产破坏，领导老的消沉、中的无能、少壮的向上爬进取方式，多从便辟巧佞逢君之恶下手，大的‘四人帮’完事了，后遗症还是普遍存在，对社会好转形成极大阻力，任何好的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类似顽癣的种种现实，附着于皮肤上，还是至今尚无办法对付。至于生长浸润于上中下各阶层人的骨里、血中、以至于灵魂中的事事物物，岂容易用读毛选五卷即可得到解决？更那里会学学报告即迅速把大局扭转？……实在令人感到真正痛苦!” “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25；50—54)

为“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十月初，王要外出考古，沈从文写信叫他行前来谈谈，“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他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25；140—141)

别人看不见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只看见他以难于理解的热情拼命地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内心“黑影”的方式，是“稳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绝望的威胁的方式，是坚韧而有尊严地面对屈辱和困难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怀着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劳动和创造把生命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实践方式。

然而，衰老的加剧使得工作效率大不如从前，“近卅年的疲倦积累在一起，一齐迸发出来了，机能失调，用任何外来刺激鼓励都难于恢复失去了的活力”。(25；86)从一个现象可以看出精力的不济：大约从一九七五年起，他给人写信就经常忘记付邮；到一九七七年，这种情况就更是屡发不绝。譬如一九七七年六月复老友施蛰存信，并书赠长幅书法，过了四个月之后却从自己的旧纸堆中发现了；他又在旧信后面增写了一段附言，装入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但再次忘记付邮，直到一九九四年家属清理遗稿时才又被发现。

十一月，为两年前做的专题《扇子应用进展》撰写主论文，“两次开始，每次四页，总还不对头。思索方法有问题，因此头极感吃重，效果不佳。看来大致还得作第三次开始，换一方法来谈。能否顺手，还是不可知。重新看看我过去写的小论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争回十多年来失去的长处，或许已不大容易。又或许基本上还长处保留得尚好，情绪不好，即便写个小信，也十分费事。天气日冷头脑日益转成痴呆状态，看书成，记忆中万万千千花花朵朵，也分明而有条理，就是不会‘写’了。可悯”。(25；164)

家里一张小书桌沈从文和妻子轮流用，他常常搬个小桌子到屋外的月季花旁看稿写文。来找他学习或咨询的人不断，来人了张兆和就得避到简陋的小厨房，酷暑时里面像蒸笼，十冬腊月寒气结冰。沈从文心里对妻子万分抱歉，可是却没有一点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八月和十一月，他分别致信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张兆和有个学生看不过去，也帮忙想办法。但都没有结果。

年底，沈从文又一个人住回东堂子宿舍，每天来小羊宜宾吃饭。

这一年，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完成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日本中国资料社出版《人间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收入沈从文《我的学习》一文。日本文学同人杂志Viking 开始连载福家道信翻译的《记丁玲》初集和续集，从一九七七年七月起，延续至一九七九年 三月。

二、离开博物馆，调入社科院

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以往的政协会议中，他提交了近二十个文物方面的提案，但这次会议改提案为座谈，同组成员彼此隔行，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他住在友谊宾馆，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大多不是用拐杖，就得人搀扶，“不免令人略有凄惶感”。(25；219)

这期间，沈从文的工作已经在协商调动中。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从社科院秘书长刘仰峤等人那里了解到沈从文的情况，二月初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沈从文自己觉得，他做的研究，实质上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对博物馆工作有用；但历史博物馆却并不特别在意，从文物局到博物馆的多名领导，对他抱有偏见。五十年代，管业务的韩副馆长说：“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24；51)此类的批评所表明的不理解、不信任，让沈从文终生耿耿于怀；文物局王局长曾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干什么。”
[33] 他“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陈副馆长后来回忆说，社科院商调沈从文，“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34] 沈从文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单位”。

三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所，四月正式报到，职称由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五月，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既是表示感谢，也是对胡乔木二十五年前来信的迟到回复：一九五三年，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安排；面对此番好意，沈从文颇费踌躇，以致未能作复。

在王、王亚蓉的协助下，沈从文五月完成了《扇子应用进展》。当时《大公报》正征集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章，沈从文是《大公报》副刊的老编者和撰稿人，应邀提供近作，他就把此专题的图文稿寄往香港。但同年九月出版的两卷本纪念文集未能刊用。也许是因为过于专门吧：稿件包含前言、图表、图录、扇子考、后记五个部分，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专著。这是沈从文研究服饰史的副产品，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九卷中可以看到它的规模和格局，特别是大量的摹绘图像：主图一百〇六幅，附录二十幅；其中的主论文《扇子考》，后来又经增改，形成五万余字校订稿，遗憾的是后来原稿和誊抄稿都佚失，所以《全集》中这部分不得不付诸阙如。

八月初，沈从文去石家庄，看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没几天，又和张兆和带着孙女沈红—她已回京借读了一个学期，正值暑假—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个工作站正在这里进行大甸子出土文物—主要是朱绘彩色薄陶器—清理修复工作，王特意邀请两个老人来这里看看，换口气，散散心。他们游览了山庄和几处庙宇，十多天后返回北京。

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见到了阔别三十年的亲人：张充和从美国回来探亲，八、九月两次探访北京的亲友。十月，他们又与张充和的丈夫、耶鲁大学教授傅汉思相会。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华，傅汉思是副团长。

社科院缺乏办公地，但为保障《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工作的进行，从十月六日起在友谊宾馆包房作临时工作室，借调王来协助，加上先已调来的王亚蓉，热心帮忙的李宏、胡戟，沈从文还动员了张兆和、沈朝慧，一起连续紧张工作了三个多月，完成了全部书稿。书稿在此前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一百五十余幅，说明二十五万字。

沈从文说他三个月“无日无夜赶工”，“忙得个昏头昏脑”，以致结束后“约一千个正附图像和约廿五万字一大份文字说明，都还在脑中襞摺深处形成一种混乱影响，有待一一清理”(25；286，289)—无论如何，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三、往来

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沈从文即刻拟定下一步的规划，准备建立一个小组来展开工作。为此他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致函胡乔木，请求调王：“他在考古所修复组廿年的工作经验及组织能力，和其他许多长处，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25；298)

考古所所长夏鼐和沈从文是朋友，有时两人会面，一个讲温州普通话，一个只会湘西话，语音彼此难懂，却无碍说笑交流。有一天沈从文告诉王亚蓉：“夏先生刚刚走，他不高兴了，他来了就跟我说，沈先生你不够朋友!你挖走了王亚蓉，还要挖王。说完就走了。”
[35] 此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沈从文向胡乔木提出调王一年之后了，因为一九八〇年二月末，沈从文致信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述说了两人谈话的情形，请梅益向夏鼐解释他的意思。夏鼐也非常看重王，虽然他极不愿意放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同意了王调到历史所。他跑到老朋友面前发牢骚，却不会让这件事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85]

社科院支持沈从文筹建服饰研究室，沈从文心里长期的规划是，以这个研究室打下基础，将来建立“服装博物馆”—他多年的梦想，可他不敢相信真会有实现的一天；只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朴素沉默的努力。

一九七九年三月下旬到四月底，沈从文与张兆和相伴，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镇江等地考察近年新出土文物，王亚蓉陪同。在上海的时候去看巴金，巴金在“红房子”请吃西餐，沈从文的评价想象得出：“贵而并不好吃。”(25；317)

五月，钟开莱到北京讲学，他有了一九七五年那次要求去沈从文家拜访，被以房间小为由力阻的“教训”，这次有意事先不通知，自己坐车去了小羊宜宾胡同。“我敲了门，他太太来开门，一见面就说‘不得了，不得了……’……他兴致很好，叫我看院子里的花，大院种了好多花。”
[36] 沈龙朱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园地，张兆和从干校回来之后就成了“花农”，经营了几年，巴掌大的小花园已经种了二十种不同月季，各色兼备，次第开放，盛时开花有几百朵。八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应华罗庚邀请从美国来访问，经钟开莱介绍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在出席轻工业部工艺美术设计创作会议期间和丘成桐会面，两人谈得很好，后来丘成桐邀请沈从文在新疆餐厅吃了顿羊肉饭，沈从文送了他两张字，“一是用纸头粘接的，一是糊窗用高丽纸三年前写的，一切都不合款式”。(25；369)

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举行，沈从文提案两件。这两件提案以《政协提案选》为题编入《沈从文全集》第三十一卷；而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二年间，在二至五届政协的其他提案，由于档案查阅的障碍，未能收入《全集》。

八月下旬到九月初，沈从文与张兆和应邀赴兰州观摩大型历史舞剧《丝路花雨》，此行最让他欣慰的是，去敦煌考察了几天，时间虽然短暂，却总算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

十月底到十一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议期间，王西彦与许杰一同来家中看望他。王西彦写作之初因投稿而与沈从文相识，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就是由沈从文编定并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三十年代得到沈从文帮助的一群青年作家中的一个；一九四四年，他在桂林主编的一个报纸副刊《新垦地》上发表了许杰批评《看虹录》、《摘星录》的文章，因此而长怀不安。许杰告诉了他一九七五年和沈从文见面的情形之后，“我给自己作了一个决定：‘不能再枉自怀着小人之心，从文先生可是个宽厚的人!’”十一月十一日，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现在他和夫人张兆和同志住在一间小小房子里，认出是我就温和地笑着，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握着的手好一会没有放开。四十年代在桂林编副刊时，我曾发表过×先生批评他《看虹录》的文章；现在我和×先生却一起来他家做客话旧了，这真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37]

四、担心

有相熟的人告诉沈从文，香港曾有一阵子“沈从文热”，他的态度是：“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在国外情形，我受称赞，易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印象。香港那边盗印了我一二十本书，印得倒蛮好。直到最近，有个亲戚为寄回一选集，才知系一字不改翻印五七年北京选本。亲戚曾派人为追询出版商，回答十分巧妙，并附一六五年复印照相证据，转买某倒闭书店收据，并写一长长信件，加以解释，说是纸型系转购于某图书公司，已积压十多年，因见盗印的极多，印得不好，有损作者，所以近年才特别精印出版。”(25；337)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大陆和台湾沈从文作品都不能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小说选集和台北中华艺林文物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影印开明书店版《边城》，只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的漫长时期，香港的“盗版”倒是一直延续不断，具体的品种、数量、印数，难以完整统计，行销的范围已经超出香港本岛，包括了南洋各地；甚至，如果有人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中发现沈从文作品的香港翻印本，那也是无须大惊小怪的事。
[38] 这种翻印，客观上起到了持续传播的作用。就连沈从文自己，一九七九年他应邀考虑出选集，还得依靠香港的朋友和亲戚寄来的大约四十种翻印本来编选。

一九七九年，沈从文自己也感觉得到，国内正慢慢出现为他的文学“平反”的声息。对此，他一点儿也不乐观，不兴奋。不断有人来信说要研究他的作品，他复信一律是劝阻。他给沈虎雏写信说：“我也绝不抱什么不切现实的希望，于国内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新人为我平反的。……且担心为我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25；377)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他心里的确很难相信那些一再重复的“官话”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即或可从每一个领导文学艺术的人(或官)的口中听到，事实上，有许多人是当成个语助词看待，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方面的真正民主。”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和风气，总是令他“徒增杞忧”。“杞忧”中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并“试述心得”，做打油诗一首：“生活若要吃得开，应从二书学点乖。回忆录亦不妨写，适当说谎倒不坏!”(25；338—339)

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他说自己“做个‘读者’已不大够格，那还好意思冒充什么‘作家’，来应考般写自传，自欺欺人？”(25；382)由于他的态度坚决，《传略》到一九八〇年五卷出齐时，也未能收入沈从文的资料。

荒芜写了五首诗，题为《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看过后写信劝阻发表，但已经来不及，十月上海《文汇报》、香港《文汇报》、纽约《华侨日报》先后刊载，引起的反响令沈从文更为不安；十二月十八日，沈从文又致信荒芜：“昨闻一朋友说，你又在为我‘放炮’，实在说来，不免使我深感忧惧。……因照趋势说来，即使不久更进一步放开文艺，凡权威批评家尚依然存在，深受宠幸，则绝不会有我真正抬头时。一贯正确之‘文化官’，更不会自承工作方法有问题，转而实事求是来好好研究研究理论之空泛，所重视卅年之不倒翁不倒婆，在国内受重视，得支持，依旧可以用熟习世故哲学而维持其虚伪荣光，对外实不抵事，不抵用。即再善于交际取巧，捧场叫好，送出去人家总不买账，终究还是不成也。但这种人在国内的权威性却是天命永久性，不可动摇的。因为宗派沿袭，是巩固既成实所不可少，包含有原则性的。我得顺天命，始能得到保平安，可不是什么笑话!”(25；443—444)

九月，沈从文收到了金介甫寄来的英文著作、中文长信，他先回一信，又于十月再写信回答了十一个问题。

十月，萧离向沈从文介绍了一个湘西同乡凌宇，凌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他拟了二十几个问题请萧离转呈沈从文，十一月得到了书面答复。凌宇将问题和答复以《沈从文谈自己的作品》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全集》收入时改题为《答凌宇问》。十二月，凌宇写出他研究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沈从文看后给他回信：“承惠寄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使我稍微担心处，是你出于家乡感情，很容易把我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他提议，最好是把他的文学“影响范围缩小，限于略略有助于家乡后来一辈，可为他们打打气作用上，即可少犯错误。”(25；450， 456)

也是在十二月，他又接到上海师范学院学生邵华强的《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初稿，“看来也使我感动，同时反增加痛苦”。(26；6)

同一时期他还收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复信道：“谢谢尊著近代《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内容丰富，持论也比较客观，但对于弟未完成习作过程的一份早已报废过时旧作，有些过于誉美处，不免转增忧惧。”(25；463)不久后他向老友徐盈推荐此书，认为值得告诉徐盈的儿子徐城北看看；同时他提到，“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在美用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26；8)

北大等九院校编写组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对沈从文的评价还是“老腔调”，艺术上有所保留、无关痛痒地肯定几句作品的“特色”之外，仍然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反动性”这样的字眼赫然可见。沈从文看过这本书，此后书信中多次提及，虽然不免愤愤不平，不过他其实并没有多么意外。他对骂他的“雇佣批评家”，“只感到悲悯”(26；25)；而那些没有读他多少作品就编教材的教师，“无知处值得同情”(26；31)。

新加坡Heinemann教育书局亚洲有限公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场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收入了Stanley R. Munro 翻译的《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五、出版、住房

沈从文最关心的，确实不是对他过去的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倘若因评价而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就更是他所不愿意遭受的了；他最牵挂的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出版。

书稿一九七九年一月交给轻工业出版社后，他就着急地等着看校样。校样没有等到，却获悉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大约在五月份，书稿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没有想到人美社也计划与日本美乃美合作，沈从文又再次撤回书稿。拿回来的书稿被编辑改过了，沈从文不得不重看一次，把改错的地方再改回去，他很有些恼火。

他最怕的是“夜长梦多”，事实上这部著作经历的波折也确实太长了。十一月，他给沈虎雏的信里罕见地显示出，他失去了耐心：“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早已厌倦提及。”(25；431)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沈从文改好被编辑改过的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梅益负责联系。此前有不同叫法的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另外一件折磨了他漫长时间的事—房子问题—解决起来依然困难重重。好在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住房问题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事。胡乔木先让秘书去看，听完汇报后自己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所见情景大大超出想象，回来后全家商量把家里的一套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
[39] 胡乔木要让房，没有人敢同意这个决定；但有个好处，社科院由此重视。事实上梅益为沈从文要来过几套房子，但都半路被人截走，对此相当无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社科院“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新宿舍，三十六平方米，三小居室。比原来是好一些，但仍然不足以让沈从文把文稿图片摊开来工作，所以他并不想要。巴金来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茶话会，特意向周扬提出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周扬当时答应帮忙，过后就没有了下文。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巴金的信里描述了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北京和香港要出沈从文的作品选集，沈从文主要依靠香港的翻印本，把拟选旧作校改后，张兆和再重校一次，“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那能支持多久!”(26；35)

看来不可能有更理想一点的住处了，沈从文接受下来前门东大街这套不足四十平方的房子，五月初搬了进去。房子在五楼，临主马路，日夜车流不断，强噪音环境让这个喜欢“静”的“乡下人”极端不适应；但他多少可以安慰的是：“卅年来，三姐算是有了个十一平方单用房间。”(26；46)还有，是不用再上公用厕所了。

这个家的情况确实在好转：一九七九年初，沈龙朱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当了二十几年钳工的他，调到学校电子厂做了技术员，平常带着女儿住学校宿舍，周末回父母家看看；一九八〇年八月，沈虎雏、张之佩离开自贡，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

六、费解

就在沈从文越来越受到关注，他的文学将要从历史严酷的沉埋中破土重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费解”的事。

一九八〇年三月，《诗刊》发表了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对沈从文近五十年前写作的《记丁玲》，提出极其严厉的指责：

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部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一九三三年写成、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40]

丁玲铿锵有力的话语，简捷清晰地划分出一条鸿沟似的界限，一边是“革命”和“革命者”，另一边是“胆小鬼”、“市侩”、“绅士”，及其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不过，历史真实发生过的情形是，双方不仅曾经是共创文学事业的亲密朋友，而且在“革命者”遭遇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的恰恰是“道不同”却信守正义、抗议暴政的朋友。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试图营救；胡也频被杀害后，冒险护送丁玲母子从上海回常德；又写《记胡也频》，叙述朋友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和“他的精神雄强处”。(13；47， 48)

两年之后，丁玲被秘密逮捕，沈从文接连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严词谴责政府当局；同时尽一己之力，各方求助，如曾致信胡适，感谢“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
[41] ；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分二十一节在《国闻周报》从七月二十四日连载至十二月十八日。文章连载时遭大量删削，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记丁玲》只是连载文本的前一半，被禁止出版的后半部分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得以用《记丁玲　续集》为书名印行；一九三五年，当北平报纸上刊登“丁玲办清自首手续”等传闻时，沈从文又立即撰文《“消息”》，谴责记者“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13；240)，维护丁玲的声誉。

晚年的沈从文对自己类似于“出土文物”般受到的关注总是忧虑重重，担心招致意外的灾祸，他的担忧甚至于给人以过分小心的印象。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绝没有想到，过去的朋友会有如此的一击。

丁玲自一九五五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之后，就开始了长期的厄运：从北大荒农场，到北京监狱，再到山西长治农村，二十多年的磨难如影随形；直到一九七九年，她才返回北京，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沈从文没有公开回应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激愤长久无法消除。私下里提起此事，他难以抑制受伤后的情绪。三月末致施蛰存信中，有言：“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26；68)《诗刊》上的文章是由邵燕祥编发的，他为此内疚不安，曾写信去解释，沈从文七月回信说：“依照近卅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至于某老太太突如其来的爆发性的袭击，倒真像是鲁迅所谓‘从背后杀来一刀’的意义。乍一看来近于出人意外，但仔细加以分析，也‘事出有因’，不足奇怪。她是个十分聪敏的人，应当极其明白，近廿年所受的‘委屈’ ，来自何方，可不宜派到我的头上。……说我是‘典型市侩’，陌生人听来，倒也新奇动人。……且加上个‘怕死胆小鬼’，真应当深恶痛绝，不与同中国!但是试想想看，在她们夫妇的困难中，别的‘正人君子’不为之奔走，为什么倒反而派到我这个‘市侩’头上来，……她若不太善忘，那本《记胡也频》的版税，还是由她拿去!并且到后迫得非送孩子返回湖南不可时，为什么不要个真正侠客去冒险，这相当危险的差事，又轮到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市侩’头上？”“就事论事，那个《记丁玲》恰是充满了好意且为之辟谣，把她高举而产生。(若说不好，只能说是举得过高，使她后来忘乎其所然，而应受谴责。)”(26；122—125)

丁玲写文章时，未尝没有想到过，这对沈从文会“是一个打击”。一月二十七日致赵家璧信中，她谈到对沈从文的看法和将要发表的文章：“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其实他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近年来因为他的古代丝绸研究有了点买卖，生活好了些(也还是不那末满意的)，我的文章的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或许有点不人道。我是以一种恻隐之心强制住我的秃笔。最近在给《诗刊》写一篇短文《也频与革命》，稍稍点了一点，说这篇《记丁玲》是一篇坏小说。不过其中另有几点，仍将在某一天说清楚。以后再看吧。”
[42] —她眼里的沈从文，“整个一生是一个可怜可笑的人物”；他的服饰研究被人逐渐认识，是“有了点买卖”；批评他的书，她还是很克制的。

丁玲、沈从文先后去世之后，一九八九年一月，徐迟在《长江文艺》上公开了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写给他的信，一般读者才得知沈从文对丁玲文章的态度。信中说，“《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值得推荐给所有熟人看看”。(26；114)

沈从文因在《京报·民众文艺》副刊发表文章而结识编者胡也频，随后认识他的女友丁玲。那是一九二五年，在北平，沈从文二十三岁，胡也频二十二岁，丁玲二十一岁。三个漂泊的年轻人，都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43]

七、“我总算活过来了”

丁玲《也频与革命》发表两个月后，广州《花城》大型文艺丛刊第五期推出“沈从文专辑”，发表了沈从文的两首旧体诗《拟咏怀诗》和《喜新晴》，以及一份《从文习作简目》；“专辑”同时还刊出了三篇文章和金介甫的一封信。这三篇文章，传诵一时，日后也常常为人提起：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

在六月的一封信里，沈从文提到这些文章和几篇访问记：“朱先生文章只千把字，可写得极有分量。这种老实话或许会为人不满，但却是事实，和不少目下在教书的及别的工作上朋友却有共同感，但在三十年来‘一面倒’风气中，谁也不敢说，或不愿说罢了。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宜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我的一篇介绍他木刻文章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若就访问记而言，《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各有文章。三月份《湘江文艺》刊载的龙海清先生一文，写得似比较全面。……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出了个《大拇指》专刊，有二三篇访问记，都写得极有分寸，也有感触。事实上，这些年青人可料不到为我叫屈是不必要的。……《花城》附刊了我两首旧体小诗，题《拟阮籍咏怀》而作，像是朦胧，又像是还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有所指。记得阮的传中提及‘有忧生之嗟’，译成白话即‘担心活不过去’意思。这种提法过去不易懂，经过近三十年人事风风雨雨的教育，似乎才较多明白一些。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诗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就都因之死亡了。我总算活过来了，……目下待作的事还多的是，必需争三几年时间，为接手人打个基础，那里会只想为自己翻案？至于别人的‘抱不平’，也只会增加我的负担，为他们‘明天’担一分心!因为事实上我已得到的比应当得到的好处过多，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我那里还会感到什么不平？”(26；99—101)

六月，著有《沈从文评传》的聂华苓和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大陆旅行，见到了沈从文。一九七八年聂华苓第一次来北京时，曾提出要见沈从文，未能获准，心里一直遗憾。这次来北京，又提出见沈从文，接待人员把他写的“沈从文”看成了“沈从又”，说找不到这个人。在作协的聚餐会上，他们相遇了。会见轻松而愉快，聂华苓注意到，沈从文“说的话不多，吃的也很少，不过很爱吃糖。关于爱吃糖这件事，沈从文解释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糖房的姑娘，就爱吃糖!’我把这话翻译给安格尔听，安格尔哈哈大笑”。后来，她和丈夫又去沈家拜访。
[44]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来沈从文家最勤的是任教于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金介甫。他第一次来中国，为撰写沈从文的传记而准备，一个月的时间里与沈从文长谈十二次。要听懂沈从文的话，金介甫感受到的困难程度如和钱锺书交谈差不多，原因却正好相反：钱锺书“总是不能自已地在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之间转换运用”，沈从文却是“因为他对湘西的乡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语言升华并对其绝对忠实”。
[45] 这个年轻洋人的“书生气”，给沈从文的印象很好，他们还一起去看了长城和定陵。八月金介甫去了沈从文的老家湘西凤凰。

七月，沈从文被聘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八月底至九月中旬，出席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十月二十六日，出席“中美史学交流会”开幕式。

一九八〇年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以来发表作品最多的一年，在海内外报刊新发表作品十四篇，其中八篇是本年所写，如《从文自传》的《附记》、《忆翔鹤》等。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十二月出版了《从文散文选》，收入《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之外，还在“劫余残稿”题下，编入《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一组小说。

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第八期刊出戴乃迭翻译的《萧萧》、《贵生》、《丈夫》，法文版第八、九期连载了《边城》。

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出版的《春天的希望：现代中国小说》，收入马汉茂(Helmut Martin)、吕福克(Volker Klopsch)合译的《我的教育》，这是沈从文作品的第一篇德文翻译。

第十六章 “一个健康的选择”之后

一、美国的讲演

一九八〇年初，傅汉思、张充和写信邀请沈从文和张兆和来美，沈从文回信说，他自己不敢设想，倒是想过，《服饰研究》出版后得的稿酬，如足够张兆和来回路费，则尽她来住一阵。(26；46)二月下旬，傅汉思约同耶鲁中国小说史教授高辛勇、中国历史教授余英时、美术馆东方艺术部主任倪密，联名正式邀请沈从文讲学，信函同时寄给中国社科院。沈从文三月底回信表示愿意前往，但社科院没有回音。暑中正在北京的金介甫和社科院联系，居间转达沟通，社科院表示支持，并承担来回机票费用。此后办理一系列手续，时间就到了十月份。行前沈从文致信钟开莱说：“我事先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此来或如‘熊猫’，能给人看看已完成了一半任务，其次则谈谈天，交流交流意见。而主要收成，当是去博物馆看看国内看不到的中国重要杂文物。”(26；173)

十月二十七日，两个老人从北京启程，先到上海转飞东京，再在东京换机飞往纽约。幸遇季羡林大公子同行，得到不少照顾。当地时间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机的张充和、傅汉思兴奋得无可言喻。开车回到纽黑文的家，已近午夜。傅汉思这天的日记只写了这么一句：“等了三十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
[46]

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场演讲，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活动六十六项，傅汉思分列了这两个方面的记录，载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员；其中后一项，还不包括在美国西部和檀香山的活动。
[47] 如此密集的安排，表明当地相关部门和众多个人的热情，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为亲情、友情、好奇、敬仰所环绕，精神上既兴奋，又特别放松；在一生第一次出国的异国他乡，有分寸却无拘束，自然地显现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饱经沧桑而童心犹在。

沈从文的首场讲演是十一月七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主持，傅汉思翻译。哥大的海报尊称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谈的是他个人到北京开始写作最初几年的情形，末尾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八十年代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12；381—382)

听众中不少人已经老了：如在三十多年前即和金隄翻译出版了沈从文小说第一个英译本的白英(Robert Payne)，这个译本叫《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有限公司一九四七年出版；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老远赶来，沈从文讲完后他站起来向当年的老师报名报到，报他是哪一年的学生。沈从文几乎每到一处，总会有他的老学生，其中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年轻朋友。王浩—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当年金岳霖最喜欢的学生，旁听过沈从文的大一国文，一九四四年他翻译了毛姆的一段谈哲学的话向沈从文编的副刊投稿，“登是登出来了，但后来间接听说，沈先生对我选的一段颇为失望，大概因为别的理由，对我的兴味有更高的期望。”—他听了哥大的讲演，写了一篇《重逢沈从文先生》，朴实地记叙了自己的感受：“我曾听过多次国内访问美国的名家的讲话，特别喜欢沈先生的这一次。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用自己亲切的语言讲自己最有兴趣的话，因而若干粗心的或对中国所知较少的听众可能觉得文不对题。后来我想，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具体地反映了一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文化情况，比讲当前的情况较容易表达出要点，而且不需要正面来探讨国内几十年政策数次大改所引起的思想混乱。这当然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善用了自己的长处而得到的效果。”
[48]

沈从文当然知道，有些听众可能更感兴趣于他的曲折经历，期待听到他的受难“证词”；可是他没有去投合这种心理，只讲自己真正想讲的东西。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圣若望大学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最后平静而诚恳地说：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12；389—390)

他的讲演，按场次来说，一半是讲文学，只限于二十年代；一半是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他更愿意讲文物，为此精心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还专门讲了一次“中国扇子的演变”—凑巧，耶鲁大学美术馆正举行清代扇子书画展，倪密陪他参观后，他即做专题演讲，并放映了幻灯片。

沈从文演讲前总是写讲稿，还总是带着讲稿上讲台，可是从来不看。在东部几所大学，傅汉思是当然的司机，又是大部分时候的翻译。一开始傅汉思事先还看讲稿，后来发现沈从文并不照念讲稿，就索性不再看。沈从文讲开了头，往往随兴所至。有一次张充和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听见傅汉思低声提醒他：“你现在讲的是文学。”—“原来这天讲的是古代服饰。每次无论讲文学或考古，总离不了琉璃厂，古文物。在文学上间接受到古文物的熏陶与修养，在考古上是直接接收同研究。这个同源异派，共树分条的宝藏，永远占他生活中一部分，他永远忘不了，所以有时忘了所讲题目。一经汉思提醒，他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归还原题，其时听众已入胜境，亦不觉有什么痕迹，比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时，大有天壤之别了。”
[49]

沈从文去讲演，从不问到什么学校，见什么人，什么人介绍主持。十二月三日到勃朗大学演讲完后，主持人勒大卫教授在家中掌厨设宴，过后大家谈起主人，沈从文说：“我没见到主人。”他也确实并未同主人交谈—张充和感叹，“我这才相信王子猷看竹不问主人的故事不是谎造的。”
[50] 十二月八日第一次去哈佛，归途中他问：“今天是在什么大学讲演？” (26；188)张兆和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儿子。再次去哈佛，谈服饰，考古学家张光直主持，这次他记住了学校，还在日记中写：“有一老太太带一裙子问时代，告她约在同治、道光时。随后又问值多少钱，率直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26；199)

金介甫对沈从文的演讲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印象：“他没有受过直接与西方接触的影响，而且既不关心也不会对他的听众‘说恰当的话’。然而他恰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于沈从文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51]

二、他乡旧友新知

沈从文在东部期间，除了一两次偶尔在外住宿，都住在张充和家里。而他讲演的学校，除了耶鲁，都在另外的州，当天往返，实在是很辛苦。常常夜间行车，后座的两姊妹已经困倦入睡，前座的他还同开车的傅汉思兴致勃勃地有说不完的话。他如此好的精力，让人不敢相信。对“新事物”的兴趣，也令人称奇，如在华盛顿看航天博物馆；如在张充和家每饭后必吃冰淇淋，严冬腊月，谁也不需要，可要是忘了给他，他会用孩子般的方式提醒；他一个人看电视，不懂英文，却能说出故事的来龙去脉。

很多人与他相见，最称奇的，是他二十年代在北京租住汉园公寓时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如今耶鲁的中文教师黄伯飞，他父亲当年开汉园公寓，他还记得当时胡也频住哪间，丁玲住哪间，沈从文住哪间。林蒲，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学生，专程从南部飞来，赶到张充和家，和沈从文做了将近五个小时的谈话录音。

沈从文去哈佛，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请他午餐，他们不仅是三十年代的旧识，而且有共同密切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那时候他们都多么年轻!如今垂老，共同的朋友作古—这一对已逝夫妇的经历命运，自然也就成为他们席间感慨万千的话题。费慰梅后来写了一本书《梁思成与林徽因》(Liang and Lin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来美国，沈从文特别想见的一个人是王际真。一九二八年，王际真由美回国探亲，路经上海，徐志摩介绍他和沈从文认识。短暂的交往，却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此后几年间，两人书信往还不断，因为不识英语，沈从文寄往美国的信封，都是王际真写好后从美国寄来的。他还时常从美国寄钱来，接济困难中的沈从文。王际真后来在哥大任教多年，翻译了不少书，其中《红楼梦》节译本第一次把这部中国小说名著介绍给美国读者。沈从文在哥大首场讲演后，向人打听这位老友，得知他已经退休二十年，独自一人住在纽约公寓中，不接受任何人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沈从文先写了一封信，后又两次电话相约，两度到他家拜访—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

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12；261)

结束了在美国东部的活动，即将离开之前，沈从文、张兆和在傅汉思、张充和家宴请朋友，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记：“请客卅人，济济一堂，十分有趣。有余英时、赵浩生、黄伯飞等均耶鲁教授。又《江青传》作者夫妇，也谈了许久。十一点左右看电视中审江青一刹那，判刑一场，人多是呆相。”(26；200)

一月二十六日，沈从文、张兆和在张充和陪同下飞往芝加哥。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两场讲演，由钱存训主持。钱夫人许文锦是张充和的初中同学。钱存训陪同参观远东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建设得力于他四五十年的辛勤付出；图书馆学家马泰来特意把馆藏沈从文著作集中起来，请沈从文签名。

一月三十日，沈从文、张兆和飞往旧金山，张充和返回纽黑文。在旧金山期间，生活得到数学家钟开莱一家的特别照顾。沈从文到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分别演讲。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不但担任演讲翻译的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许芥昱，演讲后的座谈，参加者中还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来美讲学的袁可嘉。

二月七日下午，旧金山东风书店特意安排了一个沈从文与读者的见面会，时值书店举办“白先勇作品周”，白先勇得知沈从文来到了旧金山，特意从美国南部赶来，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作家，联袂出现。白先勇致辞说：沈先生是他最崇敬的一位中国作家，他从小就熟悉沈先生作品中的许多栩栩如生人物。……人生短暂，艺术常存，沈先生的小说从卅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大的变动，但是，艺术可以战胜一切。今天大家来瞻仰沈先生的风采，就是一个证明。

当天晚上，陈若曦在家中邀集文化界朋友欢迎沈从文。晚餐后沈从文放映幻灯片，讲解服饰史。数学大师陈省身，“此时却以小学生姿态发问”。告别之时，沈从文还未出门，陈省身突然谈起沈从文当年追求自己学生张兆和的情史。
[52]

二月八日，沈从文、张兆和由旧金山飞赴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学，沈从文做了访美的最后两次演讲，由马幼垣担任翻译。

十五日，离开檀香山，飞往东京；十七日，由东京转机回到北京。

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回到北京后，略作休息，沈从文、张兆和与王、王亚蓉同行，于三月五日南下广州，看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校样。沈从文把全部图稿从头到尾接连看了两遍，斟酌说明文字；对照图像审核，主要由王、王亚蓉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还有两名编辑参与工作。直到月底，全书方才校改完毕。

同时还有文学作品的校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将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分卷陆续印行，一大堆稿子主要由张兆和看，沈从文只看其中一小部分。与对《服饰研究》的倾力投入，以至于校改完成后身体吃重到“有点‘解体’模样”相对照，旧作重印，沈从文却显得不那么热心，他写信给儿子说：“草草争印对我意义实不多，甚至于一本不印也无所谓。”(26；210—211)

工作结束后有几天空闲，沈从文去中山大学三次：一次是和老朋友杨克毅、吴宏聪会面；一次是拜访商承祚和容庚两位老友，商承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题写书名；还有一次是看学校博物馆。

四月五日，沈从文一行同去长沙，到省博物馆看文物，为服饰研究补充新材料。博物馆特别把著名的马王堆丝织品和各种珍稀杂文物，给沈从文看，并且提出具体问题请教。家乡人的热情感染着他，他四月八日做了一个讲演—事先没有准备，只当成和同行的交流，谈文物如同拉家常。他是站着讲的，开始就说：“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站起来讲。”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中间大家请他休息，他说：“我这好像是卖膏药了。……你们看我做说明员做惯了，有职业病，拉拉杂杂的，一说话就没完。”同行的王亚蓉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这个演讲，题为《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
[53]

长沙之行有意保密，但后来还是消息漏出，沈从文先后应《湘江文艺》和省文联之邀，出席座谈会并做了讲话。这两次谈话王亚蓉也做了录音，后来整理出来，与在省博物馆的演讲一起，构成了《沈从文晚年口述》的主要内容。
[54]

四月十六日回到北京，随后沈从文即着手写《服饰研究》的后记。说来话长，百感交集—他写了很多；可是到五月一日定稿，他却做了极大压缩，只简略叙述成书经过，语气平静。他留下的多种手稿片段，后来整理成长文《曲折十七年》，收入《全集》第二十七卷。

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等待这部著作的出版中度过的。九月，书一印出，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立即赴京，往沈家送来样书。从一九六四年算起，这部书经过了十七年才得以出版；如果从一九六〇年草拟服装史资料目录、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工作算起，则是二十一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版精装，八开本，文字二十五万字，图像七百幅，其中彩图一百幅。署名为：编著沈从文，助理王，绘图陈大章、李之檀、范曾，插图王亚蓉。很多人不解，书的编排上为什么有“图”和“插图”之分，统一编号不是看起来更清楚、更方便吗？这是沈从文的坚持，为了一份纪念：一九六四年已经打样即将付印的书稿，保留它的体例不变：原有的图像，以“图”的形式存在；后来新补充的图像，以“插图”的形式加入。

沈从文在引言开篇即表明问题：“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作《三礼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官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仅仅依靠文字之不足以支撑研究之外，他还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取舍选择，这样的取舍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观念有所偏离：“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

他说：“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

引言简要介绍重点，从商、周到明、清，按照历史脉络，顺时叙述。最后，他有意无意间把这项研究与他个人的文学事业相联接：“总的说来，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是“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32；5—10)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面世之前，就已引起关注。六月美国兰登出版社曾在北京和沈从文谈到，是否可能为美国一般读者出版一个简化的缩写译本；十月，兰登在收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书后，又致信沈从文，重提出版这样一个译本的可行性，并计划同时组织一个在美、英几个城市的中国古代服装流动展览。
[55] 沈从文认真考虑过如何缩写出一个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本子，并为翻译问题而请教过杨宪益及海外亲友，但终因两方面的困难，不得不在试探后放弃。

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中有三百本特别签名本，定价八百港币，采取预售制，未及问世就被订购一空。书出版后两个月，台北龙田出版社就以十六开本分两册翻印，删去郭沫若序言，隐去编著署名。沈从文对出版宣传中称此书为“中国服装史”感到不满和惶恐，他自己喜欢说，这是一本“试点性资料”—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谦虚，因为“试点”即意味着它“算是中国这一类性质的第一本书”(26；347)，是开路和奠基的工作。

十二月，中国社科院以《要报》形式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情况。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四、张兆和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边城》单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从文自传》几乎同时上市。转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宇编选的《沈从文小说选》两集和《沈从文散文选》；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发行了前五卷，此套文集由邵华强、凌宇编选，到一九八四年出齐，共十二卷。一九八三年，邵华强编选的早期作品选《神巫之爱》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凌宇编选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熊猫丛书”，一九八一年出版了英文版小说集《边城及其它》，一九八二年出版英文版散文集《湘西散记》、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选》。戴乃迭是两个英文本的译者，其中《湘西散记》所收的《传奇不奇》、《雪晴》、《巧秀和冬生》，还集中发表于《中国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和中篇小说选，1919—1949》，收入许芥昱翻译的《柏子》、《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和欧阳桢翻译的《萧萧》，该社一九八二年再版了金隄和白英旧译《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纽约麦克米兰和自由出版社(Macmillan & Free Press)一九八一年出版《中国文明与社会》(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收入南希·季博思(Nancy Gibbs)从《长河》中选译的《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德国慕尼黑期刊《中国讯刊：图书—文章—信息》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年连续发表沈从文小说的译文：梅儒佩(Rupprecht Mayer)翻译的《柏子》(第二卷)、《生》(第五卷)，包慧夫(Wolf Baus)翻译的《福生》(第十卷)、《往事》(第十一卷)、《雨》(第十二卷)、《静》(第十六卷)。

英国《龙的心》摄制组一九八二年春天来到沈从文狭小的寓所采访，他说了许多话：“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56]

—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

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他非但没有因“热”而膨胀，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26；381)

大陆短时间内大量出版沈从文的旧作，可忙坏了张兆和。她不但要对照纷乱的版本校改印刷上的错讹，还得为这些作品的重新面世仔细“把关”。沈从文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致徐盈信中，谈到张兆和工作的重点：“最近整理四五十年前旧作时，总是删来删去，凡是‘粗野’的字句必删去，‘犯时忌’的也必删去，‘易致误解处’更必删去，结果不少作品磨得光溜溜的，毫无棱角‘是特征’，也不免就把‘原有特征’失去了。又原来文法不通顺处，或地方性习惯上说得通，但照文法专家算得不合文法处，也加以一一整理，末了自然通顺多了，可是某些好处，也必然消失无余。又如前后叙述上矛盾处，不尽衔接处，一般读者照例没有那么认真去比较的，她总是日夜为核对这些忙得头昏眼花，我又不好意思告她，‘这些过时作品的重印，至多只能起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也不会多久，至多三几年就将成为陈迹，为它如此费心，实在不必要。’”(26；377)他不好意思告诉妻子的话，却反反复复对不同人说过。妻子的“认真”，在他看来又是“十分天真”，“以为当真还会传世长远”；其实，“那宜寄托什么不切现实幻想？”(26；380—381)

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沈从文读了古华的长篇《芙蓉镇》，印象极好，多次向人提及；儿子塞给他一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他也读完了，觉得也好，但对表现方法有保留。汪曾祺以《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与当时作品那么“不一样”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别开生面，别人惊奇不已，沈从文当然不会是这种感觉，胡乔木一九八二年春节期间到沈从文家拜年，两个人在屋子一角谈天，胡乔木说汪曾祺的作品“无一句空话”，沈从文说是“素朴亲切”四字。(26；459)

五、八十岁的惊喜

一九八二年年初，沈从文计划对《服饰研究》进行修订，其中主要是另加一百幅左右彩图，或为替换原有的一些黑白摹绘图，或为新增文物图像。他希望能出个重订版，更希望能在大陆印行。当时北京方面也确实在商讨出版事宜，不过沈从文心里并不十分乐观。

春节到来前两三天，王、王亚蓉启程去了湖北江陵，参加马山一号楚墓发掘。这座荆州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棺丝织物，但如何开棺、清理、保护，就需要古代服饰研究室的这两位骨干了。这一“丝绸宝库”的发现和成功发掘，改写了过去对战国织锦和纹样及纺织技术的认识。荆州博物馆委托王亚蓉回京接沈从文来考察，沈从文三月二十日离京，到了荆州之后，在那批战国楚地瑰宝前，他下跪了。
[57]

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二十四日说，“……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26；385)三十日又说，“新出楚墓绣被三床，两面绣龙凤云虎，完全是现代派的第一流绘画。幸亏王来得是时候，日夜和馆中工作人员一道忙了三个月，把它很好的保护下来了。亚蓉日夜用架子撑住，伏在上面摹绘并照相，两人工作态度倍受这里同仁赞赏”。(26；387)同日他还给张充和写了一封信，说：“我正在刘玄德取荆州的荆州，……主要是来看看新出的绣花被面衣服，看过后，才明白宋玉招魂和屈原诸文的正确形容描写当时的繁华奢侈到何等程度。两个助手为整理材料忙了两个月，真是艰苦备至，终于奇迹般尽可能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保存下来，材料加以复原了。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可以说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望注解得恰到好处!”(26；390)

年代久远的华美纺织物和服装出土后，极易残毁和变色，服饰研究室进一步的工作应该包括工艺技术研究，进行复原复制。从一九八三年起，王亚蓉以马山楚墓出土丝织物为标本开始实验复原复制工作，到一九九〇年完成第一批，沈从文已经不在世了。后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北京大学赛柯勒博物馆开幕，从哈佛来的张光直看了王亚蓉的几件东西，说：“不错，你知道你开展的工作叫什么吗？”“不知道!”“这叫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学源于美国。……”王亚蓉叙述了张光直的话之后，接着写道：“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的研究。”
[58]

四月初回到北京后，沈从文还沉浸在新发现的兴奋中而不能自拔，他致信老友徐盈，说荆州半月，“终日在新博物馆整理文物库房中看材料”，丝绣织品“图纹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于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若一加复原，会令人以为是一九……”(26；400)

—古代服饰，他为之付出了超常的耐心和精力，忍受过长久的寂寞、艰难和屈辱，也深刻体会到别人无从感受的平静、喜悦和充实。在他八十岁的时候，竟还有如此意外的回报，回报给他巨大的惊喜和激动；而且，它还出自楚地，他自觉认同的血脉溯源之地……

第十七章 生命的完成

一、犹及回乡听楚声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

“在凤凰，表叔婶住我家老屋，大伙儿一起，很像往昔的日子。他是我们最老的人了。”黄永玉描述了在家乡的情景：

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弄得一团一团深斑，从文表叔懒懒地指了一指，对我说：“……像‘漳绒’。”

他静静地喝着豆浆，他称赞家乡油条：“小，好!”

每天早上，他说的话都很少。看得出他喜欢这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孩子们唱的晨歌能传到跟前。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我说。

“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
[59]

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转两转到了中营街一座房子，房屋已经破旧，里面住着五户人家。沈从文扶着中堂的破门壁，说：这里是我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

他重回文昌阁小学，在教室里孩子们中间坐了一会儿，又特意走到校园背后“兰泉”井边，喝了几口井水。他执意去赶了一次苗乡著名乡场阿拉营—“还如我五十年前文章中形容的差不多，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好一阵”。(26；404)赶场时候碰到一位同乡办喜事，“照老办法，买了只鹅和几包嘉湖细点送礼。我告他，我是本地人，他总不相信，却充满信心说：‘你不是我们城里人。’简直像是非要取消我资格不可，十分有趣”。(26；420—421)还游览了黄丝桥古城—“垂拱三年所筑小小石头城，名‘凤凰营’，比凤凰早一千年还多!是苗乡重点地方，二百年前四围有大几百碉堡保护，还有个土长城，延长到二百里，今只剩一座孤城。在城上绕了一圈，照相不少……”(26；437)

沈从文回乡的消息传开来，每天总有人来看他。有的抱了只锦鸡，有的带了四五十年前他写的信；有小城近邻，也有外州赶来的远客。三个中年人，从百里外的铜仁赶到凤凰，见了沈从文一齐下跪，连称“恩人”，说是“文革”中到北京上访，盘缠耗尽无法回家，幸亏他解囊相助。沈从文看着他们，已经无法回忆起这件事，张兆和倒是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人她也认不得了。

沈从文想听傩堂戏，听听顽童时代就深印在心里的声音，这个愿望也实现了。他写信告诉北京的家里人，说“还特别为黄先生来了两伙戏班子，唱的傩堂戏《搬先锋》特别动人好听，也录了音录了像。将来还可作《边城》电影的引曲，真是快乐中显得凄楚动人，和古人说的楚声必有密切关系”。(26；404)

“楚声”让他动情之至。有文字这样记叙：

《搬先锋》是其中一节。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先生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他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唱着。

一直唱了三个小时。艺人们要走了，先生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依然盈满泪水。

他说，“这些曲子，我年轻时都会唱，小时读书，常听人唱通晚，这也是我当时常逃学的理由。”
[60]

还有黄永玉的文字，叙述的大概是另一次听戏：

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的静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镜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61]

五月二十六日，一行人离开凤凰，到了吉首；第二天沈从文访问吉首大学，应邀与师生谈话，黄永玉、萧离陪着他。然后到张家界游览，“三姊和永玉一家爬上了一千三百尺的黄石砦，所得印象不坏，我却只能在山下一新成立的招待所，面对双峰出神”。(26；437)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26；437—438)

六月四日，沈从文、张兆和回到北京。

二、日本之行

回京后沈从文参加了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九月二十七日到十月十二日，沈从文随王震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庆祝活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有一张沈从文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的照片，照片上他背后是块黑板，板书字迹清晰：“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青一代的。中国俗话三十年为一代，我作品多经过了两代，所以应当忘记了。”

他有一封致张充和的信，记录了日本之行的一些事：“看过了东京应拜访的人后，我还去东京博物馆找同行，看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因为是同行有的是话可问可答，两次都是馆中关门以后才离开。……在东京另一次约卅人学校教师座谈并便餐也极有意思，原来全是研究卅年代中国文学及我个人作品的。在座约有卅人，有几位且是远从北海道大学来的。只是在日本式便餐后，到爬起时不免有些狼狈，得要人扶才站得稳……后三天是外出到静冈、神奈川，看橘园和农场，并参观大都寺名胜……我却一物不买，只在东京买了几本高价书和几本廉价帖，如贺知章《孝经》，怀素小字《千字文》，欧书《千字文》，还买了七卷高价纸，似只宜写经，写一寸以上字就不大受墨。在东京写了十面册页，还顺手，正因此，回到了北京后，又补写廿余条。……卖中国书刊的店铺居然还有我几种书出售。”(26；451—452)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第六届他缺席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此后即因病一直缺席政协活动。

十二月初，收到《沈从文文集》前五卷稿酬，九千多元，全家人商量了一下，补足一万元，捐赠给凤凰文昌阁小学。他给校长写了一封短信，希望“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一宿舍，略尽我一点心意。我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寄来的钱数有限，事情极小不足道，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十分感谢。如能够因此使得各位老师和小同学，稍稍减少一点上课时过度拥挤，及居住方面困难，我就觉得极高兴了”。(26；468)后来学校用这笔钱和县里的拨款建造了图书馆，请沈从文题写“从文藏书楼”匾额，他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只题了“藏书楼”三个字。

沈从文八十岁生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汪曾祺为老师的生日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中间还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

著书老去为抒情。
[62]

三、病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前兆；四月二十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因脑血栓形成，左侧偏瘫，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十一月，一个年轻的中医吴宗宁，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继而用药物进一步治疗。此后数年，吴宗宁多次来北京为他诊治。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住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三个月。

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一九八三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事宜。沈从文病倒后，王承担起领导古代服饰研究室完成增订的一系列工作，他执笔补写了史前部分，战国时期也补入了江陵马山楚墓新发现的材料。八月二十七日，无法写字的沈从文由张兆和代笔，写信向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部长的刘祖春求助：增订本工作基本就绪，“只缺少四种重要材料。这四种文物图画现藏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得到许可，“我们自己派人来馆照几个相”。(26；510)刘祖春后来在长篇回忆文章里说，“他与我并非浅交。……他一生只向我提出过一个要求。……我一生为他服务的就是这一件事。”刘祖春到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家里，请他批了几句话，才由王到博物馆拍了几张照片。
[63] 增订全部完成后，十月二十四日，沈从文向王口授了增订本《再版后记》。—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看到增订本。

一九八四年春天，李辉在《北京晚报》的专栏“作家近况”里，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介绍沈从文，其中提到他半身不遂已近一年的病情。这篇不起眼的小文引起素不相识的医生黄世昌的关注，他主动提出为沈从文做诊疗。从他五月中旬给李辉的信里，可以看到沈从文身体的恢复状况：“见过沈老后，我才放下一颗心，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差。沈老仍是鹤发童颜，乐观健谈。……我带了一套医疗检查器具，在沈老家做了神经系统的常规检查，仅见到较轻的左侧半身的运动功能障碍，没有发现明显的偏身感觉障碍和偏盲，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左侧软腭力弱，稍微影响吞咽功能，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功能差，左下肢力弱影响站立和行走。总的来看，是右侧大脑半球(皮层到放射冠中间)某一些动脉血管中的血栓形成，阻碍了血液的流动，从而引起神经功能降低，而(和)左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应该庆幸的是，此病变没有波及思维、语言、感觉系统，目前运动功能恢复也较理想。我当医生多年，个人认为沈老的恢复还算不错的，有很多人年纪比沈老轻得多而恢复得很差。”
[64]

一九八四年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出版了《边城》德文译本，译者吴素乐(Ursula Richter)此前几次拜访沈从文，见证了沈从文身体的恢复。一九八三年九月，吴素乐第一次去沈家，沈从文半躺在床上，“把温热的微微颤抖的手递入我掌中。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声音极其微弱。我立即决定终止我的访问。”转年一月份她第三次去沈家，“沈从文坐在椅子上欢迎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原以为他的作品从未有过德译本，但我告诉他西德一本杂志上曾载过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选集》中有他写的自传译文。”夏天，“我去访问时，发现他正坐在椅子上喘气、出汗、脸红红的。我十分惊讶，问发生了什么事。沈眯着眼睛，狡黠地用手指着他的妻子。她解释说：‘他需要运动……我就让他在室内运动。在他口袋里放一把豆子，从门口到窗户，每来回一次就放一粒在小木柜上，放完为止。’然后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每天我都多放一点豆子在他口袋中。’这时沈从文孩子般地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花招了。”
[65]

四、想象中的电影

一九八四年十月，凌子风执导的电影《边城》摄制完成，内部试映前吴素乐得到邀请，她叫了辆出租车接张兆和同去。当张兆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时，大家站起来向她热烈鼓掌。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从文家里拍摄的。后来凌子风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

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
[66] 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在这几年里，他认认真真思考过，如果拍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有一种说法，著名导演桑弧在一九四七年就将《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十七页“文艺动态”中，有一条这样的消息：“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何以会出现这么一条“动态”，难以解释；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一九五二年香港励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峻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26；136)

一九八〇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霖通过徐盈转致沈从文信，希望拍摄《边城》，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

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
。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
商人
也即
平民
，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
或
特权阶级
，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
，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26；149—150)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杂志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十月中旬致徐盈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26；288)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被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26；456—457)

一九八三年，北影厂改编《边城》。二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隽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其后，又和导演凌子风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八月，电影开拍。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第二次来沈从文家访问，谈纪录片《风》事。此时伊文思已经看过《边城》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连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26；368)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钟惦斐转告沈从文，作家张弦打算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月份，张弦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萧萧》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冬生》部分情节的《湘女萧萧》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一九八八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

—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五、小房间里的来客

沈从文无法再出门了，身体也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接待大量的访客。家里人在门上贴了张不便见客的纸条，多少起到一些作用。尽管如此，家里仍然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与上门的人交流，成了沈从文生命最后几年“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

一九八三年小中风后，三月十八日，曹禺来看他，送给他一九三四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初版的《从文自传》，是曹禺托中国书店买到的。四月偏瘫住院治疗两个月回家不久，夏志清前来拜访。一九八四年，他在家里接待过古华、德国学者马汉茂夫妇、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民间工艺美术老艺人、聂华苓、数学家丘成桐，等等。

凌宇为写《沈从文传》，一九八四年六月接连有十余日和沈从文长谈。每天谈话中有一两次短暂休息，休息时其实也还谈话，不过逸出了正题，随意放松，即兴问答：

“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

“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

“您和老舍熟不熟？”

“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

“在三十年代新出左翼作家中，我觉得张天翼的小说很不错。”

“张天翼是个自由主义者。”

“四十年代孙犁的小说也很有特色。”

“孙犁也有点自由主义。”

……

又见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李泽厚这本书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有？”

“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的东西太少。”沈先生轻轻舒一口气，“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

……

我们不独谈别人，也谈有关他自己的创作。

……

……“我很会结尾!”

他笑起来，颇有几分自得，自得里透着孩子似的天真。

……

“我写《湘西·凤凰》，用心理变态解释‘巫婆’、‘放蛊’和‘落洞少女’，周作人看了非常赞赏。这不奇怪，我的朋友中就有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对变态心理学，我很有研究……”

突然又轻轻叹口气：“也有弄错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的老朋友钟开莱先生对我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筊掷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新出的选集中，我改过来了。”

……

“……沙汀喜欢《顾问官》，聂绀弩喜欢《丈夫》，曹禺说‘《丈夫》是了不起的作品’，李准喜欢《萧萧》，还有人喜欢那些据佛经故事改成的小说，更多一点的喜欢《边城》。……”

……

“您在《水云》中多次提及‘偶然’引起你情感发炎，而且明确说这‘偶然’的名字叫‘女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偶然’又是谁？”

张兆和先生笑了：“老先生自己说。”

……沈先生不作声，脸上微现红晕，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

“也许我是个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乡土悲悯感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在这人生悲悯里，深藏着您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忧虑。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

“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
[67]

七月三十一日，黄永玉夫妇陪日本政府部门派的专家村山英树来访，咨询一万元日钞上所印古代皇太子画像真伪问题—这可真是有趣，不过在日本专家看来却是严肃之至—因为从服饰制度上产生怀疑，如果不是皇太子画像，那种钞票就得停止使用；第二天村山等三位日本专家又来，听取沈从文的分析；过了半个月，村山英树和东京电视台工作人员五六个人同来，仍请他分析一万元日钞上人物服饰制度问题，并拍摄电视纪录片。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巴金在出席政协会议前，由女儿李小林陪着来看望他，“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
[68]

六月六日，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诗人郑愁予和特尔尼蒂大学李文玺夫妇，约请卞之琳同来寓所拜会。

六月三十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来采访，听沈从文介绍江陵马山楚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并展示古代服饰研究室按照实验考古学方法，新研究复制的精美织绣品。

八月七日，德国汉学家赫尔穆特·福斯特·拉兹和夫人玛丽·路易斯·拉兹来访，送给沈从文一本他们夫妇合译的《边城》，科隆Cathay出版社出版。这一年吴素乐翻译的又一本书《沈从文小说集》，在法兰克福Insel出版社出版。

六、老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老报人萧离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即详情汇报沈从文情况。田纪云将萧离来信的原件批转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

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他的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

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宇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九八七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

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给这个老病的生命带来安慰；只是，这个生命本身，却有自己的走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26；85)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十七首诗。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这两个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

而自从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69]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70]

一九八七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71]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Stig Hansén)和汉学家倪尔思(Nils Olof Ericsson)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边城》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其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27；346—347)

七、最后的文字，最后的话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倪尔思再次来访，转告马悦然的问候，告诉他马悦然又翻译出版了一厚本他的选集，书名叫《静与动》， Norstedt出版社出版；倪尔思自己翻译的他的小说散文也已经结集，取名《孤独与水》，即将在秋天由Askelin & Hagglund出版社出版。

四月八日，已经好几年无法写字的他，勉强握笔，费力地给凌宇写了一封短信。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信文如下：

《秋水篇》
[72] ：“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这几个字。但愿你也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那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26；547)

四月十二日，又追加一信，措辞严厉决绝：

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即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和。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穿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那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担负，是所至嘱。(26；550—551)

四月十六日，复信向成国，谈的还是研讨会的事，态度一贯：

……弟今年已八十六，所得已多。宜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它人为之代筹。举凡近于招摇之事，证“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26；553)

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迹，一笔一画，俱见艰难。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王亚蓉急急忙忙赶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六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73]

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八、告别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编发了一篇报道—根据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表达对新闻“秘不发丧”的强烈质疑。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该用什么规格？”
[74]

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75] 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76]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
[77]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
[78]

九、逐渐完整起来的沈从文世界

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里写道：“一九八八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79] 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十二年后，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一九八八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80]

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一九八八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但是研究者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方面的考验—沈从文的“遗产”，还远远不止于人们已经见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还将不断添加，丰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仅有对已经列在“清单”上内容的“再次发现”的问题，还有对不断添加到“清单”上的新内容的“第一次发现”。

一九九二年，岳麓书社出版《沈从文别集》，共二十册，小开本，朴素雅致，沈从文生前就希望出版这么一套“小书”。这套书—《别集》这个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册的书名是张充和题写的—受到欢迎，不仅是因为装帧形式，还因为它有新的内容，张兆和在《别集》总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
[81] 这些增加的东西，让敏锐的人“管窥”到一个更大的沈从文世界—确实只能是“管窥”，因为这还只是零星的披露。

一九九六年，《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读者“管窥”到的东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82]

二〇〇二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全集》共一千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四百四十万字。很难设想，没有这四百四十万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从文，尤其他的后半生。

说起来，真得庆幸沈从文家人的有心、耐烦和细致，“乱纸堆”没有化为乌有，而整理成了重要文献。沈虎雏简略叙述过缘起和经过：“我一九八〇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么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空屋子，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犹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它们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意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岁月。”
[83]

《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至三十二卷为物质文化史卷，内容异常驳杂，按照目录归类，有以下方面的内容：中国玉工艺研究、中国陶瓷史(残章)、中国陶瓷研究、漆器及螺钿工艺研究、狮子艺术、陈列设计与展出、唐宋铜镜、镜子史话、扇子应用进展、文物研究资料草目、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说“熊经”、文物识小录、龙凤艺术新编、马的艺术和装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杂货铺”，让人叹为观止，也足以让任何整理者都望而生畏。恰当编集，更非专门研究者难以胜任。王负责起了这份繁重的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一九九二年由香港商务馆出版，王完成了沈从文生前的重托，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却以抱病之身，又埋头于沈从文大堆散乱的文稿之中。沈从文后半生研究事业的文集编成，王却在一九九七年去世，只有六十七岁，未及看到《沈从文全集》的出版。

《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从一九九二年启动，十年后全集面世。这个编委会的劳动和奉献值得铭记。他们是，顾问：汪曾祺、王；主编：张兆和；编辑委员：凌宇、刘一友、沈虎雏、王继志、王亚蓉、向成国、谢中一、张兆和。

十、张兆和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她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她的陪伴。一时看不见她，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

沈从文走了，她有了空闲。空下来，整理沈从文的遗稿；还有，就是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小羊宜宾胡同的花园在狭窄的阳台上“复兴”了。她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她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一九九二年五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十日，沈从文的骨灰一半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另一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孙女沈红写道：“伴爷爷骨灰一同贴山近水的，是奶奶积攒了四年的花瓣。奶奶站在虹桥上，目送爸爸和我乘舟顺沱江而下，小船身后漂起一道美丽花带，从水门口漂到南华山脚下。”
[84]

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背面是张充和撰书：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这一年张兆和八十二岁，她担负起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这是她晚年的头等大事。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三十二卷全集出版。她完成了大的心愿，也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时间是二〇〇三年二月十六日。享年九十三岁。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张兆和的骨灰入葬，埋在了埋沈从文地方的泥土里。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日初稿

八月三日二稿

复旦大学光华楼

注释

[1]
范曾：《我的自述》，《范曾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4页。

[2]
范曾：《忧思难忘说沈老》，《范曾自述》， 260页。

[3]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5页。

[4]
沈龙朱口述，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 166页。

[5]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8页。

[6]
沈从文：《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9—50页。

[7]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人民戏剧》1950年创刊号。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226页。

[9]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0期。

[10]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1977 ), p.62,188.

[11]
《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编者注，《沈从文全集》第28卷，231页。

[12]
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 63页。

[13]
梁实秋：《忆沈从文》，《梁实秋文集》，杨讯文主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3卷，418—419页。

[14]
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8页。

[15]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36页。

[16]
董之林：《我心目中的父亲与沈叔叔》，《钟山》2003年第5期。

[17]
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张允和、张兆和等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70页。

[18]
沈龙朱：《复沈从文》(1970026)，《沈从文全集》第22卷，345—346页。

[19]
沈从文《来的是谁？》，首次披露于刘一友所写以黄永玉为“主角”的著作《文星街大哥》，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年，3—17页；引文见该书17页。

[20]
黄永玉给刘一友的信，《文星街大哥》，1页。关于《来的是谁？》，黄永玉在1980年发表的《太阳下的风景》里提到有这么一篇“楔子”，但直到2007年，这篇作品才从尘封中公开面世。原因是，黄永玉从农场回京后，把这篇作品交给黄苗子看，“以后向他要还，总说：‘好像没有这回事……’”；“没料到过了三十多年，九十三岁高龄的黄苗子志在千里之余从书堆里找出了这封文章”。见同信，《文星街大哥》，2—3页。

[21]
对这篇作品的尝试阐释，参见刘一友《孤寂中的思亲奏鸣》，《文星街大哥》， 18—37页。

[22]
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页。

[23]
萧珊：《致沈从文》，《萧珊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01页。

[24]
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259页。

[25]
许芥昱：《与沈从文会见记》，《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王珞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127页，128页。

[26]
吴世昌：《复沈从文》(19731206)，《沈从文全集》第23卷，449页。

[27]
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页。

[28]
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195—196页。

[29]
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197页。

[30]
陈徒手：《午城门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34页。

[31]
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49—250页。

[32]
程绍国：《林斤澜说沈从文》，《文苑》2008年第5期。

[33]
陈娟娟口述，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20页。

[34]
陈乔口述，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20页。

[35]
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213页。

[36]
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50页。

[37]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寂寞的作家》，《长河不尽流》，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107页。

[38]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见沈从文签名本》，涉及香港翻印沈从文作品的情况。此文收入随笔集《有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39]
谷羽：《五十余年共风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组编，436—437页。

[40]
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41]
沈从文1933年6月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123—126页。此信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8卷，180—182页。

[42]
丁玲：《致赵家璧》，《丁玲全集》第12卷，丁玲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38页。

[43]
关于沈从文与丁玲之间关系的完整详细的叙述，参见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晚年的“《记丁玲》事件”，还可参看相关的文章：周健强《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散文世界》1989年第8期)，周良沛《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文艺报》1990年4月21日)，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人物》1990年第5期)，陈明《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等。

[44]
聂华苓：《与自然融合的人回归自然了》，《长河不尽流》， 296页。

[45]
金介甫：《访问沈从文之后的感想》，《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88页。

[46]
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61页。

[47]
傅汉思：《沈从文在美国的讲演和文化活动》，《长河不尽流》， 441—449页。

[48]
王浩：《重逢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08页，211页。

[49]
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63页。

[50]
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66页。

[51]
金介甫：《沈从文在美国》，《长河不尽流》， 312—313页。

[52]
雷平：《沈从文先生在美西》，《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53—258页。

[53]
沈从文：《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见《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3—43页。

[54]
这两次讲话分别题为《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我有机会看到许多朋友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见《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44—81页，82—110页。

[55]
安东尼·舒尔特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275页。

[56]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28页。

[57]
王亚蓉：《论公平还是读者公平》，《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174页。

[58]
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217页。

[59]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40页。

[60]
颜家文：《死是一门艺术》，《长河不尽流》， 409页。

[61]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40—241页。

[62]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 150页，155页。

[63]
刘祖春：《忧伤的遐思》，《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110—111页。

[64]
李辉：《平和，或者不安分》，《人生扫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页。

[65]
吴素乐：《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375—376页。

[66]
李辉：《一些串起来的碎片》，《和老人聊天》，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42页。

[67]
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24—128页。

[68]
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9页。

[69]
沈虎雏：《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读书》1998年第12期。

[70]
依旭：《沈从文大哭》，《南方周末》， 2002年9月28日。

[71]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28页。

[72]
应是《庄子·大宗师》之误。

[73]
向成国：《他静静地走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288页。

[74]
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4页。

[75]
马悦然：《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中国时报·人间》， 1988年5月13日。

[76]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 157页。

[77]
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01页。

[78]
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0页。

[79]
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长河不尽流》， 295页。

[80]
马悦然：《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明报月刊》2000年第10期。

[81]
张兆和：《〈沈从文别集〉总序》，《沈从文别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82]
张兆和：《从文家书后记》，《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19页。

[83]
沈虎雏2005年11月22日给本书作者的信。

[84]
沈红：《奶奶的花园》，《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 324页。

[85]
沈从文与夏鼐的来往，特别是关于王工作调动和服装史研究的问题，参见《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卷八，384 页，389 页，470 页；卷九，64 页，66—67 页，85 页，147 页，149 页，193 页，214 页，230 页，336 页。

附录一　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

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

一

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在求生的挣扎和求死的绝望之间，反复无已，内心活动异常剧烈和痛苦，终至三月二十八日自杀。幸运的是及时获救，之后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

从“失常”到自杀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沈从文写下了三篇很长的文稿，分别是《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后面两篇是他构想的一部长篇自传的两章，但来不及全部完成，他留下标记说，在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这两篇长稿编入二〇〇二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沈从文全集》印行之后，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仍然在持续地进行，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沈虎雏从一大堆漫无头绪的旧纸残稿中，找出来完整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九十周年，沈虎雏与《新文学史料》商定发表这篇遗稿，并嘱我写篇文章，做一些解析。

《一点记录》和《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都是在清华园金岳霖的屋子里写的，前两篇当时已经完稿，后一篇回家后续写，也在三月初完成。沈从文一月二十八日到清华园，住了七八天，到三月六日写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超过三万字的文稿，可见其精神活动的持续性和纷繁激烈的程度。所以要理解《一点记录》，需要把它放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活动脉络中看，需要和其他两篇文稿联系在一起看。

不可思议的是，在“失常”、纷乱、纠缠不已的精神状态下，沈从文的文章却清晰、冷静、耐心、细致，虽有情绪的发泄，但更有理性的条分缕析，特别是两篇自传，自我分析的深度超出此前同类文字。这是一个“疯人”性格分裂的“不疯”的一面吗？还是只有一个“疯人”才具有的冷静和理性？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失常”，根本就不是“疯人”？

我看了三篇文章的手稿，心里异常震惊：文章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的纸上，蝇头小字，笔画细而稳，整整齐齐地一行连着一行，一页接着一页。我原以为会是乱糟糟的纸面，以相应于乱糟糟的精神状况，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清晰、稳定、一丝不苟。

二

比较起来，《一点记录》没有两章自传那么条理分明，它的感受性更强，文字随着情绪的变化和意识的流动而弯曲波折前行；但核心显豁。它记录下的，是写作的即时即地，沈从文在一个绝大的问题下，对自我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是时代的巨大转折压给他的，具体到他身上，就是一提笔便不得不面对的他前半生全力以赴的文学事业的彻底危机：“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还有希望由复杂到单纯，阴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疏理，才能知道。”

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置于篇首，以下叙说，无不与此牵扯呼应。

（“文革”中，“沈从文专案组”在大量文稿中也注意到了此篇，上引第一段文字下面，画了红线标记，可见他们也抓住了重点。）

《一点记录》全文一万余字，是在金岳霖处住了六天后写的，主要写的是第一天到清华园的情形。这情形从内容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对现实生活情境的叙述，作者身在其中，见闻感受；但他与眼前的现实情境既连又隔，隔胜过连，心思常常抽离而去，由此及彼，一再回到对于自我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上面，这是另一部分内容，即个人的内心情形。这两部分内容不是分开来写的，而是交织着叙述。从叙述的展开过程来看，或许种种具体的现实生活情境，虽然着墨不多，却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内心思考的触机，引发他的自我思考过程层层推进。

沈从文精神状况的变化引起老朋友的关注，梁思成、林徽因等邀请他到清华园休养，“我是年夜上午九点出的城，一朋友相送，一个亲戚伴随。”朋友是清华外语系教授罗念生，亲戚是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弟，清华的学生。当时清华园已经解放，北平城处在包围之中，所以一出城即见到战事对峙中的一些情景。恰巧有一列地雷爆炸，沈从文的内心随即回应起死亡诱惑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没有死亡的爆炸。世界上也还有‘没有爆炸的死亡’，就派归了‘我’罢。”他回顾自己从少年时代起，每遇困难，即有相似召唤，但四十年来努力挣扎，不肯服输应答；“现在却似乎由于一种召唤声音的回复，我想轻轻答应一声。”

沈从文就是这样带着死亡诱惑的声音，走进清华园。一到住处，他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事物和情形牵住：一、主人窗台上的瓦盆瓦罐，是养蟋蟀的，可这时节小生命都结束了，这仿佛也是一种启示：“一切存在都将成为过去，归于尘土。这真是种离奇的启示。”二、还有一张徐志摩的照片，“这个人死去即已十八年”，“身与名俱灭”。这仿佛是再一次的暗示：在此前十天，一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家里无意中翻出了《爱眉小札》，想到当年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的诗人早已成尘成土，他竟然羡慕那样得到休息，在书边写下：“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
[1] 三、从窗口望出去的田野，一片荒凉，“已不易想像另一时郁郁青青景象。”

但是，倘若只是渴求一死，倒也简单；分明还有另一种力量，另一种渴望。远处的蓬蓬鼓声和汽笛声，“都若象征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春天的来临。”这个将来的春天，自己也有份吗？不能不挣扎就放弃吧？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个人得挣扎到阳光下，将生命重新交给土地和阳光。凡事从新学习，由一个起码的人作起！即已无机会可望，个体在内外限制下终得毁灭，也应当用短短余生，鼓励下一代好好生存，在新社会里做一个好公民！”

思索至此，似乎得到一个暂时性的结论，这个结论里面似乎有一丝光亮。但其实不是结论，它不是对死亡诱惑的否定，也代替不了以死求解脱的冲动。可是它把这种冲动推延了，推延出来的时间，即是挣扎的时间；或者，用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把死亡“自然化”，等待它的来临：“我明白生命早在秋天中，成熟，透明，等待离枝。由离枝证明了废名的‘道’。”成熟的果实“离枝”，虽然是死亡，但也是自然的蜕变更迭。

不过，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离枝”，更为短暂，下一轮的思索纠结又要开始了。

接下来写的是年夜饭，主客九人围坐：女主人林徽因，性情明朗和体质脆弱结合成“人文主义一个最好标本”；男主人梁思成，受过伤的身体平时需穿一轻金属背甲，瘦弱之躯却将担负为新时代设计建筑的重任；“生与道契”的逻辑哲学家金岳霖，想中国之大，总有地方养鹅；两个年青助教，两个小主人，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我”——此时四十七岁的“我”，恰如十七岁的那个“我”：沉默，羞怯，慌乱，头木钝钝。

感情上极其亲切的老友，在时代转折之际的生命状态并不十分相同。梁思成夫妇，这一对杰出的建筑学家，渴望着为新时代的人民进行合理、健康的设计；就在此前不久，有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请教一旦被迫攻城，哪些文物必须保护，要梁思成把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军用地图上，使得夫妇俩异常感动。在沈从文眼里，主人夫妇将在新时代里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自己当时大概也是这样觉得。作为对比，沈从文自己却完全找不到新时代里的位置。与老友相聚，他的感受是，“一切存在都似乎极熟习又极生疏，完全是双重的。说什么我都懂，在微笑中领会，可没有一个人能从这种微笑中，领会一个人人格分裂以后的荒凉、麻木、机能失灵种种。”

饭后客厅中放贝多芬曲子，音乐流注，沈从文从中再次听到了死亡引诱的声音：“……你除了×还等待什么？”他的回答是顺从了：“带了我走吧……听你如命运，服从你如神。”但顺从中又禁不住抗拒：“我要动！……我不能静止，还没有死。”然而还是更倾向于顺从：“我需要静止，太累了。”

一个生命，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从乡村“游荡”到都市，或许是一种可怕的错误？沿着生命的来路回溯，可能找到本来的“我”？——“我要回去看看。”他的思绪回到了四十年前的老家，回忆起在母亲膝边哭泣的情景，发现了又一个“我”：“一个慈母和荡子的人格综合”。

由冥想再回到现实，座中“三个建筑师正谈到春天的旅行，要看看应天寺大塔，并讨论到中国塔的形式”。沈从文即时反应的是，“可决想不到面前也就有一个圮坍的塔，毁废的土堆。”他把自己想象成这样一座塔。

塔，沈从文对它太敏感，感情太深切厚重了。塔是小说《边城》的一个核心意象，风雨之夜，塔倒了，老船夫死了，这是一层意思；再一层，塔可以看作沈从文整个的文学事业的象征，此时这份半生心血建成的事业已遭全面否定；既以文学事业为生命，文学事业之塔的毁废，也即是个人生命的毁废；更而扩大来看，“塔字所含独立或孤立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意义，除少数专家已再无人能理会到。”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面前这个旧塔的坍圮，还包含了翠翠永世的悲哀。”《边城》里的翠翠出现了，连同悲哀的杜鹃鸣声。新的建筑将要在旧塔的废墟边进行，新的时代和自然界的春天就要来了，“我”忧愁和悲悯，真诚而善良，迎接行将到来的春天，可是这个春天“只有杜鹃存在，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的悲哀刺激情绪贲张，他在心里失去了克制，喊着翠翠，向翠翠倾诉，就像喊着自己，向自己倾诉：“翠翠，你要哭，你尽管哭！你沉默，就让杜鹃为你永远在春天啼唤。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运，早在我预料中，一切全在预料中。这就是人生！”

在此之前和之后，《边城》及翠翠，一再成为沈从文纷乱思绪中最痛切的回忆、想象，一九四八年他在初版本样书上写了三百字的《新题记》，满怀人与事的悲伤，“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
[2] ；沈从文自杀获救后缓慢恢复的日子里，精神时好时坏，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晚上，孤苦无告之际，他连声呼喊翠翠：“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
[3]

翠翠是活在他文学中的女孩子，是家乡的山水和人事孕育、滋养的生命，由翠翠而想到家乡，回溯那个本来的“我”之所自：沙滩，河流，戏台，鱼，网，各种各样的人。在这巴掌大的一片地方，接续着平凡、简单而贫乏的一代代生命，“我”从那里来，欢喜回到那里去。可是，回去是不可能了，“试作溯流而上努力，即或知道源泉所在，依然不能回到那个源泉边去。一切都远了，除却保留在记忆回想中，什么都不存在了。”

眼前的客厅里，“大家正谈论到年青人的热情粘附于新信仰上时种种发展。”在这个“一切由‘信’出发”的新时代，孕育形成一种“新宗教气氛”，青年的生命在这种气氛里发酵；更奇异的是，时代在女主人“这个生命枯枝上，茁生了一簇簇新芽和新蕊。希望或理想同样在发酵”。男主人认真地谈到将来的工厂住宅设计，憧憬壮观景象的出现。面对这两个老朋友，沈从文欣赏、羡慕，同时也估计、疑虑：“二十世纪上半段人文主义传递下来的一切优秀技术，及对传统的理解，即将在新的时代作第一回新的贡献。好伟大的一回工程！”说还有疑虑，是他禁不住想，这样的奇迹、童话或神话，能不能真的实现？“能不能完成一小部分？”同为过来的人，“我”却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不能不“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

女主人体贴“生病”的客人，她劝解，这劝解也像是一种辩驳：“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他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年夜过去几天，沈从文坐在窗前写这篇记录，外面田野里有一列断垣，原来可能是个营盘，现在只剩下一片荒芜。他的思绪里又出现了死：过去某时，会不会有一个战士在那个门楼前自决？紧接着想到“另外一种战士”——也就是自己，会不会“来到这个废门楼前收拾了自己，完成一种象征？”——“似乎有种召唤，自远而近。我没有战栗，只凝视远处。”

开篇即提出的根本问题无从解答，思索复思索的过程没有结果，生命的疲累和空无或将战胜求生的挣扎，“我的甲胄和武器，我的水壶和粮袋，一个战士应有的全份携带，都已失去了意义。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余一片荒芜。”

死亡可以解脱一切。倘若果真听从了死亡的召唤，那么，这就是自我解脱前的“绝笔”。

三

沈从文自杀之前的精神活动，除了三篇长文，还可以参照的材料有，他在清华园给张兆和的信，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给张兆和的信，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我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做了集中引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沈从文的三篇长文，不仅仅对“还原”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和生命情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更充分地理解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事业，都有深入的启发。譬如，《一个人的自白》或许能够触动我们反省，对沈从文作品的理解是否太表面化，那些被简单视为“美”、“静”、“朴素”的文字，其实包藏着生活经验中的屈辱和痛苦，也蕴含了生命意志的力量，来共同做成“微笑”的文学；由《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我们可以明白沈从文对历史文物的爱好和理解，其实源远流长，以至于早在后半生以此为业之前，就和个人生命的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一点记录》或许可以看成是两章自传的前奏，他写此文时的搜寻自我，延续下来，就有了紧接着的两篇长文。

沈从文本人，对他这几篇搜寻和梳理自我、当作“绝笔”留下来的文章，看得非常严肃、郑重。郑重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4] 我至今记得十一年前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惊，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有“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的将来。

过了许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内心的震惊，是在沈虎雏家里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用卡片纸做了保护夹，外面写“沈要”二字，里面用铅笔记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就是那句让我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在《一点记录》里，沈从文回想以前的作品，从中看到了对个人现实命运的预言：《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我想起新婚二月会写出那种作品，再没有自己作的预言正确而真实！”但是，在当时的急迫和混乱中，他无暇也无心注意到自己作品预言的完整性，他被求死解脱吸引住了，一时没有想起那个作品的最后有个转折：那个圮坍了的塔，又重新修好了。

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载《新文学史料》二〇一四年第四期

附录二　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沈从文的后半生》（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这本书，出版几个月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翻翻，不期然地产生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我在写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慢慢地体会到了；写的时候没有明白的事情，会慢慢明白。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它和你一样大，或者比你还要小一点，恐怕不是很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把沈从文的世界，限制在一个研究者或者传记作者个人的世界里面，那就可能非常不妙。所以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自己这样一个笨的写法，尽量地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那样做可能写起来会比较痛快，读起来也会比较痛快；但是那样做的话，就存在着把这个人缩小、定型、标签化的危险；限制住了，就丧失了开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开放。最重要的还是对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保存，进而发现、发掘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没有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的想法，他又如何能够知道要保护、保存什么？他又如何去发现、发掘？他更如何形塑出一个贯通的形象、一个完整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呢？诚然如此；不过我还是想说，这个内在的自我，还是保持、隐约在内含的状态比较好；同时，这个内在的自我更要自始至终保持其开放性，有自我而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没有见解，没有思想。

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当然是这样的作品，叙述者必然有内在的叙述冲动，并且应该把叙述的动力充实、保持、发展和丰富到最终，否则，一开始就动力不足，或者中途涣散，都会使得作品无精打采；但是，内在的冲动即便很强烈，也应该自觉加以限制，不致酿成感情的泛滥和思想的恣肆，这同样会毁掉作品。有叙述的激情而节制、内敛，甚至隐藏，叙述饱满而不张狂，才有可能使得叙述本身的意蕴不受伤害。叙述本身可以产生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叙述者内在的自我应该致力于扩充这个空间，而不是让自我表现的冲动把这个空间压扁。

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后半生这么漫长时间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是多向度的，立体的，有很多层次叠加融合在一起，读这个故事的人，领会到一层，就能明白一些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领会到另外一层。我的脑子比较慢，我领会这个东西，需要过很长的时间才明白那么一点点，没有法子一下全体会到，全明白。虽然这本书是写完了，但是我明白的过程还没有完。

这样的一个故事，有可能包含着哪些含义？就像这本书，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它有可能朝哪些方向开放？

一、绝境，和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故事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绝境和在绝境中创造事业，可以把这本书读成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本书一开头，这个人就精神崩溃、自杀，一般来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一个故事，不会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就这么一个剧烈的冲突，一个极端的情境，往后怎么写呢？但是他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就经历了这个，一个人走到绝境，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方。这个绝境，我用不着多说，是时代本身压给他的，是时代的转折压给他的，因为到了这个关口，他以前的创作方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他的事业被摧毁了。这个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人要走到绝境，其实是有他自主选择的成分在。因为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压力，不是沈从文一个人所承受的，很多人都在承受，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人要走到精神崩溃去自杀的程度？当然，沈从文个人当时的现实处境有非常特殊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想这当中，就还有一个勇气的问题，有一个人的大勇敢在。我们人这种动物，本能里面就有自我保护的反应机制，当碰到危险的时候，碰到绝境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避开它，绕开它。一九四九年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办法，可以稍微妥协一点，可以随波逐流，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顺大流。当然，随波逐流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词，那换成好听的与时俱进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这个绝境就避开了。可是这个人就是不肯，不能稍微圆通一点。他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结果他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这样的境地，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当我们本能地避开人生最绝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后，在精神心理上，我们的人生永远会有可怕的东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经历过。避开可怕的绝境一直在活着的人，那个活着的状态，有一种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比如说在“文革”当中，沈从文的遭遇要惨多了，但是他再也没有像一九四九年那样精神纠结反复，以致崩溃。

所以这样从死去一次再开始活过来的后半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起点，糟糕到底的起点，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我们一般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最低的起点，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起点，才奠定了以后的路是往上走的路。

我要讲绝境，要讲在绝境当中活过来，而且活下去，还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沈从文自杀，是因为他的文学事业不能继续了，他是把生命和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活下去，就还得有事业。这个地方就显出这个人特殊的本事，他能在绝境中创造事业，文学不行了，就另辟新路。我们都知道他转身投入了文物研究的事业，并且在这个转过来的领域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实往前、往后想想，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面临绝境，只不过这一次非常惨烈。他年轻的时候从湘西的部队跑到北京，生活没有着落，考大学考不上，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硬是从这样一个低的起点，从无到有，一点一点闯出来，成就了文学上的事业。往后看，比如说“文革”当中，他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好不容易改行创造的第二份事业，就是文物研究，又到了绝境。没有任何的书，任何的资料，怎么做研究？而且身体的状况特别差。又一次到了人生底部，能不能干点可以干的？所以他再做改行的打算和实验，认真尝试旧体诗的写作。他有一个从绝境当中创造事业的特别性格。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这个性格的背后，其实是生命的创造能量在支撑，是创造的能量要求释放，要求落实到具体的事业上去。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的绝境是比较戏剧化的、冲突极端激烈的时刻，但绝境绝不只是那样的时刻；其实可以把他漫长的整个后半生，就看成一个漫长的绝境。整个漫长的后半生就在对抗这样的一个绝境，以创造事业的方式，以日复一日的方式。

毋庸讳言，我们的注意力通常会更为戏剧化的绝境时刻所吸引，但我想说，比起绝境来，在绝境中以日复一日的努力创造事业，是更有意义的。

二、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超越受害者的身份

第二点我要讲的，这个后半生，还是一个自我或者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一个典型，我写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故事，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样，和他后代的很多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写出这个不一样。他是一个不能被放在一个共同的模式里叙述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和时代的巨大潮流、压力之间形成一个关系。偏离在社会大潮之外，自己找一个角落做自己事情，沈从文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反复讲过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用了沈从文一九五七年五一节画的上海外白渡桥上的游行队伍和黄浦江里一只游离的小船的即景图，这幅图的位置关系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读成一个隐喻，隐喻他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你会忽略的这样的一个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待在角落里的，知识分子要做时代潮流的引领者，要做弄潮儿，如果不能，至少要跟上，不能落伍不能掉队。可是若干年之后你回过头去看，偏偏是这样和时代潮流隔着距离，在这样一个谁都不会去理睬的角落里的人，才做成了事业。为什么会这样？个人要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才能和时代之间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个意义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而且也是对于时代的？

个人和时代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讲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沈从文以及沈从文的那一代人甚至后面的几代人，他们是剧烈变动时代的受害者，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和屈辱。受害者这样一个身份，是时代强加的，没有人愿意做受害者，所以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身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比如说“文革”过去以后，很多人会愿意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这样一来，不管是在意识里面还是在无意识里面，等于承认了时代强加给个人的被动的身份，也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避免只有一个被动接受的身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可以出国讲学了。他在美国做演讲，做了二十几场，演讲的内容一是讲文学，二是讲文物。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不是讲他自己的作品，也不讲三十年代他盛名时期的事情，而是讲二十年代他刚刚到北京时候的文坛情况。讲文物的题目就很多了，今天在这个学校里讲扇子，明天到那个学校里讲丝绸。他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一讲起来就很兴奋。可是他也知道，来听他演讲的人更希望听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遭遇，他们更希望从这个人的口中亲自证明这样的一个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残害力量，希望听到受害者的证词。在此前前后后很长的时期里，到海外的中国作家演讲，只要讲这个题目，下面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热烈的。可是沈从文就不讲。

很多人会猜测，他是不是过于谨慎？是不是很胆小，很害怕？我已经说过，他死都死过了，还会害怕什么？他有他自己主动创造的身份，这个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义，对他也更重要。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朴素特别诚恳。他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他说的是“一个健康的选择”和顽强坚持的工作，这个选择和工作让他超越了单纯受害者的身份。

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夸大？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补救一个时代的荒芜吗？从数量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时代连一个做事情的人都没有，和有这么许多的个人——沈从文当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个人——来做事情，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个人，证明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垮，也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被全部摧垮，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可以存在下去，还有存在的价值。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身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三、创造力的故事

第三我想讲的，这还是一个关于创造力的故事。沈从文这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软弱、非常普通，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充满着创造的能量。这个人一辈子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特别是后半生在历史博物馆，人家其实是不想让你做什么事情的，不做倒还会安稳一些，做了，而且常常是硬要去做，麻烦就出来了。开始的时候我归结为一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闲不住，忙不完，要做这要做那。后来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他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丰沛的创造的能量，要把创造的能量发挥出来，不发挥出来，憋在里面，一定很难受。

这个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做的事情是没人做的。他做文物研究，文物研究在他半路改行过来之前早就有很长的历史了，可是为什么他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的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什么会是奠基性的著作呢？不仅仅是服饰，他文物研究的“杂货铺”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别人不研究的。他的研究活动不是循规蹈矩的，有他自己的创造性在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有多重的解释，但是最后我把它归结为创造力。一九五三年，历史博物馆开了一个反对浪费的展览，展品就是沈从文给历史博物馆买的各种各样的“废品”，比如说，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再比如，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赦相近。历史博物馆还有意安排沈从文陪同讲解。这个故事，我想至少可以读出三重意思来。第一，可以读出来的是沈从文的现实处境、政治处境很糟糕，他们竟然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侮辱他；第二，除了现实的政治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学术同行的压力。这个压力是很要命的，因为这个压力就在你身边，是来自“专家”的，他们觉得你是外行，不懂，让你买文物，结果你买来的是“废品”。但我更想说的是，我们把前面的意思反转过来，从正面看，看出第三重意思，就是沈从文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他要的东西是别人眼里的破烂儿，他能见别人之未见，看出破烂儿的价值。他的后半生的事业，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他自己对于历史和文物的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他自己会说，例如绸缎研究，例如工艺美术装饰图案研究，例如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那么多年没有人好好注意，“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长一类角色，照旧戏说则是‘开路先锋’。”他还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作，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先锋，打前站，开荒辟土，他的文物研究不是沿着旧有的路子跟在后面走，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开创性。这也正是创造力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沈从文的后半生，又是一个生命的创造能量不断释放、不停地探索着往前走的故事。当然，走得艰难，创造力要得以实现，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碍，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忍受难以忍受的屈辱。

四、爱的故事

第四，我很喜欢讲，这是一个爱的故事。

沈从文后半生做的那些事情，长年累月在灰扑扑的库房里转悠，和“没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有什么意思呢？说得简单一点，是对于文物的兴趣，但这个兴趣再追究下去，是对创造文物的人的体贴和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曾经说道，看到一个小银匠打银锁银鱼，一边流眼泪一边敲击花纹，制作者的情绪和生命会不知不觉地带到他手里做的这个活里面。看到一只豆彩碗，那么美秀、温雅，他会想到制器彩绘的人，在做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生活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挣扎，有怎样的喜怒哀乐，他会从物质的形式上体会一种被压抑的无比柔情的转化。

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有一个特点，大多不是我们一说到文物就会想到的东西，而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是普通人在漫长的历史里面，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长期以来正统的文物界看不上眼，他却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其实沟通了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关心的是什么？士兵、农民，甚至妓女，这样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对他们有感情，他爱他们，他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庄严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到了他的后半生，他真的在做历史研究了，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对历史的感受融进研究里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在观念上和兴趣上，都存在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现代史学的第一次重大反省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一九〇二年写的《新史学》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历史。梁启超责备中国传统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

沈从文凭借自己生命的经验、体悟和真切的感情，追问什么是“真的历史”，“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这个强烈的感受，恰恰呼应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连文字意象都不约而同：“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而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一九四九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就是汪曾祺所说的，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全部的作品；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比他家乡的那条河还要长，还要宽，这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后半生。他爱这条长河。

五、时间胜利的故事

这样讲下去，可以讲很多层次的故事，留待以后吧。最后我想讲，这还是一个时间的故事。

在沈从文漫长的后半生里面，时间是非常地难熬，各种各样的烦恼、屈辱、挫折，要一分钟一分钟去捱，一天一天去捱，要一点一点用自己的努力来对付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情，一点一点来做自己的事业。所以那个时间过得非常地慢，非常地煎熬。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觉得是透不过气来、压抑到令人窒息、看不到头的磨人过程。有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虚幻的想法：快点写完吧，写完了，书里的人就从时间的磨难里解脱出来了。

可是，沈从文是研究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心里有另外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的跨度和度量的单位非常大，面对古人和文物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有千载之下百世之后的感叹；对自己的工作，沈从文常用的时间衡量单位是代，不是一天天计算时间，也不是一年年，而是一代代的。一九四九年，他跟丁玲写信说，我也不要写作了，反正写作有很多年轻人，我要做的是工艺美术史的研究，给下一代留个礼物吧。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要留给下一代。

在此之前，沈从文用差不多的方式表达过这样的对自己文学的强烈信心。一九四八年，他十几岁的儿子读《湘行散记》，他跟儿子说，你看这些文章很年青，等到你长大的时候，这些文章还很年青。他的计算单位是一个人长大了，这些文章还有生命力。这个今天已经验证，不但他的儿子长大了，后来好几代人长大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会读《湘行散记》。

在后半生，沈从文不仅仅对他做的文物研究有这样强烈的自信，对他已经遭受了否定的文学也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是建立对长时段的时间的信心上。在这个时间的故事里面，有两件事，我愿意讲给大家听，这特别地让我震惊。

一九四九年自杀以前他留绝笔，写了两章自传，要把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交代清楚。这两章自传里有一章叫《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这么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

过了许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心里的震惊，是从沈从文次子沈虎雏那里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 ，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用卡片纸做了保护夹，外面写“沈要”二字，里面用铅笔记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就是那句让我持久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时间绵延不绝，个体生命从头到尾，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却能奋力凿通自己生命的头和尾，既向前延伸也向后延伸，他从在他之前的过去时间里源源不断汲取丰富和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把自己的一切安排、托付给在他之后的未来时间。

站在今天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时间的故事，大跨度地计量时间，一代一代地计量时间的这个故事，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

本文为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思南读书会·文学之家的演讲

载《上海文化》二〇一五年第一期

注释

[1]
沈从文：《题〈爱眉小札〉》，《沈从文全集》第14卷，475页。

[2]
沈从文：《新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60页。

[3]
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第19卷，43页。

[4]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3页。

主要参考书目

《沈从文全集》，沈从文著、张兆和主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沈从文别集》，沈从文著，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从文家书》，沈从文、张兆和著，沈虎雏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沈从文年表简编》，沈虎雏编，见《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

《沈从文作品的外文译作》，沈红编，见《沈从文全集》附卷。

《沈从文年谱》，吴世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沈从文传》，凌宇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吴立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金介甫(Jeffrey Kinkley)著，符家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李扬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沈从文家事》，沈龙朱口述，刘红庆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怀念沈从文》，《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凤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9年。

《长河不尽流》，巴金等著，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沈从文研究资料》，邵华强编，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

《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向成国等主编，未正式出版，2002年印制。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王珞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

《沈从文研究资料》，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著，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金介甫著，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赵树理文集》，赵树理著，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人生扫描》，李辉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中国三代作家纪实》，涂光群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孙机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丁玲全集》，丁玲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晚翠文谈新编》，汪曾祺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和老人聊天》，李辉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沈从文与丁玲》，李辉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丁玲年谱长编》，王增如、李向东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文星街大哥》，刘一友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年。

《萧珊文存》，萧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范曾自述》，范曾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传奇黄永玉》，李辉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

《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江丕栋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王亚蓉编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小川利康、止庵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胡乔木传》编写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最后的闺秀》，张允和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浪花集》，张允和、张兆和等编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

《合肥四姊妹》，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张允和、张兆和等著，张昌华、汪修荣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

《曲人鸿爪》，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撰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张充和诗书画选》，白谦慎编，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丁易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

《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著，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

《一九四八：天地玄黄》，钱理群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著，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王德威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上卷，1991年；下卷，1993年。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费正清(J. K. Fairbank)、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 Macfarquhar)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49—1965年卷，1990年；1966—1982年卷，1992年。

初版后记

一九九七年，我写出自己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文章，《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二〇一三年，完成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书稿，想起这篇文章，才恍然明白，原来十六年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胚胎；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它终于长成了。

我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读沈从文的，读了好几年，只是觉得好，并没有深切的体会。好像是要等待一个机缘，机缘不到，什么也不会发生。幸运的是，这个机缘等来了。。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在《收获》杂志第二期读到沈从文的家属整理发表的《湘行书简》—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从北平返回家乡，在湘西的一条河流上给张兆和写的一封接一封的长信—我的感受无从言表，心里却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我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又说不出明白的到底是什么。沈从文在这条河流上经历了一次“彻悟”，我一时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彻悟”，但他一月十八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真正开启了我理解的空间。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遇到这段文字，我就可能走不进沈从文的世界。

此后陆续见到沈从文生前未曾公开的文字，促成了我关于沈从文的第一篇论文；但到那时为止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二〇〇二年底，《沈从文全集》出版，三十二卷，一千多万字，其中四百万字生前没有发表过，这四百万字中的大部分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写的—读完这些，我产生出明确而强烈的写沈从文后半生的冲动，并开始着手准备。

二〇〇四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置“原典精读”系列课程，并催促任课教师撰写讲义教材。二〇〇五年寒假我写完《沈从文精读》一书之后，想一鼓作气完成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只写了万把字，就不能再继续下去，因为前面的书稿赶得急，没日没夜对着电脑，眼睛出了问题。这样就不得不拖延下来。一拖就是好多年，简直快要拖出心病来。二〇一二年秋天，我重新开始，排除了其他事的打扰，一心做这一件事，转年夏天就完稿了。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写过一篇《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文章结束时候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增订版后记

《沈从文的后半生》二〇一四年六月初版，二〇一五年十月第六次印刷，每次重印都有个别字句的改动；现在出增订版，又做个别处的修正。增订版新加了两个附录，一是对此书出版后新发表的一篇材料的介绍和阐述；一是对这本书所叙述的内容以及对这本书的写作本身，我个人的一些理解。

这本书初版之前，我动笔列一份感谢名单，写出之后，发现这份名单太长，于我个人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于读者则可能关系不大，几经犹豫，最终未把这份感谢印出。书出版后至今两年多，我又持续地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帮助和鼓励，倘若再列一份名单，就会更长了。我还是选择把发自心底的感谢，保留在自己心里。

二〇一六年十月九日

影像 沈从文走过的路

沈从文，一九二二年二月，摄于湖南保靖军队中。

张兆和，一九三一年在中国公学运动会上获几项赛跑冠军。

沈从文家人合影。左起沈从文、沈荃(三弟)、母亲、沈岳萌(九妹)、沈云麓(大哥)，一九二九年摄于上海。

沈从文、张兆和一九三四年春摄于达园。

一九四六年，三姊妹和三连襟合影于上海。前排左起张元和、顾传玠，后排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一九四六年，张家四姊妹合影于上海。前排右起张元和、张允和，后排右起张兆和、张充和。

一九四八年在颐和园霁清轩度暑假期间，沈从文计划“好好的”再“写个一二十本”文学作品。

沈从文夫妇一九四八年夏与友人在颐和园。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张奚若夫人、杨振声。

一九四九年夏，出席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的朋友到沈从文家中拜访。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一九五〇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先期下放的张兆和赶到沈从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沈龙朱摄)

一九七二年，沈从文从湖北干校回北京后摄，左为回京后所写一首诗的手稿。

一九七四年冬，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一九八一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考古学家王与沈从文的忘年交长达三十五载，是沈从文晚年工作中最得力的合作者。(王亚蓉摄)

沈从文八十岁重访自己出生的凤凰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