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毛姆作品系列套装

作者：【英】毛姆

产品策划：邵明鉴

封面设计：李佳灵

巨匠与杰作

在中国屏风上

客厅里的绅士

情迷佛罗伦萨

英国特工

西班牙主题变奏

月亮和六便士

刀锋

人生的枷锁（插图本·上册）

人生的枷锁（插图本·下册）

随性而至

木麻黄树

观点

版权信息

书名：巨匠与杰作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2040

译者：李峰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译序

《巨匠与杰作》：经典作家的另一面

1945年，毛姆应美国《红书》杂志邀约开列了一张书单，列举了其心目中的世界十佳小说，并为之撰写了系列书评，对这些名著的成书过程、写作手法、艺术特色一一做了点评，此后，温斯顿公司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于是就有了我们手头的这本《巨匠与杰作》。在浩若烟海的小说世界中选择出所谓“十佳”，无疑是一项极不讨好的工作。那些捧着《克拉丽莎》黯然泪落，或是言必称《尤利西斯》的读者，看到自己无比推崇的作品居然未能入选TOP10（这是对自身情感与智商的何等辱蔑！），自然要愤愤不平，如同钟爱多年的球星或影星在呼声甚高的情形下却未能折桂一样，他们肯定是要发一通牢骚甚至骂上几句的。尽管毛姆本人在全书的开篇早已坦承，“我所列的书单极为武断。其实我完全可以再列出十部小说，以其不同的方式而丝毫不输之前所选，而且还能为选择这十部给出同样充分的理由”。可在随后的几十年当中，争议之声依然不绝，而《巨匠与杰作》也就在这争议声中同其讨论的经典一样成了经典，被视为文学评论的典范之作。

据说在菜鸟级的文学爱好者里，有很多就是按照毛姆所开列的这个书单为自己制订阅读计划的，由此大大提升了这十本书在全世界的销量，把这些原本还算高雅的艺术杰作活生生地变成了畅销书，导致今天不少有点文化（或是没文化装作有文化）的人，似乎已经不太情愿提及这些名著，更愿意把卡夫卡的《城堡》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挂在嘴边。当然，谁也无法否认《城堡》的深刻与《追忆逝水年华》的伟大，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书似乎有点“太深刻”、“太伟大”了，不太可能用“享受”二字来形容其阅读体验，以至有人戏言：所谓名著，就是所有人都不想读却又希望自己读过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毛姆的观点十分明确：艺术的目的就是娱乐，而教育只是其次要功能，那么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小说，一定要为读者提供愉悦的享受，他极力反对将小说当成讲坛的陋习，认为“让读者以为读小说可以轻松获取知识”是一种误导，因为知识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获得，而读小说就是为了寻开心，“假如读一本小说很辛苦的话，那还不如干脆别读了”。为此，他甚至提倡大篇幅的跳读或者对原著进行大胆删减，因为这样能够有效增添阅读的快感，对原著精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毁损。这种阅读理念，毛姆在《巨匠与杰作》的第一章《小说的艺术》中讲得十分清楚，并且贯穿全书的始终。

综观外国文学界，我们可以发现，数名作家都曾以《小说的艺术》为题著书立说，详述自己对小说这一独特文类的看法，其中较著名者当推戴维·洛奇和米兰·昆德拉。常常有人抱怨：写文学批评的，常常都是些自身没有实践创作经验之人，他们满嘴的理论术语，却如隔靴搔痒，话不着题；相比较而言，作家写出来的文学批评直观而感性，更容易触及小说实质。就拿毛姆的这篇《小说的艺术》来说，除了当中的第二节还谈谈叙事视角外，通篇几乎全都是漫谈闲扯，其率性和散漫，简直有点对不起标题上的“艺术”二字，可谈笑间，已经把小说最本质的问题（如类别、功能、写作技法等）解释清楚。即使到了论及这十部小说的正文当中，他也鲜有具体的文本分析和主题阐释。

其实，《巨匠与杰作》虽是一本文学评论集，但毛姆在撰写过程中并没有用什么专业的批评方法，而是专注于作者生平，因为他始终秉持的原则就是：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最好弄清他个人历史中的重要之事。于是在考查作家的人生轨迹时，他凭着一股顽强的“狗仔队精神”，把大胆的假设与小心的求证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只是假设和求证的对象（也就是其所谓的“重要之事”），常常不是这些“巨匠”人生中的重大际遇，而是他们的私生活，虽说内容八卦，但其言之凿凿，绝对的“有道有理有根有据”。从中我们得知：原来司汤达在请教朋友如何追求异性时是认认真真做过笔记的，然后按照所记内容采取行动；福楼拜发现了新的猎艳目标，居然无耻地要自己现在的情人前去打听对方下落；青年时代的巴尔扎克跟一个年纪足以做自己母亲的女人纠缠不清，直到对方去世，而我们最不苟言笑（有挂在各个中学墙上的画像为证）的托翁（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个何等分量的字）居然是个拈花惹草之辈，并不幸染上了梅毒。于是乎，读者感受到了有如“冰火两重天”的奇特阅读体验——自己明明是在正襟危坐间“与伟大心灵进行对话”，可眼前看到的似乎都是些绯闻韵事，恍惚间，惊觉自己手中的这部经典，似乎比娱乐周刊的趣味也高不到哪里去。

但凡文史著述，难免要涉及材料的取舍，而取舍之间，作者的立场和方法也就昭然若揭。由是观之，毛姆钟情于抠取并钻研小说家们的花边趣事（特别是有关性爱的私密）自有其道理。在这里，他采用的显然还是弗洛伊德那一套，即通过分析作家的性冲动和白日梦来考查其创作动机，书中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是艾米莉·勃朗特通过塑造希斯克利夫这个狂暴的人物来满足自身长期受制的情欲，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过程中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同经历那些让其倍感兴奋和战栗的幻境。与此同时，他还较早地诊断出了艾米莉和麦尔维尔身上的同性恋倾向。凡此种种，自然会令巨匠的仰慕者们感到心神不安，毛姆对此倒是看得很开，他相信性欲本就是一种动物本能，跟口渴或饥饿一样，没什么可羞耻的，也没有理由不去满足它。应该有不少人听过他那句颇有些玩世不恭的名言：“所谓爱情，就是找到一个能进行满意性交的挚友，与其共同享受肉体交流和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快感。”（好在他还提到了“思想”二字！）

当然，除了淫邪之念，巨匠们还有着道德上的缺憾甚或是“劣迹”，诸如菲尔丁对权臣的溢美和赞颂，巴尔扎克的视借款如馈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嗜赌如命等，就连维多利亚时代崇尚道德修养的很多作家，也都有过为了完成连载任务、拿到高额稿酬而努力灌水的不光彩经历（以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之流为代表）。楷模形象的轰塌必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焦虑与不安，可拥趸们实在无须为自己崇敬的偶像极力开脱，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某些缺失，同其作品中撼动人心的道德力量之间并不矛盾，因为这就是人性，真实而复杂的人性，恰如俄国批评家斯特拉霍夫所言：“恶贯满盈和高尚情操完全可以比肩而立。”现代人早已懂得，非此即彼的二元思想过于简单，看待万事万物应当全方位、多层次才是，那么在对文学名家的研究上，为什么还要固守整齐划一的观念、维护其并不真实的高大全形象呢？如果他们的私生活确实有助于后世更好地了解其作品，适当爆料也无可厚非；倘若借此还能吸引到一些本不关心文学之人的眼球，诱使他们读上几本经典名著，那真算是功德一件了。

毛姆曾戏言：英国文学有两大不幸，即青年才俊济慈的英年早逝和老权威华兹华斯的长命百岁。而他本人在研究作家生平时如此地寻根究底，恐怕是要被人列为又一害的了——照理说，像毛姆这种大师级的人物替人作传，本该是无比荣耀之事，可但凡读过《巨匠与杰作》的职业作家，必定会感到后背发凉，心中暗自祷告：断不要这位毛姆先生为我撰写生平，也不劳烦此公把我编进其负责的文学史，保不准他会把我猴年马月做过的哪件糗事抖出来呢。不过有语云，“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在毛姆津津乐道于他人的韵事时，却无力顾及身后之事，未曾料想到他的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们亦是以丝毫不逊于自己的“狗仔队精神”，大曝其隐私。譬如性学大师布洛（Vern L. Bullough）在他那本著名的《性爱史》（1979）中论述精神因素对作家写作的影响时，就是拿毛姆和福斯特作为同性恋的典型实例的；近些年来，国外甚至出现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萨默塞特·毛姆男女同性恋小说奖”。以毛姆的个性，想来应该不会为此愠怒，天国里的他只会充满同情地俯瞰着世人，一脸的坏笑，想必是由于他还有更多的隐私，我们尚未（或者永远不会）发掘出来罢。

最后，我想请各位读者格外关注本书最后一章的第一节，因为其写法实在独特，充满了新颖有趣的创意——作为全书“总—分—总”结构的收尾部分，毛姆需要在本章重申第一章里提到过的思想，又要避免乏味的重复。于是，他居然设计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派对，让书中的十位作家聚到了一起，相互攀谈，举手投足间，各人的性情特点展露无遗。虽然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可凭借其深厚的功力，毛姆却把这一幕写得既风趣夸张又真实可信，而夸张度和可信度的兼顾，不正是一部成功小说所不可或缺的吗？用小说的形式结束一部小说批评著作，此等做法，恐怕也只有毛姆才能想得出来吧。

或许由于几个月来沉溺在毛姆的文字世界里，无意间受其感染过深的缘故，译者的文学观念也经历了些许的变化，从前喜欢调侃戏说的习性重又盖过了这些年的学科规训，于是随手写下了这篇极不严肃的小文章，是为序。

李锋

2008年7月于上海

我一向喜爱伟大作家们的通信、交谈、思想，他们的性格、品行的诸种细节，总而言之，他们的生平的诸种细节。

——圣伯夫

小说的首要前提就是引发兴趣。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读者产生幻觉，乃至相信他所听说的故事真的发生了。

——巴尔扎克

一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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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亨利·菲尔丁和《汤姆·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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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简·奥斯丁和《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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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司汤达和《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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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巴尔扎克和《高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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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查尔斯·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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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 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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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八 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白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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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九 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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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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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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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十二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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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小说的艺术

（一）

我想告诉本书的读者，书中的几篇文章是如何写就的。还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红书》（Redbook）的编辑请我列出本人心目中的世界十佳小说。我依言照做，事后也未再想此事。当然，我所列的书单极为武断。其实我完全可以再列出十部小说，以其不同的方式而丝毫不输之前所选，而且还能为选择这十部给出同样充分的理由。倘若叫上一百个博览群书、文化深厚的人开列书单，很可能要有至少两三百部小说被提到，但我相信，在所有的这些书单中，本人所选的大多数小说都会有一席之地。在这种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某一本小说，如果它能强烈吸引一个人，哪怕是判断力很强的人，以至其对该书不吝溢美之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他读这本书时所处的人生阶段和环境令他格外容易受到感动；可能是由于他的偏好或遐想，使得小说的主题或场景对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或许会把亨利·韩德尔·理查森的《毛里斯·格斯特》列入十佳小说，而一个五镇的当地人，会非常喜欢阿诺德·贝内特对当地特征和居民翔实生动的描写，并将其《老妇人的故事》列入自己的书单。两本小说写得都很好，可我相信，但凡客观公正的看法，是不会把这两本书列入十佳的。一个读者的国籍会令他对某些作品格外感兴趣，并由此导致其对该作品的评价超过其公认的价值。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在法国广为阅读，但自此之后直到近来，法国人对本国之外所写的任何东西都鲜有兴趣。我很难想象，一个法国人在开列十佳书单时，会像我那样想到《白鲸》，假如他学识格外渊博，或许会提到《傲慢与偏见》；但他几乎肯定会选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这不无道理，这本书确有其超凡之处，它是一部感伤小说、一部心理小说，而且可能是历来的第一部：故事触动人心，人物塑造细腻，文笔不同凡响，篇幅简洁得体。书中所涉及的社会，法国的每一个男学生都很熟悉；而其中的道德氛围，读过高乃依和拉辛的他们也不陌生；它的魅力，在于同法兰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密切相关，它对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英国读者会觉得主人公们的高尚行为不近人情，他们彼此间的对话刻板做作，他们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我并不是说，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如果带有这种想法，他是绝对不会把这部杰作列入世界十佳的。

我为《红书》所开列的书单中，还附加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我在其中写道：“聪明的读者，倘若他学会跳读这一有用的技巧，就能从阅读这些书中获取最大的享受。”一个明智的人，是不会把小说当成任务去读的。他会将之作为消遣。他要感兴趣的是人物，关注他们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举动，还有他们的遭遇；对于他们的苦恼，他深表同情，对于他们的快乐，他欢欣不已；他把自己置于他们的位置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过他们的生活。这些人物的人生观，他们对人类思索这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不管是用言语还是行动表露出来，都会在他的心中激起或惊讶、或愉快、或愤怒的反应。但是他发自本能地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儿，并且像猎狗追寻狐狸的踪迹一样，坚定地追随这一兴趣。有时候，由于作者的失误，他跟丢了。那么他就会辗转寻觅，直至重新发现踪迹。他这是跳读。

每个人都跳读，但没有遗失的跳读可并非易事。以我所见，跳读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的才能，或许也可以凭借经验来获得。约翰生博士就跳读得很厉害。鲍斯韦尔告诉我们，“他具有一种奇特的能力，任何一本书，他无须从头到尾费力细读，就能一下子抓住其中有价值的东西。”鲍斯韦尔所指的，无疑是信息类或启蒙类的书籍；假如读一本小说很辛苦的话，那还不如干脆别读了。遗憾的是，由于我随后就会谈到的一些原因，很少有小说能让你兴味盎然地从头读到尾。虽然跳读可能是个坏习惯，但读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一旦读者开始跳读了，他会很难停下来，于是可能会漏掉很多原本对他有益的东西。

在我给《红书》开列的书单面世不久，一家美国出版商向我提议，以缩写本的形式重新发行我提到的这十本小说，每本都由我来写上一篇前言。他的想法就是，除了作者必须要讲的，其他一概删去，揭示作者的相关思想，展示他所塑造的人物，这样的话，读者就会阅读这些优秀的小说，如果不把许多朽木（这么形容不无道理）从中砍掉的话，他们是不会去读的；既然只有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得以存留，读者就可以充分享受思想上的愉悦了。我起先大吃一惊，可后来我想到，尽管我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学会了跳读的技巧，并从中受益，可大多数人还不行，假若有一个富有经验和鉴别力的人替他们做好删选，无疑也是好事一桩。我欣然接受为以上小说撰写前言的提议，并随即动手开始写。有些文学研究者，有些教授和批评家，都会惊呼，说损坏名著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应当依照作者所写的原貌阅读经典。这得看是哪本名著了。我无法想象，像《傲慢与偏见》这样一本迷人的小说，或是像《包法利夫人》这样结构严整的小说，可以从中删去哪怕一页；但是极具洞察力的批评家乔治·森茨伯里曾经写道：“没有几部小说能像狄更斯的作品那样经得起浓缩和节略。”删减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很少有戏剧在上演之前，没有经过彩排时的大幅删减而受益匪浅。很多年前的一天，当我跟萧伯纳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的剧作在德国演出，要比在英国演出成功得多。他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英国公众的愚蠢和德国人的较高思想。他错了。在英国，他坚持要求自己所写的每个字都要念出来。而我在德国看过他的戏，那儿的导演把其中对于戏剧情节毫无必要的冗词无情去除，由此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愉悦的享受。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别把这事儿告诉他。而一部小说为什么就不该受到类似的处理，我实在找不出理由。

柯勒律治曾说，《堂吉诃德》是一本第一遍需通读、第二遍浏览即可的书，他说这番话的意思，很可能是该书的某些部分实在乏味、甚至荒唐，一旦你发现了并再次阅读的时候，花在上面的时间是很不值的。这是一部伟大而重要的著作，一个自称是文学研究者的人当然应该通读一遍（我本人就从头至尾读了两遍英文版的、三遍西班牙文版的），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普通读者，也就是为了取乐而看本书的读者，假如他压根儿不去读那些枯燥的部分，是根本不会损失什么的。他们肯定会更加喜欢余下的段落，这些段落直接关乎勇武的骑士及其粗俗的随从那些有趣而动人的历险和对话。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位西班牙出版商，已经把这些内容合为一卷，读来感觉颇好。还有一本小说，重要自然是重要，可要说伟大可就得掂量一下了，那就是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其篇幅之长，除了少数最倔强的小说读者外，所有的人都会望而却步。我想，要不是偶然碰上一本缩写本的话，自己也决不会有勇气读这本书的。该版本缩减得很好，以至我根本没觉出丢了什么东西。

我料想大多数人都会认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本世纪出产的最伟大的小说。普鲁斯特的狂热崇拜者（本人也是其中一员）能够饶有兴味地品读其中的每个字词；有一回，我甚至夸张地宣称，本人宁可读普鲁斯特读得倒胃口，也不肯读其他作家来获取快乐；不过读过三遍之后，我现在也得承认，他书中的各个部分并不具备同等的价值。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些思想很盛行，可在今天不是被抛弃就是变得平淡无奇，因此我常疑心，普鲁斯特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写出的那些长篇累牍、杂乱无章的内心反思，未来的读者是否还会感兴趣。估计到那个时候，他作为一名伟大的幽默作家的身份将比现在更为明显，而他那新颖独到、各不相同、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会令他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并驾齐驱。或许总有那么一天，会发行他这部皇皇巨著的缩写本，把那些时间证明并无多大价值的段落统统删去，只保留那些具有持久趣味的篇幅，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一部小说的精华。缩减后的《追忆逝水年华》仍会是一部鸿篇巨制，但会异常的出色。安德烈·莫洛亚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名叫《追忆马塞尔·普鲁斯特》，从该书颇有些复杂的叙述中，我勉强看出，普鲁斯特原打算将小说按三卷本出版，每卷四百页。当第二、三卷正在刊印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版被迫推迟。普鲁斯特身体很差，不能服役参战，于是他便利用手头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为第三卷添加了大量的材料。莫洛亚说：“添加的很多材料，简直就是心理学和哲学论文，而智者（我认为他用这个词指的是作者本人）在文中对人物的行为评头论足。”他接着说道：“从这些材料里，人们几乎可以整理出一系列蒙田式的小品文：诸如论音乐的作用、艺术的新颖、格调的美感，论人类的类型数量之少，论医学的洞察力，等等。”此言不假，可这些材料是否增加了小说的价值，我想，要看你对这种形式的功能持有怎样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赫·乔·威尔斯曾经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做《当代小说》，他在文中说：“依本人拙见，我们当代的社会发展提出了大量的棘手问题，而小说是我们探讨其中大多数问题的唯一媒介。”未来的小说“将是社会的调解者、相互理解的手段、自我反省的工具、道德的展示和风格的交流、习俗的来源，以及对法律制度、社会信条和思想的批判”。“我们将要探讨的是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威尔斯很难容忍那些将小说仅仅视为消遣手段的看法，他明确声称，自己怎么也没法儿把小说看成是一种艺术形式。奇怪的是，他却很讨厌别人把自己的小说描绘成宣传作品，“因为在我看来，宣传这个词应当仅限于为某些有组织的政党、教会、学说服务”。无论如何，这个词在今天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它指的是某种方法，包括口头、书面、广告、不断重复等形式，而你用这种方法来试图说服别人，告诉他你本人对是非、好坏、对错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所有人都该接受并照办。威尔斯的主要小说，其用意都是为了传播某些思想和准则；因此那无疑就是宣传作品。

最后归结为这么一个问题：小说到底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目的是教育还是愉悦？假如说它的目的是教育，那么它就不算是艺术形式，因为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愉悦。在这一点上，诗人、画家、哲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基督教教导人们：对愉悦要心存疑虑，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迷惑不朽灵魂的陷阱，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愉悦这种观点，会令他们颇受震撼。将愉悦看成是一件好事似乎更为合理，但也应记住，有些愉悦确实会产生恶果，最好避而远之。有一种十分普遍的倾向，就是把愉悦仅仅看作是感官享受，这也很自然，因为感官上的愉悦比思想上的愉悦更加鲜明；但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看法，除了肉体的愉悦，还有头脑的愉悦，如果说后者不是那么强烈的话，却更为持久。《牛津辞典》对艺术所下的一个定义是：“在审美领域的技巧应用，诸如诗歌、音乐、舞蹈、戏剧、讲演、文学创作等。”此话所言极是，但它随后又补充道：“尤指在现代应用中，以追求工艺完善、效果完美为对象而展现自我的技巧。”我想这就是所有小说家都力求达到，但又（如我们所知）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小说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或许并不崇高，但确实是一种艺术形式。不过，它属于一种在本质上极不完美的形式。这个题目，由于我在各处所做的讲座中已经涉及，而现在要谈的几乎就是当时的内容，所以我将简要地从中引述。

我认为，把小说当成布道坛或讲坛，这纯属一种陋习。让读者以为读小说可以轻松获取知识，我觉得这是对他们的误导。没办法，知识只能通过努力学习才能获得。假如我们能够用小说这种果酱，把有益的知识药粉变得美味可口，从而可以大口吞咽的话，自然是好事一桩。可事实上，如此一来，美味可口的知识药粉是否还有益，我们却无法断定，因为小说家所透露的知识是带有偏见的，因此并不可靠；倘若所知的事情已经被歪曲了，那还不如干脆不知道为好。一个小说家，没有理由还得是别的什么专家。他能当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就已经足够了。诚然，他应该对很多事情都有所通晓，但如果想在某一特定的领域成为专家，那就毫无必要了，有时甚至是有害的。他不需要吃下整头羊才能知道羊肉是什么味道，光吃一块羊排足矣。然后，通过对所吃羊排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可以向你详尽地描述爱尔兰炖羊肉味道如何；可如果他并不罢休，接着开始大谈自己对牧羊、羊毛产业、澳大利亚的政治局势有何看法的话，你最好还是有所保留地听取。

小说家要受到自身偏见的左右。他所选择的题材、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他对这一切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不管他写什么，都会传达出他的个性，展现出他的本能、感受和体验。无论他如何努力地保持客观，都依然会受控于自身的癖好。无论他如何努力地保持公正，都不可能没有偏袒。他的筛子是灌了铅的。仅仅是小说开头让你注意到一个人物，其实他已经在引发你对这个人物的兴趣和同情了。亨利·詹姆斯一再强调，小说家必须要把自己的作品戏剧化。这个说法虽说可能不太好懂，但却生动有力，其意思就是小说家必须在素材的安排上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也就是说，假如需要的话，为了获得他想要的效果，可以牺牲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我们知道，这可不是科学类或信息类作品的写法。小说家的目的并非教育，而是娱乐。

（二）

小说主要可以有两种写法，两者各有其利弊。一种是用第一人称写，另一种是从全知的视角写。就第二种而言，作者可以把他所认为必要的信息全都告诉你，使你能够跟上故事的发展、理解其中的人物。他可以从内部描述他们的感情和动机。假如有一个人物穿过街道，他就可以告诉你，他为什么这样做，以及随后会发生什么。他可以专注于某一组人和某一系列事件，而后暂且将之放到一边，又去关注另外的事件和另外的人物，以此将逐渐消退的兴趣再度恢复起来，并且通过错综复杂的故事，展现出生活的丰富多彩、复杂变幻。这种方法的危险便是，一组人物可能比另一组人物有趣得多，就像《米德尔马契》这个著名的例子，当读者不得不去阅读他根本不关心的人物命运时，他会觉得不胜其烦。全知视角下写出的小说，可能会有变得笨拙、啰嗦、松散的危险。写这类小说，没有谁的笔法超过托尔斯泰，可即使是他也未能完全避免这些缺点。这种方法向作者提出的要求，是他无法始终达到的。他必须得深入每个人物的内心，感其所感，思其所思；但作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只有当他身上具有其笔下人物的某些影子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的话，他只能从外部观察，而此时的人物便会缺乏使读者相信他的说服力。

我认为，正是由于热衷于小说形式的亨利·詹姆斯意识到了这些不足，他才构想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全知方法的次种类来。在这种方法里，作者依旧无所不知，但他的全知只集中在某一个人物身上，而既然人物是会犯错误的，所以作者的全知也就不完全了。当作者写“他看见她露出微笑”的时候，他是摆出了全知的姿态；可当他写“他看见她微笑中的讽刺意味”的时候，就不是全知了；因为讽刺意味是他赋予到她的微笑上的，而且有可能并没什么道理。正如亨利·詹姆斯清楚看到的那样，这种手法的效力就在于：既然这个特定的人物（如《奉使记》中的斯特雷瑟）至关重要，而且正是通过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揣测，故事才得以讲述，其他人物的性格才得以展现，所以作者很容易排除不相关的内容。他的小说，其结构必定紧凑。此外，这种方法能够给作品赋予一种真实感。由于你主要关注的是某一个人，因此不知不觉地就会相信他所讲的话。读者应当了解的那些信息，是随着站在叙事角度的人物逐渐了解到，然后传达给读者的；因此他享受到了一种愉悦，即那些令人迷惑、模糊、疑问的事情一步步水落石出。这种手法也就使小说具有了类似侦探故事的神秘色彩，也就是亨利·詹姆斯始终渴望达到的戏剧性。可是如此一来，渐渐透露一系列信息所造成的危险就是，读者可能比那个站在叙事角度的人物反应还要快，并早在作者希望的时间之前，就已经猜到了结果。我估计，但凡阅读《奉使记》的人，都会对斯特雷瑟的头脑迟钝感到不耐烦。明明摆在眼前的事情，以及他接触的所有人都很清楚的事情，他本人却毫不知晓。作为公开的秘密，斯特雷瑟居然还是猜不到，这暴露了该方法的不足。读者本来没那么傻，你却拿他当傻瓜，这是很危险的。

既然大多数小说都是站在全知视角下写出的，我们只能据此认为，一定是小说家们发现，这种视角总体而言是他们应对困难时感到的最满意的方法；可是用第一人称讲故事也有一定的优点。如同亨利·詹姆斯所采用的方法一样，第一人称可以令叙事具有真实感，也会使作者不得不始终遵循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只能告诉你，他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为。如果更多地使用这种方法，可以让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小说家们受益不浅，因为在当时，部分上由于出版方式，部分上由于民族癖好，他们的作品常常有些杂乱无章、散漫离题。使用第一人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你对叙事人产生同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他身上，因此不由得产生同情。然而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就是，假如叙事人（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叙事人同时也是主人公）告诉你，他长相英俊、魅力不凡的话，肯定有些不妥；假如他讲述自己的勇敢事迹，似有自夸之嫌；假如读者人人都清楚女主角爱上了他，只有他自己没能看出来，又有愚笨之嫌。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弊端，凡是写这类小说的作者，从未有人能够完全将其克服，那就是主人公兼叙事人，作为中心人物，却在跟周围人物的比较下，容易显得苍白无力。我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能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由于作者在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是从内部来观察主人公的，所以很主观，并且在讲述所观察的事情时，把自己的疑惑、软弱、优柔寡断全都赋予了这个人物；而他看其他人物是从外部进行观察的，所以经由自己的想象和直觉，非常客观；如果这个作家又具有像狄更斯那样卓越的才华，他观察人物时还会带有一种戏剧色彩、一种盎然的趣味，对他们的古怪性情感到妙趣横生，于是令他们的形象显得突出而鲜活，也就使得自画像反倒相形见绌了。

按这种套路写出来的有一类小说，曾经风行一时，那就是书信体小说。毫无疑问，每封信都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但是这些信出自不同人之手。此种方法的长处便是极富真实感。读者很容易就会以为，这都是些真的信件，由信中声称的人所写，由于误信了小说家才落入其手。真实性是小说家最力求达到的效果；他想让你相信，他讲的故事真的发生过，即使故事本身像敏豪生男爵的经历一样难以置信，或者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惊悚可怖。不过这种体裁也有重大缺陷。它讲起故事来拐弯抹角、复杂繁琐，而且节奏拖沓得让人无法忍受。书信往往冗长啰嗦，包含很多无关的内容。读者逐渐感到厌烦，于是它也就绝迹了。这种方法产生了三部可以称之为杰作的小说：《克拉丽莎》、《新爱洛伊丝》、《危险的关系》。

可是也有一类第一人称的小说，在我看来，既避免了这一方法的弊端，又充分地利用了它的长处，或许这算得上是写小说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了。如何巧妙地运用这种方式，从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中就能看出来。在这类小说中，作者本人在讲故事，但他并非主人公，所讲的也并非他自己的故事。他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跟其他的人物均或多或少地有着紧密联系。他的作用不在于决定情节，而是作为参与情节的那些人物的知心朋友、调解人、观察人。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他对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进行思考；他可以哀伤，他可以劝告，但他没有能力左右事件的进程。他对读者吐露真情，把自己所知晓的、希望的、害怕的，全都告诉读者，即使是自己茫然不知所措时，也都坦言相告，不必像亨利·詹姆斯笔下的斯特雷瑟那样，仅仅因为不愿让人物泄露作者有意隐瞒的事情，就要把他搞得愚蠢不堪。相反，他完全可以是个头脑敏锐、辨别力强的人。由于对故事中的人物（包括他们的性格、目的、行为）具有共同的兴趣，叙事人和读者的观点得以统一起来；叙事人在读者心中激发起了一种对所创人物的亲近感，它同叙事人自身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可以把人物塑造得让你心生同情，甚至罩上高尚的光环，而在主人公兼叙事人的小说中，这么做则很容易引起你的反感。如果一种写小说的方法能够诱发读者对人物的亲切感，并增加其真实性，这种方法无疑是很值得推荐的。

现在，我斗胆说一下，在我的心目中，一部优秀的小说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它应当具有一个能够激发广泛兴趣的主题，我这么说，所指的不仅仅是能让一部分人（不管是批评家、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巴士售票员还是酒吧招待员）感兴趣的主题，而且是具有广泛人性的主题，能够吸引所有的普通男女；此外，还应当具有持久趣味的主题：如果小说家所选择的题材只有一时的趣味，那他可就太轻率了。当这类题材过了时，他的小说就会像上个礼拜的报纸一样不值一读了。作者所讲述的故事必须前后连贯、让人信服；它应该有开头、中间、结尾，而且结尾应该是开头自然发展的结果。情节应当具有可能性，它不光要发展主题，还应脱胎于故事。作者创造出的人物应该具有个性，他们的行为应该源于其性格；绝对不能让读者说：“某某决不可能这么做”；相反，应该让他不得不承认：“某某这么做，正是我所预期的。”我认为，倘若人物自身又非常有趣，那就更好了。就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而言，他的这部小说在众多杰出的批评家当中备受赞誉，但他所选择的那个主人公却毫无个性与特色，简直索然无味，以至你根本不可能去关注他的行为或遭遇；结果呢，尽管该书亮点颇多，还是令人难以卒读。我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人物应当具有个性：要想指望小说家创造出全新的人物，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素材是人性，而尽管人有各种类型和境遇，这些类型却并非无穷无尽，而且小说、故事、戏剧、史诗的创作，都已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所以一个作者要想创造出全新的人物，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纵观整个小说史，我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个绝对原创的人物就是堂吉诃德，可就连他，某位博学多才的批评家也为之找到了一位遥远的先人，闻听此事，我也并不惊讶。一个作者，假如他能够透过自身的个性来看待笔下的人物，假如他的个性不同凡响，以至让人物给人以原创的错觉，这就已经很幸运了。

正如行为源于性格，语言亦是如此。一位上流社会的女性，谈吐就该像个上流女性，一个妓女，说话就该像个妓女，一个探听赛马情报的，或者一个律师，也都应当符合各自的身份。（梅瑞狄斯和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讲起话来总是很像亨利·詹姆斯和梅瑞狄斯，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对话既不应杂乱无章，也不应成为作者发表个人见解的场合；它应当有助于刻画讲话人的性格、推进故事发展才行。叙事部分应该生动、扼要，在篇幅上，只要把相关人物的动机及其所处的环境交待得清楚可信就行了，无需再长。行文力求简洁，让受过一般教育的人都能轻松阅读，风格应当适合内容，就像一只漂亮的鞋适合一只匀称的脚一样。最后，小说应该趣味十足。我把该点列在最后，但实际上，它是最关键的条件，假如缺了它，其他条件就都没意义了。一部小说，其中的趣味越是发人深思，那就越好。趣味一词具有好多含义。其中一项就是它能引发乐趣，以供消遣。然而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照此来看，消遣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你可以从《呼啸山庄》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获得从《项狄传》或者《老实人》中同样多的乐趣。感染力不同，但同样地真实合理。当然，小说家有权触及那些关乎每个人的重大题材，诸如上帝是否存在、灵魂不朽、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但他应当谨记约翰生博士的至理名言，即有关这类题材，没有人能再发表什么新的真实见解，或者真实的新见解了。小说家只能希望读者对下列内容产生兴趣：所讲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小说的人物塑造十分关键、能影响他们行为的部分——也就是说，假如不这样，就不会产生这种行为的部分。

然而即使小说具有了我上面提到的所有条件（这个要求其实很苛刻），其形式上也会有缺陷，导致无法达到尽善尽美，如同白璧微瑕一般。这就是没有小说能够称得上完美的原因。一个短篇故事就是一篇在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根据其篇幅）可以读完的小说，它只涉及一个单一而明确的主题、一个完整事件，或者在精神或物质上紧密关联的一系列完整事件。增一分嫌长，减一分则过短。我相信，它们可以达到完美境界，而且我觉得收集一大堆这样的短篇故事也并非难事。可小说则是一种篇幅不确定的叙事作品；它可以像《战争与和平》一样长，在一段时间里展示一连串相关事件和一大群人物，也可以像《卡门》一样短。为了使其故事具有可能性，作者必须讲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事实，可这些事实本身却并无什么趣味。事件经常需要时间的间隔，而作者为了作品的平衡，需要尽力填补这些间隔所造成的空白。这些段落被称为“桥”。大多数作家在过桥时听天由命、各显才能，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会让人感觉乏味。小说家也是常人，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处时代的风气影响，由于他毕竟极为敏感，所以经常会写那些随着风气转变而最终失去吸引力的东西。我来举个例子吧：在十九世纪之前，小说家基本上不太注意景物描写，一两句话足以表达他们想说的；然而在浪漫派（例如夏多布里昂）受到公众喜爱之后，以描写本身为目的的描写变得大为流行。一个人去街上的杂货店买个牙刷，作者也一定要告诉你，他走过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店里都卖什么东西。黎明与日落、繁星之夜、乌云的天空、积雪覆盖的群山、幽暗的森林——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无休止的描写。许多描写本身很美，但却与主题无关：作家们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景物描写不管多么具有诗意、多么富有表现力，除非很有必要，否则毫无用处——也就是说，除非它有助于作者展开故事，或者告诉读者相关人物的必要信息。这只是小说偶尔有之的缺陷，还有另外一种缺陷却似乎是其固有的。由于小说的篇幅都很长，完成创作必须要花上一段时间，至少也得几个星期，通常则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由此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作者有时会缺乏创造性。于是，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勤奋顽强和惯常能力了。如果凭这些还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那可真称得上是奇迹了。

在过去，读者重量不重质，为了让钱花得划算，他们希望小说越长越好，于是作者常常要绞尽脑汁，向出版商提供比故事本身需要多得多的内容。他们偶然发现了一条捷径，就是往小说故事里插入别的内容，有时篇幅堪称一部中篇小说，而所插内容同主题却毫不相干，或者即使有点关系也十分牵强。塞万提斯在写《堂吉诃德》时就这么干过，其不动声色，无人能及。这种添写，始终被看作是不朽巨著上的一个污点，如今已没有谁会耐着性子看它们了。当时的评论界因此对塞万提斯大加抨击，而在全书的后半部，我们知道他避免了这种不良做法，由此创作出了大家公认根本不可能写成的作品，即胜过前半部的续篇。可是这并未阻止后继的作家们（他们无疑没有读过评论文章）运用这种便捷的手段，以此向书商提供大量书稿，从而凑成一本适合销售的书。到了十九世纪，新的出版方式令小说家们面临新的诱惑。将大量篇幅用于刊登被斥为“通俗文学”的月刊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也为作者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得以用连载的方式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并从中获取厚利。与此同时，出版商也发现，按月发表流行作家的小说有利可图。作者签合同，为填充一定数量的版面提供一定数量的材料。这种规则鼓励他们在写作时从容不迫、洋洋洒洒。我们从他们自己的坦言中了解到，这些连载小说的作者，即使是其中最棒的，像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也时不时地把被迫按期交稿看成是讨厌的负担。难怪他们掺水！难怪他们往故事里塞进不相关的情节！当我一想到小说家们不得不克服多少障碍、避开多少圈套，于是最伟大的小说也有缺陷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我所惊奇的反倒是，它们的缺陷何以如此之少。

（三）

为了提高自己，我一生中读过不少谈论小说的书。总体来讲，这些书的作者都跟赫·乔·威尔斯一样，不太赞成把小说看作消遣的手段。在有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那就是故事无足轻重。的确，他们倾向于认为，情节妨碍了读者去关注他们眼中的那些小说的重要因素。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想过，故事、情节乃是作者为了抓住读者兴趣而抛给他们的救生索。他们认定，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是小说的一种低级形式。对此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倾听故事的愿望就像拥有财产的愿望一样，在人类的内心可谓根深蒂固。自从有历史以来，人们就围坐在篝火四周，或是聚集在集市上，听人讲故事。这种愿望始终没有减弱，侦探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受欢迎便是明证。把一位小说家仅仅描绘成一个讲故事的人，等于是对其无礼，现在依然如此。恕我直言，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通过他所讲述的事件、他所选取的人物，以及他对之持何态度，作者呈现给你一种对生活的批判。或许它并不怎么新颖、也不怎么深刻，但却实实在在地摆在那儿；因此，尽管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是个道德家了。但是道德并非数学那样属于精密科学。道德不可能一成不变，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人类行为，而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爱慕虚荣、变幻无常、摇摆不定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毫无疑问，小说家不该对此视而不见。未来变化无常，我们的自由也遭受威胁。我们陷入了焦虑、恐惧、挫折当中。长期以来不容争辩的价值观，如今却变得令人怀疑。可这些问题都很严重，小说作者们不会注意不到，读者或许会觉得与此相关的小说有点乏味。由于避孕套的问世，过去对贞节的高度重视，如今已不再流行。由此引发的性关系上的差异，小说家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于是乎，只要感觉到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来维持读者衰退的兴趣，他们就会让笔下的人物上床做爱。有关性爱，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曾说过，快感是暂时的，场景是可笑的，代价是可怕的。假使他活到今天，并且读到现代小说的话，或许还会加上一点，即这种行为一成不变，导致对它的反复叙述显得极端乏味。

目前有一种重视人物塑造而轻视事件叙述的倾向。人物塑造当然重要，因为除非你十分熟悉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并由此对其产生同情，否则是不可能关心其遭遇的。但是专注于人物而非他们的遭遇，这只是写作一本小说的一种方式。那种纯粹叙述事件，而人物塑造敷衍了事或者平淡无奇的故事，也同样有存在的权利。事实上，也确实有这一类的优秀小说问世，例如《吉尔·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倘若山鲁佐德过于详细地叙述所涉及人物的性格，而不是讲述他们的冒险，恐怕她早就脑袋搬家了。

在以下的几章中，我都对所涉及作者的生平和性格进行了记述。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自己觉得有意思，但也是为了读者着想，因为我相信，了解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会帮助读者理解和欣赏他的作品。了解福楼拜的一些情况，会有助于弄清《包法利夫人》中许多令人迷惑的地方，而了解一点简·奥斯丁那少得可怜的信息，能更深地体会她的那本奇特而精彩的书。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这几篇文章的。这么做的危险就是，小说家很容易自卖自夸，而评判别人作品的标准，则是根据这些作品同自己的做法相近到什么程度。为了公正对待那些他没有自然共鸣的作品，他需要客观正直、心胸开阔，而那些情绪激动的人很难做到这点。可另一方面，自身并不搞创作的批评家又很可能对小说技巧知之甚少，所以在他的评论中，要么给的都是一些个人的印象（除非像戴斯蒙德·麦卡锡那样，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精于世故），要么提出的评价全都基于硬性规定，要想获得他的认可，就必须谨守这些规定。这就好像鞋匠做鞋，只有两种尺码的鞋，哪一种也不合你的脚，那你只能光着脚丫，他才不在乎呢。

本书所包含的这些文章，首先是为了吸引读者去阅读他们所关注的小说，然而为了不破坏读者的兴致，我似乎必须当心，尽量不过多透露故事内容。这就导致我很难对该书进行充分讨论。在改写这些文章时，我假定读者已经了解我所论及的小说，因此，假如我透露了作者由于明显理由拖到最后才告诉读者的信息，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些各不相同的小说在我眼里具有哪些优缺点，我已毫不犹豫地指出，因为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对某些被视为经典的作品不加区别地呈上溢美之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具危害性的了。他在阅读过程中会发现，某个行为动机并不能令人信服，某个人物不够真实，某个情节与主题无关，某处描写单调乏味。假如他脾气急躁的话，会嚷嚷着说，那些告诉他这部小说堪称经典的批评家都是一群大傻瓜；假如他生性谦逊的话，则会责怪自己，以为是该书超过了自己的理解力，根本就不是给他这号人看的；另一方面，假如他固执己见、坚持不懈，会认认真真地通读下来，尽管没有任何乐趣。可是读一本小说，就是要获得乐趣的。倘若它不能提供乐趣，对读者而言就毫无价值。从这一点来看，每个读者才是他自己最好的评论家，因为只有他才清楚，自己喜欢读什么，不喜欢读什么。不过，我想小说家们或许会宣称：除非你承认他们有权向读者提出一定的要求，不然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他有权要求读者把读书时的那点精力集中到这三四百页上。他有权要求读者拿出足够的想象力，从而能对他所塑造的人物的生活、悲喜、磨难、危险、奇遇产生兴趣。要是一个读者自己不能拿出一点本领的话，他就无法从小说中获取其最美妙的东西。而如果他做不到这点，最好干脆不要读这本书了。阅读一部小说并不是要履行什么义务。

二

亨利·菲尔丁和《汤姆·琼斯》

（一）

要写亨利·菲尔丁这个人可绝非易事，这是因为人们对其生平所知甚少。在1762年，也就是他刚刚去世八年，亚瑟·墨菲为他写了一篇简短的传记，以作为菲尔丁文集的导言。墨菲似乎与他相识，即使如此，也只是在其晚年。由于可用的资料过少，他连篇累牍地扯些不相关的东西，也许仅仅是为了凑足全文八十页的篇幅。墨菲所述的事实甚少，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事实也不够准确。最近的一位详细论述菲尔丁的作者是彭布罗克学院院长霍尔姆斯·达顿博士。他那两卷本的厚重著作堪称是一座勤奋工作的丰碑。通过真实展现当时的政治形势、生动记叙小僭君在1745年那次灾难性的冒险，他为笔下主人公那充满波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的色彩、深度和内容。我实在想象不出，有关亨利·菲尔丁的事情，这位杰出的彭布罗克学院院长还有什么该说而忽略没说的。

菲尔丁生就是个绅士，其父是索尔兹伯里教士约翰·菲尔丁的第三子，而约翰又是德斯蒙德伯爵的第五子。德斯蒙德家是登比家族较为年轻的一支，该家族自诩为哈布斯堡皇室的后裔。吉本，就是写《罗马帝国兴衰史》的那个吉本，在其自传中写道：“查理五世的后人或许会不承认他们的英国兄弟，但《汤姆·琼斯》这部描写人类生活的精美罗曼史，将会比埃斯科里亚尔的宫殿、比奥地利王室的鹰徽更加具有生命力。”此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只可惜这些豪门贵族的断言已被证实并无根据。他们把自己的姓氏写成了费尔丁，关于此事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说是当时的英国纹章院院长询问亨利·菲尔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能猜测，这是因为我们家这一支比爵爷您家的那一支早学会写字的缘故。”

菲尔丁的父亲参军后在马尔伯勒手下服役，“表现英勇，享有美誉”。他娶了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亨利·古尔德爵士的女儿萨拉为妻；而我们的作家就是于1707年在这位法官的乡间宅第，即邻近格拉斯顿伯里的夏普汉姆园诞生的。两三年之后，添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的菲尔丁夫妇搬到了多塞特郡的东斯托尔，在那儿又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菲尔丁太太于1718年去世，第二年，亨利进了伊顿公学。他在那里交了好几个值得钦佩的朋友，假如他不离开的话，如亚瑟·墨菲所言，“精通希腊作家和早期拉丁古典大师”的他一定会真心爱上古典学术。在他生命后期贫病交加的时候，亨利从阅读西塞罗的《安慰》中获得了慰藉；临终前不久，他乘船远赴里斯本，随身就带着一卷柏拉图的著作。

他在离开伊顿后并未接着上大学，而是在索尔兹伯里同他的外祖母古尔德夫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古尔德法官已经去世；根据达顿博士的说法，菲尔丁在那儿阅读了法律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书籍。他当时是个帅气的小伙子，超过六英尺高，强健又有魅力，双眼深陷，高高的鼻梁，薄薄的上唇有点玩世不恭地撇着，下巴坚硬而突出。他那褐色的头发拳曲着，牙齿洁白而整齐。十八岁的他，就已经能看出后来的样子了。他当时正好住在莱姆雷吉斯，身边跟着个可靠的用人，这家伙愿为自己的主人“赴汤蹈火”，菲尔丁爱上了一位萨拉·安德鲁斯小姐，她长相漂亮，再加上家财丰厚，更是平添魅力，他谋划着拐走人家，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不惜强夺。事情败露后，这位年轻女士被匆匆送走，平安地嫁给了一位更合适的求婚者。而就我们所知，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菲尔丁住在伦敦，靠着外祖母补助的钱在城里尽情享乐，出身名门、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年轻人都是如此。1728年，凭借着表姐玛丽·沃尔雷蒙塔古夫人的影响，并且在魅力十足但却品行不端的女演员安妮·奥德菲尔德的帮助下，菲尔丁的一出戏得以由科雷·西伯在特鲁里街上演。剧名叫《化装舞会上的爱情》，一共演出了四场。之后不久，他凭借父亲每年所给的两百英镑补助进了莱顿大学。可是父亲再次结婚，既不能也不愿继续支付他之前所承诺的补助，于是在大约一年之后，菲尔丁被迫返回英格兰。他当时的处境极其困难（都是因为他自己过于无忧无虑造成的），除了当一个马车夫或者落魄文人之外，实在别无选择。

为“英国作家系列”撰写菲尔丁生平的奥斯丁·都布森曾说：“他的嗜好以及他的机遇将其带上了舞台。”他具有高昂的热情、丰富的幽默感，以及对当时生活的敏锐观察力，而这一切都是剧作家所需要的素质；此外，他似乎还有某种独创性和构造感。奥斯丁·都布森提到的“嗜好”很可能是指菲尔丁种种爱出风头的表现，这是剧作家天性中的一部分，再就是他把写剧本看成是一种快速赚钱的简捷方法；“机遇”则可能是在婉转地指出：他是个相貌英俊之人，充满活力，颇有男子气概，很招一位知名女演员的喜爱。对于一位年轻的剧作家而言，讨女主角的欢心始终是让自己的戏剧得以上演的最稳妥方法。从1729年到1737年，菲尔丁一共创作或改编了二十六出戏，其中至少有三出轰动全城，有一出让斯威夫特也开怀大笑，根据迪恩的回忆，这种事情斯威夫特之前只有过两次。菲尔丁在尝试纯喜剧方面并不怎么成功；他的巨大成就似乎是一种他自创（我这么觉得）的戏剧类型，这种娱乐形式糅合了歌舞、时事简评、对公众人物的模仿和暗指等，其实跟我们当今流行的时事讽刺剧没什么差别。根据阿瑟·墨菲的说法，菲尔丁的滑稽剧“通常都是两三个早晨就写出来的，他的笔头功夫实在了得”。菲尔丁所写的最后两出戏是抨击当时的政治腐败的，由于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导致内阁通过了一个许可证法，该法硬性规定：戏院经理们要出产一部戏，必须要得到张伯伦勋爵的许可证才行。自此之后，菲尔丁就没给戏院写过几部戏，而他写的那几出，也仅仅是因为自己手头实在拮据。

我不敢冒充读过他的剧本，可我确实也翻过几页，零零散散地读了几幕，发现里面的对话非常自然轻快。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他在《大拇指汤姆》中列举剧中人物时的描述，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写法：“有一个女人完美无缺，就是有点爱喝酒。”人们通常认为菲尔丁的剧作无甚价值，倘若他不是《汤姆·琼斯》的作者，肯定没有谁去关注它们的。这些作品缺乏文学特色（就像康格里夫的剧作），而二百年后坐在自家书房品读剧本的评论家们，偏偏就喜欢看到这种特色。可是剧本写出来是用来演的，而不是用来读的；剧本能有文学特色自然是好事，但这并不能使之成为好的剧作，反而可能（而且确实经常）破坏了它的可演性。菲尔丁的剧作已经失去其当初的优点，因为戏剧十分依赖现实性，因此短暂易逝，几乎就像报纸一样，而我在前面也说过，菲尔丁剧作的成功则要归功于它们具有时事性；不过虽然有些分量不够，但这些剧作必定有其优点，因为倘若没有公众的喜爱，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进行戏剧创作的热切愿望，还是某个受欢迎的女演员施加压力，都不会让经理们一遍又一遍上演这些戏的。在这个问题上，公众才有最终的发言权。假如经理摸不准他们的情趣，就等着破产好了。菲尔丁的剧作至少有这个优点，那就是大众都喜欢去看。《大拇指汤姆》一连上演了“多达四十个晚上”，而《巴斯昆》则有六十个晚，堪比当年的《乞丐歌剧》。

对于自己的剧本价值几何，菲尔丁并不存在什么幻想，他也承认，自己在本该开始戏剧创作的时候却放手不做了。他写戏是为了钱，而对观众的意见并不怎么尊重。“每当他签好合同要上演一出戏或者轻喜剧的时候，”墨菲说，“直到很晚他才从旅馆回家，第二天一早就把一幕戏交给演员们了，内容写在包烟草的纸上，他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他有很多如今还活着的朋友都知道这事儿。”在排练一出名叫《结婚日》的喜剧时，在当中出演角色的加利克对一幕戏提出反对，叫菲尔丁将其删去。“不行，真见鬼，”菲尔丁说，“假如这一幕真不好的话，瞧瞧他们能不能看出来。”等到上演的时候，观众席上一片嘈杂，纷纷表示不满，加利克回到休息室，菲尔丁正沉迷于自己的天资，拿着一瓶香槟借酒鼓劲。此时的他已经喝了不少了，斜着眼睛瞧了瞧演员，嘴角上还挂着烟丝，“怎么了，加利克？”他说道，“他们在嘘什么？”

“还能怎么了？我求你删掉的那一幕，我早就知道根本不行。他们真把我吓坏了，一整晚我都缓不过神来。”

“见鬼，”作家答道，“他们居然看出来了，真的吗？”

这个故事出自阿瑟·墨菲之口，我不得不说，本人很怀疑它的真实性。我也认识一些演员兼经理（就像加利克这样），跟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是不太可能明知某一幕会毁了全剧还答应将其上演的。不过这一传闻倒也有些可信之处，不然人家也不会编出来，它至少说明菲尔丁的朋友伙伴都是怎么看他的。

如果说我对菲尔丁的戏剧创作讲述过细的话（这毕竟只是他整个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那是因为我觉得剧作对他成为小说家具有重要意义。曾经有众多的优秀小说家尝试写戏，可我想不出几个大获成功的来。事实上，两者的手法颇不相同，学会如何写小说，对写戏剧而言并没有多大帮助。小说家有的是时间发展主题，他尽可以细致地描画人物，通过揭示其动机来让读者明白人物的行为；假如他技术高超的话，可以把不太可能的事情写得惟妙惟肖；假如他有叙事天分的话，可以逐渐达到故事高潮，而之前长时间的铺垫令高潮更加地引人入胜（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克拉丽莎所写的信笺，她在信中披露了自己被强奸的事）；他无须展现行为，仅仅讲述就足够了；他可以让人物在对话中自行解释，而且想写多少页就写多少页。然而一出戏剧则要依靠行为，当然这里所说的行为，并非是指诸如掉下悬崖或是被公交车辗过去这种激烈的行为，哪怕递给某人一杯水这种行为，也可以具有最为强烈的戏剧性。作为观众，其注意力是极为有限的，必须得有持续不断的事件才能吸引住他们；始终得有新鲜东西才能管用；主题要马上交代出来，其发展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线索，不要偏离正题，扯到别的上去；对话必须简洁扼要，要让听者不必停下来思考就能抓住其意思；人物性格必须保持一致，单凭眼睛看脑子想就可以理解他们，而且不管他们有多复杂，其复杂性也得可信才行。一出戏决不能是细枝末节的堆砌，无论有多琐碎，其基础必须稳固，结构必须坚实。

当我们这位剧作家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了我所说的那些素质，可以写出让观众津津有味地从头看到尾的戏），条件对其十分有利。他学会了要简短，学会了故事快捷的重要性，学会了不要拖拖拉拉，而要坚持要点、讲述故事，学会了让人物摆脱描写的帮助，通过其言行来展示自己；因此，当他在小说许可的范围内绘就更为宏大的画面时，不仅可以得益于小说这种形式所特有的好处，而且其作为剧作家所受的训练也使他能够把小说写得生动明快、激动人心。这些都是十分优秀的素质，有些很好的小说家却并不具备（不管他们有其他什么优点）。我决不认为菲尔丁花在戏剧创作上的那几年是在浪费时间，相反，我觉得他从中获取的经验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非常重要。

1734年，菲尔丁娶了夏洛特·克莱多克。她的母亲是一位有着两个女儿的寡妇，住在索尔兹伯里。关于此人，除了她的美貌迷人，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克莱多克太太是个老于世故、颇有主见的女人，她显然不赞成菲尔丁对自己女儿的美意。这也不能怪她，因为菲尔丁的生计极不稳定，他跟戏剧界的关系也很难让一位谨慎的母亲产生多少信心；不管怎样，这对恋人私奔了，虽然克莱多克太太紧追不舍，“她还是没有及时赶上并阻止他俩结婚”。菲尔丁将夏洛特塑造成了《汤姆·琼斯》中的索菲娅，以及《阿米莉亚》中的阿米莉亚，因此，这两本书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她在自己的爱人与丈夫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克莱多克太太于一年后去世，留给夏洛特一千五百英镑。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菲尔丁年初创作的一出戏遭到惨败，他正缺钱用。一直以来，他习惯时常到母亲住过的小宅里居住，如今则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前去。随后的九个月里，他极为慷慨地款待朋友，纵情于乡间的各种活动，等他带着夏洛特余下的遗产（可以料想）一回伦敦，就把小剧场带到了草市，随后在那里创作了其最好（他们说的）、最成功的剧作——《巴斯昆：时代的讽刺》。

当许可证法成为正式法律之后，菲尔丁的戏剧生涯也随之结束，此时的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难得的一点钱维持生活，非得找点谋生手段才行。此时的菲尔丁三十一岁，进入中殿律师学院，尽管（根据阿瑟·墨菲的说法）“他早期钟情的品味偶尔会复归，同其精神与活力结合在一起，令他恣意享受城市生活”，但他工作很努力，并适时获准成为律师。他准备兢兢业业地从事这项职业，可他似乎没几个当事人；律师们很可能不怎么信得过这样一位仅仅以撰写轻喜剧和政治讽刺作品而出名的人。而且在担任律师的三年里，他也开始屡受痛风之苦，导致无法定期出庭。为了赚钱，他不得不为报纸出苦力，同时抽时间撰写自己的首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两年后，太太去世，她的死令他悲痛不安。路易莎·斯图亚特写道：“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她，对此她也倾情回报，可生活并不开心，因为他们几乎总是穷得可怜，很少过上安稳日子。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如何的不节俭：但凡有几十先令弄到手，他一定会白白挥霍掉，根本不考虑明天怎么过。他们有时候住的是体面舒适的寓所，有时候则是破破烂烂的阁楼，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更不必说他偶尔栖居的负债人拘留所和藏身之地了。他那开朗乐观的精神帮他渡过这些难关，可与此同时，烦恼与焦虑却在折磨妻子那颗脆弱的内心，损害她的体质。她日渐衰弱，高烧不退，死在了他的怀里。”这一记载非常真实，而且在菲尔丁的《阿米莉亚》中得到了部分的证实。我们知道，小说家习惯将自身的任何细微经历都利用起来，在菲尔丁塑造比利·布斯的时候，他刻画的不光是自己（同时把妻子刻画成阿米莉亚），而且还利用了婚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妻子去世四年之后，他娶了她的女仆玛丽·丹尼尔。此时的玛丽已经怀胎三个月。这件事令朋友们大为震惊，从夏洛特死后就一直同他一起住的妹妹也离开了。他的表姐玛丽·沃尔雷蒙塔古夫人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因为他居然“对自己的烧饭女仆感到欢欣不已”。玛丽·丹尼尔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但却是个很好的人，菲尔丁提起她来总是满怀深情、充满尊敬。她是一个很有分寸的女人，把菲尔丁照顾得很好，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她为丈夫生了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在菲尔丁还是一个勉强糊口的剧作家的时候，便向当时重权在握的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示好；虽然他把自己的剧作《现代丈夫》献给对方，极尽溢美之能事，可这位毫不领情的大臣似乎并不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他于是认定：投靠反对沃尔浦尔的政党会更好，随即向反对党领袖之一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献言。如达顿博士所言：“他的暗示再露骨不过了，那就是他甘心用自己的智慧与幽默为反对党效劳，只要他们愿意用他就行。”最终，他们表示愿意，于是菲尔丁成为一份名为《优胜者》的报纸主编，该报的创办宗旨就是嘲笑罗伯特爵士及其内阁。沃尔浦尔于1742年倒台，经过短暂的间隔，继之以亨利·佩勒姆。菲尔丁所服务的政党如今掌了权，他为支持和维护政府的报纸做了几年的编辑撰稿工作。他自然期望自己所效的力能够得到回报。在他结交的伊顿朋友当中，有乔治·利特尔顿，此人出自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直到如今依然显赫），对文学慷慨解囊。利特尔顿在亨利·佩勒姆政府出任一名财政大臣，在他的势力影响下，菲尔丁于1784年被任命为威斯敏斯特治安官。很快，他的管辖范围就扩大到米德尔塞克斯郡，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履行职责，他带着全家定居在波尔街的官员居住区。他在法律方面接受的训练、生活知识、天生禀赋，都使他很适合这个职位。菲尔丁说，在他就任之前，这份工作的非法收入每年能有五百镑，而他清清白白每年只能挣三百镑。通过贝德福德公爵，他从公务资金中获得一笔退休金，估计每年能有一两百英镑。1749年，他出版了《汤姆·琼斯》，在代表政府编辑一份报纸期间，他就一直在写这本书。为此他收到了总共七百英镑，由于那个时代的钱相当于今天的五六倍，所以这笔钱相当于大约四千英镑。这要放在今天，算是很高的一笔小说酬劳了。

此时，菲尔丁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他的痛风频繁发作，不得不常常去巴思休养，或者去自己在伦敦附近的一处村舍。可他依旧笔耕不辍。他写了几本同自己职责相关的宣传小册子。其中之一就是《对近来盗匪猖獗原因之调查》（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Late Menace of Robbers），据说正是此书导致著名的“金酒法案”得以顺利通过；他还写了《阿米莉亚》。菲尔丁的勤奋令人叹服。《阿米莉亚》出版于1751年，而就在同一年，他着手编辑另一份报纸，《考文特花园日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很显然，他已无法履行自己在波尔街的职责。1754年，他同已变成伦敦恐怖的“一群恶棍和凶手”分道扬镳，辞去官职并移交给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约翰·菲尔丁。他要生还的唯一希望，似乎就是寻找一个比英国气候更为温暖的地方，于是在1754年，他乘坐由理查德·威尔担任船长的“葡萄牙女王号”离开祖国，去往里斯本。他于八月份到达，两个月后与世长辞，时年四十七岁。

（二）

在思考菲尔丁一生的时候，从自己匆匆浏览过的有限材料中，我被一种奇特的情感所震慑。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把自身投入到作品当中，当你阅读他的小说时，会领略到一种只有同自己的多年至交之间才会有的感情。他的身上具有某种当代精神，具有一种即使在今天也绝非寻常的英国人气质。在伦敦、在纽马基特、在狩猎季节的莱斯特郡、在八月的考斯、在冬至时节的戛纳或蒙特卡洛，你都会遇见他。他是个绅士，彬彬有礼。他相貌英俊、性情温和、待人友好、平易近人。他并不是格外有教养，但对真有教养的人十分宽容。他对女孩子很感兴趣，常常等着自己作为通奸者遭到指证传唤。他并不是一个劳碌之人，不过他也实在没有劳碌的必要。虽然他无所事事，但绝非游手好闲。他拥有足量收入，花钱也挺大方。如有战争爆发，他必会参军作战，表现出非凡勇气。在他身上决没有一丝害人之意，人人都喜欢他。时光推移，青春逝去，他不再那么顺利，生活也不似当年那般轻松。他不得不放弃打猎，但仍然打一手好高尔夫，你也总能在俱乐部的桥牌室开心地见到他。他娶了一位旧情人，是个有钱的寡妇，安心于中年生活的他是个好丈夫。今天的世界已没有他的空间，几年之后，像他这类人就会彻底绝迹。我认为，这个人就是菲尔丁。可他恰好又具有成为作家的伟大天赋，而且只要他愿意，工作起来可以十分勤奋。他喜欢酒，也钟情女人。当人们提到美德的时候，一般脑子里想到的是性，但贞操只是美德的一小部分，或许连主要部分都不算。菲尔丁具有澎湃的激情，也毫不犹豫地听命于这种激情。他能够温柔地爱人。爱情（不是感情，这是两回事）植根于性，但也存在没有爱情的性欲。如果对此矢口否认，只能算是虚伪或无知。性欲是一种动物本能，跟口渴或饥饿一样，没什么可羞耻的，也没有理由不去满足它。如果说菲尔丁喜欢性的快感，有一点淫乱，他也不比多数男人严重到哪儿去。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对自己的罪过（如果算是罪过的话）感到悔恨，而一旦机会出现，照样再犯。他性子虽急，但心肠很好、慷慨大度，到了堕落的年纪却依旧诚实，他还是一个充满深情的丈夫和父亲，为人勇敢而真实，对朋友很重感情，朋友们也对他十分忠诚、至死不渝。尽管对他人的过错十分宽容，但他痛恨野蛮粗暴和两面三刀。他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只要有一双鹧鸪和一瓶葡萄酒，就能坚强地承受不幸。他欢欣愉快地对待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实际上，他酷似自己笔下的汤姆·琼斯，跟比利·布斯也有几分相似。他是个很正派的人。

不过我可得告诉读者，本人对亨利·菲尔丁的描绘，跟彭布罗克学院院长在其不朽著作（我常常参考此书并从中获取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中的描述并不完全相符。“直到最近几年，”他写道，“在大众想象中十分盛行的菲尔丁形象，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所谓‘善良心地’和诸多优秀品质的人，实则寻欢作乐、不负责任，做一些让人遗憾的傻事，即使说不上什么严重的恶行，也绝非清清白白。”他竭尽全力让自己的读者相信，菲尔丁是个十足的恶人。

但是达顿博士予以反驳的这种观念，在菲尔丁的生前却非常流行，持这种观点的都是跟他很熟的人。诚然，在其所处的时代，他受到了政敌和文敌的猛烈攻击，而且控诉他的罪名很可能过于夸大，然而想要使控诉具有破坏力，必须听上去可信才行。举个例子来说，已故的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就有众多仇敌，这些人急于污蔑爵士，说他吃里爬外、背叛自己的阶级，可是他们从未想过要骂他是个淫棍和酒鬼，因为此公可是出了名的品德高尚、生活检点，这样做只能令他们更为愚蠢。同样道理，围绕知名人士的传言或许并不属实，除非听起来似乎有理，否则实不可信。阿瑟·墨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交纳税收，菲尔丁先从出版商那里要了一笔预付款，当他把钱带回家的时候，碰见一个比自己处境还要惨的朋友，于是便把钱给了对方，等收税员上门的时候，他给人家留了这样一句话：“友情需要钱款，并得之而去；请收税员下次登门再取。”达顿博士表示，这一传闻并不真实，可即使这是编造出来的，也是因为它的确可信。有人批评菲尔丁挥霍无度，可能确实如此，这也跟他凡事满不在乎、热情奔放、待人友好、喜欢交际、不把钱放在心上有关。他因此常常不堪“债主和法警”的困扰；毫无疑问，当他在钱财上束手无策时，就向朋友伸手求救，他们也都解囊相助。其中也包括心地高尚的埃德蒙·伯克。作为一名剧作家，菲尔丁已在戏剧界混迹多年，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不会把剧院看作是培养年轻人严谨克制的好地方。安妮·奥德菲尔德（正是凭借其影响，亨利·菲尔丁的第一部戏才得以上演）被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可是由于她曾被两位上层人士包养，还生了两个私生子，所以为其树碑致敬的要求遭到否决。如果她不关照像当时亨利·菲尔丁这样相貌英俊的年轻人，那才叫怪呢；而且他身无分文，如果她动用保护人给自己的部分资金帮助菲尔丁，也不足为奇。而他之所以答应，可能是由于贫穷而非出于自愿。如果说他在青年时代喜欢通奸的话，他也跟当时（包括今天）那些有机会、有条件的年轻人没什么差别。毫无疑问，他“整夜整夜地在酒馆痛饮”。不管哲学家们如何主张，常理还是颇为一致的：对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人，道德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差异要视具体的身份地位而定。一个神学博士随便通奸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可一个年轻人这么做就十分正常了；一所学院的院长喝醉酒是不可原谅的，但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偶尔喝醉则在意料之中，也不会招致什么非难。

菲尔丁的敌人们批评他受雇于政客。此言不假。他甘心用自己的伟大才华为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效劳，而当他发现人家并不需要的时候，同样乐意为爵士的敌人效劳。这并不需要做什么原则上的特殊牺牲，因为在当时，政府与反对党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就是：政府享有职位薪酬，而反对党没有。腐败很普遍，在生计这种问题上，只要对其有利，大贵族们就像菲尔丁一样，心甘情愿改变立场。值得称许的是，据说当沃尔浦尔发现此人危险时，曾经提出：如果他愿意抛弃反对党，就可以在他自己的政府任职时，他拒绝了。此举也很明智，因为事后不久，沃尔浦尔就倒台了。菲尔丁拥有众多上层社会的朋友，在艺术界也有卓有成就的朋友，可从他的作品中，有一点似乎很确定，那就是他更乐于跟那些出身低微和名声不佳的人交往。为此，他受到了猛烈的诘责，可据我看来，倘若他没有混迹于这些人当中并乐此不疲的话，他对所谓下层生活场景的描写，是不会如此精彩而生动的。在他那个时代，对菲尔丁的普遍观点就是：此人放荡不羁、荒淫无度。对此的证据确凿无误，不容忽视。假如他真的是一个体面纯洁、懂得节制之人的话（彭布罗克学院院长愿意让我们这样认为），毫无疑问，他是不太可能写出《汤姆·琼斯》的。我认为，达顿博士是在试图粉饰菲尔丁，此举或许还是值得称许的，而给他造成错误认识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想过：自相矛盾、甚至彼此排斥的特征，完全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并且还算和谐。对于一个过着受人庇护的学术生活的人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由于菲尔丁慷慨大方、心地善良、正直和善、慈爱诚实，在院长看来，他似乎不可能同时又是个挥霍无度之徒，不可能向富人朋友乞求宴请和钱财，出没于酒馆，把自己的身体喝垮，而且一有机会就拈花惹草。达顿博士声称：在其第一任妻子在世的时候，菲尔丁对她可是绝对忠诚。他是怎么知道的？的确，菲尔丁很爱她，爱得非常强烈，可是假如条件适合的话，他是不会成为一个充满关爱的丈夫的；很可能在经过如此一桩韵事之后，他就像自己笔下的布斯船长一样，感到悔恨交加，可这并不影响他在有机会的时候再次寻花问柳。

玛丽·沃尔雷蒙塔古夫人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对亨利·菲尔丁的死感到很难过，不光是因为我再也读不到他的作品了，还由于我深信：他所失去的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享受生活（虽然很多人完全有理由这么做），他最大的偏好就是在罪恶与苦难的最底层巢窟放浪形骸。我应当认为：做一名举办夜间婚礼的参谋，是一份还算高尚、并不恶心的职业。他的乐观天性（即使在他下大功夫几乎毁掉这一天性以后）使得他看到一份野味点心或是一瓶香槟就会把所有事情抛到脑后；我也深信：他所拥有过的幸福时光，比世上的一切王子还要多。”

（三）

有些人读不了《汤姆·琼斯》，我指的不是那些从不阅读的人，而是只读报纸和插图周刊的人，或者只读侦探小说的人；我指的是那些乐意被你划入知识分子圈的人，他们欣喜不已地反复阅读《傲慢与偏见》，他们自鸣得意地阅读《米德尔马契》，他们满怀敬意地阅读《金碗》。而要说阅读《汤姆·琼斯》，很可能他们连想都没想过；可有时候，他们尽力了，却读不下去。这本书令他们生厌。仅仅说他们应该喜欢这本书是远远不够的。事情没有所谓“应该”一说。你读一本小说就是为了消遣，让我再重复一遍，假如这本小说不能给你提供消遣的话，那它就毫无用处。谁也没有权力因为你说这本书没意思就责怪你，正如谁也没有权力因为你不喜欢吃牡蛎就责怪你一个道理。但我不得不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样一本读者唯恐避之不及的书，却被吉本称为表现人类风貌的精美图画，被沃尔特·司各特誉为作品自身就是真理与人性，令狄更斯倍加推崇并从中受益，更遑论萨克雷如此写道：“小说《汤姆·琼斯》的确精致；作品的结构实在令人称叹；穿插其中的智慧、观察能力、无比巧妙的回承起合、伟大喜剧史事中的各色人等，都令读者长久地赞叹与好奇。”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在两百年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产生不了兴趣吗？是因为文体吗？其文体轻松自然。据说（我忘记是谁说的了，也许是菲尔丁的朋友切斯特菲尔德爵士）一种好的文体应当类似于有教养人士的谈话。而这正是菲尔丁文体的特点。他同读者侃侃交谈，向他们讲述汤姆·琼斯的故事，就像在餐桌上拿着一瓶酒给朋友们讲故事一样。他讲话直来直去。美丽善良的索菲娅显然已习惯于听到类似“妓女”、“杂种”、“娼妓”这样的词汇，由于某种我们很难猜测的原因，菲尔丁把它们都写成“婊子”。实际上，她的父亲韦斯顿老爷有时候就随心所欲地把这些词用到她身上。

写一部小说，如果运用对话方式，即作者对你吐露实情，告诉你他对自己创作的人物及其所处的环境作何感想，是有一定风险的。作者始终在你身边，由此妨碍了你和书中人物的直接沟通。有时候，他的说教很容易把你搞得十分烦躁，而且一旦他偏离主题，也很容易冗长乏味。你根本不想听他在某些道德或者社会问题上大谈特谈，只是希望他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菲尔丁的偏题之处却几乎总是做得很聪明、很有意思；它们都很简短，而且他也大大方方地为此致歉。透过这些偏题之处，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温厚。当萨克雷笨拙地模仿这一点的时候，显得自以为是、一本正经，而且也（你不得不如此猜想）极其地虚伪。

《汤姆·琼斯》全书被分为好几部，菲尔丁为每一部的开头都写了一篇文章。有些评论家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几篇文章为小说增辉不少。我只能这样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小说本身。一位随笔作家总是选好题材然后进行讨论。如果他的题材是你未曾见过的，他会告诉你一些之前所不了解的信息，可是新题材并不好找，而且总的说来，他也期望通过自己的态度以及他看待事物的独特方式来引起你的兴趣。换句话说，他是想让你对其自身感兴趣。但这并非你阅读一部小说的目的。你才不管作者如何呢，他的作用是给你讲故事、向你介绍一群人物。作为小说的读者，要知道的是接下来书中人物都发生什么事了，作者已经让你对人物产生了兴趣，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没有理由阅读小说。我需要再三重复，不要把小说看成是一种教化和启迪的手段，它只是一种思想娱乐的来源。菲尔丁的这些文章似乎是在完成《汤姆·琼斯》之后才写的，以此来介绍自己后面所写的书，可它们跟所介绍的书却扯不上什么关系；他自己也承认：这些文章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人们搞不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许多读者觉得他的小说格调低下、道德败坏，甚至淫秽不堪，对此他不可能毫不知晓。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些文章让自己的小说高尚一些。文章倒是很有道理，有些地方极为高明，假如你熟悉这本小说的话，可以津津有味地品读；不过但凡第一次读《汤姆·琼斯》的人，还是强烈建议你忽略过去。《汤姆·琼斯》的情节一直备受推崇。我从达顿博士那里得知，柯勒律治曾高呼：“菲尔丁实在是个写作大师啊！”司各特和萨克雷同样是满腔热情。达顿博士这样引述后者的话：“莫管什么道德不道德，如果让任何一个人仅将这部传奇视为艺术品，他都会惊叹于这部人类才智最具震撼力的产物。没有哪个情节是无关紧要的，它们全都对故事进程起到推动作用，一环扣一环，结合成整体。如此的一种文学神力（假如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在其他任何一部小说作品中都是看不到的。你可以把《堂吉诃德》删去一半，或者增加、调换、改动沃尔特·司各特的任何一部传奇，但并不对其造成什么影响。罗德里克·兰登以及此类的主人公经过一系列的奇遇，最后骗局被揭开，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汤姆·琼斯》中的历史却将第一页跟最后一页连为一体，一想到作者如何在动笔之前就在大脑中构建和保持所有的这些结构（他肯定是这么做的），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此话颇有些夸大之处。《汤姆·琼斯》参照了西班牙的流浪汉题材小说和《吉尔·布拉斯》的模式，其简单的结构取决于体裁自身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主人公离家外出，在旅途中历经各种奇遇，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命运也有起有伏，最终功成名就，并娶了一个迷人的妻子。菲尔丁在遵循这些模式的同时，又在叙述过程中插入了一些毫不相关的故事。作者采用这一手法实在不够恰当，至于个中原因，我觉得不止是我在第一章当中提到过的，即他们必须为出版商提供一定量的内容，仅仅一两个故事就要撑起篇幅，部分上还因为他们担心单是一长串的冒险经历往往单调乏味，如果时不时地给读者讲个故事，或许会让他们提提精神；再有部分原因则是，假如他们有心想写一个短篇故事的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之展现给大众了。批评家们对此大加斥责，可这种做法颇有生命力，我们都知道，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就有所采用。《汤姆·琼斯》的读者们完全可以略过“山上之人”的部分和菲兹赫伯特太太的故事而不影响对全书的理解。萨克雷所说的“没有哪个情节是无关紧要的，它们全都对故事进程起到推动作用，一环扣一环”也不尽准确。汤姆·琼斯与流浪汉的相遇并没有什么结果，而亨特太太的出场以及她提出的嫁给汤姆的要求也实在无甚必要。百镑钞票之事没什么意义，而且异想天开、难以置信。萨克雷惊叹菲尔丁在下笔之前脑子里就已构思好所有的框架，我可不信他能这样，他绝对不会比开始写《名利场》时的萨克雷构思得多。可能性更大的情况是，菲尔丁的心里只有小说的主线，具体事件则是一边写一边构思出来的。这些事件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讲十分恰当。菲尔丁就像之前的流浪小说作家一样，不怎么在乎事情究竟可不可信，于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也发生了，最离谱的巧合使人们聚到一起；可是他却让你随着这种兴味如痴如狂，使得你几乎没有时间，而且往往也根本不愿表示异议。他大胆地用主色描绘人物，即使他们缺乏细微之处，其生动鲜活也弥补了这一点。这些人物的个性极其鲜明，如果说对他们的刻画有些夸张的话，那也是当时流行的做法，而且这些夸张或许也没有超出喜剧所允许的范围。恐怕奥尔华绥先生善良得有点不真实了。菲尔丁在这里是一处败笔，此后的每一位小说家在力图刻画正直善良之人时都有这种败笔。经验表明，不让他有一点点蠢似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这样一个如此善良、什么事都上当的人，我们实在很难忍受。据说奥尔华绥先生的原型就是普利奥庄园的拉尔夫·艾伦。如果真是这样，而人物刻画又足够准确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直接取自生活的人物在一部小说里绝对不会很可信。

另一方面，布利菲尔被认为坏得令人难以置信。菲尔丁向来痛恨欺骗和虚伪，他对布利菲尔厌恶至极，以至把他渲染得太过火了；可是布利菲尔这个卑鄙无耻、鬼鬼祟祟、只顾私利的冷血动物并不属于什么特殊类型。害怕自己被发现，是他未能成为一个十足恶棍的唯一原因。可是我觉得，若不是布利菲尔让人如此一目了然的话，我们本该更相信他的。这个人物很讨厌，形象不及尤里亚·希普那般鲜活，我心中暗想，是不是菲尔丁故意对此人少用笔墨，因为他本能地感到，如果让布利菲尔再活跃和突出一些的话，会让这个人物过于邪恶有力，从而夺取了主人公的光芒。

《汤姆·琼斯》刚一出现，就立即在公众当中取得成功，但总体而言，评论家们却极为苛刻。其中的一些反对意见极其荒谬可笑：例如，卢森堡夫人抱怨说，书中人物实在太像“我们在真实生活中遇见的人了”。不过，这部小说广受抨击的主要原因是其所谓的道德败坏。汉娜·摩尔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她只见过约翰生博士对自己发过一次火，那就是她间接提到《汤姆·琼斯》中的某个诙谐有趣的章节之时。“听到你引用如此邪恶的一本书，我感到很震惊，”他说道，“我很遗憾你读过这本书，没有哪位庄重的女士会坦承这件事。我很少见到比这还要堕落的作品。”我想说的是，一位庄重的女士在婚前最好就该读读这本书。它能非常详尽地告知她有关世间万象的必要知识，还有许多关于男人的事情，这在她步入类似境遇之前肯定是十分有用的。然而约翰生博士总是带有偏见，这可是人人尽知的。他无法容忍菲尔丁有一点文学价值，还一度形容他是白痴。当鲍斯韦尔提出异议时，他说道：“说他是白痴，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贫乏空洞的恶棍。”“先生，难道您不认为，他对人生的刻画非常自然吗？”鲍斯韦尔反问道。“有什么自然的，都是些下层人的生活。理查森曾说过，要是他不认识菲尔丁的话，他会以为此人是个马夫呢。”我们如今早已习惯了小说中对下层人生活的描写，《汤姆·琼斯》所记述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当今的小说家未让我们熟知的。约翰生博士应该还记得，在索菲娅·韦斯顿这个人物身上，菲尔丁描画出一个温柔可爱的年轻女性形象，让小说读者们深为着迷。她为人单纯，可决不愚蠢，品德高尚但不故作正经；她有性格、有决心、有胆识，她的内心充满关爱，而且美丽动人。玛丽·沃尔雷蒙塔古夫人不无道理地认为，《汤姆·琼斯》是菲尔丁的代表作，但很遗憾地说，作者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把笔下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无赖了。我估计她指的是琼斯先生生涯中被认为最该受到指责的那件事。贝拉斯通夫人很喜欢他，而且发现他愿意满足自己的欲望，因为在他心目中，对一位有意同自己交欢的女士表现得“殷勤有礼”，乃是良好教养的一部分。他当时身无分文，兜里连坐马车去她府上的那点钱都没有，而贝拉斯通夫人很富有。她很大方，不像一般女人，只会大把挥霍别人的钱，却捂紧自己的口袋。她慷慨解囊，解其所需。当然喽，一个男人收女人的钱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也很不划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富婆们所要的，往往超过其钱财所值；而从道义上讲，这种行为并不比一个女人收男人的钱可耻到哪儿去。一般观点却这么认为，只能说是荒唐。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发明了一个新词儿，“吃软饭的”，来形容那些靠自己长相捞钱的男人。因此汤姆在辨别力上的欠缺，不管多么可指责，却很难说有什么特别之处。本人深信，在乔治二世的统治时代，吃软饭这一行并不比在乔治五世时代活跃多少。就在贝拉斯通夫人给了汤姆·琼斯五十英镑让他陪自己过夜的那一天，他的房东太太给他讲述了自己亲戚的悲惨故事，他还深受感动，便把钱包给了她，说只要能用来解决他们的困境，请她尽管拿。这是他的典型表现，也值得称道。汤姆·琼斯真心实意地深爱着迷人的索菲娅，但又沉溺于肉欲，他跟所有可以弄到手的漂亮女人行欢，而且对此毫无内疚之心。即使在这些章节里，他也依然爱着索菲娅。菲尔丁深具洞察力，没有让自己的主人公比普通人更加地清心寡欲。他很清楚，倘若我们在晚上跟在白天一样清醒谨慎的话，早就变得品德高洁了。索菲娅听说这些韵事的时候，也并没怎么格外恼火。在这件事上，她表现出超乎自身性别的见识，无疑是其最可爱的性格之一。奥斯丁·都布森所言极是，尽管用词不怎么讲究：菲尔丁“没有惺惺作态地创作什么楷模人物，只是刻画普通的人性，宁可粗鄙也不要高雅，宁可自然也不要矫饰，他的愿望就是绝对真实地做到这一点，既不遮挡也不掩饰不足和缺点”。这就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追求目标，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他们也始终因此而或多或少地受到强烈的攻击。就我所知，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两大原因：有大量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富裕之人、特权阶层）持有这种态度：“我们当然知道生活中存在众多的罪恶与不道德、贫困与不幸，但我们不愿读这种东西。为什么非得把自己弄得不舒服？我们对此似乎也做不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毕竟一直就有贫富之分。”还有一类人，他们有另一套抨击现实主义作家的理由。他们也承认，世上存在着堕落与邪恶、残暴与压迫，可是他们要问：这些是小说的适宜内容吗？年轻人应该去阅读那些父辈们了解但却感到痛惜的东西吗？阅读这些即便不是淫秽但却具有暗示性的故事，难道他们不会被腐化吗？小说当然更适合用来展现人世间的美好、善良、自我牺牲、宽宏、英雄气概。而现实主义作家的回答则是，他感兴趣的是将自己所接触到的世界真实地展示出来。他不相信人类是完全善良的，而是善与恶的混合体；他对传统道德所谴责的人性特点十分容忍，认为这都是符合人性的自然表现，所以罪过亦当减轻。他希望自己对人物之善的刻画，能够像对恶的刻画一样忠实可信，如果读者对人物的邪恶比对善良更感兴趣的话，那也不是他的错。这是人身上都有的奇怪特点，怪不得他们。可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他会承认：对邪恶的刻画可以光彩夺目，而善良却似乎有些黯淡无光。假如你问他：面对那些毒害年轻人的指责，他该如何为自己辩护，他会这样答复：让年轻人了解他们未来需要应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没什么不好。如果他们期待过高的话，结果会是很糟糕的。如果现实主义作家能够教懂他们：不要对别人期待太多，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每个人的主要兴趣都是他自身；如果他能够教懂他们：无论在哪方面，付出才有回报，不管是地位、财富、荣誉、爱情、名望，皆为如此；而且所谓智慧，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某个事物的付出不要超出其真正价值，那么他的贡献就会比一切学究和布道者的贡献都要大，因为他使得年轻人们能够充分把握生存这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他却会补充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老学究或者布道者，而是一名艺术家。

三

简·奥斯丁和《傲慢与偏见》

（一）

简·奥斯丁的生平，寥寥数语即可讲清。奥斯丁家族历史悠久，同英国的诸多名门大族一样，他们靠羊毛贸易起家致富，而羊毛一度是该国的支柱产业。赚到钱后，他们又像其他显要人物一样购置土地，一举跻身地主士绅阶层。不过如此的财富，简·奥斯丁家所属的这一分支似乎并未继承到多少，远不及族内其他成员。此时她家已经败落。简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汤布里奇的一名外科医生威廉·奥斯丁的儿子，而外科医生一职，在十八世纪初的人们眼中，并不比代理人强到哪儿去。我们已从《劝导》中知道，即使在简·奥斯丁的时代，一个代理人也是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作为准男爵女儿的艾略特小姐，居然同自己本应敬而远之的代理人的女儿克雷太太有社会关系，这令拉塞尔夫人，“不过是个爵士的遗孀”，感到大为震惊。作为外科医生的威廉·奥斯丁不幸早逝，他的弟弟弗朗西斯·奥斯丁将其遗孤送到汤布里奇学校，后来又把孩子送进牛津的圣约翰学院。以上史实都是我从R·W·查普曼博士的克拉克讲稿中获悉的，他以《简·奥斯丁的史实与问题》为名将该讲稿出版成书。本人的以下文字均受惠于这部佳作。

乔治·奥斯丁成为所在学院的神学人员。刚一担任神职，一个亲戚（哥德玛夏姆的托马斯·奈特）就让他担任汉普郡的史蒂文森牧师一职。两年以后，乔治·奥斯丁的叔父给他买下了迪恩近处的牧师职位。对于这个慷慨大方之人，由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只能猜想：他可能跟《傲慢与偏见》中的加德纳先生一样，是个做生意的。

乔治·奥斯丁牧师娶了托马斯·利的女儿卡桑德拉·利为妻（托马斯·利是万灵会成员，担任亨里附近的哈普斯登牧师一职）。此女出身显贵，也就是说，她跟赫斯特蒙苏的黑尔家一样，显然同地主贵族之间有亲戚关系。对于这个外科医生的儿子，这算是朝上迈了一步。两人在婚后育有八个孩子：两女（卡桑德拉和简）六男。为了增加收入，这位史蒂文森的教区长开始收学生，自己的儿子也是在家里受教育。两个儿子去了牛津的圣约翰学院，因为他们母亲这边跟该学院的创始人有亲戚关系；其中有个叫乔治的，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查普曼博士提到，他是个聋哑人。另外两个进了海军，在事业上颇有成就：幸运者当属爱德华，他由托马斯·奈特领养，并继承了他在肯特郡和汉普郡的地产。

作为奥斯丁太太的小女儿，简出生于1775年。她二十六岁时，父亲退休，将职务留给已有神职的长子，自己搬到了巴思。他在1805年去世，数月之后，遗孀和女儿们定居到南安普敦。正是在此期间，简在陪同母亲出过一次门后写信给卡桑德拉：“我们发现只有兰斯太太在家，除了一架钢琴有点面子之外，她有没有孩子我们也不得而知……他们的生活很有格调，很富有，她好像也很喜欢富有；我们让她认识到：我们可绝不富有；她很快就会感觉，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交往。”奥斯丁太太确实所余无几，但是她的几个儿子给她的钱加起来也足够其过上尚算舒适的生活。在游历欧洲之后，爱德华娶了古德内斯通的准男爵布鲁克·布里奇斯爵士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托马斯·奈特去世三年后，其遗孀将哥德玛夏姆和乔顿转交给他，自己带着养老金退隐坎特伯雷。很多年以后，爱德华提出：要母亲住进自己两处地产的任一处，她选择了乔顿；除了偶尔出门看朋友走亲戚（有时在外长达数星期）之外，简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疾病迫使她去了温切斯特，为的是看比乡下更好的医生。1817年，她在温切斯特与世长辞，被葬在大教堂里。

（二）

据说简·奥斯丁本人颇具魅力：“她的身材修长苗条，她的步履轻盈稳健，整个外表看上去健康活泼。她的脸色明显有些暗黑，脸颊圆润，小小的嘴巴和鼻子很是匀称，一双淡褐色的明亮眼睛，脸颊四周浓密的棕色头发自然卷曲。”我所见到的简的唯一肖像，展现的是一个没有什么突出特点的胖脸儿女孩，圆圆的大眼睛，显眼的上半身；不过或许是那位艺术家的处理欠妥。

简同姐姐形影不离。从小到大，她俩都在一块儿，她们还共用同一间卧室，直到简去世。当卡桑德拉上学的时候，简也跟着去，尽管她年纪太小，女校为姑娘们讲授的东西几乎听不懂，可是没有姐姐，她会痛苦不堪的。“假如卡桑德拉要被砍头的话，”母亲说道，“简也会坚持共患难的。”“卡桑德拉比简长得好看，性情更为冷静和镇定，感情不那么外露，性格也不算开朗，但她有个优点，就是能始终按捺住性子，而简则幸运地拥有一个根本不需按捺的性子。”简留存下来的信笺，大多数都是两人中的一个外出时写给卡桑德拉的。她最为热诚的崇拜者中，有很多觉得这些信件毫无价值，认为其中表现了她的冷淡无情以及兴趣之琐碎。对此我感到很惊讶，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简·奥斯丁从来就未想过：除了卡桑德拉，还会有人读到这些信，她对姐姐所讲的，就是自己觉得能让她感兴趣的那类东西。她告诉她人们都穿什么衣服，自己买带花饰的棉布花了多少钱，又认识了些什么人，遇到了哪些老朋友，听到了什么传言。

近些年来，有好几部著名作家的书信集出版。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而当我得知他们还保留着书信复件的时候，这种怀疑就变成确信无疑了。安德烈·纪德希望把自己同克洛岱尔之间的通信结集出版，而克洛岱尔或许不太愿意，便称纪德的来信早已都毁了，可纪德回答说没关系，他自己都保存着复件呢。安德烈·纪德本人告诉我们，当他发现妻子把自己写给她的情书都烧了以后，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因为他把这些信看成是自己文学成就的巅峰，亦是自己能够获得后人注意的主要资本。狄更斯无论何时出行，都会给朋友写很长的信，充满感情地记述自己的所见，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恰当地说，这些信完全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去出版。那个时代的人们更有耐心，可当你只是想知道自己的朋友是否碰见了什么有意思的人，参加了什么聚会，是否带回你让他捎的书籍、领带或是手帕的时候，对方却给你绘声绘色地描述山川壮丽，你还是会感到失望的。

在给卡桑德拉的一封信中，简说：“我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写信艺术，别人总是告诉我们，所谓写信，就是你口头上跟这个人说什么，那么在书面上就原样表达。一直以来，我跟你讲话几乎就像这整封信那么快。”当然，她所言极是；这的确就是写信的艺术。她轻而易举就学会了，既然她说她讲话就跟写信一模一样，而她的书信又充满睿智、反讽、挖苦的话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定，她讲起话来也一定非常地精彩。但凡她写的信，很少没有笑意与逗乐的，我来举几个有关其风格的例子，以飨读者：

“单身女性都容易受穷，实在太可怕了，这是人们赞成婚姻的一个强大理由。”

“想想吧，霍尔德太太要死了！可怜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她做了力所能及的唯一一件让人们不再攻击她的事情。”

“由于受到惊吓，谢伯恩的黑尔太太早产好几周，昨天生下一个死婴。我估计是由于她无意中看了自己的丈夫一眼。”

“我们出席了W. K. 太太的葬礼。我不知道有谁喜欢她，所以对生者也就不去关心了，但我现在对她的丈夫倒是很同情，觉得他最好娶夏普小姐为妻。”

“我很欣赏坎布利尼太太的头发，做得真好，不过对她再没有什么别的好感了。兰利小姐跟其他矮个儿女孩子一样，长着宽宽的鼻子、大大的嘴巴，衣着时尚、袒胸露臂。斯坦霍普将军真是个绅士，可惜腿太短，燕尾服又太长。”

“伊丽莎白见到巴顿的克雷文勋爵了，很可能这次是在肯特伯里，预计克雷文本周会在那儿呆上一天。她发觉他的举止令人十分喜爱。他在亚士顿公园跟自己的情妇同居这个小缺憾，似乎是他身上唯一让人不快的地方了。”

“W先生二十五六岁上下，长得不赖，但不怎么和蔼。他肯定不是新来的。他举止淡定，很有绅士风度，不过话很少。他们说他的名字叫亨利，老天对人多不公啊。我见过好多叫约翰和托马斯的，人家要和蔼得多。”

“理查德·哈维太太快要结婚了，不过这可是个大秘密，邻里只有一半人知道，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

“黑尔医生一身重孝，毫无疑问，不是他母亲或他太太去世，就是他本人去世了。”

奥斯丁小姐酷爱跳舞，她向卡桑德拉讲述了自己参加过的舞会：

“总共只有十二支舞曲，我跳了其中九支，要不是由于缺舞伴的话，另外几支也都会跳的。”

“有位先生是来自柴郡的军官，是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我听说他很想认识我；但他的愿望还没有强到将之付诸行动的程度，我们也就无缘结识了。”

“美女不多，仅有的几个也不是非常漂亮。艾尔芒格小姐气色不佳，布伦特太太是唯一受宠的人。她跟九月份时一模一样，还是那张宽宽的脸、钻石的发带、白色的皮鞋、面红耳赤的丈夫、胖胖的脖子。”

“查尔斯·鲍莱特在星期四举办了一场舞会，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极大骚动，你当然也知道，这些人都对他的经济状况颇为好奇，巴不得他早点儿破产。人们发现，他的太太具有邻居们希望她有的一切特点，即愚蠢、暴躁、花钱大手大脚。”

奥斯丁家有一个亲戚，由于有位曼特博士的行为不太检点，致使其妻子回了娘家，由此造了一些闲言碎语，于是简写道：“不过由于曼特博士是一位牧师，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管多么的不道德，也具有高雅的气度。”

奥斯丁小姐伶牙俐齿、幽默异常。她喜欢开怀大笑，也喜欢把别人逗得大笑。要让一个幽默家把他（或她）想出来的趣事藏在自己肚子里，这可太勉为其难了。而有时候，逗乐中不带一点儿恶毒也是很难的。慈悲心肠毕竟不怎么带劲儿。简十分注意观察别人的可笑之处，包括他们的自命不凡、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值得称道的是，凡此种种，都让她觉得有趣，而并不是讨厌。她性情和蔼，不愿对别人讲可能伤害对方的事情，但毫无疑问，要是拿这些人同卡桑德拉取乐，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即使在其最尖刻的话语中，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她的幽默，是建立在观察和天资的基础上的，幽默本该如此。可是假若环境需要的话，奥斯丁小姐又可以十分严肃。尽管爱德华·奥斯丁从托马斯·奈特那里继承了位于肯特郡和汉普郡的房产，可他大多数时间住在靠近坎特伯雷的哥德玛夏姆，卡桑德拉和简轮流来这儿住段时间，有时长达三个月。他的长女范妮是简最喜爱的侄女。她最终嫁给了爱德华·纳希布尔爵士，而他们的儿子则升为贵族，获得了布雷伯恩勋爵的封号。正是此人首先出版了简·奥斯丁的信件。其中有两封是写给范妮的，这位姑娘当时正在考虑如何处理一位求婚小伙子的殷勤之举。这些信冷静有理又不乏温情，称得上是绝妙之作。

几年之后，彼得·昆耐尔先生在《康西尔杂志》上公布了一封信，令简·奥斯丁的崇拜者们非常震惊，信是范妮（此时已是纳希布尔夫人）写给妹妹赖斯太太的，她在里面提到了自己这位名气颇大的姑妈。这封信十分令人吃惊，同时又代表了那个时代，所以在征得布雷伯恩勋爵同意后，我在此转载。斜体部分是写信人特意强调的词句。由于爱德华·奥斯丁在1812年更名为奈特，所以需要指出的是，纳希布尔夫人所说的奈特太太就是托马斯·奈特的遗孀。从这封信的开头来看，很明显，赖斯太太听到了一些指责自己姑妈教养的传言，并为此极度不安，于是写信询问这些传闻是否果真如此。纳希布尔夫人是这样回复的：

是的，亲爱的，从各个角度来看，简姑妈确实不怎么文雅，照她的才华看来，她不该这样的，假如她再活五十年，会在诸多方面更加适合我们优雅的品味。她俩钱不多，身边与之打交道的人也绝不是什么上等出身，总之比普通之辈强不到哪儿去，虽说她们的智力和教养好一点，可就品味而言，与这些人都在一个档次上——不过我感觉她们后来跟奈特太太（她很喜欢她们，待她们也很好）的交往让她们进步不小，简姑妈十分聪明，甩掉了一切可能令她显得“平凡”的痕迹（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自己学着如何高雅起来，至少在通常的人际交往上是这样。这两位姑妈（卡桑德拉和简）的成长环境，对外部世界及其方式（我指的是时尚）毫不知晓，要不是爸爸结婚并把她们带到肯特来，而且奈特太太如此善待她俩（她常常邀两姐妹轮流来陪自己住），她们肯定远远达不到上流社会及其行为举止的标准。假如这番话惹得你不快，请你谅解，可我感到此言就在笔端，实在没有办法不吐真情。现在快到更衣时间了……

……我依然是你最亲的姐姐。

范妮·C·纳希布尔

这封信激起了简的仰慕者的极大愤慨，他们曾宣称，纳希布尔夫人写信的时候已经年老体衰。可是信中并无相关证据；况且，假如赖斯太太认为自己的姐姐身体不佳、不适合回信的话，她也肯定不会写信询问了。在这些仰慕者的眼里，简如此宠爱范妮，而她居然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实属忘恩负义到极点。在这里，他们表现得太天真了。孩子并不会像父母或者上一代亲戚对待自己那样，满怀情感地去对待他们，着实令人遗憾，但这却是事实。倘若父母亲戚还指望如此的话，那可就太不明智了。如我们所知，简从未结婚，她给了范妮一种近乎母爱的情感，假如她结婚的话，会把这种情感倾注给自己的孩子的。她爱孩子，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他们喜欢她开玩笑的方式，还有她所讲的情节详细的长篇故事。她跟范妮成了亲密的朋友。范妮同她讲的话，可能对自己的父母都不会讲，她的父亲忙于自己的乡绅事务，而她的母亲则不停地生孩子。可是孩子具有尖锐的眼光，他们的评价往往很残忍。在继承了哥德玛夏姆和乔顿以后，爱德华·奥斯丁飞黄腾达，他的婚姻使其得以同全郡最有势力的几个家族挂上了钩。简和卡桑德拉如何看待他的妻子，我们无从知晓。查普曼博士宽容地认为：正是由于她所付出的代价，使得爱德华认定“他应当为母亲和妹妹们多做些事情，并促使他把自己两处地产中的任一处房屋供她们居住”。这些地产，他已拥有十五年了。在我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他的太太认为，让他的家人时不时地过来做客已经算是够意思了，而让她们长期居住在自己家门口，她可不欢迎；由于她去世了，他才得以将自己的地产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事肯定逃不过简的这双锐利的眼睛，她很可能在《理智与情感》中描写达斯伍德对待自己继母及其女儿的部分已经对此有所交待了。简和卡桑德拉都是穷亲戚，如果要她俩跟有钱的哥哥嫂子、跟坎特伯雷的奈特太太、跟古德内斯通的伊丽莎白·奈特之母布里奇斯夫人长期同住的话，主人们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是一种善意的给予。我们很少有谁的素质达到施恩于对方却不沾沾自喜的地步。当简去陪年长的奈特太太的时候，她总是在来访结束的时候向简提出一条“建议”，而简也欣然接受，在写给卡桑德拉的一封信中，她告诉对方，哥哥爱德华送给范妮和自己每人一份价值五镑的礼物。要说送女儿、送家庭教师，都算是一份可爱的小礼物，可是给自己的妹妹，却有些施舍的味道。

我敢肯定奈特太太、布里奇斯夫人、爱德华及其妻子对简都很友好，也非常地喜欢她（怎么可能不喜欢呢），但如果他们觉得这两姐妹不怎么入流，也并非没有道理。她俩有些土气。在十八世纪，在伦敦住过哪怕只有几年的人，同从未离开过乡下的人之间仍然具有诸多差别。这些差别为喜剧作家们提供了最富成效的素材。在《傲慢与偏见》中，彬格莱的妹妹们瞧不起班纳特姐妹，觉得她们欠缺修养，而伊丽莎白·班纳特则无法容忍对方的矫揉造作。班纳特小姐们的社会地位比起奥斯丁姐妹还要高一级，因为班纳特先生虽不富有，但毕竟是个地主，而乔治·奥斯丁牧师则只是一个贫穷的乡间教士。

考虑到出身，简有点缺乏优雅（对此肯特的女士们十分看重）并不为怪；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范妮尖锐的眼光未曾注意，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她的母亲对此也会有所评论的。简为人坦率、直言不讳，而且我猜想，她时常沉迷于一种生硬的幽默，这是那些毫无幽默感的女士所无法领会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假如她把自己写给卡桑德拉的话（她看奸妇很有眼力）说给这些人听，她们该有多尴尬。她生于1775年，即《汤姆·琼斯》出版后仅仅二十五年，在此期间，英国的风貌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简的谈吐很可能正如纳希布尔夫人五十年后所记述的那样“远远达不到上流社会及其行为举止的标准”。根据纳希布尔夫人所说的来看，当简去坎特伯雷陪奈特太太一起住的时候，这位年长的女士很可能提示过她，如何使自己的举止更为“优雅”。或许正是因此，简才在自己的小说里如此突出良好的教养。今天的小说家如果也像她那样描写上层阶级，会把这当作理所当然之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纳希布尔夫人的信无可厚非。她“感到此言就在笔端，实在没有办法不吐真情”。结果又怎么样呢？得知简讲一口汉普腔、举止缺乏优雅、自制的衣服品味欠佳，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快。我们也确实从凯瑟琳·奥斯丁的《回忆录》中获悉：她的家人都承认姐妹俩穿衣不佳，尽管对衣服颇有兴趣；不过究竟是邋里邋遢还是不够合身，倒是未曾提及。家里人在写简·奥斯丁的时候，都将其社会地位极力拔高，超出了实际情形。这毫无必要。奥斯丁一家都是正派、诚实、可敬的人，处在中上阶级的边缘位置，或许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地位也不怎么有把握。根据纳希布尔夫人的说法，姐妹们同自己主要交往的人们相处很自在，而这些人出身根本不高。当她们遇上地位高一点的人时（像彬格莱的妹妹这样的上层女士），她们往往变得十分挑剔，以此来保护自己。对于乔治·奥斯丁牧师，我们一无所知。他的太太好像是个善良而愚蠢的女人，不断受到精神失调之苦，女儿们对此颇为耐心，但也不失讥讽。她活到将近九十岁。男孩儿们在闯荡社会之前，可能都迷恋一些乡间条件所许可的运动，等他们能借到马匹了，就驱马去捕猎。

奥斯丁·利是第一位为简撰写传记的人。他的书中有一段话，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她在汉普郡的那段漫长而宁静的岁月中，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人们普遍断定，”他写道，“这家人不肯把太多事交给用人管，大多是由男女主人们自己来做或者监督。至于女主人们，通常可以理解的是……她们亲自参与到烹调的高端工作中，调配自制的葡萄酒，提取草药作为自家用药……女士们没有瞧不起纺线，家里的亚麻布都是用这些线织成的。早饭和茶点之后，有些女士喜欢自己动手清洗她们的精美瓷器。”从信中我们可以推想：奥斯丁家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用人，有时候则找个什么也不懂的女孩儿将就过去。卡桑德拉做饭，不是因为女士们“不肯把太多事交给用人管”，而是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用人来做事。奥斯丁家不穷也不富。大多数的衣服都是奥斯丁太太和女儿们自己做的，姑娘们还给哥哥弟弟们做衬衣。他们在家酿蜂蜜酒，奥斯丁先生还熏自制的火腿。快乐很简单，最为兴奋的事情当属某一个富裕邻居举办的舞会。在许久之前的英国，成千上万的家庭都过着这种平静、单调、体面的生活，其中一个家庭居然就毫无道理地培养出一位禀赋超群的小说家，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三）

简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年轻的时候，她喜欢跳舞、调情、戏剧演出。她喜欢长相好看的小伙子。她对礼服、帽子和围巾兴趣浓厚。她还精于女工，“不论是朴素的还是装饰性的都擅长”，这在她修改旧礼服以及把废裙子改成帽子的时候，肯定派上了大用场。她的哥哥亨利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凡是简·奥斯丁着手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没有人能把小木块抛出如此美妙的弧线，或者如此稳当地脱手。她的杯球表演精彩绝伦。曾经在乔顿用过的一只杯子简单易玩，据说她能连续接住将近一百次，直到手疲劳为止。有时候由于眼睛疲劳、无法长时间读书写字，她就从这种简单的游戏中寻求安慰。”

这真是一幅迷人的图画。

谁也不能把简·奥斯丁形容成一个女学究，这可是她极不喜欢的一类人，但显而易见的是，她也绝非没有教养的女人。事实上，她跟处于自己那个时代和地位的所有女性一样，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研究奥斯丁小说的权威查普曼博士曾列过一个书单，上面是人们所知的她读过的小说。这个书单令人印象深刻。她自然是读小说的，有范妮·伯尼的、埃奇沃斯小姐的，还有拉德克利夫太太的（写《尤道夫之谜》的那个）；她还读译自法语和德语的小说（其中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能从巴思和南安普敦的巡回图书馆那儿借到手的一切小说。但是她不只对小说感兴趣，她还熟知莎士比亚，在近代作家中，她阅读司各特和拜伦，不过她最喜欢的诗人似乎还是科伯，此人淡定、雅致、敏感的诗作，自然颇为合乎奥斯丁的心意。除了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品之外，她还读约翰生跟鲍斯韦尔的书。她喜欢朗读，据说声音也很好听。

她常常诵读布道书，尤其是十七世纪的一位夏洛克牧师所著的。其实这也不像乍一看那么奇怪。我在青年时代曾在一位教区牧师家里住过，书房里的几排架子上堆满了装订美观的布道书藏品。能出版就是因为要出售，能出售就是因为有人读。简·奥斯丁十分虔诚，但并不狂热。她在礼拜天肯定都去教堂、参加教会活动；毫无疑问，不管是在史蒂文顿还是在哥德玛夏姆，早晚都要诵读家庭祷告。然而正如查普曼博士所言：“不可否认，那不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就像我们每天洗澡、早晚刷牙，这么做只不过是让自己感觉自在而已；因此我觉得奥斯丁小姐与她同代的人们一样，一旦完成专门的涂油礼、履行了自己的宗教责任，就把有关宗教的事务抛到一边，就像人们把暂时不穿的衣服丢到一边一样，随后的一天或一星期就心安理得地专心处理俗事去了。“福音传教士尚未如此。”一个上层人士的小儿子，如果从事神职、获得一份家庭职位，就能过上体面日子。他根本没有必要再有什么职业。但想要住上宽敞的房子、得到足够多的收入，这么做可就值得了。不过要从事神职的正确做法是仅仅履行分内的责任。简·奥斯丁自然认定，一个牧师应当“生活在教区居民中间，通过不断的关怀，证明自己确实是他们的祝福者和朋友”。她的哥哥亨利正是这么做的。他机智而快乐，是她的兄弟里面最出色的一个。他曾做过生意，并在几年间颇为兴旺，可是最后却不幸破产。而后他从事神职，成为一名教区牧师的楷模。

简·奥斯丁赞同普遍的社会观点，从其书稿信札中可以看出，她对当时流行的状况颇为满意。她对社会差别的意义并不抱有怀疑态度，认为贫富区分是很自然的事情。年轻男士理应借助权势朋友的影响为国王效力，从而获得晋升。女人的本分就是嫁人（当然是为了爱情），但要在符合要求的条件下才行。这是凡事的常理，没有迹象表明，奥斯丁小姐对此有什么异议。在写给卡桑德拉的信中，她是这样说的：“卡罗和他的太太在普茨茅斯的生活可说是平常到家了，什么样的用人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结婚，她该有多大的道德勇气啊。”由于母亲结婚过于草率，范尼·普里斯家的生活肮脏粗俗，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教训，告诉我们年轻女士应当谨慎小心才是。

（四）

简·奥斯丁的小说纯属娱乐。倘若你恰好认为娱乐是小说的主要目标，那你实在该把她单独归为一类。比其作品更加伟大的小说也有，比如说，《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但是如果你想从阅读此类书中受益，则必须得头脑清晰、思维警觉才行。而如果你疲惫不堪、情绪沮丧的话，没关系，简·奥斯丁的小说会展现其魅力的。

在奥斯丁著书的年代，写作被视为妇女决不该做的事情。“修道士刘易斯”曾说：“我对所有这些不入流的女性作家真是又讨厌又可怜又鄙视。她们手里拿的工具，应该是针线而不是笔，那才是她们能够熟练运用的唯一东西。”小说是一种并不为人看重的文学形式，身为诗人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居然也写小说，奥斯丁小姐对此并未感到丝毫的不安。她“小心翼翼，免得让用人或是来客，甚至家族之外的任何人怀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她把字都写在小纸片上，这样可以轻易收起来，或者用一张吸墨纸盖住。前门与办公室之间有一扇转门，只要一开就咯吱作响，可她并不愿意让人修门以去除这一小小干扰，因为倘若有人进来了，她可以注意得到”。她的长兄詹姆斯甚至从来没有告诉过当时正在上学的儿子，他读得津津有味的书其实就是简姑妈写的；而另一个哥哥亨利则在其《回忆录》里写道：“假如她在世的话，纵然名气越来越大，她也绝不会在自己的任何作品中署上真名的。”所以她出版的第一部书，《理智与情感》，在扉页上仅仅写着“一位女士所作”。

但这并非是她完成的最早作品。那是一部名叫《第一印象》的小说。她的父亲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由作者自费，不然就来“一部三卷本的手稿小说，长度大约跟伯尼夫人的《伊芙莱娜》一样”。这一要求在对方回信中遭到拒绝。《第一印象》的创作始于1796年冬，1797年8月完稿；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同十六年后出版的《傲慢与偏见》如出一辙。此后，她又快速地相继完成了《理智与情感》和《诺桑觉寺》，但同样地不走运，尽管五年之后，理查德·克罗斯比先生花十英镑买下了后者的版权，将之更名为《苏珊》。然而他并未出版此书，而是用同样的价格又卖了回去：由于奥斯丁小姐的小说都是匿名出版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这么点儿钱就脱手的书，就是由创作了大获成功、广受赞誉的《傲慢与偏见》的作者写的。从完成《诺桑觉寺》之后的1798年，直到1809年，她似乎很少写作，只有《沃森一家》的片段。一位如此具有创造性的作家，竟然这么长时间保持寂寂无声，有人暗示，有一段感情占据了她的生活，令她无暇旁顾。我们获悉：当她在德文郡陪伴母亲和姐姐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先生，他的为人、思想、举止都魅力十足，卡桑德拉认为此人配得上自己的妹妹，也完全有可能赢得妹妹的爱。当他们分别时，他表示希望很快能够再次见到她们，卡桑德拉断定他说此话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可他们再也没有重逢，她们听说他突然去世了。”相识太短，《回忆录》的作者补充道，自己不能说“她的感情属不属于能够影响她幸福的那种”。就我个人而言，觉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认为奥斯丁小姐不太可能深陷爱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肯定早就赋予女主人公们更加热烈的感情了。可事实上，她们的爱情并不热烈。她们的一举一动小心谨慎，深受理智制约，而真正的爱情跟这些可估算的品质是没有关系的。拿《劝导》来说，简声称安妮·艾略特与温特沃斯彼此深爱着对方。我以为，她在这个问题上既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读者。就温特沃斯这边来说，这无疑就是司汤达所谓的amour passion（无私的爱），而在安妮这一边，则不过是所谓的amour goût（有滋味、有心计的爱）。两人订婚了，可安妮却由得自己被那个爱管闲事的势利眼拉塞尔夫人说服，相信自己嫁给一个可能战死的穷海军军官实在太轻率。假如她深爱温特沃斯，肯定还是会冒这个风险的。其实风险也不算大，因为结了婚，母亲的财产，她就会得到自己的那份，远远超过三千镑，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两千镑，所以她绝对不会身无分文。她完全可以一直保持同温特沃斯的婚约，就像本威克船长和哈格里福斯小姐那样，直到对方获准可以娶她。安妮·艾略特却毁掉了婚约，因为拉塞尔夫人劝导她，如果等一等，可能还会找到更好的，直到没有她准备嫁的求婚者出现，她才发现自己有多爱温特沃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简·奥斯丁认为她的举动是非常正常、合情合理的。

她长时间保持沉默，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她找不到一家出版社，于是感到很气馁。她向近亲们念过自己的小说，他们被深深陶醉了，但她敏感而又谦虚，她很可能觉得这些作品的感染力只来自那些喜欢自己的人，她也聪明地知道谁是她笔下人物的原型。《回忆录》的作者极力否认她有这些原型，查普曼博士似乎也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要求简·奥斯丁应该具有的创造能力，实则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最伟大的小说家，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狄更斯和萨克雷，都有塑造人物的原型。的确，简自己也曾说过：“我很为自己笔下的人物骄傲，甚至不愿承认他们仅仅是A先生或者B上校。”这里的关键词是“仅仅”。如同其他小说家一样，当她在让自己联想到某个角色的人身上发挥想象力的时候，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她创造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是从原先的A先生或者B上校发展而来的。

尽管如此，1809年，即简和母亲、姐姐定居到安静的乔顿那一年，她着手修改自己的旧稿。1811年，《理智与情感》终于问世。到那个时候，妇女写作已不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了。司布真教授在为皇家文学学会所做的简·奥斯丁讲座中，引述了伊莱扎·费伊所著的《来自印度的原信》的一则前言。这位女士被敦促在1792年将书稿出版，可是公众舆论极力反对“女人著书”，她只好婉言拒绝。但她在1816年写道：“自此之后，在公众情绪及其演变上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不但如从前一样拥有众多为妇女争光的文学人物，还有许多谦逊质朴的女性，她们不畏那些曾经伴随航程的评论危险，敢于乘坐自己的小船驶入汪洋大海，由此为读者大众带去娱乐或教益。”

《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出版，简·奥斯丁卖版权卖了一百一十镑。

除了已经谈到的三部小说外，她还有三部作品，即《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就凭这几本书，她牢固确立了自己的名气。原先出版一本书，她要等待很长时间，可刚刚出书，她的迷人天赋就得到了认可。从此以后，最杰出的人士都愿意赞扬她。我只能引述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话，这番言辞还是一贯的慷慨大度：“这位年轻女士拥有描写日常生活中复杂状况、情感和人物的天赋，这些都是我所遇见的最为精彩的。跟任何人一样，我自己也可以用武断的笔调来写，但是那种来自真实描写与情感、让平凡的人与物妙趣横生的精巧格调，却是我力所不及的。”

奇怪的是，沃尔特爵士居然忘了提这位年轻女士最宝贵的才华了：她的观察十分透彻，她的情感也颇有启发性，但正是她的幽默为其观察增添了意义，为其情感增添了生机。她的涉猎范围很狭小，写的书基本都是同一类故事，人物也没有多大变化。他们基本都是同一类人，只是观察角度有些不同罢了。她具有极高的判断力，没有谁比她更清楚自己的局限。她的生活体验仅限于乡间社会的小天地，可这个天地已让她心满意足。她只写自己熟知的事情。正如查普曼博士起先指出的那样，她从没打算再现男性之间的单独对话，因为她肯定从未听过。

人们已经注意到，虽然她的生活跨越了世界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几次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拿破仑的兴衰，可她在自己的小说里丝毫未有提及。她也因此受到了过于冷淡的批评。我们应该记住：在她那个时代，妇女关心政治是有失体统的，那是属于男人考虑的内容；大多数女性甚至不读报纸；然而没有理由认定，由于她不写这类事情，就没有受过它们的影响。她很爱自己的家人，两个兄弟在海军服役，常常身处险境，从她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她十分挂念他们。可是她并未写这些内容，这难道不是一种见识的展现吗？她为人谦逊，不会料想自己写的小说在死后多年还会被人阅读；可是如果她曾经有过这种目标的话，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避免涉及那些从文学角度看只有短暂意义的事情。前几年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已如过眼云烟。它们就像那些天天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的报纸一样，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大多数小说家的状态都有起起落落。而奥斯丁小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她证明了这样一条规则：只有平庸之辈才会维持平常水平（也就是平庸水平）。而她却始终处在最佳状态。即使在缺点颇多的《理智与情感》和《诺桑觉寺》里，更多的仍是值得欣喜之处。而其他每一部小说，都有其执着甚至是狂热的推崇者。麦考利将《曼斯菲尔德庄园》看作她最伟大的成就；其他同样知名的读者则偏爱《爱玛》；迪斯累里把《傲慢与偏见》整整读了十七遍；今天的很多人把《劝导》视为她最完美的作品。我相信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还是视《傲慢与偏见》为其代表作，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最好接受他们的看法。一本书之所以成为经典，靠的不是评论家的表扬、教授的阐释和学校里的学习，而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大量读者在阅读时能够获得享受，在心灵上受益。

我个人以为，《傲慢与偏见》总体而言算得上是所有小说里最令人满意的了。它的第一句话就让你产生兴致：“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话为全书定下了基调，由其引发的诙谐感始终伴随着你，直到你读至最后一页（真是憾事一桩）。《爱玛》是奥斯丁小姐的小说中，唯一一本我感觉有些啰嗦的。我对弗兰克·邱吉尔与简·菲尔费克斯之间的情事兴趣不大；另外，虽然贝茨小姐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可她出现得是不是有点过多了？书中的女主人公自视甚高，对于那些她认为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她那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让人十分反感。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责怪奥斯丁小姐：我们别忘了，今天的我们所读的小说，跟她那个时代的读者所读的小说已经不一样了。风俗习惯的变化造成了我们观点的变化；我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的先人狭隘，某些方面又比他们开通；一种一百年前就很普遍的态度，如今其影响却依然挥之不去。我们用自己的先入观念和行为标准对所读的书进行评判，这样做有失公允，却也不可避免。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男女主人公范妮和埃德蒙德正经得过了头儿；我所有的同情都跑到无所顾忌、欢快活泼、充满魅力的亨利和克劳福德身上了。我搞不懂为什么托马斯·伯特伦爵士刚从海外回来时，发现家里人在津津有味地看业余演出，居然会暴跳如雷。由于简本人就十分爱看业余演出，我们不明白她怎么就会觉得这份怒气情有可原。《劝导》具有罕见的魅力，尽管我们期望安妮不要那么平淡实际，多公正一点、多冲动一点，事实上也不要那么老处女（在莱姆里杰斯的科布所发生的事情除外），可我还是不得不将之视为六部小说当中最完美的一部。简·奥斯丁在构造不寻常人物的事件上确实没什么特殊才能，以下一幕在我看来构思就很笨拙。路易莎·玛斯格鲁夫登上几级陡峭的台阶，在其爱慕者温特沃斯船长的保护下往下跳去。可他未能接住她，结果她的头先触地，昏厥过去。假如他真的打算伸手扶她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一直就有扶她“跳过”篱墙的习惯），即使当时的科布是如今的两倍高，她离地面也不会超过六英尺，因而在跳下去的时候，绝不可能头部先触地。她无论如何也应该撞在强壮的水手身上，虽然有可能吓得浑身发抖，但不会伤着自己。不管怎样，她不省人事，随之发生的忙乱让人难以置信。靠捕获赏金发财的温特沃斯船长被这一场景吓瘫了。所有相关人物在随后的行为有如白痴，虽说奥斯丁小姐能够坚强面对朋友和亲人的疾病与死亡，但我还是很难相信，她居然不会觉得这一切傻得出奇。

卡洛德教授是一位博学而风趣的评论家，他曾说，简·奥斯丁不具备写故事的能力，他解释说，此话当中的“故事”指的是一连串事件（不管是浪漫的还是离奇的）。可这并非简·奥斯丁的才华所在，也不是她的目的。她头脑理智、性情活泼，不会耽于幻想，她感兴趣的，不是什么非凡之事，而是平凡之事。通过敏锐的观察、反讽、幽默机智，她使之不再平凡。所谓故事，大多数人指的是一段连贯一致的叙事体，有开头、中间、结尾。《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十分恰当，两个年轻人出场，他们对伊丽莎白·班纳特及其姐姐吉英的爱情为整个小说提供了情节，结尾也结得正是时候，以其婚姻而告终，属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这类结尾引起深奥之士的诟病，的确，诸多（或者说大多数）婚姻并不幸福，而且婚姻也无果而终；其作用不过是引出另外一串经历。结果很多作者的小说都以结婚开始，此后便涉及婚姻的结局如何。这也是他们的权力。可是普通读者将婚姻视为一部小说的理想结局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感觉：通过婚配，一男一女就完成了自身的生物功能；在整个过程当中（爱的萌芽、阻碍、误会、坦白，直至圆满婚姻）自然而然产生的好感，如今终成正果，即子嗣，也就是继承他们的下一代人。对大自然而言，每对夫妻不过是整个链条上的一个链环，而链环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可以扣上另一个链环。这就是小说家设立大团圆结局的理由。在《傲慢与偏见》中，当读者得知新郎拥有丰厚的收入，他将携新娘住进一栋豪宅，四周围绕着园林，房中全都配备了昂贵典雅的家具时，全都感到十分地欣慰。

《傲慢与偏见》是一部结构非常出色的小说。情节一个连一个，颇为自然，而且故事也没有让人觉得不可信。也许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伊丽莎白和吉英居然颇有教养、举止优雅，而她俩的母亲和三个妹妹却像纳希布尔夫人所说的那样，“远远低于上流社会及其方式的平均水准”；可这两人的教养好乃是整个故事的关键。我本人感到诧异的则是：奥斯丁小姐为何没有安排伊丽莎白和吉英为班纳特先生的前妻所生，而让小说中的班纳特太太成为其续娶、是那三个小女儿的母亲？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绊脚石了。所有女主人公当中，奥斯丁最喜欢伊丽莎白。“我必须承认，”她写道，“我认为她算得上是有书以来最可爱的尤物。”假如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她本人就是伊丽莎白这个人物的原型（她肯定把自己的欢快、兴致和勇气、智慧和机敏、判断力和情感都赋予到了她身上），那么据此认定她在刻画温和、善良、美丽的吉英·班纳特时，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姐姐卡桑德拉，恐怕也不算过分。达西通常被看作是一个讨厌的无礼之徒。此君的首次过错，就是在所去的一次公共舞会上，不愿同自己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跳舞。这不算什么大错。而他在同彬格莱谈起伊丽莎白的时候，贬低之辞居然给对方无意中听到，也实属不幸，但他并不知晓她正在倾听，他的理由完全可以是：他的朋友正在怂恿他做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当达西向伊丽莎白求婚的时候，的确带着令人无法原谅的傲慢，但高傲，对自己出身和地位的高傲，乃是他性格中的主要特点，没有这一点，故事根本就讲不下去。而且他求婚的方式也让简·奥斯丁有机会呈现全书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可以料想的是，凭借她日后掌握的经验，她也许能够在表现达西情感（很自然、很容易理解的情感）的时候，所用的处理方式既能冒犯到伊丽莎白，又不须让他说出如此出格的话以至让读者大为震惊。对凯瑟琳夫人和柯林斯先生的描写或许有些夸张，但就我看来，基本还在喜剧允许的范围之内。比起日常生活来，喜剧看待生活的角度更为活跃，也更为冷静，些许的夸张（也就是诙谐）常常不算什么缺点。谨慎地掺一点诙谐，如同在草莓上撒糖，很可能会让喜剧更加地美味可口。至于凯瑟琳夫人，我们必须谨记：在奥斯丁小姐的时代，等级高的人会有一种凌驾于较低地位者的巨大优越感；这些人不光要求后者对自己毕恭毕敬，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受到礼遇。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一些贵妇人，其自尊自大与凯瑟琳夫人并不相差多少，尽管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至于柯林斯先生，即使在今天，谁敢说没有见过这种既溜须拍马又傲慢自大的人？有些人已经学会表面温和，以此来遮掩自己，只能让其更为可憎。

简·奥斯丁并不是一个杰出的文体家，可她的语言平实而不做作。我认为，她的句子里能看出约翰生博士的影响。她倾向于使用源自拉丁语的词汇，而非日常的英语词汇。这令其措辞显得有点拘谨（当然远不至于让人不快）；的确，这种措辞常常为智言增色，也令恶语更有正经味儿。她笔下的对话很可能就像当时真正的对话一样自然。可对于我们而言，则似乎显得有点做作。吉英·班纳特在谈到自己恋人的妹妹们时是这样说的：“她们自然不赞同他与我交好，对此我也并不感惊讶，因为他大可选中一个样样皆强于我之人。”当然，这席话或许就是她所说的，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同样一句话，一个现代小说家显然是不会如此措辞的。把所讲的话语原封不动地写到纸上非常乏味，对之进行某些编排自然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小说家们为了追求逼真效果，才竭力让对话贴近口语：我猜想，根据过去的传统，要让受过教育的人士四平八稳、语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能达到），而我认为当时的读者们对之也是坦然接受的。

谅及奥斯丁小姐稍显拘谨的对话描写，我们必须承认：她总是让故事人物的谈话符合性格。我只注意到她的一处疏忽：“安妮笑着说：‘艾略特先生，我心目中的好伴侣，应该是一个头脑聪明、见多识广的人，能够侃侃而谈，这才是我所谓的好伴侣。’‘你说得不对，’他温和地说道，‘这并不是最好的伴侣。’”

艾略特先生性格上有缺陷；可是如果他能够对安妮的话做出如此绝妙的回答，他一定具有其塑造者不想让我们了解到的某些优点。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话甚是着迷，以至我宁愿看到安妮嫁给他，而不是沉闷乏味的温特沃斯船长。诚然，艾略特先生为了对方的钱曾娶过一个“身份低微”的女人，并且对人家置之不理，对待史密斯太太亦是气量很小，可我们听到的毕竟都是她那一边的故事，而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听听他这边的话，或许会发现他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

奥斯丁小姐有一大优点，本人几乎忘记提及。她的书可读性极强，超过某些更伟大、更著名的小说家的作品。如沃尔特·司各特所言，她所涉及的都是些平常事物，“平凡生活中的琐事、情感、人物”；在她的书中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可是当你读完一页的时候，总会急切地翻到下一页看看随后发生了什么。没什么大事儿，而你又急着翻到下一页。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小说家，具有一个小说家所该有的最为宝贵的天赋。

四

司汤达和《红与黑》

（一）

1826年，一位品性善良而爱好文学的英国小伙子远赴意大利，他途经巴黎小驻，并递上随身携带的介绍信。由此结交的一位朋友带他去见安瑟洛夫人，对方是一位知名剧作家的太太，每个周二都会接待宾客。小伙子放眼四周，很快就注意到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正在神采飞扬地同其他几位客人畅谈。此人一脸胡须，戴着假发，穿着紫罗兰色的紧身裤，愈加衬托出他的肥胖，还有一件暗绿色的燕尾外套，内有一件淡紫色的马甲，以及带饰边的衬衣和平滑的大领结。他的外貌着实古怪，英国小伙子忍不住打听这是何许人也。同伴说了一个名字，对他而言也毫无意义。

“这个人让大家很紧张，”那个法国人接着说道。“他在波拿巴帐下效力，却是个共和派分子，照目前这局势，听他那通轻率的言辞可有些危险。他一度很有地位，还跟拿破仑上过俄国前线。这家伙可能正在讲关于他的趣闻呢，他肚子里装了一大堆这玩意儿，逮着机会就反复讲。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找机会把你引见给他。”

机会来了，那胖子极为热情地跟新客人打招呼。闲扯几句之后，小伙子问他是否去过英国。

“去过两回。”

他说自己在英国的时候曾经跟两个朋友在塔维斯托克宾馆住过。然后，他咯咯笑着继续说，他要给他讲述自己在那里的一次奇遇。他在伦敦无聊透顶，有一天对随从抱怨，说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地方没有中意的人可以陪自己。随从以为他需要女人，便四处打探，给了他一个地址，位于威斯敏斯特路，说他和他的朋友可以第二天夜里去，保证很快活。当他们发现威斯敏斯特路位于一处贫困的郊区、有可能被抢劫和谋杀的时候，其中一人拒绝前往；而另外两个则挎上匕首和手枪，乘马车出发。他们在一个茅屋那儿下车，三个脸色苍白的妓女出来请他们进屋。他们落座喝茶，最后在那里过了夜。在脱衣服之前，他赫然把手枪放到了衣柜上，让那个女孩儿吃了一惊。年轻的英国人听着这个滑稽的胖子对这段经历如此详细而直白的描述，感到十分尴尬，当他回到同伴身边的时候，便告诉对方：自己还完全是个陌生人，却不得不听这种故事，如何令自己震惊、难堪。

“他讲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要信，”他的朋友哈哈大笑说。“谁都知道这个家伙是个阳痿。”

年轻人脸红了，为了转移话题，他提到刚才那个胖子告诉自己：他为英国书评撰稿。

“没错，他写了一些类似的劣质作品，还自费出过一两本书，可是没有人肯读。”

“你刚才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亨利·贝尔。不过这个人毫不重要，他根本没有才气。”

我得承认，这个情节是想象的，但却很可能确实发生过，它足够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亨利·贝尔的，如今我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司汤达。此时的他四十二岁，正在写自己的首部小说。由于生活的起起伏伏，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体验，这可是没几个小说家所能具备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投身到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当中，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获取到对人性的广泛认识。其同胞当中哪怕是最留心、最敏锐的学者，也只能通过自身的个性来了解他们。司汤达对他们的了解，并非这些人的真实面貌，而是在他心目中的样子，已经被其独特性格所扭曲。

亨利·贝尔1783年生于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一名律师，在城里是个有钱也有一定地位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位有修养的著名医生的女儿，但在他七岁那年就去世了。在这短短几页当中，我只能对司汤达的生平做一个概述，因为如果充分谈这个问题，可得需要整整一本书才行，而我却需要深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好在有人已经写出这样的书了，假如《红与黑》的读者感兴趣，想要对作者有更多了解（而不是我告诉的这点内容）的话，那么他最好就去阅读马修·约瑟夫森出版的那本生动翔实的传记《司汤达，追逐幸福的人》。

（二）

司汤达曾经详细描述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读来十分有趣，因为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持有至死未改的偏见。母亲一去世（他说自己对母亲怀有一种恋人般的爱），他就由父亲和母亲的妹妹照管。他的父亲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姨母则严格而虔诚，他恨这两个人。虽然属于中产阶级，可这个家庭颇有贵族倾向，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使之充满恐慌。司汤达声称：自己的童年十分悲惨，可从他的记述中，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的。他非常聪明，喜好争辩，而且很难管束。当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格勒诺布尔的时候，贝尔先生被列入了可疑者名单，他认定这是一个名叫阿玛尔的敌对律师所为，此人想要夺走他的业务。“可是，”聪明的小男孩说道，“阿玛尔把你列入不热爱共和国的可疑者名单中，而你也确实不热爱嘛。”此言的确不假，但对于一个有可能掉脑袋的中年绅士来说，从自己的独子口中听到这种话，实在不怎么中听。司汤达批评父亲过于小气，但在用钱的时候，却总是能够从他那儿哄骗出钱来。有些书是禁止他看的，但就像有书以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孩子所做的那样，他暗地里照读不误。他的最大抱怨就是，自己捞不着自由自在地跟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可他的生活不可能像他乐于声称的那样孤单，因为他有两个姐姐，其他孩子也同他一起上课，他的老师是耶稣会教士。事实上，他在当时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没什么分别。他跟所有孩子一样，把平常的管束看成是高压暴政；当他被迫做功课的时候，当他无法完全遂自己心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残酷的虐待。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但是大多数孩子在长大后会忘记所受的磨难。司汤达却很不一样，五十三岁时，他依然心怀旧恨。由于他痛恨自己的耶稣会老师，所以成了极端的反对教权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法让自己相信，一个信奉宗教的人会是虔诚的；而且由于他的父亲和姨妈都是忠诚的保皇党人，所以他成了热烈拥护共和制的人。可是在十一岁的一天晚上，他溜出家门去参加一个革命集会，结果大吃一惊。他发现无产者又脏又臭、粗俗不堪、口齿不清。“总而言之，那时的我同现在一样，”他写道，“我热爱人民，我痛恨压迫他们的人，可要是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对我而言却是无休止的折磨……我曾经拥有最为贵族化的情趣，现在依然如此，我愿意为人民的幸福做任何事情，但我相信，我宁可每个月都坐两个礼拜的牢，也不愿跟小商人生活在一起。”

这孩子非常聪明，尤其擅长数学，十六岁时，他说服父亲让自己去巴黎上高等理工学院，好准备未来的军旅生涯。可是这只是个离家的借口。入学考试那天，他却溜了。父亲把他介绍给一个亲戚达鲁先生，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身居要职，过了一段时间，在父亲达鲁先生的要求下，他让这个无所事事、需要工作的年轻人当了自己众多秘书中的一个。拿破仑开始了他在意大利的第二次战役，达鲁兄弟随其出征，不久后，司汤达在米兰同他们会合。在做了几个月的办事员后，皮埃尔·达鲁给他在一个龙骑兵团谋到一份差事，可是迷恋米兰快乐生活的司汤达根本无意加入，还趁自己的庇护人不在之际，诱哄一位米查德将军任命自己做人家的副官。皮埃尔·达鲁回来后，即命令司汤达加入自己的兵团，然而他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托辞一直拖了六个月，等到最后加入了，发现无聊透顶，又借口有病，请假去了格勒诺布尔，并在那里辞去军职。他什么战斗也没有参加过，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吹嘘自己是一个如何神勇的战士；而在他1804年找工作的时候，他也确实自行写了一份鉴定书（并由米查德将军签字）证明自己在各次战役中英勇无畏，而如今已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参加过这些战役。

在家里呆了三个月后，司汤达去往巴黎居住，靠父亲的一笔补贴生活，钱虽不多，倒也够用。他眼前有两大目标。一个是成为当时最伟大的戏剧诗人。为了这个目的，他研读了一本戏剧写作手册，经常认认真真地去看戏。可是此人似乎并无多少创造力，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在日记中不知羞耻地说起：他可以把刚刚看过的一场戏，如何改成自己的戏；他当然也成不了什么诗人。他的另一大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大情人。在这方面，老天爷可并不怎么眷顾他。他的个头有点小，是个身子大、腿短、又丑又胖的年轻人，大脑袋上长着一堆黑色的鬈发；他的嘴唇很薄，粗粗的鼻子十分突出；但是他那棕色的眼睛充满渴望，手脚极小，皮肤跟女人的一样细腻。他曾颇为自豪地声称：手握刀剑会把自己的小手磨起泡来。除此之外，他还胆怯而笨拙。通过其表亲马夏尔·达鲁（也就是皮埃尔的弟弟），他得以频繁参加沙龙，这些沙龙的女主人，其丈夫都在大革命中大发横财；然而可惜的是，他一跟人讲起话来就结结巴巴。他能想出妙语，却鼓不起勇气张嘴说出来。他始终不知道手该怎么放，于是买了一根手杖，通过摆弄手杖，可以把手利用起来。他很清楚自己的外省口音，他进了一家戏剧学校可能就是为了矫正口音。在这里，他遇见了一名扮演小角色的女演员，名叫梅勒妮·古依尔伯特，比他大两三岁，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他决定与之相爱。他之所以犹豫，部分上是因为他无法确定她的灵魂是否跟自己的一样高尚，部分上则是因为他怀疑她患有性病。可能这两点都没问题了，他才跟随她到了马赛，因为她在那儿有个演出合约，而他在那几个月里则是给一个批发商工作。他逐渐看出：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思想上，她都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所以当她合约到期、因缺钱被迫返回巴黎时，他松了一口气。

司汤达具有很强的性意识，但并不怎么性感；的确，在一些十分露骨的信件（在他后期的一个情妇手里）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怀疑他是个阳痿。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里的主人公即是如此。这本书谈不上是一本好小说，却受到了安德烈·纪德的极力推崇，其原因我想也并不难猜：它印证了他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当然是源自他跟妻子的特殊关系），即没有性欲而深陷爱河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恋爱和陷入爱河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没有欲望可以恋爱，但没有欲望却绝不可能陷入爱河。司汤达显然并非阳痿，他在《论爱情》中题为《论惨败》的一章里解释了自己的情况。坦白讲，由于他担心达不到对方的要求，结果导致他真的无法做到，于是也就出现了那些让他蒙羞的传言。他的感情源自理智的头脑，拥有一个女人主要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而已。这让他确信自己具有男性气概。别看他说得冠冕堂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懂得温柔细心。他坦承自己大多数的情事十分不幸，原因也不难看出。他的胆子很小。在意大利的时候，他曾请教一位军官弟兄如何才能赢得女性的“青睐”，而后郑重其事地把听到的建议记录下来。他按照规则追求女性，就像之前按照规则撰写剧本一样；当他发现对方觉得他很愚蠢时，感觉大受其辱，而当对方看透他的虚情假意时，他又大感惊讶。此人虽然聪明，却好像从未想到过，女人熟悉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而理智的语言只会令她们心寒意冷。他以为只要自己使用计谋与花招，就可以达到只有用感情才能达到的目的。

在梅勒妮离开他几个月之后，司汤达再度来到巴黎。这已经是1806年了。此时的皮埃尔成了达鲁伯爵，比之前更有权势。司汤达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让皮埃尔对自己的这位表亲印象不佳，只是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才决定再给司汤达一次机会。耶拿战役之后，他的弟弟马夏尔被派往布伦瑞克，司汤达作为军事特派员助理随同前往。他尽职尽责、表现不俗，因此在马夏尔·达鲁被召往别处之后，由他来顶替原职。司汤达放弃了要当伟大剧作家的想法，决心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他把自己当成了帝国的贵族、荣誉军团的骑士、薪金丰厚的部门长官。虽然他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者，而且把拿破仑视为剥夺法国自由的暴君，却写信给父亲，要求他给自己买个贵族头衔。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了一个小品词，称自己为“亨利·德·贝尔”。尽管这么做实在可笑，可他确实是个颇有能力、足智多谋的行政官；在一次叛乱（由于一名法国军官在跟一个德国平民的争吵中拔刀砍死了对方）中，他表现出不凡的勇气。1810年，获得提升的他再次来到巴黎。他在荣军院的豪华套房中拥有一间办公室，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他得到了一辆双马拉的四轮篷式马车，一个车夫和一个男仆。他跟一个歌女同居。但是这还不够，他感觉还缺少一个自己喜欢的情人，而且对方的地位可以提升自己的声望。他认定皮埃尔的妻子亚历山德琳·达鲁可以填此空缺。亚历山德琳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比自己的显赫丈夫年轻好多，为其育有四个孩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司汤达曾经考虑过达鲁伯爵对自己的厚待和宽容，而且他也没有想想，勾引达鲁的妻子可谓既不明智也不得体，因为他的升迁全都亏人家帮忙，事业上也要靠人家施恩。

他开始了一连串示爱的举动。可他身上那倒霉的缺乏自信依旧十分碍事。他时而欢快、时而又忧伤，时而轻浮、时而又冷淡，时而热情、时而又漠然：什么也不起作用；他说不准伯爵夫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他羞辱地疑心：由于他的忸怩，她在背后会笑话自己。最后，他找到一位老朋友，袒露自己的困境，让对方给自己出下一步的主意。两人经过商讨，朋友问了几个中肯的问题，还记下了司汤达的回答。下面就是马修·约瑟夫森总结的问题答案：“勾引德·B夫人能有什么好处？”（德·B夫人是他们对达鲁伯爵夫人的称呼。）“答案如下：他要遵从自己的性格意愿；他会赢得巨大的社会条件；他要进一步追求对人类激情的探究；他会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司汤达还做了一处小脚注：“最好的主意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但对于一个无法克服胆怯的人而言，却很难实行。然而几周之后，司汤达受邀到达鲁家位于巴切维尔的乡间别墅小住，在一个不眠之夜后，他决心在第二天早晨采取行动，于是穿上自己最好的条纹裤。达鲁伯爵夫人称赞了他的裤子。两人去花园里散步，而她的一个朋友以及她的母亲孩子跟在后面二十码。他们走来走去，浑身颤抖、下定决心的司汤达紧紧盯住某一个点（他称之为B点），该点同他俩刚刚走过的A点有一段距离，他心中暗自发誓：如果走到B点还不开口的话，就自杀。他讲了，抓住她的手试图亲吻；他告诉她：自己爱她已足足十八个月，却竭尽全力掩饰这份感情，甚至不去见她，可是再也无法忍受痛苦了。伯爵夫人回答的态度倒也和善，她只能把他当作朋友，无意背叛自己的丈夫，随即把其他人也喊了过来。司汤达输掉了他所谓的“巴切维尔之战”。可以猜测出，此事伤的是他的虚荣心，而非他的感情。

在这之后两个月，仍处在失望懊恼中的司汤达申请休假，而后去往米兰，他在自己第一次游览意大利的时候就被这座城市给深深迷住了。早在十年前，他就在那儿喜欢上了一位吉娜·佩特拉鲁，此人是司汤达表兄的情人，可他当时只是个身无分文的少尉，她根本就没把他看到眼里。然而此次一回到米兰，他就立即找到了她。她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店，而她本人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政府职员；如今她已三十四岁，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再次见到她的第一面，司汤达就觉得她是个“高挑、华美的女人。在她的眼神、表情、眉毛和鼻子当中，依然具有威严。我发现她（他补充道）更加聪明，更加威严，少了当年的那种肉感”。凭借丈夫的那点可怜薪水，她就能够拥有米兰的公寓、乡间的房舍、用人、斯卡拉歌剧院的包厢、马车，的确是够聪明的了。

司汤达很清楚自己长相平平，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刻意穿戴得优雅时尚。他老是胖嘟嘟的，不过如今由于生活好了，倒也仪表堂堂起来；他兜里有了钱，身上穿了好衣服。仗着这些有利条件，他肯定以为：比起当穷得叮当响的龙骑兵时，自己现在更有机会讨到这位威严女士的欢心，于是决定趁着自己在米兰的短暂停留期间向对方求欢。可她并不是他期望的那么容易对付。事实上，她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直到他动身去罗马的前一天晚上，她才同意早晨在自己的公寓接见他。我们都以为这肯定是求爱的倒霉时刻。而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九月二十一日十一点半钟，我终于赢得了期待已久的胜利。”他还将日期写在自己的背带上。他穿的裤子，正是他向达鲁伯爵夫人示爱那天穿过的条纹裤。

假期结束后，他回到巴黎。令他颇有些沮丧的是，他发现达鲁伯爵异常冷淡，他已经目睹了这位表弟对自己太太的关注，对此十分厌恶。拿破仑开始那次灾难性的远征俄国时，司汤达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把自己从安逸的荣军院调到现役的军需部。他紧随大军来到莫斯科，并在撤退中证明自己依旧镇定、有魄力、有胆识。在最糟糕的一天清晨，他出现在达鲁的帐外候命，脸刮得一丝不苟，唯一的一套军装干净整洁。在抢渡别列津纳河的时候，他沉着冷静地救了达鲁的命，还救了一名负伤军官，把他带上自己的马车。他最后抵达柯尼斯堡，饿得半死，丢失了所有的手稿，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我凭借坚强的意志救了自己，”他写道，“因为我目睹身边许多人放弃希望、走向死亡。”一个月后，他返回巴黎。

（三）

1814年，皇帝退位，司汤达的官场生涯也随之结束。他声称自己拒绝了几份要职，宁肯流亡国外，也决不给波旁皇族效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宣誓效忠国王，极力恢复公职。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成功，于是他返回了米兰。此时他依然有足够的钱可以住进舒适的公寓、想多久看次歌剧就多久去看；但他已经没有了从前的头衔、声誉、现金。吉娜很薄情。她告诉他说，自己的丈夫一听说他来了，立刻妒火中烧，其他的爱慕者亦是起了疑心。他瞒不过自己，很清楚她对自己已经没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了，然而她的冷漠却点燃了他的热情，最终他想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重新赢得她的爱。他凑了三千法郎给她。两人去了威尼斯，她的母亲、儿子，还有一个中年银行家也一同前往。为了保全颜面，她坚持让司汤达住到另一家宾馆去，令他极为厌烦的是，他跟吉娜一起用餐的时候，那个银行家总是跟着去。以下是他日记中的一段节录，是他自己的英文原话：“她自诩这次来威尼斯，是为我做了很大的牺牲。我给她三千法郎到此处旅行，实在是太傻了。”十天之后又写道：“我拥有了她……可她说起了我们的财政安排。昨天早晨没有任何幻想。利害关系显然将我全部的神经液抽取到脑中，扼杀了我所有的肉欲。”

虽说这事叫人难堪，1815年6月18日，也就是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那天，司汤达还是在威严的吉娜怀中度过的。

他们在秋天返回米兰。为了自己的声誉，吉娜坚持要求司汤达住到偏僻的郊区。等到她答应幽会了，他才在夜深人静之际乔装前去，路上换好几次马车，好甩掉跟踪的探子，之后由女仆放其进门。这个女仆可能刚刚跟女主人吵过架，或者是由于贝尔的金钱拉拢，突然透露给他令其无比震惊的事，即夫人的丈夫根本就没感到嫉妒；夫人要求严守秘密，是不想让贝尔先生撞见情敌（或者说情敌们，因为远不止一两个），女仆还说可以证实给他看。次日，她将他藏到吉娜内室的壁橱里，他透过墙上的一个小孔，亲眼目睹了对自己不忠的行为，距离自己的藏身之处仅仅三英尺之隔。“也许你认为，”他在事后数年向梅里美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道，“我会冲出壁橱一刀刺死这两个人吗？根本没有……我轻轻地离开了幽暗的壁橱，正如我进来时一样，只想着这次奇遇的荒唐，内心大笑不止，也对这位女士充满了蔑视，终究也为自己重获自由而感到欣喜。”

可他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声称自己足足有十八个月无力写作、思考和讲话。吉娜试图重新赢回他的心。一天，她在布雷拉（著名画廊）拦住他，跪下身来乞求他的宽恕。“出于一种可笑的自尊心，”他告诉梅里美说，“我轻蔑地把她斥走。我的脑海中好像依然浮现出她追逐我的样子，抓住我的衣服后襟不放，跪着爬出画廊那么远。我没原谅她实在是太傻了，因为她肯定从未像那天一般深爱着我。”

然而在1818年，司汤达遇见了美貌的丹布罗夫斯基伯爵夫人，很快便爱上了对方。他此时三十六岁，而她要年轻十岁。这是他第一次倾心于一位名门女士。这位伯爵夫人是个意大利人，十几岁时就嫁给了一位波兰将军，但在几年后离开了他，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瑞士。诗人乌戈·福斯克洛当时流亡国外正住在那里，舆论错误地以为，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就是为了和此人住到一起。当她返回米兰的时候，处境很艰难，倒不是因为她有情人，根据当时的风气，这根本就没什么可指责的，而是因为她离开自己的丈夫，独自在国外生活。爱慕了对方足足五个月后，司汤达才敢开口表白。对方却马上给他吃了个闭门羹。他谦卑地写信道歉，她终于心软了，允许他每两周来看自己一次。她的态度很明显，那就是他的殷勤令自己感到厌烦，但他坚持不懈。有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尽管司汤达总是留心不让别人耍弄自己，但自己却不断地丢丑。有一回，伯爵夫人去伏尔托拉看望自己那两个读书的儿子，司汤达尾随而至；不过他清楚这样做会令对方生气，便戴上绿色眼镜遮掩自己。到了晚上出去漫步的时候，他摘下眼镜，碰巧撞见了伯爵夫人。对方假装没看见他，并在第二天给了他一张纸条“怒斥他跟踪自己到伏尔托拉，并且在自己每天散步的公园里游荡，影响了自己的安全”。他回信恳求对方原谅自己，并在一两天后当面求见。她冷冰冰地将他打发走。他赶往佛罗伦萨，伤心的信笺像雪片一样飞向她。她连信封都没开就退了回来，并附言如下：“先生，我不想再收到您的来信了，也不会给您回信的。我非常敬重您，等等……”

绝望的司汤达回到米兰，却获悉父亲已经去世。他马上动身前往格勒诺布尔，发现律师一事很不顺利，他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财产，留给他的反倒是一屁股债。他匆匆赶回米兰，也不知通过何种方式（我们不得而知）设法说服伯爵夫人再次允许他定期去见对方；然而这只是他的虚荣心，他怎么也不肯相信，她对自己毫不关心，后来他写道：“经过三年的亲密关系，我离开了一个女人，我爱她，她也爱我，却从未委身于我。”

1821年，由于跟某些意大利爱国分子有牵连，奥地利警方要求他离开米兰。他定居巴黎，在随后的九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他频繁出入于欣赏智慧的沙龙。他也不口吃了，成了一个有趣而锐利的健谈之人，最厉害的时候同时跟八到十个自己喜欢的人交谈；但是同许多滔滔不绝的人一样，他往往一个人把着谈话。他喜欢制定规则，一旦有人不同意，他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鄙视。出于惊世骇俗的目的，他颇有些放任自流，沉浸于淫秽亵渎之中，挑剔的批评家们认为，无论是逗乐还是煽动，他常常都是强装幽默。司汤达无法忍受无聊，觉得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都不是流氓无赖。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唯一一次感情似乎得到回报的韵事。德·古利亚尔伯爵夫人（闺名克莱芒蒂娜·布若）已跟自己忌妒而暴躁的不忠丈夫分开。她是个三十六岁的漂亮女人，而司汤达已年过四十，是个又胖又矮的人，长着厚实的红鼻子，大腹便便、屁股硕大。他戴着红褐色的假发，还染了胡须与之相配。他用有限的收入尽可能穿得体面。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被司汤达的智慧与幽默深深吸引，经过适当的一段时间，他便展开“进攻”，对于他的求爱，她以适合自己年龄的方式表达了谢意。在他们交往的两年当中，她总共给他写了两百一十五封信，每一封都恰如司汤达期望的那般浪漫。由于唯恐激起她丈夫的怒气，他都是偷偷来看她。我来引用一下马修·约瑟夫森的记载：“他乔装打扮一番，乘马车从巴黎出发，在黑暗中全速赶往她的别墅，午夜后才能到达。德·古利亚尔夫人跟司汤达小说里的任何女主人公一样大胆。有一次，来了不速之客（可能就是她的丈夫）破坏了他俩的幽会，她赶紧让他到地下室去，撤掉他爬下去的梯子，关上活门。在漆黑空幻的地槽里，身陷其中的司汤达困在里面（简直就是坟墓）整整三天，而痴心一片的克莱芒蒂娜为他准备好吃的，撤下和架起梯子偷偷来看他，甚至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把密闭便桶都拿了下来，然后再去倒掉。”司汤达后来写道：“当她在夜里进地下室的时候，显得十分崇高。”然而不久之后，这对情人之间出现争吵，有如他们的感情一样激烈，这位女士最终抛弃司汤达另寻新欢，对方可能是个容易取悦、让人兴奋的情人。

而后发生了1830年大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继位。此时的司汤达已经花光了父亲破产后留下的那点儿积蓄，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他已经重新回到成为著名作家的旧有雄心上来）给他既未带来金钱也未带来声誉。《论爱情》于1822年出版，但十一年中只卖掉十七本。而1827年出版的《阿尔芒斯》则在评论界和公众中都未获得成功。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曾试图谋得政府职务，随着政权更迭，最终被派驻的里雅斯特领事馆；然而由于其同情自由派分子，奥地利当局拒绝接受他，于是又被调到了教皇国的契维塔韦基亚。

他对官职并不在意，而是不知疲倦地四处观光，只要有机会，就会出外游览。他在罗马找到了欣赏自己的朋友。但尽管有这些消遣，他还是极度的无聊和孤单；五十一岁的时候，他向一个年轻女孩儿求婚，对方是他的洗衣女工和一名领事馆小职员的女儿。令他沮丧的是，求婚被拒绝了，人们或许以为是由于他年纪大、性格差，实则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1836年，他说服部长给他安排了个小职务，让他得以在巴黎生活三年，而他的位置被其他人暂时占据。此时的他身体相当肥胖，而且易患中风，但这并不妨碍他穿着入时，谁要是对他的外衣款式或者裤子样式表示轻蔑，都会极大地冒犯他。他继续示爱，却无甚收获。他相信自己依然深爱着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并试图恢复同对方的关系。两人分手后已有十年，她很明智地答复说，火已熄灭，余烬无法重燃。她还告诉司汤达，他是自己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对此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梅里美记述道，这一打击让他心都碎了：“他一说到她的名字，声音就会变……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泣。”不过他好像一两个月就完全恢复过来，又去向一位戈蒂尔夫人大献殷勤，再度失败。最后，他被迫返回契维塔韦基亚，两年后在那里得了中风。刚一恢复，他就请假去咨询日内瓦的一位著名医生。他从那儿搬到了巴黎，又过起了原来的生活。他参加聚会，高谈阔论、兴致不减。1842年三月的一天，他参加了在外交部举办的一次正式宴会，当天晚上，在沿着大街散步的时候第二次中风，被抬回住处的第二天即去世。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快乐，却从来没有领悟到，只有在不刻意追求的时候，才会真正得到快乐；而且，也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明白快乐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会说“我很快乐”；而只能说“我曾经快乐过”。这是因为快乐并非福利、满足、安逸、愉悦、享受：所有这些都能让人快乐，但它们本身并非快乐。

（四）

司汤达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的性格比大多数人的要矛盾得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居然同时存在着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特性，让人十分惊讶。这些特性没有任何协调之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严重的缺点。他生性机敏、感情丰富、缺乏自信、才华横溢，工作起来十分勤奋，面对危险镇定勇敢，待朋友很好，且极富创见。他的偏见荒唐可笑，他的目标无甚价值。他非常多疑（因而也容易受骗）、气量狭窄、严厉无情，一点也不尽心，虚荣得近乎愚蠢，耽于酒色却毫无情趣，放浪形骸却毫无激情。可是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些缺点，是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司汤达并非职业作家，甚至谈不上是个文人，但他笔耕不辍，而且所写的几乎全是关于自己的事情。多少年来，他都在记日记，其中大部分保留至今，很明显，他写日记时无意将之出版；可在他五十出头的时候，写了一部长达五百页的自传，但只写到十七岁的时候。这部自传，尽管一直到死都未曾修改，却是有意出版的。在书中，他有时会拔高自己，声称做了其实并未做过的事情，但总体而言还算真实。他没有偷懒，我估计凡是读过这几本书的人（这些书确实不好读，因为有些部分枯燥无聊，经常翻来覆去的），都会扪心自问：假如让我如此坦白地暴露自己，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

司汤达去世的时候，只有两家巴黎报纸报导了此事，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梅里美）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似乎要被人们完全淡忘掉了；事实上，要不是两个忠实的朋友费尽周折，成功说服一家重要的出版公司发行了他的主要作品，他确实会被淡忘。虽然影响力很大的批评家圣伯夫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可是公众仍旧不感兴趣。这也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圣伯夫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司汤达早期作品的，而这些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未曾注意，而后人已决定不予理睬，而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依然保留了对司汤达的游记《罗马之旅》和《旅人札记》的褒奖，但对其小说却毫无兴趣。他断言其故事人物都是些木偶，虽塑造巧妙，但一举一动却暴露出内在的机理；他所批评的情节描述也确实可信度不高。司汤达还在世的时候，巴尔扎克曾经写过一篇赞誉《帕尔马修道院》的文章；圣伯夫写道：“很显然，本人实在无法分享巴尔扎克先生对《帕尔马修道院》的热情。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他希望人们把他写成什么样，他就把贝尔写成了什么样”；稍晚些时候，他又颇为恶毒地说出，在司汤达死后，人们在其遗稿中发现一份文件，记录了他曾送给或是借给巴尔扎克三千法郎（对巴尔扎克而言，借款永远等于是馈赠），以此来收买对方的颂词。对此圣伯夫引述道：“荣誉之中混杂着不光彩的纠缠。”或许他无须如此苛求对方：他自己的那两篇文章就是收了出版商的钱的，而他所写的有关司汤达表兄皮埃尔·达鲁（此人作为作家的唯一声望来自对贺拉斯的翻译，并撰写了一部九卷本的威尼斯史）的两篇文章，也是受其家人所托为表孝心而作。

司汤达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作品将得以流传，但他估计要等到1880年，甚至1900年，自己才会获得应有的评价。面对同时代人的忽视，很多作家都相信，后人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借此来自我宽慰。然而事实却往往不是这样。后人都忙忙碌碌、疏忽大意，而当他们真的关注过去的文学创作时，也只会在当时曾经获得成功的作品中寻觅。一位故去的作家，生前备受冷落，而后来却被从故纸堆里重新挖掘出来，这种几率堪称微乎其微。就司汤达而言，则是由于一位教授（否则也不为人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座上热情称赞他的作品，恰巧在他的学生当中，又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名。他们在阅读司汤达时，从中发现了一些符合当时思想气候、在年轻人当中盛行的观点，于是便成了他的狂热崇拜者。其中最富才华的当属希波利特·泰纳，多年之后，已经成为知名大学者的泰纳撰写了一篇长文，在文中呼吁人们格外关注司汤达的心理洞察力。顺便要说一下，当文学批评家提到一个小说家的心理因素时，他们所说的心理跟心理学家所说的意思并不太一样。就我个人理解，他们的意思是说，小说家更加强调笔下人物的动机、思想和情感，而非行为；但实际上，这会导致小说家主要展现人性的丑陋一面，诸如其嫉妒、恶毒、自私、卑鄙——也就是他本性中阴暗而非光明的一面；这样做具有真实感，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自己内心有多少可憎的东西，除非我们完全是白痴。“若不是得上帝恩宠，赴刑场的就是约翰·布拉德福了。”自从泰纳的这篇文章之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司汤达的评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十九世纪法国三位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他的情况极为特殊。大多数伟大的小说家都著作等身，尤其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假如他俩活到老年的话，将会一部接一部地继续编写故事。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小说家所需要的一切才华中，大幅度地编造故事是最为关键的。这项才华，司汤达几乎完全不具备。然而他可能又是小说家里最具独创性的一位。正如他在年轻时代（他当时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剧作家）从未想出构建一部戏剧的想法，就写小说而言，他似乎也无力从自己的大脑中构思出一个情节。他的第一部小说我已提过，就是《阿尔芒斯》。德·杜拉斯伯爵夫人曾写过两部题材颇为大胆的小说，具有“丑闻性的成就”，当时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名叫亨利·德·拉都胥，他也写了一部并匿名出版，目的是让人以为这是伯爵夫人所写，其中的主人公是个阳痿。我没读过这本书，只能讲些道听途说的话。根据这些传闻，我推断司汤达在《阿尔芒斯》中不光借用了拉都胥作品的主题，还包括人家的情节。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给主人公起了跟拉都胥书中完全一样的名字，只是后来才把名字从奥利维尔改成了奥克塔夫。他用所谓的“心理现实主义”来渲染主题，可这部小说仍显拙劣：情节极不可信，在我看来，一个患有罕见残疾的人（此人为该书赋予了主题）居然会疯狂爱上一个年轻女孩儿，这实在让人无法置信。在《红与黑》当中，如我后面将要谈到的，司汤达密切追踪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此人是一次著名审判中的主角。《帕尔玛修道院》中唯一让圣伯夫感觉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其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司汤达的描写来自一名参加过维特多利亚战役的士兵的回忆录。至于该书的其他部分，则是依靠旧有的意大利年史与传记。作为一名小说家，其情节明显取自某处，有的来自他所经历、目睹或者听说的真实事件，不过通常情况下还是来自对人物的细致描写（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人物激起了他的想象）。除了司汤达，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一流作家如此直接地从所读书籍中寻找灵感。我这番话并非毁谤，只是陈述一个奇怪的事实。司汤达没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可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老天爷给了他准确观察的卓越天赋，还有对人心之复杂、虚妄、古怪的敏锐洞察。他对自己的同胞评价颇低，可又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兴趣。在其《旅人札记》中，他有一段启示人心的文字，记载了他在途经法国时，为了在闲暇时间欣赏美景，便驾了一辆驿站马车，可不久之后就感觉无聊透顶，于是弃车登上了拥挤的公共马车，得以跟同路人一起畅谈，并且伏在共用的桌子上倾听他们的故事。

尽管司汤达的游记十分生动，读来依然妙趣横生，不过仅仅是向我们讲述了作者的独特性格，他的声名主要还是来自两部小说和《论爱情》中的一些篇章段落。其中有一段也并不新鲜：1817年初，他正在博洛尼亚，在一次聚会中，有位吉拉迪夫人，“美目之乡布雷西亚曾经出过的最美貌女人”，对他说：“有四种不同的爱：

（一）肉体之爱，即动物、野人和堕落了的欧洲人的爱。

（二）激情之爱，即阿伯拉尔对爱洛伊斯、朱莉对圣普乐的爱。

（三）L’Amour Goût，即曾在十八世纪令法国人欢喜，马里沃、坎比勇、杜克洛、德毕内夫人优雅描写过的爱。（我原封不动地写出l’amour goût，是因为不知该如何翻译才好。我认为，它的意思是指对钟意的人感受到的那种情爱，如果这个词放在牛津辞典里的话，我宁可叫它‘色欲’而不是爱。）

（四）来自名利场中的爱，由于这种爱，德·肖纳女公爵在准备嫁给吉尔先生时说：‘在一个平民老百姓眼里，一位女公爵永远都是三十岁。’”

司汤达又补充道：“这种将所爱对象的一切都视为完美的愚蠢行为，在吉拉迪夫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结晶。”假如他不抓紧利用出现在眼前的这一有益想法，他也就不是司汤达了；不过直到数月之后，他才在所谓“天才的一天”想到那个日后闻名的类比。他是这样比喻的：“在萨尔茨堡的岩盐坑，把一根没有叶子的树枝丢进废弃矿井的深处，两三个月之后，再将其取出，上面覆盖着光亮的结晶体：其中最小的细枝并不比山雀的脚更大，却满是数不清的光彩夺目的钻石。没有谁还能认出原先的树枝。”

“我所说的结晶，指的是思维的运转，让我们的大脑从周围的一切吸取新发现（即我们所钟爱的对象具有的新的优点）。”

所有恋爱过和失恋过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例子的巧妙之处。

（五）

就这两部杰作而言，《帕尔玛修道院》更宜阅读。圣伯夫称书中人物都是些毫无生气的木偶，我认为此言差矣。诚然，男主人公法布利斯和女主人公克莱利娅·昆蒂形象模糊，在故事中大多扮演些颇为被动的角色；莫斯卡伯爵和山瑟维日诺公爵夫人却鲜活生动。这位放荡淫乱、肆无忌惮的公爵夫人堪称人物塑造上的经典。然而《红与黑》显然却是更引人入胜、更富创新性、意义更大的成就。正因为此，左拉将司汤达称为自然主义流派的开山祖师，而布尔热与安德烈·纪德则将他誉为心理小说的创始人（尽管不太准确）。

跟大多数作家不同，对于批评，不管有多恶毒，司汤达均坦然受之；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把书稿交给自己想听取意见的那些朋友时，对于他们常常是大量的修改建议，他都不加犹豫地接受。梅里美说，司汤达不断地重写，但他从不改写。此言是否属实，我不能确定。我曾在他的一份手稿中看到，他在很多不满意的词上划了小叉，而这么做肯定是在修订时用以改动的。对于由夏多布里昂引领一时、诸多小作家百般模仿的华丽文风，他深恶痛绝。他说（很可能并不真实）在动笔之前，他曾读过《拿破仑法典》以磨练自己的语言。他避开当时流行的景物描写和大量隐喻。他所采用的那种冷漠、明晰、克制的风格，极大地增加了《红与黑》故事的恐怖感，为其平添迷人魅力。

正是《红与黑》让泰纳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给予其很大关注；不过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感兴趣的主要还是司汤达对人物心理的敏锐观察、对动机的准确分析，以及其观点的新奇和独创。他不无道理地指出，司汤达关心的，并非情节自身，主要是在于这些情节是由人物的情感、独特性格和感情变化所引起的。因此，他极力避免用戏剧化的方式描写戏剧性的情节。作为例证，泰纳引用了司汤达对主人公行刑前的描述，并十分真切地说，大多数作者都会将之视为可以详述的一个情节。以下则是司汤达的处理方式：

“牢房里的空气恶劣极了，于连已经觉得难以忍受。幸亏向他宣布行刑的那一天，阳光明媚，万物充满勃勃生机，于连也觉勇气倍增。在露天中行走，令于连陶醉，就好像漂泊已久的海员重新踏上陆地一样。‘走吧，一切都很好，’他心里对自己说，‘我一点儿也不缺乏勇气。’这颗脑袋从来没有像它即将落地时那样地充满诗意。从前在韦尔吉树林里所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刻，此时纷纷涌进他的脑海。一切都进行得简单而得体，在他这方面没有任何做作的表现。”

可是泰纳明显对作为艺术品的小说不感兴趣。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激发起人们对一位受冷落作家的兴趣，与其说是评论研究，倒不如说是一篇颂词。受到泰纳劝诱而结识《红与黑》的读者很可能会有些失望，因为作为艺术品，这部小说很可惜有缺陷。

司汤达对自身的兴趣要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兴趣，他始终都是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阿尔芒斯》中的奥克塔夫、《帕尔玛修道院》中的法布利斯，还有未完成的《吕西安·娄凡》中的同名主人公，都是司汤达本人心目中的理想。他让自己的主人公甚得女士青睐，并且成功赢得她们的芳心（他本人便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却很少得逞）。他让主人公在她们身上达到目的，所用方法都是他自己曾经谋划却不断告败的。他让主人公像自己一样出口成章，但却明智地从不为此举例，只是加以断言而已，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小说家事先告诉读者，某某人物机智过人，而后举例证明其机智，结果往往达不到读者的预期。他把自己的惊人记忆力，自己的勇气，自己的怯懦，自己的野心、敏感、工于算计，自己的多疑、虚荣、容易发怒，自己的肆无忌惮和忘恩负义，都给了主人公。他赋予主人公最可爱的特点（也是他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就是于连在遭遇公正和怜爱的时候，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表明假如他的生活环境不同的话，原是不会这般卑鄙可耻的。

如我所言，司汤达不具备凭借自身大脑编造故事的才分，《红与黑》的情节取材于对一次审判的新闻报导，这次审判在当时备受关注。一个名叫安托万·贝尔德的年轻神学院学生先后在米休先生家和德·歌东先生家担任家庭教师；他企图诱奸，或者已经诱奸了前者的妻子和后者的女儿。被解雇以后，他想要继续学习，以便成为牧师，可是由于其声名狼藉，没有哪家神学院愿意接受他。他突然认定这种局面是米休一家造成的，为了复仇，他在米休夫人做礼拜的时候将其开枪打死，然后又饮弹自尽。枪伤不足以致命，于是他受到了审判；他试图以那个不幸的女人为代价拯救自己，却被判处死刑。

这个令人厌恶的悲惨故事很是吸引司汤达。他认为贝尔德的罪行其实是强大而叛逆的人性对社会秩序的反抗，是不受虚伪社会传统所约束的自然人的情感表达。他非常鄙视自己的法国同胞，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世纪时曾拥有的活力，越发变得安分守己、举止体面、枯燥乏味、平淡无趣、缺乏激情。他可能想到，经过了恐怖时代的畏惧，经过了灾难般的拿破仑战争，他们很自然地会欢迎和平安宁的日子。司汤达对活力的珍视超过其他一切品质，他钟情意大利，宁肯住在那儿而不是自己的祖国，这是因为他自认意大利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国度”。那里的人爱得极度狂热，可以为爱而死。那里的男男女女沉溺于自身的激情，全然不顾由此引发的灾祸。那里的男人虽在一怒之下杀人或被杀，但却活得真实率性。这可是纯粹的浪漫主义，很明显，司汤达所说的活力，其实就是别人所说的、并且加以谴责的暴力。

“如今只有一部分人尚有活力残存，”他写道。“上层阶级是一点儿都没有了。”因此在动手写《红与黑》的时候，他把于连塑造成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小伙子；不过他赋予于连一个更聪明的脑子、更坚强的意志，还有更多的勇气，这些都要胜过那个倒霉的原型。他用高超技巧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具有持久的魅力，此人对特权阶级充满了忌妒和仇恨，是每一代人都会出现的典型代表，而且可能一直这样下去，直到社会没有阶级差别为止。到那个时候，人性无疑已经改变，对于智力较高、能力较强、胆量较大者拥有的优势，那些智力较低、能力较弱、胆量较小者已不再怨恨。以下是我们第一眼看到于连时司汤达所做的描述：“他是个十八九岁的瘦小青年，看起来羸弱，面部的轮廓也不大周正，但颇清秀，还有一个鹰钩鼻子。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静时显露出沉思和火热。此刻却闪烁着最凶恶的憎恨的表情。深褐色的头发长得很低，盖住了大半个额头，发怒的时候凶相毕露……他的身材修长而匀称，更多地显示出轻捷而非力量。”这一描述没有多大魅力，但也尚好，因为它没有让读者预先对于连产生好感。我已说过，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必然会赢得读者的同情，而司汤达选了一个反面人物做主人公，必须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不要让读者对他产生过度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要他们对于连感兴趣。他可不敢让他太过可憎，因此他不断地谈及他的漂亮眼睛、优美身材和纤细双手，以此来缓和一开始的描写。在必要的时候，他把他写得的确十分俊美。不过他还是不忘时不时地让你注意，于连在交往中给他人造成的不安，以及所有人对他的猜疑（那些本就有充分理由提防他的人除外）。

雷纳尔夫人，也就是于连受雇所教的孩子们的母亲，是个刻画非常出色的形象，属于那种极难描写的类型。她是个好女人。绝大多数小说家都曾试图塑造这么一个人物，最后却只塑造出一个傻瓜。我估计原因就在于：善良的方式只有一种，而做坏事却有许多种方法，这显然给了作家极大的发挥余地。德·雷纳尔夫人迷人、善良而又真诚，她对于连的爱愈加强烈，其中又夹杂着恐惧和犹豫，最终变成烈火般的激情，作者对这段故事的讲述十分娴熟。她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人物之一。于连下定决心，倘若他在一天晚上不抓住她的手，就了结自己的性命，自己非这样做不可；这就像司汤达本人，他穿上最好的裤子，心中暗自发誓：如果走到某一点，自己还不向达鲁伯爵夫人表白爱意的话，就打烂自己的头。于连最终勾引上了德·雷纳尔夫人，并不是由于他爱她，部分上是因为他要报复她所属的阶级，再就是因为他要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然而他确实爱上了她，内心的卑鄙动机一度消失。他在人生中头一回感到幸福，你也开始对他心生同情。可是德·雷纳尔夫人的轻率引发流言蜚语，于是于连被安排到一家神学院进修神职。我觉得于连跟雷纳尔一家以及他在神学院的生活这两个部分写得太好了，根本无需对之有任何怀疑，司汤达所讲内容的真实性十分明显；只是当场景转换到巴黎的时候，我才开始产生怀疑。于连完成了神学院的学习之后，院长给他争取到一个职位，给德·拉莫尔侯爵做秘书，他得以跻身京城最上流的贵族圈。司汤达所描绘的画面不足为信。他本人从未进入上层社会，他熟悉的主要是革命与帝国时代登上舞台的资产阶级，而文明人士的行为举止，他并不了解。他从未遇见过出身高贵之人。司汤达在骨子里是个现实主义者，可是不管一个人费多大力气，他也无法摆脱当时的精神氛围的影响。浪漫主义盛极一时，司汤达虽然对十八世纪的理智洞察与高尚文化十分看重，但还是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如我所言，他非常迷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无情之人，他们没有道德上的顾忌和悔恨，不惜犯下罪过也要实现雄心、满足欲望，或者为名誉而复仇。他十分珍视这些人的旺盛精力、不计后果、鄙视传统，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正是出于这种浪漫主义倾向才使得《红与黑》的后半部分不够完美。你必须要接受自己根本无法容忍的不可能之事，还要对那些毫无意义的章节产生兴趣。

德·拉莫尔侯爵有个女儿，她的名字叫玛蒂尔德。她美貌动人，但却傲慢任性；她对自身的高贵血统有着极为强烈的意识，为自己的祖先感到无比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争取厚赏，最终均被处决（一个是在查理九世主政期间，另一个则是在路易十三时代）。出于天性的巧合，她也像司汤达一样极为珍视“活力”，对于那些追求自己但却平平庸庸的年轻贵族们根本看不上眼。埃米尔·法盖曾在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中指出：司汤达在其列举的几种爱中漏掉了l’amour de tête。这是一种来自想象的爱，在想象中茁壮成长，往往又在性爱的高潮中枯萎死亡。德·拉莫尔小姐在不知不觉间就对父亲的秘书产生了这种爱意，其中的几个阶段司汤达已讲得十分精妙。她对于连既喜欢又反感。她爱他是因为他跟自己身边的这些贵族青年截然不同，因为他就像自己一样鄙视他们，因为他的低贱出身，因为他同自己一样的自尊心，因为她感觉到了他的野心、他的无情、他的放肆、他的堕落，还因为她害怕他。

最后，玛蒂尔德交给于连一张纸条，示意他等众人都睡下的时候搬着梯子爬进她的房间。我们后来知道，他完全可以轻手轻脚地走楼梯上去，她却让他这么做，可能是想试试他的胆子。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曾爬梯子下到自己藏匿司汤达的地下室里，这显然点燃了他浪漫的想象；他让于连在去往巴黎的路上半道停在了德·雷纳尔夫人所住的小镇维里埃尔，弄到梯子，在半夜里爬进她的卧室。或许司汤达觉得：让自己的主人公在一部小说里两次使用这种方式进入女士卧房有些难堪，因为一收到玛蒂尔德的纸条，他就让于连提到梯子，自嘲地说道：“这是我命中注定要使用的工具。”可是这些自嘲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司汤达在这里所表现的创造能力不尽人愿。诱奸之后所发生的故事写得也很精彩。这两个自我中心、喜怒无常的人儿不知道他们是爱得热烈，还是恨得疯狂。两人都想驾驭另一方，都想激怒、伤害、羞辱另一方。最终，于连凭借老套的伎俩使这个高傲的女孩儿乖乖就范。很快，她就发觉自己怀孕了，于是告诉父亲，说她打算嫁给自己的恋人。于连依靠造假、权谋，以及自我克制，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了，可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全书从此便开始支离破碎。

我们得知于连头脑聪明、为人狡猾；为了向未来的岳父毛遂自荐，他要对方写信给雷纳尔夫人，以证实自己的人品。他很清楚，她对自己的通奸罪过痛悔不迭，很可能像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那样，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痛斥他；他也清楚，她深深地爱着自己，他应当想到，自己娶另一个女人会令她不快。在其忏悔神父的指示下，她给侯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告诉对方：于连的一贯伎俩就是潜入别人家庭并破坏其安宁，他的最大目的，也是唯一目的，就是佯装无私，实则图谋控制家中主人及其财产。以上控诉，不管是哪一个，都不合乎情理。她说他是个伪君子，是个卑鄙的阴谋家：司汤达似乎未能注意到，虽然我们读者知晓，于连的确是这种人，可雷纳尔夫人并不知晓；她所知道的，仅仅就是于连堪称楷模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的职责，赢得了他们的喜爱，他也深爱着自己，在她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回，他冒着丢掉事业，甚至丢掉性命的风险，陪自己度过了好几个钟头。她是一个是非分明的女人，不管听忏悔的神父给她施加了什么样的压力，我们都很难相信她会同意写这种连自己都不肯相信的东西。不管怎样，德·拉莫尔侯爵还是收到了来信，他大为震惊，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为什么于连不说这封信纯粹是一派谎言，只是一个妒火中烧的女人歇斯底里的爆发？或许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曾经是雷纳尔夫人的情人，但她年已三十，而他才十九岁，是她勾引的他，难道不是可能性更大吗？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但确实非常可信。德·拉莫尔侯爵可谓饱经世故，这种人往往把人尽量朝坏处想，这种一定程度的玩世不恭令他相信无风不起浪，同时也容易对人性的脆弱怀有宽容之心。自己的秘书居然同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乡下绅士之妻有过风流韵事，对他而言，必定感到有趣而非震惊。

然而不管怎样，于连占据主动。德·拉莫尔侯爵已为他在精锐部队中谋得军职，还赠与他一份足以带来丰厚收入的地产。玛蒂尔德不肯堕胎，深陷爱河的她已经表达了自己不管结不结婚都要与于连一起生活的决心。于连只需讲清形势，侯爵就会被迫让步。从小说一开头，我们就已经看到：于连的长处恰恰在于他的自控能力，他的激情、嫉妒、仇恨、骄傲，都从未主宰过他；而他的肉欲，在所有激情中可说是最为强烈，也不过是类似于虚荣心这样的急切愿望而已（就像司汤达本人一样）。可在书中的危急关头，于连却做了小说里的一件致命之事：他的行为与其性格极不相符。就在他最需要克制自己的时刻，其表现却活脱脱像一个傻瓜。读了雷纳尔夫人的信，他拿出手枪，驱车赶到维里埃尔，向她开了枪，并未将她打死，但让她负了伤。

于连这一极不明智的举动令评论家们大惑不解，他们一直在寻求可以解释的理由。一种说法是，当时的风气就是以一个感情夸张的情节来结束小说，不幸死亡是最好的；可是假如这真是一种风气的话，倒完全应该导致司汤达避开这种结局，他可是决意逆潮流而行的。还有人指出，原因也许在于他对暴力犯罪的极度崇拜，把它视为活力的最高体现。我觉得这种解释也不太可能。司汤达确实把贝尔德的恐怖举动看作“富有艺术感的犯罪”，可是难道他看不出自己把于连塑造得跟那个可怜的敲诈者差别很大吗？维里埃尔距离巴黎二百五十英里，即使每一站都更换马匹，即使于连日夜兼程，也要花上几乎两天，足够他化解怒气、恢复理智了。如果那样的话，司汤达深入刻画的这个人物就该调转头来，而且由于已让德·拉莫尔侯爵面对玛蒂尔德怀孕的残酷事实，就该迫使他同意这桩婚事。

那么是什么让司汤达犯下这个奇怪的错误（人人都同意，这个错误乃是其伟大小说中的一个缺陷）？很显然，他不肯让于连获得成功，尽管于连实现了野心，身后还有玛蒂尔德和德·拉莫尔侯爵，司汤达依然不会让他赢得地位、权力和财产。如果不这么写，《红与黑》就会成为另外一本书了，而巴尔扎克在其后来讲述拉斯蒂涅发家的众多小说里就是这么写的。于连必须死。巴尔扎克凭借其旺盛的创造力，可能已找到一种为《红与黑》结尾的方式，让读者能够接受，不仅看似可信，而且无法避免。但我认为司汤达却不会以任何别的方式结尾。我相信，他所获取的材料令他心醉神迷、难以挣脱；他紧随安托万·贝尔德的故事，感到自己有一种继续下去，一直到悲惨结局的冲动，而不管什么可信不可信。但是上帝、命运、机会，无论你怎么称呼这种主宰人类生命的神秘力量，它都是蹩脚的讲故事者；而小说家的工作和权利，则是纠正残酷事实中的不可能之事。这一点，司汤达力不能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没有哪部小说称得上十全十美，部分上是由于这一手段天生的缺陷，部分上则是由于写作小说的人的不足。虽说有如此严重的缺点，《红与黑》依然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小说，阅读此书实在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五

巴尔扎克和《高老头》

（一）

伟大的小说家用自己的作品丰富了全世界的精神宝库，而在这些人当中，窃以为巴尔扎克是最伟大的一位。他是唯一一位我会毫不迟疑地冠之以天才的人物。天才一词，在当今用得太过随便。头上顶了这个词的人，如果我们判断更为理智的话，用才干来形容他们就足够了。而天才同才干并非一回事。很多人都有才干，这并不稀奇，可天才却很稀奇。才干是灵巧而娴熟，可以后天培养；而天才是与生俱来的，奇怪的是，它常常跟严重的过失挂上钩。根据牛津辞典解释，天才就是“天生的高超智力，诸如任何艺术门类（不管是思考还是实践）中的高手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种）本能的，超常的想象、创新、发明、发现能力”。那么本能的、超常的想象能力，正是巴尔扎克所具备的。他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诸如某种程度上的司汤达和写《包法利夫人》时的福楼拜），而是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眼中的生活并非原貌，而是受到了同时代人都有的各种倾向（常常是渲染性的）的影响。

有的作家仅凭一两部书就声名鹊起，有时候是因为在其大量的著述当中，只有某个片断证实具有不朽的价值，普雷沃神父的《曼侬·莱斯科》即是如此；有时候则是因为他们的灵感（来自一种特殊的体验或是由于独特的性情）仅仅用在了无甚意义的创作上。他们只能畅所欲言一次，假如再写作的话，就会老调重弹，或是下笔无物。巴尔扎克的创作力惊人。诚然，他的作品参差不齐。就他所写的这样一部巨著而言，不可能始终达到最高水平。文学批评家往往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作家的高产，我觉得这样很不对。马修·阿诺德就把这看成是天才的一大特点。他在提起华兹华斯的时候说，令自己肃然起敬、在脑海中树立起这位诗人崇高地位的，正是其大量的佳作，即使是在他那些平平之作被一扫而清后依旧如此。阿诺德接着说：“如果对每个诗人的单篇作品或是某几篇进行比较的话，我不敢说华兹华斯就比格雷、彭斯、科勒律治或者济慈高超。……我认为他的高超之处在于他能写出更为大量的佳作来。”巴尔扎克的小说绝没有《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波澜壮阔，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撼人心魄，也没有《傲慢与偏见》的独特魅力：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某一部作品，而在于他惊人的鸿篇巨制。

巴尔扎克所涉及的领域囊括其时代的整个生活，范围也是遍及全国。他对人的认识（不管这种认识是怎么得来的）不同寻常，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地方准确；而且他对社会中产阶级（医生、律师、职员、记者、店主、乡村牧师）的描写，比起上流世界、城市工人群体和耕作者群体，都要可信。如同所有的小说家一样，他写起恶人来要胜过写善者。他具有惊人的构造才能和非凡的创造力。他就如一股自然的力量、一条激荡湍急的河流，漫过堤岸、横扫眼前的一切，或者如一阵飓风，一路咆哮，吹遍宁静的乡村与都市的街道。

作为一名描绘世界的艺术家，他的独特才能在于他对人物的想象，不只是通过人物的彼此关系（除了纯粹写冒险故事的作家，所有小说家都这么做），而且（尤其）通过人物与其所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小说家都是选择一组人物（有时候不过两三个），在他们眼里，就好像这些人物生活在玻璃橱窗下一般。如此一来，常常产生一种强烈的效果，但不幸的是，同时也造成了虚假效果。人不光过自己的日子，还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扮演主角；在别人的生活中，他们的角色有时候倒也重要，但常常却是微不足道的。你去理发店理发，此事对你而言无关紧要，可是由于你不经意的一席话，可能就成为理发师一生的转折点。通过把其中暗含的一切意思显现出来，巴尔扎克得以生动形象、令人激动地呈现出生活的千差万别、它的混乱无序和相互冲突，以及导致重要结局的那些起因有多么遥远。我相信，他是第一位详细探讨经济在人类生活中所发挥的无比重要性的小说家。他认为，仅仅说金钱是万恶之源是不够的；在他看来，对金钱的欲望、对金钱的渴求，是人类行为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必须牢记：巴尔扎克是个浪漫主义者。众所周知，浪漫主义出自对古典主义的反动，可如今将之与现实主义进行比照来得更为方便。现实主义者都是宿命论者，他们在其叙事中力求达到符合逻辑的逼真效果，他们的观察也是属于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则感觉日常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力求脱离现实世界，找寻幻想世界，追求的是奇异和冒险，他们想要出人意料，哪怕这么做的代价是必须牺牲真实性也毫不在乎。他们塑造的人物感情丰富、思想极端。他们的愿望很强烈，不受什么拘束。他们鄙视情感克制，认为这是沉闷的布尔乔亚价值观。他们全心全意地赞同帕斯卡的名言：“纵使有万般理由，心还是同样盲目。”他们崇拜他，是因为此人愿意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切，去争取财富和权力。这种人生态度很适合巴尔扎克充满活力的性情；不夸张地说，即使浪漫主义不存在的话，他也会创造出浪漫主义的。他的观察细微而准确，而他将之作为发挥自己离奇想象力的基础。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要的志趣，这个观念很符合他的本性。该观念对小说作家们始终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让他们得以为自己所塑造的人物赋予一种戏剧力量；这些人物生动而鲜明，读者仅仅需要了解他们是守财奴或者好色鬼，恶妇或者圣人就够了，所以他们也能毫不费力地熟悉这些人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所读到的作品，其作者往往都试图想让我们对其笔下人物的心理世界发生兴趣，所以导致我们不再相信人都是表里如一的。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由相互矛盾、似乎无法协调的成分所构成的；正是他们身上的这些不协调才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并且由于我们知道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不协调，所以也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巴尔扎克笔下最伟大的人物，是仿照那些老作家们塑造的，他们都是根据其性情勾画每个人物的。这些人物的主要志趣令其如痴如醉，无心顾及其他。他们就是人格化了的嗜好；可是他们被赋予了奇妙的力量、真实性和独特性，哪怕你可能并不相信他们，但却绝对不会忘却。

（二）

假如你遇见三十出头时的巴尔扎克（此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身材粗短、体格结实，拥有魁伟的双肩、宽厚的胸脯，所以不会给你留下身材矮小的印象，如公牛般的脖子甚是白皙，同赤红的脸盘形成鲜明的对比；厚厚的嘴唇带着微笑，红得引人注目。他的牙齿坏了，已经变了颜色；鼻子方方正正的，鼻孔很大。大卫·当热为他塑半身像的时候，他强调说：“注意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就是世界！”他的眉毛很突出，头发乌黑浓密，就像雄狮的鬣鬃一般梳在脑后。他那双带有点点金色的褐色眼睛仿佛拥有着生命、光芒和磁性，十分摄人心魄；这让人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实则是个性情不定、粗鲁庸俗的人。他的神态活泼直率、亲切温和。拉马丁曾这样说巴尔扎克：“他的友善，不是那种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友善，而是一种充满深情、迷人而聪颖的友善，令你心存感念，无法不喜欢上他。”他充满了活力，仅仅是同他相处，就能让你心情畅快。假如你扫一眼他的手的话，一定会惊讶于这双手的美好。它们又小又白，肉嘟嘟的，指甲也很红润。对自己的这双手，他很是自豪，的确，这双手完全可以成为主教的手。假使你在白天撞见他，会发现他穿着破旧的外套，裤子上满是泥巴，皮鞋没有擦，帽子旧得惊人。可在晚间的聚会上，他又会一身光鲜，穿着带金色纽扣的蓝外衣、黑色的裤子、白色的马甲、黑色的网眼丝袜、上等的皮鞋、精致的亚麻黄手套。他的衣服老是不合身，拉马丁补充说，他的样子就像个一年里长出一大截的学生，都要把衣服撑破了。

同时代的人一致认为，此时的巴尔扎克直率、单纯、善良、和蔼。乔治·桑写道，他真挚而不做作，傲慢得几近狂妄，自信十足、性格开朗，心善而又癫狂，嗜酒成性，工作起来简直不要命，可在其他情感方面又极为克制，既脚踏实地又异想天开，既轻信人言又满腹疑心，既莫名其妙又顽固执拗。他并不健谈，领会东西也不快，在辩解应答上毫无禀赋可言；他同别人的谈话既无典故也无反讽；然而在独语的时候，他的活力却让人实在无法抗拒。对自己要讲的东西，他会捧腹大笑，所有人便跟着他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听他讲的话会笑，瞧他的样子也会笑；安德烈·比利曾说，“放声大笑”这个词简直就是为他量身而造的。

有关巴尔扎克最好的传记是由安德烈·比利所撰写的，正是从他的这本绝妙的书中，我才获取到这些我如今打算透露给读者的信息。小说家本名叫巴尔萨，他的祖先是农场工人和织布工人；不过他的父亲起家时却是个律师手下的办事员，在大革命以后飞黄腾达，并把姓氏改为巴尔扎克。五十一岁时，他娶了一个布商的女儿为妻，这个布商通过政府合同赚了一大笔钱。1799年，他们最大的儿子奥诺雷生于图尔，当父亲的在当地医院做管理人。他能得到这份工作，可能是因为巴尔扎克夫人的父亲，就是那个以前的布商，不知怎地当上了巴黎诸家医院的总管理人。奥诺雷似乎在学校里吊儿郎当、总惹麻烦。1814年末，父亲负责为巴黎一个师的士兵供应伙食，于是举家迁到那里。家里决定让奥诺雷成为一名律师，在通过必要的考试之后，他进了一位古约奈特先生的事务所。至于他干得怎么样，从首席办事员在一天早晨发给他的短笺中就能清楚地看出：“巴尔扎克先生，请今天不要来事务所了，因为这里工作很多。”1819年，父亲领了养老金退休，决定住到乡下去，于是定居在维勒帕里西斯，这个村子位于通往莫城的路上。奥诺雷则留在了巴黎，因为他们家有个律师朋友，经过几年的实践，当他能处理案子的时候，此人将把自己的业务转交给他。

然而奥诺雷不肯服从，他想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且坚持要成为作家。当时家里吵得很厉害，尽管母亲坚决反对（她是一个严厉苛刻、注重实际的女人，巴尔扎克从未喜欢过她），可父亲最终做出让步，答应给他一次机会。协商的结果就是给他两年时间，让他看看自己能做什么。他搬到了一个阁楼里，租金是每年六十法郎，在里面安置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柜，还有一个空瓶子充当蜡烛架。他时年二十岁，终于自由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出悲剧。当他妹妹打算结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随身带着自己的剧本，念给聚在一起的家人以及两个朋友听。大家一致认定：这剧本一文不值。稿子后来又送到一位教授手里，他的结论就是该剧作者喜欢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写作。愤怒又泄气的巴尔扎克返回巴黎。他下定决心，既然自己当不成悲剧诗人，就做一名小说家，受沃尔特·司各特、安·拉德克利夫和马图林启发，他写了两三部小说。可是他的父母断定，这项尝试是失败的，于是他们要他乘第一班公共马车返回维勒帕里西斯。不久之后，有个朋友（一个落魄文人，是巴尔扎克在拉丁区结识的）来看他，建议两人合作一部小说。于是一系列粗制滥造的劣质作品就开始动工了，他有时独自写，有时合写，用了各种各样的笔名。谁也说不清楚，从1821年到1824年，他一共写了多少本书。有些权威称，可能多达五十本。除了乔治·森茨伯里，我不知道有谁会大量阅读这些书，而乔治本人也承认需要花费不少力气。这些书以历史为主，因为当时沃尔特·司各特的名声达到了巅峰，而巴尔扎克想要借助这股风潮。书写得很差，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们教会巴尔扎克：只有不拖泥带水的情节才能抓住读者的吸引力，再就是要涉及那些人们觉得至关重要的题材——爱情、金钱、荣誉和生命。它们或许还教会他一点，也是他自身性情令他想到的，就是如果想让别人读你的书，作家必须要关注激情。激情也许有些卑微、琐细，或者不尽自然，但如果足够强烈的话，仍然不失庄重。

忙于此事的巴尔扎克住在家里。他结识了一位邻居，德伯尔尼夫人，她是一位德国音乐家的女儿，一直为玛丽·安托瓦奈特及其女仆服务。她当时已有四十五岁，丈夫病痛缠身、爱发牢骚，不过她已经为他生了六个孩子，还为情人生了一个。她成了巴尔扎克的朋友，而后则是情人，始终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直到十四年后去世。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他拿她当作情人来爱，却又把自己从未感受到的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她身上。她不仅仅是情人，还是心腹朋友，她的忠告、鼓励、无私的温情，始终都是他所需要的。这一韵事导致村子里流言四起，很自然地，巴尔扎克夫人极力反对儿子跟一个年纪足可以做自己母亲的女人纠葛不清。况且他的书也没有带来多少收入，所以她很担心他的前途。有个熟人建议他去做生意，这个主意似乎很合他的心意。德伯尔尼夫人掏出四万五千法郎，再加上几个合伙人，他当上了出版商、印刷商以及铸字工。他可不是个合格的生意人，极其铺张浪费。他把自己的个人开销都记在公司的账上，包括购买珠宝、裁剪衣裳、做鞋，甚至洗衣服。三年之后，公司破产，他母亲不得不掏出五万法郎替他还债。

由于金钱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有必要考察一下这笔钱的总额到底有多少。五万法郎等于两千英镑，但当时的两千英镑比如今的价值可是高得多之又多。很难说清楚究竟高多少，或许最好的方法就是解释一下，在当时用一定数额的法郎都可以做哪些事情。拉斯蒂涅家属于乡绅贵族，这个六口之家住在外省，生活十分节俭，每年三千法郎，但依照其地位来说已算体面。在他们把长子欧仁送到巴黎念法律的时候，他在伏盖太太的膳食公寓租了一间房子，每月支付四十五法郎的食宿费。有几个年轻人在外面住，但过来吃饭，因为这里以膳食好而著称，为此他们每月支付三十法郎。如今像伏盖太太这种阶层的住宅，食宿费怎么说每月也要三万五千法郎。所以巴尔扎克的母亲拿出来救他免于破产的五万法郎，放到今天等于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这段经历虽然打击很大，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特殊信息以及对生意的了解，这些都在他未来的小说创作中发挥了作用。

公司倒闭之后，巴尔扎克到布列塔尼跟朋友住在一起，并在那里为一部小说找到了素材，小说名叫《朱安党人》，是他的第一部严肃作品，也是第一部他署上真名的作品。他此时三十岁，自此之后，他发奋图强、笔耕不辍，一直到二十一年后去世。其作品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每年都出产一两部长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短篇。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戏剧，有些从未被接受，被接受的那些也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一个例外）。一度有那么段短暂时间，他办了一份报纸，多数文章由自己撰写。工作期间，他过着朴素而有规律的生活。吃过晚饭不久，他就上床睡觉，一点钟被用人叫醒。他爬起来，披上白色的长袍，可谓洁白无瑕，因为他声称：写作的时候应当穿没有污点和瑕疵的衣服；而后，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黑咖啡提神，借着烛光用乌鸦翅膀上的一根羽毛写作。七点钟，他收笔、洗澡（大致如此），躺下休息。八九点钟的时候，出版商给他带来校样，或是从他这儿取走手稿；然后他又开始认真工作，直到中午时分，才吃几个煮鸡蛋、喝水，还有更多的咖啡；他工作到六点，稍微吃点饭，再喝一点沃莱白葡萄酒把饭咽下去。时而会有一两个朋友来访，然而简单交谈一会儿之后，他就上床睡觉去了。尽管他在一个人的时候饮食颇为有度，可跟别人一起的时候，他吃起饭来狼吞虎咽。有一位巴尔扎克的出版商声称：他曾在一顿饭上看到巴尔扎克贪婪地吞下一百个牡蛎、十二个炸肉饼、一只鸭子、一对鹌鹑、一条舌鳎、许多糖果，还有十几只梨。难怪他很快就变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加瓦尔尼说他吃起饭来活像一头肥猪。他的吃相的确不雅：他喜欢用刀而不愿用叉倒没有让我不快，我敢肯定路易十四也是这样，但巴尔扎克用餐巾擤鼻涕的习惯就实在令我恶心了。

他这个人擅长做笔记。不管去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笔记本，当他碰巧遇见什么对自己有用的、触发他自己想法的事情，或是被其他人的想法给吸引的时候，他就匆匆记下来。但凡有可能，他便去参观自己故事中的地点，有时驱马跑很长的路途，去看自己想要描写的一条街道或是一栋房屋。他在给笔下人物选择名字上非常慎重，因为他的观点就是：名字应当同叫这个名字的人的个性和外表相符合。一个被普遍承认的看法就是，他写得很差。乔治·森茨伯里认为，这是由于十年以来，他为糊口匆匆写了大量小说而造成的。这个说法我可不能信服。巴尔扎克是一个粗鄙之人（不过粗鄙不正是构成他天才的一部分吗？），文章写得也很粗鄙，啰里啰嗦、自命不凡，常常还不恰当。当时的一位重要批评家埃米尔·法盖在其研究巴尔扎克的著作中拿出整整一章讨论这位作家在品味、文体、句法和语言上所犯的错误；确实，有些错误十分明显，不需要多深厚的法语知识就能看得出来。巴尔扎克对自己母语的优雅没有什么感觉。他从来不会想到，散文体可以在方方面面同律诗一样漂亮和雅致，让人心生愉悦。不过虽说如此，当他身上尚有旺盛活力的时候，也能通篇写出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不管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它们都不会玷辱拉罗什福科。

巴尔扎克并不是一个从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的作家。他首先写的是草稿，经过大幅度的重写和修改，最后交给印刷厂的手稿几乎都已无法辨认。等校样交还给他的时候，他对校样的态度，就好像这只是预期作品的一个粗略大纲似的。他不光添词，而且增句；不光增句，而且加段；不光加段，而且整章整章地补充。当校样再次排版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变更与修改，等把定版交给他，他又着手改稿，做更多的变动。在这之后，他才同意将书出版，而且前提条件就是，未来的版本容许他做出进一步的修改。所有这一切的代价十分高昂，导致他跟出版商争吵不断。

巴尔扎克同编辑们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实在是冗长、乏味、让人很不舒服，我会简短说的。这个人很无耻。他会先拿走一本书的预付稿酬，拍着胸脯说某天一定交稿；然后，由于又出现赚现钱的机会，他会受此诱惑而中断手头的工作，把匆匆写出来的一部小说或者一个短篇交给另一个编辑或出版商。于是，他时常被起诉违反合同，要赔诉讼费和赔偿金，这增加了他本已沉重的负债。因为只要他成功获得撰写新书的合同（有时根本没人找他），就会马上搬进花费重金装修的宽敞公寓，购置一辆篷顶马车和两匹好马。他雇了一名马夫、一名厨师和一个男仆，给自己购置衣物，给马夫买上制服，还买了好多铁板来修饰一枚根本不属于自己的盾徽。盾徽属于一个叫巴尔扎克·昂特拉格的古老家族，而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又添上de这个附加的小品词，为的是让自己显得出身高贵。为了支付这些巨额开销，他向自己的妹妹、朋友、出版商借钱，不断地签账单，一续再续。他债台高筑，可还是照买不误——珠宝、陶瓷、橱柜、龟甲、绘画、雕塑；他用摩洛哥羔皮把书装帧得十分精美，他有很多手杖，其中一根还镶嵌着绿宝石。为了一次盛宴，他就把餐厅重新布置一番，完全改变装璜。有时候债主逼得紧了，他就把这些财产当掉许多；时不时有当铺主前来没收家具，然后公开拍卖。什么也没法挽救他了。他借起钱来简直不顾廉耻，可他才华横溢，让人钦佩不已，所以朋友们的慷慨之心很少被其耗尽。女性通常是不乐意借钱给别人的，但很显然，巴尔扎克发现她们很好说话。他全然没有分寸，从她们手里借钱的时候，看不出他有一丁点的顾虑。

应当记住的是，他的母亲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钱财，才使他免于破产；两个女儿的嫁妆进一步减少了她的积蓄，到了最后，她所能留下的财产只有位于巴黎的一处房子了。等她终于发现自己极度拮据的时候，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安德烈·比利在《巴尔扎克传》第一版中曾引用过，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我从你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1834年12月。你在信中同意，从1835年4月1日起，每个季度给我两百法郎，好让我支付房租与女佣的费用。你应该清楚，我不能过穷日子；你的名气已经很大，生活也很奢侈，以至于我们之间在处境上的差别很令人吃惊。我认为，你所做的这一承诺，是一种报答性的恩情。如今是1837年4月，也就是说，你已经欠了我两年。就这一千六百法郎而言，你在去年12月给了我五百法郎，而且就像粗暴的施舍一样。奥诺雷，两年来，我的生活就是接连不断的噩梦。你没有能力帮我，这我并不怀疑，但结果是，我靠抵押房子借来的金额已经贬值，如今再也筹不到钱了，我手头全部值钱的东西全都当出去了；我最终到了要张口对你说‘面包，我的儿子’的田地了。几个星期以来，我所吃的，全都是我那好心的女婿给我的，可是奥诺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好像有钱去做各种花费高昂的长途旅行，既浪费你的金钱又损害你的名誉——由于你未能履行合同，每次回来，这两样都大打折扣——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都要碎了！我的儿子，既然你能供应得起……情妇、镶嵌珠宝的手杖、戒指、银器、家具，你的母亲让你履行自己的承诺，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妥吧。她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张口，而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

收到这封信，他回复道：“我觉得你最好来巴黎一趟，咱们谈上个把钟头。”

巴尔扎克的传记作者说，既然天才有自己的权力如此，所以我们不应以常人的标准去评点巴尔扎克的行为。这可是观点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承认，他是个自私自利、寡廉鲜耻、不够诚实的人。针对他在经济上的极不稳定，最好的理由无非就是：凭着轻松而乐观的性情，他始终坚信自己通过写作能挣到大笔的钱（他一度确实进账不少），并通过投机挣到数目惊人的钱，当时的投机买卖接连诱发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可是每当他真正参与一项的时候，结果却总是负债更多。倘若他真的理智审慎、脚踏实地、生活节俭的话，是决不会成为他那样的作家的。他是个很爱炫耀的人，崇尚奢华，花起钱来很难自控。为了偿还债务，他拼了命地工作，然而不幸的是，更为紧迫的旧债还没还上，他就签了新的欠债合同。有一件奇特的事情值得提及，那就是只有在债务的压力下，他才能下定决心认真创作。此时，他能一直写到脸色苍白、筋疲力尽，而且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了自己最好的几部小说；可要是什么时候太阳从西边出来，他居然没有身处困境，或者经纪人不来打扰，或者编辑和出版商没有起诉他，他反而没有了创造力，无法静下心来动笔写作。他在临终前曾说，是他的母亲毁了他；此言实在令人震惊，因为应该说他毁了他母亲才对。

（三）

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为他带来了众多新的朋友（成就总能带来朋友）；他身上巨大的活力、他的好脾气和无限魅力，都使其在几乎所有的高档沙龙中备受欢迎。有一位贵妇人被他的名望所吸引，她就是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德·马伊埃公爵的千金，费茨詹姆斯公爵的侄女，詹姆斯二世的直系后人。她用假名给他写信，他回了信，她再次写信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前去拜访对方，感到十分欢喜，不久就每天都去看她。她面容苍白、金发碧眼，像花一般美丽。他爱上了对方，虽然她允许他亲吻自己高贵的玉手，对他进一步的亲近却予以拒绝。他开始喷香水，每天都戴崭新的黄色手套，但是无济于事。他开始变得越发烦躁和恼怒，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在玩弄自己。事实明摆着，她需要的是一个爱慕者，而不是一个情人。有这么一位业已成名、聪明有才的年轻人拜倒在自己脚下，无疑是一件让人欢喜的事情。在她叔叔费茨詹姆斯的陪同下，她和巴尔扎克在去意大利的途中于日内瓦小驻，此时危机出现了。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巴尔扎克和侯爵夫人一起出门，回来时却满脸泪痕。可以料想，他向她提出了最后的要求，但却被对方回绝了，而且回绝的方式令他感到非常羞辱。他痛苦又气愤，感觉自己被无耻地利用了，于是返回巴黎。不过他这个小说家可不是白当的；每一次经历，即使是最丢丑的，都可以为其所用；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在日后将成为上流社会中无情的轻佻女子的原型。

当巴尔扎克还在毫无结果地努力追求她时，曾收到过一封来自敖德萨的、署名“国外女性”的崇拜者来信。不久之后，又来了一封类似署名的信。他在唯一一份可以进入俄国的法国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德·巴尔扎克先生收到来信，时至今日才得以借本报致谢，然而不知往何处回复，实感遗憾。”写信之人名叫伊芙琳·汉斯卡，是一位出身高贵、资财丰厚的波兰女士。她三十二岁，已婚，但丈夫已经五十多岁了。她为他生了五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女儿还活着。她看到了巴尔扎克的广告，于是跟他约定，只要他通过敖德萨的一位书商转交，她就能收到他的来信。随后两人便书信往来。

由此开始了巴尔扎克常常所说的自己生命中的伟大激情。

很快，信就越写越亲密。巴尔扎克以夸张的方式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引起这位女士的怜悯和同情。她为人浪漫，对于自己在五千亩阴暗乡间的乌克兰豪华别墅的单调生活，早已心生厌倦。她仰慕这位作家，对其人亦是兴趣浓厚。在两人互通信件的几年当中，汉斯卡夫人带着年迈体弱的丈夫、自己的女儿、一位女家庭教师、一批随行用人到了瑞士的纳夏泰尔；应她的邀请，巴尔扎克也前往那里。还有一段有关两人如何相遇的记载，读来让人愉快，但却极不真实：巴尔扎克在公园中散步，看到一位女士端坐长椅上读书。她把手帕丢到了地上，他礼貌地将其拾起，却发现所读的书正是自己写的，于是开口讲话。这位女士恰恰就是他来会面之人。她当时是个漂亮的尤物，颇有些丰腴之美；她的眼睛很好看，尽管只是轻轻一瞥，也能看出她的秀发之美丽、嘴唇之诱人。第一眼看见这么个又矮又胖的红脸男人，她可能吓了一跳，给自己写过如此热情奔放的信的人，看上去却像个屠夫；然而就算是吓了一跳，他那带着金色斑点的明亮眼睛，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勃勃生气，还有少有的好心肠，让她忘记了刚才的惊讶，他在纳夏泰尔度过了五天时间，两人成了情人。他被迫要返回巴黎，离别时两人约好冬天在日内瓦再次见面。他前去过圣诞，在那里过了六个星期，在此期间，在同汉斯卡夫人亲热的间隙，他写了《朗热公爵夫人》，在书中对让自己受辱的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进行了报复。他离开日内瓦时，汉斯卡夫人向他保证：自己一成寡妇（她的丈夫已病入膏肓），就马上嫁给他。然而刚刚回到巴黎后不久，他就遇见了吉多博尼维斯康蒂伯爵夫人，随即为之倾倒。她是个英国人，白肤金发，尽管来自英国，却水性杨花，对自己随和的意大利丈夫不忠已是声名远扬。不久之后，她就成了巴尔扎克的情人。不过当时的风言风语令两人的韵事尽人皆知。住在维也纳的伊芙琳·汉斯卡闻听此事，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大加指责，扬言自己要回乌克兰。这可是个可怕的打击，他还一直指望着等她病怏怏的丈夫一死就娶她（他认定此事不宜久等），从而获得她的大笔财产呢。他借了两千法郎，匆忙赶往维也纳跟对方和解。他化名德·巴尔扎克侯爵出行，行李中装着伪造的盾徽，还带着一个贴身男仆；这增加了他的旅途成本，因为身为一名贵族，跟旅馆老板讨价还价是很失身份的事情，他给的小费也必须适合自己所冒充的级别。他到维也纳时已经身无分文，好在伊芙琳大度，但她还是忍不住对他大加指责，他不得不谎言相骗以减少她的猜疑。三个星期后，她动身去了乌克兰，此后两人有八年没有见面。

巴尔扎克返回巴黎，同吉多博尼伯爵夫人重归旧好。由于她的缘故，他比以前更加地挥霍无度。他由于欠债被捕，她交上欠款，使其免于坐牢。此后，当他财政状况紧张的时候，她时不时都会伸出援手。1836年，他的第一个情人德伯尔尼夫人去世，令他极度悲痛；他说她是唯一真正爱过自己的女人。同一年，伯爵夫人告诉他，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当婴儿降生的时候，她的丈夫，一个十分宽容的人，说道：“啊，我知道夫人很想要个黑孩子，她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了。”有关他的其他韵事，我只提一件，那是同一个叫伊莲·德·瓦莱特的寡妇，此事开头也是缘于崇拜者来信，如同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和伊芙琳·汉斯卡一样。奇怪的是，他的五桩韵事，有三桩都是由此开始的。或许这就是这些感情都不怎么圆满的原因。当一个女人是被一个男人的名声所吸引，那么她会过于关心与之交往所带来的荣耀，以至于无法具备真正爱情所激发起的那种客观公正的美好情感。她是个受挫的好出风头之人，抓紧机会满足自己的本能。与伊莲·德·瓦莱特的关系持续了四五年。说来奇怪，巴尔扎克同她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她并没有像自己起初以为的那样具有十分良好的社会关系。他向她借过大笔钱款，而他去世之后，她曾试图向其遗孀索要，但似乎徒劳无果。

与此同时，他依旧与伊芙琳·汉斯卡保持通信。从他的早期信件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何性质已一清二楚，其中的两封信，汉斯卡一时疏忽夹在书里，结果被她的丈夫看到。巴尔扎克获悉这一尴尬之事，便写信给汉斯卡先生，解释说他们只是开玩笑；原来伊芙琳曾经奚落他不会写情书，他于是动笔，证实自己可以写得很好。他的解释很不充分，但汉斯卡先生显然接受了。经过此事，巴尔扎克的来信十分小心谨慎，只是通过间接方式（他希望她能看出信的言外之意），他才向伊芙琳保证，他还是像以往一样爱她，并且盼望有那么一天，两人能够结合到一起共度余生。似乎可信的是，长达八年当中，除了偶尔调调情，他有两段认真的感情，一段是和吉多博尼伯爵夫人，另一段则是和伊莲·德·瓦莱特，而他对伊芙琳·汉斯卡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强烈。巴尔扎克毕竟是小说家，当他坐下来给她写信的时候，自然能够轻易投入相思情郎的角色中，如同他举例说明吕西安·德·吕庞泼莱的文学天赋时，能够投入到优秀年轻记者的角色中、写出绝妙文章一样。我丝毫也不怀疑，当他给伊芙琳写情书的时候，心里想的确实就是笔下的豪言壮语。她已经允诺：只要丈夫一死，自己就马上嫁给他，他未来的保障就取决于她是否信守诺言了；假如他在信中有一点点夸大口气，谁也不能责怪他。漫长的八个月里，汉斯卡先生的身体还算不错，随后突然去世。巴尔扎克期待已久的时刻到来了，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终于要成为有钱人了。他终于要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债务了。

但是伊芙琳在来信告诉他自己丈夫已经去世之后，又来了第二封信，在信中告诉对方自己不会嫁给他。她无法原谅他的不忠、奢侈，以及债台高筑。他近乎绝望。她曾在维也纳告诉过他，只要能够拥有他的心，自己并不指望他能在肉体上忠贞。唉，她始终是这么说的。他为伊芙琳对自己的不公感到异常恼火。他认定，只有当面见到她才能重新赢得对方，于是在经过大量的通信之后，虽然对方明显不够情愿，他还是启程前往圣彼得堡，她当时在那儿料理丈夫的后事。他的算计证明是对的；两个人都步入中年、身体发福了；他四十三岁，她四十二岁；可他凭借自己的魅力、活力和天赋，让她无法拒绝。两人再次成为了恋人，而她也再次答应嫁给他。事隔当初的承诺已经七年。她为什么犹豫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令传记作者们困惑不解，但是原因肯定不难找。她是一位上层女性，很为自己的贵族出身而自豪，就像《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一样，她很可能看出，当一个著名作家的情人和当一个庸俗暴发户的妻子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她的家里人极力劝说她不要跟这么个不适合的人订婚。她还有个已到婚龄的女儿，她有责任把孩子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家；而巴尔扎克却是个臭名昭著的败家子；她很可能害怕他把自己的钱都打了水漂。此人总是问自己要钱。他根本不是从她的钱包掏钱了，而是伸出双手去夺。她确实有钱，而且本人也很奢侈，但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而挥霍金钱，跟为了别人这样，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奇怪的并非伊芙琳·汉斯卡等了这么久才嫁给巴尔扎克，而是她嫁给巴尔扎克这件事本身。他们俩不时见面，其中一次见面的结果就是：她怀孕了。巴尔扎克为此欣喜不已。他以为自己终于赢得她了，于是立即向她求婚；可是对方不愿勉强应允，回信告诉他，她打算在分娩之后去乌克兰节省开支，以后再嫁给他。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这件事是在1845或者1846年。她在1850年嫁给了巴尔扎克。他在乌克兰过的冬，婚礼也是在那儿举行的。为什么她最终答应了？她并不想嫁给巴尔扎克，从来没有过。她是个非常虔诚的女人，一度认真考虑过是否进修道院：或许听她忏悔的神父劝导她应该改变自己不合常规的处境。这年冬天，长期而疲惫的工作，再加上过度饮用浓咖啡，终于毁掉了巴尔扎克强壮的体格，他的健康开始变糟，心肺全都染病。显然他的来日已不多了。也许伊芙琳对这个将死之人动了恻隐之心，此人虽说不忠，但毕竟爱过自己如此长的时间。她的哥哥亚当·泽伍斯基写信求她不要嫁给巴尔扎克，皮埃尔·狄斯卡维斯在《巴尔扎克先生的一百天》中曾引述过她的回复：“不，不，不……这个男人由于我，也为了我受过这么多苦，我曾是他的灵感、他的快乐，所以我欠他的。他病了，时间不多了！……他曾经多次受到背叛；我将继续忠于他，不管如何，也无论如何，我都将忠于他的理想（也就是我），假如真像医生所说的那样，他肯定快要死了，那么在他死的时候，至少也要把手放在我的手里，让我的形象留在他的心中，愿他的最后一眼凝望在我身上，我是他爱得如此长久的女人，亦是爱他至诚至真的女人。”信写得很感人，我看不出为何还要怀疑其中的诚意。

她不再是有钱女人了。她把自己的大笔钱财都花在女儿身上了，只留下年金。假如巴尔扎克深感失望的话，他倒并未流露出来。夫妇俩去了巴黎，他拿着伊芙琳的钱在那儿买了一栋设施豪华的大房子。

说来让人惋惜，经过一番漫长的苦等，当巴尔扎克的愿望终于实现以后，这个婚姻却并不成功。他们一度在乌克兰住了好几个月，不难料想，尽管性格上各有龃龉，可两人相互间的了解必定越来越深，应该顺利地开始亲密无间的婚姻生活。伊芙琳可以对情人身上的一些习性和把戏放任不管，但在丈夫身上就让她大为恼火了。多少年来，巴尔扎克一直处在恳求者的位置：可能是当婚姻安定下来的时候，他变得蛮横而霸道，而伊芙琳也是性格傲慢、难以取悦、性情急躁的人。她付出很大牺牲才嫁给了他，可他似乎并不怎么心怀感激，这令她十分不快。她以前总是说，只要他不把债全都还清了，她是不会嫁给他的，他曾向她保证确实都还了；可是一到巴黎，她就发现房子被抵押了，而且他还欠了一屁股债。她已经习惯了豪宅女主人的生活，有一大群家奴可以呼来唤去的；她对法国用人极不习惯，对巴尔扎克的家人插手自己的家务也非常反感。她不喜欢他们，觉得他们都是些无所作为、自命不凡的人。夫妻间的争吵激烈而公开，以至他们的朋友全都知道。

巴尔扎克带病到达巴黎。病情越来越重。并发症接连发生，终于在1850年8月17日，他离开了人世。

同凯特·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一样，伊芙琳·汉斯卡在后人当中名声不佳。她比巴尔扎克多活了三十二年。她贱卖了一些东西还上了债，每年都把巴尔扎克答应过但从未兑现的三千法郎给他母亲。她还安排重新发行了他的全集。正是借由此事，一个名叫尚弗勒里的年轻人在她丈夫去世后的几个月来看她；这个颇受女性青睐的人当时向她大献殷勤，而她也并不排斥。这一关系持续了三个月。他的后继者是一个名叫简·齐古的画家；这次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她八十二岁去世，从这一时间长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料定这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后人则更希望她能够洁身自好，忧伤痛苦地走完她漫长的一生。

（四）

乔治·桑不无道理地说过，巴尔扎克写的每一本书，实际上都是一部巨著里的一页，倘若他去掉这一页，这部巨著就不再完美了。1833年，他萌发了一个想法，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作品合为一部著作，命名为《人间喜剧》。当这个念头闪过脑海的时候，他跑去见他的妹妹：“祝贺我吧，”他高喊道，“因为我显然（tout simplement）已经踏上成为天才的道路了。”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内心想法的：“法国的社会生活是属于史学家的，而我只要做一名书记员，通过列举大量的善恶、汇集重要的情感事实、刻画各色人物、选取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事件、集相似之人的特点于一身创造类型，或许我就可以书写被众多史学家所遗忘的历史，也就是风俗史。”这一计划可谓雄心勃勃，他在世的时候并未完成。其遗著中的某些篇幅，虽说必不可少，却显然不如其他部分来得有趣。撰写如此一部皇皇巨著，这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在巴尔扎克几乎所有的小说当中，总是有那么两三个人物，由于受到朴素而原始的激情左右，显得异常醒目突出。他的功夫恰恰体现在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上；当他处理稍显复杂的人物时，就略逊一筹了。在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里，都有深刻有力的场景，其中几部亦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假如有某位从没读过巴尔扎克的人，请我推荐最能代表他，而且能让读者获得其全部思想的小说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他读《高老头》。这本书的故事始终妙趣横生。在有些小说里，巴尔扎克会中断故事，而详细谈论起各种不相干的事情来，或者是长篇累牍地向你讲述你压根儿没有兴趣的人；可是《高老头》并没有这些缺点。他让笔下的人物通过自身言行来表现自己，其真实客观，十分符合他们的本性。小说的结构极其严密；两条主线（老头对忘恩负义的女儿全身心的父爱，以及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初涉混杂堕落的巴黎）十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故事阐明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极力揭示的道理：“人既不善亦不恶，生来就有本能与天资；社会（la société）决不是卢梭所说的那样使人堕落，而是使人日臻完善；然而个人私利极大地增强了恶的趋势。”

就我所知，在《高老头》里，巴尔扎克首次有了在一部接一部小说当中使用同样人物的想法。这么做的困难就是：塑造的人物必须要有趣，让你想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大获成功。说到我自己，有的小说，我很想知道某些人物有何遭遇、未来如何（拉斯蒂涅就是一个例子），读这种小说的时候，我能感到额外的乐趣。巴尔扎克本人就对这种人物有着深刻的兴趣。他曾经有一个作家给自己当秘书，此人叫于勒·桑多，在文学史上的名气主要在于他是乔治·桑的诸多情人之一。由于妹妹将死，他回家去了；在她死后，他将其埋葬；等桑多回来的时候，巴尔扎克向他表示哀悼，并问候其家人，随即就说道（故事是这样说的）：“好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咱们来说正事儿吧，谈谈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采用的文学手法（顺便提一下，圣伯夫一时气急曾对此全面批驳）十分有效，因为这种手法在构思上非常经济，但我相信，满腹才思的巴尔扎克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使用它的。依我看来，他是觉得这样可以为自己的故事增添现实感，因为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我们不断接触的，毕竟还是差不多同一部分人；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整部作品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他自己所言，他的目标并不是描写一个群体、类型、阶级，甚至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时代和一种文明。他沉迷于一种幻觉，认为无论有何种灾难降临，法国始终都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这种思维在他的同胞当中并不少见；然而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才使得他具有自信心去塑造一个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世界，使得他有能力为这个世界赋予可信的生命悸动。

巴尔扎克的小说开头进展缓慢。他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开篇详细地描写情节场景。他过度沉湎于这种描写，以至于告诉你的信息常常超出必要的限度。他始终没有学会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这门艺术。之后他会告诉你：他的人物长什么样子，属于什么性格，他们的出身、习惯、思维和缺陷；在此之后才开始讲述故事。他笔下的人物透射出他本人的热情性格，他们的情况跟现实生活并不一样；这些人物都是用原色绘就，生动形象，有时甚至有些浮华，比常人更能扣人心弦；但他们也是有生命有呼吸的人；我觉得其所以可信，就是因为巴尔扎克本人对他们深信不疑，以至于在他临死的时候，曾经高喊道：“派人去叫皮安训。皮安训会救我的。”皮安训是他多部小说中都出现过的一位聪明诚实的医生。他是《人间喜剧》当中少有的几个公正无私者之一。

我相信巴尔扎克是第一位用寄宿公寓来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家。自此之后，这种方法被屡次使用，因为这是一种很方便的方法，使得作者可以将各种处境中的各色人等汇集到一起，但我还没见过有谁像《高老头》那样运用的效果如此巧妙。我们在这部小说中遇见了可能是巴尔扎克塑造过的最令人激动的角色——伏脱冷。这个类型的人物早被刻画过千遍万遍，却没有如此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也不具备这样可信的现实感。伏脱冷拥有聪明的大脑、强大的意志、无穷的活力。这些特征都十分吸引巴尔扎克，虽然他是个无情的罪犯，却让作者十分着迷。作为读者，实在应当关注一下，作者是何等巧妙地设法暗示出此人的凶险之处，又不泄露那个直到全书结尾才公开的秘密。他是一个快活、慷慨、和善的人，体格强健，聪明镇定；你无法不崇敬他、赞同他，可奇怪的是，他又让人倍感恐惧。他能够迷住你，就像迷住拉斯蒂涅这个野心勃勃、出身高贵、来到巴黎打算飞黄腾达的年轻人一样；可是跟这个罪犯在一起的时候，你又同拉斯蒂涅一样感到不安。对伏脱冷的塑造实在是出色。

他跟欧仁·拉斯蒂涅的关系得到了绝妙的展现。伏脱冷能够看穿这个年轻人的心，并且开始阴险地破坏对方的是非感：诚然，当拉斯蒂涅震惊地发现伏脱冷为了确保自己娶到一位女继承人曾让人丧命的时候，也曾极力反抗过，但毕竟种子已经种下了。

《高老头》的故事以老头的死而告终。拉斯蒂涅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独自一人留在公墓那儿，俯瞰塞纳河两岸的巴黎。他的目光聚集在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社会居住的那片城区，高喊道：“就让我们俩来斗一斗吧！”有的读者并不打算阅读全部含有拉斯蒂涅的小说，却又想知道伏脱冷的影响会带来何种后果，那么这一部分或许会让他们感兴趣。高老头的女儿、富有的银行家纽沁根男爵的太太纽沁根夫人爱上了他，为他提供了布置豪华的公寓，还给他钱，让他过得像个绅士。由于丈夫给的钱老是不够，她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巴尔扎克并未交待清楚：或许他认为，当一个恋爱中的女人需要钱来资助情人的时候，她会想方设法弄到手的。男爵对此事的态度似乎颇为宽容，在1826年的一次金融交易中还利用拉斯蒂涅毁掉了这位年轻人的很多朋友，而他也因此从纽沁根那儿收获了四十万法郎的分赃。凭借这些钱，他给两个妹妹买了嫁妆，好让她们嫁个好人家，另外还余下每年两万法郎的收入：“这是过安生日子的价钱”，他对自己的朋友皮安训说。由于不必再依靠纽沁根夫人，并且意识到如果通奸时间过久，婚姻中的一切弊端就都会出现，有害而无利，他下定决心甩掉了纽沁根夫人，又成了德斯帕尔公爵夫人的情人，倒不是因为他爱她，而是因为对方很有钱，是个有地位、有势力的女人。“或许有一天我会娶她，”他补充道。“她能够让我最终还上所有的债。”这是在1828年。面对他的甜言蜜语，德斯帕尔夫人究竟有没有中招，书中并未明说，而假如她中招的话，这次关系也未能长久，他接着又成了纽沁根夫人的情人。1831年，他想娶一个阿尔萨斯的姑娘为妻，可刚一发现对方的财产并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多，他又打了退堂鼓。1832年，通过亨利·德玛西（曾经是纽沁根夫人的情人，在路易斯·菲力普做法国国王时担任部长）的影响，拉斯蒂涅当上了部长助理。在任职期间，他得以大大增加自己的资产。他跟纽沁根夫人的关系显然一直持续到1835年，然后可能以双方同意的方式分手；三年以后，他娶了她的女儿奥古斯塔。由于她是大富之家里唯一的孩子，拉斯蒂涅从中大获其利。1839年，他被封为伯爵，并再次进入部里。1845年，他又被封为法国贵族，拥有每年三十万法郎（约合一万两千英镑）的收入，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巴尔扎克明显很偏爱拉斯蒂涅。他赋予这个人物高贵的出身、英俊的外表、魅力、机智，还让他对女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果说他甘愿放弃一切（除了自己的名声）也想成为像拉斯蒂涅这样的人，这不算太胡说吧？巴尔扎克崇尚成功。也许拉斯蒂涅是个恶棍，但他毕竟成功了。不错，他的机会是建立在毁灭他人的基础上的，但这些人也确实够蠢才会被他欺骗，而巴尔扎克对蠢人是毫无同情心的。吕西安·德·吕庞泼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另一个冒险家，他的失败源于他过于软弱；而拉斯蒂涅则不同，他有胆识、有决心、有力量，因此得以成功。从他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向巴黎提出挑战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有让任何事情挡住自己的去路。他已下定决心征服巴黎，他成功了。我猜想，对于拉斯蒂涅道德上的过失，巴尔扎克根本没有什么责怪的意思。他到底还算是个好人：虽然在牵扯到自己利益的方面，他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可一直到最后，他都乐意帮助自己年轻时的那帮穷困潦倒的老朋友。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过上奢华的生活，有漂亮的房子、一大帮用人、马车、一长串情人和一个有钱的太太。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巴尔扎克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庸俗的目标。

六

查尔斯·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

（一）

查尔斯·狄更斯个头儿不高，但举止优雅，外貌可亲。国家肖像馆里还有一幅他的画像，是二十七岁时麦克利斯画的。他坐在一把精美的椅子上，紧靠写字桌，一只细致的小手轻放于手稿之上。他穿着高贵，脖子上打着大大的缎子领带，棕色的头发卷曲着，一直垂到脸庞两侧的耳朵下方。他的眼睛很好看，而他脸上那副沉思的表情，也是那些无比仰慕的公众对这位成功的年轻作家所无比期待的。而这幅肖像所没有表现的，则是他的生气勃勃、精神焕发，及其内心与头脑中的巨大活力，凡是与之接触的人，都能从他的神态中看到这些。他始终有几分公子哥儿气，年轻时喜好天鹅绒外套、艳丽的马甲、彩色的领带跟白色的帽子，不过他可从未达到自己所预期的效果：人们对他的装束感到惊讶甚至震惊，形容这是不修边幅、艳俗不堪。

他的祖父威廉·狄更斯早先是个仆人，娶了一个女佣，最后成了克鲁府上的管家。克鲁府乃是切斯特议员约翰·克鲁的宅第。威廉·狄更斯生有二子，威廉和约翰，不过我们只关心约翰，一来因为他是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的父亲，二来则因为他充当了儿子笔下最著名的形象密考伯先生的原型。威廉·狄更斯去世后，其遗孀继续留在克鲁府料理家务。三十五年后，她拿着养老金退休，搬到伦敦去住，或许是为了靠两个儿子近便些。克鲁家让失去父亲的儿子们接受教育，还承担了他们的生活花销。他们给约翰在海军出纳室谋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位同事，很快就娶了对方的妹妹伊丽莎白·巴萝。约翰似乎从结婚伊始就手头儿紧张，只要撞上肯借钱的傻瓜，他就张口去借。不过他心地善良、宽宏大量，脑子不笨，也勤劳肯干，不过却只是一阵阵的。很明显，此人喜好美酒，因为他二度欠债被捕是被一名酒商所告。约翰在后来被描绘成一副衣着考究的老公子哥儿形象，老是用手拨弄系在手表上的大串印章。

约翰和伊丽莎白的长子查尔斯，总排行老二，于1812年生于波特西。两年后，父亲被调到伦敦，三年后又调到查塔姆。童年的查尔斯就是在那里开始上学读书的。他的父亲倒是收藏了几本书，像什么《汤姆·琼斯》、《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蓝登传》、《皮克尔传》。这些书，查尔斯读了又读。从他日后的小说中可以看出，这几本书对他的影响是何等地巨大和持久。

1882年，已有五个孩子的约翰·狄更斯被召回伦敦，查尔斯则留在查塔姆继续上学，几个月后才跟家人团聚。此时的狄更斯家定居在伦敦市郊康登镇的一处房舍，后来被查尔斯描写成密考伯一家的住处。尽管约翰·狄更斯每年收入三百多镑，放到今天至少也能顶一千两百镑，却异常拮据，无力再送小查尔斯入学。让这个男孩儿非常厌恶的是，自己被打发去看孩子、擦皮靴、掸衣服，给狄更斯太太从居占松带来的女仆帮忙做家务。在间歇时间，他在康登镇闲逛，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四周全是庄稼和沟渠”，还去邻近的萨默斯镇与肯特镇，有时候，他去得更远，匆匆看了看苏荷和莱姆豪斯。

情况越发糟糕，狄更斯太太决定为驻印英国人的子女开办一所学校；她借来钱款（可能是从她的婆婆那里），还印了传单四处分发，让她自己的孩子把传单塞到附近的邮筒里。当然了，没有招进任何学生来，与此同时，债务状况也越来越紧迫。查尔斯被打发去当铺，不管有什么东西，只要能换钱的都一概当掉；书刊，对他意义无比重大的书刊，也全都卖掉了。后来，狄更斯太太的远方姻亲詹姆斯·拉莫特在一家炭粉厂（他自己是该厂的合伙人）给查尔斯找了一份工作，薪水是每星期六先令。他的父母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但他们居然如此释然地甩手不管他，深深触痛了这个男孩子。他只有十二岁。此后不久，约翰·狄更斯由于欠债被捕，并被带到了马萨尔监狱；他的太太把所剩不多的一点东西当掉后，带着孩子也跟了去。这所监狱肮脏污浊、拥挤不堪，因为里面住的不光是犯人，还有他们带过去的家属（如果他们乐意带的话）；他们获准如此，究竟是为了减轻牢狱生活之苦，还是由于这些不幸的人们无处可去，本人并不知晓。假如一个欠债者没有钱，那么最大的麻烦也就是失去自由，而且这种麻烦在有些情况下还能得以减轻：有些犯人在遵守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可以获准住在高墙之外。在过去，看守们往往会蛮横无耻地勒索犯人，而且经常残忍地虐待他们；可是到了约翰·狄更斯入狱的时候，最狠的虐待方式已被废除，他可以比较舒服地过活。忠诚的小女仆就住在外面，每天都来帮着照看孩子和做饭。他仍然享有每星期六英镑的薪水，但丝毫没有还债的打算；可以料想的是，由于乐得不必受债主之扰，他对获释并不怎么在乎。很快他就恢复了元气。其他欠债者“推举他做管理监狱内部经济的委员会主席”，没有多少时日，他就跟所有人（从狱吏到最下等的犯人）混得很熟了。为其作传的人有一点一直搞不明白，那就是约翰·狄更斯在此期间居然还照领工资。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由于政府职员都是由权势之人任命的，像欠债入狱这种意外事件并不算严重，尚且不至于招致中断薪水的严厉措施。

在父亲坐牢前期，查尔斯寄宿在康登镇；然而由于此地距离炭粉厂（位于查令十字街的哈格佛桥处）过远，约翰·狄更斯给他在南华克的兰特街找了一处房间，靠近马萨尔监狱。于是，他就可以同家人一起吃早饭和晚饭了。让他干的活儿还不算太累，就是洗洗瓶子，贴上标签，然后把它们捆起来。1824年4月，克鲁府的老管家威廉·狄更斯太太去世，把积蓄留给了两个儿子。约翰·狄更斯的债（由他哥哥）还上了，他又重新获得自由。他再次把家安置在康登镇，自己也回到了皇家海军军需处的岗位上。查尔斯继续在工厂洗了一段时间的瓶子，可是后来约翰·狄更斯跟詹姆斯·拉莫特发生争吵，“通过书信方式争吵，”查尔斯后来写道，“因为我把信从父亲那里带给对方，由此导致关系破裂。”詹姆斯·拉莫特告诉查尔斯，他父亲侮辱了自己，所以他必须走人。“于是我就回家了，带着一种奇怪的轻松，就像有种压迫感一样。”他母亲试图平息此事，因此查尔斯必须继续这份工作，还有就是继续挣已经涨到每星期七先令的工资，她当时还是很迫切需要这点钱的；就是由于这件事，他永远无法原谅她。“在这之后我从未忘记，不想忘记，也不能忘记：我母亲如此热衷于打发我回去干活儿，”他补充道。然而约翰·狄更斯可不听这一套，他把儿子送到一所学校里，校名倒是很排场，叫“惠灵顿议会学院”，位于汉普斯泰德路上。他在那里呆了一共两年半。

我们很难知道这个孩子在炭粉厂到底呆了多久：他是二月初去的，六月份回到家里，所以他在工厂里顶多也不会超过四个月。可是这段日子好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这段经历十分耻辱，根本不愿提及。当他的挚友及首位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偶然触及其中端倪的时候，狄更斯告诉对方：他提到了一个让自己深感痛苦的话题，“即使是在此时此刻”，这已经是二十五年之后了，“他也依然刻骨铭心”。

我们早已听惯了杰出政治家和工业巨头们吹嘘自己早年刷盘子、卖报纸的经历，以至于反倒不理解狄更斯为什么极力认定：父母把自己送到炭粉厂去，对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且个中秘密实在丢人，必须掩盖起来才行。他是一个快乐、淘气、机警的孩子，已经熟知人生的阴暗面。从小小年纪开始，他就看到父亲的挥霍浪费使全家陷入何等的困境。他们家很穷，过的自然是穷日子。在康登镇，他要干清扫擦洗的活儿，还被打发去把外套和其他杂物当掉，换来钱好填肚子；跟其他男孩一样，他必须要在街上跟同类孩子一起玩。在同一阶级的其他孩子都去上学的时候，他却出去干活儿，而且挣的还不算少。他每星期挣的六先令（不久涨到七先令）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到三十先令。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必须靠这些钱养活自己，到了后来住在马萨尔监狱附近、同家人一起吃早饭和晚饭的时候，就只需买午饭了。同他一起干活儿的孩子都很友好，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觉得跟他们厮混如此丢脸。他时不时被带去看望住在牛津街的奶奶，并且无奈地发现，奶奶一辈子都是“伺候人”的。或许约翰·狄更斯有点势利眼，毫无根据地夸夸其谈，但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对社会地位肯定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料想，如果查尔斯足够老成，自我感觉比别的孩子高出一等的话，他也会足够聪明，懂得自己赚的钱对家里是何等重要。我们可以预料，对于他来讲，给家里挣钱是令其自豪的一大根源。

可以料想，由于福斯特的发现，狄更斯撰写了部分自传并交给福斯特，我们由此得以知晓他生命中的这段经历的细节。我猜想在他发挥想象力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同情；虽然有名有钱、广受爱戴，假如他处在这个孩子的位置上，还是会感觉到其中所承受的痛苦、厌恶与羞辱。他写到这个可怜的孩子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所背叛，感到无比孤独与凄楚时，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生动鲜活，他那宽宏的心在流血，泪眼模糊。我认为他不是有意在夸大，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才华（或者说他的天分）就在于夸大。正是通过详述与突出密考伯先生性格中的喜剧元素，他才引得读者开怀大笑；正是通过加强小内莉日渐衰弱的悲剧效果，他才令读者以泪洗面。假如他没有把自己在炭粉厂的四个月经历描述得如此动人的话（只有他自己知道该如何描述），是不会成为如此伟大的小说家的；而且尽人皆知的是，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再一次利用这段往事，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效果。就本人而言，我可不相信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痛苦真的如他在日后名声大噪、成为社会公众人物时自以为的那个样子；我更不相信那些传记作家与批评家们的话，说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与作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还在马萨尔监狱的时候，由于害怕自己这个无力还债之人会丢掉皇家海军军需处的工作，约翰·狄更斯就以身体欠佳为由，恳求部门上司推荐自己领取退职金；最终，考虑到他长达十二年的服役，再加上带着六个孩子，“出于同情的原因”，他获准得到了每年一百四十英镑的退休金。对于约翰·狄更斯这种要养家的人来说，这笔钱可不多，他必须找别的渠道增加收入。他有一些速记的本事，在内兄（此人跟新闻界有关系）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份议会记者的工作。查尔斯在学校里一直呆到十五岁，然后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听差的。他似乎并不觉得这个工作有失尊严。他已经加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白领阶层。几周之后，父亲设法让他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上了职员，每周拿十先令，后来又涨到了十五先令。他感觉生活枯燥无味，怀着提高自身的希望，他学习了速记——于是在十八个月之后，他足以胜任常设法庭记者的工作了。等他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报导下议院的辩论了，很快就以“记者席上速度最快、准确度最高之人”而名声在外了。

与此同时，他爱上了一位银行职员的漂亮女儿玛丽亚·比德内尔。两人初次见面时，查尔斯只有十七岁。玛丽亚是个轻浮的女孩子。她似乎给过他不少鼓励性的暗示，两人甚至可能还有过秘密的婚约。有一个情人，她感到很美很高兴，可是查尔斯一文不名，她根本就没打算过要嫁给他。两年之后，他们的关系结束，不过两人仍旧浪漫地互赠礼物、互通信件，查尔斯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直到多年以后，他们才得以重逢。玛丽亚·比德内尔已是婚后多年的妇人，同大名鼎鼎的狄更斯先生及夫人一同就餐，此时的她又胖又蠢。她随即成为《小杜丽》中弗洛拉·芬琴的原型，在此之前已经当过《大卫·科波菲尔》中朵拉的原型。

为了离自己工作的报社近一些，狄更斯住进了与斯特兰德相隔不远的一条漆黑的街里，可是感觉不够称心，很快又在弗尼瓦尔宾馆租了没有家具设施的房间。可就在他进行布置之前，父亲再次因欠债被捕，他必须为其提供在拘留所生活的费用。“我们只能这样设想，约翰·狄更斯将会有一段时间无法与家人相聚，”查尔斯为家人安排下便宜的住处，自己和弟弟弗里德里克在外面住，他把弟弟带到弗尼瓦尔宾馆的“四楼后屋”一起住。已故的尤纳·蒲柏亨尼希在其可读性很强的查尔斯·狄更斯传记中曾写道：“就是因为他思想开通、慷慨大方，而且似乎能够轻易解决这类难题，家里人（包括后来他妻子家里的人）都养成了习惯，指望他能为这些没有骨气的人找钱找差事，但凡家里的顶梁柱都是要为这种人承受负担的。”

（二）

狄更斯在国会下议院的记者席工作了一年左右，在此期间，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关伦敦生活的短文；早先的几篇登在《月刊》上，后来的则登在《晨报》上；虽然一分稿酬也没有，但这些文章却吸引了一位名叫麦孔尼的出版商的注意，在作者二十四岁生日那天，文章以两卷本的形式出版，由克鲁克香克绘制插图，书名叫《博兹特写集》。麦孔尼为第一版支付给他一百五十英镑。该书评价颇佳，没多久就为他带来了新的约稿邀请。当时十分盛行的是那种带有滑稽人物、绘有幽默插图的趣事类小说，按月刊载，每期一先令。这就是我们今天连环漫画的前身，在当时同样盛行一时。一天，有位查普曼与霍尔出版公司的合伙人拜访狄更斯，请他写一个关于业余运动员俱乐部的故事，目的是配合一位知名艺术家绘制的插图。计划共出二十期，此人出价每月十四英镑，作为我们今天所谓的“连载版权费”，以后成书出版了还要增加酬劳。狄更斯提出异议，说自己对体育一窍不通，觉得没有办法定期完稿，可是“这个报酬实在诱人，让人无法抗拒”。不用我多说，这些故事最后就成了《匹克威克外传》。前面几期并不怎么成功，然而凭借萨姆·韦勒所写的导言，发行量猛增。等到全部故事结集出版的时候，查尔斯·狄更斯已是声名在外。虽然评论家们持保留态度，可他的名气是打出来了。根据记载，《季度评论》在谈起他的时候，说“不需未卜先知的天赋就可以预测出他的命运——他已经如日中天，也必将一跌千里”。不过的确如此，在其整个生涯当中，普通大众如饥似渴地读他的书，评论家们却总是挑毛病。

1836年，第一期《匹克威克外传》面世前几天，狄更斯同凯特结婚。凯特是狄更斯在《晨报》的同事乔治·贺加斯的大女儿。乔治·贺加斯是一个有六个儿子、八个女儿的父亲。他的几个女儿都长得又小又胖，容光焕发、蓝蓝的眼睛。凯特是姐妹中唯一达到婚龄的，这似乎是狄更斯娶了她而非其他姑娘的原因。短暂的蜜月之后，他俩在弗内瓦尔宾馆定居下来，并邀请凯特那长相漂亮的妹妹玛丽·贺加斯过来同住。狄更斯接受了另外一部小说的合同，即《雾都孤儿》，开始写此书的时候，他还同时忙于《匹克威克外传》。这本书也是要登在月刊上的，于是他集中两周写这一部，再集中两周写那一部。大多数小说家只专注于当前创作的人物，以至于不觉间，就把大脑中其他的文学思想压到了潜意识里；而狄更斯却能够轻松自如地游走于一个又一个故事之间，其功力实在让人惊叹。

狄更斯非常喜欢玛丽·贺加斯，当凯特有了身孕、无法陪伴他出行的时候，玛丽成了他的常伴。凯特的孩子出生了，由于她可能还要再生好几个，他们搬出了弗内瓦尔宾馆，来到道蒂街的一处房子。玛丽出落得越发讨人喜欢了。五月的一个晚上，狄更斯带着凯特和玛丽出去看戏；他们玩得很开心，兴高采烈地回到家。玛丽随即病倒了。请来一位医生。几个小时后，她就死了。狄更斯从她的手指上取下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指头上。一直到临终，他都戴着这枚戒指。他悲痛欲绝。不久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一位动人、快乐、和蔼的伙伴，我的所有思想和感情，她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同身受，假如她现在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别无他求，只愿这份幸福能够继续。可是她走了，祈求上帝，让他发发慈悲，使我有一天可以与她重逢。”这一席话意味深长，向我们传达了很多内容。他还安排把自己葬在玛丽的旁边。我认为他肯定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至于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点，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玛丽去世的时候，凯特再次怀有身孕，这一打击导致其流产。当她有所好转后，狄更斯带她出国短途旅行了一番，以恢复两人的精神。到了夏天，他倒是恢复过来，又跟一位埃莉诺·P女士好上了。

（三）

凭借《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老古玩店》，狄更斯稳步踏上了通向事业成功的大道。他工作努力，有那么好几年，都是在上一本书还远未完稿的情况下，就动手写新书了。他写作是为了取悦大众，也很关注大众对月刊的反应，因为他有好多小说都刊载在上面，非常有趣的是，他无意将《马丁·瞿述伟》拿到美国出版，直到其月刊销量下降，表明他的故事不似以前吸引人了。他并不属于那种羞于谈论流行的作者，其成功也是巨大的。不过对于一个已获成功的文人而言，其生活通常都是平凡无奇的，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极为单一的模式。他的职业迫使他每天必须拿出几个钟头的时间专心写作，而他也发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惯常方式。他得跟当时的文学、艺术和上流的精英人士打交道，还要被那些贵妇人缠住不放。他出席聚会，也组织聚会。他要出门旅行，要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大致来说，这的确也是狄更斯的生活模式。他所享有的成功，确实没几个作家曾有幸体验过。他的精力好像无穷无尽，不光频频创作出长篇小说，而且创办和编辑杂志，甚至在短期内还编过日报；他偶尔写一些文章，也发表演说，在宴会上致词，后来也朗读自己的作品。他时常骑马，对一天步行二十英里根本不当回事，他喜欢跳舞，兴致勃勃地搞恶作剧，他变戏法逗自己的孩子开心，还参与业余的戏剧演出。他一直对戏剧非常着迷，一度还认真考虑过登台演出；他在当时师从一位演员学习演讲，记诵台词，甚至在镜子前面练习如何进场、如何落座、如何鞠躬。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这些技艺对于刚刚进入时尚界的他而言，还是相当有用的。可挑剔者们依旧觉得他有些粗俗，还说他的穿戴太过卖弄。在英国，口音总是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地位”，而几乎终其一生都在伦敦度过的狄更斯，在某些场合中便带有一点伦敦东区的口音，可他却凭借外表英俊、两眼有神、热情洋溢、生机勃勃，以及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甚是讨人喜爱。作为阿谀奉承的对象，他或许会感到得意，但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依旧保持着迷人的谦谦君子之风。他是个温和可爱、情感丰富的人，属于那种进门的时候就随身带着愉快情绪的人。

奇怪的是，尽管狄更斯具有极强的观察能力，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与社会高层人士的交情也日渐深厚，可他在自己的小说当中对这类人物的塑造，却从未像他描写别的行业的人那么真实可信。他在生前所受的指责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便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刻画一个上流人物，他笔下的律师及其助理（自从他在一家办公室里工作时就已熟知）具有一种鲜明的特征，而医生和牧师则缺乏这种特征；他最为擅长的，还是处理自己在童年时代曾混迹其中的下层平民。一个小说家似乎只能够对自己小时候就开始接触的人稔熟于心，并将之作为自身所创作人物的原型。小孩子的一年，要比成人的一年长得多，于是也就获取到一种机会，使他能够意识到构成其身边环境的人都具有什么特质，世上之事始终如此。“很多英国作家在描写上层社会的风貌上可谓完全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亨利·菲尔丁写道，“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对之其实一无所知……不知何故，无论在街上、商店里，还是咖啡馆内，这些上层人士并未像其他类型的人那样受到关注，而且由于巨大的差异，他们也不像别的上层人物那样抛头露面。简而言之，一个人要是没有上面所说的这几项条件（即头衔或财富，或者是相当于这两样的可敬的赌徒职业），是无法进入这个领域的。对这个世界极为不幸的是，够格的人很少愿意把写作这个倒霉活儿往自己身上揽；从事写作的往往都是些水平较低较差之人，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行业不需要有什么准备的。”

只要条件许可，狄更斯夫妇都会搬进更为时尚区域的新宅，并从知名公司订购会客室和卧室的全套家具。地板上铺了厚厚的地毯，窗户上挂了带着花饰的窗帘。他们雇了一位名厨、三个女佣和一个男佣。他们为自己备了马车。他们举办聚会，邀请贵族和名流参加。其铺张浪费令简·卡莱尔颇有些吃惊，杰弗里勋爵写信给朋友科伯恩勋爵，说自己去新宅赴宴，“对于一个有家庭、刚刚有钱的人来说，真是一次奢华的宴会。”狄更斯性情慷慨大方，因此喜欢周围全都是人，而且由于他出身贫寒，如今乐于大手大脚地花钱也就再自然不过了。然而这要付出代价的。他的父亲及父亲全家、他的太太家，都在不断地花着他的钱。部分上是为了弥补巨大的开支，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杂志，《汉普雷老爷的钟》，为了开个好头，他在上面刊载了《老古玩店》。

1842年，他把四个孩子交由凯特的妹妹乔吉娜·贺加斯照看，自己带着凯特去了美国。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受到追捧。不过这次出行也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一百年前的美国人尽管乐于贬低欧洲，但对于针对自己的批评却极度敏感。一百年前的美国媒体对所有不幸的“新闻人物”，都会无情侵犯人家的隐私。一百年前的美国，具有宣传意识的人们把知名的外国人看作吸引公众注意的天赐良机，只要对方稍不愿意自己受到像公园里的猴子一样的对待，他们就会说人家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一百年前的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想说什么都行，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的感情或者影响到别人的利益，而且你也可以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只要这些观点同其他人的保持一致。对于这一切，查尔斯·狄更斯毫不知晓，冒冒失失地犯下大错。由于没有国际版权法规，在美国销售英国作家的书，不光英国作家不能获得任何回报，就连美国作家也受到了损害，因为不用掏钱，书商们当然乐意出版英国作家的书，而不是需要付费的美国作家的书了。但狄更斯在为其准备的欢迎宴会上提到这个话题，却实在不够明智。当时的反应十分强烈，报纸形容他“不够绅士的格，是个贪财的无耻之徒”。虽然他被崇拜者们团团围住，在费城同等着见他的人群握了足足两个小时的手，但他的戒指和钻石别针、他那华丽耀眼的马甲，都引起了大量批评，还有人觉得他的举止十分没有修养。然而他毫不做作，也不装模作样，到最后没有几个人能抗拒他的年轻、英俊和快乐。他交了几个好朋友，一直到死都和他们关系亲密。

经过多彩而疲劳的四个月，狄更斯夫妇返回英国。孩子们此时已经对他们的乔吉娜姨妈产生了依恋，旅途疲惫的两口子便让她跟他们住在一起。她时年十六岁，正是玛丽当年来到弗内瓦尔宾馆与新婚的狄更斯夫妇同住的年龄，她跟玛丽很像，从远处看很有可能会错把她当成玛丽。两人如此相像，“以至于当她、凯特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狄更斯写道，“我似乎感到，以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忧伤的梦境，而我刚刚从中醒来。”乔琪漂亮迷人、不装腔作势。她的模仿天分极高，借此能把狄更斯逗得哈哈大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地越来越依赖她。两人一起长途散步，他还同她探讨自己的文学创作计划。他发现她是一个有效而可靠的秘书。狄更斯的生活方式很奢侈，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为债所累，于是决定把房子出租，自己则带着家人（当然也包括乔琪）去意大利，那里的生活便宜，他可以节省开支。他在那儿住了一年，主要是在热那亚，虽然他走遍全国、四处游览，可由于思想太狭隘、文化太贫乏，这段游历对他的精神影响甚小。他依旧是个典型的英国观光客。不过，在发现国外生活如此愉快（也非常省钱）之后，狄更斯开始长期呆在欧洲大陆。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乔琪也随他们同去。有一回，当他们打算在巴黎居住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她单独陪狄更斯去寻找公寓，而凯特则在英国等他们把一切准备就绪。

凯特为人温和、多愁善感。她这个人很难适应新环境，既不喜欢查尔斯带她去的旅行，以及陪他前往的聚会，也不喜欢由自己担任女主人的聚会。她似乎有些笨拙无趣、糊里糊涂；很可能的是，那些一心想跟知名作家交往的大人物们，却不得不忍受他这位乏味的妻子，实在是让人不快。其中有些人总是不拿她当回事儿，这令她非常烦恼。给一位显赫人士当太太可不是一件轻松事。她是不太可能胜任的，除非她机智圆滑、活泼幽默。由于不具备这些特点，她就必须爱自己的丈夫，而且要崇拜他，坦然接受人们对他而不是对自己更感兴趣的现实。她必须足够聪明，能从丈夫对自己的爱中寻找慰藉，而且不管他在思想上如何地不忠，最后都会回到自己身边来寻求宽慰和信心。凯特似乎从未爱过狄更斯。他在订婚期间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指责她过于冷漠。她嫁给他，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婚姻是一个女人的唯一选择，或者是因为作为八个女儿中的老大，父母给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她接受一个可以保障其未来生活的求婚者。她是个善良温和的小女人，只是无法达到自己丈夫的显赫地位所要求的条件。十五年来，她生了十个孩子，有四次流产。在其怀孕期间，狄更斯喜爱的旅游是由乔琪陪伴的，她还同他出席聚会，甚至代替凯特的位置掌管了饭桌。人们难免会认为，凯特对此会很不高兴，可我们并不知晓是否如此。

（四）

几年过去了。1857年，查尔斯·狄更斯四十五岁。活下来的九个孩子，年龄大的几个已经成人，最小的也有五岁了。此时的他世界闻名，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生活在公众的眼里，这倒很迎合他做作的本性。几年前，他结识了威尔基·柯林斯，这种相识很快演变成了亲密的友谊。埃德加·约翰逊先生这样写道：“他喜欢美食、香槟、音乐厅；他时常同时跟好几位女士关系暧昧；他人很有趣、玩世不恭、态度亲切，无拘无束得甚至有些粗俗。”在狄更斯眼里，（还要引用约翰逊的话）柯林斯代表着“愉快和自由”。两人一同游遍了英国，还去巴黎玩了一通。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同很多处于类似地位的男人一样，但凡身边有轻浮女子，狄更斯便会趁机与之来往。他所期待的一切，凯特都无力给他，长时间以来，他对她感到愈发地不满。他写道：“她性情温柔、脾气顺从，可无论如何就是没法儿理解我。”从结婚伊始，她就一直对他很猜疑。我估计，当时的他认定对方根本没有理由猜疑自己，反倒更容易忍受她对自己的吵闹，可后来，她却绝对有理由猜疑了。于是他说服自己：她根本就不适合他。他的发展很快，可她却还是原来的样子。狄更斯深信自己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他确信自己是个好父亲，为了孩子极尽所能。可事实却是，虽然对养活这么多孩子甚是不满（他觉得这只能怪凯特），他对小时候的他们还是非常喜爱的；可是随着孩子们日渐长大，他对他们有些失去兴趣，到了合适的年纪就把他们统统打发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帮孩子也确实没什么前途。

不过若非一次无法预料的意外，狄更斯与夫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如同众多性格不合的夫妻一样，他俩也许会彼此疏远，但在外界依旧装出很和睦的样子。狄更斯此时爱上了一个人。我已经说过，狄更斯非常迷恋舞台，为了慈善目的，他不止一次地在一出出剧里做客串演出。这时候的狄更斯受邀在曼彻斯特演出《冰冷的海洋》，这出戏是威尔基·柯林斯在他的帮助下写的，以前曾经在德文郡戏院为女王、女王的丈夫、比利时国王上演过，并且大获成功。而当他同意在曼彻斯特再次上演该剧的时候，他觉得在一座大剧场里，观众可能听不见自己的女儿（从前演的就是女孩儿的角色）说话，于是决定用专业演员来代替她们。一个叫爱伦·厄娜的年轻女人承担了其中一个角色。她芳龄十八，娇小而美丽，眼睛蓝蓝的。彩排是在狄更斯家里进行的，由他担任导演。爱伦对他十分仰慕，急于讨好他的样子实在楚楚可怜，这让狄更斯感到很受用。彩排还没结束，他就爱上了她。他送给她一只手镯，不料却被错送到自己的太太那里，毫无疑问，她又跟他大吵了一番。狄更斯对此似乎采取了一种委屈无辜的态度，对于一个处在尴尬时刻的丈夫而言，这也是最方便的选择了。戏剧上演了，由他出演主角，是一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北极探险家，他的表演哀婉凄楚，以至全场观众无不动容流泪。为了演这个角色，他还蓄了胡子。

狄更斯与太太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曾经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他，如今却变得阴郁不安，跟谁都发脾气（除了乔琪之外）。他最终认定，自己不能再和凯特生活下去了；然而他的公众地位又让他对公开决裂可能招来的流言蜚语深感恐惧。这些疑虑非常好理解。在那些利润惊人的圣诞节图书中，他比任何人都不遗余力地把圣诞节塑造成一种弘扬家庭美德、赞美幸福家庭的象征。多少年来，他都在用感人的词句告诉自己的读者：世界上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了。当时的情形十分微妙，狄更斯提出了各种建议。一个是凯特应当有自己的一套房间，不要跟他住到一起，在他举办的聚会上担当女主人的角色，并随他出席社交场合。另一个是她呆在伦敦，而他在盖德山庄（狄更斯新近在肯特购置的一处房子），当他去伦敦住的时候，她就来盖德山庄住。还有一个就是让她定居国外。所有这些提议她都极力反对，最终两人决定完全分居。凯特被安置到位于康登边缘的一处小房子，每年有六百镑收入。不久之后，狄更斯的长子查尔斯前去同她住了一段时日。

这一安排让人大感意外。人们禁不住奇怪：虽说凯特性情平和，或许还有些傻，但她怎么会忍受被逐出自己的家门？为什么会同意丢下孩子们？她很清楚查尔斯迷上了爱伦·厄娜，也应该可以想到，凭借这张王牌，她可以提任何条件。在一封信里，狄更斯提到了凯特的一大“弱点”，而在另一封信里（不幸在当时出版），他暗指一种心理疾病“导致自己的妻子认定还是离开为好”。如今可以有把握地说，以上话语暗中是指凯特酗酒。她的忌妒心、她的失败感、觉得没人需要自己的屈辱感促使她借酒浇愁，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如果她真的成了酒鬼，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直是乔琪管理家务、照看孩子，为什么在妈妈离开后，孩子们依然呆在家里，为什么乔琪写道“可怜的凯特无力照顾孩子已是尽人皆知”了。可能长子前去跟她同住的时候，发现她并未饮酒过度。

狄更斯名气太大，个人私事不可能不招致闲言碎语。各种谣言满天飞。他听到贺加斯家（凯特与乔琪的母亲和妹妹）说爱伦·厄娜是自己的情妇。他暴跳如雷，威胁要一分钱不给就把凯特逐出家门，迫使她们签了一项声明，宣布她们认为他跟年轻女演员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贺加斯一家考虑了整整两个星期才勉强接受这一恐吓。她们肯定知道，如果他真的将威胁付诸实施，凯特完全可以用铁的事实诉诸法律；假如她们不敢把事情搞到这般田地，无疑只能是因为凯特这一边有什么过错，她们不愿张扬出去。有关乔琪也有诸多传言。她在整个事件中的确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我很奇怪，居然没有人尝试写一出戏，把她作为中心人物。我在本章前面部分说起，狄更斯在玛丽死后所写日记有何意义。在我看来，很明显的不光是他曾深爱过她，而且也说明他已经对凯特产生不满。在乔琪过来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他被对方深深地迷住，因为她与玛丽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么他也爱上她了吗？她爱他吗？谁也说不清楚。乔琪很忌妒凯特，她在查尔斯死后为其编辑书信选集的时候，把赞扬凯特的话统统删掉；但是教会与政府对娶亡妻之妹的态度，使得类似关系带有了乱伦的色彩，可能她从来就没想过跟这个自己住在其家十五年的男人有任何超出正常兄妹之情的关系。或许她觉得跟这么一位名人做知己、能够完全支配对方就已经足矣。其中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查尔斯深深爱着爱伦·厄娜的时候，乔琪居然还跟她交上了朋友，非常欢迎她来盖德山庄。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她都守口如瓶。

查尔斯·狄更斯与爱伦·厄娜的关系由知情人处理得十分机密，个中细节无法断定。她好像一度拒绝他的求爱，但最终拗不过他的坚持。据相信，他以查尔斯·特林汉姆之名为她在佩克姆买下一栋房子。照其女儿凯蒂的说法，他跟爱伦生了一个孩子；由于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可以预计，孩子幼年夭亡了。然而据说爱伦委身于狄更斯并未让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他比她大了足足二十五岁，而且他也不得不面对她并不爱自己的现实。什么痛苦也比不上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热恋。他在遗嘱里留给她一千英镑，她嫁了一个牧师。她曾告诉一位叫本汉姆的牧师朋友，自己一想起狄更斯强加给自己的“亲密关系就感到十分厌恶”。同众多女性一样，她似乎甘心接受自己所处地位的前提条件，可是觉得自己不该为此非要做出任何回报。

就在同妻子分开的同一时间，狄更斯开始为人们朗读自己的作品，为此周游英伦列岛并再度远赴美国。他的戏剧天赋令其收益匪浅，并为此大获成功。然而他过于辛劳，再加上不断的旅途奔波，身体垮掉了，人们开始注意到只有四十几岁的他看上去像个老头子。这些朗读工作并非他的全部活动：在与妻子分开到去世前的十二年里，他写了三部长篇小说，还办了一份颇受欢迎的杂志《一年四季》。难怪他的身体状况变差。他开始犯一些烦人的小毛病，很显然四处演讲耗尽了他的体力。人们劝他放弃，可他不肯；他喜欢抛头露面，还有登台亮相时的激动、面对面的掌声、支配场下观众时的强大感。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当爱伦看到人们成群结队、万分仰慕地来听自己的演说，或许会更加喜欢自己。他决定做最后一次巡回朗诵，可中间病得实在厉害，只好半途而废。他回到盖德山庄，一门心思写《德鲁德疑案》。可是为了继续朗读，他需要逢迎经理，于是不得不缩减篇幅，在伦敦又安排了十二场。这是1870年1月。“圣詹姆斯宫聚集了大量听众，当他入场和离开的时候，听众全体起立欢呼。”回到盖德山庄后，他继续写自己的小说。六月份的一天，正在同乔琪单独用餐的他突然生病。她派人去喊医生以及住在伦敦的两个女儿，第二天，二女儿凯蒂被机智能干的姨妈派走，将狄更斯将死的消息透露给他的妻子。凯蒂领着爱伦·厄娜返回盖德山庄。他在第二天，即1870年6月9日，与世长辞，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五）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当中，马修·阿诺德主张，真正优美的诗歌一定要有高度的严肃性，由于他发现乔叟的作品缺乏这一条件，所以尽管对他不吝赞美，却不肯认可他在最伟大的诗人中的位置。阿诺德过于苛刻，以致其对幽默的看法不可能没有一丝隐约的疑虑。我相信，他决不肯承认，拉伯雷作品中的大笑和弥尔顿向人类证实上帝杰作的愿望，具有同样的严肃性。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这也不仅仅适用于诗歌。可能正是因为狄更斯的小说里没有这种高度的严肃性，才使得我们在面对其种种优点时，仍旧产生些许隐约的不满。如今我们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假使脑子里装着那些伟大的法国和俄国小说，那么不光上述作品，就连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也幼稚得让人吃惊。而狄更斯的作品，相形之下简直就是小儿科了。当然我们也别忘了：他写的书，我们不怎么读了。我们变了，书也跟着变了。我们不可能体会得到狄更斯时代的人阅读这些刚刚出版的书时的情感。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引用尤娜·波普轩尼诗书中的一段话：“杰弗里爵士的友邻亨利·希登斯太太往他的书房窥视，只见杰弗里低头伏在桌子上。他抬起头来，眼里噙着泪水。她赶紧表示歉意说：‘我不知道您刚听到什么坏消息，或者为什么事情难过，否则我就不来了。是谁死了吗？’‘是的，的确有人死了，’杰弗里爵士答道。‘泄露此事可真够傻的，可我实在忍不住啊。听到这个消息你也会难过的，小内莉，博兹笔下的小内莉死了。’”杰弗里是一位苏格兰法官，《爱丁堡评论》的创办者，亦是一位严厉而刻薄的批评家。

就本人而言，我觉得狄更斯的幽默还是相当有趣的，但是他的哀伤部分却丝毫没有打动我。我想说的是，他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心地。对此我需要赶紧说清楚：他有一颗宽宏的心，对受穷、受压迫的人充满了同情，而且如我们所知，他对社会改革也有着持久而显著的兴趣。但这是一种演员式的情怀，我指的是，他对自身强烈感情的描写，跟出演悲剧角色的演员体会自己所表现的感情是一样的。“赫卡柏是他什么人？他又是赫卡柏的什么人？”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女演员给我讲的故事，她曾经在萨拉·伯恩哈特的剧团里工作过。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正在演出《费德尔》，在她最动人的演说过程中，她突然明显地怒不可遏，原来她注意到舞台侧面有人在大声讲话，于是便冲着他们走去，背对着观众，仿佛是在痛苦地埋住自己的脸庞，实则嘘了一句相当于法语的“闭上臭嘴，你们这些狗杂种”，而后又以一副哀伤的面容优雅地转过身来，继续自己的激情演说，直到精彩的剧终。观众什么也未察觉到。如果没有真心感受，她还能如此崇高而悲情地讲出自己必须要讲的台词，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她的情感是一种职业上的情感，仅仅停留于表面，出自神经而非内心，丝毫不会影响她的镇定自若。我毫不怀疑狄更斯是真诚的，但这是一种演员式的真诚；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感觉他的哀伤并不怎么真实（不管他如何地堆积痛苦），于是也不再为之所感动。

可是我们无权硬要让一个作家非拿出自身并不具备的东西，假使狄更斯真的欠缺马修·阿诺德所说的伟大诗人不可或缺的高度严肃性，那么他也有很多别的优点。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小说家，才华横溢。他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一位作家在判定自身作品的时候，往往并非一个好评委，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狄更斯的判断似乎很正确。《大卫·科波菲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这一点我想尽人皆知；但狄更斯是在写一部小说，而不是自传，虽然他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中提取了大量素材，但在这些素材的使用上，却只选取适合目的的。至于其他部分，则依靠其丰富的想象力。他决不是一个好的读者，文学上的交谈只会令他厌烦，而他在人生后期在文学界的交游似乎并未怎么影响到他，反倒是童年时代在查塔姆最早阅读的那些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品当中，我认为斯摩莱特的小说是最终对他影响最大的。斯摩莱特呈现给读者的人物，并不怎么具有传奇色彩，但却非常生动。他们与其说是角色，倒不如说是一种种“性情”。

善于观察人物十分符合狄更斯的性格特点。密考伯先生的原型是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个夸夸其谈、花钱随意的人，但他并不傻，更不是没有能力；他这人非常勤奋、友善、慈爱。我们都知道狄更斯是如何塑造他的了。如果说福斯塔夫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喜剧人物的话，那么密考伯先生当属最著名的一个人物了。有人批评狄更斯（在我看来实属不公），说他不该让密考伯最终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澳大利亚地方官，有些评论家认为，此人应当始终轻率鲁莽、毫无远见。澳大利亚是个人烟稀少的国度，密考伯先生相貌堂堂，受过一定教育，而且出口成章，我不明白他在那种环境下，又有以上优点，为什么就不能获得官职。不过狄更斯的高超之处不仅仅在于对喜剧人物的塑造。司悌佛手下那个温顺的仆人，其刻画令人拍手叫绝，他那神秘阴险的特点让人不寒而栗。乌利亚·希普的身上颇有些大众情节剧的味道，但他绝对是一个强大而可怕的人物，对他的刻画也是十分娴熟。的确，《大卫·科波菲尔》全书都是生动鲜活、新颖独特的人物，彼此间差异极大。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过密考伯夫妇、辟果提和巴基斯、特拉德斯、贝特西·特洛伍德和迪克先生、乌利亚·希普和他的母亲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狄更斯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人物，但又不乏活力、前后一致，而且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真实可信，以至当你阅读的时候，很难不信以为真。或许他们并不是真的，但却是鲜活的。

狄更斯塑造人物的大致方法便是，把原型人物身上的性格、特征、缺点进行夸张处理，让他们每个人嘴里讲的话语（或者一串话语），都能将其本性深深地印刻在读者的脑海里。他笔下的人物从未显示出任何发展变化，总的来说，他们一开始是什么样，最后就是什么样。（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确实有一两处例外，但他所表现出的人物本性的变化并不可信；这种变化是为了引发最后的圆满结局的。）用这种方式刻画人物的危险就是，故事的可信度可能会受到影响，其结果便是漫画型人物。就这种类型而言，如果作者呈现给你的是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人物，那倒也无妨，比如说密考伯先生，可要是他想让你同情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不行了。狄更斯在处理女性人物上从未有过什么上佳表现，除了张嘴就是“我决不会抛弃密考伯先生”的那位密考伯太太，以及贝特西·特洛伍德以外，其他的都是漫画式人物。取自狄更斯初恋情人玛丽亚·比德内尔的朵拉，实在过于愚蠢和幼稚；而取自玛丽和乔琪·贺加斯的艾格妮丝，又过于完美和懂事：她俩的形象都极度乏味。小艾米莉在我眼里是一处败笔。狄更斯显然想让我们对这个人物产生同情，可她只得到她应得的。她的抱负就是成为一名“淑女”，大概还希望司悌佛能娶自己，她跟着他跑了。她似乎成了他很不称心的情人，整天郁郁寡欢、泪眼汪汪、自怜自艾，难怪他逐渐厌烦她。《大卫·科波菲尔》中最让人莫名其妙的女性人物当属罗莎·达特尔。我猜测狄更斯原打算在故事中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个角色，而他之所以未能这么做，是因为害怕触怒公众。我只能推测司悌佛曾是她的恋人，由于他甩了她，她对他怀恨在心，可是却依然爱着他，怀有一份嫉妒、渴望、报复的情感。狄更斯在这里所创造的人物，正是巴尔扎克可能着力刻画的。在《大卫·科波菲尔》的主要人物中，司悌佛是唯一一个得到“直接”刻画的（我们借用的是演员在提到“直接角色”时所用的措辞。）狄更斯在读者心中塑造了一个绝妙的司悌佛形象，他魅力十足、风度翩翩、举止优雅，他对人友善、心肠很好，他具有极强的亲和力、能够同各色人等和睦相处，他乐观开朗、勇敢无畏，他自私自利、鲜廉寡耻、不顾后果、冷酷无情。作者在这里刻画的，是那种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不管到哪儿都能让人开心却又惹下祸事的人。狄更斯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好下场。我估计菲尔丁或许会更加宽宏一些；因为正如奥诺太太在提到汤姆·琼斯时所说的那样：“假如妓女们就这么来了，也不该责怪小伙子们；因为那只是他们的自然本性。”当今的小说家不得不做到，自己所讲的故事既要有可能性，还要有必然性。狄更斯当初可没有这种限制。试想，在离开英国数年以后，司悌佛乘船从葡萄牙回来，居然在离雅茅斯不远的地方遭遇海难、溺水身亡，而此时大卫·科波菲尔正好到那儿短期拜会老朋友，这种巧合实在让读者难以相信。假如司悌佛必须得死，以此来满足维多利亚时代恶有恶报的要求的话，狄更斯完全可以想出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方式让他身亡。

（六）

济慈英年早逝，而华兹华斯活得太久，此乃英国文学之不幸；同样不幸的是，当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们处于创作巅峰的时候，当时盛行的出版方法却鼓励那种散漫啰嗦的文风，也鼓励英国小说家们几乎生来就有的讲题外话的倾向，这对他们的创作是很有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其实就是靠笔头儿生活的工人。他们必须接受合同上的要求，为十八、二十或者二十四期报纸写出一定篇幅的稿件，他们还得精心安排故事，让每一期的结尾都能够吸引读者接着买下一期。毫无疑问，准备要写的故事主线他们早已了然于心，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在出版之前写好两三期，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等到需要的时候才去写其他部分，满心指望单凭自己的创造力就能产生出足够的素材以填充必需的页码；而根据他们自己的供认，我们知道他们有时缺乏创造力，在没东西可写的情况下却仍需竭尽全力。有时候，他们的故事都已经完成了，却碰巧还有那么两三期需要写，于是便不得不想方设法推迟结尾。他们的小说自然也就形式散乱、没完没了；实在是迫不得已才搞得偏离主题、啰里啰嗦的。

狄更斯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大卫·科波菲尔》。这种直截了当的方法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他的情节常常十分复杂，有时候读者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跟故事发展毫无关系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上。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像这类明显的离题只有一处，那就是对斯特朗先生同其太太、母亲、太太的表妹之间关系的描写；这些描写跟大卫没什么关系，本身也很乏味。我猜想，他是想用这一部分来弥补两个时刻之间的隔断：一个是大卫在坎特伯雷上学的那几年，另一个则是大卫对朵拉失望到朵拉去世的那段时间。不然的话，他没法处理这块间隙。

凡是把自己写成主人公的半自传小说，其作者都会碰到风险，狄更斯概莫能外。大卫·科波菲尔在十岁时被无情的继父送去干活儿，而查尔斯·狄更斯也有被自己父亲如此对待的遭遇，他还要承受跟那些同龄孩子（他觉得这些孩子的社会地位比不上自己）混在一起的“屈辱”，恰似狄更斯在给福斯特的部分自传中极力认定的一样。狄更斯竭尽全力激发读者对其主人公的同情，而在大卫逃往多佛，去找姨婆贝特西·特洛伍德（一个可爱有趣的角色）保护自己的那段著名的路途上，他也确实无耻地往筛子里灌了铅。无数读者都感觉这段逃奔的故事极为悲惨。本人心肠有些硬：这个孩子居然这么笨，不管遇到谁都被抢和被骗，我实在感到惊讶。他毕竟在工厂里呆过好几个月的时间，还从早到晚在伦敦闲逛；我们应该想到：工厂里的其他孩子，尽管达不到他的社会标准，却可以教他一二；他曾经跟密考伯一家住在一起，帮他们把零碎家什当掉，还去马萨尔监狱看过他们；假如他真是书中描写的那样是个聪明孩子的话，那么即使是在幼年，也肯定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机灵得足以保护自己。可是书中的大卫·科波菲尔不光在童年表现得毫无能力。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困境。他跟朵拉在一起时的软弱、他在处理家庭生活中的平常事务时对常识的欠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头脑迟钝，居然没有看出艾格妮斯喜欢自己。我怎么也无法让自己相信：他最终能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成为一名成功的小说家。如果他真的写出小说的话，那么我感觉这些作品会更加接近亨利·伍德太太的小说，而不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的塑造者竟然没有把自己的丝毫干劲、活力和激情赋予到他身上，让人好生奇怪。大卫纤弱而英俊，颇具魅力，不然也不会让碰到他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喜欢上他；他诚实善良、实心实意，但他确实是个白痴，绝对是全书当中最没意思的人物。最能够体现他形象贫乏、不中用、无力解决棘手局面的，当属苏荷区的阁楼上发生在小艾米莉和罗莎·达特尔之间的可怕场景，大卫目睹了这一幕，却由于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没有试图予以阻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采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方法可能会迫使叙事人显得虚假不真，无法担当起小说主人公的角色，致使读者完全有理由对他感到恼火。而如果采用第三人称、从全知视角来叙述的话，本场景依然过于渲染、令人生厌，但却绝对可信（尽管很难做到这一点）。当然，人们从阅读《大卫·科波菲尔》中所获得的乐趣，并不在于非要有这样的观念，即生活就像（或者曾经就像）狄更斯所描绘的那样。这么说并不是贬低他。小说就像天国一般，有着众多的宅第，而作者可能会想让你参观哪座就邀请你进哪座。每一座的存在，都自有其道理，而你必须尽力适应自己被引入的环境。你必须要用不同的眼光来读《金碗》和读《蒙帕纳斯的蒲蒲》。《大卫·科波菲尔》是由一位想象生动、感情热烈的人所写的一部有关生活的奇幻作品，时而欢快、时而悲惨。你必须像读《皆大欢喜》那样阅读此书，而它带给你的，也是同样令人愉快的乐趣。

七

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

（一）

如果说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最好弄清他个人历史中的重要之事，就福楼拜而言尤为如此，这一点很快我们就能看出。他是个极不寻常的人。我们不知道有哪个作家热诚勤奋、百折不回地把自己奉献给文学艺术。他并不具备很多作家身上的那种无比重要的活力，但却有其他活力，能够平静大脑、恢复体力或者丰富体验。他相信活着并不是生命的目标；对他而言，生命的目标是写作：福楼拜放弃生活的圆满和多彩，倾心于创作艺术作品的雄心，没有哪个寺院的僧侣，能够像他那样坚定地牺牲世间享乐、将爱奉献于上帝。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在谈巴尔扎克时就讲过，浪漫主义从骨子里是痛恨现实的，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躲开它。如同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福楼拜到离奇和虚幻中、到东方和古风中去寻求庇护；然而尽管他憎恨现实，厌恶资产阶级的自私、陈腐、愚蠢，却为其感到着迷，因为他天性中有一种东西，能让他对自己最为反感的东西感到极大的兴趣。人类的愚蠢对他就有一种令其厌恶的魅力，他在展示其各个丑陋面时，获取到一种病态的快感。它具有某种魔力，让他坐立不安，就像身上的一处伤口，摸起来很痛，但你又忍不住去触摸。他身上现实主义者的部分凝视着人性，就好像这是一堆垃圾，他不去找寻里面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向所有人展示人类有多么的卑劣，无论外表如何。

（二）

古斯塔夫·福楼拜于1821年生于鲁昂。他的父亲是个医生，领导一家医院，并且同妻儿住在那里。这是一个美满幸福、受人尊敬的富足家庭。福楼拜的成长跟同阶级的其他法国孩子没什么两样；他上学，同别的男孩儿交朋友，不大干活儿却博览群书。他感情丰富、富于想象，而且跟其他孩子一样，为内心的孤独所困，生性敏感的人终生都会感觉孤独。“我十岁就上学了，”他写道，“我很快就开始反感人类。”这可不是什么俏皮话，他是当真的。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个悲观主义者。诚然，当时浪漫主义大行其道，悲观主义风行一时：在福楼拜的学校里，就有一个男孩儿把自己脑子炸裂，还有一个用领带悬梁自尽，但我们实在看不出，福楼拜（拥有安适的家庭、慈爱有加的父母、宠着自己的姐姐、忠实的朋友）为何会觉得人生不堪忍受、人类可憎可恶。

十五岁的时候，他恋爱了。那年夏天，全家去了特鲁维尔（当时还是一个只有一家旅馆的海边小村）；就在那里，他们遇见了音乐出版商及冒险家莫里斯·施勒辛格和他的妻子及孩子。有必要转述一下福楼拜对她的形象描写：“她很高挑，深色的皮肤，美丽的黑发垂在肩上；她的鼻子很周正，眼睛饱含激情，她的眉毛很浓，弯得恰到好处，肌肤透着光芒，有如蒙了一层薄金；她苗条而优雅，你能看见她棕紫色喉咙处青筋弯曲。此外，她上唇上的纤细绒毛微微发暗，让她的脸庞具有一种阳刚有力的神态，令白色肌肤的美女们相形失色。她讲话的语速很慢，声音抑扬顿挫，轻柔悦耳。”我实在不愿意把pourpré这个词翻译成purple（紫色），因为听起来不怎么吸引人，但这就是翻译，我只能这样认为：福楼拜把这个词用作bright-hued（亮色调）的同义词。

时年二十六岁的伊莉莎·施勒辛格正在哺育孩子。福楼拜胆小怕羞，要不是因为她的丈夫天性快活、热情奔放、很容易交上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勇气同她讲话。莫里斯·施勒辛格带着这个男孩儿出行。有一次，三人乘船出海。福楼拜跟伊莉莎并排坐着，两人肩并肩，她的裙子紧贴着他的手；她讲话的声音也是低沉而甜美，可他心乱如麻，一个字也没有记住。随着夏日结束，施勒辛格夫妇离开了，福楼拜夫妇返回鲁昂，而古斯塔夫也回到了学校。他生命中的一次真正的激情开始了。两年之后，他重返特鲁维尔，得知伊莉莎曾回来过但又走了。此时的福楼拜十七岁。对他而言，以前的自己似乎过于心神不安，并未真正地爱上她；如今他对她的爱却不同了，带有一种男性的欲望，而伊人不在更加剧了他的欲念。回到家后，他重又开始写自己的《狂人回忆录》，这本书他曾半途而废，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爱上伊莉莎·施勒辛格的那个夏天。

十九岁那年，为了奖励他通过入学考试，父亲送他跟一位克劳盖医生去比利牛斯山区和科西嘉岛旅行。此时的他已发育成熟、双肩宽阔。他的同龄人都管他叫巨人，他也如此自称，尽管他还不大到六英尺高，在今天看来实在称不上高个儿；不过当时的法国人比如今要矮得多，而他在朋友当中明显算是鹤立鸡群了。他瘦削而优雅，黑黑的睫毛遮住海绿色的大眼睛，漂亮的长发垂到肩膀。四十年后，一位年轻时认识他的女士说，他当时就如希腊神像一样美。从科西嘉岛返程的路上，旅行者在马赛逗留，一天早晨，洗浴回来的福楼拜注意到一位年轻的妇人正坐在旅馆的院子里。她叫尤拉莉亚·傅科，此刻正在等着船来，好坐船回到丈夫（一名法属圭亚那军官）那儿去。他向对方打招呼，两人于是攀谈起来。那个夜晚，福楼拜同尤拉莉亚·傅科一起度过，根据他自己的记述，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夜晚，美好得就像雪地上的落日。他离开马赛后，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后不久，他去巴黎学习法律，倒不是因为他想成为律师，而是因为他不得不选一个职业了；他在那里感觉很无聊，厌烦法律书籍，厌烦大学生活；他很瞧不起同学们的平庸、做作，以及他们的资产阶级趣味。在巴黎期间，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名叫《十一月》，在书中，他记述了自己和尤拉莉亚·傅科的韵事。不过他赋予了她弯弯的眉毛、带有淡蓝色绒毛的上唇，还有伊莉莎·施勒辛格的可爱脖颈。他在去办公室拜访出版商的时候再次同施勒辛格夫妇取得联系，并应邀与他们同进晚餐。伊莉莎还是像当年一样美丽。福楼拜在上次遇见她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如今则是一个热切、多情、英俊的男人了。他很快就同这对夫妇熟络起来，常常同他们进餐以及短途旅行。可他仍然像以前那么胆小，很长时间没有勇气表白爱意。而等他终于表白的时候，伊莉莎并未像他所担心的那样生气，不过却明确告诉他，自己无意同他超越好朋友的界限。她的故事十分奇特。当他在1836年初次见到伊莉莎的时候，他跟所有人一样，以为她是莫里斯·施勒辛格的妻子，其实不然，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埃米尔·朱迪亚的人，此人由于欺诈惹上大麻烦，施勒辛格挺身而出，提出拿钱来救他免于起诉，条件是他必须离开法国、放弃妻子。他照办了，施勒辛格便和伊莉莎·朱迪亚住到一起，当时的法国没有离婚的规定，直到1840年朱迪亚去世，两人才得以结婚。据说虽然这个可怜家伙不在身边，而且也死掉了，但她始终爱着他；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她对这个男人的忠诚（对方给了她一个家，也是她孩子的父亲），使得她迟迟不肯同意福楼拜的渴望。但他热情似火，而施勒辛格也十分不忠，或许她被福楼拜孩子气的爱慕所感动；他最终说服她某一天到他的公寓来；他心急如焚地等着她，可她却没有来。以上就是福楼拜的传记作者们根据他在《情感教育》中所写内容而普遍接受的故事，由于看似可信，很可能就是可靠的真实记述。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伊莉莎从未成为他的情人。

184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由此改变了福楼拜的人生，也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如我后面将会揭示的那样）。一天黑夜，他和哥哥刚从母亲的一处地产（他们时常过去查看）乘车赶回鲁昂。年长九岁的哥哥从事和父亲一样的职业。突然间，福楼拜“感觉自己身上一阵发热，难以忍受，就像掉进陷阱底部的石头一样摔倒在地”。等他神志清醒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他的哥哥把他抬到了附近的一处房子里，给他放血，而后被送到鲁昂，父亲再次给他放血，还给他开了缬草和木蓝，并且禁止他抽烟、喝酒或者吃肉。有一段时间，他持续发作。随后的几天里，他崩溃的神经达到狂暴的地步。围绕这一病症有很大一堆谜团，医生们也从不同角度予以探讨。有些人坦言他得的是癫痫症，他的朋友也都认为如此；他的侄女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保持缄默；雷内·杜梅尼勒先生本人即是医生，也是研究福楼拜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作者，他宣称福楼拜得的不是癫痫症，而是所谓的“癔病性癫痫”。反正不管是什么病，治疗方法都十分相似；福楼拜长达数年服用大剂量的硫酸奎宁，以后的余生则改服溴化钾。

或许病症发作并未让福楼拜的家人甚感意外。尽人皆知，他曾告诉莫泊桑，说自己十二岁的时候就有听觉和视觉上的幻觉了。到了十九岁的时候，他被送上旅程，是跟一位医生一起，由于景物变换亦是他父亲后来规定的治疗方案的一部分，这也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患上带有癫痫性质的疾病。福楼拜一家虽说有钱，但土里土气，乏味而又节俭：很难相信他们居然仅仅因为儿子通过了法国的学龄孩子都要经历的考试，就想到让他随医生出门旅行。还处在少年时代的福楼拜就感觉自己跟身边接触的人不太一样，他早年的悲观思想很可能就是由这一神秘疾病引起的，这病肯定一直在影响他的神经系统。不管怎样，如今的他要面对事实，遭受可怕的疾病之苦，这种疾病的发作无法预料，必须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决定放弃法律（可以料想是出于自愿），下定决心终身不娶。

1845年，父亲去世了，两三个月后，他深爱的唯一姐姐凯洛琳，也在产下一个女儿后死去。两人在童年时代就形影不离，直到姐姐结婚前，她一直是他最亲的朋友。

福楼拜医生在死前的某个时间买下了一处叫做克鲁瓦塞的地产，位于塞纳河畔，是一座具有两百年历史的精美石屋，前方有一个阳台，还有一个小亭子可以俯瞰河面。医生的遗孀同儿子古斯塔夫，以及凯洛琳的女儿在此住下；大儿子阿希尔已经结婚，并在鲁昂医院继承父业。福楼拜的余生都是在克鲁瓦塞度过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写东西，如今由于身患疾病，无法过正常的生活，于是他下定决心，完全投身于文学创作。他在底楼有一间工作室，室内的窗户面向塞纳河和花园。他的生活习惯极富条理，大约十点钟起床，读读信件和报纸，十一点的时候简单吃点午饭，然后在阳台上散步或是坐在亭子里读书，直到一点钟。此时他开始认真工作，直至七点钟吃晚饭，而后再去花园里走走，回来接着工作到夜里。除了个别的几个朋友，他谁也不见，而这些朋友，也是他偶尔请过来同自己探讨作品的。总共有三位：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他比福楼拜年纪大，是他们家的朋友；马克西姆·迪康，是他在巴黎学法律时认识的；还有路易·波耶，此人通过在鲁昂讲授拉丁语和法语获得一点微薄收入。他们都酷爱文学，而波耶本人就是个诗人。福楼拜性情温和，对朋友也很忠诚，可他占有欲过强，对人又太苛求。当勒·普瓦特万（此人对福楼拜影响极大）娶一位德·莫泊桑小姐的时候，他怒不可遏。“此事对我的震撼，”他后来说道，“就如同一位主教引发的丑闻给信徒造成的震撼一样。”有关马克西姆·迪康和路易·波耶的情况，我稍后即做介绍。

凯洛琳死的时候，福楼拜为其脸部和双手做了模具，几个月后，他去巴黎找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雕塑家帕拉迪尔，请他为凯洛琳塑像。在帕拉迪尔的工作室，他遇见了一位叫做路易丝·柯莱的女诗人。她属于那种以为单凭热情就足以替代才华的作家，这号人在文人当中可并不少见。凭借自己的姿色，她在文学界谋得了一席之地。她办了一处沙龙，精英人士频繁光顾，沙龙名曰“缪斯”。她的丈夫希波利特·柯莱是一位音乐教授；而她的情人维克多·库辛（她已为其生子）则是一位哲学家兼政治家。她那金黄色的鬈发衬托出她的脸型，声音深情而又温柔。她只承认自己有三十岁，实则还要大好几岁，福楼拜当时二十五岁。四十八小时之后，经过一次小小的意外（由于他过于紧张激动），他就成了她的情人，当然并未取代那位哲学家，此人同她的感情，尽管照她的说法当时还是柏拉图式的，但十分正式；过了三天，挥泪告别路易丝之后，他返回克鲁瓦塞。当天夜里，他给路易丝写了一连串情书中的第一封，这些写给情人的信可说是古怪至极。多年之后，他告诉埃特蒙德·德·龚古尔，他曾“狂烈”地爱着路易丝·柯莱；可是他这个人往往夸大事实，而信函内容也很难证实这一说法。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他对自己有一个公众界的情人倍感骄傲；可他过的是一种富于幻想的生活，如同众多空想者一样，他对自己情人的爱，在分开的时候比在一起的时候要强烈。稍显多余的是，他如实告诉了她。她敦促他快来巴黎住；他却告诉对方，自己不能离开受丧夫丧女之痛的母亲；于是她恳求他至少也要更加频繁地来巴黎；他告诉她，除非有合理的借口，否则自己不能离开，对此她生气地答道：“这么说你就跟个小女孩一样被看住了？”实际上此话还真说对了。他的癫痫发作会让他数日身体虚弱、情绪低迷，他的母亲自然会忧心忡忡。她不让他下河游泳（这可是他的爱好），也不许他在没人照看的情况下到塞纳河划船。只要他按铃让用人送上自己想要的东西，母亲一定会冲上楼来，看他是否一切正常。他告诉路易丝，假如他提出离开母亲几天，母亲是不会反对的，但他无法忍受由此给她带来的忧伤。路易丝不会看不出来，如果他真的像自己爱他那样爱自己，这件事是不会妨碍他同自己会面的。即使在当时，也不难想出貌似合理的借口，证明自己必须要去巴黎。他还很年轻，如果他同意隔这么长时间才去看路易丝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欲并不迫切（他常常受到强镇痛剂的影响）。

“你的爱情根本不是爱情，”路易丝写道，“不管是何种情形，爱情对你的生活都不重要。”对此他是这样答复的：“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爱你。好吧，没错，我尽量爱你；也就是说，在我看来，爱情在人生中并不是第一位，而是第二位的。”福楼拜对自己的坦率甚为得意，实则十分残酷。有一次，他居然叫路易丝向一个住在卡延的朋友打听尤拉莉亚·傅科的下落，而傅科正是他在马赛猎艳的目标，甚至还叫她送信给她；当她愤怒地接受使命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他甚至给她讲自己同妓女的遭遇，根据他的故事，他还挺喜欢妓女，并且常常为此扬扬自得。不过男人撒谎最厉害的莫过于他们的性生活，而他很可能吹嘘自己根本就不具备的性能力。有一次，由于拗不过她的软磨硬泡，他提议在曼蒂斯的一家旅馆会面，只要她早早从巴黎出发，而他也从鲁昂赶过来，他们可以共度一个下午，而他还可以在天黑前赶回家。令他吃惊的是，这一提议惹得她大动肝火。在维持这段关系的两年当中，他们总共会了六次面，显然是她中断关系的。

与此同时，福楼拜正在忙着写《圣安东尼的诱惑》，这是一本他酝酿已久的书；根据安排，等这本书一完工，他就跟马克西姆·迪康去近东旅游。福楼拜夫人应允此事，因为她的儿子阿希礼以及克劳盖医生（就是多年前陪伴福楼拜去科西嘉的那个医生）都说，在温暖国家小住对他的健康有好处。书稿完成后，福楼拜把迪康和波耶召集到克鲁瓦塞来，目的是念给他们听。他念了整整四天，每天下午四小时、晚上四小时。他们商量好了，不听完整部作品就不发表意见。第四天的夜晚，读到末尾的福楼拜用拳头重重砸了一下桌子，说道：“怎么样？”其中一位回答：“我们觉得你应该把它扔到火里去，不要再提起它。”这真是个致命的打击。他们争论了好几个钟头，福楼拜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而后波耶建议说，福楼拜既然以巴尔扎克为榜样，就该写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此时已是八点，他们上床睡觉。当天的晚些时分，他们又聚在一起继续讨论，根据马克西姆·迪康在《文学回忆录》中的记载，就是在那个时候，波耶提出了最终成为《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不过在福楼拜与迪康随后开始的旅行中，福楼拜在家信里提到了自己正在思考的许多小说题材，可是并没有《包法利夫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迪康搞错了。朋友二人先后去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希腊。他们于1815年返回巴黎。福楼拜仍然没有决定自己该着手写什么，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波耶给他讲了欧仁·德拉玛的故事。德拉玛曾是一名实习医师，在鲁昂的一家医院担任住院内科或外科医生，也在近处一个小镇行医。第一位太太是个比他大很多的寡妇，对方刚去世，他就娶了附近农场主年轻漂亮的女儿。她自命不凡、生活奢侈，很快就对自己这个无趣的丈夫感到厌烦，找了好几个情人。她不考虑自己的支付能力，大把大把地花钱买衣服，因此负债累累。最后她服了毒，德拉玛也自杀身亡。我们都知道，福楼拜十分关注这个普通的小故事。

回到法国不久，他再次遇见路易丝·柯莱。在他出外期间，她的境遇很糟。丈夫去世，维克多·库辛也不再资助她，没有人接受她写的剧本。于是她写信给福楼拜，说自己从英国回来将途经鲁昂；他们见面了，并恢复了通信。不久，他去了巴黎，再次成为她的情人。人们不解其中缘由。她此时已四十多岁，金发碧眼，而金发碧眼的女人往往不抗老，而且当时自诩高雅的女性都不化妆。或许他是被她对自己的感情所触动，她毕竟是唯一爱过他的女人，也许他曾在性上没有把握，而在跟她少有的几次性爱中，他却觉得轻松自在。她的信都已经毁了，可他的还留着。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路易丝毫无进步：她还是像起初那样盛气凌人、严厉苛刻、让人生厌。她的信越发地尖刻。她继续催促福楼拜来巴黎，或是让自己来克鲁瓦塞；而他依然找借口不肯去也不让她来。他的信主要涉及文学主题，结尾的情感表达却是敷衍了事；其中有趣的地方主要就是他谈到《包法利夫人》的艰难进展，他当时的精力全都倾注在这本书上。路易丝时不时地写上一首诗寄给福楼拜。他的批评十分严厉。两人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到终点。这也是由于路易丝本人的草率造成的。似乎为了女儿的缘故，维克多·库辛提出要娶她，她好像故意让福楼拜知道自己是因为他才拒绝对方的。实际上，她已下定决心要嫁给福楼拜了，但不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朋友。此事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目瞪口呆，经过一系列让他既震惊又羞耻的激烈争吵后，他告诉她，自己再也不想见到她了。可她并未被吓住，在某一天赶到克鲁瓦塞又闹了一场，他把她赶了出去，其残酷程度连他母亲都看不下去了。虽然女性总是执拗地相信自己一厢情愿的事情，但“缪斯女神”最终还是接受了福楼拜与自己永远决裂的事实。她的报复方式就是写了一本小说（据说写得很差），把他描绘成一个恶毒之人。

（三）

我必须得旧事重提了。当这两个朋友从东方回来以后，马克西姆·迪康定居巴黎，买下《巴黎半月刊》的部分股权。他来到克鲁瓦塞，敦促福楼拜和波耶为自己写稿。福楼拜去世后，迪康还出版了厚厚的两卷怀念文集，名之曰《文学回忆录》。但凡写福楼拜的人都毫不客气地用过这两本书，但他们对其作者却恶语相加，似乎有些太忘恩负义。迪康在书中写道：“作家分为两类：对于一类而言，文学只是手段；对于另一类而言，文学却是目的。本人属于（而且从来都属于）前一类；我向文学索取的权利，从来只是对它的热爱，还有对它的悉心培育。”马克西姆·迪康对之满意的那类作家，范围向来很大。有的人具有文学上的爱好，热爱文学，常常还拥有才华、品味、文化与技能，但却毫无创作天分。这些人在年轻时代有可能写出上佳的诗篇或是水平不高的小说，不久之后，他们就安心于自我感觉更加安逸的生活。他们评论书籍或是当上了文学杂志的编辑，为死去作家的选集撰写前言，最后又像迪康一样写回忆录。他们在文学界作用很大，而且由于文笔甚佳，他们的作品读起来也常常令人愉悦。我们没有理由像福楼拜嘲笑迪康那样嘲笑这些人。

人们都说迪康妒忌福楼拜，我觉得此言有失公允。在回忆录中，他曾写道：“我从来没有过抬高自己、将自己同福楼拜相比的念头，我也从来不准自己对他的卓尔不凡有任何怀疑。”没有人会说出比这还要真诚的话了。当福楼拜还在念法律的时候，这两个住在拉丁区的孩子就十分亲密；他俩一起去便宜的饭店吃饭，一起在咖啡馆纵谈文学题材。后来，在去近东的旅途中，两人都在地中海上晕船，他们还在开罗一同醉酒，逮着机会一同嫖妓。福楼拜并不是个太好相处的人，因为他对不同意见很没耐心，脾气暴躁、性格傲慢。可即使这样，迪康依然真心诚意地喜欢他，对作为作家的他十分尊重；不过他毕竟太熟悉福楼拜了，不可能看不出他的弱点；他对自己这位青年时代好友的崇敬并不在于人性，可他的狂热崇拜者们并不这么想。这个可怜之人为此受到了不该有的谩骂。

迪康认为，自己的老朋友不该埋首于克鲁瓦塞；他无数次拜访福楼拜，有一次还督促他定居巴黎，这样他可以接见别人，并且通过结交京城的文化圈子、跟其他作家交流意见，来拓宽自己的思想。从表面上看，这一提议颇有道理。小说家必须生活在素材当中。他不能等着感受自动送上门来，而是必须出去寻找才行。福楼拜之前的生活太狭小，他对整个世界所知甚少。与之关系尚算密切的仅有的几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施勒辛格、“缪斯女神”。可是他性情急躁而专横，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然而迪康偏偏不识相，他在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里，居然对福楼拜说，假如他继续过这种狭小的生活，很快脑子就会软化。这番话激怒了福楼拜，以至其终生不忘。这话说得确实不太合适，因为他总是担心他那些癫痫病状的发作或许真会让他大脑软化。事实上，在写给路易丝的一封信里，他说再过上四年，他或许会变成一个傻瓜。福楼拜怒气冲冲地回复了迪康，在信里告诉对方，他过的生活完全适合自己，他瞧不上眼的正是那些巴黎文学圈子里的劣等作家。两人随后开始疏远，尽管后来老朋友之间恢复关系，但再也不是那么亲热了。迪康是个积极活跃的人，他十分坦诚地想要跻身当时的文学界；可是这个想法似乎遭到了福楼拜的厌恶：“他不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他写道，而且在后来的三四年里，只要提起对方的名字就充满了鄙视。他认为迪康的作品让人鄙视、他的文体惹人反感、他借用其他作者的行为可耻至极。不过，迪康居然在其杂志上刊载了波耶所写的有关罗马题材的三千行长诗，福楼拜还是觉得很高兴的，而《包法利夫人》完稿以后，他也同意迪康的请求，将该书在《巴黎半月刊》上连载。

路易·波耶一直是他唯一的挚友。福楼拜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诗人（如今看来，这是个错误），信赖他的意见超过其他任何人。福楼拜很感激他。要是没有波耶，很可能就不会有《包法利夫人》，或者即使有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正是波耶在无休止的争论之后，劝说福楼拜写一个大纲。这件事，弗朗西斯·史蒂穆勒先生在其杰作《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中有所记载。波耶认定这本书会成功，最终在1851年，时值三十岁的福楼拜正式动笔。他早期作品中比较重要的几部，除了《圣安东尼的诱惑》之外，确实都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实质上就是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写成小说。而他现在的目标则是尽可能地客观。他决心不带个人喜好和偏见地揭示真相，叙述故事、描画人物都不加自己的评判，既不贬也不褒：假如他同情某个人物，也决不表现出来；假如另一个人物蠢得让他生气，又有一个人物坏得令他上火，都不可从语言中流露出来。总的说来，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很成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读者从其小说中感受到一种冷淡的原因。这种刻意而固执的客观实在无法令人满意。尽管这可能是我们的一大弱点，但我的感觉还是：如果知道作者与我们心有戚戚焉，那么作为读者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但是，如同所有的小说家一样，福楼拜没有达到其完全冷静客观的目的，因为百分之百的客观本就是不可能的。作家让笔下的人物自行说明自己的意图即可，尽可能让他们的行为符合其性格，而如果他非要让你去注意女主人公的魅力或者反面人物的恶毒，如果他满嘴道德仁义或者东拉西扯，简言之，如果在他讲述的故事里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则往往容易使人生厌；可这只是个方法问题，某些很优秀的小说家也都用过，而且如果这种方法恰好在当时已经不流行了，也不能说它不好。而避开这种方法的作家，只是把自己的性格置于小说的表层之外；通过题材的选择、人物的选择，以及描绘这些人物所用的视角，他还是有意无意地揭示了自身性格。福楼拜观察世界的眼光阴郁而愤慨。他这个人心胸很狭窄，对糊涂之事极不耐烦。但凡资产阶级的，或是平庸无奇的，都令他怒不可遏。他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慈善心。在成年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不怎么健康，深受病症带给自己的屈辱。他的神经常常处在不稳定状态。如我所言，他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他满怀愤怒地投入到爱玛·包法利的悲惨故事中，这种愤怒，是一个沉溺于贫民生活、一心复仇的男人的愤怒，因为生活未能满足他渴望理想的要求。在五百页的小说里，我们遇见许许多多的人物，除了拉里韦耶医生这个小人物之外，其他人都没什么可取之处。他们卑鄙、吝啬、愚蠢、委琐、庸俗。确实有好多人都这样，但并非全部；很难想象在一个镇里（不管它有多小）居然找不到哪怕一个懂道理、心肠好、能帮人的人，即便不是两三个的话。福楼拜未能把自己的性格置于其小说之外。

他酝酿已久的意图就是选择一帮再普通不过的人物，而设计出的事件也是符合这些人物性格及所处环境的必然结果；可是他很清楚，有可能谁也不会对如此乏味的人感兴趣，而他必须要讲的事件也会枯燥无味。他是怎么打算处理这个问题的，我稍后再谈。在此之前，我想先思考一下，他的努力成功几何。人物刻画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我们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刚一接触这些人物，我们就会视其为活生生的人，自主自立，生活在我们熟悉的世界里。我们感觉这些人十分自然，就像自己身边的水管工、杂货商、医生一样，从没觉得他们是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就举奥麦这个例子，他跟密考伯先生一样幽默，而且他在法国人心目中就像密考伯先生在我们心目中一样熟悉；而且我们就像不信密考伯先生一样深信奥麦，因为此人跟密考伯不同，他始终坚持真实的自我。然而爱玛·包法利绝不是什么普通农民的女儿。不错，在她身上有着每个女人和男人都有的东西，我们都喜欢天马行空、荒唐可笑的白日梦，梦见自己成了浪漫历险中富有、俊美、成功的男女主人公，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十分理智、十分胆小，也不敢冒险，因此也不会让白日梦严重左右我们的行为。爱玛·包法利则不同寻常，因为她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且美貌异常。众所周知，该小说出版之后，作者及印刷商都遭到了起诉，罪名是有伤风化。我看过公诉人和辩护律师的发言。公诉人列举了书中的许多段落，说它们太过色情，这只能让今天的人们暗笑，跟那些现代作家早已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性描写比较起来，这些段落还是很保守的；但我们仍旧无法相信，即使是在当时（1875年），检举人对这些部分会感到震惊。辩护律师辩称：这些段落必不可少，小说的道德寓意也很好，因为爱玛·包法利为自己的不检行为承受了痛苦。审判员们接受了这个观点，被告被宣判无罪。可是很显然，如果说爱玛结局不好，也不是因为她的通奸行为，而是由于她账单一堆、无钱结账，假如她具有诺曼底农民出了名的节俭天性的话，她完全可以脚踩几只船，不必吃什么恶果。

福楼拜这本伟大的小说刚一出版，便在读者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很快就成了畅销书，可是评论家们却不是恶语相加就是漠不关心。奇怪的是，他们更加关注大约同一时间出版的一本名叫《范妮》的小说，作者是个叫欧内斯特·费多的人；只不过由于《包法利夫人》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太深，对随后的小说作者们影响太大，才迫使这些评论家最后不得不重视它。

《包法利夫人》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不是悲剧。我必须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在不幸的故事里，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而在悲剧里，却是其中人物性格的必然结果。爱玛如此姿容美艳、柔媚可爱，却嫁给了像夏尔·包法利这样乏味的傻瓜，这实属不幸。当她怀有身孕，想要个儿子来弥补自己那破灭的婚姻理想时，却生了个女儿，这实属不幸。爱玛的初恋情人罗道尔夫·布朗热是个自私自利、严酷无情的家伙，让她非常失望，这实属不幸。而她的第二个情人又卑鄙可耻、懦弱胆小，这实属不幸。当她感到绝望的时候，自己寻求帮助和指导的乡村神父却是个冷酷愚昧的傻瓜，这实属不幸。当爱玛负债累累、面临诉讼，忍辱向罗道尔夫要钱的时候，他却无法相助（虽然我们知道他原本是乐意帮忙的），因为手头恰巧没钱，这实属不幸。他就没有想到，凭借自己的良好信誉，律师二话不说也会给他所需要的总额，这又实属不幸。福楼拜讲述的故事必然以爱玛之死而告终，但必须承认，他实现这一结局的方式却让读者的相信程度达到了崩溃的极限。

有些人发现本书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尽管爱玛是中心人物，但小说开头讲述的却是包法利的青春时代和他的第一次婚姻，而结尾则是他的崩溃和死去。我猜测，福楼拜的想法是把爱玛·包法利的故事套入她丈夫的故事中，就像你把一幅画装进框里一样。他或许觉得如此一来，可以让故事更臻完美，赋予其艺术品所具有的统一性。假如这确是其本意，那么倘若结尾不那么仓促和武断，这一意图会体现得更为明显。通观全书，夏尔·包法利一直都是软弱无力、随风摇摆的样子。福楼拜告诉我们，他在爱玛死后简直变成另一个人，这实在太笼统。尽管心已破碎，可很难相信他就该变得喜欢争吵、固执而倔强。虽然此人愚笨，但却认真尽责，因此他居然不顾自己的患者，这实在是奇怪。他非常需要他们的钱。他要还爱玛欠下的债，还要养活女儿。对包法利在性格上的巨大转变需要做出的解释，要远远超出福楼拜所交代的内容。故事最后，他死了。他当时还处于盛年，身体强健，能够解释他死掉的唯一理由就是，福楼拜在经过五十五个月的辛苦写作之后，想要收笔了。既然小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法利对爱玛的记忆渐趋模糊，可能不再那么鲜活，那么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福楼拜不让包法利的母亲为他安排第三次婚姻（就像第一次那样）？如此一来，可以让爱玛·包法利的故事增加一分空洞，这样非常符合福楼拜强烈的反讽意味。

一部小说就是对事件的排列，在情节中展现一群人物，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它并不是对真实生活的翻版。如同小说里的对话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状况，而是需要总结出要点一样，为了简洁明了，事实必须要经过加工变化才能符合作者的意图、抓住读者的吸引力。与之无关的情节必须要剔除掉，还要避免重复，而生活偏偏充满了重复（老天爷可以作证）；在真实生活中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隔开的孤立事件常常需要衔接起来。没有哪一部小说可以完全没有不真实的事情，对于那些常见的来说，读者早都习以为常、坦然接受。小说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他只是为你描绘一幅图画，如果他是个写实主义者，那么他会尽力让这幅图画生动逼真；而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他就成功了。

总的来说，《包法利夫人》给人以高度写实的感觉，我认为这不光是由于福楼拜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还因为他对细节细致而准确的描写。爱玛前四年的婚姻生活是在一个叫托斯特的村子里度过的；她在那儿无聊透顶，可是为了保持全书的平衡，对这段时间的描写必须要与其他部分保持同样的步调和详细程度。说真的，描写一段无聊的时期，同时又要避免让读者感觉无聊，这实在是一件难事；可你读起这部分长篇大论来却是饶有兴味。福楼拜讲的都是一系列鸡毛蒜皮的琐事，但你并未感到无聊，这是因为你始终在读新鲜的东西；然而由于每件小事（不管是爱玛的所为、所感或者所见）都再平常不过，你会深切体会到她的无聊。有一段对永镇（包法利家离开道斯后定居的小镇）的刻板描写，但只有这么一处；至于其他部分，对乡村和城镇的描写都十分优美，与故事交织在一起，加强了后者的效果。福楼拜在情节中引出人物，而我们也是在连续不断的时间过程中了解他们的外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周围的环境；事实上，这就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别人是一样的。

（四）

我在前边几页说过，福楼拜心里很清楚，如果着手写一部关于普通人的书，很容易把它写得枯燥无味。他渴望创作的是一件艺术品，而且他觉得只有凭借美妙的文体才能克服由于题材的卑下以及人物的粗俗而产生的困难。我不知道这世上是否真的有所谓天生的文体家；很显然，福楼拜并不是；据说他的早期作品（生前没有出版）用语啰嗦、浮夸华丽。人们都说从他写的信中看不出他的母语有什么优雅卓越之处。对此我不以为然。这些信大多都是深夜写的，经过了一天的辛苦工作，不加修改就寄给了收信人。词语拼写不对，语法也经常出错；俚语很多，有时甚至有些粗俗；但其中对场景的简要描写却十分地真实而有节奏，即使放到《包法利夫人》当中也不会显得不相称；还有些段落是他大怒的时候写的，非常之尖锐而直接，你会觉得根本没有修改和提高的余地。在那些简短干脆的句子中，你能听见他的声音。但这并不是福楼拜打算写书的方式。他对传统风格心存偏见，对其优点视若无睹。他以拉布吕耶尔和孟德斯鸠为榜样，志在写出合乎逻辑、准确快捷的散文，像诗歌一样富于变化、抑扬顿挫、悦耳动听，但又不失散文的特点。他的观点就是：说一件事情并没有两种方式，而是只有一种方式，措词必须适合思想，恰似手套必须适合手一样。“当我在自己的用语中发现半韵或是重复的时候，”他说道，“我知道自己忍不住又犯错了。”（根据牛津辞典，man和hat，nation和traitor，penitent和reticent都算半韵。）福楼拜声称，必须要避免使用半韵，即使为此花上一个星期也在所不惜。他不允许自己在同一页上两次使用同一个词。这么做似乎没什么道理：假如这个词在每个位置都适合，而用什么同义词或是委婉语都不能达意，那就应该用。他小心翼翼不让自己被节奏感（如同每个作家一样，这可是他天生的）所支配（乔治·穆尔后期的作品就被节奏感所支配），煞费苦心地对之进行调整变化。他发挥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来创造一种迅疾或迟缓、倦怠或激荡的效果，简言之，就是他想要表达的状态。

写作的时候，福楼拜先是粗略勾勒出想说的话，然后对所写的文字进行加工，不断地阐释、缩减、重写，直至达到预想的效果。在此之后，他会跑到自家的阳台上，高声喊出刚刚写出的文字，假如不够悦耳的话，他就确信其中必有问题。如若这样，他会取回稿子再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泰奥斐尔·戈蒂埃认为福楼拜过于强调抑扬和声以丰富自己的行文；根据他的说法，这些特征只有在福楼拜激昂朗诵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戈蒂埃往往取笑福楼拜的吹毛求疵：“你知道，”他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为一件事情懊悔不迭，简直要了他的命。你可不知道他为何懊悔，就是因为在《包法利夫人》里连用了两个所有格，一个在另一个之上：une couronne de fleurs d’oranger。这可令他痛苦不堪，可不管怎么尝试，发现还是没法避免。”由于英语中的所有格特点，我们可以幸运地躲开这个难题。我们只需说“Where is the bag of the doctor’s wife”就可以了，而用法语的话，你得说“Where is the bag of the wife of the doctor”。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话确实不怎么漂亮。

路易·波耶常常在礼拜日来到克鲁瓦塞。福楼拜便把一周来所写的东西念给他听，而波耶则提出批评。福楼拜暴跳如雷，与之争执，可波耶并不让步、据理力争，福楼拜最终接受了对方的修改意见，删掉多余的情节和无关的比喻，改正有问题的注释。难怪这部小说进度奇慢。福楼拜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整个周一周二下来，只写了区区两行。”这并不是说他两天只写出两行字，其实他很可能写了十几页；而是说经过一番苦干之后，他所写的只有两行能令自己满意。福楼拜发现，写作的压力让自己疲惫不堪。阿尔方斯·都德认为，这是由于他患病在身，不得不长期服用溴化物造成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或许就可以解释，他把自己脑子里的那一大堆想法条理分明地写到纸面上，要花怎样的力气了。我们知道，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里著名的农业展那一场时付出了多少心血。爱玛与罗道尔夫靠着窗户坐在当地旅馆里。一位行政官代表来发表了一通讲话。福楼拜在给路易丝·科莱的信中说了自己的用意：“我必须要在同一出对话里集中五六个人物（是要讲话的）和其他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是要听的），以及对话发生的地点、这个地方的感觉，同时还要对人物和事物进行外观描写，为的是在众人中间显现出彼此开始有些好感的一对男女（出于共同的情趣爱好）。”此事似乎不难，而福楼拜也确实完成得极为出色，不过尽管这部分只有二十七页，却足足花费了他两个月的时间。要是换成巴尔扎克，用其独有的方式来写，一个礼拜足矣，而且绝不逊色。像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具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灵感。而福楼拜的灵感，你只能时而才能感受得到；至于其他部分，他靠的似乎是勤奋工作、波耶的忠告和建议，以及他自己的敏锐观察。这并不是贬低《包法利夫人》；不过如此伟大的一部作品，不是像《高老头》和《大卫·科波菲尔》那样通过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想象写出来的，而是几乎靠纯粹推论写出的，说来实在奇特。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自己：既然福楼拜如此地下苦功夫，那么对于他所追求的理想文体，最终要接近到什么程度才行？文体这个话题，一个外国人可不好妄言，哪怕他精通这门语言也不行。其中的精巧、优美、微妙、恰切、节奏，都是他很难领会的。他必须接受本地人的意见才行。在福楼拜死后的那一代法国人当中，他的文体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如今则不比从前。今天的法国作家认为其缺乏自发性。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他对“这种新的准则，即写作必须同讲话一样”怀有一种恐惧。当然了，人宁可讲话像写文章，也不要写文章像讲话，然而书面语言只有深深扎根于当前的口语才具有生命与活力。福楼拜是个外省人，他的文章往往使用乡土语言，让追求正统者甚为不快；我相信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除非专门为其指出来，否则他是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他也不会觉察出福楼拜有时所犯的语法错误（如同每一个写作的作家一样）。没有几个英国人，即使能轻松愉快地阅读法语的人，能够指出下面的短语有何语法错误：“Ni moi！reprit vivement M. Homais，quoiqu’il lui faudra suivre les autres au risque de passer pour un Jésuite”；更没几个说出如何改正的。

法语倾向于修辞，而英语倾向于意象（由此造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极大差异），福楼拜的文体，其基础就是修辞。他大量（甚至过度）地运用了三项式手法。这种句子由三部分构成，通常按照重要程度的不同依次排列。它是达到平衡效果的一种简单满意的方法，演说家们对之可谓是充分利用。下面是来自伯克的一个例子：“他们的愿望应该对他非常重要；他们的意见应该受到高度尊重；他们的事务应该受到不断的关注。”福楼拜一直没有摆脱这种句子，其危险就是，一旦用的次数太多，就会造成单调。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被明喻所包围，就像有些人被虱子缠身一般，我倾尽自己的一生时间去碾压它们，我的措辞充满了这些东西。”批评家们说过，在他的信中，明喻是自发性的，而在《包法利夫人》中，却过于矫饰、工整平衡，显得不够自然。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夏尔·包法利的母亲来拜访爱玛及其丈夫，“Elle observait le bonheur de son fils，avec un silence triste，comme quelqu’un de ruiné qui regarde，à travers les carreaux，des gens attablés dans son ancienne maison.”这句话写得让人叫绝，可其中的明喻本身实在是太惹眼了，分散了你的精力，你本应关注的是故事的气氛：明喻的目的则是要增加表述的力量与意义，而不是对其进行削弱。

据我所发现，当今最优秀的法国作家都刻意避免修辞。他们力图简单、自然地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他们避免明喻，就好像明喻确实是福楼拜比作的害人虫似的。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往往不太尊重他的文体的原因，至少是《包法利夫人》的文体，因为等他写《布法与白居谢》的时候，已经放弃了装点性的修辞；这也是他们喜欢他的书信中那轻松、流畅、自然的风格，而不喜欢他那些伟大小说里造作风格的原因。当然，这只是个样式问题，我们并不能据此判断福楼拜文体的优劣。风格可以如斯威夫特般拘谨，如杰里米·泰勒般华丽，或者如伯克般夸张：哪种都不错，至于你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喜好。

（五）

《包法利夫人》出版之后，福楼拜写了《萨朗波》，这本书被普遍看作是败笔，之后则是又一个版本的《情感教育》，他在书中再次描写了他对伊莉莎·施勒辛格的爱。法国的许多学者将之视为福楼拜的代表作。这本书杂乱难读。主人公弗里德里克·莫洛部分上就是福楼拜本人，就像他看自己一样，部分上又是马克西姆·迪康，就像他看他一样；然而这两个人差距实在过大，所以合为一体不怎么真实，这个人物始终不可信，毫无一点趣味。不过这本书开头堪称绝妙，快到结尾时有一个阿诺克斯夫人（伊莉莎·施勒辛格）和弗里德里克（福楼拜）分别的场面，可说是凄美到了极点。此后，他第三次写了《圣安东尼的诱惑》。尽管福楼拜说自己脑子里有的是想法，可以写书一直写到生命的终结，但这些到最后也只是模糊的计划。奇怪的是，除了《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是现成的之外，福楼拜仅有的几部小说都是根据他自己早年的想法写出来的。他衰老得过早，才三十岁就已经脑门变秃、大腹便便了。如马克西姆·迪康所言，很可能他的神经爆发症，以及为抵抗此症所服用的使人消沉的镇静剂，破坏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时光飞逝，侄女凯洛琳嫁了人，只剩下福楼拜和母亲。母亲去世后，他在巴黎的一间公寓住了几年，但生活几乎跟克鲁瓦塞时期一样地深居简出。除了每月在马格尼来上一两次聚餐的文人之外，他还有几个朋友。福楼拜身上有股乡下气。埃特蒙德·德·龚古尔曾说过，他在巴黎住得越久，这股乡下气就越重。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他一定要单间，因为他受不了吵闹或者身旁有人；而且假如不脱掉外套和靴子，他就吃不安稳。1870年法国战败之后，凯洛琳的丈夫经济拮据，为了让他免于破产，福楼拜最终把所有的财产都转让给他，自己除了老宅子则所剩无几。由此带来的忧虑导致他好了多年的痉挛再度复发，当他外出吃饭的时候，居伊·德·莫泊桑都要去接他，好把他平安送回家。龚古尔形容此时的他容易发火、爱挖苦人、脾气暴躁，为什么事儿（甚至不为什么）都要生气；不过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又补充道，“只要你让他做主角，让他不停地开窗而自己感冒，那么他还是个蛮可亲的伙伴。他有着一种沉闷的快乐以及孩子般的笑声，非常具有感染力，在日常交往中，又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情，不能说没有魅力。”龚古尔的这番话有失公允。迪康是这样说他的：“这个冲动而傲慢的天才，因为极小的矛盾就勃然大怒，但实则却是每一位母亲所能梦想到的最可敬、最文雅、最细心的儿子。”你只需读读他给自己侄女写的那些迷人的信，就知道他有多柔情了。

福楼拜生命的最后几年非常孤单。他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克鲁瓦塞。他抽烟抽得很凶，暴食暴饮，从不锻炼身体。他手头很拮据，朋友们最终给他找了一份闲差，一年能有三千法郎收入，虽然他感觉这份活儿很羞耻，还是不得不接了下来。不过他活得不长，并未从中得益。

他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卷由三个故事组成的小说，其中之一，《纯朴的心》，极为精彩。他开始撰写一部名叫《布法与白居谢》的小说，决意在书中再次讥讽人类的愚昧，本着一贯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他阅读了足有一千五百本书以获取自认为必要的素材。该小说计划出两卷，而他几乎要完成第一卷了。1880年五月八日上午，女仆于十一点进书屋送午饭，发现他躺在长沙发上，嘴里咕哝着听不懂的话。她赶紧去请医生，把他领回家。可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不到一个小时后，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世长辞。

他一生中唯一真诚、忠实、无私爱过的女人就是伊莉莎·施勒辛格。有一天晚上在马格尼吃饭，泰奥菲尔·戈蒂耶、泰纳、埃德蒙德·德·龚古尔都在场，福楼拜讲了一番奇怪的话：他说他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女人，自己还是个处男，他交往过的所有女人都不过只是另一个女人的“床垫”，而这个女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莫里斯·施勒辛格的投机买卖以破产而告终，他带着妻子儿女住到了巴登。1871年，他去世了。福楼拜在爱上伊莉莎三十五年之后，才给她写了第一封情书。信的开头并不是他惯常用的“亲爱的夫人”，而是“我的旧爱，我唯一的挚爱”。她来到克鲁瓦塞，两人自上次相见后都变化很大。福楼拜身材肥胖，红通通的脸上净是斑点。伊莉莎瘦了，肌肤失去细腻的光泽，头发也白了。《情感教育》中阿诺克斯夫人和弗里德里克最后相见的那段动人描写，很可能就是福楼拜和伊莉莎多年后重逢的忠实再现。此后他俩又遇见了一两次，后来据人所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福楼拜死后一年，马克西姆·迪康去巴登度夏，有一天，当他出去打猎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伊莱诺精神病院附近。大门敞开着，女性病人可以在监管人的陪护下每天出来散步。他们一对一对地出来了。其中有个人向他鞠躬。原来此人就是伊莉莎·施勒辛格，让福楼拜爱得如此长久，又爱得如此徒劳的女人。

八

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白鲸》

（一）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及的小说，虽各有不同，却都是从同一遥远传统一脉相承而来的。我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看到，“所谓小说，本是讽喻、教育、政治或宗教规劝、技术信息的载体，但这些只是枝节问题。小说真正而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取自自然的场景和一连串情感故事，来供人娱乐。”这个定义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我还知道，小说是在亚历山大时代开始受欢迎的，当时的生活足够清闲，人们得以从虚构人物的冒险和情感故事（或写实或想象）当中获取快乐，然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却是一个叫朗吉斯的希腊人写的，名字叫《达佛涅斯与克洛伊》。从此之后，历经数代的起伏和变更，衍生出了本人一直在简要思考的小说，如《百科全书》所言，其直接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取自自然的场景和一连串情感故事，来供人娱乐。

不过我下面要谈的几本小说，对读者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其写作意图也是与主题相关甚少，以至于不得不把它们单独划为一类。这些小说分别是《白鲸》、《呼啸山庄》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包括詹姆斯·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小说。小说家自然是不同于主教、男招待、警察、政客这类人的物种突变，而且是一而再地突变。但是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大多数的突变是有害的，很多甚至足以致命。既然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而这又部分取决于其不同父母的基因染色体的组合，部分取决于环境，那么小说家往往不育就真是值得我们注意了；历史上只有两位生育力强的，那就是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突变显然致命。不过这也无妨，因为牡蛎繁殖的是牡蛎，而小说家们生的却常常是傻瓜。我在这里所关注的这位特殊的变异人士，据我所知，没有留下什么文学后人。

我首先要谈的，是《白鲸》这部奇书的作者。本人已读过雷蒙德·韦弗的《赫尔曼·麦尔维尔：水手和神秘者》、刘易斯·蒙福德的《赫尔曼·麦尔维尔》、查尔斯·罗伯茨·安德森的《麦尔维尔在南海》、威廉·埃勒瑞·塞奇威克的《赫尔曼·麦尔维尔：思想的悲剧》，以及牛顿·阿尔文的《麦尔维尔》。我读得饶有兴味，从中获益匪浅，还了解到大量事实，这些事实对我不高的目标颇有帮助。但我决不敢说，自己比以前更加了解麦尔维尔这个人了。

根据雷蒙德·韦弗记述，有位“考虑欠周的批评家在1919年麦尔维尔诞辰百年的时候”写道：“由于某些反常的心理体验（对此从来没有明确的解释），他的写作风格、他的人生观，都经历了一次完全的改变。”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韦弗说这位没提名字的批评家“考虑欠周”。他偶然提到的这个问题，肯定会令每一个对麦尔维尔感兴趣的人感到迷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仔细查阅他生平的每个细节、阅读他的信件和书籍，其中有些书只有靠坚定的毅力才能读下来，以此来发现某些或许对解开谜底有所助益的线索。

不过，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传记作家向我们提供的事实。从表面上看，也只有从表面上看，这些事实都很简单。

赫尔曼·麦尔维尔生于1819年。他的父亲艾伦·麦尔维尔和母亲玛丽亚·甘斯沃特均出自名门。艾伦是个教养良好、酷爱旅行的人，而玛丽亚则是个举止优雅、知书达理、信仰虔诚的人。结婚前五年，他们住在奥尔巴尼，之后又定居纽约。在纽约，艾伦的生意（他是个法国纺织品进口商）一度兴隆，赫尔曼也出生在这里。他在八个孩子当中排行老三。可是到了1830年，艾伦·麦尔维尔撞上霉运，全家迁回奥尔巴尼，两年后，他破产身亡，据说是死于精神错乱。他一个子儿也没给家里留下。赫尔曼进了奥尔巴尼男子人文学院，十五岁刚一离校就进了纽约州立银行，受雇为一名小职员；1835年，他到哥哥甘斯沃特的皮货店工作，第二年又到他叔叔在匹兹菲尔德的农场干活儿。他还在塞克斯区的公立小学当了一学期的老师。十七岁时，他出海做了水手。有关这一决定的原因，已经有很多解释，可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原因比他自己所说的更清楚：“我为自己的未来勾画的计划全都不幸受挫；必须要为自己做点什么了，再加上天生喜欢四处漂泊的性格，这两个因素在我内心共同起作用，导致我出海当了一名水手。”他曾试过各种行业，都未获成功，根据我们对他母亲的了解可以猜得出：她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不满。他像之前或是之后的许多男孩子一样，选择了出海，因为在家里实在不开心。麦尔维尔是个很古怪的人，但我们没有必要在其颇为自然的举动中硬找出什么古怪之处。

他浑身透湿地到达纽约，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和一件猎装，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但有一杆猎枪，是他哥哥甘斯沃特给他好卖钱的；他穿过城区，到了哥哥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和这个朋友一起到了码头区。找了一会儿，他俩碰到一艘驶往利物浦的船，麦尔维尔签约受雇为“练习生”，每个月三美元。十二年后，他在《雷德伯恩》里记述了自己往返的航程以及在利物浦的生活。在他眼里，这部分记述实在是粗制滥造，但实则生动有趣，所用英语也是简洁明了、轻松自然，是其作品当中最具可读性的之一。

他在随后三年里是如何度过的，人们不得而知。根据公认的记述，他在各个地方“教课”：其中一个是纽约的格林布什，一个季度六美元，并提供伙食；他给当地报纸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一两篇现在已被发现，文章没什么趣味可言，但从中能看出，他断断续续地读了不少东西，而且文中的有些习气，他一生都未摆脱过，那就是莫名其妙地提到虚构神灵、历史人物、传奇人物以及各类作家的典故。正如雷蒙德·韦弗巧妙所言：“他动用了伯顿、莎士比亚、拜伦、弥尔顿、柯勒律治和切斯特菲尔德，以及普罗米修斯和灰姑娘、圣母马利亚和天堂美女、穆罕默德和埃及艳后，把他们随意地挥洒在自己的作品中。”

但他具有一种冒险精神，据猜想，可能是到了最后，他再也无法忍受生活的平淡无奇（这似乎是环境强加给他的）。尽管他曾经厌恶海员生活，但还是下定决心再度出海；1841年，他乘“阿库什尼号”捕鲸船离开新贝德福德，驶往太平洋。水手舱里的人粗俗野蛮、没有文化，只有一个例外，是个十七岁的男孩儿，名叫理查德·托比亚斯·格林。麦尔维尔是这样描写他的：“托比天生就有惹人喜爱的外表。身穿蓝色长衣和短腿裤的他是甲板之上样子最为漂亮的水手。他个头儿极矮、身材瘦小，手脚非常灵活。他原本就有些黝黑的肌肤被热带阳光晒得更深，浓密又黑亮的几绺头发包住鬓角，使他大大的黑眼睛更显幽暗。”

经过了十五个月的航行之后，“阿库什尼号”驶入努库希瓦，马克萨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两个小伙子厌倦了捕鲸船上的艰苦生活以及船长的粗暴，决定逃走。他俩偷偷在外衣的前部藏了很多的烟草、船上的饼干、白棉布（给土著的），往小岛的腹地逃去。几天之后，经历了种种坎坷的两人到了住有泰比人的山谷，受到对方的热情招待。此后不久，托比被打发走，其借口是去寻医问药，因为麦尔维尔在路上伤了腿，走路时疼痛难忍，实则却是筹划逃跑。泰比人可是出了名的食人族，从审慎的角度看，如果长时间指望他们一直保持善心可决非明智之举。托比再也没有回来，很久以后才发现，他被绑架到一艘捕鲸船上去了。根据麦尔维尔自己的说法，他在山谷里过了四个月。他受到了礼遇，还跟一个名叫法雅薇的女孩儿交上了朋友，同她一块儿游泳划船，除了害怕被吃掉之外，过得还算开心。后来碰巧有个捕鲸船的船长来到努库希瓦泊船，听说泰比人手里有一个水手。由于自己手下的许多船员半途逃掉，他就派了一整船的土著前去确保麦尔维尔获释。麦尔维尔（还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说服土著允许他到海边，在冲突中用钩头篙杀死一人，成功逃走。

他如今所在的“朱丽叶号”上的生活，比“阿库什尼号”还要艰苦，在航行数个星期依然没有找到鲸鱼之后，船长把船开到了塔希提岛旁边。船员们暴动，很快就在帕皮提审讯后移交给当地监狱。“朱丽叶号”又雇了一批新的船员起航出海，囚犯们很快也都放了。麦尔维尔伙同另一个老船员（是个落魄医生，麦尔维尔管他叫“长鬼医生”）驶往邻近的茉莉亚岛，在那里受雇于两个农场主锄土豆。当初给马萨诸塞州的叔叔干活儿的时候，麦尔维尔就讨厌耕地，如今更别提是在波利尼西亚的热带骄阳下了。他跟长鬼医生离开了那里，靠当地土著的接济过活，最后又甩掉医生，说服一艘捕鲸船（他称其为“利维坦号”）的船长雇用自己。他搭乘此船去了檀香山。他在那儿都干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估计找了一份职员的差事。而后又在一艘美国护卫舰“美国号”上当了一名普通水手，一年之后，该船到达其家乡，他随即辞掉职务。

我们现在来到了1844年。此时麦尔维尔二十五岁。如今没有他年轻时的画像，但是从他中年时的画像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个身材高大结实的人，强壮有力，眼睛非常小，但鼻子周正，气色很好，一头漂亮的波浪发。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和妹妹们已在奥尔巴尼的郊区兰辛堡定居。他的哥哥甘斯沃特也放弃了皮货店，成了一名律师兼政客；同样当律师的二哥艾伦定居纽约；最小的弟弟汤姆马上就要像赫尔曼一样出海，此时还只有十几岁。赫尔曼发现自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好似“生活在野人当中的文明人”，他给急切的听众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他们敦促他写一本书，他随即动笔。

他以前也试过写作，虽说都没怎么成功；可他需要挣钱，而写作对他而言（如同之前或之后众多受到了误导的作家一样），似乎是一个轻松之法。《泰比》（这是一本描述他暂居努库希瓦岛的书）完稿后，已到伦敦担任美国部长秘书的甘斯沃特·麦尔维尔将书稿交给了墨雷，对方接受了，后来由威利和普特南在美国出版。书的反响很好，受此鼓舞，麦尔维尔继续书写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历险，书名叫《奥穆》。

该书于1847年面世，同年，他娶了大法官肖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对方家庭与麦尔维尔家相识已久。年轻的夫妇搬到了纽约，住在第四大道103号艾伦·麦尔维尔的房子里，在一起的还有赫尔曼和艾伦的妹妹：奥古斯塔、范妮、海伦。这三位女士为何离开自己的母亲和兰辛堡，我们不得而知。麦尔维尔专心于写作。1849年，也就是他婚后两年、第一个孩子（是个名叫马尔科姆的男孩儿）出生后一年，他再度跨过大西洋，这次是以乘客的身份，去面见出版商安排《白外套》的出版事宜，他在这本书里描述了自己在“美国号”护卫舰上的经历。他从伦敦去往巴黎、布鲁塞尔，直至莱茵河畔。他的妻子在其沉闷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849年夏，我们仍在纽约。他写了《雷德伯恩》和《白外套》，同年秋去往英国将这两本书出版。从中并未得到多少满足感，只是因为思乡，匆匆赶回家，放弃了尊贵人士的诱人邀请——其中一个来自罗特兰德公爵，邀我们在贝尔沃城堡住一个星期——看他的航海日记。我们去了匹兹菲尔德，并于1850年夏天上船。在秋天搬到了箭头——1850年10月。”

箭头是麦尔维尔给匹兹菲尔德的一处农场所起的名字，这所农场是他用首席法官预先垫付的钱买下的，他带着妻子、儿女和妹妹们在此住了下来。麦尔维尔太太在她的日志中实事求是地写道：“在不利的环境下写《白鲸》或者《莫比·迪克》——他会一整天都坐在桌前，直到四五点钟也没写一个字——而后在天黑以后骑马去村子里——早晨起得很早，早饭前出外散步——时而劈木头作为锻炼。1853年春天，我们都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当麦尔维尔在箭头定居下来以后，他发现霍桑就住在附近。他对霍桑的仰慕之情，很像一个小女生对老作家的仰慕，这种仰慕令沉默寡言、自我中心、含蓄矜持的霍桑感到有点不知所措。麦尔维尔写给对方的信可谓热情洋溢。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能有幸与您相识，我深深感到，即使离开这个世界，自己也已经很满足了。”还有“与您结交所带给我的教益，超过我们不朽的《圣经》。”某个晚上，他会骑马来到位于利诺克斯的红房子，去谈论“上帝、来世，以及其他一切超出人类视野的事情”。不过这似乎令霍桑有一些厌倦。两位作家交谈的时候，霍桑太太便在一旁的台子上做针线活儿，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她这样描述麦尔维尔：“我可不敢说他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一个拥有一颗真诚而热切的心、拥有灵魂和心智的人——对人生了然于心；他真挚、诚恳、恭敬，非常的温和而谦逊……他具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但让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却并不大，也不深邃。他好像把一切事物都能看得很准；可就凭这么小的一双眼睛，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可真说不上来。这双眼也不怎么犀利，可说是普普通通。他的鼻子很挺，倒也颇好看，嘴巴很富有表现力和激情。他个头很高、身板很直，流露出一股自由、勇敢、果断的气息。谈话的时候，他不断比划、活力十足，完全沉浸在话题当中。没有什么风度，也谈不上优雅。有一回，一向生机勃勃的他变得异常安静，从他的眼睛（我可不喜欢这双眼睛）中能看出一种内敛而朦胧的神情，但同时又让人感觉到：他此刻正在深切注意眼前的事情。这是一种奇怪而懒散的眼神，但却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力量。它似乎未曾穿透你，却将你吸引了过去。”

霍桑一家离开了利诺克斯；双方的友谊也告一段落，这段友谊，麦尔维尔这边可谓热诚深切，可在霍桑这边却泰然淡定，甚或有些尴尬。麦尔维尔把《白鲸》献给了霍桑。他读过此书之后所写的信已不复存留，可从麦尔维尔的回信来看，他似乎猜出霍桑并不喜欢这本书。公众和评论界也不怎么喜欢；而之后出版的《皮埃尔》反响更差。这本书遭到了蔑视和谩骂。他从写作当中收入甚少，可他不光要养活妻子、两个儿子跟两个女儿，可能还有他的三个妹妹。从他的信件判断，麦尔维尔发现耕种自己的农田很不合心意，跟在匹兹菲尔德给叔叔割干草、在茉莉亚岛挖土豆差不多。事实上，他从来就不喜欢体力劳动：“瞧瞧我的手——手掌上足有四个泡，都是这几天叫锄头和锤子给磨的。今天上午下雨了，所以我呆在屋里，所有的活儿都得暂停。我感到非常开心……”一个双手如此柔嫩的农夫是不可能耕种出什么收益来的。

他那担任首席法官的岳父，似乎按期在经济上帮助他家；此人不仅为人和善，而且十分敏锐，很可能正是他向麦尔维尔提出的建议，说他应当另寻生路。他还到处托人情找关系，想帮麦尔维尔弄到一个领事职务，但没有成功，于是麦尔维尔被迫继续写作。他生病了，首席法官再次伸出援手；1856年，他又一次出国，这回是去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希腊和意大利，在回国途中，他通过讲座设法赚了一点钱。1860年，他最后一次出行。他最小的弟弟汤姆在同中国的贸易中指挥着一艘快船，“流星号”，就是乘着这艘船，麦尔维尔拐过了合恩角，驶到了旧金山；人们以为他仍然有足够的探险精神，可以借机去到远东，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要么是因为他讨厌他的弟弟，要么是因为弟弟开始对他不耐烦，他在旧金山下船回家了。随后数年，麦尔维尔一家的生活都极度拮据，但是首席法官在1861年去世，为女儿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他们决定离开箭头，从麦尔维尔富裕的哥哥艾伦那儿买下一处纽约的房产，而把箭头的房子作为预付部分移交给对方。

根据雷蒙德·韦弗的说法，假使麦尔维尔真的凭借书的版税赚取了一百美元，这倒是很不错的一年；1866年，他设法获得了海关检查员的任命，凭此每天就可收入四美元。第二年，他的大儿子马尔科姆在自己的房间饮弹身亡，但不知是故意自杀还是意外失手；他的二儿子斯坦威克斯离家出走，再也没有音讯。海关的这份微薄工作，麦尔维尔干了二十年；之后，他的太太从哥哥塞缪尔那儿继承了一笔钱，他也就退休了。1878年，在甘斯沃特舅父的资助下，他出版了一本两万行的长诗：《克拉莱尔》。去世前不久，他又写了（或者说重写了）一部叫《比利·巴德》的中篇小说。1891年，麦尔维尔去世，终年七十二岁，随后便被遗忘。

（二）

以上便是传记作者们所言的麦尔维尔生平简介，但是很明显，尚有诸多内容他们并未谈到。他们略过了马尔科姆的死，以及斯坦威克斯的离家出走，就好像这些事情无关紧要一般。毫无疑问，长子的不幸身亡令做父母的痛不欲生；毫无疑问，次子的失踪又令他们心烦意乱。当马尔科姆在十八岁时开枪自杀后，麦尔维尔太太肯定跟她的几个兄弟有信件往来；我们只能揣测，这些信都被压了下来。诚然，到1867年，麦尔维尔的声名已不比从前，但可以料想，这种事件的发生，还是可以使媒体想起他的存在的。这可是新闻，况且美国的报纸必定会毫不迟疑地大加挖掘的。对于这个男孩儿死时的情形，难道就没有什么调查？假如他是自杀，那是什么造成他这么做的？为什么斯坦威克斯要出走？他在家里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竟迫使其走上这一条路？又怎么会从此杳无音讯？就我们所知，麦尔维尔太太是一位善良慈爱的母亲，然而奇怪的是（仍然就我们所知），她好像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同儿子取得联系。麦尔维尔的葬礼只有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参加，而且我们获悉，她们是仅有的仍旧在世的直系亲属，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只能推断：斯坦威克斯已经去世。根据记载，晚年的麦尔维尔非常疼爱自己的孙辈，可他对自己子女的感情却让人捉摸不透。刘易斯·蒙福德所写的麦尔维尔传记很有见地，他无情地描写了麦尔维尔与子女们的关系，读来十分可信。他好像是个残酷苛刻、没有耐心的父亲。“其中有个女儿，她一想起父亲的形象来就深感某种憎恶……的确，当他花十美元购买一件艺术品、一张印版或是一尊雕像，而家里连面包都快没有的时候，她们的黑暗回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憎恶是个十分强烈的字眼：我觉得“渴望”或是“气愤”更适合用来表达女儿们对父亲不够关心自己的感受。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导致她们的怨气。麦尔维尔似乎喜欢开一些她们没有兴趣的玩笑，如果你体会出言外之意的话，会怀疑他有时候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我必须得马上说明：这只是揣测而已。斯托尔教授在《思想史学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麦尔维尔“绝对是滴酒不沾”。对此我可不信。他是个喜欢聚首作乐之人，毫无疑问，作为一名水手，他很可能常跟其他人一同饮酒。我们知道，在他作为乘客首次去欧洲的时候，曾经彻夜不眠，跟一位名叫阿德勒的青年学者豪饮威士忌、高谈阔论；后来有朋友从城里来箭头看他的时候，在去附近名胜游览的路上，“听到好多香槟、金酒、雪茄之声”。麦尔维尔的部分职责是检查进港船只，可以确信的是，他到船上没多会儿就会被拖到下面喝几杯（除非那个时代的美国船长们跟今天的大不相同）。如果对生活倍感失望的他想从酒精当中寻求慰藉，也是很正常的。我得补充说明的是，他跟海关的众多同事并不一样，对自己的工作绝对是尽心尽责。

麦尔维尔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基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能够让你获悉他的性格；但是从其前两部书中，你可以比较清晰地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我而言，《奥穆》比《泰比》更具可读性。它是对麦尔维尔在茉莉亚岛经历的直接记叙，从总体上说可以当真，而《泰比》则像是一个事实与幻想的大杂烩。根据查尔斯·罗伯茨·安德森的说法，麦尔维尔在努库希瓦岛上仅仅呆了一个月，而不是他冒充的四个月，他在去泰比人山谷的路上所经历的奇遇并非他所说的那般惊心动魄，而他逃离这些所谓食人成性者的危险也没有那么大；此外，他所讲述的逃跑故事纯属无稽之谈：“整个逃跑情节本身十分地夸大与虚假，显然是匆匆写出来的，为的是把自己表现成一个英雄，而不是考虑故事符不符合逻辑、够不够生动细致。”麦尔维尔不该为此受到责怪；我们已经提到，他不停地为热心听众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而谁都知道，每次讲故事的时候，你很难抵抗住诱惑而不把故事讲得好听一点、刺激一点。于是在动笔写作的时候，把自己在无数次讲述中已经任意渲染的故事写成中规中矩、缺乏刺激的内容，就实属为难了。事实上，《泰比》似乎就是麦尔维尔把当时各种游记中的内容汇编到一起，再加上对自身经历绘声绘色的描述而成的。勤奋严谨的安德森先生指出：麦尔维尔不光时不时地重复那些游记中的错误，还在不同场合使用了其原作者的措词。不过，不管是《泰比》还是《奥穆》，都是用当时的习语所写的上佳之作。麦尔维尔已经倾向于使用文学词语而非日常词语了：比如说，他喜欢把一栋楼叫做“大厦”（edifice）；一个茅屋不是“靠近”（near）另一个，甚至不是在另一个“附近”（neighborhood），而是“毗邻”（vicinity）；他更愿意“疲惫”（fatigued），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累”（tired）；他宁可“显露”（evince）情感，而非“表现”（show）情感。

然而这两本书作者的形象十分清晰，我们不需怎么想象就能看出，他是一个耐劳、勇敢、坚决的年轻人，活泼热情，喜欢开玩笑，害怕工作但并不懒惰，快乐、亲切、友好、无忧无虑。跟所有这个年纪的年轻小伙子一样，他深深为玻利尼西亚女孩儿的美貌所陶醉，如果他不接受她们甘愿给自己的好意，那就不正常了。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的话，那就是他对美有着由衷的喜爱，而年轻人对美往往是不怎么在意的。他对大海、天空、青山的精彩描写都蕴含着某种强烈的感情。他胜过其他二十三个水手的地方或许表现在他“生性爱思考”，而且对此很清楚。“我是属于沉思型的，”他在多年后写道，“当年出海的时候，我常常在夜里爬到高处，坐到其中的一根帆桁上，把身子蜷缩在夹克里，任自己的思绪自由驰骋。”

这个明显颇为正常的年轻人，却变成了写《皮埃尔》的那个愤怒的悲观主义者，我们对此该作何解释？是什么把这位平凡无奇的《泰比》作者，变成了富于想象、力量、灵感、表现力的《白鲸》作者？有些人认为，是一阵癫狂使然。这种观点被其崇拜者愤然地予以否定，似乎这是件可耻的事：当然了，这并不比心怀妒恨可耻到哪儿去。我在本文中无需论及《皮埃尔》。这是一本十分荒谬的书，其中有意味深长的话：麦尔维尔是在痛苦与辛酸中写这本书的，他的激情不时造就出有力而感人的篇章；可是事件不像是真的，人物动机没有说服力，对话也僵硬做作。《皮埃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此书是在神经严重衰弱的情况下写成的。但这跟癫狂并不一样。假如真的有什么证据证明麦尔维尔曾经精神错乱的话，那么就我所知，也没有人出具过。还有人暗示：麦尔维尔在从兰辛堡搬到纽约以后，由于受到集中阅读的影响太深，以至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他被托马斯·布朗爵士折磨得发狂，就如同说堂吉诃德被骑士的浪漫精神折磨得发狂一样天真幼稚，根本无法让人信服。不知道究竟怎么着，平庸的作家就变成了颇有些天才的作家。在这个充满性意识的年代，寻找性爱上的根源来解释如此奇怪的情况，是再自然不过的。

《泰比》和《奥穆》写于麦尔维尔和伊丽莎白·肖结婚之前。两人结合后的第一年，他又写了《玛迪》。该书的开头直接从他的船员经历接下去，而后就成了异想天开了。故事十分冗长，而且在我看来有些乏味。对于该书主题的解释，我实在比不上雷蒙德·韦弗：“《玛迪》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把那种圣洁神秘的愉悦感（在求爱期间曾触动麦尔维尔心弦）完完全全地支配：这份愉悦感，他在深爱母亲的苦痛中感到过；这份愉悦感，在他对伊丽莎白·肖的爱情中曾令其不知所措……《玛迪》是追寻逝去魔力的朝圣之旅……它追寻的目标就是伊拉，一个来自快乐之岛奥鲁利亚的少女。为了她，人们要进行一次穿越文明世界的航行；尽管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寻找时机大谈国际政治以及其他一系列话题，伊拉终究没有找到。”

如果有人耽于猜想的话，会将这个奇怪的故事看作他对婚姻感到失望的最初迹象。要想揣测伊丽莎白·肖（也就是麦尔维尔太太）属于何种人物，我们必须依照存留不多的几封她所写的信。她并不擅长写信，而且信中所揭示的恐怕也远远不够，但它们至少证明，她很爱自己的丈夫，而且她是一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注重实际的女性，虽说有点狭隘和传统。她无怨无悔地忍受贫穷。对于丈夫的发展，她无疑感到十分迷惑，而他似乎一心要丢开《泰比》和《奥穆》给自己带来的声誉和名望，更是令她伤心不已，可她仍旧相信他、仰慕他，直至最后。她并不属于智慧型的女人，但她却是个善良、宽容、温柔的妻子。

麦尔维尔爱她吗？他在求婚期间可能写下的信没有得以存留，要说他当时是被一种“圣洁和神秘的喜悦”所触动，那只能是一种浪漫的设想。他是娶了她，但男人可不单单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可能是他已过够了漂泊的生活，想要安定下来：这个怪人的一大怪处便是，尽管他号称自己“天生喜欢漂泊”，可在他少年时代首次去利物浦以及在南海生活的三年之后，他对冒险的渴望便日渐冷却。之后的行程只不过是旅游观光而已。或许麦尔维尔结婚是因为家人朋友都觉得他该结了，或许他结婚是为了抵抗那些让他沮丧的喜好。谁知道呢？刘易斯·蒙福德说“他跟伊丽莎白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怎么开心，而离开她的时候也不怎么开心”，还说他不仅对她有爱情，而且“在漫长的分别时间里，欲望在内心积聚”，而随后却是匆匆满足并厌腻。他肯定不会是第一个发现以下现象的男人，即对妻子的爱，分开的时候要比相聚的时候多，对性爱的期待要比实现性爱更让人激动。我觉得麦尔维尔很可能对婚姻的束缚感到厌烦，或许妻子给与他的，没有他所期待的那么多，但他还是长期维持婚姻关系，让妻子为自己生了四个孩子。就人们所知，他对她始终都很忠诚。

凡是专心读过麦尔维尔的人，都不难发现他对男性美的欣赏。从巴勒斯坦和意大利返回后，他做过一次有关雕塑的演讲，专门谈到“望楼的阿波罗”这尊希腊罗马雕像。其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代表了英俊貌美的青年男子。我已经谈过托比（就是和他一起逃离“阿库什尼号”的那个男孩子）留给麦尔维尔的印象了，在《泰比》当中，他又详细描述了自己交往的那些年轻人的身体之美。他们的形象比起同他调情的那些女孩子来可生动多了。但在此之前，十七岁的他乘船驶往利物浦时就跟当地一个名叫哈里·波尔顿的男孩儿交上朋友。以下是他在《雷德伯恩》里对此人的描述：“他属于那种身材不高但十分健美的小家伙，拳曲的头发、光亮的肌肉，就好像蚕茧里生出来的一样。他的肤色是一种泛着光彩的褐色，像女孩儿一样娇柔；他的双脚很小、双手很白；眼睛大大的，黝黑而柔美；诗歌不说，单是他的嗓音就有如竖琴。”有人曾怀疑这两个孩子匆匆去伦敦游玩的真实性，甚至是否真有哈里·波尔顿这个人；可如果说麦尔维尔创造这个人物是为了给故事增添一段有趣情节的话，他这么个充满男性气概的人居然塑造出一个如此明显同性恋的人物，就实在让人奇怪了。

在“美国号”快船上，麦尔维尔的好友是个英国水手，名叫杰克·蔡斯，“身材高大而结实，眼睛大而清澈，眉宇纤细，留着深棕色的大胡子”。“此人身上具有如此惊人的判断力和好感，”他在《白外套》中写道，“谁要是不喜爱他，就是不说实话，”接着又说：“不管你在何处随汹涌的波涛颠簸，亲爱的杰克，带上我最好的祝愿，愿上帝保佑你，不管你身处何方。”话语中透露出麦尔维尔罕见的柔情。这个水手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专门为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比利·巴德》，这本书在五十年以后、麦尔维尔去世前三个月才完成。故事集中表现了主人公的惊人之美。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全船的人都很爱他，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间接导致他的悲惨结局。

很明显，麦尔维尔是个受抑制的同性恋，根据我们的阅读所得，在当时的美国，这种同性恋要比今天普遍。一个作者的性取向如何，并不关读者的事，除非它影响到了作者的写作，就像安德烈·纪德和马塞尔·普鲁斯特那样；假如真是这种情况的话，而且事实就摆在你面前，那么很多看似隐晦难懂甚至不可思议之处，就会非常地简单明了。我对麦尔维尔的这一取向如此赘言，是因为这可以解释他对婚姻生活的不满；性爱上的挫败感引发他内心的变化，使得所有对他感兴趣的人摸不着头脑。

（三）

麦尔维尔读书缺乏条理性，但涉猎广泛。他似乎主要对十七世纪的诗人和散文家感兴趣，我们可以想见，他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一些东西，尤为适合他本人混乱的性格。至于他们对他的影响是有害还有有利，这纯属个人看法。他早期所受教育甚少，而且正因为如此，也并未怎么吸收后来学到的文化。文化这东西，不是一件现成的衣服伸手穿上就行，而是要吸收进体内、用来树立个性的养料，就如同食物增强发育期孩子的身体一样；它不是词藻华丽的修饰，更不是要炫耀你的学问，而是一种丰富灵魂的方式，得来实在不易。

为了写《白鲸》，麦尔维尔做了一项非常危险的试验，他为自己制定的风格模仿了十七世纪的作家。处理好的话，这种风格会令人难忘，具有诗一般的力量，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仿拟。倒不是瞧不起这种手法，仿拟也会产生撼人的美感。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米洛斯岛的维纳斯雕像，便是仿拟作品；后来罗马的拔刺少年亦是如此。人们起先都以为它们是公元五世纪中期雕塑家的作品。伟大的锡耶纳画家杜乔模仿的是十二世纪早期的拜占庭绘画，而非两个世纪以后、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拜占庭绘画。可是当一名作家试图进行仿拟的时候，他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几乎无法保证连贯性。就像约翰生博士的老校友爱德华兹先生发现，由于心情兴奋而根本无法进行哲学探讨一样，在仿拟作品中，当代的词语会很自然地闯入作者脑海，干扰他故意使用的那些词语。“要写出宏大的著作，”麦尔维尔写道，“必须选择一个宏大的主题。”很明显，他认为必须要用庄重的文体来写这个主题。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声称麦尔维尔没有听觉；我不知道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麦尔维尔具有非常好的节奏感。他写的句子不管有多长，总的来说都非常均衡。他喜欢高调的措辞，而他运用的庄重词汇实际上也使他屡屡获得美的效果。有时候，这种倾向导致他重复使用同义词，比如说，他所谓的“umbrageous shade”（阴翳蔽日）其实就是树荫而已，然而你不能否认，其声音十分圆润。有时候，我们被“hasty precipitancy”（匆匆的仓促）这种冗辞搞得不知所措，却肃然起敬地发现，原来弥尔顿就曾写过“Thither they hasted with glad precipitance”（他们愉快而仓促地匆匆前去）这种句子。有时候，麦尔维尔用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驾驭普通词汇，并常常因此取得新奇的效果；即使你感觉他的用法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也不该草率地拿“hasty precipitancy”来责备他，因为他有权这么做。当他提到“redundant hair”的时候，你想到的或许是少女的嘴唇上方绒毛很多，而不可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的毛发很浓密，可如果查词典的话，你就会发现，“redundant”的第二个意思非常广泛，而弥尔顿也写过“redundant locks”（浓密的头发）。

在《白鲸》当中，麦尔维尔为自己设下的写作难关就是通篇都要保持这种修辞水平。内容必须同风格一致。作家往往不敢过于感伤或是幽默，可麦尔维尔却常常两者兼具，让人读起来很不舒服。

他的品味并不确定，有时候，他为了显得富有诗意，最后却搞得荒唐可笑：“可是谁也不能干扰亚哈的思绪，他有如一尊钢铁雕塑，习惯性地矗立在后桅绳索旁，一只鼻孔心不在焉地嗅着巴士群岛的甜美麝香气（温柔的恋人必定在这香气扑鼻的丛林里漫步），另一只鼻孔则有意地吸入新海域那咸咸的气息……”用一个鼻孔闻一种气味，用另一个鼻孔闻另一种气味，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本事；实则根本不可能。我对麦尔维尔偏好古词和诗歌用词的做法不敢苟同，他用o’er代替over，nigh代替near，ere代替before，还使用anon和eftsoons；它们给本来雄厚刚健的行文带来一丝陈腐俗丽的气息。他拥有广博的词汇，有时候他都无法控制。只要写下一个名词，他总是忍不住添上一个形容词mystic，用这个词，似乎是要表达奇怪、神秘、惊异、可怕等等他在当时想要的一切意思。斯托尔教授在我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此文如同他的所有文章一样具有极佳甚至是极强的判断力）颇有道理地将之斥为“伪诗体”。在这篇文章中，斯托尔教授谈到了麦尔维尔的一个肯定让读者很心烦的特点，那就是他特别偏爱来自分词的副词。或许就是由于这一点，斯蒂文森才说麦尔维尔没有听觉，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构词的声音大多不够悦耳，实在没什么可取之处。我注意到最难听的就是whistlingly，可斯托尔教授还举了其他的词，比如说burstingly，suckingly，而且他可以再举上一百个类似的例子。牛顿·阿尔文所写的《美国作家系列》里的一部著作可谓煞费苦心，但在我看来却固执有误，该书列举了麦尔维尔自造的词汇，如footmanism、omnitooled、uncatastrophied、domineerings，似乎认为这些词语为其文体增添了格外的光彩。它们确实加强了文体的特性，但肯定没有增加其美感。假如麦尔维尔受过再正统一点的教育、品味再确定一些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必扭曲自己偏好的语言，照样取得心目中的理想效果。

麦尔维尔作品中的对话跟日常讲话大相径庭，风格化十足。由于“皮阔得号”上的主要人物均为贵格会教徒，麦尔维尔使用第二人称单数进行叙事再自然不过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发现如此一来，将会符合他心中积藏已久的目的。他很可能觉得，这样能给所叙述的对话带来一些宗教风格，给所用措辞增添一丝诗意。他在区分不同人物说话这方面没有多少才能：这些人物讲起话来全都差不多，亚哈像手下的副手，副手像木匠与铁匠，都是辞藻华丽，用了大量暗喻和明喻。魁魁格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躺在事先为自己做的棺材里，而丧失理智的混血小男孩皮普“钻到了他的面前。轻声呜咽着，一手抓着魁魁格的手，一手摇着他的小鼓”。以下则是他对这个土著所讲的话：“可怜的流浪汉呀，你是不是厌倦了这种生活了，你是不是想换个地方呀，那么你要去哪里呀？你是不是要去一个叫做安第烈斯的地方呀？海浪会把你送到那美丽的地方去的。如果你真的到了那地方，请你帮我找一个叫皮普的人，他早就失踪了，可能已经去了安第烈斯。你如果真的找到他的话，请一定要安慰安慰他，要知道，他的心中很烦闷呀。另外你再告诉他，他留下的小手鼓就在我手里。魁魁格，安心去吧，我会用它来给你敲死亡进行曲的。”这一幕中的大副斯达巴克“从舷窗向下望去”，他喃喃低语道：“我听说人在得了伤寒症之后，不知不觉间就会讲一些古语，经过一番探秘发现，原来在他们早已淡忘的童年时代，就曾听到一些玄虚的学者讲过这些古语。所以在我看来，可怜的皮普呀，他的这番奇异又可爱的疯癫话，带来了我们天堂家园的神圣讯息。不是天堂的话，他还能从哪儿知晓？”

当然，小说里的对话必须要具备风格。原封不动地复制生活会话会让人无法忍受。这是个程度问题。对话肯定也要逼真，以免吓着读者。亚哈在对二副斯塔布提到白鲸的时候，高喊道：“我要环绕这无尽的地球十周；而且还要直接潜入地下，终究要将他宰杀！”对于这种夸夸其谈的论调，你只能付之一笑。

尽管如此，麦尔维尔所写的英语还是不同凡响的，尽管有人对此会持保留意见。如我所言，他的风格有时会使其辞藻过于华丽，但其巅峰时期的文体之宏伟大气、铿锵有力、恢弘气势，还有极强的表现力，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现代作家能够达到。这的确让人不时想起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华丽文辞以及弥尔顿的恢弘时代。我请读者格外注意一下：麦尔维尔如何巧妙地将水手们日常工作时的普通航海术语融入其作品的精美画面中。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为《白鲸》这支肃穆的交响曲带来一丝现实感、一点新鲜海盐的味道。每一位作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巅峰状态接受评判。麦尔维尔的巅峰水平有多高，读者可以阅读《海峡奇情》那一章来自行决断。在描写情节的时候，他做得很出色、很有力，其庄重的写作风格极大地加强了震撼效果。

（四）

只有凭借《白鲸》，麦尔维尔才得以跻身伟大的小说家之列，而凡是读过我写的东西的读者，都不会指望我把这部小说列为寓言。有那种想法的读者，你只能另寻别处。作为一名不乏经验的小说家，我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谈论这个问题。小说的目的是提供审美上的愉悦，它没有什么使用目的。小说家的任务不是推动哲学理论，那是哲学家的事儿，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不过既然有些颇具才智的人把《白鲸》看成是一则寓言，那么我最好还是谈谈此事。他们是把麦尔维尔自己的说法当成反话了：“他害怕，”他曾写道，“自己的作品被看作恐怖的神话，或者更糟糕、更可恶的是，被看作骇人听闻、让人难以忍受的寓言。”当一位经验老到的作家说了一席话，我们认为他此话当真，而非评论者所言，这并不算轻率吧？诚然，在一封写给霍桑太太的信中，他坦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曾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整部书可以套用寓言的结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真的打算写一部寓言。或者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使这种解释成立的话，那也是出自偶然，而且（就像他对霍桑太太所言表明的那样）他对此也是感到十分的惊慌。我不知道评论家是如何写小说的，但我了解小说家如何写小说。他们并不是看到一个一般性的命题，例如“诚实才是上策”或者“闪闪发光者，未必尽黄金”，然后就说“咱们来写一篇相关的寓言吧”。一群通常由相识之人所联想到的人物激发了他们的想象，与此同时，或者过上一段时间，一件事情或一连串事情（有亲身经历的、道听途说的，或是凭空编造的）突然浮现在他们脑海中，使得他们能够适当利用这些事情来发展头脑中已经出现的主题，具体做法则是将人物与事件协调起来。麦尔维尔并不耽于幻想，至少在他试图幻想的时候（比如在《玛迪》当中），栽了个大跟头。的确，某些评论家因此批评他缺乏创造力，我觉得这实在没道理。真实情况是，当他拥有深厚的经验基础（不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经验）来支撑自己时，他的创造便更具说服力，但大多数小说家都是如此，当他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想象的翅膀便自由驰骋、强健有力，而当他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比如说《皮埃尔》），他就胡写乱写。麦尔维尔确实生性“爱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沉迷于玄学，雷蒙德·韦弗奇怪地将之称为“溶解在思想中的痛苦”。这是一种狭义的观点，对此人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的，都是灵魂遭遇的最重大问题。麦尔维尔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属于理性的，而是非常感情化；他之所以有某种想法，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诸多思考为后人所铭记。我本该想到，刻意写一部寓言，需要作家具有一种思想上的超然态度，而麦尔维尔并不具备。

斯托尔教授已经指出，对《白鲸》的象征主义解读其实是十分荒谬可笑、彼此矛盾的，也受到了并无恶意的公众的责骂。其言凿凿，本人无需再作赘述。可是出于对这些评论家的辩护，我还是要说：小说家并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根据其目的编排生活。他要根据自身的独特性情来处理手头的资料。他绘制的是一幅连贯的图画，但其图案要依照读者态度、兴趣、个性的差别而变化。那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顶雄姿勃发、直冲云霄，根据你的偏好，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期待同上帝融合到一起的象征；或者呢，由于一座山脉会被地层深处那剧烈的震动所掀翻（如果你乐意相信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邪恶欲望的象征，这种阴沉的欲望将要毁掉此山；或者你想赶时髦的话，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生殖象征。牛顿·阿尔文将亚哈的象牙假肢视为“一种双关的象征，既代表他的阳痿，亦代表针对他的独立男性法则”，而将白鲸视为“原型父母，是父亲，没错，但也是母亲，因为她成了父亲的替代者”。艾勒里·赛德维克称：该书正是因为其中的象征才伟大，在他看来，亚哈代表着“人与人的情感，他热衷思索、目的明确、笃信宗教，全力以赴地对抗天地间的神秘伟力。他的对手莫比·迪克就是这个神秘伟力。它并非其缔造者，但与宇宙之法则（抑或无法则）中的公正无私别无二致，而这种公正无私，以赛亚虔诚地认定是上帝所造”。刘易斯·蒙福德把白鲸看作恶的象征，把亚哈同白鲸的较量看作善恶之间的较量，而善的力量最终被击败。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也很符合麦尔维尔那忧郁的悲观主义思想。

不过寓言就像不好驾驭的动物；你可以拽住它的头，也可以拉住它的尾，而在我眼里，截然相反的解释同样讲得通。为什么我们就得把白鲸看成恶的象征？诚然，麦尔维尔让叙事人以实玛利呈现出亚哈的疯狂激情（即报复这头曾经毁了自己一条腿的畜牲），但这是他必须采用的艺术手法，首先是因为书中已经有了代表理智的斯达巴克，其次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分担（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同情）亚哈的一意孤行，从而让读者接受这种安排，不会认为不合情理。而蒙福德教授提到的“无谓之恶”，指的就是莫比·迪克在遭受袭击时的自我捍卫。

“Cet animal est très méchant，

Quand on l’attaque，il se défend.”为什么白鲸就不能代表善而非恶呢？它身姿优美、体格庞大、力量无穷，遨游在自由的海洋中。而亚哈则愚蠢而傲慢，他冷酷无情、性格残忍、满心仇恨；他才是恶的力量呢；当双方最终遭遇的时候，亚哈连同其船上的那帮“形形色色的叛徒、流浪汉、食人者”全部覆灭，天道已行，沉着镇定的白鲸神秘离去，罪恶被击败了，而善的力量最终获胜。对我而言，这种解释似乎同别的解释一样有道理；因为我们别忘了，《泰比》就赞颂了那些没有被现代文明所腐蚀的高尚野蛮人，在麦尔维尔眼里，自然人是善的。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饶有兴味地阅读《白鲸》，而不必考虑它具有或不具有什么寓言或象征意义。我必须一遍遍地重申：读一部小说并非是为了获得教育、启发心智，而是为了获得思想上的享受，而假如你发现自己不能从中得到这种享受的话，那你最好就干脆别读了。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麦尔维尔似乎竭尽全力地避免让读者享受。他正在写的是一个怪异、新颖、令人战栗的故事，但也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故事。传奇般的开篇让人赞叹。你的兴趣马上就被激发和控制住了。一个个出场的人物形象清晰，鲜活而可信。故事越发紧张，随着情节加快，你也越来越兴奋。故事的高潮极富戏剧性。我们搞不明白：麦尔维尔本已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为什么偏偏故意放弃，反而时不时地停下来去写一些有关鲸鱼自然史（它的大小、骨骼、感情等）的章节？显而易见，这就像一个在饭桌上讲故事的人时不时停下来解释自己所用词汇的语源意义一样没有道理。蒙哥马利·贝尔金曾为《白鲸》的一个版本写过一篇颇有见地的导言，他在文中提出：由于这是一个有关追逐的故事，而追逐的最终结局必须一拖再拖才行，麦尔维尔写这些章节就是这个目的。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说他真的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那么在太平洋上的三年期间，他肯定目睹了很多事情，或是听了很多传说，完全可以写入自己的故事，从而更好地实现这个目的。我个人认为，麦尔维尔写这几章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同许多自学成才的人一样，他过于重视自己千辛万苦学到的东西了，所以无法抗拒炫耀这些知识的诱惑，就像在其早期作品中，他“随心所欲，通篇都是伯顿、莎士比亚、拜伦、弥尔顿、柯勒律治和切斯特菲尔德，还有普罗米修斯和灰姑娘、穆罕默德和埃及艳后、圣母马利亚和天国美女、梅第奇和穆斯林”。

就我而言，倒是可以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些章节中的大多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脱离了正题，破坏了故事的悬念，令人感到可惜。麦尔维尔缺乏法国人所说的l’esprit de suite（流畅下笔的灵感），谁要是说这部小说结构严整，那他可真够蠢的了。但是既然他这么写了，就自有其想法。你接不接受随你的便。他很清楚，《白鲸》不会讨人喜欢。他这人性格执拗，公众的漠视、评论家的猛烈攻击、身边人的缺乏理解，可能这些反而坚定了他的决心，坚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你必须容忍他的奇思异想、他的反常品味、他的乏味玩笑、他的结构失误，因为他的语言频频出彩，他对情节的描述生动刺激，还有他对美的细微感受以及他那些“神秘”冥想中所蕴含的悲剧力量，正是由于此人头脑笨拙、不善推理，才让这些特点显得充满情感、触动人心。当然了，也正是由于亚哈船长这个险恶而庞大的人物贯穿始终，才赋予该书独特的力量。要想寻找这种宿命感（你所获知的有关这个人物的一切，都令你的内心充满这种宿命感），你必须去读希腊戏剧，而要想寻找具有如此可怕力量的人物，你必须去读莎士比亚。正是由于赫尔曼·麦尔维尔塑造了他，《白鲸》才成为一部伟大的巨著，不管人们对此有任何的保留意见。

我已经一再说过，为了真正洞悉一部伟大的小说，你就必须要对写这部小说的人有一个必要的了解。我觉得就麦尔维尔来说，倒是反过来更有道理。人们阅读和重读《白鲸》时所得到的有关此人的印象，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得到的印象（有关其生活和环境）更加真实可信、明确具体；这是一个上天赋予其无穷禀赋，却又被罪恶天才毁坏的人，结果就有如一株龙舌兰，刚刚开出灿烂的花朵就枯萎凋谢了；一个忧郁哀伤的人，饱受自己躲之不及的本能所苦；一个意识到道德已经远离自己的人，痛感失败和贫穷的酸楚；一个内心渴望友情，却发现友情也没有价值的人。这就是我眼中的麦尔维尔，一个我们只能对之深怀同情的人。

九

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

（一）

1776年，唐郡的年轻农民休·普朗蒂娶了埃利诺·麦克格罗瑞为妻；第二年的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十个孩子中的头一个出生，于是便以这位爱尔兰守护神的名字给他起名。普朗蒂似乎不怎么识字，因为他一直不确定自己的名字该怎么拼。在洗礼登记簿上，他的名字给写成了“布朗蒂”和“布朗提”。他耕的那点儿地不够养活这一大家子，于是就去一个石灰窑干活儿，而且在活儿不忙的时候，去附近一位乡绅的地里帮忙。我们可以想象，长子帕特里克肯定要给父亲的农活儿打下手，直到长大成人、可以挣钱。而后，他成了手工纺织机的织工。不过他是个头脑聪明的小伙子，而且志向远大；不知怎的，在十六岁的时候，他已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去自己出生地附近的一处乡村学校当了老师。两年后，他在德拉姆巴利罗内的教区学校得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一做就是八年。有关他当时的经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们有感于他能力出众，希望他能自修为一名牧师，便捐助了几英镑，连同他自己攒的一点钱，让其得以去剑桥学习；另一种说法是，他在离开教区学校后，去了一位牧师家做家庭教师，并在对方的帮助下进了圣约翰学院。他当时二十五岁，按年龄可以上大学，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年轻人，而且长相英俊，对自己的外表颇有些自命不凡。他靠的是一份奖学金、两份助学金，还有辅导功课所赚的钱。二十九岁时，他获得文学学士，并被英国国教会授予神职。假如卫理公会的牧师们真的帮他进入剑桥的话，他们日后肯定会认为自己做了一项极不明智的投资。

就是在剑桥的这段日子，帕特里克·布朗蒂（在入学花名册中，他的姓氏是这么拼的）把姓改成了勃朗特（Bronte），直到后来，他才加上了分音符号，署自己的名字为帕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他被委任为埃塞克斯郡威瑟菲尔德的助理牧师，在那里，他与玛丽·伯德小姐相爱。玛丽芳龄十八，尽管谈不上富有，家境倒也殷实。他们订了婚。由于某种至今都未弄清的原因，勃朗特先生甩了对方，据揣测，这是因为他自视甚高，认为再等一等会对自己更为有利。伯德小姐受到了很深的伤害。这位英俊的助理牧师的行径，很可能引发了教区内的大量非议，于是他离开威瑟菲尔德，到什罗普郡的惠灵顿担任助理牧师，几个月后又去了约克郡的哈特谢德。在哈特谢德，他遇见一位三十岁、长相平平的矮小女人，名叫玛丽亚·布兰威尔。她每年有五十镑的个人收入，而且出身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帕特里克·勃朗特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能也觉得，尽管自己长相英俊、说话带一口讨人喜欢的爱尔兰腔调，此时也实在该结婚了，这样同自己的预期也差不多。他于是求婚，并被接受，1812年，两人正式成婚。还在哈特谢德的时候，勃朗特太太就生了两个孩子，分别名叫玛丽亚和伊丽莎白。此后，勃朗特先生又被调到另一个助理牧师的职位上，这一次邻近布拉德福，勃朗特太太在这儿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的名字是夏洛蒂、帕特里克·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先生在婚前一个月曾自费出版过一卷诗集，名曰《村舍诗集》，一年后又出版了一本《乡村吟游诗人》。住在布拉德福附近的时候，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名叫《林中村舍》。凡是读过这些作品的人都说它们一无是处。1820年，勃朗特先生被任命为约克郡的一处村庄霍沃思的“终身助理牧师”，他终其一生在此度过，可以料想，其志向也得以满足。他从未回过爱尔兰看望留在那儿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母亲在世期间，他每年都给她寄去二十镑钱。

1821年，即婚后九年，玛丽亚·勃朗特因癌症去世。作为鳏夫的勃朗特劝说自己的小姨子伊丽莎白·布兰威尔离开原先居住的彭冉，来照顾自己的六个孩子；然而他想要续弦，等妻子死后过了合适的一段时间，他写信给伯德太太（就是十四年前他亏欠过的那个女孩儿的母亲），信中询问对方是否依然单身。几周后，他收到回复，于是又给玛丽本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自命不凡、自我陶醉、甜言蜜语，而且说实话，品味也极差。他厚颜无耻地说，自己那旧有的爱火被重新点燃，强烈渴望见到她。实际上，这就是一封求婚信。她的回信很刻薄，然而他并不气馁，再次修书一封。他极其不明智地对人家讲：“你爱怎么想、怎么说，随你的便，但我毫不怀疑的是，假如你愿意嫁给我，你将会过上比现在、包括将来可能的单身生活好得多的日子。”（着重号系原有的。）被玛丽·伯顿拒绝以后，他又把眼光盯向其他的人。他好像压根儿就没想过，作为一个四十五岁的鳏夫，还带着六个孩子，自己已经不怎么吸引人了。他向伊丽莎白·弗里斯小姐求婚，当他在布拉德福担任助理牧师时就认识此人，但对方也拒绝了；此后，他似乎放弃了这个不讨好的活儿。不管怎么说，应该感激伊丽莎白·布兰威尔，幸亏有她看着房子、照顾孩子。

霍沃思牧师住所是一栋褐砂石小屋，位于陡峭的山脊之处，整个村庄便散布于此。前面有一小块花园，后面和两侧则是墓地。为勃朗特家做传的人们都觉得此处过于阴沉，在医生眼里也许如此，但在一个牧师看来，此景倒算是陶冶情操、慰藉心灵；反正这个特殊的牧师之家肯定早已习以为常，他们看待这一切，就如同卡普里岛的渔夫面对维苏威火山，或者伊斯基尔岛的渔夫面对落日一样熟视无睹。楼下有一间客厅、勃朗特先生的书房、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楼上有四间卧室和一个门厅。除了客厅与书房，屋内没有地毯，窗上都没有装窗帘，因为勃朗特先生最怕火。地面和楼梯都是石头的，到了冬天又冷又潮，布兰威尔小姐害怕着凉，总是围着房子来回走。一条小径从房子通向荒野。传记作者们心里总想着把勃朗特一家的生活描述得苦楚，因此习惯把霍沃思写得荒凉、冰冷、阴郁。可是毫无疑问，即使是冬季，也有一片晴空、阳光明媚的日子，霜露之天让人精神爽快，草地、旷野、森林，都映上了柔和的色彩。就是这样的一天，我来到霍沃思。整个乡村笼罩在银灰色的薄雾中，使得远处轮廓模糊、异常神秘。落光叶子的树木美丽典雅，有如日本版画中的冬景。路旁的山楂树篱结着冰霜，发出闪闪白光。从艾米莉的诗歌以及《呼啸山庄》中，你都能看出荒野的春天有多么激动人心，夏天有多么丰饶多姿，给人以美的享受。

勃朗特先生在荒野上长时间地散步，走得极远。在其晚年，他夸耀自己曾经可以一天步行四十英里。此人离群索居，这跟从前相比还是有些变化的，因为作为一名助理牧师，他曾是个擅长交际之人，喜欢朋友聚会、逢场作戏；如今除了附近的教区牧师时而来访喝茶之外，他能见到的就只有教会执事和教区居民了。如果这些人请他，他就前去相见，如果他们要他帮忙，他也都欣然应允，不过他和他全家“不与人相互往来”。作为一个穷苦爱尔兰农夫的儿子，他不让自己的孩子跟村童们打交道，孩子们被迫坐在一楼那寒冷的小门厅里（那就是他们的书房）读书，或者低声耳语，为的是避免打扰他们的父亲，假如父亲不高兴了，就会绷着脸不说话。他在上午辅导他们学习，而布兰威尔小姐则教他们针线和家务活。

即使是其夫人在世的时候，勃朗特先生就喜欢独自在书房用餐，这一习惯，他保持终生。所给的理由是：他消化不良。艾米莉在日记中写道：“晚饭我们准备吃煮牛肉、芜菁、土豆和苹果布丁。”1846年，夏洛蒂从曼彻斯特写信来说：“爸爸只要普通牛羊肉、茶、面包跟黄油。”对于长期消化不良的人来讲，这种膳食似乎可不怎么样。我倾向于认为，假如勃朗特先生独自进餐，那是因为他不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受到他们的打扰就会不高兴。晚上八点钟，他进行家庭祷告，九点钟则将前门锁紧闩牢。当他走过孩子们所在的房间时，告诫他们不要迟睡，而在楼梯半道又停下脚步，给钟表上弦。

盖斯凯尔夫人认识勃朗特先生数年，她得出的结论是：此人生性自私、脾气暴躁、盛气凌人；而夏洛蒂的密友之一玛丽·泰勒在写给另一位朋友埃伦·纳西的信中也说道：“我每次想到夏洛蒂为那个自私的老头儿所作的奉献就不免伤心恼怒。”近些年来，有人努力想粉饰他，可不管怎么粉饰都不能掩盖他给玛丽·伯德写的信。这些信在克莱门特·肖特的《勃朗特一家及其交往圈》中得以全文刊载。不管怎么粉饰也不能遮掩住他在助理牧师尼古拉斯先生向夏洛蒂求婚时的所作所为。这个问题我之后再谈。盖斯凯尔夫人的记载如下：“勃朗特太太的保姆告诉我说，有一天，孩子们都到荒野上去了，雨下大了，她料想他们都会被雨淋湿，于是翻出几双别人送的彩色靴子，把它们摆到厨火四周烘暖，可是等孩子们回来的时候，靴子却不见了，只能闻到一股皮革燃烧的怪味儿。原来是勃朗特先生进门看到靴子，觉得穿在自己的孩子脚上太鲜艳太奢侈了，于是就把它们扔进火里。凡是触犯他那老掉牙的简朴思想的东西，他一概不留。在此之前很久，有人曾送给勃朗特太太一件丝绸礼服，无论是样式、颜色，还是材料，都不符合他一贯的得体观念，结果，勃朗特太太从没穿过这件衣裳。尽管如此，她还是将之珍藏在抽屉里，平时一般都上着锁。然而有一天，她在厨房里想起自己把钥匙落到抽屉里了，听到勃朗特先生上楼的声音，她马上预感到自己的礼服不妙，赶紧跑上楼去，发现还是被剪成了碎片。”这个故事有点过于偶然，但很难看出保姆为什么要胡编乱造。“有一回，他拿起壁炉前的地毯，把它塞到炉子里，尽管恶臭熏人，可他一直呆在屋子里，直到地毯被烧得冒着浓烟、皱巴巴得没法再用为止。还有一回，他抄起几把椅子，将后背全都锯掉，弄成了板凳的样子。”不过公允地讲，勃朗特先生曾声称这些故事并非事实。但没人怀疑他脾气暴躁，也没人怀疑他严厉而专横。我曾问过自己：勃朗特先生身上这些令人不快的性格，是不是由于他对生活的失望造成的。很多出身卑微的人都绞尽脑汁往上爬，企图超出自己所在的阶级，并且获得一定的教育，跟这些人一样，他很可能也高估了自身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他对自己的俊美外表很是得意。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并未得到成功。当他意识到自己跟对手长期争斗却只换来一个约克郡荒野的终身助理牧师职位时，感到十分心酸，也实在不足为奇。

牧师住所的生活之艰辛和孤独被过于夸大了。才华横溢的姐妹们似乎对之并无怨言；实际上，假如她们静下心来想想父亲的出身的话，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远没有什么不幸的。比起全英格兰许许多多牧师的女儿来，她们既不算富裕，也谈不上贫穷，都是生活孤单、收入有限。勃朗特家也有邻居，像住得不远的牧师、士绅、工厂主、小制造商，都可以与之交往；如果他们家离群索居的话，也是自己选择的。他们不富也不穷。勃朗特先生从事的圣职给他带来一套房子和每年两百镑的收入，妻子则每年五十镑，在其死后可能也由他继承，伊丽莎白·布兰威尔来霍沃思住的时候，还带来每年五十镑的收入。因此全家共有三百镑可以支配，这笔钱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两百镑。今天的许多牧师，即使算上所得税，也会视之为一大笔钱；而今天的很多牧师太太，如果能有一个女佣的话，简直就谢天谢地了：勃朗特家通常都有两个女佣，而且每当活儿多的时候，还有村里的女孩子们过来帮忙。

1824年，勃朗特先生将四个大一点的女儿送到位于科文桥的一所学校。学校刚刚建起不久，专门为穷牧师的女儿提供教育。这个地方很不卫生，吃得很差，管理也不合格。两个大女儿死了，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健康也受到影响，被带离学校（奇怪的是，中间又隔了一个学期）。她们此后所受的教育似乎都是姨妈给予的。勃朗特先生对儿子要远比三个女儿重视得多，而布兰威尔也确实被视为家中的聪明孩子。勃朗特先生不肯送他去学校，而是亲自负责他的教育。这个男孩儿早慧，其举止也惹人喜爱。他的朋友F·H·格伦迪是这样描写他的：“他的个头小得出奇，让他一生都烦透了。头上一堆红头发，叫他梳得高高的，远离前额（我猜想是为了弥补身高），这可真是个又大又高、充满智慧的前额，几乎占去整个面部轮廓的一半；雪貂般的小眼睛，眼窝深陷，再遮上一副永远不肯摘掉的眼镜，大大的鼻子，下半边脸却稀松平常。他总是一副沮丧的样子，从来就没改变过，除了偶尔刹那间的匆匆一瞥。第一眼望去，又小又瘦的他实在不怎么讨人喜欢。”他有些才气，姐姐们都很佩服他，也指望他能做大事。他是一个口才出色、急于表达的人，从某一位爱尔兰先祖那里，他继承了善于社交、和蔼健谈的天分（因为他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当有旅客来黑牛酒店投宿，似乎寂寞难耐的时候，店主就会问他：“先生，需要有人陪你喝两瓶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就派人去叫帕特里克。”布兰威尔也总是乐意效劳。我必须要补充的是，多年之后，夏洛蒂·勃朗特已经成名，有人向店主问起此事，他矢口否认自己做过这种事儿：“布兰威尔呀，”他说道，“根本不需要派人去叫。”如今在霍沃思，你仍然可以看到黑牛酒店里布兰威尔跟朋友纵情饮酒的房间，里面还有几把温莎椅。

夏洛蒂刚刚十六岁的时候又一次进了学校，这回是在罗海德，在那儿过得很开心；然而她在一年之后再次回家教自己的两个妹妹。虽然如我所言，这家人并不如声称的那么贫穷，可姑娘们也没什么可指望的。勃朗特先生的津贴在他死后会自动终止，而布兰威尔小姐还要把她那点钱留给自己那个有趣的外甥；她们于是拿定主意：谋生的唯一手段就是把自己训练成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员。在那个年代，对于自认是淑女的女性来说，没有别的职业可选。此时的布兰威尔十八岁，必须决定自己要从事什么行业或职业。跟姐姐们一样，他在绘画上有些天赋，梦想成为一名画家。最终的决定就是：让他去伦敦，在皇家学院学习。他去倒是去了，可这一计划毫无成果，他在观光游览、尽情游乐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返回霍沃思。他试图写作，却未获成功；而后又说服父亲给他在布拉德福建立一间画室，他可以为当地人画肖像，以此谋生；可这也失败了，勃朗特先生叫他回家。之后他又给巴罗佛内斯的一位波斯尔思韦特先生担任辅导教师。他好像干得还不赖，可不知什么缘故，六个月之后，勃朗特先生又把他带回霍沃思。很快又在利兹到曼彻斯特铁路的索沃比桥车站给他找到一份主管牧师的工作。他无聊又孤独，大量饮酒，最终因严重失职而被开除。与此同时，夏洛蒂于1835年返回罗海德当老师，把艾米莉作为学生也带来了。但是艾米莉想家想得实在厉害，以至病倒了，不得不把她送回家。性格更加平和温顺的安妮取代了她的位置。夏洛蒂干这份工作足有三年，三年后身体衰退，也回了家。

她二十二岁了。布兰威尔不光不让人省心，也不是个省钱的主儿；夏洛蒂身体一好，就不得不当起了保育员。这活儿她可不喜欢。她跟妹妹们都不怎么喜欢孩子，这一点跟她们的父亲一模一样。“拒绝这些孩子的无礼亲近可真够难的，”她写信跟埃伦·纳西说道。她痛恨寄人篱下，而且时刻防备着别人的冒犯。这个人可不怎么好相处，从其信中也看得出来：雇主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她做的事情，她却觉得是在帮忙。她在三个月后离开，回到了教区，但是大约两年后，又给罗顿（靠近布拉德福）的怀特夫妇做起事来。夏洛蒂觉得他们没什么品味。“真不敢相信怀特太太曾经是税务官的女儿，我确信怀特先生的出身很低。”不过她在那儿过得还算顺心，但在写给同一位密友的信中说道：“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当一名家庭女教师有多么辛苦——因为只有我知道自己的整个身心是多么反感这项工作。”她长期以来就有同两个妹妹办一所学校的玩笑念头，如今又重拾旧念；而一直以来感觉都很善良正派的怀特夫妇也鼓励她，但同时向她提示：她必须具备某些资质才能指望获得成功。虽然她能读懂法语，但却不会讲，对德语也是一窍不通，于是决定去国外学习语言。布兰威尔小姐被她们说服，为这笔开销预付了款额；而后夏洛蒂和艾米莉由勃朗特先生在路上照看，动身前往布鲁塞尔。两个姑娘（夏洛蒂二十六岁，艾米莉二十二岁）成了黑格寄宿学校的学生。十个月之后，由于布兰威尔小姐病重，她们被召回英格兰。她去世了，由于布兰威尔行为不端，她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留给了侄女们。这些钱足够她们实现其谈论已久的创办学校的计划；可是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视力下降，她们决定就在教区内办校。夏洛蒂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周全，于是接受了黑格先生的邀请返回布鲁塞尔，在他的学校里教授英文。她在那儿呆了一年，刚一回到霍沃思，三姐妹就往外发计划书，夏洛蒂还写信给朋友，让他们推荐自己想要开的课。至于她们打算如何为教区内的学生提供校舍（总共只有四间屋子，她们自己都已经占用了），从未有过任何说明，而且由于根本没学生来，也永远不会有说明了。

（二）

从童年时代，她们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1846年，三人用柯勒、艾利斯和阿克顿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一卷诗集。总共花了五十镑，仅仅卖出两本。此后每个人又都写了一部小说，夏洛蒂（柯勒·贝尔）写的叫《教师》，还有艾米莉（艾利斯·贝尔）的《呼啸山庄》以及安妮（阿克顿·贝尔）的《艾格尼丝·格雷》。这几部小说被一家又一家出版社拒绝；然而史密斯·埃尔德公司回信了，夏洛蒂的《教师》最终就是投到这家的，信中说他们愿意考虑出版一本由她写的篇幅长一些的小说。此时她即将完成一部小说，一个月内就能交给出版社。他们接受了。这本书叫《简·爱》。艾米莉的小说，还有安妮的，最后都被一位叫牛拜的出版商所接受，“所开的条件让两位作者感到筋疲力尽”，他们在夏洛蒂将《简·爱》交给史密斯之前就对稿子进行了校对。虽然有关《简·爱》的评论谈不上特别好，但很受读者喜欢，使其成为畅销书。牛拜先生随即试图让公众相信，写《呼啸山庄》和《艾格尼丝·格雷》的人（他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发行了三卷本），就是《简·爱》的作者。然而这两本书没有给人什么印象，而且也的确有许多评论家将之看作柯勒·贝尔早期不成熟的作品。经过劝说，勃朗特先生同意阅读《简·爱》。读过此书，他在来喝茶的时候说：“姑娘们，你们知道夏洛蒂一直在写一本书吗？写得棒极了。”

布兰威尔小姐去世的时候，安妮正在索普·格林为一位罗宾逊太太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她的性格温柔和蔼。比起苛刻和敏感的夏洛蒂，她显然更容易同别人和睦相处。对于自己的处境，她并无不满。她回到霍沃思参加姨妈的葬礼，在返回索普·格林的时候带上了她的布兰威尔。埃德蒙·罗宾逊先生是个富有的牧师，上了年纪、病弱无力，却有个年纪尚轻的太太，尽管她比布兰威尔大了十七岁，他还是爱上了她。他们俩关系如何无人确知。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布兰威尔被扫地出门，罗宾逊先生命令他“永远不许再见自己孩子的母亲，永远不许踏入她的房门，永远不许给她写信或者同她讲话”。布兰威尔“情绪激动、大嚷大叫，发誓说自己不能离了她；大声抱怨对方选择留在丈夫身边。然后又祈祷患病的牧师早点儿死，这样他俩就可以开心了”。布兰威尔平时酗酒成性，如今在痛苦中又沉溺于吸食鸦片。不过，他似乎能够跟罗宾逊太太联系上，并且在他被驱逐几个月后，两人好像还在哈罗门见了面。“据说她提出两人远走高飞，身份地位都不要了。倒是布兰威尔劝她沉住气，再等上一等。”由于这只能是出自布兰威尔本人之口，况且无论如何也不怎么像真的，我们可以认定，这纯属一个又愚蠢又自负的年轻人的杜撰。突然，他收到一封信，宣告罗宾逊先生已经逝世；“他直接绕着教堂院子跳起舞来，简直就像精神错乱一般；他太喜欢那个女人了，”有人告诉艾米莉的传记作者玛丽·罗宾逊。

“第二天清晨，他起床认真穿好衣服，准备启程；可他还没来得及走出霍沃思，有两个人快马加鞭赶到村里。原来是他们派人来接布兰威尔，当他兴冲冲地到了以后，其中一个骑马之人下马陪他一起进了黑牛酒店。”他从寡妇那里带来了信息，乞求他不要再靠近自己，因为只要她见他哪怕一面，就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和孩子的监护权。这是他说的，然而由于这封信从未示人，而且人们发现罗宾逊先生的遗嘱里也没有这样的条款，所以他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也就无从知晓了。唯一没有疑问的是，罗宾逊太太让他明白，自己不想再同他有任何瓜葛，而且上述理由可能正是她编出来、好让这一打击不要过于致命的。勃朗特一家坚信，她曾是布兰威尔的情人，并且把他随后的行为归罪于她的不良影响。或许她确实是，但也有可能是他自吹自擂、硬说自己曾经征服过对方，这就如同他之前和之后的众多男性一样。况且就算她一度曾经迷上了他，也没有理由认定她就真的想要嫁给他。他借酒消愁，一直到喝死。

有位曾经在他病入膏肓时照顾过他的人告诉盖斯凯尔夫人，当他知道死神将至的时候，坚持要从床上起来，因为他要站着死。他在床上仅仅躺了一天。夏洛蒂的情绪极度混乱，大家不得不把她带走，但是她的父亲、安妮和艾米莉在一旁看着布兰威尔站起身来，在挣扎了二十分钟后，他走了，如其所愿，是站着死的。

自从布兰威尔死后的礼拜天，艾米莉再也没有出过门。她患上了感冒和咳嗽，而且愈发严重，夏洛蒂在给埃伦·纳西的信中这样说：“我真怕她胸腔疼痛，当她活动迅速的时候，我能听出她喘不上气来。她看起来非常非常地瘦弱苍白。她那沉默寡言的天性更是让我心神不安。问她是无济于事的，你不会得到任何回答，建议什么治疗方法更是无用，根本得不到采纳。”一两周之后，夏洛蒂又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真希望艾米莉今晚能够好一些，但是很难有什么把握。她在疾病方面可真够克制的，既不需要也不接受同情。提出任何问题或是帮助，都会惹她不高兴；不是迫不得已，她绝不在疼痛或是疾病面前退缩一步；平日的爱好，她仍都不肯放弃。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做那些不适宜做的事情，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天清晨，艾米莉像平素一样起床，穿好衣服开始干针线活儿；她呼吸急促，眼力迟钝，可仍然接着干。情况越来越糟。她老是不肯看医生，但到了中午时分终于喊人叫个医生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两点钟，她去世了。

夏洛蒂正在写另一部小说《谢利》，但是为了照顾安妮，她暂时放下了这本书，安妮身染的病就是当时出名的急性肺结核，布兰威尔和艾米莉都是死于此病。直到这个温柔的小姑娘死后（同时也是艾米莉去世后仅仅五个月），夏洛蒂才完成该书。1849年和1850年，她去了伦敦，此事被过度渲染；她被引荐给萨克雷，乔治·里奇蒙还给她画了像。有位詹姆斯·泰勒先生，是史密斯·埃尔德出版公司的成员，被夏洛蒂描述成一个严厉而坚定的小个子，此人向夏洛蒂求婚，但她拒绝了。在此之前，曾有两位年轻牧师向她求婚，结果遭到拒绝。她父亲或是周围教区牧师手下的两三位助理牧师，对她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然而艾米莉对求婚者予以阻拦（姐妹们都叫她少校，因为她对付这些人颇有一手），而且父亲也不同意，因此都没什么结果。可是夏洛蒂最终还是嫁给了父亲手下的一位助理牧师。这个人就是阿瑟·尼古拉斯牧师，此人1844年来到霍沃思。在那一年写给埃伦·纳西的信中，夏洛蒂这样说起他：“我在他身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丝毫你所发现的有趣优点，他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心胸狭窄。”两年之后，她把他列入自己不屑一顾的助理牧师行列。“这些人把我当老处女，而我把他们统统看成是无趣、狭隘、毫无吸引力的粗鄙之辈。”尼古拉斯先生是个爱尔兰人，假期去了爱尔兰，夏洛蒂照例写信对纳西说：“尼古拉斯先生还未回来。我很遗憾地说，许多教区牧师都巴望他不必再费那些事跨海返回了。”

1852年，夏洛蒂给埃伦·纳西写了一封长信，随信还装了尼古拉斯先生写来的短笺，她说这短笺“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忧虑……”“爸爸看到什么、猜到什么，我不会打听，尽管我或许推测得到。他已经非常不快地注意到：尼古拉斯先生意志消沉，扬言要移居国外，身体也越来越差，父亲对此并无多少同情，倒是有不少影射挖苦之辞。礼拜一早晨，尼古拉斯先生来这儿喝茶，虽然没有明显看到，但我隐约感觉到（我有时候不用看就能感觉得到）他不断投来的目光和奇怪而焦躁的矜持是何用意。喝过茶，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躲到餐室里。尼古拉斯先生照常跟爸爸坐到八九点钟；而后我听到他打开客厅的大门，似乎是要走了。我正等着前门关上的声音呢。他在走廊停下了脚步；他轻轻叩了叩门，随后发生的事情有如闪电临头。他进来了，站在我的面前。他嘴里说什么，你猜也猜得到；他的举止让你搞不懂，我至今也没忘记。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惨白，声音很低，充满激情却又十分吃力，他让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一个急欲表达感情、心里却没底的男人要付出何等代价。

“看到一个雕塑般的人如此战栗、烦乱、无力，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震撼。他讲起几个月以来所承受的痛苦，这种痛苦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乞求能得到些许的希望。我当时只能恳求他离开，答应第二天给他答复。我问他是否跟爸爸讲过，他说他没这个胆子。我几乎是把他半请半推出房间的。等他走后，我立即找到爸爸，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引起他一阵超乎想象的焦躁和愤怒；假如我真爱尼古拉斯先生的话，听到这番针对他的恶语，肯定会让我忍无可忍的；事实上，我热血沸腾，觉得这样极不公平。可是爸爸执拗得很，让你不敢视作儿戏；他的太阳穴上青筋突起，有如鞭绳，两眼也突然间布满血丝。我连忙做出保证：明天清清楚楚地拒绝尼古拉斯先生。”

在另一封署名在三天前的信当中，夏洛蒂写道：“你问我爸爸在尼古拉斯面前的表现到底如何糟糕。我真希望你能在这儿亲眼见见爸爸目前的心情：你就会对他有所了解了。他对他的冷酷和轻蔑可谓不折不扣。两人尚且没有面谈，一切都是通过信件进行的。我不得不说，爸爸在礼拜三写给尼古拉斯先生的短笺极为残酷。”她接着说，自己的父亲对“手头缺钱想得有点太多了；他说这种结合有失身份，我等于是把自己给废掉了，假如我真的结婚的话，他希望我千万不要这样”。事实上，勃朗特先生的所作所为，就如同他当年对玛丽·伯德一样。勃朗特先生和尼古拉斯先生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以至后者辞去了助理牧师的职务。不过后面的几任都不能令勃朗特先生满意，夏洛蒂被他的满腹牢骚搞得实在心烦，告诉他说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只要他允许自己嫁给尼古拉斯先生，一切都会好的。爸爸仍旧“非常非常地有敌意，极其不公正”，可她还是跟尼古拉斯先生见面、通信。两人订了婚，并于1854年结婚。她此时三十八岁，九个月后死于分娩。

在埋葬了妻子、妻妹和六个孩子之后，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只能一个人用餐了，倒也乐得独处，他在荒野上散步，只要日渐衰弱的身子允许，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他还读报纸、布道、上床前给钟表上发条。有一张他老年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脖子上缠着一条宽大的白领巾，白头发剪得短短的，眉毛纤细，鼻子挺直，双唇紧闭，镜片后面是一双暴躁易怒的眼睛。他死在霍沃思，终年八十四岁。

（三）

我在写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的时候，谈论她的父亲、弟弟、姐姐夏洛蒂比她本人还要多得多，其实是有一定用意的，这是因为在那些记述这个家庭的书籍当中，我们听到的大多都是关于他们的。艾米莉和安妮很少被牵扯进来。安妮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小姑娘，但不怎么起眼，而她的才华也并不突出。艾米莉就不一样了。她可是个古怪、神秘、模糊的人物。从未有谁当面见到她，看到的都是沼地池塘中的影子。你得从她唯一的小说、她的诗歌中，还有散布于各处的暗示和零散的逸事中，才能猜测出她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女性。她很清高，是个易动感情、让人不安的人；当你听说她无拘无束地纵情欢乐时（比如她有时候在荒野漫步时就是这样），你会感到心神不宁的。夏洛蒂有朋友，安妮有朋友，可就是艾米莉一个朋友都没有。她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她苛刻、武断、任性、阴沉、易怒、心胸狭窄；同时又虔诚、尽责、勤勉、耐心，对她所爱的人非常温柔。

玛丽·罗宾逊描述她在十五岁时是个“个头儿很高、胳膊长长的女孩儿，发育完全、步伐柔韧；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纤细的身材似女王般高贵，可是当她在荒野中懒散漫步的时候，冲着狗儿吹口哨，在崎岖的地面上长途跋涉，就显得放任不羁和男孩儿气了。这个又高又瘦、关节松弛的女孩儿虽说长得并不难看，但面容不够匀称，脸色苍白而黯淡。她那乌黑的头发天生美丽，日后又用一把精美梳子松散地束在脑后，显得十分好看；不过她在1833年又留起了长长的鬈发，根本不适合她。她有着一双淡褐色的漂亮眼睛”。就像她的父亲、弟弟以及几个姐妹一样，她也戴眼镜。她长着鹰钩鼻，一双突出的眼睛富有表情。她穿起衣服来可不管什么流不流行，带羊脚袖的衣服过时很久也照穿不误，还有紧贴自己瘦长躯体的直筒长裙。

她随夏洛蒂去了布鲁塞尔。她讨厌那里。为了让两个女孩儿开心，朋友们邀请她俩在周日和假日到他们家里玩，可她俩过于腼腆，去玩的话简直是一种痛苦，过了一段时间，主人们断定，不邀请她俩反而更好。艾米莉无法忍受社交时的闲聊，毫无疑问，其中大多都是些琐碎的内容，它只是为了表现一般的友善而已，而人们参与进来也只是出于礼貌。艾米莉胆小怕羞，不愿加入其中，并对那些谈话的人感到恼怒。在她的腼腆当中，既有胆怯也有傲慢的情绪。如果说她是个孤僻之人，那么她穿衣竟然如此标新立异就实属奇怪了。害羞的人通常都有点爱表现自己，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她身着可笑的羊脚袖衣服，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这些平庸之辈的蔑视（跟他们在一起时她说话老是结结巴巴）。

在学校的玩耍时间里，姐妹二人总是一起散步，艾米莉紧紧依偎在姐姐身旁，通常默然无语。要是有人对她俩讲话，也是夏洛蒂回答。艾米莉绝少同人说话。两人都比其他女孩儿大好几岁，因此讨厌她们吵吵闹闹、神气活现、傻里傻气的，其实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这是很正常的。蒙西热发现艾米莉很聪明，但十分固执，只要妨碍自己的意愿或信条，她什么劝说都不肯听。他还发现她自高自大、过于苛求，同夏洛蒂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专横任性。但他也承认：她的身上具有不同寻常之处。她本可以是一个男性，他说道：“她的意志坚强而专断，不会被各种阻挠或困难吓倒，在人生中决不会屈服。”

艾米莉在布兰威尔小姐去世后返回霍沃思，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似乎只有在那里，她才能生活在梦幻之中，这是对她生命的慰藉与折磨。

她在清晨第一个起床，赶在年老体弱的女佣泰比下楼之前，就把一天当中最粗的活儿干完了。她熨烫家人的衣服，做饭也大都由她承担。她还做面包，做得相当不错。揉面团的时候，她会不时地瞥两眼支在眼前的书。“跟她一起在厨房干活儿的人，也就是那些叫进来帮忙的女孩子，都记得她身边放着一张纸片和一支笔，一旦到她煮饭或是熨衣的空当，她就会匆匆记下某些急切的想法，然后继续干活儿。对这些女孩子，她总是非常地友好、热情——让人感觉很舒服，她有时快活得像个男孩儿！如此地和蔼善良，有一点男子气概，‘我的知情者们说道’，但对陌生人，她还是相当胆怯的，假如屠户的儿子或是面包师的手下出现在厨房门口，她会像一只小鸟躲进门厅或客厅，直到听见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上路。”村里的人都说她“更像个男孩儿而不是女孩儿”，“当她懒洋洋地走在荒野上，一边向狗儿吹着口哨一边长途步行的时候，她的身影显得很散漫，颇有男孩子气。”她不喜欢男人，对父亲手下的助理牧师甚至连一般的礼貌都谈不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威廉·维特曼牧师。根据描述，此人年轻英俊、口若悬河、机智聪颖；在他身上有“某种女孩儿气的仪容、举止和品味”。他在这个家里被称为西莉亚·阿米莉亚小姐。艾米莉与他关系极好。个中原因不难看出。梅·辛克莱尔在她那本题为《勃朗特三姐妹》的书中，在谈到她的时候不断使用“雄浑”这个词。罗默·威尔逊在提及艾米莉的时候也如此问道：“孤独的父亲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了吗？感觉到她是家中除自己之外唯一的男性精神了吗？……她很早就意识到自身的男孩儿气质，后来则是男人气质。”夏洛蒂小说里的谢利据说就是以艾米莉为原型塑造的；让人心生奇怪的是，谢利经常说起自己来就好像她是个男人，她的家庭女教师为此责备了她；一个女孩儿这么做实属少见，我们只能据此设想：这是艾米莉的一个习惯。她性格举止中有很多地方让当时的人莫名其妙，而在今天却很容易解释。在那个年代，同性恋并不像如今这样可以公开讨论，常常让人感到尴尬，但它一如既往的确存在，男性和女性都有，很可能艾米莉本人、她的家人，以及家人的朋友（我已说过，她本人没有朋友）都搞不明白是什么让她如此古怪。

盖斯凯尔夫人并不喜欢她。有人对她讲，艾米莉“从未对任何人表示过关心，她所有的爱都留给了动物”。她喜欢它们的狂野自在和难以驾驭。曾经有人送她一条名叫“管家”的牛头犬，关于这条狗，盖斯凯尔夫人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只要是跟朋友在一起，‘管家’的本性十分忠实；可是假如你用棍子或鞭子抽它，就会激起它残忍的兽性，它会立刻扑向你的喉咙，抓住不放，直到快没气。‘管家’平常的缺点则是喜欢偷偷上楼，跑到铺着精美的白色床单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舒展自己结实的褐色狗腿。可是牧师住宅里的布置干干净净、一丝不苟，‘管家’的这个习惯很招人讨厌，于是在泰比的一再抱怨下，艾米莉宣布：要是再发现它不守规矩，她自己就会狠狠地打它，让它不敢再犯，根本不顾别人的告诫和这只狗出了名的凶残。一个秋天的晚上，暮色渐浓，泰比半是得意半是害怕（但十分恼火）地过来，告诉艾米莉，‘管家’正躺在最好的那张床上昏昏欲睡，享受得很呢。夏洛蒂看见艾米莉脸色灰白、双唇紧闭，可又不敢劝她，只要艾米莉脸色发白、眼睛像这样发亮、双唇紧闭得像石头，就没有人敢过来劝她。她抬腿上楼，泰比和夏洛蒂则站在下面阴暗的过道里，过道满是夜色渐至的黑影。艾米莉下来了，身后拽着极不情愿的‘管家’，它拖着两条后腿以示反抗，‘脖颈’被抓着，一直凶猛地低声粗叫着。旁观者想要开口，却又不敢，生怕干扰她的注意力，一时无法提防这头狂怒的畜牲。她把狗松开，让它立在楼梯底下的阴暗角落里；根本没有时间去取棍棒，以免喉咙遭到夺命的狠抓——于是她攥紧了拳头，趁着狗还没有跳起来，猛击它那双凶狠的红眼睛，嘴里还咒骂着，她就这样‘惩罚’它，直到它的眼睛肿了起来，这才让这只几乎失明、头昏脑涨的狗回到自己平时的窝里，然后艾米莉本人又为它热敷和护理肿胀的脑袋。”

夏洛蒂是这样写艾米莉的：“她确实公正无私、精力充沛；但如果说她没有我期望的那样听话顺从、肯听别人意见的话，我决不能忘记：人无完人。”艾米莉的脾气难以捉摸，她的姐妹们似乎都非常怕她。从夏洛蒂的信件中，人们可以推断：她被艾米莉搞得十分困惑，时常感到恼火，而且她显然不知道《呼啸山庄》是怎么写出来的；她完全不知晓，自己的妹妹已经创作了一部具有惊人原创力的著作，连自己的作品也相形失色。她无法不为此感到后悔。当这本书计划再版的时候，她承担了编辑工作。“我在这里强迫自己通读本书，这也是妹妹死后我首次打开这本书，”她写道。“书中的力量让我内心充满了新的敬意；可是我却很痛苦，读者不能领略到一丝的纯粹愉悦，每一束阳光都被逼近的黑云所遮蔽；每一页都充盈着某种道德上的感染力；而作者本人对此却毫无察觉。”还有，“如果在朗诵其作品手稿的时候，听众受到了那些严酷无情人物（都是些迷失堕落的灵魂）的支配和影响，从而感到毛骨悚然的话；如果有人抱怨，仅仅听到某些逼真而恐怖的场景就足以让人夜不能寐的话，艾利斯·贝尔可就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了，她会怀疑这些牢骚满腹之人是不是在装模作样。只要她还活着，她的思想就会像一棵强壮的大树一样自行成长——更高、更直、遍布四周——熟了的果子会获得更加浓郁的醇香和更加灿烂的花朵；但只有时间和经验才会对她的思想起作用；其他的才智影响是不会改变它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夏洛蒂从未了解自己的妹妹。

（四）

《呼啸山庄》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能暴露出它们所在的时代，不光是由于其写作风格是同时代常见的，还因为它跟当时的思想气候、作者的道德观以及它们接受或摒弃的偏见完全保持一致。年轻的大卫·科波菲尔完全可能写出《简·爱》这类小说（虽然才能略逊），而阿瑟·潘登尼斯也能写出有几分像《维莱特》这样的小说，尽管劳拉的影响无疑会使他避开赤裸裸的性描写（这种描写给夏洛蒂·勃朗特的书带来辛辣味道）。可《呼啸山庄》却是个例外。它跟当时的小说没有半点儿关系。这是一部很差的小说，又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它丑陋不堪，却又美不可言。这是一本叫人害怕、让人痛苦、震撼力强、充满激情的书。有些人觉得，一个过着幽静单调生活、不认识几个人、对世界毫不了解的牧师女儿，居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根本就不可能。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在可笑。《呼啸山庄》极其地浪漫。浪漫主义总是避免对现实的耐心观察，而是专注于想象的自由翱翔，（时而兴致勃勃，时而黯淡忧伤地）沉迷于恐怖、神秘、激情、暴虐。考虑到艾米莉·勃朗特的性格，还有她那备受压制的强烈情感，《呼啸山庄》正是她按理应该写的那类书。但是从表面上看，这本书倒更像是她那个饭桶哥哥布兰威尔写出来的，也确实有许多人一直深信，他是该书全部或部分的作者。其中之一弗朗西斯·格兰迪曾写道：“帕特里克·勃朗特对我声称，《呼啸山庄》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他的姐姐所言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我们在路登顿福特长途散步的时候，他常常给我讲患病天才的奇异幻想，这些内容都在小说当中得到再现，我倾向于认为，书中情节来自他的构思，而非他的姐姐。”有一次，布兰威尔的两个朋友，迪尔登和里兰德跟他约好在通往基思利路上的一处酒馆见面，相互朗诵自己的诗作；以下是迪尔登在大约二十年后写给哈利法克斯《卫报》的部分：“我朗诵了《魔后》的第一幕，可是当布兰威尔把手伸进帽子的时候（这是他通常存放即兴之作的容器，当时他以为自己的诗稿就放在里面），却发现错把自己‘尝试’写作的一本小说的数页书稿放在里面。他对此感到懊恼失望，准备把这些纸稿放回帽子里，两个朋友都热心地敦促他念念，因为我们非常好奇，想看看他究竟是如何驾驭小说家之笔的。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每读完一页就丢进自己的帽子里，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长达近一个小时。故事在某一句中间突然中断，他通过口头告诉我们结尾，还有人物原型的真名实姓，不过由于其中有些人仍然在世，我不好将他们公之于众。他说他还没有为其定好题目，也担心自己遇不到足够大胆的出版商能够对外发行这本书。布兰威尔所读部分中的场景，以及其中出场的人物，都跟《呼啸山庄》一模一样，而夏洛蒂却如此自信地声称那是她妹妹艾米莉的作品。”

此话要么是一派谎言，要么的确属实。夏洛蒂鄙视自己的弟弟，甚至在基督教的道德范围内痛恨弟弟；可我们都知道，基督教道德总是给许多坦诚的仇恨留有余地，夏洛蒂这番未经证实的话，我们不能接受。她或许曾说服自己相信那些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人常常都是如此。这个故事十分详尽，居然会有人莫名其妙地编造它，这实在奇怪。该如何解释？根本无法解释。有人暗示说，布兰威尔写了前四章，而后酗酒吸毒，半途而废，于是艾米莉接了过来。有人称这几章比后面的部分拘谨做作，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说这几章用笔浮夸的话，我认为是因为艾米莉试图表现洛克伍德是个愚蠢自负的傻瓜，而且成功达到了目的。我毫不怀疑，是艾米莉，也只有艾米莉写了《呼啸山庄》。

必须承认，这本书写得不怎么样。勃朗特姐妹文笔不佳。作为家庭教师，她们喜好浮夸而迂腐的风格，有人还新造了一个词语litératise来指代这种风格。故事的主要部分由迪恩太太讲述，此人是一个来自约克郡的女仆，什么活儿都干，就像勃朗特家的泰比一样；会话型的语体在这里更加合适，可在艾米莉的笔下，她表达观点的方式很奇怪，根本没人会这样讲话。以下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反复肯定说那次背信告密的事，如果该受这样粗暴的名称的话，也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借这个肯定来消除我对于这事所感到的一切不安。”艾米莉·勃朗特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让迪恩太太所说的话，她根本不可能懂，为了讲得通，艾米莉又让她说，自己在干活儿期间有机会读了几本书，可即使这样，其讲话之做作也让人瞠目结舌。她不是“读信”，而是“阅览书信”；她送的不是“信”，而是“函件”。她不是“走出房间”，而是“离开厅室”。她把自己白天的活儿称为“日间工作”。她“着手”而非“开始”。人们不是“喊”或者“叫”，而是“喧嚷”；他们也不是“听”，而是“聆听”。让人同情的是，这位牧师女儿竭尽全力要把故事写得温文尔雅，最终却搞得假模假样。可是人们并不指望《呼啸山庄》写得多优美：写作手法高超不见得就是好事。就像有一幅早期的佛兰德绘画《埋葬基督》一样，瘦骨嶙峋的人们那痛苦而扭曲的面庞，他们那僵硬而笨拙的姿态，为画中场景增添了极大的恐怖感和平铺直叙的残酷性，如此一来的效果，比起提香对同一事件的美丽描绘来，倒显得更加震撼和悲惨；所以在这种粗鄙的语言格调中，具有某种东西，能够奇怪地增强故事的激烈情感。

《呼啸山庄》结构臃肿。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艾米莉·勃朗特之前从未写过小说，而她要讲的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涉及整整两代人。这事儿可非常难办，因为作者要让两组人物和两组情节统一起来，必须谨小慎微，不要让其中一组的趣味遮掩了另一组的趣味。这一点，艾米莉做得并不成功。在凯瑟琳·欧肖死后，故事的力量减弱了，直到想象丰富的最后几页才有所改观。小凯瑟琳这个人物不能令人满意，艾米莉·勃朗特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她；很显然，她未能赋予她老凯瑟琳那样富有激情的独立性格，也没有她父亲的愚蠢软弱。她是个被宠坏的、愚蠢任性、粗野无礼的人；对于她受的苦，你感觉不到多少同情。她是怎么爱上小哈里顿的，书中并未交待清楚。哈里顿这个人物十分模糊，除了忧郁而英俊，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如我所想的那样，这一故事的作者不得不把岁月的流逝压缩成一段有限的时间，好让读者一眼就将其全面地把握，如同我们一眼就遍览巨大壁画的全貌一样。我觉得艾米莉·勃朗特并不是刻意地想着法儿把颇为一致的印象写成一个凌乱的故事，但我相信她肯定问过自己：究竟如何使之前后连贯；她或许想过，自己这么做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一个人物向另一个人物讲述这一长串的故事。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十分方便，但不是她创造的。然而其不利之处就是，叙述者不得不讲述大量的事情，包括景物描写（任何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如此一来，根本无法维持一种对话的方式。毫无疑问，既然你有一个叙述者（迪恩太太），就必须要有一个倾听者（洛克伍德先生）。假如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小说家，或许会运用更好的方式来讲述《呼啸山庄》的故事，但我无法相信：艾米莉·勃朗特运用这种方法是基于他人的创造。

然而不仅如此，我认为人们只要想想她的偏激、她病态的羞怯、她的沉默寡言，就能够预料到她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除此之外还能怎样？我们可以从全知的视角来写这部小说，就像《米德尔马契》和《包法利夫人》那样。我觉得将如此残暴的故事当成她自己的某些经历讲述出来，同她执拗强硬的性格是相互抵触的；而且假如她真的这么做的话，难免就会讲述一些希斯克利夫在呼啸山庄之外的故事了，比方说在那几年里，他设法获得教育、赚到大钱什么的。可她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他都是怎么做的。硬要读者接受的事实却并不可信，然而她却偏偏乐意这么做，根本不予理会。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迪恩太太向她（艾米莉·勃朗特）讲述这个故事，那么就要用第一人称了；但我怀疑，如此一来也会使她跟读者的接触过于密切，这可是脆弱敏感的她所无法承受的。而通过洛克伍德叙述故事的开头，并由迪恩太太向洛克伍德揭开面纱，她把自己藏在了一个双重面具的后面。勃朗特先生给盖斯凯尔夫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里提一下有一定意义。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由于胆小看不出性格如何，他想要了解一下，于是让他们轮流戴上一个旧面具，因为蒙着脸他们就可以更大胆地回答他的问题了。当他问夏洛蒂世上最好的书是哪一本时，她回答是《圣经》；可当他问艾米莉，他该如何对待她这个麻烦弟弟时，她却说：“跟他讲道理，如果他听不进去，就用鞭子抽他。”

在艾米莉写这部强大有力、激情澎湃、恐怖骇人的书时，她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她在书中揭示了自己内心最为隐秘的本能。她窥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源，并在那里看见了不能言说的秘密，而身为作家的冲动迫使她一心想要摆脱这副重担。据说点燃她想象力的，是她父亲曾经讲述的发生在自己年轻时的爱尔兰的故事，还有她在比利时念书时所学到的霍夫曼的故事（据说回到牧师住所后，她仍然在读这些故事，坐在炉火前的地毯上，搂着“管家”的脖子）。我倾向于认为，从这些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所写的神秘、暴力、恐怖类故事中，她看到了某些吸引自己狂野性格的东西；我觉得她在自己隐秘的灵魂深处找到了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欧肖。我认为她本人就是希斯克利夫，我认为她本人就是凯瑟琳·欧肖。她居然把自己写进书中的两位主人公，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一点也不。我们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身上都有不止一个人的影子，它们如影随形，十分诡异；小说作者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个体人物身上杂糅在一起的多重性格客观地表现出来，而他的不幸之处则在于：如果人物的身上没有自己的影子，那么不管他们在故事中是多么地必不可少，他都无法生动地塑造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呼啸山庄》中的小凯瑟琳不能令人满意的缘由。

我认为艾米莉把自己的全部都赋予到了希斯克利夫身上。她把她的狂怒、她的情欲（强烈但却受挫）、她没能得到满足的爱情、她的忌妒、她对整个人类的仇恨与鄙视、她的残忍、她的施虐心理，全都给了他。读者都还记得这件事：她为了很小的一点原因，就无情地挥拳狠打自己喜爱的狗的脸。艾伦·纳西还讲了另一段奇怪的事情。“她喜欢把夏洛蒂领到自己不敢独自去的地方。夏洛蒂对未知动物有着一种极度的恐惧，艾米莉乐于把她领到近前，而后告诉她自己做过什么、怎么做的，津津有味地嘲笑她的惊恐。”我认为艾米莉对凯瑟琳·欧肖的爱，就是希斯克利夫那种雄健的动物之爱；我相信，当她像希斯克利夫那样踢打和踩踏欧肖、拿着他的头猛撞石板的时候，她笑了，就像当初嘲笑夏洛蒂的恐惧一样；我也相信，当她像希斯克利夫那样抽打小凯瑟琳的脸、大肆羞辱她的时候，她笑了。我认为，在她欺侮、谩骂、恫吓自己笔下人物的时候，她会获得一种释放的快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她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承受过这种羞辱；我还认为，如同将角色双重化的凯瑟琳一样，尽管她与希斯克利夫进行争斗，尽管她鄙视他，尽管她知道他是个凶残之人，却全身心地爱着他，对自己能够左右他感到欣喜不已，由于施虐心理中还有受虐的成分，所以她十分迷恋他的暴虐、他的冷酷，以及他狂野的性格。她感觉他们之间很接近，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我认为两人都是艾米莉·勃朗特这一观点正确的话）。“耐莉，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并不见得比我对我自己还更有趣些，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

《呼啸山庄》是一个爱情故事，也许算是最为奇特的爱情故事了，其中非常奇特的一部分就是：恋人始终保持贞操。凯瑟琳热切地爱着希斯克利夫，对方亦是如此。而爱德加·林顿这个人，凯瑟琳对他只有善意（时而也恼怒）的忍耐。人们搞不明白：不管将面临何等贫困，为什么这两个爱得如此深切的人就没有私奔呢。人们搞不懂两人为什么没有成为真正的恋人。或许艾米莉所受的教育导致她把私通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或许两性之间的性爱令她异常反感。我认为两姐妹都十分性感。夏洛蒂外表平平，从她一侧的脸庞看去，肤色灰黄，鼻子很大。在她尚未成名、身无分文的时候，就有人向她求婚，在那个时代，男士都指望太太能带来一份财产。不过并非美貌才能让一位女士具有魅力；事实上，绝世美貌常常令人战栗：你只愿仰慕，却不被打动。如果有男士爱上了夏洛蒂这样一位吹毛求疵、爱挑毛病的女人的话，必定是发现她具有性的魅力，也就是说他们能隐约感觉到她的性感。当她刚嫁给尼古拉斯先生的时候，并没有爱上他，而是觉得他狭隘、专断、阴沉，而且很不聪明。从其信中显然可以看出，婚后她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她眼里，两人都轻佻起来。她爱上了他，而他的缺点也无关紧要了。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就是：她的性欲最终得到了满足。没有理由认为，艾米莉不及夏洛蒂性感。

（五）

一部小说的起源，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在一个小说家的首部作品中（就我们所知，艾米莉一生只写了一部），如果说有满足愿望，或者个人自传的成分，并非没有可能。可以想象得出，《呼啸山庄》纯粹是幻想的产物。谁能知道，在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中，或者当她整个夏日都躺在盛开的石南花丛中的时候，艾米莉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性爱幻想？人人都能看出，夏洛蒂笔下的罗切斯特跟艾米莉笔下的希斯克利夫是何其相像。希斯克利夫或许就是个私生子，是罗切斯特家的某个小儿子跟利物浦遇到的一个爱尔兰女佣生的。这两个人全都皮肤黝黑、残暴无情、面相凶恶、精力充沛、激情四射、神秘莫测。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塑造他们（以满足自身急切而受挫的性欲）的姐妹俩性格不同。不过罗切斯特是具有正常本能的这位女士的梦想，她渴望沉迷于这位专横而无情的男性；而艾米莉则把自己的刚毅气概、她的桀骜不驯和粗野性情，全都赋予到了希斯克利夫身上。不过照我猜测，姐妹俩塑造这两个粗野固执之人的主要原型，还是他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

如我所言，艾米莉有可能完全凭空想象出《呼啸山庄》的结构，但我并不认为真的如此。我本来就该想到：造就一部小说的有效想法，就像一颗坠落的星星，是绝少突然出现在作者脑海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来自作者自身的经历（往往是情感经历），或者即使是别人告诉他的，也具有很强的情感魅力；而后，他的想象开始分娩，人物和情节一点一点地从中出现，直到最终成品问世。可是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将激发作者创造力的火花点燃的线索是多么地细微、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多么地琐碎。当你观察一株仙客来的时候，心形的叶子围绕盛开的花朵，淡漠的花瓣摆出一副任性的样子，仿佛它们都是随意长出来的，似乎很难相信：如此诱人的美丽，如此缤纷的色彩，居然来自一粒针头大小的种子。所以说，只有凭借生殖力强的种子才能够结出不朽的著作。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阅读艾米莉·勃朗特的诗歌才能猜测出：究竟是什么感情经历导致她从写作《呼啸山庄》的残忍苦痛中寻求解脱。她有大量的诗作，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平庸，有的动人，有的有趣。她最拿手的似乎还是自己礼拜天在霍沃思教区教堂所吟唱的赞美诗，可即使是那些平庸的诗作也掩盖不住下面的强烈感情。其中的多首诗歌来自《冈德尔岛纪事》，这是她跟安妮在小时候为了自娱自乐而虚构的一个小岛的历史，而艾米莉在长成大姑娘之后还继续为《纪事》写诗。或许她发现这是一种释放自己痛苦情感的便利方式，由于她天生含蓄，不愿用其他任何方式表达这种情感。其他的诗歌好像就是直抒胸臆了。1845年，即艾米莉去世前三年，她写了一首名叫《囚徒》的诗。就我们所知，她从未读过任何神秘主义作品，可她在这些诗作中对神秘体验的描述让我们无法相信，它们居然没有透露出她对个人交往的认识。她使用了跟神秘主义者几乎相同的措辞，来刻画自己在同上帝分开后内心所感到的苦恼：

啊，可怖的阻隔——巨大的苦痛——

当耳朵开始倾听，当眼睛开始凝视；

当脉搏开始律动，当大脑再度思考；

灵魂将感知肉体，肉体将感知枷锁。

这几行诗无疑反映出一种感受很深的体验。为什么有人认为艾米莉·勃朗特的爱情诗不过是练笔之作？我应该想到：他们显然指的是她陷入爱河、爱情未被接受，由此备受伤害。她是在靠近哈利法克斯的洛希尔女子学校教书时写下这几首诗的。此时她十九岁，没什么机会接触男性（而且我们也知道她对男人唯恐躲之不及），而根据我们对其性格的猜测，她很可能爱上了不知哪一个家庭女教师，或者是某个女孩子。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爱。可能由此引发了很大的苦恼，足以在她受伤的心灵这片沃土上埋下种子，让她创作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奇特的著作。我想不出还有哪部小说里，痛苦、狂喜、爱情的残酷得到如此有力的阐发。《呼啸山庄》有很大的缺点，但没有关系，这就像掉下来的树干、遍地的石子、挡道的雪堆一样无关紧要，它们并不碍事，毕竟不是咆哮着沿山腰而下的阿尔卑斯山洪。你无法把《呼啸山庄》同其他任何一本书进行比较，只能将其比作埃尔·格列柯伟大画作中的一幅：在一片昏暗沉闷的景色中，几个细长而瘦弱的身影姿态扭曲，被神秘的情绪所迷惑，屏住了呼吸。一道闪电滑过阴暗的天空，为此情此景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恐怖感。

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贵族，在莫斯科的圣玛丽医院担任外科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格外重视，因为在他被宣判有罪并被剥夺头衔（虽说头衔不高）的时候，他感到十分沮丧；而且刚一获释，他就敦促有势力的朋友赶紧为他恢复头衔。但是俄国的贵族头衔跟欧洲其他国家的并不一样，比方说，在政府供职达到一定位置就可以得到，而且似乎意义也不大，无非就是把你跟农民和商人区分开来，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有身份的人。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属于清贫专业人士的白领阶层。他的父亲为人严厉，不仅放弃奢华享乐，甚至连舒适生活也不要，为的就是好好教育自己的七个孩子；为了让他们承担起人生的责任和义务，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们要适应艰辛与不幸。他们拥挤地生活在医院的两三间房子里，都是医生的宿舍房。绝对不允许他们独自外出，没有零花钱、没有朋友。除了医院的薪水之外，医生还做一些私人门诊，过了一段时间，在距莫斯科数百英里的地方买了一处小房产，自此之后，母亲带着孩子们在那里度夏。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当医生的父亲把最大的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带到了圣彼得堡，送他俩进了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长子米哈伊尔因体质太差而未被接纳，于是费奥多尔便同自己唯一关心的人分开了。他孤独而忧伤。不知是不愿意还是没能力，反正父亲没给他什么钱，导致他无力购买诸如书本和靴子这类的必需品，甚至连常规的学费都交不起。安置下两个大儿子之后，医生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放在他们莫斯科的姑姑家里，然后放弃行医，带着最小的两个女儿归隐到乡下的田庄里。他沉溺于饮酒，对孩子异常严厉，对农奴更可说是残暴了。终于有一天，他们杀死了他。

此时的费奥多尔十八岁。他的成绩不错，尽管没什么热情，在完成学院的课程之后，被任命到作战部的工程部门工作。凭借他在父亲地产中的那一份，以及自己的薪水，他一年能拿到五千卢布。如果换成英国货币的话，这笔钱在当时值三百镑多一点。他租了一套公寓，迷恋上了桌球，四处挥霍钱财，一年之后，他辞去职位，因为他觉得作战部的工作“跟土豆一样乏味”，此时他已债台高筑。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欠着一屁股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挥霍之徒，虽然其铺张浪费令他陷入绝望，可他从未有足够的信念来抵制自己的任性。为其作传的一位作家曾表示：他在自信上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胡乱花钱，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时的强大感，由此满足他过度的虚荣心。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不幸的缺点使其陷入令人何等痛心的困境。

还是在学院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经开始创作一部小说，如今业已完成，此时的他已决定以写作为生。该书名叫《穷人》。他在文学界谁也不认识；不过他有个叫格里戈洛维奇的熟人跟一个叫涅克拉索夫的人很熟，此人正打算办一份书评，格里戈洛维奇就提出把这个故事给对方看看。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才回到住处。他整个晚上都在给一个朋友念自己的小说，并与之进行讨论。清晨四点，他走回家。他没有睡觉，而是打开窗户坐在窗边。门铃声吓了他一跳。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情绪激动地冲进屋来，眼里几乎噙着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他。原来他们已经开始阅读这本书，而且是轮流地大声朗读，当他俩念完后，虽然时间已晚，还是决定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出来。“即使他睡觉了也没关系，”两人互相说道，“咱们把他叫起来。这事儿远比睡觉重要。”涅克拉索夫第二天就把稿子交给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而他也是跟那两位一样激动不已。小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出名了。

他对出名还不太习惯。有位帕纳耶夫·格罗瓦切夫夫人曾这样描述他在刚刚见面时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从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新来的人是个性格十分紧张而敏感的小伙子。他又矮又瘦，浅色的头发，脸色很不健康，灰色的小眼睛焦虑地瞄来瞄去，苍白的双唇始终不安地抽动着。几乎在场的每个人他都认识，可他似乎很害羞，并不参与大家的交谈，尽管为了消除他的拘谨，让他感觉自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一员，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引他讲话。不过在那个夜晚之后，他频频来看我们，那股矜持劲儿也开始消失：他甚至开始……参与到争论中来，其中观点上的纯粹对立似乎促使他去揭每个人的短。事实上，他的年轻气盛，再加上紧张的性格，令他失去了一切自控能力，导致其过度夸耀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自大与自负。也就是说，突然间显赫地跻身文坛让他有些眩晕，文学大家的赞誉也令其不知所以，于是他就像众多易受情绪影响的人一样，在那些按部就班进入文学界的青年作家面前，不能掩饰自己的成就感……透过他爱挑别人毛病的表现，以及自以为是的口气，说明他认为自己比同伴们高出不知多少倍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疑心各种鄙视自己才华的企图；从每一个坦率的字眼儿中，他都能看出轻视自己作品、冒犯自己个人的目的，他常常怀着一种愤恨不已的情绪来到我们这里，这种情绪往往挑起争吵、向想象中的所谓毁谤者发泄他积压在胸口的怒气。”

由于获得了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签了一部小说和几个短篇的合同。拿到预付款后，他继续寻欢作乐，朋友们出于好意对他进行了批评。可他跟他们吵了起来，甚至包括为他付出很多的别林斯基，因为他不相信对方“仰慕之情的诚意”；他自认是个天才，是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债台高筑，被迫匆忙工作。长时间来，他都患有轻微的神经错乱，如今病了，他害怕自己会变疯，或者得上结核病。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短篇故事很不成功，长篇小说也是不值一读。曾经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的人们，如今开始激烈地攻击他，他们的意见相当一致：他已江郎才尽了。

（二）

一天清晨，即1849年四月二十九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被带到了彼得保罗要塞。原来他参加了一个青年人组织，其成员都受当时风行西欧的社会主义观念影响，他们决心要实施某些改革措施，特别是解放农奴、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这些人每周聚会一次商讨意见。为了秘密传播组织内成员所写的文章，他们还竖起一台印刷机。警察早已经盯上他们一段时间了，所有人在同一天被捕。在牢里呆了几个月后，其中十五个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们被带到处决的地点，可就在士兵准备行刑时，有信使来报，死刑改成了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在鄂木斯克监狱蹲了四年，之后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当他被带回彼得保罗要塞后，他给哥哥米哈伊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被带到了西蒙诺夫斯基广场。在那里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让我们亲吻十字架，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而我们的丧服（白衬衣）也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当中有三个人被带到木栅前准备处决。我是这排人里的第六个；他们让我们每三人一组，所以我在第二组，已经没多会儿工夫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有你占据我的心头；我这才头一回意识到，我有多爱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了站在身旁、向我道别的普莱斯切夫和杜洛夫。后来，退军号响起，被押到木栅前的人又都被带了回来。有人向我们宣读，沙皇陛下赦我们不死。然后又宣读了最终判决……

在《死屋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监狱生活的恐怖。其中一点值得注意。他记述道，一个新犯人刚来两个钟头，就能跟其他犯人相处融洽、亲密无间。“可是对于一个绅士或者一个贵族，那就另当别论了。无论他怎么样不摆架子，脾气有多好，人有多聪明，自始至终都会受到其他人的一致痛恨和鄙视的，决不会有人理解他，更不会有人信赖他。没有谁会拿他当朋友或同志，或许过上几年，他不再成为大家的出气筒了，但他依旧无依无靠地生活，也摆脱不了自己是个孤独外人的痛苦念头。”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属于这种类型的绅士；他的出身跟他所过的生活一样，都极为普通，除了短暂的风光之外，他一直穷困潦倒。他的朋友兼难友杜洛夫广受爱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承受着孤独和痛苦，而这些痛苦，似乎至少在部分上是由于他性格上的缺陷引起的，包括他的妄自尊大、生性多疑、烦躁易怒。不过这种处于两百同伴当中的孤独感，又驱使他重新依靠自我：“通过这种精神上的隔绝，”他写道，“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岁月，对之进行细致的剖析，查究我之前的生活，严格冷酷地审视自己。”《新约全书》是唯一一本他可以拥有的书，他不停地读来读去。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可谓巨大。自此之后，他处事谦恭，极力压制自己正常人的欲望。“在万事万物前，你都要谦卑起来，”他写道，“想想你过去的生活，想想你在未来能够成就什么，想想你灵魂深处潜伏着多么巨大的恶毒、卑鄙、邪恶。”牢狱生活至少暂时遏制了他那自负而专横的情绪。出狱时的他不再是一名革命者，而是一名王权和既定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一名癫痫病患者。

关押期满后，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的一处小驻地做士兵，以此来完成刑期。那里的生活异常艰辛，可他却坦然接受这种痛苦，认为这是对自己所犯罪过应有的惩罚，因为此时的他已认定，自己参与的改革活动是严重错误的；他写信给哥哥说：“我绝无怨言；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理应背负它。”1856年，通过一位老校友的从中调停，他得以离开军队，生活也比先前略为好些。他交朋友、恋爱，恋爱的对象叫玛丽亚·德米特耶夫娜·伊莎耶娃，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带着一个儿子，丈夫由于酗酒和肺病已奄奄一息；据形容，此人中等身材、美貌绝伦，苗条、热情、高贵。关于她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生性多疑、嫉妒、自寻烦恼。他成了她的情人。然而过了一段时日，她的丈夫伊沙耶夫被转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驻扎的那个村子迁到了大约四百英里开外的另一个边疆驻地，并且死在了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写信求婚，对方犹豫不决，部分上是因为此时两人都一贫如洗，还因为她已经爱上了一位名叫佛古诺夫的“品格高尚、有同情心”的年轻教师，并且成了他的情人。深陷情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妒火中烧，可是他有一种伤害自己情感的热望，再加上作为小说家，他又有一种把自己看成是小说人物的倾向，因此他做了一件具有其典型特点的事情，就是宣布佛古诺夫比自己的亲兄弟还亲，他还恳求自己的一个朋友送钱给对方，好让玛丽亚·伊莎耶娃得以同自己的情人成婚。

不过，他不需承受什么严重后果就可以扮演一个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心爱人幸福的伤心人角色，这是因为这位寡妇一心想发财，佛古诺夫虽然“品格高尚、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今已是一名军官，对他的赦免不会久拖，而且他也没有理由写不出成功的书来。两人于1857年成婚。他们手头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出去借，直到没钱可借了，他又再次开始文学创作；但是由于以前蹲过监，他必须获得出版许可才行，而这并非易事。婚姻生活也不容易过，事实上是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归结于妻子生性多疑、喜欢胡思乱想。他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自己也十分急躁、喜欢争吵、神经兮兮，对自己缺乏信心，就跟当初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一样。他开始动手写各式各样的小说片断，然后放到一边又写别的，最终没有多少作品出来，而且也毫无价值。

1859年，由于他本人的请求和朋友们的影响，他获准重返彼得堡。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西蒙斯教授写了一本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既有趣味又有启发，他在书中不无公正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重获行动自由的手段非常可鄙。“他写了爱国诗歌，一首是庆祝亚历山德拉皇后生日的，另一首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的，他还为尼古拉斯一世驾崩写了挽歌。他向当权者以及新登基的沙皇本人写求援信，在信里声称自己热爱年轻的王室，他把王室描绘成普照众生的太阳，他还宣布愿意为沙皇舍弃自己的生命。对于以前的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但坚持说自己已经悔改，并在为自己曾经丢弃的想法受难。”

他携夫人和继子在首都定居下来。从当初作为罪犯离开这里，距今已经十年了。他同哥哥米哈伊尔联手创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刊名叫《时代》，他为这份刊物写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刊物很成功，他周围的环境也宽松起来。1862年，他把杂志交由米哈伊尔照管，自己则去游览西欧。对于本次游历，他并不满意。他发现巴黎是“一座令人极度厌倦的城市”，那里的人唯利是图、心胸狭窄。对于伦敦穷人的苦难和有钱人的虚伪体面，他都倍感震惊。他还去了意大利，可他对艺术不感兴趣，在佛罗伦萨呆了一个星期却没有去乌飞齐美术馆，而是靠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悲惨世界》来打发时间。罗马或者威尼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返回俄国。他已不再爱自己的妻子，对方感染了肺结核，如今成了慢性病患者。

就在他动身出国几个月前，时年四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对方当时想在他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短篇故事。她的名字叫波琳娜·萨斯洛娃，二十岁，还是处女，长得很漂亮，不过，为了表现自己学问高深，她剪了短发，戴着副黑框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很是着迷，返回彼得堡后，他就引诱对方发生了关系。而后，由于一位投稿者的倒霉文章，导致杂志被禁，他决定再次出国，理由是治疗自己的癫痫病，一段时间来，病症愈发严重，可这只是个借口；他是想去威斯巴登赌钱，因为他想好了一套如何把庄家的钱全部赢来的办法，他还订好跟萨斯洛娃在巴黎约会。他把妻子留在了距离莫斯科有段距离的弗拉基米尔，从贫困作家基金会借了些钱便出发了。

在威斯巴登，他输掉了大多数钱，而他能离开赌桌，仅仅是因为他对波琳娜·萨斯洛娃的热情超过对轮盘赌的热情。他俩原计划一同去罗马，可就在等待他的时候，这位自由的年轻女士又同一位西班牙的医学学生有了一段短暂的瓜葛；对方遗弃她后，她心烦意乱。对于这种事，女人是很难泰然处之的，她拒绝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关系。而他接受了这一局面，并且提议他们应当以“兄妹身份”同赴意大利，反正她也无所事事，于是便同意了。这一安排并不成功，其中的麻烦就是，他俩手头紧张，不得不时常当掉一些小饰品，经过几个礼拜的“感情伤害”之后，两人分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国，发现妻子生命垂危。六个月后，她死了。他给一个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的妻子，这个深深爱着我、我也极度爱恋着的人，在莫斯科停止了呼吸，她是在患肺病去世前的一年转到那儿的。我一直跟着她，整个冬天一刻也未曾离开她的身边……我的朋友，她爱我极深，而我对这份感情的回报也是无以形容；然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等哪天见到你，我会告诉你全部情况的。不过眼前我还是要说，撇开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不幸福不谈，我们本不该失去彼此的爱，而应当相互依靠，苦难越重，依靠越深。在你看来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却是事实。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高尚的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夸大自己的爱妻之情。那年冬天，他两赴彼得堡，为的是打理跟哥哥一同创办的一份新杂志。该杂志已不再像《时代》那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米哈伊尔在得病不久后去世，留下一大堆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自己必须照顾他的遗孀和子女、他的情妇以及情妇的子女。他向一个富有的姑妈借了一万卢布，然而到1865年，他宣告自己破产。此时的他手上有一万六千卢布的债据，还有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债主们都很不好对付，为了躲避他们，他再次向贫困作家基金会借钱，另外还签了一本到期交稿的小说，拿到一笔预付款。凭着这些钱，他去了威斯巴登，想再到赌桌上去试试运气，同时也见见波琳娜。他向她求婚，对方拒绝了。很明显，假使她爱过他，现在也不再爱了。我们可以推测，她当初跟他也是因为他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且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也对她有利用价值。可如今杂志被禁，他的外貌一直不怎么起眼，而且他已经四十五岁，秃头，还有癫痫病。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在身体上让她反感的男人对她垂涎三尺更让她恼火的了，坦白讲，如果他再不肯接受对方的拒绝，她就会逐渐痛恨他了。我猜想这就是波琳娜当时的情况。有关她变心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让自己很有面子的解释。我将在后面适时谈到这一点及其对他的影响。他们把钱全都赌光了，于是他写信向屠格涅夫借钱，他刚跟人家吵过架，心里还厌烦鄙视对方。屠格涅夫寄给他五十泰勒，凭借这笔钱，波琳娜得以去了巴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威斯巴登呆了一个月。他身上有病、穷困潦倒。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屋里，以免触动食欲却又无钱满足。他实在困苦不堪，便写信给波琳娜要钱。而此时的她似乎已卷入另一桩韵事，好像也没回信。他开始写一本新书，他自己说是迫于无奈、争分夺秒。这本书就是《罪与罚》。最后，他给一位西伯利亚时期的老朋友写的求助信得到回馈，他得到足够的钱离开威斯巴登，又在这位朋友的进一步帮助下设法回到了彼得堡。

还在写《罪与罚》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签过合同，要在某一天之前交付书稿。根据他所签署的不公正协议，假如他不按期交稿的话，出版商有权出版他随后九年的所有作品，而不用付给他一分钱。最后期限即将到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束手无策。此时，有个聪明人建议他雇个速记员；他照做了，二十六天后，便完成了一部叫做《赌徒》的小说。这个名叫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速记员只有二十岁，相貌平平，可是她高效、能干、耐心、忠实，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度崇拜；1867年年初，两人结婚了。他的继子、他哥哥的遗孀及其子女，都料到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供养他们了，便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儿充满敌意，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实在过分，搞得她十分可怜，于是她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离开俄国，他又一次债台高筑。

这一次，他在国外呆了四年。起初，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感到同这位知名作家一起生活很难。他的癫痫病愈加严重。他脾气暴躁、做事轻率、爱慕虚荣。他依然同波琳娜·萨斯洛娃保持信件往来，这可无助于安娜内心的平静，但是作为一个极富理智的年轻女人，她把不满都深埋在自己内心。他们去了巴登巴登，在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赌钱了。他照常输光了一切，也照常给所有会帮他的人写信要钱，要更多的钱；可钱一到，就马上输到赌桌上了。他们把手头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典当了，搬到越来越便宜的公寓去住，有时候甚至没钱吃饭了。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怀孕了。以下是他写的一封信的节选，此时他刚刚赢了四千法郎：

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恳求我，说四千法郎就该满足了，让我马上离开这儿。可是还有机会呀，完全可能轻而易举地赢回一切。要举例子吗？一个人除了自己赢的钱，他还能看到别人赢上两万、三万法郎（他是不会看到那些输钱的人的）。这个世界上有圣人吗？钱对于我来讲，比对他们重要。我下的赌注比我输的钱还要多。我开始失去自己最后的那点儿资源了，这令我怒不可遏。我又输了。我当掉了自己的衣服。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当掉了她的所有东西，包括她最后的小装饰品（真是个天使！）。她给了我怎样的安慰，在这该死的巴登，我们躲避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小破屋里，她是多么疲惫啊！终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输光了。（唉，这些德国人真可耻。他们一律都是些放高利贷的、恶棍、流氓。房东知道我们还未收到钱是无处可去的，于是抬高价钱。）我们最后不得不逃离巴登。

孩子出生在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赌博。当他把本该供养妻儿生活必需品的钱输掉的时候，心里非常悔恨，可口袋里刚有几个法郎就匆忙赶回赌桌。三个月后，孩子夭折了，这令他痛不欲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又怀孕了。两口子极度拮据，为了给自己和妻子买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向临时认识的人借钱，这个十法郎，那个五法郎的。《罪与罚》大获成功，他着手写下一本书，书名叫《白痴》。出版商同意每月给他寄二百卢布；可是他那不幸的虚弱身体让他困顿不已，被迫一再索要预付款。《白痴》未能让对方满意，他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永久的丈夫》，之后则是一部长篇小说，英文名叫作《群魔》。与此同时，迫于形势（我指的是当他们已经透支掉自身信用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妻儿搬来搬去。但是他们十分想家。他从未克服内心对欧洲的憎恶。巴黎的文化与荣耀，休闲安逸，德国的音乐，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瑞士风景明媚、神秘莫测的美丽湖泊，托斯卡纳的优雅迷人，佛罗伦萨的艺术宝藏，对他全都没有触动。他觉得西方文明过于资产阶级，颓废而堕落，并且坚信，它即将土崩瓦解。“我在这儿正变得愚钝而狭隘，”他从米兰来信说，“我急需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回俄国的话，根本无法完成《群魔》。安娜也渴望回家。可是他们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已把相当于连载版权费的钱款全都预付给了他。前两期小说已经登载在杂志上，由于害怕得不到继续连载的机会，出版商先把钱汇去买车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返回圣彼得堡。

这是在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离去世还有十年。

《群魔》颇受肯定，对当时青年激进分子的批评使得该书作者成为保守界的朋友。他们认为他对政府反对改革很有利用价值，便给他在一家报社提供了一个收入很高的编辑职位。报纸名叫《公民报》，由政府资助。他在那里干了一年，而后由于跟出版商意见不合辞职离开。安娜说服丈夫，让她自己出版《群魔》；这一尝试大获成功，从此之后，安娜推出他各种版本的作品，获得丰厚利润，结果他终其一生不再缺钱。他余下的几年，寥寥数语即可带过。他以《作家日记》为题写了大量应时之作。这些文章广受欢迎，他开始以导师和先知而自居。这种角色，没有几个作家不想承担。此时的他已是一个狂热的斯拉夫优越论者，在充满兄弟情谊（他将之视为俄国人民的特殊天赋）、渴望为全人类奉献的俄国民众当中，他看到了医治俄国乃至全世界病症的唯一希望。此后的事态发展说明：他实在过于乐观。他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少年》，后来改叫《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声誉日隆，到他1881年突然去世的时候，已被许多人视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据说他的葬礼曾是“俄国首都历史上最受人关注的公共集会之一”。

（三）

我已设法不带评论地讲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生平。给人的印象就是，此公的性格极难接近。虚荣心是艺术家的职业病，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都不例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大谈特谈自己和自己所写的作品，似乎根本不曾想到别人会感到厌烦。而且他还缺乏自信心，也就是现在的所谓自卑心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公然蔑视其他作家。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决不会因为蹲了几年牢房就变得卑躬屈膝；他觉得这一判决是自己反抗当局应得的惩罚，但这并不妨碍他尽全力争取赦免。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在讨好权势时自我卑屈到何种地步。他完全没有自控能力。当他被激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什么审慎、得体，全都无济于事。所以当他的第一位妻子病入膏肓、来日不多时，他撇下对方，跟随波琳娜·萨斯洛娃去了巴黎，只是在被那个轻浮女子抛弃之后，才又重新回到妻子身边。不过最能表现其弱点的，还是他对赌博的热衷。这个癖好导致他时不时地陷入贫困。

读者都还记得，为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短长篇，名叫《赌徒》。这部作品写得不怎么样。其主要意义就在于，他在故事当中把左右受害者的心理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读过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虽然赌博给他带来了屈辱，给他及其所爱的人们造成了痛苦，由此引发诉讼（他从贫困作家基金会得来的钱是为了确保其写作，而不是让他赌博用的），需要不断求人（人家给他钱都已经给烦了），为什么面对这一切，他依然无力抵抗诱惑。他这人爱出风头，凡是具有创造天赋的人，不管从事何种艺术，或多或少都会这样；他曾描写过一连串的好运如何满足自己这个丢脸的偏好。旁观者围坐一团，盯着这个幸运的赌徒，仿佛他是一个超人。他们赞叹不已，他成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承受病态怯懦心理之苦的不幸者来说，这是何等的宽慰啊！赢钱的时候，他如痴如醉，感到浑身充满力量，觉得自己就是命运的主人，他的聪慧、他的直觉如此之可靠，简直可以支配命数。

“我只有一次要展现我的意志，一个小时之内，我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赌徒宣言。“伟大的是意志。记住七个月前在轮盘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啊！这是坚强决心的显著例子。我输掉了一切，一切呀。我正要出赌场，发现马甲口袋里还有一个荷兰盾：‘好歹我还有吃饭钱，’我内心思忖。可是走出一百步之后，我改变主意，转身又回去。我押上这个荷兰盾……当你身处异乡、远离家人朋友、不知道下顿饭在哪儿的时候，却押上最后一个盾，最后一个，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走出赌场，口袋里装着一百七十盾。这就是事实。有时候，这就是最后一盾能够实现的奇迹。假如我当时灰心丧气了怎么办？假如我不敢冒险了怎么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式传记由他的一位老朋友斯特拉科夫所撰写；为了这部著作，他还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艾尔默·莫德在其托尔斯泰传记中刊载了这封信，下面是其译文的删节版本：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都要抵抗一种厌恶感，努力压制自己的憎恶……我无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一个善良或者快乐的人。他道德败坏、放荡堕落、忌妒成性。整个一生，他都被自己的激情所困扰，这激情足以让他变得愚蠢可怜，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险恶。我在为其做传的时候明显意识到这些感受。在瑞士，他当着我的面粗暴对待用人，对方不服，对他说：“可我也是个人啊！”我至今还记得这席话当时对我的触动，它是针对一个始终向他人宣扬人道情怀的人所说的，反映出在自由瑞士所盛行的人权观念。这样的场景一再出现；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糟糕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肮脏行径毫无悔过之心，反倒以此为荣。他对肮脏行径十分着迷，对此甚为洋洋自得。维斯科瓦托夫（一位教授）曾告诉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吹嘘自己在浴室里强奸了一个被自己家庭教师领来的小女孩儿……尽管如此，他依然喜欢多愁善感的情怀和高尚的人道梦想，正是这些梦想，再加上他的文学要旨和作品倾向，使他深受我们的喜爱。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小说都极力为其作者开脱，它们说明了恶贯满盈和高尚情操完全可以比肩而立……

的确，他的感情十分脆弱，他的博爱徒劳无益。他对“常人”（与知识分子相对）的了解甚少，却指望他们复兴俄国，他毫不怜悯他们的悲苦命运，强烈反对那些试图缓解平民疾苦的激进分子。对于穷人们可怕的悲惨状况，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他们的苦难理想化，从中找出一种生活方式。他为他们提出的，是宗教与神灵的慰藉”。

小女孩儿被强暴的故事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们极度不安，他们羞于谈及。安娜声称，他从未向她提过这一部分。斯特拉科夫的描述显然来自道听途说；但为了加以证实，他记载说，不堪自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之告诉一位老朋友，对方建议他向自己在世上最恨的人坦白，以此作为悔过。这个人就是屠格涅夫。他曾经热情地奖掖过初涉文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西方人”，有贵族气派，且资财丰厚、功成名就。他曾对屠格涅夫忏悔，对方则默然倾听。陀思妥耶夫斯基停顿了一会儿，或许（就像安德烈·纪德所说的那样），他期待着屠格涅夫能像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个人物那样，张开双臂拥抱自己、淌着热泪亲吻自己，而后两人便可重修旧好。可什么也没有发生。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得告诉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我必须得告诉您，我深深地鄙视我自己。”他等着屠格涅夫讲话，可对方依旧默不作声。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火了，他高喊道：“但我更加鄙视你。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而后迈步走出房间，砰的一声甩上了门。他失去了一幕其他作家都力不能及的场景。

奇怪的是，他在自己的书中两次使用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情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承认自己有过同样的不体面行为，而《群魔》有一章里的斯塔夫罗金亦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不肯将其出版。或许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恶意模仿屠格涅夫。这实在是既无聊又愚蠢，其结果只是令一部本就不成形的作品更加没有样子，目的似乎仅仅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他并非第一个以怨报德的作家。在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结婚之前，他曾极不明智地把这个丑恶的故事讲给自己追求的一个女孩儿听，不过是当故事讲的。而我觉得这就是实情。他喜欢贬低自己，就跟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而且在我看来，他把这些针对别人的可耻行径讲成自己的个人经历，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相信，他指责自己犯下的这些让人恶心的罪行会是真的。我冒昧地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白日梦，让他一时间既兴奋又恐惧。他笔下的人物频繁做白日梦，很可能他自己也跟着做了起来。由于自然的禀赋，小说家的白日梦常常比普通人更加准确、更加详尽。有时候，这些白日梦十分自然，以至于他可以将之用于自己的小说，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看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很可能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两度在小说中运用了这个可耻的故事之后，他便对之不再感兴趣。或许这就是他从未告诉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虚荣嫉妒、喜欢争吵、疑心重重、卑躬屈膝、自私自利、吹吹嘘嘘、极不可靠、粗心轻率、眼光短浅、气量狭窄。总而言之，他是个讨厌的人。可是情况并不只是这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塑造出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这个或许称得上是一切小说中最具魅力的人物的，也不可能塑造出道德高尚的佐西马长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可不算挑剔。还在蹲监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人可能会犯很严重的罪过，谋杀、强奸或者抢劫，但同时又具有勇敢、慷慨、关心朋友的品格。他很有善心，遇到乞丐或朋友都是解囊相助。当他自己穷得丁当响的时候，还抠出一点来接济妻妹和哥哥的情妇、接济自己那个不中用的继子、接济嗜酒的废物，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他们占他的便宜，就像他占别人的便宜一样，可他一点也没有嫌弃，而是觉得自己为他们做得还不够，并且为此感到十分苦恼。他对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充满了爱恋、仰慕、尊敬，认为她在哪个方面都胜过自己；在离开俄国的四年当中，他始终害怕她单独跟自己在一起会觉得无聊，并为此痛苦不堪，这一点让人不能不心生感动。他很难让自己相信：虽然自己身上有各种缺点，但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十分了解、又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人。

我想不出有哪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作为人和作为作家之间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可能所有创造力强的艺术家都有这种情况，但作家相对而言更为明显，因为他们的媒介就是文字，而其行为与交流之间的矛盾令人更为震惊。或许是这样的：创造性天赋是童年与少年时代的一种十分正常的能力，可如果在青春期之后依旧存在，那么就是一种病症了，只有在损害人类正常特征的情况下才会旺盛起来，也只有在混杂了邪恶品质的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就像施了肥料的西瓜味道才更甜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具有的惊人原创力，使他成为世上最卓越的小说家之一，而这种原创力的源头，不是他身上的善，而是他身上的恶。

（四）

巴尔扎克与狄更斯塑造了无以计数的人物。他们为千差万别的人所着迷，他们的想象，被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差异和独特个性所点燃。不管这些人是好还是坏，是笨还是聪明，他们代表了他们自身，所以是拿来利用的极好素材。我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对他自己以及密切影响自己的人感兴趣。有些人对于美丽的事物，只是拥有了才会关心，他从某种意义上就很像这类人。他满足于用有限的几个人物就行，这些人物在一部部的小说中接连出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跟《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只是没有癫痫病而已；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是对《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进一步刻画。该书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翻版，只是没那么强硬。所有这些人物，都散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痛苦、扭曲、病态的情感。他笔下的女性人物甚至更没什么变化。《赌徒》中的波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群魔》中的丽莎贝塔、《白痴》中的娜塔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特里娜和格鲁申卡，都是同一类女人；她们都是直接以波琳娜·萨斯洛娃为原型塑造出来的。这个女人带给他的痛苦、施加给他的屈辱，都是刺激他满足自己受虐心理的需要。他很清楚她恨自己，也确定她爱自己，因此以她为原型的女性人物都很想控制和折磨她们所爱的男人，可同时又顺从对方、在对方的手里遭受折磨。她们歇斯底里、满怀仇恨、心肠恶毒，因为波琳娜就是这样的。破裂数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与她重逢，仍旧再次向她求婚。她拒绝了。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相信：她确实不喜欢自己，于是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抚平自己受伤的自尊心，那就是一个女人往往对自己的处女之身极为看重，以至于对一个未曾娶她便让自己失身的男人只能充满仇恨。

“你无法原谅我，”他对波琳娜说，“因为你曾经把自己给了我，而你现在是在报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深信不疑，他不止一次地采用了这个念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格鲁申卡在故事展开之前就被一个波兰人给诱奸了，虽然接下来被一个富商所包养，但她仍然觉得，只有嫁给诱奸自己的那个人才能获得救赎。还有在《白痴》当中，娜塔莎不肯原谅托洛茨基，因为对方诱奸了自己。在这里，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非常困惑。处女之身的特殊价值完全是男性构造出来的，部分上是出于迷信，部分上是源于男性的虚荣心，当然还包括不愿抚养别人孩子的想法。我得说，女性之所以对之如此重视，主要还是因为男性在乎它，同时也因为害怕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我觉得自己的观点没什么不对：一个男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跟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会在对性爱对象没有什么特别感情的情况下就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对于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出自本性、源于爱情（至少是感情），那么性交则只是一件烦人之事，她是当成一项义务来接受的，或者是出自给对方带去快感的愿望。我深深地相信：当一个处女“把自己奉献给”一个她不感兴趣甚至是讨厌的男人，肯定是一段厌恶、痛苦的经历。可要说它会长年积郁在胸口，改变她的性格，在我看来却是难以置信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清楚自己身上的双重性，并将其赋予到自己笔下所有固执的人物身上。他所塑造的温和型人物（例如梅诗金公爵和阿廖沙），尽管亲切可爱，可都没什么本事，实在让人奇怪。不过“双重性”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对人性的简单化处理，与事实并不相符。人无完人。人类的主要动机是自身利益，对此否认实在荒唐；但否认他能够高尚无私也同样荒唐。我们都知道，在危急时刻，人类可以挺身而出到何等程度，而后展现出一种高尚的品格（包括他自己和他人都不曾知晓，他身上具有这种品格）。斯宾诺莎曾经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就其自身而言，都极力坚持其特有的存在”；可我们也都知道，为朋友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也并不少见。人类的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既有好也有坏，既有自私也有无私，既有瞻前顾后也有无所畏惧，有着令他们摇摆不定的各种性情和脾气。人的构成因素彼此矛盾，而这些因素居然能在个体身上同时存在、彼此让步，形成一个看似和谐的整体，实在令人称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身上却没有这种复杂性。他们身上既有支配他人的欲望，也有受人摆布的欲望，既有缺乏温情的爱，也有满是恶毒的恨。他们十分怪异，没有人类的正常属性。他们只有激情，既没有自控也没有自尊。他们的罪恶本能，并没有因为所受的教育、人生经历或者使人免于丢脸的尊严感而有所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照常理来看，他们的举止似乎极不可信、他们的动机好像极不合理的原因。

我们这些身处西欧的人常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举动无法解释，并且认可（如果真的算认可的话）这就是合乎俄国人的举动。可是俄国人真的是这样的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俄国人就是这样的吗？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同时代的人。屠格涅夫塑造的人物就很像普通人。我们都认识像托尔斯泰笔下尼古拉·罗斯托夫那样的年轻英国人，都是快乐无忧、生活奢侈、无所畏惧、感情丰富的好人；我们也认识一些像他妹妹娜塔莎那样美丽迷人、天真善良的姑娘；在我们本国找到像彼埃尔·别祖霍夫一样头脑蠢笨、为人慷慨、心地善良的胖家伙也并非什么难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他笔下这些古怪的人物比现实中的还要真实。我不清楚他此言何意。一只蚂蚁就跟一位大主教一样真实。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使得他们超出泛泛之辈的话，他就错了。假如说艺术、音乐、文学当中有什么价值可以纠正反常的性格、减轻内心的忧伤、部分地把灵魂从人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话，他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举止恶劣，乐于彼此粗暴相待，仅仅是为了伤害和羞辱对方。在《白痴》中，瓦尔瓦拉朝哥哥脸上啐唾沫，因为他要向一个自己并不赞成的女人求婚，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霍赫洛娃夫人拒绝借给德米特里大笔钱财的时候（她根本没有理由要借钱给他），他也是怒气冲冲地向着接待自己的房间地板上啐唾沫。他们属于暴躁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罗夫金、伊万·卡拉马佐夫，跟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希斯克利夫、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都随着生活而悸动。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了很长时间思考《卡拉马佐夫兄弟》，他花在这本书上的精力很大，自从其第一部小说问世后，经济上的困难根本不容许他这么做。总体而言，这是他结构最完善的作品。从其信中可以看出，他暗中相信那种我们称之为灵感的神秘事物，并且依靠灵感来确保自己写出想象世界中的模糊景象。此时的灵感仍是变化无常的，往往只能出现在只言片语中。构建一部小说，你需要esprit de suite（流畅下笔的灵感），通过这种逻辑感，你可以把材料整理连贯，于是各个部分十分逼真地彼此衔接，整体也就随之完成，没有留下什么尚未处理的细枝末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并无太大才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最擅长情景描写的原因。在制造悬念和渲染场景上，他具有极为出色的才华。我不知道有哪出小说场景能比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老典当商那一幕更为恐怖，也很少有场景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遇见自己不安的良心（以魔鬼的形式）那一幕更加引人入胜。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改掉自己的啰嗦习惯，而是沉迷于长篇累牍的对话。然而即使相关人物如此恣意地表达情感，以至让你很难相信还有这样做事的人，他们也几乎永远都是那么迷人。我顺便提一下他常用来激发读者恐惧感的一种方法。他笔下的人物焦虑不安，跟自己所说的话极不相称。他们时而激动得颤抖，时而彼此间恶语相向，时而泪水夺眶而出，时而脸色通红，时而面色铁青，或者苍白得可怕。而读者难以弄清的一个含义，却用平常的几句话一带而过，很快，这些肆无忌惮的姿态、这些歇斯底里的爆发，就令他激动不已，以至他自己的神经也都濒临崩溃，当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没这种事他就不会烦乱）的时候，他准备接受一次真正的震撼。

阿廖沙被构思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人物，这在小说第一句便已点明：“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费奥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以前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了，那段公案曾使他名闻一时（我们县里至今还有人记得他哩）。关于那个案子，请容我以后再细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极为老练的小说家，不可能无意中就在全书开头用明确的话语突出阿廖沙。但在小说中，同哥哥德米特里和伊万比起来，他扮演的只是配角。他在故事中时隐时现，好像对那些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人物没有什么影响。他自己的活动主要跟一群男生有关，除了表现阿廖沙的魅力和善良之外，这些男孩子的所作所为跟主题的发展毫无关系。

个中原因是这样的：加内特夫人共计八百三十八页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本，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所写小说的一部分。他打算再写几卷以继续阿廖沙的故事发展，让他饱受沧桑，其中他要经受罪过的重大体验，最终通过苦难而实现救赎。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使得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依旧不完整。但它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少数几本杰出的小说作品中当数首位，这几部小说凭借其强度和力量，拥有不同于其他小说的地位，尽管它们各自的长处显然并不相同，其中两个震撼人心的例子，就是《呼啸山庄》和《白鲸》。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一个糊涂蛋，他有四个儿子：前面我已提到过的德米特里、伊万、阿廖沙，还有一个私生子斯美尔佳科夫，在他家里做厨师和随从。长子和次子痛恨自己这个不光彩的父亲；全书中唯一可爱的人物阿廖沙却谁也恨不起来。E·J·西蒙斯教授认为，德米特里应当被视为小说的主人公。他属于那种被宽容者形容为自身最大敌人的人，而这种人对女人颇具吸引力。“直率而深情是其性格之根本，”西蒙斯教授说道；他接着说：“他的灵魂之中富有诗意，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举止以及多彩的语言当中。他的整个一生如同一部史诗，狂暴的活力在偶然的快乐飞翔中得以释放。”诚然，他高调宣布自己的道德追求，可是其行为却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觉得人们不把这些当回事也不是没有道理。诚然，他有时甚为慷慨大方，可也有吝啬小气、让人震惊的时候。他是个酒鬼，自以为是，欺凌弱小，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计后果，满嘴谎话，声名狼藉。他和父亲都疯狂地爱着一个住在镇上的情妇格鲁申卡，他对老头子万分忌妒。

就我看来，伊万是个更为有趣的人物。他头脑聪颖、行事谨慎、一心出头、雄心勃勃。年仅二十岁时，就凭借投给评论杂志的精彩文章而小有名气。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形容成一个实干之人，其聪明才智远远胜过那些贫苦大众和在报社游荡的倒霉学生。他也恨自己的父亲。这个好色的老家伙藏了三千卢布，假如格鲁申卡答应跟他上床，就把这笔钱给人家，为此斯美尔佳科夫便杀了他；而常常扬言要杀死父亲的德米特里却被控犯罪，遭到审判并定罪。这样就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安排，不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被迫让相关人等的举止表现极不可信。在审判前夜，斯美尔佳科夫找到伊万，向他坦白说，是自己犯的罪，并把偷盗的钱财悉数归还。他还对伊万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杀了老头子是受到他（伊万）的教唆，也得到了他的默许。伊万闻言彻底崩溃，就像杀掉老典当商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当时毕竟神经狂乱、饥肠辘辘、一贫如洗，可伊万没有。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去找检察官，告之实情，可他决定等到审判时再说。为什么呢？就我看来，仅仅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如此一来，坦白将会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效果。而后便是十分奇怪的一幕（我已经提到过）：伊万产生幻觉，他的灵魂化身为一位衣衫褴褛、境遇不佳的先生，同他那卑鄙虚伪的自身相遇。这时候有人猛敲门。原来是阿廖沙。他进来告诉伊万，斯美尔佳科夫上吊自杀了。形势十分危急，德米特里的命运悬而未决。不错，伊万确实心情烦乱，可他并没有精神错乱。根据我对其性格的了解，照理说在这一时刻，他应当静下心来理智而行。再自然和明显不过的是，两人应到自杀现场，然后去找辩护律师，把斯美尔佳科夫坦白和自杀的事情告诉对方，并将他偷走的三千卢布也交给人家。凭借这些材料，辩护律师（小说告诉我们他是个能力非凡之人）完全可以让陪审团产生足够的疑心，从而不做出有罪的判决。阿廖沙把冷布敷在伊万的头上，给他盖好被。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温柔男士尽管为人善良，可实在无能得出奇，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有关斯美尔佳科夫的自杀，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被刻画成卡拉马佐夫的四个儿子当中最有心计、最无情、头脑最清楚、最为自信的一个。他事先谋划计策，镇定自若地抓住命运交给自己的机会，杀死了老头子。他以诚实而闻名，谁也不曾疑心是他偷的钱。证据指向的是德米特里。在我看来，斯美尔佳科夫悬梁自尽实在没有道理，只不过是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机会，可以十分戏剧化地结束一章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感伤主义作家，而非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觉得自己用的都是后者不用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对的。

在德米特里被认定有罪后，他说了一席话表明自己的无辜，末了是这样说的：“我接受指控之苦，也接受当众受辱。我要受苦，通过受苦，我将净化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笃信受苦的精神价值，认为心甘情愿接受苦难可以弥补自己的罪过，从而实现幸福。由此似乎可以得到以下不可思议的推论：既然罪过导致受苦，而受苦又引发幸福，罪过反倒必不可少、大有益处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观点（即受苦可以净化和改善品格）对吗？《死屋手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苦对他的难友能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当然也毫无效果：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入狱时是什么样儿，出来还是什么样儿。就身体上的受苦而言，我的体验就是：长时间的病痛只会让人牢骚满腹、自私自利、心胸狭窄、卑鄙嫉妒，远远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更坏。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人（我本人就认识一两个）长期为病所困、无法恢复，反倒充满勇气、没有私心、忍耐顺从，但他们之前就有这些品质，只是特定场合将之展现出来而已。再就是精神上的受苦。但凡在文学界浸淫时间够长的人，都见过一些先是大获成功，而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又完全失去的人。这让他们沉沦痛苦、怨恨忌妒。我仅仅能想出一个人能够勇敢、体面、坦然地忍受这种不幸以及由之带来的屈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种感受）。毫无疑问，我所谈论的这个人曾经拥有过这些品质，但他如今的轻薄草率却已让人无法看出来了。受苦是人类我们命运的一部分，但这丝毫不能减少苦难的罪恶。

尽管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冗长行文深感惋惜（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缺点，但不能或者说不愿纠正），尽管人们期望他能够看出，自己最好还是避免那些不可能（人物的不可能、事件的不可能）；尽管人们或许感觉他的一些想法有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依然是一部鸿篇巨制，其主题具有深刻的意义。很多评论家都说，这本书是上帝的求索；我倒想说，它是有关罪恶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争论的问题》这一节里被涉及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道理地把这一节看作是小说的高潮。《争论的问题》包括了伊万对可爱的阿廖沙所做的一番长篇独白。就人类思想而言，全能全善之上帝的存在，似乎跟罪恶的存在相互矛盾。人类为自己的罪过受苦，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无辜的孩子居然也要受苦，这就是情感与理智所不能接受的了。伊万给阿廖沙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小奴隶，只是个八岁的孩子，扔了一块石头意外打瘸了主人宠爱的狗。拥有大量地产的主人剥掉孩子的衣服，让他光着身子跑，然后放出自己的那群猎犬去追他，当着孩子母亲的面把他撕成碎片。伊万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无法接受上帝所创世界的残忍。他坚持认定：无辜者不该为罪人的罪过受苦；如果受苦（也确实受苦），那么上帝就同样是恶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论点颇有说服力，但却跟他内心所期待的信仰（即世界虽有各种罪恶，但依然美丽，因为它是上帝所造）相矛盾。他不愿写那篇责难上帝的文章。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他未能成功。这一节沉闷乏味，责问也难以令人信服。

有关罪恶的问题仍待解决，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起诉也没有得到答复。

十一

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

（一）

前面三章所涉及的小说可谓自成一派。它们都没有什么典型意义。而下面我要谈的这部作品，虽然错综复杂，但却凭借其形式和内容，在有一类小说的历史主线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类小说，我在前面某一页上曾经提到过，始自达佛涅斯和克洛伊的田园传奇。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称得上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这种作品，只能出自睿智不凡、想象丰富、对世界具有广泛体验、对人性具有深刻洞察的人之手。之前从未有人写过这样的小说，以如此恢宏的气势来描写如此重大的历史时期和如此众多的人物。而且我猜想，即使之后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人写出同样伟大的小说，但决不会是《战争与和平》这种。随着生活的日益机械化，随着国家对人民生活愈加强大的控制，随着教育的千篇一律、阶级的消失、个人财富的减少，随着人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机会（假如这就是未来的世界），人们生来依旧会有不平等。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成为小说家的特殊禀赋，但是他们所认识的世界——这样的人和这样的风俗——更有可能造就出写《傲慢与偏见》的简·奥斯丁，而不是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这本书被称为史诗可谓实至名归。我想不出还有哪部小说能真正配得上这一称号。托尔斯泰的朋友，也是一位有才华的批评家斯特拉科夫用这样几句充满活力的话语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一幅人生的全景图，一幅当时俄国的全景图，一幅人类历史与奋斗的全景图，一幅人类从中发现自身的幸福与伟大、苦难与耻辱的全景图。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二）

托尔斯泰所出身的阶级并不怎么出产杰出作家。父亲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母亲玛丽娅·沃尔康斯卡雅公爵小姐具有继承权；他生在母亲家的祖宅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还是个孩子时就父母双亡。他先是跟家庭教师学习，又就读于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这个可怜的学生在两所大学均未取得学位。凭借贵族关系，他得以先后跻身喀山、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界，沉浸在这一圈子的时尚娱乐当中。他个头儿矮小、相貌平平。“我很清楚，自己长得并不好看，”他曾写道。“有那么几个月，我简直失望透顶：我以为在这个世上，像我一样长着如此宽的鼻子、如此厚的嘴唇、如此小的灰眼睛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幸福的；我祈求上帝创造奇迹，把我变得英俊起来，我愿意把自己当时所有的以及未来可能拥有的，全都用来交换一张英俊的面孔。”他并不知晓，他的平凡长相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具有惊人的吸引力。他未能注意到自己的眼神足以为自己的神态增添魅力。他着装很潇洒（像司汤达一样，希望时髦的衣服可以弥补丑陋的长相），对自己头衔的注重有些失礼。一位喀山大学的同学给他写信说道：“我远远地躲开伯爵，从初次见面起，他那冷冷的派头、直立的头发、半闭着的双眼中那刺骨的神情，都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还没见过哪个年轻人具有如此奇怪而高深莫测的自高自大之态……我向他致意，他几乎理都不理，似乎是想向我暗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1851年，托尔斯泰二十三岁。他在莫斯科呆过几个月。当炮兵的哥哥尼古拉放假，从高加索来到这里，假期结束时必须返回，托尔斯泰决定陪他一同回去。几个月后，他被说服参了军，当了一名士官生，参加了俄军对山区叛乱部落所发动的几次进攻。他对自己这些军官兄弟们的看法似乎并不怎么宽容。“起先，”他写道，“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事情都令我震惊，但如今已经习惯了，不过并未跟这些绅士打成一片。我已形成一种中庸之道，对人既不骄傲也不亲近。”真是个目空一切的年轻人！他的身体很健壮，能够步行一整天或是驾马十二个钟头而不疲倦。他酒喝得很凶，赌起钱来不计后果，不过他运气很差，为了还上赌债，不得不卖掉自己位于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中的房子，这可是他继承的财产。他的性欲很强，并且染上了梅毒。除了这个不幸遭遇之外，他的军中生活就跟其他国家里数不清的（出身好又有钱的）年轻军官完全一样。对于他们身上的充沛精力，放浪形骸是很自然的发泄方式，而且他们很乐意沉溺于此，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或许不无道理）这样可以提高自己在同伴当中的声望。从托尔斯泰的日记来看，一个放荡的夜晚，在他打牌泡女人或是跟吉卜赛人狂欢（如果我们看小说的话，会发现这是、或者曾经是俄国人常见的、但有些幼稚的快活方式）之后，他感到万分痛悔；可一旦有机会，他又照样乐此不疲。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托尔斯泰负责指挥一个炮兵连。由于在车纳雅河战役中表现出“突出的胆魄和勇气”，他被提升至中尉军衔。在1856年签署和平条约以后，他辞掉了军职。在服役期间，托尔斯泰写了许许多多的随笔和故事，还有一部经过了传奇化的童年及少年自传；这些都刊载在一本杂志上，引起了高度的赞许和关注，在他返回彼得堡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不喜欢自己在那儿遇到的人，人家也不喜欢他。虽然他对自己的诚意深信不疑，但却从来无法让自己相信别人的诚意，而且毫不迟疑地告诉对方。他对于那些得到公认的观点很不耐烦。他暴躁易怒、自相矛盾，傲慢得不肯顾及别人的感受。屠格涅夫曾说过，托尔斯泰那种审犯人似的神态，是他见过的最让人不安的，再加上几句带刺儿的话，很容易把人激怒。他无法容忍别人的批评，当他偶然看到一封信稍微有些牵扯到自己，就立即向对方发出挑战，他的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他进行一场愚蠢的决斗。

此时的俄国正兴起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解放农奴成了当时的紧迫问题，托尔斯泰在首都呆了几个月后，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在自家的佃农面前拿出一份赋予他们自由的方案，然而他们怀疑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圈套，居然予以拒绝。过了一段时间，他出国去了，回来以后就为农奴们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他的教育方法具有革命性。学生有权不上学，即使在校，也有权不听老师讲课。完全没有什么纪律，谁也没有受过惩罚。托尔斯泰教课，整个白天都跟孩子们在一起，晚上还参与他们的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唱歌，直到夜深。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跟手下一个农奴的妻子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此事并非一时兴起，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从未如此地爱过。”后来的几年里，这个名叫蒂莫西的私生子给托尔斯泰的一个小儿子当马车夫。传记作家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托尔斯泰的父亲也有过一个私生子，而且他也给家里的某个人当马车夫。在我看来，这等于是一种道德上的愚钝。在我看来，托尔斯泰具有不安的良知，真心想把农奴从低贱堕落中解救出来，教育他们学会清洁、体面和自尊，他至少应该为这个孩子做点什么的。屠格涅夫也有私生子，是个女儿，可他悉心照顾她、找家庭教师来教她、非常关心她的生活状况。而托尔斯泰看到这个就是自己亲生儿子的农民呆在嫡生子的马车车棚里，难道就没有感到不安吗？

托尔斯泰性情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他能够满怀热情地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但迟早又会厌烦。他缺乏坚韧不拔的品质。因此在办学两年之后，发现其结果令人失望，便关掉了学校。他备感疲倦，对自己极度不满，身体也很差。他在后来写道，若不是生活中还有尚未探索过的、能够带来幸福的一面，他真就绝望了。这里所说的就是婚姻。

他决定进行试验。考虑了一大堆符合条件的年轻姑娘，又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抛弃她们之后，他娶了索尼娅，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儿是别尔斯大夫的次女，别尔斯是一位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内科医生，也是托尔斯泰家的旧交。托尔斯泰此时三十四岁。夫妇二人定居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婚后的十一年里，伯爵夫人总共生了八个孩子，随后的十五年又生了五个。托尔斯泰喜欢马匹，骑术也相当不错，他酷爱狩猎。他的财产升值，又购置了伏尔加河东面的新地产，最终拥有大约一万六千英亩的土地。他的生活遵循着一种颇为常见的模式：在俄国有许许多多的贵族，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赌钱、酗酒、通奸，然后结婚生一大堆孩子、在自己的庄园定居下来、看护着所拥有的地产、骑马打猎；其中像托尔斯泰一样持有自由主义原则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痛感于农民的愚昧无知，力图改善他们的生活。唯一使他卓异于这些人的，就是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两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三）

年轻时候的索尼娅·托尔斯泰娅似乎很是迷人。她身材优雅、眼睛漂亮，鼻子肉嘟嘟的，乌黑的秀发充满光泽。她活力四溢、精神饱满，说话声音十分好听。托尔斯泰长期写日记，他在其中不仅仅记载了自己的希望与想法、祈祷与自责，还有自己犯下的过错，既有性爱上的，亦有其他方面的。为了不向未来的妻子隐瞒一切事情，他刚一订婚就把日记交给她阅读。她深感震惊，在一个以泪洗面的不眠夜之后，她把日记交还给他并表示原谅。原谅是原谅了，可她没有淡忘。他俩都是情绪激动的人，有很多所谓的个性。这通常指的是这类人的有些性格很让人不快。伯爵夫人要求苛刻、占有欲强、嫉妒心重；托尔斯泰则无情专断、气量狭窄。他坚持要她给孩子喂奶，她也非常乐意；但其中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乳房疼得厉害，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奶妈，于是他就无理地冲她发火。两人时不时地吵架，然后又和好。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总的来说，多年的婚姻也还算幸福。托尔斯泰工作起来很努力，笔耕不辍。他的字体常常很难阅读，不过每写完一部分，伯爵夫人都为其誊写，因此能轻松辨别其字迹，甚至连他草草写下的话和不完整的句子也能猜出意思。据说她誊写《战争与和平》达七次之多。

撰写此文的时候，我主要引用了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生平》，还使用了他翻译的《忏悔录》。莫德的优势便是他本人认识托尔斯泰及其家人，他的记叙也有很强的可读性。遗憾的是，他也不管读者需不需要，便大谈特谈自己以及自己的看法，居然还认为理应如此。我深为感激E·J·西蒙斯教授所写的那部完整详尽、令人信服的传记。他提供了许多艾尔默·莫德忽略的素材，后者可能也是有自身的考虑吧。这部书必将长期作为英语传记的楷模。

西蒙斯教授这样描述托尔斯泰的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讲的妙语趣话让整个交谈十分地轻松愉快。最后，他会站起身来说，‘现在该工作了’，随后躲进自己的书房里，往往手里还拿着一杯浓茶。谁也不敢打扰他。等他在午后露面，就是准备活动活动了，通常就是散散步、骑骑马。五点钟，他赶回来吃晚饭，一通狼吞虎咽，填饱了肚子就给所有在场者栩栩如生地讲述刚才散步时的见闻。饭后，他又躲回书房看书，八点钟来到客厅同家人和任何来客一起喝茶，常常还伴着音乐、朗诵或是孩子们的游戏。”

这种生活繁忙而有益，倒也让人知足，如此开开心心地一年又一年，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索尼娅生孩子、照顾孩子和房子、协助丈夫工作，托尔斯泰则骑马打猎、看管地产、撰写作品。他快要五十岁了，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青春已逝，蓦然回首，他们往往追问自己的生命价值何在；举首前瞻，又往往感觉前途黯淡。还有一种恐惧，一生都在困扰着托尔斯泰，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皆有一死，除了危难或重病之际（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大多数的死亡尚算合情合理。在《忏悔录》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的：“五年前，在我身上开始出现非常奇怪的事情。起先，我体验到生命的困惑与凝滞，就好像我不知道该怎样存活或者该做什么一样；于是我倍感失落和沮丧。然而这种感觉过去了，我又像往常一样生活。而后，这种困惑时刻再度袭来，愈加频繁，而且总是同一形态。这种时刻伴以如下问题：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又将去向何方？我感觉自己一直以来的立足点已经土崩瓦解，脚下什么也没有了。我所依靠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依靠。我的生命停滞不动了。我尚能呼吸、进食、饮水、睡眠，我不得不做此类事情，但它们远非生活，因为其中没有我认为可以合理实现的愿望。”

“所有这一切降临的时候，也正是我所有的一切被人视为无比幸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有个爱我也让我很爱的好妻子、听话的孩子们，还有一处很大的地产，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增值变大……我受人赞誉，而且不用自欺欺人，我觉得自己名气很大……我拥有强健的大脑与身体，这些情况在我这类人中很少看得到：体力上，我能赶得上收割庄稼的农民；脑力上，我能一口气工作六到八个小时，而且不会因为如此努力落下什么恶果。”

“我的精神状态在自己看来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就是不知谁跟我开的一个愚蠢而恶意的玩笑。”

青年时代的饮酒无度给他造成严重的宿醉。他小时候就不再相信上帝，但信仰的缺失令他痛苦不满，因为他没有了可以解决生命之谜的理论依据。他曾自问：“我为什么要活？我该怎样活？”他遍寻不到答案。如今他再次开始信仰上帝，然而对于一个感情如此丰富的人而言，非常奇怪的是，他的信仰来自推理。“假如我存在，”他写道，“必定有其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一切原因之首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有一段时间，托尔斯泰坚信东正教，但让他感到厌恶的是，该教博学之士们的生活与其教义并不相符，他觉得自己无法相信这些人要他相信的一切事情。他打算只相信那些简单直观的东西。他开始接近穷人、普通人、文盲当中的信众。对这些人的观察越是深入，他就越发坚信：虽然他们的迷信思想十分蒙昧，但他们拥有必不可缺的真正信仰，只有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这份信仰才能让他们生活下去。

过了数年之后，他才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年都是充满了苦痛、冥想和探究。短短几句话很难把这些观点总结清楚，我也是犹豫再三才试图这么做的。

他逐渐认为，真理只存在于基督的话语中。他否认那些阐发基督教信条的教义，认为这都是明显的谬论，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他否认基督神性、圣女生子、耶稣复活。他否认基督圣礼，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基于基督教义，仅仅是为了遮掩真相。他曾一度不信死后还有来生，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相信自我乃是上苍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觉得自我随躯体死亡而终止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在临终前不久，他宣布自己不相信所谓创世的上帝，但相信存在于人们良知里的上帝。人们不免觉得，如此一位神灵简直就跟半人马或是独角兽一样，纯属想象世界中的虚构之物。托尔斯泰相信，基督教义的核心就在于“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条戒律；他断定“什么誓都不可起”这条圣训不光适用于赌咒之语，而是适用于一切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话和起誓军人的话；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则不许人们与本国的敌人作战或是在遭受攻击时进行自卫。然而在托尔斯泰看来，接受观点就要付诸行动：如果他断定，基督教的实质就是博爱谦让、克己忘我、以德报怨的话，就会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摒弃生活中的享乐，应当谦恭卑下、受苦受难、慈悲为怀。

索尼娅·托尔斯泰作为东正教的虔诚信徒，坚持要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并且每天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守职责。她可不是一个很注重神性的女人；的确，考虑到有这么多孩子，要自己照看他们、确保他们受到良好教育、操持好一大堆家务，她也实在没多少时间去思考什么神性。对于丈夫变化后的人生观，她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但还是足够容忍地接受了。然而当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导致行为上的转变时，她开始生气了，并毫不犹豫地形之于色。因为他认定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少消耗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开始自己生炉子、打水、打点衣物。由于想要自食其力，他请来一个鞋匠教他怎么做鞋子。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他跟农民们一起干活儿，耕田地、运干草、砍木头；伯爵夫人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在她看来，他从早到晚干的都是没什么用处的活儿，即使在农民当中，也只有年纪轻的人才干这些活儿。

“你当然会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样生活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快活。这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说：那你快活去吧！可我依然为此烦恼：如此的精神力量，居然浪费到劈木头、烧茶炊、做靴子上——这些事情作为休息或调剂还不错，可不能拿着当专职啊。”她说得不无道理。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高尚，这实在是愚蠢之至。而且体力劳动也不见得更加辛苦。每个作家都清楚，写上几个钟头，身体就会疲劳不堪。工作自身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人们工作就是为了享受休闲，只有蠢人才会因为不工作的时候不知该做什么而去工作。然而即使托尔斯泰觉得写小说给闲人阅读不对，我们也认为他应当去找点比做鞋更有才智的活儿去干，他鞋做得很差，送别人的鞋人家都不肯穿。他穿衣服像个农民，变得又肮脏又邋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在装卸肥料之后去赴宴，他的身上臭气熏天，必须把窗户都敞开才行。他放弃了自己一直十分痴迷的打猎，而且为了不让动物被捕杀食用，他成了素食者。许多年来，他一直适度饮酒，可如今完全戒了酒，最后在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还把烟也戒掉了。

此时，孩子们正在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教育，而且因为最大的女儿塔尼娅即将初入社交界，伯爵夫人坚持要求全家在冬天搬到莫斯科去。托尔斯泰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面对妻子的坚决，他还是让步了。在莫斯科，他对自己见到的贫富差距感到无比震惊。“我感到很可怕，而且不停地感觉到，”他写道，“只要我饭菜吃不了，而有些人却没饭吃，我有两件外套，而有些人一件都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们一直在劝他：世间从来就有贫富差距，而且未来也永远都会有，可都无济于事，他觉得这实在不公；在探访了一家贫民的夜间宿舍、亲眼见到其惨状以后，他感觉回家坐享五道菜肴的大餐，由两名白领结白手套的男佣侍候左右，这实在是可耻至极。对于那些危难中求助于他的落魄之人，他试图解囊相助，但是他逐渐发现：他们从自己那儿卷走的钱，往往作孽大过造福。“金钱是魔鬼，”他说道。“因此与人钱财的人亦是魔鬼。”由此他很快便认定，财产是邪恶的，拥有它是一种罪孽。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显而易见的：他决心抛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妻子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她可不愿意身无分文地过日子，也不想让孩子们一贫如洗。她威胁说要告上法庭，到时让托尔斯泰声明自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在经过天晓得有多久的剧烈争吵之后，他提出把财产转交给她，而她予以拒绝，最后他把财产划分给了她和孩子们。在这一年里，这种争吵不止一次地导致他离家出走，要跟农民们住到一块儿，可是没有走很远，就被自己给妻子带来的痛苦给拽了回去。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虽然对身旁的奢侈生活（只是适度的奢侈而已）感到羞耻，但依然从中受益。两人之间的摩擦继续。他不同意伯爵夫人让孩子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对于她不让自己随意支配财产也无法原谅。

在对托尔斯泰生平的简述中，我被迫略去了很多有趣的内容，而在处理他皈依以后的三十年生活时，我会更加地简明扼要。他成了一名公众人物，被公认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作为一名小说家、教师、道德家，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誉。那些想要根据他的思想来生活的人，建立起一片片领地。当他们试图把他的道德准则付诸实施的时候，屡遭困境，而他们的不幸遭遇也成了既有教育意义又让人捧腹的故事。由于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喜好争辩、不容异己，再加上他深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必定怀有卑劣动机，所以他没几个朋友；但是由于他声名日隆，大批的学生和朝拜者来参观俄国的圣土，记者、观光客、崇拜者和信徒，富户和穷人，贵族和平民，纷纷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前面我已说过，索尼娅·托尔斯泰是个嫉妒成性、占有欲强的女人；她总是想要独占自己的丈夫，厌恶外人进入自己的家门。她的忍耐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一面向人们描述自己所有的细腻情感，一面照老样子生活，喜好甜食、自行车、骑马、色欲。”还有一次，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实在忍不住抱怨，因为他为了别人开心而做的这些事情把生活搞得很乱，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他对爱与善的宣扬导致了对自己家庭的忽视，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闯入了我们的天地。”

在最早的那些同意托尔斯泰观点的人当中，有个叫契尔特科夫的年轻人。此人资财丰厚，曾是一名近卫军上尉，然而当他开始信奉不抵抗原则时，便辞去职务。他是个诚实的人，是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狂热者，但却盛气凌人，具有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非凡能力；艾尔默·莫德称，凡是跟此人打交道的人，要么变成了他的工具，要么与之争吵，要么不得不避而远之。他跟托尔斯泰之间萌发友情，这份情意一直持续到后者去世，他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影响力，令伯爵夫人愤恨不已。

尽管对于托尔斯泰为数不多的其他朋友来说，他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可契尔特科夫依然怂恿他步子再大一点，更加严格地将其付诸实施。托尔斯泰专注于他的精神发展，以致忽略了自己的财产，结果，尽管他的总资产大约值六万英镑，每年却只带来区区五百镑的进项。这点钱显然不够维持全家开支和一大帮孩子的教育。索尼娅说服丈夫把1881年之前所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交给自己，然后凭着借来的钱，她开始搞起了自己的出版经营。一切运作得非常成功，她把相应的款项都给还上了。可是保留其文学作品的版权，这种做法明显有悖于托尔斯泰的信念，即财产是邪恶的，于是，在契尔特科夫掌握了对他那强大的支配能力以后，他便唆使其宣布，自1881年之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为公众所有，谁想出版就出版。这一举动足以触怒伯爵夫人，然而托尔斯泰仍不罢休：他要她交出早期那些书的版权，自然也包括那几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对此她坚决予以回绝。她的生计，以及她家里的生计，全都依赖于此。于是便是尖酸刻薄、无休无止的争吵。索尼娅和契尔特科夫让他不得安宁。

（四）

1896年，托尔斯泰六十八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大多数孩子均已长大成人，第二个女儿也即将嫁人；他的妻子五十二岁，极不光彩地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男人，是一个名叫塔纳耶夫的作曲家。托尔斯泰对此感到震惊、羞耻、愤慨。以下是他给她写的一封信：“你跟塔纳耶夫的暧昧关系实在可耻，我无法泰然处之。假如我继续同你以这种关系生活下去的话，只会折损寿命、毒害自己。一年来，我简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你对此很清楚。我愤怒地告诫过你，也曾乞求过你。后来，我干脆一言不发。什么都试过了，可根本没有用。这种暧昧关系并未终止，而且可以想见，它很可能会照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我再也无法容忍了。很显然，你舍不得放弃这种关系，只有一件事可办，那就是分居。我已下定决心这么做了，但是必须找个最适宜的方式。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让我出国。到时候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做最好。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然而两人并未分开，他们依旧互相折磨着对方。伯爵夫人以一种老女人的躁动追逐着作曲家，尽管他起初受宠若惊，可很快就厌烦了这种无以为报，也令自己荒唐可笑的激情。她终于认识到了对方在躲避自己，他最终还在公共场合冒犯了她。她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之后不久就认定塔纳耶夫“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不知羞耻、粗俗不堪”。这桩极不体面的韵事就此告终。

夫妻之间的不和在此时已经广为人知，令索尼娅难过的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们（如今是他仅有的朋友）都站在他一边，而且由于她不让托尔斯泰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对她都充满敌意。皈依并为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倒是让他失去朋友、家庭不和、夫妻之间口角不断。追随者们批评他，因为他依旧过着安逸的生活，事实上，连他也觉得自己该受责备。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即将七十的我，虽精神饱满，却渴望宁静独处，尽管不是十分协调，但依然好过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良知之间的严重矛盾。”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随后的十年里，他数次患病，其中有一次极为严重，差点要了他的命。当时认识他的高尔基曾说他瘦小衰老，但双眼比以往更加敏锐，目光更具穿透力。他的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花白的胡子又长又乱。他是个老人了，八十岁了。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他八十二岁了，身体衰退得很快，显然只有几个月活头了。而这几个月又由于不休的争吵异常难过。契尔特科夫显然不是完全赞同托尔斯泰的观点（即财产是邪恶的），他斥巨资为自己在亚斯纳亚·波良纳附近建了一栋大宅，尽管托尔斯泰对这笔开销感到遗憾，但相隔近了毕竟还是方便两人的来往。此时，他敦促托尔斯泰履行自己的愿望，即一旦去世，其所有作品将归公众所有。托尔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就交给自己的小说，如今居然被剥夺了控制权，伯爵夫人对此勃然大怒。她跟契尔特科夫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恨演化为公开的战争。除了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听命于契尔特科夫之外，其他的孩子们全都站在母亲一边；尽管托尔斯泰已经把房产分给了他们，他们还是不愿过父亲让他们过的那种生活，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作品带来的大笔收入，自己不能享用。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受过教育要独立谋生的。可是尽管面临来自家庭的压力，托尔斯泰还是立下遗嘱，把自己的全部作品留给公众，并且宣布：现存手稿在自己死后应当交给契尔特科夫，好让所有想要出版这些作品的出版社能够自由实现目的。但这显然是不合法的，于是契尔特科夫力劝托尔斯泰再立一份遗嘱。目击证人被偷偷领进屋，以防伯爵夫人知晓这件事，托尔斯泰又在自己书房反锁房门亲自手抄了一份文件。在遗嘱中，版权交给女儿亚历山德拉，契尔特科夫提名她的原因，他曾有些轻描淡写地写道：“我确信托尔斯泰的妻儿不愿看到一个外人成了遗产受赠人。”由于这份遗嘱断了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此话还是可信的。但是契尔特科夫还不满意，他自己又草拟了一份，托尔斯泰坐在契尔特科夫家附近森林的一个树桩上予以抄写。这就使得契尔特科夫完全掌握了手稿。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托尔斯泰后期所记的日记。夫妻二人长期以来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其中一方有权看到另一方的日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安排并不合适，因为一方读过以后对另一方的抱怨总是导致对方反唇相讥。早期的日记在索尼娅手里，可近十年的托尔斯泰全都交给了契尔特科夫。她下定决心把它们都要回来，部分上因为这些日记最终可以出版赚取利润，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托尔斯泰在记录里一直坦承两人的不和，而她不愿让这些章节公之于众。她捎信给契尔特科夫，要求他归还日记，可他拒绝了。她为此威胁说，如果不归还日记，她就服毒自杀或者自溺而死，托尔斯泰被她的大吵大闹搞得实在没有办法，便把日记从契尔特科夫那里拿走，但并没有交给索尼娅，而是放进了银行。契尔特科夫给他写了一封信，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对这封信是这样说的：“我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一封信，信里满是责怪的话，把我批得体无完肤。有时候我真想远离所有这些人。”

从很小的时候，托尔斯泰便时不时地有这样的愿望，即离开混乱与纷争不断的世界，到个可以独自一人、全心修身的安静去处；跟很多作家一样，他把自己的愿望移植到小说中的两个人物身上，即《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对这两个人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当时的生活环境的共同作用，使他的这种愿望几乎变成了一种痴迷。他的妻子、孩子折磨他，朋友们的反对也令他困扰，他们觉得他应当最终把自己的原则完全付诸实施。其中很多人痛感他并未实践自己宣扬的道理。每天，他都会收到伤人的来信，指责他为人虚伪。有位急切的追随者写信恳求他放弃自己的地产，把资财分给亲戚和穷人，自己一个铜板也不要留，走乡串镇沿街行乞。托尔斯泰是这样回复的：“您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我。您的提议一直也是我的神圣梦想，可就目前而言，我还不能这么做。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我这么做，一定不要影响他人。”我们都知道，人们常常把自身行为的真实原因推到无意识的背景中去，就这件事而言，我觉得托尔斯泰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追随者的期待去做，根本就是因为他不怎么愿意这样做。在作家的心理中有一个方面，我从未见人提到过，但所有研究过作家生平的人肯定都很清楚。每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其作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你怎么叫）的升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把这些东西都给压制下去了，而通过文学表现，他摆脱束缚，把它们进一步地释放了出来。但这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满足，他会感觉仍旧不够。而这正是作家颂扬实干者、不情愿间对其既嫉妒又仰慕的根源。如果托尔斯泰没有因著书而导致其决心减弱的话，他或许会发现：自己身上具有力量，可以做那些自己真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他是个天生的作家，出于其本性，总是想用最为有效、最有意思的方式来处理事物。我指的是在其说教性的作品中，为了让观点更加有效，他任由手中的笔自由驰骋，倘若他停下来思考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话，反而无法如此坚定地展现自己的理论。他确实一度承认过，妥协在理论中不受认可，但在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里放弃了整个立场；如果说妥协在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话（只能说实践不可行），那么肯定是理论出了什么问题。然而对托尔斯泰颇为不幸的是，他的朋友，还有成群结队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追随者们，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偶像居然会有屈尊妥协的念头。他们为了追求其显著的规范意义，就一再迫使这位老人牺牲自己，确实有些残忍。他成了自身教义的囚徒。他的作品及其对如此多的人的影响（其中不少都是灾难性的，因为有些人流亡，有些人入狱）、他的虔诚、他所激发起的爱、他所受到的崇敬，都把他逼到了一个只有一条出路的境地。而他却无法迫使自己走这条路。

当他终于离开家门、开始那次造成不幸但却举世闻名的旅程时，并不是因为他的良知或是追随者的提议驱使他这么做，他才最终决定要踏出这一步的，而是为了躲开自己的妻子。此举的直接起因倒是十分偶然。他在一天晚上上床睡觉，不多一会儿，听到索尼娅在自己的书房翻查文件。自己暗中立遗嘱的事情立即袭上心头，可能他当时认为她已经察觉遗嘱的存在，正在找的就是它。在她离去后，他起床拿了一些手稿，包起几件衣服，然后叫醒一段时间来一直住在家里的医生，告诉他说自己要出门了。亚历山德拉被叫醒，车夫也爬了起来，把马套上，托尔斯泰在医生的陪同下，驱车赶往车站。此时是清晨五点，火车拥挤不堪，冷冷的雨中，他不得不站在车厢尽头的露天月台上。他先是在夏马丁下车，他的妹妹在那儿的修道院做修女，亚历山德拉也在此处同他们会合。她带来消息：伯爵夫人发现托尔斯泰不见了，曾经试图自杀。这可不是头一回了，可是由于她对自己的自杀动机没怎么保密，结果常常是并未酿成什么悲剧，而是大惊小怪、虚惊一场。亚历山德拉催促他接着走，以防她母亲发现他的行踪跟过来。他们启程前往罗斯托夫。他已身染风寒，看样子很难康复；他在车上病得很重，以致医生决定，他们必须在下一站下车。这是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地方。站长听说了病者的身份后，腾出自己的房子供他来用。

第二天，托尔斯泰打电报给契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叫人喊来自己的大哥，并让他从莫斯科带一名医生来。可托尔斯泰的名气太大，一举一动都不可能不为人所知，二十四小时内，就有记者把他身在何处告诉了伯爵夫人。她连忙跟家里的孩子一起赶往阿斯塔波沃，但此时的他病得实在厉害，大家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伯爵夫人到来之事告诉他，也不让她进门。他得病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那一周里，阿斯塔波沃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警察、铁路官员、新闻记者、摄影师等。他们住在火车车厢里，把车厢转移出轨道当房子，当地的电报局难堪重负。在如此的众目睽睽之下，托尔斯泰行将死去。更多的医生赶来，直到最终共有五名医生看护他。他时常不省人事，但在清醒的时刻却惦记着索尼娅，他依旧相信，索尼娅还在家里，不晓得自己现在何方。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曾害怕过死亡，但如今不再害怕了。“这就结束了，”他说，“不要紧的。”病情加重。在昏迷中，他仍然高呼：“快逃！快逃！”索尼娅终于获准进入房间。他已经昏迷不醒。她跪下身来，吻了他的手；他叹了口气，可是并无迹象表明，他知道她来了。1910年11月7日，礼拜日清晨六点过几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

（五）

三十六岁的时候，托尔斯泰开始写《战争与和平》。这可是着手撰写一部巨著的绝好年龄。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作家应该熟知自身的手法技巧，拥有广泛的人生体验，也依然具有充分的思想活力，而创造力亦处于巅峰时期。托尔斯泰选择描述的时代是拿破仑战争时期，高潮是拿破仑侵占俄国、莫斯科大火，以及法军的溃败和覆亡。当他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个贵族家庭生活的故事，历史事件仅仅用来充当背景。故事中的人物将会经历各种磨难，精神上因之受到深刻的影响，在千辛万苦之后最终拥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只是在写的过程当中，托尔斯泰才把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到交战国之间的宏大战争上，并构思出被庄重地称为历史哲学的理念。以赛亚·伯林出版了一本极有趣也深具启发意义的小书，叫做《刺猬与狐狸》，他在书中表明：在这个本人现在必须简单涉及的题目上，托尔斯泰的思想乃是受到了杰出外交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一本名叫《圣彼得堡的夜晚》的著作的启发。这倒并非是败坏托尔斯泰的名誉。小说家的工作并不是创造思想，而是塑造为其充当原型的人物。思想就摆在那儿，如同人类及其城乡环境、生活事件一样（事实上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可以拿来为之所用，目的就是创作出一部艺术品。读过伯林先生的书之后，我感觉必须得看《圣彼得堡的夜晚》这本书。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结尾的第二部分精心提出的观点，德·迈斯特用了三页进行阐释，其要点包含在这句话里：“C’est l’opinion qui perd les batailles，et c’est l’opinion qui les gagne.”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都目睹过战争，其自身经历使得他能够对小说中各色人物所参加的各种战争场面进行生动的描绘。他所观察到的，同迈斯特的观点十分相符。但他写出来的部分非常啰嗦，还有点难懂，我觉得我们从故事进程中的只言片语和安德烈公爵的思考当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想法。我顺便再插一句：这是一个小说家传达自身思想最为适当的方法。

托尔斯泰的想法是，由于机缘巧合、情况不明、判断失误、偶然事故，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确的战略战术，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天才。影响历史进程的，并非通常以为的那些伟大人物，而是一种贯穿诸国、不知不觉间驱使他们获胜或失败的神秘力量。领军者所处的位置，如同一匹套在马车之上、朝着山下开始全速疾奔的马——在某个时刻，马并不知晓到底是自己在拉着车跑，还是车逼着自己不跑不行。拿破仑打胜仗，靠的不是战术或者手下的大军，因为他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要么由于局势有变，要么由于命令没有及时传达），而且因为敌军深信败局已定，于是放弃了战场。结局如何取决于一千个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其自由意志而言，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所为对某某事件结果的影响，并不比一个新征进来、被迫为他们打仗的列兵大到哪儿去。”“那些所谓的伟人实际都是历史的标签，他们的名字跟历史事件挂起钩来，但却不像标签上所说的那样跟史实有多大关系。”在托尔斯泰眼里，他们不过是些雕像而已，被时势所左右，既不能抗拒也无力控制。这里无疑有些让人迷惑之处。我看不出他该如何协调事件之“命中注定、无法抗拒的必然性”和“机会变幻莫测的偶然性”；因为当命运推门直入时，机会就会飞出窗外。

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缘于其贬低拿破仑的愿望，至少部分上是这样的。拿破仑很少亲自出现在《战争与和平》的故事中，就是出现了，似乎也显得微不足道、容易上当、愚蠢可笑。托尔斯泰称他是“历史中的微小工具，从未显示出任何男性尊严，哪怕是在流放的时候也如此”。连俄国人居然也把他视为大人物，托尔斯泰为此感到非常愤慨。他连个像样的骑马架势都没有。在这里，我最后停一下。法国革命造就了一批像科西嘉律师的儿子一样雄心勃勃、聪明果敢的年轻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单单就是这个其貌不扬、带着外地口音、无钱无势的年轻人一路走来，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成为法国的独裁统治者，继而将半个欧洲纳于麾下？假如你看到一名桥牌选手赢得了国际锦标赛，或许会将之归于他运气好，或者同伴出色；可是不管其同伴是何许人也，他多少年来还能够一胜再胜的话，我们无疑应当干脆承认，他对比赛拥有特殊能力和卓越才华，而不要说什么他取胜全是因为之前的偶然事件所带来的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压力。我本该想到，一个伟大的将军，就像一名优秀的桥牌选手一样，需要集以下素质于一身，即知识、眼力、勇气、衡量形势的智慧、判断敌方心理的直觉。拿破仑的确得到了天时之利，但如果否认他运用天时的才华，那就只能说是心存偏见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有损于《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和趣味。书中叙事如同日内瓦的隆河那湍流的河水流向平静的莱曼湖，让你心生感佩。据说全书总共有大约五百个人物，全都自足自立。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关注点不像大多数小说那样放在两三个人、甚至一群人身上，而是放在四个贵族家庭的成员身上：罗斯托夫家、保尔康斯基家、库拉金家和别祖霍夫家。如书名所示，小说涉及的就是战争与和平，这是展现书中人物命运的背景，其对比十分鲜明。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当作品的主题要求他必须涉及各不相同的事件、一个以上的群体时，困难之一就是如何让事件之间、群体之间的过渡显得真实可信，好让读者服服帖帖地接受。假如作者成功做到这一点，读者就会感觉：他所获悉的一整套环境和人物都是自己必须知道的，于是就愿意获悉他们一时还未知道的其他环境和人物的情况。总体来说，托尔斯泰想方设法，巧妙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让你感觉自己所遵循的是一条叙事线索。

同其他小说作家惯常的做法一样，他是以自己认识或听说的人来构思书中人物的，然而他似乎并不只是利用这些人物作为自己编造作品的原型，而是十分忠实地刻画他们。挥霍无度的罗斯托夫伯爵是取自其祖父的形象，尼古拉·罗斯托夫是他的父亲，而可怜又可爱、相貌丑陋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则是他的母亲。时而也有人认为：在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这两人身上，托尔斯泰心里想的是自己；要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说托尔斯泰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之处，通过以自己为原型塑造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是想弄清和搞懂自身的性格，想来也不算是捕风捉影。

不管是彼埃尔还是安德烈公爵，都爱上了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托尔斯泰把她塑造成了小说中最惹人喜欢的人物。没有什么比刻画一个既迷人又有趣的年轻姑娘更为困难的了。通常而言，小说中的女孩子全都了无趣味（《名利场》中的阿米莉亚）、自命不凡（《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过分聪明（《利己主义者》中的康斯坦尼娅·达累姆），或者就是小笨蛋（《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要么是傻乎乎的卖弄风情之女，或者就单纯得让人难以置信。她们在小说家手里不好处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幼小的年纪，个性尚未充分发展。同样，一个画家，要想把一张脸画得有趣味，只有在人生、思想、爱情、苦难的变化赋予其性格时才有可能。在画女孩子的时候，最佳方式便是展示她青春的魅力和美貌。然而娜塔莎却完全地真实自然。她亲切和蔼，敏感而富有同情心，颇有些孩子气，却又有女人味，耽于理想，性子急，心肠热，固执己见，反复无常，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迷人。托尔斯泰塑造过众多的女性，她们都无比真实，但从没有哪个像娜塔莎一样赢得读者的喜爱。她的原型是托尔斯泰妻子的妹妹塔尼娅·别尔斯，他很为她而倾倒，就如查尔斯·狄更斯醉心于自己妻子的妹妹玛丽·贺加斯一样。多么引人深思的类似啊！

在深爱她的两个男人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身上，托尔斯泰寄托了自身对生命意义和目标的热情追求。安德烈公爵尤为如此。他可说是当时俄国的普遍情形的产物。他拥有丰厚的家财和庞大的地产，还有一大帮农奴任由他驱使，要是哪个惹他不高兴了，他可以剥光其衣服一顿鞭打，或者夺走其妻子儿女，将其送到军中服兵役。假若哪个女孩儿或是妇人合他的口味，他可以派人把她领来供自己享乐。安德烈公爵长相英俊，面部轮廓清晰，一双慵懒的眼睛，一副厌倦的神情。实际上，他就是浪漫小说中“长相漂亮的恶魔”。这个英勇的人物很为自己的门第和地位感到自豪，他品格高尚，可是目中无人、独断专行、气量狭窄、不讲道理。他对身份相同的人冷淡而傲慢，而对下属则是屈尊俯就、亲切和善。他才智过人，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托尔斯泰是这样妙笔形容他的：“当安德烈公爵有机会指导年轻人并且帮助他们在上流社会取得成就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了。因为骄傲自负，他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但却在帮助别人的借口下，去接近那些获得成就并且吸引他的人。”

彼埃尔是个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人物。他是个身材高大、长相丑陋的人，近视得很厉害，必须戴着眼镜才行，而且长得很胖。他能吃能喝，玩弄女人颇有一手。他笨手笨脚、没有心眼，可是性情和善、真挚诚恳、体贴别人、没有私心，所以只要认识他，必定就会喜欢上他。他很有钱，任由一群逢迎之徒将手伸进自己的腰包，也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值得交往。他是个好赌之徒，而且在自己所属的莫斯科贵族俱乐部里，被那些贵族会员无情地欺骗。他稀里糊涂地早早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而对方嫁给他只是看中了他的钱财，她鲜廉寡耻，跟别人私通。在同妻子的情人进行了一场奇怪的决斗之后，彼埃尔离开了她，去往彼得堡，路上碰巧遇见一个神秘的老人，此人原来是共济会成员。两人攀谈起来，彼埃尔坦言自己不信上帝。“假使上帝不存在的话，我们根本就无法谈论他，”老人答道，并且接着向彼埃尔讲起了所谓从本体论上证明上帝存在的基本形式。这本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提出来的，内容如下：我们把上帝解释为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实体，而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实体一定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同样伟大的实体存在。据此可以推出：上帝一定存在。这一论证遭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摒弃和康德的推翻，但却说服了彼埃尔，抵达彼得堡不久，他就被接纳进共济会。当然在小说里，事件（无论是具体的还是精神上的）必须要进行压缩，否则小说就永无完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须一两页就得讲完，除了作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他一切内容都要统统删掉；情感的改变亦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感觉托尔斯泰有点过头了；如此突兀的转变让彼埃尔显得异常单薄。可作为其结果，他想要结束放荡的生活，决定返回庄园、释放农奴、全身心地致力于他们的福祉。如同被赌友欺骗一样，他又被管家给蒙骗了，原先的善意全都受挫。由于缺乏毅力，他的慈善计划大多以失败告终，他又过起了原先的懒散生活。由于发现同仁们仅仅注重外在形式，依附共济会“只是为了结交富人，并从这种结交当中获取利益”，他对共济会的热情日渐减少。身心疲倦的他重新又开始赌钱酗酒、乱搞女人。

彼埃尔很清楚自己的缺点，对其痛恨至极，但却缺乏顽强的毅力来改正它们。他是个谦虚、善良、和蔼的家伙，可奇怪的是，此人没什么判断力。他在波罗金诺战役中的表现可说是蠢到了家。身为一介平民，他却驾着马车冲向战场，挡着所有人的道，实在惹人讨厌，而到最后为了逃命，他又仓皇跑掉。在莫斯科大疏散的时候，他却留了下来，被作为纵火犯逮了起来，并被判处死刑。后来，罪刑赦免，他被关押起来。当法国军队开始悲惨地撤退时，他和其他犯人被押解同行，最后被一群游击队员解救。

想要搞清楚这个人是很难的。他善良谦逊，性格和蔼，可也软弱不堪。我敢肯定这个人物非常真实。我觉得应当把他视为《战争与和平》的男主人公，因为他在最后娶到了可爱迷人、称心如意的娜塔莎。我猜想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他是带着亲切而同情的笔触来写他的；但我不明白，有没有必要把他刻画得如此蠢笨。

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里（尤其是该书的写作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作者有时候才思不济也是无法避免的。托尔斯泰在小说结尾描述了从莫斯科撤退以及拿破仑军队的覆亡，可是这一部分长篇（无疑也很必要）的叙述，却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把大量读者早已知晓的事情予以告知，除非有的读者对历史极度无知。其结果便是缺乏悬念，而悬念可以驱使读者急于翻开书页、了解后事；于是，尽管托尔斯泰所讲的故事非常痛苦、生动、悲惨，读者却有些不胜其烦。他利用这些章节把各个零碎的细枝末节串连起来，但我以为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引出一个新的人物，此人对彼埃尔的精神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彼埃尔的狱友柏拉图·卡拉塔耶夫，他是个农奴，由于偷盗木材而被判在军中服役。在那个时代，他属于引起俄国知识分子极度关注的那类人。他们生活在极端专制之下，深知贵族生活之空洞琐屑、商人阶级之无知狭隘，他们已然认识到，要拯救俄国，靠的是被压迫者和受折磨的农民。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对自身阶级感到心灰意冷的他，是如何求助于那些老信徒，以寻求赋予生命意义的善良和信仰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有奸商也有良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定只有在农民当中才有美德，这只不过是文学上的错觉。

托尔斯泰对普通士兵的刻画，可算是《战争与和平》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刻画之一了。难怪彼埃尔会被他吸引。柏拉图·卡拉塔耶夫爱所有的人，他毫无私心，心甘情愿地忍受艰难险阻。他的品性和蔼而高尚，彼埃尔一如既往地容易受到影响，他看到了柏拉图身上的善良，于是自己也开始相信起善良来：“曾经分崩离析的世界再次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具有一种全新的美感，立足于一种全新的、不可撼动的基础。”从柏拉图·卡拉塔耶夫那里，彼埃尔认识到“人类幸福只能从内心找寻，来自对人类简单需要的满足，不幸的根源不是贫穷，而是过于富足，生命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面对的”。最终，他发现自己拥有了多年来一直都在找寻却从未找到的内心平和与宁静。

假若有些读者感觉托尔斯泰对撤军部分的描写没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一遗憾将在尾声的第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弥补。这可真是个精彩的创新。

老一代的小说家往往把该讲的故事讲完了，又告诉读者主要人物后来的遭遇。读者会得知：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景况很好，生了多少多少个孩子，而书中的恶人，倘若未在结尾被干掉的话，则必定生活窘迫，娶了个爱唠叨的老婆，可谓恶有恶报。可是这样一两页就交待了实在是敷衍了事，读者会产生这么一个印象：这只是作者不屑地丢给自己的一个抚慰之物。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还是要把尾声部分写得具有真正的价值。七年过去了，读者被带到了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家里，他已经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还生了孩子。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役中身负重伤。尼古拉斯娶的正是他的妹妹。彼埃尔的妻子在入侵时死得甚为合宜，这样他便得以娶到爱慕已久的娜塔莎。他们也有了孩子，两人彼此恩爱，可是天哪，他们变得多么乏味，真是老生常谈啊！在遭受风险、承受痛苦之后，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起了舒适的中年生活。如此温柔甜美、不可预知、惹人喜爱的娜塔莎，如今却成了一个大惊小怪、挑剔苛刻、脾气暴躁的家庭主妇。曾经英勇侠义、热情奔放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也已经变成一个固执己见的乡绅；而彼埃尔则比以前更加肥胖，他依然温厚和蔼，却不比以前聪明丁点。大团圆式的结局实则可悲得很。我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这么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他清楚结果定将如此，而自己必须讲述实情。

十二

尾声

（一）

当你举办的一次聚会结束后，特别是如果你的客人都是极富名望之人，在送出最后一位客人、回到客厅的时候，你和你太太（假如你有太太的话）还有同你住在一起的朋友（假如你有这种朋友的话）应该在睡觉前再喝上最后一杯，谈论一下刚才的宾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亦是人性使然。A君举止优雅。B君有个讨厌的习惯，就是在人家故事正讲得入胜的时候，他会插进些不着边际的话，坏了整个故事；有意思的是，A君不知疲倦地侃侃而谈，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他接着往下讲，就好像B君从没开过口似的。D君与C君令人失望。他俩根本不愿费劲儿。这两位从来就没想过，当你参加一次聚会的时候，你是有义务尽力让其顺利进行的。你为其中一位辩护，说他生性害羞，又为另一位辩护，说这是他的处世原则；如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话，他就绝不开口。你的朋友不无道理地反驳说，假如我们都这么克制的话，谈话就无以进行了。你哈哈大笑，话题又转到了E君。他还是同往常一样爱挖苦人，刻薄劲儿一点没减：他闷闷不乐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优点没有得到足够承认；成功会让此人变得温和一些，但如果他的妙语中缺了这些刺儿，反倒没有以前让人开心。你很想知道F君最近的风流韵事进展如何，也试图逐词记住他那使你捧腹大笑的精彩回答。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美好的聚会；你们喝完酒，关上灯，回各自的卧室去了。

而我呢，在所涉及的这几位小说家的陪伴下度过了好几个月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在跟他们永远道别之前，很想在大脑中将他们留给我的各种印象做一番总结，就如同他们曾是我的客人一样。这将是个混杂的聚会，但总体而言，倒也十分欢快。开始的交流都是泛泛之谈。托尔斯泰穿得像个农民，留着乱糟糟的大胡子，灰色的小眼睛从一个人身上挪到另一个人身上，他津津有味地谈上帝、粗俗不堪地说性爱。他颇为得意地说，自己在年轻时代曾是个极为好色之徒，不过为了表明自己在感情上还是个农民，他用了更粗的措辞。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气地意识到没有人欣赏自己的天赋，于是长时间地闷闷不乐；突然，他骂骂咧咧地发表起长篇大论来，要不是其他人都忙着聊各自的，从而没有注意的话，可能会引起一场争吵。聚会分成了更小的一组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独自坐到一角。当他注意到托尔斯泰身上的长衫用的是那种每码至少七卢布的上乘布料时，他那满是创伤的脸上露出鄙视的冷笑。他无法原谅托尔斯泰，因为莫斯科一家杂志的编辑曾拒绝掏钱买他的一部小说用来连载，原因就是该编辑已经把大笔钱投到《安娜·卡列尼娜》上了。托尔斯泰谈起上帝来，就好像这是他的特权似的，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恼火：难道他就没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冷冷地打量着屋里的众人，眼神中含有一丝愠怒和厌恶，直到他看见一位独自端坐的年轻女士。她并不算很漂亮，可他从她那苍白的脸上看出一种对周围人的鄙夷不屑，这自然扣动了他自己那痛苦的心弦。在她的表情中，有一种强烈吸引他的精神。他早就听说，这位女士是艾米莉·勃朗特小姐，于是起身走上前去，拿了一把椅子，坐到她的身旁。她满脸通红。他见她十分羞怯和紧张，便和蔼地拍了拍她的膝盖，可她吓得连忙往后缩，为了让她放松，他开始向对方讲述自己最拿手的那个故事：在莫斯科的一处浴室，一位家庭教师如何给他带来一个小女孩儿，而自己又如何将其强暴；可是由于他的法语很蹩脚，说得又过快，这位年轻女士一个字也没听懂，他还没讲完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过感到多么难过和悔恨、他的痛苦有多深，她就突然起身离开了。

当聚会的人士在宽大的房间里四处走动时，奥斯丁小姐在一边找了个座位坐下。司汤达尽管从未克服自己在女士面前的羞怯，但还是觉得应该向她献献殷勤；可她那冰冷的神态令他大为沮丧，瞥见亨利·菲尔丁正在同赫尔曼·麦尔维尔聊天，于是便加入进巴尔扎克、查尔斯·狄更斯和福楼拜那一组嘈杂之人了。奥斯丁小姐乐得一个人，可以不受打扰地观察同来的宾客。她看见勃朗特小姐离开了那个一直对她喋喋不休的丑陋小个子，坐到沙发的一角上。可怜的小姑娘，穿着实在不够得体，还是那种三角形的袖子；她的眼睛很漂亮，头发也很好看，可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不体面？她活像个家庭教师，这可真让人难过，尽管其实是个牧师的女儿，但无疑出身也够卑微的了。奥斯丁小姐觉得她看上去茫然和孤单，认为自己应该上前搭话才好。于是她起身过去，挨着她坐在沙发上。艾米莉惊恐地看了她一眼，对于奥斯丁小姐那些友好的问题，也只是用尴尬的单音节词作答。奥斯丁小姐发现，勃朗特家的姐姐并未受邀参加聚会，对此倒也并不意外。或许这样更好，因为那位小姐对《傲慢与偏见》评价很低，认为其作者缺乏诗意和柔情；不过作为一名有教养的女士，奥斯丁小姐觉得出于礼貌，还是应该问问夏洛蒂小姐最近可好。艾米莉还是仅仅吐出一个单音节字来，奥斯丁小姐终于看出，对于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而言，跟陌生人交谈实在很痛苦，最好还是别打扰她了。她回到原先的座位，为了卡桑德拉的缘故，继续思考房间内的其他人。毫无疑问，一封信里可讲的东西太多了，而这些人再聚到一起，还要等到下次在乔顿呢。当她想到，等自己把这些古怪的人挨个儿讲给亲爱的卡桑德拉，让她忍俊不禁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狄更斯先生比奥斯丁小姐心目中的理想男士要矮一些，而且穿得太时髦；可他长着可爱的面容和好看的眼睛，而且从其欢快的举止判断，她认为此人很可能颇具幽默感。只可惜他太庸俗了。那边有两个俄国人，一个的名字难以正确发音，看上去也让人生厌、相貌平平；另外一个，托尔斯泰，有一副绅士派头，可对于外国人，你始终无法确定。奥斯丁小姐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像个艺术家一样穿着那件古怪的长衫，而脚上却蹬着那种笨拙的靴子。他们说他是个伯爵，可在她眼里，一个外国头衔除了可笑以外，实在没什么意义。再看其他人——贝尔先生，他们管他叫司汤达，长得又胖又难看；福楼拜先生笑起来，对于所有自命高雅的人来讲，声音实在太大；至于巴尔扎克先生，他的举止令人感到遗憾。事实上，全场唯一的绅士就属菲尔丁先生了，奥斯丁小姐很奇怪，跟他交谈的那个美国人，到底哪里能让他感兴趣。此人是麦尔维尔先生，是个身材不错的男人，个头高大、身体强健，可他留着胡子，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一艘商船的船长。他正在给菲尔丁先生讲故事，故事情节显然十分有趣，菲尔丁先生开怀大笑。这位菲尔丁先生有些酒瘾，不过奥斯丁小姐知道，男人常常都这样，虽说感到遗憾，倒也并不震惊。菲尔丁先生深藏不露，尽管样子有些放荡，但显示出良好的教养。他原本要在哥德玛夏姆同她兄弟（奈特先生）的朋友举办自己的聚会呢。他毕竟还是玛丽·沃尔雷蒙塔古夫人的表弟，而且属于哈布斯堡后裔中的登比伯爵家族那一支。他注意到了她的目光，于是起身离开那个古怪的美国人，来到奥斯丁小姐近前，鞠了一躬，问自己是否可以坐在旁边。她面带微笑以示同意，自己则尽量保持礼貌得体。他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畅谈，不一会儿，奥斯丁小姐就鼓足勇气告诉对方，自己小时候曾经读过他的《汤姆·琼斯》。

“我敢说，这本书没给你带来什么害处吧，小姐，”他说道。

“绝对没有，”她答道。“我认为，对凡是有原则、有判断力的年轻女士，都不会有什么害处。”

然后，菲尔丁先生带着彬彬有礼的微笑，询问奥斯丁小姐，像她这般迷人、聪明、机智，究竟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呢。

“我怎么能结婚呢，菲尔丁先生？”她愉快地回答。“我唯一能嫁的人就是达西，而他已经娶了我那亲爱的伊丽莎白了。”

查尔斯·狄更斯已经加入到三位杰出小说家的谈话当中，即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但他并不怎么自在。尽管他们热情友好，可他还是感觉到，对方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可爱的乡巴佬。他们的观点明摆着，法国以外是不可能产生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的。一个英国人居然写小说，简直就是逗乐的演出，就像马戏团里那些驯好的小狗的滑稽表演，毫无疑问，根本不具有任何艺术价值。司汤达承认英国出了个莎士比亚，而且喜欢不时来上一句“生存还是死亡”；还有一回，福楼拜的嗓门儿格外大，他嘲弄地瞧了狄更斯一眼，嘴里嘟哝着：“其他一切都已寂静。”狄更斯通常都是全场的灵魂，他极力摆出对这几位的谈话很感兴趣的样子，可他的笑很勉强。对于他们毫不掩饰地畅谈自己的性爱奇遇，他倍感震惊。性可不是他喜欢听别人谈的一个话题。当他们问他，英国女人性冷淡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不知该怎么回答，而当巴尔扎克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跟吉多博尼伯爵夫人（她属于英国最上层的贵族）的风流韵事时，他的自尊心极度受挫，默不做声。他们用英国人的一本正经拿他取乐；“不得体”是英语词汇中最常用的词；这也不得体，那也不得体；司汤达声称，在英国，人们给钢琴的琴腿穿上裤子，这样的话，年轻姑娘在学习弹琴的时候，注意力就不会分散到挑动情欲的念头上，而是集中于自己的五指之间了。狄更斯以他惯有的好脾气忍受着他们的嘲笑；可当他想到，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和威尔基·柯林斯在去巴黎旅行时的寻欢作乐，不禁心中暗笑。最后，当他们看到多佛的白垩山崖时，威尔基面带对他而言颇不寻常的严肃神情转向他：“查尔斯，”他道，“英国的可敬，感谢上帝，就是建立在法国不道德之上的。”有那么一会儿，狄更斯无言以对，然后，当他意识到这一论断中隐含的深刻意义后，他眼中孕满了爱国主义的泪水。“天佑女王，”他嗓音嘶哑地喃喃道。威尔基一直就是位绅士，此时庄严地举起了他的大礼帽。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时刻！

（二）

很明显，这些小说家均是个性鲜明、与众不同之辈。他们具有强烈的创作冲动，而且无限热爱写作。如果要对他们做出评判的话，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厌恶写作的作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作家。这倒不是说，写作对于他们很轻松。写出好作品来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可他们依然钟情此道。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更是一种如饥似渴的急迫需求。也许，每个人都有几分创作冲动。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摆弄彩色铅笔、画幅小水彩画，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后，当他学会读写的时候，又常常会写首小诗、编个小故事什么的。我认为，创作冲动在一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部分上是由于创作冲动只是青春期的产物，部分上是由于尘事纷繁和谋生的需要，使得人们无暇去练习，这种冲动也就减退并消失了。然而也有很多人（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多），这种冲动会继续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如痴如醉。正是由于内心的这种欲望，这些人成了作家。遗憾的是，尽管创作冲动或许十分强大，但创作出有价值作品的才能却未必充足。

必须拿什么跟创作冲动结合起来，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我觉得是个性。有的个性让人欢喜，有的个性令人不快，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凭借其性格上的特点，作家能够用一种独有的方式看问题。哪怕他看问题的方式在大众眼里既不合理也不真实，也都无所谓。你可能并不喜欢他所观察的那个世界，比如说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福楼拜眼里的世界；但他在展现这个世界时所表现出的力量，却让你无法不感动；或者，你很喜欢他的世界，就如你喜欢菲尔丁和简·奥斯丁的世界一样，那么这位作者便会博得你的喜爱。这都取决于你自身的性情，跟作品本身的价值无关。

假如可能的话，我一直很想知道，我所谈论的这些小说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使得他们能够写出让人们一致称好的作品来。对于菲尔丁、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我们所知甚少，至于其他人，用于这种调查的材料可谓汗牛充栋。司汤达和托尔斯泰都成卷成卷地记录自己的经历；福楼拜拥有大量启发人心的信件，而其他人呢，也都有亲戚朋友写过回忆录，或是传记作家写过详细的生平。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很博学，福楼拜和托尔斯泰读过很多书，可他俩主要是为自己要写的东西获取素材；其他人的阅读面，则不比他们所在阶级的普通人广泛多少。他们好像对小说之外的任何艺术都兴趣不大。简·奥斯丁就承认，自己很厌烦音乐会。托尔斯泰酷爱音乐，还会弹钢琴。司汤达则偏好歌剧，这种音乐表演形式可以为那些并不喜欢音乐的人提供享受。在米兰的时候，他每晚都去斯卡拉歌剧院，跟朋友闲聊、吃晚饭、玩牌，而且跟他们一样，只有当一位知名歌手演唱知名曲段的时候，他才会关注台上的情况。他对莫扎特、奇马罗萨、罗西尼都同样仰慕。至于其他人，我可就看不出音乐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了。造型艺术亦是如此。凡是你在他们书中找到的提及绘画和雕塑的地方，其品味全都老套得令人难过。众所周知，托尔斯泰认为所有的绘画都毫无价值，除非其题材具有道德意义。司汤达则哀叹，莱昂纳多缺乏圭多·雷尼那些指引和示范的优点，他还声称，卡诺瓦是比米开朗琪罗还要伟大的雕塑家，因为他创作了三十件杰作，而米开朗琪罗只有一件。

要写出一部好的小说，当然需要才智，但却是一种特殊的才智，或许还不要太高才好，这些作家都富有才智，但称不上才智超凡。他们在处理一般思想时所表现出的幼稚常常是惊人的。他们接受了当时盛行的一些哲学论调，可当他们把这些论调用于小说中时，结果往往并不理想。事实上，思想并不是他们分内的事儿，他们对思想的关切（假如真的关切的话）是非常情绪化的。在概念思维上，他们没有多少天赋。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命题，而是实例，因为只有具体的事情才能激发其兴趣。但如果说智力不是其强项的话，他们拥有更加有效的禀赋。他们感受强烈，甚至是热烈；他们富有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还能够站在自己笔下人物的角度，乐其所乐，痛其所痛；最后，他们还要有一定的才能，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想鲜明有力地具体展现出来。

这些都是很高的天分，一个作家如能拥有自然是一桩幸事，但光有这些尚且不够，除非他还有别的东西。盖瓦利曾说，总的来讲，巴尔扎克在各个科目上是个“ignare”。有的人一上来就想把这个词译成“ignorant”（无知者），可这也是个法语词，而且“ignare”的意思也不止如此，它暗指的是蠢人的全然无知。不过盖瓦利接着说道，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对事物拥有一种直觉，所以好像对一切的一切都很清楚似的。我把直觉理解为人们基于某些根据而做出的判断，这些根据要合理（或是自认为合理），但并不出现在意识当中。然而这显然并不适用于巴尔扎克。他所展现的知识根本就没什么根据。我认为盖瓦利在这里用词有误，更好的选词应该是“灵感”。所谓灵感，正是作家写出伟大作品所需要的那点“别的东西”。可是灵感为何物？我手头有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我把它们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什么有启发的内容。其中我只碰到一篇文章力图论述这一问题，是由埃德蒙·雅卢所写的《诗意的灵感与乏味》。埃德蒙·雅卢是个法国人，他专写本国同胞。可能他们对精神状态的反应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更为强烈。他是这样描述法国诗人在灵感魔力下的表现的：他变了一副样子，面容平静，同时又焕发光彩；他的神态很放松，双眼散发出明朗的光芒，蕴含有一种奇怪的欲望，却并无什么真实的目标。这是一副毋庸置疑的体态。但是埃德蒙·雅卢接着说道，灵感并非持久不变的，随后而来的是枯燥乏味，这种情况的持续时间，少则顷刻，多则数年。于是，自感半死不活的作者脾气变坏，内心充满苦涩，这不仅让他意志消沉，还会令他咄咄逼人、心怀怨恨、愤世嫉俗，对其他作家的作品、对自己所失去的写作能力倍感忌妒。我奇怪（甚至相当震惊）地发现，这种心态与神秘主义者的情况何其相似：在神启之刻，他们会感觉自己与上帝同在；而在他们所谓的“灵魂之黑夜”，则会倍感空虚乏味、被上帝所抛弃。

在埃德蒙·雅卢的文章里，似乎只有诗人才拥有灵感，或许真的如此，诗人比散文作家更需要灵感。毫无疑问，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因为自己是个诗人而写的诗，和他受灵感激发而写的诗之间，差别更为明显；但是散文家和小说家也有灵感。如果不承认《呼啸山庄》、《白鲸》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段落同济慈或雪莱的诗歌一样有灵感，那只能说是一种偏见。小说家或许有意地依靠这种神秘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出版商的信中频频描述自己脑子里某些想写的场景，还说如果在坐下来写的时候有灵感的话，会写得很出色。灵感是属于年轻人的，年纪大了就很少有了，只能偶然出现。光凭主观努力是激发不出来的，但作家们发现，灵感常常可以诱引出来。席勒在进书房工作的时候，先闻闻放在抽屉里的烂苹果以唤起灵感。狄更斯必须在桌子上摆点东西，不然一行字也写不下去。由于某种原因，有这些东西才能让他的灵感发挥出来。不过这种说法极不可靠。作家有可能灵感附体，就像济慈写出自己最伟大颂诗时灵感附体一样，但写的东西却一文不值。特里萨修女就认为，自己手下那些修女们的忘我之境和幻象没什么价值，除非由此有作品问世。我很清楚自己还没有告诉读者（其实我早该告诉的），灵感到底为何物。我很希望自己做得到，可我不懂。它是一种神秘莫测之物，让作者写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明不明白的东西，于是回顾作品时，他会问自己：“我究竟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玩意儿？”我们都知道，夏洛蒂·勃朗特就惊讶于妹妹艾米莉何以写出她根本就没接触过的人和事。当作者获得这种可喜的神力时，各种观点、形象、比喻甚至具体事实都会向他涌来，而他感觉自己不过是个工具，就像个速记员，只需记下传授给他的东西即可。在这个晦涩的问题上我已讲得够多了。我之所以提到它，就是为了说明：不管作者可能拥有何种天分，假如没有这一神秘之物的影响和效力，一切都是徒劳。

（三）

人过三十还有创作天分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就某些方面而言，以上这些作家都极不正常（简·奥斯丁除外，她具有女性的一切美德，又不是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楷模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福楼拜也是，人们普遍相信开给他的药影响了他的写作。这让我想起一种说法，即身体上的缺陷和童年时代的苦难经历乃是创作天分的决定性因素。照这种说法，拜伦若不是畸形足，决不会成为诗人，狄更斯若不是在炭粉厂呆过几个星期，断不会成为小说家。在我看来这简直是胡扯。无数的人生下来脚就畸形，无数孩子曾被送进炭粉厂干那些让他们觉得羞耻的活儿，却没写出几行诗歌、几句散文来。所谓创作天分，人人都有，但少数幸运儿身上的创作天分则更为强烈而持久；不管是畸形足的拜伦、癫痫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在哈格佛桥有过不幸经历的狄更斯，如果不是自身性情中的冲动使然，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作家的。同样的冲动，健康的亨利·菲尔丁、健康的简·奥斯丁、健康的托尔斯泰也都拥有。我不否认，身体或是精神上的缺陷会影响到一个作家的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将这个作家同其他人区分开来，使他树立自我意识、怀有偏见，结果呢，他会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常常过于枯燥）去看待世界、生命和人类；而且这种缺陷常常还会给外向性（与创作天分不可分割）增添内向性。我丝毫不怀疑，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癫痫病，他写不出如此这般的作品，但我同样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仍然会成为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

总的来说，除了艾米莉·勃朗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的作家肯定都是相处愉快的人。他们活力十足，可说是有趣的伙伴，讲起话来也滔滔不绝，其魅力足以感染每一个与之接触的人。他们具有惊人的享受能力，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如果以为创造力强的作家都喜欢窝在阁楼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的性格中有活泼的一面，使得他们乐意展示自己。他们还是很喜欢奢华的。想想菲尔丁的挥金如土，司汤达的华美衣饰、篷式马车和马夫，巴尔扎克毫无意义的大摆排场，狄更斯的盛宴聚会、豪华宅第、马车和双马。这些东西都跟审美毫无关系。他们需要金钱不是为了积蓄，而是为了挥霍，而他们获取金钱的手段也并非总是仁义道德。铺张无度符合他们的轻浮本性，如果这算缺点的话，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同情的缺点，但与他们相处起来却非常困难（仍然只有一两个例外）。他们身上的有些特征总是把人（哪怕是最为宽容的人）搞得心烦意乱。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除了写作，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真正要紧的，而且为了写作，他们会毫不内疚地牺牲同自己有关系的一切人。他们虚荣心强，不顾及他人，自私而又固执。他们没有多少自控能力，为了满足自己心血来潮的一时之想，根本不会考虑会不会给别人造成不幸。他们似乎都不怎么想结婚，即使结了，要么是由于天生的情绪激动，要么是出于反复无常，都没有给妻子带来多少幸福。我觉得他们结婚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焦躁不安的本性：安定下来的生活能为他们带来平静与安宁，他们把婚姻想象成一个港湾，可以躲避外面世界的疾风骤雨和颠沛流离。所谓婚姻，是一桩不断妥协的事情，而这些人的本性就是固执己见、自高自大，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做出妥协？他们倒是都有风流韵事，但这些韵事无论对他们自身还是对情感对象而言，似乎都不怎么让人满意。这也不难理解：真正的爱情是要让步的，真正的爱情是无私的，真正的爱情无比温存，可温存、无私、让步，这些品质都远非他们做得到的。除了精神十分健全的菲尔丁与好色成性的托尔斯泰之外，其他人似乎都没有太多的性欲。人们猜想：他们的韵事更多的是出于对虚荣心的满足，或是向自己证明身上尚有男性气概，而不是被什么难以抗拒的诱惑搞得神魂颠倒。我冒昧地认为，一旦达到了以上目的，他们就松了口气，重新专注于写作了。

当然，以上所言均是概论，而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论，就只能大致正确。我所选取的几个人物，都是自己有所了解的，也对之进行了评论，这些评论很容易显得有点夸大。我忽略了这些作家的生活所处的环境和思潮（可悲的是，这个表达尘封已久，但很实用），可是很明显，这些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除了《汤姆·琼斯》之外，我所涉及的小说均问世于十九世纪。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社会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人们摒弃了曾经世世代代盛行不变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旧的信仰不再被盲目接受，到处都充满了骚动，生活成了一种新的、令人激动的冒险，往往很容易出现优秀人物和杰出作品。在整个十九世纪（如果你能接受的话，甚至一直到1914年）出产的小说，比之前或是之后的都要伟大，这种情况始终没有改变。

我认为，人们也许会把小说粗略分为现实和情感两类。这种区分非常模糊，因为很多现实主义小说家有时会引入情感性的事件，反过来，为了使自己的故事显得可信，情感类小说家也常常运用现实性的细节。情感类小说名声不佳，然而这种方法，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使用过，因此你万不可耸耸肩膀、一笑置之。只是体裁不同而已。侦探故事的盛行，证明其对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希望体验兴奋、惊恐和伤痛。情感类小说家通过激烈、夸张的事件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眼花缭乱、惊异不已。所冒的风险就是，你不相信他讲的话。但是如巴尔扎克所言，关键问题在于，你应当相信，他所告诉你的事情确实发生过。要设法做到这一点，作者可以把人物塑造得极不同于一般经验，结果反倒使其行为显得可信。情感类小说需要人物略有些夸大，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比现实还要现实的人物；这种人物具有无法控制的激情，情感过度丰富，冲动异常、无所顾忌。情节剧是他们的合法领域，如果对此表示反对，那么就像仅仅因为立体绘画不具代表性就对其贬低一样不合情理。

现实主义者想要描画生活原貌。他极力避免极端事件，这是因为一般而言，这类事情在他所涉及的普通人的生活中并不发生。他所讲述的事情，不仅要有可能性，而且尽量要有必然性。他并不打算让你吃惊，或是令你血流加速。他所追求的是认知上的乐趣。你了解作者打算引起你注意的那类人物。你很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你进入到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世界中，因为跟你自己的世界十分相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可能也发生在你身上。不过总的来说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所以萦绕在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心头的恐惧就是：他们可能会招人烦。这就诱使他们插入一些激动人心的情节。基调是迫不得已的，读者也倍感幻灭。因此在《红与黑》中，司汤达的手法是写实的，一直到于连去了巴黎、接触到玛蒂尔德小姐；而后，它就变得触动人心起来，作者选择这条崭新的途径实在莫名其妙，而你也要极不自在地陪着他一起踏上此路。从写作《包法利夫人》伊始，福楼拜就十分清楚枯燥乏味的风险，他认定只有通过文体之美才能避免这个问题。简·奥斯丁则是凭借其无穷尽的诙谐避免枯燥。但是没有多少小说家能够像福楼拜和简·奥斯丁那样，在不动摇现实主义模式的情况下坚持始终。这得有高超的技艺才行。

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引述过契诃夫的一句话，由于此言颇为中肯，我在这里斗胆再次引述：“人们并不跑到北极，从冰山上摔下来，”他说道，“他们去的是办公室，跟老婆吵架，喝白菜汤。”这句话过度缩小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范围。人们确实会去北极，假如他们没有摔下冰山，也会经历同样可怕的险境。他们会去非洲、亚洲和南太平洋。而在布卢姆斯伯里这样的圈子里或是在南部海岸的滨海胜地，是不会发生这类事情的。或许有点耸人听闻，但如果它们属于惯常之事，现实主义小说家没有理由不对之进行描述。诚然，凡人去办公室，跟老婆吵架，喝白菜汤，可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就是从凡人身上挖掘出非凡的东西。这样的话，喝白菜汤就跟摔下冰山一样成为关键时刻了。

然而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也并不是复制生活，只是编排生活、为己所用。他尽最大努力避免写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有些此类的事情却十分必要和普遍，以至读者对此会毫无异议地接受。比方说，如果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迫切需要见到某个人物，可谓刻不容缓，那么他就会在穿过拥挤的皮卡迪里大街时偶遇此人。“喂，”他会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你！我正要找你呢。”这种概率就如同打桥牌的人手里拿到十三张黑桃牌一样低，可读者却能坦然接受。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是随着读者的老练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过去不被注意的偶发事件，在今天的读者心里就会引起一阵怀疑。我觉得《曼斯菲尔德庄园》当时的读者，看到托马斯·伯特伦爵士从西印度群岛回来的时候，居然正好赶上他家里正在上演私人戏剧，并不会感觉意外。而今天的小说家却必须得把他赶在这个别扭的节骨眼上回家写得更加可信一些。我说这番话就是为了表明：现实主义小说虽然隐秘含蓄、不事声张，事实上并不比感伤主义小说更贴近生活。

（四）

我在前面谈到的这些小说，彼此很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所讲的都是好故事，作者的讲述方法也都直截了当。他们叙述故事、探究动机，并未借助那些无聊的文学伎俩，像什么意识流、闪回，这些手法把很多现代小说搞得令人生厌。他们把想让读者知道的事情径直相告，而不是像时下流行的这样，叫读者自己去猜人物是谁、干哪一行的、处境如何：事实上，他们尽力让读者读起来简单轻松。他们似乎并不想通过什么深奥玄虚来打动他们，也并不想用什么标新立异来震撼他们。作为人，这些人都非常复杂；可作为作家，他们又简单得惊人。他们深奥玄虚、标新立异，就像儒尔丹先生满嘴散文一样自然。他们试图道出事实，却又不可避免地透过自身癖性这个变形镜来观察事实。凭借可靠的直觉，他们故意避开当时关注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话题均已失去意义）；他们所涉及的，都是那些人类永远关心的话题：上帝、爱恨、死亡、金钱、野心、嫉妒、傲慢、善恶；简言之，就是涉及那些从一开始就人所共有的激情与直觉，正因为这个缘故，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都能从这些著作中发掘出适合自己的某些价值。正是由于这些作家用自己非凡的个性来揭示生活，并据此对其进行观察、判断、描述，他们的作品才有了持久的、强烈吸引世人的气息与特性。作家所呈现出的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他本人，而正是由于这几位作家能力超群、性格独特，他们的作品才能经得起岁月的流逝，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崭新的思维方式，依旧魅力不减。

然而有这么一桩怪事：虽然这些人一再重写自己的作品，而且通常还不断地加以修改，可他们都算不上是什么文体大家。似乎只有福楼拜一个人在文笔上花过心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付出巨大艰辛才完成的《包法利夫人》，正是由于其文体的缘故，居然还不如那些随意写就的信笺受法国知识分子的赏识。数年前，克鲁泡特金公爵在跟我谈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托尔斯泰的文笔像一位绅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笔则很像欧仁·苏。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托尔斯泰用的是文雅得体的传统风格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小说家采用这种文笔倒是很好的选择。我得说，奥斯丁小姐的文笔，跟我们想象中那个时代的淑女所说的话非常相像，这种风格极其适合她的小说。小说不是科学文献，每部小说都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点福楼拜很清楚，因此《包法利夫人》的风格跟《萨朗波》不一样，而《萨朗波》的风格又跟《布瓦尔与白居谢》不一样。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个人声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艾米莉的文笔上乘。福楼拜曾说，让自己阅读司汤达的作品绝无可能，因为对方的文笔实在太差了。而哪怕是翻译出来的作品，也能明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笔实在是不修边幅。好的文笔似乎并不是小说家的必备素质，更重要的是生机与活力、想象力、创新力、敏锐的观察力、对人性的洞悉，以及对人性的关注和怜悯，还有创作能力与聪明智慧。可不管怎么说，文笔上乘总是比文采平平好。

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杰出的作家，一个个并未写出比实际好到哪儿去的语言，而更为奇怪的是这些人是怎么当上作家的。从其家传当中，根本看不出他们何以能够拥有才华。他们的家庭倒是或多或少有些身份，但尚属平凡，既没什么特别的智慧，也谈不上如何高雅。他们本人在年轻的时候并未接触过什么热衷文学艺术之人。他们不认识任何作家，也算不上格外用功。而他们参与的娱乐活动，也都是那个年龄和身份的孩子们玩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具有非凡的能力。除了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之外，其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照理说，在这种环境和教养下，他们应该成为医生、律师、政府官员或者商人才对。这些人动笔写作，恰似羽翼初丰的鸟儿飞向高空。可同一家庭里的两个孩子（比方说卡桑德拉与简·奥斯丁，费奥多尔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成长经历一样，过着几乎相同的生活，面对同样的环境，彼此又有着深深的感情，却居然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这确实奇怪得很。记得我已经说过，伟大的小说家需要各种各样的才能，不光是创造力，而且要有敏锐的知觉、留意的眼光、从体验中受益的能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性的全情投入，以上因素幸运地结合到一起，他才能成为这类小说家。可是，为什么这些才能被赋予到一个人而非另一个人身上，为什么这些才能的拥有者，如此匪夷所思地居然是一个乡间牧师的女儿、一个无名医生的儿子、一个诡辩律师或者一个靠不住的政府职员的儿子，对于本人而言，这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些小说家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奇才的，谁也说不出。此事似乎取决于个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个性好像都是由可估测的品质以及阴险的缺点构成的。

艺术家的特殊才能，他的才华，或者说他的天赋（假如你愿意用这个词的话），就像沉睡中的兰花种子，偶然落到热带丛林中的一棵树上，马上就要发芽，它从树上得不到任何养分，而是从空气中获得养分，结出了一朵古怪而美丽的花；可是树被伐倒用来做木材，或是沿河漂流到锯木厂，于是，这块长着绚丽而奇异花朵的木头，就跟原始森林中成千上万的其他树木没什么两样了。

版权信息

书名：在中国屏风上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1210

译者：唐建清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序言

这本集子很难被称为一本书，它只是可以写成一本书的素材。我喜欢旅行，因而周游列国。我喜欢旅行带来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觉。时间从来没有像在旅行中那样宽裕，也许你有一份庞大的计划但仅仅完成了一部分，你仍然会觉得有空闲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尽情挥霍，而不必感叹光阴似箭或遗憾未能珍惜时光。虽然我认为有条件却不去享受旅行的闲适是件傻事，但我也乐意去体验艰辛。我喜欢美味佳肴，也不介意难吃的甚至单调的饭菜。在南太平洋时，我每天吃的都是牛肉汉堡，但胃口一点不受影响（不过我得承认当我回到旧金山，见到牛肉汉堡就反胃）。另一次在马来群岛的一个岛上，因为找不到别的食物，我一日三餐全靠吃香蕉果腹。自那以后，我对香蕉再未提起过兴致。我喜欢每天能在不同的地方过夜，环境好坏并不重要。我曾在西萨摩亚的萨瓦伊岛的一户人家打地铺睡了一夜，也在中国一条江上的敞篷小船里过了一夜，睡得都挺舒服。我还在一条小艇里的干椰子袋上睡觉，再也没有比那更难受的了，但我仍然乐在其中。那些夜晚的星光是多么灿烂！我喜欢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那些我不愿再见面的人。当你知道这辈子你们只会见上一面的时候，没有人会让你厌烦。揣摩一下你新认识的那个人究竟属于哪一类人，并将他与你所认识的同类人相比较，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自己简单地归入某一类中，而识别出那些你所设想的特点和习性则会妙趣横生。就像你经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到你所见过的某一幅画作的意境，你也会遇到和你读过的某部小说中人物类似的人。比如那些吉卜林笔下的人物，就常能在东方遇到。我不知道这些人物究竟是四十年前吉卜林先生在印度描述过的那些男男女女的后代，还是在反复阅读过那些精彩故事后逐渐变成这样的。听他在说话中用上那些著名的词语，或是看他似乎自然地抱有那种已落伍的处世态度，这往往令人觉得滑稽有趣。有时，自然是偶尔，你会遇见一个与你过去认识的完全不同的人，这种令人兴奋的经历无疑十分难得。你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碰上他：一艘沿海岸航行的汽轮上，西藏边境一座高墙围绕的小城中，或是印尼阿鲁岛的一座可可种植园里。孤独和不寻常的人生使他自成一格，而不像芸芸大众，因为受到我们西方文明至少是表面的影响（外界对人的内心生活有多大的作用啊！）而失去了个性。这个人也许不很聪明，他甚至会显得有些疯狂。他也许是邪恶、虚伪、粗鲁、低俗或者野蛮的，但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简直就不属于我们这个群体。如果你爱研究人性，你会为此兴奋异常，你觉得与他交谈会给你和聆听伟大音乐作品同样的愉悦感。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振奋的特质。因为在我看来，正是借助自然之力，他们使自己脱离了那引导世界的潮流而变得与众不同，而大自然是用来塑造他们独特个性的工具。

我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我并没有一部日记，因为自十岁以后我就不记日记了，但每当遇见能激起我兴致的人或地方，我都会一一记录下来。我约莫觉得它们或许能成为创作一部小说有用的素材。随着素材的越积越多，我冒出一个想法，打算将它们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一回国，我就开始工作，但要把它们弄得井然有序并不容易，因为只有很少的部分是用钢笔写的，大部分文稿都是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草纸上匆匆写就的。那些时候，我或是走累了坐在轿子里，或是在一条舢板上。但当我把它们排列好，我从中发现了一种新鲜感，那些文字是在我记忆鲜活的时候记下来的，而如果我将它们精心加工成一个故事，这种感觉就会不复存在。我觉得我只需要将因匆忙造成的随意和马虎之处删去，使文稿变得更简洁些就够了。我希望这些文字可以给读者提供我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并有助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想象。

一 幕启

二 女主人的客厅

三 蒙古人首领

四 漂泊者

五 内阁部长

六 宴会

七 天坛

八 上帝的仆人

九 客店

十 小阁楼

十一 恐惧

十二 画

十三 国王陛下的代表

十四 鸦片烟馆

十五 最后的机会

十六 修女

十七 亨德森

十八 黎明

十九 荣誉攸关

二十 驮兽

二十一 麦克里斯特医生

二十二 路

二十三 上帝的真理

二十四 罗曼司

二十五 崇高的风格

二十六 雨

二十七 沙利文

二十八 餐厅

二十九 长城

三十 领事

三十一 小伙子

三十二 范宁夫妇

三十三 江中号子

三十四 海市蜃楼

三十五 陌生人

三十六 民主精神

三十七 基督复临派教徒

三十八 哲学家

三十九 女传教士

四十一 局台球

四十一 船长

四十二 小城风景

四十三 黄昏

四十四 正常的人

四十五 老人

四十六 原野

四十七 失败者

四十八 戏剧学者

四十九 大班

五十 报应

五十一 残片

五十二 出类拔萃

五十三 老船长

五十四 疑问

五十五 汉学家

五十六 副领事

五十七 山城

五十八 祭神

一

幕启

在你的面前是一排茅草房，一直延伸到城门口，这些用土坯砌成的茅屋倾圮破落，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吹倒，化作一堆泥土回归大地。一支驼队，载着沉重的货物，缓缓从你身边走过。它们好像有一种投机商人轻蔑的神气，极不情愿地在这块地方走过，那儿有许多人还没有它们富有。一小群人，穿着破旧的蓝褂子，聚在城门口，远处一个戴瓜皮帽的年轻人骑着一匹蒙古矮种马飞驰而来，他们便四下散开。一些孩子，追逐一条瘸了腿的狗，用土块砸它。两位矮胖的老爷，身着提花的丝织黑色长袍和小夹袄，站在路边闲谈。他们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根细细的木棍，上面立着只小鸟，被一根细绳子拴着。这两位老爷带着玩物出来溜达，同时也客气地比较一下各自宠物的可爱之处。那小鸟时不时扑扇着翅膀飞向空中，但飞不多高，就很快被绳子拉着，回到木棍上。这两位中国老爷便怜爱地看着小鸟，露出微笑。一群粗鲁的孩子，冲着外国人嚷嚷，声音尖厉刺耳。古老并有着雉堞的城墙濒于坍塌，看上去就像古画中一座十字军占据的巴勒斯坦城池。

穿过城门，里面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一家家店铺：许多店铺有着红色或金色的木格，精雕细刻，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衰败的光华，让你恍然觉得在那些幽暗的格档里，还陈列着各式各样东方的奇珍异宝。无论是高低不平而又狭窄的人行道还是深深的巷子，到处人来人往；背着沉重货物的苦力叫着要人让路，声音急促而尖锐；而沙哑的吆喝声则是小贩在沿街叫卖。

这时，一匹毛色光洁的骡子，拉着一辆北京来的轿车缓缓而行。车篷是淡蓝色的，硕大的车轮上装饰了一圈钉子。赶车人坐在一侧的车辕上晃荡着双腿。正是日暮时分，在一座寺庙那金黄、陡峭而奇异的大屋顶后面，夕阳将天边染上一抹红色。轿车默默地从你身边驶过，前面的百叶窗拉了下来，你不禁遐想，那盘腿坐在车中的究竟是什么人。也许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正应邀前去拜访一位朋友，他们将秉烛夜谈，共同追忆那一去不返的唐宋盛世；或是一位歌女，身着优质绸缎制成的鲜艳衣裳，乌黑的头发上簪了一块翠玉，此刻正被召往一个宴会，在席上她要演唱小曲，还要与那些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们雅致地酬答。北京轿车似乎载着所有东方的神秘，消失在渐浓的夜色中。

二

女主人的客厅

“我想我完全可以把它改造一下。”她说。

她很快地打量了一下房间，富有创意的想象令她眼睛发亮。

它原先是城里的一座小寺院，被她买下来改造成住宅。它本来是三百年前善男信女们为一位高僧建造，他以无比的虔诚和苦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渐渐地，人们由于怀念他的美德，对他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崇拜。但随着时光流逝，庙宇也逐渐破落，最后，仅剩的两三个和尚也不得不离开了。它历经风吹雨打，绿色的琉璃瓦上早已长满野草。雕梁画栋上的朱红底色和描金的飞龙都已褪色，但仍不失其优美。但她不喜欢阴暗的屋顶，便用一块帆布挡上，糊了一层纸。为了通风采光，她在一面墙上开了两扇大窗。她正好有两块蓝色窗帘，尺寸也恰巧合适。蓝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因为她有着湛蓝的双眼。她觉得粗壮的深红色圆柱有些压抑，便在上面糊了一层纸。她也正好有足够的纸来糊四面的墙。纸非常漂亮，一点不像中国产的。虽是从当地一家铺子里买来，却很像是桑德森公司的货。用这种漂亮的粉红色条纹纸一装饰，房子给人的感觉就立马欢快多了。房间后壁有一个凹处，原先供着一尊入定的佛像，前面摆着一张很大的上漆香案，历代的香客曾在这里焚香拜佛，保佑今生的吉祥如意，乞求解脱尘世的烦恼。而对她来说，这里放一只美国产的壁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她只能在中国买地毯，但她精心挑选的地毯让你难以分辨它与英国阿克斯明斯特著名绒毯的区别。当然，这种手工制成的毯子没有英国货那么光滑，但也算是很不错的替代品了。她还设法从一位离开中国去罗马赴任的公使手中买下一套非常好看的家具，并罩上了用鲜艳的、上海产的上等棉布做成的套子。她的艺术品位很高，在房间里挂上几幅画，布置几件结婚礼品和其他一些她自己收集的小玩艺，就让陋室变成了舒适的家。她还需要一架屏风，但在这里是买不到英国货的，她只好买一架中国屏风，不过正如她很巧妙地说的，就是在英国，有一架中国屏风也很不错。她还藏有很多镶着银框子的照片，其中一帧是德国施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主，另一帧是瑞典女王，两张上都签了名，她把它们放在三角钢琴上，这样屋子里就有了居家的氛围。当一切都布置停当之后，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成果，说道：

“这儿和一间伦敦的居室比起来是差了点，但和英国某个好地方，比如切尔腾纳姆，或威尔士的顿桥，和那些地方的房子比起来，倒也不显得寒碜了。”

三

蒙古人首领

天知道他来自哪个神秘的远方。他一路上驰过蒙古高原崎岖的山道，那里群山绵延，碎石遍地，一片荒凉，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他又驰过护卫入关通道的城楼，直至来到一片古老的河床前才停下脚步，那里是通向中国的门户。河床周边环绕着起伏的丘陵，在早晨的阳光下亮闪闪的，又在河床上投下一道道阴影。几百年来，无数来往的商旅将满是砾石的河床踩出一条高低不平的道路。空气清冷，天高云淡。每天从晨光熹微到红日西沉，一年到头，来往的商队川流不息。商队中有载着砖茶的骆驼，它们来自七百英里之外的库伦，前住西伯利亚；也有用温顺的阉牛拉的大车，排成长长的一列，或是三三两两由强健的矮脚马拉的车；而朝着反向的中国，也有无数商队的骆驼将皮毛运入北京的市场，还有那排成长龙的大车，不时也会有马群或羊群经过。但他的目光并未在这多样的场景上停留，似乎也并不注意这条路上还有别的行旅。他仅有六七个随从，个个风尘仆仆，马儿也疲惫不堪，但他们仍流露出剽悍的神情。他们前后相随，策马缓缓而行。他身着黑色的丝绸上衣，黑色的丝绸裤子，裤脚塞在顶部高高翘起的长统皮靴中，头戴一顶蒙古传统貂皮高帽。他上身挺得笔直，高傲地骑行在随从之前。在扬鞭策马时，他昂着头，目光坚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在遥想当年，他的祖先便是沿着这条路进入中国，驰骋在中原肥沃的大地上，在富饶的城市中大肆劫掠。

四

漂泊者

早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听说过他的传奇故事，所以我期望他的外貌也与众不同。在我看来，似乎那些有着非凡经历的人，长相也很特别。但是我所见到的这个人相貌平平，毫无特别之处。他身材较常人矮小，有些瘦弱，皮肤晒得很黑，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人未到而立之年头发就已变得花白。他看上去与常人没什么不同，也许你要和他见上五六次才能记住他是谁。如果你碰巧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后面或在代理事务所的板凳上见到他，你会觉得那些地方于他适得其所。不过就像你不会去在意柜台或板凳一样，你也不会对他留下什么印象。然而，恰恰是他平凡的外貌最终引起了你的好奇心：他那毫无特征的面容，让你想起满洲皇城的一堵空荡荡的宫墙，也许它的这一边是污秽的街道，但你知道另一边却是雕龙画壁，有着常人所不知的精妙复杂的深宫生活。

他的整个生涯就像一个传奇。他是兽医的儿子，早年是伦敦警厅的书记，后来在一艘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船上当服务员。船到目的地后，他便溜下船，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游历了南美。在智利的一个港口，他设法搭船去了南太平洋的马克萨斯群岛，并在那儿与热情好客的原住民一起生活了六个月，后来他又搭上一艘帆船到了塔希提岛，在那里他做了一艘运送中国劳工去社会群岛的旧船的二副，就这样到了厦门。

那是我遇到他九年前的事了，自那以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一开始他在英美烟草公司找了份工作，不过几年之后，他觉得这工作太单调乏味，加上他那时已经懂得一些中文，就应聘为一家公司在全国推销专利药品。三年中他一个省一个省地推销药丸，最后终于攒下八百块大洋，于是又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

他开始了最为惊心动魄的冒险。他从北京出发穿越整个中国，旅途中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国的贫苦百姓，背着铺盖，带着旱烟管和牙刷。他投宿在中国的小客栈里，和其他赶路人挤在大炕上睡觉，也吃中国的饭菜。这可真不简单。他很少坐火车，大部分路途不是步行就是搭车或坐船。他穿越了山西和陕西，行进在狂风怒号的蒙古高原上，冒着危险在蛮荒的土耳其斯坦探险；他和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一起生活了数月，又跟着运输砖茶的商队穿过荒凉的戈壁滩。四年过去了，他终于花光了最后一块大洋，再次回到北京。

他想找份工作，最容易赚钱的工作似乎是写作。一家中国的英文报纸的编辑请他写一组游记。我想他唯一的困难是如何从如此丰富的经历中进行选择。有很多东西也许所有英国人中只有他知道：稀奇古怪的、引人入胜的、恐怖可怕的、有趣逗乐和意想不到的，什么样的东西他没见过呢？他一共写了二十四篇文章，我不敢说那是无法卒读的，因为文中反映出作者细致而饱含感情的观察；但在他的视野中事物都是杂乱无章的，而其实，那些只不过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它们就像是陆军或海军军需库的物品清单，对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来说这是一座宝藏，但与其说那是文学作品本身，还不如说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他就像是一个野外科学工作者，耐心地收集无穷无尽的事实，但没有一点概括的能力，这些事实有待那些比他思维复杂的人去提炼。他所搜集的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而是形形色色的人。他的藏品数量罕有其匹，但他对它们的理解是肤浅的。

当我遇到他时，我试图去辨识那丰富的阅历是如何影响他这个人的；可惜的是，他虽然是个快乐、友好的人，有着一肚子的奇闻轶事，也乐于叙说他的所见所闻，但是我却无法发现哪一段冒险经历曾深深打动过他。引导他做出那些古怪事情的冲动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古怪习性。他厌倦了文明世界，产生了一种远离陈规旧习的激情。生活中离奇的事物吸引着他，他有一颗不知足的好奇心。但我觉得他的经历仅仅是肉体的，没有转化成心灵的体验。这也许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平庸的人。他平淡无奇的外貌，恰恰是他平淡无奇的灵魂的最真实的说明，在那道空荡荡的宫墙后面，仍然空空荡荡。

那就是为什么他有如此丰富的素材，写出的文章却索然寡味，因为在写作中，更重要的不是丰富的材料，而是丰富的个性。

五

内阁部长

他在一间狭长的房间中接待了我。房间朝着一个铺有沙石的花园，低矮的灌木丛中，玫瑰已经凋谢，参天古树也已树叶飘零、了无生气。他让我在一张方桌旁的方凳上坐下，而他自己则坐在我对面。一位仆人端来了花茶和美国牌香烟。他是一个清瘦的人，中等身材，有一双瘦削、优雅的手；他透过金边眼镜望着我，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他看上去像个读书人或是幻想家。他笑起来很亲切。他穿一件棕色的缎子长袍，上面罩了件黑色丝绸短褂，头戴一顶宽边低顶毡帽。

他微微地笑着问道：“因为三百年前的满人是牧民，我们中国人今天都要穿这种长袍，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回答道：“如果因为英国人赢了滑铁卢战役，阁下就要戴圆顶礼帽，那才奇怪呢。”

“你觉得那就是我穿长袍的原因？”

“我想这不难解释。”

我担心他那繁复的礼节会妨碍他向我问个究竟，便草草用几句客套话敷衍了过去。

他摘下帽子，望着它叹了口气。我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地上铺一块绿色的布鲁塞尔地毯，上面织有硕大的花朵，靠墙摆着一圈精雕细刻的红木椅子。墙壁上挂着的书法条幅与镶着金色边框的油画相映成趣；那些书法均出自历代名家之手，而那些油画也精美异常，在九十年代这些画作多半会陈列在翰林院。部长本人的办公桌则是一张美式书桌。

他表情忧郁地对我谈起中国的状况。中华文明，这一世界公认最古老的文明正在被无情地摧毁。那些从欧美留洋回来的学生正在把老祖宗数千年来建造的基业连根拔起，却又找不到东西来替代。他们根本不爱国，没有信仰，对圣贤也毫无崇敬之情。一座座寺庙因没有了香客和信徒而破败，它们昔日的盛况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只能留存在记忆中了。

他随即摇了摇他那修长的贵族一般的手，把这个话题放在一边。他邀请我欣赏他的艺术藏品。他领着我在室内参观，向我展示价值连城的瓷器、青铜器和唐代的塑像。这之中有一匹从河南古墓中出土的唐三彩马，造型优美，有着希腊雕塑的精致的神韵。在他的办公桌旁，另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不少卷轴。他挑出一卷并拿着一端让我展开。这是一幅前朝的山水画，山间云雾缭绕，在我欣赏画作时，他则在一旁笑眯眯地注视着我。随后他把这幅古画搁在一边，又一幅接一幅地向我展示其他的画卷。我表示不愿意占用他这个贵人太多的时间，而他却毫不在意，仍然拿出一幅又一幅画来。他是一个行家。他还饶有兴味地向我介绍这些画作的年代和流派，以及那些绘画名家的风雅逸事。

“我希望你能欣赏我最珍贵的藏品，”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卷轴说道，“它们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

“你是不是更喜欢书法一些？”我问道。

“正是。它们的美更为素雅，毫无矫揉造作之处。不过我能理解，一个欧洲人欣赏这种朴素雅致的艺术会有些困难，在我看来，你们对中国器物的趣味有些怪异。”

他拿出一些册页，我翻看着那些书页，画得太美了！出于这个收藏家追求戏剧性的天性，他将最珍贵的一册留在了最后。那是一系列小张的花鸟画，虽只寥寥数笔，却栩栩如生，它们有着多么丰富的联想、多么伟大的自然情感和多么动人的温柔，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几根嫩枝，开出点点梅花，就包含了春天所有鲜活的魅力；几只小鸟，竖着数根羽毛，便表现出生命中的搏动和颤栗。这是一个艺术大师的杰作。

“那些美国的艺术家能画出这样的作品么？”他带着怜悯的微笑问道。

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中最奇妙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标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括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之徒，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六

宴会

（一）使馆区

中阿银行的瑞士董事通报到来。同来的是他那位高大、漂亮的妻子，她尽情地展现她的妩媚，以致让人觉得有些不安。有人说她做过妓女。一个稍早来到的英国未婚女子（身穿橙红色缎子衣服，挂珠子饰物）脸上带着淡淡的一丝笑意迎上前去。危地马拉公使和黑山代办一起走了进来。代办先生神情沮丧，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正式宴会，以为只是小圈子里吃个便饭，也就没有把勋章戴上。而危地马拉公使身上星光闪耀！天哪，这怎么办？他一时觉得这几乎是个外交事故了，等两个穿丝绸袍子、戴方形帽的中国仆人端着鸡尾酒和点心拼盘走来，才使他心情有所好转。这时，一位俄国公主仪态万方地走进来。她一头白发，穿一件高领的黑色绸衣，看上去像是维克托里安·萨尔杜剧中的女主人公——那位青春激情不复存在，眼下只是编编织织的老妪。她讨厌跟你谈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但要是说起杰克·伦敦，倒是兴致勃勃。她向已不再年轻的英国女子提了个问题，那女子没有回答。

“为什么你们英国人要写这样愚蠢的谈论俄国的书呢？”她问道。

此时英国公使馆的一秘出现了。他的到来像是个重大事件似的。他个子很高，秃顶，但举止优雅，而且穿着讲究。他惊讶但不失礼貌地瞧了瞧公使身上亮闪闪的勋章。黑山代办自以为是外交官中最会穿的人，但他没有把握英国公使馆一秘是否也这么想。他忐忑不安地上前要求一秘把对他所穿花边衬衣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他。那个英国人夹起单片眼镜端详了一会，接着便对代办先生言不由衷地恭维了几句。人都来了，只是法国武官夫人不见影儿。他们说她总是姗姗来迟。

“她真让人受不了。”瑞士银行家那位漂亮的妻子嘀咕道。

最终她让大伙儿等了半个时辰，对此还不以为然。她款款地走进厅来。她高个，瘦削，鞋子的跟高得吓人，穿的衣服给人的印象是她似乎没穿什么。她一头拳曲的亚麻色头发，脸上浓妆艳抹，看去像是一个后期印象主义画家笔下的那位忍耐的格里泽尔达。她走动时空气中便有着浓浓的奇异的香气。她伸出珠光宝气而又瘦骨嶙峋的手给危地马拉公使，几句玩笑话就让银行家妻子觉得自己那么落伍、土气、臃肿。她冲着英国女子说了句不雅的俏皮话，后者想到这位法国武官夫人出身名门也就没了脾气。武官夫人连喝了三杯鸡尾酒。

宴会开始了。谈话交替着用响亮、流转的法语或有几分滞缓的英语。他们说起刚刚从布加勒斯特或利马写信来的某某公使，又提及抱怨克里斯丁亚那太单调或华盛顿太奢华的某某参赞夫人。总之，对他们来说，置身于哪个都城没多大的区别，因为在君士坦丁堡、伯尔尼、斯德哥尔摩和北京，他们都得按部就班地做同样的事。享受着种种外交特权，因有社会影响而感觉良好；他们好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哥白尼从不存在，日月星辰顺从地绕着地球转动，而他们就是地球的中心。没人知道那位英国女子为什么在这里，瑞士董事的妻子私下说她肯定是个德国间谍。但说起这个国家她可是权威。她告诉你中国人处事如此得体，你怎么也得见识一下慈禧太后，她是个可爱的好心人。你很清楚，在君士坦丁堡她会让你相信，土耳其人是如此完美的绅士，苏丹王妃法蒂玛是个可爱的美人，还讲一口漂亮的法语。她无家可归，但无论哪里，只要她的国家在那儿有外交使节，她就如在自己家里了。

英国公使馆一秘认为这个聚会不够纯粹。他说起法语来更像一个法国人，也许超过有史以来任何一个法国人。他是个有情调的人，天性中倾向正直。他只结识正直的人，只阅读正直的书；他欣赏的只是正直的音乐，关注的只是正直的绘画；他在正直的裁缝那里买衣服，只在那家可去的男装商店买衬衫。然而，你听他说话会昏昏欲睡。此刻，你满心希望他会泄露出对有些俗气的玩艺的喜好：即使他只是出于鲁莽的习性声称《灵魂的觉醒》是篇杰作或《玫瑰经》是一件艺术品，你还是会感到满心快乐。然而，他的情趣是无可挑剔的。他是完美的，你恐怕觉得他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平静的脸上有一种忍辱负重的神情。另外，你还发现他写自由体诗歌，这下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二）通商口岸

宴席的这种豪华排场如今在英国的餐桌上不多见了。红木餐桌上摆满了银质餐具。雪白的织花台布中央有一块黄色丝绸垫子，这玩艺儿你年轻的时候要在集市上见了多半是忍不住要买下的，垫子上是一只大水果盘。很高的银瓶里插着大把菊花，这使你看不清坐在对面的客人。高高的银烛台骄傲地挺立着，一对一对地排到桌边。每一道菜肴配上相应的酒，喝汤时有雪利酒，吃鱼时喝白葡萄酒。头道菜有两种，一道白色的，一道棕色的。九十年代细心的主妇会觉得要安排一次体面的正餐，这些都必不可少。

也许，席间的谈话比菜肴要单调，因为主人和宾客多年来几乎每天见面，每提起一个话题就逮住了使劲儿聊，很快就无话可说了，接着便是难堪的沉默。他们聊赛马、高尔夫球和打猎。他们可能觉得此间不宜触及抽象的话题，也没有政治可供他们商议。中国使他们厌烦透了，不想再提起。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他们的业务所需了解的，他们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任何学中文的人。除非他是个传教士或公使馆的华人秘书，否则干吗要学中文呢？你可以每月花二十五个大洋雇个翻译，显然那些来这儿学中文的家伙脑子有问题。这儿可都是大人物。有怡和洋行的大老板和他的夫人、汇丰银行的经理和夫人、亚洲石油公司的老总和夫人、英美烟草公司老总和夫人及B&S公司老总及夫人。他们穿一身晚礼服，感觉有点不自在，像是对他们的国家尽一份义务，而不是为了舒适才换下套装的。他们来赴宴是因为他们无事可做，但当他们可以得体地告辞时，他们又会感到如释重负。他们相互之间也厌烦得要死。

七

天坛

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球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斋戒净身之后，皇帝由亲王和大臣陪同，在侍卫的护卫下登上祭坛。王公大臣们各按其位，恭候皇上，乐工和舞者表演着仪式性的乐舞，在巨大火炬昏黄的火光下，官员们的朝服发出暗淡的光亮。在昊天上苍的牌位前，皇帝献上馨香、玉帛、珍馐和佳酿。他虔诚地俯下身子，三跪九叩。就在这个奉承天命主宰大地的君王叩首的地方，魏拉德·B·安特梅耶醒目地题下了他的姓名和家乡：哈斯丁，内布拉斯加。源于他所听到的模糊传说，他试图将自己转瞬即逝的生命附丽于那神圣的缅怀之地。他认为通过这样做，在他死后人们仍能记住他的名字。他希望以这种直率的方式获得不朽。然而人的希望永远是虚幻的，当他刚走下台阶，旁边一个斜倚着栏杆，悠然望着蓝天的中国管理员便走上前去，在安特梅耶写下名字的地方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又用鞋就着唾沫在上面来回擦拭。片刻之后，魏拉德·B·安特梅耶到此一游的痕迹就荡然无存了。

八

上帝的仆人

两位传教士并排坐着，他们聊一些日常琐事，这是彼此想显示礼貌但又没有共同话语时常用的一种谈话方式。当被告知他们之间当然有共同的可敬之处：善意，他们会表示惊讶，而这也是共同的，因为他们都很谦逊；也许对英国人来说，这显得更审慎一些，然而比起那位法国人，就多少有些做作而不够自然了。另外，两人之间的反差也近乎荒谬。法国传教士八十岁了，个子高，身体结实，腰板硬朗；粗大的骨骼表明他年轻时有非同一般的体力。现在这种力量的标志只留存于他的一双大眼里了，你不会不注意到那奇特的眼神和闪烁的光芒。“闪烁”是形容眼睛的一个词，但我从未见过任何眼睛可用这个词如此贴切地来形容。确实有一团火在那双眼睛里面，而且就要射出光来。眼神中的一丝狂野很难说是理智的了。那是犹太先知的一双眼睛。他的鼻子大而直挺，下巴方而坚实。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人，但他年轻时必定让人觉得可怕。也许他眼中的激情，诉说着内心深处的恒久的交战，他的灵魂在战斗中大声呼喊，浴血奋战，然而因胜利而狂喜，他欢欣地将未曾愈合的伤口奉献给全能者上帝。现在他的老骨头感到了寒冷，他裹着一件士兵穿的长毛外套，头上戴一顶中国式样的黑色貂皮帽。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来中国已有半个世纪了，中国人攻击他的传教活动，他曾三次死里逃生。

“我相信他们不会再来攻击了，”他笑着说，“因为我现在太老了，无法做这些艰难的旅行了。”他耸了耸肩，“我要做个殉难者。”

他点了一支长雪茄，很满足地喷出一口烟雾。

另一个年轻得多，他不会超过五十岁，来中国还不足二十年。他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的成员。他穿一套花呢西装，打一条花点领带。他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像牧师。他身材比常人略高一些，但因为胖，看起来像个矮胖子。他有一张娃娃脸，面颊红润，灰色胡须是那种所谓板刷状的。他完全秃顶了，但出于一种可理解的虚荣，他让一边的头发留得很长，梳起来盖过头皮，这样无论如何，他自己也以为他的秃顶盖得好好的了。他是个乐天派，会开怀大笑，当朋友之间互相打趣时，他的笑声响亮、坦诚、真实。他有着一个学童的脾性，你可以想象，当有人踩了块橘子皮滑倒时，他会笑得浑身乱颤。但笑声会停住，他会脸红起来，他突然想到这个滑倒的人可能受伤，于是他会满怀善心和同情。和他在一起，用不了十分钟就会懂得他的好心肠。你不可能觉得求他做什么事他会不乐意，也许开始时，他的诚心诚意未必能达到你的精神层面，但在实际交往中，你可以信任他的关心、同情和良知。他是一个钱袋常常向穷人敞开的人，而他的时间也总是为需要它的人服务。然而，或许说在灵魂事务中他的帮助不是非常有效，这不公平，因为，虽然他不像那位法国老人，用无可置疑的教会权威或苦行僧的狂热对你布道，但他会以真心实意的同情分担你的痛苦，他踌躇地安慰你时，不像一个牧师，而更像一个迟疑、怯懦，有着和你同样血肉的人。他寻求与你共享希望，他慰藉你时他自己的灵魂也得到重生，也许和别人一样，他用自己的方式做出某种奉献。

他的经历有些特别。他当过兵，他乐意说起那些往事：他和著名的猎狐俱乐部一起打猎，也曾在整个伦敦社交季翩翩起舞。他对过往的罪并不十分内疚。

“我年轻时是舞场高手，”他说，“但如今这些新花样，我可是外行喽。”

他对过去的好时光虽然没什么懊悔，但也并不留恋。当他在印度时，感召来了。他并不确切知道这感召怎样及为何而来，这是蓦然产生的一种感觉，他必须放弃他目前的生活，去将异教徒带往基督的信仰中去，然而这是一种他无法抗拒的感觉；他为此寝食难安。如今他是个快乐的人，喜欢他的工作。

“传教是一件缓慢的事，”他说，“但我看到了进展的迹象，我也喜欢中国人。人世间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在这儿的使命。”

两位传教士互相道别。

“你什么时候回家？”英国人问。

“我？哦，一两天吧。”

“那我可能见不着你了。我打算三月回家。”

然而，一个人所说的回家，是回他那个街道狭窄的小镇，他在那儿生活了五十年，他年轻时离开法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而另一个则要回到英国柴郡的伊丽莎白庄园，那儿有着大片的草地和橡树林，他的祖先已经在那座庄园里生活了三个世纪。

九

客店

天黑下来似乎很久了，轿子走了有一个钟点，一个苦力在前面打着灯笼。灯笼投下一圈淡淡的光亮，一路走来你隐约看见（犹如日常生活的长河中溅出的美丽浪花）一片竹林、泛着天光的一方水田，或者大榕树漆黑的影子。时而一个晚归的农民，挑着两只沉重的筐子，侧身走过去。轿夫走得更慢了，但一整天下来，他们还是很有精神，快活地聊着天；他们哄闹着，有人唱出一段不成调子的歌来。这时，路面突然陡峭起来，灯笼的光线照到一道粉刷过的墙上：你见到了城墙外路边的第一间难看的房子。再有两三分钟，就到了陡峭的台阶。轿夫们加快了脚步，抬着你进了城门。小街熙熙攘攘，店家依然忙碌。轿夫们粗声粗气地喊让路，拥挤的人群分开来，你通过紧挨着的好奇的人群，如同穿过两排密匝匝的树篱。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黑乎乎的眼睛神秘莫测地凝视着。轿夫们一天的活干完了，他们快走几大步突然停住，向右拐弯，进了一个院子，到客店了。轿子放了下来。

这家客店有一个狭长的院子，部分地方堆放着杂物，两边房间的门向着院子。店里点着三四盏油灯，在近旁投下昏暗的光线，反而使周边的黑暗更为厚重。庭院的前边挤挤地摆着几张桌子，吃饭或喝茶的坐得满满当当，有几个人不知在玩什么游戏。大火炉上，大锅里的水冒着热气，大盆里盛满了米饭。店里的伙计照应着，他们飞快盛上大碗的米饭，沏满不停端来的茶壶。靠里边，两个苦力光着上身，肩宽背厚，正在用热水擦洗。院子的尽头，面对大门，用一道帘子挡住窥视目光的是一间上等客房。

这是一个大房间，没有窗户，踩实的地面，房间相当高，这归功于整个客店的高度，而且没有天花板。墙粉刷过，露着屋梁，如此你会想起苏塞克斯的一间农舍。家具有一张方桌、两把有扶手的木椅、三四张简陋的木床，上面铺着草席，其中一张还算干净，你可以暂且当作卧床。一盏油灯的灯芯发出一丁点光亮。他们拿来了你的灯笼，你等着店里把晚饭做好。轿夫们现在说说笑笑的，他们卸下了肩上的重负，洗了脚，穿上干净的便鞋，吸起旱烟管来。

此时，一本大部头的书是多么宝贵啊（为了行装轻便，你随身只带三本书），你是怎样细细地读，唯恐漏掉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如此你尽可能地拖延着必定读完的那个可怕的时刻！于是，你非常感激那些厚书的作者，在你翻着厚厚的书页，计算你可以读多长时间，你真希望再多出一半的书页来。你不要求书写得清晰明了，这样的书读起来会很快。一个句子需要读两遍才能明白意思的那种复杂的措辞并非不受欢迎；一个含义深广的隐喻，赋予你无限的想象；一个意义丰富的暗示，可满足你认知的快乐，这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此外，如果书中的思想得到阐述，并无深奥之处（因为你天亮就上路，一天四十英里的路程一半得用脚走），这种场合下你算是有本好书了。

店里突然一阵喧闹，你看见门外来了许多旅客，一伙中国人坐着轿子到了。他们占用了两边的房间，隔着薄薄的墙，你听见他们大声说话直到深夜。

你全身感受着躺卧的舒坦，得到一种疲劳后肉体松弛的快感；你目光困倦、闲散，浏览着门上精致的木格。院子里微弱的灯光透过糊在门上泛黄的纸张，背光的那一面黑黑的，看不清它的复杂图案。最终一切都沉寂下来，唯有隔壁一个男子痛苦的咳嗽声。这是一种痨病似的反反复复的咳，听他整夜不停地咳，你不禁怀疑这个可怜的家伙还能活多久。你庆幸自己有着强壮的体魄。这时一只公鸡高声啼叫起来，好像就在你耳边；不远处，一个号手吹响喇叭，一声长长的爆破音，随之一阵悲伤的呜咽；客店再次骚动起来；灯点上了，苦力们整好行囊，准备上路。

十

小阁楼

这个小阁楼位于杂货铺的一角，就在天花板下面，你要踏着像轮船上的升降梯那样的梯子才能上去。它是用几块四英尺高的木板从店里隔开来的，所以当你坐在桌边的板凳上，整个店铺和堆栈的货物都一览无余。这里堆放着成捆的绳索、一捆捆油布、厚重的渔民穿的胶靴、防风灯、火腿、罐头食品、各种酒类、可以带回家送给妻儿的小玩意，还有服装以及我说不上来的很多东西。这里可以提供一艘外国轮船在一个东方港口所需要的一切。你可以观察那些中国人，店员和顾客，他们露出一种愉快的神秘表情，好像在进行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你可以看到进出店铺的人，如果恰好是你的朋友，便可把他喊上小阁楼来。从宽阔的店门口向外望去，你可以看见阳光曝晒下的石板路面，苦力们正挑着沉重的担子匆匆而过。中午时分，一帮老主顾在小阁楼里聚会了，两三个领港员、汤普森船长和布朗船长——这两位都在中国海上航行了三十年，如今在岸上找到了安逸的工作——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不定期货船的船长，以及一两家茶行的大班。侍者静静地站着等候吩咐，随即拿来了酒水和骰子筒。一开始大家还只是闲聊几句，诸如前几天有艘船在去福州的路上沉没了；那个小伙子麦克莱恩，“安昌号”的轮机员最近打牌赢了不少钱；领事夫人乘坐“皇后号”从国内返回了……与此同时，骰子筒在他们之间传递着，输了的人记上账，大家把杯里的酒喝完，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侍者再次送上酒来。此时，这些感觉迟钝、脾性执拗的汉子们开始打开话匣子，说起了陈年旧事，其中一个领港员差不多五十年前就到这港口来了，啊，那才是辉煌的日子。

“那时你真该来看看这小阁楼，”他微笑着说。

那个时候茶叶生意很红火，港口总是停着三四十条船等候装货。大家口袋里都有钱，小阁楼就是港口生活的中心。如果你想找人，哪儿都不用去，就上这小阁楼来，他要是不在这儿，就在来这里的路上。代理人来这里和船长们谈生意，医生也不坐诊，他每天中午上小阁楼来。如果有人不舒服，他就在这儿给他诊治。那时人们都能喝，他们会坐着从中午一直喝到天黑。如果饿了，侍者就端来吃的，于是他们再喝上一整夜。小阁楼是他们发财和破财的地方，因为他们那时都是赌徒，会在一局纸牌上压上所有的赢利。那真是难得的好时光啊。现在贸易不景气，贩茶的商船也不再涌来，港口日渐衰落，而那些年轻人，亚洲石油公司或怡和洋行的那些年轻人，根本瞧不起这小阁楼。就在这位领港员回忆的时候，这昏暗肮脏的小阁楼里，这污渍斑斑的桌子边，似乎在一瞬间又挤满了那些强壮、鲁莽和勇于冒险的老船长，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去不返的日子。

十一

恐惧

旅途中我和他住过一晚。教堂就坐落在城外的小山上，这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起先我注意到的是他有着与众不同的情趣。传教士居室的陈设通常过于讲究，拘泥形式。客厅像是没人住的房间，糊着华丽的壁纸，墙上挂着《圣经》经文、感伤的雕版画——“灵魂的觉醒”及卢克·费尔德的《医生》——或者，要是这个传教士在中国住久了，就会挂一些写着庆贺之词的红纸卷轴。地板上有一块布鲁塞尔地毯，如果户主是美国人，就会有几张摇椅，而户主是英国人，则在壁炉两边摆着硬木扶手椅。一张沙发摆得不是位置，没有人会坐在上面，那难看的式样也不会有人愿意落座。窗子上挂着花边窗帘。还可以看见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几帧照片和几件现代瓷器。餐厅倒像是常用，但一张大餐桌几乎占去了全部空间，你坐下时得小心，别被挤进壁炉里去。然而你看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书桌上文件零乱，墨绿色绒布窗帘，壁炉上方是一面西藏的旗子。壁炉架上摆了一排西藏佛像。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把这儿整得就像是学校的居室一样。”我说。

“你这么认为？”他答道。“我做过奥利埃尔学院的指导老师。”

我估计他近五十岁了，高个子，虽然还不胖，但保养得很好，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红润。有人会想他必定是一个喜欢玩笑的乐天派，一个健谈又好相处的人；然而他的眼睛却让你困窘：它们阴沉沉的，没有笑意；在我看来，那是受折磨的人的眼神。我怀疑我是否在他不便时打扰了他，他也许正为什么烦人的事心神不安，然而，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一时的神色，而是常有的状态，只是我明白不了。他表现出的那种焦虑，你会以为是心脏病的某种症状。他聊起一件又一件事，随后说：

“我听见我妻子回来了。我们去客厅好吗？”

他引着我走进客厅，将我介绍给一个瘦小的妇人，她戴着金丝眼镜，神态腼腆。她显然属于与她丈夫全然不同的阶层。大部分传教士有着各种美德，但并不拥有那些我们可以称为良好教养的品质。他们或许是圣徒，但不常是绅士。眼下我意识到，温格罗夫先生是个绅士，因为明摆着他太太不是一个贵妇。她说话有一种粗俗的腔调。客厅布置的方式是我此前未曾在传教士寓所见到过的。地板上有一张中国地毯。黄色的墙上挂着几幅中国古画。两三块明代瓷片泛出些许亮色。客厅中央摆着一张黑檀木桌子，雕刻精致，桌面上有一尊白瓷人像。我随口恭维了几句。

“我倒并不在意所有这些中国的东西，”女主人爽快地回答说，“但温格罗夫先生要这么摆。按我的意思我就把它们都清理出去。”

我笑了，倒不是因为觉得有趣，我随之发觉温格罗夫先生眼中冷冷地闪过一丝憎恨的神情。我有些震惊。但这眼神一闪而过。

“亲爱的，要是你不喜欢它们，我们就不要好了，”他温和地说，“可以把它们拿走。”

“哦，要是你看了开心，我不在乎。”

我们开始谈起我的旅行，说话间我偶然问起温格罗夫先生多久没回英国了。

“十七年了。”他说。

我感到意外。

“每七年你不是有一年休假吗？”

“是的，不过我没想要休假。”

“温格罗夫先生认为离开去休假一年对工作不利。”他妻子解释说。“当然，他不走我也不走。”

我想知道他是怎样到中国来的。这次拜访中一些具体的细节吸引了我，你时常发现有些人乐意谈论细节，但你不能靠他们所说的，而得从那些话的言外之意来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并不认为温格罗夫先生是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诱导去谈论私人经历的人。他显然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工作。

“这儿还有别的外国人吗？”我问。

“没有。”

“你一定很孤单？”我说。

“我想我愿意这样。”他看着墙上的一幅画答道。“他们只是一些生意人，你知道，”他笑笑，“他们对传教士没什么用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很高的才智，所以不跟他们来往也不是什么大痛苦。”

“其实我们并不真正孤单，你知道。”温格罗夫太太说。“我们有两个福音派教士，两个教课的年轻女子，还有学校的孩子。”

茶端上来了，我们随意闲聊着。温格罗夫先生像是在勉强交谈，我也越发感到他因压抑而烦扰的心情。他态度和蔼，那当然是努力表示友好，这样，我也有了一种应付的感觉。我把话头引到牛津，提到几个他可能认识的朋友，但他没有鼓励我的意思。

“我离家这么久了，”他说，“我也没跟什么人保持联系。传教活动有很多的事要做，它占用了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我想他有点言过其实，于是我说：

“那倒是，你有那么多的书，我想你读书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我很少读书。”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那语气我知道已经不像他自己了。

我感到困惑。这个人确有些古怪。最后，我想这也是难免的，我们开始说起中国人来。温格罗夫太太说的有关中国人的话我已经听传教士说过无数遍了。他们好说谎，不可信任，残忍，肮脏，但一线微弱的光可以在东方看到了；虽然传教工作的成果还不很显著，但未来是光明的。他们不再迷信旧的神明，读书人的权力也被打破了。这是一种经乐观主义调和了的怀疑和厌恶的态度。然而，温格罗夫先生缓和了他妻子的苛刻之词。他详细讲述了中国人的善良天性，讲到他们对父母的孝敬，也讲到他们对孩子的疼爱。

“温格罗夫先生听不得一个字说中国人不好，”他妻子说，“他就是喜欢他们。”

“我认为他们有崇高的品德，”他说，“你经过那些拥挤的街道，不可能没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相信温格罗夫先生没注意到那些味道。”他妻子笑着说。

这时有人敲门，随之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穿着长裙，没有裹脚，是个本地基督徒，脸上有一种既畏怯又不悦的神色。她对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恰好注意到温格罗夫先生的脸。当他看见女子进来时，他脸上现出极为厌恶的表情，仿佛有一种臭味恶心得连脸都扭歪了，但这表情又很快消失，脸上弄出一丝愉悦的笑容；但这太刻意了，结果只是显露出一个苦恼的怪相。我惊奇地看着他。温格罗夫太太说声“对不起”就起身离开了客厅。

“她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师，”温格罗夫先生说，还是那种多少让我疑惑的语气。“她是很难得的。我对她非常信任。她人品很好。”

虽然我很难知道为什么，但在这瞬间我看见了真相。我看见的是，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我兴奋异常，犹如一个探险者艰难跋涉后，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陌生的国度。那双苦恼的眼睛，那种做作的语气，赞美人时那种斟酌拘谨，那逃犯似的神情都是很好的说明。不管他说什么，其实他憎恨中国人，比起这种憎恨来，他妻子的厌恶之情就微不足道了。当他走过城里挤满人的街道，他会感到极度的痛苦，他的传教士生活使他反感，他的灵魂好像苦力们擦破皮的肩膀，被扁担烧灼流血的伤口。他不想回国，因为他不愿再见到他如此心仪的一切；他不想读书，因为这会让他回忆起他那么热爱的生活；或许他娶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婆，是为了把自己同他天性中渴望的世界更坚决地斩断。他以殉难者的激情来折磨自己痛苦的灵魂。

我努力想弄明白那感召因何而来。我想他在牛津多年安逸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喜欢他的工作，有朋友和书籍陪伴，去法国和意大利度假。他心满意足，希望人生余下的岁月亦如此度过，他没有其他的奢侈之念。然而我不知道是怎样隐秘的感情慢慢抓住了他，使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懒散，过于满足；我想他一直是个虔诚的人，也许某种早先的信念——至高无上的上帝憎恨他的造物在尘世的欢乐——早就灌输进他幼小的心灵，后来久久地遗忘，现在却在他内心深处再次泛起。我想因为他对生活如此满意，他就开始认为这是有罪的。一种无休止的焦虑攫住了他。无论他在智性层面上思考什么，他的感官却开始因害怕永恒的惩罚而颤抖。我不知道他怎样产生来中国的念头，但起初他必定极为反感而加以拒斥；也许正是这极度的反感将这一念头烙在他的脑海里，因为他发觉这念头萦绕于心难以释怀。他说不去中国，但他还是觉得应该去。上帝在追逐他，无论他藏在哪儿，上帝都跟着他。他理智上极力挣扎，但他的心灵被逮住了。他无能为力了。最终他顺服了。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在一种合理的亲近可以让我提及更私下的话题之前，我不想将时间浪费在应酬上。于是我抓住我俩仍然单独相处的机会。

“告诉我，”我问道，“要是中国人不接受基督的信仰，你相信上帝会判他们永恒的惩罚吗？”

我明白我问得粗鲁，不够婉转，因为这位老人抿紧了嘴唇。然而他还是作了回答。

“福音的全部教导势必让人得出那个结论。没有人可以引证耶稣基督的明白有力的话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十二

画

我不清楚他究竟是个要到省城办事的官员，还是某个去一家高校就职的学者，更不知什么原因把他羁留在中国那些邋遢的小客店中最不能驻足的一个。也许是因为他的轿夫躲到别处去抽鸦片（这一带鸦片很便宜，所以你得准备你的苦力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不见了人影，或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不情愿地做了一个钟头的囚徒。

房间低矮，伸手就能触及屋梁。泥土墙上，刷过的石灰早已斑驳，肮脏不堪。四周的木板床上铺了稻草，那是为苦力准备的，他们是这儿的常客。只有太阳才能让你忍受这里令人沮丧的污秽。一道金色的光芒从格子窗户照进来，在踩实的泥地上投下一种复杂而缤纷的图案。

为了打发时光，他取出石砚，加了点水，用一块墨研磨了一会，随后他举起那支用来写一手好字的毛笔（他对自己的书法造诣很是得意，他那些写有孔圣人警句格言的卷轴是馈赠朋友的佳礼）在墙上挥毫画了一株梅花，一只小鸟立于其上。虽是一挥而就，却游刃有余。我不知是何种好运给了画家这般灵感：鸟儿在枝头雀跃，而梅花娇嫩羞涩。和煦的春风似乎从画中拂面而来，吹进这陋室，而在这一瞬间，你便领悟了永恒的真谛。

十三

国王陛下的代表

他身材比常人略微矮些，有一头坚硬的棕色短发，留着牙刷似的小胡子。透过玻璃镜片，他的一双蓝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你，有几分变形。他那傲气十足的外貌像是一只好斗的公雀。他请你坐下，询问你所要办的事情，而同时，他又在桌子上零乱的文件中寻找什么，似乎你打扰了他处理重要的公务，给你一种他想方设法要把你打发走的感觉。他公事公办的架势无疑已修炼到家。你不过是所谓的公众，一个躲不掉的小人物，你存在的唯一证明便是照吩咐的去做，不要争辩，也不要拖延。不过就是官老爷们也有自己的弱点，有时碰巧他心浮气躁，完不成公务，便会向你大倒苦水。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特别是传教士，觉得他颐指气使，目中无人。而他会信誓旦旦地说，他觉得很多传教士人还是很好的，但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无理取闹的，他不喜欢他们那种态度。他的辖区内住的大都是加拿大人，他私下不喜欢他们，不过你要说他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他把夹鼻眼镜夹得更牢了一些），那可是大错特错了。正相反，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他们，不过，他从来都是坚持己见而不以他们所想要的方式。听他说话而不笑是很难的，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会让你觉得，他对那些不幸的手下一定很窝火。他的态度很糟糕。他那种激怒人的本事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总之，他是一个爱虚荣、坏脾气、自以为是、令人厌烦的小人。

革命期间，敌对双方在城中激战，四处燃起大火，他为了交涉侨民安全事务前去拜访南方总督。在去衙门的路上他遇见三名囚犯被押往刑场，他拦住行刑队的长官，在得知这三人是战俘后，他强烈抗议这种野蛮行径。那个长官，用我们这位领事的话说，粗暴地告诉他，他必须执行命令。领事火了，他不允许一个可恶的中国官员对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两人随即吵了起来。总督得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派人请领事直接去见他，但领事拒绝离开——除非那三个吓得要死的可怜家伙置于他的保护之下。那长官挥手叫他走，同时命令他的士兵举枪瞄准。这时，领事——说到这里我能想象他扶了扶眼镜，愤怒得头发根根竖起——走上前，挡在枪口和三个可怜的囚犯之间，他咒骂那些士兵并让他们开枪。这引起一阵迟疑和骚动。很明显革命军并不想对一个英国领事开枪。我想他们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后三名囚犯被交给了领事，于是这位矮个子凯旋般地大步走回自己的官邸。

“该死，先生，”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几乎以为那些长着可恶嘴脸的家伙要对我开枪呢！”

英国不乏这样一些古怪的人，如果他们的举止能像他们的勇气一样可嘉，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倒也不是在自吹自擂了。

十四

鸦片烟馆

舞台的布景无疑令人印象深刻，灯光昏暗，房间低矮又污浊。房间角落有一盏灯，光线暗淡，照得人影有些可怕。香气弥漫，使整个戏院里充满了奇异的气息。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我也在小说中读到过。

我被一位伶牙俐齿的欧亚混血儿带到一个鸦片烟馆，走上狭窄、盘旋的楼梯，在他的安排下准备感受一次我所期待的毛骨悚然的体验。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不可理喻的东方人对孩子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孩子的母亲，我猜就是店主的妻子，一个身体丰满、面容姣好的妇人正望着他，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

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

十五

最后的机会

很明显，她到中国是来嫁人的，这可真是可怜，而更悲惨的是，这个通商口岸的所有单身男人都知道这一实情。她身材高大、体形笨拙、大手大脚，还有一个大鼻子，确实，她的五官都很大，但她的一双蓝眼睛很美。或许她自己也多少知道这一点。她是个三十岁的金发女子。白天当她穿上适宜的皮靴、短裙，戴上宽边的帽子，她还是挺漂亮的；但夜晚来临，她穿上一件不知哪个土裁缝照着时装图裁剪出的蓝色的丝绸礼服，好衬托出她湛蓝的双眼时，但让自己变得迷人的这一努力却让你感觉极其不适。她对任何单身汉都不嫌弃。当他们中的一个说起打猎时，她兴致勃勃，而当另一个人谈及茶叶运输时，她也听得入迷。他们谈论起下周可能要举行的赛马，她便少女般地拍起巴掌来。她想尽一切办法和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跳舞，设法让他答应带她去看棒球赛；但跳舞并不是她唯一的喜好（再好的事久了也会腻烦），当她和一家大公司的代办，一个老单身汉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只喜欢打高尔夫球了；她乐意让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年轻人教她打台球，同时也把她活力十足的心思放在一个和她谈论对银元看法的银行经理身上。她对中国人没什么兴趣，因为这个话题在她所在的圈子里并不受欢迎，但作为一个女人，她也会情不自禁地为中国女人所受的压迫打抱不平。

“你知道，她们没法决定嫁给怎样的人。”她解释道。“一切都是由媒人从中安排的，结婚前新郎甚至都没有见过那姑娘。这毫无浪漫可言，而至于说爱情……”

她说不下去了。她完全是个善良的人。无论那些单身汉是年长是年少，娶了她都会得到一位贤惠的妻子。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十六

修女

宁静的白色修道院坐落在绿树掩映的山上。当我站在大门外等候被引见时，我俯瞰着太阳下波光粼粼的褐色河水及对岸连绵的群山。院长嬷嬷接待了我，这是一位年轻文静、面容和蔼的女士，她的嗓音柔和，语调一听就知道她来自法国南部。她领着我去看那些收养的孤儿，她们正忙着用从修女那儿学来的手艺编织花边，见到我们，都羞涩地笑着；她又领我去参观医院，那里收留了一些身患痢疾、伤寒或者疟疾的士兵，他们都显得肮脏邋遢。院长告诉我她是巴斯克人，修道院窗外的群山让她想起比利牛斯山脉。她来中国已经二十年了。她说有时候想到再也见不着海了会很难受，而在这条河边，离大海可是千里之遥；因为我知道她所出生的国家，她对我略微谈到那些翻越比利牛斯山的完好的道路——啊，中国可没有那么好的路——和山下的葡萄园，美丽的村庄，小溪在山脚静静地流淌。但是中国人都很善良。孤女们手脚灵活，也很勤奋；中国人愿意娶她们做老婆，因为她们在修道院里学会了有用的手艺，就是结婚后也能靠做针线赚点钱。这些士兵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毕竟他们只是些可怜的小人物，他们并不想当兵；他们只想着快些回家种田去。他们对在病中护理他们的修女也心存感激。有时当他们坐着轿子赶路，碰见两个刚从镇上买了大包小包东西回来的修女，他们会提议把包裹放到轿子上去。其实，他们的心并不坏。

“他们就没有提出让修女们坐轿子而自己走路吗？”我问道。

“修女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女人，”她宽容地笑了笑，“你不能向人们要求超出他们所能给予的东西。”

这话多么确切，想起来又多么残酷呀！

十七

亨德森

你见了他难免会发笑，因为他的模样就立刻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了。你看见他在俱乐部读《伦敦信使报》，或懒洋洋地靠着吧台，一杯杜松子酒或苦啤酒（他不喝鸡尾酒）放在手边，他这种不俗举动会吸引你的注意；但你立马认出他来，因为他正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个样本。他的不合常规正是一种优雅的常规。他身上一切都合乎标准，从脚上结实的方头皮鞋到一头零乱的长发。他穿一身宽松、式样有些旧但是做工考究的衣服，低矮的领口露出粗壮的脖子。他总是抽一支木质短烟斗。就抽烟而言，他是很有幽默感的。他是大个子，体格健壮，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和一副甜美的嗓音。他能说会道。他的话多半有些不雅，这并非因为他的心灵不纯，而是他有着平民化的喜好。瞧他那种神态，你可以猜想（不是事实而是在精神上）他和切斯特顿先生喝过啤酒，和希莱尔·贝洛克先生在苏塞克斯高地一起旅行。他在牛津大学踢足球，但当着威尔斯先生的面，他又瞧不起这座古老的学府。他认为萧伯纳先生有些过时，而仍然看好格兰维尔·巴克。他和席德尼·韦布夫妇作过多次认真的交谈，他还是“费边社”成员。他每每将这同一个世界视为轻浮，唯独欣赏俄国芭蕾舞。他写打油诗，有关妓女、狗、灯柱、感化院、小酒店和乡村牧师的住宅。他嘲笑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但反之（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听不得说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卡菲尔人、德国人或希腊人的坏话。在俱乐部，人们觉得他多半是个激进分子。

“一个社会主义者，你知道。”他们说。

然而，他是一家著名大公司的小股东。中国的一个怪现象是，人的地位可以为其行为辩护。一个人名声不好，因为他打老婆，但如果你是一家良好信誉的银行的经理，人们就会对你友善，请你吃饭。所以，当亨德森宣扬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他们笑笑而已。他刚到上海时拒绝坐黄包车。黄包车车夫，跟他一样是人类的一分子，却到处拉着他，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所以他走路。他保证说这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能使他保持健康；此外，走路让他口渴，而他宁愿花上二十大洋来解渴，他也喜欢喝啤酒。但上海天气很热，有时他急于赶路，所以偶尔也不得不使用一下这种有辱人格的交通工具。这使他颇不自在，但无疑十分便利。现在他经常坐黄包车了，但他总是想到这两根车杠中间的伙计是一个人，一个兄弟。

我见到他时，他到上海已经三年了。我们一起在这座中国城市度过一个上午，从这家商店逛到那家商店，黄包车车夫满头大汗，时不时用破手巾擦额头。我们正在去一家俱乐部，快要到的时候，亨德森突然想起他要买伯特兰·罗素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他叫车夫停下，要他们往回拉。

“我们不可以午饭后再去买书吗？”我说，“这两个家伙汗出得像水里捞起来似的。”

“这对他们有好处，”他答道，“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什么。我甚至没有笑。

“中国人总得要有主人，而他们也总是愿意如此。”

一辆汽车从我们中间开过，他再次靠过来时就不提刚才的事了。

“你们这些住在英国的人不知道新书到这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议论道，“我读伯特兰·罗素写的每一本书。你读过他的这本新书吗？”

“《自由之路》？读过。我离开英国前读过。”

“我看过几篇评论，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

我想亨德森要进一步发挥了，这时黄包车车夫错过了要拐弯的地方。

“在街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亨德森叫起来，同时为使他的话更有分量，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十八

黎明

这仍然是夜里，客店的院子里还是黑沉沉的。灯笼忽明忽灭的光线投在苦力身上，他们在忙着打点行装准备上路。他们又是喊，又是笑，相互间吵吵嚷嚷，闹成一团。我出门来到街上，一个男孩提着灯笼走在前面。这家那家紧闭的门里边公鸡在啼叫。但许多的店铺，门板已经卸下，不辞辛劳的人们又开始了他们的一个长日。这儿，一个学徒在清扫地面，那边，一个汉子在漱洗。油灯里点着的灯芯就是他全部的光亮了。我经过一家早点铺，有几个人坐着吃早饭。过道的门关着，但一个看门人让我从边门通过，我沿着城墙行走，一条小溪缓缓流淌，映出点点星光。随后，我来到巨大的城门前，这时城门已经半开。我漫步出城，在那儿，魔幻一般等着我的，正是黎明。这个白日、这条大道和这片广阔的原野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熄灭了灯笼。身后的黑暗渐渐淡去，化为一片紫色的晨霭，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变成玫瑰色的红晕。我已能清楚地辨认出那条道路，稻田的水泛出暗淡而朦胧的光来。现在已不再是黑夜，但还不是白天。这是一个最具有魔幻之美的时刻，山坡和谷地，树林和河流，都有着一种仙境般的神奇。因为太阳一旦升起来，世界一时会无精打采，光线冷冷的、灰暗的，如同在画室中一样，大地上也没有了明暗交织的多姿多彩。沿着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我眺望山下的稻田。但是称之为田未免有些夸大。它们大多是月芽形状，一道低一道沿坡而筑，这样便于灌溉。山谷里长着松树和竹子，好像有个灵巧的园丁亲手种植，既巧于安排，又自然天成。在这迷人的时刻，你无须将此视为卑微劳作的田地，而可以看成皇帝行乐的御花园。在这儿，他把国事放在一边，身穿黄色龙袍，戴着珠宝手镯，与美丽的妃子一起游乐。若干年代之后，人们自然认为一个朝代的覆灭是因了美人。

此时天色越来越亮，稻田中升起一片雾气，往上漫到山腰。眼前的景色千姿百态，美丽如画，这正是中国古代艺术大师最爱取之入画的。那些小山，树木一直长到山顶，沿山脊的一排松树在蓝天的映衬下，成为一道坚实的轮廓；群山绵延，烟雾缭绕，自有一种姿态，给这幅图画添上完美的一笔，但仍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竹林往下伸展到了堤边，纤细的竹叶在微风中婆娑起舞；它们有一种出自名门的优雅，看去宛若大明王朝的一群倦怠的贵妇在大道边休憩。她们刚去过某一座寺庙进香，丝绸衣服上绣着缤纷的花朵，头发上簪了珍贵的翠玉。她们有着一双小脚，三寸金莲。她们歇息片刻，娴雅地说些闲话，她们岂不知道教养的最佳用途正是美妙的闲谈？过后，她们莲步轻移，坐进轿子，又要起程了。路途逶迤，我的上帝，这些竹子，这些中国竹子，由着神奇的雾霭而变幻着，看上去像是英国肯特郡田野上的蛇麻子草。你还记得香甜好闻的蛇麻子草和丰美的青草地吗？还记得海边的铁路线、闪亮的长海滩和凄凉灰暗的英吉利海峡吗？海鸥在冬天的寒冷里飞翔，那忧郁的叫声真是让人难以承受。

十九

荣誉攸关

没有什么比两个不同国家所持有的关于对方特性的古怪想法，更能妨碍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了，或许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因邻国的这种错觉更受伤害。他们被认为是一个轻浮的民族，没有深邃的思想，语言浮夸、道德败坏和不可信赖。即便有些美德已被承认，如他们的才华横溢，他们的快乐天性，也是以一种傲慢的方式（至少在英国人那里）被认可的；因为它们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得以建立道德宝库的美德。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在法国人的性格的根底，有一种深沉的严肃性；也没有人意识到：每个法国人最关切的是他的个人尊严。这就不奇怪，拉罗什富科，这个普遍人性，尤其是他同胞的性格的敏锐鉴赏家，会把《论荣誉》作为他思想体系的中枢。我们的邻居审慎地看待荣誉，而这种审慎却经常使英国人感到愉悦，英国人习惯于幽默地看待自己；然而在法国人那儿，正像“荣誉”一词表明的，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力量。除非你始终记住他们对荣誉的敏感，否则你无望理解法国人。

每当我看见德·斯特韦尔德子爵开着豪华汽车或坐在桌子的首席，我就会产生上述这些想法。他代表着法国在中国的某种重大利益，据说在法国外交部他比部长本人还更有权力。自从后者并非不合常情地抱怨他的一个同胞背着他在外交事务中与中国人打交道，这俩人之间就再也没有了亲近的感情。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大礼服垂饰上钉着的红色徽章就足以证明他在国内享有的尊重了。

子爵有一个大脑袋，有些秃顶，但并不难看（正如法国小说家所言，“一点儿秃”，这么说就犹如去除了残酷事实所造成的一半的刺痛），鼻子长得像伟大的惠灵顿公爵的鼻子，眼皮很厚，眼睛又黑又亮，一张小巧的嘴隐藏在很漂亮的小胡子下面，他常用戴着钻戒的白皙的手指捻着胡须尖儿。三层厚下巴突出了他的尊贵的神气。他块头大，又很肥胖，所以每次都坐得稍稍离开餐桌一些，仿佛他极不乐意来用餐，而且只是点一份小吃。但造化弄人，尽管不是特别对他施用了诡计。就他的躯体来说，他的腿太短，这样，坐在那儿，他俨然是一大个子，但一站起来，你会吃惊地发现，他还不及一个普通人的身高。如此，当他坐在桌前或驾车在城里兜风时，他能取得最佳效果。这时，他形象威严。在他对你挥手，或用一个幅度很大的姿势取下帽子，你会觉得他能和人随意招呼真是不可思议的和蔼可亲。他有着路易·菲力普时期那些大人物的全部的体面，穿黑色外套，蓄着长发，脸颊刮得净光，犹如安格尔油画中的人物，自命不凡而又一本正经地望着你。

常听说：有人说起话来像一本书。德·斯特韦尔德先生说话像一本杂志，当然不是一本通俗文学或余暇消遣的杂志，而是一本有着充分的知识和权威观点的杂志。德·斯特韦尔德先生说话就像《两世界月刊》。听他说话有点儿累，却是一件难得的乐事。他流利地谈论那些别人已经反反复复说过的事情。他从不为一个词而犹豫。他说起每件事来都清楚明了，用词精当，而且有着如此权威的口吻，以至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在他的嘴里说出来都闪耀着警句的光彩。他并非缺乏才智。在损人时他会非常地风趣。当他说出一些特别刻毒的话，他会转身对你说一句“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设法赋予一句以往的格言以新的用意。他是个热忱的天主教徒，然而他自吹不是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有名望、有财产、有原则的人。

这是一个可怜的人，但雄心勃勃（名望，这是高贵心灵的最后一个弱点），为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他娶了一个糖类经纪商的女儿，她现在是一个染了头发、抹着脂粉、穿戴华丽的小妇人了。将他的贵族姓氏赐给她，这对他必定是一个痛苦的考验，因为他无法赋予她以个人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正是他所有行为的强有力的动机。像许多大人物一样，德·斯特韦尔德先生也娶了个对丈夫极不忠实的妻子。但这一不幸他勇敢而又不失尊严地承受了，勇气和尊严正是他的美德。他的行为如此完美，以至他的不幸反而提升了他在朋友眼里的位置。他是所有人同情的对象。他可能给戴了绿帽子，但他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确实，每当德·斯特韦尔德太太找了个新情人，他就要求她的父母给他足够的一笔钱，以补偿他名声和荣誉受到的损害。传说是二十五万法郎，但以现有的银价，我相信一个生意人会坚持以美元支付的。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已然是一个精明的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二十

驮兽

当你刚开始看见一个苦力挑着担子走在路上，他在你眼中有一种动人的风采。他身着破旧的各色蓝布衣服，从湛蓝到青绿直到天空的浅蓝色；当他在稻田狭窄的田埂上跋涉或者艰难地登上一座青翠的山丘，他与周围的景色是多么的相衬。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而是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为了遮阳避雨，他戴了顶草帽，活像个救火队员，不过，帽檐是出奇的宽而平。

你会看到路上过来一队苦力，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挑着一个扁担，两端挂着一大捆东西，组成了一种宜人的风景。看着稻田水中映出的他们急匆匆而过的身影是很有趣的。当他们经过你身边时，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面容，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装满东方人都是神秘莫测的这种观念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好人；有时你会看见他们在祠堂旁的大榕树下放下担子歇息，抽几口旱烟，愉快地聊上几句，如果你自己试着每天挑着那种担子走上三十英里或者更多，你对他们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定会油然而生。可是如果你向常驻中国的那些老资格外交官提起你的这种钦佩，他们会认为你有些荒唐。他们会无所谓地耸耸肩，然后告诉你，那些苦力不过是些牲畜，两千年来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挑担子的，所以他们能愉快地劳作也不足为奇。你发现他们的确很小就开始劳动，因为你会遇见很小的孩子，用一根竹竿挑着两筐蔬菜脚步不稳地走着。

时光流逝，天渐渐热了起来。苦力们脱去了上衣，赤膊走着。有时他需要休息一会，便把担子放在地上，但扁担仍旧留在肩上，这样他就必须微微弯着腰，你可以感觉到在他肋骨下那颗疲惫不堪的心的跳动，就像你在医院能听到一些心脏病门诊病人的心跳。如此情景，你见了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难受。你也可以看到苦力们的脊背，长年累月，日复一日，担子的重压在他们的背上留下了红红的疤痕，有时甚至有着开裂的疮疤，很大的疮口没有绷带或衣服的遮盖，硬是被扁担摩擦着；最奇异的是有时候就好像大自然要让人适应挑担这种残酷的苦力活，他们的身体变得畸形，在挑担子的肩上隆起一块，就像骆驼长出驼峰一样。然而，不论心跳有多么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得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尽管这样，苦力们仍不停脚步，他们用介于慢走和快跑之间的速度疾步向前，眼睛盯着地面选择下一步的落脚处。他们的脸紧绷着，充满了焦虑。当他们一路向前时，你再也不能悠然地欣赏这幅图景了。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

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

“……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中国的玄学家如是说。

二十一

麦克里斯特医生

他是个体形健美的人，我认识他时，我想他快六十岁了，但精神依然矍铄，充满活力。他长得结实，高大的身材使他的肥胖有了一种威严。他有一张坚韧、几乎称得上漂亮的面孔，鹰钩鼻子，发白的浓眉和坚实的下巴。他穿一身黑色衣服，低领衬衫，系一条白色领结。他看上去像个老一代的英国牧师。他的声音洪亮、热忱；笑起来很畅快。

他的经历有些不同寻常。他三十年前作为一个传教士医生来到中国，但现在，虽然他同传教团还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不再是它的成员了。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人们决定在某个合适的地方建一座学校，这地方是医生想到的，但要在一个人口拥挤的城市里找一块建筑用地是很不容易的，当传教团多次讨价还价后最终买下这块地，他们却发现，地的所有者不是来进行商谈的中国人，而是医生自己。原来，医生知道学校必须建立，而看起来又没有别的可用之地，他就从一家中国银行借款，自己先买下了这块地。这桩交易并非不诚实，或许有些不够审慎；麦克里斯特医生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传教团的其他成员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甚至说了一些刻薄话，结果麦克里斯特医生辞去了他的职务，尽管他同有些人仍保持着友谊，对他们的目标和利益满怀同情。人们知道他是个灵巧的医生，他很快就有了一大批主顾，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他开了一家旅舍，旅行者付上价格不菲的费用，可以用膳和住宿。他的房客有一些抱怨，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喝酒，但要比住一家中国人的客店舒适多了，还可以根据医生的原则打点折扣。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在河对面的山上买下一大块地，盖了一些带游廊的平房，一间间卖给传教士作为夏季别墅。他还拥有一家大商店，卖各种东西，从美术明信片、古玩到辣酱油、线织儿童套装，都是外国人可能要买的。他从中赚了很多钱。他有着经商的天赋。

他请我吃饭，那确实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盛会。他住在商店的楼上，那是临河的一个大套间。一起就餐的除麦克里斯特医生和他的第三任太太，一位戴金丝眼镜、穿黑缎衣服的四十五岁的妇人外，还有一位与医生去内地待过几天的传教士和两个文静的年轻女子，她们刚加入传教团，正忙着学中文。餐厅的墙上挂着好几幅祝寿的卷轴，那是主人的中国朋友和一些教徒送来恭贺他五十大寿的。菜肴很丰盛，就像常见的中国筵席，而麦克里斯特医生很欣赏。宴会开始和结束时，他都怀着宗教热忱用低沉的声音作了长长的感恩祷告。

当我们重新回到客厅，麦克里斯特医生站在令人愉快的炉火前，因为这时的中国非常寒冷，他从壁炉架上拿了一幅小镜框给我看。

“你知道这是谁？”他问。

这是一个很瘦的年轻传教士的照片，穿着低领衬衣，系个白领结，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脸上是很深沉的严肃的神色。

“漂亮的小伙子，嗯？”医生大着嗓门说。

“很漂亮。”我回答。

这是一个可能有些自负的年轻人，但自负是年轻人的一个可以原谅的缺点，况且还因一种感人的沉思的表情而无疑使这种自负得到了平衡。这是一张好看、敏感，甚至说得上秀美的脸，那双郁悒的眼睛自有奇妙的动人之处。这里或许有一种狂热，但更有一种不怕受难的勇气，一种可爱的理想主义，而它的青春、它的单纯，温暖了一个人的心。

“脸非常吸引人。”我说着把照片还给了他。

麦克里斯特医生抿嘴微笑。

“那就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时的样子。”他说。

这是他本人的照片。

“没有人认得出来。”麦克里斯特太太笑起来。

“这就是我那时的模样。”他说。

他撩开黑色外套的后摆，在紧挨着壁炉前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一想起刚来中国时的印象我就常笑。”他说。“我出来是准备吃苦受穷的。我最初的意外是坐上汽轮，吃饭有十道菜，享用头等舱的服务。那当然说不上艰苦，但我对自己说：等你到了中国再说。好吧，我在上海遇到一些朋友，我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有好几个仆人侍候着，享用美味佳肴。上海，我说，那是东方的十里洋场。中国内地的生活会不一般。最后我到了这里。我和传教地区的负责人住一起，直到我有了自己的住处。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美式家具，我睡在一张床上，而我还从未睡过这么好的床。他非常喜欢他的花园，里面种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我们就像在美国一样，有生菜和水果，各种水果；他还养了一头牛，我们就吃新鲜牛奶和奶酪。我想我这辈子还没有吃过这么多和这么好的东西。你自己什么也不用做。要是你要一杯水，你只需叫一下男仆，他就会给你端来。我到的时候是初夏，他们都休假去山里。那时他们还没有别墅，但他们常去一座寺院消夏避暑。我开始想，我终究是无须受穷的了。可我曾经盼望有一顶殉难者的桂冠。你知道我做什么了？”

回忆起那久远的往事，麦克里斯特医生微微笑了。

“我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当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我倒在床上，像个孩子似的大哭。”

麦克里斯特医生接着往下说，但他又说了什么我没有多加注意。我感兴趣的是，他是怎样从那个年轻人一步一步走到我现在认识的这个人的。这就是我想要写的故事。

二十二

路

这根本不是一条大路，而只是一条人行通道，铺着一英尺见方的石块，路才四英尺宽，两乘轿子经过就得小心地互相避让。大部分路面修整完好，但多处的石块已经破损，或者被稻田漫出的水冲走，这样，通行相当困难。道路逶迤着将一座座城市连接起来，两千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就有了城廓乡镇。道路在稻田间迂回，历经人世变故而淡然处之。看得出，路是修在过去不知哪个朝代的农民筑就的小径之上的，当时农民筑路为的不是通畅快捷，只求简便易行而已。当你离开主干道抄近路通过这个地区，你会发现，路的起点自然就形成了某个远离主要交通线的市镇的边界。此时，这路是如此狭窄，连一个挑担的苦力也难以通过，如果你正好走在两边都是稻田的路上，那么他只好让到分隔稻田、种着豆子的田埂上，等你过去。这里的路面连石块也没有，你走在踩实的泥地上，因为路窄，轿夫得小心翼翼地提着步子。

旅途中，尽管有人说些土匪的传言来吓唬你，并且有衣衫褴褛的兵丁护卫你，但没有什么冒险可言，不过倒是有许多的插曲。首先就是各种不同的黎明。诗人热情地歌咏黎明，但他们喜欢睡懒觉，他们凭幻想得到灵感，而不信任他们惺松蒙眬的眼睛。好像在月明之夜你梦中遇到的一个女子，她虽有白日里的美人所不具备的魅力，但诗人所赋予她的千娇百媚终究只是想象之物。对大多数人来说，美丽的黎明并无一次寻常的落日那样的光辉。但这是因为人越少用惯常的视野观察，黎明的变化就越大。每一个黎明多少有些不同，你可以想象，每一天，世界就被重新创造，不完全是昨天那个样子了。

再说路边常见的景象。一个农民，腿站在深水里犁地，那架犁像他的先人们四千年来用的犁一样的原始。水牛恶神似的走在田里，溅起一片泥浆，它一双愤世嫉俗的眼睛似乎在问，做这种没完没了的苦工究竟为了什么。身旁走过一个老妇人，她穿着蓝罩衫、短短的蓝裤头，缠过脚丫，用一根竹竿支撑着蹒跚的脚步。两个中国胖子坐着轿经过时，用好奇而又无精打采的眼睛瞅着你。你见到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插曲，无论怎样的微不足道，都足以立刻唤起你的想象。此刻，你的眼睛愉快地落在一个有着黄象牙般光滑皮肤的年轻母亲身上，她步履轻快，背上兜着个孩子；你的眼睛落在一个满脸皱纹，饱经沧桑的老汉身上，或者落在一个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的强壮的苦力身上。除了所有这些，还有一种能不断得到的乐趣，就是你费力地爬上一座山，登高而望，广阔的乡野展现在你眼前。日复一日，山还是那个样子，但你每次登临，都会因有所发现而激动。这些圆润的小山丘，像一群羊似的簇拥着你，一座接着一座，直到你目力所不及的远处。在许多山上，会有独独一棵树，像是为了景致的缘故特意栽在那儿，它背对着蓝天，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面。那一丛丛同样可爱地斜着身影的竹子，几乎围住了一户户模样相同的农家，鳞次栉比的屋顶亲密地依偎在一片苍翠的山谷中。竹林姿态优雅地倾身面向大路，它们像是宁愿被奉承而不被伤害的贵妇。它们无意绽放花朵，倒有一种出身名门的恣意奔放，自信有着良好的教养，从没有放荡之虞。然而，那竖立着的牌坊，无论是表彰贞节的女子或是幸运的儒生，都提醒你走近了一个村庄或镇子，你经过一排肮脏简陋的房子或一条忙碌嘈杂的街道，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片刻的骚动。街道用大张篾席搭在两边屋檐上来遮蔽阳光；街上光线暗淡，密集的人群便有了一种不自然的神气。你想必是看到了阿拉伯旅行家熟悉的魔幻城里的人物，在那魔幻城里，每当夜幕降临，可怕的变形就会发生在你身上，除非找到了解救的神奇法术，否则你就得过一过独眼驴子或黄绿色鹦鹉的生活了。敞开着的铺子里，店家卖的似乎不是寻常的商品，饭馆则用可怕之物给客人准备饭菜。你所见似乎千篇一律，因为不管怎样，在异乡人的眼里，每个中国城镇都是大同小异的，然而你可以在注意细微的差别中获得乐趣，这样，你可以观察到每个城市都有其主要的行业。一个城市要尽力满足它的居民的需求，但它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于是，这里有很好的棉布，那儿有不错的绳索，另一个地方则能买到漂亮的丝绸。此时该是橘子挂满枝头，但这儿很少种植，于是甘蔗随处可见。黑色的丝绸帽子让位于头巾，蓝布伞代替了红色油纸伞。

然而这些是每一天的普普通通的插曲。它们像是生活中为避免单调而期待着的变化：工作的日子后面是休假的日子，与朋友聚会，春天带来了欢欣，冬日则伴随着长长的夜晚、家人的亲昵和薄暮黄昏。要是爱神光临，那么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爱之喜悦的陪衬，爱情将日常事务提升到即使最低微也有其神秘意义的境界。周而复始的生活圈子时常被打破，你意外地面对着一种美丽或一个美人，被勾去了魂魄，心驰神往。你可能看见，在雾气中隐隐呈现的是一座寺庙的奇异的屋顶，它高耸于一座巨大的城堡之上，环绕城堡的是一条天然的壕沟，绿莹莹的河水静静流淌，当太阳升起来，你似乎看见梦幻般的中国式宫殿，它的富丽堂皇完全比得上阿拉伯说书人为之魂牵梦萦的那些宫殿。或者，黎明时分你经过一个渡口，你可能看见，在你上方不远处，在日出的霞光中，有一条舢板，一个艄公正在渡送一群过客；你恍然大悟，那就是卡戎，你知道他的渡客都是忧愁的亡灵。

二十三

上帝的真理

伯奇是英美烟草公司的代理人，他住在内地的一座小城里，这里的街道每逢下雨，泥水足有一尺深，你必须坐在大车里才能避免被溅上一身泥点子。道路由于川流不息的来往车辆而变得支离破碎，路面满是窟窿，哪怕你让车走得像步行一样缓慢，也会被颠得上气不接下气。这里有两三条商业街，但他早就对店里的商品耳熟能详；这里还有望不到头的深巷，就像是一道不断延伸的单调乏味的围墙，上面开了几个门洞，大门紧闭。那些是中国人的住家，它们对他这个白人来说就像他身边的生活一样不可捉摸。他变得十分想家，他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和白种人说过话了。

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因为没什么事可干，只好去散步。他走出城门，顺着深深的车印，一直沿着坑坑洼洼的路走到郊外。山谷西周环绕着荒凉的群山，像是要把他禁闭在山中。他觉得自己已远离了文明世界。他知道自己不能向笼罩着他的彻底的孤独感屈服，但要保持自己情绪不至失控则需要非同寻常的努力。正当他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白人男子骑着一匹矮脚马向他这里跑来。后面跟着一辆缓缓而行的中国式大车，里面大概装着他的私人物品。伯奇马上猜到这是一位从比他居住的小城还要偏远的地方来的传教士，正前往某个通商口岸，他的心立刻快活地上下扑腾，至少他可以找到人说话了。他加快脚步。他的颓唐情绪一扫而空，精神抖擞起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那骑马人跟前，说道：

“嗨！你从哪个山沟沟里过来的啊？”

那人停下马，报出一个边远小城的名字。

“我正要去赶火车，”他加了一句。

“你最好上我那儿住一晚，我已经三个月没见到白人了，我那儿有好几间客房，你知道英美烟草公司吗？”

“英美烟草公司？”骑马人说道，他的脸立刻变了，原先眼中的笑意，现在也变得冷淡下来。“我可不想和你打什么交道！”

他踢了马一脚就向前走，但伯奇拉住了缰绳。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一个做烟草生意的人没什么可说的，快松手！”

“但我三个月没有和白人说过话了。”

“那不关我的事，快松手。”

他又踢了一下马。他的嘴唇咬得紧紧的，严厉地盯着伯奇。这时，伯奇生气了，他不顾马向前走，紧紧抓住缰绳，开始骂起传教士来。他把能想到的骂人话都骂了出来，把那些诅咒人的话、下流的话一古脑儿骂了出来。传教士不吭声，只是催促马往前走。伯奇抱住他的腿，把他从马鞍往下面拖，传教士几乎摔了下来，他狼狈地抓住了马的鬃毛，但还是半滑半摔地落到了地上。这时大车驶了过来在他们面前停下，里面坐着的两个中国人无关痛痒地好奇地看着他们。传教士发火了。

“你袭击我，我会让你为此丢掉饭碗！”

“你下地狱去吧！”伯奇骂道。“我三个月没见着一个白人，而你甚至连几句话都不肯跟我说。你还是个基督徒么？”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伯奇，你这该死的！”

“我会告诉你的上司的，现在退一边去，不要碍着我赶路。”

伯奇握紧了双拳。

“你滚吧，不然我会打断你全身每一根骨头！”

传教士上了马，狠狠抽了马儿一鞭，一路小跑着离开了，那辆中国式大车也缓缓上了路。当只剩下伯奇一个人时，他的怒气全消了，不禁发出了一声啜泣。人心难道比这荒凉的群山还要坚硬吗？他转身慢慢向自己的小城走去。

二十四

罗曼司

整天我都在船上顺流而下。这就是那条河，张骞曾逆流而上去寻找它的源头。他航行多日后来到一个城市，看到一个姑娘在织布，另有一个小伙子牵牛去饮水。他问这是什么地方，姑娘把她的梭子给他作为回答，并告诉他，他回去后把梭子拿给星占家严君平看，严君平会知道他到了哪儿。他照着做了，星占家马上认出这梭子是织女的，还告诉他，在张骞拿到梭子的那一天和那个时刻，他注意到在织女星和牛郎星之间另有一颗星划过。所以，张骞知道他航行到了银河的深处。

当然，我没有去那么远。一如七天前，我的五个船夫，整天都站着划船，至今我的耳朵里仍回响着船桨与用作支架的木钉磕碰的单调声音。有时，河水浅起来，木船擦过河床的石头，颠簸着发出刺耳的声音。两三个船夫见状就会把他们的蓝布裤脚向上卷到臀部，跳下水去，喊叫着将平底船拖过浅滩。有时我们会遇到一股湍急的水流，虽与长江的急流险滩比起来是有惊无险，但还是雇了纤夫将逆水的船往前拖。下行时，在一片叫喊声中，船直冲过翻滚的浪花，很快又到了一平如镜的水面。

夜幕降临，船停泊在码头，我的船员在临时搭成的窝棚里挤作一团地睡了。我坐在床上。篾片铺设在三根拱形的木头上，就成了一间可怜的舱房，一个星期以来，这儿就是我的起居室和卧室。舱的一头用板子粗糙地拼起来，板子之间露着很大的缝隙，刺骨的寒风直往里吹。另一头，是我的船员——那些可爱的棒小伙子——白天划船晚上睡觉的地方，此时舵手也在他们中间，他从早站到晚，穿一件破旧的蓝褂子，外面套着一件已褪色的灰棉袄，头上缠一条黑头巾，一支长木桨便是他的船舵。舱里除了我的床没有别的家具，一只模样像大汤盆的浅盘子里烧着木炭，用来驱寒，一只装着衣服的篓子我用作餐桌，一盏防风灯挂在拱形的船篷上，随着水的起伏而轻微地晃动。舱房很矮，我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我用培根的话来安慰自己：高个子就像高房子，顶层通常是空荡荡的），但也刚好站直身子。一个熟睡的人大声打起了呼噜，或许吵醒了另外两人，因为我听到了说话的声音，随之又停止了，打呼噜者也不再出声，身边的一切又静了下来。

这时，我突然感到，这儿，在我面前，几乎触动我的，就是我要寻找的罗曼司。这种感觉不像别的，正是如同艺术引发的激动那种特别的感觉；但我无论如何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在此时此刻给我这种难得的激情。

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经常会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要是我知晓的话，这些情境看来足够称得上是浪漫的了；然而，这只是事后回想，将它们与我的何为浪漫的观念相比较，我才明白它们确实是非同寻常的。这也只是借助想象，将自身视为扮演戏中角色的我的一个观众，这样，我才能把握特定情状下浪漫的可贵特性，而在别的情况下，似乎就只能凭直觉领悟浪漫之美了。当我和一个因魅力和天赋而成为人们的偶像的女演员跳舞，或者当我信步走过某一座大厦的大厅，那里聚集着所有出身显贵或智力出众的伦敦名流，我只是事后才明白，这或许就是罗曼司，尽管是某种韦达式的。要是我在战场上并不处于危险之中，我或许能够兴致勃勃地观察战事的进展，我并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我曾在皎洁的月色下，航行一夜到了太平洋的一个珊瑚岛，在那儿，美丽女人和异域风光让我陶醉，但也只是过后我才产生与罗曼司有了亲密接触的兴奋感。有一次，我在纽约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和五六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为复兴一个古老王国制订计划，一百年来王国的苦难让诗人和爱国者激动，这时，我仿佛听见了罗曼司的翅膀的拍击声；然而我主要的感觉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乐趣，经历了战争的危险，我发现自己卷入了与我的习性不合的事情中去。然而在别人不认为浪漫的情况下，罗曼司的那种真正的动人之处却抓住了我，我记得我最初有此体验是在一个傍晚，那时我正在布列塔尼海岸的一间农舍玩牌。隔壁房间里躺着一个垂死的渔夫，这家的老妇人说他就要出门赶潮去了。门外，一场风暴正在凶猛地刮起，这似乎正适合为大海的这个老战士送终，呼啸的狂风反复冲撞紧闭的窗户，要陪同老人离去。海浪轰响着拍击岸边的岩石。我突然感到一阵狂喜，因为我知道这儿就是罗曼司。

而现在，这同样的狂喜抓住了我，仿佛肉身般存在似的，罗曼司又一次呈现在我面前。但它来得如此出其不意，我被迷住了。我说不出它是否从灯光照到的篾片的阴影中爬进来，还是顺流来到我从敞开的船舱能看到的水面上。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因素产生了眼下这种无法形容的欣喜，于是出舱来到船尾。与我们并排停着的还有六七艘帆船，是走上水的，所以桅杆竖着，船上一片寂静。他们的船工都在熟睡。夜不很黑，虽然有云，但正好满月，然而朦胧月光下的水面还是阴森森的。稍远处的河岸上，薄雾中的树木影影绰绰。这是一种迷人的景致，但其中又没有什么陌生的，我要寻找的不在那儿。我转身走开。但当我回到用篾片搭成的船舱时，那曾给予这斗室非同一般的品性的魔力也离去了。天啊！我就像一个把蝴蝶撕成碎片要找出它美在何处的人。然而，犹如从西奈山下来的摩西，他因与以色列的上帝交谈而容光焕发，同样，我的小船舱、我的炭火盆、我的防风灯，甚至我的行军床也都仍然有着某种令人激动的东西，这种激动是我曾经拥有的。我不能再那么无动于衷地看待它们了，因为我有一刻是如此着魔般地看着它们。

二十五

崇高的风格

他是个耄耋老人。他五十七年前来中国时是一个随船医生，得到了南方一个港口的医务官的位置，那个医务官因为健康不佳必须回国。那时他不会小于二十五岁，所以如今他必定八十出头了。他个子高高的，很瘦，皮包骨头的样子像是穿了一件太大的衣服；布袋似的下巴犹如一只老火鸡的大块垂肉；但他的蓝眼睛大而明亮，依然神采奕奕，他的声音也洪亮深沉。在五十七个年头里，他在沿海一带几次三番开业行医，如今他又回到离他第一次居住的南方港口只有几英里的地方来了。这儿是河流出海口的一个抛锚地，那些由于吃水深度不能进城的轮船就在这儿装卸货物。这里只有七户白人的住家，一家小医院，还有数量不多的中国人，所以不值得一个医生来这儿定居，但他又是个副领事，这种安逸的生活倒也适合他那大把年纪。有足够的事务让他不觉得无聊，但也不至于忙得疲劳不堪。他依然精神矍铄。

“我想该退休了，”他说，“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的时候了。”

他乐于设想未来的计划：他一辈子都想访问西印度群岛，他发誓现在就去。的确，先生，他不能再拖延了。英国？噢，从他各方面听到的，现在的英国没有绅士的位置啦。三十年前他在那儿待过。再说他不是英国人。他生在爱尔兰。是的，先生，他在都伯林的三一学院拿了学位，但一方面是教士的缘故，另一方面则因为新芬党，他不觉得他儿时认识的那个爱尔兰还有什么留恋的。一个打猎的好地方，他说，蓝色的大眼睛闪出一丝光芒。

他有着比在医生职业中通常所发现的更好的风度，虽然这一职业不乏各种优点，但忽略了彬彬有礼给人的愉悦。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跟病人打交道，就给了医生一种不适当的优越感——这样的医生是他老师的一个范例，这些教师仍然秉承一种粗鲁的坏传统，而某些旧习的杰出实践者将这种传统当作一项职业资产加以培育——还是因为他早年在一家医院给穷人治病，倾向于将这些病人视为低自己一等的阶级；但总的说来，没有一个群体会如此缺乏礼貌，这是肯定的。

他很不同于我这一代人；但这种不同在于他的声音和姿势，在于他悠闲的风度，还是在于那种老派礼节的周全细致，这不容易辨别。我想，他无疑比现今的人们更像一个绅士，今天人们说一个人是个绅士的时候语气是不屑的。这个词听起来有种怪味，它所代表的那些品质成了笑柄。有些人被形容为绅士，那实在是没有一点儿想象力，过去三十年来，这样的人往往产生很大的轰动，他们极尽讽刺之能事，将他们也许充分意识到自己根本配不上的一个称号弄得面目可憎。也许他身上的那种不同要归因于教育的不同。年轻的时候，他学习了许多并不实用的课程，如希腊和罗马的经典，这些为他的性格打下了基础，这种性格如今不多见了。他年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知道有周刊，读月刊是正经八百的事。读书更实在。也许人们喝酒超出了对身体的益处，但他们快乐地阅读贺拉斯，他们真正懂得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他还记得读《纽可姆一家》的情形，那时这部小说刚出版。我想，那个时代的人，即使不比我们时代的人更具有冒险性，至少在崇高的风范上更富于冒险精神：今天，人们无非用小报上的笑话来谈论身家性命，过过嘴瘾，而那个时代的人念着拉丁文语录赴汤蹈火。

但我如何能分析这位老人与众不同的微妙的品性呢？读一页斯威夫特的书，字还是我们今天所用的那些字，句子也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然而，有一种高贵、一种大气、一种韵味，而所有这些是我们现代人虽经努力而未能达到的，总之，这就是风格。他的情形也是如此，一种风格，而这是无需多说的。

二十六

雨

是的，并不是每天都会阳光灿烂。有时，一场冻雨淋得你够戗，一阵西北风吹来，冷到你的骨头里去。你的鞋子和衣服从前一天起就一直是湿的，你还要走上三小时才能吃到早饭。你在寒冷惨淡的晨曦下跋涉，前面还有三十英里的路途，什么也别指望，除了在这旅程的终点有一家既肮脏又不舒服的中国小客栈。在那儿，你会见到光秃秃的墙壁，滑腻腻的泥土地面，你至多可以在一只炭火盆上烤干身子。

此时，你会想起在伦敦你的舒适的房间。雨点挟着狂风击打着窗户，你会觉得室内的温暖更加愉悦。你坐在炉火旁，嘴里衔着烟斗，将《泰晤士报》从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当然，不仅读社论，连启事、通告和广告也读，尽管那些乡村别墅你压根不会去买。比如这样的广告：现有一幢乔治时代风格的住宅，位于奇尔特恩山丘上，在占地一百五十英亩的公园内，带有宽敞的花圃、果园等等，设施完备，有原初的木质结构和壁炉架，六间接待室、十四间卧室，另有下房，现代卫生设备，上面带房间的马厩和很好的车库，距一流高尔夫球场仅三英里，等等。我知道，奈特先生、弗兰克先生和卢特莱先生都是我喜欢的作者。他们论及的事物从不会陈旧过时，一如那些极其平凡的事物是所有优秀诗歌的材料；他们的手法也像一流大师那样是独特的，同时也是多样的。他们的风格，如同汉学家所说的孔子的风格那样，是一种华美般的简洁：简明而又意味深长，它将一种令人赞叹的准确与艺术形象的雄浑结合起来，赋予想象以甜美的自由。他们对像“路得”和“杆”这样的词的精通令人惊异，这些词我也知道它们的意义，但多年来它们对我有一种神秘性，而他们使用这些术语时随意而又自信。他们能以鲁德雅德·吉卜林先生的那种独创性来玩味技术性术语，也能将W·B·叶芝先生的那种凯尔特式魔力赋予这些术语。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个性结合得如此完备，以至我敢说最有眼力的批评家也无从将他们分辨出来。文学史上不乏两个作家之间的合作，如博蒙特和弗莱彻、艾克曼·夏特良、贝赞特和赖斯，这些名字会激发令人兴奋的想象；但现代高明的文学批评已经摧毁了《圣经》由三人合著这样的信念，而我年轻时就是这么听说的，我猜想，像奈特、弗兰克和卢特莱这样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伊丽莎白被我从中国带给她的白松鼠刺痛了，她进来跟我说再见，可怜的孩子，她不管天气多坏都要出去，在给她准备童车的时候，我和她先玩一会儿小火车。过后，当然我得做一点儿事，但天气如此糟糕，我有些懒散，就拿了本贾尔斯教授论庄子的书来读。这位僵硬的儒家学者对庄子不感冒，因为他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们把中国可悲的衰败归罪于那个时代的个人主义者，但他的书是很好的读物，尤其适合在雨天来读，读庄子无需费很大的劲，也时常在不经意间有所触动，随之遐想起来。但当下的这些想法会慢慢进入你的意识，如同涨潮时拍击的波浪，将你裹挟着去抵御古代庄子所提出的那些思想，尽管你愿意悠闲，但你还是在餐桌前坐下来。只有文学青年才要用书桌。你的笔行云流水，你写起来驾轻就熟。活着是很美妙的。这时两位有趣的人来与你共进午餐，他们走后，你不知不觉来到佳士得拍卖行。你在那儿见到一些明代塑像，但比不上你自己从中国带回来的，你看着那些被拍卖的画，庆幸那不是你的藏品。你看看表，还有时间去嘉里克俱乐部玩上一局，这种坏天气足以让你消磨掉下午剩余的时光。你不能待得太晚，因为你有首场演出的票，你得回家，换好衣服，早些用餐。你刚好还能在伊丽莎白睡觉前给她讲个故事。她穿着睡衣，头发扎成两根羊角辫的样子真是可爱。首演总有些新鲜，只有那些腻歪的批评家才会无动于衷。你也乐于见见朋友；而当一个受欢迎的演员，她在台上的表演胜过台下的名声，进来时被人认出而有些发窘，赶快找位子坐下，这时你听到后座观众的掌声也是很有趣的。也许今晚要看的是一场糟糕的戏，但至少此前还没有人看过，这就有可能会让你有片刻的感动或开颜一笑。

一群苦力从对面走来，他们戴着大草帽，像得了相思病的舞台小丑戴的那种帽子，但有一圈宽边；他们懒洋洋地走着，背着的大棉花包压得他们身子略微前倾，单薄而破旧的蓝褂子被雨浇得紧贴在身上。路上的碎石滑溜溜的，你吃力而又小心地在泥泞中走着。

二十七

沙利文

他曾是一个爱尔兰水手。他在香港下了船，心血来潮地要走遍中国。他在这个国家游历了三年，很快就学会了和中国人打交道，这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容易得多。他凭借小聪明过日子。他有意避开英国领事馆，而是跑到他路过的城镇地方长官那里，装作在路上被土匪抢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他的故事编得如此逼真，使人家相信他是个大人物而心生敬畏，就像科斯蒂冈船长那样。地方官按中国人的习惯接待之后急着摆脱他，便乐于用十几块大洋把他打发走。这样，他即便骗不到钱，至少也能够饱餐一顿，再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他那种粗俗的幽默还是挺投中国人所好的，所以屡试不爽，直到遇上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官才栽了跟头。那位官员听了他的故事后对他说：

“你不过是个乞丐，一个流浪汉，真是该打。”

那官员一声令下，他就被拖了出去，按在地上被重重地打了顿板子。这不但让他受了不轻的皮肉之苦，还被吓得够戗，更是一种奇耻大辱。他行骗的勇气遭到重挫，于是就放弃了流浪的生活，跑到一个偏僻的港口，向海关专员申请当港口稽查。那种工作没几个白人愿意干，也不需要什么条件，于是他得到了这份工作。现在你看他，一个皮肤晒得黝黑，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的四十五岁的男人，面色红润，还有点发福，穿着整洁的蓝色制服，登上汽轮和帆船执行公务了。在那个滨河小城，他和海关代理专员、邮政局长以及一个传教士是仅有的几个欧洲人。他对中国人及他们的习惯的了解使他成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娶了一个娇小的中国老婆，有了四个孩子。对过去他并不避讳，只消一点烈性威士忌他就会将他的冒险故事向你全盘托出。但是挨板子的经历成了他难以忘却的痛。这件事让他惊吓不小，而且他不能——他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他对那位让他挨打的地方官没有仇恨，相反，他再次显示出他的幽默感来。

“那个老家伙真是个胆大妄为的人，一个老流氓。”他说。“从没见过，是吧？”

二十八

餐厅

这是一幢大房子里的一个大房间。房子盖的时候，造价不贵，那时的豪商巨贾就把房子建得高大气派。钱赚得容易，日子也过得很奢侈。挣一份家产并不难，在人到中年之前，他就能回英国，后半辈子在萨里郡的一幢漂亮房子里照常过得有声有色。确实，在中国，这儿的居民不太友善，也总有可能闹点骚乱弄得他远走高飞，但这只是给滋润的生活加些作料；而真有什么致命危险，那完全可以断定，会有一艘炮艇及时赶到提供保护或避难。侨民主要通过婚姻进行广泛的联合，他们爱好交际，彼此热情款待。他们举办盛大宴会，一起跳舞，玩玩纸牌。工作不很紧张，时常花几天时间去内地打野鸭。夏天的确很热，几年后一个人就懂得随遇而安了，但一年的其他日子则温暖如春，天蓝蓝的，空气中有股香味，生活非常美好。人的行为当然有其自由，如果他与一个眼睛明亮、小巧玲珑的中国女孩一起生活，只要不引起女士们的注意而干预的话，就没人会被怪罪。当他结了婚，就花一笔钱打发她走，要是有孩子，就送他们去上海一所欧亚混血儿学校。

但这种惬意的生活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港口靠出口茶叶一度繁荣，茶叶口味从中国转向锡兰便毁了它的经济。三十年来，港口渐渐地没了生气。在此以前，领事有两位副领事帮助他工作，如今，他自己就能轻松地处理公务。他一般安排在下午打一局高尔夫球，再抽空玩一轮桥牌。往昔的繁华不复存在，那些大商行也多半人去楼空。茶叶商人，即使有留下来的，也纷纷转行做各种副业以维持生计。但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于起死回生。港口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已老去。这儿不再适合一个年轻人了。

在我坐着的这个房间里，我似乎在阅读过去的历史和我在等着的这个人的历史。这是星期天的上午，我坐了两天海轮到这儿时，他正在教堂。我试着从这个房间来勾勒一幅他的肖像。房间散发出某种伤感。它有着过去一代人的华丽，但这是一种衰败的华丽，它的整洁，我不知道为什么，似乎透出了一种羞答答的贫困。地板上是一大块土耳其地毯，七十年代它必定值一大笔钱，但眼下它的绒毛都快磨光了。那张红木八仙桌，人们在那儿享用过多少美味佳肴和美酒佳酿啊，它被擦得光亮，能照出人的脸来；它让人想起这个港口：古老而俗丽；事业成功、脸色红润、蓄着连鬓胡须的绅士们在这儿谈论江湖骗子迪斯累利的古怪行径。墙是暗红色的，这对要举行盛大宴会的餐厅非常合适，它的厚重感也宜于悬挂画像。这里挂着主人父母的肖像，一个灰色大胡子、秃头的老绅士和一个头发梳成像欧仁妮皇后的发式、板着脸阴沉沉的老太太。墙上还挂着他祖父母的像，前者戴宽大硬领巾，后者戴头巾式女帽。后面有一面镜子的红木餐具柜摆满了金边盘子、全套茶具和许多其他餐具，餐桌中央放着一只大饰盘。黑色大理石的壁炉架上是一只黑色大理石座钟，两侧是一对黑色大理石花瓶，房间四角的柜子里摆着各式镀金器皿。好几只大花盆里栽着叶子坚硬的棕榈树。房间里摆着红木太师椅，上面铺了褪色的红色皮垫子，壁炉两边各有一张扶手椅。这房间虽然很大，但显得很拥挤，加上每一件物品都有些破旧，这就给人一种忧郁的印象。这些东西似乎各有自己的悲惨生活，但生活本身屈服了，仿佛环境的力量远远比它们强大，它们再也没有力气来反抗命运，然而，它们不安而又热切地紧挨在一起，似乎它们隐约感到，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它们的重要性。而我则觉得，末日的到来已为时不远了，那时，它们身上贴着写有号码的小标签，杂乱无序地躺在拍卖行阴冷的库房里。

二十九

长城

巨大、雄伟、令人敬畏的中国长城，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长城是孤独的，它默默无言地爬上一座座山峰又滑入深深的谷底。长城是威严的，每隔一段距离就耸立着一座坚固的方形烽火台，镇守着边关。长城是无情的，为修建它，数百万的生命葬身于此，每一块巨大的灰色砖石上都沾满了囚犯和流放者的血泪，长城在逶迤而崎岖的群山间开辟出一条黑黝黝的通道来。长城是无畏的，它绵延着无尽的旅程，一里格接着一里格，直到亚洲最边远的角落；它完全不为外界所动，就像它所拱卫的伟大帝国一样神秘。巨大、雄伟、令人敬畏的中国长城，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

三十

领事

皮特先生处在极为恼怒的状态之中。他在领事的位置上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同各种讨厌的人打过交道：官员们不讲道理，商人们只把英国政府当收账代理人，传教士对任何以公平对待的原则处理严重的不公正行为都非常不满；但他还想不起有什么事曾让他如此茫然不知所措。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要不是事出有因，他不会对书记员大发脾气，并几乎要解雇这个欧亚混血的职员，因为他将有两处拼写错误的一封信拿来让他签字。他是个认真的人，钟敲响四点之前，他不会让自己离开办公室，但只要时刻一到，他立马起身要他的帽子和手杖。因为仆人没有立刻拿来，他就把仆人狠狠地骂了一顿。他们说这些领事全都变得有些古怪了；那些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五年还没学会怎么在街上问路的商人们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学习汉语；这也就难怪皮特先生的古怪是确定无疑的了。他是个单身汉，为此，他被安排到一系列的位置上，这些地方比较偏僻，因而不适合已婚男人。他孤身一人生活了这么久，怪异的习性发展到了极致，他的一些怪僻会让陌生人吃惊。他总是心不在焉。他对住处毫不关心，家里总是乱糟糟的，饮食上也是这样；仆人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什么都要敲他竹杠。他不遗余力地查禁鸦片，但城里只有他不知道他的雇员将鸦片藏在领事馆内，而且就在领事馆大院的后门公然进行大量的鸦片交易。他是个热心的收藏家，在政府提供给他的住宅里摆满了他一件件收集来的各种物品：锡镴器皿、铜器、木雕，这些是他较为正式的藏品；他也收集邮票、鸟蛋、旅馆标签和邮戳；他夸口说他收藏的邮戳在大英帝国无人可比。在他长期的离群索居的生活中，他读了很多书，虽然他不是个汉学家，但他对中国的了解，它的历史、文学和国民，比他的同事要多得多；然而从他广泛的阅读中，他学到的不是宽容而是虚荣。他是一个外观独特的人。他身材瘦小羸弱，走起路来像一片风中落叶；头上那顶小小的蒂罗尔帽也特别古怪，帽边上插着一根鸡毛，帽子已十分破旧，不落俗套地歪戴在他的大脑袋上。他头秃得厉害。你看他的眼睛，淡蓝色的，镜片后的目光没有神采，一丛下垂、零乱、邋遢的胡子遮不住那张怒气冲冲的嘴巴。此刻，他从领事馆那条街过来，转身向城墙走去，因为在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只有那儿才是散步的好去处。

他是个工作很努力的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竭尽全力，但作为惯例，他会去城墙走走，散散心休息一下。这座城市位于一片平原的中央，日落时分，你站在城头常能看见远处积雪的山峰，那是西藏的雪山。此时，他快步走着，既不东张也不西望，他那条肥硕的长毛垂耳狗在他身边欢快地跳跃着，并不察觉主人的心事。他急促而又单调地低声自言自语。他恼怒的原因是一次拜访，这天他接待了一位女士，她自称俞太太，而他作为一个领事，凡事要求确切，所以他坚持称她为兰伯特小姐。而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影响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她是一个嫁给中国人的英国女子。两年前她与在伦敦大学留学的丈夫一起从英国来到这儿，他让她相信他在自己的国家是个大人物，她想象自己会来到一座华丽的宅邸，得到一个显贵的身份。当发现自己被带到一所挤满人的破旧的中国住家时，她大吃了一惊。家里甚至没有一张西式床，也没有刀叉；她觉得每样东西都脏得很，还有异味。令她震惊的是她要和公公婆婆同住，他告诉她，她必须完全照婆婆吩咐的去做；因为她对中国人毫无了解，所以到婆家几天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丈夫唯一的妻子。在离开家乡去学洋人的知识之前，他年纪轻轻就娶媳妇了。当她严厉地责备他欺骗她时，他只是耸了耸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中国男人有两个老婆，如果他想要的话，他还不以为然地说，没有中国女人会为此抱怨。正是有了这样的发现后，她对领事作了第一次拜访。他已经听说她的到来——在中国，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每一件事——他平静地接待了她，也没有对她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一个外国女子想要嫁给一个中国人，这本身就让他很生气，而她没有做些必要的咨询就贸然嫁人，这更让他恼火，像是他自身受到侮辱似的。她不是你一看外表就会想到她是罪有应得的那种人。她是个结实、健壮、年轻、矮小、朴素和实在的人。她穿一套便宜、式样简单的服装，戴着宽顶无檐圆帽。她有一口坏牙，皮肤黝黑。她的手很大，红红的，很少保养。你可以说，她并非做不惯粗活。她说英语带着浓重的伦敦土腔。

“你是怎样遇上俞先生的？”领事干巴巴地问。

“喔，你知道，是这样的。”她回答。“爸爸有份很好的差事，在他死后，母亲说，‘唉，看来让这些房间空着是说不过去的浪费，我要在窗户上贴一张启事。’”

领事打断了她。

“他寄宿在你们家里？”

“嗯，确切地说那不叫寄宿。”她说。

“那我们就说是租出一套房间？”领事说，带着一丝淡淡的有些自负的笑容。

那就是这些婚姻常有的情况。然而，因为他认定她是个非常愚蠢、无知的女人，就直截了当地解释给她听，根据英国法律，她并没有嫁给姓俞的，这样，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马上回英国去。她开始哭起来，他也有些心软。他答应把她托给一些传教士女子，在她回国途中照料她，确实，要是她愿意，他可以看看在此期间她能否住在其中一个教区里。但听他这么一说，兰伯特小姐擦掉眼泪。

“回英国有什么好处呢？”她最后说。“我没有地方可去。”

“你可以回你母亲那儿。”

“她根本反对我和俞先生结婚。如果我现在回去，那会没完没了听她唠叨。”

领事开始跟她争辩，但他说得越多她越是倔强，最后他失去了耐心。

“要是你喜欢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待在这儿，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就爱莫能助了。”

她的回击让他怨恨不已。

“那么你就不必担心了，”她说，脸上那神色每当他想起就会浮现在眼前。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自那以后他又见过她一两次。看来她同婆婆及他丈夫的另一个妻子的关系弄得很坏，她来找领事问一些根据中国法律她的权利这样愚蠢的问题。他重复他的建议叫她回国，但她仍然固执地拒绝离去，他们的见面总是以领事的勃然大怒而告结束。他几乎倾向于同情起那个姓俞的无赖来，他不得不在三个敌对的女人之间维持和平。根据他的英国妻子的说法，他对她并非不善。他极力平等地对待他的两个妻子。兰伯特小姐无力改善这种状况。领事知道她平常穿中国衣服，但来见他时就换上欧洲人的服装。她越来越有些邋遢了。她的健康也因中国饮食而受到损害，她开始看上去有些病态了。那天当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他确实感到吃惊。她没有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她显得相当歇斯底里。

“他们想毒死我，”她喊叫着，把一只闻着有股食物腐臭味的碗拿到他面前。“这是有毒的，”她说。“我生病十天了，我能活着只能说是个奇迹。”

她详尽而又逼真地说了一大段故事，硬是要他相信，千真万确地是那些中国女人要用家常手段除掉仇恨她们的侵入者。

“他们知道你来这儿吗？”

“他们当然知道，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告发他们。”

现在终于是做决定性行动的时刻了。领事以他十足的公事公办的神态看着她。

“好吧，你绝对不能再回那儿了。我不会再听你的废话。我坚持要你离开这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

但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没有理性的固执毫无办法。他重复了所有那些他用来劝说的理由，但她就是不听，跟往常一样，他发起火来。在回答他最后的几乎令人绝望的问题时，她所说的话完全夺去了他最后的一点平静。

“你究竟为什么要和这个男人待在一起呢？”

她迟疑了一会，眼里闪着一种稀奇古怪的神情。

“他额头上长着头发的那个样子我没法不喜欢，”她回答说。

领事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让他不能容忍的话。这真是最后的致命一击。而现在，他在城墙上大步走着，想以此来消除他的愤怒，虽然他不是一个常说粗话的人，但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就恶狠狠地骂了句：

“女人简直就该死！”

三十一

小伙子

他沿路轻快地大步走着，信心十足。他年方十七，又高又瘦，光滑的面庞还未长出胡须。他的双眼又大又亮，只是有点斜，红润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举手投足透出年轻人的快乐和大胆。一顶小圆帽随意地戴在头上，他穿着黑色长衫，在腰间系了条带子，裤腿通常是扎在脚踝处的，现在却被卷到了膝盖。他赤脚穿着双草鞋，脚不是很大却很好看。他从大清早就沿着这条铺上石块的路走着，道路弯曲着爬上山坡又下到谷底，穿过无数稻田，经过坟茔累累的墓地，通过热闹的村子，在那里他或许对几个坐在门口的身穿蓝色衣衫的俊俏姑娘投下赞许的目光（不过我想，他更希望是姑娘们向他投来心仪的目光吧）。现在他终于接近了旅途的终点，一座他来寻找发财机会的城市。城市坐落在一片肥沃平原的中央，周围是筑有雉堞的城墙，当他远远地看到了目的地，便坚定地向前走去。他昂着头，对自己的力量十分自豪，而他全部的家当就是背在肩上的一个蓝色棉布小包。

当迪克·惠廷顿出发去寻找发财和扬名的机会时，他随身带了只猫，而这位中国年轻人则用手指优雅地拎着一只红色栅栏的圆形小鸟笼，里面有一只漂亮的绿鹦鹉。

三十二

范宁夫妇

他们住在一幢漂亮的方形房子里，四周有一圈走廊；房子坐落在一个临江的小山岗上，山下靠右一点也有一幢漂亮的方形房子，那是海关。范宁是海关专员，所以他每天到海关去。城市有五英里远，江边上只是一个小村子，专为过往水手提供他们需要的船上用具或食物。城里有几个传教士，但很少露面，村里的外国人除范宁夫妇之外，另有两位海关检查员。一位曾是个能干的海员，另一位是意大利人；他们都娶了中国太太。圣诞节和国王生日，范宁夫妇邀请他们共进午餐；此外他们之间的关系纯粹只是工作上的。轮船在这儿只停半个小时，所以他们从没有见过船长或主要轮机员，他们是船上仅有的白人，一年中有五个月水位太低，轮船无法通过。奇怪的是，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的外国人最多，因为时不时地能遇到某个旅行者、商人或领事馆官员，而更常见的是传教士，他们坐平底船沿江而上，在这儿停靠过夜，这时，海关专员就去江边请他们来吃饭。他们生活得太孤单了。

范宁是个秃顶、壮实的矮个子男人，鼻子扁平，有一丛黑黑的小胡子。他做事严格、性格粗暴、语言生硬，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对中国人说话总是提高嗓门，是那种粗声粗气下命令的调子。虽然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每当他的一个“孩子”做事让他不满意，他就用英语把他痛骂一顿。他会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最后你发现，他的粗暴仅仅是穿着的一层盔甲，用以掩饰一种痛苦的羞怯。他的意志战胜他的性情。当他努力使那些与他打交道的人相信他不是一个可怕的人，这时，他的粗暴几乎就是一种荒谬了。你觉得：他让别人严肃对待，没有谁会比他更为此感到吃惊了。他就像那些孩子们可以吹气的气球滑稽小人，你想到，他其实就生怕被吹炸了，这样每一个人就会看穿他不过是个空心大气泡。倒是他的妻子每每加以提醒和劝说，让他明白自己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当风暴过后，她会对他说：

“你知道，你发脾气时吓坏了我”，或者“我想我得跟那个孩子说些什么，他被你吓得直抖”。

这时，范宁就颇为自得，同时宽容地笑笑。当有人来访，她会说：

“中国人害怕我丈夫，但他们尊敬他。他们知道跟他玩花样没有好处。”

“是的，我应该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客人皱起眉头回答，“我在这个国家待了有二十年了。”

范宁太太是一个矮小、普通的女人，脸憔悴得像一枚酸果，有一只大鼻子和一口坏牙。她总是不很整洁，灰白的头发搭在额头上。说话中她会时不时地取出一个或两个簪子，晃一晃，也懒得照一下镜子，就随意地插在头发里。她喜欢鲜艳的色彩，穿着比较新奇，那是她和裁缝阿妈照着时装广告一起做出来的；但她穿起来从来都不能相配得当，而像是一个从沉船得救的人，一个女人能穿得如此稀奇古怪也真是少见。她像是一幅漫画，你看着她会忍不住发笑。她唯一有吸引力的是她柔和、极具乐感的声音，她说起话来那种低回的调子我不知道来自英国哪个地区。范宁夫妇有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他们和父母一起组成了这个孤寂之家。他们是两个可爱的孩子，心地善良而又天真烂漫，看着这个家庭如此和睦是很愉快的。他们在一起说个小笑话就逗得大伙很开心，他们彼此开玩笑，好像他们中没有一个超过十岁。虽然他们长时间互相陪伴，但看起来他们真像是谁也受不了别的一个人不在身边，每天当范宁去办公室时，孩子们舍不得让他离开，而每天他回家时他们欢天喜地迎候他。他们不怕他发脾气。

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和谐家庭的中心是那个矮小、古怪、难看的女人；使这个家庭和和睦睦的既不是出自偶然，也不是大家认可的特意安排，而是她身上那种爱的情感。从她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她的心思全在那三个她要照料的男人身上。她活泼的心灵时刻都在谋划他们的幸福。我不认为她忙乱的脑子里会有一刻想到她自己。她是一个无私的典范。这对于一个人而言真是难能可贵。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一句重话。她非常好客，是她让丈夫下山去江边请旅行者上来吃饭。但她邀请他们吃饭不是为了自己。她在孤单清静的生活中相当快乐，但她觉得丈夫会享受与陌生人交谈的乐趣。

“我不想让他陷在一个套子里。”她说。“我可怜的丈夫，他在这儿没有台球打，没有桥牌玩。除了一个女人没有人可以说话，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真是太难了。”

每天晚上，当把孩子们打发上床，他们就玩纸牌。她打牌没有脑子，可怜的宝贝，她总是出错，但每当丈夫责备她，她就说：

“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聪明。”

就因为她把话说得如此明了，他也无从对她发什么脾气。当海关专员赢她的牌都腻了时，他们就去开留声机，并排坐着静静地听伦敦音乐喜剧的最新歌曲。你或许对此不屑一顾。可他们住在离英国一万英里远的地方，这是他们与他们深爱的家乡唯一连着的纽带；这使他们不觉得同文明全然割断。现在他们谈论着孩子们长大起来他们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但很快就会到送他们回国上学的时候了，这时，或许一阵疼痛会划过这个小妇人温柔的心房。

“伯蒂，孩子们一走，你日子会很难过的，”她说。“但那时我们也许可以搬到附近有俱乐部的什么地方去，这样，晚上你就可以去玩桥牌了。”

三十三

江中号子

整条江上你都能听得见高昂有力的号子，那是船夫们发出的。他们在奔腾的急流中奋力地划着，那艘平底帆船被冲击得船尾高翘，桅杆也偏向一边。而更扣人心弦的号子则来自江边的纤夫，他们拼命地拉着船逆流而上，如果是条乌篷船或许只需要五六个人，而要将一艘挂着横帆的漂亮大船拉过险滩则往往要动用几百号人。船正中站着一个人，不停地击鼓来鼓动纤夫们发力，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他们拉呀，拼命地拉，要与无情的激流抗争。他们的头领沿着队伍来回巡视，要是看到谁没有使出全力就会用竹片抽打他赤裸的脊背。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尽管这样，他们的歌声依然热切、激昂，那是与汹涌波涛战斗的号子。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号子努力要表达的东西，我想它表达的是绷紧的心弦、撕裂的肌肉和人类战胜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纤绳可能断裂，大船摇晃倒退，但最终还是渡过了险滩，而这劳累的一天也将以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或许还有几管可以让人安然入睡的大烟而结束。然而，最痛苦的号子，是那些把大包货物从船上卸下，再一步一步沿着陡峭的石阶扛到城墙边的苦力们喊出的。他们不停地上上下下，而在举步维艰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号也是不间断的，“嘿，哟——啊，嗬”。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

三十四

海市蜃楼

他身材高大，有一双天蓝色的水泡眼和一副困窘的神态。他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使你觉得如果微微放松一点他就会舒服一些。他的头发柔软拳曲，紧紧贴在头上，这给你一种那不过是假发的感觉，让你忍不住想把它揭下来。他不擅闲聊，交谈中不是没有谈资就是无缘无故地冥思苦想，要不就是一个劲地请你喝苏打威士忌。

他是英美烟草公司在这里的负责人，他住的房子既是公司的办公室、仓库，也是他的居所。客厅沿墙整齐地摆着一套家具，上面的套子沾满了灰尘，中间放了一张圆桌。挂着的一盏油灯发出暗淡的光线，还有一个煤油炉用于取暖。墙上合适的地方都挂着镜框，里面放的是一些从美国杂志圣诞专刊上裁下来的石印油画。但是他不常到这间屋子来，闲暇时光一般都在卧室里打发。在美国他总是寄宿在别人家中，只有自己的卧室才是唯一的私人空间，这让他养成了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习惯。坐在客厅里让他觉得不自在，他不喜欢脱外套，他觉得只有在家里才只穿衬衣，他把图书和文件全放在卧室里，那里还放了一张书桌和一把摇椅。

他在中国已经住了五年，但他还是不会说中文，对那些很可能要耗尽他人生最好时光的商业竞争也没什么兴趣。他做生意要靠翻译，家里则由一个仆人料理。他经常跋涉数百英里远去蒙古，通常是乘中国大车或骑矮脚马进入那个荒凉的山地国家；他投宿在路边的小客栈，那里聚集着成群的商人、牲口贩子、牧民、大兵、流氓和恶棍。那块土地上的人都不安分，一旦有了骚动，他就可能危在旦夕。但他去那儿都是为了生意上的事，这让他觉得厌烦，所以他总是很高兴能回到公司里那间他熟悉的卧室。他读得很多，但看的只是美国杂志，每次他的邮件都有很多杂志；看过的杂志他也不扔，堆的满屋子都是。他所居住的城市是蒙古进入中国的边境口岸，那儿住满了中国人，每天进出城门的蒙古骆驼商队川流不息；长龙般的牛车从亚洲遥远的地方拉来了兽皮，沿着拥挤的街道轰隆隆地驶过。他烦透了。似乎近在咫尺的冒险生活从未降临到他身上。他只在书中见识过这种冒险生活；他需要在那些描写美国得克萨斯州或内华达州的逞强斗狠，或是南太平洋上惊险逃生的传奇故事中去感受一腔热血沸腾。

三十五

陌生人

在酷热下出城走走是一种享受。传教士离开那艘沿着河流慢慢下行的游艇，随即舒舒服服地坐进等在河边的轿子。他被抬着经过河边的一个村子，开始上山。沿着铺了石条的台阶上山约莫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路旁长着松树，你能瞥见阳光下闪着光芒的宽阔的河流，两岸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这景色赏心悦目。轿夫们迈着大步，背上的汗珠亮闪闪的。这是一座香客朝圣的山林，顶上有一座佛寺，山路边有些供休憩的房子，苦力在那儿把轿子停了歇上几分钟，一个身穿灰袍子的和尚递给你一碗花茶。空气清新，有股甜味。享受舒适的郊游——晃悠的轿子让人非常放松——使得城里的一天几乎是有价值的了。这段山路走完就到了他的漂亮的小别墅，他要在这儿消夏避暑，眼前是香甜温柔的夜色。那天的邮件到了，他取出信和报纸，有四期《星期六晚邮报》和四期《文摘》。他期望的只是令人愉快的事物，人们常说的那种平安（即他所谓“出人意外的平安”）很久以来就该降临于他，每当他离开喧闹的城市，置身于绿色山林，这种平安就会充满他的全身。

但他还是烦恼。这天他倒霉地碰到了一个人，事情虽小，但他仍然耿耿于怀。正是这个原因，他脸上蒙了一种愠怒的表情。这是一张清瘦、敏感，几乎像是苦行僧的脸，五官匀称，有一双智慧的眼睛。他个子高而单薄，细长的双腿犹如一只蚱蜢，在他坐在轿子里随着轿夫的脚步晃悠时，你会觉得那模样有几分滑稽，像一朵枯萎的百合。他是个温柔的人，连一只苍蝇也不愿意伤害的。

他在城里的一条街上碰见了桑德斯医生。桑德斯先生是位灰白头发的矮个子男人，脸色红润，有一只狮子鼻，这奇怪地给了他某种厚颜无耻的表情。他有一张肉感的大嘴，笑起来会露出发黄的蛀牙，而他是笑口常开的；他笑的时候，一双蓝色的小眼睛眯成一种古怪的样子，看起来像个阴险小人。他身上有某种粗俗味儿。他举动急促而又常常出人意外。他走路步子很快，感觉他总有急事要办。他是一个住在闹市区的医生，周围都是中国人。他没有注册，有好事者就去查询他是否有正式的资格；事实是他被吊销了行医资格，但什么罪名，刑事上的还是纯粹职业上的，无人知道；他怎样来到东方并最终在中国海边城市住下来，也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医生，中国人非常相信他。他避开外国人，但避不开流言蜚语。每个认识的人向他问好，但没人邀请他上门，也没人登门去拜访。

那天下午他们遇到时，桑德斯医生大声打招呼：

“什么风在这个时候把你吹到城里来了？”

“我有些事情要办，不能再拖了，”传教士回答，“我还要取邮件。”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要找你。”医生说。

“找我？”传教士吃惊地叫起来。

“哦，不是特地找你。”医生解释说。“他要找美国传教团，我告诉了他，但我对他说，他在那儿找不到人。他听后显得有些吃惊，我就告诉他你们五月就去山里了，要到九月才回来。”

“一个外国人？”传教士问，心里纳闷这个陌生人会是谁。

“喔，是的，当然是外国人。”医生眨着眼睛说。“后来他又问我其他传教团，我告诉他伦敦传教团在这儿有个机构，但去那儿也没有用，因为所有的传教士都去山里了。城里也实在是热得够戗。‘那我去找一家传教士学校。’陌生人说。‘喔，学校都关了。’我说。‘那我去找传教士医院。’‘可以试试，’我说，‘美国医院的设备都是最新的。他们的手术室棒极了。’‘主持的医生叫什么名字？’‘喔，他上山去了。’‘那病人怎么办？’‘五月到九月之间没有病人，’我说，‘要有的话，他们就只好麻烦本地药剂师了。’”

桑德斯医生停了一会。传教士看来有点摸不着头脑。

“后来呢？”

“陌生人犹豫不决地看了我一会。‘我离开前还是想看看这些传教团。’他说。‘你可以试试去找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团，’我说，‘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这儿。’‘那他们什么时候休假呢？’他问。‘他们不休假，’我说。他听我这么一说就走了。我想他去找西班牙修道院了。”

传教士感觉像是掉进了陷阱，他烦躁不安地想他是怎样不明不白地掉进去的。他倒要看看还会发生什么。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佯作天真地问。

“我问过他的名字。”医生说。“‘哦，我是基督。’他说。”

传教士耸了耸肩，猛然叫黄包车夫拉车就走。

这件事可把他气坏了。这很不公正。确实，他们五月到九月不在城里，但天这么热不可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炎热的夏季让传教士在山里避暑以保持健康和精力，这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一个生病的传教士只是个累赘。这是一种讲实际的政治，应该知道，如果一年中的部分时间拿出来用于休息和娱乐，那上帝的工作也会被做得更有效率。而且，用罗马天主教来比较也是很不公平的。他们不结婚，没有家庭顾虑。他们中的死亡率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就在那个城市，十四个修女十年前来到中国，除了三个其余都死了。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极为轻松的，因为他们住在市区，全年待在那儿，工作起来很方便。他们没有牵挂。他们无需对亲朋承担义务。哦，把罗马天主教扯进来真是不公正。

然而，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最让人气不过的是没说一个字就让这无赖医生走了，你只要看一眼那张不怀好意堆着笑的脸就知道他是个无赖。当然可以给他一个回击，但那时他心里还没有想好；而眼下他想出了一句妙语。他心里涌出一股满足的欣喜，他几乎设想自己已经说了这句话。这是一个令对方哑口无言的驳斥，他满意地擦着他那双长长的、薄薄的手掌。“我亲爱的先生，”他应该这么说，“我们的上帝在履行公务的时候从不声称他是基督。”这是一句无法回应的斥责，这么一想，传教士忘掉了他的坏心情。

三十六

民主精神

这天夜里很冷，我吃过晚饭坐在燃着木炭的火盆边取暖，我的仆人在给我铺床。大部分的苦力住在隔壁的房间，隔着薄薄的木板墙，我可以听见他们中的几个人在谈天。一小时之前，另一拨旅客也住进了这个小客栈，于是这就客满了。突然间，外面传来一阵喧闹，我立刻到门口，看见从外面进来三乘轿子。轿子停在我面前，从第一乘轿子中走出一个矮胖的中国人，气宇不凡；他身着松鼠皮镶边的黑色绸袍子，头戴一顶毛皮方帽。他看到我站在客房门前，似乎吃了一惊，于是转向店主，用一种威严的语气询问。他看上去似乎是位官员，因为这间客栈最好的房间已经被占了而很是不满。店主告诉他有一个房间还空着。这是一个小房间，沿墙摆着几张床，铺了稻草，这房间通常是给苦力住的。他看后勃然大怒，于是场面顿时热闹起来。这官员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的两个随从和脚夫也嚷嚷着附和，而店主和仆役则不停地申辩，解释，甚至恳求。那官员咆哮着威胁店主，于是曾经宁静的小院在几分钟内就回荡着愤怒的吼声，但这吵闹来得快去得也快，双方说妥了，官员屈尊住进了空着的房间。一位脏兮兮的仆役端进去热水，店主跟着送上热腾腾的大碗米饭，于是一切又都安静下来。

一小时后，我上床之前，走到院子里伸伸腿，活动了五分钟，让我吃惊的是我见到了那位矮胖的官员，刚才他还是那么刚愎自用傲气十足，现在却和一伙衣衫破旧的苦力一同坐在客栈前院的小桌子边。他们愉快交谈着，那官员静静地抽着旱水烟。他之前的所作所为看来只是为了使自己不丢面子，而这一目的达到之后，他就有了找人聊天的愿望，便也不介意与苦力们的社会差异了。他的态度也还热情，丝毫看不出屈尊俯就的不快，苦力则和他平起平坐地交谈。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东方人的这种平等观念既不同于欧洲人也有别于美洲人。在他们看来，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

当我躺在床上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专制的东方，人与人之间比自由民主的西方有更多的平等，我得承认，必须到臭水沟里去找答案。因为在西方，我们凭嗅觉来划分三六九等。工人是我们的主人，他们倾向于用铁腕统治我们，但不可否认他们身上带着臭味：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一大早要赶在工厂的铃响之前，抽空冲个澡可不是件方便的事情，再说，干重活的也不指望身上会有香味；而如果你对必须承担每周洗涤工作而满腹牢骚的妻子不能有所帮助，你也很难勤换内衣。我并不因为工人有汗臭而责怪他们，但那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会造成社交的困难。大清早的一个澡要比出身、财富和教育更能区分出不同的阶级。我们注意到，那些出身低层的小说家常把这作为社会偏见的象征，而当代一位最优秀的作家在他的风趣故事中把每天早上洗个澡当作流氓人物的标志。而在这儿，中国人一生都在和各种难闻的气味打交道，他们自己并未觉察。他们的嗅觉并不能分辨对欧洲人不适的气味，所以他们并不介意和田里的农夫、苦力和手艺人平等交往。我敢说，也许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卫生设备的发明破坏了人的平等观念，它比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更能引起阶级仇恨。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设想：当第一个人拉下抽水马桶的把手，他其实已不自觉地敲响了民主精神的丧钟。

三十七

基督复临派教徒

他身材高大，十分结实，衣服在身上绷得紧紧的，给你一种他买过衣服身上就开始长肉的印象。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那套蓝色西装，一看就知道是从百货公司买的现成货，胸襟上装饰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领口浆过多次，一条黄领带上印有勿忘我花的花纹。他短小的鼻子和好斗的下巴，使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有一种坚定的表情；他那双大大的蓝眼睛藏在一副大金边眼镜之后，他的头发沿两鬓向后梳着，紧贴在头上，平直而呆板，但头顶上却有一簇不服帖的头发如鸡毛般翘着。

这是他第一次在长江上旅行，但他对周围的景色毫无兴趣。他从不欣赏一下从他身边流逝的滚滚江水，也不关心日出或日落时分，阳光给景物染上一层忧伤还是柔和的色彩。挂着白色横帆的大船沿江平稳地顺流而下。月亮出来了，给壮丽的大江披上一层银纱，给岸边绿树掩映中的庙宇添了一道奇异的神秘之光。而对这一切，他就是提不起兴致。他每天会抽空学点中文，而其他时间则用来读三个月前的一份《纽约时报》及1915年7月的国会辩论，天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在船上。他对这个他来宣传福音的国家中流行的种种宗教毫无兴趣，轻蔑地将它们归结为对魔鬼的崇拜。我觉得他从没有读过孔子的《论语》，对中国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一无所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这个国家，他谈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就像一个公务员说他的工作一样，虽然报酬少（他抱怨挣的比一个手艺人还要少），他还是希望能把工作做好。他希望他的教堂能有更多的信徒，希望他的教会学校能自给自足。也许他曾经对感化异教徒有过坚定的决心，现在已经一点看不出来了。他把所有的事都当成生意来做，而成功最大的秘诀就在于这个宝贵的词“组织”。他是一个正直、诚实和有道德的人，但对他的事业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热忱。他似乎认为中国人头脑简单，就因为他们不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就觉得他们愚昧无知。他自以为比他们高贵，他们制定的法律不适用于白人，而对他们希望他入乡随俗的想法他也十分讨厌。不过他人并不坏，也确实有个好脾气，只要你不去挑战他的权威，他无疑会尽心尽力为你效劳。

三十八

哲学家

这一个在我看来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发现这样庞大的一个城市，真让人感到惊奇。站在它面向落日的城楼上，你能看到西藏的雪山。城里人口众多，你只有在城墙上才能走得自由自在，一个腿脚快的人走城墙一圈要花三个小时。一千英里内没有铁路，河道很浅，只有载重不大的平底船能够安全航行。坐舢板需要五天才能抵达长江上游。在心神不安的时刻，你会自问：对生活来说，火车和轮船是否是必需的？我们每天使用这些交通工具，我们也认为是必需的；而在这儿，一百万人在成长、婚嫁、生儿育女和衰老死亡；这儿一百万人也忙碌地从事商业、艺术和思想创造。

这座城市里住着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前去拜访是我这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他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据说他能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他多年担任慈禧太后的一个大总督的幕僚，但如今过着退隐的生活。然而全年某个星期的几天里，他会敞开大门进行诸如切磋学问、讲授儒学的活动。他有一批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比起他那朴素的寓所和严厉的训诫，大部分学生更喜欢外国大学华丽的建筑和洋人有用的科学；而在他看来，这都不值得提起，他也不屑一顾。从听到的所有情况我可以推断，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我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见；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我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

“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我也不奇怪他不理会这样的召唤。我设法给他送去一封信，用我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他能否同意我去拜访他，不到两个小时，我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见面。

我坐了轿子去。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我经过或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而又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我坐着的轿子。轿夫敲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上的一个小窗打开了，一双黑眼睛朝外看，随之是一番简短的通话，最后同意我进去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神情委靡，衣着寒酸，示意我跟他走。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大师的一个门生。我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这儿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美国式书桌、两把红木椅和两张中国式小桌子。靠墙摆着书架，上面有很多的书：绝大多数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还有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在没有被书架占着的墙上，挂着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写的是孔子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不舒服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高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我等了些时候，那个引我进门的年轻人端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听弗吉尼亚牌香烟。他刚出去，哲学家就进来了。我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我登门拜访。他请我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他回答我的问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地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我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我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他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我明白我朋友的糟糕的便条还在让他生气。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喃喃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小小的，干瘪得有些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自然，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着一个尊贵的位置，根据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权威说法，这种尊贵必须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我也有了我应该恭维的对象。现在我感觉到他的举止有了某种放松。他就像这样一个人，正儿八经地摆好了姿势准备拍照，但等快门咔嚓一响就离开，并轻松地恢复他的自我天性。他让我看他的藏书。

“你知道，我在柏林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

虽然他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

“在思想界我们不是没有颇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说。

“休谟和贝克莱？我在牛津的时候，那儿的哲学教授都想着别去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并不跟从他们的思想抵达它逻辑上的结论，免得危及他们在大学圈子里的地位。”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的最后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他的议论非常尖刻。我们又坐下来喝茶。他开始说得更流畅了。他说一口规范而地道的英语，时不时地用一句德语来表达意思。就一个固执的人所能受到的影响而言，他可能深受德国的影响。德国人的条理性和勤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哲学上的敏锐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当一个治学刻苦的教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及他自己的一本著作时。

“我写了二十本书。”他说。“那是在欧洲出版物上唯一一篇评论我的文章。”

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最终只是有助于他彻底弄明白：智慧说到底只能在儒家经典中被发现。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它圆满地回应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过来，又使西学根本上显得空洞。我对此感兴趣是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哲学家的信念并非依据确实的证据，而是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思维活动仅仅用来证明他直觉到的真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了一根烟。起初他的声音有些微弱疲惫，但随着谈兴越来越浓，他的声音也益发有力。他很兴奋地说着。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个智者的沉静。他是一个能言善辩者，也是一个斗士。他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吁求。在他看来，社会是个统一体，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硬的儒家经典。他越来越严厉地、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些新近回国的留学生，责备他们亵渎神圣，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他大声说。“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置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劳的人吗？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依偎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抱住孩子，低声跟她说些爱抚的话并温柔地吻她。她穿着黑色外套，裤子几乎够不到踝骨处，一条长辫子拖在背后。她是在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那天出生的。

“我曾想她宣告着新时代之春的来临。”他说。“然而她只是这个伟大国家之秋的最后的花朵。”

他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取出些铜钱，交给小女孩就让她走了。

“你看见我留了一条辫子。”他把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他现在更温文尔雅了，他说起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授一切值得学习的知识。各国王侯召请他们商议国事，让他们成为城市的治理者。他非常地博学，也极富口才，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传授给莘莘学子，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数生活不幸、贫寒和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去听他讲学。

我几次小心地表示我该告辞了，但他不想让我走。最后我觉得必须走了。我站起身。他拉住我的手。

“你来看望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要送你一点东西作为纪念，但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不知道能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谢谢他的好意，表示拜访留下的记忆本身就是宝贵的礼物。他笑了。

“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我愿意送你更为坚实一点的东西。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但你不会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亲切的困惑表情看着我。我有了一个主意。

“送我一幅你的字吧。”我说。

“你喜欢中国书法？”他笑着说。“我年轻时就有人认为我的字体不是一无是处的。”

他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张宣纸铺开来。他在砚台里倒了一点水，用墨磨着，又拿来了笔。他活动了一下手臂，开始写起来。我一边看他写字，一边饶有兴味地想起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说是这个老人每当积攒了一些钱，就会胡乱地用在花街柳巷，这是通常对那些地方的委婉说法。他的大儿子是城里一个有名望的人，被他父亲的传闻弄得很没有面子，只是他强烈的孝顺心才避免了对这种放荡行为的严厉责备。我敢说，对做儿子的来说，父亲如此放荡确实令人难堪，但对研究人性的学者而言，这又是可以平静看待的。哲学家倾向于在书房中阐述他们的理论，只是从他们间接了解的生活材料中得出结论，而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也面临普通人所遭遇的人生浮沉，那他们的著作会有更确切的意义。我是乐于宽厚地看待老夫子的这种雅好的。也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之假象的最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他字写好了。为了让墨迹干得快些，他撒了些粉末在纸上，随后把纸递给我。

“你写了些什么？”我问。

我想他眼神中略微有一丝恶意。

“我冒昧地送你我自己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诗人。”

“在中国仍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时，”他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所有的读书人至少会写几行风雅的诗句。”

我接过纸，看着上面的汉字，这些字在纸上构成了一种好看的图形。

“你愿意给我翻译一下吗？”

“译者即叛徒，”他回答说。“你别指望我出卖自己。请你的英国朋友帮忙吧。那些中国通其实一无所知，但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人，能够给你粗略而简单地翻译几行。”

我向他告辞，他特别客气地送我到我的轿子前。后来有个机会，我把诗给我认识的一个汉学家看，下面就是他的译文。老实说，我读诗的时候，多少有点吃惊，这无疑是不合情理的。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

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

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残酷娇艳。

那时我依然爱你

你才明了我的心意。

令人歆羡的年华转瞬即逝，

你已然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迷人娇艳。

唉，我不爱你了

也不再顾及你的心意。

三十九

女传教士

她肯定有五十岁了，但因为生活中充满坚定的信念，从未被怀疑所困扰，她的脸至今仍很光滑，她眉头舒展，从不因思想的迟疑不决而皱起。她的五官端正大方，颇有阳刚之气，而那坚定有力的下巴也可以证实她的眼睛给你的印象。她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坚定而又平静，而这是透过一副大大的圆形眼镜展示给你的。你会觉得她一定很有领导的能力，在她的所有品德中，慈祥无疑是最重要的，你会确信她无论做什么，善心总是贯穿始终。你可以说她并非没有人类的虚荣心（不过这可以理解为她的优雅仪态），因为她穿了一件绣有许多花卉的紫色绸裙，头上还戴一顶插了不少三色堇花的无边女帽，那帽子要是换个不那么体面的女士戴就会显得不甚雅观。不过就是我那当了二十七年威茨特博教区牧师的叔叔亨利，即使对牧师太太的服饰抱有成见，也从不反对苏菲婶婶穿上紫颜色的衣服，他也不会觉得这位女传教士的服装有何不妥。她谈吐流利，就像打开水龙头流出的平稳水流，她的话语犹如竞选活动即将结束时一个政治家那样令人惊叹地滔滔不绝。你会觉得她思维清晰，也确切地表达了她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中还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常想，”她愉快地指出，“当你知道一个问题的两面时，你做出的判断会与仅仅知道其中一面大不相同，但关键在于，如果二加二等于四，你就是争辩一整夜，也不能让它们等于五，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连忙肯定她所说的完全正确，虽然我内心对用这一奇特的方式来表述相对论和平行线永不相交这些新理论没什么把握。

“没有人可以既吃掉自己的蛋糕又能同时留着它，”她接着说，并引证了克罗齐的语法来表达并不相干的理论，“一个人必须既能享乐也能吃苦，但正如我常对孩子们说的，你不能指望事事都能顺心如意，人无完人，我常想如果你期待看到人们最好的一面，你就会看到最好的一面。”

我承认我有所犹豫，但还是决定尽我所能申辩一下，这仅仅是出于礼貌。

“大部分人生活中都能在困难中看到光明，”我热切地说，“只要你有毅力，你就能做很多你力所能及的事，说到底，有什么要什么总比要什么有什么来得更实际。”

当我信心十足地说出这番话后，我觉得她眼中闪过一丝困惑，但很可能那不过是我的幻觉，因为她有力地点了点头。

“自然，我明白你的观点。”她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能力所限！”

但我正处在兴奋中，便不顾她的插话继续说道：

“一镑是二十先令，一个先令是十二便士，但很少有人去领会这其中的深奥道理。我相信与其稀里糊涂地撞上一堵墙，还不如看看清楚自己的鼻子尖。如果这之中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确信的，那就是整体大于部分！”

她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以其坚定而富有个性的方式，她向我道别说：

“和你说话很有意思，在这样一个远离文明的地方能和一个智慧相当的人交换意见真是难得啊！”

“尤其是借助别人的智慧。”我低声说。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汲取前辈们的伟大思想。”她反驳道。“这表明那些杰出的古人并没有白活！”

这真是雄辩之论。

四十

局台球

我坐在旅馆的门廊里读着一份几天前的《南华时报》，这时酒吧间门被猛地推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走了过来。

“我能跟你打一局台球吗？”他说道。

“当然可以。”

我站起身来，随他走进酒吧，这家石砌的旅馆并不大，外观很是朴素，它是由一个吸食鸦片的葡国混血儿开的。这里一共只住了五六个人：一位葡萄牙官员和他的妻子，他们在等待客船将他们带往一处遥远的殖民地；一位成天喝着闷酒的英国兰开夏郡工程师；一位神秘的女士，年纪已经不轻却打扮得很妖艳，每天来餐厅，吃完饭又很快回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而这位男子我却没见过。我猜他是傍晚刚坐一条中国船来的。他年过五十，身上的体液像是被热带阳光晒干了，还有一张砖红色的脸。我猜不出他是干什么的，他也许是个失业的船长，或者是某家外国公司在香港的代办。他人很沉默，我在打球时想和他寒暄几句他也不搭理。他打球的水平虽说不上高超，却也相当不错，而且和他打球很愉快；每次他把我的球打落袋中，他不是由我连开两球，而是让我打一杆好打的球。但要不是他第一次打破沉默，抛给我一个奇怪的问题，这局台球打完之后我肯定会很快忘了他。

“你相信命运吗？”他问道。

“是指打球吗？”我问，心中感到十分惊讶。

“不，我是指人生。”

我并不打算很严肃地回答他的问题。

“我不太清楚。”我说。

他打了一杆球，打得有点滑，然后，他在给球杆上粉时说：

“我相信，我相信如果麻烦找上门来，你躲也躲不掉！”

就是这些，他再也没有多说。打完这局之后，他径直上楼睡觉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也将永远不会知道究竟是何种奇怪的冲动让他向一个陌生人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四十一

船长

我知道他喝醉了。

他是这期短训班的一名船长，个头不高却很整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以前可能很容易就晋升为一艘潜艇的指挥官。在他的舱房里挂着一件镶着金边的漂亮的新制服，这种制服因为在战时广泛使用，现在商船上也很常见，但他觉得穿着不大好意思；他不过是长江上一条小船的船长，穿这样的制服有点不合适；在驾驶台上他穿着一件挺刮的棕色制服，戴一顶洪堡帽；一双皮鞋擦得锃亮，都可以照见人的影子。他的眼睛清澈而明亮，皮肤保养得很好，虽然年近四十，而且有二十多年在海上度过，但看他样子还不到二十八岁。你会觉得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身心都很健康，人们谈及的东方的堕落于他是无缘的。他对通俗文学很感兴趣，书架上摆满了不少卢卡斯的书。在他的舱房里你还能看到一张他曾经效力过的足球队的合影，另外两张照片上是一位有着漂亮鬈发的妙龄女子，可能是他曾经订过婚的人。

我知道他喝醉了，要不是他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他醉成那样。

“什么是民主？”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草草地应付了他，于是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的话题又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之后他打破沉默又说：

“我希望你不会因为我问你‘什么是民主’就把我当成一个社会主义者。”

“怎么会呢？”我答道，“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是个社会主义者呢？”

“我用我的名誉向你保证我不是。”他断言道。“我恨不得让那些人对着墙站好，然后射杀他们呢！”

“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我问道。

“唉，你知道我的意思，亨德森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及所有这一类家伙。”他答道。“我都快被‘工人’这个词弄烦了！”

“但我觉得你自己也是一个工人吧。”

他沉默了许久，我认为他开始考虑别的事情了，但我错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回答我所说的，因为他最后说道：

“看看这，我不是一个工人，去他妈的，我可是从哈罗公学毕业的啊！”

四十二

小城风景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观光者，无论职业导游还是陪伴的友人，当劝说我游览某处名胜时，我总是固执地想要打发他们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敬畏地凝望过勃朗峰，不知有多少颗心在西斯廷圣母前激动得直跳。这样的景点犹如太富于同情心的女人，你觉得如此多的男子因她们的怜悯而得到了安慰，当她们老练而又得体地邀请你向她们谨慎的耳朵吐露你全部的不幸故事时，你会感到窘迫不安。设想你就是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夫人，我会将我的烦恼（如果我不能独自承受，那更好）交付给不完全是这类满口大道理来劝慰我的某个人。当我在国外的一个小城，我更喜欢随意溜达，即便可能失去参观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欣喜，但可能会意外发现一座罗马式小教堂或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门廊，我可以自鸣得意，没有别的人会费心来这里。

这确实是一处非常独特的景观，错过的话就很愚蠢了。我碰上它纯粹是偶然。我正沿着城墙外一条满是灰土的路闲逛，这时我看见路旁有一些古代牌坊。它们不大，没有装饰，不是横跨在路上，而是一个接一个竖立在路边。有时一个在另一个前面，好像它们不是出于对死者的感激或对贤者的仰慕而建立的，而是表示官方的敬意，如同国王生日给外省小城的杰出市民授予爵士称号一样。在这一排牌坊后面，地面突然升高，因为在这个地区，中国人喜欢将死人埋在山坡上，所以这一边的山坡上盖满了坟茔。一条踩出来的小路通向一座小塔，我沿路走上去。这是一座树桩形状的小塔，约莫十英尺高，由粗糙的石块砌成；上面呈锥形，塔顶像小丑戴的高帽。塔站立在小丘上，姿态别致，衬着蓝天和坡上的荒冢，倒也构成一幅独特的画面。在塔脚下有一些简陋的篮子，杂乱地扔在那儿。我绕着小塔走了一圈，在塔的一边看见一个长方形的洞，约莫十八英寸高八英寸宽，洞口拉着根粗绳。洞里飘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我突然明白这座奇怪的小塔是什么了。这是一座婴儿塔。那些篮子是装婴儿来的，其中两三只还相当新，放在这儿可能还不到几个小时。而那绳子呢？哦，你设想那些把婴儿带到这儿来的人，母亲或奶奶，接生婆或热心的朋友，他们也都有着人的情感，不忍心将新生儿丢到塔底（在塔的下面有个深坑），就用绳子慢慢放下去。怪味就是腐烂发出的臭味。这时，一个活泼的小男孩向我走来，他让我明白了这天上午有四个婴儿被送到了小塔。

有些哲学家，他们带着某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看待罪恶，他们认为，要是没有罪恶，也就没有善良的可能性。没有匮乏，也就没有施舍的机会，没有痛苦就没有怜悯，没有危险就没有勇敢，没有不幸就没有顺从。现在，他们可以在中国的杀害婴儿的行为中找到对他们的观点的恰当的证明了。要不是这座婴儿塔，这个城市就不会有一家孤儿院，旅行者也就会错过一处有趣和奇特的景点，一些贫穷的女人也就没有机会来实行一种美丽和动人的德行。孤儿院破旧失修、污水横流，它位于城市的贫民区；因为管理孤儿院的西班牙修女——只有五个——认为，将孤儿院建在最需要她们的地方，工作起来也更方便。再说，她们也没有钱在一个更适宜的地段盖宽敞明亮的房子。孤儿院靠她们教女孩做一些织花边、绣花的手工活和信徒的施舍来维持。

女修道院院长和另一位修女带我看了一些可看的地方。这很奇怪，当走过刷白的、低矮、阴冷和空荡的房间、工作间、游戏室、寝室和餐厅，你恍然如同身处西班牙，经过一扇窗户时，你差不多希望能瞥见塞维利亚的吉拉尔达钟楼。看到修女们温柔地对待孩子是很感人的。这儿有两百个孩子，自然他们都是孤儿，因为他们被父母抛弃了。有一个房间，一群孩子在游戏，都是差不多的年龄，也许四岁吧，个子也一般大小；他们都有着黑眼睛黑头发和黄皮肤，看起来是如此相像，仿佛他们全都是住在鞋子屋的一个中国老婆婆的孩子。他们围着修女开始玩游戏。修道院院长有着我听过的最温柔的声音，但在她和一群小家伙嬉戏时，她的声音变得更柔和了。他们偎依在她身边，这看上去犹如一幅慈善图。孩子们有的长得畸形，有的害着病，有的瘦弱和丑陋，还有的双目失明，这使我心中有些发颤。当我看到她慈祥的眼中充满爱意，她的笑容洋溢着甜美的温情时，我又不免感到惊奇。

随后，我被引到一间会客室，品尝了一种西班牙小甜饼，喝了一杯西班牙雪利酒。当我告诉她们我曾在塞维利亚住过时，她们叫来了另一个修女，以便让她和一个去过她家乡的人叙谈几句。她们颇为骄傲地带我参观了她们简陋的小礼拜堂，看华丽的圣母像、纸花和礼拜堂俗气、粗糙的装饰。这些可爱和虔诚的心灵，哎，却被奇异而糟糕的艺术趣味占有了。我并不太在意，对我来说，在那可怕的鄙俗中还是有着某种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在我要告辞的时候，修道院院长问我是否费心看一下那天送来的几个婴儿。为了劝说人们把婴儿送来，每一个婴儿她们给两毛钱。两毛钱！

“你知道，”她解释道，“他们通常要走很远的路来这儿，除非给他们一些钱，否则他们才不会费这个事呢。”

她带我走进靠大门的一间小接待室，那儿的一张桌子上躺着四个新生儿，身上盖着一条床单。他们刚被洗过，裹在肥大的衣服里。床单掀开来，他们并排朝上躺着，四个扭动的小不点儿，脸红喷喷的，一副生气的样子，或许是因为刚洗过，也非常饥饿。他们的眼睛似乎特别大。他们这么小、这么无助：当你看他们的时候，你勉强笑着，但同时你觉得喉咙里一阵哽咽。

四十三

黄昏

傍晚将至，厌倦了步行，你坐进轿子，翻过山顶的时候，经过了一座石门。你不知道在这远离城镇的荒凉地方为何会有一座石门，但一处断墙残垣让你觉得这或许是某个远古王朝用作防御的要塞的遗址。当你穿过石门，你可以看见山脚下菱形的水田闪闪发光，就像是某部中国版《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棋盘，在那之后是绿树成荫的圆形小丘。沿着连接城镇的狭窄行道拾级而下，在夜色四合中，你穿过一片矮小的树林，晚风送来了林地清凉的气息。突然之间，脚夫们缓慢行进的脚步声，他们换个肩膀抬轿子时发出的尖锐喊声，他们用以打发单调行程的无休止的闲聊和不时响起的歌声，这一切都离你远去了，因为这林地的气息与你经过布莱恩森林时闻到的肯特郡肥沃的泥土芳香是如此的相似，这一瞬间你的心中已充满了乡愁。你的思绪远离了此时此地，在时空中遨游，你回忆起那逝去的青年时代，那时的美好憧憬、炽热爱情和宏伟抱负。如果你是一个人们所说的愤世嫉俗者，一个感伤主义者，你的眼泪将情不自禁地涌出眼眶。而当你收拾好心情恢复自我时，夜幕已经落下了。

四十四

正常的人

我曾经不得不学习解剖学，这是一门特没劲的课程，因为你得背一大堆东西，既枯燥乏味又不可理喻，但老师在帮我解剖一条腿时说的一句话却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徒劳地寻找某一根神经，老师以他高超的技术在一处我没想到的地方找到了它。我感到恼火，因为教科书误导了我。他笑着说：

“你得明白，正常的事情也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事情。”

虽然他说的是解剖，但同样说出了人性的真理。这句随口之言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而许多金玉良言则不过如此，那时以来很多年过去了，我对人性更多的了解，只是进一步使我确信这句话的真理性。我遇到过成千上百似乎完全合乎标准的人，然而我发现，他们当下的某一特性如此显著，以至几乎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在种种最平常的外表下找出人的隐藏着的奇特之处，这让我得到了不小的乐趣。我时常惊奇地在一些人身上发现他们可怕的堕落，而这些人你可以说是完全普普通通的人。最后，我寻找正常的人就如同寻求一幅艺术珍品。这样，对他的了解所能给我的那种特别的满足，我想只能称之为审美愉悦。

我还真以为在罗伯特·韦布身上发现了他。他是一个较小口岸的领事，我受托带一封信给他。我在中国旅行时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事，可听到的都是说他的好。当我偶然提及我打算去他供职的那个港口，有人肯定地说：

“你会喜欢鲍勃·韦布的。他是个了不得的好家伙。”

他在官场内外都有很好的人缘。他设法取悦商人，因为他关心他们的利益；他也不得罪中国人或传教士，前者称道他的坚定，后者肯定他的私生活。在革命期间，因了他的老练、果断和勇气，他不仅冒大险救助了那个城市的外国侨民，也保全了许多中国人。他主动为交战双方充当调停人，凭借他的足智多谋总能促成一个满意的和解方案。他已经准备好升迁。我自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虽然他长得不是很好看，但他的外貌也还可喜。他个子较高，或许比常人高出一些。他保养得不错，还没有发胖，红润的脸面如今（因为他近五十了）在早晨时多少有些肿胀。这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外国人既吃得太多也喝得过量，而罗伯特·韦布对生活中的好东西来者不拒。他总是备着好酒。他喜欢请人吃饭，你很少见他不是和一两个朋友共进午餐或晚餐。他的眼睛蓝蓝的，非常友善。他不乏讨人喜欢的社交才艺：他钢琴弹得相当好，但他喜欢的是别人所喜欢的音乐，如果朋友想要跳舞，他总是准备好弹一支单步舞曲或华尔兹。他在英国有妻子和一双儿女，这样他不能再养着骏马，但他对赛马着迷；他也是一个网球高手，他的桥牌打得比常人好。跟他的许多同事不一样，他不会让自己的职位决定一切，晚上他在俱乐部表现得和蔼真诚。但他不会忘记自己是英国国王陛下的领事，我赞赏他有这样的本事：既能保持在他看来其地位所必需的尊严而又不显得妄自尊大。总之他有很好的风度。他谈吐雅致，他的趣味虽说一般但很广泛。他有很好的幽默感。他能说一个风趣的笑话，也能绘声绘色讲一个故事。他的婚姻非常美满。他的儿子在恰特豪斯公学读书，他给我看一张照片，那是一个高个、清秀的小伙子，穿着法兰绒衣服，有一张坦诚可爱的脸。他还给我看了他女儿的照片。这是在中国任职的一个悲剧；他必须与家人长期分离，因为战争的缘故，罗伯特·韦布已经有八年没见到妻子儿女了。他妻子带孩子们回国时他儿子八岁女儿十一岁。当时他们曾考虑等他有休假时全家一起走，但他供职的那个地方对他们的哪个孩子也不合适，最后他们同意她带孩子马上回国。他的休假要到三年以后，那时他可以有一年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但当他可以休假时，战争爆发了，领事馆人手不够，他不可能离开他的岗位。他的妻子则不愿意放下年少的孩子，旅途又很艰难危险，也没有人会想到战争拖这么久，这样，一年一年很快过去了。

“我上次见到女儿时，她还是个孩子。”他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时说。“现在她已经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了。”

“你什么时候休假？”我问他。

“哦，我妻子现在正要过来。”

“但你不想去探望女儿吗？”我问。

他又看一看女儿的照片，随之看着别处。他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我想是一种倔强的表情，他回答说。

“我已经离开家太久了，我不想再回去。”

我背靠在椅子上，抽我的烟斗。照片上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蓝色的大眼睛，卷起的头发；这是一张俊俏的脸，开朗而又友善，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种特别迷人的表情。罗伯特·韦布的女儿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姑娘。我喜欢那种有吸引力的奔放。

“当她让人送来这张照片时，我真是有些吃惊。”他此刻说。“我总认为她是个孩子。如果我在街上碰到她，我会认不出她了。”

他笑笑，但不太自然。

“这不公平……当她是个孩子时，她总是乐于被宠爱的。”

他眼睛盯着照片。我似乎看见他眼中有一股汹涌而来的激情。

“我差点没认出她是我的女儿。我想她会和她母亲一起来，而她写信来说她已经订婚了。”

他又看着别处，我想他下沉的嘴角似在诉说一份难堪的困窘。

“我猜想一个人到这儿就变得自私了，我感到很痛苦，但在她结婚的那天，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请了这儿所有的人，我们都喝得昏天黑地。”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是，你知道，”他尴尬地说，“我是多么地伤心。”

“那小伙子怎么样？”我问。

“她爱他爱得要命。她写信给我，但在信中别的什么也不说。”他声音中有一种奇特的颤抖。“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教育她，爱她，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只是为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这太过分了。我从别处弄到了他的照片，我不知道放哪儿了。他的事我也并不太在意。”

他又喝了杯威士忌。他有些疲惫，看上去显得苍老和浮肿。他长时间没说话，随后突然间他似乎振作起来。

“好吧，感谢上帝，她母亲很快就要来了。”

说到底，我不认为他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人。

四十五

老人

他已经七十六岁了。他刚成年的时候在一艘帆船上当二副来到中国，从此就没有回去过。自那以后他做过很多活计，他长年开一条中国船来往于上海和宜昌，熟悉这条凶险的大江的每一寸航道。他在香港做过拖船的船长，也曾加入“常胜军”打仗。在镇压义和团时他大捞了一把，而辛亥革命中北伐军攻打汉口时，他就在城里。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娶了个日本女人，第二次结婚太太是个中国人，最后当他快五十的时候，他又娶了一个英国女人。这三位太太如今都已过世，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日本女人。他会告诉你她是怎样在他们上海的家中摆弄花卉的，一只花瓶里只插上一朵菊花或是一枝含苞欲放的樱花。他还记得她是如何十指纤纤优雅地捧起茶杯。他膝下有不少儿女，但对他们都没什么感情，他们定居在中国的各个港口城市，在洋行或者航运公司工作，他很少去看他们。他仅有的女儿是英国妻子生的，他为她感到骄傲，她婚后生活美满，回了英国，他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他现在唯一还有些感情的是一个伺候了他四十五年的仆人，他是一个干瘦的华人小老头，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谢了，动作慢了，还总板着脸，他俩不停地吵嘴。老人总是说仆人已经干不动了，要解雇他，而仆人也总说他已经厌倦了侍侯一个疯癫的洋鬼子。但他们都知道对方是说着玩的，他们是老交情了，都已风烛残年，怕是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俩分开。

当他娶英国妻子的时候就从船上退休了，他把所有的积蓄用来投资一家旅馆，可是生意失败了。那是一个离上海不远的避暑胜地，当时中国还没有汽车。他好交际，常常泡在酒吧里。他慷慨好客，免费招待的饮料与客人付钱的一样多。他还有个怪毛病，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吐痰，这也赶走了不少敏感的来客。当他的最后一位太太去世时，他才发现是她在努力维持生计，很快他就陷入了困境。他的全部积蓄都花在这处房产上了，无奈只好用房子作抵押，以弥补年复一年造成的亏空。他被迫把房产卖给了一个日本人，在他六十八岁那年还清欠债时已身无分文了。但是，感谢上帝，先生，他是一个水手。长江上一家轮船公司给了他一个船务长的职位（他没有船长的执照），于是他又回到他的老本行去了。这样，他一干又是八年。

现在他就站在那艘漂亮小船的驾驶台前，那船还不及泰晤士河上的一条小汽船大，他风度翩翩地站着，笔直，瘦削，就像他年轻时那样，穿着整洁的蓝色制服，一头白发上随意戴着公司的帽子，山羊胡子也修得很整齐。七十六岁，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昂着头，手上拿着望远镜，旁边站着中国船员，他望着那浩荡而又曲折的江面。一队船尾高翘的帆船扯着横帆，正沿江顺流而下，船工们一边划着吱嘎作响的桨一边喊着单调的号子。黄色的江水在落日余晖中显出一种迷人的淡淡的色彩，江面水平如镜，平坦的河岸上是成荫的绿树和灰瓦白墙的村庄，在暑热的白天还烟雾缭绕，现在则像是皮影戏中的形象，在灰色的天幕下形成鲜明的剪影。他听见大雁的鸣叫，抬头望去，它们排成一个大大的“V”字形，高高地从他头上飞过，飞向他不知道的远方。在背着日光的远处，兀立着一座小山，山顶上是一座寺庙。因为这一切他都已眼熟，所以对他的影响也就有些奇妙。这即将逝去的一天不知为什么勾起了他对悠悠往事的回忆和对年岁已大的感慨，但他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

他喃喃自语道：“确实，我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啊！”

四十六

原野

那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很容易解释，但令我惊讶的是，心灵的眼睛会使我完全盲目，以至对感官的眼睛所目睹的东西反倒视而不见。一个人竟能完全被联想的法则所摆布，这让我自己很吃惊。我多日在山路上行走，这一天肯定能到达大平原了，那里有座古城，是我一直心驰神往的，但当我一早起程的时候，我还看不出离它已不远了。的确，山还是那样陡峭，而当我爬上一座山头，想俯瞰下面的山谷时，我的眼前只有一座更陡也更高的山岭。我坚定地往上爬，也看见远处自己一路走过的那条白晃晃的山道，蜿蜒盘旋于黄褐色的崎岖的岩石峭壁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天空蔚蓝，西边飘浮着几朵白云，就像傍晚时分离开邓杰内斯渔场的渔船。我沿山路不停地爬着，期待着前方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在这个弯道，那或许会是下一个，而最后，当我正浮想联翩时，眼前豁然开朗。但那不是我所见的中国的景致：稻田、纪念先祖的牌坊、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和路边的小客栈——榕树下或许有几个苦力正放下担子休息；那是莱茵河的河谷，落日的余晖将广阔的原野染得金灿灿的，莱茵河如一道银色的带子从谷间流过，远处沃尔姆斯的几座塔尖依稀可见；这景色曾让年轻时的我心旷神怡，那时我正在海德堡读书，一次沿着古城外冷杉覆盖的山丘走了许久，突然来到一处林间空地，眼前正是莱茵河的美景。在那儿我第一次懂得了欣赏美，第一次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我读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次非凡的冒险），第一次从谈话中得到乐趣（啊，这些看似普通的事，在每个年轻人第一次体会时，他们都像是发现了奇妙的未知宝藏一般）；在那个城市里，我晨起会在阳光灿烂的安拉吉大道漫步，走累了，一杯咖啡加几块糕点就可以让我恢复青春活力，闲暇的傍晚，我常站在城堡的平台上，下面的老城区蓝色的烟雾从古旧的屋宇间袅袅升起；那儿有歌德、海涅、贝多芬、瓦格纳，当然还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还有露天啤酒店，那儿的乐队奏着乐曲，扎着黄辫子的姑娘们安静地来来往往；因了这一切——回忆中充满了感官的魅力——对我而言，“原野”这个词不只是意味着任何一处平原，而是专指莱茵河谷；然而，对我所理解的幸福来说，其唯一标志是一种壮阔的景色：落日下金黄的大地，银光闪闪的河流流淌其间，就像一条生命之路，又像是引导你穿越大地的理想，而在远方，古城的一座座灰色塔尖指向蓝天。

四十七

失败者

他身材矮小壮实，戴了一顶林中流浪汉那样的奇怪的宽边帽子，穿着一件像里奇的画中水手穿的那种呢子短大衣，和一条款式不知过时了多少年的肥大的格子裤。当他摘下帽子，你可以看见一头漂亮的长鬈发，虽年近花甲，头发却很少斑白。他五官端正，穿的衬衣领子大了好多，让他塑像般的大脖子完全露了出来。他长得像六十年代悲剧中的罗马皇帝，而他低沉的嗓音使他更像一个老派的演员。他树墩般的体形看上去有些滑稽，你可以想象他用那种足以让全场听众狂乱的声音朗诵谢立丹·诺尔斯的无韵诗。而当他用一个十足夸张的姿态向你问好时，你不禁设想他若是出现在1860年的舞台上，用那洪亮的嗓音颤抖着哀悼一位王子的去世，那一定能让你觉得揪心。而过后，你就可以听到他出色的表演了，他冲着他的中国仆人喊：“我的靴子，小鬼，我的靴子，我用一个王国来换我的靴子。”他承认他应该去演戏。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然而我的家庭，我的家庭，亲爱的孩子，他们会受辱而死，那样我将承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长话短说，他是作为一个品茶专家来中国的，但他来的时候锡兰茶已经取代了中国茶，这样就很难在短短几年之内靠这一行发财致富。但虽然收入少了，他仍保持着过去那种铺张和奢华的生活，以至生活日渐艰难。最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台湾被割让，于是一切都毁了。品茶专家只得另谋生计，他当过酒商、承包商、房地产代理人、经纪人和拍卖商。他天马行空的脑子里想出的所有赚钱的法子都试过了，但随着港口日渐衰落，他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在饱尝了人生百味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破产者的可怜相，甚至带着一丝感伤，就像一个不愿承认自己已人老珠黄的女子，还乞求得到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赞美。尽管沦落到这般田地，他仍有几分慰藉：他有一份数量可观的保险。他是个失败者，他自己也很明白，但这并未使他灰心丧气，因为他自认只是输给了命运，他心里从未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一丝怀疑。

四十八

戏剧学者

他送来一张光滑的名片，形状和大小都合乎常规，四边是粗粗的黑框，姓名下面写着：现代比较文学教授。他原来是一位年轻人，瘦小，有一双纤细的手，一个比普通中国人要大的鼻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虽然这是一个暖和的日子，他却穿着一套厚实的花呢西装。他显得有些腼腆。他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好像从来没有变过声，那些刺耳的声音给他的话语带来一种我也说不清的不真实的感觉。他在日内瓦以及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读过书，他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来交谈。

原来他是个戏剧教师，最近用法语写了一本论中国戏剧的书。他在国外的学习留给他的是一种对斯克里布的极大的热情，他认为斯克里布可以作为中国戏剧革新的榜样。听他说到戏剧应该激动人心时，你不免感到奇怪。其实，他是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中国戏剧有其精妙的象征性，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观念戏剧；而显然，它也因其沉闷单调渐渐失去生命力。的确，观念不会生长在每一丛醋栗上，它们需要更新以永葆其芬芳，当它们停滞而变得陈腐时，就会像死鱼一般腐烂发臭。

这时，我想起名片上的头衔，便问我的朋友，他向学生推荐读什么书，英语和法语的，以便让他们熟悉当今的文学潮流。他迟疑了片刻。

“我真的说不上来。”他最后说。“你知道，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研究戏剧；但要是你有兴趣，我可以请我的同事来拜访你，他教欧洲小说。”

“那就不麻烦了。”我说。

“你读过《梅毒患者》吗？”他问。“我认为这是斯克里布之后欧洲最好的剧本。”

“你读过吗？”我礼貌地问。

“读过，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

不幸的是我对此并无兴趣，于是我尽可能灵活地将话题引向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我倒是杂乱地读了一些。我提到庄子。这位教授张口结舌。

“他生活在很久以前。”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说。

“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很久以前。”我低声和悦地说。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那些哲学家，”他说，“但自然，我们大学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请他来拜访你。”

和一位教师争辩是无益的，如同海之神灵（在我想来有些自命不凡）对河之神灵谈论一样，于是我顺从地讨论起戏剧来。这位教授感兴趣的是戏剧技巧，他正准备以此为题做一次讲座，他似乎认为这一主题既复杂又深奥。他想恭维我，便问我技巧的奥秘是什么。

“我只知道两点。”我回答说。“一是符合常识，二是紧扣要点。”

“写一部剧本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吗？”他带着一丝沮丧的语气问道。

“你要有某种诀窍，”我顺着他说，“但这并不比打台球需要更多的技巧。”

“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大学里，教师们都在讲戏剧技巧。”他说。

“美国人是一个极其讲求实际的民族。”我回答。“我相信哈佛大学正在设立一个讲座，指导老奶奶们怎样吸吮鸡蛋。”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写不出一个剧本，那就没有人能教你怎样写，而如果你能写出一个剧本，这就像滚一根圆木那么容易。”

此时他脸上现出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但我想，这只是因为他拿不定主意，滚圆木这种活动应在物理学教授的范围之内还是在应用机械教授的范围之内。

“但要是写剧本如此容易，那为什么剧作家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写出一部剧本来呢？”

“他们写不出来，你知道。洛卜·德·维加和莎士比亚以及其他众多的剧作家轻松自如地写了大量的剧本。一些现代的剧本写作者压根儿是文盲，对他们来说，将两个句子放到一起就几乎是克服不了的困难。有一次，一个著名的英国剧作家给我看一份手稿，我看到他写一个句子‘你茶里要放糖吗？’，连着写了五遍才写成这个样子。一个小说家要是大体上除了绕圈子就说不出他要说的话，那他就会饿死。”

“您不能说易卜生是个文盲，而众所周知，他写一个剧本花了两年时间。”

“显然，易卜生构思情节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苦思冥想，月复一月，最后他绝望了，无奈只好用他以前用过的同样的情节。”

“你这是什么意思？”教授大声说，他的声音提高到一种尖声喊叫的程度。“你说的我根本不懂。”

“你没有注意到易卜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同样的情节吗？一群人待在一间封闭、令人窒息的房间里，随后有一个人（从山上或海上）来了，他猛地把窗户打开；每个人都清醒过来，于是戏结束了。”

我这么一说，似乎看到教授严肃的脸上一时露出淡淡的笑容，但他皱起眉头，望着空中呆了两分钟。随后他站起身。

“我会记往你的观点，把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再细读一遍。”他说。

在他走之前，我没有忘记向他提一个问题，而这是两个研究戏剧的人一旦碰到，其中那个认真的学者总是会对另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我问他，他认为戏剧的未来是什么。我想他是说，“哦，见鬼！”但考虑一下，我又相信他必定喊着“啊，天哪！”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又举起他那优美的双手：一副万分沮丧的模样！我发现所有有思想的人考虑中国戏剧现状时的绝望，丝毫不亚于所有有思想的人考虑英国戏剧现状时的绝望，这确实是一个安慰。

四十九

大班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中国最重要的英国公司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分公司的一号人物。他凭借坚实的能力逐步拓展自己的事业，现在他可以微笑着回首三十年前来中国的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办事员。他想起出国前他那个朴素的家，一排小红房子中的一所小红房子，那是在巴恩斯的一个郊区，那里的人徒劳地向往着上流社会，得到的只是一种可怜的忧伤；再比比现在这座气派的石砌大厦，大阳台和宽敞的房间，这里原先是公司办公的地方，现在是他的住宅，想到这些，他不禁满意地笑出声来。在此之前，他可是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他想起放学回家（他在圣·保罗学校读书），他坐下来和父母及两个姐妹用茶点，一薄片冻肉、一大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和加了很多牛奶的茶；每个人自己用餐，而再想想现在他用晚餐的情景。他总是穿上礼服，无论是否单独吃饭都会有三个人在旁侍候。他的大管家确切地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自己从不为家务一类的琐事烦神；但他总是备有一套正餐：汤、鱼、头道菜、烤肉、甜点和餐末开胃菜，这样，即使他最后一刻请人来吃饭，他也拿得出全套菜肴。他喜欢美食，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个人用餐就应该比他请人来吃饭菜肴要差一些。

他确实成功了。那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不怎么考虑回国，他有十年没回英国了，他到日本和温哥华休假，他肯定能在那儿遇到来自中国口岸的老朋友。他在国内没有熟人。他的姐妹都嫁了同一个阶层的人，她们的丈夫是职员，她们的儿子也会是职员；在他和她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她们讨厌他。每个圣诞节，他送她们一段漂亮的丝绸、一块精美的刺绣品或一盒茶叶，他对由此而使关系得以保持感到满意。他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只要他的母亲活着，他就给她一份津贴养老。然而当他也到退休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回英国，他看到太多的人告老还乡，而他知道这多半是个失败；他想在上海跑马场附近买一幢房子：玩玩桥牌、骑骑马和打打高尔夫球，他期望这样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但需要考虑退休之前他还有一大把好日子呢。五六年后，希金斯就要回国，那时他就会接手上海总部的职位。同时，他也很高兴能在此地攒些钱，而在上海就难于做到，此外这儿生活也过得快乐。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上海所不及的优点：他是当地侨界中最有名望的人，他说啥都管用。甚至于领事都小心地站在他这一边。有一次，一位领事和他发生争执，败北的并不是他。大班想起这桩往事，不禁好斗地翘了翘下巴。

但他笑了，因为他现在处在一种极为舒畅的心情中。他参加了汇丰银行重要的午餐会，正走回他的办公室去。他们对你非常友好。菜肴是一流的，酒也丰盛。他先喝了一杯威士忌，随后喝了些优质的苏特恩白葡萄酒，最后还喝了两杯红酒和少许上好的陈年白兰地。他感觉良好。他离开时，他做了件在他是难得的事：他走着回去。他的轿夫抬着轿子隔几步跟在后面，以防他脚步不稳时好坐进去，但他要享受伸展双腿的乐趣。这些日子他锻炼不够。由于他身体超重不宜骑马，这便难于得到锻炼。但即使因体重不能骑马，他仍然养着几匹马，当他在这温馨的空气中溜达时，他想起了春天的赛马会。他有一对寄予厚望的快马，他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原先就是出色的骑师（他必须小心别让他们把他挖走，上海的老希金斯愿意出大价钱把他弄过去），他应该能赢上两三场比赛。他自认为有着城里最好的马厩。想到这里，他像一只鸽子那样鼓了鼓宽阔的胸脯。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活着也是十分美好啊。

他来到公墓时停住了脚步。它坐落在那儿，干净而整洁，仿佛是侨界兴旺的明显的标志。他每次从公墓经过都会有几分骄傲。他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而高兴。因为公墓所处的这块地方，当初选址的时候，它毫无价值，而随着城市的越来越繁荣，如今它值一大笔钱了。有人提议将公墓迁到别处，这块地卖给房产公司，但从情感上考虑，侨界反对这么做。大班想到他们的故人安息在城里的黄金地段就感到十分满意。这表明他们有比金钱更看重的东西。金钱被打败了！这就是所谓“事情该是怎样就怎样”（这是大班的口头禅），是的，人该记得：金钱不是万能的。

此刻他想应该进去走走。他看了看墓地。墓地打扫得很干净，小路上连根杂草都没有。看去一派富足的景象。他一边随意走着，一边浏览墓碑上的那些名字。这块墓碑上并排写着三个人的名字，是三桅帆船“玛丽·巴克斯特”号的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在1908年的台风中一并遇难。这事故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块墓碑上有一组人名，包括两个传教士，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是在义和团骚乱中被杀害的。真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倒不是他特别看重传教士，而是，该死，可不能容忍这些该死的中国人来屠杀他们呀。随后他来到一个十字架前，上面写着他熟悉的一个名字。好伙计，爱德华·米洛克，他嗜酒如命，最后把自己喝死了，可怜的家伙，才二十五岁。大班知道许多人都这样，那里还有好几个更简单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姓名和年龄，二十五、二十六或二十七，他们的故事如出一辙：出门来到中国，此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都是好小伙子，想和其他人喝喝酒，一喝就挡不住，最后喝到墓地里来了。在中国的口岸城市，你得有好酒量和好体魄才能对付得了为喝酒而喝酒。自然这很悲哀，但大班想到他认识的小伙子中有这么多家伙喝到地下去了，他还是忍不住笑了。另一块墓碑写着的是他的一个同行，比他年长些，也是个聪明的家伙，此人的死有些深意：要是这个家伙还活着，那么他现在就不会是大班了。命运之路真是不可知啊。呃，这儿是特纳女士，维尔莱特·特纳，她是个可爱的小妇人，曾与他有过一段私情；她的去世令他伤心不已。他看了一下墓碑上她的年龄，要是她现在活着，就不再是没有经验的小丫头了。当他想起所有那些死去的人，他感到了全身心的满足。他把他们都打败了。他们死去了，他还活着，的确，他占了他们的上风。他的眼睛扫过所有这些紧挨着的坟墓，他轻蔑地笑了，几乎就要搓起手来。

“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个傻瓜，”他咕哝道。

他对失去说话能力的死者怀有一种善意的轻蔑。他信步走去，这时突然见到两个苦力在挖一个墓。他吃了一惊，因为近来没有听说侨界有人死去。

“这坟是给谁挖的？”他大声问。

两个苦力甚至都没有瞧他，他们站在很深的坑里继续挖着，把大块的泥土抛出来。虽然他在中国多年，但他不懂中文，他年轻时并不认为有必要学这种该死的语言，他用英语问苦力他们在挖谁的墓。他们听不懂。他们用中文回答他，他骂他们是无知的傻瓜。他知道布卢姆太太的孩子病了，也许孩子死了，但他肯定会听说的呀，另外，那也不像是一个小孩子的墓，这是一个成人的，还是一个大男人的墓。这真不可思议。他希望他没有走进这个墓地来；他赶紧出去，快步上了轿子。他的好心情无影无踪，脸上布满了阴云。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大声问他的副手：

“我说，彼德，谁死了，你知道吗？”

但彼德一无所知。大班困惑不解。他叫来一个本地职员，打发他去墓地问那两个苦力。他开始处理公务。职员回来说苦力走掉了，也没有问到别的人。大班莫名地生起气来。他不喜欢有事情发生而他蒙在鼓里。他自己的听差应该知道，他的听差总是什么都知道，他派人去找他，但那听差没听说侨界的什么人死了。

“我也知道没有人死。”大班恼火地说。“但挖那坟墓干什么呢？”

他叫听差去找公墓的看门人，问清楚没有人死掉，他挖个该死的坟干什么。

“你走之前我先喝杯苏打威士忌吧，”当听差要离开办公室时他又说了一句。

他不知道为什么见了那新挖的墓会如此地不舒服，但他竭力不去想它。当喝过那杯威士忌，他觉得好受些了，就把手头的事做完。他上楼去并翻起《笨拙》周刊来。几分钟后，他可以去俱乐部，晚餐前玩上一两局纸牌或桥牌。然而听听差说些什么会让他心安的，所以他就等听差回来。过一会儿，听差回来了，还把看门人叫来了。

“你挖坟干什么呢？”他直截了当地问，“没有人死啊。”

“我没挖坟，”那男子说。

“你究竟什么意思？今天下午有两个苦力在挖坟啊。”

那两个中国人彼此看看。接着听差说他们一起去公墓了，那儿没有新的坟墓。

大班只能让自己打住不说话。

“该死的，我亲眼看见了，”这句话已经上了他的舌尖。

但他没有说出口。他压住了不说，脸涨得通红。两个中国人直瞪瞪地看着他。有一阵，他都喘不上气来了。

“好了，出去吧。”他喘着气说。

但他们刚走，他又大声将听差叫来，听差漠然地进了门，他让听差去倒一些威士忌。他用手帕擦擦汗津津的脸。当他举杯喝酒时他的手抖动起来。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他看见了那个坟墓。不是吗，他现在还能听见苦力把一大铲泥土扔上来时那沉闷的落地声呢。这又怎么说呢？他觉得心在怦怦直跳，浑身不自在。但他振作起来。这都是胡闹。要是那儿没有坟墓，那必定是一种幻觉了。他现在最好是去俱乐部，说不定碰上医生，就可以让医生给他做个检查。

俱乐部里的每个人看去就跟平常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期待他们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安慰。这些人，多年来彼此都那么生活着，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慢慢养成一些小习惯——有一个人打桥牌时不停地哼唱，另一个坚持用麦管喝啤酒——这些怪癖时常令他心烦，而如今却让大班有一种安全感。他需要这种安全感，因为他还无法将他见到的那奇怪的情景从头脑中弄出去；他今天桥牌打得很差，他的搭档又特别挑剔，大班发起火来。他觉得人们都古怪地看着他。他想知道他们在他身上看出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他突然感到不能再在俱乐部待下去了。他出去时看到医生正在阅览室读《泰晤士报》，但他缺乏勇气去跟医生说。他要亲自去看看坟墓是否真的在那儿，他坐进轿子让轿夫抬他去公墓。你不会再次产生同一个幻觉，对吧？另外，他要带看门人一起去，如果那坟墓不在那儿，他就看不见它，而如果坟墓在那儿，他就要给看门人他前所未有的一顿痛打。但他哪儿也找不到看门人。他出门去了，还带走了钥匙。大班发现自己进不去公墓时，顿时觉得精疲力竭。他坐回轿子让轿夫送他回家。他晚饭前还能躺上半个时辰。他浑身没劲。那就是事情的症结所在了。他听说人一没劲就会产生幻觉。当侍者进来取出他用餐穿的晚礼服，他只是意志上努力一把才起了床。今晚他很不愿意穿晚礼服，但他还是坚持穿起来，因为在他这已是一个惯例，二十年来他每个晚上都穿晚礼服，这个规矩从来没有打破过。用餐时他要了一瓶香槟酒，这使他感觉舒坦了一些。之后他又让侍者拿来最好的白兰地。喝过两杯后他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去它的幻觉！他来到弹子房练习了几杆有难度的打法。在他的眼力如此稳当时，他还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他一上床很快就进入了深沉的梦乡。

但他突然醒过来。他梦见了那敞开的坟墓，苦力慢悠悠地挖着。他肯定看到他们了。要是他亲眼所见而说是一个幻觉这就很荒诞。这时他听见更夫巡夜的梆子声。刺耳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也令他一阵惊惶。随之恐惧攫住了他。他害怕起中国城市的这些弯曲、拥挤的街道来，觉得中国庙宇重叠繁复的屋顶中阴森可怖，那儿游荡着狰狞和痛苦的鬼魂。他讨厌刺鼻的怪味，也讨厌这儿的人。他讨厌那大群的一身蓝褂子的苦力和衣衫褴褛、脏兮兮的乞丐，也讨厌穿着黑色长衫、圆滑、满脸堆笑但不可捉摸的商人和地方官员。他们似乎都威胁着压过来。他恨中国这个国家。他究竟为什么来这儿呢？他现在极度恐慌。他一定要离开。他不想再待上一年，一个月也不行。他干吗在乎上海呢？

“哦，我的上帝，”他叫道，“要是我能平平安安回英国就好了。”

他想回家去。如果他得死他也要死在英国。他不想和所有这些黄种人埋在一起，他受不了他们歪斜的眼睛和龇牙咧嘴的脸。他想要埋在家乡，不想埋在这天看到的那个坟墓里。他永远不要安息在那儿，永远不要。人们怎么想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唯一重要的是他一有机会就要打道回府。

他下床来，给公司经理写信说他得了重病，必须有人来接替。纵然再走不开他也不想留在这儿了。他得马上回家。

早晨他们发现这封信紧攥在大班手里，他滑落在书桌和椅子之间的地板上。他早已死翘翘了。

五十

报应

他穿得虽算不上阔气，却也十分体面。他头上戴顶黑色丝绒小圆帽，脚穿黑色缎子鞋，他的长袍是用嘉定产的淡绿色的花缎子做的，外面罩了一件黑色短褂。他是一个老人，留着中国式的长长的连鬓白胡子；他慈眉善目，一张国字脸已爬满皱纹，大大的角质眼镜后，露出和蔼的目光。他像是古画中圣人的形象，独坐在一座雄伟的高山脚下的一片竹林中，沉思着亘古不变的天道。但现在他的脸上显出焦虑万分的神态，温和的眼中也流露出不满，这是因为他正手忙脚乱地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对于他这样外观的人来说）：牵一头小黑猪从灌满水的稻田间的一条路上通过。这头小黑猪不是躲来躲去，就是四处乱窜，反正不按老先生的想法向前走。他使劲拉着绳子，但小猪崽尖声叫着不肯动弹，不管他对它和颜悦色也好，大声呵斥也好，这头小猪横竖蹲在那里，怨恨的眼睛盯住他。这时我想，在唐朝，这位老先生或许是个哲学家，就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他歪曲事实，使它们屈从自己臆想的理论；而现在，不知多少次轮回之后，他正为曾经触犯天条，肆意玩弄事实而遭到报应呢。

五十一

残片

当你在中国旅行，我想，没有什么比中国人对装饰拥有的热情更使你觉得有趣了。发现牌坊或寺庙上有装饰你不会惊奇，因为这种场合有装饰是理所应当的；你发现家具上有装饰这也自然；你发现寻常百姓的家用器物上也有装饰时，这固然令你一喜，但也不会十分意外。锡镴罐上饰有优美的图案，苦力的饭碗上的花样虽显得粗糙但也好看。你可以想象，中国的工匠并不认为一件材料是完整的，直到他用线条或颜色打破它表面的单调。他甚至会在包装纸上印出阿拉伯风格的图样。但是你不会料到一家店铺的门面上也会有精致的装饰，不会想到会有雕花、镀金或贴金的柜台和精雕细镂的招牌。或许这般铺陈能起到一种广告作用，但店家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过路人，即可能的顾客看了赏心悦目，而铺子的老板同样怡然自得。他坐在门口，吸着水烟管，透过厚重的角质眼镜念一张报纸，时而他会心情愉悦地将目光落在这奇异的装饰上。柜台上的长颈花瓶里插着一枝石竹。

你在最贫穷的村子里依然会发现人们乐于装饰，那儿，简朴的门上饰有一幅可爱的雕刻，窗户上的花格构成一种复杂而优美的形状。你很少经过一座桥，不管它在多么偏僻的地方，会看不到一个手艺人的匠心独用。石头砌成一种复杂的花饰，好像这些奇异的人独具慧眼，能够判断出一座平直的桥或是一座拱桥与周边风景相得益彰。桥上栏杆饰有狮子或者龙的形象。我记得有一座桥，它建在那儿纯粹是为了美观而不是实用，因为虽然它宽得足够让两匹马拉的四轮车通过，但它只是连接两个破村子之间的一条窄路。离它最近的镇子有三十英里远。宽阔的河道在这里变得狭窄，河水从两座青翠的山间流过，河岸上长满了榛子树。这座桥没有栏杆。它用巨大的花岗岩石板铺成，架在五座桥墩上，中间的桥墩状如一条造型独特的巨龙，有着多鳞的长尾巴。石板的两个外边沿着桥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凿成浅浅的一道极为轻淡、精美和雅致的浮雕图案。

但虽然中国人苦心孤诣地使你的双目愉悦，通过与简单外观的对比而形成精美的持久性装饰效果，但最终审美上的疲劳征服了你。雕梁画栋会让人目迷五色。你不免要钦佩他们的别出心裁，觉得从中体现了多样化的观念和丰富的想象，但其实他们的艺术观念是很有限的。中国的手艺人就像一个小提琴手，以变化多端的技巧，可以在一个调子上奏出无穷的变化来。

我正好碰上一个法国医生，他在我刚到的这个城市开业多年了。他是个收藏家，收藏瓷器、青铜器和丝绣。他带我看他的藏品。它们确实漂亮，但稍嫌单调。我随意恭维了几句。突然我看见一尊残缺的半身塑像。

“希腊塑像？”我惊奇地问。

“你这么认为吗？我很高兴听你说这句话。”

头和手臂已经没有了，看得出，塑像恰好在腰上部位断裂了，但还残留一块胸铠，胸铠中间有一个太阳，雕着希腊英雄柏修斯杀死巨龙的图像。这是一个没有多大价值的残件，但它是希腊的，也许我看多了中国珍宝，它倒意外地对我产生了作用。它传达的意味是我所熟悉的。它使我的心灵安详。我欣喜地双手抚摸着这件古老塑像的表面，这种欣喜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我像一个水手，漂泊在热带海岸，迷恋于珊瑚岛屿的旖旎风光和东方城市的华丽辉煌，但又一次发现自己徘徊在英吉利海峡一个港口的灰暗的小巷。这儿寒冷、阴郁和破败，但这是英格兰。

医生是个有些谢顶的男子，目光炯炯，神色欣然，他擦着手掌。

“你能想到这是在离这儿不到三十英里，靠西藏边界的地方发现的吗？”

“发现！”我叫起来，“在哪儿发现？”

“我的上帝，在地底下！它已经被埋了两千年了。人们发现了这件塑像和其他一些碎片，我想，有一两件完好的塑像，但它们被打破了，就只剩下这个。”

这难以置信，在一个如此偏僻地方会发现希腊塑像。

“但你怎么解释呢？”我问。

“我想这是一件亚历山大的塑像，”他说。

“天哪！”

这够得上是一部惊险小说了。莫非是马其顿的一个将军，远征到了印度，在西藏的雪山脚下寻路进入了这个神秘的中国边陲？医生要给我看满族服饰，但我并没有兴趣。这个跋山涉水来到遥远的东方去发现一个王国的人，该是一个怎样勇敢的探险家啊！在那儿他为爱神建了一座神庙，也为酒神建了一座神庙，剧场里演员们唱着安提戈涅的悲歌，入夜，在王宫大厅里，吟游诗人吟诵着英雄诗篇《奥德赛》。他和他的手下一边听一边觉着他们自己就是那个老水手和他的追随者的同类。这件大理石残片唤起多么神奇的遐想并有着怎样瑰丽的传奇故事啊！那个王国存在了多久？怎样的悲剧标志了它的没落？啊，此时此刻，我不想看西藏的旗幡或者青瓷茶具，因为我仿佛见到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朴素又可爱，下方是宁静、蔚蓝色的爱琴海。

五十二

出类拔萃

我总是记不住他的名字，但只要在港口提起他，他总是被说成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约莫有五十岁，又高又瘦，衣冠楚楚，穿着讲究，他脑袋不大，却很秀气，五官棱角分明。夹鼻眼镜后面的蓝眼睛显出善良的天性和愉快的神情，他总是乐观向上，爱开玩笑，也常能取得解颐的效果。从他口中说出的笑话可以让全酒吧的人开怀大笑，他也会拿圈子里某个恰好不在场的人打趣，但并无恶意。他的幽默和音乐剧中的喜剧演员如出一辙。每当人们提起他时常会说：

“你知道，我真奇怪他为什么不去当演员，他准会走红的。他那么出众。”

如果你想喝酒，他随时奉陪，你刚刚干完一杯酒，他会用一句中国成语来劝你：

“好事成双？”

但他从不纵情狂饮。

他们会说：“喔，他始终能保持头脑清醒，他那么出众！”

当为某个慈善项目募捐时，他从不甘落人后，他也时常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或桌球台边。他是个单身汉。

“对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男人来说，婚姻没有意义，”他说。“你每年都要送妻子回国消夏，而当孩子们长得可爱时，他们也要回国念书了。这会让你花上一大笔钱，而你一无所得。”

不过他对圈子里的女士却永远彬彬有礼。他是怡和洋行的老板，有权有势。他来中国已经三十年了，让他很自得的是他至今一句中文都不会。他从不进城去，他的买办是中国人，几个雇员是中国人，听差和轿夫自然也是，他们是他唯一打交道的中国人，这在他看来已经足够了。

“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也不喜欢这里的人。”他说。“一旦挣够了钱我就离开。”

他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上次我回国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帆船、绘画、瓷器和织物。我对他们说，别跟我提中国货，我有生之年不想再见到中国的东西。”

他转向我。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相信我的屋子里没有一件中国货。”

但如果你让他谈谈伦敦，他可以说上个把小时。他熟知二十年内所有上演过的音乐剧，虽身处九千英里之外，他也知道莉莉·埃尔西小姐和埃尔西·珍尼斯小姐的最新动态。他会弹钢琴，又有一副好嗓子；不需要你多劝，他就会坐下来弹唱一曲他上次回国时听过的流行小调。我觉得这个灰白头发的男人，那难以捉摸的举止实在有些怪异，甚至有些做作。但一曲唱罢，人们起劲地鼓起掌来。

“他是无价之宝，不是吗？”他们说。“嗨，真是出众啊！”

五十三

老船长

船长大都是些非常沉闷的人。他们的话题不外乎运费、货物什么的。他们对停泊港口的了解也只限于他们的代理人办公室、海员酒吧和妓院。他们和大海的亲密关系赋予他们以浪漫色彩，但他们却把这种浪漫归于未出过海的人的想象。对他们来说，大海是谋生的手段，他们了解大海，一如火车司机了解他的机车，就此而言，大海是枯燥无味的实用性场所。他们是男人，是眼界狭窄的工人，他们大多没受过什么教育，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全都一个类型，既没有辨别力，也缺乏想象力。他们直率、勇敢、诚实和可靠，坚定不移地遵循不变的规则。他们形象鲜明：他们置身于环境之中，犹如三维图像中的物体，你可以看见他们周围的一切。他们以显著的特征将自身凸显出来。

但没有人比布兹船长更不像这类人了。他是长江上游一艘小汽轮的船长，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乘客，彼此在一起消磨了不少时间。然而，虽然他善于交谈，甚至有些饶舌，但我看他好似雾里看花，他在我心里仍是模糊不清的。我想正是他的难以捉摸，才引发了我的想象。他的外表当然毫无难解之谜。他是一个魁梧的人，身高六英尺两英寸，体格健壮，五官粗大，脸面红润和友善。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好看的金牙。他头秃得厉害，脸上刮得净光；他有着两道我所见过的最为浓密、上翘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温和的蓝眼睛。他是一个荷兰人，虽然他八岁就离开了荷兰，但他说话仍然带有家乡口音。他发不清“th”这个音，总是发成“d”音。他的父亲是个渔夫，驾着他自己的纵帆船在须德海捕鱼，听说纽芬兰一带鱼类丰盛，就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远航渡过浩瀚的大西洋。在那儿以及哈德孙湾待了几年之后——这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他们又绕过合恩角去白令海峡。他们捕猎海豹，直到法律介入以拯救这种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那时，布兹已经是个男子汉，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天晓得，他这儿那儿航行去了哪些地方，在不同的帆船上先是做三副，后来是二副。他几乎一辈子都在航海，如今在一艘小轮船上，他不会感到自在的。

“只有在一艘帆船上你才安逸，”他说。“而开一条轮船，你怎么也不舒服。”

他曾沿着整个南美海岸寻找硝酸盐，之后去了非洲西海岸，后来又到美洲，在缅因湾捕鳕鱼；这之后随咸鱼货船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马尼拉小旅馆的一个熟人建议他去中国海关试试。他到了香港，在那里被录用当了一名海关检查员，不久被任命为一艘小火轮的船长。有三年时间他缉查鸦片走私船，之后，他攒了一小笔钱，给自己造了一条四十五吨的纵帆船，他决心去白令海峡，再试试海豹捕猎的运气。

“但我猜想我的船员吓坏了。”他说。“我去上海时，他们就溜走了，我又找不到别的人，这样，我就只好把船卖了，随后搭船去了温哥华。”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大海。他遇见一个推销干草叉专利的人，就答应去美国推销这种专利。对一个水手而言，这确是一项古怪的职业，然而，他干得并不成功，因为在盐湖城，雇用他的那家公司破产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稀里糊涂地又回到温哥华，但他有心过岸上生活了，就在一家房地产中介所找了份工作。他的职责是带客户看他们要买的地产，如果他们不满意，他就进行劝说，不让他们后悔所做的交易。

“我们卖给一个家伙山坡上的一块农场，”他回忆说，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因为坡很陡，那里所有的鸡都是一只腿长一只腿短。”

五年后，他又想着返回中国。他不费事地找了个工作，在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上做船员，很快他又重操旧业了。自那以后，他走过中国的大部分航线，从海参崴到上海，从厦门到马尼拉，也在中国所有的大江大河上开过船；他从轮船的二副升为大副，最后在中国船主的船上做船长。他也乐于谈他的未来计划。他在中国待得够长了，他希望在加拿大的弗雷泽河边有个农场。他会给自己造一条船，捕一点鱼，如大马哈鱼和比目鱼什么的。

“该是安顿下来的时候了，”他说。“我航海有五十三个年头了。我也奇怪怎么还会做一点造船之类的事。我不是一个盯住一件事不放的人。”

他说得在理，变动不居的生活本身就造成了他性格的犹豫不决。他身上就有一种流动性，以至你不知道该在哪儿抓住他。他让你想起一幅日本版画中的烟雨蒙蒙的景色，那种意境，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他有一种特别的文雅，那是你在粗鲁的老水手身上找不到的。

“我不想冒犯什么人。”他说。“待人友善，这是我试着去做的。要是什么人不愿按你要求的去做，就平心静气地说服他们。没有必要发脾气。尽可能好言相劝。”

和中国人相处，这样一个原则并不常见，我也不知道这是否起作用，因为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后，他回到船舱，摆摆手说：

“我真是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不讲理。”

这时，他的温和显得很像是软弱。但他不是傻瓜。他有一种幽默感。航行到一个地方，我们的船吃水超过七英尺，因为这儿是这条河最浅的地段，勉强够到吃水深度，航行比较危险，港务当局扣下我们的证件，要我们卸掉部分货物。这是这条船的最后一段航程，它装载的是给驻扎在下游几天水路才能到的军队的军饷。军事长官不让船只启航，除非带上作为军饷的银元。

“我想我得按你说的做。”布兹船长对港务长说。

“等我见到船在吃水五英尺上，你才能拿到你的证件。”港务长回答。

“我会让人卸掉一些银元。”

他带港务长上岸到海关俱乐部，要了酒水，边喝边等着卸货。他们在一起喝了四个小时，当他回船上来时，走得和去时一样稳当。但港务长醉了。

“啊，我看见吃水标尺下去两英尺了。”布兹船长说。“这就行了。”

港务长看看船舷一侧的数字，认定五英尺的吃水标尺露出了水面。

“那好吧。”他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这就开船。”船长说。

其实没有一磅的货物被拿掉，但一个精明的中国人灵巧地重新刷了标尺的数字。

这之后，桀骜不驯的大兵觊觎船上的银元，设法不让我们离开沿河的一个城市，这时，他显示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坚定。他平和的脾性受到考验，他说：

“没有人能让我待在我不想待的地方。我是这条船的船长，该是我来下命令。我得开船了。”

心神不安的买办说如果我们硬要开船军队会开枪的。一个军官下了道命令，士兵们跪下一条腿，端起枪来。布兹船长看着他们。

“放下防弹网来，”他说，“我告诉你我要开船了，让中国大兵见鬼去吧。”

他下令起锚，这时军官下令开枪。布兹船长站在驾驶室，真是一个有些奇异的形象，穿着老式的天蓝色紧身上衣，红红的脸膛和强壮的身躯，看去就像常见的闲荡在格里姆斯比码头的那些老渔夫。这时他摇了摇铃，我们的船在噼噼啪啪的枪声中慢慢离去。

五十四

疑问

他们带我去参观一座寺庙。它依山而建，身后黄褐色的群山构成了一道屏障，衬托出它的庄严与宏伟。他们向我指出这些建筑的设计是如何精巧，一组建筑物依次而上，直到树木环绕中那用汉白玉装饰的主殿；中国建筑师寻求用他们的创造为大自然增光添彩，因此他们的设计完全是因地制宜。他们向我指出这些树木栽种得如何巧妙，恰好与汉白玉门面相映成趣，并在这一处形成宜人的绿荫，而在另一处则起到了背景的作用；他们让我留意那些雕着优美花饰的大屋顶的精妙对称，它们一层高于一层，蔚为壮观；他们告诉我那些黄色瓦片颜色都不尽相同，这样一眼望去不是黄灿灿的一片，而会赏心悦目于细微的色调变化。他们指给我看大门是如何精雕细刻，而墙面则朴素简洁，这样人的眼睛才不会觉得疲劳。我们拾级而上，一路上他们向我介绍雅致的庭院、造型优美的小桥、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但当我问及究竟是何种精神力量让人建了这些宏伟建筑时，他们却无言以对。

五十五

汉学家

他身材高大，有些发福，也许是因为缺乏锻炼，肌肉显得有些松弛，他一头银发，宽阔红润的脸上刮得很干净。他说话语速很快，声音低低的，有一种与体格不相称的腼腆。他借住在城外一间寺庙的客房里，庙里有三个和尚，带着一个小沙弥，管理寺庙事务，张罗仪式。他的房间里藏书很多，家具却少得可怜，很不舒服。天很冷，在接待我们的书房里仅有一个煤油炉供取暖，房间并不暖和。

他比在中国的任何人更通晓中文，他为编纂一部字典已经花了十年时间，他希望这部字典能取代一位著名学者的版本，他和这位学者相识二十五年，但私交不佳。他的工作有益于汉学研究，也借此泄了私愤。他很有大学者的派头，让你觉得他终有一天可以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那才能让他得其所哉。他比大多数汉学家的知识都要渊博，别的汉学家也懂中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幸的是，他们显然除此之外所知甚少；他谈及中国哲学和文学时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和多样性是你在汉学家中不常发现的。因为他太沉浸于自己独特的追求，对赛马、打猎没有兴趣，欧洲人就觉得他古怪。他们用看待异类的那种怀疑和敬畏的目光来看他。他们暗示他精神不太正常，还有人说他吸鸦片。这些指责往往针对那些大半辈子致力于了解东方文明的白人。但你只需在他那简陋寒碜的房间里坐上一小会，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完全过着精神生活的人。

但这毕竟是一种很专业的生活。艺术和美似乎并未深及他的内心，当我听他动情地谈论中国诗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那真正的精华是不是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了呢？他所接触到的真实只是来自书本。荷花的悲剧性娇艳让他感动，那只是因为李白在诗中赞美了它的可爱；娴静的中国少女回眸一笑，令他心动不已，那也不过是有感于一首精美绝伦、字字珠玑的七绝而已。

五十六

副领事

轿夫将他的轿子停在衙门里，松开为他挡雨的帘子。他探出头来，像是一只鸟从鸟巢里朝外张望，接着他伸出长长细细的身躯，最后是他细细长长的双腿。他站了一会，仿佛不太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年轻的人，细长而多少有些笨拙的四肢，给他平添了几分羽毛未丰的感觉。他稚嫩的圆脸（他的脑袋相对于他的高个子显得小了些）有些孩子气，好看的棕色眼睛显出机灵和坦诚。官职使他自视甚高（前不久他还只是个见习译员），但又难掩他天性中的羞怯。他将名片递给法官的文书，并由他引进内厅落座。厅内阴冷有风，副领事欣喜自己穿了厚实的防雨衣。一个衣着破旧的当差送上茶和烟来。那文书，一个穿着敝旧黑袍的瘦弱年轻人，曾留学哈佛，很高兴有机会展示他流利的英语。

随后，法官走进来，副领事站起身。法官是个肥胖的中年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大脸盘上满是笑容，戴一副金边眼镜。他们坐下来喝茶，点上美国香烟。他们互相寒暄着。法官不讲英语，但副领事的中文在他听来不甚熟练，他不禁想这个年轻人今天能否胜任要办的公务。此时，一个当差进来，对法官说了几句，法官彬彬有礼地问副领事是否准备好了。通向外厅的门打开了，法官走出去，在一张放在高台上的桌子旁的大椅子上坐下，收起了笑容。他本能地端出与他身份相宜的架子，尽管身躯肥胖，但走路时自有一种逼人的威严。副领事应他礼貌的示意，在他身旁落座。文书站在桌子的尽头。这时入口的大门猛地打开（在副领事看来这样的开门真是太有戏剧性了），门外站着一个惊惶失措的囚犯。他走到法庭中央，站得直直的，面对法官。在他两边各立着一个穿卡其布制服的士兵。他是一个年轻人，副领事心想他不会比自己更大。他只穿了一条棉裤和一件棉背心，虽已破旧，也还整洁。他没戴帽子，光着双脚，看上去与你每天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所看到的成百上千、穿着一色蓝褂子的苦力没有什么不同。法官和囚犯面对面地没有说话。副领事看着囚犯的脸，但他很快垂下眼帘，因为他不想看那脸上显而易见的表情。他突然感到有些窘迫。朝下看时，他注意到那人的脚相当小，细巧好看，而他的双手被缚在背后。他身材单薄，中等个头，那副柔弱的样子像是一头野生动物，有着漂亮的双脚，站立的姿势特别优美。副领事勉强收回目光，再看那张光滑的瓜子脸。这张脸的脸色发白。副领事经常读到“害怕得脸都白了”一类的句子，他曾以为这只是一种形容的说法，但他现在看到了这样的脸。这张脸使他大吃一惊，使他感到不好意思。那眼睛也是这样，那双眼睛不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的那样总是目光歪斜，而是直直的，那眼睛也似乎出奇的大和亮，紧盯着法官，那恐惧的眼神使人害怕去看。但当法官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审讯和判决已经完成，他这天上午被带到这儿只是为了验明正身——时，他大声而又清楚地进行了回答，并不露怯。尽管他的身体出卖了他，但他依然是他意志的主人。法官下了个简短的命令，那人由两个士兵挟持着走了出去。法官和副领事站起来，走到门口，他们的轿子等在那儿。囚犯和卫兵站在门外。他尽管被绑着，但还是吸了一根烟。一小队士兵在屋檐下躲雨，看到法官出来，一个军官喝令他们列队。法官和副领事坐进轿子，军官一声令下，士兵踏步走起来，他们后面几码远走着的是囚犯，再后面是坐在轿子里的法官，最后是副领事。

他们快步通过忙碌的街道，店家漠然地凝望着这一队人。寒风凛冽，雨不停地下。穿着棉背心的囚犯浑身透湿。他稳稳地迈着步子，头高昂着，几乎有些逍遥自在。从衙门到城墙有一段距离，他们走到那儿差不多要半个小时。这时他们通过城门，来到城外。四个穿着蓝色破褂子的人——像是农民——靠墙站在一口棺材旁，棺材很简陋，做工粗糙，没有上漆。囚犯走过时瞅了那口棺材一眼。法官和副领事下了轿子，军官让士兵停下。城墙脚下是一片稻田。囚犯被带到一条田埂上，让他跪下。但军官认为这位置不太合适。他让囚犯站起来，走上几码再跪下。一个士兵从队列中走出来站在囚犯后面三英尺远的地方，他举起枪，军官发出命令，他开了枪。囚犯向前扑倒，抽搐了一会。军官走到囚犯跟前，看见他还在动弹便朝着尸体又打了两枪。随后他再次让他的士兵整队。法官对副领事笑笑，然而，这倒更像是一个鬼脸，它几乎扭歪了这个好好先生的胖脸。

他们钻进轿子，但在城门口他们分手了，法官向副领事施礼告辞。副领事经过弯曲、拥挤的街道回领事馆去，大街上生活照常进行着。他的轿子走得很快，因为领事馆的轿夫都是棒小伙子，他们吆喝让道的声音让他有些烦躁，他想蓄意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可怕，这就像要承担一份巨大的责任，因为这毁灭了世世代代造就的成果。人类已经存在久远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一系列神奇事件演变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他有一种生命的渺小感。生命或多或少是无足轻重的。但一到领事馆，他看了看手表，没想到已经这么晚了，他让轿夫抬他到俱乐部去。这是喝鸡尾酒的时候了，天哪，他可以喝上一杯了。他进去时，十几个人站在吧台旁。他们知道那天上午他干什么去了。

“嗨，你看见那家伙被枪毙了吗？”

“当然看见了，”他漫不经心地大声说。

“都顺利吧？”

“他不过扭动了一下。”他转身对酒吧伙计说。“跟往常一样，约翰。”

五十七

山城

他们对这儿有个说法：太阳一照，狗就叫。这是一座灰暗、阴郁的城市，它笼罩在雾气之中，因为它屹立于山崖之上，两条大江在这里汇合，所以它周边为江水冲刷，有一边是混浊、湍急的水流。这山崖像一艘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仿佛为一个奇异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抖动着，它又像是正要加速冲进那奔腾的急流之中。崎岖的山峰将城市团团围住。

城墙外，盖着大片的潮湿的房屋，在这里，当江水低落，一些碰运气的居民就靠船家的需要谋生，因为山脚下停泊着成百上千的船只，一艘紧挨着一艘，人的生活一如江水涌动不已。一条陡峭而又弯曲的石阶通向一座有着城楼的大门，这儿整天上上下下走着挑水的苦力，他们挑着湿漉漉的水桶，溅出的水把石阶和大门内的路面弄得无比潮湿，像是下过一场大雨。这儿很难走上几分钟的平地，因为有太多的台阶，就像在意大利里维埃拉的山上小镇一样。因为空间逼仄，街道也是紧挨着，狭窄又阴暗，它们曲里拐弯，你就像在迷宫里一样会弄得晕头转向。街上人头攒动，一如伦敦的剧院散场，观众蜂拥而出来到人行道上。你得挤着走，每当轿子过来，你还要让到一边，苦力总是挑着他们的重担；串街走巷的货郎卖着日用百货，经过时不免撞你一下。

店铺朝街敞开着，没有窗子也没有大门，里面跟街上一样的拥挤。它们像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展览会，你会觉得看去犹如英国中世纪的街道，那时每座城市都生产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不同的行业聚在一起，这样，你经过肉市一条街，两边都挂着血淋淋的肉条和内脏，苍蝇嗡嗡地乱飞，饥饿的癞皮狗在下面窜来窜去。你经过纺织一条街，那儿每家都有一台手织机，忙着纺织棉布或绸缎。还有很多的饭铺，飘出浓重的香味，整天食客盈门。通常在一个街角，你会见到茶馆，那儿同样一天到晚坐满了人，三教九流，喝茶抽烟，很是热闹。剃头匠在众目睽睽之下忙他们的生意，你会看到一些人耐心地让师傅剃头修面，另一些人在掏耳朵，还有一些人在翻眼皮，这景象你可不愿意多看。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小贩摇着木头铃铛沿街叫卖；瞎眼艺人和按摩女子打着板子；饭馆里有人在尖声细气地唱着戏曲；一所房子里传出很响的锣声，那儿或许在举行婚礼或做丧事。街上是苦力和轿夫粗哑的喊声；还有乞丐纠缠不休的哀诉，他们肢体残废，生着恶疾，衣衫褴褛，真是一幅人类的讽刺性漫画。号手吹出凄厉的号声，他不停地练习着他始终吹不好的一个调子；然后，像是低音伴奏，各种嘈杂声合成一种粗鄙的曲调：喋喋不休的说话声、欢笑声、吵闹声、喊叫声、争辩声及玩笑打趣和闲言碎语的声音。这是一种永不停歇的喧闹声。这种声音起先让人觉得非同寻常，随之便会感到困扰和烦躁，最后简直叫人发疯。你渴望哪怕是片刻的清静。你会觉得那是一种身心的愉悦。

而与你厌烦了的人群和噪声混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恶臭。岁月和经验教会了你辨别各种不同的臭味。你的嗅觉变得异常敏锐。难闻的味道折磨你的神经，犹如用陌生的乐器弹奏一首可怕的曲子所发出的声音击打着你的感官。

你说不出在你身边涌动着的这些众多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凭你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了解，你有了一个支点：你可以进入他们的生命，至少是在想象的层面上，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真正地拥有它们。借助你的想象，你差不多可以将他们当作你自己的一部分。但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的神秘。他们与你即使有诸多的相像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而毋宁更说明他们与你的不同。某个人会吸引你的注意，如一个脸色苍白、戴着角质大眼镜、腋下夹着一本书的年轻人，那副用功的模样让人愉快，或一个老人，裹一块头巾，有着稀疏的灰胡须和疲倦的眼神：他看上去像中国艺术家画在一幅山水画上或康熙年间瓷器上的圣人；但你依然像是看着一堵砖墙。你无所依凭，你不知道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于是你的想象就很受挫。

然而，当你走到山岗上，再次来到那环绕城市的古城墙边；你通过高大的城门，城外便是一片墓地。它们在田野上伸展开去，一连几英里，坡上坡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坟堆，坟前面竖着灰石墓碑，人们每年来祭扫一次，同时告诉死者他们的后人生活得怎样；在这儿，就是死人也密集地挤在一起，如同城里活着的人一样；他们似乎压迫着活人，好像要把活人挤到混浊、翻腾的大江里去。那崇山峻岭也有某种威胁性，仿佛带着一种阴郁的冷酷，等待时机以形成对城市的合围；好像到最后，它们就如同不可阻挡的命运一样，侵犯并驱赶着在它们前面涌动的人流，直到房屋和街道被它们占据，绿色的坟堆向下延伸到水闸口。最后便是寂静，这寂静不受打扰地安顿下来。

它们是怪异的，那些绿色的坟堆，它们也是可怕的。它们似乎在等待。

五十八

祭神

她是一位老妇人，脸上皮肤干瘪，布满皱纹。灰白的头发上插着三支长长的银簪，弄成一种奇特的头饰。她穿一身蓝布衣衫，上面是一件破旧的单褂，打了补丁，下边一条只到小腿的裤子。她光着双脚，但其中一只脚上戴着一只银镯子。很显然，她的生活十分贫苦。她不胖，但也还结实，年轻时想必能吃苦干重活，而她的一生也就是这样度过的。她以一种老年妇女特有的沉稳步子从容地向前走着，臂上挎个篮子。她一路走到下面的港口；那儿停满了漆成各种颜色的帆船；她的目光好奇地落在一个站在狭窄竹筏上用鸬鹚捕鱼的男人身上，稍后就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情了。她把篮子放在岸边的石头上，从里面拿出一支红蜡烛。她点着蜡烛，将它插在石头缝中。随后她拿出几支香，放在蜡烛火中烧着，然后将它们插在蜡烛周围。她又取出三只小碗，从带着的一个瓶子里倒一些酒在碗里，她再把三只小碗整齐地排好。然后她从篮子里拿出一沓纸钱和纸做的元宝，把它们分开来，这样可以烧得更容易些。她生了一堆火，当火烧起来的时候，她把三只碗中的米酒洒了一些在那点着的线香前面。她拜了三拜，口中念念有词。她拨了拨烧着的纸钱，让火烧得更旺一些，然后她把碗里的酒全部泼在地上，又拜了三拜。没有人注意她的一举一动。她又从篮子里拿出一些纸钱，投入火中。这一切都做完之后，她从地上拿起篮子，又以同样从容但略显沉重的步子回去了。神明适时得到了祭奠，于是就像一位年老的法国农妇满意地做完了这天的家务活，她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2005年夏日译于南京中保

2012年夏日修订于南京仙林

译后记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984—1965）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在其漫长的生涯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20年，他东行抵达中国，《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是他的中国游记，五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游记的读者大抵是本国人，毛姆为英国同胞展现的是一架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屏风”。

毛姆在这架屏风上描绘了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景致，她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令人敬畏的长城、急流险滩的长江、天光云影的水田、纪念先祖的牌坊、筑有雉堞的城墙、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山上的婴儿塔、路边的小客栈、随处可见的“苦力”，以及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战乱、贫穷、肮脏，还有那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哀叹道统衰落却又吸鸦片逛妓院、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的现代大儒形象！

毛姆的“中国屏风”无疑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但对毛姆和他的英国读者来说，这一异国形象呈现的既是特定时代的中国现实，也是毛姆作为一个“观光者”个人及英国读者集体的想象物。在他们看来，或在他们想来，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神秘的国度。她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着悠久的文明，但她的历史似乎是停滞的，现代中国更是落后、愚昧、贫穷，而中国人也让他们难于理解：一方面善良、热忱、孝敬父母、疼爱孩子，另一方面则圆滑、残忍、好说谎、不可信任，等等。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当然不是道听途说，甚至向壁虚构的产物，但走马观花确又难免雾中看花，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你所见似乎千篇一律，因为不管怎样，在异乡人眼里，每个中国城镇都大同小异”。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不是买办就是苦力，而毛姆所见，中国的街道常是拥挤的，旅店常是肮脏的，苦力永远穿着破旧的蓝衣衫。

屏风具有呈现、点缀的功能，但同时它又是一种遮蔽。这架中国屏风“隔”在毛姆与现实中国之间，尽管毛姆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真诚的同情心，但他对真实的中国还是有所隔膜的，因而，他描绘的中国形象又是一幅误读之图。在他笔下，中国的鸦片烟馆干净明亮，一派温馨怡人的气象，“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温馨，令我想起柏林那些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去享受安逸的时光”。面对陌生的经历，人们难免以熟知经验去加以理解，这正如毛姆所感叹的：“虚构总是比事实离奇”。当毛姆在一家旅店看到有个官员同苦力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时，大为感动，觉得“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他进而推论：东方人的这种平等观念既不同于欧洲人，也有别于美洲人，在他们看来，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这就显现出异国形象构建中的“乌托邦”气味来了。当毛姆由此提出：“为什么在专制的东方，人与人之间比自由民主的西方有更多的平等？”你会觉得这显然是个“伪问题”；而当毛姆自问自答：“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时，你自然哑然失笑，大可不必当真了。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难于消解的“隔”，不通中文，只是到此一游的毛姆书中笔墨多半落在了在华的洋人身上，如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商人、海员等。个中情由他在《山城》一文中作了说明：

你说不出在你身边涌动着的这些众多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凭你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了解，你有了一个支点：你可以进入他们的生命，至少是在想象的层面上，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真正地拥有他们。借助你的想象，你差不多可以将他们当作你自己的一部分。但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的神秘。他们与你即使有诸多的相像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而毋宁更说明他们与你的不同。……但你依然像是看着一堵砖墙。你无所依凭，你不知道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于是你的想象就很受挫。

一种异国形象既是对“他者”的注视和观看，同时也是形象构想者的自我呈现，在此意义上，毛姆的屏风既是“中国”的，也是毛姆自己的。毛姆说他不是一个“勤勉的观光者”，确实，他本质上是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他对人生百态的好奇胜过异域风光。他“爱研究人性”。他观察细致、文笔生动，在不露声色的叙述中，人物的音容笑貌、才具性情跃然纸上，其中“亨德森”、“陌生人”、“大班”等篇，可以作为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毛姆认为，“写作中，更重要的不是丰富的材料，而是丰富的个性”。

毛姆的文字冷峻犀利，充溢着英国式的幽默，不经意间抉发出自负、可笑、贪婪、虚荣、做作等这些人性的通病来。毛姆的讽刺对象不限国别种族，那位中国的内阁部长虽然谈吐优雅，有很高的艺术品位，但我们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中最奇妙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标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括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之徒，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这个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当然，由于他对英国同胞的性格更加熟悉，也就形神毕肖地描画出一幅幅讽刺性肖像来。那位有“社会主义者”之称的亨德森，初来中国时不忍心坐黄包车，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因为黄包车夫也是人，一个兄弟，但他骨子里有着种族歧视，“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他因车夫错过了拐弯而勃然大怒，高声咒骂之间还往车夫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位斯特韦尔德先生形象威严、关切荣誉，但每当他年轻的太太新找了个情人，他就要求岳父母给他足够的一笔线，以补偿他名声和荣誉受到的伤害。毛姆说，“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已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毛姆是个人性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但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描写那些常年累月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挑着重担的苦力，不再是悠然地欣赏这样的图景，因为“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引了庄子一段话并感叹：“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中国人的劳苦、坚韧，与自然和生活的艰难抗争让毛姆为之震撼和感动，他描写弓着腰拉纤和在码头扛大包的苦力：

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

这决不是文人的矫情，而是深挚的情怀，至今读来仍为之动容。

毛姆说他希望《在中国屏风上》一书可以给英国读者提供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生动的图画，有助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其实，毛姆描绘的这一幅真实生动的图画，也有助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的想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中国多少也是屏风上的景象了。

《在中国屏风上》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有中译，但不知是否是全译，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新译本，不过读后觉得不甚理想，当然，理想的译本也许只是一种理想。我的这个译本多半也是一个“背叛者”，但还是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感谢钱林森教授三年来的苦心与付出，使它虽有波折但最终得以出版，这应了一句话：“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2006年3月于南京大学

修订附记

译本出版后，不时听到一些溢美之词和批评意见，肯定的话语我当作勉励，而批评的声音我更为重视，因为一本好书理应有个好译本。在此书修订过程中，读者朋友——认识或不认识的——的批评意见我都尽可能加以考虑或采纳，因此，如果这个修订本要胜过我的前译，那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些读者朋友。

当然，也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给了我一个修订的机会。自我在导师赵瑞蕻先生的启示下从事文学翻译以来，在上海译文出一本译著就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如今蒙冯涛先生的美意，如愿以偿。也希望读者朋友继续对我的翻译提出批评。

唐建清

2012年7月于南大和园

版权信息

书名：客厅里的绅士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1623

译者：周成林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导言

一九二二年，当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作为剧作家、短篇作家和小说家甚至社交名流取得巨大成功时，他放下这些，作了一次本书记录的长途并且有时艰苦的旅行。他从英国坐船到锡兰，在那儿他遇到一个人，告诉他缅甸东北部掸邦偏远的景栋之诸多乐事。这番话让他经仰光去到曼德勒，在那儿他骑上骡子，前往这个说是令人着迷的地方。二十六天后，他到了那里。他把它的优点写进笔记，然后一路跋涉到泰国边境，在那儿一辆福特车等着，要载他去曼谷。在那之后，他坐船去了柬埔寨，徒步到了吴哥，又坐河船去西贡，沿着海岸经顺化到了河内。这本书就在那里结束，尽管他实际上一路去到香港，越过太平洋，穿越美国，越过大西洋，然后回到伦敦，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和社交生活。但是，他直到七年后才写这本书，而我觉得，评论这本拐弯抹角有所选择的游记时，这一事实需要考虑。

这趟旅行之后，他写了很多，譬如《面纱》（1925），去过新加坡和马来亚之后，则有《木麻黄树》（1926）的有力短篇、《阿申登》（1928）的间谍故事和至少两个长篇剧本。在这期间，他至少又去了一趟美国，并在一九二七年买下里维埃拉的大宅，他称之为Villa Mauresque。在这里，生活奢华，他完成了小说《寻欢作乐》并终于写了《客厅里的绅士》。这两本书出版于同一年亦即一九三年，处于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称的创作生涯的巅峰。《客厅里的绅士》得到褒贬不一的评论，不用说充满嫉妒，这类评论毛姆经常从评论家那里得到，他们很清楚毛姆很富有，是个成功的作家，人缘很广，有点势利，生活气派，觉得没什么理由说他好话。

毛姆没有因为忍受艰苦旅行受到赞扬，然而部分旅程非常吃力。他游览了缅甸蒲甘的大量寺庙，顺着伊洛瓦底江而下，骑骡子用了将近一个月前往景栋。在柬埔寨，他航行于洞里萨河，越过宽阔湖泊，去看那时还很偏僻的吴哥窟，当年只不过是丛林中一片荒无人烟的奇异废墟。

但是旅行和书之间这一延迟让我感兴趣。一个想写一本游记的人向来都会动身旅行，然后马上把书写出来。派屈克·李·菲默是著名例外，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他从荷兰徒步君士坦丁堡穿越欧洲，但是数十年后他才写下这趟旅行——《灵光乍现》（1977）和《林水行记》（1986）。这些书如此新鲜、充满细节，你几乎不知道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就毛姆而言，这一间隔有所不同，好坏参半。如果他回到家里就写，我觉得这本书会不一样。这本书的语调和结构是这一时间推移的结果。它较少细节，但是更沉思，更刻意，更巧妙，甚至设法作为一种结果；它总结概括，避免泄露这位旅行者的太多真实个性与偏好。重点放在骑骡子穿越上缅甸、曼谷之旅和描写吴哥。

在这本书中，毛姆分析了旅行的愿望与旅行者的特性。这些看法用到毛姆自己身上却显出真相：“（旅行者）启程旅行，必须留下的一人就是他自己。”行文没有证明这一说法。至于游记的特性：“你要是喜欢为语言而语言，要是乐于将词语缀连成最令你惬意的序列以产生美感，旅行随笔或旅行专著就给了你机会。”这一主张在我看来也有问题。一本游记不应练习文风，而是以个人的方式去看真实的世界。

“我游历虽广，却是一位差劲的旅行者。”毛姆在另一处写道。“好的旅行者有惊奇之才。”毛姆并说他缺少这个：他对风俗习以为常。他视旅行为解脱，一种提神：“我旅行是因为喜欢到处走动，我享受旅行给我的自由感觉。”而他继续写道，这样结束：“我时常腻烦自己，觉得借助旅行可以丰富自我，让自己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

这些说法极为率直，似乎很坦诚，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本游记里，毛姆非常随意；而在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中，他很善于隐藏和闪烁其辞。

很大程度上，《客厅里的绅士》是本故事集——多为旅行者的故事；不是毛姆的，而是他遇到的那些人的。这本书充满了各种各样叙述精彩的故事：曼德勒的乔治和梅波的婚恋，达西的马斯特森及其缅甸情妇变幻莫测的关系，勐平那位神父的孤单，罗富里的康斯坦丁·福肯，曼谷的九月公主寓言，船上的诸多故事，包括那位法国总督怎样娶到妻子，至少还有两个，一个讲到老友格罗斯利，另一个则是关于美国人埃芬贝因。

这些故事似乎是他遇到的人讲给他听的，或像“九月公主”那样，是在曼谷疟疾发作时神志不清想出来的。但有些故事是在这趟旅行之前所写——有的是在很多年前。“九月公主”收入一九二二年玛丽女王玩偶屋图书馆的一个小册子。据称是在往香港的船上听来的故事，是一九六年写的短篇《权宜婚姻》，同年发表于《伦敦图片新闻》。在缅甸达西的英国人马斯特森，不管是否讲到自己跟一个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的缅甸女人的关系，则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国际杂志》刊登的一个短篇《往曼德勒的路上》，后来以“马斯特森”为题收入《短篇小说集》。

除了“九月公主”的确有点离谱（而且灵感似乎来自疟疾），这些故事刻画人物很出色，给毛姆的短篇小说尤其偏远题材增添了浓烈的地方色彩（放荡的殖民者，酗酒，不被教会认可的恋情）。它们也证明了毛姆在短篇小说《马斯特森》（和本书第十章）之中所说：“我是个意外相识，他以前从没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这样，我一夜之间对他们的了解（坐在一两瓶苏打水和一瓶威士忌旁，一盏乙炔灯的光线外，就是充满敌意与令人费解的世界），比我若是认识他们十年所知道的还要多。”

但是毛姆很多时候并未跟一个陌生人单独坐在威士忌旁。毛姆天性沉默寡言——因为他的口吃，不太会讲故事；因为他的同性恋，不愿谈及私人生活与情感。他在这本书里隐藏的一个重要事实，乃是他并非独自旅行。他跟他的情人和伴侣杰拉德·韩克斯顿一同旅行，他小他十八岁，尽管是个酒鬼、像个无赖，但在打开局面和结交当地人方面很有用，也善于安排途中事务，在很多方面可谓毛姆的夫君。在《总结》一书中，毛姆解释道：“我怯于结交陌生人，但是出门旅行我幸好有个伴（韩克斯顿），他有令人钦佩的社交天才。他性情可亲，很短时间就能在船上、俱乐部、酒吧和酒店跟人交上朋友，所以通过他，我可以跟很多人轻易交往，否则我只能跟他们泛泛往来。”

然而这本书给你的印象是毛姆一个人，鼓励陌生人敞开心扉，对付变幻无常，克服困难，解决运输和车票难题还有让旅行有时变得单调乏味的其他麻烦。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很佩服毛姆的耐力和对付孤单的能力。后来读了几本传记，我发现毛姆并非一个人，而且经常很气派地旅行。

旅行者在书中把自己写成独行者并非少见。布鲁斯·查特文从来不说他一直跟一位朋友一起旅行，V·S·奈保尔也没透露他旅行时从不孤单，而是始终（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写）跟他的太太或他的长期情人玛格丽特一道；格雷厄姆·格林没了一个忠实旅伴则会一筹莫展，因为他不会开车也不会用打字机，威弗雷德·塞瑟格也是如此，他从不独自旅行。喜欢交际的旅行者把自己写成独行者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没什么难为情，但是它让真正的独行者，譬如骑着骆驼行走于空旷的阿拉伯沙漠的道谛，几乎像个英雄。

所以，毛姆是跟他的朋友和情人一起旅行。他说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在途中口授给他的。他省略了最后一段旅程（香港到伦敦）。他把之前写的东西收了进来。他写的一些东西在这本书里像是纪实，在别处却是虚构。然而，因为这一摆布，这本书也许是他最满意的游记。

毛姆在《在中国屏风上》合集的“序言”中写道，《客厅里的绅士》不像《在中国屏风上》是个意外收获……“同类题材我想再试手艺，但规模要更精细，并采用一种我能赋予明确模式的形式。这是风格的演练。”这一“风格”在结构上看不出来。这是一本传统的游记，不过行程是毛姆自己的，即使有所摆布，这些侨民的故事却很精彩。

虽然好像一直在写自己，他却很少显露自己。他在某个时候发脾气（他的房间没准备好），但他很快泄气。他谈了一点自己的饮酒习惯；他透露自己抽过一次鸦片。就像坚称抽鸦片不太有趣的很多作家一样，他的观察很敏锐。他写吴哥是我读过的最好描述之一，他写泰王宫则很细微——是一个内行对亚洲王室的一瞥；（虽然声称无甚兴趣，）他写法国风味的河内却很公道。作为叙述者，毛姆不带激情，尽管激情颤动于他遇到的人和他们纷乱的生活之中。毛姆的声音是说故事的人的声音，是机警的作家的声音，毫不风趣但值得信赖。讲故事的这个人和他的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几乎没有区别。偏见只是偶尔闪现，就像写到袜品商人埃芬贝因，他这么写他：“他是那种让你理解大屠杀的犹太人。”这很恶毒。然而这是毛姆第一次，或许最早一例，用到“长了反骨”这一俗语，在他写到埃芬贝因时：“他是个长了反骨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密谋怠慢或伤害他。”

毛姆也有反骨——或许不只一根。但总的来说，他在旅行时很坚忍，甚至勇敢。他在远离人烟之处的旅行，让这本书不单别具一格，而且（对我来说可谓游记之最大特质）是个珍贵的历史记录。

在他的生活充满好奇、精力旺盛甚至快活的阶段，旅行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偷听别人谈话，写笔记，他状态绝佳，大概是他最快乐的时期。一个人只有充满自信，盼望自己发现新的东西，才会开始这样的旅行。毛姆，一个寂寞的人，对别人的寂寞很敏感，也很清楚自己的局限。旅行是让他自己孤单的一种方式，等到旅行变得有太多麻烦，他在Villa Mauresque华丽的孤单之中得到放松，虽然算不上快乐。他在那里写了这本书，回忆他在路上更快乐的时刻。

保罗·索鲁

二〇〇九年

序言

小说家间或不写小说让自己歇口气，我以为很好。每年写部小说，如很多作家必须所为，以谋一年生计，或因害怕自己若是保持沉默要被忘却，可谓一桩闷事。他们的想象力无论怎样丰富，心中未必总有一个急需表达的主题让他们不得不写；他们也不太可能塑造自己未曾用过的鲜活人物。他们若是有说书人的天赋并谙熟自己的技艺，或许写得出一篇令人满意的小说，但除此以外的东西只有靠运气。作家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他精神奇遇的记录。这不可能做到。职业作家不能指望总是跟随这一目标，他必须时常安于写一篇技巧娴熟之作的较小业绩；不过，他心有此念却很好。人性的变化虽然无穷无尽，所以作家塑造人物可能从来不需要模型，但他只能处理合乎自己性情的那一部分。他替人物设身处地；但有些他不能涉足。对他来说，有些人太陌生，他把握不住。他描写他们是从外着手，观察与同情分离，鲜能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是以小说家倾向于复制同一类型；他们精明更换笔下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和外貌；但你要是近观，就会发现他们乃改头换面的同一组人物。确实，小说家愈了不起，愈能塑造更多人物，但即使最伟大的小说家，这一数目也受制于他的个人局限。只有一种方法令他多少能够应付困境：他可以改变自我。这里，时间是主要因素。能够等到自身产生这一变化的作家很幸运，即他能以新鲜与独特眼光来观察眼前事物。他是变量，变化中的数量赋予他视为等同的符号以变更的数值。但某一条件下，场景变化也有很大作用。我知道有些作家做冒险之旅，但随身带着他们伦敦的房子，他们的一众朋友，他们的英国趣味与名望；待到返家，他们惊觉自己与出发之时全然相同。如此这般，一位作家是不能得益于旅行的。作家启程旅行，必须留下的一人就是他自己。

本书不像《在中国屏风上》乃意外所获。书中记述的旅行为我所愿；但我起初就有意将之成书。《在中国屏风上》我写得开心。同类题材我想再试手艺，但规模要更精细，并采用一种我能赋予明确模式的形式。这是风格的演练。一部小说中，风格必然要受事件影响，单一文风几乎行不通。心理描写的表达方式有别于事件叙述；而对白，至少应予人谈话正在进行的合理印象，必得摒除一成不变的效果。悲剧段落的文风也有别于喜剧段落。有的时候，你的叙述需用对话方式，随意使用俚语甚至有意为之的粗疏之言；别的时候，又要求使用你所能为的堂皇文句。结果肯定是锅大杂烩。有些作家很是看重语言之美，在这方面，唉，他们通常意指绚丽辞藻与华彩文句，他们罔顾素材特性，硬把它们嵌入同一模子。他们有时竟连对白也趋同，要你读的对话，说话者都是用四平八稳与精心造就的句子来交谈。这样一来，人物没了活力。没空气，你急着喘气。毫无疑问，这么做当然滑稽，但他们少有不安，因为他们鲜有幽默感。这一幽默特性，的而且确，他们以不耐之心视之。一部小说较好的谋篇布局，是让事件指导文风。一部小说的最佳风格，当如衣着考究者的服饰不惹眼目。不过，你要是喜欢为语言而语言，要是乐于将词语缀连成最令你惬意的序列以产生美感，旅行随笔或旅行专著就给了你机会。此时，或能为了文字本身而精雕细琢。你可巧妙运用自己的素材，让你寻求的和谐取信于人。你的风格可像一条宽广平静之河那般流动，而读者在河上安稳前行；他无需惧怕沙洲，没有逆流、湍滩或散布岩石的峡谷。当然，危险在于他会被催眠，留意不到你试图让他遣闷的沿岸美景。在本书中，我是否避免了这点，读者必须自己判断。我只请他铭记，没有比英文更难书写的语言了。不曾有人通晓它的方方面面。在我们久远的文学史之中，要找出写得完美的人，很难超过六位。

一九三五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一

我从来不能感受查尔斯·兰姆在其诸多读者中激发的喜爱之情。我生性逆反，令我恼恨他人的欣喜若狂，滔滔不绝会让我的倾慕功能干涸（与我的意愿相拂，天晓得为什么，我无意用自己的冷漠来给邻人的热狂泼冷水）。太多评论家写查尔斯·兰姆写得枯燥乏味，我再也不能以自在之心读他。他就像那些爱心满溢者之一，似乎埋伏好了等你大祸临头，好用他们的同情来裹住你。你跌倒的时候，他们搀扶你的双臂伸得如此之快，你揉着擦破的小腿，不得不问自己，路上绊倒你的石头是否他们放在那里。我害怕魅力太多的人。他们把你吞没。最后，你成了他们施展魅惑才能与虚情假意的祭品。我也不太喜欢有些作家，魅力是他们的最大长处。这并不够。我要的是令我专注的东西，我要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给我面包和牛奶我就不满意。温柔伊利亚的感性令我局促。整整一个世代，卢梭情感外露大暴隐私，而在他那年月，用哽咽喉咙写作依旧时兴，不过在我看来，兰姆的情感更让人想到酒徒的轻洒一掬泪。我不得不以为，他的柔情乃是得益于节制、汞丸与黑色泻药的调剂。无疑，读兰姆同时代人关于他的文章，你发觉温柔伊利亚乃多愁善感之人的虚构。相较他们的描绘，他是个精力更充沛、脾气更暴躁、更放纵无度的家伙，他会哂笑（合乎道理）他们给他画的像。你要是某晚在本杰明·赫顿家与他相遇，你会看到一位邋遢的小人物，喝得有点晕，可能很无趣，而他要是开玩笑，很可能弄巧成拙。实际上，你遇见的是查尔斯·兰姆而非温柔伊利亚。第二天早晨，要是读了他在《伦敦杂志》一篇随笔，你会觉得这是一则惬意小文。你从未想到这篇趣文有一天成了博学之人苦心孤诣的口实。你会以适当的心情读它；因为对你来说它是活生生的东西。作家常常遭遇的不幸之一，是生前所受褒扬太少，死后则又太多。评论家逼我们身着朝服读经典，如马基雅维里所写之书；相反，我们该尽量披上晨衣来读，仿佛作者与我们同一时代。

因为我读兰姆与其说是喜好不如说是随众，赫兹里特我就忍着根本不读了。考虑到数不清的书急着要读，我断定自己忽略得起一位（我以为）只是表现平平的作家，因为别的作家比他优秀。而温柔伊利亚令我生厌。我读关于兰姆的文章，很少不遇到对赫兹里特的讥嘲。我知道菲茨杰拉德曾有意撰写他的生平，但因为厌恶其人品而作罢。他是个卑鄙、粗野和讨厌的小人物，在兰姆、济慈、雪莱、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大放异彩的圈中，一个不足挂齿的扈从。一位才华如此稀少、性情如此招厌的作家，看来无需为他浪费时间。可是有一天，要出远门之前，我逛邦普斯找自己要带的书，偶然见到一本赫兹里特随笔选。小小一册，绿色封面，印得漂亮，价格廉宜，轻巧易握。出于好奇，想了解这位作家的真实情况，因为我读了关于他的这么多坏话，我把这本随笔放进选好的那堆书里。

二

我在逆伊洛瓦底江往蒲甘的船上安顿下来，从包里取出那本绿色小书一路读着。船上满是土著。他们无所事事躺在很多小件行李簇拥的床上，整天吃着聊着。其中很多黄衣僧人，脑袋剃光，默默吸着方头雪茄。船偶尔经过一只柚木筏，筏上一间小茅屋，顺流而往仰光。瞥见船上人家忙着做饭，或者安安逸逸正在吃饭。看来他们过得平静，有大把时间休憩，有足够闲暇好奇。河很宽，很泥泞，两岸平坦。不时见到一座塔，有时为整洁的白塔，但更多时候则是倾颓；而船不时停靠安卧于浓荫之中的河边村落。栈桥上密密麻麻都是身着艳服的人，吵吵闹闹，比来画去，看似集市摊档上的丛丛鲜花；一堆小人儿带着行李下船了，另一堆小人儿带着行李上船了，一阵骚乱与叫喊，慌慌张张，跑来跑去。

河上之旅单一而舒心。不论身在何处都是一样。双肩不负责任。生活写意。三顿饭把漫长一日划分得整整齐齐，你很快觉得自己个性不再；你只是某一铺位的乘客，船公司的数据显示，你在某些年这一时节占据该铺，而接下来还会如此，直到让该公司的股票成为一门划算的投资。

我开始读赫兹里特。我大吃一惊。我发现了一位实实在在的作家，不装腔作势，敢于表达自我，明智而坦率，热爱艺术但既不滔滔不绝也不勉强为之，多才多艺，对身边的一切兴趣盎然，聪明，造诣颇深，但又不故作高深，幽默，敏锐。我喜欢他的英文。它自然，活泼，该雄辩时雄辩，读来流畅，简明扼要，既不被题材所压制，也不靠优美文辞粉饰。如果艺术要以品性来论，赫兹里特就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我欣喜若狂。我不能原谅自己活了这么久没有读过他，我很气愤伊利亚的崇拜者，他们的愚蠢让我至今才有如此生动的体验。这里当然不存在魅力，但这是多么强健的心智，通达，清明，活泼，多么有生气！不久，我发现了这篇名为《论旅行》的美文，读到这么一段话：“妙哉！挣脱俗世与舆论羁绊——把我等那苦苦纠缠、令人烦恼、没完没了的自我身份丢于自然之中，做个当下之人，清除所有累赘——只凭一碟杂碎维系万物，除了晚上的酒债，什么也不亏欠——不再寻求喝彩并遭逢鄙视，仅以客厅里的绅士这一名衔为人所知！”我真希望赫兹里特这段话少用破折号。破折号的粗陋、现成与随意之处有违我的脾性。我很少读到哪句话里的破折号不能用雅致的分号或素朴的括弧来取代。但是，我一读到这几个字，就想到这是一本旅行记的绝佳书名，我决定写这本书。

三

我让书跌落膝上，看河水静静流淌。缓慢的水流浩浩瀚瀚，有着未受搅扰的安宁，令人赏心悦目。黑夜悄然来临，仿佛夏天一片绿叶轻轻坠地。但是，为了暂且驱散渐渐弥漫于心的慵懒，我在记忆中清理起仰光给我留下的印象来。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科伦坡乘的海船驶入伊洛瓦底江。他们指给我看缅甸石油公司的高烟囱，天空灰蒙蒙并有烟尘。但是烟尘后面露出了大金塔的金色塔尖。我发觉现在回想起来很愉快，但又模糊不清；受到热烈欢迎，乘一辆美国车经过有商铺的闹市，钢筋水泥的街道，天哪，就像檀香山、上海、新加坡或亚历山大港！然后是一所宽敞荫凉的花园房；写意生活，在这个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午餐，开车行驶于整洁宽阔的道路，晚上在这个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打桥牌，苦金酒，很多人身穿斜纹卡其或茧绸衣服，笑声，愉快的交谈；然后趁夜回去穿戴得当，接着又出去跟这位或那位好客主人餐聚，鸡尾酒，大餐，随留声机起舞，要么玩台球，最后再回到又凉又静的大宅。这一切真是迷人，惬意，舒适，开心；但这就是仰光？从港口旁边往下顺河走，是狭窄街道与迷宫般交错的小巷；这边住了很多中国人，那边则是缅甸人：我乘车经过时好奇张望，想要知道自己若能闯入那一神秘莫测的生活并消失在其中，就像船上泼下的一杯水消失在伊洛瓦底江，我该发现怎样的奇事，他们得告诉我怎样的秘密。仰光。我现在发觉，在如此模糊与无常的记忆里，大金塔如我抵达之晨那般庄严耸立，金光熠熠，如同神秘主义者所写的灵魂暗夜突然出现的希望，闪耀于这座兴旺之城的烟雾之中。

一位缅甸绅士请我吃饭，我应邀去到他的写字间。房间用纸花彩带装饰得华美。一张大圆桌摆在中央。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很多朋友，我们坐了下来。菜有很多道，多数凉得很，食物用小碗盛着，浸了很多酱汁。桌子中央摆了一圈盛了中国茶的杯子，但是香槟任喝，太随意了，饭后则有各种利口酒传来递去。我们都兴高采烈。然后桌子撤掉，椅子靠墙。热情的主人请客人惠允引介妻室。她与一位朋友同来，两个漂亮的小女人，大眼睛笑眯眯，含羞坐了下来；但是，她们很快发现欧式椅子坐得不舒服，所以坐在两只腿上，仿佛席地而坐。主人为我准备了娱兴节目，表演者出场了。两名俳优，一众乐师，六位舞者。他们告诉我，其中一位乃驰名缅甸的艺人。舞者着绸衫与紧身衣，黑发簪花。他们使劲高歌，颈部静脉因为用力而凸出。他们不是集体起舞，而是轮番表演，舞姿就像提线木偶。与此同时，俳优插科打诨；他们与舞者你一言我一语，显然这是一个滑稽角色，因为宾主双方都哈哈大笑。

有一阵我老在注意那位名角。她的确有一种气度。她与同伴并列，但又令人感觉游离其外，她面带愉悦但略显高傲的微笑，仿佛属于另一世界。俳优挖苦她时，她带着超然的微笑应答；她在一个典礼中扮演与自己相称的角色，但她无意投入自己。她有着全然自信的超然。然后，轮到她了。她步向前方。她忘了自己是位名角，她变成了一位女伶。

但是不看大金塔就得离开仰光，我一直在向邻座称憾；因为缅甸人有些并非佛教信仰所需的规定，但遵守这些规定将令西方人蒙羞；它们旨在羞辱西方人。欧洲人再没进过佛寺。但是，那是该国的宏伟建筑与神圣的礼拜之地。它供奉佛陀的七根头发。我的缅甸朋友们提出现在带我去，我且放下自己西方人的骄傲罢。那是午夜。到得寺院，我们攀上一段两旁都是摊档的长长阶梯；但是，住在棚里售卖香客用品的人们已经收工，有的闲坐，身子半裸，低声聊天，抽烟或吃宵夜，而很多人千姿百态已经入眠，有的睡当地那种矮床，有的躺卧光秃秃的石头。到处可见白天留下的一堆堆枯花，莲花、茉莉和万寿菊；空气充满浓香，有种业已腐烂的辛辣。我们终于来到高台。寺庙与佛塔到处杂乱无章，仿佛丛林杂树。它们建得没有规划或布局，但是夜色之中，金子和大理石隐隐闪光，让它们有种奇妙的华美。随后，就像艘艘驳船簇拥大船，大金塔高耸现身，模糊、严峻而堂皇。清冷的灯光照亮覆盖塔身的金箔。黑夜之中，它孤耸，超然，令人难忘，神秘莫测。一名赤脚守卫走得悄无声息，一位老人在点燃一尊佛像前的一排蜡烛；他们令此地更为幽寂。到处有黄衣僧人声音沙哑喃喃诵经；嗡嗡声打破了寂静。

四

为了不生误解，我要赶紧告诉读者，这本书中找不到多少资讯。它是一册穿越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记。我为个人遣兴而写，也希望取悦乐于花点时间阅读本书的诸君。我是职业作家，我希望靠这本书赚一笔钱，或许还能得到一点赞誉。

我游历虽广，却是一位差劲的旅行者。好的旅行者有惊奇之才。他总是对自己发现的国内所知与国外所见的差异之处感兴趣。他要是热衷荒谬物事，就会不断发现笑料，譬如他置身其中的那些人穿得跟他不一样，而他可能永远都在惊讶，人可以不用叉子而用筷子吃东西，可以不用钢笔而用毛笔写字。因为样样事情他都好奇，所以样样事情他都留意，他兴之所至，要么觉得有趣，要么觉得有益。但是我很快习以为常，不再觉得新环境有何稀罕。在我看来，缅甸人穿五彩帕索再也寻常不过，只有蓄意为之，我才会注意他们穿得与我不同。在我看来，坐人力车跟坐汽车、坐地上跟坐椅子一样自然，所以我不觉得自己行为怪异。我旅行是因为喜欢到处走动，我享受旅行给我的自由感觉，我很高兴摆脱羁绊、责任和义务，我喜爱未知事物；我结识一些奇人，他们给我片刻欢娱，有时也予我写作主题；我时常腻烦自己，觉得借助旅行可以丰富自我，让自己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

诚然，撰写《大英帝国衰亡史》的史家，要是在某一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见到本书，他将严词谈及本人。“我们该如何解释，”他会问，“这位作家在别处显示他并非缺乏眼光，但他去了帝国这么多地方，竟未留意（因为从无只言片语显露他有类似怀疑）不列颠人对先祖征伐而来的疆域掌控得如此无力？身为他那个年代的讽刺作家，目睹只是凭借身后枪杆支撑其位的一众官员，试图说服所辖民族自己只是勉强前来管治，他难道不该哂笑？他们为别人提供效率，但人家觉得还有上百件别的事情更为重要；他们靠给予好处来寻求自身的正当合法，但人家并不需要这些好处。这好比某人房屋被你强占，他不再欢迎你，因为你说你比他更会打理！他去缅甸，难道不见大英帝国因为主人怯于管治而摇摇欲坠？他难道未曾遇见因为缺乏自信而毫无威望的法官、军人与专员？这个有过克莱夫、沃伦·黑斯廷斯与斯坦福·拉弗的民族究竟怎么回事？它派去管治属地的人士，都怯于行使授予他们的职权，他们统治东方人，都想依靠怀柔笼络，依靠谨慎行事，依靠放下侮慢并给予土著不适当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必然反过来用于对付主人。但是，要是因为自己身为主人而良心不安，那还算得上主人么？他们空谈效率，但治理得并无效率，因为他们心神不安，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统治。他们是些多愁善感的人。他们想为帝国谋利，但又不愿承担最大责任，这一责任就是行使权力。但是，这位作家面对的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他安于记点旅行小事，写点个人感受，编些跟他见过的人有关的小故事；他写的这本书对于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和哲学家来说毫无价值：它该被人遗忘。”

《大英帝国衰亡史》的作者我不屑置辩。就我来说，我谨斗胆寄语，这本巨著一旦开工，他要以同情、公正与大度之心来写。我要他远离浮华之辞，我相信情感内敛并非与他不相称。我要他写得清明而体面；我要他的行文根基坚实。我愿他的文句有如铁锤击打铁砧那样铿然有声；他的文风要庄严而不浮夸，生动而不造作，简洁有力却又镇定自若；因为，他毕竟有一个主题大可苦心经营：世界历史之中，大英帝国并非没有辉煌一刻。

五

我到蒲甘的时候下起小雨，天空乌云沉沉。我老远就看到此地有名的佛塔。晨雾中它们隐约浮现，硕大、遥远而神秘，就像幻梦的模糊记忆。江轮把我放到一处破败村落，距我的目的地尚有几英里，我在细雨中等候，仆人找到一辆牛车载我上路。那是一辆没弹簧的结实木轮车，盖了一层椰棕席子。车内又热又闷，但是雨势渐成倾盆，我庆幸这里可以栖身。我躺下来，累了就盘腿而坐。牛走得小心，慢如蜗牛，它们费力穿过先前车辆留下的车辙，把我摇来晃去。牛车不时驶过一块大石头，令我猛地一颠。到得圆屋，我觉得自己仿佛挨了一顿揍。

圆屋位于岸边，很是近水，周围全是大树、罗望子、菩提树和野醋栗。一截木梯通往用作客厅的宽敞阳台，后面几间卧房，都带浴室。我发现其中一间住了另一位游客。我刚检查完住处，正与司膳的马德拉斯人说话，清点房内的什么腌菜、罐头和酒，这时出现一位身穿胶雨衣头戴遮阳帽还在滴水的小个男人。他脱下湿淋淋的衣帽，过了一会儿，我们坐下来吃该国所谓的早午餐。他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任职于加尔各答一家出口商行，正在缅甸度假观光。他矮个，黑发蓬乱，大脸，鹰钩鼻突出，戴一副金框眼镜，肥胖之躯紧绷绷穿了一件斯丁格衬衫。他显然是位活跃的观光客；因为下雨也没能阻止他一早出门，他告诉我说看了不下七座佛塔。我们吃饭的时候雨停了，随即阳光明丽。饭一吃完，他又出发了。我不晓得蒲甘有多少佛塔；当你站在高处，目力所及四周都是。它们近乎墓地的墓碑那样密密麻麻。大小不等，完好各异。鉴于周围环境，佛塔的密实、尺寸与华丽更为惊人，因为惟有它们留存，显示此地曾有一座人口稠密的繁荣大城。而现在只是一处落伍村落，有大树成行、宽阔而邋遢的公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地方，席编的整洁房舍住着漆工；因为这是今日蒲甘适度兴旺的产业，昔日风光它已忘却。

但是，所有这些佛塔，只有一座阿兰塔还有香火。这里有四尊镀金大佛，背靠一堵镀金墙壁，立在一所巍峨的金殿内。你穿过一条镀金拱道，一尊一尊看着它们。微明之中，它们莫测高深。其中一尊佛像前，一位黄衣托钵僧尖声颂着你听不明白的经文。别的佛塔却是荒芜了。路上的裂缝间杂草横生，幼树扎根于缝隙。这些佛塔是鸟儿的庇护所。鹰在塔顶盘旋，绿色小鹦鹉在檐上啁啾。它们如同巨大的奇异之花变为石头。其中一座，设计者以莲花为范，就像史密斯广场圣约翰教堂的建筑师采用安妮女王风格的脚凳，有一种巴洛克式的铺张，让西班牙的耶稣会教堂显得素朴而传统。它很乖谬，所以让你含笑而视，但其繁盛又有魅力。它太虚幻，拙劣而奇异，设计者的狂想令你惊愕。它看似印度神话中某位任性的神明用无数只手一夜之间织成的布料。塔内的佛像坐而冥想。巨像上的金叶早已剥蚀，塑像化为尘土。守门的怪狮在基座上腐朽。

此地奇异而忧郁。但我的好奇心因为寻访五六座佛塔而满足，我不愿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精壮与自己的怠惰而蒙羞。他把佛塔分门别类，按其特征做了笔记。他自有理论，在他心中，它们各有标签，用来证明某一理论或了结某一论争。他认为没有什么地方荒废得不值得热心端详；为了研究砖瓦构造，他像山羊爬上断垣残壁。而我宁愿闲坐圆屋阳台观赏眼前景色。正午时分，太阳把地上的一切色彩烤焦，从前人来人往的闹热之地，疯长的树木与低矮灌木一片苍白；但是一日将尽，仿佛磨练性格的某一情感暂被世事淹没，各种色彩悄然回转，林木再度一片葱郁。日落彼岸，西天一片红云倒映于静静的伊洛瓦底江。波澜不兴。恍若止水。远处有孤舟渔夫劳作。那边稍远一点，最美的一尊佛塔尽收眼底。落日之中，它呈米色与灰黄，柔和如博物馆的古旧绸衣。它有一种悦目的匀称；每一角的小塔彼此呼应；华丽窗户与下方的华丽门扉相互唱和。这些装饰有种大胆的狂暴，仿佛它在致力攀登精神的奇妙巅峰，而在生命与灵魂参与的拼死争斗中，它不能有缄默与品味之想。但是，它彼时又有一种恢宏，它立于其中的孤独有威严之势。它似乎以一副过于重大的担子压在大地身上。细细想来，它矗立这么多个世纪，漠然俯瞰着伊洛瓦底江的明媚弯流，真是令人慨然。鸟在树间鸣叫；蟋蟀唧唧，青蛙呱呱，呱呱，呱呱。某处，一位少年用简陋的笛子吹着忧伤的曲调，院子里，土著叽叽喳喳大声聊天。东方并不静默。

就在这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回到圆屋。他又热又累，满是尘土，但很开心，因为他什么也没遗漏。他是一座知识宝库。夜渐渐包围那尊佛塔，它现在看去很单薄，像用木板与石膏筑成，所以，要是在巴黎博览会的殖民地风物馆见到它，你不会感到意外。在那美妙的乡村景色中，它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复杂建筑。捷克斯洛伐克人告诉我它建于何时及哪位国王治下，然后，他讲起蒲甘历史。他记性好，事实梳理精确，讲得很流利，就像一位讲师讲着重复太多的课程。但我无意了解他的所述。哪些国王在位、他们打了哪些战役、征服了哪些土地关我何事？我只满足于见到他们出现在寺庙墙上的长列浮雕之中，姿态庄严，坐在宝座上，接受属国使臣的进贡，或是出现在长矛纷然、兵车疾驰的两军混战之际。我问捷克斯洛伐克人，他得来的那些知识准备用于何处。

“做什么？啥也不做。”他答道。“我喜欢真相。我想了解事件。每当我去什么地方，我都要阅读关于该地的一切。我研究它的历史，动植物，民风习俗，我让自己对该地的文学艺术了如指掌。我去过的每一个国家，我都可以写本权威之作。我是一座知识宝库。”

“我也这么想。但是对你没意义的知识有什么用呢？为知识而知识，就像一截楼梯通向一堵光秃秃的墙壁。”

“我不同意。为知识而知识，就像你捡起一根别针别到衣服的翻领上，或是解开一条绳子放进抽屉而不是把它割断。你根本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有用。”

为了表示他的比喻并非随心所欲，捷克斯洛伐克人翻起他的斯丁格衬衫（没有翻领），给我看了别得整整齐齐的四枚别针。

六

从蒲甘欲往曼德勒，我再度乘船，抵达之前数日，船泊于河畔某一村落，我决意上岸。船长告诉我，岸上有个惬意的小俱乐部，我在那儿毋须拘束；他们见惯了从船上这样下来的陌生人，而执事是个很不错的家伙；我甚至可以玩桥牌。我无事可做，于是钻进等在码头的一辆牛车去了俱乐部。阳台坐了一人，我上去时，他朝我点点头，问我要不要来杯威士忌苏打或苦金酒。他甚至没想过我可能一文不名。我要了大杯的，然后坐下来。他又高又瘦，古铜肤色，唇髭一大把，穿卡其短裤与卡其衬衫。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们聊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人，这人自称为执事，并称我的朋友为乔治。

“你妻子有消息吗？”他问他。

乔治的眼睛发亮了。

“有，这趟邮件我收到信了。她玩得很开心。”

“她有没有叫你别发愁？”

乔治轻轻笑了笑，但我好像觉得他的笑带着一丝伤心。

“她实际上有。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我当然知道她想度假，我很高兴她应该去，但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太难了。”他转向我。“你瞧，我这是头一次跟老婆分开，没她，我就像一只丧家犬。”

“你结婚多久了？”

“五分钟。”

俱乐部执事笑了。

“别傻了，乔治。你结婚八年了。”

我们聊了一小会儿，乔治看看表，说他得去换衣服准备吃饭，然后走了。执事面带并非恶意的嘲笑，看他消失在夜色里。

“他现在一个人，我们都尽量问问他的情况如何。”他告诉我。“自从他妻子回国，他就郁闷得很。”

“她知道自己丈夫那么忠心一定很高兴。”

“梅波这女人了不得。”

他叫来侍者，又要了些酒。在这个好客之地，他们不问你是否有钱；大家习以为常。然后，他安坐躺椅，点燃一支方头雪茄，给我讲起乔治与梅波的故事。

他回国休假订的婚，他回缅甸的时候，说好她半年后过来。但意外一桩接一桩；梅波父亲去世，战争爆发，乔治被派去一个不适合白人女子前往的管区；最后等她可以启程，七年过去了。婚礼他都安排好了，等她一到就举行，而他下去仰光接她。船到那天早晨，他借了一辆汽车开到码头。他在码头踱来踱去。

然后，突然之间，毫无预兆，他没勇气了。他七年没见梅波。他忘了她什么样子。她完全是个陌生人。他情绪很低落，双腿开始游移。他受不了这个。他必须告诉梅波他很抱歉，但他做不到，他真的不能娶她。但是，你怎么能这样告诉一位女子，她跟你订婚七年，跑了六千英里来跟你结婚？他也没勇气这样做。乔治孤注一掷。码头有艘船正要往新加坡；他急忙给梅波写了封信，一件行李也没带，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就跳上了那艘船。

梅波收到的信大致如下：

最亲爱的梅波，

我突然要出公差，也不知何时回来。我觉得你最好回英国。我的安排很不确定。

爱你的乔治

但是到了新加坡，一封电报在等他。

明白。勿虑。爱。梅波。

惊恐让他很机敏。

“糟了，我觉得她会跟着我。”他说。

他发电报给仰光的船公司，正往新加坡的乘客名单果然有她名字。没时间了。他跳上去曼谷的火车。但他很担心；他去曼谷她很容易就会发现，而她坐上火车也跟他一样简单。好在有艘法国货轮第二天开往西贡。他上了这艘船。到西贡他就安全了；她决不会想到他去了那里；而她要是想到，她现在也该明白了。从曼谷到西贡要五天，船很脏，很挤，很不舒服。到了西贡他很高兴，坐一辆人力车去酒店。他在访客簿上登了记，马上就有一封电报给他。只有两句话：爱。梅波。这两句话足以让他吓出一身冷汗。

“去香港的下班船什么时候？”他问。

如今，他的逃跑不再儿戏。他到了香港，但不敢待在那儿；他去马尼拉；但马尼拉兆头不好；他接着去上海：上海又令他紧张；每次从酒店出去，他都以为要径直撞入梅波的双臂；不，上海决不能待。只有去横滨。到得横滨大饭店，一封电报在等他。

“马尼拉不遇，甚憾。爱。梅波。”

他神情激动瞄了一通客轮航班表。她现在哪里？他折回上海。这次他径直往俱乐部取电报。他拿到了。

“即到。爱。梅波。”

不，不，抓到他可没那么容易。他计划好了。扬子江很长，水位正在下降。他只要赶上去重庆的最后一班江轮就行了，之后除非坐帆船，要到第二年春天才有船了。一名女子根本不可能这样单独旅行。他到了汉口，又从汉口到宜昌，他在宜昌换船，驶过激流到了重庆。但他现在很绝望，他不要再冒险了：有个地方叫成都，四川省会，有四百英里远。去成都只有陆路，路上土匪出没。人到了那里会很安全。

乔治找来轿子与苦力出发了。终于，看到那座中国孤城带雉堞的城墙，他松了一口气。日落时分，从城墙上可以望见西藏的雪山。

他终于可以休息了：梅波再也找不着他。领事正好是他朋友，他住到他那里。他享受豪华房舍的舒适，他享受跨越亚洲的紧张逃跑之后那份闲散，而最重要的是，他享受他那美妙的安全感。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慢慢过去了。

一天早晨，乔治和领事正在院内查看一位中国人带来的几件古玩，领事馆大门传来一阵很响的敲门声。门房开了门。一乘四抬小轿进得院内，轿子落地，梅波步了出来。她整洁，镇定，精神，根本不像路上走了两个星期刚到的样子。乔治惊呆了，面如死灰。她向他走来。

“嗨，乔治，我真怕又错过你了。”

“嗨，梅波。”他支支吾吾。

他不晓得说什么。他东看西看：她站在他与门口之间。她看着他，蓝眼含笑。

“你根本没变。”她说。“七年时间，男人会变得很可怕，我担心你又胖又秃。我太神经了。经过这些年，我要是不能让自己最后嫁给你，那就太糟糕了。”

她转向乔治的东道主。

“你是领事？”她问。

“是。”

“很好。我洗个澡，然后就嫁给他。”

她嫁了。

七

曼德勒首先是个地名。有些地方由于历史的某一偶然事件或适当关联而得名，独有一种魔力，但智者多半从不访谒，因为它们唤起的期盼几乎不能实现。地名自有生命，虽然特雷比松可能只是一处赤贫村落，但对于所有心智健全的人，这一名称的魅力必定为它罩上帝国服饰；至于撒马尔罕：谁要是写下这一地名，脉搏难道不会加快，心中难道没有期望不得餍足的苦痛？伊洛瓦底这一名字，就以其浑浊巨流使人敏于想象。曼德勒的街道多尘拥挤，沐浴艳阳之下，宽阔而笔直。有轨电车载着一众乘客隆隆驶过；他们挤满座位与通道，密密麻麻站在踏板上，就像苍蝇群集一枚烂熟的芒果。带阳台与走廊的房子，有遭逢不幸的西方城镇之大街房舍那种邋遢外表。此地既无窄巷也无曲径，可让想象悠游以寻意外事物。但不要紧：曼德勒还有名字；这一嘉词的降调，在其周遭汇聚了浪漫传奇的明光暗影。

但是曼德勒还有城堡。城堡围在高墙内，高墙围在濠沟内。城堡有宫殿，还有现已拆掉的热宝王朝官署与官邸。每隔一段墙，就有用石灰刷成白色的大门，每道门的顶上都有一座望楼，就像中国庭园内的避暑山庄；棱堡上面是柚木亭，形状之奇特，令你觉得它们或曾用于战事。墙用晒干的巨砖砌成，颜色灰紫。墙脚大片草地，密植罗望子、肉桂与金合欢；一群棕色绵羊固执前行，慢吞吞然而专心啃着甘草；在这里，晚上可见缅甸人穿五彩裙戴明丽头巾三两漫步。他们皮肤棕色，矮小结实，脸上略有蒙古人的特征。他们故意走得就像这块土地的业主与耕者。他们毫无路过的印度人那种目空一切与不以为然的典雅；没有他那精致的容貌，也没有他的懒洋洋和女人气。他们易于微笑。他们幸福，快乐，友好。

城濠水面宽广，清晰倒映着玫瑰色城墙、浓密树木和衣着明丽的缅甸人。水很静，但并非死水，安宁驻足水面，就像一只天鹅头戴金冠。清晨或将日落，水色有着粉笔画温和疲惫的柔弱；这些颜色有油彩的半透明，但少了那分固执的明确。光仿佛一位魔术师，游戏般涂抹着刚刚调好的颜料，并将用其随意之手再度抹掉。你屏住呼吸，因为你相信这一效果转瞬即逝。你心怀期望看着它，就像吟诵一首有点复杂的格律诗，倾耳等候延迟已久前来合韵的韵脚。但是到了日落，西天红云绚烂，墙、树、濠沐浴一片霞彩；月圆之夜，那些白门渗着银光，夜空映出门上望楼的剪影，你的官能被冲得落花流水。你试图有所戒心，你说这不实在。这并非让你不知不觉意外感知、取悦和抚慰你受伤的灵魂之美，这并非你可掌握、据为己有而且熟知之美；这种美把你击伤，让你晕眩，叫你喘不过气来，它既无冷静也无克制，它像火，突然把你吞噬，而你奇迹般生还，浑身赤裸，颤抖不已。

八

曼德勒的宫殿建在一个大广场内，由一圈刷成白色的矮墙围住，你爬上一截小台阶，来到宫殿所在的庭院。昔日，这片广庭房屋密布，而今多数拆毁，妃子与侍女住处，成了惬意绿地。

进得宫殿，你先见到一间长长的觐见室，然后是一间接见室，更衣室，其他接见室与密室。这些房间的两旁是国王、王后和公主们的寓所。接见室是间空荡荡的房子，屋顶由高柱支撑，这些柱子是高大柚木，制作时的粗暴斫痕依然可见，而它们都已镀金髹漆；墙壁只是草草刨平的木板，也有镀金髹漆。但镀金都已残旧褪色。不知为何，粗陋工艺与所有镀金髹漆对照，产生一种奇特的华丽效果。每所房子太像瑞士木屋，本身平淡无奇，但总体有种迷人的幽黯之华。装饰屋顶、栏杆和房间隔板的雕刻都很粗糙，但图案常常很优美，有种奢华的典雅。宫殿营造者完全出人意料，使用最不协调的元素取得富丽堂皇的效果，令你觉得此地乃东方君主的恰当居所。很多装饰效果，都是来自无数小镜片与白色或彩色玻璃拼成的图案各异之镶嵌画：你可能会说，再也没有如此丑陋的东西了（它有些像你儿时在马盖特码头所见之物，远足一天之后，你洋洋得意带回去，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一位惊愕不已的亲戚），但奇怪得很，它予人印象不仅华丽，而且愉悦。屏风与隔板雕得实在粗糙，这些精巧的玻璃片就这样镶嵌其中，它们毫无华而不实的效果，而是有着晦暗玉石的神秘之光，朦胧闪烁于坚实背景之上。这并非更有活力、更为粗犷却又原始或者你愿意称为童真的野蛮艺术；它有些轻佻柔弱，它的粗略（仿佛画师笔触游移，正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将熟悉的图案重新创作）令其有特色。你有一种念头，一群人正慌乱摸索于美的起点，就像丛林人或儿童那样，耀眼物体令他们迷醉。

装点宫殿的富丽帏幔与镀金家具早已抢掠一空。你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它们就像渴望出租的房屋。这里像是无人到访。天色近晚，这些镀金镶玉的荒屋阴森可怖。你轻轻漫步，以免惊扰气若游丝的寂静。你驻足观望这些空无，惊愕不已，不敢相信须臾之前，这里还在上演不可思议的密谋与骚动不安的激情。此地的浪漫传奇存留于生者记忆。宫殿见证的巨变不足五十年，而对于我们，却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拜占庭那般遥远。有人带我去见一位曾经创造历史的老太太。她矮胖结实，身着素朴的黑白衣衫。她透过金边眼镜看我，眼光平静，略带嘲讽。她的父亲是希腊人，曾为敏东王效劳，而她做过素琶蕾娅王后的侍女。她随后嫁给国王一艘河船的英国船长，但他死了。守了一阵寡，她与一位法国人订婚。（她嗓音低沉，略带一丝外国口音；苍蝇在她周围嗡嗡乱飞，她似乎也不在意，而是两手合拢，端庄置于双膝。）法国人回国去了，在马赛娶了一位本国女子。隔了这么久，她不是很记得他了；当然，她还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的漂亮唇髭，就这些。不过，她当时爱他爱得疯狂。（她笑起来是有点可怕的吃吃声，仿佛她的欢笑是道影子，而她笑的，是一出喜剧的幻象。）她决意报复他。她仍可出入宫廷。她弄到热宝王与法国人制订的条约草案，条约规定，将上缅甸的所有控制权交与法国人。她把草案给了意大利领事，以向下缅甸的首席专员求助，于是导致英国人向曼德勒进发，将热宝王废黜与流放。大仲马可曾说过，戏剧之中，再也没有比关起门来发生的事情更为戏剧了？金边眼镜后面，这位老太太平静而嘲讽的双眼，就是一扇紧闭的门，谁知道还有多么怪异的思绪与奇情的汹涌依然驻留其后？她说起素琶蕾娅王后：她是个好女人，大家对她太不公平；她唆使的那些杀戮，都是胡说八道！

“就我所知，她杀的人最多不超过两三个。”老太太轻轻耸了耸肥胖短肩。“两三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命不值钱。”

我呷了一口茶，有人开了留声机。

九

我虽然不是百折不挠的观光者，还是去了阿玛拉普拉，从前的缅甸都城，今天的散乱村庄，这里的道路两旁，罗望子树高高耸立，树荫下面，丝绸织工忙忙碌碌。罗望子树茂盛庄严，树干粗糙多节，苍白如顺流而漂的柚木，树根则像地上剧烈扭动的巨蛇；它的叶子呈花边状，如同蕨类植物，树叶尽管精美，但因为太厚而树荫浓密。它就像老农之妻，饱经风霜，然而粗壮矍铄，披了一件不相称的绒绒棉纱。绿色鸽子栖息在树枝上。男人女人坐在小屋外纺纱或绕丝线，他们的眼光柔和而友好。孩子们在大人周围玩耍，野犬睡在道路中央。他们像是过着适度勤勉、快乐与安宁的生活，而你心中掠过一丝念头，就是这些人至少找到了解答生存之谜的一种方法。

我接着去看勐拱的大钟。这里是座尼寺，我站着正看，一群尼姑把我围住。她们穿的袍子跟和尚一模一样，但并非和尚那种漂亮的黄色，而是脏兮兮的暗褐色。这些矮小老妇没牙，脑袋剃光，但头上盖了一层薄薄的灰白发茬，年老的小脸皱纹很深。她们伸出枯瘦的双手要钱，用空洞苍白的牙床喋喋不休。她们的黑眼睛警觉而贪婪，她们的微笑很是顽皮。她们很老，无牵无挂。她们像是以一种富于幽默感的冷嘲热讽看待人世。她们历经种种幻灭，带着恶意与含笑的轻蔑存活。她们不宽容人的愚行，也不迁就人的弱点。她们对世事全无依恋这一点，有些东西隐约令人惊恐。她们不再有爱，她们不再有分离之苦，死亡对她们来说不再可怕，除了笑声，她们如今一无所剩。她们撞响大钟让我听；咚，咚，它响着，一声长长的低音沿河而下慢慢回响，钟声庄严，似乎召唤着躯壳中的灵魂，提醒它虽然万物皆为幻象，但是幻象之中还有美；随着钟声，尼姑们爆出一阵粗俗的咯咯笑声，嗨，嗨，嗨，这是模仿大钟的声音。蠢人，她们的笑声说，蠢人和傻瓜。只有笑声才是真的。

十

离开科伦坡的时候，我没想过要去景栋，但我在船上认识一人，他告诉我他在那儿待过五年。他说那里有个很大的集市，每隔五天逢场，赶集者来自五六个国家和五六十个部落。那里有神秘壮观的佛塔，地处偏远可以消解内心焦虑。他说他宁可哪儿也不住就住那儿。我问他那里给了他什么，他说是满足。他又高又黑，落落寡合的举止，从那些长期独居在偏僻之地的人身上，你常常可以见到。与他人在一起，这类人有些不安，虽然在船上吸烟室或者俱乐部酒吧，他们可以滔滔不绝乐于交际，给大家讲故事，开玩笑，有时高兴起来，说一说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但他们似乎总是有所保留。他们的内心持有一种分离的生活，他们有种仿佛内倾的眼神，这种眼神告诉你，这一隐藏起来的生活，才是他们唯一看重的东西。他们的眼睛不时泄漏他们对社交圈的厌倦，他们因为觉得危险或是害怕显得古怪才被迫暂时进到这个圈子。然后，他们似乎渴望去到自己偏爱的某一孤单之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再度与自己找到的真实相处。

正是这位偶然相识的举止和言谈，说服我现在启程穿越掸邦。从上缅甸的起点到我可以下到曼谷的暹罗终点，大约有六七百英里。好心的人们尽其所能让我这趟旅行舒适，东枝的驻扎专员给我发电报，他已安排骡子与小马等我。我在仰光买了一堆看似必需的物品，几把折叠椅，一张桌子，一个过滤器，灯，还有我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我从曼德勒坐火车去达西，打算在那儿雇辆车往东枝，在我动身之前，一位我在曼德勒俱乐部认识、住在达西的朋友请我吃早午餐（早饭与午饭合一的缅甸美餐）。他叫马斯特森，三十来岁，面孔和善，拳曲的黑发带点灰白，黑眼睛很漂亮。他的嗓音异常好听，说话很慢，而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令你信赖。你觉得一个人花这么长时间讲他要讲的事情，让人有足够耐心听他说话，这人肯定有本事让同伴赞同他。他觉得人的友善理所当然，我猜他只能这样行事，因为他自己就很友善。他颇有幽默感，当然并非机敏，而是令人愉快的讥讽；正是这一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将常识运用于生活中的各种意外，并从一个略微可笑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一年大部分时间，生意让他奔波于缅甸各处，旅行期间，他养成了收藏的癖好。他告诉我，他把所有余钱都用来购买缅甸古玩，而正是为了看看这些古玩，他请我跟他一起吃饭。

火车一大早到。他先就告诉我，他得去写字间，接不了我；不过，早午餐在十点，他要我在城里办完一两件事情就去他家。

“随便些。”他说。“要是想喝点什么，你跟男仆说就行了。我事情一办完就回来。”

我找到一家车行，跟一辆福特破车的车主讲好价，让他载我和我的行李去东枝。我把我的马德拉斯仆人留在那里，让他盯着能装的每一样东西都装进去，剩下的就拴在踏板上，然后，我慢慢走去马斯特森家。它位于一条大树遮荫的路上，是座整洁的小平房，在晴朗的晨光中显得可爱而温馨。我步上台阶，马斯特森出来迎接我。

“事情比我想的完得快。早午餐弄好之前，我有时间给你看我的东西。你喝什么？我恐怕只能给你一杯威士忌苏打。”

“喝这个会不会太早？”

“是太早。不过这是家里的习惯，进门的人没有不喝一杯的。”

“那我只好入乡随俗了。”

他叫了男仆，一位整洁的缅甸人马上端来一个细颈酒瓶、一瓶苏打水和玻璃杯。我坐下来，打量着房间。虽然还是太早，外面的太阳却很猛，百叶窗已经拉下。经过路上耀眼的阳光照射，这里的光线惬意而清凉。房间用藤椅布置得很舒适，墙上挂着英国风光的水彩画。这些画有些拘谨老派，我猜是主人的老处女姑姑年轻时候所画。有两幅我不知晓的大教堂，两三幅玫瑰花园，一幅乔治王朝风格的房子。看到我的眼睛在这幅画上停了一下，他说：

“那是我们在契顿汉的房子。”

“哦，你是那儿人？”

然后是他的收藏。房间堆满佛陀及其弟子的铜像或木像；还有各式各样的盒子、器皿与古玩，尽管多得要命，但摆放有致，赏心悦目。他有些好玩的东西。他很自豪地给我看，告诉我他是如何得到这件或那件物品，如何听说有另一样东西，于是穷追不舍，并以不可思议的精明诱使不情愿的主人出让。说到一笔好买卖，他和善的眼睛闪闪发光，而痛骂某一卖家不讲理，不是接受公平价格，而是把一个铜盘拿走了，他的眼睛又一阵阴郁。房里有花，没有在东方的很多单身汉家里的那份凄凉。

“你把这地方弄得很舒适。”我说。

他扫了一眼房间。

“以前很好。现在没那么好。”

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随后，他给我看一个长长的镀金木盒，带有玻璃镶嵌画，就是我在曼德勒宫殿欣赏过的那种，但做工比我在那儿见到的更精巧，这款如宝石般华美，真有一些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典雅。

“他们告诉我它有几百年历史。”他说。“这样的东西他们很久都做不出来了。”

这显然是宫廷用品，令人好奇它从前的用途以及它都经过哪些人的手。这是一件珍宝。

“里面是什么样子？”我问。

“哦，没什么，只是髹漆。”

他打开木盒，我看到里面有三四个相框。

“哦，我忘了那些在这儿。”他说。

他柔和悦耳的嗓音有点古怪，我睨视了他一眼。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但脸上还是泛起好一层红晕。他正要关上盒子，但又改变主意。他拿出其中一幅照片给我看。

“年轻的时候，这些缅甸女子有的很可爱，不是吗？”他说。

照片上是位站着的年轻女子，有点害羞，背景为照相馆常有的那种，一座佛塔，几棵棕榈树。她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头发上插了一朵花。但是，拍照时的窘迫，并未阻止她颤动的双唇露出羞怯的微笑，她严肃的大眼睛仍有一丝调皮的闪光。她很娇小。

“真是个小可爱。”我说。

马斯特森接着拿出另一张照片，她坐着，身旁站了一个小孩，他的手怯生生放在她的膝上，她还抱了一个婴儿。小孩直端端看着前方，神色恐惧；他不明白那台机器和机器后面头蒙黑布的人在搞什么名堂。

“这些是她的孩子？”我问。

“也是我的。”马斯特森说。

这时，男仆进来说早午餐备好了。我们去饭厅坐了下来。

“可能没什么东西给你吃。自从我女人走掉，家里的一切就乱糟糟。”

他诚实的红脸一阵阴郁，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肚子很饿，吃什么都好。”我斗胆说道。

他什么也没说，把一盘麦片薄粥放到我面前。我加了牛奶和糖。马斯特森吃了一两匙，把他的盘子推到一旁。

“没想到看到那些该死的照片。”他说。“我是故意把它们收起来的。”

我不想盘根问底，或是逼主人讲他不愿讲的私事，但我也不希望显得漠不关心，不让他给我讲心事。在丛林某个荒僻之所，或者置身拥挤的中国城市一幢形单影只的结实大屋里，常常有人给我讲他自己的故事，而我相信这些故事他从未告诉任何人。我是个意外相识，他以前从没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我是他单调生活中暂时出现的漫游者，某种渴望让他敞开心扉。这样，我一夜之间对他们的了解（坐在一两瓶苏打水和一瓶威士忌旁，一盏乙炔灯的光线外，就是充满敌意与令人费解的世界），比我若是认识他们十年所知道的还要多。你要是对人性有兴趣，这就是旅行的一大乐事。你和他们分手的时候（因为你得早起），他们有时会对你说：

“我这些废话恐怕让你闷得要死。我六个月没说这么多话了。但说出来我觉得很好。”

男仆撤下粥盘，给我俩一人上了一条白生生的煎鱼。鱼很冷。

“这鱼很糟糕，不是吗？”马斯特森说。“我讨厌河鱼，鳟鱼除外；唯一办法就是加伍斯特辣酱。”

他自己随意加着，然后把瓶子递给我。

“我女人，她是个很好的主妇；她在这儿的时候，我吃得就像一只斗鸡。厨子要是端出这样的垃圾，一刻钟之内她就会叫他走人。”

他对我笑了笑，我留意到他笑得很甜，这令他显得特别温柔。

“你看，跟她分开实在痛苦。”

他现在显然想谈，我毫不犹豫，帮他打开话匣子。

“你们吵架了？”

“没有。那说不上是吵架。她跟我住了五年，我们连口角都没有。她算是脾气最好的小人儿了。好像什么都不能让她生气。她总是很快乐。你从来见不到她不笑。她总是很开心。她没理由不开心。我对她很好。”

“我相信。”我答道。

“她是这儿的女主人。她要的我都给她了。或许我要是凶些她还不会走。”

“或者我不应该说得这么明白，女人都是不可捉摸的。”

他不以为然看了我一眼，他的笑有一丝刚刚闪过他眼中的腼腆。

“我要是讲给你听，你会不会觉得很闷？”

“当然不会。”

“好吧，我是有天在街上见到她的，我很喜欢她。我给你看过她的照片，但照片照得不好。这样形容一位缅甸女子听起来或许可笑，但她就像一朵玫瑰花蕾，不是英国玫瑰，你知道的，她有点像我给你看的盒子上那些玻璃花，跟真花一样，只是长在东方花园的一朵玫瑰有些奇异之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讲明白。”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笑道。

“我跟她见了两三次，找到她住的地方。我派男仆去打听她的情况，他回来告诉我，只要我们谈妥，她父母很愿意我跟她一起。我不想讨价还价，一切马上定下来了。她家里摆酒庆祝，她就来这里住了。当然，我完全把她当做自己的妻子，让她管家。我告诉仆人，他们要听她吩咐，她要是不满意谁，他就得走人。你知道，有些家伙让自己的女人住在仆人的地方，一旦他们外出旅行，女人的日子就不好过。咳，我觉得这样做很卑鄙。你要是找一个女人跟你一起生活，你起码要让她过得开心。

“她做得非常好，我很开心。她让家里一尘不染。她为我省钱。她不让仆人敲诈我。我教她打桥牌，说真的，她打得太好了。”

“她喜欢这样吗？”

“喜爱。家里来客，她招呼客人不输公爵夫人。你知道的，这些缅甸人举止优美。有时候，看她招呼我的客人那种自信，我都会笑，那些政府官员，你知道的，还有路过的军人。要是某个中尉特别腼腆，她会立刻让他放松。她从不莽撞也不多嘴，只是需要她的时候她就在那儿，尽量让一切都顺利，让每个人都开心。我给你讲，她调的鸡尾酒是仰光和八莫两地之间最好的。大家以前都说我运气好。”

“我想的确如此。”我说。

咖喱餐上来了，我用盘子盛了米饭取了鸡块，然后在五六个小碟之间选我喜欢的调料。咖喱很好。

“后来她有了孩子，三年三个，但有一个六个星期大就死了。我给你看的照片是活着的两个。小家伙样子很逗，不是吗？你喜欢孩子吗？”

“喜欢。怪得很，我特别喜欢刚出生的婴儿。”

“我不喜欢，你知道的。我甚至对自己的孩子都不是特别有感觉。我常常纳闷，这是否表明我这人很坏。”

“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小孩只是赶时髦。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爱不能过分，这样对孩子反而更好。”

“我女人后来要我娶她，我的意思是正式结婚，以英国的方式。我一笑置之。我不晓得她脑子里怎么会有这种主意。我觉得这只是心血来潮，我给她一条金项链让她闭嘴。但这不是心血来潮。她很认真。我告诉她做不到。但你知道女人什么样子，她们一旦拿定主意要什么，就会让你不得安宁。她又是甜言蜜语又是生闷气，她哭，要我怜悯，我滴水不漏的时候，她试图逼我答应，她很留意我温情脉脉的时候，她生病那阵就险些让我松口。我觉得，她注意我比股票经纪留意市场行情还细心，而我知道，她看上去不论怎么自然，不论她是否忙着别的事情，她总在留心那个没有防备的时刻，让她可以对我突然袭击，如愿以偿。”

马斯特森再次给了我一个温和坦率的微笑。

“我想，天下女人都一样。”他说。

“我想也是。”我答道。

“有件事情我从来都搞不懂，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女人为什么觉得这很值得。她宁可你做违心的事情，也不愿意你完全不做。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令她们满足的。”

“满足于获胜。勉强听从的男人可能还是抱着他原来的看法，但女人不介意。她胜利了。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马斯特森耸耸肩。他喝了杯茶。

“你看，她说迟早我肯定要娶个英国女子，把她赶走。我说我没考虑结婚。她说她都知道。就算没考虑，我有一天也会退休回英国。那时她去哪儿？这持续了一年。我没让步。然后她说，我要是不娶她，她就走，把孩子带走。我告诉她别做傻事。她说要是现在离开我，她可以嫁给一个缅甸人，但过几年就没人要她了。她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打包。我想这只是吓唬人，我以为是这样。我说：‘好，你想走就走，但你如果走了，就别回来。’我觉得她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家，还有我给她的礼物，所有搜集来的东西，回到她自己的家里去。他们一贫如洗。好吧，她继续打包。她对我跟从前一样好，她快乐微笑；晚上有些朋友来这儿玩，她跟平时一样热情，并且跟我们打桥牌打到凌晨两点。我不相信她打算走，但我还是很害怕。我很喜欢她。她这人太好了。”

“但你要是喜欢她，你究竟为了什么不娶她？你们会很美满的。”

“我给你讲。我要是娶她，就得在缅甸待一辈子。我迟早要退休，到时我想回老家住。我不想在这里入土，我想埋在英国的教堂墓地。我在这儿很快活，但我不想永远住在这里。我做不到。我需要英国。我有时候烦了这些灼热的阳光和耀眼的色彩。我需要阴天、细雨纷纷和乡村的味道。我回去的时候，将是一个可笑的胖老头，即使我给得起钱也老得打不动猎，但我可以钓鱼。我不想打老虎，我想打兔子。我可以适当打打高尔夫。我知道自己会落伍，我们这些在这儿过了一生的家伙总是如此，但我可以去当地俱乐部走走，跟从印度退休回来的英国人说说话。我想脚下踩着英国乡镇的灰色人行道，我想可以走去跟屠户吵一架，因为他昨天给我的牛排我咬不动，我想逛逛旧书店。我想小时候就认识我的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我想自己的房子后面有个围起来的花园种玫瑰。我猜你听了这些会觉得很乏味很乡下很无趣，但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是这样过的，我自己也想这样过。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梦，但它是我的所有，是我在世上的一切，我不能放弃。”

他停了停，看着我的眼睛。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得可以？”

“不。”

“然后，有天早晨，她来告诉我她走了。她把她的东西放在一辆推车上，即使那时我也不相信她要走。她接着把两个孩子放到人力车上，过来跟我说再见。她哭了起来。不瞒你说，我心都快碎了。我问她是否真的要走，她说是，除非我娶她。我摇摇头。我差点就让步了。我当时恐怕也在哭。随后，她大哭一声冲出房子。我得喝上半杯威士忌来定神。”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四个月前。一开始，我想她会回来，随后，因为我觉得她不好意思跨出第一步，我就让仆人去告诉她，她要是想回来，我会接她。但她拒绝了。家里没她看上去很空。我起初觉得自己能习惯，但不知为什么，家里还是那么空。我说不出来她对我有多重要。我心里都是她。”

“我觉得你要是同意娶她，她就会回来。”

“哦，对了，她给仆人说过这话。我有时候问自己，为了一个梦，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否值得。那只是个梦，不是吗？可笑的是，令我犹豫不决的事情之一，是我想到自己熟悉的一条泥泞小路，道路两旁一堆堆泥土，上方则是枝叶下垂的山毛榉。我的鼻孔里老是有那种冰冷的泥土味。我不怪她，你知道吗。我很欣赏她。我没想到她这么有个性。我有时候几乎要让步了。”他犹豫片刻。“我想，或许，要是我觉得她爱我，我就会让步。但是，当然了，她不爱我；这些跟白人同居的女人，她们从来不，我觉得她喜欢我，不过如此。换成是你，你怎么做？”

“哦，我亲爱的朋友，叫我怎么说呢？你会忘掉自己的梦吗？”

“决不会忘。”

这时，男仆进来说，我的马德拉斯仆人和福特车刚刚到了。马斯特森看了看表。

“你要动身了是吧？我得回写字间了。我的家事恐怕让你闷得要命。”

“哪里哪里。”我说。

我们握手道别，我戴上遮阳帽，车开了，他向我挥手致意。

十一

我在东枝停留几天准备就绪，就在一天清晨出发了。那是雨季末尾，天很阴，但云层很高很亮。乡野疏旷，小树稀稀落落；但你不时遇到一株根须舒展的高大菩提树，就像其中的巨人。它屹立大地之上，是个适合膜拜的对象，带有一种庄重，仿佛知道自己战胜了盲目的自然力量，而现在，就像一个了解敌方兵力的强权，它按兵不动。树下放着掸人给树精的供品。道路在缓坡上蜿蜒起伏，路的两旁象草摇曳，伸延于山地平原。它的白色叶子在宜人的空气中荡漾。草比人高，我骑行其间，好似大军首领检阅无数身材高大的绿色兵士。

我骑在队伍之首，负重骡子与小马跟在后面。但是，有匹小马可能不习惯背囊，很是狂躁。它的眼睛很野。它不时在骡子之间狂跑，用背囊撞它们；随后，领头骡子截住它，把它赶进路边的高草丛，让它停了下来。它俩对峙片刻，然后，骡子领着小马静静回到它的队列。它现在走得心满意足。它撒过欢了，不管怎样，它准备规矩一会儿了。领头骡子的脑袋里，那些骡子似的想法就跟笛卡儿的想法一样清晰。队伍就要秩序井然，安宁愉快。行走的时候，你的鼻子对着前面骡子的尾巴，后面骡子的鼻子又对着你的尾巴，这就是美德。骡子就像有些哲学家那样知晓，唯一的自由，就是做对事情的能力；别的能力只是放纵。它们无需质疑，它们只需劳作而死。

但是不久，我就跟木呆呆站在路中央的一头水牛面对面。我现在知道，掸邦水牛并非像中国水牛那样讨厌我的肤色，要让白人敬而远之，但我吃不准这一动物对国籍是否有什么确切想法，而且，因为牛角巨大，牛眼不善，谨慎起见，我决定稍稍绕道：于是，虽然骡子也好骡夫也好并无我这样不安的理由，整个队伍还是跟我走进象草丛中。我不禁思忖，守规则守得过分，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现在大把闲暇，无事分心，决定趁这趟旅行，好好想想长久以来的种种心事。题目有很多，过失，恶行，空间，时间，机遇，变数，我都觉得应该真正得出一些结论。关于艺术与人生，我要告诉自己的有很多，但是我的念头就像旧货店的货品一样乱七八糟，当我需要它们的时候，我不晓得该如何下手。它们在我内心一隅，就像收在五斗橱隐秘之处的零碎物品，我不过知道它们放在那儿而已。其中有些东西太久没有拿出来拂拭，不免丢人现眼，新与旧混在一起，有的不再有用，不妨扔进垃圾堆，有的可以跟新的东西契合（就像久被遗忘的一对安妮女王式样的调羹，连同一位商家刚在拍卖行帮你找到的四只，就可凑成半打）。把一切清扫干净，掸掉灰尘，整整齐齐放到架上，分门别类，让自己明白都放了些什么，这会令人愉快。我决定，策马乡野之时，我要对自己的所有念头来个例行的春季大扫除。但是，领头骡子的脖子上系了一个吵闹的铃铛，叮当作响，很是扰乱我的思绪。它就像松饼小贩的摇铃，让我想起年轻时候伦敦的下午，空空如也的街道，阴冷忧郁的天空。我用马刺策马，以能一路小跑逃离讨厌的铃声，但我这么一做，领头骡子也小跑起来，而整个队伍随之疾走；我策马飞奔，骡子和小马立刻跟在后面慌张奔跑，它们的背囊一阵乱响，颠来晃去，而松饼小贩的摇铃紧跟着我狂响，仿佛正为伦敦所有松饼商人敲响丧钟。我不再抱有希望，再度安心缓行；队伍慢下来了，就在我的身后，空空荡荡、像模像样的街上，领头骡子拖着步伐前前后后供应茶点，有松饼和圆饼。我没法一心二用。至少这一天，我什么正经事也不去想了，而为了打发时间，我杜撰了布伦津梭其人。

作家满足之事，莫过于赢得读者尊敬。让读者笑，他会觉得你是浅薄之人，但让读者闷得恰到好处，你的名声就有保证。从前有个人叫布伦津梭。他没才华，但写了一本书，他的热诚、缜密与正直在书中显而易见，而这本书虽然不值一读，但人人印象深刻。评论家没法读完它，但不得不认可作者旨趣高洁。他们一致盛赞，因而所有自诩与时俱进者，都觉得案头必得摆上一册。《伦敦信使》的评论家说他真希望该书乃自己所写。这是他想得到的最高赞誉了。布伦津梭先生很遗憾这句话的文法，但接受恭维。吴尔夫夫人在百花里盛赞它，奥斯伯·史特威先生在彻尔西夸奖它，阿诺德·本奈特先生在嘉多庚广场对它发表卓见。随随便便的时髦女子买上一本，如此一来，大家就不会以为她们只晓得使馆俱乐部和减肥疗法。出席午餐会的诗人们精确无误谈及它，仿佛他们都曾通读。地方大城有人买它，在那里，品行端正的年轻人下午茶时聚在一起让心智有所增益。萧·沃浦先生为该书美国版作序。书商在书店橱窗内把它堆成一摞一摞，一边是作者照片，一边是一张卡纸，上面有重要评论的长篇摘录。总之，该书如此风行，它的出版商说，要是不停卖出，很快他也得亲自读一读。布伦津梭先生成了名流。学园俱乐部邀他出席年度餐会。

就在布伦津梭先生的著作取得令人目眩的成功之时，首相秘书正好呈给首相一份国王生日的授封名单。这位陛下的高官满心疑虑看着它。

“一帮衰人。”他说。“公众要就此起哄的。”

秘书是个民主派。

“谁在意？”他说。“让公众闹去吧。”

“我们不可以为艺文界做点什么吗？”首相提议道。

秘书说，皇家艺术学院院士几乎都已封爵，要是再有人封爵，那些人就会大吵大闹。

“多多益善，我本来这样想。”首相冲口而出。

“非也。”秘书答道。“有爵位的院士愈多，他们的经济价值就愈少。”

“明白。”首相说。“但是英国没作家了吗？”

“我问问看。”秘书答道，他在贝列学院待过。

他去国家自由俱乐部问了问，人家告诉他有霍尔·凯恩爵士和詹姆斯·巴利爵士。但他们勋位一大堆，看来除了嘉德勋位再没什么好给他们，但要是给他们那个，伦敦的市长大人显然就会很不高兴。然而，首相坚持不懈，秘书进退两难。但是有一天，他正在刮脸，理发师问他有没有读过布伦津梭的书。

“我不怎么读书。”他说。“但是我们的白洛丝小姐，就是上次给你修指甲的那位，她说这书好极了。”

首相秘书这人以紧跟最新艺文动态为己任，他完全明白布伦津梭的书是本佳作。给他荣誉，就是给国家荣誉，公众也可接受，不会做脸做色，不像用准男爵等贵族爵位奖赏较为次要的人士。但是，谨慎起见，他叫来美甲师。

“你读过没有？”他直截了当问她。

“没有，先生，我没像你说的那样读过，而是我给先生们修指甲的时候，他们都在谈论，说它简直不可多得。”

这番对话的结果，乃是秘书把布伦津梭的名字呈给首相，并给他说起这书。

“你自己怎么看？”大人问。

“我没读过，我不读书。”秘书硬邦邦答道。“但是，关于它我什么都知道。”

布伦津梭得到高级维多利亚勋爵的爵位。

“如果要做，我们还是把事情做好。”首相说。

但是，布伦津梭安于本色，恳请谢绝这一殊荣。这可难办了！首相秘书不知所措。不过，首相是个果决之人。他一旦决心做某事，就不容横生障碍。他聪明的脑瓜立刻找到解决方法，国王生日授封，文学终究占有一席之地。全英列车时刻表的编者获封子爵。

十二

即使凭经验得知，我要是想安静骑行，就必须让骡队先我一个小时出发，但我还是发觉自己无法集中精力思考挑选出来的问题。虽然没什么重要事情发生，我的注意力却被路旁诸多小插曲分散。两只黑白大蝴蝶在我面前一路飞舞，它们就像年轻的战争寡妇，乐天知命，为了国家承受损失：只要克莱律治那里还有舞会，旺多姆宫还有裁缝，她们就甘愿相信世间一切都好。一只莽撞的小鸟跳到路上，不时高兴地转动着身子，仿佛要我注意她那漂亮的银灰色衣服。她看似一位从车站轻快走向齐普赛街写字间的整洁打字员。橘黄色的蝴蝶群集于一堆粪便，让我想起那些可爱的晚装女郎徘徊在一位肥佬金融家的周围。路旁有朵花很像美洲石竹，我记得儿时在乡间小屋的花园见过，而另一朵则像根茎更为细长的白色石楠花。如很多作家那样，我希望自己可以列举我骑着掸邦小马一路缓行所遇到的各种花鸟，让这几页文字不同凡响。这显得很科学，虽然读者会跳过该段，但他有些自尊得以满足的兴奋，认为自己在读一本详实之作。当你告诉读者自己遇见P. Johnsonii，你和他就有了一种奇怪的亲密关系。它意义重大，近乎玄妙；你和他（作家与读者）共享一门并非人人知晓的学问，你们意气相投，如同系着共济会围裙或伊顿公学领带的那些人彼此之间的感受。你们用暗语沟通。要是一本论述上缅甸植被花鸟的学术著作，其脚注有下列句子，我会非常自豪：然而，毛姆声称他在掸邦南部观察过F. Jonesia。但植物学鸟类学我一窍不通。当然，我可以用自己全无所知的各种科学名称填满一页。唉，一朵黄色樱草花对我来说，可不是primula Vulgaris，它就是一朵黄色小花，永远散发着淡淡的芬芳，和着雨天，和着你心中有阵奇异颤动的阴郁温和的二月之晨，和着肯特郡肥沃湿润的泥土气息，和着那些友善苍白的面容，和着议会广场毕根菲爵爷身着铜袍的塑像，和着一位笑容甜美的少女的黄发，而今一头斑白。

我经过树下煮食的一众掸人。他们的车子在他们周遭停了一圈，仿佛临时营地，公牛正在附近吃草。我朝前走了一两英里，遇到一位体面的缅甸人坐在路旁吸着方头雪茄。他身边是些仆人，担子放在一旁地上，因为他没骡子，他们挑着他的行李。他们生了一小堆柴火，正在煮中午吃的米饭。我停下来，我的翻译跟那位体面的缅甸人聊了一会儿。他是景栋的办事员，正往东枝某一政府部门求职。他上路已经十八天，只剩四天多的路程，看来他的旅行就快结束。随后，一位骑马的掸人打乱了我试图清理的思绪。他骑着一匹毛发蓬松的小马，赤脚踩着马镫。他穿一件白色上衣，彩裙折起，看似明快的马裤，头上系了一条黄色头巾。他是策马慢慢穿越那片广袤山地的浪漫人物，但并非伦勃朗的《波兰骑手》以勇猛姿态穿越时空的那种浪漫。现实中的骑手未曾取得那一神秘效果，所以，当你看着他，你觉得自己站在未知世界的门口，它诱使你前行，却又对你关上门扉。这也不奇怪，因为自然与自然之美呆板而且没有意义，只有艺术才能赋予它们意涵。

但是有这么多事情分心，我不禁怀疑自己走完这程，我先前答应自己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终究一个也决定不下来。

十三

每日行程不超过十二到十五英里，这是骡子可以轻松应付的距离，也是公共工程处的平房彼此坐落的距离。但因为这是每日例行，你的感觉就像整天乘坐特快列车旅行。当你抵达目的地，虽然只走了几英里，实则远离出发地，仿佛你从巴黎去了马德里。你顺着一条河骑行几天，它似乎长得令人难忘；你问它的名字，却惊奇地发觉它并无名字，直到你停下来思忖，才知道自己跟它走了不超过二十五英里。昨天跨越的山地与今天穿行的丛林给你留下的不同印象，就像两国之间的差别一样。

但是，因为平房建得都一样，你虽然骑了几个小时的马（旅队每小时走两英里多一点），但似乎总是去到同一所房子。它距道路数码之遥，几间房子位于一所院内。有个大客厅，后面有两间带浴室的卧房。客厅中央是张漂亮的柚木桌。有两把带长腿的安乐椅，四把结实简朴的扶手椅摆在桌子周围。有个柜子，上面放了一九一八年的《河滨杂志》，还有菲利普·奥本海姆两本翻得破破烂烂的小说。墙上有道路剖面图，缅甸运动会规则概要，平房家具和日常用具的清单。院内有仆人房间、马厩和一间厨房。这些当然不够漂亮不太舒适，但坚固实在，派得上用场；而不管哪所平房，我虽然以前从未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但一个早晨的旅行下来，我一看到它，多半会有一丝因为满意而来的兴奋。这好比回家，我一见到它那整洁的屋顶，就用马刺策马，急忙朝着门口飞奔。

平房通常位于村外，当我抵达村口，发现等候我的有村长和他的文书，一位随从，村长的一个儿子或侄子，还有长老们。见我走近，他们弯腰行礼，给我呈上一杯水、几朵万寿菊和一小把米。我满腹疑虑喝了水。但是当我接过盛有八支细蜡烛的一个盘子，他们告诉我，这是对我的最高礼遇，因为这些细蜡烛都是供在佛像前的。我不禁觉得，自己当不起这样的敬意。我在平房安顿下来，然后翻译告诉我，村长和长老们站在外面，想要给我奉上惯常的礼物。他们用几个漆盘把礼物端进来，有鸡蛋、米饭和香蕉。我坐在椅子上，他们在我面前的地上跪成半圆形。村长比来画去，却又镇定自若，给我来了一通长篇大论。透过我的翻译，我想我察觉到有些话似曾相识，我似乎看到某些东西是有关一面旗帜和越过大洋的双手，还有一种请求，即我带回本国的，应该不单是这一遥远国土的问候，还有这些居民希望政府修筑一条碎石路的迫切要求。我感觉这成了我要答复的事情，即使不能说服他们，至少也得长篇大论。我只是一个漫游的陌生人，他们要是凭借自己所收到的为我的旅途提供便利的命令，而误以为我是一位要人，那么至少，我自己可以不这样行事。我并非政客，我耻于道出帝国的陈腔滥调，而以管治帝国为己任的那些人，他们却可脱口而出。或许，我可以告诉我的听众，他们有幸受控于这一强权，它安于放任他们。该地专员每年都要下来一次，调解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分歧，倾听他们的抱怨，任命需要任命的新村长，然后就让他们自行其事。他们依照自己的习俗自治，可以随意种稻、嫁娶、生育、死亡和敬神，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他们见不到军人，也没有监狱。但是，我觉得讲这些并非我能胜任，所以就安于退而求其次，说些令他们开心的事情。我虽不擅演说（我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一只手就可以数完），但为了答谢送给我的鸡蛋、香蕉和米饭，诌几句得体而风趣的话倒也不难。

然而，就鸡蛋、香蕉和米饭说上四十遍不同的话却难了，我很快就凭经验发觉，鸡蛋根本不新鲜。但是，想到我要是每天说同样的话，我的翻译会看轻我，所以早晨骑行的时候，我绞尽脑汁，就我得到的欢迎和礼物想些新的答谢用语。一天又一天，我编了三十来套不同的话，而当我坐下来，翻译翻着我的话，我看到村长和长老们明白了某个要点或是听懂了某个笑话时，他们对我微微点头或摇晃身体，我很是满意。后来有天早晨，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笑话。这笑话很棒，刹那之间，我知道自己该如何把它用在讲话里。因为色情胜过简洁成了风趣之魂，英美很多幽默家很直接，可听众的古板（或许还有装模作样）逼他四处寻找笑料，而非在最易发现的地方寻觅。但是，正如相对于有自由空间的无韵诗，囿于品达体颂歌复杂格律的诗人，反而可以吟出更为优美的诗句，我们的幽默家所面对的困难，常常使他们发现出人意外的笑料。他们找到大堆笑话，若非因为禁忌，他们决不会去寻找。威胁幽默家的两大隐忧，一是言之无物，一是令人厌恶；遗憾的是，英美幽默家不得不忍受这一事实，即言之无物比令人厌恶更易惹恼观众。

不过，我现在了解我的听众了，我虽然无意粗鄙，但这个笑话只是稍稍涉及不雅，就像一只蚊子碰了一下你的脸，当你一巴掌拍去，它却嗡嗡飞走了。这笑话让我很开心，我骑马前行，想着我要见到的那位村长和那些长老，他们跪在我面前的地上，笑得发抖，左摇右晃。

我们到了。村长五十七岁，当了三十年的村长。他带了侄子来，是个开始长胡须的腼腆后生，还有四五位长老和文书，这人坐得稍稍靠边，是个年岁不可估量的人，皮肤皱巴巴，一把稀疏的灰白胡子，这么老的一个人，似乎不像个人了。他看似一尊坍塌的佛塔，进犯的丛林很快就会扑向它，它将不复存在。

我如期讲了话，当我讲到自己的精彩笑话，翻译咯咯笑了起来，两眼放光。我很高兴。我讲完了坐回椅子上，而他在翻译我的堂皇之辞。围成小半圈的听众转过去，用专注的黑眼睛望着他。我的翻译很会讲话，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善于比画。我一直觉得他把我的话翻译得很好。我从未做过这么风趣的演讲。但令我吃惊的是，似乎没效果。我的妙语没有赢得一个笑容；他们客气地听着，但脸上并无任何表情令人觉得他们感兴趣或者开心。我之前把最好的笑话放到最后，当我估计这个笑话就快出现，我嘴带微笑，身子前倾。翻译讲完了。没有笑声，也没吃吃声。我得承认我很不高兴。我向村长表示仪式结束了，他们弯腰行礼，挣扎着起身，相继离开了平房。

我踌躇片刻。

“我觉得他们不太聪明。”我斗胆说道。

“我们遇到的人就他们最蠢。”翻译愤愤然道。“我每天都讲同一个笑话，这是头一次没人笑。”

我有点吃惊。我怕自己没听明白。

“对不起，请你再说说？”我说。

“您为什么要讲那些不一样的话，先生？为了这样无知的人，您太费心思了。我每天都讲一样的话，他们很喜欢。”

我沉默片刻。

“跟你没关系，我还是背乘法表好了。”我接着说，觉得很是讽刺。

翻译开心一笑，对我亮出满口白牙。

“就是，先生，这会省您不少麻烦。”他说。“您背乘法表，然后我讲我的。”

糟糕的是，我不敢肯定我还记得。

十四

清晨出发，我见到下露，因为露珠很沉，天灰灰的；但是不久，太阳穿云而出，现在一片蓝天，而积云就像在北极周围静静戏耍的白色海怪。乡野人烟稀少，道路两旁都是丛林。有几天，我们走一条宽路，穿越景色优美的山地，路上没铺碎石，但很硬，地面有牛车经过的深辙。我不时看到一只鸽子或乌鸦，但鸟很少。离开空旷地带，我们途经僻静山岗与竹林。竹林是个优雅之地。它有魔幻森林的气氛，你可想象在那绿荫之中，一则东方故事的女主角，公主和她的王子情人，正在此经历他们令人惊叹的奇遇。当阳光照进，微风拂过雅致的竹叶，真是如梦似幻：它的美，并非自然之美，而是戏剧之美。

我们终于到达萨尔温江。这是源自西藏高原的大河之一，布拉马普特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公河，它们平行南下，洪流注入印度洋。我很是无知，到了缅甸才听说它，而即使那时，它对我也只是一个名字。它不像恒河、台伯河、瓜多基维河等河流，令人永远有所联想。只因我沿江而行，它对我才有意义，才有意味深长的神秘。它是测量距离的一种方法，我们距萨尔温江还有七天，还有六天；它似乎非常遥远；在曼德勒，我听大家说：

“罗杰他们不是住在萨尔温江吗？你过江得去找他们。”

“哦，我亲爱的朋友。”有人告诫道。“他们是住在暹罗边境的，三个星期的旅程，他是去不到他们那里的。”

我们遇到路上罕有的旅人时，我的翻译或许跟他聊过，就会过来告诉我，此人三天前过了萨尔温江。水位很高，但正在下降；遇到坏天气，过江并非易事。“萨尔温江的那一边”听来激动人心，而乡野似乎模糊并且漠然。我把一个又一个琐细的印象加起来，一个彼此分离的事实，一个字，一个称呼，还有记忆中一本旧书的一幅版画，我用联想让这一名字丰富多彩，就像司汤达书中的情人用想象的珠宝装扮他的所爱，很快，萨尔温江的念头令我沉醉于幻想。它成为我梦中的东方之河，一条宽阔之河，深沉而隐秘，流经林木茂盛的山岗，它有着浪漫传奇，有着幽黯的神秘，让你难以相信它四处奔流注入海洋，它应该像个永恒的符号，起源于未知之地，最终迷失于无名之海。

我们距萨尔温江还有两天；还有一天。我们离开大路，走上一条多岩石的小道，它蜿蜒出没于丛林山间。浓雾密布，两旁的竹林鬼影憧憧。它们就像大军的苍白幽灵，殊死搏斗于人类漫长历史的开端，而现在，它们萎靡不振，在不祥的静默中等候，守望不为人知的事物。但是，巨大的树影不时浮现，笔直而且壮观。一条看不见的小溪潺潺流淌，此外则是一片寂静。没有鸟鸣，蟋蟀也不出声。你似乎蹑足而行，仿佛此地不关你事，而危险将你包围。幽灵像是在看着你。有一次，一截树枝断裂坠地，声音尖锐，出人意料，就像手枪一声枪响，令人大吃一惊。

不过，我们终于出到阳光下，很快经过一座邋遢村庄。突然，我看到萨尔温江在我前面泛出银光。我本来准备像勇敢的柯特兹在其巅峰时期那样感受一番，并急于带着狂想来打量这片水域，但是，它予我的激情我已耗尽。比起我的期盼，它更为寻常，不那么壮观；实际上，它不比彻西桥下的泰晤士河宽。它没湍水，流得很快，无声无息。

筏子在河边（两个独木舟系在一起，上面铺了竹子），我们开始卸下骡子驮的行李。有一头骡子突然受惊，向河里冲去，大家还没来得及截住，它已跳进河中。它被冲走了，我从未想到这条混浊迟缓的河流会有如此力量；它被河水裹挟，急速而去，骡夫大叫，挥动手臂。我们看到可怜的畜牲拼命挣扎，但它注定要溺毙，好在一条河湾遮住视线，让我看不到它。当我带着我的小马和个人物品过了河，我以更多敬意看着这条河，因为我觉得筏子似乎不太结实，到得彼岸，我倒也不感到难过。

平房位于河岸顶端。草地和鲜花环绕四周。一品红的鲜艳使房子更显漂亮。它少了些公共工程处平房通常所有的简朴，我很高兴选择这个地方逗留一两天，让骡子和我疲乏的四肢得以休息。从窗户望去，群山环抱的河流，看似一条经过装饰的水流。我看着筏子来来往往运送骡子与行李。骡夫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就要歇歇了，而我之前给了工头一点钱，他们可以好好吃一餐了。

随后，他们完工了，仆人们把我的东西拿了出来，安宁降临，河流空空，复归朦胧的遥远，仿佛从未有人在其弯曲的河谷历险。万籁俱寂。白昼消逝，宁静的河水，宁静的山林，宁静的夜晚，三者美妙无比。日落之前某一时分，那些树木似乎从暗黑的丛林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一员。然后，你分辨不出林中树木。当此奇妙时光，树木似乎获得一种新的生命，所以，不难想象树精栖息其间，趁着暮色，它们将有能力变换自己的位置。你感觉某一未定时刻，它们会有奇事发生，它们会奇妙地改变形状。你屏住呼吸等待奇迹，这一想法带着一丝惊恐的期盼，令你内心激动。但是夜幕降临；这一刻过去了，丛林再度收回它们，就像尘世收回年轻人，他们内心以为年轻就是天赋，但是濒临一次伟大的精神奇遇，他们在刹那间踌躇不前，于是被周遭吞噬，沉回茫茫人海。树木再度成为丛林一员；它们静止不动，即便不是一团死寂，也只是过着郁闷倔强的丛林生活。

这地方如此可爱，平房及其草地与树木如此温馨安宁，有一阵子，我不禁想在这里不止住上一天，而是一年，不止住上一年，而是一世。这里到火车站要十天，我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偶尔来往东枝与景栋之间的骡队，我唯一的交往，则是河对岸邋遢村落的村民，我就这样过上很多年，远离尘世的骚动、嫉妒、苦痛与怨毒，连同我的思考，我的书，我的狗，我的枪，还有我周围那些广袤、神秘与茂盛的丛林。但是，唉，生活不止由年份组成，还有小时，每天有二十四个小时，并非自相矛盾，这比过上一年还要艰难；而我知道，一个星期之后，我不安的灵魂就会驱我上路，不是去往想好的真实目标，而是如枯叶般被一阵风吹得没有目标地乱飞。但是身为作家（非诗人也！不过一介小说家），我可以让别人过自己过不了的生活。此地适合上演年轻恋人的牧歌，我让自己的想象漫游，想出一则故事来配衬这片宁静可爱的风光。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摆脱不了美总是包含一些悲剧东西的这一窠臼，我的虚构陷入乖张模式，我贫弱的想象遭逢失败。

突然，我听到院内一阵喧哗，我的噶喀仆人这时端了一杯苦金酒进来，我习惯用这个来打发即将过去的一天，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的英语讲得还可以。

“淹死的那头骡子，他回来了。”他说。

“死的还是活的？”我问。

“哦，他活得上好。赶骡的家伙他狠狠打了骡子一顿。”

“为什么？”

“教他不要卖弄。”

可怜的骡子！摆脱了重负与磨着它身上痛处的鞍子，看到眼前宽阔的河流与河对岸的青山，它兴奋得都快疯了。啊，为了撒撒野！不过是这些天来单调劳作之后的放纵，感受一下四肢活力的快乐。冲入河中，然后被不可抗拒的水流带走，拼死争斗，气喘吁吁，对死亡突生惧怕，而最后去到几英里外的下游，挣扎上岸。沿着丛林小路奔跑，随后夜色将至。好，它撒过野了，它觉得这样更好，现在，它可以悄悄回到院内，别的骡子都在这里，它准备第二天或第三天再次负重，在队伍中安安静静走它的路，鼻子对着前面骡子的尾巴；而当它回来，历险之后高高兴兴，安安心心，他们却打它，因为他们说它一直都在卖弄。就好像它很在乎他们，所以才费劲卖弄一番似的。唉，好吧，该打。哎哟，可怜！

十五

我再次上路。日复一日，千篇一律，但并不沉闷。黎明，一只打鸣的公鸡唤醒我；院内很多声音，先是一种声音，停了一下，又是另一种声音，带着一丝犹疑，不知不觉打破了夜的寂静，就像一曲交响乐中，一种乐器接着另一种乐器奏出第一段主题，一日的主题与人类的劳作，院内各种声音让我再也睡不着：有一头骡子的脖子系有铃铛，它一活跃或是闪避就叮当作响，一头驴在叫；骡夫懒洋洋地走动，压低声音交谈，大声唤着牲口。集合的灯光溜进我的房间。然后，我听到我的仆人们在走动，不一会儿，名叫阮腊的噶喀仆人端茶进来，收起我的蚊帐。我喝着茶，吸着一日之中第一支香烟。我的脑子里都是愉快的念头，零星的对话，一个比喻或一段铿锵有力的短句，给某个人物添加一两个特征，一段情节，而懒洋洋躺在那儿让我的想象漫游真是令人愉快。但是，阮腊把我的刮脸水悄悄端进来了，想到水很快就会凉，我赶紧起床。我刮了脸，洗了澡，早餐已经备好。我要是运气好，村长或平房门卫还会送我一只木瓜。很多人讨厌这种水果，它的确需要你去习惯；但一旦尝过，你就会很喜欢。它集清香与药效于一体（是否因为含有某些帮助消化的奇妙成分？），所以，吃这种水果，你不仅满足口腹，而且兼顾心灵。它就像一位漂亮女子，与之交谈，身心皆可得益。

随后，我抽着我的烟斗，为了醒神，我怕是够悠闲地读着一册不太笨重可以一卷在手的哲学论著。第一批骡子已经出发，我的卧具现在卷起来了，我用早餐的餐具收进了相应的箱子，所有东西都由留在后面的骡子驮着。我让他们先走。我一个人留在平房，我的小马拴在栅栏上，我留心观望，可以说，尽管村子就在我的四周，平房外面长着树木，房内的桌椅却归于沉寂，而它们曾因我和旅队的到来而被粗暴掠用了几个小时。当我走下台阶解开小马，寂静，就像一根指头压着嘴唇的疯癫老妇，经过我的身旁，溜进我离去的房间。挂在钉子上的公路地图更为实在，因为我已离去，我一直坐着的躺椅发出一声吱嘎的叹息。

我策马而去。

我追上了骡队，他们距下一处平房很近了，知道快到了，他们加快了步伐。他们现在走得有点匆忙，铃在响，行李在晃，骡夫对着骡子喊叫，彼此呼唤。骡夫都是云南人，身材魁梧，脸色古铜，衣衫褴褛，一身脏污，但他们满不在乎，无忧无虑。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行走于亚洲各处，行行复行行，他们的黑眼睛里，是空旷的大地与淡蓝的远山。院子里，骡子围着骡夫挤成一团，都想自己的背囊先卸下来，一阵喊叫、踢打与推撞。背囊用皮带捆在轭上，要两个人才解得开。解开之后，骡子后退一两步，弯下脑袋，仿佛因为得到解脱而道谢。随后，放背囊的鞍子取下来了，骡子躺在地上滚来滚去，舒解背部的疼痛。一头接一头，卸下负担的骡子漫步走向院子外面的青草与自由。

苦金酒在桌上等着我，然后我用咖喱餐，饭后我躺在一把躺椅上睡了起来。当我醒了，我就带枪出去。村长派了两三个后生，带我去可以猎鸽或者野鸡的地方，但是猎物很胆怯，我的枪法不好，通常徒劳无功而返，不过在树丛里爬摸一气。天黑了。骡夫唤着骡子，把它们关在院内过夜。他们用一种尖利的假嗓唤骡，声音粗野，听来简直不像人声；这种喊叫奇特甚至可怕，令人隐约想到亚洲的广袤，还有天晓得他们是源自多少世代以前的那些游牧部落。

我读书读到晚饭备好。我要是那天渡过一条河，就吃一条多刺无味的鱼；要是没过河，则是沙丁鱼或金枪鱼罐头；一碟硬邦邦的肉，还有我的印度厨子会做的三道甜品之一。然后，我就玩单人纸牌。

我一摆好牌就自责。想到人生短暂，一生中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只能证明你习性轻浮，竟然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带了很多可以令自己与他人获益的书，有文体方面的经典之作，研读它们，认识我们书写的这一艰深语言，我可以有所进步。我有一册莎士比亚悲剧全集，开本小巧，足以放进衣袋，我决心旅行途中每天读上一幕。我向自己保证，这样做既有乐趣也有益处。但是，我晓得单人纸牌的十七种玩法。我试了蜘蛛牌戏，但根本玩不通；我试了他们在佛罗伦萨俱乐部玩的那种单人纸牌（你应该听到佛罗伦萨有些贵族家庭如巴吉或史特罗吉家的人胜利过关时的叫喊），我还试了最难的一种单人纸牌，那是来自费城的一位荷兰绅士教我的。当然，完美无缺的单人纸牌从未有人发明。这需要很多时间来玩；它应该很复杂，要你动用所有才智；它应该要求深思，要求你有缜密推理，运用逻辑并权衡机遇；它应该充满绝处逢生的逃亡，所以，你出错了牌，眼见大祸可能临头，就会心跳不已；当你觉得自己的命运有赖于翻开的下一张牌，它应该令你在悬而不决的绝顶头晕目眩；它应该令你痛苦焦虑；它应该具有你必须避开的危险，以及只有不顾一切的勇气才可克服的艰难；最后，你要是不曾出错，你要是抓紧时机，勒住无常命运的脖子，你的努力就将取得胜利。

但是，因为这样一种单人纸牌并不存在，我最后总是回到那个令甘菲德之名不朽的牌戏。当然，它虽然很难玩通，但你至少知道某些结果，而当看似满盘皆输，突然翻出的一张好牌却可让你松一口气。我听说纽约有位可敬的先生是个赌徒，他一副牌卖你五十美金，而你玩通的牌每张付你五美金。那地方富丽堂皇，晚餐免费，香槟任喝；为你洗牌的都是黑人。地上铺着土耳其地毯，墙上挂着梅索尼耶与莱顿爵士的画，还有真人大小的大理石像。那地方我想肯定很像兰斯唐大厦。

隔了这么远回忆起来，它于我有些风俗画的迷人之处，当我摆好七张牌，然后六张，我自丛林平房的静室（好像是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看到玻璃枝形吊灯照得通明的那些房间，人群，烟雾，还有赌窟内紧张而悲惨的气氛。这个繁杂、堕落与挥霍的精彩世界让我停留片刻。世人犯下的一大错误，是以为东方堕落；恰恰相反，东方人有着普通欧洲人将会觉得美妙的适度。他的美德并非如欧洲人的美德那般，但我认为他更高尚。说到堕落，你必须在巴黎、伦敦或纽约找寻，而非去到贝拿勒斯或者北京。但是，这是否因为东方人不像我们那样被罪恶感所压迫，觉得无需违反在其久远历史中制定的适宜法则，或者，是否就像东方的文学艺术所展示的（它充其量只是令人费解，不过单一主题的重复变化），他没有想象力，我何人也，可以论说？

我该上床了。我钻进蚊帐，点燃烟斗，读起专为此刻准备的小说。我一整天都盼着它。这是《盖尔芒特家那边》，我担心自己太快读完，严格限定每次只读三十页（我以前读过，我要是读完，真是不能再读了）。当然，很多地方非常沉闷，但我在乎什么？我宁愿被普鲁斯特闷住，也不要别人逗我开心，而三十页我太快就读完了；我似乎得让两眼悠着点儿，不要跟着一行行字跑得太快。我熄了灯，陷入无梦的睡乡。

但我敢说，睡不熟十分钟，打鸣的公鸡就会唤醒我；院内很多声音，先是一种声音，停了一下，又是另一种声音，就会打破夜的寂静。集合的灯光溜进我的房间。新的一天开始了。

十六

我不知道时辰了。现在，路不成其为路，走不了牛车；只是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排成一列行进。我们开始攀爬，萨尔温江一条支流汹汹流过我们下方的岩石。道路在山间蜿蜒上下，穿越我们正在通过的山谷，它一会儿与河流平行，一会儿又高居其上。天很蓝，但不是意大利那种鲜明撩人的蓝，而是东方之蓝，苍白柔弱，无精打采。现在，丛林有着你想象中原始森林的所有气氛：八十或一百英尺高的笔挺大树，没有分枝，在阳光下炫耀着他们的伟力。叶子巨大的爬藤缠绕大树，较为矮小的树木则被寄生植物覆盖，就像一位新娘披着面纱。竹子有六十英尺高。野生大蕉到处生长。它们像是由某位灵巧的园丁摆在那里，因为它们一副刻意完成装点的样子。它们很壮观。下面的叶子裂开了，又黄又蔫；就像怀着嫉妒与怨恨面对青春之美的刻毒老妇；但是上面的叶子柔软，青翠，可爱，光彩傲人。它们有着年少佳丽的骄傲与冷漠；丰厚的叶面汲水一般吸收着阳光。

一天，为寻找捷径，我冒险走上一条直通丛林的小路。比起我留在大路上所看到的，那里更多生气；我经过时，野鸡在树梢疾行，鸽子在我四周咕咕叫，一只犀鸟一动不动站在树枝上，让我看着它。看到鸟兽自由自在，它们的天然居所好似动物园，我从来都难掩惊奇，记得有一次，在马来半岛东南角一个偏远岛屿，当我看见一只大鹦鹉盯着我，我四处找它逃跑的笼子，不曾想到它就在家里，从来不知约束。

丛林不是很密，阳光大胆穿越林木，用缤纷奇妙的花纹装饰着地面。但是过了一阵，我察觉自己迷路了，并非像有人迷失在丛林中那般严重与悲惨，而是像在贝思沃特的广场与街道之间迷路了；我不想折回来路，而阳光下的道路很是诱惑：我想我可以再往前走一点，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突然，我发现一座小村庄；只有竹栏围住的四五所房子。令我吃惊的，不仅是发现这座距大路六七英里的丛林村落，而且，村民肯定会看到我，但无论他们还是我，都未表露因此而觉得异样的举止。小孩在干燥多尘的地上玩耍，我一走近就四散而去（我记得在某地，有人问我可否让两个从未见过白人的小男孩来看看我，可他们一见恶心，吓得尖叫，马上就被带走了）；但是，提着水桶或在舂米的妇女满不在乎，继续干活；男人们坐在阳台上，漠然扫视着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人怎么来到这里，他们做些什么；他们自立，纯然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住在南洋的珊瑚礁上与世隔绝。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道。他们跟我全然不同，好像属于另一物种。但是，他们跟我有一样的激情，一样的期盼，一样的欲望，一样的悲伤。我想，对于他们，爱也如雨后阳光，我还想到，他们也会吃得过饱。但是，对于他们，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慌不忙，不惊不诧，相继累积成为长列；他们跟随自己既定的周期，过着他们的前辈所过的生活。这一模式有迹可寻，他们只需跟随。这难道不是智慧，他们的始终如一之中，难道没有美好之处？

我策马前行，没出几码，再度置身密林。我继续攀爬，道路两次跨过湍急的小溪，然后蜿蜒向下，盘山而行，山上的树木茂密得令你感觉可以在树梢行走，就像走在绿色的地板上，出到阳光下，我看到平原和我那天要去的村庄。

村子名叫勐平，我决定在此休息一阵。天气很暖和，下午，我穿着衬衣坐在平房的阳台上。我吃惊地看到一位白人向我走来。自从离开东枝，我还没见过一位白人。我随即想起出发之前他们告诉我，沿途某个地方，我会见到一位意大利神父。我起身迎接他。他很瘦，就意大利人来说个子很高，相貌端正，有一对漂亮的大眼睛。他因为疟疾而发黄的脸上，虬曲如亚述国王的一大把黑髯几乎盖到双眼。他的黑发浓密而拳曲。我猜他的年龄介乎三十五到四十岁。他穿一袭褴褛的黑色教袍，又脏又破，戴一顶破旧的卡其盔帽，白裤白鞋。

“我听说你要来。”他对我说。“想想看，我十八个月没见过一位白人了。”

他的英语说得流利。

“你要什么？”我问他。“我可以给你威士忌、苦金酒、茶或咖啡。”

他微微一笑。

“我两年没喝过一杯咖啡了。我喝完了，我发觉自己没它也很好。这是奢侈品，我们在这里传教的钱很少。不过，这可是一种损失。”

我叫噶喀仆人给他冲了一杯，他品尝着，眼睛发亮。

“甘露。”他叫道。“真是甘露。人应该过过匮乏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享受它们。”

“我给你两三听吧。”

“你匀得出来吗？我会送你一些我园子里种的生菜。”

“你在这里多久了？”我问。

“十二年。”

他沉默片刻。

“我兄弟是米兰的神父，说要寄给我回意大利的钱，好让我在母亲去世前见她一面。她老了，活不了多久了。他们以前常说我是她最喜欢的儿子，的确，小时候她把我宠坏了。我当然愿意再见到她，但说实话，我害怕走；我想我要是走了，就没勇气回来见这里的人了。人性很脆弱，你不觉得吗？我信不过自己。”他微笑着，做了一个奇怪的可怜手势。“没关系，我们会在天堂再见。”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照相机。他急于寄一张新教堂的照片给伦巴第的一位女士，因为她虔诚的慷慨，他才得以修建。他带我去教堂，是间朴实无华的大木屋；祭坛背后的屏风贴着一张画得很差的耶稣基督像，是景栋一位修女画的，他请我给这幅画也照一张，等我到了景栋参观女修院，就可让那位修女看看她的作品在这里的样子。有两条小长凳，用于人数不多的集会。他很自豪，也可以自豪，因为教堂、祭坛和长凳都是他跟信众建造的。他带我去他的院子，领我看给他照管的孩子们做教室与寝室的朴实房子。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们有三十六个。他领我去他自己的小平房。客厅很宽，教堂建好之前，他把这里也用做礼拜堂。后面是间小卧室，大小如僧侣斗室，只有一张小木床、一个洗脸架和一个书架。卧室一旁是间很脏很乱的小厨房。两个女人正在里面。

“你看，我现在很神气，有个厨子，还有帮厨的女佣。”他说。

那个年轻的女人是兔唇，她咯咯笑着，用手竭力掩饰。神父对她说着什么。另一个蹲在地上，舂着臼里的草药，他和善地拍拍她的肩膀。

“她们在这儿快一年了。”他说。“她们是母女。母亲，可怜人，一只手是畸形的，女儿，你看到了，可怕的嘴唇。”

除了兔唇女儿，这女人以前还有丈夫和两个孩子；但几周之内他们突然相继死去，她的村人以为她邪灵附身，把一贫如洗的她和女儿逐出村子，逐到一个她们毫无所知的世界。因为听说基督徒不信邪，她去了丛林中另一个村子，那儿住着一位传教者，他乐意给她提供住处；但是他很穷，不能给她吃的。他让她去找神父。这要走上五天，而且雨季开始了。她和女儿背着自己仅有的东西，不过是她们背得起的一小包而已，然后出发了。她们沿着林中小路前行，翻山越岭，晚上要是碰到有村落，她们就睡村里，要是没有，就睡路旁的岩石下面或者树下。但是，途经村落的村民试图劝阻她们，因为众所周知，神父把孩子们带到他的房子里，过了不久，又把他们带去仰光献给海神换钱。她们吓着了，但没有村子愿意收留她们，神父那里是她们的唯一避难所。她们继续往前走，终于，绝望却又惊恐，她们见到了神父。他说她们可以住外面一间房子，给学校的学童煮饭。

我们到客厅坐下。里面什么舒适物品也没有。有张大桌子，两三张简朴的直背木椅；几个架子，上面很多宗教书，是发霉的平装本，还有大量天主教的期刊。我见到的唯一一册世俗书籍，是那本沉闷的名著《约婚夫妇》。（当曼佐尼与沃特·司各特爵士相会，后者称赞他的作品，曼佐尼则表示自己得益于威弗莱系列小说，说《约婚夫妇》不是他的作品，而是沃特爵士的，对此，沃特爵士答道，那么，这就是我最好的作品了。但是，沃特爵士是出于大度才这样讲；那书闷得令人受不了。）不过，神父每月收到一包意大利日报《晚邮报》，他告诉我，他逐字逐句都读了。

“它令我开心。”他说。“毫无疑问。但是，我还把读报当做精神锻炼，因为我经不起让自己的能力衰退。我知道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事，斯卡拉在演什么歌剧，有哪些剧本上演，哪些书出版。我读政坛的演说。一切。通过这种方式，我与世界同步。我的头脑保持活跃。我不觉得自己还会回意大利，但要是回去，我将退回到自己的环境中，仿佛从未离开一样。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决不能让自己有片刻的松懈。”

他滔滔不绝，嗓音洪亮，他爱笑；他的笑声响亮而热诚。他初到此地，住的是公共工程处的平房，并开始学习语言。别的时间，他用来修建我现时所在的小屋。随后，他进了丛林。

“掸人我无能为力。”他告诉我。“他们是佛教徒，满足于佛教。它适合他们。”他漂亮的黑眼睛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下，然后，他面带微笑，说了下面这番话，而我看得出，这话对他来说很是大胆，令他自己也有些吃惊。“你知道吗，必须承认，佛教是很好的宗教。有时候，我和某个寺庙的和尚长谈，他不是没文化的人，我不能不敬重他和他的信仰。”

他很快发现只能寄望于影响丛林中偏僻小村落的村民，因为他们是鬼神崇拜者，对恶力的畏惧持续不断，令他们不知所措，而它就等着他们落入圈套。但是，那些村子很远，在山里，他常常得走上二十、三十甚至四十英里才能去到。

“你骑马？”我问。

“不，我走路。要是买得起一匹小马，我当然愿意骑马，但我喜欢走路。在这乡下，你需要多锻炼。我想等我老了，我得有匹小马，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有钱买一匹了，但我只要正当壮年，就没理由不用上帝给我的双脚行走。”

到了一个村子，他习惯去村长家找住处。大家晚上收工回来，他把他们聚在阳台，跟他们讲话。现在，经过这么些年，方圆四十英里都知道他，他很受欢迎。有时候，有人捎信来，请他去还没去过的某个偏远村落，让大家可以听他说话。

我想起丛林中遭遇的那个为迫人浓绿所阻隔的偏僻小村。我想在自己心中描出一幅那些人的生活图景。当我问及，神父耸耸肩。

“他们劳动。男人和女人一起劳动。那是一串不间断的艰辛。说真的，在山上那些丛林村落，生活不容易。他们种稻子，你知道这费时费力，然后收割；他们种鸦片，一有空隙，他们就去丛林采集野味。他们饿不死，但仅此而已，因为他们从不休息。”

当我漫游乡野，涉水渡河或跨过乡间桥梁，翻越林木覆盖的山岭，经过稻田，在一座座都是竹屋的村庄停留过夜，跟一长串形容枯槁或面容果敢的村长谈话，我觉得自己就像陈列在某一古老荒芜的宫殿内一幅挂毯中的人物，这是一幅冗长的暗绿色挂毯，你隐约看到其中僵硬的黑色树木，褪色的溪流，有着奇怪房屋的村落，轮廓模糊的人们忙个不停，他们的动作有着一种神秘、神圣和晦涩的意味。但是，有时我到达一个村庄，村长和长老们跪在地上为我奉上礼物，我似乎从他们黑色的大眼睛中看到一种奇怪的渴望。他们谦恭地看着我，仿佛期待我给他们一个渴望已久的信息。我希望自己可以发表一通令他们兴奋的演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传达他们似乎渴求的喜讯。但我不能告诉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彼岸世界。神父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东西。我似乎看见他到了某个村子，脚走痛了，人累了，而当夜幕降临，大家不再劳作，他坐在阳台的地上，或许是借着月光，或许只是借着星光，给那些黑暗中的沉默人影讲着新奇的事情。

我不觉得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当然，他有个性，机灵。他很清楚山地掸人让他们的孩子来他这里，只是因为他给他们提供衣食住宿，但他耸耸肩膀不去计较；他们到了适当年纪就要回到山上，虽然有些人将恢复他们祖先的野蛮信仰，其他人却会保持他教给他们的信仰，通过他们的影响，或许可以照亮周围的黑暗。他的日子过得很忙碌，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而他内心当然没有令人难解的紧张；他的信念有力，就像一位运动员的双臂肌肉发达，他接受他的宗教教义，就像你我接受独眼或脸红的事实那般毫不犹疑。他告诉我，还是做神学生的时候，他就想去东方传教，并为此而在米兰学习。他给我看一张集体照，跟他一起出来的十二人围着主教而坐，并把那些死去的人指给我看。这一位在中国渡河溺毙，那一位在印度死于霍乱，另一位在掸邦靠北的地方被野蛮的佤人杀死。我问他何时坐船来的，他毫不犹豫就告诉我具体的年月日与星期几来；这些修女、修士和俗僧，他们可能忘掉无论什么周年纪念日，但自己离开欧洲的日子总是脱口而出。随后，他给我看他家里的一张照片，是典型的中下阶层合影，就像你在意大利任何一家廉价照相馆的橱窗所见。他们僵硬、刻板而忸怩，父亲和母亲穿着最好的衣服坐在中间，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安排坐在父母脚前的地上，父母左右是两个女儿，后面依照身高站了一排儿子。神父把加入神职的家人指给我看。

“超过一半。”我评论道。

“这是母亲的一大快乐。”他说。“这是她的功劳。”

她是位粗壮妇人，身着黑衣，头发中分，有对柔和大眼。她看似一位好主妇，我相信要是说起买卖，她讨价还价会很厉害。神父深情地笑了笑。

“我母亲，她是个很好的人，她有十五个孩子，十一个还活着。她是个圣人，善良对她来说，就像好嗓子对一位女歌手那样自然；她做一桩好事，就像阿黛莉娜·帕蒂唱卡拉一角的高音C一样容易。”

他把照片放回桌上。

第二天我又出发了，神父说他想跟我走走，直到我们进山为止，因此，我把马缰挂在臂上，我们徒步而行，其间，他让我给景栋的修女捎话，叫我别忘了把我照的照片寄给他。他扛着枪走路，在我看来，这枝老枪对他本人比对旷野里的野兽更加危险；他戴着破旧盔帽，样子古怪，为不妨碍行走，他的黑色教袍在腰间绑起，他的白裤塞进笨重的靴子。他迈着缓慢的大步，我完全可以想象长路在它下面消减。但是不久，他敏锐的眼睛瞥见矮树枝上一只翠鸟，蓝绿相间，有些颤抖，是个尤物，就像一枚活宝石暂时悬在那儿；神父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臂上叫我停住，他蹑足前行，很轻，悄无声息，直到十英尺内；然后，他开枪了，鸟坠地时，他欢呼一声，跳向前去，把它拾起，扔进挂在他身侧的袋子。

“这会令我的米饭更香。”他说。

不过，我们到丛林了，他又停了下来。

“我要在这里跟你分手了。”他说。“我必须回去工作了。”

我上了马，我们握手道别，然后我骑马小跑而去。到了一个弯道，我回头向他挥手，见他还站在我们分手的地方。他把一只手放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森林之绿将他包围。我继续前行，我想，很快，迈着他那笨重的脚步，好像不是踏着大地，而是带着热情跺在上面，仿佛大地很友好，欣然接受他一往情深的热狂（就像一只强壮的大狗，当你亲热地拍拍它的屁股，它会摇尾巴），很快，我想，他就会走回这一两天我把他诱出的生活之中。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正继续走向新的未知的经历，而不久，我将回到激动人心、变化多端的精彩世间，但他会永远留在那儿。

其后，很长时间过去了，有时，在一个派对，当涂脂抹粉、颈佩珠链的女人们，坐着聆听胸脯饱满的首席歌剧女伶演唱舒曼的歌曲，或当首演之夜，一幕结束，幕布落下，掌声四起，观众开始愉快交谈，我就想起这位意大利神父，他正沿着森林小路奔波于掸邦山地，跟我离开他时一样，都是没有变化的今日复明日，而他现在老了些，头白了些，人瘦了些，因为从那之后，他得了两三回热病；就这样，直到有一天，老弱交加，他病倒在一个小山村，他太虚弱，不能下到山谷，没多久就死了。他们会葬他于丛林，坟上一柄木十字架，或许（世代相传的信仰强过他教授的新宗教），他们会把一小堆石头放在他的坟墓周围，还有鲜花，以便他的灵魂可以跟他死去的那个村子的村民友好相处。而我有时很想知道，在最后时刻，远离他的亲人，村长与长老们默默坐在他的周围，惊见一位白人死去，在那神志清醒的最后时刻（那些陌生的棕色面孔俯视着他），他会不会恐惧和怀疑，因而察觉在死亡的后面，有的只是毁灭，然后，他是否会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因为他徒然放弃俗世给予的一切，美，爱，安乐，友情，艺术，造化赋予的美妙天资，或者，尽管如此，他是否仍将觉得自己这一辛劳、克己、坚忍的无畏人生很有意义。对于那些以信仰支撑自己整个生命的人，这肯定是个可怕的时刻，此刻，他们肯定终于知道了自己是否真的相信。当然，他有使命感。他的信仰很坚定，信仰对他来说，就像呼吸对我们一样自然。他不是创造奇迹的圣人，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要经受痛苦以及跟上帝结合的不可言说的喜乐，可以说，他不过是上帝的普通劳者。人的灵魂，就像他的家乡伦巴第的田野，没有多愁善感，甚至没有感情，好歹都得接受，他耕地播种，他让生长的谷物免于鸟儿侵袭，他利用阳光，他发牢骚，因为雨水太多或太少，收成不好，他耸耸肩膀，产量丰盛，他认为理所当然。他把自己看成普普通通的工薪族（但是他的工资乃上帝的荣光与永恒的世界），觉得自己谋了生计，这让他有一种满足。他将心与人，却不因此而小题大做，就像他父亲在米兰那爿小店的柜台售卖通心粉所为。

十七

我开始了往景栋的最后一段旅程。两三天来，我顺着山谷走一条平路，道旁是一条美丽的河流；岸边长着大树，我不时见到一只敏捷的猴子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然后我开始爬山了。我得跨越萨尔温江与湄公河流域的分水岭，天气很快变得很冷。我们一直向上爬。早晨，薄雾笼罩着周围的山岭，但是山峰到处浮现，看似灰白海洋中的绿色小岛。照着薄雾的阳光形成一道彩虹，就像通往阴间某一幻境之门的桥梁。一阵凄风吹过那些萧瑟山峰，很快令我冷得彻骨。骡子走过的道路泥泞不堪，很是滑溜，我的小马步履艰难，我下马步行。雾现在很浓，我只能看到几码以外。领头骡子的铃铛瓮声瓮气，哀哀切切，骡夫们一言不发，哆哆嗦嗦走在畜牲一旁。道路蜿蜒穿过一个又一个狭谷，每一个转弯处，我都觉得到了隘口，但是道路依然向上，似乎没有尽头。突然，我发觉自己在往下走了。不知不觉，我跨过了需要费时费力才能抵达的隘口；这让我有些失望。看来，当你竭尽全力实现了某一抱负，它对你似乎就没意义了，而你继续前往某处，并不觉得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死亡可能也是如此。但我应该补充的是，这个隘口的高度不超过七千英尺，抵达隘口或许算不上什么特别的壮举，可以当得起这番饶有意味的沉思。

华兹华斯先生与他的朋友琼斯先生（“琼斯，当你我自加莱南行”）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但是身为诗人，他写道：

……无论年少或年长，

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心与家，

只与无限同在；

它与希望同在，永不消逝的希望，

努力、期待与想往，

还有那永存之物。

这很简单，你只要知道怎样把最佳词语排成最佳顺序产生美感就可以了。大象可以用鼻子拾起一枚六便士的硬币，也可以把一棵树连根拔起。

然后，我来到一处，他们告诉我，从这里可以望见景栋，但是整个乡野沐浴在一片银色的水蒸气里，我虽然睁大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我蜿蜒而下，逐渐从山上的薄雾里现身，阳光在我的背上很是温暖。下午我进入平原。我离开的山岭很黑，灰白的云缠在被云罩住的树间。我骑马沿着一条直路小跑，路宽得可以走一辆牛车，两旁的稻田现在只剩棕色多尘的残茬；我经过背扛包袱或肩挑竹担的农民，他们正往城中赶翌日的市集；终于，我来到一道破朽的砖门前。这是景栋的城门。我在路上已走了二十六天。

在这里迎接我的是位知事，身体结实，相貌威严，但很友好，骑着一匹精神抖擞的白色小马，还有一位官员，代表统领该州的土司来欢迎我。寒暄之后，我们骑马经过城中的大街（但是，因为房屋各自位于栽了树木的院内，它看去不像一条街道，更像花园密布的郊区道路），一直来到我寄宿的圆屋。这是一所长长的砖砌平房，独自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刷成白色，前面有个阳台，从阳台上，我看到了树丛之中景栋的棕色屋顶。城的四周都是青山。

十八

我骑着我的掸邦小马下到市集。集市在一大片平地上举行，有四排敞开的摊档，密集的人群在这里挤来挤去。我在近乎杳无人迹的乡野漫游了这么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令我眼花缭乱。阳光明丽。在途经的村庄，农民都穿着色彩黯淡的衣服，蓝色或是褐紫，而且常为黑色，但是这里色彩艳丽。女人很整洁，小巧可爱，脸是扁的，黄皮肤而非黑黝黝，她们的手很美，就像她们头上戴的花一样雅致，精巧连着纤细的手腕。她们穿一种裙子，叫做腰布，一条长绸在腰间缠绕并折起，上半部分是色彩明快的条纹，下半部分为淡绿、褐紫或黑色；她们还穿一件白色小胸衣，很是整洁端庄，外面则是加了衬垫的上衣，要么淡绿要么粉红要么黑色，就像西班牙的波莱罗短衫，袖子很紧，双肩小翼，令人觉得她们随时可能带着微笑飞走。男人也系着彩色腰布，或穿肥大的掸邦裤子。很多人头戴编织精巧、有着弯曲宽帽檐的大草帽，好像蜡烛熄灭器，颤巍巍扣在男人和女人浓密的头发与头巾上。这些夸张的帽子有数百顶，随着戴帽者的不停走动而左摇右晃，上下跳动，它们如此奇异，令你难以相信这些人在忙正经事，他们更像是在玩耍，彼此在开一个巨大的玩笑。

如同东方寻常所见，出售同样物品的卖家聚在一起。摊档不过柱子支撑的瓦房，利于温和的天气，地面或为踩踏的泥地，或是矮矮搭了一层木板。东西多半女人在卖；每个摊档通常三四个女人，坐着在抽绿色的长方雪茄。但是，药摊的小贩是些老翁，脸上皱巴巴，眼睛布满血丝，看去就像巫师。我愕然看着他们的货物。有一堆堆干草药，有各种颜色的大盒药粉，红黄蓝绿，而我不禁以为，敢吃这些药的人肯定是个好汉。小时候，我被哄着服一剂泻盐，以为只要听话，就可得到奖励吃一匙梅子酱（我后来根本吃不下梅子酱），但我难以想象，当慈爱的掸族母亲要喂孩子一大匙砂砾般的翠绿色药粉时，她会怎样哄他。有些药丸很大个，我问自己，这要多大的喉咙才能就着一口水咽下。有些干瘪的小动物好像从地下挖出来任其腐烂的植物根茎，而有些植物根茎又像干瘪的动物。但是，卖药老翁不愁没有主顾。这天早晨买卖兴隆，他们一直忙着称药，但用的不是我们国内薄薄一片的秤锤，而是大块铅铸的佛陀状秤砣。终于，我的耐心得到回报，我看到一个男人买了一打大如矮脚鸡蛋的药丸，我见他用几根指头捏住一个药丸，张开嘴，把它扔进去，吞了。他挣扎了一番，脸上一阵紧张，然后，他抽动一下，药丸下去了。卖药老翁用黏乎乎的眼睛看着他。

十九

集市什么都找得着，从吃的到穿的，到简朴的掸人必需的家庭用品。有来自中国的丝绸，中国商贩安详地吸着水烟，穿着蓝色的裤子与黑色的紧身外套，头戴黑色的绸帽。他们并不缺少优雅。中国人可谓东方贵族。印度人着白裤，一袭白衫紧紧贴住他们的单薄身躯，头戴圆形的黑绒帽。他们卖肥皂，钮扣，薄薄的印度丝绸，一卷卷曼彻斯特棉布，谢菲尔德出产的闹钟、镜子和刀子。掸人售卖周围山区的部落民带下山来的货物和自己的简易产品。到处都有一小众乐人占据一个摊档，一群人站在周围悠闲地聆听。其中一众乐人，三人敲锣，一人击钹，另一人打着跟他一样高的一面鼓。在那堆声音之中，我无知的听力无所分辨，只觉得一种直率与并非不令人愉快的粗野之情；但是，再往前走一点，我遇到另一队乐人，他们不是掸人，而是山民，吹着长长的竹管乐器，乐声忧郁而颤抖。在那含糊的单调之中，我似乎不时捕捉到带着渴望的一些音符。它给你某种非常古老的感觉。它不再有猛烈的诉说，不再激发有力的反应，只剩下可资想象的柔和暗示，并在某种程度上提及心中深埋的期望与绝望。你感觉这是游牧部落晚上的营火旁沉思默想的音乐，他们正从世代居住的草原迁徙，令丛林与沉默的河流哗哗有声；在我的想象中（按照作家的方式，我的想象充满难以控制令我激动的词语），它令人想到置身陌生与敌对环境的人之困惑，他们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往何处去，它是他们发出的一阵悲伤与质疑的哭喊，是他们同唱的一首歌（就像海上遇到暴风雨，为了驱除狂风巨浪带来的不安，大家彼此讲起淫秽故事），以此借助人类友情的神圣慰藉，让自己恢复信心去对抗世间的孤寂。

但是，挤满市街的人群之中并无愁苦悲凉。他们快活、健谈而轻松。他们来不只为了买卖，还为了闲聊，跟朋友打打招呼。这里不仅是景栋，也是方圆五十英里整个乡间的聚会场所。他们在此得到消息并听到最新传闻。这些就跟一出戏一样精彩，毫无疑问，比多数戏曲还有趣得多。很多部落的成员穿着特有的服装，漫步在占据多数的掸人之中。他们三五成群，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胆怯，仿佛害怕彼此分开。对他们来说，这里肯定像一座人很多的大城，而他们不与人交际，怀着乡下人对城里人又是敬畏又是鄙视的古怪情感。这里有傣人，寮人，固人，巴朗人，佤人，还有天晓得别的什么人。对这些事情很精通的人将佤人分为野蛮与开化两类，但是，野蛮一类并不离开自己的山寨。他们猎取人头，但不像迪雅克人那样出于虚荣，也不像曼布韦乡民那样为了美感，而是纯粹因为保护庄稼的实用目的。一副新鲜的头盖骨将会保护谷物并使之生长得更好，所以，春季将临，每个村子都有一小队男子外出寻找合适的陌生人。寻找生人是因为他不熟悉乡间的道路，他的灵魂不会跑出躯壳。据说狩猎期间，那些地方人迹罕至。但是，开化的佤人和善可亲，他们的外表虽然很有野性，可的确别有风味。固人与众不同，因为他们体形优美，肤色黝黑。然而，权威人士声称，他们肤色黝黑多半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用水。女人戴着缀满银珠的头饰，好像一顶头盔；她们的头发中分，垂到耳朵上面，就像欧仁妮皇后的画像所见，中年妇女有着令人好笑的皱纹小脸，很是滑稽。她们穿一件短外套、一条有褶的短裙并且系着绑腿；外套和短裙之间有很大的空隙；而我留意到，显露肚脐的女人，看上去是多么的独特。男人着深蓝衣服，戴头巾，后生则把万寿菊插在头巾上，表示他们是单身汉，想要娶妻。我的确很想知道，这些花是一直插在那儿，还是他们一时冲动才插上的。因为，大概没人想在一个霜冻的早晨结婚。我看到一个后生的头巾上插了五六朵花。他的意图明白无误。他快活得意，出尽风头，但我得承认，他对姑娘们的注意似乎多过姑娘们对他的留意。或许，她们认为他的热切太夸张了，而他，我想，可以说已在报上登了广告，乐得到此作罢。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黑黝黝的皮肤，大大的黑眼睛，目光大胆而明亮，他站着的时候背稍稍拱起，仿佛全身肌肉都在用力颤动。卖鸽子的农民在人群中穿行，鸽子站在栖枝上，腿上拴了一根细绳，你可买来放生积功德，也可买来作为第二天的咖喱餐。一位年轻固人经过，显然是个乱花钱的家伙，突然一阵冲动（从他表情多端的脸上，你看出他的这个念头是多么出乎意料），买了一只鸽子，当他拿到鸽子，他用双手将它握住片刻，那是一只胸脯粉红的灰色斑尾林鸽，然后，他以赫库兰尼姆的青铜男孩那样的姿势猛地举起两臂，把鸽子高高抛向空中。他看着它疾飞而去，飞回它的森林家园，他英俊的脸上一阵孩子气的微笑。

二十

我在景栋过了将近一周。天气晴和，圆屋整洁宽敞。经过这么多天的路途艰辛，没有多少事情做，想起床才起床，穿着睡衣吃早餐，拿本书闲散一个上午，真是令人愉快。因为，你要是以为不赶火车不上路赴约就是自由，那就错了。你做这做那的时间，就像你住在城市每天早晨得去上班那样明确。你的行动并非由自己的心血来潮决定，而是取决于行程的长短与骡子的耐力。你虽然会觉得早半小时或迟半小时抵达当日终点没什么要紧，但早晨总是赶着起床，忙着准备，急着动身，不要有所耽搁。

我对景栋的感受并不意气用事。这是一个村庄，比我路上经过的要大，但仍是一个村庄，有宽敞的木屋，有宽阔的泥土街道，而我经由它们去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不赶集的日子，这里空空如也。大街上只有几条瘦骨嶙峋的野犬。一两家店内，一个女人抽着方头雪茄闲坐在地板上；她不会想到这样的日子还有主顾；另一家店里，四个中国佬蹲着赌钱。寂静。灰扑扑的路上有很深的车辙，晴空艳阳将它晒得热辣。三个小女人头戴有趣的大帽突然出现，排成一列经过；她们用竹担挑着两个篮子，她们膝盖弯曲，走得很快，好像要是走慢一点，她们就会被担子压垮。空荡荡的街上，她们稍纵即逝。

寺院也是寂静。景栋可能有十来所，站在圆屋所在的小山望着城镇，可以见到它们高耸的屋顶。寺院都在院子里，院内很多坍塌的佛塔。大殿就像一间谷仓，里面是趺坐的巨佛，周围有八尊或十尊别的塑像，几乎跟佛像一般大小，但是，大殿屋顶由镀金或髹漆的粗大柚木柱子支撑，木墙与椽子也是镀金或者髹漆。佛祖的生平画得粗陋，挂在屋檐上。殿内幽黯庄重，但薄暮之中，莲花巨座上的那些佛像，就像好景不再无人理睬却又漠然处之的神明，在他们的镀金与镶嵌图案那衰败的堂皇之中，继续沉思着苦难与离苦、无常与八正道。他们的超然几乎令人害怕。你踮起脚尖走路，以免打扰他们的冥想，当你把雕花镀金的大门阖于身后，再度出到温暖的日光下，你松了一口气。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偶然误闯某幢房屋里的一个派对，一旦明白自己犯错，就马上逃走，并且希望没人注意到自己。

二十一

默想着令我远游至此的奇怪机遇，我散漫的思绪集中在那位高大超然的偶然相识身上，正是他的信口之言诱发我的这趟旅行。我试图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画出一个活人来。因为，与人相识，我们看到的只是平面，他们给我们的只是他们的一面，而他们依然模糊；我们得赋予他们血肉令他们完整。正因如此，小说中的人物比生活中的人物更真实。他是军人，在洛依维做了五年宪兵队长，此地位于景栋东南数英里外。洛依维意即梦之山。

我不觉得他喜欢打猎，因为我留意到，住在这些地方的多数人都猎够了，讨厌猎杀丛林中的野生动物。他们刚来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尊心，射杀过这种或那种动物，老虎，野牛，鹿，他们没兴趣了。他们觉得，那些优美的动物，他们研究过它们的习性，跟他们一样有权生存；他们对它们有一种爱，只有迫不得已，他们才举枪射杀一只令村民惊恐的老虎，或是为了食用而猎杀山鹬或沙锥鸟。

五年可谓人生一大部分。他说起景栋，就像爱人说起他的新娘。这一经历如此深刻，令他永远有别于他的同类。他沉默寡言，就像英国人那样，只能用笨拙言辞讲述自己在那里的感受。我不知道，即使对于他自己，他能否将身在偏僻村庄晚上与长老们坐在一起谈话时，触动自己心灵的模糊情感用简明言语表达出来，他是否问过自己就他的某一境况与职业而言非常新鲜陌生并且静候答复的那些问题（就像无家可归者冬天静候在为穷人准备的庇护所外面）。他爱林木覆盖的山野与繁星闪烁的夜晚。岁月漫长而单调，他用一幅模糊的图案来修饰它们。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图案。我只能猜测，它令他回到的那个世界异常没有意义，那个俱乐部与凌乱桌子的世界，那个蒸汽机车与汽车，舞会与网球会，政治，阴谋，喧嚷，兴奋的世界，那个报纸的世界。他虽然身在其中，甚至乐在其中，但那个世界依然彻底地遥远。我觉得对他来说它已失去意义。他的心中是一个美梦的映像，这个美梦他永远召不回来了。

大多数人合群，我们怨恨不与同伴交往的人。我们不满足于说他古怪，而是认为他动机不当。我们的自尊心受创，他竟然不喜欢我们，我们彼此点头使眼色，说他要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生活，肯定是要实行某一秘密的勾当，而他要是不住在本国，只可能是因为他在本国过不下去了。但是，有些人在世间并不自在，与他人交往并非他们必需，置身生气勃勃的同伴之中，他们局促不安。他们有一种难以克服的羞怯。与人分享感情令他们窘迫。一想到大合唱，即使只是《天佑吾王》，他们也满心尴尬，而他们要是唱歌，那就是沐浴时的哀歌。他们很自信，他们屈从地耸耸肩，有时候，必须承认，则是轻蔑地耸耸肩，因为世人用滥了某一形容词。不管在哪里，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局外”。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找得着他们，他们是一个大型修道会的成员，尽管不为誓言约束，不为石墙隔绝。你要是漫游世界，就会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他们。当你驾驶的汽车碰巧在意大利一个小镇出了意外，你听说小镇外的山间别墅住着一位英国老太太，你不会感到吃惊，因为意大利向来都是这些端庄修女的藏身首选。她们通常有足够的钱，对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艺术所知甚广。当有人指给你看安达卢西亚一座孤独的庄园，告诉你那里多年来住了一位某个年纪的英国女士，你觉得这理所当然。她通常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时与她的马车夫罪恶地同居。但是，当你听说一座中国城市里唯一的白人是个英国女人而非传教士，而且没人知道为什么，她在那里住了四分之一世纪，你会更为吃惊；还有一位住在南洋一个小岛上，第三位则在爪哇中部一个大村庄外有所平房。她们过着独居的生活，没有朋友，她们不欢迎陌生人。她们虽然可能几个月见不到一位同一种族的人，路上经过你时，她们却仿佛没有看到你，而你要是自恃同种前往拜访，她们很可能会拒绝接待你；但她们若是接待你，会用银茶壶给你斟一杯茶，用古老的伍斯特瓷盘给你端来热呼呼的烤饼。她们会客气地与你交谈，仿佛是在俯瞰伦敦一个广场的一间客厅里款待你，但是当你告辞，她们从无希望与你再见的表示。

男人更腼腆同时更友好。一开始，他们张口结舌，他们绞尽脑汁寻找话题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表情焦虑，但是一杯威士忌让他们精神放松（因为有时候他们喜欢酗酒），然后，他们会畅所欲言。他们很高兴见到你，但你必须当心，不要滥用你受到的欢迎；他们很快就对同伴厌烦了，必须勉为其难令他们渐渐烦躁。他们比女人更易衰老，他们过得颠三倒四，不在乎周围环境与食物。他们表面上常常有份职业。他们经营一爿小店，但并不关心是否卖了东西出去，而他们的货物积满灰尘肮脏破旧；或者，他们懒懒散散力不胜任管理一个椰子农场。他们濒临破产。有时候，他们从事形而上学的思考，我认识一个人，他花了很多年研究和注释伊曼纽·瑞登堡的著作。有时候，他们是学人，费尽苦心翻译别人翻译过的经典，如柏拉图的对话集，或是翻不了的作品，如歌德的《浮士德》。他们可能不是对社会很有用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无害而单纯。世人要是瞧不起他们，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瞧不起世人。一想到回归世间的纷乱，他们就感到可怕。他们一无所求，只求不被打扰。有时候，他们的乐天知命让人有些不快。当你想到那些人，他们自愿放弃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令生活有意义的一切，而且毫不羡慕他们错过的东西，你需要很多的人生哲学才不会感到羞愧。他们是傻瓜还是智者，我从来拿不定主意。为了一个梦，一个安宁、快乐或自由的梦，他们放弃了一切，他们的梦如此强烈，他们令自己的梦想成真。

二十二

但我闲得够久了，所以，一个明亮的清晨，我和旅队从景栋出发了。土司宫内一位官员陪着我，他要护送我到土司辖地的边界。他是一位肥胖的绅士，骑了一匹很小的瘦马。第一天，我骑马穿过路旁都是稻田的平原，然后再度闯入山区。我现在没有公共工程处的平房住了，但是土司够好，下令途中为我建造房屋，并派信使先去各村传达必要的指令。让人为我建造只住一晚的房子，我觉得很神气，而我住的第一所房子令我满心欢喜。它像一个玩具。要是刮风下雨，它很难遮风挡雨，但要是天气好，它更适合年轻恋人而非一位中年作家居住。房子很整洁，因为建房用的竹子都是当天早晨砍伐的，有着正在生长的东西令人愉快的新鲜气味。整间房子都是绿色，墙，地板，屋顶。它由两个房间和一个大阳台组成。墙和地板高出地面三英尺，用的是劈开的竹子。梁柱则用整根竹子，屋顶整整齐齐铺着稻草。地板有弹力，所以，踩惯了硬地，我起初觉得有些不安全，走得小心翼翼；但地板下面是一组结实的竹子，真是要多结实有多结实。几码开外，是条奔腾的山溪（我在白天过了六次，要么涉水而过，要么经过一座晃悠悠的桥），两岸长满树木。房子前面是一小块空地，牛在吃草，一座青山将这片景色关住。此地真是迷人。

有一天，先行送去安排住宿的信函已经收到，但是那天上午，到了这段旅程的终点，我发现村民还在忙着建我的房子，因为这是丛林之中，他们是从数英里外一个村子集合而来的。看他们用简陋的刀具敏捷地砍削竹子建造地板，看他们灵巧地安装屋椽，看他们把屋顶铺得整整齐齐，这当然很是好奇；但是我没兴趣。我又累又饿，我想有个露天厨房可以做饭，我想有个地方放床躺下来休息。我发火了，不讲道理。我叫来土司的官员，大骂他马虎懈怠。我发誓要把他送回他的主人那里，并用盛怒之下所能想到的种种惩罚威胁他。我不要听他的解释。我跺脚怒骂。迄今为止，从未有人费神以这样的体贴来招待我，我虽然在世上的偏远之地游历多多，却不得不独立行事，随意投宿。我在一条无篷划艇上高高兴兴睡了七天，而在南洋群岛，我与一家卡内加人同住一间不避风雨的土著小屋。除了丛林之中，为我建造一所房屋的想法甚至都没人有过，我无权享有这种关注。这个教训在于，即使最明智的人也很容易自高自大：给他某些特权，他就忘乎所以，声称这些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予他少许权威，他就变成暴君。给傻瓜一套制服，上面缝一两个标签，他就以为自己的话即是法律。

但是，当我的房子建好，林间绿地之中一所绿色的房屋，急流哗溅在绿色的两岸，当我吃完饭，我嘲笑起自己来。在景栋，当我发现金酒所剩不多，担心自己不得不靠茶与咖啡走完这趟旅程，我从一位噶喀人那里买了一些朗姆酒；朗姆酒很好，是他自己酿造的，但我不喜欢；所以，为了对自己如此缺乏理智的行为表示真心悔悟，我送了两瓶给土司的官员。

二十三

读探险家的书，我很吃惊他们从不告诉你他们吃什么喝什么，除非他们被逼到绝境，还有当他们的腰带收到最后一扣的时候，要猎鹿杀牛来补充食物；或者很需要水，他们的驮畜奄奄一息，而只有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才纯属意外地发现一口井，或是经由最聪明的推论偶然发现一个地方，那是他们晚上远远看到的一片光亮，知道再走上令人疲倦的几英里，他们就会找到止渴的冰块。然后，他们僵硬严肃的脸上浮现一阵轻松的神情，或许还有一行感激的眼泪流下脏兮兮的脸颊。但我不是探险家，饮食对我来说乃十分重要的事情，让我要在这几页详加叙述。我愉快地记得，往景栋的途中，一间平房的门卫一副奉承样子，给我端来一个盖着餐巾的气派盘子，他揭开餐巾，请我接受两大棵卷心菜。我两个星期没吃青菜了，对我来说，它们吃起来比萨里一个菜园的嫩豌豆或阿让特伊的鲜芦笋还可口。以下景象迷人并鼓舞人心，你骑着马疲倦地来到一处村落，偶然遇到一个肥鸭游动的鸭塘，而且并不知道第二天，它们中间的一位，最肥、最幼、最嫩的那位，注定（谁能逃脱劫数？）将与烧土豆和浓肉汁一道，让你吃上美味多汁的一餐。黄昏，日落前，你出去闲逛，离开院子没多远，你瞥见两只绿鸽飞在树林周围。它们顺着小路而飞，似乎彼此追逐嬉戏，它们柔顺友好，除非你铁石心肠，否则不能不为之所动。你想着它们的天真无邪与无上幸福。你隐约想起儿时背得的那则拉封丹寓言，当你母亲有客来访，你腼腆诵道：

两只鸽子本来亲亲密密，

一只在家却待得烦腻，

恨不得远走高飞，

到异国他乡游历。

见到这些尤物，招人喜欢而又伤风败俗的劳伦斯·斯特恩会感动得落泪，会写一段令你心碎的文字。但是，你可比斯特恩坚定。你一枪在手，虽然枪法很差，可它们是很容易的靶子。没一会儿，陪你打猎的土著就握着它们，但他满不在乎，不觉得那些片刻之前还生机勃勃但却死在他眼前的可爱小鸟有何悲惨。第二天早晨，当噶喀仆人阮腊端来烤得恰到好处的鸽子供你早餐，它们何其肥美多汁！

我的厨子是个中年的泰卢固人；他的瘦脸为深赤褐色，饱经风霜，满是皱纹，浓密的头发隐约有些银丝。他很瘦，高个，穿白色外衣缠白色头巾，是个外表动人的阴郁家伙。他走路大步，步伐摇摆，每天走十二到十四英里毫不费力。起初，我看到这个长着胡须样子威严的人敏捷地爬上院内一棵树，将他需要用来调味的果子摇下，我大吃一惊。跟很多艺术家一样，他的个性比他的作品更有趣；他的烹饪既不出色亦少变化，有一天，他让我正餐吃蛋糕甜品，下一回则是面包布丁；这些都是东方的主打甜品，而当你看到它们出现在一张又一张餐桌上，厨子或是京都的日本人，或是厦门的中国人，或是亚罗士打的马来人，或是毛淡棉的马德拉斯人，你一想到那些英国女士在乡下的教区牧师住宅或海滨度假别墅的单调生活（跟她们退役的上校父亲一道，他们让她们初识源远流长的东方），你的同情心就一阵悲痛。我对烹饪所知甚少，但我大着胆子教我的泰卢固人怎样做咸牛肉末。我希望他离开我以后将这道珍贵菜谱传给其他厨子，最终为数量不足的盎格鲁东方烹饪增添一道菜品。我应该做一个有恩于同类的人。

我想过露天厨房乱七八糟不干不净，但是，对这些事情过于拘谨并不明智；当你想到体内产生的所有讨厌东西，对你吞下去的食物如何做成过于挑剔似乎就很可笑了。必须承认，光洁如一枚新别针的厨房常常做不出上好的食物。但是，当阮腊来跟我抱怨泰卢固人太脏，没人吃得下他做的东西，我大吃一惊。我又去到露天厨房，亲眼看了看；我还看到我的厨子醉得一塌糊涂。然后有人告诉我，他经常这样醉酒，阮腊不得不自己做饭。我们正在两周旅程的途中，我没法换人，所以，我只好作为主人骂了他一顿（不是很奏效，因为得翻译成他只能听懂一点的缅甸话）。我觉得自己说得最尖刻的一句话是，一个喝醉的厨子至少应该是个好厨子，但他只是用悲伤的大眼睛看着我。他没感到不安。在景栋，他狂欢作乐，三天不见人影：因为还要四个星期才能抵达暹罗的铁路起点，我四处找人替换他，但找不着人，所以，当他满怀歉意愁眉苦脸重又露面，我以为他被刺痛了，于是宽宏大量。我原谅了他，他答应接下来会克制。一个人应该容忍他人的恶习。

现在，经过村庄，我常常见到小猪在房屋的柱子周围乱窜，而离开景栋大约一周，我想到一头乳猪会让我的一日三餐变得惬意；所以，我命令下次碰到就买一头。有一天，到了平房，有人给我看放在篮子里的一头小黑猪。它看上去不超过一个星期大。随后几天，我在景栋雇来给醉酒厨子帮忙的一个中国小厮携着篮子赶路，而这小厮和阮腊跟它一起玩耍。它成了一头宠物。我打算把它留到一个特殊场合，常常，当我骑马前行，我耽于一阵愉快的幻想，想着它会做成的美餐；我不能期望苹果酱，但一想到烤猪的脆皮我就流口水，我告诉自己，猪肉会是又甜又嫩。我焦急地问泰卢固人，他是否相当肯定自己知道怎么做。他以他列祖列宗的脑袋赌咒，烤猪他没什么不懂的。然后，我停下来一天，让人和骡子休息一下，并且下令宰杀乳猪。但是，等它上了桌子（人的希望多么无谓！），没有脆皮，没有白白的嫩肉，只是黑乎乎烂糟糟臭哄哄的一团，根本不能吃。我沮丧了片刻。我很想知道如此光景之下，那些伟大的探险家究竟会怎样。斯坦利会不会皱着眉头黑起严厉的面孔，李文斯通博士会不会镇定自若地保持他的基督徒脾性？我叹了口气。把这头黑乳猪从猪妈妈的乳房那里不合时宜地抢走可不是为了这个。让它在掸人的村里快乐生活本来更好。我让人去叫厨子。不一会儿，他来了，一边让阮腊搀着，另一边由我的翻译丘卓扶着。当他们放开他，他慢慢地左右摇晃，就像风浪中抛了锚的一艘双桅纵帆船。

“他醉了。”我说。

“他醉得跟爵爷一样。”丘卓答道，他上过东枝的贵族学校，知道很多有趣的英国成语。

（从前，一个大清早，某人拜访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名流，管家告诉他：

“爵爷还没起床，先生。”

“哦，他何时用早餐？”

管家随即沉着应道：“他不用早餐，先生。十一点钟左右，爵爷通常想吐。”）

泰卢固人看着我，我看着泰卢固人。他亮晶晶的眼睛一片茫然。

“把他带走。”我说。“给他上午的工资，叫他离开。”

“很好，先生。”丘卓说。“我觉得这最好不过了。”

他们把他带出去，外面的台阶哗啦一响，砰的一声，但究竟是泰卢固人倒下去，还是丘卓和阮腊把他扔到地上，我觉得没必要过问。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阳台吃早饭，丘卓进来问我当天的安排并说些闲话。平房位于一个相当大的村庄边上。比起在掸人的村子通常所见，这里更多生气。我到之前一天，或许我到之前一小会儿，女人只缠着腰布，拉上去正好遮住乳房，而上身则是赤裸，但是今天，我觉得是因为她们够好，认为我很重要而表示尊敬，她们穿上了小胸衣，看去没那么惬意了。突然，厨子出现在平房前面。他肩上有个包袱，他把它放在身旁的地上。他严肃地、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随即很快拾起包袱，转身走了。

“我给了他工资和生活费。”丘卓说。

“他要走了？”我问。

“是的，先生。您说今早第一件事就是让他走。他做了您的早餐，现在他要走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的话就是法律，而我觉得它对我的约束比对其他人更严格。到景栋要十二天，泰卢固人会日复一日地步行，很少遇得上一个人，然后，到东枝还要二十三天。他走上了通往丛林的道路，我目送着他。我以前时常留意他摇摆的大步。但是现在，憔悴不堪，穿着他那破旧肮脏的东方衣服，头巾胡乱缠起，他看上去非常凄凉，在包袱的重压之下，走得似乎无精打采。我并非真的在乎他是否又脏又醉，我吃罐头跟吃乳猪一样开心。他现在步履艰难地走着，似乎很小很弱，不久，他就会消失于亚洲的浩瀚之中。就那老人这样走向未知来看，其中有些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可怜，不，甚至是悲惨。从他迟缓的脚步里，我似乎看到被生活击败的人之绝望。我觉得丘卓看出我的不安，因为他带着坦率和宽容的微笑说：

“您对他很有耐心，先生。要是我早让他走了。”

“你告诉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不高兴？”

“哦，没有，先生。他知道自己活该。他不是坏人，不是小偷，就是醉酒，很脏，不过如此。回到东枝，他会找到另一份差事的。”

二十四

平淡的日子一天接一天，好像一首说教诗押韵的对句。乡野人烟稀少。我们一路只遇到几个固人，不时见到他们位于山坡的村子。路程很长，抵达当日终点，我们疲惫不堪。没有路，只有一条狭窄小径，途经树下，都是厚厚泥泞，小马蹒跚而过，溅起泥浆；有时，泥泞深及小马膝盖，行走有如蜗牛。这既辛苦又沉闷。我们在低矮的山间上上下下，在河边蜿蜒出没，而这条河，起初只是一条可以轻易蹚过的小溪，一天一天却成了宽阔汹涌的急流。我们最后一次涉水而过，水已深及小马腹部。它变成了一条大河，喧腾冲过乱石，然后平静而急促地奔流。我们乘一只竹筏过河，两岸都有一根竹索拴住它，把我们拉过河。旅行者见到的多数热带河流都很宽，可是这条河，悬着一道极为茂盛的植被，却跟卫河一样狭窄。但是，你决不可误认为它是一条英国河流，它既无我们英国河流的温和，也无它们含笑的淡漠；它神秘而悲惨，它的水流有着人类不羁欲求的险恶张力。

我们在河边的大树间扎营，晚上，蟋蟀、青蛙和鸟儿高声叫个不停。丛林之夜很静这一说法广为人知，而作家常常就此雄辩滔滔；但是他们描述的寂静乃精神层面；它是用来转化孤独和远离尘世之感，用来转化因为幽黯、庄严树木还有生长挤迫的绿林而生的敬畏之心；其实，林中甚是喧闹，所以，到你习惯为止，你可能觉得难以入睡。可是当你醒着躺在那里倾听，你心中有种奇怪的不安，这一感觉的确很奇怪，就像一种可怕与奇异的寂静。

然而我们终于到达丛林尽头，道路尽管崎岖不平，但宽得足以走一辆牛车。从我投宿的客栈，可以见到片片稻田，远山一抹蓝色。这些山我虽然穿越了不知多少天，但它们现在有一股奇怪的浪漫气息。它们的深处有着魔力。再度来到开阔的乡野，人的心情变得全然不同，这真是叫人吃惊。直到这时，你才明白穿越丛林的漫长之旅令人多么沮丧。你突然觉得心满意足，对你的同伴好声好气。

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大很繁荣的村子，名叫宏剌，有家宽敞、建得很好的客栈，这是我们抵达暹罗之前的最后一站。我们前面的山就是暹罗的山。当我们接近边境，我觉得大家都兴高采烈。我们经过一个整洁的小村庄（接近暹罗，这些村子，受到我们即将去到的那个国家更大文明的影响，似乎更为繁荣），走过一座别致的廊桥，随后来到一条缓缓的小河边。这里就是边界。我们涉水而过，到了暹罗。

二十五

我们骑马经过一片新生的柚木林，直到我准备过夜的村子。这儿有个警署，很整洁，园子里有花；负责的警官虽然身穿卡其制服，手下一众整齐的士兵，但看到一位白人与如此气派的随从，还是有点慌张，他告诉我们这里没客栈，要我们去寺庙。寺庙距大路约四分之一英里，我骑马穿越稻田而去。这是很穷的小庙，只有晒干的砖头砌成的谷仓式房屋，里面是些佛像，还有一间木头平房，住着僧人与沙弥。我的床和露营器材就架在殿内，跟俯视我的佛像为伴。僧人沙弥倒也不以为怪。他们兴趣盎然审视我的物品，他们看我吃东西，就像一群人观看动物园的野兽进食，到了晚上，他们站在我的周围，好奇地看我玩单人纸牌。不一会儿，他们就明白了我的复杂动作，当我看准机会，将一打合适的牌大胆地排成一行，他们吸了一小口气（就像空中飞人离地一百英尺翻筋斗时，沉默的观众发出欢喜和痛苦的抽泣）。但是，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一旦他们中间的某人略知一二，激动地跟其他人低声解释，大家就兴奋地叫喊，高兴地比划，紧紧把我围住；他们抓着我的手臂指给我看我应该移动的那张牌（不懂暹罗话的我，该如何解释一张红桃六决不能放在一张方块七上面？）；我得动武，才能阻止他们移动我打算考虑周全之后再动的一张牌，而当我这样做了，我的举动赢得一阵喝彩。看别人玩单人纸牌，没有人，不论他是佛寺僧人，还是英国首相，可以忍着不提建议。

八点，沙弥用单调平板的声音诵着经文，其中有些人在抽方头雪茄，然后，黑夜中只剩我一个人。殿堂无门，青色的夜进来，台上的佛像隐隐闪光。地板很干净，是积功德的女人清扫的，但是蚂蚁多得很，我猜是被信众礼佛的米饭吸引而来，它们令人很难入睡。过了一会儿，我不再抱有希望，干脆起身。我走到入口处，看着外面的夜色。空气宜人。我见到有人走来走去，不一会儿，发现那是丘卓。他也睡不着。我给了他一支方头雪茄，我们在殿堂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有点瞧不起这种暹罗佛教。僧人似乎不是像佛祖命令的那样出去托钵，而是让信众把米饭和食物带来寺院。如很多掸人那样，丘卓做过一阵沙弥，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出去托钵从未失败过。他一阵暗笑。

“我总是先去自己家，把可口的饭菜放到钵底。我用一片树叶盖住它，继续乞食直到装满。然后，我回到寺院，把叶子上面的东西扔给狗吃，而我吃自家的好饭菜。”

我问他是否喜欢这种生活。他耸耸肩。

“没事可做。”他说。“早上劳动两小时，晚上诵经，但一天别的时候都没事。到了又回家的时候，我很高兴。”

我诱他讲讲轮回。

“我家附近有个村人记得他的前世。他死了十八年，他来到村里，认出他的老婆，他告诉她他们以前放钱的地方，他让她想起她忘了很久的事情。他进到屋子，说有个壶是怎么补的，他们一看，果然是像他说的那样补的。那女人大哭，邻居都惊呆了，全国各地都有人来看他。他们在报上说起这事。他们问他问题，每个问题他都有答案。他知道自己前世村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大家一想，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结局不好。”

“为什么，怎么回事？”我问。

“唉，他儿子成人了，他们把田和牛都分了。他们不想把一切再交回去。他们说，他风光过了，现在轮到他们了。他说他要去打官司，而做母亲的说，她会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您看，先生，她希望再有一个好看的年轻老公，但是儿子们不想要一个好看的年轻父亲，所以，他们把他带到一旁，说他要是不走开，他们就会打死他，于是，他带上家里的钱和他能拿的一切走掉了。”

“他把老婆也带走了？”

“没有，他没带她走。他没告诉她他要走。他只是走掉了。她很伤心。当然，她什么也不再有了。”

我们一直聊到方头雪茄抽完，然后丘卓给我找了一点煤油，我们把它涂在我的床脚辟蚂蚁，我回到床上睡着了。但是，殿堂入口正东朝向，黎明将我唤醒，我看到天上一大片粉紫。随后，一个小沙弥端着一个盛了四五块米饼的大盘子进来。他跪下来，穿着黄衣的身子很是矮小，大眼睛黑黑的，念了几句经文，随即将大盘子留在佛像前。他刚一走开，一只显然守在那里的野狗飞快地溜进来，衔起一块米饼又跑了。初升的太阳照着金色的佛像，予它一种自身没有的华美。

二十六

我在暹罗从容下行。乡野赏心悦目，空旷明媚，散布着整洁的小村庄，每个村用一道栅栏围住，院内长着果树和槟榔树，令这些村子有股迷人的小康气息。路上交通繁忙，但是，就像人烟稀少的掸邦靠骡子，这里靠牛车。平地种着水稻，丘陵则栽柚木。柚木是漂亮的树种，叶子大而光滑；柚木林不很浓密，阳光可以照进。在明亮、优美、通风的柚木林中骑行，你感觉自己就像一则古老传奇里的骑士。客栈整整洁洁。这段旅程，我只遇到一位白人，他是法国人，正往北去，住进我过夜的平房。房子是一家法国柚木公司的，他是该公司雇员，而他似乎觉得这很自然，即像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在这里本应无拘无束。他很热情；这一行法国人不多，这些人经常去丛林中督导本地劳工，过得比英国的护林人还要孤独，所以，他很高兴有人说说话。我们一起用餐。他是个体格强壮的人，有一张肉敦敦红扑扑的大脸，嗓音热烈，像是用一层柔软华丽的声音之布裹着他的流畅话语。他刚在曼谷休了个短假，带着法国人的天真信念，即你对他有多少风流韵事的印象，比知道他有几顶帽子还要深刻，他讲了很多自己在那儿的性事。他是个粗鲁的家伙，没教养，愚蠢。但是，他瞥见桌上有本破旧的平装书。

“唷，你在哪儿找到这个的？”

我告诉他是在平房找到的，自己一直在翻。这是魏尔伦那本诗选，卷首有加利哀雾蒙蒙的插画，但是，他的这幅肖像并非无趣。

“我很奇怪哪个家伙能把它留在这儿。”他说。

他拿起书，随手翻着，给我大致讲起不幸诗人的种种故事。这些我都不新鲜了。然后，他看到一行他熟悉的诗句，开始念道：

瞧这枝，这叶，这果，这花

还瞧这儿，我心叩动只为您。

念的时候，他的声音变了，眼泪流出来，流下他的脸。

“哦，妈的，”他叫道。“这叫我哭得像头蠢牛。”

他扔下书，笑着，一阵抽泣。我倒了一杯威士忌给他，因为让一个人平静或至少能够忍受此刻那种悲痛，没有比酒精更好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玩皮克牌。他一早就上床了，因为他要赶路，拂晓出发，等我起床，他已走了。我再没见到他。

但是，当我在阳光下骑行，就像纺车旁闲聊的女人那样忙碌快捷，我想起了他。我想，人比书更有趣，但有个缺点，你不能跳读；为了发现精彩一页，你至少得浏览全书。你不能把他们放到书架上，等你想读的时候才拿出来；你必须趁机阅读，就像流通图书馆的一本书，需求如此之大，你必须等到自己这轮，而它在你手里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时，你可能没心情读，或者匆忙之中，你也许错过了它们要给你的最好的东西。

现在，平原带着一种庄严的宽广伸展开来。稻田不再是由丛林那里辛苦得来的一小块，而是一大片。单调的日子一天接一天，其中有些东西又令人难忘。在城市的生活中，我们只意识到时日的诸多片段；它们本身没有意义，只是我们处理这样那样事情的时间之一部分；我们开始某一时间，而那时它已在进行，我们继续某一时间，并不顾及它的自然终结。但在这里，时间是完整的，你看着它们从黎明到黄昏庄严展开；每天都像一朵花，像一朵玫瑰，含苞，盛开，没有懊悔而是接受自然进程那般凋谢。而沐浴在阳光下的这一辽阔平原，正是上演这一不断重现的戏剧之恰当场地。诸位明星，就像徘徊于某一重大事件现场的好奇之人，譬如刚刚发生的一次战役或地震，先是一个一个怯生生地出现，然后是一众人，站在裂痕周围，或是找寻过往事件的踪迹。

路变得又直又平。尽管到处都有深深的车辙和横过道路的泥泞溪流，但是大段路程可以坐车穿越。当你骑着小马沿着山路而行，每天走上十二或十五英里固然很好，但是，当路又宽又平，这种旅行方式就很考验你的耐性了。我上路已经六个星期。似乎永无止境。然后，突然，我发现自己身在热带。我想，一点一点，就像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景色一直在变，但它变得很慢，我几乎察觉不到。一天中午，我骑马来到一个村子，就像遇到一位出乎意料的朋友，我感到了浓烈绚丽的南国气息，我高兴得猛吸一口气。浓厚的色彩，脸颊触到的热气，令人目眩然而奇怪遮掩起来的光线，人们不一样的步伐，他们懒洋洋的姿态，寂静，庄重，灰尘——这都是真的，我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村里的道路两旁种着罗望子树，它们有如托马斯·布朗爵士的文句，华丽、庄严而镇定。院子里栽着大蕉，堂皇而蓬乱，变叶木炫耀着它那厚重的阴郁色调。一头乱发的椰子树，就像又高又瘦的老人突然从睡眠中起身。寺院有一小片槟榔林，很高很细，有着一组警句憔悴的精确以及不加修饰、准确无误而且聪明睿智的直截了当。这就是南国。

我们现在得尽早走完每日行程，东方悄悄现出第一道灰白光亮，我们就出发了。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背上很是温暖，但一会儿就变得猛烈，到了十点，它就令人受不了。对我来说，似乎从太初开始，我就一直沿着这条宽阔的白色道路骑行，而它还在我的前方无限伸延。然后，我们来到一个漂亮的村子，村公所的所长是位整洁的暹罗人，笑容满面，很有礼貌，请我到他宽敞的家里安顿；当他带我去到他的院子，我看到棕榈树下洒满斑驳阳光等着我的，是一辆坚实耐用且不招摇的红色福特车。我的旅行结束了。它不事张扬，静静结束，有如一出结尾平淡的戏剧；翌日拂晓，凉意飕飕，我把骡子与小马留给丘卓，我出发了。碎石路还在铺，无路可行的地方，福特车就走牛车道；我们到处溅过浅流。我东摇西晃，前仆后撞；可它依然是条路，一条汽车路，我以每小时八英里的速度飞跑。这是那条路上有史以来行驶的第一辆车，田里的农民惊奇地看着我们。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有人想到，他们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生活的象征。它标志着他们自古以来的一种生活之结束。它预示着他们的风俗习惯将有一番革命。它是气喘吁吁来到他们中间的变化，带着一个略为扁平的轮胎，但却吹起蔑视一切的号角：变革。

将近日落，我们抵达火车站。站上有家漆得鲜艳的新客栈，几乎可以叫做酒店。有间浴室，带个浴缸，你可躺进去，阳台有躺椅，你可懒洋洋靠在上面。这就是文明。

二十七

我距曼谷不超过四十八小时的火车旅程，但去那儿之前，我想看看暹罗的故都罗富里和阿尤达。在这些东方国度，城市兴建起来，臻于大观，然后又被摧毁，在某种意义上，必然要令很多世纪以来习惯了相对稳定的西方旅行者满怀某种疑惑。一位国王，迫于战争危险或只是为了满足一时兴致，就会迁都并兴建一座新城，修筑与装饰华丽的宫殿和庙宇；过了几代，当政者又因别的危险或别的兴致而他迁，旧城被离弃，一片荒芜侵占了这么多昙花一现的壮丽。远离人烟的丛林中，你到处可以发现树木丛生的寺庙废墟，还有潮湿的草木间那些破碎的神像与精美的浮雕，作为这里曾是一座繁荣之城的唯一迹象，而你会遇到贫穷的村庄，这就是一个富强王国的首都留下的一切。它令人郁闷思及世事沧桑。

罗富里现在只有一条弯曲窄街，是些中式房子，靠着一条河岸而建；但是，大城遗迹到处都是，朽败的庙堂，坍塌的佛塔，到处一截截华丽雕刻的碎片，庙里有破碎的佛像，院内则是头与四肢的残片。石膏是灰色的，仿佛被伦敦的雾玷污了，它从砖上剥落，让你想起得了恶心疾病的老人。这些废墟并无典雅的线条，门窗上面的装饰破旧而俗丽，镀金与箔片都被时光剥蚀。

但是，我来罗富里主要是为了看看康斯坦丁·福肯留下的大屋，在我看来，此人可谓在东方建功立业的冒险家之中最为出色的一位。他是瑟法罗尼一位客栈老板的儿子，坐上一艘英国船跑到海上，历经艰险，他到了暹罗，升任国王的首辅。当时，世间盛传他大权在握、显赫富有。耶稣会的奥尔良神父有本小书讲到他，但那是教化之作，对康斯坦丁遗孀经受的苦难着墨太多，即当他死后，面对一位无礼的暹罗王子，她致力守节。她值得赞美的努力，得到她那圣洁的祖母支持，她八十八岁，信仰不失热诚鲜活，不断跟她说起著名的日本殉教者，而她有幸为这些人的后裔。我的孩子。她对她说。做殉教者是多么光荣啊！你在这方面很有利，殉教看来是你家的一个传家宝：你要是有这么多理由想做殉教者，你就应该全力以赴！

令人满意的是，为这些忠告所鼓舞，为耶稣会神父不断的劝诫所激励，这位遗孀顶住了一切诱惑，不做关在近乎王室后宫里的一位珠光宝气的囚犯，而是从一而终，在一位无甚影响的绅士家里洗盘子。

奥尔良神父对福肯的经历本应讲得更详尽些。他由卑位攀到如此顶峰的变迁，的确值得免于湮没。他自认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位致力于国王利益的正直臣子；但是，奥尔良神父讲到推翻国王与王朝并将这位希腊人交给愤怒的暹罗爱国者之革命，读来却仿佛将史实做了似乎必需的某种安排，以让大王和各位高官免于责难。一层得体的面纱罩在这位倒台的宠臣所受的苦难之上，但他死在刽子手的手下却是大有教益。读来尽管枯燥，你还是感受到一位有权有势、卓越不凡的人物。康斯坦丁·福肯寡廉鲜耻，残酷无情，贪得无厌，背信弃义，野心勃勃；但他了不起。读他的故事，就像读普鲁塔克的一部传记。

但是，他建造的大屋只留下一圈高高的砖墙，三四间没有屋顶的房子，坍塌的墙壁，洞开的门窗。它们依稀还有路易十四朝代建筑的高贵。这是一处难看的废墟，只令你想起一组草草建成并毁于大火的别墅。

我回到河边。河很窄，很浑，在高高的两岸之间很深，对岸是浓密的竹林，竹林后面红日正在落山。人们在洗晚浴；父母在给孩子洗澡，洗完澡的僧人在漂洗黄色的僧袍。这是令人愉快的景象，这要多谢那些破烂废墟激起的敏感与茫然。

我没有给死人穿衣令其还魂的想象力，也没有对同一事物再三感动的能力。我知道有些人每年要读一遍《利己主义者》，还有人去巴黎，从来不会不看一眼马奈的《奥林匹亚》。我一旦从一件艺术品那里得到特有的兴奋，我就与之脱离关系了，直到多年以后，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还可以从《利己主义者》里面读到一本我从未读过的书，从马奈的《奥林匹亚》里面看到罗浮宫刚刚挂出的一幅画。我有一种感觉，阿尤达给我的不会多过罗富里，所以我决定忽略它。而且，我喜欢安逸。我在客栈之间奔波得够久了，渴望一间东方酒店适度的舒适。我有点腻了罐头肠和罐头梨。自从离开东枝，我既没收到一封信也没读过一份报，我愉快地想到，曼谷肯定有个大包裹在等着我。

我决定直接去那儿，不在途中逗留。火车悠然穿过开阔的乡野，远处青山起伏。铁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但也有很多树木，所以风景颇为宜人。各种长势的稻子都有，从小块田地的青苗，到阳光下变黄的将熟稻穗。到处有人收割，有时候，你看到三四个农民排成一列背着大捆大捆的稻子。我想再也没有什么人类主食需要如此劳力，先是栽种，然后又为食用做准备。铁路一旁的河里，成群水牛翻腾不已，看管水牛的是个小男孩，或是一位头顶大帽、肤色古铜的矮个男人。小群的禾雀飞得又白又亮，有时则是脖子细长的苍鹭。铁路一旁的车站总有一堆闲人，他们的帕朗要么鲜黄要么深红要么翠绿，在灰尘与阳光下五彩斑斓。

车到阿尤达。我安于看看火车站来满足自己对这古城的好奇（毕竟，要是一位科学家可以凭借股骨再现一种史前动物，一位作家为什么不能从一个火车站得到他想要的那些感受呢？宾夕法尼亚车站具备纽约所有的神秘，维多利亚车站则有伦敦巨大的阴郁和疲惫），我目光漠然将头伸出车窗。但是，一个后生跳过来迅速打开车门，令我差点摔到月台上。他头戴一顶小小的圆形遮阳帽，身穿白色的斜纹卡其外套，一条黑色的丝绸帕朗弄成马裤的样子，脚上是黑丝袜和漆皮便鞋。他的英语讲得流利。他说他奉命来接我，会带我去看阿尤达要看的一切；栈桥有艘汽艇等着，要带我去河上到处看看；他已安排了一辆马车；而客栈早上已经清扫干净了；他最后说：

“一切都好。”

他一口闪亮的大白牙对着我微笑。这后生黄脸光滑如一只簇新盘子，颧骨高耸，眼睛黑亮。我于是不忍告诉他我不会在阿尤达逗留，而他的确也没给我时间，就叫来搬运夫把我的行李搬下车去。

他很尽责。他令我无所遗漏。我们从车站沿着一条罗望子树遮荫的宽街步行，街道两旁是些中国商铺，阳光明媚，途人构成一幅幅迷人的小风景，所以我本想在此逛逛；但我的导游告诉我，这里没什么好看，你得去曼谷逛商店，那儿有你在欧洲可以买到的所有东西；他柔中带着果决，领我去到栈桥。我们上了汽艇。河很宽，水很黄。一路都是卖东西的船屋，泥泞的岸上，桩木支撑的房子坐落在果树之中。我的导游带我去到岸边一个围墙圈住的地方，那里曾是一座皇宫，现在只是废墟，从前可能做过谒见室的房间里，有一张御床和一把御椅，还有一些木雕残片。他让我看数不清的佛陀头像，有铜像，也有石像，它们来自罗富里，或是阿尤达众多寺院的出土之物。我们顺着一条路走了一会儿，一辆小马车和一匹倔强的小马在那里等着我们。安排得真好！我们沿着一条惬意的林荫路驱车两三英里，道路两旁座座农舍，每家门外有个纸糊小塔，塔上插了很多小白旗，目的是让这家人不得霍乱。我们来到一个大公园，有着绿色的空地，是个野餐的好去处，这里是一所宫殿和几个大庙的遗址，有很多废弃的佛塔，其中一座庙内，有尊铜制的巨佛坐像，它舍弃一切，孤单寂寞，却又漠然处之。到处都有孩童在树下玩耍。暹罗小男孩眼睛大，头发鬈，样子调皮，非常可爱。我的导游顺带指给我看开着淡紫色花的一种灌木。他告诉我，当你看到它，就可确信没有老虎。

“你们英国没老虎。”他笑道，不过，我觉得他并非没有傲气。

我语带谦逊反驳道：

“不，我们在那挤迫的小岛过着安宁的生活。我们遭遇的危险，充其量是一个鲁莽的醉酒司机，或是一位被人奚落的泼妇。”

回到河上，我衷心感谢暹罗后生带我看了这么些有趣的东西，并说我现在想去客栈，他一听，闪亮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他尖起嗓子告诉我，他要带我看的东西我还没看到一半。我调皮地看着他，嘟哝道：够了就是绰绰有余。他听了大笑，显然带着一种奉承，相信我是刚刚发明了这一隽语，但又看出够了纯是一句客套，令我不知所措。我让他带我去另一个荒寺，一片零乱荒芜的景象，我不耐烦地扫了一眼另一尊巨佛。一尊又是一尊。终于，我们来到一处还有香火的寺庙。我松了口气。这好比离开一间没有家具、一团空寂的招租房，来到闹热的街上。栈桥那里有乘着舢板的女人们售卖金叶、纸品和燃香。往寺庙的道路两旁是些小桌子，摆着同样的器皿、糖果还有糕饼，小贩在忙着生意。庙堂不是很大，一尊佛陀巨像几乎塞满，当你迈上台阶望进门去（阳光依然令你眼花缭乱），隐约辨出幽黯之中耸现的那尊镀金巨像，真是令人生畏。佛陀前面是两位弟子的高像，祭台满是点燃的香火。一张柚木大床放在一个角落，上面坐了两位僧人，在抽粗粗的暹罗香烟，喝茶，嚼槟榔；他们似乎并不留意殿内之人；有些善男信女和小孩为了积功德，正将金叶贴在佛陀所坐的巨形莲花座上。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有张机灵的瘦脸，跪在地上念念有辞，正在用她扔到地上的几颗大木珠算命，而木珠落地是凹面还是平面，她的问题就有解答。有位老人带了五六个家人前来，中年女人刚一算完，他就抓过木珠，行过一番既定仪式，他把木珠扔到地上，全家人焦急地看着。完了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跪着的其他人站了起来，但究竟好命还是坏命，从那些漠然的面孔之上，你根本看不出来。

现在，我的导游终于带我去到为我清扫干净的客栈。那是一个船屋，有条面对河流的窄廊，一间深色木头的长客厅，一个卧房，两侧是浴室。我很喜欢这里的样子。暹罗后生请我饭后去他家，说是要叫他的朋友来，但我告诉他我累了，说了很多客气话，他走了。快黄昏了，我终于一个人，坐在走廊观望河上的交通。小贩们轻松地划着舢板而行，船上坛坛罐罐，有卖的蔬菜或用小炉煮的食物。农民们载着一船大米经过，或是一位满脸皱纹头发灰白的老妇，漫不经心划着一叶独木小舟，仿佛她在沿街步行。客栈位于一个河湾，它停泊的河岸在此急转；岸上满是芒果树、棕榈树和槟榔树。太阳落山了，红红的天空衬出树木的轮廓：有着蓬乱树冠的槟榔树看似一柄破掸帚，但是到了晚上，在蓝宝石的夜空映衬下，它却有着一幅波斯细密画的特征。伴随最后一抹日光，一群白鹭，像是无端掠过心头的散漫思绪，纷纷飞至宁静的河面。黑夜降临，起初，远在对岸的船屋灯火通明，但是灯火相继熄灭，只有水中零星倒映的微微红光。星星一颗一颗现身，天空一片闪耀。河上的交通停歇了，间或只闻一支船桨的轻溅，那是有人在归家途中悄悄经过。夜里醒来，船屋有些摇晃，我感到一丝微弱的摆动，并且听到一阵汩汩的水声，就像一首东方乐曲的幽魂正在穿越时间而非空间。为了这一美妙的安宁，为了这一醇厚的寂静，那些观光统统值得忍受。

二十八

几小时后，我到了曼谷。

审视东方这些人口稠密的现代都市，不可能没有某种不快。它们都一样，笔直的街道，拱廊，电车道，灰尘，耀眼的阳光，到处中国人，密集的交通，永无休止的喧嚣。它们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画家不画它们。用思古幽情来美化断垣残壁的诗人，也不赋予它们本身没有的忧郁之美。它们自己过活，没有交往，就像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它们硬邦邦光闪闪，就跟歌舞喜剧的一幅幕布那样虚幻。它们什么也没给你。但是当你离开它们，你觉得自己错过了有些东西，你不禁以为它们对你隐瞒了某个秘密。你虽然有点无聊，还是渴望回想它们；你确信，你要是待久一点或是换个情形，它们终究会给你有些你能吸收的东西。因为，把一件礼物送给不能伸手来接的人没有用。但你要是回去，这个秘密依然令你困惑，你问自己，说到底，它们唯一的秘密，是否就是笼罩着它们的东方魅惑。因为它们叫做仰光、曼谷或西贡，因为它们位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或湄公河，那些浑浊的大河，它们似乎有着古老与传说中的东方令富于想象的西方着迷的魔力。一百个旅行者可以从中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他们说不出来，却又折磨着他们，结果只有失望，而另一百个旅行者还会继续追问。谁能如此描绘一座城市，像是要给它描出一幅意义重大的图画？对于住在其间的每一个人，它是迥然相异的地方。没人可以说出它究竟是什么。也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它对我有何意义；当放债人说，你可拥有罗马，就他来说，他说了关于这座不朽之城要说的一切。曼谷。我把我的印象放在桌上，就像一位园丁放下他剪的一大堆鲜花，留给你来整理，我问自己，我能从中拼出何种花样。因为，我的印象如同一条长长的饰带，一幅模糊的挂毯，我的职责就是从中发现一种雅致同时也很动人的装饰。但是给我的素材却是灰尘、酷暑、嘈杂、白色以及更多的灰尘。新马路是城中要道，全长五英里，两旁为又矮又脏的房屋，还有商店，卖的东西多半欧洲货与日本货，陈旧而邋遢。一辆有轨电车塞满乘客，悠然驶过整条街道，车掌的喇叭按个不停。马车和人力车铃声阵阵，来来往往，汽车鸣着高音喇叭。人行道上都是人，行人踩的木屐咔嗒个没完。他们橐橐走着，声音就像丛林中的蝉鸣持续而单调。这里有暹罗人。暹罗人长得不好看，头发短硬，穿着帕朗，即把一幅宽布折成一条宽松舒适的马裤，但他们年纪一长则与众不同；他们不是长胖，而是变瘦甚至憔悴，不是秃顶，而是头发灰白，他们饱经风霜皱纹密布的黄脸上，一对黑眼炯然凝视；他们走路很好看，身子笔挺，但不像多数欧洲人那样从膝盖打伸，而是从臀部挺直。这里有中国人，穿长至脚踝的黑、白、蓝裤，数也数不清。这里有阿拉伯人，高个子，浓胡须，戴白帽，样子就跟鹰一样；他们走得不慌不忙，从那放肆的目光，你看得出他们对受其剥削的种族之蔑视，对一己精明的自豪。这里有缠头巾的印度人，黑皮肤，有着雅利安血统纯净敏感的容貌；如同在印度之外的东方各地，他们似乎有意格格不入，小心翼翼穿过人群，仿佛他们走的是一条偏僻的丛林小道；所有那些莫测高深的面孔，要数他们的脸最为费解。太阳照得热辣，路是白的，房子是白的，天是白的，除了灰尘和酷暑的颜色，什么色彩也没有。

但你要是离开大路，就会发现自己置身纵横交错的小街，幽黯，荫凉，肮脏，还有铺着卵石的曲折小巷。朝街而开、招牌艳丽的无数商铺里，勤力的中国人忙于一座东方都市的种种营生。这里有药房、棺材铺、钱庄和茶楼。沿着街道，负重的苦力喊着粗嗄的中国话飞快地蹦跳，小贩挑着食担售卖热气腾腾、你忙得不及在家吃的饭菜。你仿佛身在广州。中国人在这里过着独处的生活，对于暹罗统治者致力将这座奇怪、单调与混乱之城变为西式都城，他们漠不关心。统治者的用心体现在宽阔的大道，灰扑扑的笔直马路，有时候顺着一条运河而开，并用这些将一堆破烂街道围住。它们美观、宽敞而堂皇，并有树木遮荫，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国王设计的一座大城之精心装饰；但是它们并不真实。它们有些做作，所以，你觉得它们更适合王室庆典而非日常使用。这些路没人走。它们像是等候典礼与游行。它们就像一位倒台君主的园囿中那些荒芜的林荫路。

二十九

曼谷看来有三百九十所寺院。一所寺院就是一组用作佛寺的建筑，它由一道墙围住，常常筑有式样迷人的雉堞，就像一座围城。每所建筑都有它的用途。主要建筑叫做柏提；它是一间高大的厅堂，通常有个中殿和两条走廊，佛陀在此立于镀金座上。还有一所建筑与柏提非常相似，叫做维哈腊，用于宗教节日、典礼和平民集会，与柏提有别的是，它没用神圣的石块围住。柏提，有时包括维哈腊，由一圈回廊环绕。然后还有庇护所、图书馆、钟楼和僧房。在主要建筑的周围，依照顺序是些大小佛塔（它们也有名字，叫做帕邦与帕斋滴）；有的安放王室成员或虔信者的骨灰（甚至可能是王室成员兼虔信者的骨灰），有的只是装饰，仅为那些筑塔的人积功德。

但是，我不能期望靠着这份资料（我是在一本论述暹罗建筑的书中找到的）给出我的印象来，即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建筑时，向我袭来的近乎目瞪口呆的惊奇。它们跟世间任何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你大吃一惊，难以把它们放进你所熟悉的事物体系。想到这个阴郁的世间竟有如此奇异之物，你开怀大笑。它们很华丽；它们闪着金光与石灰的白光，但又并不俗艳；在那明快的天空下，在那耀眼的阳光下，它们毫不退让，公然蔑视自然的光华，并以人类的智巧和顽皮的果敢为之添彩。从古高棉的建筑把它们逐步发展而来的那些能工巧匠，敢于将自己的幻想臻于极致；我猜艺术对他们没有多少意义，他们希望表现一个符号；他们不知道缄默，他们不在乎好品味；他们若是获得艺术成就，就像人获得幸福，并非追求得来，而是靠着一心从事每天所要求的无论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实际上获得了艺术成就；我不知道这些暹罗寺院有着他们所说的矜持、超然与非常优雅之美；我所知道的，是它们很奇特很鲜艳很古怪，它们的线条很突出，有如学童的几何书中一个命题的线条，它们的色彩很张扬很粗野，就像露天集市的菜贩摊上蔬菜的颜色，而且，如同七条路线相会之处，它们开放道路，为想象提供多种随意以及意外之旅。

王室的寺院并非一座，而是寺院之城；它是一堆五光十色的殿堂与佛塔，有的荒废了，有的外观簇新；有的建筑虽然有些老旧，但色彩艳丽，好像精灵菜园中的魔怪蔬菜；有些砖砌的房子镶有奇异的砖花，其中三朵很大，但多为小花，它们排成一行行，看似神仙国乡村集市射击场的奖品。这好比尤弗绮丝的一页文字，那种对冗长词汇的喜好，发明了这么多洪亮、荒诞与浮夸的辞藻，令你笑得要死。这是一座你出不去的迷宫。屋顶与屋顶相叠，而在暹罗建筑中，屋顶是其首要的荣耀。它们排为三层，最上一层倾斜而下，下面两层的斜度依次减低。它们铺着琉璃瓦，红黄绿悦人眼目。三角墙上框有圣蛇那嘎，蛇头位于下方屋檐，起伏的蛇身攀上屋顶的斜面到达顶角；三角墙上饰有因陀罗骑象或毗瑟拏乘鸟的木质浮雕；这是因为佛教寺院并不惧怕为其他信仰的神祇提供栖所。楣梁和门柱的镀金与玻璃镶嵌画，门窗的黑色与金色髹漆，一切都富丽得惊人。

它很大，它很挤，它令人眼花缭乱喘不过气，它很空，它死气沉沉；你漫步其间，有些郁闷，因为对你来说，它最终毫无意义，它逼你“哦”然惊讶，但绝非“啊”声动情；它没意义；它是一则填字游戏中一堆古怪、陈旧与多音节的词汇。在你闲逛之时，你上前打量一道高栏，见到一座假山庭园，你进到里面松了一口气。它有一条小小的人工水流，零星架着几座乡村小桥；它像是中国画里古代贤人隐居的山野，水边的假山上有石雕的猴子、野猫和矮小人儿。那里有一株木兰，一棵中国柳树，还有叶子肥大与光亮的灌木。这是一个惬意奇妙的休憩之地，在舒适与安宁之中，一位东方国王正好可以沉思园中事物的无常。

但是还有一座寺院名叫苏冉，予你印象却非如此杂乱。它很干净，打扫得不错，没人，很安静，而空间与寂静把它装点得不同一般。回廊到处都是靠得很密的镀金坐佛，当夜幕降临，这里只剩它们潜心冥想，它们显得神秘莫测，有些不祥。院内到处生着灌木，还有粗矮虬曲的树木。群鸦乱飞，聒噪不已。两重台上柏提高耸，粉墙为雨水玷污为烈日烘烤而黄迹斑斑。那些四角凹槽的方柱略微内倾，柱头生出奇花，就像魔怪花园的花朵。它们的效果有如镶着金银、宝石与翡翠的奇妙饰品。三角墙上的雕刻精细繁复，低垂如岩穴中的铁线蕨，攀爬的圣蛇就像中国画里的海浪。每端三个高高的木门，雕刻与镀金繁重呆笨，高处紧闭的窗户带有百叶窗板，褪色的镀金隐隐闪光。入夜，当晴空转为粉红，那个屋顶，那个带着飞檐的高高斜顶现出各种乳光，你再也不能相信这是人工筑造，因为它好像是由一时冲动、诸多记忆和痴心妄想建造。寂静与孤独似乎就要成形并在你的眼前现身。而这时，寺院很高很细，有一种惊人的优雅。但是，唉，它的精神意义却跟你擦肩而过。

三十

在我看来，这类光景，我在此间路过的那些简陋小庙更为多见。它们的木墙与茅顶，它们矮小俗气的塑像，有种寻常却又简素的况味，似乎切合乔达摩宣扬的朴实严谨之教。我想，与其说它是城市之教，不如说它是乡村之教，它的周围总是有着野生无花果树的绿荫，而佛陀就在树下悟道。传说他是一位国王的儿子，所以，当他弃世，他可能放弃了荣华富贵；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富裕乡绅家庭的子弟，而当他弃世，我猜他放弃的只是许多水牛和一些稻田。他的生活，就跟我在掸邦路过的所有村落的村长一样简朴。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热衷玄谈，但他并不喜欢玄学，狡猾的印度教圣者逼他辩论时，他渐渐有些不耐烦。他不愿臆测宇宙的起源、意义和目的。他说：“七尺之躯，必有一死，然而中有神智，此诚为宇宙及其缘起与消逝。”他的信徒为婆罗门博士所迫而谈玄自辩，终于把他们的信仰阐发为一套满足智者渴望的理论，但是，就像所有的宗教创立者，乔达摩实则只有一事可言：困乏负重之人，汝等且来我处，我予你安宁。

世人所见的多数神明都有些疯狂地要人笃信，并以可怕的惩罚威胁那些（无论他们如何乐意）信不了的人。他们对妨碍自己派出大礼的那些人之猛烈抨击有些可怜。他们似乎真心以为，正是他人的信仰令他们具有神力（仿佛他们的神性根基不稳，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位信徒都是一块用来支撑的石头），而只有他们成为神，他们渴望传达的信息才有效力。只有人信他们，他们才能变成神。但是，乔达摩只是提出内科医生的要求，即你该让他试一试，用结果来评判他。他更像全力以赴的艺术家，因为创造艺术就是他的职责，并对他的礼物作出如此这般的修改，就像他不信灵魂必须表示的那样。因为众所周知，佛陀的教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灵魂或自我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各种特性、物质与精神的积聚；没有变化就没有积聚，没有消逝就没有变化。无论什么东西，有始也有终。这一想法令人愉快，就像阳光照耀的凛冽冬晨，你脚步轻快走在横越唐斯的路上。因果（我斗胆提醒读者）这一理论，即一个人今生的行为决定他来世的命运。死亡的时候，受到求生欲望的影响，各种特性的短暂积聚，亦即一个人，重新聚合形成另一短暂积聚。人只是一系列因果的当前与短暂一环。因果定律认定每一行为必有结果。它是对世间之恶的唯一解释，不会令人心生嗔怒。

我先前已知会好心的读者，我习惯读几页哲学书来开始新的一天。就像晨浴有益身体，这一习惯有益心灵。我虽然没有自如穿梭抽象概念之间的那份才智，而且经常完全不明白自己读过的东西（这倒不会令我太过分心，因为我发现专业学者也时常抱怨不能彼此相通），但我还是继续读，有时候，我会遇到一段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文字。我不时受到一句妙语的启发，因为过去的哲学家写得常常不是一般的好，而且，因为一位哲学家最终只是以他的成见、个人的希望和癖好来描绘自己，他们多半是些性格强健的人，我常常有结识一位奇人的快乐。我就这样随意读了世上多数伟大哲学家的著作，试着到处学点东西，或是就摸索穿行于迷宫般的人生丛林中，必定困扰每一个人的问题有所领悟：我最有兴趣的，是他们如何处理恶这一难题。我得到的启发并不大。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只不过告诉你，恶终将被认为是善，而受苦的我们必须以同等之心接受自己的苦痛。困惑之中，我读了神学家的有关论说。毕竟，罪恶是他们的范畴，就他们而言，这个问题很简单：上帝若是仁慈与全能，那他为什么容许恶？他们的答案很多，令人困惑；它们既不能让心也不能令意信服，对我来说——我谦卑地谈及这些事情，因为我一无所知，而且，凡人虽然肯定会问，但答案或许只有专家才能明白——我不能接受它们。

眼下，我带到路上读的一本书正好是布拉德利的《表象与实在》。我以前读过，但发觉很难，想再读，可因为这本书很笨重，我扯开装订，把它分为几个部分，这样当我读够了，骑上小马离开过夜的平房，就可方便地放进衣袋。这书读来有益，虽然它几乎说服不了你，但常常很尖刻，作者有着令人愉快的讽刺才能。他从不装腔作势。他以轻松笔触处理抽象问题。但是，它就像展览会上那些立体派房屋之一，虽然明亮整齐通风，可是线条太严整，陈设太简朴，你不能设想自己炉火旁烘着脚趾手握一本闲书躺卧安乐椅中。但是，当我偶然读到他对罪恶问题的论述，我发觉自己就像教宗见到一位年轻女子匀称的小腿那样，真的觉得震惊。他说，绝对是完美的，恶只是一个表象，必然有益于整体的完美。过错促成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恶在更高的一端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它无意中也是好的。绝对令所有不和变得丰富。不知为什么，我回想起大战初期的一个场景。那是十月，我们的感受还未迟钝。一个阴冷之夜。有场参与者以为的战役，实则无关紧要、报纸鲜有提及的小冲突，死伤大约千人。伤者躺在一间乡村教堂地面的稻草上，只有祭坛的蜡烛照明。德国人在进攻，必须尽快疏散伤员。熄了灯的救护车整夜来来往往，伤员喊着要求把他们带走，有的正抬上担架就死了，被扔进门外的尸堆，他们脏兮兮血淋淋，教堂散发出人体的血腥味与恶臭。有个小子伤得实在不堪，不值得把他弄走，而当他躺在那儿，看着自己两旁的人被带走，他尖声叫道：我不想死。我太年轻。我不想死。他不停叫着他不想死，一直叫到他死。这当然不是争论。它不过小事一桩，唯一重要的，是我亲眼目睹，数天之后，我耳朵里还回响着那绝望的叫喊；但是，一位比我了不起的人，一位哲学家，而且竟然还是一位数学家，他说心有原因而意不知（处于这些混杂的事情之中，我还是使用佛教用语吧），而对我来说，这一场景足以驳斥这位玄学家不切实际的理论。但是，落到我身上的恶，若是我从前所为的结果，我内心可以接受（这个“我”不是我死去的灵魂，而是我前世所为的结果），而且，如果恶只是那些受苦的人曾经犯下的罪之结果，我就会安于周遭所见的这些恶：死去的年轻人，（最痛苦的是）在剧痛中生下他们的母亲之悲伤，贫穷，疾病，落空的希望。这是一个既不令人心生嗔怒也不令人意生嗔怒的解释；我只能从中挑出一个毛病：它让人难以置信。

三十一

酒店面河。我的房间是长列客房之一，很黑，两边都有阳台；微风吹过，但很气闷。餐厅很大很暗，为了凉爽的缘故，窗户都关上了。侍者是些沉默的中国人。不知为什么，淡而无味的东方食物令我恶心。曼谷热得受不了。寺院的艳丽令我难受与头疼，它们奇异的装饰让我不适。一切看上去都太亮，街上的人群令我疲倦，不停的喧嚣让我的神经受不了。我感觉很不舒服，但我说不准是身体还是精神有问题（我很怀疑艺术家的感受，我常常服用一小片肝丸来消除一系列强烈而阴郁的念头），为了息事宁人，我量了一下体温。一百零五度，我吓了一跳。我不敢相信，又量了一遍；还是一百零五度。内心再怎么苦恼，也惹不出这样的毛病。我上床躺下，叫人请医生来。他告诉我可能得了疟疾，抽了点血去化验；然后他返来说，毫无疑问，并给了我奎宁。我随后想起，我的暹罗下行之旅快要结束时，那位驿站的站长坚持要我住他家。他给我他最好的卧房，并且非常希望我睡他那张从曼谷远道而来、漆得光亮的欧式松木大床，而我不好说他那张床没蚊帐，我宁愿睡自己带蚊帐的小行军床。疟蚊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

疟疾显然发作得厉害，因为有几天，奎宁对我并无效用，就像疟疾患者通常所见，我的体温升得很高，用湿被单和冰袋都降不下来。我躺在那儿，气喘吁吁，无法入睡，脑子里满是怪异的佛塔，镀金大佛向我压来。那些带阳台的木头房间令所有声音都可怕地被我听见。一天早晨，我听到酒店的女经理，一位和蔼却又精明的女人，用她带喉音的德国腔对医生说：“我不能让他死在这儿，你知道的。你必须带他去医院。”医生答道：“好的。但还要等一两天。”“好吧，别太久了。”她说。

然后，转机来了。我大汗淋漓，床上很快湿透了，仿佛我在床上洗了个澡，康宁降临了。我可以自由呼吸了。我的头再也不疼。后来，当他们把我抬上一张躺椅，我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我觉得格外高兴。我的脑子似乎极为清醒。我就像初生的婴儿那样虚弱，有几天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躺在酒店后面的露台看河。汽艇忙碌往返。舢板数不胜数。大型汽船和海船溯河而上，颇有一个繁忙港口的气氛；你要是热衷旅行，看到最小、最破、最脏的不定期远洋货船，你不可能没有一阵颤栗和登船去到某一未知港口的渴望。清晨，暑热来临之前，这里一片明快；将近日暮，又是多姿多彩，充满即将来临的黑夜之影，显得有些不祥。我看着汽船缓缓上行，哗啦啦将锚链抛下，我看着三桅船静悄悄顺流而下。

忘了是什么原因，我没能看王宫，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样我就保留了一丝神秘，在所有的感受之中，这一感受你是最少能在曼谷找到的。它由一道长长的白墙围住，筑着奇怪的雉堞，样子就像一排莲芽。一道道门相隔一段距离而开，门口站着的卫兵身穿古怪的拿破仑式服装，他们一副如演歌剧的可爱样子，让你觉得他们随时都会引吭高歌。夜晚将临，白墙粉红剔透，然后，在它上方，暮色用其温柔的魅惑裹住了围墙的艳丽，一团杂乱之中，你看到王宫和寺院多姿多彩的屋顶，还有座座佛塔光彩熠熠的塔尖。你猜想有着装饰精美的宫门之宽敞庭院，在那里面，朝臣穿着素朴却又高贵的衣裳，正在致力机密事宜；你想象排列着修剪整齐的树木之道路，阴森宏伟的庙宇，镶金嵌玉的王廷，暗香浮动、幽黯凉爽的宫室，里面随意堆满传说中的东方宝物。

因为除了看河与坐在椅子上养病之外无事可做，我编了一则童话。以下就是。

三十二

起初，暹罗国王有两个女儿，他叫她们日和夜。然后，他又有了两个女儿，所以他把头两个女儿的名字改了，将四个女儿按季节称为春夏秋冬。可是，他后来又有了三个女儿，他再给她们改名，用一个星期的天数来称呼七个女儿。但是，当他的第八个女儿出生，他不知道怎么办了，直到他突然想到一年的月份。王后说，只有十二个啊，得记这么多新名字她会糊涂的，但国王是个有条不紊的人，当他拿定主意，即使再怎么努力他也决不改变。他为所有的女儿改名，唤她们为一月、二月、三月（不过，当然是用暹罗话了）直到最小的一个唤做八月，而下一个就叫九月。

“只剩下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了。”王后说。“这些叫完了，我们就得全部重来一遍。”

“不会的。”国王说。“因为我觉得十二个女儿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足够了，等可爱的十二月生下来，我就不得不砍下你的脑袋。”

他一边说，一边哭得很伤心，因为他太喜爱王后了。当然，这让王后很不安，因为她知道，要是国王不得不砍下她的头，他会非常痛苦。而对她来说，这也很不好。但是真巧，他们两个人都不需要担心了，因为九月是他们所生的最后一个女儿。在那之后，王后只生儿子，他们的名字依照字母表来叫，所以好一阵子没有理由担心，因为她只生到字母J。

现在，暹罗国王的女儿们因为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更名而怨恨不已，大女儿们的名字当然比别人变得多，她们的怨恨也就更多。但是九月，她从不知道除了九月之外被叫做别的名字是什么滋味（当然，除非她的姐姐们因为心怀怨恨用各种各样的名字来叫她），却是非常的甜美可爱。

暹罗国王有个习惯，我觉得欧洲或许值得仿效。他过生日的时候不是收礼而是送礼，看起来他好像喜欢这样，因为他过去常说，他很遗憾只是在一天出生的，所以一年只有一天的生日。但是，通过这种方法，他终于设法送掉了自己所有的结婚礼物，暹罗各个城市的市长献给他的忠诚演辞，以及所有不再流行的旧式王冠。有一年的生日，因为手边没别的东西，他给了女儿们一人一只关在漂亮的金鸟笼里的漂亮绿鹦鹉。它们一共九只，每个笼子写着月份也就是所属公主的名字。九位公主都以自己的鹦鹉为荣，她们每天花一个小时教鹦鹉说话（因为跟她们的父亲一样，她们也是有条不紊的人）。不久，所有的鹦鹉都能讲“天佑吾王”（是用很难的暹罗话讲的），有些还可以用多达七种的东方语言叫“靓鹦哥”。但是有一天，当九月公主去跟她的鹦鹉说早安，她发现它躺在金鸟笼里死了。她一下子泪如雨下，她的侍女们说什么也不能安慰她。她哭了又哭，侍女们不知道怎么办，就告诉了王后，而王后说，真是胡闹，这孩子别吃晚饭最好上床去。侍女们想去参加一个派对，所以她们赶紧把九月公主弄上床，把她一人留了下来。当她躺在自己的床上，即使觉得很饿但还在哭的时候，她看到一只小鸟跳进她的房间。她把拇指从嘴里拿出来并坐了起来。然后，小鸟开始唱歌，他唱了一首很美的歌，唱到国王花园里的湖泊，映在宁静水中的柳树，在柳枝的倒影之间游曳的金鱼。当他唱完，公主再也不哭了，她完全忘了自己没吃晚饭。

“这首歌很美。”她说。

小鸟对她鞠了一躬，因为艺术家天生就有好的风度，他们喜欢被人赏识。

“你介意让我来代替你的鹦鹉吗？”小鸟说。“当然，我看上去没那么漂亮，但是另一方面，我有一副好得多的嗓子。”

九月公主高兴得拍手，然后，小鸟跳到她的床脚并唱歌伴她入睡。

第二天她醒来，小鸟还站在那儿，她睁开眼睛时，他跟她道了早安。侍女们把她的早餐送进来，他从她手上啄米粒吃，并在她的碟子里洗澡。他也在那儿喝水。侍女们说，她们觉得喝自己的洗澡水不是很有教养，但九月公主说，这就是艺术家的气质。当他吃完早餐，他又开始唱歌，唱得很优美，侍女们很吃惊，因为她们从没听过这样的歌声，九月公主非常自豪与开心。

“我现在想带你去见我的八个姐姐。”公主说。

她伸出右手的食指作为栖枝，小鸟飞来站在上面。然后，在侍女们的跟随之下，她走遍王宫，依次拜访每一位公主，从一月开始，因为她不忘礼节，一直拜访到八月。小鸟为每一位公主唱了一首不一样的歌。但是，鹦鹉们只会说“天佑吾王”和“靓鹦哥”。最后，她把小鸟给国王和王后看。他们又惊又喜。

“我就知道不让你吃晚饭上床睡觉没错。”王后说。

“这只鸟比鹦鹉唱得好多了。”国王说。

“我本应想到大家都说‘天佑吾王’你肯定听得很厌了。”王后说。“我不明白女儿们为什么也想教鹦鹉这样讲。”

“这种情感值得赞美。”国王说。“听得再多我也不介意。但我的确烦了听那些鹦鹉说‘靓鹦哥’。”

“它们可是用七种语言讲的。”公主们说。

“没错。”国王说。“但这太像我的那些顾问了。同一件事，他们有七种不同的说法，每一种说法都不知所云。”

正如我说过的，公主们天生怨恨，她们对此很恼火，鹦鹉们的确也很郁闷。但是，九月公主跑遍王宫的所有房间，像云雀一样欢唱，而小鸟在她身旁飞来飞去，歌声也的确跟夜莺一样。

就这样过了几天，八位公主碰头了。她们去到九月那里，围着她坐了下来，并依照暹罗公主的教养把她们的双脚遮住。

“可怜的九月。”她们说。“你的漂亮鹦鹉死了，我们都很难过。不像我们都有一只宝贝鸟儿，你一定很不高兴。所以，我们把自己的零花钱凑到一起，要给你买一只可爱的黄绿鹦鹉。”

“谢谢你们的瞎操心。”九月说。（她不是很有礼貌，但暹罗公主有时候彼此不太讲礼。）“我有一只宝贝鸟儿给我唱最动听的歌，我不知道我究竟应该拿一只黄绿鹦鹉来做什么。”

一月抽着鼻子，二月抽着鼻子，三月抽着鼻子；实际上，所有公主都抽着鼻子，但是，这是按照应有的次序来的。当她们抽完鼻子，九月问道：

“你们为什么抽鼻子？你们是不是都感冒了？”

“唉，亲爱的妹妹。”她们说。“当这小家伙随意地飞进飞出，说他是你的是很可笑的。”她们打量着房间，把她们的眉毛抬得很高，高得额头都不见了。

“你们会生讨厌的皱纹的。”九月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小鸟现在哪儿？”她们说。

“他去拜访他的岳父了。”九月公主说。

“你为什么觉得他还会回来？”公主们问。

“他就是会回来。”九月说。

“唉，亲爱的妹妹。”八月公主说。“你要是听了我们的劝告，你就不会冒这样的险了。他要是回来，你听好了，他要是回来，算你运气好，你就赶紧把他放进笼子关在那里。这是最有把握的方法了。”

“但我喜欢让他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啊。”九月公主说。

“安全第一。”姐姐们威胁道。

她们摇着头，起身走出房间，她们让九月很不安。在她看来，她的小鸟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了，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可能遇到什么事情了。考虑到鹰和人的圈套，你根本不知道他可能遇到什么麻烦。另外，他可能忘了她，或者喜欢上别人了；那会很讨厌；哦，她希望他再次平安回来，待在那个空空的、现成的金鸟笼里。因为自从侍女们掩埋了死去的鹦鹉，她们就把那只鸟笼留在原来的地方。

突然，九月听到耳朵后面一阵啁啾，她看到小鸟站在她的肩膀上。他悄悄进来，轻轻落下，她没听到。

“我在想你究竟怎么回事了。”公主说。

“我觉得你也在纳闷。”小鸟说。“实际上，我今晚差点回不来。我的岳父在开派对，他们都想我留下来，但我想你会着急的。”

小鸟的这番话说得很不是时候。

九月觉得她的心怦怦跳，她决定不再冒险。她举起手握住鸟儿。他很习惯这样了，她喜欢感受他的心脏在她手心噗噗噗跳得很快，而我觉得他也喜欢她暖和的小手。所以，鸟儿什么也不疑心，当她把他带到笼子那里，把他放进去，关上笼子的门，他大吃一惊，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稍稍过了一会儿，他跳上象牙栖木说：

“开什么玩笑啊？”

“不开玩笑。”九月说。“妈妈的几只猫今天晚上要出来觅食，我觉得你在这里更安全。”

“我不知道王后为什么要养那些猫。”小鸟说，很是生气。

“哦，你瞧，它们是很特别的猫。”公主说。“它们有蓝眼睛，尾巴有个结，它们是王室的一大特色，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小鸟说。“但你为什么一言不发就把我关进笼子？我不喜欢这种地方。”

“我要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安全，我一晚上会一刻都睡不着。”

“好吧，就这一次，我不介意。”小鸟说。“只要早晨你放我出来就行。”

他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开始唱歌。但唱到一半，他停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他说。“但今晚我不想唱歌。”

“好吧。”九月说。“那就睡觉吧。”

于是，他把头埋在翅膀下面，马上就睡着了。九月也睡了。但是天一破晓，小鸟高声将她唤醒：

“醒醒，醒醒。”他说。“把笼子的门打开，让我出去。趁地上还有露水，我想好好飞一飞。”

“你在这里更好。”九月说。“你有一个漂亮的金鸟笼。这是我爸爸的王国里最好的工匠做的，我爸爸很满意，他把工匠的脑袋砍下来了，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做另外一个笼子了。”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小鸟说。

“我的侍女们会侍候你一天吃三顿饭；从早到晚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可以唱到自己心满意足为止。”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小鸟说。他试图从笼子的栏杆间钻出来，但他当然出不来，他拍打笼子的门，但他当然开不了。然后，八位公主来看他。她们说九月很聪明，因为她听了她们的劝告。她们说他很快就会习惯笼子，几天后，他就会彻底忘掉自己有过的自由。她们在那儿的时候，小鸟什么也没说，但等她们一走，他又开始叫道：“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别老这么傻了。”九月说。“我把你关进笼子只是因为我很喜欢你。我比你更知道什么对你更好。给我唱一首小曲吧，我会给你一块红糖。”

但是，小鸟站在笼子的一角，望着外面的蓝天，一个音符也没唱。他一整天都没唱歌。

“生气有什么好的？”九月说。“你为什么不唱歌，忘掉你的烦恼？”

“我怎么能唱？”鸟儿答道。“我想看到树木、湖泊和田里绿油油的稻子。”

“你要是想这样，我带你去散步。”九月说。

她拎起笼子出去了，她走到栽了一圈柳树的湖畔，她站在一望无际的稻田旁边。

“我会每天带你出来。”她说。“我爱你，我只想让你开心。”

“这不一样。”小鸟说。“当你透过笼子的栏杆望出去，稻田、湖泊和柳树完全不一样。”

于是，她又带他回家，给他吃晚饭。但他什么也不愿意吃。公主对此有些着急，去问她姐姐们的意见。

“你一定要坚决。”她们说。

“但他要是不愿吃东西，他会死的。”她答道。

“那就是他不领情了。”她们说。“他必须明白你只是为了他好。他要是不听话死了，那他活该，你正好摆脱他。”

九月不觉得这对她有多少好处，但她们是八个对一个，年纪都比她大，所以她一言不发。

“或许明天他就习惯笼子了。”她说。

第二天，当她醒来，她高兴地大声道着早安。没有应答。她跳下床，跑到笼子那里。她惊叫一声，因为小鸟闭着眼睛侧躺在笼子里，他看上去好像死了。她打开门，伸手进去把他捧出来。她放心地抽泣了一声，因为她感到他小小的心脏还在跳动。

“醒醒，醒醒，小鸟。”她说。

她哭了，眼泪落到小鸟的身上。他睁开眼睛，觉得周围不再有笼子的栏杆。

“除非我是自由的，不然我唱不了歌，而我要是不能唱歌，我就会死。”他说。

公主大哭一声。

“那你就自由吧。”她说。“我把你关在金笼子里，因为我爱你，想让你完全属于我。但我从不知道这会害了你。去吧。飞到湖畔的树林中去吧，飞去绿油油的稻田上空吧。我这么爱你，我要让你随你自己的意思得到快乐。”

她打开窗户，把小鸟轻轻搁在窗台上。他抖了一下。

“小鸟啊，你来去自由。”她说。“我决不会再把你关进笼子了。”

“我会来的，因为我爱你，小公主。”鸟儿说。“我会给你唱我知道的最美的歌。我会飞得远远的，但我总是会回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又抖了一下。“天哪，我好僵硬。”他说。

然后，他张开翅膀飞上了蓝天。但是小公主哭了，因为把你所爱的人的快乐放在你自己的快乐之上是很困难的，而随着她的小鸟飞出视野，她突然觉得很孤独。她的姐姐们知道了这件事就嘲笑她，说小鸟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总算回来了。他站在九月的肩膀上，吃她手里的东西，给她唱好听的歌，这是他在世界上那些美丽的地方飞来飞去的时候学会的。九月白天晚上都把窗户开着，这样小鸟想来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进到她的房间，而这样做对她也非常好；所以她长得很漂亮。到了适当的年龄，她嫁给了柬埔寨国王，骑着一头白象一路去到他住的城市。但是她的姐姐们从不开着窗户睡觉，所以她们长得很丑，也不讨人喜欢，到了把她们嫁出去的时候，她们被分给国王的那些顾问，连同一磅茶叶和一只暹罗猫。

三十三

当我足够强健，一位好心的朋友，他是BAT的经理，带我乘他公司的汽艇去看曼谷特有的运河。看来直到几年前，没有王室批准，任何人不得在陆地建房，房子都建在打进水边泥岸的桩子上，或是建于泊在岸边的浮船上。湄南河宽阔美丽，是该城的交通干线。溯流而上，你到处经过居于沿岸有利位置的寺院；王宫的高墙以及墙后拥挤的华丽建筑；宏伟而崭新的公共楼宇；整洁、老派、尊贵和一片绿色的英国公使馆，然后是那些杂乱的码头。你往下折入一条主要运河，这里可谓曼谷的牛津街，两旁都是船屋，上面是些面河而开的商店，人们坐着舢板来往购物。有些运河很宽，浮船泊在河流中央，因而令商店成为两列或三列。小汽船挤满乘客，是省钱的公共巴士，喷着烟雾快捷上下；就像伦敦坐着好车的有钱佬在雨天把路人溅上一身水，富有的中国佬乘着机动艇随着一道波浪飞驰，令那些独木小舟危险地摇晃。大型驳船满载货物慢吞吞来回划动，这些船堪称运货马车，将货物运到市场，或从批发商那里运给店家。然后还有商贩，就像沿街叫卖的推车小贩，带着他们的鱼肉菜蔬坐着小船到处走动。一位妇人坐在一柄黄色的油纸伞下，轻松而有力地在给小贩们划船。最后是些行人，独自划着舢板来往，专注于某一差使，或者悠闲得像是在逛皮卡迪利大街。看到一位灰白乱发的和蔼老妇灵巧地划着独木舟穿梭河上，有条不紊地到处购物，没有看惯的人会很惊讶。小男孩和小女孩，有时候除了腰间一块破布一丝不挂，就像孩子们跑过马路那样，划着小小的独木舟在汽船和机动船之间穿进穿出，令你奇怪他们怎么没被撞翻。船屋上的人们到处闲躺；男人多数半裸，在给自己或孩子洗澡，到处都有五六个顽童在水里蹦着。

当你顺着一条运河前行，你看到它岔出几条小溪，宽度只容一条舢板通过，你瞥见绿树以及树木掩映的房屋。它们就像伦敦一条繁忙大街岔出的僻静院落与小巷。运河变窄了，交通减少了，恰如一座大城的大街蜿蜒变成一条郊区公路，现在，偶尔只有一个船屋，像是为街坊提供各式所需的一爿杂货店；然后，两岸的树木变密了，有椰子树和果树，你只是不时发现一间棕色小屋，住着不怕孤单的某位暹罗人。植物愈来愈多，你经过的这条运河，起初是一条繁忙的街道，然后是一条不错的郊区公路，现在成了一条绿荫夹道的乡间小路。

三十四

我乘一艘四五百吨的破旧小船离开曼谷。船上兼做餐厅的大堂又黑又脏，有两张窄台，两边摆着一溜转椅。客房在船舱内部，极其肮脏。蟑螂在地上爬来爬去，无论你的性格多么平和，当你去到洗手池洗手，看到一只大蟑螂不慌不忙地走出来，你都会吓一跳。

我们顺流而下，河面宽阔，河水缓慢，风光明媚，两旁的绿岸点缀着桩木支撑的水边小屋。我们穿越沙洲；蓝色宁静的大海在我眼前展开。看到海，闻到海的气息，我满心欢喜。

我是一大早上船的，很快发现置身我所遇到的最为古怪的一群人中间。这些人包括两个法国商人，一位比利时上校，一位意大利男高音，一位美国马戏班主和他太太，一位退休的法国官员及其夫人。马戏班主是所谓善于交际的人，根据你的心情，这类人你要么避开要么欢迎，但我正好颇为满意人生，登船一小时前，我们已在一起摇骰子喝酒了，他而且带我看了他的动物。他很是矮胖，身穿白色但不太干净的斯丁格衬衫，显出便便大腹，但是衣领很紧，令你奇怪他怎么没噎着。他有一张刮得干净的红脸，一对快乐的蓝眼睛，一头又短又乱的棕黄色头发。他的后脑勺扣了一顶破旧的遮阳帽。他叫威金斯，生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东方人看来酷爱马戏，二十年来，从萨依德港到横滨，威金斯先生带着他的动物和旋转木马一直在东方跑来跑去（亚丁，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仰光，新加坡，槟城，曼谷，西贡，顺化，河内，香港，上海，这些地名在舌头上转得津津有味，令想象充满阳光、奇怪的声音和五彩缤纷的活动）。他过的是一种奇怪的生活，不同寻常，你可能会想，这种生活肯定有机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奇特事情，但奇怪的是，他完全是个平凡的小人物，要是见到他在加州一个二流城镇开了一间修车行或是经营一家三流酒店，你不会感到出奇。实际上，我常常留意到，而且不知为何竟然总是令我吃惊的，乃是一个人的生活不同一般，并不会令他非凡，与此相反，要是一个人非凡，他会从乡村牧师那样单调的生活中创造出不同一般。在这里，我本希望自己可以适当讲讲那位隐者的故事，我是去托利海峡一个岛上见他的，他是遭遇海难的水手，一个人在那儿住了三十年，但是，当你在写一本书，你就被主题的四堵墙所限制，我现在虽然为了离题的乐趣把它写下来，但我最终应为自己的感觉所迫，即书中适合有什么不适合有什么，将之删节。不管怎样，长话短说，尽管跟自然和自己的思想有着长期的密切交流，这人最后就跟呆子一样无趣、麻木和粗俗，而他起初也肯定如此。

意大利歌手从我们身边经过，威金斯先生告诉我，他是那不勒斯人，要去香港与他的一众人会合，他因为在曼谷得了疟疾而被迫离队。他是个身躯庞大的家伙，很胖，当他猛地坐进椅子，椅子也会吱吱乱响。他摘下遮阳帽，露出一头拳曲油腻的长发，并用戴着戒指的粗短手指理着头发。

“他不是很合群。”威金斯先生说。“他抽我给他的雪茄，但不愿意喝一杯。他要是不那么古怪我倒不好奇了。这家伙样子很讨厌，不是吗？”

然后，一个穿白衣服的肥胖小女人牵着一只小猴子来到甲板上。它在她身旁走得一本正经。

“这是威金斯夫人。”马戏班主说。“那是我们的小儿子。拉把椅子来，威金斯夫人，认识一下这位先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他已经请我喝了两杯，他要是还摇不好，就会请你也喝一杯。”

威金斯夫人一副心不在焉不苟言笑的样子坐了下来，她看着蓝色的大海，令人感到她觉得自己理应来杯柠檬水。

“哎呀，好热。”她咕哝道，摘下遮阳帽扇着。

“威金斯夫人觉得热。”她丈夫说。“她热了二十年了。”

“二十二年半。”威金斯夫人说，依然看着海。

“她还没习惯。”

“也决不会。你知道的。”威金斯夫人说。

她跟丈夫一样的身材，一样的胖，脸跟他一样的又圆又红，也是一头棕黄色的乱发。我很想知道他俩是否因为彼此酷似而结婚，还是多年来两人获得了这种惊人的相似。她没转过头，而是继续心不在焉看着大海。

“你带他看了动物没有？”她问。

“我当然有。”

“他觉得珀西如何？”

“觉得他很好。”

我不禁觉得自己太被忽略，不管怎样，这场谈话我也是话题之一，所以我问：

“珀西是谁？”

“珀西是我们的大儿子。有条飞鱼，爱默。他是猩猩。他今早吃饭乖不乖？”

“乖。他是笼子里最大的猩猩。一千块我也不卖。”

“大象是什么亲戚呢？”我问。

威金斯夫人没看我，她的蓝眼依然漠然盯着大海。

“他不是亲戚。”她答道。“只是一位朋友。”

侍者给威金斯夫人端来柠檬水，她丈夫要的是威士忌苏打，我要的是金汤力。我们摇骰子，我签了单。

“他如果老是摇输，肯定很花钱的。”威金斯夫人对着海岸线咕哝道。

“我猜埃格伯想喝一口你的柠檬水，亲爱的。”威金斯先生说。

威金斯夫人略微转过头，看着坐在她膝上的猴子。

“你想喝一口妈妈的柠檬水吗，埃格伯？”

猴子吱吱叫了几声，她搂着他，给他一枝吸管。猴子吸了一点柠檬水，喝够了，就瘫回去靠着威金斯夫人丰满的胸脯。

“威金斯夫人很喜欢埃格伯。”她丈夫说。“对此你可别惊讶，他是她的小儿子。”

威金斯夫人拿起另一枝吸管，若有所思喝着柠檬水。

“埃格伯很好。”她说。“埃格伯什么问题也没有。”

就在这时，一直坐着的那位法国官员站起身来到处走动。船上陪伴他的有曼谷的法国公使、一两个秘书和一位王子。他们总在鞠躬握手，船驶离码头时，帽子和手绢挥个不停。他显然是位要人。我之前听船长称他为总督先生。

“这是船上的大人物。”威金斯先生说。“他是法国一个属地的总督，现在要去周游世界。他在曼谷看过我的马戏。我想我要问问他有何观感。我该怎么称呼他，亲爱的？”

威金斯夫人慢慢转过头，看着那法国人，他衣服的扣眼里别着荣誉军团的玫瑰花形勋章，正在踱来踱去。

“什么也别叫。”她说。“给他看一个铁圈，他就会跳起来穿过去。”

我忍不住笑了。总督先生是小个子，比常人矮得多，小模小样，有一张很难看的小脸，五官很粗，差不多跟黑人一样；他有一头毛茸茸的灰白头发，两道毛茸茸的灰白眉毛，一把毛茸茸的灰白胡子。他的确有点像一条鬈毛狗，并有一对鬈毛狗那般柔和、聪明和闪亮的眼睛。等他下一次经过，威金斯先生高声叫道：

“先受（生），您喝什么？”我无法再现他的古怪口音。“一小坯（杯）波图酒。”他转向我。“外国人，他们都喝波图酒。你十拿九稳。”

“荷兰人不喝。”威金斯夫人说，看了一眼大海。“他们除了荷兰金酒什么都不喝。”

那尊贵的法国人停了下来，有些困惑地看着威金斯先生。于是，威金斯先生轻轻拍着自己的胸脯说：

“窝（我），马戏班柱（主）。您观看过。”

然后，由于我已忽略的一个原因，威金斯先生手臂呈铁圈状，比划着一只鬈毛狗跳过铁圈的动作。接着，他指了指威金斯夫人仍然抱在膝上的小猴子。

“我男婆的小女子。”他说。

总督突然明白过来，他爆出一阵煞是悦耳而且很有感染力的笑声。威金斯先生也笑了。

“对，对。”他叫道。“窝（我），马戏班主。一小坯（杯）波图酒。对。对。不是吗？”

“威金斯先生讲法语讲得就跟法国人一样。”威金斯夫人告诉远去的大海。

“当然非常乐意。”总督说，仍是笑着。我拉了一把椅子给他，他对威金斯夫人鞠了一躬，坐了下来。

“告诉鬈毛狗脸，他叫埃格伯。”她看着大海说。

我叫来侍者，我们叫了一轮饮品。

“你签单吧，爱默。”她说。“那位叫什么的先生要是只摇得好一对三点，那他摇得一点都不好。”

“夫人，您懂法语吗？”总督客气地问道。

“他想知道你会不会讲法语，亲爱的。”

“他以为我是哪儿长大的？那不勒斯？”

然后，总督比画了一大通，爆出一连串很是怪异的英语来，我需要动用自己所有的法语知识，才可明白他说些什么。

不一会儿，威金斯先生带他下去看动物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聚在闷热的大堂午餐。总督夫人现身了，坐在船长右侧。总督跟她解释我们都是何人，她对我们礼貌一躬。她是一位高大结实的女人，大概五十五岁，穿了一件有些素朴的黑绸衣。她头戴一顶圆圆的大遮阳帽。她的五官大而周正，外形端庄优美，令你想起参加游行的高大女子。她应该很适合爱国巡游中的哥伦比亚女神或大不列颠女神一角。她高耸于她的小丈夫之上，就像一座摩天楼屹立于一间棚屋之上。他说个不停，活泼机智，当他说到有趣之处，她的厚重面容就绽开一大片深情的微笑。

“你真傻，官人。”她说。她转向船长。“您别理他。他就那样。”

这餐饭吃得实在有趣。吃完饭，我们分别回船舱睡觉以打发下午的暑热。在这样一艘小船上，一旦与同船的乘客相识，当我白天不待在自己的船舱，即使我希望，也不可能不随时遇到他们。只有意大利男高音离群独处。他不与人交谈，而是一个人尽可能远地坐到船头，轻声拨弄着一把吉他，你得竖起耳朵才能听到。我们一直望得见陆地，海就像一桶牛奶。我们东拉西扯，看着一日将尽。我们一起进餐，然后又坐到甲板上星空下。两位商人在闷热的大堂玩皮克牌，比利时上校则凑进我们这一小组。他腼腆肥胖，开口只说客气话。不久，或许为夜色所动受暗黑怂恿，感觉自己独与大海相对，意大利男高音高坐船头，伴着吉他唱起歌来，他一开始唱得很低，然后稍高，没多久，他就沉迷其中，放声高唱。他有一副真正的意大利嗓，满是通心粉、橄榄油和阳光，他唱那不勒斯民歌，我年轻时在圣费迪那多广场听过，还唱《波希米亚人》、《茶花女》和《弄臣》的片段。他唱得投入，故意有所强调，他的颤音让你想起你听过的每一个意大利三流男高音，但是，在那迷人的夜空下，他的夸张只会令你微笑，你不禁觉得心中一阵惬意的慵懒。他唱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们都沉默下来；然后，他安静了，但他没有动弹，我们看到闪亮的夜空隐约衬出他的庞大身躯。

我见到小个子法国总督一直握着他那大个子夫人的手，这一景象既可笑又动人。

“你们可知道，今天是我与太太初次见面的纪念日。”他说，突然打破显然令他难受的沉默，因为我从未遇到比他更为健谈的人。“也是她答应做我妻子的纪念日。而且，你们会觉得吃惊，这都是同一天。”

“瞧你，官人。”夫人说。“你就别用那些陈年旧事来烦我们的朋友了。你真让人受不了。”

但她说这番话时，结实的大脸一副笑容，她的语调令人觉得，她很乐意再听一遍。

“但他们会感兴趣的，我的小甜心。”他总是这样称呼妻子，而这位仪表堂堂乃至威风凛凛的女士，被其小丈夫如此称呼，听来煞是有趣。“不是吗，先生？”他问我。“这是罗曼史，谁不喜欢罗曼史，尤其这样一个夜晚？”

我让总督放心，我们都很想听，而比利时上校乘机再次客气一番。

“您瞧，我们的婚姻纯属权宜。”

“这倒是真的。”夫人说。“否认这个才蠢呢。但有时候，爱情是婚后而不是婚前才来，然后就比较好。比较长久。”

我不禁留意到总督温柔地捏了捏她的手。

“您瞧，我一直在海军，我退役时四十九岁。我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很想找份工作。我到处找：我能找的门路都找了。好在我一位表兄政治上有点影响。民主政府的一大长处，就是你如果有足够的影响力，另外又能做到不知不觉，你通常就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你本来就谨慎，我可怜的官人。”她说。

“不久，殖民部长召见我，给我一份某个属地的总督职位。他们想派我去的地方很偏远，但我一生都是从一个港口漂到另一港口，我根本不觉得是一回事。我高兴地接受了。部长告诉我，我必须准备好一个月内动身。我告诉他这对一个老光棍来说很容易，除了几件衣服几本书，我在世上并没有多少东西。”

“‘什么，我的伙计。’他叫道。‘您单身？’

“‘当然。’我答道。‘我打算独身。’

“‘要是那样，我恐怕必须收回我的提议。因为这个职位要求您必须已婚。’

“说来话长，概括说吧，因为我的前任惹出一桩丑闻，他是单身汉，让当地女子住在总督府，白人、农场主和公务员的妻子因此而有抱怨，所以决定下任总督必须是个可敬的典范。我反驳他。我跟他争论。我扼要说明我对国家的贡献，还有下届选举我的表兄可能担任的公职。

“‘我如何是好？’我沮丧地叫道。

“‘您可以结婚。’部长说。

“‘可您看，部长先生，我一个女人也不认识。我不是爱跟女人厮混的男子，我四十九岁了。您怎么指望我找到一个老婆？’

“‘再简单不过了。在报上登一个广告。’

“我不知所措。我不知说什么好。

“‘好啦，仔细考虑一下吧。’部长说。‘您要是能在一个月内找到老婆，您就可以去，但没老婆就没工作。这就是我的结论。’他笑了笑，他也觉得这情形有些滑稽。‘您要是想登广告，我建议您登《费加罗报》。’

“我心灰意冷走出殖民部。我知道他们要派我去的地方，我知道我很适合住在那儿；那里的气候我受得了，总督府宽敞舒适。做总督的想法我非但根本不觉得不快，而且，我除了海军军官的养老金之外一无所有，这份薪水也不可小看。突然，我拿定主意。我走进《费加罗报》报馆，拟了一则广告，交给他们插进去。但我可以告诉您，当我后来走上香榭丽舍大街，我的心跳得比我坐的船出发时还厉害得多。”

总督身子前倾，感人地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敬爱的先生，您决不会相信，但我收到四千三百七十二封回信。雪片般飞来。我本以为只有半打；我得叫一辆出租车把信带回住的酒店。我的房间堆满了信。有四千三百七十二个女人愿意分担我的孤独，做总督夫人。难以置信。她们的年龄从十七岁到七十岁。有身家清白、教养高贵的少女，有犯过一点小错、现在想过正常生活的未婚女士；有丈夫死得很惨的孀妇；有带着孩子可让我的晚年得到慰藉的寡母。她们有的金发有的黑发，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些能讲五种语言，有些能弹钢琴。有些要给我爱，有些渴望爱；有些只能予我相敬如宾的友情；有些很富有，有些前程似锦。我不知所措。我困惑不已。最后我发火了，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我站起来，跺着那些信和照片，我大声叫道：她们我一个也不娶。没希望了，我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法把手上的四千名候选人都看一遍。而我觉得要是不全部都看，我一生都会痛苦地想着我错过了命中注定要给我幸福的那个女人。我不抱希望只好放弃了。

“我走出满是那些照片和零乱信件的可恶房间，为了驱除烦恼，我去到街上，到和平咖啡馆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见到一位朋友路过，他对我点头微笑。我想微笑，但内心痛苦。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位退役的海军军官，必须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在土伦或布雷斯特度过余生。糟糕！我的朋友停住脚步，向我走来并坐了下来。

“‘什么事情让你这样闷闷不乐，我亲爱的朋友？’他问我。‘你可是最快乐的人啊。’

“我很高兴有人可以让我诉苦，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大声笑着。我后来想过，这事或许有滑稽的一面，但那时候，我向您保证，我可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我没好声气，跟我的朋友说起实情，然后，他尽量忍住笑，对我说：‘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真的想结婚吗？’我一听这话就火了。

“‘你真白痴。’我说。‘我要是不想结婚，而且不想在接下来的两周之内马上结婚，你觉得我还应该花上三天时间去读我从没见过的女人写来的情书吗？’

“‘你冷静一下，听我说。’他答道。‘我有位表妹住在日内瓦。她是瑞士人，而且，她家在国内极有名望。她的品行无可非议，年龄也适合，是个老处女，因为她十五年来都在照顾最近过世的生病母亲，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另外，她长得也不丑。’

“‘听起来她好像完美无缺。’我说。

“‘我没这么说，但她很有教养，适合你的要求。’

“‘有一点你忘了。她凭什么要放弃她的朋友和熟悉的生活，离乡背井跟着一位四十九岁而且长得一点也不帅的男人？’”

总督先生中断他的话，转向我们使劲耸耸肩，脑袋几乎缩进双肩了。

“我很丑。我承认。我的丑陋既不令人害怕也不令人起敬，只是令人嘲笑，这种丑是最糟糕的。人们初次见到我，他们不是因为害怕而退缩，若是那样，显然还有令人高兴之处，而是大笑。听着，今天上午，当令人钦佩的威金斯先生带我去看他的动物，珀西，就是那头猩猩，伸出了双臂，要不是因为笼子的栏杆，他就把我当做一位失散已久的兄弟搂进怀里了。说真的，有一次我去巴黎的植物园，听说有头类人猿跑掉了，我急忙向出口走去，怕他们误以为我是逃跑者，把我抓起来，不由分说将我关进猴子笼。”

“瞧你，官人。”他夫人用低沉缓慢的嗓音说。“你比平常说得更不像话了。我没说你是阿波罗，就你来说，你也没必要非得这样，但是你有尊严，你泰然自若，任何女人都会觉得你是一个优秀的男人。”

“我继续往下讲吧。当我跟我的朋友讲完那番话，他回答说：‘女人从来说不准。婚姻有些东西很是吸引她们。问问她没什么坏处。毕竟，向一位女人求婚，她会视为对她的赞美。她充其量不过拒绝。’

“‘但我不认识你表妹，我也不知道怎样结识她。我总不能去到她家要求见她，进到客厅就说：瞧，我来是要您嫁给我的。她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会大喊救命。而且，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我根本做不出这样的举动。’

“‘我来告诉你怎么做。’我的朋友说。‘去日内瓦，替我带一盒巧克力给她。有我的消息她会很高兴，而且乐意接待你。你可以跟她聊一会儿，然后，要是不喜欢她的样子，你就告辞，什么坏处也没有。要是你喜欢，就可进入正题，正式向她求婚。’

“我很绝望。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事情。我们马上去商店买了一大盒巧克力，当晚我坐上火车去了日内瓦。我刚到就给她去了一封信，说我替她表兄带礼物给她，很希望自己有幸亲自交给她。一个小时以内，我收到她的回复，大意为她很高兴下午四点钟见我。见她之前的那段时间，我都消磨在镜子前了，把领带反复系了十七遍。钟敲四点，我到了她家门口，马上就被领进客厅。她在等我。她表兄说她长得不难看。想想看，当我见到一位年轻女子，最终，一位依然年轻的女子，仪态高贵，有朱诺的端庄，维纳斯的容貌，言谈有密涅瓦的智慧，我是多么吃惊。”

“你太荒唐了。”夫人说。“但是，这些先生现在都知道你的话不能全信。”

“我向您发誓我没夸大其词。我太吃惊了，差点把那盒巧克力掉到地上。但我对自己说：士兵死也不放下武器。我呈上巧克力，我说起她表兄的消息。我发觉她和蔼可亲。我们聊了一刻钟。然后我对自己说：出击吧。我对她说：

“‘小姐，我必须告诉您，我来这儿不仅是为了给您一盒巧克力。’

“她笑了，说我来日内瓦显然肯定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

“‘我来是请您惠允嫁给我。’她吃了一惊。

“‘可是，先生，您疯了？”她说。

“‘我求您先别回答，听我详细道来。’我打断她，在她开口之前，我把一切告诉了她。我告诉她我在《费加罗报》的广告，她眼泪都笑出来了。然后，我再度提议。

“‘您当真？’她问。

“‘我一生还从未这样认真过。’

“‘我得承认您的提议令我吃惊。我没想过结婚，我已过了嫁人的年龄；但是，对于您的提议，一位女人显然不该未经考虑就回绝。我受宠若惊。您让我考虑几天如何？’

“‘小姐，我太惨了。’我答道。‘可是我没时间。您要是不嫁给我，我就必须回巴黎，继续读那一千五到一千八百封还在等着我的信。’

“‘我显然不可能马上给您答复。一刻钟以前我还没见过您。我必须跟朋友和家人商量。’

“‘他们能做什么？您是成年人了。事不宜迟。我等不了。我一切都告诉您了。您是聪明的女人。仔细考虑对当机立断能有什么帮助？’

“‘您不是要我现在就说行或不行吧？这太过分了。’

“‘正是如此。几小时后我就坐火车回巴黎了。’

“她若有所思看着我。

“‘您真是个疯子。为了您和大家的安全，应该把您关起来。’

“‘好啦，哪一种答案？’我说。‘行还是不行？’

“她耸耸肩。

“‘我的天。’她停了一分钟，我如坐针毡。‘行。’

总督对她妻子挥挥手。

“她就在这儿。我们两个星期之后结婚，我做了那个属地的总督。我娶了一位贵人，我亲爱的先生们，一位个性最最迷人的女人，千里挑一，一位才智不让须眉、温柔善感、令人钦佩的女人。”

“你静一静吧，官人。”他妻子说。“你把我说得跟你一样可笑。”

他转向比利时上校。

“您单身一人吗，我的上校？如果是，我竭力推荐您去日内瓦。那里是最最可爱的年轻女子的温床（他用的是温床一词）。您会在那儿找到别处找不到的妻子。日内瓦还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一刻也别耽搁，到那儿去，我会给您一封写给我妻子侄女的信。”

这个故事由她来总结。

“权宜之计的婚姻，你的期望实则较少，所以你的失望也较少。因为双方都没向对方提出毫无道理的要求，也就没有理由恼火。你不寻求完美，所以双方都能容忍对方的缺点。激情当然很好，但它不是婚姻的真正基础。看看你们，要想婚姻幸福，两个人必须能够彼此尊重，条件必须相同，兴趣必须相似；然后，两个人若是正派人，愿意相互容忍，彼此迁就，他们的结合就没理由不像我们这样幸福。”她停顿片刻。“但是，当然，我先生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人。”

三十五

从曼谷到柬埔寨海边的白马不过三十六小时路程，从那儿我可以去金边，然后往吴哥。白马地势狭长，面朝大海，背靠青山，是法国人为其政府官员设立的疗养地，有座大平房，住满官员及其妻室。主管是位退休船长，通过他，我弄到一辆车载我去金边。这里是柬埔寨古都，但是古迹荡然；它是一座法国人修建中国人居住的混杂之城；有宽阔的街道，两旁的拱廊里是些中国商店，有规整的花园，面向河流的一个码头栽着整齐的树木，就像法国一座河滨市镇的码头。酒店很大，肮脏而且矫饰，酒店外面有个露台，商人和无数的公务员可以在此喝杯餐前酒，暂时忘却自己不在法国。

来到这里，热情的旅行者可以参观一座宫殿，大概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建成，而就在这里，世代相传的王室后裔维系着一个表面的王权；他将看到国王的珠宝，金字塔形、金光闪闪的头饰，一柄神剑，一枝神矛，欧洲君主六十年代送给国王的老旧奇异饰品；他可以看到一间谒见室，有一个华丽俗艳的宝座，罩着一顶白色的九重大伞。他可以看到一座寺院，整洁崭新，镀了很多金，并有镀银的地板；他要是记性好，敏于想象，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沉思来消遣，沉思王室的服饰、帝国的消亡和令人哀叹的王家艺术品味。

但他若非严肃的旅行者，而是一位愚蠢的轻浮之人，他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来消遣。

从前，金边的王宫有个欢迎法国新总督及其夫人的大典，国王和所有朝臣都穿上盛装。总督夫人很腼腆，初到贵境也很新鲜，为了找话说，她赞美了君王所系的那条镶着宝石的漂亮腰带。国王为礼节和东方人的礼貌所迫，马上解下腰带送给她；但是，他那高贵的裤子正是靠那条腰带维系，所以，他转向首相，要首相把自己那条稍稍逊色的腰带给他。首相解下腰带给了主子，但他转向站在身旁的战争大臣，要他把自己的腰带给他。战争大臣转向宫廷侍从长提出同样的要求，于是，这一要求从一个大臣到另一个大臣，从一位官员到另一位官员依次下传，直到最后，有人看到一位小听差两手提着裤子匆匆跑出宫殿。因为，身为在场最不重要的一个人，他找不到可以给他一根腰带的人了。

但是，旅行者离开金边之前，有人会力劝他去博物馆看看，因为在那里，可能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众多乏味而普通的展品中，他会看到一种雕塑流派的代表作，令他思考良多。他至少会看到一尊雕像，有如玛雅或古希腊的石雕一般美丽。但是，他要是像我一样感觉迟钝，他可能要过一阵子才会想到，他在这里意外发现了将会从此充实他的心灵的某些东西。看来，一个人可能为给自己建所小屋买了一小块地，而他后来却发现地下有座金矿。

三十六

令访问吴哥成为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之一个原因——让你做好适合如此经历的心理准备——乃是去到那里非常艰难。因为，你一旦到了金边——它本身就少有人去——你必须乘一艘汽船，沿着湄公河一条沉闷迟缓的支流上行一长截，直到一个大湖；你换乘另一艘汽船，那是平底船，因为水很浅，坐上一整夜；然后，你经过一条狭窄河道，进到另一大段平静的水流。当你到达这一程的终点，又是夜晚。随后，你坐上一条舢板，在丛丛的红树林间，上行于一条弯曲的水道。月圆之夜，两岸树影明晰，你穿越的似乎不是真正的乡野，而是影绘艺人的奇妙国度。终于，你来到船夫居住的一个小小荒村，而船屋就是他们的居所，上了岸，你驱车河边，穿越椰子、槟榔和大蕉林，河流现在是条浅浅的小溪（就像儿时那条乡村溪流，星期天你常去捉小鱼，然后把鱼装进果酱罐），直到最后，月光中巨大的黑影隐约出现，你看到吴哥窟的座座高塔。

但是，由于本书写到这里，我感到沮丧。我从未见过世间有什么东西比吴哥的寺庙更为奇妙，但我不知道究竟要怎样以白纸黑字来描述它们，让即使最为敏感的读者，对于它们的壮丽，也可得到不单是混乱模糊的印象。当然，对于语言大师来说，他们以文字的声音及其纸上的形态为乐，这将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对于华美感性、变化多端、庄严谐和的散文，这是何等的机会；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长句中再现那些建筑长长的线条，在他的均衡段落中表现它们的对称之美，在他的丰饶词汇中呈现它们富丽的装饰，这将是何等的快乐！找到恰当的词汇，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就像他见到的一大片玄武岩那样，令文句具有相同的节奏，这将令人陶醉；偶然发现不同寻常、发人深省的词语，将只有他才有天赋见到的色彩、形状与奇妙转化成另一种美，这将是一大成功。

唉，这类事情我一点天分也没有，而且——毫无疑问，因为我自己做不到——我很不喜欢别人这样。有一点点我就够了。我可以愉快地读一页罗斯金，但十页只会令我厌倦；当我读完沃尔特·佩特的一篇随笔，我知道他从鱼钩取下一条鳟鱼的时候它的感觉如何，还有它躺在岸上，在草里摆着尾巴。我钦佩佩特的这一才智，他用一小块一小块的玻璃，拼成了自己的风格镶嵌画，但它令我厌烦。他的散文就像二十年前美国常有的那些房子之一，全是热那亚丝绒与雕刻的木头，你拼命东张西望，想找一个角落安放你那块空白玻璃。这种堂皇文字若是我们的前人所写，我比较能够忍受。庄严的风格与他们相称。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富丽堂皇令我敬畏；它好比住在一所帕拉第奥式的宏伟宫殿里，顶上有维罗纳人的壁画，墙上则是挂毯。与其说它素朴家常，不如说它令人难忘。你不能想象自己在这样威严的环境里处理日常琐事。

年轻的时候，我费尽心机想要拥有一种风格；我常去大英博物馆抄下珍宝之名，以便自己的散文可以华丽，我常去动物园观察一只鹰是怎样看东西的，或是流连于出租马车的车站，看一匹马如何咀嚼，以让自己有时可以使用一个精彩的隐喻；我开列不常见的形容词，以让自己可以用在出人意料的地方。但是，这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发现自己并无这类天赋；我们并非依照自己的希望，而是依照自己的能力来写作，我虽然无比尊敬那些有幸具备这类遣辞用语天赋的作家，但我自己早就甘于尽量写得平实。我的词汇很少，我设法以此应付，恐怕，这只是因为我看事物不太细微。我想，或许我是以某种激情来观察，令我有兴趣形诸文字的，不是事物的外表，而是它们予我的情感。但是，我要是能像拟一则电文那般简要直接，把这些写下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三十七

在我沿河上行横渡湖泊期间，我读了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的《印支行记》，他是详细描述吴哥遗迹的第一位欧洲人。他的著作读来有趣。这些记述细致坦率，很有时代特征，彼时的旅行者依然天真相信，那些穿衣、吃饭、说话与思考跟自己相异的人非常古怪，而且不大有人性；穆奥先生讲了很多事情，就今日更老练也更谨慎的旅行者而言，这些事情几乎不能激发他们的惊讶之情。但是，他显然并非总是精确无误，我手中的这一本穆奥著作，就有一位后来的旅行者某个时候的铅笔批注。这些更正下笔坚定，字迹工整，但是，这些“并非如此”、“远非如此”、“完全错误”或“明显有误”的批语是否出于对真实不偏不倚的追求，希望对后来的读者有所指引，或只是出于优越感，我无法辨识。然而，或许可怜的穆奥有理由宣称自己的某一嗜好，因为旅行结束之前他快死了，并无机会更正与解释自己的笔记。以下是他最后两天的日记：

十九日：发烧。

二十九日：可怜可怜我吧，我的上帝……！

这是他死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之开篇：

琅勃拉邦（老挝）

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现在，我亲爱的詹妮，我们一起聊聊吧。你可知道，当我周围的人都已入睡，我躺在蚊帐里，想起每一位家人的时候，我常常想些什么？我似乎又听到我可爱的詹妮那迷人的嗓音，再度听到《茶花女》、《纳尔逊之死》或者我很喜欢听你唱的其他歌曲。想到美好的过去——啊，多么美好！——我又是懊悔又是快乐。然后，我撩开薄帐，点燃烟斗，凝望星空，轻声哼起布朗热的“佩特”或“老军士”……

画像所见，他面容开朗，一脸拳曲的络腮胡，两撇长胡须，稀疏的鬈发令他的前额显得高贵。身着长礼服，他更像一位体面人物而非传奇人物，而头戴一顶垂着一丝长穗的贝雷帽，令他的神态带有一些潇洒和无邪的凶猛。他完全可以被人当做六十年代一出剧中的海盗。

但是，比照现今游客可以方便到访的吴哥窟，亨利·穆奥勇猛无畏的目光所见却是大不相同。你要是真的好奇，想知道这一了不起的遗迹在修复者开工之前是什么样子（这一事实必须悄悄承认），你可以走一条穿越森林的狭窄小径，不久，你会发现一道苔藓覆盖的灰色大门，它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门的上半部分，砖石废墟的四面，隐隐现出四个重复的表情漠然的湿婆头像。大门两边是被丛林半掩的高墙遗迹，门前是条宽阔的城濠，长满杂草和水生植物。进到里面，你发现自己置身一个广庭，到处散布着雕像碎片和绿色的石头，你模糊辨出那些石头都是雕刻；你轻轻走在棕色的枯叶上，它们老在你脚下发出微弱的咯吱声。这里有参天大树、各种灌木和水草；它们长在坍塌的砖石间，迫使砖石裂开，而它们的根就像蛇一样在砖石的表面扭曲。庭院为荒芜的走廊环绕，你冒险爬上陡峭、滑溜与破碎的台阶，经过湿淋淋、满是蝙蝠臭味的走廊和拱形房间；神像的基座都已倾覆，神像不知所终。走廊内，露台上，热带植物疯长。到处都有巨大的石雕危险地悬着。到处都有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浮雕，上面的舞姬罩着苔藓，好笑的是，她们放纵的舞姿恒久不变。

数个世纪以来，自然与人类的工艺开战；它将这里掩盖，毁其容貌，令其变形，而今，这些众多奴隶以大量劳力修造的建筑，都已乱七八糟躺在树木之间。这里潜伏着眼镜蛇，你可在周围的石头上见到它那破碎的形象。鹰在头顶高飞，长臂猿在树枝间跳来跳去；但是，这里又绿又暗，走在浓密的枝叶下面，你就像是漫游海底。

因为这片废墟给我一种奇特的感受，某日将近黄昏，我正徜徉这座寺庙，一阵暴风雨碰巧袭来。我看到西北方大片黑云，在我看来，这一丛林中的寺庙再也神秘不过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觉得空中有些奇怪的东西，抬头一看，黑云正突然冲向丛林。雨突如其来，然后雷声响起，不是轰隆一声，而是轰隆隆回响天际，令我目眩的闪电猛烈划过。这些响声震耳欲聋，令我慌乱，而闪电使我惊骇。雨并非像我们所在的温带那样落下，而是带着盛怒，一片一片倾泻，仿佛上天正在排空自己满溢的湖水。它好像不是凭着无意识的盲目力量落下，而是有所目的，唉，凭着一股太像人类的恶意。我站在一个门内，惊恐万分，当闪电像撕开面纱那样划破黑暗，我看到无边的丛林在我眼前伸延，在我看来，面对凶猛的自然威力，这些宏伟的寺庙及其神祇毫无意义。它的力量如此明显，它的声音如此严厉而坚决，令人很容易明白，人类为什么要创造神明并修建宏伟的寺庙来安置这些神明，令其在人类与威胁压制人类的那一力量之间充当屏障。因为，在所有的神明之中，自然最为强大。

三十八

为免以上零乱叙述令读者有点困惑，我现在要写一些普遍感兴趣的东西，让大家有所启发。吴哥是座很大的城市，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丛林周围十英里，都散布着装点城市的寺庙废墟。吴哥窟只是其中之一，它最受考古学家、修复者和旅行者关注，只是因为西方人发现它的时候，它较为完整。没人知道这座城市为何突然被弃，他们发现采石场有准备用于一座未完工寺庙的石块，而专家并未找到令人可信的解释。

有些寺庙看来多半是被大肆破坏的；大胆的说法是，统治者某次战役失利之后逃跑了，那些世代修造这些雄伟建筑的不幸奴隶为了复仇，推倒了他们被迫用血汗建造的东西。但这只是推测。唯一确定的是，这里有一座繁荣兴旺、人口稠密的城市，而现在只剩几所荒芜的寺庙与茂密的森林。房屋为木头建造，围在小院里，就像我最近在景栋见到的那样，而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腐朽；暂为人事所阻的丛林卷土重来，一片不可阻挡的绿色海洋，凌驾于人类徒劳活动的场景之上。十三世纪末，它是东方大城之一；两百年后，它是野兽出没之地。

吴哥窟东西朝向，太阳正好从其五座高塔后方升起。它为一条宽阔的城濠环绕，有条石板大道横跨其上，树木的倩影倒映在静静的水中。

建筑与其说美，不如说令人难忘，需要落日红光或洁白月华赋予它动人心弦的魅力。它为一层暗绿遮盖，那是苔藓的颜色和无数雨季的霉色，但是到了日落，却是淡淡与温暖的浅黄。拂晓时分，乡野沐浴在一片银色的薄雾里，这些高塔有种奇异的虚幻；然后，它们有着正午的白热光线下所没有的轻盈。一天两次，日出日落，奇迹都在上演，赋予它们自身没有的美丽。它们是高耸的灵魂堡垒，是神秘之塔。寺庙及其附属物都是根据精确规划建造。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均衡，这一边与那一边重复。设计者行使的并非创造的伟力，而是依照其宗教习俗所规定的模式来建造。他们既无恣意的奇思亦乏活泼的幻想。他们没有突如其来的灵感。他们深思熟虑。他们靠规整和巨大来产生效果。当然，现代人的眼睛，已被当今易于修建的高大楼宇如巨型酒店和公寓大楼所扭曲，所以，吴哥窟的庞大规模必须借助想象之力来领悟；但是，对于那些下令建造的人，它看上去肯定了不起。从这一层楼通往另一层楼的陡峭台阶令它显得特别高。这些台阶并非像西方那样宽阔庄严，适合列队行进的盛典，而是一种艰难匆忙的手段，用来攀升至一位隐秘之神的所在。它们令神明显得遥不可及高深莫测。每层楼有四个凹陷的大水池，池中之水用于洁净，在这么奇怪的高处，这些水必然令人心生奇异的静默与敬畏。除了特定时间信众向神献上供品，这是一个庙宇空空、神明独居的宗教。而现在，这是一所有着无数蝙蝠、空气中都是蝙蝠臭味的房屋；每一条黑黑走廊，每一个阴暗房间，你都听到它们嘁嘁喳喳。

建筑的朴实令雕匠有充足的机会来装饰。柱头、壁柱、三角墙、门口和窗户，都有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雕刻装点。主题不多，但他们就靠这些渲染出许多美丽的图案。他们在此无拘无束，凭着一股创造的激情，用内心所有的狂想填满这些狭窄的空间。行走于寺庙之间，你会有趣地留意到，历经数个世纪，这些无名工匠怎样由蛮力走向完美的优雅；他们怎样一开始不考虑整体，只为装饰而装饰，但最后总算明白要服从整体规划。他们失去了蛮力，但却得到品味；哪一样更好，人人自有答案。

走廊饰以浮雕；它们没完没了；它们举世闻名；但是，试图描述它们，就像试图描述丛林一样可笑。这里有头上撑开御伞、骑着大象的王子在优美的树林间行进；他们构成一种悦目的图案，就像一张纸上的图案一样，顺着一溜墙重复出现。那里有长列的士兵步入战场，他们的手势与步伐，与柬埔寨舞蹈中舞者的拘谨姿态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投入战斗，动作突然疯狂起来；即使垂死或死去的人，姿势都强烈扭曲。在他们上方，酋长们挥舞剑矛，骑着大象坐着战车挺进。你感觉到激烈的动作，战斗的混乱与紧张，气喘吁吁，骚动不安，杂乱无章，而这一感觉非常奇特。每一寸空间都是人物、马匹、大象和战车，你看不清布局也辨不出图案，混乱之中，只有战车的轮子让眼睛稍微放松。你找不到一种节奏。因为画师追求的不是美，而是动作；他们很少注意优雅的姿势或纯净的线条；他们拥有的并非静谧之中回想起来的情感，而是不容限制的鲜活激情。这里毫无希腊人的谐和，只有奔涌的湍流与凶猛可怕的丛林生活。而且，也没有埃尔金大理石雕那样的趣致，当你看着它们，你要是感觉不到纯粹之美给予的狂喜，你真的会觉得无趣。但是，唉，这种杰出只是昙花一现；至于其他，多半画得拙劣，图案单调。雕匠似乎安于世代因袭，你很奇怪，全然的无趣并未促使他们间或创出新花样。辛辛苦苦画出这些图案的画师，从单一中见出了诸多变化，但它们只不过像你在一篇百人抄写的散文中可能发现的那样。笔迹不同，感觉却是一样。当我漫步其间，郁闷地看着这么多无趣之物，我希望身边有位哲学家，可以跟我解释人类为何从来不能保持同一水准。我想问他，既然知道何谓最好，人类为什么竟然如此安于平庸？是不是环境——或是天才，天才之人？——将人类暂时提升到他不能轻松呼吸的高度，所以，他安于重返习以为常的平地？人类是否像水一样，可以迫使其上升到一个人为的高度，而一旦外力不再，却又回复到本来的水准？人类的正常情形好像是文明的最低状态，正与人类的环境相符，而身在其中，他可以世代无所变化。或许，这位哲学家会告诉我，只有少数种族可将自己提升到尘埃之上，而且只能保持片刻；但即使他们也知道，这一状态不同一般，而退回只比兽类稍好的情形，他们如释重负。但是，他要是愿意解答，我还要问他人类是否不能臻于完美。可他要是说：“走吧，别待在这儿讲这么多废话了，我们去吃午饭吧。”我会谦卑地接受他的邀请。我会告诉自己，他或许有静脉曲张，站了这么久，他的脚很疼。

三十九

我在吴哥的最后一天到来了。要离开它，我感到痛苦，但我现在知道，不论你待多久，这是那种离开的时候总会难受的地方。这天，我又看了我看过十来次的东西，但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的伤感；当我沿着那些长长的灰色走廊漫步，不时透过一道门瞥见森林，我看到的一切都有了新的美感。寂寂的庭院有种神秘，让我想在这里再流连一会儿，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快发现某一奥秘；空中仿佛有一段旋律在颤动，但是声音很低，根本听不见。寂静就像一个幽灵，似乎住在这些院子里，你要是转过头去就可见到。一如最初，我对吴哥的最后印象仍是一片寂静。看着紧紧围绕这一大堆灰色建筑的鲜活森林，阳光下茂盛明快的丛林，一片色调丰富的绿色海洋，知道我的周围曾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奇异感觉。

当晚，一众柬埔寨舞者在寺庙的露台跳舞。我们沿途有手擎百支火把的后生相伴。空气中满是用做火把的树脂那辛辣惬意的芳香。火把形成一个大圆圈，在露台上闪烁不定，圆圈中央，舞者踏着奇异的舞步。藏在黑暗中的乐师吹笛击鼓敲锣，奏出一段含糊而有节奏的音乐，令人心神不宁。我的耳朵带着一种震颤，等候我不习惯的和声到来，但却从未听到。舞者穿着色彩鲜艳的紧身衣，头戴高高的金冠。要是白天，她们看上去当然不中用；但是，在那出人意料的光线之下，她们却有一种你在东方难以见到的华美神秘。她们表情漠然，粉面苍白，有如面具。她们凝固的表情不容情感与游思搅扰。她们的手很美，十指纤细，跳起舞来，她们精巧复杂的手势令其更显优雅。她们的手就像珍稀兰花一样。她们的舞姿并不放纵。她们姿态如僧侣，动作如典仪。她们好似神灵下凡，但依然充满神性。

而那些手势，那些姿态，正与昔日雕匠刻在寺庙石墙上的舞姬相同。它们千年不变。在每一所寺庙的每一堵墙上重复不已，你会看到完全一样的纤指扭转，完全一样的娇躯拱曲，就像眼前活生生的舞者那般悦目。怪不得，她们承受着列祖列宗的重负，在金冠之下这么凝重。

舞蹈结束了，火把熄灭了，一小众人慢慢散入黑夜。我坐在一道矮墙上，最后望一眼吴哥窟的五座高塔。

我回想起一两天前我看过的一座寺庙。它名叫巴戎。它令我吃惊，因为它不像我看过的其他寺庙那样单一。它由很多重叠对称之塔组成，每座塔都是一尊破坏之神湿婆巨大的四面头像。它们里里外外围成一圈，神的四张面孔上面，是一顶雕饰的王冠。正中是座高塔，重叠的面孔直到塔尖。它饱经日月风雨，长满爬藤与寄生灌木，所以，初次见到，你只看到一堆不成样子的东西，只有稍微凑近，这些沉默、严肃、漠然的面孔，才会从凹凸不平的石头中隐现。然后，你周围到处都是这些面孔。它们与你相对，它们在你身旁，它们在你身后，一千双看不见的眼睛盯着你。它们似乎是隔着太古时代的遥远距离看着你，而在你的周围，丛林疯长不已。所以，农民经过这里时，他们会突然高歌来吓跑鬼魂，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因为将近夜晚，这里静得令人毛骨悚然，而那些平静却又不善的面孔异常可怕。当夜幕降临，那些面孔隐入石头，除了一堆奇形怪状、遮遮掩掩的塔楼，你什么也看不见。

但我不是因为寺庙本身而描述它——我虽然下笔踌躇，但已经描写得够多了——而是为了其中一条走廊里成列的浮雕。它们雕得不是太好，雕匠显然没什么形式感或线条感，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很有趣，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它们表现的是当时的日常生活，煮饭，烹饪，捉鱼，捕鸟，村里店铺的买卖，看医生，总之，一个淳朴民族的方方面面。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这种生活千年以来少有变化。他们依然用同样的器具做着同样的事情。舂米脱粒的方式完全相同，村里的店家用一样的盘子售卖一样的香蕉和一样的甘蔗。这些刻苦耐劳之人扛在肩上的担子，跟他们世代以前的祖先所肩负的一模一样。多少世纪过去了，却没给他们留下痕迹，要是十世纪某位睡着的人，在现今一座柬埔寨村庄醒来，他会非常习惯这一朴实的日常生活。

而且，在我看来，在这些东方国度，最令人难忘、最令人惊叹的古迹，既不是寺庙，也不是要塞，也不是长城，而是人。那些依循古老习俗的农民，属于一个比吴哥窟、中国长城或埃及金字塔远为古老的时代。

四十

在小河河口，我再度乘上平底汽船，越过又宽又浅的湖泊，改乘另一艘船去到另一条河。最后，我到了西贡。

尽管法国人占领该国以来，这里成了一座中国人的城市，尽管土著在人行道上闲逛，或是头戴蜡烛熄灭器一般的宽草帽拉着人力车，西贡却完全具有法国南部一座乡下小城的氛围。它铺着宽阔的街道，并有漂亮的树木遮荫，街上熙来攘往，跟东方的英国殖民地城市那种熙攘大不相同。这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小地方。有家歌剧院，面向一条林荫大道，白色光鲜，依照第三共和国的华丽风格而建；还有簇新的市政厅，非常宏伟，装饰华美。酒店外面是露台，喝餐前酒的钟点，那里挤满留着胡须比着手势的法国人，喝着他们在法国喝的甜腻饮料、苦艾黑醋栗酒、比赫和奎宁杜博尼酒，并用米迪的卷舌口音说个不停。与当地戏院有点关系的快乐小妇人衣着时髦，涂脂描眉，给这个迢遥之地带来几分矫揉造作的欢快气氛。商店里有马赛来的巴黎时装和里尔来的伦敦帽子。两匹小马拉着维多利亚马车飞驰而过，汽车的喇叭嘟嘟叫。晴空艳阳高照，荫凉处又热又闷。

西贡是个可以闲散几日的惬意之地；对于散漫的旅行者，生活在这里很是轻松；坐在大陆酒店露台的凉篷下，当头一顶吊扇，面前一杯清饮，读着本地报纸有关殖民地事务的激烈论争与邻近地区要闻，可谓非常愉快。能够安安稳稳将报纸广告读一遍，且无自己是在浪费时间的不自在，可谓非常有趣，而在这样的细读之中，不能随时找到骑着一匹木马畅游时空的机会，那你肯定是位无趣之人。但是，我只待到赶上往顺化的船即止。

顺化是安南的首都，我去那儿是要看皇宫举行的中国新年庆典。不过顺化靠河，往顺化的港口则为土伦。就在那儿，凌晨两点，法国轮船公司的客轮把我放了下来——那是一艘洁净舒适的白色客轮，够宽敞，够通风，够冷饮，适合热带旅行。客轮泊在湾内，距码头七八公里，我上了一条舢板。船员包括两名女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海湾很平静，头上星光灿烂。我们的船划进黑夜，码头的灯火似乎很远。船进了很多水，其中一名划桨的女子不时停下来，用一个空煤油罐往外舀水。好像要起风了，不久，他们扯起一张竹编的大横帆，但是风太小，帮不了太多忙，这一程看来要走到拂晓。在我看来，它可能永无休止；我躺在竹席上，抽着烟斗，不时沉入假寐，当我醒来，重新点燃烟斗，火柴光短暂照亮蹲在桅杆旁的两名女子棕色的胖脸。掌舵的男人简短说了一句什么，一名女子搭着腔。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只有我躺的甲板下微弱的水声。这天晚上很暖和，我虽然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卡其裤，却不觉得凉，空气柔和得如同花朵。我们抢风在黑夜中走了一大程，然后慢慢驶向河口。我们经过下锚停泊的渔船和悄悄出港的船只。河岸很黑，神秘莫测。男人一声吩咐，两名女子将笨重的船帆降下，又开始划起桨来。到了码头，水太浅，我不得不让一名苦力背我上岸。这类事情我总是觉得既害怕又不体面，我抱住苦力的脖子，非常清楚这副模样跟自己很不相称。酒店就在街对面，苦力扛着我的行李。但才凌晨五点，天仍然很黑，酒店的人还在睡觉。苦力捶着门，终于，一位睡眼惺忪的仆役开了门。其他仆役则躺在台球桌和地上酣睡。我要了一个房间和咖啡。面包刚刚烤好，经过跨越海湾的漫长之旅，我的咖啡加牛奶还有热呼呼的面包卷很是令人愉快，这样的一餐，我可不是常有好运吃到。我被带到一个肮脏的小房间，蚊帐又脏又破，我不知道床上的被单自从上次洗了之后，有多少商务客和法国政府的官员睡过。我不在乎。我觉得自己从未以这样浪漫的方式抵达任何地方，我不禁以为，这肯定是一段难忘经历的开端。

但是，有些地方，到达就是唯一目的；它们向你保证会有最美妙的精神奇遇，可给你的只是一日三餐和去年的电影。它们就像一张脸，满是令你好奇和激动的特征，但是稍微一熟，你发现那只是庸俗心灵的一副面具。土伦就是这样的地方。

我在土伦花了一个上午参观藏有高棉雕塑的博物馆。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写到金边时，提到在那儿看到的一尊雕像，我奇怪地变得很有口才（就一位不太喜欢他人滔滔不绝而且羞于夸张之人来说）。那是一尊高棉雕像，我现在可以提醒读者（或是告诉像我一样的人，因为没来印度支那以前，我从来不知有高棉人或高棉雕塑），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是印度支那原住民与来自中亚高原的入侵种族之后裔，而后者曾经建立了一个辽阔而强大的帝国。来自东印度的移民将梵文、婆罗门教和本土文化带到这里；但是高棉人强健活泼，具有创造本能，能将外来文化为己所用。他们建造了宏伟的寺庙并饰以雕塑，当然是以印度艺术为范本，但却充满东方别处所没有的充沛活力、鲜明风格、丰富多彩与奇思妙想。金边的哈里哈腊雕像证明了他们的伟大天赋。它是优雅的奇迹。它令人想起古希腊的雕像和墨西哥的玛雅雕塑；但是，它自成一格。希腊那些早期作品有着晨露般的清新，可它们的美略显空洞；玛雅雕像有些原始的东西，与其说令人赞叹，不如说叫人敬畏，因为它们依然还有早期人类在阴暗的洞穴凹壁作画的痕迹，他画有魔力的图画，为的是镇住他害怕或捕猎的野兽；但是，在哈里哈腊雕像之中，你看到的却是古老与精细奇特而神秘的结合。文明人的复杂使得原始人的率真焕发活力。高棉人将久远的思想遗产用于令他突然着迷的这一工艺。这好比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油画艺术出人意料陡然兴盛；画家心中装满莎士比亚戏剧、宗教改革时期的教派冲突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用契马布埃的双手来作画。金边那尊雕像的雕匠，必定也有类似心境。它简洁有力，线条优美，但也有着极其动人的精神特质。它不仅美，而且明慧。

当你想到散布丛林中的那几所荒寺和散落博物馆里的那几件残雕，它们就是这个强大帝国与这个躁动民族留下的一切，这些伟大的高棉雕塑就会令人异常心酸。他们不再有力量，他们四散而去，成为挑水劈柴之流，他们杳无踪迹；而现在，他们剩下的人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名字只存留于他们如此奢华地创造的艺术之中。

四十一

顺化是个惬意小城，有些英格兰西部教堂城的悠闲风味，虽是国都，但不堂皇。它建于一条大河两岸，一座桥梁横跨其上，而酒店则为世上最差之一。它极为肮脏，食物很糟糕；但它又是杂货铺，供应殖民者所需的种种，从露营设备和枪支、女帽和男式成衣到沙丁鱼罐头、肥鹅肝酱和伍斯特辣酱；所以，饥饿的旅行者可以用罐头食品来弥补菜谱的不足。到了晚上，城里的居民来这里喝咖啡饮利口白兰地，要塞的军人来玩台球。法国人不怎么考虑气候与环境，为自己建造了相当惹眼的结实大屋；它们看似退休的杂货商在巴黎郊区的别墅。

正如英国人将英格兰带去英国殖民地，法国人也将法兰西携往法国殖民地；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岛国特质而遭责难的英国人，可以理直气壮答道，他们并不比邻国来得特出。但是，即使最肤浅的观察者也看得出，这两个国家对待属国土著的方式大不相同。法国人深信人人平等四海一家。对此，他有点不好意思，为免你取笑，他赶紧自嘲；但他就是那样，他不能不那样；他不能不让自己将黑色、棕色或黄色皮肤的土著看成跟他一样的人，有着同样的喜怒哀乐，他无法自认为仿佛属于不同的人种。他虽然不容自己的权威受到侵犯，坚决对付土著想要减轻束缚的任何企图，但在日常事务中，他对他们友好和善，既无屈尊俯就，亦无高人一等。他向他们灌输他特有的成见；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每一个安南青年的抱负，就是一生之中至少看它一眼；你很难遇到一个人不深信法国之外既无文学艺术亦无科学。但是，法国人会跟安南人坐在一起，跟他一起吃饭、喝酒与玩耍。在市场里，你会看到俭省的法国女人臂挎篮子跟安南主妇推推撞撞，讲价讲得一样厉害。没人喜欢让别人占有自己的房子，即使那人操持得更有效率，比房主还会维修保养；就算主人给他装了一台电梯，他也不想住在阁楼；我并不认为安南人比缅甸人更喜欢陌生人占有他们的国家。但是，我应该说，缅甸人只是尊敬英国人，安南人则是钦佩法国人。有一天，这些民族必然重获自由，令人好奇的是，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情感之中，不知道哪一种会结出更好的果实。

安南人看上去讨人喜欢，个子很小，黄脸饱满，黑眼明亮，衣着非常整洁。穷人的衣服是沃土的棕色，一件两侧开叉的长衫和一条长裤，系着一条苹果绿或橙色的腰带；他们头戴一顶扁扁的大草帽，或是缠着一小方折得很规整的黑头巾。富人缠同样整洁的头巾，穿白色裤子与黑色绸衫，外面常常套一件黑色的蕾丝上衣。这一装束甚是优雅。

但是，虽然在这些国度，人们穿的衣服因其独特而吸引我们的眼光，可单独看来，人人穿得都一样；他们穿的是一种制服，虽然常常很趣致，而且总与气候相合，却很少容许个人喜好；我不禁想到，一位东方国家的土著到访欧洲，看到周围令人困惑与变化多端的装束，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一群东方人就像花农的一畦黄水仙，明丽然而单调；但是，一群英国人，譬如你站在逍遥音乐会的楼上透过一层薄薄的烟雾俯瞰所见，却像一束各式各样的鲜花。无论在东方何处，你都见不到像皮卡迪利某个晴天那样明快多姿的装束。真可谓千变万化。军人，海员，警察，邮差，信使；男人有穿燕尾服戴大礼帽的，有穿西装戴常礼帽的，也有穿灯笼裤戴便帽的，女人身着各色丝绸、棉织与丝绒衣服，头戴各式各样的帽子。除了这些，还有不同场合与从事各种运动穿的衣服，有仆役、工人、车夫、猎人和侍从的装束。我想，这位安南人回到顺化，他会觉得自己的同胞穿得非常单调。

四十二

安南长久为中国藩属，它的皇帝向天子进贡。它的文化是中国的，它的庙堂供奉的是孔夫子而非乔达摩。皇宫很大，为一条城濠与一道宫墙环绕。它是中国式的，却是赝品与二手货；它陈旧而有些沉闷。你途经一条栽了小树的整洁道路，两旁是些花园亭阁。但是，花园里杂草丛生；有凌乱的灌木，就像受到虐待的儿童，还有矮小的树木。它们如此荒芜，你觉得很难相信在后面某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女人、太监和高官簇拥，住着一位在法国势力下虚幻地统治着国家的皇帝。你觉得那是在装点门面，他维持统治几乎不费气力。你经过色彩俗艳金碧辉煌的谒见室，摆放皇帝祖宗牌位的昏暗长廊，以及陈列皇帝有时收到的礼物的房间，有法国的时钟，塞夫勒的瓷器，中国的陶瓷和玉器；但是，正如你的朋友结婚，他们若非贫穷并有所需要的人，而是什么也不缺的有钱人，你反倒送他们一件更为贵重的礼物，所以，送礼者在这里的慷慨都有精明掂量。

可是，越南春节的典礼蔚为大观。这是中国新年的庆典，皇帝再度效仿天子，接受高官朝贺。我收到一封请柬，在清晨七点，尴尬地穿着礼服和硬邦邦的衬衫，与一群装束跟我相类的法国文官和很多军官来到皇宫门口。法国专员驾到，我们随他进宫。广庭之中，身穿光鲜奇异军服的士兵排列成行，他们前面是依照官阶排列的两行高官，文臣在右，武将在左。下面一点，则是太监与皇家乐队，两边各有一头盛装御象，并有一人手执一顶御伞罩住象舆。高官穿的衣服为满人样式，脚蹬白色厚底的高靴，身着华丽刺绣的广袖绸袍，头戴镂金的黑帽。号角吹响，我们这些欧洲人拥进谒见室。里面很暗。皇帝坐在台上。他身穿金袍，陷入宝座以及宝座上方华盖幕布的一片金光之中，所以乍看之下，你很难发觉有个活人在那儿。他站了起来。台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一位手执御扇的蓝衣人，宝座后面站了一排深蓝衣服的仆役，拿着御用的器具、盛有槟榔子的盘子、痰盂以及我说不出来的物件。稍稍靠前，两名士兵身穿华丽的橙色衣服，将一柄金剑在身前握得笔直；他们立如雕像，目不斜视。皇帝也像一尊雕像，站得纹丝不动，蜡黄的细长脸上毫无表情。

法国专员致辞，皇帝念了答辞。他的嗓音很尖，有点单调，听来就像念经。欧洲人退到大殿一侧，皇帝坐了下来。宝座前方有个矮坛，皇帝的伯父，一个灰白胡须稀稀疏疏的小老头，现在站在上面，就像两本书裹在红绸里。然后，皇帝的两位兄弟在矮坛前就位，不是面朝皇帝，而是彼此相对，与此同时，院内一直静立着聆听讲话的高官，依次上到为他们准备的竹席。他们也是彼此相对而非面朝皇帝。乐队开始演奏，歌队唱起歌来。这是表示两位王子与院内高官将要转身面对皇帝。合唱停止了，王子与高官跪了下来，前额触地。他们举动如一。皇宫门上的塔楼，一面大锣响起，歌队又开始唱歌。然后，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众高官齐刷刷俯伏在地。这一动作重复了五遍。皇帝漠然坐着，对此礼拜无动于衷。他就像一尊金装偶像。前天看来还是非常俗艳的谒见室，现在却因这些锦衣绣服的衬托，有了一种即使不能叫做华丽但至少可以称为粗野的壮观。随后，所有高官三鞠躬并随意散开，王子们面带微笑，与他们的法国朋友握手，抱怨穿着长袍太热，皇帝则不太体面地走下宝座。他快步走进像是前厅的地方，朝臣和外国人跟着他。那里站了两排手执御伞和各类旗杆的士兵，一队绿衣听差击着鼓吹着横笛并且起劲敲锣。甜香槟与点心、甜品和雪茄一道四处派发。没一会儿，皇帝就坐着他那又矮又圆的镀金轿子，由十二名红衣轿夫抬走了。典礼结束了。

晚上我赴皇宫一个派对。皇帝和法国专员坐在谒见室中门的镀金大扶手椅上，来宾聚在周围。院子里点着无数的小油灯，一支本地乐队在起劲演奏。三个有趣的人，就跟中国戏曲中的人物一样，穿着华丽的中国服装登场，跳起一种怪诞的舞步。接着是皇家舞蹈团，很多青少年身穿美丽的老式服装，令人想起十八世纪关于远东的绘画，开始载歌载舞。他们肩负灯笼，里面是点燃的蜡烛，他们以复杂的图形走来走去，组成一个个中国字，祝愿皇帝吉祥如意。它更像操练而非舞蹈，但是效果奇特而漂亮。他们随后让位于其他舞者，男子扮成大公鸡，嘴里喷出火焰，或是扮成水牛和怪龙，他们蹦来跳去，怪相百出；最后是焰火表演，院内满是烟雾和爆竹的喧响。

本地的娱乐节目到此结束，外国人聚到自助餐那里。宫廷侍从开始用欧洲乐器演奏一曲单步舞。外国人跳起舞来。

皇帝身穿一件刺绣华丽的黄绸袍，头缠一条黄巾。他三十五岁，比多数安南人高得多，很瘦。他的脸异常光滑。他看来很是孱弱，但仪表极为高贵。派对给我的最后印象，乃是他随意靠着一张桌子，吸着香烟，与一位年轻的法国人聊天。他的眼光不时短暂而漠然地落在笨拙起舞的征服者身上。

夜深了，拂晓我将坐车前往河内。上床睡觉似乎不太合算，当我坐人力车回酒店，我问自己，我为何不去河上消磨剩下的夜晚。我只要及时赶回去洗个澡、换衣服并在出发前喝杯咖啡就行了。我跟人力车夫说了我的想法，他带我去到河边。桥下正好是个栈桥，我们看到五六条舢板泊在一旁。船主都在里面睡觉，但至少有一位睡得不沉，因为听我走下石阶，他就醒了，将头伸出裹着的毯子。人力车夫跟他说了，他爬了起来。他叫醒睡在船里的一位女人。我上了船。女人解开缆绳，我们滑入河中。这些船有个竹编的低矮圆篷，人正好可以在里面坐直，而船板也铺着竹席。你可以放下帘子，但我让男人把前面敞开，这样我可以看看夜色。群星在高高的天上闪耀，仿佛那儿也有一个派对。男人给了我一壶中国茶和一个茶杯。我斟了些茶，燃起烟斗。我们一路慢行，只有桨声打破寂静。想到有眼前这些时辰来享受安宁之感，我很高兴。我想，当我再度置身欧洲，关在那些石头城市里，我将多么怀念这个美好的夜晚和令人陶醉的孤独。这将是我记忆里最为永恒的东西。这是独一无二的时刻，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把逝去的时光贮存起来。我一刻也浪费不起。我是在为自己贮存财富。我想着所有我要思考的事情，还有我要细心品味的忧郁，就像你品尝一年之中第一批香喷喷的草莓；我要想到爱，我要编故事，我要沉思艺术与死亡这类美丽的事情。船桨轻轻击着河水，我正好可以感到船在滑行。我下定决心，要留意和珍惜自己体会到的每一丝细微感觉。

突然，我感到一阵颠簸。怎么回事？我望出去，天已大亮。颠簸来自船与栈桥的相撞，桥就在我的上方。

“天哪。”我叫道。“我睡着了。”

我睡了一夜，在我身旁，茶杯里的茶早已凉了。烟斗从我嘴里掉了出来。我错过了那些珍贵的时刻，结结实实睡了几个小时。我怒不可遏。我可能再没机会在东方一条河流的舢板上度过一个夜晚了，而现在，我再不会有自己指望的那些奇思妙想了。我付了船资，依旧一身晚装，跑上台阶去到酒店。我雇的车正在门口等我。

四十三

我打算在此结束本书，因为我在河内没有发现令我很感兴趣的东西。它是东京的首都，法国人告诉你，这是东方最迷人的城市，但你问他们为什么，答案是它跟法国城镇如蒙彼利埃或格勒诺布完全一样。我为了乘船往香港而去到的海防，则是一座乏味的商业城市。诚然，从这里可以往访亚龙湾，它是印度支那一大名胜，但是名胜我看厌了。我安于坐在咖啡馆，因为这里不是太热，我很高兴不用穿热带衣服，读着过期的《插图杂志》，或是为了锻炼沿着宽阔笔直的街道漫步。海防有运河贯通，我有时看看多彩迷人的风景，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生活，以及水上各种类型的本地小艇。有条运河有着优美的弯道，两岸为高高的中式房屋。房子刷成白色，但已变色并有污迹；灰色屋顶与苍天相衬，形成惬意的构图。这一图画有着一幅老旧水彩画褪色的优雅。你看不到哪里有明显的色调。它柔和，略显疲惫，令人感到一丝忧郁。不知为什么，这令我想起年轻时认识的一位老处女，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来人，她戴黑色丝织手套，为穷人织披肩，送给寡妇的是黑色，送给已婚妇女的为白色。她年轻的时候受过苦，但是否因为健康欠佳或是单恋某人，则是没人清楚。

可是，海防有份地方报纸，邋遢的一小张，字体粗短，油墨脱落，粘你一手，它登些政论文章、无线电讯、广告和本地消息。编辑显然急着想有东西报道，把来去海防的人名都登了出来，欧洲人，本国人，中国人，而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我坐的船往香港的前一天早晨，午餐前，我正坐在酒店的咖啡馆喝杜博尼酒，侍者进来说，有位先生想见我。我在海防谁也不认识，遂问那人是谁。侍者说他是英国人，就住此地，但他不能告诉我他的名字。侍者只能讲一点法语，我很难明白他说些什么。我迷惑不解，但告诉他请客人进来。不一会儿，侍者带着一位白人返来了，并把我指给来客看。那人看了我一眼，向我走来。他个子很高，足有六英尺多，很是肥胖，有张刮得光生的红脸，眼睛纯是淡蓝。他穿着非常破旧的卡其短裤和领口敞开的斯丁格衬衫，头戴一顶破旧盔帽。我立刻断定他是个束手无策的流浪汉，来找我要钱，并纳闷自己能有多少机会脱身。

他走上前来，伸出一只红红的大手，指甲破裂而肮脏。

“我想你不会记得我。”他说。“我叫格罗斯利。我跟你在圣托马斯医院待过。我一看报上的名字就知道是你，我想我要来拜访一下你。”

我一点也想不起他了，但我还是请他入座，请他喝一杯。从他的外表看，我起初以为他会跟我要十个皮阿斯特，而我可能给他五个，但是现在，他似乎更有可能要一百，要是给五十能够令他满足，我就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了。要钱老手要的总是比他指望的多两倍，他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只会令他不满，他随后会不高兴自己没有要得更多。他觉得你骗了他。

“你是医生？”我问。

“不，我在那个该死的地方只待了一年。”

他摘下遮阳盔帽，露出一头很需要梳理的灰白乱发。他脸上有些奇怪的斑点，他看来并不健康。他的牙烂得厉害，嘴角那里都是空的。侍者过来写单，他要了白兰地。

“拿一瓶来。”他说。“一瓶，明白吗？”他转向我。“我在这里住了五年，但我的法语不知怎么还是没长进。我讲东京话。”他仰靠椅子，看着我。“我记得你，你知道的。你以前常跟那对双胞胎出去。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我的变化比你更大。我最好的日子是在中国过的。气候恶劣，你知道的。对人不好。”

我还是一点也想不起他。我想最好这样问问。

“你在那儿跟我是同一年？”我问。

“对。九二年。”

“那可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每年，大约六十名年轻人进入那家医院；他们多数腼腆，对新的生活感到困惑；很多人以前从未来过伦敦；至少对我来说，他们好比莫名其妙经过一张白纸的影子。第一年，有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由离开了，第二年，那些留下来的人逐渐有了自我。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了，而是大家一起听过的讲座，是在同一张午餐桌上吃过的烤饼与喝过的咖啡，是在同一个解剖室同一张解剖台上做过的解剖，是在夏夫茨伯里戏院的后座一起看过的《纽约佳丽》。

侍者拿来一瓶白兰地，格罗斯利，如果他真的叫这个名字，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既不兑水也不加苏打，一口喝了下去。

“我受不了行医。”他说。“我不干了。家里烦了我，我去了中国。他们给了我一百镑，要我自谋生路。我可以告诉你，出去我太高兴了。我想，我烦他们就跟他们烦我一样。后来我再没怎么烦他们。”

然后，从我记忆的某个深处，一丝线索溜进了可以说是意识的边缘，就像涨潮的时候，海水冲上沙滩然后退却，并以下一波更大的浪头推进。我开始隐约想起上了报纸的某桩小丑闻。随后，我看到一位少年的面孔，往事慢慢浮现；我现在记得他了。我相信他当时不叫格罗斯利，我觉得他的名字是单音节，但我不敢肯定。他是个很高的小伙子（我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很瘦，有点佝偻，只有十八岁，但很早熟，有一头拳曲发亮的棕发，五官相当粗大（现在看去没那么粗大了，或许因为他的脸又胖又肿），肤色特别鲜嫩，粉粉白白，就像女孩子的皮肤。我想，一般人，尤其是女人，会觉得他是个非常英俊的少年，但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我记得他不常来听课，不，我记得的不是这个，课堂里有很多学生，我记不清谁来谁没来。我记得解剖室。在我旁边的另一张解剖台上，他有一条腿要解剖，他几乎没碰过它；我忘了解剖其他部位的那些人为什么说他做事马虎，我猜他们不知何故觉得他碍事。那些日子，关于此人有很多闲话，隔了三十年，我想起了其中一些。有人说起格罗斯利是个浪荡儿。他喝酒如牛饮，很会玩女人。那些年轻人多数很单纯，他们带到医院的观念都是在家里和学校养成的。有些人很古板，吓着了；其他人，那些努力工作的，瞧不起他，质疑他怎能指望通过考试；但是，他令很多人兴奋并且欣羡，他做的，正是他们若有勇气也想做的。格罗斯利有他的仰慕者，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小帮人围着他，目瞪口呆，听他讲自己的冒险经历。我脑子里现在都是回忆了。很快，他不再腼腆，而是装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就一个脸蛋光滑、皮肤粉白的小子而言，这副样子看上去肯定可笑。男人（他们自以为是）常常彼此讲述自己的胡作非为。他简直成了一位人物。当他经过博物馆，看到一起认真温习解剖学的两个学生，他会出语刻薄。他在附近的酒馆混熟了，跟女侍应很随便。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刚从乡下出来，离开父母和老师的看管，他是被自己的自由和伦敦带给他的兴奋迷住了。他的胡闹全无恶意。它们只是因为青春期的冲动。他昏了头了。

但是，我们都很穷，不知道格罗斯利怎样设法支付他的花天酒地。我们晓得他父亲是个乡村医生，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他每个月给儿子多少钱。这点钱是不够他给在亭子的舞会勾搭的妓女和在标准酒吧请朋友喝酒的。我们语带敬畏彼此谈论，他肯定负债累累。当然，他可以典当东西，但我们凭经验知道，一台显微镜不过换得三镑，一副骨骼模型只有三十先令。我们说，他一个星期肯定至少要花十镑。我们想的并不是太多，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限度的奢侈了。终于，他一位朋友揭开了谜底：格罗斯利找到了一种绝妙的生财之道。我们都觉得有趣而且印象深刻。我们没人想出这么机灵的主意，即使想到，也没胆量去试。格罗斯利去了拍卖会，当然不是克里斯蒂拍卖行，而是在斯特兰德道和牛津街的私家住宅，在那里买了些便宜的小东西。然后，他拿去当铺，当个十先令或一镑，比他买的价钱要多。他一周赚四五镑，他说自己打算放弃学医并以此为业。我们没人赚过一文钱，大家都很钦佩格罗斯利。

“哎呀，他真聪明。”我们说。

“他生来就这么精明。”

“这才是百万富翁的料。”

我们都很世故，十八岁的时候，对于生活中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相当肯定不值得了解。遗憾的是，当考官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太紧张，答得常常不假思索，当一位护士让我们寄封信，我们面红耳赤。众所周知，院长把格罗斯利叫去训了一顿。他威胁他如果依旧做事马虎，会有各种各样的处罚。格罗斯利愤愤不平。他说这种事情他以前在学校受够了，他不会让一个马脸太监把他视为毛头小子。见鬼，他快十九岁了，你没什么可以教他了。院长说他听闻格罗斯利酒喝得厉害。胡说。他跟他的所有同龄人一样喝得，上星期六他醉了，下星期六他还打算醉，有人要是不喜欢，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格罗斯利的朋友们很是同意他的话，一个男人不能让自己受到那样的侮辱。

但是不幸终于降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它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震惊。我记得我们两三天没见到格罗斯利了，不过，他来医院的时间愈来愈没个准，所以，我们要是有所想法，我觉得大家不过说他又去找乐子了。他一两天后会再度露面，脸色苍白，但会精彩地讲起他勾搭的某个女孩子以及跟她在一起的时光。解剖课是上午九点，我们匆匆忙忙准时赶到那里。那天，大家没怎么听讲，因为课堂内很多兴奋的耳语，一张报纸悄悄传来传去，与此同时，讲师显然沉浸在自己清晰明白的语言与令人钦佩的口才之中，正在描述我不知道是人体的哪一部分骨骼。突然，讲师停了下来。他挖苦起人来文绉绉的。他假装不知道学生叫什么。

“我怕是打扰这位读报的先生了。解剖学是一门非常乏味的科学，我很遗憾皇家外科医生学会的规章责成我要求您专心致志以能通过相关考试。然而，哪位先生要是觉得受不了，他完全可以到外面继续阅报。”

那可怜的小子听了这番训斥面红耳赤，尴尬之际，他试图将报纸塞进口袋。解剖学教授冷冷看着他。

“先生，这张报纸放进您的口袋怕是大了些。”他说。“或许劳驾您把它传给我？”

那张报纸被一排一排传到教室的讲台上，这位有名的外科医生拿着它，并不满足于他给那可怜家伙带来的慌乱，问道：

“我可以问问是报上的什么东西令这位先生如此兴趣盎然吗？”

给他报纸的那位学生不发一言，指着我们一直在读的那一段。教授读着，我们默默看着他。他放下报纸，继续讲课。报纸的标题为“一位医学生被捕”。格罗斯利因为将赊来的货物典当而对簿治安法庭的法官。看来这是一桩刑事案，法官将他还押监房一个星期，并不准保释。看来他在拍卖会买东西然后典当的生财之道，最后并非如他指望的那样，是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他发现典当自己不花钱赊来的东西更为有利可图。刚一下课，我们就兴奋地谈论此事，我得承认，我们自己没财产，对于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缺乏认识，大家都不觉得他罪行严重；不过，出于年轻人喜欢把事情想得极坏的天性，几乎没人不以为他会被判两到七年的劳役。

不知为什么，我似乎一点也不记得格罗斯利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在一个学期快完的时候被捕的，而当我们都去休假，他的案子可能又开始审理了。我不知道是治安法庭的法官处理的，还是去到审判。我有一种感觉，他被判处短期监禁，可能六个星期，因为他的非法交易颇为广泛；不过我记得，他从我们中间消失了，没多久，就没人再想起他。奇怪的是，经过这么些年，这件事情的很多地方我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就好比翻阅一本旧相册，我突然看到自己完全忘掉的一张照片。

当然，从这位头发灰白、红脸斑斑的肥胖老人身上，我是决不会认出那个双颊粉红的瘦长后生的。他看来有六十岁，但我知道他肯定要年轻得多。我很想知道这些年他都做些什么。看起来他好像不是太得意。

“你在中国做什么？”我问他。

“我是海关的港口稽查。”

“哦，是吗？”

这不是很重要的职位，我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语调露出任何诧异。港口稽查是中国海关的雇员，其职责是登上停靠各个通商口岸的轮船与帆船，而我觉得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鸦片走私。他们多半为皇家海军的退役水手和退伍军士。沿着扬子江上行的时候，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他们登船。他们跟领航员和机师很谈得来，但船长对他们就有点简慢。他们的中国话说得比多数欧洲人流利，并且常常娶中国女子为妻。

“离开英国的时候，我发誓要挣到大钱才回去。但我从没挣到。那些年，无论找到谁做港口稽查，他们都高兴得很，我的意思是无论哪个白人，他们什么也不问。他们不在乎你是谁。找到这份工作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雇用我的时候，我差不多一文不名。这份工我本来只当做权宜之计，但我留了下来，它适合我，我想挣钱，而我发现要是港口稽查知道怎样行事，他可以大赚一笔。我在中国海关待了二十五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敢断定很多长官有我这笔钱会很高兴。”

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他的意思我略知一二。但是有一点我乐意确认；他要是问我要一百皮阿斯特（这笔钱我现在认了），我想我只好马上接受这一打击。

“我相信你留着这笔钱。”我说。

“我当然留着。我把所有钱都投在上海了，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全部投进美国铁路债券。安全第一是我的座右铭。我太了解那些骗子了，我不会冒险。”

我喜欢这话，所以我问他能否留下来与我共进午餐。

“我恐怕不行。午餐我吃不了多少，而且家里还等我吃饭。我想我得走了。”他站起来，在我上方耸立。“但是听我说，你今晚何不到我那里看看？我娶了一个海防姑娘。还生了个小孩。我不是常有机会跟人谈谈伦敦。你最好别来吃饭。我们只吃本地的食物，我不觉得你会喜欢。九点左右来，好吗？”

“好。”我说。

我已告诉他第二天离开海防。他向侍者要来一张纸写下他的地址。他的笔迹很吃力，就像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让门僮跟人力车夫说在哪里。我住二楼。没门铃。敲门就行了。好吧，一会儿见。”

他走了出去，而我去吃午饭。

吃了晚饭，我叫了一辆人力车，并让门僮帮忙告诉车夫我要去的地方。我很快发现他带我沿着弯弯曲曲的运河前行，两岸的房屋我觉得很像一幅褪色的维多利亚水彩画；他在一幢房屋前停下来，指了指门。这房子很破旧，周围很脏，我踌躇不前，想他是否走错地方了。格罗斯利似乎不太可能住在这么本地的街区和这么破烂的房子里。我让人力车夫等着，我推开房门，看到前面有道黑黢黢的楼梯。四周无人，街道空空。就跟凌晨一样。我划了一根火柴，摸索着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我又划了一根火柴，看到前面一道棕色大门。我敲了敲门，很快，一个小小的东京女人拿着一支蜡烛开了门。她穿着草根阶层的土褐色衣服，头上紧紧缠了一条小黑巾；她的嘴唇及其周围的皮肤都被槟榔染红，当她张嘴说话，我看到她的牙齿和牙床都是令这些人变得很难看的黑色。她用土话说着什么，然后，我听到格罗斯利的声音：

“进来吧。我正想你不会来了。”

我经过一间又黑又小的前厅，进到一个面朝运河的大房间。格罗斯利躺在一把长椅上，当我进去，他站起身来。借着身旁桌上的一盏煤油灯，他正在读香港报纸。

“坐吧。”他说。“把你的脚放上去。”

“我没理由坐你的椅子。”

“快坐。我坐这个。”

他拉过一把餐椅坐在上面，把脚对着我的脚放着。

“那是我老婆。”他用拇指指着跟我进来的东京女人说。“小孩在那边角落里。”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一个小孩正在睡觉，他靠着墙，躺在竹席上，盖了一床毯子。

“醒了是个活泼的小家伙。我希望你能看到他。她又快生了。”

我看了看她，显然如他所说。她很瘦小，小手小脚，她的脸是扁的，皮肤灰暗。她看起来闷闷不乐，但可能只是害羞的缘故。她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拿来一瓶威士忌、两个玻璃杯和一瓶苏打水。我打量着四周。后面有道未上漆的暗色木隔板，我猜是隔开另一个房间，隔板当中钉了一幅报上剪下的约翰·高尔斯华绥像。他看去严肃，温和，一副绅士派头，我很纳闷他在这儿做什么。另一面墙刷成白色，但又黑又脏。墙上钉着《图画》或《伦敦图画新闻》的画页。

“我贴的。”格罗斯利说。“我觉得这些画让这里看上去像个家。”

“你为什么贴高尔斯华绥？你读他的书？”

“不，我不知道他写书。我喜欢他的脸。”

地上有一两个破旧的藤垫，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大摞《香港时报》。家具只有一个脸盆架，两三把餐椅，一两张桌子，一张本地式样的柚木大床。房内阴沉邋遢。

“这小地方不坏，不是吗？”格罗斯利说。“很适合我。我有时候想搬，但我现在不想了。”他轻声一笑。“我到海防本来只待四十八个小时，但我在这儿已经五年了。我其实是顺道去上海的。”

他沉默下来。我无话可说，也不出声。然后，东京小女人对他说了句什么，她的话我当然不明白，而他回答着。他又沉默了一两分钟，但我觉得他看着我，仿佛想问我什么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犹豫。

“你在东方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试过抽鸦片？”他终于随意问起。

“有，我抽过一次，在新加坡。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结果呢？”

“说实话，不是太令人兴奋。我觉得自己会有最美妙的感觉。我期待着幻觉，就像德·昆西那样，你知道的。我唯一感到的是一种身体的安乐，就跟你洗了土耳其浴躺在冷却房里的感觉一样，然后头脑特别活跃，所以想什么事情似乎都极为清晰。”

“我明白。”

“我真的觉得二加二等于四，这绝对不容置疑。但是第二天早晨——哦，上帝！我头昏脑涨。我太不舒服了，一天都不舒服，吐得一塌糊涂，吐的时候，我痛苦地告诉自己：还有人说这很有趣。

格罗斯利靠在椅子上，郁闷地低声笑了笑。

“我想是货色不好。要么你抽得太猛了。他们见你是个生手，给你抽过的残渣。这足以让任何人呕吐。你现在想再试试吗？我这里有些好货。”

“不，我想一次对我来说足够了。”

“我要是抽一两筒你介不介意？这种气候你是需要它的。它让你不得痢疾。这个时候我通常会抽一点。”

“你抽吧。”我说。

他又对那女人说话，她抬高嗓门，声音沙哑喊着什么。木头隔板后面的房间传来一声应答，过了一两分钟，一位老妇拿着一个小圆盘出来了。她干瘪年老，进来的时候，有着污渍的嘴巴对我讨好一笑。格罗斯利站起身，跨过去上床躺了下来。老妇将盘子放在床上；盘里有盏酒精灯、一杆烟枪、一枚长针和一小圆盒鸦片。她蹲坐在床上，格罗斯利的妻子也上了床，把脚蜷在身下坐着，背靠着墙。格罗斯利看着老妇，她把一小粒药丸穿在针上，拿到火上烧得咝咝响，然后把它塞进烟枪。她把烟枪递给他，他长吸一口，把烟憋了一小会儿，随后喷出一道灰白的浓雾。他把烟枪还给她，她又开始烧另一筒。没人说话。他接连抽了三筒，然后躺了回去。

“的确，我现在感觉好些了。我刚才觉得累极了。这个老巫婆，她的烟烧得真好。你真的不来一口？”

“真的。”

“随你。那喝点茶吧。”

他跟妻子说了，她溜下床，走出房间。不一会儿，她拿来一个小小的瓷茶壶和几个中式茶杯。

“这里很多人都抽，你知道的。你要是抽得不过量就没坏处。我一天抽的从不超过二十到二十五筒。你要是给自己限定这个量就可以持续很多年。有些法国人一天抽到四十或五十筒。这太多了。我从不那样做，除非有时我想放纵一下。我敢说我从未觉得有什么坏处。”

我们喝着茶，茶很淡，略有香味，口感清爽。然后，老妇给他烧了一筒又一筒烟。他妻子回到床上，很快就蜷在他的脚下睡着了。格罗斯利一次抽两三筒，抽烟的时候，他似乎心无旁骛，但一会儿又很健谈。我几次暗示要走，可他不让我走。时间慢慢过去了。他抽烟时，我有一两次在打瞌睡。他告诉我他的一切。他讲个不停。我只是为了暗示他才出声。我没法把他告诉我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出来。他翻来覆去。他很啰嗦，他给我讲的故事杂乱无章，先是后面一小段，然后是之前一小段，所以我得自己排列顺序；我发觉，有时候他害怕自己说得太多，将有些事情隐瞒起来；有时候他撒谎，我得从他的微笑或眼神来猜测真相。他没什么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得透过俚俗的暗喻和老一套的粗话来推测他的意思。我不断问自己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它就在我的嘴边，恼火的是，我想不起来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一开始有些怀疑我，我觉得他在伦敦的胡闹与他蹲监狱的事情，这些年来是个令他苦恼的秘密。他总是害怕有人迟早会发觉。

“有趣的是，即使现在，你竟然还想不起我在医院。”他说，机灵地看着我。“你的记性肯定糟透了。”

“真该死，差不多三十年了。你要想到那以后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我没理由比你记得我还要记得你吧。”

“那是。我想也是。”

他似乎安心了。终于，他烟抽够了，老妇给自己烧了一筒烟抽着。然后，她去到小孩躺的竹席上蜷在一旁。她一动不动，我猜她倒床就睡着了。当我终于离开，我发现人力车夫蜷在人力车的踏板上睡得很熟，我只得把他摇醒。我认得路，我想透透气活动一下，所以给了他几个皮阿斯特，告诉他我想走一走。

我带走的是个奇怪的故事。

格罗斯利讲他在中国的二十年，我听得有点惊恐。他挣到钱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但从他说话的样子，我应该想到大概有一万五到两万镑，对于一个港口稽查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他不可能老老实实挣到这笔钱，他的交易具体如何我所知甚少，但我从他的突然沉默，从他会意的一瞥和暗示猜测，他要是觉得值得的话，卑鄙的交易他也不会犹豫。我想没有比走私鸦片更让他有利可图的事情了，他的职位给了他机会来安全地获利。我相信他的上司经常怀疑他，但从未找到可以用来处置他的渎职证据。他们满足于把他从一个港口调到另一个港口，但他不受干扰；他们盯着他，可他太机灵。我看得出来，他既害怕告诉我太多他的丑事，又想夸耀自己的精明。他很得意中国人信任他。

“他们知道可以信任我。”他说。“这让我有机可乘。我一次也没有出卖过中国佬。”

他以自己是个老实人而沾沾自喜。中国人发现他喜欢古玩，他们常常送他一些，或是把东西带来让他买；他从不过问来历并廉价买进。当他买得够多了，他就送到北京去卖个好价钱。我想起他是怎样靠买拍卖品然后典当来开始商业生涯的。二十年来，凭着卑鄙手段和小聪明，他一镑一镑累积，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投到上海。他过得悭吝，把一半薪水攒起来；他从不休假，因为他不想浪费自己的钱，他不愿和中国女人有什么关系，他想让自己免于纠缠；他滴酒不沾。他一心想着一个目标，攒够钱就可以回英国，过他少年时代想过的生活。那是他唯一想要的东西。他在中国仿佛梦游；他不关心周围的生活；它的多彩与奇妙，它可能有的乐趣，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的眼前总是有伦敦的幻影，标准酒吧，他站着，脚搁在栏杆上，帝国与亭子的舞会，勾搭来的妓女，综艺戏院里半庄半谐的演出，快活剧场的歌舞喜剧。这才是生活、爱情与冒险。这才是浪漫。这才是他一心向往的东西。这些年来他过得像个隐士，想着可以再过庸俗生活的那个目标，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性格由此可见。

“你瞧。”他对我说。“即使可以回英国休假，我也不愿回去。我想一劳永逸地回去。然后，我想过时髦生活。”

他看到自己每晚穿着晚装钮扣眼里插一朵栀子花出门，他看到自己身穿大衣头戴棕帽肩挂一副歌剧眼镜去看德比赛马。他看到自己打量那些女人并挑出一己所好。他决心在抵达伦敦的那晚喝醉，他二十年没醉过了；他的工作让他醉不起，他得保持清醒头脑。他要小心别在回国的船上喝醉。他要等到了伦敦才喝。他将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他想了二十年了。

我不知道格罗斯利为什么离开中国海关，要么这地方他待不下去了，要么他的工作到期了，要么他攒够钱了。不过，他终于启程了。他坐的是二等舱；他打算到了伦敦才开始花钱。他在哲麦街住了下来，他一直想住那儿，他直接去到一家裁缝店，给自己定做了一套衣服。一流。然后，他在城里转了转。跟他记得的不一样了，交通更繁忙了，他觉得困惑，有些茫然。他去了标准酒吧那里，发现他常常闲坐饮酒的酒吧不见了。莱斯特广场有家餐馆，他有钱的时候常在那儿吃饭，但他找不着；估计拆掉了。他去到亭子，但那里没女人；他很烦，又去帝国，发觉舞会也没了。这简直当头一棒。他不是太明白。唉，不管怎样，二十年的变化他必须有所准备，要是做不了别的事情，他还可以醉酒。他在中国得过几次热病，因为气候的变化又复发了，他感觉不太好，四五杯下肚，他乐得上床睡觉。

这个第一天不过接踵而来的很多事情之一斑。一切都不对劲。当格罗斯利告诉我一桩又一桩事情如何令他失望，他的声音变得愤愤不平。老地方没了，人不一样了，他发觉很难交上朋友，他异常孤独；他从未想到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会是这样。问题在于伦敦变得太大，不再是九十年代早期那个快活宜人之地。它四分五裂了。他勾搭了几个女子，但她们不如他以前认识的那么好，她们不像从前那么有趣了，而他隐约感到她们觉得他是个古怪的家伙。他不过四十出头，她们却把他看成老人。当他试图跟站在酒吧周围的很多小子交朋友，他们却不睬他。不论如何，这些小子并不知道怎样喝酒。他愿意喝给他们看。他每晚都喝醉，在那个该死的地方，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但是，啊，他第二天很不舒服。他觉得那是因为中国的气候。他做医学生的时候，每晚可以喝一瓶威士忌，早晨依然精力充沛。他开始常常想起中国了。他想起自己从未觉得有所留意的种种事情。他在那儿过得不坏。或许他远离那些中国女子太傻了，她们有些人小巧可爱，她们不像这些英国女子那样装腔作势。你只要有他这笔钱，就可以在中国过得很快活。你可以养个中国女子，加入俱乐部，会有很多不错的朋友一起喝酒、玩桥牌和打台球。他想起中国的商店，吵闹的街道，负重的苦力，停着帆船的港口，还有岸上耸立着宝塔的河流。有趣的是，他在那儿的时候从未怎么想过中国，而现在——好，他心里放不下了。他念念不忘。他开始觉得伦敦不是一个白人待的地方。它简直没落了，就是这样，有一天他想，或许他回中国是件好事。当然这很傻，为了能在伦敦过上好日子，他像奴隶一样工作了二十年，而去中国住却很荒唐。有他这笔钱，他应该哪里都可以过得快活。但不知为什么，除了中国，别的事情他没法考虑。有一天，他去看电影，看到上海的一个场景。事情就这样定了。他烦了伦敦。他恨它。他要离开，而这一次，他会一去不复返。他回国一年半了，对他来说，这比他在东方的二十年还要长。他坐上一艘法国船从马赛启航，当他看到欧洲的海岸沉入大海，他松了一口长气。到了苏伊士，他感受到了东方的第一阵气息，他知道自己走对了。欧洲完了。东方是唯一去处。

他在吉布提上过岸，在科伦坡和新加坡也上过岸，但是，船虽然停靠西贡两天，他却留在船上。他一直都喝得很多，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船到海防要停四十八个小时，他想还是上岸看看的好。抵达中国之前，这是最后一站停留。他要去上海。到了那里，他打算住进一家酒店，到处看看，然后找个女人，并给自己找个住处。他要买一两匹马来参加赛马。他很快就会交到朋友。人在东方，不像在伦敦那样死板冷淡。上了岸，他去酒店吃饭，吃完饭，坐上一辆人力车，告诉车夫他想找个女人。车夫带他去到我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那所破旧房子，里面住着那位老妇和那名女子，现在则是他孩子的母亲。过了一会儿，老妇问他想不想抽烟。他从未抽过鸦片，他总是害怕这东西，但现在他觉得不妨一试。那晚他觉得很愉快，那女子惹人怜爱；她很像中国女人，小巧可爱，就像一个玩偶。好，他抽了一两筒，他开始觉得很快活很舒服。他待了一夜。他没睡觉。他只是躺着，感觉很平静，想着事情。

“我在那儿一直呆到我的船去香港。”他说。“船开了，我还待着。”

“那你的行李呢？”我问。

我这么问，或许因为我对于人们如何将切实的细节与生活中理想的一面结合起来有着不应有的兴趣。在一本小说中，当不名一文的情侣驾驶一辆又长又快的赛车翻山越岭，我总想知道他们怎样设法支付这笔钱；我经常问自己，当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剖析自己的处境之余，他们怎样应付自己的生理需求。

“我只有一箱衣服，我从来不想多买衣服，我和那女人坐人力车去拿箱子。我只想呆到下一班船到来。你瞧，我在这儿离中国很近，继续往前之前，我想我要等一等，习惯一下，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最后这句话泄露了他的想法。我知道到了中国门口，他没勇气了。英国令他这么失望，他现在害怕把中国也拿来接受考验。要是这也令他失望，他就一无所有了。多年来，英国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但是当他屈从这一诱惑，那些闪亮的池塘、棕榈树和绿草都是空的，只有起伏的沙丘。他有中国，只要他不再见到它，他就拥有它。

“不知为什么，我留下来了。你知道的，你会惊讶日子过得有多快。我似乎没时间做我想做的一半事情。我在这里毕竟很舒服。这老太婆烟烧得真好，而她则是个可爱的小女人，我女人，然后有了小孩。一个活泼的小家伙。你要是在某个地方过得快乐，去别的地方有什么好呢？”

“你在这儿快乐吗？”我问他。

我打量着这间又大又空的破屋。房内毫不舒适，没有一件小小的私人物品令人觉得可以给他家的感觉。格罗斯利原封不动住进了这间暧昧的小公寓，它本是幽会之所和欧洲人吸鸦片的地方，并由那位老妇打理，而他与其说是居住，不如说是暂住，仿佛第二天他还会打点行李离开。过了一会儿，他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一生从没这样快乐。我常想，总有一天我要去上海，但我觉得我不会去了。老天在上，我再也不想见到英国了。”

“有时候你会不会很孤独，想找人说话？”

“不会。有时候，一个中国流浪汉跟一位英国船长或一位苏格兰技师来这里，然后我去船上，我们聊聊从前。这里有位老兄，是个法国人，在海关做过，他讲英语；我有时去看看他。不过，我其实不太需要谁。我想很多事情。有人打岔，我会心烦。鸦片我抽得不多，你知道的，我只是早上抽一两筒安安胃，但我要到晚上才真正抽。然后我会想事情。”

“你想些什么呢？”

“哦，什么都想。有时候想伦敦，我小的时候它什么样子。但多半是想中国。我想我有过的好日子，我是怎样挣钱的，我想我从前认识的人，还有中国人。我有时很险，但总是平安无事。我想知道我可能有的女人是什么样子。小巧可爱。我现在后悔自己没养一两个。中国这国家了不起；我喜欢那些商店，有个老头蹲着抽水烟，还有那些店招。寺庙。的确，那才是一个人住的地方。那才是生活。”

幻影在他眼前闪耀。幻觉将他抓住。他很快乐。我很想知道他最后会怎样。当然，这还没完呢。或许，他一生中第一次将现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四十四

我乘一艘小破轮从海防往香港，船顺着海岸航行，沿途停靠法国属下的各个港口装货卸货。这船很旧很脏。除了我只有三位乘客。其中两位是去海南岛的法国传教士。一个年长，有一大把方正的灰白胡须，另一个年轻，有张圆圆的红脸，长着一小丛一小丛的黑胡须。他们多数时间在读祈祷书，年轻那位在学中文。另一位乘客是美国犹太人，名叫埃芬贝因，是跑袜品生意的。他个子很高，体格强壮，举止笨拙，有张蜡黄的长脸，端正的大鼻子，黑黑的眼睛。他的嗓音又高又尖。他咄咄逼人，脾气暴躁。他骂这船，骂船员，骂侍者，骂食物。他什么都不满意。你始终听到他的嗓音因为生气而抬高，因为他的展品箱没有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因为他不能洗热水澡，因为苏打水不够凉。他是个愤愤不平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密谋怠慢或伤害他，他不停威胁要给船长或船员精确的一击。因为我是船上唯一讲英语的人，他很喜欢我，我在甲板上安静不到五分钟，他就会过来坐在我的身旁，告诉我他最新的不满。他强迫我喝我不想喝的东西，当我谢绝，他则叫道：哦，来吧，够朋友些。还是给我叫上一杯。令我不解的是，他不停称我为兄弟。他很讨厌，但我必须承认，他常常很逗；他会用生动的语言损他的犹太同胞，听来煞是有趣。他讲个不停。他一点也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他从未想到你可能不想有他做伴；但是当他跟你在一起，他老在留神你是否冒犯了他。他重重地伤害你的感情，你要是随意蜷起腿，他觉得你在侮辱他。跟他交往太累了。他是那种让你理解大屠杀的犹太人。我给他讲了有关和会的一则小故事。说的是在某一场合，巴岱雷夫斯基先生敦促威尔逊先生、劳合·乔治先生和克列孟梭先生接受波兰对但泽的主权要求。

“要是波兰人没得到它，”他说，“我警告你们，他们会很失望，会有暴动，他们会暗杀犹太人。”

威尔逊先生显得很严肃，劳合·乔治先生摇着脑袋，克列孟梭先生皱起眉头。

“要是波兰人得到但泽，那会怎样？”威尔逊先生问。

巴岱雷夫斯基先生面露喜色。他摇着狮子般的长发。

“哦，那就完全另一码事了。”他答道。“他们会很狂热，会有暴动，他们会暗杀犹太人。”

埃芬贝因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故事好笑。

“欧洲没用。”他说。“要是照我的方法，我会把整个欧洲沉入大海。”

然后，我跟他讲了亨利·德利斯。他生为卢森堡大公国国民。经过慎重考虑，他成了一位到处旅行的推销员。这也没让他发笑，为了交情，我叹口气不出声了。我们必须听从百分之百的美国看法，英国人没有幽默感。

吃饭的时候，船长坐在首席，两位神父坐一边，我和埃芬贝因坐另一边。

船长是位快活的波尔多人，小个子，头发灰白，年底就要退休回自己的葡萄园酿酒去了。

“我的神父，我会送您一桶。”他向年长的神父允诺。

埃芬贝因的法语讲得流利而蹩脚。他抢占话题。他可谓精力充沛。法国人对他很客气，但不难看出他们很讨厌他。他的很多话简直不长心眼，当他用污言秽语与正在服侍我们的侍者说话，两位神父眼光低垂，装着没有听见。但是埃芬贝因爱争辩，有一天吃午饭，他开始谈起宗教。他谈了对天主教信仰的很多看法，当然很不得体。年轻的神父满脸通红，想要发表意见，年长那位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于是安静下来。但是，当埃芬贝因直截了当问起一个问题，老人婉转答道：

“这些事情并无强迫。人人都有自由相信他喜欢的东西。”

埃芬贝因慷慨激昂讲了一大通，换来的却是一片沉默。他不觉得窘迫。他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法跟他争论。

“我觉得他们不想。”我说。“我想他们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粗俗和没礼貌的家伙。”

“我？”他惊叫道。

“他们根本不会得罪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们认为的服务上帝，你为什么要无端侮辱他们呢？”

“我没侮辱他们。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我想引起一场争论。你觉得我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为什么，我决不会那样做，兄弟。”

他的惊讶如此率直，我笑了。

“你嘲笑他们视为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大概认为你是一个很无知和没教养的人；另外，我猜他们觉得你试图有意侮辱他们。”

他很沮丧。我真的觉得他以为自己是在开玩笑。他看着坐在一个角落里读祈祷书的老神父，向他走去。

“神父，我这位朋友说我的话伤害了您的感情。我从未想过这样做。要是我说的什么话冒犯了您，请您原谅我。”

神父抬起头来，笑了。

“别说了，先生，没关系。”

“我想我怎么也得弥补一下，神父，您要是允许，我愿意捐一笔钱给您救助穷人的资金。我有很多皮阿斯特，我没时间在海防兑换，您要是收下，您就是帮了我的一个忙。”

神父尚不及答话，他已从裤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和一把银币放在桌上。

“您太慷慨了。”神父说。“可这是一大笔钱啊。”

“收下吧，我拿着没用，我要是在香港把它变成有用的钱，兑换的时候我只会损失。您收下就是帮了我的忙。”

那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数目，神父看着钱，有些尴尬。

“我们的教区很穷。我们将感激不尽。我真不知道怎样谢谢您。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唔，我是个不信神的人，神父，但您下次祈祷的时候要是愿意想起我，我想对我没什么坏处，而您要是愿意把我母亲的名字加进去，她叫瑞秋·奥博梅尔·卡翰斯基，我想我们就谁也不欠谁了。”

埃芬贝因动作迟缓地回到我坐的桌旁，跟我的咖啡碰了碰，喝了一杯白兰地。

“我跟他没事了。我只能这样做了，不是吗？听着，兄弟，我有个箱子里有很多男式袜带。你跟我下到我的舱里，我要送你一打。”

他跑一趟生意是从巴达维亚到横滨，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跑，一会儿是这家公司，一会儿又是那家公司。

“告诉我。”我说。“你肯定认识非常多的人，你对人类有什么看法？”

“我当然会告诉你。我认为他们太好了。每个人对我的关心会让你吃惊。你要是生病或遇到类似的事情，素不相识的人会像你的母亲那样照顾你。白种人、黄种人或黑种人都一样。他们为你做的事情令人吃惊。但是他们很蠢，他们太蠢了。他们跟萝卜一样没多少头脑。他们甚至不能告诉你自己家乡的路怎么走。我给你概括一下我对人类的看法吧，兄弟；他们的心地处在正确的位置，但他们的脑袋完全是个不称职的器官。”

这真可谓这本书的结尾了。

译者后记

《客厅里的绅士》是译者前几年的译著，二〇一〇年曾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在译者不知晓的情形下，这家出版社的编审对译文有一些并非必要的改动。这次的上海译文版，译者除了恢复原译，也尽可能更正了译文中个别错漏，或对译文略有润饰。譬如，毛姆在本书第二十三章提到的Mulmein这一地名，就是缅甸的毛淡棉（Moulmein或Mawlamyine），十九世纪曾为英属缅甸的首府。但是，译者之前对这一地区所知甚少，竟然把毛淡棉译成了穆尔玫。译事艰难，处处“陷阱”，译者永远诚惶诚恐，由此可见一斑。

除非另外注明，书中的法文诗句、短语或对话，均由译者友人陈颍宇君翻译。

毛姆笔下的东南亚，就像吉卜林和奥威尔笔下的东南亚，是个早已消逝的世界。就译者而言，即将前往毛姆落墨甚多的缅甸旅行，一边修订《客厅里的绅士》译文，一边细阅诸多新旧作家（包括用英文写作的缅甸作者）笔下的佛国风物与沧海桑田，意义实在不同一般。

二一二年十一月廿六日识于大理古城

版权信息

书名：情迷佛罗伦萨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2392

译者：俞亢咏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别墅耸立在小山顶上。从前面平台上望出去，是佛罗伦萨一片壮丽的景色。后面有个古老的花园，花儿不多，却有很好的树木，周围是经过修剪的黄杨排成的树垣，园里有一条条散步的草径，还有一座假山，假山上从一只丰饶之角中泻下一片小瀑布发出幽冷的金石声。这屋子还是十六世纪时候一个佛罗伦萨的贵族建造的，后来给他败落的子孙卖给了一家英国人；现在玛丽·潘顿就是从他们手里租下来住一阵的。屋子里的房间虽然宽敞高爽，但屋子本身却并不大，所以她有业主给她留下的三个仆人，已经很舒齐了。屋子里稀疏地布置着一些精美的古老家具，十分雅致。虽然没有暖气设备——因而她在三月底刚来到这儿的时候还觉得很冷——但是屋子的主人伦纳德已经装置好了浴室，所以住在里面还是够舒适的。现在是六月了，玛丽不出门的日子总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平台上，闲眺佛罗伦萨那些圆屋顶和钟楼，要不就盘桓在后花园里。

她初到这里的几个星期，几乎整天游览观光；在乌菲齐和巴该罗博物馆度过了好些欢乐的早晨，到处参观教堂，在古街旧巷之间闲荡。可是近来除了去同朋友们吃饭应酬之外，难得下山到佛罗伦萨去。她在花园里散散步、看看书，怡然自得；即使出去的话，也宁可独自驾驶着她的菲亚特汽车到四周乡间去兜兜。意大利托斯卡纳的风景既华丽又朴素，无比地可爱。当果树上花儿怒放，白杨的叶子盛张的时节，那鲜艳的色彩好像在青灰色的橄榄树丛中放声欢呼——她觉得再也不会感受到这样的心旷神怡了。

自从一年前她丈夫惨死之后，接着因为那些在清理她丈夫挥霍殆尽的家产的律师们随时要来找她，又不得不守在家里挨过几个月焦急的时光，所以既然伦纳德家愿将这座古老的别墅出租给她，她自然乐于接受。她可以安定一下神经，来考虑自己今后该怎么办。经过了八年奢华的生活和一段不幸的婚姻，她现在恰巧三十岁，手头有些珍贵的首饰，还有一笔够她省俭度日的收入。这个情况比当初预料的要好得多；当时那些律师蹙着眉对她说，恐怕债务清理下来，将一个钱也没有了。此刻，她在佛罗伦萨呆了两个半月之后，倒觉得就这样的日子也可以安闲地过得下去。在她离开英国的时候，那个老律师（也是老朋友）曾经拍拍她的手对她说：

“现在你可以不用再烦什么心了，亲爱的，只要设法恢复你的健康和精力。我不提你的容貌，因为你的容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你年纪还轻，长得又漂亮，我想你自然还要嫁人的。不过这回可不要再为了爱情而结婚了；那是错误的。你该为地位、为有个归宿而结婚。”

她听了哈哈大笑。她已经有了辛酸的经验，当时她心里真不愿再去冒结婚的险了；而奇怪的是：她此刻却正在考虑着实现那精明的老律师给她的劝告。的确，情势好像就在这个下午要她作出决定。甚至埃德加·斯威夫特现在就在到别墅来的途中。他在一刻钟前打过电话来，说他想不到忽然需要到法国戛纳去会晤西费尔勋爵，而且马上就要动身，可是在动身之前急需和她会个面。西费尔勋爵是印度事务大臣，此次突然要召见埃德加，一定是埃德加终于将受命担任他一心想望的要职了。埃德加·斯威夫特是“印度星章”高级爵士，跟从前玛丽的父亲一样，是印度文官官署官员，有显赫的经历。他曾任印度西北总督五年，在一次大骚乱中曾经显出卓越的才干。五年任满，被誉为印度第一人才。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凡的行政家，果断而善于应变，严峻而不失为宽大仁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都爱戴他、信任他。玛丽从小就认识他。当时她父亲年纪还轻就在印度亡故，她们母女俩回到英国之后，埃德加每次归国度假，大部分时间总是陪伴着她们。她小时候，他带她去看哑剧，看马戏；到十几岁，带她去看电影、话剧；每逢她生日或圣诞节，他又总送礼物给她。她十九岁的那年，母亲曾经对她说：

“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跟埃德加太接近，乖儿。不知你可觉得，他爱上你啦。”

玛丽大笑起来。

“他是个老头儿哪。”

“四十三岁，”她母亲尖刻地回答道。

然而当她两年后跟马修·潘顿结婚的时候，他送了她好些精美的印度绿玉的饰物，后来晓得她婚姻不如意，更对她关心备至。他在总督任满之后，回到伦敦，发现她去佛罗伦萨了，特地赶来看望她。玛丽看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尽呆下去，自然懂得他是在等待适当的机会向她求婚。他爱上了她多久了呢？回忆起来，那还是她在十五岁的那年，他休假回国，看到她不再是小孩子，而已经长成了一个少女的时候，他就开始爱上她了。那么长时间忠贞不渝的爱情真是够感动人的。而且十九岁的姑娘和四十三岁的男子，不同于眼前三十岁的少妇和五十四岁的男子；年龄的差距似乎缩小了许多。再说，他现在已不是当初的无名小官吏，而是成了要人。谁以为政府少得了他，那才荒谬呢；他是肯定要执掌日益显要的重任的。现在玛丽的母亲也死了，天下没有另外的亲人，只有埃德加是她最爱慕的。

“我总要决定下来才好，”她说。

他一会儿就要来了。她心想在客厅里见他是不是好：这个别墅的客厅因为有小吉兰达约的壁画而见于游览指南，还有华贵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家具和富丽堂皇的七星灯台，不过她觉得在这样一间正式的豪华的房间会见他未免一本正经，使人局促不安；倒不如在她老喜欢在傍晚时分坐着看野景的平台上等候他。这样比较随便些。假如他果真要向她求婚，那么，在室外，一边喝茶、一边啃着麦饼，彼此都可以自在一些。这背景既合适，又有恰如其分的罗曼蒂克的情调。花盆中种着橘树，大理石的坟墓四周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平台前面围着一圈陈旧的石栏，排列着一只只高大的石花瓶，两端各安着一座已经有些残缺的奇异风格的圣徒雕像。

玛丽在一张长藤椅上躺下，叫女仆尼娜备茶。另外一只椅子备着等待埃德加。天空中没有一朵云，下边远处的城市沐浴于六月午后明净柔和的光辉之中。她听见有辆汽车在开上来。不一会，西罗——伦纳德家的男仆，也就是尼娜的丈夫——引埃德加上平台来了。细长的身材，穿着一身笔挺的蓝哔叽西装，头戴黑色的荷姆堡式呢帽，他的模样又矫健，又神气。即使她不早知道，也猜得出他是个网球好手、好骑师、好射手。脱下帽子，露出浓浓的一头黑色的鬈发，几乎还没有一丝灰白。他的脸因为长期暴晒在印度的太阳里而发着紫铜色，瘦削的面颊，结实的下颏，尖尖的鼻头，两颗棕色的眼珠深陷在浓眉底下，闪射着机警的光芒。五十四岁吗？他看上去至多不过四十五岁。一个漂亮的男子，又正是在一生最旺盛的时期。他有威严，却不傲慢。他能激发起人们的信任。他这个人真能做到遇难不惑，逢事不乱。他不浪费时间谈空话。

“西费尔今儿早上来电话，一定要我去当孟加拉总督。他们已经决定，在目前形势下，他们不要从英国去找一个需要先熟悉了情况才能有用处的人，而要一个已经熟悉情况的人。”

“你当然接受啦。”

“当然。这个差使正是我最盼望的。”

“我真高兴。”

“不过有好些事情要讨论，所以我预备今夜到米兰，再从那边乘飞机去戛纳。我将离开两三天，真讨厌，可是西费尔偏偏急于要和我碰一碰面。”

“那也是很自然的。”

一丝悦人的微笑展开在他坚定的微薄的嘴唇上，眼睛里闪耀着温柔的光泽。

“你知道，我亲爱的，我将来的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是工作干得成功，那真是够荣耀的。”

“我相信你一定成功。”

“这个职位有许多工作要做，又有很大的责任。不过这正是我所喜欢的。当然也有相应的待遇。孟加拉总督的生活是够威风的，不瞒你说，这多少正合我的心意。住的是高楼大厦，几乎是一座皇宫。我将少不了常要举行宴会。”

她知道这句话将引到什么题目上去，不过她只装没有觉得，只是瞧着他，嘴角上浮现出同情的嫣然一笑。她感到愉快而兴奋起来。

“一个人担任这样的差使，少不了有一位夫人，”他继续说。“一个独身汉是难以应付的。”

她眼光显得异常坦率，随口回答道：

“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合适的女性乐于来分享你的光荣。”

“我在印度待了差不多有三十年，的确私下也一直有你所说的那种想法。可惜天底下只有一个合适的女性才是我所梦想的呢。”

现在话题来了。她该说是呢，还是不？噢，天哪，要作这个决定真是难呀。他对她调皮地瞥了一眼。

“难道你不知道，自从你还是个披着短头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发疯一样地爱着你吗？”

对于这样的话怎么回答呢？只有爽朗地一笑了。

“噢，埃德加，你胡说。”

“你是我生平所看见的最美丽的人儿，而且又是最可爱的。我也自知没有这福分。我比你年长二十五岁，是你父亲的一辈。我直觉地疑心，你小孩儿的时候，准把我看做是一个可笑的老顽固哪。”

“从没有过，”玛丽不大老实地高声说。

“不过，你恋爱的对象是你自己一代的人，那也很自然。请你相信我，当你写信告诉我，说你将要结婚的时候，我是但愿你称心如意的。后来我晓得你其实不然，我真伤心。”

“也许马修和我结婚都太年轻了。”

“一年年光阴过得真快。我不知你现在还对我们俩年龄的相差看得像从前一样重要吗？”

这个问题多么难以回答，玛丽还是干脆一言不发，让他自己继续说下去。

“我一向注意保养身体，玛丽。我并不觉得年龄在大上去。问题是你不但不受到年龄的影响，反而一年比一年更漂亮了。”

她笑笑。

“你怎么有些紧张起来，埃德加？我从来想不到你会得紧张的，你是个刚强的人啊。”

“你这小妖怪。不过你说得对，我紧张；至于说刚强的人，那你该是最明白的，我在你的手中一直只是一团油灰。”

“你可是要向我求婚不是？”

“正是。你吃惊吗？诧异吗？”

“哪会吃惊？你知道，埃德加，我很爱慕你。我一向认为你是最了不起的人。你要跟我结婚，我真是太荣幸啦。”

“那么你愿意吗？”

她心里有种异样的疑虑。他的确很漂亮。做孟加拉总督夫人是激动人心的，享受富贵荣华，有副官们在旁听候使唤，多风光。

“你说要离开两三天吗？”

“至多三天。西费尔就要回伦敦去的。”

“等你回来了给你答复怎么样？”

“好。在这种情形下，我想这也是很合理的。不过，你该明白你自己的心理，我认为如果你已经明确这回答是‘不’的话，你就无需考虑了。”

“那倒是真的，”她笑道。

“既然如此，我们就这样吧。我看我此刻马上得走了，否则火车赶不上了。”

她送他上出租汽车。

“喂，你可曾对亲王夫人说过，你今晚不能去了吗？”

那天晚上本来他们俩要去参加桑·斐提南多亲王夫人的宴会的。

“说过了，我已经电话告诉她，我要离开佛罗伦萨几天。”

“你告诉她为了什么事情吗？”

“你总晓得她有多专横，”他恣情地笑笑。“她责骂我在最后一刻拆她的台，我没法子，只好把真情都直说了。”

“哦，那她将另找一个人来补你的缺的，”玛丽随口说。

“我想，既然我不能来接你，你该叫西罗送你去。”

“我不能。我已经对西罗和尼娜说过，让他们出去的。”

“我看你独个儿开了车子，深更半夜在这些荒凉的公路上走，很不安全。好在你将遵守你答应我的话吧？”

“答应什么？呃，这手枪。我以为这是十足的笑话，多斯加纳的公路和英国的公路同样安全。不过假如这样好使你放心的话，那我今夜准带着就是了。”

埃德加晓得玛丽最喜欢独个儿开着车子在乡间东兜西兜，同时他又有英国人的偏见，以为外国人一般都是危险的，所以他硬要借一把手枪给她，并且要她答应，除非专程开往城里去，否则她就必须随身带着。

“这儿乡间全是些挨饿的工人和没有半个小钱的难民，”他说。“除非我知道你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自卫，我简直放不下心。”

男仆替他开车门。埃德加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五十里拉的票子赏给他。

“西罗，我要出门几天。今夜不能来接你家太太，她乘车子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看她带好手枪。她答应我的。”

“是，是，先生，”仆人说。

二

玛丽在梳妆。尼娜站在背后全神贯注地观看着，不时主动提供些意见。尼娜在伦纳德家做了多年，会说一些英语，而玛丽在这别墅里住了五个月，也学会了好多意大利语，所以她们很说得来。

“你看我胭脂搽得差不多了吗，尼娜？”玛丽问。

“太太皮肤那么好看，我不知你干吗还要搽什么胭脂。”

“宴会上别的女人都搽得火红，要是我不搽一点，不要像死人一般吗？”

她披上漂亮的外套，把拣好的一件件零星首饰佩戴起来，然后在头上安上一顶小小的、有些滑稽，却是很时髦的帽子。原来这种宴会需要这样打扮。他们将去阿诺河畔一家新开的饭店，那儿的菜肴算是很好的，而且可以坐在露天，玩赏温馨的六月之夜，看皓月当空、对岸一片古屋的可爱景色。这位亲王老夫人在那儿赏识了一个歌手，认为他的嗓子非同凡俗，要她的宾客来听听他的歌喉。

玛丽拿起皮包。

“我走了。”

“太太你忘了带手枪。”

手枪搁在梳妆台上。

玛丽笑了。

“你这傻瓜，我有意要忘掉的。带了有什么用？我一生没开过一次手枪，我见到这东西就害怕得要死。我又没有执照，假使被发现了，又不知要招来多少麻烦。”

“太太答应好了先生要带的。”

“先生是个老傻瓜。”

“在恋爱的男人总是傻瓜，”尼娜用警句的口吻说。

玛丽把头转开，此刻她不高兴谈论这个话题。意大利仆人是很可取的，又忠诚又勤劳，可是你也不要自骗自地以为他们不晓得你的全部私事；玛丽知道尼娜一定非常高兴极其率直地跟她大谈这个问题。她把皮包打开。

“好吧。把这该死的东西放进去。”

西罗已经把汽车开过来。这是一辆小篷车，是玛丽在租下这别墅时购置的，预备在离去时随便什么价钱把它卖掉。她跨进车子，沿着狭窄的车道小心地驶去；出了大铁门，向一条蜿蜒的乡村小路上开下去，一直开上通向佛罗伦萨的公路。她开灯看看时间还早，便保持着悠闲的速度。

她心底里似乎最好不要去，因为她实在宁愿独个儿在别墅的平台上进餐。六月的黄昏，夜晚还未到来的时分，在那儿吃晚饭，饭后坐着静候夜之轻柔的气氛渐渐围将拢来，这种情景给予玛丽永不厌倦的喜悦。它给予她一种美妙的安宁之感，不是懒散的空虚的安宁，而是有生气的动人的安宁；她置身其间，头脑灵活，神经敏感。或许在多斯加纳清新的空气影响下，即使是物质上的感受也对你有精神上的作用。它正如莫扎特的音乐，是那么和谐，那么轻松，又伴随着一股忧郁的潜流，使你感到那样地满足，仿佛已经摆脱了肉体的羁绊。在这幸福的瞬息之间，只觉一切庸俗顿消，人生的纷扰已给融化在至善至美之中。

“我去也是傻的，”玛丽出声地自言自语，“既然埃德加不在，我应该婉言谢绝。”

然而这当然也是废话。不过，那个黄昏她确是巴不得能独自在家，静心把事情考虑一下。虽然她早已猜到埃德加的意向，可是在那天下午之前，一直没想到他会出口求婚，而在他出口之前，又从没有想到需要决定如何来回答。她原想听任当场一时的冲动来决定。可是他现在既说出了口，却使她更加心猿意马，拿不定主意了。但此刻她已经到了城里，马路上成群的行人，还有一连串的脚踏车，使她不得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驾驶上了。

她到达饭店，发现自己已经是来得最迟的一个客人了。桑·斐提南多亲王夫人是美国人，已经过了中年，一头铁灰色的头发波纹烫得很深，风度显赫。她在意大利居留了四十年，一直没回过祖国；她丈夫是个罗马亲王，死了已经二三十年，她有两个儿子在意大利军队里服务，她没有多少钱，却天生一张泼辣的嘴，但是性情非常温厚。虽然她年轻时候怎么说都不能算漂亮——也许倒还是现在，凭她端庄的举止，俏丽的眼睛，和坚定的面容，反而比年轻时候见得好看些——可是据说她对于那位亲王却极不忠实；然而这并不影响她给自己所造成的崇高的地位；她认识每个她要认识的人，而每个人又都喜欢认识她。这次宴会中另外就是一对英国旅客——特累尔上校及其夫人，几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名叫劳利·夫林特的英国青年。这个人是玛丽耽搁在佛罗伦萨的这一段时间里认识而且很熟的。他确实对她献过一番殷勤。

“我得告诉你，我只是临时来补个缺的，”当玛丽跟他握手时，他这么说。

“他真是太赏脸了，”亲王夫人说。“我接到埃德加爵士的电话，说他需要到戛纳去之后，我就邀请他来，他特地爽了另一个约，到我这儿来的。”

“你是知道我真会爽了世界上任何人的约，来参加你的宴会的，亲王夫人。”他说。

亲王夫人冷冷地一笑，接着对玛丽说。

“我想我得告诉你，他在接受我的邀请之前，先要确实晓得我请了哪些客人。”

“我们能够承蒙不弃，真够荣幸，”玛丽说。

亲王夫人又给他做了一个含蓄的笑脸，这表情里面蕴藏着老荡妇的放荡——她既没有忘怀她荒唐的过去，又没有悔恨之意——同时又蕴藏着一个老于世故的女人的机敏，深信天下没有一个好人。

“你这坏家伙，劳利，我看连得你这张脸也不配，不过我们还是喜欢你。”

的确劳利的外相是不怎么样的。他体形还不错，可惜身材还不够常人的高，穿着衣服显得臃肿。他没有一点可以赞美之处；他有一口雪白的牙齿，可是这口牙齿不很整齐；他气色很好，可是皮肤总好像不大干净；他有一头好头发，可是既不黑，又不黄，是暗淡的棕色；他那双眼睛相当大，却是通常称作灰色的那种苍白的青色。他有副浮滑的腔调，一般不喜欢他的人都说他模样狡猾。大家都承认，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都承认，他是不可信赖的。他有一段臭名昭著的历史。他刚过二十岁的时候就逃奔出去跟一个已经跟别人订了婚的少女结了婚，三年后在一件离婚案中被人家控告为通奸的共犯，因此他的妻子便跟他离了婚，接着他又结婚了，而结果只两三年之后又把她抛弃了。他现在刚过三十岁。总之，他是个声名狼藉的青年，而且这坏名声也是咎有应得。你竟会说他简直是丝毫没有可取之处。那英国旅客特累尔上校，又长，又瘦，饱经风霜的样子，一张红色的瘦脸，一簇牙刷般的小胡子，模样怪庸懦的，真不懂亲王夫人怎样请他和他夫人来会见那么一个该死的坏蛋。

“我的意思是，他这种人，”——要是他旁边有人可以交谈的话，他会说——“正经的女人就不该请来跟他同坐在一间屋子里！”

幸亏大家在席面上坐下的时候，他看见他夫人虽然正好坐在劳利·夫林特旁边，却带着一副冷漠的不耐烦的表情在听他对她的敷衍客套。最该死的是，这家伙并不是流氓拆白之类；事实上，他还是他夫人的表兄弟呢；以家世而论，他比谁都不差，并且他有相当可观的收入。毛病就在于他从来也无需挣钱谋生。是啊，每家人家都有败类，不过这位上校不懂那些女人看中他些什么。他这么一个淳朴的英国人怎么能懂得劳利·夫林特所有的那种引诱力，而他跟女人往来一贯不忠诚、不道德的事实似乎反而增添他的魅力。无论一个女人对他怀有怎样的偏见，他只消跟她混上半个钟头就可以把她的心融化，一会儿她就根本不相信人家说他的一切坏话了。然而如果你问她看上了他的什么呢，她可又难以回答。他当然并不怎么漂亮，外表也毫无突出之处，看上去就像车行里任何一个机匠；他穿的漂亮衣服好像是工装，但他好像也并不在意外貌怎么样。这个人似乎对于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即使对恋爱也是如此，这是最恼人的；他做得很明显，他在女人身上所要求的只有一桩事情，他的冷酷无情实在太使人受不了。但是他自有一种潜力会使你神魂颠倒——浮嚣的态度中寓有文雅，嬉笑之间有动人的热力，他又本能地把女人认为是人类之外的另一种生物，这尤其使女人觉得异样地受宠若惊；此外还有他嘴上显现的色情和灰眼珠儿的诱惑。这位亲王老夫人照例用她粗鲁的口吻说道：

“他确乎是个坏东西，一个十足的坏蛋，不过要是我年纪轻了三十岁，他叫我跟他私奔，我决不会有丝毫的犹豫，纵使我明知他一个礼拜就要把我丢掉，使我一生就此毁掉。”

但是亲王夫人喜欢席面上有共同的谈话，所以当她的宾客都坐定了时，她招呼玛丽说：

“今晚埃德加爵士不能光临，真是遗憾。”

“他也很遗憾。他需要到戛纳去。”

亲王夫人把桌上其余宾客吸引了过来。

“这是一个大秘密，所以我要求在座各位谁都不要向任何人泄漏，——他要荣任孟加拉总督了。”

“噢？天哪！”上校喊了起来。“好一个美差！”

“这是突如其来的吗？”

“他早就晓得他是在他们考虑中的一个，”玛丽说。

“他担任这个职位真是恰得其所；那是没有疑问的，”上校说。“如果他干得好，我想将来他们把他提升为印度副王也是意料中的事。”

“在我想象中，天下没有比做印度总督夫人更称我心意的了，”亲王夫人说。

“那你为什么不嫁了他呢？”玛丽说。

“噢，他还没结婚吗？”特累尔上校夫人问道。

“没有。”亲王夫人向玛丽挖苦地掷了一个眼色。“不瞒你说，他这六个星期待在这儿，就一直拚命缠着我。”

劳利格格地窃笑，同时从他很长的眼睫毛底下向玛丽斜视了一眼。

“你已经决定嫁给他了吗，亲王夫人？因为要是你决定了，我看他就逃不了，这可怜的老呆子。”

“这真将是天作之合，”玛丽说。

她很明白亲王夫人和劳利俩都是在开她的玩笑，但是她只装没事。埃德加·斯威夫特已经在他和玛丽双方在佛罗伦萨的朋友面前相当明白地表示过他爱着她；而且这位亲王夫人也几次三番向她探听过事情进展的情况。

“不知你可喜欢加尔各答的天气，”上校夫人说，她对于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噢，我到了这个年纪，结婚就不喜欢真的天长地久，”亲王夫人答道。“你知道，我要及时行乐。我对劳利心里会那么动荡，就是这个缘故；他一直是动坏脑筋的。”

上校望着他面前的鱼在皱眉，那是不应该的，因为这鳔鱼还是刚才从米亚勒交弄来的；他妻子局促不安地笑了笑。

饭店里有班小乐队。队员们寒酸地穿着歌舞剧中的那不勒斯服装，他们演奏着那不勒斯歌曲。

亲王夫人忽然说道：

“我看我们此刻得听听那位歌手了。你们会给呆住的。他有一副确实惊人的嗓子，热情奔放。哈罗德·阿特金森真想帮他训练成一个歌剧演员。”她呼唤领班侍者。“叫那个唱歌的人再唱唱那天夜里我在这里吃饭时候唱的那支歌。”

“对不起，太太，他今晚不在。他生病。”

“真扫兴！我特地请我一些朋友来听他的。我请他们到这儿来吃晚饭就是为了听他唱歌。”

“他请了个替工，不过他只会拉小提琴。我去叫他表演一下吧。”

“我生平最讨厌小提琴，”她回答道。“我一辈子也弄不懂为什么有人要听用马尾巴擦着死猫肚肠发出的声音。”

这领班侍者虽能流利地说五六种语言，可是一种也听不懂。他还以为亲王夫人是说赞成他的提议，管自走到那拉小提琴的跟前，那拉小提琴的从椅子上站起身，一步步走来。他是个面容黝黑、身材瘦削的青年人，两颗骨碌碌的大眼睛里露着饥饿的光，满脸愁容。他那套怪诞的服装倒穿得有几分罗曼蒂克的情调，但是看上去他已经是饿得半死，光滑的面颊瘦得只剩一层皮。他演奏起他的歌曲来。

“他太差劲了，我可怜的乔凡尼啊，”亲王夫人对领班说。

这回他听懂了。

“他是不大好，亲王夫人。对不起。我事先不知道。好在那个唱歌的明天就要来的。”

乐队奏起另一个曲子，劳利趁机回头去跟玛丽说话。

“你今夜真漂亮啊。”

“谢谢你。”

他眨了眨眼睛。

“你知道我特别欢喜你哪一点吗？我特别欢喜你不像有些女人；人家说你漂亮，你并不假装不晓得自己漂亮。你老实承认，好像人家对你说，你每只手上有五只指头一样。”

“在我结婚之前，我就靠容貌过活。父亲死后，母亲和我单靠她的抚养金过日子。我一出戏剧学校，就派到角色，不就因为我幸亏天生这一副容颜吗？”

“我想你要是上银幕，准可以发大财。”

她哈哈大笑。

“可惜我毫无演戏的才能。除容貌外，什么也没有。也许我经过一段时期能够学得一点演技的，可是我结婚了，因此就脱离了舞台。”

仿佛一层轻轻的阴影笼上了她的脸蛋，她一时沮丧地回忆起过去的一切。劳利注视着她优美的侧面。她真是天生的尤物。她不仅是眉目秀丽，最使她显得美丽的是她那美妙的皮肤的颜色。

“你是一个棕色和金色的女人，”他说。

她的头发是浓烈的金色的，配着深棕色的大眼睛，皮肤泛着淡淡的金色。全靠她的色彩，否则她端正的五官会使她的脸容显得冷淡；她的色彩给予她无限妩媚的热力和生气。

“我认为你是我生平所见最美丽的女人。”

“你对多少女人说过这话呀？”

“许多。不过那也并不说明我此刻对你说的不是真话。”

她笑了。

“我也并不以为是假的。可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好吗？”

“怎么？我觉得这话题特别有意思。”

“我从十六岁起，人们就一直说我美丽，所以这已经不大能够激动我了。美是我的一份资产，我要是不懂它的价值也太傻了。美同时也有它的害处。”

“你真是个有头脑的女人。”

“这恭维话听了才确实舒服。”

“我并没有恭维你的意思。”

“你没有吗？这种口气好像是我以前听惯了的开场白。这叫做‘给丑妇一顶帽子，给美人一本书’。你是那个意思吗？”

他一点也不觉得受窘。

“你今夜可不是有些儿尖刻吗？”

“你以为如此吗？那我很抱歉。我只想向你干脆表示：请你别再打什么主意。”

“难道你不知道我爱得你发疯吗？”

“恐怕不是发疯。这几个星期来你分明想和我胡闹一番。一个寡妇，又漂亮，又没有管束，独个儿在佛罗伦萨这种地方——这好像正好是你的目标。”

“你能怪我吗？到了春天，一个青年人的脑筋一下就动到恋爱上去，那也是很自然的。”

他的态度叫人无可奈何，而且又坦率得那么动人，玛丽只好笑笑。

“我不怪你。我的意思只是说你看错了目标，我不愿你浪费时间。”

“这是你的一片好心啰？事实上，我有尽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从我十六岁到现在，那些男人尽是向我求爱。无论哪一个，或老或少，或丑或美，他们的心目中好像你就单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肉欲而存在的。”

“你从没有爱过任何男人吗？”

“爱过，一次。”

“谁？”

“我的丈夫。因为爱他，所以嫁了他。”

到这里，沉默了一会。亲王夫人突然插嘴进来，讲了一句什么，重又开始了席面上全体的谈话。

三

他们晚餐吃到很晚；过了十一点，亲王夫人才叫侍者把账单开来。当他们看来就要动身的时候，刚才拉小提琴的那个人捧着一只盘子走来。盘子里有别桌上的客人赏给乐队的几个硬币和几张小额的票子。他们这样收下来的就是乐队唯一的报酬。玛丽打开皮包。

“别忙，”劳利说。“我来给一点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个里拉的票子，放在那盘子上。

“我也要给一点，”玛丽说。她在别的票子上面放上一张一百里拉的票子。那个人仿佛给呆住了，向玛丽端详了一会，微微鞠了一个躬，退下去。

“干吗你给了他那么些？”劳利问她。“简直是胡来。”

“他琴又拉不好，模样又那么可怜。”

“可是他们决计不指望给这么些的。”

“我明白。那就是我所以要给这么些的缘故。这一百里拉对他可有多大分量。或者可以让他的生活完全变个样子呢。”

宴会上的意大利客人们各自乘自己的汽车开走了，亲王夫人请特累尔夫妇搭她的车子。

“玛丽，请你顺便送劳利回旅馆去吧，”她说。“他跟我不是一条路。”

“好吗，玛丽？”他说。

玛丽有些怀疑这是预先布置好的，因为她知道这淫荡的老太婆是多么喜欢拉拢人家的风流艳事，况且劳利又是她宠爱的。然而玛丽又不好意思拒绝如此合理的要求，只能回答说是当然高兴。他们俩坐进车里，沿着码头开去。团的月亮把他们的道路沉浸在皎洁的光波之中。他们不说什么话。劳利觉得她正在转念头，这念头里没有他的份，所以他也不愿去打扰她的思想。但当他们到了他的旅馆门口的时候，他说：

“今儿好美妙的夜晚啊：不好好欣赏，就去睡觉，未免可惜。再往前开一段怎么样？你不倦吗，玛丽？”

“不倦。”

“让我们开到乡下去吧。”

“这个时候开到乡下去，不太晚了吗？”

“你怕乡下呢？还是怕我？”

“都不怕。”

她继续往前开。沿着河流开去，不一会他们就到了乡野，路旁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农家小屋，间或稍微缩进一点，一幢白色的庄园住宅或高大的柏树在月光衬托下乌沉沉、静悄悄地兀立着。

“你准备嫁给埃德加·斯威夫特吗？”他突然问道。

她转眼望望他。

“你知道我在想着他吗？”

“我怎么知道？”

她顿了一顿，回答道：

“他今天动身之前要求过我。我对他说待他回来了给他答复。”

“那么你不爱他吗？”

玛丽把车速放慢了下来，似乎要说什么话。

“这是怎么说的？”

“要是你爱他的话，就用不到考虑三天，当场就答应了。”

“你的话不错。我是并不爱他。”

“可是他爱着你呢。”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从小认识他。他在我正需要关心的时候，非常关心我，所以我很感激他。”

“他准要比你大二十岁呢。”

“二十四。”

“你是不是被他能够给你的地位迷惑了？”

“大概是吧。你想，女人不是大多如此吗？毕竟我不是超人。”

“你以为跟一个你所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有多大味道吗？”

“但是我不要爱情。我已经尝够了爱情的滋味。”

她这句话说得非常激动，劳利不禁一愣。

“在你这年龄，说这话太稀奇了。”

他们现在已经开到老远的乡下，在一条狭小的公路上；晴空一轮明月普照大地。她停了车。

“你知道吧，那时候我发狂似的爱着我的丈夫。他们都说我何苦去嫁他，说他是个赌鬼，又是个酒鬼；我全不管。他是那么爱我，要我嫁他。他那时候很有钱，可是即使他一个钱也没有，我也会嫁他。你真不晓得他在那时候是多迷人——那么漂亮，那么活泼，又那么兴高采烈。唉，我们在一块儿真有趣啊！他有无限的活力。他是多么亲切，文雅，温柔——当他清醒的时候。当他醉了呢，他就胡闹，吹牛，下流，吵架，使我难堪之极，脸都没处放。我跟他发不起怒来，因为他过后总是深深懊悔；他不要喝酒；他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头脑比谁都清醒；只是跟别人在一起，他就要发狂，两杯三杯一喝，就休想管得住他。在那些场合，我只好由他去，等他尽兴之后，才把他带走，最后把他弄到床上。我想尽办法要他改好，都没有用，都是徒然。我不相信酒鬼改得好。我弄得变成了护士和看管的人。我要管束他，他就大发雷霆，可是我不管他又怎么办呢？多为难啊，我不愿他把我看作只是个保姆之类的人，但我又不得不尽我的力量不让他喝酒。有时候，我忍不住跟他发火了，结果我们就大吵一场。

“你知道，他又是个可怕的赌鬼，酒醉之后，他会几百几百金镑地输掉。要不是他在那时候死去的话，他准已倾家荡产，我势必重上舞台去养活他。现在我总算每年还有几百金镑的收入，还有当初结婚时，他给我的一些零星珠宝首饰。

“有时他会整夜不回家，我知道他又糊涂了，随便拉着一个女人鬼混去了。起初我妒忌、痛苦，简直要发疯。但是到最后我反而宁愿由他去，因为否则的话，他回来了就跟我纠缠，满嘴酒气地喘吁着蜷缩成一堆，面容变了样；我知道他这狂烈不是爱情，而是酒——就是酒。我，还是别的女人，对他毫无区别；他的吻使我作呕，他的欲使我害怕，是对我糟蹋。当他满足了他的兽欲，他就呼呼地打着鼾，醉沉沉地睡去了。

“你听了我说已经尝够了爱情的滋味，你觉得诧异吧？唉！这些年来，我只知道爱情的羞辱。”

“然而你干吗不离开他呢？”

“叫我怎么能离开他呢？他是那么少不了我。随便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或者生了病，他总是找着我给他帮忙。他好比小孩儿似的离不开我。”她的声音变了。“他碰到那些情况的时候，完全无可奈何，使我心疼。尽管他对我不忠实，尽管他瞒着我酗酒，尽管有时我惹火了他，他恨我，但是他心底里始终爱我，他知道我决不会不顾他，他也知道要不是我，他早已彻底完蛋了。他一喝醉酒，就不像个人，所以他没有好朋友，所有的就是那些依靠他、敲诈他、盗骗他的一群无赖；他晓得我是天下唯一管他死活的人，同时我晓得在他和他的彻底堕落之间只有我这一个人，所以当他在我怀里——死去的时候，我的心碎了。”

眼泪从玛丽的脸上流下来，她也不勉强屏住。劳利心想也许让她痛哭一场倒好舒一舒她心头的悒郁，因而他静坐着，一声不响。他随手点起了一支香烟。

“也给我一支。我太激动了。”

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递给她。

“我要手绢儿。在我皮包里。”

皮包在他们两个的中间；当他打开皮包，替她找手绢的时候，他出乎意料地摸到了一支手枪。

“你这儿带了手枪干吗呀？”

“埃德加不放心我独个儿开车子东跑西跑。他要我答应随身带着这东西。我知道这是无聊的。”劳利提出这个新的话题倒无形中帮助她恢复了自制。“我不知一时怎么会如此感情冲动起来。”

“你丈夫是几时去世的？”

“一年前。现在我倒觉得他幸亏死了。我现在明白，那时我跟他的生活真是痛苦，而且他的前途只有绝对的悲惨。”

“他不是死得太年轻了吗？”

“他是车祸丧生的。他喝醉了，在崎岖的公路上开到一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横冲直闯，结果闯了祸。他几个小时就死了，亏得我总算还能赶到。他最后的遗言是：我始终爱你，玛丽。”她叹了口气。“他的死使我们两个都得到了解脱。”

接着他们俩坐着默默地抽烟。劳利在第一支烟的烟蒂上接上了第二支。

“你难道相信，嫁给一个对于你毫无意义的人，不会同样使你自己受苦吗？”他说，仿佛他们的谈话没有间断过。

“你跟埃德加很熟吗？”

“他在这儿绕着你打转的这五六个星期来，我常常和他见面。他是个帝国建造者；对于这一类人我是从来不感兴趣的。”

玛丽格格地好笑。

“我也知道你不会感兴趣。他坚强，他聪明，他可靠。”

“一句话，他恰巧跟我相反。”

“能不能暂时别把你牵在一起？”

“好。那你就继续说他的美德吧。”

“他和蔼，体贴。他有大志。他干过大事，而且将来还要干更大的事。或许我还能对他有所帮助。我对你说我也希望在世界上有所贡献，你听了一定认为是废话吧。”

“你对我的印象不太好吧，玛丽？”

“不太好。”玛丽暗笑着说。

“我不懂为了什么。”

“如果你喜欢懂得的话，我就跟你说吧，”她冷冷地说。“因为你是个花花公子，是个无聊的人。因为你只知享乐，只想有越多越好的痴心女人来上你的钩。”

“我认为你把我说得非常确切。我够幸运地继承得一项收入，使我无需去挣钱谋生。你想我应该去找个职业，从一个需要职业的穷人嘴里抢走他的一份面包吗？我的意思是，我只有这一世的人生。我极喜欢生活。我总算靠天之福，能够为生活而生活。我若不充分利用我的机会，那不是傻瓜了吗！我喜欢女人，而且奇怪得很，女人也喜欢我。我年轻，我知道青春不会常在。趁我正有这机会的时候，干吗不尽情享乐呢？”

“你跟埃德加真是再好没有的对比。”

“我承认。也许跟我在一起生活倒自由自在。我这儿当然比他有味儿得多。”

“你忘了埃德加要和我结婚。你说的只意味着临时的玩意。”

“你怎么知道？”

“哦，首先，你是已经结了婚的。”

“你这就错了。我在两个月前已经离婚了。”

“你很保密哪。”

“自然。女人对于婚姻有很可笑的观念。不存在婚姻方面的问题，事情方便得多。现在我们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玛丽微笑着说。“你为什么要把这罪过的秘密泄露给我听呢？你的意思是假如我守本分而又能给你满意的话，你将赏赐我一只结婚戒指吗？”

“宝贝，我也是聪明人，知道你不是呆子。”

“你不用叫我宝贝。”

“咦，我是在向你求婚哟。”

“是吗？为什么？”

“我想这个念头不坏。你以为如何？”

“讨厌。你怎么会想起这个念头来？”

“就这么自然想起来的。你知道，当你告诉我关于你丈夫的事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非常喜欢你。喜欢固然不等于爱，可我确实也爱上了你。我对你感到有无限的深情。”

“我请你别说那些话吧。你是魔鬼，你似乎本能地懂得该说什么话来感动一个女人。”

“我实情感觉如此，才说得出来的。”

“呃，别说了吧。幸亏我有冷静的头脑和幽默感。让我们回佛罗伦萨去吧。我送你到旅馆门口。”

“你意思是说，你的回答是‘不’吗？”

“正是。”

“为什么？”

“我相信你一定要惊奇：我一丝一毫也不爱你。”

“我并不惊奇。我早知道，不过你若试着和我往来往来，你自会爱我的。”

“你倒是谦虚哪。我可不要试着和你往来。”

“你已经决定嫁埃德加了吗？”

“是的，我现在决定了。多谢你让我跟你谈话。找不到一个人谈谈，才伤脑筋哪。你帮助我打定了主意。”

“我简直是莫名其妙。”

“女人的思路跟你们男人不同。你所说的一切，我所说的一切，以及我跟丈夫在一起时候的种种回忆，这苦痛，这屈辱——在这一切面前，埃德加就像一座大山岩般地挺立着；他是何等坚实，何等稳固。我知道我能够信赖他；他永远不会辜负我，不可能辜负我。他给我保障。我此刻对他有无比的好感，竟好像就是爱。”

“这条路太狭，”劳利说，“车子掉头，可要我来替你把方向盘？”

“多谢你，我完全会把好自己车子的方向盘的，”她答道。

他说的话使她有些恼火，倒不是因为有小看她的驾驶技术的意思，而是似乎使她前面所说的话像是唱高调。他暗暗好笑。

“这边一条沟，那边又是一条沟。无论把我跌进了哪一条里，都叫我好看了。”

“别嚼舌头了。”她说。

他点上一支烟，看着她向前驾驶，用尽全身气力转动车轮，煞车，再开动引擎，倒扳排挡，小心翼翼地打倒车，弄得一头大汗，终于把车子掉头，开上回去的路。她一路默默地开着，直到旅馆门口。这时时间已经很晚，旅馆门也关了。劳利不起身下车。

“到了，”玛丽说。

“我知道。”

他呆望着前面默坐了一会。她向他表示疑问地瞧了一眼，他笑了笑，转过身来朝着她。

“你是傻瓜，亲爱的玛丽。我知道，你拒绝我了。那也罢了，虽然我敢说我若做你的丈夫，要比你想象的好。可是你偏要去嫁一个比你自己大二十五岁的人，真是傻瓜。你几岁？至多三十吧。你不是一根木头。只消看你的嘴，看你眼睛里那一股热力和你身体的线条，就看得出你是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噢，我知道你受了重大刺激。可是在你这年龄，这些个一下子就过去了；你将重堕情网。你以为能够抛却你的人的本能吗？你那美丽的身躯就是为爱情而存在的，你无从否认。你这般年轻怎么关得住生活的门呢？”

“你叫我讨厌死了，劳利。你说来说去，仿佛人生唯一的就是床上的事。”

“你从来没有过一个情夫吗？”

“从来没有过。”

“你丈夫之外，一定还有许多男人爱着你呢。”

“我不知道。有些人说过他们爱我。谁在意过他们？我不能说是抵挡得住诱惑；我根本没有感到诱惑。”

“哎，你怎么能够辜负你的青春和美丽呢？它们存在的时间多么短暂啊。有了财富不用，要它做啥？你是个好人，而且气量大。你难道从不曾有过布施你的财富的心愿吗？”

玛丽沉默了一会。

“要我来告诉你听吗？恐怕你会觉得我比你想象的还要傻呢。”

“很可能。不过，还得请你说给我听听。”

“我要是不知道自己比一般女人美，那我真是傻子了。真的。确实有时候我想我是可以给出一点什么，而使受惠的人觉得非常了不得的。这话听来不是太自负了吗？”

“不。这倒是实情。”

“近来我空闲得很，大部分空闲的时候总是胡思乱想。果真我要找个情夫的话，我也不要像你这样的人。可怜的劳利，像你这样的人最不是我的对象。然而我有时候想，要是一旦我遇到一个贫穷、孤独的不幸的人，那人在人生中没有半点的欢乐，也不知道任何金钱所能买到的享受——而要是我能给他一种绝无仅有的享受，给他享受一刻过去梦里也没做到过、往后也决不会再有的绝对的欢乐，那我就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愉快地给予他。”

“我出了娘胎从没听见过这样的怪念头！”劳利嚷起来了。

“好，现在你知道了，”她干脆地说。“那就请你下车，让我开回去吧。”

“你独个儿没问题吗？”

“当然没问题。”

“那么，再会。你去嫁你的帝国建造者，见鬼去吧。”

四

玛丽的车子穿过佛罗伦萨寂静的街道，沿着刚才她来的公路，向她的别墅所在的小山顶上开去。山很陡，曲盘的山路尽是些马蹄形的转弯。在约莫半山的地方有个半圆形的平台，竖着一棵高大的古柏，前面是一排栏杆，从平台上可以眺望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和一座座的楼阁。玛丽被这美丽的夜色所吸引，停下车子，跨出车来。她走到平台边上远望，只见茫茫无片云的天空中明月高照，山谷沉浸在一片如水的月光之中——多美呀，她的心里给激起了一阵悲伤的震颤。

突然，她发觉柏树的阴影底下有个人站着。她看见那人的香烟火光。他向她走来。她有些害怕，可并不表露出来。他脱下帽子。

“对不起，请问你就是刚才饭店里那位慷慨的太太吗？”他说。“我真要谢谢你。”

她认出他了。

“你就是拉小提琴的。”

他已经换掉那套怪诞的那不勒斯服装，穿着一身难以形容的衣服，又破旧，又肮脏。他英语说得不错，只是有一点外国口音。

“我欠了房东太太的房饭钱。房东他们待我很好，但是他们穷，他们需要这个钱。现在我可以还给他们了。”

“你在这儿干吗？”玛丽问。

“我一路回家，在这里停下来欣赏夜景。”

“那么你就住在这附近吗？”

“我就住在你别墅不到一点那边一所小屋子里。”

“你怎么知道我住那儿的？”

“我见过你乘着汽车经过。我知道你那儿有个漂亮的花园，屋子里边还有壁画。”

“你进去过吗？”

“不，我怎么进去。是那些农民告诉我的。”

玛丽已经消释了她刚才一时间所产生的惊慌。他原来是个谈吐文雅，有些怕羞的青年；她回忆起他在饭店里的那窘迫的模样。

“你要去看看我的花园和壁画吗？”她说。

“那真是求之不得。几时方便呢？”

劳利和他突如其来地向她求婚使她好笑，又使她兴奋。所以她还不想睡觉。

“就现在不好吗？”她一时冲动地说。

“现在？”他重复一声，有点惊奇。

“现在不好吗？这花园没有比在团月下更美了。”

“那我真是不胜欣幸了，”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跳进我的车子来。我带你上去。”

他在她旁边的位子上坐下。她继续向别墅的路上开去，经过一群挤在一起的小屋子的地方。

“我就住在那儿，”他告诉她。

她把车子开慢，望着那些破旧的小屋，若有所思。这些屋子污秽不堪。她向前开去。不一会儿他们到达了别墅大门口。大门开着，她开进去。

她把汽车停放好，两个人沿着狭小的车道走来。主要的房间和玛丽的卧室都在三层楼上，楼梯非常豪华。她开门，开了电灯。门厅里没什么好看的，她把这青年人一直领进墙上画画的会客室。这是一间华贵的房间，别墅的主人布置着精美的古董家具。大花瓶里的花儿似乎给房间减轻一些严肃的气氛。壁画已经有些损坏，修补得又不大高明，但是画中那些穿着十六世纪服装的人物还是使整个壁画显得绚丽夺目。

“妙极啦，妙极啦！”他叫了起来。“我从没有想到在博物馆之外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东西。我总以为私人是不可能拥有这些的。”

她看他这样欢欣，心里不禁震动。这间屋子里没有一只你可以舒舒服服坐的椅子，而且脚下是大理石铺的地面，头上是拱顶，除了在大热天之外，你要冷得发抖呢——这些她想没有对他说的必要。

“这全是你的吗？”他问。

“噢，不。这是我朋友的。他们出门了，把这所房子租给了我。”

“遗憾。照理你美丽，你应该拥有这美丽的一切。”

“来，”她说，“先喝杯酒，然后我们就去花园里看看。”

“不，我还没有吃晚饭，酒要冲上头脑里去的。”

“为什么不吃晚饭？”

他像小孩子一样若无其事地大笑了。

“我没有钱哪。可是没关系，我明天吃。”

“那可不行。到厨房来，看有什么你现在可以吃的。”

“我不饿。这儿比吃的东西更好。让我去看看月光下的花园吧。”

“花园总在那儿，月亮一下子也沉不下去。我先来给你吃点晚饭，然后你再去看你要看的一切。”

他们一同到厨房里。厨房很大，石块的地面，宽阔的老式灶头，够你烧五十客菜肴的。尼娜和西罗早已上床睡着了，厨子也回到山腰里的小屋里去了。玛丽和这陌生客人俩在那里寻找吃的，好像觉得自己是一对夜贼。他们寻到了面包和酒、蛋、咸肉，还有白脱油。玛丽打开了伦纳德家所装的电灶，开始一片片地烘面包，并且拿蛋打入煎锅里做炒蛋。

“切几片咸肉，”她关照那青年说，“我们来炸一炸。嗳，你叫什么名字？”

他正一手拿着咸肉，一手握着刀，听见问他姓名，连忙做了个立正姿势。

“卡尔·利希脱，学美术的。”

“噢，我还当你是意大利人呢，”她一边打蛋，一边随口说道。“听你这名字像是德国人。”

“我是奥地利人——当奥地利还存在的时候。”

他的声调很忧郁，这使玛丽向他疑问地瞧了一眼。

“你怎么说英语？你去过英国吗？”

“没去过。英语是我在中学里和大学里学的。”忽然他又微笑了。“你会做这个，真稀奇。”

“会做什么？”

“做菜。”

“要是我告诉你，我本来就工作过，不但会给自己做菜，还不得不做呢，你听了诧异吗？”

“我没法相信。”

“那么你相信我是一生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大批仆人侍候我吗？”

“是的。就像神话里的公主。”

“那么对了。我能够炒蛋、煎咸肉，原来是我在受洗礼时候那神仙教母赐给我的一种天赋吧。”

一切准备好，他们把菜肴放在一只盘子里，由玛丽领前，一同到餐室里。这房间很宽大，天花板上画着花，两端悬帷帐，旁边墙上装着飞金的木刻大烛台。他们隔着大餐桌，在高大、庄严的椅子上对面坐着。

“我穿着这样寒酸的破烂衣裳，真不好意思，”他笑嘻嘻说。“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屋子里，我该穿着华丽的绸缎、丝绒，像个古画里的骑士才相配。”

他衣衫褴褛，鞋子打着补丁，领口摊开着，衬衫领子已经发了毛。他不打领带。他的眼睛在餐桌上高照的烛光底下显得特别黑而凹陷。他一头黑发修得短短的，显得异样，颧骨高耸，两颊深陷，脸色苍白，一副疲惫的样子看着可怜。玛丽心想，倘若他化装起来，譬如说穿起了乌菲齐博物馆里布隆齐诺画中那些青年王子的服装，该多美。

“你几岁？”她问他。

“二十三岁。”

“年轻就是最大的幸福。”

“年轻而生不逢辰，有什么幸福？我生活在地狱里，而又不得超生。”

“你是艺术家吗？”

他哈哈笑了。

“你听过我演奏，还问我吗？我并不是拉小提琴的。我从奥地利逃亡出来，先是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一点工作，可是后来旅馆生意不好，把我歇了。我干过些零活，可是一个外国人，护照手续又不全，要找零活干也难啊。我有拉小提琴的机会，就拉一下，勉强维持生活，但这个机会也不是每天都有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奥地利呢？”

“我们有些学生反对德国兼并奥地利。我们要组织反抗。这当然也愚蠢。我们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唯一的结果是我们之中有两个人被枪毙了，其余的被抓进了集中营。他们要关我六个月，但是我逃了出来，翻山越岭，逃到意大利来了。”

“这听来怪可怕的，”玛丽说。

这句话既没有分量，又不太恰当，可是她又想不出旁的话好说。他对她带着讥讽地一笑。

“不只是我这么一个，你知道吧，现在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是自由了。”

“可是你打算今后怎么样呢？”

他脸上现出失望的神气，想要回答。然而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只是笑笑。

“现在且别使我想起那个。让我享受这宝贵的一刻吧。这是我生平空前的一刻。我要享受这一切，使得我今后无论遭遇到什么，能有这么一个回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

玛丽奇异地凝视着他，仿佛听得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她先前无聊中跟劳利说的那非非之想原来只能算是笑话，她知道当真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她一定会畏缩的。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吗？她觉得异乎寻常地无所顾忌起来。她平时不多喝酒；她刚才陪他喝的强烈的红酒冲上了头脑。此刻她坐在那间往事如云的宽广的房间里，面对着这青年人的愁苦的脸，心中莫名其妙地动荡起来。时光早已过了半夜。窗口吹来的风又香又热。玛丽在兴奋中感到恍惚，她的心似乎在胸怀里融化了，血液似乎在脉管里狂乱地奔流。她突然抽身从桌子旁站起来。

“现在我领你去花园里瞧瞧，然后你得回去了。”

从这有壁画的大房间到花园去很方便，她领着他走去。在半路上他看见靠墙有一只精致的妆奁箱，停下来瞧瞧，后来又看到了留声机。

“留声机在这样的环境里多奇怪啊！”

“我独个儿坐在花园里的时候，常开来听听。”

“我现在可以开吗？”

“开好了。”

他开了。凑巧开到一张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唱片。他高兴得叫了起来。

“维也纳。这是一曲我们心爱的维也纳圆舞曲。”

他睁着炯炯发光的眼睛望着她。他脸上变了样。她本能地晓得他心里想请求她什么，同时又看到他没有勇气说出口来。她微微笑笑。

“你会跳舞吗？”

“会，我会。我舞跳得比拉小提琴好。”

“让我看看。”

他用手臂操着她的身子，两个人深更半夜在那豪华空旷的房间里随着那维也纳音乐家醉人的旧时的曲调翩翩跳起华尔兹来。然后她牵着他的手，带他往外到花园里去。花园在白天日光照耀之下有时呈现一种空虚的气氛，如同一个被人热爱的女人失去了她的妩媚；但是在团的明月照着剪修得整整齐齐的树垣和那些古树、照着假山洞和草地的时候，这花园的景色真是幽美动人。无数岁月消逝了，你徘徊在这里觉得自己是处身在一个新鲜的、年轻的世界里，本能失去了顾虑，一切都变得无所谓。轻松的夏天的空气里洋溢着夜间白色花朵的芳香。

他们俩手挽着手默默散步。

“多美啊，”最后他低声说，“美得几乎叫人受不住。”他引用了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终于心满意足而唱出的著名诗行，祈求飞逝的流光停留下来。“你在这儿一定非常快乐。”

“快乐，”她微笑了一下。

“我真高兴。你又亲切，又善良，又慷慨。你应该快乐。我想你在这世界上所要的一切都有了。”

她格格地暗笑。

“至少我有名分企求的一切都有了。”

他叹了一口气。

“我愿在今夜里死去。从此以后我再不会重逢这非凡的一切了。我将怀念一辈子。我将永远怀念这个夜晚，怀念你的美的形象，怀念这个可爱的地方。我将永远把你当天上的女神，想望你，向着你祈祷，当你是圣母。”

他把她的手抬起到他嘴唇边，窘迫得令人可怜地微微鞠了个躬，吻了一吻。她轻轻抚摸着他的面颊。忽然他跪了下去，又吻着她的衣角。一阵兴奋占据了她的全身。她用双手捧着了他的头，凑到她嘴边，吻他的眼睛，吻他的嘴。她这动作里寓有严肃和神秘。她感到一种新奇的感觉。她的心窝里充满着爱的仁慈。

他站起身来，热烈拥抱着她。他是二十三岁。她不是受他祈祷的女神，而是给他占有的女人。

他们俩一同回到了那寂静的屋子里去。

五

屋子里没有开灯，可是窗户开着，月亮光从窗外照来。玛丽坐在一张古老的直背椅子上，那青年坐在她脚跟前，头倚在她的膝上。他吸着香烟，香烟火在黑暗里耀着红光。

她问他，他便原原本本告诉她。他父亲从前在陶尔斐斯政权下奥地利一个小城市当警察局长，在那动乱时期，他曾经严厉镇压过几次扰乱治安的骚动。在矮小的农民出身的陶尔斐斯总理被刺之后，舒什尼格上台，我父亲凭着他坚定的态度仍旧保持着他的位置。他赞成鄂图大公复辟，因为他认为这才是使他衷心热爱的奥地利免于被德国并吞的唯一办法。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因为他坚决抵制奥地利纳粹分子的卖国行为而遭到他们极度仇视。就在德军长驱直入这个没有抵抗的小国的那个悲痛的日子，他对着心口开枪自杀了。

那时他的孩子——年轻的卡尔正快毕业。他是专修美术史的，却预备当个教员。当时毫无办法，他满怀愤慨，站在群众当中，听希特勒在凯歌声中进入林兹后，在市政府阳台上发表演说。他听奥地利同胞喊哑了喉咙向着他们的征服者欢呼。但是这种热情随即幻灭；其中有些勇敢的志士集合拢来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准备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外来的政权进行斗争。他们得到了许多同志。卡尔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开着自以为是秘密的会议。他们的组织、谋划都不周密；全都还是孩子，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都有人报告到秘密警察总部去。有一天，他们全部被逮捕了。枪毙了两个，这是杀鸡给猴子看的，其余的全被送进集中营。卡尔关了三个月逃出来，幸亏能够越过边境，到了意大利的提罗尔。他没有护照，也没有任何证件，原来这些早已在集中营里被搜去了，所以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一被抓住，不是当流氓关进监牢，就是押送到德国，去受严厉的刑罚。

“要是我有钱买支手枪的话，我早已跟父亲一样自杀了。”

他拿她的手按在他胸部上。

“这里，第四根和第五根肋骨之间。就是你手指按着的地方。”

“别说那种话，”玛丽心中一愣，把手缩了回来。

他对她苦闷地一笑。

“你不知我有多少次眼望着阿诺河，心想不知几时我将只有往那里一跳。”

玛丽深深叹了口气。他的命运竟如此悲惨，她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然。他紧捏着她的手。

“不用叹息，”他温柔地说。“得有今天的良宵，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死也甘心了。”

他们停止了谈话。玛丽头脑里盘旋着他的惨痛的故事。有什么办法呢？她能怎么样呢？给他钱吗？那也许可以帮助他一个短时期，但也只是一个短时期而已。他是一个浪漫气质的人，他那慷慨激昂的口气就是只知书本、不知人生的孩子的口气——尽管他阅尽沧桑。很可能，他会拒绝她的任何帮助。忽然一声鸡叫。那声音尖锐地刺破夜的沉静，把她吓了一跳。她把自己的手从他的手里松了出来。

“现在你得走了，我亲爱的，”她说。

“还不，”他叫了起来。“还不，我的爱呀。”

“天快要亮了。”

“还早得很哪。”他爬起身子跪着，双手抱住了她。“我爱你。”

她摆脱了他。

“不，你一定得走了。时候已经那么晚。请你走吧。”

她看见——或者只是觉察到他嘴唇上舒展着一朵甜蜜的微笑。他站起身来，找寻自己的上装和皮鞋。她开了一盏灯。他穿好衣服，重又把她抱在怀里。

“我的小宝贝，”他低声叫唤道。“你使我快活极了。”

“我很高兴。”

“你使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我有了你，就有了一切。让未来自然发展吧。人生并不是那么恶劣的；总会有转机。”

“你永远不会忘记吗？”

“永远不会。”

她把嘴唇凑上他的嘴唇。

“那么，再会吧。”

“几时再会呢？”他热情地咕哝道。

“永远再会，我亲爱的。我就要离开此地——三四天吧，我想。”她好像很难说出她要说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再见了。你得知道，我不是没有牵挂的人。”

“你嫁人了吗？他们对我说，你丈夫已经去世了。”

要说谎实在也容易。她不知怎么说不出口来。她含糊地说道：

“你以为我说不是没有牵挂的人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们绝不可能再相会。你总不愿意毁了我的一生吧？”

“可是我一定要再和你相会。再一次吧，就这么一次吧。否则我会死的。”

“我亲爱的，别这么不讲理。我对你说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此刻分手，就是永远分手。”

“但是我爱你呀。你不爱我吗？”

她犹豫了一会。她不愿太冷酷，但她想在这时刻又不得不说老实话。她摇摇头，微微一笑。

“不。”

他呆瞅着她，似乎听不懂的样子。

“那么你干吗跟我要好呢？”

“你孤独，你苦恼。我要让你有一会儿的快乐。”

“呃，好残酷啊！残酷得可怕！”

她的声音都变了。

“别这么说。我并不存什么残酷的心。我的心里是充满着仁慈和怜悯。”

“我并没有求你发慈悲。你干吗不由我去呢？你把我带到了天上，现在又要把我掷回到地上。不。不。不。”

当他大声向她叫嚷的时候，仿佛他的身躯都高大起来了。他的愤怒中带着悲痛。她有所感动。她想不到他会得这样想法的。

“或许我太愚蠢了。”她说。“不过我决不是有意要伤你的心。”

此刻他眼睛里没有爱，只有冷漠阴郁的怨恨。他那苍白的脸变得更苍白了，简直像一张死人的面具。这可使她惊慌了。她到这时候才晓得自己是做了怎么样的荒唐事。仆人们睡得很远，即使她放声叫起来，他们也听不见。疯了，她刚才真是疯了！现在只有保持镇静，不要让他看出了她的恐惧。

“我真抱歉，”她支支吾吾地说。“我并不是存心要使你伤心。要是我能够补偿的话，你要什么都可以。”

他狠狠地皱起眉头。

“你打算怎么样？给我钱吗？我不要你的钱。你这里有多少钱？”

她拿起放在梳妆台上的皮包，伸手进去的时候，摸到了那支手枪。这使她心里一跳。她生平从没有开过手枪。唉，怎么想到会开起枪来——没有的事。可是，多谢上帝，她有这个东西。亲爱的埃德加，毕竟他不是那么个老糊涂。一个不相干的念头闪过她的脑膜，她想老头儿逼着她带这个东西决计不是预备她陷于这样的处境的。即使在这个时刻，想到这里仍使她好笑，她恢复了自制。

“我这儿有两三千里拉。这也足够你到瑞士去的。到了那边，你可以安全得多。相信我，我不会在乎这几个钱的。”

“当然不在乎。你有的是钱，可不是吗？你有够多的钱来付你一夜欢乐的代价。你的情人们一向都要你支付代价吗？假如我要钱的话，你以为几个里拉够了吗？我要拿你刚才戴着的珍珠，还有刚才戴着的手镯。”

“你也拿去好了，只要你要。这些东西我全不在意。都在梳妆台上。你拿吧。”

“你这坏女人。你竟以为每个男人都可以花笔代价甩掉吗？你这蠢货，要是我把钱看得那么重，我早就投靠纳粹了。我也用不着做流亡者了。我用不着挨饿了。”

“老天啊，教我怎么使你了解呢？我原想对你行一个好，可你却似乎以为我害了你。你有损害，我得赔偿。果真是我得罪了你，果真是我伤了你的心，那得请你饶恕。我的本意可是对你做件好事。”

“你胡说。一个无聊、淫荡、卑鄙的女人。我不知你一生做过什么好事？你到处寻求刺激、寻求新鲜，一切的一切都为了排遣你的无聊，全不管你使别人受到什么伤害。然而这一回你可弄错了。把一个陌生人带进屋子里来是够危险的。我方才以为你是个女神，而实际你只是个娼妓。或许我把你勒死，也好使你不能再像害我这样去害别人。我可以杀死你，你知道吧。谁会疑心到我？谁看见我进这屋子来的。”

他向着她走前一步。她吓坏了。他的模样狠毒、怕人。他那瘦削的脸因愤恨而抽搐着，那双深陷的黑眼珠里露着凶光。她竭力自制。她手里仍旧捧着那只皮包；她突然抽出手枪，对准了他。

“你要是不立刻走，我就开枪！”她喝道。

“那就开吧。”

他又向她逼近一步。

“要是你再走近一寸，我就开枪了。”

“开。你以为生命对于我有什么意思吗？你倒替我摆脱了一个受不了的负担。开吧！你开了，我就饶恕你一切。我爱你！”

他的脸变了样。阴郁的怒火全消失了，大大的黑眼珠里闪着欢欣的光芒。他直向她走来，仰起了头，摊开双臂，挺起胸膛给她作靶子。

“你可以说有个贼撬进你房里来，你把他打死了。快，快。”

她松手让手枪掉在地上，把身子倒在一张椅子上，遮着脸痛哭起来。他对她望了一会。

“你没有这勇气吗？可怜的孩子。你是多么愚蠢，愚蠢得可怜啊。你不要再像玩弄我这样去玩弄别的男人了。来。”

他伸手去抱住了她，要把她抱起来。她不知他要怎么样，只是拉住了椅子，仍旧苦苦地啜泣着。他猛击她的手，她痛得大哭起来，不由自主地松了手。他趁势敏捷地把她抱了起来，抱到房间那一头，粗暴地把她丢在床上。他扑下身去，睡在她身旁，拥抱住她，在她脸上到处亲吻。她要挣脱，但他不放松她。他很强壮，比他外表的模样要强壮得多，所以她在他的紧抱之中，无法挣扎。终于她不动了。

过了几分钟，他爬起身来。她瘫倒了。他站在床边低头瞧着她。

“你叫我不要忘记你。我将忘记，而你却忘不了。”

她一动不动，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他。他冷酷地一声哈哈大笑。

“不用怕。我不会伤害你。”

她不吭声。她受不住他那凶残的眼睛里射出来的怒火，闭上了眼睛。她听见他在黑暗的房里摸索着。突然，她听见砰的一声，接着又是什么倒下来的声音。这使她猛然跳起身来，尖声惊叫。

“天哪，你怎么了？”

他卧倒在窗前，月光倾泻在他的身上。她急忙赶上前去，跪下身子，呼唤他的名字。

“卡尔，卡尔，你怎么了？”

她握住他的手，一放掉，这只手便落在地板上，发出沉重的声音。她伸手放在他的脸上，随后又放在他心口。他死了。她仰后身子，惊骇地凝视着这尸体。她的心里是茫然的一片。她不知如何是好，只觉得头里发晕，怕自己会昏过去。

忽然她心头一跳，原来她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是赤脚的脚声。脚声停了；她知道房门口有人在倾听。她恐慌地凝视着房门。有轻微的叩门声。她浑身发抖，好容易才硬把已经到了嘴唇边的尖叫压了下去。她坐在地板上，正和她旁边的死人一样地沉默。叩门声又起了。她勉强开口答应：

“是谁？”

“你没什么吗，太太？”这是尼娜的声音。“我好像听得砰的一声。”

玛丽握紧拳头，狠命地把指甲掐入手掌中，竭力使自己说话自然。

“你准是在做梦。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好好地去睡吧。”

“是，太太。”

停了一会，她才听见那赤脚的脚声一声声远去。宛若她的眼光能够跟随这声音似的，玛丽回转头来，跟随着沿走廊渐渐远去的脚步。她刚才本能地作了这回答，使自己有时间镇静一下。她深深舒了一口气。可是这事情终究如何收拾呢？

她又俯身向那个奥地利青年看看。她打了一个寒噤。爬起身来，她把手插进死者的腋窝底下，想要把他拖到窗户外面去。她自己也不晓得在干什么，只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在驱使她，无论如何总得把他弄出屋子去。然而尸体极重。她无可奈何地喘了一口气，疲乏得简直好比一只死老鼠。此刻她什么也想不出来。忽然她觉得刚才把尼娜打发开真是疯了。有一个男人死在她房里，这么躺着，她却说什么事也没有，这话教她怎样辩解呢？干吗明明他在这间屋子开枪自杀，她又说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见呢？她处境的种种可怕的困难像一股漩涡在她的头脑里乱转。还有羞耻，名声。还有，要是问她，他是为什么自杀的，这又叫她如何回答呢？唯一的回答只有说实话；但这说出来多卑鄙龌龊！

她独个儿待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来救助她，替她出主意，真是糟糕。她在恍惚之中总觉得该找个什么人来才是。帮助，帮助，她需要帮助。劳利。她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个人。

她相信，如果叫他，他一定会来。他喜欢她，他竟然还说爱她。他虽是一个无赖，人倒是挺好的，无论如何，他总会替她拿主意。但是，时候这么晚，在这深更半夜里，她怎么找他呢？可是她不能等到天明，非立即行动不可。

她床边有电话。她知道劳利的电话号码，因为埃德加就跟他住在一个旅馆里，她常打电话给他的。她拨了电话，先是没有回音，后来听到意大利口音的答话了。大约这是个夜班门房，正在偷偷打瞌睡，给她惊醒的。她叫他接劳利的房间。她只听见那边铃声响，却没有人接。她倒急起来了，以为他不在。也许他跟她分手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是赌钱，或者又是找到了个女人，跟她到家里去了。终于她听到一个半苏不醒的不耐烦的声音，这才使她透了一口气。

“喂。谁啊？”

“劳利。是我——玛丽。这儿出了事，我急死啦。”

她忽然发现他醒透了。他格格地笑了一声。

“那么晚出了事吗？出了什么鬼事情？”

“我不能说，事情很大，我要你到这儿来。”

“什么时候？”

“现在。立刻就来。越快越好。天哪，快来。”

他听见她的声音在发颤。

“我当然就来。不用急。”

这三个字是多大的安慰呀！她放下听筒。她计算着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到。从旅馆到她的别墅有三英里多路，大部分是上坡路。在这个时刻，他不见得叫得到出租汽车；假如只好走来的话，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可是过一个小时，天要亮了，她不能待在房间里等。待在房间里太可怕了。她把身上的睡衣赶忙换了件正式的衣裳。她把灯关掉，把锁着的房门开了，蹑手蹑脚，不让有一点声响，走到走廊里。她打开屋子的前门，踏着一级级大石阶往下走，沿着车道，一直掩在两旁的树影底下走，因为先前使她欢欣欲狂的月亮，现在使她害怕。到大门口，她站住了。她想着还需要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心里十分慌乱，可是忽然她听见了脚步声音，她惊骇得连忙缩回到树影里。有人正在那条从山脚下直通别墅的陡峭的石级上走上来，那是没有铺公路之前通向别墅的唯一的路。无论那是谁，反正总是到别墅来的，而且那个人似乎奔得很急。一个男子从黑暗里跑到月光底下，她一看是劳利，顿觉莫大的宽慰。

“噢。救命的，你来了。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夜班门房睡了，所以我借用了他的脚踏车来的。我把车子藏在山脚下。我想打石级上来可以快些。”

“来吧。”

他窥视了一下她的脸色。

“呀，怎么回事？你模样怪怕人的。”

她摇摇头。她不能够告诉他，只拉住他的手臂，快步回到屋子里。

“轻点，轻点，”当他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她在他耳边说道，“别出声。”

她一直把他领到她的房间。她开了门，他跟着进去。于是她把门关上，再上了锁。她待了一会儿，没有勇气开灯，但是灯又不得不开。她把开关一拨。一盏枝形大吊灯悬挂在天花板上，照得四壁通明。劳利的眼光落在那两扇大窗户的一扇跟前，看见地上僵卧着一个男子的尸体，不由得睁大眼睛呆住了。

“天哪！”他叫了起来。他回头瞧着她。“怎么了？”

“他死了。”

“看样子确实是死了。”

他跪下身去，把死者的一张眼皮掩上，然后，和玛丽一样，把手按在他的心口上。

“他已经死透了。”手枪仍旧握在死者的手中。“他自杀？”

“你原以为是我打死他的吗？”

“用人呢？你去叫了警察没有？”

“没有，”她喘吁吁地说。

“可是你一定得叫。你不能让他搁在这里。你总得想个办法。”他自己不知在干什么，只是机械地把手枪从死者的手中取了下来。他拿起来看看。

“这很像就是你在车子里给我看的。”

“是的。”

他凝视着她。他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明白呢？这个情形是不可思议的。

“他为什么自杀呢？”

“谢谢你别问这问那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

她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她的模样快要晕倒了。

“你得镇静一下，玛丽。发急没有用。等一会，让我去餐室拿点白兰地来给你喝。餐室在哪儿？”

他正起身要走，她却哭着止住了他。

“不要离开我。我怕一个人待在这里。”

“那么一起来吧，”他粗率地说。

他用手臂挽住了她的肩膀，扶着她走出那间房间。餐室里的灯烛依然亮着。他一走进去首先就看见他们吃晚饭剩下来的东西：两只盘子、两只玻璃杯、一瓶酒，还有玛丽做火腿蛋用的煎锅。劳利走到桌子跟前。卡尔刚才坐的那张椅子旁边有一顶破旧的呢帽。劳利把它拿起来看了看，然后回头瞧瞧玛丽。她受不了他的目光。

“刚才我说不认识，那是假的。”

“这本来很明显，赖也赖不掉。”

“求你别这么说了，劳利。我实在受不了。”

“对不起，”他温和地问道，“那么，他是谁呢？”

“那个拉小提琴的。就是昨天饭店里捧着盘子来要钱的那个人。你不记得了吗？”

“我原想他的脸好像在哪里见过。那天他不是穿得像个那不勒斯渔夫吗？所以我刚才一下认不得了。当然他现在的样子完全两样了。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玛丽犹豫了一会。

“我在回家的途中遇见了他。他在半山腰公路旁边的平台上。他跟我说话。他似乎怪孤寂的，模样非常沮丧。”

劳利低头看着脚。他给困惑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干出他不得不猜疑她准是干了的那种勾当。

“亲爱的玛丽，你知道，我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干。我来帮你忙。”

“他肚子饿。我给他吃了些东西。”

劳利皱皱眉头。

“那么，你给他吃了些东西，他就拿了你的手枪自杀了。可是这个意思？”

玛丽放声哭起来。

“来，喝一点酒吧。你要哭，等一会儿哭。”

她摇摇头。

“不，我没有什么。我不哭。我现在明白了，我那是疯了，可是当时好像并不觉得。我想我是一时疯了。你记得我在车子里——就在你下车之前，我跟你说的话吗？”

他恍然大悟。

“我只以为那是说着玩儿的风趣话，做梦也想不到你竟会傻到真的干出这种该死的事来。他又为什么自杀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转了个念头，然后开始把桌子上的盘子和玻璃杯收拾起来，放在盘子里。

“你在干吗？”她问。

“你不懂得不宜留着曾经有位先生来这儿吃过晚饭的痕迹吗？厨房间在哪儿？”

“打那扇门出去，走下一段楼梯就是。”

他把盘子搬出去。当他回上来时，玛丽坐在桌子旁，双手捧着头。

“幸亏我下去了一趟，那些灯开着，你都没有关掉，分明你是不惯于遮盖痕迹的。你的仆人们吃了晚饭的碗没有洗。我把我收拾的杯盘跟其余的放在一起，大概他们不会发觉。现在我们该去报警了。”

她几乎狂叫起来。

“劳利！”

“听我说，亲爱的。你得镇静一下。我已经仔细想过，我来把我的主意告诉你。你必须说是你正睡着，有人——总是个贼——闯进了你房里，惊醒了你。你连忙开灯，抓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那支枪。两个人挣扎了一番，枪走火了。是你打死他的，还是他自己打死的，可就无所谓。当时他看见自己给发觉了，又怕你大声叫起来，被仆人们听见了来抓他，他就自己打死了自己，这是很可能的。”

“谁会相信有这么回事呢？这根本不可信。”

“不过，这比说真话要可信些。要是你咬定这么说，谁能证明你这是谎话呢？”

“尼娜听见枪声的，她赶到我房门口，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将来警察局问起她来，她会说出来的。到时候叫我怎么解释呢？谎话不全都要拆穿吗？明明有一个男人死在我房间里，我为什么对她说没事呢？讲不通。”

“你不能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太丑了。可是，在当时，我还以为我所干的是挺美的。”

她不再往下说。他凝视着她，明白了一半，可还是疑惑不解。她深深叹了一口气。

“好吧，去报警吧，报了就听天由命。我是完了。唉，我想也活该。我将没有脸再见人。那些报纸。还有埃德加。完了，一切完了。”接着她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毕竟，他不是贼，我害了这可怜的孩子，决不能再给他加上那样的恶名声。一切罪过得由我承当，我该接受任何后果。”

劳利聚精会神地望着她。

“是的，一报警，你就完了。你这话说得对。而且人言可畏。这日子你才不好过呢，亲爱的。再说，一旦事情暴露，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你可愿意索性冒个险吗？我先警告你，这是极大的冒险；万一失败，那对于你将更加无可挽回。”

“再大的险我也愿意冒。”

“我们干吗不把那个尸体搬出屋子呢？谁会把他的死疑心到你的头上来？”

“怎么搬法呢？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不然。只要你帮我忙，我们可以把他扛进汽车。这儿四周那些小山你都挺熟的。我们自然可以找一个地方把他丢下，几个月也不会有人发现。”

“但是他不见了，人家要找的。”

“找他干吗？谁来管这么一个拉小提琴的意大利人？他可能为了付不出房钱逃走了，或者是带了别人的妻子私奔了。”

“他不是意大利人。他是个奥地利难民。”

“好，那更好了。你可以大胆放心，决不会有人为了他多啰嗦的。”

“这事情干起来多可怕，劳利。那么，你怎么？你也来冒这可怕的险吗？”

“只有这个办法，我亲爱的。至于我呢，你不必担心。老实告诉你，我就喜欢冒险。我的意思：一个人应该尽量从生活中找寻刺激。”

玛丽听他说得这样轻飘，心里振作起来，极度的痛苦也不像先前那样忍受不住了。现在有了希望——或许他说的能行。然而，又有一个疑虑袭上了她的心头。

“天快亮了。天一亮，农民就要赶路上田里去干活的。”

他看了看表。

“天什么时候亮？总得五点过后吧。我们还有一个钟点，赶紧着，正好来得及。”

她深深地叹着气说：

“我把我这个人交托给你了。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

“那么，来吧。首先一定要放出胆气来。”

劳利拿起死者的帽子，和玛丽一起回到死者躺着的房间里。

“你抱住脚，”劳利说。“我来插住他的夹肢窝。”

他们把他抬了起来，经过门厅，一直抬出屋子的前门。劳利倒退着走，好容易把他抬下了石阶。然后他们把尸体放下来。这尸体重得要命。

“你能把车子开上来吗？”劳利问。

“能开，不过没有地方掉头。待会儿我得倒退下去。”她含糊地回答。

“那个我来。”

她走下那条狭窄的车道，到尽头处把车子开了上来。与此同时，劳利又回进了屋子里去。大理石的地板上有血，幸亏不多，因为这家伙是对准了胸口开枪自杀的，所以血出在身体内部。

他跑进浴室去，从架子上拉一块浴巾，浸湿了水，把地上的血迹抹掉。地板是暗红色大理石铺的，所以他确信，随便地一看——比如像女佣在扫地时候随便一看——是看不出什么来的。他手里拿了这块染红了血的湿浴巾，重又走出来，玛丽站在车旁等候着他。她也不问他在做什么。

劳利把后面车门打开，仍旧用两条臂膊向死人夹肢窝底下一插，把他抬了起来。玛丽看他一个人不大好弄，连忙帮他把死人的脚抬起来。两个人一声不响。他们把尸体在车厢地板上放下，劳利把浴巾绕着死人的胸口扎住，恐怕汽车颠动时要流出大量的血来。他把那顶破旧的呢帽往他头上一盖。

劳利跨进开车的座位，打倒车退下去，一直开到大门口，这里有宽阔的地位可以掉头了。

“我开车吗？”

“好。到山脚下向右转弯。”

“我们得尽快离开这条大路才是。”

“大约过去四五英里路，有条路通一座小山顶上的村庄。我好像记得那儿路旁一边有个树林。”

开上了公路，劳利便开足马力。

“你开得这么快，”玛丽说。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的乖呀。”他用尖刻的口吻说。

“我害怕死了。”

“害怕才挺有用处哪。”

他的态度非常冷酷，她只好不响。月亮已经沉没下去了，天很黑。玛丽看不出速度计，不过她觉得总是开到了八十英里光景的速率。她两手紧握着拳头坐着。他们此刻在干的事情既可怕，又危险，然而这却是她唯一的生路。她的心痛苦地跳着。她不断自言自语地说：“我干了多蠢的事啊！”

“我们开了该有五英里了吧。没有错过那个转弯吧？”

“没有，不过照理就该到了。开慢一些。”

他们继续开去。玛丽急切地留心着那条通往山村的狭窄的道路。以前她被远望过去的景色所吸引，曾经在那条路上兜过两三回，因为这儿颇有佛罗伦萨古画里的山村风光，也就是画家在《福音书》的风景画中，以家乡多斯加纳的美丽景色作背景所画出来的。

“到了！”她忽然喊道。

但是劳利已经开过头了；他赶紧煞车，倒退过来，退到转弯路口。他们慢慢往山上开去。他们俩睁大了眼睛向两旁黑暗里张望。玛丽突然推推劳利的臂膀，指着左边。他把车停下。那面一边有座像阿拉伯橡树的小林子，地面长满着灌木，后面的山坡似乎很陡。他把车灯熄了。

“让我下去探一探，这地方倒好像挺好。”

他跨下汽车，一溜烟钻进了树丛里去。他身子擦着那些灌木，发出的声音在这死寂中听来响得骇人。隔了两三分钟，他又回出来了。

“我想这儿可以。”他低声地说，虽然附近鬼都没有一个。“帮我把他搬出来。要是我一个人能行，回头我还得把他掮下这林子里去。你决不能下去。你将全身都擦破。”

“我不怕。”

“我不是怕你擦伤，”他粗声回答她说。“你的袜子、鞋子弄得不成样子，你将对仆人们怎样解释？我看我一个人能行。”

她也跳下车子。他们把后面的车门打开。他们俩正要把车厢中的死尸抬出来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有灯光。这是一辆汽车在从山上开下来。

“啊。天啊！这下逃不了啦！”她叫起来了。“你走，劳利，我可不能连累你。”

“废话。”

“我不要你受牵连呀！”她没命地叫嚷。

“别傻！只要你镇静，我们就没事。我们可以骗过他们。”

“不，劳利，你走吧！我反正完了！”

“住嘴。你要冷静。快到后边车厢里去。”

“他在那儿。”

“还不住嘴！”

他把她推进去，自己也跟着钻了进来。前面开来的汽车的灯光给一个转弯遮没了，但再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躲在我怀里。他们还当我们是一对情人到这冷僻地方来干不正经的呢。不能动。一动不能动。”

那汽车在开来，两三分钟里就要到他们面前了，而路又是那么狭，这辆车子非得缓慢下来才能通过。它只能勉强擦过去。劳利起手搂住她，把她抱得紧紧的。在他们俩的脚下便是那死者蜷着的尸体。

“我将吻你。你也像真的一样吻我。”

那辆汽车愈来愈近，望过去像是一路在两边歪来歪去地前进。接着他们听见车子里面的人嘶破了喉咙在唱歌。

“老天爷，我看他们都喝醉了，求上帝让他们看到我们。天啊，如果他们撞上来，那就糟了。好，快，快吻我。”

她把嘴唇凑到他嘴上，他们俩吻着，装做仿佛狂热得根本没有察觉这辆在开来的车子。车子里似乎载满了人，高声的叫嚷简直要把死人都闹醒。或许是这小山顶上的村庄里有人家办婚事，这些是吃喜酒的客人，欢天喜地闹到这个时候，现在喝醉了酒，正在回到别的村庄上自己家里去。他们的车子在山路的中央开下来，看上去势必直撞到玛丽的车子。怎么办呢！正在这个当儿，忽然一声狂叫。车头的灯光发现了那辆停着的汽车。他们“吱——”地拚命煞车，车子慢了下来。大概开车的认识到这一场刚刚幸免的车祸，头脑清醒了一下；车子像蜗牛爬着一般地缓慢了。于是有人发现那辆不开灯的车子里面有人，后来当他们大家看见里面是一对男女正热烈拥抱成一团的时候，顿时哄然大笑。一个人高声说句下流的笑话，另外两三个哇啦哇啦地应和着。劳利依旧把玛丽紧紧搂在怀里；人们也许以为他们是沉醉在情欲之中，对什么都不知不觉。有个聪明家伙起了个念头；他用洪亮的中音嗓子唱出了威尔第的歌剧《利哥莱托》中的名曲《女人是水性杨花》，其余的人显然不懂唱词的意思，只是力竭声嘶，跟着他像牛叫般地随声附和。他们极慢地经过这辆汽车，只差一英寸没擦撞。

“把你两条臂膊抱住我的头颈，”劳利轻声说，而当那辆汽车恰巧开到他们旁边时，劳利嘴唇依然贴在玛丽嘴上，欢欣地向着那些醉鬼挥手。

“好！好！”他们喊道。“有劲！”接着，他们的车子开了过去，那中音的歌手又唱起了：《女人是水性杨花》。他们东歪西斜很危险地向着下山的路上开去，欢乐的歌声不绝；直到他们的车子看不见了的时候，还远远听得见他们的嘶叫声。

劳利松手把玛丽放下。她已经精疲力竭，倒在车厢的角落里。

“幸亏天下到处有情人相爱，”劳利说，“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干我们的事了。”

“安全吗？如果他被发现就在这里……”

“如果他在这条路上的任何一处被发现，他们都会认为，我们曾经在这儿，有嫌疑。然而我们再过去许多路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且我们又没有时间去找遍这乡野。他们都喝醉了酒。像这样的菲亚特汽车又多得是，他们怎会拉扯到我们身上来呢？无论如何，人们总会认为这个人显然是自杀的。快下车吧。”

“我不知可站得起来。”

“唉，你还得帮我把他搬出来哩。帮好了忙，随你哪边都好憩憩。”

他跳下车子，顺手把她拖了下来。她忽然卧倒在踏脚板上，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起来。他挥起手来，给了她一个爽脆、辣手的耳光；她一惊，喘息着跳起身来，正如她开始大哭时一样突然地静止了。她连叫也没有叫出来。

“来帮我忙。”

他们一声不响，只是动手干他们要干的事。两个人一同把尸体搬下了车。劳利用一只手从死者的腋窝底下抄过去托住他的上半身。

“你把他的脚搁在我另一只手臂上。他重得什么似的。你设法把那些矮树拨开，免得我钻进去的时候弄倒它们。”

她照他关照的做去。他踏着沉重的脚步往矮树丛中钻去。他擦着树枝发出的声音，在她恐惧的耳朵里听来，响得像几英里外都听得见。他不知去了多久。终于她看见他在汽车路上走过来。

“我想还是不要从刚才进去的原路出来的好。”

“弄好了？”玛丽急切地问。

“好了。天哪，我累死了，真想喝口酒。”他向她望望，眼光里带着一丝微笑。“你要哭的话，现在哭吧。”

她没响。他们转身上车。他把车子向前开去。

“你开到什么地方去？”她问。

“我不能在这里掉头。而且，开过去些，可以免得这里留下有车子停过和掉过头的痕迹。你知道前面有路可以兜回大路上去吗？”

“肯定没有。这条路只通山上的村庄。”

“好吧。我们开过去一段，到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吧。”

他们在沉默中向前开了一会。

“那条浴巾还在车子里呢。”

“给我。我来找个地方丢掉它。”

“这上面有伦纳德家的字样。”

“你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如果真没有办法，我可以把它扎在石头上，在我回家的路上，把它掷在阿诺河里。”

他们向前开了两英里，看见那里路旁有一块平地，劳利决定在这里掉头。

“啊呀！”他正要把车子转过来的当儿，叫了起来。“那支手枪。”

“什么？在我房间里。”

“我到此刻才想起来。要是这死人给发现了，而找不到他自杀所用的手枪，那一定要引起他们疑心的。我们应该把那支枪放在他的身边。”

“那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听天由命吧！到此为止，我们一切顺利。要是今后发现死尸而找不到手枪，警察局也许会以为是哪个小孩子碰巧看见这个死人，偷走了他的手枪，就此不声不响了。”

他们用刚才来的时候一样快的速度开车回去。劳利不时焦急地抬头看看天色。虽然还在夜里，但是黑暗已经不如他们来时那么浓密了。天还没有亮，不过你心里总感到天即刻就要亮起来的紧张情绪。意大利的农夫很早就要赶生活去的，劳利却要在一个人都还没有开始一天活动之前把玛丽送回别墅。他们终于到达了别墅所在的小山的脚下，他停了车。天就要亮了。

“你得自个儿开上去。我的脚踏车就放在这儿。”

他模模糊糊地只见她对他惨苦地一笑。他看得出她想要说些什么。他拍拍她的肩膀。

“好了。别担心。我说，吃两片安眠药；躺在床上睡不着，徒然抱怨是没有意思的。好好睡上一觉，你自会觉得舒服的。”

“我好像再也睡不着觉啦。”

“我知道。所以我叫你吃安眠药片，可以好好睡一觉呀。我明天什么时候再来看你。”

“我整天在家。”

“我还以为你要上阿特金松他们那儿去吃饭哩。他们约我在那儿跟你会聚。”

“我要打电话去，说我有点不舒服，不去了。”

“不。你决不能那么做。你一定得去，而且你一定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那是起码的戒心。万一嫌疑落到你头上，你的一举一动绝不能显露出有任何心虚的形迹，懂吗？”

“懂。”

玛丽坐上开车的座位，等着看劳利从他隐藏脚踏车的地方把车子推出来，上车踏去。于是她驾驶汽车开上小山顶。她把汽车停在车库里——车库就在铁门里边——然后独自走上那条车道。她默默地溜进屋子里，待上楼走到自己的房间门口，却犹豫了。她不愿进去，而且一下子给迷信的恐怖占据了她的心灵，她怕开门进去会看见卡尔穿着他那破旧的黑西装站在她的面前。她万分恐惧，然而她不能声张；她自己振作起来，伸手去转动门上的把手，但这只手尽是在发抖。她赶快把电灯开亮，看看房里一无所有，这才使她深深舒了一口气。

房间里全然跟往常一样。她向床边的时钟瞥了一眼。时光还不到五点。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宁愿付出她所有的一切，使时光倒退转来，仍旧做她才几小时前的一个逍遥自在的女人。眼泪开始从她脸颊上淌下来。她倦得可怜，头脑里跳动得利害，回忆像潮水般一拥而上。她回想着同时接连发生的一切，那个不幸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她慢慢把衣服脱下。她不要再睡到那张床上去，却又不得不睡上去。她至少还要在这别墅里逗留好几天；劳利会告诉她到什么时候离去才相宜的。如果她宣布跟埃德加订婚，那她比原来预定的计划提早几个星期离开佛罗伦萨倒也合乎情理。她忘记了埃德加有没有说过他将几时动身到印度去。一定要快。她一到了那边，就安全无事了；她一到了那边，也能忘掉一切了。

但是当她正要上床去睡时，她又想起了劳利搬到厨房里的晚饭碗盏了。虽然劳利说没事了，她总放心不下，总觉得非自己去收拾整齐好不可。她披上晨衣，赶到楼下的餐室，又赶到厨房里。假如碰巧有仆人听见了她，她可以说是醒来肚子饿，下楼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整个的屋子空旷得叫人害怕，而那间厨房又好比一个阴森的大窟窿。她看见桌子上的咸肉，便把它放回橱里去。她把打碎了的蛋壳丢进水槽底下的提桶里，把她和卡尔用过的两只玻璃杯和盘子都洗干净了，放回原来的地方。她又把煎锅在钩子上挂好。这样，一点也没有什么会引起疑心的了，于是才蹑手蹑脚回到卧室。她吃了些安眠剂，把灯关掉。她希望药片尽快奏效，但是她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所以她正在恐怕不能马上睡去会发疯的时候，她睡着了。

六

玛丽张开眼睛，看见尼娜站在面前。

“什么事？”她半苏不醒地问道。

“时候不早，太太。太太一点钟要到波伦亚别墅去的，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玛丽突然记起来了，一阵苦闷的剧痛穿透她的心。她这下醒透了，眼望着那女仆。她还是跟往常一样笑嘻嘻的怪可亲的样子。玛丽定了定神。

“昨夜里你闹醒了我之后，我再也睡不着。我不能整夜地醒在床上，所以我吃了两片我的小药片。”

“真对不起，太太。我听见一个声音，所以我想该来看看可出了什么事。”

“什么样的声音？”

“哦，像枪声。我记得埃德加老爷有支枪交给你的，所以我怪害怕的。”

“那大概总是公路上的汽车。夜里的声音传得很远。给我拿杯咖啡来，喝了咖啡我还要洗澡。我要赶快了。”

尼娜一出房门，玛丽就跳起身来，赶去看她安藏着手枪的那只抽屉。她愣了一愣，怕尼娜在她熟睡的时候找到了那支手枪，拿了去。她的丈夫西罗看了，马上会告诉她这里面有一个弹膛空着。幸而手枪依旧在那里。她一边等着她的咖啡，一边聚精会神地回想着。她知道为什么劳利一定要她去出席那个午餐会。她的行动不能够有一点不大正常的地方。现在她不但为自己，而且还为了劳利，不能不处处留意。她对他非常感激。他头脑冷静，考虑周到；谁想得到那么一个无聊的纨袴儿竟有如此的勇气？当那辆汽车里许多意大利醉鬼迎面经过他们，在那千钧一发的当儿，要不是他头脑冷静，真不知她要遭到怎样的命运呢？她叹息了。他在社会上也许不是个怎么有用的人，但他却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玛丽喝了咖啡，洗了澡，坐在梳妆台前面修饰她的脸蛋的时候，她才安定下来。虽然她经过了这一夜的事情，她脸上却一点看不出，这真使人惊异。所有的恐惧，所有那些眼泪，都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她看上去很灵敏，很正常。她那蜜一般色泽的皮肤上没有一点疲乏的影子；她的头发发着光，一双眼睛晶莹明媚。她感到兴奋起来，反而一心期待着那顿午餐。那儿她还得表现出兴高采烈、逍遥自在的神气，使得他们在她离去之后一致都说玛丽今天兴致真好！玛丽忘记问劳利，他有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她希望他也参加。这可以倍增她的信心。

最后，她准备好要走了。她向镜子里最后照了一照。尼娜对她亲昵地一笑。

“太太今天比我平时看到的更漂亮了。”

“你不要过分奉承我，尼娜。”

“可这是真的。好好睡了一觉，对你大有好处。你看上去像个小姑娘。”

阿特金松夫妇是一对中年的美国人。他们有一所很大的豪华的别墅——这原先是美第奇家族的。他们费了二十二年的工夫收集家具、名画、雕像，因此这所别墅成了佛罗伦萨的名胜之一。他们很好客，常举行大规模的宴会。

玛丽被接引到客厅里，那儿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古玩橱，塞提那诺和桑索维诺雕刻的圣母像，以及培卢歧诺和菲利比诺·利比的名画。这时候，客人差不多已经到齐。两个穿着笔挺制服的男仆走来走去，一个手里捧着一盘鸡尾酒，另一个捧着一盘吃的东西。女客们穿着她们到巴黎去做来的夏季衣装，美丽大方，男客们穿着轻薄的西装，显得潇洒凉快。高大的窗户开出去是一个正式的花园，种植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黄杨，一只只排列匀称的高大石花瓶里插着花，还有那些经过风销雨蚀的巴罗克时期的奇形怪状的石像。在这六月初的暖洋洋的日子，空气中洋溢着令人喜悦的活力。你会感觉到那儿没有一个有所忧虑的人；每个人都好像很富有，每个人都好像是出空着身子在尽兴作乐。这光景使你无法相信，在这世界上到处都有饿着肚子的人。那么一个日子确是及时行乐的大好时光。

玛丽一走进客厅，就强烈地感觉到大家诚意欢迎她的那股热情，然而就是当时那股热情，使她好比是从佛罗伦萨的小街小巷的阴荫里转入了烈日如烧的广场，仿佛突然掉进了火坑，那炽热震撼她的神经，使她感到剧烈的内心痛苦。那个可怜的青年人甚至此刻还露天躺在阿诺河畔的山腰里，胸口埋着一颗子弹。可是她看见劳利在客厅的另一端，眼睛望着她，于是她记起了他叮嘱她的话。他在向她这边走来。主人哈罗德·阿特金松风度翩翩；他头发花白，血气旺盛，略见肥胖，很注意美丽的女人。他喜欢和玛丽调笑，不过不失老长辈的庄重态度。他握着玛丽的手，老是不放。劳利走上来。

“我正在对这位姑娘说，她真像幅画一样美丽，”阿特金松朝着他说。

“你别白费功夫吧，老朋友，”劳利带着他的动人的微笑，懒洋洋地说。“你还是去恭维自由女神的石像吧。”

“她干脆地拒绝了你吗？”

“干脆。”

“我不怪她。”

“事实是这样的，阿特金松先生，”玛丽眉飞色舞地说，“我不喜欢小伙子。据我的经验，不到五十岁的男人，不值得跟他们谈话。”

“我们几时一定要在一起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阿特金松回答道。“我相信我们俩有很多共同之点。”

他转过身去跟一位刚到的客人握手。

“你真是了不起，”劳利低声说。

他那赞扬她的眼色鼓励着她，但她还是不禁向他惊慌、窘迫地望着。

“别慌。只当你自己是女演员在演戏。”

“我一向对你说，我没有演戏的天才，”玛丽回答，但是带着微笑。

“反正你是女人，你一定会像演戏一样做作的，”他反驳她说。

这正是她随后在宴席上所表现的。在她右边是她的主人，她一直和他嘻嘻哈哈地调笑着，这可使他不但感到有趣，而且不胜荣幸。另一边是一个研究意大利艺术的专家，她又跟他谈论着锡耶纳派的画家。佛罗伦萨交际界的圈子并不很大，所以这里有几个就是昨天晚宴上的客人。昨天的东道主桑·斐提南多亲王夫人，就坐在阿特金松的右手边。这可几乎使玛丽乱了阵脚。那位老太太俯身过来招呼玛丽。

“我正在告诉阿特金松关于昨夜的事。”她又转向阿特金松，“我特地请他们到培平诺饭店吃晚饭，去听一个好嗓子唱歌，可是你说巧不巧，那个人偏偏没来唱。”

“我也听过他，”阿特金松说。“我内人还要我出钱给他去受训练。她认为他应该在歌剧中显身手。”

“好嗓子不在，他们却有个糟透的拉小提琴的。我找培平诺说话。他说这个人是德国难民，只是为了行个好才给他试一试的。他说他以后不要他拉了。你记得那个人吗，玛丽？他实在太差劲。”

“他拉得不太好。”

她不知她的声音在别人听来是否也像她自己听来那么不自然。

“你说得太婉转了，”亲王夫人说。“要是我拉得这么糟，我早就一枪自杀了。”

玛丽觉得应该说些什么。她把肩膀轻轻一耸。

“像他那样的人要找个工作一定非常困难。”

“遗憾，”阿特金松说。“还是个小伙子吧？”

“是的，几乎还是一个小孩子呢，”亲王夫人回答他说。“他的头的样子很有趣，玛丽，你说是吗？”

“我可没有怎么注意，”她答道。“我看是饭店里非要他们穿起那种奇形怪状的服装。”

“我原先不知道他是难民。现在我倒心里挺不安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大惊小怪嘀咕了几句，培平诺才说把他歇掉的。我不知可找得到他吗？否则倒要给他两三百个里拉，让他在没有找到新的活干之前好维持过去。”

他们没完没了地尽谈着他。玛丽朝劳利掷了一个尴尬的眼色，可是他在餐桌的另一端，并没有注意。她非得独个儿来应付这个窘境。幸亏话题终于转了。玛丽已经疲惫不堪。但她还是继续谈这个、谈那个，笑着别人说的笑话，装得很感兴趣，似乎非常乐意的样子；而在她心底里，昨夜发生的一切却从头到尾一幕幕展现在她痛苦的回忆中——一切如在眼前，简直像是在观看舞台上演出的一出戏。待到最后她终于能脱身的时候，她真是谢天谢地。

“多谢，多谢；真是个有意思的宴会。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阿特金松太太——一头白发、和蔼、机灵，又带一点冷漠的幽默——握住了玛丽的手。

“我才多谢你呢，我亲爱的。你是这么漂亮，哪个宴会有了你就有生气；哈罗德又那么高兴。他这老头儿顶喜欢跟女人闹笑。”

“他对我挺好。”

“这也应该。听说你快要离开我们了，这可是确实的吗？”

玛丽听阿特金松太太的口气，定是暗指埃德加爵士的事。或许亲王夫人已经告诉她什么。

“谁晓得？”她微笑着说。

“唔，我希望我所听到的是真的。你知道，我认为自己最能看人的性格。你不但是美丽，而且善良，又温柔，又真诚；我真愿你幸福无穷。”

玛丽禁不住泪水涌上眼眶里来。她对这和蔼的老太太漠然一笑，急忙离去了。

七

她回到家里，看见有一份电报，刚到，正等着她：

“明日飞回。埃德加。”

花园里筑有高坡，那儿有一处地方玛丽最喜欢，那就是一片狭长的橡木球戏场地的草地，四周围着修齐的柏树，一边修成一个拱门，可以看望风景——不是看望佛罗伦萨，而是看望一座遮满着橄榄树的小山，山顶上有个村庄，在许多古旧的红屋顶中间矗立着小座教堂的钟楼。这块地方又阴凉，又清静，所以玛丽躺在这里一张长椅子上面，可以安静一下。独自一个人在这里，不用装腔作势。这时候她可以一心转她的焦虑的念头。过了一会，尼娜端上一杯茶来。玛丽对她说，她等待着劳利。

“等他来了，拿些威士忌来，另外拿只苏打水瓶，还有冰。”

“是，太太。”

尼娜是个年轻妇女，最爱讲闲话，这会儿她就是要来传播一桩新闻。这是厨子阿加塔从邻近的村子上听来的；她就住在那个村上自己的小屋里。她在那儿有个亲戚，租了一间房间给一个难民——难民都拥到了意大利来——现在他逃走了，房钱、饭钱都没有付。他们是穷人，可损失不起。他所有的就是他身上穿着的一套衣裳，而他剩下的东西总共值不到五个里拉。他们看他可怜，给他欠了三个星期的房饭钱。“他们可怜他，而他却那么逃走了，太缺德了。这是一个教训，告诉你好心没有好报。”

“他几时走掉的？”

“他昨天晚上出去，到培平诺饭店去拉小提琴——喏，就是太太昨夜里去吃晚饭的地方；他说好回来还阿苏泰的钱的。但是他一去不回。她进城到培平诺饭店去问，他们回说，对他一无所知。他的琴拉得不好，他们叫他不用再去了。可是他那晚上是挣得了些钱的。你知道，他在赏钱里拆得一份；有位太太出手给了一百个里拉，可是……”

玛丽岔住了她。她不要再听下去。

“问问阿加塔看，那个人欠阿苏泰多少钱？我——我不要她做了好事反而吃亏。我来赔给她。”

“哦，太太，那将是对他们多大的帮助呀！你知道，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当兵去了，一个钱都不挣，他们要维持下去，实在不容易。他们给那个人吃饭，而目前的伙食贵得利害。要使意大利强大，吃苦的是我们穷苦老百姓。”

“就这样吧。你去好了。”

这是这一天里她第二次不得不听着别人跟她讲关于卡尔的话。玛丽给恐惧的心理盘据住了。那个活着的时候无人过问的不幸的人，现在一死却好像莫名其妙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忽然想起了亲王夫人的一句话。她说是她使他失掉了拉琴的差使的，所以她要怎么样救助他。她是说话算数的，她会去探听他的去处的，而且她又是个固执的女人，要是找不到他，翻天覆地也一定要弄清他的下落的。

“我必须离开这儿！我怕。”

但愿劳利来吧！在这个当儿他似乎是她唯一的救星。她皮包里带着埃德加的电报；她把它拿出来，重又读了一遍。那是一条逃避的路。她开始沉思着。

终于她听见有人在唤她的名字。

“玛丽。”

原来是劳利。他出现在这片草地的另一端，双手插在裤袋里，正在向着她摇摇摆摆地踱过来。他走路一点没有风度，然而别有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气，那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跟他恶劣的声名不相称，可是这当儿在玛丽看来，却是奇妙地使人心里安顿。他泰然自若，好像全然无事的样子。

“尼娜叫我来这儿找你。她在端冷饮来，我口渴死了，正需要。好家伙，上你这山上来真够热的。”他对她打量了一眼。“怎么？你脸上好像有什么心事？”

“等尼娜端了冷饮来之后再说。”

他坐下来，点了一支烟。尼娜上来，他嘻嘻哈哈跟她开玩笑。

“喂，尼娜，你们的墨索里尼叫你们每个女人加紧替国家制造小国民，你怎么啦？我看你好像并没有尽到你的责任。”

“我的妈呀，现在这时光，自己养活自己还不容易，哪来再养活一大群的小孩子？”

但是她一转身，他就回过来问玛丽。

“怎么回事？”

她告诉他在午餐席上亲王夫人说起卡尔的事情，还有刚才尼娜说给她听的话。他仔细听着。

“不过，亲爱的，这些都不用担心。紧张不安，这就是你的毛病。他本来以为有固定工作了，却给歇掉了。他欠着房东女人的钱，答应还她的，可是没有挣到足够的钱还债。就算他被发现了吧？他是自杀的，他有许多动机。”

劳利说得确有道理。玛丽笑笑，接着又叹了口气。

“我想你说得不错。我紧张不安得很。要没有你，真不知叫我怎么办，劳利。”

“我也不知道，”他格格地笑了。

“假如昨夜我们真被抓住了——那我们将怎么样？”

“那就遭殃了，心肝啊！”

玛丽喘息着问：

“你的意思不是说要——坐牢吧？”

他用带着讪笑的眼光瞧着她。

“那就不知需要多少解释了。两个英国人带了一个死尸在这儿意大利的乡野里兜圈子，我们怎么能证明他是自杀的呢？他们想起来，不是你开枪打死他的，就是我打死的。”

“怎么会是你打死他呢？”

“警察局里的人想象力丰富，自会想出许多理由来。昨夜里我们俩是一起从培平诺饭店回来的。人们都说我在女人方面的名誉一向不太好。你正好几乎是个标准美人。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我看见他在你房里，出于妒忌，杀了他；也可能是他发现了我们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我为了保全你的名誉，把他杀了。事实上，确是有人这样干的。”

“你真是冒着天大的危险。”

“没有什么。”

“昨夜我慌得什么似的，连谢都没有谢你。我太不像话了。可是我实在感激你，劳利。我全靠你。要不是你，我恐怕早也自杀了。我不知曾经为你做了什么，才值得你帮我这样大的忙。”

他朝她盯视了半晌，然后有意无意地莞尔一笑。

“亲爱的，我为任何朋友都会这样做。甚至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可能这样做。你要知道，我就喜欢冒险。我并不是个真正奉公守法的人，冒险最够刺激。有一次，在蒙特卡洛，我在一张纸牌上面赌过一千金镑。那也是一种刺激；可是跟这个比，算得了什么。唉，我想起来了，那支枪呢？”

“我带在皮包里。我出去吃午饭的时候，不敢放在屋子里。我怕尼娜找到它。”

他伸出手。

“把皮包给我。”

她不懂他要这皮包干什么，只是递给了他。他打开皮包，把手枪拿出来，放进自己的衣袋里。

“你拿去干吗？”

他懒洋洋仰后身子，向椅子里一倒。

“我看那尸体是迟早要被发现的。这个事情我考虑过，我以为妥当点还是让那支枪在他身边一起发现。”

玛丽遏止住了一声惊叫。

“你还要回到那个地方去？”

“为什么去不得？这是个晴朗的下午，我很想运动运动。我已经租好一辆脚踏车。我完全可以沿着公路骑去，中途高兴，就弯上旁边的小路，去看看山顶上美丽如画的山村景色。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有人会看见你到林子里去的。”

“当然我起码先要当心看好四下没人。”

他站起身来。

“你现在就去吗？”

“我想就去。事实上那儿算不得真是个林子。我昨夜没告诉你，恐怕你知道了更要急死。然而再要往前面找好地方也没有时间。你别指望他一时间发现不了。”

“不等你安然回来，我真要提心吊胆死了。”

“是吗？”他微笑着说。“我将在回旅馆的时候到这里来弯一弯。我大概还会要喝杯冷饮的。”

“哦，劳利！”

“不用怕。魔鬼是好汉，自己会当心。”

他抽身去了。现在等待他的归来是那么难受，前面经过的事情反觉得轻飘了。尽管她对自己说，这比起昨夜他们所冒的险来，算不了一回事，可是没有用；因为昨天的险——至少在当时——看来是非冒不可的，而今天这冒险却是不必要的。他是在把头颅送进狮子口里寻开心；他觉得把自己暴露在危险面前是乐趣。她忽然憎恨起他来。他不应该干这样的蠢事；她照理该阻止他。然而，事实上，当他在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幽默态度时，是非也几乎没法弄得清。并且她觉得劳利决定了要做一桩事情，你要去劝阻他，也极不容易。真是一个怪人。谁猜得透他轻浮的举止中间却蕴藏着那么强的意志？

“当然他是从小放任成性，改不了了，”她愤恨地自言自语道。

他总算回来了。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你只消看他嘴角上挂着嘲弄的微笑，趾高气扬向她走来的样子，就知道一切顺利了。他自己在一张椅子上倒下，拿起一杯威士忌苏打就喝。

“大功告成了。一个影子都没有看见。你瞧，有时候机会似乎也会特地对犯法的人伸出援助的手。正好在那个地方有些泉水的细流。我想大概那儿准有水源，所以有这矮树丛。我就把枪扔在水潭里。过不了几天，这支东西的模样就好看了。”

她想要问尸体怎么样了，可是总说不出口。他们俩默默对坐着，他一面慢慢地抽烟，一面自得其乐地啜着他的冷饮。

“我要把昨夜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全告诉给你听，”终于玛丽这样说。

“那倒不必。我猜想得出要点来，其余的就无关紧要，你说是吗？”

“可我偏要告诉给你听。我要你知道我的最该死的罪过。我其实也不懂这可怜的孩子为什么要自杀。我心里非常难过。”

他一声不响地听着，两只眼睛，又冷静又锐利，盯着她望，听她原原本本缕述经过的一切，从她看见卡尔从柏树的影子底下走出来起，一直到枪声把她从床上吓得跳起来的可怕的一刹那为止。有些话说不出口，但是有那双灰色的眼珠盯视着她，她仿佛觉得任何一点事实都瞒不过他。她索性不顾羞耻，把一切都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倒觉得心头一宽。当她讲完了的时候，他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似乎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他烟雾吐成的圈子上面。

“我想我能够解释他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他终于开口说。“他是无家可归的逃亡者，身边没有钱，肚子饿得半死。他活着有什么味儿，你想？于是你来了。我想他出了娘胎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的女人。你给了他在最狂乱的梦境里也没有梦见过的一切。他忽然觉得整个的世界都变了，因为你爱了他。你叫他怎么想得到，你不是为了爱才把你的一切给了他的？你对他说这只是怜悯。玛丽，我亲爱的呀，男人是虚荣的，尤其是年轻小伙子；你不懂得这一点吗？这对他是无可容忍的侮辱。无怪他差一点要杀死你。你把他带上了九霄云天，又把他掷回了路旁的阴沟里。他好比一个囚犯，看监的把他领到了监狱的大门口，正在他要跨步走向自由的时候，又把大门向他迎面关上了。那还不够使他决心不要生活下去了吗？”

“当真是那样的话，我永远饶恕不了我自己。”

“我想确是那样，不过实际情况还不止如此。你瞧，他过去经受了那么多折磨，精神受了刺激，也许他神经已经不太正常。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也许你片刻之间所给他的狂欢，使他深知人间决不会再有更大的欢乐，因此也不想再有所企求了。你知道，人生在世，差不多人人都有一个时刻，觉得是快乐到了极点，不禁心里会说：‘上帝呀，但愿我能在此刻死去。’是的，他达到了那个时刻，产生了那种情绪，所以他死了。”

玛丽望着劳利，呆住了。果真是他，这样一个玩世不恭、无所事事、随心趁意的浪子，发着这样的宏论吗？这样的一个劳利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你对我说这些干吗？”

“唔，一半是因为我要你别把这一切太放在心上。眼前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忘掉它，或许我刚才跟你讲的一番话可以帮你心安理得地把它忘掉。”他对她带着嘲弄地一笑，那是玛丽经常遇到的。“一半也是因为我喝了几杯酒，恐怕有些醉了吧。”

玛丽没有回话。她把刚接到的埃德加的电报递给他看。他看了一下：

“你准备嫁他吗？”

“我要离开这里。现在我恨这所屋子。我一踏进那间房间就几乎要急叫起来。”

“印度离这儿很远很远。”

“他有力量和意志。他爱我。我知道，我现在不比以前。我需要有个人照管。我需要有个可以靠傍的人。”

“唔，那你就这样决定了吗？”

她不十分明了他的意思。她向他掷了一眼，可是他却张着笑眯眯的眼睛瞅着她，这双眼睛里又什么也看不出来。

她微微叹息了一声。

“不过，当然他也许会不要我的。”

“你在说什么？他爱得你发狂。”

“我必须把这事情告诉他，劳利。”

“为什么？”他惊诧得叫了起来。

“我不能嫁了他而让这件事情吊在我头顶。我良心不安。我将永远没有一分钟的安宁。”

“你的安宁吗？那么他的安宁呢？你以为你告诉了他，他会感谢你吗？我告诉你吧，一切都已经没事了。现在没有一点会把那可怜的小子的死牵连到你的头上来。”

“不过，我必须诚实。”

他皱皱眉头。

“你完全想错了。我很懂得这些帝国的建造者。他们只知道人格完整之类的名堂。他们懂得什么恩情？他们自己也不需要什么恩情。你去破坏他对你的信任，不是发疯了！他喜爱你。在他心目中，你是尽善尽美的。”

“实际上我并不是的，那又有什么用？”

“人家越以为你好，你自会变成越好的，懂吗？你的埃德加呀，他有许多突出的长处。他们使用得他正得当。然而，要是你不见怪的话，我却说他有一种执而不化的愚蠢；不过那对于他也有帮助。没有那种执而不化的愚蠢，他也不会有今日的地位。但是，你要他了解女人的感情的奥妙，那你就找错人了。”

“要是他真爱我，他自会了解我。”

“好吧，亲爱的，随你的便。我要是个女人，我就决不要嫁这种家伙；可是你既然已经决定嫁他，那想来你一定是要嫁他的了。但是你如果想嫁了他好好过一辈子的话，那就请听我一句话：严守秘密！”

他抿着嘴笑笑，轻轻摸了摸她的手，趾高气扬地踱步走去了。

她想，她恐怕从此永远不会再见他了。这使她心里一阵难过。有趣，他曾经要求她嫁给他。要是当时她当真答应了他，他的尴尬样子定会惹她发笑呢。

八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光景，玛丽正又坐在花园里，想做做刺绣散散心，忽然尼娜出来对她说，埃德加爵士来电话。他刚到旅馆，想要来看她。

她不知他的飞机什么时候到，所以吃好午饭就一直等着他。她叫女用人去回复，说他随便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她的心开始跳得急促起来。她从皮包里拿出镜子，照照自己的脸。脸色苍白，但是她并不搽胭脂，因为她知道他不大喜欢胭脂。她把粉扑在脸上轻轻拍了拍，再在嘴唇上涂了些唇膏。她穿着单薄的夏季服装，黄底子的麻布上印着墙纸的图案，看上去朴素得像是侍女穿的，然而它却是在巴黎头等的时装公司里定做的。

不多一会，她听见汽车已经在开上来，接着埃德加出现在眼前。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上前迎接他。

他和平时一样衣服穿得笔挺，恰合他的年龄和地位。他在狭长的草地上阔步走来，细长的个子，挺直的身躯，看着也舒服。帽子已经脱下；浓黑的头发搽着保持波浪不走样的油，闪闪发光。密茸茸的眉毛底下清秀的棕色眼睛里充满着和蔼的光芒；平时漂亮、端正的眉目之间经常显示的严肃表情，被一朵愉快的微笑使之变得柔和了。他热烈地紧紧握了一把玛丽的手。

“瞧你眉清目秀，容光焕发，简直像画一般地美丽。”

这句俗套话是阿特金松先生每次见她必说的。玛丽这回从埃德加的嘴里也听到了这句话，有些好笑，她想大概某一种年纪的绅士们见了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女人总是说这么一套的吧。

“请坐，尼娜会给我们拿茶来的。你一路上好？”

“我真高兴又见到你了，”他说。“我好像离开了一个世纪。”

“没有太久。”

“幸亏我是知道你一天到晚所做的事的。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一定在什么地方，我就用我的想念跟随着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玛丽泛然一笑。

“我想你公事也忙不过来吧。”

“忙，当然；我和大臣进行了两次长谈，大概一切都定当了。我将在九月初动身。他对我很不错。他并不讳言那是个艰巨的差使，虽然我接受这差使的时候早已晓得是棘手的，但是他说就因为棘手，所以他们一定要拣中我。我不想把他对我的恭维唠唠叨叨使你听了烦腻，不过……”

“我要听。我不会嫌烦。”

“好吧，他说由于那儿情况特殊，他们必须委派一个既灵活，同时又坚定的人去担负这艰巨的重任。而且承蒙他夸奖，说没有一个人兼备这些特点而又结合得比我更出色的。”

“我相信这是真的。”

“不过，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捧得我太高了。你瞧，我经过长期奋斗，如今终于看见自己离开树顶已经不远了。这回使命重大，职位显要，我正好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在你我之间自己人说说，我相信我能够好好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停顿了一下，接下去说：“要是我所干的能够符合我的期望，而且能符合他们的期望的话，那甚至更高的职位还在后面呢。”

“你很有雄心壮志。”

“是吗？我喜欢权力，我不怕责任。我有某种天赋的才能，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充分发挥我的才能。”

“那天晚上宴席上有位特累尔上校，他说如果你在孟加拉能够得到成功，那你就非升任印度副王不可。”

一道光芒闪现在埃德加洋洋得意的眼珠里。

“全印总督，他们现在这样称呼了。我想那是可能的。以前他们任惠灵吞为总督——那是个了不起的总督。”

他们喝完了茶，他把茶杯放下。

“你知道，玛丽，我追求一切活动的乐趣和因活动而获得的光荣，要不是一向都希望你和我共同享受，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她的心停住了。关键时刻到来了！她点上一支烟，使自己镇静一下。她不朝他看，却觉得他的眼睛含情脉脉地盯视着她。

“你答应我回来给我回音的。”他喉咙口带着笑声说。“今天一早我特地包了架飞机赶回来，就证明我急急乎要听你的回音。”

她把手里刚点上的香烟丢了，轻轻叹了口气。

“在你说下去之前，我先有些话要告诉你。恐怕你听了要大失所望。先请听我讲，你什么也别说。你要说什么，要问什么，都等我说完了再说。”

他的脸顿时板了下来，用尖锐的目光望着她。

“好，我一句不说。”

“不消说，我最好能把这事情瞒着你，可是我总觉得那是不老实。你一定得先知道事实情况，然后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听着。”

她重又把昨天讲给劳利听的那段长长的痛心的故事讲给了埃德加爵士听，什么也不略掉。她竭力想做到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然而对埃德加讲这些是比较困难的。他一动不动地静听着。他的脸板着，很严肃。闪闪的目光里一点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她一面讲，一面觉得自己的行为比她讲给劳利听的时候更见得荒唐无耻。简直无法说出一个即使是自圆其说的动机来；有些巧事好像都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她想，他或许还不相信她这些话呢。这可使她的心下沉了。

此刻她才感到，劳利和她把死尸放在汽车里，开往山上一个冷僻角落去隐藏起来，特别惊险。然而她始终不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避免可怕的舆论和警察局的纠缠。不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身上，实是太离奇，好像不是现实中而是梦魇中发生的事情。

她到底说完了。埃德加一言不发，静坐了一会，然后他站起身来，开始在绿色的草地上来回踱步。他低着头，双手反搭在背后，脸色阴暗、沉重，那是她从来不曾在他脸上看见过的。他一下变得异样地苍老。最后他在她面前站定了。他低头望着她，嘴唇上挂着痛苦的笑影，可是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她听着不禁心酸。

“我可能有些惊讶，要请你原谅。你知道，我是死也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在你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可爱的小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你。我真无法相信，不是任何别人，而偏偏是你……”

他停住了，可是她知道他心里的话：他无法相信，不是别人，而偏偏是她竟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流浪汉的姘妇。

“我没有话可以替自己辩解。”

“我看你也实在太愚蠢了。”

“岂止是愚蠢啊。”

“我们不必谈这些。我想凭我对你的爱，完全可以了解你、原谅你。”他那男子汉的声音变了，但他这时候的微笑还是很自然，而且温柔。“你是个浪漫的小傻瓜。我相信，你在那个人自杀了之后所做的一切，在当时情况下恐怕也只有这样做。你冒了一个极大的险，可是看样子也安然度过了。现在的事实情况是：你极需要有个人来照顾你。”

她怀疑地瞧着他。

“你知道了这一切之后，还要和我结婚吗？”

他踌躇了一下，但那只是一刹那，所以要不是玛丽，也不会察觉。

“你总不见得以为我会让你在危难中，抛下不顾吧？我决不是那样的人，玛丽，亲爱的。”

“我非常惭愧。”

“我要你和我结婚。只要能使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事业并不是一切。毕竟我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年轻了。我替国家已经做了不少事情，照理也应该引退，让年轻一辈有进取的机会。”

她觉得这话很突然，诧异地注视着他。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重又坐下来，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中。

“唉，宝贝，你看情形确实有了些变化。我已经不能再去担任这个差使：担任了不行。假使事情泄漏出去，那结果将不可收拾。”

她呆住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别放在心上，玛丽，亲爱的。我准备打电报给那位大臣，只说我要结婚了，所以不到印度去了。我可以拿你的健康情况来推托，很有理由。只是我不能给你享受我原先指望的同样的地位了，可是我们仍旧能够很好地过日子。我们可以在里维埃拉弄所房子。我一直就想自己有条游艇；我们可以在海上兜兜，钓钓鱼，多够味儿。”

“可是你不能在正要爬到树顶的时候放弃一切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听我说，亲爱的。他们给我的那个差使是差不得一点的，需要我百分之百的理智和镇静。然而我势必将老是担忧着什么隐私会给人发觉。站在火山喷火口上，哪能作出冷静和深思熟虑的决断呢？”

“现在还有什么会被发觉的呢。”

“那支手枪。警察局要是查究一下，他们可以查出那支手枪是属于我的。”

“那倒恐怕是可能的。我也想到过这一点。不过可能是那个人在饭店里从我皮包中偷去的。”

“是呀，关于他是怎样弄到那支枪的这一点，我相信人们可以想出许多听来都有道理的说法。但是那就需要解释，而弄到非得要我解释，那就难办。不是我摆架子，可是我决不是随便撒谎的人。再说，那又不是你一个人的秘密。还有劳利·夫林特呢。”

“你绝对不用担心他会拆我的台。”

“我却正担心这一着。他是个没有脑袋的无赖汉。吃饭不做事。是社会的败类。我最讨厌这种人。你知道他有两杯下了肚会怎么样？那样的故事不讲也糟蹋了。他将私下告诉给某个女人。他告诉了一个，又告诉另一个，不一会儿这事情就传遍伦敦。包管要不了多少时候，就会传到印度来了。”

“你错了，埃德加。你错看了他。我知道他是浪漫的，不顾一切的；他要不是那样的人，也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险来救助我了。不过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他。他决不会把我的事讲出去。他死也不会。”

“你没有我懂得人性。我告诉你，他到一个时候，会禁不住把那个故事讲出来的。”

“可是，如果你这样想法，那么你退休不退休，不是一样的吗？”

“要有许多闲话，但是我要是处在老百姓的地位，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只当它耳边风。然而假使我是孟加拉总督的话，那就完全不同了。毕竟你犯的是刑事。刑事犯是无论如何可以引渡的。这正给了不友好的意大利进行诽谤的好机会。你可曾想到过，他们可以说是你杀了那个人的。”

他盯视着她，眼光严酷得使她发抖。

“我不能不好自为之，”他接着说。“政府信任我，我从来没有使他们失望过。处于他们这次给我的地位，我的品格和我的太太的品格必须是无懈可击才行。我们在印度的局面大半决定于我们行政长官的威望。万一我须得不体面地辞职，那就很有可能引起最严重的事变。空论也没有用，玛丽；我一定要照我深信是对的路走。”

他口气渐渐变了，他的声音像他的表情一样地冷酷起来。玛丽这才看到了这位不仅是以卓绝的才干，而且又以无情的决断著称于全印度的人物了。她细看他严肃的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注意他眼睛里闪着的光——也许那儿会泄漏一点他对她的真实感情，她想看出他内心的思想来。她知道她的自白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不能同情那么荒唐、惊人的行为。她已经毁了他对她的信任，他再也不能对她放心。

然而他说出了的话决不肯缩回去。她既然主动把很容易隐瞒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他自然只好用宽恕来应答她的坦白；他预备牺牲他的事业，放弃名声大振的机会，来和她结婚；而且她仿佛觉得他对于这么大的牺牲怀着一种苦痛的欢乐。倒不是因为他爱得她认为牺牲是值得的，却是因为他能够因而更觉自豪。她深知埃德加决不会因为为她牺牲那么多而责备她；但是同时她也知道，以他的活力、他的工作热情和他的野心，他将永远懊悔他失去的机会。

他爱她；不和她结婚将深痛地遗憾。可是她几乎看准他此刻是正想舍弃她——无论怎样难受，只要在面子上无损他的自尊心。他是他自己的完整人格的奴隶。

玛丽眼睛朝下，不让他看到她在微微好笑的眼光。说也奇怪，这个情景倒使她觉得有些好玩。原来她已经拿定主意，即使没有害他担心的事情，即使他明天就去做全印总督，她都无论如何不要嫁他了。她爱慕他，感激他，因为她把心里觉得非告诉他不可的事情告诉了他之后，他对她还是那么和蔼，所以她希望尽可能不要伤了他的感情。

她说话必须非常谨慎。假使她说错了话，他会执拗起来，不顾她的反对，硬要娶她的。是的，万一弄僵，她只好把他对她剩下的最后一点好感也牺牲掉。这就没趣了，然而也可能不得不然。到时候假如他对她的印象坏到了极点，也好让他好受些。

她叹了口气，想起劳利来了。跟他那样玩世不恭的家伙相处，要容易多少啊。他无论怎么不好，总不怕说老实话。她振作了一下。

“你知道，亲爱的埃德加，我会觉得破坏了你伟大的事业而非常难过的。”

“我希望你别想这个。我答应你，既退出了官场，就决不再想这些。”

“可是你不应该单为我们自己着想啊。你是出任这个特殊要职的唯一人选。他们需要你。你应该撇开私人感情出任艰巨，这是你的责任。”

“我可并不自认为非我不可。”

“我一向非常敬仰你，埃德加。我不能让你在他们如此需要你的时候推卸你的职责。这似乎是太懦弱了。”

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她觉得这话触到了他的痛处。

“没有别的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去接受那个差使，更加可耻。”

“可是也有别的路好走。到底你又不是非和我结婚不可的。”

他向她掷了一眼，但只是霎地一下，是什么意思，她可无从捉摸。他自己当然明白。是不是说：天哪，要是我有得脱身，难道不想脱身吗？但是他对自己的表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当他答话的时候，嘴上带着微笑，眼睛里一片柔情。

“可是我偏要和你结婚。在这世界上我没有任何比这更高的愿望。”

话说到这地步，她只好采取不愉快的下策了。

“埃德加，亲爱的，我很喜欢你，我受到你的恩惠实在太多了；你是我生平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你是多么伟大，多么真诚，和蔼，忠实；但是我并不爱你。”

“自然我知道我比你年纪要大许多。我也明知你决不能像爱你同样年纪的人一样来爱我。我原来希望，唔，是拿我所能给予你的优越地位多少弥补这个缺陷。我非常遗憾，恐怕现在我所能给予你的已经不值得你来接受了。”

天哪，他好容易才说出了这个话来！为什么他不干脆说她是一个淫妇，他死也不要娶她呢？好吧，面前是一锅滚油，她除了闭紧眼睛往下跳之外，别无他法。

“我要和你坦白说一说，埃德加。当初你要去做孟加拉总督，你将有许多事要做，我也将有许多事好做。到底我是人，那个地位是够显赫的；只要我喜欢你，好像就可以了。我们将有许多共同关心的事情，所以我爱你不爱你，似乎不成问题。”这里是最难说的一段话了。“但是如果我们去里维埃拉度我们闲散的日子，一天到晚没有一点事情做，唔，我想在那样的情形之下，非要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才过得下去。”

“我并不一定说是里维埃拉。你喜欢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那有什么两样呢？”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当他再望着她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冷冷的了。

“你的意思是只预备嫁孟加拉总督，而不要嫁一个靠年金过活的退休文官啰。”

“一定要我直说的话，那么我想正是这个意思。”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再谈下去了。”

“再谈下去也谈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吧？”

他又沉默了。他很严肃，脸上一点都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他受了耻辱，可怜的家伙，对玛丽悲痛地失望了。可是玛丽确信，他同时一定也大大地宽心了。然而这一点却是他最不愿给她看出来的。终于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我在佛罗伦萨再耽搁下去似乎没有意思。当然，除非是你要我待着，万一关于——关于那个人自杀的事情有什么麻烦。”

“哦，不，我看没有什么必要。”

“那么，我明天就回伦敦去了。我就此刻向你告辞吧。”

“再会，埃德加。还请你原谅我。”

“你没有什么需要我原谅的。”

他握起她的手，吻了一下，于是他庄严地——庄严中全看不出有什么可笑——慢步踏着草地走去，不一会儿就被黄杨的树垣挡没了。她听见他的汽车开去。

九

这次谈话使玛丽很累。她已经两夜没有好好睡，现在在夏夜的凉风和寂静中仅有的单调而悦耳的蝉鸣催眠下，她一会儿就睡着了。

她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神清气爽。她在那古老的花园里兜了一圈之后，准备到平台上去坐坐，那儿可以在灿烂的夕照下再看看山下的城市。不料她经过屋子的时候，西罗——那个男仆——从里面走出来对她说：

“劳利先生请你听电话，太太。”

“你去听一听。”

“他要跟你说话，太太。”

玛丽微微耸了耸肩。她这时刻不太高兴和劳利通话；不过她想他可能有什么事要告诉她。躺在山腰里的可怜的小伙子的尸体始终缠绕在她的心上。她走去听电话。

“你家里有冰吗？”他说。

“你是为了问这个，所以要我听电话吗？”她冷淡地答道。

“不只这个。我还要问你，不知你这儿可有杜松子酒和苦艾酒？”

“还有什么吗？”

“有。请问假使我叫辆车子到你那儿来，你请我呷杯鸡尾酒怎么样？”

“我现在很忙。”

“那好。我来帮你的忙。”

玛丽不耐烦地又耸了耸肩，关照西罗把配制鸡尾酒所需的一切都拿来，自己返身回到平台上。

她急急乎想早日离开佛罗伦萨。她现在恨这个地方，不过她不愿她的离开引起议论。劳利来也好；她好跟他商量商量。这事情，你若想一想，会觉得有点滑稽：她竟会完全去信赖一个出名的靠不住的人。

一刻钟后，他来了。他在平台上走过来的姿态和埃德加恰好形成奇异的对比。埃德加，颀长的个子，瘦削的腰身，风度非凡；他有一种自然的庄严和惯于受人服从的自信的气派。倘若你在一群人中看到他，你一定要问那个脸上充满着意志、一举一动都显示着权威的人是谁。劳利呢，矮而粗壮，衣服穿得像是直统的工装，一摇一摆走过来，两只手习惯地插在口袋里，带着一种怠惰、无礼和逍遥自在的神气。在这姿态之中，玛丽不得不承认别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以他一张笑嘻嘻的油嘴，和一双作弄人的灰眼睛，你当然不能对他认真，然而他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玛丽忽然觉得，尽管他有许多的过错（也不管他曾帮过她那个大忙），和他在一起总是那么随便。你可以完全自由自在。你不必对他矫揉造作，首先是因为他有锐利的眼光能够看透一切虚伪，虚伪只有惹他好笑，再则，他自己从来也不矫揉造作。

他给自己配制了一杯鸡尾酒，举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舒舒服服地倒在安乐椅上坐下。他向她调皮地做了一个眼色。

“唔，宝贝，到底这位帝国的建造者把你丢了啊。”

“你怎样知道？”

“二加二等于四，我推想如此。他回到旅馆就问火车，知道今夜还赶得上罗马—巴黎线的快车，已经叫车子送他赶到比萨去了。我想如果事情没有破裂，他不至于那样急匆匆地离去。我早对你说，把秘密去告诉他是愚蠢的。你不能以为像他那样的人能够咽得下你的故事呀。”

劳利既然把这事情说得这样轻飘，当然也不必让它蒙上悲剧的气氛。玛丽笑笑。

“他态度倒很好。”

“当然啰。我相信他的态度一定像个高雅的绅士。”

“他是高雅的绅士。”

“那就远胜过我了。我生来是个绅士，却没有绅士的性格。”

“你不必跟我说这个话，劳利。”

“你心里不难过吗？”

“我吗？不，信不信由你，事实上我们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决定无论如何不嫁他了。”

“你这就好了。起先你似乎坚决要嫁他，我当然不便多说，你嫁了他要厌烦死了。我懂得女人。你不是那种嫁帝国建造者的人。”

“他是大人物呢，劳利。”

“我知道他是。他是个有一副大人物架子的大人物。妙就妙在这里。就像卓别林扮演卓别林。”

“我想离开此地，劳利。”

“我看你应该离开此地。换个环境对你有好处。”

“你待我这样真心诚意。我走了会觉得身边少了你。”

“可是我想以后我们将常在一起的。”

“这话怎么说？”

“唔，因为据我看起来，你现在只有嫁我了。”

她竖起身子，瞪着他。

“你说什么？”

“事情岔出了许多，所以恐怕你早已经忘记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确曾向你求过婚。你别以为我把你当时的回答看作是说死了的。以前，每个女人，我向她求婚，也总是如此的。你知道吗？”

“那天我还当你是说着玩的。你现在总不会再要和我结婚吧。”

他向安乐椅上一靠，吸着烟，嘴角上一抹微笑，柔和的眼睛里闪着光；他的口气是那么地随便，所以你总当他只是在开玩笑。

“你要知道，我亲爱的，我的长处是：我是个坏蛋。许多人都为我的所作所为骂我；我想他们也不错；不过我总觉得从没有怎样损害过任何人。女人喜欢我，我又天生多情，因此其余的事就几乎自然而然接着发生了。可是无论怎么样，我没有权利、也不高兴去指责别人的行为。‘自己活，也给人活，’那是我的格言。要明白，我不是帝国建造者，也决不是有好名声的循规蹈矩的人，而只是乐天知命，有一点钱，喜欢寻开心。你说我是个无赖汉，是个败家子。好吧，你来改好我，怎么样？我在肯尼亚有一点产业，原有一个账房，他不行，要歇掉他。我想自己到那边去管理，倒也不错。也许这个时候我也该安定下来了。你会喜欢那边的生活的。”

他停了一停，等她说话。可是她什么也不说。她太诧异了，他所说的一切太突然，所以她只是呆望着他，似乎全然莫名其妙。他继续说下去，懒声懒气地，仿佛是在说笑话，准备她发笑。

“你说得对，我起初只想和你风流一番。是的，干吗不呢，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我要是不想和你混混，那真是傻瓜了。可是那天夜里我们在车子里的时候，你说的有些话真正感动了我。我不由觉得你实在可爱。”

“那天之后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知道，而且我不妨告诉你，有一霎时，我的确还对你很恼火。”

她从眼睫毛底下瞟了他一眼。

“所以你就打了我吗？”

“你是说在你下车的时候吧？我打你，是因为我叫你不要哭。”

“你打得我好痛。”

“要你痛才打的。”

玛丽低下头去。当她把她和那个不幸的青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埃德加的时候，他听得脸色都发了白。他大为震惊。但是她觉得，他痛心的是她竟这样玷污了他最珍重的她的清白。原来他所爱的不是现在的玛丽，而依旧是他给她吃巧克力的美丽的小姑娘——童年的天真无邪使他迷醉的玛丽。

劳利给她狠狠的一掌是由于男人达不到欲望而产生的妒忌。真奇怪，她突然发现了那个原因，竟会异样地骄傲起来。她不禁向他看看，眼睛里含着依稀的微笑。他们的视线接触了。

“但后来我不恼恨你了。你知道吧，你在急难中打电话叫我，我很喜欢。后来你能把头脑镇静下来（起先看你是乱极了），你有胆量，这一点我也喜欢。当然你所做的是十足的蠢事。但是这说明你是慈悲为怀的。老实说，我所认识的女人当中就不大有这样好心肠的。我非常爱你，玛丽。”

“你们男人多奇怪！”她叹息着说。“你们两个儿，埃德加和你，都把实际上无关紧要的东西看得那么重。真正的问题，绞着我心的问题，是那个可怜的举目无亲的孩子，由于我的罪过竟无遮无盖地僵卧在露天里。”

“他在那里跟在墓园里没有什么两样。再说，你为他伤心，他也不会活转来——活转来的日子他也不好过。他对于你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如果他明天在街上打你面前走过，或许你连认也不认识他。不要有伪善的想法。这是约翰生博士的至理名言。”

她睁大了眼睛，问道：

“你怎么也晓得约翰生博士？”

“在实在没有事做的空闲日子里，我也看过好多书。塞缪尔·约翰生那个老头儿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很有常识，也懂得一点人性。”

“你这个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太多了，劳利。我总以为你是只看些体育新闻的。”

“我是不把所有的货色都陈列在橱窗里的，”他做了个笑脸说。“我想，你嫁了我，我决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地惹你讨厌的。”

她听到一句打趣的话，很快活。

“教我怎么能指望管得住你，即使只求你不要太不忠实呢？”

“唔，那要看你了。据说女人应该有事情做，在肯尼亚你就自会有非常适当的事情做。”

她对他打量了一下。

“你为什么不怕麻烦要娶我呢，劳利？如果你真是像你所说的那样爱着我，那我不妨陪你去旅行一次。我们可以开了车子到普罗旺斯去兜一圈。”

“那当然是个提议，不过是个混账的提议。”

“拿一个好朋友换一个冷漠的丈夫，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吧。”

“那才是一个可敬的女人所说的有意思的话。”

“我可不是那么可敬的，你不认为我现在再要摆架子已经晚了吗？”

“不，我不以为然。如果你要开始怀有一种自卑心理的话，那我要好好揍你一顿，叫你一个月也忘不了。我亲爱的，我所要的是结婚，否则就拉倒。我要你，是要你永远跟我在一起。”

“可是，我并不爱你呀，劳利。”

“我早已在那天晚上跟你说过了：你如果给你自己试一试的机会，你会爱我的。”

她疑惑地对他望了半晌，接着忽然一丝羞怯而略带揶揄的微笑偷偷闪现在她那可爱的眸子里。

“也许你说得不错，”她喃喃地说。“那天晚上，在汽车里，那些醉鬼经过我们的时候，你把我抱在怀里，虽然我吓得要命，可是我得承认，当你的嘴唇压到我嘴唇上来的时候，那感觉并不是——完全没味儿的。”

他喉咙口咯咯地大笑起来。他跳过身去，把她一把拖起来，双手搂住了她。他吻着她的嘴。

“那么现在怎么样？”

“好，既然你坚持要和我结婚……不过我们这是在冒大险。”

“宝贝，那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冒险。”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特工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3733

译者：高健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一 R其人

二 旅店风波

三 哀密斯金

四 无毛墨西哥佬

五 深肤女子

六 希腊密使

七 巴黎之行

八 居利亚·拉匝勒

九 葛斯塔夫

十 叛徒

十一 幕后记历

十二 大使阁下

十三 抛币定夺

十四 天涯偶识

十五 旧情与俄国文学

十六 美商命运

一

R其人

战事初起时，业已是职业作家一位的阿显顿却还淹留国外，而只是迟至金秋九月，方才风尘仆仆，赶回英国。不久，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中等年纪的上校，但此人的姓名他并没记住。他与上校倒也攀谈了几句。临行时，这名军官又凑了过去，向他问道：

“我说啊，不知道你肯不肯赏光来我处一下，我有些话想和你谈谈。”

“当然肯的，”阿显顿答道。“而且时间由你。”

“那就明天午前十一点如何？”

“可以。”

“我这就给你留个地址。带名片了吗？”

阿显顿递过名片，于是上校掏出支铅笔来在那上面匆匆记下了所住街道名称与门牌号数。次日当阿显顿如约前往时，他发现所去之地乃是一带略显俗气的红砖瓦房建筑，这里虽过去也属繁华地区，颇曾盛极一时，但如今早已风光不再。一些寻觅芳邻佳宅而栖的人是不大会再卜居这里的。就在阿显顿受邀去造访的这家宅院，那门边墙上便张有“出售”字样的招牌，其百叶窗也都紧闭，不像里面有人居住。他拉了下门铃，房门立即为一军士打开，但开启之速却令他吃了一惊。开门人一见到他，二话不说便把他一直引入到后面一个长条房间里去，而这里过去显然曾是间餐厅，其四壁间的华贵装饰似与其目前稀疏寒碜的办公桌椅太欠协调。“这地方八成是叫些掮客跑合的给占了，”阿显顿想。他一进门，那名上校立即起身相迎，与他握手。（顺便说一句，上校在情报部门素以R为其代号，这点阿显顿只是后来才知道的。）说到这位上校，其身材中等稍高，但偏瘦，肤色黄，皱纹深，稀疏的发鬓已显苍白，胡须则是毛刷般的。此人一见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即是他那双蓝眼靠得过近，几乎快成斜眼。但眼神却凌厉冷酷而机敏，留给人的印象只会是狡猾多变。这副尊容初见之下是会让你喜不起来也信不过的。不过此刻他的态度倒是满客气的。

他向阿显顿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问毕，不容分说，当即宣称他特有资格进入情报这一行列。阿显顿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其写作行业本身即是一种绝佳掩护： 他尽可以著述为名自由出入于多个中立国家而不致过于招摇。于是就在谈到这一点时R发话道：

“你晓得你还可以借此捞上一批材料，这对你写东西只有好处。”

“这点我没意见，”阿显顿答道。

“我现在就讲件新闻给你听听，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天，而且我敢保证此事不假。我当时就觉着这完全是本小说的绝佳材料。情况是，一名法国部长曾前往尼斯去治感冒，随身带有公文皮箱一只，内藏一些重要文件。不错，非常重要的文件。好了，抵达那里一两天后，他在某某旅店结识上了一名黄发女郎，是他在那里跳舞时认识的，而且很快谈得入港。长话短说吧，他把那女郎带回旅舍房间——当然此事做得过于失检——而当他次日清早一觉醒来时，这才发现他的公事箱与那女人早已不翼而飞。头天夜晚他曾与女郎在他房间共饮了几杯，而照他的说法是，他刚一转身，那女的就在他的杯里下了麻药。”

故事讲完，R的一对锐目炯炯有光地直盯着阿显顿。

“不乏戏剧性吧？”他问道。

“你刚才讲的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天？”

“就在上上星期。”

“完全不对！”阿显顿高声道，“说实在，这个故事我们在舞台上至少也扮演过六十年了，另外还写进了上千部小说。难道你是想告诉人，生活只是直到最近才追赶上我们的步伐？”

听了这话R还有一两分不太自在。

“其实，如果必要，我连那些具体姓名与日期都可以不瞒你。协约国方面还真因为公文箱内文件的丢失而至今给弄得狼狈不堪。”

“对不起，先生，如果你们特工人员对付的不过是这类勾当，我担心，对一名小说作者的灵感源泉来说，那会是等于零的。那类故事是再也不能去写了。”

必要的安排很快便办妥了。当阿显顿起身告辞时，他早已把种种指令牢记在心。他第二天就要去日内瓦。R最后对他讲的几句话（唯其因为说得轻松却给他的印象更为深刻）竟是：

“在你担起这项职务之前，你必须搞清的只是一件，而且不得忘记。那就是，事情你干好了，也没人谢你；你干砸了，也没人救你。这样你满意吗？”

“完全满意。”

“那就该向你说声再见了。”

二

旅店风波

阿显顿正在返航日内瓦的舟中。是夕暴雨大作，山风凛冽，一艘负载沉重的小汽艇正在那滚动不定的湖面上艰难地破浪前行。飘风下的冻雨迅即转成雪霰，带着怨气似的不停地把甲板淋得湿漉漉的，仿佛一个饶舌女人，不论碰上什么都将唠叨个没完。阿显顿这是刚从法国回来，他去那里是为了草拟并递送一份情报。两三天前的一个上午，约五时许，他手下的一名印度人特工曾到他的房间去找过他；而碰巧他还没外出，因事先并未和他预约。按规定，此人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前来旅馆找他。据他汇报，一名受雇于德国情报部门的孟加拉人最近从柏林到来，所携一口籐箱内之文件英国政府极想得知。那时同盟国方面正竭力在印度制造事端引发动乱，以便拖住当地的英国驻军使之无法回调，甚至还得经由法境增派更多士兵前去弹压。上级意见，此刻自不愁寻一借口将此孟加拉人立即在伯尔尼拘捕，这样至少可以使此人不致继续为害。只是那口箱子却迄未找到。阿显顿的这名手下倒是个办事衙役，人既聪明，胆子也大，而且与其本国中对英势力不满的人们交往颇多。据他最新发现，此孟加拉人出于安全考虑，在前往伯尔尼之前已将此箱寄存苏黎世车站衣帽室，而此刻由于他正在监狱候审，无法将此公文转交其同伙之手。德国情报部门目前正迫不及待地企图截回这批文件。既然正常的方法无法获致，德方遂决定当夜袭击车站，以窃回文件。这不失为一条果敢妙计，而阿显顿闻后也不禁大为兴奋（他平日的工作也太枯燥乏味了）。他看得出，德国驻伯尔尼的情报头目的这一招有些肆无忌惮，但也着实厉害，但偷袭之事就定在次日凌晨两点，一刻也耽误不得。时间之紧迫使他想向驻伯尔尼的英国上级请示，但无论通过电讯电话都既不稳妥也不济事。而这印度人又去不成（他此番来见阿显顿已是一条性命捏在手心，而如果他离开此屋时再被人察觉，那么好吧，不出几天他即将被发现浮尸湖面，背上狠戳一刀），这时唯一的办法只有由他亲自去辛苦一趟。

有一辆开往伯尔尼的列车他刚好可以赶上。他穿戴好衣帽飞快跑下楼来。他跳上一辆出租马车。四小时后他才在驻瑞情报总部门的门首拉起门铃。在那地方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他此次求见的也就是这个人。前来开门的是一名高个头面带倦容的人，以前他并未见过。这人见了他后二话没说便把他带进一间办公室。阿显顿向他说明了来意。高个子看了下表。

“我们方面要有所行动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我们不可能按时赶到苏黎世。”

他想了想。

“我们只能请瑞士当局接手这件事了。他们会用电话通知车站的。这样到时候当你的‘朋友们’前去遂行那桩小小的盗文件案时，我敢说他们准会发现车站早已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了。对你来说，目前也只能打道回府，回日内瓦吧。”

然后便与阿显顿握手道别，将他送出门去。阿显顿此刻心里十分清楚，这件事嗣后所发生的种种他将再也无由得知。身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中的一枚小小螺丝钉，他是没有条件来观看到一个完整的行动的。他可能只牵涉到一件事的开头或者结尾，也或许只参与了这件事的中段，但他个人的行动所将导致的后果他却少有再看到的可能。这情形之难遂人意也正仿佛一些现代化的小说那样，它们交给你的只不过是一批批彼此毫无关联的零碎事件，而期望你自己去把它们一一连缀起来，以便最后在你的心目中构制出一篇完整的东西。

虽然毛皮大衣与围巾手套一样不缺，阿显顿还是觉着冷彻骨髓。船上的会客室里倒是非常暖和的，另外灯光明亮可以读书，但他认为还是不去那里为好，因为如果哪位常出门的旅客在那地方又碰上了他，难免不心中产生疑问，奇怪何以此人要不断往返于瑞士的日内瓦与法国的桑南之间；于是为了充分利用所可能觅到的掩护方式，他只得在光线暗淡的甲板上打发时光。他向日内瓦方向望了望，但见不到一点灯光，而原来的霰，此刻已转成了雪，使他辨不出界标。那莱蒙湖，平时晴和的天气那么光洁潋滟，精美得有如某座法国花园里的一泓水景，在如今这个雨狂风骤的一天阴霾下却仿佛怒海一般的谲诡可怖。他下定决心，一旦返回他的旅店房间，他一定得屋内有一炉旺火，一盆热水浴，然后一顿美餐舒舒服服地只穿睡衣和毛巾服在炉边去享用。一想到这一美妙的前景，整个夜晚有烟可抽，有书可读，一点不受干扰，这时眼前渡湖的艰苦也就全然算不得什么了。突然两名船员步履沉重地从他身旁过去，头部全都弯着，以防雨雪吹到脸上，其中一个向他喊了句： 船到岸了；然后便走向船边撤去门杠，露出舷梯。阿显顿再次望了一眼，透过那天风呼啸的夜色，他已模糊看到了码头上的灯光。多么慰人的景象啊。不过三两分钟，船已系好，于是阿显顿立即加入进一小伙乘客中间，围巾几乎蒙到眼睛，只待依次上岸。虽说这种出行他已经历过多次——他的任务即是每周一次跨湖去法国递送报告与接受指令——每次混杂于人众当中等待从舷门登岸时，他还是难免多少会有点惴惴不安。护照上面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进入过法国；不错，此游轮在沿湖绕行时会有两次与法境擦边，但其整个航行仍将是在瑞士国境之内进行，这样他的途程尽可以是去维委或者洛桑，而始终不出瑞士疆界。不过话虽如此，他仍然不敢保证这其间秘密警察没有注意到过他，而如果他竟被跟踪者看到进入过法国，那么他护照上没有法方戳记一事却将变得无法解释。当然他早已有了一套现成说辞，但他也明白他的那些话不是太有力的，另外虽说瑞士当局也很难确切证明他一定便不是一名普通旅客，但他却难免不会因此而在监狱里蹲上两三天，那可就不太妙了，而且事后又会被坚决遣送出境，那就更惨透了。瑞士政府十分清楚，他们这片国土历来就是一切阴谋诡计的兴风作浪之地；各式各类的特务密探、谍报人员、革命者与动乱分子早就麕集密布于其各大城市的不少旅店，然而出于对其中立立场的重视珍惜，他们对足以将其卷入与各交战国的纠纷的任何过激行为总是要极力避免的。

和往常一样，码头上照例有两名值勤警官在监护旅客下船登岸，而阿显顿，当他尽量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顺利通过时，这才算舒了口气。恶劣的天气仿佛在故意和人刁难，把个好端端的林荫道吹刮得乱糟糟的。店铺也都不再营业。返回途中他只遇见过一名过客，从他身旁走过时只见他一路总是侧着身子，缩着脑袋，仿佛在从一种莫名的狂怒中逃命出来。见此你定会大生感触： 当此一切昏黑的凄苦夜晚，人类文明仿佛对自己的种种矫饰造作骤生羞愧，以致彻底拜服在自然力的盛怒面前。此刻打在阿显顿脸上的已不再是雪霰而是冰雹，脚下的路面也又湿又滑，行走起来不能不特别小心。他住的旅馆就正对湖面。到达后，一名门役立即将他迎入，当他步入大厅时，身后袭来的一股冷风几乎把柜台上的纸张吹飞。刺目的强光也使阿显顿感到眼晕。他停下脚步问了问那坐柜台的有没有他的信件。他被告知没有。当他正准备离开柜台走向电梯时，那坐柜台的补充了一句，有两位来客正在他的房间等他。可阿显顿在日内瓦并无熟人。

“是吗？”他回答道，不免相当吃惊。“他们是谁？”

他与这柜台上人一向注意搞好关系，因而但凡有所使唤差遣总是小费从优。坐柜台的对他报以审慎的一笑。

“这话告诉你也没啥。我看他们是从警局来的。”

“那么他们的来意是什么？”

“这个他们没说。他们只打听你去了哪儿啦。我回答说你外出散步去了。他们说他们要在这儿等你回来。”

“他们来多久了？”

“一个小时了。”

阿显顿心头咯噔了一下，但尽量使自己的心事不致外露。

“我现在就上楼去见他们，”他回答道。听见这话，开电梯的马上闪开，好让他进去，但阿显顿摇了摇头。“天太冷了，”他回答道，“我想锻炼发热，我自己跑上去吧。”

他其实是想给他自己多争取一点思考时间，可当他慢吞吞地走完三段楼梯时，他的一双腿脚却沉重得像灌了铅。那两名警官这次非要见着他不可的原因是明摆着的。他一下子突然感到疲倦极了。他深感他此刻简直应付不了那一连串的发问。如果他竟以间谍嫌疑而遭到拘留，那么至少这个夜晚就得在禁闭室里度过。想到这个，一盆热水澡与炉边的一顿美餐就越发成了强烈渴望。此刻他不是没心转身跑出旅店，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他的护照还在身上，他也清楚记得那开赴边界的车次时间： 这样在瑞方当局还没来得及做出新的决定之前，他便已脱离险境了。不过话虽如此，他的一双脚还是在继续向上登攀。但就这么轻率地放弃职守的念头却是他无法接受的；他被派到日内瓦来干的这某种工作之中就含有一定的危险，这点他事先并不是不知道，因此他觉着还是坚持到底为好，当然在瑞士的监狱里蹲上两年决非是什么美事，但这类的不幸，也正如国王的遇刺，实际上也只是偶尔一见的事，虽说不能完全排除在这个行业之外。说话间他已登上了去四楼的平台，然后便向他的房间走去。阿显顿的身上似乎有着一股轻浮之气（为此，批评家们平时的确没少骂他），而正是这东西今晚帮了他忙。于是就在他面对房门准备进入的时候，他的窘境竟突然使他感到十分滑稽。他此刻但觉心气昂扬，完全有决心与困难周旋到底。门打开后只见他满面春风地笑对来人道：

“晚上好，先生们。”

一室通明，灯全亮着，壁炉内一团炭火正燃得旺旺，但到处却给烟气熏成灰蒙蒙的。两名访客，坐等得极不耐烦，自然没少吸烟，而所吸的又属于劣质但浓烈的雪茄。他们仍然全副大衣礼帽一直穿着，仿佛刚刚进门；但桌几上的烟灰缸却早已尽泄了实情；他们进门的功夫已经很不短了，足够把室内的一切看个详细。两名客人均属健壮体型，都蓄着黑髭，魁梧结实而稍嫌臃肿。看到他们不禁使阿显顿联想起那传说里莱茵金园的两个巨人门卫——法夫纳与法骚特；他们那种沉甸笨重的皮靴、那盘踞在座椅上的庞硕架式、那副笨实而机警的面部表情，都明显地告诉人们他们是从侦缉队来的。阿显顿向室内横扫了一眼。他乃是个有着整洁习惯的人。他一眼便看出自己的东西被人动了，虽然还不算乱，但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他猜得出来，他的个人财物已经遭到了一番搜查。这点倒没有给他造成不安，因为凡是可以给他招致麻烦的文件材料他都不曾留在房间；他的通讯密码他已牢记在心，早在离开英国之前便已毁掉，而那些来自德方的讯息只是经由那第三者方才能到达他手，而这些一经接到便立即转送至适当地区。这一搜查他根本无需担心，但此事带来的感觉却是，现已证明，他已被瑞士当局视作密探一名。

“请问二位光临有何贵干？”他彬彬有礼地向访客问道。“这里气温不低，所以是否请宽宽衣服——大衣和警帽？”

使他微感恼怒的是，这两名来客竟然当着他这主人的面而一直拒不脱帽。

“我们也是刚刚坐下不久，”其中一个说道。“我们是路经这里，看门的说你马上就会回来，所以我们觉着还是等等。”

可他还不脱帽。阿显顿取下围巾，把那沉重的大衣也扒了下来。

“来支雪茄如何？”说着把烟盒依次递到两名警探面前。

“来一支也行，”那第一个叫法夫纳的先取了一支，跟着那法骚特也取了一支，但话却没一句，连句客气话也没一句。

很有可能是那烟盒上的牌子起了神奇作用了，居然两人的态度均有所改变，帽子脱了！

“你刚才在这种恶劣天气外出散步肯定会遭罪了吧，”法夫纳道，一边把那烟头一下咬下半吋，然后吐到壁炉里去。

说到回答问题，阿显顿有一项基本原则（而这个，不仅在情报部门，在一般生活当中也同样适用），那就是，但凡还有可能，总得多少讲点稍近真相的话；下面是他的答话：

“你们这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但凡稍有奈何，谁会在这种天气出门。我今天不能不到维委去看一个卧床的朋友，然后便乘船回来。湖上可是冷透人了。”

“我们是警局的，”法夫纳丢下了这句。

阿显顿心想，如果他们觉着他竟一直还没猜出这个，那只能会把他当成一名十足的白痴看待了。不过你要是听到了这个后回答起话来就嘻嘻哈哈，那同样也是没有脑子。

“噢，真的，”他回答道。

“你身上带没带着护照？”

“带着。在这种战争年月一个外国人护照不离身总不失为明智之举吧。”

“相当明智之举。”

阿显顿把那精美崭新的护照递了过去，这本东西除了表明三个月前他曾从伦敦来到这里，并无其他迹象足以显示他去过任何边境。警探仔细看了一番后把它递到其同事手里。

“看起来一切倒还完全正常，”他评论道。

此刻正站在炉前烤火，嘴边还噙着支纸烟的阿显顿，听后没说什么。他细心打量着这两个警探，但脸上的一副表情，他敢自夸，还是挺友好而轻松的。法骚特把护照又递回给法夫纳，后者一边琢磨着一边在用那粗笨的指头敲打着护照本。“我们这次是奉局长之命而来的，”他干脆明说了来意，“来向你作点儿调查。”这时阿显顿已感觉到，两人的眼开始紧盯着他。

阿显顿明白这样一条道理，这就是，如果什么时候你找不到特别恰当的话好说，那就最好什么都别说；再有当一个人说了句话，而这话在他看来是要你句回话的，这时如果你还闷不作声，也会让他微感不安。所以阿显顿还是准备让警方先说。他自己也说不准，但他觉着对方这时稍显犹豫。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居民的不满投诉特别强烈，原因是，每晚那家赌场散场时候，赌客们从那里出来时往往过于吵嚷喧哗，以致弄得四邻不安。我们现在想知道，是否你个人也同样受到过惊扰。非常明显，由于你的房间就面向那湖水，这些寻欢作乐的家伙从你窗下经过时如果噪音过大，你是不可能听不见的。”

听到这个，阿显顿仿佛猛地吃了一下闷雷，半晌吭不出声。天哪，这个警探跟他讲的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咚咚咚咚，这不就是戏台上的那个巨人在擂大鼓！），难道警局领导就为了这个而不惜派人专程登门问安，垂询他的美梦是否受到那些俗客的喧闹惊扰？看来这像是在套他的话。但是把一些实为浅薄的东西误为高深往往恰是最大的愚蠢；这正是不少老实的评论家难免坠入的真正陷阱： 阿显顿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那种蠢性是从不存一毫奢望的，而这个在他一生行事当中确实没少帮他忙。他登时心中一亮。如其说警探竟向他发出这样的问题，那只能是因为他们还不曾拿到他参与过任何非法行动的丝毫证据。不错，告发的事确曾有之，可是证据却提不出，因此查房也就毫无结果。但是此番寻访所找的借口却够多愚蠢，那编造的本领又有多可怜！阿显顿立即对他们此次寻访所可能出示的理由替他们设想出好几条来，而且自信这些设想也是在与这类人混得熟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实在是对人的智力的一大亵渎。这些人比他原来想的还更愚蠢；但是他对愚蠢的人向来还是心存忠厚的，因而此刻望着他们时态度反而更亲切了。他简直有心过去拍拍他们的肩膀，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老实对你们讲吧，我这个人一向是能睡安稳觉的，这无疑也是心思纯净和毫无愧疚的必然结果吧，所以从没听到过什么响动。”

阿显顿望了望他们，想在他们的面孔上寻到他这句话理当引起的一丝浅笑微哂，但他们一副迟钝的脸上却毫无反应。但我们的阿显顿，不仅单是一名英政府雇下的谍报人员，他也还是个识趣解事的人，所以才能把那差点儿就要冒出的一声叹息给压了下去。他一改原来模样，面色显得更加凛然，语气也更加俨然。

“退一步讲，即使我的睡眠真的就让那些嘈杂的人众给吵醒了，我也决计不会考虑对他们采用投诉做法的。值此全世界饱经战乱、灾祸遍地、苦难重重的不幸岁月，我个人以为，横竖因为有少数人竟能苦中作乐，设法从中寻点排遣，便要对之强行干预，这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

“En effet, ”警探说道，“但这却改变不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居民确实受到了干扰，因而警局领导认为此事不容警方不加过问，不进行调查。”

他那同事，那位迄此为止还一直在保持缄默因而显得十分神秘的人，这时突然打破了沉寂。

“我从你的护照看到你还是位作家，先生。”

阿显顿此刻已经完全不再激动，而是感到异样的意泰神闲，于是从容不迫地好意答道：

“是这样的。这是个充满苦痛与折磨的行业，但是也能不时地给人一点报偿。”

“La gloire，”法夫纳客气地讲道。

“也或许只能带来恶名。”阿显顿谦虚地应道。

“那么你现在在日内瓦有何贵干？”

问题问得相当轻松，这一来倒使阿显顿不能不对此稍加警惕。对一个有头脑的人，一名满面笑容的警官往往比一名其势汹汹的警官更加危险。

“我正在写一出戏。”

说着用手指了下桌上的那些纸张。两双眼睛也跟着向那里瞟了一下。一个偶尔的眼神透给了他这些警探也早就见着了和留意到了那些稿件。

“可你那出戏为什么非要到这里来写而不在你的本国写呢？”

听了这话，阿显顿望着他们的那副笑脸就笑得更可爱了，因为这是一个他早就备好了答案的问题，此时正乐得把它抛出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这话听后的接受情况。

“Mais, monsier, 战争的原因嘛。敝国现在已经是遍地灾祸，非常混乱，所以无法静坐下来，安心写戏。”

“你写的是出喜剧，还是悲剧？”

“噢，是出喜剧，而且属于轻松的那种，”阿显顿回答道。“一个艺术家需要的是平静，是安宁。可你又如何能使他获得那种超然物外式的心境，而这个正是一切创造性的工作所必需的，除非他能享受到宁静？叨天之幸，瑞士正好有条件保持中立，所以对我来说，日内瓦恰恰是我所能觅到的理想环境。”

法夫纳轻轻向法骚特点了下头，但这个究竟是想要表示他认为阿显顿是个白痴，还是对此人想从那动乱的世界里逃避出来的那番渴望稍表同情，阿显顿便无从得知了。不管如何，这个警探显然已得出结论，他再也从阿显顿的口里问询不出什么，因而再谈无益；而他此刻的话语也越来越杂乱了。说着他便起身告辞。

当阿显顿和他们热烈握手，把这一对家伙关到门外之后，他着实舒了口长气。他马上打开水龙头准备洗澡，而水也放得尽可能地更热一些。脱衣工夫，他回想了一下这次的脱险。

前一两天，有件事情的发生使他不得不警惕起来。他手下的一名瑞士人，在情报部门里认可的名字为伯纳德，最近从德国到来，这人阿显顿想接见他，于是指令他在某一时刻前往某一咖啡店去晤面。因为这人他以前并未见过，为了保证不致产生差错，他曾对此次见面他所要问的问题以及对方所需回答的问题，通过一中间人传达给了对方。会面他选择了午餐时间，这工夫咖啡店里的顾客常常不多。实际的情况是，进得门来，他只见到了一名顾客，而此人年龄也正合乎他所要找的那个。他走上前去，若不经意地把那预先提出的问题又摆了出来。现成答案答复完毕，他便往这人的身边一坐，然后叫了一瓶杜彭涅酒。说到这名特工，这是个个矮体壮、衣着邋遢的人，肤色偏黄、发作浅棕，修剪得短短的，脑袋属那种炮弹形，另外生着一双蓝色而飘忽的眼睛。他不太像是那种见了让人放心的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阿显顿凭其经验而早就知道，此刻要寻一名肯去德国的人会有多难，那么今天见到此人他一定会对他的“前任”竟觅得这种角色而大为诧怪。他是个瑞士籍德人，所讲法语德国腔调特重。他一回答完马上就开口要他的工钱；这个阿显顿用信封递了过去。是以瑞士法郎支付的。这时他又对自己留在德国的情况作了一番概述，并详细回答了几个阿显顿的具体问题。他在德国的职业是服务员，受雇于离莱茵桥不远的一家酒店，这就给了他机会去获取一些必要情报。他来瑞士小住几天的理由是站得住的，所以返回过境时也将不成问题。阿显顿对其行事表示满意，于是在对他作了一些指令后，即准备结束这次会见。

“一切正常，”伯纳德道，“但在返回德国之前我想索要两千法郎。”

“你想要？”

“不错，而且现在就要，在你离开咖啡店之前。这是一笔我不能不花的钱，所以不能不要。”

“可这钱我恐怕给不了你。”

一张面孔顿时阴沉下来，那脸色比他原先还更难看。

“可你不给也得给。”

“什么会使你这么认为？”

特工稍稍探身向前（声音不曾提高，但阿显顿能够听见），对他大发脾气。

“你难道认为我会只为了你发给我的那点可怜小钱就为你舍身卖命吗？十来天前美因兹那里就拘捕和枪决了一名这种人员。那也是你们的人吧？”

“我们在美因兹那里并没安置过人，”阿显顿若无其事地应道，但据他所知，伯纳德这话其实不假。他也纳闷过怎么他近来再没从那地方收到过什么讯息，而伯纳德的情报正好证实了这个问题。他接着道，“你当时接这活儿时并非不清楚你能挣多少，而且你如果感觉不满意，你那时就可以不揽这活计。我是一分钱也无权再多给你的。”

“那你看看我这里带来的是什么？”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小型左轮，而且意味深长地在拨弄着。

“你这是要拿它做什么？拿去典当？”

他悻悻地耸了耸肩，把那家伙又放回衣袋里去。阿显顿心想，如果伯纳德稍懂一点儿舞台演技，他就会认识到，做一些并无更多深意的手势举动将会多么无聊。

“那么你拒绝给这笔钱？”

“当然拒绝。”

这特工的态度，一开始还是那么恭顺听话，此刻却已变得敌意十足，不过他头脑还能保持冷静，嗓音也从没高起来。阿显顿看得出来，伯纳德虽说是恶棍一个，但是从当特工来说，还是可依靠的，所以也就决心请R把他的工钱再给涨上点。刚才发生的一幕让他感到滑稽。离他们不远，两名体胖又都蓄着黑须的日内瓦市民正在打着多米诺骨牌；他们对面架着眼镜的一名年轻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一页页飞快地写着一封其长无比的长信；一个瑞士家庭（谁又说得准，或许其姓氏也就叫鲁滨孙），成员包括老小六人，一对夫妇及其四个娃娃，正在津津有味地共享分尝着两小杯咖啡；柜台后面的女“收银员”，一位威风气派十足的棕发女性（此人丰乳肥腰，一身黑色绸衫紧绷绷的），也正在翻阅一份当地小报。周围的一切，当然也包括阿显顿在内，所构成的这幕“舞台场景”使得它看上去真个是有点假里假气，怪滑稽的。阿显顿觉着他自己剧作里的一些场面反倒会显得更真实些。

伯纳德笑了笑。他的笑是不迷人的。

“你明白吗？我只要去趟警局，把你的情况告发给他们，就能把你拘捕？你知道一座瑞士监狱是个什么样子吗？”

“并不知道。不过最近我倒是常常想过这个。这么说你是知道的了？”

“不错。你可能对它热爱不起来的。”

一件曾使阿显顿感到不安的事就是，别价他的剧本还没写完，就已经给拘捕了。他担心的正是这个。刚写了一半，那后一半就不知会给拖到何年何月了，这个他想起来可不会痛快。再有他弄不清这时他会不会受到政治犯的待遇，还是干脆只按一名普通的罪犯来对待，而且他真想问问伯纳德（此人所知不多，但这件事他倒有可能知道），如果遇上后一种情形，他是否可以被准许在那里享用纸笔等文具。当然他担心伯纳德会把这一询问看成是对他本人的一种嘲弄。不过他此刻还是能够心平气和而且不杂一丝火气地回复伯纳德的威胁。

“你当然可以让我判上两年监禁。”

“那是至少。”

“不对。而是最多。这个我懂。这时间就够不短的了。不瞒你说，我一定会觉得那里挺不好过的。可我的不好过跟你的不好过还不完全一样。”

“那你又能如何？”

“又能如何？我们总是能把你抓住的。毕竟这仗总有打完的一天吧。你是个跑堂的，可行动自由你也不可能就不想要。我给你先撂下句话： 我不出事就不说了，如果出了事，那你这辈子就休想再踏上协约国的任何一处国土。我觉着，到那时你可是要寸步难行，太屈才了。”

伯纳德没有作答，只是悻悻地盯着那大理石的桌面。阿显顿觉得也到了该付账走人的时候了。

“再好好想想吧，伯纳德，”他最后道，“如果这活儿你还想干，那你已经得到了该怎么做的指令，你原来的工钱也还能按原来的渠道来付。”

特工耸了耸肩。至于阿显顿这方面，虽然他对此次谈话的结果将会如何心里还一点没底，但他觉得他还是理应理直气壮地走出门去。他也就是这么做的。

而此刻，当他把一只脚伸进盆里，试试那温度受不受得了时，他也在琢磨那个伯纳德最后是怎么决定的。那水温刚刚不太烫人了，他就慢慢把整个身体也都泡了进去。总的来说，他还是觉得那个特工会考虑还是走正道合算，另外，即使是要去告发，那缘由嘛也还得另寻。也或许就会寻到这旅店本身。阿显顿把背脊往后一靠，于是当他的身体已渐渐适应了水的温度，不禁露出了满意之色。

“一点不假，”他沉思着，“不管这个世上存在着多少数不清的乱乱哄哄，——从最原始的黏泥到我这微末的躯体，其中毕竟还有些时刻值得人一活。”

阿显顿此时不禁觉得，他总算万幸能从那晚上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如其不是这样而是受到拘捕，接着又遭到判刑，那R听到后，也只会耸耸肩膀，骂上他一句笨蛋，也就会开始物色新人去接替他了。阿显顿此刻对他的这位上级的脾性早已摸着了些，因而也就十分清楚，当他跟你讲你如出了问题不要去找他的时候，他那句话可不是信口一说的；他还真的就是那个意思。

三

哀密斯金

此刻仍然舒舒服服泡在澡盆里的阿显顿，心中高兴地想到，十有八九，他的那出戏是能够安安静静地脱手的。警局抽了个空签。虽说今后他们会对他监视得更加认真，但是在他至少草成那第三幕①之前是不大可能再有什么新的举动的。

当然他理应行事审慎一些（仅仅两周之前他的一名同行就曾在洛桑被判入狱），但惊惶失措也是不明智的： 他在日内瓦的一位前任，因为在思想上太夸大了他个人的重要性，总觉着自早至晚老是有人在监视跟踪，结果弄得神经过度紧张而不得不被撤换下来。阿显顿须要每周两次去集市接受指令，指令由一名前来卖鸡蛋与奶油的法国萨瓦的老农妇传递给他。她是随同其他农妇一起来的，而过境的检查也只是走走形式。天刚刚蒙蒙亮时，她们已经跨过边境，而这些值勤的警官巴不得赶紧把这些吵得人心烦的唠叨婆子打发完毕，也好早些返回屋去烤火抽烟。的确，我们这位上了些岁数的大娘看上去是那么和气善良，身体胖胖，面色红红，唇边堆着可爱的微笑，除非是遇上了一名特殊精明的警探，才或许会凭其想象，猛地察觉到，只需把他的一只手深深地探进那对饱满的丰乳之间，并从中抻出小小的纸片一张，就定能将这名忠厚的老妇人（她正是因为甘冒此险才救出了那本该去前线战壕的儿子），连同一位人近中年的英国作家双双送到被告席上。阿显顿去市场的时间一般为九时左右（这工夫绝大部分的日内瓦家庭主妇都已采购完毕），然后便在一只篮子前头停了下来，而这篮子旁边，风雨不误寒暑不误地总坐着一名雷打不动的坚强人物，于是便在那里买下半磅奶油。她也就把那纸条随着找回的零钱，比如十法郎，递给了他。他的唯一危险是在返回旅店的途中，口袋里有那物件嘛，而刚才的那点危险一过，他总是要尽量缩短这段行程以防止在这期间他被发现。

阿显顿叹了口气，因为水已经不太热了；这时用手去够，手够不到，用脚趾去拧，脚趾又不会拧（每个正式的水龙头总是得去拧的），而如果他完全坐起身来再去拧开热水，那还不如干脆爬出澡盆算了。另一方面，他既无法用脚指头把那塞子拔掉，以便放了水的空盆逼着他不得不跑出来，他身上又找不到足够的意志力来使自己像个男子汉那样地马上从盆里出来。他平时常听人夸他，说他这人很有性格。他心里想，人们对人的行事往往结论下得过于仓促，其判断的依据也常不足： 他们就从没有见过他在一只浴盆——从热到不热了的浴盆——时的表现。不过他的一门心思又返回到他的那本戏里去，他向自己重述了里面的不少笑话与巧妙回答，可这些，据他的惨痛经验，在案头上不会再那么干净利落，在舞台上也不会再那么响亮动听。就在他正设法将他的思想从那已然快冷却下来的浴盆里转移开来的工夫，突然听到门边有敲门声。因为他不希望此刻有人前来，他倒还沉得住气，没有说出请进。可门还是在敲。

“谁？”他不耐烦地大声说道。

“有您封信。”

“那进来吧，可得等等。”

阿显顿听到他卧室的房门被打开了。他从浴盆一跃而起，抓了条毛巾往腰间一缠，就去了门边。一个小听差正手持一信在等他。信不必笔复，只要句回话。信来自一位住店的女士，邀请他饭后到她房间去打桥牌。信的签名是大陆式的： 女男爵德·黑堇斯。阿显顿本来盼望能穿双拖鞋，在他自己的房间内吃顿可口晚饭，然后在灯前看上本书；正要开口回绝，但突然想到，在目前情况下，那天夜晚在餐厅里露一露面也许正是明智做法。应当能想得到，他受到警局登门查访的消息这时不可能不已经传播开了，所以最好还是在他的旅伴面前证明一下他没有丝毫不适之处才是。一个念头忽地掠过心头，没准那个告密者也就是这旅店里的人，而说实在，那位活泼好动的女男爵的芳名本身就难免会令人起这疑心。如果真的就是她告发的自己，那么一会儿再同她一桌玩上回牌一定会是个不小的乐子。他马上让那听差捎个口信说他愿意前去，然后便从容不迫地着上晚装。

女男爵冯·黑堇斯为奥地利人，自开战的第一个冬天即寓居在日内瓦。她感到使自己的姓氏看上去尽量像个法国名字对她只会有利。她英语法语都讲得同样的好。她的姓氏一点都不像条顿（或日耳曼）人的，这个，可是托庇她祖父的余荫了，原因为她祖父本是约克郡的一个小小马倌，后被一位名唤布兰肯斯坦的亲王看上，携往奥地利去，那已是十九世纪前期的事了。后来乃祖竟然风流韵事不断，官运亨通；原因是此公生得仪表非凡，容貌极美，很快便备受某大公夫人的青睐宠幸，加之他又极善于把握时机、利用条件，如此夤缘际会，最终竟受封男爵并累官至驻意大利某一宫廷的全权公使。至于这位女男爵，亦即他身后唯一的一名继承人，在经历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关于此事的种种细节她都没少向些熟人讲过）之后，一直依旧使用着其未嫁时的名字如上。她对人没少提起过她祖父曾荣任过大使，但对其马倌的出身却从来讳莫如深；这节趣闻阿显顿是从维也纳听说来的；而他既然已经与她惯熟了些，所以认为他有必要对她的过去稍知一二，而据他已查知的，她的个人进项似乎尚不足以开销她目前在日内瓦所过的那种相当奢侈浪费的排场生活。但既然她身上具有那么多适合于从事谍报行当的有利条件，所以不难想象某个活跃的情报机构早已经把她吸收过去，因而阿显顿可以相当肯定此刻她和他所从事的应可算作是同行。这点倒还多少促进了彼此间的一些过从交往。

当他步入餐厅时那里已经客满。但他还是坐进了他的老地方。由于刚才险渡难关后的一身轻快，他也不免稍奢侈了些，（用英政府的公款）给自己要了一瓶香槟。饭间，那女男爵也曾俊眼流波，向他粲然一笑。按此女实已年逾四旬，但若以俊洁光晶这一类型衡量，也仍称得上是美艳超群。这是一名气质格调十分成熟的西方美人，一头金发，盛有光泽，也很可爱，但还不够迷人，其实阿显顿自初见时便想过，它不是落在汤里你仍会珍爱的那种美发。她面容长相姣好端正，眼碧鼻直，肤色更是白里透红，只是皮骨之间微有一些紧蹙。上衣开口较低，袒露于外的一双丰满雪白酥胸颇予人以云石般的圆润之感。只可惜天生一副丽质当中，那种最能使多情之士为之痴迷的降心委身式的温柔品性，她却十分缺乏。在衣着上她可谓富丽堂皇，但佩戴上却非常有限，对此，阿显顿（他对这类事也略知一二）认定，可以想见，当年准有某位高人曾将她的一份委任状递与其裁缝，嗣后对她只供服装而不供珠翠。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免过于招摇，因而除非是遇上R的故事里讲的那种特殊好色部长——阿显顿是这么想的——如其她对谁稍送秋波，只需一个眼神（而这即将是所施蛊惑的开始）就定会使那被施予者猛地醒悟，而不得不在行事上知所怵惕。

等着上菜的工夫，阿显顿用眼扫了一下周围，觉得多数食客也都还看着面熟。那个时期的日内瓦正是阴谋诡计的温床，而阿显顿所寄寓的这座旅店更是一切鬼蜮伎俩的故乡。住在这里的有法兰西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以及埃及人不等。有的乃是逃离其故国，有的却无疑正代表着它。内中另有一保加利亚人，阿显顿手下的一名特工，但出于安全考虑，在日内瓦期间从未同他说过一句话；那天夜晚和他同桌进餐的只是两名本国同胞，而且三两天后，如果其间他还不曾死掉的话，准会渐渐谈得有趣起来。旁边还有一名小巧的德国娼妓，生着一双中国蓝的眼睛和一张娃娃相的脸蛋，经常绕行于湖面和穿梭于此地与伯尔尼之间，于是其皮肉生涯带给她的点滴讯息还真让柏林方面满当回事，对之反复作过思考。当然她与那女男爵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所追逐的猎物也更单纯简易得多。但是使他惊奇的是他竟瞥见了那个号称伯爵冯·赫尔兹明敦的，心想他可是来此何干。其实他乃是德国派赴维委的特务，只是偶尔才寻来此间。一次阿显顿在此地旧城区的僻静街舍角落见着他与某某人在交谈，而此人一眼便看出是个特务，所以当然极欲得知他俩间的那些鬼祟黑话。今晚在这里撞上了这位伯爵倒也是挺有趣的，因为战前在伦敦早就熟知他的不少情况。此人倒确实出身名门，与郝亨左伦斯家族有姻亲关系，另在倾向上偏爱英国。他舞跳得好，马术枪法也堪称俱佳；因而博来的美誉是，他比英人更像英人。相貌方面，他颀长清瘦，衣着也剪裁得宜，留着一头普鲁士式短发；再有即是总是照例微弓其身，仿佛时刻在准备着对某位御前殿下鞠躬如也，大行其礼 ，这个你在那些平生经常出入于宫廷的人士身上每每能够想见，即使不曾眼见。他的仪表风度也很迷人，并对高雅艺术极为倾心。但是此刻，他俩却佯作以前彼此从未见过。当然两人心里也都明白对方在干什么。阿显顿真的有心想调侃他一下——一个多少年来曾经没少同自己在一起吃过饭玩过牌的人居然装作素昧平生，根本不识，但还是忍住了没这么干，原因还是担心德国当局会以此为新证来奚落英方大战当前仍然举止轻浮，毫不严肃。令阿显顿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以前赫尔兹明敦从不曾涉足此店，故今晚之行不可能没有相当原因。

阿显顿产生了一个疑问，是否赫的来此与阿里亲王在此餐厅的不寻常的出现有何内在关系。处此非常时刻，把任何眼前发生的事件，不管表面看上去多么像是纯偶然性的，仅仅视作碰巧凑到了一起的那种认识都是欠考虑的。亲王阿里为埃及人，凯迪夫总督的一名近亲，当年凯被罢官后曾亡命国外。凯是英人的死敌，据说他一向没少在埃及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就在前一周，凯还在防守极严的情况下在这旅店住过三天，其间这一对要人经常进行密谈，地点就在亲王的房间。亲王本人是个矮胖子，蓄着浓浓黑髭。随他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一位帕夏，名叫穆斯塔发，时任其私人秘书。上述四位此刻正在一起进餐；香槟喝了不少，语言却无一句。两位公主都是解放型的年轻女郎，每晚都与当地不少纨绔子弟在各旅店内大跳其舞。两人的身材也都随了乃父，矮小粗胖，眼睛美好而黑，面色灰黄而深；至于所着衣衫，则阔气花哨，招眼俗艳，给人的联想是开罗的鱼市而不是巴黎的和平路。亲王殿下一般都只在楼上的房间内进食，而两位公主每晚却都在公共餐厅里用饭： 但两人身边似仍另有一人在相跟，以便从旁服侍照拂，一名已经年迈、个头不高的英国女人，其名为密斯金，一直受雇于其家，充担幼儿教师兼保姆等家务；但她的饭桌只在一旁，两名小主人也似乎从不望她一眼。一次阿显顿在经过走廊时便撞上过一个场面： 那两名胖公主中当姐姐的那个正在用法语劈头盖脸地训斥那个保姆，那暴虐之甚，几乎让阿显顿喘不过气。她真的是直着嗓子在喊，然后猛孤丁地狠批此女人之颊。当她瞥见阿显顿时汹汹地望了望他，便砰的一声关门进了屋里。阿显顿照直往前走去，仿佛什么都没看见。

住进旅店之后，阿显顿也想跟密斯金套套近乎，成个熟人，但她对这些殷勤的反应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而且就没给过他好脸子看。一开始见着她时他就脱帽致敬，但她只是死死地微欠下身；接着他又主动去找话说，但她却难得有半句答话。情形是明摆着的，人家就不想跟他有半点交道。可是干他这行是不能经受不住这点打击的，所以他还是得尽量树起信心，一遇机会就设法能和她谈到一块。这时只见她一副生硬态度，郑重其事地用那带英国味的法语回答他道：

“我不想和不认识的人来往。”说罢便转身而去；下次再遇见他时，干脆就不睬他。

这是一名瘦小的年迈女人，生着皮包骨似的一副可怜身躯，表皮已经抽抽，脸上也皱纹很深。显然她的头发只是假发，为棕鼠色，做工考究，但有时却戴不太正。在装扮上她是下了功夫的，发皱的颊上胭脂片片，带褶的唇边口红亮晶。她的穿戴也够新鲜的，全是花哨衣服，见后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不是好好买来的，而只是从哪个旧衣店里胡乱抓来的。另外白天时间头上戴的也全是那种边沿特大式样最怪的女孩子的帽子，而走起路来脚下穿的也总是鞋面极窄，跟部极高。她的一身打扮实在是太古怪了，人们见后会只感惊奇，而忘了她的好笑。的确，街上行人遇见她时肯定会对她侧目而视，惊得合不拢嘴。

阿显顿听说，密斯金早自她被亲王母后雇用为保姆之后便再没返回过英国，因而不能不惊奇，在背后这么漫长的岁月当中，在开罗的后宫私处她都曾见过些什么。多少东方生灵在她眼睁睁下草草了结了其短暂的一生，又有多少暗室隐私宫闱诡秘她曾目睹耳闻！阿显顿实在猜不出她目前的确切年岁，同样弄不清其生地故里；既然这么多年长期流放于国外，她的故乡那里肯定再无亲友： 他清楚在思想情绪上她是个反英分子，所以如果说她对自己一直粗暴无礼，他猜想那一定是有人提醒过她要提防他。她平日说话只讲法语。阿显顿也纳闷过，她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当她悄悄坐在那里，当她在吃午饭晚餐，而且从来都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也搞不清她平时看不看书。每次饭一吃完，她二话不说便返回楼上房间；客厅里头是从不露面的。另外他还想知道她对那一对解放型的公主是怎样一种看法，这两个家伙什么时候也是一身奇装异服，每晚都跟些二流咖啡馆里的陌生青年跳舞跳个没完。但是当她从餐厅出来走过阿显顿时，他感觉她那假面具般的一张面孔又忽地阴沉下来，她好像故意表示在厌烦他。她的眼神碰上了他的，并彼此对视了一下；他觉着他在那眼神里看到的是一种无言的侮辱，是她有意放进去的。这张全凭脂粉描画的衰老面孔看上去虽然荒唐得好笑，实际上却因另有苦衷而悲惨得出奇。

此刻那女男爵已用毕晚膳；她戴好围巾，拎上提包，然后便在两边侍者们的鞠躬欢送下，翩翩驶过广阔大厅，她在阿显顿的桌前停下步来。那风度，真是仪态万千。

“真高兴您晚上能来打牌，”她说道，操着一口十分纯正的英语，只是微露一丝德语腔调。“您一吃完就请来我房间吧！”

“您的一身衣服够多漂亮，”阿显顿恭维道。

“太吓人了。可我没穿的。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既然现在去不了巴黎。那些要命的普鲁士人啊，”话音一高那里面的“r”音就颚化起来，“他们为什么要把我那可怜的国家给拖进这场可怕的战争？”

她叹了口气，又嫣然一笑，便姗姗离去。

阿显顿是餐厅里最后的几位客人了，等他吃完，人已全部走光。当他走过赫尔兹明敦伯爵时，出于玩笑心理，竟向他仿佛递送了个飞眼。那德国间谍恐怕一下弄不准这到底什么意思，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挖空心思也要去弄明白这里搞的什么鬼名堂。阿显顿上了三楼，敲了下女男爵的房门。

“Entrez, entrez, ”是她的话音，房门也应声而开。说着她热情地紧握了阿显顿的双手，将他引了进去。这时他看到那一桌牌的另外两位已经在座，这即是阿里亲王及其秘书。阿显顿不禁一惊。

“请允许我把阿显顿先生介绍给您殿下，”女男爵用她流利的法语讲道。

阿显顿欠身致意，一边握了握那伸向他的友谊之手。亲王迅疾地望了他一眼，但没说什么。黑堇斯夫人接着说了下去：

“我不清楚您见没见过帕夏。”

“非常荣幸能和您认识，阿显顿先生，”亲王的秘书说道，同时热情地与他握手。“我们漂亮的女男爵就向我们夸奖过您的牌艺，我们殿下也向来热衷于此道。N'est ce pas，阿尔台斯？”

“Oui, Oui，”亲王应道。

穆斯塔发帕夏是个肥胖的大个儿，年岁在四十四五左右，生着一双灵活大眼，须髭黑而浓重。此时仍穿着短晚礼服，胸前缀着巨型钻石一枚，头上戴着其本族的那种毡帽。这是一名话语极多的人，一张开口就滔滔不绝，其词句出来的方便就像解开口袋倒东西，倾囊而出，一泻无余。他此刻正竭力在阿显顿面前显示礼貌殷勤。亲王则默坐那里，只是从那厚重的眼皮底下偶尔偷看人家一眼。他好像生性腼腆。

“我从没在俱乐部里见到过您，先生，”帕夏讲道。您不喜欢打巴卡拉？

“我不常打。”

“女男爵这位什么都读过的人就跟我讲过，您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只可惜我念不了英文书。”

女男爵也对他进行了不少肉麻奉承，对此阿显顿也只能作谨愿状，恭听而已。继而向客人献上酒类咖啡，然后便取出牌来。阿显顿想不明白何以他也被邀请来凑这把手。他对他自己的长处（这点他倒认为算个长处）向来错觉不多，至于说到桥牌，就更可谓是绝无。他清楚他的打牌手气最多只是二流（二流偏前），但因为他同世上好手没少在一起耍过，他明白他还够不上人家的等级。这时他们玩的名叫“合约”，对它的打法他并不太熟悉，而且赌注不低；但这种牌局只是个借口，是桌面上的东西，至于桌子底下正在玩的什么他可就猜不透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亲王及其秘书打听到他是个英国间谍，所以想会会他，以便探探他的虚实底细。这几天阿显顿已经嗅到了空中有点异味，这次会晤更证实了这种猜疑不错，只是它到底属于何种性质，他一时还一点摸不着边。他手下人最近传给他的那些东西丝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此刻越发相信他受到瑞士警方走访的事正该感谢女男爵的善意干预，而当一发现警探对此无能为力时，便立即出现了这场牌戏部署。想到这点，这就不仅透着神秘，而且也很好玩。于是就在所谓的罗布这么一盘盘地往下打着，而中间双方又没少谈话时，他对一方面他自己所讲的内容和另一方面别人的那好多谈吐，都没有一刻放松注意。这工夫战争问题谈得最多，女男爵与那帕夏都表达了相当强烈的反德情绪。女男爵的一颗赤心始终眷眷不离英国故土，那不正是她家族（按，那不正是约克郡的马倌！）的发祥地吗，而那帕夏呢，则把巴黎视作他的精神家园。这样在帕夏谈说起蒙玛特尔及其夜生活时，亲王这才如梦初醒，不再沉寂，开了金口：

“C'est une bien belle ville, Paris, ”这是他的话。

“亲王在那里有所漂亮住房，”他的秘书接着道，“里面到处是精美的画幅和大型雕像。”

阿显顿也作了表示： 他个人对埃及的民族独立渴望是深表同情的，另外也认为维也纳是全欧最可爱的城市。他对这几位完全是一副友好态度，正如人家对他那样。但是如果他们竟因此而认为他们将能从他的口中套出任何他们在瑞士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他敢说那他们可就错了。有那么一阵儿他甚至疑心这是不是在试探他有无可能会接受收买。一切都进行得那么聪明谨慎，他一时也不能十分肯定，但他总觉着周围气氛中飘动着这么一种暗示，其意若曰： 一名聪明的作家完全能够做到，上为其国家立功，下使他个人发财，只要他肯加入进某一组织，如此必能给乱世带来和平，为黎民带来希望。显然第一天晚上是不会谈出太多东西来的，但阿显顿还是尽可能地以其隐约方式，亦即只凭表情而不靠言词，表示他乐意再多听听下文。就在他同帕夏以及那美丽的奥地利人还在扯淡的时候，他意识到阿里亲王的一双眼睛始终不离他身，因而顿感不安，担心他们对他的思想实在盯得过于紧了。他能感觉到，虽说并非了解到，亲王可是个精明干练的人。很有可能阿显顿离开屋，他就会告诉那两个人同阿显顿谈话只是浪费时间，目前也无可奈何他。

午夜过后不久，最后一盘罗布刚一打完，亲王便从桌边站起身来。

“时候不早了，”他道，“阿显顿先生明天肯定还有不少事务要忙。不能让人家再熬夜了。”

阿显顿明白这是在下逐客令了。这之后的一番议论就完全是那三个人的事了。告辞出来，他自己也颇不无遭捉弄之感。他但愿对方的迷惑程度也不下于他。进得房间这才猛感自己是太累了。脱衣时他已睁不开眼，所以刚一上床就睡着了。

他敢发誓他还没有睡上五分钟就被门边的一声敲打给唤醒了。他听了一下。

“是谁？”

“是服务员。请打开门。我有话要对您说。”

嘴里骂着，阿显顿打开了灯，一边顺手理了理他那稀疏的乱发（因为正像恺撒那样他不愿将他那不雅的秃顶暴露于人），然后便启锁开门。门外站立的是一名头发乱蓬的瑞士女侍，没穿平时的围裙，显然是慌忙中披上件外衣便跑过来了。

“那个上了岁数的英国女人，埃及公主的保姆，就要死了。她要见您。”

“见我？这不可能。我并不认识她。她今晚不是还好好的吗？”

他也乱了。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

“她要见您。大夫也说，不知您能不能来。她好像再活不了多久了。”

“准是给闹错了。她不会要我去的。”

“她报出了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房间号码。她连说要快，快。”

阿显顿耸了耸肩。他返回里屋，穿上拖鞋，套上了件便服，接着又想到再往衣袋揣上支小手枪。阿显顿一般更相信的是自己的一副头脑而不是什么火器，那东西是会走火出拐的，来的完全不是时候，不过有时捏捏那把子也会使人信心倍增，更何况今夜事出非常，对他的确显得相当神秘。当然现在就想象那两位胖乎乎的友善埃及绅士已经设下陷阱等他上套，也是够可笑的，但是在阿显顿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里面，其中那过多的刻板规章枯燥无聊确实也容易时不时地，甚至相当厚颜无耻地坠入六十年代那种热闹情节剧的俗套孽障。正如热情一到什么陈词滥调也会翻腾出来，同样机会来时一切旧规陋习也都将再度流行。

密斯金的房间比阿显顿的又高了两层，于是当他在客房女侍的陪同下过楼道上楼梯的工夫，他问那女的密斯金出了什么问题。可她慌慌张张说不明白。

“她好像是中了风。我也说不清楚。那个值夜班的叫醒的我，说布里戴先生要我赶紧起来。”

布里戴先生是旅店副经理。

“现在有几点了？”阿显顿问道。

“该有三点了吧。”

他们到了密斯金的门前，女侍敲门。开门的正是那副经理。显然他也是被从床上唤起来的： 光脚穿着拖鞋，睡衣上套了条灰裤子，披着件礼服上衣。样子怪透了。他的头发，平时靠了膏油贴在头上，这会儿全都竖着。此刻他正向来人道歉不迭。

“一千个对不住，就这么把您唤醒了，阿显顿先生，可那女的不停地要请您过来，所以大夫也就认为必须把您请来。”

“这完全没有什么。”

阿显顿进了屋。那是一间不大的里屋，屋里的灯全都亮着。窗户紧闭，窗帘也都没打开。屋里的气温高极了。大夫正站立床边，一位须重肤灰的瑞士人。至于那布里戴先生，虽说也明显受扰和衣着不全，却仍能一副当经理的干练，礼貌不缺地向双方作了正式介绍。

“这位是阿显顿先生，密斯金所一直要请的那位。这位是阿尔勃博士，日内瓦医学院的大夫。”

大夫没说什么，只用手指了下床。床上正躺者密斯金。见后让他大吃一惊。她头上戴着一顶大型棉布睡帽（一进屋阿显顿就看到了她梳妆台发架上的那副棕色假发），用绳系在颏下，另外一件白色宽大的睡衣竟高可及颈。那种睡帽和睡衣早就是过去时代的旧物了，见后会让你联想起柯鲁珊克为狄更斯小说所作的插图里的情景。她的面孔上还是油腻的，那是睡前涤去铅粉时所涂膏油的残余，但因去除不利，眉梢仍留有黑纹，颊边也微露红斑。现在躺在床上，个子就更显小了，比个幼儿也不大许多，另外也老得不成样了。

“她肯定早就过八十了，”阿显顿心里估量着。

她看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活人，而只是玩偶一具，只是一名善戏谑的玩具师手下所雕塑出的借以自娱的一个老而又老的滑稽女巫。她纹丝不动地仰面躺在那里，那瘦小躯体上面的一条床毯看上去是平的，完全显不出半点起伏高低，脸也比平时更小，因她没戴假牙；看到这些你肯定认为她已经死掉，如若不是由于那双黑眼，在那副抽缩得厉害的仿佛面具上面的黑眼，依然目不稍瞬地在凝视着。阿显顿感到那眼神一见到他便起了变化。

“我说密斯金啊，我很难过见到你成了这样，”他道，说时尽量放轻松些。

“她说不了话了，”医生说，“她又发作了一回，就在女侍去寻你的工夫。我这里刚给她打了一针。也或许再过一会儿能部分地恢复舌头的功能。她有话要对你讲。”

“我会耐心等的，”阿显顿说。

他觉着他在那炯炯双眼之中看到了一丝欣慰表情。一时间房中四人都环立床边，目光集注在这名垂毙女人身上。

“好了，如果我留在这儿也再帮不上忙，那还不如马上回去睡会儿，”布里戴接着道。

“Allez, mon ami, ”大夫道，“你确实帮不上忙。”

布里戴转身对阿显顿道：

“我可以和您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

大夫注意到密斯金的眼里突然露出惧色。

“不要害怕，”他和气地对她说道。“阿显顿先生不会走掉的，你想让他呆上多久他就能呆上多久。”

副经理把他拉到门口，把门虚虚掩上，这时说话屋里就听不见了。

“在谨慎稳妥方面我肯定能信靠您的，阿显顿先生。旅馆里出现死人是件大不吉利的事。房客们对这个特别反感，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设法使他们听说不到。我要叫人一有了可能就把这尸体即刻转移出去。我将对您感谢不尽，如果这件事您可以不说出去。”

“这点您可以对我完全放心，”阿显顿答道。

“糟糕的是经理偏偏今晚不在。他会对此事大为不满的。当然，如果能行，我早就会叫上救护车把她送进医院了。可大夫坚决不准，说不等你抬下楼去她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她如果死在旅馆里责任也不在我。”

“死亡这事也就是往往不分时候，”阿显顿嘟囔道。

“不管怎么说她也就是太老了，她头好几年就该不在了。不明白这埃及亲王要留着这么大年纪的保姆干什么？他早就应该把她打发回国。这些东方人啊，只会给人制造麻烦。”

“那么亲王这工夫在哪儿？”阿显顿问道。“她可是伺候他们家有年头了。不应该把他也叫起来吗？”

“他现在不在旅馆。他跟他秘书外出了。也许是去打巴卡拉。我也说不清楚。我总不可能派人在日内瓦全城去寻找他吧。”

“那公主们呢？”

“她们还没回来。她们不到天亮是回不来的。她们跳舞跳疯了。我也不知道她们这会儿在哪儿，再说呢，搅了人家舞兴，把她们硬拽回来，只是因为她们的保姆中了点风，是决计落不着半点儿好的，这点我太了解她们了。等她们进门的时候，值夜班的会告诉她们的，这以后一切就听凭这小姑奶奶们的高兴了。何况病人也没要找她们。当值夜班的叫上了我，然后一同去了她房间时，我问过她那位殿下哪里去了，只见她拼了老命似的大叫道： 不，不。”

“那她那个时候还能说话？”

“不错，还能稍说一点。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说起了英语。可她一向是只肯说法语的。你明白，她是仇视英国人的。”

“那么她叫我来是什么意思？”

“这点我可就无从奉告了。她说她有些话必须马上亲自对你讲。好笑的是，她居然还记得你的房号。一起初她要找你时我不答应派人。我不能让我的客人在半夜受到惊扰，只是因为某个发疯的老女人想要找他。你有你的睡觉权利，对吧？可大夫来后他坚持得找。她一直在闹腾这个。当我跟她讲，怎么也得等到天亮后再说，她就哭开了。”

阿显顿望了眼那副经理。副经理从他自己的这番叙述中竟然看不出半点足以引起他哀矜的东西。

“医生问过我你是何许人也，而当我回答了他之后他的看法是，也或许她要见你是因为你是同胞。”

“也或许吧。”阿显顿冷冷答道。

“好了，我得回去再睡会儿了。我会通知那值夜班的等事情一过就叫醒我。幸好现在黑夜的时间长些，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是有可能在天亮之前就把尸体运走的。”

阿显顿回了房间。登时垂死女人的一双乌黑眸子便又盯上了他。他感到这时讲几句话在他乃属义不容辞，但话一出口他已经意识到，他对一名病人的这种讲法很不对头。

“我担心你恐怕感到很不舒服，密斯金。”

他看出了，一股怒气马上掠过她的眼神。这使得他不能不认为，是他的浮泛空话激怒了她。

“你不怕在这儿等下去？”大夫问他。

“当然不怕。”

整个过程似乎是这样的。那值夜班的被响自密斯金房间的电话铃声给唤醒了，但拿起耳机却听不见有人讲话。可铃声一直在响，于是他便跑上楼来去敲那门。房门他是靠万能钥匙进去的。这时只见密斯金躺在地上。电话也跌了下来。看来好像是，因为突然感到不适，她伸手去拽耳机以便呼救，结果摔了下来。值夜班的匆忙跑去叫来了那副经理，两人这才把她抬回床上。接着就是去叫起女侍和请来医生。使阿显顿感到古怪的是，大夫给他说这些情况时都是当着密斯金的面讲的。好像她就听不懂他的法语。好像她已经就是死人一个。

接着大夫又讲道：

“好了，现在我的确也再无能为力了。再呆下去没有用了。如又发生什么变化可以再打电话叫我。”

“很好。”

大夫拍了拍她那抽抽了的面颊，就跟她是个孩子似的。

“你一定得尽量睡会儿。天亮我就回来。”

他收拾好药箱器材，洗手穿衣，大衣是件挺厚重的。阿显顿送他出门，握手之际，通过他那一口胡须的厚嘴唇，向阿作了“预后”。

阿显顿回屋后望了女侍一眼，这时她正坐在椅边，一副不自然的样子，仿佛值此重大生死关头，她完全不敢自作主张了。一副宽而丑的脸膛有点累得发肿。

“你守在这儿也用处不大了，”阿显顿对她说道。“为什么不回去睡？”

“先生也许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总得有个人陪伴着他。”

“天啊，这又是为的什么？你明天还有工作要做的。”

“可我一般五点也就该起床了。”

“那现在就尽量去迷糊会儿吧。你起身后倒不妨进来看看。Allez。”

她沉重地站起身来。

“那就听从先生的好意吧。其实我倒也是甘愿留下来的。”

阿显顿苦笑了下，微摇其头。

“Bonsoir, ma pauvre mademoiselle, ”女侍说道。

她去了，只剩下阿显顿一人。他坐到了床边，不期又与密斯金四目相遇。面对那副目不稍瞬的凝注眼神实在不是件省心的事。

“不必过于苦恼，密斯金。你刚才只是轻微中风。我相信，不用多久你的语言能力就能恢复过来。”

他确切感到，他在那双黑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拼死拼活也要能讲出话来的痛苦挣扎。这点他错不了。人的心灵可以受到欲念的震动，但那垮掉了的躯体却办不到。她的失望呈露得太明显了，只见泪满眼眶，顺颊而下。阿显顿掏出手帕，替她揩净。

“不必太伤心了，密斯金。稍耐心等等你就准能说出你心里要说的话。”

他也闹不清这事的真假，这就是，他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一种绝望的念头，她没时间再等了。也或许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想法安在了别人的头上。梳妆台上摊放着这名保姆的那些可怜的脂粉油膏，一面银镜，一只银背雕花的发刷；屋角靠着一口烂黑皮箱，衣柜上面放着一个光亮的漆皮大帽盒。这一切在这间装饰精致四壁檀木家具的客房中实在显得太寒伧了，让人忍受不了。

“我把屋里的灯关掉一些你是不是会觉着舒服点儿？”阿显顿问道。

他把灯全关了，只留下了床头的那盏，然后就又坐下。这时他简直想要抽支烟。再一次他的眼睛又被另外的那双眼睛所吸住，那个在那老而又老的女人身上唯一还活着的东西。他敢肯定她确实有着一些她急不可待地要对他说的事情。但那却是些什么？是些什么？或许她要他来只不过是因为，自感死期将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渴望，渴望她这名长年流亡在外的人，临死的一刻身边能有一位她的同种的人，而这类人，久已被她忘掉，这个正是那位医生的认识。可她为何又非要他不可？旅馆里也还有些别的英国人。比如那里就有一对老人，一个从驻印部队退役下来的英国佬及其妻子，去找他们岂不显得更为自然？而阿显顿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个生人。

“您是有话要对我说吗，密斯金？”

他想竭力从她的眼神中寻到一个答案，那股眼神依旧那么带有示意地凝视着他，但究竟所示为何，他还是弄不明白。

没有，一点没有——那双乌黑的眼睛。而当他再看她时，那眼神逐渐变得诡秘起来，仿佛后面有一团火，并目不转睛地在继续求助于他。阿显顿于是又来了问题，她此次要他前来是否因为她认定他是一名英国间谍。是否也就有这种可能，即是在那最后的一刻，突然在感情上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巨大转折，使她对多少年来一直以为对的东西骤生反感？或许即在她弥留之际，一种对其故国的眷恋之情，那种对她来说早已死去了半个世纪的东西，又在她的胸臆重被唤起——（“我脑子里又冒出了这些幼稚东西，实在未免犯傻，”阿显顿心想，“全是低级小说里的玩艺。”）——于是情不可遏地要对她的这个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父母之邦最后尽一把力。到了这种关头一个人就会完全不由他自己地出现爱国主义（这个在平时往往是壮夫不为，而只是下述人的专业——政治骗子、搞宣传的以及愚人的一种姿态伎俩，但遇到黑暗的战争时期还真是会令人大动其心旌的），而爱国主义却能让人什么怪事都干得出来。她居然绝不想再见亲王及其女儿们就是够奇怪的。难道是她突然仇视起他们？难道是她感到她之成为叛徒全是他们给造成的，因而在这最后一刻决心做点补赎？（“这一切好像又都不太可能，她只不过是多少年前早就该死掉的一名愚蠢的老处女。”）可一个人不能忽视那“不太可能”。而阿显顿，觉着不合常情，还是坚信那女的是有桩秘密要透给他的。她所以要他来就是因为她既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准能利用上它。她已经是快死的人了，也就不再怕事。但那东西果真很重要吗？阿显顿把身子探得更向前些，竭力想从那眼睛里面窥出个究竟。也或许那只不过是这个老糊涂的头脑里的一些她自以为重要的无用琐细。阿显顿平时最见不得的就是那种遇事太好大惊小怪的人，他们把每个最平常的过路人也都看成是间谍特务，把随便几件毫不相干的小事的偶然巧合也都看成是图谋不轨。她如果再次恢复了语言能力，那时十有八九她也许只能告给他一些对谁也不会有半点用处的东西。

但那老女人的心里又必然会装着多少东西？就凭着她的那对锐利眼睛、那双灵敏耳朵，她必曾有机会窥见察觉到多少连若干并非无足轻重的人士也都被摈绝在外的隐情秘闻。阿显顿再次想到，他似乎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即是一场后果确实堪虞的重大事件此刻正在他周围加紧策划着。赫尔兹明敦昨晚突来旅馆就是件怪事；再有亲王和他的帕夏，那种嗜赌如命的狂徒，为何肯浪费一个晚上的工夫来同他打合约牌？很有可能一项新的计谋正在筹划之中，很有可能一桩特大事件已在着手进行。而老妇人所要吐出的秘密将会使整个世界风云为之改观变色。它将关乎胜败兴亡。它将意味着一切可能。可她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完全说不出话。好长一段时间阿显顿也只能呆坐那里，默默空望着她。

“是不是这事与此次战争有关，密斯金？”他猛地冒出这句，声音挺大。

她的眼中似乎有物在动，一阵战栗迅速掠过那张老迈的面孔。这是个能看出来的动作。某种怪异而吓人的情况正在出现。阿显顿只能屏息以待。那瘦小虚弱的躯体在一阵突发的抽搐之后，仿佛纯凭意志力的发挥，竟做了最后一次殊绝的努力而霍地在床上坐了起来。阿显顿一跃而前去扶住她。

“英格兰，”她说出声来了，但就这一个词儿，嗓音粗厉嗄哑。然后就倒在他怀里。

当他再把她安放到枕边时，他看到，人已去了。

四

无毛墨西哥佬

“你喜欢玛卡罗尼吗？”R问道。

“你这个玛卡罗尼是什么意思？”阿显顿反问道。“这就正像你问我，我是不是喜欢诗歌。我喜欢济慈、华兹华斯、魏尔伦和歌德。可是当你说起玛卡罗尼，你是指的斯帕盖蒂、塔里亚泰利，还是里加通尼、维米塞里、法突西尼、突法利、法尔法利，或者就只是玛卡罗尼？”

“玛卡罗尼，”R回答道，这位一贯少言寡语的人。

“我喜欢一切简单的食品，比如煮鸡蛋、牡蛎、鱼子酱、炙蓝鳟、烤红鲑、烧嫩羔（里脊部位就更妙）、冷松鸡、蜜糖馅饼、糯米布丁，等等。但在这一切简单食品当中，如果说有哪一种我能天天早吃晚吃而仍然不感厌烦，而且每次兴味极佳，绝不因为吃得过多而觉得腻味，那就唯有玛卡罗尼了。”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原因是我正要派你去意大利。”

阿显顿是从日内瓦来到里昂这里来见R的。因为到的时间比R稍早，他曾利用下午在这座兴旺城市的枯燥繁忙的闹市街道上转了一遭。此刻这两人正坐在此地一家酒店里面，这地方是阿显顿在接到R后带他去的，而去此的目的是因为据说这里也算得上是法国菜的名馆之一。但因在这家人众杂沓的饭庄里（里昂人向来是贪图口腹的）难保不会有人正竖起其尖尖的耳朵来从你无心的言谈中窃取到有用讯息，所以他们这时也就只拉家常，不谈正事。不觉间一顿美餐已快入肚。

“再来上一杯白兰地？”R说道。

“不，谢谢，”阿显顿答道，他向来饮不过量。

“值此严酷的战争年月，还是大可借此缓和一下紧张心情吧，”说着取过瓶先给自己斟上一杯，又往阿显顿的杯里倒了一些。

阿显顿觉着硬要坚持不喝未免显得做作，也就不再作态，但是看到他上级握持酒瓶时的那种不雅姿态，决定还是不能不给他提提。

“我年轻时就受到过指教，伴女性时须揽其腰，拿酒瓶时须握其颈，”阿显顿嘟囔着。

“感谢不吝赐教，但积习难改，我还是会拿酒瓶时仍握其腰，而对女人嘛，那揽的范围倒可再放宽几分。”

阿显顿一时无言以对，也就不再吱声。他小口抿着那白兰地的工夫，R已唤人来结账。不错，眼前的这位先生可决不是个等闲之辈，他的权力之大往往足以决定其相当一批国人的成毁存亡，他的个人意见连那些操持国柄的帝国政要也都会认真听取；可是轮到付付小费这类细事，他却常觉力不胜任，一副窘况，每每见于形色。这当儿他常常会不胜其恐惧的折磨之苦，既怕因给得太多而被人当成傻瓜，又怕给得过少而遭人白眼。所以当账单送上来时，他马上把成百块法郎的一沓钞票递到阿显顿的手里，听凭他去处理。

“付钱吧，我永远也搞不清这些法国货币的算法。”

侍者携来他们的礼帽外衣。

“愿意步行回旅馆吗？”阿显顿问。

“完全可以。”

此刻虽尚属早春时节，但天气骤然回暖，所以一路上外衣只在臂间搭着未穿。知道R的住处想要间带起居室的，阿显顿也就投其所好，预先为他定下这么一套，于是一到旅馆他们就先进了这里。旅馆是老式的。这间起居室可地方不小，装饰亦豪奢，配置着成套红木家具，座面则一色绿天鹅绒，室中心为一巨桌，沿桌齐楚布满座椅。四壁墙纸已呈灰黯，上面饰物多金属浮雕，如拿破仑战役之类；屋顶悬垂特大吊灯一盏，以前系用煤气点燃，如今已改换成灯泡。打开电灯，一室寒光，顿使这凉寂房间也颇不乏其冷峻之趣。

“这很不错嘛，”进屋后R赞道。

“只是未必十分舒适，”阿显顿提出。

“还不至于，但看来总是此处的最好房间，对我已经是够好的了。”

说着他从桌边拉过一把绿丝绒椅，坐定后，燃起一支雪茄。他松了松腰带，脱下紧身外衣。

“过去我总认为我最钟情的是方头雪露，”他接着道，“可自这次战争以来，我已越来越移爱于这哈瓦那。的确，什么爱好也不会永不变的。”这时他的嘴角闪动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什么恶风也不致吹坏一切。”

阿显顿一下便拉出了两把椅子，其一用来坐人，另一则用来垫腿。R见后说道，“这倒是个不坏的办法，”说着也从桌边另滚转出一把，然后稍舒了口气，连那皮靴也放上去了。

“旁边的那间住的是谁？”他问。

“那就是你的卧室。”

“那另一边呢？”

“是宴会厅。”

R立起身来，缓缓绕室一周，经过那些窗户时，仿佛纯出好奇，不时掀开那厚重的棱纹窗帘向外望望，然后就又回到其座椅，舒舒服服地把脚支上。

“实际上就连冒险也要适可而止，无需过分，”他发话道。

他满腔思绪地望了望阿显顿。那薄薄的唇边似仍残留着一丝浅笑，但那双灰色的眼睛，由于距离过近，却仍旧冷峻有余。R的那种凝视是会引起人不安的，如若不是阿显顿已经习以为常。他明白R此刻正在考虑如何把他心里要说的正事向阿显顿宣布出来。这缄默至少历时三五分钟。

“我正在等一个人今晚前来见我，”他终于开口言道，“他的车大约十点钟到。”他看了下表，“此人名唤无毛墨西哥佬。”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毛和因为他是个墨西哥佬。”

“这倒不失为十足的妙解一条，”阿显顿赞道。

“他把他的一切都会告给你的。他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当年遇上他正是在他最没落儿的时候。他好像在墨西哥时曾经与那里的什么革命颇有过些牵扯，最后被赶出来时已经是光人一个，除了留给人遮羞的那身衣服，而这个，我见到他时，也已经破旧得快穿不出去了。如果你想讨他高兴，可以称呼他为将军。他自己也就声称曾经是韦尔塔手下的一名将军，至少我记得好像说的就是韦尔塔；不管如何，反正他就说过。如果不走败运，他此刻早已会是作战部长一类高官，甚至更加前途无量，官运亨通。可我发现他还是个可用之材。他也并非恶人。我对他唯一的反感是他太好往身上喷香水。”

“那么我在这件事情上能起什么作用？”阿显顿提出。

“此人就要去意大利。我要派他去办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同时要你从旁相助。我不想把大把的钱都交付到他手里，这个我不放心。他是个嗜赌之徒，另外也太好女色。你这次从日内瓦来，用的还是那本阿显顿护照？”

“不错。”

“我现在另给你备了一本新的，顺便说一句，还是外交官用的那种，上面的名字，索莫维尔，准入国，法兰西和意大利（带签证）。我看你们两个还是搭伴去好。他是个有趣的家伙，一旦谈开，好玩极了。我觉得你们两人该混得熟点。”

“那么此行任务是什么？”

“我还没完全想好在这件事上该让你知道多少才更合适。”

阿显顿闻之默然。两人面面相觑，忽又生疏起来。那情形正像列车上同一包厢里的两名乘客，谁也不清楚对方的姓氏与职业。

“从你这方面讲，我认为你该把要讲的话主要留给他去说。关于你个人的情况，我只准备告知他一些绝对必要的，此外再不多说。他也不会问你任何问题的，这点我敢向你保证。另外他倒也俨然一派绅士风度，按照他的方式。”

“顺便问一句，他的真名是——？”

“我总是管他叫曼纽，只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这个名字，他的全称是曼纽·卡蒙纳。”

“从你刚才的话音里听出，他恐怕正是不折不扣的大恶棍一个。”

R淡蓝的眼角露出微哂。

“我也弄不清该不该把话说到那个分上。他没有条件受到公学教育。他对比赛规则的概念同你和我的不完全一样。我恐怕不会把一个金烟盒随手一丢，如果他正在旁边，但如果他打牌输给了你而同时又弄走了你那金烟盒，他会马上再当掉它来付你赌债。如果得手，他也会勾引你老婆的，但如果你倒了霉，他又会把他仅有的一块面包拿来和你分享。他会听着留声机唱片上古诺的《圣母颂》而泪流满面，但如果你伤了他的自尊，他又会马上一枪把你击毙，就跟打死条狗似的。好像在墨西哥有一种忌讳，不能从一个饮酒人和他（前面柜台上）的饮料中间穿过，否则将被视作大不敬。他就亲口对我讲过，有一回一个不知底里的荷兰人就犯了这忌讳。他抽出枪来一下就要了他命。”

“打死人就没事了？”

“没事了。据说他出身豪门望族。事情就这么给压下去了。事后报上的说法是那人乃系自杀，实际上就是他本人干的。我看这个墨西哥佬是从不把人命当回事的。”

一直眼睁睁望着R的阿显顿闻后也不禁一惊。他加倍仔细地观察了一番他这位倦意十足的上级，那张皱纹道道的焦黄面孔。他心里明白，他讲这些话是有他的用意的。

“长期以来，关于何为生命价值的空论发表得还算少么？同样你不妨说，你牌桌上每个筹码也都个个有其内在价值；可实际上它们的价值都是你有意赋于它的。对于一名作战的将军，他手下的士兵也只不过是他的筹码；他决不会傻到因为大动其慈悲善心，就把这些士兵全都当成人看。”

“但是这些筹码可都是有感觉有思想的吧，所以一旦认清他们这是在被人胡乱糟践，他们是会起来抗命的。”

“不管如何，这话就扯得远了。现在回到正题。我们从刚刚接到的情报获悉，有一个名唤康斯坦丁·安德里亚底的，此刻已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身上所携文件正是我们想要截取的。这是个希腊人，安弗帕夏的一名间谍；安弗的重要心腹。经面授机宜，被派前去递送口信（因内容属于绝密，不便见诸文字）。更确切些说，他所乘的船只叫绮色佳，始发地为庇伊俄斯，目的地为布林迪西，是去罗马途中的一站。他的急件要交付德国驻意使馆，至于内容详情只能亲口奉告大使本人。”

“我明白了。”

这个时期的意大利仍守中立；轴心集团正挖空心思使其保持这一立场；协约国方面则尽其可能促使它站到自己一方，对德奥宣战。

“我们不想与意大利当局涉入任何纠纷，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我们却必须全力防止安德里亚底潜入罗马。”

“不惜任何代价？”阿显顿问。

“花钱多少在所不计，”R答道，说时双唇已拧成一股狞笑。

“你准备如何动手？”

“我认为你大可不必在这件事上太费心思。”

“可我丰富的想象力不能闲着。”

“我想让你和无毛墨西哥佬一道去那不勒斯。现在他还急着要返回古巴。情况好像是，他的一些友人正在那里组织什么事业，而他想要去的地方离他们越近越好，这样时机一旦成熟，就能一跃而再回到墨西哥。他现在非常缺钱。我这次就是带钱来的，全是美金，这个今夜就交给你。你最好带在身上。”

“数量大吧？”

“有相当一笔。考虑到钱太多了不便携带，我已把它们换成了高面额的，全都千元一张。等他把安德里亚底的文件弄到手后，就拿这笔钱酬谢了人家。”

这时一个问题忽然冒上阿显顿的唇边，可他没有去问这个，而是问了另外一个。

“这人清楚他要去干的工作吗？”

“一清二楚。”

话音刚落，就响起敲门声。门开了，无毛墨西哥佬已站在他们面前。

“我来了。晚上好，上校先生。又见到你高兴坏了。”

R站起身来。

“一路顺利吧，曼纽？这位是索莫维尔先生，他将和你一道去那不勒斯，卡蒙纳将军。”

“很高兴认识您，先生。”

他与阿显顿握手，但握力之大，让阿显顿直退缩。

“你的手简直跟把铁钳子似的，将军。”他低声道。

墨西哥佬看了下自己的手。“我的指甲今天上午才在店里修过，可手艺不行。我喜欢指甲涂染得再光亮些。”

这些指甲修剪得太溜尖了，涂染得也太鲜红太亮晶了，在阿显顿看来，个个都像面小镜子。虽然天并不冷，他还是穿着毛皮大衣，上着阿斯可汗领口，而且只要身子一动，一股香水气味就会扑鼻而来。

“宽宽你的大衣吧，将军，再来支雪茄，”R道。

无毛墨西哥佬是个高个头，虽然人长得极瘦，可给人的印象却是颇有膂力。他一身藏青哔叽西装，漂亮入时，上衣口袋露着整洁丝巾，腕上一双黄金手镯。他眉眼长相不错，但却比常人大出一号，另外眼睛为棕色，大而有光。他真的是浑身无发无须无髭无毛，既无眉毛，也无睫毛。他的淡黄皮肤细腻光滑，有如妇人。他戴着一副长长的淡棕色假发，带着几分经过艺术处理的有意凌乱，这个，加上那张一条皱纹没有的灰黄大脸，再配上那身花里胡哨的俏皮服装，初见之下是会让人有些吃不消的。他会叫你产生反感和觉着好笑，可你见后还会对他照看不误，一再观瞧。可能怪异之中自有他的某种莫名的引人魅力。

他坐了下来，把裤腿稍抻起些，以免在膝头形成气囊。

“喂喂，曼纽，请问今天一天阁下又伤了几颗芳心？”R打起哈哈，纯粹一派捉弄胡调。

将军转向阿显顿道：

“这是我们的好友，上校先生，在嫉妒我在异性中间的成功好运。我就告诉过他，他在这方面的机会丝毫也会不次于我，如果他能听取我的忠告。自信，你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条。永远不怕碰钉子，你也就永远不会碰钉子。”

“说的轻巧！可谁又有你那套对付女孩子们的手段！太厉害了，人家抵挡不住的。”

墨西哥佬得意地笑了，而且丝毫不加掩饰。他的英国话说得不错，虽然带着西班牙口音和美国腔调。

“既然你问起我，我也不妨告诉你说，我确实在火车上和一个少妇没少攀谈，这女的是来里昂这里看她婆婆的。她已经不太年轻，人也比我喜欢的那种稍瘦了点，但还算可以，所以帮助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好了，该回到正事了，”R道。

“我现在就等你吩咐，上校。”说着瞥了阿显顿一眼。“索莫维尔先生是名军人？”

“不，”R道，“他是位作家。”

“世界是由各式各类的人组成的，一点不假。我能和你结识，十分荣幸，索莫维尔先生。我能给你讲不少故事，会让你感兴趣的；我敢说我们准能相处得很好。你有着一种能同情人的气质。对于这个我特别敏感。跟你说实话吧，我只是一束神经。所以周围的人如果都跟我戗着来，那我可就要精神崩溃了。”

“我相信我们会一路愉快的，”阿显顿道。

“什么时候我们那友人会抵达布林迪西？”墨西哥佬问道，转向R。

“他十四号从庇伊俄斯乘上绮色佳出发的，或许只是条过时的旧艇了，但你们还是尽可能早到些好。”

“我赞成。”

R站起身来，双手插在衣袋里往桌边上一坐。穿着那身过旧的军装，背心又没扣上，和身边的那位衣冠楚楚的整洁墨西哥人一比，实在是显得太寒碜了。

“索莫维尔先生对你此行的任务目的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另外我也不希望你告诉他什么。我认为一切你自己拿主意就是了。他的任务是提供你工作所需经费，至于行动步骤，那就全属你的范围。不过如果你需要的话，当然也不妨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我很少征求他人的意见，更从不采纳它们。”

“万一你把事情搞砸，我敢相信你是会使索莫维尔先生脱开干系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能给牵扯进去。”

“我是一个讲荣誉的人，上校先生，”无毛墨西哥佬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即使我自己被千刀万剐，也绝不会出卖朋友。”

“这一点我已经完全告给了索莫维尔先生。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切不出问题，完全OK，索莫维尔先生会遵照我们议定的条件将那笔钱款如数交付给你，以酬谢你所弄到的有关文件。至于你以何种方式获取到它，那就不是他的事了。”

“那是不待言的。只一件事我希望能弄得相当明确；那就是，索莫维尔先生当然能理解到，我接受你委托的这项使命可不是为的金钱。”

“那是，”R答道，一脸严肃态度，直勾勾地逼视着对方眼睛。

“我完全站在协约国的一边，全身心地。我无法原谅德国人对比利时中立的粗暴践踏。如果说我接受了你们提供给我的金钱，那是因为我主要和首先就是一名爱国者。我可以无条件地信任索莫维尔先生，对吧？”

R点了点头。墨西哥佬又转向阿显顿。

“此刻一场旨在把我的祖国从剥削它毁灭它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正在组织起来，而我所接收到的每一分钱将全部进入到枪炮子弹中去。就我自己来说，金钱对我又有何需要？我是一名军人。一片面包，几枚橄榄，已足够养活我的啦。这世界上只有三件事配得上一名绅士去干： 打仗、玩牌和谈情说爱。一杆来复枪往肩上一扛就进了山——这才真叫打仗，而不是你们的那种只会调兵遣将和放射大炮。玩牌么，我是一玩就赢。女人么，她们全都爱我。”

阿显顿觉得，眼前这个怪物的一切荒乎其唐，虚矫浮夸，再加上他的那好往手帕上喷香水和往手腕上戴金镯子，倒都挺能对他胃口。这可不是那种一抓就是一个的平庸之辈（这种人的飞扬跋扈我们也没少嘲笑，但到头来还是闹不过人家），至于对那些对人性中的巴罗克成分有着酷嗜的业余研究者，见后必将为之狂喜，视同稀世之珍。这是造物者对两足动物的一件夸张作品。尽管那副假发，那张无毛的大脸，他却无疑有种派头；他荒谬可笑，但给你的印象则是，此人未可轻侮。他的那份沾沾自喜的确堪称一绝。

“你那小背包放在了哪里，曼纽？”R问他。

很有可能墨西哥佬的额头一时微蹙了下，心想他的一番高论竟因这点庸俗琐细而被满不当事地拨拉到了一边，但此外倒也再无更多的不满表示。阿显顿猜想，他心里一定认为上校是蛮子一个，根本不懂什么叫高雅情操。

“我把它存在了车站。”

“索莫维尔先生携带的是外交护照，所以过境时行李可以享受到所谓的免检待遇。”

“我的行李不多，几身衣服和些衬衫，但还是最好交由索莫维尔先生去代管。我离开巴黎前还买了半打丝绸睡衣。”

“那么你呢？”R又问阿显顿。

“我就是一个旅行袋。在我房间。”

“你们最好现在就叫人送到车站去，趁这会儿周围还有人的时候。你们的车今夜一点十分。”

“噢？”

阿显顿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他们今夜就要出发。

“我看你们最好还是尽可能地早些赶到那不勒斯。”

“完全正确。”

R站起身来。

“我是要去睡了。你们还要去干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我要去里昂转上一遭，”无毛墨西哥佬道。“我对生活充满兴趣。借我一百块法郎吧，上校，我身上没带零钱。”

R掏出皮夹，把钱给了这将军。接着转身问阿显顿：

“那你呢？在这儿等着？”

“不，”阿显顿答道，“我去车站看会儿书。”

“你们两个出发前最好先喝点苏打威士忌，如何？你哪，曼纽？”

“多承您的好意，可我要喝就只喝香槟和白兰地。”

“兑起来的？”R干干地问他。

“这倒无需乎，”那一位郑重其事地回话道。

R叫了白兰地与苏打水；酒来后，他与阿显顿两样都喝了些，而无毛墨西哥佬，把那瓶纯白兰地往他那大杯里一下便几乎倒了个满，然后，只两大口，就忽拉地全灌了下去。他站起身来，披上绒领大衣，一只手抓起那顶大黑帽子；那另一只手嘛（正像戏里面某个被制服了的英雄，带着不得不把心爱的美人交到其情敌手里的那副架式），他把那另一只手交到了R那里。

“好了，上校，该向你说声晚安了，并祝你一夜美梦。我看短时期内我们是不会再见着了。”

“千万别把事情给办砸了，另外还是少开些尊口为妙。”

“我听说，在你们一所培养贵族子弟的海军学校里就有着用金字书成的校训： “不可能”一词不出现于英国海军。我同样也不理解，“失败”一词究竟有何意义。”

“‘失败’一词的同义词可多着啦，”R反驳道。

“一会儿车站见吧，索莫维尔先生，”无毛墨西哥佬道，说着把手一挥，扬长而去。

R以他特有的一种浅笑望了眼阿显顿，这种笑脸常常透着一股奸猾，见之令人生怖。

“你对他是个什么看法？”

“这你可难住我了，”阿显顿答道。“他该不会是个江湖骗子吧？就跟只大孔雀似的，不免炫耀自负过度。就凭那副可怕外貌，他就真的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女人一见就会爱上？他哪点儿让你觉着你能信得过他？”

R一声细微呵呵，一双削瘦的老手不停地揉搓起来，仿佛在用肥皂洗手。

“我觉着你还是会习惯他的。他也算得上个人物吧？我想我们是能信靠他的，”他的眼睛突然趋黯。“如果他跟我们玩邪行的，我觉得这对他并不合算。”他沉吟了一晌。“不管如何，我们这回也只能冒下险了。我现在就把车票和钱款交付给你，然后就出发吧。我已经乏困透了，得马上去睡。”

十分钟后阿显顿动身去了车站，旅行袋扛在一名服务员肩上。

因为还得有将近两个小时要等，他先在候车室里安稳坐定。那里光线还不错，于是掏出本小说来读。等巴黎开往罗马的那趟车到站的时间近了而无毛墨西哥佬还没露面，阿显顿坐不住了，于是跑到站台去寻他。阿显顿也患有那种非常折磨人的所谓恐车症；每次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他已经就着怕起来，唯恐他会误车；他对那些不能把他旅店房间里的行李提前运到的行李工向来不满，他不明白旅店行李车为何总把时间掐得那么紧；街上的每次堵车都会把他气疯，车站行李工那不紧不慢的动作也常激怒了他。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密谋如何拖住他的脚步；通过每道关卡时总会有人挡在前面；再有一些人会在票房前另购其他车次，而他们数自己的找零时又会一张一张慢得让人太不耐烦；他的行李会老半天都登记不完；另外当他与友人们一道出行时，他们又会想去买报，要不然就又跑到站台去闲逛，而他敢肯定他们会赶不回来的；他们还会同哪个生人闲扯开了，或者突然心血来潮，想起要打电话，于是一路小跑就不见了影了。一点不假，全宇宙都在阴谋害他，让他每趟该坐的车都坐不上去。只有等到他已经安稳地坐在他的那个角落，东西也都上了头顶的行李架，而且还再有半个来钟头的富裕时间，这时他的一颗心才能放下。有的时候，因为他抵站的时间偏早，以致误上了另一趟车，但这事让人着急恼火的程度实在也不亚于几乎赶不上车。

开抵罗马的那趟快车已经亮起了信号牌，可还是不见墨西哥佬的影子；车进站了，可人不见。阿显顿越来越不安起来。他飞快地到站台上来回去找他，到各个候车室去找他，到托运寄存处去找他；可就是寻找不见。这趟车没有卧铺。此刻已从车上下来不少人。他赶紧在一个头等车里占了两个座位。他又跑到门边，望了望站台，又望了望那大钟；如果他的同伴不来，他也就不用走了。于是阿显顿决定把行李取出车厢，正在这时，列车员喊道en voiture。但他发誓，见着那畜生时一定得让他滚蛋！只剩三分钟了，两分钟了，一分钟；在这最后时刻，车下已经快没人了，已上车的也已全都坐定。直到这时他才望见了墨西哥佬，正不慌不忙地登上站台，身后跟着两名替他扛行李的员工，身边还伴随着一位戴圆顶硬礼帽的人。当他瞥见阿显顿时挥手向他喊道：

“啊，我亲爱的家伙，喂喂，你可好哇！”

“我的天啊，快上吧，不然就误了车了。”

“我从来就没误过车。你弄到好座位了？那chef　de gare今夜不在；这是他的副手。”

阿显顿向他点头示意，副手也立即脱帽还礼。

“可这是个普通车厢。我恐怕没法乘坐这个。”他笑着转向站长副手道。“你必须给我弄个更好点的，mon cher。”

“Certainement,mon général，我把你们安排到一间salon-lit吧。当然。”

副站长领着他们穿过列车进入了一个无人的单间包厢，里面有两个铺位。墨西哥佬见后感到满意，一面招呼列车员把行李放好。

“这就完全行了。真是感激不尽。”说着与副站长握手。“我不会忘记你的。下次再见到你们部长时我会告诉他，你曾以极高礼遇盛情相待。”

“您太客气了，将军。”

一阵汽笛，火车开了。

“我看，这比一般的头等车厢高级多了，索莫维尔先生，”墨西哥佬道。“一个外出的人一定得学会，如何才能享尽旅途之福。”

但阿显顿还是怏怏不乐。

“我不明白，你非要把时间掐得这么紧紧的有何必要？如果我们真的误了车，我们可就傻了眼了。”

“我亲爱的，从来就不会有半点儿这种可能。我一到站，就通报了站长，我是卡蒙纳将军，墨西哥军总司令；我要在里昂停留几小时，以便与英国陆军元帅举行要事商谈。我向他提出，万一我因公不能及时返回，希望他能暂时扣住此车不发，而且还提出敝国政府会为此而授予他某某勋章的，以表谢意，云云。里昂这地方我以前来过。我喜欢这里的女孩。时尚方面，她们当然逊于巴黎，可她们另有妙处。毫无疑问她们另有妙处。怎么样，入睡之前先来上口白兰地？”

“不，谢谢，”阿显顿道，仍然不免悻悻。

“可我睡前总得来上一杯，它能安定人的神经。”

他翻了翻提包，一下便取出一瓶酒来。然后对着瓶子喝了半天，又用手背揩干，点起一支烟来。吸完脱下皮靴，躺到铺上。阿显顿把灯拧暗。

“我从来也没弄清，”无毛墨西哥人带着回味的意思说道，“睡觉前是嘴边带着漂亮女人的一吻，还是嘴里叼着支烟，哪个更美？你去过墨西哥吗？明天我会跟你讲点儿墨西哥的事儿的。好了，晚安。”

工夫不大阿显顿从他均匀的呼吸听出他已睡着，又过了一会他自己也迷糊过去了。可只一小会儿他又醒来。那墨西哥佬，睡得沉沉，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大衣已经脱掉，当成了个盖的；但假发还在头上。突然间，车身一阵颠簸，带着刹车时的咔咔声，猛地停了下来；不过一眨眼工夫，还没等阿显顿反应过来，墨西哥佬已经立在地上，一只手在臀部。

“怎么回事？”他问道。

“没什么。最多是个不利信号。”

墨西哥佬又沉重地坐到了铺上。阿显顿打开了灯。

“睡觉这么沉的人，你醒得真够快的，”他道。

“也是行业练出来的吧。”

阿显顿想追问一句这行业究何所指： 杀人、阴谋，还是指挥作战？但因弄不清这样去问是否合适也就没有提出。将军又打开提包把酒瓶取出。

“不也呷上一口？夜里你醒得猛了，就全靠这东西了。”

阿显顿表示拒绝后，他把瓶子对着嘴就喝开了，可说没少往嗓子里灌。他叹了口气，又燃起一支烟来。虽然阿显顿看到现在那瓶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而且刚才在城里转悠时更少喝不了，可这人现在还是满清醒的。无论其举止还是语言都显示不出他有醉酒迹象，仿佛整个晚上都只喝了点柠檬水。

列车又开动了。不久阿显顿也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已经天亮。懒散地转过身来，他看到墨西哥佬也醒了。他正在抽烟。他床边的地板上早已丢满烟蒂，空气灰蒙蒙沉甸甸的。他要求阿显顿不要开窗，他说夜风是最可怕的。

“我没起来是因为怕惊醒了你。盥洗的事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我不忙，”阿显顿答道。

“我是名老兵了，几下就完。你每天洗不洗牙？”

“不错。”

“我也是这样。这习惯我是在纽约养成的。我总觉着一副漂亮牙定能为一个人增光添彩。”

车厢里当然有脸盆的，在那里将军就刷开牙了，又是咕噜，又是呜咯，劲头十足。然后他从袋中取出一瓶科隆香水，往一条毛巾上洒了一些，接着就满脸满手地揉搓起来。他又取出一把梳子，将那假发细心整理了一番，那东西或许夜间就没走样，也或许在阿显顿醒来之前已经放整齐了。他又从袋中取出一瓶带有喷雾器的香水，一捏那球就使他的衬衫外衣罩上一层濛濛香雾，跟着他往手帕上又喷洒了一通，这之后，他才仿佛带着一张对全世界都已尽到责任并因之而极感满意的熠熠生辉的云盘大脸，转向阿显顿道：

“我这样就能够前去见人办事了。我把那些（化妆品）都留给你用。你用不着怕那科隆香水，那是你在巴黎能购到的最好品牌了。”

“非常感谢，”阿显顿答道。“我只需要肥皂和水。”

“水？我从不用水，除非是洗澡。水对皮肤的损害最严重了。”

列车快到边境时，阿显顿想起了这位将军夜间被惊醒时的那副手势，对他说道：

“如果你身上有枪，最好先交给我。我携带的是外交官员护照，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搜我，可他们却会想起来去搜你的。我们可不想去找这麻烦。”

“这很难说是什么武器，只能算是个玩具，”墨西哥佬答道。一边从裤兜后面掏出一把上满子弹的左轮来，其实个头还挺不小。“我不想跟它分手，即便只是一个小时，那会使我觉着我没正式穿好服装。但你是对的，我们不想去冒什么险；我把我的刀也一块给你。我平时更爱使刀；我觉得刀是更雅致的武器。”

“我敢说这只是个习惯问题，”阿显顿回答道。“或许你对刀比对枪更加在行。”

“人人会搂扳机，可会耍刀就得有点真本事了。”

撩起马甲，解开腰带，取出刀来，递给对方，这一连串动作，在阿显顿看来，简直就是一气呵成的。这是一口长刀，外貌好不怕人。他把刀交给阿显顿时那张又大又光的脸上没少带着得意之色。

“这可是件制作精良的物件，索莫维尔先生。我一生也没见过比这更好的钢了。那锋利比得上剃刀，可结实多了；你可以用它切卷烟纸，也可以用它砍倒橡树。砍切完了，刀刃不卷，关上之后拿给小学生在他们的课桌上划道道都行。”

他咔嗒一声关了。阿显顿把它连同那左轮一起装进袋里。

“还再有什么别的吗？”

“就剩下这双手了，”墨西哥佬傲气十足地答道。“不过这东西海关官员是不会刁难我的。”

阿显顿还记得初次握手时那铁钳子似的一捏，不禁打起冷战。它们又大又长又光滑；手上腕上一根汗毛也见不着，再加上那溜尖的、涂满玫瑰红的和经过精心修剪过的指甲，这在人们的眼中的确不无几分不祥之兆。

五

深肤女子

阿显顿与卡蒙纳将军在边境办理了过境手续后——手续是各自单独办的，便又回到车中，然后把枪支和刀还给他的同伴，同伴叹了口气。

“现在我觉着更安心了。玩上把牌如何？”

“那好嘛，”阿显顿说。

无毛墨西哥佬打开了旅行袋，从袋的一角拽出一盒满是油腻的法国牌来。他问阿显顿玩没玩过埃卡台牌，而当阿显顿说没玩过时，提出了打皮克牌。对这种打法阿显顿倒还并不生疏，于是定下赌注，就打起来了。因为两人都想速战速决，所以每次都打四人的牌，从一开始就是这么个打法。阿显顿每次的牌都很不坏，可尽管如此，那将军的牌都好像更胜一筹。阿显顿把眼睛睁得大大，时刻提防着他的对手别设法把他的好机会给涂去抹掉，可他又查不出任何迹象足以说明对方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地方。他一局一局地连输下去。他可说是一筹莫展，陷入绝境。他的债台越筑越高，最后几乎高到上千法郎，这在当时可是笔数目了。这期间将军一直抽烟不断。但这烟全是他自制的，手指头一卷，舌尖尖一舔，就制出来了，而且速度神速。最后他一头靠在了椅背上。

“顺便问一句，我的朋友，英国政府对你们在出公差期间打牌输掉的钱给不给报销？”

“当然不给。”

“我看你已经输得够不少了。如果我知道这一切都得记在你自己的账上，那我在到达罗马之前是不会再提出玩牌的。但你对我还是非常同情的。如果这都是你的钱，我决不想再赢你了。”

他把纸牌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阿显顿情绪低落地掏出不少票子，递到墨西哥佬手里。他数了数，非常利索地把它们仔细叠好，放到了皮夹子里去。接着身子往前一探，他简直非常亲热地拍了拍阿显顿的膝盖。

“我对你印象不错，你为人谦虚，不自以为是，没有你们国人的那副傲慢态度。我相信你会按我的原意接受我的一项劝告的： 不要和你不熟悉的人打皮克。”

阿显顿此刻有些沮丧，可能他的脸上就露了出来，所以墨西哥佬伸过手来，向他安慰道：

“我的亲密伙伴，我的话没有伤着你吧？我决不希望会是那样。其实你的皮克也并不打得比其他人坏。不是因为这个。如果我们能长期一道旅行，我是会教你几招赢钱的本领的。一个人打牌就是为了赢钱嘛，老输有何意义？”

“我觉着只有在爱情上和在战争上才有公平可讲，”阿显顿道，说着呵呵一笑。

“啊，真高兴看到你又笑了。面对损失就该是这种态度。我看得出，你不只脾气好，而且很有头脑。你肯定会事业有成，前途无量的。将来我再回到墨西哥，重新拥有了我的财产，你一定得前去找我，和我住上一阵。我会像款待王公一般地款待你。我的马匹可由你随便去骑。我们可以一道去看斗牛。如果有哪个女孩你看上了，你只需吭个声，就可以想要谁要谁。”

他开始跟阿显顿讲起了墨西哥那里一望无际的辽阔，计数不清的各类hacienda与矿山，他这么多东西全都被没收了。他还讲了不少他曾生活于其间的那个封建国家。且莫管他所讲的种种的真假虚实为如何，他的那些堂皇响亮的词语还是流溢散放着浪漫传奇的浓郁色彩香泽。他描绘了一幅幅似乎仅属于另一个世纪的广阔生活图景，他那挥舞不停的丰富手势又给人的心灵的眼睛携来了种种说不尽的事物： 棕灰橙黄的莽莽原野、大片大片碧油油的种植园、漫山遍野的成群牛羊、月明之夜那凝入浩瀚夜空的盲乐师的片段歌声以及吉他的袅袅琴弦。

“可这一切全都没了，没了。在巴黎，我穷得不得不靠教教西班牙语来挣点小钱，或者靠拉拉洋片，关于美国佬的——Americanos del Norte，我的意思是说——关于那里都市的夜生活。我这位在酒宴上一掷千金的人物如今竟被逼得像个印第安瞎子似的成天价靠沿街乞讨活命。我这名往那美女的腕上一扣就是一对钻石镯子而且以此为乐的阔少公子，竟混得不得不从一个年纪可以当他妈的老女人那里去接受一身穿的。忍耐啊。人天生就是忧患重重的，就像那不断升天的火花，但灾难不幸不会永远不变的。时机正在一步步成熟，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奋其一击的。”

说着他又把那副油腻纸牌取了过来，摊成几个小摞。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它们会说些什么。纸牌是从不骗人的。真的，如果我当年对它们的信仰再坚定一些，我就不至于因了我的一着失误而毁了我的全局，那本来是可以避免掉的。我自己倒也问心无愧。我已经尽了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该做的一切努力，我感到遗憾的只是，外界逼着我不得不干的那件事，我原本是可以想不干就不干的。”

他往那些牌里定睛细视了一会儿，然后把其中一些推到一边。再把剩下的重新洗过——所据原则我就不清楚了，最后又再次把它们摆成若干小摞。

“其实纸牌警告过我，这点不容我不承认，这警告还是清楚而确切的。爱情，深肤女子，危险，出卖与死亡。这事本来明显得就如同脸上长着鼻子那样。任何一个傻瓜都能看得出来那里面说的什么，更何况我这个一生都牌不离手的行家。我没有一件行动可以事先不去征求它们的意见。这是不能推脱的。我是叫爱给搅胡涂了。说真的，你们北方民族对爱这事是不理解的。你们不懂它会如何使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于是仿佛染上了疟疾似的，消损得不成人形，你们不懂得什么是得了狂热病，结果一个人就跟个疯子似的，为了满足其私欲，他会不顾一切。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为了爱情，就会，Si，Seor，什么也干得出来： 蠢事，罪恶，甚至是壮烈举动。这时比珠穆朗玛峰更陡峻的峰顶，他也能攀登得上去，比大西洋再宽广的洋面他也能横渡得过去。他是神灵，他也是魔鬼。我的一生就毁在了女人手里。”

无毛墨西哥佬再一次凝注着这些牌，从各小摞里取出了一些，其余没动。他又洗了次牌。

“我曾经被成群成群的女人爱过。我说这话不是出于虚荣。我也不作任何解释。这只是实际情况。不信请到墨西哥城去一趟，问问他们了解不了解曼纽·卡蒙纳以及他的众多俘获。问问有多少女人曾拒绝过曼纽·卡蒙纳。”

阿显顿眉头微蹙，不无思虑地注视着他。他心下不解，R这位在选其工具上向来准确得若有神助的精明人，这一次怕不会也出了问题，并因此而颇感不安。难道这无毛墨西哥佬竟真的相信他自己是魅力无穷，战无不胜，还是他只是个大言不惭的骗子？在他将纸牌来回拨弄的过程中，他已经把牌全都取了出来，就只剩下四张，这四张全都是正面朝下，并排放着。可他不翻过来。

“有命运这回事啊，”他道，“世上没有一种力量能改变得了它。我往往犹豫开了。这是一个每次都使我非常害怕的时刻。我得铁了心才敢去翻这纸牌，因为很有可能它们会告诉我，等待我的将是一场灾难。我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也会达到这种地步，失去了去面对这四张命运之牌的全部勇气。”

的确，他此刻盯视着这四张牌的背面时的那副焦虑他也并不想去掩盖。

“我刚才和你讲什么了？”

“你刚才只是跟我讲女人对你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阿显顿冷冷地回答道。

“尽管如此，有一次我还是发现了一个拒不接受我的女人。一起初时我是在墨西哥城的一所房子，一所casa de mejeres里见着她的，我正上楼的工夫她也正下楼。她看上去并不很美，我接触过上百个比她更美的女人，但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就通知了管这房子的那个老婆婆把她给我送来。如果你去了墨西哥城你会认得她的；人们都管她叫拉·玛卡匝。那女人讲，那女孩并不是这里的住户，只是不时地过来一下，就又走了。我跟那女的讲，我第二天晚上还要见她，另外我来之前不要让她走掉。可第二天我因有事耽误，去得晚了些，拉·玛卡匝告诉我，那女子说她不习惯等人，已经走了。我是个好脾气的人，另外我也不在乎女人好耍点小性子或折腾下人，这也是她们魅力的一部分嘛，于是我一脸笑容地掏给她一百杜鲁的钞票一张，并允诺下一天我一定准时到达。但第二天晚上我去后，这次是分秒不差，拉·玛卡匝却把这一百元钱还了回来，声称那女孩子说她对我不感兴趣。我对她的傲气感到好笑。我当即摘下我手上的钻戒，并告诉老妇人把它交给那女孩子，看看见后能不能使她回心转意。第二天上午老妇人给我带来了一份回赠——一朵红的康乃馨花。接到花后，我真不知道是该笑该哭。我不习惯在自己火辣的兴头上屡受挫折。我也从来没有吝惜过金钱（因为金钱又有何用，如果不是花在美人身上？），于是我让那女人再去女孩子那里告诉她说，如果当晚她肯来与我共进晚餐，我愿意拿出一千杜鲁来酬谢。工夫不大她捎来回话，那女孩子愿意前来，但有一个条件： 晚膳用毕便得准许她立即回家。我耸了耸肩，答应了这个条件。我认为她不会十分认真的。我以为她说这话不过是为了吊人胃口。晚上她果然前来我家赴宴了。是我刚才说过她并不美吗？不。她实在是我一生所遇到过的最漂亮、最奇妙的女人了。我被她彻底迷住了。她是既有魅力，又有机智，她具有着安达卢西亚人的全般韵味风情。一句话，她成了我的仰慕对象。我问她为什么对我一点也不客气，可她却当着我的面嘲笑开我了。我费尽心思去讨好对方。我使出了我的全般手段。我发挥得超越了我自己。但饭刚一吃完，她立即站起身来，向我问安告辞。我问她她又要去哪里。她回答道，我答应过她饭后就可以走；她相信我是个讲荣誉的人，所以会信守诺言。我又是争辩，又是理论，又是发疯，又是咆哮。可她就是拿那句诺言来堵我口。我能要求她做到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要她答应第二天晚上再以同样条件来和我一起用饭。

“你一定认为我对她会发怒的，因为一连七天我都是以千元的代价来要她和我吃顿饭的。每天夜晚等她来时，我的一颗心始终都是悬在嗓子眼上的，忐忑不安，那紧张程度实在不亚于斗牛场上的一名novillero，而她每个晚上对我呢，不是耍弄，就是嘲笑，不是胡调，就是把我逼得发疯。我已经爱得中了魔了。我从来不曾，以后也更没有，这么狂恋过哪一个人。这时我什么也再不能想。我已经神志不清。我把一切都误下了。我是一名爱国者。我们一小撮人聚集到了一起，决心再不受那虐政统治，我们不想在那里继续受罪。一切肥差全给某些人抢去了，而我们只有纳税的份，仿佛我们不过是些商人。另外我们真是受尽小看，横遭污辱。可我们是有钱有人的，我们制订好了计划，我们眼看就要准备起事。这时我有说不尽的事情要干，会议要开，军火要购买，命令要发布；但我因为在这件事上陷溺太深，一件都无心去管。

“你也许以为我对这女人会发怒的，因为她确实把我耍弄够了，而我是谁啊？是个一星星的好奇也得给予满足的人。我不相信，她拒绝我只是为了煽起我的更大的欲火；我倒是更相信她讲过的一句更痛快的话，非等到她爱上了我，她是决不会委身于我。她说，能不能使她爱上我就全靠我了。我认为她是一名天使，我做好了耐心等待的准备。我胸中的一团烈火已经燃烧到了这样的程度，它迟早，我觉着，它最后总会把它传给她的；它正像燎原的烈火那样，周围的一切都将被它吞噬；而最后——最后她宣称她爱上了我。我的激情已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我担心我真会登时栽倒毙命。啊，那是什么样的极乐狂喜，什么样的神魂颠倒！我会甘愿把我世上的一切全给了她，我简直会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去装饰她的美发；我要做出某种奇迹来证明我对她的爱是多么浩大无边，我要去做那根本办不到的，那没人能相信的，我要赠送给她我自己，我的灵魂，我的荣誉，赠送一切，一切我的财物和一切我的种种；所以那天夜晚当她就躺在我的怀抱里时，我把我们的那个造反阴谋，参加者都有谁谁等等，统统都透露给了她。我觉察到，她因听得用心身体僵直起来，我还觉出她的眼皮忽闪了一下，那肯定意味着点什么，只是我弄不清，另外那抚摸着我脸的手也忽然变凉变干；我猛地疑窦大生，那纸牌上对我的训示忽地又全想了起来： 爱情，深肤女子，危险，背叛与出卖。前后三次我见到过这个训示，可三次我都没有注意。不过我没有露出我窥察到了什么。她贴着我的胸脯跟我说，这些事可把她给吓坏了，不过某某人是否也牵涉在内。我据实回答了她，以再次作个试探。就这样，凭着她那无限的招数伎俩，就在这又吻又亲的不知觉间，她已把那个阴谋的桩桩件件一个不落地全部从我的口里给勾了出来。这一下，我算是完全明白过来了，原来她是个特务。她是总统派下来的，以便利用她那魔鬼般的身段来引诱我，而现在我们的一切秘密已经全给她套了出来。我们现在的每条人命全都捏在了她的手心，所以只要她一走出这个房间，不出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就各个全都见鬼去吧。可我又爱她，我又爱她；语言无法形容燃烧在我心头的那股欲火的痛楚；爱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不再是乐，它只是痛，痛，但痛得那么微妙，它又超越了一切的乐。这正是一些圣贤所常说的那种灵界的痛楚，当他们沉陷在圣洁的狂喜之中。不过我明白她不能再活着走出这间屋的。另外我还担心，再稍有耽搁我就会丧失了下手的勇气。

“‘我觉着我该睡了，’她道。

“‘睡吧，我的小鸽子，’我回答道。

“‘Alma de mi corazon，’她向我称呼道。‘我这颗心的灵魂。’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那沉甸甸的眼皮，黑得像葡萄似的，又有点湿润，那眼睛上覆盖着的沉重眼皮——于是工夫不大，从紧贴着我的那副酥胸的均匀活动来判断，此刻她已经睡着了。你看，我是舍不得她的，我没法忍心去让她受死，她是特务，这事不假，但我的一颗心还是让我避免让她知道后的恐惧。奇怪的是，我并不曾因为她出卖了我而发怒。我本应恨她，恨她的阴险邪恶，可我恨不起来，我只感到我的灵魂被包裹在夜幕里面。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我简直快要呼吁对她的赦免了。我把手臂轻轻地从她的腰下抽了出来，那是我的左手，但右手却是自由的，于是靠它把身体支撑起来。可她实在是太美了，当我竭尽全力一刀切在她颈上时，我不能不掉转我的面孔。就这样，她眼都没眨就一命归阴了。”

他停了下来。他眉头紧蹙，继续盯视着那四张牌，此刻仍然正面朝下，没翻过来。

“本来全在那些牌里。为什么我就没有接受它们的警告？我不想再看它们了。滚它们的蛋吧。把它们全都赶走。”

接着啪的一声，他把整副纸牌全拨拉到了地下。

“虽然我也是一名自由思想者，我还是出资为她的亡灵做了台弥撒。”说着他往椅背上一靠，吸起自制的卷烟。他长长地吸了一大口烟。又耸了耸肩膀。“上校说你是一名作家。你都写了些什么？”

“小说，”阿显顿回答道。

“侦探小说？”

“不。”

“为什么不？只有侦探小说我才看。如果我也是一名作家，那我一定要写侦探小说的。”

“那可是难写了。要写这种东西，你得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编造构制本领。我也曾编过一个谋杀故事，但由于这谋杀干得太天衣无缝了，结果再也想不出一条办法能够破案，以证明某某罪正是某某人犯的。可这种小说的一个传统写法便是，最终总得让那奸人伏法，正义得伸吧。”

“如果你那凶杀真像你想的那么天衣无缝，这时你能定那恶人的罪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得找出他的作案动机。这样一旦你找到了那个动机，以前一直都从你视线中滑掉的证据也就会全在你手里了。反过来说，如果动机不明，最了不起的证据也会使你难以定案。举例来说，你设想一下吧，假如你在一条荒凉的街道上，又是一个无月的夜晚，你走上前去朝着某个人的心脏处就是一刀，这时谁会想得到那凶犯就会是你？但如果那遇害者恰巧是你妻子的相好，或者是你的弟兄，或者曾经欺骗或侮辱过你，这时一张纸片、一段绳子或一句闲言碎语都可以成为判你绞刑的证据。在他被杀死的那一刻你都有过哪些行动？难道在这事的前后不是有不少的人都看见过你吗？但如果他对你只是陌生人一个，那么谁又会怀疑你？所以那个开膛手杰克最终肯定会逃脱的，除非是当场捕获，抓个现行。”

阿显顿有不止一个理由该换换话题了。他们即将在罗马分手，因而对彼此的行动应与他的同伴有个共识。墨西哥佬将去布林迪西，而他自己将去那不勒斯。他准备去住的地方叫贝尔法斯特旅店，一处离港口不远的大型二等旅店，是个普通行商和节约的旅游者经常光顾之地。房间号码最好让将军知道，这样遇有急事，可以不必问询门房直接进来找他。所以下一站时阿显顿就在车站小卖部购了一个信封，并让墨西哥佬在布林迪西邮局亲笔给自己发上封信。那时阿显顿只需把自己的房间号码寄给他就行了。

墨西哥佬听了只是耸肩。

“在我看来这些防范措施都只是幼稚可笑的。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危险。不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可以完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

“这种工作我不熟悉，所以事事只能遵照上校的指示来做，并对我不该知道的事情不多过问。”

“一点不错。万一情况紧急，使我在不得不采取强烈手段时陷入麻烦，我仍然肯定会被当成一名政治犯来对待。意大利参加到协约国这方面来作战只是个迟早的事，那时我也就没事了。这一切我全都早考虑过了。所以我这里十分认真地请求你，对这事的后果你不必要有一丝担心，那事的轻松就如同你去泰晤士河上吃顿野餐似的。”

当最后他们终于分手，阿显顿发现在去那不勒斯的路上车厢里只有他一个时，他确实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真高兴他总算甩掉了那个唠里唠叨、面目可憎、行为荒唐的家伙。他已前往布林迪西去会那康斯坦丁·安德里亚底了。如果他跟阿显顿讲的话里有一半是真的，那阿显顿可就要谢天谢地他总不致再步那位希腊客的后尘了吧。他心里也在琢磨，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又将怎么去会那面带愁容的爱奥尼亚人，身携密件，内藏奸宄，但一丝也不晓得他此刻已经一步步把头颈伸向人家早已为他设下的圈套。这事一想起来，也真会叫人不寒而栗！可这是在作战啊，只有愚人才会认为作战是可以戴着羔皮手套去进行的。

六

希腊密使

阿显顿抵达那不勒斯。在前面提到的旅馆定下房间后，马上将其房号用印刷体写下寄给无毛墨西哥佬。接着他去了英国领事馆，以了解R为他布置下的一些指示，这时他发现馆里人员对他的情况并不陌生，另外一切也都正常无误。这样他也就放下心来，可以外出好好游逛一番。这时的南国已经是春深季节，繁忙的街道上艳阳高照，相当炎热。阿显顿对那不勒斯是很熟悉的。那人声喧嚣的圣菲迪南广场，拥有着那么优美的教堂的公民投票广场，这地方一见就会在心头勾起无限愉悦的回忆。希阿依亚滨海路还是和过去一样热闹。他站立在街角，仰视着那些危险万状地蜿蜒曲折于崎岖山路的弄堂窄巷；那些在窗外晾着衣服的高处房屋，它们那一道道晒洗的衣物迎风招展在街头，就像在庆祝节日的无数旗帜似的。接着他又沿着海滩漫游起来，一面望望那锃亮得如同金属一般的海水，这时卡普里岛的山峦背着阳光正隐隐可见，就这样走着走着，他已彳亍至一个名叫巴塞里波的市镇，在那里的一处古老散漫甚至遍地是泥泞的破败宫殿里他曾经消磨过多少浪漫的时光。他注意到，那些往事的回忆至今仍使他大动心旌，隐隐产生微痛。接着他雇了一辆出租马车，由一匹瘦小短毛的幼马拉着，踏着石路返回到美术馆去，一边喝着美式咖啡，一边观瞧着逗留在那里的闲人。这些人嘛，真是口不停说手不停挥，话语不断，手势极多，因而不禁牵动人的想象，很想透过这些表面来了解更多的真实。

就这样，一连三天阿显顿都过着这种懒散的生活，这倒与这座古怪、邋遢但又好客的可爱城市的气氛挺相适应。从早到晚，他都一事不做，而只是游呀游呀，而只是看呀看呀，不过这种看，并不是一名旅游者的那种看法，只是去看那应该看的，也不是一般作家的那种看法，只是去寻那些对他自己有用的（从某个日落里看到一个好听的词语，或是在一张面孔上觑出一副性格的端倪），而只不过是那流浪汉的水平； 不论发生什么，都有看头。他去了博物馆再次看看阿格里帕娜（少者）雕像，这个在他的记忆中是饶有感情的，另外他还抓住机会再次到美术馆里去观赏一下提香与布鲁盖耳的作品。但在情感上他还是更倾向于希阿依亚教堂。它的那种雅致、那种欢快、那种飘逸的轻佻，而这个，似乎既是它对待宗教的态度，又是透过背里，对它自己的感官生活的一种宣泄；再有它的那浮夸的铺张，那线条的绰约，这一切，对阿显顿所表达的，如果缩成一个荒诞而虚矫的比喻，那就是眼前的这座头顶炎天、脚踏尘埃的可爱城市，就是这喧嚣熙攘的芸芸众生。人们常讲，生活是迷人的，但也是悲惨的，他们手里往往没钱，可金钱也并不是一切，而且不管怎么说吧，又何必为此而自寻烦恼，既然我们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一切又都那么精彩喜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抓紧眼前充分享受吧： facciamo una piccola combinazione.

但是到了第四天一早，当阿显顿刚刚出了浴缸，在一条已经不能再吸水的毛巾上擦身体时，房间却被忽地打开，一个人溜了进来。

“什么事？”阿显顿问道。

“没事没事。怎么你不认得我了？”

“天哪，是你墨西哥佬。你这身上是怎么搞的？”

他的假发已经换了，现在戴的是个黑色的，后面剪得短短，就跟戴着顶便帽似的。这一来，他的外形完全变了，尽管仍较古怪，但比起以往已经大为改观。他身上穿的是一套旧灰色西装。

“我只能在这儿待一小会儿。他正在刮胡子呢。”

阿显顿发现他的双颊突然红了起来。

“那你找到他了？”

“这并不难，船上就他一个是希腊人。船一靠岸，我就上了甲板，声称要找一位从庇伊俄斯来的朋友。我说我是来接一位名叫乔治·底奥廑尼狄斯的。我装作对他的不曾到来非常迷惑不解的样子，于是便和安德里亚底攀谈了起来。他给出的是个假名——伦巴多斯。他一登岸我就跟上了他。你知道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吗？他去了一家理发店刮胡子。你对此怎么认识？”

“这没什么。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刮刮胡子。”

“我可不这么想。他的目的是去改变外貌。他是够狡猾的。我对那些德国人是心服口服的。他们办事一切全靠设计，不凭机会，样样在他们都周密得严丝合缝的。这个我一会儿再说。”

“顺便问一句，你不是也改容了？”

“我戴的还是个假发；可样子不同了吧？”

“我会永远认不出来的。”

“一个人总得采取点防范措施。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了。那天我们就得在布林迪西过了。他不会说意大利话。他很高兴有我来帮助他。于是我们就一块行动了。我已经把他带到了这座旅馆。他说他明天就去罗马。我不能让他从我的视线消失；我不能让他趁我不备时悄悄溜掉。他说他想观光一下那不勒斯，我跟他说我会带他把一切值得看的地方都好好看看的。”

“他为什么今天不去罗马？”

“这也是我该说的一点。他冒充是个商人，开战以来发了笔财。他曾拥有过两艘沿海游轮，现在刚刚卖掉。现在他想去巴黎，在那里好好游乐享受一番。他说他一生都渴望能去巴黎，最后总将能如愿以偿。不过他的嘴很紧。我尽量设法让他多开些口。我跟他讲，我是个西班牙人，曾经来过布林迪西这里与土耳其方面商谈运送军火器材。他注意听了。我看得出他感到兴趣，可还是一字不透。当然硬逼他讲肯定不是办法。他的文件就带在他的身上。”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他那旅行包什么的他一点也不操心，可时不时地总好往腰部摸摸，所以它们不是在他腰带里就是在背心的衬里里头。”

“你怎么非要把他弄到这个店里？”

“我考虑这会有利工作。我们很可能要搜查一下他的行李。”

“那么你也住进这里来了？”

“没有。我还不至于傻到那个程度。我跟他讲，我今晚就要坐夜车去罗马，所以就不定房间了。可我该走了。我答应他一刻钟后在那理发店门前碰面。”

“好吧。”

“如果我今晚要见你在哪儿找你？”

阿显顿看了无毛墨西哥佬一眼，然后带着微蹙没再看他。

“我今晚还在我这屋里。”

“很好。你能不能先替我看看楼道里有没有人？”

阿显顿打开房门，巡视了一下，没看见人。事实上旅店在这个季节也几乎就是空的。那不勒斯这里的外国人极少。生意十分萧条。

“没事，”阿显顿道。

无毛墨西哥佬勇敢地走了出去。阿显顿关好门，开始剃须着装。广场上还是像往常一样，艳阳高照，街上的来往过客，以及他们的瘦马破车，也和平时没有不同，但这些已经不再能给阿显顿带来任何欢快。他感到身心不畅。他走出房门，照例先去了英领馆，问询一下有无他的电报。没有。接着他又去了库克旅行社，查查去罗马的车次时间： 发现有两趟去罗马的列车，第一趟午夜过后不久，再一趟凌晨五时。他希望他能乘上第一趟车。他不清楚墨西哥佬的计划是什么；如果他真想马上返回古巴，那他最好先借道西班牙，于是查了一下办公室的通告，阿显顿看到次日有一趟自那不勒斯驶往巴塞罗那的航班。

阿显顿已经对那不勒斯感到厌倦。街道上的强烈光照使他睁不开眼，灰尘使他无法忍受，那喧嚣也吵得他不得安宁。他去了商业街廊，在那里喝了点酒和饮料。下午他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他回了旅馆，对管事人讲，因为他明日一大早就要出发，他认为最好此刻就先结了账，行李也马上送去火车站，只将一只公事包留在他的室内（其中除其密码的铅印部分外，另有三四本书）。他出去吃了顿晚餐。然后又返回旅馆，坐待无毛墨西哥佬的到来。他无法向自己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神经极度紧张。他抓起本书来读，但这书令他厌烦，他换了一本： 他的注意力还是集中不起来，眼睛又转到他的表上。时间早得让人气恼；他又把书拾起，下定决心不读完三十页就不再看表。但他的眼睛虽然一页页地认真读着，书中讲的什么他仍然相当模糊。他又看了下表。天啊，才刚刚十点半。他纳闷儿这工夫那无毛墨西哥佬会在哪儿呢，他正在干些什么；他担心那家伙会不会把事情完全搞砸。那可是桩可怕营生。接着他又想起是不是最好先把窗户关好，把窗帘拉上。他抽了数不清的纸烟。又看了看表，时间十一时一刻。他又想起了什么，这时但觉一颗心在撞击着胸膛；出于好奇心，他数起了脉搏，可奇怪的是，脉搏竟完全正常。虽然这是一个温和的夜晚，室内甚至比较闷热，他的手脚却是冰凉的。这是一件多么恼人的事啊，他烦躁地想着，因为生着一副活跃的想象力而不得不去面对许许多多它编造出来的可怖幻象，而这些本来是决不想一顾的！从一名作家的观点，他曾对凶杀现象作过不止一次的考虑，而此刻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罪与罚》中那可怖的凶杀描写上去。他并不打算去想这个题目，可它逼上头来，不由你不去想。他的书掉在了膝上。一边呆望着面前的墙壁（壁上贴着一种棕色墙纸，绘着暗淡的玫瑰花朵），他开始在心里琢磨，一个人，如果必须杀人，在那不勒斯这里可能是如何一种杀法。当然可以在那度假别墅，那座面对海湾的巨大茂密花园，水族馆就在那里面。那地方一到夜晚相当荒凉，而且黑暗；那里发生的种种恐怕是见不得天日的，任何谨慎人士天一黑后是不会逗留在那些罪恶的险径的。过了波西帕罗，那路上就更荒凉，通往背后山峦的确有许多小路，可一到夜里，那里连个鬼魂也遇不到，这时你又如何能把一个稍有点胆子的人拉到那地方去？你可以提议去海湾划划小艇，可那租船给你的船夫是会看到你的，另外他是否就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前去，这事也拿不准。当然港口附近是不乏几家不很体面的客栈的，那地方对夤夜不带行李的光杆儿客人向来不加询问，但同样那领你去认房间的人可有机会好好观察你一番，另外进入房间之后一份相当烦琐的表格还得你去逐项填写。

阿显顿再次看了下表。他已经非常疲倦。他再次坐下，连书也不打算读了。他的心中一片空白。

突然他的房门被悄悄打开。他一下便惊得站了起来，浑身发颤。无毛墨西哥佬站在了他的面前。

“我惊着你了吗？”他笑着问道。“我觉得你会喜欢我不敲门的。”

“没人看见你进来？”

“值夜班的放我进来的，我拉铃的时候他还在睡，看也没看我一眼。很抱歉我来得太晚了，可我得换换装。”

无毛墨西哥佬现在穿戴的又是他来的时候的那身衣服与假发。奇怪的是此刻他的样子与原来的竟大不一样。他好像更高了些，也更浮夸了些；但一张面孔却全变了。他两眼放光，精神状态极佳。他向阿显顿瞟了一眼。

“怎么你脸那么苍白，我的朋友！你没有太紧张吧？”

“文件到手了吗？”

“没有。他没带在身上。他身上的东西就是这些。”

他把一个不小的皮夹子和一份护照放在桌上。

“我不需要这些，”阿显顿迅速答道，“拿回去吧。”

耸了下肩，无毛墨西哥佬又把它们放回口袋里。

“他的腰袋里有什么？你不是说他总好摸摸他的腰部。”

“只有点钱。我检查了一下他的皮夹。那里只有几封私人信件和一些女人照片。他今晚和我出来时肯定锁在了他的旅行包里。”

“糟糕，”阿显顿说。

“我拿到了他房门的钥匙。我们最好去搜寻一下他的行李。”

阿显顿只觉胃里一阵恶心。他犹豫了一下。墨西哥佬不无善意地笑了笑。

“没危险的，amigo，”他说道，仿佛在安抚一个孩子，“不过你如果感到不舒服，我一个人去也行。”

“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去。”

“整个旅馆里没有一个人是醒着的。安德里亚底先生是不会打搅我们的。不过可以脱掉皮鞋。”

阿显顿没回答他。他皱了下眉头，因为他感到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解开鞋带，把鞋甩掉。墨西哥佬也是这样。

“你最好先过去，”他道。“向左边走，沿楼道走一段。那房号是三十八。”

阿显顿开门出去。楼道很暗。使他气恼的是他竟这么紧张而他的伙伴却十分自在。到达房门时无毛墨西哥佬插进钥匙去开门，转了下把手便进去了。他打开了灯。阿显顿马上跟进，随手关上了门。他注意到窗板都闭得紧紧的。

“现在好了。我们不用忙了。”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试了几把，最后找对了。皮箱里装的全是些衣服。

“都是不值钱的衣服，”墨西哥佬一脸不屑地评论道，一边把它们全取了出来。“我自己的原则是，到头来还是买那最好的最合算。说到底，这主要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位绅士了。”

“难道你是非评论不可吗？”

“一点危险正像一点调料，可以使人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它只会使我感到兴奋，可它把你的脾气都弄坏了，amigo。”

“你瞧，我是着了些怕，可你一点没事，”阿显顿坦率答道。

“这只是个胆量问题。”

说着，一件件拿出箱子，他摸起这些衣服来，迅速然而仔细。箱子里没有任何文件。接着他又掏出刀来，割开箱子的衬里。箱子本来就是便宜货，衬里此刻早已和皮箱粘到一块。那里面是没法藏东西的。

“这里找不见，它们准是藏在了屋子里的什么地方。”

“你敢保险他没有把它们寄存在什么办公室？比如说在某个领事那里？”

“他从没有一分钟逃脱开我的眼睛，除了去刮胡子的那会儿。”

无毛墨西哥佬打开抽屉，又打开橱柜。没有。屋内没有地毯，不用看了。他仔细检查了下床底下，床上头，床垫子下面。他的一双黑眼睛在屋里左右上下打量着，想寻找一处可以藏东西的地方。阿显顿觉着没有一处他没注意到。

“也或许他寄存在了楼下那个管事人的手里。”

“那样我会知道的。再说他也不敢。反正是文件不在了。这事我无法理解。”

他犹豫不决地又扫视了一下房间。他皱起眉头，拼命想寻找出这件事的奥秘。

“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阿显顿说。

“稍等一下。”

墨西哥佬跪了下来，很快但很整齐地叠好衣服，把它们一件件放回箱子里。他锁好旅行箱，然后站起身来。接着他关上电灯，悄悄打开房门向外望望。他招呼了一下阿显顿，便溜进楼道。阿显顿跟出后，他停下步来，把门锁上，钥匙就留在衣袋里了，然后便与阿显顿一起回屋。当他们走进了房间，把门锁好，阿显顿第一件事便是擦去额头和手上的汗水。

“感谢上帝，我们总算逃出了那鬼地方。”

“其实连半点危险也没有。可现在我们该怎么干？上校对文件没有找到这件事一定会恼怒的。”

“我一会儿就要乘五点的车去罗马了。我现在就打电报去请求指示。”

“很好。我跟你一块去。”

“我想你最好还是及早离开这个国家，这对你是有利的，明天一早就有开往巴塞罗那的航班。你为什么不乘这条船，而且如有必要，我也可以前去送你？”

无毛墨西哥佬听了只是一笑。

“我看得出你是急于把我甩掉。可以，我也不想过多让你失望，这也是在这类事上你没经验所难免的。我就去巴塞罗那。我有去西班牙的签证。”

阿显顿看了看表。两点稍过一会儿。离开车还得等近三个小时。这时他的伙伴正不慌不忙地在卷支纸烟。

“出去吃顿夜宵如何？”他问道。“我已经是饥不可耐了。”

吃东西这事听起来让他恶心，可是他也干渴得要命。他不想和无毛墨西哥佬一道外出，可他也不愿意单独一个人留在旅馆里面。

“这种时候一个人能去哪里？”

“跟我来吧。我会给你找到个地方的。”

阿显顿戴上帽子，一手拎起了公事包。两人下了楼。大厅里门房还在地下一张垫子上睡得挺沉。当他们走过他的桌边，小心翼翼地避免惊醒他的工夫，阿显顿注意到信件架上他那个房间的格子里有一封信。他取出一看，信正是写给他的。他们蹑脚欠步走出了旅馆，随手把门掩上，便快步离开。跑了一百码左右，阿显顿掏出信来借着路灯看了一眼。信发自当地英领馆，内容为： 随函寄去之电报系今夜所收，因恐延误急事，故立即差人送往你下榻之旅店，敬希查收为荷。这信显系在午夜前当阿显顿还在旅馆时便已送到。他又打开电报，见到的只是密码。

“好吧，那就得让它稍等等啦，”说着把信件放回袋里。

无毛墨西哥佬走起路来就如同他非常熟悉这些荒僻的街道似的，阿显顿只能追随在他的身旁。最后他们来到了一条死巷里的一家旅店门前，嘈杂之外而予人以邪恶之感，正是在这里，墨西哥佬走了进去。

“当然这绝非是什么里兹，”他道，“但是这么深更半夜的，只有这地方你才能多少弄上口吃的。”

进门后阿显顿见到的是一大间长长的暗淡厅房，其一端一名面容憔悴的年轻人坐在钢琴前面；墙的两边一律是一排排嵌入墙壁的客桌，前后均为条凳，四处坐着一些食客，男女都有，正在饮着啤酒或其他酒类。女人大多半老，粉脂厚重，面目可憎；她们那种强颜欢笑既极喧闹又乏生气。当阿显顿与无毛墨西哥佬进入厅房寻找座位坐下时，她们登时把目光齐集过来，阿显顿则有意把头掉转，以避去那些淫荡的媚眼，这些随时都会绽出笑颜，都会极力渡送秋波，以讨求你的回应。这时那名形容枯槁的钢琴手已拨弄起舞曲，应声而起舞的立即有好几对。因为男的不够，有些女的便只能跟女的跳。将军叫了两份斯帕盖蒂和一瓶卡波里酒。酒上来后，他立即如狼似虎地满饮了一杯，接着就在等那面食的工夫，一边用一双眼睛去打量其他座位上的一些女客。

“你跳跳舞吗？”他向阿显顿问道。“我现在就要去找个女伴来和我转上几圈。”

他离开了座位。阿显顿看到他正在去找的那个。在他看来，倒至少还有着两点可取： 眼睛有神和牙齿洁白；此刻她已站起身来，腰也被他揽上了。他的舞技是没的说的。阿显顿看到他已经在谈话了；那女的，也开始笑了起来，原来的一副在接受邀舞时惯有的漫不经心的眼神很快就变成了兴趣盎然。很快他们的交谈已热烈得不可开交。这段舞曲结束之后，他把女伴送归原座，回到阿显顿那里，然后又一杯酒。

“我那舞伴如何？”他问道。“应当说还不错吧？跳跳舞对一个人是有益处的。你为什么就不请上一位？这地方是不坏的。找地方你完全可以信得过我。我天生有这个本领。”

钢琴手奏起了另一支曲子。刚才那女的往墨西哥佬处直望，于是当他用拇指指了下地，她立即欢快地跳起身来。他把上衣扣好，上身微欠，站到桌边等着那女的前来就他。他一个回旋便使她成了个满场飞。随着他的舞步的翩翩，随着他的说笑的增多，此刻他已经和满屋的人全混熟了。凭着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话，虽然带点西班牙口音，他一会儿和这个，一会又和那个都互相调侃起来，那些人也对他的俏皮话频频报以笑声；他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时两大盘盛得满满的面食端了过来。一见到这个，他舞也不跳了，舞伴也不顾了（由她自己回她的座位），不管礼貌地奔着他的吃食跑回桌来。

“我算是给饿坏了，”他道。“其实我晚上还吃过一餐好饭。你是在哪里吃的？来吃点玛卡罗尼吧？”

“我没胃口。”

但他还是开口吃了，而且感到奇怪的是，他自己也饿了。墨西哥佬正在大口大口往嘴里填，吃得十分开怀；不仅二目放光，而且也更饶舌了。仅仅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那个跟他跳舞的女人就已经把她的一切全都告给他了。他正在把那女的说的，重说给了阿显顿听，一边把大块面包片往口里塞。他又叫来一瓶酒。

“一般葡萄酒嘛，”他不屑地说，“就算不得什么喝的，只有香槟才行；一般的酒甚至连解渴都做不到。喂，amigo，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应当说是的，”阿显顿笑了笑。

“锻炼啊，你所缺的就是这个，锻炼啊。”

他还伸出手来拍拍阿显顿的胳膊。

“那是什么？”阿显顿叫道，吃了一惊。“你袖口上的血迹？”

无毛墨西哥佬也往他袖子上看了一眼。

“那个？算不得什么。只是点血。我出了点事，划破了。”

阿显顿无语。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门上的挂钟。

“你是担心你的火车吧？让我再跳上一次就陪你去车站。”

墨西哥佬站起。凭着那无人能及的自信，他抓住了一个坐得离他最近的女人的腰就跟她跳开了。阿显顿闷闷不乐地注视着他。他的确是个荒唐古怪、令人难耐的家伙，再加上那顶金黄色的假发和一张无毛发的面孔，但是他的动作却具有着一种无法匹敌的优雅风度；他的一双脚也很小巧，就像一只猫或老虎的爪垫肉趾那样，能牢牢抓住所爬的地方；他的节奏是惊人的，另外你不能不看到，那个正跟他跳着舞的俗艳女人已经被他的手势动作弄得如醉如痴，飘飘然了。他的脚趾，他的长腿，都像有音乐从那里面发出似的。可怖、古怪，一点不错，可那里面自有它的某种娴雅，甚至是美，而你竟会因为莫名其妙地也受到了诱惑而暗自感到羞愧。在阿显顿眼里，他给自己的感觉是，他就像前阿兹特克时期的一尊砍伐者的石雕，那里盈溢着野蛮与生命力，可怖而残酷，但其中却又似乎孕育着某种带含蓄的妩媚。尽管如此，他还是巴不得能把他甩在这龌龊的舞厅里，由他一个人去自得其乐，以消此长夜吧，可他明白这办不到，还有一笔业务没有跟他了结。他一想到这一刻的到来便十分不是滋味。他曾被授命去付予曼纽·卡蒙纳将军一笔款项，以回报他携回的文件。可现在却是，货物未到；至于其余嘛——这些他就一概不知了；那已超出他的事务范围。无毛墨西哥佬跳舞跳到他跟前时兴致勃勃地向他挥手道：

“我音乐一停就回来了。先结了账吧，也就时间差不多了。”

阿显顿何尝不想弄明白他的一颗心都是怎么想的。可那里头究竟是怎么活动的他想猜也猜不着边儿。接着，一边用那喷香的手绢擦着他额头的汗珠，他回到了桌边。

“玩得开心吧，将军？”阿显顿问。

“我什么时候也都玩得开心。可怜的白色垃圾，但我管它呢？我喜欢一个女人的肉体在我怀抱中的那种感受，这时见到她的眼睛不断变得模糊起来，嘴唇渐渐分开，当着她对我的欲望正像太阳底下的奶油似的在融化着她的骨髓。可怜的白色垃圾，可她们是女人啊。”

他们出发了。墨西哥佬提出他们靠两条腿就是了。其实在那类地区，又在那种时候，能找到一辆出租马车的机会也就不大。可空中却是满天星斗。这正是个夏日的夜晚，空气仿佛凝聚不动。沉寂也正走在一旁，伴着他们前行，就跟个鬼魅似的。当他们快走近车站时，周围的房屋仿佛忽的一下突然显得色调更加灰郁，棱角线条也更加分明，这会使你感到曙色已经距你不远。一阵微弱的颤抖振动着整个黑夜。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时刻，而夜之魂，在一瞬间，突然产生焦虑，虽然说自洪荒以降，千秋百代、亿万斯年，它从来无一天不是如此，它此刻还是会感到一种仿佛乏智般的恐惧： 别到时候那新的一天不懂得如何破晓。但他们已进了车站，夜色也再一次笼罩包裹住了他们。这里那里还能见到几名懒散的运货工人，正像大幕降落布景已撤后的那些工作人员。两名士兵正一身暗淡的军装一动不动地忠诚值勤。

候车室是空荡的，但阿显顿与无毛墨西哥佬还是坐到了一个最偏僻的角落。

“离我那趟车开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正好利用这工夫看看电报的内容。”

他从口袋里取出电报，又从文件包里取出密码。他当时所用的还不是很复杂的那种，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包含在一本薄薄的书中，那另一部分，交给他时全印在一张纸上，已在他离开协约国前被毁掉，内容都背下了。阿显顿掏出眼镜，开始工作。那墨西哥佬，坐在了席位的一角，不断地在卷烟来抽；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里，根本不管阿显顿在干什么，颇能安享其辛苦挣来的安乐。阿显顿正在一个个破解着一群群的密密数字，闹出一个就记到一张纸上。他的译法是先别管意思，非等全部译完，绝不看它，这是从经验得来的，因为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到每个你刚译出的单个词上，你就容易过快作出结论，这样有时就难免会陷入误译。所以他的译法是很机械的，每个词写在纸上之后先不去理它，注意力不在个别单词上头。最后他译完了，这才通读了一遍。其内容如下：

康士坦丁·安德里亚底在庇伊俄斯因病受阻，将不克乘舟外出。见电速返日内瓦听命。

起初阿显顿还有些不解其意，再读才明白了。他从头到脚，颤抖成一团。接着，他这次是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只见他以一种激动的、嘶哑的和怒不可抑的嗓音（尽管还是压低的），破口大骂道：

“你这该死的蠢货，你杀错了人啦。”

七

巴黎之行

阿显顿平时最习惯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从来都不感觉到厌倦。另外他还有一个固定的看法： 只有两种人特别容易感到厌倦，一种是缺乏办法来哄自己高兴的人，再一种，只能依靠外界来提供乐趣。阿显顿对他自己从不抱任何幻想，时下文学方面所带给他的那些成就并不曾使他忘乎所以。一名成功的小说或戏剧作者所获得的报偿究属重大的名声抑或仅是一时的微名，他在心里是有掂量的；而这个也只有当它涉及到可感知的利益时，才会使他想到。如果凭着他的名声他在船上住进了一处比他应付的票钱更高级的房间，他不会拒不接受，再有如果某位海关的官员因读过他的短篇小说而对他的行李免检放行，这时他会欣然承认，文学这个行道也不乏它的补偿。当着那求知若渴的戏剧界学生想向他讨教戏的写法时，他会连连叹气；而当一些热情洋溢的女士连嘘带喘地在他的耳边叨唠着她们对他的书是如何如何仰慕时，他真巴不得自己死了才好。但他毕竟自命为聪明人，而聪明人还感到厌倦就会有乖常理。不错，他往往能和一些一般被认为出奇地愚蠢的人津津有味地谈个不休，而这些家伙人们通常是躲得最快的，就跟躲债似的。很有可能这种时候他只是在发挥他的那种职业天性而已，而这东西不会永远不冒出来的；他们，实亦即他的素材，不会使他厌倦，正如化石不会使地质学家厌倦。一个正常人可能想望的东西他可说已全都有了。他在一家高级旅馆里居住着这么不错的房间，而日内瓦又是全欧之中最适合人居的大都市之一。在这里他不愁租不到一只小艇，在湖面上荡荡双桨，或租上一匹马，信步由缰地稍跑一段，因为在此一切都管理得井然有序的州县当中，郊区道路实已大多硬化，所以可供你到处纵马驰骋的大片草地已属有限。他还可以徒步漫游一番那些古老街巷，蹑足欠步于不少青灰的石屋周围，那么幽静而庄严，去重新捕捉一下那古昔世代的精神。他满怀喜悦地重读了一过卢梭的《忏悔录》，他又第二次或第三次地再去尝试《新爱洛伊丝》但仍然读不下去。他也伏案写作。他在这里认识的人不多，因为他的身份只能使他退居幕后。但他还是能和居住在同一旅店里的个别人见面时稍聊上几句，因而倒也不感寂寞。他的日子是过得相当充实的，而且变化多样，即使有时再无他事可做，他仍不难从其种种回忆之中自得其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真是无法想象他会感到厌倦，然而却仿佛天际的一片孤云那样，他还是在那远海处窥见了厌倦的影子。说到这里，他想起了当年路易十四的一则轶事。据说他曾召唤一名廷臣到某一典礼去侍奉自己，但等廷臣到时他已准备离去，这时但见他以冰冷庄严的口吻对那人讲道，j'ai faili attendre。对于此语，我所能提出的唯一的译文，且属不佳的译文，便是，我总算刚好躲过侍奉；对此阿显顿不妨照仿一句，他也算刚好躲过厌倦。

也有可能，他琢磨着，当他正骑着一匹尾大颈短的灰斑纹马沿湖漫步的时候，他胯下的这匹驽马也将像一些老图片上见过的那种战马似的，忽地双蹄凌空，骧腾起来；但不会的，这个牲口却是从不腾跃的，即使一阵小跑也得你用马刺好好戳戳它才行。是的，很有可能，那些深居在伦敦情报总部的要人，那些一手扼着这座庞大机构之命脉的主要头头，他们过的那种日子又会有多快活；他们可以把他们手下的棋子摆来摆去，可以看到那千丝万缕（阿显顿开始大逞文才，形容开了）所交织成的百千图案，可以利用仿佛拼板玩具里的那些条条块块去接合搭配成不知多少奇异画面；至于说到像他自己这样的一名小卒，当一名这里的成员并不像外界一般人想的那样，充满着惊险的场面。阿显顿这个小官只是过着一种按部就班、枯燥单调的生活，跟市中心的许多职员并没什么两样。他不过是定期召见一下他手下的特工，按时给他们发放工资；何时又得到一名新手时便雇用下他，给予指示后便打发他去了德国；等到情报传来，他再寄送出去；他照例每周前去法国一次，在边境与其同事磋商一些问题，以及听候伦敦总部指令；他每逢有集市时便去趟集市，以便从隔湖过来的卖奶油女人的手里接过点儿情报；他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视听观察。他还得不断写些长篇报告，这些他认定没有人会去看的，于是一次他无意间在那里面开了句小玩笑，其结果是立即遭到严斥，被认为不够严肃。他经常做的工作显然都是些必须做的，但却很难说不是单调乏味。所以为了寻点刺激，他一时心血来潮，竟想起同黑廑斯女男爵拉扯一下。他这时已敢肯定，她是干间谍的，受雇于奥国政府，而他所期望看到的正是未来他在一番交手中所可能携来的乐子。想到他将和她发生的一场斗智肯定会很有趣的。他敢肯定，她会不断给他设伏下套的，而如何一次次逃脱这些圈套定将使他不至于头脑生锈。他觉得她也并非不乐意参加进这场牌戏。当他送花给她，她会写给他热情的短简。她还拉他去湖上荡舟，并在将修长的皓臂拖在水面时抛出几句谈情的语言和一段伤心的往事。他们还一起进餐，一起观剧，看上一出用法文和用散文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没等阿显顿想清楚这场戏该演到什么地步时他已接到R的严厉短信，责问他意欲何为： 讯息“已经传来”，说他（阿显顿）与一名自称为黑廑斯女男爵的女人来往过密，而她乃是同盟国集团的间谍人员，因而与渠之关系只能限于严格客套而不得有所逾越。阿显顿见信后只是耸肩。看来R并没有把他想得那么聪明。这时他忽地产生了要查查这件事的想法，而这点他以前并未想到过，那就是日内瓦这里总会有那么个人，至少他的一项捎带差事就是对他加以监视。显然会有个人被授命去注意他有无怠工误事或失检不端等行径。阿显顿也感到非常好笑。这个老奸巨猾，办事这么不择手段！他本人嘛，他既不自己去冒险；又不信任任何别人；他只是在利用他的工具，至于别人是行还是不行，他向来没句认可的话。阿显顿倒也四下作了一番观察，但愿能寻出那个将自己的情况向R进行汇报的人。他疑心那人就是旅店中的一名服务员。他知道R向来最相信这些服务员；他们能有机会看到许多东西，而且非常容易介入到这里那里，这些地方的所谓情报就只等着人去采集就是了。他甚至疑心他的一些情况是否即是从女男爵那里直接得到的，而这事说起来其实也并不奇怪，如果说她也是被某个协约国同时雇用了。自这以后，阿显顿对女男爵依旧礼数不缺，只是不再献殷勤了。

他掉转马头，缓缓骑回日内瓦，旅店马厩的一名管马的人已恭候在门首。阿显顿跨下马来，进了店中。柜台上看门人递给了他一封电报，其内容如下：

麦吉姨近来极感不适，现下榻巴黎洛蒂旅馆。见电盼能前去探视为祷。雷蒙德。

雷蒙德为R的许多滑稽的noms de guerre之一。但既然阿显顿无福拥有如此一位贵戚，他的判断是，这不过是命他前去巴黎一趟罢了。阿显顿早就知道，R常把他的闲暇时间用在阅读侦探小说上面，特别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对那些廉价小说的文笔每每产生绝大的模仿兴趣。当他心情不错时他也好来点“惊人之笔”，但当心绪不佳时，那就轮到他的下属触霉头了。

阿显顿看罢电报就若不经心地随手把它丢在了柜台上，一边询问柜上去巴黎的快车何时出发。他看了看挂钟以搞清他还来不来得及趁领事馆未关门前去弄到他的签证。当他正准备上楼取他的护照而电梯的门已关上时，他突然听到门房在喊他。

“先生忘记了自己的电报。”

“我好糊涂，”是阿显顿的话。

阿显顿明白，如果那名奥国女男爵琢磨起为什么他会这么突然地去了巴黎，见这纸电报就会弄清他有一名女亲戚出现身体不适情况。在那种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一切还是更多放在明面上好。法国领事馆的人员倒都还认识他，所以去后没费多少时间就把事情办了。他去使馆前已告知门房为他购票。回来后他很快沐浴换装完毕。他对这次非所预期的出游的前景感到相当兴奋。他喜欢这次旅行。他在一间卧铺车厢中睡得很好，而当某次突然的颠簸把他弄醒时，他也会不以为意，这时抽上支烟，静静躺上会儿也是挺愉快的，如今一个人在这包厢中独处，不仅空寂得迷人，而且感觉绝佳。车轮每过接轨处的一阵阵很和谐的旋律，正仿佛一幅可爱的背景，恰恰与一个人的内心活动相吻合，而飞驰般地驶过广阔的原野与黑夜时，仿佛自己也变成了驰骋于浩瀚天宇的星球，同样使人兴奋激越。更何况在这旅途的终点还有一项叫未可知。

当阿显顿抵达巴黎时，天气骤冷，一阵细雨正在落着。他感到自己需要再梳洗打扮一番。但他精神健旺，兴头很高，他从车站打电话给R，问询一下那麦吉阿姨此刻如何。

“我高兴地看到你对她的感情非同一般，分秒不误就赶到了这里，”R回答道，声音里头似像透着一丝呵呵，“她目前的确非常欠佳，但能见得着你对她将大为有益。”

阿显顿心想，这就是一名业余幽默家（相对于职业幽默家而言）最常犯的错误了；他一旦说了个笑话，就接二连三地说起没完。一个说笑话的跟他的笑话的关系，恰恰是一只蜜蜂跟它的花儿的关系，离得越快和来得越不经意越好。他应当是笑话一说，就不再提。当然多啰嗦上两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正仿佛一只蜜蜂在飞近一朵花时多嗡嗡上一阵；因为对于一些头脑迟钝的听众事先声明一句下面将有笑话要说，也不一定就不必要。但与多数职业幽默家不同，阿对其他人的幽默还是能心存忠厚的，所以此刻他在回答R的话时便仍按R的思路进行。

“她什么时候想要见我，你认为？”他问道。“把我的爱先带给她，好吗？”

这次R的呵呵声听得更真了。阿显顿只有叹气。

“她在见你之前肯定会想‘捯饬’一番的，我觉着。你是了解她的，她希望自己的形象更完美一些。我看十点半如何，这样你和她晤谈之后，我们就可以外出在什么地方共进午餐了。”

“好吧，”阿显顿答道，“那我就十点半到洛蒂。”

当阿显顿装扮一新，到达那旅馆时，一名勤务（此人他过去已认下）正在大厅里候他，见后即将他引入R的房间。他打开房门，带他入内。此刻R正背着一炉旺火，对其秘书口授什么函件。

“请坐，”R说道，一边仍继续其口授。

这是一间装饰得很不错的起居室，花盆里的一大束玫瑰明显出之于某位淑媛之手。一张大桌上堆满着文件材料。R比阿显顿上次见着他时又有些见老。他那清瘦的发黄面孔上皱纹更密，鬓发也更苍卷。沉重的工作损害着他的健康，而他又是个不惜力的。他是每早七时即起，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方休。他的一身军服非常崭新笔挺，可穿在他的身上就显得有些邋遢。

“好了，”他道，“把这些全都拿走，然后便打出来。我签好后就出去吃饭。”接着他转身对那勤务兵说，“这会儿没事，你也可以走了。”

这位秘书，一名少尉，年龄三十多岁，显属文职人员临时挂衔的。他马上收拾起材料，离开房间。当那勤务也跟着走出时，R叫住他道：

“不要走远，也许一会有事找你。”

“是的，先生。”

当屋中只剩下他们两人时，R转向阿显顿，拿出一副在他来说即可谓是友善的态度。

“一路上还愉快吧？”

“不错，先生。”

“你认为这里如何？”他问道，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还不坏吧？我从来都弄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该尽其可能来稍享受享受，以冲淡这种战争苦难。”

就在R这么闲扯时，他一边正以一种少见的凝注在紧盯着他。他的那双淡灰的眼睛，由于靠得过近，其凝视给人的印象是，那眼神可说直逼你的心窝儿，而且对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很少会有多大好感。R在他偶有的无所顾忌的时刻中倒也完全不避讳他的这种看法，那就是，他不是把他人看成傻子就是看成恶棍。这个正是他在他的行道上所无可逃避的一大障碍。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是更好把人看成恶棍；明白了这个，你也就明白你将面对的是些什么，以及你该如何去应付才是。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以前的生涯是在印度和一些殖民地里度过的。战争爆发之初他还驻扎在拉美的牙买加。陆军部里某位和他有过交道的负责人这时想起了他，于是把他调了过来，安排在情报部。由于精明强干过人，他很快便担起要职。他不仅精力特别丰富，而且颇具组织长才，他办事无所顾忌，但却勇而有谋，决心毅力极大。他或许只有一项不足。终其多半生的经历，他都不曾与社会上稍有些影响的著名人士，特别是其中的女流，多接触过。他所见到过的女性也只限于他同僚侪辈的、政府官员的乃至企业界人士的家室，因而当战争初期他进入伦敦后，他的工作使他有机会首次见识到那些光彩照人、精妙绝伦的贵妇人时，他当然感到头晕目眩，难以支应。那些人使他自惭形秽，但他还是渐渐获交于群芳，并颇得其青睐。而在阿显顿看来（他对R的了解是R远远猜不到的），刚才那盆玫瑰就是一个明证。

阿显顿明白R当然不是找他前来扯闲篇，谈天气，话年成的，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进入正题。好在这次时间不长。

“你在日内瓦还是干得相当不坏的，”R评论道。

“我很高兴你这么看，先生。”

突然R变得冰冷严峻起来。他不再闲扯。

“我现在有项工作要你去做。”

阿显顿没有作声，但却由衷感到高兴，一种雀跃之情仿佛来自心窝。

“你听说过一个名叫商得勒·拉尔的吗？”

“没听说过，先生。”

一种不耐烦霎时掠过R的眉头，就好像是，他想让他的下属知道什么他们就该知道什么。

“你这些年来都住在哪里？”

“梅菲区柴斯费尔街36号。”

一丝笑意又返回R的焦黄面庞。这个稍显冒失的回答正合他那善谑心理。他走向那张大桌，打开公事包，从那里面取出一张照片，然后递给阿显顿看。

“就是此人。”

对阿显顿这个不太熟惯东方人面孔的人来说，这与他见过的千百个其他印度人似乎也无多大区别。这不过是川流不息地来英国这里的某位某位拉吉罢了，这些人还好在报上刊出其照片。这张照片显示的这个人生着一张肥脸，面孔黧黑，厚唇肉鼻，头发浓密而直，一双大眼即使在照片上仍显得很水灵和类似牛的眼睛。他穿着西装的样子很不自然。

“这一张是穿他本族衣服时照的，”R另递给了阿显顿一张。

这是一张全身像，而刚才的那张只能看到头和肩部，而且拍摄时间也更早了些年。像中的他更瘦一些，眼也显得更大而严肃，几乎快吞掉他的尊容。它显系出自加尔各答当地的某个摄影师之手，那背景本地味十足，古里古怪。商得勒·拉尔身后的背景是一个画面，上绘沉静的棕榈树一株和一片海景。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桌面，桌上置有花盆一只，蓄着橡胶树一类植物。他头戴其民族头巾，身着浅色长长紧衣，看上去倒也不无一定之尊严。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R问道。

“我看他倒不像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从他身上能看到一点气势。”

“这里是他的dossier，你可以看看。”

R递给了阿显顿几张打印材料，阿显顿于是坐下阅读。R戴上眼镜，开始读起那些等待着他签名的信函。阿显顿先把报告粗看一过，然后便专心细读起来。材料显示，商得勒·拉尔是一名危害严重的政治鼓动家。他职业为律师，但投身于政治，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抱有十分敌视的态度。他曾是某些武装力量的头领，不止一次负责过暴乱活动，结果造成大批伤亡。他曾一度遭捕，并经审讯判处过两年监禁；但战争一开始后他便又重获自由，然后抓住这个时机开始挑起公开叛乱。在许多旨在困扰驻印英人的阴谋诡计当中，他都曾是其核心人物，其目的在阻挠将其驻军及时调往欧洲战场，另外由于来自德方间谍的巨款资助，他确曾为害极烈。在两三次爆炸事件当中他都曾涉嫌在内，虽然除误伤少数无辜闲人，真正的杀伤实际有限，但却动摇了公众信心，造成士气低落。对他所发动的多次逮捕都被他逃脱；他的活动量是惊人的，他仍然四处为害，可警方却始终捉不到他，只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某城某镇，但事一办完就又消失不见。最后以谋杀罪名对其捕获提出高额悬赏，但他又逃离印度，亡命美洲，继而从那里流窜到了瑞典，并最终潜入柏林。到了该国他继续忙于其破坏活动，不断从那里抛出一连串的阴谋诡计，妄图在已调入欧陆的印度本土士兵中制造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只是流水账似的干巴叙述，既无评论，也无解释，但尽管材料本身生硬枯燥之极，你见后仍不难得到某种神秘之感、惊险场面、一些间不容发般的仓皇出逃以及火烧眉毛似的窘迫脱身。报告的结尾如下：

“商在印度有妻室及子嗣二人，此外未闻有过外遇。无烟酒嗜好。为人诚信。他过手的钱款不少，但从未听说有过滥用（！）之事。他勇毅卓著，工作勤奋，生平颇以能守信义为荣。”

阿显顿把材料还给R。

“如何？”

“狂人一个。”阿显顿心想，关于此人，确可谓是不无相当浪漫色彩与迷人之处，但他明白，R想从他那里听到的绝不是这类胡扯，于是补充一句道，“他看起来的确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在印度全境乃至境外，属他最为诡计多端了。他所造成的危害比他们那伙人加到一起还更严重。你知道这批印度人在柏林有一个团伙，而他就是那个团伙的首脑。如果他能被铲除掉，其他人的危害就有限了，他是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有点本事的人。我已经设法捉拿他一年了，看来希望不大；可现在，我的运气终于来了。老天作证，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那你准备如何行事？”

R露出狞笑。

“枪毙了他，而且分秒不误地枪毙了他。”

阿显顿没作回答。R在那个不大的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次，然后再次背对着炉火面向着阿显顿。他那薄薄的嘴唇已被一丝微弱的讪笑所扭曲。

“你注意到在我给你的那份报告的末尾处曾有着他从不曾有过什么艳遇的字样吗？那话确实不假，但现在已不再是了。那混蛋现在陷入了情网。”

R又走到他的公事包那里，从中取出了一束浅蓝色丝带捆扎的东西。

“请看，这就是他的情书。你是位小说家，一定会高兴看到它们。实际上，你也就该好好读读，这对你把握这个局面是会有帮助的。把它们带回去看看吧。”

说着R又把那小捆东西扔进他的公事包里。

“真搞不明白像他这样的能人竟也会因为一个女人而给弄得神魂颠倒。我万没想到这个也会发生在他身上。”

阿显顿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桌上的那盆玫瑰，但没加评论。这位什么也逃不过他锐眼的R看见了那一瞬，登时面色暗了下来。阿显顿明白他的心里似乎在追问他，他刚才在偷看什么。从这一刻起，他对他这下属已再无好感可言，只不过没说出口。他又回到原来的题目。

“不过刚才的种种说来倒也全都无关紧要。一句话，他和一个名叫居利亚·拉匝勒的女人热恋上了。他对她爱得发疯。”

“你知道他是怎么把她搞到手的？”

“当然我知道。她是一名舞女，跳西班牙舞的，但她却是个意大利人。为了在舞台上叫得响亮，她另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什么拉·玛拉圭娜。这种情况你当然并不陌生。一口西班牙流行歌曲、一身透明黑纱、一柄大扇和一具高梳之类。她在欧洲各地已经有了十年舞台生涯了。”

“她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没有，毫无价值。她在英国也主要是在一些地方上演演，当然在伦敦也偶尔有些。她每周的进项都超不过十镑。商得勒是在柏林一家Tingel tangel遇上她的，你懂得那种地方，一种低级的歌舞厅。我对此的理解是，她明白她在欧陆的评价不高，在她来说，她的舞蹈表演只不过是借以抬高其暗娼身价的招徕术罢了。”

“在这战争期间她是怎么去的柏林？”

“有一个时期她嫁给了一个西班牙人，我认为她现在还是这种婚姻关系，虽然他们并不住在一起。她是用西班牙的护照去的。看来商得勒曾经对她死追不舍。”说着，R又拿起这印度人的照片，对它凝视了一阵，接着道，“你在那个满脸油腻的小黑鬼身上恐怕看不出太多招人的地方吧，天啊，他都胖成什么了。不过事实还是事实，她对那人的狂恋程度也快赶上那人对她的了。她写给那人的情书也在我这里，当然只是复印件，原物仍在她手里。这些，我敢说，他会用粉红丝带捆着的。她对那人爱得发疯。我不是个文人，但什么东西露出真情的时候，我还是能理解的。况且你还要去读读，读后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可是也有不少人讲世上就从来没有一见钟情这回事。”

R微带揶揄地笑了笑。他今天上午肯定心情不错。

“这些信件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我是怎么弄到手的？你想想看我是会怎么弄到的？由于居利亚·拉匝勒的国籍是意大利，她终于被德国人驱逐出境，遣送到荷兰边境。但因为她有一封英国那里寄来的舞蹈聘函，她获准了英国的入境签证。于是”——R这时找到了信上的一个日期——“于是，刚过去的那个10月24日，她从鹿特丹起航去了英国哈尔维治。自此以后，她曾先后在伦敦、伯明翰、普特茅茨以及其他等地跳过舞。两周之前她在赫尔遭捕。”

“罪名是？”

“谍报罪。她被转移到了伦敦。我还亲自去哈洛威那里提审了她。”

阿显顿与R两人面面相觑地互望了一晌，一时无语；对此的解释有可能是，双方都在竭力想弄清对方的想法。阿显顿考虑的是，这一切背后的真相到底何在；R考虑的则是这一切当中让他知道多少才更有利。

“你是怎么看出她的问题来的？”

“我觉着，怎么德国人一连让她在柏林跳上几个礼拜都一点没事，可又突然没甚理由地把她驱出国境。这正是为了便于日后去干间谍工作。而一名对其贞操毫无所谓的舞女更有条件去借机窃取到许多情况，为此柏林方面即使多花点钱也完全值得。我不禁想，既然如此，让她到英国这里跑跑又有何不可，岂不更便于查清她的罪恶名堂。我于是跟踪上她。我发现她每周都要往荷兰某地发两三次信，并从那里收到回信。她的信是用一种古怪的杂凑东西写成的，里面法文、德文和英文都有（她平时稍稍说点英文，法文还不错）；但她得到的回信却完全用的是英文。那英文倒也是正确的英文，只是不是一个英国人笔下的英文，太花哨和太浮夸铺张。我开始琢磨起来，写这些东西的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哪。这些东西表面上看不过是些普通的情书罢了，但却火药味不低。它们明摆着是从德国寄来的，另外写信的人既非英人法人也不会是德人。为何非要用英文来写？那些其英文程度相对于大陆其他语言更好的人主要是些东方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是通法语的。一个日本人会用英文来写，印度人也会这样。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居利亚的情人就是在柏林那里为我们制造麻烦的那伙印度匪帮中的一员。我一起初也没有想到就是商得勒，直到我见到他的这些照片。”

“这些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这些就带在她的身边。那还是有点分量的，加到一块。她把它们锁在了她的箱子里，和不少别的剧照都混在了一块： 唱喜剧的、演小丑的、演杂技的、耍把式的，什么都有，所以见了之后很容易把它当成了某个着装的艺人的照片。事实上，当她遭捕后鞫讯时被问起这张照片拍的是谁时，她曾推说不知，说她只记得这是某个变戏法的送给她的，至于他姓甚名谁就更一点印象也没留下。不过不管咋说，我派了一个机灵后生去查询了此事。使他奇怪的是在这一大堆照片里唯独这一张是从加尔各答寄来的。另外他注意到相片的背面上有个数码。他把它弄了回来，弄回了数码，我的意思是说；当然那张像仍留在了那箱子里。”

“顺便问一句，只是出于好奇，你那个非常机灵的后生又是怎么一下就抓准了这张相片？”

R的眼睛闪烁着得意的喜色。

“这就不关你的事了。不过我仍不妨告诉你说，他确实是个长得很不错的美少年。但这就更无关紧要了。得到这个数码后，我们立即一封电报打到加尔各答；时间不长，那边便喜讯传来，证实了我的猜想，居利亚的热恋对象不是别人，而正是这位从不贪污腐败的商得勒·拉尔。这样，我认为自己的责任即是要对居利亚监视得更紧密些。她好像对海军军官们有一种暗恋表现，对此倒也很难怪她，他们对女人确实是太有吸引力了。但在这种不太平的年月，一个身份如此而又国籍不清的女人太多和他们混在一起总不是个聪明办法。没有多久，有关她的罪状的证据就已经收集到了不少。”

“那她的材料是怎么送出去的？”

“她没有送材料出去。她连想都没想。德国人把她赶出来就是真赶出来了，不带别的目的。她没有为他们效力，她只为商得勒一个人去效力。当她在英国的聘约到期之后，她本打算返回荷兰去同他会面。在搞情报这方面她不是太聪明的，她太紧张，但这事对她不难，没有人会操她的心的，其结果倒还是搞得满红火的，她没担任何风险就将各式各样的有趣情报都弄到手了。你有看她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话：‘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mon petit chou亲亲，以及你会extrêmement intéressé去了解，’她还在那些法国词儿底下打了下线。”

R停了下来，搓了搓手。他那带着倦意的面孔流露出对自己的狡黠的深为得意，并接着道：

“这真可说是谍报工作的通俗版了。其实她在我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我真要抓的只是那男的。好了，所以等我在她的身上搜出现货，我立即拘捕了她。我掌握的罪证就连给一个团的特务去定罪都有富余。”

R把手插进了衣袋，苍白的唇边透着的那丝微笑简直快成了一副鬼脸。

“哈洛威那里可不是个太舒服的地方。”

“我看没有监狱是，”阿显顿说道。

“我没有马上理她，我让她自作自受，先受受煎熬。一礼拜后我审她时，她神经上已经快顶不住了。女看守跟我说这些天她一直是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也认为，她已经像个活鬼了。”

“她长得美吗？”

“这个将来你自己看吧。反正她不是我喜欢的那路。不过公平地讲，她上了妆，再捯饬捯饬什么的，也还是满过得去的。我见她时完全是一副荷兰大伯式的模样。我先把敬畏上帝的道理向她作了点灌输。我跟她讲她会判上十年。我觉着我吓坏她了。我明白我只是在试下效果。当然她一件也不承认，可事实俱在，不容她不承认。我明告了她，她滑不过去的。我跟她费了三个小时。到最后她算是彻底垮了，一切全招了。然后我就又跟她讲，我会立即让她自由的，如果她能让商得勒来到法国。她听后一口回绝，说她宁死也不干这个，说着歇斯底里便又来了。来就来吧，这我不管。我只跟她说，你再考虑考虑，一两天后我还再跟她作次谈话。实际上我把她撂了一个礼拜。这一来她不愁没有时间去考虑了，所以等我再过去时她已经相当冷静地在问我，我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哪些。她在监狱的时间只不过两个礼拜，可我看她已经受够了。我把该说的尽量直截了当地跟她说了，她也就接受下来。”

“我还没有太听明白，”阿显顿道。

“还没有吗？我看恐怕连智力最不行的人也听明白了。那不就是说——只要她能把他招引过来，穿过瑞士边境，进入法国，她就可以一切免究，爱去西班牙爱去南美，都随她便，而且路费代付。”

“可她又怎么能使商得勒这么来干？”

“商正在狂恋着她。商只盼能见着她。他那些信都是狂人的信。她已经发出信去，说她拿不到去荷兰的签证（我已跟你说过，她的演出一完就去那里会他），但可以拿到去瑞士的。那是个中立国家，商去了那里会安全的。商听到了有这机会不禁狂喜。他们已经商定在洛桑见面。”

“不错。”

“等商到达洛桑后，他就会又得到一封这女人的信，信里将告诉商，法国当局不允许她过境，因此她只能先去梭南，那里虽地属法国，与洛桑只是一湖之隔。她这封信就是要商前往梭南。”

“是什么使得你认为商会同意？”

R沉吟了一晌。他以一副愉快的表情望着阿显顿道：

“她不能不使商这么做，如果她不想去监狱服上十年劳役。”

“我明白了。”

“她今晚就要从英国被押解过来。我要你乘夜车把她解送到梭南。”

“我？”

“不错，我认为这种任务你肯定能干得很好。可以想见，你对人性的了解要比一般人强多了。这事对你来说也是换换环境，去梭南消闲上一周两周。我觉着那还是个挺美的地方，虽说不大，但也满入时的——至少在战前。你还可以在那儿泡泡温泉。”

“我把那女的带过去后你都要求我干些什么？”

“你尽管放手去干。不过我也写下了几条，可供你参考。我现在就给你念念？”

阿显顿注意听着。R的办法是简单明了。阿显顿听后对此公的一副头脑不由得不佩服，一切都没想得那么利落。

R提出他们该出去吃午餐了。他想让阿显顿把他带到一家可以见到时髦人士的地方。使阿显顿感到好笑的是，别看R平时在办公室的时候那么精明厉害，那么充满自信和机警干练，一旦走进一家饭店就会登时害羞得着起怕来。为了表示自己非常闲在他不免话音过高，那份轻松也都有些过度。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你不难追索出他早年那幅卑微凡庸的身影，直到突如其来的战争才使他骤然显贵起来。他很高兴能在这座豪华饭店中同那些显贵名流耳鬓厮磨般地混到一起，而他自己完全是一名学童第一次戴上大礼帽时的感觉，另外对matre d'htel钢铁般的眼神居然显得畏缩。他的一双锐目到处转个不停，并对一副焦黄面孔上泛溢着的自得之色而暗感羞愧。阿显顿把他的目光引到一名面目陋而体形美的女人身上，此人一袭黑裙，胸前佩戴着长串珍珠。

“那就是德·布里底斯夫人，大公剧院的女经理。她很可能即是最享誉欧陆的一位贵妇人，也无疑是一名最以其头脑为人艳称的裙钗之冠。”

R的一双慧目在她身上停留了一刹，颊边泛红起来。

“乔治大仙啊，这就是生活，”他感叹道。

阿显顿好奇地注视着他。富贵荣华对于从未沾染过它，或其诱惑之到来过于突然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危险一桩。就连R这种狡黠透辟、从不受蒙蔽的人也竟被这眼前的一派俗艳浮华弄得心神不定。正如文化教养的好处在于使你无论胡说什么都能说得精彩漂亮，同样富贵荣华的浸润也会使一个人见到花花绿绿粉饰装点时在看法上懂得分寸。

但当他们已经酒足饭饱，啜起咖啡时，阿显顿看到R此刻已陶陶然于佳肴美味与豪华的氛围。他又返回到头脑中的那个题目。

“那个印度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道。

“他当然有点头脑。”

“一个人居然有胆量几乎赤手空拳地来对付英国在印度的全部力量，也真算得上是好汉一条。”

“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对他那么大动感情。他算什么？一名穷凶极恶的罪犯而已。”

“我认为他不会满足于只去丢上几枚炸弹的，如果他能动用上整连整连甚至是整团整团的丘八。他是什么家伙也敢往出使唤的。这事你也怪不得他。他的目的是其本国的自由。如果表面看上去，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是有道理的。”

但R只感到阿显顿是不知所云。

“那就说得太远得没边儿了，也太不健康了，”R道。“我们管不了那么许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拿到他，然后毙了他。”

“那是当然的。他既已宣战，那就得承担后果。我是会完成你的指令的，我现在来这里也正是为了这个。但这仍不妨看到他身上还有一些可钦佩的地方，值得人的尊重。”

R再一次显露出他对其下级的一副严峻的批判面目。

“我现在还没想明白，干这类事的最合适的人选是那些干起来带热情的，还是只是冷冰冰的。有些人对我们反对的人也会是一腔怒火，义愤填膺，而当我们制胜他们时，他们又会是兴奋异常，就跟解了他们个人的心头之恨似的。当然他们会一颗心全扑在工作上的。可你就不一样了，不错吧？你看这一切不过是像看一盘棋赛那样，在情感上你对哪边儿也不偏袒。这点我还没太弄明白。当然啰，也或许某些工作正需要你这路人。”

对此阿显顿没说什么。他清了账，就同R返回饭店。

八

居利亚·拉匝勒

火车八时启程。他放好旅行包后就沿着站台走去。他找见了居利亚·拉匝勒乘坐的那节车厢，但她蜷缩在一角，脸背着灯光，看不到她的面孔。她正由两名警探押着，他们已在布洛涅从英国警方的手中接收过来。其中一名本来就是阿显顿在日内瓦湖的法国这边的合作伙伴，因而当阿显顿走过去时他立即上前与阿打招呼道：

“我问过这女士去不去餐车用饭，但她想在自己的包厢里吃，所以我就给她叫了一篮饭菜。不知这么做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阿显顿答道。

“我那伙伴就和我轮流去餐车吃了，不能让她身边没人。”

“考虑得非常周到。车开以后我就会过来找她谈话。”

“她好像就不想开口，”警探说道。

“这也就很难要求她了。”

他去了售票处购了后一段的票，然后便进了他自己的车厢。等他再返回居利亚·拉匝勒那里时，她已吃过了饭。隔窗从那饭篮子来判断，她的胃口还不算太坏。那个看守她的警探见到阿显顿到来，立刻打开车门，并在他的提议下迅速离开，这时车厢内只剩下他们两人。

居利亚·拉匝勒一脸阴沉。

“我想你已经完全吃好了，”说着便坐在她的对面。

她点了点头，但没说什么。他打开了烟盒。

“想抽一支吗？”

她瞅了他一眼，有点犹豫，接着仍然没有言语，取了一支。他划了根火柴，替她点上。他惊奇起来，也不知哪儿来的理由，他原指望见到的是个雪肤金发女人，或许是总认为一名东方人所最痴迷的是这种类型，可她的肤色却太黑了。她的头发被一顶小帽紧紧遮着，看不太清，但一双眼睛却乌黑晶亮。从岁数上说，她早已不年轻，可能不下三十四五，至于皮肤也已显出皱纹而且偏黄。除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外，她实在够不上个美字。她倒是个头不小，可阿显顿担心，这样跳起舞来能那么轻盈袅娜吗？也或许在西班牙舞里就不同了，扎箍上那套奇装异服，她还没准是个非常迷人叫座儿的红火角色。但此刻在列车上，一身穿着乱糟糟的，就很难理解那印度人的如许痴迷。她用了评估的眼光盯看了阿显顿一阵，显然心里正在琢磨这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从鼻孔喷出了一个烟圈，对之望了望，就又掉过脸去瞅那阿显顿。阿显顿看得出来，她的一脸的阴沉只不过是个面具，以掩盖内心里面的紧张和恐惧。她说话时用的是法语，带有意大利口音。

“你姓甚名谁？”

“我的姓名对你并无意义，夫人。我们现在正在去梭南的途中。我已经为你在Hotel de la Place订下了一套房间。目前也只有这一家还在营业。我觉着你会感到那里挺舒服的。”

“啊，原来那上校跟我说起的就是你。你是我的牢头儿了。”

“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我不会侵扰你的。”

“再怎么说也是一样，你还是我的牢头儿。”

“但愿这时间不会太长。我衣服口袋里就装着你的一份护照，上面的一切手续全都齐备，可以准许你去西班牙。”

她使劲儿地往欹角的椅背上一靠。在那暗淡的灯光下，尽管眼睛又黑又大，却顿时显得面色煞白，突然间活活成了绝望的面具。

“真真的无耻之尤。我要是能把那个上校杀了，我死也会死得甘心。他太没人心了。我别提有多难受了。”

“我敢说，你目前的这场麻烦也是你自己找的。你原来就不明白当特务这事有多危险？”

“我从来没出卖过任何秘密。我并没造成危害。”

“那只是因为你还没得到过机会。你不是已经在一份详细的招供材料上签过字了吗？”

阿显顿尽量使自己对她讲话的口气来得平和一些，有点类似对待病人那样，不是粗声厉气的。

“啊，是的，我自己办了傻事。我写了那封上校逼我去写的信。为什么这还不够？如果他不回信，又要对我怎么着？我没法一定强迫他来，如果他不想来。”

“他回信了，”阿显顿答道。“信就在我这里。”

她一下停住了呼吸，嗓子哑了。

“赶快给我。我求求你让我看看。”

“这我不反对。只是看完得还给我。”

他从衣袋里取出商得勒的信来，递了过去。她不等到手就抢了过去。她贪婪地耽读起来。信长达八页。读着读着泪水就顺着颊边流了下来。她一边抽噎啜泣，一边发着爱的呼唤，不停地叫起写信人的昵称小名，法文意大文的都有。这封信是对她的那封（按R之命）要他前来瑞士会她的信的回信。他对这一美好前景欣喜若狂。他以热烈的言辞告诉她，对他来讲，自分手之日起，他真是度日如年，以及他是如何日夜思念着她，而现在虽然见面在即，他仍然深感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长得难忍难耐。她读完就把信丢在地下。

“你也看得出他是怎么爱我，看不出吗？那没问题。我懂得这个，请相信我。”

“那你也真爱他吗？”阿显顿提出。

“他是那些男人里头唯一的一个能真心待我的人。歌舞厅里的生活不是人过的生活，只管在欧洲各地到处奔波，一刻不停；常去那地方的男人全都不是我的心目中人。一起初时，我也把他看成跟其他人没甚两样。”

阿显顿拾起信来，放回皮夹。

“以你的名义的一纸电文已经发到荷兰的那个地址，内容讲你将于十四日抵达洛桑的吉朋斯旅馆。”

“那就是明天了。”

“正是”。

她把头一扬，两眼冒出怒火。

“你们逼我去干的事是多么无耻之极。这是可耻的。”

“没有人强迫你非干不可。”

“可如果我不干呢？”

“那你恐怕就得承担后果了。”

“我不能再进监狱，”她突然大叫起来，“我不能，我不能；我的前面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了；他说十年。我真可能被判上十年？”

“如果是上校跟你这么说的，那很可能也就是这样。”

“唉，我了解他。那张残酷面孔。他是毫无怜悯之心的。十年之后我又成了什么一副模样？不行，不行。”

这时列车已经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守候在过道的一名警探正敲窗准备进来。阿显顿打开车厢门，那人递给了他一张带图明信片。图为旁塔里尔的一幅粗略景观，地为法瑞之间边境地带的一处小镇车站，图的中心有雕像一具与梧桐数本。阿显顿递给了她一支铅笔。

“请把这张明信片寄给你的情人。它即将在旁塔里尔发出。地址仍是洛桑的那座旅馆。”

她瞟了他一眼，便一言不发按其指示书写完毕。

“现在在背面再写上：‘兹在边境受阻，但平安无事。勿离洛桑去。’然后便可再加上点体己的话之类，这些就由你写了。”

他接过明信片，读了一遍，看看她一切有没有严格按他的指示去办。然后便伸手取过帽子。

“好了，现在就没事了。希望你能睡个好觉。明天一早车到梭南再叫你。”

这时那个轮流去餐车的警探也回来了。阿显顿走出包厢时两名警探就又进去。居利亚·拉匝勒蜷缩在她那角落。阿显顿把明信片交给等在外面的一名特工（他即将去旁塔里尔邮局寄发），便穿过人群回到自己的包厢。

次日一早他们抵达目的地时是个晴朗天气，但不暖和。阿显顿把旅行袋交给搬运工后，便沿着站台去了居利亚·拉匝勒的车厢，两名警探正守在那里。阿显顿向二人招呼道：

“早上好。好了，以后就不必有劳你们了。”

两人触帽致意，并向那女人说了一声再见，便离去了。

“他们这是上哪儿去了？”

“走了。他们不再来打扰你了。”

“那就是由你来接管我了？”

“谁也不接管你。我此刻只是受托把你带到你说的旅馆，然后就离开你。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

阿显顿的搬运工取下她的行李，她也把箱子的搬运费交给了他。他们出了车站。一辆出租车已等候在那里。阿显顿请她先上了车。去旅馆的路途还颇不短。阿显顿感到她一路没少用斜眼看他。她心中迷惑不解。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们到达旅馆后——旅馆不大，坐落在一个类似小广场的散步场所的一隅，环境优美，前景极佳——店主立即将来客领入一处已为拉匝勒夫人备好的清洁居室。阿显顿转向他道：

“这很好嘛，我只呆一会儿就走。”

店主鞠躬退下。

“我将尽量使你住得舒适，夫人，”阿显顿道。“你在这里完全是一名主人身份，而且想叫什么吃喝都听你尊便。对于旅店店主来说，你跟其他房客并无两样。你在这里完全自由。”

“自由出入吗？”她马上追问。

“当然。”

“同时一边一个警察看着，是吧？”

“完全不是。你住在这里就跟住在你自己的家里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想进想出，全都由你。我只要你一个保证，你不得不经我的同意往外寄送任何信件，或者不经我的准许擅自离开梭南。”

她长长地盯视了阿显顿一阵。她完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看上去似乎在觉着这只是个梦。

“我目前的处境使我只能是你要我保证什么我就保证什么。我现在就以我的荣誉向你保证，不经你的审阅我绝不随便发信，绝不擅自离开这里。”

“谢谢。现在就向你告辞。希望明早再有幸前来拜访。”

阿显顿打了下招呼便走出室外。他在警察局停留了五分钟，看看一切是否已经就绪，接着他乘上一辆出租马车去了一座小山上的一间幽静住处，地在城郊附近，是他每次来此地时的休憩之所。在这里洗上个澡，刮刮胡须，然后换上一双拖鞋，实在是件愉快的事。他只想懒散一阵，于是整个上午就这样看本小说度过了。

暮色降落之后，警察局的一名警察才登门前来找他。原因是，即使是在梭南这个地方，即使是在法国，还是让外界越少注意阿显顿越好。此人名唤费利克斯，法国人氏，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生得一双锐目，还有点不修边幅，下巴没刮不说，一身灰色西装也较褴褛，鞋子的后跟更快要磨掉，所以看上去倒更像是一名失业的律师文书。阿显顿递给他一杯酒，然后两人傍炉而坐。

“您的这位女士可是时间抓得紧了。”他开口道。“她来到这旅店还不到一刻钟，就已跑出去了，把一捆衣服还有什么小装饰品都卖给了集市附近的一家店铺。等午后的航班到达后，她又立即去了码头，购了一张去伊卫安的船票。”

伊卫安这个词儿需要解释一下，它是法国沿湖的第二站，从此出发，再行一程，即将抵达瑞士边境。

“当然她没有护照，因此被拒登舟。”

“她对自己没有护照一事曾作何解释？”

“她的说法是她忘记带了。她说她与在伊卫安那边的朋友有晤面的约会，于是尽量想说服负责官员准她上船。她还打算往那人的手里塞进一百法郎”。

“这个女人恐怕比我原来想的更蠢一些。”

但当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去见她的时候，他对她的企图逃跑一事只是佯作不知。此时她已得暇仔细梳妆打扮一番，所以看上去不像初见时那么龌龊了。

“顺便给你带来几本书供你消遣，”阿显顿道。“不然时间会长得没法打发。”

“那又与你何干？”

“我也只是不希望你受太多罪，能减少点就减少点。不管怎么说，这些书就留在你这儿，至于看与不看就由你了。”

“但愿你能明白我心里有多恨你。”

“这当然会使我听了很不安的。只是我弄不明白你又有何必要非得如此。要知道我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

“说说你现在又要让我干什么吧？我不会认为你此来只是为了向我来请安问好的吧？”

阿显顿禁不住笑了。

“我要你给你的情人再写封信，告诉他说由于你的护照有些地方不合格，因而瑞士当局未能准你入境，不得已只能暂来此地，不过这里倒也幽雅宜人，挺安静的，真的，安静得简直使人忘记周围还有战火。然后你再提出建议，要商得勒前来会你。”

“你认为他是个傻子吗？他会一口回绝的。”

“那你就得千方百计劝说他前来。”

她凝注了阿显顿好久才作出她的回答。他心想，此刻她的一颗心恐怕正在来回盘算，是否答应写信，表现得更加温顺听话可以为她自己赢得一些时间。

“好吧，那就搞听写吧，你说我写。”

“我希望你能用你自己的话去写。”

“那你给我半个小时，信就写完了。”

“我就在这里等吧。”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这么着。”

她气得目射凶光，但还是强忍下了，没有发作。五斗橱上面就有现成的书写工具。她坐到了梳妆台前开始写起信来。信写完递给阿显顿的工夫，他看到透过她厚厚的脂粉她的面色是煞白的。这种信一看就知道那写信的人不是个耍笔杆子的，不过还算写得不坏。当写到末尾来表达她是如何如何爱着他时，她竟情不自禁地热烈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还真流露出了几分真情。

“再补上一句： 前来送此信的人是一名瑞士人，绝对可靠。这信我不想让检查官见着。“

“请问绝对一词应该作何理解？”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请再把地址在信封上写好，这样就终止了我这次不受欢迎的打扰了。”

说着他把信递到正等着到湖的对面去送信的一名差役的手里。

当晚阿显顿便把复信带回给这女人。见信她一把便夺了过去，压在心头半天不动。等她读毕，只听到她一声开怀大叫。

“哈哈，他不来了。”

复信系由那印度人以一种非常花哨和矫饰的英语所写成，表达了他的痛苦的失望。信中告诉她他是如何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因而她务必竭尽全力去多方进行疏通，以克服这道入境难关。他信中写道，他是没有可能前来晤她的，没有可能，原因是人家正在高价悬赏他的头颅。所以妄图一逞实在无异发疯。写到这里，他竟不免也幽默开了，其言为，她总不期望她的那胖乎乎的小情人也去吃枪子吧，你说哪？

“他不来了，”她又接着道，“他不来了。”

“你必须再写封信跟他说不存在任何危险。你必须说如果真有危险的话，你是万万不会要他来的。你必须说如果他是真心爱你他就不该犹豫。”

“我不写。我不写。”

“请别犯胡涂。在这件事上由不得你。”

她忽地一下泪如泉涌。她滚到地上，死死抱住阿显顿的膝盖不放，泪流满面地乞求对她开恩。

“只要这次你放了我，你要什么我都能满足你。”

“别再装疯卖傻了，”阿显顿回她道。“难道你是想要我当你的姘夫不成？行了，行了，请你放尊重些儿。你应该明白不照此办理的后果。”

她站起身来，态度忽地转成盛怒，然后便把阿显顿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什么脏字全使尽了。

“这倒比你刚才的表现要好一些，”他道。“好了，现在你是答应去写，还是我去唤警察？”

“反正他不来了。唤谁来也没用。”

“能把他弄过来只会对你非常有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在我这方面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但是却失败了，那就……”

她以一副带着疯狂的目光盯视着阿显顿。

“不错，那就非他就是你了。”

她站不稳了。她把一只手放在了胸口。接着一言不发取过纸笔。但信写得不合阿显顿的心思，因而不得不要她重写。等她又写完了，她一头便扎在了床上，再一次动情地抽泣起来。她的悲哀倒也不假，只是在表情上不无一定的做戏味道，所以也就不能使阿显顿真太感动。他心想此刻他与她的关系正仿佛是一名医生在面对一桩他也无法缓解的病痛时那样，其间不杂一丝个人成分。他现在越发明白何以R把这件特殊苦差交由他去完成：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副冷静的头脑与控制得当的感情。

第二天他没有再去见她。这封信的复信是迟至晚饭以后才到来的，带信前来他那小屋的还是那位费利克斯。

“好的，你给我带来什么消息？”

“我们的这位朋友算是穷极无聊透了，”这名法国人笑道。“她今天下午跑去了车站，时间恰当那趟开赴里昂的列车即将开车前不久。她在那里东张西望，似乎不知如何是好，见此我立即赶上前去，问她有何贵干需要我来帮忙。我自我介绍说我是sureté的一名警务。如果说用眼睛瞪人也能致人死命的话，那么我这会儿已经不能站在你的面前了。”

“请坐下说，mon ami，”阿显顿道。

“Merci。她还是离开车站了。显然她也明白她是没法登上火车的。但有趣的还在后面。她掏出一千法郎想去贿赂一个船夫，条件是把她运到隔湖的洛桑。”

“那名船夫是怎么回答她的？”

“他说他不能冒这个险。”

“是吗？”

那小个子特工微耸其肩，笑了。

“她提出要那小伙子（船夫）当天夜间十点钟前来通往伊卫安的大路口去会她，这样他们两人可以再次谈谈条件。她还对那人讲，她不忍心对一名热心情人的殷勤好意太泼冷水。事后我对那船夫讲，此事可以由他自行处理，只要他能把一切重要情况及时前来向我汇报就行。”

“你能保险你可以信得过他吗？”

“噢，完全可以。当然，他对这件事一丝也不了解。再有，她始终在我们监控之下。对这人你就不必担心了。他是个很不坏的小伙子，我对他从小就是知根知底的。”

阿显顿读起商得勒的复信。信写得激切而热烈，其间仿佛奇异地悸动着一个心灵的渴求。爱吗？不错。如果说阿显顿还多少稍谙此道，那么他不会看不出这个的——真情的流露。他告诉她，他是怎么样一连几个小时地徘徊在那湖边，眼睁睁地凝望着法国对岸。他们是那么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他反复强调他不能来，并央告她别再为难他了。天下的任何事情他都敢为她去做，唯独这个他却不敢。但他又提到，如果她非要如此坚持，那他又怎会忍心拒绝？他再次哀求她可怜可怜他。接着他又写道，当他一想到他连一面都没见上就又得离去，他曾痛哭了许久；他问她，难道她就没有一点儿办法能偷渡过来；他发誓说如果他一旦能把她揽到怀里他会再也不让她走掉的。即使他那生硬繁缛的英语也掩盖不住那几乎快将信纸燃烧着的熊熊烈焰。这是一封狂人的信。

“请问什么时候你能得知她与那船夫的交谈结果？”阿显顿问道。

“我已经和他约好在趸船或叫浮码头上见面，时间在十一二点左右。”

“那我跟你一道去吧。”

他们走下山来，为了避风先在海关附近的一片草地上停留了一晌。最后他们看到了一个人正向这里走来，费利克斯走出树阴叫了一声：

“安东尼。”

“费利克斯先生吗？我这里有封信请你看看。这封信是我答应她明早的第一班船就送过洛桑去的。”

阿显顿瞥了这人一眼，也没有问他与居利亚·拉匝勒之间都谈了些什么。他拿过信来，借着费利克斯的手电读了一下。信是用不通顺的德文写的。

“绝不能来。不用管我的那些信件。危险。我爱你。亲亲。不要来。”

他把信装在了衣袋里，酬谢了船夫五十法郎，然后就回去睡下。但第二天当他去见居利亚·拉匝勒时，他发现房门紧闭。他敲了一阵，但没回音。他对她喊道：

“拉匝勒夫人，你必须把门打开。我有话要跟你讲。”

“我还没起来。我病了。不能见人。”

“对不起，可你必须开开门。如果病了，我去叫医生。”

“不用，走吧。我谁也不见。”

“如果你不开门我就唤锁匠来把门弄开。”

一阵沉默。接着他听到了钥匙的转动声。他进屋了。她还穿着睡衣，鬓发鬅鬙。显然她刚刚下床。

“我已经是精疲力竭。我再也无能为力了。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知道我生病了。我在床上折腾了一夜。”

“我不会占你太长时间的。怎么样，请个大夫看看？”

“大夫对我又能有什么用处？”

他从口袋里掏出她给船夫的那封信来，然后递给了她。

“请解释一下这是何意？”

她见了后几乎闭过气去，一张黄脸登时变得铁青。

“你答应过我一不企图逃跑，二不背着我去写信。”

“你以为我会遵守我的话吗？”她喊叫道，话音里透着讥笑。

“你是不会的。不过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现在把你安排在一个这么舒适的旅馆里面没有让你在监狱里去受罪，倒也不完全是单为让你过得快活。我觉得应当向你说明的一点是，虽说你在这里出出进进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自由，但如果妄图离开梭南一步，那是梦想，就跟你的一条腿被锁在监狱的小囚室里还想逃掉一样都是梦想。白费功夫去写那些根本就寄不出去的信，实在是愚蠢透了。”

“Cochon”。

她把这难听的脏字抛向了他，使足了浑身的力气。

“可你还是得坐下来去写一封能够寄出去的信。”

“绝不。我是再不写了。连一个字也不再写。”

“可你来这里时是讲好了的，你得干一些事。”

“我再不干什么了。我已经全干完了。”

“你最好再考虑考虑。”

“考虑！我早考虑过了。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可我不在乎。”

“那也好。我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来改变一下你的主意。”

阿显顿掏出表来，盯着看那时间。他坐在了被褥凌乱的床边。

“这地方让我烦透了，这个旅馆。你为什么不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为什么，为什么？不管我走到哪儿，后面都会跟着一批特务。你逼着我干的那些事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我犯了什么罪了？你回答我，我干了什么坏事了？我不是一个女人吗？你逼我干的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她尖着嗓子喊开了。喊了又喊，喊了个没完。很快五分钟到了。阿显顿二话没说。他站起身来。

“好吧，滚，滚！”她对他尖叫道。

她继续用脏话骂他。

“我马上就会回来。”

他把房门的钥匙从钥匙孔中取出，把门反锁起来。他下楼后匆匆写了张便条，叫过来一个擦皮鞋的，打发他马上给警察局送去。他又返回楼上。居利亚·拉匝勒正胡乱躺在床上，面朝墙壁，一副身躯由于歇斯底里式的抽泣而仍在不停地抖动。听见他进来她没作表示。阿显顿坐在了梳妆台前的椅子上，呆望着那些堆放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是一些不值钱的粗俗低级的化妆品，而且不太清洁。一罐罐的廉价胭脂和冷霜；一瓶瓶的描眉画眼的黛墨油膏，等等。发夹簪子也都太可怕、太油腻了。整个房间既不洁净，空气也给那些低级香水味熏得沉甸甸的。阿显顿不禁联想起了她必然曾经下榻过的那么多的房间，在那三四等的旅馆中，在她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涯中，在她为此而从一个小城镇到另一个小城镇，从一个国土到另一个国土的匆忙过程中。他纳闷她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出来的。她目前是个粗俗浅薄的女人，但她年轻的时候又曾是什么一种情形？在他看来，她不是操持这类生涯的合适类型，她在这方面的条件并不太好，因而前途不大。于是他又想起了她的出身，难道她就是从那种所谓的“卖艺的”家庭出来的（全世界一样，到处都不乏那种世世代代专以此为生的家庭，其成员大都从事跳舞杂技或滑稽歌手等行当），或者只是因偶然因素而沦落风尘，而原因又可能是她爱过的人就是这类的行道中人，因而也就自然成了那人的搭档。再有她这些年来又曾经跟多少个男人厮混过；她所在的社团里的同事，其中的代理人或经理，这些人是会因为他们所居的地位而自认为天然地有权利享用她的；再有就是她曾在那里表演过的城镇里的一些纨袴子弟，他们当然会被她一时的耀眼的表演或刺目的肉感所迷惑颠倒。对她来说，他们正是肯掏腰包的主顾，而她也就不冷不热地将他们个个接受，来者不拒，并将此看作并承认是她可怜收入的一份不小的补贴；而对这些人来说，她也就是浪漫的化身。在那双花钱买到的膀臂之间，那些家伙至少一时间窥见着了外面财富世界的花花绿绿，领略到了，尽管是那么遥不可及和虚幻不实，那更加广阔人生里的一些艳遇奇会与迷人彩焕。

突然间，门边的一阵敲打声打断了阿显顿的遐想。他当即应声道： “Entrez”。

居利亚·拉匝勒也猛地在床上坐了起来。

“是谁？”她喊叫道。

她唉呀了一声。她认出了押解过她的那两名警探，正是这两人把她从布洛涅一路长解送到了梭南，这才完全转交到阿显顿的手里。

“是你们！你们要干什么？”她尖声叫道。

“Allons， levez vous，”其中一个讲道，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斩钉截铁式的突兀，听后你会感到，此人是容不得半点胡搅蛮缠的。

“恐怕你必须起来了，拉匝勒夫人，”阿显顿道。“我现在再次把你交回到这两位先生的手里。”

“我又怎么能起得来！我病倒了，你知道不。我站立不住的。你难道要杀了我吗？”

“如果你自己不穿起外衣，我们就不得不帮你穿了，可我们来穿肯定会笨手笨脚穿不太漂亮的。行了，行了，撒泼耍赖是没好处的。”

“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把你再带回英国去。”

一名警探抓住了她的一只膀臂。

“别动我，别靠近我，”她疯狂地喊叫起来。

“先放开她，”阿显顿道。“我相信她是会明白的，还是少找麻烦的好。”

“我自己来穿。”

阿显顿一边眼望着她。

她脱去“晨衣”，从头顶套进一件连衣裙，然后两只脚塞进了那显然已经过小了的鞋子。她理了理头发，一边还不时地、一脸晦气地匆匆瞥上那警探们一眼。这时阿显顿心里想，她能有胆子挺得住这一切吗？R如果知道了他这心思，肯定会骂他傻瓜的。但他的内心还是几乎宁愿她能有这胆子。接着她又朝梳妆台走去。见此阿显顿马上站起来让座。她迅速地在脸上涂了些油，然后用了一条脏毛巾又擦了擦，然后便又敷粉，便又描眉。但是她的一双手却在发抖。这三个男人都默默注视着她。然后她又在颊边擦起胭脂，给双唇涂上口红。然后便一顶帽子戴到头上。这时阿显顿一个眼神，领头的那名警探立即掏出一副手铐，朝她走去。

见此，她猛地便退了回来，两臂伸得挺老远的。

“Non， non， non， Je ne veux pas.不，不要这个。不不。”

“拉倒吧，ma fille，不用犯傻，”警探的话挺不客气。

也许是在寻求保护（而且大出阿显顿的意料），她一下双臂搂住了阿显顿。

“不要让他们带走我，对我开开恩吧，我不能，我不能。”

阿显顿费了老大劲才挣脱开。

“我也救不了你啦。”

警探正抓着她的手腕准备铐她，她突然一声大叫，躺在了地下。

“我答应按你们的意愿来做。我什么都干。”

在阿显顿的示意下，警探离开房间走了。他让她先平静一下。她仍然躺在地上，抽泣得死去活来。他把她拉了起来，让她坐下。

“你要我干什么吧？”她气喘吁吁地问他。

“要你再给商得勒写上封信。”

“我的脑袋里一片混乱。我写不成句子了。你必须给我一点儿时间。”

但阿显顿觉着最好还是趁着她那点儿恐惧还没过去的工夫就赶紧把信给写出来。他不想给她时间让她太想明白了。

“这回是我说你写。你只要把我口述的一字不差地全照记下来就再没你的事了。”

她一声长叹，又坐到了梳妆台前，拿笔伸纸，准备写信。

“如果这件事我干了……于是你也成功了，那么我又怎么能够得知我将被准许自由？”

“上校既然许下了你这个话，那就请相信我吧，我一定会执行他的指令。”

“如果我出卖了我的朋友，而最后还是得蹲上十年大狱，那岂不是要在别人眼里成了大傻瓜吗？”

“我现在就可以明告给你，你掌握着这方面的一切把握。如果不是因为商得勒，你对我们会有半点用吗？如果你已经再不能构成危害，我们又何苦花钱费事地把你关起来？”

她思索了一阵。这时她已经神情安定下来。仿佛是一腔情绪既已耗尽，她又重新成了一名头脑清醒的实际女人。

“那就开始吧。”

他沉吟了起来。他心想他当然有本领把这封信大致写成她一般能写成的那种样子，只是这事还真得好好斟酌一下。它既不能太通顺，也不能太文雅。他清楚在一些心血来潮的时候人们往往难免会变得热情过度和矫揉造作起来。不论写在书里或者演在舞台上面，这类语言都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因此一名写书人或戏文的作者就不能不让他的人物说起话来要更简单一些，强调的地方也再少一些，不能跟实际生活中完全一样。这的确是个挺严肃的时刻，但阿显顿却免不了觉得其中实在很有几分好笑。

“我没想到我爱上了一个胆小鬼，”他开始了。“如果你真爱我，当我要你来时你就不会犹豫……把不会打上下线，打上两次。”他接着口述道：“当我答应你没有危险，如果你并不爱我，你不来也是对的。你不用来。回柏林去吧，那里你很安全。我已经腻味透了。我孤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儿。等你等得我都病了，天天我都念叨，他就要来了，来了。你要是爱我你就不会这么犹豫不决。这对我太明显了，你并不爱我。我现在讨厌死你了，厌烦死你了。我现在身上一点钱都没了。旅馆也糟透了。我没有必要再住下去了。我能从巴黎弄到个约请的。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他还真的提出点条件。我在你的身上耗费的时间够不短了，可你看我从那里又得到了什么。这事就从此拉倒吧。再见。你将再找不到一个女人能像我这样地爱你。我无法拒绝我那朋友提供给我的那些条件，所以我已经给他去了电报，告诉他说，只要他的回话一到，我马上就去巴黎。我不会因为你不爱我就责备你的，那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必须看到，如果还继续这么浪费我的生命，那我可是笨蛋一个。一个人是不会一辈子年轻的。再见吧。居利亚。”

当阿显顿把这封信拿过来看了一遍后，他也并不感到十分满意。但他也只能弄成这个样子了。可你别说，它还的确有几分像是真的，这个倒不全是文字之功，而是另有原因： 因为英文不行，她的拼写就太不成样，所以凡是拼不来时，她就填上个表音的字母了事；再有书写也只是儿童水平；再有下笔不准，往往是写了划掉，划掉了又写；有些地方，法语词也上来了；而且不止一两处泪水把墨水湮湿，结果个别的字模糊不清了。

“好了，我现在就可以离开你了。或许再一次见着你时，我就能够向你宣布你自由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请问你今后想去哪里？”

“去西班牙。”

“那好。我这就去把该准备的全替你准备好。”

她耸了耸肩。他离开了她。

暂时阿显顿不太忙了，只能静待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他便差人去了洛桑，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码头，去接那返回的船。紧挨票房有一间候船室，在这里他通知那些警探，是时候了，务请做好应急准备。每当一条船到达时，乘客们都要沿着那直码头挨个排队向前去接受其护照检查，然后才能被准许登岸。如果商得勒这次也前来了并且出示了他的护照（当然这个护照很有可能只是个假的，由某个中立国所签发），这时他便会被要求暂时等待一下，以便阿显顿对之进行辨认，而这一来他便要受到逮捕。因此当阿显顿凝视着这条船渐渐驶近而且一群人都已走下舷梯和踏板时，他的一颗心是相当激动的。他密切注视着每一名乘客，但他发现那里面根本没有一个人像个印度人。商得勒并没有来。一时间阿显顿真是有些手足无措了。他已经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其实这次在梭南登岸的也超不过六七个人。于是当这点儿人逐个受过检查，而且已经全都各奔前程之后，阿显顿只是慢慢吞吞地漫步在那长长的码头上面。

“喂喂，又失败了，”他对那费利克斯讲道，此人刚刚还在检查那些护照。“我所期待已久的这位贵宾竟然没有露面。”

“可我这里有你一封信。”

他把上面写着拉匝勒夫人收启的一个信封递给了阿显顿，而他一眼便辨出了商得勒·拉尔的那种蜘蛛丝般的细长笔迹。恰在这时，一艘自日内瓦出发并最终开抵洛桑与湖最末站（亦即梭南）的汽轮正渐渐驶入视线。它每天一早到达梭南的时间即在那反方向的船只开出去二十分钟之后。

阿显顿突然来了灵感。

“那捎信的人现在在哪儿？”

“正在售票处里。”

“快把这封信交给那人，让他去退给要他捎信的人。必须让他跟那人讲，他已经把信送到那位女士的手里了，可人家不收，又还给了他。如果原来那个人再要他捎一封信，他还得讲，再捎就完全没意义了，人家已经在装箱打包，说话就要离开梭南。”

看到信递了过去，又听到了交代给那人的一番指示之后，阿显顿这才安心地回了他乡间的那所小屋。

商得勒可能在那里头的下一班船五点左右终于到达了。因为这个时间阿显顿正好需要同一名现在德国活动的特工进行一次重要密谈，他曾通知费利克斯他有可能会迟来一会儿。如果商得勒已经来了，不难把他先拖住一阵；反正将会把他送去巴黎的那趟车要迟至八点多钟以后才开。当阿显顿刚了却了他那桩事，漫步下山的工夫他还不太着急。那时天还没黑，从那高处他一眼便看到那条船已经开出。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一刻，脚下的步子不觉地便加快起来。忽然他看到一个人正迎面向他跑来，而且认出了就是那捎信的人。

“快跑，快跑，”那人大声喊道。“他来了。”

阿显顿的一颗心怦怦地直撞他胸口。

“总算来了。”

他也跑起来了。两个人一齐跑的工夫，那人一边气喘吁吁地告诉他说，他是怎么把那封未开启的信又送了回去。当他把信递到印度人的手里时，他刷地一下脸就白了（“我从没想到过一个印度人也能出来那种颜色，”这是他的原话），然后便把那信在手里上下掂量个没完，好像他也不太明白他自己的那封信“在那儿干着什么”。他眼泪一下便涌了出来，淌满两颊。（“那副哭相，真够你看老半天的，他是个胖子，你知道。”）他说了一些那人听不懂的话，接着又用法语问那人，去梭南的船什么时候开船。上了甲板之后，那人就看不到他了。之后才又发现了他，只见他缩在一件挺大的外套里面，帽檐遮着眼睛，一个人悄悄立在船头，一直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对岸梭南。

“那么此人现在在哪儿？”阿显顿问。

“我自己先下来的，费利克斯先生要我马上就来找您。”

“我想此刻他们已经把他拘留在候船室了。”

他们跑到码头上时阿显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他一下便冲进了候船室。这时只见屋内声音震破了天，一大群人正在七嘴八舌、指手画脚地瞎胡议论着，中间地上躺着一个男的。

“发生了什么？”他叫道。

“看吧，”费利克斯先生道。

躺在地上的正是商得勒，他二目圆睁，口边流出一道白沫，人已死去。一副身躯抽搐得厉害。

“他自杀了。我们已经派人去请医生。事情来得太快了，猝不及防。”

一阵恐怖的颤栗袭击着阿显顿的全身。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印度人上岸后，费利克斯从现有的描述中一眼便辨出他正是所要缉拿的人。其实那条船上也就只有四名乘客，他走在最后。费利克斯故意慢慢吞吞地来检查其他三人的护照，最后才再看他的。这是一份西班牙的护照，其中各项填写倒一切无误。费利克斯询问了一些有关问题，然后一一记录在册。之后他和气地对这人笑笑，说道：

“请先到候船室坐坐，还有几项手续需待履行。”

“我的护照不合格吗？”印度人问道。

“完全合格。”

商得勒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跟着这名警官走到候车室门前。费利克斯打开门后，站在了门边。

“Entrez.”

商得勒进去后，两名警探立即站起身来。他肯定马上看出来那是两名警官，因而明白他已落入圈套。

“请坐，”费利克斯说。“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你回答。”

“这里太热了，”他道，而实际上这里也真的是这样，一只大火炉把屋里烤得跟蒸笼一般。“我得脱掉我的外套，如果你们允许。”

“当然，”费利克斯客气地回答。

他脱掉了他的外套，显然已经快脱不动了，然后转过身来，把它放到一把椅子上。接着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晃悠起来，然后便一头重重地栽到地上。那情况是，就在他脱大衣的工夫，他已设法将他手中紧攥着的那只瓶子里的东西吞了下去。阿显顿把那瓶子拿起来嗅了嗅，闻见了一股杏仁似的气味。

相当一段时间众人一直在这死人周围聚观。费利克斯仿佛不胜歉仄。

“上级对此会生气吗？”

“我认为这并不是你的错误，”阿显顿道。“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再为害肆虐了。在我来说，我倒宁愿他是这么来了结了他自己。一想起他将会被处决一事是会让我非常不安的。”

不久医生到来，正式宣布他已命尽身亡。

“是氢氰酸，”他对阿显顿讲道。

阿显顿点头示意。

“我现在就去见拉匝勒夫人，”他道。“如果她想再住上三两天，我将准许她这么做。但是如果她今晚就要离开，当然那也完全由她。你是否可以通知警方到时候对她放行？”

“我自己一会儿也回那儿去，”费利克斯答道。

阿显顿再次登上小山。时已入夜，气候寒甚，但碧空无云，天宇开霁，青光满眼，一弯新月，纤如银丝，正耿耿天际；见此，他不觉三次触摸了下袋里的钱款。当他返回旅店时，一股凡俗之气仿佛骤然向他袭来，室内的卷心菜与炖羊肉味就更使他反胃。大厅的墙壁上尽是一些铁路公司的彩色招贴广告，内容不外法国各地所产红酒(如“格兰诺伯”、“卡加松”之类）与诺曼底的滨海浴场介绍。上楼后，他在居利亚·拉匝勒的房门前敲了几下便开门进去。这时她正一副慵懒无聊心情，面朝梳妆台的镜面而坐，无所事事；阿显顿的面孔恰是她从镜子里望见的。见他进来，她的面色陡变，一跃而起，因为起得太猛，把椅子都弄翻了。

“出什么事了？怎么你脸色煞白？”她喊叫道。

她迅速转过身来，死盯着他，惊恐已将她扭曲得面目全非。

“Il est pris，”她气急败坏地问道。

“Il est mort，”阿显顿答道。

“已经死了！那是他自己服毒死的。他还来得及这么来干。他总算逃脱了你们的手。”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知道这服毒的事？”

“他平时身上就常带着它。他就讲过，英国人是永远也活捉不了他的，活捉不住他的。”

阿显顿思索了一阵。她总算把这个秘密给保住了。他觉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他是不可能设想到的，但是到了儿究竟会以什么样的一种带戏剧味道的怪招邪门出现，这个谁又能事先猜得出来？

“好了，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会对你设置任何路障。这儿是你的车票，你的护照，还有那笔你逮捕前身上原有的钱款。你还想再见商得勒一面吗？”

她惊了一下。

“不，不。”

“也是没这必要了。不过我怕你或许还想见见。”

她没有哭。阿显顿认为她已经把她的感情全耗尽了。她似乎已变得毫无所谓。

“今晚我们即将电告西班牙边境负责人，要求对你放行。我对你的劝告是，尽可能地早些离开法国才好。”

她没再说什么。阿显顿也觉得他自己再没说的，便准备告辞离开。

“很抱歉我曾对你非常严厉。我很高兴看到你的一切困难都已过去，希望时间终会缓解你对友人之死的一腔悲思。”

浅浅一躬，阿显顿便走向门边。但她却叫住了他。

“稍等一下，”她道。“还剩下一件事需要求你。我想你总还稍有点人心吧。”

“如果有什么我还能替你办的，我当然愿意效劳。”

“他们对他的一些遗物打算怎么处理？”

“这个我还不清楚。怎么说起了这个？”

接着她冒出了一句让他大惊失色的话，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他有一只手表是不久前的圣诞节时我送给他的。买的时候花了十二镑呢。我能再要回来吗？”

九

葛斯塔夫

当阿显顿一起初被派往瑞士，担负起自这里遣送至境外的若干特工的管理工作时，主事R为了要他清楚他需要收到的报告应是一种何等规格，特从一名在情报系统里唤作葛斯塔夫的人员所写报告中取出一扎(以打印的文件形式)，发给他作参考。

“他是目前我们手下一名最优秀的人员，”R夸奖道，“他所提供的情报充分而又具体细致。我希望你能认真研究一下他的报告。当然这和葛斯塔夫的聪明有关，但我们没有理由不能从其他特工那里也得到同样出色的报告。其实这事也不难办到，主要是向他们讲清楚，我们的要求是些什么。”

葛斯塔夫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目前居住在巴尔，身份为一家公司的代表，因该公司在法兰克福、曼海姆与科隆等地都设有分号多处，他遂能以经商为名自由出入于德国境内而平安无事。这样就在他不断往返于莱茵河的行程中，他往往能采集到不少资料，比如军队的调动、军火的生产、该国的舆情心态（这一点R特别重视）以及其他协约国方面希望得知的情报。这些他都以一种奇特的密码隐藏在他经常寄往巴尔的家信中，而他的妻子一接到它们便再寄给日内瓦的阿显顿，这样他就能择其要者，寄送到有关部门。每隔两月，葛斯塔夫都将返家一次，并将撰拟出一份报告样板，以供情报系统中这方面的其他特工参考之用。

葛斯塔夫的雇佣者对他是满意的，而他对其雇佣者也理应同样是如此。由于他的贡献效益较佳，他不仅在收入上远远高出于其同行所得，还常因为某项特殊的独家情报而不时地获得一笔笔丰厚的奖金。

这种情况已延续了一年左右。可这时他的行事却引起了R的疑心： R是一名机敏过人的人，但这个，与其说是来自心智倒不如说更多的出自本能。他突然感到这里面恐怕有了猫腻。这事他并没有和阿显顿具体细说，而只是要他去一趟巴尔，然后去走访一下葛斯塔夫的妻子，因此刻葛斯塔夫本人正在德国，至于那谈话的调子将全由阿显顿视情况而定。

抵达巴尔后，他下了火车，便上了电车（旅行袋暂存车站，因他还不能决定有无必要留下住宿），直奔葛斯塔夫所住的那条街角而来。下了电车后，他迅速瞟了一眼是否有人跟踪，便向着其住处走去。那里是一排公寓楼，所住大多为所谓的体面穷户或清贫人家，属于小职员与小商小贩一类。楼口处有一家钉鞋的小铺，阿显顿停下了脚步。

“格拉宝先生住在这儿吗？”阿显顿用那不流利的德语问那鞋匠。

“不错，我刚刚还见着他走上楼去。你一定能找到他。”

阿显顿吃了一惊，因为前一两天他才从葛斯塔夫的妻子的手中接到过一封他发自曼海姆的信，其中的密码还透露了正跨过莱茵的某团某团的具体番号。阿显顿明白这些涌上他唇边的东西是不能去问这钉鞋匠的，于是谢过这人之后便上了他住的三楼，门牌号数他是知道的。他拉了下门铃，并听到了响声。一会儿门开了，开门人一见便看得出是个短小精干的人。他生着一具滚圆头颅，须发刮得精光，鼻间架着眼镜，脚下穿着拖鞋。

“格拉宝先生吗？”阿显顿问。

“正在听您吩咐，”葛斯塔夫答道。

“我可以进屋吗？”

由于葛斯塔夫站的位置背光，阿显顿看不清他面上的表情。他只感觉到了一丝犹豫，阿显顿立即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接受葛斯塔夫自德国寄来信件时所用的那个名字。

“请进，请进。我非常高兴能见到您。”

葛斯塔夫把他引入到一间空气污浊的小屋子里去，房中尽是一些沉重的雕花栎木家具，一张铺着平绒台布的桌上放着一架打字机。显然葛斯塔夫正在忙着撰作他那份无比珍贵的模范报告。一位妇女正当窗而坐，织补袜子，但葛斯塔夫的一个暗示使她立即收拾起东西，离开了那里。阿显顿的到来显然破坏了一幅家室欢乐图。

“请坐吧。我能居住在巴尔真算是万幸了。我早就希望能和您熟识起来。我也只是前几分钟才刚刚从德国返回的。”他用手指了下打字机旁的那些纸张。“我觉得您对我送去的消息是会感到满意的吧。我往往能掌握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说着他呵呵地笑了。“谁也不会讨厌一笔津贴的吧。”

他全然是一副亲切友好的态度，但在阿显顿的眼里，这亲切友好当中有假。葛斯塔夫的一双眼睛，尽管透出那镜片的全是笑容，却一直没离开过阿显顿。很有可能，那里面还不乏某些紧张。

“你的行动也真够得上是神速了，你到这里的时间只比你的那封信——先到你妻子这里，再到日内瓦的我那里——晚上不过几个小时。”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必须告诉您的事情之一就是德国人最近怀疑一些商业信件里面往往夹带有情报在内，因而做出决定，边境对一切邮件概行搁置措施，晚发四十八个小时。”

“是的，”阿显顿仍旧一副友好态度不变。“于是正是因为这个，你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把你的发信时间也写成比实际要晚四十八个小时？”

“我是那么干的吗？那可是愚蠢透了。我准是把那个月的那一天的日期给搞错了。”

阿显顿望了眼葛斯塔夫，笑了笑，但那笑是淡淡的。葛斯塔夫，身为一名生意人，是完全懂得在他那个行业中日期的准确有多重要的；另外身为一名特工，想从德国搞到点情报需要那么迂回曲折，因而往往不容易将它迅速发出，这个也会使他清楚，对某事某事之曾发生在某时某时的确切时间的了解有多重要。这样的一个人会轻易弄错时间吗？

“让我看一下你的护照，”阿显顿提出。

“您想要我的护照干什么？”

“我想要看看你都是何时进入德境和何时出境的。”

“但您不会认为我的这些进进出出在护照上都有着记录吧？我自有我个人的过境方法。”

阿显顿自己太懂得这一套了。他清楚不论德方瑞方，对过境一事向来都是毫不放松的。

“是吗？你又有何必要不按常规过境？我们所以雇下了你，还不是因为凭着你和那个瑞士公司的关系（它是向德国人供货的），你可以往来于德瑞之间而不受怀疑。我清楚你通过德军的前哨是受到他们的默许的，可你通过瑞士边境时，情况又当如何？”

葛斯塔夫顿时摆出了一副怒容。

“您这话我就听不懂了。难道您的意思是想暗示我已经在为德国人效力了？我以我的荣誉向您担保……我不能容忍我的清白正直被人横加指责。”

“在这方面倒也绝非是就你一个人。你们是，金钱嘛，两头都收；情报嘛，哪头也得不到半点真的。”

“难道您是在借题发挥，想说我的情报都毫无价值？那为什么你们发给我的奖金比别的特工都多？上校不是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我的业绩特别满意？”

这回又轮到阿显顿来采取亲切友好的态度了。

“算了，算了，我的亲热伙伴，不用再拿腔作调的了。你不想让我看你的护照不是吗，好的，这个我也并不强求。你总不至于认为我们对这些特工的东西从来就不加核实，或者愚蠢到对他们的出入也从不跟踪？再妙的笑话也经不起一再重复。在太平年月我的职业就是说笑话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也确实是甘苦之言。”说到这里，阿显顿觉得时间已到，该打出张他的那个“唬牌儿”来了；他对扑克这门艰难的牌艺还算得上是有着几分精通。“根据我们的情报，你一直并没有去德国，而且自你受雇以来就再没去过，只是呆在巴尔，坐享清福。至于你的那些报告，都是你纯凭想象，生造胡编出来的。”

葛斯塔夫盯了阿显顿一眼，但在那张面孔上看到的，除了宽容，倒也别无恶意。这时他仿佛实在忍俊不禁，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耸了耸肩膀道：

“你难道认为我会那么傻，为了月入五十英镑就甘心去卖命吗？我还舍不得我老婆呢。”

阿显顿也笑出声来。

“我祝贺你。很少有人敢夸口，他连我们情报机构都给糊弄了一年。”

“我只是找到了个不费劲的挣钱机会。我那公司自战争一开始起就不再派我去德国了，可我尽量从往来的客商口里套来了点东西，再有就是我常常竖起耳朵，在一些饭店酒吧里抓到片言只字，另外再从德国的报纸里凑上一些。我把这些当成情报或书信寄给你们时，我心里也常在暗笑。”

“这我毫不奇怪，”阿显顿道。

“那你准备怎么办吧？”

“不准备怎么办。我们又能咋的？不过你不会以为我们还会再支付你薪水了吧？”

“不，不。我不敢再指望那个。”

“顺便说一句，如果这话不为冒犯的话，我希望请你回答，你是否也在对德国人耍着这同样的把戏？”

“没有，没有，”葛斯塔夫大声叫道。“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的同情绝对在协约国一边，我是亲协派的。我的心是完全和你们在一起的。”

“可为什么没有呢？”阿显顿问道。“德国人把全世界的钱全掌握了，因此你没有理由不从那里头也捞上点儿吧。我们就可以不断供给你一些德国人愿意出钱的情报。”

葛斯塔夫用指头在桌上直敲，甚至不觉地拿起了那些如今已成废料的打字稿。

“那些德国人凶极了，可不好对付。”

“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即使你的薪金停了以后，你仍然不愁常能挣到一笔外快，如果你能带给我们有用的东西。但那可得是扎实的硬货；将来我们只按成果说话。”

“我可以考虑考虑。”

阿显顿一时无话，正好让葛好好想想。他燃起一支香烟，望着那轻雾慢慢消逝在了空中。他自己也陷入了沉思。

“你们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吗？”葛斯塔夫突然问道。

阿显顿笑了。

“有件东西对你来说可以值上一两千瑞士法郎，如果你能告诉我们目前德国人对他们在琉森的一名特务是个什么要求和态度。此人原籍英国，姓名为格兰特利·凯伯。”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葛斯塔夫答道。他沉吟了一晌。“你在此地将要停留多久？”

“这就看有无必要了。我马上要去旅馆订上个房间，房号会通知你的。如果你有什么情况要跟我讲，你肯定能在我房间找见我，时间是早九点和晚七点。”

“我不会冒险自己去的。我可以写信函告。”

“完全可以。”

阿显顿起身告辞，葛斯塔夫送他出门。

“我们不至于不欢而散，还记仇吧？”他问道。

“当然不至于，不过你的那些报告必将被当成报告写作的典范而长期存档。”

阿显顿在巴尔游逛了三两天，感到意思不大。其间有不少时光是在旧书店里翻阅闲书度过的，这许多书当然也绝非完全不值一读，如果一个人的寿命可以长达千年。有一次他竟瞥见了葛斯塔夫在穿行街头。到了第四天早晨，咖啡送来的时候还有一封信件。信封是某个商业公司的，他并不熟悉，里面的信是打字机打出来的。既无地址也无签名。阿显顿不禁纳闷，葛斯塔夫懂不懂得，一架打字机也正像一个手印似的，同样可以暴露其拥有者曾是谁。将来信认真读过两遍之后，他不由得把它举高了些对着亮儿看看那上头的水印（其实他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平时谁会想到要这么干，除非是探案小说里的那些当狗子的），接着便划着一根火柴，看着它慢慢烧成灰烬，并抓了些在手里捏捏。

他起来了（附带一句，此刻他已用过早餐，这是他享用了此店的优越条件，在床上时便吃过了），装好行囊便乘上开赴伯尔尼的（当日第二趟）列车。从这里他才能从容地给R发了封密码电报。R的指令是在恰恰两个昼夜之后返回的，此刻他还在床上未起，另外此刻也正是楼道里还空无一人的时候，于是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当然是没坐直达那里的车），他又出现在了琉森市里。

十

叛徒

在一家指定要他前去投宿的旅馆订妥房间之后，阿显顿便逍遥外出了。那天正值八月初期，天气不错，艳阳高照，碧空无云。琉森这里，自从幼年以后，就再没来过。他只模糊记得这里有一座周围树荫茂密的桥，一只巨大石狮以及一处他去过的教堂，而且正值管风琴的鸣声大作之时，这个他虽不感兴趣，却也相当宾服。而如今，当他沿着一条浓荫掩映的翠堤徐行漫步时（只可惜那泓湖水色调碧蓝得不够真实，有点像明信片上的照片），他一路所寻访的仿佛主要不是那已属半被遗忘的旧时景物，而是要在那名曾经漫步于斯的这个人的心幕上重构那幅记忆图景，那名对于人生如此充满激切渴求的腼腆少年的那种图景（他眼中所见，不是他青少年时的种种，而主要是他中壮年后遥远的未来）。但最活跃的记忆却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周围的人群；他似乎还记得那时的太阳、炎热和游人；火车是那么拥挤，旅馆也是如此，湖边的汽艇里满都是人，无论在码头在街上你都得穿行于成群的度假人中间，那里真是老幼胖瘦都有，丑怪妍媸毕见，且多散发着臭味。而此刻（直到不久全世界重新发现瑞士实乃“欧洲的游乐场”），琉森这里也依旧是荒凉一片。大部分的旅馆全在歇业，一条条街道都是空的，那些出租的划艇都被懒散地系在水边，没有人去租乘；湖畔的林荫道上唯一可见的便是几位秉性端肃的当地士绅，携带着份中立的神气，仿佛带着条小猎犬似的，正在那里悠闲踱步。而阿显顿，深深为着这种岑寂所陶醉，也不免拣个面湖的长椅一坐，把全身心都交付给了这种痴迷。这湖水的确是太荒谬了；水色嘛未免过蓝，山峦嘛积雪过厚，那美景嘛，击在你面上，不是什么清越之情，而更多是些忿激之感，可尽管如此，这幅景象之中自有其某种怡人的妙处，某种质朴无华的坦诚，正像门德尔松的一首《无言歌》那样，使得阿显顿不觉恬然微哂。琉森让人联想起的是玻璃柜里的蜡制花卉，是杜鹃自鸣钟，是柏林的花哨毛织品。无论如何只需这晴和的天日能再维持几天，他准备好好游逛它一遭。他为什么便不能够在对其国家无害但却对他自身有趣的这件事情上来个两全其美呢？此番出行他袋里装的是份崭新的护照，所填姓氏也是个假借之名，这使他因为自己恍又变成了另一新人而不无某种快感。说实在的，他已对他这个旧我难免产生了几分厌倦，因而也就乐得权且充当上一阵R这名巧匠手中一件便捷的新创工具。这一体验实在使他不胜其荒诞之感。R这人，可以肯定他是瞧不出其中的滑稽的；如其说他也还多少有点幽默，那幽默也仅限于嘲弄一类，倘若一个玩笑是冲他来的，这时他可就再没半点心情去恣其笑乐了。要做到这个，你就得既能从那外部来观看你自己，又能同时一身二任，把你在人间喜剧这出大戏里所客串起的那个角色也认真扮演好才行。R毕竟是行伍出身，因而总是好将反思内省这类行径视之为不健康的、不合英国国情的乃至不爱国的。

阿显顿站起身来，又慢步返回他的旅馆。旅馆不大，是个德国人开的，属于二流设施，但却极其整洁，可谓纤尘不染。他那个房间的外景尤佳；室内一例为乌黑松木家具，漆饰一新，虽说在一些阴湿寒冷的日子这里会是够凄惨的，但遇上风和日丽的天气也还相当欢快喜人。他进了大厅，那里周围广设桌椅，他拣了一处地方坐下，叫了一瓶啤酒。女店主很想知道，值此百业萧条的暗淡日子，他为何偏要来到这里，而他也愿意满足她的好奇心理。他跟她讲，他刚刚伤寒才好，想来这里疗养一程。他是从检察局来的。他想正好趁此机会把那生了锈的德语再恢复一下。他问她能否给他介绍一名德语教师。女店主是个瑞士人，白肤金发，面色红润，脾气不错又好说，因而阿显顿敢保险，她准会在合适的场合下把他说给她的这些情况再传播出去。现在轮到他来问些问题了。说起战争这个题目来她马上便滔滔不绝，正是因为这战争，这个往年本该是来客多得接待不完的旅馆（因而不能不另在附近再觅些住处），此刻却几乎全是空的。有几个吃养老金的只是来吃而不来住，真正的房客只有两拨。一拨是一对爱尔兰老夫妇，平时住在维委，每年到琉森这里避暑。另一拨也是一对夫妇，男的是英国人，妻子却是个德国人，也就是因为这个，不得不避居在一个中立的国家。阿显顿尽量不让自己对他们的情况流露出半点好奇——他从那描述上已看出那就是格兰特利·凯伯——但她却不待人问便主动告诉了他，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游山玩水上面。凯伯先生是位植物学家，对周围的花卉树木最感兴趣。他的夫人，生得小巧玲珑，对她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当矜持。不过，好了，这场战事总不会永远没完吧。说着她已匆匆离开，阿显顿也上了楼。

晚餐七点开饭。他想不等人到便先去餐室，这样可以对那些前来进餐者好好观瞧打量一番，因此铃声一响，他便已下楼去了那里。餐室是个朴实死板的粉刷房间，那里的座椅也和他房间的色泽质地相同，墙壁上张挂的都是些瑞士湖景的石印油画。每张小餐桌上都能见到一盆鲜花。这一切之齐整洁净有余已预示饭菜质量之将不足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很想叫上一瓶在此店中能购到的上等莱茵名酒，但因不想在此摆阔而太引人注意（他看见有两三张桌上仍留放着的那几个未喝完的酒瓶都不过是些德制的白葡萄酒，并由此而断定，那里的吃饭人大都是很节省的），所以也就稍委屈下自己，只要上瓶淡啤酒算了。不一会儿就有三两个人走了进来，一般是单个的，像是在琉森这里有活计干的，也显然都是瑞士人。每个人只在他自己的小桌坐下，然后打开那自中饭后便给折叠得好好的餐巾。他们好把报纸往大水罐后面一支，一边看报一边喝汤，吱咂之声清晰可闻。接着走进来的是一位弓腰驼背相当老迈的人，须发皆白，耷拉着胡子，一旁搀扶他的是另一个满头白发的女士，身着黑服，个子不高。这显然即是女店主说的那对爱尔兰上校夫妇。在他们的位子坐定之后，上校为他妻子倒了一小盅儿酒，并自斟了一盅儿，然后便静待着那热情丰满的姑娘给他们上菜。

最后阿显顿所翘企以待的那两个人终于来了。此刻他正硬着头皮在啃一本德文书，而只是等到来人确已步入了室门的那一刹那才允许自己稍抬了抬眼皮，但只这一瞬已经看出： 来人年纪四十许，中等身材，发黑而微卷，体胖脸阔，面部红润光净。另外着开口衫，灰西装，衣领较宽。走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德国妻子，阿显顿抓到的印象只是个比较谦卑和不修边幅的人。格兰特利·凯伯还没太坐稳，已经高着嗓门向桌边一个女服务员解说开了，他们夫妻刚在那大山里穿行了多远的一圈。他们曾上了这山那山，那些山的名称虽对阿显顿没有半点意义，却激起了那女侍的莫大惊诧与热烈表情。跟着，凯伯以他那口流利但英国口音较重的德语继续讲道，他们的确回来得太晚了，所以顾不得上楼去梳洗一番，在厅外稍稍湿了湿手就进来了。此人的嗓音洪亮，举止欢快。

“快上饭吧，我们都快饿死了。快来啤酒，来上它三瓶。Lieber Gott，我渴得太厉害了！”

他似乎是一个精力特别饱满丰富的人。他的出现显然给这极其洁净但却难免枯燥的餐室带来了一股生气，致使室中的每个人都顿时活跃了一些。这工夫他已经和他妻子谈了起来，所用的语言为英语，所说的内容人人都能听到；但不久她就以一种很低的话语制止住他。凯伯也停了下来。阿显顿感到，他的一双眼睛正向他的方向扫了过来。显然凯伯太太首先察觉出了一名生人的到来，所以让她丈夫注意这事。阿显顿正在翻动那本他假意去阅读的书页，但他觉着凯伯的眼睛一直在紧盯着他不放。于是当他再和他妻子说起话时，他的话音已压得极低，致使他这时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也分辨不清。但是当女服务员送去汤时，凯伯，这时他的话音仍低，问了她一个问题。显然他是在向她打听那名新客是谁。那女人的回答他同样也听不清，只抓到了lnder这一个词儿。

这时有两三个人已经吃完走了，一边在用牙签儿剔牙。那位老爱尔兰上校也从其桌边站起，他站开了些让夫人出来。整个一顿饭间两人都没交谈过一句话。她慢慢向着房门走去；但上校却停下来同一个瑞士人说了句话，这个人可能是当地一名律师，于是当她已经走到门前时，她就立在了那里，微俯其身，带着几分羞怯的神色耐心地等待着她的丈夫，以便替她开门。阿显顿看出了她大概一辈子自己都没开过门。她都不知道门是怎么开法。不一会儿上校拖着他那很老、很老的步子也到了门前，打开了门；她走出去了，他也跟着去了。这小小的插曲提供了一把可以打开他们一生的钥匙，阿显顿从此出发，开始重构起其身世、其环境以及其人物性格等等；但他马上又振作了起来，他不能听任自己再继续陷溺在这种创作的佚乐里面。他赶紧匆匆把饭吃完。

当他进入大厅时看见一张桌子的腿上拴着一条短毛小猎狗，走过去时他无意识地抚摸了下那狗的大长耳朵。这时女店主正站在楼梯口。

“这个挺招人的小家伙是谁家的？”阿显顿问道。

“是凯伯先生的。弗利兹，是它的名儿。凯伯先生说它的家谱比英国国王的家谱年头还长。”

弗利兹拿头在阿显顿的裤脚上直搓，鼻子已找寻他的手掌去了。阿显顿走开了，上楼去取他的帽子，下楼时见到凯伯正在店门附近和女店主谈事情。从那突然的沉默以及生硬的举止可以断定凯伯刚才正向她打听自己。当他从他们身边过去上了大街时，他从眼角窥见那凯伯正以一副怀疑的目光在向他盯视。那张坦诚欢快的红润脸庞上此刻的表情却是狡猾奸诈。

阿显顿一路向前走去，不久即碰到一家酒铺，这里可以露天喝喝咖啡。为了对刚才在饭桌上不曾喝好（纯系因工作关系，故不得不尔）而稍予补偿，他立即叫来了此地所能供应的最好白兰地。他很高兴总算能面对面地见到了这个他久闻其名的人，这样不用几天他就能跟他熟悉起来。这事向来不难，只要那人养了条狗。不过这无需乎忙，让它来得自然一些更好： 既然目标已经在望，又有什么可着急的。

阿显顿在脑子里过了一下有关情况。格兰特利是英国人，按护照所填生于伯明翰市，现年四十二岁；其妻为德人（生地在德国，父母也都是德人），与他结婚已有十一个年头。以上均属公开材料。关于他履历的有关情况只能见之于一秘密档案。据此他一起初时曾在伯明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未久即转入报界。与他有业务关系的有两处，其一为开罗一家英文报纸，另一则在上海。其间他曾因巧立名目侵吞公款罪名受到过短期刑拘。获释后有两年时间一切都断了线。其后又出现在马赛一家船舶公司。自这里，且仍在此任职期间，他去了汉堡，在那里他有了家室，继又转去了伦敦。在伦敦，他开始自己办起公司，经营出口贸易。但历时不长即亏损倒闭，宣告破产。然后再次返回报业。战事爆发后，他重又进入船舶行业，并自1914年8月起与其德国妻子安居在南安普敦。翌年年初他向其雇主提出了调动申请，理由为由于其妻的国籍关系，他在此地的处境已变得难以容忍；公司考虑到一则他本人尚无个人过失需要追究，二则他的个人情况也确实比较困难，因而也就准其所请，同意将他调往热那亚。自此他便在意大利居住了一段时间，直至该国宣布参战为止。紧跟着他便将其手头文件整理清楚，向其雇主提出辞呈，然后即迁出意境，开始定居在瑞士这里。

以上种种表明这乃是一个行事暧昧，性情多变，既无良好出身，也无经济地位的人；这些本来对谁都不会有多大关系，直到后来发现，凯伯此人，显系自战事一开始起，甚至更早一些，便已经进入了德国谍报部门。他的月薪为四十英镑。虽说他也属于危险与狡诈分子，但起初尚不曾考虑到须要对他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如若他只满足于在瑞士那里传送一些他所能搞到的有限消息，如果只是这样他还构不成太大危害，甚至还有可能将其买通，把一些希望能使敌方获悉的（假）东西假他之手而递送过去。他对他自己的种种已在人的掌握之中这点尚无一丝知觉，其实他的书信，而且他接到的还很不少，已在受到密切审查；再如说到密码，在那些久于此道的行家来说，没有哪种会永远破解不开的，所以迟早终将有可能利用上他而把仍然猖獗在英国境内的那批匪特奸细再多捕到几个。可这工夫他干了一桩使R注意起他的勾当。如果他能听到这个，他就是吓死也是不足怪的： R这人，一旦你失去了他的欢心，那可绝非是个好对付的人。凯伯在苏黎世有意地去结识了一个西班牙年轻人，名叫戈美兹，前不久曾进入英国情报机关（另外凭其国籍，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并极力想从他口里套出他是否参加了谍报这一情况。或许这西班牙人也并不曾多谈出什么，而只不过出于某种自矜自重的虚荣心理，平时谈话时好玩点儿玄虚；可这下坏了，根据凯伯的告密，他一入德境就受到跟踪，在一次去发信时便被捕了，那信中的密码也终于被破解出来，接着便是受审、判刑和枪决。这的确是够糟糕的，失去了一名有用而无偏私的特工，但这还不算，原来那套既安全又简便的密码系统也得另换一套。R可太不高兴了。但R决不是那种因小忿而误大事的人；他不会因耿耿于单纯的报复念头而妨碍了他更主要的目标，因而他想到，如果说凯伯只是为了金钱而出卖他的祖国，那么让他能挣上更多的钱也就有可能让他出卖他的雇主。他能成功地把协约国方面的一名特工交到了敌方手里这一情况本身在那些人看来便是足以验证其“忠心”的一个根据。因此他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R对凯伯此人究为何种样人也还摸不着底，因他此刻只是在过着一种隐匿无闻的草民生活，形迹不够彰显，所能弄到的一张照片也只是他那护照上的。因此阿显顿所得到的指令即是，首先设法同他结识一下，以便弄清他有无能为英国效力的任何诚意： 如果阿显顿认为他有，他便有权对之作进一步的探测了解；如果阿的提议受到欢迎，那就轮到磋商具体条件了。但另一方面，如果阿显顿的结论是凯伯没有可能受到收买，那么阿显顿便须监视与汇报他的行踪。阿显顿从葛斯塔夫得到的那个情报比较模糊，但也重要；其中仅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柏林那里的情报头头对凯伯的缺乏作为一事日益感到不满。凯伯曾上书要求提高报酬，但冯·P少校给他的答复却是，那得靠他自己去挣。其含义也有可能即是逼他前去英国。如果他能经说服而被引过境来，阿显顿便可谓大功告成。

“你又凭的什么能要求我去说服他甘愿把他的脑袋往圈套里钻？”

“那可不是什么圈套，那是一个行刑队。”R道。

“可凯伯这人聪明。”

“那就比他更聪明些。我咒你眼睛。”

但阿显顿心里早盘算好了，在同凯伯结识这件事上不必急着忙活，而是由对方先迈出那第一步。如果说他已经被逼得非去获取点成果不行，那他肯定会想到能够同一名受雇于检察部门的英国人搭上话头是完全值得的。阿显顿这里早已经备下了一批材料，这些同盟国掌握了也毫无用处。有了这假姓名再加上假护照，他根本无需担心凯伯会猜得出他是英国间谍。

实际上阿显顿也没等多久。第二天当他正坐在旅馆门口喝着咖啡，并因刚才一顿结实的mittagessen而有点跌盹儿的工夫，凯伯也正从餐室里出来。凯伯太太上楼去了。凯伯过来放开他那只狗。那狗一下便跑了过来，以它那友好的态度，朝着阿显顿的身上直蹿。

“快回来，弗利兹，”凯伯喊叫道，接着对阿显顿道：“真对不起。不过这东西倒挺仁义的。”

“啊，没事没事，它不会伤着我的。”

凯伯在门口停了下来。

“这是条小猎犬，这个品种在大陆这里是不常见着的。”他跟阿显顿一边说着话，一边似乎在打量他。接着他对女侍叫道：“请来一杯咖啡，fraülein。您是刚来的吧？”

“是的，我昨天才来。”

“真的？昨天晚上在餐室时就没见到您。您准备住上一段？”

“还说不准。我前一阵子病了，现在来这里康复疗养。”

女服务员端来咖啡，但看到凯伯正跟阿显顿说话，就把这盘东西放在了阿显顿的桌上。凯伯发窘似的笑了起来。

“这可决不是我有意要唐突冒昧。不明白那女的怎么把咖啡放到了您的桌上。”

“请坐下吧，”阿显顿道。

“谢谢您没怪罪。也是我在大陆待的时间久了，我都快忘记了咱们国家的习惯，向来把‘上赶着’跟人家去说话视作太不知自重。不过顺便问一句，您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英国人。”

按天性说，阿显顿本属那怯生腼腆一流，这个弱点在目前他这年纪就显得不太相称了，他也一直想治却没能治好，但这点他倒也很懂得如何给它派上个用场。他此刻就吭吭哧哧地把昨天他对女店主已经讲过的东西（而且可以肯定都已传给了凯伯），再在凯伯面前重复了一遍。

“您这次来琉森这里可算是来对了。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扰攘世界这里无异是一个和平的绿洲。当您一旦置身于此地，您几乎会忘掉世上还有战争这事。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来到这里。我的职业是一名报人。”

“得悉您是位主持笔政的人，实在不胜钦佩，”阿显顿道，露出他那怯生然而热情的微笑。

可以断言，“战火纷飞的扰攘世界里的和平绿洲”之类的高级表达他在船舶公司时恐怕还没学会。

“您不知道吧，我还娶了个德国媳妇，”凯伯郑重其事地向阿宣布。

“噢，是吗？”

“我一向认为，没有人比我更爱国了。我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英国人，我不怕您知道，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大不列颠帝国正是当今之时举世共仰的唯一的一种最堪当此匡正扶危重任的强大力量。当然既有此德妇，我不难对这枚勋章的背面也颇知其一二。您不必跟我讲德国人有什么什么问题，说实话，就连我也不太甘心去承认他们就真是魔鬼的化身。在战事一起初时，我内人在英国的日子实在太不好过了，所以至少拿我来说，如果说她对这事感到非常悻悻，我也是不会怪她的。人人都把她看成一名德国特务。这会让您感到好笑的。如果您见过她。她是什么，无非是典型的德国hausfrau一个，心里装的只有她的房间、她的丈夫，还有我们唯一的那个独子弗利兹。”凯伯爱抚了下他那只狗，一边笑道，“是的，你就是我们的独生子，是吧？这一下，使我的处境也为难起来。我当时和几个大报都有联系，于是这些报社的负责人也都跟着不安起来。好了，长话短说吧，考虑的结果，我觉得最体面的做法即是提出辞呈，然后避居到某个中立国家里去，直到战争风暴刮过去为止。我们夫妻两个平时从不议论战争，可我必须告诉您，那主要是出于对我的考虑而不是对她自己。在这方面她往往比我自己还更多宽容。另外对这个可怕的灾难，她更宁愿多从我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我就不是她那样了。”

“这就怪了，”阿显顿道。“按照常情，女人比男人一般都更偏激固执或狂热得多。”

“可我内人不是个平常女人。我很想介绍你们认识认识。顺便问一句，我还不清楚您知不知道我的姓名——格兰特利·凯伯。”

“我叫索莫维尔，”阿显顿道。

接着阿显顿告诉对方他一向在检察局里都做些什么。这时他隐约感到凯伯的眼神里来了一丝兴致。说着他又跟对方讲，他正在寻觅一位教师来教教他德语会话，以便把那荒疏了的德语再重捡回来。他这么讲的工夫，脑子里来了一个想法；抬头看了下凯伯，他的脑子里好像也来了这个想法。可能这一刹那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去了： 阿显顿的这名教师该是凯伯太太。

“我问过客店女主人，不知她能不能替我找个教师，她回答说她能找到。我想再问问她。应该是不太难吧，请个人每天前来跟我说上一个钟头德语。”

“我可不要那女店主介绍的人，”凯伯紧接着说，“因为毕竟你要找的是位能说北方德语的，而她说的德语只是瑞士式的。这事我还得问询一下我的内人，看看她有没有合适的人。我内人可是位教育程度很高的女人，她介绍的人会可靠的。”

“那就先多谢了。”

阿显顿从容不迫地观看了一会儿凯伯。他注意到，他的那双灰绿色的小眼睛（这个他昨天夜晚没能看清）跟那张红润而善良开朗的面部是不太协调的。它们一般是迅疾而闪烁不定，但当其背后的那颗心忽被某个意想不到的念头攫住时，它们又会突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这种想事情的方式给人的印象是独特的。这双眼睛是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的。这个在他来说，得另靠些别的，比如欢乐善良的满脸微笑、宽阔开敞和饱经风霜的可喜面庞、厚实舒泰的一身肥肉，还有那深沉洪亮的乐乐呵呵。此刻他正在竭尽全力来讨人喜欢。就在阿显顿跟他谈话的时候（一起初时还有点怯生，但却因对方的那副友好欢快的表情而变得好了许多——他这一手的确具有能让人一见放心的奇效），他也不无好奇地一再提醒他自己切莫忘记对面这人也只是个低级特务。颇能给这谈话平添几分兴味的是，如果你还记得此人竟能只因每月四十英镑的区区小利便不惜去卖国投敌。戈美兹就是他出卖的，阿显顿还认得这个西班牙人。一个思想高尚的青年，生性喜爱冒险，他敢于承担那危险任务，动机并不在金钱，而是出于一种对浪漫传奇的追求。可能他以为能在智力角逐上战胜那些笨拙的德国人是件好玩的事，另外对他自己居然也扮演起了廉价惊险小说里的角色常不胜其荒唐之感，所以也就爱干这行了。但此刻一想起他曾被刑拘在离地有六呎深的可怕地牢只会令人不寒而栗。他还多年轻啊，而且举止那么优雅！阿显顿不解，凯伯对把他置于死地这件事是否也曾在良心上引起过一丝不安。

“我想你也多少懂点德文吧？”凯伯问他，对这陌生人来了兴趣。

“不错，我曾在德国念过书，过去也还能够讲得流利，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已经快忘光了。不过今天我还能顺利阅读。”

“一点没错，我昨晚还见着你在看一本德文书。”

傻瓜！一会儿以前他还在跟阿显顿说昨天晚饭时没有见他。他弄不清凯伯觉没觉出来自己说漏了嘴。可见从来都不出漏洞有多不容易！这让阿显顿也警惕起来；最使他担心的是，别回头遇上人家叫起他那索莫维尔的假名字来，他竟一下反应不灵，忘记是在唤他。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凯伯就是故意出个漏洞，去试试阿显顿察觉没有。这时凯伯站起身来。

“那就是我内人。我们每天午后去登一座山。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趣的去处。即使这个季节鲜花还开遍山野。”

“我恐怕还得再等一段，那会儿我就会好了，”阿显顿道，言下不无惋惜。

他天生面色偏白，仿佛身体真的不怎么硬朗。此刻凯伯太太已经下楼，她丈夫也就迎了过去，一道上了大街，弗利兹更是前蹿后跳，跟出去了。阿显顿看到，凯伯立刻便话语极多。显然他在汇报他与阿显顿的交谈内容。阿显顿看到此时阳光正欢快地映照在湖上，轻风过处，枝叶也在树端飘动作响，似乎一切都能动人游兴。但他还是起身返屋，床上一卧，便心神舒畅地好好睡了个午觉。

他去吃晚饭的时候，凯伯夫妇已经吃完。他进来得稍晚了些，因为刚从外面回来，他兴致不高地跑遍琉森去找寻瓶鸡尾酒，以便能稍稍补偿他即将面对的土豆色拉。他进去时他们正往外走，凯伯停了下来问他饭后是否能同他们一起来喝喝咖啡。当阿显顿饭毕到大厅去见他们时，凯伯立即起身将他介绍给他妻子。她对阿显顿的一番客气寒暄只不过生硬地微弓其身，脸上不见一丝笑容。不难看出她全然是一副敌对架势。这倒使得阿显顿自然起来。这是一名长相实较平庸的女人，已年近四旬，肤色不光，眉眼一般，一头褐发以长辫形式盘在脑顶，有类拿破仑之普鲁士王后；她骨架宽阔，四四方方，但不是肥胖，而是丰腴，是瓷实。但她看起来并不笨，正相反，而是很有个性。而阿显顿因为颇曾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一眼便能认出这种类型，所以深信，这种女人别看平时也一样能干家务，能烧菜做饭，甚至还能爬山，同时仍不妨见多识广，大有知识。她身着白衫黑裙，露着晒黑的脖颈，脚上踏着一双沉重的登山靴。凯伯仍然兴致勃勃地用英语向她讲了一遍阿显顿告给过他的一些阿个人的简况，仿佛她还并不知道似的。她一脸严肃地木然听着。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懂德文？”凯伯说道，通红的一张大脸此刻已是堆满笑容，但一对小眼睛仍在滴溜直转。

“不错，我曾在海德堡进过一段学校。”

“是吗？”凯伯太太也用英语回答道，这时一丝微露兴致的表情已将面部的阴沉驱散了些。“我对海德堡是熟悉的，我也在那里上过一年学校。”

她的英语是正确的，但喉音太重，她那“咬文嚼字”似的发音也叫人听着怪不舒服。接着是阿显顿的一通赞美，他对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及其周围的优美环境确实没少夸奖。但是她呢，带着她的那份条顿族人的优越感，也只是将就着听听而已，并没露出多大热情。

“谁不知道，耐卡峡谷的那种优美全世界也数得上，”她道。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亲爱的，”凯伯接着道，“这索莫维尔先生正想趁他在这儿的时候，寻一名能教他德文会话的先生。我跟他讲过，也许你能想得出一名合适的人来。”

“不行，我想不出一名我可以放心推荐的人来，”她回答道。“瑞士式的德文发音实在是太讨厌了。让讲这种话的人跟索莫维尔先生对话只会害了他的。”

“如果我站到你的立场，索莫维尔先生，我一定会说服我的内人来给你上课。她这人，我不客气地讲，实在是文化与教养都好极了。”

“Ach，格兰特利，可我没这工夫，我有我的事情。”

阿显顿看到他的机会来了。陷阱已经布好，现在只等他往里跳。他于是以一种半怯生半祈求的谦虚口吻转向凯伯太太道。

“如果您肯收下我这学生那可是太妙了。我将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待遇。当然我决不是想要耽误您的工作，我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养养身体，所以一直闲着。时间上可以完全看您的方便。”

他能感到，一种满意的眼神已在两人之间互递开来，凯伯太太的黑眼珠里也映出了一丝亮晶。

“当然咱们还是按生意的原则来办，”凯伯提议。“难道我的好太太就不能挣上几个零用钱吗？你看一个小时十法郎多吗？”

“不多。这点钱就能请上位一流教师实在太幸运了。”

“那你看呢，我亲爱的？你肯定能每天挤出一个小时来的，可你对这位先生就是很大的帮助。他也会感到，德国人也不各个全是魔鬼附体，像他们在英国所想象的那样。”

凯伯太太不自然地皱了皱眉。阿显顿这方面，一想到从此他每天都得来跟这个笨重沉闷的女人泡上一个小时，他预先就着起怕来，他得怎么样去挖空心思好凑上点话题来同她纠缠。而她那方面，她也是努了把劲才迸出下面这话。

“我乐意承担起索莫维尔先生的这个会话课。”

“我恭喜您了，索莫维尔先生，”凯伯大声道。“也就该着你遇上好事了。那么何时开始呢，就明天午前十一点？”

“这我没问题，只看凯伯太太合不合适。”

“可以。其实我也什么时候都行。”

剩下的便是由他们夫妻来庆贺这番外交的胜利了吧。但是当第二天午前十一点整他听到他门上的一声敲打时（按商量好的，她来阿这里），他过去开门的工夫还是不免有些战战兢兢。面对这么一名德国女人——相当之聪明但也是很任性的，他自己的态度便理应是于坦诚与适度的轻率而外，另加上几分小心。凯伯太太此刻仍然是黑黢黢的，一脸阴沉。显然她根本不想和他有任何交道。但他们都坐下后，她还是开始了课程（尽管还是不无几分蛮横），考问了他几个关于德国文学的问题。遇到回答中的错误，她立即准确地加以纠正；对他提出的某些难懂的德文结构也解释得一清二楚。显然虽说她并不愿意给他上这个课，但教起来时还是很尽心的。她不仅长于讲课，而且也热爱讲课，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就越讲越更认真起来。这时她已快要忘记对方只不过是个野蛮的英国人。看到她内心之中的这番矛盾，阿显顿也是感到满有趣的。所以当午后凯伯问起他课程进行的情形时，他的回答倒也绝非虚说。他说他满意极了；她是一位非常好的教师，而且她人也有趣。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是个我见到过的最了不起的女人。”

给阿显顿的感觉是，他一腔热情满脸笑容说出的这句话才是他头一次讲出的一句真话。

又过了几天阿显顿慢慢感觉到凯伯太太给他上课只不过是为了使她丈夫能增进与阿的来往，而她自己在教课时也别的东西不谈，而只把内容局限于文学、音乐与美术这类题材；所以当有一次，也是为了作个试探，他把谈话故意引到战争问题上时，她立即便把他卡住。

“我以为，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少谈为妙，索莫维尔先生。”

她继续以她那详尽透彻的教风在给他上课，而他也受益匪浅，钱没白花，只是每次来时那副阴沉的脸色却丝毫未改。只是出于对教书的热爱她才会偶尔稍稍减弱些对他原有的厌烦。阿显顿把他自己的全部解数（尽管一切无效）挨个儿全使了出来： 讨好、实诚、谦虚、感激、奉承、单纯、怯生。她却依旧是冷冷的一副敌对态度。她的确是狂人一个。她的爱国主义是带侵略性的，但却又是非个人的；出于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种偏执，即德人在一切事物上都高人一头，她对英国的仇恨是刻毒的，因为正是在那个国度她看到了对德国意识的传播的绝大障碍。她的理想乃是一个德意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属国将在一个比古罗马更伟大得多的庞巨联盟之下，拜受德国在科学、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恩赐沾溉。这个宏伟壮丽的观念所暴露出的那份厚颜无耻只会让阿显顿想来感到好笑。但她本人决不愚昧。她读书颇多，而且能读多种语言的书，对所读内容也能给出恰当评价。她对近代绘画与音乐的知识之丰富也足以使阿显顿为之动容。更为有趣的是一天午饭前曾听到她在琴上奏出了德彪西的一首银波摇漾般的小品： 她弹虽弹了，但也没少蔑视；理由之一，它是法国的，之二，它太轻佻，也即是说，对其逸趣妙处于欣赏之余，也不无忿怒。当阿显顿祝贺她时，她只是耸肩。

“一个颓废民族的颓废音乐罢了，”她评论道。接着她以那强有力的双手奏出了贝多芬某个奏鸣曲一开篇时的几个壮丽的和弦；但又停了下来。“我弹不下去了。我已经生疏了。可你们英国人，你们对音乐又懂得多少？自从普赛尔以后，你们就再没有产生出过一名音乐家。”

“你对这个评论是什么一种看法？”阿显顿问凯伯道，此刻他正站在旁边。

“我只能承认这话不假。我仅有的这点儿音乐知识也全都是我内人教给我的。我希望你能听听她的演奏，等她再练练。”说着，便把他那只胖手，那又宽又粗的指头放在她的肩膀上。“她有本事用那纯美来拨动你的心弦的。”

“Dummer Kerl，”她道，非常温柔地，“傻瓜，”阿显顿看到，她的嘴唇稍颤抖了下，但马上又严肃起来。“你们英国人，你们不会画画，不会塑造，也不会作曲。”

“可我们中有些人有时候倒也能写出点好诗的，”他一点也不发火地说道；他明白他不是来怄气的。另外没想到怎么有两行诗句突然会涌到嘴边，他也就索性朗诵了出来：

“哪里去啊壮丽画船鼓满银色风帆，

斜欹在那急切西方无际酥胸之间。”

“不错，”凯伯太太道，说时不知是什么一副怪相，“你们是能写诗的。我也莫名其究竟。”

紧接着，让阿显顿吃惊不小的是，她居然把这两行下面的另外两行用她那粗嗄的英语也都给背了出来。

“走吧，格兰特利，mittagessen时间到了。让我们去餐室吧。”

这使阿显顿又陷入沉思之中。

一般而言，阿显顿可说是崇善但不嫉恶。人们有时认为他太缺乏热肠，原因是他对别人只是关心而不多与他们亲近；即使是少数他还算亲近的人，他的一双眼睛也会对其优点与缺点同样看得一清二楚。当他对人也产生好感时，他并非是对其失误视而不见，他只是不去计较这些罢了，耸耸肩膀照样接受他们，有时也就是把一些他们本不具备的长处也都归到他们头上；而且唯其能够不带偏见地去看待他的朋友，他们也就不致令他失望，或者有失友的事。他对别人的要求从不过分，不强人所难。此刻在对待凯伯夫妇的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他的探索仍将是一不带偏见二不带气愤。在了解的难度上，两人相比，这女的显得更容易些；她里外只是用一块材料打造成的。当然她仇恨他；尽管事实需要她对他的态度应更礼貌一些，但因其反感过强，粗鲁举止还是免不了的，会时而一见；如果她真的能够杀死他而无事，她肯定会心安理得地去这么干的。但是当凯伯的一双肥手按抚在其爱妻的肩膀上以及她唇边出现轻微的颤抖时，阿显顿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女人和那个肥胖俗气的男人之间所窥察到的那种缱绻深情也还是动人的。阿显顿把他近几天来所作出的种种观察稍加集中，这时发现，一些他曾看到但还未曾从中看出什么意义的琐细情节，此刻也都一一返回他的心头。在他看来，凯伯太太对她丈夫所以热爱首先是因为她的性格比他的来得更为坚强，其次也因为她深感她的丈夫离不开她；她爱他是因为他崇拜她，而你不难想见，直至她遇上他为止，这个短粗而平凡的女人，带着那一身的呆钝、实际和欠缺幽默感的特点，是得不到太多男人的崇拜的。她欣赏他的嬉笑颜开，他的热闹顽皮，他的兴高采烈，这会活动开她呆滞的血液的；他只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孩子，再也不是什么别的，而她对他来说，也就无异是一份母爱；他目前的种种正是她一手所培养成的，他就是她的男人，而她也就是他的女人。而她也就是爱他的，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弱点（凭着她的那副清明头脑，这许多东西她是不会看不到的），她的爱他嘛，悲哉哀哉，却正有些像伊索德之爱特里斯坦。可这里面又多着个当间谍的问题。就连阿显顿，这个对人性中的种种弱点能够如此宽宏大量的人，也不能不深切认为，为了金钱而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绝非是件光彩的事。这件事她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没准还就是由于她的介绍，人家才会找上门来；而且也有可能他未必一定会干起这件坏事，如果不是她在竭力怂恿撺掇。她爱他不假，而同时她又是个诚实而正直的女人。究竟是凭了什么迂曲的手段，她才能既交代了她自己，又能强迫她丈夫去择取了这个如此为人不耻的卑鄙营生？当阿显顿想把那女人心里的这一切活动连串到一起时，他自己也不禁深深地陷入猜测的迷宫之中。

格兰特利·凯伯就另是一种情况了。此人浑身上下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取；好在阿显顿此行并不是来寻求什么仰慕的对象的。虽然就人来讲，他本属粗鄙庸俗一流，全不值得一顾，但其间也大有某种堪称奇特，某种出人意料的东西。当他看到这个特务是在如何以一副貌似斯文的假相来引诱自己入套时，他也感到相当有趣。这一情况发生在他初次上课后的不久。一天中午饭罢，凯伯之妻已经上楼，这时他一屁股就坐到了阿显顿身旁的一把椅子上。他那义犬弗利兹一下就扑了过来，把它那长长的嘴套和那黑鼻放在了他的膝头。

“它没有脑筋，”凯伯说道，“但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你看看那两只粉红的小眼睛。你见过还有什么比它更傻的吗？那张脸有多丑啊，可又有多迷人！”

“你养了好久了吧？”阿显顿问。

“1914年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我就买到了它。顺便请教一句，你对今天报上的新闻是个什么看法？当然我内人跟我从不讨论战争的事。你完全想不到，能找到一名可对其一敞胸怀的本国同胞会有多欣慰。”

他递给阿显顿一支廉价瑞士雪茄，出于对工作的考虑，他也只能甘作牺牲，接受了它。

“当然他们不能得手，那些德国人，”凯伯道，“一丝一毫也不能得手。我清楚他们是只能吃败仗的，自打我们进入。”

他的态度是认真的，诚恳的，也是仿佛不把对方当外人的。作为回答，阿显顿也作了几句泛泛之谈。

“我生平的一件最大憾事就是，由于我老婆的国籍关系，不能去为战争尽份力量。其实战事刚一爆发我就去参军了，可军队不收我，理由是我已超龄。可我不瞒你说，如果这战争一直再打下去，那就不管老婆不老婆，我都不能不再去做点工作。凭着我通晓多国语言，我在检察部门里是多少能有点用处的。你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对吧？”

原来这正是他瞄准好了的靶子，于是乎为了答复他的这些有为而发的问题，阿显顿便把早已备好的情报也告给了他一些。凯伯把他的椅子拉得更靠近了些，声音也低了下来。

“我敢保险，你不会把一般人不该知道的也都告给了我，可毕竟这些瑞士人是绝对的亲德派，所以我不能让谁也能弄到可以偷听我们的机会。”

接着他的谈话又转了一个轨道。他向阿显顿透露了几桩多少有着点儿秘密意味的东西。

“我不会把有件事跟谁都讲的，你明白，但我有几个朋友确实是身居要职的，而且他们都知道可以信得过我。”

现既受到如此鼓励，阿显顿也就有意地稍显随便了些。于是等他们分手时，双方都会有理由感到满意。阿显顿不难猜到，第二天一早凯伯的那台打字机准会忙个不迭，而目前在伯尔尼的那名精力过人的少校很快也会收到一份极有趣味的汇报。

一天晚上，阿显顿饭罢上楼后，走过了一间公共浴室。他望见了凯伯夫妇。

“进来吧，”凯伯还是那么和颜悦色的，“我们在给弗利兹洗澡。”

这只猎狗经常会把它自己弄得一身稀脏，而凯伯最得意的就是能看到它干干净净。阿显顿进去了。这时只见凯伯太太一条雪白围裙，卷着袖子立在澡盆的一边，另一边的凯伯，正一条便裤和一件背心，露着肥胖但多斑点的膀子给那倒霉畜生打着肥皂。

“这个我们只能在夜晚来干，”他说着，“费兹吉拉德夫妇也是用的这个澡盆。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在这里洗过狗，他们肯定会发火的。我们是等他们睡下才来这里的。过来，弗利兹，让这位先生看看，在给你刷脸时你表现得多么体面。”

这可怜畜生，虽明知倒运透顶，却仍然轻轻摆了摆尾巴，以表示虽说对它所实施的这套行为实属邪恶之极，可对这位施主倒也并不记恨，而它此刻就正立在这六吋深的一盆澡水中间。它浑身都打满了肥皂。凯伯一边谈着，一边用他那双肥手给它洗了洗头。

“哎哟，它将会出落得多漂亮啊，跟外面雪花打的一样洁白。它主人带上它出去时会多得意，就跟那潘趣也差不多。这会儿你瞧吧，所有的小雌狗都会叫了起来： 天哪，那一脸爵爷长相的英俊猎狗又是谁啊，走起路来的那副派头就像整个瑞士全是他们家的？好了，站得直些，现在正给你冲洗耳朵。你总不能走在街上带着这脏耳朵吧？就跟个瑞士的小顽童似的。Noblesse oblige。还有，你那黑鼻子。糟糕，肥皂水都跑到那小红眼睛里去了，杀疼了吧。”

听着他的这一派胡扯，凯伯太太宽阔平庸的脸膛上也慢慢泛出一丝和善的笑意，然后仍旧一脸严肃地取过一条大毛巾来。

“该扎个猛子了。头朝下腿冲上。”

他提住它的两条前腿，就把它往水盆里一按，然后又按进去一回。它当然没少挣扎，只一股劲地扑棱，溅下了满世界的水。凯伯把它提出了浴盆。

“上你妈那儿去吧，让她给你好好擦擦。”

凯伯太太坐下，把狗往那双强有力的大腿间一夹就擦了起来，一直擦到汗珠冒出了额头。弗利兹呢，这时都快晕了，气也快上不来了，终于庆幸这一切总算完了，站了起来，那傻得可爱的脸上确实白净多了。

“血统瞒不了人的，”凯伯兴奋地高声道。“它心里至少记得它六十四代祖先的名字，而且各个都是高贵出身。”

阿显顿听了心里太不是味，上楼的时候还在打着冷战。

接着，一个星期天，凯伯跟他说，他们准备外出远游，中午就在山上的一家小店里进餐；建议他也一道前去，费用嘛就各出各的。阿显顿觉着，经过在琉森三周的休养，体力已完全恢复过来，爬山能去了。他们一早便出发了。凯伯太太浑身都透着干练，一式的登山装扮，这时但见她脚踏登山靴，头戴蒂罗尔式护头帽，裤腿上则是罩着阿尔卑斯长筒袜。而她的先生，其他装备而外，也是长筒袜和宽大的灯笼裤，十足的英国气派。一见此景，阿显顿不禁心感好笑，但也乐得尽此一日之欢。不过他同时也没忘记得多留个心眼；谁敢保险他们夫妻就一定还不曾察觉他的真实身份，所以得记着千万别走得离悬崖边上太近： 凯伯太太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一把猛推，而凯伯嘛，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恐怕也绝非什么善类。但自表面观之，一切又都像是平安无事，不足以毁掉阿显顿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灿烂朝阳的美好心情。周围空气又是那么香醇。凯伯则是话语不断。他讲了不少滑稽故事。他高兴开怀极了。汗水从他那云盘般的红润大脸上没少往下流淌，他也笑他自己是太胖了。让阿显顿不胜惊奇的是，他对山花的知识确实非同一般。一次他见到下面路边有株好花，竟不惜跑下去了好一段路才把它摘了回来，捧献给他夫人。她温柔地细看了看。

“有多可爱，”他大声道，一双闪烁不定的灰绿眼睛一时间竟同一名幼儿一样的天真烂漫。“不就跟瓦尔特·塞维奇·兰多尔的一首小诗似的。”

“植物学是我丈夫最喜爱的学科，”凯伯太太道。“我有时也笑话他。他对花卉太痴迷了。有时候我们都快付不起卖肉的人的账了，可他还是把口袋掏光来给我买回一束玫瑰。”

“Qui fluerite sa maison fluerite son cœur，”凯伯道。

阿显顿有好几次看到，凯伯从外面散步回来时，都好给费兹吉拉德太太送上一束山花，而且那副笨拙的样子倒也是挺动人的；而他刚刚得知的这点情况也给凯伯的这一美丽细小行为增添了一些意义。他对花的爱好是真诚的，而当他向那名爱尔兰老妇人送花时，他送的确实是他自己珍爱的东西。它显示出了一颗不假的善心。阿显顿向来把植物学视作一门乏味的学科，但当他们一路走着凯伯谈起它时，他的热情竟是那么饱满高涨，颇能赋予它不少的生命与趣味。他肯定在这上面狠下过一番功夫。

“我从没有写出过一本书，”他道。“已出的书已经太多了，可我的那点写东西的愿望倒也得到了一些满足： 给报纸上来篇马上可以得钱但也马上就会被人忘掉的短篇稿子。不过如果我在这里再住得长些，我还是有点心思想编撰一部讲述瑞士全境的野花的书的。我真巴不得你能早些就来这里。这里的花木太迷人了。不过要做好这个，你最好本人就是一名诗人，可我只不过是个报人。”

奇怪的是看到，此人竟能够把真实的感情与虚假的事实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到达了那个小店，而四围山色与一泓湖水也一时尽收眼底。当他看到这人因为往喉咙里灌下一瓶冰镇啤酒而竟会这么开心时，也的确令他为之心悦。对于一位从这点简单的口腹之养便能获取到如此巨大的乐趣的先生你实在不能不予以几分同情。他们的午餐享用得开胃极了，吃炒鸡蛋和山泉鳟鱼。凯伯太太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也竟变得温柔异常，为以前所不曾见，在对阿显顿的态度上也不再那么敌意十足。这个村家野店，由于处境幽美，竟仿佛十九世纪初期游记书中的一幅瑞士农舍图。她初来到这里时，对眼前的这番景色确实没少用德文大发感慨，而此刻，酒酣饭饱之余，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胜。她伸出手臂高呼道：

“真是太可怕了，也太可耻了，面对如此可怖而不公正的战争，此时此刻我居然还能乐得出来，还能觉着幸福和感激。”

凯伯拿过她的手来，抚摸着，一边还在用德语——这事在他并不寻常——宽慰着她，口里亲昵之词不绝。够肉麻的吧，但也动人。为不影响他们的温存，阿显顿立即避开，穿过花园，坐到了特为游客而设的一条长椅上去。眼前景物是一种近乎壮观的美，但还不够迷人；它仿佛一支稍浅显而炫耀的乐曲，乍听之下，也会使你为之动容。

就在他逗留在那里的工夫，格兰特利·凯伯这桩诡秘不禁又翻上他的心头。如其说他对表现奇特的人向来不乏兴趣，他在此人身上确实找见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怪异，此特其一例而已。想不承认他具有许多可喜的品性是不明智的。他的欢欣快活并非是装出来的，他的满腔热情也绝非假冒，他的确有个善良天性。他时时刻刻都想为人做点好事。他与旅店的另一仅有住户，那对老迈的爱尔兰上校夫妇的友善相处，阿显顿是有所观察的；他对那老人所好讲的埃及战事里的乏趣故事居然能够不嫌厌烦，对那老妇人也态度极佳。此时阿显顿既已与他有了几分惯熟，他发现他对此人也已是好奇之心多于排斥念头。他已不再认为他之成为特务纯系为了金钱；他的生活要求并不奢侈，因而他在轮船公司所挣到的那份收入对于一名如此持家有方的凯伯太太来说已足够把日子过得很有盈余；况且自宣战以来，对于一些业已过其参军年龄的中年男人来说，想找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的机会也并不缺乏。如此说来，他走上了今天这步乃系因其天性属于另外一种类型： 对于他们往往是曲胜乎直，不走正道而偏好径行，每以能愚弄其同僚侪辈而暗自得意；他之沦为奸细，既非出于对其祖国之恨（他曾被投入过监狱），甚至也非出于对其妻室之爱，他的目标乃系对准一些巨头大亨，这般人从来便不知晓世上还有他这类虫豸的存在；他意欲对之进行一种报复。也或许这是虚荣心在作祟： 他的价值不曾得到承认，还或许只不过是出于那种小精灵小魔怪般的好搞恶作剧的心理。但他又确属恶类。不错，他东窗事发的贪赃枉法前科只有过两次，但不难看到，有了其一二，也必有其三四，只不过更多的案情未全被侦破罢了。试问其夫人对此又作何想法？这对鸾俦既是如此如胶似漆，对此她不可能全不知晓。难道她不为此感到羞愧吗，因她的正派作风本属无可怀疑，还是因为此斜邪行径毕竟出在她的所爱身上而竟予以默许？是她已竭尽其全力加以阻止过，还是她对这一她也无可如何的恶行只是眼睛一闭，佯作不见？

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全都是非黑即白，那会活得多么舒心，而对待起来又会多么省事！凯伯究竟是一个喜恶的好人，还是一个喜善的坏蛋？如何才可以把这两项水火不能相容的因素置之于同一副心胸之中而仍能彼此安然相处，共臻和谐？但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凯伯平日不受其良心责备；他干起卑鄙下流的肮脏勾当时仍会一样兴致勃勃。他是以其叛变行为为乐的叛徒一个。虽然阿显顿一向都多少比较认真地在研究着人性，但情况表明，已然人到中年的他此时对于这事的了解比起他幼小时也多不到哪儿去。当然R会对他讲： 你浪费这么多时间又有何益？这人只不过是个危险的特务，而你的任务非常明确，抓住马脚，把他下狱。

这话绝对没错。阿显顿也已得出结论，与他更多的协商已无必要。虽说要他出卖他的雇主这事在他来说并不为难，可这人毕竟太靠不住。他妻子对他的影响太强烈了。况且，尽管他不时地会对阿显顿表白他的态度是如何如何，他在内心之中还是深信同盟国方面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而他只想站到赢者的一边。所以，好了，是得抓住马脚，把他下狱，但如何去实施这个，他却一时还心里没谱。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原来你在这里，我们还在纳闷，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抬头望望，看到凯伯夫妇正朝他走来。两人还手拉着手。

“是这个把你一动不动地吸住了吧，”凯伯说时眼睛在瞄着那里的景色。“多美的一个地方！”

凯伯太太也两手紧握。

“Ach Gott,wie schn!”她高呼道。“Wie schn.当我看到那蔚蓝的湖水和雪白的山峦时，我的一颗心真的有些仿佛歌德的浮士德那样，只想对那瞬息不停的流光喊出一声： 停一下吧。”

“这总比在英国要强些吧，还不至于动不动就又是突袭又是警报吧？”凯伯说道。

“要强好多，”阿显顿应道。

“顺便请教一句，你当时从英国出来时有无什么困难？”

“没有，一点点困难也没有。”

“可我听说，他们在过境上没少制造麻烦。”

“我自己确实没有遇到一点麻烦。我总觉着他们对英籍旅客还并不怎么刁难的。我的看法是，那些护照的检查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

只见凯伯和他妻子间互递了个眼色。阿显顿当然弄不准它的确切意思。不过如果在此同一瞬间，凯伯正在考虑的是他的英国之行的运气会是如何，而阿显顿也在琢磨这一可能的时机必将怎样，那可真的是无巧不成书了。不一晌工夫，凯伯夫人便提出来该返回了。于是他俩便一道在绿树荫下顺着山间小径慢步盘旋而下。

阿显顿仍在睁大着眼睛张望。他此刻完全是一筹莫展（他的无能为力也让他恼火），而只有提高警觉，耐心等待，以便真的时机来了能及时抓住。但两三天后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确信，还就是要有事了。那天午前上课期间只听凯伯太太讲道：

“我丈夫今天去日内瓦了，他在那儿有些事务要办。”

“是吗，要去好多天吗？”

“不，只去两天。”

说谎这事不是谁都干得来的。阿显顿有种感觉，当然他也说不清为何有这感觉，凯伯太太这时是在说谎。如果她只不过是提到一件对阿显顿来说毫无所谓的简单情况，那她说这话时的样子就该也是毫无所谓。他的心头一闪，凯伯该不是去的那里，而是被叫到了伯尔尼去见他那可怕的德国情报头头了。于是课后他见到了个女服务员时就随口问了一句：

“麻烦你件小事，小姐，听说凯伯先生去了伯尔尼。”

“是的。他明天就回来。”

这证明不了什么，但有了这个，办事就有了依据。阿显顿在琉森有个相识，这个瑞士人很乐意在必要时为他干点零活，于是便找上了他，托他到伯尔尼去捎一封信。也没准还能碰上凯伯，那就正好来点跟踪。第二天凯伯又和他妻子在餐桌上露面了，但见了阿显顿只是点了下头就直接上楼去了。两个人都像是心事重重。平时精神十足的凯伯，此时却头也不抬，既不左顾，也不右盼。第二天他的复信到了。凯伯是去见了冯·P少校。不难猜测到少校会对他讲了些什么。阿显顿十分清楚他会有多粗暴： 那可是个苛刻家伙，凶横野蛮，脑子机灵但不择手段，他是不习惯文绉绉跟你讲话的。人家可不让他只在琉森一呆白拿干薪而不干活。他该去英国的时候到了。是猜测吧？当然是猜测，可这一行向来就是这样： 你就得能从一块颚骨推衍出那整个动物。阿显顿曾从葛斯塔夫那里得悉，德国人早就想送个人到英国去。他舒了口长气；如若凯伯真去的话，那他可就该有忙活的了。

当凯伯太太再来给他上课的时候，她显得呆呆钝钝，无精打采。她一脸倦容，舌头紧邦邦的，不听使唤。阿显顿不难想到，这两口子大概是整夜都没睡觉，一直在讨论那事。他巴不得能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她是怂恿他去，还是不劝说他去？吃午饭时阿显顿继续对他们作着观察。是出了事了。他们几乎谁都没跟谁多说，可平时他们却从来都不少交谈的，而且匆匆吃完就离开了。等饭罢阿显顿步入大厅时，他发现凯伯正一个人坐在那里。

“哈啰，”他欢快地招呼道，但明显那欢快是硬做出来的，“近来好吧？我去了趟日内瓦。”

“我听说了。”

“过来和我一块喝咖啡吧。我内人患了头疼。我劝她上床去躺躺。”这时他闪烁不定的绿眼睛里的那种表情，阿显顿也一时不解其意。“情况是，她情绪很不稳定。跟你说吧，我要去英国了。”

阿显顿的心猛一咯噔，几乎快冲撞着肋条骨，但外表上仍面不改色。

“噢，是吗？那你去的时间长吗？我们会想你的。”

“实话跟你说吧，像这样的无所事事我实在是腻味透了。这场战争看起来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的，可我不能就这么无限期地一直在这儿泡着。再说呢，经济上我也泡不起，我得出去挣个吃喝。不错，我是娶了个德国老婆，可我还是个英国人哪，长话短说吧，我得去尽我的这份力的。我将来又有何脸面去面对我的一些朋友，如果我只在这里偷安苟活，干等着战争的结束，而从没有给自己的国家办一件事。当然我的内人是站在德国的角度看问题的；我也不瞒你说，她这回是有点吃不消了。你清楚，女人嘛，就是那样。”

阿显顿顿悟了，他刚才在凯伯的眼神里看到的是什么了。是恐惧。这给阿显顿带来的是一阵恶心。凯伯的内心是不想上英国去的，他只想安安生生地留在瑞士；另外凯伯在伯尔尼受召见时少校对他都作了些什么训示，此时他也全明白了。他必须前去，否则就是停薪。当他把这发生的一切告给了他老婆时，她老婆又对他讲了些什么？他多想他的老婆能坚决挽留住他，但显而易见，人家没那么干；也或许他就没有胆子去跟她明讲，他已经给吓成了什么德行；因为在她眼里，他一直还是个乐观、果断、敢去冒险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而此刻的他（也是自食其虚伪的恶果吧），说什么也拿不出勇气来干脆向她供认，他只是卑鄙下作的懦夫一个。

“你这次是携眷前往吗？”

“不，她还留在这里。”

看来一切都已安排妥了。凯伯太太留下来好把她收到的信件情报再转寄到伯尔尼去。

“离开英国的时间久了，一时还真拿不准这战期工作该是如何着手。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您是我的话，这事您会怎么进行？”

“这我可说不上来；你现在心目之中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好的，您瞧，我正在琢磨着能不能也去您的那行干干。只不知您在那检察局里有无熟人，也好带上封您给我写的介绍信去找找他们。”

阿显顿闻言又是心上一惊，也许全亏神明显灵，这才把那险些就要冒出唇边和表露于外的声响手势又遮又盖，硬给掩饰过去，也使他的严重受惊没太露馅儿。但这一惊并非是由于凯伯提出的什么请求，而是因为他自己这才憬悟出的一种“刺激”。他一直有多傻啊！他一直是一想起来就深感不安：他在琉森只是在虚度时光，只是在无所事事，而此刻，虽然事实证明，凯伯的赴英即将成行，但那也绝非是出自他的什么巧谋妙计，对此他是完全无功可邀，无赏可请的。而此时他越发清楚地看到，他只是被投闲置散在琉森这里，只需定期去述述职，通通气，只需能做到这个，就实际上已发生了那定将发生的事。的确，德国情报部门能使一名特务潜入进检察局也真是件绝妙的事，况且这里还就有着凯伯这么号人，既能堪当此任，又与该处的一名工作人员熟悉。这是多大的好运！冯·P少校这名文化人，肯定会一边大搓其手，一边沉重地这么讲道： stultum facit fortuna quem bult perdere.这不过是那狡猾的R的一个陷阱，可这驻伯尔尼的可怕少校却硬是往下去跳。至于阿显顿的工作嘛，就只是往那里一坐，一事不做，也就行了。当他想到R那里是如何把自己当个傻瓜来耍，他也只能发一苦笑。

“我跟那个局的主事人倒还是挺熟惯的，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为你出具一封推荐函由你面交给他。”

“我想要的正是这个。”

“不过我只能据实而言，我必须说明，我只是在这里才结识上你，而且认识的时间也只有两周。”

“那是当然，只是除此之外，其他对我有利的话你也总得为我添几句吧？”

“那自然不在话下。”

“我还弄不太清我能不能得到签证。据我听说他们在这方面还是事满多的。”

“我也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我会相当反感的，如果我要回国也不肯发我这个。”

“我该回去看看内人的病情了，”说着凯伯便突然站了起来。“什么时候能得着你那封信？”

“随你方便吧。你马上就要成行吗？”

“当然是越快越好。”

凯伯告辞走了。阿显顿又继续在大厅里坐了一刻多钟，以稳定一下情绪，然后便回屋写信。一封是给R的，向他汇报凯伯即将去英；一封是向伯尔尼的使馆方面提前打下招呼，凯伯前去签证时立即签发给他即是，无需多问；这些他都立即发出。当晚饭再见到凯伯时，一封亲切的介绍信已递到他的手里。

第三天上，凯伯出发了。

阿显顿只有等了。其间他仍在继续上课，并在凯伯太太的认真教导下德语已讲得更自然了。他们不断在谈论着歌德与温克尔曼，谈论着艺术、人生与旅游。弗利兹这时就蹲在她旁边。

“它想它主人了，”说着，扯扯它的耳朵。“它只跟他亲，它还将就我是因为我是跟他在一起的。”

每天课后他都去一趟库克旅行社，看看有无他的来信；他的一切邮件都是从这里收到的。在接到新的指令之前他不能马上走开，不过可以想见R也不会让他在这地方再闲住多久了。不久他就从驻日内瓦的领事的来信获悉，凯伯已从那里得到签证，刻已赴法。读到这个，阿显顿即跑去湖边转了一遭，回来的路上正碰见凯伯太太从旅行社出来。他猜想她的信件也都寄发在这里。他走上前去。

“收到凯伯先生的信件了吗？”

“还没有，我想现在还不太可能收到。”

他陪她一道回来。她有些失望，但还不到焦急的程度；她明白那时候邮件的到来是不太按时的。但第二天上课期间他明显看出她巴不得能早点把课结束。邮件的到来是在中午，所以差五分钟就到十二点时她看了看表，也望了望他。虽然阿显顿明知她根本不会再接到任何信件，还是不忍心让她的一颗心老是这么悬着。

“是不是今天已经上得差不多了。我敢说你一定想马上就去库克那里。”

“谢谢。你挺能体贴人的。”

当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也去了那里时，发现她正在那办事处的屋子中间站着。一脸神气已经不对劲了。她气急败坏地对他嚷叫道：

“我丈夫答应过一到巴黎就往回邮信。我敢保险，一定有我一封信的，可那些愚蠢家伙竟说没有。他们太不细心了，真是骇人听闻。”

阿显顿也不知该说什么才是。当办事员又在查看那包裹里有无阿显顿的来信时，她再次来到了柜台前面。

“法国发来的下一个邮班什么时候到？”

“要来就是下午五点。”

“那我到时候再来。”

说罢扭头就出去了。弗利兹夹着尾巴跟在后面。毫无疑问，恐惧已经袭来，她感觉到出事情了。第二天上午她的样子更可怕了；她恐怕一夜都没睡；所以课程上到半截，她猛地便站了起来。

“只能请你原谅，索莫维尔先生，今天的课上不了啦。我不舒服。”

还没等阿显顿说出句什么，她已经急冲冲地跑出房间去了。晚上他收到她的一个便笺，通知他说，她很抱歉课无法继续上了。原因她没有说。之后也就再见不上她；她不去餐室用饭；除了午前午后去库克那里外，显然她全天都足不出户。可以想见，她会一连好多个小时地往那里一坐，一颗心时时都在被那可憎的恐惧啮食着。谁能对她不感到惋惜？就是他自己这时间也长得不好打发。他读了不少东西，作品也稍稍写点儿。他还租了个皮划子，也到湖面上去荡荡闲桨。终于某个上午库克的营业员递给了他一封信。是R寄来的。表面上就是一封普通的商业信函，但字里行间却大有文章。

敬启者业已开始。发自琉森之货并所附来信均已妥收。指令执行及时，感荷无暨。

总归即是如此一股腔调。R的高兴自不待言，阿显顿也不难想见，凯伯早已遭捕，此刻谅已为其罪孽付出代价。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一幅记忆里的可怖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眼前。清晨。一个寒冷灰蒙蒙的清晨，还飘着细雨，一个男子，眼睛蒙着，贴墙而立，一名面色苍白的军官一声令下，一阵排射，射击队中一名士兵，扭过身来，倚着枪柄，吐了。军官脸色更白，而阿显顿，他已快晕过去。凯伯那时会有多害怕！当汗水不住地淌下面孔时又有多吓人。阿显顿振作了一下。他去了票房按指令购了一张去日内瓦的车票。

等着找钱的工夫，他又见着凯伯太太走了进来。那模样吓死人了，头发凌乱，面如土色，眼皮上一道道的深圈，煞白得不成人形。她摇摇晃晃地凑到柜台前面，还是问信。工作人员摇了摇头。

“对不起，太太，还没有来。”

“可再找找，找找，能保险吗？再找一回。”

那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让人心碎。工作人员耸了耸肩，把那格子里的信件全取了出来，又翻检了一回。

“没有，还是没有，太太。”

她发出了一声绝望的粗嗄喊叫，面孔已因苦痛而扭曲成一团。

她转过身来，疲惫不堪的眼眶里仍在不停地流着泪水。一瞬间她突然成了盲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不知该往哪儿走。接着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弗利兹那条狗，本来蹲在那里，突然扭过头来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哀号。凯伯太太见状大怖，无异精魂脱体。这一来也好，多少天来一直在心悬不下，一直在抓心挠肺的那番疑虑，此刻已不再是疑虑了。她全明白了。她跌跌撞撞地胡乱冲到了街上。

十一

幕后记历

当阿显顿被派赴X市而举目四顾时，他不能不感到，目前他的处境是复杂微妙的。X市为一参战的重要国家之首都；但这个国家却处于分裂状态；其中一大政党强烈反战，另外革命在此地也有发生的可能，即使不是迫在眉睫。阿显顿行前所得指示是，前往考察一下此处尚有何能为或可作何争取，然后据此提出建议，并在建议获得（派送他的高层人士）批准后，立即付诸实施。他此来不仅身携巨款以供其支配，英美两国大使亦均被关照过，盼能对之提供权限所及之各种便利。不过阿显顿也受到叮嘱，凡事知悉便是，而不得外传，尤忌因口边不慎而将不便此两列强官方代表所应与闻之事宜泄露出去，以致造成难堪局面；再有，既然他还要务在身，有必要对与那执政党处于剑拔弩张状态的另一政党私下予以支持，而此执政党派复与英美双方之关系颇形融洽，故阿显顿更得遇事谨慎，决不张扬外露。那位高层人士殊不欲两位大使察知，竟曾有一无名特工被派去其间，从中作梗，以干扰其行事；他们定将因不堪其辱而大为不满。另一方面，有关方面也考虑到，能在反对营垒之中得一代理之人亦诚大佳事，如此则遇到风云突变，自不难使此党因手握巨资而深得其新上台人之信赖。

然而当大使的每每对其个人之尊严矜持强调过甚，于自己权威遭侵一节其嗅觉尤表现得异常敏感。当阿显顿初抵X市对英驻该国大使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作一工作性的访问时，他所受到的一番接待，在礼数上虽绝无一丝可以挑剔，但其热情之低，北极熊遇上也必凉透脊背。赫伯特爵士者，职业外交家也，向于此行道研练有素，其个人修养之圆到娴熟，人所共仰。他对阿显顿此来之公干并无一语问及，因他清楚他将得不到正面回答，但口风语气里面已足够使对方明白他不过在做愚事。在谈到曾派阿前来的那些高层人士时，口气容忍之中不乏酸刻。他对阿显顿讲，他已接到知照，对他提出的需要帮助之处定将予以满足，此外何时有事找他也只管明说即是。

“我还接到了一项较为奇特的要求： 一、 要将你的电文按你的密码（这个肯定已经给过你了）替你发出；二、 将以密码寄给你的电文转交给你。”

“但愿这种情形不会太多吧，爵士先生，”阿显顿答道，“我当然明白这种打密码和翻密码有多烦人。”

赫伯特爵士一晌无话，因这一回答并非是他所要的。他站起身来。

“请来我办公室一下，让我把顾问和秘书都介绍给你，你有电报要发时找那秘书就行。”

阿显顿随他走出接待室，在他已被介绍给顾问之后，大使勉强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

“希望不久还能再见到你，”他稍点了下头，便离开了。

对这番招待，阿显顿倒也能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他的身份本来便是要退居隐处，他并不想因官方之厚遇而将注意力引向他自己。但当这同一天午后他又去美国大使馆拜会时他才明白何以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会对他如此冷淡。美国大使为威勃尔·沙弗先生，堪萨斯市人，他之得此委任亦系出于对其长年政绩之考虑，而授官之际尚不知战事已迫在眉睫。他生得高大粗壮，虽已过盛年，鬓角苍苍，但保养得当，仍然精力健旺，逾于恒常。从相貌上看，只见他脸额宽阔、肤色红润、鼻子扁平、下巴微突，露坚毅之气，再有面部则刮洗精光，但其表情特形活跃，不时地扭曲成种种古怪滑稽鬼脸，仿佛那不是普通的肉，而是由一种可用以制作暖水瓶的红色印度橡胶所长成的。他满怀热情地去迎接阿显顿。这是一位乐呵呵的痛快人。

“我想你已经见过了赫伯特爵士。而且我敢说，你已经惹翻了他。试问华盛顿和伦敦那方面是何居心，竟然通知我们要代发你的密码电报而其内容则不让我们知道？你该清楚，他们是无权这么干的。”

“不过，大使阁下，他们之所以如此也无非是为了省时省事罢了。”

“好吧，那就说说你此行的使命是什么？”

这个问题当然是阿显顿不准备回答的，但从礼貌上讲，明说不便回答也不合适，于是他只打算给他这样一个答案，从中大使将什么也得不到。他已从面相上看出，沙弗先生虽也不愧为一位大有才干之人，甚至对总统选举这类大事也足以起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难说，至少单凭肉眼观之，具有他目前重任所必需的那种相应的机敏。他给你的印象只不过是一名爽直痛快的好好先生，其爱好是好吃好喝。如果阿显顿是在跟他打扑克牌，那他就得加上几分小心了，但是论到眼前这类事情，那他就会有一切无事的安全之感。于是他便以笼统抽象之词就目前世界的局势作了些泛泛之谈，而且还没等谈了多少就立即询问起大使对这一切的高见。这实在无异于对战马的一声军号： 请听吧，沙弗先生已经向他发表起演讲来了，而且一讲起来便是滔滔不绝，毫无停顿，一连气讲了不下三十分钟，因而等到最后因疲惫不堪而不能不停下来时，阿显顿正好在对其盛情接待大表了一番感谢之后而安全告辞退去。

阿显顿已盘算好，目前先避开和搁过这两位大使一段，而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上去，因而不久一套作战方案便已形成。但偶然的机会却使他竟因为赫伯特爵士做了一件好事而又被卷进同这位官员的交道里去。上文提出过，沙弗先生好像更是个政治家而非外交家，而他的看法见解的分量也更主要的是来自他的高位而非他的高明。他自己对他目前所攀上的高位的看法不过是： 正好借此机会对一切人生之乐大大享受它一番。但因其放纵过甚与漫无节制，他的躯体已呈现不支，渐露颓相。他对一般外事知识的不足固然多少也会使他的看法有所贬值，但他在协约国大使们联席会议上大打其瞌睡的情况更使他干脆便难以形成任何看法。据说他目前正陷溺于对一瑞典国美妇的风流事件之中，此妇美固美矣，无如其过去经历若从情报角度观之，则属可疑分子。她一向既与德人关系极密，因而她对协约方面所表之同情便很难令人相信。沙弗先生既无日不与渠会面，当然会没少受其影响。当时已出现过某项某项绝密信息竟不时地被泄露出去的不妙情况，因而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否沙弗先生在其每日交往过程中因言语不慎致使所谈种种迅即为敌方总部掌握。当然没有人会丝毫怀疑沙弗先生的忠诚与爱国热忱，但其不够审慎则不能排除可能。这本是一件不易处理的棘手事件，但因事关重大，华盛顿方面对此之不安亦殊不下于伦敦与巴黎，于是阿显顿遂被唤来解决这一难题。当然此番被调来X市以完成此项任务也并非仅是他光杆一个，他手下便有一名精明强干乃至相当果敢的办事衙役，一个名唤何巴图斯的波兰加里西亚人。经与此人商量方才得知，介入的机会来了（当然也是多凭运气之偶然惠顾，而这类情形在情报业中也属偶尔有之）。情况是这样的，这位瑞典贵妇的一名贴身女侍突然病倒，但这位女伯爵（她确是这样的一位贵妇）却非常幸运地能立即从克拉科夫的郊区另聘到了一名异常理想的女士。此人战前曾一度在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那里任过秘书，因而此次干干保姆自然不在话下。

其结果便是，每隔两三天阿显顿都会从这女士那里接到一份文笔通顺的报告，内容全是关于这位贵妇卧室房帷间的活动情况；虽说阿显顿从这里未能获得足资印证所生谣传的任何材料，但报告里提到的另一情况在他看来却价值不低。从女伯爵为此大使所设之精雅小宴上所流露出的谈吐来看，他对其英国同僚似乎还积怨颇深。他抱怨说，他与赫伯特爵士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纯官方性的关系。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那名可憎的英国佬一身拿拿捏捏的臭架子早就厌烦透顶。他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子汉，一名百分之百的美国人。那些繁琐不堪的外交规矩礼节对他又有鬼用处。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坐到一起，也像两个平常人那样，痛痛快快地聊上它一通？血比水浓，他就是这个看法；只要他们能坐到一起，就在穿着件衬衫，喝着瓶黑麦酒的工夫，一切就会全谈妥了，这样对这场战争的打赢岂不比整套的外交程序和手套鞋罩什么的要强多少倍吗？云云。

好了，显然目前这两位大使之间还不曾达到完全的融洽一致是很不理想的。因此阿显顿认为该去见见赫伯特爵士了。

他被引入爵士的书室。

“阿显顿先生，我能为你再办点什么？我希望你对目前种种还能够相当满意。我了解你曾使电报线路一直忙个不停。”

阿显顿在就座工夫，仔细望了大使一眼。大使此刻正漂漂亮亮的一身剪裁合体的燕尾服坐在面前，黑丝领带上一颗美丽珍珠，条纹素雅而明显的灰裤之上折缝笔直，一双溜尖的漆皮鞋更是锃亮崭新，仿佛还未上过脚。你无法想象他也会一件衬衫就去喝那姜水威士忌的。他体格修长细挑，正是那种最宜于彰显现代服装之美的标准身材。另外他坐有坐相，舒展端庄，仿佛正在为一帧正式肖像作样；虽说不免冰冷乏趣，但也确实无愧为一位漂亮人物。他整洁的灰发作偏分式，苍白的面部刮得净净，暗灰眉睫之下，鼻挺而直，眼秀而美，均刻画精致，口与唇想当年也必曾饱满肉感，但如今则已抽缩成只带点戏谑味之坚毅表情，唇也偏白。总之这副贵相离开若干世代之教养熏陶怕是培养不出的，只是你休想指望它也能表露一丝真情，或哭得拧成八遭，充其量也不过唇边一动，泛出一点微嘲而已。

阿显顿此时确实难免有些诚惶诚恐。

“我此时确实非常担心您难保不认为我这是在干预一些原本不属于我自己的事务，爵士。我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您会喝令我不要多管闲事。”

“我们看吧。请讲下去。”

阿显顿把上述情况讲了一遍，大使也一直在注意细听。讲的过程中对方的一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他深感他自己的不安显然掩饰不住。

“你是怎么发现这一切的？”

“我自有我寻获点滴信息的一些办法，这些有时候还有点儿用的。”

“是的。”

赫伯特爵士一直在保持着他那种目不稍瞬的凝视，但阿显顿突然间奇异地观看到，那钢铁般坚毅的目光里竟泛出了一丝浅笑。那凛冽骄矜的面孔一刹那间也变得相当迷人。

“还有一件小事不知你肯不肯也一并赐教？请问一个人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当个‘平常的人’？”

“我担心在这件事上谁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大使阁下，”阿显顿庄重地答道。“我认为，这乃是出于上帝的一种恩赐。”

光彩一下从赫伯特的眼神中消失掉了，但身上的礼貌却仿佛比阿刚被引进房间时有所增加。他站起身来，伸出手去。

“你肯前来告诉我这一切实在是做得太正确了，阿显顿先生。我一向对自己的要求太放松了。我竟然把这么一位绝不该得罪的善良好人也给得罪确实是太说不过去。我一定要竭尽一切努力加以补过。我今天午后就要到美国大使馆去赔罪。”

“只是无需过于正式隆重吧，爵士，如果我也不揣冒昧奉劝一句。”

大使的眼里顿时重又焕放出了光彩。阿显顿不免觉着，他终于快有点儿人味了。

“可我除了正式隆重，阿显顿先生，再干不了别的。这也是我的一大不幸，但禀性难移，我也无可如何。”正当阿显顿即将告辞离去之际，他忽又补了一句：“噢，顺便说一句，不知你肯不肯赏光于明晚前来和我共进晚餐。黑领带。时间八点一刻。”

也不问阿显顿答应没有，他便认定这事已经妥了，于是点首送客，再次端坐在了他那张大办公桌那里。

十二

大使阁下

阿显顿一想起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所邀他来赴宴的这桩事，一时心下是不无顾虑的。黑领带谓何？一次小宴而已，人数定不会多，无非其夫人安女士（其人阿尚未见过），至多再有一两名年轻秘书。可以想见，席上不会有多热闹。很有可能饭罢即将玩牌。但据阿显顿所知，职业外交家照例牌艺不精： 所以会是如此，其原因也不难想见，此类人物所具有之一番博大心志固亦不屑于浪置虚抛于此类琐细之客厅游戏。从另一方面讲，他又对一名大使于其燕居闲处之际的非正式的一面不无相当之兴趣。因为显而易见，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绝非一般常人。论相貌论气度，此人均无疑为其本阶级之无上楷模，因而一旦有幸遇上某一熟知类别之典型范例，自将是大可玩味的快事。此公即是一般人理想之中一名大使之标准形象。他身上的一切可谓均恰到好处，因而其中之任何一项只需稍稍予以夸张，其人定将立即沦为滑稽角色一名。他离可笑之讥，其间几不容发，因而面对这副观瞻，正如面对在眩人的高处展示其绝技的走钢丝演员，几乎会令你闭过气去，舌咋不下。他显然是一位性格坚毅的人。他在外交界的升迁迅速，虽说无疑同他与名门望族之联姻不无关系，但一番夤缘际会却更主要凭其出色业绩。他懂得何时便该坚决，何时又该通融，而坚决与通融俱能各合其时，各适其宜。他的礼仪风度也均妥帖得体，无可挑剔。他能说六种语言，操持起来不感吃力，而又精确；他有着一副逻辑与清晰的头脑。他向来有胆量将他的一些事情想深想透，但却并不把这些认识简单付诸实施，而是一切斟酌实情，权宜行事。他在五十有三之年已经登上在X国的这个高位，而身处该国一由战火二由内讧所造成的极端困难局势之下仍能应付裕如，则全凭其手腕、凭其信心与大无畏之精神，这后者至少下述一事足堪证明。一次暴动期间，一批革命党人曾闯入英国大使馆内，这时但见赫伯特往楼梯口处当众一立，居然凭其凛不可犯的义正词严的喊话（尽管若干支手枪没少朝他比划），硬把这些人叱退回去。其临危不乱于此可见。不难想见，迨到他未来致仕之时，他肯定早在其巴黎驻法大使任上了。所以对于此人你不能不深为服膺，至于能否广得人缘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显然属于前朝维多利亚时代的外交家类型，往往堪当重任，而他的那种矜持或自恃，虽说有时不能不染上相当的倨傲意味，但以办事成效而论，仍不得不承认尚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

当阿显顿驱车至大使馆门前时，两扇大门业已洞启，恭候于门首的为一健硕端重的英国管家并仆役三人。他当即被引上一华贵楼梯，按此楼梯即前所述之戏剧性事件发生处，然后被肃入一间广阔巨厅，厅内罩灯并不甚明亮，但他一眼便瞥见周围之家具俱属庞硕庄重式样，壁炉架的上方悬挂着英王乔治四世身着加冕礼时的华衮服饰的巨幅画像，其下则一炉熊熊旺火正光映左右，而当来客姓名通报后，正深陷于炉侧沙发上的主人已闻声徐徐起立，从容迎上前去。他的步态极美，虽只着简便餐服（按这类夹克式的便装一般都不太容易穿得像样），但衣服穿在他的身上便同样地不减高贵。

“我内人听音乐会去了，但她过一阵儿还会回来，她很想与你结识。我没有再请别人。我只想和你一人竟此一夕之欢，以深得其en tête之乐。

阿显顿虚虚客气了两句，但一颗心却咯噔一沉。他不敢想他将如何挨过与这位主人的这番（至少得两个小时的）单独会晤，原因是此公总是让他——这点也无庸讳言——感到异常地羞怯和不自然。

厅门再启，进来的是刚才的那位管家与一名仆役，都双手端捧着沉甸甸的白银托盘等。

“我总好在饭前先喝上杯雪利，”大使道，“不过如果你已经养成了那种好喝点鸡尾酒的野蛮习惯，我倒也可以提供给你一种似乎应叫作干马蒂尼的酒。”

虽说阿显顿在天性上乃属于腼腆一流，但他并不甘心在像目前这类的细事上也全都得一味地唯唯诺诺，于是他抗声言道：

“我是要与时俱进的。当你能够喝上干马蒂尼时你还是非要喝雪利不可，那岂不就像是当你能坐上东方快车时还要去搭乘那驿站马车吗？”

就在这么杂七杂八闲扯的工夫，一阵响声把谈话打断了，两扇房门忽地大开，同时报上了一句： 大使的饭菜已经备好，敬请入席。于是他们步入餐室。餐室房间宽敞，六十来人在此同时进餐应没问题，但此刻中间仅设置了不大的圆桌一张，特便宾主亲密叙谈。这里有巨大的红木餐柜一具，遍放各式金银名贵器皿，餐柜上方，亦即此时阿显顿之对面，高悬于此的乃是一帧坎纳莱托的精美画作。而壁炉架的上面则是一幅维多利亚女王少女时的画像，像身为真人的四分之三，不宽而执着的头上戴着一顶不大的金冠。筵席的服侍者仍是那位体胖的管家与另三名高个仆役。这给阿显顿带来的印象是，这位大使颇能（按其所特具之饱富教养之方式）以生活于豪奢之中却毫无所觉一事而自鸣得意。本来这次宴请也完全可以并不设在这座官邸，而是只在一处乡间的私人住宅便足够了；这也属于他们例行的一种礼节，豪华而不炫耀，而它之所以能免遭人讥也主要因为这一行事也是久已有之，符合着一种旧日传统。但是这一经历带给阿显顿的却别是一番滋味，因此刻盘踞于其脑际的乃是，就在使馆之外（和这里不过是一墙之隔）却判然是另一世界： 那里躁动不安乱乱纷纷的民众随时随刻都有爆发出流血革命的可能，另外距此不到三百哩之遥的地方，战壕中的士兵此刻正躲进地下掩体，以避酷烈寒冷和无情炮火。

其实阿显顿原来生怕谈话进行不下去的担心是多余的，怕赫伯特问他的使命为何的顾虑也很快便被驱散。大使此时对他的一副态度正仿佛是，如果一名英国旅人正持一封介绍信来求见，而他不过是以礼相待罢了。看到这种情景根本不像是周围还正进行着一场恶战；他也就很少涉及到这个，而且即使涉及到，也不会有什么不得了的，好像提都不敢一提。他谈的主要是艺术和文学，同时也就证明，他个人读书极勤，而且趣味广泛，而当阿显顿谈到一些与自己有着直接交往的作家时（而这些大使只是通过其书本才知道他们的），大使也颇能以一副纡尊降贵的友好态度在注意听着，正如世上的大人物们对艺术家的那种态度（不过大人物也偶尔会画上几笔或写上本书，而这时他们身上的那名“艺术家”也就找回了几分尊严）。他有一次还顺便提起了阿显顿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但却毫没涉及到他这位客人的作家身份。阿显顿对此礼貌表示当然不无察觉。阿显顿一般不喜欢人们和他讨论他的作品，因这些一旦写就，他已经对之兴趣不大，而对他的当面表扬或批评都会使他感到不安。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很懂得保持客人的自尊，既向他表明了自己曾读其书，但又免除了因表达己见而给他带来不适。谈话中他谈到了不少因职务所需曾驻留过的国家，和他在伦敦以及一些别的地区所认识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是阿显顿也认识的。他一番话讲得非常漂亮，而且也透着聪明，其间庄谑杂出，全然无异幽默。阿显顿决不感到席间有何枯燥，但也难谓多么精彩。阿显顿肯定会兴味大增，如若这位大使并非是凡有所谈，所谈必是那正确的话，那聪明的与该说的话。阿显顿深感，如果自始至终都得竭心尽力去应付如此高贵的一副心智，那可未免太费劲了，因此巴不得这场交谈能更快地转入那“衬衫阶段”，甚至比方说吧，能把两只脚也放到桌上！当然这个是办不到的。他没少想到，一旦饭菜已毕，他将如何体面地去告辞撤退。因为十一点时他还同何巴图斯有个约会，地点在巴黎旅馆。

晚宴既毕，上咖啡了。赫伯特对佳肴美酒是在行的，因而阿显顿不能不承认他一餐吃得极好。咖啡之后继之以甜酒，阿显顿饮了一杯白兰地。

“我蓄了些陈年的本笃酒的，你是否尝尝？”

“跟您说老实话吧，我认为只有白兰地这种酒才值得一喝。”

“我也弄不清我该不该同意你的看法。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要让你喝点比这还好的东西。”

他马上吩咐管家去取这酒了，只一晌，一只还挂着蛛网的酒瓶与两只特大酒杯已捧上桌面。

“我并不是想要吹嘘，”大使在看着那金黄的佳酿注入到阿显顿的巨觞时这么说道，“不过我敢说，如果你喜欢白兰地，你也会喜欢这个。这是我在驻巴黎大使馆短期任顾问时弄来的。”

“我最近和你的一个接班人还颇有过一些交道。”

“和白尔灵？”

“是的。”

“你认为这白兰地如何？”

“当然是好酒，好酒。”

“那你认为这白尔灵如何？”

问题问得突然。酒和人就这么排着，实在未免滑稽。

“噢，我认为他可是不太聪明。”

赫伯特爵士倚在了椅背上，双手握着那只巨杯去仔细品味品味它的香醇，并从容环顾了这间广室一遭。这时桌上已收拾得别无杂物，宾主之间只留下了一盆玫瑰。仆役在撤去时将电灯也都关掉，这时室内只剩下了几上的烛光和壁炉的火光。尽管房屋面积广大，居处其间倒也悠闲舒适。此刻大使的一副目光正停留在壁炉上方悬挂着的那张确实神采奕奕的维多利亚女王像上。

“我也非常不解，”他终于迸出一句。

“他恐怕是不能不离开外交界了。”

“我也担心会是这样。”

阿显顿立即给了他探寻式的一顾。他恐怕是最无可能对此君稍具好感的。

“不错，处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接着道，“他的必须离去外交界也是势所必然。我很替他惋惜。他是个能干之人，会有人怀念他的。我觉着他还是有前途的。”

“我也听到过类似说法。我还听人说过外交部里的人还是很器重他的。”

“他的不少才能在这个可说相当清冷的行业中还是满有用的，”大使道，微笑之中透着一副冰冷而审慎的态度。“他一表人才，绅士一位，仪态风度俱佳，能操一口流利的法语，一副头脑也生得不坏。他本可以干得更好一些。”

“可惜他竟把这种种黄金般的机会都浪费掉了。”

“据我听说，战争结束后他就要进入到贩酒行业的。你看巧不巧，他所即将代表的那家公司恰好正是我购到这种酒的地方。”

赫伯特爵士把酒杯凑近鼻尖，细细吸了口那酒的芳醇。接着他又将目光移注到阿显顿的身上。他的那种看人的方式（而每逢这时他往往是心中别有所思的），给人的印象却是，他竟然把他们看成了某种特殊的然而却是令他讨厌的虫豸而已。

“你见到过那个女人吗？”

“我曾和她与白尔灵一起在拉鲁吃过饭。”

“那倒有趣。她长得如何？”

“妙极。”

阿显顿接着即将她的外貌等向其主人作了一些描述，但他的一半心思仍沉陷在白尔灵初次在此大酒店里将他介绍给那女人时的一番情景。他对这位久已闻其芳名多年的出色女人当然兴致不低。此女自称其名为露西·奥本，至于其真实姓氏为何则鲜有知之者。她初去巴黎时为某舞蹈团之一名成员，此团之名称为“快乐女郎”，其演出地点常在红磨坊歌舞厅，但她的绝世艳色立即引起人们对她的痴迷，因而一名富有的法国制造商一见便坠入其情网。他奉赠给她华宅一所，珠围翠绕地将她供养起来，但她在物质上对他的无厌诛求，时日一长便使他感到其财力竭蹶，难乎为继，于是不消多久便已数易其主，而且迅即成为红遍全法的一流交际花。她的开销是巨大的，她把因她而破产的众多仰慕者根本便不当回事，而是只觉其好笑。她的穷奢极侈即使最富的人也会难以支撑。战前有一次阿显顿在蒙特卡洛见着她一席之间便输去了十八万法郎，这在当时可是个数目了。只见她往那大桌上一坐，周围挤满着好奇的看客，就将千元大钞（法郎）大把大把地抛了出去而仍然那么镇定自若，这的确是太羡煞人了，如若这些钱输的全是她自己的。

当阿显顿初次见到她时，她就一直在过着这种放荡的生活，也即是说，每晚都是这么彻夜狂舞豪赌，每天下午大都是在跑马游逛，而到那时已是其第十二三个年头，因而她当然已不再年轻，但却一点也不显老；她那水灵的眼睛周围还几乎见不着一丝的鱼尾纹。令人尤不可解的是，尽管她一直在过着这种狂热的、无止无休的、全然昏天黑地的放浪淫荡生活，她却保持着一股处女般的淑贞气息。当然这也是蓄意培植出来的。她本来就天然丽质，生着一副娉娉婷婷的绝妙身材，一头丰发又总是巧扮得那么纯净，她发作棕色，但发式绝简。再加上她那椭圆面庞、秀鼻、明眸、皓齿等等，她真个便是安东尼·特罗洛普小说里的那类动人心旌的迷人女主人公。她实质上即是久已储之人们胸臆中的那种美女形象被推至其绝致，因而一旦见着定将使人意气顿消，如亡魂魄。她的肌肤也同样动人，白里透红，如其也曾敷粉的话，那也纯出戏谑，而非必需。她身上散放出的朝露般的纯真气息不仅摄人心魂，也往往是人料想不到的。

阿显顿当然听说过早在一年多以前白尔灵就是她的情人。她既已如此的名声藉甚，只要和谁有染，新闻的光束就会立即集聚到谁的头上。但在这桩艳闻上那热议之多又迥过于通常情形，原因是首先白尔灵绝非是个有钱的人，其次露西·奥本的一番蜜意也从不施之于囊无硬货之穷措大的。难道说她这次是对他动了真情？这似乎是难以相信的，但除此之外又能作何解释？当然白尔灵这个年轻人哪个妇女见了也是会爱上的。他还只不过三十多岁，身材修长，容貌甚都，举止动作那么标致。一副仪表那么潇洒，路上行人见了无不回过头来，只盼能再多看上几眼；但与一般漂亮人物不同的是，他对他自己所造成的深刻印象竟浑然不知不觉。当人人皆知他即是这位交际花的amant de cœur（这个词要比我们英语的fancy man漂亮得多），这时引起的反应是，在众多女性为羡，在众多男人为妒；但当谣言传来他即竟要娶下她时，这可吓坏了他的每个朋友和笑坏了每个闲人。另外消息还说白尔灵的上级闻讯曾追询过他传闻是否属实，而他却供认不讳。压力立即向他施来，要求他打消这个荒唐念头，否则后果堪忧。他曾受到告诫，一名外交人员妻室的肩上是担负着种种社会义务的，而这些露西·奥本均将无力去完成。白尔灵对此的回答是，他也早就有了离去岗位的准备，一遇合适机会当即提出辞呈。各方敦劝他都不听，各种反对他也都不理；可见他迎娶此女之决心已定。

阿显顿初次见到白尔灵时，他对白并无太多好感。他觉得白不平易近人。但因工作关系不得不屡次同他碰头，他逐渐发现他的那种迂远的态度只不过是为避去其生怯而已，于是在稍稍混熟之后，他倒反而被他性格中一种罕见的温馨所迷住。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仍不出纯公事的范围，所以当某日白邀请他前去赴宴以见见奥本小姐时，他不能不感到一惊，心想这是否也与外界已渐对白有所冷落不无关系。去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次邀请纯出于这位女士的一番好奇心理。接着当他得知女士居然还抽得出时间（而且似乎还不无赞赏地）读了他的两三种小说时他当然又是一惊，但他那一晚上得到的惊喜还不止此。因为平日所过的主要仍是一种恬静勤奋的笔耕生涯，他对高级色艺界的柳巷花街并不曾太多涉足，而一代交际花在他也是仅闻其名而已。使阿显顿不能不稍感吃惊的是，他发现眼前这位露西·奥本在风情与气度上竟然与梅菲尔那里的漂亮人物无大区别，而这些他虽可说稍较熟稔，但也是来自书本的知识居多。或许她只不过是更爱取悦于人而已（的确她的可爱性情之一便是对正在和她交谈的人能表现出莫大兴趣），而这其中也别无更多做作成分，另外当她讲起话来时也同样属于聪明谈吐。在她身上见不到社交界那些不佳风气的沾染。或许她本能地感到她的一张秀口不应被一些脏话所玷污；也或许她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乡间的纯朴。她与白尔灵的一番热恋是显然的，因而见到了一双情侣的真情流露总是很感人的。当阿显顿起身同他俩告别并与她握起手时（她执着他的手时，她蔚蓝色的星眼也正好与他相对）只听她讲道：

“等我们在伦敦安居下来，一定别忘记前来做客，不会忘吧？你晓得，我们这就要结婚了。”

“那我恭喜你了，”阿显顿说。

“应该还有他吧？”她笑道。而那一笑，真真是天使般的，透露着破晓时分的爽冽澄鲜与南国早春的销魂温柔。

“你从没有在镜子里照照你自己吗？”

阿显顿叙述这次宴会的过程中，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一直目不转睛地在注视着他（这事他想来也不无一定的滑稽），冷峻的目光中从未绽出一丝笑意。

“你认为这事是不是一大成功？”他这时问道。

“不。”

“为什么不？”

这一问也使阿显顿吃惊不小。

“为什么不？一个人娶女人时，他娶进来的不光是这个女人，而是也同时娶进来了她的所有的朋友。你能想象到今后白尔灵都将会同哪些人打交道吗，声名狼藉的涂脂抹粉的女人、在社会上从不上等的男人、各式各样的食客寄生虫、闯江湖撞大运的投机者冒险家？当然他们也许会十分有钱，就拿她说吧，光她那些珠宝也能值上它十万八万，有了这个他们就不愁在伦敦的波希米亚招摇过市，大出其风头。你不可能没听说过所谓的社会黄金边缘区吧？当这类有着恶声的女人一旦从良而攀上了高枝，她立将赢得其同伙人的极大尊重；她拨动了机关，抓着了活人，她也成了显贵，开始受到社会景仰。可那男的又捞到了什么？只有嘲笑。不用提一般人了，就连她自己的好友，那些巫婆鸨儿，连同她们的面首姘头，乃至那些给奸商胡乱拉人以便从中抽头一成的下三滥，就连这种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成了冤大头。处此环境之中，一个人如果还想从容不迫，应付裕如，那就非得是大智大仁大德大勇，否则决办不到。再说这事能长久吗？一个过惯了烟花生涯的女人将来能安于室吗？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产生厌烦，变得不安起来。热恋又能热上多久，它不会凉吗？你认为白尔灵将来就不会感到悻悻然，一旦色衰爱弛，比比他眼下的景况与被他断送了的前程？”

惠泽斯朋又将他那陈年的白兰地呷了几滴，然后以一副好奇的神情望着阿显顿。

“我也说不太清如果一个人做了他非常想做的事然后便一切听天由命算不算得上是个聪明人。”

“但是如果最后还能当上大使，那也算得上是称心如意了吧，”阿显顿应道。

赫伯特爵士闻言只是淡淡一笑。

“白尔灵的情形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在外交部做小职员时的一个年轻人。我现在不想直指其名，原因是他目前在这个部门已经极有声望，备受尊敬。他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不过成功的仕途上总会有些东西十分荒谬。”

这后一句话让阿显顿竖起眉毛，它从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的口中冒出殊为意想不到，不过他没言语。

“他是我的一个同事。一个精彩人物。我认为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而且人们从一开始就断言他前途不可限量。我也敢说他身上充分具备着做好一名外交官员的一切条件。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与水手之家，虽称不上特别优越，但社会地位也颇不低，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在上流社会中如何行事，既不莽撞笨拙，也不怯懦畏缩。他读书极多，对绘画也感兴趣。我敢说他也表现得有几分可笑；他有些好迎合形势潮流，他太好追赶现代时尚，所以当高更和塞尚还不大为人们所知时他已对其画作趋鹜极甚，透着狂热。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一定的市侩作风，出于一种故意要去惊世骇俗的虚荣心理；不过内心深处他对艺术的钦佩仰慕倒也是一本至诚的。他崇拜巴黎，所以一有机会便跑了过去，然后往那拉丁区里一住，从而大得与许多画师与作家们摩肩接踵之便。按照当日这类士绅的惯例，这些人对他倒也稍能屈尊接纳，因为他也不过是个外交帮办，另外也没少笑话他，因为他显然还是一副绅士架子。但是他们也喜欢他，因为他能耐心听他们的谈话议论，再有当他夸奖他们的作品时，他们甚至愿意承认，虽说他只是俗人一个，但他骨子里还是有鉴赏力的，能识‘真货’。”

阿显顿注意到他话中的微讽，并对他对其本行业的自贬之辞付之一笑。只是他不明白这一大通描述最后是想往哪儿引。当然大使一直停留在这上面也多少是因为他喜欢就这么着，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一时还缺乏勇气去立即进入正题。

“可我这朋友是位谦谦君子。他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还是过得极开心的，而当他听到那些年轻的艺术家和不知名的绰号为胡乱涂鸦者的一番怪论时他也常给惊得张口结舌，他们常把不少已被公认的名声撕得粉碎，而他们极力吹捧的一些人又是连唐宁街最清醒和有修养的文书们也从未听说过的。其实在他心底他也明知这些人不过是一批平庸的不入流的角色，因而每次返回伦敦时他也并不感到有何可惜，而只当成他自己观看了一出怪异的趣剧，而如今大幕既落他也就理应立即返家。我刚才忘记说了他也是雄心勃勃的。他明白他的友人们也都在指望着他有大成就，而他也从不想让他们失望。他对他自己身上的一副才具是完全心里有数的。他也就是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不幸的是他钱财不多，每年进项不过数百英镑之谱，而他父母业已下世，他是既无兄弟也无姐妹。但从另一方讲，没有沾亲带故的利索关系，其本身即是一笔财富。他借此而得以广结有利有用的亲缘的机会正乃无限。这些话语你听来是否会感到此人确实非常俗气？”

“不会的，”是阿显顿对此突然的问题的即刻答复。“凡是聪明的年轻人都会意识到他自己的聪明。他们对其前途的一番盘算中当然会有着一定的现实世俗成分。年轻人各个都野心十足。”

“好了，在这种去巴黎的短途旅程中我的友人有一次结识了一位很有才气的爱尔兰画家，其名为欧麦利。他目前早已是一名R.A.了，常以高价为大法官和内阁大臣们画像，报酬极丰。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他为我内人所作的一幅画像，这画几年前曾展出过。”

“没有。我没见着过。但我知道他是很著名的。”

“我内人对此画非常满意。他的画作在我看来总是那么精致，十分喜人。他总是能把他模特身上的那种高雅气质在画布上展示得淋漓尽致。当他着笔去画一名贵妇时，那画出来就是一名贵妇，而决非是个荡妇。”

“这的确是一种妙艺，”阿显顿道。“如果他是在画一个孟浪的小妮子，他是否也能画得一般无二？”

“他当然也能。只是目前他不想多画这种人了。他那时候住在乞乞米迪街的一间又小又脏的画室里，同居的是一个法国女人，其特点就是你小说里常描写过的那种，他还曾为她作过好几幅肖像，而且也确实很酷肖。”

阿显顿听了的感觉是，赫伯特此刻的描述也过于细了，因而不禁觉得，他的这个迄此为止仍无大进展的友人的故事是否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这他可得好好听听。

“我那友人很喜欢欧麦利。他是个好侣伴，属于那种好饶舌而饶得好的人。他天生地具有着他那民族的那种伶牙俐齿。他是从来嘴不闲的，但在我友人听来，却只觉精彩。所以他最喜欢往他那画室里一坐，眼睛看着他作画，耳朵里听着他对其画技的一通闲扯。欧麦利不止一次说过他要为我那友人画上幅肖像，这使他非常得意。欧麦利认为他——迥出一般，并说这对他自己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能展出一幅至少还有点贵族派头的人物画。”

“顺便问一句，这都是些什么年代的事？”

“啊，三十年前的事了……他们常好谈论他们的前途。于是一次当欧麦利谈到他将为友人画的那幅肖像将来会成功地展出在国家画像馆时，我那友人在心底里毫不怀疑他的像总有一天会进入到那里去的，不管表面上他曾怎么客气。一个傍晚，当我那友人——以后就管他叫布朗吧？——正坐在画室里面，而欧麦利也正在拼命利用着那最后的一线余光来赶完为某个沙龙所绘的一幅他情人的肖像时（这像目前在泰特美术馆），欧麦利突然问他，他是否愿意去和他们一道就餐。他正在等一名他情人的朋友，他情人的名字也顺便提一下，名叫伊丰。如果布朗能来就正好凑够四人一桌。伊丰的这位朋友是个演杂技的，而欧麦利正急于让她为自己当回裸体像的模特。据伊丰讲，此女的身段特妙。这个女人见过欧麦利的大作，因而极愿做这模特，而这桌晚宴就是为把这事定了下来的。这时她正好没有演出。虽然不久又将在蒙帕纳斯娱乐场进行公演，但这几天她却无事可忙，所以当然愿意既能满足友人要求又能挣上几文。这一情况恰好勾起布朗的兴趣，因他从来还没见过一名耍把戏的是何模样，于是也就接受了邀请。伊丰的看法是，他也许会觉得她能对他口味，如果是这样，伊丰可以保险，他将发现让那女的去就和他不会有多大困难。就凭着他那身其貌俨然的英式穿戴以及他的那副端肃神气，她肯定会把他当成一名milord（英国阔老或“大官人”）。我那友人听了只感好笑。他并没有把伊丰的提议太当回事。“On ne sait jamais，”他说道。伊丰则一副捣鬼的眼神在望着他。他继续坐在那里。此时正值复活节时期，天气还很寒冷，但这间画室之内却非常温暖和煦，另外尽管地方不大，东西乱放一气，不成样子，却感觉舒适宜人。布朗心想，他在伦敦的沃弗吞街也有一座小楼，墙壁上尽是十分精良的金属版画，另外古瓷也颇不少，但为何他的那间雅致小屋在居住的舒适与情调的浪漫上就赶不上这个零乱不堪的陋室。

“不久门铃响起了，伊丰迎进了她的那位体态丰满的朋友。朋友的名字好像叫阿丽克斯，进门后与布朗握了握手。她人很斯文，满口都是死板客套，说起话来拿拿捏捏；她身穿烟草色的混纺衣裙，上罩一条长长的人造貂皮披风，头戴一顶特大的猩红帽子。她看上去真是有点俗气，甚至算不上是好看。她脸庞宽阔扁平，一张大嘴，鼻孔稍显上翻。她的头发却极其丰盛，作金黄色，但显系经过洗染，另外生着一双中国蓝的大眼睛。总之是好一通的梳妆打扮。”

至此阿显顿不再疑惑，他敢肯定，惠泽斯朋是在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不可能在事隔三十年之久还能清楚记得一个女人当时曾穿的什么戴的什么。使阿显顿感到好笑的是大使的天真，他居然想单凭这点薄弱借口便可掩人耳目。当然阿显顿对这个故事将如何结尾仍然捉摸不透，但像他这么一位傲岸而显贵的精妙人物也同样会陷入这类的风流事件也是大可值得玩味的。

“这阿丽克斯话匣子一打开就同伊丰唠叨了起来。我那友人注意到，阿的身上有一点，在他看来，虽说奇怪，却是非常让他着迷： 她有着一副深沉而沙哑的嗓音，仿佛刚刚感冒过似的，而这个，他虽说不清原因，但在他听来却是十分悦耳。他问了一下欧麦利这是否即是她平时的嗓音，而欧麦利则回答是，自打他认识她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他自己对此的叫法是，‘威士忌音’。他对我友人布朗也没隐瞒。于是当布朗又把这个叫法直接对她讲出时，她只是用她那大嘴向布朗一笑，说道这不是饮酒造成，而是因为她做倒立过多所致，所以也是她那职业带来的一项不利后果。接着他们几个就去了离圣迈克大街不远的一家特小的餐馆，在那里以两个半法郎一客客饭（包括酒水在内）的便宜价格享用到了一餐在布朗看来他以前从未有过的最美味的饭食。——比撒沃伊和克莱瑞奇那里还强得多。阿丽克斯是很健谈的，而布朗也以极大的兴味甚至惊奇听着她纵谈时下五花八门的各种话题，而声音还是她那醇厚和喉音颇重的沙哑嗓子。她非常精通各种俚语土话，虽然这些他有一多半都听不太懂，他还是对这栩栩如生的庸俗气大感兴趣。那里面洋溢着的是，柏油路面的沥青味，廉价酒吧里的锌铁柜台味以及巴黎贫民住宅区里的人群气味。那里面种种利落而生动的语言形象正像香槟酒一样，强烈刺激着他那副贫血似的头脑。她只是个‘地沟儿’，不错，她就是这个，但她身上的那股生命力正像一团野火那样，把你熏得暖暖的。他似乎听到了伊丰在跟她讲，说他还是个尚未有家室的英国人，很有些钱财；他意识到她也以掂量的目光瞅了他一眼，对此他只作不曾察觉，不过却抓到了一句，il n'est pas mal。这话使他感到好玩： 他对他自己也正是这个看法。她俩谈话中有些地方的确已超出这些。她并没有过多注意他，实际上她俩谈论的东西有不少他毫不了解，而他对此也只能表示他还很感兴趣罢了，不过她也不时地向他丢上一眼半眼，然后便是用舌头尖在嘴边一扫，其意似在向他暗示，只须他对她提出什么要求她是会给他的。他只在头脑里耸了耸肩。她此时看起来正健康而又年轻，有着让人喜爱的饱满精力，但除了那副哑嗓，实无特殊的迷人之处。不过能在巴黎这里有桩艳事这一念头倒也使他没有什么不好接受，这也是生活嘛，另外她还是个歌舞厅里的杂技艺人这点倒也是挺逗人的： 一旦他人到中年之后，那时候一想起他还受到过一名杂技女郎的垂青也肯定会使他不胜其滑稽之感。是拉罗什富科还是奥斯卡·王尔德不就讲过吗，一个人应当在年轻时犯点错误，以便老了以后有点儿材料可追悔的？吃罢饭后，又在咖啡与白兰地上泡了不短时间，到了街上时已很晚了。伊丰提出让他把阿丽克斯送回家去。他表示他愿意接受。阿丽克斯也说她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于是他们去了。阿告诉他她自己在公寓楼里有套房间，虽然她平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演出并不住在那里，但她愿意有个自己的住处，你知道，一个女人喜欢有她自己的房间家具，否则将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们便来到了一条穷街陋巷的破旧楼前。她拉了拉门铃，等着门房来打开楼门。她并没有拉他进去。他弄不清是否她把这个看作是件当然的事。这时胆怯突然袭来。他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一句该说的话。登时两人都没了言语。这真太荒谬了。只听门上咯啦一响，门打开了；她满怀希望地望了望他；她也迷惑起来，而他呢，只觉一阵羞涩拖住了他。于是她伸出手去，谢谢送她，并和他道别。他的心跳得厉害。如果她请他进去，他是会进去的。他要的是她的这点明确表示。结果只能握了握那伸出的手，也道了声晚安，便手一触帽檐，掉头去了。他也感觉到他太傻了。他睡不着觉了，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一心只盘算着人家会如何把他看作呆子一个。他只嫌天亮得太晚，不能早些采取点措施以消除他给人造成的轻蔑印象。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刺伤。为了不失时机，他十一点就去了她处，想请她与自己共进午餐，但去了之后，她却已经外出；他让花铺给她送去些花，并在天晚之前又去了一次。她倒一直在家，但他再去的时候却又外出。他又去了欧麦利家，盼望在那里能碰上她，可她没去。欧麦利一副滑稽的眼神询问他混得怎样。为了护住脸面，他对欧讲，他敢肯定她对他意义不大，因而也就不失体面地没有留下。只是他话虽这么讲了，仍然心中不安，生怕欧麦利已经看穿了他。他向她发了一个快件，请她第二天去吃饭，但也无回音。这使他不明白了。他问了旅店的门房多少次有无他的信件。而仍然没有。最后几乎绝望之中他又在饭前去了她家。门房告诉他她这时在家，于是他上了楼。他心情非常激动，他直想跟人发火，原因是她对他的邀请竟然这么不当回事，可同时呢他又想假作十分轻松。他上了四层楼梯，黑乎乎的，又气味不佳，然后按门房告诉他的号码去拉了拉那门铃。房中静了一下，接着又有了声响，他再次拉铃。很快她开了门。他敢绝对肯定她一点也不认识他了。他大吃一惊，这对他的虚荣心的确是个打击，但他仍装出一副笑脸。

“‘我是来探个究竟，你是不是愿意今晚同我一块吃顿晚餐。我给你发过了封快信。’

“这时她想起他来了。只是她站在门边不动，没有请他进屋。

“‘噢，不行。我今晚不能同你吃饭。我犯了严重的偏头痛，得马上上床休息了。我没法回你的信了，那个快件不知放到哪儿去了。另外我也忘了你的名字。不过谢谢你送来的花，你的一番好意。’

“‘那就改在明天晚上怎么样？’

“‘Justement，我明晚已有了约会，对不起。’

“他感到语塞。另外他也就再找不到勇气去对她提出更多别的要求，也就只有道声晚安告退。他的印象是，她倒也并非因为恼他，只是她已经完全把他忘了。这真是莫大的屈辱。当他返回伦敦时，而这中间连面儿都没再见着一回，那可确将是一桩憾事了。实际上他一点也没爱上她，而且还对她不无反感，可他无法把她从思想上驱赶出去。再有，他倒也能老实承认，他的这番痛苦不是由于别的，而完全是因为伤了自尊。

“就在迈克大街附近那家小饭店的那次晩饭时，她曾提到过她们那个杂技团明春将赴伦敦演出。于是他在寄给欧麦利的一封信中仿佛若不经意地插上了这么一句，大意为如果他的年轻友人阿丽克斯也去了伦敦那里的话，他（亦即欧麦利）不妨告诉他一声，以便他前去看她。他很想听听那不懂画的她也亲口讲讲她对欧麦利为她所作的那幅裸体画是何看法，云云。当过了不久这位画家告诉了他，一周之后该团即将抵达那大都会的艾格威尔路时，他猛地感到仿佛血涌心头。他跑去看了她的表演。幸亏那天他特意早去了些，而且事先看了节目单，否则他肯定会误了的，因为她就排在了头一个。上场的有两个男的，一胖一瘦，全蓄着大黑胡子，再有就是阿丽克斯。三人都上着不很合体的粉色紧身衣，下穿绿缎运动裤。那两个男的在一对高空秋千上不断做着种种表演，而阿丽克斯则满台跑着圆场，时而递过去个手巾把供他们擦擦汗，时而又自己翻上个筋斗。当那胖子把那个瘦子一下举到他的肩上时，阿立即爬到那瘦子身上，然后直起身来，站到瘦子的肩上，并向观众飞送一吻。这之后便是自行车上的杂技表演。这种技艺如果遇上高手也常会有些风情，甚至很美，但眼前所见种种却是如此粗糙，如此俗气，我的这位友人见了只感十分反胃。眼看着这些老大不小的成年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这么耍弄他们自己，实在不禁替他们害羞。而那可怜的阿丽克斯，唇边的那种假笑，身上的那套粉红紧衣和绿色缎裤，而模样又是那么古怪可笑，他不免也诧异起来，他怎么会因为去她那里会她而她曾认不出他来而大感苦恼。不过耸耸肩膀，而且是带着一副纡尊降贵的态度，他还是等演出一完就去了后台，掏出一个先令让门房把他的名片递了进去。时间不大她出来了。见着他时还非常高兴。

“‘噢，能见着一个熟人的面孔让人有多高兴，在这个沉闷的城市。’她说道。‘好了，我现在可以去吃你那顿在巴黎时就请过我的饭了。我已经快饿死了。我演出之前是从不吃东西的。你想想看，他们居然把我们在节目单上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实在是污辱人了。明天我们就要去见经理。如果他们认为就这么着还能让我们替他们卖命，那他们可就错了。唉，non，non et non！再说那观众，是什么观众！没有热情，没有掌声，什么也没有。’

“友人闻言大吃一惊。难道说她还把自己的表演真当回事？他简直快笑出来了。但是她呢，还在用她的那副嗓子继续说着，可是你说怪不，她的话照旧是字字抓住他的神经。这时她上下一身红装，帽子也是第一次见着她时的那顶红色的，看上去实在太招眼了，所以他不想带她去上一处他会被人看见的地方，因而提出要去苏荷，带篷双轮马车当时还没淘汰，而这种出租马车比今天的出租汽车似乎更有利于调情说爱。我那友人用手揽着阿丽克斯的腰部又吻了她。这使她平静了下来。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并不感到如何兴奋。在这顿晚餐中间，他对阿一直殷勤有加，而她也表现得挺友好的。当饭罢走出店门，他提出希望她能去他在沃弗吞街的家中坐坐时，她却拒绝了，理由是，此次来这里时是她的一名友人和她一道从巴黎前来的，所以十一点还要去会他；她这次能抽空出来和布朗进餐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他有业务要忙。布朗听了，一肚子火，但也不便发作，在沿着沃弗吞街向前走时（所以仍走这里是因为她想要去一家叫蒙尼可的咖啡店喝点东西），路过一家当铺，而当她停下步来浏览橱窗时，她却因了一副镶着钻石与蓝宝石的手镯而欣喜若狂，而这个在布朗看来实在是俗不可耐，不过他还是询问了她一声她是否喜欢。

“‘可它标价十五英镑哪！’

“他走进店去，替她买了回来。她当然是高兴了。在即将抵达皮卡迪利广场时，她要他返了回去。

“‘请你听好，mon petit，我这次在伦敦是不能去看你的，原因是我的那个朋友的妒性实在是太强了，所以我觉着现在就走开对你有利。下个星期我就又去布洛涅演出了，何不跑过去看看？在那地方我就是一个人了。我那朋友必须返回他的荷兰了。’

“‘好吧，我会到时去的。’

“当他去了布洛涅时——这回他有两天的假——他头脑中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去找回他那受了损的自尊。奇怪的是他还把这个真当回事。我敢说这的确是不好解释。阿丽克斯会把他当成傻瓜这点实在让他咽不下去。他觉得只要一旦她能从头脑中消除这个看法，他就会从此和她一刀两断的。他想起了欧麦利和伊丰。她肯定会把这些都跟他们说了。一想起这些他内心之中根本便瞧不上的人也在背后嘲笑他，实在使他心痛不已。你是不是觉得他这个人太可鄙了？”

“我的天啊，并不，”阿显顿道。“哪个聪明人都会明白，在能伤害人的心灵的全部情感当中，那最具有破坏作用，那最带普遍性也最难以根除的一种首先就得数那虚荣心了，而且正是这种感情才会使人否认它的威力。它比爱更能耗干人的精力。随着年岁的增长，万幸的是，一个人也许会对爱的恐惧和爱的苦役打个榧子，但年岁并不能把你从虚荣心的羁绊当中解脱出来。时间可以减轻爱的痛苦，但只有死亡才能最终止息一个受损的虚荣心的忧伤。爱还是单纯的，并不多方寻找托辞，可虚荣都会以千奇百怪的假相去蛊惑人心。它是一切德行的基本组成部分： 它是每种果敢勇毅的总的发条，每种雄心壮志的力量源泉。它给每个恋人带来忠贞，每个苦行者带来坚忍；给每个艺术家成名渴望的烈焰送来柴火，它同时又是每位志士仁人的全部节操的有力支柱与重要补偿，它甚至把大圣大贤的谦冲卑逊也全付之一笑。它将使你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而如果你想通过受苦去防御它，它会正好利用你的受苦来挫败你。你对它袭击的设防是无效的，原因是你闹不清它会从你哪个薄弱的防线去进攻你。诚恳固然保全不了你，幽默对它的戏弄也常无能为力。”

阿显顿停了下来，这倒并非是因为他已经讲完了他要说的，而是因为他已上气不接下气，说不了啦。当然他也注意到，这位大使主要想他自己说而无心听他说，只是出于礼貌才勉强作聆听状。不过他抛出这篇演说倒也并非存心要使其主人接受什么教益，而只不过是为说而说使他自己开心罢了。

“最后还是那虚荣心使一个人能挺得过他的那个倒霉该死的命运。”

一晌间赫伯特爵士沉默无语。他只是直勾勾地凝望着前面，仿佛他的一腔思绪仍然伤痛地盘郁在记忆的远方地平线上。

“当我那友人从布洛涅返回来后，他发现他自己已经陷入对阿丽克斯的狂恋之中，于是设法在她去敦刻尔克的为期两周的演出期间再次去同她晤面。这期间他什么也都无法想了，而出发前的那个夜晚他更是夜不能寐——他这一次只有三十六个小时的假，那份耗人的激情竟是如此强烈，简直吞没了他。他跑了过去只为了在巴黎偷那一夜之欢。而当她恰好有了一周的空当儿时，他更极力催促她前去伦敦。她知道她并不爱他。他只不过是她的百八十个情人当中的一个。对于这点她倒也坦承不讳，明告过他他不是她的唯一的情人。他受尽妒火的煎熬，但他明白，如果公开表露出来，则将招来非笑即怒。她对他可说连喜欢都够不上。如果说还算喜欢，那也只不过是喜欢他是位绅士和穿戴不错而已。她也倒愿意做做他的情妇，只要他对她的要求不招惹她的厌烦。但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他的资财尚未大到足以提出不得了的条件，而且即使真能达到这个，她依然会为了不失其个人自由而照样予以拒绝。”

“那个荷兰人又是怎么回事？”阿显顿问道。

“那荷兰人？其实就没那么个人。那不过是她信口编出来搪塞他的，原因无非是不拘什么理由吧她当时不想同布朗多打交道。撒个谎对于她又算得什么？不要以为他跟他自己的这个狂热就没斗争过。他知道这只是发疯；他知道如果长此以往只能导致他的灾难。他对她并不抱着一丝幻想： 她平庸粗俗，并无可取。他感兴趣的东西她一件也谈不来，而且也就不想去谈这些，可她认为他对她的那些事情一定会感兴趣；她跟她同行的那些争吵，跟经理的争执和跟客栈主的许多纠纷，这些她不知和他讲了多少。这一切都使他厌烦得要死，可是她那条沙哑的嗓子却总是使他听了心跳，而且心跳得有时简直会闭过气去。”

阿显顿开始坐不住了，他坐的是那种叫夏瑞登的座椅，直挺坚硬，看上去很优雅，但坐着并不舒服。他巴不得大使也能想到这点，以便换个房间，那里是有舒适的沙发可坐的。太明显了，他所讲的全是他自己的事。另外他不禁觉得竟当他的面把自己这么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总不是个文雅做法。他并不希望他这样地对他谬托知己。凭着那带罩的烛光阿显顿看到此刻他已是面如死灰，目放星芒。这个与他平日那副冷峻镇定的作风未免太不协调。他给自己倒了杯水；他已口干得说不出话。但他还是拼死地讲了下去。

“但最后我那友人还是设法振作了起来。他对自己的计划的龌龊也感到恶心；那里面绝没有美，有的只是耻辱，另外最后也毫无结果。他的这份狂热就跟他所狂恋着的那个女人一样，全是俗不可耐。也正好阿丽克斯将随团去北非那里进行长达六个月的演出，而这个期间他也就没有机会再去见她。他下定决心，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同她来个彻底了断。他苦涩地感到这对于她毫无所谓。不用三个星期她就会把他忘掉。

“接着又发生了一些别的情况。他结识一些人，其中有一对夫妇，其社会与政治的地位及交往都非同一般。他们的一个独生女儿，这个我也说不清原因，一见便钟情于他。她身上的一切都与阿丽克斯恰恰相反： 首先她人生得漂亮（十足英国式的漂亮），碧眼粉颊，颀长轻盈；她简直就是从《笨拙》上都·莫利埃的插图里跑出来的活活一名美人。她不只人聪明，而且读书极多，并因自幼生长在政界环境，她对我那友人感兴趣的事物都能评论出个长短。他有理由相信，只须他开口向她求婚，她是会接受他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他一向雄心勃勃。他自己也清楚他才具非凡，只望能时运到来，一展宏图。这位女士和英国的许多名门望族都关系密切，因而他再傻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类联姻会对他未来的仕途多么有利。这种良机可谓千载难逢。让人思想起来这将是何等的一种解脱啊（能把过去那段不佳丑闻从此一下抛到脑后），何等的一种幸福啊，这时他就不再会徒因对阿丽克斯的一番痴念，硬要把自己的头颅向着那本来由一副欣欣然的毫无所谓与事实上的一副善良天性所建成的那座墙壁撞得头破血流；的确，这将是何等的一种愉快啊，每当他一想到他这个人对于另一个人还很是回事！他能不觉着得意，不受到感动吗，当他一进到屋里就看到她立即容颜焕发？其实他心里也不真爱她，但他认为她还是挺迷人的，另外他也是为了忘掉阿丽克斯以及阿曾把他拖入的那种低俗生活。最后他下了决心。他提出要迎娶她，而对方也当即允婚。她家里闻讯大喜。婚礼将于当年秋季举行，因女父有一些政治事务须亲去南美进行处理，届时母女两人也将随行。这也即是说，他们将走一夏天。而此时友人布朗也已不在外交部办公而转入了出使事务，他行将被派赴里斯本就任，而且刻即成行。

“他送走了他的未婚妻。接着发生了一点变故，他即将去里斯本进行瓜代的那个人因故需要在岗位上再滞留一个季度，因而在这段时间我那友人就放了羊了。而就在他下定决心今后将如何弃旧图新之际，阿丽克斯的信来了。来信讲她即将去法，并定好在那里有多次演出。信里还把所去之地一一列出，然后以一种若不经意的口气写道，他们肯定会少不了乐子的，如果他也肯过来玩一两天。一种失去理性的、罪恶般的念头攫住了他。如果说她的这封信要是写得恳切认真，他肯定会拒绝了事，但正是她的那股满不在乎的轻飘神气乱了他的方寸。猛然之间他又想念起她。他再也顾不得她是否粗俗平庸，这种痴癫已钻进他的骨髓，而这也就是最后一次机会。再过不了多久他便将是个有了家室的人。要么今朝，要么永不。他当即去了马赛前去接她，只见她刚从突尼斯开来的那条船上走了下来。见到他时她露出的那脸欣喜让他心跳不已。他明白他仍在狂恋着她。他告诉了她三个月后他即将结婚，因而要求她和他一起来度过他最后的这一段自由时光。可她不肯放弃她的演出。她怎么可能一切不顾把她的伙伴都扔在一边呢？他提出他将对他们的损失进行补偿；可她还是不听这套；他们一时之间是找不到人来替代她的，况且放弃这个不错的签约也实在可惜，它本身又会招来更多别的约请。他们都是说话算话的老实人，他们都是守信用的，不仅要对其经理负责，也得对观众负责。他气愤极了，眼看着他的无限幸福就因为这个该死团体而全给毁了，这也太荒唐了。可三个月后又将如何？那时对她来说又会有何好处？不行啊，他提出的要求太不近情理了。他告诉她，他崇拜她。他只是到这时才知道他是怎么发疯地爱着她。那好么，她道，那为什么他不能也和她一道前去，和他们一道去旅行；她会喜欢他的陪伴的；他们能一起过得高高兴兴，这样三个月一到，他就可以回去迎娶那女继承人，而彼此全都不受损失。对此他犹豫了一阵，但这次既又见到了她，他受不了这匆匆就分开的别离之苦。他接受了。于是她又讲道：

“‘可你得给我听好，我的小东西，你晓得，你可不能犯傻。那些经理是会讨厌我的，如果我跟他们也玩起chichi，我不能不为我的前途着想。我在他们眼里不会继续受到欢迎，如果我把团里的那些老主顾都抛弃掉。当然这种事也绝非天天都有，但你可得记好，你不能动不动就闹起来，如果我偶尔也跟某个旧相好欢聚欢聚。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那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你还是我的amant de cœur。’

“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撕心裂肺般的绞痛，而且我认为他已经面无血色快要晕过去了。她也不解地望了望他。

“‘条件就是这个，’她道，‘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他接受了。”

赫伯特·惠泽斯朋爵士此刻在座椅上身向前倾，脸色竟是那般煞白，阿显顿生怕他真的要晕了过去。他的一张面皮过于紧绷头颅，因而那副外形简直就像个死人似的，只不过额头上的血管不像绳结一样突现脑门。他已经失去一切自制。阿显顿再次觉得他该停下来了，看到他这一丝不挂的赤裸灵魂他自己都感到害羞和不安： 一个人不该在人前把自己剥光到这种状态。他真想大声喝叫出来：

“停了吧，停了吧，再别多说半句了。你将来会害臊死的。”

可这人已经丧失了一切羞耻。

“于是一连三个月他们就这么着一起相处一道出行，不断地从一个小镇迁至另一个小镇，入夜便共住在一处龌龊野店；她不让他把她带到好一些的旅店，说她的衣着不适合去那里，而目前的旅店她住着倒更舒服；她不想让她的伙伴认为她在摆架子。他在那些简陋的咖啡店里一坐就是多少个小时。团里的人已经同他称兄道弟起来，呼喊他时也不用他的姓氏，不仅常常跟他开粗鲁玩笑，而且还好拍拍他的脊背。在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也为他们跑腿办点杂务。他看到了经理眼角里的善意蔑视，搭台工匠对他的亲昵狎侮也只当没事。他们来来去去向来是坐三等车，他也得一样去搬运行李。他这个一向书瘾很大的人这期间竟也从没有翻阅过一页书，原因是阿丽克斯就最见不得人看书，认为那纯粹是在摆谱儿。每天晚上他都到歌舞厅去观看她的那些既不上等又不高级的无聊演出，还得违心去迎合她的各种可怜的看法，硬要承认那是挺有艺术性的。演得顺利时，他得去祝贺她。偶尔演砸了时，又得去宽慰她。而且每次演出一结束时，他马上得去咖啡店里，等着她去卸装，不过也常有这种时候，就是她会风风火火地跑了进去，对他讲道：

“‘今天晚上不用再等我了，mon chou，我有事。’

“然后就是他妒火中烧，受尽煎熬。他会受到从来没有人受过的罪。她会半夜三四点钟返回旅店。这时她会惊奇他怎么还没睡觉。睡觉！谈何容易，万箭穿心他睡得着么？他答应过她不干涉她的行动。可他没守诺言。他跟她大闹起来。有时候他甚至动手打她。这时她就会发了脾气，告诉他她烦透他了，她要收拾东西离开。接着是他又跪下央告人家，什么全都答应，什么全都服从，发誓什么全都能咽了下去，只要她不丢下他不管。那份可怕，那份屈辱。他真是太惨了。太惨了吗？并不。他一生也没有这么快活过。他这是在泥沟里打滚，可他滚得欢天喜地。到此为止，他过去的生活让他厌烦透了，只有眼前这位在他看来才是神奇的、罗曼蒂克的。这才是真实。那个邋遢的、丑陋的、生着那么一条哑嗓子的女人，怎么一副精力竟那么饱满，对生活的爱好竟那么强烈，她甚至把他也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在他眼里那就是一团宝石般的纯净光焰。现在人们还读佩特吗？”

“我不清楚，”阿显顿回答道。“我说不上来。”

“可好景不长，良宵苦短，就这三个月呀。岁月何疾，时光多快！有的时候他甚至发生过狂想，何不把那一生的美梦全都捐了，就和这些玩杂耍的生活在一起算了。而这批人这时候也都爱起了他，甚至提出，他不难也自己练上一手，将来也好和他们一道献艺。他明白他们也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并非十分认真，不过这个提法还是听了挺开心的。当然这些全都是空话，是没有可能去实现的。实际上他思想里也就没真想做这交换，难道三个月一过他就真的不回去了，不再去过那生活和承担起那份责任了？凭着他的心智，他的那副冷静、逻辑的心智，他完全明白仅仅为了像阿丽克斯这样的一个女人而牺牲掉一切就太荒谬了；他仍然壮志未泯，他仍渴望掌权；再说，他也不能去伤那可怜孩子的心，她又有多爱他和信任他。她每周都要给他去信一封。她只望能早些回来，时间对她是太长了，但他这方面，想法却与她相反，只恨中间不能发生点什么，好让她不能如期归来。他如果能再多有点时间多好！如果是六个月也许就能治愈他的那份痴迷。因为现在有时候他已经讨厌起阿丽克斯。

“终于最后的一天到来了。他们两人反而无话说了。他俩都挺伤心的；但他清楚，对阿丽克斯来说，丢掉了他也不过像丢掉了个还不错的习惯，用不了二十四个小时她就会跟她的那些流浪的伙伴似的，照样快快活活，精神十足，就跟过去没碰见过他这个人似的。临别前的那个晚上，他们当然一直都抱在一起，没少流泪。如果那时她竟向他提出别离开她，他或许还会留下来的；可她没提出，她也就没想过会这么提，她把这个看成是命定的事，而她的伤心落泪也并非因为她如何爱他，只不过因为他也很不高兴罢了。

“第二天一早，她仍然好梦正酣，因为不忍心唤醒她去作那告别，他悄悄溜下床来，提起背包便乘车去了巴黎。”

阿显顿掉转过头去，因为他见到了两滴泪珠正盈满惠泽斯朋的眼眶，说着就滚下颊来。他连掩饰也不想掩饰。阿显顿又点燃起一支雪茄。

“到巴黎后他们一见着他几乎喊出声来。他们都讲他瘦成鬼了。他只解释说他得了一场重病，至于其他就一概都不说了。好在人家对他还是盛情不减。这样一个月后他就喜结鸾俦了。他得到了种种可以施展其长才的机会，而且也就地位优越起来。他的升迁也堪称迅速，令人瞩目。他现在进入了他一向追逐的那种一切整饬体面观瞻显赫的任事机构。他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地位权势。他一再荣膺了各式各样的赞誉表彰。天哪，他已经称得上是飞黄腾达，足慰平生，因而成了千人羡万人慕的天之骄子。可这又算得什么？一堆灰烬。他只感到厌烦，让人发疯的厌烦，他所娶下的那位高贵而漂亮的贵妇人让他厌烦，他的优越生活迫使他不得不与之交往应酬的那批人让他厌烦；他只不过是在演一出戏，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总是这么无止无休地戴着面具活着，他实在再受不了啦。但他还是受了。有的时候他还会想起阿丽克斯，而且想得那么厉害。他真巴不得能一枪毙了他自己，以免这么受罪。他以后没有再见着过她。再没有过。他从欧麦利的来信得知她嫁人了，而且离开了杂技团。此时想必也已经是一个肥胖的老妇人了，对他已再无所谓。但他虚度了他的一生。他就连他娶下的那个可怜女人也没有给她带来过幸福。他从来没有什么可给她的——除了一点怜悯，而这事他又怎么能长年累月地隐瞒下去？所以一次痛苦难耐之中他就索性把同阿丽克斯的事全抖落了出来。好了，此后她对他么，只会是妒气冲天，再没别的脸色。他现在明白，他本来就不该娶她。如果当年就明告了她，他实在不愿意娶她，那么最多半年，她的这点不快也就会过去的。她会照样高高兴兴地嫁给别人。就她而言，他的牺牲是无谓的。他心里明镜一般，生命对他一生也只这么一回，因而一想起他这辈子是白过了，就难免要痛心疾首。这个无限的哀愁他是说什么也补赎不了的。当人们说起他是一名强人时，他只觉着好笑： 他实际上虚弱得跟水似的，飘浮不定。这正是为什么我说白尔灵是对的。虽说那事只维持了五年，虽说它毁了他的仕途，虽说他那场婚姻最后以灾难告终，可它还是完全值得的。他也必将会满意的。他必将会完成了他的使命。”

说到这里，门开了，一位贵妇人走了进来。大使瞟了她一眼，一股冰冷的敌意掠过了他的面孔，但只不过一瞬；接着便站起身来，立即把刚才那一脸的狼狈相收拾了去，重换上了那副文质彬彬的雍容气度，并向来人惨淡一笑。

“这是我内人。这就是阿显顿先生。”

“我想不出你们会在哪儿谈话。为什么不到你的书房去坐？我敢说阿显顿先生一定会不舒服极了。”

夫人是位五十许人，纤细高挑，面上已显干瘪憔悴，但当年肯定也曾美过。她一见就会让人感到这乃是一位大有教养的人。正仿佛一株珍贵的异域奇卉，由于久蓄温室，已早失去其昔年的美艳。她身着一袭黑色裙衫。

“音乐会演得怎样？”赫伯特爵士问道。

“噢，倒还相当不坏。演奏的是勃拉姆斯的一部协奏曲，那个四部曲里的篝火音乐，还有德沃夏克的几支匈牙利舞曲。我觉得那些演奏有点太炫耀技巧了。”她转过身来对阿显顿道：“但愿你没有给我那丈夫腻味死。你们都谈论了些什么？艺术与文学？”

“那倒不是。只是些生活的素材吧。”阿显顿答道。

说着他告辞出来。

十三

抛币定夺

是时候了。凌晨时已经下起雪来，但此刻已雪霁天晴。阿显顿仰望了一眼满目霜华的繁星，快步跑了出来。他当然担心何巴图斯会因等他等得太不耐烦而离去了。这次会晤是要作出一项决定的，但这事在心上却一直是摇来摆去，委决不下，整个一晚都是如此，像患了心病似的，而且只要稍稍想得明确一些，就会其痛不堪。他所以会成这样是因为他手下的何巴图斯（这名不知疲劳和坚决果敢的年轻人）正被雇用来参加一项秘密计划，图谋去炸掉奥地利的某些军火工厂。关于此项计划的种种细节这里似无需一一详述，只知道它的安排相当巧妙与有效也尽够了；但其不足是，它将造成加里西亚那个地区波兰人的一定的死亡与残疾，这些都是何巴图斯的同胞，他们就都是上述那些厂房的工人。何巴图斯那天午前便向阿显顿汇报过准备业已一切就绪，现在等待的只是阿来下这道命令。

“不到非下不可还是请别下吧，”何巴图斯以他那确切但喉音偏重的英语讲道。“如果确属必要，我们当然不会有丝毫犹豫，只是我们决不希望我们的国人平白牺牲。”

“答复你们什么时候要吧？”

“今天夜晚。我们已经找好了人，明天一早就动身去布拉格。”

他此刻匆匆赶赴的正是那个约好的晤面。

“你不会误了吧？”何巴图斯那时就曾讲过。“过了午夜我就再找不到能前去送信的了。”

阿显顿此时正一腔的心事，他意识到如果抵达旅馆后那何巴图斯已经走了，那可是一大解脱。至少能使他缓一口气。德国人已经在协约国这里炸了那么多的工厂，让他们也尝尝这个滋味倒没有什么不对。这样不仅能阻止不少武器与军火的产生，就是对一些非战国的士气也是一种打击。当然这事却是一些政要大员想要撇清的。虽然他们各个全都想在那些他们从来就没听说过的特工所搞出的种种活动里面从中得利坐享其成，他们却对上述那些肮脏的事闭起眼来假作不知，这样到时候扪心自问，他们至少可以弹冠相庆，不曾染指过任何有违乎一名正人君子立身行世的不义之举。阿显顿想起了（带着冷峻的幽默感想起了）他与R之间发生过的一次谈话。曾经有人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性的举动，这个他认为理应首先让他的上级知道。

“顺便讲一句，”他以尽可能轻松的语气向R讲道，“我已经找好一名体育干将，他甘愿担当起这项对国王B的行刺任务，酬金则是五千英镑。”

这个国王B乃是巴尔干诸国中某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这个国家现正处于（企图通过此人的影响而）向协约国进行宣战的危险边缘，因此显而易见此人的消失将是一件大为有益的事。他的继承人的政治倾向尚不确定，因而便有可能说服他使其国家保持中立。阿显顿从R的那迅疾而热烈的眼神中当然看得出他的上级对这一形势是充分了然的。可他却偏偏眉头皱得老高。

“好的，可那又会怎样？”

“我跟那人讲了，我会把他这建议转达过去的。我相信他还是真心实意的。他是亲协约国派。他认为如果德国人一旦得逞他们便将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险。”

“既然如此，那他再索求五千英镑干什么？”

“这可是冒大险了，而如果他给协约国干了这么一件好事，那他是否也就有理由从中捞点儿?”

听到这话R只是大摇其头。

“这类事情我们最好不多参与。我们是不能凭这种方法来打仗的。这种事我们就留给德国人去干吧。全是胡扯。我们是绅士啊。”

阿显顿不再回答，只是眼睁睁地盯着他看。他那眼睛里偶尔能放出一种红光，因而使之颇带凶相。他本来就有点儿斜眼毛病，而此刻竟几乎快成了“重瞳”。

“你本来就不该把这类事情也让我知道。那人当初提出这个来时你为什么不一拳头就把他打翻在地？”

“这个可超出我的本领了，”阿答道。“他块头比我要大。再说我也就没想过要去揍他。人家也是客客气气，满有礼貌的。”

“当然啰，这对协约国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情，如果真能让国王B不再挡道。这点我并不否认。但不否认和去赞助，这中间的差别可就大了。依我的看法，一个人如果真是个爱国者，那么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头冲上去干就是了，哪还顾得上那么许多。”

“也或许他会想到将来他的遗孀问题。”

“这个问题我就不准备多讨论了。对某些问题不同的人是会有不同的看法的。如果一个人出于对协约国负责竟只手揽下巨大担子，那也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了。”

阿显顿花了好一阵儿时间来吃透这位上级的意思。

“甭想我会自掏腰包去付这五千英镑。这事门儿也没有。”

“我也就根本未作此想，你也知道我没这么想过。我的要求不高，您只要不在我的身上太多施展您那并不太丰富的幽默我也就感激不尽了。”

说罢他只是摇头。此刻回想起这段交谈，他禁不住又摇了一回。这些人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急于达到目的，但却吝于手段。他们总是盼望在事成之后可以坐收渔利，但却将能致其成的全部负担责任一概推到别人身上。

阿显顿到达巴黎旅馆的咖啡店时，看到何巴图斯正坐在一张面对店门的座椅上。他发出了一声带痉挛式的微喘，正像你突然扎进一池比你原想的更冷了些的水里时那样。看来是没法再逃避了。他必须作出这个决定。何巴图斯正在那里喝茶。一见阿显顿他那阴沉的脸膛儿一下亮了起来，并伸出一只净是黑毛的大手。这是个肤色黝深的高个汉子，体格魁梧，眼睛黑而凶猛。他身上的一切都表明此人膂力非凡。他行事一往直前，从不怯懦，这也是因为他任事既无得失考虑，也就无所畏惧。

“请问宴会吃得怎样？”阿显顿坐下后他开口问道。“关于我们的计划你向大使阁下提起了吗？”

“没有。”

“不提是明智做法。这些严肃问题最好别和这类人沾边。”

阿显顿细视了何巴图斯好一会儿，满腹心事地。他的面上似乎出现了一丝特异的神情。他警惕十足地静伏那里，就像一头猛虎正待一跃去扑食似的。

“你读过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吗？”阿显顿突然问道。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学校念书。”

“那你还记得拉斯蒂涅和伏脱冷之间的一段谈话吗，那时他两人讨论的问题是，如果说只需你的点首之劳（而这事将影响到一名中国的满大人的死活），就能为你携来无量的财富，那么这事你干吗？这句话最早是卢梭说的。”

何巴图斯的一张大脸慢慢缩成了一大笑容。

“那与这件事无关。你对下命令感到不安，原因是它会造成大量人众的死亡。这是为你个人的利益吗？当一名将军发动一次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一来多少多少人定将死于非命。可这是战争啊。”

“何等愚蠢的战争！”

“可它将给我的国家带来自由。”

“带来自由后贵国又会将它怎样？”

何巴图斯没有回答。他只耸了耸肩膀。

“我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你不抓住这次机会，下次就难说会不会再来了。我们总不能动不动就派个人过边境吧？”

“可当你一想起轰的一声就会使那么多的人血肉横飞，被炸成齑粉碎屑，你就不感到不安吗？而且不光是有死的，还会有伤残的？”

“我也不喜欢这样。我跟你说过，正是因为这事涉及到我的同胞们的生命问题，所以我们才不能不慎重，除非必要，否则决不能干。我当然不愿意看到那些可怜的人被屠杀的命运，但果真就这样了，我也会照样不误吃饭睡觉的，那么你哪？”

“我恐怕会办不到。”

“行了，那么怎么办吧？”

一霎间，阿显顿的思绪又回到了他跑过来时那个霜晨的天宇高处的百千繁星，而他对这些还注目了好一阵子。此刻与他在大使馆的广阔大厦里听爵士大谈其荒唐故事等等，已经是那么辽远，恍同隔世。沙弗先生的那些过敏，他的那点细小私情诡秘，白尔灵的痴情和露西·奥本的种种： 何等的藐如无物！人哪，从生到死，只是在愚昧之中度其一生的。一个何等渺不足道的生命！迢迢明星还在那天无纤云的碧空上闪耀照射着。

“我累了，我已经想不清楚。”

“可我马上得走。”

“那就抛币来决定吧，如何？”

“抛币？”

“不错，”阿显顿道，说着从衣袋里取出硬币一枚。“如果落下来时是正面朝上，那你的手下就去干吧，如果是反面朝上，那就通知他们算了。”

“很好。”

阿显顿把硬币在大拇指指甲盖上掂了掂，然后轻轻弹到空中。两人都盯着看它旋转，而当它一落在桌上时阿显顿一下便用手把它捂住。两人都凑了过去，争着去看阿显顿把手慢慢撤去后的结果。何巴图斯深深地倒吸了口气。

“好了，这事就这么着吧，”阿显顿道。

十四

天涯偶识

当阿显顿登上甲板，看到眼前一带低矮的海滩以及一座白色的城镇时，不禁兴奋异常，喜不自胜。其时天色尚早，太阳才刚升起不久，但海平如镜，高空一片蔚蓝；气候也已转暖，天日大亮之后，温度甚至会高到令人发昏。符拉迪沃斯托克此时予人的感觉是，他确实已经到达了世界的尽头。阿显顿此行的确够得上是万里之行： 从纽约到旧金山；乘上一条日本船横渡太平洋到横滨；然后再改搭俄国船经日本海到达这符市（船上只有他这一名英人）；从这里他将踏上那横跨亚欧两洲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并最后抵达终点站彼得堡。这是迄此为止他所担当的最大任务，并因堪当此大任而颇不无其志得意满之感。这一回他算是再无人向他发号施令了，而且身上广有钱财（这些他都带在一个贴身的衣袋里面，其可以兑换的数目之巨想来几将令人目眩），另外他此番被委派去从事的工作虽可谓是迨非人力所能完成之庞巨任务，但此时他尚不全明其究竟，而只是准备提起精神，全力以赴。此时他唯一的依靠便是他的那点天生聪明。虽然说他对人类的感受力的一番崇敬与钦佩的心理向来程度不低，他对其智力的评价却比较有限：对于他们来说，牺牲性命往往要比记住那小九九倒还来得更容易些。

阿显顿对在这趟一坐便是十个昼夜的俄国列车是不愿去多想的，而且在横滨时他就听到过传闻讲有几处桥梁曾被炸毁，以致路途中断。他还听说，不少士兵由于全然无人管束，常常见人就抢，抢光剥净之后，将人往那大草原上一拖，生死由他。这情景也确实是够美妙的。不过列车还是要按时开出的，而且不管后来发生的情况如何（何况阿显顿向来就有这样一种信念，事情往往并不像你原来预想的那么糟糕），他还是决心要在车上弄到个座位的。他的意图乃是，船一到站，便立即前去该市的英领馆，以便弄清那里将对他有何安排；但当船渐渐靠近岸边因而可以望得见这座肮脏邋遢的城镇时，他不禁骤生荒凉之感。俄国话他只知道几个字。整条船上会说英语的也只有那个事务长，虽然他一见阿显顿时便满口应承他将如何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他，阿显顿还是觉着好多事情是靠不上他的。所以当那船停靠在码头上，一名个子不高、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看上去像个犹太人）上来迎接他时，那真是莫大的宽慰。那人询问他是否叫阿显顿。

“我的名字叫班乃迪克，是领事馆的一名翻译。我接到了通知来招呼你。我们已经替你订下了今晚的车票。”

阿显顿的精神大振。他们上了岸。那个犹太小个子又是忙着取回他的行李，又是忙着进行他的护照检验，然后便上了一辆前来接他们的小汽车，前去领事馆了。

“我已接到指令对你提供一切便利，”领事讲道，“所以你有何需要便请提出。坐车的事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只是是否能安全抵达彼得堡就谁也说不准了。顺便再说件事，我已为你物色到一名同行旅伴，名字叫哈灵吞，他是代表美国费城的一家公司去彼得堡的。他要跟那个国家的临时政府去谈一笔生意。”

“这人是个什么样子？”阿显顿问。

“啊，人挺好的。我本来请了他同那美国领事一道来吃午饭，可他们到郊外游逛去了。你务必在开车一两个小时之前就去到车站。目前车站混乱拥挤得厉害，如果你不早到，说不定你的座位就会给人占了。”

火车午夜才开，于是晚餐阿显顿和班乃迪克就在火车站的一家饭馆吃的，而这个馆子也许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里的唯一的一处还能吃上顿像样饭食的地方。但这里也是人满为患。服务慢得难以忍受。然后他们便去了站台，虽说这时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但那里早已是人声鼎沸，秩序谈不上了。全家全家的人都挤在那些行李堆上，仿佛已在那里安营扎寨。这时但见到处人头攒动，东跑西窜，或者三五成群，聚讼不休，有两个人更是其势汹汹，吵作一团。总之是一片混乱场面，恶劣得难以形容。车站的灯光也是那么黯淡冰冷，因而在这种光照下的乘客的面孔个个全都跟死人似的，（亦不论其或躁或静或虔或狂）只待那末日的判决。火车此刻早已填满，绝大多数车厢甚至满得快冒了出来。当最后班乃迪克找到了阿显顿座位所在的那节车厢时，只见一个人突然激动地跳了出来。

“请快进来坐下，”他道，“我费了不知多大麻烦才把你那座位给保住。有个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的人想进来占这座位。我那领事已带这个人去见站长。”

“这就是哈灵吞先生，”班乃迪克说。

阿显顿进了这间包厢。包厢内有两个座位。列车员替他放好行李。他与他那旅伴握手致意。

约翰·昆西·哈灵吞先生体貌清癯，身材稍逊中等，面黄骨露，眼大而蓝，但色泽偏淡，当他脱下帽来揩掉因兴奋激动而产生的汗水时，呈现出的是一副大而光秃的头颅;其上骨露筋暴,瘤节累累，观之极为不雅。至于穿着，则是头戴扁平礼帽，身着黑色外衣，背心马甲而外，配以条纹下裤，以及雪白高领衬衫和整洁而不显眼的领带一条，等等。阿显顿也说不准，在一坐便是十天的这样一种横跨整个西伯利亚的长途旅程中，一个人究竟该如何穿戴方为合宜适体，但他总觉着哈灵吞先生的穿着有些古怪。他说起话来用词准确，调门极高，至于发音，据阿显顿辨认，则应属于新英格兰的北美语音。

不一会儿站长来了，同来的是那个满脸胡须的俄国人，心情激动得要命，身后还跟着一名女人，手拉两个孩子。那俄国人，正一脸泪水全身发抖地在和站长讲话，他的老婆也泣不成声，显然在述说她的苦难情况。进入车厢之后，争吵就更激烈，班乃迪克也以他那流利的俄语加入进去。哈灵吞先生虽然听不懂一个字的俄语，但因为性情暴躁，岂能光听不说，马上滔滔不绝地用他的英语解释开了，他说这两个座位是分别由英国领事和美国领事事先就预订好的。他此刻可以照直地告诉他们，而且他们也可以完全相信他所讲的，那就是，虽说他并不认识英国国王，但美国政府却永远也不会允许一名美国的公民被强占去他已经付过款的列车座位。他会屈服于武力的，但此外什么也不屈服。如果谁敢动他一个指头，他会立即向美国领事投诉以求解决。他一口气就向站长讲了这么许多甚至比这还多的东西。站长当然一点也弄不清他都讲了些什么，但是作为答辞，站长也又是强调又是手势地说了一通言辞激烈的话语。这一来，把哈灵吞的一腔义愤推至其极点，只见他一边把一只拳头在站长的脸前比划个不停（当然他自己的一张脸也已气得铁青），一边大声喊叫道：

“告诉给他，他讲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而且也不想懂。如果俄国人也想让我们把他们当成文明人来看待，为什么他们不讲一种文明语言？告诉给他，我的名字叫约翰·昆西·哈灵吞先生，而我此行的身份是费城克鲁与亚当斯公司的全权代表，携有去谒见克伦斯基先生的专函，因而如果我竟不被允许安全地占有这间包厢的应有座位，克鲁先生是肯定要将此事提交到华盛顿政府部门去进行交涉的。”

哈灵吞先生的态度既是如此凶恶蛮横，一副手势又是那么咄咄逼人，这位站长只能甘认失败，结果一言不发就悻悻而去。那个俄国人和他的妻子（还有那两个傻乎乎的小孩），虽然仍旧在跟站长辩论，却也全都跟着走掉。哈灵吞先生也匆匆返回包厢。

“我确实也真抱歉，不能把座位让给那位女士和她的孩子，其实谁也没有我更懂得如何对一名妇女和一位母亲去表示尊重，可我得靠这趟车去彼得堡的，如果我不想丢掉这么重大的一笔订货，而且我也无法因为哪怕全俄罗斯的母亲而自己在火车过道里呆上十天。”

“这点我并不责怪你，”阿显顿道。

“我也是个有家有室的人，我自己也就有着两个孩子。我也懂得携眷出行将会有多困难，可是据我所知想要居家不出却又往往无计可施。”

当你被和另一个人在列车上的一间包厢里关上十天，那你就不可能不对有关他的一切都了解个差不许多。阿显顿正是这样一连十天（严格地说是十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地和哈灵吞先生呆在一起的。不错，他们需要一日三次去餐车用饭,但仍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不错，列车每天上下午都将停车一个小时以便乘客在站台活动活动，但还是肩并肩地走在一起。这其间阿显顿也结识了几名同行旅客，于是他们也偶尔跑进他的车厢来闲聊几句，但如果他们操的是法语或德语，这时哈灵吞先生就会眼巴巴地望着他们，面上颇露不豫之色，但如果他们也讲的是英语，这时他就会让来人再插不进嘴。原因是哈灵吞先生乃是一名大健谈家。谈话在他来说，仿佛是在发挥一项人类的生理功能，其到来完全是自动化的，就跟人的呼吸与饮食也差不多;他要谈话并非是因为他有话要谈，而是为谈而谈，不能不谈，而且谈起话来总是那股嗓音很高鼻音极重的调子，没有起伏曲折，没有抑扬顿挫。他的措辞用语则是准确的，词汇既极丰富，造句也很审慎;在这方面他总是能用些文雅复杂的，便不用那通俗简易的;而且无止无休。他话头一开就会没完没了。它还够不上是激湍洪流，因为气势还不是那么奔腾澎湃，它倒更像一股火山熔岩，顺着那坡边便不绝泻下，流虽不速却势不可挡，所过之处，一切都将被淹没吞噬无余。

阿显顿深感他生平对任何人的了解也赶不上对哈灵吞了，不仅是对他，对他的全部见解、习惯和生活环境，而且还对他的夫人，他夫人的娘家，他的孩子们，他孩子们的同学们，他的老板雇主们以及三四个世代以来他与费城一些上等家庭的种种联系交往。他自己一家则来自十八世纪初期的德文郡，哈灵吞先生曾去瞻谒过曾埋骨于该地教堂的祖坟。他颇以他的英国祖籍为荣，但他同样得意他的美国出生，虽说美国对他来说主要限于大西洋沿岸的一条狭窄的地域，而所谓美国人者也不过是较少数英吉利与荷兰人的后裔，其血脉尚不曾因与外族之五方杂聚而有所玷污。在他的眼里，举凡百余年来曾经定居于美国的一切日耳曼人、瑞典人、爱尔兰人乃至欧洲中东部的许多居民全都无异于入侵者。他对这些外来户总是将目光避去，正如幽居于深宅豪门中的一名闺秀对那无理侵入其庭帏的工厂黑烟同属一样的憎恶态度。

当阿显顿提起一位家有亿万财富的名流同时亦是全美精美画作的收藏家时，哈灵吞先生答道：

“我本人从未拜见过他。但我的姨婆玛丽亚·潘·沃明吞却常说过，其祖母曾是一位上等名厨。我那姨婆曾十分抱歉，她竟离开我的祖母去嫁人了。姨婆便曾说过，她那祖母所做的苹果煎饼据她所知实在无人能及。”

哈灵吞先生讲，他平生无二色，只对其妻子一人忠诚不渝，并以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篇幅缕叙了她是如何如何大有教养以及作为母仪的无上典范。但她却体质素弱，因而颇曾经历过计数不清的多次手术，并对这一切过程全都作了详尽描述。至于他本人，他也做过两次手术，一次是扁桃体，另一次则为切除其阑尾，关于这两者的详细过程，他便占去了阿显顿不止一两天的时间。他的所有的朋友也全都动过手术，至于他对外科的知识更是百科全书式的。他有两个儿子，目前都在上学。他一直在考虑他是否十分应当使他们也都动动手术。奇怪的是其中一个其扁桃体有些膨胀，而另一个则对其阑尾又不容乐观。而说到手足间的亲情，他从来没见到过世上再有两个这么互相依恋的兄弟，于是他的一名友人，亦即全费城第一号的外科医生，就向他做过建议，是否将两兄弟同台进行手术，以便可以做到一刻也不分离。说着他便将这两个孩子的相片拿给阿显顿看，还有他们母亲的相片。他的这次俄国之行是他平生第一次同他家人分离，所以他每天一早就要写上一封长长的致妻书，告诉她前一天他所经历过的所有情况及其大部分言论。阿显顿就见到过这些信件，上面每页全都书满了他那清晰可辨确切无误的笔迹。

在读书方面哈灵吞也有特色，举凡有关会话之书他可谓无不遍读，而且能穷其颠末。他还有一本小书，上面记录着他听到过的每个故事。他告诉阿显顿说，每次外出赴宴之前，他总要查阅半打这类东西，庶不致临时抓瞎。这一切全都有字母标记，比如那标有G的，则表示在一般场合（general society)下可以讲的;标M的，则更适合于更粗犷的男性之耳（masculine ears)。在讲述“轶事”这方面他就更是专家一位——这里所谓轶事当然即特指那种其性质严肃、内容较长、全凭细节之不断积累以成其最终之滑稽效果的那类东西，而他的讲述则是绝不给你留任何想象的余地的原文作He spared you nothing,即是此译文中之意。如果直译此句——他半点儿也不会饶你，读者看后，定将不知所云。。阿显顿早就明白这是要说什么，只能皱眉握拳，屏息吞声，耐心静听，直到最后包袱抖掉，这才吐出这口恶气，放出一声尴尬的空洞笑声。但如果这中间走进一名乘客，哈灵吞又会热情地起身相迎，对他讲道：

“赶快坐下，我正在给友人讲个故事。这个你可不能不听，这真是你平生会听到的最好笑的故事了。”

然后便把这个重头又讲上一过儿，一个字都不错地又重复开了，一个形容词都不会改变，直到那幽默的结局为止。一次阿显顿建议说，他们是否可以在同车的人中再找上两名好玩牌的，这样就能打打桥牌来打发时光，但哈灵吞先生却说他从不沾那玩艺儿。这样绝望之下，当阿显顿只好自己玩起那单人牌时，哈灵吞先生登时把脸拉得长长。

“让我不明白的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能把他的时光浪费在牌戏上面，而且在所有没头脑的游戏里单人牌戏确实是其中最要不得的一种。它会毁掉谈话。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他最能发挥其天性中最高级的一项功能，当他参加进社会性的交谈应对。”

“可浪费时光这事也自有它的某种高雅之处。”阿显顿对曰。“任何一个傻瓜也会浪费金钱，但当你浪费的是时间，你浪费的便是无价之宝。更何况，”他悻悻地补充道，“你玩牌并不妨碍你的谈话。”

“可一个人又怎么能很好地谈话，当他的一门心思已被要闹个黑桃七就得先押上张红桃八等等全给占据去了？会话所呼唤的是人智的最高级的能力，在这方面你如果曾经费心去认真研究过一番的话，你就可谓有权去要求正在聆听你讲话的人们给予你以他力所能及的全部注意力。”

他说这些话时的口气并不含任何苛刻成分，而只是以一名曾经久经风雨的过来人的一副颇不乏善意的绝大隐忍耐心临之。他只不过是摆出一件简单事实，至于它将被阿显顿接受与否，那就全在他个人了。而不少艺术家却做不到这点，他们只知一股脑地强求别人认真对待其制作。

哈灵吞先生还是一位勤奋的读书人。每逢一编在握，那另一只手总是紧握铅笔，以便在感兴趣的地方画道下线，并以清晰笔迹在页边略作几字简评，以备与人讨论之用。当阿显顿自己也在读起书来时，他往往会突然发觉，哈灵吞先生正在手握书笔盯着他看，这时他定会紧张之极，心跳不止。这时他已吓得不敢抬头，甚至不敢翻页，因为生怕哈先生会以此为十足之借口而开始长篇大套地插入进来，而只能将其全部之注意力死死地盯住某个单词不放，正好像一只小鸡用嘴直鹐地上的一道白线似的，而且连气都不敢喘，直到觉察出哈先生已放弃了其讲话意图，重又回他的书本上去了。其时哈正攻读一部两卷本的美国宪法史，其间稍事调济，也偶尔拾起另一巨帙，以松弛一下。此书为一本演说汇编，据云全球这方面的一切精彩名篇无不悉数收录在内。因为哈灵吞先生乃是一名席间演说大家，世上论述演讲术的全部佳著他几乎无不毕读。他非常懂如何能同其听众搞好关系，如何以一二有力的词语打动其心弦，如何用几个适切的故事去抓住其注意力，并在最后，以何等酣畅淋漓之美妙词句来配合当日场景并在精彩绝伦的表达中而圆满地结束全篇。

哈灵吞先生还酷爱朗诵。阿显顿便不止一两次见到过美国人以出声阅读作为其娱乐方式的这一令人头痛的流行倾向。他在一些旅店的客厅里面就经常见到过晚餐之后一位父亲往屋角一坐，身旁伴随着其夫人及其子女，正在把什么大声朗读给他们来听。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他就有时肃然起敬地望着一位其貌伟岸、颀长清癯的高贵先生中间一坐，周围挤满着十五六名女士，虽说多已过其妙龄，正以其洪亮的声调向她们朗读着一本谈论艺术史的书籍。当往来于供人散步的甲板上时，他也碰到过一双双度蜜月的新人，于其横卧于长椅之时，那新娘也正以其不紧不慢的声调把一本通俗小说一页页地读给她的丈夫来听。这种示爱的方式在他看来实在是太奇怪了。他的一些友人曾提出过想读些东西来给他听，也有些女士想听他给她们朗读，但对这些邀请他向来都婉言谢绝，对有作此暗示的他也都假作不曾理会。他既不喜欢自己高声朗读，也不喜欢别人朗读给他听。在他的内心之中，他总认为以此为其娱乐方式的民族爱好倾向终究是一种缺陷；美国的性格虽然什么都好，这点却未免是美中不足。但天上那些不死的神祇却最好拿尘世的凡人来取笑，因而此番遂把他交到这名高僧的手里，并因被捆住手脚，无以自救，只能俯首帖耳，任人宰割。哈灵吞不仅自诩为朗读朗诵之专家，而且还进而将这门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也都向阿显顿作了传授。阿显顿从此才知道，朗诵学原来也分两派，戏剧派与自然派；在前一派里，你必须模仿那发言者的语气，因而假如在朗读一部小说时，当书中的女主人公涕泣时，你也得跟着涕泣，当她闭过气去时，你也得闭过气去；但在后一派里，你朗读起来时，就跟你朗读芝加哥的一家邮购店的价目表时是一个样的。这后者正是哈灵吞先生所属的那派。在他婚后十七载的长时间里，他曾给他的爱妻及其两子（等到他们已届欣赏作品之年）朗读过不少文学名作，其作者计有司各特、奥斯丁、狄更斯、勃朗特诸姊妹、萨克雷、乔治·爱略特、霍桑与豪威尔斯等。从这里阿显顿得出结论，朗读一事对哈灵吞先生来说早已成为其第二天性，要想阻止他的这类行动，必将乱了他的方寸，因而那难度之大将不下于使长年的烟鬼戒烟。而且他会猛地就朝你扑来，令你防不胜防。

“你听听这个，”他会这么说道，“你必须听听这个，”仿佛他突然被某个箴言之绝妙或某个词语之精练所迷住。“现在就要你一个看法，你是否认为这里的措词用语妙至极点。不长，只有三行。”

他朗读开了，而阿显顿倒也并不吝惜这几分钟来听上一听，但刚刚念完这个连停下来喘上口气的工夫都不浪费他就又连下去了。他就一直连下去了。永不停歇地连下去了。就这样，以他那均匀的、高声调的嗓音，既无轻重也无表情，他就这么一页页地朗读了下去。阿显顿坐不住了，他毛咕起来，一会跷腿，一会放平，一会吸烟，一会掐灭，一会东倒，一会西歪，不停地在变换着坐姿与位置。哈灵吞先生还是一直在朗读。列车此刻正悠闲自在地穿越在那永无尽头的广阔的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它越过村庄，越过桥梁。哈灵吞先生还在一直朗读。当他终于将埃德蒙·柏克的那篇伟大演说读到末尾时，他这才将书放下，心中不胜其成功之感。

“以愚见看来，这实在是英国语言中的最为精彩的演说佳篇之一。它无疑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文化遗产，确实值得对此倍感骄傲，引以为荣。”

“难道你便不觉得这事有点不够吉利，就是当年听他演讲的那些人今天一个也不在世了？”阿显顿闷闷不乐地问道。

哈灵吞先生刚准备回复他说这事本来也就毫无足奇，既然这篇演说乃系作于十八世纪，可忽地一下他明白过来，原来阿显顿（按此君于如此艰苦万状之中而能坚忍至今，谅海内仁人君子定将慨然予以首肯）不过在开玩笑罢了。他拿手往膝盖上一拍便乐开了。

“哎哎呀，这真是妙语一则啊。这个我得马上记在我那笔记本上。我完全懂得怎么给它派上个用场， 等我将来在午餐俱乐部作席间讲演时使用。”

哈灵吞先生还是一名“高额头”（a highbrow），但这一雅号（虽说原系俗物所编，却意在骂人）他却欣然乐承，仿佛在接受一项荣誉头衔，不仅欣然乐承，且觉光彩无极，接受起来痛快的程度殊不亚于古殉难者之于其刑具，例如圣劳伦斯之对其烤架或圣卡萨琳之对其轮盘。

“爱默生便是一名高额头，”他接着道。“朗费罗是一名高额头。奥利弗·温代尔·霍姆斯是一名高额头。詹姆士·罗素·洛威尔是一名高额头。”

哈灵吞先生对美国文学的知识超不过上述那批作者们还出东西的时代。他们名气不小，可作品不一定十分动人。

哈灵吞先生是个讨人嫌的家伙。对阿显顿来说，哈惹烦过他，激怒过他，害得他心神不宁，逼得他快要发疯。可阿显顿也并不真讨厌他。他那自满自足的确是够严重的，但却是那么 一秉至诚，你对此还是抱怨不得的，他的自以为是却是那么孩子般的，你也只能对他一笑置之。他对人总是那么充满善意、那么殷勤体贴、那么毕恭毕敬、那么彬彬有礼，虽说按阿显顿的心愿只巴不得能杀了他方才解恨，可临到将动手时，恐怕仍会觉得他对此人还是爱多于憎。他的仪表举止都堪称是精致的、规范的甚至难免稍嫌繁琐（但这些也都无伤也，因为优良仪表本来便是社交场合之人工产物，故能容忍假发之敷粉与服饰之花边），这些虽不过是其高级教养之天然流露，却因其本人心地之纯良而别具一番可喜的意义。他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为他人尽力效劳，而且只要他认为会对其同伴有益，那么再大的辛苦他也都在所不辞。在勇于任事这点上他确实堪称无上楷模。或许这一用语之确切所指往往颇欠明白，但这也无非因为此种动人品质在我们许多人众当中尚少太多表现。每逢阿显顿偶感不适，哈灵吞对他的一番服侍也都曾做到尽心竭力。阿显顿对此君对自己的这番关心深深感到不安，这时尽管周身痛楚难耐，还是忍不住对哈灵吞的不停操劳觉着好笑，因他不仅给他一再测量体温（并为此而从其整洁的皮包中取出大堆丸药片剂），而且坚定地为他医疗诊治。阿显顿对他在餐车里的种种表现也大为感动，他从来不嫌麻烦，往往搜尽那里来寻找他认为适合阿显顿消化的有益食品。世上的一切他都肯为阿显顿去办，只是除了一件，闭上嘴巴。

闭上嘴巴只有当哈灵吞先生着装之时，因此刻他的一颗处子般的坚贞之心竟是如此地专注不贰于换衣换装这一重大问题，以致虽当阿显顿之面亦无过多的欠自然之表情。他可谓恭谨体面之至。他的内衣每日一换，新的从箱里整齐取出，旧的往那里整齐放回，但在脱衣换衣时其动作可谓神速，以免露出半点肉来。上了这趟不干净的列车两三天后，阿显顿便不再讲求整洁——全车才只有盥洗室一间，很快也就邋遢得同其他乘客没有两样；可哈灵吞先生不是这样，他不在困难面前妥协。他的洗漱是从来一丝不苟的，尽管门外等不及的人们把那把手转得嘎嘎直响，而每次从洗手间出来后总是那么容光焕发，一身香皂气味。一旦着装完毕，重新穿上那深色外衣、条纹下裤以及光晶的皮鞋之后，那衣帽整洁的程度就跟他从在费城的住处刚刚走出家门正待搭上电车去他市中心的办公室时没有什么不同。车行至某地时，曾经传来消息，不久前发生过炸桥之举，再有在下一站过河之处颇曾有过骚乱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停车，乘客被赶下车，任其漂流乃至暂被拘留等等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阿显顿考虑到，那时他会同其行李分开，因而不得不事前作好防备，先穿上最厚的衣服，以免万一必须在西伯利亚过冬时也能少受一些酷寒；可哈灵吞先生则根本不管这套，他对这种并非没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完全不作任何准备。见此阿显顿不禁深信不疑，即使这位先生真的在一个俄罗斯的监狱里一住三月，他的那副衣冠楚楚的整洁仪表也必丝毫不变。一队哥萨克士兵上了列车，并在每节车厢下面的站台上荷枪实弹，放起哨来，而列车则小心翼翼地缓缓开过那座受损的桥梁；接着便到达那处接到过警告的危险地带，这时列车便加足马力，直冲过去。当阿显顿重又换回他那身轻便的夏装时，哈灵吞先生的话语里当然不无讥笑成分。

哈灵吞先生还是一名精明的办事衙役。显而易见，要想在做生意上斗得过他还真的要点本领，因而阿显顿敢肯定他的雇主此番派他前来确可谓是用对了人。他会竭尽其全力去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如果这批与俄国人的买卖能做成功，其难度当远非一般生意可比。他对其公司的一番忠诚也就使他非搞成功不可。他谈起他公司的负责人时常常语带好感尊敬。他热爱他们，并以他们而自豪，但他并不因为他们更富得多就妒忌他们。他很满足于他辛苦挣得的这份薪金，并认为偿副其值；只需他能交足他孩子们的学费和给他将来的遗孀留下笔够她生活的积蓄，因为除此之外金钱对他又有何意义？他甚至认为发财这事有点俗气。在他看来文化远比金钱更为重要。在花钱上他也总是精打细算。他每顿饭后都要记账，这样他的公司将会清楚他没有多花过一分钱。但是当他发现穷人往往会聚集到车站，在停车地方前来乞讨，并眼见战争已将广大人众变成赤贫，因此每逢车快停下来时，他总是尽量多凑足一些小票，而且会在一脸羞愧地自嘲自己又将受骗的同时，把皮包里的这些零钱周济出去。

“当然我清楚这也不是该着他们的，”他会这么讲道，“而且我这么做也不是为的他们。我主要是为了使我自己的心情能平静下来。我会感到过意不去的，如果我明明看出了某个人饿得厉害，可我连一顿饭钱都舍不得给他。”

哈灵吞先生是很荒谬，但也可爱。要对他粗暴无礼是不可想象的，那会像动手打一个孩子一样的令人不忍；所以阿显顿，不管内心怎么骂他，外表上还是得装成挺友善的，在与这位和气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家伙的交往上也只能是一副纯然的基督徒的隐忍精神，历尽艰苦而决不言艰苦。这次彼得堡之行计历时共十一天，而阿显顿觉得再多一天他也不能忍耐了。如果是十二天，他肯定会杀掉哈灵吞的。

最后当列车终于（携带着疲惫肮脏的阿显顿和整洁、活跃与诲人不倦的哈灵吞先生）抵达彼得堡的郊区和看得见市里的万千屋舍时，哈灵吞先生转过头来对阿显顿说道：

“真想不到，列车上的十一天这么快就过去了。这实在是个极大的享受。我非常高兴这次能有你做伴，我敢说你会同样高兴有我做伴。我也不必再自谦了。我十分清楚我自己的确是非常能说会道。既然我们一直相处得这么不错，今后我们也必须守在一起，不能分开。我们在彼得堡的期间一定要一有工夫就见见面吧。”

“我一定会有好多事情要办，我担心我的时间也不全属于我自己的。”

“这我知道，”哈灵吞先生善意答道。“我估计我自己也会忙个不了。但早饭总可以一起吃吧，还有晚间，也能经常见见面，而且可以常碰碰头，交流一下。如果从现在起就各走各的，那可就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阿显顿叹道。

十五

旧情与俄国文学

当阿显顿看到，他此刻已经是在他旅馆的卧室之内而且是第一次——以前的几天已恍如隔世——又能单独一人静坐下来望望周围，这时他似乎觉着他已再无精力起来去开箱解包。他已经进进出出过多少旅馆，自这场战火点燃以来，不管是豪华的简陋的，也不管是此邦彼地，异国他乡，竟是如此蝉联不绝。记忆所及，他仿佛一直就住在了他的旅行袋里。他疲倦了。他也在不断问询自己，他将如何着手去进行他被派前来完成的这个差事。他深感自己已经被掩埋在这无边无际的俄国版图之中而不胜孤寂。当此项选派初落到他头上时他不是没反对过——这任务海了，太难完成；但反对无效。他之所以当选倒并非因其上级认为他特别堪当此任，而是因为其他人更不胜任。这时门边忽传来敲门声，阿显顿正想利用一下他刚学到的几个俄语词儿，马上以俄语大声应道请进之类。门开了，他一见便跳将起来。

“请进，请进，”他叫道。“我真高兴能见到你们”。

三个人进了屋。阿显顿当然认得他们，因为他和他们都是从旧金山同舟去的横滨，不过按其意见，一路上双方都不过话。三人全是捷克人，曾以革命活动的原因被驱除出国境，故而长期流亡美国，此次被派来俄乃系为了协助阿显顿的工作，并使之与Z教授取得联系，而这位教授在旅俄之捷克人中是广有威信的。刚才进门的三个人中有一个是当头头的，名唤埃根·奥斯博士，此人颀长而清瘦，发已花白，曾取得过神学博士和任过中西部某教派教长，但久已去其神职而投身于民族之解放运动。阿显顿对他的印象是此人比较通脱，并不在一些良心是非方面的问题上太钻牛角。一名具有了某种固定信念的神职人员较之一般常人往往享有其一大优势，这即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举一动均能自信其业已取得全能上帝之嘉许认可。他眼神里有种欢快的表情，但说笑话时并不带笑容。

阿显顿在横滨时便已与奥斯博士有过两次密谈。他从中得知，虽说Z教授对使其本国摆脱奥地利的统治热情极高，并且深知此事的实现只有当那些同盟国及其附庸的全体崩溃方才有望，但他在眼下这桩事上却不免顾虑重重；他不愿去干一些违背其良心的事，而且要办的话则必须方方正正、光明磊落，因此某些不得不办的事便不能全都让他知道。他的威望确实是太高了，所以他的意愿也就不容不加考虑，不过有些时候一件事的进行还是以不使其得知为妙。

奥斯博士此次来彼得堡的时间要比阿显顿早上一周，因而能将所掌握的目前形势向他通报了一下。听后阿显顿的感觉是局面已到了严重的时刻，因而如要有所作为，便得立即着手，刻不容缓。军队中不满情绪严重，时有哗变可能，克伦斯基那个软弱政府已难以支撑，摇摇欲坠（其所以仍能不倒只不过因为目前尚乏力量来取代它），而环顾周遭，则但见饥馑遍地，路有饿殍，因而德人是有可能迅即派大军挺进彼得堡固已属意料中事。英美两国驻俄大使对阿显顿的此次到来当然业已得到通知，但对其具体使命为何却也同样并不了解。阿显顿此时正在与奥斯博士商量与Z教授见面的事，这样既能弄清教授的有关看法，又能将自己的意图讲给他听，意即他目前财力雄厚，因而对凡能防止俄国（与德方）单独媾和这一严重灾难（此点协约国政府方面早已察知）的任何义举均有条件予以大力支持。此外他还得与各行各界中有影响的人物广泛进行联系。哈灵吞先生因有生意要做，又持有去总理各部门的介绍信函，势将会与那里的官员们多所接触，所以现正急需一名翻译。奥斯博士说起俄文来就和他用母语也差不多，因而阿显顿马上想到，请他来充任一下这个角色将再适合不过。阿将这一情况告诉给奥斯博士，于是商定聘请办法，即当阿显顿与哈灵吞先生一道共进午餐时，便请奥斯博士前去他们那里，先假作与阿并不相识，并在既经相识之后，再将博士介绍给哈；然后便把谈话引入正题，提出这真乃天从人愿，竟把这最佳人选捧送给他的这名友人。

但另有一位阿显顿也认定为可能成为对他有用之人，于是他开口道：

“你曾听说过有位名叫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列昂尼达夫的人么？她的父亲就是亚历山大·丹尼谢夫。”

“我对他当然可是太熟惯了。”

“我有理由相信那女人现在就在这彼得堡。你能够帮我弄清她目前的住址及其职业吗？”

“当然能够。”

奥斯博士马上用捷克话对陪他前来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讲了几句；这两名跟班都是目光犀利的人，一个较高而白，一个稍矮而黑，但年龄上都比奥斯博士更小一些，不难想象，他们都是来听吩咐的。被告知去办事的那人当即点首起立，与阿显顿握了下手便离去了。

“今天下午你就能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

“好了，看来目前我们也只能这样了。说实话，我已经有十一天没洗过澡了，现在是非洗不行了。”

阿显顿从来都说不清默想这事是在火车上还是在澡盆里更好进行。就能搞出新奇东西这个角度来讲，坐着火车穿越法国平原的时候往往出现过妙思泉源奔凑而来的美好时刻；但如果论到回忆之乐，或在一些业已在头脑中初步成形的事物上再精雕细刻锦上添花，那就什么也比不了一盆热水澡。他仿佛一头泥塘里扑腾乱滚的水牛那样，此刻在这盆肥皂水之中也正浮想联翩，不无好笑地重又勾起他与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列昂尼达夫之间的种种旧事。

在这类故事里，涉及到阿显顿有时也能在常为人戏称之为脉脉柔情的那种感情上有所表现的笔墨也就实属寥寥。这方面的专家们，亦即那些特喜在哲学家视之为仅其余兴的这些琐细上面大做其文章的可爱先生们，平日惯好断言： 作家也好，画家、音乐家也好，总之凡是多少与艺术沾边的这类人，他们在爱情这件事上全都可谓是表现十分欠佳。雷声大而雨点小。他们向来是疯癫也疯癫了，呻吟也呻吟了，表白曾经不断，姿态更是万千，但临到最后关键时刻，因为他们对其艺术或其自身之爱（这两者他们本来就分辨不清）还是更胜乎对其钟情之对象，他们拿出去的全是虚的，但上述对象，由于一脑子的实际的性意识，此刻要求明确，只要实的。可能情况也就是如此，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理由（这点过去提到的不多）女人们才对艺术打心眼里怀着那么大的刻毒仇恨。不过尽管这样，阿显顿在其已过去的二十年中还是不断为了这位那位妙人而怦然心动，忐忑不已。当然乐也有过不少，但苦肯定会要更多，但即使在他因了某些无回应的爱而受尽折磨时，他也仍能宽慰自己说（虽说难免一脸苦相），毕竟“入我磨者皆成粉也”。

如前所说，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列昂尼达夫乃是一名革命党人的女儿，此革命党人被判在西伯利亚终身劳役后曾从那里逃了出来，定居在英国。此人能力过人，三十年来一直靠了他的那支健笔为生，甚至在英国文坛也都小有名气。待到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已达其及笄之年，她的夫君名唤弗拉基米尔·西蒙诺维奇·列昂尼达夫，也是一名该国的流亡者，而阿显顿认识安娜塔西亚时她已是结缡多载。那也正是当欧洲发现俄国这块新大陆之时。那时人人都读起俄国的小说来，俄国的舞蹈风靡了整个文明世界，俄国的作曲家们使不少已经听腻了瓦格纳的人大动其肝肠，并在改换着其口味。俄罗斯艺术此次对欧陆的入侵，其来势之猛，蔓延范围之广，都无异一场瘟疫。新名词成了时尚，新色彩新感情也都是如此，这里的“高额头们”也毫不迟疑地全管他们自己叫起“知识分子”了。阿显顿也同其他人一样，座椅换靠垫，墙壁挂雕像，一顺儿俄国派，正是，读书读的契诃夫，观舞要看芭蕾舞。

而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则是论出生，论家境，论所受教育，都不愧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一名。她与其夫君在摄政公园附近一处不大的寓所，此刻业已成了伦敦文士前来雅集朝拜的圣地，在此他们会十分虔敬地凝望着一伙贴墙而立的伟人，他们各个胡须满腮，面色苍白，活像一群告假一天以惠顾人间的神庙像柱；这些人不问可知，无一例外地悉数为革命党人，料想其此刻不呻吟于其西伯利亚的矿井之下，而竟然逍遥乎此土，亦神迹也。此时此际，文学界之淑媛女史也均不吝开启其绛唇，以一品彼伏特加之强劲。如其你时运既佳人缘又好，说不定你还能有幸同佳吉列夫在此握握手，另外还会不期而欣睹到巴甫洛娃的绰约丰采，只见她恍若熏风吹送来的一枚桃瓣似的，竟翩然隐现出没在那里。彼时阿显顿的名气尚较有限，不足以和当日的名流们相抗衡，但他显然已忝列其侧；虽说有些人已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但另外一些（可能属于对人性尚抱有几分信心者）似仍对他心存厚望。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便当面告诉过他，他也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员。而他也毫不犯难地便相信了。其实按他当日的那种状态来说，那真是你说什么他就会信什么的。他那时正是不胜兴奋，豪情满怀。在他看来，多年以来他便曾汲汲以求而始终弗得的那种隐约不定的浪漫精神此刻似乎已经就在望中，离人不远了。眼前的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正是这一切的一个活的象征： 她生得眉眼美好、体态婀娜（虽说以今日的标准未免过于丰腴）、颧高鼻扁（恰是鞑靼风范）、嘴阔、齿健。只是衣着稍显花哨招眼了些，总之，满过得去。在她那双黝黑而忧郁的明瞳里阿显顿瞥见的东西多了： 那一望无际的茫茫俄罗斯草原，那巍峨的克里姆林宫及其悠扬的钟声、圣伊萨克大教堂复活节时的庄重祭礼、霜华满眼的白桦树树林、气象万千的涅瓦大街；令人惊异不置的是他竟在那一双眼睛里瞥见到了这么许多。而说到这双眼睛，那是多么滚圆而亮晶，而且微见外凸，有如北京城里的满人。至于他俩谈的则是：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廖沙、《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里的那个同名女主人公以及《父与子》等等。

阿显顿不久便发现，安娜塔西亚的丈夫完全配不上她，并很快得知，她自己也是他的这个看法。弗拉基米尔·西蒙诺维奇个子不高，一束头发乱蓬蓬的，完全是与人无忤的老好人一个，见后很难让人相信，沙皇当局有何必要害怕他的造反活动。在待人接物上他也是够和气的，非常谦让。当然他也就不能不是如此，理由是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乃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人： 所以什么时候安娜塔西亚患起了牙疼，西蒙诺维奇自己的牙也就跟着遭起罪来；什么时候安娜塔西亚的一颗心因其故国的不幸而不胜其绞痛时，这期间他也会同样痛不欲生。阿显顿不能不把他视作是一个可怜虫，但因为他又是那么善良也就不由人地喜欢起他来，可这么一来，在经过一段时期后他向那女的吐露其真情而喜出望外地立即得到了回报时，他一时间真是闹不清该把这个维奇先生怎么办了。这时他和那女的已经达到了这么一种程度，谁也一分钟都离不开谁了。阿显顿担心的是，这个安娜塔西亚，由于她的整套的革命思想以及其他种种，她到头来是不会嫁给他的；可使他万没想到和使他呼出了口大气的是，听了这婚姻之请，她竟然连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下来。

“你认为弗拉基米尔·西蒙诺维奇会这么痛快地让人把他甩掉了吗？”他问道，这时他正坐在沙发上，靠着一个那颜色就跟腐肉似的坐垫，握着她的手。

“弗拉基米尔太爱我了，”她回答道，“这会伤透他的心的。”

“他的确是个好人。我也不想让他这么不幸。但愿他能忘掉这事。”

“他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这就是俄国精神。我完全明白，当我一旦离开了他，他会觉得一切使他认为值得一活的东西一下子就全都没了。我再没有见到过一个这么以女人为命的男人，而他对我就是这样。不过他当然不会阻拦我的幸福。他还不至于那么小气。到了这种时候他是会保证我的个人发展的。我没有迟疑不决的理由。弗拉基米尔会把自由交给我的，这没问题。”

在那个时期离婚法在英国那里比今天还更复杂和荒谬。考虑到安娜塔西亚对此事了解不多，阿显顿还专就这种情况的纠葛麻烦向她作了一番解释。她一边把手温存地放在阿显顿的手上。

“弗拉基米尔是不会把我的种种都暴露出来，让我在离婚法庭上大出其丑的。如果我告诉了他我已决心嫁给了你，那他就会用自杀手段去了结这一切的。”

“那可是太可怕了，”阿显顿道。

他当然非常吃惊，但也大为激动。这真太像一本俄国小说了，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动人和可怕的篇章了。他此刻满眼都是他书中的那些角色的撕心裂肺、痛不欲生，那一堆堆的破酒瓶子，那向吉卜赛人的投奔，那伏特加，那晕厥昏迷、僵挺发癫，那人人一开口便再也制止不住的没完的唠叨。那一切都太吓人、太奇怪、太乱哄人了。

“这会让我们十分不安的，”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道，“除了这个，他再干不出别的。我没法要他离了我去活着，那就跟船只没了舵，汽车没了汽化器似的。我太了解他了。他只会自杀。”

“那又会怎么个自杀法？”阿显顿还有那现实主义者追求细节的习惯。

“怎么个自杀法？一枪打去，脑浆迸裂呗。”

阿显顿想起了罗斯梅荷姆。想当年他也曾一度是一名易卜生崇拜者，甚至还生过痴念，想学学挪威文，以便能通过其原文弄懂这位大师的奥秘精髓。不仅此也，他甚至还亲见过这位大师，见过他在喝慕尼黑啤酒。

“可你想我们能过上一小会儿好日子吗，如果我们的良心上老有这么个死人？”他问道。“我有一种预感，他会时不时地就卡在了我们中间了。”

“我清楚我们会遭这份罪的，这份可怕的罪的，”安娜塔西亚道。“可我们又有啥办法？人生就是这个样的。我们肯定会想起弗拉基米尔来的。可我们也不能忘记了他的解脱之道。他只有自杀才是上策。”

她背过脸去。阿显顿看得清楚，大滴大滴的热泪顺着她的双颊就淌下来了。阿显顿也真感动了。毕竟他的一颗心还没坏透，因而一想到弗拉基米尔将会头上一枪倒在血泊当中，也真是太吓人了。

这些俄罗斯人啊，他们也是多能折腾。

但是当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终于战胜了她的感情，重又恢复了理智之后，但见她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带着那副湿润、滚圆和微凸的眼睛对他说道：

“我们一定得拿准我们这次没有胡来。我会永远也原谅不了自己的，如果我弄得弗拉基米尔自杀了，可我自己却一点儿也不占理。我觉得我们一定得先弄清楚我俩确实是真心相爱。”

“你自己就弄不清楚吗？”阿显顿以一种低沉而紧张的语调问道。“可我能弄清。”

“还是让我们先到巴黎住上一周吧，看看我们能不能合得来。那时我们就能说准了。”

阿显顿还是有些旧思想的，所以这一建议实在使他大吃一惊。只不过工夫不大。安娜塔西亚真是了不起的。她的思路那么敏捷，而且马上便觑出正在困扰着他的那一瞬间的迟疑。

“你总不至于还是满脑子的布尔乔亚偏见吧？”她在盯问他。

“当然不是，”他赶紧向她剖白自己。他宁愿自己被人当成恶棍也不能当成布尔乔亚。“我觉得这个想法真是再妙不过了。”

“你想想看，一个女人又有何必要非拿她的一辈子来作这种赌注？可一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只有跟他过上一段才能清楚。所以这么来做对她来说也是最讲公平的，这样如果不行的话，想再反悔还来得及。”

“一点不错，”阿显顿完全同意。

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可不是那种办起事来拖拖拉拉的女人。如今计划既定，那个礼拜的礼拜六他们便不误时机地动身去了巴黎。

“我不打算告诉他我这次是跟你一块去的。那只会让他伤心。”

“那么着确实不好。”

“如果一周之后我终于发现我这次是搞错了，那他也就无需再知道这件事了。”

“完全没错。”

他俩在维多利亚车站会面了。

“你买的是几等的票？”她问他。

“头等票。”

“买得好。父亲和弗拉基米尔出行时总是坐三等车，这是他们的原则。可我坐车好头晕，总想有个肩膀靠靠。这事在头等车里最好办。”

车开以后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说她感到头晕，于是便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也用手搂住她的腰。

“一点儿也别乱动，行吗？”她道。

等他们登上轮船后，她去了一趟盥洗室，船到加来，她吃起饭来时胃口极佳。再上车后，她脱去帽子，又把头枕在阿显顿的肩上。这时他想看本书了，便拿起本书来。

“你不看书行吗？”她道。“我的头得有个东西支着，可你老是动手翻篇我就会觉得太可笑了。”

最后他们到了巴黎，住进了塞纳河左岸安娜塔西亚熟悉的一家不大的旅馆。她说那里是有气氛的。她看不惯对岸的那些巨大豪华的宾馆；那些地方太俗不可耐了，也太布尔乔亚了。

“我跟你去哪儿都行的，只要那里有个洗澡间。”

她笑了，拧了下他的脸颊。

“你真是英国气得太可爱了。你一周不洗澡就不能活吗？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你该学习的东西是太多了。”

他们真没少谈，一直谈到半夜： 谈马克西姆·高尔基，谈卡尔·马克思，谈人的命运，谈爱情，谈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一边也不知喝了多少杯俄国的茶；这样天亮之后，阿显顿便不想起来了，早餐想在床上吃点儿，等中午开饭时再起身。但安娜塔西亚不同，她可是个早起的人。人生多短暂啊，该做的事又那么多，八点半才吃早饭已是罪过，再晚（哪怕只再晚一分钟）还能行吗？于是他们坐到了一间灰溜溜的小餐室里，只见那里的门窗大概已有一个月未打开过了。倒是满“有气氛的”。阿显顿问安娜塔西亚想吃什么。

“炒鸡蛋。”

她吃得津津有味。阿显顿已看到了她有着一副极健全的胃口。他猜想这可能也是带民族性的： 因为你想象那位安娜·卡列尼娜一个小圆面包一杯咖啡就能顶上一餐午饭吗？

早餐后他们去了卢浮宫，午后又去了卢森堡宫。他们提前吃了晚饭，以便再去法兰西喜剧院；出来后又去了一处俄国的卡巴莱，在那里他们跳了跳舞。当第二天八点半他们又坐到了那间餐室的原位，而阿显顿再次问起安娜塔西亚想吃什么时，她的回答还是：

“炒鸡蛋。”

“可我们昨天已经吃过炒鸡蛋了，”阿显顿提出异议。

“不过今天再吃又何妨，”她微笑道。

“那好吧。”

这一天度过的方式也与头一天相同，只不过卡纳瓦莱博物馆替换了卢浮宫，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替换了卢森堡宫。但当第三天早上安娜塔西亚在回答阿显顿关于吃什么的询问时又一次提出了炒鸡蛋时，他的一颗心咯噔一下沉了下来。

“可我们昨天和前天一连两天都吃过炒鸡蛋了。”

“那你就想不明白这正是我们今天还要吃它的很好理由？”

“不，我想不明白。”

“难道说你今天早上的幽默感丢失了吗？”她问道。“我是每天都得吃炒鸡蛋的。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吃法。”

“原来是这样，那好那好，所以当然我们还是要炒鸡蛋。”

到了第四天早上他再也无法面对这东西了。

“你还是和往常一样要炒鸡蛋？”

“那当然啰，”她满怀爱意地笑道，笑时两排方方正正的牙齿全露了出来。

“那好。我给你还是要炒鸡蛋吧。可我的那份就要煎鸡蛋了。”

笑容从她的唇边消失了。

“是吗？”她停了一下。“你没想过这是太不体谅人了？你认为给厨子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对他们公平吗？你们英国人，你们全都一样，你们总好把用人当机器看。你想过没有，他们也和你一样有心有肝，有肠有肺？你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如果无产阶级的不满正在此起彼伏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布尔乔亚这么骇人地自私自利？”

“难道你真的认为英国那里必将爆发一场革命只因为我个人在巴黎吃的是煎鸡蛋而不是炒鸡蛋？”

她已怒不可抑，那个秀美的头颅摇晃得就跟个拨浪鼓似的。

“这个你就不理解了。这个就正是这件事的原则。你认为这只是个玩笑，当然我知道你这是在故意想要逗人笑的。其实我对玩笑的欣赏能力丝毫也不次于别人。契诃夫就是以幽默在俄国闻名的；只是你明白这里面所包含着的意义吗？你的整个态度都是不对头的。这是缺乏感情。如果你也经历过1905年彼得堡的事件，你肯定就不会这么讲话了。每当我一想到成批成批的人群正跪在冬宫前面的雪地里，而哥萨克士兵却用机枪在扫射他们，也不管妇女儿童！不，不，不。”

她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面孔被痛苦扭曲得不成形状。她拿起阿显顿的手表。

“我知道你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刚才你说那话只是因为你没过脑子。我们也不再议论这件事了。你是有想象力的。你也挺能感受事物的。这我知道。你的鸡蛋也跟我的一样吃法，行吧？”

“当然。”

自这以后他每天早上都吃炒鸡蛋了。连那服务员都说了，“Monsieur aime les œufs brouillés .”一周结束，他们返回了伦敦。一路之上他的一只手总是搂在安娜塔西亚的腰部，安娜塔西亚的头也总是靠在他的肩头，从巴黎到加来，再从多佛到伦敦。（他想起了他不久前刚刚完成的行程，从纽约到旧金山——那可是得五天哪！）当他们再次回到维多利亚车站，站在站台上等出租车的时候，她也再一次地用她那滚圆、闪亮和微凸的眼睛仔细地望了望他，然后讲道：

“我们的确玩得太有趣了，对吧？”

“太有趣了。”

“我已经完全主意打定。这次实验是正确的。只要你不嫌弃，我将时刻准备着去嫁给你。”

可阿显顿却叫今后这一辈子天天都得吃炒鸡蛋这事给吓坏了。于是将女士扶上车后，立即另叫了一辆赶赴肯诺旅行社，并在购票后匆匆上了一条迅即启航去美的邮轮。所以当那个风和日丽的清晨该船驶入纽约港和欣睹自由女神像时，历来的移民者中，论到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渴望，恐怕再没有谁能抵得上船头的这位阿显顿了。

十六

美商命运

自那次分手后，一晃又是多年，其间阿显顿没再见到过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他听说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他们夫妇返回了俄国。也有可能他们会给予他一些支援，因为无论怎么说，弗拉基米尔·西蒙诺维奇也总亏了他才捡回条命，于是他决定立即修书一封，问询他是否可以前去见她。

当阿显顿下楼去吃午饭时，他觉得他已休息过来。哈灵吞先生正在那里等他。就座后，开始吃起桌上的食物。

“请让服务员拿些面包来，”哈灵吞先生道。

“面包？”阿显顿答道。“现在没有面包。”

“可没有面包我吃不下饭。”

“恐怕是你吃不下也得吃了。现在不但没有面包，奶油、白糖、鸡蛋、土豆也都没有。只有鱼和肉了，另外还有些青菜。就这些了。”

哈灵吞先生一下惊得舌咋不下。

“可那是战争期间啊，”他道。

“目前也差不许多。”

哈灵吞先生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接着又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将怎么来干。我要抓紧时间尽快把我那业务了结了，然后迅速离开这个国家。我敢肯定哈灵吞太太是不会愿意看到我吃起饭来没糖没奶油的。我的胃口比较娇嫩。我们公司如果知道我在这儿一切享受都被剥夺，他们也不会忍心派我来的。”

工夫不大奥斯博士便走了进来，然后把一个信封递到阿显顿手里。那上面就有安娜塔西亚的地址。阿显顿把奥斯博士介绍给了哈灵吞先生。显然没有多久哈灵吞便对奥斯博士感到满意，于是不需更多啰嗦便直接向哈提到，这就是为他觅到的上等翻译。

“他说起俄文就跟个俄国人一样。可他又是个美国人，所以误不了你的事。我已经认识他相当久了，所以敢向你保证他绝对是信得过的。”

哈灵吞先生对刚才说的非常满意，于是饭后阿便立即告辞，一切由他们自己去商量了。他马上给安娜塔西亚去了封短信，并迅即接到复信说她正在赶赴一个会议，可以顺路前来他的旅馆看他，时间为当晚七时。等她的工夫他不免会惴惴不安。当然他此刻完全明白，他所爱的并不是她，而只是爱的下面一些人物，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斯特拉文斯基、巴克斯特等等；只不知这点她看出了没有。当快八点半的时候她到来后，他提出她最好同他和哈灵吞先生一道去就餐。他心想有一名第三者在场，他们的见面就不至于太尴尬了；其实他的这层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坐下来还没有喝上五分钟的汤他已经清楚看到，安娜塔西亚对他的态度只是冷冷的，跟他对她没有两样。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免心头一惊。因为按照常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哪怕他再谦虚，这一可能性还是会一时让他难以接受的，这就是，一个曾经爱过他的人此时却对他再没半点热情。当然，他倒也没有把他自家想得太美，认为对方会为此而一蹶不振，消损憔悴了长达五年之久，并因摆脱不了这痴情而几乎不能自持。不过他还是期盼能见到： 腮上的一阵红晕、睫毛的一毫跳动或唇边的一丝微颤，而这些全能泄露出一个人心底的未尽柔情。可完全没这回事。她跟他谈起话来就跟对一个普通朋友那样，多日不见，见了也还高兴，但更多的便说不上，那点亲热也只是纯社交性的。他问起了弗拉基米尔·西蒙诺维奇。

“他一直是让我失望透了。”她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个聪明人，但我还把他看成个老实人。可人家现在却要有孩子了。”

哈灵吞先生正把一片鱼肉往嘴里放，闻言而突然愣住了，叉子还举在手中，满脸惊奇地盯着她看。这个，再从轻解释，也起码说明，他一辈子从来没看过一本俄国小说。阿显顿，同样稍感不解，也用探询的目光望了下安娜塔西亚。

“我并不是那孩子的妈，”她笑道。“我对这类事情根本不感兴趣。那孩子的妈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作者。我并不认为她的这方面见解有多正确，不过我也绝不否认它的参考价值。她有着一副好头脑，相当好的头脑。”说着她转向哈灵吞先生问道，“您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吗？”

这一回哈灵吞先生可不免语塞，没有话可讲了。安娜塔西亚讲了一通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接着他们讨论起俄罗斯的局势。她似乎是跟各个政党的领袖人物都有着广泛接触，关系密切。于是阿显顿也就有意想试探一下她有无同自己进行合作的可能。他虽对她有过痴迷，但却并没忘记她乃是一名异常聪明的女性。饭后他对哈灵吞先生讲，他有正事要跟安娜塔西亚商谈，于是将她拉到一间休息室的僻静地方。他告诉了她他必须要办的一些事宜；他发现她不但对此大有兴趣，而且乐意相助。她对搞阴谋热情极高，对掌权尤有酷嗜。当他暗示自己此番携有巨资时，她立即看出她的机遇来了，可以通过他而在俄国的事务上有所作为。这使其虚荣心大炽。她当然是特别爱国的，而她也正如许多其他爱国者那样，心目中总有这么一个观念，即其个人之升迁得势发迹变泰亦必将利其国而阜其民。到两人谈毕分手时，他们业已达成了一项可行的协议。

“那可真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女人，”哈灵吞先生道，当他与阿显顿次日早餐碰面时。

“当心别让人家给迷住了。”阿显顿笑道。

不过这可不是一个哈灵吞先生准备在那上头开玩笑的题材。

“我从没有正眼看过一个女人，自从我娶过妻室以后，”哈灵吞先生道，“她的那个丈夫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再来一盘炒鸡蛋我可是没有意见了，”阿显顿道，冒出的话跟面前的东西全无相干。而现在也就真的没鸡蛋了，有的只是茶水，但没有奶喝；有点果酱，但又没有白糖。

现在有了安娜塔西亚的从旁协助，又有了奥斯博士的幕后支持，阿显顿已开始投入工作。这时的俄罗斯已是江河日下，国将不国。而克伦斯基，这位临时政府的首脑人物，惑溺沉迷于虚荣矜夸，并不殚精竭虑于国家大事，而是处心积虑去罢官免职，废黜贤能，以求排除异己，保住个人。他不去办事而去发表演说。无止无休地发表演说。一度法国人曾大有对彼得堡发动突袭的危险。克伦斯基还在发表演说。食物的短缺日趋严重，寒冬即将降临，燃料问题已迫在眉睫。克伦斯基还在发表演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已暗地里四下活动，列宁本人就在彼得堡市内，而且据说克伦斯基也明知其所在，但却不敢加以逮捕。他还在发表演说。

使阿显顿忍俊不禁的是，处此一片鼎沸之中而哈灵吞先生竟然行若无事，丝毫不以为意。历史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而哈灵吞想的只是他那点事儿。可这点事儿是进行不动的。他被逼得只能向那些秘书下僚纳贡行赌，因为据说唯有如此才能博得大人物的垂青惠顾。他被弄得在他们巨室的前厅一等便是半天，然后便被毫无礼貌地驱出门外。当最后他终于有幸见到这些大人物时，所能得到的也无非是几句空话。他们也对他作过一些允诺，可没过几天便发现那些允诺根本无法兑现。阿显顿曾劝过他，退出这场竞争回美国去算了，可哈灵吞先生却不听劝，他的公司派他前来担此重任，因此他不能打退堂鼓。老天做证，他是决心要干到底的，即使以身殉职也在所不辞。不久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也加入进来。一种奇妙的友情竟在这两人间滋长起来。哈灵吞先生认为她是一个极了不起但却受到伤害的女人；他把他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情况全都告给了她，他把美国宪法全都告给了她；而她这方面，则把弗拉基米尔·西蒙诺维奇也全告给了他，她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告给了他。他俩在一起过得快活极了。他对她讲，他实在没法继续管她叫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了，那名字长得太绕嘴了；于是他就改叫她迪莉娅吧。此时她已把她的全副精力都投在他的事情上面，于是总是形影不离地双双去见那些可能会对他起作用的要人。但时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严重地步。动乱时有发生，街上很不安全。满载着情绪不满的后备役士兵的装甲车时不时地疯狂般奔驰在涅瓦大街上，车上士兵为发泄其不满往往对过路行人胡乱开枪。一次哈灵吞与安娜塔西亚正在一辆电车里时，流弹竟在车窗爆起花来，吓得他们不得不躺倒在地上。对此哈灵吞的忿怒达于极点。

“这时一个肥胖的老女人一下便压在了我的身上。当我正挣扎着要起来时，迪莉娅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喊道，‘别起来，你这傻瓜。’“我可受不了你们的俄国方式，迪莉娅。”

“不管怎么说，你给我悄悄呆着吧，”她咯咯地笑道。

“你们这个国家如果艺术再少些，文明再多些，那就好了。”

“你太布尔乔亚了。哈灵吞先生，你不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员。”

“你可算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了，迪莉娅。如果我不属于这知识分子的一员，那我就不知道谁还属于了，”哈灵吞先生不失尊严地反驳道。

接着有一天当阿显顿正在他房间里工作时，门上敲了一下，但见安娜塔西亚悄悄走了进来，后面尾随着的是哈灵吞先生，一副猥琐不堪的神气，阿显顿看出了她很不平静。

“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除非他立即回国，他肯定要死在这儿的。你一定得跟他说说。如果我当时不在场 ，最不愉快的事就发生了。”

“完全不至于的，”哈灵吞厉声说道。“我完全能招呼好我自己的。一点点危险也不会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阿显顿问。

“我带了哈灵吞先生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去瞻谒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道，“回来的路上我们见到一个士兵对一名老妇人粗暴无礼。”

“真是够粗暴的了，”哈灵吞插口道。“这个老妇人正在路边走着，手里提着一篮食物。这时两个士兵赶上前去，其中一个抢了这篮东西就跑掉。那老人连叫带嚷就哭开了。我也听不懂她都讲了些什么，但还是能猜出那意思的。另一个士兵拿起枪来，用枪托直打她头部。我说的对吧，迪莉娅？”

“不错，”她回答道，还不禁笑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哈灵吞先生已经跳下马车去追赶那抢走篮子的士兵，一把夺了回来，一边还对这两个士兵骂了起来，就跟骂个小偷似的。一起初两人都愣了，几乎不知所措，可接着就发起怒来。我赶紧追了过去，跟他们解释开了，说他是个外国人，他喝醉了。”

“我喝醉了？”哈灵吞不服。

“就是你喝醉了。当然这时一群人已经聚拢过来。看起来情况有些不妙。”

哈灵吞先生笑了，眨巴着他那双淡蓝色的大眼。

“听起来你好像是在训他们，迪莉娅。听你的那讲话就跟看出戏似的一样过瘾。”

“可别再犯傻了，哈灵吞先生，”安娜塔西亚嚷道，一下生起气来，不停地跺脚。“难道你不明白那些丘八要杀死个你还不太容易了，连我也免不了。到时候那围观的人半点也救不了你。”

“杀死我？我是一名美国公民，迪莉娅。他们不敢动我一指头的。”

“他们要找这么位尊贵的人还真不太容易了，”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反驳道，这位女士生起气来是顾不到礼貌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俄国兵因为你是个美国公民就不敢对你下手，早晚有一天你会有热闹看的。”

“可后来这老妇人怎么着了 ？”阿显顿问道。

“很快士兵已经走了，我们又回到她那儿。”

“篮子还在手里？”

“不错，哈灵吞是死不放手的。这时她还躺在地上，额角在淌着血。我们马上把她扶上马车。等她稍稍平静下来能开口时，她说出了她的地址，于是我们便把她送回家去。她流血流得厉害，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止住血。”

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对哈灵吞先生做了一个怪脸，这时使阿显顿吃惊的是，哈灵吞一下脸就红了。

“这可又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这时我们没有东西去包扎她。哈灵吞的手帕全湿透了。我身上只有一件东西可以马上利用。所以我就脱下了我的……”

还没等她说完哈灵吞已经拦住了她。

“快别跟阿显顿说你脱下了什么来了。我是一个已婚的人，所以我当然清楚女人都穿戴什么，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一般社交场合提起这个。”

安娜塔西亚咯咯笑了起来。

“那你就必须亲一下我，哈灵吞先生。否则我还是要说。”

哈灵吞犹豫起来，仿佛在权衡此事之利弊，但他看得出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是不轻饶的。

“那就来吧，你可以吻一下我，迪莉娅，虽然我必须说我看不出这个会带给你多大乐趣。”

她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在两个颊上都吻了吻，然后一言不发就突然热泪如注。

“你这个勇敢过人的小人儿，哈灵吞先生。你是够荒唐的，但也是够了不起的，”她哭开了。

阿显顿万没想到的是，对此哈灵吞竟仿佛没怎么惊慌。哈灵吞只是对她稍感诧异地淡淡一笑，并温存地拍了拍她。

“好了，好了，迪莉娅，别再动感情了。你吻了后不舒服吧？你太不平静了。你要是再在我脖子上流泪我会得风湿症的。”

这情景可笑透了，但也动人。阿显顿笑了起来，但喉头出现了点哽咽。

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走了后，哈灵吞先生陷入沉思。

“他们也真是够怪的，这些俄罗斯人。你知道迪莉娅的做法吗？”他突然冒出了这句。“她冷不丁地就在马车上站了起来，就在大街的中间，两边还有那么多的行人，然后当众就把她裤子脱了下来。她一下撕成两片，一片让我拿着，另一片当了包扎。我一生也没有这么不自然过。”

“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起管她叫迪莉娅的？”阿显顿笑道。

哈灵吞先生的脸红了。

“这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阿显顿先生。她在她丈夫那儿受大冤屈了，所以我自然对她深为同情。这些俄国人是极重感情的，但我不想让她把这种同情误会成别的什么。我跟她讲过，我和我的妻子是伉俪情笃，始终不渝的。”

“你脑子里就没有迪莉娅曾是波提乏的妻子这回事？”阿显顿问道。

“你想说的那事我不清楚，”哈灵吞答道。“不过我内人常跟我讲我对女人是很有魅力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管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叫迪莉娅，也许可以更好地表明我的立场。”

“我认为俄罗斯不是你呆的地方，”阿显顿笑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早就会溜之大吉了。”

“可我目前是溜不掉的。我得最后使他们同意我的条件才行，再说下周我们就要签字了。那时我自然会打包回家。”

“我很怀疑你们的那签字值不值那张合同的纸钱，”阿显顿回答道。

他最后终于制订出了一套作战方案。他花费了二十四个小时的艰苦劳动才把这个材料编成密码电报发给了派他来彼得堡的那些领导。方案获得批准，他所需要的资金也都答应付与。阿显顿明白，他将一事也干不成除非目前这个临时政府能再维持上三个月；可冬天已经在即，食物的短缺日益严重。军队哗变时有所闻。和平的呼吁已喊破天。每晚阿显顿都与Z教授在欧罗巴酒店饮上一杯咖啡，商讨一下如何充分调动起那几名忠诚的捷克人的积极作用，以襄盛举。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在某僻静地区的一处住房遂成了他与各色人等的碰面议事之所。种种计划之制订，措施之采取也多在这里。阿显顿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干： 辩论、说服、许诺、不一而足。他不得不克服纠正这个人的犹豫动摇，斗争那个人的怯懦畏缩。他得判断谁谁才是坚决果敢，谁谁是过于自信；谁谁忠诚可信和谁谁意志不坚。他对俄罗斯式的空话连篇得耐住性子，对一切讲起话来从不着边际的人也绝对不能发火；他对无论什么瞎吹乱嗙、胡搅蛮缠全都得耐心静听，留点耐性。他还得提防别给人出卖。傻子的虚荣心还得去维持，野心家的贪婪还得去防止。时机已刻不容缓。可谓谣诼四起，愈形猖獗，而且大都是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克伦斯基已吓破了胆，只知到处乱窜。

致命的一击终于到来。正是在1917年11月7日夜，布尔什维克上台了，克伦斯基的部长们遭到拘捕，冬宫横遭洗劫；权力的缰绳已掌握在列宁与托洛斯基的手里。

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一大早便冲到阿显顿旅馆的房间。阿显顿正发着一份电报。他一整夜都没睡，先在斯摩尔尼宫，后在冬宫。他已疲倦透顶。她进门时脸色煞白，炯炯有光的棕灰色眼睛里透着悲惨。

“听说了吧？”

他点了点头。

“一切全过去了。据说克伦斯基已经跑了。连反击都没反击。”她气坏了。“小丑一个，”她喊叫道。

这时门边敲了一下，安娜塔西亚立刻惶恐起来。

“布尔什维克手上有着一份待决之囚的名单。上面就有我的名字，可能你的也在那上头。”

“如果是他们，想要进来一转把手还不就行了，”阿显顿笑道，只是心窝那地方微有股子古怪的不舒服，“请进。”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哈灵吞先生，精干利索得跟往常一样，短黑外衣、条纹裤子、皮鞋擦得锃亮，头戴他那圆顶礼帽，见到安娜塔西亚后，他立即脱掉。

“哎呀，谁想得到这么早就在这儿找见了你。我出门后就去找你。我想告诉你我的消息。我昨天晚上就找过你，可没找见。你没有回来吃饭。”

“我当时正在外面开会。”阿显顿答道。

“你们两个都得祝贺我。我昨天得到签字了。我买卖做成了。”

哈灵吞先生此刻真是容颜焕发，光可鉴人，恰恰是踌躇满志的化身，一只得胜的斗鸡的架势，可他得到的只是安娜塔西亚的一阵歇斯底里式的刺耳笑声。他不禁大惑不解起来，呆呆地望着她道：

“这可是怎么啦，迪莉娅，出什么事了？”

安娜塔西亚一直笑到泪流干了，接着就真正不假地抽泣起来。阿显顿替她解释道：

“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政府。克伦斯基的部长们也都蹲了监狱。布尔什维克已开了杀戒。迪莉娅说她的名字就在那黑名单上。你那部长昨天给你签了字，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再干什么也无所谓了。你的那些合同一文也不值了。布尔什维克很快就要同德国人议和。”

此刻安娜塔西亚已恢复了自制，这个她失去得快，回来得也快。

“你最好立即离开俄国，越快越好。哈灵吞先生。现在这里已不是外国人呆的地方。没准再过几天，你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哈灵吞先生看看这位，望望那位。

“我的天哪！”他道。“我的天哪！”他觉着这太不对劲了。“难道你们是想告诉我说，那位俄国部长是在耍我？”

阿显顿听了只是摇头。

“谁能说得准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他幽默感强，他也许会觉着这事够滑稽的，昨天还一签就是合同五千万，明天就要靠着墙去吃子弹。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是对的，哈灵吞先生，一有车你就赶紧去瑞典吧。”

“那你怎么办？”

“我是什么也再办不成啦，我已打了电报过去请示，一得到批准我就马上离开。这回布尔什维克赶到我们前头去了，我的那些同伙也只能甩下不干了，保命要紧。”

“鲍里斯·彼得洛维奇今早被枪决了，”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皱着眉头说道。

他们全向哈灵吞先生望了望，而他自己则凝视着地板。他对他自己的一番成就之感破灭了，像一只被戳破了的气球。但只一刹那，他又昂起头来。他对着安娜塔西亚笑了一笑，但却使得阿显顿第一次注意到，原来他的一笑竟也会（仁厚之外）异样地动人，那一笑能完全解除掉对方的武装。

“如果布尔什维克要捉拿你，迪莉娅，何不找我来求保护？我会照护好你的；如果你想去美国，我敢说哈灵吞太太肯定会竭尽一切来接受你的。”

“我是能够想得出哈灵吞太太的那副脸色的，一旦你抵达费城时身边还带着一名俄国女逃犯，”安娜塔西亚大笑道。“到那时，我担心你再多上几张嘴恐怕也解释不清楚了。不。我还是留在这儿。”

“可你在这儿是要出事的。”

“我是个俄国人。这儿就是我该呆的地方。当我的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是不能抛开她不管的。”

“你净胡扯了，迪莉娅，”哈灵吞先生平静地道。

安娜塔西亚刚才讲那话的时候是满腔深情的，此时却猛地一转，突然以带嘲弄的眼神瞅了他一眼。

“可我心里明镜似的，那话半点假不了，我的参孙，”她回答道，“跟你说实话吧，那时我们可有得好活了，上帝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也倒想见见这个；我一分钟也不想误了这个。”

哈灵吞先生听了只是摇头。

“好奇是你们女性的最大的祸害，迪莉娅，”他道。

“快回去打包裹吧，哈灵吞先生，”阿显顿笑道，“然后我们就把你送去车站。再晚，车站就要给包围了。”

“那好极了，我也巴不得能早回去的。而且走了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自从我来到这儿，我就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我经历了我从来没有梦想过会经历的事： 喝咖啡没白糖，吃面包没奶油（如果总还走运弄到一块黑面包的时候）。我要把受的这种罪告诉我太太时，她会相信吗？这个国家缺的就是组织工作。”

他走了以后，阿显顿与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讨论了一下时局。阿显顿的情绪是低沉的，他的一切精心设计至此已全成了泡影，但安娜塔西亚倒还相当激动，她对这场革命的将来结局作了种种预测。外表上她装得挺严肃的，但内心之中这眼前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一出戏。她所追求的是发生更多更多的事。这时门边又是一响，还没等阿显顿应上一声，哈灵吞先生已经冲了进来。

“这个旅馆的服务也太不成话了吧！”他大声喊道。“我把我那铃铛摇了十五分钟而居然还没人应。”

“服务？”安娜塔西亚扯着嗓子叫道，“旅馆早就一个用人也没了。”

“可我得要回我送洗的衣服。旅馆答应昨天晚上就取回来。”

“我担心你很有可能是再也取不回来了。”阿显顿说。

“不取回衣服我不能走。四件衬衫、两身连衫裤、一套睡衣、四个领子。我得要回这些。没了这些我不出旅店的门。”

“别胡涂了，”阿显顿嚷道。“你现在该做的就是趁还能走的时候赶紧走掉。如果没有用人给你取回来，你也只有丢下算了。”

“恕难从命，先生，这种事我干不来。没人去取我就自己去取。我在这个国家里早就忍受够了。我不能把四件高级衬衫留给那些肮脏的布尔什维克去穿。不，先生。不弄回衣服我不离俄国。”

安娜塔西亚·亚历山大洛娃本来在眼盯着地，这时突然一笑抬起头来。这时给阿显顿的感觉是，她身上仿佛透露出了她对哈灵吞毫无益处的一意孤行的某种感应。也许按照她那个国家的人的理解方式，她明白了此人如弄不回他的衣服他还真的会不走了。他的固执取得了某种象征性的价值。

“我现在就下楼去看看有没有谁知道那洗衣店的地址，然后陪你一道去弄回衣服好把你打发掉。”

哈灵吞这下一颗心放下来了。对此，他报之以他的那种几乎可以降服人心的甜美一笑。

“这可是冲破天的大人情了，迪莉娅。这回不论说了还是没说，我都会照样取回来的。”

安娜塔西亚下楼去了。

“喂喂，说说你对目前的俄国是个什么看法？”哈灵吞先生问阿显顿。

“我烦透了他们。我烦透了托尔斯泰，烦透了屠格涅夫，烦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烦透了契诃夫。我烦透了知识分子。我想要的是那些什么时候也有他自己看法的人，说了话过后还算话的人，那些他的话你能信得过的人。我最见不得那些漂亮句子、冠冕堂皇、装腔作势。”

受时代恶习之感染，当阿显顿也正准备大作其讲演时，他突然被一阵响声打住，那响声正像豆子打在鼓上似的，在此异乎寻常的寂静无哗的城市当中，这些声响来得怪而突然。

“什么声音？”哈灵吞先生问道。

“放枪呢。我认为是来自河的对岸。”

哈灵吞先生带滑稽地瞅了瞅。他笑了，但脸色有点苍白；他不想听到这个。阿显顿也不怪他。

“我确实该上街了。光我自己倒也没什么 ，可我是个有老婆孩子的人。我这么多日子没接到她一封信了当然有点放心不下。”他停了一下，“我真巴不得你也能见着她。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一个男人在世上再难碰到的一个女人。这次来这里不说了，除此之外，自从结婚以后我就从没有离开过她三天。”

安娜塔西亚回屋了。她找见了那地址。

“离这儿就是个四十分钟的路，如果现在就走，我可以跟你去。”

“现在就可以走。”

“你可得提防着点儿，”阿显顿提醒他道。“今天街面上恐怕不会太平静的。”

安娜塔西亚盯视了一下哈灵吞。

“我一定得要回我的衣服，迪莉娅，”他道。“我永远也要平静不下来的，如果我带不走我那衣服。我老婆会唠叨我一辈子的。”

“那就走吧。”

他们出发了。阿显顿又接着干起他那枯燥业务，把他该向上面汇报的零七碎八的消息都打进一份相当复杂的电报密码里，这材料还挺老长的，此外并对自己的行止加以请示。这个是机械活儿，可容不得你有半点走神。错上一个小小的数码，整个句子没准儿就看不懂了。

正忙的工夫，门一下给踢开了，安娜塔西亚冲了进来。她帽子也不见了，气儿也喘不过来了，头发更乱成了一团。眼睛简直快从脑袋上崩出来了。她显然激动紧张得不成样子。

“哈灵吞哪儿去了？他没在这儿？”

“没有。”

“没在他自己房间？”

“这我不知道。喂，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块找找他吧，如果你觉着必要。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他俩穿过楼道，敲了敲哈灵吞的房门；没有人应；转了转把手；门锁着的。

“他不在这儿。”

俩人又返回阿显顿的房间。安娜塔西亚往椅背上一靠，就不想再动了。

“快给我杯水喝。我气儿也快上不来了。我跑垮了。”

她喝了阿显顿给她倒的水，然后突然抽泣起来。

“但愿他没出事。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我原以为他早回来了。他衣服拿到了。我们找着了地方。只有一个老妇人在那儿，她不想让我们取回，但我们非取回不可。哈灵吞发了大火了，一切原样没动。跟送去时一样。他们原来答应昨晚就洗好送回的，可还在哈灵吞自己打的那个包裹里头。我说了，这就是俄国。哈灵吞回答说他宁可要那有色人种。我把他带到了小路上去，认为那里更安全些，然后就往回走。我们从一个街头开始走的，街尾的地方看到了 一小群人。其中一个人正在当众演说。

“‘让我们过去听听，看他正在说些什么’，我提出。

“看得出人们辩论起来了。情形非常激烈。我想弄清是怎么回事。

“‘别过去了，迪莉娅。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你先自己回旅馆去打行李包吧。我想过去瞧瞧热闹。’

“我顺路跑了过去，这时他还跟在后头。那里大概有二三百人，一名学生正在对着他们讲话。那里有些人是工人，也正在叫喊着反对他。我爱看吵架，就挤进人群里去。突然间我听到枪声大作，而且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两辆装甲车就冲了过来，车上的士兵一路就放开枪了。我也不明白为何要放枪。为闹着玩，我猜想，也或许是因为酗酒生事。可一下子人群就散了，只顾各自奔命。我找不见哈灵吞了。我弄不清他怎么不在这儿。你认为他会出事吗？”

阿显顿一时说不出什么。

“我看我们还是出去找找他吧，”他道。“我不明白他怎么就舍不得那几件衣服。”

“我能了解，能清清楚楚地了解。”

“那是个安慰，对吧。”阿显顿没好气儿地讽刺道。“走吧。”

他穿好外衣戴上帽子就跟她下了楼。旅馆静得令人奇怪。他们上了大街。周围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他们沿路走着。街上没了电车。偌大个城市此刻寂静得好不吉利。店铺也家家关张。这时当一辆汽车以那玩命的速度忽地冲过来时简直会把人吓得心惊肉跳。路上行人见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脸惊惧，情绪低落。当他们不得不穿越一条主干道时他们加快了步伐。那里人众不少，茫茫然地彳亍街头，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后备役士兵一身破旧灰衣，正三五成批地走在街心。他们什么也不言语，活像一群失散的羊在寻其牧人。接着他俩赶到了安娜塔西亚从那里赶回来的那条街，只不过方向相反。这时只见沿街的一些窗户玻璃已被流弹打碎，而且里面的人早已跑光。你甚至不难说出他们的逃亡的方向，因为东西丢得一地都是，都是慌忙逃跑时顾不上的，书籍呀、鞋帽呀、女人的提篮背包呀，等等。安娜塔西亚拉了下阿显顿让他去看： 人行道上还坐着个头已沉到膝盖上的老妇人，可人已死去。不远处两个男的也跌倒在一起。他们也都死去。那些未死而伤着的，可以料想，不是已经支撑着离去了就是其友人已将其运走。接着他俩发现哈灵吞了。他的圆礼帽已滚到沟里。他面朝下地倒在血泊之中，一副秃头，森然骨露，颜色惨白，那整洁的黑色外衣也已弄脏，沾满泥水。但他的一只手还紧紧抓住那个衣服包，内含四件衬衫、两身连衫裤、一套睡衣和四个领子。哈灵吞先生到底没有对衣服包松手。

（2012.3.16上午译毕4.16中午校毕）

译后余墨

翻译既毕，责编嘱我写点带介绍性的文字，以供读者参考。意见正确，义不容辞。但因年迈不能再作长文。恕我只能简略谈谈。

如果有人问我，你译者本人对此书的看法是如何，它写得好吗以及好在何处？那么我的回答将是，它当然是一本写得很不错的书， 好的地方很多，但为了节约篇幅，这里只准备谈一个问题，即作者确实写出了一部很成功的间谍小说，并因写得较早，在这方面还带有开创的性质。所以说写得成功是因为，这种小说是很难写，甚至可说特别难写，而困难的原因就在于，写这种作品所需要的生活与体验一般无处去寻，除非作者本人便曾是此道中人，但即使是如此，并有过其切身实际的经验，这种经验也未必便一定能提供他多大便利，这又是因为谍报工作本身便常常是机械单调枯燥乏味的，不是材料来源的丰富供应场所。其次，参加者的活动是受着严格限制的，无论在材料来源、采集范围、来往关系、接触机会、出入场地等等方面，他是享受不到太多自由的。情报工作的性质本身便天然产生出它的许多特点： 保密性大、透明度低、隔离性强、联系方式的有限与单调以及分工上的过窄过细等。正因这样，一名参加者由于其上下左右周围己方与敌方的过多过繁的重重限制，其个人的了解内容与范围便常少得可怜，对不少情况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这段，而不知道那上段、中段、下段，更不必说那全过程。孤陋寡闻正是情报人员的一大本质特点。处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小说好写吗？更不必说能写好。别的不说，只趣味性一项便无法解决。这类小说的故事性与趣味性只可能是极弱的，没有多大读头与写头。这时若想写好，其面临的困难必将是多重的。首先，那趣味性将如何解决？即使说这个问题已解决了，那真实感会是如何，可信性又将怎样，也都不是好处理的，原因是这几者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彼此排斥，互相矛盾。比如说吧，没有趣味当然没有读头，但有了趣味便有真实感吗？有了真实感便有可信性吗？实际情况并非简单如此。趣味是必要的，但趣味不能脱离真实，真实也未必一定可信，而可信也不能代替趣味。即使是三者全都齐备，也还存在着一个现实的或历史的真实的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个艺术上的真实的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个读者的口味的变化的问题，也还存在着一个国家利益或政治影响的考虑的问题（例如本书中的若干章节，特别是其最后一章便可明显看出这一问题），甚至还存在着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部谍报小说仍能写得精彩，其所面临的难度之大与其成功是不易也就不难想见。上面说了，这本书写得不错，这一看法的得出正是基于对上述诸多因素的协调与解决的情况的充分考虑。

这些话可能有些读者看后并不太以为然。虽提不出太多异议，但总是觉着这本书也未必便像其译者所说的那么神奇，另外对其艺术成就也不无相当的保留。他们还是认为，在想象的发挥与趣味的丰富等方面，晚出的一些作品可能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这部所谓的间谍小说经典。译者本人知识不够，难以遽下判断。他只想在此提出一个问题，即是，那许多被认为更优秀些的作品在前述一系列的矛盾（实亦即一组标准）的考验方面都能否经得住和通得过？如果都能的话，当然再好不过，但如若不然，那便是另一回事了。这许多作品尽管其内容更为丰富热闹，声势规模也非同一般，而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头绪纷纭，现象离奇，甚至其语言也都不坏，但其中一切人与事件的发生与出现都净是些无厘头的东西，莫名其妙的怪象，净是些其来无由，其去无因，其存其亡，其出其没，全都是既无迹可寻，无踪可追，而且也常没有定准，其发生纯属偶然，其显现更无道理，再有其间的一切都很少因果关系，时与地的安排经常出现错乱，发展没有过程，动作不见动机，桩桩不近人情，事事不合逻辑，件件又都违背人性，至于对时代 、国情常识、科学等更多的违反就更不必提了。那么请问即使其优点长处特色美德再多，又将有何可贵！所以毛姆此书之高明与一般这类小说之一般，说到底，不正是在上述那些矛盾的处理上而见出分晓？更不客气些说，是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呢，还是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和以事实为依归。在这方面毛姆确实可说已尽了位小说家之能事，做了一名文士之所能为与所应为。试想居今之世，生逢科技已如此发达的时代，而又身处于各种制度都如此完备，各种管理与限制又如此周密严格的环境之中，一名做谍报的而仍然怀着可以横空出世、超绝一切的幻想，而仍然大做其行动举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处处如入无人之境的美梦，这样的英雄还有其以求一逞的哪怕很些微的可能性吗？尤其是他的那种无人不知无事不晓，无时与无处不在和不大露其嘴脸的形象实在是太令人难耐了。能得人好感吗？恐怕也只能取憎与取辱而已。而专写这类英雄的作者们也最好能再去读读塞万提斯吧。毛姆缺乏想象。是这样吗？问题恐怕不是这一能力的有或无甚至多和寡，而是谁在这一本领上的发挥的质量为如何，是谁把它用得更合分寸，更适场景和更是时候与地方。不错，毛姆此书的一些场面也许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它却是一部完美的书，一部站得住的小说，一部近情合理、可信耐读的和趣味盎然的作品，既有其事实依据，也不乏想象的发挥，更不违背艺术的与历史的真实。此外其英国风情十足，文学意味亦丰厚浓郁，大有观赏价值。至于这位故事大师（wonderful raconteur）在写作技巧、叙事本领、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诸多长处，这里就不一一缕叙了。

下面是关于此译稿的一件小事了。这部译稿是我近一年来完成的，但已不是我的第一次翻译，而是第二次了。初稿早已不在。情况是这样的。此书我早在1989年2月时便已译毕，然后便投交某一出版社，经三四年之积压，终于出版有日，但就在即将付梓之际，情况突然有变，我被通知书不出了。询问不出的原因，答复是书的订数不够（据云此书稿在新华总店的订数为3300册）。不出也罢，那就退稿吧。但是不退。不退的理由哪？则又是因为据称此稿在上述总店征订时曾用去七百元；并提出，原稿若想索回必须如数交上这笔钱款始可。这不明明是在敲竹杠吗！于是事情也就拖了下来，一直拖到今天（已长达二十三四年）而译稿仍未追回。近闻译文有出版此书译本之议，又动了我的出书念头，但毕竟手边已经无此稿，要出的话，也只能沉下心来，硬着头皮重来一过。所幸天还假年，使我尚能亲睹其成，而未泯之志亦差堪得遂，呜呼，真乃幸甚至哉，乐复奚似！不过高兴之余，又不禁骤生凄怆，因此时那份久遭扣压的初稿是否仍在人间，抑或业已死于非命，则未可知也。即使它后来已被人卖掉（并被更名易姓、改头换面出过），那亦将如所谓的“釜底游魂”，难盼再有浮出水面或超生得拯之望，或者便只能永世当一名黑户，万难再以其清白之真身而重见天日了。不过如其尚未死掉，那么重见这事是否仍有可能，也都是未可知也。是故海内仁人君子而有知其下落者，诸希不吝赐知为祷，庶几这对“难兄难弟”亦有手足重逢之一日，亦未可知也。复次，这两份文本之再聚，势必将相得而益彰，交互而映辉，从而为我国译学或版本学之研究平添其一份新的活力，其嘉惠士林，又胡逾乎此！总之，这一切的一切，亦同属未可知也。

不过话说回来，细想此事，似仍不能不对上述那位扣稿的仁兄（今仍隐其名）深表感谢，因为毕竟是他在我现如今的百闲之中，为我找来了一份活儿干。

高健

2012年3月

版权信息

书名：西班牙主题变奏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3856

译者：李晓愚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前言

我希望让读者知道，我已借此书新版问世的契机对它做了修订。于一个作者而言，能够遇到对作品有所裨益的批评意见并不常见。当他足够幸运地得到了这样的意见，若是不能从中获益，便是愚蠢。这是我试图在这一版本中做些修订的原因。德斯蒙德·麦卡锡先生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总结》一书的书评，他温和地指出该书中的一些内容我已在《西班牙主题变奏》中说过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在创作《西班牙主题变奏》的时候我还没有写《总结》的打算。而《西班牙主题变奏》这本书的主题似乎给了我一个合理借口，可以在书里谈论各种事物，于是我便这么做了。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总结》一书总结了我对人生历程中许多事物的思考。既是如此，书中多多少少重复了我在其他书里提到过的内容也是自然不过的，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很清楚。然而，《总结》的发行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因此我觉得应该在《西班牙主题变奏》中省略那些在《总结》里已充分论述过的内容，这方为明智之举。再说，我也十分乐意这样做，因为十五年之后，当我重读《西班牙主题变奏》的时候就发现：花费如此之多的笔墨论述与主题并不紧密相关的话题是构思上的一个错误。我对写作事业之艰难有充分的了解，明白在猎捕狐狸的时候就不该为追踪野兔而分心。

雷蒙德·莫蒂默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就《西班牙主题变奏》发表了一篇善意的评论。他觉得书中的一个章节繁冗枯燥。这一章节中引用了一本对话手册中的一大段话，这本手册是十六世纪一个叫作约翰·明舒的人写的，目的是教英国人一些他们在旅途中可能用得上的西班牙短语。我在文中插入了这段话，认为它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个有趣的侧面。约翰形容说他的对话“愉悦而生动”，但普通读者未必与我的趣味一致，恐怕会觉得那些对话既不愉悦也不生动。对此我已有心理准备，所以就在修订版中略去了这段话，并替换上了其他内容。希望这些改动更符合莫蒂默先生的口味。

对莫蒂默先生提出的另一点批评，我却无能为力。我说过，这些文章反映了腓力三世统治下西班牙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所用的素材原本是为创作一部小说准备的，但因为某些原因我终究没有写成这部小说。我的评论家认为这纯属瞎掰。事实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以此作为创作一部书的借口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对于这样的借口他闻所未闻。我敢说事实就是如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无法相信任何作家愿意花费气力去读那么多西班牙语的书，这些书中的大部分枯燥乏味，书中的语言连今天的西班牙人都会觉得难以卒读。他们阅读除非是另有所图，那就是，为了写作。书中的素材原是为小说准备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为了赋予这部书某种形式，让我可以自然地在不同话题间转换。最好的证据就是：多年之后，我虽未能按照原定计划创作一部小说，但却完成了关于这一时期的另一本书，书中运用了我所搜集的大部分素材。

我努力使批评者满意，当我重新阅读《西班牙主题变奏》的时候试图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莫蒂默先生觉得有毛病的地方。告诉读者如此这般是事实，这毫无用处，事实本身必须是合理的、站得住脚的。然而，整本书都围绕着一条主线，这条线索或许有点纤细，但我觉得它已经足够强大到能够承受相应的分量。正因为如此，我很快发现想要摆脱这一权宜之计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本书从头到尾重写一遍，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要是这本书没什么更严重的毛病，我想自己还是可以安于现状的。

我非常高兴能借这次机会向两位杰出的评论家致以真诚的谢意。与多年前奉献给大众的那本书相比，我希望通过借鉴他们的意见，修订出一个更佳的版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一

那时候，我住在塞维利亚一条名叫古兹曼·厄·布宜诺的街上。每每外出或归家时都会路过费尔南多先生开的酒馆。当我办完了上午的事，沿着热闹熙攘的塞尔佩斯街漫步时，会很乐意在回去吃午餐的途中顺道上酒馆喝上一杯曼萨尼亚雪利酒。夜凉如水的晚上，骑马在乡间兜了一圈之后，我牵着马在危险的鹅卵石路上行走，这时我常会在酒馆前驻足，叫男侍把马拴好，然后步入其中。其实那家酒馆仅仅是间狭长而低矮的屋子，因为圪蹴在街的一角，所以两面墙上都有门。酒吧间穿过整个屋子，吧台后面堆放着费尔南多用来招待客人的一桶桶酒。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串串西班牙洋葱、香肠，还有被费尔南多誉为全西班牙最棒的来自格兰纳达的火腿。我想来上他这里光顾的主要是这附近人家的仆人们。圣克鲁斯这个区后来成为塞维利亚最优雅的地方：蜿蜒的白色街道，高大的房屋还有零星点缀着的几座教堂。很奇怪的是这里居然冷冷清清。倘若你清晨出门，可能会见到一位一袭黑衣的女士，在女仆的陪伴下去做弥撒；有时，一个牵着驴子的小贩会从这里经过，没有盖子的大驮篮里放着他的货品；或者是一个挨家挨户乞讨的乞丐，每到一扇通往院子的铁门前他都会拉开嗓门，用远古时使用的词句求人施舍。暮色降临，那些驾着两匹马拉着的四轮马车在公共大道上奔驰的女士们又回家了，大街小巷回荡着嘚嘚的马蹄声。随后，一切又陷入了宁静。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所描写的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

即使以一个西班牙人的标准来看，费尔南多也显得矮小，但他却很胖。他那圆圆的棕色脸庞上闪烁着汗珠，他总是蓄两天的胡子，从不多也不少。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此人脏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黑眼睛和极长的眼睫毛，他的眼睛可以同时是锐利、和善和活泼的。费尔南多爱开玩笑而且还颇为欣赏自己的“冷面幽默”。他说一口轻柔的安达卢西亚式西班牙语——摩尔文化的影响已经将卡斯蒂利亚语的刺耳声音从这种语言中清除了。在我的西班牙语学得相当不错之前，我觉得他说的话挺难懂。费尔南多是一名业余斗牛士，他常吹嘘说伟大的斗牛士格瑞塔时不时会进来跟他喝上一杯。费尔南多是个单身汉，独自和一个从孤儿院里领养的个头矮小面色苍白的男孩生活在一起。男孩子替他做做饭，洗洗杯子，扫扫地。这个男孩眼睛斜视的程度是我见过的人里最明显的。

费尔南多不仅出售你在塞尔维亚能喝到的最好的曼萨尼亚雪利酒，他还做点古董买卖。那正是我时常顺路去他那儿瞧瞧的原因。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会拿出什么东西给你看。我猜想他的东西是从附近人家的一个心腹仆人那里搞来的。古董的主人们，手头暂时有点拮据，却骄傲地拉不下脸面把东西拿去店铺里卖。其中大部分的古董都小巧且易于携带：几件银器、缎带、饰有黄金的珍珠母扇柄的旧扇子、十字架、人造宝石的装饰品和巴洛克风格的古玩戒指。费尔南多很少能弄到家具，可一旦他弄到了，一个巴盖诺式的书桌或是一对布满饰钉有真皮坐垫的直靠背的椅子，他就会把它收藏在楼上他和收养的男孩共同居住的卧室中。我囊中着实羞涩，他也知道我只能买得起些不值钱的小玩意，但他喜欢向我展示他购置的古董，有两三回还把我带进了他自己的房间。为了把白天的热气和夜晚的有害气体挡在屋外，费尔南多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房间里肮脏不堪，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两张小小的铁床放在房间对面的墙角里，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你进去看，床铺都是没整理的，被单看上去也似乎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洗过了。地板上丢满了烟头。当费尔南多用他那脏兮兮又粗又肥的手抚摸过椅子的木头时——三百年的使用已把它打磨得很有光泽——他的双眼会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光芒。他会在神龛沾满灰尘的镀金表面吐上一口唾沫，然后用手指在吐唾沫的地方擦拭，喜滋滋向你显示金子的好成色。有时候，当你站在吧台边，他会从台子后面摸出几对耳环，是那种古老的沉甸甸的三层叠加的西班牙式耳环，然后精心地把它们放置好，让你可以好好欣赏人造宝石的美丽和镶嵌的雅致。他对处理这样的事情很有法子，撩人而温柔，比起他可能说出的任何言语更能表达他对这些东西的款款深情。当他以西班牙女子才会发出的特有的“咔哒”声轻巧地打开一把古老的折扇——在查理三世作西班牙国王的时候，一位披着面纱的贵妇人曾坐在斗牛场中挥动过这把古老的扇子——然后给自个儿扇起风来的时候，你几乎会觉得，尽管他没什么知识，却对历史怀有某种朦朦胧胧令人喜悦的情感。

费尔南多的东西买得便宜，卖得也不贵。因此，在历时几天，常常是几个星期的讨价还价之后——我觉得我们都还挺喜欢这一过程的——我总能从他那儿一点一点淘到些物件，那些东西对我毫无用处，我渴望得到它们是因为由它们引发的联想可以满足我的想象力。就因为这个，我买下了一百五十年前去世的漂亮女子们用来调情的扇子，她们戴在耳朵上的耳环，戴在指上的稀奇古怪的戒指，还有她们挂在房间里的十字架。那些东西一钱不值，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全都被偷走，弄丢或是送人了。在我从费尔南多那儿买的所有东西里，只有一本书保留了下来，我当时并不想要这本书，是违背心愿将它买下的。有一天，我刚跨进酒馆的门，费尔南多就立刻走上前来对我说：

“我给你弄了些东西，”他说道，“这可是特别为你买的。”

“什么东西？”

“一本书。”

他打开吧台的一个抽屉，掏出一本小巧而厚实的书，封面是羊皮纸做的。我沉下脸来。

“我不要这个。”

“你倒是瞧瞧啊，这可是本古老的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他翻开书，将扉页指给我看。的确如此，书的出版日期是在1586年，还有马德里的版本说明和出版社的名字：以阿朗索·高梅兹遗孀的名义，由C.R.M.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不值几个钱，”他接着说道，“给我五十个比塞塔，就归你了。”

“但我根本不想买，多少钱都不想。”

“这可是本有名的书。我一看到它就对自己说：吉尔勒莫先生会喜欢的。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一派胡言。你还是把它卖给别人吧。我可不是藏书家，我只买自己看的书。”

“但你为什么不读这本书呢？它非常有趣。”

“我可不这么认为。”

“对一本有着三百年历史的书你都没兴趣？嗨，老兄，你可别对我说那样的话。你看，好几处页边的空白都有批注，背面也有批注，这都说明它是一本古老的书。”

的确，书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某位读者做的记录，从笔迹上看很可能是十七世纪的，但我一个字也辨认不出。我翻了几页。书印刷精美，纸张结实，质地也好，但字体的排布过于紧密，读起来非常困难。我注意到古老的拼写和缩略语使这本书难以理解。我坚定地摇摇头，把书还给了费尔南多。

“四十个比塞塔，它就归你了，我自己买它还花了三十五个比塞塔呢。”

“就算是白送的我也不要。”

他耸了耸肩，叹了口气，把书放到一旁去了。

几天后，我碰巧骑马路过酒馆，费尔南多正站在门口叼着根牙签，他把我叫住。

“进来一下，我有点事要跟你说。”

我下了马，把缰绳递给男仆。费尔南多又将书放入我的手中。

“三十个比塞塔，我就让给你了。虽然这样我就会损失五个比塞塔，但我希望你拥有它。”

“但我并不想要这本书。”我抗议道。

“二十五个比塞塔。”

“不。”

“你不需要读它，把它放进你的藏书室。”

“我没有藏书室。”

“但你应该有个藏书室的，那么就从这本书开始建设你的藏书室吧。这是本很精美的书。”

“这本书算不上精美。”

它的确不够精美。尽管我知道我永远不该读这本书，但如果它是皮革封面的，配上金色的腰封，美观的对开页上有宽阔的空白，我可能会忍不住去读的。然而，这是一本又丑又小的集子，相对高度而言书过于厚了，羊皮纸的封面也已发皱泛黄。我决意不要这本书。但不知为什么，费尔南多坚持让我买下。从那以后，我每次去酒馆，他都会对我纠缠不休。他恭维我，哄骗我，乞求我的怜悯，呼吁我的正义感。他把价格降到了二十个比塞塔，又降到十个比塞塔，可我依然立场坚定。有一天，他得到了一尊圣安东尼的小雕像，显然是十七世纪的，雕刻涂绘俱佳，我立刻为之怦然心动。在历经了数个礼拜的讨价还价后，我们最终谈到了接近他准备出手的价位和我能够负担的价位之间的价格，其间的差距只有二十个比塞塔。具体的数目我忘记了。我想他的要价是一百三十个比塞塔，而我愿意出的价格则是一百一十个比塞塔。

“给我一百三十个比塞塔，雕像和书都是你的，”他说，“你永远不会后悔的。”

“见鬼的书！”我愤怒地喊道。

我付了酒钱，向门口走去。费尔南多叫我回去。

“听着，”他说。

我转过身。他朝我走来，一手拿着雕像，一手拿着书，肥厚的红嘴唇挤出一个逢迎巴结的笑容。

“一百二十个比塞塔，我就把这尊雕像卖给你了，书就算我送你的礼物。”

一百二十个比塞塔，这是我一直下决心能支付的最高价位了。

“我买了，”我说，“但你可以留下书。”

“书是礼物。”

“我不想要礼物。”

“但我想送你。这是我的荣幸。喂，老兄，你总不能拒绝一件礼物吧。”

我叹了口气。我输了，微微有些羞愧。

“我付你二十个比塞塔买这本书。”

“就算你给这个价，它还相当于是件礼物，”他说，“在马德里，你可以以两百个比塞塔的价格将它出手。”

他用一张脏兮兮的报纸将书包好。我付了钱，手上拿着书，臂下夹着雕像，走回家去。

二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把书归拢在一起，建了个藏书室。费尔南多逼着我买下的那本又矮又厚的小书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藏书室里的外文书籍都是纸质封面，英文书籍的封皮则是五颜六色的，但因为那本小书的形状和羊皮纸的封面，它总会引起我的注意。这本书倒不会令我觉得厌烦，因为它会帮助我回想起费尔南多的酒馆，夏日里塞维利亚的街道（街道上伸展出来的遮阳篷减弱了刺眼的阳光），还有曼萨尼亚雪利酒那凉爽而不太甜腻的口感。但是，我从未想过要去阅读它。直到一个落雨的午后，当我在群书间浏览时，恰巧注意到了这本书，便将它从书架上取了下来，随意地翻了几页。我本想读上一个段落，看看自己是否能明白。可是那一个段落就有六页纸之长。我觉得它并不像我预想中的那样难以理解。长长的“s’s”有点麻烦，还有“n’s”，省略的规则并不明显，而是通过在前一个字母上加上弯曲的短线来表示。字母“u”代替了单词当中的字母“v”，而如果“v”是首字母，有时则用字母“b”替代。这样就重现了十六世纪的发音方式。然而，我对这些规则并不熟悉，当我不得不猜测拼写为“boluer”的单词是否该读作“volver”的时候，那可真是个难题。书中有大量缩略语，拼写方式也古老陈旧。然而我发现倘若专心阅读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困难需要克服。在我看来作者的文字似乎很明晰清楚，他简洁地描述了他必须表达的内容。我把书翻了回去，从头读了起来。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伯尔崔恩·雅内茨·德奥纳兹和他的妻子玛利亚·萨兹·巴尔达的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儿子。伯尔崔恩先生是一个古老而光荣的家族的首领，他的妻子无论出身还是品德都与他十分般配。他们与基普斯高亚省最伟大的家族有联系。基普斯高亚是西班牙最惬意的地方之一，那是个多山的乡村，水晶般明澈的溪流冒着水泡，从绿色肥沃的山谷中穿流而过。在那里，冬季的寒冷尚可以忍受，而到了夏天，空气则凉爽而清新。伯尔崔恩的房子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它坐落于一个被前后环绕的丘陵封闭起来的狭长山谷上。尽管视野因此受到了局限，但还算是宽广的。山丘的顶峰光秃秃的，到处都是石头，可是山的两侧却长有树木，在较低的斜坡上种满了一片片牧草、玉米和谷物。这是一幅晴朗明媚、色彩富丽的景致。一条小河从山谷间流淌而过，据说可能是为了靠近河边比较方便，才把房子修建在那个地点的。然而那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尽管这座房子不再是城堡——亨利四世和基普斯高亚的团体已经下令将城堡摧毁了——但在需要的时候仍可以利用它进行防御。这是一座四方形的建筑物，靠近地面的部分（十四世纪堡垒的遗迹）由灰色的未经装饰的石块建造而成的，但往上的部分是一个世纪之后修建的，军事风格已经淡化，是砖结构的，四个角落点缀有小巧的胡椒瓶状的塔楼，叫做“箭塔”。房子并不大，在英国也就相当于一座中等规模的乡间别墅。伯尔崔恩夫妇和他们庞大的家庭以及为匹配他们的身份所需要的仆人们都住在这座房子里，难免有些拥挤。伯尔崔恩地位显赫，他的继承人马丁娶了信奉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女王的宫女玛德莲娜·阿罗兹小姐，女王曾送给她一幅天使报喜的画作为结婚礼物。新娘到达新家几天之后，惊讶地发现那幅画竟沐浴在水珠之中。这件奇事在所有家庭成员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新娘丈夫的兄长佩德罗·洛佩兹是位牧师，他建议将这幅画送往村里的教堂供信徒膜拜。但马丁不愿意将如此伟大的珍宝送走，于是便提出在房子里修建一座礼拜堂，这样这幅神奇的画就可以妥善地被安置在神龛内了。

我所读到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伯尔崔恩最小的儿子，在受洗礼时他被命名为伊尼高。当他还不过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入宫廷，为天主教君王的财政大臣库维拉的堂·胡安·委拉斯开兹·库维拉服务。在当时，入宫当差可是份荣耀的差事。有地位的人从不认为将他们的儿子送到贵族家中作仆人是件有失颜面的事。侍童们伺候主人用餐，整理床铺，生火炉，扫地，为主人跑腿打杂。堂·胡安·委拉斯开兹是阿维拉省阿瑞瓦洛城的地方长官，阿瑞瓦洛城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胡安二世留给她的寡妻，也就是伊莎贝拉女王的母亲的所有城市中的一座。阿瑞瓦洛城的徽章上有一座防御墙和一位骑士，骑士帽子上点缀着彩色羽毛，全副甲胄，身跨马背，手执长矛。年轻的伊尼高就是在这座小城里学习礼节、社会规范以及成为一名绅士所必需的才艺。出类拔萃的兄长们为伊尼高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又加上他自身英勇精神的驱动，伊尼高在成年以后就参军作战了。他力超同辈，为自己赢得勇士的美名。然而为他写传记的人在涉及他的这一人生阶段时往往一带而过。从他自己晚年不经意的言谈中，人们才了解到：一旦需要，他会立刻捍卫自己的荣誉；他热爱打猎；他有点像个赌徒。伊尼高是个相貌俊朗的年轻人，个子不是很高，但身材匀称。他有一双小脚，并为此颇感得意。他后来承认自己喜欢穿比较紧的靴子。他有着一头栗子色泛着淡红光泽的漂亮头发。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很大，动人心魄而炯炯有神。他的肤色白皙。鹰钩鼻虽是他面部最显著的特征，但又不至于大到对他的容貌有丝毫毁损。他优雅地穿着宫廷里的华美服装。随着英俊王腓力和他的佛兰德斯的追随者们的到来，天主教国王斐迪南质朴的生活习惯（除了依据惯例在隆重的场合外，他都保持着节俭的风格）终被极度奢华的风尚所取代。伊尼高有一副多情的面容，据说他是斐迪南国王的年轻妻子弗瓦的杰曼尼的情人——斐迪南虽以审慎著称，在伊莎贝拉女王去世后，还是娶了这位年轻的女子。法国的编年史家将她形容成一位“品行端淑美丽异常的王妃”，但是当时的另一位西班牙人却声称她其貌不扬而且跛足。他或许是带有些偏见的。“这位女士将盛大的宴请引入了卡斯蒂利亚王国，尽管卡斯蒂利亚人乃至他们的君主们在这件事上都节制适度，”他严厉地评论道，“任何花钱为她举办筵席酒会的人就是她的朋友。”她嫁人时只有十八岁（而斐迪南国王已经五十四岁了），喜欢娱乐消遣也不奇怪。伊尼高狂热地爱上了她。他穿戴上她的衣帽，为她写情歌。他真是位高尚得体的绅士。

伊尼高一直过着无忧无虑且风流倜傥的生活，直到他二十七岁那年，斐迪南国王去世了，他的遗孀也改嫁他人。于是伊尼高开始为纳泽拉公爵安东尼奥·曼里克效力，这位公爵是他家族的保护人。伊尼高参加了各种战役，雄心勃勃而且精力充沛。由于他在人员管理方面很有天分，但凡遇到慎重之事，纳泽拉公爵就会交付他酌办。有一次，公爵派他去调解发生在基普斯高亚的争斗摩擦，伊尼高成功地解决了纠纷，令相关各方都很满意。查理五世最初统治西班牙的时候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以至于他的新子民们要起来造反。于是法国国王便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一支法国军队进入了纳瓦拉。纳泽拉公爵时任西班牙大军统帅，他命令卫戍部队留在潘普洛纳城中，然后就从国土上撤离了。法国军队包围了城市，伊尼高所在的卫戍部队的军官们看不到任何救援的希望，便起了投降的念头。可是，伊尼高反对众人的判断，他通过强有力的说服使军官们像他一样充满斗志，下定决心拼死抗击。然而，在一次进攻的过程中，他被一枚炮球击中右腿。与此同时，墙上石块的碎片又击伤了他的另一条腿。他倒下了，在他的勇气鼓舞下持续作战的军队也失去了信心，向法军投降了。

法军进驻了城市。当法国人来到伊尼高面前并发现了他是谁的时候，他们因为感动而产生了怜悯之心并照料起他的伤势来。为了使他得到更妥善的照顾，法军统帅宽宏大量地下令尽快用担架将他抬回住所。伊尼高还没到家，右腿的伤势就开始恶化了。医生们认为要治好他的腿就必须再次把骨头截断。手术做完了，病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可是在手术的过程中，他却面不改色，没有呻吟，丧气的话一个字也不说。但他并没有好转，康复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伊尼高得知自己处境凶险，于是他做了告解并领受了病人傅油圣事。然而就在那个夜晚，他一向虔诚信仰着的圣彼得出现在了他面前，使他重获健康。他的骨头开始复位，人也变得健壮起来。医生从他的一条腿上取出了二十片骨头碎片，因此这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一截，还有些畸形。他既不能行走也无法站立。膝盖以下的一根骨头不雅观地突了出来，这令伊尼高感到很痛苦，于是他便询问医生们该如何矫正。医生们告诉他凸起物是可以切除的，但手术会带给他一辈子从未承受过的巨大痛苦。伊尼高本打算依靠双臂行动，可他是虚荣的，因为想穿上当时流行的帅气靴子，便不顾医生的迟疑坚持要动手术。他不同意被捆绑住，觉得这样做有损自己豪放大气的精神，于是就忍受着疼痛，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凸起终于消除了，后来通过使用手推车和其他器械（令他受了可怕的苦痛），他的那条腿逐渐伸展变直了。但它永远也不可能和另外一条腿一样长，从此以后，他一直一瘸一拐地行走。

为了打发在家中休养的无聊光阴，伊尼高提出想要阅读自己喜爱的骑士小说，但不巧的是在他的房子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书。他只好看那里有的书，也就是《基督的生平》和记载圣人事迹的《圣贤花絮》。开始时，他只是无心地翻阅，但没多久就被深深打动了，并产生了仿效书中人物创立伟业的渴望。可他无法立即将过去忘怀，战争功勋的回忆、宫廷中愉快的任职经历以及关于爱情的种种遐思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上帝与恶魔争夺着他的灵魂。伊尼高发现每当他想起神圣的事物时，心中就充满欢喜。相反，每当他想到世俗的事情时，就会觉得满心不快。此事足以令他决意改变自己的人生。对他而言，最痛苦的折磨就是将徒然追求的爱情从充满思慕的心灵中撕扯而出。一天晚上，当他像往常一样从床上起身做祷告的时候，怀抱孩子的圣母马利亚出现在他面前。从那时起，他彻底摆脱了困扰着他的肉欲之念，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毫无瑕疵地保持着灵魂的纯洁。

伊尼高的兄长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注意到他与从前不同了，尽管他保守着秘密，举止行为却发生了改变。他们一定已经猜到某件异常古怪的事情正在发生，因为当这位年轻的军人最终下定决心追随耶稣的足迹时，房子在猛烈的撞击中动摇起来，坚固的石墙完全裂开了。人们注意到伊尼高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活动对于他这样的出身来说自然是不合适的）还做祷告，他不再喜欢开玩笑了，讲话时严肃而慎重，谈的都是宗教话题。伊尼高写了很多东西。他是一名出色的抄写者，有一本装订优美的本子，上面记录了耶稣、圣母马利亚和圣徒们的光辉的名言和事迹。他用金色的字母书写耶稣的言行，用蓝色的字母记录圣母马利亚的言行，并依据他对圣徒们的信仰，用其他颜色书写他们的言行。他在这样的工作中感到满足，但没有什么比对天籁和星辰的冥想更令他觉得充实的了。这样的冥想使他轻视天空星辰下无常易变的万物，而是燃起了对上帝的爱。伊尼高终身保持着这个习惯，为他写传记的人讲述了他在晚年仰视天空时是如何始终专注于那番景象以至于喜不自胜的。当他重归自我的时候，泪水从眼中喷涌而出，心中满是喜悦，他说道：“当我仰望苍穹的时候，尘世显得多么卑劣而低下，不过是泥土与粪便。”他决定一旦身体康复就前往耶路撒冷。在成行之前，他决心通过斋戒以及不同形式的忏悔和体罚来残害自己的肉体。他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里，他通过践踏脚下的世俗之物和人间的浮华，严厉地惩罚自己，从而向救世主耶稣赎罪。

当他最终完全康复准备踏上朝圣之旅时，伊尼高知道家里人一定会反对，于是他编造了一个离家的借口，说是想去拜访他的保护人纳泽拉公爵。在他生病期间，公爵曾几次派人前来问候。但他的兄长马丁怀疑此行并非出于礼节而是另有其他目的，他把伊尼高叫到一旁。

“亲爱的弟弟，你身上具备一切伟大的素质，”他说，“你的智慧，你的判断力，你的勇气，你的出身，你的容貌，你对大人物的影响力，这个国家挽留你的一片好意，参战的价值和经验，理性与审慎，青春少壮的年纪，以及所有人基于这些事实对你远大前程的期盼。你怎么能凭着一时兴起，愚弄我们所有人，使我们合理的愿望落空，剥夺这个家族因为你的胜利而获得的荣耀，伴随你的奋斗而得到的利益和奖赏呢？与你相比，我只有一点优势，那就是我出生比你早；但在其他方面，我承认你都胜过我。我求求你了，比我生命还宝贵的弟弟，看看你所做的，千万不要选择一条不仅欺骗了我们，还会使整个家族永远蒙羞的路呵。”

伊尼高几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不会忘记高贵的出身，并保证他不会做任何令他的家族蒙受耻辱的事情。他在两个仆人的陪伴下启程了，但随后就用礼物将他们打发走了。伊尼高最近的目的地是蒙塞拉特。自离开父亲家的那天起，他每夜都要鞭笞自己。伊尼高渴望从事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他严厉地苦修身体，因为圣徒们——也就是他努力效仿的楷模——正是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免除罪过的。伊尼高这么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自己赎罪，不如说是为了取悦上帝。在沿途的某个地方，一个摩尔人追赶上他（当时在瓦伦西亚和阿拉贡王国仍然有许多摩尔人），两人同行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交谈，不久便讨论起了圣母马利亚的贞操问题。摩尔人承认马利亚在耶稣诞生时以及之前都是圣洁的，但否认她后来仍旧保持着贞操。伊尼高尽其所能地希望能让他醒悟，但那摩尔人十分无赖，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说。摩尔人继续骑马前行，伊尼高十分茫然地留在那里。他无法确定自己的信仰和基督教的慈悲是否要求他追随那个家伙，并将无耻放肆的他刺死。他是个战士，一丝不苟地维护着自己的荣誉，他认为一个信仰的敌人竟敢当着他的面如此不敬地谈论圣母马利亚就是对他本人的公然侮辱。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将此事交由上帝裁定。他决心继续前行，直到十字路口。在那里，他将松开马脖子上的缰绳。如果马沿着摩尔人走过的路前进，那他就会跟随其后置他于死地。但如果马选择走另外一条道，那么他就会放摩尔人一条生路。于是伊尼高就这么做了。他的马避开了摩尔人骑马走过的那条宽阔平坦的道路，而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上帝已经作出了裁决。伊尼高终于到达了蒙塞拉特附近，他来到一个小村庄，在那里为自己购置了朝圣之旅所需的一些微薄之物：一件拖到脚踝的质地粗糙低劣的长袍，一条作腰带用的绳子，一双帆布鞋，一根手杖和一个饮水的容器。

蒙塞拉特是一个本笃会的修道院，那是一个不断有奇迹发生的著名胜地，而来自各地祈求圣母帮助的人群也十分壮观。伊尼高刚到达，就去找了一位告解神父，连续做了三天的总告解。然后他将马送给了修道院，并把剑和匕首放在圣母的祭坛前。夜幕降临，伊尼高到了一个穷人那里，把自己所有的衣服，甚至衬衫都给了穷人，自己则穿上刚买的粗糙长袍。伊尼高在有关骑士精神的书中读到，根据习俗新受封的骑士必须携带武器守夜，于是作为耶稣新加封的骑士，他一整夜都在圣母像前凝望。他为过去犯下的罪恶痛心地流泪，并决心从今开始修正自己的生活。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去向，伊尼高在黎明到来之前离开了修道院。他没有走通往巴塞罗那的大路（从那里自然可以乘船前往意大利），而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被群山环抱着的一个叫做曼雷沙的小村庄。伊尼高身穿朝圣的服装，但由于伤口仍然困扰着他，他就给一只脚穿上了鞋。走了没多远，他就发现有个人跟在后面喊他。那个人问他是不是真的把华丽的服装都给了乞丐。因为当人们看见乞丐穿着那么好的衣服时，都怀疑是偷来的，把他扔进了监狱。伊尼高承认自己的确把衣服给了乞丐，可当那个人询问他是何人从何方而来时，他却缄默不语。

在曼雷沙，伊尼高隐瞒了自己的身世以及先前的生活方式，他在一座穷人的医院住了下来。在世俗生活中，他曾很在意自己的容貌并为自己漂亮的头发而得意，他以前习惯留着长发。现在他不再关心自己的外表，将头发剃光，任胡子、指甲变长。每天，他都要鞭笞自己三次，跪上七个小时；每天，他都去做弥撒、晚祷和夜祷；每天，他都去祈求施舍。但他既不吃肉也不喝酒，只靠面包和水维生。他躺在地上睡觉，夜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祷告。他小心地克制自己，拒绝任何能带来肉体欢愉的享受。尽管伊尼高是一个坚忍顽强的人，可没多久，严酷的苦行使他变得无比孱弱。一天，他和一群乞丐模样的人待在医院，身处贫困与肮脏中，他不禁问自己：“你在这个臭气熏天乌七八糟的地方干什么？你为何穿着得如此狼狈有失体面？难道你没发现么？因为与如此低下的人结交，言行举止变得像他们一样，你玷污了家族的荣誉。”伊尼高知道那是魔鬼的声音，他靠近了那些穷人，强迫自己以更加友善的方式对待他们。另一天，当他精疲力竭的时候忽然产生了一种想法，他无法忍受这种可能要持续七十年的比野蛮人的生活还要糟糕的生活，如此残酷而悲惨的生活。“但是，”他对自己说，“七十年的忏悔与永恒比起来又算什么呢？”一段时间以后，曾被伊尼高当作慰藉的灵魂的平和也离他而去了，他的内心感到非常干枯乏味，精神也似乎变得萎靡不振了。他祷告，却得不到满足或安慰。他被重重顾虑困扰，觉得在总告解中没有能说出他本应该说的话。良知谴责着他，他只得在痛苦的泪水中熬过漫漫长夜，深受焦虑的磨折。有一次，当伊尼高离开医院住在一个多明我会的修道院时，他感到无比绝望，甚至想把自己从房间的窗户里扔出去。幸亏他曾经读过《圣贤花絮》，他回忆起一位圣徒的例子，那位圣徒因为对上帝有所祈求，便决定一直绝食到上帝满足他的要求为止。伊尼高仿效那位圣徒，决心不吃不喝直到获得他所渴望的心灵的平静为止。整整一个星期，他滴水未进。在这段时间里，他依然每天跪着祷告七个小时，鞭打自己三次，并继续以前常做的其他祈祷。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伊尼高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持续进行下去，但是他的告解神父命令他进食，如果他不吃就拒绝给他赦罪。他停止了绝食，没多久就完全卸下了心头的顾虑。他将有关过去罪恶的记忆埋葬，再也没有为之烦恼过。

上帝赐予了这位忏悔者更多的恩典。有一天，当伊尼高在圣多米尼克教堂的台阶上祈祷的时候，他的灵魂得到了提升，他亲眼目睹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形态。这一景象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极大的安慰，他既不能思考也无法言语。他用丰富的道理、比喻和例证解释了这一奇迹，所有聆听的人都充满崇敬和惊奇。当他祈祷的时候，时常会感觉到耶稣神圣的博爱，有时还会感知到光荣而神圣的圣母马利亚。一天，伊尼高在曼雷沙附近漫步，沉浸在对神圣事物的思索当中。他在一条小溪边坐下，凝望潺潺流水。忽然间，他将双目睁开，以一种全新的、不同寻常的眼光审视万物（并非具体感觉上的，而是以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方式），就这样他不仅理解了信仰的奥秘，而且洞察了全部知识的玄机。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伊尼高很肯定说他后来通过学习或神奇的恩赐所获得的知识都不像在神灵启发那一刻得到知识那么圆满丰富。

一个星期六，伊尼高像往常一样忙于做祷告，忽然间他昏厥了过去，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差点要把他埋葬，幸好有个人在给他诊脉时观察到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一直昏迷到下一个星期六才从甜美的睡梦中苏醒过来。

身体的过度辛劳和灵魂的不断斗争使伊尼高精疲力竭，他觉得自己不得不休息一下。然而，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实在太令人惊奇了，这样的安慰无比甜美温柔。他原本分配给睡眠的时间就很短暂，但即使在这么短暂时间里他也无法入眠，而是在激动与喜悦中度过漫漫长夜。他病入膏肓，对生命已不抱什么指望。就在他准备赴死亡之约的时候，魔鬼撒旦向他暗示：作为一个公正虔诚的人，他无需对死感到恐惧。这令伊尼高心惊胆战，他竭尽全力与之抗衡，通过反省以往的罪恶，试图在上帝的慈悲下将魔鬼的希望从心中铲除。在稍有气力说话时伊尼高恳求身边的人，当他们满怀关切地看到他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时就对他说：“噢，可怜的罪人啊，噢，不幸的人，想想你曾犯下的罪恶吧，想想你令上帝不悦的冒犯。”稍稍康复一些，他立即继续以往的苦修和严峻的生活。在战胜自我的不屈不挠意志的激励下，伊尼高自愿承担着远远超出他那疲惫的身躯所能忍受的重负，并一次又一次地身染重疾。直到最后一次，他的胃疼痛不已，加之当时又是天寒地冻的冬季，他这才勉强穿上足以御寒的衣服。就这样度过了大半年，伊尼高终于等到了可以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那一天。有人提出愿意陪他同往，还有人建议他既然没有会说意大利语或拉丁语的人充当向导和翻译，就不要去尝试如此漫长而艰难的旅行了。可是伊尼高渴望与上帝独处，认为这样或许就可以毫无障碍地与上帝交流了。他对上帝坚信不疑，不愿意因为依赖他人的帮助而辜负了这份坚定。他踏上了前往巴塞罗那和追寻遥远目标的旅程，除了上帝之外别无他人的陪伴。

这就是西班牙贵族青年奥纳兹的伊尼高早年的生活，在历史上人们称他为圣依纳爵·罗耀拉。读者应该早就已经猜出来了，因为我说的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我从费尔南多那里极不情愿地买下的那本书是有关罗耀拉的生平的。它是耶稣会的佩德罗·德·里瓦德内拉神父在罗耀拉去世后不久写的。

三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潘普洛纳这个地方。它伫立于高山之上，周围环绕着低矮的丘陵——在蓝天的映衬下它们显得苍白暗淡。山丘的斜坡上种植了庄稼，到处是一片片的玉米地，另外还有一片片小麦收割后留下的干燥土地。农民们肯定要不停地辛勤劳作才能从那样山石嶙峋的土壤里艰难地收获些粮食以维持生计。除了白杨木，平原上几乎不长什么树木。那里有一小片白杨树林，树木比肩而立，分布稀疏，略带着一种羞涩的热情。它们的样子会令你联想到一群瘦高的神学院的学生聚集在演讲大厅的门前欢迎刚获信仰辩论胜利殊荣的神学博士的情景。

潘普洛纳是个不大的省城，也没什么可以吸引游客之处。宪政广场已经被更名为共和广场。广场四周的咖啡馆是当地居民消磨光阴的场所，他们坐在遮阳篷下，面前放着已经喝空了的玻璃杯，一坐就是一整天。广场中央是个露天演奏台，毫无疑问，总有一天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雕像会坐落此处。中世纪小城狭窄崎岖的街道已经被拓宽并伸直了，商店里的窗户也都镶上了厚玻璃板。房屋都建有塔楼，女子们一直坐在楼上，一边俯视楼下的街道，一边缝缝补补，闲话家常。头顶的天空中布满了蛛网状的电报线、电话线和电灯线。以往，形形色色的手艺人会在街头各占一个角落做活计，这番景象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可是在大教堂后面的城墙上，你或许还能看到制作绳索的工匠用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方法做绳子——用从奶牛的牛角里提炼出来的油润滑他们的梭子，你或许还能看到制作登山帆布鞋的工匠们拼尽全力工作的情景。

从清晨到深夜，小城里喧嚣不绝：汽车喇叭的嘟嘟声，排气装置的噼啪声，自行车铃的叮当作响，马车经过鹅卵石路时发出的辘辘声，驴儿嘶叫和蹄声嘚嘚，钢琴弹奏出的旋律和留声机发出的刺耳响声，特别是人们兴高采烈谈话时拉高的嗓门所发出的尖利的声音，就仿佛是这尘世喧嚣持续不断的伴奏。在伊尼高受伤后接受治疗的地方，人们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在它的旁边又建了座教堂。小礼拜堂里有一幅圣徒伊尼高的画像，他躺在地上，同伴们正为他医治受伤的腿。一个骑着白马的男子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幕，有一位天使却在受伤的英雄上方盘旋，为他的病情而焦虑不安，画面的背景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墙。小礼拜堂旁边的那座教堂是我所见过的教堂里最丑陋的一座。里面的装饰品会让人想到和平大街香水店里的点缀。整个建筑极其简陋，看上去好像根本没花钱装修过似的。我无法相信宗教艺术的沉沦还会有比这里更加严重的地方，也无法相信虔诚的天主教徒会认为这座教堂没有被地震夷为平地是上帝无限隐忍的显著例证。在城市的扩建中，大部分城墙被毁坏了，但遗留下来的部分却震撼人心。腓力二世好像重新修建过这些城墙，从那时候起这座城市就固若金汤。一条小河从城墙底部流过，河边是树木丛生的草地，形成了一片宜人的阴凉。那里有成群的游人——有的在岸边垂钓，还有人坐着闲聊——如此美好的图景，让人不禁联想起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作品。

但我从未去过罗耀拉、阿兹佩蒂亚或曼雷沙，这三个城市都与耶稣会的创立者密切相关。在读了伊尼高的故事之后，我决定去探访这些地方。伊尼高就是在阿兹佩蒂亚受洗的，在教堂里你可以看到仪式所用的洗礼盆。木制的装饰品和雕刻的顶部把教堂点缀得格外美丽。在教堂的两侧是石头做的洗礼盆，原本是打算让这附近的居民以后为他们的孩子进行洗礼时用的，但人们仍坚持要用圣徒曾用过的洗礼盆。教堂的看守人会以宽容的口吻告诉你，人们这样做是希望子孙后代都能分享伊尼高的圣洁。罗耀拉距离阿兹佩蒂亚不到一英里的距离，如今只要沿着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一路前行就可以到达那里。你一直行驶就会来到圣依纳爵的雕像前。长方形教堂的精美门廊正对着你。这座教堂是按照十七世纪耶稣会的风格建造的，装饰得异常华丽，一段台阶引导游客走向主殿。教堂的内部高贵而庄严。罗耀拉家族的祠堂就在教堂的左边，坐落于雄伟的石建筑群的包围中。祠堂的外部仍保持着旧时的样子，但里面的房间已被改建成礼拜堂了：墙壁用大理石镶线，窗户也嵌上了彩色的玻璃。一段气派壮观的新楼梯取代了原先的旧楼梯，木制栏杆具有八十年代的那种华丽风格。在楼上，你可以看到伊尼高小时候与他的一个兄弟共同生活过的房间。隔壁是一间低矮宽敞，有着巨大房梁的屋子，伊尼高养病期间曾在这里读书祈祷。在房间的一张金制的长凳上安放着伊尼高的塑像：他身着最体面的衣装，背靠软垫，手拿一本书，显现出皈依上帝那一刻的样子。那里还有一个供贵宾祈祷用的大理石祭坛，十分宏伟可也无比丑陋。

随后，我便前往曼雷沙。开车穿行过那个阳光充沛的村庄是件愉悦的事情。小镇呈现的色彩虽没有法国风景画的那种柔和的淡雅，却更加深邃而丰富。明亮的蓝色天空上飘浮着小片静谧的白色云朵。山丘上覆盖着松树，松叶在阳光下绿得格外灿烂。还有几株松树和矮小的橄榄树稀疏地生长在小镇周围。你可以沿着一条水流迅急的小河步行，河边种植着芦苇、白杨和山毛榉。当小河流经小镇时就变得平和起来，似乎到了那个宁静的地方它也不宜匆忙赶路了。一座纤巧的小桥横跨河流两岸，小桥虽朴素却十分雅致，桥洞很高，在中部突起。河两岸是密密麻麻的屋舍，陈旧高耸的房子有敞开的凉廊，人们把洗净的衣裳挂在里面晾晒。

圣依纳爵正是在曼雷沙撰写了那本影响巨大的小书——《精神修行》的初稿。游客可以看到传说中这位圣徒在写作时栖身的岩洞。岩洞位于一个多石的山丘的一侧，从山上远眺，可以欣赏到蒙塞拉特修道院的壮观景色。天气晴朗时，修道院看上去锋利挺拔，而在薄雾中则显得奇特神秘。那座山洞很浅，却高而深远，洞里崎岖不平，洞口敞开，可以看见风景。这里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现在，岩洞口安装了粗壮的铁栅栏，岩洞之上修建了一所耶稣会学院和一座教堂。可如今耶稣会的教士们已被驱逐离开，那两座建筑也被上了锁，人们是无法入内的。

《精神修行》是一本要怀着敬畏之心阅读的书。因为人们必须记住它是耶稣会维持其几个世纪以来统治地位的有效工具。书上有四百条注释。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们都赞扬过它。教皇利奥十三世说：“这是我灵魂的养料。”即使在与伊尼高同时代的人看来这些修行也是不同寻常的。这位圣徒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修行是源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圣母马利亚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出现在玛利亚·埃斯科巴女士面前并且明确地告诉这位夫人，自己是圣依纳爵写作时的助手和导师。其实在伊尼高成书的前几年，蒙塞拉特修道院的院长——西班牙僧侣希斯内罗丝的弗朗西斯科·加西亚曾发表过类似的作品，书的题目也与伊尼高的那本书几乎一样。但出于某种原因，伊尼高和圣母马利亚这位著名的合作者对这一事实绝口不提。在鲁道夫所写的基督传记中也有多处与《精神修行》雷同，看来这对合作者难避抄袭之嫌。很多人对此感到不安，可这种不安在我看来实在荒唐。我对待这种冒犯持宽容的看法。我们作家从不同的来源获取素材（吾自适宜处取吾所需），事实上是我们只有在身不由己的时候才会承认对他人成果的借鉴。我想圣母马利亚不仅将有趣的材料口授于圣依纳爵，也应该告诉了蒙塞拉特修道院的院长和加尔都西会教士鲁道夫。作家们彼此之间也会有转述，而且一旦他们有了感兴趣的想法，就善于以此大做文章。

这本书完整的题目很感人：《精神修行：为了战胜自我以及摆脱过分的欲望从而规范生活》。多么崇高的目标！这位与众不同的人究竟制定了怎样的方案才能完成如此艰难的过程呢？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不会感到好奇。尽管伊尼高借鉴了他人的方法，但这本书显然是他自身经历的成果，书中的每一页都带有他坚忍不拔的个性痕迹。

修行分四个星期进行，但每个星期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而且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修行的根本主旨鲜明：“人类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赞颂、崇敬及服务我们的主——上帝，从而使灵魂得到救赎。世间其他万物均为人而存在，是为了帮助人类达成生存的目的。此书由此得出结论：人类应当利用有助于其完成目标的事物，而远离妨碍其达成理想的事物。因此，我们必须对世间万物保持超然的态度（对一切由我们的自由意愿决定的事物），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期望自己拥有健康而非疾病，财富而非贫穷，荣耀而非耻辱，长寿而非短命，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我们应当只渴望并选择那些能够更好地引领我们通往我们存在目的的事物。”

书中给出若干条戒律，帮助修行者凝神聚气，从而达成所望。

“……上床之后，在使自己平静下来准备入眠之际，在吟诵圣母经的间隙，想一想何时应该起身，起身的目的，扼要地重述必须要完成的修行。”

“……醒来的时候……立即专注于午夜的第一个修行所要冥想的内容，举例反省自身的种种罪过，就如同某个被传讯到国王和大法庭面前的骑士，想到自己曾获得许多赏赐和恩惠，如今却铸下大错，内心深受羞愧和困惑的折磨。”

在修行者到达进行冥想的场所之前，会被要求站着默念主祷文，然后他便进入沉思，“跪下，俯卧于地，仰面躺下，坐起，站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后，他会用一刻钟的时间——坐着或散步的方式皆可——去思考他的收获。他必须避免想到令人愉悦的主题，因为享乐的念头会妨碍对其自身罪过的悲痛体悟。他必须远离明亮的光线，除了祷告、阅读和用餐的时候外都要关门闭窗。他不可以笑，也不能说任何引人发笑的话。他受命以苦修的方式赎罪：一种是内心的苦修，即哀悼自身的罪过，并抱着绝不再犯这些或其他错误的坚定目标；另一种则是外在的苦修，也就是对所犯下的罪过加以惩罚。惩罚有三种方式。“第一种与食物有关：换句话说，取走多余的食物，这并非苦修而是节制。苦修是取走与我们的必需量相称的食物。在不损害体质或引起显著病症的前提下，取走的越多，苦修就越艰巨，其效果也更佳。第二种方式与睡眠的多少有关。同样地，取走精致柔软的奢侈品并不是苦修，就睡眠而言，只有减少了适宜的睡眠时间才是苦修……第三种方式是责打肉体，也就是说，通过穿刚毛衬衣，绑绳索，在赤裸的身体缠上铁链，鞭打自己，伤害自己，或是其他的苦行手段使肉体承受巨大的痛苦。苦修中似乎比较适当和安全的一点在于它只是让肉体感觉痛苦，而不会刺穿骨头，它可能引起疼痛却没有杀伤力。因此在鞭笞自己的时候，应当使用会带来皮肉之痛的细绳，而不能采取会造成严重内伤的其他方式。”

苦修首先要进行一个预备祈祷和两个前奏。第一个前奏被称作“情境构想”。修行者为自己构想一个情境画面作为冥想的主题，比如发现耶稣的寺庙或高山。在对无形的事物如同对罪恶进行冥想的时候一样，“构想应该以想象力的眼睛去观察，想象自己的灵魂被束缚在腐朽的躯体中，而整个自我在这烦恼的人世间苟且就如同被放逐于野兽群中。”

在第二个前奏中，修行者会被问到他希望从冥想中获得什么。如果他冥想的内容有关基督复活，就要求他能设身体会耶稣的欢欣；如果他的冥想是关于基督受难的，那么就要求他能够体会耶稣遭受折磨时的疼痛、泪水和煎熬。苦修以一个对话作为结束，在对话中修行者必须想象自己正面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对话就“如同一个朋友在向另一个倾诉，或一个仆人向他的主人汇报，首先寻求帮助，然后为自己的罪过自责，再谈谈自己的事情并询问建议”。

主祷文为苦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第一周共要进行五次修行。第一次修行是针对天使的罪过，亚当和夏娃的罪过以及凡夫俗子们不可饶恕的大罪。第二次修行要求修行者反思自己的罪过。第三和第四次修行重复前两次的内容。而第五次的修行则是关于地狱的。

我有一本西班牙文版本的《精神修行》。书的编者，好心的雷蒙·加西亚神父设法为修行者指明了一条较为容易的道路。他用大量的细节向修行者描述了“处境构想”，并为他们提供了沉思的素材，使冥想成为一种并不艰苦的智力修炼。当谈及地狱的冥想时，这位神父发挥了西班牙式的现实主义想象力。他说，地狱就仿佛异常黑暗的监牢或烟雾缭绕的洞窟。忏悔者必须通过想象力的眼睛看到骇人的怒火，看到被桎梏于熊熊烈火中的魂灵。“看哪，”他呼喊道，“看那不幸的人们在燃烧的火焰中痛苦挣扎，毛发竖立，双目凸起，形容惨烈，双手刺痛，他们承受着甚至比死亡还痛苦千万倍的酷刑与熬煎。看那面目狰狞的魔鬼们吧，现在它们不再以享乐的念头去诱惑那些可怜的人了，而是像残忍的施暴者一样折磨着他们。看看魔鬼们是怎样嘲弄、殴打、猛击那些人，并在无尽的狂暴中将他们撕裂的吧。如今，那些人已经成了魔鬼的奴隶，只能听凭魔鬼的摆布，正如在俗世里他们受魔鬼的驱使犯下种种罪恶。用你的耳朵去听一听那些恶魔般的地狱里传出的永不停歇的骚动和混乱声。倘若当一座房屋被大火夷为平地时会引起一片哭天喊地和慌乱骚动，那么当数不清的人在燃烧的大火中挣扎时会发出什么样的嘶喊？”现在忏悔者通过努力的想象并运用他的嗅觉，可以感受到地狱里散发出的硫黄味的硝烟和恶臭气。那种瘟疫似的空气令人厌恶。那是没有通风孔的监牢才有的臭味：比地牢发出的蒸汽还难闻，比一座打开的坟墓的深处还令人作呕。地狱里的人身上爬满了蛆虫，腐烂得比尸体还严重，以至于一具躯体就可以毒害一整座村庄。“这样一座挤满了如此之多令人憎恶的肉体的可怕监牢里会发出怎样的臭气？我们可以把地狱的深处看成是液体硫黄的湖泊，湖中升腾起的大量蒸汽因为无处挥发而凝结成液体；有毒的液体多到几乎能感觉到它们的流动，可怜的人们忍受着致命的痛苦，还要不停地呼吸着这样的空气。那个悲惨的地方就是一个深渊，在审判日过后，腐烂物、毒药和世间的污秽都会落入这个深渊中，那时它就会像一个无底洞，所有有罪之人都将沉溺其中。想想那么多肮脏的东西混合凝聚在一起会散发出怎样的恶臭吧。也想想从那些受难的人眼中不停流淌出的苦涩、灼人的泪水，那眼泪弄皱灼伤了他们的脸庞。如果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内，由于突然受惊吓或是怒火攻心，可能会产生消化不良、胆汁外渗、愤恨、口苦、口臭、咳嗽、恶心、呕吐和其他痛苦的症状，令人不堪忍受，甚至连目睹这些惨状的人也会感到非常痛苦和恶心，那么地狱中受诅咒的人的嘴巴和呼吸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如此令人厌恶，也没有任何臭气可与之相比。此外，良知的自疚会永远吞噬着他们的五脏六腑，压榨出苦涩的胆汁和持续的悔恨。”

“还有，”雷蒙神父问道，“折磨着他们的口渴和饥饿又是怎么样的呢？”太可怕了。炎热和不断的哀嚎引起了剧烈的口渴。几百年来，富有的守财奴的喉咙都要被烤干了，他的舌头一直耷拉在嘴巴外面，渴求着哪怕只有一滴水，但却永远也得不到，因为在那个地方除了恶魔的胆汁、蝮蛇的毒液、沸腾的沥青和液体硫黄之外没有什么可喝的。那些可怜的人儿受到无情的饥饿感的磨折，他们一刻不停地忍受着疲倦、虚弱和强烈的想吃东西的渴望，但是那里没什么可吃的，除了苦艾、沥青以及在他们的内脏里燃烧的熔铅。

“现在，触摸一下想象中折磨着那些受诅咒的人的火焰，它造成的痛苦剧烈而且非常恐怖。和地狱之火相比，人间的火就像是画中的火焰一样。是上帝的愤怒点燃了并维持着地狱之火，因此它将是上帝公正复仇的可怕工具。遭受惩罚的人身陷火光烈焰之中，像是水中的鱼儿，或者说更像（作者认为这样说更确切）是被炽热的煤块穿透身体，火舌吞噬着他们的咽喉、血管、肌肉、骨骼、内脏和所有的重要器官。它汇聚并代表了一切可以折磨我们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伤寒、抽搐、疼痛、痛风、殴打、鞭笞、镣铐、绞刑、老虎钳、刀剑、刑车、铁钩。它同样折磨着灵魂。我们无法理解究竟是怎样的，但它无疑以一种可怕的活力穿透并凶残地打击着人的意志，因为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魔鬼同样在烈火的苦痛中烧灼和煎熬。”

在向读者描述了等待罪人的命运的这幅栩栩如生的图景之后，作者指出这种命运将是永无止境的。受罚之人承受的痛苦，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都将是永恒的。他们渴求一死，但死亡会逃离他们而去。想要自我毁灭的狂热愿望将给他们造成可怖的苦恼，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死不了。他们承受的折磨不仅仅是永久的，而且还会毫无间断地持续：它们是恒定的，不会减少；它们一个小时、一个瞬间也不停止；也没有任何的缓和。尽管时间如此之长，又如此毫不间断，但想减轻折磨使苦楚不那么难以忍受是绝不可能的。每一天的折磨都是新的，带着新的增剧的痛苦而返。

然后，在对我来说似乎具有相当力量的段落中，这位好心的神父暂停下来，开始考虑永恒的含义。永恒将永远持续下去，没有尽头。“为了对这么可怕的事物形成一个概念，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许多年，或者是千百万年，我们会发现即使在经过这些年之后，永恒仍是完整的。对于受诅咒的人而言，千百万年过去，就像落入泥土的水滴，最终将坠入世界的尽头。千百万年，多得就像星球上所有海洋中的水滴；千百万年，多得就像世界上所有的树木和植物上的叶子；千百万年，多得就像太阳的光线，空气中的原子和海中的沙砾。在经过了数不胜数的年月之后，对这些可怜之人的折磨还将继续，就仿佛才刚开始一样；永恒与苦难依然完整，就好像一秒钟都不曾过去似的。

“天哪，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呢？倘若你躺在柔软的床上，觉得难熬过一个无眠而痛苦的长夜，急切地企盼着黎明的救济，那么在永恒的长夜里你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黎明永远不会打破那样的黑夜，你一秒钟也得不到休息，永远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光芒。”

这次冥想在第一周结束。修行者作一次总告解并获得罪行的赦免。

在进一步深入之前，我想讲述一个何塞·穆诺·桑·罗曼先生告诉我的小故事，读者如果喜欢不妨听下去。安达卢西亚某个村庄里的村民厌倦了大斋戒的传教士，因为这位传教士每年都试图以他们已经烂熟于心的布道令他们悔过。为了给村民们一次特别的款待，村长邀请了一位声名远播的传教士来进行平常的讲道。村民们热切地等候着他的到来，全都到街上去欢迎他。世俗的和教会的权威人士都去火车站迎接他。村里的女人们围绕在村长夫人的身旁，站在村口的十字架下等待。传教士在人们的欢呼喝彩声中走进了村庄，大家都涌入了教堂。为了不错过他每一句中肯的话语，人们努力着尽量靠近讲道坛。当他上台的时候，一种好奇和期待的兴奋情绪传遍了与会的听众。刚进入绪论部分时，他举止谦卑言语温和，但后来他就提高了嗓音，改变了语调，忽然间高声呼喊起来。悔恨攫住了他并将他击碎，怒火使他的额头突起，恐惧使他颤抖，然后他又再次因为愤怒而窒息。他的手势丰富而夸张。在描绘耶稣受难时所经历的侮辱以及折磨着圣母马利亚的痛苦时他运用的语言令听众们纷纷哭泣，流下了苦涩的泪水。这位演说者的口才十分出众，他描述救世主受难时的语言非常生动形象，以至于许多信徒晕了过去，有些人甚至抽搐起来。村长的夫人昏倒在地，这令她周围的人一阵惊慌失措，村长也很自然地为她的状况感到担忧。全场的会众都受到一种难以控制的焦躁不安情绪的折磨。

传教士终于觉察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他非常地惊讶。会众们对于他迫使他们陷入这样情境感到愤慨，已经打算冲向讲道坛了。这个不幸的人几乎不知道该怎样遏制他引起的公愤。他恳请听众们镇定下来，因为那里已是一片喧嚣了，他乞求安静。当他最终使人们听到他的声音时，他说道：

“但是，我的同胞们，请想一想我告诉你们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很多年之前，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了。”

这些慰藉的言语安抚了会众们的不安情绪。

在我看来《精神修行》中最有趣的内容之一是与罪过搏斗的方法，叫做“特定的和总体的反省”。特定反省与特殊的罪过有关：修行者每天进行三次反省；第一次是在起床时，当他决心要抵御自己希望改正的罪过时；然后是在午餐之后，他通过在一条线上打圆点的方式记录自己反省的次数；最后是在晚餐之后，他在一条较低的线上打圆点，记录下每一次后来犯下的过失。他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反省，每天都要比较圆点的数目。一个奇特的细节就是作者建议修行者每次犯错时就把手放在胸前，“即便有人陪伴时，也可以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做这个动作。”总体反省，正如它的名称所提示的，是对良知的一次总体探索和自省。

修行的第一周涉及罪过，第二周是有关耶稣生平的沉思，第三周是关于耶稣受难的沉思，第四周则关于耶稣的复活。第二周是修行过程的顶点，因为它将引领修行者选择一种生命状态，第三和第四周的修行将确定并加强修行者所下的决心。

当你将修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就必然会发现为了达到目标，作者多么非凡地设计了这些修行的内容。圣依纳爵是位艺术家，他以自己的形象为蓝本塑造了其他人。他像诗人创造另一个诗人那样创造了他们。但是他试图要巩固修行者的意志，而并非发展他们的智力。他要求修行者盲目地服从，不允许他们享受考虑自我的愉快自由。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要求具有多么伟大的价值，也知道了它的力量将达到怎样奇特的效果。圣依纳爵自己掌握了其中的奥秘。修行者不断削弱的身体状况以及他从事修行时所处的环境使他陷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非常容易接受他所渴望得到的印象。你完全可以想象，在经历了这般彻底将人击垮的修行之后，人的精神肯定永远失去了弹力。据说第一周修行的结果就是使新的信徒完全衰弱崩溃。悔恨令他悲伤黯然，羞耻和恐惧令他的精神倍受折磨。他不仅为脑海中那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感到恐惧，还因为缺少食物而变得虚弱，因为睡眠不足而疲惫不堪。他陷入无比的绝望当中，不知道逃脱何方才能寻求救助。就在那时，一个新的理想摆放在了他的面前，就是耶稣基督的理想。他将被引导着以愉悦的心情为了这个理想牺牲自我。据说所有按照指定的方式进行修行的异教徒都皈依了天主教，不仅如此，他们还都向耶稣会寻求庇护。我还听说被派往信奉新教的英格兰执行危险任务的耶稣会教士们在临行前要参加一次特殊的修行（即“情境构想”），在修行中他们必须用心灵的眼睛去想象可能被扔进的监狱的景象，想象他们可能会遭受恐怖拷打的阴森牢房，想象他们将在可怕的折磨中舍生取义的刑场。他们要通过想象去感受地牢刺骨的寒冷和有毒的臭气，折磨他们血肉之躯的沉重镣铐，烧灼肉体的炽热烙铁，撕裂他们关节的拷问架和摧毁他们四肢的殴打。然后，在极大的痛苦中，他们还要想象开膛破肚取出五脏六腑的锐利刀具，梗塞肺部的辛辣烟雾和无情地烧焦身体的火焰。这种修行异常痛苦，因此当教士们最终遭遇现实时，他们不仅毫无畏惧，而且全然麻木。他们已经忍受了一切肉身和不朽魂灵所能承受的苦难。倘若他们并没有参加特殊的修行，在和其他人一样经历了这样的折磨后，他们不可能幸存下来讲述这一切。

有一次，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企图自己尝试其中一项修行。那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我从“情景构想”开始。这项修行内容显得相当简单，但我却觉得它一点也不容易。难怪《精神修行》的注释者认识到了为修行者提供一些详细指导的必要性，这些详细的指导间接地弥补了他们想象力不足的缺陷。但我觉得和冥想相比，这就如同儿童游戏。我的确没有通过禁食或体罚为修行做好准备，上帝的恩典也肯定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将精神集中于一个主题并全神贯注毫不分心，这对我来说难以置信地艰难。我总是在旁门左道上徘徊游荡，会想到任何事情，可就是想不到应该想的内容。我猜想数学家和哲学家们就能够控制思维的流动，他们可以毫不困难地针对期望的目标进行思考。我们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是散漫的，心无旁骛地逐步追随一连串思路的努力对我们而言太困难了。我想得很多，也宁愿相信我的思维是清晰的，但我无法做到秩序井然地思想：观念和感想杂乱无章地出现，它们被储存在潜意识当中，在需要的时候就会经过筛选、组合以及阐释从而浮现出来，而我对于这一过程根本没有意识。然而，刻意地努力向自己描绘一系列事件并试图感知令事件中的参与者们觉得感动的情绪是一种意志的修行，我发现这种修行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我的意志好像被近乎物质的障碍物围困住了，它到处不安地躁动，强烈地渴望着逃脱。我的想象力受到某种猛烈的力量的控制，这种力量麻痹了我的意志。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在罗网中挣扎的小鸟，头脑也似乎被一个铁箍束住了，我的胸口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感觉，觉得自己要得病了。

圣依纳爵教导修行者要将同样的冥想重复两次，有时是三次，但他这么做究竟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经验了解到实践是多么地困难还是仅仅希望巩固修行的效果，我就不得而知了。那一定是一项极其严酷的修行，因为尽管我们可以将思想再次转向曾占据我们脑海一个主题并且更加深入地思考它，却无法通过努力再次感受我们已经感知过的一种情感，否则我想，我们中就不会有任何人因为不再爱别人而给他们造成痛苦了。这样的尝试必然会把勇气彻底撕碎。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强加于头脑的冥想可能产生新鲜而振奋人心的观念。我倒宁可认为这样的实践会奴役并恐吓住人的精神，同时永远地阻止愉悦的想象力的流动。或许这正是圣依纳爵的目的所在。倘若如此，《精神修行》是掌控那个游荡的、反复无常且固执任性的东西——人类灵魂的前所未有的最佳方式。

这些修行的效果是通过不断地、无情地诉诸恐怖和羞耻而达成的，但不可思议的是，所有沉思的最后竟是关于爱的沉思。

四

很多年以前，我写过一本有关安达卢西亚的书，但心里却苦涩地明白它的缺陷所在。那本书名叫《圣母马利亚的土地》。十九世纪末的年轻人比现在的年轻人要稚气，根本不懂得用聪明机巧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无知——这让那些有机会读到他们作品的人充满钦佩。前往塞维利亚的时候我也只有二十三岁，在此之前我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工作了五年。生平第一次，我成了自己的主人。自那以后我又去了十几次西班牙，而每一次都能体会到头几个月在那里的那种天堂般自由的魔力。我无牵无挂，没有责任，可以将世间万物置之脑后，只要写出好文章。那时候对于写作所必需的艰辛劳动和由此带来的令人烦恼的束缚，我还一无所知。我在这个国家四处旅行，对于见到所有新景象都充满着热情，不过我的热情（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完全是拘泥陈规的。奇怪的是年轻人很少会以新鲜而直率的眼光看待世界，尽管人们认为这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无论是出于羞涩还是胆怯，他不会以新奇的眼光去打量从未见过的东西。也许一个人只有在具备了成熟的思想之后，才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我的情况就的确如此。我的情感是十分真挚的，但这情感是比我先到这里来旅行的人所具有的情感。我看到的是博洛和理查德·福特，特奥菲勒·戈蒂埃和梅里美所见过的。

不久以后，我骑马进行了一次旅行。当时不同地区之间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火车，因为其他有轮子的车辆无法从路上通行。倘若想要游览的地方不在铁路沿线，那就得靠骑马了。回来之后，我认为将这次远足的经历记录下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练习。在创作小说时，写作会受到素材的局限：你不能用分析某种心理状态的方法来描绘一场意外事件；文中的对话，尽管你力求使它们自然，却会破坏文章的结构。只有在散文或游记中，你才能尝试一种持续不变的效果。对于小说家来说，不时地在这类文体上小试牛刀是大有裨益的。

但当我竭尽所能完成这一写作练习之后，却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它。我从来就不是那种满足于将作品关进抽屉的作家。在塞维利亚，我非常甜蜜地陷入了爱河。我的脑海中曾冒出过将这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的念头，我或许会用浪漫而讽刺的笔调去描述它。因为即使在当时，我也还并没迟钝到对自己的荒唐视而不见，我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大大地愚弄了。在小说中我有机会描述大教堂、某几幅绘画、一场斗牛赛以及塞维利亚那安逸迷人的生活。然而我还是犹豫了，担心人们会说这部小说不过是在模仿皮埃尔·洛蒂（倘若写出来的话，它倒真会成为那样的小说）。在那时很多人都读过洛蒂的作品，他可以用优雅的法语轻松自如地写出这类优美的作品。我真是愚蠢。我并不知道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至少有三位英国作家（还有若干位美国作家）通过模仿阿纳托尔·法朗士而享誉殊荣。我本可以安心地写出这本书，要是书很成功的话，还可以接着续写发生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的诙谐而感伤的爱情故事。也许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富有魅力、感情敏锐又有鉴别力的作家，并因此享有盛誉了。然而，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倒也不愿意浪费这次骑马旅行的记录，于是就写了一篇描绘塞维利亚以及我在那里所见所闻的文字。为了使这篇文章具有某种完整性，我又加上了对安达卢西亚其他地方的概要描述，这样就为写一本小书准备了足够的素材。

那篇文字粗糙而且感情过于强烈。随着岁月流逝，每每想到它时，我都相信自己原本可以写得更好。每一次去西班牙，我都有重写一遍的冲动。可我不想写另一本游记了。太多的旅行者游览过西班牙。作家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描述他自己的感受，而他的描述恐怕不大可能激发起其他人对于他试图刻画的对象的准确感受。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古城的街道狭窄，路上铺着的石块在世世代代人的践踏中被磨得光滑平坦。街道上下起伏，曲折蜿蜒，最后全都通往大教堂——那是许多世纪以来无数朝圣者的目的地。如今，这座大教堂的立面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奇观。它由灰色石头建成，但到处都有黄色的苔藓，还有几处有耐寒的小灌木附着其上而形成了片片绿色。在乌黑云朵的映衬下，它显得惊人地壮观（圣地亚哥经常下雨），但当阳光明媚天空湛蓝的时候，它又呈现出蜂蜜般的色彩。这是一座奢华的建筑，可是它那英雄式的宏伟庄严使人不会产生厌倦之情，建筑物上绘画、雕塑的总体装饰效果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让人感受到一种近乎古典的庄重。这就仿佛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中的一个词藻华美的段落。我不由地想到当建筑师目睹竣工后的教堂立面时心中一定怦然悸动，他知道这是一座非凡的建筑。它不同于那些委婉地施展魅力，需要熟悉很久才能引人入胜的景观：它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并永远铭刻在观者的脑海中。每当人们回想起它，它的感染力就会加强。然而，语言无法重现那些尖塔的壮丽以及丰富的匀称美感。瞥一眼照片很可能比读上六页描述细致的文字更能给人非同寻常的震撼。不，我可不想写游记。

我的脑海里盘旋着几个主题，我会考虑用它们能编出些什么故事并以此自娱自乐。有一段时间，佛罗里达的发现者庞塞·德莱昂的事迹吸引了我；西班牙的征服者们踏上危险的旅途前往大西洋彼岸新近发现的土地是为了攫取财富，而他，则更浪漫，是为了寻找青春永恒之泉。我构思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但它的缺点是要把我的叙述引向海外，可我却不想离开西班牙。然后我又对阿尔巴公爵们在阿巴托美的小宫廷产生了兴趣。他们过着华贵的生活，培育艺术，在他们的庇护下，英勇潇洒的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在那里度过了他短暂而光辉的生命中的一段日子。我去过阿尔巴。那个小镇坐落在河畔的山上。镇上的街道上少有人迹，小鸡到处乱跑。街道是用粗糙的鹅卵石铺成的，因此脚走在上面会感到疼痛。那里的房屋小巧而朴素，刷了白色墙粉或涂上了泥浆，在一两座较体面的房屋的门上悬挂着盾形纹章。可是，要是你瞥见正步行走过的街道的名字的话，会顿觉古怪：它叫做男仆大街。昔日的公爵府邸是由来自意大利的画家和雕塑家们装饰的，里面陈设着从被征服的国家里夺取来的战利品。可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一座阴沉沉的城堡伫立于山巅。我猜想那些当年闻名遐迩的花园会一直向下延伸到静谧蜿蜒的河边。花园曾是诗歌比赛的地点，在那里，意大利风格的作家们谈论着他们的艺术，而音乐家们演奏着六弦琴和古琵琶。可如今，我已遍寻不到花园的踪迹了，我向当地的居民打听，但他们也一无所知。我的想象力无法根据如此单薄的材料去重新构建往昔的生活和业已消亡的辉煌。

此外，我希望有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题目。我不想被局限于某个伟大贵族的宫殿和文雅之士的交际应酬这样的题材。我想要的主题能够让我有机会去展示你在传奇冒险小说中读到的丰富斑斓的生活。我想写写剧院，因为西班牙黄金时代——自小说《小癞子》的作者开始到剧作家卡尔德隆结束的短暂时期——的戏剧不仅是整个民族的爱好也是这个国家艺术追求最有特色的表现。有一段时间，我琢磨着写一个关于阿古斯汀·德·罗加斯的小说。这位演员兼作家在他的代表作《有趣的旅行》中，不但生动地描写了当时戏剧界的情况和一个巡游各地的演员的生活，而且还以漫不经心的笔调记述了他自己的林林总总，留下了关于他本人的充分描绘。即使在那个时期的西班牙，也很难找到一个人生经历比他更加独特多彩的人了。他的父亲名叫迭戈·德·维拉地亚戈，是位出身名门的绅士；他的母亲名叫路易莎·德·罗加斯。他通常使用的名字，根据西班牙的传统在当时并不罕见。阿古斯汀大约于1577年在马德里出生。九岁那年，他就在一户显赫的人家当侍童。十四岁时，他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享受冒险的乐趣，于是就跑到塞维利亚参了军。他在卡斯蒂加·德拉古斯塔的卫戍部队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乘船前往法国。阿古斯汀在布列塔尼岛上了岸。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参与了各种军事行动，为自己赢得了许多荣誉和一些利益，然后便乘坐一艘法国的船前往南特。途中，阿古斯汀遭到了俘虏，被带到拉罗谢尔。在那里他被迫伺候某个叫做德方特纳的先生，直到他和其他受奴役的同伴被用来交换在西班牙军舰上划桨的拉罗谢尔原住民，这才获得了自由。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阿古斯汀一直在劫持英国船只，最终在桑坦德登陆。此后，他便出发前往马德里，在那里感染了一场几乎夺去性命的疾病。

他刚痊愈就又回到了海上的皇家舰队，最后在马拉加才脱离了军职。他给一位军需部长当差并跟随他去了格兰纳达。那年，他二十二岁。他在格兰纳达发展得不错，给自己购置了华美的服装和纯金的链子。但后来他丢了工作，便返回了马拉加，在那里经历了一段最为奇特的冒险。在一场争斗中他杀了人，逃到圣约翰教堂避难。警方包围了教堂，他在那里躲了两天，饿得奄奄一息。后来当警戒稍有松懈之时，他便抱着大不了一死的念头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包围圈。可幸运的是他邂逅了一位异常美丽的女子。女子为他英俊的面容和豪爽的气概所倾倒，当听说了他的意图之后就劝他回教堂暂避。她花了三百个达卡金币助他脱离困境，但如此巨大的一笔开销却令她陷入窘困。罗加斯将这名女子带到了自己寄居之处。为了供她吃喝，罗加斯夜晚乞讨，为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僧侣撰写布道词（每写一篇布道词，他可以得到一盘肉和一磅面包作为报酬），偷碎谷子，还去果园和葡萄园打劫。人们无法确定这段情感是如何结束的，因为当故事写到这里的时候，讲述者的情绪很不幸地阻止了他继续写下去。

但是，似乎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决定登台演艺。他跟随着一个又一个戏团在西班牙四处演出，那个将他从绞刑架上救下来的美丽女子可能就陪伴在他左右。由于瘟疫或某个王室成员的去世，戏院关门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一次，剧院被迫关闭，他只好又回到格兰纳达，在那里开了一家男子服饰店，生意做得相当成功。他就这样过了三年，后来，一场劫难从天而降。他的情人离开了他。“最终，”后来他写信给在塞维利亚的一些朋友，“我被世间最可爱的天使和上苍所造的最无情的庇护者抛弃了。我痛恨她的残酷，我承认我被剧烈的痛苦折磨，已到了想自杀的时候。”他将那个负心的女人叫做艾莉莎，可是这究竟是马拉加的传奇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还是另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人们希望她就是那个女子，因为这样的话故事就更加动人了。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灵，罗加斯去了科尔多瓦的山区，在那里加入了居住在岩洞中的隐士们。他试图通过苦修和祈祷使自己断绝世间浮华的念头。可天生的禀性使他无法在如此禁欲的状态下生活，没多久他就回到了那个总而言之待他不算太薄的世界。不久，他结了婚。作为一个演员他不可能存钱但他其实又颇有钱，由此看来他肯定是很慎重地选择了一个富有的妻子。然而一场倒霉的官司使他丧失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于是他就去给一个热那亚人当差。他余下的钱就被那个商人或是银行家抢夺了。他在监狱呆了一小段时间，在塞维利亚又遭到暴徒的袭击还差点丧了命，最后听说他给萨莫拉的主教当了代笔人和公证人。那时，他三十三岁。

这是一个热爱冒险的浪漫的生命。它几乎为我提供了一切所需的素材。罗加斯有魅力，有幽默感，还有写轻松诗篇的美好天赋。他勇敢，他英俊潇洒卓尔不群。他喜爱华丽的衣服和漂亮的饰品。正是由于这个癖好，他被朋友们称为“奇迹之侠”，因为即使身无分文，他也从不缺少奢华的服装。他具有当时的西班牙人典型的强烈宗教感。当不幸降临其身的时候，他欢喜地接受，把磨难看成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恩惠，是为了灵魂的得益与荣光。

可我有点畏惧写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对于我的写作意图来说，他是个有些过于戏剧性的人物。当作家被像这样一个异常鲜明的人物所掌控的时候，就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会被引入原本不想踏上的道路。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很好地将事情纳入自己的控制中，使一本书呈现出与作者原本打算写的内容大相径庭的面貌。长期的经验也使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在阿古斯汀生命中最悱恻缠绵的那段爱情里，那位女子才是更有意思的人物。如果奋不顾身搭救他，与他共同忍受贫困，然后又离开他几乎令他肝肠寸断的是同一个女人，那么一个独特的故事就产生了。只有非常迟钝的小说家才无法欣赏这个女子来去迅猛的激情和不计后果的性格。她慷慨而冲动，甘愿为了爱情而放弃人们认为女人最想要的安全感。对于极端的贫穷，她也毫不在乎。她勇敢、坚定、爱冒险。她找到了似乎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爱情；可又无情地，以一种可以代表她性格的果断决绝，抛弃了爱人而改投他人的怀抱。既温柔又冷酷，既忠诚又薄情，既自制又放纵，她定是个令人惊叹的人物。

那可不是我想要的主题。我希望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我认为写一个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应该会更得心应手。我完全可以把我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天主教徒，到西班牙国王统治的国度来寻求出路，或者是奉年老的伊丽莎白女王之命出使马德里宫廷的大使的亲戚。我可以通过自己感兴趣的不同领域将这样一个人物处理得栩栩如生。我想要更多地关注主人公精神上的历险，在我看来倘若我将他塑造成一个善于反思，眼光敏锐，又很好地受到过当时文化熏陶的年轻人，那么我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研究我打算描写的那个时期的西班牙精神的不同侧面。这是在腓力三世统治的初期。洛佩·德·维加是西班牙戏剧界的偶像。他专制地统治着自己的虚幻王国，容不下任何对手。塞万提斯还没有出版《堂吉诃德》，但已经写就第一部分的许多内容并向他的朋友朗诵了其中的一些章节。生活在托莱多并享有盛誉的埃尔·格列柯，终于使自己摆脱了威尼斯画派长期的束缚。在晚年，他重新回到在克里特岛的青年时代所获得的灵感，创作了其绘画中最为杰出的作品。马特奥·阿莱曼写出了最流行的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维森特·艾斯比内尔在他那愤世嫉俗的陈旧脑袋里反复琢磨出了引人入胜的《马可斯·德·欧布雷贡的一生》。你或许还会遇到曾与圣特雷萨修女交谈过的博学的绅士和不凡的女子们。萨拉曼卡的学生们曾听过弗雷·路易·德·雷昂修士的训诫。西班牙人是世界上最骄傲的民族。尽管遭受毁灭与饥饿，他们依旧认为自己像查理五世在帕维亚俘虏法国国王时那样强大；尽管为了镇压异端分子，维护信仰的清白流尽了鲜血，他们还是认为愚蠢的君主要求他们所做的牺牲只不过是君主们应有的权利，是“地位崇高之人应有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可以把它加以利用，于是就着手准备起来。自我最初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后的许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西班牙文学作品，可那仅仅是为了自娱。现在我以一种更加系统的方式开始重新阅读。

五

在这样一本为自我教育和消遣而写的小书里，列出我曾请教过的权威人士的名单会显得荒唐。然而，除非我在此表达了对借鉴阿尔塔米拉和埃里森·皮尔斯教授的学术著作的谢意，以及对利用奥布里·贝尔先生，路德维格·潘多先生及雷纳博士的辛勤工作成果的感激，我的心绪是不可能到安宁的。这些博学之人令我受教良多，作为回馈，我将为他们提供一点对他们来说新鲜的信息。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丝毫看不出物质享受曾引起过他们注意，但我将告诉他们一些有关西班牙食物的事情。

阿维拉是个适宜闲逛的城市。那里没有太多事可做，也没有太多风景可以流连。城墙被大力修复过，看上去就如同祈祷书里的古老城市的城墙一般。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座灵巧的圆塔，好像一个十七世纪男子假发的整齐卷曲。大教堂像城堡一样气派，除了产生一种阴沉的效果之外也就无甚可观了。哥特式的门廊和窗户也不像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许多门廊和窗户那样漂亮，而且我们现在对哥特式建筑也都感到有些厌倦了。但是往昔西班牙贵族们的宅院仍旧保留了几分庄严肃穆。门关上悬挂着的巨大盾形装饰物引人注目。这是一座静谧之城。在那里的许多街道上，即便你站上一个钟头，也不会看到一个行人。阿维拉的男子们穿着庄重，女子们穿着黑色的丧服。即使在夏天，空气中都弥散着某种尖利的感觉。在春秋季节，风吹得猛烈，而到了冬天则是严寒刺骨。这是一个含蓄、缄默、拘泥礼仪的卡斯蒂利亚古城。可是那里的旅馆是西班牙最糟糕的之一。房间简陋且不舒适，里面一点儿都不干净，还散发着异味。餐厅是一间阴森森的大屋子，屋里的电灯发出刺眼的光芒，餐厅里提供的食物堪称恐怖。邋遢的侍者用脏兮兮的双手将装在冰冷盘子里的难以下咽的菜肴一盘接着一盘扔到你面前。酒单上提供的酒，地窖里则几乎都没有。

我几乎什么食物都吃，即便不是带着愉悦，也谈不上厌恶。一顿低劣的晚餐也丝毫不会扰乱我的平静。我可以诚实地说我拥有一个超越食物的灵魂，可是哎呀，尽管我的精神是坚韧的，我的身体却十分羸弱。我可以毫无怨言地吞下一餐糟糕的饭菜，但这会让我病上一个礼拜。弗雷·洛尔丹将身体称作“小驴子”，但我那飞扬的精神可不敢怠慢了这头“小驴子”。有一次我在阿维拉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吃了一顿糟糕的饭菜后，我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个钟头才终于睡着了。雄鸡报晓的声音将我吵醒，几分钟之后，我又听到了一阵突然的敲钟声。在那个深夜里，这还真有些吓人。我想到那肯定是做清晨弥撒的钟声，于是便起身，在睡衣外面套了条裤子，并披上了一件厚外套。夜间的门房给我开了门，我穿过了街道。大教堂沉浸在夜色的黑暗中，但有一座小礼拜堂里却亮着灯。礼拜堂的司事正在点蜡烛，他裹着斗篷，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遮住了他的嘴和鼻子。我看到三个在祭坛前下跪的黑衣女子的背影。一个臂上挎着篮子，头上裹着块手帕的农妇，恰好在牧师之前走了进来。牧师显得行色匆匆，他是个又胖又小的男人，头发灰白，面容朴实。他走得太快了，身后的侍僧几乎要跑步才能跟上他。当他用低沉的声音含混不清地嘟噜出弥撒文的头几句祷词时，一个男子从黑暗中步行而出。我惊讶地瞥了他一眼，没想到那里除了四个女子之外还有其他人。他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身上随意地披了件宽大的外衣。在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有个很大的鹰钩鼻，硕大的脑袋上留着灰白色的卷曲长发，脸庞粗糙，布满皱纹，看上去就像一个古老的西班牙征服者。他并没有跪下，而是纹丝不动地站立着，双唇紧闭，一双奇怪的眼睛凝视着祭坛。我揣测着他在那里干什么。天气异常寒冷，我觉得很不舒服。回到旅馆之后他们给我喝了加了山羊奶的咖啡和涂了腐臭黄油的面包。那一餐，我吃得过多了。

倘若你在阿维亚抱怨说在西班牙根本不可能吃到一顿可口的饭菜，你是不该受到指责的。然而，这却是个错误的判断。在西班牙可以吃得很好，只不过必须了解去哪里吃以及该怎样开始吃。首先，你必须下定决心一餐只点一道菜，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样就不会暴饮暴食了。无论这道菜多么好吃，你也只能吃到不觉得饥饿为止。

在饮食方面，西班牙人粗糙而节省。即使食物不佳又烧得难吃，他们也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可以吃一点儿也不新鲜的鱼，圆荚和鹰嘴豆煮的牛肉——每天同样的菜肴，却不厌腻。他们一贯俭朴。西班牙士兵最伟大的美德之一正是在于他可以仅靠少到连维持生命都困难的那点食物行军打仗。你在流浪汉小说中读到的旅行者，一餐饭能吃上一大块面包和一个洋葱就满足了。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承认一旦涉及筹备盛宴，他们则具有惊人的才能。当塞普罗尼奥和帕梅诺想要招待他们的两位女友以及老鸨塞莱斯蒂娜晚餐的时候，他们派人送来了（供五个人食用的）一块火腿，六对小鸡，几只鸽子，莫维埃多的酒以及白面包。当我第一次去西班牙的时候，除了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的一两家旅馆可以吃到仿制拙劣的法式小面包外，就很难吃到其他面包了。一般的旅馆只提供一种用半生不熟的白色面团做的双层卷，看上去倒人胃口，吃起来淡而无味，咽下去胃部发胀。

如今，你在任何主要的城镇都能吃到法国面包，可那面包既不松脆也不可口。你若想吃到好吃的面包就得去北部山区的一些村庄。要是你足够幸运地赶在面包出炉的时候到达那里的话，就能品尝到一种色泽诱人、气味芬芳的黑面包，那面包的外壳在口中咀嚼起来也很美味。用这样的面包抹上黄油——三十年前在西班牙很难获得，但现在到处都可以找到——再加上一些橄榄、凤尾鱼和山羊奶做的奶酪，就足以做出供帝王享用的盛宴了。

当然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吃旅馆提供的客饭。一流旅馆提供法式风格的客饭，通常要等很长时间，菜也难吃；二流旅馆提供西班牙风格的客饭，也要等很长时间，菜倒也不会更差。不幸的是菜肴的样式千篇一律。在这两类旅馆里你都能喝到同样淡而无味的清汤，汤里除了肉质粗糙坚硬、没有味道的鳕鱼外极少有其他鱼类。那种鳕鱼，你可以烘它、煮它、炖它、炸它、烤它；你可以用伍斯特沙司抓捏它，用西红柿酱浸透它，用油和醋腌渍它，把它浸在蛋黄酱、贝尔尼斯浓酱、奶油酸辣酱、塔塔沙司中，它依旧淡而无味，肉质粗糙而坚硬。但即便是在旅馆中——只要不是在那些第一流的旅馆中——倘若你不是很匆忙并以友善的口吻和领班或厨师商量的话，常常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食物。在一个沉闷的季节，我去了阿利坎特，那是一个宜人的小镇，但没有什么可游览的。我在那里品尝到了完美的瓦伦西亚饭。为了搭配这道佳肴，我喝了当地产的酒，那是一种淡色的酒，非常可口，带着股麝香葡萄的芬芳。我忘了说明一点，除非你能津津有味地品尝在油里烹饪的食物，否则就永远不会喜欢西班牙的菜肴。倘若你坚持所吃的一切食物都应该用黄油烹饪，那么除了精神的满足外你就别还指望能从西班牙获得什么。餐桌上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带给你享受。

瓦伦西亚饭是瓦伦西亚的一道地方菜，我猜想它就是在那个枯燥而喧嚣的城市被发明出来的。当西班牙民族英雄熙德征服瓦伦西亚的时候，他以下面的这首诗歌中所描绘的方式向前进发：

我们的英雄携妻带女径直向城堡挺进。

一到那里，他便引领她们登临山巅，

美丽的双眸远眺四方风景。

她们看到了脚下的那座城池——瓦伦西亚，

而视野内更远的地方竟是海洋。

我愿意这样想象：随后，他便牵着她们的手，带着她们去品尝那味美可口的瓦伦西亚饭。我希望皮尔斯教授——我相信他曾在那里住过几个月——能花上一小段时间把自己广博的研究转向这位“战士首领”（一个迷人的无赖），以弄清这道美味佳肴的来源。我想要知道这道菜是否是由一个天才的摩尔人发明的，或者是很偶然地在一百个摩尔人的家庭主妇的厨房里同时产生的。尽管这道美味以瓦伦西亚命名，但从巴塞罗那到马拉加的海岸线上的人们都在食用它。在安达卢西亚，这道菜叫做“肉菜饭”。它决不难吃，有时还会好吃得令人难以置信。米饭当然是这道佳肴的基础，藏红花和红辣椒赋予它西班牙式的浓郁气味。饭里有鸡肉、蛤蚌、淡菜、明虾还有我不知道的原料。烹制这道菜费时费力，但绝对物有所值。我吃到的最可口的瓦伦西亚饭是在塔拉格纳。

塔拉格纳有一座大教堂。教堂是灰色的，庄重，质朴，有高大坚固的柱子。它仿佛一座堡垒，是一个供顽固、粗野、残酷的人膜拜的地方。在围墙之内，夜色很早降临，此时侧廊里直立的圆柱好像自己坐了下来，黑暗笼罩了哥特式的拱门。这番景象令人恐惧。整个侧廊如同一个地牢。我最后一次去那里是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一，一位讲道者正在讲坛上做一个大斋戒期间的布道。两三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透射出一道冷冷的光，就像拿着剪刀在黑暗中剪出了圆柱的轮廓。灯光恰好照射到人群（大部分是女人）的身上。那些女人坐在圣坛和唱诗班的席位之间，她们挤成一团，好像是因为害怕敌军围攻城市而哆嗦似的。讲道者手势猛烈，声音洪亮而充满训斥，他以极快的速度滔滔不绝地发出谴责之辞。每一个怒火熊熊辞藻华丽的句子就像一锤重击，一锤重击以恶毒的坚持紧紧跟随着另一锤。那个粗厉刺耳的声音从庄严教堂最远的一端传来，缠裹着圆柱，缭绕着拱顶交叉而成的穹窿，飘下宏伟朴素的正殿，沿着地牢般的侧廊穿行，始终如影随形地追赶着你。

然而就在那天，有一个虔诚的崇拜者在我居住的旅馆中招待讲道者午宴。那场面相当盛大。出席宴请的有主人的妻子——一个头发灰白的肥胖女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要么就是他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我只能猜测），还有八九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我试图将他们区分清楚。大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讲道者都在尽情享用瓦伦西亚饭。在当时有一个念头令我颇感欣慰：这是个万恶不赦的世界，但仁慈的上帝会偶尔施恩，缓解芸芸众生的苦痛，安慰品之一毫无疑问当属瓦伦西亚饭，因为在塔拉格纳的那个中午，我们都品尝了它。

在西班牙的几乎每一个城镇你都可以找到这么一家餐馆，在那里享用美食可以令苛求的味觉得到满足。在马德里你可以找到半打这样的餐馆。但有一家是所有的旅行者都应该知道的。它位于蹄铁匠广场，是间简陋而且不舒适的餐馆。你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餐桌上铺的是粗糙的亚麻桌布，室内的光线十分刺眼。但你不会在意，因为对美食的期待已令你垂涎三尺：你将享用烤乳猪。橱窗的盘子里躺着四五只喉咙被切开的乳猪，它们看上去像刚出世的婴儿，让人觉得恶心。可你必须将这样的想法移出脑海。它们是在三个星期大的时候被宰杀的。我实在无法形容它们是多么可口，多么柔嫩，多么肉质饱满，多么汁水充足，也无法形容在它的脆皮中包含有多少心醉神迷的精神享受：正如你无法评说交响乐，而必须倾听；同样的，你也无法描述烤乳猪，只能品尝。

人们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可以吃到比南部好吃得多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还未能发现。英国人总是抱着天真的想法，认为在法国的任何地方都能吃得很好。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以为你在法国的任何一间餐厅，任何一家旅馆都能吃到美味的煎蛋。事实也并非如此。在维安纳的西部你不可能吃到好食物。在安达卢西亚，你可以浪漫地用餐，但得不到味觉上的满足。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塞维利亚塞尔佩斯街边的小酒馆，那里的曼萨尼亚雪利酒很好喝，火腿是老板从伊斯彻曼德买来的。我曾在深夜看完了西班牙说唱剧之后，去那家酒馆，点上半份烟熏火腿和一盘黑色多汁的橄榄。一个男仆会抄近路过街，从小菜馆送来一盘油炸鱼。我坐在一个小单间的木凳子上，身边有人陪伴（谁能独自用餐呢！），而要是幸运的话在另一间房里会有一个小型的聚会，其中一个男子弹奏着吉他，在一段长长的开场弦音之后，一个女子开始如泣如诉地吟唱起忧郁的具有摩尔人风格的塞吉迪里亚曲。

西班牙人喜欢吃海鲜。四处巡游的小贩带着一篮篮小虾、大对虾、蛤蚌、海胆从一家酒馆叫卖到另一家，做了不少桩买卖。炸鱼铺出售的鱼十分新鲜，倘若你根本不在意它们是在油里烹饪的话，会觉得它们美味无比。但如果你想吃鱼，就真的要去比戈。尽管我写了关于这么多关于西班牙食物的介绍，却仍沮丧地倾向于同意那些人的说法——你在西班牙吃不到美食。可我想到了比戈，并告诉自己这纯属无稽之谈。比戈是欧洲为数不多的可以捕到鱼的港口。法国的布伦港则是另外一个。英国就没有这样的港口。我在比戈吃到了平生最好的一顿午餐。开胃菜是各种各样的鱼，还有蛤蚌、对虾、贻贝、凤尾鱼和超过一打的其他海鲜，一份小虾煎蛋，然后还有一份美味的炸鱼——鱼是在那个早上刚从海里打捞出的，非常嫩而可口的小山羊肉，接下来还有两三道菜，但我已经吃饱了，就没有动箸。那真是令人愉悦的一餐！

但我之所以对比戈难以忘怀不仅是因为拥有这样美好的记忆，还因为那里会让我想起擦肩而过的一次机会，而每每念及此事我的良心都感到刺痛。事情是这样的。在从圣地亚哥前往萨拉曼卡的路上，我在比戈停留了下来。在看地图时我发现想找到出城的路并不容易，午餐之后我便请旅馆的门房给我指路。就在此时，一个小男孩走上前来，提出要为我带路。比戈在西班牙的西海岸，葡萄牙略微偏北的地方，可这个男孩说的却是法语，不仅如此，还带有明显的地中海沿岸口音，这让我颇感惊异。我向他询问原因，他告诉我他出生在马赛。我吩咐他跳上车，我们出发了。

他说他十四岁了，但他的个头很小，看上去不到十四岁。他很瘦弱，身上穿的几乎是破衣烂衫，脸庞消瘦，面色灰黄，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在指引我们穿过狭窄的街道，绕过意外转弯处的间隙，他告诉我自己是个弃儿，在马赛一家收留弃婴的医院里被人抚养长大。几个月前，因为感到不快乐，他就跑到了海港，偷偷登上了一艘他知道即将要起航的船。但他并不知道那艘船将驶向何方。一直到船出海了，船上的人才发现了他，他们把他打了一顿，并让他去船上的厨房干活。那是一艘法国船，他担心船上的人会把自己带回法国，送返医院。于是当船在比戈一靠岸，他就又跑了，躲藏了起来，直到船再次起航。他一无所有，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文件。他唯一的名字就是医院里的人给他起的名字。我想象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任何人比他更加孤独。

“你靠什么谋生呢？”我问他。

“噢，我有办法，我给人跑跑腿，有时候有人会给我一两个铜板。”

“难道你不会常常挨饿么？”

“噢，有些时候是的，但我不在乎，我宁死也不想回医院了。”

“那你睡在哪里？”

“在街上。夏天还行，冬天很冷，但我能抗得住。我知道一个没有上锁的小棚子，只要想去就能进去。你瞧，我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

他有法国南部人特有的滔滔不绝谈话的天分。他能以流畅的语言表达自己，还不时意味深长地耸耸又小又瘦的肩头，并配以轻快的手的挥动。一切苦难在他眼里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不仅是活泼的，也是欢快的。后来我们到了小镇的边界，一条大路延伸在我们面前。再也没有迷路的可能性了。我停下了车，那个男孩跳了下去。

当我们再次出发的时候，男孩微笑着对我们说：“一路顺风！”

我给了男孩足够的酬劳当作他为我们服务的回报，我希望那笔钱甚至算得上是慷慨的，但我所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相遇是如此偶然，男孩的故事是如此奇特，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细细思索。后来我想当时应该给他至少足以支撑一两个月的生活费用，而不是区区几个银币，但那已经太迟了。我希望我当时提出带上他去萨拉曼卡。我不知道他在那里能做什么，可他或许会喜欢冒险，而且无论如何我都可以为他提供一段时间的食宿。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流浪汉的典型。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就是在十四岁那年跑到塞维利亚当了兵，小癞子也是在十四岁那年离开了父亲的住所，踏上了他走向世界的奇异之旅。从那以后，我常常会带着不安的心情，猜测那个小男孩会有怎样的遭遇。我会想他会不会饿死了，想他会不会被关进了监牢（那也没多大关系，生活本来就要靠运气），我会想警察局会不会抓住了他，将他遣送回了自己的国家。我有一种感觉，没有他无法摆脱的困境。我有一个期望：他能像他所不了解的祖先——黄金时代的那些无所羁绊的海盗那样，为一个又一个主人效力，带着时好时坏的运气，历经一次又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当然他的手法灵巧，头脑冷静，那双明亮警觉的眼睛始终在留心，想抓住每个一闪而过的机遇，就这样终有一天他能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建立丰功伟绩。

六

我想应该是乔治·博洛说过西班牙的语言比它的文学伟大。这种说法是真实的。西班牙语是一种既有力又微妙的工具。它大气庄严，为创造雄辩的效果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西班牙的作家们并没有忽略这一良机），同时这一语言十分凝练，从而使人们得以用一种令人愉悦的质朴风格进行写作。它所具有的这种简洁明了是拉丁语难以企及的。

有一个青年男子去了格兰纳达，那是他的第一次到那里游览。抵达的当晚，他在吃完晚餐后感到实在很兴奋，便离开旅馆去了市中心。此时，他已经二十四岁了，可能觉得这一举动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他让人领他去了妓院。他挑选了一个女孩，后来除了想起她那苍白的脸庞上有双大大的绿眼睛之外，他对她毫无记忆。他被那双眼睛的色彩打动了，因为往昔的西班牙诗人和作家总是将这种颜色的双眸赋予他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可由于这种颜色在西班牙并不常见，评论家们就认为当作家们提及绿色的时候，其实另有他义。但眼前这个女子的眼睛确实是绿色的。当她褪尽衣衫之后，年轻人吃惊地发现她还是个孩子。

“你在这样的地方看起来太年轻了。”他说，“多大了？”

“十三岁。”

“为什么到这儿来？”

“饥饿。”她回答到。

年轻人肯定受到了一种十分强烈的情感的折磨。那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词刺伤了他。他给了女孩钱（他很贫穷，付不起太多的钱），让她重新穿好衣服。所有的激情都消退了，他缓缓爬上了山，回去睡觉了。

这是阿朗索·德·孔特雷拉斯自传中的一个章节。阿朗索早年是个卑微之人，最终却成为了马耳他骑士。在我看来这本书堪称叙述文体的杰作和完美风格的典范。在他的传奇人生中，他曾和一个富裕的法官遗孀结了婚，有一段时期他怀疑妻子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有染。有一天早上，他发现他们彼此相拥。“死，”他写道，“他们死了。”他仅用这样一个冷酷的词汇就打发了这段私情，继续描写其他事情。恰当的写作就是这样的。

西班牙语中有数不清的谚语，它们令这种语言辛辣尖锐。与大多数现代语言相比，西班牙语中虚拟语气的应用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从而使演说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高雅。这种语气在英语中已经几乎很少运用了，而且当我们采用这一语气的时候，听起来也显得矫揉造作。但我认为虚拟语气无可否认地为一种语言增添了优雅和独特。听到一个农民在交谈的过程中以天生的精确性使用语法中不同形式的虚拟语气，这对于任何对迷人事物敏感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惊奇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比意大利语刺耳。它没有那种听起来稍显乏味的悦耳单音，而是具有一种跳跃的、敏捷的活泼，可以增强听者的注意力。西班牙语高贵从容。每一个字母都有意义，每一个音节都有价值。我喜欢关于查理五世的那个故事：他说过德语最适合用来对马说话，法语最适合用来与政治家交谈，意大利语最适合用来和女人闲聊，英语最适合用来召集鸟群；但是，西班牙语是唯一适合与国王、王子及上帝交谈的语言。

一个学习西班牙文学的学生无疑会沮丧地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西班牙几乎没有产生几部能与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工具相匹配的著作。那里流传着一个关于西班牙语语法的有趣的小故事。一天，路易十四询问他的一位大臣：

“你懂西班牙语么？”

“不懂，陛下，”大臣回答道，“不过我可以学。”

他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以为国王打算派他出任西班牙宫廷的大使。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对国王说：

“陛下，现在我已经掌握西班牙语了。”

“非常好，”国王回答道，“那么你就可以阅读原版的《堂吉诃德》了。”

能读《堂吉诃德》是件了不起的事，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但必须承认西班牙再没有其他值得外国人阅读，可以使他们的精神得到极大丰富的著作了（或许迷人的十字架圣约翰所写的几首诗除外）。事实上，西班牙并不是一个智力卓越的民族。他们为构成这个世界运行素材的巨大思想宝库所做出的贡献令人惊讶地稀少。西班牙人中既没有产生一流的哲学家又没有产生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最好的诗歌，撇开民谣不提，都是源自于意大利的。他们的神秘主义者是从德国和低地国家的伟大神秘主义者那里获得知识的。西班牙人中最有智慧的当属圣约翰了。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像沃恩一样可爱，像乔治·赫伯特一样尖锐。他的散文展现了其甜蜜可人的个性和清晰明辨的头脑，他是个天才，但既算不上十分渊博，亦算不上很有创见。

我认为西班牙作家的发展受到限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缺乏天分，而是在于当时的环境。黄金时代的作家们不可能依靠写作谋取维持生计所需的薪水。尽管在当时对作家的资助可以为显贵人士扩大声望，但达官贵人们通常比他们所赞助的作家们所期望的要更加吝啬。西班牙文学的巨著不是出自职业作家之手，而是由业余爱好者创作的。西班牙的作家是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是退休了的外交家，是想要消磨闲暇的牧师，是医生和公务员。他们把写作当成消遣或者是出于赚钱的需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塞万提斯只有在失业的时候才会写作。如果他当时得到了在美国申请的一份工作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读到《堂吉诃德》了。只有当其他的方式都失败之后，他才开始靠写作谋生。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位将写作作为职业的重要作家就是洛佩·德·维加，但即便像他这样创作成果丰盛的人，有时也被迫要为某位贵族服务。

你在西班牙作家身上发现的缺点大体上也就是业余写作者会有的那些。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尽管有精彩的开篇，却缺乏持久的动力。要想创作一部结构完整，不同章节与整体间关系恰当的巨著需要一生的辛勤努力。只有将写作当成人生主要工作的人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我们知道尽善尽美是不可企及的，但我觉得西班牙的那些很有天分的作家们在追求完美方面却彻底失败了。当然，西班牙文学也有许多优点。它自然、奇特、充满泥土气息。它很好地表现了那些征服大陆或发现世界的人们，将那些人的残忍、勇敢、激昂、理想主义、朴实、幽默、冷酷和仁慈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会认为阅读流浪汉小说肯定是一种最愉悦的享受。可恰恰相反，总的说来这是件沉闷枯燥的事情。

我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要教导读者，但或许不妨顺便提一下流浪汉小说中的人物取材于社会底层的“渣滓”，小说的主人公要靠自己的机智谋生。小说往往以第一人称叙事。这类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典类型就是为一个又一个主人服务的男仆。这显然是一个可以使主人公历经各种冒险，展现丰富场景的便利方法。这是西班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它的广泛影响在英国尤为明显。要不是由于流浪汉小说的流行，笛福、菲尔丁、斯摩莱特、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很可能与现在全然不同了。据说这一文学体裁是在西班牙发明的，而且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的确在欧洲最为流行。但据我所知，西班牙人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发明，佩特罗尼乌斯创作的《萨蒂利孔》证明了这种文体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流浪汉小说作为在西班牙长期受人喜爱的骑士传奇故事的对立文体，反映了西班牙人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喜爱嘲弄、讲究实际。这种性格与理想主义的、神秘的性格奇特地紧密共存着。

《小癞子》是第一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也是最短的一部。它的成功为这一文体受到公众的欢迎奠定了基础。文学史家们说这部小说的诞生是缘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工商业和农业的崩溃，以及大都市的权力集中化，从而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但是现在作家们是不会因为这类的理由创作小说的，至少可读性强的小说不会如此。我也很怀疑十六世纪的小说会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写就的。评论家们从来都不认为作家们通常是因为兴趣而写作的。我认为这位作者，不管他是修道士胡安·德·奥特加或是退休的外交官迭戈·德·门多萨，十分了解古典著作，对西它司铎所创造的《塞莱斯蒂娜》一书中的人物原型尤为熟悉。他觉得写一部关于一个小流浪汉的自传是件有趣的事，在想到一个好点子之后，就做了作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事：把它写下来。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作家，这使他有机会以尖锐的笔调描述许多关于僧侣和教士们的故事。这本小书并不比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记》长。它讲述了一个流浪汉的出生和童年，以及他在不同的主人那里的遭遇。他伺候过瞎子乞丐、教士、绅士、行乞的僧侣、兜销赦罪符的人、随军教士和警察。后来他还当了叫喊消息的报子，并成为了副主教情妇的恭顺的丈夫。故事的情节进展十分迅速，使读者始终兴致勃勃。作者描绘了小癞子在托莱多侍奉的那个绅士，从而幸运地首次塑造了一个骄傲、饥饿、尊贵而又可悲的绅士形象。通过幽默而哀婉的语言，作者挖掘了其同胞的内心活动。从此以后，这一人物形象再次出现于小说封面或戏剧舞台的次数不胜枚举。

小癞子饥肠辘辘地在托莱多的街头游荡，一个穿着华丽、迈步整齐的绅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绅士打量了他一番。

“小伙子，你想找一个主人吗？”

“我很乐意有位好主人，先生。”

“那就跟着我吧。上帝保佑你遇见了我，你今天祈祷时一定很虔诚。”

绅士将他带回一座家徒四壁的房子，里面没有椅子凳子，也没有桌子，没有隔音板，以至于根本不像有人居住过。过了一会儿，绅士询问他是否吃过饭了。

“没有，先生。我今早遇到您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呢。”

“可是，”他说道，“尽管当时很早，但我已经破过斋戒了。无论早上何时破了斋戒，我都要等到夜晚才会再次进食，所以你就尽量把时间挨过去，等到晚餐的时候再吃吧。”

小癞子有些吃惊，他躲到门后，从怀里掏出两天前别人施舍的几片面包。但是绅士注意到了他的举动。

“到这里来，小伙子，”他问，“你在吃什么？”

小癞子给他看了面包，绅士拿了一片。

“我觉得这面包真是美味可口啊。”他说道。

晚餐并没有如期而至。第二天，小癞子饥饿难忍，只得挨家挨户地去乞讨。当他带着战利品——不仅有面包，还有牛肚和一只牛蹄——再次回来的时候，发现主人正在等他。

“我一直在等你吃饭，”他温和地说，“但因为看不到你回来，就自己吃了。”

小癞子开始吃自己讨来的食物，他的主人面带饥色地望着他。于是小癞子就说：

“先生，好的工具造就出色的工匠。这面包味道不错，这牛蹄烧得很透，皮也剥得非常干净，它的气味就足以诱惑任何人去品尝它。”

“这是什么？一只牛蹄？”

“是的，先生。”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野鸡对我来说就绝不会像牛蹄这般可口。”

“我请求您，先生，最好来证明这一点，看看您究竟如何喜欢它。”

小癞子将牛蹄和两三片最白的面包递给了绅士，于是他就在小癞子身边坐下，狼吞虎咽起来，他不停地啃着每一根小骨头，就算猎狗为了活命吃东西也不及他投入。

他拥有土地，倘若土地在更好的地点并且在上面盖有豪宅的话，可以值很多钱。他有一间鸽房，如果不是破败不堪的话，每年可以为他出产超过两百只鸽子。他为了一些触犯其尊严的事情放弃了这一切。他几乎痛揍了一个工匠，就因为在相遇时工匠用这样的话语跟他打招呼：“先生，愿上帝接受你的敬意。”可对于那种地位的人而言，问候骑士或绅士的正确方式应该是说：“请允许我亲吻您尊敬的手。”他无法忍受任何人，除非是国王，对他说：“先生，愿上帝接受你的敬意。”他来到托莱多侍奉某位贵族，虽然常常饥饿难当，却依然保持着尊贵、和善与谦恭。除了上帝以及君王之外，他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他维护着荣誉的清白，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慰藉。

清晨起身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紧身裤、紧身上衣和外套整理干净；小癞子给他准备好洗手的水；他梳了头，并用剑轻点马鞍。

“小伙子，”他说，“你要是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刀刃一定会感到惊异的。无论付多少个达卡金币都别想从我这里把它买走，因为尽管安东尼奥锻铸了很多把剑，但没有一把剑的韧度比得上这把。”

他将剑拔出剑鞘，用自己的手指去试刀锋。

“瞧见没？我敢保证用这把剑可以把一团羊毛劈成碎片。”

于是，他提起剑，将它悬在自己的腰带上，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大步走出门去。他身板直挺，时而将外套的衣角抛挂在肩头，时而将它夹在臂下，右手总是放在一侧。他姿势优雅、面容高贵地走上街头，以至于你会以为他是王室总管的近亲。谁能想到如此尊贵的绅士昨天一整天仅仅吃了一片在他的仆人小癞子的怀里藏了一天一夜的面包呢？他去了城里的一座水上花园，和漂亮的女子调情：他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英勇故事，吟诵着比奥维德的作品还要优美动听的诗句。有时小癞子什么都没讨到，他的主人虽然没有一口食物可以果腹，却依然死守着自己的体面。他一如既往地迈着庄重的步伐，当回到家站在门口的时候，他会为了维护尊严用麦秆剔牙齿，仿佛在告诉别人自己已经饱享过一顿大餐了。

尽管饥饿可能会侵蚀他的命脉，但失望决不会征服他的勇气。作为一位绅士，一个充满尊严的人，他不屈不挠地面对着逆境。西班牙人泪中带笑地承认在他身上有真正的卡斯蒂利亚人的风范。他们的伟大和毁灭都应归功于像他这样的人的存在。甚至连伺候他的小癞子都非常爱他，同情他所承受的苦难，乐意让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尽管他的骄傲是那么的不切实际。

像这样柔软微妙的情感在流浪汉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通常这类小说提供给读者的仅仅是有关卑劣伎俩、小偷小摸和粗俗笑话的单调叙述。其中最为流行的小说是《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大多数评论家将这部小说描绘成无比沉闷的作品，但我知道我最喜欢的作家赫兹里特非常倾慕这部小说，赞美这部作品是诙谐趣闻与严肃说教的完美结合。据说机智幽默才华横溢的耶稣会教士巴尔塔萨·葛拉西安因为这本书的娱乐性和卓越的风格而将它常备左右。于是我便抱着好奇心阅读了这本书。一个外国人想要谈论风格的问题时难免会缺乏信心，但即便是个外国人也可以看得出这本书质朴、自然，而且生动。

这部小说具有一种冷静和审慎的风格，这是你在同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中无法找到的，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德莱顿才从法国作家那里学会了这种风格。如果说好的作品应该像一个有教养的人的谈话，那么这本书显然是一部相当出色的作品。但是评论家并没有夸大这本书的冗长乏味。我认为要将整部作品从头读到尾简直有悖人性。书中主人公的角色交替变化：厨房打杂工、搬运工、勇士、士兵、红衣主教的仆人和大使的皮条客、学生，最后成了囚犯。在他的每一次冒险经历之后都有一段冗长的道德说教，奇怪的是这本书在当时的读者中大为流行正是因为有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说教。书中穿插点缀着小故事，其中有一个关于多瑞多和克罗瑞尼亚的故事残酷野蛮，颇为引人入胜。读者当然可以略过这些故事和说教，只阅读种种冒险经历。但这些经历也相当乏味，全都是偷窃、诈赌、卑劣的恶作剧和粗俗的诡计。它们显示出可悲的贫乏创意。书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都缺乏生命力。这是《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和其他流浪汉小说共同的缺陷。古斯曼和一个普通的顺手牵羊的小偷没什么区别。在他的整个流浪生涯中，只有行骗这件事可以满足这个无私的犯罪爱慕者。他是一个定居在塞维利亚的破产的热那亚人的私生子。初到热那亚的时候，这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向他父亲的兄弟表明了身份。就像古往今来所有的无赖那样，古斯曼抱着一个直率的念头：尽管他可以对同伴不好，但同伴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当叔父不肯认他的时候，古斯曼觉得自己被狠狠地羞辱了。八年的时光过去了，他决意要展开报复。在米兰赚了一大笔钱之后，他出发前往热那亚。在那里他谎称自己是家境富有、出身高贵的胡安·德·古斯曼。亲戚们认不出这位高雅的绅士就是曾经被他们赶出城的那个小恶棍。他们猜测古斯曼很有钱，又加之他炫耀自己交游广阔，便愉快地接待了他。古斯曼整日宴请宾客，交际美女，出手十分阔绰。为了挽留住这个富有的年轻人，他的亲戚们甚至提出为他娶一个虽然贫穷却贤淑的少女为妻。古斯曼与到他寄宿的客栈来的访客打牌，高兴的时候就让他们赢上几局，但始终保持着有利于自己的平衡。他最为得意的一项才能就是可以熟练地操纵纸牌，从而根本不必在意赌博运气的好坏。古斯曼和一艘军舰的舰长交上了朋友，他告诉了舰长关于他遭受侮辱从而必须加以报复的故事，并说自己因此要秘密离开热那亚，他和舰长一同谋划前往西班牙。当开航的日期敲定之后，古斯曼就着手筹备了。他将自己的财物偷偷运到军舰上，又买了几个大箱子并在里面装满了石块。他把其中的两个箱子存放在了叔父那里以保安全，并谎称里面放的是价值不菲的金银器和珠宝。为了使房东放心，他把另外两个箱子留在了客栈。古斯曼拥有一金一铜两条链子，但它们的外观完全相同。他通过巧妙的手腕用假的那条作抵押从一个堂兄那里借到了六百个达卡金币，而他的堂兄还以为自己得到的是条真金的链子。他宣布与亲戚为他提亲的那位贫穷却高尚的年轻女子即刻完婚，于是他的亲朋好友们将大量的礼物馈赠于他，礼物多到连他自己都承认不好意思拿走。他把这些礼物也搬运到了军舰上。古斯曼安排了最后一次纸牌赌博，当他最终将朋友们的所有金钱全部纳入囊中之后便登上了船。清晨，他发现自己已经带着战利品航行在大海上了。

由于这个骗子所欺骗的人和他本人一样卑鄙可耻，所以读者根本不会被同情心困扰，而是会为每一个骗局的大获全胜而感到满意。

放下这本沉闷的书，改去读一读维森特·艾斯比内尔写的《马可斯·德·欧布雷贡的一生》会是一种放松。这本书采用了流浪汉小说中的某种新形式，是一本浪漫化了的自传。艾斯比内尔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流浪汉传奇，他写这本书不过是在讲述自己的种种经历。他出生在大风肆虐的城市隆达，祖父是桑提亚纳人（吉尔·布拉斯的出生地），参加了对格兰纳达的征服，于是天主教的君主们便将土地赐给了他。艾斯比内尔学习了拉丁语语法以及音乐基础原理，在二十岁那年，他出发前往萨拉曼卡大学求学。在那里居住了两年之后，学校由于审讯路易·德·雷昂一事而遭到关闭，他也因为缺乏徒步旅行的钱而不得不回到了故乡。他的亲戚创办了一座礼拜堂，并让他当了牧师。这份差事使得艾斯比内尔有了返回萨拉曼卡的钱。他是个诗人和音乐家，这使他得以跻身于城里的饱学之士和名门之后组成的圈子。可是，对名望的渴求令他又一次放弃了学业。他应征加入了舰队，当时正在桑坦德集合准备登舰。然而瘟疫爆发了，舰队无法起航。于是艾斯比内尔便去了巴利阿多利德，在那里侍奉德莱莫斯伯爵。四年之后，他渐渐厌倦了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出发前往塞维利亚打算去参加非洲探险队。那次探险以失败告终，浪漫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也在途中丧命。幸运的是艾斯比内尔到达得太迟了，没能加入探险队伍。

整整一年时间，他在塞维利亚靠撰写淫秽诗文和在酒馆及妓院弹奏吉他维持生计。然后他便坐船前往意大利。当船在卡布雷拉岛靠岸，他和同伴们下船打水时，遭到了海盗的劫持，被带到了阿尔及尔卖给一个叛教者当奴隶。他被迫在一艘军舰上划桨。在历经各种冒险之后，军舰被热那亚人俘获了。艾斯比内尔获得了释放，并在热那亚上了岸。带着钱和一匹马，他从热那亚出发一路前往佛兰德斯。在那里，他加入了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军队，参加了对马斯特里赫特城的围攻。艾斯比内尔和赫南多·德·托莱多先生成为了朋友，并与他一同回到了意大利。在赫南多的庇护下，艾斯比内尔在那里居住了三年，写诗和研究音乐，还游览了那个美丽国度的很多城市。后来他的身体状况不比从前，青春已成过往，他开始觉得一种更加平静的生活也许会适合自己。于是艾斯比内尔回到了西班牙，他被任命为牧师并定居在了隆达，在令人尊敬的宁静中度过他的垂暮之年。他发表了自己的诗作，还翻译了贺拉斯的《诗艺》。然而音乐和愉悦的谈话艺术才是维森特·艾斯比内尔的激情所系。在隆达没有能够与他交谈的人。那里的居民只关心天气和庄稼。他的诗作愈发忧愁。他抱怨那里的人们说他的坏话。不久，艾斯比内尔去了马德里。在那里他通过影响力得到了隆达皇家医院牧师的职位，这是个薪水丰厚的差事。但是他几乎没有离开首府的打算，于是就派了个替代者去履行他的职责。隆达当局抱怨了艾斯比内尔的行为，尽管他一再抗议，一道皇家的指令还是逼迫他亲自履行义务。他闷闷不乐地在隆达过了三年，当地的百姓责备他，但这指责的确是公正的，因为他行为恶劣，生活放荡。最终他还是指派了另一个替代者，自己回到了马德里。艾斯比内尔在阿尔卡拉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普拉森西亚主教任命他为自己的牧师和音乐主管，并给了他丰厚的薪水。他就在首府长久定居下来。

艾斯比内尔颇有名望。正是他给四弦吉加上了第五根弦，与他同时代的人还将一段诗节的发明归功于他，这段诗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是塞万提斯以及洛佩·德·维加的朋友，是文学聚会中的重要人物。作家们呈上他们的作品，求他指正。艾斯比内尔就是以这样愉悦的方式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二十五年。在他莽撞的青年时代，他写作，他几乎没有什么优点，倒有不少恶习；他很少遵守节制的法则；他享受用餐的乐趣，酷好饮酒；他在塞浦路斯的祭坛上做了很多次的愉快的献祭。坦白说来，他喜欢佳肴美酒，并且一有机会就嫖妓。艾斯比内尔回想起往昔的放纵欢愉，希望他的经历可以使他人引以为戒，于是便写下了名为《马可斯·德·欧布雷贡的一生》的小说。这部著作最初发表于1618年，那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

艾斯比内尔的目的是为了说教，但是他的道德反思基本上都很简短，而且在对过错进行责备时也带着一种深谙世事的宽容。他将人类的堕落归咎于判断的错误。马可斯·德·欧布雷贡并非恬不知耻地讲述自己流氓行径的无赖，而是一个观察者，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生活。他并非仅仅周旋于社会的糟粕之中，他也与绅士、有学问之人和音乐家为伴。你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森特·艾斯比内尔是个迷人、亲切、勇敢、明智的人。他才华出众，也懂得享受生活。

这本书中有一段情节真是很感人。当艾斯比内尔（因为尽管他声称写的是马可斯·德·欧布雷贡，但描绘的其实就是他自己）在阿尔及利亚的军舰上遭到热那亚人的俘获后，他们把他当成了叛教者，给他上了手铐，用棍棒打他，并告诉他一到热那亚就要将他吊死。当他被打的时候就高声呼喊：“他们说热那亚没有木头，但我看那里有足够多的木头等着我呢。”站在一旁的两个乐师听到了他的反驳，不禁大笑。艾斯比内尔非常熟悉其中的一位乐师，但却羞于暴露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不承认自己是叛教者，舰长下令除非弄清他的身份否则不得虐待他。于是他们除去了他的手铐。军舰在里昂海湾遇到了一些风暴，当风暴过去之后，舰长马赛洛·朵芮亚命令他的乐师们为他演唱。他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由艾斯比内尔填词并作曲的。副歌部分是：

“善可疑，恶必定。”

他们演唱了一段又一段的歌词，当他们最后一次唱到副歌部分的时候，艾斯比内尔再也无法自持。

“我的痛苦仍在延续呵！”他呼喊道。

演唱者听到他说的话，望了望他。但这位演唱者是近视，而艾斯比内尔又衣衫褴褛。苦难和穷困使他发生了巨大改变，以至于别人几乎认不出他来。那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拉·佩纳的演唱者盯着艾斯比内尔看了一会儿，忽然间他无法言语，泪水湿润了双眼，他拉住艾斯比内尔的手臂，对舰长说：

“阁下，您认为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人是谁？”他问。

“谁？”

“这些歌词，这段旋律还有许多我们为您演唱的曲子都是他创作的，阁下。”

“你说什么？叫他过来。”

舰长看到自己久闻大名的那个人居然身陷如此狼狈的困境，感到十分震惊。他立即赐给了他得体的服装，并对他非常关心。

这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悲剧当中最感人的“突转”与“发现”的一则佳例。

有一件事情令孜孜不倦阅读流浪汉小说的读者颇感震惊，那就是小说的作者们奇怪地忽略了时代所给予他们的机会。那可是个伟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期。塞万提斯在勒班多战役中负伤，那次战役是在腓力二世统治下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荷兰发生起义，阿尔巴公爵被派去镇压叛乱。葡萄牙被并入了西班牙王国。美洲拓展了新的疆域。德雷克在卡蒂斯侮辱了西班牙国王，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护送伊莎贝尔公主赴英国登基。可据我的记忆，没有任何一个小故事运用过以上的素材。如果小说提到印度群岛，那也仅仅是因为某个冒险者从那里携带财富归来，有可能会遭遇劫掠。某些名人参加过佛兰德斯战争或者准备出发前往那里。但我从未读过关于他们在那里所作所为的故事。在当时对摩尔人的驱逐中伴随着残酷和勒索，像索洛沙诺这样一位稍晚些的流浪汉小说家本来是可以对这样的题材善加利用的。显而易见的是当时的作家对那个时代的种种事件并没有产生哪怕是零星的兴趣。他们继续讲述着客栈老板的诈骗行径，街头乞丐的刁钻诡计以及无赖之徒的偷鸡摸狗。这似乎显得非常奇怪，但只要想到简·奥斯丁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却满足于描绘（噢，天晓得她的笔调是多么优雅诙谐）真诚质朴的绅士淑女们悱恻缠绵的卿卿我我，再想到亨利·詹姆斯目睹了美国从一个偏僻的国度崛起为世界霸主的过程，却致力于用微妙细腻的手法叙述上流社会的病态爱情，那么这一切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决非要对此加以指责，仅仅是评论罢了：或许小说家抛弃那些对国家繁荣、文明进步意义重大的事件，而着力于平凡生活里的种种琐事是出于一种合理的本能吧。毕竟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也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摩尔海盗掠夺了西班牙的沿海，这个国家遭受了沉沦与压迫，事实的确如此：当地的客栈令人毛骨悚然，客栈老板敲诈勒索，倘若你用餐时点了只野兔，很可能端上来的是一只猫。

现代读者不可能不对流浪汉小说中较少有性描写而感到惊讶。我不清楚这是由于对宗教裁判所（它总是警惕地关注着文学作品）的畏惧，或是由于西班牙人天生的健康——他们将性交看作是人类正常的机能，其重要性不比吃饭喝水更多（或更少）。流浪汉小说极其纯洁，这种情况至今未变。小说中充满无赖气的主人公偶尔对城里的一位女士投去爱慕的眼光，但他往往被骗去钱财，失意后被草草打发。但即便这样的情节也很少见。更多时候，青年男子的注意力会转向妆奁丰厚的少女或富有的寡妇。他的那份痴迷是基于讲求实际的考虑。在那些以女子为主角的书中，会有很多男人试图诱惑她失去贞操（那时的西班牙人和现在一样，显然认为对一个娇美少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她抱上床），可是她会机智地躲避追求。她巧妙施计从爱慕者那里骗取钱财，但除非有教会的祝福，否则绝不会献出宝贵的贞操。因而小说中会有一定数量的（尽管微乎其微）真正的风月之事，但不会出现爱情。关于这一话题，我接下来还会进一步谈及。

如果你对爱情的描写感兴趣就一定要读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在《有趣的旅行》一书中插入的自传性的片断。在士兵米格尔·德·卡斯特罗的生平故事中描述了他对那不勒斯的一个高级妓女的强烈情感。尽管这种关系有些肮脏，却有一种真正惊心动魄的力量。他对那个美丽的风尘女子的情感并非浪漫的爱情，但那仍然是爱，一种猛烈的、嫉妒的、急切的爱，一种他甘愿承受任何威胁冒任何风险的爱，一种甚至可以慷慨相待牺牲自我的爱。故事还附带展现了士兵与他们长官、仆人与他们主人之间的种种关系。因为米格尔·德·卡斯特罗在当时是卫戍部队指挥官堂·弗朗西斯科·德·卡纳斯的勤务兵。当弗朗西斯科先生发现了他的部下迷恋烟花女子的时候，他仁慈地，尽管也确实是不近情理地，试图通过斥责和善意的劝告使他斩断情丝。可是当他发现尽管自己再三警告，他那多情的部下仍然整夜与妓女厮混时，他叫人锁上了宫殿的门并把钥匙送到他自己的房间里。但米格尔·德·卡斯特罗还是将钥匙偷走了。然后他命令米格尔·德·卡斯特罗睡在内室，这样的话米格尔·德·卡斯特罗如果要出去就必须经过自己睡的房间。但那个情种还是耍花招瞒骗过了他。最后，他在绝望之中判米格尔·德·卡斯特罗入狱一个月，认为这样就可以终止这段不但有失礼节而且危害了那个卑微部下灵魂的孽情。米格尔·德·卡斯特罗是这样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

“当我从监狱和隔离室获得释放后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立刻前去看望那个对我的无知充满假慈悲的女人，那个迷惑我感官的塞壬，我肩上的西西弗斯之石，折磨我的伊克西翁车轮。因为她那里是我的感受力的源泉，是我的才华的聚集之所，是我幸福喜悦的殿堂，是我甘愿献身的偶像，是我坚定信仰的法则。”

没有任何情人能说出比这更动听的言语了。

最好的、也是最具阅读性的流浪汉小说当属《吉尔·布拉斯》，书的作者是个法国人。西班牙人当然从未承认这一点，他们声称那本书不过是西班牙小说的大杂烩。但事实并非如此。勒萨日确实借用了西班牙小说，特别是《马可斯·德·欧布雷贡的一生》中的一些情节，但那个时代的作家都有这个习惯。倘若我的这本书是部学术著作，而不是一本娱乐消遣的作品（像我所盼望的那样），那么我可以列出一长串作者的名单，他们都以这种方式擅自使用了前人的著述。像莫里哀这等身份的作家不仅在他的剧本《爱丽德公主》中毫无创见地仿效了莫雷托的剧本《鄙夷的蔑视》，甚至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搬了其中的一些场景。西班牙的作家们也并没有更加谨慎。莫雷托自己就借鉴了前辈们的戏剧作品，（以对这些作品更为有益的方式）改写了它们，并毫无内疚地将之作为自己的作品搬上了舞台。因此勒萨日在适合自己写作目的前提下对他人进行了借鉴，但是其小说的主要价值，它的智慧和幽默，它的节奏、生动和丰富则应当归功于其本人。与一般的流浪汉小说一样，《吉尔·布拉斯》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的。现在经验已经证明了要想清晰明白地讲述自己故事相当不容易，而吉尔·布拉斯本身也有些含糊。然而，他并不像许多流浪汉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之徒。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几分流氓习气，但每当他举止恶劣的时候自己都有所意识。渐渐地他变成了一个非常令人喜爱的人。他忠诚、仁爱，对所受恩惠满怀感激并竭尽全力帮助友人，因而当你看到他最终事业发达生活美满时会感到欣慰。他的确遵循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方式（就像菲尔丁所做的那样），用人物在路上的偶然遭遇等等不相干的故事打断了叙述，但他是以一种适度的类似真实的笔法来描述这些故事的。可是，《吉尔·布拉斯》超越作为其原型的西班牙小说的一点在于它具有形式。这个优点对于法国人而言似乎是很容易达到的，而形式是构成好小说最不应缺乏的一个品质。

西班牙仅仅产生了一部在世界文学领域地位毋庸置疑的作品，这当然就是《堂吉诃德》。我根本无需赘述这部著作的种种优点。它们如同正午的阳光一般耀眼。书中的骑士是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最具同情心、最惹人喜爱的人物形象。人们对他怀有一种亲切温柔之情，而对生活在这艰难尘世中的血肉之躯是很难产生这种情感的。堂吉诃德与他的仆人是不朽的西班牙人，至少那些以学识而自负的人会像我们英国人过去读《圣经》一样地阅读这本书。我曾在马德里遇到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告诉我他已经将这本书读了五十遍。《堂吉诃德》一书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和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西班牙人已将它看作是他们自身性格的真实再现。在阅读此书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激发其祖先踏上冒险之旅的民族情绪，正是这种情绪使西班牙得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也正是这种情绪使西班牙人以虚掷财富和草菅人命为代价将天主教会的宗教信仰强加于异教徒，致使国家堕落沉沦。倘若有人声称这本书中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么这对于西班牙人而言则几乎意味着对其个人的攻击。

然而在我看来，很难找出一本书像《堂吉诃德》这样，既如此伟大又有如此之多的缺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堂吉诃德》原本是个短篇小说，塞万提斯将它朗读给朋友们听时获得了好评，据说正是这次成功促使他将小说扩展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部皇皇巨著。书中穿插着短小的故事以及当时流行的田园插曲。当时的评论家对这些与宏旨关系不大的枝节颇为挑剔。在书的第二部分，这些为评论家所诟病的内容变得更加似是而非了。桑丘·潘沙的俏皮话刚开始还是很自然地脱口而出的，到后来就变成了过分的堆砌以至于逐渐乏味起来。第二部分很多情节推进的方式也很笨拙。塞万提斯捏造说，书的第一部分已经发表，而骑士在他的最后一次旅行中就遇上了许多读过第一部分的人。他以这种方式来防止读者沉湎于悬而未决的质疑当中，从而使他们相信所读到的内容是真实的。最后的几个章节写得很粗糙，但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在于塞万提斯迫使主人公去做其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这肯定会令任何反应敏锐的人感到愤慨。他告诉我们堂吉诃德在临终之时承认自己编造了在蒙特吉诺斯山洞的冒险经历。骑士不能够说他自己认为不真实的话，这是人人皆知的。当塞万提斯让骑士承认自己撒了谎时，他诬蔑了他的主人公，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愚蠢。

柯勒律治谈到这部伟大著作时说这是一本只能从头至尾通读一两次，但却可以重复翻读个别章节的书。这是一个很好的忠告。

七

阅读流浪汉小说只能获得关于黄金时代西班牙人的举止、思维方式和情感的片面了解，要是你认为能从中得到更多更全面的知识，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小说呈现的仅仅是景象的一个侧面。要想了解另一面，你则必须去看戏。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戏剧像在西班牙的这一百年间那样的繁荣昌盛，它的辉煌以卡尔德隆的去世而告终。如今，戏剧已成为一种流行艺术，一个剧本要成功就必须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一出戏是剧作家、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一次紧密合作。除非观众能同样分享作者的构思，否则就无法发挥作用。他展现在观众们面前的情感必须是能引起他们共鸣的。他必须去感受他们所感受的，他的道德观念也必须与他们相同。有时，他表现的情感和道德观是他的观众已经感知到了的，但他们却出于腼腆或迟钝拒绝将之述诸文字。那么此时他就会被人充满敬慕地描绘成想法丰富的剧作家。娜拉的反抗①震惊了当时的社会。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观众心中已经存在着模糊却根深蒂固的感觉，认为女性有表现其个性的权利的话，戏剧中的观念就会是荒谬的（那么这出戏也就会失败了）。因此通过阅读一个时代的剧本，你就能够很好地了解到那时的男男女女对于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事件抱有怎样的想法。

可是，如果说戏剧展现了一幅有关人们思考和感觉方式的适当画面的话，那么反之，它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戏剧表达了人们压抑的欲望，并且通过其生动形象的魅力，促使他们将内心的渴望付诸行动。它所激起的情绪的感染力以及人对人的谈话使戏剧拥有了小说所无法匹敌的力量。因为娜拉当着海尔茂的面摔门而去，因此出现了比任何时候都多的离开了丈夫的妻子们；由于看到维特患有那个年龄的精神忧郁症，很多人便开枪自尽了。必须承认的是自杀是一件激烈并且常常是痛苦的事。剧作家不仅再现了所处时代的人物，还通过逼真地表现人物的本能脾性，把他们塑造成自己所设计的模式。因此科沃德先生不仅描绘出了一战后的十年里的那种充满抱怨的轻薄无聊，并且创造了牢骚满腹而浅薄轻佻的一代人的形象。正是归功于这种力量，剧作家才得以施加影响，教会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戏剧，这或许是明智的。

当你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西班牙戏剧时，会获得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这一领域是广博的，我想即便是最勤勉的学生也不可能完全将它掌握。洛佩·德·维加一个人创作的戏剧就与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所有剧作家的作品一样多。据说他总共写了两千两百部戏。现存的差不多是其中的五百部。我读了二十四部。阅读这些作品时我是愉快的，但却没有想要读更多的强烈渴望。他丰富的作品产量自然令人惊异，这也是一个作家值得被赞赏的品质。多产意味着旺盛的体力，与网球运动员一样，作家若没有体力就无所作为；多产还意味着活力、创造力和广泛的兴趣，拥有这些素质的作家有时会写出杰出的作品。我不信任那种声称有创造力却产生不出作品的天才。洛佩·德·维加说他一辈子每天都要写二十张纸，还有超过一百部喜剧是在二十四小时内创作出的。同时代的人称他是“智慧的凤凰”，塞万提斯则把他描绘成“一个造化的天才”。但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作家之间从未有过深厚的交情，读者（如果他对作家有任何了解的话）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在写给一位朋友闲聊的信中，洛佩说到赞扬《堂吉诃德》的人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洛佩第一部上演的戏剧创作于他十二岁那年，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始终占据着戏剧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年轻一代的剧作家前来请教的时候，他坚决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小笔养老金，而且作为伟大的曼里克家族的门客，他还在阿维拉享有一份牧师职位的薪水，但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写作。剧院经理们支付给他每部戏五十个达卡金币的报酬。那时候一个达卡金币的价值似乎在五到十个先令之间，但它的购买力却至少超过十倍。这样说并没有太大意义，于是我便怀着好奇心，注意了一下购买某些日用品的相对价格。据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录》中的筹划者所说，一个人一天可以靠一个半里亚尔过活，一个达卡金币值十一个里亚尔。从《年轻的吉卜赛女郎》中我了解到了十个达卡金币就是买头驴的好价格了。刚才我已经提过了一出三幕的戏剧价值五十个达卡金币，当塞万提斯得以从阿尔及尔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赎金是五百个达卡金币。另一方面，当一个中年绅士想要摆脱一直在他保护下的塞万提斯的女儿时，他必须为她提供一座房子和两千个达卡金币。很显然，以此可以推算出一部戏剧的价格是一头驴子的十倍，一个天才的价格则是一头驴子的五十倍。但是一个少女的清白却是一个天才四倍的价格。据我们所知，一个贞洁女子的价格比红宝石还要珍贵许多。

尽管某些评论家吹毛求疵（评论家们向来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洛佩对于古代的戏剧规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但是大众却一致为他叫好。他是位流行剧作家。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这并不是个责备的称呼，洛佩不仅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还备受伟人、上流社会和有识之士的推崇。尽管有的时候（作家们向来如此），他会尖刻地讥讽大众，但他寻求的正是他们的支持。“如果任何人对我的戏吹毛求疵，”他说，“认为我是为了名声才写作的，那么让他醒悟过来，告诉他我是为了钱才写的。”他创作戏剧是为了取悦观众。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职业作家之一，具有职业作家的优点：他从不在揭示主题上浪费时间，而是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尽管有的事件并不太可能发生，但通常都充满戏剧效果。他的语言平易自然，对话尖锐机智。他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这使他避免了西班牙文学中最常见的两个缺点：分散和离题。现在的评论家们指责他的戏结局突兀。的确，通过研究会发现他戏中的悬念似乎是被剪断而不是解开的。他是个即兴剧作家，对于即兴剧作家而言有一点总是相同的：他的主题和开端是依靠与生俱来的灵感，在极大程度上是相当出色的；可当灵感离他而去的时候，他既无法求助于坚实的结构感，也不具有智力的能量，可以使他通过运用理性为作品设计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但我并不确定洛佩戏中这些草率的结局在演出中会令人不快。他知道当通过展示主题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并且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呈现意料之外或惊心动魄的事件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那么当结局就在眼前时，最好是尽快结束它。观众们已经看够了，只要能赶紧离开戏院，他们才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给予他们自由。他们急于看到结局，如果剧作家受到一种适当感的驱使，要将所有的情节梳理纳入一个整体模式中的话，观众们很可能会觉得无聊。他们会将其中大部分内容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明智的作家会在他的观众仍然沉迷戏中的时候降下帷幕。

在令人无法忍受的《阿卡迪亚》中，洛佩借其中一个人物之口说出：“诗人不但必须要了解所有的学科，或者至少是它们的基础知识，他还必须拥有对在陆地上或海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最伟大的经验……他还必须知道生命的习性和方式，以及形形色色人的风俗习惯，最后还要知道他们谈话、论述和创造的所有事情……”没有人比剧作家更应该刻意追求这样的理想了。洛佩·德·维加当然也为自己寻找机会以获得对他有用的经验。他的人生是一部充满浪漫冒险、猛烈激情和爱国美德的长篇小说，读起来就如同他自己创作的一部“斗篷与剑”的戏剧。他的第一桩著名风流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演员的女儿，也是另一个演员的妻子。当她为了一个更富有的追求者而把洛佩抛弃之后，他写了有关她家庭的下流庸俗的诗来为自己复仇。他遭到逮捕并受到了审判，他被驱逐出了马德里，违则处死。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并和纹章院院长的女儿伊莎贝尔·德·乌宾纳私奔。他和她结了婚，并立即随无敌舰队远航。他把那些写着给薄情女演员的诗歌的纸张当作枪垫。他目睹了自己的弟兄在身边被杀害。他的妻子也死了，三年之后他又娶了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不久，他因为和某个叫做安东尼娅·特里略的女子有染受到指控，并与一个叫做米凯拉·德·路冉的女演员坠入了爱河。他的妻子和情人都为他生了孩子。一个愉快的巧合是，她们都为他生了个儿子，前后只差了几个月，他骄傲地将他们分别命名为洛佩·费利克斯和卡洛斯·费利克斯。大约在1613年8月中旬，屠夫的女儿难产而死。九月份，洛佩作为菲利普三世的扈从前往塞哥维亚。他和女演员杰罗妮玛·德·布尔戈斯住在了一起；“在这里，我看到了贵族们在我的房子附近徘徊，”他写道，“勇士们来了，但带来的钱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看起来这位“时代的凤凰”在某些时候也不过就是个皮条客。第二年的年初，五十出头的洛佩决定成为一名牧师，1614年3月，他获得了任命。他并没有丧失繁育能力，玛塔·德·尼瓦瑞斯·桑托约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在一首田园诗中他把她称作阿马利莉斯，并对其大加赞美。洛佩继续创作戏剧，还写了大量的诗歌和一些散文。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牧师，为一个虔诚的共济会工作。共济会负责掩埋那些穿着衣服的或是赤裸的贫困牧师，并救济穷人。作为宗教裁判所的常客，他主持了对一个异教僧侣的火刑。在履行这些职责的时候，他始终怀着天主教徒的仁慈博爱。在他简朴的住宅中有一间祈祷室，他在那里长时间做着祷告。他鞭打自己，因此房间的四壁都溅有鲜血。弗雷·弗朗西斯科·德·佩拉尔塔在洛佩葬礼上的布道中提到有一次一个人到他家中提出决斗的挑战。

“让我们到外面去，”他喊道，拔出了剑。

“走吧，”洛佩回答道，他缓缓穿上外套，“我到祭坛去做弥撒，你做祷告协助我。”

在他下葬之后，被一大群人跟随的葬礼队伍为了经过圣三一会修女的修道院，而避开了直接的通路。洛佩的私生女就在那座修道院里当修女。

尽管洛佩·德·维加创作了各种类型的戏剧，浪漫的、历史的、田园的以及宗教的，但他的名气主要还是依靠被称作“斗篷与剑”的阴谋喜剧。这些喜剧展现了一幅黄金时代生活的鲜明而多样的画面。现在的人可以饶有兴致地阅读他的戏剧作品，但很难被激起更强烈的感情了。洛佩的表达流畅，虚构丰富，对戏剧性的效果有判断力，对生活中五花八门的场景感觉敏锐，尽管如此，他的智力却平平。他是个和善的、普通的、世俗化的人。事实上一个想要成功的剧作家就应该像他那样，个性无关紧要。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十分单薄，他笔下的那些高贵多情的男主人公们都大同小异，难以区分。有时候他描绘的女人们倒会有些基本的个性特征，偶尔还会表现出一丝讥讽的幽默。但他笔下的男人们却不会如此。他的女主人公们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男人，她们毫不迟疑地用尽各种手段得到他。爱情是洛佩的戏剧中重要的主题：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爱得地覆天翻，为了获得幸福而不顾一切。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戏中的爱情是以婚姻为结局的高尚爱情：高贵的勋爵也许无意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直到他承诺之后，他的情人才会允许他上床。十分奇怪的是当婚姻无望的时候，这份爱情竟会像它产生时那般突然地中止。因此，在《确定与怀疑》中，国王佩德罗被一个叫做胡安娜的女子迷住了，当她告诉佩德罗他的弟弟安立奎吻了自己之后，怒不可遏的佩德罗下令将其弟处死。然而一旦他发现胡安娜与安立奎已经成婚了，他的激情就一下子烟消云散，并将祝福给予了这对情侣。在另一部戏剧《过桥，胡安娜》中，当一个贵族男子独自在塔霍河的一个小岛上得遇意中人时，她只得告诉他（用了一百五十行诗）自己的人生故事，希望他能将自己交还给已有婚约的夫君。他的确相当慷慨大方，甚至还送给了女子一份嫁妆。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若试图评判洛佩诗文的价值未免显得鲁莽。我能够欣赏其中的流畅与优雅。他的诗句并非常常是单调的。在频繁出现的快速间断的对话场景中，他凭借非凡的技巧保持了整体的结构。然而，我根本感觉不到真正的诗歌的声音。在沉湎于一般性沉思的时候，他是平庸陈腐的，当他开始进入辞藻绚丽的段落时，阅读他的作品则需要很大的耐心。那时你就会希望文艺复兴从未重新发现过古代的遗迹，这样你也就不必读到那些乏味的希腊诸神和铁石心肠的罗马英雄的典故了。洛佩的诗中有许多关于众多女子粉红色的双颊、珍珠色的牙齿、雪白的额头以及大理石色的双手的描写，想必没有几个人读起来会觉得甘之若饴的。

可是倘若一个观众能够出于对诗歌本身的兴趣而为之着迷的话，那会是多么幸福的情形呵！当然，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阅读，人们的耳朵要比现在人的更加敏锐。书籍是稀有的。读者应当记得在像罗耀拉那样名门望族的城堡里也不过只有两本书。我相信在一个英语国家同等地位的家族中你不但会找到《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还会发现很多本装订成册的《赛马指南》，我的想法并非仅仅出自爱国的偏见。关于做诗的奥秘我所知甚少，因此是从文学史中才了解到洛佩·德·维加是所有诗歌样式的大师。说实话，要想以最佳的效果欣赏他的戏剧，你最好是把它们看成歌剧式的“书籍”，在这些书中，诗句取代了音乐。例如，他会创作一个风格大胆的段落，其中有三个人在添油加醋地谈论一个想法，每个人都以同样的叠句结束他的发言，所以你几乎可以听见观众席中爆发出的为他的独创性而喝彩的掌声。有时，戏中的一个人物会用四行诗句呈现一个主题，然后再以若干诗节进一步详述这一主题，每一个诗节都以四行诗中的一句作为结束。这就像《女人善变》那段固定的咏叹调一样。在我读过的他的一部戏中，所有的独白都以十四行诗的形式表现。这种方式产生了一种形式上的与众不同，对于能够品味此般优雅的观众来说这是相当受欢迎的。这种方式也使得独白具有了一种令人愉悦的简洁效果。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腓力三世的朝臣们通过以诗歌的形式交谈来自娱。这真是一项可爱的技艺。

剧院最初就是住宅的院子。戏台搭在院子的后面，上流社会的人就从院子周围的房屋的窗户中看戏，而平民百姓则站立在院中。环绕院子四周的是为付得起座位钱的人准备的加高的长椅。女士们坐在被称作“长柄炖锅”的楼座中，这样的楼座有单独的入口，男士不得进入。不过想把他们挡在门外也很困难。我读到过贝纳多·德·索托进入楼座之后掀起了正在看戏的女子们的衬裙，触摸了她们的腿，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公愤。人们对于座位的需求十分强烈，以至于一些窗口和长椅被留下当成了传家宝。站在后排的公众、学生、工匠和流氓混混们是最不讲秩序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有法子逃票进入剧场。他们试图强行越过售门票的看守，因此在剧院门口时常会发生争执。一旦进去了之后他们便吵吵闹闹地等待戏开始。流动的小贩们四处巡游，叫卖着他们的商品（他们现在在斗牛赛中依然如此），兜售着水果和糖块。有的人会把钱包在一条手帕里扔下来，小贩将他需要的东西包在手帕里，再扔回去。偶尔会有人拍拍一位观众的肩膀，问他是否想买一打橘子送给坐在“长柄炖锅”中的那个令他暗送秋波的女子。夏天，演出在两点开始，冬天则在三点。表演借助日光进行，戏台起先是露天的，有一次，一场倾盆大雨打断了演出，票钱也被退还了观众。在指定的时刻，或多或少有几位乐师会带着吉他和竖琴出现，唱上一曲歌谣。之后，剧团的一个人会登台朗诵一段独白，这叫做一个前奏，是为了让观众们心情愉悦而设计的。接下来，戏的第一幕就开演了。它在喧嚣骚动中进行，以至于观众们常常听不见演员说的话。观众们一旦不满意，就开始尖声吹口哨，发出嘘声，满口粗话地骂骂咧咧。坐在“长柄炖锅”中的女子和站在后排的男人们一样喧嚷叫嚣着。然而，当他们被一种崇高的情操所感动或为一段机敏的诗律而着迷的时候，就会大叫“太棒了，太棒了！”为了防止观众感到厌倦，在第一幕戏之后会上演一出短小的，常常是有主题的滑稽剧，这叫做“开胃节目”。它有音乐伴奏，并以一段舞蹈作为结束。接下来是第二幕，接着另一个“开胃节目”，然后是最后一幕。但是观众们非常喜欢叫做“加卡拉斯”的简短演出，就是用盗贼们的黑话演唱的喧闹歌谣。每次幕间休息，他们都会大声要求表演“加卡拉斯”。一段最后的舞蹈给演出画上了句号。对观众们而言这无疑算得上是“戏有所值”的。

从演出过程中观众们一次次的打断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地不在乎保存现实的幻境。每一幕戏几乎就是整个演出的一个独立存在的部分。观众们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期待分享戏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而是头脑冷静地在观看。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多地注意到剧情的别出心裁以及语言的优雅、多样化和恰如其分。因此他们不太在意剧情的真实性以及是否连贯。只要一个场景是生动的，他们就不会傻到去询问它是如何形成的。

我乐意描述一下洛佩的某一部戏，然而我觉得最有趣的一部戏却恰恰并非出自他之手。那部戏叫做《塞维利亚的埃斯特蕾拉》。在洛佩作品的所有版本中都印有这部戏。可是专家却证明了（我没有读过他们的评论因而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洛佩并没有写过这部戏，剧作者的身份至今未明。但是这部作品中仍然显现出相当多洛佩的特色。它是那个时期的一部典型剧作，剧中人物以及他们的动机都十分吻合那个时代西班牙人的偏爱，因此作者是谁已无关紧要。那是一部有趣的戏，我能想象得出它的演出效果一定极其轰动。

卡斯蒂利亚的国王“英勇的桑丘”正式进入塞维利亚城，在观看他行军的人群中看见了一位十分美丽的年轻女子坐在窗前。他以西班牙人的疯狂爱上了这个被认为是“塞维利亚的闪亮之星”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埃斯特蕾拉。不幸的是这个名字给了戏中不同人物一个充分表现诗意的机会，而他们都一致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将这个名字运用于悦耳和谐的韵律中，通过各种华而不实的词句来显示他们的才智。甚至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在大难临头哀泣命运的时候仍然尽可能提到自己美丽的名字。她是一位英勇侠义的绅士的妹妹，那位绅士名叫布斯托·塔维拉。就在某一个夜晚，国王决心要满足自己的渴望。他的心腹建议应当对塔维拉施以恩惠。国王召见了塔维拉，并封他为前线军队指挥官。塔维拉婉言拒绝了这份荣差，于是国王又命他在自己的宫廷里担任王室侍从。他宣布除了这一封赏之外，他还将依据埃斯特蕾拉的身份将她嫁出。

当时埃斯特蕾拉正与塞维利亚的一位绅士桑丘·奥提兹互相爱慕，他们的婚礼也已在筹备当中。当塔维拉对国王如此厚待他而觉得怀疑时，他告诉他们国王已决定亲自安排埃斯特蕾拉的婚事并为她备置妆奁，这令他们感到惊慌。夜色降临，乔装打扮的国王在埃斯特蕾拉家周围徘徊。塔维拉走出门并且认出了他。国王告诉塔维拉自己想参观一下他的住所，但仍遭到了礼貌地拒绝。然而国王的心腹艾里亚斯却设法进了屋，他向埃斯特蕾拉表达了国王的一片爱意，并提出只要愿意她将获得卡斯蒂利亚一半的财富。他许诺她将成为城镇的领主，而她的丈夫会是一位出身高贵的绅士。这位善良贞洁的女子不屑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于是，他就买通了她的奴隶兼女佣。根据一纸书面承诺（因为国王的诺言常常不能兑现）她将获得自由以及每年一千个达卡金币的报酬，于是她同意背叛女主人。一天，塔维拉外出了，女佣预计他在天亮之前不会回来，就将国王引入了房内。但是国王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埃斯特蕾拉，塔维拉就回来了。忽然看见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塔维拉打算将他杀死，这时国王（并不像他的名字显示得那样勇敢）说出了自己是谁。布斯托·塔维拉假装不相信他的话。国王绝不可能乔装打扮独自一人强行进入他忠实臣下的住所。塔维拉发誓要惩处这个胆敢以国王自居的入侵者，他拔出了剑。喧闹声引来了家中的仆人们，国王便趁乱逃走了。塔维拉猜出是女佣将国王放进屋的并逼她坦白。他责备妹妹的所作所为使自己蒙羞，但在相信她并没有参与此事之后，决定立即把她嫁给桑丘·奥提兹。他自己则逃跑避险。

国王又羞又恼，决定将塔维拉置于死地。他的心腹举荐了一个可靠的人选去执行任务。那个人正是桑丘·奥提兹。正当两人谈话的时候看到一具尸体悬挂在绳子上。那正是埃斯特蕾拉的女佣，她的手里还捏着国王的书面承诺。国王召见了桑丘，命令他去杀掉一个严重侮辱了自己的人，并许诺将赐给他任何他要求的恩惠作为回报。他告诉桑丘可以施以诡计将那个人害死，但桑丘却骄傲地拒绝了这样做，只有在公平的决斗中他才会把他杀死。国王给了他一道书面的旨意，这样他就可以为自己开脱罪行。但是桑丘非常轻率地相信了国王的话，撕碎了那道指令。然后国王递给了他另一张纸，上面写着他要杀死的人的名字。当桑丘离开宫殿之后得到消息说塔维拉决定要立即将埃斯特蕾拉嫁给他，他喜不自胜。但是当他打开国王给他的那张纸之后，却惊恐地发现他要杀的人正是塔维拉。他对塔维拉的爱胜过兄弟之情，他也意识到如果杀死了塔维拉就会失去埃斯特蕾拉。然而他的迟疑是短暂的：他对国王的忠诚促使他放弃了个人的情感。在见到塔维拉之后，他挑起了争执并将其杀死。临死之际塔维拉托付他保护埃斯特蕾拉。市长在警卫的陪同下赶来将桑丘逮捕了。当埃斯特蕾拉正在为婚礼梳妆打扮时，市长送来了布斯托·塔维拉的尸体并告诉她凶手正是她的情人。

国王获悉桑丘承认自己是凶手，但不愿说出为何要这么做。于是他下令桑丘可以说出他故意谋杀的理由，如果他有文件来证明自己所说的，也可以出示。桑丘说他没有任何证明（我们确实已经看见他当着国王的面将文件撕毁了），并且因为自己发誓要保密所以什么也不能说。尽管遭到了出卖，他却不会背叛。埃斯特蕾拉到了国王那里，她请求将桑丘交给自己处置，这样她就可以为遇难的兄长复仇。国王认为她会将他杀死，并对找到了摆脱异常棘手的窘境的方法而感到高兴，他下令让她去找监狱长。埃斯特蕾拉乔装出现，当她的情人被移交给她的时候，她告诉他将提供给他一匹马和一些钱，这样他就可以逃跑了。桑丘并没有认出她（众所周知，当一个人伪装之后，即便是他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了），他很想知道能获得自由应当感激谁，并逼她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当他看到埃斯特蕾拉之后就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尽管她一再乞求，桑丘还是回到了狱中。这期间，心腹艾里亚斯试图劝说国王承认塔维拉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杀的。但国王却没有勇气这么做。他惧怕塞尔维亚人的愤怒，也惧怕有关他背信弃义的揭露会对卡斯蒂利亚造成的影响。那位足智多谋的心腹于是建议他应当劝说审判官们以放逐来替代死刑。国王召见了审判官们，并为自己希望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提出了似乎可信的理由。然而他们却以法律的最高权威性作为借口。他们声称自己代表国王，尽管作为臣子，国王可以命令他们做任何事情，但作为法官他们必须依据自己的良知行事：桑丘必须死。国王困惑茫然，他的确处于一个最困窘的局面。桑丘与埃斯特蕾拉被传唤上庭。桑丘仍然拒绝开口。他要求以死来赎清杀害朋友的罪过。国王被桑丘的高尚行为击垮了，他最终承认是自己下令派他去杀塔维拉的。审判官们屈服了。倘若国王这样做，那只能是出于正当的动机，推论国王的理由不在他们的职责之内。桑丘被判无罪，但仍自愿背井离乡。他提醒国王曾经承诺过赏赐任何他要的恩惠，于是便要求娶埃斯特蕾拉为妻。国王或许是认为她已经给自己带来了足够多的麻烦，便欣然应允了。可是，埃斯特蕾拉却声明她无法与杀害布斯托·塔维拉的凶手同吃共住。

“陛下，”她告诉国王，“尽管我爱他崇拜他，但这个杀害我兄长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的伴侣。”

“而我，”桑丘略带淡然地补充道，“尽管也爱着她，但明白这么做是不公平的。”

戏就这样结束了。这部戏最大的缺陷在于整部戏中几乎没有穿插任何喜剧性的调剂。你或许会以为幕间休息中穿插的歌谣、舞蹈和小喜剧已经给了西班牙观众足够的娱乐，使他们能够专注于三幕剧中严肃的内容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滑稽的仆人是戏中必不可缺的人物，他的任务是与女主人公的女仆结成一对。在《美丽的丑女》中，洛佩好像是要嘲弄这一乏味的惯例，戏中的小丑第一次抱怨没有他可以娶为妻子的侍女。但我认为他设计的这一戏剧性效果不仅是为了博得庸俗观众的哈哈大笑：洛佩以一种现实的态度和刻薄的讽刺，表现了与那些理想主义、夸夸其谈的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那些人或许会为了爱情或职责牺牲自我，或许会为了荣誉而拿生命冒险，但小丑会在那里指出一次私通、一顿实惠的饭食以及安然无恙的身体要胜过任何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小丑是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因为它符合西班牙人性格中某些深邃而永恒的东西。他们总是承认性格中的两面性，这就是为什么（稍晚一些的时候，也确实如此）他们把塞万提斯不朽的小说看作是他们性格的真实缩影。他们既是那个满面愁容的骑士又是他的仆人桑丘·潘沙。也许身处黄金时代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这一点。他们征服了美洲的大量领土，整个欧洲都承认他们的强国势力。然而他们仍然如饥似渴，他们永远是如饥似渴的。某种力量驱使他们去莽撞地冒险征服世界，甚至去尝试更加危险的精神历险，他们孤注一掷，因为无法自已。可是，一种不安的感觉自始至终隐藏在他们脑海深处，他们会觉得这一切不过是空想，一个吃饱了饭的肚子和一张可以安睡的床才是唯一的现实。

洛佩具有生动的幽默感，他将小丑们塑造得栩栩如生。他们是足智多谋的淘气鬼，是带有愤世嫉俗智慧的讽刺家。但在卡尔德隆笔下他们就仅仅是无知的丑角了。卡尔德隆毫无幽默感，他塑造的滑稽仆人形象都无比呆板迟钝。在西班牙之外，卡尔德隆是最著名的西班牙剧作家。十九世纪初的浪漫派艺术家们非常推崇他，懒得再为他费心的后代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评价。《人生如梦》享有伟大戏剧的盛誉。但我并不确定那是他最好的作品。我认为钦慕这部戏的人多过真正读过它的人。卡尔德隆当然也有显著的优点。他具有那个时代的许多西班牙人所共有的神秘感，他们认为我们身处的感官世界不过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有精神世界，感官世界才有意义。这种神秘感赋予了他的某些戏剧一般剧作家难以企及的崇高感。人们称赞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但说的时候带着一种外国人才有的不自信。我认为富有诗意的是他的思维。在我看来，他的诗歌是单调的，他为了追赶时代潮流而在诗歌里塞满的花哨词句也令人生厌。他的诗冗长得让人难以忍受，一旦他的诗情焕发，就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他并没有多少创造的才能，对于人物也毫无感觉。他塑造的人物很少有生动形象的。然而，他有个性，一种倔强、冷静但仍然充满激情的性格。我想个性是一个作家得以存在的唯一要素。尽管他有很多缺陷，但如今他的作品仍比洛佩·德·维加的更容易阅读。在我读过的（在他创作的几百部戏剧中我只读过十来部）他的那些戏里，有一种神秘感，很难不令人动容。你似乎可以隐约听见在遥远的地方，当林林总总的事情正在发生时，看不见的恶魔们敲击出了邪恶的鼓声。但是向读者提供有关卡尔德隆的批评并非我的职责。我对他感兴趣是由于他反映了那个时代西班牙人的性格。他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他的直觉与观众的偏好不谋而合。

卡尔德隆具有深刻的宗教感。在有了一两个私生子之后，他的确获得任命成了牧师。（西班牙的作家们不但在写作方面产量丰富；他们的私生子足以组成一个军团以及填满一个相当规模城市的修道院。）他对教会充满炽热的忠诚，就自然地认为教会也会善待自己。当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某些优待时，便写信给红衣大主教声称在不公正的行为得以纠正之前他不会再写剧本了。他的信真的奏效了。那真是剧作家们的幸福岁月呵！如今，倘若一个剧作家决意不再写作，人们只会平静地接受他的决定。卡尔德隆写作期间，西班牙正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国家濒临崩溃，大部分领土已被他国夺去。西班牙人更加狂热地坚守他们的信仰，那曾经似乎是他们最伟大的荣光。然而，那是一个残酷的信仰，对于实践其教义的人是残酷的，对于忽略它的人也是残酷的。对于很多人而言，它不过是一种过度且愚蠢的迷信。在一部残暴的戏剧《对十字架的虔诚》中，卡尔德隆让犯下了骇人听闻罪行的主人公得到了拯救，因为他总是对十字架充满虔诚，在他犯罪的时候也始终如一地相信十字架救赎的功效。当葡萄牙的王子费尔南多被摩洛哥的国王俘获的时候，他拒绝交出弃休达城来赎回自己，那是因为葡萄牙人已经使这座城市皈依天主教，他无法忍受摩洛哥人把教堂变为清真寺。这个用他自己语言表述的想法使卡尔德隆震惊得无法言语（但这并未能阻止他接下去又写了另外百余行），他大为感动，因痛苦而哽塞，心碎，毛骨悚然，不停战栗。

然而在这一场景中仍有两行动人的句子。观众们很可能会觉得它们庄严神圣。

“为什么，”国王质问他的俘虏，“你不愿将休达交给我？”

“因为那是上帝的城市，不是我的。”

另一个使卡尔德隆的剧本有趣的因素在于他对荣誉感的专注。在这里你可以想到他是在忠实地描绘那个时代的主导情感。那时，即便是流浪汉也在乎自身的尊严。倘若受到了别人的公然侮辱，他会不择手段地予以报复。对于一个男子而言，无论是除了他之外无人知晓的一次怠慢，还是对他妻子贞节的猜疑（尽管他知道毫无根据）都会令他怨恨在心，难以入眠，愤怒发狂，一直到他能够洗雪耻辱为止。在卡尔德隆的戏剧《有尊严的外科医生》中最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尽管古铁雷狂热地爱着妻子，并且知道她也爱着自己，但是当他发现国王的弟弟也爱上她时，还是被嫉妒折磨得心烦意乱。他的妻子曼西娅拒绝听亲王倾诉衷肠，但是古铁雷知道了亲王曾踏入他的家门。他并不怀疑妻子的忠贞，但却难以忍受这种对他尊严的侮辱，于是残忍地把她杀死了。在《萨拉美亚的市长》（在我看来这是卡尔德隆最出色的一部剧本）中，当向葡萄牙进军的部队的统帅抓住了市长的女儿并强奸了她之后，市长跪地乞求这个玩弄女人的骗子娶他的女儿为妻。尽管他是个乡下人，却很富有。只要这个骗子愿意通过婚姻来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他将把所有的财富拱手相送。统帅不屑地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不愿将自己高贵的血统与乡下人的血统融合为一。当市长意识到统帅并不打算弥补他的罪过时，尽管面带着对于他的身份无比尊敬的表情，仍坚决地命人将统帅掐死。只有这样才能偿清伤害。

据塞万提斯所说，演员的生涯是难以忍受的工作之一。他们黎明就要起床背诵台词，九点到十二点彩排，吃午饭，然后去剧院。他们七点钟离开，如果有重要人物想要见他们，市长、法官或是其他什么人，那么无论多么疲惫，他们都必须赶过去出个场。演员们是靠额头上的汗水讨生活的。我提及过的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就说过没有哪一个西班牙黑人或阿尔及尔奴隶的人生比他们的更加艰难。他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流浪艺人们生活的生动描述。阿古斯汀·德·罗加斯因为其创作的“前奏”，也就是剧院在演出开始时上演的独白而闻名。他想要发表这些“前奏”，并偶然发现了一种巧妙的构思。他设计了一系列在里奥斯、拉米瑞兹、索拉诺以及他自己这四个演员之间展开的对话。当他们为了完成演出任务而在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的路上，为了消磨旅途的无聊时光（因为他们是步行去的），他为他们朗诵自己创作的“前奏”。他的同伴们性格一定很和善，才能忍受某些“前奏”。它们独特的构思令人费解，其中还充满了华而不实的辞藻，以及《圣经》、神话和历史的知识。一些“前奏”赞颂了演员们即将访问的城市的种种优点。其中一个“前奏”赞美了字母A，另一个则赞美了一周的每一天。有趣的当属作者愉快地讲述他自己冒险经历的“前奏”了。读者或许还没有忘记他本人的传说里那段奇特的爱情吧。幸运的是，他需要很多铺垫和穿插的内容，在他朗诵的间隙，这四个演员就谈论起其他事情来。一次，里奥斯讲述了他在一次旅途中的遭遇：

“索拉诺和我离开了巴伦西亚，由于一次不幸的灾祸，我们其中一个人步行着，连件斗篷都没有；另一个人只穿了件马夹在走路。我们将随身携带的行李送给了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男孩，因此就沦为流落街头的绅士。晚上当我们抵达一个村庄时，已是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我们到了一家旅馆，想要一张床，但他们说因为举行集市因此所有的床位都被人订了。我觉得在那里找一张床的机会不大，就去了一家小客栈，并说自己是从印度群岛来的商人。客栈老板娘问我们有没有驮货物的马，我回答说我们是坐车来的，我们的货物就要到了，而她应当去给我们准备几张床以及晚餐。她照我说的去做了。我又赶到村长那里，告诉他有一个剧团从这里经过，需要得到他的批准演一场戏。他询问我戏是不是宗教题材的。我说是的，他便许可了。我回到客栈，让索拉诺赶紧准备一下《亚伯与该隐的故事》，然后再找个地方去收门票钱，因为我们在当晚要举行演出。其间，我去找了一个鼓，用羊皮做了一副胡须，跑遍整个村庄宣布我们的戏就要上演的消息。那里有许多人，不少都被吸引来了。完成了宣传工作之后，我把鼓放在一边，摘下我的胡须，到客栈老板娘那里告诉她我的货物就要到了，她必须给我一把房间的钥匙，这样我才能将货物锁进去。她询问我是些什么东西，我说是食品杂货。她把钥匙交给了我。我揭下床单，扯下了旧的帘帷还有两三件其他织品，为了不被人看见我下楼，我将这些东西捆成一个包裹从窗户扔了出去，然后像一阵风似的逃下楼。当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老板叫住了我，对我说：‘印度少爷，您想不想看看一些刚到的流浪艺人的演出？很精彩的。’我说我会去的，然后便急忙去寻找我们演出要用的服装道具。可我寻遍了所有角落也没找到。想到这一切可能会令我遭到一顿鞭打，我跑到索拉诺卖票的地方，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让他立即停止收钱，我们最好带着现金悄悄溜走……我们避开了大路，当晚并没走很远。第二天早晨，我们数了数收到的钱，发现了三个半里亚尔的零头。你不妨想象一下我们带着钱继续流浪，但是心里却有些惶恐的样子。大约走了三里左右的路，我们看见了一间简陋的小屋。我们走了进去，小屋主人从葫芦里斟了酒，从水槽里倒出牛奶，从马鞍上拿出面包款待我们。我们吃了早餐，当晚又到了另一个村庄，开始着手挣钱解决晚餐的着落。我申请了演出批准，弄到了几条被单，宣传了这次演出，找了把吉他，邀请了客栈里的女子，并让索拉诺去卖票收钱。最终在坐满了人的剧场前，我出场并演唱了一首歌谣。‘门外，门外；分别，分别。’，刚唱了两句，嗓子就干了。观众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索拉诺开始表演起“前奏”来，这样就弥补了音乐的不足。我用一床被单将自己打扮了一番，开始扮演我的角色。索拉诺装扮成上帝出现了，他裹着另一床被单，但中间裂开了，他的胡须用葡萄皮染了色，手里拿着一根蜡烛，我觉得快要笑死了。可怜的观众们并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我又扮作小丑上台，演出了‘开胃节目’，然后接着演戏。但是当我演到杀死可悲的亚伯的时刻，却发现忘了带割开他喉咙的刀，于是只好扯下胡须，用它来割喉咙。这引起了一阵喧哗，人们开始叫骂。我请求他们原谅我们的缺点，并解释说那是因为剧团还没到来。最后，观众们拒绝观看演出了，客栈老板赶来叫我们逃走，因为他们打算将我们暴打一通。我们接受了他的忠告，匆匆离去，当晚就带着赚来的仅仅五个里亚尔从这个村庄消失了。花完了这点钱之后，我们变卖了所剩无几的行李，常常吃沿路采摘的蘑菇，睡在地上，赤脚走路（不是因为喜欢泥泞，而是因为没鞋子穿），帮助赶骡人装货，给骡子饮水，连着超过四天靠吃萝卜维持生命。有一天晚上我们进了一家小客栈，那里有四个车夫给了我们二十个铜币和一条黑香肠，让我们为他们演出。一路上我们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并遭遇了种种不幸，最后终于抵达了旅途的终点。索拉诺穿着他的马夹，但没有外套（他在客栈把外套当掉了），我则光着脚，没穿衬衫，戴着一顶千疮百孔的草帽，套着一条脏兮兮的亚麻马裤，外套又破又烂。我是如此地衣衫褴褛，只好决定和一个糕点工一起工作，可索拉诺非常自负，他不愿做小工。正当我们处境狼狈时，忽然听见敲鼓声，原来是个男孩在做演出宣传：一出好戏《困惑的朋友》今晚要在市政厅上演了。听到这些我的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我们与男孩攀谈，当他认出我们时，扔下了鼓，开始快乐地舞蹈起来。我们问他有没有偷藏的钱，他就把包裹在衣角里的钱拿了出来。我们买了面包、奶酪和一块干鳕鱼肉（那里的干鳕鱼十分美味）。吃过饭后，我们去找了剧团老板，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乐意见到叫花子般模样的我们。无论如何，他还是跟我们打了招呼，我们向他描述了经历的种种磨难。吃了晚餐之后他让我们去把身上的虱子除掉，因为他打算让我们参加演出，不希望戏服里出现大量的虱子。当晚，我们帮了他，第二天，他就跟我们订了三个季度的合同，每场演出的报酬是一个里亚尔……我们过了四个多星期快乐的生活，吃得很少，走了许多地方，背着道具，在那段时间里我就没见过一张床。”

我想任何读了这个故事的人都会认为里奥斯能有如此高昂的意志是件幸运的事情。他一定是那种很难被挫败的人。但他绝非傻瓜。某个年轻的女子因为他不再有钱而离开了他，当一个朋友为女人的薄情而哀叹时，他说了如下一番话：

“兄弟，”他说，“女人就像粘鸟胶一样；善于粘人，却不善于放手。当男人为她们花钱，送给她们礼物时，她们就用卑鄙的手段中伤他。如果男人什么也不给她们，她们会说他像喂猫的肉一样低劣；如果他允许她们随心所欲地寻欢，她们会当他是傻瓜，如果他不允许，她们又会觉得他无趣；如果他爱上了她们，她们会无法忍受见到他，如果他没有爱上她们，她们会令他得不到片刻安宁。”

“一个姑娘就像葡萄园、梨子树和豆子地一样需要很多的关心照料，”某个人这样评论。

“先生，”他回答道，“你不可能得到一个没有缺点的女人，也不可能得到一头没有种马就生出来的骡子。”

八

必须提醒读者的是我并非试图要详尽地描述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人以及他们的举止习俗。那需要比我的了解渊博得多的知识。我是带着特定的目的读书的，从不关心对我来说无用的内容。当你想写一部发生在遥远过去的小说时，必须要熟悉你打算写的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你会想知道他们何时用餐，吃些什么，何时起床，何时就寝，街道什么样，夜晚怎样亮灯。你倒也未必要一一说明，但要似乎不经意地在各处提及，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然而，现在的作家很少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因为它们是无需提及的常识。你必须从流浪汉小说中偶然的一段述说或剧本中的一句两行诗中去搜集信息。因此，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可能会告诉你他笔下时髦的主人公乘坐了单马双轮双座马车，他知道读者会很清楚那是怎样的一种交通工具，但他却忽略了两三百年后的读者也许对此一头雾水。小说家们很少像塞万提斯叙述堂吉诃德每天的伙食那样详细精确地描绘任何主题。在堂吉诃德把做游侠环游世界的念头装进他那疯狂的脑袋之前，他名叫阿朗索·基哈诺。他是我们应当称作乡绅的那种人，家里有位女管家、一个侄女和一个打杂的下人。他家境平平。每周除了两天之外，他午餐吃的都是西班牙的民族菜肴“什锦杂烩”，这是牛羊肉的混合（但是牛肉比羊肉多，因为羊肉贵），加上卷心菜、鹰嘴豆以及调味用的洋葱和橄榄。星期日添上一对雏鸽。晚餐吃用醋腌渍过的肉末火腿洋葱沙拉。作为忠顺的天主教徒，他星期五只吃扁豆。星期六吃的是 “决斗与伤害”。学者们想方设法要弄明白这些名称古怪的菜肴究竟是什么，其中一些人就沉湎在了想象力丰富的猜测中。在弗朗西斯科·马林翻译的《堂吉诃德》的伟大译本中，他研究了塞万提斯这部不朽著作的法语及意大利语的当代译文，又专注地细读了经典剧本，最终打破重重疑虑，指明阿朗索·基哈诺在星期六吃的不过就是鸡蛋和培根。

三百年后的学者们也许会为了探明“冒泡与尖叫”是何种菜肴而绞尽脑汁遍查图书馆，我绝不会告诉他们，以免破坏了他们的兴致。

你必须从旅行家的叙述中去了解那些细节，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当地的作家们非常熟悉那些细节，就不认为值得去描写了，但外国人却自然地会关注那些细节。我读了大量这一类的书籍。其中大部分都枯燥乏味。今天，当我们读到某个幽默旅行家的笑话时会叹气，这个与我们同时代的人把到一个陌生国家的旅行看成是一次运用智慧的机遇。艺术家在散文中情感丰富的生动描述也会令我们打呵欠。可或许在三百年之后，人们就会对它们产生兴趣。那时我们都早已不在人世了。十六世纪的旅行家们似乎缺乏好奇心。他们参观了风景名胜，即使为之所动也恰如其分。有时，他们想要做些说明，于是就对所经之处的商业和制造业加以描述。他们非常关心宫廷的阴谋、政治局势以及当时的各种要人。令他们感到新奇的似乎大体上都是些煞风景的事。他们很少认为美丽独特的细节是值得记录的。

或许你已经料到了，正是在女子们的信件和回忆录中才能了解到男子们觉得微不足道的那些小习俗。的确，这些材料描述的生活比我涉猎的时期要晚了一到两代。但是西班牙的生活总是变化缓慢，十七世纪的真实场景完全有可能在十六世纪也是真切的。即便到了今天，在埃什特里马杜拉的村庄里，大多数房屋的窗户仍没有装玻璃，就像四百年前一样，冬天靠关上百叶窗御寒，夏季靠拉上帆布幔防暑。你依然能看到女人们坐在自家附近的手纺车前；依然能看到傍晚时分她们在去面包房的路上将一盘没烤熟的面卷顶在头上；依然能看到少女们用臀部稳住一个巨大的粗陶水罐去井边打水。情人依然会在夜晚的栅栏外向他心爱的女子求爱。农夫依然把他的家畜，他的奶牛、驴子、猪、山羊、鸡关在房子的第一层，而他的家人则住在上面的楼层；当黎明到来，他去田里去耕作的时候，就给驴子套上木制的犁，犁的形状式样与罗马人征服这个国家时教他们祖先所制作的一样。

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妻子梵莎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对她觉得奇特的西班牙习俗的有趣细节进行了描绘。法国大使的妻子德·维拉贺夫人在她的信中也有类似叙述。但是关于这些细节最生动的描述出现在达奥努瓦夫人的一本名为《西班牙纪行》的书中。现在人们传说这位女士根本从未去过西班牙，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西班牙人，她是从女儿的来信中获取素材的。书中的细节十分详尽，似乎是可信的。梵莎夫人的回忆录以及德·维拉贺夫人的通信证实了它们的真实性。看起来那个时候的女人从不和她们的丈夫同桌吃饭，倒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因为她们不习惯坐在椅子上。如果她们一定得和她们的丈夫一同吃饭的话，她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地板上，但是通常丈夫和妻子都是分别用餐的。梵莎夫人抵达卡蒂斯的时候，当地的长官邀请她的丈夫共进晚餐，他接受了邀请，但告诉长官他的妻子将自行用餐，“根据西班牙习俗与男子们分开”。长官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并告诉他夫妻共同进餐的礼仪如今已成为西班牙许多显贵家庭的习惯了。据达奥努瓦夫人讲述，当她应奥古斯丁·帕切科先生之邀去吃饭时，发现有一张为参加宴会的男士们准备好的餐桌，而在地板上则铺有一块布，布上的三个位子是留给主人的妻子特雷萨、她的女儿以及自己的。这位可怜的法国女士跪坐着，但她的腿开始疼了起来。她要先倚靠一只胳臂肘，然后再倚靠另一只用餐，她觉得那种姿势太笨拙了，最终绝望地放弃了尝试。在场的两位绅士注意到了她的窘迫，就建议她上桌用餐。她说只要特雷萨和她坐在一起，她就十分乐意接受这一建议。这位特雷萨夫人却无论如何不愿答应，因为有男士在场。令她尴尬的是她的丈夫也坚持让她上桌，她只得承认自己不仅从未在椅子上坐过，而且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德·维拉贺夫人在一封信中提到女士们坐在椅子上会感到非常不舒适，这令她们如坐针毡。在有身份的人家中，女子们可以坐在地板上铺着的波斯地毯和软垫上。当要向一位客人表达敬意的时候，当然客人是位女士，人们就会拿给她不止一个垫子。梵莎夫人说当她拜谒王后时，发现王后坐在华丽帘幕下的三个垫子上。尽管西班牙的女士们用垫子，但也仅仅是在隆重的场合下，她们其实更喜欢盘腿坐在地板上。

达奥努瓦夫人详细地形容了她们的服装。她们穿着圈环裙，就像你也许会在委拉斯开兹给公主们的画像中看到的那种，里面有很多层衬裙，她惊讶于如此小巧的女子们居然能承受那些衬裙的重量。一位有地位的女士的梳妆过程既复杂又迅速。她用鸡蛋清和糖搅拌在一起洗脸，让脸庞充满光泽，接着她不仅要在脸颊上，而且还要在上嘴唇、下巴、肩部和手掌上涂抹胭脂。然后，一个女仆会用燃烧的香锭散发出的气味从头到脚地为她熏香。另一个女仆将口中注满橙花水，从齿缝中喷出，均匀地撒在女主人的身上。这样做会损害女仆的牙齿，但据说能让水有一种更甜美的香味。

从很早以前这些贵妇人生活的时代起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外国人一直在猛烈抨击西班牙的食物，因此为了公平起见必须补充说明梵莎夫人对西班牙的食物只有赞美。他们的水，她写道，“有牛奶的味道；他们谷子不可思议地白，他们的小麦可以做出这世界上最甜最好的面包；熏肉好吃得令人难以置信；塞哥维亚的小牛比我们的要更大更肥；羊肉是最棒的；阉鸡比我们的好吃得多……他们那儿有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松鸡和最美味的香肠……他们的鸡蛋比我们的好很多，还有各种沙拉、根菜作物和水果也是如此。”她以一句有些奇特的话结束了热情的叙述（我已经缩写了她的描绘）：“塞维利亚的水是无与伦比的。”

十六世纪在西班牙旅行的人几乎总会感到心情郁闷。那是有原因的。一本又一本的书中反复提及同样的抱怨：道路状况恶劣、有遭遇土匪的危险、供给困难、客栈老板贪婪、客栈里虫害泛滥。甚至是圣特雷萨——尽管她充满激情地进行肉身的苦修——有时也会觉得虫害难以容忍，而可睡地板也不愿睡在床上。明智的旅行者干脆裸睡，因为这样无论他们在夜晚要忍受跳蚤、臭虫、虱子带来的怎样的烦扰，至少当他们在清晨穿衣时，衣服上不会有这些虫子。

在西班牙仍然有一些小客栈充分保留着它们古代的特征，向人们展现着当年疲惫的旅行者不得不忍受的住宿条件。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科尔多瓦的伯柔广场，因为塞万提斯曾在那里逗留过。那座房屋共两层，墙壁刷着白色涂料，外观朴素。客栈有一扇厚重的大门供人出入，不过夜晚就会关闭并上锁。进门之后是一个巨大的草草铺就的院子。客栈的底层是马舍，每个马厩恰好大到能够容得下一匹马或一头驴，马舍旁边是马夫或赶骡人可以睡觉的地方。连接街道和院子的宽阔拱道上有两个公用的小厨房。在以前，除了面包和厨具之外，法律禁止客栈老板向客人提供其他东西，因此他们只能在城里的几家饮食店用餐，要么就自己煮随身带来的食物。在科尔多瓦的旅馆中，人们借助粗糙的石块搭建的楼梯上楼。房屋周围有向外伸出的木质阳台，阳台上的栏杆摇摇晃晃，阳台通向客房。客房里的床不止一张，有时有四张之多，旅行者们常常不得不与陌生人挤在一起。倘若他们的外表能让老板娘相信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那么她就会让女仆在床上铺上一条干净的床单。女仆们除了要应付她们的日常职责之外，还得满足赶骡人、士兵和长途跋涉后想要放松一下的旅客们的性需要。

恶劣的天气可能使道路无法通行，于是旅行者们就会被困上几天。如果（当然，这种情况有时的确会发生）到达客栈的不止一路人马，特别是当其中几位是地位尊贵的女士的时候，另一路人中的绅士们就会派人询问能否去拜访这些女士。然后他们也许会共进晚餐，并在打牌聊天中消磨夜晚。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尽管客栈中并不舒适，但在那里过上一两夜有时也许是十分惬意的。梵莎夫人说：“当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西班牙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快活的人。”

虽说如此，旅行仍然是艰辛、漫长、麻烦的。海关官员的勒索苛求是旅行者们不停抱怨的根源。因为尽管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统一了西班牙的各个王国，但是每一个王国依旧出于戒备保留了自己的特权。当旅行者从加泰罗尼亚到阿拉贡，从阿拉贡到卡斯蒂利亚时，他的行李都会受到检查，而且他在进入和离开一个地区的时候都要交税。如果他有黄金，也得交税。这还并非全部。当他进入以及离开一个城市的时候，城门的守卫也会再次要求检查他的财产，他不得不给这些人赏钱（当然，他们会相当通情达理地接受）才能让他们罢手。

莫雷法迪奥在他的一本书中引用了从罗马到巴塞罗那的一段旅途的描述。当时，教皇克莱蒙八世派遣卡米洛·博尔盖塞，也就是后来的教皇保罗五世，前去拜访国王腓力二世，而这段文字的作者就是使团众多随员中的一位。在一段悠闲的沿海而行的旅程之后，使团抵达了巴塞罗那。当地总督为他们提供了马匹、骡子以及装载行李用的担架和推车，逗留数日后，他们便启程穿越这个国家。当时正值隆冬，地上积着厚厚的雪，因此他们不止一次被迫下马，步行前进。使节只好用总督细致地为他们准备好的手抬担架换下骡子来扛行李。在主要的城镇中，使团受到了教会显要人士的款待，在离开时那些人还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补给。他们理应对此充满感激，因为否则他们就会饿死，在那个非常贫困的国家无论是爱情还是金钱都换不来食物。他们投宿的客栈似乎都出奇地糟糕。其中一些人到达客栈时已经冻得半死，却找不到生火的木头，也没有床可睡，只能躺在稻草上。悲惨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他们最终抵达了瓜达拉哈拉附近的一个小村落。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英梵达多公爵为教皇使节派来的四匹马拉的大马车。使节乘坐马车前往马德里。在马德里郊外，许多辆马车，无数的贵族绅士和高级教士在恭候着他。他们陪同他到了其下榻的教廷大使宫殿。从巴塞罗那出发到马德里他们刚好用了二十天时间。

这位匿名的叙述者对马德里和那里的居民均无太多好评。据他描写，那里的街道十分宽阔，要不是因为有垃圾污秽倒也算是美观。房屋肮脏丑陋，主要是由干泥巴建成的。房子只有一层，因为如果超过一层的话，一半以上的楼层就会被王室征用，供贵族、大使及宫廷官员使用。房子既没有烟囱也没有厕所，“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罐子里大小便，然后从窗户倒出去，这就产生了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如果他们不经常勤快地清理街道的话，那么街道根本无法通行，但即使清理了也无法步行走过。”从《小癞子》一书中，人们可以知道出恭的必需器具就存放在阁楼里。除了在夜间特定的时间之外，往街上倾倒粪便是违法的，这样做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处。仆人会遭到一百下的鞭笞并被驱逐出城六年，倘若他们的主人纵容了他们的恶劣行径的话，会被驱逐出城四年并被重重地罚款。街道在晚间仅仅依靠点燃在圣像前的灯照明，很不安全。你会冒着受到一帮歹徒攻击的危险，他们可能会置你于死地，并将你身上所有财物洗劫一空。如果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怀恨在心，他会毫不迟疑地雇用杀手在路上埋伏将其刺死。因为在可以雇人行凶的前提下，荣誉感并不会使人产生为除掉敌人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不切实际的需要。求爱的道路也并不安全。未婚女子理论上住在和摩尔人时期差不多森严的偏僻住所中。房子靠街一边的窗户很少，有铁格子窗的防护。铁格子窗是西班牙特有的，它是当时的打铁工匠发挥迷人的创造力设计出的。夜晚，少女们就在窗后与她们的爱慕者喃喃诉说着爱的絮语。可是，求偶的男子往往很爱吃醋又非常傲慢，他无法忍受同一条街上有另一位求爱者，此时两人便会拔剑决斗，以确定哪一个人才能留下。有时一位严厉的父亲或谨慎的兄长会从屋里出来，拔出决斗的剑将不受欢迎的求爱者赶走。

然而激起卡米洛·博尔盖塞使团记录者不满的并不只是街上的污秽。他声称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外表肮脏，举止粗鲁。当他们想要如厕时，就公然在大街上解决，丝毫不顾忌过路的行人。西班牙女人的皮肤天生就是黑色的，她们在脸上涂脂抹粉，并在鞋子上套上高高的木屐来稍稍增加身高。她们的穿着绝大部分是黑色的，她们用头巾蒙住脸，因此人们只能看见她们的眼睛。不太挑剔的观察者们会称赞她们眼睛美丽，头发繁茂，举止优雅。可是他却觉得那些女人放肆、专横、孟浪，因为即使在街上，她们也会和不认识的男子攀谈。有一次他与三个同伴——无疑都是牧师——沿着河岸漫步，他看见一个女子在洗澡，除了内衣和短上衣外什么也没穿，这令他感到震惊。坐在那里的其他女人在和四个意大利人聊天，当沐浴的女子出浴时，她褪下内衣，展现了自己曼妙的身躯，然后就毫不脸红地当着陌生人的面开始穿衣服。我们的这位作者进一步说明：西班牙人生活简陋，也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可以享用。他们用餐时不用刀也不用叉，每个人就从公用的盘子里随意取食。他们的食物煮得很难吃，上菜时也很拙劣。当一个求爱者想要表示对心上人优点的欣赏时，他就会将食物送给她。他不会像今天的情人那样送巧克力，而是送香肠和火腿，一个馅饼和一对阉鸡。这样的礼物完全不会伤害她的感情，她会爽快地收下它。

尽管在西班牙王国的领土上太阳永远不会西沉，尽管他们的舰队年复一年从印度群岛带回珍贵的金属（在当时人的想象力看来这些金属具有奇异的价值），西班牙土地上的子民们依然受到饥饿的折磨。获得并非足够吃的，而是只够使人避免饿死的食物始终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修道院每天为所有来的人提供一盘汤，为了得到这盘汤，小偷、学生、乞丐、士兵和工匠们都会耐心地在修道院门口等待。因而这也难怪美丽的女子会青睐能为她提供食物满足胃口的情人了。

但是饥饿并没有削弱这个精力充沛的民族拥有的欢乐。西班牙人很乐意拿空空的肚子开玩笑。干面包、一个洋葱和一些水就能让他们度过美好的时光。他们快乐，热爱欢笑，激情澎湃地沉溺于娱乐活动。我已经说过他们是多么地喜欢戏剧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斗牛表演、公众演出以及宗教游行。教会的节日也是公共假期。每到那时，人们就会用色彩鲜艳的幔帐装饰房屋的正面，年轻和年老的女子都会聚集在阳台上闲聊，欢快的人群涌上街头。他们对到马德里的普拉多宫或塞维利亚的赫拉克勒斯大道去的短途旅行从不会感到厌倦。有地位的男子们骑马前往，勇敢的女子们则步行或坐马车前往，她们搽了香粉因此脸庞雪白，抹了朱砂因此双颊绯红。倘若没有追求者陪伴左右，她们乐意于和陌生人展开一场调情的智力竞赛。她们会毫不犹豫地要他从流动的小贩那里给自己买橘子、糖果和其他小玩意。傍晚时分，她们会享用随身带来的晚餐。所有阶层的人都常去这些凉爽宜人的地方：工匠与妻子儿女快乐地野餐，身旁紧靠一位在保姆和情郎陪伴下的淑女。西班牙人喜欢机智诙谐的交谈，巧妙应答的天赋可以令一个人声名鹊起。无论人们在哪里相聚，都会以唇枪舌剑自娱。一个女子如果能机警地回应一个放荡的笑话，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你能令一个并无恶意的陌生人看起来像个傻瓜也肯定会赢得人们的喝彩。

正是同样的精神使西班牙人以恶作剧为乐。当然这种可悲的幽默形式当时在整个欧洲都很普遍，但我想它在西班牙是最为流行的。那片土地能够促进这一幽默形式的发展。恶作剧粗鲁而残忍，其目的就是使受骗者遭到难以忍受的羞辱，因为尊严对西班牙人而言意义非凡，他也就比其他人对受蒙骗的耻辱更加敏感。读《堂吉诃德》的人都会对捉弄那位温和古怪的骑士的行为感到愤慨。的确，要不是因为主人和男仆之间引人入胜的对话，如今读这本书很难不感到痛苦。然而，在塞万提斯时代的读者看来，正是这些恶作剧使人享受到了哄堂大笑的欢乐。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如流浪汉小说杰作中的许多恶作剧那么卑鄙邪恶。戈维多的《流浪汉帕布罗》（一部恶作剧大全）中讲述了一个可以表明当时习俗的小插曲。故事的主人公（当然是个真正的无赖之徒）前往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学习，他一直充当着一个更加富有的学生的仆人（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当他第一次到大学去的时候就遭到了学生们的包围，他们一边讥讽嘲笑他，一边从头到脚地向他吐唾沫，直到他那沾满唾沫的脸和衣服白得就像雪一样。在我读过的所有的书中，我记不得哪个笑话像以下这个那么令我开怀了，正因为它并不常见，我要将它讲述出来。

一个男仆在瓜达拉哈拉城门口等待他的主人时看见一个送葬队伍走了过来。六位牧师庄严地唱着圣歌，随行的还有四位修道士和几个送葬的人。男仆以洪亮的声音呼喊他们停下。他们照办了，但与其说是被他的外貌所打动，倒不如说是对这一新奇的场景感到惊异。其中一位牧师问他想要什么。

“死者是何人？”他问。

“如果这对你重要的话，你本可以在我们行进中发问，而不必让我们停下。”

他坚持认为让他们停下并告诉他他想知道的答案是重要的。他们回答道：

“死者是位名叫胡安·德·帕哈克洛斯的纺织工，四天前死于肾病，留下了一个年轻贫穷的妻子，名叫玛丽亚·德·拉·欧，和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满六岁。你要打听这些无聊的消息有什么重要意义？”

死者的两位弟兄中的一位跟在棺材后，他命令队伍继续前行。

“停下，我再重复一遍，”这个爱开玩笑的仆人喊道。“还有你，死去的纺织工，凭借咒语的魔力和功效，我命你精神充沛地复活，回到纺织机前继续干你的活。”

听到这神秘的咒语，所有的人都大为惊异，他们将棺材放在了地上。喧闹声吸引附近的男女老少围拥了起来。

“这是第二次，”他继续道，“我命令你这顽固的尸体，精神饱满地复活，回去织完你已经开始织的那匹布。”

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判断出这个人究竟是个疯子还是个男巫，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下达如此奇怪的指令。他的面容和举止都无法让人联想到圣徒。人们踌躇着，他们连眼睫毛都不眨地盯着死者，开玩笑的家伙提高了嗓门又一次叫了起来：

“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请求了，我命令你，死去的纺织工，健康地起来，回去使用你的梭子，那是你一家人谋生的手段。”

那具不听话的尸体依然没有动静，于是这个无赖就说：

“前进吧，先生们，把葬礼继续进行下去，我向你们保证同样的事情我已经干过两次了，是对托莱多和欧卡纳的两个死人，他们都没能复活，请原谅我耽误了你们的时间。”

说完这番话后他拔腿就跑，身后紧跟着被激怒的人群。他躲到一座修道院中去避难并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修道士们，他们觉得非常有趣，就帮助他安全逃脱了。

蒂尔索·德·莫里纳在一本单调乏味的书《托莱多的乡间小屋》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尽管这些恶作剧粗野残忍，但西班牙人在相互交往中却仍保留了小心谨慎的礼貌形式。礼仪性的措辞已经成为日常对话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说“我亲吻您尊敬的双手”或“我匍匐于您尊敬的脚下”仅仅是出于礼貌罢了。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了对封号的热爱，那些被册封的人彼此之间一丝不苟地称呼着对方的封号。普通大众与贵族绅士一样重视血统的纯正，这很可能是自犹太人或摩尔人的血统带来了各种残障无能之后开始的。他们陶醉于自己高贵的出身，男人和女人很少会告诉你他们人生的故事（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而不声明他们是出自怎样显赫的家族的。在洛佩的戏《善于辞令者的奖赏》中，当女主人公得知她的追求者想要找点东西阅读时就将族谱给他送去，想要向他显示自己家的门第和他们家的同样尊贵。洛佩的父亲是个刺绣工，可他却声称自己是阿斯图里亚斯的贵族世家的后裔。即便是明智的塞万提斯也毫无根据地声称自己来自高贵的萨维德拉家族，尽管他的父亲只是个兼外科医生的理发匠，在不同的城镇间奔波，给他的病人拔火罐、去水疱。我可以顺便提一提在索洛沙诺的传记中偶然读到的一个小插曲。索洛沙诺是位著作等身的流浪汉小说作家。有一段时间他为那不勒斯一位知名的总督贝纳文特伯爵担任秘书。国王想要给他的服务以奖赏，于是就一分钱也不花地赐予他一个头衔并允许他出售。他把这个封号转让——无疑是以一个好价钱——给了某个叫做维森西奥·安东尼亚尼的加埃塔的当地人。我想如今人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追随这一习俗：贫穷的官吏在晚年可以通过这一途径缓解经济上的压力，而不需要花纳税人的钱，生意兴隆的商人或幸运的经纪人则可以体面地跻身贵族阶层。

我已经提到过爱情是一种在初次相见时就会抓住其“受害者”的情感。男人和女人一样（至少在戏剧和小说中），惊鸿一瞥，无意间看见的美丽身影就会激发出强烈的爱意。爱情是如此炽热以至于在清晨——曙光是他们起床的信号——爱的力量就将他们牢牢占据。我认为我这样说是不会错的：另一方面，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一直到情人们喝下第一杯鸡尾酒寻求慰藉之前，那种被误称为“柔情”的情感对他们的控制是微乎其微的；爱情的狂热被控制在理性判断力的范围内直到工作结束为止。在西班牙，人们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沉浸于爱河中。这是一个很自然地会用夸张方式说话的民族。当我们说“这太让人讨厌了”的时候，他们则会叫喊道，“这整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不快乐的人么？” 我已经讲过士兵米格尔·德·卡斯特罗用什么样的措辞来形容他的心上人了。西班牙的情人会从天上攫取明月献于爱人的脚下；他那火焰般充满激情的天性会把太阳也扯进来；他遍寻古典神话来表达自己澎湃的欲望，动植物的王国恰好为他提供了充足的隐喻之源。这样的爱情是以婚姻为目标的，特别是当女子的出身和财富都令人满意时。但这究竟是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审查制度或是出于西班牙人对家庭生活天生的渴望，我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燃烧在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尽管他们的表白如此浪漫——非常诚实地说是来源于性的需求，关于这一点男女双方都不会伪装。结婚仅仅是床笫之欢必需的前奏。男人们天性好色，女人们也强烈渴望着享有肉体的欢娱，人们常常期待着婚礼的到来，可接下去却很难让殷勤追求的男子履行自己的诺言。在西班牙的戏剧舞台上有一长列出身名门的女子在为她们失去的尊严而哀悼，在整个三幕剧的演出中，她们都在通过苦苦乞求来纠缠背信弃义的情人，或以复仇相威胁。舞台上回荡着她们呼唤正义的声音。她们并不试图隐藏自己的耻辱，但会利用每一种韵律格式大事声张为之恸哭。必须承认的是，当心有不甘的情郎被迫无可奈何地兑现自己的誓言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兴高采烈，这使得观众欣慰地相信这对夫妇从此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西班牙人固执地相信贞节的价值堪与宝贵的珍珠媲美，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西班牙戏剧中的女性角色对此却十分地马虎大意。丧失贞节带来的危险一直在她们的眼前。不但强奸者可能在她们困难时置之不顾，她们的父亲和兄弟也许也会认为只有死亡才能洗清她们名誉上的污点。在《萨拉美亚的市长》中，伊莎贝尔被士兵绑架，并遭到了统帅的强奸。虽然她的兄长只是个农夫的儿子，却拔出匕首刺向她的心脏，幸亏他们的父亲及时出现才阻止了这一切。这个可怜的女子，尽管决不该受到指责，却认为死亡不过是自己应得的报应。当发现自己的父亲被捆在树上的时候，她不愿为他松绑，因为她坚信在她说完想说的话之前，父亲就会将她杀死。直到她以优美的韵律详尽地告诉了父亲自己所承受的凌辱后才释放了他。但是她的父亲决定如果她进入修道院就可免一死，他用残酷的常识述说道，作为基督的新娘，她选择了一位不会对贞节大惊小怪的丈夫。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危险的遭遇，那些软弱无能的人仍然显得极其缺乏谨慎。他们对于贞操的标志——处女膜的态度比当今的女演员对一串被巨额保险了的珍珠的态度还要更加疏忽。

关于这一点，研究一部叫做《塞维亚的浪荡子》的戏剧会颇有启发。这部戏在世界上引起了一些骚动。戏的作者是修道士加布里尔·特列兹，他以蒂尔索·德·莫里纳为笔名进行创作。我要顺便提一句的是他很好地处理了牧师的相关事务并以模范方式履行了他的宗教职责。《塞维亚的浪荡子》一定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戏剧之一。西班牙的戏剧作家们（或许是合理地）从不太在意规则，但还没有几部戏剧作品像《塞维亚的浪荡子》那样，非常随意地发展故事情节。整部戏极不连贯，场景一个接着一个，彼此之间没有适当的顺序。作者根本不顾事实的可能性。村野之夫沉湎于华丽动人的辞藻，即便是有教养的尤弗伊斯也会对此感到震惊。剧中人物的举止行为都缺乏基本的常识。角色塑造因循守旧。如今，当一部戏结构拙劣，人物表演不合情理，零碎材料到处都是的时候，人们会端坐在那里，说这部戏有艺术气氛。我猜测人们也可以说《塞维亚的浪荡子》具有同样含糊不明的特质。它必定具有一种奇特的、邪恶的生命力。阅读它的人不可能不惊讶于这样一部蹩脚之作居然能有如此辉煌的命运。以这部戏为基础的改编本数不胜数。它启发了诗人和画家，雕塑家与作曲家。因为，唐璜正是在这部戏中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从此之后，人们从不曾对他感到厌倦。我想这也证明了，任凭你写得怎样糟糕，任凭你干得如何拙劣，如果你碰巧创造了一个典型形象，就可以流芳万世了。你赋予了他生命，他将使你永远铭记于人们的心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堂吉诃德、桑丘·潘沙和唐璜是三个不朽的人物形象。

将这部戏中的唐璜与后代人逐步塑造出的唐璜形象加以比较是件奇妙的事。但首先请注意到石像参加晚宴的那段情节是个巨大的绊脚石。事实上作家们都感到他（或它）是个很难处理的棘手角色。当他进入晚宴大厅之后——这一刻不可能不充满戏剧性——他们中没有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比起他的后继者，蒂尔索·德·莫里纳将这一场景处理得更是一塌糊涂。石像与唐璜共进晚餐，然后唐璜又和石像一同去晚餐。本来只需要一个场景，剧作家却设计了两个，这么做令人惋惜地削弱了戏剧效果。然而，正是这一剧情的小插曲赋予了他创作整部戏的想法，在从头至尾的过程中他一定要逐渐将它推进。他创造出唐璜这个人物，也是针对这一插曲的。蒂尔索·德·莫里纳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戏剧性的事件激发出想象力的剧作家。当他开始戏剧写作时却发现他设计出的表现这一事件的人物形象倒使得事件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了。尽管这部戏的情节并不足取，悲惨的结局十分怪异，可是唐璜的形象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后代人将他描绘成一个伟大的情人，激情澎湃但变化无常。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把他无法满足的欲望看成是对生命的比喻，其他人则把他的反复无常当作人类孜孜不倦追寻理想的象征。还有些人认为他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俗世的爱情是为了不顾一切地追求柏拉图所描绘的那种圣洁之爱。然而蒂尔索将他的这部戏命名为《塞维亚的浪荡子》。他笔下的唐璜并非伟大的情人，而是个肆无忌惮的私通者。但他的享乐并不仅仅局限于欲望的满足，还包括戏弄：一半的乐趣存在于他实施的种种欺骗。他通过计谋、空头承诺和对地位的大肆宣扬来得到女人。当他把她们骗到手之后，就会高兴得笑破肚皮，因为他将她们愚弄了。这和当别人要坐下时将椅子抽掉是同样性质的玩笑。在唐璜的身上审慎与勇敢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营救溺水的仆人，然而在他谋划引诱女子的同时又会准备好脱身之计。他敢于鲁莽行事是因为不会冒任何风险：他的父亲是法院院长，也是国王的宠臣。他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尽管对于那些会受到上天惩罚的威胁不屑一顾，他仍完全打算及时与上帝言归于好。他不懂得感恩，对他人的痛苦也无动于衷。他英勇仗义、机智诙谐而且彬彬有礼。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流传至今。唐璜是如今放荡的年轻贵族子弟的祖先，他拥有绅士的举止风范和感化院男孩的冲动本能，他与职业拳击手、赛马骑师和在酒吧里郎当度日的人结交朋友。他性情和善但不讲道德，喜欢他的人将他描绘成他自己最糟糕的敌人。一个可怕的鲁莽之人。女人——尽管他像对待厨房女佣那样对待她们——爱慕他。她们不顾廉耻地欣然倾心于他，以至于他自己都常常觉得尴尬。女人这奇怪的动物啊！匪徒和骗子会告诉你他们那一行的艰难之处倒不在于警察的警惕小心或同伙的不可信赖，而在于性的迫切要求。

在《塞维亚的浪荡子》中，女人们的行为的确非常轻率，她们那些愚蠢的念头如此空虚无聊，以至于几乎可以为恶棍的罪过进行开脱。还是处女的女公爵伊莎贝拉在夜晚允许一个敲门的男子进入了闺房，她以为那人是自己的求爱者，就和他上了床。当灯光点亮之时，她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把童贞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唐璜幸免于溺水而亡，渔家女蒂丝贝雅在自己的小屋里为他提供了避身之处。他只不过承诺要和她结婚就使她立即屈从于他的求爱。阿娜与唐璜最亲密的朋友相爱。她与爱人有约，于是唐璜便施计摆脱了他，自己代替他前往赴约并将阿娜强奸了。阿敏妲是个美丽的农妇，当唐璜看上她时，她正要与巴翠西奥结婚。唐璜告诉巴翠西奥自己已经和他的新娘睡过了，新郎的尊严迫使他离开了阿敏妲。唐璜来到了新房，向阿敏妲夸耀他是怎样伟大的一个人（当然承诺要娶她），从而将她引诱上床。也许对于这些女子——公爵或是农妇——而言，处女膜是她们最无价的财富，但她们全都糊里糊涂地匆忙摆脱了它。小说《女流浪汉贾斯廷娜》中的女主人公就并非如此。她非常了解贞操的价值，尽管男人们——学生、理发师、虔诚的隐士以及道貌岸然的教堂司事——都试图勾引她，她却以计谋和机智挫败了他们的企图。她将他们的财富掠夺一空，但没有给予任何报答。因此当她最终嫁人的时候，可以骄傲地说，红宝石色的潮水将给银白色的婚礼床单涂上颜色，她的童贞可以光荣地得以证明。凌乱污秽，但充满说服力！

然而有一些刚愎自用的人却宣称小说和戏剧并不总是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礼节和风俗。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非凡的塞万提斯的家庭与他所属的中产阶级的其他家庭有很大区别。在关于其家庭成员行为举止的记录中，有大量的内容会刺痛文明时代的道德感。塞万提斯的姑妈玛丽亚作了副主教的情妇，而玛丽亚的父亲则是位严厉正直的法官。当尊敬的副主教先生逃避支付为补偿她失去的贞操而承诺给她的钱的时候，她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动用了法律的权威。塞万提斯有两个姐妹，玛德莲娜和安德里亚。她们俩都靠卖淫这种轻松而且更容易赚钱的方式来补贴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要不是因为堂·阿方索·帕切科·德·波尔多卡莱拉——尽管他有一个光辉的名字——赖账不肯给玛德莲娜五百个达卡金币的话，塞万提斯本来早就可以从阿尔及尔的俘虏中被赎回了。阿方索先生似乎是个不守信用的付款人。他答应给安德里亚五百个达卡金币（“因为我对你负有重大的职责”），但最深入的调查研究也未能显示出他履行了诺言。看起来不愿意为他人提供的服务付钱好像是这个家族的特点，因为安德里亚不得不对阿方索的弟弟提起诉讼，控告他没有兑现承诺过的金钱和珠宝。但幸运的是，尽管如此她还有其他更慷慨的爱慕者：一个叫做胡安·弗朗西斯科·洛卡德罗的意大利人曾给了她一定数目的现金、服装和一些家具。其中的一部分是五卷塔夫绸，在后来缺钱的时候，塞万提斯就拿去典当了三十个达卡金币。

在他娶卡达利娜·德·莎拉萨之前不久，塞万提斯和一个叫做阿娜·弗兰卡的女演员生了一个女儿，被称作伊莎贝尔·德·萨维德拉。在她十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于是她的姑妈玛德莲娜就把她当作女仆使唤。可是，她似乎并没有将少女之身保持很长时间，也很自然地不再做仆人了。后来，她获得了在家中作为女儿的合法地位。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她的姑妈们年老色衰，全家人转而要依靠她（塞万提斯靠写作挣的钱微不足道）维持生计了。在《堂吉诃德》成功出版没多久，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故降临到了它的作者身上。一个叫做加斯帕尔·德·埃斯皮勒塔的浪荡子在塞万提斯的家门前受了伤，被抬进屋后就一命呜呼了。负责调查此事的长官得知这家女子的举止言行引起过流言蜚语，他认为关于这件命案他们知道的内幕比他们选择说出来的要多，于是便逮捕了塞万提斯、他的妹妹安德里亚和她的私生女康斯坦萨，塞万提斯的女儿伊莎贝尔以及住在那里的其他女眷。他还逮捕了一个名叫西蒙·门德斯的富有的葡萄牙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伊莎贝尔的情人。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中的任何人与这次犯罪有关，但参加判决的四位官员禁止西蒙·门德斯与伊莎贝尔·德·萨维德拉再有任何往来，女士们尽管从监牢里释放了出来，但仍要在家中受到拘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伊莎贝尔在一位叫做胡安·德·乌比纳的成熟已婚男士的监护下独立生活了。当伊莎贝尔（带着八个月大的婴儿）和某个名为路易·德·莫里纳的人结婚安定下来时，也正是他为她置办了嫁妆。

这些就是西班牙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位杰出作家的家庭故事。

这一切给塞万提斯传记的作者们造成了很大的不安，他们动足了脑筋想要隐瞒这样的事实：塞万提斯是个贫穷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他先依靠自己的姐妹然后又依靠自己的女儿出卖肉体来从中获利，并丝毫不为此感到耻辱。其实，用一个时代的标准去衡量另一个时代的人是不合情理的。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现在会认为靠自己的女性亲属卖淫生活是不光彩的（他并不需要如此），但是他会毫不迟疑地夸赞一位评论家的著作，以此换取评论家对自己作品的赞许。从道义上来讲，这两种行为无一可取。也许我们所知道的人当中没有人比塞万提斯更加宽容了，可是宽容并非一把雨伞——你觉得要下雨时就带上，天晴时就丢在家中；宽容，是你在人生的任何境遇下都会随身携带作为支撑的东西。塞万提斯既然能宽容地对待其他人的行为，就没有理由不能用同样的宽容来看待他自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从大多数人的行为当中，你可能会断定只有在丝毫不关心的事情上才需要宽容，然而恰恰相反，正是在那些你非常在乎的事情上才有必要宽容。宽容是人类战胜无情的利己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塞万提斯传记的作者们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圣人。真是愚蠢呵！艺术家不需要被洗刷得一清二白。你必须如实地表现他，否认他的缺点是不恰当的：没有了缺点，他就不再是他本人，也就不再是个真实的艺术家了。作家通过观察塑造角色，但只有当这些角色都是他自己的时候，他才能赋予它们生命。作家的性格层次越丰富，他能创造出的人物也就越多。塞万提斯不仅仅是高尚的堂吉诃德，他还是机敏忠实的桑丘，是卑鄙的希内斯·德·帕萨蒙特，是理发师，是牧师，是爱开玩笑的桑松·加拉斯果。艺术家和试图与上帝沟通的神秘主义者一样，灵魂是与尘世分离的。他生来就拥有神秘主义者通过压制欲望去寻求的自由。他超然物外。艺术家的是与非并不同于普通人的是与非。如果愿意，普通人也可以对他加以谴责。但他只会耸耸肩，继续认真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然而普通人倘若明智的话就不会急于这么做。在我们对他人的评判中包含着太多的虚伪。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理想中的形象，并用它去衡量我们的同伴。但是当我们阅读佩皮斯的《日记》或卢梭的《忏悔录》（其中道出了一些事实），当我们研究瓦格纳的生平时，都会感到震惊：我们忘记了我们不愿正视私下的自己。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了解到有关他的全部事实——看起来不会像个堕落的怪物。但我也相信几乎没有人不是同时也具备道德、善良和美丽的。塞万提斯毫不犹豫地依靠姐妹们的放荡行为获取好处。他有时从事的买卖会令他深陷重重麻烦，以至于很难确信他是个诚实的人。但同时，他勇敢、坚忍、仗义、心胸宽广。

有名望的旅行家会对西班牙道德的放纵感到震惊，这也许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凡·阿森斯是在菲利普四世统治期间来西班牙游览的一位财力雄厚的绅士。“除了在马德里各处都能找到众多的放荡女人外，”他写道，“还有些女人生活在某些固定的街区，这些街区受到政府的支持，为去那里的人提供住宿……她们可以从市政府那里领取薪水，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此声名狼藉的一份职业会有人孜孜以求的原因。当一个年老的妓女死了，或是因为染上梅毒而不能接客的时候，就会有人向地方官员申请填补空缺……因为政府的宽容和不加处罚，她们就这样犯下罪孽，而且几乎不会放弃公然从事的卖淫行为，尽管一年当中有一天是专门用于规劝她们悔过的。在大斋节的一个星期五，一到两个警察会护送她们前往悔罪者教堂。她们坐在讲道坛旁边，讲道的教士尽其所能地想要打动她们的心灵，但几乎没什么效果。”

在徒劳地进行完规劝她们改变生活的讲道之后，教士从讲道坛上走下来，将十字架展现在她们面前，说道：看着主，拥抱他。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了，她就会立即被人带走，关进忏悔室。但通常她们根本不会去抓住十字架，而只是垂下头，掉几滴眼泪，在做完愁眉苦脸状之后又继续放荡的生活。她们会常常被灌输以抹大拉的圣马利亚的故事，但这并不能感化她们去效仿她的行为。

我很难相信政府会将温情主义发挥到给这些女人发放最低生活工资的地步，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确划分出街区供她们定居。当她们从这些街区出来时——她们经常借助各种托辞这么做——皇家法令规定她们必须披上黄色的头巾，以免被误认为是良家妇女。但是——这是女性心理有趣的一点——令合法的披戴者愤慨的是，良家妇女也裹着同样颜色的头巾。为了抵抗“非专业爱好者”的不公平竞争，这一古老行当的合法成员决定蔑视法律，改用黑色的头巾替代黄色的。可是我无法探知这是否达到了她们想要的效果。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要感激弗朗西斯科·马林先生，他的博学使我对关于那个时代规范的一些有趣的真相有所了解。看起来在1468年11月4日这天，斐迪南国王在没有与伊莎贝拉女王一起的情况下独自签署了一道皇家法令，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件事有点伤风败俗。法令宣称鉴于堂·阿方索·亚涅斯·法克萨尔多在对抗摩尔人战争中的杰出功勋，将赐予他及其子孙后代一件永不撤回的礼物。这件礼物就是他们将永远占有阿方索为了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而占领的摩尔人土地上的妓女们居住的街区和房屋。阿方索可以扣押格兰纳达王国所有的妓女，其他人严禁收留她们。他有权将房屋出租收租金，并索取贡品。以后的君主批准他的后代们也拥有这一赏赐。如果不是永远的话，那么至少几代人都持续享受着赏赐带来的酬金。

当然，不管是阿方索还是他的后代都不可能亲自从事这项赚钱的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财产被逐渐分割了。一个挥霍的贵族不得不变卖部分的遗产，一个出嫁的女儿需要嫁妆，国务大臣需要贿赂，其结果就是房产被分割给成许许多多份，每个人得到了十二到二十间房屋。房屋的主人必须要选择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照看生意。这个人被称作“阿爸”。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面职位，并且有利可图。“阿爸”的提名要经过市政府的批准，当提名通过之后，他就会在议会官员面前宣誓要遵守法规。这些法规规定他每间房屋每天收取的租金不应超过一个里亚尔（他对此不予理睬），而且要提供一张床、两张床垫、一个枕头和一条被单、一把椅子、铺在地板上的席子和烛火。一个里亚尔相当于当时英国的六个便士，但是当然，价值是现在的十倍，甚至更多。年轻漂亮的女子一天能挣到四到五个达卡金币，但年老色衰的只能挣到几个便士。尽管严格禁止，但“阿爸”会将衣服出租给他的客人们，当客人们手头紧的时候，他还会向他们放高利贷，他们可以用任何财物或预期收入作为抵押。总而言之，这些令人尊敬的人们从他们的职位上捞了不少好处。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女人们觉得离开分配给她们的街区到城市的不同地方定居对她们更加有利。她们只要庄严地宣誓打算不再卖淫，要过正派清白的生活，就会获准离开。其结果就是政府不再拨款贴补妓院了。“阿爸们”向市议会正式提出了抗议——不，并非你想象的那样，因为这夺去了他们的生计，而是出于公共道德的名义。他们呼吁议会关注这样的事实：“这些堕落的女子在大街小巷游荡”（因为她们当然从未有过改变生活方式的念头），引诱男人们到她们的房子里去“享受肉体的缠绵”，尊敬的官员们可以想象出这会引发多少的社会弊病。他们要求要么把妓女们驱逐出城，要么就命令她们返回妓院。市议会的元老们严肃地考虑了这件事，但他们已经通过了1623年的法令，废除了整个王国中声名狼藉的妓院。因而，很多受人尊敬的市民失去了他们谋生手段，阿方索的子孙后代一定在辛酸地自忖：拥有一个在抗击摩尔人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祖先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在我绘声绘色地描述的这一奇特画面中”（再次引用我喜欢的荷兰人凡·阿森斯的话），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和我一样对黄金时代西班牙人展现出的形象感到惊讶。就我而言必须承认这与我的预想丝毫不符。这些西班牙绅士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威严、缄默、谨慎的人。我们想象中的人与当时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的快乐、放荡、好色的人之间的区别如此巨大，让人困惑。的确，当你看到普拉多博物馆中埃尔·格列柯的一系列肖像画的时候，你很难相信他画的这些人与蒂尔索·德·莫里纳的《托莱多的乡间小屋》（我讲述的恶作剧的人和死去的纺织工的小故事就取材于这本书）中出现的人来自相同的民族。你无法想象这些病态、忧郁、穿着奇特的绅士们居然会瞎搞胡闹。凡·阿森斯说西班牙人在公共场合表现得非常庄重、严肃、保守，“但是在私底下，在那些很熟悉他们的人面前，他们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你无法把他们当成相同的人”。这倒是有趣的一点。他们看起来似乎戴着一张面具。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奥地利王室把庄重看成是帝国威严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同一位旅行家告诉我们有一天王后在用餐时被小丑的巧妙言语和滑稽动作逗笑了，当时就有人提醒她这么做会有损王后的尊严。我们知道国王受过训练，他的情绪不能通过举止或表情显露出来。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和舌头都在动，但不允许用任何手势，面部也没有任何变化。这种令人难忘的庄重严肃可能被那些与奥地利宫廷有联系的国家加以效仿，从而成为了文雅的标志。而后，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中，西班牙人生活在敌对的人群当中，而且那些人比他们更加富于机智：愚蠢的人很自然地会假装出威严的态度，作为防卫去抵挡他们无法理解的智慧。在处理与隶属种族之间的关系时，这或许对他们十分有用。然而即便在自己的国家，他们也总是怀疑外国人，于是便通过傲慢不逊及礼仪客套与外国人保持距离。这些特征很自然地会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当作家们在戏剧和小说中描绘西班牙人时，人们会期待他们抓住这些特征作为典型。一个典型一旦确定下来就很难消亡。在今天英国的戏剧舞台上，还有谁会相信说话不打手势的法国人或心神不恍惚的数学家！自高乃依开始的作家们所描绘的西班牙人不苟言笑、骄傲、妒忌、充满激情、沉迷于自我的尊严，这一形象已经具备了显著的戏剧价值，难怪浪漫时代的作家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它，因为它恰好符合感情夸张的戏剧性的独特需要。

但这些仅仅是猜测罢了，读者可以相信也可以置之不理。

九

一个吸引我选择这一主题的原因在于可以有机会写一写埃尔·格列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喜欢画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我本打算让我的主人公坐着让他画像，认为这样便有机会描绘我所看到的那个奇特的画家了。

画家总是憎恨作家们表达他们对画作的观点，这倒也并非不近人情，因为作家们写下了太多有关绘画的荒谬之论。画家们常常以十分强烈的方式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对绘画作品发表权威意见，而从文学视角出发去看画的作家不可能了解画作的独特价值。作家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欣赏，如果有钱的话就将画买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狭隘的思考方式。他们声称只有画家们才应该讨论技法，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技法并非绘画的全部。你也许会说只有剧作家才懂得欣赏戏剧。戏剧艺术同样有技法，尽管它的技法并不像一些专家们所伪称的那么深奥，然而那是只有剧作家才关注的事情。试图理解一种艺术所采用的技法可能会偏离主旨。它甚至会带给外行一种熟知内情的感觉（就像能叫出一个高级餐馆领班侍者的名字一样），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感觉十分惬意。但这并非欣赏艺术的必须，可能还会对欣赏造成严重的妨碍。我们知道画家们往往是相当蹩脚的绘画鉴赏家，由于他们过于热衷技法，因而忽略了虽与技法无关但却能给一幅画带来真正价值的那些优点。技法不过是艺术家达成目的的手段。它仅仅是关于在特定领域达成卓越的最佳方法的知识，即使是一个平庸之辈也可以逐渐通过努力获得这种知识。但仅凭技法既不能触动心灵，也不能振奋精神。而不够成熟的技法也不能阻止艺术家震撼人心。我认为人们没能充分意识到艺术家面对自己所创造的作品的态度与观看者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两者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目前我将暂时不涉及艺术家的立场，而是从观看者的角度来考虑艺术作品。

不过我首先要说明一个词的含义。“艺术家”这个称呼如今已被赋予了一种价值判断。而且（尽管画家们并不过于拘谨）我们中大多数从事某项艺术工作的人羞于承认自己是艺术家，正如羞于承认自己是绅士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称呼是受时尚摆布的产物。一位画家在某一阶段也许会被当成艺术家，而在另一个阶段又会被看作是手段纷繁的骗子。而且这个称呼并不总是与卓越成就相符合，这就使它更加模糊混乱。我猜想很少有人会否认艾迪生是比查尔斯·狄更斯更伟大的艺术家，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哪一个才是更加伟大的作家。“工匠”这个词会引起不幸的联想，同时它也不能体现出作为艺术核心的创造行为；而“创造者”这个词则过分地自命不凡了。除了“艺术家”这个词以外我想不出其他合适的词了，因此我只能用它，但是我指的仅仅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他或许是位出色的艺术家，也可能很糟糕。

很久之前我就发誓要脱离在我年轻时代非常普遍的一种异端邪说，即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奥斯卡·王尔德在英国普及了这一理论，王尔德是从惠斯勒那里了解到这一观点的。它赋予艺术愈加深奥的品质，从而使艺术家感到满意。有教养的公众以这一群体特有的谦卑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们总是从艺术家们对其表示出的轻蔑中获得一种受虐狂式的愉悦。在受到恫吓胁迫之后，他们只能以一种超越普通民众的优越感而聊以自慰。唯美主义坚信艺术品的目标就是要唤起审美感受，在你感觉到美的时候，你也就获得了艺术品所必须给予你的一切。然而一种导致虚无的感受又是什么呢？体验美感是令人愉快的，所有的愉悦都是好事。可是喝一罐啤酒同样也是件惬意的事，而至今无人能说明，如果仅仅作为愉悦而言，两者谁更胜一筹。伦理道德家们试图证明精神的欢愉比感官的欢愉更加强烈也更加久长。但他们并不能令人信服。没有任何欢愉是耐久的，若要满意就必须不定期地少量享受欢愉。每天聆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就如同天天吃鱼子酱一样乏味。在年岁的增长将感受力磨钝之前，通常的经验肯定是感官的享受要比精神的享受更加生动强烈。我们都认识为了乐趣而博览群书的人。他们狼吞虎咽读书的样子就如同芝加哥的一种吞食家猪的机器，只不过他们的另一端并不会生产出香肠来。我们也认识在美术馆里虚度时光、进行愚蠢沉思的人，他们比抽鸦片的人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还更糟，因为抽鸦片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洋洋自得。感受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圣特雷萨一再坚持这一点：与神性融为一体的心醉神迷只有在能激发出更伟大的创造力时才是宝贵的。无论审美感受是多么美好多么微妙，它的价值只有在能够唤起行动的时候才得以体现。

不管艺术家是否有意为之（在我看来，他鲜有此意），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种信息。这与艺术家本人无关。从他的立场来看这也许只是其绘画行为的副产品。就好像燕子筑巢哺育幼雏，却不会意识到由于燕窝具有壮阳的功能，孱弱但好色的中国人会用它来熬汤。这一信息以两种声音传达。一种声音认为艺术品是暂离苦难生活的一种消遣和逃避，是对这尘世间不可避免的残酷行径的一丝慰藉，是远离人世喧嚣的一段休憩，是摆脱艰辛劳作的一次释放。这已相当重要，倘若一件艺术品仅仅要传达这一信息，那么它就可以证明自身的价值。然而伟大的作品还会发出另一个声音：它们丰富了人类的灵魂，从而使之能够进行更加高贵更加富有成效的活动。它们的效果在于激发了高尚的事业。但若是你问我高尚的事业指的是什么，我必须承认这很难作答。不管怎样，我暂且乐意接受弗雷·路易·德·雷昂的那句名言：“生命之美，不过就是每个人均能遵从其性情与追求而行动。”

尽管洋洋洒洒写了这么长的导言，我倒不想过多地谈论埃尔·格列柯的绘画作品。没有什么比描述一幅画里的绿黄蓝等各种颜色更加单调乏味的事了。即便把照片放在面前，你也不可能将这些色彩在脑海中形象化，叙述者的热情对你而言也是无关紧要的。能说出埃尔·格列柯采用的那种素净的银色非常动人就足矣了。每当艺术评论家们开始谈论上面的和下面的三角形，就像他们说到《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时那样，或是谈及《圣莫里斯》画中内部和外部的椭圆形的时候，我就会叹气。难道他们真以为艺术家会费工夫考虑这些事？人们将绘画作为一个整体观看，这是造型艺术相比描述艺术的优势之一。而且正是作为整体，画作才得以打动人心。对绘画各个部分的研究只不过是娱乐消遣。经过分析的感受就不再是感受了。我并不认为画家创作一幅艺术作品与其他艺术家有什么不同。艺术家是通过直觉与知识的结合进行创造的，而他的知识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前辈，一部分来自于他曾犯过的错误。我对于埃尔·格列柯怀有最崇高的敬意，如果说我的钦慕还有些资格的话，那也许是因为我从他那里挖掘出了我所能获得的一切。就我自己而言，在一件艺术品给予我强烈的感受之后我就无法再次体验这一感受了，正如我不能在用过餐之后再吃一顿饭。在这方面我与奶牛大不相同。人们对一切都会感到厌烦。但是隐藏在艺术品之后的艺术家的性格却会继续存在，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乐趣。人是如此复杂的动物，倘若你用心了解艺术家的作品，这一兴趣会始终持续。

因而我所关注的是这个希腊人的个性。我只知道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它，可我们又被告知要避免使用这个词。已故的杰出人士福勒告诉我们不要以任何借口去使用“迷人的”这个词。他悲伤地询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有趣的”或是“复杂的”。然而这几个词的含义的确有所不同。如果说用词必须合理的话，那正体现在这里。在我看来，“迷人的”这个词暗示了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一个诱惑你去解答的难题和一个需要调动你全部的敏锐感觉去挖掘的秘密。知道它是从“迷惑人的诡计”这个词而来的也挺好。到如今这个形容词已经获得了它自己的含义。那么我可以大胆地说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比埃尔·格列柯更加迷人。我一直想知道是不是从关于他生平的点滴琐事中，从某些熟悉他生活境遇的人那里以及从他奇特而美丽的画作中我们才获得了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连贯印象。如果我要通过文字来为他描绘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那么这些信息确实很关键。同时，我认为这样我或许可以解释在他的画中的某种神秘的东西，这至少会令我自己觉得满足。

关于埃尔·格列柯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而那些微少的了解又出乎意料。直到最近以前，人们一向认为他出生于1545年左右，或者更晚些，因为在一封日期为1570年的信中，胡里奥·克罗维奥向红衣主教法尔内塞举荐了埃尔·格列柯，胡里奥将他描述为一个年轻人。可是近来有一个博学的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桑·罗曼先生证明了他出生于1541年。在他近三十岁的时候胡里奥·克罗维奥竟然还称他是年轻人，这似乎有些奇怪：在当时，甚至更晚些时候，那样的年纪被看作是成熟的壮年而青春业已逝去。不过这倒与朱塞佩·马丁内斯关于格列柯在很老的年纪才去世的陈述十分契合。人们都知道他死于1614年。比较合理的解释或许如此：胡里奥·克罗维奥认为这样说能激起潜在资助人的同情。要么就是因为在七十三岁高龄的他看来一个三十岁的人也不过是个男孩。在信中他还进一步将格列柯说成是提香的学生。乍一看这让人颇感惊讶，因为据我们了解他的主要作品都体现出丁托列托而并非提香对他的影响。但是埃尔·格列柯早期的绘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提香的模仿。而老谋深算的胡里奥·克罗维奥很可能认为将这个年轻人称作是那位较有名的大师的学生会更有帮助。埃尔·格列柯出生在克里特岛。人们对于他的童年一无所知，但却认为他是在修道院的学堂里学会画画的，绘制宗教肖像长久以来一直是那里的一项繁荣产业。后来他前往威尼斯，但究竟是在什么年纪就不确定了。他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之后便在罗马定居了下来。他似乎在那里生活了五六年，然后在1575至1577年之间，那时他大约三十五岁，就去了西班牙，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普遍的观点认为埃尔·格列柯将托莱多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据称，他从建立在一块岩石之上的那座城市的灰色城墙上和周围乡村朴素的氛围中得到启发从而获得了具有魔力的色彩。据说正是与西班牙人性格的碰撞使他逐步显露出一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很少体现出的独创性，是与狂热的西班牙宗教信仰的接触使他完成了神秘的升华，从而激发了伟大宗教画的创作。埃尔·格列柯始终被看作是个性情质朴的人，他对俗世的事情漠不关心，而是沿着孤独的苦行之路，抱定决心只想表达自己全神贯注的想象力。他晚期的绘画作品中有稀奇古怪的扭曲变形，这似乎是他为表现一种精神体验所做的最后努力。

这种说法似乎颇有道理，浪漫得足以令想象力感到满意，而且清晰连贯。可是当你考虑到对埃尔·格列柯的一切认识，考虑到他的画作中显现出的与这种说法不符合的种种迹象的时候，就会质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早在前往西班牙之前他就已经采用那些素净的冷色了。或许这些颜色是他在克里特岛的修道院里学习绘制宗教肖像画时学会使用的，抑或是他凭借自己敏感性而发现的。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从未离开意大利的话，这些颜色就会有所不同。在埃尔·格列柯去西班牙之前，他为胡里奥·克罗维奥绘制了一幅肖像。奇特的是，这幅画中的风景里出现的扭曲天空与他在晚期作品中经常画的天空完全相同。事实上，在托莱多你并不能够像在威尼斯一样经常看到那样的天空，而它的确出现在圣洛可大教堂中丁托列托的若干幅画里。在《花园里的圣母》这幅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厚重的灰色云朵，它们轮廓生硬，就仿佛是从凝灰岩里被切割出来的，这是非常典型的埃尔·格列柯画法。

关于他去西班牙的原因人们一无所知。当然，可能他是想去那里找份工作。当时的一些艺术家被聘请前去装饰马德里附近的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一个在家乡找不到活干的画家很可能认为去国外碰碰运气是值得的。于是，在伦敦找不到工作的演员们就去了纽约，并往往会获得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不能达到的成就。某个与埃尔·格列柯同时代的叫做曼西尼的人声称他离开罗马是因为画家和艺术的赞助人们都憎恨他对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所做的评论。教皇认为那幅画中的某些人物形象有伤风化，想让人重新画一遍。于是埃尔·格列柯就说要是他能将整幅作品摧毁，他可以创作另一幅画，“作为艺术品，它一点儿也不会比米开朗琪罗的差，此外还会既纯洁又高雅”。如果说那时的画家会为他们的同伴对于一位死去画家的批评耿耿于怀的话，那么此后的画家肯定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如果说当时的艺术赞助人非常重视一位艺术家对另一位的评价的话，那么后来他们也学着改变了很多。据我对埃尔·格列柯性格的观察，我不相信他会因为才华受到嘲笑而愤怒地离开他本不想离开的地方。在埃尔·格列柯与托莱多教士会之间的一次关于他的画作《脱掉基督的外衣》的争论中，埃尔·格列柯在法律审讯中被问及为何来到西班牙，他拒绝给予回答。作为一个外国人，埃尔·格列柯生活在不喜欢外国人的人群当中，还与没有人愿意得罪的教会意见不合，考虑到这些，他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竟然拒绝说明去西班牙的动机就显得有些奇怪了。看上去他很像是有所隐瞒似的。读一读当时的小说和传记你会发现一场争执的悲惨结果常常会迫使人离乡背井。人们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过节就迅速地拔剑而出，如果不幸杀死对手的话，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去。我猜想对罗马警察局档案的研究——倘若那些档案依然存在的话——能够使勤勉的调查者了解到埃尔·格列柯去西班牙并在那里停留的原因。在同一次审判中他还声称自己不太懂西班牙语，但似乎并没有人就此质问他。那时他已经在托莱多生活三四年了。埃尔·格列柯有一个“字典情人”，帝国的缔造者们推荐说这是掌握他们占领国语言的最佳方法，这样可以使他们更能胜任“白人的使命”。他的“字典情人”是一个名叫哲罗妮玛·德·拉斯·古芭丝女子，据说她于1578年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人都擅长学习语言。埃尔·格列柯不屑于掌握西班牙语，从这一点似乎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个成为他后半生家园的国度并不十分感兴趣。他始终以自己出生在希腊为骄傲。众所周知，他为画作签名时用的是希腊字母拼写的全名，他还补充了自己是克里特岛人的事实。人们已经发现了他临终之际所列的藏书清单，大约有两百本书。可这其中只有十七本是西班牙语的，而且遗憾的是它们的书名并没有给出。其余的书都是意大利语或希腊语的。这使我们不由得出结论：他对西班牙文学并无强烈的好奇心。

当埃尔·格列柯定居在托莱多的时候，那里已不再是西班牙首都了，但它依然是许多艺术文学活动的中心。人们正在兴建需要加以装饰的教堂。教士们过着奢华的生活。诗人和剧作家们在此徘徊逗留。画家想必很熟悉洛佩·德·维加和塞万提斯；他也肯定知道那位晦涩、暴躁的概念主义诗人贡戈拉。剧院里上演着由职业演员和贵族爱好者演出的戏剧，人们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时机——皇家王子的出生、和平条约的签订——展开辉煌的节日庆祝。在我所提到过的那本《托莱多的乡间小屋》的书中就展现了一幅托莱多生活的动人画面。必须承认那是一本沉闷无趣的书，辞藻华丽的写作风格单调乏味。书中以巧妙曲折的措辞谈及时间，要想知道它所指何时，你不仅需要熟知天文还要深谙神话传说。当你读到一幅窗帘有赖于建筑小虫们的辛勤劳作，很容易猜出它是丝绸做的。但是当作者告诉你群栖的小鸟将雪变成了正在燃烧的蜡，你要想一会儿才会明白他的意思是说蜡烛被点燃了。从我们现代人的品味来看这似乎就是将“把一封没有拆封的信投入火中”用一种拐弯抹角的方法说成“只有火焰才有权力将信开启”。尽管如此，你仍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书中描绘的是一群从容不迫、彬彬有礼、教养良好的人，他们对美丽的事物充满喜爱。他们在追逐和钓鱼的乐趣中度过夏日的早晨（鱼儿贪婪地吞吃因为鱼饵是由如此美丽的手喂出的）；用安静的游戏、搭建帐篷和赛马来打发午后的时光；在跳舞、愉快的论辩和精巧的玩具中消磨长夜。

读者们或许会认为这样一幅画面与我先前所说黄金时期的西班牙人不断受到贫穷压迫的情况并不十分吻合。那么就让他在宫廷舞会的夜晚去林荫道上看看排成长队的车辆，里面坐着佩戴着钻石首饰的贵妇人和身着华丽新装的初次参加社交的少女们。人们告诉我宫廷内辉煌灿烂的景致难以形容。然后再让他漫步到海军部的拱门，他会找到一个为饥饿的人提供仅仅一杯茶和一口食物的咖啡铺。在那里他将看到排了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的一串人群，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地耐心等待着铺子开门。那么，他就会承认我所说的话并不矛盾，那的确就是你所能料想的情况。

据推测，埃尔·格列柯身处城市中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与严肃的牧师和显赫的律师们结交，但关于这一推测我所了解到的唯一证据就是他为那些人所绘制的肖像。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谈吐优雅。在他收藏的希腊语书籍中，除了诸如荷马、欧里庇得斯、普鲁塔克和卢奇安的经典著作之外还有某些神父如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圣查斯丁和圣巴西勒的作品。他大概能够得体地与这些作为他的赞助人的可敬的教会绅士们交谈。在他的意大利文书籍中则有彼特拉克、阿里奥斯托以及伯尔那多·塔索的著作。据描绘，他的生活奇特而奢华，丝毫算不上苦行。他居住在一处豪宅中，室内的陈列被认为是夸张卖弄的。他还命人从威尼斯请来音乐家，让他们在他用餐时为他演奏乐曲。这一切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想象艺术家喜欢住在阁楼上就是个错误。哲学家们或许能做到安贫乐道，但是画家、作家和音乐家们沉迷于感官事物，只要能力允许，他们就要过风光的生活。他们喜欢壮丽的豪宅，被尽可能多的仆人伺候（只要他们雇得起），并且会为了购置华服而不惜负债。埃尔·格列柯非常看重他从事的行业所带来的利润。他赚了很多钱。在为数不多流传下来有关他的资料中，有几则涉及了他与委托作画的赞助人之间就酬劳问题的争执。当权者因为他在依列斯卡斯工作获得了利润而向他征税，他与他们争辩并得到了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就我对争论的理解看来，他的论点就是：他出售的并非画布和颜料，而是在画布上安排颜料的艺术，艺术是不需要纳税的。埃尔·格列柯与身前身后的许多艺术家一样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保存了绘画作品的草稿，因此当赞助人来请他为祭坛作画时就可以自由选择想要的图式，无论是圣方济各或是抹大拉的圣马利亚，圣母升天或是基督背负十字架。那些图像都在那里，付了钱就可以挑选到想要的。每当需要时他就会重复作画。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至少有两到三个版本，而沉思中的圣方济各似乎有超过二十个版本。

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有一个奇特之处，我不认为画家和作家在这一点上有什么不同。当一位作家专注于一个主题并完成写作之后，他会对这一主题感到厌倦，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此时的他就如同一条蜕了皮的蛇。曾经吸引他的主题不再是他的一部分；钻研这一主题时充斥在他心中的感情也已经死去，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再次体验。当作家必须从一个主题中提取他所能提取的一切，譬如要将小说改编成戏剧时，那种劳动是机械性的。他不能期待有任何灵感。这是运用他所掌握的知识就能完成的任务。我无法理解如果埃尔·格列柯的心中真的充满了人们在自己身上感觉得到的那种宗教情感，那么他怎么能够将同样的题材画了一遍又一遍。我认为他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那个主题对他而言无足重轻。

官方人士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埃尔·格列柯的画分为佳作、庸品及劣作三类，并声称佳作是他本人所绘，庸品是他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的，而劣作则是由助手们独立绘制的。对我来说这种解释有些过于简单了。如果他从未画过一幅劣作，那他肯定是个异常出色的艺术家。奇怪的是当他最好的学生特里斯坦独立工作时，从来没有画过一幅画可以与那些可能是他老师所绘的画作中最差的一幅相媲美。埃尔·格列柯当然会让助手为他准备画布，摆好草图，大概还会让他们画底稿。但是在聘请埃尔·格列柯绘制各种宗教人物的合约中，每个细节都制定得非常具体，合约谨慎周密地说明了雇主们的要求，使你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雇主们会接受那些他们不能相当确信是出自埃尔·格列柯之手的作品。的确，当出现由于死亡或其他障碍致使他无法完成某幅画作的时候，合约中会有一项插入的条款说明作品应当由他的儿子约热·曼努耶或其他指定的人完成。我认为解释必须从这个事实中去寻求：没有哪个天才的画家会像埃尔·格列柯那样经常地重复自己的作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为自己所画的肖像。有一幅肖像出现在《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中，另一幅出现在埃斯科里亚尔宫的《圣莫里斯》中。无法确定这两幅画就是他的肖像，仅仅是传说如此。可是这两幅画画的显然是同一个人，传说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后来根据权威人士曼努埃尔·科西奥先生的肯定，人们才认可了这两幅画的真实性。我想我们确实可以说埃尔·格列柯也许并非如此长相，但这是他所认为的自己的样子。画中人脸型较长，脸庞瘦削机智，容光焕发；修剪过的胡须泛着略带苍白的微红的棕色；头发乌黑；前额高耸而尊贵；双眼间距较紧密，目光冷静、机警而沉思。你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是个对自己外表十分讲究的人。从他的相貌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个沉着、聪颖、有好奇心的人，但并不具有强烈的激情或深沉的情感。在这两幅画中都没有人们所认为的这种场合所要求的那种严肃表情。画中人似乎奇怪地持有着一种嘲讽的超然态度。你永远不会想到他是个神秘主义者，倒可能将他当作一位喜好讥讽的幽默大师。

通常，一位艺术家所画的肖像画不仅能让你了解被画者，也可以让你了解画家自身。我一直在想埃尔·格列柯画的肖像是否能为我的调查提供一些线索。如今，当你看到埃尔·格列柯肖像画的收藏时（比如在普拉多博物馆），首先打动你的就是它们的独特性。这些画有一种富于教养的优雅，庄重而得体。但若要说它们深刻就有些荒谬了。它们似乎就是以最敷衍了事的方式草草绘成的。画面色彩素净柔和，但画家根本没下功夫去生动地运用色块；人物瘦骨嶙峋的身体结构几乎不能辨认；头部没有脊背的支撑，身体也没有重量。你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希腊人对他所画的人毫无兴趣。被画者是与西班牙征服者及圣徒们同时代的人，他们就如同市长大人们一样缺乏个性。当你把这些肖像画与苏巴朗画的那些如此真实，如此个性鲜明的肖像画进行比较时，前者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埃尔·格列柯当然不止一次画出极为出色的肖像画，但这仅仅是由于被画者外貌的某些古怪之处给了他显而易见的机会。在小说中以一个具有显著特点的人为基础塑造鲜明动人的形象并非难事；而当一个人与其他人多少有些相似时，要将其塑造得栩栩如生就不容易了。任何有才华的小说家都能创造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亲形象，但他需要有更全面的素质才能创造出《一颗单纯的心》中老仆人的形象。我本该想到在肖像绘画中也是如此。绘制戴手套的男子比画宗教大法官来需要更多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埃尔·格列柯似乎带着一种奇特的超然态度去看待他所画的人。有没有可能这个神秘主义者对人的灵魂毫无兴趣呢？尽管这些人出身无比高贵，但看上去却极其蠢笨麻木。他们也的确如此。黄金时代的西班牙历史就是一段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极度无能的历史。作为一个敏锐、机智、有教养的希腊人，他很可能对这些优雅绅士们的愚蠢感到不耐烦。

我在多年以前去过克里特岛，并不是想发现埃尔·格列柯的任何踪迹，而是好奇地想看看他出生的那个岛屿。从海上看去小岛呈现出凹凸不平的外观。它似乎是由连绵起伏、崎岖、荒芜、多石的丘陵所组成的。山丘的轮廓在天空的映衬下有一种质朴而且难以企及的美丽。然而当你步入岛中就会发现这些褐色、贫瘠、稀疏地覆盖着粗糙草木的丘陵被分成了若干个可爱的山谷。大片古老的橄榄树林在这里茂盛地成长，在条件更优越的地方还长有葡萄树。水曲柳和柏树沿着河岸生长，在它们的边缘有夹竹桃在盛放。然而当你离去之时，带走的记忆大多无关风光明媚的山谷和浅浅的泛着涟漪的溪流，而是关于那些孤独荒凉的褐色山丘的。当埃尔·格列柯这个希腊人看到贫瘠荒芜的卡斯蒂利亚山脉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自己十分接近童年时代那熟悉的风景。

在杂乱、泥泞的主街以外就是堪底亚小镇了。小镇的街道狭窄曲折，镇上低矮的屋舍除了一面白墙之外无甚可观，没有铺砖石的路上全是坑坑洼洼的洞，天气干燥时积满灰尘，潮湿时就成了沼泽。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回到了十六世纪。在新建的雄伟的希腊教堂旁边是一座又小又旧的教堂。教堂很矮，晦暗不明，里面还弥漫着一股陈腐的熏香气味。祭坛背后的屏风雕刻华丽还镀了金，墙壁上挂着你很少能看到的大幅宗教画像。还有些画被安置在圣器收藏室里，其中有几幅已经很陈旧了，有一两幅依然很精美。其中若干幅画鲜明地表现出了来自国外的影响。在这些画里，拜占庭的感觉尽管没有遭到完全毁灭，却已被威尼斯艺术宁静的辉煌和优雅的庄重所覆盖。或许正是这种新风格令人激动的魅力促使年轻的画家前往威尼斯的，这一猜测并非没有道理。

没有人知道这个克里特岛人在意大利生活了多久，十年，十二年或是十五年。但那是他青年时代感觉最敏感的时光，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进入了什么样的环境。那时的威尼斯已经丧失了许多政治力量，人口数量也在下降，但它仍旧是欧洲的游乐场，有钱人排场阔气地引领华丽的生活。举止放纵，鲜有顾忌。“亚得里亚海的新娘”尽其所能地抵抗教皇对她进行品行改良和信仰净化的努力。那里的思想是自由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优雅的怀疑精神。当时的罗马因为受到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威胁而正致力于清理内部秩序，然而并没有证据显示在上层人士中盛行的宗教狂热给个人造成许多不便。对于清教徒主义试图对他们个人行为强加的种种限制，艺术家们始终表现出敌对的态度。从对埃尔·格列柯甚微的了解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对宗教运动保持着中立的旁观者态度，因为这一运动对于外国人的他而言并无重大意义。由于他去世后举行了天主教葬礼，人们便据此推测他是个天主教徒。可当你凝视他那张冷峻沉着、带有质疑的脸庞时就不禁会想：天主教信仰对他而言，其意义是否像其他人所以为的那样重大，那些人从他的画中看到了反宗教改革热情的最激烈的表达。众所周知，腓力二世曾委托埃尔·格列柯为埃斯科里亚尔宫的一座祭坛绘制一幅圣莫里斯与其同伴的画像。画作交付之后并未得到腓力二世的欣赏，他不愿将画放置在教堂内，便把它打发进了地窖。如今，这幅画悬挂在教士聚会厅，并成为埃斯科里亚尔宫最辉煌的荣耀。在有教养的人看来，在腓力二世长期的统治生涯中没有一桩举动比这一次更令他蒙羞。我倒觉得人们这样看待他不免苛刻了。他是一位相当开明的艺术赞助人，购买了提香的画作，并邀请保罗·委罗内塞来西班牙装饰他挥霍巨资修建的宏伟宫殿。他非常虔诚地信奉宗教，赞同那个时代普遍的（而且也并非不合理的）看法，认为绘制的圣徒像不能使人失去膜拜的渴望，不仅如此还要能激发出信徒的忠诚与热爱，“因为绘画的主要效果和目的必须如此”。埃尔·格列柯的画非常生动，色彩十分鲜明独特，令旁边的画作都黯然失色。但腓力知道这并不是一幅宗教画作。据我猜测《圣莫里斯》这幅画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穿的应该是皮革的短上衣，但就实际效果看来他们却是裸体的。他们的肌肉就像是在画室里画出的，甚至连肚脐都露了出来。天使在云朵旁飞行或是悠闲地在云上小憩，他们演奏着乐器，吟唱着歌曲，就仿佛在参加贵族们为皇家客人所准备的一次娱乐表演。画面背景中的人物——底比斯的军团——看上去就像脱去了衣服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不是要通过殉难来证明他们的信仰。如果腓力对埃尔·格列柯如此轻率地处理这一场景感到震惊的话，那也并不奇怪。画中各色人物的姿势在优雅的表现力方面取得了成功，埃尔·格列柯还从未如此明显地为了表现美而不是重要性去描绘人物的姿态。这是一幅令人愉悦的图画，但它不会激发宗教的虔诚感。

我不由得问自己：既然埃尔·格列柯只要乐意就可以将画画得非常美丽，那他为什么，除了故意表现扭曲变形外，还经常潦草作画？他为什么要将圣母的眼睛画在脸部一半的位置，要么就把它画得从头部凸了出来，就好像这可怜的人儿得了眼球突出症似的？他为什么要让所画的圣徒看上去像是在雷雨中快被吓死的鸭子？普拉多博物馆所藏的《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画中的圣母形象怪异恐怖。那张脸庞要是出现在戈雅的某张淫逸放纵的画中就不会显得不和谐了。（但那颜色多么可爱：圣约翰所穿的绿色外衣，钉在十字架上的躯体的优美色调，如此娇嫩轻柔；还有那暴风雨的天空，色彩是那么浓烈！） 我不禁问自己，当埃尔·格列柯画宗教画的时候，会不会偶尔放弃那种讽刺幽默感呢？我们知道他画了大量的圣方济各会修道士的画像，在画中那些单个的人物形象中除了传统的虔诚投入之外你很难看出更多的内涵。普拉多博物馆的《圣安东尼》画得极为草率，甚至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这位圣徒的一只手上优雅地握着一枝圣母百合，而另一只手则托着一本厚重的打开的书，在漆黑的夜里他似乎就在研究着书上的一个小小的棕色物体。画面的背景是暴风雨的天空，埃尔·格列柯以令人惊异的顽固多次使用这一背景。我认为普拉多博物馆的《基督复活》很美丽，画中凌空翱翔的纤瘦人物画得十分动人；我觉得他其余的画作也很令人激动，画中人物以相当富于表现力的方式高举着他们的手臂；但在这些画中我并未觉察到任何深刻的宗教情感。在《基督受洗》中，我同样未能看出这种情感。那是一幅可爱的画作，颜色有一种醉人的美丽，救世主耶稣和施洗者的躯体被拉长了，身上除了缠腰布之外一丝不挂，有一种十分精致微妙的优雅。但我既没有感觉到信仰的炽热激情也没有感受到忘我的心醉神迷。在基督背负十字架的那张精美的画中，你会惊惶地看到救世主耶稣优雅地紧抱着十字架。埃尔·格列柯的兴趣的确是集中在表现人物的双手上。人物眼睛的瞳孔下面露出了大量的眼白——这是克里特岛人表达宗教情感的简单方式，而耶稣的那张脸就是一张喜剧演员的脸，这或许是以欧内斯特·塞西格为模特画的。耶稣的右手放在十字架上，第三和第四根手指并在一起，这是画家为了摆脱五根单独指头产生的笨拙感而惯用的技巧。左手的第三第四根手指仍并在一起，小指微微弯曲，就好像风月女子为了显示她们的优雅而在喝香槟酒时将小指弯曲起来一样。

在埃斯科里亚尔宫教士聚会厅的那幅《圣莫里斯》不远的地方挂着一幅以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描绘宗教情感的画。那是由凡·德·维登所画的《将基督从十字架上放下》。画中的情感真挚自然。人物表情真实。画家对他所画的事物有所感觉，并且表达了他的感受。画家感动了观者，因为他首先感动了他自己。画面表现的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在那些人物的颓丧消沉中流露出一种绝望感，会令人觉得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刻。那些人深受悲痛的磨折，但却严肃地克制着情感；圣母马利亚昏厥了过去，画面中还有另一个女人，我猜想应该是抹大拉的圣马利亚。她那笨拙而虚弱的姿势给人一种身处绝望的悲惨印象。所有这些人都感觉到了他们所应感觉到的情感，都表现出了他们所应做出的举动。这是一幅美丽的画，也是一幕骇人的场景，它会使粗野残酷的人意识到所表现的这一事件的恐怖。画面的真情实感震撼人心。在看了这幅画之后，你就不会再相信埃尔·格列柯的宗教感了。

我并不怀疑埃尔·格列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我认为《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画作之一。它有一种惊人的气势、清新和活力，令人迷醉。埃尔·格列柯是描绘姿势的大师。你永远也不会想到一条张开的臂膀、一只举起的手、一只踮起的脚或是一条伸长的腿会体现出如此神奇的高贵。尽管可以描绘的姿势有限，但他对表现美确实有着惊人的感觉。将他的大量作品放在一起所产生的整体感觉是惊心动魄的，就像你在普拉多博物馆的展室中看到的那样。打动你的不仅是那种高贵素净却不寒冷的颜色，还有除了题材、形式、结构之外，画作中的本身所有的某种东西。那是某种令人不安的、险恶的、谜一般的东西。我只能猜想那是画家的性格。这就仿佛在群山中窥测幽深的湖水。你会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害怕。你会寻思着湖底是否有什么东西，一个知道了会有所裨益的秘密，抑或那片湖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深渊。深度本身并不比宽度更重要，一片湖水或许看起来无底，但那只不过是因为泥泞。倘若你一头栽下去，就会轻易地撞裂颅骨。我知道在文学中，朦胧晦涩常会被误作渊博。然而在这里，时间玩了一个奇特的把戏。它驱散晦涩，就像一阵微风吹散烟雾一样，然后显露出的并非我们所期待的伟大真理，而是经过虚饰的细枝末节。时间就是这样使马拉美的大部分诗歌变得十分清晰，我们会明白所有隐瞒普通人的那些谜一般的比喻不过是当时平常的诗歌语言，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依然能使我们愉悦的不过是一些清澄优美的词句。

当你从挂着埃尔·格列柯画作的房间走到隔壁挂着委拉斯开兹画作的房间时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这就如同走进了平常天气的温暖日光中。你肯定会觉得委拉斯开兹有些肤浅，但他的肤浅是建立在高贵宏大的层次上的。他的性情平和开朗，他的画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轻松欢快。他所拥有的那种明媚单纯是安达卢西亚人最珍惜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优雅。他从不在肖像画中暗示对被画者的批评，而是根据他们外表的价值将其描绘下来。委拉斯开兹是最伟大的宫廷画家，他的魅力与一种温和的无情结合在一起。他以消遣娱乐的方式描绘侏儒和白痴，或许莎士比亚也会这样去刻画这些人物。可对于这些人畸形的惨状和命运的悲哀他却并无感觉。欢快的性情使他能够以一种善意的幽默看待这些令人作呕的残缺畸形者，他明白万能的上帝将他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作王子们的玩偶。我想没有人能否定他在绘画领域的神奇技艺：他画中的黑颜料泛着银色的光泽，画面朴素的色调中蕴含着丰富的层次。他能够将一位小公主的裙子画得令人动容。尽管有人倾慕他的才华，却不免产生轻微的不安，并会问自己是否值得努力去获得这种高超的技艺。这让人联想到一个持有最动人的庄重口吻，谈论的却是鸡毛蒜皮琐事的作家。可是，这些人物形象是多么巧妙地被安排在画布上从而产生了悦目的图案呵！在腓力四世携枪的全身像以及作品兄弟红衣主教亲王的肖像中，纯粹的表现法似乎达到了臻善之美。你无法言语，只能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凝视。

当你回到陈列埃尔·格列柯画作的房间，就进入了一个困惑骚乱的世界。这里涌动着一股狂野的艺术激情，似乎在为符号所无法清楚传达的感情寻求表达。那是一种模糊的令人苦恼的感受，似乎在压抑着他，我想，这就好像那种有时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可避免的忧虑，来得毫无缘由。你不知道那是由于身体的不适抑或精神的困扰。这些画并非出自一个性情平和开朗的人之手，而是由一个情绪无常、被奇思怪想的渴望所纠缠的人绘制的。那是一个痛苦地在努力寻求某种表达的人，他在灵魂的深处探索着这种表达，就仿佛那是个盘旋在意识之外的记忆，他因为无法回想起那个记忆而被激怒。但如果要说他是个神秘主义者的话，他的神秘主义无疑是在宗教以外的其他领域中寻求的。帕切科曾在埃尔·格列柯的晚年见到过他，据他说埃尔·格列柯是个伟大的哲学家，言谈诙谐机智，自我，深邃，对一切事物都有独到见解。我们知道他奢侈而浪费，的确，他死的时候已经破产了。他为自己所绘的画像暗示了他的怀疑主义和讽刺态度。一个敏感的人可以看出埃尔·格列柯非常孤独。甚至在罗马的时候他就已经相当自负，后来更是不可一世地傲慢自大。在关于《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一画的酬劳所展开的诉讼中，他以如下的话语结束了答辩：“我所获得的报酬确实比不上我崇高画作的价值，但我的名字将彪炳千秋，这是对我工作的回报，并将给予我作为西班牙最伟大的绘画天才之一的荣耀。” 埃尔·格列柯是地中海东部岛屿的人，那里的人动辄用豪言壮语表达自我。凡是到过亚历山大港或贝鲁特的作家都会遇到某个年轻作者的拜访，他会用难听却流利的法语告诉这位游客自己写了一部小说，比巴尔扎克、阿纳托尔·法朗士或左拉写的任何作品都强很多。他的言辞夸夸其谈，但内心里可能隐藏着一种真实并且常常是动人的虚心态度。然而谦卑是宗教神秘主义盛行的土地上的特质，倘若说埃尔·格列柯具有这一品质那就很荒谬了。我听过一个故事，如果是真的话就可以说明他有点像个演员，对于夸大欺诈的艺术并不陌生。故事是这样的：他的学生特里斯坦以协定好的价格为西斯拉修道院的修道士们画了一幅画，当画完成之后，修道士们（毫无疑问是公道的）认为画并没有那么高的价值，想要少付些钱。这件事交予了埃尔·格列柯仲裁。他打量了一下那幅画，然后情绪激动地用棍子打起特里斯坦来。修道士们急忙劝解道：“特里斯坦还年轻呢，”他们说，“他不知道自己在漫天要价。”“漫天要价？”埃尔·格列柯大声喝道，“这是幅庄严而美丽的作品，我打他是因为这是幅价值五百个达卡金币的画，而他居然敢只要两百个达卡金币，你们要是不立即付钱的话，我就要买下它了。”修道士们只好付了钱。

想想这一切，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通常认为地中海东部岛屿的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埃尔·格列柯大部分都具备。倘若你将这些信息巧妙地综合起来就不难建构出一幅可信的连贯画面。形形色色的细节就像一片片智力拼图拼接在一起。而缺陷在于我们以这种方式所拼凑出的人物形象无法解释他所创作的画。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求答案。

不久以前，我偶然听到一种意见，出于猥亵的想法，说埃尔·格列柯是同性恋。我以为这种说法值得考虑。如今，当我衡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时，通常对了解他的性生活并无多少兴趣。事实上，人们一般过分强调了艺术家的性生活。有一种观念认为在任何领域与众不同的人，在这方面也一定与其他人相异。研究者一旦发现这些人有什么风流韵事，就往往觉得这一事实不同寻常地重要。雪莱和拜伦的私奔事件引发了天翻地覆的骚乱，我不得不怀疑他们与所属阶级的其他年轻人是否真有什么不同。然而，一旦涉及变态畸形的人，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已经提到过天赋在于一种独特地看待世界的方式与自然的创造才能的结合，天才具有更伟大的才华和一种与世间万物的通感。现在不可否认的是比起普通人，同性恋者观察世界的视野更狭隘。他不具有某些人类自然的反应。某些至少算是人类广泛而典型的情感，他却从未体验过。无论他多么敏锐地观察生活，也无法看到生活的全部。如果不是因为有令人困惑的《十四行诗》我就会说同性恋者永远不可能达到天才的至高巅峰。现在我忍不住问自己，我在埃尔·格列柯画中看到的扭曲的幻想和阴险的异常是不是源于他在性取向方面的反常。我急忙要补充一点：与我所说的关于他的其他事情一样，这也可能仅仅是猜测。除了他的画、胡里奥·克罗维奥的信、某些法律文件、他的死亡证明以及财产清单之外，再没有任何直接关于他的材料了。任何从这些已知材料之外得出的推测，不管人们多么自信地陈述，都不过是貌似真实而已。

当你调查了种种可能性之后，就不得不承认有关同性恋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埃尔·格列柯在那些他无法对这一癖好产生本能厌恶的地方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我应该指出的是同性恋者的一个特征在于他们对正常人重视的某些事情缺乏深刻的严肃态度。他会以愚蠢的轻率行为或是讥讽的幽默态度去对待这些事情。他固执地看重大多数人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他却又玩世不恭地对待在普通人看来对精神幸福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对于美有着强烈的感知力，却易于看到特别是存在于装饰中的美。他崇尚奢华，觉得优雅有一种独特的价值。他感情丰富，却酷爱奇思怪想。他虚荣，多话，诙谐，做作。他洞察力尖锐，感觉机敏，能够看穿事物的奥妙，然而由于天生轻浮，他从这些奥妙中获得的并非无价珍宝而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他的创造力微弱，但在令人愉悦的装饰方面却有着奇妙的天赋。他拥有活力与才华，却缺乏力量。他孤单一人、愤世嫉俗地站在岸上，凝视生命的河水流逝而去。他坚信看法主张不过是褊狭之见。简而言之，他有很多令我们感到惊讶的特征。或许在这方面的异常可以解释他的画为何无法达到终极的伟大。他的画使人震撼，但不能给人以宁静。它们令人兴奋，却无法让人满足。我们知道无论埃尔·格列柯拥有怎样的想象力，他并没有将其运用于绘画的布局。学者们将他一些画作中的图案追溯到拜占庭风格的宗教肖像，他们或许认为埃尔·格列柯在年轻的时候对此应该很熟悉。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受了在意大利看到的绘画作品的影响。奇怪的是，在他精力最充沛，想象力通常最丰富的成年时期，他竟然满足于经常从木刻画、雕版画和蚀刻画中获取图案的设计，这些手工艺品在当时的意大利是流行的商品。然而当他必须自己进行创造时，就逊色许多了。《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就显示了拜占庭风格对他的启发。在意大利，有好几位艺术家都能够以更令人满意的方案来安排这幅画的构图。在这幅画中，一排脑袋将画面切分成了两部分，仅仅是依靠奇迹般的着色才使得整幅画不至于令人惊恐不安。而当埃尔·格列柯必须要表现圣莫里斯殉教的场景时，他却回避了，而是画了一群仿佛正在讨论校园运动会障碍赛跑的年轻人。在托莱多，有一幅圣伯纳迪诺的画像。画中的人脑袋很小，留着高雅的尖角状的小胡子，阴郁的天空映衬着他无限拉长的躯体，这是一幅相当迷人的作品，但它的迷人与复杂花叶形装饰的院子里螺旋柱子的迷人同出一辙。这是一幅适合在一位高贵女子的祈祷室里作装饰的美好图画。但它非常轻浮，很难激发虔诚的情感。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画画家会像埃尔·格列柯那样草率马虎地表达感情。即便说他根本没有这种宗教情感也不奇怪。

不久以前，在承认一个先前的错误的同时，我分别从创造性的角度和所传达的信息的角度对艺术家的作品加以了区别，但外行关注的往往是后者。我认为很多批评不能像理想中的那样给人以启发就是因为评论家们常常不能将两者清楚地区分开。他们不知不觉地将两者混淆了，但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要的联系。艺术家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从他自己意愿的角度来评价他。他的意愿对于其本人以及乐于研究他个性的人而言是重要的，但对观赏者而言就无足轻重了。艺术家创作是受到其内在本能的驱使，这种本能推动他去表达自己的个性。他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不可避免地会这么做。他也很可能对自己的个性没有太大兴趣。（我指的并非忙于以一技之长糊口的学徒期满的技工，或是出于习惯而继续这样做的精疲力竭的工匠。）艺术家情不自禁地创造，就像水不由自主地要从山上流淌下来一样。这是他灵魂上负担的一次释放，这是无比愉悦的一次精神修行，伴随这一过程还会产生一种令人快乐的力量感。当作品完成的时候，他会体验到一种天堂般的解放的感觉。在那美好动人的一刻，他沉浸于平衡宁静的状态中。画家所画的与作家所写的都是自己的一种体验，当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家们声称艺术品中并无道德价值时，他们是正确的。这种体验以及这一体验的表达，无论对于感受到它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都无需对其他人产生任何价值。它完全依赖艺术家将内心世界外化的冲动。

我想埃尔·格列柯以两种方式来寻求释放。其一是装饰。在我看来，他对他的绘画主题异乎寻常地冷漠。他被给予这些主题，然后就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在所处的时代环境的限制中表现出自己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一遍又一遍地画同样的画。那些圣徒，方济各或安东尼，对他的意义就如同抽象图案对早期立体主义画家的意义差不多。这些圣徒只不过是他装饰性创作的借口。这就使他对手的兴趣比对头部的兴趣要大得多。手部可以摆出各种头部不能摆出的有趣造型。没有人把手画得比他更精妙。可在很多幅画中，手部放置的姿态却有一种造作的优雅。考虑到画面所表现的情节，你会对这种不得体的表现方法感到震惊。埃尔·格列柯愿意为了姿态的美丽而牺牲手势的真实。简而言之，他的绘画方式是巴洛克的。

现在我将简短地论述一下巴洛克风格，希望读者可以谅解。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是有趣的，还因为我似乎认识到那种艺术形式以及它产生的环境与今天的艺术以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之间是一致的。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宏伟和运动感是巴洛克风格的核心。它运用装饰，不是为了完成一幅构图，而是为了装饰本身。巴洛克风格的一个奇妙的发现就是运动是具有装饰性的。由于建筑壮观的特性，学者们特别选择在这种艺术形式中展开对巴洛克风格的研究。这使得对这一风格显著特点的发现变得有点困难了。在一座建筑中，装饰性的元素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它是建筑师是为了特定的用途设计出的，用途限制了他的设计。可是当你更近距离地去观察，就必然发现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是多么地注重装饰性的元素。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满足于将各自独立存在的部分组成和谐的布局，但巴洛克的建筑师们则旨在统一。而效果的统一正是装饰的第一要求。当我们听说巴洛克建筑师们试图表现运动时，我们犹豫了，并且倾向于认为他们追求的是与其艺术精神相异的东西，因此肯定是不好的。他们运用光与影玩的把戏似乎是一种欺骗眼睛接受与自然相悖的事物的手段。稍过片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宏伟不过是无限的运动曲线中的一个瞬间。在这里我并不想指出他们对这些手段的各种随心所欲的运用以及帮助他们达成目标的有效成果。但是巴洛克风格的支配力绝非仅局限于建筑领域，它同样影响了画家和雕塑家，还有作家，我想音乐家应该也不例外。事实上我猜测正是巴洛克风格使他们的艺术有机会达到贝多芬与瓦格纳才能企及的高度。但是对于音乐我一无所知。我去剑桥请教一位权威人士这一猜测是否有合理之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或许是认为此事与我无关吧。

巴洛克风格经常被认为是反宗教改革特有的表达方式。但它似乎不像是由该运动所创造的。反宗教改革者修建了新教堂并重建了旧教堂。为这些教堂工作的艺术家是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家。他们情绪化，激烈而且做作，就如同那个时期的宗教一样，但他们的风格倒未必是由于宗教原因造成的。天主教是雄辩夸张的，为了回应文艺复兴时期异教徒的怀疑态度和挑战路德教会的蓬勃势头，它夸大了虔诚的表现形式。这与艺术家们现在所运用的新风格十分契合。他们被要求表达的激烈放纵的情感使他们有机会为了纯粹的装饰目的而采用运动，而且他们只能通过宏伟来表现运动。我本应提到反宗教改革不是被恐惧所支配的，而是与一种在人们心中的感受相吻合，正是这种感受引起了巴洛克风格的普遍流行。

这种对于装饰的专注投入在我看来是风格的本质，有趣的是它为何会恰巧在这个时候被人所感知。一些作家将之归结为对前一阶段的正常反应。文艺复兴结束了，人们对那个时期产生的作品已经感到了疲倦。那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人渴望变化，即使对完美也会生厌。美是一个句号，当你抵达它之后除了另起一句之外别无选择。古迹发掘所引发的灵感业已枯竭。然而对一种风格的厌倦并不能导致另一种风格的产生。新的风格诞生于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文艺复兴培育了规则和宁静。它崇尚黄金分割，它的力量是平静的。艺术不仅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艺术家也觉得自己与他们生活是和谐一致的。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国家的子民。罪恶是原罪，个人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对此负责。人是自由的，即便在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在想象中却可以无拘无束。自由是他最为珍惜的理念。

然而，想要再次思考铭刻在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再过一次作品中所记载生活的企图失败了。自由消亡了。意大利一半的国土沦入西班牙的手中，剩下的被一些势单力薄的君主所掌控。宗教裁判所被西班牙的国王们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而加以扶植，并在意大利获得了新的权力。流浪汉小说中提及的到处发生的事件显示了宗教裁判所引起的恐怖。天主教的信仰通过武力的方式得到了恢复。教会声称要控制人类包括哲学、科学和艺术在内的所有活动。一种古怪的不安压抑了人的精神。在长期与智力的竞争中，它似乎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即便是信仰者也心神不宁，他们以大量的激昂的言辞来消除自己的踌躇。他们不容异己，是因为他们害怕。人类丧失了不可剥夺的自我实现的权力，而且似乎永远失去了自由。

自由是人类最伟大的财富。当你剥夺艺术家的自由的时候就是在逼迫他倒退。当他不再能够处理在太平盛世占据人类灵魂的生命重大题材时，他那仍然需要表达的创造本能只能转向装饰艺术。当人们处境凄惨之时，他们会窥视自己的内心，一种难以道明的本能会引导他们将悲哀的遭遇归结为自身的缺陷。他们的精神投向了另一个世界，在来生为自己苦恼的灵魂寻求慰藉。罪恶不再是原罪，它是个人的罪过，有罪之人必须承受严厉的惩罚。含义模糊的装饰艺术可以很好地表达对超脱尘世的渴望、朦胧的恐惧以及困扰人灵魂的内疚感，那些人无法拥有自由人健康积极的活动。本质上客观的文艺复兴运动，模仿自然并将其理想化。但巴洛克却把自然当成了表现它自己病态情感的工具。巴洛克是主观的。主观艺术最直接的表达就是装饰。花点时间想想那时的作家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了怎样的反应是值得的。他们避开了实质，而忙于形式。他们追求华丽精巧的构思，无论多么轻浮，并以最能引起惊异的方式来表现它们。他们崇尚浮夸的修辞、双关的字眼、华美的辞藻、晦涩的古体以及诸如此类的把戏。他们想要显示聪明而不是要发掘自己的心灵。所有的艺术家身上都有些孩子的特质。他们喜欢玩耍，如果缺乏庄重崇高的信念的话，就会将才华浪费在华而不实的精神游戏上。他们不会在没有酵母的情况下尝试去做面包；只有有了酵母，他们才会去做面包。米开朗琪罗在自己身上重新唤醒了那个时代的不安与不满，并试图以壮阔和热烈去表达痛苦内心的激情，因而成为了平面艺术的巴洛克之父。他的同辈与后继者都感觉到了其创造的重要性。他们很快意识到宏伟和运动感的巨大装饰价值，开始逐渐获得信心，将其作为绘画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缺乏米开朗琪罗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作品很少达到他的那种完全诚挚的效果。装饰艺术原本庄重而真诚，因为它与艺术家性情中深邃的本能是一致的，但随着时间的改变，它也沦落成了洛可可风格轻浮的点缀。

现在让我们回到埃尔·格列柯。在我看来，他的性情与在威尼斯颇为流行，而在罗马达到巅峰的巴洛克风气十分契合。因此他成了最杰出的巴洛克画家。看了他的完整系列的画作之后，我似乎发现他的“为装饰而装饰”的兴趣愈发浓烈。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以一种越来越奇异的方式作画是因为他疯了。我不相信这种说法。近来，还有人认为他患有散光的毛病，并且说倘若你戴上合适的眼镜就会发现他笔下旋转的人物呈现出正常的比例。我也不相信。我要提醒读者的是他可能在丁托列托的许多画中也会看到那些无限拉长的躯体。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将人的形体作为装饰来表现的自然发展结果。因为埃尔·格列柯目标在此而非其他，他就变得越来越不在乎真实了。我想这也可以解释他画的圣母为何会是斗鸡眼了。如果画家把宏伟的躯体处理成一个表达个体，那么面部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难怪现代人会如此重视和喜爱埃尔·格列柯了。倘若他今天还活着的话，我可以想象他会把画画得像布拉克、毕加索和费尔南·莱热晚期的作品那般抽象。现代人对形式设计的兴趣可能与十六世纪巴洛克艺术产生的原因相同。如今的我们在精神上同样焦躁不安。我们畏惧庄严崇高，而在形式的种种搭配中寻求逃避。

当今世界就像反宗教改革时的世界一样，阴沉而戒备。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关注的重大问题似乎为他们的精神开辟了无边的视野，但却欺骗了我们。我们嘲笑那些絮叨着真善美的人。我们惧怕伟大。我们也失去了自由这个无价的福音。自由，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奄奄一息或已经死亡。就像耶稣会的新教徒丧失了个性是为了要在教会中重新找到它一样，我们为了在国家政体中重新找回个性而被要求将之放弃。没人敢于应付重大的题材，将主题看得无关紧要的旁门左道变成了正统。只有漂亮、机巧和有趣的事物才受到推崇。艺术家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对我们的世界真正重要的题材，就受到驱使，致力于装饰艺术了。他们把技巧的设计作为努力的终点和目的。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桎梏，但运用自由的方式就如同希波克里代斯倒立着在空中踢腿一样。现代评论家指责作家总是写他们自己，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当艺术不过是枝节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可写。

在埃尔·格列柯的画中有他设计的奇异图案，有他的优美和与众不同，有他描绘的优雅姿态，还有他那戏剧性的激烈强度。这种激烈很少会沦为做作夸张的风格，依我之见，他是用这种激烈来满足自己性格中讥讽、嘲弄、奢华和邪恶的一面。当然，他的画中还有更多的内容。当你同时看了一个画家的许多幅作品之后会发现其中有某种千篇一律的东西。一个艺术家只能向你展现他自己，不幸的是他总是和自己非常相似。关于埃尔·格列柯的最令人吃惊的一点在于他充满了活力，即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也能给人多样化的印象。比如现在叫做“格列柯之家”的地方收藏的使徒画像就是一例。这些画像画在相同尺寸的画布上，不同的人物并没有被恰当地赋予个性。但是画家作画时有种气势，从而使画面人物生机勃勃各不相同。在这些人物身上你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创造者那种倔强的癖性。他拥有出色的才华，不管别人怎么想，他都在运用才华的过程中获得了绝妙的满足。然后就是他的色彩。埃尔·格列柯通过两种方法努力将精神从其负担中解脱出来，我认为色彩就是第二种。而且正是色彩的运用使他成为如此杰出的艺术家。一个画家是拿着画笔思考的，而能转化为文字的那些思想内容则大部分都是陈词滥调。艺术家们对于其他人来说常常是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用属于自己的一种语言来表达最深邃的感受。我想埃尔·格列柯是将他那奇特，或许是令人费解的个性中最真诚的情感投入到了涂抹在画布上的色彩之中。不管他是如何学会色彩的，他赋予了它自己特有的热情和意义。色彩，就是他完整而独特的体验。到目前为止，那些把他看作是神秘主义者的人都并没有错，尽管我不得不认为把他当成宗教神秘主义者是肤浅的。如果说神秘是一种让人意识到智力所未知的深奥真理的状态，它能像“遗忘梦境的闪现”一样揭示出生命中更伟大的意义以及与更宽广的现实之间的联系，那么我想你在埃尔·格列柯的绘画中不可能找不到这种神秘。在卢浮宫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沉迷于画基督躯体右侧的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正如我在圣特雷萨修女的经历中也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一样。

十

十六世纪，每一个经由不同途径游览西班牙风景的人都会时常隐约看见一种神秘的东西，那种神秘的东西似乎刚好存在于很多激情澎湃的人意识阈限的下方，你会认为这些人完全陷入了世界的混乱之中。在西班牙，你几乎不可能很长时间看不见山。山脉就在你的眼前绵延，干旱，荒凉，贫瘠；它们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呈现着青绿色，似乎在召唤着你进入一个新的神奇世界。白雪皑皑的内华达山脉偏远而令人畏惧，但每当黎明或落日时分，它就会闪耀着光芒，带着一种远离尘嚣的五彩斑斓的美。那种神秘感，从不太遥远，它并不触目但始终不会消失。它具有奇特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似乎出没于那使灿烂的风景黯淡的阴影之中。它就如同一段忧愁、悲伤而又美好的主旋律，贯穿于一曲华丽的交响乐中，令人不安但又不能不专心倾听。

我脑海中的观念不允许我忽略神秘主义这个侧面，因为它似乎是我所研究的生活中十分特有的一面，但我意识到我必须谨慎行事。人们说要理解神秘主义你自己必须是个神秘主义者，就好像要理解爱情就必须是个情人一样。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要求对某些主张具有一种信仰，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在这里我并不想谈论我自己关于宗教的那些事情具有什么样的信仰，然而应当声明我的主张：人类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中没有哪一种博大到足以解释巨大的神秘。在我看来这些信仰就好像是原始丛林中的死胡同，一个人要是以为它们会引领他通向心灵的圣地，那就是在欺骗自己。

我认为当神秘主义者把神秘主义的本质看成是宗教的时候，他是错误的。我不认为宗教的神秘主义是神秘主义唯一的形式；甚至不愿承认它是神秘主义的最高形式。如果说神秘主义的体验是一种从社会（用更贴切的词语来表达就是“现实”）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种经验称之为“神”或“上帝”——那么在某些时候我们都是不同程度上的神秘主义者。难道柏罗丁不是曾说过精神的直觉是一种尽管很少人使用，但所有的人都拥有的能力么？神秘主义葡萄树的树液也许沿着不止一条途径流淌。神秘主义的体验是意识到宇宙间存在着一种更加伟大的意义，“它不同于已知的也超越了未知的”，它使个人融解到一个更广阔的自我之中。伴随这一体验的是一股强劲的生命力，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与上帝或自然融为一体的知觉，以及一种感到最深奥的真理都在自我掌握之中的奇特而令人兴奋的感觉。那是一种心醉神迷的忘我境界。不过如果你想要就可以获得这种体验，从一杯冰啤酒中，从对难以忘怀的场景的观看中，从鸦片中，从爱情中，从祷告、禁食和苦修中，倘若你是个艺术家的话还可以在创造的激动中获取这种体验。

通过一个事物的起源来判断它的价值是一种自然的、尽管不合理的本能。人们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个疲惫的人喝下一杯啤酒之后产生的飘飘欲仙的感受，竟然与一个小修道院中的修道士在漫长的守夜和急切的祈祷后所获得的神圣喜悦具有同等的价值。但狂喜的感受是相同的，而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结果。所有的神秘主义者都同意这一点。圣特雷萨修女害怕自己的体验是魔鬼在作怪，于是便声明这些体验所产生的效果是唯一的检验方式。只有当神秘主义的体验加强了人的意志并驱使享受到这一体验的人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它才是可贵的。

我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到的西班牙神秘主义者们的作品（必须承认我的了解并不全面），并非（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生动的读物。西班牙的作家们从未培养出简洁的质朴优点，当他们处理宗教题材时也不觉得有必要控制冗长的叙述。他们写作，不是为了娱悦读者，而是为了上帝的荣光。或许他们会自然地以为通过长篇累牍的论述可以更加崇高地实现这一目标。神秘主义者们蒙受的另一个不利条件在于他们要讲述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独特的经历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异常重要，事实也的确如此，但神秘主义者彼此之间却缺乏足够大的差异，因此耐心地细读每个人的叙述并不容易。有一次，我意外地找到了圣特雷萨完整的作品集，当时并没有什么其他想读的东西，于是除了一两部在我看来过分煽情的作品外我将它们全部读完了。尽管我确实没能从这些著作中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但它们带给了我很多乐趣。评论家们认为圣特雷萨是一个粗心的作家，但她总是能够将一种逼真的声音带入写作当中，我们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大多数情况下均以失败告终。她写的一切文字都能够展现出她自己活泼、迷人、任性、英勇和果敢的个性。圣特雷萨是个——如果不算伟大——高大的女子。玛丽亚·德·桑·何塞形容她身材中等偏高。年轻的时候，她是公认的美女，一直到晚年她还保留着几分美貌。她的脸不圆也不长；额头宽阔而清秀；眉毛又浓又弯，略带红色；双眼乌黑而活泼，不算很大但在脸上的位置恰到好处。她的身体比例协调，人不瘦而是很结实，她的双手小巧而匀称。圣特雷萨对自己的外表并非毫不在意，事实上她曾在一次忏悔中为自己的这一缺点而自责。当弗雷·胡安·德拉·米瑟那为她绘制了一幅画像时，她看着画叫了起来：“约翰兄弟，愿上帝宽恕你为我画像的罪过，因为你把我画得面容丑陋眼睛模糊。”

圣特雷萨为自己写的传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自传之一，堪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媲美。她的比较重要的作品是在忏悔牧师的命令下才写出来的，但当你阅读她的传记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深信那个忏悔牧师是个相当狡猾的家伙，他避免指挥她去做她已经下决心想做的事情。上苍赐予她的最伟大的恩惠之一表现为基督耶稣与她私下交流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他命令她去做的都是她想做的事。他甚至嘱咐她记录下他的言论，这样世人就有可能从中获益，尽管其中的一些内容肯定违反了她内心深处的谦卑，另一些内容则令现代的读者感觉到少了点刺激有趣的味道。我们并不需要天籁之音来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存在于良心的自白。但我们或许有些出乎意外地听说基督曾告知圣特雷萨是魔鬼唆使路德教教徒把教堂中的圣像摧毁从而剥夺了他们改过的机会，因而所有的路德教教徒都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有一次他的确向她保证——这件事几乎无法证实，因此你只能想象——万能的上帝有时也会休息一下。基督告诉圣特雷萨神父杰罗尼姆·葛拉西安（圣特雷萨对他怀着一种特殊的爱慕）是他真正的儿子，他永远也不会停止帮助他。从基督的这番话中，圣特雷萨很难预料到这位神父的命运竟极其多舛。他与大部分他不得不打交道的人都相处不好，于是被迫辞去了每一个他凭借才干获得的任命。他的上级下令把他关进了修道院的监狱里，最后开除了他的神父职位。其他的神父职位也都拒绝他的加入。他遭到了土耳其人俘虏，他们用滚烫的烙铁给他烙印，用锁链将他铐住并投入了地牢。在那里他只能吃肮脏、爬满了虫子的面包，饮用水非常污浊，除非就要渴死了，不然没有人愿意喝。他还常常要挨鞭子的抽打。

我从圣特雷萨提供的最好的叙述中获悉了神秘主义道路的各个步骤。鉴于它的主要思路可以非常简洁地被阐明，我希望读者允许我在此加以陈述。第一个阶段称作“净化”，在这一阶段中人的灵魂意识到神性的美好，了解到自身的虚无。通过祷告和苦修，它为进入第二个阶段做好了准备。第二个阶段叫做“启蒙”，在这一阶段中灵魂陷入沉思并触及了超自然的事物。圣特雷萨将这一阶段称为“宁静祈祷”。这是一个沉思丰富的时期。人的各种能力并没有丧失，也没有沉睡，而是集中于灵魂的内部，只有意志是活跃的。意志臣服于上帝，它什么也不渴望，什么也不要求。有些人能达到这一阶段，但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第三个阶段要达到“融合”的状态，这也是神秘主义道路的目标。圣特雷萨说那是一种光荣的愚蠢，一种神圣的疯狂，从中可以获得真正的智慧，它也是灵魂的一次美好享受。它提供了平静、力量和信心。然而这种状态是难以解释的。“体验过的人会有所理解，因为发生的一切朦胧模糊，因此无法更加清晰地加以说明。我所能说的全部就是你会感觉到与上帝融合在了一起，这种感觉如此确切以至于你绝不可能不相信它。”

但是，圣特雷萨一直害怕是魔鬼激发了灵魂的这些状态，她从忏悔牧师那里不断地寻求信心的恢复。当她手下的修女们也经历了这样的灵魂体验时，她对此疑虑重重。她每每谈及失去知觉的灵魂被神圣幻景所攫获的那些心醉神迷的时刻，从不会忘记加上一句警告：“这就是精神融合的终结了，”她对修女们说，“在这样的融合中可能会产生功德，功德。”

说到这里我们要暂停一下。每个人都知道这位圣徒最伟大的成就是对加尔默罗会的改革。从在阿维拉的一个小隐修院开始，不久之后她就在其他地方为男人和女人都建了修道院。我一直有点同情那些可怜的修女们，圣特雷萨的狂热的宗教情感驱使她向修女们施加了更为严厉的教规。她们确实不再像原先那样，从圣十字架日到复活节都需要禁食，也不再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人们可以来探望修女，她们也得到允许可以离开修道院的区域。然而必须记住的是在当时的西班牙，宗教信仰并不是人们选择修道院生活的唯一动机。由于长子有限定的房产继承权，年轻些的儿子们只得去参军或是去作牧师。在社会比较卑下的阶层中，教会为聪明能干的人提供了可以升迁的唯一途径。那个时代并不安全，谋生的手段也很难获得。修道院可以确保人身安全，而且至少能提供住宿和膳食。贸易是悲惨的，从商的人会受到鄙视。人们自然想让自己的儿子从事既可以糊口又值得尊敬的职业。女子们进入修道院也不总是出于急切的宗教虔诚。年老的绅士无法给女儿们提供丰厚的妆奁从而攀上门当户对的姻缘，于是修道院就成为安置她们的体面途径。当时西班牙人正在佛兰德斯打仗，西印度群岛的男人们又没什么吸引力，很多女人根本没有嫁人的机会。修道院成为了她们的庇护之所。它也为忧伤的寡妇提供了一条令人尊敬的退路，使她们远离可能招致的种种诱惑。有些少女的名誉由于自身的错误或其他意外蒙受了玷污，而即便最微弱的一丝猜疑也足以伤害一个西班牙女人脆弱的尊严，于是修道院也成为了她们的容身之地。读者想必还记得萨拉美亚市长挖苦的言语：“耶稣基督不会对新娘的贞节吹毛求疵。”事实上，除了对上帝的热爱之外，还有许多原因促使一个女子进入修道院。这些女子兢兢业业地履行她们的宗教义务，她们为人生寻求这样的缓解方式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但作为一名修女，只有具备狂热的虔诚才不会感到生活单调枯燥。这些修女们质朴而勤劳，为上门乞讨的穷人提供食物。虽然她们最多算得上适度的虔诚，但至少是没有恶意的。可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修女也总是有可能将生命完全投入到祷告和苦修当中。难怪当圣特雷萨试图恢复隐修会初期的严格会规时遭到了强大的阻力。

修女和修道士的泛滥给西班牙造成了灾难。有的家庭全家进入了修道院；耶稣会教士巴尔塔萨·葛拉西安的五个兄弟姐妹除了一个早年去世之外全都加入了宗教团体。对于一个十六世纪西班牙人而言，拯救灵魂就是他的主要任务。据统计，全国百分之三十的人口都在教会供职。这不但引起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恐慌，甚至连宗教界都坐立难安。马德里和托莱多的官方请求削减神职人员的数量，巴达霍斯的主教也注意到大量的修道院已成为毁灭国家的灾祸之一。然而，圣特雷萨除了拯救灵魂之外什么都不顾，她还在不断增加着修道院的数目。圣特雷萨的名望以及严格教规对西班牙人的吸引力使得原本满足于世俗生活的人决定宣誓献身上帝。但是，随着国家贫困的加剧，基督耶稣为他的新娘们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少了。把穷困匮乏看成是一种取悦上帝的苦修方式倒是不错，但可怜的修女们不得不吃些东西才能勉强维持生命，在某些修道院中她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因此，主教们决定除非有适当的捐助，否则不允许再建修道院。但是他们根本不是圣特雷萨的对手。由于她的洞察力受到人们尊崇，而且救世主基督又给予了她支持的承诺，她便一如既往地将事业继续推进。后来隐修会分裂成了不同的分支，而赤足加尔默罗修会则成为独立的团体。这位精力充沛的圣徒创建了三十二座修道院。修女们完全依靠施舍的物品生活。她们不需要任何收入，因为上帝会为她们提供。在教会章程中（一份很能反映她性格的资料），她规定如果有食物的话，那么应该在冬季的十一点钟和夏季的十点钟用餐。但事实上有规律的时间是无法确定的，因为一切都有赖于上帝的恩赐。圣特雷萨或许是位有益的楷模，许多追随她的信徒获得了灵魂的救赎，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行为加速了那个不幸的国家的衰落。

然而这一切与我的意图并无太大关联。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感到圣特雷萨身上有一种奇特的个性，这种个性引起了我的兴趣，诱使我写下了这一篇不长的文字。在我看来，她并不是一个智慧非凡的女子，但她有魅力、决心和勇气。拥有这些品质就能达成世界上伟大的目的，尽管未必是明智的目的。

《修会创立准则之书》是一部充满娱乐性、机智、幽默而且穿插着许多奇闻轶事的著作。书中有一段关于在萨拉曼卡创立修道院的动人叙述。圣特雷萨在玛丽修女一个人的陪伴下在严寒中走了大半夜，终于在万灵节前夕的正午抵达了萨拉曼卡。此时她的身体羸弱多病。她派人去客栈中叫来了一个叫做尼古拉斯·古铁雷斯的好心人，她曾经委托这个人为自己安顿住所。但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并不是房屋出租的旺季，城里有许多学生很不情愿离开。尼古拉斯·古铁雷斯告知她目前还没有空出来的房子，因为自己没有办法让学生们离开。圣特雷萨告诉他立刻搬入住所对于她们是多么地重要，于是他就去找了房东，安排在夜晚来临前腾出房子。当两位修女终于能够搬进去的时候已是黄昏了。学生们留下的房子里乱七八糟而且非常肮脏，以至于她们当晚什么事也做不成。那是一幢很大的房子，杂乱无章，还有很多阁楼。比起刚毅勇敢的圣特雷萨，玛丽修女要更加胆小，她总也摆脱不了有关学生的念头。他们是那样不情愿地离开，她害怕其中有些人还躲藏在房子里。修女们将自己关在一间有稻草的屋子里，“稻草是我为创建修道院准备的第一样东西，因为只要有它我们就不会没有床睡。”耶稣会的神父们借给了她们几条毯子。在房间的门被安全地关上后，玛丽修女似乎有些不那么担心学生们了，但她依然这边看看，那边瞅瞅。

“我问她既然知道没有人能进得来，为什么还要四处察看？”特雷萨说。

“她回答说：‘院长，我在想要是我现在就死了，你一个人会怎么办？’”

特雷萨忍不住觉得那会是件可怕的事情。她有点震惊，因为尽管她不害怕尸体，但即便是有人在身边的时候，尸体也会令她紧张。可她回答道：

“修女，要是那真的发生的话我会想出该怎么处理的，现在还是让我睡觉吧。”

在此之前她们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休息好了，睡眠很快抚平了她们的恐惧。第二天早上，她们在这座修道院中举行了第一次弥撒。后来特雷萨每每想到玛丽修女颤抖的样子都忍不住想笑。

是的，这的确是个有性格的女子。

也正是独特的性格使弗雷·路易·德·雷昂修士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写作主题。我觉得自己有些理由对他的事例加以较为详细的论述。弗雷·路易于1591年去世，因此我书中的主人公不太可能聆听过他的讲座。但我猜想当这位主人公在萨拉曼卡学习的时候可能与一位年轻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的教士有所接触——弗雷·路易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把这位教士称作朱利安诺——并从教士那里听说了这位西班牙散文大师的一些情况。

萨拉曼卡是个适合闲荡的好地方。城里有一个宏伟的广场，四周都是拱门。每当夜色降临，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漫步，男人们朝着一个方向，女子们则朝着另一个方向，擦肩而过时便可眉目传情了。市政厅是玫瑰色的，建筑的正面雕刻有复杂的花叶形的装饰。厚实的教堂从远一些的距离看去倒还美观。它似乎是被种植在地上的，带着一股子坚定的傲慢。然而当你走近一看，就会对它那丑陋的泛红的棕色和华丽炫耀的装饰感到厌恶。教堂的内部无比地富丽堂皇。巨大巍峨的柱子向上伸展到几乎难以置信的高度。唱诗班的席位附近环绕着精心雕琢的浅浮雕。这一切是如此地壮丽奢华，使人想到市长大人的招待酒宴。这里显示了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自信而且丰盛的宗教生活，你不禁问自己愁苦的心灵希望在这里寻求什么样的慰藉呢？

萨拉曼卡大学已经遗憾地失去了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荣耀。我去参观弗雷·路易讲学的教室，那是一间刷了白色涂料的房间，宽敞，昏暗，正方形的，还有一个拱形圆屋顶。狭窄的长凳和课桌填满了整个空间。教室的一边是一条长长的、被隔成若干区域的通道，看来旁听者就是站在这里的。在讲台的后面有一个木制的罩子，有点像个大灭火器。弗雷·路易就是站在这个讲台上——根据传说（可学者们声称传说并不真实）——进行讲演，他的开场白比他的任何著作都更坚定地使他名垂千古。在被宗教裁判所关押了四年之后，他获得了释放并回到了萨拉曼卡。在那里，他受到了一群绅士们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他们是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特意从瓦利阿多里德赶来见他。在充分的休息之后，他开始了第一次讲演。人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他的讲座，他们预料他会攻击那些责难他的人并再次为自己辩护。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

弗雷·路易在狱中写下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耶稣之名》。这本书是以和奥古斯丁教会的三个朋友交谈的形式来写的。夏日炎炎，他们为了避暑就搬到了距离萨拉曼卡几英里的托美斯河上的一个村庄的房子里。那个地方叫做拉弗莱查。书中各种谈话的场景都发生在那里的花园中以及河中的一个小岛上。我认为有必要到西班牙文学中如此知名的地方去游览一番，于是在询问了路线之后就出发了。开车行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觉得自己迷路了。不久，我遇到了一位肥胖的年轻牧师。他有一张圆圆的红润脸庞，戴着眼镜，正一边散步一边朗读着祈祷书。我停下车问他能否为我带路。他似乎很乐意帮这个忙。他是个贫穷的教区牧师，身上披着一件破旧法衣，因为日晒雨淋已经掉了色。这位牧师讲话时声调很高。他非常彬彬有礼，上车给我指路时还脱掉了帽子，但是当他想再次戴上帽子时，却无法确定正反面。他一刻不停地在抽烟，并熟练地给自己卷香烟。

过了一会儿，他举起了手，我们便停了下来。一条崎岖小径通向一个绿树成荫的花园，花园四周环绕着灌木树篱。修道士就是坐在这里与他的朋友们聊天的。一条小溪从花园旁流过，那是一条清澈透明的涓涓细流。溪流的另一侧是个果园。那真是个宁静怡人的地方，在西班牙的酷热的夏季，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片可喜的凉爽。牧师带着我游览时候，有一种仿佛是这里主人的样子，在我看来十分可爱。然后他做了一件奇特的事情。他开始吟诵起来。

“六月来临，正值圣胡安节到来之际，在萨拉曼卡苦读的学子们的学业即将结束……”

这是《耶稣之名》一书的开篇，那些流畅优美和谐的华美词句像音乐般从他的双唇倾淌而出。他那张肥胖红润的脸庞上呈现出狂喜的表情。

“多棒的记忆力呵！”当他终于停止的时候，我赞叹道。

“我经常读这本书。我时常在教区的农庄里走很长的路，三里格四里格五里格，如果我反复吟诵喜爱的段落，感觉路程就缩短了。没有人能像我的弗雷·路易那样用西班牙文写出如此优美的文字。”

然后他提出要带我去看看弗雷曾经散步的小岛，我们又返回了大路。一路上我们领略了卡斯蒂利亚大草原的开阔风景。远处的群山似乎是透明的。我们沿着河流行走，河岸旁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挺拔的白杨树，我们一直走到了河堤上的一片农田里。一个头上包裹着手帕的妇人坐在一块可以俯瞰流水的梯田上缝缝补补。她热情地与衣衫褴褛的牧师打招呼并礼貌地向我问了好。我们经过了一个磨坊便到达了那个小岛。水似乎恰好流到了磨坊的引水槽那边。在较远些的河堤上种着一排白杨树，土地在收割之后变得干燥并呈现出棕褐色。小岛上轻拂过一阵柔和舒适的微风。在一个树木环绕的小圈子里有一张桌子，传说修道士就是坐在这里写作的。如今每逢周日，度假的人就会来这里野餐，在地上撒满了旧报纸。这里有一种醉人的静谧。宽阔而宁静的河流会对人产生一种奇怪的作用。人的心绪镇定，但同时又敏锐而活泼。

然而，我在这次游览后反复回忆起的却是那个土气迟钝的牧师一行行背诵着那篇悦耳散文的情景。

我读过他引用的这本书，虽不是一字不漏，但也读了很多。书中包括一系列有关宗教经典中以耶稣的名义书之的布道。我不得不承认要不是因为有对话展开时有趣的描述，各种逸事和例子，以及遍及各处的关于作者性格的揭示，我或许会觉得这本书不大好读。他关于演讲主题的种种沉思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太微妙难懂。我本应该在非常熟悉神学作品的任何虔诚的人所理解的范围内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我觉得在路易·德·雷昂的身上似乎有一些格外现代的东西。他绝不像历史上的许多知名人物那样性格单一。我并不认为过去的人与现在的人有什么区别，然而在他们同时代的人看来，这些名人似乎更加同质化。否则人们就不会常常用“幽默”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们。但是，弗雷·路易是个矛盾的人，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不安抵触的特征和敌对的天性。委拉斯开兹的岳父帕切科用简单的语言逼真地描绘了他的形象：一个身材瘦小但比例协调的男人，巨大的脑袋上长着卷曲的头发，宽阔的前额，一个偏圆而不是偏长的黝黑脸庞，闪烁着光芒的绿色眼睛。他既自负又谦卑，既莽撞又有耐心，忧郁，暴躁，尖刻，忠诚，侠义。他痛恨愚蠢的人和伪君子。他对小孩子无比温柔。他热爱自然与真理。他无所畏惧。他总是准备好公然抨击专制统治，根本不在乎会激起怎样的仇恨。他甘冒一切风险抗击不公正的行为。他是个非常节俭的苦行者，很少允许自己享受睡眠，因此当仆人清晨到他的房间时，会发现那里与昨晚离开时一样。但是他热爱着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托美斯河流经拉弗莱查时发出的可爱的催人入眠的声音，盲人萨利纳斯演奏的天籁般的音乐以及西班牙语言的音色和韵律。他好争论，粗鲁，狂暴，可他最渴望的却是和平。对休憩的呼唤——摆脱混乱思绪的休憩，摆脱世界苦难的休憩——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反复出现。这为他创作的优美抒情诗注入了一股辛辣尖锐的味道，从而突破了贺拉斯风格的矫揉造作。他追求幸福与精神的宁静，但他的性情使他无法达成这一渴望。人们把他看成一位神秘主义者。可他从未体验过令追随神秘主义道路的那些人获得安慰的神奇恩赐，也从来没有学会对世间万物保持超然的态度。他强烈地渴望着一种全神贯注的感受，但他那不安的天性使他从未享受过这一感觉。也就是在作为诗人的范围内他才算得上是个神秘主义者。他望着白雪压顶的群山，渴望去探索它们的奥秘，但尘世间繁琐的事务阻止了他。我一直认为他的那句话——无爱就无生活——对他而言有一种隐秘的悲剧性的意味，而不仅仅是句陈词滥调。

弗雷·路易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伟人令我们惊叹的全面的才华。他是数学家，占星家和法学家。他没有受过训练，却掌握了作为一名画家的纯熟技艺。他不但精通神学作品，在古典文学方面的造诣也很深厚，对黄金时代的梦想始终萦绕胸怀。他的诗，正如我说过的，不仅仅是卓尔不群，而且我想所有的鉴赏家都会承认在西班牙没有人能写出像他那样完美的散文了。当手中握着笔的时候，弗雷·路易就是一位学者，一个绅士。他的作品以典雅而非气势取胜。在《完美的妻子》一书中，他详细地引用了德尔图良的话。即使通过译文，你也一定能看出那位非洲作家的文字比起弗雷·路易的要生动、活泼、雄浑得多。但即便是个外国人也必然能感觉到路易·德·雷昂流畅的散文所具有的魅力。他的文字如同从拉弗莱查流淌过的小溪那样清澈，既意味深长又通俗易懂，既简洁又丰富，有一种低沉而欢快的乐感。在我看来弗雷·路易创作的最吸引人的、最有趣的书当属《完美的妻子》。一个对神学和神秘主义都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娱乐和消遣。它就婚后各种必要的事项为新娘的品行提供了明智的建议。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对书中直率、精明与高贵的奇特混合产生某种愉悦的惊讶感。这本书还可以使读者对上层社会家庭生活有一个愉快的了解，并且到处都含蓄地提及了传统眼光不可能察觉到的西班牙社会的种种细节。弗雷·路易是位出身名门的卡斯蒂利亚绅士，他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依靠农田庄园的农产品维持生计的地主生活。他似乎没有考虑过有的人可能出身不幸，没有宽广的田地可以耕种。对于经商的人，他完全不屑一顾。这一职业不但不体面，而且严重地有损灵魂的安康。“田间生活，”他说，“以及对祖先遗留土地的耕作是一种对纯洁和真理的学习，因为你可以从与你一起劳动和交谈的人那里学到知识。土地忠实地按照你的托付给予回报，它稳定、率直、始终如一，盛产充足的水果和丰富的作物，慷慨无私地做着大量的善事。因此在土地的怀抱里劳作的人似乎被它打动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善良和单纯的性情，而这些品质在其他人身上是不易找到的。是土地教会了人们诚挚、真实和守信，同时保留着美好旧习俗的记忆。”

在《完美的妻子》最长的一个章节里，作者引经据典地攻击了当时女子喜欢染发和涂抹脸颊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癖好。（作为一个虔诚的修道士，他认为一个善良女子的美丽并不在于面部的轮廓而在于灵魂深处的美德。他并不确定完美的妻子应该是娇美可人的。）他承认不是所有化妆的女子都有邪恶的意图。“我这样想是出于礼貌。”他冷淡地说道。即使脸上的妆容不会暴露她们自己的不良愿望，但不管怎样这都会激起她们邻居的不善企图。善良贤淑的女子应当这样梳洗：“让她们伸出双手，接住仆人从盥洗架上的罐子里倒出来的水，让她们把脸庞浸入水中，再取一些水灌进嘴里，清洗齿龈，用手指搓搓眼睛的上方和耳朵的里面，耳后也要搓到，让她们不要停止这些动作直到整张脸庞都干净清洁了为止。在这之后，就不用管水了，让她们用粗毛巾把自己擦干净，这样她们就会比太阳还要美丽了。”

书中还有一个章节的题目叫做：《女子不应该多言而应该安静且性情温和的重要性》。在这一章节中他用了一句非常现代的格言，令人不禁莞尔。他说：“愚蠢而爱饶舌的女人，就像一般的愚蠢女人一样，无论她们拥有其他任何优点，都令人难以忍受。”他又进一步评论道这种愚蠢的特点在于它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反而将愚蠢当成了智慧。“而且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要灌输常识（给这一类的人）是最困难的事，因为这件事如果不是自小就学习了，那就根本学不好……我们能给予这些女子最好的建议就是乞求她们管住自己的嘴巴；既然世间鲜有聪慧佳人，那她们就应该致力于成为众多的沉默女子。”在我结束这本迷人的著作之前，我想从名为《关于婚后夫妇互爱互助的责任》的章节中摘录一个片断。这是引用圣·巴兹尔的一段话。“毒蛇是爬行动物中最凶残的一种，他会殷勤地出动，追求海鳗为妻。在他到达以后就会发出鸣笛的声音，似乎是在发送信号，从而把她从海里吸引上来投入婚姻的怀抱。海鳗十分顺从并毫无畏惧地与恶毒凶猛的毒蛇结合了。对此我想说些什么？什么呢？那就是无论丈夫怎样的无情和粗暴，妻子都需要忍耐，同时她应该不让任何事扰乱生活的平静。”

这个比方真是生动呵！

从未有人想过要美化弗雷·路易·德·雷昂。他从来没有像其他圣徒那样，获得过宁静。现在，我想简单地记叙一个与弗雷·路易形成对照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卓越地显示了激励这些西班牙人的力量是多么地强大。这个人就是阿尔坎塔拉的圣彼得，以下是圣特雷萨在她的自传中对他的描述：

“阿尔坎塔拉的彼得神父是上帝近来为我们塑造的一个优秀典范。这个世界无法容得下如此完美的人。人们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境况也发生了改变。这个神圣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精神十分强大，因此他征服了整个世界。尽管人们或许不会像他那样赤身裸体地行走或进行如此残酷的苦修，但正如我在其他时候提到过的，他们还可以通过许多别的途径征服世界。当上帝看到他们的勇气时就会教导他们。我们都知道上帝赐予了这个圣徒多么巨大的力量使他能够连续四十七年进行严厉的苦修。我想对此加以描述，因为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的。

“他告诉了我和另一个他很少有所隐瞒的人（正如我说过的并一直会这么说的，他告诉我是因为他对我充满爱，而且上帝希望他这么做，从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保护和激励）。在四十年里——我想他是这么说的——他每天从早到晚只睡一个半小时。征服睡眠，刚开始这是他实践过的最艰难的苦修，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站立或跪着。即便在睡觉的时候，他也是坐着的，脑袋靠在打进墙里的一块木头上。就算他想躺下来也做不到，因为众所周知他的房间不过只有四英尺半长。许多年来他从不曾戴上兜帽，无论阳光有多么炽热，下多大的雨；他脚上从不穿鞋；身上裹一件粗麻布道袍，里面什么也不穿；他将粗麻布裹得尽可能地紧，外面再披一件同样材质的斗篷。他告诉我每逢严寒，他就把斗篷脱掉，并将房间的门窗打开，这样当他再次穿上斗篷并关上门时，他的身体就会觉得暖和许多了。每三天吃一顿饭对他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他问我为何要感到惊讶，因为任何习惯于此的人都很可能做到这一点。他的一个同伴告诉我他曾经禁食了一个礼拜。这肯定是在他做祷告的期间，因为那时对上帝的爱会把他带入一种欣喜若狂的忘我境界，我自己就曾目睹过。

“他年轻时异常贫困，所进行的苦修也极其严酷。他告诉我他曾在修道院的一间房子里生活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仅仅凭着听修道士的声音去辨别他是谁，因为他从不抬起眼睛看。当他不得不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只好跟在牧师们的身后。在长途旅行中也是如此。他从不看女人，这持续了很多年。他告诉我现在看或不看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两样了。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身体非常虚弱，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仅仅是由树根做成的。他是个很神圣的人，却也和蔼可亲，他的话不多，除非你问他问题。他的理解能力很强，因此给的回答总是令人十分满意。关于他的事我想要说的还有更多，但恐怕你会问我这些事与我有何干系。我是带着疑虑不安写作的。因此我只想最后补充一点，他临死之际与生前一样，在讲道和劝诫他的修道士们。当他意识到即将抵达生命的终点时，他吟诵着赞美诗：《我为人们告诉我的事感到欣喜，我们将前往上帝的住所》，跪在地上，死去了。”

这些西班牙人能够如此顽强地战胜自我，难怪他们能征服半个世界。

十一

我希望写一篇有关神秘主义的文章可以符合我的意图。神秘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主题。我试图将某些虔诚之人的事迹记录下来，认为这或许会帮助我理解西班牙的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不仅仅只是历史背景，它是一个框架，在那个特殊时代里，西班牙人就是在这个框架里展开了五彩斑斓的活动。在当时的西班牙，宗教全面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普通层面，我想世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灵魂的救赎是西班牙人生活的主要事业。强盗在去干坏事的途中听见做弥撒的声音，那个皮条客、敲诈犯兼受雇的亡命徒在争斗中受伤后疯狂地恳求神父来听他忏悔。唐璜自己是个藐视宗教的人，可是当石像暴躁地紧抓住他时，他却乞求获得短暂的缓解来与上帝讲和。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人将天主教会当作他们灵魂的故乡。宗教确实激发了他们的情感，一种骄傲与温情，信任与怀旧交织的情感，约翰生博士将这种情感描绘成一个无赖之徒最后的避难所。

然而到此时为止，我想我已经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收集了充足的材料。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搜集了一些逸事可以推动叙述的进展，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就在我意识的边缘等待着参与到情节中去的召唤。我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坐下来开始写。可就在那时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有一次，我人在卡蒂斯，于是就去了趟那里的美术馆。美术馆在一座古老宫殿的一楼，相当破旧，收藏根本算不上广博，而且大部分的画都出自现代西班牙画家之手，质量令人哀叹。但是有一间藏室却收藏着苏巴朗一系列画作，是从赫雷斯附近的加尔都西修道院里搬移到这里来的。苏巴朗不是一个会受到很多人热爱的画家。你必须要非常了解他，要研究他之后才会意识到他是位多么杰出的艺术家。他拥有力量，这是你在其他画家身上很少发现的一种品质。但我在这里并不想过多地谈论他，我的当务之急是有关这些肖像画的。这些画主要是想通过表现各种人物的虔诚来阐明加尔都西修道会宗旨的。画像惟妙惟肖，很可能就是苏巴朗去修道院画墙壁装饰画时为僧侣们描绘下来的真实写照。画面中有苏巴朗所特有的那种坚硬感。那些白色的长袍似乎不是用羊毛，而是用像粗呢那样刚硬的材料做的，褶皱也丝毫没有柔顺感。它们仿佛是在木头上刻成的。然而，这种粗糙坚硬的表现手法会给人一种十分不同寻常的感觉。它或许会令人觉得排斥，但不会让人无动于衷。在这一系列加尔都西圣徒和被赐福的修士的画像中有一种使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有一张描绘神圣的约翰·霍顿的肖像奇特地令人感动。我不由得相信画中的人就是那个有着伟大精神的英国教士，而不是作为模特的西班牙人。霍顿传记的作者形容他是一个相貌腼腆，举止端庄，言谈优雅，身体贞洁，心灵谦逊，和蔼可亲，受到所有人热爱的人。而画中的这个人就具有教养良好的文雅气质和轮廓鲜明、精致英俊的容貌，有时候你会在某些出身名门的英国绅士身上发现这些特点。画中人修剪过的脑壳的周围留着很短的头发，似乎是红棕色的。我一度曾毫无来由地问自己这个不知名的同胞远离故土迢迢跋涉到安达卢西亚的修道院，并服从院长的指示，坐下来为另一个英国人的肖像做模特，可他究竟是谁呢？

这是一张特征鲜明的脸庞，瘦削得仿佛经历了长期的禁食，还带着一种不安与焦急的紧张感。他的双颊泛着潮红。皮肤上尽管有一种温暖柔和的象牙色调，但肤色比象牙色暗，比橄榄色白，微微露着些病态。一只空着的手紧握在胸前，另一只手则拿着一颗流血的心。脖子周围用打了结的绳子扣紧了。

这张脸庞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几个月过去了，一年，两年，我通过努力逐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使他可以承受冒险经历奇遇了，可他却呈现出一副苦修者的相貌，呈现出那个不知名的教士的瘦削、苦难、急切、入迷的面容。他具有同样的宗教气质，他的眼睛里也同样流露出决心从事某种难以言喻的神秘事业的坚定目光。我起初什么也没想，但在仔细地琢磨主题后却认识到这完全不是我需要的那种人。首先他并不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猜想他在开始教会生活之前对宗教就有所了解，但他的认识是非常浅薄、装模作样的那种，他会觉得一个虚假的数量荒谬可笑，他会在放肆纵情的时候引用维吉尔的诗句。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冷笑的样子，有些盛气凌人的架势，但我认为他永远不会放声大笑。我猜想他有爱的能力，但那爱里没有淫欲的成分，如果他陷入爱河，那将是件悲惨的事。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为某个轻浮的女人黯然神伤的表情，被理想主义蒙蔽的他看不出那样的女人其实一钱不值，或许他还会为了尊严而在痛苦的沉默中煎熬，因为上帝拒绝赐予他想要的幸福。我想他不会把一个妓女带上床，也不会欺骗漂亮女演员的爱吃醋的情人。我想他可能就诗律方面错综复杂的问题与洛佩·德·维加相谈甚欢，但他会认为戏剧不过是粗俗百姓的娱乐而已。他也许会在萨拉曼卡过上一段学生生活，但除了与几个严肃庄重且出生高贵的绅士有所交流外，其他什么人也不理睬。我想对于性急的路易·德·雷昂的那种贺拉斯风格的怀乡念旧，他只会鄙视。倘若他阅读了流浪汉小说的话会把它当作闲散的消遣，但不会充满好奇地想去体验小说中描绘的生活。他把这种生活留给了他的仆人们，自己则以讲究尊严和礼节的生活方式与那个热闹、忙乱、卑鄙、生动的世界保持着距离。

这样一个人根本不是我需要的。我决定构思另外一个形象。我希望他是个快乐的人，聪明而文雅，有生动的幽默感；当然是要信奉宗教的，但抱着几分怀疑的态度；他渴望冒险，对接触到的一切想法都兴趣盎然；他在任何聚会中都无拘无束，既可以自如地与诗人们讨论现代戏剧，也能够轻松地和演员们作乐或与盗贼们狂饮；他擅长说故事，和漂亮的女人做爱，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拔剑决斗，会身陷于外交阴谋当中，但又追求——既向往又勉强——神秘主义者们所讲述的美好境界。我认为塑造这样一个与我的意图相符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喜欢让他拥有略带红色的头发，以及与之相配的象牙橄榄色皮肤。我会赋予他瘦削的脸型，殷切的双眼，棱角分明的面容，这样的外貌与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精神事物的兴趣相一致。我不希望他太高大肥壮，因为这会显得性情粗糙，不符合我的想法。我希望他风度翩翩，身体比例协调，苗条但结实，还有一双纤长美丽的手，会令埃尔·格列柯为之着迷想要画下来。当我完成了对他的构思之后才沮丧地发现，我所描述的还是那个为约翰·霍顿的画像做模特的身穿白袍的加尔都西修道会教士。我又重新开始，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将它放下了一段时间，又再次构思，依然没有起色。我竭尽所能，可主人公的面部轮廓依然是那个该死的教士的。你或许以为一个作家可以赋予笔下的人物任何他喜欢的特征，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物形象并不是作家创造的，无论如何都不是作家的意识创造了人物。相反，是人物造就了自己。这个形象也许来自一幅画，也许来自对在街上看到的或过去知道的某个人的回忆。然后这个人物与众不同的特征就在作家的脑海里酝酿成长着，我想这些特征来自作家潜意识的深处，但并没有意志的推动。一旦人物形象形成了，那么作家除了接受他之外就什么也不能做了。他无法改变他头发的颜色或者嘴巴的形状，否则人物就会失去真实感。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因为他恰好就那么高，他会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有这般那般的感受，是因为他的眼睛中正好有那样的眼神。帕斯卡曾说过倘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长一些，世界的历史都会发生改变。他或许还可以补充说这也会改变她那似是而非的和谐性格。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脑海中酝酿着的这本书的主人公正是那个不知名的教士。但我非常清楚这将会是一本我无法写的书，甚至不是一本十分吸引我去写的书。它会有点过分地阳春白雪，有些缺乏活力，而且对我来说肯定没有特别的意义。

我略作挣扎，可依然无济于事。我的性格已经扼杀了我的故事。天上的猎犬追逐着我。我最终只得听天由命，决定放弃写这本书的念头。我为了写这本书前前后后专心准备了好些年，读了两三百本书，此时不免觉得失望。我只得聊以自慰地想，或许这些书会对我有所裨益。作家不可能通过刻意的努力而提升自我。年岁愈长，我愈发坚定地认为写作的并非作家本人而是人们所称的“他的潜意识”。尽其所能地培养和丰富潜意识必须成为他的目标。这一点，我想，他可以通过思索达到。圣特雷萨的一些话一定会在艺术家的心中引起共鸣：“我就仿佛是那个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声音的人，”她说，“可尽管听见了却无法辨别那声音说的是什么。我常常不理解自己的语言，可正是主的喜悦使我清晰地说出了这些话。倘若有的时候我会胡言乱语，那是因为我天生就会把事情搞砸。”我在今日的西班牙国内以及黄金时代的精神家园（有时难免单调乏味）徘徊了许久，无法相信在这么长时间的游荡之后自己竟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在我看来，旅途中简单的故事或许倒会引起各地读者的兴趣。

在我读过的书当中有一本对我确实没什么用，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个亚美尼亚的主教到不同圣地去朝拜的经历，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末，比我关注的时代要早了一百年。然而当我在一份参考书目中看到这本书的标题时，它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书名叫做《欧洲纪行》，于1827年在巴黎出版，由J·圣·马丁先生翻译。这是一本很薄的书，有点发霉了，书页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沾染了污渍，书的内容是法语和亚美尼亚语相对照的。它是由这样的一段话开篇的——我从法语把它翻译了过来：

“我，殉道者——仅仅是名义上的，出生在阿森德然，我是个主教，居住在诺卡（新的村庄）的圣芝若哥修道院。去拜访耶稣使徒们的墓地是我平生的夙愿。当时机到来之时——尽管我微不足道，配不上我一直渴望的这份荣耀——我没有将心中的意图告诉任何人，就从我的修道院进发了。那是在亚美尼亚纪元的938年10月29日那一天。我分站分段地旅行，首先到达了斯坦布尔。幸亏有上帝的恩典，我在那里发现了一艘船，并和维萨尼副主祭一同登上了船。”

他提到的日期相当于公元纪元的1489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正是在1492年8月3日这一天从帕洛斯起航去开辟前往印度群岛的新航线。

我想这个殉教者，这位阿森德然的主教，一定是个不同寻常之人。阿森德然是个繁忙而且人口众多的城市，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就从城中流过。城市位于平原当中，有很多的果园和葡萄园，周围还有群山环绕，山里生活着无人管理的野蛮部落。启迪者圣格里高利就在离城市不远的幼发拉底河中为亚美尼亚的国王以及宫廷中的贵族们施洗。这一事件的结果对亚美尼亚人十分不幸并且使欧洲的和谐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主教一路前行到达了罗马，在那里教皇给他写了一封举荐信，对他艰险的旅程很有帮助。他继续向北行进，在巴塞尔他与维萨尼副主祭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对此，他没有作任何评论。被释放之后，他们沿着莱茵河一直到了科隆，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东方三圣”的墓。当他们到达佛兰德斯之后，因为不熟悉语言，很难让当地人理解他们的意思。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到英国以后也不知如何是好。关于这段经历他除了提到英国人是吃鱼的之外什么也没说。可是，一抵达巴黎寄宿的小客栈，他就感叹道：“人们要怎样描绘这座城市的美丽啊！这是一座非常伟大壮丽的城市！”这比起他通常的描述要进了一步，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告诉你的不过就是如何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以及他参观了哪些圣地。关于遇到的人，他却只字不提。这是最枯燥乏味的读物了，可你仍然会读下去，因为你能感觉到这个人具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勇气。在巴黎，副主祭离开了他。他试图寻找另一个同伴，可似乎没有人愿意与他共担一路艰险。“于是我就将坚定的信念交付了圣詹姆斯的祷告和万能的上帝，继续踏上了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没有危险能让他胆怯。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却只身一人步行前进，毫无抱怨地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当他到达城镇的时候会受到修道院的接待，然而倘若他置身于荒郊野外就会做好准备睡在光秃秃的地上。他走过了许多城市，每到一地都会受到礼遇。在圣塞巴斯蒂安，一个小客栈的老板和他的妻子无比慷慨地招待了他。在我所读到过的客栈老板中，这算是独一无二的好人了。那里的人为他举行了两次募捐，因为无论他出发时带了多少钱，到现在肯定早就花完了。关于圣塞巴斯蒂安，他令人惊讶地评价道：“在这个城镇里，我就没看到过一张俏丽的面孔。”尽管又疲倦又虚弱，但在上帝帮助的支撑下，他最终来到了圣詹姆斯选择作为安息之所的著名城市。

“我走近墓碑，饱含敬意，我将脸仆在地上，恳求他宽恕我的罪过，以及我的父母和恩人们的罪过。最后，在泉涌般的泪水中，我完成了这一桩心愿。”

然后他便启程返回故土。

他到了一个被他称作戈萨瑞的地方，那是位于基普斯高亚海岸的一个港口。当时是1494年，他已经在路上行走了五个年头。此时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返回帕洛斯也仅仅过了十二个月，他发现了——并非他原本寻求的——一个新世界。现在我继续引用主教的叙述：

“我在那里发现了一艘巨大的船只，人们告诉我它的负重可达六十吨。我和牧师们交谈，告诉他们应该让这艘船带上我。‘我再也无法步行了，’我说，‘我的力气已经用光了。’他们得知我从如此遥远的一个国度步行而来，十分惊讶。他们去拜会了船长：‘这个亚美尼亚的修道士，’他们对他说，‘恳请您带他上船。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不能再依靠陆地旅行返回了。’他们给船长读了教皇的信。他听了之后说：‘我会让他上船的。但是告诉他我要环游整个海洋，我的船不运送做买卖的人，还有所有在船上的人都要为航行服务。至于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将希望全部寄予上帝，我们相信无论命运带我们到何方，上帝都会拯救我们。我们将环游世界，无法确定风将把我们吹到哪里。但上帝是知道的。至于其他，如果你想要和我们一同前行，那很好，就到我的船上来吧，你不必为面包或食物饮料操心。如果你需要另外任何东西，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这些牧师们会负责的。既然我们是好心人，我们会为你提供饼干以及其他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

这个英勇无畏的主教在不知名的大海上航行了六十八天。逆风将他们一会儿吹到这里一会儿刮到那里，最后他们到了“世界尽头的”的城市。他们受到了猛烈暴风雨的摧残，大船也被震动得非常厉害，所以不得不返回卡蒂斯进行修理。他在卡蒂斯下了船，继续前往瓜达卢佩的圣马利亚圣地进行朝拜。他再次抵达罗马时已经是1496年四月斋期间了。他是这样结束自己的叙述的：“于是我就去了马利亚的圣地，在那里登上了船，我又再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然而，我写下这位殉道者阿森德然主教的故事并非是为了他本人，尽管我也不认为回顾一下一个善良勇敢人的事迹是在浪费时间。我记录这个故事，是为了在主教请求搭船时，那个不知名的船长所说的一番话。我想亚美尼亚的主教同样认为这是一段精彩的发言，因为在整本书中这是他唯一记载的一段演说。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伟大的人，但对于这些遭遇，他只是提及却并没有加以描绘。依我之见，这段话可以与修昔底德在他书写的希腊历史中所记录下的那些著名人士的任何一次演讲相媲美。我猜想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位船长的姓名。他把信念寄予上帝，乘着一艘并不坚固的船只，出发驶向浩渺的大海。他那充满英雄气概的话语荡气回肠。我想 “仅仅是名义上的”殉道者主教肯定在船长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相同的灵魂。这位不知名的船长也是一名具有献身精神的教士，但他是为了极其艰难的冒险事业而奉献自我的，同样有一颗无畏的心灵。

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这就是西班牙之所以伟大的奥秘。在西班牙，人就是诗歌，是绘画，是建筑。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哲学。这些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人生活着，感受着，行动着，但他们并不思考。他们追求并发现的是生活，是骚动的、热烈的、多样的生活。激情是他们生命的种子，激情也是他们绽放的花朵。然而仅凭激情是无法创造一种伟大艺术的。西班牙人在艺术领域毫无建树。他们在艺术实践方面并无多少成果，但却为从异域借鉴而来的艺术技巧涂抹上了当地的色彩。他们的文学——恕我直言——并不属于最高的水平；他们向国外大师学习绘画，但却是笨拙的学生，只孕育了一位最一流的画家；他们建筑的典范都有赖于摩尔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设计，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只有亦步亦趋追随典范时才是最好的。他们的卓越之处也很伟大，但却在于不同的方向：那是一种性格的卓越。在这一点上，我想无人可以超越他们，只有古代罗马人才能与他们匹敌。这个精力旺盛的民族似乎将它所有的活力和独创性都投入了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目标：人的创造。他们并不擅长艺术，他们擅长的是一个比艺术更加伟大的领域——人。然而思想才有最后的决定权。

版权信息

书名：月亮和六便士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6178

译者：傅惟慈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译本序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出生于巴黎，父母早丧，回英国叔父家寄居，并在英国受教育。在大学他虽然攻读医学，但对文学兴趣颇浓。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就是根据他做见习医生期间在伦敦贫民区所见所闻写成的。他从此走上文学道路，并赴世界各地旅行、搜集素材。毛姆最初以戏剧家闻名，自二十世纪初约三十年间，共创作了近三十部剧作。早在一九○八年，他的四部戏剧在伦敦四座剧院同时上演，毛姆之名即已红极一时，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却在小说创作上。带有自传性质的《人性的枷锁》（1915）、追述英国一位文坛巨匠往事的《寻欢作乐》（1930）以及这部以一位英国画家为题材的《月亮和六便士》（1919），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毛姆的几部重要著作及近百篇短篇小说大都发表于二三十年代，但直到他已达七十高龄，仍写出轰动一时的畅销小说《刀锋》（1944）。毛姆是英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创作力旺盛的多产作家。

毛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他的笔锋像一把解剖刀，能够挖掘出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思想活动。他对待自己笔下人物常采取一种医师、“临床”的冷静态度，既不多作说教，也很少指出伦理是非，一切留给读者自己判断。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一个“世界公民”（Weltburger）；他的小说多以异国为背景，富于异乡情调。他是一个说故事的大师，叙述故事引人入胜。他写了不少貌似离奇的故事，这与他对人性不可捉摸的看法是一致的。事物的发展似在情理外、又在情理中；结尾有时一反常情，给人以惊奇而又回味无穷的感觉。他的作品结构严谨，剪裁得体，就是人物繁多，枝节蔓延的长篇也层次分明、井然有序。

以上对毛姆小说特点的简单分析，亦完全适用于这部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杰作《月亮和六便士》。这部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写的是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性格怪异，有时表现得非常自私（例如他同挽救了其性命的荷兰画家妻子私通，导致他的恩人家破人亡），但正如作者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惹人嫌的人，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读者也很可能不喜欢这个画家，但却不能不佩服他的毅力与才能，不能不为他的执着的追求精神所折服。毛姆在这部小说中发挥了他叙述故事的特长，有时直叙，有时追述，有时旁白，插入一点议论，有时又借助第三者的口讲一段轶事作为补充，只要读者将这本书打开，就不由自主他被吸引住，想看个究竟。

《月亮和六便士》中的英国画家是以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高更在立志从事绘画前也做过经纪人；高更一生也非常坎坷、贫困；高更最后也到了塔希提并埋骨于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但我们必须看清，除了生活的大致轮廓外，毛姆创造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物。他把他写得更加怪异，更加疯狂，但也使读者感到更加有血有肉。一句话，毛姆写的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文学传记。如果说《月亮和六便士》发表后将近一百年，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那不是由于毛姆采用的原型——高更如何伟大，而是由于毛姆的生花妙笔创作出一个不朽的画家。

最后想说一下小说的名字，“月亮”与“六便士”究竟有什么含义？一般人的解释（我过去也一直这样认为）是：六便士是英国价值最低的银币，代表现实与卑微；而月亮则象征了崇高。两者都是圆形的，都闪闪发光，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或许它们就象征着理想与现实吧！但笔者的一位海外好友——也是一位毛姆的研究者——有一次写信来却提出一个鲜为人知的解释。他在信中说：“据毛姆说，这本小说的书名带有开玩笑的意味。有一个评论家曾说《人性的枷锁》的主人公（菲力普·嘉里）像很多青年人一样，终日仰慕月亮，却没有看到脚下的六便士银币。毛姆喜欢这个说法，就用《月亮和六便士》，作为下一本小说的书名。”可惜我这位朋友没有告诉我这段文字的出处，我想大概是记载在国外无数毛姆评价中的某一本书吧。我相信这个解释，而且这与一般人的理解也并不冲突。让我们都去追求一个崇高的理想，而鄙弃六便士银币吧！

傅惟慈

一九九四年春于北京

保罗·高更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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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刚刚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从来没注意到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却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了。我所谓的伟大不是走红运的政治家或是立战功的军人的伟大；这种人显赫一时，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倒不如说沾了他们地位的光，一旦事过境迁，他们的伟大也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但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对它感到兴趣。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静，扣紧你的心弦。思特里克兰德受人揶揄讥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甚至对他赞誉也不再被看作是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他的瑕疵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他的优点的必不可少的派生物。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尽可以继续争论。崇拜者对他的赞颂同贬抑者对他的诋毁固然都可能出于偏颇和任性，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具有天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料想，委拉斯凯兹是个比埃尔·格列柯更高超的画家，可是由于所见过多，却使我们感到他的绘画有些乏味。而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有一种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作为永恒的牺牲似地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献出来。一个艺术家——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音乐家也好，用他的崇高的或者美丽的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但这也同人类的性本能不无相似的地方，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呈现到你眼前。探索一个艺术家的秘密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迷人劲儿。这个奥秘同大自然极相似，其妙处就在于无法找到答案。思特里克兰德的最不足道的作品也使你模糊看到他的奇特、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欢他的绘画的人之所以不能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么多人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以后，莫利斯·胥瑞才写了那篇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的文章，使这位不为人所知的画家不致湮没无闻。他的这篇文章打响了第一炮，很多怯于标新的作家这才踏着他的足迹走了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艺术评论界更没有哪个人享有比胥瑞更无可争辩的权威。胥瑞提出的论点不可能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看起来他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称许似乎有些过分，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证实了他评价的公正；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声名便也在他所定的调子上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了。思特里克兰德声名噪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最富于浪漫主义味道的一个事例。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有所评论，除非在这些作品涉及到画家性格的时候。我对某些画家的意见不敢苟同，他们傲慢地认为外行根本不懂得绘画，门外汉要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免开尊口，大大方方地掏出支票簿。老实讲，把艺术看作只有名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没有实际知识，是很少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而我自己对绘画恰好是非常无知的。幸而在这方面我无庸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里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已经作了详尽的探索；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很可惜，这种文风今天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时兴了。

莫利斯·胥瑞在他那篇驰名的文章里简单地勾画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作者有意这样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毫不搀杂个人的好恶，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头脑的人对一个极为独特的天才画家的注意力。但是胥瑞是一个善于写文章的老手，他不会不知道，只有引起读者“兴味”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后来那些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曾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有些人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玛特尔咖啡座上和他会过面的画家——极其吃惊地发现，他们当初看作是个失败的画家，一个同无数落魄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的画家，原来是个真正的天才，他们却交臂失之。从这时起，在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各式各类的文章：这个写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回忆，那个写对他作品的评述。结果是，这些文章更增加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誉，挑起了、但却无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这个题目大受读者欢迎，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下了不少工夫，在他写的一篇洋洋洒洒的专题论文里开列了一张篇目，列举出富有权威性的一些文章。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瓦尔特·饶利爵士之所以永远珍留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皇踏着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发现的国土；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肯定会哑然失笑的。讲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了不少敌人，但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因此，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必须借助于活跃的想象以弥补贫乏的事实，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常清楚，尽管人们对思特里克兰德生平的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也尽够浪漫主义的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遇。经过一段时间，从这一系列事情的演绎附会中便产生了一个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神话是不会贸然反对的。

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误解颇多，他公开申明自己写这部传记就是为了“排除某些成为流传的误解”，这些谬种流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谁都清楚，在外界传播的思特里克兰德生平轶事里有许多使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忍不住哑然失笑，但也暗自庆幸，幸好这本书写得实在枯燥乏味。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传记里刻画的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的教士在研究人们称之为《圣经》诠释这门学问中都学会了遮掩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状（这些行动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认为值得记住的）的那种精思敏辩，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导致他在教会中荣获显职的。我好像已经看到他那筋骨强健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但或许是很勇敢的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名传遐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他的艺术对很多人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他性格的嫌恶，或者是对他惨死的同情；而儿子的这部旨在为父亲遮羞掩丑的传记对于父亲的崇拜者却不啻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思特里克兰德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九个月以前曾经卖给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后来突然逝世，这幅画再度拍卖，又被克利斯蒂购去。这次拍卖正值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这幅名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以前降低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一件偶合。如果不是人们对神话的喜爱，叫他们对这个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故事嗤之以鼻的话，只靠思特里克兰德个人的权威和独特也许无力挽回大局的。说也凑巧，没有过多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隶属的这一历史学派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其恶劣程度是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用不着说，比起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写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使人败兴的作家来，这一派历史学者的著作肯定能够给予读者更大的乐趣。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关系只写作经济上的联盟，我是会觉得非常遗憾的；要想劝说我让我把泰伯利欧斯看作是同英王乔治五世同样的一位毫无瑕疵的君主，也需要远比手头掌握的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这种证据看来很难找到）。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词句，读起来很难叫人对这位不幸的牧师不感到同情。凡是这位牧师为了维护体面不便畅言的地方都被攻击为虚伪，凡是他铺陈赘述的章节则率直地被叫作谎言，作者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则干脆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斥之为背叛。作品中的这些缺陷，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固然应该受到指摘，但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倒霉的是，竟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连带遭了殃，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批评为假装正经、作势吓人、自命不凡、狡猾欺心，只会烹调倒人胃口的菜饭。讲到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驳斥外间深入人心的一种传述——关于他父母之间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时，实在不够慎重。他在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来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段原文是这样的：“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位热心的崇拜者，如果他想为思特里克兰德涂脂抹粉本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他的目光敏锐，一眼就望穿了隐含在一些天真无邪的行为下的可鄙的动机。他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他对一个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哪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像他那样透过普通事物看到更深邃的意义。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不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心理病理学家却看到了根本不能表达的事物。我们看到这位学识渊深的作家如何热衷于搜寻出每一件使这位英雄人物丢脸的细节琐事，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列举出主人公一件冷酷无情或者卑鄙自私的例证，他的心就对他更增加一分同情。在他寻找到主人公某件为人遗忘的轶事用来嘲弄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一片孝心时，他就像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乐得心花怒放。他写这篇文章的那种认真勤奋劲儿也着实令人吃惊。没有哪件细小的事情被他漏掉，如果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有一笔洗衣账没有付清，这件事一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如果他欠人家一笔借款没有偿还，这笔债务的每一个细节也绝对不会遗漏；这一点读者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二

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既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了。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当然喏，我比大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我第一次和他会面远在他改行学画以前。在他落魄巴黎的一段坎坷困顿的日子里，我经常和他见面。但如果不是战争的动乱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的话，我是不会把我的一些回忆写在纸上的。众所周知，他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我在那里遇见不少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他悲剧的一生中人们最不清晰的一段日子，我恰好可以投掷一道亮光。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便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同埃尔·格列柯像我同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熟稔，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我们不肯付呢？

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事为自己辩解。我不记得是谁曾经建议过，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也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行事：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也都上床睡觉。但是我这个人生来还有苦行主义的性格，我还一直叫我的肉体每个星期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一期也没有漏掉。想到有那么多书被辛勤地写出来，作者看着书籍出版，抱着那么殷切的希望，等待着这些书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修养。一本书要能从这汪洋大海中挣扎出来希望是多么渺茫啊！即使获得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瞬息即逝的事啊！天晓得，作者为他一本书花费了多少心血，经受多少磨折，尝尽了多少辛酸，只为了给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几小时的休憩，帮助他驱除一下旅途中的疲劳。如果我能根据书评下断语的话，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作者为它绞尽了脑汁，有的甚至是孜孜终生的成果。我从这件事取得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郁积在他心头的思想的发泄中取得写书的酬报；对于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

战争来了，战争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老一代人过去不了解的一些神，已经看得出继我们之后而来的人要向哪个方向活动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吵吵嚷嚷，早已经不再叩击门扉了。他们已经闯进房子里来，坐到我们的宝座上，空中早已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老一代的人有的也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叫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过去；这些人同那些最活跃的年轻人比赛喉咙，但是他们发出的呐喊听起来却那么空洞，他们有如一些可怜的浪荡女人，虽然年华已过，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靠轻狂浮荡来恢复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儿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的莞尔微笑中流露着一种宽容的讥诮。他们记起了自己当初也曾经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践踏在脚下，也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谁说的话也不能算最后拍板。当尼尼微城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老旧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可能还觉得他们在说一些前人未曾道过的真理，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说话的腔调前人也已经用过一百次，而且丝毫也没有变化。钟摆摆过来又荡过去，这一旅程永远反复循环。

有时候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他感到陌生的新世纪，这时候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一幅最奇特的景象。譬如说，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莱布呢？在他生活的那一时代，他是享有盛名的，当时所有的人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今天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了。他写诗的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柏派那里学习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了很多说教的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来。克莱布先生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写的风靡一时的新诗，而且我还想象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新诗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像济慈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更多的几首，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是克莱布先生还是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句诗。我也断断续续读了一些我们这一时代的年轻人的诗作，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炽情的济慈或者更一尘不染的雪莱，而且已经发表了世界将长久记忆的诗章，这我说不定。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词句——尽管他们还年轻，却已才华横溢，因此如果仅仅说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荒唐可笑了——，我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但是虽然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语汇看，倒仿佛这些人躺在摇篮里就已经翻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鲜东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太多，感觉过于肤浅；对于他们拍我肩膀的那股亲热劲儿同闯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也有些平淡。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了。我仍然要写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写作除了自娱以外还抱有其他目的，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

三

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之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年轻，但由于偶然的因缘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想要同我结识。

我刚刚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时候，心情又是热切又是羞涩；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况，不无凄凉之感。很久我没有到伦敦去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里面的描写是真，伦敦一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已经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廷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就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物，如今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羞于使自己的感情外露，因为怕人嘲笑，所以都约束着自己不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放浪的诗人作家执身如何端肃，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文艺界有今天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遮上一层保持体面的缄默，并不认为这是虚伪。我们讲话讲究含蓄，并不总是口无遮拦，说什么都直言不讳。女性们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取得绝对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我到一些殷勤好客的文艺家庭中去作客总要乘车在市区兜很大的圈子，因为羞怯的心理作祟，我往往在街上来来回回走好几遍才鼓起勇气去按门铃。然后，我心里捏着一把汗，被让进一间高朋满座、闷得透不过气的屋子。我被介绍给这位名士、那位巨擘，这些人对我的著作所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我知道他们都等着我说几句隽词妙语，可是直到茶会开完了，我仍然想不出什么有风趣的话来。为了遮盖自己窘态，我就张罗着给客人倒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到人们手里。我希望的是谁都别注意我，让我心神宁静地观察一下这些知名人士，好好听一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言语。

我记得我遇见不少身材壮硕、腰板挺得笔直的女人。这些女人生着大鼻头，目光炯炯，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好像披着一挂甲胄；我也看到许多像小老鼠似的瘦小枯干的老处女，说话柔声细气，眼睛滴溜溜乱转。我对她们那种总是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毛病常常感到十分好笑；她们认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偷偷在椅子上揩手指头，这让我看着也十分佩服。这对主人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在轮到主人到这些人家里作客的时候，肯定也会在她朋友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这些女人有的衣着入时，她们说她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一个人为什么只因为写了一本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的身段苗条为什么不能尽量把它显示出来呢？俊俏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稿件。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不够庄重，这些人穿的是艺术性的纺织品，戴着具有蛮荒色调的珠宝装饰。男士们的衣着一般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总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是老于世故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办事员。这些人总显出有些劳累的样子。我过去同作家从来没有接触，我发现他们挺奇怪，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人不像真实的人物。

我还记得，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富于机智。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刚一转身，他们就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是惊讶不置地听着他们那辛辣刻毒的幽默话。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的人有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性格和仪表，而且可以嘲弄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评论恰到好处，话语滔滔不绝，我实在望尘莫及。在那个时代谈话仍然被看作是一种需要下工夫陶冶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对答比锅子底下噼啪爆响的荆棘更受人赏识，格言警句当时还不是痴笨的人利用来冒充聪敏的工具，风雅人物的闲谈中随便使用几句会使得谈话妙趣横生。遗憾的是，这些妙言隽语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最舒适顺畅的谈话莫过于这些人谈论起他们从事的行业的另一方面——谈起进行交易的一些细节来。在我们品评完毕一本新书的优劣后，自然要猜测一下这本书销售掉多少本，作者得到多少预支稿费，他一共能得到多少钱。以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这个人的慷慨和那个人的吝啬。我们还要争辩一下是把稿件交给这一个稿酬优厚的人还是哪一个会做宣传、善于推销的人。有的出版商不善于做广告，有的在这方面非常内行。有些出版商古板，有些能够适应潮流。再以后我们还要谈论一些出版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作家搞到的门路。我们还要谈论编辑和他们欢迎哪类作品，一千字付多少稿费，是很快付清呢，还是拖泥带水。这些对我说来都非常富于浪漫气味。它给我一种身为这一神秘的兄弟会的成员的亲密感。

四

在那些日子里，再没有谁像柔斯·瓦特尔芙德那样关心照拂我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有特色，读起来叫你心绪不能平静。正是在她家里，有一天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一天瓦特尔芙德小姐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在她的一间小屋子里，客人比往常来得还多。每个人好像都在和别人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很窘；既然客人们都在三三两两地谈他们自己的事，我就很不好意思挤进哪个人堆里去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是个很体贴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有些尴尬，便走到我身边来。

“我想让你去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以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处世采取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把生活看作是给她写小说的一个机会，把世人当作她作品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谁对她的才能非常赏识而且慷慨地宴请过她，她有时也会请他们到自己家招待一番。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热让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却同他们周旋应酬，十足表现出一个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同她谈了十来分钟的话。除了她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房子，正对着没有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也住在那一带，我们两人就觉得亲近了一层。对于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同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好像是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又过了几天我收到她一张请吃午饭的请柬。

我的约会并不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到她家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因为我害怕去得过早，围着大教堂先兜了三个圈子。进门以后我才发现客人都已经到齐了。瓦特尔芙德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这是早春的一天，天气很好，大家兴致都非常高。我们谈东谈西，什么都谈到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拿不定主意，是照她更年轻时的淡雅装扮，身着灰绿，手拿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还是表现出一点年事稍高时的丰姿；如果是后者，那就要穿上高跟鞋、披着巴黎式的上衣了。犹豫了半天，结果她只戴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使她的情绪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议论我们都熟识的朋友呢。杰伊太太知道得很清楚，逾越礼规的言词是机智的灵魂，因此时不时地用不高于耳语的音调说一些足能使雪白的台布泛上红晕的话语。理查·特维宁则滔滔不绝地发表荒唐离奇的谬论。乔治·娄德知道他的妙语惊人已经尽人皆知，用不着再施展才华，因此每次张口只不过是往嘴里添送菜肴。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一句合适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施用化妆品的，但是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样她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

餐室是按照当时的艺术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护墙板很高，绿色的糊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镜框里的惠斯勒的蚀刻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线条笔直地高悬着。地毯也是绿颜色的，地毯上白色小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图画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利斯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的装潢同这里一模一样，淡雅，别致，却有些沉闷。

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时候，我是同瓦特尔芙德小姐一同走的。因为天气很好，又加上她这顶新帽子提了兴致，我们决定散一会步，从圣杰姆斯公园穿出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你觉得菜做得不坏，是不是？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你给她出的主意太妙了，”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要同作家来往呢？”

瓦特尔芙德小姐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请我们吃饭，我们对吃饭也没有反感。我喜欢她就是喜欢这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惯爱结交文人名士的人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算心地最单纯的了，这些人为了把猎物捕捉到手，从汉普斯台德的远离尘嚣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柴纳街的寒酸破旧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住在寂静的乡间，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不只使她阅读到不少浪漫故事，而且也给她的脑子里装上了伦敦这个大城市的罗曼史。她从心眼里喜欢看书（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少见的，这些人大多数对作家比对作家写的书、对画家比对画家画的画兴趣更大），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生活于其中，感到日常生活所无从享受到的自由。当她同作家结识以后，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脚灯瞭望的舞台，这回却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人粉墨登场，好像自己的生活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而且居然闯进这些人的重门深锁的幽居里去。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伦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论一样，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有没有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啊？”我问。

“怎么没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没有什么风趣。”

“他们俩感情好吗？”

“两个人互敬互爱。如果你在他们家吃晚饭，你会见到他的。但是她很少请人吃晚饭。他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我就把话头转开，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在上学。”

这个题目已经没有好说的了。我们又扯起别的事来。

五

夏天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见面的次数不算少。我时不时地到她家里去吃午饭，或是去参加茶会；午饭总是吃得很好，茶点更是非常丰盛。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相投。我当时年纪很轻，或许她喜欢的是指引着我幼稚的脚步走上文坛的艰辛道路，而在我这一方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琐事也乐于找到一个人倾诉一番。我准知道她会专神倾听，也一定能给我一些合乎情理的劝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很会同情人的。同情体贴本是一种很难得的本领，但是却常常被那些知道自己有这种本领的人滥用了。他们一看到自己的朋友有什么不幸就恶狠狠地扑到人们身上，把自己的全部才能施展出来，这就未免太可怕了。同情心应该像一口油井一样喷薄自出；惯爱表同情的人让它纵情奔放，反而使那些受难者非常困窘。有的人胸膛上已经沾了那么多泪水，我不忍再把我的洒上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自己的长处运用很得体，她让你觉得你接受她的同情是对她做了一件好事。我年轻的时候在一阵热情冲动中，曾同柔斯·瓦特尔芙德谈论这件事，她说：

“牛奶很好吃，特别是加上几滴白兰地。但是母牛却巴不得赶快让它淌出去。肿胀的乳头是很不舒服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的嘴非常刻薄。这种辛辣的话谁也说不出口，但是另一方面，哪个人做事也没有她漂亮。

还有一件事叫我喜欢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的住所布置得非常优雅。房间总是干干净净，摆着花，叫人感到非常舒服。客厅里的印花布窗帘虽然图案比较古板，可是色彩光艳，淡雅宜人。在雅致的小餐厅里吃饭是一种享受；餐桌式样大方，两个侍女干净利落，菜肴烹调得非常精致。谁都看得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另外，毫无疑问她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客厅里摆着她儿女的照片。儿子——他名叫罗伯特——十六岁，正在罗格贝学校读书；你在照片上看到他穿着一套法兰绒衣服，戴着板球帽，另外一张照片穿的是燕尾服，系着直立的硬领。他同母亲一样，生着宽净的前额和沉思的漂亮的眼睛。他的样子干净整齐，看上去又健康，又端正。

“我想他不算太聪明，”有一天我正在看照片的时候，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性格很可爱。”

女儿十四岁。头发同母亲一样，又粗又黑，浓密地披在肩膀上。温顺的脸相，端庄、明净的眼睛也同母亲活脱儿一样。

“他们两个人长得都非常像你，”我说。

“可不是，他们都更随我，不随他们的父亲。”

“你为什么一直不让我同他见面？”

“你愿意见他吗？”

她笑了，她的笑容很甜，脸上微微泛起一层红晕；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竟这么容易脸红，是很少有的。也许她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她的纯真。

“你知道，他一点儿也没有文学修养，”她说，“他是个十足的小市民。”

她用这个词一点儿也没有贬抑的意思，相反地，倒是怀着一股深情，好像由她自己说出他最大的缺点就可以保护他不受她朋友们的挖苦似的。

“他在证券交易所干事儿，是一个典型的经纪人。我猜想，他一定会叫你觉得很厌烦的。”

“你对他感到厌烦吗？”

“你知道，我刚好是他的妻子。我很喜欢他。”

她笑了一下，掩盖住自己的羞涩。我想她可能担心我会说一句什么打趣的话，换了柔斯·瓦特尔芙德，听见她这样坦白，肯定会挖苦讽刺几句的。她踌躇了一会儿，眼神变得更加温柔了。

“他不想假充自己有什么才华。就是在证券交易所里他赚的钱也不多。但是他心地非常善良。”

“我想我会非常喜欢他的。”

“等哪天没有外人的时候，我请你来吃晚饭。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可是自愿冒这个风险；如果这天晚上你过得非常无聊，可千万不要怨我。”

六

但是最后我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见面，并不是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的那种情况下。她请我吃饭的那天晚上，除了她丈夫以外，我还结识了另外几个人。这天早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派人给我送来一张条子，告诉我她当天晚上要请客，有一个客人临时有事不能出席。她请我填补这个空缺。条子是这么写的：

我要预先声明，你将会厌烦得要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次枯燥乏味的宴客。但是如果你能来的话，我是非常感激的。咱们两个人总还可以谈一谈。我不能不帮她这个忙；我接受了她的邀请。

当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把我介绍给她丈夫的时候，他不冷不热地同我握了握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情绪很高，转身对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

“我请他来是要叫他看看我真的是有丈夫的。我想他已经开始怀疑了。”

思特里克兰德很有礼貌地笑了笑，就像那些承认你说了一个笑话而又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人一样，他并没有说什么。又来了别的客人，需要主人去周旋，我被丢在一边。当最后客人都已到齐，只等着宣布开饭的时候，我一边和一位叫我“陪同”的女客随便闲谈，一边思忖：文明社会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莫解。拿这一天的宴会来说，你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女主人要请这些客人来，而为什么这些客人也会不嫌麻烦，接受邀请。当天一共有十位宾客。这些人见面时冷冷淡淡，分手时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了，这只是完成一次社交义务。思特里克兰德夫妇在人家吃过饭，“欠下”许多人情，对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丝毫不感兴趣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回请这些人，而这些人也都应邀而来了。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吃饭时总是夫妻对坐的厌烦，为了让仆人休息半天，还是因为没有理由谢绝，因为该着吃别人一顿饭？谁也说不清。

我同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见面

餐厅非常拥挤，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些人中有一位皇家法律顾问和夫人，一位政府官员和夫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和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还有一位议员的妻子。正是因为议员发现自己不能离开议院我才临时被请来补缺。这些客人的身份都非常高贵。女太太们因为知道自己的气派，所以并不太讲究衣着，而且因为知道自己的地位，也不想去讨人高兴。男人们个个雍容华贵。总之，所有这里的人都带着一种殷实富足、踌躇满志的神色。

每个人都想叫宴会热闹一些，所以谈话的嗓门都比平常高了许多，屋子里一片喧哗。但是从来没有大家共同谈一件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同他的邻座谈话，吃汤、鱼和小菜的当儿同右边的人谈，吃烤肉、甜食和开胃小吃的当儿同左边的人谈。他们谈政治形势，谈高尔夫球，谈孩子和新上演的戏，谈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的绘画，谈天气，谈度假的计划。谈话一刻也没有中断过，声音也越来越响。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宴会非常成功，她可以感到庆幸。她的丈夫举止非常得体。也许他没有谈很多话，我觉得饭快吃完的时候，坐在他两边的女客脸容都有些疲惫。她们肯定认为很难同他谈什么。有一两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目光带着些焦虑地落在他身上。

最后，她站起来，带着一群女客离开屋子。在她们走出去以后，思特里克兰德把门关上，走到桌子的另一头，在皇家法律顾问和那位政府官员中间坐下来。他又一次把红葡萄酒传过来，给客人递雪茄。皇家法律顾问称赞酒很好，思特里克兰德告诉我们他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我们开始谈论起酿酒同烟草来。皇家法律顾问给大家说了他正在审理的一个案件，上校谈起打马球的事。我没有什么事好说，所以只是坐在那里，装作很有礼貌地津津有味地听着别人谈话的样子。因为我知道这些人谁都和我无关，所以就从从容容地仔细打量起思特里克兰德来。他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认为他比较纤弱，貌不出众。实际上他生得魁梧壮实，大手大脚，晚礼服穿在身上有些笨拙，给人的印象多少同一个装扮起来参加宴会的马车夫差不多。他年纪约四十岁，相貌谈不上漂亮，但也不难看，因为他的五官都很端正，只不过都比一般人大了一号，所以显得有些粗笨。他的胡须刮得很干净，一张大脸光秃秃的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他的头发颜色发红，剪得很短，眼睛比较小，是蓝色或者灰色的。他的相貌很平凡。我不再奇怪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起他来总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于一个想在文学艺术界取得一个位置的女人来说，他是很难给她增加光彩的。很清楚，他一点儿也没有社交的本领，但这也不一定人人都要有的。他甚至没有什么奇行怪癖，使他免于平凡庸俗之嫌。他只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索然无味的普通人。一个人可以钦佩他的为人，却不愿意同他待在一起。他是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令人起敬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一个恪尽职责的丈夫和父亲，但是在他身上你没有任何必要浪费时间。

七

喧嚣纷扰的社交季节逐渐接近尾声，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忙着准备离开城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计划把一家人带到诺佛克海滨去，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洗海水浴，丈夫可以打高尔夫球。我们告了别，说好秋天再会面。但是在我留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刚从陆海军商店里买完东西走出来，却又遇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带着她的一儿一女；同我一样，她也是在离开伦敦之前抓空买最后一批东西。我们都又热又累，我提议一起到公园去吃一点冷食。

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高兴让我看到她的两个孩子，她一点儿也没有犹豫就接受了我的邀请。孩子们比照片上看到的更招人喜爱，她为他们感到骄傲是很有道理的。我的年纪也很轻，所以他们在我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只顾高高兴兴地谈他们自己的事。这两个孩子都十分漂亮，健康活泼。歇息在树荫下，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一个钟头以后，这一家挤上一辆马车回家去了，我也一个人懒散地往俱乐部踱去。我也许感到有一点寂寞，回想我刚才瞥见的这种幸福家庭生活，心里不无艳羡之感。这一家人感情似乎非常融洽。他们说一些外人无从理解的小笑话，笑得要命。如果纯粹从善于辞令这一角度衡量一个人的智慧，也许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算不得聪明，但是在他自己的那个环境里，他的智慧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不仅是事业成功的敲门砖，而且是生活幸福的保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女人，她很爱她的丈夫。我想象着这一对夫妻的生活，不受任何灾殃祸变的干扰，诚实、体面，两个孩子更是规矩可爱，肯定会继承和发扬这一家人的地位和传统。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俩的年纪越来越老，儿女却逐渐长大成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结婚成家——一个已经出息成美丽的姑娘，将来还会生育活泼健康的孩子；另一个则是仪表堂堂的男子汉，显然会成为一名军人。最后这一对夫妻告老引退，受到子孙敬爱，过着富足、体面的晚年。他们幸福的一生并未虚度，直到年寿已经很高，才告别了人世。

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以安详亲切之感。它使人想到一条平静的小河，蜿蜒流过绿茸茸的牧场，与郁郁的树荫交相掩映，直到最后泻入烟波浩渺的大海中。但是大海却总是那么平静，总是沉默无言、声色不动，你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怪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这种想法也常在我心头作祟），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一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八

回过头来读了读我写的思特里克兰德夫妇的故事，我感到这两个人被我写得太没有血肉了。要使书中人物真实动人，需要把他们的性格特征写出来，而我却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色。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错，我苦思苦想，希望回忆起一些能使他们性格鲜明的特征。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详细写出他们说话的某些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离奇的举止，或许就能够突出他们的特点了。像我现在这样写，这两个人好像是一幅古旧挂毯上的两个人形，同背景很难分辨出来；如果从远处看，那就连轮廓也辨别不出，只剩下一团花花绿绿的颜色了。我只有一种辩解：他们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有些人的生活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他们只能生活在这个有机体内，也只能依靠它而生活，这种人总是给人以虚幻的感觉；思特里克兰德夫妇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有如体内的细胞，是身体所决不能缺少的，但是只要他们健康存在一天，就被吞没在一个重大的整体里。思特里克兰德这家人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和蔼可亲、殷勤好客的妻子，有着喜欢结交文学界小名人的无害的癖好；一个并不很聪明的丈夫，在慈悲的上帝安排给他的那种生活中兢兢业业、恪尽职责；两个漂亮、健康的孩子。没有什么比这一家人更为平凡的了。我不知道这一家人有什么能够引起好奇的人注意的。

当我想到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时，不禁自问：是不是当初我过于迟钝，没有看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身上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啊？也许是这样的。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在此期间我对人情世故知道了不少东西，但是即使当初我认识他们夫妇时就已经有了今天的阅历，我也不认为我对他们的判断就有所不同。只不过有一点会和当年不一样：在我了解到人是多么玄妙莫测之后，我今天决不会像那年初秋我刚刚回到伦敦时那样，在听到那个消息以后会那样大吃一惊了。

回到伦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在杰尔敏大街上遇见了柔斯·瓦特尔芙德。

“看你今天这么喜气洋洋的样子，”我说，“有什么开心的事啊？”

她笑了起来，眼睛流露出一道我早已熟悉的幸灾乐祸的闪光。这意味着她又听到她的某个朋友的一件丑闻，这位女作家的直觉已经处于极度警觉状态。

“你看见过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不是？”

不仅她的面孔，就连她的全身都变得非常紧张。我点了点头。我怀疑这个倒霉鬼是不是在证券交易所蚀了老本儿，要不就是让公共汽车轧伤了。

“你说，是不是太可怕了？他把他老婆扔了，跑掉了。”

瓦特尔芙德小姐肯定觉得，在杰尔敏大街马路边上讲这个故事太辱没这样一个好题目，所以她只是像个艺术家似地把主题抛出来，宣称她并不知道细节。而我却不能埋没她的口才，认为根本无需介意的环境竟会妨碍她给我讲述故事。但是她还是执拗地不肯讲。

“我告诉你我什么也不知道，”她回答我激动的问题说，接着，很俏皮地耸了耸肩膀，又加了一句：“我相信伦敦哪家茶点店准有一位年轻姑娘把活儿辞了。”

她朝我笑了一下，道歉说同牙医约定了时间，便神气十足地扬长而去。这个消息与其说叫我难过，不如说使我很感兴趣。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见闻还很少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在我碰到这样一件我在书本里阅读到的故事时，觉得非常兴奋。我承认，现在时间和阅历已经使我习惯于在我相识的人中遇到这类事情了。但是我当时还有一种惊骇的感觉。思特里克兰德那一年一定已经有四十岁了，我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再牵扯到这种爱情瓜葛中未免令人作呕。在我当时年幼无知，睥睨一切的目光中，一个人陷入爱情而又不使自己成为笑柄，三十五岁是最大的年限。除此以外，这个新闻也给我个人添了点儿小麻烦。原来我在乡下就给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写了信，通知她我回伦敦的日期，并且在信中说好如果她不回信另作安排的话，我将在某月某日到她家去吃茶。我遇见瓦特尔芙德小姐正是在这一天，可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并没有给我捎什么信来。她到底想不想见我呢？非常可能，她在心绪烦乱中把我信里订的约会忘到脑后了。也许我应该有自知之明，不去打扰她。可是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想把这件事瞒着我，如果我叫她猜出来自己已经听到这件奇怪的消息，那就太不慎重了。我既怕伤害这位夫人的感情，又怕去她家作客惹她心烦，心里非常矛盾。我知道她这时一定痛苦不堪，我不愿意看到别人受苦，自己无力替她分忧；但另一方面我又很想看一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这件事有何反应，尽管我对这个想法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最后我想了个主意：我应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到她家去，先叫使女进去问一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方便不方便会客。如果她不想见我，就可以把我打发走了。尽管如此，在我对使女讲起我事前准备的一套话时，我还是窘得要命。当我在幽暗的过道里等着回话的当儿，我不得不鼓起全部勇气才没有中途溜掉。使女从里面走出来。也可能是我过于激动，胡乱猜想，我觉得从那使女的神情看，好像她已经完全知道这家人遭遇的不幸了。

“请您跟我来，先生，”她说。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客厅。为了使室内光线暗淡，窗帘没有完全拉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正站在壁炉前面，在没有燃旺的火炉前边烤自己的脊背。我觉得我闯进来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我猜想我到这里来一定很出他们意料之外，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只是忘记同我另外约会日子才不得不让我进来。我还想，上校一定为我打扰了他们非常生气。

“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等着我来，”我说，故意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然我在等着你。安妮马上就把茶拿来。”

尽管屋子里光线很暗，我也看出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她的面色本来就不太好，现在更是变成土灰色了。

“你还记得我的姐夫吧？度假以前，你在这里吃饭的那天和他见过面。”

我们握了握手。我感到忐忑不安，想不出一句好说的话来。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解救了我；她问起我怎样消夏的事。有她提了这个头，我多少也找到些话说，直挨到使女端上茶点来。上校要了一杯苏打威士忌。

“你最好也喝一杯，阿美，”他说。

“不，我还是喝茶吧。”

这是暗示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的第一句话。我故意不作理会，尽量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东拉西扯。上校仍然站在壁炉前面一句话也不说。我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失礼仪地向主人告别，我奇怪地问我自己，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让我进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屋子里没有摆花，度夏以前收拾起的一些摆设也没有重新摆上。一向舒适愉快的房间显得一片寂寥清冷，给人一种感觉，倒仿佛墙壁的另一边停着一个死人似的。我把茶喝完。

“要不要吸一支烟？”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问我道。

她四处看了看，要找烟盒，但是却没有找到。

“我怕已经没有了。”

一下子，她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匆匆跑出了客厅。

我吃了一惊。我想到纸烟过去一向是由她丈夫添置的，现在突然发现找不到纸烟，这件小事显然勾起了她的记忆，她伸手就能拿到的东西竟然丢三落四的这种新感觉仿佛在她胸口上突然刺了一刀，她意识到旧日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那种光荣体面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我看我该走了吧，”我对上校说，站起身来。

“我想你已经听说那个流氓把她甩了的事吧，”他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踌躇了一会儿。

“你知道人们怎样爱扯闲话，”我说，“有人闪烁其词地对我说，这里出了点儿事。”

“他逃跑了。他同一个女人跑到巴黎去了。他把阿美扔了，一个便士也没留下。”

“我感到很难过，”我说；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什么话了。

上校一口气把威士忌灌下去。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高大、瘦削的汉子，胡须向下垂着，头发已经灰白。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嘴唇的轮廓很不鲜明。我从上一次见到他就记得他长着一副傻里傻气的面孔，并且自夸他离开军队以前每星期打三次马球，十年没有间断过。

“我想现在我不必再打搅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了，”我说，“好不好请你告诉她，我非常为她难过？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我很愿意为她效劳。”

他没有理会我的话。

“我不知道她以后怎么办。而且还有孩子。难道让他们靠空气过活？十七年啊！”

“什么十七年？”

“他们结婚十七年了，”他没好气儿地说。“我从来就不喜欢他。当然了，他是我的连襟，我尽量容忍着。你以为他是个绅士吗？她根本就不应该嫁给他。”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她只有一件事好做：同他离婚。这就是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对她说的。‘把离婚申请书递上去，亲爱的阿美，’我说，‘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孩子，你都该这么做。’他最好还是别叫我遇见。我不把他打得灵魂出窍才怪。”

我禁不住想，麦克安德鲁上校做这件事并不很容易，因为思特里克兰德身强力壮，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并没有说什么。如果一个人受到侮辱损害而又没有力量对罪人直接施行惩罚，这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我正准备再作一次努力向他告辞，这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回到屋子里来了。她已经把眼泪揩干，在鼻子上扑了点儿粉。

“真是对不起，我的感情太脆弱了，”她说，“我很高兴你没有走。”

她坐了下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太好意思谈论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那时候我还不懂女人的一种无法摆脱的恶习——热衷于同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讨论自己的私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似乎在努力克制着自己。

“人们是不是都在议论这件事啊？”她问。我非常吃惊，她竟认为我知道她家的这件不幸是想当然的事。

“人们是不是都在谈论这件事啊？”她问

“我刚刚回来。我就见到了柔斯·瓦特尔芙德一个人。”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拍了一下巴掌。

“她是怎么说的，把她的原话一个字不差地告诉我。”我有点儿踌躇，她却坚持叫我讲。“我特别想知道她怎么谈论这件事。”

“你知道别人怎么谈论。她这个人说话靠不住，对不对？她说你的丈夫把你丢开了。”

“就说了这些吗？”

我不想告诉她柔斯·瓦特尔芙德分手时讲到茶点店女侍的那句话。我对她扯了个谎。

“她说没说他是跟一个什么人一块走的？”

“没有。”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

我有一些困惑莫解，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知道现在我可以告辞了。当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对她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我一定为她尽力。她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影。

“非常感谢你。我不知道有谁能替我做什么。”

我不好意思向她表示我的同情，便转过身去同上校告别。上校并没有同我握手。

“我也要走。如果你从维多利亚路走，我跟你同路。”

“好吧，”我说，“咱们一起走。”

九

“真太可怕了，”我们刚刚走到大街上，他马上开口说。

我看出来，他同我一起出来目的就是想同我继续谈论这件他已经同他的小姨子谈了好几小时的事。

“我们根本弄不清是哪个女人，你知道，”他说，“我们只知道那个流氓跑到巴黎去了。”

“我一直以为他们俩感情挺不错。”

“是不错。哼，你来以前，阿美还说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就没有吵过一次嘴。你知道阿美是怎样一个人。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既然他主动把这家人的秘密都告诉我，我觉得我不妨继续提出几个问题来。

“你的意思是说她什么也没有猜到？”

“什么也没猜到。八月他是同她和孩子们一起在诺佛克度过的。他同平常日子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反常的地方。我和我妻子到他们乡下过了两三天，我还同他玩过高尔夫球。九月，他回到城里来，为了让他的合股人去度假。阿美仍然待在乡下。他们在乡下房子租了六个星期，房子快满期以前她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哪一天回伦敦来。他的回信是从巴黎发的，说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同她一起生活了。”

“他怎样解释呢？”

“他根本没有解释，小朋友。那封信我看了。还不到十行字。”

“真是奇怪了。”

说到这里我们正好过马路，过往车辆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麦克安德鲁告诉我的事听起来很难令人相信，我怀疑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根据她自己的理由把一部分事实隐瞒着没对他说。非常清楚，一个人结婚十七年不会平白无故地离家出走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事会使她猜想两人的夫妻生活并不美满。我正在思忖这件事，上校又从后面赶上来。

“当然了，除了坦白承认自己是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之外，他是无法解释这件事的。据我看，他认为早晚她会自己弄清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打算怎么办？”

“哈，第一件事是抓到证据。我准备自己到巴黎去一趟。”

“他的买卖怎么办？”

“这正是他狡诈的地方。一年来他一直把摊子越缩越小。”

“他告诉没告诉他的合股人他不想干了？”

“一句也没透露。”

麦克安德鲁上校对证券交易的事不太内行，我更是一窍不通，因此我不太清楚思特里克兰德是在什么情况下退出了他经营的交易。我得到的印象是，被他中途甩开的合股人气得要命，威胁说要提出诉讼。看来一切都安排妥善后，这个人的腰包要损失四五百镑钱。

“幸而住房的全套家具都是写在阿美名下的。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她还都能落下。”

“刚才你说她一个便士也没有是真实情况吗？”

“当然是真的。她手头就只有两三百镑钱和那些家具。”

“那她怎样生活呢？”

“天晓得。”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再加上上校火冒三丈，骂骂咧咧，不但不能把事情讲清楚，反而叫我越听越糊涂。我很高兴，在他看到陆海军商店上面的大钟的时候，突然记起他要到俱乐部玩牌的约会来。他同我分了手，穿过圣杰姆斯公园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了。

十

没过一两天，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给我寄来一封短信，叫我当天晚上到她家去一趟。我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朴素得近乎严肃，使人想到她遭遇的不幸。尽管她悲痛的感情是真实的，却没忘记使自己的衣着合乎她脑子里的礼规叫她扮演的角色。我当时不谙世故，感到非常吃惊。

“你说过，要是我有事求你，你乐于帮忙，”她开口说。

“一点儿不错。”

“那么你愿意不愿意到巴黎去看看思特里克兰德是怎么个情况？”

“我？”

我吓了一跳。我想到自己只见过思特里克兰德一面。我不知道她想叫我去办什么事。

“弗雷德决心要去。”弗雷德就是麦克安德鲁上校。“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办这种事的人。他只会把事弄得更糟。我不知道该求谁去。”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觉得哪怕我稍微犹豫一下，也显得太没有心肝了。

“可是我同你丈夫说过不到十句话。他不认识我。没准儿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发走了。”

“这对你也没有损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笑着说。

“你究竟想叫我去做什么事？”

她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

“我认为他不认识你反而有利。你知道，他从来也不喜欢弗雷德。他认为弗雷德是个傻瓜。他不了解军人。弗雷德会大发雷霆。两个人大吵一顿，事情不但办不好，反而会更糟。如果你对他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他不会拒绝你同他谈谈的。”

“我同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我回答说。“除非了解全部详细情况，这种事是很难处理的。我不愿意打探同我自己没有关系的事。为什么你不自己去看看他呢？”

“你忘记了，他在那里不是一个人。”

我没有说什么。我想到我去拜访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递上我的名片，我想到他走进屋子里来，用两个指头捏着我的名片。

“您有什么贵干？”

“我来同您谈谈您太太的事。”

“是吗？当您年纪再长几岁的时候，肯定就会懂得不该管别人的闲事了。如果您把头稍微向左转一转，您会看到那里有一扇门。再见。”

可以预见，走出来的时候我很难保持尊严体面。我真希望晚回伦敦几天，等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料理好这件事以后再回来。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正陷入沉思里。但是她马上就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叹了一口气，笑了一下。

“这么突如其来，”她说，“我们结婚十七年了，我做梦也没想到查理斯是这样一个人，会迷上了什么人。我们相处得一直很好。当然了，我有许多兴趣爱好与他不同。”

“你发现没发现是什么人，”——我不知道该怎样措词——“那人是谁，同他一起走的？”

“没有。好像谁都不知道。太奇怪了。在一般情况下，男人如果同什么人有了爱情的事，总会被人看到，出去吃饭啊什么的。做妻子的总有几个朋友来把这些事告诉她。我却没有接到警告——没有任何警告。他的信对我好像是晴天霹雳。我还以为他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呢。”

她开始哭起来，可怜的女人，我很替她难过。但是没有过一会儿她又逐渐平静下来。

“不该让人家拿我当笑话看，”她擦了擦眼睛说，“唯一要做的事是从速决定到底该怎么办。”

她继续说下去，有些语无伦次；一会儿说刚过去不久的事，一会儿又说起他们初次相遇和结婚的事。但是这样一来他俩的生活在我的脑子里倒逐渐形成了一幅相当清晰的图画。我觉得我过去的臆测还是正确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父亲在印度当过文职官吏，退休以后定居到英国偏远的乡间，但每年八月他总要带着一家老小到伊思特堡恩去换一换环境。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那一年她二十岁，思特里克兰德二十三岁。他们一起打网球，在滨海大路上散步，听黑人流浪歌手唱歌。在他正式提出以前一个星期她已经决心接受他的求婚了。他们在伦敦定居下来，开始时住在汉普斯台德区，后来他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便搬到市区里来。他们有两个孩子。

“他好像一直很喜欢这两个孩子。即使他对我厌倦了，我不理解他怎么会忍心把孩子也抛弃了。这一切简直令人不能置信。到了今天我也不能相信这会是真事。”

最后她把他写来的信拿出来给我看。我本来就有些好奇，可是一直没敢大胆提出来。

亲爱的阿美：

我想你会发现家中一切都已安排好。你嘱咐安妮的事我都已转告她。你同孩子到家以后晚饭会给你们准备好。我将不能迎接你们了。我已决心同你分居另过，明晨我就去巴黎。这封信我等到巴黎后再发出。我不回来了。我的决定不能更改了。

永远是你的，

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

“没有一句解释的话，也丝毫没有表示歉仄不安。你是不是觉得这人太没有人性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封信是很奇怪，”我回答。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人已经变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女人把他抓在手掌里，但是她肯定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事情非常清楚，这件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这么想有什么根据？”

“弗雷德已经发现了。我丈夫总是说每星期他要去俱乐部打三四个晚上桥牌。弗雷德认识那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有一次同他说起查理斯喜欢打桥牌的事。这个人非常惊讶，他说他从来没有在玩牌的屋子看见过查理斯。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以为查理斯在俱乐部的时间，实际上他是在同那个女人厮混。”

我半晌儿没有言语。后来我又想起了孩子们。

“这件事一定很难向罗伯特解释，”我说。

“啊，他们俩我谁也没告诉，一个字也没有说。你知道，我们回城的第二天他们就回学校了。我没有张皇失措，我对他们说父亲有事到外地去了。”

心里怀着这样大的一个秘密，要使自己举止得体、装作一副坦然无事的样子，实在很不容易。再说，为了打发孩子上学，还必须花费精力把样样东西打点齐全，也使她煞费苦心。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声音哽住了。

“他们以后可怎么办啊，可怜的宝贝？我这一家人以后怎么活下去啊？”

她拼命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我注意到她的两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又松开。那种痛苦简直太可怕了。

“如果你认为我到巴黎去有好处，我当然会去的，但是你一定要同我说清楚，你要叫我去做什么。”

“我要叫他回来。”

“我听麦克安德鲁上校的意思，你已经决心同他离婚了。”

“我永远也不会同他离婚。”她突然气狠狠地说，“把我的话告诉他，他永远也别想同那个女人结婚。我同他一样，是个拗性子，我永远也不同他离婚。我要为我的孩子着想。”

我想她最后加添的话是为了向我解释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但是我却认为她这样做与其说出于母爱不如说由于极其自然的嫉妒心理。

“你还爱他吗？”

“我不知道。我要他回来。如果他回来了，我可以既往不咎。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是十七年的夫妻了。我不是一个心胸狭小的女人。过去我一直蒙在鼓里，只要我不知道，我也就不会介意这件事。他应该知道这种迷恋是长不了的。如果他现在就回来，事情会很容易弥补过去，谁也发现不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流言蜚语这样介意，叫我心里有些发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旁人的意见对于女人的生活竟有这么大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态度对她们深切的情感投掷上一层不真挚的暗影。

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家里人是知道的。他的合股人曾通过思特里克兰德存款的银行给他写过一封措词严厉的信，责骂他隐匿自己行踪；思特里克兰德在一封冷嘲热讽的回信里告诉这位合股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看来他正住在一家旅馆里。

“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但是弗雷德对这家旅馆非常熟悉。他说这是很昂贵的一家。”

她的脸涨得通红。我猜想她似乎看到自己的丈夫正住在一套豪华的房间里，在一家又一家的讲究的饭店吃饭。她想象他正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天天去赛马厅，夜夜去剧场。

“像他这样的年龄，不能老过这种生活，”她说，“他到底是四十岁的人了。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他这种年纪就太可怕了，他的孩子都快长大成人了。再说他的身体也受不住。”

愤怒同痛苦在她胸中搏斗着。

“告诉他，他的家在召唤他回来。家里什么都同过去一样，但是也都同过去不一样了。没有他我无法生活下去。我宁可杀死自己。同他谈谈往事，谈谈我们的共同经历。如果孩子们问起来，我该对他们说什么呢？他的屋子还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他的屋子在等着他呢。我们都在等着他呢。”

我到那里该谈什么，她句句都告诉我了。她甚至想到思特里克兰德可能说什么话，教给我怎样答对。

“你会尽一切力量替我把这件事办好吧？”她可怜巴巴地说，“把我现在的处境告诉他。”

我看出来，她希望我施展一切手段打动他的怜悯心。她的眼泪一个劲儿往下落。我心里难过极了。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冷酷、残忍非常气愤，我答应她我要尽一切力量把他弄回来。我同意再过一天就启程，不把事情办出个眉目决不回来。这时天色已晚，我们两人也都由于感情激动而疲惫不堪，我就向她告辞了。

十一

旅途中，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这次去巴黎的差事，不觉又有些疑虑。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看不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一副痛楚不堪的样子，好像能够更冷静地考虑这件事了。我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举动里发现一些矛盾，感到疑惑不解。她非常不幸，但是为了激起我的同情心，她也很会把她的不幸表演给我看。她显然准备要大哭一场，因为她预备好大量的手帕；她这种深思远虑虽然使我佩服，可是如今回想起来，她的眼泪的感人力量却不免减低了。我看不透她要自己丈夫回来是因为爱他呢，还是因为怕别人议论是非；我还怀疑使她肠断心伤的失恋之痛是否也搀杂着虚荣心受到损害的悲伤（这对我年轻的心灵是一件龌龊的事）；这种疑心也使我很惶惑。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但是我这次到巴黎去是带着一定冒险成分的，当我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情绪也逐渐高起来。我也从做戏的角度看待自己，对我扮演的这个角色——一个受人衷心相托的朋友把误入歧途的丈夫带回给宽恕的妻子——非常欣赏。我决定第二天晚上再去找思特里克兰德，因为我本能地觉得，必须细致盘算，并选定这一时间。如果想从感情上说动一个人，在午饭以前是很少会成功的。在那些年代里，我自己就常常遐想一些爱情的事，但是只有吃过晚茶后我才能幻想美好婚姻的幸福。

我在自己落脚的旅馆打听了一个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他住的那家旅馆名叫比利时旅馆。我很奇怪，看门人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里听说，这家旅馆很大、很阔气，坐落在利渥里路后边。我们查了一下旅馆商号指南。叫这个名字的旅馆只有一家，在摩纳路。这不是有钱人居住的地区，甚至不是一个体面的地方。我摇了摇头。

“绝对不是这一家，”我说。

看门人耸了耸肩膀。巴黎再没有另一家叫这个名字的旅馆了。我想起来，思特里克兰德本来是不想叫别人知道他行踪的。他给他的合股人这个地址也许是在同他开玩笑。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想这很合思特里克兰德的幽默感，把一个怒气冲冲的证券交易人骗到巴黎一条下流街道上的很不名誉的房子里去，出尽洋相。虽然如此，我觉得我还是得去看一看。第二天六点钟左右我叫了一辆马车，到了摩纳街。我在街角上把车打发掉，我想我还是步行到旅馆，先在外面看看再进去。这一条街两旁都是为穷人开设的小店铺，路走了一半，在我拐进来的左面，就是比利时旅馆。我自己住的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馆，可是同这家旅馆比起来简直宏伟极了。这是一座破烂的小楼，多年没有粉刷过，龌龌龊龊，相形之下，两边的房子倒显得又干净又整齐。肮脏的窗子全部关着。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同那位勾引他丢弃了名誉和职责的美女显然不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寻欢作乐，享受他们罪恶而豪华的生活。我非常恼火，觉得自己分明是被耍弄了。我差一点连问都不问就扭头而去。我走进去只是为了事后好向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交待，告诉她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旅馆的入口在一家店铺的旁边，门开着，一进门便有一块牌子：账房在二楼。我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去，在楼梯平台上看到一间用玻璃门窗隔起来的小阁子，里面摆着一张办公桌和两三把椅子。阁子外面有一条长凳，晚上守门人多半就在这里过夜。附近没有一个人影，但是我在一个电铃按钮下面看到有侍者字样。我按了一下，马上从什么地方钻出一个人来。这人很年轻，贼眉鼠眼，满脸丧气，身上只穿一件衬衫，趿拉着一双毡子拖鞋。

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向他打听思特里克兰德时要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这里住没住着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我问。

“三十二号，六楼。”

我大吃一惊，一时没有答出话来。

“他在家吗？”

侍者看了看账房里的一块木板。

“他的钥匙不在这里。自己上去看看吧。”

我想不妨再问他一个问题。

“太太也在这里吗？”

“只有先生一个人。”

当我走上楼梯的时候，侍者一直怀疑地打量着我。楼梯又闷又暗，一股污浊的霉味扑鼻而来。三层楼梯上面有一扇门开了，我经过的时候，一个披着睡衣、头发蓬松的女人一声不吭地盯着我。最后，我走到六楼，在三十二号房门上敲了敲。屋里响动了一下，房门开了一条缝。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出现在我面前。他一语不发地站在那里，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来。

我通报了姓名。我尽量摆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你不记得我了。今年六月我荣幸地在你家吃过饭。”

“进来吧，”他兴致很高地说，“很高兴见到你。坐下。”

我走进去。这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几件法国人称之为路易·菲力浦式样的家具把屋子挤得转不过身来。有一张大木床，上面堆放着一床鼓鼓囊囊的大红鸭绒被，一张大衣柜，一张圆桌，一个很小的脸盆架，两把软座椅子，包着红色棱纹平布。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肮脏、破烂的。麦克安德鲁上校煞有介事地描述的那种浪荡浮华这里连一点儿影子也看不到。思特里克兰德把乱堆在一把椅子上的衣服扔到地上，叫我坐下。

“你来找我有事吗？”他问。

在这间小屋子里他好像比我记忆中的更加高大。他穿着一件诺弗克式的旧上衣，胡须有很多天没有刮了。我上次见到他，他修饰得整齐干净，可是看去却不很自在；现在他邋里邋遢，神态却非常自然。我不知道他听了我准备好的一番话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我是受你妻子的嘱托来看你的。”

“我正预备在吃晚饭以前到外边去喝点什么。你最好同我一起去。你喜欢喝苦艾酒？”

“可以喝一点儿。”

“那咱们就走吧。”

他戴上一顶圆顶礼帽；帽子也早就该刷洗了。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你还欠我一顿饭呢，你知道。”

“当然了。你就一个人吗？”

我很得意，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竟极其自然地提了出来。

“啊，是的。说实在的，我已经有三天没有同人讲话了。我的法文很不高明。”

当我领先走下楼梯的时候，我想起茶点店的那位女郎来，我很想知道她出了什么事了。是他们已经吵架了呢，还是他迷恋的热劲儿已经过去了？从我见到的光景看，很难相信他策划了一年只是为了这样没头没脑地窜到巴黎来。我们步行到克里舍林荫路，在一家大咖啡馆摆在人行道上的许多台子中拣了一张坐下。

十二

这会儿正是克里舍林荫路最热闹的时刻，只需要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就能够在过往行人中发现不少庸俗罗曼司中的人物。小职员和女售货员，宛如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走出来的老古董，靠着人性的弱点赚钱糊口的一些行当的男女成员。在巴黎的一些贫穷地区，街道上总是人群熙攘，充满无限生机，使你血流激动，随时准备为你演一出意想不到的好戏。

“你对巴黎熟悉不熟悉？”我问。

“不熟悉。我们度蜜月的时候来过。以后我从来没有再来。”

“那你怎么会找到这家旅馆的？”

“别人介绍的。我要找一家便宜的。”

苦艾酒端上来了，我们一本正经地把水浇在溶化的糖上。

“我想我还是坦白对你讲我为什么来找你吧，”我有一些困窘地说。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早就想迟早会有个人来的。阿美已经给我写了一大堆信来了。”

“那么我要对你讲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得很清楚了。”

“她那些信我都没有看。”

我点了一支烟，为了给自己一些思索的时间。我这时候真不知道该怎样办理我承担下的这件差事了。我准备好的一套绝妙词令，哀婉的也罢、愤激的也罢，在克里舍林荫道上似乎都不合拍了。突然，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

“交给你办的事很叫你头疼，对不对？”

“啊，我不知道，”我回答。

“听我说，你赶快把肚子里的事说出来，以后咱们可以痛快地玩一个晚上。”

我犹豫不定。

“你想到过没有，你的妻子痛苦极了？”

“事情会过去的。”

他说这句话的那种冷漠无情我简直无法描摹。我被他这种态度搞得心慌意乱，但是我尽量掩盖着自己。我采用了我的一位亨利叔叔说话的语调；亨利叔叔是个牧师，每逢他请求哪位亲戚给候补副牧师协会捐款的时候总是用这种语调。

“我说话不同你转弯抹角，你不介意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

“你这样对待她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

“你有什么不满意她的地方吗？”

“没有。”

“那么，你们结婚十七年，你又挑不出她任何毛病，你这样离开了她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是太岂有此理了。”

我感到非常惊奇，看了他一眼。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从心眼里赞同，这就把我的口预先钳住了。他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复杂，且不说滑稽可笑了。本来我预备说服他、打动他、规劝他、训诫他、同他讲道理，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斥责他，要发一通脾气，要把他冷嘲热讽个够；但是如果罪人对自己犯的罪直认不讳，规劝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对他这种人一点也没有经验，因为我自己如果做错了事总是矢口否认。

“你还要说什么？”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对他撇了撇嘴。

“没什么了，如果你都承认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我这次执行任务手腕太不高明。我显然有些冒火了。

“别的都不要说了，你总不能一个铜板也不留就把你女人甩了啊！”

“为什么不能？”

“她怎么活下去呢？”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她养活不了。”

“她不妨试一试。”

我当然有许多话可以答辩。我可以谈妇女的经济地位，谈男人结婚以后公开或默认地承担的义务，还有许许多多别的道理，但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

“你还爱她不爱她了？”

“一点儿也不爱了，”他回答。

不论对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极端严肃的事，可是他的答话却带着那么一种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劲儿；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住嘴唇。我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行为是可恶的。我终于激动起自己的义愤来。

“他妈的，你得想想自己的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们不是自己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果你这样把一家人都扔了，他们就只好流浪街头了。”

“他们已经过了不少年舒服日子了。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享过这么大的福。再说，总有人养活他们。必要的时候，麦克安德鲁夫妇可以供他们上学的。”

“可是，你难道不喜欢他们吗？你的两个孩子多么可爱啊！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再同他们有任何关系了吗？”

“孩子小的时候我确实喜欢他们，可是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了。”

“你简直太没有人性了。”

“我看就是这样的。”

“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

“我不害臊。”

我想再变换一个手法。

“谁都会认为你是个没有人性的坏蛋。”

“让他们这样想去吧。”

“所有的人都讨厌你、鄙视你，这对你一点儿都无所谓吗？”

“无所谓。”

他那短得不能再短的回答使得我提出的问题（尽管我的问题提得很有道理）显得非常荒谬。我想了一两分钟。

“我怀疑，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责骂自己，他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你准知道你就一点儿无动于衷吗？谁都不能没有一点儿良心，早晚你会受到良心谴责的。假如你的妻子死了，你难道一点儿也不悔恨吗？”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等了一会儿，看他是不是开口。最后我不得不自己打破沉寂。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要说的只有一句：你是个大傻蛋。”

“不管怎么说，法律可以强迫你扶养你的妻子儿女，”我有些生气地驳斥说，“我想法律会提出对他们的保障的。”

“法律能够从石头里榨出油来吗？我没有钱，只有百十来镑。”

我比以前更糊涂了。当然，从他住的旅馆看，他的经济情况是非常窘迫的。

“把这笔钱花完了你怎么办？”

“再去挣一点儿。”

他冷静得要命，眼睛里始终闪露着讪笑，倒仿佛我在说一些愚不可及的蠢话似的。我停了一会儿，考虑下面该怎么说。但是这回他倒先开口了。

“为什么阿美不重新嫁人呢？她年纪并不老，也还有吸引人的地方。我还可以推荐一下：她是个贤妻。如果她想同我离婚，我完全可以给她制造她需要的借口。”

现在该轮到我发笑了。他很狡猾，但是他谁也瞒不过，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呢。由于某种原因，他必须把自己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的事隐瞒着，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把那个女人的行踪隐藏起来。我斩钉截铁地说：

“你的妻子说，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她也不同你离婚。她已经打定主意了。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他非常惊讶地紧紧盯着我，显然不是在装假。笑容从他嘴角上消失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但是，亲爱的朋友，我才不管她怎么做呢。她同我离婚也好，不离婚也好，我都无所谓。”

我笑了起来。

“噢，算了吧！你别把我们当成那样的傻瓜了。我们凑巧知道你是同一个女人一起走的。”

他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声音那么响，连坐在我们旁边的人都好奇地转过头来，甚至还有几个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笑的。”

“可怜的阿美，”他笑容未消地说。

接着，他的面容一变而为鄙夷不屑的样子。

“女人的脑子太可怜了！爱情。她们就知道爱情。她们认为如果男人离开了她们就是因为又有了新宠。你是不是认为我是这么一个傻瓜，还要再做一遍我已经为一个女人做过了的那些事？”

“你是说你不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才离开你妻子？”

“当然不是。”

“你敢发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要求他。我问这句话完全没有动脑子。

“我发誓。”

“那么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她的？”

“我要画画儿。”

我半天半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一点儿也不理解。我想这个人准是疯了。读者应该记住，我那时还很年轻，我把他看做是一个中年人。我除了感到自己的惊诧外什么都不记得了。

“可是你已经四十了。”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想，如果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

“你过去画过画儿吗？”

“我小的时候很想做个画家，可是我父亲叫我去做生意，因为他认为学艺术赚不了钱。一年以前我开始画了点儿画。去年我一直在夜校上课。”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以为你在俱乐部玩桥牌的时间你都是去上课吗？”

“对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觉得还是别让她知道好。”

“你能够画了吗？”

“还不成。但是我将来能够学会的。正是为了这个我才到巴黎来。在伦敦我得不到我要求的东西。也许在这里我会得到的。”

“你认为像你这样年纪的人开始学画还能够学得好吗？大多数人都是十八岁开始学。”

“如果我十八岁学，会比现在学得快一些。”

“你怎么会认为自己还有一些绘画的才能？”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他的目光停在过往的人群上，但是我认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最后他回答我的话根本算不上是回答。

“我必须画画儿。”

“你这样做是不是完全在碰运气？”

这时他把目光转到我身上。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情，叫我觉得不太舒服。

“你多大年纪？二十三岁？”

我觉得他提这个问题与我们谈的事毫不相干。如果我想碰碰运气做一件什么事的话，这是极其自然的事；但是他的青年时代早已过去了，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证券经纪人，家里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对我说来是自然的道路在他那里就成为荒谬悖理的了。但是我还是想尽量对他公道一些。

“当然了，也许会发生奇迹，你也许会成为一个大画家。但你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到头来你不得不承认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你就后悔莫及了。”

“我必须画画儿，”他又重复了一句。

“假如你最多只能成为一个三流画家，你是不是还认为值得把一切都抛弃掉呢？不管怎么说，其他各行各业，假如你才不出众，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还能过得去，你就能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是当一个艺术家完全是另一码事。”

“你他妈的真是个傻瓜，”他说。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除非我这样把最明显的道理说出来是在干傻事。”

“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

他的语音里流露着一片热诚，我不由自主地被他感动了。我好像感觉到一种猛烈的力量正在他身体里面奋力挣扎；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压倒一切，仿佛违拗着他自己的意志，并把他紧紧抓在手中。我理解不了。他似乎真的让魔鬼附体了，我觉得他可能一下子被那东西撕得粉碎。但是从表面上看，他却平平常常。我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他，他却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坐在那里，穿着一件破旧的诺弗克上衣，戴着顶早就该拂拭的圆顶帽，我真不知道一个陌生人会把他当作什么人。他的裤腿像两只口袋，手并不很干净，下巴上全是红胡子茬，一对小眼睛，撅起的大鼻头，脸相又笨拙又粗野。他的嘴很大，厚厚的嘴唇给人以耽于色欲的感觉。不成，我无法判定他是怎样一类人。

“你不准备回到你妻子那里去了？”最后我开口说。

“永远不回去了。”

“她可是愿意把发生的这些事全都忘掉，一切从头开始。她一句话也不责备你。”

“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

“让她见鬼去吧！”

“你不在乎别人把你当做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吗？你不在乎你的妻子儿女去讨饭吗？”

“一点也不在乎。”

我沉默了一会儿，为了使我底下这句话有更大的力量。我故意把一个个的字吐得真真切切。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成了，你现在把压在心上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咱们可以去吃饭了。”

十三

我知道更合体的做法是拒绝他的邀请。我想也许我该把我真正感到的气愤显示一番，如果我回去以后能够向他们汇报，我如何一口拒绝了同这种品行的人共进晚餐的邀请，起码麦克安德鲁上校会对我表示好感的。但是我总是害怕这出戏自己演得不像，而且不能一直演到底，这就妨碍了我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再说，我肯定知道，我的表演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这就更加使我难以把辞谢的话说出口了。只有诗人同圣徒才能坚信，在沥青路面上辛勤浇水会培植出百合花来。

我付了酒账，同他走到一家廉价的餐馆去。我们在这家顾客拥挤的热闹的餐馆里痛痛快快吃了一顿晚餐。我们俩胃口都很好，我是因为年轻，他是因为良心已经麻木。这以后我们到一家酒店去喝咖啡和甜酒。

关于这件使我来到巴黎的公事，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虽然我觉得就这样半半拉拉地把这件事放下手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似乎有背叛之嫌，我却实在无法再同思特里克兰德的冷漠抗争了。只有女性才能以不息的热情把同一件事重复三遍。我自我安慰地想，尽力了解一下思特里克兰德的心境对我还是有用的。再说，我对这个也更感到兴趣。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表白自己似乎非常困难，倒好像言语并不是他的心灵能运用自如的工具似的。你必须通过他的那些早被人们用得陈腐不堪的词句、那些粗陋的俚语、那些既模糊又不完全的手势才能猜测他的灵魂的意图。但是虽然他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他的性格中却有一种东西使你觉得他这人一点也不乏味。或许这是由于他非常真挚。他对于第一次见到的巴黎（我没有算他同他妻子来度蜜月那一次）好像并不怎样好奇，对于那些对他说来肯定是非常新奇的景象并不感到惊异。我自己来巴黎少说有一百次了，可是哪次来都免不了兴奋得心头飘忽忽的，走在巴黎街头我总觉得随时都会经历到一场奇遇。思特里克兰德却始终声色不动。现在回想这件事，我认为他当时根本什么也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是搅动着他灵魂的一些幻景。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些荒唐的事。酒馆里有几个妓女；有的同男人坐在一起，有的独自坐在那里。我们没进去多久，我就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总是瞟着我们。当她的眼睛同思特里克兰德的目光相遇以后，她向他做了个笑脸。我想思特里克兰德根本没有注意她。过了一会儿她从酒馆里走了出去，但是马上又走进来；在经过我们座位的时候，她很有礼貌地请我们给她买一点什么喝的。她坐下来，我同她闲聊起来，但是她的目标显然是思特里克兰德。我对她讲，他法文只懂几个字。她试着同他讲了几句，一半用手势，一半用外国人说的蹩脚法语，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这种话他更容易懂，另外，她倒也会说五六句英国话。有的话她只能用法国话说，她就叫我给她翻译，而且热切地向我打听他回话的意思。思特里克兰德脾气很好，甚至还觉得这件事有些好笑，但是显然根本没有把她看在眼里。

“我想你把一颗心征服了，”我笑着说。

“我并不感到得意。”

如果我换在他的地位上，我会感到很困窘，也不会像他这样心平气静。这个女人生着一双笑眼，一张很可爱的嘴。她很年轻。我奇怪她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发现了什么吸引她的地方。她一点儿也不想隐瞒自己的要求，她叫我把她说的都翻译出来。

“她要你把她带回家去。”

“我用不着女人。”他回答。

我尽量把他的回答说得很婉转；我觉得拒绝这种邀请有些太不礼貌了。我向她解释，他是因为没有钱才拒绝的。

“但是我喜欢他，”她说，“告诉他是为了爱情。”

当我把她的话翻译出以后，思特里克兰德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

“告诉她叫她快滚蛋，”他说。

他的神色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思，女孩子一下子把头向后一扬。也许在她涂抹的脂粉下脸也红起来。她站起身来。

“这位先生太不懂得礼貌，”她说。

她走出酒馆，我觉得有些生气。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这样侮辱她，”我说，“不管怎么说，她这样做还是看得起你啊。”

“这种事叫我恶心，”他没好气地说。

我好奇地打量了他一会儿。他的脸上确实有一种厌恶的神情，然而这却是一张粗野的、显现着肉欲的脸。我猜想吸引了那个女孩子的正是他脸上的这种粗野。

“我在伦敦想要什么女人都可以弄到手，我不是为这个到巴黎来的。”

十四

在回伦敦的旅途上，关于思特里克兰德我又想了很多。我试着把要告诉他妻子的事理出一个头绪来。事情办得并不妙，我想象得出，她不会对我感到满意的，我对自己也不满意。思特里克兰德叫我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他行事的动机。当我问他，他最初为什么想起要学绘画的时候，他没能给我说清楚，也许他根本就不愿意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我企图这样解释这件事：在他的迟钝的心灵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朦胧模糊的反叛意识。但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却驳斥了上述解释：他对自己过去那种单调的生活从来没有流露出什么厌烦不耐啊。如果他只是无法忍受无聊的生活而决心当一个画家，以图挣脱烦闷的枷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问题在于，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最后，也许我有些罗曼蒂克，我想象出一个解释来，尽管这个解释有些牵强，却是唯一能使我感到满意的。那就是：我怀疑是否在他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某种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尽管为他的生活环境掩盖着，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膨胀壮大，正像肿瘤在有机组织中不断长大一样，直到最后完全把他控制住，逼得他必须采取行动，毫无反抗能力。杜鹃把蛋下到别的鸟巢里，当雏鸟孵出以后，就把它的异母兄弟们挤出巢外，最后还要把庇护它的巢窝毁掉。

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创作欲竟会抓住了一个头脑有些迟钝的证券经纪人，可能导致他的毁灭，使那些依靠他生活的人陷入不幸。但是如果同上帝的玄旨妙义有时竟也把人们抓住这一点比起来，倒也不足为奇。这些人有钱有势，可是上帝却极其警觉地对他们紧追不舍，直到最后把他们完全征服，这时他们就抛弃掉世俗的欢乐、女人的爱情，甘心到寺院中过着凄苦冷清的生活。皈依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有一些人通过激变，有如愤怒的激流把石块一下子冲击成齑粉；另一些人则由于日积月累，好像不断的水滴，迟早要把石块磨穿。思特里克兰德有着盲信者的直截了当和使徒的狂热不羁。

但是以我讲求实际的眼睛看来，使他着了迷的这种热情是否能产生出有价值的作品来，还有待时间证明。等我问起他在伦敦学画时夜校的同学对他的绘画如何评价的时候，他笑了笑说：

“他们觉得我是在闹着玩。”

“你到了这里以后，开始进哪个绘画学校了么？”

“进了。今天早晨那个笨蛋还到我住的地方来过——我是说那个老师，你知道；他看了我的画以后，只是把眉毛一挑，连话也没说就走了。”

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别人的意见对他是毫无影响的。

在我同他打交道的时候，正是这一点使我狼狈不堪。有人也说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但这多半是自欺欺人。一般说来，他们能够自行其是是因为相信别人都看不出来他们的怪异的想法；最甚者也是因为有几个近邻知交表示支持，才敢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如果一个人违反传统实际上是他这一阶层人的常规，那他在世人面前作出违反传统的事倒也不困难。相反地，他还会为此洋洋自得。他既可以标榜自己的勇气又不致冒什么风险。但是我总觉得事事要邀获别人批准，或许是文明人类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天性。一个标新立异的女人一旦冒犯了礼规，招致了唇枪舌剑的物议，再没有谁会像她那样飞快地跑去寻找尊严体面的庇护了。那些告诉我他们毫不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的人，我是绝不相信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无知的虚张声势。他们的意思是：他们相信别人根本不会发现自己的微疵小瑕，因此更不怕别人对这些小过失加以谴责了。

但是这里却有一个真正不计较别人如何看待他的人，因而传统礼规对他一点也奈何不得。他像是一个身上涂了油的角力者，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一种自由，叫你感到火冒三丈。我还记得我对他说：

“你听我说，如果每个人都照你这样，地球就运转不下去了。”

“你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太蠢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是心满意足的。”

我想挖苦他一句。

“有一句格言你显然并不相信：凡人立身行事，务使每一行为堪为万人楷模。”

“我从来没听说过，但这是胡说八道。”

“你不知道，这是康德说的。”

“随便是谁说的，反正是胡说八道。”

对于这样一个人，想要诉诸他的良心也是毫无效果的。这就像不借助镜子而想看到自己的反影一样。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兵，社会为要存在下去制订出的一套礼规全靠它来监督执行。良心是我们每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它是安插在自我的中心堡垒中的暗探。因为人们过于看重别人对他的意见，过于害怕舆论对他的指责，结果自己把敌人引进大门里来；于是它就在那里监视着，高度警觉地卫护着它主人的利益，一个人只要有半分离开大溜儿的想法，就马上受到它严厉苛责。它逼迫着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它是把个人拘系于整体的一条牢固的链条。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甘心为它效劳，结果沦为这个主子的奴隶。他把他高举到荣誉的宝座上。最后，正如同宫廷里的弄臣赞颂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他也为自己有着敏感的良心而异常骄傲。到了这一地步，对那些不肯受良心约束的人，他就会觉得怎样责骂也不过分，因为他已经是社会的一名成员，他知道得很清楚，绝对没有力量造自己的反了。当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对他的行为肯定会引起的斥责真的无动于衷的时候，我就像见到一个奇异的怪物一样，吓得毛骨悚然，赶快缩了回去。

那天晚上在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

“告诉阿美，到这儿来找我是没有用的。反正我要搬家了，她是不会找到我的。”

“我的看法是，她摆脱开你未尝不是件好事，”我说。

“亲爱的朋友，我就希望你能够叫她看清这一点。可惜女人都是没有脑子的。”

十五

我回到伦敦家里，发现有一封急信在等着我，叫我一吃过晚饭就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里去。我在她家里也看到了麦克安德鲁上校同他的妻子。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比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纪大几岁，样子同她差不多，只是更衰老一些。这个女人显出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仿佛整个大英帝国都揣在她口袋里似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太太深知自己属于优越的阶层，总是带着这种神气的。麦克安德鲁太太精神抖擞，言谈举止表现得很有教养，但却很难掩饰她那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你不是军人，就连站柜台的小职员还不如。她讨厌近卫队军官，认为这些人傲气；不屑于谈论这些官员的老婆，认为她们出身低微。麦克安德鲁上校太太的衣服不是时兴的样式，价钱却很昂贵。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显然十分紧张。

“好了，给我们讲讲你的新闻吧，”她说。

“我见到你丈夫了。我担心他已经拿定主意不再回来了。”我停了一会儿。“他想画画儿。”

“你说什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喊叫起来，惊奇得不知所以。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喜欢画画儿？”

“这人简直神经失常了，”上校大声说。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皱了皱眉头。她苦苦地搜索她的记忆。

“我记得在我们结婚以前他常常带着个颜料盒到处跑。可是他画的画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我们常常打趣他。他对这种事可以说一点才能也没有。”

“当然没有，这只不过是个借口，”麦克安德鲁太太说。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仔细思索了一会儿。非常清楚，她对我带来的这个消息完全不理解。这次她已经把客厅略微收拾了一下，不像出了事以后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时那样冷冷清清、仿佛等待出租的带家具的房间那样了。但是在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会过面以后，却很难想象他是属于这种环境的人了。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也不会没有觉察思特里克兰德有一些怪异的地方。

“但是如果他想当画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最后开口说。“我想，对于他这种——这种志趣我是绝不会不同情支持的。”

麦克安德鲁太太的嘴唇咬紧了。我猜想，她妹妹喜好结交文人艺术家的脾气，她从来就不赞成。她一说到“文艺”这个词，就露出满脸鄙夷不屑的神情。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要是他有才能，我会第一个出头鼓励他。什么牺牲我都不会计较的。同证券经纪人比起来，我还更愿意嫁给一个画家呢。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什么也不在乎。住在柴尔西一间破旧的画室里我会像住在这所房子里同样快乐。”

“亲爱的，我可真要生你的气了，”麦克安德鲁太太叫喊起来，“看你的意思，这些鬼话你真相信了？”

“可我认为这是真实情况，”我婉转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说。

她又好气又好笑地看了我一眼。

“一个四十岁的人是不会为了要当画家而丢弃了工作、扔掉了妻子儿女的，除非这里面搀和着一个女人。我猜想他一定是遇见了你的哪个——艺术界的朋友，被她迷上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苍白的面颊上突然泛上一层红晕。

“她是怎样一个人？”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颗炸弹。

“没有女人。”

麦克安德鲁上校和他的妻子都表示不能相信地喊叫起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甚至从椅子上跳起来。

“你是说你一次也没有看见她？”

“根本就没有人，叫我去看谁？他只有一个人。”

“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事，”麦克安德鲁太太喊道。

“我早就知道得我自己跑一趟，”上校说，“我敢和你们打赌，我一定能马上就把那个女人搜寻出来。”

“我也希望你自己去，”我不很客气地回答，“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些猜想没有一点是对的。他并没有住在时髦的旅馆里。他住的是一间极其寒酸的小房间。他离开家绝不是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简直没有什么钱。”

“你想他会不会做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怕警察找他的麻烦，所以躲起来避避风？”

这个提示使每个人心头闪现了一线希望，但是我却认为这纯粹是想入非非。

“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就不会做出那种傻事来，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他的伙友，”我以尖酸的口吻驳斥说，“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我绝对敢保证，他并不是同别人一块走的。他没有爱上谁。他的脑子里一点儿也没想到这种事。”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他们在思索我这一番话。

“好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麦克安德鲁太太最后开口说，“事情倒不像我想的那么糟。”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看了她一眼，没有吭声。她的脸色这时变得非常苍白，秀丽的眉毛显得很黑，向下低垂着。我不能理解她脸上的这种神情。

“你为什么不找他去啊，阿美？”上校出了个主意，“你完全可以同他一起在巴黎住一年。孩子由我们照管。我敢说他不久就会厌倦了。早晚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准备回伦敦来。一场风波就算过去了。”

“要是我就不那么做，”麦克安德鲁太太说，“他爱怎么样我就让他怎么样。有一天他会夹着尾巴回家来，老老实实地过他的舒服日子。”说到这里，麦克安德鲁太太冷冷地看了她妹妹一眼。“你同他一起生活，也许有些时候太不聪明了。男人都是些奇怪的动物，你该知道怎样驾御他们。”

麦克安德鲁太太和大多数女性的见解相同，认为男人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畜类，总想丢开倾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但是一旦他真的做出这种事来，更多的过错是在女人这一方面。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眼睛痴痴呆呆地从一个人的脸上移到另一个人脸上。

“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说。

“啊，亲爱的，你要记住刚才咱们听到的那些话。他已经过惯了舒适生活，过惯了有人照料他的日子。你想他在那种破烂的小旅馆里，破烂的房间里能待得了多久吗？再说，他没有什么钱。他一定会回来的。”

“只要他是同一个女人跑掉的，我总认为他还有回来的可能。我不相信这类事能闹出什么名堂来的。不出三个月他对她就会讨厌死了。但是如果他不是因为恋爱跑掉的，一切就都完了。”

“哎，我认为你说的这些太玄虚了，”上校说，这种人性是他的职业传统所不能理解的，他把自己对这种特性的全部蔑视都用“玄虚”这个词表现出来，“别相信这一套。他会回来的，而且像陶乐赛说的，让他在外头胡闹一阵子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但是我不要他回来了，”她说。

“阿美！”

一阵狂怒这时突然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攫住，她的一张脸气得煞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下面的话她说得很快，每说几个字就喘一口气。

“他要是发疯地爱上一个人，同她逃跑，我是能够原谅他的。我会认为这种事是很自然的。我不会太责备他。我会想他是被拐骗走的。男人心肠很软，女人又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么回事。我恨他。我现在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

麦克安德鲁上校和他的妻子一起劝解她。他们感到很吃惊。他们说她发疯了。他们不理解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在一阵绝望中向我求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喊道。

“我不敢说。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为了一个女人离开你，你是可以宽恕他的；如果他为了一个理想离开你，你就不能了，对不对？你认为你是前者的对手，可是同后者较量起来，就无能为力了，是不是这样？”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也许我的话说中了她的要害。她继续用低沉的、颤抖的声音说：

“我还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一个人呢。你知道，我一直宽慰自己说，不管这件事继续多久，最终他还是要我的。我想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会叫我去，我也准备去。我会像一个母亲那样看护他，最后我还会告诉他，过去的事我不记在心里，我一直爱他，他做的任何事我都原谅他。”

女人们总是喜欢在她们所爱的人临终前表现得宽宏大量，她们的这种偏好叫我实在难以忍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们不愿意男人寿命太长，就是怕把演出这幕好戏的机会拖得太晚。

“但是现在——现在什么都完了。我对他就像对一个路人似的什么感情也没有了。我真希望他死的时候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真希望他染上恶疮，浑身腐烂。我同他的关系算完了。”

我想我不妨趁这个时候把思特里克兰德的建议说出来。

“如果你想同他离婚，他很愿意给你制造任何离婚所需要的口实。”

“为什么我要给他自由呢？”

“我认为他不需要这种自由。他不过想这样做可能对你更方便一些。”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我觉得我对她有些失望。当时我还同今天不一样，总认为人的性格是单纯统一的；当我发现这样一个温柔可爱的女性报复心居然这么重的时候，我感到很丧气。那时我还没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今天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卑鄙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

我不知道我能否说几句什么，减轻一些当时正在折磨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屈辱。我想我还是该试一试。

“你知道，我不敢肯定你丈夫的行动是不是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好像被一种什么力量抓住了，正在被利用来完成这种势力所追逐的目标。他像是被捕捉到蛛网里的一只苍蝇，已经失去挣扎的能力。他像被符咒逮住了一样。这使我想起人们常常说的那种奇怪的故事：另一个人的精神走进一个人的躯体里，把他自己的赶了出去。人的灵魂在躯体内很不稳定，常常会发生神秘的变化。如果在过去，人们就会说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魔鬼附体了。”

麦克安德鲁太太把她衣服的下摆理平，臂上的金钏滑落到手腕上。

“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太离奇了点儿，”她尖酸地说，“我不否认，也许阿美对她丈夫过于放任了。如果她不是只顾埋头于自己的事，我想她一定会发觉思特里克兰德的行为有些异样的。如果阿莱克有什么心事，我不相信事过一年多还不被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上校眼睛茫然望着空中，我很想知道有谁的样子能像他这样胸襟坦荡、心地清白。

“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心肠冷酷的事实。”她面孔板得紧紧的，看了我一眼。“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纯粹是出于自私，再也没有其他理由了。”

“这肯定是最易于为人们接受的解释了，”我说。但是我心里却想：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最后我说身体有些劳累，便起身告辞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并没有留我多坐一会儿的意思。

十六

以后发生的事说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不论她心里委屈多大，她都没有显露出来。她很聪明，知道老是诉说自己的不幸，人们很快就会厌烦，总是摆着一副可怜相也不会讨人喜欢。每逢她外出做客的时候——因为同情她的遭遇，很多朋友有意地邀请她——，她的举止总是十分得体。她表现得很勇敢，但又不露骨；高高兴兴，但又不惹人生厌；她好像更愿意听别人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不想议论她自己的不幸。每逢谈到自己丈夫的时候，她总是表示很可怜他。她对他的这种态度最初使我感到困惑。有一天她对我说：

“你知道，你告诉我说查理斯一个人在巴黎，你肯定是弄错了。根据我听到的消息——我不能告诉你这消息的来源——，我知道他不是独自离开英国的。”

“要是这样的话，他真可以说是不露行迹，简直是个天才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目光避开了我，脸有些发红。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同你谈论这件事，要是说他是同哪个女人私奔的话，你用不着辩驳。”

“当然我不辩驳。”

她改换了话题，好像刚才说的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不久我就发现，在她的朋友中间流传着一个奇怪的故事。她们说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迷恋上一个法国女舞蹈家，他是在帝国大剧院看芭蕾舞首次见到这个女人的，后来就同她一起去巴黎了。我无法知道这个故事怎么会流传起来，但是奇怪的是，它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赚得了人们不少同情，同时也使她的名望增加了不少。这对她决定今后从事的行业很有一些好处。麦克安德鲁上校当初说她手头分文不名并没有夸大。她需要尽快地找一条谋生之道。她决定利用一下她认识不少作家这一有利地位，一点儿没耽搁时间就开始学起速记和打字来。她受的教育会使她从事这一行业高于一般打字人员，她的遭遇也能为她招徕不少主顾。朋友们都答应给她拿活儿来，而且还要尽心把她推荐给各自的相识。

麦克安德鲁夫妇没有子女，生活条件又很优裕，就担当下抚养着她子女的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只需要维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就够了。她把住房租了出去，卖掉了家具，在威斯敏斯特附近找了两间小房安置下来。她重新把生活安排好。她非常能干，她决心兴办的这个买卖一定会成功的。

十七

这件事过去大约五年之后，我决定到巴黎去住一个时期。伦敦我实在待腻了；天天做的事几乎一模一样，使我感到厌烦得要命。我的朋友们过着老一套的生活，平淡无奇，再也引不起我的好奇心了。有时候我们见了面，不待他们开口，我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话。就连他们的桃色事件也都是枯燥乏味的老一套。我们这些人就像从终点站到终点站往返行驶的有轨电车，连乘客的数目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生活被安排得太有秩序了。我觉得简直太可怕了。我退掉了我的小住房，卖掉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决定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临行以前我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去辞行。我有不少日子没同她见面了，我发现她有不少的变化，不仅人变得老了、瘦了，皱纹比以前多了，就连性格我觉得都有些改变。她的事业很兴旺，这时在昌塞里街开了一个事务所。她自己打字不多，时间主要用在校改她雇用的四名女打字员的打字稿上。她想尽办法把稿件打得非常讲究，很多地方使用蓝色和红色的字带，打好的稿件用各种浅颜色的粗纸装订起来，乍一看仿佛是带波纹的绸子。她给人打的稿件以整齐精确闻名，生意很能赚钱。但是尽管如此，她却认为自己谋生糊口有失身份，总有些抬不起头来。同别人谈话的时候，她忘不了向对方表白自己的高贵出身，动不动就提到她认识的一些人物，叫你知道她的社会地位一点儿没有降低。对自己经营打字行业的胆略和见识她不好意思多谈，但是一说起第二天晚上要在一位家住南肯星顿的皇家法律顾问那里吃晚饭，却总是眉飞色舞。她很愿意告诉你她儿子在剑桥大学读书的事；讲起她女儿刚刚步入社交界，一参加舞会就应接不暇时，她总是得意地笑了起来。我觉得我在和她聊天的时候问了一句蠢话。

“她要不要到你开的这个打字所里做点儿事？”

“啊，不，我不让她做这个，”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回答，“她长得很漂亮，我认为她一定能结一门好亲事。”

“那对你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早该想到的。”

“有人建议叫她上舞台，但是我当然不会同意。所有有名的戏剧家我都认识，只要我肯张嘴，马上就能给她在戏里派个角色，但是我不愿意她同杂七杂八的人混在一起。”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种孤芳自赏的态度叫我心里有点儿发凉。

“你听到过你丈夫的什么消息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听到过。说不定他已经死了。”

“我在巴黎可能遇见他。如果我知道他什么消息，你要不要我告诉你。”

她犹豫了一会儿。

“如果他的生活真的贫困不堪，我还是准备帮助帮助他。我会给你寄一笔钱去，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一点一点地给他。”

但是我知道她答应做这件事并不是出于仁慈的心肠。有人说灾难不幸可以使人性高贵，这句话并不对；叫人做出高尚行动的有时候反而是幸福得意，灾难不幸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人们变得心胸狭小、报复心更强。

十八

实际上，我在巴黎住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看到思特里克兰德了。

我没有费什么工夫就在达姆路一所房子的五层楼上租到一小间公寓。我花了两三百法郎在一家旧货店购置了几件家具，把屋子布置起来，又同看门的人商量好，叫她每天早晨给我煮咖啡，替我收拾房间。这以后我就去看我的朋友戴尔克·施特略夫。

戴尔克·施特略夫是这样一个人：根据人们不同的性格，有人在想到他的时候鄙夷地一笑，有的则困惑地耸一下肩膀。造物主把他制造成一个滑稽角色。他是一个画家，但他是一个很蹩脚的画家。我是在罗马和他认识的，我始终记得他那时画的画儿。他衷心拜倒在平凡庸俗的脚下。他的灵魂由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悸动着，他描摹悬在斯巴尼亚广场贝尼尼式楼梯上的一些画幅，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绘画美得有些失真。他自己画室里的作品张张画的是蓄着小胡须、生着大眼睛、头戴尖顶帽的农民，衣衫破烂但又整齐得体的街头顽童，和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的女人。这些画中人物有时候在教堂门口台阶上闲立，有时候在一片晴朗无云的碧空下的柏树丛中戏逐，有时候在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喷泉边调情，也有时候跟在牛车旁边走过意大利田野。这些人物画得非常细致，色彩过于真切。就是摄影师也不能拍出更加逼真的照片来。住在梅迪其别墅的一位画家管施特略夫叫做巧克力糖盒子的大画师。看了他的画，你会认为莫奈、马奈和所有印象派画家从来不曾出现过。

“我知道自己不是个伟大的画家，”他对我说，“我不是米开朗基罗，不是的，但是我有自己的东西。我的画有人要买。我把浪漫情调带进各种人的家庭里。你知道，不只在荷兰，就是在挪威、瑞典和丹麦也有人买我的画。买画的主要是商人，有钱的生意人。那些国家里冬天是什么样子你恐怕想象不到，阴沉、寒冷、长得没有尽头。他们喜欢看到我画中的意大利景象。那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意大利，也是我没来这里以前想象中的意大利。”

我觉得这是他永远也抛弃不掉的幻景，这种幻景闪得他眼花缭乱，叫他看不到真实情景。他不顾眼前严酷的事实，总用自己幻想的目光凝视着一个到处是浪漫主义的侠盗、美丽如画的废墟的意大利。他画的是他理想中的境界——尽管他的理想很幼稚、很庸俗、很陈旧，但终究是个理想；这就赋予了他的性格一种迷人的色彩。

正因为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戴尔克·施特略夫在我的眼睛里不像在别人眼睛里那样，只是一个受人嘲弄挖苦的对象。他的一些同行毫不掩饰他们对他作品的鄙视，但是施特略夫却很能赚钱，而这些人把他的钱包就看作是自己的一样，动用时是从来没有什么顾虑的。他很大方；那些手头拮据的人一方面嘲笑他那么天真地轻信他们编造的不幸故事，一方面厚颜无耻地伸手向他借钱。他非常重感情，但是在他那很容易就被打动的感情里面却含有某种愚蠢的东西，让你接受了他好心肠的帮助却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向他借钱就好像从小孩儿手里抢东西一样；因为他太好欺侮，你反而有点儿看不起他。我猜想，一个以手快自豪的扒手对一个把装满贵重首饰的皮包丢在车上的粗心大意的女人一定会感到有些恼火的。讲到施特略夫，一方面造物主把他制造成一个笑料，另一方面又拒绝给他迟钝的感觉。人们不停地拿他开玩笑，不论是善意的嘲讽或是恶作剧的挖苦都叫他痛苦不堪，但是他又从来不停止给人制造嘲弄的机会，倒好像他有意这样做似的。他不断地受人伤害，可是他的性格又是那么善良，从来不肯怀恨人；即便挨了毒蛇咬，也不懂得吸取经验教训，只要疼痛一过，又会心存怜悯地把蛇揣在怀里。他的生活好像是按照那种充满打闹的滑稽剧的格式写的一出悲剧。因为我没有嘲笑过他，所以他很感激我；他常常把自己的一连串烦恼倾注到我富于同情的耳朵里。最悲惨之点在于他受的这些委屈总是滑稽可笑的，这些事他讲得越悲惨，你就越忍不住要笑出来。

但是施特略夫虽然是一个不高明的画家，对艺术却有敏锐的鉴赏力，同他一起参观画廊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他的热情是真实的，评论是深刻的。施特略夫是个天主教徒，他不仅对古典派的绘画大师由衷赞赏，对于现代派画家也颇表同情。他善于发掘有才能的新人，从不吝惜自己的赞誉。我认为在我见到的人中，再没有谁比他的判断更为中肯的了。他比大多数画家都更有修养，也不像他们那样对其他艺术那样无知。他对音乐和文学的鉴赏力使他对绘画的理解既深刻又不拘于一格。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的诱导是极其可贵的。

我离开罗马后同他继续有书信往来，每两个月左右我就接到他用怪里怪气的英语写的一封长信。他谈话时那种又急切又热情、双手挥舞的神情总是跃然纸上。在我去巴黎前不久，他同一个英国女人结了婚，在蒙玛特尔区一间画室里安了家。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同他见面了，他的妻子我还从来没见过。

十九

事先我没有告诉施特略夫我要到巴黎来。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施特略夫本人，一下子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来。但是马上他就又惊又喜地喊叫起来，赶忙把我拉进屋子里去。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真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他的妻子正坐在炉边做针线活，看见我进来她站起身来。施特略夫把我介绍给她。

“你还记得吗？”他对她说，“我常常同你谈到他。”接着他又对我说：“可是你到巴黎来干吗不告诉我一声啊？你到巴黎多少天了？你准备待多久？为什么你不早来一个小时，咱们一起吃晚饭？”

他劈头盖脸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他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把我当靠垫似地拍打着，又是叫我吸雪茄，又是让我吃蛋糕，喝酒。他一分钟也不叫我停闲。因为家里没有威士忌，他简直伤心极了。他要给我煮咖啡，绞尽脑汁地想还能招待我些什么。他乐得脸上开了花，每一个汗毛孔都往外冒汗珠。

“你还是老样子，”我一面打量着他，一面笑着说。

他的样子同我记忆中的一样，还是那么惹人发笑。他的身材又矮又胖，一双小短腿。他年纪还很轻——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可是却已经秃顶了。他生着一张滚圆的脸，面色红润，皮肤很白，两颊同嘴唇却总是红通通的。他的一双蓝眼睛也生得滚圆，戴着一副金边大眼镜，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看到他，你不由会想到鲁宾斯画的那些一团和气的胖商人。

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在巴黎住一段日子，而且寓所已经租好的时候，他使劲儿责备我没有事前同他商量。他会替我找到一处合适的住处，会借给我家具——难道我真的花了一笔冤枉钱去买吗？——，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我没有给他这个替我服务的机会在他看来是太不够朋友了，他说的是真心话。在他同我谈话的当儿，施特略夫太太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补袜子。她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听着她丈夫在谈话，嘴角上挂着一抹安详的笑容。

“你看到了，我已经结婚了，”他突然说，“你看我的妻子怎么样？”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她，把眼镜在鼻梁上架好。汗水不断地使他的眼镜滑落下来。

“你叫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笑了起来。

“可不是吗，戴尔克，”施特略夫太太插了一句说，也微笑起来。

“可是你不觉得她太好了吗？我告诉你，老朋友，不要耽搁时间了，赶快结婚吧。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看看她坐在那儿，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吗？像不像夏尔丹的画，啊？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我都见过了，可是我还没有看见过有比戴尔克·施特略夫夫人更美的呢。”

“要是你再不住口，戴尔克，我就出去了。”

“我的小宝贝，”他说。

她的脸泛上一层红晕，他语调中流露出的热情让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施特略夫在给我的信里谈到过他非常爱他的妻子，现在我看到，他的眼睛几乎一刻也舍不得从她身上离开。我说不上她是不是爱他。这个可怜的傻瓜，他不是一个能引起女人爱情的人物。但施特略夫太太眼睛里的笑容是含着爱怜的，在她的缄默后面也可能隐藏着深挚的感情。她并不是他那相思倾慕的幻觉中的令人神驰目眩的美女，但是却另有一种端庄秀丽的风姿。她的个子比较高，一身剪裁得体的朴素衣衫掩盖不住她美丽的身段。她的这种体型可能对雕塑家比对服装商更有吸引力。她的一头棕色的浓发式样很简单，面色白净，五官秀丽，但并不美艳。她只差一点儿就称得起是个美人，但是正因为差这一点儿，却连漂亮也算不上了。施特略夫谈到夏尔丹的画并不是随口一说的，她的样子令人奇怪地想到这位大画家的不朽之笔——那个戴着头巾式女帽、系着围裙的可爱的主妇。闭上眼睛我可以想象她在锅碗中间安详地忙碌着，像奉行仪式般地操持着一些家务事，赋予这些日常琐事一种崇高意义。我并不认为她脑筋如何聪明或者有什么风趣，但她那种严肃、专注的神情却很使人感到兴趣。她的稳重沉默里似乎蕴藏着某种神秘。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嫁给戴尔克·施特略夫。虽然她和我是同乡，我却猜不透她是怎样一个人。我看不出她出身于什么社会阶层，受过什么教育，也说不出她结婚前干的是什么职业。她说话不多，但是她的声音很悦耳，举止也非常自然。

我问施特略夫他最近画没画过什么东西。

“画画？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画得都好了。”

我们当时坐在他的画室里；他朝着画架上一幅没有完成的作品挥了挥手。我吃了一惊。他画的是一群意大利农民，身穿罗马近郊服装，正在一个罗马大教堂的台阶上闲荡。

“这就是你现在画的画吗？”

“是啊。我在这里也能像在罗马一样找到模特儿。”

“你不认为他画得很美吗？”施特略夫太太问道。

“我这个傻妻子总认为我是个大画家，”他说。

他的表示歉意的笑声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目光仍然滞留在自己的画上。在评论别人的绘画时他的眼光是那样准确，不落俗套，但是对他自己的那些平凡陈腐、俗不可耐的画却那样自鸣得意，真是一桩怪事。

“让他看看你别的画，”她说。

“人家要看吗？”

虽然戴尔克·施特略夫不断受到朋友们的嘲笑，却从来克制不了自己，总是要把自己的画拿给人家看，满心希望听到别人的夸奖，而且他的虚荣心很容易得到满足。他先给我看了一张两个鬈头发的意大利穷孩子玩玻璃球的画。

“多好玩儿的两个孩子，”施特略夫太太称赞说。

接着他又拿出更多的画来。我发现他在巴黎画的还是他在罗马画了很多年的那些陈腐不堪、花里胡哨的画。这些画画得一丝也不真实、毫无艺术价值，然而世界上却再没有谁比这些画的作者、比戴尔克·施特略夫更心地笃实、更真挚坦白的了。这种矛盾谁解释得了呢？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问他道：

“我问你一下，不知道你遇见过一个叫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家没有？”

“你是说你也认识他？”施特略夫叫喊起来。

“这人太没教养了，”他的妻子说。

施特略夫笑了起来。

“我的可怜的宝贝。”他走到她前面，吻了吻她的两只手。“她不喜欢他。真奇怪，你居然也认识思特里克兰德。”

“我不喜欢不懂礼貌的人，”施特略夫太太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嫁给戴尔克·施特略夫

戴尔克的笑声一直没有停止，转过身来给我解释。

“你知道，有一次我请他来看看我的画。他来了，我把我的画都拿给他看了。”说到这里，施特略夫有些不好意思，踌躇了一会儿。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开始讲这样一个于他脸面并不光彩的故事；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故事说完。“他看着——我的画，一句话也不说。我本来以为他等着把画都看完了再发表意见。最后我说：‘就是这些了！’他说：‘我来是为了向你借二十法郎。’”

“戴尔克居然把钱给他了，”他的妻子气愤地说。

“我听了他这话吓了一跳。我不想拒绝他。他把钱放在口袋里，朝我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扭头就走了。”

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张傻里傻气的胖脸蛋上流露着那么一种惊诧莫解的神情，不由得你看了不发笑。

“如果他说我画得不好我一点也不在乎，可是他什么都没说——一句话也没说。”

“你还挺得意地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家听，戴尔克，”他的妻子说。

可悲的是，不论是谁听了这个故事，首先会被这位荷兰人扮演的滑稽角色逗得发笑，而并不感到思特里克兰德这种粗鲁行为可气。

“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了，”施特略夫太太说。

施特略夫笑起来，耸了耸肩膀。他的好性子已经恢复了。

“实际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非常了不起。”

“思特里克兰德？”我喊起来。“咱们说的不是一个人。”

“就是那个身材高大、生着一把红胡子的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一个英国人。”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没留胡子。但是如果留起胡子来，很可能是红色的。我说的这个人五年以前才开始学画。”

“就是这个人。他是个伟大的画家。”

“不可能。”

“我哪一次看走过眼？”戴尔克问我。“我告诉你他有天才。我有绝对把握。一百年以后，如果还有人记得咱们两个人，那是因为我们沾了认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光儿。”

我非常吃惊，但与此同时我也非常兴奋。我忽然想起我最后一次同他谈话。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我问，“他有了点儿名气没有？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没有名气。我想他没有卖出过一幅画。你要是和人谈起他的画来，没有一个不笑他的。但是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他们还不是笑过马奈？柯罗也是一张画没有卖出去过。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可以带你去找到他。每天晚上七点钟他都到克里舍路一家咖啡馆去。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可以去。”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看到我。我怕我会使他想起一段他宁愿忘掉的日子。但是我想我还是得去一趟。有没有可能看到他的什么作品？”

“从他那里看不到。他什么也不给你看。我认识一个小画商，手里有两三张他的画。但是你要是去，一定得让我陪着你；你不会看懂的。我一定要亲自指点给你看。”

“戴尔克，你简直叫我失去耐性了，”施特略夫太太说。“他那样对待你，你怎么还能这样谈论他的画？”她转过来对我说：“你知道，有一些人到这里来买戴尔克的画，他却劝他们买思特里克兰德的。他非让思特里克兰德把画拿到这里给他们看不可。”

“你觉得思特里克兰德的画怎么样？”我笑着问她。

“糟糕极了。”

“啊，亲爱的，你不懂。”

“哼，你的那些荷兰老乡简直气坏了。他们认为你是在同他们开玩笑。”

戴尔克·施特略夫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他的一张通红的面孔因为兴奋而闪着亮光。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够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新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画很美呢，戴尔克？你的画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好得了不得。”

施特略夫的嘴唇颤抖了一会儿。

“去睡觉吧，宝贝儿。我要陪我的朋友走几步路，一会儿就回来。”

二十

戴尔克·施特略夫答应第二天晚上来找我，带我到一家多半会找到思特里克兰德的咖啡馆去。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发现这正是上次我来巴黎看思特里克兰德时我们一起在那里饮苦艾酒的地方。这么多年，他连晚上消闲的地方也没有更换，这说明他习性不易改变，据我看来，这也正是他的一种个性。

“他就在那里，”当我们走到这家咖啡馆的时候，施特略夫说。

虽然季节已是十月，晚饭后还很暖和，摆在人行道上的咖啡台子坐满了人。我在人群里张望了一会儿，并没有看到思特里克兰德。

“看哪。他就坐在那边，在一个角落里。他在同人下棋呢。”

我看见一个人俯身在棋盘上，我只能看到一顶大毡帽和一捧红胡须。我们从桌子中间穿过去，走到他跟前。

“思特里克兰德。”

他抬头看了看。

“哈，胖子。你有什么事？”

“我给你带来一位老朋友，他想见你。”

思特里克兰德看了我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来。他的眼睛又回到棋盘上。

“坐下，别出声音，”他说。

我们从桌子中间穿过去，走到他跟前

他走了一步棋，马上就全神贯注到面前的一局棋上。可怜的施特略夫心怀焦虑地望了我一眼，但是我却没有觉得有任何不自在。我要了一点喝的东西，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思特里克兰德下完棋。对于这样一个可以从容地观察他的机会，我毋宁说是欢迎的。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肯定认不出他了。首先，我发觉他的大半张脸都遮在乱蓬蓬的胡须底下，他的头发也非常长；但是最令人吃惊的变化还是他的极度削瘦，这就使得他的大鼻子更加傲慢地翘起来，颧骨也更加突出，眼睛显得比从前更大了。在他的太阳穴下面出现了两个深坑。他的身体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穿的仍然是五年前我见到的那身衣服，只不过已经破破烂烂，油迹斑斑，而且穿在身上晃晃荡荡，仿佛原来是给别人做的似的。我注意到他的两只手不很干净，指甲很长，除了筋就是骨头，显得大而有力，但是我却不记得过去他的手形曾经这么完美过。他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下棋，给我一种很奇特的印象——仿佛他身体里蕴藏着一股无比的力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削瘦使这一点更加突出了。

他走过一步棋后，马上把身体往后一靠，凝视着他的对手，目光里带着一种令人奇怪的心不在焉的神情。与他对棋的人是一个蓄着长胡须的肥胖的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察看了一下自己的棋势，突然笑呵呵地破口骂了几句，气恼地把棋子收在一起，扔到棋盒里去。他一点也不留情面地咒骂着思特里克兰德，接着就把侍者叫来，付了两人的酒账，离开了。施特略夫把椅子往桌边挪了挪。

“我想现在咱们可以谈话了，”他说。

思特里克兰德的目光落到他身上，那里面闪现着某种恶意的讥嘲。我敢说他正在寻找一句什么挖苦话，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只好不开口。

“我给你带来一位老朋友，他要见你，”施特略夫满脸堆笑地又把见面时的话重复了一遍。

思特里克兰德沉思地把我端详了几乎有一分钟。我始终没说话。

“我一生中也没见过这个人，”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从他眼神里我敢肯定他是认识我的。我不像几年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感到难为情了。

“我前几天见到你妻子了，”我说，“我想你一定愿意听听她最近的消息。”

他干笑了一声，眼睛里闪着亮。

“咱们曾一起度过一个快活的晚上，”他说，“那是多久以前了？”

“五年了。”

他又要了一杯苦艾酒。施特略夫滔滔不绝地解释，他和我如何会面，如何无意中发现都认识思特里克兰德的事。我不知道这些话思特里克兰德是否听进去了。因为除了有一两次他好像回忆起什么而看了我一眼以外，大部分时间他似乎都在沉思自己的事。如果不是施特略夫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没了，这场谈话肯定要冷场的。半个钟头以后这位荷兰人看了看表，声称他必须回去了。他问我要不要同他一起走。我想剩下我一个人也许还能从思特里克兰德嘴里打听到些什么，所以回答他说我还要坐一会儿。

当这个胖子走了以后，我开口说：

“戴尔克·施特略夫说你是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才他妈的不在乎他怎么说呢！”

“你可以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画？”

“为什么我要给你看？”

“说不定我想买一两幅。”

“说不定我还不想卖呢。”

“你过得不错吧？”我笑着说。

他咯咯地笑了两声。

“我像过得不错的吗？”

“你像连肚皮也吃不饱的样子。”

“我就是连饭也吃不饱。”

“那咱们去吃点什么吧。”

“你干吗请我吃饭？”

“不是出于慈善心肠，”我冷冷地说，“你吃得饱吃不饱才不干我的事呢。”

他的眼睛又闪起亮来。

“那就走吧，”他说，站了起来，“我倒是想好好地吃它一顿。”

二十一

我让他带我到一家他选定的餐馆，但是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买了一份报纸。叫了菜以后，我就把报纸支在一瓶圣·卡尔密酒上，开始读报。我们一言不发地吃着饭。我发现他不时地看我一眼，但是我根本不理睬他。我准备逼着他自己讲话。

“报纸上有什么消息？”在我们这顿沉默无语的晚餐将近尾声时，他开口说。

也许这只是我的幻觉吧，从他的声音里我好像听出来他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喜欢读评论戏剧的杂文，”我说。

我把报纸叠起来，放在一边。

“这顿饭吃得很不错，”他说。

“我看咱们就在这里喝咖啡好不好？”

“好吧。”

我们点起了雪茄。我一言不发地抽着烟。我发现他的目光时不时地停在我身上，隐约闪现着笑意。我耐心地等待着。

“从上次见面以后你都做什么了？”最后他开口说。

我没有太多的事好说。我的生活只不过是每日辛勤工作，没有什么奇闻艳遇。我在不同方向进行了摸索试验；我逐渐积累了不少书本知识和人情世故。在谈话中，对他这几年的生活我有意闭口不问，装作丝毫也不感兴趣的样子。最后，我的这个策略生效了。他主动谈起他的生活来。但是由于他太无口才，对他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讲得支离破碎，许多空白都需要我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对于这样一个我深感兴趣的人只能了解个大概，这真是一件吊人胃口的事，简直像读一部残缺不全的稿本。我的总印象是，这个人一直在同各式各样的困难艰苦斗争；但是我发现对于大多数人说来似乎是根本无法忍受的事，他却丝毫不以为苦。思特里克兰德与多数英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完全不关心生活上的安乐舒适。叫他一辈子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屋子里他也不会感到不舒服，他不需要身边有什么漂亮的陈设。我猜想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第一次拜访他时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肮脏。他不需要有一张安乐椅，坐在硬靠背椅上他倒觉得更舒服自在。他的胃口很好，但对于究竟吃什么却漠不关心。对他说来他吞咽下去的只是为了解饥果腹的食物，有的时候断了顿儿，他好像还有挨饿的本领。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有六个月之久每天只靠一顿面包、一瓶牛奶过活。他是一个耽于饮食声色的人，但对这些事物又毫不在意。他不把忍饥受冻当作什么苦难。他这样完完全全地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不由你不被感动。

当他把从伦敦带来的一点钱花完以后，他也没有沮丧气馁。他没有出卖自己的画作，我想他在这方面并没有怎么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挣钱的门径。他用自我解嘲的语气告诉我，有一段日子他曾经给那些想领略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向导。由于他惯爱嘲讽挖苦，这倒是一个投合他脾气的职业。他对这座城市的那些不体面的地区逐渐都熟悉起来。他告诉我他如何在马德莲大马路走来走去，希望遇到个想看看法律所不允许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个带有几分醉意的人。如果运气好他就能赚一笔钱。但是后来他那身破烂衣服把想观光的人都吓跑了，他找不到敢于把自己交到他手里的冒险家了。这时由于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翻译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要在英国医药界推销，需要英语说明。有一次赶上罢工，他甚至还当过粉刷房屋的油漆匠。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他的艺术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不久他就没有兴致到画室去了；他只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埋头苦干。因为一文不名，有时他连画布和颜料都买不起，而这两样东西恰好是他最需要的。从他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他在绘画上遇到的困难很大，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指点，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摸索一些技巧上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过去的画家早已逐一解决了。他在追求一种我不太清楚的东西，或许连他自己也知道得并不清楚。过去我有过的那种印象这一次变得更加强烈了：他像是一个被什么迷住了的人，他的心智好像不很正常。他不肯把自己的画拿给别人看，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对这些画实在不感兴趣。他生活在幻梦里，现实对他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我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把自己的强烈个性全部倾注在一张画布上，在奋力创造自己心灵所见到的景象时，他把周围的一切事物全都忘记了。而一旦绘画的过程结束——或许并不是画幅本身，因为据我猜想，他是很少把一张画画完的，我是说他把一阵燃烧着他心灵的激情发泄完毕以后，他对自己画出来的东西就再也不关心了。他对自己的画儿从来也不满意；同缠住他心灵的幻景相比，他觉得这些画实在太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的画送到展览会上去呢？”我问他说，“我想你会愿意听听别人的意见的。”

“你愿意听吗？”

他说这句话时那种鄙夷不屑劲儿我简直无法形容。

“你不想成名吗？大多数画家对这一点还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真幼稚。如果你不在乎某一个人对你的看法，一群人对你有什么意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并不是人人都是理性动物啊！”我笑着说。

“成名的是哪些人？是评论家、作家、证券经纪人、女人。”

“想到那些你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的人被你的画笔打动，或者泛起种种遐思，或者感情激荡，难道你不感到欣慰吗？每个人都喜爱权力。如果你能打动人们的灵魂，或者叫他们凄怆哀悯，或者叫他们惊惧恐慌，这不也是一种奇妙的行使权力的方法吗？”

“滑稽戏。”

“那么你为什么对于画得好或不好还是很介意呢？”

“我并不介意。我只不过想把我所见到的画下来。”

“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还能不能写作下去。”

思特里克兰德很久很久没有作声。但是他的眼睛却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辉，仿佛看到了某种点燃起他的灵魂、使他心醉神驰的东西。

“有些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包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的小岛，我可以住在岛上一个幽僻的山谷里，四周都是不知名的树木，我寂静安闲地生活在那里。我想在那样一个地方，我就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了。”

这不是他的原话。他用的是手势而不是形容的词藻，而且结结巴巴没有一句话说得完整。我现在是用自己的话把我认为他想要表达的重新说出来。

“回顾一下过去的五年，你认为你这样做值得吗？”我问他道。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解释说：“你丢掉了舒适的家庭，放弃一般人过的那种幸福生活。你本来过得很不错。可是你现在在巴黎大概连饭都吃不饱。再叫你从头儿选择，你还愿意走这条路吗？”

“还是这样。”

“你知道，你根本没有打听过你的老婆和孩子。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吗？”

“没有。”

“我希望你别他妈的老说一个字。你给他们带来这么多不幸，难道你就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

他咧开嘴笑了，摇了摇头。

“我能想象得出，有时候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去的。我不是说想起六七年以前的事，我是说更早以前，你和你妻子刚刚认识的时候，你爱她，同她结了婚。你难道就忘了第一次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你感到的喜悦？”

“我不想过去。对我说来，最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

我想了想他这句答话的意思。也许他的语义很隐晦，但是我想我还是懂得他大概指的是什么了。

“你快活吗？”我问。

“当然了。”

我没有说什么。我沉思地凝视着他。他也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没过一会儿他的眼睛又闪烁起讥笑的光芒。

“我想你对我有点儿意见吧？”

“你这话问得没意义，”我马上接口说，“我对蟒蛇的习性并不反对，相反我对它的心理活动倒很感兴趣。”

“这么说来，你纯粹是从职业的角度对我发生兴趣？”

“纯粹是这样。”

“你不反对我是理所当然的，你的性格也实在讨厌。”

“也许这正是你同我在一起感到很自然的原故，”我反唇相讥说。

他只干笑了一下，没说什么。我真希望我能形容一下儿他笑的样子。我不敢说他的笑容多么好看，但是他一笑起来，脸就泛起光彩，使他平时总是阴沉着的面容改了样子，平添了某种刁钻刻薄的神情。他的笑容来得很慢，常常是从眼睛开始也就消失在眼梢上。另外，他的微笑给人以一种色欲感，既不是残忍的，也不是仁慈的，令人想到森林之神的那种兽性的喜悦。正是他的这种笑容使我提出一个问题。

“从你到巴黎以后闹过恋爱吗？”

“我没有时间干这种无聊的事。生命太短促了，没有时间既闹恋爱又搞艺术。”

“你可不像过隐士生活的样子。”

“这种事叫我作呕。”

“人性是个讨厌的累赘，对不对？”我说。

“你为什么对我傻笑？”

“因为我不相信你。”

“那你就是个大傻瓜。”

我没有马上答话；我用探索的目光盯着他。

“你骗我有什么用？”我说。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笑了。

“叫我来说吧。我猜想你是这样一种情况。一连几个月你脑子里一直不想这件事，你甚至可以使自己相信，你同这件事已经彻底绝缘了。你为自己获得了自由而高兴，你觉得终于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了。你好像昂首于星斗中漫步。但是突然间，你忍受不住了。你发觉你的双脚从来就没有从污泥里拔出过。你现在想索性全身躺在烂泥塘里翻滚。于是你就去找一个女人，一个粗野、低贱、俗不可耐的女人，一个性感毕露令人嫌恶的畜类般的女人。你像一个野兽似地扑到她身上。你拚命往肚里灌酒，你憎恨自己，简直快要发疯了。”

他凝视着我，身子一动也不动。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眼睛。我说得很慢。

“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看来一定是很奇怪的事：等到那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感到自己出奇地洁净。你有一种灵魂把肉体甩脱掉的感觉，一种脱离形体的感觉。你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美，倒仿佛‘美’是一件抚摸得到的实体一样。你好像同飒飒的微风、同绽露嫩叶的树木、同波光变幻的流水息息相通。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你能够给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直到我把话讲完。这以后他才转过脸去。他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神情，我觉得一个死于酷刑折磨下的人可能会有这种神情的。他沉默不语。我知道我们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了。

二十二

我在巴黎定居下来，开始写一个剧本。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工作，下午在卢森堡公园或者在大街上漫步。我把很多时间消磨在卢佛尔宫里，这是巴黎所有画廊中我感到最亲切的一个，也是最适于我冥想的地方。再不然我就在塞纳河边悠闲地打发时间，翻弄一些我从来不想买的旧书。我东读两页、西读两页，就这样熟悉了不少作家。对这些作家我有这种零星的知识也就完全够用了。晚饭后我去看朋友。我常常到施特略夫家去，有时候在他家吃一顿简便的晚饭。施特略夫认为做意大利菜是他的拿手，我也承认他做的意大利通心粉远比他画的画高明。当他端上来一大盘香喷喷的通心粉，配着西红柿，我们一边喝红葡萄酒，一边就着通心粉吃他家自己烘烤的面包的时候，这一顿饭简直抵得上皇上的御餐了。我同勃朗什·施特略夫逐渐熟起来。我想，可能因为我是英国人，而她在这里认识的英国人不多，所以她很高兴看到我。她心地单纯，人总是快快活活，但是她一般不太爱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她给我一个印象，仿佛心里藏着什么东西似的。但是我也想过，这也许只是因为她生性拘谨，再加上她丈夫心直口快、过于饶舌的缘故。戴尔克心里有什么话都憋不住，就是最隐秘的事也毫无避讳地公开和你讨论。他的这种态度有时候叫他妻子感到很尴尬。我见到她恼羞成怒只有一次。那次施特略夫非要告诉我他服泻药的事不可，而且说得绘声绘色。在他给我描述这件灾祸时，他的脸色一本正经，结果我差点儿笑破了肚皮，而施特略夫太太则窘得无地自容，终于冒起火来。

我常常到施特略夫家去

“你好像愿意把自己当个傻瓜似的，”她说。

当他看到自己的老婆真的生起气来的时候，他的一对圆眼睛瞪得更圆了，眉毛也不知所措地皱了起来。

“亲爱的，你生我的气了吗？我再也不吃泻药了。这都是因为我肝火太旺的缘故。我整天坐着不动。我的运动不够。我有三天没有……”

“老天啊，你还不闭嘴！”她打断了他的话，因为气恼而迸出眼泪来。

他的脸耷拉下来，像是个挨了训的孩子似地撅起嘴来。他向我递了个恳求的眼色，希望我替他打个圆场，可是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笑得直不起腰来。

有一天我们一起到一个画商那里去，施特略夫认为他至少可以让我看到两三张思特里克兰德的画。但是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画商却告诉我们，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把画取走了。画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要认为我为这件事感到恼火。我接受他的画都是看在施特略夫先生的面上。我告诉他我尽量替他卖。但是说真的——”他耸了耸肩膀。“我对年轻人是有兴趣的，可是施特略夫先生，你自己也知道，你也并不认为他们中有什么天才。”

“我拿名誉向你担保，在所有这些画家里，再没有谁比他更有天才了。你相信我的话吧，一笔赚钱的买卖叫你白白糟蹋了。迟早有一天他的这几张画会比你铺子里所有的画加在一起还值钱。你还记得莫奈吗？当时他的一张画一百法郎都没人要。现在值多少钱了？”

“不错。但是当时还有一百个画家，一点也不次于莫奈，同样也卖不掉自己的画。现在这些人的画还是不值钱。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画家只要画得好就能成名呢？千万别相信这个。再说，你的这位朋友究竟画得好不好也还没有证实。只有你施特略夫先生一个人夸奖他，我还没听见别人说他好呢。”

“那么你说说，怎样才知道一个人画得好不好？”戴尔克问道，脸都气红了。

“只有一个办法——出了名画得就好。”

“市侩，”戴尔克喊道。

“不妨想想过去的大艺术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安格尔，德拉克罗瓦，都是出了名的。”

“咱们走吧，”施特略夫对我说，“再不走的话我非把这个人宰了不可。”

二十三

我常常见到思特里克兰德，有时候同他下下棋。他的脾气时好时坏。有些时候他神思不定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任何人都不理；另外一些时候他的兴致比较好，就磕磕巴巴地同你闲扯。他说不出什么寓意深长的话来，但是他惯用恶毒的语言挖苦讽刺，不由你不被打动；此外，他总是把心里想的如实说出来，一点也不隐讳。他丝毫也不理会别人是否经受得住；如果他把别人刺伤了，就感到得意非常。他总是不断刻薄戴尔克·施特略夫，弄得施特略夫气冲冲地走开，发誓再也不同他谈话了。但是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位肥胖的荷兰人身不由己地被它吸引着，最终还是跑了回来，像只笨拙的小狗一样向他摇尾巴，尽管他心里一清二楚，迎接他的将是他非常害怕的当头一棒。

我不知道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对我始终保留着情面。我们两人的关系有些特殊。有一天他开口向我借五十法郎。

“这真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我回答说。

“为什么没有？”

“这不是一件使我感到有趣的事。”

“我已经穷得叮当响了，知道吧？”

“我管不着。”

“我饿死你也管不着吗？”

“我为什么要管呢？”我反问道。

他盯着我看了一两分钟，一面揪着他那乱蓬蓬的胡子。我对他笑了笑。

“你有什么好笑的？”他说，眼睛里闪现出一丝恼怒的神色。

“你这人太没心眼了。你从来不懂欠人家的情。谁也不欠你的情。”

“如果我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撵了出来，逼得去上了吊，你不觉得心里不安吗？”

“一点也不觉得。”

他咯咯地笑起来。

“你在说大话。如果我真的上了吊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不妨试一试，就知道我后悔不后悔了。”

他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默默地搅和着他的苦艾酒。

“想不想下棋？”我问他说。

“我不反对。”

我们开始摆棋子，摆好以后，他注视着面前的棋盘，带着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当你看到自己兵马都已进入阵地，就要开始一场大厮杀，总禁不住有一种快慰的感觉。

“你真的以为我会借钱给你吗？”我问他。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你会不借给我。”

“你使我感到吃惊。”

“为什么？”

“发现你心里还是人情味十足让我失望。如果你不那么天真，想利用我的同情心来打动我，我会更喜欢你一些。”

“如果你被我打动，我会鄙视你的，”他回答说。

“那就好了，”我笑起来。

我们开始走棋。两个人的精神都被当前的一局棋吸引住。一盘棋下完以后，我对他说：

“你听我说，如果你缺钱花，让我去看看你的画怎么样？如果有我喜欢的，我会买你一幅。”

“你见鬼去吧！”他说。

他站起来准备走，我把他拦住了。

“你还没有付酒账呢，”我笑着说。

他骂了我一句，把钱往桌上一扔就走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有几天没有看见他，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咖啡馆里看报纸的时候，思特里克兰德走了过来，在我身旁边坐下。

“你原来并没有上吊啊，”我说。

“没有。有人请我画一幅画。我现在正给一个退休的铅管工画像，可以拿到两百法郎。”

“你怎么弄到这笔买卖的？”

“卖我面包的那个女人把我介绍去的。他同她说过，要找一个人给他画像。我得给她二十法郎介绍费。”

“是怎样一个人？”

“太了不起了。一张大红脸像条羊腿。右脸上有一颗大痣，上面还长着大长毛。”

思特里克兰德这天情绪很好，当戴尔克·施特略夫走来同我们坐在一起时，思特里克兰德马上冷嘲热讽地对他大肆攻击起来。他惯会寻找这位不幸的荷兰人的痛处，技巧的高超实在令我钦佩。他这次用的不是讥刺的细剑，而是谩骂的大棒。他的攻击来得非常突然。施特略夫被打得个措手不及，完全失掉防卫能力。像一只受了惊的小羊，没有目的地东跑西窜，张皇失措，晕头转向。最后，泪珠扑簌簌地从他眼睛里滚出来。这件事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尽管你非常恼恨思特里克兰德，尽管你感到这出戏很可怕，你还是禁不住要笑起来。有一些人很不幸，即使他们流露的是最真挚的感情也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戴尔克·施特略夫正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尽管如此，在我回顾我在巴黎度过的这个冬天时，戴尔克·施特略夫还是给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忆。他的小家庭有一种魅力，他同他的妻子是一幅叫你思念不置的图画；他对自己妻子的纯真的爱情使人感到是娴雅而高尚的。尽管他的举止还是那么滑稽，但他的感情的真挚却不由你不被感动。我可以理解他的妻子对他的反应，我很高兴她对他也非常温柔体贴。如果她有幽默感的话，看到自己的丈夫这样把她放在宝座上，当作偶像般地顶礼膜拜，她一定也会觉得好笑的；但是尽管她会笑他，一定也会觉得得意，被他感动。他是一个忠贞不渝的爱人，当她老了以后，当她失去了圆润的线条和秀丽的形体以后，她在他的眼睛里仍然会是个美人，美貌一点也不减当年。对他说来，她永远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们的井然有序的生活安详娴雅，令人非常愉快。他们住房只有一个画室，一间卧房和一个小厨房。所有家务事都是施特略夫太太自己做；在戴尔克埋头绘画的当儿，她就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做午饭，缝衣服，像勤快的蚂蚁一样终日忙碌着。吃过晚饭，她坐在画室里继续做针线活，而戴尔克则演奏一些我猜想她很难听懂的乐曲。他的演奏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是常常带着过多的感情，他把自己的诚实的、多情的、充满活力的灵魂完全倾注到音乐里去了。

他们的生活从某一方面看像是一曲牧歌，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言一行必然会表现出的荒诞滑稽都给予这首牧歌添上一个奇怪的调子，好像一个无法调整的不谐和音，但是这反而使这首乐曲更加现代化，更富于人情味，像是在严肃的场景中插入一个粗俗的打诨，更加激化了美所具备的犀利的性质。

二十四

圣诞节前不久，戴尔克·施特略夫来邀请我同他们一起过节。圣诞节总是使他有些感伤（这也是他性格的一个特点），他希望能同几个朋友一起按照适宜的礼规庆祝一下这个节日。我们两人都有两三个星期没有见到思特里克兰德了；我是因为忙着陪几个来巴黎短期逗留的朋友，施特略夫则因为上次同他大吵了一顿决心不同他来往了。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太不懂得人情世故，他发誓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理他了。但是节日来临，施特略夫的心肠又软下来，说什么他也不能让思特里克兰德一个人闷坐在家里。他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的心境必然同他的一样，在这样一个人们理应互相恩爱的日子里，叫这位画家在寂寥冷清中度过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他在自己的画室里布置好一棵圣诞树，我猜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点缀起来的树枝上找到一件可笑的小礼品。但是他有点不好意思去找思特里克兰德；这么容易就宽恕了使他丢尽脸面的侮辱未免有失身份，他虽然决心同思特里克兰德和解，却希望主动去拜访他时我也在场。

我们一起步行到克里舍路，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并没有在咖啡馆里。天气很冷，不能再坐在室外了。我们走进屋子里，在皮面座椅上坐下。屋子里又热又闷，空气因为烟雾弥漫而变得灰蒙蒙的。思特里克兰德没在屋子里，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偶尔同思特里克兰德一起下棋的那个法国画家。我同他也小有往来，他在我们的桌子旁边坐下。施特略夫问他看见思特里克兰德没有。

“他生病了，”他说，“你没有听说吗？”

“厉害吗？”

“我听说很厉害。”

施特略夫的脸色一下变白了。

“他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咳，我同他吵嘴做什么？咱们得马上去看看他。没有人照料他。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不清，”那个法国人说。

我们发现谁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施特略夫越来越难过。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他的事没有一个人知道。太可怕了。我真是受不了。咱们一定得马上找到他。”

我想叫施特略夫明白，在茫茫大海似的巴黎找一个人是荒谬的。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计划。

“是的。但是也许就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他正在咽气呢，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一切就都太晚了。”

“先安安静静地坐一会，想想该怎么办，”我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的唯一地址是比利时旅馆，但是思特里克兰德早已搬出那个地方了，那里的人肯定不会记得他了。他行踪诡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住址；在搬走的时候，多半没有留下地址。再说，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住的地方不会太远。既然他住在比利时旅馆的时候就到这家咖啡馆来，后来始终没有换地方，一定是因为这里对他很方便。突然我想起来，他经常去买面包的一家店铺曾经介绍他给人画过像，说不定那家面包店会知道他的住址。我叫人拿来一本电话簿，开始翻查这一带的面包店。我一共找到了五家，唯一的办法是挨家去打听一遍。施特略夫心有不甘地跟在我后面。他本来打算在同克里舍路相通的几条街上前后跑一通，只要碰到一家寄宿公寓就进去打听。结果证明，还是我的平凡的计划奏效了。就在我们走进的第二家面包店，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说她认识他。她不太知道他到底住在哪儿，但是肯定是对面三座楼房中的一座。我们的运气不坏，头一幢楼的门房就告诉我们可以在最顶上的一层找到他。

“他可能害病了，”施特略夫说。

“可能是吧，”门房冷冷地说，“事实上，我有几天没看见他了。”

施特略夫在我前面抢先跑上楼梯，当我走到最高的一层时，他已经敲开一个房间的门正在同一个穿着衬衫的工人讲话。这个人指了指另外一扇门。他相信住在那里的人是个画家。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他了。施特略夫刚准备去敲门，但是马上又转过身来对我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他害怕得要命。

“要是他已经死了怎么办？”

“他死不了，”我说。

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声。我扭了一下门柄，门并没有锁着。我走了进去，施特略夫跟在我后面。屋子很黑，我只能看出来这是一间阁楼，天花板是倾斜的。从天窗上射进一道朦胧的光线，并不比室内的昏暗亮多少。

“思特里克兰德，”我叫了一声。

没有回答。一切都实在令人感到神秘，施特略夫紧靠着我后面站着，我好像觉得他正在索索发抖。我犹豫了一会，是不是要划一根火柴。朦胧中我看到墙角有一张床，我不知道亮光会不会使我看到床上躺着一具尸体。

“你没有火柴吗，你这笨蛋？”

我犹豫了一会，是不是要划一根火柴

从黑暗里传来思特里克兰德的呵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施特略夫惊叫起来。

“哎呀，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划了一根火柴，四处看了看有没有蜡烛。匆猝间我看到的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半做住房，半做画室，屋子里只有一张床，面对墙放着的是一些画幅，一个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室内没有火炉。桌子上乱堆着颜料瓶、调色刀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这一堆凌乱的物品中间我找到半截蜡烛头。我把它点上。思特里克兰德正在床上躺着，他躺得很不舒服，因为这张床对他说来显然太小了。为了取暖，他的衣服都在身上盖着。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正在发高烧。施特略夫走到床前，因为感情激动连嗓子都哑了。

“啊，可怜的朋友，你怎么啦？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生病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一声？你知道为了你我什么事都会做的。你还计较我说的话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我生了你的气太不应该了。”

“见鬼去吧！”思特里克兰德说。

“别不讲理，好不好？让我使你舒服一些。没有人照料你么？”

他在这间邋里邋遢的小阁楼里四处张望着，不知从何下手。他把思特里克兰德的被子整了一下。思特里克兰德呼呼地喘着气，忍着怒气一语不发。他气哼哼地看了我一眼。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盯着他。

“要是你想替我做点什么事的话，就去给我买点牛奶吧，”最后他开口说，“我已经有两天出不了门了。”

床旁边放着一只装牛奶用的空瓶，一张报纸上还有一些面包屑。

“你吃过什么了？”

“什么也没吃。”

“多久了？”施特略夫喊道。“你是说两天没吃没喝了吗？太可怕了。”

“我还有水喝。”

他的眼睛在一个大水罐上停留了一会儿；这只水罐放在他一伸手就够得到的地方。

“我马上就去，”施特略夫说。“你还想要别的东西吗？”

我建议给他买一只热水瓶，一点儿葡萄同面包。施特略夫很高兴有这个帮忙的机会，噔噔地跑下楼梯去。

“该死的傻瓜，”思特里克兰德咕噜了一句。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脉搏很快，很虚弱。我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他不回答。我再一逼问，他赌气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没有其他事可做了，只能一语不发地在屋里等着。过了十分钟，施特略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提议要他买的东西以外，他还买来了蜡烛、肉汁和一盏酒精灯。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一分钟也没有耽搁，马上就煮了一杯牛奶，把面包泡在里面。我量了量思特里克兰德的体温。华氏一百零四度，他显然病得很厉害。

二十五

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离开那里。戴尔克回家吃晚饭，我自告奋勇去找一位医生，带他来看看思特里克兰德的病。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从那间闷浊的阁楼出来感到外面的空气特别清新——，荷兰人叫我马上到他的画室去一趟。他有一件什么心事，只是不肯对我讲。他一定要我陪他回家去。我想，即使马上把医生请到，除了我们替思特里克兰德做到的那些事外，暂时也不会有更多的事好做，于是我就同意了。我们发现勃朗什·施特略夫正在摆桌子准备吃晚饭。戴尔克走到她跟前，握住她的两只手。

“亲爱的，我求你做一件事，”他说。

她望着他，欢快中带着某种严肃，这正是她迷人的地方。施特略夫脸上冒着汗珠，闪着亮光，激动不安的神情使他的脸相显得很滑稽，但是在他的滚圆的、好像受到惊吓的眼睛里却射出来一道热切的光芒。

“思特里克兰德病得很厉害，可能快要死了。他一个人住在一间肮脏的阁楼里，没有人照料他。我求你答应我把他带到咱们家来。”

她很快地把手缩回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动作这么快过——，面颊一下子涨红了。

“啊，不成。”

“哎呀，亲爱的，不要拒绝吧。我叫他一个人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我会因为惦记着他连觉也睡不着的。”

“你去照顾他我不反对。”

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冷漠而遥远。

“但是他会死的。”

“让他死去吧。”

施特略夫倒吸了一口气，抹了抹脸。他转过身来请求我支援，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

“那同我有什么关系？我讨厌这个人。”

“啊，我的亲爱的，我的宝贝，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求求你，让我把他弄到咱们家里吧。我们可以叫他过得舒服一些。也许我们能救他一命。他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什么事都由我来做。我们可以在画室里给他架一张床。我们不能叫他像一条野狗似的死掉。太不人道了。”

“为什么他不能去医院呢？”

“医院！他需要爱抚的手来照顾。护理他必须要极其体贴才成。”

我发现勃朗什·施特略夫感情波动得这么厉害，觉得有点奇怪。她继续往桌上摆餐具，但是两只手却抖个不停。

“我对你简直失去耐心了。你认为如果你生了病，他会动一根手指头来帮助你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你照顾啊。不需要他来帮忙。再说，我同他不一样；我这人一点也不重要。”

“你简直还不如一条杂种小狗有血性呢！你躺在地上叫人往你身上踩。”

施特略夫笑了一下。他以为自己了解他的妻子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啊，可怜的宝贝，你还想着那次他来看我画的事呢。如果他认为我的画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天我真不应该把画给他看，我敢说我画的画并不很好。”

他懊丧地环顾了一下画室。画架上立着一幅未完成的油画——一个意大利农民笑容满面地拿着一串葡萄，在一个黑眼睛的小女孩头顶上擎着。

“即使他不喜欢你的画也应该有一点礼貌啊。他没有必要侮辱你。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现出对你非常鄙视，可是你却还要舔他的手。啊，我讨厌这个人。”

“亲爱的孩子，他是有天才的。不要认为我相信自己也有天才。我倒希望我有呢。但是别人谁是天才我看得出来，我从心眼里尊重这种人。天才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对于他们本人说来，天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们对这些人必须非常容忍，非常耐心才行。”

我站在一旁听着，这幕家庭冲突使我有些尴尬。我不了解施特略夫为什么非要我同他一起来不可。我看到他的妻子眼泪已经快要流出来了。

“但是我求你让我把他带来，并不只因为他是个天才。我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个人，是因为他害着病，因为他一个钱也没有。”

“我永远也不让他进咱们的家门——永远也不让。”

施特略夫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你对她讲一讲吧，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扔在那个倒霉的地方不管。”

“事情非常清楚，让他到这里来调养要好得多，”我说，“但是当然了，这对你们是很不方便的。我想得有一个人日夜照看着他。”

“亲爱的，你不是那种怕麻烦不肯伸手帮忙的人。”

“如果他到这里来，我就走，”施特略夫太太气冲冲地说。

“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你不是一向心肠很软吗？”

“啊，看在老天爷面上，别逼我了。你快要把我逼疯了。”

最后，她终于落下眼泪来。她瘫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捂着脸，肩膀抽搐着。戴尔克一下子跪在她身边，搂着她，又是亲吻，又是呼叫她各式各样亲昵的名字，廉价的泪水也从他的面颊上淌下来。没有过一会，她就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揩干了眼泪。

“让我好好地待一会吧，”她说，语气平顺多了。接着，她强笑着对我说：“我刚才那样，真不知道你会把我当成怎样个人了。”

施特略夫困惑地望着她，不知怎样才好。他紧皱着眉头，撅着通红的嘴巴。他那副怪样子使我联想到一只慌乱的豚鼠。

“那么你不答应吗，亲爱的？”最后他说。

她有气无力地挥了一下手。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画室是你的。这个家都是你的。如果你要让他搬到这里来，我怎么拦得住呢？”

施特略夫的一张胖脸马上绽露出笑容。

“这么说你同意了？我知道你不会不答应的。噢，我的亲爱的。”

但是她立刻又克制住自己。她用一对暗淡无神的眼睛望着他，十指交叠着按在胸口，仿佛心跳得叫她受不了似的。

“噢，戴尔克，自从咱们认识以后我还没有求你做过什么事呢。”

“你自己也知道，只要你说一句话，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我不肯为你做的。”

“我求你别叫思特里克兰德到这里来。你叫谁来都成，不管是小偷，是醉鬼，还是街头的流浪汉，我敢保证，我都服侍他们，尽我的一切力量服侍他们。但是我恳求你，千万别把思特里克兰德带回家里。”

“可是为什么呀？”

“我怕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人叫我怕得要死。他会给我们带来祸害。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感觉得出来。如果你把他招来，不会有好结局的。”

“你真是没有道理。”

“不，不，我知道我是对的。咱们家会发生可怕的事的。”

“为什么？因为咱们做了一件好事？”

她的呼吸非常急促，脸上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我不知道她想的是什么。我觉得她好像正被一种无形的恐怖紧紧抓住，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了。她一向总是沉着稳重，现在这种惊惧不安的样子着实令人吃惊。施特略夫带着困惑、惊愕的神情打量了她一会儿。

“你是我的妻子，对我说来，你比任何事物都宝贵。如果你没有完全同意谁也不会到咱们家来。”

她闭了一会儿眼睛，我以为她或许要晕过去了。我对她有些不耐烦。我没想到她是这样神经质的女人。接着我又听到施特略夫的话语声，沉寂似乎奇怪地被他的声音打破了。

“你自己是不是也一度陷于非常悲惨的境地，恰好有人把援助的手伸给你？你知道那对你是多么重要的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愿意也帮别人一下儿吗？”

他这番话一点也不新鲜，我甚至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教训的意味；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但是它对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影响却叫我大吃一惊。她身体抖动了一下，好久好久凝视着她的丈夫。施特略夫紧紧盯住地面。我不懂为什么他的样子显得非常困窘。施特略夫太太的脸上泛上一层淡淡的红晕，接着又变白——变得惨白；你会觉得她身上的血液都从表面收缩回去，连两只手也一点血色没有了。她全身颤抖起来。画室寂静无声，好像那寂静已经变成了实体，只要伸出手就摸得到似的。我奇怪得不得了。

“把思特里克兰德带来吧，戴尔克。我会尽量照顾他。”

“我的亲爱的，”他笑了。

他想抱住她，但是她却避开了。

“当着生人的面别这么多情了，戴尔克，”她说，“叫人多下不来台啊。”

她的神情已经完全自然了；没有人敢说几分钟以前她还被一种强烈的感情激动着。

二十六

第二天我们就去给思特里克兰德搬家。劝说他搬到施特略夫家里来需要绝大的毅力和更多的耐心，幸而思特里克兰德病得实在太重，对于施特略夫的央求和我的决心都做不出有效的抵抗了。在他的软弱无力的咒骂声中，我们给他穿好衣服，扶着他走下楼梯，安置在一辆马车里，最后终于把他弄到施特略夫的画室里。当我们到达以后，他已经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只好一言不发地由我们把他放在一张床上。他的病延续了六个星期。有一段日子看上去他连几个钟头也活不过去了，我毫不怀疑，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完全要归功这位荷兰画家任劳任怨的护理。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比他更难伺候的病人。倒不是说他挑剔、抱怨；恰恰相反，他从来也不诉苦，从来不提出什么要求，他躺在那里一语不发。但是他似乎非常厌恨你对他的照顾；谁要是问一问他觉得怎么样、有什么需要，他轻则挖苦你一句，重则破口大骂。我发现这个人实在让人厌恶，他刚一脱离危险，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

“见鬼去吧，你，”他一点不客气地回敬了我一句。

戴尔克·施特略夫把自己的工作全部撂下，整天服侍病人，又体贴，又关切。他的手脚非常利索，把病人弄得舒舒服服。大夫开了药，他总是连哄带骗地劝病人按时服用，我从来没想到他的手段这么巧妙。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不嫌麻烦。尽管他的收入一向只够维持夫妻两人的生活，从来就不宽裕，现在他却大手大脚，购买时令已过、价钱昂贵的美味，想方设法叫思特里克兰德多吃一点东西（他的胃口时好时坏，叫人无法捉摸）。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他劝说思特里克兰德增加营养的那种耐心和手腕。不论思特里克兰德对他多么没礼貌，他也从来不动火。如果对方只是郁闷懊丧，他就假装看不到；如果对方顶撞他，他只是一笑置之。当思特里克兰德身体好了一些，情绪高起来，嘲笑他几句开开心，他就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来，故意给对方更多讥笑的机会。他会高兴地递给我几个眼色，叫我知道病人已经大有起色了。施特略夫实在是个大好人。

但是更使我感到吃惊的还是勃朗什。她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能干的、而且是一个专心致志的护士。你再也不会想到她曾一度激烈地反对过自己的丈夫，坚决不同意把思特里克兰德带回到家里来。病人需要照料的地方很多，她坚持要尽到自己一部分责任。她整理病人的床铺，尽量做到在撤换床单时不惊扰病人。她给病人洗浴。当我称赞她的能干时，她脸上露出惯有的微笑，告诉我她曾经在一家医院做过一段事。她丝毫不让人看出来，她曾经那样讨厌过思特里克兰德。她同他说话不多，但是不管他有什么需要，她都很快地就能知道。有两个星期思特里克兰德整夜都需要有人看护，她就和她丈夫轮班守夜。我真想知道，在她坐在病床旁边度过漫漫长夜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思特里克兰德躺在床上，样子古怪怕人，他的身躯比平常更加削瘦，红色的胡子乱成一团，眼睛兴奋地凝视着半空；因为生病，他的眼睛显得非常大，炯炯发光，但那光亮显得很不自然。

“夜里他跟你说过话吗？”有一次我问她。

“从来没有。”

“你还像过去那样不喜欢他吗？”

“比以前更厉害了。”

她用一双安详的、灰色的眼睛望着我。她的神色非常恬静，我很难相信她居然能像那次我看到的那样大发脾气。

她坚持要尽到自己一部分责任

“你替他做了这么多事，他谢过你吗？”

“没有，”她笑了笑说。

“这人真不通人情。”

“简直太可恶了。”

施特略夫对她自然非常满意。她这样把他撂给她的挑子担了过来，而且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无论怎样做也无法表示对她的感激。但是他对勃朗什同思特里克兰德彼此的关系又有些不解。

“你知道，我看见过他们在一起坐了好几个钟头，谁也一句话不说。”

有一次我和这一家人一同坐在画室里，这时思特里克兰德的身体已经快好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起床了。戴尔克同我闲聊。施特略夫太太在缝补什么；她缝的东西我是认得的，那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件衬衣。思特里克兰德仰面躺着，一句话也不说。有一次我看到他的目光停在勃朗什·施特略夫身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嘲弄神情。勃朗什感到他正在看自己，抬起眼睛，他们俩彼此凝视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脸上会有这样的表情。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困惑，也许是——但为什么啊？——惊惧的神色。思特里克兰德马上把眼睛移开了，开始悠闲地打量起天花板来；但是她却一直注视着他，脸上的神情更加不可解释了。

几天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就下地了。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衣服穿在身上就像稻草人披着一件破褂子似的。他的胡须凌乱，头发很长，鼻子眼睛本来就生得比一般人大，因为害过这场病，更显得大了一号；他的整个外表非常奇特，因为太古怪了，反而不显得那么丑陋。他的笨拙的形体给人以高大森严之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表达他给我的印象。最触目的一点倒不一定是他的裸露无遗的精神世界（虽然屏蔽着他精神的肉体几乎像是透明的），而是他脸上的那种蛮野的欲念。说来也许荒谬，这种肉欲又好像是空灵的，使你感到非常奇异。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原始性；希腊人曾用半人半兽的形象，像生着马尾的森林之神啊，长着羊角、羊腿的农牧神啊，来表现大自然的这种神秘的力量，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就有这样一种力量。他使我想到马尔塞亚斯，因为他居然敢同大神比赛音乐，所以被活剥了皮。思特里克兰德的心里好像怀着奇妙的和弦同未经探索过的画面。我预见到他的结局将是遭受痛苦的折磨和绝望。我心里又产生了一种他被魔鬼附体的感觉；但你却不能说这是邪恶的魔鬼，因为这是在宇宙混沌、善恶未分之前就存在的一种原始的力量。

他身体仍然很弱，不能作画。他沉默不语地坐在画室里，天晓得脑子里在想什么。有时候他也看书。他喜欢看的书都很怪；有时候我发现他在阅读马拉美的诗。他读书的样子就像小孩子一样，动着嘴唇一个字一个字地拼读。我很想知道那些精巧的韵律和晦涩的诗句给他一些什么奇怪的感情。另外一些时候我发现他浸沉在嘉包里奥的侦探小说里。我想，他对书的选择表现出组成他怪诞性格的不可调和的方面；我对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很有趣。尽管他的身体很弱，但是仍像往常一样，从不讲求舒适，这真是他奇怪的个性。施特略夫喜欢把起居环境弄得舒服一些，画室里摆着一对非常柔软的扶手椅和一张长沙发椅。思特里克兰德从来不坐这些椅子；他并不是矫揉造作，故意表示甘于艰苦，而是因为不喜欢它们。有一次我来看他，画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发现他正坐在一只三脚凳上。如果叫他选择的话，他会喜欢不带扶手的硬背椅。他的这种习性常常叫我很恼火。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这么不关心周围的生活环境的。

二十七

又过了两三个星期。一天早晨，我的工作正好告一段落，我觉得可以放自己一天假，便决定到卢佛尔宫去消磨一天。我在画廊里随便走着，一边欣赏那些我早已非常熟悉的名画，一边任凭我的幻想同这些画幅所激起的感情随意嬉戏。我悠闲地走进长画廊，突然一眼看到了施特略夫。我脸上泛起了笑容，因为他那圆胖的身躯、像受了惊吓似的神情使我每次见到总是要发笑。但是在我走近他以后，我发现他的神情非常沮丧。他的样子凄苦不堪，但又那么滑稽，好像一个穿得衣冠齐楚而失足落水的人被打捞上来以后仍然心怀余悸，生怕别人拿他当笑话看。他转过身来，两眼瞪着我，但是我知道他并没有看见我。他的一双碧蓝的圆眼睛在眼镜片后面充满了忧伤。

“施特略夫，”我叫了一声。

他吓了一跳，接着就露出笑容来，但是他笑得那么凄惨。

“你怎么这样丢了魂似地在这里游荡？”我用快活的语调问道。

“我很久没有到卢佛尔宫来了。我想得来看看他们展出了什么新东西没有。”

“可是你不是告诉我，这礼拜得画好一幅画吗？”

“思特里克兰德在我画室里画画儿呢。”

“哦？”

“我提议叫他在那里画的。他身体还不够好，还不能回到自己的住处去。我本来想我们可以共用那间画室。在拉丁区很多人都是合伙租用一间画室。我本来以为这是个好办法。一个人画累了的时候，身边有个伴儿可以谈两句，我一直以为这样做会很有趣。”

这些话他说得很慢，每说一句话就非常尴尬地停歇好半晌儿，与此同时，他的一对温柔的、有些傻气的大眼睛却一直紧紧盯着我，只是在那里面已经充满了泪水了。

“我不懂你说的话，”我说。

“思特里克兰德身边有人的时候不能工作。”

“去他妈的，那是你的画室啊。他应该自己想办法。”

他凄凄惨惨地看着我，嘴唇抖个不停。

“出了什么事了？”我问，语气很不客气。

他吞吞吐吐地半天没说话，脸涨得通红。他看了看墙上挂的一张画，脸色非常痛苦。

“他不让我画下去。他叫我到外边去。”

“你为什么不叫他滚蛋呢？”

“他把我赶出来了。我不能同他动手打架呀。他把我的帽子随后也扔了出来，把门锁上了。”

思特里克兰德的做法使我气得要命，但是我也挺生自己的气，因为戴尔克·施特略夫扮演了这样一个滑稽角色，我居然憋不住想笑出来。

“你的妻子说什么了？”

“她出去买东西去了。”

“他会不会也不让她进去？”

“我不知道。”

我不解地看着施特略夫。他站在那里，像一个正挨老师训的小学生。

“我去替你把思特里克兰德赶走怎么样？”我问。

他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一张闪闪发光的面孔涨得通红。

“不要。你最好什么也不要做。”

他向我点了点头，便走开了。非常清楚，由于某种原因他不想同我讨论这件事。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

二十八

一个星期以后我知道谜底了。这一天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了晚饭，饭后回到我的住处。大约十点左右，我正坐在起居间看书，忽然，门铃喑哑地响起来。我走到过道上，打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是施特略夫。

“可以进来吗？”他问。

楼梯口光线很暗，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却使我吃了一惊。我知道他喝酒从来不过量，否则我会以为他喝醉酒了。我把他领进起居间里，叫他坐下。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你了，”他说。

“怎么回事？”我问；他的激动不安的样子叫我非常吃惊。

进到屋子里面，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打量他了。平时他总是穿戴得干净整齐，这次却衣冠不整，突然给人以邋里邋遢的感觉。我一点也不怀疑了，他一定是喝醉了。我对他笑了笑，准备打趣他两句。

“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他突兀地说了一句，“刚才来了一次，你不在。”

“我今天吃饭晚了，”我说。

我的想法改变了；他显然不是因为喝了酒才这样嗒然若丧。他的脸平常总是红扑扑的，现在却一块红、一块白，斑斑点点，样子非常奇怪。他的两只手一直在哆嗦。

“出了什么事了吗？”

“我的妻子离开了我了。”

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几个字说出来。他抽噎了一下，眼泪沿着胖乎乎的面颊一滴滴地落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最初的想法是，她丈夫这种晕头晕脑地对思特里克兰德倾心相待，叫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再加上思特里克兰德总是冷嘲热讽，所以她坚决要把他赶走。我知道，虽然勃朗什表面端庄沉静，但是脾气如果上来，却执拗得可以。假如施特略夫仍然拒绝她的请求，一怒之下，她很可能离开家庭，发誓再不回来。但是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看到这个小胖子的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实在不忍讥笑他了。

“亲爱的朋友，别难过了。她会回来的。女人们一时说的气话，你千万别太认真。”

“你不了解。她爱上思特里克兰德了。”

“什么！”我吓了一跳；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琢磨，就已经觉得这件事太荒谬了。“你怎么能这么傻？难道你是说你在吃思特里克兰德的醋？”我差点笑了出来。“你也知道，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简直叫她无法忍受。”

“你不了解，”他呻吟道。

“你是头歇斯底里的蠢驴，”我有些不耐烦地说。“让我给你喝一杯威士忌苏打你就会好一些了。”

我猜想，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天知道人们如何想尽办法来折磨自己——戴尔克毫无道理地怀疑起自己的妻子爱上了思特里克兰德，因为他最不会处理事情，多半把她惹恼了。而他的妻子为了气他，也就故意想尽方法增加他的疑虑。

“听我说，”我对他说，“咱们一起回你的画室去吧。如果你自己把事办糟了，现在只好去负荆请罪。我认为你的妻子不是那种爱记仇的女人。”

“我怎么能回画室呢？”他有气无力地说，“他们在那里呢。我把屋子让给他们了。”

“这么一说不是你妻子离开了你，是你把她丢了。”

“看在老天面上，别同我说这种话吧。”

我仍然不能把他的话当真。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告诉我的事，但是他的痛苦却是真真实实的。

“好吧，既然你到这里来是要同我谈这件事，你就从头到尾给我说说吧。”

“今天下午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走到思特里克兰德跟前，对他讲，我觉得他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可以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我自己要用我的画室。”

“只有思特里克兰德才需要人家明明白白告诉他，”我说。“他怎么说的？”

“他笑了笑。你知道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让人看起来不像是他觉得有什么事情好笑，而是叫你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他说他马上就走，说着，就开始收拾东西。你还记得我从他的住处拿来一些我认为他用得着的东西。他叫勃朗什替他找一张纸，一条绳子，准备打一个包。”

施特略夫停住了，喘着气，我以为他要晕倒了。这根本不是我要他讲给我听的故事。

“她的脸色煞白，但还是把纸同绳子取来了。思特里克兰德一句话也不说，他一面包东西，一面吹着口哨，根本不理会我们两个人。他的眼角里含着讥诮的笑意。我的心沉重得像一块铅块。我担心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事，非常懊悔刚才提出叫他走的事。他四处望了望，找自己的帽子。这时候勃朗什开口了：

“我同思特里克兰德一起走，戴尔克，”她说。“我不能同你生活下去了。”

“我想说什么，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思特里克兰德也一句话不说。他继续吹着口哨，仿佛这一切同他都毫不相干似的。”

施特略夫又停了下来，开始揩汗。我默不作声。我现在相信他了，我感到很吃惊。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

这时候他满面泪痕、声音抖抖索索地对我讲，他如何走到她跟前，想把她搂在怀里，她又如何把身体躲开，不叫他碰到自己。他求她不要离开，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叫她想一想自己对她的一片真情。他谈到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一点也不生她的气。他丝毫也不责怪她。

“请你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开吧，戴尔克，”最后她说，“你不知道我爱思特里克兰德吗？他到什么地方，我就跟他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你一定得知道他是永远也不会使你幸福的。为了你自己的缘故，还是不要走吧。你不明白等待你的将是什么。”

“这是你的过错，是你坚持叫他来的。”

施特略夫转向思特里克兰德。

“可怜可怜她吧，”他哀求说，“你不能叫她做出这种发疯的事来。”

“她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思特里克兰德说，“我并没有强迫她跟着我。”

“我已经决定了，”她用呆板的语调说。

思特里克兰德的这种叫人无名火起的冷静叫施特略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阵狂怒把他攫住；他自己也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一下子便扑到思特里克兰德身上。思特里克兰德没有料到这一手，吃了一惊，踉跄后退了一步，但是尽管他久病初愈，还是比施特略夫力气大得多。不到一分钟，施特略夫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已经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了。

“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

施特略夫挣扎着站起来。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声色不动地在一旁站着，当着她的面出这种丑更使他感到丢尽脸面。在同思特里克兰德厮打的时候他的眼镜滑落到地上，一时他看不见落在什么地方。勃朗什把它拾起来，一句话不说地递到他手里。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了，虽然他也知道这只会更使自己丢脸，他还是呜呜地哭起来。他用手把脸捂了起来。另外两个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站在一旁连脚步都不挪动。

“啊，我的亲爱的，”最后他呻吟着说，“你怎么能这样残忍啊？”

“我也由不得自己，戴尔克，”她回答。

“我崇拜你，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女人受过人们这样的崇拜。如果我做了什么事使你不高兴，为什么你不对我讲？只要你说了，我一定会改过来的。为了你，凡是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

她并没有回答。她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看到自己只不过在惹她生厌。她穿上一件外衣，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他明白再过一分钟他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很快地走到她前面，跪倒在地上，抓住她的两只手；他什么脸面也不顾了。

“啊，不要走，亲爱的。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会自杀的。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惹恼了你，我求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更努力地使你幸福的。”

“站起来，戴尔克。你简直丢尽丑了。”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是仍然不放她走。

“你到哪儿去啊？”他急急忙忙地问，“你不知道思特里克兰德住在怎样一个地方。你在那地方是过活不了的。太可怕了。”

“如果我自己都不在乎，与你又有什么相干呢？”

“你再待一会，容我把话说完。不管怎么样，这一点你还可以让我做到吧。”

“啊，不要走，亲爱的。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那又有什么好处？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不管你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他抽了一口气，把一只手按在胸脯上，因为心脏跳动得简直让他忍受不了了。

“我不是要你改变主意，我只是求你再听我说几句话。这是我要求你的最后一件事了。不要拒绝我吧。”

她站住了，用她那沉思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会儿，她的目光现在变得那么冷漠无情了。她走回到画室里，往桌子上一靠。

“说吧！”

施特略夫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平静了一点。

“你一定要冷静一些。你不能靠空气过日子啊。你知道，思特里克兰德手里一个钱也没有。”

“我知道。”

“你吃不够吃，喝不够喝，会吃尽苦头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久身体才恢复过来？他一直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啊！”

“我可以挣钱养活他。”

“怎么挣钱？”

“我不知道。我会找到个办法的。”

一个极其恐怖的想法掠过这个荷兰画师的心头，他打了个哆嗦。

“我想你一定是发疯了。我不知道你被什么迷住了。”

她耸了耸肩膀。

“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再等一秒钟。”

他疲惫不堪地环顾了一下自己的画室；他喜爱这间画室，因为她的存在，这间屋子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充满了家庭气氛。他把眼睛闭了一刻，接着他的目光在她身上逗留了好一会儿，似乎想把她的图像永远印记在脑中似的。他站起来，拿起了帽子。

“不，叫我走吧。”

“你？”

她吃了一惊。她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想到你要生活在那样一间肮脏可怕的阁楼里，我受不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既是我的家，同样也是你的家。你在这里会过得舒服些。至少你用不着受那种最可怕的罪了。”

他走到放钱的抽屉前边，从里面拿出几张钞票来。

“我把我这里的一点钱给你一半吧。”

他把钱放在桌子上。思特里克兰德和他的妻子都没有说什么。

这时他又想起一件事来。

“你好不好把我的衣服理一理，放在下边门房那儿？我明天再来取。”他苦笑了一下。“再见，亲爱的。你过去给了我那么多幸福，我感谢你。”

他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关上。在想象中，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把自己的帽子往桌上一扔，坐下来，开始吸一支纸烟。

二十九

我沉默了一会，思索着施特略夫对我讲的事情。我无法忍受他这种懦弱，他也看出来我对他这个做法不以为然。

“你跟我知道得一样清楚，思特里克兰德过的是什么日子，”他声音颤抖着说，“我不能让她在那种环境里过活——我就是不能。”

“这是你的事，”我回答。

“如果这事叫你遇上，你会怎么做？”他问。

“她是睁着眼睛自己走开的。如果她不得不吃些苦头，也是自找。”

“你说得对，但是，你知道，你并不爱她。”

“你现在还爱她吗？”

“啊！比以前更爱。思特里克兰德不是一个能使女人幸福的人。这件事长不了。我要让她知道，我是永远不会叫她的指望落空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还准备收留她呢？”

“我将丝毫也不踌躇。到那时候她就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了。当她被人抛弃，受尽屈辱，身心交瘁，如果她无处可以投奔，那就太可怕了。”

施特略夫似乎一点也不生她的气。也许我这人太平凡了，所以对他这种没有骨气竟有一些恼火。他可能猜到我的想法了，因为他这么说：

“我不能希望她像我爱她那样爱我。我是滑稽角色。我不是那种叫女子钟情的男子汉。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如果她爱上了思特里克兰德，我不能责怪她。”

“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有谁像你这样没有自尊心的呢，”我说。

“我爱她远远超过了爱我自己。我觉得，在爱情的事上如果考虑起自尊心来，那只能有一个原因：实际上你还是最爱自己。不管怎么说，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又爱上别人并不是什么希罕事，常常等他的热劲过去了，便又回到他妻子的身边，而她也就同他和好如初了。这种事谁都认为是很自然的。如果男人是这样，为什么女人就该是例外呢？”

“我承认你说的很合乎逻辑，”我笑了笑，“但是大多数男人都不是这种心理，要他们这样对待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在我同施特略夫这样谈话时，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来得过于突然，叫我迷惑不解。不可能想象，事前他会一直蒙在鼓里。我记起了我曾看到的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奇怪眼神，可能她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感情，自己也被震骇住了。

“在今天以前难道你一点也没有猜疑过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事吗？”我问他道。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桌子上有一支铅笔，他拿起来在吸墨纸上信手画了一个头像。

“要是你不喜欢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直说吧，”我说。

“我把话说出来心里反而痛快一些。咳，要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痛苦就好了，”他把手里的铅笔往桌上一扔。“是的，我从两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在她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我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思特里克兰德打发走呢？”

“我不相信，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她那么讨厌这个人。这种事根本不可能，简直不能令人相信。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嫉妒心在作祟。你知道，我一向是非常嫉妒的，但是我训练了自己，从来不表现出来。她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嫉妒，连你我都嫉妒。我知道她不像我爱她那样爱我。这是很自然的，不是吗？但是她允许我爱她，这样我就觉得幸福了。我强逼着自己到外面去，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我认为我这样怀疑她降低了我的人格，我要惩罚自己。可是当我从外面回来以后我发现他们并不需要我——思特里克兰德需要不需要我倒没关系，我在家不在家对他根本无所谓，我是说我发现勃朗什并不需要我。当我走过去吻她的时候，她浑身一颤。最后我对这件事已经知道得千真万确，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如果我大吵大闹一场，只能引起他们的嘲笑。我认为如果我假装什么都没看到，并不把这件事挑明，也许事情就过去了。我打定主意悄悄地把他打发走，用不着吵架。咳，要是我能告诉你我心里那个痛苦劲儿就好了！”

接着他把叫思特里克兰德搬出去的事又说了一遍。他很小心地选择了一个时机，他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很随便，但是他还是无法克制自己。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本来想说得亲切、逗笑的话语却流露出嫉妒的怒火。他没有想到自己一说，思特里克兰德就同意了，而且马上就收拾起东西来。最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妻子也要同思特里克兰德一起走。看得出来，他非常懊悔，真希望自己继续隐忍下去。比起分离的痛苦来，他宁愿忍受妒火的煎熬。

“我要杀死他，结果却徒然使自己出丑。”

他沉默了半晌，最后他说出的我知道是郁积在他心里的话。

“要是我多等些日子，也许就不会发生什么事了。我真不应该这么耐不住性子。啊，可怜的孩子，是我把她逼到这一地步啊！”

我耸了耸肩膀，但是没有说什么。我对勃朗什·施特略夫一点也不同情，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把实话告诉可怜的戴尔克，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这时候他已经疲惫不堪，无力控制自己，所以只顾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把那场风波中每人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一会儿想起一件忘记了告诉我的事，一会儿又同我讨论起他当时该说这句话，而不该说那句话。他为自己看不清问题感到万分痛心，懊悔自己做了某件事，责怪自己没有做哪一件。夜渐渐深了，最后我也同他一样疲劳不堪了。

“你现在准备做什么？”我最后问他说。

“我能够做什么？我只能等着她招呼我回去。”

“为什么你不到外地去走走呢？”

“不，不成。如果她需要，我一定要叫她能够找到我。”

他对于眼前该怎么办似乎一点主意也没有。他没有什么计划。最后我建议他该去睡会儿觉，他说他睡不着，他要到外面去走个通宵。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能丢下他不管。我劝他在我这里过夜，我把他安置在我的床上。在起居间里我还有一只长沙发，我可以睡在那上面。他这时已经精疲力竭，所以还是依着我的主意上了床。我给他服了一些佛罗那，叫他可以人事不省地好好睡几个钟头觉。我想这是我能够给他的最大的帮助了。

三十

但是我给自己安设的床铺却很不舒服，整整一夜我也没睡着，只是翻来覆去思索这个不幸的荷兰人对我讲的故事。勃朗什·施特略夫的行为还是容易解释的，我认为她做出那种事来只不过是屈服于肉体的诱惑。她对自己的丈夫从来就没有什么感情，过去我认为她爱施特略夫，实际上只是男人的爱抚和生活的安适在女人身上引起的自然反应。大多数女人都把这种反应当做爱情了。这是一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产生的被动的感情，正像藤蔓可以攀附在随便哪株树上一样。因为这种感情可以叫一个女孩子嫁给任何一个需要她的男人，相信日久天长便会对这个人产生爱情，所以世俗的见解便断定了它的力量。但是说到底，这种感情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对有保障的生活的满足，对拥有家资的骄傲，对有人需要自己沾沾自喜，和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洋洋得意而已；女人们禀性善良、喜爱虚荣，因此便认为这种感情极富于精神价值。但是在冲动的热情前面，这种感情是毫无防卫能力的。我怀疑勃朗什·施特略夫之所以非常不喜欢思特里克兰德，从一开始便含有性的诱惑因素在内，可是性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我有什么资格妄图解开这个谜呢？或许施特略夫对她的热情只能刺激起，却未能满足她这一部分天性，她讨厌思特里克兰德是因为她感到他具有满足她这一需求的力量。当她拚命阻拦自己丈夫，不叫他把思特里克兰德带回家来的时候，我认为她还是真诚的；她被这个人吓坏了，尽管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怕他。我也记得她曾预言过思特里克兰德会带来灾难和不幸。我想，她对思特里克兰德的恐惧是她对自己的恐惧的一种奇怪的移植，因为他叫她迷惑不解，心烦意乱。思特里克兰德生得粗野不驯，眼睛深邃冷漠，嘴形给人以肉欲感，他的身体高大、壮硕，这一些都给人以热情狂放的印象。也许她同我一样，在他身上感到某种邪恶的气质；这种气质使我想到宇宙初辟时的那些半人半兽的生物，那时宇宙万物同大地还保持着原始的联系，尽管是物质，却仿佛仍然具有精神的性质。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激发起她的感情来，不是爱就是恨，二者必居其一。当时她对思特里克兰德感到的是恨。

接着我又想象，她日夜同病人厮守，一定逐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她托着病人的头喂他食物，他的头沉甸甸地倚在她手上；在他吃过东西以后，她揩抹他的富于肉欲的嘴唇和火红的胡子。她给他揩拭四肢，他的手臂和大腿覆盖着一层浓密的汗毛。当她给他擦手的时候，尽管他病得非常虚弱，她也感觉得出它们如何结实有力。他的手指生得长长的，是艺术家那类能干的、善于塑造的手指。我无法知道它们在她心里引起什么样慌乱的思想。他非常宁静地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几乎和死人一样，他像是森林里的一头野兽，在一阵猛烈追猎后躺在那里休息；她在好奇地猜测，他正在经历什么奇异的梦境呢？他是不是梦到了一个林泽的女神正在希腊的森林里飞奔，森林之神塞特尔在后面紧追不舍？她拚命地逃跑，双腿如飞，但是塞特尔还是一步一步地离她越来越近，连他吹在她脖子上的热辣辣的呼吸她都感觉出来了。但是她仍然一声不出地向前飞跑，他也一声不出地紧紧追赶；最后，当她被他抓到手里的时候，使她浑身颤抖的是恐惧呢，还是狂喜呢？

如饥似渴的欲念毫不留情地把勃朗什·施特略夫抓在手里。也许她仍然恨着思特里克兰德，但是她却渴望得到他，在这以前构成她生活的那一切现在都变得一文不值了。她不再是一个女性了，不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女性——既善良又乖戾，既谨慎又轻率；她成了迈那德，成了欲念的化身。

但是也许这都是我的臆测；可能她不过对自己的丈夫感到厌倦，只是出于好奇心（并无任何热情在内）才去找的思特里克兰德。可能她对他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她之屈从于思特里克兰德的欲念只是由于两人日夜厮守、由于她厌烦无聊，而一旦同他接近以后，却发现陷入了自己编织的罗网里。在她那平静的前额和冷冷的灰色的眼睛后面隐匿着什么思想和感情，我怎能知道呢？

然而，尽管在探讨像人这样无从捉摸的生物时，我们什么也不敢肯定，但对于勃朗什·施特略夫的行为还有一些解释是完全说得通的。另一方面，我对思特里克兰德却一点也不了解。他这次的行为与我平日对他的理解格格不入，我苦苦思索，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他毫无心肝地辜负了朋友对他的信任，为了自己一时兴之所至，给别人带来莫大的痛苦，这都不足为奇，因为这都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既不知感恩，也毫无怜悯心肠。我们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那些感情在他身上都不存在；如果责备他没有这些感情，就像责备老虎凶暴残忍一样荒谬。我所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他突然动了施特略夫的念头。

我不能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会爱上了勃朗什·施特略夫。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人会爱上一个人。在爱这种感情中主要成分是温柔，但思特里克兰德却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不懂得温柔。爱情中需要有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有帮助别人、取悦别人的热情——如果不是无私，起码是巧妙地遮掩起来的自私；爱情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腼腆怯懦。而这些性格特点都不是我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所能找到的。爱情要占据一个人莫大的精力，它要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生活专门去做一个爱人。即使头脑最清晰的人，从道理上他可能知道，在实际中却不会承认爱情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爱情赋予他明知是虚幻的事物以实质形体，他明知道这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爱它却远远超过喜爱真实。它使一个人比原来的自我更丰富了一些，同时又使他比原来的自我更狭小了一些。他不再是一个人，他成了追求某一个他不了解的目的的一件事物、一个工具。爱情从来免不了多愁善感，而思特里克兰德却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易犯这种病症的人。我不相信他在任何时候会害那种爱情的通病——如醉如痴、神魂颠倒；他从来不能忍受外界加给他的任何桎梏。如果有任何事物妨碍了他那无人能理解的热望（这种热望无时或止地刺激着他，叫他奔向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目标），我相信他会毫不犹疑把它从心头上连根拔去，即使忍受莫大痛苦，弄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如果我写下的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这些复杂印象还算得正确的话，我想下面的断语读者也不会认为悖理：我觉得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既伟大、又渺小，是不会同别人发生爱情的。

但是爱情这个概念，归根结底，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不同癖性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像思特里克兰德这样一个人一定也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恋爱方式。要想分析他的感情实在是一件徒然的事。

三十一

第二天，虽然我尽力挽留，施特略夫还是走了。我建议我替他回家去取行李，但是他坚持要自己去。我想他可能希望他们并没有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这样他就有机会再见自己的妻子一面，说不定还能劝说她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但是事实并不像他所料想的那样，他的一些零星用品已经放在门房，等着他取走，而勃朗什，据看门人告诉他，已经出门走了。我想施特略夫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会不把自己的苦恼向她倾诉一番的。我发现他不论碰到哪个相识的人都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唠叨给大家听；他希望别人同情他，但是却只引起人们的嘲笑。

他的行径很失体统。他知道他的妻子每天什么时候出去买东西，有一天，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便在街上把她拦住。虽然勃朗什不理他，他还是没完没了同她讲话。他为自己做的任何一件对不起她的事向她道歉，告诉她自己如何真心爱她，请求她再回到自己身边。勃朗什一句话也不回答，脸扭向一边，飞快地向前赶路，我想象得出施特略夫怎样迈动着一双小短腿，使劲在后面追赶的样子。他一边跑一边喘气，继续唠叨个没完。他告诉她自己如何痛苦，请求她可怜自己；他发誓赌咒，只要她能原谅他，他什么事都愿意替她做。他答应要带她去旅行。他告诉她思特里克兰德不久就会厌倦了她。当施特略夫对我回述这幕令人作呕的丑戏时，我真是气坏了。这个人真是又没有脑子、又失掉做丈夫的尊严。凡是叫他妻子鄙视的事，他一件没漏地都做出来了。女人对一个仍然爱着她、可是她已经不再爱的男人可以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残忍；她对他不只不仁慈，而且根本不能容忍，她成了一团毫无理智的怒火。勃朗什·施特略夫倏地站住了，用尽全身力气在她丈夫脸上掴了一掌。趁他张皇失措的当儿，她急忙走开，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画室的楼梯。自始至终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勃朗什不理他

他一边给我讲这段故事，一边用手摸着脸，好像那火辣辣的痛劲儿到现在还没有过去似的。他的眼睛流露着痛苦而迷惘的神色，他的痛苦让人看着心酸，而他的迷惘又有些滑稽。他活脱儿是个挨了训的小学生；尽管我觉得他很可怜，却禁不住好笑。

这以后他就在勃朗什到商店买东西的必经之路上往返徘徊，当他见到勃朗什走过的时候，就在街对面墙角一站。他不敢再同她搭话了，只是用一对圆眼睛盯着她，尽量把心里的祈求和哀思用眼神表露出来。我猜想他可能认为勃朗什会被他的一副可怜相打动。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任何看到他的表示。她甚至连买东西的时间也不改变，也从来不改变一下路线。我估计她这种冷漠含有某种残忍的成分，说不定她感到这样痛苦折磨他是一种乐趣。我真不懂她为什么对他这样恨之入骨。

我劝说施特略夫放聪明一些。他这样没有骨气叫旁观的人都气得要命。

“你这样下去一点也没有好处，”我说，“依我看，你更应该做的倒是劈头盖脸地揍她一顿，她就不会照现在这样看不起你了。”

我建议叫他回老家去住些天。他常常同我提到他的老家，荷兰北部某个地方的一个寂静的城镇，他的父母至今仍然住在那里。他们都是穷苦人，他父亲是个木匠。他家住在一幢古老的小红砖房里，干净、整齐，房子旁边是一条水流徐缓的运河。那里的街道非常宽阔，寂静无人。两百年来，这个地方日渐荒凉、冷落，但是城镇里房屋却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朴实而雄伟的气象。富有的商人把货物发往遥远的东印度群岛去，在这些房子里安静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如今这些人家虽已衰败，但仍然闪烁着往日繁华的余辉。你可以沿着运河徜徉，直到走上一片片宽广的绿色原野，黑白斑驳的牛只懒洋洋地在上面吃草。我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童年回忆的环境里，戴尔克·施特略夫是可以忘掉他这次的不幸的。但是他却不要回去。

“我一定得留在这儿，她什么时候需要我就可以找到我，”他又重复他已经对我讲过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又不在她身边，那就太可怕了。”

“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呢？”我问他。

“我不知道。但是我害怕。”

我耸了耸肩膀。

尽管在这样大的痛苦里，戴尔克·施特略夫的样子仍然让人看着发笑。如果他消瘦了、憔悴了，也许会引起人们同情的。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见瘦。他仍然是肥肥胖胖的，通红的圆脸蛋像两只熟透了的苹果。他一向干净、利落，现在他还是穿着那件整整齐齐的黑外套，一顶略小一些的圆顶硬礼帽非常洒脱地顶在头上。他的肚子正在发胖，也一点儿没受这次伤心事的影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生意兴隆的商贩了。有时候一个人的外貌同他的灵魂这么不相称，这实在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施特略夫就是这样：他心里有罗密欧的热情，却生就一副托比·培尔契爵士的形体。他的禀性仁慈、慷慨，却不断闹出笑话来；他对美的东西从心眼里喜爱，但自己却只能创造出平庸的东西；他的感情非常细腻，但举止却很粗俗。他在处理别人的事务时很有手腕，但自己的事却弄得一团糟。大自然在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在他身上揉捏了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特点，叫他面对着令他迷惑不解的冷酷人世，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玩笑啊。

三十二

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思特里克兰德。我非常厌恶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着面把我对他的看法告诉他，但是我也犯不上为了这件事特地到处去找他。我不太愿意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架势来，这里面总有某种自鸣得意的成分，会叫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觉得你在装腔作势。除非我真的动起火来，我是不肯让别人拿自己当笑话看的。思特里克兰德惯会讽刺挖苦、不讲情面，在他面前我就更要小心戒备，绝不能让他觉得我是在故作姿态。

但是一天晚上，正当我经过克里舍路一家咖啡馆门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经常来的一家咖啡馆，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尽量躲着这个地方），我却和思特里克兰德撞了个满怀。勃朗什·施特略夫同他在一起，两人正在走向思特里克兰德最喜欢坐的一个角落去。

“你这么多天跑到哪儿去了？”他问我说，“我还以为你到外地去了呢。”

他对我这样殷勤正表示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愿意理他。但是你对思特里克兰德这种人根本不需要讲客套。

“没有，”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到外地去。”

“为什么老没到这儿来了？”

“巴黎的咖啡馆不是只此一家，在哪儿不能消磨时间啊？”

勃朗什这时伸出手来同我打招呼。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认为她的样子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现在看到她仍然是老样子：穿的是过去经常穿的一件灰衣服，前额光洁明净，眼睛里没有一丝忧虑和烦恼，正像我过去看到她在施特略夫画室里操持家务时一模一样。

“来下盘棋吧，”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不懂为什么当时我会没想出一个借口回绝了他。我怀着一肚子闷气跟在他们后面，走到思特里克兰德的老座位前边。他叫侍者取来了棋盘和棋子。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不期而遇一点也没有大惊小怪，我自然也只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然就显得我太不通人情了。施特略夫太太看着我们下棋，从她脸上的表情丝毫也猜不透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她什么话也没说，但她根本就不是爱说话的人。我看着她的嘴，希望看到一个能使我猜测出她真实感情的神态；我打量着她的眼睛，寻找某种泄露她内心隐秘的闪光，表示惶惑或者痛苦的眼神；我打量着她的前额，看那上面会不会偶然出现一个皱纹，告诉我她正在衰减的热情。但她的面孔宛如一副面具，我在那上面丝毫也看不出她的真实思想。她的双手一动不动地摆在膝头上，一只手松松地握着另一只。从我所听到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性情很暴烈，戴尔克那么全心全意地爱着她，她却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这说明了她翻脸无情，心肠非常冷酷。她抛弃了自己丈夫庇护下的安乐窝，抛弃了温饱舒适的优裕生活，甘愿承担她自己也看得非常分明的风险患难。这说明了她喜欢追求冒险，肯于忍饥耐劳；后一种性格从她过去辛勤操理家务、热心家庭主妇的职责看来倒也不足为奇。看来她一定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女人，这同她那端庄娴静的外表倒构成了极富于戏剧性的对比。

这次与思特里克兰德和勃朗什不期而遇使我非常激动，勾起我无数奇思遐想。但是我还是拚命把精神集中在走棋上，使出全副本领，一定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击败。他非常看不起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如果叫他取胜，他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简直叫你无地自容。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他下输了，他倒也从来不发脾气。换言之，思特里克兰德只能输棋，不能赢棋。有人认为只有下棋的时候才能最清楚地观察一个人的性格，这倒是可以从思特里克兰德这人的例子取得一些微妙的推论。

施特略夫太太看着我们下棋，从她脸上的表情丝毫也猜不透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下完棋以后，我把侍者叫来，付了酒账，便离开了他们。这次会面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地方，没有一句话可以使我追思、玩味，如果我有任何臆测，也毫无事实根据。但这反而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实在摸不透这两人的关系。如果灵魂真能出窍的话，不论出什么代价我也得试一次；只有这样我才能在画室里看到他俩私下如何过活，才能听到他们交谈些什么。总之一句话，我没有可以供我的幻想力发挥作用的最小依据。

三十三

两三天以后，戴尔克·施特略夫来找我。

“听说你见到勃朗什了？”他说。

“你怎么会知道的？”

“有人看见你同他们坐在一起，告诉我了。你干吗不告诉我？”

“我怕会使你痛苦。”

“使我痛苦又有什么关系？你必须知道，只要是她的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我也想知道。”

我等着他向我提问。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问。

“一点儿也没改变。”

“你看她的样子幸福吗？”

我耸了耸肩膀。

“我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咖啡馆里，我在同思特里克兰德下棋。我没有机会同她谈话。”

“啊，但是你从她的面容看不出来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能把我想到的给他讲了一遍：她既没用话语也没用手势向我透露她的任何感情。他一定比我更了解，她自我克制的力量多么大。戴尔克感情激动地两手紧握在一起。

“啊，我非常害怕。我知道一定会发生一件事，一件可怕的事，可是我却没有办法阻止它。”

“会发生什么样儿的事？”我问道。

“啊，我也不知道，”他用两手把头抱住，呻吟着，“我预见到一件可怕的灾难。”

施特略夫一向就很容易激动，现在简直有些神经失常了。我根本无法同他讲道理。我认为很可能勃朗什·施特略夫已经发觉不可能再同思特里克兰德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人们经常说的那句俗话“自作自受”，实在是最没有道理的。生活的经验让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人们不断地做一些必然招灾惹祸的事，但总能找个机会逃避掉这些蠢事带来的后果。当勃朗什同思特里克兰德吵了架以后，她只有离开他一条路好走，而她丈夫却在低声下气地等着，准备原谅她，把过去的事忘掉。我对勃朗什是不想寄予很大同情的。

“你知道，你是不喜欢她的，”施特略夫说。

“归根结底，现在还没有迹象说明她生活得不幸福。据我们所知道，说不定这两人已经像夫妻一样过起日子来了。”

施特略夫用他那对愁苦的眼睛瞪了我一眼。

“当然了，这对你是无所谓的，可是对我说，这件事很重要，极端重要。”

如果当时我的神色有些不耐烦，或者不够严肃，我是有点儿对不起施特略夫的。

“你愿意不愿意替我做一件事？”施特略夫问我。

“愿意。”

“你能不能替我给勃朗什写一封信？”

“你为什么自己不写呢？”

“我已经写了不知多少封了。我早就想到她不会回信。我猜我写的那些信她根本就不看。”

“你没有把妇女的好奇心考虑在内。你认为她抵拒得了自己的好奇心吗？”

“她没有好奇心——对于我。”

我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他垂下了眼皮。他的这句回答我听着有一种奇怪的自暴自弃的味道。他清楚地意识到她对他冷漠到极点，见到他的笔迹一丝一毫的反响也没有。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她会回到你身边来吗？”我问道。

“我想叫她知道，万一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她还是可以指望我的。我要让你写信告诉她的就是这一点。”

我拿出来一张信纸。

“你要说的具体是什么？”

下面是我写的信：

亲爱的施特略夫太太：

戴尔克让我告诉你，不论任何时候如果你要他做什么事，他将会非常感激你给他一个替你效劳的机会。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他对你并无嫌怨。他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你在下列地址随时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三十四

虽然我同施特略夫一样也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同勃朗什的关系将以一场灾难收场，我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演成这样一出悲剧。夏天来了，天气郁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连夜间也没有一丝凉意，使人们疲劳的神经能够得到一点休息。被太阳晒得炙热的街道好像又把白天吸收的热气散发回来；街头行人疲劳不堪地拖着两只脚。我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思特里克兰德了。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我甚至连这个人同他们那档子事都不去想了。戴尔克一见到我就长吁短叹，开始叫人生厌；我尽量躲着他不同他在一起。我感到整个这件事龌龊不堪，我不想再为它伤脑筋了。

一天早上，我正在工作，身上还披着睡衣。但是我的思绪却游移不定，浮想联翩。我想到布里坦尼阳光灿烂的海滨和清澈的海水。我身边摆着女看门人给我端来的盛咖啡牛奶的空碗和一块吃剩的月牙形小面包。我的胃口很不好，没能吃完。隔壁的屋子里，女看门人正在把我浴盆里的水放掉。突然，门铃叮铃铃地响起来，我让她去给我开门。不大的工夫我就听到施特略夫的声音，打听我在不在家。我大声招呼他进来，而没有离开我的座位。施特略夫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一直走到我坐的桌子前面。

“她死了，”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说什么？”我吃惊地喊叫起来。

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什么，但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他像个白痴似地胡乱地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我的一颗心在胸腔里扑腾腾地乱跳，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发起火来。

“看在上帝面上，你镇定点儿好不好？”我说，“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他的两只手做了几个绝望的姿势，仍然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他好像突然受到巨大的惊吓，变成哑巴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火冒三丈，我抓着他的肩膀拚命地摇撼。我猜想前几夜我一直休息不好，叫我的神经也崩溃了。

“让我坐一会儿，”最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给他倒了一杯圣加米叶酒。我把杯子端到他的嘴边好像在喂一个孩子。他咕咚一声喝了一口，有好些洒在衬衫前襟上。

“谁死了？”

我不懂为什么我还要问这句话，因为我完全知道他说的是谁。他挣扎着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昨天夜里他们吵嘴了。他离开家了。”

“她已经死了吗？”

“没有，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那么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耐烦地喊起来。“为什么你说她死了？”

“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这样同我讲话，我就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了。”

我握紧了拳头，想把心里的怒气压下去。我努力摆出一副笑脸来。

“对不起。你慢慢说吧，不用着急。我不怪罪你。”

他的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对又圆又蓝的眼睛因为恐惧叫人看着非常可怕。他戴的放大镜片使这双眼睛变形了。

“今天早晨看门人上楼去给他们送信，按了半天门铃也没有人回答。她听见屋子里有人呻吟。门没有上闩，她就走进去了。勃朗什在床上躺着，情况非常危险。桌子上摆着一瓶草酸。”

他的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对又圆又蓝的眼睛因为恐惧叫人看着非常可怕

施特略夫用手捂着脸，一边前后摇晃着身体，一边呻吟。

“她那时候还有知觉吗？”

“有。啊，如果你知道她多么痛苦就好了。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成了一种尖叫。

“他妈的，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失去耐心地喊起来，“她这是自作自受。”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你后来做什么了？”

“他们叫了医生，也把我找去，还报告了警察。我以前给过看门人二十法郎，告诉她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就通知我。”

他沉吟了一会儿，我看出来他下面要告诉我的一番话是很难启齿的。

“我去了以后她不同我讲话。她告诉他们叫我走开。我向她发誓，不管她做过什么事我都原谅她，但是她根本不听我讲话。她把头往墙上撞。医生叫我不要待在她身边。她不住口地叫喊：‘叫他走开！’我只好离开她身边，在画室里等着。等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抬上担架的时候，他们叫我躲进厨房去，让她以为我已经离开那里了。”

在我穿衣服的当儿——因为施特略夫要我立刻同他一起到医院去——，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医院为他的妻子安排了一个单间病室，免得她住在人群混杂、空气污浊的大病房。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向我解释，为什么他要我陪他去——如果她仍然拒绝同他见面，也许她愿意见我。他求我转告她，他仍然爱她，他丝毫也不责怪她，只希望能帮她一点儿忙。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在她病好以后决不劝说她回到自己身边，她是绝对自由的。

终于到了医院——一座凄清阴惨的建筑物，一看见就让人心里发凉。我们从一个办公室被支到另一个办公室，爬上数不尽的楼梯，穿过走不到头儿的光秃秃的走廊，最后找到主治的医生，但是我们却被告诉说，病人健康状况太坏，这一天不能接见任何探视的人。同我们讲话的这个医生蓄着胡须、身材矮小，穿着一身白衣服，态度一点也不客气。他显然只把病人当作病人，把焦急不安的亲属当作惹厌的东西，毫无通融的余地。此外，对他说来，这类事早已司空见惯；这只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同爱人吵了嘴、赌气服了毒而已，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最初他还以为戴尔克是罪魁祸首，毫无必要地顶撞了他几句。在我向他解释了戴尔克是病人的丈夫、渴望宽恕她以后，医生突然用炯炯逼人的好奇目光打量起他来。我好像在医生的目光里看到一丝揶揄的神色；施特略夫的长相一望而知是个受老婆欺骗的窝囊汉子。医生把肩膀微微一耸。“目前没有什么危险，”他回答我们的询问说，“还不知道她吞服了多少。也很可能只是一场虚惊。女人们不断为了爱情而自寻短见，但是一般说来她们总是做得很小心，不让自杀成为事实。通常这只是为了引起她们情人的怜悯或者恐怖而做的一个姿态。”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冷漠、轻蔑的味道。对他说来，勃朗什·施特略夫显然不过是即将列入巴黎这一年自杀未遂的统计表中的一个数字。医生非常忙，不可能为了我们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第二天某一个时刻来，假如勃朗什好一些，她的丈夫是可以见到她的。

三十五

我几乎说不清这一天我们是怎么过的了。施特略夫没人陪着根本不成，我想尽办法把他的思想岔开，因而弄得自己也疲劳不堪。我带他到卢佛尔宫去，他假装在欣赏图画，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的思想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妻子。我硬逼着他吃了一点东西；午饭以后，我又劝他躺下休息，但是他一丝睡意也没有。我留他在我的公寓住几天，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找了几本书给他看，他只翻看一两页就把书放下，凄凄惨惨地茫然凝视着半空。吃过晚饭以后我们玩了无数局皮克牌，为了不叫我失望，他强自打起精神，装作玩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最后我让他喝了一口药水，尽管他睡得并不安宁，总算入了梦乡。

当我们再次去医院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女护士。她告诉我们勃朗什看上去好了一些。她走进病房，问她是否愿意见自己的丈夫。我们听到从勃朗什住的屋子里传出来的话语声，没过多久护士便走出来，告诉我们病人拒绝会见任何来探视她的人。我们事前已经同护士讲过，如果病人不愿见戴尔克，护士还可以问她一下愿意不愿意见我，但是病人也同样回绝了。戴尔克的嘴唇抖动起来。

“我不敢过分逼她，”护士说，“她病得很厉害。再过一两天也许她会改变主意的。”

“她想见什么人吗？”戴尔克问，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低，几乎像是耳语。

“她说她只求不要有人打搅她。”

戴尔克做了个很奇怪的手势，好像他的两只手同身体不发生关系，自己在挥动似的。

“你能不能告诉她，如果她想见什么人的话，我可以把那人带来？我只希望使她快活。”

护士用她那双宁静、慈祥的眼睛望着戴尔克，这双眼睛曾经看到过人世的一切恐怖和痛苦，但是因为那里面装的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的幻景，所以她的目光是清澈的。

“等她心情平静一些的时候我会告诉她的。”

戴尔克心头充满了无限悲悯，请求她立刻把这句话说给她听。

“也许这会治好她的病的。我求求你现在就去问她吧。”

护士的脸上泛起一丝怜悯的笑容，走进病室。我们听到她低声说了两句什么，接着就是一个我辨认不出的声音在回答：

“不，不，不。”

护士走出来，摇了摇头。

“刚才是她在说话吗？”我问。“她的嗓音全变了。”

“她的声带似乎被酸液烧坏了。”

戴尔克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声叫喊。我叫他先到外面去，在进门的地方等着我，因为我要同护士说几句话。他并没有问我要说什么，便闷声不响地走开了。他好像失去了全部意志力，像个听话的小孩似地任凭别人支使。

“她对你说过没有，为什么她做出这件事来？”我问护士说。

“没有。她什么话也不说。她安安静静地仰面躺着，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但是她却不停地流眼泪，连枕头都流湿了。她身体非常虚弱，连手帕也不会使用，就让眼泪从脸上往下淌。”

我突然感到心弦一阵绞痛。要是思特里克兰德在我跟前，我真能当时就把他杀死。当我同护士告别的时候，我知道连自己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了。

我发现戴尔克正在门口台阶上等着我。他好像什么都没看见，直到我触到他的胳臂时，他才发觉我已经站到他身边。我们两个默默无言地向回走。我拚命地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逼得这个可怜的人儿走上这条绝路。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已经知道发生的这个不幸事件了，因为警察局一定已经派人找过他，听取了他的证词。我不知道思特里克兰德现在在哪里。说不定他已经回到那间他当作画室的简陋的阁楼去了。她不想同他见面倒是有些奇怪。也许她不肯叫人去找他是因为她知道他绝不会来。我很想知道，她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悲惨的无底深渊才恐惧绝望、不想再活下去。

三十六

这以后的一个星期简直是一场噩梦。施特略夫每天去医院两次探听妻子的病况，勃朗什始终不肯见他。头几天他从医院回来心情比较宽慰，而且满怀希望，因为医院的人对他讲，勃朗什似乎日趋好转；但是几天以后，施特略夫便陷入痛苦绝望中，医生所担心的并发症果然发生了，病人看来没有希望了。护士对施特略夫非常同情，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安慰他的言词。病人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凝视着半空，好像在望着死神的降临。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一两天的活头儿了。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施特略夫走来看我。不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来向我报告病人的死讯的。施特略夫身心交瘁到了极点。往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同我讲话，这一天却一语不发，一进屋子就疲劳不堪地躺在我的沙发上。我觉得无论说什么安慰的话也无济于事，便索性让他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我想看点书，又怕他认为我太无心肝，于是我只好坐在窗户前边默默地抽烟斗，等着他什么时候愿意开口再同他讲话。

“你对我太好了，”最后他说，“没有一个人不对我好的。”

“别胡说了，”我有些尴尬地说。

“刚才在医院里他们对我说我可以等着。他们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我就在病房外边坐着。等到她已经不省人事的时候他们叫我进去了。她的嘴和下巴都被酸液烧伤了。看到她那可爱的皮肤满是伤痕真叫人心痛极了。她死得非常平静，还是护士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她已经死了。”

他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浑身瘫软地仰面躺着，好像四肢的力量都已枯竭，没过一会儿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不靠吃安眠药自己进入了梦乡。自然对人有时候很残忍，有时候又很仁慈。我给他盖上被，把灯熄掉。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睡醒。他一夜连身都没翻，金边眼镜一直架在鼻梁上。

三十七

勃朗什·施特略夫死后因为情况复杂需要一关一关地办理许多道手续，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殡葬的许可证。跟随柩车到墓地去送葬的只有我同戴尔克两个人。去的时候走得很慢，回来的路上马车却小跑起来，柩车的车夫不断挥鞭抽打辕马，在我心上引起一种奇怪的恐怖感，仿佛是马车夫耸耸肩膀想赶快把死亡甩在后面似的。我坐在后面一辆马车上不时地看到前边摇摇摆摆的柩车；我们的马车夫也不断加鞭，不让自己的车辆落后。我感到我自己也有一种赶快把这件事从心里甩掉的愿望。对这件实际上与我毫不相干的悲剧我已开始厌烦了，我找了另外一些话题同施特略夫谈起来；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烦闷，却骗自己说是为了给施特略夫分一分神。

“你是不是觉得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的好？”我说，“现在再待在巴黎对你说来毫无意义了。”

他没有回答我，我却紧追不舍地问下去：

“你对于今后这一段日子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

“你一定得重新振作起来。为什么不到意大利去重新开始画画儿呢？”

他还是没有回答，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把我从窘境里解救了出来。他把速度降低了一些，俯过身来同我讲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只好把头伸出窗口去；他想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下车。我叫他稍微等一会儿。

“你还是来同我一起吃午饭吧，”我对戴尔克说，“我告诉马车夫在皮卡尔广场停车好不好？”

“我不想去了。我要回我的画室去。”

我犹豫了一会儿。

“你要我同你一起去吗？”我说。

“不要。我还是愿意独自回去。”

“好吧。”

我告诉车夫应该走的方向，马车继续往前走，我们两人又重新沉默起来。戴尔克自从勃朗什被送进医院那个倒霉的早上起就再也没回画室去。我很高兴他没有叫我陪伴他，我在他的门口同他分了手，如释重负地独自走开。巴黎的街道给了我新的喜悦，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街头匆忙来往的行人。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感到我的心头洋溢着对生活的欢悦，这种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一点也由不得自己；我把施特略夫同他的烦恼完全抛在脑后。我要享受生活。

三十八

又有将近一个星期我没有再看到他。一天晚上刚过七点他来找我，约我出去吃晚饭。他身服重孝，圆顶硬礼帽上系着一条很宽的黑带子，连使用的手帕也镶着黑边。他的这身丧服说明在一次灾祸中他已经失去了世界上的一切亲属，甚至连姨表远亲也没有了。他的肥胖的身躯、又红又胖的面颊同身上的孝服很不协调。老天也真是残忍，竟让他这种无限凄怆悲惨带上某种滑稽可笑的成分。

他告诉我他已打定主意要到外国去，但并不是去我所建议的意大利，而是荷兰。

“我明天就动身。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说了一句适当的答话，他勉强地笑了笑。

“我已经有五年没回老家了。我想家里的情况我都忘记了。我好像离开祖传的老屋那么遥远，甚至都不好意思再回去探望它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栖身之地。”

施特略夫现在遍体鳞伤，他的思想又让他回去寻找慈母的温情慰抚。多少年来他忍受的揶揄嘲笑现在好像已经把他压倒，勃朗什对他的背叛给他带来了最后一次打击，使他失去了以笑脸承受讥嘲的韧性。他不能再同那些嘲笑他的人一起放声大笑了。他已经成了一个摈弃于社会之外的人。他对我讲他在一所整洁有序的砖房子里消磨掉的童年。他的母亲生性爱好整洁，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简直是个奇迹。锅碗瓢盆都放得有条不紊，任何地方也找不出一星灰尘。说实在的，他母亲爱好清洁简直有些过头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小老太太，生着红里透白的面颊，从早到晚手脚不停闲，终生劬劳，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施特略夫的父亲是个瘦削的老人，因为终生劳动，两手骨节扭结，不言不语，诚实耿直。晚饭后他大声读着报纸，妻子和女儿（现在已经嫁给一个小渔船船长了）珍惜时间，埋头做针线活。文明日新月异，这个小城却好像被抛在后面，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此年复一年，直到死亡最后来临，像个老友似地给那些勤苦劳动一生的人带来永久的安息。

“我父亲希望我像他一样做个木匠。我们家五代人都是干的这个行业，总是父一代子一代地传下去。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智慧——永远踩着父亲的脚印走下去，既不左顾也不右盼。小的时候我对别人说我要同隔壁一家做马具人家的女儿结婚。她是一个蓝眼睛的小女孩，亚麻色的头发梳着一根小辫。要是同这个人结了婚，她也会把我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还会给我生个孩子接替我的行业。”

施特略夫轻轻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思想萦回在可能发生的这些图景上，他自动放弃的这种安全稳定的生活使他无限眷恋。

“世界是无情的、残酷的。我们生到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我们死后没有人知道到何处去。我们必须自甘卑屈。我们必须看到冷清寂寥的美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不要出风头、露头角，惹起命运对我们注目。让我们去寻求那些淳朴、敦厚的人的爱情吧。他们的愚昧远比我们的知识更为可贵。让我们保持着沉默，满足于自己小小的天地，像他们一样平易温顺吧。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这一番话我听着像是他意志消沉的自白，我不同意他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但是我也不想同他争辩，宣讲我的处世方针。

“是什么使你想起当画家来呢？”我问他道。

他耸了耸肩膀。

“我凑巧有点儿绘画的才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画图画得过奖。我的可怜的母亲很为我这种本领感到自豪，买了一盒水彩送给我。她还把我的图画拿给牧师、医生和法官去看。后来这些人把我送到阿姆斯特丹，让我试一试能不能考取奖学金入大学。我考取了。可怜的母亲，她骄傲得了不得。尽管同我分开使她非常难过，她还是强颜欢笑，不叫我看出她的伤心来。她非常高兴，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个艺术家。他们老两口省吃俭用，好叫我能够维持生活。当我的第一幅绘画参加展出的时候，他们到阿姆斯特丹看来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来了。我的母亲看见我的图画，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到这里，施特略夫自己的眼睛也挂上了泪花。“现在老家的屋子四壁都挂着我的一张张画，镶在漂亮的金框子里。”

他的一张脸因为幸福的骄傲而闪闪发亮。我又想起来他画的那些毫无生气的景物，穿得花花绿绿的农民啊、丝柏树啊、橄榄树啊什么的。这些画镶着很讲究的金框子，挂在一家村舍的墙上是多么不伦不类呀！

“我那可怜的母亲认为她把我培养成一个艺术家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是说不定要是父亲的想法得以实现，我如今只不过是个老老实实的木匠，对我说来倒更好一些。”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艺术会给人们带来些什么。你还愿意改变你的生活吗？你肯放弃艺术给与你的所有那些快感吗？”

“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他沉吟了片刻说。

他沉思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对一件什么事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开口说：

“你知道我去看思特里克兰德了吗？”

“你？”

我吃了一惊。我本来以为他非常恨他，决不会同他见面的。施特略夫的脸浮起一丝笑容。

“你已经知道我这人是没有自尊心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给我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

三十九

我们那天埋葬了可怜的勃朗什，分手以后，施特略夫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进自己的房子。他被什么驱使着向画室走去，也许是被某种想折磨自己的模糊的愿望，尽管他非常害怕他必将感到的剧烈痛苦。他拖着双脚走上楼梯，他的两只脚好像很不愿意往那地方移动。他在画室外面站了很久很久，拚命鼓起勇气来推门进去。他觉得一阵阵地犯恶心，想要呕吐。他几乎禁不住自己要跑下楼梯去把我追回来，求我陪着一起进去。他有一种感觉，仿佛画室里有人似的。他记得过去气喘吁吁地走上楼梯，总要在楼梯口站一两分钟，让呼吸平静一些再进屋子，可是又由于迫不及待想见到勃朗什（心情那么急切多么可笑！）呼吸总是平静不下来。每次见到勃朗什都使他喜不自禁，哪怕出门还不到一个钟头，一想到同她会面也兴奋得无法自持，就像分别了一月之久似的。突然间他不能相信她已经死了。所发生的事只应是一个梦，一个噩梦；当他转动钥匙打开门以后，他会看到她的身躯微俯在桌子上面，同夏尔丹的名画《饭前祷告》里面那个妇女的身姿一样优美。施特略夫一向觉得这幅画精美绝伦。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门打开，走了进去。

房间不像没人住的样子。勃朗什习性整洁，施特略夫非常喜欢她这一点。他小时候的教养使他对别人爱好整洁的习惯极富同感。当他看到勃朗什出于天性样样东西都放得井井有条，他心里有一种热呼呼的感觉。卧室看上去像是她离开没有多久的样子：几把刷子整整齐齐地摆在梳妆台上，每一把放在一只梳子旁边；她在画室里最后一夜睡过的床铺不知有谁整理过，铺得平平整整；她的睡衣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摆在枕头上面。真不能相信，她永远也不回这间屋子里来了。

他感到口渴，走进厨房去给自己弄一点水喝。厨房也整齐有序。她同思特里克兰德吵嘴的那天晚上，晚饭使用的餐具已经摆好在碗架上，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刀叉收好在一只抽屉里。吃剩的一块干酪用一件什么器皿扣起来，一个洋铁盒里放着一块面包。她总是每天上街采购，只买当天最需要的东西，因此从来没有什么东西留到第二天。从进行调查的警察那里施特略夫了解到，那天晚上思特里克兰德一吃过晚饭就离开了这所房子，而勃朗什居然还像通常一样洗碟子刷碗，这真叫人不寒而栗。勃朗什临死以前还这样有条有理地做家务活儿，这说明了她的自杀是周密计划的。她的自制能力让人觉得可怕。突然间，施特略夫感到心如刀绞，两膝发软，几乎跌倒在地上。他回到卧室，一头扎在床上，大声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勃朗什！勃朗什！”

想到她受的那些罪孽，施特略夫简直无法忍受。他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她的幻影：她正站在厨房里——一间比柜橱大不了多少的厨房——刷洗盘碗，擦拭刀叉，在刀架上把几把刀子飞快地蹭了几下，然后把餐具一一收拾起来。接着她把污水池擦洗了一下，把抹布挂起来——直到现在这块已经磨破的灰色抹布还在那里挂着。她向四边看了看，是否一切都已收拾整齐。他仿佛看见她把卷起的袖口放下来，摘下了围裙——围裙挂在门后边一个木栓上——，然后拿起了装草酸的瓶子，走进了卧室。

痛苦使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冲出了屋子。他走进了画室。屋子里很黑，因为大玻璃窗上还挡着窗帘；他一把把窗帘拉开。但是当他把这间他在里面曾经感到那么幸福的房间飞快地看了一眼以后，不禁呜咽出声来。屋子一点也没有变样。思特里克兰德对环境漠不关心，他在别人的这间画室住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把什么东西改换个位置。这间屋子经过施特略夫精心布置很富于艺术趣味，表现出施特略夫心目中艺术家应有的生活环境。墙上悬着几块织锦，钢琴上铺着一块美丽的但光泽已有些暗淡的丝织品，一个墙角摆着美洛斯的维纳斯的复制品，另一个墙角摆着麦迪琪的维纳斯复制品。这里立着一个意大利式的小柜橱，柜橱顶上摆着一个德尔夫特的陶器；那里挂着一块浮雕美术品。一个很漂亮的金框子里镶着委拉斯凯兹的名画《天真的X》的描本，这是施特略夫在罗马的时候描下来的；另外，还有几张他自己的画作，嵌着精致的镜框，陈列得极富于装饰效果。施特略夫一向对自己的审美感非常自豪，对自己这间具有浪漫情调的画室他总是欣赏不够。虽然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这间屋子好像在他心头戳了一刀，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把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桌子稍微挪动了一下。这张桌子是他的最珍爱的物品之一。突然，他发现有一幅画面朝里地挂在墙上。这幅画的尺寸比他自己通常画的要大得多，他很奇怪为什么屋子里摆着这么一幅画。他走过去把它翻转过来，想看一看上面画的是什么。他发现这是一张裸体的女人像。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因为他马上就猜到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他气呼呼地把它往墙上一摔，——思特里克兰德把画留在这里有什么用意？——因为用力过猛，画掉了下来，面朝下地落到地上。不管是谁画的，他也不能叫它扔在尘土里；他把它捡了起来。这时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想要好好地看一看，于是他把这张画拿到画架上摆好，往后退了两步，准备仔细瞅一瞅。

他倒抽了一口气。画面是一个女人躺在长沙发上，一只胳臂枕在头底下，另一只顺着身躯平摆着，屈着一条腿，另一条伸直。这是一个古典的姿势。施特略夫的脑袋嗡的一下胀了起来。画面的女人是勃朗什。悲痛、忌妒和愤怒一下子把他抓住；他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只是嘶哑地喊叫了一声。他握紧了拳头对着看不见的敌人摇晃着。他开始扯直了喉咙尖叫起来。他快要发疯了。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简直太过分了。他向四周看了看，想寻找一件器具，把这幅画砍个粉碎，一分钟也不允许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但是身边并没有任何合手的武器，他在绘画用品里翻寻了一遍，不知为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简直发狂了。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一把刮油彩用的大刮刀。他一把把刮刀抄起来，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叫，像擎着一把匕首似地向那幅图画奔去。

施特略夫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同事情发生的当时一样激动，他把放在我俩中间桌子上的一把餐刀拿起来，拚命挥舞着。他抬起一只胳臂，仿佛要扎下来的样子。接着，突然把手一松，刀子哐啷一声掉在地上。他望着我，声音颤抖地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快说啊！”我催他道。

“我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正当我要在画上戳个大洞的时候，当我已经抬起胳臂正准备往下扎的时候，突然间我好像看见它了。”

“看见什么了？”

“那幅画。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我不能碰它。我害怕了。”

施特略夫又停顿下来，直勾勾地盯着我，张着嘴，一对又蓝又圆的眼珠似乎都要凸出来了。

“那真是一幅伟大的、奇妙的绘画。我一下子被它震骇住了。我几乎犯了一桩可怕的罪行。我移动了一下身体，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的脚踢在刮刀上。我打了个冷战。”

激动着施特略夫的那种感情我确实体会到了；他说的这些话奇怪地把我打动了。我好像突然被带进一个全部事物的价值都改变了的世界里。我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好像一个到了异乡的陌生人，在那里，一个人对于他所熟悉的事物的各种反应都与过去的不同了。施特略夫尽量想把他见到的这幅画描述给我听，但是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许多意思都只能由我猜测。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把那一直束缚着的桎梏打碎了。他并没有像俗话所说的“寻找到自己”，而是寻找到一个新的灵魂，一个具有意料不到的巨大力量的灵魂。这幅画之所以能显示出这样强烈、这样独特的个性，并不只是因为它那极为大胆的简单的线条，不只是因为它的处理方法（尽管那肉体被画得带有一种强烈的、几乎可以说是奇妙的欲情），也不只是因为它给人的实体感，使你几乎奇异地感觉到那肉体的重量，而且还因为它有一种纯精神的性质，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那里为探索新奇的神秘只有永恒的星辰在照耀，你感到自己的灵魂一无牵挂，正经历着各种恐怖和冒险。

如果我在这里有些舞文弄墨，使用了不少形象比喻，这是因为施特略夫当时就是这么表达他自己的。（估量大家都知道，一旦感情激动起来，一个人会很自然地玩弄起文学词藻来的。）施特略夫企图表达的是一种他过去从来没经历过的感觉，如果用一般的言语，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来。他像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费力地宣讲一个无法宣传的道理。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的：人们动不动就谈美，实际上对这个词并不理解；这个词已经使用得太滥，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因为成千上万的琐屑事物都分享了“美”的称号，这个词已经被剥夺掉它的崇高的含义了。一件衣服，一只狗，一篇布道词，什么东西人们都用“美”来形容，当他们面对面地遇到真正的美时，反而认不出它来了。他们用以遮饰自己毫无价值的思想的虚假夸大使他们的感受力变得迟钝不堪。正如一个假内行有时也会感觉到自己是在无中生有地伪造某件器物的精神价值一样，人们已经失掉了他们用之过滥的赏识能力。但是施特略夫，这位本性无法改变的小丑，对于美却有着真挚的爱和理解，正像他的灵魂也是诚实、真挚的一样。对他说来，美就像虔诚教徒心目中的上帝一样；一旦他见到真正美的事物，他变得恐惧万分。

“你见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时候，对他说什么了？”

“我邀他同我一起到荷兰去。”

我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目瞪口呆地直勾勾地望着他。

“我们两人都爱勃朗什。在我的老家也有地方给他住。我想叫他同贫寒、淳朴的人们在一起，对他的灵魂是有好处的。我想他也许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一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他说什么？”

“他笑了笑。我猜想他一定觉得我这个人非常蠢。他说他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我真希望思特里克兰德用另一种措词拒绝施特略夫的邀请。

“他把勃朗什的这幅画送给我了。”

我很想知道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好大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

“你那些东西怎么处置了？”最后我问道。

“我找了一个收旧货的犹太人，他把全部东西都买了去，给了我一笔整钱。我的那些画我准备带回家去。除了画以外，我还有一箱子衣服，几本书，此外，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财产也没有了。”

“我很高兴你回老家去，”我说。

我觉得他还是有希望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的。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他觉得无法忍受的悲痛会逐渐减轻，记忆会逐渐淡薄；老天是以慈悲为怀的！他终究会再度挑起生活的担子来的。他年纪还很轻，几年以后再回顾这一段惨痛遭遇，在悲痛中或许不无某种愉悦的感觉。或迟或早，他会同一个朴实的荷兰女人结婚，我相信他会生活得很幸福的。想到他这一辈子还会画出多少幅蹩脚的图画来，我的脸上禁不住浮现出笑容。

第二天我就送他启程回阿姆斯特丹去了。

四十

在施特略夫离开以后的一个月里，我忙于自己的事务，再也没有见到过哪个同这件悲惨事件有关的人，我也不再去想它了。但是有一天，正当我出外办事的时候，却在路上看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一见到他，那些我宁肯忘掉的令人气愤的事马上又回到我的脑子里来，我对这个造成这场祸事的人感到一阵嫌恶。但是佯装不见也未免太孩子气，我还是对他点了点头，然后加快了脚步，继续走自己的路。可是马上就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你挺忙啊，”他热诚地说。

对于任何一个不屑于理他的人他总是非常亲切，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个特点；从我刚才同他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我对他的看法。

“挺忙，”我的回答非常简短。

“我同你一起走一段路，”他说。

“干什么？”我问。

“因为高兴同你在一起。”

我没有说什么，他默不作声地伴着我走。我们就这样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路。我开始觉得有一点滑稽。最后我们走过一家文具店，我突然想到我不妨进去买些纸，这样我就可以把他甩掉了。

“我要进去买点东西，”我说，“再见。”

“我等着你。”

我耸了耸肩膀，便走进文具店去。我想到法国纸并不好，既然我原来的打算已经落空，自然也就用不着买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增加负担了。于是我问了一两样他们准不会有的东西，一分钟以后就走出来了。

“买到你要买的东西了吗？”他问。

“没有。”

我们又一声不响地往前走，最后走到一处几条路交叉的路口。我在马路边上停下来。

“你往哪边走？”我问他。

“同你走一条路。”

“我回家。”

“我到你那里去抽一斗烟。”

“你总得等人请你吧，”我冷冷地说。

“要是我知道有被邀请的可能我就等着了。”

“你看到前面那堵墙了吗？”我问，向前面指了一下。

“看到了。”

“要是你还有这种眼力，我想你也就会看到我并不欢迎你了。”

“说老实话，我猜到了这一点。”

我扑哧地一声笑了。我不能讨厌一个能惹我发笑的人，这也许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但是我马上就绷起脸来。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人。我怎么会那么倒霉，认识了你这么一个最惹人嫌的东西。你为什么偏偏要缠着一个讨厌你、看不起你的人呢？”

“你以为我很注意你对我的看法吗，老兄？”

“真见鬼！”我说，因为感觉到我的动机一点也站不住脚，反而装出一副更加气愤的样子。“我不想认识你。”

“你怕我会把你带坏了吗？”

他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可笑。我知道他正斜着眼睛看我，脸上带着讥嘲的笑容。

“我猜想你手头又窘了吧！”我傲慢地说。

“要是我还认为有希望从你手里借到钱，我真是个大傻瓜了。”

“要是你硬逼着自己讨别人喜欢，那说明你现在已经穷得没有办法了。”

他咧开嘴笑了笑。

“只要我不时地能叫你开开心，你是永远也不会真正讨厌我的。”

我不能不咬住嘴唇才憋着没有笑出来。他说的话尽管可恶，却有一定的真实性。此外，我的性格还有一个弱点：不论什么人，尽管道德上非常堕落，但只要能够和我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我还是愿意同他在一起的。我开始觉得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厌恶只有靠我单方面努力才能维持下去。我认识到我精神上的弱点，看到我对他的态度实在有点儿装腔作势。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自己已经感觉到这点，思特里克兰德的敏锐的观察力是不会看不到的。他肯定正在暗暗地笑我呢。我耸了耸肩膀，没有再说什么，让他在这场舌战中占了上风。

四十一

我们走到我住的房子。我不想对他说什么“请进来坐”这类的客气话，而是一言不发地自己走上了楼梯。他跟在后面，踩着我的脚后跟走进我的住房。他过去从来没到我这地方来过，但对我精心布置的屋子连看也不看一眼。桌子上摆着一铁罐烟草，他拿出烟斗来，装了一斗烟。接着，他坐在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身体往后一靠，跷起椅子的前腿。

“要是你想舒服一下，为什么不坐在安乐椅上？”我忿忿地问道。

“你为什么对我的舒适这么关心？”

“我并不关心，”我反驳说，“我关心的是自己。我看见别人坐在一把不舒服的椅子上自己就觉得不舒服。”

他咯咯地笑了笑，但是没有换地方。他默默地抽着烟斗，不再理睬我；看来他正在沉思自己的事。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到我这地方来。

作家对那些吸引着他的怪异的性格本能地感到兴趣，尽管他的道德观不以为然，对此却无能为力；直到习惯已成自然，他的感觉变得迟钝以后，这种本能常常使他非常狼狈。他喜欢观察这种多少使他感到惊异的邪恶的人性，自认这种观察是为了满足艺术的要求；但是他的真挚却迫使他承认：他对于某些行为的反感远不如对这些行为产生原因的好奇心那样强烈。一个恶棍的性格如果刻画得完美而又合乎逻辑，对于创作者是具有一种魅惑的力量的，尽管从法律和秩序的角度看，他决不该对恶棍有任何欣赏的态度。我猜想莎士比亚在创作埃古时可能比他借助月光和幻想构思苔丝德梦娜怀着更大的兴味。说不定作家在创作恶棍时实际上是在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天性，因为在文明社会中，风俗礼仪迫使这种天性隐匿到潜意识的最隐秘的底层下；给予他虚构的人物以血肉之躯，也就是使他那一部分无法表露的自我有了生命。他得到的满足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快感。

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

我的灵魂对思特里克兰德确实感到恐怖，但与恐怖并存的还有一种叫我心寒的好奇心：我想寻找出他行为的动机。他使我困惑莫解，他对那些那么关怀他的人制造了一出悲剧，我很想知道他对自己一手制造的这出悲剧究竟抱什么态度。我大胆地挥舞起手术刀来。

“施特略夫对我说，你给他妻子画的那幅画是你的最好的作品。”

思特里克兰德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笑使他的眼睛发出亮光。

“画那幅画我非常开心。”

“为什么你要给他？”

“我已经画完了。对我没有用了。”

“你知道施特略夫差点儿把它毁掉吗？”

“那幅画一点儿也不令人满意。”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呵呵地笑出声来。

“你知道那个小胖子来找过我吗？”他说。

“他说的话没有使你感动吗？”

“没有。我觉得他的话软绵绵的非常傻气。”

“我想你大概忘了，是你把他的生活毁了的，”我说。

他沉思地摩挲着自己长满胡须的下巴。

“他是个很蹩脚的画家。”

“可是他是个很好的人。”

“还是一个手艺高超的厨师，”思特里克兰德嘲弄地加添了一句。

他心肠冷酷到没有人性的地步，我气愤得要命，一点儿也不想给他留情面。

“我想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我问这个问题只是出于好奇——，你对勃朗什·施特略夫的惨死良心上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吗？”

我瞅着他的脸，看他的面容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的脸仍然毫无表情。

“为什么我要内疚？”

“让我把事情的经过向你摆一摆。你病得都快死了，戴尔克·施特略夫把你接到自己家里，像你亲生父母一样服侍你。为了你，他牺牲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安逸的生活。他把你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思特里克兰德耸了耸肩膀。

“那个滑稽的小胖子喜欢为别人服务。这是他的习性。”

“就说你用不着对他感恩，难道你就该霸占住他的老婆？在你出现在他们家门以前，人家生活得非常幸福。为什么你非要插进来不可呢？”

“你怎么知道他们生活得幸福？”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你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你认为他为她做了那件事，她会原谅他？”

“你说的是什么事？”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同她结婚吗？”

我摇了摇头。

“她原来是罗马一个贵族家里的家庭教师，这家人的少爷勾引了她。她本以为那个男的会娶她做妻子，没想到却被这家人一脚踢了出来。她快临产了，想要自杀。这时候施特略夫发现了她，同她结了婚。”

“施特略夫正是这样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他那样富于侠义心肠的。”

原先我就一直奇怪，这一对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相配的人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竟会是这么一回事。戴尔克对他妻子的爱情与一般夫妻的感情很不相同，原因也许就在这里。我发现他对她的态度有一些超过了热情的东西。我也记得我总是怀疑勃朗什的拘谨沉默可能掩藏着某种我不知道的隐情。现在我明白了，她极力隐藏的远远不止是一个令她感到羞耻的秘密。她的安详沉默就像笼罩着暴风雨侵袭后的岛屿上的凄清宁静。她有时显出了快活的笑脸也是绝望中的强颜欢笑。我的沉思被思特里克兰德的话声打断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尖刻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女人可以原谅男人对她的伤害，”他说，“但是永远不能原谅他对她做出的牺牲。”

“你这人是不会引起同你相识的女人恼恨的，这一点你倒可以放心，”我顶了他一句。

他的嘴角上浮现起一丝笑容。

“你为了反驳别人从来不怕牺牲自己的原则，”他回答说。

“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流产了，在他们结婚三四个月之后。”

这时我提出了最使我迷惑不解的那个问题。

“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招惹勃朗什·施特略夫？”

他很久很久没有回答，我几乎想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了。

“我怎么知道？”最后他说，“她非常讨厌我，几乎见不得我的面，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我懂了。”

他突然一阵怒火上撞。

“去他妈的，我需要她。”

但是他马上就不生气了，望着我，微微一笑。

“开始的时候她简直吓坏了。”

“你对她说明了吗？”

“不需要。她知道。我一直没有说一句。她非常害怕。最后我得到了她。”

在他给我讲这件事的语气里，我不知道有一种什么东西，非常奇特地表示出他当时的强烈的欲望。它令人感到惊措不安，或者甚至可以说非常恐怖。他平日的生活方式很奇特，根本不注意身体的需求。但是有些时候他的肉体却好像要对他的精神进行一次可怕的报复。他内心深处的那个半人半兽的东西把他捉到手里，在这种具有大自然的原始力量的天性的掌心里他完全无能为力。他被牢牢地抓住，什么谨慎啊，感恩啊，在他的灵魂里都一点儿地位也没有了。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她拐走呢？”我问。

“我没有，”他皱了皱眉头说，“当她说她要跟着我的时候，我差不多同施特略夫一样吃惊。我告诉她当我不再需要她的时候，她就非走开不可，她说她愿意冒这个险。”思特里克兰德停了一会。“她的身体非常美，我正需要画一幅裸体画。等我把画画完了以后，我对她也就没有兴趣了。”

“她可是全心地爱着你啊。”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在我的小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搞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女性。但是一旦我的情欲得到了满足，我就准备做别的事了。我无法克服自己的欲望，我恨它，它囚禁着我的精神。我希望将来能有一天，我会不再受欲望的支配，不再受任何阻碍地全心投到我的工作上去。因为女人除了谈情说爱不会干别的，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她们还想说服我们，叫我们也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实际上爱情是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我对她们提出什么事业的助手、生活的侣伴这些要求非常讨厌。”

思特里克兰德从来没有对我一次讲这么多话。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肚子的怒气。但是不论是这里或是在其他地方，我都不想把我写下来的假充为他的原话。思特里克兰德的词汇量很少，也没有组织句子的能力，所以一定得把他的惊叹词、他的面部表情、他的手势同一些平凡陈腐的词句串联起来才能弄清楚他的意思。

“你应该生活在妇女是奴隶、男人是奴隶主的时代，”我说。

“偏偏我生来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男人。”

他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由得又使我笑起来。他却毫不在意地只顾说下去，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但是尽管他全神贯注地努力想把自己感觉到的表达出来，却总是词不达意。

“要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你，除非连你的灵魂也叫她占有了，她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因为女人是软弱的，所以她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统治欲，不把你完全控制在手就不甘心。女人的心胸狭窄，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东西非常反感。她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物质的东西，所以对于精神和理想非常妒忌。男人的灵魂在宇宙的最遥远的地方遨游，女人却想把它禁锢在家庭收支的账簿里。你还记得我的妻子吗？我发觉勃朗什一点一点地施展起我妻子的那些小把戏来。她以无限的耐心准备把我网罗住，捆住我的手脚。她要把我拉到她那个水平上；她对我这个人一点也不关心，唯一想的是叫我依附于她。为了我，世界上任何事情她都愿意做，只有一件事除外：不来打搅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离开她以后想到她要做什么吗？”

“她满可以回到施特略夫身边去的，”他气冲冲地说，“施特略夫巴不得她回去的。”

“你不通人性，”我回答说。“同你谈这些事一点用也没有，就像跟瞎子形容颜色一样。”

他在我的椅子前边站住，低下头来望着我；我看出来他脸上的表情满含轻蔑，又充满了惊诧。

“勃朗什·施特略夫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难道你真的那么关心吗？”

我想了想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真实地回答，无论如何一定要是我的真实思想。

“如果说她死了对我一点儿也无所谓，那我也未免太没有人心了。生活能够给她的东西很多，她这样残酷地被剥夺去生命，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是我也觉得很惭愧，因为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关心。”

“你没有勇气坦白承认你真正的思想。生命并没有什么价值。勃朗什·施特略夫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但是咱们谈论她已经够多的了，她实在是个一点也不重要的角色。来吧，我让你看看我的画。”

他说话的样子，倒好像我是个小孩子，需要他把我的精神岔开似的。我气得要命，但与其说是对他倒不如说对我自己。我回想起这一对夫妻——施特略夫同他的妻子，在蒙特玛特尔区一间舒适的画室中过的幸福生活，他们两人淳朴、善良、殷勤好客，这种生活竟由于一件无情的偶然事件被打得粉碎，我觉得这真是非常残忍的；但是最最残忍的还是，这件事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影响。人们继续生活下去，谁也没有因为这个悲剧而活得更糟。我猜想，就连戴尔克不久也会把这件事遗忘，因为尽管他反应强烈，一时悲恸欲绝，感情却没有深度。至于勃朗什自己，不论她最初步入生活时曾怀有何等美妙的希望与梦想，死了以后，同她根本没有降临人世又有什么两样？一切都是空虚的，没有意义的。

思特里克兰德拿起了帽子，站在那里看着我。

“你来吗？”

“你为什么要同我来往？”我问他，“你知道我讨厌你，鄙视你。”

他咯咯地笑了笑，一点也没有恼怒。

“你同我吵嘴，实际上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对我的看法。”

我感到自己的面颊气得通红。你根本无法使他了解，他的冷酷、自私能叫人气得火冒三丈。我恨不得一下子刺穿了他那副冷漠的甲胄。但是我也知道，归根结底，他的话也不无道理。虽然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说不定我们还是非常重视别人看重不看重我们的意见、我们在别人身上是否有影响力的；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受到他的重视，我们就沾沾自喜，如果他对这种意见丝毫也不理会，我们就讨厌他。我想这就是自尊心中最厉害的创伤。但是我并不想叫思特里克兰德看出我这种气恼。

“一个人可能完全不理会别人吗？”我说，与其说是问他还不如说是问我自己，“生活中无论什么事都和别人息息相关，要想只为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活下去是个十分荒谬的想法。早晚有一天你会生病，会变得老态龙钟，到那时候你还得爬着回去找你的同伙。当你感到需要别人的安慰和同情的时候，你不羞愧吗？你现在要做的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你身上的人性早晚会渴望同其他的人建立联系的。”

“去看看我的画吧！”

“你想到过死吗？”

“何必想到死？死有什么关系？”

我凝望着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眼睛里闪着讥嘲的笑容。但是尽管他脸上是这种神情，一瞬间我好像还是看到一个受折磨的、炽热的灵魂正在追逐某种远非血肉之躯所能想象的伟大的东西。我瞥见的是对某种无法描述的事物的热烈追求。我凝视着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衣服褴褛，生着一个大鼻子和炯炯发光的眼睛，火红的胡须，蓬乱的头发。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外壳，我真正看到的是一个脱离了躯体的灵魂。

“好吧，去看看你的画吧，”我说。

四十二

我不知道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突然主动提出来要让我看他的画，但是对这样一个机会我是非常欢迎的。作品最能泄露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在交际应酬中，一个人只让你看到他希望别人接受他的一些表面现象，你只能借助他无意中做出的一些小动作，借助不知不觉中掠过他脸上的一些表情对他作出正确的了解。有些时候，人们把一副假面装得逼真，时间久了，他们真会变成他们装扮的这样一个人了。但是在他写的书、画的画里面，他却毫无防范地把自己显露出来。如果他作势唬人，那只能暴露出他的空虚。他那些涂了油漆冒充铁板的木条还会看出来只不过是木条。假充具有独特的个性无法掩盖平凡庸俗的性格。对于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即使一个人信笔一挥的作品也完全可以泄露他灵魂深处的隐秘。

我必须承认，当我走上思特里克兰德住处的无穷无尽的楼梯时，我感到有一些兴奋。我似乎马上就要步入一场奇异的冒险。我好奇地环顾了一下他的小屋子。这间屋子好像比我记忆中的更小、家具什物也更少了。我有些朋友总需要宽大的画室，坚持要条件必备才能作画，我倒想知道他们对这间画室作何感想。

“你最好站在这儿，”他指着一块地方说，他可能认为在他把画拿给我看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适合观赏的角度。

“我想你不愿意我说话吧，”我说。

“这还用问，他妈的。我要你闭住你的嘴巴。”

他把一幅画放在画架上，叫我看一两分钟，然后取下来再放上另一张。我估计他一共给我看了三十来张。这是他作画以来六年的成绩。他一张也没有出售。画幅小一些的是静物，最大的是风景。有半打左右是人物、肖像。

“就是这些，”最后他说。

我真希望当时我就能看出这些画如何美、具有如何伟大的独创的风格。这些画里面有许多幅我后来又有机会重新欣赏过，另外一些通过复制品我也非常熟悉了；我真有些奇怪，当我初次看画的时候，为什么居然感到非常失望。我当时丝毫也没有感到艺术品本应该给我的那种奇异的激动。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的绘画，只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实际上，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购买一幅，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我真是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这些画大多数后来都被博物院收买去了，其余的则成为有钱的艺术爱好者的珍藏品。我努力给自己找一些辩解。我认为我还是有鉴赏力的，只不过我认识到自己缺少创见。我对于绘画了解得不多，我只是沿着别人替我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当时我最佩服的是印象派画家，渴望弄到一张西斯莱或德加的作品。另外，我对马奈也非常崇拜，他的那幅《奥林庇亚》我觉得是当代最伟大的绘画，《草地上的早餐》也使我非常感动。我认为在当代绘画中再也没有别的作品能超过这几幅画了。

他一共给我看了三十来张

我不准备描写思特里克兰德拿给我看的那些画了。对绘画进行描述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再说，所有热衷此道的人对这些画早已了如指掌了。今天，当思特里克兰德对近代绘画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当他同少数几个人首先探索的那块蛮荒之地已经测绘了详细地图之后，再有谁第一次看到他的画，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了，而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看见这类作品，这一事实请读者务必记住。首先，我感到震骇的是他画法的笨拙。我看惯了的那些古老画师的作品，并且坚信安格尔是近代最伟大的画家，因此就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画得非常拙劣。我根本不了解他所追求的简朴。我还记得他画的一张静物，一只盘子上放着几只橘子，我发现他画的盘子并不圆，橘子两边也不对称，我就感到迷惑不解。他画的头像比真人略大一些，给人以粗笨的感觉。在我的眼睛里，这些头像画得像是一些漫画，他的画法对我说来也完全是新奇的。我更看不懂的是那些风景画。有两三张画的是枫丹白露的树林，另外一些是巴黎市街；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些画好像是出自一个喝醉酒的马车夫的手笔。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他用的色彩我也觉得出奇地粗犷。我当时心想，这些绘画简直是一出没有谁能理解的滑稽戏。现在回想起来，施特略夫当时真称得起独具慧眼了。他从一开始就看到这是绘画史上的一个革命，今天全世界都已承认的伟大天才，他早在最初的那些年代就已辨视出来了。

但是即使说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当时使我感到困惑莫解，却不能说这些画没有触动我。尽管我对他的技巧懵然无知，我还是感到他的作品有一种努力要表现自己的真正力量。我感到兴奋，也对这些画很感兴趣。我觉得他的画好像要告诉我一件什么事，对我说来，了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又说不出来那究竟是什么。这些画我觉得一点不美，但它们却暗示给我——是暗示而不是泄露——一个极端重要的秘密。这些画奇怪地逗弄着我。它们引起我一种我无法分析的感情。它们诉说着一件语言无力表达的事。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在有形的事物上模模糊糊地看到某种精神意义，这种意义非常奇异，他只能用很不完善的符号勉强把它表达出来。仿佛是他在宇宙的一片混乱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图案，正在笨拙地把它描摹下来，因为力不从心，心灵非常痛苦。我看到的是一个奋力寻求表现手段的备受折磨的灵魂。

“我怀疑，你的手段是否选择对了。”我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在努力表达些什么。虽然我不太清楚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我很怀疑，绘画对你说是不是最好的表达方法。”

我曾经幻想，看过他的图画以后，我也许多少能够了解一些他的奇怪的性格，现在我知道我的想法错了。他的画只不过更增加了他已经在我心中引起的惊诧。我比没看画以前更加迷惘了。只有一件事我觉得我是清楚的——也许连这件事也是我的幻想——，那就是，他正竭尽全力想挣脱掉某种束缚着他的力量。但是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他又将如何寻求解脱，我一直弄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我们好像住在异国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语言懂得非常少，虽然我们有各种美妙的、深奥的事情要说，却只能局限于会话手册上那几句陈腐、平庸的话。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思想，而我们能说的只不过是像“园丁的姑母有一把伞在屋子里”这类话。

他的这些画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他为了表现某一精神境界所作的惊人的努力。我认为，要想解释他的作品为什么使我这样惶惑莫解，也必须从这一角度去寻找答案。对于思特里克兰德，色彩和形式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意义。他几乎无法忍受地感到必须把自己的某种感受传达给别人；这是他进行创作的唯一意图。只要他觉得能够接近他追寻的事物，采用简单的线条也好，画得歪七扭八也好，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根本不考虑真实情况，因为他要在一堆互不相关的偶然的现象下面寻找他自己感到意义重大的事物。他好像已经抓到了宇宙的灵魂，一定要把它表现出来不可。尽管这些画使我困惑、混乱，我却不能不被它们特有的热情所触动。我觉得看过这些画以后心里产生了一种感情，我绝没想到对思特里克兰德会有这样一种感情——我感到非常非常同情他。

“我想我现在懂得了，你为什么屈从于对勃朗什·施特略夫的感情了，”我对他说。

“为什么？”

“我想你失掉勇气了。你肉体的软弱感染了你的灵魂。我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无限思慕之情把你攫在手中，逼着你走上一条危险的、孤独的道路，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希望到达那里就可以使自己从那折磨着你的精灵手里解放出来。我觉得你很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我不知道你寻求的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涅槃。你自己知道吗？也许你寻找的是真理同自由，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你认为或许能在爱情中获得解脱。我想，你的疲倦的灵魂可能期望在女人的怀抱里求得休憩，当你在那里没能找到的时候，你就开始恨她了。你对她一点也不怜悯，因为你对自己就不怜悯。你把她杀死是因为惧怕，因为你还为你刚刚逃脱的危险而索索发抖呢。”

他揪着自己的胡子干笑了一下。

“你真是个可怕的感伤主义者，可怜的朋友。”

一个星期以后，我偶然听说他已经到马赛去了。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四十三

回过头来看一下，我发现我写的关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这些事似乎很难令人满意。我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记载下来，但是我写得并不清楚，因为我不了解它们发生的真实原因。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决心要做画家这件事，看来简直没有什么道理可寻。尽管从他的生活环境一定找得出原因来，我却一无所知。从他的谈话里我任何线索也没有获得。如果我是在写一部小说，而不是叙述我知道的一个性格怪异的人的真人真事，我就会编造一些原因，解释他生活上的这一突变。我会描写他童年时期就感到绘画是自己的天职，但迫于父亲的严命或者必须为谋生奔走，这个梦想遭到破灭；我也可以描写他如何对生活的桎梏感到痛恨，写他对艺术的热爱与生活的职责间的矛盾冲突，用以唤起读者对他的同情。这样我就可以把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写得更加令人敬畏。或许人们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另一个普罗米修斯。我也许会塑造一个为了替人类造福甘心忍受痛苦折磨的当代英雄。这永远是一个动人心弦的主题。

另外，我也可以从思特里克兰德的婚姻关系中找到他立志绘画的动机。我可以有十几种方法处理这个故事：因为他妻子喜欢同文艺界人士来往，他也有缘结识一些文人和画家，因而唤醒了那隐伏在他身上的艺术才能；也可能是家庭不和睦使他把精力转到自己身上；再不然也可以归结于爱情，譬如说，我可以写一下他心中早就埋着热爱艺术的火种，因为爱上一个女人，一下子把闷火扇成熊熊的烈焰。我想，如果这样写的话，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在我笔下也就要以另一副面貌出现了。我将不得不把事实篡改一下，把她写成一个唠唠叨叨、惹人生厌的女人，再不然就是性格褊狭，根本不了解精神的需求。思特里克兰德婚后生活是一场无尽无休的痛苦煎熬，离家出走将是他的唯一出路。我想我将在思特里克兰德如何委曲求全这件事上多费些笔墨，他如何心存怜悯，不愿贸然甩掉折磨他的枷锁。这样写，我当然就不会提他们的两个孩子了。

如果想把故事写得真实感人，我还可以虚构一个老画家，叫思特里克兰德同他发生关系。这个老画家由于饥寒所迫，也可能是为了追逐虚名，糟蹋了自己青年时代所具有的天才，他后来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看到了自己虚掷的才华，他影响了思特里克兰德，叫他抛弃了人世间的荣华，献身于神圣的艺术。我会着力描写一下这位成功的老人，又阔绰又有名望，但是他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他自己所无力寻求的，他要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体验到；我想这种构思未尝没有讽刺意味。

但是事实却远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动人。思特里克兰德一出校门就投身于一家经纪人的事务所，他对这种生活并没有什么反感。直到结婚，他过的就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那种平凡庸碌的生活，在交易所干几宗输赢不大的投机买卖，关注着达尔贝赛马或者牛津、剑桥比赛的结果，充其量不过一两镑钱的赌注。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在工作之余可能还练习练习击拳；壁炉架上摆着朗格瑞夫人同玛丽·安德逊的照片；读的是《笨拙》杂志和《体育时代》；到汉普斯台德去参加舞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见到过他，这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些年间，他一直在努力奋斗，力图掌握一门极其困难的艺术，生活是非常单调的；有时为了挣钱糊口，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的手段，我认为这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即使我能够把他这一段生活记载下来，也不过是他所见到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各种事件的记录。我不认为他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经历对他自己的性格有任何影响。如果要写一部以现代巴黎为背景的冒险小说，他倒可能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是他对周围的事物始终采取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从他的谈话判断，这几年里面并没有发生任何给他留下特别印象的事。很可能在他去巴黎的时候，年纪已经太大，光怪陆离的环境对他已经没有引诱力了。说来也许有些奇怪，我总觉得他这个人不仅非常实际，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木头木脑的。我想他这一段生活是很富于浪漫情调的，但是他自己却绝对没有看到任何浪漫的色彩。或许一个人如果想体会到生活中的浪漫情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演员；而要想跳出自身之外，则必须能够对自己的行动抱着一种既超然物外又沉浸于其中的兴趣。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却是个心无二用的人，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他。我不知道哪个人像他那样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幸的是，我无法描写他在取得艺术成就的艰苦征途上勤奋的脚步；因为，如果我能写一下他如何屡经失败毫不气馁，如何满怀勇气奋斗不息，从不悲观失望，如何在艺术家的劲敌——信心发生动摇的时刻，仍然不屈不挠地艰苦斗争，也许我能使读者对这样一个枯燥乏味的人物（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产生一些同情。但是我却毫无事实根据进行这一方面的描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思特里克兰德工作的情形，而且我知道不只是我，任何其他人也都没有见过他如何绘画。他的一部斗争史是他个人的秘密。如果在他独处于画室中曾经同上帝的天使进行过剧烈的搏斗，他是从来没让任何人了解到他的痛苦的。

当我开始叙述他同勃朗什·施特略夫的关系时，我也深为自己掌握材料不足所苦。为了把我的故事说得有头有尾，我应该描写一下他们这一悲剧性的结合是如何发展的，但是我对他俩三个月的同居生活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相处，也不知道他们平常谈一些什么。不管怎么说，一天是有二十四小时的，感情的高峰只是在稀有的时刻才达到的现象。其他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只能借助自己的想象力。在光线没有暗淡下来以前，只要勃朗什的气力还能支持住，我想思特里克兰德总是不停笔地作画。我想勃朗什对他这样沉溺于自己的绘画中，一定感到非常气恼。整个这段时间，她只是他的模特儿，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的情妇的角色。此外，就是相对无言的漫长的时刻，对她说来，也一定是件怪可怕的事。思特里克兰德曾对我透露，勃朗什献身给他，带有某种向戴尔克·施特略夫报复的感情在内，因为戴尔克是在她丢尽了脸面的时候把她搭救起来的；思特里克兰德泄露的这个秘密为许多玄妙的臆想打开了门户。我希望思特里克兰德的话并不真实；我觉得这有点儿太可怕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谁能理解人心的奥秘呢？那些只希望从人心里寻到高尚的情操和正常感情的人肯定是不会理解的。当勃朗什发现思特里克兰德除了偶尔迸发出一阵热情以外，总是离她远远的，心里一定非常痛苦；而我猜想，即使在那些短暂的时刻，她也知道得很清楚，思特里克兰德不过只把她当作自己取乐的工具，而不把她当人看待。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她用一切可怜的手段拚命想把他系牢在自己身边。她试图用舒适的生活网罗住他，殊不知他对安逸的环境丝毫也不介意。她费尽心机给他弄合他口味的东西吃，却看不到他吃什么东西都无所谓。她害怕叫他独自一个人待着，总是不断地对他表示关心、照护，当他的热情酣睡的时候，就想尽各种方法唤醒它，因为这样她至少还可以有一种把他把持在手的假象。也许她的智慧告诉她，她铸造的这些链条只不过刺激起他的天性想把它砸断，正像厚玻璃会使人看着手痒痒，想捡起半块砖来似的。但是她的心却不听理智的劝告，总是逼着她沿着一条她自己也知道必然通向毁灭的路上滑下去。她一定非常痛苦，但是爱情的盲目性却叫她相信自己的追求是真实的，叫她相信自己的爱情是伟大的，不可能不在他身上唤起同样的爱情来还答她。

但是我对思特里克兰德的性格的分析，除了因为有许多事实我不了解外，却还有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缺憾。因为他同女人的关系非常明显，也着实有令人震骇的地方，我就如实地记载下来，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生活中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部分。尽管这种关系惨痛地影响了别的人，那也不过是命运对人生的嘲弄。实际上，思特里克兰德的真正生活既包括了梦想，也充满了极为艰辛的工作的。

小说之所以不真实正在这里。一般说来，爱情在男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务中的一件事，但是小说却把爱情夸大了，给予它一个违反生活真实性的重要的地位。尽管也有很少数男人把爱情当作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但这些人常常是一些索然寡味的人；即便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对这类男子也不太看得起。女人会被这样的男人吸引，会被他们奉承得心花怒放，但是心里却免不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些人是一种可怜的生物。男人们即使在恋爱的短暂期间，也不停地干一些别的事分散自己的心思：赖以维持生计的事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沉湎于体育活动；他们还可能对艺术感到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不同活动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间隔里，在进行一种活动时，可以暂时把另一种完全排除。他们有本领专心致志进行当时正在从事的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受到另一种侵犯，他们会非常恼火。作为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男人同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能够整天整夜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晌儿地干这种事。

性的饥渴在思特里克兰德身上占的地位很小，很不重要，或毋宁说，叫他感到很嫌恶。他的灵魂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他的感情非常强烈，有时候欲念会把他抓住，逼得他纵情狂欢一阵，但是对这种剥夺了他宁静自持的本能他是非常厌恶的。我想他甚至讨厌他在淫逸放纵中那必不可少的伴侣；在他重新控制住自己以后，看到那个他发泄情欲的女人，他甚至会不寒而栗。他的思想这时会平静地飘浮在九天之上，他对那个女人感到又嫌恶又可怕，也许那感觉就像一只翩翩飞舞于花丛中的蝴蝶，见到它胜利地蜕身出来的肮脏的蛹壳一样。我认为艺术也是性本能的一种流露。一个漂亮的女人、金黄的月亮照耀下的那不勒斯海湾，或者提香的名画《墓穴》，在人们心里勾起的是同样的感情。很可能思特里克兰德讨厌通过性行为发泄自己的感情（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觉得同通过艺术创造取得自我满足相比，这是粗野的。在我描写这样一个残忍、自私、粗野、肉欲的人时，竟把他写成是个精神境界极高的人，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我认为这是事实。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生活比任何其他艺术家都更困苦。他工作得比其他艺术家也更艰苦。大多数人认为会把生活装点得更加优雅、美丽的那些东西，思特里克兰德是不屑一顾的。对于名和利他都无动于衷。我们大多数人受不住各种引诱，总要对世俗人情做一些让步；你却无法赞扬思特里克兰德抵拒得住这些诱惑，因为对他说来，这种诱惑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任何妥协、让步。他住在巴黎，比住在底比斯沙漠里的隐士生活还要孤独。对于别的人他没有任何要求，只求人家别打扰他。他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仅甘愿牺牲自己——这一点很多人还是能做到的——，而且就是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他自己有一个幻境。

思特里克兰德是个惹人嫌的人，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四十四

对于其他大师的绘画艺术看法如何，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我在这里自然要记叙一下思特里克兰德对过去一些伟大艺术家的意见。我怕值得我写下的东西实在不多。思特里克兰德不善讲话，他根本不会把自己想要说的用精辟的言辞讲出来，给听的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他说话没有风趣。如果说我多少还成功地记录下他的一些话语，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幽默感，这种幽默也主要表现为冷嘲热讽。他辩驳别人话的时候非常粗野，有时候由于直言不讳，会叫你发笑；但是这些话之所以让你觉得滑稽，只是因为他的话说得不多。如果他一开口就是这样的话，人们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了。

我应该说，思特里克兰德并不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他对于绘画的见解也丝毫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我从来没有听他谈论过那些绘画风格与他类似的画家，例如塞尚，凡·高等人；我很怀疑他是否看过这些画家的作品。他对于印象派画家似乎不怎么感兴趣，这些人的技巧留给他一定的印象，但是我猜想他也许认为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是平庸无奇的。有一次施特略夫正仔细评论莫奈的卓越艺术，思特里克兰德突然插口说：“我更喜欢温特尔哈尔特。”我敢说他说这句是有意气一气施特略夫；如果他确实有这个意思，他算成功了。

我感到很失望，不能写下他在评论一些老派画家时的谬论。他的性格既然如此怪异，如果他在品评绘画时也有一些奇谈怪论，我笔下的这个形象就更加完美了。我觉得我很需要叫他对过去的一些画家发表些荒诞的理论，但是我还是得讲老实话，他同一般人一样，对这些画家也是赞不绝口，这叫我非常失望。我看他根本不知道谁是埃尔·格列柯。他对委拉斯凯兹相当敬佩，尽管怀有某种厌烦不耐的情绪。他喜欢夏尔丹，伦勃朗则使他感到入迷。他给我讲伦勃朗的绘画给他的印象时，用的语言极其粗鄙，我在这里无法引述。谁也想不到他最喜爱的一位画家竟是老布鲁盖尔。我当时对老布鲁盖尔不太了解，而思特里克兰德也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我之所以记得他对布鲁盖尔的评论是因为他这句话实在太词不达意了。

“他的画不错，”思特里克兰德说，“我敢说他发现画画儿是件受罪的事。”

后来我在维也纳看过彼得·布鲁盖尔的几幅画以后，我想我才懂得为什么这位画家引起了思特里克兰德的注意。这是另一个对世界怀着自己独特幻觉的画家。我当时做了大量笔记，准备将来写一本关于布鲁盖尔的书，但是这些材料后来都遗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种感情的回忆。在布鲁盖尔的眼睛里，人们的形象似乎是怪诞的，他对人们这种怪诞的样子非常气愤；生活不过是一片混乱，充满了各种可笑的、龌龊的事情，它只能给人们提供笑料，但是他笑的时候却禁不住满心哀伤。布鲁盖尔给我的印象是，他想用一种手段努力表达只适合于另一种方式表达的感情，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对他同情，说不定正是朦胧中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这两个人都在努力用绘画表现出更适合于通过文学表达的意念。

思特里克兰德这时大概已经四十七岁了。

四十五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到了塔希提，我是肯定不会写这本书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经过多年浪迹最后流落到的地方正是塔希提；也正是在这里他创作出使他永远名垂画史的画幅。我认为哪个艺术家也不可能把昼夜萦绕在他心头的梦境全部付诸实现，思特里克兰德为掌握绘画的技巧，艰苦奋斗、日夜处于痛苦的煎熬里，但同其他画家比较起来，他表现自己幻想中图景的能力可能更差，只有到了塔希提以后，思特里克兰德才找到顺利的环境。在这里，他在自己周围处处可以看到为使自己的灵感开花结果不可或缺的事物，他晚年的图画至少告诉了我们他终生追寻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幻想走入一个新鲜的、奇异的境界。仿佛是，思特里克兰德的精神一直脱离了他的躯体到处漫游，到处寻找寄宿，最后，在这个遥远的土地上，终于进入了一个躯壳。用一句陈腐的话说，他在这里可谓“得其所哉”。

我一踏上这个偏远的岛屿，就应该立刻恢复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兴趣，这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事实是，我手头的工作却占据了我的全部精神，根本无暇顾及与此无关的事；直到在塔希提住了几天以后，我才想到这个地方同思特里克兰德的关系。我毕竟同他分手已经十五年了，他逝世也已有九年之久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在我到塔希提之后，不论手头的事多么重要，我本来应该立刻把它抛诸脑后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甚至一周以后我仍然无法从冗杂的事务中脱身出来。我还记得头一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当我走到旅馆的露台上时，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围着厨房转了一圈，厨房的门还上着锁，门外一条长凳上，一个本地人，旅馆的一个侍者，睡得正酣，看来一时我还吃不上早饭。于是我漫步到滨海的街道上。侨居在这里的中国人已经在他们开的店铺里忙碌起来了。天空仍然呈现出黎明时分的苍白，环礁湖上笼罩着死一样的沉寂。十英里之外，莫里阿岛伫立在海面上，像是一座圣杯形状的巍峨要塞，深锁着自己的全部秘密。

我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离开威灵顿以后，日子似乎过得非常奇特。威灵顿整齐有序，富于英国风味，使人想到英国南岸的一座滨海城市。这以后我在海上航行了三天，波浪滔天，乌云在空中互相追逐。三天以后风停了，大海变得非常寂静，一片碧蓝。太平洋看来比别的海洋更加荒凉，烟波浩渺，即使在这个水域上作一次最普通的旅行也带有冒险意味。你吸到胸中的空气像是补身的甘香酒，叫你精神振奋，准备经历一些你从来未料到的事。但是你除了知道已经驶进塔希提，朦胧中感到走近一块黄金的国土外，它绝不向你泄露别的秘密。与塔希提构成姊妹岛的莫里阿岛迸入你的视野，危崖高耸，绚烂壮丽，突然从茫茫的海水里神秘地一跃而出，像魔棍召唤出的一幅虚无飘渺的彩锦。莫里阿岩嶙峋，有如蒙特塞拉特岛被移植到太平洋中。面对这幅景象，你会幻想波利尼西亚的武士正在那里进行奇特的宗教仪式，用以阻止世俗凡人了解某些秘密。当距离逐渐缩小，美丽的峰峦形状愈加真切时，莫里阿岛的美丽便完全呈现出来，但是在你的船只从它旁边驶过时，你会发现它仍然重门深锁，把自己闭合为一堆人们无法接近的阴森可怖的巨石，没有人能闯入它那幽森的奥秘中去。谁也不会感到惊奇：只要船只驶到近处，想在珊瑚礁寻觅一个入口，它就会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映入你眼帘的仍是太平洋一片茫茫碧波。

塔希提像一个美丽的妇人

塔希提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是一个高耸海面的绿葱葱的岛屿，暗绿色的深褶使你猜到那是一条条寂静的峡谷。这些幽深的沟壑有一种神秘气氛，凄冷的溪流在它深处鸣溅，你会感到，在这些浓荫郁郁的地方，远自太古以来生活就一直按照古老的习俗绵绵不息地延续到现在。塔希提也存在着某些凄凉、可怖的东西。但这种印象并没有长久留在你的脑中，这只能使你更加敏锐地感到当前生活的欢乐。这就像一群兴高采烈的人在听一个小丑打诨，正在捧腹大笑时，会在小丑的眼睛里看到凄凉的眼神一样；小丑的嘴唇在微笑，他的笑话越来越滑稽，因为在他逗人发笑的时候他更加感到自己无法忍受的孤独。因为塔希提正在微笑，它一边微笑一边对你表现出无限的情谊，它像一个美丽的妇人，既娴雅又浪漫地向你展示她的全部美貌和魅力，特别是在船只刚刚进入帕皮提港口的时候，你简直感到心醉神驰。泊在码头边的双桅帆船每一艘都那么整齐、干净，海湾环抱着的这座小城洁白、文雅，而法国火焰式建筑物在蔚蓝的天空下却红得刺目，像激情的呼喊一般，极力炫示自己鲜艳的色彩。它们是肉感的，简直大胆到不顾廉耻的地步，叫你看了目瞪口呆。当轮船靠近码头时，蜂拥到岸边的人群兴高采烈而又彬彬有礼。他们一片笑语喧哗，人人挥舞着手臂。从轮船上望去，这是一个棕色面孔的海洋。你会感到炎炎碧空下，色彩在炫目地旋转移动。不论从船上往下卸行李也好，海关检查也好，做任何事都伴随着大声喧闹，而每个人都像在向你微笑。天气非常热。绚烂的颜色耀得你睁不开眼睛。

四十六

我在塔希提没有待几天便见到了尼柯尔斯船长。一天早晨，我正在旅馆的露台上吃早饭，他走进来，作了自我介绍。他听说我对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感兴趣，便毛遂自荐，来找我谈谈思特里克兰德的事。塔希提的居民同英国乡下人一样，很喜欢聊天，我随便向一两个人打听了一下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儿，这消息很快就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去了。我问这位陌生的来客是否吃过早点。

“吃过了，我一起床就喝过咖啡了，”他回答说，“但是喝一口威士忌我并不反对。”

我把旅馆的中国侍者喊过来。

“你是不是认为现在喝酒太早了点？”船长说。

“这该由你同你自己的肝脏做出决定，”我回答说。

“我其实是个戒酒主义者，”他一边给自己斟了大半杯加拿大克拉伯牌威士忌，一边说。

尼柯尔斯船长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很不整齐的发黑的牙齿，他生得瘦小枯干，身材不到中等，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嘴上是乱扎扎的白胡子楂。尼柯尔斯船长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刮脸了。他的脸上皱纹很深，因为长年暴露在阳光下，晒得黧黑。他生着一双小蓝眼睛，目光游移不定；随着我的手势，他的眼睛很快地转来转去，叫人一望而知是个社会上的老油子。但是这时候他对我却是一片热诚和真情实意。他身上穿的一套卡其衣裤邋里邋遢，两只手也早该好好洗一洗了。

“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他说，他身体往椅子背上一靠，点上我递给他的雪茄烟。“他到这个地方来还是通过我的关系。”

“你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他的？”我问。

“马赛。”

“你在马赛做什么？”

他像要讨好我似地赔了个笑脸。

“呃，我当时没在船上，境遇很糟。”

从我这位朋友的仪表来看，今天他的境遇一点也不比那时好；我决定同他交个朋友。同这些在南海群岛的流浪汉相处，尽管得付出一点小代价，但总不会叫你吃亏的。这些人很容易接近，谈起话来很殷勤。他们很少摆架子，只要一杯水酒，就一定能把他们的心打动。要想同他们混熟，用不着走一段艰辛的路途，只要对他们的闲扯洗耳恭听，他们就不但对你非常信任，而且还会对你满怀感激。他们把谈话看做是生活的最大乐趣，用以证明自己出色的修养。这些人大多数谈话都很有风趣。他们的阅历很广，又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不能说这些人没有某种程度的欺诈，但是他们对法律还是非常容忍，尽量遵守，只要法律有强大靠山的时候。同他们玩牌是件危险的勾当，但是他们那种头脑敏捷会使这一最有趣的游戏平添了极大的刺激。在我离开塔希提之前，已经同尼柯尔斯船长混得很熟了，我同他的这段交情只有使我的经验更加丰富。尽管我招待了他许多雪茄和威士忌（他从来不喝鸡尾酒，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戒酒主义者），尽管他带着一副施恩于人的温文有礼的神气向我借钱，好几块银币从我的口袋转到了他的口袋里去，我还是觉得他让我享受到的乐趣大大超过了我付出的代价。自始至终他都是我的债主。如果我听从作者的良心，不肯走离本题，只用几行简单的文字就把尼柯尔斯打发掉，我会感到对不起他的。

我不知道尼柯尔斯船长最初为什么要离开英国。这是一个他讳莫如深的话题；对于像他这样的人直接问这类事也是很不谨慎的。从他的话语里听得出来，他曾经受了不白之冤。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看作是执法不公的牺牲品。我的想象却总爱把他同某种诈骗或暴行联系起来。当他谈到英国当局执法过于机械时，我非常同情地表示同意。令人高兴的是，即使他在家乡有过什么不愉快的遭遇，他的爱国热情却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损伤。他常对我说，英国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国家，他觉得自己比哪国人都优越得多，不管什么美国人、殖民地人、达哥人、荷兰人，或是卡纳加人，全不在他眼里。

然而我认为他生活得并不幸福。他长期患消化不良症，嘴里经常含着一片胃蛋白酶药片。每天上午他的胃口都不很好，但是如果只是这一病痛还不至于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他的生活还有一桩更大的不幸：八年以前他轻率地同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一些男人，慈悲的天意注定叫他们终生做个单身汉，但是他们有的人由于任性，有的人由于拗不过环境，却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再没有谁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叫人可怜了。尼柯尔斯船长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看见过他的老婆；我想，她的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但是她是那种永远让人摸不清究竟多大岁数的女人，这种人二十岁的时候不比现在样子年轻，到了四十岁也不会显得更老。她给我的印象是皮紧肉瘦，一张并不标致的面孔紧绷绷的，嘴唇只是薄薄的一条线，全身皮肤都紧包着骨头。她轻易不露笑容，头发紧贴在头上，衣服瘦瘦的，白斜纹料子看去活像是黑色的邦巴辛毛葛。我想象不出，为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要同她结婚，既然结了婚为什么又不把她甩掉。也许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做过，他的悲哀就来源于哪次都没有成功。不论他跑多么远，不论他藏身多么隐秘，尼柯尔斯太太就像命运一样无可逃避，像良心一样毫无怜悯，马上就会来到他身边。他逃不脱她，就像有因必有果一样。

社会油子和艺术家或者绅士相同，是不属于哪一个阶级的；无业游民的粗野无礼既不会使他感到难堪，王公贵人的繁文缛节也不会叫他感到拘束。但是尼柯尔斯太太却出身于一个最近名声渐著的阶层，就是人们称之为中下层（这个名称叫得好！）的社会阶层。她的父亲是个警察，而且我敢说还非常精明能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抓住船长不放，我不相信是因为爱情。我从来没听她开口讲过话，也许同她丈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话很多。不管怎么说，尼柯尔斯船长怕她怕得要死。有时候他同我坐在旅馆的露台上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老婆正在外面马路上走动，她从来不叫他，她好像根本不知道他在这里，只是安详自若地在街头踱来踱去。这时候船长就浑身不安起来；他看了看表，长叹一口气。

“唉，我该走了，”他说。

在这种时候，说笑话也好，喝威士忌也好，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留住了。要知道，尼柯尔斯船长本是个经十二级风暴也面不改色的人，只要有一把手枪，就是一打黑人上来，他也有胆量对付。有时尼柯尔斯太太也派他们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总是耷拉着脸的七岁孩子，到旅馆来。

“妈妈找你，”她带着哭音地说。

“好，好，亲爱的孩子，”尼柯尔斯船长说。

他马上站起身来，陪同女儿走回家去。我想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所以我这段文章虽然写得走了题，却还是具有一些教训意义的。

四十七

我试图把尼柯尔斯船长给我讲的一些有关思特里克兰德的事连贯起来，下面我将尽量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记载。他们两人是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最后会面的那年冬末认识的。思特里克兰德和尼柯尔斯船长相遇以前的一段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他的生活肯定非常潦倒，因为尼柯尔斯船长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夜宿店里。当时马赛正发生一场罢工，思特里克兰德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连勉强赖以糊口的一点钱也挣不到了。

夜宿店是一幢庞大的石头建筑物，穷人和流浪汉，凡是持有齐全的身份证明并能让负责这一机构的修道士相信他本是干活吃饭的人，都能在这里寄宿一个星期。尼柯尔斯在等着寄宿舍开门的一群人里面注意到思特里克兰德，因为斯特里克兰德身躯高大样子又非常古怪，非常引人注目。这些人没精打采地在门外等候着，有的来回踱步，有的懒洋洋地靠着墙，也有的坐在马路牙子上，两脚伸在水沟里。最后，当所有的人们排着队走进了办公室，尼柯尔斯船长听见检查证件的修道士同思特里克兰德谈话用的是英语。但是他并没有机会同思特里克兰德说话，因为人们刚一走进公共休息室，马上就走来一位捧着一本大《圣经》的传教士，登上屋子一头的讲台，布起道来；作为住宿的代价，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必须耐心地忍受着。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没有分配在同一间屋子里，第二天清晨五点钟，一个高大粗壮的教士把投宿的人们从床上赶下来，等到尼柯尔斯整理好床铺、洗过脸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没影了。尼柯尔斯船长在寒冷刺骨的街头徘徊了一个钟头，最后走到一个水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维克多·耶鲁广场。他在广场上又看见了思特里克兰德，思特里克兰德正靠着一座石雕像的底座打盹。他踢了思特里克兰德一脚，把他从梦中踢醒。

“来跟我吃早饭去，朋友，”他说。

“去你妈的，”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一听就是我那位老朋友的语气，这时我决定把尼柯尔斯船长看作是一位可以信任的证人了。

“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船长又问。

“滚你的蛋，”思特里克兰德说。

“跟我来。我给你弄顿早饭吃。”

犹豫了一会儿，思特里克兰德从地上爬起来，两个人向一处施舍面包的救济所走去。饿饭的人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块面包，但是必须当时吃掉，不准拿走。吃完面包，他们又到一个施舍汤的救济所，每天十一点到四点可以在那里得到一碗盐水稀汤，但不能连续领取一个星期。这两个机构中间隔着一大段路，除非实在饿得要命，谁也懒得跑两个地方。他们就这样吃了早饭，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也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这两个人大概在马赛一起度过四个月。他俩的生活没有什么奇遇——如果奇遇意味着一件意料之外或者令人激动的事；因为他们的时间完全用在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上，他们要想弄到些钱晚间找个住宿的地方，更要买些吃的东西对付辘辘饥肠。我真希望我能画出几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把尼柯尔斯船长的生动叙述在我想象中唤起的一幅幅画面也让读者看到。他叙述他们两人在这个海港的下层生活中的种种冒险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极有趣味的书，从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一个研究民俗学的人也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编纂一本有关流浪汉的大辞典。但是在这本书里我却只能用不多几段文字描写他们这一段生活。我从他的谈话得到的印象是：马赛的生活既紧张又粗野，丰富多彩，鲜明生动。相形之下，我所了解的马赛——人群杂沓、阳光灿烂，到处是舒适的旅馆和挤满了有钱人的餐馆——简直变得平淡无奇、索然寡味了。那些亲眼见过尼柯尔斯船长描绘给我听的景象的人真是值得羡慕啊。

当夜宿店对他们下了逐客令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就在硬汉子彼尔那里找到另外一处歇夜的地方。硬汉子彼尔是一家水手寄宿舍的老板，是一个身躯高大、生着一对硬拳头的黑白混血儿。他给暂时失业的水手们提供食宿，直到在船上给他们找到工作为止。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在他这里住了一个月，同十来个别的人，瑞典人、黑人、巴西人，一起睡在寄宿舍两间屋子的地板上。这两间屋子什么家具也没有，彼尔就分配他们住在这里。每天他都带着这些人到维克多·耶鲁广场去，轮船的船长需要雇用什么人都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混血儿的老婆是一个非常邋遢的美国胖女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美国人怎么会堕落到这一地步。寄宿的人每天轮流帮助她做家务事。思特里克兰德给硬汉子彼尔画了一张肖像作为食宿的报酬，尼柯尔斯船长认为这对思特里克兰德来讲是一件占了大便宜的事。彼尔不但出钱给他买了画布、油彩和画笔，而且还给了他一磅偷运上岸的烟草。据我所知，这幅画今天可能还挂在拉·柔耶特码头附近一所破旧房子的客厅里，我估计现在可能值一千五百英镑了。思特里克兰德的计划是先搭一条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轮船，然后再转途去萨摩亚或者塔希提。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动念要到南太平洋去，虽然我还记得他早就幻想到一个充满阳光的绿色小岛，到一个四围一片碧波、海水比北半球任何海洋更蓝的地方去。我想他所以攀住尼柯尔斯船长不放也是因为尼柯尔斯熟悉这一地区，最后劝他到塔希提，认为这个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舒服，也完全是尼柯尔斯的主意。

“你知道，塔希提是法国领土，”尼柯尔斯对我解释说，“法国人办事不他妈的那么机械。”

我想我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但是硬汉子彼尔只要有利可图（他替哪个水手介绍工作都要把人家第一个月的工资扣去），对这一点是不以为意的。凑巧有一个英国籍的司炉住在他这里的时候死掉了，他就把这个人的证明文件给了思特里克兰德。但是尼柯尔斯船长同思特里克兰德两个人都要往东走，而当时需要雇用水手的船恰好都是西行的。有两次驶往美国的货轮上需要人干活都被思特里克兰德拒绝了，另外还有一艘到纽卡斯尔的煤船他也不肯去。思特里克兰德这种拗脾气结果只能叫硬汉子彼尔吃亏，最后他失去了耐性，一脚把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两个人一起踢出了大门。这两个人又一次流落到街头。

硬汉子彼尔寄宿舍的饭菜从来也称不上丰盛，吃过饭从餐桌旁站起来跟刚坐下一样饿得慌，但是尽管如此，有好几天两个人对那里的伙食还是怀念不已。他们这次真正尝到挨饿是什么滋味了。施舍菜汤的地方同夜宿舍都已经对他们关了门，现在他们赖以果腹的只剩下面包施舍处给的一小片面包了。夜里，他们能在哪儿睡觉就在哪儿睡觉，有时候在火车站岔道上一个空车皮里，有时候在货站后面一辆卡车里。但是天气冷得要命，常常是迷迷糊糊地打一两个钟头的盹儿就得到街上走一阵暖和暖和身体。他们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柯尔斯船长没有烟简直活不下去，于是他就开始到小啤酒馆去捡那些头天晚上夜游的人扔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的烟斗就是比这更不是味儿的杂八凑烟也抽过，”他加添了一句，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又从我递过去的烟盒里拿了两支雪茄，一支衔在嘴上，一支揣在口袋里。

偶然他们也有机会挣到一点儿钱。有时候一艘邮轮开进港，尼柯尔斯船长同雇用计时员攀上交情，会给两人找个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是一艘英国船，他们会溜进前甲板下面的舱房里，在水手那里饱餐一顿。当然，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遇见船上的高级船员，他们就要从跳板上被赶下来，为了催他们动作快一些，屁股后面还要挨一靴子。

“一个人只要肚子吃饱，屁股叫人踢一脚算不得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说，“拿我个人说，我是从来不生气的。高级船员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的。”

我的脑子里活生生地出现一幅图画：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尼柯尔斯船长脑袋朝下地从窄窄的跳板上滚下来；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他对英国商船队的这种纪律严明的精神非常高兴。

在鱼市场里也不时能够找点零活儿干。还有一次，卡车要把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筐橘子运走，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帮助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两人很走运：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轮需要上油漆，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弄到包工合同，他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帮旁边的一条木板上，往锈迹斑斑的船壳上涂油漆。这件差事肯定很投合思特里克兰德的惯受讽嘲的脾气。我向尼柯尔斯船长打听，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思特里克兰德有什么反应。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点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像蛐蛐一样欢蹦乱跳。”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鸡毛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子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子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名、而夜里又天气奇冷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哪个白天凑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文宿费。这些流浪汉并不吝啬，谁手头有钱都乐于同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讲交情，并不因国籍不同而彼此见外，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安乐乡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家领土辽阔，把他们这些人全部囊括在自己的领域里。

“可是思特里克兰德要是生起气来，我看可不是好惹的，”尼柯尔斯船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了硬汉子彼尔，彼尔想讨回他给查理斯的身份证明。

“‘你要是想要，就自己来拿吧，’查理斯说。

“彼尔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子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口地咒骂，所有能够用上的脏字眼儿都用到了。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开始的时候，查理斯不动声色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往前迈了一步，只说了一句：‘滚蛋，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子。硬汉子彼尔马上住了口，你可以看出来他胆怯了。他连忙转身走开，好像突然记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似的。”

按照尼柯尔斯船长的叙述，思特里克兰德当时骂人的话同我写的并不一样，但既然这是一本供家庭阅读消遣的书，我觉得不妨违反一些真实性，还是改换几个雅俗共赏的字眼儿为好。

且说硬汉子彼尔并不是个受了普通水手侮辱而隐忍不发的人。他的权势完全靠着他的威信；一个住在他开的寄宿舍的水手对他俩说，彼尔发誓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干掉，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们同样的消息。

一天晚上，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正坐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平房，每所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像拥挤的集市棚子或者马戏团的兽笼。每间屋子门口都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或者哼着小曲，或者用沙哑的嗓子向过路人打招呼，也有的无精打采地看一本书。她们有的是法国人，有的是意大利人，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日本人，也有的是黑人；有的胖，有的瘦；在厚厚的脂粉、乌黑的眼眉和猩红的唇脂下面，你可以看到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和堕落放荡留下的伤疤。她们有的人穿着黑色内衫和肉色长袜，有的头发卷曲、染成金黄颜色，穿着纱衣，打扮得像小女孩。从敞开的门外边，可以看到屋子里的红砖地，一张大木床，牌桌上摆着一只大口水罐和一个面盆。街头上形形色色的人踱来踱去——邮轮上的印度水手，瑞典三桅帆船上的金发的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兵，英国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英俊的水兵，美国货轮上的黑人。白天，这里污秽肮脏，但是到了夜里，在小屋子的灯光照耀下，这条街就有一种罪恶的魅力。弥漫在空中的丑恶的淫欲使人感到窒息，简直是可怕的，但是在这一切缠绕着你、激动着你的景象里却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你觉得有一种人们并不了解的原始力量又让你厌恶，又深深地把你迷住。在这里，一切文明、体面都已荡然无存，人们面对的只是阴郁的现实，一种既热烈又悲哀的气氛笼罩着一切。

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

在思特里克兰德和尼柯尔斯坐的酒吧间里摆着一架自动钢琴，机械地演奏着喧噪聒耳的舞曲。屋子四周人们围坐在小桌旁边，这边六七个水手已经喝得半醉，吵吵嚷嚷，那边坐着的是一群士兵。屋子中央人们正一对对地挤在一起跳舞。留着大胡子、面色黝黑的水手用粗硬的大手使劲搂着自己的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着内衫。不时地也有两个水手站起来互相搂着跳舞。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没有一个人不在喝，不在叫，不在高声大笑；当一个人使劲吻了一下坐在他膝头上的女人时，英国的水手中就有人嘘叫，更增加了屋子的嘈杂。男人们的大靴子扬起的尘土和口里喷出的烟雾弄得屋子乌烟瘴气。空气又闷又热。卖酒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在给孩子喂奶。一个身材矮小、生着一张长满雀斑的扁脸年轻侍者，托着摆满啤酒杯子的托盘不住脚地走来走去。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硬汉子彼尔在两个高大黑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有七八分醉意了。他正在故意寻衅闹事。一进门彼尔就东倒西歪地撞在一张台子上，把一杯啤酒打翻了。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是三个士兵，双方马上争吵起来。酒吧间老板走出来，叫硬汉子彼尔走出去。老板脾气暴烈，从来不容顾客在他的酒馆闹事。硬汉子彼尔气焰有些收敛，他不太敢同酒吧间老板冲突，因为老板有警察作后盾。彼尔骂了一句，掉转了身躯。忽然，他一眼看见了思特里克兰德。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思特里克兰德前边，一句话不说，嘬了一口唾沫，直啐到思特里克兰德脸上。思特里克兰德抄起酒杯，向他扔去。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有那么一分钟，整个酒吧间变得非常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等硬汉子彼尔扑到思特里克兰德身上的时候，所有的人的斗志都变得激昂起来。刹那间，酒吧间开始了一场混战。啤酒台子打翻了，玻璃杯在地上摔得粉碎。双方厮打得越来越厉害。女人们躲到门边和柜台后面去，过路的行人从街头涌进来。只听见到处一片咒骂声、拳击声、喊叫声，屋子中间，一打左右的人打得难解难分。突然间，警察冲了进来，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门外窜。当酒吧间里多少清静下来以后，只见硬汉子彼尔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头上裂了个大口子。尼柯尔斯船长拽着思特里克兰德逃到外面街上，思特里克兰德的胳臂淌着血，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尼柯尔斯船长也是满脸血污；他的鼻子挨了一拳。

“我看在硬汉子彼尔出院以前，你还是离开马赛吧，”当他俩回到“中国茅房”开始清洗的时候，他对思特里克兰德说。

“真比斗鸡还热闹，”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仿佛看到了他脸上讥嘲的笑容。

尼柯尔斯船长非常担心。他知道硬汉子彼尔是睚眦必报的。思特里克兰德叫这个混血儿丢了大脸，彼尔头脑清醒的时候，是要小心提防的。他不会马上就动手，他会暗中等待一个适宜时机。早晚有一天夜里，思特里克兰德的脊背上会叫人捅上一刀，一两天以后，从港口的污水里会捞上一具无名流浪汉的尸体。第二天晚上尼柯尔斯到硬汉子彼尔家里去打听了一下。彼尔仍然住在医院里，但是他妻子已经去看过他。据他妻子说，彼尔赌天誓日说，他一出院就要结果思特里克兰德的性命。

又过了一个星期。

“我总是说，”尼柯尔斯船长继续回忆当时的情况，“要打人就把他打得厉厉害害的。这会给你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以后思特里克兰德交了一步好运。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到水手之家去要一名司炉，原来的司炉因为神经错乱在直布罗陀附近投海自杀了。

“你一分钟也别耽误，伙计，立刻到码头去，”船长对思特里克兰德说，“赶快签上你的名字。你是有证明文件的。”

思特里克兰德马上就出发了。尼柯尔斯船长从此再也没有同他见面。这艘轮船在码头只停泊了六小时，傍晚时分，尼柯尔斯船长看着轮船烟囱冒出的黑烟逐渐稀薄，轮船正在寒冬的海面上乘风破浪向东驶去。

我尽量把这些故事叙述得生动一些，因为我喜欢拿这一段经历同他住在伦敦阿施里花园时的生活进行对比，当时他忙着做股票生意，那时的生活我是亲眼见过的。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尼柯尔斯船长是个大言不惭的牛皮大王，他告诉我的这些事也有可能没有一句是真话。今后我如果发现思特里克兰德在世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他，他对马赛的知识完全来自一本杂志，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的。

四十八

这本书我本来准备就写到这里为止。我最初的计划是首先叙述一下思特里克兰德一生中最后几年是怎样在塔希提度过的，以及他悲惨的死亡，然后再回头来描写我所了解的他早年的生活。我预备这样做倒不是由于我的任性，而是因为想把思特里克兰德启程远航作为这本书的收尾；他那孤独的灵魂中怀着种种奇思遐想，终于向点燃起自己丰富想象的陌生的荒岛出发了。我喜欢这样一个画面：他活到四十七岁（到了这个年纪大多数人早已掉进舒适的生活沟槽里了）动身到天涯海角去寻找一个新世界；大海在凛冽的北风中一片灰蒙蒙，白沫四溅，他迷茫地盯视着逐渐消失、再也无法重见的法国海岸。我想他的这一行为含有某种豪迈的精神，他的灵魂里具有大无畏的勇气。我本来想让这本书结束的时候给人一线希望。我觉得这样也许能够突出思特里克兰德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但是我却写不好；不知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写下来，在试了一两次之后我还是放弃这样一个结构了。我走的还是老路子——从头开始。我决定按照我了解到的事实以先后顺序记叙我所知道的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

我掌握的事实只是一些断简残篇。我的处境很像一个生物学家，根据一根骨骼不仅要重新塑造出一个早已灭绝的生物的外貌，还要推测出它的生活习惯。思特里克兰德没有给那些在塔希提同他有接触的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在这些人眼睛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永远缺钱花的流浪汉，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爱画一些他们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画。直到他死了多年以后，巴黎和柏林的画商陆续派来几个代理人搜寻思特里克兰德可能散失在岛上的遗作时，这些人才多少认识到在他们当中一度生活过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这时想起来，当时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今天已经价值连城的名画，他们白白让机会从眼皮底下溜掉，真是追悔莫及。塔希提有一位姓寇汉的犹太商人，手里存着思特里克兰德的一幅画；他得到这幅画的情况有一点不寻常。寇汉是个法国小老头，生着一对温柔、善良的眼睛，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他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水手，自己有一只快艇，常常勇敢地往来于包莫图斯群岛、马克萨斯和塔希提群岛之间，运去当地需要的商品，载回来椰子干、蚌壳和珍珠。我去看他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他有一颗大黑珍珠要廉价出售。后来我发现他的要价超过我的支付能力，我便同他谈起思特里克兰德来。他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

“你知道，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画家，”他对我说，“很少有画家到我们这些岛上来，我很可怜他，因为我觉得他画的画很蹩脚。他的头一个工作就是我给他的。我在半岛上有一个种植园，需要一个白人监工。除非有个白人监督着他们，这些土人是绝不肯给你干活的。我对他说：‘你有的是时间画画儿，你还可以挣点钱。’我知道他正在挨饿，但是我给他的工资很高。”

“我想他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监工，”我笑着说。

“我对他的要求并不苛刻。我对艺术家总是同情的。我们一家人生来就是这样，你知道。但是他只干了几个月的活儿。等他攒够了钱，能够买油彩和画布的时候，他就想离开这地方，跑到荒林里去。但是我还是经常不断地能见到他。每过几个月他就到帕皮提来一次，待几天；他会从随便哪个人手里弄到点钱，于是又无影无踪了。正是在他这样一次访问时，他到我家里来，要向我借两百法郎。他的样子像是一个礼拜没吃一顿饱饭了，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了，我知道这笔钱我绝不会再要回来了。你猜怎么着，一年以后，他又来看我了，带着一幅画。他没提向我借钱的事，他只说：‘这是一幅你那座种植园的画，是我给你画的。’我看了看他的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然了，我还是对他表示感谢。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幅画拿给我的妻子看。”

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画家

“他画得怎么样？”我问。

“别问我这个，我一点也看不懂。我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画。‘这幅画咱们怎么办？’我问我的妻子说。‘什么时候也挂不出去，’她说，‘人家会笑掉大牙的，’就这样她把它拿到阁楼上，同各式各样的废物堆在一起。我的妻子什么东西也舍不得扔掉，这是她的习性。几年以后，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正当大战爆发之前，我哥哥从巴黎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在塔希提住过的英国人？看来这人是个天才，他的画现在能卖大钱。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弄到他画的任何东西，给我寄来。这件事很能赚钱。’于是我对我的妻子说：‘思特里克兰德给我的那张画还有没有？会不会仍然在阁楼上放着呢？’‘没错儿，’她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什么东西都不扔。这是我的毛病。’我们两人走到阁楼上，这里堆着自从我们住到这所房子的第一天起积攒了三十年的各式各样的破烂货。那幅画就在这些我也弄不清楚到底都是些什么的废物堆里面。我又仔细看了看。我说：‘谁想得到，我的半岛上的种植园里的一个监工，一个向我借过两百法郎的人，居然是个伟大天才。你看得出这幅画哪点画得好吗？’‘看不出来，’她说，‘一点也不像咱们的种植园，再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椰子树长着蓝叶子。他们巴黎人简直发疯了，也说不定你哥哥能把那幅画卖两百法郎，正好能抵思特里克兰德欠我们的那笔债。’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画包装好，给我哥哥寄去了。最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你猜他信里面怎么说？‘画已收到，’他说，‘我必须承认，开始我还认为你在同我开玩笑。我真不应该出这笔寄费。我几乎没有胆量把它拿给同我谈过这件事的那位先生看。当他告诉我这是一件杰作，并出价三万法郎要购买它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吃惊。我猜想他还肯出更多的钱。但是说老实话，这件事当时太出乎我的意料，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了。没等我脑子清醒过来以前，这笔生意已经拍板成交了。’”

接着，寇汉先生又说出几句着实令人起敬的话。

“我希望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还活着。我真想知道，在我把两万九千八百法郎卖画的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会说什么。”

四十九

我住在鲜花旅馆，旅馆的女主人，约翰生太太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她如何把大好良机白白错过去了。思特里克兰德死了以后，他的一些遗物在帕皮提市场上拍卖。她亲自跑了一趟，因为在拍卖的物品中有一个她需要的美国式煤油炉子。她花了二十七法郎把炉子买了下来。

“有十来张画，”她对我说，“但是都没有镶框，谁也不要。有几张要卖十法郎，但是大部分只卖五六法郎一张。想想吧，如果我把它们买下来，现在可是大富翁了。”

但是蒂阿瑞·约翰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对发不了财；她手头根本存不下钱。她是一个在塔希提落户的白人船长同一个土著女人结婚生的女儿。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但是样子比年纪显得还要老。她的身躯又大又壮，一身肥肉；如果不是一张只能呈现出仁慈和蔼表情来的一团和气的面孔，她的仪表会是非常威严的。她的胳臂像两条粗羊腿，乳房像两颗大圆白菜，一张胖脸满是肥肉，给人以浑身赤裸、很不雅观的感觉。脸蛋下面是一重又一重的肉下巴（我说不上她有几重下巴），嘟嘟噜噜地一直垂到她那肥胖的胸脯上。平常她总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宽大的薄衫，戴着一顶大草帽，但是当她把头发松垂下来的时候（她常常这样做，因为她对自己的头发感到很骄傲），你会看到她生着一头又黑又长、打着小卷的秀发；此外，她的眼睛也非常年轻，炯炯有神。她的笑声是我听到过的最富有感染性的笑声；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喉咙里一阵低声咯咯，接着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她那肥胖的身躯整个都哆哆嗦嗦地震颤起来。她最喜欢的是三件东西——笑话、酒同漂亮的男人。有缘同她结识真是一件荣幸的事。

她是岛上最好的厨师，对美馔佳肴有很深的爱好。从清早直到夜晚，你什么时候都会看见她坐在厨房里一把矮椅上，一名中国厨师和两三个本地的使女围着她团团转；她一面发号施令，一面同所有的人东拉西扯，偷空还要品尝一下她设计烹调出的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如果要对一位朋友表示敬意，她就亲自下厨。殷勤好客是她的本性；只要鲜花旅馆有东西吃，岛上的人谁也用不着饿肚皮。她从来不因为房客付不出账而把他们赶走。有一次有一个住在她旅馆的人处境不佳，她竟一连几个月供给这人食宿，分文不收。最后开洗衣店的中国人因为这人付不起钱不再给他洗衣服，她就把这位房客的衣服和自己的混在一起给洗衣店送去。她说，她不能看着这个可怜的人穿脏衬衫，此外，既然他是一个男人，而男人又非抽烟不可，她还每天给这个人一个法郎，专门供他买纸烟。她对这个人同对那些每星期付一次账的客人一样殷勤和气。

年龄和发胖已经使她自己不能再谈情说爱了；但是她对年轻人的恋爱事却极有兴趣。她认为情欲方面的事是人的本性，男人女人都是如此，她总是从自己的丰富经验中给人以箴言和范例。

“我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发现我有了爱人，”她说，“他是热带鸟号上的三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

她叹了一口气。人们都说女人总是不能忘怀自己的第一个爱人；但是也许她并不是永远把头一个爱人记在心上的。

“我父亲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他怎么着你了？”我问。

“他差点儿把我打得一命呜呼，以后他就让我同约翰生船长结了婚。我倒也不在乎。当然了，约翰生船长年纪大多了，但是他也很漂亮。”

蒂阿瑞——这是一种香气芬芳的白花，她父亲给她起的名字。这里的人说，只要你闻过这种花香，不论走得多么远，最终还要被吸引回塔希提去——蒂阿瑞对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记得非常清楚。

“他有时候到这里来，我常常看见他在帕皮提走来走去。我挺可怜他，他瘦得要命，口袋总是空空的。我一听说他到城里来了，就派一个茶房去把他找来，到我这里来吃饭。我还给他找过一两回工作，但是他什么事也干不长。过不了多久，他就又想回到荒林里去，于是一天清早，他人就不见了。”

思特里克兰德大约是在离开马赛以后六个月到的塔希提。他在一只从奥克兰驶往旧金山的帆船上干活儿，弄到一个舱位。到达塔希提的时候，他随身带的只是一盒油彩、一个画架和一打画布。他口袋里有几英镑钱，这是他在悉尼干活儿挣的。他在城外一个土著人家里租了一间小屋子。我猜想他一到塔希提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蒂阿瑞告诉我思特里克兰德有一次同她讲过这样的话：

“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讲：‘看，那不是吗？’我抬起头一望，看到了这个岛的轮廓。我马上就知道这是我终生寻找的地方。后来我们的船越走越近，我觉得好像记得这个地方。有时候我在这里随便走的时候，我见到的东西好像都很熟悉。我敢发誓，过去我曾经在这里待过。”

“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把人吸引住，”蒂阿瑞说，“我听说，有的人趁他们乘的轮船上货的时候到岸上来，准备待几小时，可是从此就再也不离开这个地方了。我还听说，有些人到这里来，准备在哪个公司干一年事，他们对这个地方骂不绝口，离开的时候，发誓赌咒，宁肯上吊也决不再回来。可是半年以后，你又看见他们登上这块陆地；他们会告诉你说，在别的任何地方他们也无法生活下去。”

五十

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

我给蒂阿瑞讲了一个我在圣托玛斯医院认识的人的故事。这是个犹太人，姓阿伯拉罕。他是个金黄头发、身体粗壮的年轻人。性格腼腆，对人和气，但是很有才能。他是靠着一笔奖学金入学的，在五年学习期间，任何一种奖金只要他有机会申请就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儿。他先当了住院内科医生，后来又当了住院外科医生。没有人不承认他的才华过人。最后他被选进领导机构中，他的前程已经有了可靠的保证。按照世情推论，他在自己这门事业上肯定会飞黄腾达、名利双收的。在正式上任以前，他想度一次假；因为他自己没有钱，所以在一艘开往地中海的不定期货船上谋了个医生位置。这种货轮上一般是没有医生的，只是由于医院里有一名高级外科医生认识跑这条航线的一家轮船公司的经理，货轮看在经理情面上才录用了阿伯拉罕。

几个星期以后，医院领导人收到一份辞呈，阿伯拉罕声明他决定放弃这个人人嫉羡的位置。这件事使人们感到极其惊诧，千奇百怪的谣言不胫而走。每逢一个人干出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的相识们总是替他想出种种最令人无法置信的动机。但是既然早就有人准备好填补他留下的空缺，阿伯拉罕不久也就被人遗忘了。以后再也没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这个人就这样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

大约十年之后，有一次我乘船去亚历山大港。即将登陆之前，一天早上，我被通知同其他旅客一起排好队，等待医生上船来检查身体。来的医生是个衣履寒酸、身体肥硕的人。当他摘下帽子以后，我发现这人的头发已经完全秃了。我觉得仿佛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忽然，我想起来了。

“阿伯拉罕，”我喊道。

他转过头来，脸上显出惊奇的神色。愣了一会儿，他也认出我来，立刻握住我的手。在我们两人各自惊叹了一番后，他听说我准备在亚历山大港过夜，便邀请我到英侨俱乐部去吃晚饭。在我们会面以后，我再次表示在这个地方遇到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现在的职务相当低微，他给人的印象也很寒酸。这以后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在他出发到地中海度假的时候，他一心想的是再回伦敦去，到圣·托玛斯医院去就职。一天早晨，他乘的那艘货轮在亚历山大港靠岸，他从甲板上看着这座阳光照耀下的白色城市，看着码头上的人群。他看着穿着褴褛的轧别丁衣服的当地人，从苏丹来的黑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成群结队、吵吵嚷嚷，土耳其人戴着平顶无檐的土耳其小帽，他看着阳光和碧蓝的天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境忽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他无法描述这是怎么一回事。事情来得非常突兀，据他说，好像晴天响起一声霹雳；但他觉得这个譬喻不够妥当，又改口说好像得到了什么启示。他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突然间，他感到一阵狂喜，有一种取得无限自由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老家，他当时当地就打定主意，今后的日子他都要在亚历山大度过了。离开货轮并没有什么困难；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已经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登岸了。

“船长一定会觉得你发疯了，”我笑着说。

“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才不在乎呢。做出这件事来的不是我，是我身体里一种远比我自己的意志更强大的力量。上岸以后，我四处看了看，想着我要到一家希腊人开的小旅馆去；我觉得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家旅馆。你猜怎么着？我一点儿也没有费劲儿就走到这家旅馆前边，我一看见这地方马上就认出来了。”

“你过去到过亚历山大港吗？”

“没有。在这次出国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

不久以后，他就在公立医院找到个工作，从此一直待在那里。

“你从来没有后悔过吗？”

“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我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但是我感到心满意足。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希望这样活下去，直到我死。我生活得非常好。”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亚历山大港，直到不久以前我才又想起阿伯拉罕的事。那是我同另外一个行医的老朋友，阿莱克·卡尔米凯尔一同吃饭的时候。卡尔米凯尔回英国来短期度假，我偶然在街头上遇见了他。他在大战中工作得非常出色，荣获了爵士封号。我向他表示了祝贺。我们约好一同消磨一个晚上，一起叙叙旧。我答应同他一起吃晚饭，他建议不再约请别人，这样我俩就可以不受干扰地畅谈一下了。他在安皇后街有一所老宅子，布置很优雅，因为他是一个很富于艺术鉴赏力的人。我在餐厅的墙上看到一幅贝洛托的画，还有两幅我很羡慕的佐范尼的作品。当他的妻子，一个穿着金色衣服、高身量、样子讨人喜欢的妇女离开我们以后，我笑着对他说，他今天的生活同我们在医学院做学生的时代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那时，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桥大街一家寒酸的意大利餐馆吃一顿饭都认为是非常奢侈的事。现在阿莱克·卡尔米凯尔在六七家大医院都兼任要职，据我估计，一年可以有一万镑的收入。这次受封为爵士，只不过是他迟早要享受到的第一个荣誉而已。

“我混得不错，”他说，“但是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归功于我偶然交了一个好运。”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懂？你还记得阿伯拉罕吧？应该飞黄腾达的本该是他。做学生的时候，他处处把我打得惨败。奖金也好，助学金也好，都被他从我手里夺去；哪次我都甘拜下风。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我现在的地位就是他的了。他对于外科手术简直是个天才。谁也无法同他竞争。当他被指派为圣·托玛斯附属医学院注册员的时候，我是绝对没有希望进入领导机构的。我只能开业当个医生，你也知道，一个普通开业行医的人有多大可能跳出这个槽槽去。但是阿伯拉罕却让位了，他的位子让我弄到手了。这样就给了我步步高升的机会了。”

“我想你说的话是真的。”

“这完全是运气。我想，阿伯拉罕这人心理一定变态了。这个可怜虫，一点儿救也没有了。他在亚历山大港卫生部门找了个小差事——检疫员什么的。有人告诉我，他同一个丑陋的希腊老婆子住在一起，生了半打长着瘰疬疙瘩的小崽子。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脑子聪明不聪明，真正重要的是要有个性。阿伯拉罕缺少的正是个性。”

个性？在我看来，一个人因为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更有重大的意义，只经过半小时的考虑就甘愿抛弃一生的事业前途，这才需要很强的个性呢。贸然走出这一步，以后永不后悔，那需要的个性就更多了。但是我什么也没说。阿莱克·卡尔米凯尔继续沉思着说：

“当然了，如果我对阿伯拉罕的行径故作遗憾，我这人也就太虚伪了。不管怎么说，正因为他走了这么一步，才让我占了便宜。”他吸着一支长长的寇罗纳牌哈瓦那雪茄烟，舒适地喷着烟圈。“但是如果这件事同我个人没有牵连的话，我是会为他虚掷才华感到可惜的。一个人竟这样糟蹋自己实在太令人心痛了。”

我很怀疑，阿伯拉罕是否真的糟蹋了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但是我还是没有说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同一位爵士争辩呢？

五十一

当我给蒂阿瑞讲完了这个故事，她很称赞我看问题的敏锐。这以后，我们埋头干了几分钟活儿，谁也没有再开口，因为我们当时正在剥豆子。她的眼睛对厨房里发生的事一件也不放过，没过多一会儿，她看到中国厨师做了一件她非常不赞成的事，马上对他骂了一大串话，但是那个中国人也毫不示弱，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一场极为激烈的舌战。他们对骂时用的是当地土话，我只听得懂五六个词，给我的印象是，好像世界末日都快要到了。但是没过多久，和平就又恢复了，而且蒂阿瑞居然还递给厨师一根纸烟。两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喷起云雾来。

“你知道，他的老婆还是我给找的呢，”蒂阿瑞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一张大脸上布满了笑容。

“厨师的老婆？”

“不，思特里克兰德的。”

“他已经有了呀。”

“他也这么说。可是我告诉他，他的老婆在英国，英国在地球的那一边呢。”

“不错，”我回答说。

“每隔两三个月，当他需要油彩啊、烟草啊，或者缺钱花的时候，他就到帕皮提来一趟。到了这里，他总是像个没主的野狗似地东游西荡，我看着怪可怜的。我这里雇着一个女孩子，帮我收拾房间。她名字叫爱塔。她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父母都死了，所以我只好收留了她。思特里克兰德有时候到我这儿来吃一顿饱饭，或者同我这里的哪个干活儿的下盘棋。我发现每次他来的时候，爱塔都盯着他。我就问她她是不是喜欢这个人。她说她很喜欢他。你知道这些女孩子是怎么样的，都喜欢找个白人。”

“爱塔是本地人吗？”我问。

“是的，一滴白人的血液也没有。就这样，在我同她谈了以后，我就派人把思特里克兰德找来，我对他说：‘思特里克兰德啊，你也该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像你这样年龄的人不应该再同码头边上的女人鬼混了。那里面没有好人，跟她们在一起你是落不出好儿来的。你又没有钱，不管什么事你都干不长，没有干过两个月的。现在没有人肯雇你了。尽管你说你可以同哪个土人一直住在丛林里头，他们也愿意同你住在一起，因为你是个白人，但是作为一个白人来说，你这种生活可不像样子。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思特里克兰德。’”

蒂阿瑞说话的时候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用英语，因为这两种话她说得同样流利。她说话的时候语调像是在唱歌，听起来非常悦耳。如果小鸟会讲英语的话，你会觉得它正是用这种调子说话的。

“‘听我说，你跟爱塔结婚怎么样？她是个好姑娘，今年才十七岁。她从来不像这里有些女孩那样乱来——同个把船长或是大副要好过，这种事倒是有，但是跟当地人却绝对没有乱来过。她是很自爱的，你知道。上回奥阿胡号到这里来的时候，船上的事务长对我讲，他在所有这些岛上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比她更好的姑娘呢。她现在也到了寻个归宿的时候啦，再说，船长也好、大副也好，总不时地想换个口味。凡是给我干活的女孩子我都不叫她们干多少年。爱塔在塔拉窝河旁弄到一小块地产，就在你到这里不久以前，收获的椰子干按现在的市价算足够你舒舒服服过日子。那里还有一幢房子，你要想画画儿要多少时间有多少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蒂阿瑞停下来喘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英国是有老婆的。‘我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我对他说，‘他们在别的地方都有个外家；一般说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到我们这些岛上来的原故。爱塔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她不要求当着市长的面举行什么仪式。她是个耶稣教徒，你知道，信耶稣教的对待这种事不像信天主教的人那么古板。’

“这时候他说道：‘那么爱塔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呢？’‘看起来，她对你很有情意，’我说，‘如果你愿意，她也会同意的。要不要我叫她来一下？’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像他平常那样，笑声干干巴巴，样子非常滑稽。于是我就把爱塔叫过来。爱塔知道刚才我在同思特里克兰德谈什么，这个骚丫头；我一直用眼角盯着她，她假装在给我熨一件刚刚洗过的罩衫，耳朵却一个字不漏地听着我们俩讲话。她走到我面前，咯咯地笑着，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些害羞。思特里克兰德打量了她一阵，没有说什么。”

“她长得好看吗？”我问。

“挺漂亮。但是你过去一定看到过她的画儿了。他给她画了一幅又一幅，有时候围着一件帕利欧，有时候什么都不穿。不错，她长得蛮漂亮。她会做饭。是我亲自教会她的。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正在琢磨这件事，我就对他说：‘我给她的工资很多，她都攒起来了。她认识的那些船长和大副有时候也送给她一点儿东西。她已经攒了好几百法郎了。’

他给她画了一幅又一幅

“思特里克兰德一边揪着大红胡子，一边笑起来。

“‘喂，爱塔，’他说，‘你喜欢不喜欢叫我当你丈夫？’

“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叽叽咯咯地笑着。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思特里克兰德，这个女孩子对你挺有情意吗？’我说。

“‘我可是要揍你的，’他望着她说。

“‘你要是不打我，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她回答说。”

蒂阿瑞把这个故事打断，回溯起自己的往事来。

“我的第一个丈夫，约翰生船长，也总是经常不断地用鞭子抽我。他是个男子汉，六英尺三高，长得仪表堂堂。他一喝醉了，谁也劝不住他，总是把我浑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多少天也退不去。咳，他死了的时候我那个哭啊。我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从这个打击里恢复过来啦。但是我真的懂得我的损失多么大，那还是在我同乔治·瑞恩尼结婚以后。要是不跟一个男的一起生活，你是永远不会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的。乔治·瑞恩尼叫我大失所望，任何一个男人也没有这么叫我失望过。他长得也挺漂亮，身材魁梧，差不多同约翰生船长一样高，看起来非常结实。但是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简直可以当个传教士。每一条轮船进港我都同船上的高级船员谈情说爱，可是乔治·瑞恩尼什么也看不见。最后我实在腻味他了，我跟他离了婚。嫁了这么一个丈夫有什么好处呢？有些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真是太可怕了。”

我安慰了一下蒂阿瑞，表示同情地说，男人总是叫女人上当的；接着我就请她继续给我讲思特里克兰德的故事。

“‘好吧，’我对思特里克兰德说，‘这事不用着急。慢慢地好好想一想。爱塔在厢房里有一间挺不错的屋子，你跟她一起生活一个月，看看是不是喜欢她。你可以在我这里吃饭。一个月以后，如果你决定同她结婚，你就可以到她那块地产上安下家来。’

“他同意这样做。爱塔仍然给我干活儿，我叫思特里克兰德在我这里吃饭，像我答应过的那样。我教给爱塔做一两样他喜欢吃的菜。他并没有怎么画画儿。他在山里游荡，在河里边洗澡。他坐在海边上眺望咸水湖。每逢日落的时候，就到海边上去看莫里阿岛。他也常常到礁石上去钓鱼。他喜欢在码头上闲逛，同本地人东拉西扯。他从不叫叫嚷嚷，非常讨人喜欢。每天吃过晚饭他就同爱塔一起到厢房里去。我看得出来，他渴望回到丛林里去。到了一个月头上，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要是爱塔愿意走的话，他是愿意同爱塔一起走的。于是我给他们准备了一桌喜酒。我亲自下的厨。我给他们做了豌豆汤、葡萄牙式的大虾、咖喱饭和椰子色拉——你还没尝过我做的椰子色拉呢，是不是？在你离开这里以前我一定给你做一回——我还给他们准备了冰激凌。我们拚命地喝香槟，接着又喝甜酒。啊，我早就打定主意，一定要把婚礼办得像个样子。吃完了饭，我们就在客厅里跳舞。那时候我还不像现在这么胖，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

鲜花旅馆的客厅并不大，摆着一架简易式的钢琴，沿着四边墙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套菲律宾红木家具，上面铺着烙着花的丝绒罩子，圆桌上放着几本照相簿，墙上挂着蒂阿瑞同她第一个丈夫约翰生船长的放大照片。虽然蒂阿瑞已经又老又胖，可是有几次我们还是把布鲁塞尔地毯卷起来，请来在旅馆里干活的女孩子同蒂阿瑞的两个朋友，跳起舞来，只不过伴奏的是由一台像害了气喘病似的唱机放出的音乐而已。露台上，空气里弥漫着蒂阿瑞花的浓郁香气，头顶上，南十字座星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上闪烁发光。

蒂阿瑞回忆起很久以前的那次盛会，脸上不禁显出迷醉的笑容来。

“那天我们一直玩到半夜三点钟，上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喝得醉醺醺的。我早就同他们讲好，他们可以乘我的小马车走，一直到大路通不过去的地方。那以后，他们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爱塔的产业在很远很远的一处山峦叠抱的地方。他们天一亮就动身了，我派去送他们的仆人直到第二天才回来。

“不错，思特里克兰德就这样结婚了。”

五十二

我想，这以后的三年是思特里克兰德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爱塔的房子距离环岛公路有八公里远，要到那里去需要走过一条为热带丛林浓荫覆盖着的羊肠小道。这是一幢用本色木头盖成的带凉台的平房，一共有两间屋子，屋外还有一间用作厨房的小棚子。室内没有家具，地上铺着席子当床用。只有凉台上放着一把摇椅。

芭蕉树一直长到房子的跟前；巨大的叶子破破烂烂，好像一位遭了厄运的女王的破烂衣衫。房子背后有一株梨树，房子四周到处种着能变钱花的椰子树。爱塔的父亲生前围着这片地产种了一圈巴豆；这些巴豆如今生得密密匝匝，开着绚烂的花朵，像一道火焰墙似地把椰林围绕起来。此外，正对着房子还有一棵芒果树，房前一块空地边上有两棵姊妹树，开着火红的花朵，同椰子树的金黄椰果竞相斗妍。

思特里克兰德就靠着这块地的出产过活，很少到帕皮提去。离他住的地方不远有一条小河，他经常在里面洗澡。有时候河水里有鱼群出现，土人们便拿着长矛从各处走来，大吵大嚷地把正向海里游去的受惊的大鱼叉上来。思特里克兰德有时候也到海滩上去，回来的时候总带来一筐各种颜色的小鱼。爱塔用椰子油把鱼炸了，有时还配上一只大海虾，另外她还常常给他做一盘味道鲜美的螃蟹，这种螃蟹在脚底下爬来爬去，一伸手就可以捉住。山上面长着野橘子树；爱塔偶然同村子里两三个女伴上山去，总是满载而归，带回许多芬芳甘美的绿色小橘子。不久以后，椰子成熟，就该到采摘的时候了。爱塔的表兄表弟、堂兄堂弟（像所有的土人一样，她的亲戚数也数不过来）成群结队地爬到树上去，把成熟的大椰子扔下来。他们把椰子剖开，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干以后就把椰肉取出来，装在口袋里。妇女们把一袋袋的椰肉运到咸水湖附近一个村落的贸易商人那里，换回来大米、肥皂、罐头肉和一点点儿钱。有时候邻村有什么庆贺宴会，就要杀猪。附近的人蜂拥到那里，又是跳舞，又是唱赞美诗，大吃大喝一顿，吃得人人都快要呕吐了。

椰子成熟，就该到采摘的时候了

但是他们的房子离附近的村子很远，塔希提的人是不喜欢活动的。他们喜欢旅行，喜欢闲聊天，就是不喜欢走路。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也没有人到思特里克兰德同爱塔家里来。思特里克兰德画画儿、看书，天黑了以后，就同爱塔一起坐在凉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天空。后来爱塔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来服侍她的一个老婆婆待下来，一直也没有走。不久，老婆婆的一个孙女也来同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又来了个小伙子——谁也不清楚这个人从哪儿来，同哪个人有亲属关系——，他也毫无牵挂地在这里落了户。就这样他们逐渐成了个大家庭。

五十三

“看啊，那就是布吕诺船长，”有一天，我脑子里正在往一块拼缀蒂阿瑞给我讲的关于思特里克兰德的片片断断的故事时，她忽然喊叫起来。“这个人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他到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去过。”

我看到的是一个已过中年的法国人，蓄着一大捧黑胡子，不少已经花白，一张晒得黝黑的面孔，一对闪闪发光的大眼睛。他身上穿着一套很整洁的帆布衣服。其实吃午饭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他了，旅馆的一个中国籍侍者阿林告诉我，他是从包莫图斯岛来的，他乘的船当天刚刚靠岸。蒂阿瑞把我引见给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很大，当中印着他的姓名——勒内·布吕诺，下面一行小字是“龙谷号船长”。我同蒂阿瑞当时正坐在厨房外面的一个小凉台上，蒂阿瑞在给她手下的一个女孩子裁衣服。布吕诺船长就和我们一起坐下了。

“是的，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他说。“我喜欢下棋，他也是只要找到个棋友就同人下。我每年为了生意上的事要到塔希提来三四回，如果他凑巧也在帕皮提，总要找我来一起玩几盘。后来，他结婚了，”——说到结婚两个字布吕诺船长笑了笑，耸了一下肩膀——“在同蒂阿瑞介绍给他的那个女孩子到乡下去住以前，他邀请我有机会去看看他。举行婚礼那天我也是贺客之一。”他看了蒂阿瑞一眼，两个人都笑了。“结婚以后，他就很少到帕皮提来了。大约一年以后，凑巧我到他居住的那一带去，我忘了是为办一件什么事了。事情办完以后，我对自己说：‘嗳，我干吗不去看看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呀？’我向一两个本地的人打听，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结果我发现他住的地方离我那儿还不到五公里远。于是我就去了。我这次去的印象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住家是在珊瑚岛上，是环抱着咸水湖的一个低矮的环形小岛。那地方的美是海天茫茫的美。是湖水变幻不定的色彩和椰子树的摇曳多姿。而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却是另一种美，好像是生活在伊甸园里。哎呀，我真希望我能把那迷惑人的地方描摹给你们听。与人寰隔绝的一个幽僻的角落，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四围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木。那里是观赏不尽的色彩，芬芳馥郁的香气，荫翳凉爽的空气。这个人世乐园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他就住在那里，不关心世界上的事，世界也把他完全遗忘。我想，在欧洲人的眼睛里，那地方也许显得太肮脏了一些；房子破破烂烂，而且收拾得一点儿也不干净。我刚走近那幢房子，就看见凉台上躺着三四个当地人。你知道这里的人总爱凑在一起。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摊开了身体在地上躺着，抽着纸烟，身上除了一条帕利欧以外什么也没有穿。”

所谓帕利欧就是一长条印着白色图案的红色或蓝色的棉布，围在腰上，下面搭在膝盖上。

“一个女孩子，大概有十五六岁吧，正在用凤梨树叶编草帽，一个老太婆蹲在地上抽烟袋。后来我才看到爱塔，她正在给一个刚出世不久的小孩喂奶，另外一个小孩，光着屁股，在她脚底下玩。爱塔看见我以后，就招呼思特里克兰德。思特里克兰德从屋子里走到门口。他身上同样也只围着一件帕利欧。他留着大红胡子，头发粘成一团，胸上长满了汗毛，样子真是古怪。他的两只脚磨得起了厚茧，还有许多疤痕，我一看就知道他从不穿鞋。说实在的，他简直比当地人更加土化。他看见我好像很高兴，吩咐爱塔杀一只鸡招待我。他把我领进屋子里，给我看我来的时候他正在画的一张画。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床，当中是一个画架，画架上钉着一块画布。因为我觉得他挺可怜，所以花了不多钱买了他几张画。这些画大多数我都寄给法国的朋友了。虽然我当时买这些画是出于对他的同情，但是时间长了，我还是喜欢上它们了。我发现这些画有一种奇异的美。别人都说我发疯了，但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我是这个地区第一个能鉴赏他的绘画的人。”

我真希望我能把那迷惑人的地方描摹给你们听

他幸灾乐祸地向蒂阿瑞笑了笑。于是蒂阿瑞又一次后悔不迭地给我们讲起那个老故事来：在拍卖思特里克兰德遗产的时候，她怎样一点儿也没有注意他的画，只花了二十七个法郎买了一个美国的煤油炉子。

“这些画你还保留着吗？”我问。

“是的。我还留着。等我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我再卖，给她做陪嫁。”

他又接着给我们讲他去看思特里克兰德的事。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同他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上。本来我想在他那里只待一个钟头，但是他执意留我住一夜。我犹豫了一会儿；说老实话，我真不喜欢他建议叫我在上面过夜的那张草席。但是最后我还是耸了耸肩膀，同意留下了。当我在包莫图斯岛给自己盖房子的时候，有好几个星期我睡在外面露天地里，我睡的床要比这张草席硬得多，盖的东西只有草叶子。讲到咬人的小虫，我的又硬又厚的皮肤实在是最好的防护物。

“在爱塔给我们准备晚饭的时候，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到小河边上去洗了一个澡。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坐在露台上乘凉。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来的时候看见的那个年轻人有一架手风琴，他演奏的都是十几年以前音乐厅里流行过的曲子。在热带的夜晚，在这样一个离开人类文明几千里以外的地方，这些曲调给人以一种奇异的感觉。我问思特里克兰德，他这样同各式各样的人胡乱住在一起，是否觉得厌恶。他回答说不；他喜欢他的模特儿就在眼前。过了不久，当地人都大声打着呵欠，各自去睡觉了，露台上只剩下我同思特里克兰德。我无法向你描写夜是多么寂静。在我们包莫图斯的岛上，夜晚从来没有这里这么悄无声息。海滨上有一千种小动物发出的声响。各式各样的带甲壳的小东西永远也不停息地到处爬动，另外还有生活在陆地上的螃蟹嚓嚓地横爬过去。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咸水湖里鱼儿跳跃的声音，另外的时候，一条棕色鲨鱼把别的鱼儿惊得乱窜，弄得湖里发出一片噼啪的泼溅声。但是压倒这一切嘈杂声响的还是海水拍打礁石的隆隆声，它像时间一样永远也不终止。但是这里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空气里充满了夜间开放的白花的香气。这里的夜这么美，你的灵魂好像都无法忍受肉体的桎梏了。你感觉到你的灵魂随时都可能飘升到缥缈的空际，死神的面貌就像你亲爱的朋友那样熟悉。”

蒂阿瑞叹了口气。

“啊，我真希望我再回到十五岁的年纪。”

这时，她忽然看见一只猫正在厨房桌上偷对虾吃，随着连珠炮似的一串咒骂，她又麻利又准确地把一本书扔在仓皇逃跑的猫尾巴上。

“我问他同爱塔一起生活幸福不幸福。

“‘她不打扰我，’他说。‘她给我做饭，照管孩子。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凡是我要求一个女人的，她都给我了。’

“‘你离开欧洲从来也没有后悔过吗？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怀念巴黎或伦敦街头的灯火？怀念你的朋友、伙伴？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剧院呀、报纸呀、公共马车隆隆走过鹅卵石路的声响？’

“很久，很久，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他开口道：

“‘我愿意待在这里，一直到我死。’

“‘但是你就从来也不感到厌烦，不感到寂寞？’我问道。

“他咯咯地笑了几声。

“‘我可怜的朋友，’他说，‘很清楚，你不懂做一个艺术家是怎么回事。’”

布吕诺船长转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他的一双和蔼的黑眼睛里闪着奇妙的光辉。

“他这样说对我可太不公平了，因为我也知道什么叫怀着梦想。我自己就也有幻想。从某一方面讲，我自己也是个艺术家。”

半天我们都没有说话。蒂阿瑞从她的大口袋里拿出一把香烟来，递给我们每人一支。我们三个人都抽起烟来。最后她开口说：

“既然这位先生对思特里克兰德有兴趣，你为什么不带他去见一见库特拉斯医生啊？他可以告诉他一些事，思特里克兰德怎样生病，怎样死的，等等。”

“我很愿意，”船长看着我说。

我谢了谢他。他看了看手表。

“现在已经六点多钟了。如果你肯同我走一趟，我想这时候他是在家的。”

我二话没说，马上站了起来；我俩立刻向医生家里走去。库特拉斯住在城外，而鲜花旅馆是在城市边缘上，所以没有几步路，我们就已经走到郊野上了。路很宽，一路上遮覆着胡椒树的浓荫。路两旁都是椰子和香子兰种植园。一种当地人叫海盗鸟的小鸟在棕榈树的叶子里叽叽喳喳地叫着。我们在路上经过一条浅溪，上面有一座石桥；我们在桥上站了一会儿，看着本地人的孩子在水里嬉戏。他们笑着、喊着，在水里互相追逐，棕色的小身体滴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五十四

我一面走路一面思索着他到这里以后的景况。最近一些日子我听到思特里克兰德不少轶事，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这里的环境。他在这个遥远的海岛上似乎同在欧洲不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引起别人的厌嫌；相反地，人们对他都很同情，他的奇行怪癖也没有人感到诧异。在这里的人们——不论是欧洲人或当地土著——眼里，他当然是个怪人，但是这里的人对于所谓怪人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对他从不另眼相看。世界上有的是怪人，他们的举止离奇古怪；也许这里的居民更能理解，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在英国或法国，思特里克兰德可以说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圆孔里插了个方塞子”，而在这里却有各种形式的孔，什么样子的塞子都能各得其所。我并不认为他到这里以后脾气比过去变好了，不那么自私了，或者更富于人情味儿了；而是这里的环境对他比以前适合了。假如他过去就在这里生活，人们就不会注意到他的那些劣点了。他在这里所经历到的是他在本乡本土不敢希冀、从未要求的——他在这里得到的是同情。

这一切我感到非常惊奇；我把我的想法试着同布吕诺船长谈了一些。他并没有立刻回答我什么。

“我对他感到同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最后他说，“因为，尽管我们两人可能谁也不知道，我们寻求的却是同一件东西。”

“你同思特里克兰德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人，有什么东西会是你们俩共同寻求的呢？”

“美。”

“你们寻求的东西太高了，”我咕噜了一句。

“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人要是坠入情网，就可能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那时候他就会像古代锁在木船里摇桨的奴隶一样，身心都不是自己所有了。把思特里克兰德俘获住的热情正同爱情一样，一点自由也不给他。”

“真奇怪，你怎么会也这么说？”我回答道。“很久以前，我正是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是被魔鬼抓住了。”

“使思特里克兰德着了迷的是一种创作欲，他热切地想创造出美来。这种激情叫他一刻也不能宁静。逼着他东奔西走。他好像是一个终生跋涉的朝圣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盘踞在他心头的魔鬼对他毫无怜悯之情。世上有些人渴望寻获真理，他们的要求非常强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叫他们把生活的基础完全打翻，也在所不惜。思特里克兰德就是这样一个人；只不过他追求的是美，而不是真理。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我从心眼里感到怜悯。”

“你说的这一点也很奇怪。有一个他曾经伤害过的人也这样对我说，说他非常可怜思特里克兰德。”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对于一种我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的性格，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答案。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道理的？”

他对我笑了笑。

“我不是告诉你了，从某一个角度讲，我也是个艺术家吗？我在自己身上也深深感到激励着他的那种热望。但是他的手段是绘画，我的却是生活。”

布吕诺船长这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想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因为即使作为对比，这个故事对我记叙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再说，我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非常美的。

布吕诺船长是法国布列塔尼地方的人，年轻时在法国海军里服过役。结婚以后，他退了役，在坎佩尔附近一小份产业上定居下来，准备在恬静的乡居生活中过自己的后半生。但是由于替他料理财务的一位代理人出了差错，一夜之间，他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和他的妻子在当地人们眼目中本来享有一定的地位，他俩绝对不愿意仍然捱在原来的地方过苦日子。早年他在远涉重洋时，曾经到过南太平洋群岛；这时他就打定主意再到南海去闯一条路子。他先在帕皮提住了几个月，一方面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一方面积累一些经验。几个月以后，他从法国一位朋友手里借了一笔钱，在包莫图斯群岛里买下一个很小的岛屿。这是一个环形小岛，中间围着一个咸水湖；岛上长满了灌木和野生的香石榴，从来没有人居住过。他的老婆是个很勇敢的女人，他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几个土人登上这个小岛。他们首先着手盖房子，清理灌木丛，准备种植椰子。这是在我遇到他二十年以前的事，现在这个荒岛已经成了一座整饬的种植园了。

“开始一段日子工作非常艰苦。我们两个人拼死拼活地干活儿。每天天一亮我就起来，除草、种树、盖房子，晚上一倒在床上，我总是像条死狗似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的妻子同我一样毫不吝惜自己的力气。后来我们有了孩子，先是一个男孩儿，后来又生了个女儿。我和我的妻子教他们读书。他们知道的一点儿知识都是我俩教的。我们托人从国内运来一架钢琴。我妻子教他们弹琴、说英语，我教他们拉丁文和数学；我们一起读历史。两个孩子还学会了驾船，游泳的本领也一点儿不比土人差。岛上的事儿他们样样都很精通。我们的椰子林长得很好，此外，我们那里的珊瑚礁上还盛产珠蚌。我这次到塔希提来是为了买一艘双桅帆船。我想用这艘船打捞蚌壳，准能把买船的钱赚回来。谁能说准，我也许真会捞获一些珍珠呢。我干的每一件事都是白手起家的。我也创造了美。在我瞧着那些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心里想到每一棵都是自己亲手培植出来的，你真不知道我那时是什么心情啊。”

我们的椰子林长得很好，此外，我们那里的珊瑚礁上还盛产珠蚌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过去也问过思特里克兰德。你离开了法国，把布列塔尼的老家抛在脑后，从来也没有后悔过吗？”

“将来有一天，等我女儿结了婚，我儿子娶了妻子，能够把我在岛上的一番事业接过去以后，我就和我妻子回去，在我出生的那所老房子里度过我们的残年。”

“你那时回顾过去，会感到这一辈子是过得很幸福的。”

“当然了，在我们那个小岛上，日子可以说比较平淡，我们离开文明社会非常遥远——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到塔希提来一趟，在路上也要走四天，但是我们过得很幸福。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很简朴。我们并不野心勃勃，如果说我们也有骄傲的话，那是因为在想到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时的骄傲。我们对别人既不嫉妒，更不怀恨。唉，我亲爱的先生，有人认为劳动的幸福是句空话，对我说来可不是这样。我深深感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我是个很幸福的人。”

“我相信你是有资格这样说的。”

“我也希望我能这样想。我的妻子不只是我贴心的朋友，还是我的好助手；不只是贤妻，还是良母，我真是配不上她。”

船长的这番话在我的脑子里描绘了别样一种生活，使我思索了好大一会儿。

“你过着这样的生活，而且取得很大成功，显然这不只需要坚强的意志，而且要有坚毅的性格，”我说。

“也许你说得对。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那是什么呢？”

他站住了，有些像演戏似地抬起了两只胳臂。

“对上帝的信仰。要是不相信上帝我们早就迷途了。”

话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库特拉斯医生的门口。

五十五

库特拉斯医生是一个又高又胖的法国人，已经有了一把年纪。他的体型好像一只大鸭蛋，一对蓝眼睛灼灼逼人，却又充满了善意，时不时地带着志满意得的神情落在自己鼓起的大肚皮上。他的脸色红扑扑的，配着一头白发，让人一看见就发生好感。他接见我们的地方很像在法国小城市里的一所住宅，两件波利尼西亚的摆设在屋子里显得非常刺眼。库特拉斯医生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大——，亲切地看着我；但是从他的眼神我却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在他同布吕诺船长握手的时候，他很客气地问候夫人和孩子。我们寒暄了几句。又闲扯了一会儿本地的各种新闻，今年椰子和香草果的收成等等。这以后谈话转到我这次来访的本题。

我现在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库特拉斯给我讲的故事写下来；他当时给我叙述时，绘声绘色，他的原话经我一转述就要大为减色。他的嗓音低沉，带着回音，同他魁梧的体格非常相配。他说话时很善于表演。听他讲话，正像一般人爱用的一个譬喻，就像在观看戏剧，而且比大多数戏演得更为精彩。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有一次库特拉斯医生到塔拉窝去给一个生病的女酋长看病。库特拉斯把这位女酋长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番。女酋长生得又胖又蠢，躺在一张大床上抽着纸烟，周围站着一圈乌黑皮肤的侍从。看过病以后，医生被请到另一间屋子里，被招待了一顿丰盛的饭食——生鱼、炸香蕉、小鸡，还有一些他不知名的东西，这是当地土著的标准饭菜。吃饭的时候，他看见人们正在把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女孩子从门口赶走。他当时并没有注意，但在他吃完饭，正准备上马车启程回家的时候，他又看见她在不远的地方站着。她凄凄惨惨地望着他，泪珠从面颊上淌下来。医生问了问旁边的人，这个女孩儿是怎么回事。他被告知说，女孩子是从山里面下来的，想请他去看一个生病的白人。他们已经告诉她，医生没有时间管她的事。库特拉斯医生把她叫过来，亲自问了一遍她有什么事。她说她是爱塔派来的，爱塔过去在鲜花旅馆干活儿，她来找医生是因为“红毛”病了。她把一块揉皱了的旧报纸递到医生手里，医生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

“谁是‘红毛’？”医生问一个站在旁边的人。

他被告诉说，“红毛”是当地人给那个英国人，一个画家起的外号儿。这个人现在同爱塔同居，住在离这里七公里远的山丛中的一条峡谷里。根据当地人的描述，他知道他们说的是思特里克兰德。但是要去思特里克兰德住的地方，只能走路去；他们知道他去不了，所以就把女孩子打发走了。

“说老实话，”医生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当时有些踌躇。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来回走十四公里路，那滋味着实不好受，而且我也没法当夜再赶回帕皮提了。此外，我对思特里克兰德也没有什么好感。他只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宁愿跟一个土著女人姘居，也不想像别人似地自己挣钱吃饭。我的上帝，我当时怎么知道，有一天全世界都承认他是个伟大天才呢？我问了问那个女孩子，他是不是病得很厉害，不能到我那儿去看病。我还问她，思特里克兰德得的是什么病。但是她什么也不说。我又叮问了她几句，也许还对她发了火，结果她眼睛看着地，扑簌簌地掉起眼泪来。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不管怎么说，给病人看病是医生的职责，尽管我一肚子闷气，还是跟着她去了。”

库特拉斯医生走到目的地的时候，脾气一点儿也不比出发的时候好，他走得满身大汗，又渴又累。爱塔正在焦急地等着，还走了一段路来接他。

“在我给任何人看病以前，先让我喝点儿什么，不然我就渴死了，”医生喊道，“看在上帝份儿上，给我摘个椰子来。”

爱塔喊了一声，一个男孩子跑了过来，噌噌几下就爬上一棵椰子树，扔下一只成熟的椰子来。爱塔在椰子上开了一个洞，医生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气。这以后，他给自己卷了一根纸烟，情绪比刚才好多了。

“红毛在什么地方啊？”他问道。

“他在屋子里画画儿呢。我没有告诉他你要来。你进去看看他吧。”

“他有什么不舒服？要是他还画得了画儿，就能到塔拉窝走一趟。叫我走这么该死的远路来看他，是不是我的时间不如他的值钱？”

爱塔没有说话，她同那个男孩子一起跟着走进屋子。把医生找来的那个女孩儿这时在阳台上坐下来；阳台上还躺着一个老太婆，背对着墙，正在卷当地人吸的一种纸烟。医生感到这些人的举止都有些奇怪，心里有些气恼。走进屋子以后，他发现思特里克兰德正在清洗自己的调色板。画架上摆着一幅画。思特里克兰德扎着一件帕利欧，站在画架后面，背对着门。听到有脚步声，他转过身来。他很不高兴地看了医生一眼。他有些吃惊；他讨厌有人来打搅他。但是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医生；库特拉斯一下子僵立在那里，脚下好像生了根，眼睛瞪得滚圆。他看到的是他事前绝没有料到的。他吓得胆战心惊。

“你怎么连门也不敲就进来了，”思特里克兰德说，“有什么事儿？”

医生虽然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但还是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说话。他来时的一肚子怒气已经烟消云散；他感到——哦，对，我不能否认。——他感到从心坎里涌现出一阵无限的怜悯之情。

“我是库特拉斯医生。我刚才到塔拉窝去给女酋长看病，爱塔派人请我来给你看看。”

“她是个大傻瓜。最近我身上有的地方有些痛，有时候有点儿发烧，但这不是什么大病。过些天自然就好了。下回有人再去帕皮提，我会叫他带些金鸡纳霜回来的。”

“你还是照照镜子吧。”

思特里克兰德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走到挂在墙上的一面小镜子前头。这是那种价钱很便宜的镜子，镶在一个小木框里。

“怎么了？”

“你没有发现你的脸有什么变化吗？你没有发现你的五官都肥大起来，你的脸——我该怎么说呢？——你的脸已经成了医书上所说的‘狮子脸’了。我可怜的朋友，难道一定要我给你指出来，你得了一种可怕的病了吗？”

“我？”

“你从镜子里就可以看出来，你的脸相都是麻风病的典型特征。”

“你是在开玩笑么？”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也希望是在开玩笑。”

“你是想告诉我，我害了麻风病么？”

“非常不幸，这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了。”

库特拉斯医生曾经对许多人宣判过死刑，但是每一次都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怖感。他总是想，被宣判死刑的病人一定拿自己同医生比较，看到医生身心健康、享有生活的宝贵权利，一定又气又恨；病人的这种感情每次他都能感觉到。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却只是默默无言地看着他，一张已经受这种恶病蹂躏变形的脸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感情变化。

“他们知道吗？”最后，思特里克兰德指着外面的人说；这些人这时静悄悄地坐在露台上，同往日的情景大不相同。

“这些本地人对这种病的征象是非常清楚的，”医生说，“只是他们不敢告诉你罢了。”

思特里克兰德走到门口，向外面张望了一下。他的脸相一定非常可怕，因为外面的人一下子都哭叫、哀号起来，而且哭声越来越大。思特里克兰德一句话也没说。他愣愣地看了他们一会儿，便转身走回屋子。

“你认为我还能活多久？”

“谁说得准？有时候染上这种病的人能活二十年。如果早一些死倒是上帝发慈悲呢。”

思特里克兰德走到画架前面，沉思地看着放在上面的画。

“你到这里来走了很长一段路。带来重要消息的人理应得到报酬。把这幅画拿去吧。现在它对你不算什么，但是将来有一天可能你会高兴有这样一幅画的。”

库特拉斯医生谢绝说，他到这儿来不需要报酬，就是那一百法郎他也还给了爱塔。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却坚持要他把这幅画拿走。这以后他们俩一起走到外面阳台上。几个本地人仍然在非常哀痛地呜咽着。

“别哭了，女人。把眼泪擦干吧，”思特里克兰德对爱塔说。“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了。”

“他们不会把你弄走吧？”她哭着说。

当时在这些岛上还没有实行严格的隔离制度。害麻风病的人如果自己愿意，是可以留在家里的。

“我要到山里去，”思特里克兰德说。

这时候爱塔站起身，看着他的脸说：

“别人谁愿意走谁就走吧。我不离开你。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要是你离开了我，我就在房子后面这棵树上上吊。我在上帝面前发誓。”

她说这番话时，神情非常坚决。她不再是一个温柔、驯顺的土人女孩子，而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妇人。她一下子变得谁也认不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同我在一起呢？你可以回到帕皮提去，而且很快地你还会找到另一个白人。这个老婆子可以给你看孩子，蒂阿瑞会很高兴地再让你重新给她干活儿的。”

“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你到哪儿去我也到哪儿去。”

有那么一瞬间，思特里克兰德的铁石心肠似乎被打动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一边一滴，慢慢地从脸颊上流下来。但是他的脸马上又重新浮现出平日惯有的那种讥嘲的笑容。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他对库特拉斯医生说，“你可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你可以揍她们揍得你两臂酸痛，可是到头来她们还是爱你。”他耸了耸肩膀。“当然了，基督教认为女人也有灵魂，这实在是个最荒谬的幻觉。”

“你在同医生说什么？”爱塔有些怀疑地问他，“你不走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不走，可怜的孩子。”

爱塔一下子跪在他的脚下，两臂抱紧他的双腿，拼命地吻他。思特里克兰德看着库特拉斯医生，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最后他们还是要把你抓住，你怎么挣扎也白费力气。白种人也好，棕种人也好，到头来都是一样的。”

库特拉斯医生觉得对于这种可怕的疾病说一些同情的话是很荒唐的，他决定告辞。思特里克兰德叫那个名叫塔耐的男孩子给他领路，带他回村子去。说到这里，库特拉斯医生停了一会儿。最后他对我说：

“我不喜欢他，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在我慢慢走回塔拉窝村的路上，我对他那种自我克制的勇气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敬佩之情。他忍受的也许是一种最可怕的疾病。当塔耐和我分手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会送一些药去，对他的疾病也许会有点儿好处。但是我也知道，思特里克兰德是多半不肯服我送去的药的，至于这种药——即使他服了——有多大效用，我就更不敢希望了。我让那孩子给爱塔带了个话，不管她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去的。生活是严酷的，大自然有时候竟以折磨自己的儿女为乐趣。在我坐上马车驶回我在帕皮提的温暖的家庭时，我的心是沉重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但是爱塔并没有叫我去，”医生最后继续说，“我凑巧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到那个地区去。关于思特里克兰德我什么消息也没听到。有一两次我听说爱塔到帕皮提来买绘画用品，但是我都没有看见她。大约过了两年多，我才又去了一趟塔拉窝，仍然是给那个女酋长看病。我问那地方的人，他们听到过思特里克兰德的什么消息没有。这时候，思特里克兰德害了麻风病的事已经到处都传开了。首先是那个男孩子塔耐离开了他们住的地方，不久以后，老太婆带着她的孙女儿也走了。后来只剩下思特里克兰德、爱塔和他们的孩子了。没有人走近他们的椰子园。当地的土人对这种病怕得要命，这你是知道的；在过去的日子里，害麻风病的人一被发现就被活活儿打死。但是有时候村里的小孩到山上去玩，偶然会看到这个留着大红胡子的白人在附近游荡。孩子们一看见他就像吓掉了魂儿似地没命地跑掉。有时候爱塔半夜到村子里来，叫醒开杂货店的人买一些她需要的东西。她知道村子里的人对她也同样又害怕又厌恶，正像对待思特里克兰德一样，因此她总是避开他们。又有一次有几个女人奓着胆子走到他们住的椰子园附近，这次她们走得比哪次都近，看见爱塔正在小溪里洗衣服，她们向她投掷了一阵石块。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村里的杂货商就被通知给爱塔传递一个消息：以后如果她再用那条溪水，人们就要来把她的房子烧掉。”

爱塔一下子跪在他的脚下

“这些混账东西，”我说。

“别这么说，我亲爱的先生，人们都是这样的。恐惧使人们变得残酷无情……我决定去看看思特里克兰德。当我给女酋长看好病以后，我想找一个男孩子给我带路，但是没有一个人肯陪我去，最后还是我一个人摸索着去了。”

库特拉斯医生一走进那个椰子园，就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虽然走路走得浑身燥热，却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空气中似乎有什么敌视他的东西，叫他望而却步；他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势力阻拦着他，许多只看不见的手往后拉他。没有人再到这里来采摘椰子，椰果全都腐烂在地上，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低矮的树丛从四面八方侵入这个种植园，看来人们花费了无数血汗开发出的这块土地不久就又要被原始森林重新夺回去了。库特拉斯医生有一种感觉，仿佛这是痛苦的居留地。他越走近这所房子，越感到这里寂静得令人心神不安。开始他还以为房子里没有人了呢，但是后来他看见了爱塔。她正蹲在一间当厨房用的小棚子里，用锅子煮东西，身旁有一个小男孩，一声不出地在泥土地上玩儿。爱塔看见医生的时候，脸上并没有笑容。

她知道村子里的人对她同样又害怕又厌恶

“我是来看思特里克兰德的，”他说。

“我去告诉他。”

爱塔向屋子走去，登上几层台阶，走上阳台，然后进了屋子。库特拉斯医生跟在她身后，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却听从她的手势在外边站住。爱塔打开房门以后，他闻到一股腥甜气味；在麻风病患者居住的地方总是有这种令人作呕的气味。他听见爱塔说了句什么，以后他听见思特里克兰德的语声，但是他却一点儿也听不出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的声音。这声音变得非常沙哑、模糊不清。库特拉斯医生扬了一下眉毛。他估计病菌已经侵袭了病人的声带了。过了一会儿，爱塔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不愿意见你。你快走吧。”

库特拉斯医生一定要看看病人，但是爱塔拦住他，不叫他进去。库特拉斯医生耸了耸肩膀；他想了一会儿，便转身走去。她跟在他身边。医生觉得，她也希望自己马上离开。

“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做的？”他问。

“你可以给他送点儿油彩来，”她说。“别的什么他都不要。”

“他还能画画儿吗？”

“他正在往墙上画壁画儿。”

“你的生活真不容易啊，可怜的孩子。”

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眼睛里放射出一种爱的光辉，一种人世上罕见的爱情的光辉。她的目光叫库特拉斯医生吓了一跳。他感到非常惊异，甚至产生了敬畏之感。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他是我的男人，”她说。

“你们的那个孩子呢？”医生问道，“我上次来，记得你们是有两个小孩儿的。”

“是有两个。那个已经死了。我们把他埋在芒果树底下了。”

爱塔陪着医生走了一小段路以后，就对医生说，她得回去了。库特拉斯医生猜测，她不敢往更远里走，怕遇见村子里的人。他又跟她说了一遍，如果她需要他，只要捎个话去，他一定会来的。

五十六

两年又过去了，也许是三年，因为在塔希提，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没有人费心去计算。但是最后终于有人给库特拉斯医生带来个信儿，说是思特里克兰德很快就要死了。爱塔在路上拦住一辆往帕皮提递送邮件的马车，请求赶车的人立刻到医生那里去一趟。但是消息带到的时候，医生恰巧不在家。直到傍晚他才听到这个信儿。天已经太晚了，他当天无法动身；他是第二天清早才启程去的。他首先到了塔拉窝，然后下车步行；这是他最后一次走七公里的路到爱塔家去。小路几乎已被荒草遮住，看来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行人的足迹了。路很不好走；有时候他得跋涉过一段河滩；有时候他得分开长满荆棘的茂密的矮树丛。有好几次他不得不从岩石上爬过去，为了躲避挂在头顶树枝上的野蜂窝。密林里万籁无声。

最后他走到那座没有油漆过的木房子前面时，他长舒了一口气。这所房子现在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而且一片龌龊，不堪入目。迎接他的仍是一片无法忍受的寂静。他走到阳台上，一个小孩儿正在阳光底下玩儿，一看见他便飞快地跑掉了；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所有陌生人都是敌人。库特拉斯医生意识到孩子正躲在一棵树后面偷偷地看着他。房门敞开着。他叫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回答。他走了进去。他在另一扇门上敲了敲，仍然没有回答。他把门柄一扭便走进去。扑鼻而来的一股臭味几乎叫他呕吐出来。他用手帕堵着鼻子，硬逼着自己走进去。屋子里光线非常暗，从外面灿烂的阳光下走进来，一时他什么也看不见。当他的眼睛适应了室内的光线时，他吓了一大跳。他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仿佛是，他突然走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蒙蒙中，他好像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原始大森林中，大树下面徜徉着一些赤身裸体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才知道，他看到的是四壁上的巨大壁画。

“上帝啊，我不是被太阳晒昏了吧，”他喃喃自语道。

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下，引起他的注意，他发现爱塔正躺在地板上，低声呜咽着。

“爱塔，”他喊道，“爱塔。”

她没有理睬他。屋子里的腥臭味又一次差点儿把他熏倒，他点了一支方头雪茄。他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屋里的朦胧光线了。他凝视着墙上的绘画，心中激荡着无法控制的感情。他对于绘画并不怎么内行，但是墙上的这些画却使他感到激动。四面墙上，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展开一幅奇特的、精心绘制的巨画，非常奇妙，也非常神秘。库特拉斯医生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他心中出现了一种既无法理解、又不能分析的感情。如果能够这样比较的话，出许一个人看到开天辟地之初就是怀着这种欣喜而又畏服的感觉的。这幅画具有压人的气势，它既是肉欲的，又充满无限热情。与此同时它又含着某种令人恐惧的成分，叫人看着心惊肉跳。绘制这幅巨作的人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中，探索到某种既美丽、又可怕的秘密。这个人知道了一般人所不该知道的事物。他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东西，是不属于人世尘寰的。库特拉斯医生模模糊糊地联想到黑色魔法，既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

“上帝啊，这是天才。”

这句话脱口而出，只是说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下了一个评语。

后来他的眼睛落在墙角的一张草席上，他走过去，看到了一个肢体残缺、让人不敢正眼看的可怕的东西，那是思特里克兰德。他已经死了。库特拉斯医生运用了极大的意志力，俯身看了看这具可怕的尸骸。他突然吓得跳起来，一颗心差点儿跳到嗓子眼儿上；因为他感到身后边有什么东西。回头一看，原来是爱塔。不知道什么时候，爱塔已经站起来，走到他胳臂肘旁边，同他一起俯视着地上的死人。

“老天爷，我的神经一定出了毛病了，”他说，“你可把我吓坏了。”

这个一度曾是活生生的人，现在已经气息全无了；库特拉斯又看了看，便心情沉郁地掉头走开。

“他的眼睛已经瞎了啊。”

“是的；他已经瞎了快一年了。”

五十七

这时候库特拉斯太太看朋友回来，我们的谈话暂时被打断了。库特拉斯太太像一只帆篷张得鼓鼓的小船，精神抖擞地闯了进来。她是个又高大又肥胖的女人，胸部膨脝饱满，却紧紧勒着束胸。她生着一个大鹰钩鼻，下巴耷拉着三圈肥肉，身躯挺得笔直。尽管热带气候一般总是叫人慵懒无力，对她却丝毫没有影响。相反地，库特拉斯太太又精神又世故，行动敏捷果断，在这种叫人昏昏欲睡的地带里，谁也想不到她有这么充沛的精力。此外，她显然还是个非常健谈的人；自踏进屋门的一分钟起，她就谈论这个、品评那个，话语滔滔不绝。我们刚才那场谈话在库特拉斯太太进屋以后显得非常遥远、非常不真实了。

过了一会儿，库特拉斯医生对我说：

“思特里克兰德给我的那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你要去看看吗？”

“我很想看看。”

我们站起来，医生领着我走到室外环绕着这幢房子的阳台上。我们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看了看他花园里争奇斗妍的绚烂的鲜花。

“看了思特里克兰德用来装饰他房屋四壁的那些奇异的画幅，很久很久我老是忘不掉，”他沉思地说。

我脑子里想的也正是这件事。看来思特里克兰德终于把他的内心世界完全表现出来了。他默默无言地工作着，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机会了。我想思特里克兰德一定把他理解的生活、把他的慧眼所看到的世界用图像表示了出来。我还想，他在创作这些巨画时也许终于寻找到心灵的平静；缠绕着他的魔鬼最后被拔除了。他痛苦的一生似乎就是为这些壁画做准备，在图画完成的时候，他那远离尘嚣的受折磨的灵魂也就得到了安息。对于死他毋宁说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一生追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的画主题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太清楚。他的画奇异而荒诞，好像是宇宙初创时的图景——伊甸园，亚当和夏娃……我怎么知道呢？是对人体美——男性和女性的形体——的一首赞美诗，是对大自然的颂歌；大自然，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它使你感到空间的无限和时间的永恒，叫你产生一种畏惧的感觉。他画了许多树，椰子树、榕树、火焰花、鳄梨……所有那些我天天看到的；但是这些树经他一画，我再看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我仿佛看到它们都有了灵魂，都各自有一个秘密，仿佛它们的灵魂和秘密眼看就要被我抓到手里，但又总是被它们逃脱掉。那些颜色都是我熟悉的颜色，可是又有所不同；它们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重要性。而那些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他们既都是尘寰的、是他们揉捏而成的尘土，又都是神灵。人的最原始的天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眼前，你看到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恐惧，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

库特拉斯医生耸了一下肩膀，脸上露出笑容。

“你会笑我的。我是个实利主义者，我生得又蠢又胖——有点儿像福斯塔夫，对不对？——抒情诗的感情对我是很不合适的。我在惹人发笑。但是我真的还从来没有看过哪幅画给我留下这么深的印象。说老实话，我看这幅画时的心情，就像我进了罗马西斯廷小教堂一样。在那里我也是感到在天花板上绘画的那个画家非常伟大，又敬佩又畏服。那真是天才的画，气势磅礴，叫人感到头晕目眩。在这样伟大的壁画前面，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微不足道。但是人们对米开朗基罗的伟大还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在这样一个土人住的小木房子里，远离文明世界，在俯瞰塔拉窝村庄的群山怀抱里，我却根本没想到会看到这样令人吃惊的艺术作品。另外，米开朗基罗神智健全，身体健康。他的那些伟大作品给人以崇高、肃穆的感觉。但是在这里，虽然我看到的也是美，却叫我觉得心神不安。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它确实叫我不能平静。它给我一种印象，仿佛我正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隔壁，我知道那间屋子是空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又觉得里面有一个人，叫我惊恐万状。你责骂你自己吧；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你的神经在作祟——但是，但是……过一小会儿，你就再也不能抗拒那紧紧捕捉住你的恐惧了。你被握在一种无形的恐怖的掌心里，无法逃脱。是的，我承认当我听到这些奇异的杰作被毁掉的时候，我并不是只觉得遗憾的。”

他们既都是尘寰的、是他们揉捏而成的尘土，又都是神灵

“怎么，毁掉了？”我喊起来。

“是啊。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没听说过这些作品倒是事实，但是我还以为它们落到某个私人收藏家手里去了呢。思特里克兰德究竟画了多少画儿，直到今天始终没有人编制出目录来。”

“自从眼睛瞎了以后他就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两间画着壁画的屋子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用一对失明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作品，也许他看到的比他一生中看到的还要多。爱塔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命运从来也没有抱怨过，他从来也不沮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心智一直是安详、恬静的。但是他叫爱塔作出诺言，在她把他埋葬以后——我告诉你没有，他的墓穴是我亲手挖的，因为没有一个土人肯走近这所沾染了病菌的房子，我们俩把他埋葬在那株芒果树底下，我同爱塔，他的尸体是用三块帕利欧缝在一起包裹起来的——他叫爱塔保证，放火把房子烧掉，而且要她亲眼看着房子烧光，在每一根木头都烧掉以前不要走开。”

半天半天我没有说话；我陷入沉思中。最后我说：

“这么说来，他至死也没有变啊。”

“你了解吗？我必须告诉你，当时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劝阻她，叫她不要这么做。”

“后来你真是这样说了吗？”

“是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伟大天才的杰作，而且我认为，我们是没有权利叫人类失去它的。但是爱塔不听我的劝告。她已经答应过他了。我不愿意继续待在那儿，亲眼看着那野蛮的破坏活动。只是事情过后我才听人说，她是怎样干的。她在干燥的地板上和草席上倒上煤油，点起一把火来。没过半晌，这座房子就变成了焦炭，一幅伟大的杰作就这样化为灰烬了。”

“我想思特里克兰德也知道这是一幅杰作。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他可以说死而无憾了。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也看到自己的创造多么美好。以后，在骄傲和轻蔑的心情中，他又把它毁掉了。”

“我还是得让你看看我的画，”库特拉斯医生说，继续往前走。

“爱塔同他们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他们搬到马尔奎撒群岛去了。她那里有亲属。我听说他们的孩子在一艘喀麦隆的双桅帆船上当水手。人们都说他长得很像死去的父亲。”

走到从阳台通向诊疗室的门口，库特拉斯医生站住，对我笑了笑。

“我的画是一幅水果静物画。你也许觉得诊疗室里挂着这样一幅画不很适宜，但是我的妻子却绝对不让它挂在客厅里。她说这张画给人一种猥亵感。”

“水果静物会叫人感到猥亵？”我吃惊地喊起来。

我们走进屋子，我的眼睛立刻落到这幅画上。很久很久我一直看着它。

画的是一堆水果：芒果、香蕉、橘子，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第一眼望去，这幅画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怪异的地方。如果摆在后期印象派的画展上，一个不经心的人会认为这是张满不错的、但也并非什么杰出的画幅，从风格上讲，同这一学派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看过以后，说不定这幅画就总要回到他的记忆里，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据我估计，从此以后他就永远也不能把它忘掉了。

这幅画的着色非常怪异，叫人感到心神不宁，其感觉是很难确切说清的。浓浊的蓝色是不透明的，有如刻工精细的青金石雕盘，但又颤动着闪闪光泽，令人想到生活的神秘悸动；紫色像腐肉似的叫人感到嫌恶，但与此同时又勾起一种炽热的欲望，令人模糊想到亥里俄嘉巴鲁斯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红色鲜艳刺目，有如冬青灌木结的小红果——一个人会联想英国的圣诞节，白雪皑皑，欢乐的气氛和儿童的笑语喧哗——，但画家又运用自己的魔笔，使这种光泽柔和下来，让它呈现出有如乳鸽胸脯一样的柔嫩，叫人神怡心驰；深黄色有些突兀地转成绿色，给人带来春天的芳香和溅着泡沫的山泉的明净。谁能知道，是什么痛苦的幻想创造出这些果实的呢？该不是看管金苹果园的赫斯珀里得斯三姐妹在波利尼西亚果园中培植出来的吧！奇怪的是，这些果实都像活的一样，仿佛是在混沌初开时创造出来的，当时任何事物还都没有固定的形体，丰实肥硕，散发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好像具有一种独特的忧郁的感情。它们是被施展了魔法的果子，任何人尝了就能打开通向不知道哪些灵魂秘密的门扉，就可以走进幻境的神秘宫殿。它们孕育着无法预知的危险，咬一口就可能把一个人变成野兽，但也说不定变成神灵。一切健康的、正常的东西，淳朴人们所有的一切美好的情谊、朴素的欢乐都远远地避开了它们；但它们又具有莫大的诱惑力，就像伊甸园中能分辨善恶的智慧果一样，能把人带进未知的境界。

最后，我离开了这幅画。我觉得思特里克兰德一直把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喂，雷耐，亲爱的，”外面传来了库特拉斯太太的兴高采烈的响亮的声音，“这么半天，你在干什么啊？开胃酒已经准备好了。问问那位先生愿意不愿意喝一小杯规那皮杜邦内酒。”

“当然愿意，夫人，”我一边说一边走到阳台上去。

图画的魅力被打破了。

五十八

我离开塔希提的日子已经到了。根据岛上好客的习惯，凡是萍水相逢和我有一面之识的人临别时都送给我一些礼物——椰子树叶编的筐子、露兜树叶织的席、扇子……。蒂阿瑞给我的是三颗小珍珠和用她一双胖手亲自做的三罐番石榴酱。最后，当从惠灵顿开往旧金山的邮船在码头停泊了二十四小时，汽笛长鸣，招呼旅客上船的时候，蒂阿瑞把我搂在她肥大的胸脯里（我有一种掉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感觉），眼睛里闪着泪珠，把她的红嘴唇贴在我的嘴上。轮船缓缓驶出咸水湖，从珊瑚礁的一个通道小心谨慎地开到广阔的海面上，这时，一阵忧伤突然袭上我的心头。空气里仍然弥漫着从陆地飘来的令人心醉的香气，塔希提离我却已经非常遥远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看到它了。我的生命史又翻过了一页；我觉得自己距离那谁也逃脱不掉的死亡又迈近了一步。

一个月零几天以后，我回到了伦敦。我把几件亟待处理的事办好以后，想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或许愿意知道一下她丈夫最后几年的情况，便给她写了一封信。从大战前很长一段日子我们就没有见面了，我不知道她这时住在什么地方，只好翻了一下电话簿才找到她的地址。她在回信里约定了一个日子，到了那一天，我便到她在坎普登山的新居——一所很整齐的小房子——去登门造访。这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已经快六十岁了，但是她的相貌一点儿也不显老，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五十开外的人。她的脸比较瘦，皱纹不多，是那种年龄很难刻上凿痕的面孔，你会觉得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比她实际相貌要漂亮得多。她的头发没有完全灰白，梳理得恰合自己的身份，身上的黑色长衫样子非常时兴。我仿佛听人说过，她的姐姐麦克安德鲁太太在丈夫死后几年也去世了，给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留下一笔钱。从她现在的住房和给我们开门的使女的整齐利落的样子看，我猜想这笔钱是足够叫这位寡妇过着小康的日子的。

我被领进客厅以后才发现屋里还有一位客人。当我了解了这位客人的身份以后，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约我在这个时间来，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位来客是凡·布施·泰勒先生，一位美国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一边表示歉意地对他展露着可爱的笑容，一边详细地给我介绍他的情况。

“你知道，我们英国人见闻狭窄，简直太可怕了。如果我不得不做些解释，你一定得原谅我。”接着她转过来对我说：“凡·布施·泰勒先生就是那位美国最有名的评论家。如果你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你的教育可未免太欠缺了；你必须立刻着手弥补一下。泰勒先生现在正在写一点儿东西，关于亲爱的查理斯的。他特地来我这里看看我能不能帮他的忙。”

凡·布施·泰勒先生身体非常削瘦，生着一个大秃脑袋，骨头支棱着，头皮闪闪发亮；大宽脑门下面一张脸面色焦黄，满是皱纹，显得枯干瘦小。他举止文静，彬彬有礼，说话时带着些新英格兰州口音。这个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僵硬刻板，毫无热情；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要研究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在提到她死去的丈夫时，语气非常温柔，我暗自觉得好笑。在这两人谈话的当儿，我把我们坐的这间客厅打量了一番。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个紧跟时尚的人。她在阿施里花园旧居时那些室内装饰都不见了，墙上糊的不再是莫里斯墙纸，家具上套的不再是色彩朴素的印花布，旧日装饰着客厅四壁的阿伦德尔图片也都撤下去了。现在这间客厅是一片光怪陆离的颜色，我很怀疑，她知道不知道她把屋子装点得五颜六色的这种风尚都是因为南海岛屿上一个可怜的画家有过这种幻梦。对我的这个疑问她自己作出了回答。

“你这些靠垫真是太了不起了，”凡·布施·泰勒先生说。

“你喜欢吗？”她笑着说，“巴克斯特设计的，你知道。”

但是墙上还挂着几张思特里克兰德的最好画作的彩色复制品；这该归功于柏林一家颇具野心的印刷商。

“你在看我的画呢，”看到我的目光所向，她说，“当然了，他的原画我无法弄到手，但是有了这些也足够了。这是出版商主动送给我的。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每天能欣赏这些画，实在是很大的乐趣，”凡·布施·泰勒先生说。

“一点儿不错。这些画是极有装饰意义的。”

“这也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凡·布施·泰勒先生说，“伟大的艺术从来就是最富于装饰价值的。”

他们的目光落在一个给孩子喂奶的裸体女人身上，女人身旁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子跪着给小孩递去一朵花，小孩却根本不去注意。一个满脸皱纹、皮包骨的老太婆在旁边看着她们。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画的神圣家庭。我猜想画中人物都是他在塔拉窝村附近那所房子里的寄居者，而那个喂奶的女人和她怀里的婴儿就是爱塔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很想知道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这些事是不是也略知一二。

谈话继续下去。我非常佩服凡·布施·泰勒先生的老练；凡是令人感到尴尬的话题，他完全回避掉。我也非常惊奇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圆滑；尽管她没有说一句不真实的话，却充分暗示了她同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从来没有任何嫌隙。最后，凡·布施·泰勒先生起身告辞，他握着女主人的一只手，向她说了一大篇优美动听、但未免过于造作的感谢词，便离开了我们。

“我希望这个人没有使你感到厌烦，”当门在凡·布施·泰勒的身背后关上以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当然了，有时候也实在让人讨厌，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来了解查理斯的情况，我是应该尽量把我知道的提供给人家的。作为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这该是一种义务吧。”

她用她那一对可爱的眼睛望着我，她的目光非常真挚，非常亲切，同二十多年以前完全一样。我有点儿怀疑她是不是在耍弄我。

“你那个打字所大概早就停业了吧？”我说。

“啊，当然了，”她大大咧咧地说，“当年我开那家打字所主要也是为了觉得好玩，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后来我的两个孩子都劝我把它出让给别人。他们认为太耗损我的精神了。”

我发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已经忘记了她曾不得不自食其力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同任何一个正派女人一样，她真实地相信只有依靠别人养活自己才是规矩的行为。

“他们都在家，”她说，“我想你给他们谈谈他们父亲的事，他们一定很愿意听的。你还记得罗伯特吧？我很高兴能够告诉你，他的名字已经提上去，就快要领陆军十字勋章了。”

她走到门口去招呼他们。走进来一个穿卡其服的高大男人，脖子上系着牧师戴的硬领。这人生得身材魁梧，有一种壮健的美，一双眼睛仍然和他童年时期一样真挚爽朗。跟在他后面的是他妹妹；她这时一定同我初次见到她母亲时年龄相仿，她长得非常像她母亲，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小时候长得一定要比实际上更漂亮。

“我想你一定一点儿也不记得他俩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骄傲地笑了笑。“我的女儿现在是朵纳尔德逊太太了，她丈夫是炮兵团的少校。”

“他是一个真正从士兵出身的军人，”朵纳尔德逊太太高高兴兴地说，“所以现在刚刚是个少校。”

我想起很久以前我的预言：她将来一定会嫁一个军人。看来这件事早已注定了。她的风度完全是个军人的妻子。她对人和蔼亲切，但另一方面她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信念，她同一般人是有所不同的。罗伯特的情绪非常高。

“真是太巧了，你这次来正赶上我在伦敦，”他说，“我只有三天假。”

“他一心想赶快回去，”他母亲说。

“啊，这我承认，我在前线过得可太有趣儿了。我交了不少朋友。那里的生活真是顶呱呱的。当然了，战争是可怕的，那些事儿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战争确实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优秀本质，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这以后我把我听到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的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我认为没有必要提到爱塔和她生的孩子，但是其余的事我都如实说了。在我谈完他惨死的情况以后我就没有再往下说了。有一两分钟大家都没有说话。后来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划了根火柴，点着了一支纸烟。

“上帝的磨盘转动很慢，但是却磨得很细，”罗伯特说，颇有些道貌岸然的样子。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和朵纳尔德逊太太满腹虔诚地低下头来。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母女两人所以表现得这么虔诚是因为她们都认为罗伯特刚才是从《圣经》上引证了一句话。说实在的，就连罗伯特本人是否绝对无此错觉，我也不敢肯定。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爱塔给思特里克兰德生的那个孩子。听别人说，这是个活泼、开朗、快快活活的小伙子。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一艘双桅大帆船，这个年轻人正在船上干活儿，他浑身赤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粗蓝布；天黑了，船儿被清风吹动着，轻快地在海面上滑行，水手们都聚集在上层甲板上，船长和一个管货的人员坐在帆布椅上自由自在地抽着烟斗。思特里克兰德的孩子同另一个小伙子跳起舞来，在喑哑的手风琴声中，他们疯狂地跳着。头顶上是一片碧空，群星熠熠，太平洋烟波淼茫，浩瀚无垠。

《圣经》上的另一句话也到了我的唇边，但是我却控制着自己，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知道牧师不喜欢俗人侵犯他们的领域，他们认为这是有渎神明的。我的亨利叔叔在威特斯台柏尔教区做了二十七年牧师，遇到这种机会就会说：魔鬼要干坏事总可以引证《圣经》。他一直忘不了一个先令就可以买十三只大牡蛎的日子。

版权信息

书名：刀锋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66192

译者：周煦良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译本序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一八七四年一月生于巴黎英国大使馆。他的父亲劳伯特·奥蒙得·毛姆，当时在驻法英国大使馆任法律事务官。毛姆生下时，他父亲已有三个儿子，他是家庭中最小的成员。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因家中无人照顾，被送往坎特依叔父处居住。在他渡过英吉利海峡，第一次登上祖国的土地时，他简直不会讲什么英语。由于这个缘故，法语和法国文化一直影响着他。一八九七年，他因染上肺疾，被送往法国南方里维埃拉疗养，开始接触法国文学，特别是莫泊桑的作品。一八九一年，他去德国海德堡住了九个月，在大学里听过古诺·费希尔讲授叔本华的哲学和文学课；一八九二年，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学医期间，曾赴伦敦兰贝斯贫民窟当了三个星期的助产士；这段经历使他动了写作的念头。一八九七年，他医科毕业，同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莉莎》。这部写贫民窟女子莉莎悲剧性结局的小说受到批评界的重视，特别是文坛耆宿艾德蒙·戈斯的赞扬，使毛姆决心放弃行医，从事文学创作。他听了安德鲁·郎格的错误劝告，为写历史小说而游历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这期间写的小说和短篇很少成功。一九〇三年回国后，他的剧本《正直的人》被戏剧学会搬上舞台，但并未引起重视。直到一九〇七年，他的剧本《弗莱德理夫人》上演，首次获得成功；一九〇八年，他竟有四部剧本同时在伦敦西城的剧院上演；伦敦的滑稽杂志《笨气》还为此登载了一幅漫画，画着莎士比亚看了墙上满贴着毛姆剧本上演的海报，带有恐惧的表情咬着拇指头。人们很容易会设想，经过这次意外成功，毛姆当会像萧伯纳一样以剧本写作为终生事业，但是，不然，他并没有放弃写小说的企图，而且在他的小说获得成功并在经济上使他得到生活保障之后，他于一九三三年反而放弃了剧本写作；然而，他不但从不反对自己的小说和短篇小说搬上银幕，而且还从中襄助。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试行作这样的解释：一部小说或电影的成功取决于广大的读者或观众；评论家的毁誉可以起一点影响，但是，群众仍旧是决定性的。一个剧本的成功常要看上演时的卖座率，特别是第一晚演出后的舆论反映，而伦敦西城那些剧院的“第一晚”观众，也就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交际界人士，一个剧本的生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操在这类人的手里。毛姆的后半生，特别是在里维埃拉购买了一幢豪华住宅之后，虽则招待不少英国上层人士，甚至皇亲国戚，但对欧洲的上流交际界人士却有他的看法。他在《刀锋》中介绍醉心于欧洲交际社会生活的美国人艾略特·谈波登时，有这一段话：

……以艾略特的机伶，决不会看不出那些应他邀请的人多只是混他一顿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那些响亮的头衔引得他眼花缭乱，看不见一点他们的缺点。……这一切，归根结底，实起于一种狂热的浪漫思想；这使他在那些庸碌的小小法国公爵身上见到当年跟随圣路易到圣地去的十字军战士，在装腔作势、猎猎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见到他们在金锦原侍奉亨利八世的祖先。

这一段话不妨说也代表了毛姆对这些上流社交人士的看法。他放弃戏剧的写作等于是对这些上流交际界的蔑视。

一九一五年，毛姆的自传性小说《人生的枷锁》出版。一个在战争期间和他同住一卧室的达斯蒙德曾经亲眼看见毛姆审阅这部小说的校样；他把这部小说列为与班内特的《老妇故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威尔斯的《吉普斯》同样经得起时间淘汰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个评价，除掉《永别了，武器》在时代上稍晚，不应列入外，对《人生的枷锁》是适当的，而且也为后来的许多评论家所承认。但是，后来竟有人认为《人生的枷锁》是毛姆唯一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的小说，这就不对了。《人生的枷锁》虽然是在一次大战的第二年出版，但仍属于英国爱德华时代文学；它的构思是在一次大战前，但是，便在它问世的一九一五年，欧洲人对这次大战的认识和后来的认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当时，英国人对战争的艰苦性大概认为与南非布尔战争差不多，不会动摇大英帝国的基础；法国尽管在作战开头时失利，但毕竟顶住了，绝不会料到这次战争对欧洲文明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人生的枷锁》是一部杰出小说，但不应视为毛姆的唯一代表作。毛姆应属于两次大战期间的代表作家，虽则他和海明威所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有所不同。

毛姆一生最喜欢游历。从他接受安德鲁·郎格的错误劝告开始，这个爱好一直持续到晚年，对他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无法估计的影响。在二十年代，他曾经漫游南海群岛，并在塔希提岛发现印象派画家高更画的窗板，回欧洲后便写了以高更为主角的《月亮和六便士》。他继续游历远东、美国、欧洲、北非等地，写的短篇小说、小说和游记都广受欢迎。二十年代末，他与结婚十年的妻子西里·威尔康姆离婚。一九二八年，在法国里维埃拉的法拉特角买下一幢曾属于比利时国王的别墅，继续写作。《寻欢作乐》以托马斯·哈代为蓝本，是他始终最喜爱的一部小说，但书中的主角却是一个随便与人发生关系的女子露西。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但是，它的矛头所指，却是英国的那种清教徒的道德观。他对露西毫无指摘，但对书中那个预备为哈代写传的小说家(后来他承认是指与他同时的英国小说家休·沃波尔)的讽刺，文笔却极为犀利。在书中，他还离开主题，和另一个小说家伊夫林·沃争论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问题。沃认为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可鄙的，毛姆则认为人年事愈长，愈觉得对别人的理解不够，因此，只想从个人的角度来写自己所要写的人物。大约余怒未息，就在次年他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即以《第一人称》为名。

二次大战爆发后，毛姆由尼斯避难到英国，继而赴美国居住，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返回里维埃拉的故居。在美国期间，他出版了《刀锋》(一九四四年四月，英国版晚三个月)；这是一部杰作，出版后不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受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那个严峻的批评家的称许。《总结》(一九三八)虽然带有自传性质，但主要是叙述他的相当实事求是但不随俗流的文学见解和人生哲学；这部书应和《一个作家的笔记本》(一九四四)作姊妹篇读。他死时九十一岁，遗有一女。他的戏剧、小说和短篇小说有许多于他在世时都拍成电影；这在当代作家中也是少见的。

由于童年在法国度过，青年时期在法国养过病，中年后又定居法国，并且经常旅行，毛姆可说是一个最没有英国气的英国作家。他的外祖母孀居之后，曾经带领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毛姆的母亲——来法国以写小说和儿童文学谋生；毛姆好像不但继承了他外祖母的写作才能，而且继承了她的亲法国倾向。在《寻欢作乐》中，他曾经提到笛福、斯特恩、萨克雷、狄更斯、艾米丽·勃朗特和马塞尔·普鲁斯特这些小说家“在世时那样有名，但是，现在无疑已经被人忘却了”。这里面，除掉最后一个是法国人外，其余的都是英国小说家，而且是英国小说的半壁江山。他好像特别和狄更斯过不去。在《总结》中他写道，“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最现实主义的作家，由于兴趣的引导，常常歪曲自己的人物。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他们……才气越大，个性越强，他的人生图画越是光怪陆离。有时，我觉得，后代如果要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好别去看那些独树一帜的作家，而去读那些平庸的作家，因为他们由于平庸，反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这些人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因为尽管后世肯定会欣赏他们，被标志为平庸总是不称心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应当承认，人们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里，比在狄更斯的小说里更能看到真实的人生图画。”然而巴尔扎克、莫泊桑、司汤达对他的影响，他始终没有否认过。巴尔扎克的石子投入河中的比喻，他在《刀锋》中曾一再运用而不自觉。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他提到时就像我们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一样熟悉。他的短篇小说不但受莫泊桑的影响，而且为他赢得了“英国莫泊桑”的声誉。

《刀锋》依旧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这个人干脆不再是作者惯用的阿辛登笔名，而是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小说写一个参加第一次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达雷尔。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人平时是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因趋救拉里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这也是毛姆在《总结》中提出过的)。复员后，拉里既不肯进大学，也不肯就业，一心想探求人生的终极。为此，他丢下未婚妻来到巴黎；两年后，和未婚妻解约，又从巴黎遍游世界各地，最后到了印度，找到了印度的吠陀经哲学。于是了悟人生，把自己的一点薄产分散给亲友，自己返回美国，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汽车司机，打算隐身人海，以终天年。小说以拉里为中心，描绘了许多美国男女，有拉里的未婚妻，贪图物质享受的伊莎贝儿；有以买卖古董起家，一心想钻进上流交际社会的艾略特·谈波登；有头脑简单但心地忠厚的格雷·马图林，他原是百万富翁的独生子，但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崩溃使他破了产，他是个只知道做生意发财的典型美国社会产物；有伊莎贝儿的同学，索菲·麦唐纳，因丈夫和儿子在车祸中丧命，被夫家放逐到巴黎来过着堕落的生活，终于被不逞之徒杀害；还有一个模特儿兼妓女的法国女子苏姗·鲁维埃，和拉里与作者都相识，最后和法国一个外地厂商结婚而得到生活保障。作者本人在书中也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背景多半是在法国，特别是巴黎。由于毛姆大半生是在法国度过的，而写作本书时，正因战争避地美国，所以写到巴黎时，特别流露出怀乡情绪，如写他在赴拉里约会之前，穿过卢森堡博物馆的公园时，描写园中游人的那一段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描述，完全属于自叙性质，和小说毫无关系。又如第六章论述莱辛的《贝蕾妮丝》，都是离开主题发挥自己的文学见解。书中的主要角色除掉苏姗·鲁维埃外，全都是美国人，使人想起一句调侃美国人的谚语：“人死后进天堂，美国人死后去巴黎。”但是，他们最后都死的死了，回国的回国了，连苏姗·鲁维埃也嫁到外地去，如作者所说，“在我的生命中也消失了。”当然，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只占据作者生活的很少一部分，但我们仍不免兴一种落寞之感，仿佛作者是“珠箔飘灯独自归”。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交代的，他这本书并不想“阐述所谓《奥义书》的哲学体系”。“我懂得太少了，但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的地方……我想的只是拉里。”在本书结尾时，他又说，“我是个俗人，是尘世中人；我只能对这类人中麟凤的光辉形象表示景慕，没法步他的后尘。”因此，他和克里斯朵夫·衣修午德不同，并不打算向西方推荐吠陀经哲学，或者提倡人人都学拉里；单拿一点来说，不近女色，如果人人都像拉里那样奉行，岂不会造成灭种的灾祸！毛姆的道德观是如我国嵇康在《绝交书》中所主张的“四民有务，各得志为乐”。他把拉里捧得很高，但并不把艾略特·谈波登那个“大大的势利鬼”贬得很低。他对放浪形骸的索菲·麦唐纳只有同情，对当模特儿兼妓女的苏姗·鲁维埃能够有一个归宿感到欣幸，对头脑简单的格雷·马图林，在他的笔下绝少挖苦，而往往突出他的忠厚和慈爱，但对伊莎贝儿则毫不徇情地揭露她蓄意破坏索菲和拉里婚事的阴谋，尽管他很欣赏她的美，并且是她多年来的“知心”朋友。但他接着也写伊莎贝儿获悉拉里分散自己财产，并且返回美国预备当司机的消息后，伤心啜泣的情景，从而让读者自己对伊莎贝儿作出结论。不妨说，伊莎贝儿的用心是狠毒的，但是，她破坏的是一个本来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婚姻，因为如果索菲连伊莎贝儿布置的那点诱惑都抵御不了，拉里即使学会了瑜伽修道士的那点法力，能把她从自甘堕落的道路上拉得回转吗？

尽管作者在本书开头声称，他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可述，但是，他仍旧充分运用了叙事的技巧，从而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即一面译，一面盘算着不知他对这种铺开的局面怎样收拾法。但是，使我佩服的是他笔头一转，很快就结束掉；例如在第二章末尾，当伊莎贝儿告诉作者自己和拉里解约的经过，以及作者给了伊莎贝儿忠告之后，他只用两三行文字就结束了他们精心策划的汉普顿宫之游：

雨仍旧下个不停，我们认为不去看汉普顿宫那些华贵建筑，甚至伊丽莎白女王的床，伊莎贝儿也可以活下去，所以就坐车子回到伦敦。

我想如果有个金圣叹的话，很可能在这一段后面插进一些双行批语：“随手收拾掉汉普顿宫，妙。盖汉普顿宫之游不过是为了找个场合让伊莎贝儿能向作者倾吐胸臆，现在目的已达，再叙述作者领她游览汉普顿宫便是呆鸟矣。”

但是，本书最成功的还是人物的塑造；不但几个主要人物写得非常成功，连些次要人物，如布雷德利太太，矿工考斯第，甚至土伦的警察局长，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小说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一直写到三十年代中期，人物的性格当然不可能没有发展和变化。索菲·麦唐纳和作者在芝加哥初次见到的腼腆少女判若两人，这不难做到；她自己的身世便是解释。伊莎贝儿经过嫁格雷后的纸醉金迷生活，继之以破产和二次来巴黎后依舅父艾略特居住，锻炼成她那样的尤物，作者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艾略特·谈波登的变化基本上不大，只是一九二九年之后，排场变得阔绰了，但是，一直写到他临终前拿到爱德娜·诺维马里的请帖，亲自写那封回信之后，作者方才完成这幅社会名流的画像，真可以说是达到笔酣墨饱的地步。只有拉里·达雷尔自始至终好像变化不大，永远是那样一个闲云野鹤似的人物，使人疑心是不是取材自真实生活。可是，一九五九年，却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拉里的蓝本，原来是剑桥大学新近逝世的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这位教授是奥地利人，在剑桥大学学工程学，偶尔也研究一点哲学，听过罗素和摩尔的课，但颇能发挥自己的独特见解。第一次大战开始，维特根斯坦担任军官并沦为俘虏；战后隐居奥国，当小学教师和修道院园丁。他的剑桥大学同学兰姆赛和布里斯威特在奥地利访求到他，力劝他重新把哲学抓起来，维特根斯坦于是跟当时的维也纳学派石里克等人稍稍往还；一九三〇年，受聘为剑桥大学研究员。后来摩尔退休，维特根斯坦却继摩尔被任命为哲学教授。以一个外国人在英国的学术首府担当这个职务，可以说是殊荣，但维特根斯坦却引以为苦，经常劝他的学生不要在大学教书，尤其不能教哲学。一九四七年年纪不到六十就退职，一九五一年逝世。毛姆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刀锋》时，维特根斯坦还活着，所以作者在小说开头时说，“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但是，不管作者怎样改动，总有些蛛丝马迹可寻；举例说，小说开头叙述拉里在俱乐部图书室里死啃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而维特根斯坦讲课时绝不引用别的哲学家的话，但却时常提到威廉·詹姆斯；有一天，甚至告诉学生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第××页讲的什么，使学生们听了都感觉诧异，这是一。其次，小说写拉里最后把自己的一点财产分散给人，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死后，留给他一笔很优渥的财产，维特根斯坦全拿来分给富有的亲朋，他的怪理由是富人得到才可以免受金钱的腐蚀，而小说中也没有提到拉里散金的对象是些什么人，这是二。还有，维特根斯坦平日绝少与人交接，凡是大学社交生活和哲学界各种活动都绝迹不参加，这和拉里不喜欢社交活动也有相似之处。根据这几方面的对照，再加上两人性格上的转变，都是因参加一次大战后开始的，可以断言小说中的拉里就是写的维特根斯坦。当然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如拉里告诉伊莎贝儿他读希腊原文的《奥德修纪》所感到的兴奋，但是，维特根斯坦却是什么文学作品都不读，只看侦探小说。但是，毛姆在《总结》中曾讲过这样的话：“喜欢听故事和喜欢看跳舞和摹拟表演……同样是人性的自然倾向。从侦探小说的流行可以看出这种爱好至今不衰，连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也看它们，当然并不当回事，可是的确看它们；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唯一放在眼里的那些心理的、教育的、精神分析的小说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特殊需要吗！”毛姆这段话里面的“第一流知识分子”原文是the most intellectual persons,所以不仅包括文学权威，也应包括其他学术权威在内。可以揣想，维特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毛姆并不是不知道；而小说第五章作者从爱德娜·诺维马里的女秘书那里为艾略特偷得请帖后，问女秘书她在化装舞会上预备穿什么服装时，她的回答是，“我亲爱的先生，我是个牧师的女儿，这种愚蠢的事，我留给上层阶级去做。当我看见《先驱报》和《邮报》的那些代表吃了一顿好消夜并且喝了一瓶我们的第二等最好的香槟酒之后，我的责任就结束了。我将回到我的卧室关起门来看一本侦探小说。”这一点描绘，我认为也是从维特根斯坦身上移植过来的。最后，还有维特根斯坦在战后当的小学教师与修道院园丁工作，和拉里回美国后预备当的卡车司机和开出租汽车同样都是不求闻达的表现，毛姆只是把他的蓝本首尾倒置一下而已。

毛姆从不讳言他小说中的人物是从真实生活取材的，所以我的这点考证——如果并没有被别人发现的话——并不足为奇；问题倒是为什么毛姆挑中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人作为他小说的主角。《刀锋》出版于一九四四年，是他一九四〇年来美国后的第一部小说。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他流寓美国期间，盘算和估量——特别是从大西洋彼岸——他所经历的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以他阅历之深，接触面之广，而选择了维特根斯坦，一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拉里这个人确是一次大战的产物，而他反映的时代——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黄昏时代。在这个时期，世界文化中心虽则仍在欧洲，而欧洲的文化中心，在毛姆看来，无疑在法国，但它已经不能给来此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以满意的回答了。拉里在巴黎博览群书，学会了几种语言，但是，巴黎和法国只成为他的中途岛；他最后带回去的，既不是恩夏姆神甫要把他当迷途羔羊圈回去的天主教，也不是他想从波兰矿工考斯第口中探听的神秘主义，而是印度的吠陀经哲学。小说中无一语涉及纳粹的兴起，但是，小说反映的欧洲的精神空虚，已足够说明为什么纳粹主义能够乘虚而入了。

小说不是历史，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必须给人以真实感，不能只是影子。有时候，由于文学修养差，欣赏不了作家所创造的人物，这情形是有的。我当学生时，对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形象就不能欣赏，后来读了A.C.布雷德利的《莎士比亚悲剧》才发现自己的文学修养不足。但是，有些名家笔下的人物，如最近我读到的狄更斯的《小杜丽》，就只能说是概念的产物了。毛姆的《刀锋》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两次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一个人物画廊。

周煦良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

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

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迦托—奥义书》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二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三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四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五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六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七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一章

一

我以前写小说从没有像写这一本更感到惶惑过。我叫它做小说，只是因为除了小说以外，想不出能叫它做什么。故事是几乎没有可述的，结局既不是死，也不是结婚。死是一切的了结，所以是一个故事的总收场，但是，用结婚来结束也很合适；那些世俗的所谓大团圆，自命风雅的人也犯不着加以鄙弃。普通人有一种本能，总相信这么一来，一切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男的女的，不论经过怎样的悲欢离合，终于被撮合在一起，两性的生物功能已经完成，兴趣也就转移到未来的一代上去。可是，我写到末尾，还是使读者摸不着边际。我这本书只是追叙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这人虽则和我非常接近，却要隔开很长的时间才碰一次面；他中间的经历我几乎毫无所知。要我杜撰些情节来补足这些脱漏，使故事读起来更加连贯，固然可以，可是，我无意于这样做。我只打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记下来而已。

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小说叫《月亮和六便士》；在那本书里，我挑选了一个名画家保罗·高更；关于这位法国艺术家的生平我知道得很少，只是倚仗一点事实的启示，使用小说家的权限，炮制了若干故事来写我创造的人物。在本书里，我一点不打算这样做。这里面丝毫没有杜撰。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我写的这人并不出名；也许他永远不会出名；也许他的生命一朝结束之后，这一生留在世界上的痕迹并不比石子投入河中留在水面上的痕迹为多。那时候，我这书倘使还有人读的话，就是由于它本身可能引起的兴趣了。但是，也许他替自己挑选的生活方式，和他性格里面所特有的坚定和驯良，在他同类中间的影响会日益加深，这样，可能在他去世长远以后，有人会恍悟这时代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这本书写的是谁了，而那些想要稍微知道一点他早年身世的人，当可在书中找到些他们想要找的东西。我觉得这书虽有如我所说的种种不足之处，对于替我朋友作传的人，将不失为一本可资征引的书。

书中的谈话，我并不要假充是逐字逐句的记载。在这类或其他场合下，人家的谈话我从不记录下来；可是与我有关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虽则是我写的，敢说很能忠实反映他们的谈话。适才说过，我丝毫没有杜撰；现在这句话要改正一下。就像希罗多德以来的许多历史家一样，我也有擅自增入的部分；故事里角色的谈话有些是我没有亲耳听见，而且也不可能听见的。我这种从权的理由和那些历史家的理由一样，因为有些场合若只是重述一下，就会毫无生气，加进谈话要生动得多，真切得多。我要有人读我的书，所以只要写得人读得下去，我认为总可以做得。至于哪些地方是擅自增入的，明眼的读者自会一望而知，他要摈弃这些不读，完全听他自由。

另一个理由使我从事这部作品时感到疑惧的，是这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了解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一个人除掉他本国人以外，很难说真正了解什么人。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也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你非得和那些人生活过。要了解这些，你就得是这些。正由于你离开观察不能了解一个对于你是异域的人，要在书中刻画得真切就难了。连亨利·詹姆斯那样一个精细的观察家，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也没有能创造出一个十足英国气的英国人来。至于我，几篇短篇小说除外，从没有打算写过本国以外的人；短篇小说里敢于写外国人的缘故，是因为短篇的人物只要一点粗枝大叶；你写个轮廓，细微的地方全可以由读者自己去补充。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做一个英国人，这本书里的人物为什么不可以照做。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能。那一来，他们就不成其为他们那样的人了。我并不作为他们是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连他们的语言特点我都没有打算仿效。英国作家在这方面闯的乱子和美国作家打算模仿英国人说的英语时闯的乱子一样多。俚语是最坑人的东西。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故事里经常要用俚语，可是总不像一个英国人说的那样，因此不但不能取得他所企求的俚俗效果，反而时常使英国人读来感到突兀和怪不舒服。

二

一九一九那一年，我起身到远东去，路过芝加哥；为了某种和本书无关的原因，在那边住了有两三个星期之久。不久以前，我出版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所以在当时也算是新闻人物，一到芝加哥，就有记者来访问。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我去接电话。

“我是艾略特·谈波登。”

“艾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不，我回来看看家姐的。我们找你今天来玩。跟我们一起吃午饭。”

“好极了。”

他把时间和地址告诉我。

我认识艾略特·谈波登已经有十五年。他这时已是将近六旬的人，一表人才，高个儿，眉目清秀，鬈发又多又乌，微带花白，恰好衬出他那堂堂的仪表。他穿着一直考究，普通的买自夏费商店，可是衣服鞋帽总要在伦敦买。在巴黎塞纳河南岸时髦的圣纪劳姆街上有一所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古董客人，可是这是诬蔑，他极其痛恨。他有眼光，又有学问，也不否认在已往的年头他刚在巴黎住下时，曾经帮助那些要买画的收藏家出过主意；后来在他的交游中听到有些中落的英法贵族想要卖掉一张精品，碰巧他知道美国博物馆的某某理事正在访求这类大画家的优秀作品时，自然乐得给双方拉拢一下。法国有许多旧家，英国也有些，有时迫于境遇，不得不把一口比尔签名的橱柜或者一张奇彭代尔手制的书桌割爱，但是不愿意声张出去，碰到他这样博雅而彬彬有礼的人能够把事情办得一点不露痕迹，正是求之不得。听到这话的人自然而然想到艾略特会在这些交易上捞些好处，但都是深有教养的人，谁也不愿意提。刻薄的人硬说他公寓里的东西全都是出售的，说他每次名酒好菜请美国阔佬们吃一顿午饭之后，他那些值钱的画总有一两张不见了，不然就是一口细工精嵌的橱柜换成一口漆的。等到有人问他怎么某一件东西不见了，他就花言巧语地说，那个他觉得还不上品，因此拿去换了一件更好的。接着又说，尽瞧见一样东西真腻味。

“Nous autres américians，”他先调一句法文，“我们美国人就欢喜换花样。这既是我们的短处，也是我们强过人的地方。”

巴黎的有些美国太太，自称晓得他的底细的，说他的家道原来很穷，所以起居能够那样阔绰，只是由于他为人非常精明的缘故。我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钱，可是那位公爵头衔的房东在他这所公寓上却着实收他一笔房租。公寓里的陈设又是那样名贵：墙壁上挂的都是法国大画家的作品，瓦托啊，弗拉戈纳尔啊，克洛德·洛兰啊，等等；镶木地板上炫耀着萨伏纳里和奥比松的地毯；客厅里摆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精工细绣的家具，制作之精，如他自称的，说不定就是当年蓬巴杜夫人的香闺中物。反正他并不用设法赚钱，就能生活起居有他认为上流人士应有的那种派头。至于他过去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样，你假如是明白人的话，最好还是别提，除非你有意要和他断绝往来。他既然在物质上不用操心，就一心一意追求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起来，换句话说，社会交际。他初到欧洲时，还是个拿着介绍信去见名流的年轻人，后来和英国、法国那些中落的大家发生商业关系，这就奠定了他先前取得的社会地位。本人在弗吉尼亚州原是旧家，母系方面还可以追溯到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署过名的祖先，这点家世使他拿着信去见那些有头衔的美国太太时，很受人看得起。人缘好，人又神气，跳舞跳得不错，打枪不算坏，网球很好，什么宴会里都少不了他。鲜花和高价钱的大盒巧克力，任意买来送人；虽则很少请客，请起客来，倒也别致有趣。那些阔太太们被他带着上一趟苏荷区的异国情调饭馆，或者拉丁区的小酒店，都觉得很好玩。替人效劳，随时随地都来；你要是请他做一件事，不管多么厌烦，没有不高高兴兴替你做的。碰到年纪大点的女人，总是曲尽心意去博她们的欢心，所以不久在许多豪贵人家都混得很熟。为人实在太好讲话了，假如有人失约，你临时拉他来凑数，他毫不介意就来，而且让他坐在一位顶讨厌的老太婆旁边，保管还会替你敷衍得有说有笑。

两三年工夫，在伦敦和巴黎，所有一个年轻美国人攀得上的朋友，他都攀上了；巴黎他是长住，伦敦是每年游宴季末期去，还有就是在初秋时拜访一转乡间别墅。那些早先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们，看到他的交游竟如此广，很觉得诧异。感想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高兴她们抬举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居然有偌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有点着恼，怎么和他混得很熟的人，和自己的交情只是一点浮面。虽则他对待她们照旧很客气，很肯效劳，这些人总不好受，觉得他利用她们做了社交上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当然他是个势利鬼，他是个大大的势利鬼，他势利得毫不顾旁人齿冷。哪一家请客，他想厕身被请之列，或是哪一位大名鼎鼎但是有名难缠的老阔寡妇，他想拉拢点关系，就什么都做得出来：钉子照碰，冷言冷语照吃，下不了面子的地方照下得去。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不屈不挠。只要眼睛落在什么上面，他就像植物学家寻求一株异种兰花一样，洪水、地震、瘴热、敌意的土人，什么危险都去冒，非弄到手不肯罢休。一九一四年的大战给他提供最后的机会；战事一爆发，他就去参加一个救护队，先后在佛兰德和阿尔艮战区都服务过；一年后回来，佩起一枚红勋章，在巴黎红十字会弄了一个位置。那时候，他手头已很宽裕，要人支持的慈善事业，他都慷慨捐助。任何铺张扬厉的善举，他必竭尽自己的博雅知识和办事才能来襄助一切。巴黎两家最高贵的俱乐部，他都做了会员。法兰西那些最煊赫的妇女提起他来总是“那个好艾略特”。他终于发迹了。

三

我最初认识艾略特的时候，自己还不过是个平常的年轻作家，他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从不忘记一张脸，所以不论在哪里碰到，总是很客气地和我拉手，但是，无意和我结交；假如我在歌剧院里看见他，比方说，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显贵，他就会装作没有看见我。可是，那时我写的剧本碰巧获得相当出人意料的成功，所以，不久我就看出艾略特对我稍微亲热起来。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柬，约我到克拉里奇饭店吃午饭，那是一家旅馆，他到伦敦就住在那里。客人并不多，也不怎么出色，我有个感觉，好像他在试探我在交际上成不成。可是，从那时起，我自己的成功也给我添了不少新朋友，因此，和艾略特碰面的机会也多起来。之后不久，我上巴黎去度秋天，住了几个星期，在一个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家里又碰见了。他问我住在哪里，一两天后，又寄来一张午饭请帖，这次是在他自己的公寓里。我到了一看，没料到客人竟是相当出色，肚子里暗笑。我知道，以他那样烂熟世故，明知道在英国社交界我这样一个作家并不稀奇，但是，在法国这儿，一个人只要是作家就会被人另眼相看，所以我也了不起了。这以后好多年，我们的交往都相当亲密，不过从没有真正成为朋友。我怀疑艾略特·谈波登会和任何人成为朋友。他对别人的一切，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外，全不发生兴趣。不论我偶尔来巴黎，或是他在伦敦，他请客少一个人，或者逼得要招待旅游的美国人时，总要请我去。这些人，我疑惑有些是他的老主顾，有些是拿介绍信来谒见他的、素昧平生的人。他一生中就是在这些地方受罪。他觉得应酬总得应酬一下，但是，不愿意介绍他们和他那些阔朋友见面。最好的打发办法当然是请吃晚饭，再去看戏，可是这往往很困难，因为他每晚都有应酬，而且早在三个星期前全约好了；就算能做到那样，料想那些人未必就此满足。他因为我是个作家，而且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毫不介意把他这些苦恼告诉我。

“美国那些人写介绍信真是太不替别人着想了。并不是说把这些人介绍给我，我不高兴见，不过，我觉得没有理由叫我的朋友跟我受罪。”

他给他们买了大玫瑰花篮和大盒的巧克力糖送去，借此补救一下，可是，有时候还得请吃饭。就在这种时候，他先告诉我一番话，然后又天真地邀请我赴他筹备的这类宴会。

“他们极其想见见你，”信上这样捧我。“某太太是个很有文学修养的妇女，你写的书她一个一个字都读过了。”

某太太后来就会告诉我，她读了我的《裴林先生和特雷尔先生》非常喜欢，而且祝贺我的《软体动物》剧本演出成功，头一本书的作者是休·沃波尔，后一书的作者是哈伯特·亨利·戴维斯。

四

如果我描写的艾略特·谈波登使读者觉得他是个卑鄙小人，那实在是冤枉他。

在某一点上，他可以称得上法国人说的serviable；这个词，以我所知，在英语里还找不到适当字眼。词典上有serviceable，古义是指肯帮助人，施惠，厚道。这恰恰就是艾略特。他为人慷慨；虽则在他早期的社会活动中，那种送花、送糖、送礼的豪举无疑有他的用心，到后来没有这种必要时，他还是照做。送东西给人，他觉得很好受。他顶好客；雇的厨师比起巴黎的哪一家来都不差，而且在他那儿用饭，准会吃到最早的时鲜菜。他的酒十足证明他是个品酒的内行。诚然，他挑的客人都是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定，不一定是佳客，可是，他至少总罗致一两个能说会笑的客人，因此，他的宴会差不多总是很有意思。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说他是个龌龊小人；尽管这样说，他请起客来，还是高高兴兴照去。他的法语说得流利正确，轻重音一点不含糊。他曾经费了很大气力把英语说得像英国人那样，你得有一对很尖锐的耳朵才能捉住他一个美国音。他极其健谈，只是你得设法使他不提那些公爵和公爵夫人；但是，即使谈到这些公爵和公爵夫人时，他也能使人解颐，特别是单独和你在一起时，反正他现在的地位已经是不容置疑了。他有一张顶逗人的刻薄嘴，而这些王公贵人的丑史秽闻又没有一件不吹到他耳朵里的。X公主最近的孩子的父亲是谁，Y侯爵的情妇是哪一个，我全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敢说连马塞尔·普鲁斯特知道的显贵秘闻也赶不上艾略特知道的那样多。

在巴黎时，我时常跟他一起吃午饭，有时在他公寓里，有时在饭馆子里。我喜欢逛古董铺，偶尔也买些，不过看看居多，而艾略特总是兴冲冲陪我去。他懂，对于艺术品也真心爱好。我想巴黎这类铺子他没有一家不认识，而且老板个个都是熟人。他最爱杀价；每次我们出发时，他总叮嘱我：

“要是你有什么东西想买，自己不要问。丢个眼色给我，底下的由我来。”

他顶得意的事就是替我弄到一件我看中的东西，价钱只抵要价的一半，看他讲价真是好耍子。他会争论，哄骗，发脾气，想法叫卖方心软，嘲弄他，挑剔毛病，吓唬不再踏进人家店门，叹气，耸肩膀，正言规劝，满脸怒容朝外走，到最后争到他出的价钱时，惨然的样子摇摇头，好像无可奈何只好屈服一样。然后低低用英语跟我说：

“买下来。加倍的价钱都还是便宜。”

艾略特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他在巴黎住下不久，就碰见一位神父。那人出名的会说人皈依，过去多少相信异端的迷途羔羊都被他圈了回来。他饭局最多，人有名的善于辞令。他的教务活动只限于富贵人家。虽则出身寒微，多少高门大户都尊为座上客。这样一个人，艾略特见了当然动了念头。他偷偷告诉一位新近被这位神父说服改教的美国阔太太，说他家里虽则一直奉的圣公会派，他本人却是对天主教向往已久。有一天晚上，这位太太请他吃饭，跟这位神父见见；就只他们三个，神父是谈笑风生。女主人把话兜到天主教上去，神父谈得非常热烈，丝毫不迂腐，虽则是教中人，就像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同另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谈话一样。艾略特发现神父十分知道他的为人，有点受宠若惊。

“范多姆公爵夫人上回还跟我谈起你，她觉得你看事情顶清楚。”

艾略特快活得红光满面，公爵夫人他是进谒过，可是，从没有想到她会对他动一下脑筋。神父心性广阔，见解摩登，态度宽容，一番关于天主教的议论谈得既高明又温和。他把天主教会说得使艾略特听来很像一个任何有教养的人如果不加入就对不起自己的高尚俱乐部。六个月后，艾略特就入了教。这样一改宗，再加上在天主教方面的慷慨布施，那几家以前进不去的人家大门也被他敲开了。

也许他放弃祖传的宗教，动机并不纯正，可是改宗以后，倒的确诚心诚意。每星期要到第一流人士光顾的教堂去做弥撒，过些时就去神父那里忏悔，隔两年总要朝一次罗马。久而久之，教廷因他虔诚，派了他御前侍卫，又见他孜孜恪尽职守，奖给他圣墓勋章。说实在话，他在天主教方面的事业和他在世俗方面的事业，可算一样成功。

我时常问自己，以他这样一个聪明、和蔼、学识优长的人怎么会被势利蒙着心眼儿。他不是暴发户。父亲在南方一个大学当过校长，祖父是相当有名的神学家。以艾略特的机伶，决不会看不出那些应他邀请的人多只是混他一顿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那些响亮的头衔引得他眼花缭乱，看不见一点他们的缺点。我只能这样猜想，跟这些家世缅邈的人过从亲密，做这些人家妇女的近臣，给他一种永不厌烦的胜利感；而且这一切，归根结底，实起于一种狂热的浪漫思想；这使他在那些庸碌的小小法国公爵身上见到当年跟随圣路易到圣地去的十字军战士，在装腔作势、猎猎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见到他们在金锦原侍奉亨利八世的祖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就像生活在天地广阔的英勇古代里一样。我想他翻阅戈沙年鉴时，看见一个姓氏接一个姓氏地使他回想起年代悠远的战争，史册上的攻城战和著名的决斗，外交上的诡诈和王侯们的私情，他的心就会热得跳起来。总而言之，这就是艾略特·谈波登。

五

我预备洗个脸，梳一下头发，再去赴艾略特约的饭局；正忙着时，旅馆里人打电话上来，说他在楼下等我。我有点诧异，可是一收拾好，就下楼去。

我们握手时，他说：“我想我自己来接你要安全些。我不清楚你对芝加哥到底有多熟。”

他这种感觉，我看出好些住在国外多年的美国人都有；他们心目中仿佛美国是个很难走甚至危险的地方，你不能随随便便让一个欧洲人单独去闯。

“还早，我们不妨走一段路，”他提议。

外面微有寒意，可是，天上一丝云都没有，活动活动筋骨倒不错。

我们走着路时，艾略特说：“我想你会见家姐之前，顶好先知道一点她的为人，她有一两次住在巴黎我那里过，不过，我记得你那时不在，你知道，今天人并不多，就是家姐和她的女儿伊莎贝儿和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是那个室内装饰家吗？”我问。

“对了，家姐的屋子糟透了，伊莎贝儿和我都劝她重新装修一下，我刚巧听见布拉巴宗在芝加哥，所以就叫家姐请他今天来吃午饭，当然，他不是怎么一个上等人，但是很行，玛丽·奥利芬特的拉尼堡，圣厄茨家的圣克莱门特·塔尔伯特府，都是他装饰的。公爵夫人极其喜欢他。你可以看看路易莎的屋子，我永远不懂得，她这么多年怎么住得下去，不过说起这个来，她怎么能在芝加哥住下去，我也永远不懂得。”

我从他嘴里得知布雷德利太太是个寡妇，三个孩子，两儿一女，不过儿子年纪大得多，而且都已结婚，有一个在菲律宾政府里做事，有一个，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在外交界服务，现在人在阿根廷都城。布太太的丈夫过去宦历甚广，在罗马做了几年一等秘书，后来又派到南美洲西岸的一个小共和国当专员，人就是死在那边。

艾略特继续讲下去，“他去世之后，我要路易莎把芝加哥的宅子卖掉，可是，她不忍心。布家这所宅子买下来已有了年代，他们是伊利诺斯一个顶旧的旧家。一八三九年从弗吉尼亚原籍迁来这里，在现在离芝加哥六十英里的地方置下田产，目前还保留着。”艾略特迟疑一下，看看我吃不吃他这一套。“我想你也许会说他家早先是种田的，不过，我不晓得你可知道，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中西部开始开发，不少弗吉尼亚的人，好人家的子弟，你晓得都被无名的诱惑打动，离开了丰衣足食的乡土。我姐丈的父亲切斯特·布雷德利看出芝加哥有它的前途，来这里进了一家法律事务所，反正他赚的钱也够儿辈吃用的了。”

艾略特的话虽如此说，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那位已经去世的切斯特·布雷德利离开他祖传的华屋良田，来进律师事务所，原因并不那样简单，不过，从他攒聚了一笔家财上看来，总还值得。后来有一回布太太拿几张乡下她所谓“老家”的照片给我看，艾略特就不很快活；照片上面我见到的是一所不大不小的宅子，有美丽的小花园，可是仓房、牛棚、猪厩都隔开只有一箭之地，四周是一片荒芜的平畴。我不由想到，切斯特·布雷德利先生丢下这儿到城市里去找出路，并不是没有成算的。

过了一会，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把我们开到一所褐色砂石房子面前，房子窄而高，要拾上一串陡峻的石级才到大门。并排是一列房屋，在湖滨道过来的一条街上，房屋外表就是在那天明媚的秋光里也还是阴沉沉的，我不懂得一个人对这样的房子会有什么好感。开门的是个高壮的、一头白发的黑人管家，把我们引进客厅。我们走进时，布雷德利太太从椅子上站起来，艾略特给我引见。她年轻时当是个美丽的女子，眉眼虽则粗一点，却生得不错，眼睛很美。可是那张几乎完全不施脂粉的僵黄脸，肌肉已经松弛下来，显见她和中年发胖的战斗是失败了。我猜她还不肯服输，因为她坐下时，腰杆在硬背椅子上撑得笔直；的确，穿着她那受罪的铠甲一般的紧身衣，这样要比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舒服得多。她穿的一件青色衣服，上面满织的花，高领子，鲸鱼骨撑得硬硬的。一头漂亮的白发，烫成波浪纹，紧紧贴在头上，发式做得极其复杂。她请的另一位客人还没有到，我们一面等，一面东拉西扯地谈。

“艾略特告诉我，你是走南路来的，”布太太说。“你在罗马歇了没有？”

“歇的，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

“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好吗？”

我被她这个问题弄得很诧异，只好回答说我不知道。

“哦，你没有去看她？真是个好女人，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待我们真好。布雷德利先生那时是使馆的一等秘书。你干吗不去看她？你难道是跟艾略特一样的坏蛋，连奎林纳宫都进不去吗？”

“当然不是，”我笑着说。“事实是我并不认识她。”

“不认识？”布太太说，好像信不了似的。“为什么不认识？”

“告诉你实在话，作家们一般并不跟国王王后厮熟。”

“可是，她是个顶可爱的女人，”布太太好言劝我，好像不认识这位王后完全是我不屑似的。“我敢保你会喜欢她。”

这时候门开了，管家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领进来。

格雷戈里·布拉巴宗，空有一个好名姓，并不是个浪漫人物。这人长得矮而胖；除掉耳朵旁边和后颈有一圈黑鬈发外，头秃得就像只鸡蛋；满脸红光，看去就像要裂成一大堆臭汗一样，骨碌碌的乌眼珠，多肉的嘴唇，厚厚的下巴。他是英国人，我有时在伦敦落拓不羁人士的宴会里碰见他。人很热闹，开心，总看见他咧着嘴笑，可是，你不用是一个出色的人物评判者，就可以看出他和人家那种嘻嘻哈哈的亲密不过是一种遮盖，这里面还有很精明的生意经。多年来，他在伦敦都是最成功的屋内装饰家。他有一副很洪亮动人的嗓子，和一双小而肥的富于表情的手。只要来一套动人的姿势，一大串兴奋的字眼，他就能推动一个踟蹰不决的主顾的想象力，使人简直没法拒绝那在他好像是一份盛情的交易。

管家重又托了一盘鸡尾酒进来。

“我们不等伊莎贝儿了，”布太太拿起一杯酒时说。

“她到哪儿去了？”艾略特问。

“跟拉里打高尔夫去的。说她也许要晚一点。”

艾略特转向我说，“拉里是劳伦斯·达雷尔。伊莎贝儿算跟他订婚了。”

我说，“艾略特，我不知道你喝鸡尾酒。”

“我不喝，”他一面愤然回答，一面呷着手里的酒，“可是，在这个禁酒的野蛮国度里，你有什么办法？”他叹口气，“巴黎有些人家现在也预备这东西了，坏交通把好习惯都搅糟了。”

“简直胡扯淡，艾略特，”布太太说。

她的口气相当温和，然而坚决，使我不由而然觉得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我并且从她看艾略特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可以猜出她丝毫没有把他当作了不起。我肚子里寻思，不知她把格雷戈里·布拉巴宗看作是哪一等人。布拉巴宗进来时，我就看见他用内行的眼光把屋子里扫一下，两道浓眉不知不觉抬了起来。这的确是间奇怪的屋子。壁纸、窗帘布、椅垫、椅套，全是一式的图案；壁上厚重金镜框里挂的油画，显然是布家人在罗马时买的。拉斐尔派的圣母，基多·里尼派的圣母，苏卡吕尼派的风景，庞尼尼派的古迹。还有他们住在北京时的纪念品，雕得都满的海梅桌子，巨大的景泰蓝花瓶，还有些是从智利或者秘鲁买来的，硬石刻的胖人儿，陶制的瓶子。一张奇彭代尔的书桌，一只嵌木细工的玻璃橱。灯罩用白绸做的，不知道哪个鲁莽画家在上面画了些穿瓦托式装束的牧羊男女。屋子看上去真使人作呕，然而不懂什么缘故，却还顺眼。这里有一种安逸的，住了人的气氛，使你觉得这许多荒乎其唐的大杂烩自有它的道理。所有这一切凑合不上的东西都属于同一类，因为它们是布太太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才喝完鸡尾酒，门开处，进来一个女孩子，后面跟着一个男子。

“我们迟了没有？”她问。“我把拉里带回来。可有他吃的吗？”

“想来有吧，”布太太笑着说。“你按下铃，叫尤金添个位子。”

“他才替我们开门的。我已经告诉他了。”

“这是我的女儿伊莎贝儿，”布太太转身向我说。“这是劳伦斯·达雷尔。”

伊莎贝儿赶快跟我握一下手，来不及地就转向布拉巴宗。

“你是布拉巴宗先生吗？我真渴望见你。你替克莱曼婷·多默装饰的屋子我真喜欢。这屋子糟不糟？我好多年来都想法叫妈收拾一下，现在你来芝加哥，真是我们的机会到了。老实告诉我，你觉得这屋子怎样？”

我知道布拉巴宗死也不会说。他很快张了布太太一眼，可是她脸上泰然自若，一点看不出什么。他断定伊莎贝儿是重要人物，就发出一声狂笑。

“我敢说这屋子很舒服，种种都很好，”他说，“不过，你要是直截了当问我的话，那么我觉得确乎相当的糟。”

伊莎贝儿长得高高的，椭圆脸，直鼻梁，俊俏的眼睛，丰满的嘴，这一切看来都是布家的特征。人秀气，不过胖一点，大约是年龄关系，等她长大一点就会苗条起来，一双有力的长得很好的手，不过也嫌肥一点；短裙子露出的小腿也嫌肥。皮肤生得好，颜色红红的，和适才的运动以及开敞篷车回来都不无关系。人容光焕发，充满活力。十足的健康体质，嬉皮笑脸的高兴派头，对生活的满足，和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幸福感，使人看了心花儿都开。那种自如若堂的风度，不管艾略特多么文雅，和她一比都不免有点俗气。布太太那张惨白而有皱纹的脸在她的朝气衬托下，看去简直疲惫和衰老了。

我们下楼去吃饭。布拉巴宗一看见饭厅，眼睛就眯起来。壁上糊的暗红纸，算是冒充花布，挂些脸色阴沉死板的男女肖像，画得糟透糟透。这些人都是去世的那位布雷德利先生的近系祖先。他自己也在上面，一撮浓上须，僵直的身体穿着礼服和白粉浆的领子。一张布太太的像，是九十年代一个法国画家的手笔，挂在壁炉上面，穿着灰青缎子的晚服，颈上珠串，发髻一颗钻石星，一只满戴珠宝的手捏一条编织领巾，画得连针脚都一一可数，另一只手随随便便拿一柄鸵鸟羽扇子。屋内家具是黑楠木的，简直笨重不堪。

大家坐下时，伊莎贝儿问布拉巴宗，“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敢说一定花了不少钱，”他答。

“的确，”布太太说。“这是布雷德利先生的父亲送我们的婚礼，被我们带着跑遍了全世界。里斯本啊，北京啊，基多啊，罗马啊。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非常艳羡它。”

“假如是你的，你把它怎么办？”伊莎贝儿问布拉巴宗，可是，不等他回答，艾略特就替他说了。

“烧掉，”他说。

三个人开始讨论怎样装饰这屋子起来。艾略特力主路易十五的装潢，伊莎贝儿则要一张僧院式的餐桌和一套意大利式椅子。布拉巴宗认为奇彭代尔比较适合布太太的性格。

他转身看着艾略特，“你当然认识奥利芬特公爵夫人的？”

“玛丽吗？顶熟的朋友。”

“她要我装饰餐厅，我一见到她的人，就决定乔治二世。”

“你真对。上次在她那儿吃饭，我就注意到。雅极了。”

话就这样谈下去，布太太只听他们讲，你猜不出她肚子里想些什么。我讲话很少，伊莎贝儿的年轻朋友拉里（我忘记了他姓什么）简直一言不发。他坐在我对面的布拉巴宗和艾略特之间，我不时看他一眼。他年纪看去很轻，和艾略特差不多高，六英尺不到一点，瘦，而且四肢长得很松弛。顶讨人喜欢相的一个孩子，不漂亮，也不丑陋，相当的腼腆，一点没有出色的地方。我觉得怪有意思的倒是，虽则进屋子来之后记得他没有说上五六句话，人却非常自如，而且奇怪的是，尽管不开口，好像也在参加谈话。我注意到他的手很长，可是，就他的身个论，不能算大，形状看上去很美，同时又有力。我想画家一定高兴画这双手。他体格比较瘦，但是，看去并不文弱，相反地，敢说顽健。一张脸宁静庄重，晒得黝黑，要不是这样就看不出什么血色；五官端正，但并不出众。颧骨相当高，庭穴凹进。深棕色的头发，微微拳曲。眼睛看上去比原来的要大，因为陷在眼窝里很深，睫毛则又浓又长。眼珠的颜色很特别，不是伊莎贝儿和她母亲，舅舅共有的那种浓栗色，非常之深，虹彩和瞳子差不多是一个颜色，这给他的眼睛以一种特别的光芒。他有一种动人的潇洒风度，看得出为什么伊莎贝儿对他倾心。她的眼光不时落到他身上一下，从她的神情里我好像看出不但有爱，而且有喜欢。两人的眼光碰上时，他眼睛里含有一种温情，看去非常之美。没有比看见年轻人相爱更动人的了，这使我这个已届中年的人艳羡他们，同时，不懂得什么缘故，感到难受。这很愚蠢，因为以我所知，是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幸福的；两人的境遇都宽裕，你想不出什么理由说他们结不了婚，而且结婚后不能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伊莎贝儿、艾略特和布拉巴宗继续往下讲怎样重新装饰屋子，想逼出布太太一句话来，承认是得想个办法，可是，她只蔼然微笑。

“你们不要逼我。我得空下来自己想过。”她转身向那男孩子说，“拉里，你对这一切怎么看法？”

他向桌子四周环顾一下，眼中露出微笑。

“我觉得做不做都无所谓，”他说。

“你这个狗蛋，拉里，”伊莎贝儿叫出来。“我还特地关照你给我们撑腰的。”

“假如路易莎伯母满意她原来的那些，做什么要换掉？”

他发的问题非常在点子上，而且很合乎情理，我不禁笑出来。他看看我，自己也笑了。

“而且请你嘴不要咧得那个鬼相，你自以为讲了一句非常俏皮的话，我觉得很蠢，”伊莎贝儿说。

可是他的嘴咧得更大了，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牙齿长得又小又白又整齐。他望着伊莎贝儿的神情，不知怎样，使她脸红起来，呼吸也急促了。我假如没有弄错的话，那么，她就是疯狂地在爱着他，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好像她对他的情意里面还有一种母性的爱。这在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子身上有点令人意想不到。她嘴边微带笑意，重又向布拉巴宗殷勤起来。

“别睬他。他非常之蠢，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他什么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飞行。”

“飞行？”我说。

“他大战时是空军。”

“我还以为他那时年纪轻着，不会参军。”

“他年纪是轻，着实太轻了。他淘气之极。溜出学校，跑到加拿大；说了一大堆谎话，人家真的相信他是十八岁，这样就进了空军。停战时，他还在法国作战呢。”

“你把你母亲的客人缠死了，伊莎贝儿，”拉里说。

“我从小就认识他，他回来时穿一身军装，外套上挂那么漂亮的奖章，非常好看，所以，我就这么坐在他门口阶沿上，缠得他一刻不能安静，只好答应跟我结婚了。那时候，竞争可真激烈。”

“真的吗，伊莎贝儿？”她母亲说。

拉里身子伸过来向我说：

“我希望你一个字也不要信她。伊莎贝儿不是什么坏女孩子，可是个说谎大家。”

吃完午饭，艾略特和我不久就告辞。我先前告诉他打算去博物馆看看画，他说他带我去。我不大愿意有人跟我去逛博物馆，可是，没有法子说我喜欢一个人去，只好让他陪我。路上我们谈起伊莎贝儿和拉里。

我说，“看见两个年轻人这样相爱，怪有意思。”

“他们结婚的确太早一点。”

“为什么？趁年纪轻时恋爱、结婚，要有意思得多。”

“别胡闹。她十九岁，他不过刚满二十。他还没有职业。自己有点小进项，三千块一年，路易莎告诉我的；而路易莎也不是怎样富裕。她的收入只够她自己花。”

“那么，他可以找个事做。”

“就是呀。他不想找事。他好像很满意这样晃膀子。”

“我敢说他在战争中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也许想休息一下。”

“他休息已有一年。这总够长了。”

“我觉得他像是个很不错的孩子。”

“哦，我对他毫无成见。他的门第以及其他种种都很好。父亲原籍是巴尔的摩；过去是耶鲁大学罗曼语副教授，总之大致如此。母亲是费城教友派的一个老旧家。”

“你口口声声过去，难不成他父母都去世了么？”

“是的，他母亲生孩子亡故，父亲约在十二年前去世。他是他父亲的老同学抚养大的。那人是麻汾的一个医生。路易莎跟伊莎贝儿就是这样才认识他的。”

“麻汾在哪儿？”

“布家的产业在麻汾。路易莎总在那边度夏。她看见这孩子可怜。纳尔逊医生是个独身汉，怎样带孩子连初步的常识都不知道。路易莎力主把这孩子送到圣保罗堂去，圣诞节时她总接他出来过节。”艾略特法国式地耸一下肩膀。“我想她当初总该见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

这时，我们已走到博物馆，心思就转到绘画上去。艾略特的识见又令我倾倒一番。他领着我在那些屋子里转来转去，仿佛我是一群旅游家似的。讲起那些画来，连任何美术教授都不能比他更使人获益。我决定独自再来一次，那时自己可以随便逛逛，所以现在由他说去。过了一会，他看一下表。

“我们走吧，”他说。“我在博物馆里从不待过一个钟点。这样还得看一个人的欣赏力熬得了熬不了。我们改天再来看完它。”

分手时，我满口道谢。也许走开后我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确很恼火。

我和布太太告别时，她告诉我第二天伊莎贝儿要请她几位年轻朋友来家吃晚饭；我要是愿意来的话，那些孩子们走后，我还可以跟艾略特谈谈。

“你等于救救他，”她接着说。“他在外国待得太久了，到这儿觉得百不如意；简直找不到一个跟他合得来的人。”

我接受了；在博物馆门口台阶上两人分手时，艾略特告诉我，他很高兴我答应下来。

“在这座大城里，我就像迷失了的灵魂，”他说。“我答应路易莎跟她住六个星期，我们自从一九一二年后彼此就没有见过，可是，我盼望回巴黎真像度日如年。巴黎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人能住得下去的地方。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他们这儿把我看作什么？看作一个怪物。真是野蛮的人。”

我大笑走了。

六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一个人去赴约。事前艾略特打电话来，要来接我，被我推掉，居然平安到达布太太家。因为有人来访，我耽搁了一下，到得稍为晏点。上楼时，听见客厅里人声嘈杂，我以为客人一定很多，不料连我通共不过十二个人。布太太穿一身绿缎子衣服，戴一串细珠项链，非常富丽。艾略特的晚礼服式样做得极好，那种潇洒派头，看上去只有他才配；和我握手时，各种阿拉伯香水气味都冲进我鼻孔里来。他把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介绍给我；那人一张红红的脸，穿着晚礼服，样子怪不舒服。他叫纳尔逊医生，可是，我当时听到丝毫没有感觉。其他客人都是伊莎贝儿的朋友，不过，那些名字才听到就被我忘掉。女子都年轻貌美，男子都少年英俊。那些人我全没有什么印象，只有一个男孩子，还是因为他的身材特别高大的缘故。他一定有六英尺三四英寸高，而且肩膀宽阔。伊莎贝儿穿着得极美，白绸子衣服曳着长裙，正好遮着她的肥腿；从衣服的式样上看出她有发育得很丰满的胸脯；光膀子稍嫌肥一点，可是颈项很美。人兴高采烈，明眸四射。毫无疑问是个很美很可爱的女子，但是看得出如果不当心的话，人就会胖得过头。

席间，我坐在布太太和一位腼腆的女子之间；她看去比余下的人还要年轻。我们坐下来时，布太太为要使谈话容易进行起见，特地讲给我听，说她的祖父母就住在麻汾，而且伊莎贝儿和她从前是同学；她的名字，我从旁人口中听到，叫索菲，姓什么可不知道。席间，大家尽情笑谑，人人都大声说话，笑声很多。这些人好像都非常之熟。我不跟女主人周旋时，就设法和邻座的那个女孩子攀谈，可是并不怎样顺利。她比其余的人都要沉默些。人不算美，但是，脸长得很有趣，鼻尖微翘，阔嘴，蓝里带绿的眼珠，赭黄色的头发，式样梳得很简单。人瘦，胸部几乎像男孩子一样平坦。大家寻开心时，她也笑，可是，态度显得有点勉强，使人觉得她并不如表面那样真正感到好笑。我猜想她是在尽力敷衍；也弄不懂她是否人有点笨，还只是过分腼腆。我起先和她的几次攀谈都没有谈下去，后来无话可说，就请她告诉我席间这些人是谁。

“啊，纳尔逊医生你总认识吧，”她说，指指坐在布太太对面的那个中年人。“他是拉里的保护人。我们在麻汾都是请他看病。人很聪明，发明了许多飞机零件，可是没有人理会。他没有发明可做时，就喝酒。”

她讲话时淡蓝色眼睛里闪出一丝光彩，我不由而然觉得这孩子肚子里并不如初看上去那样没有货色。接着她把那些年轻人的名字一一告诉我，他的父母是谁，若是男子的话，从前进过什么大学，现在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出色的。

“她很可爱，”或者，“他高尔夫打得很好。”

“那个浓眉毛的大个子是谁？”

“哪个？哦，那是格雷·马图林。他父亲在麻汾河边有一所大房子，是我们里面的百万富翁。我们都以他为荣，他把我们的身价都抬高了。马图林，霍布斯，雷纳，史密斯这些人。他是芝加哥顶顶有钱的人之一，格雷又是个独养儿子。”

她讲到这一连串阔人的名字时，故意加上些逗人的刻薄字眼，使我好奇地瞟了她一眼；她张见，脸红了起来。

“你把马图林先生再讲点给我听。”

“没有什么可讲的。他很有钱，人人都尊敬他。在麻汾替我们盖了一所教堂，还捐了一百万给芝加哥大学。”

“他儿子长得挺漂亮。”

“他不错。你决想不到他祖父是个爱尔兰水手，祖母是饭店里一个瑞典女跑堂的。”

格雷·马图林的相貌不能算漂亮，不过动人。人看去很粗野，毫不修饰；鼻子短而扁，多肉的嘴唇，红红的爱尔兰肤色；长了一头黑发，又光又柔。浓浓的眉毛，下面衬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虽则身个高大，四肢五官倒也相称。假如脱掉衣服，一定是个很健美的男性胴体。看来力气想必很大，那种雄赳赳的样子给人印象颇为深刻。拉里就坐在他身边，和他一比，拉里虽则不过比他矮三四英寸，却显得孱弱多了。

“喜欢他的人真多，”我腼腆的邻座说。“我知道有好几个女孩子都在拼命追他，就差要动刀子。可是她们一点指望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爱伊莎贝儿爱到了极点，人就像疯了一样，而伊莎贝儿却爱上拉里。”

“他干吗不竞争一下？”

“拉里是他顶好的朋友。”

“我敢说，这一来事情可麻烦了。”

“的确，要是你像格雷那样义气的话。”

我拿不准她这话的意思是当真，还是带有讥讽。她的态度一点不莽撞，也不直率或者冒失，然而，我有个印象，觉得她并不缺乏幽默，也不缺乏精明。我猜不出她这样和我谈着话，肚子里会想些什么，可是，这一点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她摆明不大信得过自己，我想她大概是个独生女，过去和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过孤寂的生活太久了。她有种幽娴贞静的派头，使人觉得很惹疼，可是，如果我猜她以前过了很久的孤独生活是事实的话，看来她对于和她一起生活的人一定默默观察过，而且对他们都有一定的看法。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很少觉察到年轻人对我们的判断多么无情，然而又多么深刻。我又瞧瞧她那蓝里带绿的眼睛。

“你多大了？”

“十七岁。”

“你看书吗？”我大胆问她。

可是，她还没有回答，布太太为了尽女主人的责任，已经拿话和我搭上。我还没有对付掉她，晚饭已经完毕。那些年轻人立刻走得不知去向，剩下我们四个人，就到楼上客厅里去坐。

我很诧异今天自己也在被邀请之列，因为他们闲谈一会之后，就谈起一桩恐怕他们一定愿意背着人谈的事来。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避点嫌疑，抬起脚来走掉，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当一个对于他们有益的旁观者。争论的问题是拉里为什么不肯就业，这太奇怪了，后来又集中到马图林先生答应在他的公司里给拉里一个职位，马图林先生就是适才晚饭时同席的男孩子的父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人能干勤快，拉里在一定时间内就可以赚一大笔钱。小马图林急于要他接受。

我记不清楚他们所有的谈话，不过谈话的内容却清清楚楚在脑子里。拉里从法国回来时，他的保护人纳尔逊医生劝他进大学，可是他拒绝了。这也是人情之常，先闲散一个时候；他吃了不少苦，而且两次受伤，虽则不算太重。纳尔逊医生认为他对战争的余悸还没有消除，能够休息些日子直到完全恢复正常，也好。可是，几个星期一拖就是几个月，现在离他退伍时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在空军里面混得好像不错，回来在芝加哥很谈得上嘴，因此，好几位商界人士都要罗致他。他谢谢他们，但是拒绝了。也不说什么原因，只说他自己对于做什么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和伊莎贝儿订了婚。这事布太太也不诧异，因为两人耳鬓厮磨已有多年；布太太知道伊莎贝儿爱他；她本人也喜欢他，而且觉得他会使伊莎贝儿幸福。

“她的性格比拉里强，她可以弥补他的短处。”

尽管两人年纪都这么轻，布太太却愿意他们立刻结婚，不过拉里总要就业才成。他自己有点钱，可是即使有比这多上十倍的钱，她还是要坚持这一点。照我猜想，她同艾略特想问纳尔逊医生的就是拉里打算做什么。他们想要纳尔逊医生用他的影响使拉里接受马图林先生给他的职位。

“你们知道我从来就管不了拉里，”他说，“便在做孩子时，他就独行其是。”

“我知道，你完全纵容他。他会变得那样好，真可以说是奇迹。”

纳尔逊医生酒已经喝了不少，不乐意地看她一眼，一张红红的脸又红了一点起来。

“我很忙，我自己也有事情要过问。当初我收留他的缘故，是因为他无处可去。他父亲又是我的一个朋友。这孩子是不容易管教的。”

“我不懂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布太太尖刻地回答，“他的性情很温和。”

“这孩子从不跟你吵嘴，可是完全我行我素；你气极时，他就说声对不起，由你咆哮去，请问你怎样对付？他要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就可以打得。但是，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孩子，他父亲把他托孤给我，以为我会待他好的，我总不能打吧？”

“这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艾略特说，人有点儿发毛，“目前的情形是这样，他游手好闲的时间算得上长了；他现在有一个就业的机会，眼看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如果要娶伊莎贝儿，就得接受。”

“他总该懂得目前世界上，”布太太插嘴说，“一个人总得做事。他现在已经强壮得和好人一样。我们都知道，南北战争之后，有些人回来从不做事。他们是家庭的累赘，而且对社会毫无益处。”

后来我开口了。

“可是，他拒绝那些人给他找的事时，提出什么理由呢？”

“没有，只说那些事他不喜欢。”

“可是，有什么事是他要做的呢？”

“摆明没有。”

纳尔逊医生给自己又倒上一杯柠檬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看他的两个朋友。

“你们要不要听我讲讲我的印象？我不敢说我看人没有错，不过，至少行了三十多年的医，我想总懂得一点。这次战争使拉里变了。他回来时已经不是他走时那样的人。也不是说他年纪大了一点。他不知道碰上什么事情，连性格都变了。”

“碰上什么事情呢？”我问。

“我可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战争经历总是讳莫如深。”纳尔逊医生转向布太太，“路易莎，他可跟你谈过他的经历吗？”

她摇摇头。

“没有。他初回来时，我们总设法要他告诉我们一点他的出生入死经历，可是，他总是那样笑笑，说没有什么可谈的。连伊莎贝儿他都没有告诉过。她屡次问他，可是一点没有问出什么来。”

话就这样不痛不痒地谈下去，不久，纳尔逊医生看看表，说他得走了。我准备跟他一同走，但是，艾略特硬把我留下。纳尔逊医生走后，布太太向我打招呼，说拿这些私事麻烦我，恐怕我一定觉得腻味。

“不过，你知道，这的确是我的一件心事，”她最后说。

“毛姆先生人很谨慎，路易莎，你有什么事只管告诉他。我并不觉得鲍勃·纳尔逊和拉里怎样亲密，不过，有些事路易莎跟我都觉得顶好不要跟他提。”

“艾略特。”

“你告诉他不少了，何不把其余的也告诉他。我不知道晚饭时你可留意到格雷·马图林没有？”

“他那样高大，怎么会不注意到他？”

“他也是追求伊莎贝儿的一个。拉里不在的时候，他一直非常之殷勤。她也喜欢格雷。假如战争再拖长一点，她很可能就嫁给格雷。格雷跟她求过婚。她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路易莎猜她是不愿意在拉里回来之前有所决定。”

“格雷为什么不去参战呢？”

“他因为踢足球心脏用力过度，严重是不严重，可是陆军不肯收他。总之，等到拉里回来，他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伊莎贝儿毅然决然把他甩掉。”

我不懂得对这件事应当怎么说，所以不开口。艾略特继续说下去，以他那样的堂堂仪表和牛津口音，足可以当一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

“当然，拉里是个好孩子，而且他私自溜了去参加空军也是十足的壮举，不过，我看人还相当在行……”他微笑一下，说了一句我听到他唯一暗示到他在古董生意上发了财的话，“否则，我现在就不会拥有一笔数额相当大的金边股票。我的意见是拉里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钱，地位，都说不上。格雷·马图林就全然不同了。有个很好的爱尔兰家声。祖上有一位是当主教的，一个戏剧家，还有几个出名的军人和学者。”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问。

“人就是这样知道，”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句老实话，那一天在俱乐部里我碰巧翻一下美国名人字典，恰恰撞见这个姓氏。”

我觉得犯不着多事，把晚饭时我的邻座告诉我的话告诉他，说马图林的祖父母是穷爱尔兰水手和瑞典女跑堂的。艾略特又说下去。

“我们都认识亨利·马图林多年。是个顶好的人，而且很富有。格雷正踏进芝加哥最好的一家经纪人商号。哪一个不买他的账。他想娶伊莎贝儿；替她着想，不能不说是一门很好的亲事。我自己完全赞成，而且我知道路易莎也赞成。”

“艾略特，你离开美国太久了。”布太太说，勉强地一笑。“你忘记在这个国家里，女孩子并不因为她们母亲或者舅舅赞成她们的婚姻就结婚的。”

“这并不值得骄傲，路易莎。”艾略特尖刻地说。“根据我三十年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婚事把地位、财产、双方的处境都考虑到，要比爱情的结合好十倍。说来说去，法国总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了。在法国，伊莎贝儿会毫不迟疑嫁给格雷；往后再过一两个年头，假如她愿意的话，可以把拉里当作她的情人，格雷可以置一所豪华公寓，养一个女明星，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布太太并不傻；她看看自己兄弟暗自好笑。

“艾略特，碍事的是纽约的剧团每年只到这儿来演一个时期。格雷那所豪华公寓里的娇娘能够住多久，谁也说不准。这肯定对大家都不方便，是不是？”

艾略特笑了。

“格雷可以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里弄一个经纪人的位置。说道地话，人在美国除了住纽约以外，我看不出能住在哪儿。”

这以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可是，走之前，我简直不懂得，艾略特为什么忽然问我可愿意和他一起吃午饭，会会马图林父子。

“美国的商界人士中，亨利是最好的典型，”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见见。他替我们经管产业已经有多年了。”

我并不怎么特别想见这个人，可是没有理由拒绝他，所以说很愿意。

七

有人介绍我在芝加哥逗留期间加入一家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个很好的阅览室；赴筵的次晨，我去那里翻阅一两种大学刊物，因为这些刊物除掉长期订阅外，不大容易碰得见。时间还早，阅览室里只有一个人，坐在大皮椅子里在出神看书。我很诧异看见这人就是拉里。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可以说是我最不指望撞见的人。我走近时，他抬起头看，认出是我，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

“别起身，”我说，接着几乎是随口问他，“你看什么？”

“一本书，”他说，微笑一下，可是那一笑非常动人，连他回话里那种顶撞的口吻都毫不使人生气了。

他把书合上，用他那种特殊的没有光彩的眼睛望着我，举起来给我看书名。

“你昨晚玩得好吗？”我问。

“痛快极了，五点钟才回的家。”

“那么你这么早到这儿来，又这样精神，真不容易。”

“我常来这儿。一般在这个时候总是由我独占。”

“我不打搅你。”

“你并不打搅我，”他说，又笑一下，这时候，我才觉出他能够笑得极其可爱，并不是那种漂亮的、闪电似的笑，而是好像含有一种内在的光华，把他的脸都照明了。他坐的地方是用书架围成的一个角落，在他旁边还有一把椅子。他把手放在椅子靠手上说，“你坐一会吗？”

“好的。”

他把手里拿的书递给我。

“我就看这个。”

我看看，原来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这当然是部名著，在心理学史上很重要，而且书写得极其流畅；不过一个年轻人，一个飞行员，头一天还跳舞跳到早上五点钟，我决没有想到他手里会有这样一本书。

“你为什么要看这个？”我问。

“我的知识太浅了。”

“你年纪还轻着呢，”我笑着说。

他好一会没有说话，我渐渐觉得窘起来，正打算站起身去找我要找的杂志。可是，我觉得他仿佛要讲什么话似的。他眼睛视若无睹，脸色严肃而紧张，像在沉思。我候着他，心里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开口时，那就像继续适才的谈话一样，并不感到中间长久的沉默。

“我从法国回来时，他们都要我进大学。我不能。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觉得没法子回到学校去。反正我在中学也没有学到东西。我觉得我没法子参加一个一年级大学生的生活。他们不会喜欢我，我也不愿勉强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而且我不相信那些教师能教给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当然，我知道这事与我不相干，”我说，“不过，我并不觉得你对。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我也懂得一个人参加了两年战争之后，在开头一两年里当那种受人欣羡的普通大学生，是相当腻味的。我不相信他们会不喜欢你。美国大学我不大熟悉，可是，我相信美国的大学生和英国的也差不多，也许粗卤一点，稍为倾向于胡闹，可是，整个儿说来，还是些规矩懂事的孩子；我敢说，你假如不想过他们那种生活，只要稍微使一点手腕，他们总可以让你过你自己的生活。我的弟兄都读过剑桥，我就没有。有过一个机会，可是，我拒绝了。我要到外面来混。后来我一直都懊恼。我想进了大学可以使我少做多少错事。在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下，你可以学得快得多。你假如没有一个人指导，就会糟蹋掉许多时间，走冤枉路。”

“你也许是对的。我并不在乎做错事。也许在那许多死胡同的一条胡同里，可以找到适合我目的的东西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踌躇一下。

“正是啊，我还不大清楚。”

我没有开口，因为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我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有个明确目标在脑子里，颇有点觉得不耐烦；可是，我责备自己；我有个感觉，只能说是直觉，好像这孩子灵魂里在模模糊糊追求一种东西，是不是属于一种半明半昧的观念，抑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情绪，我也说不出，而这种追求却使他整个的人得不到宁息，逼着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向哪儿去找。他莫明其妙地激起我的同情。我从来没有听他多说话过，现在才觉察到他说起话来极其好听，那声音非常之醉人，就像仙丹。想到这一点，再加上他那迷人的笑，和富于表情的黑眼珠，我很能了解伊莎贝儿为什么爱他。他确乎有种惹人爱的地方。他转过头来，毫不忸怩地望着我，但是，眼睛里有一种表情，像在打量我，又像是好笑。

“昨天晚上我们全走开去跳舞时，你们谈到我的吧？我这猜得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时候。”

“我想他们硬把鲍勃大叔邀来，就是这个缘故。他顶恨出门。”

“像是有人给你找了一个很好的事。”

“一个顶好的事。”

“你干不干呢？”

“不见得。”

“为什么不？”

“我不想干。”

这与我毫不相干，我实在是多事，可是我有个感觉，好像正因为我是个局外人，而且来自外国，所以拉里觉得同我谈谈没有关系。

“你知道，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时，他就成了作家。”我哧哧笑了。

“我没有才能。”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他向我来了一下他那明媚迷人的微笑。

“晃膀子，”他说。

我只好笑了。

“我觉得，芝加哥并不是做这种事的顶好的地方，”我说，“不管啦，让你看书吧。我想去翻一下《耶鲁季刊》。”

我站起来。等到我离开阅览室时，拉里还在出神看威廉·詹姆斯的那部书。我独自在俱乐部里用了午饭，因为阅览室里静，又回到那里去抽雪茄，这样消磨了个把钟点，看书写信。我很诧异看见拉里还在一心看他的书。那神气好像我走开后，他就没有动过。等到我约莫四点钟的时候走开，他还在那里。他这种明显的聚精会神能力，很使人吃惊。他既没有留意到我走，也没有留意到我来。下午我有各种事要做，直到应当换衣服去赴晚宴时，才回旅馆，回来的路上，忽然被一时的好奇心驱使，又走进俱乐部一次，到阅览室里看看。那时候，室内已有不少的人，看报啊，等等。拉里还是坐在那把椅子里，全神贯注在那本书上。怪！

八

第二天，艾略特邀我在巴玛大厦午餐，会会老马图林和他的儿子。就只我们四个人。亨利·马图林也是个大个子，差不多和他儿子一样高大，一张红红的脸，满是肉，大下巴，同样带有挑逗性的塌鼻子，可是，眼睛比儿子的小，不那样蓝，极其狡猾。虽则年纪至多不过五十开外一点，看上去要老十年，头发已经稀得很厉害，而且全白了；初看上去，并不给人好感。他好像多年来自己混得很不错。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残酷、精明、能干的人，这种人在生意经上面是毫无慈悲可言的；开头时说话很少，我觉得他在打量我。我当然看出艾略特在他的眼中只是个可笑的人。格雷温和恭敬，几乎一句话不说，倘若不是艾略特的交际手腕老到，尽是滔滔不绝讲些闲话，彼此间就得僵着。我猜他过去和那些中西部商人做交易，一定获得不少经验，那些人不用花言巧语笼络，决不肯花那样惊人的价钱买一张旧名家的画的。不久，马图林先生慢慢高兴起来，也说了两句话。这才显出他并不像表面那样俗气，而且的确还有点冷隽的幽默感。有这么一会，谈话转到证券股票上去。我发现艾略特讲到这上面时头头是道，并不觉得诧异，因为我一向知道他为人尽管那样荒唐，可一点不傻。就在这时候，马图林先生说道：

“今天早上我收到格雷的朋友拉里·达雷尔一封信。”

“爹，你没有同我讲么，”格雷说。

马图林先生向我说：

“你认识拉里吧？”我点点头。“格雷硬要我在公司里安排他一个位置。他们是好朋友。格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怎么说的，爹？”

“他谢谢我，说他很知道这对于他这样的人是极好的机会。他详详细细把这件事情想过，最后认定自己不够我的期望，想想与其那样，还不如不接受的好。”

“他这人真蠢，”艾略特说。

“的确，”马图林先生说。

“真正对不起，爹，”格雷说。“我和拉里假如能一块儿做事，够多美。”

“你可以把马领到水边，你可没法使它喝水。”

马图林先生说这话看看儿子，狡猾的眼光温和下来。我这才发现这寡情的商人还有其另一面；他简直疼这个大块头儿子。他又向我说：

“你知道这孩子星期天在场子上打两盘让点赛，赢了我七点和六点。我真能够拿球棒把他脑子斫出来。算起来还是我亲自教他打高尔夫的。”

他满脸得意的样子，我渐渐喜欢他起来。

“爹，我的运气太好了。”

“一点也不是运气。你把球从洞里打出来，落下来离洞口只有六英寸远，这难道是运气？三十五码远不多也不少，就是那一球。明年我要叫你去参加业余锦标比赛。”

“我没有法子抽出时间来。”

“我是你的老板，是不是？”

“我难道不知道？迟到写字间一分钟，你发那样的脾气。”

马图林先生哧哧笑了。

“他想把我说成是个专制魔王，”他向我说。“你别信他。我就是我的行业，和我合伙的人都不行，而我又重视我这行业。我叫这孩子先从最下级做起，指望他慢慢升上来代替我时，他就会对付得了。这是很大的责任，我这个行业，有些主顾的投资交给我管总有三十年了，他们信任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宁可把自己的钱淌掉，不愿意看他们蚀本。”

格雷笑了。

“前几天，一个老小姐来，要把一千块钱投资在一个什么野鸡事业上，说是她的牧师劝她的，他就不肯替她办。她坚决要做，他就大发雷霆，弄得她哭着出了门。后来他又去会见那牧师，把牧师也着实收拾了一顿。”

“人家把我们做经纪人的总说得不成东西。可是，经纪人里面也有分别。我不要人家蚀本，我要人家赚钱，可是，他们那种做法，多数的人会使你觉得他们活在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就是使自己一文不名。”

马图林父子辞去，回写字间。我们离开时，艾略特问我，“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总高兴碰见新型的人物。我觉得父子之间的感情相当感动人。敢说英国不大碰得见这种情况。”

“他顶喜欢这孩子。这人真是个怪物，说他那些主顾的话全是真的。他手里有几百个老太婆、退伍军人、牧师，他们的储蓄都交给他经营。要是我，就会觉得不值得找这许多麻烦，可是，他很自负有这许多人信任他。不过碰到大生意，而且有厚利可图时，任何人都比不上他残酷和忍心。那是一点慈悲也没有的。非要他的一磅肉不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拦得了他的。你把他的脾气搅翻，他不但要叫你倾家荡产，而且事后还要大乐特乐。”

回到家，艾略特告诉布太太拉里回绝了亨利·马图林。伊莎贝儿正跟女友一块午餐。她进来时，姐弟还谈着这件事，就告诉了她。从艾略特的话里，我觉得他很费了一番唇舌。虽则他自己十年来一点工作不做，虽则他用以攒聚一笔富裕家财的工作也毫不艰苦，他却坚持工商业是人类生存必备的条件。拉里是一个极其平常的青年，毫无社会地位，他没有什么理由不遵从他本国共同遵从的习惯。在艾略特这样有眼光的人看来，美国显然正在走上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拉里现在有个入门的机会，只要他勤勤恳恳、孜孜不息去做，也许到四十岁的时候，就抵得上几个百万富翁。那时候，他要是愿意歇手，做个寓公，或者在巴黎杜布瓦大街盖一所公寓，或者在都兰置一所府第，他艾略特就没有话说。可是，布太太的话更直截了当，更无答辩的余地。

“他要是爱你的话，就应当准备为你工作。”

我不知道伊莎贝儿对这些话怎样一个回答，可是，她相当的见机，看得出她这些长辈都有着他们的理。她认识的那些年轻男子，哪一个不在学习就业，或者已经在一家公司里忙碌起来，拉里总不能指望靠他在空军里的卓越成绩吃一辈子。战争已经结束，人人都厌恶透顶，恨不能赶快忘记掉，愈快愈好。大家商量之后，伊莎贝儿答应把这件事情和拉里爽爽快快讲个明白。布太太想出一个主意，叫伊莎贝儿找拉里给她开车到麻汾去。布太太正预备定制客厅里的新窗帘，一张量好的尺寸单被她丢掉，所以要叫伊莎贝儿再去量一下。

“鲍勃·纳尔逊会留你们吃午饭，”她说。

“我有个更好的计划在此，”艾略特说。“你给他们准备一个食物篮子，让他们在廊沿上吃野餐，饭后他们就可以谈。”

“这倒怪好玩的，”伊莎贝儿说。

“再没有比舒舒服服吃一顿野餐更乐的了，”艾略特机灵地说。“老迪泽公爵夫人常跟我说，就是顶桀骜不驯的男人在这种场合也变得能说服了。你替他们的午饭预备什么吃的？”

“蛋荷包，跟一块鸡三明治。”

“胡说，你要野餐，就不能没有肥肝酱。开头你得给他们咖喱虾仁，后来是鸡脯冻，衬上生菜心色拉，这得由我亲自动手。肥肝酱之后，随你的便，你要是尊重美国习惯的话，就来一个苹果派。”

“我给他们蛋荷包和一块鸡三明治，艾略特，”布太太拿定主意说。

“那么，你记着我的话，事情一定不成，那只能怪你自己。”

“舅舅，拉里吃得很少，”伊莎贝儿说，“而且他吃什么都不知道。”

“我希望你不要以为这是他的优点，蠢孩子，”她舅舅回答。

可是布太太说给他们什么东西吃，他们那天就吃的那些东西。后来艾略特告诉我这次出游的结果时，他非常法国派地耸耸肩膀。

“我告诉他们一定不会成功。我央求路易莎放一瓶蒙特拉夕酒，我在战前送给她的，她不听我话。用热水瓶装了一瓶咖啡，此外什么没有带。你能指望什么呢？”

当时的情形好像是布太太和艾略特单独坐在客厅里，这时候车子到了门口停下，伊莎贝儿进屋子来。天刚黑，窗帘拉上。艾略特躺在圈椅里，在炉边看一本小说，布太太做一块刺花，预备当遮火屏用。伊莎贝儿没有进来，上楼进了自己卧室。艾略特从眼镜上面望望他姐姐。

“我想她脱掉帽子就会下来，”她说。

可是，伊莎贝儿并没有下来。已经过了好几分钟。

“也许人倦了，或者躺着呢。”

“你难道没有希望拉里跟进来。”

“艾略特，别惹人生气。”

“好吧，反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他又看书，布太太继续做花。但是，半小时之后，她突然站起来。

“我想，还是上去看看她怎样了。假如休息，我就不惊动她。”

她离开屋子，可是，一会儿就下来了。

“她哭过了。拉里要到巴黎去，去两年。她答应等他。”

“他为什么要到巴黎去？”

“问我没有用，艾略特，我不晓得。她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她说她了解，不愿意阻挡他。我跟她说，‘他如果打算丢下你两年，对你的爱也就有限了。’她说，‘我没有办法。事实是我非常之爱他。’我说，‘甚至于今天这样之后，还爱他？’她说，‘今天使我比往常更加爱他，而且，妈，他的确爱我，我敢肯定。’”

艾略特想了一会。

“那么两年之后怎样呢？”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艾略特。”

“你认不认为这事非常之不如意？”

“非常。”

“这里只有一件事可以说，就是他们的年纪都还轻。等上两年对谁也没有妨碍。在这两年里头，什么事都会发生。”

两人商量之后，都同意最好不要去惊动伊莎贝儿。那天晚上，他们本来要出去吃晚饭。

“我不想叫她难受，”布太太说。“人家如果看见她眼睛完全肿起来，一定会奇怪。”

但是，第二天午饭之后——就只家里三个人用饭——布太太又提起这件事，可是，从伊莎贝儿嘴里一点问不出什么来。

“妈，除掉已经告诉你的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她说。

“可是，他要去巴黎做什么呢？”

伊莎贝儿微笑一下，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回答在她母亲听来一定不通情理之至。

“晃膀子。”

“晃膀子？你这话怎么讲？”

“就是他告诉我的。”

“我真是受不了你。你如果还有点脾气的话，当时当地就会跟他解约。他简直耍你。”

伊莎贝儿看看她左手戴的戒指。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爱他。”

后来，艾略特参加进来了。他拿出他有名的权术来谈这问题。“并不摆出我是她的舅舅，老兄，而是像一个世情洞达的人和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谈话。”可是，他的成绩比布太太也好不了多少。我得到的印象是伊莎贝儿叫他别管闲事。当然话说得很有礼貌，但是意思毫不含糊。艾略特是在当天稍晚一点把一切经过告诉我的，就在黑石旅馆我自己的小起坐间里。

“当然路易莎是不错的，”他又说。“这事非常之不痛快，可是，让年轻人自己去找婚姻对象，除了相互爱慕之外，什么也不问，这种事情是必然碰上的。我跟路易莎说不要去愁它；我觉得这事不会变得如她设想的那样糟。拉里不在跟前，小格雷守在这儿——你说，结果不是摆明在那里；否则的话，我就是一点不懂得人情世故了。一个人在十八岁时情感非常热烈；但是不能持久。”

“你真是洞悉世情，艾略特，”我微笑说。

“我的拉罗什富科总算没有白读。你知道芝加哥是怎样一个地方；他们天天见面。一个女孩子有一个男孩子这样对她钟情当然高兴；等到她知道她的那些女朋友里面没有一个不心甘情愿要嫁给他时——那么，我问你，从人情上讲，她是不是要把每一个人都挤掉呢？我是说，这就像有人家请你的客，明知道去了一定腻味得受不了，而且唯一的吃喝只是柠檬水和饼干，然而你还是去，因为你知道你顶好的朋友都恨不得爬了去，但是没有一个被请的。”

“拉里几时走？”

“不知道。我想大约还没有决定。”艾略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又长又薄的、白金和黄金合镶的烟盒子，掏出一支埃及烟。发第玛，吉士，骆驼，好运道，都不是他抽的。他微笑望着我，一脸的鬼心眼儿。“当然我不想跟路易莎这样说，可是，告诉你倒不碍事；我肚子里却同情这年轻的小伙子。我想他打仗时见识过一下巴黎，这是世界上唯一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城市，他着了迷，我一点不怪他。他年纪轻，我敢肯定他要在开始家庭生活以前，尽情荒唐一下。很自然，很正当。我要照顾他，把他介绍给那些合式的人。他风度不错，再由我指点一二，就很可以见得人；我敢保带他看看美国人很少有机会看到的法国生活的另一面。老兄，你相信我的话，一般美国人进天国远比他进圣日耳曼大街容易得多。他二十岁，人又风趣。我想我大约能够给他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这会使他成熟。我总觉得，青年男子能做一个上了相当年纪女子的情人，是再好没有的教育。当然，假如这女子是我想象的那种人，一个妇女界名流，你懂吧，这就会使他在巴黎立刻有了地位。”

“你把这话告诉了布太太吗？”我微笑着问。

艾略特哧哧笑了。

“我的老哥，我假如有什么地方值得自负的话，那就是我的权术。我没有告诉她。她不会了解的，可怜的女人。我在有些事情上永远不懂得路易莎，这也是一件；她虽则半辈子都在外交界混，而且世界上一半的首都住了过来，可仍旧是个不可救药的美国人。”

九

那天晚上，我到湖滨道一所大厦去赴宴。房子全是石砌的，看去好像当初的建筑师本来打算盖一座中世纪城堡，后来中途改变主意，决定改建为一幢瑞士木屋。那天是个大宴会，我走进那巨大而奢华的客厅时，满眼都是些石像、棕榈、架灯、古画，和挨挨碰碰的家具。还好至少有几个人是认识的。亨利·马图林给我介绍了他的骨瘦如柴的老婆，搽得一脸脂粉。还有布太太和伊莎贝儿，我都问了好。伊莎贝儿穿一身红绸子衣服，和她的浓栗色头发、深褐色眼睛很配。她看上去兴致很好，没有人会猜到她不久以前还怄了气来。围着她的有两三个年轻人，格雷也是一个，她正和他们谈笑。晚饭时，她坐在另一桌，看不见她。饭后，我们男人都慢腾腾地喝咖啡，呷酒，抽雪茄，好久好久才回到客厅里来。这时我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和她说话。我跟她不熟，没法子把艾略特告诉我的那些直接向她说，可是，有些事我觉得告诉她之后，她也许会高兴。

“那天在俱乐部里我碰见你的男朋友，”我随随便便说。

“哦，是吗？”

她说话时也像我一样随便，可是，看得出立刻警觉起来，眼睛在张望，而且我能看出里面带有恐惧。

“他在阅览室里看书；那样的专心，我真是意想不到。我十点钟过一点进去时，他在看书；我吃完午饭，回阅览室时，他还在看书；我出外吃晚饭，路过俱乐部进去看看时，他仍旧在看书。敢说他足足有十个钟点坐在椅子里没有动过。”

“他看的什么？”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

她眼睛垂了下去，使我没法知道她听了我这番话后是什么滋味，可是，我有点觉察到，好像她既迷惑不解，又松了一口气。这时主人跑来拉我去打桥牌，等到牌局散时，伊莎贝儿和她母亲已经走了。

十

两天之后，我去向布太太和艾略特辞行，碰到他们正在喝茶。伊莎贝儿随后也来了。我们谈到我未来的远东之行，我并且谢谢他们对我在芝加哥逗留期间的殷勤招待；坐了适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便起身告辞。

“我陪你走到药房那儿，”伊莎贝儿说。“我刚想起有点东西要买。”

布太太最后叮咛的话是：“你下次看见亲爱的玛格丽达王后时，替我问候好吗？”

我再也不打算否认我认识这位尊贵的女人了，就随口答应一定做到。

到了马路上时，伊莎贝儿带着微笑斜瞥我一眼。

“你可想喝一杯冰淇淋苏打？”她问。

“未始不可以，”我小心地回答。

当我们向药房走去时，伊莎贝儿始终没有说话；我本来没有话，所以也不做声。进了药房，我们找一张桌子坐下，椅背和椅子腿都用铁条扭成，坐着怪不舒服。我叫了两杯冰淇淋苏打。柜台那边有个人在买东西；别的桌子坐着有两三对客人，但是，都忙着谈自己的事情，所以等于只有我们两个。我点起一支香烟等着，伊莎贝儿则显得非常惬意地吸着长麦管。我看出她有点紧张。

“我想跟你谈谈，”她凭空讲了一句。

“我猜到是，”我微笑说。

有这么半晌，她沉吟地望着我。

“前天晚上，你在萨特思韦特家为什么谈到拉里那件事情？”

“我想你也许感觉兴趣。我觉得你可能不完全懂得他说的晃膀子是什么意思。”

“艾略特舅舅真会搬弄是非。当他说要上黑石旅馆找你谈谈时，我就知道他要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了。”

“你知道，我认识他多年。他就喜欢谈论别人的事情。”

“他是这样，”她微笑说。可是，笑只是一刹那。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眼睛里神情很严肃。“你觉得拉里怎样？”

“我只见过他三次，人好像很不错。”

“就这么些吗？”

她的声音有点窘。

“不，不完全如此。我怎么说呢；你知道，我跟他太不熟悉了。当然，他很讨人喜欢。他有一种谦虚、和蔼、温柔的地方，很吸引人。年纪这样轻，可是，人很有主意；跟我在这里见到的别的男孩子全不一样。”

我就是这样支支吾吾地想把自己脑子里还没有怎样弄清楚的印象表达为语言；我这样说时，伊莎贝儿凝神看着我。我讲完之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仿佛放下心来。然后对我嫣然一笑，几乎带点顽皮。

“艾略特舅舅说他时常对你的观察力感到诧异。他说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但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长处是你有常识。”

“我能够想出比这更可贵的长处，”我淡然说。“例如才气。”

“你知道，我找不到一个人商议这件事情。妈只能从她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她要我的未来生活得到保证。”

“这是很自然的事，可不是？”

“艾略特舅舅只看社会地位。我自己的朋友，我是指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认为拉里没有出息。这使我很难受。”

“当然。”

“并不是说他们待他不好。谁也没法对拉里不好。可是，他们看不起他；老是拿他开玩笑，使他们恼火的是他好像并不在乎。他只是笑笑。你知道事情现在弄成什么样子？”

“我只知道艾略特告诉我的那些。”

“我可不可以把我们那天上麻汾去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当然可以。”

下面的叙述一部分是根据伊莎贝儿当时谈话的回忆，一部分是根据我的想象改写的。可是，她和拉里的谈话很长，敢说要比我现在打算叙述的要多得多。就如同人们在这类场合通常做的那样，恐怕他们不但讲了许多不相干的话，而且反复讲了许多同样的话。

那天伊莎贝儿醒来，看见天气很好，就打个电话给拉里，告诉他说，她母亲有点事情要她到麻汾去一趟，叫他开汽车送她去。她除掉她母亲关照尤金准备的一热水瓶咖啡外，又慎重地在篮子里放进一水瓶的马地尼鸡尾酒。拉里新近买了一部双人跑车，很得意。他是个开车快手，开的速度使两人都非常开心。到达之后，伊莎贝儿量了调换窗帘的尺寸，教拉里记下。后来就在廊沿上把午餐摆出来。廊沿上什么风都吹不到，小阳春天气的太阳晒得很舒服。那幢房子造在一条土路边上，和新英格兰那些旧式的木屋比起来，一点不漂亮，顶多只能说得上宽敞舒适，可是从廊沿上望出去的景色却还悦目，一座红色的大谷仓，黑屋顶，一丛老树，再过去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褐色田野。景色是单调的，可是，阳光和秋深的温暖色调，在那一天却给它添上一种亲切的娇美。展现在你面前的那片寥廓里，有一种欢乐。冬天这里一定寒冷荒凉，夏天可能炎蒸逼人，可是，在这个季节却使人感到异样兴奋，因为宽阔的景色逗得人从内心里感到冲动。

他们就像健康的年轻男女一样，一顿午饭吃得很开心，而且很高兴能够两个人在一起。伊莎贝儿把咖啡倒出来，拉里点上烟斗。

“现在爽快谈吧，心肝，”他说，眼睛里带着好笑的神气。

伊莎贝儿吃了一惊。

“爽快谈什么？”她尽量装出不懂的样子。

拉里扑哧笑了一声。

“亲爱的，你难道把我当作十足的傻瓜？你母亲要是不知道客厅里窗帘的尺寸，就把我的头砍掉。这不是你要我开车子送你下来的理由。”

伊莎贝儿这时已经镇定下来，对他明媚地笑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玩一天很有意思。”

“可能，不过，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我的猜想是，艾略特舅舅已经告诉你，我谢绝了亨利·马图林给我的事情。”

他说得很愉快，也很轻松；伊莎贝儿觉得用这种口吻谈下去倒也方便。

“格雷一定感到非常失望。他觉得有你跟他在一个写字间里太妙了。你总有一天要找个工作做，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就越难找。”

他抽着烟斗望着她，温柔地微笑着，使她弄不清他究竟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

“你知道，我有个看法，觉得我这一生还可以多做点事情，不能够光卖股票。”

“那么好吧。你就去进律师事务所，或者去学医。”

“不，这两件事我都不想做。”

“那么，你想做什么呢？”

“晃膀子，”他泰然回答。

“唉，拉里，别胡扯。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了。”

她的声音有点发抖，眼睛里含着泪水。

“心肝，别哭。我不想弄得你不开心。”

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用胳臂搂着她。他的声音里含有一种柔情，使她伤心起来，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可是，她擦干眼泪，嘴边勉强装出一点微笑。

“你尽管说你不想弄得我不开心。你就是弄得我不开心。你知道，我爱你。”

“我也爱你，伊莎贝儿。”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挣脱他的胳臂，坐开一点。

“人总要讲道理。一个人总得工作，拉里。这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我们国家还很年轻，一个人有责任参加国家的各种活动。亨利·马图林在前两天还讲过，我们正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这将使过去时代的成就看上去就像几个小钱一样。他说，他看不出我们的进步会有个完，而且他深信到了一九三〇年，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富和最大的国家。你认不认为这太叫人兴奋了？”

“是叫人兴奋。”

“年轻人从来没有碰到这样好的机会过。我会认为你将以参加目前这些工作为荣呢。这是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轻松地笑了。

“我敢说你是对的。那些阿穆尔和斯威夫特公司将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肉罐头，那些麦考密克公司将会造出更多更好的收割机，亨利·福特将会造出更多更好的汽车。而且人人都会变得愈来愈有钱。”

“为什么不可以？”

“正如你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不过，碰巧我对钱不感觉兴趣。”

伊莎贝儿咯咯笑了。

“亲爱的，别像傻子一样说话。一个人没有钱就不能生活。”

“我有了一点钱。这就使我有机会做我想做的事情。”

“晃膀子吗？”

“对，”他微笑回答。

“跟你真难说话，拉里，”她叹口气。

“对不起，我并不是故意要这样。”

“你是故意。”

他摇摇头，人沉默了一会，在想心思。等到他终于开口时，他的话使伊莎贝儿听了一惊。

“死者死去时那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问，人有点着慌。

“就是这个意思，”他向她苦笑一下。“当你一个人飞上天时，你有许多时间思索。你会有许多怪想法。”

“哪些想法？”

“模糊的。不连贯的。纷乱的，”他笑着说。

伊莎贝儿把这话盘算一下。

“你觉得不觉得，如果你找一个工作，这些想法说不定自己会理出个头绪来，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我也想过。我想到说不定跟一个木匠或者去一个汽车修理站做工。”

“唉，拉里，人家会当作你发疯呢。”

“这有关系吗？”

“对我说，是的。”

两个人重又沉默下来。后来是伊莎贝儿先开口。她叹了口气。

“你跟你去法国以前完全是两个人。”

“这并不奇怪。你知道当时我碰上许多事情。”

“你举个例子看。”

“噢，不过是些通常的琐事。我在空军里最要好的朋友为了救我的性命，牺牲了。我对这事一直觉得很难过。”

“跟我谈谈，拉里。”

他望着她，眼睛显出非常痛苦的神气。

“还是不谈的好。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

伊莎贝儿本来富于感情，眼泪又汪起来。

“你苦恼吗，亲爱的？”

“并不，”他微笑回答。“唯一使我苦恼的是我使你这样苦恼。”他抓着她的手，坚实有力的手抵着她的手时，给她一种非常友善亲切之感，使她不得不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他沉重地说，“除非我对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看法，我将永远得不到平静。”他又迟疑一下。“这很难用语言表达，你才想说出来，就感到尴尬。你跟自己说：‘我算是老几，要在这个、那个和别的事情上动脑筋？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是狂妄之徒。按照老一套行事，随遇而安，会不会好些呢？’接着，你就想到一个在一小时以前还是个有说有笑、充满生气的人，直挺挺躺在那里；就是这样残酷，这样没有意义。你没法子不问自己，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仅仅是盲目命运造成的一出糊里糊涂的悲剧。”

拉里讲话的音调非常之美，说说停停，就好像是强迫自己说出自己不愿意说的话，然而是这样沉痛真挚，使人听了不由得不感动；伊莎贝儿等了半晌，然后不由自主地说：

“你出门去走一趟会不会好些？”

她问这话时心沉了下来。拉里等了好久方才回答。

“我也这样想。你竭力想要不理会社会舆论，可是，这不容易。当社会舆论对你是敌对时，你心里也变得敌对起来，这样你就得不到平静。”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呢？”

“唔，是为了你。”

“亲爱的，让我们相互不要做假。目前我在你的生活里并没有地位。”

“这是不是说，你不想和我保持订婚关系呢？”

她颤抖的嘴唇勉强装出微笑。

“不，胡说，我的意思是我愿意等。”

“也许要一年，也许两年。”

“没有关系。可能会短些。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他凝神望着她，仿佛想要看到她内心深处似的。她微笑着，以此掩饰自己紊乱的心情。

“我想先上巴黎。那边我一个人不认识。不会有什么人干涉我。我在部队里休假时，去过巴黎几次。我不懂得什么缘故，可是，我有个想法，觉得到了那边，我头脑里一切昏昏乎乎的思想都会得到澄清。那是个怪地方，使你感到你在那边能够把自己要想的事情想个透。我想在巴黎也许可以找到我要走的路。”

“如果万一你找不到呢？”

他哧哧笑了。

“那样我就回到我们美国的十足实际的人生观上来，承认这事行不通，并且回到芝加哥，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这次谈话给伊莎贝儿的刺激太大了，她告诉我时还不免有点动心；讲完之后，她可怜相地望着我。

“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不但做了你唯一能够做的事，而且觉得你非常之厚道、宽宏、体贴。”

“我爱他，我要他快乐。你知道，在某一点上，我对他走并不感觉难受。我要他离开这个不友好的环境，不但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我不能怪那些人说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恨他们，然而我内心里一直怀着恐惧，觉得他们对。可是，你不要说我体贴。他在追求什么，我一点体会不到。”

“也许你感情上体会到，理智上体会不到，”我微笑说。“为什么你不立刻和他结婚，跟他一起到巴黎去？”

她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

“我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愿意的了，可是我不能。你知道，我的确认为他没有我要好过得多，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纳尔逊医生的话说得对，他的病是一种慢性惊恐症，那么，新环境和新兴趣就会将他医好；等到他的精神状态恢复平衡之后，他就会回到芝加哥来，像正常人一样做生意。我不想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伊莎贝儿从小的教养方式使她接受灌输给她的那些原则。她并不想到钱，因为她从来就不曾尝到没有她眼前这一切的滋味，可是，她本能地感到钱的重要性。钱意味着权势和社会地位。人应当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一生显然应当放在这上面。

“你不理解拉里，我并不奇怪，”我说，“因为我敢肯定他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他不肯谈他的打算，可能是因为自己也弄不清是些什么打算。你记着，我跟他简直不熟，这仅仅是臆测：他有没有可能在寻找什么，但是，寻的什么他并不知道，甚至有没有他都没有把握，会不会呢？也许他在大战中的有些遭遇，姑且不问是些什么遭遇，使他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你认不认为，他可能在追求一种虚无飘渺的理想——就像天文学家在寻找一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

“我觉得有件什么东西在使他苦恼。”

“是他的灵魂吗？可能他对自己感到害怕。可能他对自己心灵的眼睛迷迷糊糊看到的境界是否真实，自己都没有把握。”

“他有时候使我觉得他非常古怪；他给我一个印象，就像是个梦游者在个陌生地方突然醒过来，摸不清身在何处似的。大战前他人非常正常。他最可爱的地方是对生活的热爱。人吊儿郎当的，兴致总是那么好，跟他在一起真是开心；他的为人既可爱，又可笑。是什么使他变得这样厉害？”

“我也说不了。有时候，一件小事情对一个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要看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我有一次在全圣节那一天，法国人称作的死者节，到一个村庄的教堂去做弥撒，那个村子在德国人第一次向法国进军时曾经被骚扰过。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戴孝的女人，教堂墓园里是一排排木制的小十字架。当悲惨而庄严的弥撒在进行时，女人都哭了，男人也哭了。我当时有个感觉，仿佛那些睡在小十字架下面的人可能比那些活人要好受些，我把这个感想告诉一个朋友，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法解释，而且看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一群死掉的法国士兵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破了产的木偶剧团胡乱丢在垃圾角落里的许多木偶，因为它们已经不能再派用场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拉里告诉你的那句话：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

我不想给读者一个印象，好像我要把拉里大战中那件使他极端不能平静的遭遇搞得神秘化，到适当时候，再加以揭露。我想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谈过。可是，他在多年之后，却告诉了一个我和他都相识的女子，苏姗·鲁维埃，关于那个救了他性命而牺牲了的年轻空军情况。苏姗转告了我，所以，我只能根据第二手材料重述事情的经过。我是根据苏姗的法语转译过来的。拉里显然和他的小分队里另一个男孩子结下很深的友谊。苏姗只知道拉里用以称呼他的带有讽刺性的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家伙，爱尔兰人。我们经常叫他帕特西，”拉里告诉苏姗，“而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力充沛。哎，简直是生龙活虎一般。他长了一张古怪的脸，笑起来也是那副怪样子，人家只要看见他，就忍不住要笑出来。他是个横冲直撞的家伙，什么想入非非的事都做得出；上级经常把他叫去臭骂一顿。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作战时差一点儿就送掉性命，他却笑得嘴咧得多大的，就像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一样。可是，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在天上时，非常沉着和警觉。他教给我不少东西。他比我年纪大一点，把我看作是他的小弟弟；这的确有点滑稽，因为我比他要高出六英寸，如果动起手来，我可以随便一拳就把他打倒。有一次，在巴黎，他吃醉了酒，真的把他打倒过。

“我参加空军小分队时，人有点不够振作而且怕自己做不出成绩来，他总是跟我讲些好话，加强我的自信心。他对战争的看法很怪，对德国鬼子一点没有敌意；可是，他喜欢打架，和德国鬼子打仗，他从心眼里快活。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在他看来，等于和德国人开了一次天大的玩笑。人老脸皮厚的，一点没有管束，一点不知轻重，可是，有那么一点真挚的地方，使你没有法子不喜欢他。在你身上会随便把钱花光，也会把你的钱随便花光。如果你觉得寂寞，或者想家，或者害怕，像我有时候那样，他就会看出来，一张丑陋的小脸，这时就会满堆着笑，说些打中你心坎的话，使你心情恢复过来。”

拉里抽他的烟斗，苏姗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时常打假报告，使我们能够一同出去休假；我们一到了巴黎，他人就野了。我们玩得真是开心啊。我们在三月初旬计算要有一个时候假期，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预先订下计划。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打算尝试一下。走前一天，队里叫我们飞到敌方上空侦察，把我们看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突然间，我们碰上几架德国飞机，我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干了起来。其中一架在我后面追来，可是我先得了手。我回头看看它会不会摔下去，就在这时，我从眼角里瞄到另一架飞机钉着我的尾巴。我低冲躲开它，可是，它一转眼就追上我，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后来，我看见帕特西就像一道闪电似的向它冲下来，把所有的弹药都对准它放。它们吃不消溜走了，我们也回到阵地。我的飞机给打得遍体鳞伤，我侥幸着陆了。帕特西比我先着陆。我下了飞机时，他们刚把他抬出飞机。他躺在地上，人们在等待救护车开来。他看见我时，咧开嘴笑了。

“‘我打掉了那个钉着你尾巴的讨厌鬼，’他说。

“‘你怎么啦，帕特西？’我问。

“‘哦，没有关系。他打中我的胳臂。’

“他脸色惨白。突然间，脸上显出一种古怪神情。他这才恍悟出自己要死了，而死的可能性在他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转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拦他，他已经坐了起来，笑了一声。

“‘呀，我他妈的，’他说。

“他倒下死了。不过二十二岁。他本来预备战后回爱尔兰和一个姑娘结婚的。”

我和伊莎贝儿谈话的第二天，就离开芝加哥上旧金山，在那边再坐船去远东。

第二章

一

一直到第二年六月底，艾略特来到伦敦，我才和他重又见面。我问他拉里究竟去了巴黎没有；他告诉我去了。艾略特对他很是恼火，使我听了暗笑。

“我对这孩子本来抱有同情，他要在巴黎住上两年，我也不能怪他，我而且准备拉他一把。我告诉他，一到巴黎，就通知我，可是，直到路易莎写信告诉我他在巴黎时，我才知道他来了。我由美国旅行社转给他一封信——这通信地址是路易莎告诉我的——叫他上我家来吃晚饭，好和几个我认为他应当认识的人见见面；我想先让他见见那批法美籍的人，爱米丽·德·蒙塔杜尔和格拉西·德·夏托加亚尔等，你知道，他回信怎么说？他说，他很抱歉，不能够来，而且他没有带晚礼服。”

艾略特眼睛盯着我望，指望这点吐露能引起我的震动，当他看见我处之泰然时，眉毛抬了起来，很不屑的样子。

“他的回信写在一张乌七八糟的信纸上，上面印有拉丁区一家咖啡馆的名字；我写回信给他，要他把他的住址告诉我。我觉得，为了伊莎贝儿的缘故，我非得帮助他一下不可；我想也许他脸嫩吧——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相信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到巴黎来会不带晚礼服的，而且不管怎样说，巴黎的服装店也还过得去；所以，我就邀他来吃午饭，而且说客人不多，可是，你相信不相信，他不但不理会我要求他把住址告诉我，仍旧是美国旅行社转，而且说他从来不吃午饭。这一来，我可把他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

“不知道，而且告诉你老实话，我也不想知道。恐怕他是个极端没有出息的青年人，我认为伊莎贝儿嫁给他，是个大错。说到底，如果他过的是正常生活，我在里茨酒吧间或者富凯饭店或者什么地方总该会碰见他。”

这些时髦地方，有时候我自己也去，但是，别的地方也去。就在这一年的秋初，我上马赛去，预备乘法邮公司的船上新加坡，碰巧在巴黎待了几天。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个朋友在蒙帕纳司区吃过晚饭，一同去多姆咖啡店喝杯啤酒。我四面看看，不久就瞧见拉里一个人靠着一张大理石的桌子，坐在拥挤的走廊上。他在悠然望着来往行人；闷热的白天过后，那些行人正在享受晚凉。我丢下我的朋友向他走去。拉里看见我，脸上露出笑容。他请我坐下，可是，我说，我还有朋友在一起，不能多留。

“我只想问候你好不好，”我说。

“你住在巴黎吗？”他问。

“只有几天工夫。”

“明天跟我吃午饭好吗？”

“我还以为你不吃午饭呢？”

他咯咯笑了。

“你见过艾略特了。我一般不吃，没有时间吃，所以，我只吃一杯牛奶和一块烧饼。可是，我很想跟你一起吃午饭。”

“好的。”

我们约好隔天在多姆见面，先喝杯酒开胃，然后在蒙帕纳司大街上找个馆子吃饭。我回到我的朋友那里，坐着谈天。当我再望望拉里时，他已经走了。

二

第二天上午，我过得很开心。我去卢森堡博物馆花了一个小时看了几张我喜欢的画，然后，在园子里闲逛，追忆着我的青年时代。什么都没有变。那些沿着沙砾小径一对对走着，热烈地讨论那些使他们兴奋的作家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学生。那些在保姆的监视目光下滚着铁环的儿童，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保姆和儿童。那些晒着太阳、看着早报的老人，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老人。那些戴着孝，坐在公共长凳上，相互谈着食品价格和用人弊病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中年妇女。后来我去奥台翁剧院，看看走廊上陈列的新书，而且看见那些青年人和我三十年前一样，在穿着长罩衫侍役的不耐烦目光下，尽量多看一点他们买不起的书。后来我懒懒散散穿过那些亲切而阴沉的小街到了蒙帕纳司大街，再走到多姆咖啡馆。拉里在等我。我们喝了一杯酒，就沿着马路找到一家可以在室外进餐的馆子。

拉里可能比我上次见到他时要苍白些，这使他陷在眼窝里的一双黑眼睛颜色更加深了；可是人还是那么自如，这在一个年纪这样轻的人很是稀奇，而且笑得还是那么天真。我注意到他的法语讲得很流利，重音很好；向他表示祝贺。

“你知道，我以前懂得一点法语，”他解释说。“路易莎伯母给伊莎贝儿聘的一位家庭教师是法国人，他们在麻汾时总要叫我们始终跟她讲法语。”

我问他喜欢不喜欢巴黎。

“很喜欢。”

“你住在蒙帕纳司吗？”

“是的，”他迟疑了一下才回答；我理解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确切住址告诉我。

“艾略特对你只告诉他一个由美国旅行社转的地址相当不高兴。”

拉里笑笑，但是，没有回答。

“你成天干些什么呢？”

“晃膀子。”

“看书吗？”

“是的，看书。”

“你可听到伊莎贝儿的消息没有？”

“有时候。我们两人都不大欢喜写信。她在芝加哥玩得很开心。明年她要来和艾略特住些时候。”

“那对你不是很好吗？”

“我敢说伊莎贝儿从来就没有到过巴黎。带她去逛一定很有意思。”

他急于想知道我的中国之行怎么样，我告诉他时，他凝神听着；可是当我想使他谈谈自己时，却没有能达到目的。他的嘴非常之紧，使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约我和他吃午饭，只是因为他喜欢我陪陪他。我虽然高兴，但是，有点迷惑不解。才吃完咖啡，他就叫开账。付了账，他就站起身来。

“啊，我得走了，”他说。

我们分了手。我比以前对他的情况并不知道得更多一点。我没有再见过他。

三

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重到巴黎；那时，布太太和伊莎贝儿已经比她们原先计划的时间早一点到达，在艾略特家里住了下来。这中间隔了有好几个星期，因此，我又得运用想象，把这段时间内的经过补叙一下。她们在瑟堡上的岸，艾略特一直非常体贴，亲自去迎接她们。海关检查以后，三个人上了火车；艾略特等火车开动，才相当得意地告诉她们，他雇了一个很好的身边使唤的女仆照应她们。布太太说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她们并不需要女仆，艾略特对她很不客气。

“不要一到就叫人不耐烦，路易莎。一个人没有女用人就见不了人，我雇下安托瓦内特不但为了你们，也为了我自己。你们穿得不讲究，我也没面子。”

他看了她们穿的衣服，一眼不屑的神气。

“当然你们要买点新衣服。我想来想去，认为只有夏内尔服装店最合适。”

“我以前总是上沃思服装店，”布太太说。

她这话等于白说，因为艾略特根本不睬。

“我跟夏奈尔当面讲过，而且替你们约好下午三点钟。还有帽子。当然在勒布买。”

“我不想花上一大笔钱，艾略特。”

“我知道。我打算全部费用由我来付。你非得给我挣面子不可。哦，路易莎，我已经为你安排了几次宴会，而且告诉我的法国朋友，说迈隆当过大使；这个，如果他活得长一点，是准会当上的；这样给人的印象要好些。我想这件事不会有人问起，不过我还是预先给你打下招呼的好。”

“你真可笑，艾略特。”

“不，我并不。我懂得世情。我知道一个大使的孤孀要比一个专员的孤孀有身份。”

火车开进北站，伊莎贝儿站在窗口，这时喊了出来。

“拉里来了。”

火车才停，伊莎贝儿就跳下车，迎着拉里跑去。他张开胳臂抱着她。

“他怎么知道你们来的？”艾略特酸溜溜地问姐姐。

“伊莎贝儿在船上给他发了个电报。”

布太太很亲热地吻了拉里，艾略特伸出一只不带劲的手让他握一下。时间已是晚上十点。

“舅舅，拉里明天能不能来吃午饭？”伊莎贝儿叫，她和拉里胳臂套着胳臂，脸色急切，眼睛里闪着光。

“我很荣幸，不过，拉里通知过我，他不吃午饭。”

“他明天会吃的，是不是，拉里？”

“是的，”他微笑说。

“那么请你明天一点钟光临。”

他重又伸出手来，想要打发他走，可是拉里老脸厚皮地向他咧着嘴笑。

“我要帮助搬行李，还要给你们叫辆汽车。”

“我的车子在等着，我的用人会照顾行李，”艾略特岸然说。

“好极了。那我们就可以走了。车子坐得下的话，我预备送你们到门口。”

“对的，送送我们，拉里，”伊莎贝儿说。

两人一同沿月台走去，布太太和艾略特跟在后面。艾略特一张冷冰冰的脸，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啥个腔调，”他自言自语；在某种情况下，他觉得讲法语能够更有力地表达他的情绪。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艾略特盥洗完毕——因为他起身较晚——给他姐姐写了一张便条，叫用人约瑟夫和女仆安托瓦内特送去，约她到书房来谈话。布太太来了之后，他小心把门关上，拿一支香烟装在一根非常之长的玛瑙烟嘴上点起来，并且坐下。

“难道伊莎贝儿和拉里还算订婚吗？”他问。

“我知道的是这样。”

“我对这个年轻人可没有什么好话可以奉告。”接着他就告诉她，他是怎样准备把拉里拉进社交界，以及他计划以一种适当和得体的方式使他取得地位。“我甚至于替他留心到一处底层住房，这恰恰就是他需要的。是小德·雷泰侯爵的房子，他要分租出去，因为他被派到驻马德里的大使馆任职。”

但是，拉里谢绝了艾略特的那些邀请；根据他这种表现，显然他不需要艾略特的任何帮助。

“如果你不想利用巴黎能够给你的机会，你上巴黎来又为了什么呢，我真弄不懂。我不知道他干些什么。他好像什么人都不认识。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我们知道的唯一通信地址就是美国旅行社转。”

“就像个旅行推销员或者度假期的教师。我有把握说，他在蒙马特的一间画室里跟一个下流女人同居着。”

“胡说八道，艾略特。”

“他把自己的住处搞得这样神秘，而且拒绝和他同样身份的人来往，除了这，还会有什么别的解释？”

“这不像拉里的为人。而且昨天晚上，你可看出他仍旧像过去一样爱伊莎贝儿。他不可能这样做假。”

艾略特耸耸肩膀，意思是告诉他姐姐，男人是花样百出的。

“格雷·马图林怎样？还在追吗？”

“只要伊莎贝儿要他，他立刻就可以跟她结婚。”

接着，布太太告诉艾略特，为什么她们比原定的计划提早来欧洲。她发现自己的健康不好，医生告诉她是糖尿病。病情并不严重，只要饮食小心，适当地服用胰岛素，完全有理由活上好多年，可是，她在获悉自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之后，急切想看见伊莎贝儿的婚事能够解决。母女两个谈过这件事。伊莎贝儿很懂事理，同意如果拉里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不遵照原议回到芝加哥，并且找个工作做，那就只有一条办法，和他解约。可是，布太太觉得要等到约定的时间，然后去巴黎把拉里像个逃犯一样抓回本国，有损个人的尊严。她感到伊莎贝儿这样一来会弄得很失面子。但是，母女两个上欧洲歇夏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伊莎贝儿还是在孩提时到过巴黎，后来就没有去过。她们逛了巴黎之后，可以找一处海滨让布太太养病，再从那边去奥地利的蒂罗尔山区住一个时期，然后从容不迫地穿过意大利。布太太有意约拉里陪她们去，让他和伊莎贝儿看看相隔这么久之后，两人的感情有没有变。拉里经过这次放荡之后，愿意不愿意承担生活责任，到时候自会明白。

“亨利·马图林对拉里拒绝他给他的事情很不痛快，但是，格雷跟父亲说通了，所以只要他回芝加哥，立刻就可以有工作。”

“格雷人好。”

“当然，”布太太叹口气。“我知道他会使伊莎贝儿幸福。”

艾略特然后告诉布太太他替她们安排了一些什么宴会。明天他要请很多人来吃午饭，在周末举行一次排场很阔的晚宴。他还要带她们去参加夏托加亚尔家的招待会，而且替她们弄到两张罗思柴尔德家即将举行的舞会请帖。

“拉里你总要请吧？”

“他告诉我他没有晚礼服，”艾略特不屑地说。

“不管，你照样请他。归根结蒂，这孩子并不坏。冷淡他对他没有好处，只会使伊莎贝儿更加固执己见。”

“当然，你要我请我就请。”

拉里在约定的时间来吃午饭。艾略特的礼貌本来很周到，对他特别客气。做到这样并不难，原因是拉里很开心而且兴致极好，只有比艾略特脾气坏得多的人才会不喜欢他。谈话都是谈的芝加哥和那边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弄得艾略特除掉摆出一副和蔼样子，装得对这些他认为毫无社会地位的人感觉兴趣外，没有别的事可做。听他们谈他并不在乎；老实说，听着他们谈这一对年轻人订婚了，那一对年轻人结婚了，另外一对年轻人离婚了，使他觉得相当可怜。谁听说过这些人来？他可知道美丽的小德·克兰尚侯爵夫人曾经服毒自杀过，原因是她的情人德·科龙贝亲王抛弃她，娶了个南美洲百万富翁的女儿。这种事情才是值得谈的。他看看拉里，不由得不承认他有种异常吸引人的地方；他的陷进的、颜色深得出奇的眼睛，高颧骨，苍白的皮肤和灵活的嘴，使艾略特联想起波提切利的一幅画像，想到如果给他穿上那个时代的服装，看上去一定充满浪漫气息。他记得自己曾经打算把拉里拉拢给一位著名的法国女人过，同时想到星期六晚宴邀请了玛丽·路易丝·德·弗洛里蒙，自己狡狯地笑了。这个女人是交游广阔和私德败坏兼而有之。她年纪四十岁，看上去却要年轻十年；纳蒂埃曾经替她的一个女祖先画过一张像，这张像就是通过艾略特本人的关系挂在美国的一个大博物馆里。玛丽生得就和她这个女祖先同样娇艳，而她在性生活方面的口味极大，好像永远不能满足似的。艾略特决定让拉里坐在她身边。他知道玛丽会很快使拉里懂得她的意图。他还请了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的侍从武官，认为伊莎贝儿说不定欢喜他。伊莎贝儿很美，而且这人是个英国人，家财豪富，伊莎贝儿没有财产也没有关系。午饭一上来，喝的是上等蒙特拉夕酒，继之以好的波尔多酒，喝得艾略特浑陶陶的；他悠然自得地想着那些展示在他眼前的许多可能性。如果事态的发展像他估计的那样，亲爱的路易莎就没有什么可焦急的了。她对他总是有点不以为然，可怜的人儿，她太闭塞了；可是他喜欢她。凭他这样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替她把各事安排妥当，对他说来，也是一件称心的事情。

为了不浪费时间，艾略特安排好一吃完午饭就带路易莎母女去看衣服，所以大家才站起来，艾略特就用他最擅长的辞令通知拉里他应当走了，可是，同时，又亲亲热热地敦促他参加自己安排的两次盛大宴会。他根本不用费这么大的事，因为拉里很轻快地全答应了。

但是，艾略特的计划失败了。拉里来参加晚宴时，穿了一套很像样的晚餐服，艾略特看见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有点担心，怕他穿了那次午饭时那样一身蓝哔叽来。晚饭后，艾略特把玛丽·德·弗洛里蒙拉到角落里，问她对他的年轻美国朋友觉得怎样。

“他眼睛很美，牙齿也长得好。”

“就这些吗？我让他坐在你身边，因为我认为他恰好是你的一点小吃。”

她疑惑地望着他。

“他告诉我已经跟你的漂亮外甥女订婚了。”

“得了，亲爱的，一个男孩子属于另一个女子，这件事决不会妨碍你把他从那个女子手里抢走，只要您能够做到。”

“你要我做的就是这个吗？哼，我可不打算替你做这种卑鄙勾当，我可怜的艾略特。”

艾略特笑了一声。

“我猜想，你这话意味着你试过了，但是，发现不成功。”

“艾略特，我喜欢你的是你的品德就像个妓院老板。你不要他要你的外甥女。为什么？他有教养，而且很讨人喜欢。可是他实在太纯洁了。我敢说他一点没有疑心到我的用意。”

“你应当表示得露骨些，亲爱的朋友。”

“我有足够的经验，知道什么时候我在浪费时间。事实是，他的眼睛里只有你的小伊莎贝儿，而且我这话只跟你一人说，她比我讨便宜的是年轻二十岁。而且人很可爱。”

“你喜欢她的衣服吗？我亲自给她挑的。”

“很美，也很合适。不过，当然她不帅。”

艾略特把这话认为是对他的鉴定，他可不能轻易放过，非得戳她一下不可。他亲切地笑了一下。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非得活到你的成熟年龄，才能像你这样帅。”

德·弗洛里蒙夫人手里挥的是一根大头棒，而不是一把短剑。她的反击使艾略特的弗吉尼亚血液沸腾起来。

“我可以肯定，在你们那个帮匪横行的贵国里〔vôtre beau pays d'apaches〕他们决不会错过这样微妙、这样模仿不了的东西的。”

虽则德·弗洛里蒙夫人挑眼儿，艾略特其余的朋友对伊莎贝儿，对拉里，都很喜欢。他们喜欢伊莎贝儿的青春美，喜欢她那样健康，那样精力充沛；他们喜欢拉里的生动外表，彬彬有礼，和淡淡的带有讽刺的幽默。两个人的法语都讲得流利准确，这一点很讨便宜。布太太由于在外交界生活多年，法语尽管说得正确，可是，带有美国土音，而且自己满不在乎。艾略特对他们是盛席款待。伊莎贝儿对自己的新衣服新帽子很满意，对艾略特安排的那些乐事全都觉得有趣，对自己和拉里在一起感到快活，认为从来没有玩得这样开心过。

四

艾略特认为，早饭只能跟陌不相识的人一起吃，而且只在不得已时才这样做，因此，布太太和伊莎贝儿都逼得只好在自己卧房里吃早饭；布太太有点不大愿意，伊莎贝儿则丝毫不觉得什么。可是，伊莎贝儿醒来后，有时候告诉安托瓦内特——就是艾略特给她们雇的那个高贵女用人——把她的牛奶咖啡送到她母亲房间里，俾能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母亲谈天。她现在整天没得空，这是她一天中间唯一能够和母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刻。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晨，母女到达巴黎将近一个月的光景，伊莎贝儿告诉母亲头一天晚上怎样玩的，讲她和拉里大部分时间都带着一群朋友逛那些夜总会；讲完之后，布太太就向她提出那个自从来到巴黎之后心里一直想要问的问题。

“他几时回芝加哥呢？”

“不知道。他没有谈到过。”

“你没有问他吗？”

“没有。”

“你是不是有点怕问？”

“不是，当然不是。”

布太太倚在软榻的靠背上，穿着艾略特坚持要给她买的时髦晨服，修着指甲。

“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成天谈些什么？”

“我们并不成天在谈。在一起就很好。你知道，拉里一直都比较沉默。我们谈话时，大都是我在讲话。”

“他平时干些什么？”

“我也弄不清楚；只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想他日子过得很好。”

“还有他住在哪里？”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好像很讳莫如深，是不是？”

伊莎贝儿点起一支香烟，当她从鼻孔里呼出一缕烟时，静静地望着她母亲。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妈？”

“你舅舅认为他租了一所公寓，跟一个女人同居。”

伊莎贝儿扑哧笑了起来。

“你相信吗，妈？”

“不，老实说我不相信。”布太太望着自己的指甲在转念头。“你可曾跟他谈过芝加哥呢？”

“谈过，谈得很多。”

“他可曾有过什么表示打算回去呢？”

“说不上有。”

“他到今年十月已经离开芝加哥两年了。”

“我知道。”

“这是你的事情，乖乖，你认为怎样做对，就怎样做。可是，尽在拖并不能解决问题。”她盯着女儿望，但是，伊莎贝儿避开母亲的眼光。布太太疼爱地向她微笑。“你还是去洗澡吧，否则，午饭要迟到了。”

“我要跟拉里去吃午饭。在拉丁区一个什么地方。”

“好好玩吧。”

一小时后，拉里来接她。他们雇了一辆汽车上圣米歇尔桥，漫步走上行人拥挤的圣米歇尔大街，找到一家外表像样的咖啡馆。他们在走廊上坐下，叫了两杯迪博内。后来又叫了一辆汽车去一家饭馆，伊莎贝儿胃口极好，拉里给她叫的那些好吃的菜她都吃得很香。她喜欢看那些和他们挨肩擦背坐在一起的人，因为这地方很挤；看见他们显然对食物感到那样强烈的兴趣，自己都笑了；可是，她最最开心的是和拉里单独找一张小台子坐着。她爱看自己兴孜孜地拉呱着时他眼睛里的喜悦神情。这样自由自在和他在一起使她感到心醉。可是，在她脑子的角落里却隐隐约约有种不安，因为虽则他看上去也很自在，她觉得与其说是由于有她，还不如说是由于喜欢这种环境。她母亲早上说的话有点打动了她，现在虽则毫不用心地聊着天，却留心看着他的每一个表情。他和离开芝加哥时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说不出哪儿变了。他的样子和她记得的他同样年轻，同样坦率，只是神情变了；并不是说变得更加严肃了；他的脸色静下来时一直是严肃的，而且有一种安静的神情，是她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就好像解决了自己的什么问题，因而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过。

两人吃完午饭之后，他建议上卢森堡博物馆逛一转。

“不，我不想去看那些画。”

“好吧，那就去花园里坐坐。”

“不，这个我也不想。我要去看看你住在哪里。”

“没什么可看的，我住在旅馆里一个很蹩脚的小房间。”

“艾略特舅舅说你住一所公寓，跟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

“那么，你就亲自去看看。”他大笑说，“从这里去只有几步路。我们可以走过去。”

他带着她穿过一些狭隘的、弯弯曲曲的街道，尽管从街两边的高房子中间可以望见一抹青天，但仍旧很寒伧相，走了一会儿之后，就在一家门面很不像样的小旅馆门口站住。

“我们到了。”

伊莎贝儿随着他走进一间狭窄的厅堂，厅堂的一边有一张书桌，书桌后面坐了一个人，没穿上衣，只穿一件细黑黄条子相间的背心，围一条很脏的围裙，在看报纸。拉里向他要钥匙，那人从身后格子架里把钥匙交给他，同时好奇地瞥了伊莎贝儿一眼，又转为会意的假笑。显然他认为伊莎贝儿去拉里的房间不是干规矩事情的。

他们爬上两串楼梯，楼梯上铺的破旧的红地毯，拉里打开自己的房门，伊莎贝儿走进一间有两扇窗户的小房间。窗子望出去是街对面的灰色公寓，公寓底层是一家文具店。房内放一张单人床，床旁边一只床头柜，一口大衣柜镶着一面大镜子，一张装了垫子但是椅背笔直的圈椅，两扇窗子之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有架打字机，一些纸张和好几本书。壁炉板上堆了些纸面装订的书。

“你坐圈椅，椅子不大舒服，可是，这是我拿得出的最好的了。”

他另外拉了一把椅子，自己坐下。

“你就是住在这儿吗？”伊莎贝儿问。

他看见她脸上的神情，哧哧笑了。

“就在这儿，我自从到巴黎来，一直就住在这儿。”

“可是为什么呢？”

“方便，这儿靠近国家图书馆和巴黎大学。”他指指她没有注意到的一扇门，“这里有个浴间，我可以在这儿吃早饭，晚饭一般就在我们吃午饭的那一家吃。”

“这太肮脏了。”

“不，我觉得不错，我只要这样子。”

“可是，这儿住的是些什么人呢？”

“噢，我不清楚。上面阁楼住了几个学生。两三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老单身汉和一个奥台翁剧院的退休女演员；唯一的另外一个有浴室的房间，住着一个包身的女人，她的男朋友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四来看她；恐怕还有些暂住的客人。这地方很安静，很规矩。”

伊莎贝儿弄得相当尴尬，而且由于知道拉里已经看出来并且在笑她，有点存心找岔儿。

“桌子上那本大书是什么？”她问。

“哪个？噢，那是我的希腊字典。”

“你的什么？”她叫。

“没有关系，不会咬你的。”

“你在学希腊文吗？”

“对。”

“为什么？”

“我想到要学一点。”

他望着她时，眼睛里带着微笑，她也对他回笑。

“你可觉得不妨告诉告诉我，你到了巴黎之后，这两年，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看了很多书。一天总要看上八小时到十小时。我去巴黎大学听过课。我认为，我已经把法国文学里所有的重要作品都看了，我而且能看拉丁文，至少能看拉丁散文，差不多跟我看法文一样没有困难。当然，希腊文要难些。可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教师。在你来到巴黎之前，我每星期经常有三个晚上去他那里补习。”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

“获得知识。”他微笑说。

“这好像不太实际。”

“也许不太实际，另一方面，也许很实际。总之非常之有趣。你决计想象不到读《奥德修纪》的原文时多么令人兴奋。使你感到仿佛你只要踮起脚伸出手来，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像兴奋得控制不住自己，在小房间内来回走着。

“前一两个月我看了斯宾诺莎。我不敢说我已经十分懂得，可是感到非常振奋。就像乘一架飞机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四围万籁俱寂，而且空气非常清新，像佳酿一样沁人心脾；自己感觉到像个百万富翁。”

“你几时回芝加哥？”

“芝加哥？不知道。我就没有想过。”

“你说过，如果你两年之后，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你就放弃不干吗？”

“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刚要入门：看见广大的精神领域在我面前展开，向我招手，我急切要去那里旅行。”

“你希望在那边找到什么呢？”

“我那些问题的答案。”

他瞥她一眼，简直有点顽皮。如果不是因为她和他这样熟悉，她说不定认为他在开玩笑。“我想弄清楚上帝究竟有，还是没有。我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我想要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灭，还是我死后一切都完了。”

伊莎贝儿倒抽一口冷气。听见拉里讲这些事情，她觉得怪不舒服，幸亏他谈得非常随便，声调就和平时讲话一样，使她还能不露出窘相。

“可是，拉里，”她微笑说，“人们几千年来都在问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回答的话，肯定答案早已有了。”

拉里笑了一声。

“你笑得就好像我说了什么蠢话似的，”她生气说。

“没有这个意思。我认为，你说得很在点子上。可是，另一方面，你也不妨说，既然人们对这些问题问了几千年，那么，他们就没法不问这些问题，而且不得不继续问下去。还有，你说没有人找到过答案，这话并不正确。答案比问题还要多，而且不少的人都给这些问题找到完全满意的答案。例如鲁斯布鲁克那个老头儿。”

“他是谁？”

“哦，只是巴黎大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拉里随口回答。

伊莎贝儿不懂得他是什么意思，但他继续往下说。

“这话听上去非常之幼稚。这些事情使大学里二年级学生感到兴奋，但是，离开大学后就忘掉的。他们得养家活口。”

“我不怪他们，你知道，我幸亏还有点钱可以过活。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只好像别人那样设法去赚钱了。”

“你难道把钱一点不放在眼里吗？”

“是的，”他笑着说。

“你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上还要搞多久呢？”

“我也说不了。五年。十年。”

“这以后呢？你预备把这种智慧派什么用处呢？”

“我如果有了智慧，我想我当不难懂得怎样派它的用处。”

伊莎贝儿两只手激动地勒在一起，身子从椅子上探出来。

“你完全错了，拉里。你是个美国人，这儿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是美国。”

“等我搞好了，我就回去。”

“可是，你要错过很多机会。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宏伟时代，你怎么能忍心坐在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一动不动呢？欧洲完蛋了。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我们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我们什么都有。你有责任参加国家的发展事业。你忘记了，你不知道美国今天的生活多么使人惊心动魄。你有把握说你不参加这种建国大业，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去担当目前面临着每一个美国人的重任吗？唉，我知道你多多少少也在工作，但这恰恰是逃避责任，可不是？这难道不恰恰是一种积极的偷懒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畏缩不前，美国会弄成什么样子？”

“你很苛刻，心肝，”他笑着说。“我的回答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对他们说，这也许是运气，多数人都准备按常规行事；你忘记的是，我想学习就跟——就跟格雷想要挣一大笔钱一样热烈。难道我想花几年工夫教育自己真就是背叛祖国吗？也许我学成以后，将有一点人家高兴要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要看，可是，如果我失败了，我也不比一个人做生意而没有赚到钱更不如些。”

“那么我呢？我难道对你一点不重要？”

“你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你嫁给我。”

“几时呢？十年之内吗？”

“不。现在。越快越好。”

“靠什么呢？妈没有什么奁资给我。而且，她有也不肯。她会认为，这样鼓励你游手好闲是错的。”

“我不要你母亲的什么奁资，”拉里说。“我有三千块一年。这在巴黎很够用了。我们可以有一所小公寓和一个做全天的女用人。我们会生活得非常开心，心肝。”

“可是，拉里，三千块一年是没法子生活的。”

“当然能够。很多人钱比这少得多也能生活。”

“可是，我不愿意靠一年三千块钱生活。我没有理由要这样。”

“我过去只要一半的钱也就生活下来了。”

“可你，是怎么过的！”

她看一下那间寒伧的小房间，厌恶地耸下肩膀。

“这就是说，我储蓄了一点钱。我们可以上卡普里岛去度蜜月，秋天我们再去希腊。我渴想看看希腊。你记得我们过去不是时常谈到一同周游世界吗？”

“我当然想旅行。但不是这样旅行。我不愿意坐二等舱，也不愿意住三等旅馆，连个浴间都没有，吃饭都在小饭店里。”

“去年十月，我就是这样上意大利去的。玩得真开心。我们可以靠三千块一年把全世界都跑到。”

“可是，我要有孩子，拉里。”

“这没有关系。我们把孩子一起带了去。”

“你真蠢，”她大笑说。“你知道有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维娥莱·托姆林森去年生了一个孩子，她尽量节省，还花了两千五百块。还有你知道雇一个保姆要多少钱？”她脑子里想到一连串的事情，变得愈来愈激动了。“你一点不实际。你不懂得你要求我的是什么。我年轻。我要找乐子。我要做别人家都做的事情。我要参加宴会，参加跳舞会，我要打高尔夫球和骑马。我要穿好衣服。你可懂得一个女孩子不能穿得跟她一起的那些人一样好，是什么滋味？拉里，你可知道买你朋友穿厌了的旧衣服穿，和感到人家可怜你送你一件新衣服，是什么滋味？我甚至于连去一家像样的理发店做做头发也做不起。我不要坐电车和公共汽车到处跑；我要有我自己的汽车。你想，你在图书馆里看书，我成天干的什么？逛马路，看橱窗，还是坐在卢森堡博物馆的花园里留心自己孩子不要闯祸？我们连朋友都不会有。”

“唉，伊莎贝儿，”他打断她。

“不会是我过去来往的那些朋友。是啊，艾略特舅舅的朋友有时候会看他的面子请我们一次，但是，我们去不了，因为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穿，而且我们不会去，因为我们回请不起。我不想认识一大堆上不了台盘的、不修边幅的人。我要生活，拉里。”她突然感到他眼睛里有种神情，虽则盯着她望时永远是那样温柔，但是，带有一点好笑。“你觉得我愚蠢，是不是？你觉得我啰嗦而且蛮不讲理。”

“不，我并不。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很自然。”

他背对着壁炉站着，她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和他面对面。

“拉里，如果你一个铜子没有，可是，找到一个收入三千块的工作，我会毫不迟疑就嫁给你。我会替你烧饭，收拾床铺，我会不在乎我穿的什么衣服，我会什么都不在乎，我会认为这样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总会有钱的。可是，现在这样结婚，意味着我一辈子要过这种肮脏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什么指望都没有。这等于说，我要苦挨苦挣一辈子。而为的什么呢？为了使你能够成年累月地给你说的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找答案。这太不像话了。一个人应当工作。他生到世界上来就为的这个，他就是这样造福社会的。”

“总之，他有责任在芝加哥安顿下来，进亨利·马图林的投资公司。你认为劝说我的朋友买亨利·马图林感兴趣的股票，我会大大造福社会吗？”

“掮客总是要有的，这样养家活口完全没有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地方。”

“你把巴黎有一般收入的人的生活形容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实际上并不如此。人们用不着上夏奈尔服装店，仍旧可以穿着得很好。而且所有有趣的人并不住在凯旋门附近和福煦大道上。事实上，有趣的人简直不住在那儿，因为有趣的人一般钱都不多。我在这儿认识不少的人，画家，作家，学生，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什么样式的人都有，我认为你会觉得这些人比艾略特的那些性情毛躁的侯爵夫人和目中无人的公爵夫人有趣多了。你脑筋动得快，而且富于幽默感。听他们一面吃晚饭，一面针锋相对地谈话，你一定很欣赏，尽管喝的只是普通的葡萄酒，而且你用不着有个男管家和两个手下人伺候你。”

“别胡扯，拉里。当然我会欣赏。你知道我并不势利。我很喜欢会见有趣的人。”

“是的，穿着夏奈尔服装店的衣服。你想他们看见你这副打扮会不会认为你是来视察贫民窟的呢？他们不会舒服，你也不会舒服，而且你除了事后告诉爱米丽·德·蒙塔杜尔和格拉西·德·夏托加亚尔，说你在拉丁区碰到一群怪里怪气的不修边幅的人，觉得非常好玩之外，别无收获。”

伊莎贝儿微微耸一下肩膀。

“我敢说你讲得对。他们不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那种人。他们跟我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你这话指的什么？”

“还是我开头讲的话。从我记事以来，我一直就住在芝加哥。我的朋友全都在芝加哥。我的兴趣全在芝加哥。我在芝加哥过得很习惯。这是我的乡土，也是你的乡土。妈现在有病，而且她的病永远不会好了。我就是想离开她也不能离开她。”

“这是不是说除非我回到芝加哥去，你就不想嫁给我呢？”

伊莎贝儿踟蹰了一下。她爱拉里。她要嫁给他。她的整个身心都爱着他。她知道他也要她。她不相信到了摊牌时他不会软下来。她害怕，可是她不得不冒一下险。

“对的，拉里，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在壁炉板上划了一根火柴——那种给你的鼻孔装满辛辣气味的旧式法国硫磺火柴——点起他的烟斗后，掠过她，走到一扇窗子前面站着。他向窗外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永远没有个完似的。她仍旧站在原来面对着他站着的地方，照着壁炉板上的镜子，但是，看不见自己。她的心乒乒乓乓地跳着，而且感到害怕，他终于转过身来。

“我真想能够使你懂得，我向你建议的生活要比你想象的任何生活都要充实得多。我真希望能够使你懂得精神的生活多么令人兴奋，经验多么丰富。它是没有止境的。它是极端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同它相似，那就是当你一个人坐着飞机飞到天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只有无限的空间包围着你，你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你是那样的欢乐，使你对世界上任何权力和荣誉都视若敝屣。前几天，我读了笛卡儿。那样的痛快，文雅，流畅。天哪！”

“可是，拉里，”她急腔急调地打断他，“你难道看不出你在要求我做一件我做不来的事情，是我不感兴趣而且不想感兴趣的事情吗？我对你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我只是一个平常的、正常的女孩子，我现在二十岁，再过十年我就老了，我要及时行乐。唉，拉里，我的确非常爱你。所有这些全都是无聊的玩意儿。它不会使你有什么出息的。为了你自己，我求求你放弃它。拉里，做个好样的，做一个男人应做的事情。人家都在分秒必争地干，你却在浪费宝贵光阴。拉里，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就不会为了一个梦想而抛弃我。你已经荒唐过了。跟我们回美国去吧。”

“我不能。这对我说来等于自杀。这等于出卖我的灵魂。”

“唉，拉里，为什么这样说话？那些歇斯底里的肉麻当有趣的女人就是这样说的。这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毫无，毫无。”

“这恰恰就是我的感受，”他答道，着眼睛。

“你怎么可以笑呢？你可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现在的决定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我知道。请你相信我，我是在非常严肃地对待。”

她叹了口气。

“跟你讲正经话你不听，那有什么可说的。”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经。我认为，你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荒唐透顶的东西。”

“我？”如果不是因为她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就会哈哈大笑。“可怜的拉里，你就像个疯子。”

她慢慢把手上戴的订婚戒指褪了下来，放在掌心里，对着它瞧。那是一粒四四方方的红宝石，用细白金嵌的戒指，她一直都很喜欢。

“你假如爱我，就不应当使我这样不快乐。”

“我的确爱你。不幸的是，一个人想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却免不了要使别人不快乐。”

她把放着红宝石戒指的手伸出来，颤抖的嘴唇勉强显出微笑。

“还你，拉里。”

“我没有用。你留着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好不好？你可以把它戴在小拇指上。我们的友谊不需要中止，是不是？”

“我会永远关心你，拉里。”

“那么就留着。我也将永远喜欢你。”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把戒指套在右手的小拇指上。

“太大了。”

“你可以改装一下。我们上里茨酒吧间去喝杯酒。”

“好。”

她对这件事解决得这样容易，感到有点诧异。她没有哭。除掉她不会跟拉里结婚外，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她简直相信不了什么都完结了，结束了。她对两人没有大吵大闹有点不甘心。这件事就这样平心静气谈妥了，就仿佛他们刚才谈的是租房子的事情一样。她觉得自己上了当，但同时微微有种满意的感觉，因为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文明。她真想知道拉里究竟是什么一种心情。可是，这始终没法知道；他那张吸引人的脸，那双深色的眼睛，她知道只是一种面具，因为尽管她认识他许多年，却猜不透他。她本来把帽子脱掉，放在床上；现在站在镜子前面，把帽子戴上。

“我只是问着玩，”她说，一面把头发抹抹平，“你原来打算跟我解约吗？”

“没有。”

“我想也许可以使你不背包袱。”他没有回答。她转过身来，嘴边露出轻松的微笑。“现在好走了。”

拉里把身后的门锁上。当他把钥匙交给坐在写字台那儿的人时，那人带着狡狯的神情会意地望着他们。伊莎贝儿当然猜出这人当作他们在干苟且的事儿。

“我敢说这个家伙对我的贞操是打问号的，”她说。

他们雇了一辆汽车到里茨喝了一杯酒，谈些不相干的事情，丝毫不显得拘束，就像两个天天见面的老朋友一样。尽管拉里天生不大说话，伊莎贝儿话却很多，老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而且她决心不让相互之间变得沉默下来，弄得没有话说。她不想使拉里觉得她恨他，她的自尊心又逼使她装得使拉里不会疑心她伤心和不快乐。过了一会，她就建议他送她回去。当他把汽车开到门口让她下车时，她轻松地向他说：

“不要忘记你明天跟我们吃午饭。”

“杀头也不会忘记。”

她让他吻了自己的面颊，穿过车道门进去了。

五

伊莎贝儿走进客厅时，看见有几个客人已经在喝茶。有两个是住在巴黎的美国妇女，穿着非常考究，脖子上围着珠串，手上戴着钻石手镯，手指上套着价值昂贵的戒指。虽则有一个的头发用散沫花染成棕红色，另一个的金色头发很不自然，两个人却非常之像。同样涂了油膏的睫毛，同样搽得鲜红的嘴唇，同样抹了胭脂的面颊，同样经过刻苦锻炼保持着的苗条身材，同样清晰如削的五官，同样如饥似渴的彷徨的眼神；你没法不意识到她们的生活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徐娘风韵在拼命挣扎。她们鼓着响亮的喉咙东拉西扯地谈着，一刻也不肯停，像是担心只消有片刻的沉默，机器就会停摆，而那个代表她们一切的人为建筑就会土崩瓦解一样。还有一个美国大使馆的秘书，人温和沉默，因为他一句话也插不进，看上去很有点派头；一个矮小的黑皮肤的罗马尼亚王子，总是那样卑躬屈膝，两只又小又玲珑的黑眼睛，一张刮得很光的黑黑的脸，老是看见他来不及地站起来送茶，递蛋糕，或者给人点香烟，对那些在座的人总是厚颜无耻地竭尽恭维的能事。他这样子做是在偿还过去从这些巴结对象获得的晚餐，以及今后希望获得的晚餐。

布太太坐在那里，为了讨好艾略特，比她平常喝茶时穿得讲究。她以惯常的礼貌但是相当淡漠的神情，泰然执行着主妇的任务。她对自己兄弟的这些客人有什么想法，我只能想象。我和她从来没有混熟过，而且她是个什么都放在肚子里的女人。她人并不笨；在外国的首都住了那么多年，见过不少形形色色的人，想来会根据自己根生土长的弗吉尼亚小城市标准，对这些人作出自己的精明结论。恐怕她看着这些人的滑稽样子时，会感到相当好笑，而且敢说她对这些人的神气活现的派头，和对一本小说里人物的哀愁和苦痛同样无动于衷，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否则她就不会去看它）。巴黎、罗马、北京对她的美国气息毫无影响，就如同艾略特的虔诚天主教信仰对她的坦率但并无不便的长老会宗教毫无影响一样。

伊莎贝儿的青春、活力和健康美给这种浮华气氛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她就像个新的尘世女神冲了进来。罗马尼亚王子慌不迭地站起来替她拉过一张椅子，而且做了一大堆手势竭力恭维。两个美国女人一面尖着嗓子很和蔼地跟她讲话，一面上上下下打量她，仔细瞧她的衣服，拿自己和伊莎贝儿的锦绣年华对照，可能心里起一种落寞感。美国外交官看见伊莎贝儿使这两个女人看去多么空虚和憔悴，独自在微笑。可是，伊莎贝儿却觉得她们很有派头；她喜欢她们的华丽衣服和昂贵珠串，而且对她们矫揉造作的姿态感到一丝妒意。她盘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变得这样雍容华贵。当然那个小罗马尼亚人很可笑，不过，也相当讨人喜欢，就算他讲的那些好听的话是言不由衷，听听也不坏。她进来时打断的谈话现在又恢复了，而且谈得是那样起劲，那样深信不疑，好像她们谈的事情都是值得谈的，使你简直认为她们谈的话有道理。她们谈自己参加过的宴会，和预备参加的宴会。她们搬弄最近的丑事秽闻。她们把自己的朋友毁得体无完肤。她们从这个大人物谈到那个大人物。她们好像什么人都认识；什么秘密都知道。她们几乎是气也不换地提到最近上演的话剧，最时新的妇女服装设计师，最时新的人像画家，最近上台的首相的最近情妇。人们会当作她们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听得伊莎贝儿都呆了。她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文明。这的确是生活。这使她有种置身其中的惊喜感。这是真的。场合简直太合适了。宽敞的房间，地板上铺的萨伏纳里地毯，华丽的镶了木板的墙壁挂的那些美丽的画，坐的那些精工细雕的椅子，细工镶嵌的橱柜和茶几，每一件都够得上进博物馆；布置这间房间花的钱抵得上一笔财产，可是值得。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它的美，布置得这样妥帖，因为旅馆里那个寒伧的小房间，那张铁床，她坐的那张硬邦邦的不舒适的椅子，那个拉里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房间，还鲜明地印在她脑子里。可说是空空如也，又丧气，又可怕。她想起时不由打了个寒噤。

客人散了，只剩下伊莎贝儿和她母亲和艾略特三个人。

艾略特送那两个可怜的满脸脂粉的美国贱货出门回来。“有意思的女人，”他说，“她们才在巴黎住下时，我就认识她们了。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们会变得像现在这样漂亮。我们女子的适应能力真是可惊。你简直看不出她们是美国人，而且是中西部来的。”

布太太眉毛抬了起来，也不言语，只把艾略特看了一眼，可是，以艾略特的机灵哪有不懂得的。

“谁也没法子这样说你，我可怜的路易莎，”他半讥讽半亲热地说。“不过，天知道，你过去是完全做得到的。”

布太太的嘴嘟了起来。

“恐怕我使你感到非常失望，艾略特，不过，告诉你实在话，我对自己现在这样非常之满意。”

“各有各的爱好，”艾略特叽咕了一句法文。

“我想我应当告诉你们，我已经和拉里解约了。”伊莎贝儿说。

“啧，啧，”艾略特叫出来。“这一来，我明天请的午饭可糟了。这样短短的时间，叫我哪儿再找一个人呢？”

“噢，午饭他还是来吃的。”

“在你跟他解约之后？这好像不大合乎习惯。”

伊莎贝儿咯咯笑了。她眼睛盯着艾略特望，因为她知道，她母亲的眼睛正盯着自己望，而她不愿意和她眼睛碰上。

“我们没有吵嘴。我们今天下午谈了一次话，认为我们订婚是个错误。他不想回美国去；他要留在巴黎，他说他要去希腊。”

“这是为什么？希腊又没有社交活动。事实上，我对希腊艺术从来就不大看在眼里。有些古希腊的东西有那么一点颓废的魅力，还可以看得。可是，菲迪亚斯：不行，不行。”

“你看着我，伊莎贝儿，”布太太说。

伊莎贝儿转过头来，唇边微带笑意望着母亲。布太太把女儿仔细看了一眼，可是，只哼了一声。这孩子没有哭过，这一点她能看出；她的神情很泰然自若。

“我觉得你解约得好，伊莎贝儿，”艾略特说。“我原来想竭力成全这件事，可是，我一直认为，这个婚姻不对头。他实在配不上你，而且他在巴黎的所作所为很清楚表明他决不会有什么出息。以你的漂亮和你的关系，你可以找一个比他好得多的对象。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做得很有见识。”

布太太瞟了女儿一眼，看得出有点担心。

“你不是为了我解约吧，伊莎贝儿？”

伊莎贝儿断然摇摇头。

“不是，亲爱的，我完全是自愿做的。”

六

那时候，我已经从东方回来，正在伦敦住一个时期。大约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后两个星期光景，艾略特一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我听见他的声音并不奇怪，因为他的习惯总是在游宴季节到了尾声时来英国玩乐一下。他告诉我，布太太和伊莎贝儿和他一起来了，如果我今天傍晚六点钟过来喝杯酒，她们一定很高兴看见我。他们当然住在克拉里奇饭店。当时我的寓所离那儿并不远，所以我踱过公园巷，穿过梅费尔区那些安静、高贵的街道到了克拉里奇饭店。艾略特就住在他平时住的一套房间。室内镶的是褐色木头壁板，就像雪茄烟盒子的那种木头，陈设既文静又豪华。侍役领我进来时，艾略特只有一个人在屋里。布太太和伊莎贝儿上街去买东西，眼看就要回来。他告诉我，伊莎贝儿和拉里解约了。

艾略特对于在什么处境下应该怎样做人，有他自己的浪漫和高度保守的看法。他对这两个年轻人的行为很看不惯。拉里不但在解约后的第二天来吃午饭，而且做得就好像自己地位一点没有改变似的。他和平日一样随和，一样彬彬有礼，一样安静愉快。对待伊莎贝儿还是和他过去对待她一样亲亲热热的。他看上去既不感觉窘，也不心烦意乱，也不垂头丧气。伊莎贝儿也不像有心思的样子，人很快活，笑得照样轻松，照样嘻嘻哈哈地打趣，仿佛并不曾在自己一生中刚刚作了一项重大决定；而且肯定是忍痛的决定。艾略特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从侧面听到他们一言半语的谈话，打听到他们丝毫没有意思要取消以前讲定的那些约会；所以一得空他就找姐姐谈这件事。

“这不成话，”他说。“他们不能够仍旧像订婚一样两个人到处跑，拉里实在应当懂得一点分寸。而且，这样会毁掉伊莎贝儿的机会。小福塞林根，那个英国大使馆的男孩子，显然很中意她；他有钱，而且社会关系很不错；如果他知道伊莎贝儿已经解约，可能会向她求婚，这我一点不奇怪。我觉得你应当跟她谈一下。”

“亲爱的，伊莎贝儿二十岁了，她有套办法能够婉婉转转告诉你不要管她的事情。这使我一直很难对付。”

“那么，你就是太娇纵她了，路易莎，再说，这是你应管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你跟她的看法肯定不一样。”

“路易莎，你叫人简直不能容忍。”

“我可怜的艾略特，你假如有个成年的女儿的话，你就会发现她比一头抗拒的小公牛还要难管。至于她内心里想的什么，你还是装作她认为的那种头脑简单的老糊涂虫好得多。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就是这样看你的。”

“可是，你不是跟她谈过这件事吗？”

“我打算谈。她大笑，告诉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她难过吗？”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吃得很香，睡得就像个孩子。”

“哼，你记着我的话，如果你听任他们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两个人会溜掉，跟谁也不说一声就结婚了。”

布太太忍不住笑了。

“这一点你尽可放心，在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国家里，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有一切方便，结婚则到处会碰壁。”

“很对，结婚是严肃的事情，家庭的保障和国家的稳定全系在这上面。但是，婚姻只有在婚姻之外的关系得到容忍，并且得到认可时，才会保持其尊严。娼妓，可怜的路易莎——”

“得了，艾略特，”布太太打断他。“你对不正常男女关系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我一点不感觉兴趣。”

就在这时候，艾略特提出一个阻止伊莎贝儿和拉里往来的计划，因为他对这种越轨的行动太看不入眼了。巴黎的游宴季节已到尾声，所有的上流人士都准备先上海边或者多维尔，然后去他们在图兰、昂儒或者布列达尼半岛的祖传宫堡度夏。艾略特通常都是在六月底去伦敦，可是，他的家族感很强，对姐姐和伊莎贝儿的感情又很真实；他原来打算，只要她们愿意，即使巴黎像样的人走光了，他也可以完全自我牺牲继续留下来。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合心意，既能够尽量为别人着想，同时又于自己方便。他向布太太建议，三个人立刻一同上伦敦去，因为伦敦那边游宴季节正处在高潮，而且新的兴趣和新的朋友将会使伊莎贝儿的心情不再缠在这种不幸的遭遇上。据报载，那位专治糖尿病的有名专家这时就在英国首都，布太太正好找他诊治，这样就可以为他们匆促离开巴黎找到合理的解释；伊莎贝儿即使不愿离开，也说不出口了。布太太同意这个计划。她弄不懂的是伊莎贝儿。伊莎贝儿是不是如她表面那样一点不在乎，还是心里痛苦、气愤或者伤心，但是，故意装得硬挣，好掩盖自己的内心痛苦，布太太也肯定不了。她只能同意艾略特的说法，看见新朋友和新地方，对伊莎贝儿有好处。

艾略特忙着去打电话。那天，伊莎贝儿正和拉里一同去逛凡尔赛宫；她回家时，艾略特已经各事就绪，就告诉她已经替她母亲约好那位有名的医生看病，时间在三天以后；他而且在克拉里奇饭店定下一套房间，因此，后天就要动身。当艾略特有点沾沾自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伊莎贝儿时，布太太留心察看女儿，但见她神色不动。

“啊，亲爱的，我很高兴你能够去看那个医生，”她以平素那种急腔急调的派头叫出来。“当然你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而且上伦敦走一趟太有意思了。我们在那里要待多久？”

“再回巴黎就没有意思了，”艾略特说，“因为一个礼拜之内，这里的人都要走光了。我要你们跟我在克拉里奇饭店住完这个夏天。七月里总有些很好的舞会，当然还有温布尔登网球赛。这以后，还有古德伍德的赛马和考斯的赛船。我肯定埃林厄姆家会欢迎我们坐他们的帆船去看考斯船赛，班托克家在古德伍德赛马时总举行一次很大的宴会。”

伊莎贝儿看上去很高兴，布太太心放下来了。伊莎贝儿好像把拉里根本不放在心上。

艾略特才跟我讲完这些，母女两个就走了进来。我有一年又大半年没见到她们，布太太比以前消瘦一点，而且脸色更加苍白了；人样子很疲倦，气色很坏。可是，伊莎贝儿却是容光焕发，红红的脸色，深褐色的头发，亮晶晶的深栗色眼睛，白净皮肤，给人一种深刻的青春感，好像单是觉得自己活着，就很快活；看到这些，你不禁会高兴得笑出来。她使我产生一个相当荒唐的看法，仿佛她是一只金黄的熟透了的梨子，又香又甜，只等你来吃。她身上发出温暖，使你觉得只要伸出手来就能够感到舒适。人比我上次看见时高了一点；是不是因为穿了高跟鞋的缘故，还是哪个聪明的裁缝把她的衣服剪裁得把她的年轻的丰满体型给遮盖了，我也说不出。她的举止有自幼从事户外运动的女孩子的那种萧洒风度。总之，从性的角度看，她已经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少女。我是她母亲的话，会认为她应当赶快结婚才是。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答谢我在芝加哥时布太太对我的招待。所以请她们三位晚上一同去看戏；还安排请她们吃一次午饭。

“你还是现在就约定的好，老朋友，”艾略特说。“我已经通知一些朋友，我们到了伦敦，敢说一两天之内，我们这个季节的时间全要排满了。”

我懂得艾略特这话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时间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不禁大笑。艾略特看了我一眼，神情有点傲慢。

“可是，当然你下午六点钟来时，一般都会找到我们，我们也很高兴看见你，”他婉转地说，可是，他的用意显然是要我明白，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的地位并不高。

但是，瓦片也会翻身。

“你一定要跟圣奥尔弗德家碰碰头，”我说。“听说他们打算卖掉他家的那张康斯特布尔的索尔兹伯里教堂。”

“我眼下不想买什么画。”

“我知道，可是你说不定可以帮他们处理掉。”

艾略特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

“亲爱的朋友，英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可是，他们从来就画不好，而且永远画不好。我对英国画派不感兴趣。”

七

这以后的四个星期中，我很少见到艾略特和布太太母女。他真给她们挣面子。这一个星期他带她们去苏塞克斯一个豪华人家去度周末，另一个周末又带他们去威尔特郡一个更豪华的人家。他带她们坐在皇家包厢作为温莎王室一个年轻公主的客人看歌剧；带她们和些大人物一起吃午饭，吃晚饭。伊莎贝儿参加了几次舞会。艾略特在克拉里奇饭店招待一批批的客人，这些人的名字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得很显眼。他在西罗饭店和大使饭店招待夜餐会。事实上，所有应当做的事情他都做了，艾略特这些为了使伊莎贝儿玩得开心而安排的纸醉金迷场合，伊莎贝儿要避免玩得眼花缭乱，非得有一副复杂得多的头脑不可。艾略特可以自吹自擂，说他费了这么大的劲，没有一点自私动机，完全是为了使伊莎贝儿能忘掉这次不幸的恋爱事件；但是，我看出他对自己能让姐姐亲眼看见他和那些名人，那些时髦人物多么的熟悉，也颇感满意。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主人，而且喜欢卖弄他那一套交际手腕。

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一两次艾略特的宴会，有时候还在下午六点钟去克拉里奇饭店看望他们一下。我看见伊莎贝儿被一些在御林军里的穿漂亮衣服的高大年轻人，和外交部的一些穿着差一点的头面整洁的年轻人包围着。就是在这种场合，伊莎贝儿把我拉到一边。

“我想求你一件事，”她说。“你可记得那天傍晚我们上药房吃冰淇淋苏打的事吗？”

“清清楚楚。”

“那次你很够朋友。你肯不肯再够朋友一次？”

“我总尽力而为。”

“我想跟你谈一件事。能不能哪天我们一同吃午饭？”

“随便你哪一天。”

“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

“坐车子到汉普顿宫去，在那边吃午饭，你说怎样？那些园子目前应当是花事最盛的时候，而且你可以看看伊丽莎白女王的床。”

这个建议她很中意，我们就约定了日期。可是，到了那一天，原来晴暖的天气忽然变了；阴沉沉的天，还落着小雨。我打电话问伊莎贝儿是不是还是在城里吃午饭。

“我们将没法坐在花园里，而且那些画会非常之暗，一点看不出什么。”

“我在花园里坐得多啦，而且对名画看得腻味透了。我们反正去吧。”

“好的。”

我去接她，两个人坐了汽车下去。我知道有一家小旅馆，饭菜还过得去，所以就一直开到那边。伊莎贝儿在路上和平日一样兴致勃勃地谈她参加的宴会和碰见的人。她玩得很开心，可是，她对自己结识的那些形形色色人物的评论，使我感到她很精明，而且有些荒唐可笑的事情一眼就看出来。由于天气不好，游客绝迹，所以餐厅等于被我们两个独占。这家旅馆以家常的英国菜最拿手，所以我们点了一块好羊腿，外加绿豌豆和新马铃薯，加上大盆烤的苹果排浇上德文郡奶油；再来一大杯淡啤酒，一顿午餐的确吃得很好。吃完以后，我建议上那边空咖啡室去，因为软圈椅可以坐得舒适点。咖啡室里很冷，但是壁炉里煤和木柴都已放好，所以我擦一根火柴生了火。火焰使寒伧的房间亲切得多了。

“行了，”我说。“现在告诉我，你要跟我谈什么事。”

“和上次一样，”她哧哧笑了起来。“拉里。”

“我猜是如此。”

“你知道我们已经解约了。”

“艾略特告诉了我。”

“妈妈放心了，艾略特很开心。”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开始把她和拉里的那次谈话告诉我，这我已经尽量忠实地向读者交代过了。读者也许会诧异，她为什么要跟我这样的人交浅而言深。我和她见面敢说顶多只有十次，而且除掉药房那一次外，从来就没有单独在一起过。这事并不奇怪。单拿一点来说，正如任何作家都会告诉你一样，有些人跟别人不会讲的事情，的确会告诉一个作家。我不懂得这是什么缘故，要么是因为读了他们一两本书以后，他们对这个作家特别感觉亲切；还可能他们使自己戏剧化了，把自己看作是小说中的人物，因此愿意像他杜撰的那些人物一样向他推心置腹。还有，我觉得伊莎贝儿认为我喜欢拉里和她，他们的年轻使我很动心，并且对他们的不幸处境感到同情。她不能指望艾略特好心听她的诉说，因为拉里有过一个年轻人少有的进入社交界的好机会。但是他糟蹋掉了；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艾略特是不愿意动脑筋的。她母亲也帮助不了她。布太太有她自己的崇高原则和世故。她的世故使她认定，你假如要在这个世界上混得好，你就得接受这个世界的一套，而且不去做别人明白指出的那种不牢靠的事情。她的崇高原则使她相信一个人的责任就是在一个企业里找一项工作做，靠自己的努力找机会赚上一笔钱，按照符合自己地位的生活标准养家活口，使儿子们受到适当教育，俾能在长大成人之后清清白白地生活，并在死后使自己的妻子衣食无忧。

伊莎贝儿记性很好。那次时间很长的谈话的许多重要关节，她全都紧记着。我一直等她讲完，都不吭气听着，她只有一次打断自己话头问我一个问题。

“卢斯代尔是谁？”

“卢斯代尔？他是荷兰的一个风景画家。怎么？”

她告诉我拉里曾经提到他。他说卢斯代尔至少对他提出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她并且重述了她问拉里这是什么人时，拉里给她的轻描淡写的回答。

“你想他是什么意思？”

我忽然灵机一动。

“你想他会不会是说的鲁斯布鲁克？”

“也许是。他是什么人？”

“是一个生活在十四世纪的佛兰芒神秘主义者。”

“噢，”她带着失望说。

伊莎贝儿一点不懂得这里的道理，但是，我却懂得一点。这是我第一次对拉里心里盘算的问题发现一点迹象，所以，当伊莎贝儿继续谈她的经过时，我虽则仍旧凝神在听，可是，一半心思却忙着研究拉里提到这个人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小题大做，因为可能他提起这位狂热的导师的名字只是作为争辩的理由；也可能有它的用意，但是，没有被伊莎贝儿听出来。当他回答伊莎贝儿的问题，说鲁斯布鲁克是他在中学时一个不认识的同学，他显然是不想伊莎贝儿追问下去。

“你说这一切算什么？”她讲完之后问我。

我等了一会才回答。

“你可记得他曾经说过要晃膀子？如果他这话是当真，他指的晃膀子可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我肯定他这话是真的。可是，你难道看不出，如果他把这么多气力放在什么有出息的工作上，他就可以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有些人生性就是那样古怪。那些犯罪的人苦心经营的结果只是把自己送进监狱，可是，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们立刻又重新做起，结果又进了监狱。如果他们把这么多的勤奋、机巧、智谋和刻苦放在正经事业上，他们准会生活得很富裕，而且占据重要的职位。但是，他们的生性就是这样。他们就喜欢犯罪。”

“可怜的拉里，”她哧哧笑起来。“你难道打算说他学希腊文是准备抢一家银行吗？”

我也笑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打算告诉你的是，有些人对做某一件事情具有那样强烈的欲望，连自己也刹不住车，他们非做不可。为了满足内心的渴望，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连爱他们的人都可以牺牲？”

“是啊。”

“这除了明显的自私外，还能是什么？”

“我也不懂，”我微笑说。

“拉里学习死语言能有什么用处？”

“有些人对知识有种无所为而为的欲望。这不是什么下流的欲望。”

“如果你不预备派知识的用场，知识又有什么好处。”

“也许他就是如此。也许单单有了知识就是满足，正如艺术家能创造一件艺术品就认为满足一样。也可能知识是为了进一步追求什么的准备。”

“他如果要的是知识，他为什么复员之后不去进大学？纳尔逊医生和妈就是这样劝他的。”

“我在芝加哥时跟他谈过。学位对他没有用处。我觉察到他对自己要什么有他的具体想法，而且觉得在大学里得不到。你知道，在治学上有合群的狼，也有单身的狼。我认为拉里是那种除了走自己道路没有别的路好走的人。”

“我记得有次问他想不想写书。他大笑，说他没有东西可写。”

“这是我听到的不肯写作的最站不住的理由，”我微笑说。

伊莎贝儿做了个不耐烦的姿势。她连最温和的调侃都没有心肠听了。

“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他要变成这个样子。大战以前，他和别人并没有两样。说来你不相信，可是，他网球打得很好，而且高尔夫也打得很不错。他经常做我们其余的人做的那些事情。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他不会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男人。说到底话，你是个小说家，你应当能够解释。”

“人性是这样极端复杂，我有什么资格来解释？”

“今天我要跟你谈谈，就是为了这个，”她接着说，根本不理会我那句话。

“你不开心吗？”

“不，并不完全是不开心。拉里不在时，我很好；但是跟他在一起时，我就感觉非常软弱。现在只是一种难受，就像你好几个月没有骑马，骑马跑一次长途之后身上感到发酸那样；它并不痛苦，也并不使人忍受不了，但是使你感觉到；我会熬过的。我只恨拉里把自己的生活糟蹋成这样。”

“也许他不会。他开始走的是一条悠长艰苦的道路，可是，他最后也许会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你难道没有想到过？从他告诉你的那些话看来，他表示得相当明显。上帝。”

“上帝！”她叫出来。可是，她这一句是表示极端诧异的惊叹语。我们用了同一字眼，但是，意义却完全两样，使我们对这里的喜剧效果全都不由而然地笑了。但是，伊莎贝儿立刻又严肃起来，我而且觉得她的整个表情带有一种恐惧。“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我只是猜想。可是，你要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是怎样看法。不幸的是，你一点不知道他在大战时碰上了什么事情深深打动了他。我觉得，他的感触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我在想，不管拉里碰上了什么，总之，这事使他有种人生无常和痛苦感，同时，觉得世界上的罪恶和痛苦准有一种补救办法。”

我看得出伊莎贝儿不喜欢我把谈话兜到这上面来。这使她觉得坐立不安。

“这一切都非常之不正常，是不是？我们得承认眼前的现实。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把生活过得好。”

“你大概是对的。”

“老老实实说，我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普通女孩子。我要过得开心。”

“看上去你们两个人的气息完全合不到一块去。你在结婚之前能够发现这一点，非常之好。”

“我要结婚，而且有孩子，而且生活得——”

“按照慈悲的上帝高兴给你安排的那样生活，”我打断她，并向她微笑。

“是啊，而且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可不是？这样的生活很快乐，我是完全满意的。”

“你们就像两个朋友要一起去度假期，可是，一个要爬格陵兰的雪山，另一个要到印度的珊瑚礁去钓鱼。显然这是办不到的。”

“不管怎样，我说不定会在格陵兰的雪山上弄到一件海豹皮大衣，而印度的珊瑚礁恐怕很难说有什么鱼可以钓到。”

“那还得看。”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她问，眉头有点皱。“你自始至终好像肚子里藏了什么话不说似的。当然我知道我并不是这出戏里的主角。拉里是主角。他是理想家，他在做一个美丽的梦，而且即使这个梦不会实现，能做这样的梦也是令人心醉的。我担任的是那种狠心的、势利的、讲究实际的角色。通常的人是不大同情的，是不是？可是，你忘掉倒霉的是我。拉里会我行我素，遨游天地间，我只得紧紧跟在他后面苦挨苦挣地过日子。我要生活。”

“这个我一点没有忘掉。多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医生，而且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是他并不开业。他许多年来都埋头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每隔一段很长时间，就写一大本既不像科学又不像哲学的书，由于没有人要看，只好自费印了出来。他在逝世前写了四五本这样的书，没有任何价值。他有个儿子进军界，可是，他没有钱送他进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只好去当一名普通兵士，大战时阵亡了。他还有个女儿；长得很美，我对她相当倾心。她去演戏，可是没有天才，只好认倒霉到外省去转，在些二流剧团里演配角，挣的钱少得可怜。他的妻子操了多年的单调而肮脏的苦活，终于健康顶不住，病倒了，那女孩子只好回家来看护母亲，代替母亲做她母亲做不动的苦活。碰壁，碰壁，再碰壁，生命白白浪费，落得个一场空。当你决定离开常轨行事时，这是一种赌博。许多人被点了名，但是，当选的寥寥无几。”

“妈和艾略特舅舅赞成我这样做。你也赞成吗？”

“亲爱的，这对你有什么关系？我对你几乎可以说是个陌生的人。”

“我把你看作是一个无所偏袒的观察者，”她说时嫣然一笑。“我很想征得你的同意。你真的认为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为你自己做得对，”我说，深信她不会觉察到我的回答里有丝毫的区别。

“那么，为什么我总感到过意不去呢？”

“真的吗？”

她点点头，她嘴边仍带着微笑，可是变得有点像苦笑了。

“我知道这只是起码知识。我知道任何懂道理的人都会认为我做了唯一应当做的事情。我知道从任何实际的立场看，从人情世故的角度看，从普通的常识看，从是非的立场看，我做得都是对的。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总感到一种不安，觉得我如果好一点，我如果不斤斤计较利害一点，比较不自私些，比较高尚些，我就会和拉里结婚，并且过他的那种生活。如果我真的爱他，我就会把世界不放在眼里。”

“你也可以把话倒转来说。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就会毫不踟蹰照你的意思行事。”

“我跟自己也这样说过。可是，没有用处。我想女人和男人不同，女人天生是要牺牲自己的。”她哧哧笑了。“路得和异乡麦田和那一类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大胆试一下？”

我们的谈话一直都很轻松，几乎像在随便谈论双方都认识，但是跟我们关系并不密切的一些人的事情；伊莎贝儿甚至于向我叙述她跟拉里的那次谈话时，谈得也很风趣，有时还夹一点诙谐，就好像不要我把她的话太当真似的。可是，现在她的脸色变了。

“我怕。”

有这么半晌，我们两个都没有开口。我从头一直凉到脚，就像我碰到深刻而真实的人类情感时会起的那种古怪反应。我觉得吃不消，而且相当震骇。

“你非常之爱他吗？”我终于问了她一句。

“我不知道，我对他很不耐烦，我对他很恼火。我一直在想他。”

我们重又沉默下来。我不知道怎样说是好，我们坐的咖啡室很小，厚厚的花边窗帘遮着外面的光线。糊着黄大理石花纹壁纸的墙壁上挂些陈旧的游猎印刷品。再加上那些桃花心木的家具，寒伧相的皮椅子和一股霉味，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是狄更斯小说里的咖啡室似的。我拿起火钳拨拨火，加上些煤。伊莎贝儿突然开口说道：

“你知道我原来以为到了摊牌的时候，他会屈服。我知道他很软弱。”

“软弱？”我叫出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一个人由于决心要走自己的道路，能够一年不理会所有的亲友的反对……”

“过去只要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能够把他玩于股掌之上。在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上，他从来不当头儿。只是跟着大伙儿一起转。”

我点起一根香烟，看着我喷出的烟圈。烟圈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在空气中消失。

“妈和艾略特都认为我这事之后仍旧若无其事地跟他出去到处逛，很不对头，但是，我并不放在心上。我一直到最后都认为他会屈服的。我一直相信不了，当他的蠢脑袋意识到我讲的话算数时，他不会让步。”她迟疑一下，带着顽皮的恶意向我一笑。“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大吃一惊？”

“我想肯定不会。”

“在我们决定来伦敦之后，我去看了拉里，问他我们能不能一同消磨我在巴黎的最后一晚。当我告诉家里人时，艾略特舅舅说这非常之不得体，妈说她觉得没有必要。妈说没有必要，意思就是说她对这件事完全不赞成。艾略特舅舅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们打算找个地方吃晚饭，然后去逛那些夜总会。他告诉妈说，她应当禁止我去。妈说，‘如果我禁止你去，你会听吗？’我说，‘不，亲爱的，绝对不听。’她就说，‘这就是我原来设想的，既然如此，我禁止你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

“你母亲好像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人。”

“我敢说很少有什么事情逃得过她的眼睛的。拉里来接我时，我到她房间里跟她说再见。我稍微打扮了一下；你知道，在巴黎非得如此不可，不然的话看上去就太像光着身子了；当她看见我穿的那些衣服时，她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使我很局促不安，觉得她相当敏锐地看出我心里的打算。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吻了我一下，说她希望我玩得开心。”

“你打算干什么呢？”

伊莎贝儿疑惑地望着我，就像决定不了自己究竟坦白到什么程度。

“我敢说我看上去很不错，而且这是我的最后机会。拉里在马克昔姆饭店定了一张桌子。我们点了很多好菜，所有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都点了，还喝了香槟。我们杂七杂八地谈，至少我是这样，而且引得拉里大笑。我喜欢他的一件事情是，我总能够使他开心。我们跳了舞。跳舞跳够了以后，我们就上马德里堡，在那边碰到几个我们相识的人，就加入他们一起；我们又喝了香槟。后来我们又去阿凯西亚。拉里舞跳得很好，而且我们步调很合。又是热，又是酒，又是音乐——我有点飘飘然起来。我觉得毫不在乎。我和拉里脸儿相偎地跳着，我知道他要我。天知道，我也要他啊。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一直就在我脑子里。我想我要把他带回家，只要带回家，嗯，那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我要说，你这样措辞再微妙不过了。”

“我的房间离艾略特舅舅的房间和妈的房间有一段路，因此我认为没有危险。等我们回到美国之后，我想我就写信告诉他我怀孕了。他那时就只好回来和我结婚，而且只要能把他弄回去，我敢说使他留在美国并不难，特别是妈在生病。‘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我这个蠢货，’我跟自己说。‘这一来，当然什么都解决了。’音乐停下来时，我仍旧在那里让他搂着我。后来我说时间晚了，明天中午我们还要上火车，所以我们还是走吧。我们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我紧紧偎着他，他用胳臂搂着我，而且吻了我。他吻了我，吻了我——啊，简直是登天。车子开到门口，好像只有一刹那的工夫。拉里付掉车钱。

“‘我走回去。’他说。

“汽车隆隆开走，我拿胳臂搂着他的头颈。

“‘上来再喝一杯酒，好吗？’我说。

“‘行，如果你要我的话。’他说。

“他已经揿了门铃，这时门开出来。我们进门时，他把电灯扭开。我看看他的眼睛；眼睛的神情是那样信任，那样诚实，那样——那样天真无邪；他显然一点没觉察到我在设下一个圈套；我觉得，我不能对他玩这样的卑鄙手段。这就像把孩子手里的糖拿掉。你知道我怎样做的。我说，‘呀，也许你还是不上去的好。妈今天晚上不大好。如果她已经睡了，我可不想吵醒她。晚安。’我仰起脸让他吻了我，把他推出门。事情就这样完结。”

“你懊恼吗？”我问。

“也不高兴，也不懊恼。我只是自己做不了主。并不是我要这样；只是一时冲动，使我没法子不这样做。”她勉强一笑。“我想你会说这是我的性格的好的一面。”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那么我的好的一面只好自食其果了。我相信将来它会小心点。”

我们的谈话实际上就这样结束。伊莎贝儿对自己能够无拘无束地跟人谈话也许相当感到慰藉，可是，我能给她的只是这一点点。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尽到责任，想讲几句话使她多少感到舒服一点。

“你知道，一个人在恋爱，而且事情弄得全然不对头时，心里总是非常难受，而且好像永远不能摆脱似的。可是，你会诧异的是，海在这上面很起作用。”

“这话怎么讲？”

“爱情是个很不行的水手，你坐一次船，它就憔悴了。当你和拉里之间隔开一座大西洋时，你会意想不到地发现，在启程以前，好像无法忍受的苦痛，也变得轻微了。”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这是一个曾经沧海的人的经验体会。我在爱情上碰了钉子，感到痛苦时，就立刻去搭上一只大海轮。”

雨仍旧下个不停，我们认为不去看汉普顿宫那些华贵建筑，甚至伊丽莎白女王的床，伊莎贝儿也可以活下去，所以就坐车子回到伦敦。这以后我还见过伊莎贝儿两三面，但是，都有别人在场。后来我在伦敦住够了一个时期，就上蒂罗尔山区去了。

第三章

一

这以后，我总有十年没有再见到伊莎贝儿和拉里。艾略特还是经常见到，而且由于某种原因——这我以后再交代——比以前见面的机会的确更多了。我不时从他口中得知伊莎贝儿的近况。可是关于拉里，他一点讲不出来。

“以我所知，他仍旧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碰到他。我们交游的圈子不一样。”他又接上一句，有点心安理得的样子。“非常遗憾的是，他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是好好人家出身，我敢说，如果他把事情交给我来安排，我总可以使他混出一点名堂来。反正对伊莎贝儿说，她总算幸免了。”

我的交游并不限于艾略特认识的那些人；我在巴黎认识的有些人，艾略特说不定认为很不像样。巴黎我虽然时常经过，但是待的时间都不太长；也曾问过里面某些人可曾碰见拉里，或者听到他的消息没有；有几个和他偶然相识，但是，都谈不上和他有深交，所以谁也没法告诉我拉里的情况。我去他常吃晚饭的那家饭馆，但是，发现他已经好久不去，所以都认为他一定走了。我在蒙帕纳司大街那些咖啡店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些咖啡店是住在附近的人总会去的。

拉里在伊莎贝儿离开巴黎之后，原来的打算是去希腊，但是他放弃了。他的实际行踪多年后才由他亲口告诉我，但是，为了把事情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读起来方便些，我还是现在来叙述的好。他整个夏天都住在巴黎，一直工作到秋深。

“那时我觉得需要把书本子放一下，”他说。“我一天看八小时到十小时的书，这样已经有两年了。所以我就到一家煤矿去做工。”

“你到那儿去？”我叫出来。

他看见我这样诧异，笑了起来。

“我认为从事几个月体力劳动对我有好处；这会使我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理理清楚，使自己平静下来。”

我没有开口；我不知道这是否拉里采取这一意外步骤的唯一理由，还是和伊莎贝儿拒绝和他结婚也有关系。事实是，我就不知道他对伊莎贝儿的爱有多深。大多数人在恋爱的时候会想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认为照自己的意旨行事是唯一合理的举动。我想不幸的婚姻那么多，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就像那些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一个明知道是坏蛋的人去管一样；由于这个坏蛋和自己很好，他们就不愿意相信一个坏蛋首先是坏蛋，然后才是朋友，而且坚决认为这个人尽管对人不老实，对自己决不会如此。拉里不肯为了伊莎贝儿牺牲自己选择的生活，是相当坚强的，但是，失掉伊莎贝儿可能比他自己预料的要更加不能忍受。可能他就和我们多数人一样，又要吃饼子，又要留着看。

“哼，你讲吧，”我说。

“我把我的书和衣服放在两只箱子里，交给美国旅行社保管。然后把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些内衣打了一个包，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教师有个妹妹嫁给朗斯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所以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见他。你知道朗斯吗？”

“不知道。”

“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在那边只住了一晚，就在车站旅馆，第二天坐当地的火车去了煤矿那边。你去过煤矿村吗？”

“在英国。”

“啊，我想大约是差不多的。有煤矿，有经理的房子，一排排矮小的三层楼房，全是一个样，完全一个样，单调得使你看了心情非常抑郁。有一座新近造的、怪模怪样的教堂，还有几家酒吧间。我到达时，天气又阴又冷，而且下着毛毛雨。我到了经理的办公室，把信交给他。经理是个矮胖子，两颊红红的，看上去像是个贪嘴的家伙。矿上正缺乏工人，许多矿工在大战中都牺牲了，有不少波兰人在这儿做工，敢说有二三百名。他问了我一二个问题，他不喜欢我是个美国人，好像觉得这里面有鬼，可是，他舅爷的信上说我很好，而且他反正愿意用我。他要给我一个地面上的工作，可是，我告诉他我想到矿下面去干活。他说，如果我没有做惯，会觉得人吃不消，但是，我告诉他，我早有准备，这样，他就说，我可以做一个矿工的助手。这其实是男孩子做的，不过，男孩子也不够周转。这人很不错，他问我有没有找过房子，当我告诉他还没有去找时，他就拿一张纸条子写了个地名，说我如果拿这个纸条子去，那个房子的女人就会给我一个地方睡。她是个寡妇，丈夫是矿工，大战中阵亡了，两个儿子都在矿上做工。

“我拿了包，离开经理室，找到那所房子，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来开门，头发已经花白，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眉眼长得不错，过去有一个时候一定好看过；如果不是因为门牙少掉两颗，她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憔悴。她告诉我没有房间，但是，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可以睡那一张空床。她的两个儿子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另外一间她自己睡。她给我看的那个房间在楼下，我想原来大概是作为起坐间的；我很愿意能够单独有间房间，不过，我想还是不要啰嗦吧；外面的毛毛雨已经淅淅沥沥下起来，而且我的衣服打湿了。我不想再跑别的地方，把衣服淋得湿透。所以，我说这样行，就住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起坐间，厨房里有两张摇摇晃晃的圈椅。院子里有个堆煤的棚，也用来作浴室。两个男孩子和那个波兰人已经跟他们吃过午饭，但是，她说，我可以跟她在中午一起吃饭。这以后，我就坐在厨房里抽烟，她一面做家事，一面跟我谈她的身世和家庭情况。早班做完，别的人陆续回来，先是那个波兰人，后来是两个男孩子。波兰人穿过厨房，当房东太太告诉他，我要和他睡一个房间时，只跟我点一下头，并不开口，从壁炉架上拿起一只大水壶到煤棚里洗脸去了。两个男孩子都是高个子，尽管脸上有煤污，看上去还很漂亮，而且好像愿意跟我要好。他们把我看作是个怪物，因为我是美国人。一个男孩子十九岁，解除军役不过几个月，另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回来了，两个男孩子就去洗刷。波兰人的姓是那种很难叫的波兰姓氏，可是他们都叫他考斯第。一个大家伙，比我要高出两三英寸，长得又长又壮；一张苍白肥胖的脸，鼻子短而宽，大嘴；蓝眼睛，由于没有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面的煤灰洗掉，看上去就像化了妆一样。黑睫毛把眼珠的蓝颜色衬得简直令人骇异；是个丑陋肮脏的家伙。两个男孩子换了衣服出去了。波兰人继续坐在厨房里抽烟斗，看报。我口袋里有本书，所以拿了出来，也开始看书。我注意到他有一两次张我一眼，不久便放下报纸。

“‘你看的什么？’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是一本《克莱夫王妃》，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本子小，可以放在衣袋里。他看看书，又看看我，有点奇怪，就把书还我。我看出他嘴边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很引人入胜。’

“‘我在华沙上学时读过。看得我腻味死了。’他法文讲得很好，一点波兰口音也没有。‘现在我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外，什么都不看。’

“杜克娄克太太——这就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一只眼睛瞄着火上在烧的晚饭吃的汤，一面靠着桌子补袜子。她告诉考斯第，我是煤矿经理介绍来的，并且把我认为可以告诉她的话重述一遍。他一面听，一面抽着烟斗，一双雪亮的蓝眼睛瞅着我，眼光严厉而精细。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我的问题。当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在煤矿上做过工时，他嘴角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一个人只要有别的工作可做，决不肯上煤矿来工作。不过这是你的事情，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在巴黎住在哪里？’

“我告诉他住在哪里。

“‘有一个时期，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不过，都是在那些大街上逛。你到过拉吕饭店没有？那是我最喜欢去的馆子。’

“这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你知道，这馆子并不便宜。”

“一点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我有点诧异，因为他嘴边又露出那种讽刺的微笑。可是，他显然觉得并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东聊聊，西聊聊，后来两个男孩子回来了。我们一同吃晚饭。吃完晚饭，考斯第问我可高兴和他上小酒店去喝杯啤酒。小酒店只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是酒吧间，另外有几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四周围放些木椅。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放进一个硬币，钢琴正放着舞曲。除掉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坐有人。考斯第问我可会打比陆。我曾经跟我的那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说会打；他就建议我们赌谁会啤酒账。我同意，他叫人把纸牌拿来。我输了一杯啤酒，接着又输掉一杯啤酒。后来他建议我们赌现钱。他拿的牌好，我的运气很坏。不过赌的输赢不大，我只输了几个法郎。这一赢加上啤酒使他的兴致高了，他就谈起来，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我不久就看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重又谈到巴黎时，他就问我可认识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儿住在艾略特家里时我碰见的那些美国女人。他好像比我跟这些人熟悉得多，我弄不懂他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样。时间并不晚，可是，我们天一亮就得起来。

“‘走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啤酒吧，’考斯第说。

“他一面呷着啤酒，一面用他精细的小眼睛瞄着我。我知道他当时使我联想起的什么，是一个坏脾气的猪猡。

“‘你为什么到这个混蛋的煤矿来做工？’他问我。

“‘体验一下。’

“‘你是个傻瓜，小伙子，’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儿做工呢？’

“他耸耸自己厚实而臃肿的肩膀。

“‘我做孩子时就进了贵族军事学校，我父亲是沙皇下面的一个将军，上次大战时我是骑兵军官。我受不了皮尔苏斯基。我们策划杀死他，可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们的人凡是被他捉到的，都被枪毙。我总算来得及越过边境。这时我只有参加法国军团，或者到煤矿上做工的两条路。这两件坏事，我选择了后一件坏得少些的。’

“我已经告诉过考斯第，我预备在煤矿上做什么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搁在大理石台面上，跟我说道：

“‘你试试把我的手摊开看。’

“我懂得这是一种老式的角力，所以摊开手掌抵着他的手掌。他笑了。‘几个星期之后，你的手可不会这样软了。’我使尽力气推，可是，他的力气非常之大，简直动不了他；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推回去，一直推到桌子下面。

“‘你相当有力气，’他总算没有笑我。‘没有多少人能够顶得住这样久的。你听我说，我的助手很不行，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连个虱子的力气也没有。明天你跟我来，我跟工头说叫你做我的助手。’

“‘我很愿意，’我说。‘你看他肯吗？’

“‘要点人情。你拿得出五十个法郎吗？’

“他把手伸出来，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两个人回家睡觉。我劳累了一整天，睡得像猪一样。”

“你可觉得煤矿的活不好干吗？”我问拉里。

“开头干得人腰酸背痛，”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考斯第和工头一起干活，我当考斯第的助手。那时候，考斯第干活的地方只有旅馆浴室那样大小，而且进去时要通过一条很低的隧道，只能手足齐用爬进去。里面热得像火炉，我们干活时只穿一条裤子。考斯第那个又胖又白的上半身看了叫人极其厌恶，就像只无大不大的蜒蚰。在那么狭窄的一点地方，气刀的声音吵得人耳朵都聋了。我干的活是把他劈下来的煤块装满一篮子，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等地下煤车隔段时间开来时，把它装上，煤车再开到电梯那边。这是我平生碰到的唯一的一个煤矿，所以不知道一般的做法是不是都是如此。这好像是很起码的操作法，可是这活儿却他妈的非常吃力。做了半个工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休息，吃午饭，抽烟。做完一天之后，我并不难受，而且洗个澡真是开心。我当作我的脚永远不会干净似的，黑得就像墨水。当然我的手划破了，而且酸痛得厉害，但是长好了。我对工作慢慢习惯起来。”

“你坚持了多久呢？”

“这个活我只做了几个星期。那些把煤装到电梯那边的煤车，是用一辆拖拉机拖的，司机不大懂机器，引擎经常出毛病。有一次他没法子开动车子，而且好像想不出一点办法。我相当会修机器，所以把机器检查一下，半小时之内，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可懂得开车子。结果他就叫我担任司机；当然工作是单调的，但是轻松，而且由于引擎没有再出什么毛病，他们对我都很喜欢。

“考斯第对我离开他恨得要死。他和我很配合，而且跟我搞习惯了。我同他成天一起工作，吃完晚饭一起上小酒店，睡一个房间，当然和他熟悉。他是个怪家伙。这种人你一定会喜欢。他不跟波兰人来往，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也不去。他总忘记不了自己是贵族，而且当过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成狗屎。波兰人当然恨他，但是，一点没有办法；他壮得就像条公牛，打起架来，不管有刀子没有刀子，五六个人一齐上也胜不了他。可是，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他在一个漂亮的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波兰，则是说谎。他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捉住，从华沙军官俱乐部里被赶出来，并且解职的。他们叮咛我不要跟他打牌；说他碰见他们都有点怯，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子。谁都不肯跟他打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不过输得不多，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要争着会酒账，所以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或者牌打得没有他好的缘故。可是，在那些人告诉我之后，我的眼睛就留神起来，而且百分之百肯定他在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真是聪明。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永远拿到好牌。我就像个山猫盯着他看。他就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经看出我对他提防起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牌之后，他带着相当残酷而讽刺的微笑——这是他懂得的唯一笑法——望着我说：

“‘要不要我变两个戏法给你看？’

“他把纸牌拿过去，叫我说一张牌，然后洗了牌，叫我随便取一张；我取了一张看时，就是我说的那一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打不打扑克。我说会打，他就发给我几张牌。我一看，手里的牌是四个A一个K。

“‘你拿到这副牌总会押上很多的钱吧，是不是？’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把自己手里的牌摊给我看，是同花顺子。他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他看到我大为惊讶，哈哈大笑。‘我假如不是个规矩人，我就会使你到现在连老婆都输掉。’

“‘现在你也没有吃亏，’我笑着说。

“‘小意思。连在拉吕吃顿晚饭都不够。’

“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打得很高兴。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作弊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子。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作的，感到好笑之至。

“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而使我感觉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方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虽则他自夸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实在是个有文化的人。人很健谈，谈起话来刻薄、严峻、讥诮，但是，听他谈话，常使人笑不可仰。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星期天经常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总要喝醉酒。我们去的那家小酒店，星期六总是挨挨挤挤的人，室内烟雾弥漫。有的是带了家人来的沉静的中年矿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有的汗污满面围着桌子一面打比陆，一面大声叫唤，他们的老婆则坐得稍后一点看着。这些人和这些声音对考斯第产生一种古怪的影响；他会变得严肃并且谈起神秘主义来——在许多你想象不到的问题中间，偏偏会谈这个。我当时对神秘主义毫无所知，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论鲁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考斯第却谈到柏鲁丁诺、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德尼、鞋匠约考白·波伊姆和梅斯特·艾克哈特。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世界开除出来的大块头和游民，带着讽刺、怨恨和绝望的口气谈万物的本性，谈与上帝结合后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弄得我又莫名其妙，又兴奋。我就像一个躺在黑房间里但是醒在床上的人，忽然看见窗帘上透进一道光线，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展开一片晨光朗照的原野似的。可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想要逗他谈谈这个问题，他就会对我大发脾气，恶狠狠地望着我。

“‘我连自己讲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打断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扯谎。他完全知道自己谈些什么。他懂得很多。当然他当时是吃醉了，可是，他眼睛的神情，他那张丑陋脸上心旷神怡的表情，并不仅仅是吃了酒的缘故。这里面很有道理。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时，有些话我始终不能忘记，因为我听了觉得骇然。他说，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无不能变为有；世界是永恒的一种表现；这还罢了，可是，他接着又说，恶和善一样，都是神性的直接表现。坐在那个肮脏吵闹的咖啡馆里，加上自动钢琴伴奏着舞曲，听着他讲这些话，真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

二

为了使读者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另起一节，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拉里的谈话并没有中断过。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拉里谈得很从容，时常小心选择他的字眼。虽则我并不自命把这些谈话记录得完全无误，可是，我不但竭力重述了他的谈话内容，而且也复制了他的谈话风度。他的声音清脆，具有一种音乐美，听上去很受用；他谈话时，不作任何手势，只抽着烟斗，有时停下来把烟斗重新点一下，盯着你望，深色的眼睛里带有一种讨喜的，往往是古怪的表情。

“后来春天来了。在那片平坦而荒凉的乡间，春天来得很晚，仍旧是阴雨和寒冷；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天晴暖，使人不想离开地面，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钻到一百英尺下面的地球肚里去，里面挤满了穿着煤污工人裤的矿工。春天固然是春天，但是，在那片污浊的原野上，春天来得很羞涩，就像拿不准会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似的。它像朵黄水仙，或者百合花，开在贫民区住房窗沿上的一只盆子里，使你弄不懂它在那儿做什么。星期天早晨，我们躺在床上——因为我们星期天早上总是起身很晚——我在看书，考斯第望着外面蓝天，对我说：

“‘我要离开这儿。你可要跟我一起走？’

“我知道有许多波兰人夏天都回波兰参加割麦子，不过，时令还早，而考斯第波兰是回不去的。

“‘你上哪儿去？’我问。

“‘流浪。穿过比利时到德国，再沿莱茵河走。我们可以在农场上找到工作，把一个夏天混掉。’

“我毫不迟疑就决定了。

“‘这听上去不错，’我说。

“第二天，我们就去告诉工头我们不干了。我找到一个人愿意拿一只背包和我换皮包。我把不需要的和背不动的衣服送给杜克娄克太太的小儿子，因为他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考斯第留下一只口袋，把些要用的东西打一只背包，就在第二天老太婆给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出发了。

“我们一点不着忙，因为我们至少要等到庄稼可以收割的时候才能找到一处农场干活，所以，两个人懒懒散散地由那慕尔和列日穿过法国和比利时，然后经由亚琛进入德国境内。每天顶多走十英里或十二英里路；遇到一个村子看上去不错，就住了下来。总有一个客栈之类的地方可以过夜，总有一家酒店可以吃到饭，喝到啤酒。整个说来，天气都很好。在煤矿里干了好几个月的活之后，能够跑到野外来，的确开心。敢说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一片绿茵看上去有这样好看，一棵树还没有长出叶子，但是树枝笼罩着一层淡绿色薄雾有多么的美好。考斯第开始教起我德语来，我而且相信他的德语和法语讲得一样好。我们一路行来，他就会告诉我经过我们面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德文叫什么，一头牛，一匹马，一个人等等，后来又叫我复述简单的德文句子；就这样把时间消磨掉。等到我们进入德国境内时，我至少已经能够跟人家要我要的东西了。

“科隆并不完全是顺路，可是考斯第坚决要去那里，他说是为了那一万一千殉道修女。等我们到了科隆时，他去酗酒胡闹。我有三天没见到他；等他回到那有点像工人宿舍的房间时，脸色非常阴沉，原来他和人家打了架，眼睛打青了，嘴唇也划了一道口子。那相貌可不怎么好看，我可以告诉你，他睡了二十四小时，后来我们就沿着莱茵河流域向达姆施塔特出发；他说那一带乡间很好，我们很有机会找到工作。

“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天气仍旧很好，我们漫步穿过小镇和村落；碰到有什么可看的，就停下来看看。只要有地方可以过夜，就住下来；有一两次，睡在稻草堆上。吃饭在路旁的客店里吃，等到我们到达酿葡萄酒的乡间时，就不喝啤酒，喝起葡萄酒来；在客店喝酒时，就跟店里那些人交朋友。考斯第有一种粗野的快活派头，使那些人对他很信任；他会跟他们打斯卡特，那是一种德国的牌戏。玩牌时，他会偷牌，可是人脾气好，而且讲些他们欣赏得了的下流笑话，所以那些人输给他那几个大钱也不介意。我和他们练习讲德语；在科隆时我买了一小本英德会话语法，进步得很快。到了晚上，考斯第喝了两大盅白葡萄酒之后，就会以一种古怪的病态方式谈论从逃避孤独而找到孤独，谈灵魂的黑夜，谈造物和主宰合为一体的极乐境界。可是到了清早，当我们穿行在明媚的乡野，草上还沾着露水时，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点，他却变得非常生气，几乎要动手打我。

“‘住口，你这蠢材，’他说。‘你要知道这些无聊的事儿做什么？来，让我们学德文。’

“一个拳头就像汽锤而且说打就打的人，你跟他有什么争辩头。我曾经看见他发过火。我知道他可以把我打昏过去，把我丢在水沟里，而且用不着我提，他就会在我昏倒时把我的口袋掏光。我对他这个人简直摸不透。当葡萄酒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谈到至高无上的主宰时，他会避开平时讲的那些粗野下流话，犹如脱掉在煤矿里穿的煤污工人裤一样；他会谈得很文雅，甚至很有口才。我敢肯定他并没有弄虚作假。不知道我是怎样会想起的，但是，我多少有种想法，好像他从事煤矿上那种辛苦的非人劳动是为了折磨自己的血肉之躯。好像他憎恨自己那个巨大的臃肿不灵的身体，要给他罪受；他的诈欺行为，他的仇恨，他的残酷，都是他的意志对——唉，我不知道你会称它做什么——他的意志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圣本能的反抗，对自己渴求上帝的欲望的反抗，那个使他害怕同时又使他困惑的上帝。

“我们并不赶时间，春天差不多快过去了，树木全长得青枝绿叶的。葡萄园里的葡萄开始灌浆。我们总尽量沿土路走，现在路上的灰尘大了起来。我们已到了达姆施塔特附近，考斯第说我们还是找个工做吧。我们的钱快用光了。我口袋里还有半打旅行支票，可是，我拿定主意只要能够不用，还是不用。当我们看见一家看去还不错的村舍时，我们就停下来，问他们要不要两个帮工。我要说我们的外表并不怎样讨人喜欢；身上又是灰尘，又是汗，又是肮脏。考斯第样子像个大流氓，我的样子想来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几次三番被人拒绝了。有一个地方的农夫说，他愿意雇用考斯第，但是不能用我；考斯第说我们是好朋友，不能分开。我叫他去，可是他不肯。我很诧异。我知道考斯第喜欢我，虽则我想不出是什么缘故，因为我现在已经对他没有用处了，但是，我决计没有想到他喜欢我到这种地步，会为我而拒绝工作。当我们走开后，我感到有点良心责备，因为我并不真正喜欢他，事实上，我觉得他相当可厌，但是，当我想要说几句话，表示我对他这样做感到高兴时，他把我臭骂了一顿。

“但是，我们总算时来运转了。我们刚穿过一处坐落在低谷中的村子，就望见一幢单独的村舍，外表还不错。我们敲敲门，一个女人来开门。我们像平时一样问她可要帮工的，说我们不要工钱，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想不到她并没有请我们吃闭门羹，而是叫我们等一下。她向屋子里面叫人，不久就出来一个男人。这人把我们仔细打量一下，问我们从哪儿来的。他要我们把证件给他看，看到我是美国人时，把我又瞪了一眼。他好像不大高兴这一点，但仍旧请我们进去，并且喝杯葡萄酒；他把我们带到厨房，三个人一同坐下。那女人端来一大盅酒和几只杯子。他告诉我们，他雇的帮工被公牛牴伤了，现在在医院里，要等到庄稼收割之后才能复工。战争里死了那么多人，余下的人又都进了莱茵河沿岸兴起的那些工厂做工去了，现在找帮工他妈的可真不容易。这个我们知道，而且早已算计到了。总而言之，他说他可以雇用我们。房子里地方很大，可是，我想他大约不愿意我们住在家里；不管怎样，他告诉我们稻草棚上面有两张床，我们就在那里睡。

“农场上的活不重。牛要喂食，还有猪也要喂食；机器很不灵，我们得好好收拾一下；但是，我还是有点空闲。我喜欢那些芳香的草坪，傍晚时常常到处闲逛，遐想，日子过得很不错。

“这家人家姓贝克尔，有老贝克尔，他的妻子，他的寡媳和孙儿女。贝克尔年近五十，肥硕的身躯，花白头发；他在大战时参过军，腿上受了伤，现在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腿上的伤使他很痛苦，只能靠喝酒解痛；睡觉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考斯第和他相处得很好，晚饭后，时常一起上酒店，打斯卡特，大喝其酒。贝克尔太太原是婢女。他们把她从孤儿院里领出来，贝克尔在妻子死后不久就娶了她。她比贝克尔年纪小一大截，也还有点姿色，长得丰满，两颊红红的，浅色的头发，有股风骚劲儿。考斯第不久就看出这里面有点花头的结论。我告诉他不要当傻瓜。我们有个好工作，可不愿意丢掉。他只是嘲笑我；说贝克尔满足不了她，而且是她自己在要。我知道叫他规规矩矩是白说，但还是关照他当心点；贝克尔可能看不出他的企图，但是还有他的媳妇。你逃不脱她的眼睛。

“爱丽——就是那个媳妇的名字——是个又高又壮的年轻女人，只有二十来岁，黑眼睛，黑头发，一张长方的阴沉沉的脸。她仍旧替自己在凡尔登阵亡的丈夫戴着孝。是个虔诚教徒，每逢星期天早晨，都要步行到村子里去做早弥撒，下午又要跑去做晚祷。她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遗腹子；吃饭时除掉骂孩子外，从不开口。她在农场上只做少量的活，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带孩子上，晚上总是一个人坐在起坐间里开门看小说，这样哪个孩子哭她就能听到。两个女人感情很坏。爱丽看不起贝克尔太太，因为她是个弃儿，做过用人，而且对于她是一家的主妇，能够发号施令痛恨之至。

“爱丽是个富庶农夫的女儿，嫁过来时带了一大笔奁资。她并没有在村里上学，而是上的最邻近的斯温根堡镇的一个女子体育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怜的贝克尔太太十四岁就到了农场，能够看书写字在她已经很不错了。两个女人关系搞不好，这是另一个原因。爱丽一有机会就卖弄她的知识，贝克尔太太气得满脸通红，就问有知识对于一个农夫的妻子有什么用。于是，爱丽就会看着自己用钢链绕在手腕上的死去丈夫的身份牌，对着贝克尔太太愠怒的脸恶狠狠地说：

“‘不是一个农夫的妻子。只是一个农夫的寡妇，一个把生命献给国家的英雄的寡妇。’

“可怜的老贝克尔为了使她们不要吵嘴，只好把农活搁下来。”

“可是，他们对你怎样看法呢？”我打断拉里的话。

“哦，他们当作我是从美国军队里逃出来的，弄得回不了美国，回去就得坐牢。我不愿意跟贝克尔和考斯第上酒店去喝酒，他们认为就是这个缘故。他们觉得我不愿引起人们注意，弄得村警来盘问我。当爱丽得知我打算学德文时，她就把自己的旧课本拿出来，说要教我。因此，晚饭后，她就和我走进起坐间，把贝克尔太太丢在厨房里；我读给她听，她改正我的读音，并设法使我懂得那些我不认识的单词。我猜想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帮助我，还不如说是摆点颜色给贝克尔太太看。

“考斯第这一向一直都在设法勾引贝克尔太太，但是没有进展。她是一个快活的、嘻嘻哈哈的女人，很随便地和他一起揶揄说笑，考斯第对女人很有他的一套。我猜她知道考斯第的用心，而且敢说自己感到得意，但是，当考斯第开始拧她时，她却教他放规矩些，并且掴了他耳光。我敢打赌，那一记打得很重。”

拉里有点迟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从来不是那种认为女人在追我的人，可是，我感到——嗯，贝克尔太太看中了我。这使我很不舒服。单拿一点说，她比我大得多，而且老贝克尔一直对我们很尊重。吃饭时，贝克尔太太管分菜，我没法不感到她给我的菜总比给别人的多一点。我总觉得，她在找机会同我单独在一起。她会以一种我想你会称做的挑战姿态向我微笑，曾经问我可有女朋友，并且说一个年轻人在这种乡下，一定因为找不到女朋友而感到苦闷。这类事情你是懂得的。我只有三件衬衫，而且都穿得很破了。有一次，她说我穿得这样破烂真丢脸，要我把衬衫拿来让她给我缝缝补补。爱丽听到了，因此，下一次她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就说我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补的，让她来补。我说没有关系。可是，一两天后，我发觉我的袜子洞全补好了，衬衫也打上补钉，放在阁楼上我放东西的长凳上，但是，不知道是她们哪一个做的。当然，我并不把贝克尔太太放在心上；她是个忠厚女人，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她的母性表现；但是，有一天，考斯第跟我说：

“‘你听着，她要的不是我而是你。我一点指望也没有。’

“‘别胡说八道，’我跟他说。‘她大可以做我的母亲。’

“‘这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追她，老弟，我不会碍你的事。她可能不那么年轻，但是身体长得很不错。’

“‘不要胡说。’

“‘你迟疑做什么？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我希望。我是个哲学家，我懂得此处不着那处着。我不怪她。你年轻，我也年轻过来。青春是稍纵即逝的。’

“考斯第这样把稳，我并不高兴，我不愿意相信有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样对付这种局面是好，后来，我追溯了当时曾经触动我的许多事情，爱丽讲的那些我没有怎样留意的话。可是，现在我懂了，我有把握说爱丽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贝克尔太太和我单独在厨房里时，爱丽会突然跑进来。我有个印象好像她在监视我们。我很不喜欢，觉得她想要当场捉着我们。我知道她恨贝克尔太太，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她就闹出来。当然我知道她没法子抓到我们的把柄，但是，这个女人的心眼儿很坏，说不定会编出一套谎话来灌输给老贝克尔。我不懂得怎样对付，只好假装我是个大傻瓜，一点领会不了这个女人的用心所在。我在农场上过得很快活，干活也干得很开心，不想在收割之前就离开。”

我不由得笑起来。我可以想象得出拉里当时的模样，穿着补过的衬衫和短裤，脸和脖子被莱茵河的太阳晒得黝黑，灵活而瘦削的身体，一双深色眼睛嵌在凹进的眼窝里。我可以有把握说，他这副相貌会使贝克尔太太这样白皙、这样胸部丰满的主妇欲火中烧起来。

“那么，后来怎样呢？”我问。

“是啊，夏天一天天过去。我们像牛马一样干着活。割掉麦子，堆起麦子。后来樱桃熟了。考斯第和我爬梯子摘樱桃，两个女人把樱桃装进大箩筐，由老贝克尔送到斯温根堡镇上卖掉。后来我们又割裸麦。当然始终还要照顾牲口。我们总是天没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才歇手。我想贝克尔太太已经看出我这人没有指望，把我放弃了；我总是保持和她若即若离，但是，尽量不得罪她。晚上，我已经非常瞌睡，谈不上读什么德文；吃完晚饭就回到阁楼上去，往床上一倒。贝克尔和考斯第大都上村里的酒店，可是考斯第回来时，我已经酣呼大睡了。阁楼上很热，我睡觉时总脱得赤条条的。

“有一天夜里，我被弄醒了。开头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半睡半醒，我感到一只热乎乎的手捂着我的嘴，这才发觉有人和我睡在一起。我把手挪开，接着就有一张嘴抵着我的嘴，两只胳臂抱着我，我感到贝克尔太太的两只大奶子抵着我的身体。

“‘不要响，’她低声说。

“她身体紧紧抵着我，用又热又丰满的嘴唇吻我，两只手不住摸我的身体，两条大腿夹在我大腿中间。”

拉里停下来，我哧哧笑了。

“你怎么办呢？”

他不屑地笑一下，甚至脸有点红起来。

“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听见考斯第在我旁边的床上鼾声很大。这是约瑟的处境，而且我过去一直觉得有点可笑。我只有二十三岁。我不能闹出来，把她赶去。我也不想使她伤心；只好依她。

“后来她溜下我的床，轻手轻脚下了阁楼。我可以告诉你，我深深叹了口气，心放了下来。你知道，我吓坏了。‘天哪，’我说，‘真险！’我想贝克尔很可能吃得大醉回来，昏昏沉沉睡了，可是，他们睡一张床，说不定他会醒来，看见自己老婆不在床上。还有爱丽。她总是说睡得不好。如果她醒着，她就会听见贝克尔太太下楼走出屋子。接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贝克尔太太和我睡在一起时，我觉得有块铜片碰到我的身体。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不注意这些事情的，我而且一直没有盘算到他妈的这是什么。现在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坐在床沿上，正在盘算这一切事情的后果而且发愁时，忽然吓了一大跳，人站了起来。那个铜片是爱丽丈夫的身份牌，被爱丽一直缠在手腕上的，所以和我睡在一起的并不是贝克尔太太，而是爱丽。”

我哈哈大笑，笑得不可开交。

“你可能觉得好笑，”拉里说。“我可不觉得。”

“现在你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是不是认为这件事情有点滑稽味道吗？”

拉里嘴边勉强露出微笑。

“也许。可是这事情弄得非常尴尬。我不知道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不喜欢爱丽。我觉得她是个顶讨厌的女人。”

“可是，你怎么会把她当作另外一个呢？”

“那时屋子里漆黑。她除了叫我不要作声外，一句话也没说。她们两个身材都高大。我认为贝克尔太太看上了我。从没有想到爱丽会把我放在心上。她总是想念自己的丈夫。我点起一支香烟盘算当时的情形，越想越不高兴。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这儿。

“我时常恨考斯第不容易叫醒。在煤矿上时，我总要死扯活拉把他叫起来，使他不至于迟到。可是，现在我倒很感谢他睡得这样沉了。我点灯穿上衣服，把衣物打在背包里——我的东西不多，所以一会儿就打好了——把胳臂套在背带里。只穿袜子穿过阁楼，一直到楼梯下面才穿鞋，把手里的灯吹熄。夜很黑，没有月亮，可是，我识得大路，到了大路上就向村子的方向走去。我走得很快，因为我打算在有人走动之前穿过村子。这儿离斯温根堡只有十二英里，我到达时，刚开始有人走动。这次夜路我永远不会忘记。路上除了我的脚步声外，一点声音没有，只偶尔从农场那边传来一声鸡叫。后来天上露出一点既不是亮又不是黑的鱼肚白，接着，是晨曦微露，太阳出来，鸟儿全开始歌唱起来。还有那绿油油的田野、草地和树林，田里的小麦，被清晨的宁静光线照得金里泛银。我在斯温根堡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只小面包，然后上邮局打了一个电报给美国旅行社，叫他们把我的衣服和书寄到波恩去。”

“为什么到波恩？”我打断他。

“我们沿莱茵河步行时在那里耽搁过，我很中意那个城市。我喜欢阳光照在屋顶上和河上面的那种情调，那些小街，那些别墅、花园、栗子树的大道和大学的洛可可式建筑。当时，我就想到在那儿待一个时候倒不坏。可是，我觉得在到达那里之前，该把外表收拾得像样一点。我的样子就像个流浪汉，敢说我如果找到一处供应膳宿的人家，要租赁一间房，人家不会信得过我，所以我坐了火车上法兰克福，去买了一只皮包和一些衣服。我在波恩断断续续住了有一年光景。”

“你这番经历使你有什么收获呢？我的意思是说在煤矿上和在农场上。”

“有，”拉里点头微笑着。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些收获，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很熟悉他的为人，他愿意告诉你时，就告诉你，他不愿意告诉你时，就会半开玩笑地把你的问题支开，再问他也是白费。我得提醒读者，这一切都是在十年之后他才告诉我的。在这以前，也就是我和他重又碰面之前，我一直就不知道他的行踪，或者他在干什么。拿我来说，他等于死了一样。如果不是由于我和艾略特的交往，经常使我得悉伊莎贝儿的生活经过，从而想起拉里，我肯定早已忘掉有这个人了。

三

伊莎贝儿和拉里解约后的第二年六月初，就和格雷·马图林结婚了。这时候，巴黎的游宴季节正处在高潮，艾略特有很多的盛大宴会要参加，当然不愿意离开，可是他的家族感情非常之强，对这种在他认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事，他决不能不管。伊莎贝儿两个哥哥，供职的地点都太远，没法离开，所以只好由艾略特作一次不愉快的旅行，上芝加哥做伊莎贝儿的主婚人。他想起那些法国贵族都是穿着盛装上断头台的，所以特地上伦敦订做一套新晨礼服，一件青灰色双排钮扣的大衣和一顶丝绒大礼帽。回到巴黎来时，他请我来看他穿上这套衣装的派头。他选定他认为婚礼应当打的淡灰色领带，弄得他平日别在领带上的珍珠别针一点不显眼，正感到恼火。我建议他改用他那枚翡翠和钻石的别针。

“我如果是客人——那可以，”他说。“但是，处在我要担任的主婚人地位，我的确觉得珠子是一种象征。”

他对这门亲事很高兴，认为从各方面看，都符合他的标准；谈起来时，就像个居孀的公爵夫人对于拉罗什富科家的幼子和蒙莫朗西家的女儿门当户对的结婚，谈得津津有味。为了明白表示自己的满意，他不惜重金买了一张纳蒂埃的法国王室公主的一幅精美画像，预备带去作为婚礼。

亨利·马图林好像给这对年轻夫妇在阿斯特街买下一幢房子，使他们靠近布太太家，同时离开自己在湖滨道的宫殿式府第也不太远。说也凑巧，而且我疑心这里面有艾略特做了手脚，在买下这幢房子时格雷戈里·布拉巴宗恰好在芝加哥，因此，房子的内部装饰就交给了他。当艾略特返回欧洲，放弃了巴黎的游宴季不参加而直接到了伦敦时，他带来了一些屋内装饰的照片。格雷戈里·布拉巴宗放手大干了一场。客厅和餐厅完全是乔治二世风格，非常华贵。书房是格雷将来的窝；格雷戈里是靠慕尼黑的阿马连堡宫一间屋子给他的启发来装饰的；除掉没有地方放书籍外，可以说无懈可击。至于卧室，把双人床除外，格雷戈里给这对年轻美国夫妇装饰得太舒适了，连法王路易十五世在这里会见他的蓬巴杜夫人也会同样满意，但是，伊莎贝儿的浴室连路易十五见到也会大开眼界；全是玻璃——墙壁、天花板、浴缸——墙上有许多银色的鱼在金色的水草中游来游去。

“当然，房子不大，”艾略特说，“但是，亨利告诉我，屋内的装修花了他十万块。对某些人说来，简直是一笔财产。”

婚礼是在圣公会教会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极尽铺张的能事中举行的。

“不像巴黎圣母院的那种婚礼，”他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但是，就新教的婚礼来说，总算有气派。”

报纸的报道很像样，艾略特随便把些剪报扔给我看。他给我看伊莎贝儿和格雷的结婚照片，伊莎贝儿穿着新娘服装，个子很高但是漂亮，格雷虽然块头大，但是，身材长得不坏，穿着礼服稍微有点不大自如。还有一张新婚夫妇和伴娘们的照片，一张和布太太、艾略特一起拍的照片，布太太穿一件华贵的衣服，艾略特拿着新丝绒大礼帽的派头可以算一绝。我问他布太太身体怎样。

“体重减少了许多，而且我觉得她的脸色不大好看，但是人倒精神。当然整个婚事使她很累，不过，现在事情办完，她总可以休息一下了。”

一年后，伊莎贝儿生了一个女儿，根据当时的风气，她给她取名叫琼；隔了两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又根据当时风气，取名普丽西拉。

亨利·马图林一个合伙的人死了，另外两个在压力下不久也退休了，所以，这个一直由他独断独行的企业，现在完全归他所有。他长期以来抱的野心既然实现，就叫格雷跟他合伙。生意从来没有这样兴旺过。

“他们赚钱就像随手捞似的，老兄，”艾略特告诉我。“怎么，格雷才二十五岁，已经赚五万块一年了，而且这只是开头。美国的富源真是没有个完。这不是暂时的繁荣，而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正常发展。”

他的胸臆装满了一种少见的爱国热情。

“亨利·马图林不会永远活下去，高血压，你懂吗？格雷到了四十岁时，总会有两千万元。了不起，老兄，了不起。”

艾略特和姐姐经常保持通信，年去年来，不时把他姐姐告诉他的一些事情告诉我。格雷和伊莎贝儿过得很快乐，而且两个孩子都可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使艾略特深感满意，认为完全适合他们的地位；请客的场面阔绰，人家请他们也是如此；艾略特非常满意地告诉我，说他们三个月里没有一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吃过晚饭。这种纸醉金迷生活因马图林太太的逝世打断了一下——就是那个脸色苍白、高颧骨的女人，当初亨利·马图林娶她是为了自己在芝加哥能有点地位，因为他父亲当初来到芝加哥时不过是个乡下佬。为了纪念马图林太太，小两口儿有一年工夫请客顶多只请六个人。

“我一直说八个人是最合适的，”艾略特说，拿定主意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这样比较亲切，谈话全照应得到，人数又够得上像个宴会。”

格雷在妻子身上很肯花钱。生头一个孩子时，他给了伊莎贝儿一只方钻石戒指；生第二个孩子时，送了她一件黑貂皮大衣。由于太忙，他很少离开芝加哥，但是，只要能够放几天假，他们都要到亨利·马图林在麻汾的那幢大房子去度假日。亨利对儿子非常钟爱，有求必应，有一次圣诞节，在南卡罗来纳州买了一处农场，使他能在射猎季节时去打两个星期的野鸭子。

“当然，我们的商业巨头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靠商业发财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倡导人很相似。例如，美第奇家族。两个法国国王并不认为娶这家望族的女儿有失身份，我预见到有一天欧洲的贵族也会向我们的金元公主求婚的。雪莱是怎样说的？‘世界的伟大时代将重新开始，黄金的年头要回转来。’”

多年来，布太太和艾略特的投资都交给亨利·马图林管，姐弟对他的眼光很信任，而且有十足的理由这样做。亨利从来不考虑做投机，把他们的钱都放在可靠的股票上，但是，由于股票的价值大大增长，他们发现自己有限的那点财产却增加得很可观，使他们又惊又喜。艾略特告诉我，他不用动一根指头，眼下一九二六年已经有他在一九一八年的财产的两倍。他现在六十五岁，头发花白，脸上有皱纹，眼睛下面有眼袋，但是仍不服老；身材依然瘦削，而且和过去一样腰杆笔挺；在烟酒上向来有节制，而且很注意外表。只要他能够有伦敦最好的裁缝给他做衣服，有自己的特约理发师为他理发修面，有推拿的人天天早上来使他的优美身形保持常态，他决不听任自己的身体受到时光的摧残。他早已忘记自己曾经沦为商贾之流，总倾向于暗示自己早年曾经在外交界做过事，但是从不明白说出，因为他人并不笨，决不会讲一句难免会被人戳穿的谎言。我得承认，如果我有机会描写一位大使的话，我毫不迟疑会选上艾略特做我的蓝本。

但是，世道在变。当初把艾略特提拔进社交界的那些仍然活着的伟大妇女，年事已经很高。那些英国的贵族夫人，在她们的爵爷去世后，只得把府邸让给媳妇，自己住进切尔登南的小别墅或者摄政公园一带的普通房屋。斯达福德府改为博物馆，古松府成了一个机构的办事处，德文郡府在出卖。艾略特在考斯常坐的帆船转了手。眼下当道的那些时髦人物觉得艾略特这样大年纪的人没有用。他们嫌他烦不过，而且可笑。他们仍旧愿意参加他在克拉里奇饭店招待的盛大午宴，可是，艾略特相当机伶，知道他们来是为了相互之间碰头，而不是来看他。过去请帖散在写字台上随便他挑选的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了；他常常弄得只好在自己旅馆的套间里一个人吃晚饭，这种丢脸事情他很不愿意有人知道。英国有地位的女子，由于一件风流事件遭到交际界抵制之后，就对艺术感觉兴趣起来，在自己身边罗致一些画家、作家和音乐家。艾略特太心高气傲了，可不愿意丢这样的脸。

“遗产税和战争暴发户把英国交际界毁了，”他告诉我。“人们好像对于和什么人来往全不在乎。伦敦的裁缝和鞋帽匠还是不错的，敢说我活在世上时还会如此，但是，除掉这些，伦敦已经完了。老兄，你可知道圣艾尔斯家用女人伺候饭桌吗？”

这话是他和我吃完午宴一同从卡登府胡同走出来时讲的。那天的午宴上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我们的尊贵主人藏画很有名，一个叫保罗·巴顿的年轻美国人第一次上这儿来，表示想看看这些藏画。

“你是不是有张提香？”

“我们从前有过。现在在美国了。一个犹太佬出了一大笔钱买它，而我们那时候手头他妈的正非常之紧，所以老爵爷就卖掉了。”

我注意到艾略特耳朵竖了起来，对这位谈笑自若的侯爷恶狠狠看了一眼，就猜到当初原是他买下这张画的。他听到自己这个出生在弗吉尼亚而且祖先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的后裔被人家这样奚落，简直气炸了。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更使人受不了的是，他对保罗·巴顿一向就深恶痛绝。这人年纪虽轻，在大战后不久就到了伦敦。二十三岁，白白的皮肤，长得很漂亮，人又风趣，舞跳得非常之好，并且很有钱。他带了一封信来见艾略特，艾略特天生是个好心肠，就介绍他认识自己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朋友。这样还不满足，还给了他一些宝贵的忠告，教他怎样做人。他根据自己已往的经验指给他看，只要对老太婆献些小殷勤，对名流的谈话，不管怎样腻味，你都洗耳恭听，便是一个举目无亲的人也能钻进社交界。

可是，保罗·巴顿进的社交界和二十年前艾略特·谈波登辛辛苦苦钻进的社交界，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心只顾自己享乐。保罗·巴顿的豪兴、漂亮仪表和翩翩风度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达到艾略特花了多年刻苦和决心所达到的程度。不久他就不需要艾略特的帮助，而且并不想法子遮盖这一事实，两人碰面时，巴顿还是很讨喜，可是，那种随随便便的派头，使这个年纪大的人非常生气。艾略特请的客人并不是根据自己喜欢不喜欢，而是看他们能不能使宴会开得好。由于巴顿的人缘不错，所以艾略特每星期请午宴时，仍旧邀他；但是，这个成功的年轻人一般都有约会，而且有一两次在最后五分钟时拆他的台。这样的事情艾略特自己过去做得太多了，明知道这是因为另外的一家请客，比艾略特的宴会更有吸引力。

“我也不要求你相信我的话，”艾略特气吁吁地跟我说，“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看见他时，他总要强过我。我。提香，提香，”他连话都说不连贯。“就是有张提香，他也对面不识。”

我从来没有看见艾略特气成这个样子过。我猜想他所以发火是因为他认为保罗·巴顿问起这张画是出于恶意；他不知道怎样打听出艾略特买了这张画，就想利用这位高贵主人的回答拿艾略特开一次玩笑。

“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势利小人，世界上我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势利。要不是我，他什么都谈不上。你可想得到，他父亲是打办公室家具的。办公室家具。”这几个字他讲得特别不屑。“我告诉人家，他在美国是个提不上嘴的人，出身非常寒微，但是，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你记着我的话，老兄。英国交际界整个儿完了，就像渡渡鸟。”

艾略特认为，法国的情形也不大妙。他年轻时候的那些伟大妇女，如果还活着的话，都把时间花在打桥牌（他最讨厌的一种牌戏）、做祈祷和带领孙子孙女上面。开厂的人，阿根廷人，智利人，和丈夫分居或者离了婚的美国妇女，住在贵族派头的华丽大厦，请起客来，竭尽豪华之能事，可是，艾略特在他们的宴会上碰到的都是法语发音鄙俗的政客，吃相难看的新闻记者，甚至演员，气得他直骂。名门望族的小儿子娶开店人家的女儿并不认为是丢脸。诚然，巴黎是热闹的，但是，这种热闹多么寒伧啊！那些年轻人一味疯狂地追求享乐，都认为再没有比在一家乌烟瘴气的小夜总会，喝一百法郎一瓶的香槟酒，挤在城里不三不四的人里面跳舞跳到天亮五点钟，更有意思的了。烟气、热气、嘈杂声，闹得艾略特头都痛了。这不是他三十年前所认为的精神家园的巴黎。这不是善良的美国人死后进入的巴黎。

四

可是艾略特有个预感。一个知道内情的人提醒他，里维埃拉就要重新成为贵族和时髦人物的游乐地。过去由于在教廷供职，他从罗马回来，或者拜访了戛纳他那些朋友的乡村别墅之后，总要在蒙特卡洛的巴黎饭店住上几天，所以对这一带海滨相当熟悉。不过，那都在冬天，近来却听到传说，认为这地方也是个很不错的消夏胜地。那些大旅馆夏天仍旧开着；夏季的游客都一一列在巴黎的《先锋报》交际栏上，艾略特看到他们的熟悉名字甚中下怀。

“我有点吃不消这个世界，”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了偌大年纪，很想享受享受山水乐趣。”

这话好像讲得很含糊。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艾略特一直认为，山水是社交生活的障碍；那些人眼面前摆着一只摄政时代的衣柜或者一张瓦托的画不去欣赏，却要费那么大的事去游山玩水，这种人他最受不了。当时他手头正好有一大笔现金。亨利·马图林一方面因儿子力劝，一方面看见他那些做证券交易所的朋友转眼成为巨富，很是恼火，终于向潮流屈服了；他逐渐放弃自己的陈旧保守主义，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插一手。他写信给艾略特，说他仍旧和过去一样反对赌博，但是，这并不是赌博，这只证实了他对国家无穷尽资源的信仰。他的乐观主义是根据常识来的。他看不出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美国进步。最后，他又说，他替亲爱的路易莎·布雷德利在最低价时买进若干硬股票，而且很高兴告诉艾略特，她现在已经赚了两万元了。最后，他说，如果艾略特想要赚点零钱，让他根据自己的眼光行事，保管不会使他失望。艾略特总喜欢引用陈词滥调，说他就是抵御不了诱惑；其结果是，从那时候起，《先锋报》和他的早饭一起送进来时，多年来他都是先翻交际栏，现在却首先注意证券市场的报道了。亨利·马图林代表他做的那些交易非常成功，所以，艾略特现在手边足足有五万块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现款。

他决定把这笔钱取出来，在里维埃拉买一所房子。作为一个避世的逋逃薮，他选择了昂蒂布。这地方在戛纳和蒙特卡洛之间占有一种战略地位，他可以很方便地从这里到上述两处去；昂第布不久就成为时髦社会的中心，他选择这个地方是出于天意，抑是靠本能的指引，谁也说不出。住在一个带园子的乡村别墅里，有一种近郊的庸俗气息，使艾略特这种凡事苛求的人很有反感，所以，他在旧城临海的地方买了两幢房子，并成一幢，安装上暖气、浴间和卫生设备，这都是美国的先例强加给一个顽梗的大陆的。当时正时新酸洗，所以他把古老的普罗旺斯家具全都酸洗过，再用现代纺织品蒙上——很慎重地迁就现代风尚——将屋子陈设起来。他对毕加索和布拉克这类画家仍然不愿意接受——“不成样子，老兄，不成样子”——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某些走入魔道的热心家哄起来的，但是，对于印象派画家终于觉得未始不可以兼收并蓄一下，所以墙上挂了些美丽的画。我记得有一张人们在河里划船的莫奈，一张毕沙罗画的塞纳河的码头和桥，一张高更的塔希提岛风景，和一张勒努瓦画的少女侧像，黄头发从背上披下来，很令人着迷。等到房子装修完工，真是焕然一新，赏心悦目，不同凡响而又朴素无华，而这种朴素却是教人一看就知道不耗费巨资是办不到的。

这以后就开始了艾略特一生最煊赫的时期。他把自己在巴黎的名厨师带下来，不久人们便公认他家里的菜在里维埃拉首屈一指。他的管家和用人一律穿上白衣服，肩膀上钉上金带子；请起客来非常豪华，但是，从不搞到庸俗的地步。沿地中海海岸从欧洲来的王公贵族几乎俯拾即是。有些是因为爱上了那儿的气候，有些是逃亡在外，有些是由于过去在国内弄得声名狼藉，或者门第不当的婚姻，使他们觉得住在国外比较方便。这些里面有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族，奥地利的哈司布格王族，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两个西西里王族和帕尔马王族；有温莎王室的公主；有布拉干萨王室的公主；有瑞典的王族和希腊的王族；艾略特都招待他们。有从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比利时来的没有王室血统的王子和公主，公爵和公爵夫人，侯爵和侯爵夫人，艾略特都招待他们。冬季，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来海滨小住，西班牙的阿丰索也不时地来匆匆一游，艾略特也招待他们。我对他向这些高贵人物鞠躬的派头一直非常钦佩，因为他既能够彬彬有礼，同时又保持一个据称是人类生来平等的国家的公民的那种独立姿态。

我经过这些年的东奔西走，这时刚好在弗拉特角买了一所房子，因此和艾略特时常见面。我在他眼中很荣幸地已经升得很高，所以，他有时候也请我参加他的最盛大的宴会。

“来帮帮我的忙吧，老朋友，”他会说。“当然我跟你一样知道，皇族破坏宴会的气氛。可是，别的人却想见见他们，而且我觉得应当对这些可怜的人儿稍稍关顾一下。不过，天知道，他们是不配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他们要利用你，而当他们不再需要利用你时，就会把你当作穿破的衬衫一样扔掉；他们会从你手里接受无数恩惠，但是，里面没有一个会走到马路对面替你做一点点事情。”

艾略特费了很大苦心和当地的上级官员搞好关系，因此区长和教区主教和主教的总教士时常成为他的座上客。主教在进教会之前是个骑兵军官，大战时并且指挥过一个骑兵团。他是一个脸色红红的、身材高大的人，讲话故意学军队里的那种粗鲁而率直的派头，他的那位严峻、颜色枯槁的总教士常常手脚发麻，生怕主教会说出什么下流话来。他带着不以为然的微笑听着自己上级讲他那些喜欢的故事。可是，主教管理自己的教区非常能干，他在布道台上的口才很感动人，就像他在午餐席上的打趣同样使人解颐一样。他称许艾略特对教会的虔诚布施，喜欢艾略特那样和气和艾略特招待他的好酒好菜；两个人成了好朋友。所以，艾略特很可以自鸣得意，说他在这两个世界里都混得不错，而且如果按照我的大胆说法，在上帝和魔鬼之间摆得很平。

艾略特对自己的房子甚为得意，急于想让自己的姐姐看见；他总觉得布太太对他的称许里面带有保留味道，很想让她看看自己现在生活起居的派头，看看和他交好的那些朋友。这是对她的保留的最具体回答。她将没法不承认他混得很好。他写信给布太太邀她和格雷和伊莎贝儿一同来，不是住在他家里，因为家里没有地方，而是作为他的客人住在附近的“角上旅馆”。布太太回信说，她已经过了旅行年龄，因为健康欠佳，想想还是待在家里的好；反正格雷在芝加哥也脱不了身；生意很发达，他赚了很多的钱，非得待下去不可。艾略特跟姐姐感情很深，这封信使他慌张起来。他写信问伊莎贝儿。伊莎贝儿回了一个电报，说母亲身体虽然很不好，每星期得卧床一天，但目前还没有危险，老实说，如果当心一点，说不定还会活上好多年；可是，格雷倒需要休息，而且有他父亲在芝加哥照应着，他大可以出来度一个假期；今年不行了，明年她和格雷将来欧洲一行。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

五

我当时在伦敦；开头我们在英国的人并不意识到情形会那么严重，也不懂得它的后果是那样地不可收拾。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对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感到着恼，但是，损失的大部分是票面利润，等到局势澄清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现款并不减少。我知道艾略特过去在投机生意上赌得很大，很担心他会跌得眼青鼻肿，可是，一直到我们两个都回到里维埃拉度圣诞节时，我方才看见他。他告诉我，亨利·马图林死了，格雷破产了。

我对生意经一点不懂，敢说我根据艾略特告诉我的关于这些事情的叙述，读起来有点儿乱。在我看来，他们的公司所以碰上那样大的灾难，一半要怪亨利·马图林的固执，一半要怪格雷的急躁。亨利·马图林开头不相信崩溃的严重性，反而自以为这是纽约掮客的阴谋，想要偷外省掮客的鸡，因此咬紧牙关拿出大笔的钱来支撑市场。他对芝加哥的掮客们听任自己被纽约那些坏蛋吓得屁滚尿流，非常生气。他的那些小户头，有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的军官等等，过去听他的忠告，从来没有损失过一个铜板，这件事他一直引以自豪，现在为了不使他们受到损失，就自己掏腰包来弥补他们的空头账。他说，他准备破产，他可以重新挣一笔家财，但是，如果让那些信任他的人变成赤脚，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人。他自以为慷慨豪爽；其实是狂妄。他的巨大家财溶化掉了，一天晚上，他发了心脏病。他已经六十多岁，而且一直工作过度，玩乐过度，饮食过度；经过几个钟点的痛苦，他就因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死掉了。

剩下格雷一个人对付这个局面。他额外做了大量的投机，但是，没有他父亲的知识，自己陷入极大的困难。他要摆脱困境的努力失败了，银行不肯给他贷款；交易所里老一辈的人告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告失败。余下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好像他没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因此宣告破产；他自己的房子早已抵押出去，乐得把房子交给受押户；他父亲在湖滨道的房子和在麻汾的房子都三文不值二文卖掉；伊莎贝儿卖掉自己的首饰：他们唯一剩下的财产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这是过户在伊莎贝儿名下的，可是找不到买主。格雷赤脚了。

“你怎么样，艾略特？”我问。

“噢，我毫无怨言，”他轻松地回答。“上帝对弱者是仁慈的。”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与我无关，可是，不管他遭受什么损失，想来和我们一样都吃了苦的。

不景气对里维埃拉的打击，开头并不严重。听说有两三个人的损失很大，许多别墅冬天都没有开放，有几所挂起牌子出售。旅馆住不满，蒙特卡洛的赌场埋怨今年冬天的生意清淡。一直到两年之后，里维埃拉才感受到这次飓风的影响。这时候，一个地产商告诉我，从土伦到意大利边界的地中海沿岸，大大小小总有四万八千处房地产要出售。赌场的股票跌得很低。大旅馆减价，想多吸引一些顾客，但是没有收效。唯一看得见的外国人是那些一直都穷得不能再穷的人，他们没有花钱是因为无钱可花。开店的全都大失所望。但是，艾略特并不像许多人那样，既不辞退他的用人，也不减少他们的工资。他继续用好酒好菜招待那些王公贵族，还买了一辆崭新的大汽车，是从美国进口的，为这辆汽车付了很大一笔关税。主教组织的给失业家庭施舍饭菜的善举，艾略特都慷慨捐款。事实上，他生活得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危机，而且东半球并没有被危机冲得立足不定似的。

我碰巧发现这里的原因：艾略特现在除掉一年一度去伦敦两个星期做衣服外，已经不去英国了，但是他仍旧每年秋天带着用人去巴黎在自己的公寓里住三个月，还有五月和六月，因为在这个时期艾略特的那些朋友不上里维埃拉来。他喜欢里维埃拉的夏天，一部分是由于有海水浴，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炎热使他有机会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来纵容一下自己，而这是他为了体统逼得一直避免的。这时候，他会穿上颜色鲜艳的裤子，红的，蓝的，绿的或者黄的，同时穿上色调相反的汗衫：紫红的，淡紫的，紫褐色的或者杂色的，并且接受人们对这套装束所要求的恭维，嘴边露出一点鄙薄的神情，就像一个女演员听见人家说她扮演一个新角色时演得非常成功一样。

那年春天我在遄返弗拉特角途中，在巴黎待了一天，邀艾略特和我一同吃午饭。我们在里茨饭店的酒吧间碰头。这地方已经不再挤满了美国来的寻乐子的大学生，而是像一个戏剧家在一出不成功的戏第一晚上演后那样受到冷落。我们喝了一杯鸡尾酒——这个大西洋对岸传来的习惯，艾略特终于向它妥协了——就叫午饭。吃完午饭，他建议一同去逛逛古玩店；虽则我告诉他我没有钱花在古玩上，但仍旧很高兴陪他去。我们步行穿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可介意跟他到夏费服装店去一下；他在那家店里定做了一点衣服，想问问做好没有。看来他好像定做了几件汗衫和一些衬裤，并且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绣在上面。汗衫还没有做好，可是衬裤好了，店员问他要不要看。

“看看吧，”他说，就在店员去拿衬裤的同时，他接着又向我说了一句，“我叫他们给我定制了我自己的图案。”

衬裤拿来了，和我时常在麦西服装店买的一个样子，只不过是绸子的，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那个E．T．两个交错的字母上面是一个男爵的冠饰。我没有言语。

“很好，很好，”艾略特说。“等汗衫做好，一同给我送去。”

我们离开铺子；艾略特走开时，带着微笑向我说。

“你注意到那个冠饰吗？告诉你老实话，我拉你上夏费来时，已经忘记掉这件事情。我记得我还没有机会告诉你，教皇陛下给我恢复了我的古老家族头衔。”

“你的什么？”我问，客气中带有骇异。

艾略特不以为然的神气把眉毛抬了一下。

“你不知道吗？我在母系方面是德·劳里亚男爵的后代，他是随从菲利普二世到英国来，并且娶了玛丽王后的一个贵嫔。”

“我们的老朋友嗜杀的玛丽吗？”

“我认为这是相信异端的人叫她的，”艾略特回答，口气很不自然。“恐怕我没有告诉过你，一九二九年九月我是在罗马过的。我觉得去罗马是件头痛的事，因为罗马在这时候当然没有什么人，可是，幸亏我的责任感超过我追求世俗享乐的欲望。我在梵蒂冈的朋友告诉我，经济大崩溃就要来到，坚决劝我把所有的美国股票全卖掉。天主教会拥有两千年之久的智慧，所以我毫不迟疑。我打电报给亨利·马图林把我所有的股票卖掉，买进金子，我并且打电报给路易莎叫她照做。亨利·马图林回电问我是不是疯了，并且说除非我用电报再发出我的指示，他决不卖出。我立刻回电给他，口气极其坚决，叫他立即照办，并在办好后打电报告诉我。可怜的路易莎没有听我的话，因此吃了苦头。”

“原来大崩溃来时，你坐得很舒服呢。”

“这是我们美国语言，我看你还是尽量不用的好，可是，这句话用来形容我的情形倒非常恰当。我一点没有损失；事实上，我还捞了一点你会叫作的油水。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我只花了很少一点钱就把原来卖掉的那些股票全买回来了；由于这一切只能形容为上帝的直接干预，我觉得我也应当做点事情来报答上帝。”

“噢，那么，你是怎样报答的呢？”

“嗯，你知道领袖在庞廷尼沼地收回了大片的土地，他们告诉我，说教皇陛下对那边的居民缺少一个做礼拜的地方甚感焦灼。因此别的不多说了，我就造了一座小小的罗马风格的教堂，和我在普罗旺斯看到的一座一式一样。教堂造得非常道地，我自己要说，简直是个宝。它是献给圣马丁的，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刚好被我买到了一扇有关圣马丁事迹的古染色玻璃窗，上面的圣马丁正把他的袍子一剖为二，把半边袍子给了一个赤身露体的乞丐；由于这里的象征非常恰当，所以我买了下来，装在高祭坛上面。”

我没有打断艾略特的话，问他在圣马丁的著名行动和他的行动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因为他不过靠了及时卖掉股票赚了一笔钱，现在把些铜子角票剔了出来酬谢上帝，就像给代理人佣金似的。不过，对我这样的俗人来说，象征手法时常是隐晦的。艾略特又继续说：

“当我有幸把这张照片呈献给教皇看时，他很夸奖，说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很有眼光的人，并且说，他很高兴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能碰到一个既忠于教会，又具有这样难得的艺术修养的人。这是一次难忘的经验，老兄，难忘的经验。但这以后不久，当教会通知我，教皇很高兴赐给我一个爵位，我比谁都感到诧异。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不用这个头衔要谦虚些，当然除非在梵蒂冈，那是非用不可的。我而且禁止我的约瑟夫称呼我‘男爵先生’，我相信你也会尊重我对你的信任。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声张出去。但是，我不愿意使教皇觉得我不珍惜他给我的这项荣誉，所以我把冠饰绣在我个人的衬衣上，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尊敬。我不妨告诉你，我对于把我的头衔藏在美国公民的文静内衣上面，感到一种谦虚的骄傲。”

我们分手了。艾略特告诉我，他将于六月底到里维埃拉来。他没有来得了。他刚刚准备好把用人从巴黎转过来，自己坐着汽车消消闲闲开着，俾能在到达时各事都已就绪，就在这时，他接到伊莎贝儿的电报，说她母亲突然病重。艾略特，如我以前说过的，不但跟姐姐要好，而且家族观念很强。他从瑟堡搭第一条船出发，从纽约到了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太太病得很厉害，瘦得使他见了吓了一跳。她可能活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可是不管怎样，他觉得自己有个痛苦的责任给她送终。他说，芝加哥的高温比他预计的容易忍受得多，但是，缺乏像样的交际活动他只是勉强容忍，原因是在这种时刻他反正没有心思参加。他说，他看到自己国人对经济萧条的反应，感到失望；他原来指望他们对这场灾祸更看得开些。再没有比勇敢忍受别人的灾难更容易的了；鉴于这一点，我觉得，艾略特既然有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富有过，恐怕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要求这样严。最后，他请我带信给他的几个朋友，并且请我务必记着向所有碰见的人解释，为什么他的房子今年夏天没有开放。

这以后不到一个月，我又接到他的信，告诉我布太太死了。信写得很诚恳动人。我早就认为尽管他为人势利，而且有许多荒唐做作的地方，他还是一个好心的、多情的和诚实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决计想不到他会表现得这样得体、真实和单纯。信中告诉我，布太太身后的情况看来相当没有头绪。她的大儿子是个外交官，现在由于驻日大使离任，正在东京担任代办，当然无法离开职守。二儿子谈波登在我初认识布家时，原在菲律宾群岛，后来已调回华盛顿，并在国务院担任要职。他在母亲病危时，曾经带着妻子来到芝加哥，但是，安葬之后，非得立刻回首都不可。由于这些情形，艾略特觉得自己只得留在美国把事情料理好。布太太把财产平均分给三个孩子，可是，看上去，她在一九二九年经济大崩溃时，损失不轻。所幸他们在麻汾的农场找到了一个买主。艾略特在信中把农场说成是亲爱的路易莎的乡间住宅。

他写道，“一个人家弄到要卖掉自己祖传的房子，总是伤心的，不过，近年来，我看见我的许多英国朋友逼得这样做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外甥和伊莎贝儿必须以同样的勇气和淡泊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权利就有义务！”

他们也很幸运能处理掉布太太在芝加哥的房子。原来早就有人打算把布太太住了一幢的那排房屋拆掉，改建一座大公寓，但是，布太太非常顽固，坚决要死在自己住的房子里，所以，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布太太一断气，立刻就有掮客跑来出了一笔价钱，布家立刻就接受了。可是，尽管如此，伊莎贝儿还是不够开销。

大崩溃之后，格雷曾经设法找工作，即使在那些顶过风暴的掮客的写字间里当个职员也行，可是，总不成功。他找他的老朋友们要点事情做，不管地位多小，也不管薪金多么低，但是没有用。过去他企图避免那场最后使他冲家的灾难时，曾经作过疯狂的挣扎；再加上焦虑的压力，以及后来的屈辱，他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开始患一种剧烈的头痛病，整整二十四小时之内一点不能动弹。头痛停止以后，人就像块湿抹布一样垮了。伊莎贝儿觉得只有带着他和孩子到南卡罗来纳州那边农场上去住，等格雷健康恢复再说。这个农场当初靠出产的大米，一年就可以有十万元进项，但是，多年来只是一片沼泽地和橡皮树材的荒野，只对喜欢打野鸭的人有用，找不到一个买主。他们从大崩溃之后就住在那边，现在仍旧打算回去，等国内情形好转，格雷能找到职业时再作计较。

“我不许他们这样做，”艾略特在信上写道，“怎么，他们就像猪猡一样生活着，伊莎贝儿没有一个女用人，孩子没有家庭教师，只有两个黑种女人照顾她们。所以，我把巴黎的公寓让给他们住，等到这个荒唐国家的情形改变之后再说。我要给他们弄几个用人，事实上，我厨房里的女用人菜就烧得不错。我预备把她留给他们，我可以另外找个人代替她，这并不难。我预备由我来负担全部开销，伊莎贝儿的那一点点收入让她买点衣服，或者用在家庭的小乐惠上。这当然意味着我的大部分时间要在里维埃拉过掉，因此，老兄，我希望能够比过去和你更多地见面。照伦敦和巴黎现在这种情形，老实说，我住在里维埃拉要习惯得多。这是唯一我能碰见讲我自己语言的人的地方。我要说，我有时还会上巴黎去住上几天，不过就是去巴黎，我也毫不在乎在里茨饭店挤一下。我很高兴我总算使格雷和伊莎贝儿接受了我的要求，现在只等把必要的事情料理好，就带他们来。家具和油画（很蹩脚，老兄，而且真伪难辨）再下个星期可以拍卖掉。目前，由于我觉得在老房子里住到最后一刻会使他们伤心，所以把他们带到德莱克饭店来跟我住在一起。等我们到了巴黎之后，把他们安顿好，我再来里维埃拉。别忘记替我向你的皇家邻居问好。”

谁能够否认艾略特这个最大的势利鬼，也是最仁慈、最体贴、最慷慨的人呢！

第四章

一

艾略特把马图林一家安顿在左岸自己那所宽大的公寓里之后，就在年尾回里维埃拉去了。他这幢房子是为了适应自己的方便而设计的，容纳不下一个四口之家，所以，即使他自己愿意，也没法留他们和自己住在一起。我想他对此并不难受。他完全意识到人家请客，一个人要比总是伴随着一个外甥女和外甥女婿受欢迎得多；而他自己的那些出色的小宴会（他在这件事情上往往煞费苦心），如果每次家里非要有两个人参加不可的话，那是无法安排的。

“对他们来说，在巴黎定居下来，习惯一下文明生活，只有好。还有，两个女孩子年龄也不小，该上学了，我而且打听到离我的公寓不远，有一所学校敢说是很上等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直到次年春天方才见到伊莎贝儿。那时候，我由于某项工作需要，得在巴黎待上好几个星期，所以在离旺多姆广场不远的一家旅馆租了两间房间。这家旅馆我是常住的，不但因为方便，还因为它有一种情调。那是一所大房子围着一个大院落，被人开设为旅店将近二百年了。浴室根本谈不上讲究，抽水马桶更不能使人满意；卧室里都是铁床，漆成白色，那些老式的白床罩和有镜子的巨大衣橱，式样都很寒伧；但是，起坐室里的家具却是古色古香。长沙发和圈椅都是拿破仑第三时代的那种华而不实的货色，不过，尽管谈不上舒适，看上去却还花花绿绿，很好看。坐在这间屋子里，人仿佛生活在法国那些伟大的小说家时代似的。我望着玻璃罩子里的帝国式时钟，就会想到一个头发梳成小发卷，穿荷叶边衣裳的美丽女子，当初说不定在一面望着时钟的长针，一面等候着拉斯第耶克登门拜访；这个拉斯第耶克就是巴尔扎克在小说里写的那个向上爬成性的人。巴尔扎克一部小说接一部小说从他的微贱出身开始一直写到他最后的荣华富贵，把他的一生都包括进去了。还有比安松医生对巴尔扎克是那样真实的一个人物，以至于巴尔扎克临死时还说，“只有比安松医生能够救我”；说不定当年他也会走进这间房间，替一位阔寡妇按脉搏、看舌头；这位阔寡妇是从外省来到巴黎找律师商议一件诉讼案子，生了点小毛小病而请医生的。在那张写字台前，可能坐着一个穿撑裙的钟情女子，头发对中分开，在那里给她的负心情人写一封热情的信，也可能坐着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头儿，穿一件绿礼服大衣，围一条硬领巾，在字斟句酌地写一封愤怒的信给他挥霍无度的儿子。

我到达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伊莎贝儿，问她如果我五点钟来，能不能请我喝杯茶。我和她已经十年不见。一个脸色庄重的管家把我领进客厅时，她正在看一本法国小说，立刻站起身，握着我的双手，热情而妩媚地微笑，向我问好。我和她过去见面顶多不过十一二次，而且只有两次单独在一起，可是，她使我立刻觉得我们是老朋友，而不是泛泛之交。过去的十年，已经缩小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中年男子之间的鸿沟，我不再觉得我们的年龄是那样悬殊了。她以一个见过世面女子的不露痕迹的奉承对待我，好像我和她的年龄相仿，所以不到五分钟，我们就谈得很体己，很没有拘束起来，就像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经常见面，从没有间断过似的。她已经学会了一种随便、落落大方和泰然自若的派头。

可是，使我最感吃惊的是她外貌的变化。我记忆中的她是一个美丽的、肌肉丰满的女子，使人担心她会发胖。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采取了勇敢措施来减轻自己的体重，还是生育孩子偶然碰上了一个可喜后果；不管怎样说，总之她现在的身材非常苗条，可以说完全合乎理想。眼前的服装风气又突出了这一点。她穿了一身黑；我一眼看出她的绸衣服既不太朴素，也不太华丽，是在巴黎一家最讲究的服装店定制的，而她穿在身上却是那样满不在乎，那样若无其事，犹如她天生就是应当穿考究衣服的。十年前，尽管有艾略特替她出主意，她的衣服总有点不够文静，而且穿在身上老是不十分自如。现在玛丽·路易丝·德·弗洛里蒙可不能再说她不帅了。她从头到脚一直到涂成桃红色的指甲尖都帅。她变得更加清秀了。我还发觉她的鼻梁是我看见的女子中长得最直、最美的。不论在前额上或者在她淡褐色的眼睛下面，都看不见一丝皱纹，而且皮肤虽则不像少女时期那样光彩焕发，但是仍旧非常细腻；所以能这样，不用说是和使用化妆品以及面部按摩分不开的，但是这一来却使她的皮肤显得滋润光滑，简直动人。修削的双颊淡淡抹点胭脂，唇膏也不涂得太浓。浓栗色的头发按照当时的风尚剪得很短，并且烫过。手上没有戴戒指，我想起艾略特告诉过我，她把首饰都卖掉了；一双手，虽则特别小，但是长得很好。在那些年代里，女人白天衣服都穿得很短，我能看见她着淡黄长丝袜的腿很美，又长，又瘦削。许多漂亮女子就坏在腿长得不够好看。伊莎贝儿的腿，在她当闺女时，本来是使人最看不上眼的，现在却变得异常好看了。事实上，过去她吸引人是靠健康活泼和精神饱满，现在却由一个漂亮女孩子变为一个美妇人了。至于她的美貌有多少靠的是艺术、锻炼和皮肉吃苦，似乎是无所谓的。总之，结果是极端令人满意就行了。很可能她这种绰约风姿和娴雅举止，着实花了一番苦心，但是看上去却非常自然。我有个想法，觉得她在巴黎住的这四个月，给她多年来惨淡经营的这件艺术品进行了一次最后的加工。艾略特，即便拿出他最苛刻的条件来衡量，也不得不赞许她；我本来不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人，当然被她迷住了。

格雷上毛特芳丹打高尔夫去了，可是，伊莎贝儿告诉我，他马上就会回来。

“而且你得看看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上杜伊勒里公园去玩，可是，快回家了。孩子们很可爱。”

我们东拉西扯地谈。她喜欢巴黎的生活，而且住在艾略特的公寓里很舒服。艾略特在离开他们之前，曾经把他认为他们会喜欢的一些朋友介绍给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一批人过从得很开心了。艾略特总是逼着他们像他过去惯常做的那样，广为交际。

“你知道，我们生活得就像阔人一样，而事实上，我们是穷光蛋。想到这里，我真好笑死了。”

“真弄到这样糟吗？”

她咯咯笑了，这使我想起十年前我觉得非常可爱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笑。

“格雷是一文不名；我的收入几乎完全同拉里要和我结婚而我不肯的时候拉里的收入相等；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法子靠这点钱生活下去，而现在我又多了两个孩子。相当可笑，是不是？”

“我很高兴你认为这件事情可笑。”

“你知道拉里的情况吗？”

“我吗？没有。在你上一次离开巴黎之前，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他熟悉的人里面，有几个我还算认识，而且的确问过他们拉里的情况，不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人知道一点点他的情形。他就这么不见了。”

“我们认识芝加哥拉里有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他告诉我们，他偶尔会收到拉里从什么怪地方开来的一张支票。中国啊，缅甸啊，印度啊。他好像在到处跑。”

我毫不踟蹰地把到了嘴边的一句话问了出来。说到底，你如果想知道一点什么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问。

“你现在可想到早该和他结婚吗？”

她眯眯地笑了。

“我跟格雷结婚很幸福。他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丈夫。你知道，一直到大崩溃到来之前，我们都过得开心之至。我们喜欢同一样的人，而且喜欢做同一样的事。他待我真好。有人对你倾倒备至总是好受的事；而且他现在爱我就如同我们刚结婚时一样。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子。你无法想象他多么的温柔和体贴。在穿的、戴的、用的方面，他大方得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你晓得，他认为没有什么我不配享受的。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一句不体贴或者严厉的话。我真是太幸运了。”

我肚子里想，她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换了话题。

“谈谈你的两个小女儿。”

我说话时，门铃响了。

“她们来了。你自己看吧。”

不一会，两个孩子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保姆。伊莎贝儿先给我介绍大的一个，琼，然后介绍小的，普丽西拉。每个人和我握手时都略为蹬一下，表示礼貌。她们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个子都不算矮；伊莎贝儿当然是高的，格雷我记得是个大块头；不过两个孩子也只是像一般儿童那样好看。她们看上去很孱弱；长了父亲的黑头发，母亲的淡栗色眼睛；在生人面前并不害羞，都兴冲冲地告诉母亲在公园里做的事情。她们的眼睛盯上伊莎贝儿的厨师为喝茶准备的精美糕点，不过，我们还没有动过。当她们母亲准许每个人挑一块吃时，两个人在选择哪一块上都显得有点为难起来。看见她们对自己母亲表现的那种明显感情很好受；三个人扯在一起形成一幅很动人的图画。当她们吃完自己选择的那块糕点之后，伊莎贝儿便打发她们走，两个孩子没有吭一声就出去了。我的印象是，伊莎贝儿把孩子教育得很听话。

孩子们走后，我讲了些对孩子母亲通常讲的话，伊莎贝儿听了我那些恭维话显然很高兴，但是，有点儿不放在心上。我问她格雷可喜欢巴黎。

“相当喜欢。艾略特舅舅留下一辆汽车给我们，所以他几乎能够每天都去打高尔夫球；他并且加入了旅行家俱乐部，在那边打桥牌。当然，艾略特舅舅让出这所公寓把我们养起来，是雪中送炭。格雷人完全垮了，而且现在仍旧发那种可怕的头痛病。他现在即使谋到一个职位，也干不了；这当然使他很着急。他要工作，觉得自己应当工作，想到不能工作使他感到低人一等。你知道，他认为做一个男人就应当工作；如果不能工作，那还不如死掉的好。他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我只是解劝他，说休息和换一下环境会使他恢复正常，才把他拉到巴黎来的。可是，我知道，生活不上轨道他是不会快乐的。”

“恐怕在过去这两年多时间里，你们的日子可够受的。”

“嗯，你知道，崩溃才开始时，我简直相信不了。说是我们会垮掉，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我能够理解到别的人会垮掉，但是，说我们会垮掉——哼，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一直认为，到了最后，总会来点什么运气之类使我们得救。后来，打击终于落到了我们头上，我觉得没法再活下去，觉得简直没法正视未来的日子，太黑暗了。有两个星期，我简直不是人受的；天哪，什么都得放弃掉，知道以后再没有什么欢乐可言，一切我喜欢做的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真是可怕——后来两个星期过去了，我说：‘唉，滚他妈的，我决计不再去想它了，’告诉你真话，我从此就没有想过。我一点点都不懊恼。当时我是得乐且乐，现在完了，就完了罢。”

“摆明的，住在上等住宅区的一座豪华公寓里，有一个能干的管家，一个菜烧得很好的厨师，不要自己花一个钱，还可以给自己的瘦骨头穿上夏奈尔定制的衣服，破产的痛苦是容易忍受的，是不是？”

“不是夏奈尔，是朗万，”她哧哧笑了。“我看出你十年来没有怎么变。你这个鬼灵精，想来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不过我接受艾略特舅舅的好意是为了格雷和两个孩子，这一点我倒是有把握的。靠了我每年的两千八百块的收入，我们在农场上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会种稻子、黑麦、玉米和养猪。说到底，我是生在伊利诺斯的一个农场并且在那边长大的。”

“也不妨这样讲，”我微笑说，明知道她实际上是出生在纽约的一家高级妇产科医院里的。

这时候格雷走进来了。十二年前，我确实只和他见过两三面，可是，我看见过他的结婚照片（艾略特把照片装上漂亮的镜架，和瑞典国王、西班牙王后、德·吉斯公爵签名的那些照片一同放在钢琴上面），他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见面时，我吓了一跳。他的鬓角秃得很厉害，头上还有一小块秃顶，脸养得肥肥的，红红的，重下巴。多年来讲究酒食的结果使他的体重大大增加，只是由于个儿高大，才使他不至于成为一个十足的胖子。可是，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的神情。我完全记得当初他前途无量，一点不用操心的时候，一双深蓝色眼睛里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坦率；如今我好像在这双眼睛里看见一种无名的沮丧，而且即使我不知道事情经过，恐怕我也不难猜到是什么意外事故摧毁了他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秩序的信心。我觉得他有一种自卑感，就像做了坏事，虽则不是出于有意，但是感到羞愧。很明显，他垮了。他很有礼貌地欣然向我问好，而且的确像老朋友见面时一样，显得很高兴，但是，我的印象却是他的这种开心样子只是做惯的一套，嘴里嚷的和内心的感受毫无共同之处。

用人送来了酒，他给我们调了鸡尾酒。他打了两轮高尔夫球，自己觉得很满意；谈他碰到一只难进的洞时他是怎样解决的，讲得相当啰嗦仔细，伊莎贝儿好像听得津津有味。过了几分钟后，我和他们约好一个日子吃晚饭和看戏，就告辞了。

二

我逐渐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做完一天工作之后，就去看望伊莎贝儿，一个星期总有三四次。这时候，她大都一个人在家，很高兴有人来聊天。艾略特给她介绍的那些人，比她的年纪要大得多，我而且发现她很少有什么和她年纪相仿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在晚饭之前大都很忙，我而且觉得与其去我的俱乐部，和那些并不怎样欢迎外人插进来的没好气的法国人打桥牌，还不如跟伊莎贝儿聊聊好受些。她那种把我当作和她年纪相当的人的妩媚派头，使得我们谈起话来很随便；我们相互笑谑，欢笑，打趣，有时候谈我们自己，有时候谈我们共同的朋友，有时候谈书，谈画，所以时间很开心就消磨掉了。我生性有个缺点：对不好看的相貌永远看不惯；一个朋友的性格不管多么善良，即使多年来时常过从，也不能使我看见他的坏牙齿或者歪鼻子感到顺眼；另一方面，我对朋友的标致相貌却永远感到喜欢，而且尽管交往了二十年之久，我对于长得像样的额头或者线条柔和的颧骨仍旧喜欢看。因此，我每次看见伊莎贝儿时，对她那张完美的椭圆脸型，凝脂似的皮肤，栗色眼睛里的明快神情，总会重新感到一点心旷神怡。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三

在所有大城市里，总存在着许多自给自足的集团，相互不通音问；它们是一个大世界里的许多小世界，个个过着自己的生活，只有成员和成员之间交往过从；每个小世界是一个孤岛，中间隔着无法通航的海峡。根据我的经验，没有一个城市比巴黎更加是这样了。在巴黎，上流社会很少让外界人进得去的；政客们把自己局限在他们生活糜烂的圈子里；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相互来往；作家和作家聚集在一起（在安德烈·纪德的日记里，有一点很突出：他好像除掉那些跟他从事一样职业的人以外，很少和什么人接近的），画家和画家亲近，音乐家和音乐家交游。伦敦也是同样情形，不过不是那么显著；在伦敦，同一类的人不大聚集在一起，而且有这么十几家人家的宴会席上，你可以同时碰见一个公爵夫人，一个女演员，一个画家，一个议员，一个律师，一个服装设计师和一个作家。

我在生活上的遭遇，使我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巴黎差不多所有这些小世界里都待过一个短暂时间，甚至圣日耳曼大街那个关闭社会（通过艾略特）也进去过；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以蒙帕纳司大街为干线的那个小社会，比起以现在叫做福煦大道为中心的那个甄别很严的小圈子，比起常去拉吕饭店和巴黎咖啡馆的那一批不管国别的人士，比起蒙马特尔区那群喧闹而破烂的寻欢作乐的人来，都还要喜欢。在我是个青年时，我曾经在贝尔福狮子咖啡馆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住过一年，公寓在六层楼，从上面可以瞭望那片公墓，眼界非常开阔。蒙帕纳司在我眼中仍旧具有当初它特有的那种外省乡镇的安静气息。当我经过阴暗而狭窄的奥德萨街时，我会感到一阵惆怅，想起当初我们经常聚餐的那家简陋饭店。我们里面有画家，雕刻家，插图家，除掉阿诺德·班内特偶尔来来外，我是唯一的作家；我们会坐得很晚，兴奋地、荒谬地、愤怒地讨论绘画和文学。现在沿着蒙帕纳司大街走去，看着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的青年人，并且替自己杜撰些关于他们的故事，对我仍旧是一种乐趣。当我没有事情可做时，我就叫一辆汽车去老多姆咖啡店坐坐。它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为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包下来的集会场所；邻近的小商贩常会上这儿来，而塞纳河对岸的陌生人也会跑来，企图看一看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当然，学生们仍旧来这里，还有画家和作家，但多半是外国人；当你坐在咖啡店里听周围的人谈论时，你听到的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和你听到的法语一样多。可是，我有个感觉，好像他们谈论的东西跟我们四十年前谈论的东西大致一样，只是他们现在谈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马奈，是安德烈·布雷东而不是纪尧姆·阿波利内尔而已。我真向往他们啊。

我来到巴黎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晚上，坐在多姆咖啡店里；由于露台上人挤，我只得在前排找一张桌子坐下。天气晴暖。悬铃树正要冒叶子，空气中有巴黎所特有的那种闲散、轻松和欢快的情趣。我觉得很平静，不是由于疲乏，而是由于畅快。忽然间，有个男子在我面前走过，停下来向我咧开嘴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声：“哈啰！”我瞠眼望着他。这人又高又瘦，没有戴帽子，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早就应当剪了；上嘴唇和后腮全被浓密的棕色胡须掩盖起来；前额和头颈晒得黑黑的；穿一件破衬衫，没有打领带，一件穿得很旧的棕色上褂，灰色裤子也破烂得不成样子。他像个乞丐，我有十足的把握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断定他是那种没出息的人流落在巴黎，存心等他编一套落难的故事，骗我几个法郎去吃顿晚饭和找个地方过夜。他站在我的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白牙齿，深棕色的眼睛显出好笑的神气。

“你不记得我了？”他说。

“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你。”

我准备给他二十法郎，可是，我不准备放过他胡说什么我们见过。

“拉里，”他说。

“老天啊！请坐。”他哧哧笑了，向前走一步，在我桌子的空椅子上坐下。“喝杯酒。”我招呼侍役。“你脸上这样胡子拉碴的，怎能指望我认得你呢？”

侍役来了，他要了橘子水。现在我再看看他，想起他眼睛的那种特别神情是由于虹膜和瞳孔的颜色一样黑，使眼睛看上去既强烈又没有光彩。

“你在巴黎待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

“预备待下去吗？”

“住一个时候。”

当我问这些问题时，脑子里却不停地盘算。我注意到他的裤脚管已经毛了，上褂靠肘腕那儿也有些洞。他的样子和我过去在东方那些港口碰见的贫民一样寒伧。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是很容易联想到不景气的，所以我盘算是不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崩溃使他变得赤贫了。想到这里，我很不好受，可是，我向来不喜欢兜三绕四的，所以就开门见山问他：

“你是不是没法子混了？”

“没有，我很好，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

“哦，你看上去好像三天没有吃饭的样子，而且你穿的衣服只配扔到垃圾箱里。”

“有这么糟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事实是我本来打算置办些零碎东西，不过，我好像从来就没有能兑过现。”

我觉得他害臊或者放不下架子，但是，我认为犯不着容忍他这一套胡说。

“别傻了，拉里。我不是个富翁，但是，我也不穷。如果你缺少钱用的话，让我借几千法郎给你。不会搞垮我的。”

他哈哈大笑。

“多谢，不过，我并不缺少钱用。我的钱尽够我花的了。”

“大崩溃之后还是这样吗？”

“哦，大崩溃并不影响我。我所有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跌价了。我从来没有打听过。只知道山姆大叔仍像往常一样规矩，继续付利息。事实上，过去几年中我的用度极小，所以手里的现钱一直很可观呢。”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印度。”

“哦，我是听说你去过那里。伊莎贝儿告诉我的。她显然认识你在芝加哥的银行的经理。”

“伊莎贝儿？你是几时看见她的？”“昨天。”

“她难不成在巴黎吗？”

“她的确在巴黎。就住在艾略特·谈波登的公寓里。”

“这太有意思了。我真愿意看看她。”

当我们这样交谈时，我虽则相当留神观察他的眼睛，可是，除掉通常的诧异和高兴之外，并没有察觉出什么更加复杂的心情。

“格雷也住在那里，你知道他们结婚了。”

“是啊，鲍勃大叔——纳尔逊医生，我的保护人——写信告诉我的，可是他几年前死了。”

我想起这可能是他和芝加哥以及他在芝加哥那些朋友之间的唯一联系，现在这条线断了，他很可能对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我告诉他，伊莎贝儿生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和路易莎·布雷德利都死了；告诉他格雷完全破产和艾略特的慷慨行为。

“艾略特也在巴黎吗？”

“不在。”

四十年来，艾略特第一次不在巴黎过春天。尽管样子看上去还年轻，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人上了这样年纪，总有些时候感到疲倦和不舒适。他除掉散步外，别的锻炼逐渐都放弃掉。他对自己的健康很不放心，他的医生一个星期来看他两次，在两边屁股上轮流打针，皮下注射一种当时流行的针剂。每次吃饭，不论在家里或者在外面，他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金盒子，取出一粒药片吞下去，就像履行宗教仪式一样郑重其事。他的医生劝他去蒙特卡地尼疗养，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水疗场；这以后他建议去威尼斯寻找一个制作适合放在他的罗马式教堂里的圣水盘。他对巴黎的兴趣已经大不如前了，原因是他觉得巴黎的社交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他不喜欢年纪大的人，而且非常痛恨人家请客时碰见的都是和他一样年纪的人，但是，年轻人他又觉得语言无味。装修他建造的这座教堂现在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兴趣；在这上面，他可以放开手买，以满足自己对艺术品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热爱，同时感到心安理得，觉得是在颂扬上帝。他曾经在罗马物色到一座蜜黄色石头砌的早期祭坛，并在佛罗伦萨花了六个月时间的讨价还价，买下一块锡耶纳派的三联雕刻放在祭坛上面。

后来拉里问我格雷喜欢不喜欢巴黎。

“恐怕他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

我试行向他描绘格雷给我的印象。他一面听，一面眼睛紧紧盯着我的脸看，一也不，像在沉思；这使我觉得——连我也不懂得是什么缘故——他不是用耳朵，而是用一种内在的、更灵敏的器官在听。这很古怪，而且叫人不舒服。

“不过，你会亲眼看见的，”我讲完时说。

“是啊，我很愿意去看他们。我想电话簿上会找到他们的住址。”

“可是，如果你不想把他们吓得灵魂出窍，并且使两个孩子叫得像着魔一样，我想你还是去剪个头，把胡子刮刮。”

他笑了。

“我也想到过。没有道理使自己这样刺眼。”

“既然你这样说，也不妨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

“我想我是有点破烂相。当我快要离开印度时，我发现只剩下身上这一套衣服。”

他看看我穿的衣服，问我是哪一家裁缝做的。我告诉了他，不过附带告诉他这家铺子在伦敦，所以纵使知道，也派不上多大用场。这个问题丢下之后，我就重新谈起格雷和伊莎贝儿来。

“我时常和他们见面，”我说。“他们一块儿过得很快乐。我从没有机会单独和格雷谈话过，不过，敢说他反正不会跟我谈到伊莎贝儿。可是，我知道他对她的爱情很专。他静下来时，脸色相当难看，眼睛里带有一种迷惘，可是，当他看见伊莎贝儿时，就会显出一种温柔恩爱的神情，相当感动人。我有个想法，在他们出事的那些日子里，她从头到尾都像岩石一样和他站在一起，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待他的好处。你会发现伊莎贝儿变了。”我没有告诉他，伊莎贝儿从来没有像她现在这样美丽过。他未见得能识别得出当初那个好看的高个儿女孩子，怎样变成这样极端文雅娇艳的女子。有的男人对于艺术给女性美的加工是痛恨的。“她待格雷很好。尽了最大的力量帮助他恢复自信。”

可是，时间已经晏了；我问拉里要不要和我到大街上去一同吃晚饭。

“不，我不想吃，谢谢，”他答。“我得走了。”

他站起身，很和气地点个头，三脚两步到了人行道上。

四

第二天，我看见格雷和伊莎贝儿，就告诉他们我碰见拉里。他们和我昨天一样感到出乎意料。

“看见他太好了，”伊莎贝儿说。“让我们立刻去看他。”

我这才想起自己忘记问他住在哪里。伊莎贝儿把我狠狠收拾一顿。

“我即使问他，恐怕他也不会告诉我，”我一面笑，一面抗议说。“这很可能跟我的潜意识有关系。你可记得他从来不喜欢告诉人他住在哪里。这是他的怪癖之一。他随时都可以走进来。”

“这倒像他的为人，”格雷说。“便是在过去，你也拿不准会在你指望的地方找到他。他今天在这儿，明天就不见了。你明明看见他在房间里，过会儿想要过去招呼他一下，可是，你转过身去时，他已经失踪了。”

“他一直是个顶叫人恼火的家伙，”伊莎贝儿说。“这是无法否认的。看来我们只好等他高兴的时候大驾光临了。”

那天他没有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伊莎贝儿硬说是我编出来使他们怄气的。我向她保证没有，并且想出些理由来说明他不来的原因。但是，这些理由不大讲得通。我自己心里盘算，他是不是经过重新考虑，决定不见格雷和伊莎贝儿，并且离开巴黎到什么别的地方游荡去了。我已经觉得他从来不在什么地方扎根，只要有了一条他认为是良好的理由，或者自己一时高兴，他就会随时抬起脚来走掉。

他终于来了。那是个下雨天，格雷没有去毛特芳丹打球。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伊莎贝儿和我在喝茶，格雷呷着一杯威士忌掺贝里埃；这当儿，管家开了门，拉里踱了进来。伊莎贝儿叫了一声立刻站起来，投入他的怀抱，吻他的两颊。格雷的一张红红胖胖的脸比平时更红了，热烈地拉他的手。

“嘻，真高兴看见你，拉里，”他说，声音激动得有点咽着。

伊莎贝儿咬着嘴唇，看出她在硬忍着没有哭出来。

“喝杯酒，老兄，”格雷摇摇晃晃地说。

两个人看见这个流浪汉如此的高兴，深深打动了我。拉里看见自己在他们心里这样重，一定很好受，他快乐地笑着。可是，在我看来，他仍然十分冷静。他注意到桌上的茶具。

“我喝杯茶吧，”他说。

“嘘嘘，你不想喝茶，”格雷叫出来。“让我们开瓶香槟酒。”

“我喜欢茶，”拉里微笑说。

他的镇定对这对夫妇产生了一种可能是他预期的效果。两人都平静下来，但是，仍旧带着喜悦的眼光望着他。我这话并不意味着说他以冷冰冰的僵硬态度来回答人家的由衷热情；相反，他显得非常之有礼貌和可爱；不过从他的眉宇之间可以觉察到一种只能称之为超然的派头，而且弄不懂这代表什么。

“你为什么不立刻来看我们，你这个鬼？”伊莎贝儿叫，假装生气。“这五天来，我一直在张望窗子外面，看你来了没有，而且每次门铃响，我的心都要跳到嘴里来，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咽得下去。”

拉里哧哧笑了。

“毛姆先生告诉我，我的样子太野蛮了，你们的用人不会放我进门的。我飞往伦敦去买点衣服。”

“你用不着上伦敦去买，”我笑着说。“你可以在春光百货公司或者美丽园买一套现成的。”

“我想果真要做衣服的话，那还是做得像样些。我有十年没有买西方服装了。我上你的裁缝店去，说我要在三天之内做一套衣服。他说要两个星期，因此折衷下来改为四天。我是一小时前从伦敦回来的。”

他穿了一套藏青哔叽衣服，和他的瘦长身材非常相称，一件白衬衫，配上软领子，打一条蓝领带，脚上穿一双黄皮鞋。头发已经剪短，脸上胡子都已剃光。他看上去不但整洁，而且头发梳得很光；简直是变了一个人；由于长得很瘦，颧骨显得更加突出，庭穴更凹进去，深陷在眼窝里的那双眼睛比我记得的还要大些；尽管如此，外表还很漂亮；说实在话，那张晒得黑黑的、没有一丝皱纹的脸使他看上去异常年轻。他比格雷小一岁，两人都是三十开外的人，可是，格雷看上去要老十岁，而拉里则要年轻十年。格雷由于身材高大，动作迟缓而且比较滞重，拉里的动作则是轻快随便。拉里的神情像个孩子，又快活又高兴，可是，同时带有一种宁静，使我特别感觉到，并且和我过去认识的这个青年有所不同。谈话一直就没有停，这在老朋友之间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许许多多记忆都是共同的；格雷和伊莎贝儿还插进些芝加哥的新闻，都是些零星花絮，从一件事勾起另一件事，引起轻盈的笑声。当他们这样谈笑时，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拉里虽则笑得很开朗，而且听着伊莎贝儿那样随便拉呱表现出明显的喜悦，但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洒脱派头。我不觉得他在做假，他非常自然，决不会做假，而且他的诚恳是一望而知的；我只觉得他内心里有一种东西，不知道叫它知觉，还是感性，还是力量，使他始终说不上来地有点落落寡合。

两个女孩子被保姆带了进来，和拉里见过，并且有礼貌地行一下屈膝礼。拉里伸出手来，柔和的眼睛带着动人的慈祥神气望着她们；孩子们握着他的手，一本正经地睁眼望着他。伊莎贝儿兴孜孜地告诉拉里，她们的功课都很不错，给了她们每人一片小饼饼，就打发她们走了。

“你们睡觉时，我来给你们念十分钟故事书。”

她不愿意在这时候打扰她看见拉里的快乐。女孩子去向父亲道晚安。看见这个大块头搂着孩子吻她们时一张红脸上显露出来的爱，确很动人。谁也看得出他对她们非常钟爱，非常得意；当她们走后，他转向拉里，唇边显出一种甜蜜的微笑说：

“两个孩子不错吧？”

伊莎贝儿亲热地瞟他一眼。

“我要是听任格雷不管，他就会把她们惯坏了。这个大坏蛋，他会把我饿得个要死，而用鱼子酱和肝酱去喂两个孩子。”

他微笑望着她说：“你说谎，而且知道你在说谎。我是崇拜得你五体投地的。”

伊莎贝儿的眼睛里也露出笑意，算是回答。这一点她知道，而且很高兴。真是一对幸福的夫妇。

她坚决要我们留下吃晚饭。我想他们大约愿意单独和拉里在一起，就推说有事，但是，伊莎贝儿决计不听。

“我去告诉玛丽在汤里多放一根胡萝卜，就够四个人吃的了。有只小鸡，你和格雷可以吃腿，我和拉里吃翅膀；她的奶蛋酥总可以做得够我们四个人吃的。”

格雷好像也要我留下；我本来不想走，就服从他们的劝阻。

在等待晚饭时，伊莎贝儿又把他们的遭遇详细讲了一遍，就是我简单告诉拉里的。虽则她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时尽量讲得轻松，格雷绷着个脸显得很不好受。她设法使他高兴一点。

“反正现在全过去了。我们摔了跤，但是，我们还有前途。等情形好一点，格雷将会谋得一件好事，发笔大财。”

鸡尾酒送进来，两杯酒下肚，使这个可怜人儿的兴致好一点起来。我看见拉里虽然拿了一杯酒，但是，简直没有碰；格雷没有注意到，给他再来一杯时，他拒绝了。我们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格雷关照人开一瓶香槟酒，可是管家给拉里倒酒时，他告诉管家他不喝酒。

“唉，可是你非喝一点不可，”伊莎贝儿叫。“这是艾略特舅舅最好的酒，他只在招待特客时才开呢。”

“告诉你老实话，我还是欢喜喝水。在东方待了这么些年，能够喝到干净的水已经是福分了。”

“这是庆祝。”

“好吧，我喝一杯。”

晚饭烧得很好，可是，伊莎贝儿注意到，我也注意到，拉里吃得很少。大约她忽然想起一直是自己在谈话，而拉里除掉洗耳恭听外，简直没有机会说什么，所以，现在开始问拉里自从上次见面以后，这十年来做了些什么。他回答得很诚恳坦率，但是，含糊其辞，等于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噢，我在晃膀子，你知道。我在德国待了一年，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待了些年。在东方胡乱跑了一阵。”

“你刚从哪里来？”

“从印度。”

“你在印度多久？”

“五年。”

“玩得好吗？”格雷问。“打到老虎没有？”

“没有，”拉里笑了。

“你干了些什么，要在印度待上五年呢？”伊莎贝儿说。

“到处玩，”他答，忍俊不禁的样子。

“那个绳子戏法是怎么回事？”格雷问。“你看见过没有？”

“没有，没看见。”

“你看见什么呢？”

“很多的事情。”

我这才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据说瑜伽师具有我们认为的神奇能力，是真的吗？”

“我弄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印度一般都这样认为。但是，最有智慧的人并不把这些能力看得怎样了不起；他们觉得只会妨碍修真。我记得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告诉我，有个瑜伽师来到河边，没有渡河钱，摆渡的船夫不肯白白带他，于是他就走到河上，踏着水面到达对岸。告诉我这件事的瑜伽师，相当鄙夷地耸耸肩膀说，‘这样的奇迹只抵得上一个渡河钱的价值。’”

“可是，你认为瑜伽师真的能在水上行走吗？”格雷问。

“告诉我的那个瑜伽师摆明是相信的。”

听着拉里讲话，使人觉得很好受，因为他的声音非常之悦耳，清脆，圆润而不深沉，有种特殊的抑扬顿挫。吃完晚饭，大家回客厅喝咖啡。我从来没有到过印度，急于想多知道一点。

“你跟作家和思想家有过接触吗？”我问。

“我看你把他们当作两种不同的人，”伊莎贝儿取笑我说。

“我有心要去接触他们，”拉里回答。

“你怎样同他们交谈的呢？用英语吗？”

“他们里面最有意思的人，即使会说英语，也说得不大好，理解就更差了。我学了兴都斯坦语。后来去南方，又学了不少泰米尔语，所以相当混得下去。”

“拉里，你现在懂得几国语言？”

“噢，我也不知道。半打左右吧。”

“我还想多了解一点瑜伽师的情形，”伊莎贝儿说。“你跟他们里面的人可有搞得很熟的？”

“熟得不能再熟了，”他微笑说。“我在一个瑜伽师的亚西拉马住了两年。”

“两年？亚西拉马是什么？”

“啊，我想你不妨称它做隐居的地方。有些圣徒总是单独生活，或是在庙里，或是在林子里，或者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坡上。另外有些瑜伽师吸引了一些门徒。有些乐善好施的人为了积功德，对某一个瑜伽师的虔诚深怀景仰，就为他造一间房子住；房子有大有小，那些门徒就跟着他住，或者住在阳台上，或者住在厨房，如果有厨房的话，或者住在树底下。我在这处丛林有一间小房子，刚好放得下我的行军床、桌椅和书架。”

“这地方在哪儿？”我问。

“在特拉凡哥尔，那是一处美丽的乡野，青绿的山谷，缓缓的河流。山上有老虎、豹子、象和野牛，可是，那个亚西拉马是在环礁湖上，周围长着椰子树和槟榔树。它离开最邻近的城镇也有三四英里远，但是，人们常常从那边或更远的地方徒步或者坐着牛车来听这位瑜伽师讲道；那是在他高兴讲的时候；他不讲道时，就坐在他的脚下，在晚香玉的氤氲空气中，共同享受从他的道行所散发出来的宁静和安乐气氛。”

格雷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我猜想谈话的内容使他感到不大好受了。

“来杯酒吗？”他问我。

“不要，多谢。”

“那么，我来一杯。你怎么样，伊莎贝儿？”

他挪动自己沉重的身体从椅子上起来，走到放威士忌和贝里埃及酒杯的台子前面。

“那儿有别的白人吗？”

“没有，我是唯一的一个。”

“你怎么能待得了两年之久呢？”伊莎贝儿叫。

“那就像一转眼似的。我过去的有些日子过得好像比这两年的时间长得多呢。”

“这两年你干些什么？”

“读书。散步，散很长的步。坐一条船在环礁湖上游。冥思。冥思非常之吃力；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就像赶了五百英里路的马车一样筋疲力尽，以后只想休息，什么事都不想干。”

伊莎贝儿眉头微微皱一下。她弄得迷惑了，敢说她有一点儿害怕。可能她开始感觉到这个几小时前走进屋子里来的拉里，虽则外表上没有变，而且和以前一样开朗和亲热，但是，和她过去认识的那个拉里，那个非常坦率、平易、和蔼，执拗不听她的话但是讨人喜欢的拉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她曾经失掉他，现在重新见面，她认为他还是旧日的拉里，不管经过世情变化，他仍旧是她的；现在呢，她好像在把一道日光抓在手里，而日光却从她握紧的手指间漏掉了；这使她感到有点迷惑不解。那天晚上，我总是在看她，这在我是一件赏心乐事；我看出她的眼光落到拉里那修剪得很整齐的头上，两只小耳朵贴着脑壳时，眼中有股喜悦的神情，而当她注意到他深陷的庭穴和瘦削的双颊时，眼睛的神情又是怎样变化的。她望望他的一双又长又瘦的手，尽管看上去憔悴，仍旧强壮有力。后来她的眼睛又盯着他那富于表情的嘴看，嘴形长得很好，丰满但没有肉感；盯着他开阔的额头和端正的鼻子看。他的那一套新衣服穿在身上不像艾略特那样风度翩翩，可是，自如落堂，就好像穿了有一年，而且天天穿，日日穿似的。他好像引起了伊莎贝儿的一种母性本能，而这种本能是我在伊莎贝儿和她的女儿中间不曾见到的。她是个有经验的女人；而他看上去还只是个男孩子；我从她的神情仿佛察觉到一种母性的骄傲，因为自己的成年孩子能够侃侃而谈，而且别人也都在听，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不相信拉里那些话的涵义能打中她的心坎。

可是，我的话还没有问完。

“你的瑜伽师是什么样子？”

“你指外表，是不是？怎么说呢，他个子不高，人不瘦，也不胖，暗棕色皮肤，胡须剃得光光，白发剪得很整齐。身上除掉一件围腰布外，什么也不穿，然而能够使人看上去和布罗克斯兄弟公司广告上的男人一样穿着整齐。”

“那么，他有什么地方使你特别看中的呢？”

拉里凝神看着我整整有一分钟方才回答。他陷在深窝里的那双眼睛像在企图钻进我的灵魂深处。

“圣徒气息。”

他的回答使我微微感到不安。在这间陈设着精美家具、墙上挂着名画的房间里，这句话就像浴缸漫出的水从天花板上漏下来，扑腾的一声。

“我们全都读到过圣徒。圣佛兰西斯啊，十字架的圣约翰啊，但是，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在今天碰见一个活的圣徒。从我第一次看见他，我就毫不怀疑他是个圣徒。这是个了不起的经验。”

“你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宁静，”他随口回答，淡淡地一笑。然后突然站了起来说，“我得走了。”

“唉，等等，拉里，”伊莎贝儿叫。“时间还早呢。”

“晚安，”他说，一面仍旧笑着，毫不理会她的央求。他吻了一下她的秀颊。“我一两天内再来看你们。”

“你住在哪里？我来看你。”

“哦，别找这些麻烦了。你知道在巴黎打一个电话多么困难，而且我们的电话常常出毛病。”

我看见拉里这样不落痕迹地拒绝把住址告诉人，肚子里好笑。这是他的一个怪癖，总是瞒住自己的住址。我建议后天晚上请他们全体在波隆花园吃饭。在这样令人心醉的春天，露天坐在树下面吃饭，确是快意之至，而且格雷可以用他的小轿车开我们去。我同拉里一同离开，本来很愿意跟他走一段路，可是，一走到街上，他就和我拉拉手，大踏步走了。我坐上出租汽车。

五

我们约好在公寓里碰头，先喝杯鸡尾酒，然后出发。我在拉里之前到达。我约他们去的是一家很讲究的餐馆，总以为伊莎贝儿会穿上盛装；有那么多的女人全穿得花枝招展的，肯定她不愿意比不过人家。可是，她只穿了一件素净的羊毛上衣。

“格雷又发头痛病了，”她说。“他人非常难过。我不能丢下他。我告诉过厨娘，给孩子们吃了晚饭之后，就可以走了，所以我得亲自给格雷烧点吃的，并且劝他吃下去。你还是和拉里单独去吧。”

“格雷睡在床上吗？”

“没有，他发头痛时，从来不肯躺在床上。天知道，他最好是睡下来，可是他不肯。他在书房里。”

这是一间有棕色和金色护壁板的小屋子，护壁是艾略特从一座古堡里弄来的。书籍都有镀金格子护着，并且加上锁，以防止人们翻阅；也许这样做倒好，因为这些书大部分是十八世纪的有插图的淫书；不过，用现代摩洛哥皮面装订起来，看上去倒着实漂亮。伊莎贝儿把我带进书房。格雷弓着身子坐在一张大皮椅子里，旁边地板上散着画报。他闭着眼睛，往日的那张红脸现出死灰色，显然人非常痛苦。他打算站起来，但是，我拦着他。

“你给他吃阿司匹林没有？”我问伊莎贝儿。

“阿司匹林毫不抵用。我有个美国配方，但是，吃了也不见效。”

“唉，别管我了，亲爱的，”格雷说。“明天我就会好了。”他勉强一笑。“很对不起，做了你们的包袱。”他向我说。“你们全去波隆花园。”

“谈也不要谈，”伊莎贝儿说。“你想我会玩得开心吗，一面知道你被这个鬼病折磨着？”

“这个魔鬼，我想他爱上我了，”格雷说，把眼睛闭上。

接着他的脸突然抽搐起来，你几乎可以觉出他头里面那种痛如刀割的滋味。门轻轻开了，拉里走了进来。伊莎贝儿把情形告诉他。

“真糟糕，”他说，同情的样子看了格雷一眼。“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他好过一点呢？”

“没有，”格雷说，眼睛仍旧闭着。“你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别管我，每一个人；离开这儿，自己去寻乐儿。”

我心想，这其实是唯一合理的办法，不过，伊莎贝儿恐怕良心上过不去。

“让我来看看能不能帮助你一下，”拉里说。

“谁也帮助不了我，”格雷有气无力地说。“这个病简直要我的命，有时候我真盼老天这样做。”

“我说也许能够帮助你一下，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也许我能够帮助你帮助一下自己。”

格雷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拉里。

“你怎样帮助呢？”

拉里从口袋里掏出个像银币似的东西，把来放在格雷手里。

“用手紧紧勒住，手掌朝下。不要抗拒我。不要用劲，只是把银币勒在手里。在我数到二十以前，你的手就会张开，银币就会落在地上。”

格雷照他说的做了。拉里坐在写字台那儿，开始数起来。伊莎贝儿和我始终站着。一，二，三，四。数到十五时，格雷的手并没有动，后来好像抖了一下，我有个印象，简直说不上是看见，好像那些勒住的手指在松开。大拇指离开拳头。我清清楚楚看见手指在颤动。当拉里数到十九时，银币从格雷的手里掉下来，滚到我的脚边。我拾起来看看。银币很重，而且形状不整齐，一面生动地刻了一个年轻的头像，我认出是亚历山大大帝。格雷茫然望着自己的手。

“我没有让银币落下去，”格雷说。“是它自己落下去的。”

他坐在皮椅子里，右臂搁在椅子靠手上。

“你坐在这椅子上舒服吗？”拉里问。

“我头痛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坐在这里最舒服。”

“那么，你人完全松下来。不要紧张。不要做什么。不要抗拒。在我数到二十以前，你的右手将要从椅子靠手上抬起来，一直到把手举过头。一，二，三，四。”

他用自己银铃似的抑扬声调数着那些数目；当他数到九时，我们看见格雷的手从搁手的皮面上抬了起来，起先只是勉强看得见，然后高到大约有一英寸光景。有这么一会又停止下来。

“十，十一，十二。”

手震动了一下，接着是整个胳臂开始向上移动。胳臂不再搁在椅子上了。伊莎贝儿有点吓，抓着我的手。情形真是古怪。一点不像自愿的动作。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梦游过，但是，可以想象梦游的人走动起来就像格雷的手臂动作一样古怪。看上去就像本人的意志并不是动力。想来通过自觉的努力把手臂抬得这样慢以及动作这样匀称，是非常困难的。它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种心灵不能控制的潜意识力量在抬起这只胳臂；动作就像活塞在汽缸里非常缓慢地上上下下。

“十五，十六，十七。”

数目字说得很慢，很慢，很慢，就像洗脸盆的水龙头出毛病滴水一样。格雷的胳臂抬着，抬着，一直到手举过头为止。当拉里说完最后一个数字时，胳臂自动地落回到椅子靠手上。

“我没有把胳臂举起来，”格雷说。“只是没法阻止它这样抬起来。是它自己抬起来的。”

拉里淡淡一笑。

“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样说不定会使你对我产生信心。那块希腊银币呢？”

我把银币给他。

“把它抓在你手里。”格雷把银币拿过来。拉里看着表。“现在是八点十三分。在六十秒钟之内，你的眼皮将会变得重起来，使你不得不闭上眼睛，然后你就会睡去。你将要睡六分钟。八点二十分时，你会醒来并且不再感到头痛了。”

伊莎贝儿和我都不说话，眼睛看着拉里。拉里也没有再说什么；眼睛直盯着格雷，但是眼光好像不在看他，而像是透过他，越过他看出去。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沉寂，给人以一种阴森的感觉，就像夜色降临时园中花丛里那种沉寂一样。突然间，我觉得伊莎贝儿抓着我的手紧起来。我张一下格雷。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呼吸通畅均匀；人睡着了。我们站在那里的一段时间就像没完没了似的。我渴想抽支烟，但是不想点。拉里一动不动，眼睛注视着渺茫的远方。除掉眼睛还睁着外，他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木然块然状态。忽然间，他好像松了下来；眼睛重又是往常的那种神情。他看看表。当他看表时，格雷的眼睛睁开了。

“噢唷，”他说，“我敢说我睡觉了。”接着他一惊。我注意到他脸上的那种惨白完全消失。“我的头不痛了。”

“很好，”拉里说。“抽一支烟，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

“这是个奇迹。我觉得人好极了。你怎样做的？”

“我没有做。你自己做的。”

伊莎贝儿去换衣服，我和格雷则喝着鸡尾酒。尽管拉里摆明不想再提，格雷却坚决要谈适才发生的一切。他一点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我根本不相信你会有什么办法，”他说。“我听你摆布只是因为我懒得跟你辩。”

他接着形容自己发病时的情形，受到的折磨，以及头痛过去后人就像垮掉一样。他简直弄不懂怎么刚才醒来时，人会跟平时一样精力充沛。伊莎贝儿回来了；穿的一件衣服是我从前没有见过的；衣服一直拖到地，大约是用一种叫马罗坎的极薄的白平纹绸做的，外镶一圈黑纱边。我不由而然觉得她会为我们争光。

马德里宫堡那天特别热闹，我们都兴高采烈。拉里杂七杂八谈些逗趣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谈过——使我们全都笑了。我感到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使我们不要再去想他适才显示了自己的非凡能力。但是，伊莎贝儿是个意志坚强的女子。不碍她的事时，她可以顺着你滚，可是，她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打算决不放弃。吃完晚饭，大家喝着咖啡和甜酒，伊莎贝儿大约认为一顿好饭和那杯葡萄酒以及亲密的谈话，已经削弱了拉里的防范，就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他看。

“现在告诉我们你是怎样治好格雷的。”

“你自己不是看见了，”他微笑着说。

“你是在印度学会这套玩意儿的吗？”

“是的。”

“他被病魔折腾得很苦。你认为可以使他断根吗？”

“我不知道。也许能够。”

“这会使他的整个生活变样子。像他现在这样一来就病倒四十八小时，怎么能担任正正经经的工作。而他除非又有了工作，是决不会开心的。”

“你知道，我是做不出奇迹的。”

“可是你做的就是奇迹。我亲眼见来。”

“不，这不是奇迹。我只是使格雷脑子里有一种想法，余下的都是他自己做的。”他转向格雷。“明天你做什么？”

“打高尔夫。”

“我六点钟来，我们一起谈谈。”接着，向伊莎贝儿眯眯一笑：“伊莎贝儿，我有十年没有跟你跳舞了。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行不行。”

六

这事以后，我们就时常和拉里碰面。接下去的一个星期，他每天都到公寓来，和格雷单独关在书房里半个小时。看来他是要劝说格雷——如他自己笑着说的——摆脱掉那种使他振作不起来的忧郁心理，而格雷则是孩子气地对他极端信任。从格雷那些零零星星谈话里，我觉察到拉里同时也在设法使格雷恢复对自己的信心。大约在十天以后，格雷的头痛又发作了，碰巧拉里要到傍晚才来。这次的头痛并不太厉害，可是，格雷现在对拉里的异常能力已经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找得到拉里，他就能在几分钟内治好他的头痛。可是，他们不知道他的住址；伊莎贝儿打电话问我，我也不知道。等到拉里终于来了，并且治好格雷的头痛后，格雷就问他住在哪里，以便紧急时立刻可以找到他。拉里笑笑。

“打电话给美国旅行社，留一个口信。我每天早上打电话给他们。”

伊莎贝儿后来问我为什么拉里要把住址保密。他从前就是这样，后来发现他住在拉丁区一个三等旅馆里，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我一点不懂得，”我回答说。“我只能提出些想入非非的理由，可能完全是捕风捉影。也许他的某种古怪本能迫使他把自己精神的一些隐秘部分转移到他的栖息之所。”

“你这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她相当恼火地问。

“你可注意到他和我们在一起时，尽管那样平易近人，和和气气，但是，总有种超然物外的味儿，就好像他并不把自己全部公开出来，而是把某些东西保留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是什么使他脱离我们呢？一种拉力？一个秘密？一种向往？某种知识？我也不知道。”

“我从小就认识拉里，”伊莎贝儿不耐烦地说。

“有时候，我觉得他就像个伟大的演员，在一出蹩脚戏里把一个角色演得无懈可击，就像埃莱奥诺拉·杜丝在《女店主》那样。”

伊莎贝儿听了沉吟一下。

“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大家玩得很开心，而且觉得他是我们里面的一员，犹如别的人一样，可是，突然间，你觉得他就像你想要抓在手里的烟圈一样逃脱你的掌握。你说是什么使他变得这样古怪呢？”

“也许很稀淡平常，所以人们简直觉察不到。”

“比方说？”

“例如，人好。”

伊莎贝儿眉头皱起来。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说。使人听了怪不是滋味的。”

“还是心灵深处有那一点点苦痛呢？”

伊莎贝儿盯着我看了好长一会，像在考虑我在想些什么。她从旁边桌上取一支香烟，点起来，靠在椅背上；望着烟袅袅升到空中。

“你要我走吗？”我问。

“不。”

我有半晌不开口，尽看着她，欣赏着她的俊俏的鼻子和下巴的优柔线条。

“你是不是非常之爱拉里？”

“你这个狗蛋，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爱过别的人。”

“那你为什么嫁给格雷呢？”

“我总得嫁人。格雷疯狂地追我，妈也要我嫁给他。人人都说我和拉里解约很对。我很欢喜格雷；我现在仍旧喜欢他。你不知道他多么的可爱。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更温和更体贴的了。他看上去好像脾气很大，是不是？可是，他对我永远那样温柔。他有钱的时候，总要叫我欢喜这个，欢喜那个，这样他就可以给我买来，并且自己觉得好受。有一次，我说，如果我们能有只帆船周游世界多么好，倘若不是因为经济大崩溃，他就会买来。”

“他听上去太好了，有点叫人信不过似的，”我说。

“我们曾经生活得非常美满。在这方面，我将永远感激他。他使我过得非常幸福。”

我看看她，没有开口。

“我想我并不真正爱他，可是，一个人没有爱满可以过得下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渴想的是拉里，可是，只要不和他见面，这并不真正打扰我。你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只要隔开三千英里的大洋，爱情的痛苦就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句极端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但是，话当然是对的。”

“如果你看见拉里感到痛苦，那么，不和他见面，你说是不是更聪明些呢？”

“可是这种痛苦是天堂啊！再者，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随便哪一天，他都会像太阳落山后的影子一下子消失掉，而且多年和他见不到面。”

“你从来没有想到和格雷离婚吗？”

“我没有理由要和他离婚。”

“没有理由并不能阻止你们国家的女人要和她们丈夫离婚。”

她大笑。

“你认为她们为什么要离婚呢？”

“你不知道？因为美国女人指望她们的丈夫十全十美，就同英国女人指望她们的男管家一样。”

伊莎贝儿把头傲然向后一甩，我简直认为她要把头颈骨扭断。

“你看见格雷不那样能说会道，就以为他一无可取吗？”

“你弄错了，”我赶快打断她。“我觉得他有种动人的地方。人非常之多情。只要看看他望着你时的脸，就知道他对你的情感是多么真挚，多么深。他对自己的孩子比你爱得多。”

“我想你现在要说我是个坏母亲了。”

“相反，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母亲。你照顾得她们很周到，很快乐；注意她们的饮食，留心她们大便是否正常；教给她们礼貌，读书给她们听，命她们做祈祷；一有毛病立刻就请医生，而且小心服侍她们。但是，你不像格雷那样，全心全意放在她们身上。”

“本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我是个人，我把她们也当作人看待。一个做母亲的把儿女当作自己唯一的生命，只会对儿女有害处。”

“我认为你很对。”

“而且她们照样崇拜我。”

“这一点我也留意到了。她们把你看作是她们理想中的一切，文雅、美丽、高贵。但是，她们和你在一起不像和格雷在一起时那样适意和随便。她们崇拜你，这是事实；但是，她们爱格雷。”

“他是可爱。”

我很喜欢她这样说。她的性格中一个顶可爱之处就是对赤裸裸的事实从不恼火。

“大崩溃之后，格雷完全垮了。有好多个星期，他在写字间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家里坐得胆战心惊；生怕他会自杀，因为他觉得太丢脸了。你知道，那些人过去对公司，对他父亲，对格雷都非常信赖，对他们的正直和判断的正确非常信赖。倒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钱蚀光了，而是因为所有那些信任他的人把钱全蚀光了，使他交代不过去。他觉得自己早就应当看出一点苗头。我没法子说服他认为事情不能怪他。”

伊莎贝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支口红，涂涂嘴唇。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并不是这个。我们剩下的唯一一块财产就是农场；我觉得格雷的唯一机会就是离开当地，所以我把两个孩子交给妈，和格雷上农场去住。农场他是一直喜欢的，但是，从来没有单独去过；过去总是带上一大堆人，玩得非常痛快。格雷的枪法很好，可是，当时没有心思打猎。他过去时常一个人坐一条船，划到沼泽那边，待上几个钟头，观察野禽。他时常在小河里划来划去，两边是浅灰色的蒲草，头上只看见蓝天。有些日子，那些小河就像地中海一样蓝。他回来总不大肯说，只说妙极了。可是，我能看出他感受很深。我知道他的心被这种美，这种寥廓，这种幽静打动了。在太阳刚要落山之前，沼地上有这么一会儿光线很是迷人。他往往站在那里凭眺，心里感到非常受用。他时常骑马到那些孤寂而神秘的林子里跑得老远；那些树林就像梅特林克一出戏剧里的那种树林一样，灰暗、沉寂，简直有点阴森；而且春天有这么一个时候——顶多只有半个月——山茱萸盛开，橡皮树抽叶，嫩绿色的叶子被灰色的西班牙苔藓一衬，就像一首欢乐的歌曲；地上开遍白色的大百合花和野杜鹃，像铺了地毯一样。格雷形容不出自己的感受，但是感受极深。他被妩媚的春光弄得浑陶陶的。啊，我知道我讲得不好，可是我没法告诉你，看见这样一个大块头被这样纯洁、这样美的感受提到这样高的境界，叫人简直要哭出来。如果天上有个上帝的话，那么格雷是非常接近上帝的。”

伊莎贝儿告诉我这段话时，人有点儿动心，所以掏出一块小手绢，小心地把眼角两边的晶莹眼泪揩掉。

“你在制造幻想，是不是？”我微笑说。“我觉得你在把你指望格雷具有的思想和情感说成是真事。”

“如果他没有，我怎么能看到呢？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除非感觉到人行道上脚底下的水泥，和沿街商店大橱窗里有帽子、皮大衣、钻石手镯和镶金的化妆用品盒可看，就不觉得真正快乐。”

我笑了；有这么一会，双方都没有开口。后来，她回到我们先前谈的话题上来。

“我决不会和格雷离婚。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他是绝对离开不了我的。这使人相当得意，你知道，也使人产生一种责任感。再者……”

“再者什么？”

她斜瞥了我一眼，眼睛里闪出一种调皮的神情。我认为，她拿不准我对她打算讲的话抱什么态度。

“他在床笫之间很不错。我们结婚已经有十年，可是他还是和开头一样对我那么热火。你在你的一个剧本里不是说过，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不会爱到五年以上的？哼，当时你只是胡说八道。格雷就跟我们刚结婚时一样爱我。在这方面，他使我很快乐。不过单看我的样子，你不会想到我是那样的人。我是个很风骚的女人。”

“你完全错了，我会这样想的。”

“那么，这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地方，对不对？”

“恰恰相反。”我仔细看了她一眼。“你可懊悔十年前没有和拉里结婚吗？”

“不。当时如果和他结婚，那简直是发疯。不过，当然喽，当时如果我像现在这样懂得，我就会溜走和他住上三个月，然后，把他从我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一了百了。”

“你没有做这样的试验，恐怕算你的运气；你说不定会发现自己没法摆脱掉他。”

“我不相信。这不过是一种肉体的诱惑。你知道，克服肉体欲望的最好办法往往就是让它得到满足。”

“你可曾想到过你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人？你告诉过我，格雷的情感有深刻的诗意，你又告诉我，他是个热烈的情人；我深信这两者对你都极其重要；但是，你没有告诉我比这两者加在一起还要重要得多的是什么——那就是把他抓在你那美丽但并不太小的手掌心里的感觉。拉里将永远逃脱你的掌握。你可记得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大胆的情人，你永远，永远不能吻到，虽则逐渐接近目标。’”

“你往往自命你懂得的比你知道的多，”她说，话有点尖刻。“一个女子只有一个法子能抓住男人，你是知道的。让我再告诉你一点：她要抓住男人不在乎第一次和他睡觉，而是看第二次。如果一个女子抓住了一个男人，那么，就此永远抓住他了。”

“你这话可以说是探骊得珠。”

“我到处跑，眼睛和耳朵又没有闲住。”

我有半晌没有开口；心里在盘算。

过了一会，我说道，“我不知道拉里过去是不是真正爱你。”

她坐起来；脸色有点变，眼睛含怒。

“你讲的什么？他当然爱我。你认为一个女孩子碰到有人爱她都不知道吗？”

“噢，我敢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爱你的。他认识的女孩子里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接近的。你们从小就在一起玩。他指望自己爱你。他有正常的性欲本能。你们应当结婚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你们除掉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外，相互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殊不同。”

伊莎贝儿气平了一点下来，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知道女子总是喜欢人谈论爱情，所以接着说道：

“道德家总想说服我们，把性的本能和爱情看作是两码子事。他们总倾向于把性说成是一种附带现象。”

“附带现象，这放的什么屁？”

“有些心理学家是这样看的，认为意识是伴随脑的活动出现的，并且由脑活动决定，但是意识对脑的活动并不产生任何影响。意识就像水里的树影，离开树不能存在，但是对树丝毫没有影响。有人说，没有热情也可以有爱，我认为是胡说；他们说热情没有了，爱仍旧可以存在，他们指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感情，好心，共同的爱好，兴趣，和习惯。特别是习惯。两个人可以由于习惯继续发生性关系，就像到了吃饭的时候肚子觉得饿一样。当然，人可以有欲望而没有爱。欲望并不是热情。欲望是性的本能的天然结果，它比人这个动物的其他功能并不更重要些。所以有些做丈夫的在时间地点适合时偶尔放纵一下，他们的妻子那样大惊小怪，实在愚蠢。”

“这难道专指男人吗？”

我笑了。

“你一定要问的话，我得承认对两者都适用。唯一不同的是，对一个男子来说，这种露水关系毫无情感价值，对一个女子来说就不同了。”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女人。”

我不预备让她打断我的话。

“爱没有情欲，就不是爱，而是别的东西；而且情欲并不是由于满足而是由于阻挠变得强烈的。你想济慈告诉他的希腊古瓮上的情人不要难受是什么意思？‘你将永远爱着，而她将永远美好！’为什么？因为她是得不到手的；不管这情人怎么疯狂地追求，她仍旧逃脱他的掌握。原因是他们被拘禁在我所谓的一件无情艺术品的大理石上面。你对拉里的爱，和拉里对你的爱，就和保禄与弗兰采斯加的爱情，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一样单纯和自然。所幸是，你们没有碰上一个悲惨的结局。你和一个有钱的人结了婚，拉里则云游世界，想弄清妖女唱的是什么歌。情欲在这里没有起过作用。”

“你怎么知道的？”

“情欲是不计代价的。巴斯噶说感情有其为理智所不理解的理由。如果他的意思是我设想的那样，那就是指情欲控制着感情的时候，感情就会发明一些不但言之成理的理由，而且可以充分证明世界在爱的面前可以为了爱完全毁掉。它使你相信牺牲荣誉是值得的而蒙耻受辱是便宜事情。情欲是毁灭性的。它毁掉安东尼和克莉娥彼特拉，毁掉特里斯丹和绮瑟德，毁掉巴奈尔和吉蒂·奥赛。如果它不毁掉人，它就死掉。到了那时候，一个人才会废然若失，发现自己虚掷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熬受因妒忌引起的剧烈痛苦，蒙辱含垢，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全部柔情蜜意，自己灵魂的全部财富，都浪费在对方身上，而对方不过是只破鞋，一个蠢货，是自己制造许多梦想的一个借口，连一块橡皮糖都抵不上。”

我发挥掉这段议论之前，已经满看出伊莎贝儿并不凝神听我，而是一个人在出神。可是，她下面的一句话却使我出乎意料。

“你想拉里是处男吗？”

“亲爱的，他已经三十二岁了。”

“我肯定他是的。”

“你怎么会有这样看法？”

“对这种事情女人天生有一种本能。”

“我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冒充他从来没有和女人睡过觉，把一个个美丽女子都骗了过去，因此混得很不错。他说这就像巫咒一样灵。”

“你怎样说我也不管。我是靠直觉知道的。”

天已经快晚了，格雷和伊莎贝儿有朋友约他们吃晚饭，她要换衣服。我无事可做，因此，沿着拉斯拜尔大街一路行来，享受着春天傍晚的愉快气息。我对女人的直觉从来就不大相信；它和她们的主观愿望太适合了，使人对它的可靠性不得不产生怀疑。当我想到和伊莎贝儿的那一大段谈话的末尾，自己不由得笑了出来。这使我想起苏姗·鲁维埃来，我有好几天没有和她见面了。不知道她目前在干些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事，说不定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并且去看个电影。我叫住一辆在街上彷徨的汽车，告诉车夫鲁维埃的公寓地址。

七

我在本书开头时，曾经提到过苏姗·鲁维埃。我认识她已有十一二年；在我现在讲到她的时候，她已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人长得并不美；实际上，可以说相当丑。在法国女人里面，个子算是高的，短身体，长胳臂，长腿；动作笨拙，就好像不知道把长长的四肢怎么对付似的。头发的颜色看她的高兴，多数的时间是红褐色。一张小方脸，高高的颧骨胭脂搽得红红的；大嘴，唇膏涂得很厚。所有这些全谈不上动人，但是，偏偏有人看中她。诚然，她皮肤长得很好，还有雪白有力的牙齿，和大而有神的眼睛。这是她相貌最美的部分，所以她把睫毛和眼皮都染黑了，尽量使得眼睛更好看。人看上去既精明而又和善，而且有种随遇而安的派头；性情非常敦厚，也相当地硬挣。就她所过的那种生活来说，她非得硬挣一点不可。母亲嫁了一个政府的小公务员，丈夫死后，回到昂儒原籍那个村子靠抚恤金过活。苏姗十五岁时，被送到邻镇一个服装店里学生意，离家很近，每星期都能回家；十七岁那年，苏姗有两个星期假期，被来到她村子画风景的一个画家勾引上了。苏姗知道得很清楚，自己一个铜子没有，结婚的机会是谈不上的，所以，在夏天快完时，画家建议带她上巴黎去，她欣然答应了。他带她在蒙马特尔区像兔子窝一样全是画室的地段找到一个住处，快快活活过了一年。

一年后，他告诉她说，自己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因此没有能力再养活一个情妇。她对此早已料及，所以泰然处之。他问她要不要回家去，当她回答说不想回去时，他就告诉她说，另外有个画家愿意要她，就在同一条街上。他提的这个人曾经勾引过她两三次；虽则她顶了他回去，但是，嘻嘻哈哈的，所以并不使他难堪。她对这个人并不讨厌，所以服服帖帖接受这个建议。搬家很方便，连出租汽车都不用叫，就把箱子搬了过去。她的第二个情人比第一个情人年纪大得多，但是仍旧长得很体面，把她各式各样的姿势都画到了，穿衣服的，裸体的。她和他同居了两年，过得很快活。她感到得意的是，他的第一张真正成功的画就是以她当模特儿的；她拿给我看这张画的一张印刷品，是从介绍这张画的一个画报上剪下来的。这张画后来被一家美国画店购去。一张裸体，和活人一样大小，躺的姿势和马奈的《奥林匹亚》差不多。画家很快就看出她的身体比例有一种现代情趣，所以把她的瘦削身材画得更加瘦弱，腿和胳臂画得更长，两个高颧骨更为突出，蓝眼睛画得特别大。从复制品里当然看不出用的什么颜色，但是使人感到构图是漂亮的。这张画给他带来一点小名气，从而使他能够娶一个有钱的寡妇，引得人人欣羡。苏姗完全理解一个男人应以自己前途为重，一点没有吵闹，就和他断绝这种亲切关系。

原来到了这时，她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她喜欢艺术家的生活，高兴让画家画她，当模特儿；在一天工作之后，上咖啡店去跟画家们、画家的妻子和情妇坐在一起，听他们谈论艺术，咒骂画商，讲些下流故事，她觉得开心。就在这种场合，她看见有机可乘，自己打定好主意。她挑中了一个没有相好女人的年轻画家，而且在她看还有点才气；当画家单独坐在咖啡店时，她就找一个机会明白讲出自己的处境，也不来什么开场白，就建议两个人同居。

“我二十岁而且很会理家。我会替你省钱，而且省掉你雇用模特儿的钱。你看看你的衬衫，真不像个样子；你的画室简直是一团糟。你需要有个女人照应你。”

他知道她是个好样的；对她的建议觉得很好玩；她看出他有意思接受。

“反正试试没有害处，”她说。“万一不行的话，我们至多和现在一样，谁也没有损失。”

他是个非表现派的画家，给她画像画的全是些方块和长方块；画她只有一只眼睛，没有嘴；把她画成一幅黑、棕、灰色交织的几何图案；画成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线条，这里面勉强可以看出一张人脸。她和他同居了一年半，后来自动地离开他。

“为什么？”我问她。“你不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他是个很好的男孩子。我觉得他没有进步。他在重复自己。”

她毫无困难地又找到一个继承者。她始终忠于画家们。

“我总是和绘画打交道，”她说。“我和一个雕塑家待了六个月，可是，不懂得为什么，我始终不能欣赏。”

她引以为慰的是她和那些情人分开时从没有发生不快过。她不但是个很好的模特儿，也是很好的主妇。她喜欢在自己暂时栖身的画室里工作，把画室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并且引以为荣。她的菜烧得很好，能够花很少一点钱烧出很可口的菜来。男人的袜子破了，给他补好；衬衫的纽扣掉了，给他钉上。

“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因为是个画家，就不能穿得整整齐齐的。”

她只失败过一次。这次是同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人比她以前认识的画家都有钱，还有一辆汽车。

“可是，没有多久就吹了，”她说。“他时常喝醉酒，喝醉酒之后真够烦人。如果他是个不坏的画家，我也就不在乎了，可是，亲爱的，他画得简直不堪入目。我告诉他我要离开他之后，他哭了起来，说他爱我。

“‘我可怜的朋友，’我跟他说。‘你爱我不爱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没有才气。你顶好回到本国去开个杂货店。这是你的本分。’”

“他听了你这番话之后怎么说的？”我问。

“他火高三丈，叫我滚出去。可是你知道，我跟他讲的全是忠告；真希望他能够采纳。他人并不坏，就是画得太坏了。”

世情洞达和心地忠厚对于一个风尘中人说来，常会使她的人生历程比较顺利，但是苏姗选的职业也和别的职业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例如当初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苏姗很孟浪，竟然爱上了他。

她告诉我说，“亲爱的，他是个神。个子非常之高，就像埃菲尔铁塔一样，宽肩膀，阔胸脯，腰只有那一点细，只消两只手几乎就可以围过来，肚子是平的，平得和我的手掌一样，肌肉结实得像个职业运动家；头发是金黄色的鬈发，皮肤像蜂蜜一样细腻。画得也不坏。我喜欢他的笔触，有力而且泼辣，色彩用得浓厚鲜明。”

她拿定主意要和他生个小孩。他反对，可是，苏姗说由她负责来养。

“孩子生下来时，他相当喜欢。哦，真是个可爱的娃娃，粉红色，淡颜色头发，跟父亲一样长了一双蓝眼睛。是个女孩子。”

苏姗和他同居了三年。

“他有点愚蠢，有时候使人厌烦，但是他很可爱，而且长得非常之美，所以我并不真正在乎。”

后来他接到瑞典的一封电报，说他父亲病危，他必须立刻回家。他答应回到巴黎，可是苏姗有个预感，觉得他永远不会回来。他把钱全留给她；走后，一个月听不到他的消息，后来收到他一封信，说他父亲死了，身后有一大堆事情要料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侍奉母亲，并且经营木材生意。信中附了一张一万法郎的支票。苏姗不是那种容易弄得心灰意懒的女人，她很快就打定主意，认为带一个孩子在身边非常碍事，所以把孩子带到乡下，连同那一万法郎，交给她母亲去抚养。

“这使我很伤心。我非常爱这孩子，可是在生活上，人一定要讲求实际。”

“后来怎样了？”我问。

“哦，还不是过下去。我又找到一个朋友。”

可是，接着她就害了伤寒。她提起来时总是说“我的伤寒”，就像百万富翁会说“我的棕榈滩”或者“我的松鸡泽”一样。她病得几乎死掉，在医院里住了有三个月。出院之后，人只剩皮包骨头，身体弱得风都吹得倒，人动不动就要哭。当时她这个人可以说一点用处没有，做模特儿，身体吃不消，钱也很少。

“哎呀呀，”她说，“我那些日子真是够受的。所幸是我还有些好朋友。不过，你知道画家都是哪一种人，他们能够混口饭吃，已经是不容易了。我从来就不怎么漂亮，当然姿色还是有一点，但是已经不再是二十岁的小姑娘了。后来我碰到那个和我同居过的立体派画家；自从我们分手之后，他已经结了婚并且离了婚；他并且放弃了立体派，变成超现实派。他觉得可以利用我，并且说他感到寂寞；他只能供给我住宿和吃饭，老实告诉你，我欣然答应了。”

苏姗和他同居到认识那个工厂主的时候为止。这位工厂主是一个朋友把他带来的，指望他说不定会买下一张这位前立体派画家的画。苏姗急于拉拢这笔交易，竭尽所能地敷衍这位客人。工厂主当场不能决定买还是不买，但是，说他想要再来看一次。两个星期后，他果然来了。这一次，苏姗有个印象，好像他是来看她，而不是为了看画。离开时，他仍旧没有买，但是，和她拉手拉得有点过分亲热。第二天，那个带工厂主上门的朋友趁她上街买小菜时半路上拦着她，告诉她那位工厂主看上了她，问她在他下一次来巴黎时，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他想向她提出一项建议。

“你想，他看中了我什么地方？”苏姗问。

“他是一个近代绘画的业余爱好者。他看见过你的画像。你使他着了迷。他是外省人，而且是个生意人。你在他眼中代表巴黎，艺术，风流韵事，总之，这一切是他在里尔所得不到的。”

“他有钱吗？”苏姗老老实实地问。

“很多。”

“好的，我愿意和他吃晚饭。不妨听听他有些什么话要说。”

他带她上的马克昔姆饭店，使她觉得他为人还不算小气。那天她衣服穿得很文静，再把周围的那些女人看看，觉得自己很充得过一个上流已婚女子。他叫了一瓶香槟，这一点她也认为是对她的尊重。到了喝咖啡时，他把建议提了出来。她觉得条件很不错。他告诉她，自己经常每隔两个星期都要上巴黎来开一次董事会；晚上总是一个人吃晚饭，如果想找女人的话，就上妓院去；这种生活很腻味。以他这样的地位，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孩子，这样的生活安排实在不能令人满意。那个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把苏姗的身世全部告诉了他，他认为她是个很懂得分寸的女人。他自己已近中年，不想和那些朝三暮四的女孩子牵牵搭搭。他多少又是一个收藏现代绘画的人，而她在这方面的关系使他感到有种同好。接着他就提出具体安排，他准备给她租下一所公寓，全部装修好，包括家具在内，另外每月给她两千法郎。交换条件是，每两个星期能够有一个晚上和她在一起。苏姗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供她零花过；她很快就计算出有了这笔钱，不但吃的穿的可以和她现在的地位相称，还可以供应自己的女儿，并且积攒一点下来以备不虞。可是她迟疑了一下，原因是她一直自命“在绘画界”里转，现在要做一个生意人的情妇，敢说感到有点降低身份。

“C'est à prendre ou à laisser，”他说。“你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

她并不讨厌他，而且他纽孔里挂的玫瑰形勋章，说明他还是个头面人物。她笑了。

“Je prends，”她说。“我接受。”

八

苏姗虽说一直住在蒙马特尔区，可是，她认为有必要和过去的生活割断，因此，在蒙帕纳司大街附近的一幢大房子里租下一所公寓。公寓只有两间房间，一间小厨房，一间浴室；是在六层楼，但是有电梯。对苏姗说来，有浴室和电梯，尽管电梯只容得了两个人，开得像蜗牛爬，下楼还得步行，这一切不但代表舒适，而且有气派。

在他们结合的头几个月里，亚希尔·戈万先生——这就是他的名字——每隔两个星期来到巴黎时，总是住在旅馆里；晚上和苏姗做完好事以后，仍旧回到旅馆里一个人睡觉，第二天到时候起来，搭火车回去做他的生意，和享受安静的家庭乐趣。后来是苏姗向他指出，这种旅馆钱花得毫无道理；为什么不可以在公寓里住到早上，既省钱，人也舒服得多。戈万先生当然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他对苏姗这样体贴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老实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跑到街上，找一辆出租汽车，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且很赞成她不愿意看见他为自己浪费钱财。一个女人不但自己省钱，还要为自己的情人省钱，确是个好女人。

亚希尔先生过得十分满意。他们一般都是上蒙帕纳司大街一家比较考究的饭店吃晚饭，但是，有时候，苏姗也在公寓里给他烧一顿晚饭吃。那些菜烧得滋味很好，吃得亚希尔先生很喜欢。天气暖和的一些傍晚，他往往只穿一件衬衫吃晚饭，对这种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觉得很有味道。他总欢喜买画，可是，苏姗看不上的画决不让他买；不久，他对她的眼光也服帖了。她决不跟掮客们打交道，总是把他带到画家的画室去买，所以花的钱只抵在外面买画的一半。亚希尔先生知道她在积钱；后来苏姗告诉他，自己逐年在本村里买了一点地时，亚希尔先生心里感到一阵得意。他懂得在法国人的血液里，每一个人都想要占有土地，所以苏姗也有田地使他对她就更加器重了。

就苏姗这方面来说，她也很满意。她既不忠于他，也不不忠于他；那就是说，她很注意不同另一个人发生永久关系，可是，如果她碰上一个她中意的人，也并不拒绝同这个人睡觉。但是，决不让他在公寓里过夜，这一点她始终坚守不渝；认为这是她对那位有钱势地位的亚希尔先生应尽的责任，她眼前的这种安定和受人尊敬的生活还不是全亏的他。

我是在苏姗和一位画家同居时认识她的。这位画家刚巧是我的一个相识；苏姗在画室里让他画时，我时常坐在旁边看。后来偶尔也碰见她，不过不大经常；真正和她关系密切起来，是在她搬到蒙帕纳司之后。当时好像是亚希尔先生——苏姗在背后和当面都是这样称呼他——读了一两本我的小说的法译本，于是，在某天晚上，请我在一家饭馆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他身个很小，比苏姗矮半个头，铁灰色头发，修得整齐的灰色上须。人偏胖一点，而且是个大肚皮，但是并不过分，只衬出他的有钱派头；走起路来像个矮胖子那样神气十足，显然对自己甚感得意。一顿晚饭请得很讲究；人也有礼貌。他告诉我，他很高兴苏姗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有教养的，而且很高兴我看重苏姗。他的事业，唉，总是把他捆在里尔，使得苏姗往往非常之寂寞；想到她能有机会接近一个有教养的人，他感到安慰。他是个生意人，但是，对艺术家一直钦佩。

“啊，我亲爱的先生，艺术和文学一直是法兰西的一对掌上明珠。当然，还有它的军事技术。我作为一个毛织品厂商，毫不迟疑地要说，我是把画家、作家和军事家、政治家放在同等地位的。”

再没有比他这番话讲得更中听了。

苏姗决不肯雇一个女佣料理家务，一半是为了省钱，一半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她不喜欢有人插进她叫做的个人事务中来。那间小公寓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且是按照当时最时新的式样陈设的；所有的内衣都由自己亲手来缝。可是，虽说如此，由于她现在不再充当模特儿了，日子过得有点百无聊赖，可她是个勤劳的女人，不久，她就想起既然过去让那么多的画家画她，为什么不可以自己也画一点；于是，她买了画布、画笔和油彩等等，就动起手来。有时候，我约她出去吃晚饭，去得早一点时，就会看见她穿着罩衫在忙着作画。正如胎儿在子宫里大体上重演物种进化的过程一样，苏姗也重演了她过去所有情人的风格。她画风景就像那个风景画家，画抽象画就像那个立体派画家，还借助一张风景明信片画了一只停泊的帆船，和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画的一样。她不会素描，可是，色彩感还不错，所以即使画得并不怎样好，自己却画得很开心。

亚希尔先生鼓励她画。想到自己的情妇是个画家，使他感到某种满足。就是在他的敦促之下，苏姗送了一张画去参加秋季沙龙；画挂出来时，两人都非常得意。亚希尔先生给了她一条忠告。

“不要画得像男人一样，亲爱的，”亚希尔先生说。“像个女人那样画。不要着眼于有笔力；只要讨人喜欢就行。而且要诚实。在生意经上，欺骗有时候会得手，但是在艺术上，诚实不但是最上策，也是唯一的策略。”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们发生关系已经有了五年；而且双方都感到满意。

“显然他这个人并不使我感动，”苏姗告诉我。“可是，他人聪明，而且有地位。到了我这样年纪，我有必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才是。”

她心肠好，而且明白事理；亚希尔先生很尊重她的意见。他和她谈到自己的生意和家庭之间的事务时，她都有滋有味听着。亚希尔先生的女儿一次考试失败，她和他一样难受；亚希尔先生的儿子和一个有钱的女孩子订婚，她和他一样开心。亚希尔先生自己讨的就是一个同行的人的独养女儿；两个厂家原来是对头，这样一合并，对双方都有好处。现在亚希尔先生的儿子能懂得这个道理，认识到幸福的婚姻必须建筑在共同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当然使他满意。亚希尔先生还把自己的心事告诉苏姗，说他有个野心想把女儿嫁给一个贵族。

“为什么不可以，有她那一大笔钱？”苏姗说。

亚希尔先生替苏姗打通门路，把她自己的女儿送进一所修道院学校，使她能受到好的教育，并且答应等她的女儿到达适当年龄时，由他出钱去学习打字和速记，以便日后靠此谋生。

“她长大了会是个美人，”苏姗告诉我，“可是受点教育，而且能够敲敲打字机，摆明并没有害处。当然她现在年纪很小，谈什么都太早，也许她会变得没有气质。”

苏姗没有明说。她让我靠自己的聪明推想她是什么意思。我推想得没有错。

九

一个多星期后，我完全出乎意料地碰见拉里。有天晚上，苏姗和我一同吃晚饭，又去看了电影，后来坐在蒙帕纳司大街的精美咖啡馆喝啤酒；就在这时候，拉里随随便便走了进来。苏姗吃了一惊，而且使我诧异的是喊住了他。拉里走到我们桌子面前，吻了她，并和我握手。我能看出苏姗简直信不过自己的眼睛。

“我可以坐下吗？”他说。“我还没有吃晚饭，要叫点东西吃。”

“唉，可是看见你真高兴，我的宝贝，”苏姗说，眼睛里显出光彩。“你从哪里跳出来的？而且这么些年来怎么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呢？天哪，你真瘦啊。我简直当作你已经死了。”

“可是，我并没有死，”拉里答，眼睛眨着。“奥代特好吗？”

奥代特是苏姗女儿的名字。

“啊，她已经长成一个大女孩子了。而且很美。她还记得你。”

“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认识拉里，”我对苏姗说。

“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你认识他。我们是老朋友了。”

拉里给自己叫了火腿蛋。苏姗把自己女儿的事情全部告诉他，后来又告诉他关于自己的情况。她一面拉呱，拉里一面蔼然微笑听着。她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个家，还在作画。她转向我说：

“我有了进步，你说是不是？我并不自命是个天才，可是，我的才能和我认识的许多画家比起来并不差。”

“你卖掉画吗？”拉里问。

“我不用卖画，”她轻松地回答。“我有私人收入。”

“好运气。”

“不，不是运气，是聪明。你一定要来看看我的画。”

她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住址，并且逼着他答应来。她由于兴奋，滔滔不绝地谈下去。后来拉里叫侍役开账。

“你难道要走吗？”她问。

“我是要走，”拉里微笑说。

他付掉钱，向我们挥一下手就走了。我大笑起来。他这种派头一直使我觉得很特别，刚才还和你在一起，一转眼间没有一点解释人已经走了，如此突兀，仿佛在空气中消失掉。

“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苏姗生气地问。

“也许有个女孩子在等他，”我带着玩笑回答。

“这等于废话。”她从手提包里取出粉镜来在脸上扑粉。“哪一个女人爱上了他，算她倒霉，哎呀呀。”

“你为什么这样说？”

她有这么一分钟盯着我望，脸色非常严肃，我很少看见她有这样过。

“我自己有一度几乎爱上了他。这无异于爱上了水里的一个影子，或者一线阳光，或者天上的一块云。我总算是幸免了。便在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险境，还觉得不寒而栗。”

管他妈的分寸不分寸。只要是人，总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碰巧苏姗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守口如瓶。

“你怎么竟然会认识他？”我问。

“噢，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六年前，还是七年前，我也记不清楚。奥代特当时只有五岁。他认识马塞尔，那时候，我正和马塞尔同居。他常上马塞尔的画室，坐在那里看马塞尔画我。有时候，他请我们出去吃晚饭。他几时来，你从来没有数。有时候，接连好几个星期不来，接着，又会两三天连着来。马塞尔往往喜欢他到画室来，说有他在旁，就画得满意些。后来我就生了我那场伤寒病。我从医院出来之后，日子过得非常之苦。”她耸耸肩膀。“可是，这些我以前已经跟你说过了。总之，有一天，我正兜那些画室，想找个工作做，但是，没有人要我。整整一天我只喝了一杯牛奶和一只油炸面包，而且连房钱都没有着落，就在这时，我在克利希大街上偶然撞见拉里。他停下来，问我近来怎样；我告诉他生了伤寒症的经过，后来，他就跟我说：‘你看上去好像需要好好喂一顿。’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眼睛里的神情有种地方使我很感动；我哭了起来。

“我们隔壁就是玛丽埃特大娘饭店，所以，他挽着我的胳臂拉我找一张桌子坐下。我肚子饿极了，连皮靴都吞得下，可是，摊鸡蛋上来时，我觉得一口也吃不下。他逼着我吃了一点，又给我叫了一杯勃艮第酒。这一来，人觉得好些，就吃了一点芦笋。我把全部困难都告诉他，身体是这样弱，怎么能做模特儿；人剩了皮包骨头，样子真难看，不可能指望找到个男人。我问他能不能借我一点钱，让我回到本村子去。至少我还有个小女儿在那边。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要去，我说当然不是。妈并不要我；物价这样高，她靠那点抚恤金都不容易过活，而我寄给奥代特的钱已经全都花光了。可是，如果我到了家门口，她也没法不放我进去，她会看出我病得多么厉害。拉里看了我好半天，我想他大约要告诉我，不能借钱给我。后来他开口了：

“‘你可愿意我把你带到乡下我认识的一个小地方去，你和你的孩子一起？我需要度一个时候假期。’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可是他从来没有勾搭过我。

“‘照我现在这样？’我说，自己忍不住笑了出来。‘我的好朋友，’我说，‘眼下什么男人都不会要我的。’

“他望着我笑了。你可曾留意过他笑起来是多么的迷人？简直像蜜一样甜。

“‘别这样胡扯，’他说。‘我并不是指的那件事。’

“听了这话，我不禁痛哭起来，连话都说不出。他给我钱，把孩子接出来，我们一起到了乡下。他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风景真可爱啊。”

苏姗把那个地方形容给我听。它离一个小镇有三英里远；小镇的名字被我忘了。他们坐汽车开到一家旅馆，那是河边上一幢东倒西歪的房子，有一片草地一直铺到水边。草地上有悬铃树，他们就在树阴下吃饭。夏天，画家们都来作画，不过，时节还早，所以，旅馆等于被他们包下来。这里的菜烧得很好；星期天中午，别地方的人往往开车子来大啖一顿，但是，在别的日子里，他们的安静生活很少受到干扰。由于得到休息，而且饮食又好，苏姗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而且有孩子在身边，过得很开心。

“他很喜欢奥代特，奥代特也非常亲近他。我得拦阻奥代特不要缠着他，可是，拉里不管奥代特怎样闹，都好像不介意。这情况常常引得我大笑，他们在一起就像两个孩子。”

“你们做些什么事情呢？”我问。

“噢，事情有的是。我们常常坐条船出去钓鱼；有时候，借了旅馆老板的雪铁龙汽车开到镇上去。拉里很喜欢这个小镇。旧式的房子，广场。镇上非常之静，你走在铺了鹅卵石的路上，足声是唯一听得见的声音。有一所路易十四时期的市政厅和一座老教堂；小镇边上是宫堡和勒诺特尔设计的花园。当你坐在广场的咖啡馆里时，你感到就像回到三百年前一样；停在路边上的那部雪铁龙汽车好像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在本书开头叙述的关于那个年轻空军的故事，就是拉里在一次出游时告诉苏姗的。

“我不懂得他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说。

“我也不懂。大战时，镇上有过一所医院；公墓里是一排排的十字架。我们去看了；时间并不长，因为我有点毛骨悚然——那么多可怜的年轻人睡在那里。回家的路上，拉里非常沉默。他向来吃得不多，可是，到了晚饭时，他一口都没有吃。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夜晚很美，满天的星，我们坐在河边上，白杨树在黑暗中望去就像剪影，景色很美，拉里抽着烟斗。忽然间，平白无故地，他告诉我他的这个朋友，和他怎样为了救他而送命的。”苏姗喝了一口啤酒。“他是个怪人。我将永远不理解他。他时常喜欢念书给我听。有时候，在白天，我一面听，一面给小东西缝衣服，有时候，在晚上，在我打发小东西睡觉以后。”

“他念些什么呢？”

“啊，各式各样的书。德赛维涅夫人的书信和圣西蒙的一些片段。你可想得到，我以前除掉报纸以外，什么都不读的；偶尔看一本小说，是因为在画室里听见人谈论它，不想使自己被他们当成傻瓜才看的。我从没有想到读书这样有味道过。那些旧作家，他们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乏味。”

“谁会这样设想的？”我哧哧笑了。

“后来他就叫我和他一同念。我们读《费德尔》和《贝蕾妮丝》。他念男人的台词，我念女人的台词。你决想不到有那样好玩，”她天真地补充一句。“当我念到那些凄凉的台词哭起来时，他往往很古怪地看着我。当然那只是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原的缘故。你知道，这些书我现在还在手里。便在今天，我读到他向我念的德赛维涅夫人的几封信时，耳朵里仍然好像听见他的可爱声音，仍然看见河水静静流着，看见河对岸的那些白杨树；有时候，我简直读不下去，它使我心里非常难受。现在我认识到这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快乐的。他这个人，真是像天使一样可爱。”

苏姗觉得自己变得感情冲动起来，怕我会笑她（其实我不会）。她耸了耸肩膀，微笑说。

“你知道，我一直心里有这样的打算，等我活到适当的年纪，再没有男人愿意跟我睡觉的时候，我就跟教会妥协，忏悔自己的罪行。但是，我跟拉里犯的罪，不管谁怎样说，我决不忏悔。决不，决不，决不！”

“可是，像你适才所形容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是你应当忏悔的。”

“后半段我还没有告诉你呢。你知道，我的体质本来不错，现在成天在室外走动，吃得好，睡得好，一点心思没有，这样有三四个星期，人已经和过去一样健康了。而且样子也好看起来；两颊红红的，头发也有了光泽。人变得年轻了。拉里每天早上在河里游泳，我时常在一旁看他。他的身体长得很美，不像我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运动员身体，而是强壮有力，又非常匀称。

“我身体很坏时，他非常忍耐，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复原，我觉得没有理由叫他继续等着。我给了他一两次暗示，表明我可以干那活儿了，但是，他好像不懂得。当然，你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古怪的；你们粗暴，同时又容易动感情；你们不是谈情说爱的好手，这是无法否认的。我跟自己说，‘也许这是他体贴的地方，他待我这么好，他让我把孩子带来，也许他不好意思要求我报答他；其实这是他的权利。’所以，有一天晚上，当我们去睡觉之前，我对他说，‘你要我今晚上你的房间来吗？’”

我大笑。

“你相当直截了当，可不是？”

“是啊，我没法要他到我的房间来，因为奥代特睡在里面，”她坦然回答。“他用他那双和善的眼睛看了我一下，然后微笑说，‘你要来吗？’

“‘你想呢——你这样漂亮的身体？’

“‘好吧，你就来吧。’

“我上了楼，脱掉衣服，然后，沿着过道溜进他的房间。他躺在床上看书，抽着烟斗。他放下烟斗和书，移过身子让出地方给我。”

苏姗有这么一会没有说话，我也不想向她提出问题。可是，过了一会，她又继续说道：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情人。亲热，甚至温柔，健壮而不热烈，不知道你懂得我的意思没有，而且一点不下流。他爱得就像个青年学生一样。那情形相当可笑，但又令人感动。我离开他时，觉得应当是我感谢他，而不是他感谢我。当我关上门时，我看见他又拿起书，继续从刚才撂下的地方看下去。”

我开始笑了。

“我很高兴使你觉得开心，”她带有恶意说，可是，她自己也有点忍俊不禁，所以哧哧笑了。“我不久就发现，如果我要等他来请，那就说不定要永远等下去，所以，我感到需要时，自己就到他的房间去，爬上床。他始终都很好。总之，他也有人类天性中的那些本能，但是，他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忘记吃饭一样，你只要给他烧一顿好饭，他也能吃得有滋有味的。一个人爱我不爱我，我是清楚的。如果我认为拉里爱我，那我就是个傻瓜，但是，我想他会跟我过得很习惯。一个人在生活上应当实际一点，所以，我跟自己说，如果我们回到巴黎之后，他带着我和他住在一起，我也非常愿意。我知道他会让我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一点我很喜欢。我的本能告诉我，如果我爱上他，那就很愚蠢，你知道女人是很不幸的；时常，她们一堕入情网，自己就变得不可爱了，所以，我打定主意不上这个当。”

苏姗抽了一口香烟，把烟从鼻子里喷出来。时间已晚，许多桌子都已经空了，但是，还有一群人围在酒柜台那边。

“有天早晨，吃过早饭，我正坐在河边上做针线，奥代特玩着拉里给她买的积木，这时，拉里走到我面前来。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他说。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我说，感到诧异。

“‘是的。’

“‘你就此不回来了吗？’我说。

“‘你现在身体已经很好了。这里的一笔钱够你过完夏天，并且回到巴黎重新开始了。’

“我一时间心里非常难过，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站在我面前，像平日那样坦然微笑着。

“‘我有什么地方使你不快吗？’我问他。

“‘一点没有。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有工作要做。我们在这儿过得非常开心。奥代特，来跟叔叔说再见。’

“奥代特太小了，什么也不懂。拉里把她抱起来，吻了她；然后又吻了我，就走回旅馆去；一分钟后，我听见汽车开走了。我看看手里的银行支票。一万二千法郎。事情来得是这样快，我连反应都来不及。‘那么，管他妈的，’我跟自己说。至少我有一件事情得感谢老天，我没有让自己爱上他。可是，我简直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禁笑了。

“你知道，有一个时候，我只是简简单单把事情真相说出来，竟给自己挣得一个很不坏的幽默家头衔。对多数人说来，他们完全想象不到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当作我是说笑话。”

“我看不出这里的关系。”

“你知道，我觉得拉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是唯一能够完全无所为而为的人。这就使他的行动显得古怪。有些人不相信上帝，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为了上帝之爱；这种人我们是不习惯的。”

苏姗瞠着眼睛望我。

“我可怜的朋友，你酒喝得太多了。”

第五章

一

我在巴黎拖拖拉拉地写作。春天真是好过，香榭丽舍大街上那些栗子树开花了，许多街道的光线非常悦目。空气中有一种快乐，一种轻飘飘的短暂快乐，使人心旷神怡而不涉邪想，使人的步履更加轻捷，头脑更加清醒。我和自己五花八门的朋友一起玩得很开心，心里充满往日亲切的回忆，至少精神上恢复了一点青春的活力。这种片刻的欢愉我说不定永远不会再充分享受到；我倘若让写作来干扰我，那我就是傻瓜，我跟自己说。

伊莎贝儿、格雷、拉里和我常常一同去游览近郊的名胜：尚蒂伊和凡尔赛，圣日耳曼和枫丹白露。我们不管去哪儿，午饭都吃得很好，很多。格雷由于他的大块头身体需要，胃口最大，而且酒喝得往往有点过头。他的健康肯定有了好转，是否由于拉里的治疗，还仅仅是日子久了的缘故，我也说不上。总之，他的头痛病已经不发了。我来巴黎和他初见面时，他眼睛里那种惘然若失的神情，使人看了很难受的，现在也消失了。他谈话不多，只是偶然谈些冗长的故事，但是，伊莎贝儿和我胡说八道时，他会哈哈大笑。他玩得很开心；尽管人并不风趣，但是脾气好而且容易满足，人不由得不喜欢他。这种人，你是不愿意和他度过一个寂寞的夜晚的，而且说不定会高兴地期望和他过六个月。

他对伊莎贝儿的爱，看了真使人喜欢；他崇拜她的美，而且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有才华、最动人的女子；他对拉里的忠诚，像狗对主人一样的忠诚，也使人感动。拉里也玩得很开心；他似乎把这段时间看作是一种休假，使他暂时把脑子里的打算——且不问是什么打算——放一放，安心安意地尽情享受。他也不大讲话，但是没有关系，有他在一起，就和谈话差不多；人很随便，而且总是那样兴致勃勃，使你觉得这样已经很够了，不需要再对他有所要求；我而且满知道我们度过的这些日子所以能这样快活，全是由于有他和我们在一起。虽则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动人的或者风趣的话，少他一个就会感到无聊。

有一次，在我们作了这类短程游览的归途中，我目睹了一幕使我相当骇异的情景。我们玩了夏尔特尔之后，正回到巴黎来。格雷开车子，拉里坐在他旁边；伊莎贝儿和我坐在后面。一整天玩下来，全都觉得疲倦。拉里一只胳臂伸出来搭在前座椅背上。这个姿势使他的袖口拉了上去，露出瘦长而有力的手腕和微微长了一层茸毛的棕色皮肤的小臂。阳光把那些茸毛照成金黄色。伊莎贝儿一点声息没有，使我觉察到这里有异，便瞄她一眼。她一动不动，使人简直当作她受了催眠似的。她呼吸急促；眼睛直瞪着那长了金黄茸毛的坚韧手腕和那只瘦削、修长而有力的手望，当时她脸上的那种如饥似渴的淫荡，我在任何人脸上都没有见到过。那是一只肉欲的假面具。我决没有想到她的美丽容貌会表现出这样放纵的骚态来。它是兽欲，而不是人性。脸上的美全剥掉了；神情变得丑陋和骇人。它可怕地使人想起一只春情萌动的母狗，我感到有点厌恶。她并不感到我在旁边；她感到的只是那只随随便便搭在椅背上、使她欲火中烧的手。后来就像是一阵痉挛掠过她的脸，她打了个寒噤，闭上眼睛往车角上一靠。

“给我一支烟，”她说，声音是那样嘶哑，我简直听不出是她。

我掏出烟盒，给她点上一支。她死命抽着。在汽车余下的路程中，她始终望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

格雷开到家时，请拉里把我开回旅馆，然后把车子开进车间。拉里坐上司机的座位，我坐在他身边。穿过人行道时，伊莎贝儿挽着格雷的胳臂，紧贴着他，向格雷做了个脸色；我虽然没有看见脸色，但可以猜出那意味着什么。我想格雷今天晚上将会发现自己妻子特别狂热，但是，他将永远不懂得是什么良心责备促使她这样热烈的。

六月快完了，我得回里维埃拉去。艾略特的某些去美国的朋友把他们在迪纳尔的乡下别墅借给马图林夫妇住，他预备等孩子学校放假立刻动身。拉里留在巴黎工作，但是，自己买了一辆旧雪铁龙，答应在八月里上他们那儿去住几天。在我离开巴黎的前夕，我请他们三个人和我一同吃晚饭。

就在这天晚上，我们碰见了索菲·麦唐纳。

二

伊莎贝儿有意观光一下那些冶游场所；由于我对这些地方比较熟悉，就要求我做他们的向导。我不大愿意，因为在巴黎的这类地方，那些人对美国来的游客很不喜欢，而且毫不掩饰，所以往往弄得人不开心。但是，伊莎贝儿非去不可。我预先打她招呼，说这会使人很扫兴，请她千万穿得朴素一点。我们很迟才吃晚饭，先去仙女游乐厅看了一小时戏，然后出发。我先带他们到圣母院附近的一处地下室，是歹徒和他们的那些家属常去的地方。由于老板和我相识，他找一张长桌子给我们让出几个空位子；长桌子那儿还坐着几个很不像样的人，可是，我叫了酒请大家喝，并且互祝健康。室内又热又脏又烟雾迷漫。后来我带他们去斯芬克司舞厅；这里的女人穿着漂亮而俗气的晚服，里面什么都不穿，奶子等等全看得见，面对面坐在两张长凳子上；乐队奏乐时，就一对对没精打采地跳起来，一面眼睛搜索着舞厅周围靠大理石面桌子坐着的男人。我们叫了一瓶没有冰过的香槟酒。有些女人经过我们面前时，把伊莎贝儿狠狠看了一眼，我不知道她可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们又去了拉白路。那是一条寒伧狭窄的巷子；你才走进巷子，就给你一种下流淫秽的印象。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弹钢琴的是那种通常的苍白而浪荡的年轻人，另一个拉着小提琴的则是一个又老又疲倦的老头子，还有第三个人吹着不协调的萨克斯管。这地方挤满了人，看上去好像一张空台子都没有，但是老板看出我们是肯花钱的主顾，毫不客气地把一对男女赶到另外一张已经坐了人的桌子去，请我们坐下。那两个被打发掉的客人不甘心，讲了一些涉及我们的很不中听的话。不少的人都在跳舞；帽上系红绒球的水手；男人多数戴着便帽，或者用手帕围着脖子；成年的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眼睛全画起来，光着头，穿着短裙和颜色罩衫。男人和眼睛化了妆的矮胖男孩子跳；瘦削，面目凶恶的女子和染了头发的胖女人跳；男人和女人跳。一股烟气杂酒气的臭味和汗酸味。音乐没完没了地奏着，这一群气味难闻的乱七八糟的人不停地在屋子里转，脸上闪耀着汗水，一本正经的劲头里带有一种可怕的样子。有几个大个儿的样子很粗暴，但多数人都矮小而且营养不足。我打量那三个奏乐的人。他们不妨说是机器人，因为演奏完全是机械式的；我心里盘算，有没有可能在过去某一个时候，当他们刚刚开始时，曾经想到自己说不定是人们会跑老远的路来听并向之喝彩的音乐家呢。便是把小提琴拉得很坏，你也得请人教，也得练习啊：难道这个提琴手费了那么大的事，就是为了在这个臭气熏人的狗窝里拉狐步舞曲子，拉到天快亮吗？音乐停止了，钢琴家掏出一块脏手绢揩揩脸。跳舞的人或者懒洋洋地，或者歪着身体，或者扭扭捏捏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忽然间，我们听到一个美国口音。

“我的老天啊！”

一个女人从屋子对面的一张台子站起来。和她在一起的男子打算拦住她，但是，她把他推在一边，自己摇摇晃晃从对面走过来。她已经很醉了，走到我们台子边，站在我们面前，身体带点摇晃，傻里傻气地咧开嘴笑。她好像觉得我们这些人的样子怪有意思的。我望一下我的同伴。伊莎贝儿木然望着她，格雷皱着眉头，一脸愠怒，拉里盯着她看，像是相信不了自己的眼睛。

“哈罗，”她说。

“索菲，”伊莎贝儿说。

“你还他妈的当作是哪一个？”她咯咯笑了。她一把抓着身边走过的侍役，“芬山，拿张椅子来。”

“你自己拿，”他说，挣开她的手。

“畜生，”她骂，向他吐了一口唾沫。

“别介意，索菲，”一个大胖家伙说；他的大脑袋上长了一头油光光的头发，只穿件衬衫，就坐在我们邻座。“这儿有椅子。”

“想不到这样子碰见你们大伙儿，”她说，仍旧有点晃。“哈啰，拉里。哈啰，格雷。”她在那个男子搬在她身后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大家来杯酒，老板，”她叫。

我早已注意到老板的眼睛在盯着我们，这时走了过来。

“你认识这些人吗，索菲？”他问，用熟悉的第二人称单数称呼她。

“住嘴，”她醉醺醺地大笑。“他们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要请他们喝一瓶香槟。你可不要给我们什么马尿吃。拿点人咽得下去不会呕出来的。”

“你吃醉了，我可怜的索菲，”他说。

“滚你的。”

他走了，很高兴能卖掉一瓶香槟酒——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只喝白兰地掺苏打水——这时索菲木木然看了我一会儿。

“你这位朋友贵姓，伊莎贝儿？”

伊莎贝儿把我的姓名告诉她。

“哦？我记得的，你有一次到过芝加哥。派头很神气的，是不是？”

“也许，”我笑说。

我一点想不起她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已经有十年多没有去过芝加哥，而且当时和以后都接触过不少的人。

她相当高，站起来时看去更高，因为人很瘦。她穿了一件鲜绿的绸罩衫，但是，弄皱了而且有污迹，下面着一条黑短裙。染成棕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马马虎虎卷了一下，而且弄得乱七八糟。妖里妖气的打扮；两颊的胭脂搽到眼睛，上眼皮和下眼皮涂成深蓝色；眉毛和睫毛都搽上很浓的黑油；嘴唇用口红染成鲜红；两只手的指甲也都染红，但是手很脏。她的样子比屋子里别的任何女人都更下流。我怀疑她不但喝醉了而且吸了毒。不过，也不能否认她具有一种邪恶的吸引力；她的头以一种傲慢的姿态稍稍向后仰起，脸上的打扮把她眼珠的绿色衬得更加刺目。尽管醉得颠三倒四的，她却有一种厚颜无耻的派头，使我能够想象得出是所有下流男人都喜欢的。她向我们鄙薄地一笑。

“敢说你们并不怎么高兴看见我，”她说。

“我听说你在巴黎，”伊莎贝儿懒洋洋地说，脸上带着冷淡的微笑。

“你何妨打电话给我。电话簿上有我的名字。”

“我们来了不久。”

格雷来解围了。

“你在巴黎玩得开心吗，索菲？”

“开心。你生意失败了，格雷，是不是？”

格雷的脸本来就红，这一下涨得更红了。

“是的。”

“真倒霉。我想眼下芝加哥的日子大约很不好过。幸亏我及早就离开了。天哪，那个狗娘养的怎么不拿点酒来我们喝？”

“他就来了，”我说；一个侍役盘子里托了几只杯子和一瓶酒，正穿过台子中间走来。

我的话使她注意到我。

“我的可爱的婆家人把我赶出芝加哥。说我败坏了他家——名声。”她咯咯地狞笑起来。“我现在靠国内的汇款生活。”

香槟来了，斟好了。她一只颤抖的手把杯子举到嘴边。

“神气十足的小人物见鬼去，”她说。她把酒喝光，看看拉里。“你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说的，拉里。”

拉里脸上毫无表情地望着她。自从她来了以后，他的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她，现在很和气地对她一笑。

“我讲话本来不多，”他说。

音乐又奏起来。一个人走到我们面前；他个子相当高，而且长得结实；大鹰钩鼻子，锃亮的黑头发，大嘴和多肉的嘴唇。那样子就像个成了反面角色的萨伏纳洛拉。像这里的多数男人一样，他不戴领子，小腰身的上褂扣得很紧，显出一点腰来。

“来，索菲。我们去跳舞。”

“走开。我没有空。你难道没有看见我有朋友吗？”

“我才不管你那些朋友。滚你妈的朋友。来跳舞。”

他抓着她的胳臂，但是，她挣脱他。

“别缠我，混蛋，”她突然怒气冲冲叫出来。

“坏东西。”

“你才坏。”

格雷不懂得他们讲些什么，可是，我看出伊莎贝儿完全理解，因为她具有多数正经女子有的那种对猥亵的奇异知识，所以她脸板下来，皱着眉头表示厌恶。那人举起胳臂，张开手——一只长满老茧的工人的手——正预备打她耳光，这时格雷从椅子上半抬起身子。

“滚开，”他用自己的恶劣声调喊。

那人停下来，恶狠狠看了格雷一眼。

“当心，可可，”索菲说，狞笑一下。“他会把你打个半死。”

那人把格雷的高大身材、体重和力气打量一下，悻悻地耸耸肩膀，向我们骂了一句脏话，溜走了。索菲醉意十足地哧哧笑了。在座其余的人都不作声。我重新给她把杯子斟满。

“你住在巴黎吗，拉里？”索菲把酒喝光之后问他。

“暂时。”

跟一个喝醉酒的人谈话总是很吃力的，而且不用说，清醒的人都处在不利地位。我们继续谈了几分钟话，谈得既乏味，又尴尬。后来索菲把椅子往后一推。

“我再不回到我的男朋友那儿去，他就要气疯了。他是个生闷气的浑蛋，可是老天啊，是个好样的。”她摇摇晃晃站起来。“再会，朋友们。来玩嘛。我每天晚上都在这儿。”

她挤到那些跳舞的人中间，在人群中消失了。我看见伊莎贝儿的高贵容貌上那种冷冰冰的鄙夷表情，几乎要笑出来。我们谁也不讲话。

“这是个下流地方，”伊莎贝儿突然说。“我们走吧。”

我付掉我们叫的酒和索菲的香槟酒账，大家一同离开。大部分人都在舞池里，我们看也不看就出去了。时间已过两点，我觉得应当睡觉了，但是，格雷说他肚子饿，所以，我建议上蒙马特尔的格拉夫饭店去吃点东西。车子开出去时我们全都不说话。我坐在格雷旁边指挥他开到那个装潢得很俗气的餐馆。阳台上还坐了一些人。我们走到里面，叫了火腿蛋和啤酒。伊莎贝儿至少表面上重又镇定了下来；她恭维我认识巴黎的这些比较下流的场所，也许带有一点调侃味儿。

“是你要去的，”我说。

“我玩得十分开心。今天晚上痛快极了。”

“见鬼，”格雷说。“叫人要呕出来。还有索菲。”

伊莎贝儿无动于衷地耸一下肩膀。

“你还记得她吗？”她问我。“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晚饭时，她就坐在你旁边。当时她的头发还不是红得这样不像话。它原来的颜色是暗赭色。”

我把往事回忆一下；想起了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孩子，蓝得几乎像绿色的眼睛，头微微斜向一边，很逗人；不能算美，但是活泼坦率，杂有腼腆和俏皮，使我觉得很有趣。

“当然我记得。我喜欢她的名字。我有个姑母就叫索菲。”

“她嫁了一个叫鲍勃·麦唐纳的男孩子。”

“人不错，”格雷说。

“他是我碰见的最漂亮的男孩子之一。我永远不懂得他看中索菲的什么地方。她是紧接着我之后结婚的。她的父母离婚了；母亲改嫁了一个在中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人。她跟着父亲住在麻汾，那时我们时常看见她，但是，她结婚之后就和我们这群人有点疏远下来。鲍勃·麦唐纳是个律师，但是挣的钱不多，住在城北一所没有电梯的公寓里。但是，这不是原因。他们不愿意看见任何人。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两个人相爱得这样狂热的。便在他们结婚已经有两三年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两个人上电影院时，还是像情人一样；他搂着她的腰，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们在芝加哥被人当作笑话说。”拉里听着伊莎贝儿讲，不赞一词。脸上有一种莫测高深的神情。

“后来怎样呢？”我问。

“有天晚上，他们开着自己的小敞篷汽车回芝加哥，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总是把孩子带着，因为家里没有帮手，索菲什么事都亲自动手，而且他们对孩子异常钟爱。一伙醉鬼开着一部大轮车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和他们迎头撞上。鲍勃和孩子当场撞死，可是，索菲只受到脑震荡，另外断了一两根肋骨。他们尽量瞒着，不让她知道鲍勃和孩子已经死了，但是，最后只好告诉她。他们说那情形真使人受不了，她就像疯了一样；叫得房子都要塌下来。他们得日夜看守着她，有一次，几乎被她从窗子里跳出去。当然我们凡是能够做的都做了，可是，她好像恨我们。她从医院出来之后，他们把她送进疗养院，在那边住了好几个月。”

“可怜的人儿。”

“当他们放她出来之后，她开始喝酒；喝醉之后，谁找上她，她就跟谁睡觉。她的夫家人吃她不消。他们都是些善良的安分的人，对这种丑事非常愤恨。开头我们全都想帮助她，但是没办法；如果你请她吃晚饭，她来的时候就已经喝醉了，而且很可能客人还没有散，她就醉得不省人事了。后来她和一班坏蛋混起来，我们只好不睬她。有一次，她因喝醉酒开汽车被捕。和她在一起的是她在地下酒店结识的一个达果，一查原来是个官方要缉拿的人。”

“可是，她有钱吗？”我问。

“有鲍勃的人寿保险；那辆把他们撞倒的汽车的主人是保了险的，她从他们那里也拿到一点钱。不过，这点钱维持不了多久。她花钱就像喝醉酒的水手，两年之内就赤脚了。她的祖母不肯让她回麻汾。后来，她的夫家人说，如果她肯出国，并且住在外国不回来，就给她生活津贴。我想，她现在就是靠的这笔钱过活。”

“事情又还原了，”我说。“从前有一个时候，败家子是从英国送到美洲去的；现在的败家子显然是从美国送到欧洲来了。”

“我真替索菲可惜，”格雷说。

“是吗？”伊莎贝儿冷静地说。“我不。当然这是一个打击，当时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同情她。我们一直彼此都很熟悉。但是，一个正常的人碰到这种事情总要恢复过来的。她所以垮掉是因为她本来就有劣根性；天生就是个不健全的人；连她对鲍勃的爱情都嫌过分。她如果性情坚强的话，总应该有办法过下去。”

“如果坛坛罐罐全都……你是不是太狠心了，伊莎贝儿？”我咕噜说。

“我不认为如此。这是常识，我认为不需要对索菲感情用事。天晓得，谁也不比我更爱格雷和两个孩子的了；如果他们在一次车祸中送了命，我会变得神志失常，但是，迟早将会振作起来。格雷，你是不是赞成我这样做，还是赞成我每晚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和巴黎的随便一个流氓睡觉？”

格雷的回答很妙，也可以说是我听见格雷的讲话最有风趣的一次。

“当然我赞成你穿一件摩林诺时装店新制的衣服跳进我的火葬堆里，不过，既然现在不行殉葬，我想最好的代替办法是打桥牌。你而且要紧记住，除非你有把握一出手就拿三叠半到四叠牌，不要上来就叫无王牌。”

我不想向伊莎贝儿指出，她对自己丈夫和孩子们的爱虽则出于真心，但一点谈不上热烈；这不是时候。可能她已经看出我脑子里在想的什么，所以带有挑战的味道问我道：

“你怎么说？”

“我和格雷一样，很替这女孩子惋惜。”

“她不是女孩子，她已经三十岁了。”

“我想她的丈夫和孩子丧命时，世界对她说来已经完结了。生命待她太残酷了，所以她也不管自己变得怎样，一头钻进酗酒和淫乱的堕落泥坑，作为对生命的报复。她本来住在天堂，现在天堂失去了，她住不惯平凡人的平凡世界，因此，绝望之余，一头钻进地狱。我可以想象得出，既然她不再能喝到天神的琼浆玉液，那还不如饮小便的好。”

“这是你们在小说里写的一套。它是胡扯，你也知道是胡扯。索菲滚进泥潭里是因为她喜欢。别的女人也有死掉丈夫和孩子的。她变坏并不是这个原因。坏不是由好变过来的。坏本来就已经有了。等到那次车祸冲破她的防线，她就露出本来面目来。别把你的怜惜浪费在她的身上；她现在变成这样，说明她一直就是这样。”

拉里自始至终没有开口。他像在沉思，我们讲些什么恐怕他听都没有听见。伊莎贝儿讲完话后，暂时有一段沉寂。后来他开始讲话了，但是，声音很古怪、很单调，不像朝着我们，而像自言自语；眼睛像在望着模糊的已往岁月。

“我记得她十四岁时，把长头发从前额梳到后面，在后面打一个黑蝴蝶结，一张长了雀斑的严肃的脸。是一个谦虚的、高尚的、充满理想的孩子；碰到什么书都看，我们时常在一起谈书。”

“在什么时候？”伊莎贝儿问，眉头微微有点皱。

“哦，在你和你母亲出去交际的时候。我常上她祖父家里去，我们会坐在他们家那棵大榆树下面，相互读书。她喜欢诗歌，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歌。”

“很多女孩子在这样年纪都写诗。相当蹩脚的东西。”

“当然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敢说我自己就不懂得什么好坏。”

“你自己顶多也不过十六岁。”

“当然是模仿的。有不少地方学的罗勃特·弗罗斯特。不过我的感觉是，年纪这样轻的女孩子能写成这样，是了不起的。她的耳朵很灵敏，而且有节奏感；对乡野间的声音和气味有感情，诸如空气中早春的温柔气息和干旱土地上雨后发出的清香。”

“我从来不知道她写诗，”伊莎贝儿说。

“她保守秘密，怕你们大家笑她。她很害臊。”

“她现在可不害臊。”

“战后我回来时，她几乎已经是成人了；读了许多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书，而且是在芝加哥亲自看到了那些情况。她迷上了卡尔·桑德堡，拚命写自由诗，描写穷人的困苦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受剥削情况。我要说那些诗写得平淡，但是诚实，而且带有同情和高尚感情。当时，她想要做一个社会工作者。她的牺牲精神很使人感动。我觉得，她的能力很强。她并不傻，也不感情冲动，但是，给人一种悠闲贞静和灵魂高洁的印象。那年夏天，我们时常碰面。”

我能够看出，伊莎贝儿听得越来越毛躁。拉里一点不觉得自己在拿一柄匕首戳进她的心里，而且每一个单词都像匕首在她心里搅。可是，伊莎贝儿开口时，嘴边却露出淡淡的微笑。

“她怎么选上你做她的知心人的？”

拉里一双诚实的眼睛望着她。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都很有钱，她在你们中间是一个穷女孩子，而我则不属你们之列。我来到麻汾，只是因为纳尔逊叔叔在麻汾行医。想来她觉得这使我和她有共同的地方。”

拉里一个亲戚也没有。我们多数人至少有些堂兄弟、堂姐妹或者表兄弟、表姐妹；这些人我们可能简直不认识，但至少使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个家族的一部分。拉里的父亲是独生子，母亲是独生女；他的祖父是教友派教徒，年纪很轻时就在海上遇难，他的外祖父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拉里这样孤零的。

“你曾想到过索菲爱你吗？”伊莎贝儿问。

“从来没有，”他笑了。

“她是爱你的。”

格雷冒冒失失的样子说，“拉里打完仗作为一个受伤军人回来时，半个芝加哥的女孩子都在追他。”

“这不仅仅是追。她崇拜你，我可怜的拉里。难道你是说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而且我不相信。”

“想来你认为她太高尚了。”

“对我说来，她现在仍旧如在目前；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子，头发打了个蝴蝶结，脸色庄重，读起济慈的颂歌来，声音有点抖，含着眼泪，因为诗太美了。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

伊莎贝儿微微吃了一惊，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把拉里看了一眼。

“晚得不像话了，我人疲倦得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走吧。”

三

第二天傍晚我坐蓝钢车去里维埃拉，两三天后，就上昂第布去看艾略特，告诉他巴黎的新闻。他看上去气色很不好。蒙特卡地尼的疗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疗效，而事后去各处旅行又弄得他精疲力竭。他在威尼斯找到一只洗礼盆，然后又上佛罗伦萨去买下那张他和人家讨价还价的三联画。为了急于把这些东西安装好，他亲自上庞廷尼沼地去了一趟，住在一家很蹩脚的小旅馆里，热得使人简直吃不消。他买的那些名贵艺术品要好多天才能运到，但是，他下定决心非要达到目的决不离开，因此继续住下去。当一切总算照他所要求的那样安装就绪以后，他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得意扬扬地把自己拍的那些照片拿给我看。教堂虽然小，但是有气派；内部装修华丽而不俗气，证明艾略特确有眼光。

“我在罗马看见一口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石棺，非常中意，考虑了好久，想把它买下来，但是，最后打消了。”

“你怎么想到要买一口早期基督教的石棺，艾略特？”

“给我自己睡，老兄。制作非常之精，我觉得和门那边的圣水盘正好扯平，不过，那些早期基督徒都是些矮矮胖胖的人，我睡不进去。我总不能躺在那儿等那张最后的王牌跑来使我的膝盖顶着下巴，就像胎儿那样，怪不舒服的。”

我大笑，艾略特却是一本正经。

“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我跟教堂方面商量好——是碰到些困难的，不过也是意料中事——把我葬在祭坛前面，就在圣坛东面台阶底下；这样的话，当庞廷尼沼地那些可怜的农民前来领圣餐时，他们那些沉重皮靴就会踏在我的骨头上面。相当帅，你说是不是？只是光秃秃一块石板上面刻了我的名字和两行生卒年月。Si monumentum quoeris， circumspiece。如果你要找他的碑，你四下看看，就知道了。”

“我拉丁文还算懂得，一句陈词滥调还用不着译给我听，艾略特。”我有点刻薄地说。

“对不起，老兄。我一向习惯于上流人士的愚昧无知，一时间忘记我是在和一位作家谈话。”

口头上还是被他占了便宜。

他又继续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在遗嘱上把葬礼应当注意的事情全写上了，但是，我要你当监视人。我决不和里维埃拉那批退休军官和中产阶级的法国人葬在一起。”

“我当然愿意照办，艾略特，不过，我觉得多年后的事情用不着现在就考虑得这样周到。”

“我年纪不小了，你知道，而且说实在话，离开人世我并不难过。兰道尔那几句诗是怎么说的？我烘我的双手……”

我对诗文的记性虽则很差，但是，这首诗很短，所以我能背得出来。我从不与人争，没有人值得我与之争；

我爱自然，其次爱的是艺术；

我向生命之火伸双手取暖；

火快烧残了，我也准备离去。“对了，”他说。

我私心认为艾略特硬要拿这首诗来形容自己，实在非常牵强。

可是，他说，“它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我唯一要增入的地方是，我一直和欧洲最上流的人士交往。”

“在一首四行诗里，添上这一点恐怕不容易。”

“交际界完结了。有一个时候，我曾经希望美国会取代欧洲建立一个为‘大众’所尊重的贵族阶层，可是，不景气把这种可能性完全摧毁了。我可怜的祖国越来越变得不可救药地庸俗。你决不会相信的，我亲爱的朋友，上次在美国时，一个开出租汽车的司机竟然称呼我‘老兄’。”

里维埃拉受到一九二九年市场大崩溃的打击仍未恢复；虽然它远不是过去那样，艾略特照旧举行宴会，并参加人家的宴会。他从不和犹太人过从，只有罗思柴尔德家族除外，但是，现在有些最盛大的宴会却是这些上帝的选民举行的，而只要是宴会，艾略特都舍不得不去参加。他在这些聚会里东跑跑西站站，风度翩翩地和这个人握手，或者对那个人行吻手礼，但是，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超然派头，就像一个被放逐的皇族看见自己和这批人混在一起感到有点不自在似的。可是，那些被放逐的皇族却玩得非常快活；对他们说来，认识一个电影明星好像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时下的这种风气，把戏剧界人士看作是交际对象，艾略特也看不入眼；但是，有一个退休的女演员就在他的邻近造了一所豪华的住宅，还经常招待宾客。部长、公爵、名门闺秀之流在她家里一住就是几个星期。艾略特也成了经常的客人。

“当然，人色很不整齐，”他告诉我说，“不过，你不喜欢的人用不着理睬。她是美国人，我觉得应当帮她撑撑场面。她招待下榻的那些客人发现有人和他们有共同语言，一定会解除不少疑虑。”

有时候，他显然身体非常不好，使我不得不劝他参加社交活动何必这样积极。

“老兄，在我这样的年纪，我是经不起掉队的。我在上流社会混了快五十年了，难道我不懂得这里的道理：只要你不经常在重要场合出现，你就会被人家忘记掉。”

我弄不懂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当时作了一次多么可悲的自白。我不忍心再嘲笑艾略特了；他在我眼中成了一个极其可怜的人物。他活着就是为了社会交际；宴会和他是息息相关的；哪一家请客没有他，等于给他一次侮辱；一个人溜单是羞耻的；而现在人已经老了，他对受冷落尤其怕得要死。

夏天就这样过掉。艾略特从里维埃拉的这一头到里维埃拉的那一头忙得团团转，在戛纳吃午饭，在蒙特卡洛吃晚饭，拿出全副本领来适应这一家的茶会或者那一家的鸡尾酒会。而且不管自己多么疲劳，总竭力做得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他的内幕新闻来得个多，敢说最近的一些丑事秽闻的细节，除掉直接有关系的人外，谁也不比他知道得更早。假如你说他这种人生无益于时，他会瞠眼望着你毫不掩饰他的骇异。他会觉得你简直愚昧无知。

四

秋天到了。艾略特决定上巴黎住些时候，一半是看看伊莎贝儿、格雷和两个孩子过得怎么样，一半是如他说的为了在首都露一下脸。这以后，他预备上伦敦定制些新衣服，顺带看望看望几个老友。我自己计划直接去伦敦，但是，他邀我和他一同坐汽车上巴黎。这样上路很舒服，所以我答应下来，同时觉得自己不妨在巴黎至少也呆上几天。一路上走得很从容，只要哪儿饭菜做得好，就停下来休息。艾略特的腰子有毛病，只饮维希矿泉水，但是，我喝的半瓶葡萄酒，他总坚持要替我挑选；他心地忠厚，尽管自己现在享受不了品酒的乐趣，看见我夸奖酒好，从心里感到快活。他非常慷慨，我要花费许多唇舌才能说服他让我付掉我那一部分的房饭钱。他谈论过去认识的那些大人物，听得人有些生厌，但是这趟旅行还是开心的。我们经过的大部分是乡间，初秋的景色很迷人。在枫丹白露吃了午饭之后，一直到下午才到达巴黎。艾略特把我送到我那家中等的老式旅馆，便绕过街角去里茨饭店。

我们预先通知伊莎贝儿说我们要来，所以，看见她在旅馆里留交给我的便条，并不感到突然，可是，便条的内容却使我吃了一惊。你一到就来。出了大事情了。别把艾略特舅舅带来。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立刻就来。我和别人一样急于想知道究竟，但是，我得洗个脸，换上一件干净衬衫；然后，叫了一辆汽车，开到圣纪尧姆街的公寓。用人把我领进客厅。伊莎贝儿立刻站了起来。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几个钟点。”

时间是五点钟，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管家已经把喝茶的东西送进来。伊莎贝儿双手紧勒，看着管家摆茶具简直不耐烦。我想象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刚到。我们在枫丹白露吃午饭，把时间拖得太长了。”

“老天啊，他摆得多慢。人都要急疯了！”伊莎贝儿说。

管家把托盘连同茶壶放在桌上，把糖缸和茶杯放在桌上，然后以一种的确恼人的安详在桌子四周摆上一盆盆的面包、牛油、蛋糕、甜饼。他出去时，随手把门带上。

“拉里要跟索菲·麦唐纳结婚。”

“她是谁？”

“别这样蠢，”伊莎贝儿叫出来，眼睛里闪出怒火。“就是在你带我们去的那家下流咖啡馆里我们碰到的那个喝醉酒的婊子。天知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那种地方去。格雷倒尽了口味。”

“哦，你是指你们的那个芝加哥朋友吗？”我说，不理会她的不公正责备。“你怎么知道的？”

“我为什么要知道？昨天下午他亲自来告诉我的。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恼火到现在。”

“你不妨坐下来，给我倒杯茶，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你自己倒。”

她坐在喝茶桌子对面，一股不耐烦的样子看着我给自己倒茶。我在靠近壁炉的一张小小的长沙发上舒舒服服坐下。

“我们和他最近不大见面，我是说，自从我们从迪纳尔回来之后；他去迪纳尔待了几天，但是，不肯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一家旅馆里。他常到海边来，跟两个孩子玩。孩子们喜欢得他要命。我们去圣布里亚克打高尔夫。格雷有一天问他后来见到过索菲没有。

“‘见到，见过好几次，’他说。

“‘为什么，’我问。

“‘她是老朋友嘛，’他说。

“‘我要是你的话，决不在她身上浪费时间，’我说。

“他听了微笑一下。你懂得他笑的那种派头，好像认为你的话很好笑，然而，事实上，一点也不好笑。

“‘可是，你不是我，’他说。

“我耸耸肩膀，谈到别的上面去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再盘算过。当他上这儿来，告诉我他们要结婚时，你可以想象得出我的震动多大。

“‘你不可以，拉里，’我说。‘你不可以。’

“‘我预备跟她结婚，’他若无其事地说，就好像他要再来点马铃薯似的。‘我而且要你好好接待她，伊莎贝儿。’

“‘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我说。‘你疯了。她是坏人，坏人，坏人。’”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我打断她。

伊莎贝儿望着我，眼睛里直冒火。

“她从早到晚喝得烂醉。不管什么流氓要跟她睡觉，她就跟人家睡觉。”

“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坏人。不少有身份的人酗酒，而且喜欢干下流事情。这些是坏习惯，就像咬指甲一样，说它坏，也只能坏到这个地步。我认为，那些说谎、欺骗、残酷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

“你假如偏袒她，我就要你的命。”

“拉里怎样又碰见她的？”

“他在电话簿上找到她的住址。他去看了她。她正在生病，这也不奇怪，过的是那种生活。他替她请了医生，并且找个人服侍她。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拉里说她戒了酒；这个蠢货认为她的病已经治好了。”

“你记得拉里治格雷的头痛吗？他不是把他治好了？”

“那不同。格雷要自己的病好。她不要。”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理解女人。一个女人堕落到像她那样，就完结了；是永远不会回头的。索菲所以堕落到现在这样，是因为她一向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认为她会永远跟拉里吗？当然不会。迟早还是要跟他崩掉。她天生有一种劣根性。她喜欢的是流氓，这种人能给她刺激，她要找的是这种人。她会把拉里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看来很有可能，不过，我看不出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他又不是糊里糊涂这样做的。”

“我是没有办法，但是，你有。”

“我？”

“拉里喜欢你，他会听你的话。你是唯一能对他施加影响的人。你见多识广。你去找他，叫他不要做这种傻事。告诉他这会毁掉他的。”

“他会干干脆脆告诉我这不关我的事，而且他这样讲完全对的。”

“可是，你喜欢他，至少你对他是感觉兴趣的，你总不能抄着手站在旁边，看着他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格雷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认识最早。我并不是说这会有什么帮助，不过，我觉得跟拉里谈，格雷最适合。”

“格雷，哼，”她说，不耐烦的样子。

“你知道，事情未见得如你设想的那样糟。我有两三个朋友，一个在西班牙，两个在东方，他们都娶的妓女做老婆，结果家庭处得很好。她们都感谢自己丈夫，我是指给了她们生活上保障，而她们对怎样讨男人的欢心，当然都是知道的。”

“你真啰嗦。你认为我牺牲自己，就是为了让一个疯狂的淫荡女人把拉里抓在手里吗？”

“你怎样牺牲自己的？”

“我放弃拉里的唯一一条理由，是我不想影响他的前途。”

“去你的，伊莎贝儿。你放弃拉里是为了方形钻石和貂皮大衣。”

话才出口，一盘黄油面包就向着我的头飞来。总算运气，盘子被我接住，可是，黄油面包都落在地板上。我站起身，把盘子放回在桌子上。

“你把艾略特舅舅的王冠德比盘打破一只，他可不会感谢你。这些当初是替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烧制的，几乎是无价之宝。”

“把黄油面包拾起来，”她气吁吁地说。

“你自己拾起来，”我说，又在沙发上靠起。

她站起身，一面生气，一面把散在地上的黄油面包拾起来。

“你还自称是一位英国上流人士呢，”她恶狠狠地说。

“不行，这件事情我一生从来没有做过。”

“滚出去。我再不要看见你了。你的样子叫我厌恶。”

“很抱歉，因为你的样子一直使我欢喜。可有人告诉过你，你的鼻子跟那不勒斯博物馆里普绪刻石像的鼻子一模一样。这座石像是存世的代表少女美的最优秀作品。你的腿很美，又长又有线条，我看见时总是感到诧异，因为你做女孩子时，你的腿很粗而且不匀称。我没法想象你是怎样做到的。”

“靠坚强的意志和上帝的恩泽，”她怒冲冲地说。

“可是，你的手当然是你最勾引人的部位。这样纤细瘦削。”

“我有个印象，好像你觉得我的手太大了。”

“就你这样的身材来说，不能算大。你使用两只手起来姿势异常美妙，我十分叹服。不管是出自天工，或者人为，总之，你的手的每一动作总给人以美感。它们有时候像花朵，有时候像飞鸟。它们比任何语言更富于表现力。它们就像艾尔·格列柯的画像里的那些手；说实在话，我看着你的手时，想到艾略特原来胡扯你家祖上有一个是西班牙贵族，说不定有道理。”

她头抬了起来，悻悻然的样子。

“你讲的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把德·劳里亚娶玛丽王后贵嫔的事告诉她，这是艾略特从母系方面追溯上去的。伊莎贝儿一面听，一面心安理得地端详着自己的长手指和修剪涂染过的指甲。

“人总是什么人的后代，”她说，接着轻盈一声笑，顽皮的样子把我看看，一点怨气没有了。“你这个鬼儿子，”她又说。

一个女人，你只要告诉她真情实话，就很容易使她讲理。

“有时候，我并不怎样真正恨你，”伊莎贝儿说。

她走来靠着我，在长沙发上坐下，把胳臂和我的胳臂套起，探出身子来要吻我。我把面颊避开。

“我可不要脸上沾上口红，”我说。“你假如要吻我，就吻我的嘴，这是慈悲的上苍指定的地方。”

她哧哧笑了，用手把我的头转了对着她，嘴唇在我的嘴唇上印上一条细红颜色。那滋味很好受。

“现在你既然这样表示了，也许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打算。”

“要你出个主意。”

“我很愿意给你出，不过，敢说你一时接受不了。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勉为其难。”

她又火起来，抽开胳臂，站起身，一屁股坐在壁炉那一边的一张沙发上。

“我不愿意眼看着拉里把自己毁掉不管。我要不惜一切阻止拉里娶那个贱货。”

“你不会成功的。要知道，他是被一种最强烈的最动人心弦的情感迷惑住了。”

“你难道认为他真正爱上了她？”

“不是。爱和这种情感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什么？”

“你读过《新约全书》没有？”

“总算读过吧。”

“你记得基督是怎样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天的？当时，他感到饥饿，魔鬼就来找他，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但是，基督拒绝了他的引诱。后来魔鬼就教基督站在殿顶上，对基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天使受命照应你，会将你托着。但是，基督又拒绝了。后来魔鬼又把他带上一座高山，指给他看世上的万国，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但是基督说：滚开吧，撒旦。根据心地善良单纯的马太的记载，故事的结尾就是这样。但是，故事并没有完。魔鬼很狡猾，他又来找基督，对他说：如果你愿意接受耻辱，鞭挞，戴上荆棘编的冠，让人家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将使人类得救，因为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人所能表现的最伟大的爱。基督中计了。魔鬼笑得肚子都痛了，因为他知道坏人会借了为人类赎罪的名义来干坏事。”

伊莎贝儿愤然瞧着我。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段话。”

“哪儿也没有。是我临时诌出来的。”

“我觉得这段故事很愚蠢，而且亵渎神圣。”

“我只想向你指出，自我牺牲是压倒一切的情感，连淫欲和饥饿跟它比较起来都微不足道了。它使人对自己人格作出最高评价，驱使人走向毁灭。对象是什么人，毫无关系；值得也可以，不值得也可以。没有一种酒这样令人陶醉，没有一种爱这样摧毁人，没有一种罪恶使人这样抵御不了。当他牺牲自己时，人一瞬间变得比上帝更伟大了，因为上帝是无限和万能的，他怎么能牺牲自己？他顶多只能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

“老天啊，你真唠叨，”伊莎贝儿说。

我不理会她。

“当拉里被这种情感牢牢掌握着时，你想跟他讲通常的道理，或者劝他小心从事，会对他有影响吗？你不知道他这多年来在追求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猜想。但是，这许多年的辛勤收获，所有这些年积累的经验，现在都敌不过他的欲望——啊，岂止是欲望，是一种急切的、如饥似渴的压迫：去救一个他过去认识的清白女孩子而现在已成为荡妇的人的灵魂。我认为你是对的，我认为他是在做一件没有指望的事；以他那样敏感，他将要像受天罚的人一样吃足苦头；他的毕生事业，不管那是什么，将永远完成不了。卑鄙的帕里斯一箭射中阿喀琉斯的脚后跟，使他送了命。拉里恰恰缺少这点狠毒，而这点狠毒便是圣徒为了取得正果，也是少不了的。”

“我爱他，”伊莎贝儿说。“上帝知道，我一点不要求他什么。我一点不指望他什么。谁也不会像我爱他那样毫无自私之心。这底下的日子他可着实不好过呢。”

她开始哭起来。我觉得哭哭对她有好处，所以不加劝阻。我无意间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借此消磨时间。一个人在想着玩。我敢大胆断言，魔鬼目睹基督教挑起的那些残酷战争，教徒对教徒进行的那些迫害和刑罚，以及残忍、虚伪、褊狭，一定对这本账感到心满意足。而且当他想起基督教给人类背上了一个原始罪恶的痛苦包袱，使美丽的满天星斗昏暗下来，给世上那些供人们享受的赏心乐事投下一道邪恶的阴影，他准会咯咯笑起来，一面咕哝着：活该受这报应，这个鬼。

不一会，伊莎贝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块手帕和一面镜子，看看自己，小心地揩揩眼角。

“你他妈的很同情，是不是？”她愤然说。

我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但不答话。她在脸上扑扑粉，涂上口红。

“你刚才说你猜想他这多年来在追求什么东西。你这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我只能猜测，而且有可能完全错了。我觉得他是在寻求一种哲学，也可能是一种宗教，一种可以使他身心都获得安宁的人生准则。”

伊莎贝儿把我的话盘算了一下，叹口气。

“你认不认为奇怪，一个伊利诺斯州麻汾镇的乡下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

“路得·伯班克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农场，会种出一种无核的橘子，亨利·福特出生在密执安州的一个农场，会发明一种小汽车，拉里并不比他们更奇怪。”

“可是，那些都是实用的东西。是在美国传统之内的。”

我笑了。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学会生活得最好更实用的吗？”

伊莎贝儿作了一个没精打采的姿势。

“你要我怎么办？”

“你不想完全失掉拉里，是吗？”

她点头。

“你知道拉里是非常忠实的：你假如不睬他的老婆，他也不会睬你。你如果懂道理的话，就得跟索菲交朋友。你得忘掉过去，在有可能时，尽量对她好。她要结婚了，我想她要买些衣服。为什么你不提出陪她去买。我想她准会喜出望外。”

伊莎贝儿眼睛眯起听我说。她好像很注意听我的话。有这么一会儿，她在盘算，可是，我猜不出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后来她使我吃了一惊。

“你请她吃午饭好吗？在我昨天给拉里那顿发作之后，我请是相当尴尬的。”

“我如果请的话，你肯循规蹈矩吗？”

“像个光明天使，”她带着最魅人的微笑回答。

“我立刻就敲定。”

屋内有电话。我很快查到索菲的电话号码；经过一段通常的耽搁——凡是使用法国电话的人，都得耐心耐性——我接上了她。自己报了名字。

“我刚到巴黎，”我说，“就听说你跟拉里要结婚了。我向你道喜。希望你们过得非常幸福。”伊莎贝儿站在我身边，把我胳臂上的肉狠狠拧一下，我几乎叫了出来。“我在巴黎只呆很短一段时间，不知道你跟拉里后天能不能到里茨饭店和我一起吃午饭。我还要请格雷、伊莎贝儿和艾略特·谈波登。”

“我来问问拉里。他就在这儿。”停了一下。“好的，我们很高兴来。”

我讲定了时间，说了一句客气话，放下耳机。这时，我瞥见了伊莎贝儿眼睛里有种表情，使我不放心起来。

“你在想什么？”我问她。“我不大喜欢你脸上的神情。”

“对不起；我还以为你真正喜欢我的就在这种地方。”

“你会不会肚子里面藏了什么坏主意，伊莎贝儿？”

她眼睛睁得多大的。

“我向你保证没有。事实上，我急切想看见拉里使索菲改邪归正之后，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只希望她上里茨饭店来的时候，不要搽得一脸的胭脂花粉。”

五

我的小宴会开得还不坏。格雷和伊莎贝儿先到；拉里和索菲·麦唐纳五分钟之后到。伊莎贝儿和索菲亲热地互吻，伊莎贝儿和格雷又祝贺她订婚。我瞥见伊莎贝儿的眼睛迅速地把索菲的外表打量了一下。索菲的样子使我吃惊。以前我在拉白路那家下等咖啡馆看到她时，她搽得一脸脂粉，头发染成棕红色，穿一件鲜明的绿衣服，尽管神情放荡而且喝醉了，但是，带有一种挑衅的味儿，甚至有股骚劲儿；可是，现在，看上去则很寒伧，虽则比伊莎贝儿肯定要小一二岁，但是，样子比她老多了。头仍旧像上次那样傲然翘着，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却是一副可怜相。她已经让头发恢复原来的颜色，染过的头发和新长出来的头发看上去邋里邋遢的。除掉嘴唇涂了红色以外，脸上什么脂粉不施。皮肤粗糙，而且带有不健康的苍白色。我记得她的眼珠是鲜明的绿色，可是，现在变得暗淡无光了。身上穿一件红衣服，显然是新买的，还配了一色的帽子、鞋子和手提包；我并不自命懂得女人应当怎样穿衣服，但总觉得有点刺眼，而且在今天这样场合稍嫌过分讲究一点。胸口戴了一件很触眼的人造宝石的首饰，就是人们在雷奥里路买到的那路货色。伊莎贝儿穿一件黑绸子衣服，挂一串人工培养的珍珠项链，戴一顶很漂亮的帽子；和她一比，索菲显得很俗气，更谈不上派头。

我叫了鸡尾酒，不过拉里和索菲都拒绝喝。后来艾略特来了。可是，他穿过那间辽阔的厅堂走来时，却被一个接一个的熟人拦住，跟这个拉手，吻那个的手。他的举止就好像里茨是开在他家里的，而他正在向自己客人的惠然光临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把一切都瞒着他，只告诉他索菲的丈夫和孩子在一次车祸中丧命，现在要和拉里结婚。当他终于走到我们面前时，他使出自己最拿手的一套，风度翩翩地向这对未婚夫妇祝贺。大家一同走进餐厅；由于我们是四男二女，所以我叫伊莎贝儿和索菲就一张圆桌面对面坐下，索菲的两旁边坐着格雷和我。桌子很小，谈话大家都听得见。午餐我已经预先订好，管酒的侍役这时把酒单拿来。

艾略特说，“老兄，你酒一点不在行。阿尔勃特，把酒单给我。”他翻着酒单，一面说。“我自己只喝矿泉水，但是，我不能容忍别人喝次等酒。”

他跟管酒的侍役阿尔勃特是老朋友。经过热烈的讨论后，两人决定我应当叫什么酒请客人喝。然后他转向索菲。

“你们预备上哪儿去度蜜月，亲爱的？”

他瞧了她衣服一眼，眉毛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地抬了一下，使我看出他对这件衣服看不上眼。

“我们预备去希腊。”

“我想去希腊总有十年了，”拉里说，“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总是去不成。”

“这个季节应当是风光最好的时候，”伊莎贝儿说，表示很起劲。

她记得，我也记得，当初拉里要跟她结婚时，提议带她去的就是希腊。对拉里说来，去希腊度蜜月好像已经成为固定的了。

谈话进行得并不怎样容易，如果不是亏了伊莎贝儿，我这个主人就会觉得事情很难办。她表现得非常之好。只要讲话有中断的危险，而我在开动脑筋想找个新话题来谈时，她就插进些轻松的话。这使我很感激。索菲简直不大开口，只在有人跟她谈话时，方才勉强讲几句。她神气索然。你会说这个人已经是个半死人了；我肚子里在盘算拉里是不是约束她过头了，使她简直受不了。我猜想她不但酗酒，而且吸毒；这倘然属实，一下子把这些戒掉准会使她的人垮掉。有时候，我瞥见他们相互对看一眼。拉里的神情含有温存和鼓励，索菲的神气带有恳求，使人感到恻然。格雷天性忠厚，可能本能地觉察到我猜测的情况，所以跟索菲谈起拉里怎样治好那个使他成为废人的头痛病，接着又告诉她他是怎样离不开拉里，感激拉里。

“现在我一点病都没有了，”他继续说。“只要有一天找到事，我就会重新工作起来。现在我有几件事都在接头，希望不久能够敲敲定。嘘，回国去真是开心。”

格雷完全出于好意，可是，他讲的那些话也许不大策略；因为照我的想法，拉里用来治愈索菲酗酒的痼疾的，可能用的是治愈格雷的同一的暗示术（在我看，就是这个法子）。

“你现在一点不发头痛了吗，格雷？”艾略特问。

“三个月来从没有发过；如果我感到它要发作了，我就立刻抓着我的护身符，我就好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拉里给他的那块古钱，“这是我的无价之宝。”

午饭已毕，上咖啡了。管酒的侍役过来问要不要来点甜酒。我们全拒绝了，只有格雷说他要一杯白兰地。瓶子拿来时，艾略特坚持要看看是什么牌子。

“行，我认为可以喝。对你没有害处。”

“您来一小杯吗？”侍役问。

“唉，我现在是禁酒了。”

艾略特详详细细告诉侍役，自己的腰子有毛病，医生不允许他喝酒。

“喝一点苏布罗伏加对您不碍事。这酒有名的治腰痛。我们刚从波兰运来一批。”

“真的吗？这种酒近来很难得。把瓶子拿来我看看。”

管酒的侍役是个身材魁梧、神气十足的家伙，脖子绕了一根长长的银项链，跑去拿酒瓶。艾略特向我们解释说这是波兰酿制的一种伏特加酒，但在种种方面比伏特加高级得多。

“我住在拉德齐威尔斯家里参加打猎时，常饮这种酒。你们应当瞧见那些波兰亲王喝起这种酒来的派头；成大杯地喝，一点不动声色，我这话丝毫没有夸张。当然都是些金枝玉叶；一举一动完全是贵族味儿。索菲，你非得尝一下这个酒不可；伊莎贝儿，你也要尝。这个机会不能轻易放过。”

管酒的侍役把酒瓶拿来。拉里、索菲和我都拒绝了，但是，伊莎贝儿说她愿意试试。我感到诧异，因为她一向酒喝得很少，而今天她已经喝了两杯鸡尾酒和两三杯葡萄酒了。侍役倒了一小杯淡绿色的甜酒，伊莎贝儿擎起来闻闻。

“哦，多香啊！”

“是不是？”艾略特说。“香味是因为里面泡了有一种药草；酒的味道好也是这个缘故。我也陪你喝一点点。偶尔一次对我不会有什么害处。”

“酒味真美，”伊莎贝儿说。“像甘露一样。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美的酒。”

艾略特把杯子举到唇边。

“唉，这酒使人想起已往的日子。你们从没有在拉德齐威尔斯家住过的人，就不懂得什么叫生活。那个场面真大啊。封建的场面，懂吗？你简直觉得自己像置身在中世纪。上车站来接你的是一辆六匹马驾驶的车，还有驭者骑在马上。吃饭时，每个人后面都站着一个穿制服的男用人。”

他继续形容那家府邸的阔绰华贵，以及那些筵席的豪华；我忽然起了一阵疑心——当然是无足轻重的——好像这件事整个儿是艾略特和那个管酒侍役商量好的，让艾略特借这机会大谈特谈一下这个王族的豪华排场，以及他在他们的宫堡作客时结识的那一大堆波兰贵族。要阻止他不谈是不可能的。

“再来一杯，伊莎贝儿？”

“哦，我不敢来了。不过酒实在太美了。我很高兴知道有这种酒；格雷，我们得想法买几瓶。”

“我叫他们送几瓶到公寓去。”

“呀，艾略特舅舅，你肯吗？”伊莎贝儿兴孜孜地说。“你待我们太好了。格雷，你非尝一下不可；它闻上去就像新割的稻草和春天的花草，像百里香和薰香草，尝上去一点不辣，非常适意，就像在月光下面听音乐。”

这样呱啦呱啦地前言不搭后语，不像伊莎贝儿的为人，我疑心她是不是有点醉了。筵席散了，我同索菲握手道别。

“你们几时结婚？”我问她。

“再下个星期。我希望你能来参加婚礼。”

“恐怕我那时候不在巴黎。我明天就去伦敦。”

当我和其他客人握别时，伊莎贝儿把索菲拉到一旁，跟她谈了几句话，就转身向格雷说：

“哦，格雷。我要等一等回去。摩林诺时装店有一个时装展览，我要带索菲去看。她应当看看最新的衣服式样。”

“我很愿意，”索菲说。

我们分手了。当晚我带苏姗·鲁维埃去吃晚饭，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去英国。

六

两个星期后，艾略特抵达克拉里奇饭店；之后不久，我就便道去看他。他已经给自己定制了几套衣服，并且有点不厌其烦地详细告诉我他挑选的什么料子，而且为了什么理由。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就问他拉里的婚礼是怎样举行的。

“没有举行，”他冷冷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婚礼要举行的前三天，索菲失踪了。拉里到处寻她。”

“真是怪事！他们吵嘴了吗？”

“没有。根本谈不上。什么都准备好了。我还担任把新娘交给新郎的角色。他们预备婚礼举行后立刻去搭东方快车。你现在问我，我觉得拉里做得完全不对头。”

我猜想伊莎贝儿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情？”我问。

“好吧，你记得那天你请我们在里茨吃午饭之后，伊莎贝儿带索菲上摩林诺去。你记得她穿的那件衣服吗？不像样子。你可注意到两个肩膀？一件衣服剪裁得好不好，你只要看肩膀合身不合身就行了。当然，可怜的孩子，摩林诺的价钱是她付不起的，可是，伊莎贝儿，你知道她是非常慷慨的，伊莎贝儿打算送她一件衣服，使她至少在结婚那一天有件像样的衣服穿。总之，长话短说，有一天，伊莎贝儿约索菲三点钟上她公寓来，一同去服装店最后试样。索菲来了，但是不幸的是伊莎贝儿要带两个孩子上牙科医生那里去一趟，四点钟后方才到家，那时候，索菲已经走了。伊莎贝儿以为她等得不耐烦，自己去摩林诺了。她立刻赶到摩林诺去，但是，索菲没有来过。最后，她只好放弃，自己又赶回家。他们晚上要在一起吃饭；拉里晚饭时来了，伊莎贝儿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索菲哪里去了。

“他不懂得什么原因，就打电话到她公寓，但是，没有人接，因此拉里说他要亲自去找她。他们把晚饭尽量延迟，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来，他们只好自己吃了。当然你知道你们在拉白路碰见索菲之前，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把他们带到那种地方去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总之，拉里整整一夜把她去的那些地方跑遍了，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她。他一次又一次回到她的公寓去，但是，看门的人说她没有回来过。他花了三天工夫找她的下落。她就这样失踪了。第四天，他又上她的公寓去。看门人告诉他索菲回来过了，打了一只提包，叫一辆出租汽车走了。”

“拉里是不是很难过？”

“我没有见到他。伊莎贝儿告诉我他相当不好受。”

“她没有写信来或者留下什么字条吗？”

“什么都没有。”

我考虑了一下。

“你对这件事情什么看法？”我说。

“老兄，跟你的看法完全一样。她熬不下去了；所以又开了酒戒。”

这摆明是这样，但尽管如此，还是很古怪。我不懂得为什么她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溜掉。

“伊莎贝儿怎样看的？”

“当然她很难受，不过，她是个懂事的女子，所以，她告诉我，她认为拉里娶这种女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拉里呢？”

“伊莎贝儿对他很体贴。她说难办的是他不肯跟她谈这件事。他会恢复的，你懂得；伊莎贝儿说，他从来就没有爱上索菲，他娶她只是出于一种不正常的怜惜心理。”

我能够想象伊莎贝儿对事态转变得这样如她的心愿，是会表现得非常坚强的。我敢肯定，下次我见到她时，她准会向我指出她早就知道会是什么结局了。

可是，我几乎在一年以后才重又见到伊莎贝儿；那时候，我可以把索菲的情形说给伊莎贝儿听，让她仔细想一想，但是，鉴于当时的处境，我不想跟她谈。我在伦敦一直住到圣诞节，然后直接回到里维埃拉自己家里，在巴黎没有停留。我着手写一部小说，这以后几个月都闭门谢客。艾略特有时候见见面。他的健康显然很坏，但是尽管如此，他还坚持参加社交活动，真使人看了替他难受。他对我很不开心，因为我不肯从三十英里外开车子来参加他继续举行的定期宴会，认为我喜欢坐在家里工作太自命不凡。

“老兄，这个季节比往年特别热闹，”他告诉我。“像你这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外面什么活动都不参加，简直是犯罪。而且你为什么选择里维埃拉那段完全过了时的地区居住，我就是活上一百年也弄不懂。”

可怜的、可爱的、可笑的艾略特；很显然，他是活不到这么大年纪的。

到了六月，我的小说初稿已经完成，觉得自己应当休息一下，所以打了一只包，乘上那只夏天常把我们开到福斯湾洗海水浴的单桅帆船，并且沿着海岸向马赛驶去。由于风时起时歇，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把附装的马达一路上轧轧开着。我们在戛纳港过了一夜，在圣马克昔姆又过了一夜，在萨纳里过了第三夜。后来就到达土伦。这个海港我对它一直有好感。法国的舰队赋予它一种既浪漫而又亲近的气息，而且在那些老式街道上闲逛，从不使人厌倦。我能够在码头上流连几个钟点不走，看那些上岸休假的水兵一对一对地或者带着女友闲逛，平民来回溜达着，就好像除掉享受欢乐的阳光外，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事可做似的。由于所有这些船舶和渡船都是把扰攘的人群带往这个大海港的各个据点去，所以，土伦给你的印象是大千世界各种活动的一个终点站。当你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眼睛被天光和海水照耀得有点眼花缭乱时，你的幻想就会将你带往金光灿烂的海角天涯。你坐一条狭长的船在太平洋上一座珊瑚岛上登陆，周围长着椰子树；你走下舷梯，到了仰光的码头上，坐上一部黄包车；你的船向太子港疾驶着，你从上甲板察看那些嘈杂的、做着手势的一群黑人。

帆船在上午较晚时到达。我于下午三点左右上岸，沿着码头走去，看看店铺，看看身边经过的行人，看看坐在咖啡店天篷下面的客人。忽然间，我看见索菲；在同一时候，她也看见了我。她笑着向我招呼。我停下来和她拉手。她一个人靠一张小台子坐着，面前放一只空玻璃杯。

“坐下来喝杯酒，”她说。

“你跟我一同喝一杯，”我说，同时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她穿了一件法国水手穿的蓝白条子紧身衣，一条大红裤子，脚上穿的凉鞋，露出涂了趾甲的大足趾。她没有戴帽子，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烫过，淡金色简直近于白银。和我们在拉白路碰见她时一样浓妆艳抹。从桌上的盘子可以看出她已经饮过一两杯，不过人还清醒。她对我的态度还算亲热。

“巴黎的那些人好吗？”她问。

“想来都还好。自从那天我们一起在里茨饭店吃午饭之后，我还没有碰见过谁。”

她从鼻孔里喷出一大股烟，大笑起来。

“我总算没有跟拉里结婚。”

“我知道。为什么？”

“亲爱的，事到临头一想，我觉得我不能让拉里做耶稣基督，我来做抹大拉的马利亚。不行，先生。”

“你为什么到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

她嬉皮笑脸地望着我。头傲然抬起一点，小奶子，狭窄的腰身，加上这身打扮，她看上去简直像个顽童。可是和我上次看见的她一比，穿着那件红衣服，那种又漂亮又乡气的使人看了不起劲的派头，不能不说她现在要吸引人得多。脸和脖子都被太阳晒黑了，虽则皮肤的棕色把两颊搽的胭脂，眉毛涂的黑色衬得更加刺眼，但是，这种俗气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其妩媚的地方。

“要不要我告诉你？”

我点点头。侍役把我叫的啤酒和她叫的白兰地苏打送过来。她用手里刚吸完的粗丝卷烟燃起另外一支。

“我那时有三个月没有喝过一杯酒。没有抽过一次烟。”她看见我微微吃惊的神情，不禁大笑。“我不是说香烟。是鸦片。我觉得难受之极。你知道，有时候，我一个人时，我简直要把房子叫塌了；我常说，‘我支持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下去了。’我跟拉里在一起时，还不怎样难受，可是他一不在，那简直是地狱。”

我正在看着她；当她提到鸦片时，我就更加仔细地打量她起来，看出她的瞳孔缩成针眼一样大，这证明她现在还在抽。她的眼珠绿得骇人。

“我的结婚礼服是伊莎贝儿送的。这衣服不知道现在怎样了。真美。我们讲好我去找她，然后一同去摩林诺。这一点我是服帖伊莎贝儿的，她对衣服实在内行。我到了她的公寓，那个用人告诉我，他的女主人急急忙忙把琼带去看牙医生了，留下了话，说她即刻就回来。我走进客厅。桌上还放着咖啡壶和杯子，我问那人能不能给我来一杯咖啡。那时我靠着打气的只有咖啡了。他说替我烧点来，同时把吃剩的咖啡壶和杯子拿走，在盘子里留下一瓶酒。我看了一下，原来就是你们大家在里茨饭店谈论的那个波兰玩意儿。”

“苏布罗伏加，我记得艾略特说他要送几瓶给伊莎贝儿的。”

“你们全盛夸酒非常之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打开塞子，闻上一闻。你们讲的一点不错；酒闻上去的确他妈的非常之香。我点起一支香烟。过了几分钟，那人把咖啡送进来。咖啡也很好。人们都大夸特夸法国咖啡好，让他们去夸吧；我还是喜欢喝美国咖啡。这是我在法国唯一想念的东西。可是，伊莎贝儿的咖啡烧得不坏，我正感觉无聊，吃了一杯咖啡，人觉得好些。我望望桌上放的那瓶酒。真是馋人呀，可是，我说，滚他妈的蛋，我决不想它，于是又点起一支烟。我想伊莎贝儿就会来了，可是，她并不来；我变得神经非常不宁起来；我最恨等人，而且屋子里没有什么可以翻阅的东西。我在屋子里开始走动起来，看看墙上的画，但是，眼睛始终离不开那个混蛋的酒瓶。后来我想，我只倒一杯出来，看看它。它的颜色确实好看。”

“淡绿色。”

“对了。怪吧，它的颜色就跟它的味道一样。那种绿色就像你有时候在一朵白玫瑰心子里看见的那样。我非得看看它的味道是不是也是这样不可，我想尝一下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只打算呷一口，接着，我听见一声响，我当伊莎贝儿来了，就一口把酒喝掉，因为我不愿意被她撞见。但是，伊莎贝儿并没有来。天哪，我自从戒酒以后从来没有觉得这样好受过。我的确开始觉得人又活络起来。那时候，如果伊莎贝儿进来，我想我现在和拉里已经结过婚了。我不懂得那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她没有进来吗？”

“没有，她没有来。我很生她的气。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叫我这样等她。接着，我看见杯子里酒又满了；我想我一定是无意中把酒斟上，不过，信不信由你，我并不记得我曾经倒过。可是，再把酒倒回去太没有意思了，所以我就把酒喝掉。没有话说，酒实在太美了。我觉得自己变了个人；觉得自己在大笑，三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这样感觉过。你可记得那个老屈死说，他在波兰看见有人用大杯子灌这种酒，但是神色不动吗？哼，我想，一个波兰狗崽子喝得了，我也喝得了，管他妈的索性喝它个痛快，所以我把剩下的咖啡倒在壁炉里，把杯子斟得满满的。什么母亲的奶是天下最美的，完全胡扯。这底下我就记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敢说等到我喝得尽兴之后，瓶子里已经所剩无几了。接着，我想到我要在伊莎贝儿进来之前溜掉。她几几乎撞上我。我才走出前门，就听见琼妮的声音。我奔上公寓的楼梯，等她们全都进了自己公寓关上门之后，再奔下来，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我叫车夫死命地开，他问我上哪儿去，我向他哈哈大笑。人就像成佛成仙一样。”

“你回自己的公寓没有？”我问，明知道她没有回去。

“你把我当作什么样的大傻瓜？我知道拉里会来找我。那些我常去的地方一处也不敢去，所以我去了哈基姆那里。我知道拉里决不会在那里找到我。再者，我还要过一下烟瘾。”

“哈基姆是什么地方？”

“哈基姆。哈基姆是个阿尔及利亚人，而且只要你付得起钱，总能够替你弄到鸦片。他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你要什么他都能给你弄到，不管是男孩子，是男人，是女人，或者黑人。他手边总有半打阿尔及利亚人随叫随到。我在那里住了三天。我不知道搞了多少男人。”她开始哧哧笑起来。“各式各样的，和各种肤色的。总算把损失掉的时间捞回来。可是，你知道，我害怕起来了。我觉得在巴黎住下去不安全。我怕拉里会找到我，而且我的钱已经花光，那些狗娘养的，你得付钱，才跟你睡觉，所以，我就出来了，回到公寓里，给看公寓的女人一百法郎，告诉她如果有人来找我，就说我已经离开了。我把行李打好，当晚就坐火车来到土伦。一直到抵达这里之后，我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你从此就没有离开吗？”

“一点不错，而且我要一直待下去。这儿的鸦片烟要多少有多少。那些水手从东方带来的，上等货色，不是他们在巴黎卖给你的那种烂狗屎。我在旅馆里有一间房间。你知道，商业与航海旅馆。晚上你走进旅馆，过道里全是鸦片烟味。”她放荡地嗅一下鼻子。“又香又刺鼻子，你知道客人们就在自己房间里抽，使你有一种亲切之感。他们而且不管你带什么人进来睡觉。早上五点钟时，他们来敲敲你的门，喊那些水手上船去，所以，你只管放心大胆睡觉。”接着，并不改换话题，就说：“我在沿码头的一家铺子里看见一本你的书；早知道要碰见你，我就会买下来，叫你签个名。”

刚才经过书店时，我曾经停下来看看橱窗，注意到在别的新书里面有一本我的小说的法译本，是新近出版的。

“我想，你看了不会觉得好玩的，”我说。

“为什么不？你知道，我是能够看书的。”

“而且你还能够写，我相信。”

她迅速地看我一眼，大笑起来。

“哎，我小时候常常写诗。想来一定不像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好。我想是拉里告诉你的。”她迟疑了一下。“人生反正是他妈的，可是，如果能找些乐儿，而你不去享受，那你就是天大的傻瓜。”她把头挑战性地向后一甩。“我如果买下那本书，你肯在上面写几个字吗？”

“我明天就离开。你真要的话，我买一本送你，留在你旅馆里。”

“那太好了。”

就在这时候，一艘海军汽艇开到码头上，汽艇里跑出一群水手来。索菲狠狠看了那些水手一眼。

“那是我的男朋友。”她向其中一个挥一下胳臂。“你可以请他喝一杯酒，然后最好溜掉。他是个科西嘉人，而且和我们的老朋友耶和华一样妒忌。”

一个年轻人向我们走来，看见我时迟疑了一下，但是，索菲做了一个打招呼的姿势，就走到我们桌子面前。他很高，黑黑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很漂亮的深色眼睛，鹰钩鼻子，乌黑的鬈发。样子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索菲介绍我是她童年时代的一个美国朋友。

“不会讲话可是漂亮，”她向我说。

“你喜欢他们粗暴，是不是？”

“越粗暴越好。”

“总有一天会割你的脖子。”

“完全意想得到，”她咧开嘴笑。“早死早好。”

“人要讲法文，是不是？”水手厉声说。

索菲转身向他一笑，笑里带有一点调侃味道。她说得一口流利的俚俗法语，美国音很重，但是，这样一来，却使她平日使用的下流猥亵语言带有一种滑稽腔调，使人忍俊不禁。

“我告诉他你很漂亮，但是怕你不好意思，我用英语讲了。”她对我说。“他很棒。肌肉就像个拳击手。你摸摸看。”

这些恭维话使水手的愠怒消失了，带着满意的微笑弯起胳臂，把二头肌鼓出来。

“你摸摸看，”他说。“来吗，你摸摸看。”

我摸了一下，表示相当钦佩。我们拉呱了几分钟。我付了酒账，站起身来。

“我得走了。”

“见到你很高兴。别忘记那本书。”

“不会的。”

我和两个人都拉了手，漫步走开。途中经过书店时，买下那本小说，写上索菲和我的名字。接着，脑子里忽然来了一个念头，但是，想不出什么别的好写，我把龙萨那首精美小诗的第一句写在上面（这首诗是所有选集里都有的）：美人儿，我们去看看那玫瑰花……我把书留在索菲的旅馆里。旅馆就靠近码头，我常住在那里，因为天一亮，人就被呼唤值勤人上班的喇叭吵醒；那时太阳曚昽照在港里平静的水上，犹如给那些幽灵似的舰只蒙上一层尸衣，十分娇美。第二天，我们开往卡锡，我要在这儿买点葡萄酒，然后开到马赛；在马赛换了一只我们预订的新船。一星期后，我回到家里。

七

我看到艾略特的用人约瑟夫的一封信，告诉我艾略特卧病在床，很想见见我，所以，第二天，我就开车子上昂第布去。约瑟夫在领我上楼见他主人之前，告诉我艾略特生了一场尿毒症，他的医生认为情形很严重。他现在已经熬过了，正在复原中，但是，腰子有病，要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约瑟夫跟随艾略特四十年，对他很忠心，可是，尽管表面显得难过，人们不难看出，和他这个阶层的许多成员一样，当主人家遭到灾难时，他暗地里却在庆幸。

“可怜的先生，”他叹口气。“他当然有他的怪癖，不过，基本上为人还是好的。人迟早总是要死的。”

他的口气就好像艾略特快要断气了。

“我敢说你的赡养费他早已安排好了，约瑟夫，”我不客气地说。

“人不能不指望这个，”他哀叹地说。

当他把我领进艾略特的卧房时，我没有想到艾略特竟然很活跃。脸色苍白，样子看上去很老，但是，兴致很好。胡子刮过，头发梳得很整齐。身上穿的是淡青色绸睡衣，睡衣口袋上绣着他姓名的缩写字母，字母上面是他的伯爵冠饰。在翻过来的被单上，也绣有这些字母和冠饰，并且大得多。

我问他觉得怎么样。

“非常之好，”他兴孜孜地说。“不过是暂时欠安。再过几天，我就会起来了。我约了第米特里大公星期六和我共进午餐，而且告诉我的医生，无论怎样，到那时候，要把我治好。”

我陪他坐了半小时，出来时告诉约瑟夫，如果他的病复发，就来告诉我。一个星期后，我去赴一个邻居家里的午宴，没想到艾略特也在座。他穿着赴宴的衣服，脸色像个死人。

“你不应当出来，艾略特，”我跟他说。

“噢，这是什么意思，老弟。佛里达请了玛法尔达公主。我认识意大利王室已有多年，从可怜的路易莎在罗马任上的时候起，而且我总不能拆佛里达的台吧。”

我不知道究竟应当佩服他的不屈不挠精神，还是可怜他在偌大的年纪而且得了不治之症之后，还对社交生活这样热衷。你决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病号。就像一个快死的演员，脸上一涂了油彩，踏上舞台，登时忘掉身上的病痛一样，艾略特也以他一贯的自如担当他的潇洒请客的角色。人极端和蔼可亲；对于适当的人能照应得使人洋洋得意；讲话刁钻刻薄，非常逗人，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见他使出这样浑身解数过。当那位殿下走后（而且艾略特鞠躬的那种翩翩风度，既表现了对公主的崇高身份的尊敬，又表现了一个老人对一个年轻美丽女子的景慕，真值得一看），无怪乎耳朵里听见我们的女主人跟他说，他是这次宴会的生命和灵魂。

几天后，他又躺在床上了。他的医生禁止他走出房门。艾略特简直冒火。

“偏偏在这个时候，真是糟糕透了。今年这个季节特别热闹。”

他滔滔不绝地谈出一大串知名人士今年夏天都要到里维埃拉来。

我每隔三四天都去探望他一次。他有时候躺在床上，有时候穿一件华丽的晨衣坐在一辆两轮推车上。这种晨衣他好像备有若干件，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穿过同样的。有一次去探望他——时间已是八月初——发现他异乎寻常地沉默。约瑟夫领我进屋子时告诉我，他人好像好了一点；看见他这样没精打采，我有点诧异。我把海边听来的一些花絮告诉他，想使他高兴一点，但是，他显然不感兴趣。他双眉微蹙，脸上有种愠怒的表情，这在他是少见的。

“你去参加爱德娜·诺维马里的宴会吗？”他突然问我。

“不，当然不。”

“她请了你没有？”

“里维埃拉的每个人她都请。”

诺维马里亲王夫人是一个美国巨富，嫁了一个罗马亲王，不过，不是意大利那种一钱不值的普通亲王，而是一个伟大家族的族长，一个雇佣兵队长的后代；这位雇佣兵队长在十六世纪就为自己割了一大片采邑。诺维马里亲王夫人已经六十岁，是个寡妇。由于法西斯政权索取她的美国进款太多了，她很不乐意，所以离开意大利，自己在戛纳山背面一块漂亮的地产上盖了一所佛罗伦萨式的别墅。她从意大利运来大理石作为她那些大客厅墙壁的镶边，从外国请来画家给她画天花板。她的藏画，她的铜像都异常精美；连艾略特向来不喜欢意大利家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的家具十分华贵。那些花园都很秀丽，一座游泳池的造价抵得上一个中产人家的财产。人非常好客，每顿饭总不少于二十个人。她安排好在八月里月圆时举行一次化装舞会。虽则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里维埃拉已经到处都在谈论这次舞会了。晚上要放焰火，她还要从巴黎带一个黑人乐队下来。那些流亡的王公贵族相互谈论时又是羡慕，又是妒忌，认为她这一晚的花费足够他们一年的用度。

“真是豪华，”有人说。

“简直发疯，”有人说。

“庸俗之至，”有人说。

“你预备穿什么衣服？”艾略特问我。

“可是，我告诉过你了，艾略特，我不预备去。你认为在我这样的年纪还会穿得花花绿绿吗？”

“她没有请我，”他嗄声嗄气说，瞪着一双倦眼望着我。

“哦，她会请的，”我淡然说。“敢说请帖还没有发全。”

“她不预备请我。”他讲话的声音都变了。“这是故意给我难堪。”

“哦，艾略特，这个我不能相信。肯定只是一时疏忽。”

“我不是个会被忽略的人。”

“你健康坏到这样，反正是去不了的。”

“当然我应当去。这个季节最好的一次宴会！我就是躺在床上要死了，也会爬起来去。我有我祖先德·劳里亚伯爵的衣服可以穿。”

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所以没有作声。

“你来之前不久，保罗·巴顿刚来看过我，”艾略特忽然说。

读者想必忘记这个人是谁了，因为我自己写到这里还得翻翻前面我给这个人起了个什么名字。保罗·巴顿就是那个艾略特引进伦敦社交界，后来觉得派不了艾略特用场就不理会他的美国青年，因此艾略特非常恨他。这个人近来相当引人注目，先是因为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后来又因为他娶了一个报界巨头的女儿，而这位巨头已经晋升为贵族了。有了这样的后台，再加上人那样灵活，显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艾略特恨透了。

“只要我夜里醒来，听见有只老鼠在护壁板里面扒，我就说，‘这是保罗·巴顿在朝上爬。’我敢说，老弟，最后他总要进上议院的。感谢上帝，那一天我是看不见了。”

“他的来意是什么呢？”我问，因为我和艾略特一样清楚，这个年轻家伙决不会无缘无故跑来。

“我告诉你他的来意，”艾略特气哼哼地说。“他想要借我的德·劳里亚伯爵的服装。”

“真不要脸！”

“你懂得他的用意吗？这表明他知道爱德娜没有请我，而且不打算请我。她唆使他来的。这只老狐狸。没有我，她决不会混到现在这样。我为她开宴会。她认识的人都是我介绍的。她跟自己的汽车司机睡觉；这个你当然知道的。叫人恶心！巴顿坐在那儿告诉我，她预备把花园整个扎上灯彩，还要放焰火。我就爱焰火。他告诉我，许多人缠着爱德娜要请帖，可是，她全拒绝了，因为她要把宴会开得十分出色。他谈话的口气好像我被请是没有问题的。”

“你把服装借给他吗？”

“借给他？先叫他死了进地狱。我自己下葬时就要穿它。”艾略特在床上坐起来，像个发疯的女人，身子摇摇晃晃。“唉，真是忍心，”他说。“我恨他们，我恨他们所有的人。我能够招待他们时，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捧我的场，但是，现在我又老又病，我对他们就派不了用场了。自从我病倒以后，来探望我的病的不到十个人，而且整整这个星期只有一束寒伧的花送来。我什么事情都替他们做。他们吃我的饭，喝我的酒。我给他们当差。替他们安排宴会。我竭尽心力帮他们的忙。而我得到的是什么呢？屁也没有。他们里面没有一个关心我的死活。唉，太狠心了。”他开始哭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消瘦的面颊上滚下来。“我真懊悔离开美国。”

看见这个一只脚已经跨进棺材的老头儿，因为一家宴会没有请他，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实在遗憾；这使人觉得骇异，同时凄凉得有点令人吃不消。

“没有关系，艾略特，”我说，“宴会那天，可能下雨。那就会搞垮它。”

他就像传闻的快要淹死的人捞到一根稻草一样，赶快抓着我这句话，眼泪还没有干就哧哧笑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上面。我要比平时祷告更加虔诚地向上帝祷告下雨。你讲的很对，那就会搞垮它。”

我总算把他的无聊念头引导到别的方面去，离开他时，他即使不是高高兴兴，至少已经安静下来。可是，我不愿意事情就这样了结；回到家里，我就打电话给爱德娜·诺维马里，说我明天得上戛纳山来，问她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吃午饭。她叫用人回话，说她很欢迎，不过，明天她没有举行宴会。虽说如此，我到达时一看，除了她之外，还有十位客人。她这人并不坏，慷慨而且好客；她的唯一严重毛病是一张嘴不好。连和她最亲密的朋友，她也没法不讲人家坏话，不过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是个愚蠢女人，除了讲人家坏话之外，没法引起人们对她的注意。由于她讲的那些坏话又被人传了出去，所以她和那些被她中伤的人往往不叫应，但是，她的宴会总很热闹，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还是不和她计较的好。我觉得求她邀请艾略特参加她的盛会未免丢艾略特的脸，不想这样做，所以先看看风色。她对举行这次宴会很兴奋，午饭时全是谈的这个。

“艾略特有一个机会穿他的菲力普二世服装，一定很高兴呢，”我尽量说得很随便。

“我没有请他，”她说。

“为什么不？”我装作诧异地问。

“我为什么要请他？他在社交界已经数不上了。他是个老厌物，是个势利鬼，是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

这些攻击对她同样适用，所以，我觉得，她太过分了。她是个蠢货。

“再者，”她又说，“我要保罗穿艾略特的服装。他穿上那套服装样子一定神气。”

我不再言语，但是，决心要替艾略特把他念念不忘的请帖弄到手，不管用什么手段。午饭后，爱德娜把她的朋友带到花园里去。这给我以可乘之机。我曾经有一次在这里作过几天客，所以知道一点她家的情况。我猜想总还有些请帖剩下来，这些当会留在秘书的房间里。我急匆匆向秘书的房间走去，打算悄悄塞一张请帖在口袋里，写上艾略特的名字寄掉；明知道他病得很厉害，赴不了宴会，但是，收到请帖一定使他非常高兴。可是打开门时，我愣住了，因为爱德娜的秘书就坐在写字台那边，而我原来指望她还在吃午饭呢。秘书是个中年的苏格兰女子，名叫吉斯小姐，赭黄色头发，脸上许多雀斑，夹鼻眼镜，从头到脚一副老处女派头。我装出随便的样子。

“亲王夫人带大伙儿去逛花园了，所以，我想进来和你一同抽支烟。”

“欢迎。”

吉斯小姐讲话时带有一种苏格兰的粗嗄音。她讲话冷隽，但只对自己喜欢的人讲，而当她这样谈时，粗嗄的喉咙就变得更粗嗄了，使她的那些话听上去极端令人发笑。但是，当你笑不可仰时，她却会诧然不悦地看着你，仿佛认为你觉得她讲的话好笑，简直是发神经。

“我想这个宴会给你增加了不少的麻烦事儿，吉斯小姐，”我说。

“简直弄得我团团转。”

我对她完全信赖得过，所以就单刀直入。

“为什么老东西不请谈波登先生？”

吉斯小姐刻板的脸上显出微笑。

“你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她跟他有仇。是她亲自在名单上把他的名字划去的。”

“你知道，他快死了。他不会再起床的。他对没有请到他很感到难受。”

“他要是想跟她拉拢，当初就该明白一点，不应当到处告诉人，她跟自己的汽车司机睡觉。而且这个人有老婆，还有三个孩子。”

“那么她睡了没有呢？”

吉斯小姐从夹鼻眼镜上面看看我。

“我亲爱的先生，我当了二十一年的秘书，我一贯的准则是相信我所有的雇主都和积雪一样皎洁。我承认，当我的女主人之一发现自己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而爵爷则去非洲猎狮子已有六个月时，我的信仰是有点支持不住的，可是，她去巴黎旅行了一趟，而且是一次很花钱的短期旅行，那就万事大吉了。亲王夫人和我同时都松了一口气。”

“吉斯小姐，我来并不是为了同你一起抽支烟的，我来是想偷一张请帖亲自寄给谈波登先生。”

“这样做很不妥当。”

“就算如此吧。吉斯小姐，请你做做好事。给我一张请帖。他不会来的，这会使老头儿快活。你对他没有什么不痛快吧？”

“没有，他一直对我很有礼貌。他是个正派人，这一点我对他是肯定的，而且比多数跑到这里来骗亲王夫人一顿吃喝，把大肚子装得饱饱的人都正派。”

所有重要的人物身边都有些得宠的下属。对这些倚仗人势的人，你最怠慢不得。当他们得不到自认为应受到的尊重时，他们就会产生敌意，并且反复在主子面前针对这些人放冷箭，进行挑拨离间。你必须和这种人搞好关系。艾略特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这一点，所以对那些穷亲戚，老年女用人或者倚为亲信的秘书，他总要和他们亲亲热热讲句话，或者有礼貌地微笑一下。我肯定他时常和吉斯小姐相互打趣，而且每逢圣诞节总记着送她一盒巧克力或者小手提包。

“求求你，吉斯小姐，发个善心吧。”

吉斯小姐把夹鼻眼镜在自己大鼻子上夹得更牢。

“毛姆先生，我肯定你没有意思要我做不忠于我的雇主的事；再者，如果那个老母牛发现我违背了她，她就会辞退我。请帖在写字台上，都装在信封里。我要向窗外看看，这一半是因为我在一个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腿有点僵，想活动一下，一半是想看看美丽的景色。在我背后发生的事，不论上帝或者凡人都不能要我负责。”

当吉斯小姐重新坐下来时，请帖已经到了我的口袋里。

“今天很幸会，吉斯小姐，”我说，把手伸出来。“化装舞会上你预备穿什么服装？”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个牧师的女儿，”她回答说。“这种愚蠢的事，我留给上层阶级去做。当我看见《先驱报》和《邮报》的那些代表吃了一顿好消夜并且喝了一瓶我们的第二等最好的香槟酒之后，我的责任就结束了。我将回到我的卧室关起门来看一本侦探小说。”

八

两天之后，我去看艾略特时，发现他笑逐颜开。

“你看，”他说，“我收到请帖了。今天早上来的。”

他从枕头下面把请帖拿出来给我看。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说。“你看你的姓是从T开始的。那位秘书显然到现在才写到你。”

“我还没有回信呢。等明天回。”

听见这话，我一时害怕起来。

“你要不要让我替你写回信？我走时就可以替你寄掉。”

“不，为什么你要替我回？我完全能够亲自回答人家的请帖。”

我想，幸亏信封会由吉斯小姐拆，而她当会懂得把它扣下来。艾略特按按铃子。

“我要把服装拿给你看。”

“难道你真想去吗，艾略特？”

“当然要去。自从博蒙家那次舞会之后，我还没有穿过它呢。”

约瑟夫听见铃声进来，艾略特告诉他把服装拿来。服装放在一只大的扁盒子里，用薄绢包着。这里有白绸长袜，衬里的织金布短裤，白麻布镶边，配上紧身上衣，一件大氅，一条围在脖子上的绉领，一顶平顶丝绒便帽，一条长金链子，链子的一头挂着那个金羊毛勋章。我看出这是模仿提香画的菲力普二世穿的那件豪华服装，这张画就在普拉托。当艾略特告诉我西班牙国王和英国女王结婚时，德·劳里亚伯爵穿的恰恰就是这样的装束，我认为他完全是想入非非。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吃早饭时，就有人打电话来。是约瑟夫；他告诉我，夜间艾略特又发病了，医生匆匆赶来之后，认为可能今天都熬不过去。我命人把汽车开来，赶到昂第布。艾略特正处于昏迷状态。艾略特坚决不肯用护士，可是我却看见有个护士在场，是医生从那个介于尼斯与博卢之间的英国医院找来的，这使我看了很高兴。我出去打了个电报给伊莎贝儿。她和格雷正带着孩子在拉保尔的海滨度夏，因为那边费用比较便宜。这条路很长，恐怕他们赶不到昂第布送终。她是艾略特唯一在世的亲人，除了她以外，就是她的两个哥哥，他们同艾略特已经多年不见了。

可是他的生活意志很强，不然就是医生用的药物生效，在这一天里，他慢慢恢复过来。尽管病得不成样子，他仍旧强作精神，和护士打趣，问一些关于她的性生活的猥亵问题。我在下午大部分时间里都和他在一起；第二天再去看他时，发现他虽则人很疲惫，兴致已经相当好了起来。护士只允许我和他待很短一段时间。我对发出的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感到焦急；由于不知道伊莎贝儿在拉保尔的地址，电报是打到巴黎去的，生怕管家转电报时耽搁了时间。两天之后，我才收到回电，说立刻动身。也是活该倒霉，格雷和伊莎贝儿正坐汽车在布列塔尼半岛作短途旅行，所以刚刚收到电报。我查了火车表，看出他们至少要等过三十六小时才能到达。

第二天清早，约瑟夫又打电话给我，说艾略特夜里睡得很不好，而且要找我。我赶快去了。当我到达时，约瑟夫把我拉到一旁。

“先生，恕我冒昧跟您谈一件不大好说的事，”他跟我说。“我当然是不信教的，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只是神父企图控制人民的阴谋，但是，先生要知道，女人不这样看。我老婆和女佣都坚持老先生应当受到最后的祝福，而且时间越来越短了。”他相当不好意思地望望我。“实际的情形是，谁也说不了，也许一个人如果要死的话，还是把自己跟教会的关系搞搞好为上。”

我完全懂得他的意思。多数的法国人，不管他们平时怎样随便嘲弄宗教，到了临终时，都还是愿意和他们几乎骨肉相连的信仰妥协的。

“你是要我向他提出吗？”

“先生如果肯行好的话。”

这个差使我并不怎样喜欢，但是，艾略特毕竟多少年来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履行一个天主教徒的职责也是对头的。我上楼进了他的房间。他仰卧着，人又瘦又憔悴，但是，神志完全清楚。我请护士出去。

“艾略特，你的病恐怕很重了，”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找个神父来？”

他看看我，有半晌没有说话。

“你的意思是说我就要死了？”

“哦，但愿不是如此。不过还是把稳的好。”

“我懂了。”

他不作声。这的确是个难受的时刻，当你不得不向一个人说出我刚才向艾略特讲的话时。我没法望着他；自己牙关紧咬，生怕要哭出来。这时我人坐在床边，面向着他，伸出一只胳臂撑着身体。

他拍拍我的手。

“不要难过，我亲爱的朋友。义不容辞的事，你懂。”

我傻里傻气地笑了。

“你这个怪家伙，艾略特。”

“这就对了。现在打电话给主教，说我要忏悔并且受涂油礼。如果肯派夏尔神父来，我将感激不尽。他是我的朋友。”

夏尔神父是主教的代理人，我以前也提到过。我下楼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和主教亲自讲了。

“急吗？”他问。

“很急。”

“我立刻就办。”

医生来时，我告诉他适才的事情。他和护士一同上楼去看艾略特，我在楼下饭厅里等着。从尼斯到昂第布开汽车只消二十分钟，所以过了半小时多一点，一辆大黑轿车就开到门口。约瑟夫跑来告诉我。

“主教大人亲自来了，先生，是主教本人。”他慌慌张张地说。

我出去迎接他。主教并不如往常一样带着他的副手，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带着一个年轻神父；神父携着一只盒子，想来里面装的是进行涂油礼的用具。汽车司机携了一只破烂相的黑皮包跟在后面。主教同我握手并介绍了他的同伴。

“我们可怜的朋友怎么样了？”

“恐怕病得很厉害呢，主教大人。”

“请您把我们带到一间屋子里，好穿上法衣。”

“餐厅在这儿，主教大人，客厅在楼上。”

“餐厅就行。”

我招待他进了餐厅，我和约瑟夫在外面等着。不一会，门开了，主教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神父，双手捧着一只圣餐杯，杯子上面是一个小圆盘子，里面放一块祭祀用过的圣饼。这些都拿一块麻纱食巾盖着，麻纱非常之细，等于透明。我除掉在晚宴或者午宴席上和主教见面外，从来没有和他会见过；他而且是个食量很大的人，能欣赏一顿好饭和一杯佳酿，讲些滑稽甚至下流的故事起来津津有味。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身体结实强壮的人，只有中等身材。今天穿上白法衣，披上圣带，看上去不但很高，而且高贵。一张红红的脸，一般都是笑容可掬的，现在则很严肃。从外表上看，过去的那个骑兵军官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痕迹；他的样子就像是教会里的一个大人物，而且实际也是如此。我看见约瑟夫在胸口画了十字，一点不觉得诧异。主教头向前倾，微微伛一下身体。

“带我上病人那里去，”他说。

我让他先上楼，可是，他请我在前领路。我们在庄严沉默中上楼。我走进艾略特的房间。

“主教亲自来了，艾略特。”

艾略特挣扎着坐了起来。

“主教大人，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他说。

“你别动，我的朋友。”主教转身向着护士和我。“请你们离开。”然后又对神父说：“我到时候会叫你。”

神父向四下看看，我猜想他是想找个地方放圣餐杯。我把梳妆台上的玳瑁壳镶背的发刷推推开。护士下楼去了，我把神父领进艾略特作为书房的那一间。窗子开着，窗外是蓝天，神父走过去，站在一扇窗子口。我坐下来。海湾里一些两头尖的单桅帆船正在竞赛，它们的三角帆被蓝天一衬，白得闪烁耀眼。一条大黑壳纵帆船，红帆张开，正迎着风向港口驶来。我认出这是捕捞龙虾的船，是从撒丁捕获了一批鱼虾给赌场里的那些寻欢作乐者晚饭时食用的。从关闭门里，我能隐隐听见讲话声。艾略特正在做忏悔。我渴想抽支烟，可是，怕神父瞧见不以为然。他站着不动，向外面望出去，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浓密的黑鬈发，清秀的深色眼睛，黄里带青的皮肤，表明他是意大利种。他的脸上带有南方的那种生命的活力，这使我心里盘算着是什么强烈的信仰，什么火热的心愿，促使他放弃日常生活的欢乐、年轻人的享受和感官的满足，献身为上帝服务。

隔壁房间的声音忽然停止，我看看门。门开了，主教出来。

“来，”他向神父说。

剩下我一个人。我重又听见主教的声音，知道他正在祈祷；这是教会命令要为将死的人说的。接着又是一阵沉寂，知道艾略特正在吃圣餐。恐怕这是远祖的影响，我虽则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每次做弥撒时，听见侍从摇着小铃通知我圣饼举起时，总不免感到一阵战栗；现在我同样感到一阵战栗，就好像冷风透过肌肤一样，感到又害怕又奇怪。门重又打开。

“你可以进来了，”主教说。

我走进去。神父正在把杯子和放圣饼的镀金小盘子用纱布盖上。艾略特的眼睛显出喜悦。

“送主教大人上车，”他说。

我们走下楼。约瑟夫和女佣们在厅堂里等着。女佣们在哭。她们一共三个人，都挨次地走上前来，跪下吻主教的戒指。主教伸出两个指头放在她们头上，为她们祝福。约瑟夫的老婆用肘部捣他一下，他上前一步，也跪下来，吻了戒指。主教微笑。

“你不是不信教的吗，孩子？”

我看出约瑟夫挣扎了一下。

“是的，主教大人。”

“别放在心上。你对主人很忠心耿耿。主将会饶恕你在理性上的错误。”

我陪主教到了马路上，给他开了汽车门。他向我鞠个躬，上车子时，欣然微笑说：

“我们可怜的朋友病很重了。他的缺点只是些浮面的；他心地非常宽厚，而且对同类是仁慈的。”

九

我想艾略特经过了适才的临终忏悔仪式之后，可能不想见人，所以，上楼进了客厅，看起书来，可是，才坐下来，护士就进来通知我，说艾略特要见我。我爬上那串楼梯到了他的房间。是不是由于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帮助他能熬过即将临头的忏悔仪式，还是由于举行仪式给他的兴奋，他的兴致比较好，眼睛也有神。

“莫大的荣幸，我亲爱的朋友，”他说。“我将带着教会的一位大人物的介绍信进入天国。我想所有人家都会欢迎我。”

“恐怕你会发现人色一点不齐整，”我微笑说。

“你别相信它，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圣经》上知道，天上和地上一样有阶级区别。有六翼天使和二级天使，有天使长和天使。我一直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走动，毫无疑问，我也将在天上的上流社会中走动。主曾经说过：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把大众安置在他们完全不习惯的环境里是极端不适合的。”

我猜艾略特把天国想象为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的宫堡一样，墙上镶有十八世纪的护壁板，比尔的桌子，嵌木细工的小房间和路易十五风格的成套家具，蒙着原来的精工刺绣。

“我不骗你，亲爱的朋友，”他停了一下，又说，“天上决没有那种混蛋的平等。”

他忽然睡着了。我坐下来，拿本书看。他一直睡下去。一点钟时，护士进来告诉我，约瑟夫替我把午饭烧好了。约瑟夫变驯服了。

“真想不到主教大人竟然亲自来。对我们可怜的先生是很大的光荣。您看见我吻他的戒指吗？”

“我看见了。”

“我自己不会吻它，是为了满足我可怜的老婆才做的。”

我在艾略特的房间内待了一下午。中间伊莎贝儿来了个电报，说她同格雷坐蓝钢车第二天早晨到达。我认为他们肯定赶不及送终。医生来了，摇摇头。太阳下山时，艾略特醒来，能够进一点饮食。这好像使他暂时有点力气。他向我招招手，我走到他的床前。他的声音很弱。

“我还没有回爱德娜的请帖呢。”

“噢，现在别管它了，艾略特。”

“为什么不管。我一直是个台面上的人；不能因为我就要离开，就忘掉礼貌。请帖在哪里？”

请帖放在壁炉板上，我交在他手里，但是，敢说他看不清楚。

“你在我的书房里可以找到一本信纸。你把它找来，我就可以口述回信。”

我走进书房，把信纸拿来，在他的床边坐下。

“你预备好了吗？”

“是的。”

他的眼睛闭着，可是，嘴边露出调皮的微笑。我盘算不知他会说些什么。

“艾略特·谈波登先生甚感遗憾，由于和赐福的主事先有个约会，不能接受诺维马里亲王夫人的盛意邀请。”

他发出一声轻微的幽灵似的冷笑。他脸色白得很古怪，看上去阴森森的，而且呼出的气息有他这种毛病所特有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可怜的艾略特，过去一直就喜欢洒夏奈尔和摩林诺的香水的。他手里仍旧抓着那张我偷来的请帖。我觉得拿着不方便，想从他手里取出来，可是，他勒得更紧。他忽然开口讲话，声音相当大，这使我吃了一惊。

“老淫妇，”他说。

这是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接着人就昏迷过去。护士前一天晚上陪了他一夜，脸色非常疲乏，所以，我叫她去睡觉，答应在必要时叫她，由我来守夜。事实上，无事可做，我开了一只有罩子的灯，看书看得眼睛发酸，于是把灯熄掉，在黑暗中坐着。夜晚很热，窗户都洞开。灯塔的闪光每隔一定时间扫射一下屋子。月亮下去了；等月圆时，它就会俯视着爱德娜·诺维马里的化装舞会那片空洞而嘈杂的欢乐景象。天的颜色是一种极深极深的蓝，无数的星星照得骇人地亮。我大约打了一下瞌睡，但是，感觉仍旧清醒；忽然间，一声仓促的愤怒的声音，是人们所能听到最怕人的声音，死的呼啸，把我惊醒，人的神志变得极端清楚起来。我走到床边，凭着灯塔的闪光按按艾略特的脉搏。他已经死了。我开了他床头的灯，望望他。他嘴巴张开，眼睛睁着。我将他眼睛闭上之前，先对眼睛看了一会，自己感动了，觉得有几滴眼泪沿双颊流下来。一个老朋友，忠厚的朋友。想到他的一生过得那样愚蠢、无益和无聊，使我感觉难受。他参加过那么多的宴会，曾经和所有那些亲王、公爵、伯爵厮混过，现在都毫无道理了。他们已经忘记他了。

我觉得没有道理要叫醒那个筋疲力尽的护士，因此，回到我原来靠窗子的座位上。护士在早晨七点钟进来时，我已经睡着。我留下她做她认为应当做的事，自己吃了早饭，就上车站去接格雷和伊莎贝儿。我告诉他们，艾略特已经去世。由于艾略特的房子里没有客房，我邀他们上我家去住，可是他们愿意住旅馆。我回到自己家里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了衣服。

上午格雷打电话给我，说约瑟夫给他们一封信写的我的名字，是艾略特托付给他的。由于这封信里面讲的话可能只是对我一人讲的，所以，我说立刻就到，因此，一小时不到，我又一次进了那所房子。那封信的信壳是这样写的：在我死后，立刻交去；信里面是关于丧葬礼的指示。我知道，他一心一意要葬在他造的那座教堂那边，而且已经告诉过伊莎贝儿。他要涂上防腐香膏，并且提到可以进行这种手术的店铺名字。“我打听过，”他继续说，“人家告诉我，他们做得很道地。我信任你不会让他马虎了事。我要穿上我的祖先德·劳里亚伯爵的服装，佩上他的长刀，把他的金羊毛勋章挂在胸前。挑选棺材的事交给你办。不要很触目，但要符合我的身份。为了避免给人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我要求由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承办一切转运遗体事宜，他们应当派一个人护送棺木到它最后安放的地点。”

我记得艾略特曾经说过，他要穿他那件古服装安葬，但是认为这只是闹着玩的一句话，没有想到他当真要这样做。约瑟夫坚持要执行他的遗志，我们好像没有理由不照办。他的遗体及时涂了香膏，然后，由我和约瑟夫给穿上那荒唐的装束。这件事使人倒尽了口味。我们先把他的两条长腿套上白长筒丝袜，再在上面拉上那金色布的紧身裤。好不容易才把两只胳臂塞进紧身上衣的袖管。给他戴上那浆洗好的宽大轮状绉领，再把缎斗篷给他披在肩上。最后把那只平顶丝绒帽戴在他头上，把金羊毛的领圈围着他的脖子。涂香膏的人已经给他的两颊搽上胭脂，嘴唇染红。艾略特的身体现在瘦得只剩一点点，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就仿佛是威尔地早期歌剧里的一个歌手。一个乏善可陈的悲惨的唐吉诃德。当装殓的人把他抬进棺材时，我把那柄作为道具的长刀沿着他的身体放在两腿之间，两手按着刀柄的圆头，就像我看见一个十字军骑士墓上雕塑放的那个样子。

格雷和伊莎贝儿去意大利参加葬礼。

第六章

一

我觉得应该先打读者一个招呼，他完全可以跳过这一章，而仍旧能抓着我要讲的故事线索，因为这一章大部分只是记述我和拉里的一次谈话。可是话又要说回来，如果不是由于这次谈话，我也许认为不值得写这部书。

二

那年秋天，在艾略特逝世后两个月，我去英国，中途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星期。伊莎贝儿和格雷，作了那次艰苦的意大利旅行之后，又回布列塔尼半岛，可是，现在重又在圣纪尧姆街的公寓里住下来了。伊莎贝儿把艾略特遗嘱的详细内容告诉我。他留下一笔钱给他造的那座教堂为他的灵魂做弥撒，另外还捐给教堂一笔维持费。他留给尼斯主教一笔可观的数目作为慈善费用。他留给我他收藏的那批真伪难说的十八世纪淫书，和弗拉戈纳尔的一张美丽的绘画，画的一个山羊神和一个女仙干那背着人干的事。这张画太下流了，没法挂出来，而我又不是那种私下里贪看猥亵图画的人。他留给几个用人的钱都相当多。他的两个外甥每人各得一万元，其余的财产全归伊莎贝儿。这笔财产究竟值多少，她没有说，我也没问；从她那心满意足的外表看来，该是很大的一笔钱。

好久以来，格雷自从恢复健康之后，就急于想回美国重新工作。尽管伊莎贝儿在巴黎住得相当舒服，格雷定不下心来也影响到她。格雷曾经和自己的那些朋友通过一个时期的信，但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是由他拿出相当大的一笔资本。这笔钱他拿不出。可是，艾略特死后，伊莎贝儿却拥有比格雷需要的数目多得多的钱，所以，在取得伊莎贝儿的同意之后，格雷又开始和人家接洽起来；如果情形真如对方所说，他预备离开巴黎，亲自去看看。但是在成行之前，有不少事情要做。他们必须和法国财政局在遗产税问题上取得一项合理的协议。他们要把昂第布的房子和圣纪尧姆街的公寓处理掉。他们得在德鲁奥旅馆筹备一次拍卖，处理掉艾略特的那些家具、藏画和素描。这些都很名贵，看来最好等到春天那些大收藏家可能在巴黎时拍卖最合算。伊莎贝儿认为在巴黎再过一个冬天并不坏；两个孩子现在法文已经讲得和英文一样流利，所以，伊莎贝儿很愿意让她们在法国学校里再呆几个月。三年来，她们全长高了，长长的腿，瘦瘦的身体，成了生动活泼的小姑娘，目前还没有长得像她们母亲那样美，但是，全懂礼貌，而且有一个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就这么多。

三

我和拉里是无意中碰到的。我曾经向伊莎贝儿问到他；她告诉我，从拉保尔回来之后，他们很少见到他过。她和格雷这时自己认识了一些朋友，都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人，所以常有约会，比我们四个人时常在一起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忙得多。有一天晚上，我去法兰西剧院看《贝蕾妮丝》。这个剧本我当然读过，但从没有看见它上演；由于难得演，所以很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这不是拉辛最好的戏，因为题材太单薄了，顶不了五幕，但是戏写得很感动人，有几段够得上说是脍炙人口。故事是根据塔西佗的短短的一段文字写的：铁图热烈爱上巴勒斯坦的女王贝蕾妮丝，甚至如人们所设想的，答应和她结婚，但是，为了国家大事在他登基的开始，却违反自己的愿望，也违反贝蕾妮丝的愿望，使她离开罗马。原因是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都反对自己的皇帝和一个外国女王结合。剧本写的是铁图在爱情与义务之间的心理斗争；在他摇摆不定时，最后是贝蕾妮丝拿准了他爱她，赞成他的出发点，永远离开了他。

恐怕只有一个法国人能够充分欣赏拉辛诗句的文采和音调美，但是，即便是一个外国人，一旦习惯于诗句的那种矫揉造作风格之后，也没法不被他的柔情蜜意和高尚情感打动。很少人能像拉辛那样懂得人的语音里面含有那么多的戏剧成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那些流畅的亚历山大体诗句的作用足可以代替情节，而且我发现那些长篇大论，以卓绝的手腕逐渐达到预期的高潮，和电影里任何惊险的镜头一样使人惊心动魄。

第三幕演完时有一场休息。我出去门厅里抽支烟；门上首竖着乌东的伏尔泰雕像，咧着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在讽刺地微笑。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可能有点着恼，因为我想要独自享受一下那些铿锵诗句在我心中引起的兴奋；我看见是拉里。和平时一样，我见到他总很高兴。我和他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因此，建议看完戏，一同去喝杯酒。拉里说他肚子饿了，因为没有吃晚饭，提议上蒙马特去。到时候，我们碰上头，一同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有一种特殊的霉味。这种气味又和一代代的那些女招待员身上的气味掺和在一起；她们从不洗澡，板着一副脸，把你带领到座位上，硬邦邦等你付小账。这使人走到外面来时深深透一口气；由于晚上天气很好，所以我们一路走了过去。歌剧院大街的弧光灯傲然炫耀着；天上的星星好像不屑跟它们较量，都把自己的光华隐藏在无完无尽的黑暗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刚才看的戏。拉里感到失望。他原来指望演得自然一点，把诗句读得像说话一样，姿势也不要那样太戏剧化。我觉得他的看法错了。这出戏以辞藻胜，而且使用华丽的辞藻，所以，我认为台词读起来应当带有做作气。我喜欢碰到韵脚时那样顿一下；而且那些优美的姿势和身段，由一个悠久传统保留到今天的，好像和这种偏重形式的艺术格调很适合。敢说拉辛当年就愿意他的戏照这样子演呢。过去我对那些演员在重重限制下竭力演得真实、热烈和有人情味，总很佩服。艺术能够利用传统格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艺术的胜利。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拉西里·格拉夫饭店。时间是夜晚十二点过去不久，馆子里挤满了人，但是，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叫了火腿蛋。我告诉拉里，我见到伊莎贝儿。

“格雷应该高兴能回美国，”他说。“他在这里就像鱼儿失水一样。他非要重新有了工作，是不会快乐的。敢说他会赚到很多钱。”

“他如果赚到很多钱，那都是亏的你。你不但治好他的病，而且治好他的心病。你使他恢复了自信心。”

“我做得很有限。我仅仅指给他看怎样医好自己。”

“这点‘有限’你是怎样学会的？”

“碰巧。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当时患失眠症，刚好向一个我认识的老瑜伽教徒谈起；他说即刻给我治一下。他对我做的就是你看见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这样好过。后来，时间当在一年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印度朋友爬喜马拉雅山；他把脚踝跌伤了。当地找不到医生，而他的脚痛得不可开交。我想到照老瑜伽教徒那样试一下，竟然奏效。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总之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加诧异。这里面实在一点神秘也没有；它只是把这种想法灌输到病人的头脑里。”

“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

“如果你的胳臂不由自主地从桌子上抬起来，你会诧异吗？”

“当然非常诧异。”

“它会的。当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以后，我的印度朋友告诉人们，说我会这项本领，并且带领别的人来看我。我非常之不愿意做，因为我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坚决要我做。不知道什么道理，我总把他们治好了。我发现不但能止痛，而且能驱除恐惧。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患恐惧病。我说的恐惧并不是指怕被关闭起来或者怕站在高地方，而是怕死亡，或者更糟糕的，怕生命。他们往往看上去好像非常之健康，生活富裕，一点心事也没有，然而却被恐惧折磨着。我有时觉得，这是人性中的最扰人意的一种心理倾向；有一个时候，甚至盘算这是不是植根于某种动物本能，是人类从那个第一次感到生命颤栗的原始物质继承下来的。”

我一面倾听着拉里，一面怀着期望，因为他很少讲话有这样长的。我而且觉察到这一次他总算愿意谈心了。也许我们刚才看的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内心的压抑，那种明快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正如音乐会引起的反应一样，克服了他的天生拘谨。忽然间，我感到自己的手有点不对头。我对拉里刚才说的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一点没有在意。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再搁在台子上，而是不由自主地离开台面有一英寸光景。我吃了一惊，看看手时，发现它微微有点抖。我感到自己胳臂的神经有一种古怪的颤动，它震动了一下，手和小臂就自动地抬了起来，我老老实实，既不参与也不抵抗，直到它们离开桌子有好几英寸；接着，感到整个胳臂举过肩头。

“这很古怪，”我说。

拉里笑了。我稍微运用一点意志，手就落回到桌子上。

“这不希罕，”他说。“别当它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跟我们谈到的那个瑜伽教徒教给你的？”

“不是的，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具有某些瑜伽教徒自命具有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幼稚无聊的。”

我们要的火腿蛋来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喝啤酒，谁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则在想着他。吃完之后，我燃起一支纸烟，拉里点上他的烟斗。

“你去印度首先是为了什么？”我蓦然问他。

“碰巧。至少当时是认为如此。现在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待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都好像是偶然的遇合，然而，回想起来却像是非碰上他们不可似的。那就像是他们全在那里等待我在需要时找上他们。我去印度是想休息一下，因为工作得太累了，还想把思想清理清理。我找到一个水手的工作，就在那种周游世界的旅游船上。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不回美国，很想家。人情绪低落。你知道我们好多年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是多么的无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的书，见识了不少事情，但是，比我开始着手寻找我要追求的东西时好不了多少。”

我想问他追求的什么，但是，感到他会笑笑，耸耸肩膀，说这事不值得一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当一名水手呢？你又不是没有钱，”我换了个题目问他。

“我要体验一下。只要我精神上到了饱和点，只要我把暂时能吸收的全都吸收了，我发现做做水手之类的事情有好处。那年冬天，我和伊莎贝儿解除婚约之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煤矿做了六个月的工。”

就在这时，他叙述了我在前面讲的他那些遭遇。

“伊莎贝儿把你扔掉时，你难过吗？”

在回答我以前，他有这么半晌眼睛盯着我看，一双深得很特别的眼睛这时好像不向外看，而是在向内看。

“是的。我那时年纪轻，已经打定主意要结婚，并且安排好我们的生活打算。我指望可以生活得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要有两个人才行，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儿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如果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决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但是我没法妥协。”

读者现在可能想起，自从他和农场主的寡妇发生了那次荒唐的关系并且逃出农场之后，他是去波恩的。我急于想听他继续讲下去，但是，知道我必须当心，不要问些不必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到过波恩，”我说。“小时候在海德堡上过一个时候的学。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我觉得。”

“我喜欢波恩；在那边待了一年。我在波恩大学一位教授的家里租了一间房间；教授已经亡故，他的遗孀收容了两个房客；两个女儿都已经达到中年，做饭和家事都由她们担当。她们的另一个房客是法国人，开头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说德国话，别国话都不想讲；可是他是阿尔萨斯人，德国话即使讲得不比他的法国话更流利，至少吐音比他的法语准确。他穿得像个牧师；几天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个黑衣教士，这使我有点意想不到。他是经修道院批准到大学图书馆来做研究工作的，是一个饱学之士，但是，外表看上去和我心目中的僧侣并没有两样。身材又高又大，赭黄色头发，碧碧蓝的一双眼睛，红红的圆脸。人很怯生拘谨，看上去不大想跟我多搭讪，可是，礼貌相当周到，在餐桌上谈话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在吃饭时见到他；午饭一吃完，他就回图书馆工作；吃完晚饭，我留在客厅里和那个不洗餐具的女儿谈话，练习德语，他总是回自己的屋子。

“有一天下午，那至少已经在我迁来一个月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散一回步。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他能够指给我看邻近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敢说单靠我一个人是不会发现的。我相当能够走路，可是，他随时都能击败我。这第一次散步，我们一定足足走了有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干什么，我说来学德文，并且想熟悉一下德国文学。他很有谈吐，说他愿意尽量帮助我。这次以后，我们每星期总要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哲学已有好些年。在巴黎时，我读过一些哲学，斯宾诺莎啊，柏拉图啊，笛卡儿啊，但是，德国的那些大哲学家都没有读过，听他谈论这些哲学家正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做了一次短途旅行，越过莱茵河，坐在一家卖啤酒的园子里喝啤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想来是的，’我说。

“他迅速扫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起来；你知道，我学过希腊文；他对这些伟大的悲剧家之熟悉，我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听他谈很给人启发。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的保护人纳尔逊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经常去做礼拜，因为他的病家指望他这样；他送我上主日学校，也是为了同样理由。我们的帮佣玛莎是一个顽固的浸礼会教徒；我做小孩时，她时常告诉我地狱里的烈火，有罪的人将要永远在地狱里受苦，以此来吓唬我。村子里某些人，她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要给他们惩罚，就形容给我听，他们在地狱里将要受的各种苦难，自己觉得十分开心。

“到了冬天，我和恩夏姆神父已经混得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着恼过。人平和忠厚，比我可能指望的还要胸襟开阔，而且极其宽容。他学识渊博，而且肯定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但谈起话来，往往把我当作好像和他一样有学问。对待我非常耐心，仿佛除掉帮助我之外，别无所求。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患了腰痛，我的房东太太葛拉保夫人给了我热水袋，坚决要我睡上床。恩夏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晚饭后，来到我的房间。我除掉腰痛得很厉害以外，人还是好好的。你懂得书呆子的为人，他们对书总要弄个明白；我把手里看的书放下时，他就拿了起来看看书名。那是一本讲梅斯特·艾克哈特的书，我在城里一家书铺里买到的。他问我为什么看这种书，我告诉他，我曾经涉猎过相当一部分有关神秘主义的书，并且和他谈到考斯第以及他怎样引起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的。他用那双碧碧蓝的眼睛打量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神情只能形容为爱惜。我感到他觉得我相当可笑，但是，同时对我的钟爱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反正我从来就不在乎人家认为我有点像傻瓜。

“‘你在这种书里面想寻些什么？’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答，‘至少就会去寻它了。’

“‘你可记得我曾经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你说想来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不喜欢人问我这些个人问题，所以首先想到的是告诉他，说这不关他的事。可是，他的脸色非常和善，使我感到没法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不想回答相信，也不想回答不相信。也许是我的腰痛要说话，也许是他对我的某种影响。反正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经历。”

拉里迟疑了一下。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知道他的讲话并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那个黑衣教士。他已经把我忘却。我不懂得是什么时间因素抑是地点因素使他违反自己的沉默性格，不经我敦促，就把他长期讳莫如深的事情讲了出来。

“鲍勃·纳尔逊叔叔很民主，他送我进的是麻汾中学。只是因为路易莎·布雷德利伯母跟他唠叨个不停，到了我十四岁时，他才让我进圣保罗中学。我不论功课或者体育都不怎么行，只是还对付得过去。我认为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我对飞行特别迷。那时候，飞行还处在早期，鲍勃叔叔对飞行和我一样兴奋。他认识几个飞行员；当我说想要学飞行时，他就说愿意给我想办法。我年纪虽小，个子却长得高，十六岁就完全可以充十八岁。鲍勃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守秘密，因为他晓得人家知道他让我飞行全都会骂得他臭要死。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帮助我溜到加拿大，并且给我一封介绍信去见他的一位熟人的。结果是，到了十七岁时，我已经在法国当飞行员了。

“当时我们飞的全是非常蹩脚的飞机；你每次上天等于拿性命打赌。飞行的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荒唐透顶的，但是，我们全不懂得，反而认为了不起。我真爱飞行啊。我没法形容飞行时心里的感受，只觉得自己又得意又快乐。在天上，飞得高高的，觉得自己成了某种伟大而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只知道到了两千英尺以上，我不再是先前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有所属了。这话听上去可能很愚蠢，但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当我飞到云层以上，看见那些云就像大群绵羊似的在我脚下，我的感受就像和无限合为一体了。”

拉里停了一下，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窝里盯着我，可是，我说不出他是否看见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死去，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后来我亲眼看见了一个死人。这使我感到惭愧。”

“惭愧？”我不由自主地叫出来。

“惭愧，因为那个孩子只比我大三四岁，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和勇敢，在不久前还是充满生命力，还是那样善良，而现在只剩下一堆烂肉，那样子就像从来没有活过似的。”

我没有说什么。我读医科时曾经见过死人，在战争时看见的还要多。使我倒胃口的是他们看上去非常渺小，一点尊严没有。只是些弃置不用的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哭了。我并不是为自己担心；我感到忿恨不平；使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是死的丑恶。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家里。过去我一直喜欢机械。如果航空没有什么干头的话，我就进一家汽车工厂。我曾经受过伤，只能暂时无所事事一下。后来他们要我就业。我没法做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事情。这好像很无聊。我曾经有过很多时间在思索。我不断问自己，人生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我能够活着只是靠运气；我要一生有所作为，但是，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上帝开动过什么脑筋。现在却想起他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世界上要有恶。我知道自己很肤浅；我不认识什么可以请教的人，但是，我要学，所以我就胡乱地读起书来。

“当我告诉恩夏姆神父所有这些话时，他就问我：‘那么，你已经读了四年书了，是不是？你找到答案没有呢？’

“‘一点没有，’我说。

“他望着我，一脸的慈祥神气，把我都搞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使他这样感动。他在桌上轻轻敲着指头，就像脑子里在盘算一件事情一样。

“‘我们大明大智的老教会，’他当时说，‘曾经发现，如果你假装信教那样行事，你就会真正信教；如果你带着疑虑祈祷，但是出于真心，你的疑虑将会消除。我们圣餐仪式对精神的力量是为多少世纪以来的人类经验所证明了的；如果你肯使自己接受一下圣餐仪式的美，也许上天会赐给你宁静。我不久就要回修道院。何不跟我们一同去住几个星期呢？你可以和我们的杂役僧人一起在地里做活；晚上在图书馆里看书。这个经验不见得不及在煤矿或者在德国农场上做工。’

“‘你为什么要建议我这样做呢？’我问。

“‘我从旁观察你已有三个月了，’他说。‘也许我理解你比你理解自己还要多些。你和信仰之间只隔开一层薄纸。’

“我对他这话没有说什么。那就像有人扣着我的心弦，并且拨了一下，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终于我跟他说，让我考虑考虑。他就不再言语。在恩夏姆神父逗留在波恩的余下期间，我们从不再提有关宗教的事，可是，在他离开时，他开了修道院的地址给我，说如果我决定去，只要写个便条给他，他就会替我安排住所。他走后，我比预计的还要想念他。日子过得很快，又是仲夏天气。在波恩过夏天相当不错。我读了歌德、席勒、海涅；读了荷尔德林和里尔克；但是，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时常盘算恩夏姆神父讲的那些话，终于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他上车站来接我。修道院在阿尔萨斯，乡间很美。恩夏姆神父介绍我见了院长，然后，领我到指定给我的小房间。房内有一张狭窄铁床，墙上挂了一只耶稣殉难的十字架，陈设简陋，只是些生活必需的东西。午饭铃响时，我向食堂走去。那是一间有穹顶的大厅。院长带领两个僧侣站在门口，一个僧侣端一盆水，另一个手里拿条毛巾，院长在客人两只手上洒几滴水洗洗，然后用僧侣递给他的毛巾将两手擦干。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客人，另有两个过路牧师留下吃午饭的；还有一个年长的满腹牢骚的法国人，到这里来归隐的。

“院长和两个助手，一正一副，在餐厅的上首就座，各自坐一张桌子；神父们在沿墙的两边坐，修道士和勤杂人员以及客人们则坐在餐厅正中。做了感恩祷告之后，大家就吃起来。一个见习修士站在餐厅进口处，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读一本道书。吃完饭，大家又做感恩祷告。院长、恩夏姆、客人和招待客人的修士走进一间小点的屋子喝咖啡，谈些杂七杂八的话。然后我就回自己的小房间。

“我待了三个月，人很快乐。那种生活对我完全适合。图书馆很好，我看了不少的书。神父们没有一个企图用任何方法影响我，但是，很高兴和我交谈。他们的学问，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那种不随流俗的派头，都深深打动了我。你不要以为他们过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一直都不得闲。自己种地，自己打粮食，也高兴我帮助他们做。我喜欢做祈祷的华丽场面，但是，最最喜欢的是晨祷。那是在清晨四点钟。你坐在教堂里，四周围全是黑夜，觉得特别动心；这时候，修士们都神秘地穿上他们的服装，头巾拉上来遮着头，用他们有力的男声唱着礼拜仪式的平易歌曲。这类日以为常的活动给人以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花了偌大的精力，尽管思想从没有停止过活动，你仍然感到一种持久的宁静。”

拉里带有憾意地微笑一下。

“我就像罗拉一样，生得太晚了，没有碰上自己的时代。我应当生在中世纪，那时候，信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样的话，我就会看清自己的前途，在教会里谋一个职位。现在我没法相信。我想要相信，但是，我相信不了一个比一般上流人士好不了多少的上帝。神父们告诉我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颂扬自己。这在我看来并不是怎么高尚的事儿。贝多芬写他的那些交响乐难道是为了颂扬自己？我不相信是如此。我相信他写那些创作是因为他的灵魂里有一种音乐要表现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些音乐表达得尽善尽美。

“我常听神父们反复念餐前祈祷，心里盘算他们怎么会一直祈祷而不怀疑到他们的天父给他们每日粮食呢。儿童会恳求他们尘世的父亲给他们食物吗？他们指望他这样做，对他这样做既不感谢，也不需要感谢；对于一个生了孩子而养不活或者不愿养活孩子的父亲，我们对他只有责备。我觉得一个万能的造物主如果不准备给他创造的众生以生存的必要物质和精神食粮，他还是不创造的好。”

“亲爱的拉里，”我说，“你还是不生在中世纪的好。否则，你准被判处火刑。”

他笑了。

“你获得不少成就，”他继续说。“你可愿意人当面恭维你吗？”

“这只会弄得我很尴尬。”

“我替你想，也会是这样。我也没法相信上帝要人恭维。在空军里面，一个家伙靠巴结指挥官弄到美差，我们都看不起他。一个人想要靠穷巴结，而从上帝那里得到拯救，我相信上帝也会看不起他。我总认为，上帝最喜欢的崇拜者是那种按照你的知识程度尽力而为的人。

“可是，使我想不通的首先还不是这个。我没法理解那种原始罪恶的想法，而以我所知，那些神父的头脑里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成见。我参加空军时认识许多人。当然他们只要有机会就喝醉酒，就找女孩子睡觉，而且嘴里不干不净的；我们里面有一两个坏蛋：一个家伙因开空头支票被逮捕，并且判了六个月徒刑；这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他从来没有过钱，当他拿到比自己想望更多的钱时，他就忘乎所以了。我在巴黎碰到过坏人；回到芝加哥时，碰到过更多的坏人，但是，他们做坏事大都由于遗传，而这是他们无法可想的，或者由于环境，这也是不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对于这些罪恶，敢说社会应当比他们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如果是上帝的话，我就设法惩罚他们里面的一个，甚至里面最坏的一个，堕入地狱，永受沉沦之苦。恩夏姆神父思想比较开通；他认为地狱就是失去上帝护持，但是，如果这样就是一种使人忍受不了的惩罚，够得上是地狱，你能想象仁慈的上帝会执行这种惩罚吗？归根到底，是他创造了人类；如果他创造的人类使他们能够犯罪，那就是他要他们犯罪。如果我训练一只狗去咬闯进我后院来的生人的咽喉，它咬了生人的咽喉之后，我再去打它，那是不公平的。

“如果一个至善和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什么他又创造恶呢？神父们说，这是为了使人克服自己恶的本性，抵拒诱惑，把痛苦和忧患作为上帝用以洗刷自己的考验来接受，使自己终于配得上享受上帝的恩典。这就像派个人送封信到某地去，然后在他必经之路上造一个迷阵，使他不容易通过，又挖一条壕沟，使他要游泳过去，最后又造一道城墙使他攀缘过去。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会没有常识。我不懂得为什么你们不能设想一个并没有创造世界的上帝，而是尽力而为的上帝，比人类好得多，聪明得多，伟大得多，在和一个不是由他创造的恶斗争，而且说不定最后会战胜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你们应当信仰这样一个上帝。

“那些神父对使我困惑的这些问题，不论在理智上或者在情感上，都没法替我解决。我和他们不在一个道儿上。当我去向恩夏姆神父告别时，他没有问我有没有从他认为满有把握的经验中得到益处。他无限仁慈地把我看看。

“‘恐怕我辜负了你的美意，神父，’我说。

“‘不，’他回答。‘你是一个有极深宗教观念的不信上帝的人。上帝将会挑选上你。你会回来。是回到这里或者别处，只有上帝说得了。’”

四

“那年冬天余下的时间，我都住在巴黎。我对科学一点不懂；觉得现在该是我对科学至少有点入门知识的时候了。我读了不少的书。我不知道自己学到多少，只知道自己极端无知。不过这一点我过去已经晓得了。春天来时，我就去乡间住在小河边一个旅馆里，靠近一个美丽的旧式小镇；这类小镇法国很多，生活在这里好像二百年来就没有变动过。”

我猜想这就是拉里和苏姗·鲁维埃一起度夏的地方，可是，我没有打断他。

“后来，我去西班牙。我要看看贝拉斯克斯和艾尔·格列柯；盘算艺术能不能给我指出宗教所不能指出的一条出路。我游荡了一个时期，然后到了塞维利亚。这地方使我很喜欢，心想我要在这儿过冬。”

塞维利亚我二十三岁时也到过，那地方我也喜欢。我喜欢那些白色的弯弯曲曲的街道，那些教堂，和瓜达尔基维尔河一带广阔的平原；可是我也爱那些安达卢西亚女郎的风韵和欢快，深色的眸子，和佩在她们黑头发上的麝香石竹，把头发衬得更黑，而石竹花也被头发衬得更鲜艳；我喜欢她们浓郁的肤色，她们嘴唇的诱惑性肉感。那时候，确实是，只要年纪轻就等于置身天堂。拉里去塞维利亚时不过比那时候的我稍微大一点，所以，我不由而然盘算他面对这些迷人精的引诱，是否仍旧无动于衷。他回答了我没有说出的问题。

“我碰到一个在巴黎认识的画家，一个叫奥古斯特·科泰的家伙；他一度和苏姗·鲁维埃住在一起过。他来到塞维利亚写生，在那边找到一个女子就同居起来。有天晚上他请我去埃里丹尼亚剧院听一个弗拉门科歌唱家唱歌，并且带了那女子的一个朋友来。你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娇小玲珑的女子；年纪只有十八岁。她跟一个男孩子闯了祸；因为有了身孕，只好离开自己村子。男孩子正在服兵役。她生下孩子之后，把孩子交给乳娘带，自己在烟草工厂里找了一个工作。我把她带回家。她人非常快活可爱；几天之后，我就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同居。她说愿意，所以我们就在有余屋分租的人家租了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起坐间。我跟她说她可以不去做工，可是她不肯，这对我也合适，因为这样白天我就可以自己支配。厨房是公用的，所以，她总是在上工之前给我把早饭烧好，中午时候回来烧午饭，晚上我们上馆子，饭后看电影或者找个地方跳舞。她把我看作是疯子，因为我洗过一次蒸汽浴，而且每天早上非要用海绵蘸冷水淋身不可。她把孩子托在一个村子里，离塞维利亚有几英里，我们常在星期天去看他。她并不瞒我，她跟我同居是为了多赚两个钱，等她的男朋友服兵役期满之后，好和他在大杂院里找个住的地方。她是个很惹人疼的小东西，肯定说她会成为她的帕科的好妻子。人兴致好，性情温和，热忱。她把人们讳言的性交看作是身体的自然功能之一，和别的身体功能一样。她从中找到快乐，也高兴给人快乐。她当然像一只小动物，但她是一只很好的、吸引人的、驯化了的动物。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她收到帕科从西属摩洛哥（他服兵役的地方）寄来一封信，说他就要复员，两天内将抵达加的斯。第二天早上，她把自己东西打了包，把钱塞在长袜子里，让我送她上车站。当我把她送上车厢时，她热烈地吻了我，可是，她太兴奋了，一脑门子只想到和自己的情人重逢，谈不上和我惜别。我有十足的把握，在火车还没有完全开出车站之前，她已经把我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我在塞维利亚继续住下去；到秋天就动身去东方，也就是那一次使我到达印度的。”

五

时间已经很晚了。客人逐渐少下来，只有几张桌子还坐了些人。那些因为无所事事而坐在那里的人都回家了。那些看完了戏或者电影来这里喝杯酒或者吃点东西的人，也已经离开。偶尔会有些晚到的客人，闲闲散散走进来。我看见一个高个子，显然是个英国人，带了一个年轻流氓进来。他有一张英国知识分子长长的疲惫的脸，稀疏的鬈发；他有着和许多人一样的幻觉，总以为只要人到了国外，你在国内认识的人就没法认出是你来。年轻流氓狼吞虎咽地吃一大盘三明治，他的同伴则带着喜悦和仁慈的眼光在一边看着他。真好的胃口！我看见一个脸熟的人，因为我们在尼斯时同在一家理发店理过发。这人个子高大，年纪不小了，花白头发，一张红红的虚胖的脸，眼睛下面两个大大的眼包。他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银行家，经济大崩溃之后，宁可离开自己根生土长的城市，而不愿意对簿公堂。我不知道他究竟犯了罪没有；如果他犯了罪，他在法国当局的眼中恐怕也是个提不上嘴的人物，犯不着引渡他。他派头很大，而且像蹩脚政客那样假装兴高采烈，但是，他眼睛里显出害怕和忧郁。他从来没有完全醉过，也从来没有完全清醒过。他总是带着一个妓女，而这个妓女显然在尽可能地榨取他。而现在他正带着两个满脸脂粉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两个妇女显然在嘲笑他，而且并不打算加以掩饰；他呢，只勉强懂得她们讲话的意思，还在哧哧地傻笑。繁华的生活啊！依我看来，他还是待在家里吃下那帖苦药的好。有一天，女人会把他榨干，那时候，他就只有投河或者服安眠药自杀的一条路了。

在两点和三点之间，生意好一点起来，大约是因为夜总会关门了。一伙美国青年踱了进来，喝得烂醉而且闹得厉害，不过，不久就走了。离我们不远，两个脸色阴沉的胖女人穿着男人似的紧身装束，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在忧郁地饮着威士忌苏打。来了一群穿晚礼服的人，是法文里叫作有身份的人的人，显然是到各处逛逛，现在要找个地方吃消夜，作为结束。他们来了又走了。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朴素，坐在那里有一个多钟点，面前放了一杯啤酒，在看报。这人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留了一撮整齐的黑胡子，戴夹鼻眼镜。终于进来了一个女人和他坐在一起。他向女人点一下头，毫不亲热。我猜想，他大约因为女人使他久等，生气了。女人年纪轻，穿得很不像样，但是涂得满脸脂粉，而且看上去很疲倦。过不久，我看见女人从手皮包里拿个东西交给他。钱！他看看，脸色沉下来。他跟女人讲的话我听不见，但是，从女人的样子看来，这些话大约是骂她的，而且她好像在给自己开脱。突然间，他探身过去，给了女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她叫了一声，呜呜咽咽哭起来。经理听见闹声赶来，看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在告诉他们，如果不守规矩，就滚出去。女子转身向着经理，并且为了使别人听见，尖着嗓子用下流话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

“他打我耳光是我自找的，”她大声说。

这些女人！过去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要靠女人卖淫吃饭，一定得身体精壮、面目姣好而且具有性感，随时会动刀子或者拔出手枪；没想到这样一个矮小委琐的家伙，从外表看来，可能只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小职员，竟而能够在这人满为患的职业里有插足之地。

六

那个伺候我们这张桌子的侍役要下班了；为了拿到小账，把账单送过来。我们付了钱，并叫了咖啡。

“怎么样？”我说。

我觉得拉里有心思讲下去，我也知道自己有心思听下去。

“我不使你厌烦吗？”

“不。”

“好吧。我到了孟买。船在孟买要停三天，让那些旅游者借此游览一下，并作短途旅行。第三天，我下午不值班，就上岸去走走。我走了一转，看看来往人群：真是五方杂处！中国人，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和你的帽子一样黑的泰米尔人；还有那些拖大车的、长着两只长角的驼背公牛！后来我去石像山逛了那个山洞。一个印度人在亚历山大城搭了我们的船去孟买，那些旅游者都不大看得起他。这人矮而胖，一张棕黄色的圆脸，穿一套黑绿两色格子的厚花呢衣服，围一条牧师的领子。有天晚上，我正在甲板透透空气，他跑上来和我攀谈。刚巧那时候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话，我要单独一个人；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恐怕我对他有点不大客气。反正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学生，为了回美国省点路费而在船上干活的。

“‘你应当在印度逗留一下，’他说。‘东方能够教给西方的东西，比西方所想象的要多。’

“‘是吗？’我说。

“‘反正，’他继续说，‘你一定得去看看石像山的山洞。你决不会后悔。’”拉里打断自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到过印度没有？”

“从没有到过。”

“是这样，我正在瞧着那个庞大的三头神像，这是石像山的巨观，而且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时，听见身后有人说道：‘原来你接受我的劝告了。’我转过身去，一眼就看出是谁在跟我说话。就是那个穿厚花呢衣服，戴牧师领子的矮子，可是，现在，他穿上一件番红色长袍；事后我才知道，这种长袍是罗摩克里希纳教会长老着的。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滑稽相的吱吱呱呱小矮子，而是很有派头，很神气了。我们同时都盯着那个庞大的胸像看。

“‘“大梵天”，司创造，’他说。‘毗湿奴，司护持；湿婆，司破坏。绝对精神的三个表现。’

“‘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我说。

“‘这并不奇怪，’他回答，唇边露出微笑，眼睛了一下，仿佛在嘲笑我。‘一个能够被人了解的上帝就算不上上帝。无限岂能形诸语言？’

“他合掌微微躬身，就漫步走去。留下我望着那三个神秘的头像。也许我正处在一种虚心接受状态，自己感到异常激动。你知道，有时候，人在回忆一个名字的情形；那名字就在嘴边，可你就是叫不出来：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我从山洞里出来之后，坐在石阶上很久很久，望着大海。我关于婆罗门教的全部知识只是爱默生的那些诗，现在想把那些诗背出来，但是背不出。这使我很恼火。回孟买时，我走进一家书店，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书收进这些诗的。原来在《牛津英诗选》里。你记得吗？他们刷掉我是他们失算，

他们逃避我，我就是羽翼；

我是怀疑者，我也是怀疑，

我是婆罗门歌唱的圣诗。“我在一个本地饭馆吃了晚饭，然后到练兵场上走走，眺望大海，因为我可以玩到十点钟上船。我觉得从来没有看见天上有这么多的星星过。一天酷热之后，晚凉使人很受用。我找到一处公园，在长凳上坐下。公园里很黑，沉默的白色人影在我身旁来来去去。这个神奇的一天，朗照的日光，五颜六色的闹吵吵的人群，辛辣而芳香的东方气味，使我心醉了；而那三尊‘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的庞大头像，就像画家用来使他的构图具有完整性的一个物体或者一片颜色似的，赋予这一切以一种神秘的意义。我的心开始疯狂地跳起来，因为我突然间深深体会到印度能给我某种我非有不可的东西。那就像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要么立刻拿到手里，要么就永远失之交臂。我很快打定主意，决定不回船。船上我没有留下什么，只有一只旅行袋，装了几样东西。我慢慢走回本地居民区，看有没有旅馆；不久就找到一家，要了一个房间。我有的是身上穿的衣服，一点零钱，护照和取款证明信；我觉得非常自由，大声笑了。

“开船在十一点钟；为了保险起见，我等到十一点才走出房间。我走到码头上，看船开出去，然后去罗摩克里希纳教会，访出那位在石像山和我谈话的长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讲明要见那位刚从亚历山大城来的长老。我告诉他，我决定在印度呆下来，并且问他应当看些什么。我们谈了好半天，最后，他说，他当晚要去贝那勒斯，问我可愿意和他一同去。我高兴得跳起来。两个人坐的三等车厢。车厢里满是人，吃东西，喝酒，谈话，而且热得简直吃不消。我一夜没有闭眼；第二天早上，人相当疲倦，可是，那位长老就像一朵雏菊那样精神奕奕。我问他怎么会的，他说：‘靠参究混沌；我在绝对中找到休息。’我不懂得该怎么想法，可是，我能够亲眼看出他就像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睡了一夜好觉那样神清气爽。

“贝那勒斯总算到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来迎接我的伙伴；长老命他给我找一间房子住。他的名字叫马亨德拉，是大学里的一个教师。人忠厚聪敏，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那天傍晚，他带我坐一条船去游恒河；这对我可说是开眼界，全城的人都拥到水边来，望去很美，简直惊心动魄；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有更好的指给我看。天没有亮，他就到旅馆来叫我起身，重又把我带到河边。我看见的事情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水边洗去邪浴和祷告。我看见一个又长又瘦的高个子家伙，蓬发虬髯，只穿一条兜带遮着下体，立在那里伸出两只长胳臂，仰起头，高声向着初升的太阳做祈祷。我没法形容给你我所获得的印象。我在贝那勒斯呆了六个月，破晓时，屡次到恒河边去看这种稀有的景象。我永远忘记不了这种奇观。那些人一点不是将信将疑，一点不带有保留，或者疑虑参半。

“人人都对我很好。他们一旦发现我来并不是为了打老虎，或者做买卖，而是求学，就想尽方法帮助我。他们很高兴我想学习兴都斯坦语，并且替我找先生。他们借书给我；回答我的问题从来不感到累。你对印度教可懂得吗？”

“很有限，”我答。

“我以前还当作你会感觉兴趣呢。印度教认为宇宙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而是永远从成长到平衡，从平衡到衰落，从衰落到解体，从解体到成长，如是以至无穷；可有什么见解比这个更了不起的？”

“印度教徒认为这种无完无尽的周而复始，其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说这就是绝对的本性。你晓得，他们相信生死是一个阶段，其目的是对灵魂的前世行为给予惩罚或者奖励。”

“这就是主张轮回说。”

“三分之二的人类都相信这个学说。”

“有许许多多人相信并不能保证它就是真理。”

“不能，但至少值得认真对待。基督教吸收了不少的新柏拉图主义，它当初说不定很便当地也吸收了轮回说；事实上，有一个早期基督教派就相信轮回说，但是被宣称为异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基督教徒就会对轮回和对耶稣复活一样深信不疑。”

“轮回是不是指灵魂从一个身体转到另一个身体，并且根据前生的功过没完没了地经历下去？”

“想来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我不但是我的灵魂，也是我的身体。谁说得了我之所以为我，有多少是我的身体碰巧造成的。拜伦不是因为碰巧生了一只畸形的脚会是拜伦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因为碰巧有羊痫风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印度人不愿意说碰巧。他们会说是你前生的所作所为，才使你的灵魂投进一个残缺的身体。”拉里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眼睛空无所瞩地在出神。后来，嘴边露出微笑，眼睛里显出深思的神气，继续说道：“你可曾想到过，轮回既是世间有恶的解释，也是恶的存在理由？如果我们受的恶报是我们前生造孽的结果，我们就会服服帖帖地忍受，并在今生努力行善，使来生少受些苦。但是，自己忍受恶报比较容易，只要硬挣一点就行；使人不能忍受的是看见别人受苦，而这些苦难看起来往往不是应得的。如果你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前世作的孽，你可以怜悯人家，可以尽力减轻其痛苦，而且应当如此，但是，你没有理由抱怨或者不平。”

“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在一开始就创造一个没有痛苦和不幸的世界，使人决定自己的行动时没有功过可言呢？”

“印度教徒会说开始是没有的。个人灵魂是与天地同存的，从古如斯，它的善恶则由以前的生存决定。”

“那么相信轮回说对人的生活会有实际影响吗？说来说去，考验就在这上面。”

“我认为有影响。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一个相识，轮回说对他的生活肯定产生了很实际的影响。我到印度的最初两三年中，大都住在当地的旅馆里，但是，有时候，也有人请我到他家里去住，而且有一两次在一位生活很阔气的土邦主的家里作客。通过我在贝那勒斯一个朋友的关系，我被邀请到北方的一个小土邦去住住。首府很爱人；‘一座桃红色的城市，有时间一半老’。朋友介绍我认识的是一位财政部长；他受过欧洲教育，在牛津读过书。跟他谈话时，你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有学识的进步开明人士，而且以一个极端能干的部长和精明的政治家知名于时。他穿西装，外表很整洁；相貌相当漂亮，和一般印度人达到中年时一样，身体稍微有点发胖，留了一撮修剪得很整齐的上须。他时常请我到他家里去。家里有座大花园，我们常坐在大树的阴影里聊天。他有一个妻子，两个成年的孩子。你会把他看作只是一般的，相当平常的，英国化的印度人，所以，有一天，我发现一年之后他五十岁时，就要辞去自己进项很好的职位，把财产交给妻子和孩子，去做托钵僧到处去飘流，不由得大吃一惊。但是，更使人诧异的是，他的朋友们，以及土邦主，都认为事情已成定局，并且把这看作是很自然的事，而不是什么出奇出格的行为。

“有一天，我跟他说：‘你这人头脑是很开通的，而且见过世面，读过万卷书，科学，哲学，文学——难道你真心真意相信灵魂转世吗？’

“他的整个表情变了，完全是一副先知的脸。

“‘我亲爱的朋友，’他说，‘如果我不相信灵魂转世，生命对我将会毫无意义。’”

“那么你相信吗，拉里？”我问。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我们西方人不可能像东方人那样从心眼里相信。这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而对我们说来，只能是种见解。我既不相信，又不不相信。”

他停了一下，手托着脸看着桌子；然后向后靠起。

“我想告诉你，我有过一次非常奇怪的经验。那时，我在阿什拉玛；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按照我的印度朋友教给我的方式参禅。我点了一支蜡烛，把注意力集中看着火焰；过了一段时间，我从火焰里很清晰地见到一长串的人物。为首的是一个年事已长的妇女，头上一顶花边帽，戴一对灰色耳环，穿一件黑紧身上衣和一条黑绸撑裙——大约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穿的那一种；她站在那里，正面向着我，态度娴雅谦虚，两臂沿身体下垂，手掌心向着我。一张有皱纹的脸，脸上神情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紧接在她后面是一个瘦长个子的犹太人，偏着身子使我只能看见他的旁相；他长了一只鹰钩鼻子，和两瓣厚嘴唇，穿一件黄色粗布衣服，一顶黄便帽遮着浓密的深色头发。他的神态像个好学深思的学者，表情严肃，同时又富于情感。在他身后是一个年轻人，但是脸朝着我，就像我们中间不隔着任何人似的，他面色红润愉快，一眼就看出是一个十六世纪的英国人。他直挺挺地站着，两腿稍稍分开，神情强悍骄横；全身装束都是红色，就像朝服一样华丽，脚上穿的宽头黑丝绒鞋，头戴黑丝绒扁帽。在这三个人后面，还有一长串数不尽的人，就像电影院外面排的长队，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他们的面貌。我只感觉到他们的模糊形状和夏风吹过麦田时的那种起伏动作。没有一会儿工夫，不知道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他们便慢慢消失在夜晚的黑暗里，只剩下蜡烛的稳定火焰。”

拉里微笑一下。

“当然可能是我睡糊了或者做梦。可能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微弱的火焰上，使我进入一种催眠状态，而我看见的三个像你一样清晰的人只是保留在潜意识里的过去见到的图画。但也可能是前世的我；可能不多年以前我是新英格兰的一位老太太，而在这以前是勒旺岛一带的一个犹太人，而再在这以前的若干年，在塞瓦斯蒂安·卡博特从布里斯托尔启航不久以后，是亨利王太子宫廷的一个风流人物。”

“你那个桃红色城市的朋友结局怎么样？”

“两年后我去南方的一个叫马都拉的地方；一天晚上，在庙里有人碰碰我的胳臂；我转身看时，瞧见一个留了胡须和长头发的人，只在腰间围了一块布，拿一根手杖和圣徒化缘的钵子。直到他开口，我才认出是谁，原来就是我那位朋友。我惊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他问我这两年做些什么，我告诉了他。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特拉凡哥尔；他叫我去见见西里·甘乃夏。‘他会传授给你你寻求的东西的。’我请他谈谈这个人，他只是笑笑，说一切见面自知。那时候，我对这些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就问他在马都拉干什么。他说，他正徒步到印度各地朝圣。我问他食宿怎样解决的。他告诉我，有人家肯借宿，他就睡在凉台上，没处借宿就睡在树下，或者在庙里安身；至于吃的，有人施舍就吃，没有就饿肚子。我看看他，说‘你瘦了’。他大笑，说他觉得瘦了更好受。接着他就向我告别，听这个腰间只围一块布的人向我说英语‘Well，so long，old chap’，真是滑稽——后来，他就走进了庙中的内室，那是我进不去的。

“我在马都拉呆了一个时期。这庙恐怕是印度唯一的可以让白人随意走动的庙宇，只有庙中最圣洁的部分不能进去。天黑以后，庙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男人赤膊穿件围腰布，额上，往往连着胸口和胳臂，都涂上牛粪烧剩的白灰。你看见他们在这个或那个神龛面前膜拜，有时候，整个人匍匐在地上，脸朝下，行五体投地礼。他们祈祷并且朗诵连祷经文；他们相互叫唤，招呼，斗嘴，热烈争辩。一片邪恶的吵闹声，然而，莫明其所以然，上帝好像近在咫尺而且活灵活现。

“你穿过许多长厅堂，厅堂的屋顶都有雕塑的柱子撑住，靠近柱子下面都有一个托钵僧人坐着：每人面前放一只化缘的碗，或者一小块席子，让虔诚的人不时丢一个铜板。他们有些穿着衣服，有些几乎是赤身裸体。有些在你经过时瞠目望着你；有些念着经，或者读出声来，或者默诵，对川流不息的人群仿佛毫不觉察。我想在他们中间寻找我那位朋友，但是，就此见不到他了。想来他已经开始自己预定的行程了。”

“那是什么呢？”

“不再堕入轮回。根据吠陀经义，真我，即他们称作阿特曼而我们称作灵魂的，与身体及其感觉，与心灵及其智力，都不相同；它不是绝对的一部分，因为绝对由于是无限的，就不能有部分而只能是它本身。灵魂不是创造出来的；它亘古以来就有了，而当它终于解脱掉愚昧的七重蒙蔽之后，就会回到它原来的无限去。它就像海里蒸发起来的一滴水，在一场雨后坠进水潭，然后流入溪涧，进入江河，通过险峻的峡谷和广袤的平原，迂回曲折，络石萦林，终于抵达它所由升起的无垠大海。”

“但是，这一小滴可怜的水，当它重又和大海合为一体时，肯定是失去个性了。”

拉里咧开嘴笑。

“你要尝尝糖的味道，你并不要变做糖。个性除掉表现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外，还会是什么？除非灵魂摆脱掉自我中心的最后痕迹，它就不能和绝对合为一体。”

“你谈起绝对来，好像很熟悉，拉里，而且这个名词非常冠冕堂皇。它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实。你没法说它是什么，你也没法说它不是什么。它是无法表达的。印度称它为大梵天。它是无在而无所不在。万物都蕴涵它，仰藉它。它不是人，不是物，不是因。它没有属性。它凌驾在久与变之上，整体与部分之上，有限与无限之上。它是永恒的，因为它的完善与时间无关。它是真理和自由。”

“我的老天！”我肚子里寻思，但是对拉里说道：“不过，一个纯理智的观念怎么能成为受苦人类的慰藉呢？人总是要求一个人化的上帝，俾能在苦难时祈求安慰和鼓励。”

“也许在遥远的将来，通过更大的洞察力，人类有一天将会看出只有在自己的灵魂里面寻找安慰和鼓励。我自己以为崇拜个人化的上帝只是古代祈求残忍神祇的蛮性遗留。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此外哪儿都没有。如果是这样，我应当崇拜谁呢？崇拜我自己？人的精神发展是分不同阶段的，因此在印度人的想象中，绝对就表现为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和上百种其他名称。绝对在‘自在’（即宇宙大神）里，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也在那些卑微的神物里，那些在太阳烤得滚烫的田里的农民放一朵花供奉的卑微的神物。印度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只是些用以达到使自我与至高的我合为一体的手段。”

我望着拉里，一面沉思。

“我不懂得是什么使你向往这种严峻的信仰，”我说。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觉得那些宗教的创始人有种使人觉得可悲的地方，因为他们要你信仰他作为得救的条件。看上去好像他们要倚靠你们的信心才能对自己有信心。这使你联想起古代那些异教的神祇，如果没有信徒的祭祀，就会变得日益憔悴。吠檀多的不二论哲学并不要求你凭信仰去接受什么；它只要求你具有认识现实的热烈欲望；它断言你能够像感到快乐或痛苦一样有把握地感觉到上帝。而且今天印度有许多人——以我所知总有成百上千的人——自认已经做到这一点。我对于人可以通过知识达到最高现实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满意。在后期，印度的圣徒有鉴于人类的软弱性，承认通过爱和通过工作也可以得到解脱，但是，他们从来不否认最高但是最艰难的途径是通过知识，因为知识的工具是人类最宝贵的能力，即他的理智。”

七

这里我得先行交代一下，我并不想在本书里阐述所谓《奥义书》的哲学体系。我懂得太少了，但是，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教义的地方。我们的谈话很长；拉里告诉我的比这里写的要多得多，但是，这本书说到头毕竟是部小说，不适宜把拉里讲的话全都记录下来。我想到的只是拉里。下面不久我就要讲到拉里所要采取的行动；我觉得至少要提一下他的那些哲学思考，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稀罕经验，否则就会使人觉得他的那些行径不合乎人情；除掉这个原因，我根本不会涉及这样一个复杂绕人的宗教问题。他的声音非常悦耳，连最最随便的一句话都带有说服力；他的脸部表情经常随着他的思想在变化，从严肃到轻快，从沉吟到嬉戏，就像钢琴在许多小提琴猛然奏起一个协奏曲的几个主题时发出的涟漪一样；而使我感到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我休想用语言形容得了。尽管在谈正经事情，他谈时却很自然，口气就像平时谈话一样，也许有点踟躇，但是丝毫不勉强，犹如在谈天气或者庄稼。如果读者有一个印象好像他在说教，那完全是我的过失。他的谦虚，和他的诚恳，都是一望而知的。

咖啡馆里已经稀稀落落，剩下没有几个人了。那些闹酒的早已离开。两个靠爱情做生意的可怜虫也已经回到他们肮脏的寓所。不时走进来一个满脸倦容的人要一杯啤酒和一块三明治，或者一个好像还没有完全睡醒的人要一杯咖啡。都是些脑力工作者。一个是值完夜班回家睡觉；另一个是被闹钟惊醒，一肚子不愿意去参加冗长的一天劳动。拉里似乎对时间和对周围情况都毫不觉察。我这一生中碰到的离奇事情可多着。我曾经不止一次差一点儿送命；曾经不止一次几乎做下风流勾当而且自己心里明白；曾经骑一匹小马沿着马可·波罗当年通往传说中的中国那条路穿过中亚细亚；曾经在彼得堡一间整洁的会客室里一面喝俄国茶，一面听一个穿黑上衣条纹裤子的、和声和气的矮子谈他怎样暗杀一个大公；曾经坐在议会大厦一间客厅里倾听着海顿的恬静温柔的钢琴三重奏，而飞机的投弹则在外面爆炸着；但是，这些遭遇我觉得都不及眼前这样离奇：在一家花花绿绿的咖啡馆里，坐着红丝绒椅子，听拉里一个钟点接一个钟点谈下去，谈上帝和永恒，谈绝对和厌倦的没完没了的轮回。

八

拉里有几分钟没有说话。我不想催他，所以等着。接着，他向我友善地一笑，仿佛突然又觉察到我。

“当我到达特拉凡哥尔时，我发现根本不用打听西里·甘乃夏的下落。人人都知道他。有好多年他都住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但是，最后被人劝说迁移到平原上来，由一位施主舍出一块土地，给他造了一间土砖墙的房子。这里离首府特里凡得琅有很长一段路，我花了整整一天，先是坐火车，然后坐牛车，才到达道观。在院子的进口处，我碰见一个年轻人，问他能不能见到师长。我带了一筐水果，这是通常的觐见礼。几分钟后，年轻人回来，领我到一处长轩，四周围全是窗子。在长轩的一角，西里·甘乃夏坐在一张蒙着虎皮的平台上参禅。‘我在等你呢，’他说。这使我感到诧异，但是，猜想大约是我在马都拉的那个朋友跟他谈到我的。可是，当我提起这个朋友的名字时，他摇摇头。我把水果呈上，他叫年轻人把水果拿走。这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看看我，没有说话。我不记得这样的沉默有多久；可能有半小时。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的仪表；但没有告诉你他身上焕发出的那种宁静，那种善良、平和、无我的气息。我一天旅行下来，人又热又疲倦，但是，逐渐感到完全安静下来。在他没有再开口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就是我要访求的人了。”

“他说英语吗？”我打断他。

“不。可是，你知道，我学语言相当快。我已经学了不少泰米尔语，使我能在南部和人应对。他终于开口了。

“‘你来做什么的？’他问。

“我开始告诉他，我是怎样来印度和怎样度过这三年的；怎样根据人家传说某某人多么智慧、多么圣洁，我一个个找上门，但发现他们谁也没能给我满意的答复。他拦着我。

“‘这我全知道。用不着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

“‘希望你做我的师傅，’我回答。

“‘只有大梵天才是师傅，’他说。

“他以一种古怪的神情死命盯着我瞧，后来，突然身体变得挺硬，眼睛像是转为内视，看得出他的人进入印度人叫做的入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我之分开始消失，人成为绝对知识。我盘膝坐在地上，面向着他，心怦怦跳。经过了不知多久时间，他叹口气，我知道他已经恢复正常知觉。他以慈爱的神情看了我一眼。

“‘住下吧，’他说。‘他们会告诉你住宿的地方。’

“他们拨给我的住处就是西里·甘乃夏初次来到平原时住的那间土砖墙房子。他现在日夜住的长轩是在他的门徒聚集得越来越多，和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之后兴建的。为了不至引人注目，我改穿了舒适的印度服装，而且皮肤晒得黝黑，除非你特别注意到我，否则，很可能把我当作是本地人。我读了许多书；一个人思索；在西里·甘乃夏高兴讲话时，听他讲。他不大讲话，但是，你有问题问他时，他都愿意回答。听他讲话，真使人振奋；听上去就像音乐一样。他自己虽则在年轻时持戒律极严，但并不要求自己的门徒照做，只是劝导他们摆脱私心、情欲、声色的奴役，告诉他们通过静穆、克制、谦虚、退让，通过专心致志，通过对自由的孜孜向往，他们就可以得到解脱。人们常从三四英里外的一个镇市赶来求他；那儿有一座著名的庙宇，每年都有大群的人来赶庙会；人们从特里凡得琅来，从辽远的地方来，把自己的苦难告诉他，向他请教，听他的教导；离开时，全都胸怀舒畅，心定神安。他的教导很简单。他教导说，人都比他自视的为高，而智慧是解脱之道。他教导说，要脱离苦海并不一定要出家，只要去掉一个我字。他教导说，行事不怀私心使心地纯洁，责任为个我并入大我提供机会。但是感人最深的并不是他的那些教导而是他的为人，他的慈祥，他的气度，他的圣洁。只要能见到他的面，就是福气。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幸福。我感到终于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的。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日子过得想象不到地快。我打算住到他死为止，因为他告诉我们，他不打算在这躯壳里待多久了，不然就是等我有一朝大彻大悟，那就是终于冲破愚昧的藩篱并且深信不疑自己与绝对合而为一了。”

“那么这下面呢？”

“这下面，如果他们讲的话属实，就没有可说的了。灵魂的尘世旅程就此结束，永不再来。”

“西里·甘乃夏死了吗？”我问。

“以我所知，还没有死。”

他说时看出我问这话的用意，轻微地笑了一声。经过片刻迟疑之后，方才又说下去，可是，说话的派头使我起先以为他想避免回答我在口边上的第二个问题，那当然是指他有没有达到大彻大悟。

“我并没有一直住在道观里。我有幸认识当地一个森林管理员，他的住处就在山脚下一个村子边上。这人最笃信西里·甘乃夏，在公务之暇，总要来跟我们盘桓两三天。人非常之好，和我们一谈半天。他喜欢找我练习英语。和我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告诉我森林管理所在山上有间小屋子，哪一天我想一个人上山去住住，他就把钥匙交给我。我有时候去那里。路上要走两天；先坐长途汽车到森林管理员的村子，下面只好步行，可是，到达之后，那种庄严，那种幽静，真是壮丽。我把所能携带的东西装在一只背袋里，雇了个脚夫替我扛食物，一直待到粮食吃完为止。那只是一所用树桩钉成的小屋，后面有一间烧饭的地方；家具除掉一只可以放一张席子的支起架床，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别无长物。山上很风凉，有时候，晚上升个火，倒也受用。想到二十英里之内渺无人烟，不禁感到惊心。晚上常常听见虎啸或者象群穿过丛莽的嘈杂声。我常在森林中走得很远。有一个地方是我最喜欢坐的，因为坐在那里全山景色都映入眼帘，还可以俯眺下面的湖水。在黄昏时刻，许多野兽，如鹿、豕、水牛、象、豹都来饮水。

“我待在阿什拉玛刚满两年之后，就到我山上那个隐居的地方去住；我去的理由，你听了也许会好笑，我要在那边过我的生日。我在生日的前一天到达那里。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醒来，想去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地方看日出。那地方我闭着眼睛也摸得到。我坐在一棵树下等着。当时还是黑夜，但是，星儿淡了，说明白天就要到来。我怀着一种古怪的期望心情。光线开始一点一点地，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缓缓透过黑暗，就像一个神秘的身形蹑足穿过树丛。我感到心跳，就像碰到危险似的。太阳升了起来。”

拉里停了一下，嘴边露出苦笑。

“我不会形容，那些写景的字眼我全不会使用，我讲不来，不能使你亲眼看见破晓时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片壮丽景色。那些满布茂密林莽的群山，晓雾仍旧笼罩在树顶上，和远在我脚下的那座深不可测的大湖。太阳从山峦的一条裂缝中透进来，照耀得湖水像灿银一样。世界的美使我陶醉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快意，这样超然物外的欢乐。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一种震颤从脚下起一直升到头顶，人好像突然摆脱掉身体，像纯精灵一样分享着一种我从来没有意想到的快感。我感到一种超越人性的知识掌握着我，使得一切过去认为混乱的变得澄清了，一切使我迷惑不解的都有了解释。我快乐得痛苦起来；我挣扎着想摆脱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人就会立刻死掉；然而，我是那样陶醉，又宁可死去而不愿放弃这种欢乐。我有什么法子告诉你我那时的感觉呢？没有言语能够形容我当时的幸福心情。等我恢复到原来的我时，人变得精疲力竭，而且在发抖。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走回我的小屋时，人是那样的轻松愉快，好像脚不沾地一样。我给自己弄点吃的，我真的饿了，并且点上烟斗。”

拉里这时也点上烟斗。

“我不敢认为这是我，伊利诺斯州麻汾镇的拉里·达雷尔所得到的启示，而别人穷年累月苦行苦修到今天还没有到手的。”

“你为什么不认为这只是一种催眠状态，是你当时的心情，加上你的孤寂，破晓时的神秘气氛和你脚下那片灿银的湖水，造成的呢？”

“那是由于它的极端真实感。说实在话，它就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神秘主义者所获得的那类经验。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苏非，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只要他们想要形容那无法形容的境界，使用的语言都差不多。这种境界的存在是无从否认的；唯一的困难在于解释。是不是我一时间和绝对合为一体，还是潜意识里的一种亲力（我们全都有这种潜在亲力）流进普遍精神所致，我也说不了。”

拉里停了一下，向我嘲弄地看了一眼。

“还有，你能用拇指碰到你小指头吗？”他问。

“当然能，”我笑着说，并且当场做给他看。

“你可知道这只有人和灵长目动物能够做到？由于拇指能够和别的指头相对，手才成为现在这样可爱的工具。这种能够和别的指头碰到的拇指，当它还在雏形时，会不会只在个别的人类祖先和大猩猩中才有；它之成为人类的共同特征只是经过无数世代发展的结果，会不会呢？而这类和绝对合为一体的经验，过去为许多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会不会指向人类意识的一个第六感觉的发展方向，即在遥远遥远的将来，它将成为人类共同的感觉。人类将如现在感到感官事物一样，直接感到绝对呢？这至少是可能的。”

“如果那样，你指望会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呢？”我问。

“我无法告诉你，就如同那第一个能将拇指碰到小指的人，无法告诉你这点细微动作将蕴涵多少重大后果一样。我只能告诉你，那片刻陶醉时抓住我的浓郁的宁静、欢乐和安泰感仍旧留在我心里，那种第一次使我眼花缭乱的宇宙美丽境界，现在仍旧同样鲜明生动。”

“可是，拉里，你关于绝对的见解肯定会逼使你认为世界和世界的美只是幻觉——是玛雅一手造成的。”

“认为印度人把世界看作是幻觉，这是错的；印度人并不如此；他们只说世界的真实和绝对的真实不能同日而语。玛雅只是那些热衷的思想家编出来的，借此解释无穷怎样创造有穷。沙姆卡拉，他们里面最聪明的一个，断言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谜团。你知道，困难在于解释为什么婆罗门要创造世界。婆罗门是存在、福祉和智慧；它是不可改变的；它一直在这里，而且永远保持静止，它什么都不缺，它什么都不需要，因此既不知道变易，也不知道争夺，它是十全十美的；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呢？你假如问这个问题，你得到的一般解答是，绝对创造世界是闹着玩的，并不带有什么目的。可是，当你想到洪水和饥馑，地震和飓风，想到折磨人体的一切疾病，你的正义感就会爆发出来，认为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东西当初怎么会这样随随便便就创造出来。西里·甘乃夏心地太忠厚了，所以不相信这种学说；他把世界看作是绝对的表现，而且是它的完善的泛滥。他教导说，神没法子不创造，而世界则是神性的表现。我问他，既然世界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主宰的本性表现，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可恨，使众生的唯一合理出路就是摆脱它的束缚。西里·甘乃夏回答说，尘世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只有无限能提供持久的快乐和幸福。但是，时间的没完没了并不能使善更加善些，也不能使白更加白些。如果中午的蔷薇失去它在清晨时的娇美，它在清晨时的娇美仍然是真实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个完，我们除非是傻子才要求事物永久不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抓着手里的东西及时享受它，肯定说我们就更傻了。如果变易是事物的本性，我们会认为把这一条作为人生哲学的前提，是最合情合理了。我们谁也不能两次濯足于同一的河流，然而，河水流去，继之流来的水仍旧一样清凉沁人。

“往昔雅利安人初次来到印度时，把我们知道的世界看作只是不可知世界的表象；但是，他们欢迎这样一个世界，觉得它窈窕多姿。只是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当征伐的劳累和困人的气候消磨掉他们的活力，使得他们成为异族大举入侵的俎上肉时，他们方才仅仅看见人生的丑恶一面，并且渴望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特别是我们美国人，慑于腐朽、死亡、饥渴、疾病、衰老、愁恨和虚幻呢？我们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当时，我坐在自己的小木房子里抽着烟斗时，觉得自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精神。我觉得体内有种力量急于要扩展出来。要我离开世界，住进一个修道院，我决计不干；相反，我要生活在世界上，爱这世界上的一切，老实说不是为它们本身，而是为了它们里面的无限。如果在那几次的片刻陶醉中，我的确和绝对合为一体，那就如他们告诉我的，什么都不能伤害我，而当我清算了今生的前因后果之后，我就不会再回到世界上来。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充满惶惑。我要投生，投生再投生。我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生活，不管它是怎样忧伤痛苦；我觉得只有生生不息，一个生命接一个生命，才能满足我的企求，我的活力，我的好奇心。

“第二天早上，我动身下山，于次日到达道观。西里·甘乃夏看见我穿上西服感到诧异。那些衣服是我上山时在森林管理员那所小屋子里换上的，因为山上比较冷；下山时也没有想起要换掉。

“‘师傅，我是来告别的，’我说。‘我打算回家乡了。’

“他没有开口。和平时一样，他盘膝坐在铺着虎皮的禅床上，前面火钵里点了一支香，空气里微微闻得见一点香味。跟我第一天看见他时一样，他只是一个人。他凝神盯着我看，好像一直看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懂得了。

“‘这样好，’他说。‘你离家太久了。’

“我朝他跪下，他为我祈福。当我站起来时，我的眼睛湿了。他是一个高尚圣洁的人。我将永远以认识他为荣。我和院中那些修士一一告别；他们有些已经修道多年，有些是在我之后来的。我把自己的一点衣物和书籍留下，觉得说不定对他们有用，于是把背包扛在肩上，穿着我到达时的旧长裤和褐色上褂，戴一顶破帽子，步行回到镇上。一星期后，在孟买搭上一条船，在马赛上了岸。”

我们两人都沉默下来，各自在思索；可是尽管我已经十分疲倦，有一件事我还是急切地要问个明白，所以最后还是我开口。

“拉里，老弟，”我说，“你这次长时期的探索是从恶的问题开始的。是世界上有恶的存在使你孜孜以求的。可是，谈了这半天，你对这个问题连一个初步答案也没有提到。”

“也许就没有什么答案，也许我不够聪明，因而找不到答案。罗摩克里希那把世界看作是神的一种游戏。他说，‘世界就是游戏，在这种游戏里，有乐有忧，有道德亦有堕落，有知识亦有愚昧，有善亦有恶。如果罪恶和痛苦在创世时就被完全排除掉，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我将以全力否定这种说法。我能提出的最好设想是，当绝对在这世界上表现为善时，恶也自然而然连带着出现。没有地壳灾变的那种无法想象的恐惧，你就决不会见到喜马拉雅山的壮丽景色。中国烧瓷的匠人能够把花瓶烧得像蛋壳一样薄，烧得造形那样优美，点缀上美丽的花饰，着上迷人的色彩，涂上粲然的光泽，但是，由于它的本质是瓷，他就没法改变它的脆弱性。如果失手落在地上，它就会变成许多碎片。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只能和丑恶的东西共同存在，你说是不是呢？”

“拉里，这是一个很别致的想法。我觉得并不怎样令人满意。”

“我也不满意，”他微笑说。“顶多只能说，既然得出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人就只能尽力而为。”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有一件工作要在这里做掉，然后回美国去。”

“回去干什么？”

“生活。”

“怎样生活？”

他的回答很冷静，但是，眼睛里闪出一种好笑的神气，因为他料准我会完全意想不到。

“不急躁，对人随和，慈悲为怀，丢掉一个我字，不近女色。”

“高标准！”我说。“那么，为什么要不近女色？你还年轻；女色和吃饭一样是人这个动物最强的本能，你这样抑制它是否明智呢？”

“所幸的是对我说来，接近女色只是寻欢作乐，而不是出于生理需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印度的那些哲人主张不近女色可以大大增强精神的力量，这话说得再确当没有了。”

“我还以为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在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呢。”

“印度人认为这恰恰是我们西方人所没有做到的；认为我们有了许许多多的发明，许许多多的工厂和机器以及生产出来的商品，总想把幸福建筑在物质上，但是，幸福的取得并不靠这些，而是靠精神。他们而且认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毁灭的道路。”

“你以为美国那种地方对实现你的理想适合吗？”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适合。你们欧洲人一点不理解美国。因为我们积聚了大笔财富，你们以为我们只是要钱。我们一点不要钱；我们一有钱就拿来花掉，有时候花得好，有时候花得不好，但我们总是花掉。钱对我们说是不在话下的，它只是成功的象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是认为我们把理想放错了地方，我认为一个人能够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自我的完善。”

“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拉里。”

“这种理想值不值得人努力去实现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以你这样一个人，对美国这样一个贸贸匆匆、忙忙碌碌、目无法纪、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无异想要赤手空拳阻止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不流。”

“我可以试试。是一个人发明轮子的；是一个人发现引力的定律的。没有一件事情不会产生影响。你把一粒石子投入池中，宇宙就不完全是它先前那样子。把印度的那些圣者看作生无益于时，是错误的。他们是黑暗中的明灯。他们代表一种理想，这对他们的同类是一帖清凉剂；普通的人可能永远做不到，但是，他们尊重这种理想，而且生活上始终受到它的影响。一个人变得纯洁完善之后，他的性格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得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很自然地去接近他。如果我过着给自己安排的那种生活，它也可能影响到别人。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比石子投入池中引起的涟漪影响更大，但是，一道涟漪引起第二道涟漪，而第二道又引起第三道涟漪；很可能有少数几个人会看出我的生活方式带来幸福和安适，而他们也会转而把自己所学到的传给别人。”

“我不知道你可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作对，拉里。要知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过去用拉肢架和火刑架镇压他们害怕的意见，现在早已放弃不用了；他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更恶毒的毁灭武器——说俏皮话。”

“我这个人相当顽强，”拉里微笑说。

“好吧，我只能说你有点个人收益总算有你的狗运。”

“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如果不是靠这点钱，我就没法像过去那样天南地北地跑。可是，我的学徒阶段结束了。从现在起，它将成为我的包袱。我要扔掉它了。”

“这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事。你打算过的那种生活之所以可能，唯一靠的就是经济上不仰求别人。”

“相反，经济上不仰求别人，将使我计划的那种生活成为没有意义。”

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来。

“这对印度那些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也许很合适；他可以在树下过夜，而那些虔诚的人，为了结缘，都很愿意把他的讨饭钵子装满吃的。可是，美国的气候对露宿是很不相宜的，而且我虽然不敢自命对美国十分了解，至少有一件事是美国人全都同意的，就是要吃饭就得工作。可怜的拉里，恐怕你还没有起步，就会被人当作流浪汉抓到教养院去了。”

他大笑。

“我懂。人得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我当然要工作。我到达美国之后，将要设法在汽车修配厂找一个工作。我是个相当好的机械工，想来这不大困难。”

“这一来，你不是把本来可以派用场的精力浪费掉？”

“我喜欢体力劳动。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看书看不下去了，我就从事一个时候体力劳动。我觉得这样能使人精神振作起来。记得有一次，我读斯宾诺莎传，读到这位哲学家为了糊口不得不打磨镜片，作者非常愚蠢地认为这对斯宾诺莎是很大的折磨。我敢说这对他的理智活动只会有好处，别的不谈，单单使他暂时不去苦思苦想那些哲学问题，也就够了。当我冲洗车子或者修理汽化器时，我的脑子是不去想什么的，而当我把手里的活做完之后，我会有一种乐滋滋的味儿，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我不会在一个汽车修配厂永远待下去。我离开美国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得重新熟悉它。我将设法找一个卡车司机的工作。那样的话，日子长了，我就会把美国全都跑到。”

“你大约忘记钱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节省时间。生命太短促了，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那样多，所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比如说，你从一个地方徒步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坐公共汽车，又如搭公共汽车而不坐出租汽车，你将浪费多少时间？”

拉里笑了。

“讲得很对，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租汽车来解决这个困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将在纽约定居下来，别的理由不说，还因为纽约拥有最大的图书馆。我只需要很少一点生活费；我对住宿的地方毫不在乎；一天只要吃一顿饭就够了；等我把美国要逛的地方全逛到了，我将会省下一笔钱来买一部出租汽车，自己当司机。”

“你应当关起来，拉里，你疯了。”

“一点不疯。我很懂事，也很实际。当一个出租自己的汽车的司机，我每天开车子的时间只要够我的食宿和车子的折旧就行了。其余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别的工作。如果有什么急事要上哪儿去，就可以开自己的出租汽车去。”

“可是，拉里，一部出租汽车和政府公债一样也是财产，”我故意说这话逗他。“而占有一部出租汽车，你就是一个资本家。”

他大笑。

“不然。我的出租汽车只是我的劳动工具，无异于托钵僧的手杖和食钵。”

这样打趣一番之后，我们的谈话中止了。我久已看出，咖啡馆里的客人愈来愈多了。一个穿晚礼服的人离我们不远坐下，叫了一份很丰盛的早餐；他那疲倦而带有满足的面容，说明他过了一夜风流，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余味。几位老者，由于年纪大睡觉少，都起身很早；他们一面一本正经地喝牛奶咖啡，一面从深度眼镜里读着晨报。年纪轻一点的人，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得破烂，匆匆走进来，三口两口吞下一只面包，喝掉一杯咖啡，就赶往写字间或者店铺去。一个干瘪老太婆挟了一捆早报进来到处兜售，但是，看上去好像一份也没卖掉。我从大玻璃窗户望出去，看见天色已经大亮。一两分钟后，电灯全都熄掉，只有这家大咖啡馆的后面一半还开着。我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

“来点早饭怎样？”我说。

我们吃了油炸面包和牛奶咖啡；油炸面包是新出锅的，又热又脆。我人很疲倦，没精打采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但是，拉里却像平时一样精神，眼睛奕奕有神；光滑的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看上去顶多只有二十五岁。咖啡使我振作了一点。

“容许我给你一点忠告，拉里。我是不大给人忠告的。”

“我也不大接受人家的忠告，”拉里回答，咧开嘴一笑。

“在你处理掉你那一点点财产之前，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一旦脱手之后，就永远不会回来。说不定有一天你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别人迫切需要钱用，那时你就会后悔莫及，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他回答时，眼睛里带有嘲笑的神气，但是，丝毫不含恶意。

“你比我把钱更加看得重。”

“我很重视，”我直率地回答他。“要知道，你一直有钱，而我并不如此。钱能够给我带来人世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不求人。一想到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够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真是开心之至，你懂吗？”

“可是，我并不要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而如果我要骂的话，也不会因为银行里没有存款就不骂。你懂吗，钱对你说来意味着自由，对我则是束缚。”

“你是个讲不通的家伙，拉里。”

“我知道。这没有法子。反正时间还早着，我要改变主意，尽来得及。我要等到明年春天才回美国。我的画家朋友奥古斯特·科泰把萨纳里的一所村舍借给我，我打算在那边过冬。”

萨纳里是沿里维埃拉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海滨休养地，介于班多尔和土伦之间。艺术家和作家不喜欢圣特罗佩那些花花绿绿的宗教仪式的，常到这里来。

“那地方就像一潭死水那样了无生气，你如果不在乎这一点就会喜欢它。”

“我有事情要做。我搜集了一大堆资料，预备写一本书。”

“写的什么呢？”

“写出来后你就会知道，”他微笑说。

“书写成之后，你假如愿意寄给我，也许我可以设法替你出版。”

“你不用费心。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在巴黎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我跟他们谈好替我印出来。”

“可是，这样出版一本书很难指望有销路的，而且不会有人给它写书评。”

“我不在乎有人给它写书评，也不指望出售。书的印数很少，只预备寄给我的印度朋友和在法国的少数可能对它感觉兴趣的人。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写它出来只是为了把搜集到的资料处理掉，而出版它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印出来才能弄清楚它是什么货色。”

“这两条理由我都懂得。”

这时我们的早饭已经吃完，我叫侍役开账。账单来时，我把它递给拉里。

“你既然打算把你的钱全部送光，老实不客气，这顿早饭要你请了。”

他大笑，把钱付掉。坐了这样久，我人都僵了；走出咖啡馆时，觉得两胁在痛。秋天早晨的空气非常新鲜，人很好受。天是蓝的，德·克利希大街在夜里是那样一条肮脏的通道，现在却显出一点活泼气象，就像一脸脂粉的消瘦妇人走着女孩子的轻快脚步，看去并不讨厌。我向一部过路的出租汽车打一个手势。

“带你一段路怎样？”我问拉里。

“不用。我预备步行到塞纳河边，找一处洗澡的地方游泳一下，以后还得上图书馆去，我有些东西要查。”

我们拉了手。我望着他的两条长腿大踏步走过马路。我这块料可没有他硬挣，所以坐上出租汽车回到旅馆。走进起坐间时一看，已经八点过了。

“一个年纪大的人在这个时候才回家，”我向玻璃罩里的裸体女子不以为然地说；一八一三年以来她一直就横陈在时钟上面，身体的位置在我看来极端不舒服。

她继续望着自己在镀金铜镜里的镀金铜脸，而那座钟的回答只是：滴答、滴答。我放了一盆热洗澡水；一直泡到水不太热时，方才把身体擦干，吞下一片安眠药，把瓦勒里的《海葬》带到床上去看（书刚巧放在床头柜上），一直看到睡去。

第七章

一

六个月后，在四月里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弗拉特角自己房顶书室里忙着写稿子，一个用人进来说，圣让（我的邻村）的警察在楼下要见我。我对受到打搅很恼火，而且想不出警察找我有什么事情。我没有亏心事，定期的慈善捐款也已经交纳。他们还发给我一张身份证，被我藏在汽车里，预备开车超出规定速度或者在马路上停错地方被人捉着时，可以在出示行车执照时，让警察无意中瞧见，免得警告没有个完。当时我想很可能是我的那些用人里面，有一个被人家写了匿名信（这是法国人生活中一个可爱之处），因为她的身份证还没有办妥；不过，我和当地的警察关系处得不坏，在打发他们走之前，总要请他们喝杯酒，所以想来不会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可是，他们（总是两个人一同来）这次来却负有完全不同使命。

我们握了手并且相互问好之后，年长的一个——他的称呼是班长，蓄了一部我从没有见过的又浓又密的上须——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用肮脏的拇指翻着。

“索菲·麦唐纳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他问。

“我认识的人有叫这个名字的，”我小心地回答。

“我们刚和土伦的警察局通电话，那边的警长要你立刻就去，请您去一趟。”

“为什么？”我问。“我和麦唐纳夫人并不熟。”

我立刻想到索菲一定出事了，很可能和鸦片有关系，但是，弄不懂为什么会把我牵连进来。

“这个我不管。毫无疑问，你和这个女人有过交往的。好像是她有五天没有回她的住所，后来，有人在海港捞到一具女尸，警察认为可能就是她。局里要你去认一下。”

我打了一个寒噤。不过，这事并不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她过的那种生活很可能使她在抑郁无聊之际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从她穿的衣服和随身的证件也可以认出是她来。”

“她被捞到时是赤条条的，而且脖子割了。”

“老天啊！”我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自己在动脑筋。很可能警察会强逼着我走，所以我还是遵命为上，落得个漂亮。“好的。我搭第一班火车就去。”

我看了火车时刻表，查到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班火车可以搭到土伦。班长说他会打电话报告土伦的警长，并且叫我一到达就直接上警察局去。我把必要的衣物装了一只手提箱，吃完午饭，就坐汽车上火车站。

二

我上土伦警察局报到时，立刻被引进警察长的房间。警察长坐在桌子后面，长得又粗又黑，脸色阴沉沉的，看上去像是科西嘉岛的人。也许习惯使然，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可是当他注意到我（为了防而不备）佩在领孔上的勋章时，就假意地一笑，请我坐下，满口打招呼，说是惊动我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实在出于不得已。我也同样客客气气回答，说是只要能够替他效劳，我是不胜荣幸之至。接着我们就谈起正经事情来。他又恢复到先前粗鲁而且相当傲慢的神情，看看放在面前的文件，对我说：

“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看来这个麦唐纳女人的名声很坏，酗酒，吸毒，一个烂污货。她不但经常和船上下来的水手睡觉，还和当地的流氓睡觉。你这样年纪和身份的人，怎么会和这种人混起来？”

我本来想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可是，根据我钻研几百本侦探小说的经验，对待警察还是客气的好。

“我和她并不熟；是在芝加哥碰见她的，那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后来她在芝加哥和一个有身份的人结了婚。一年多以前，通过她和我共同认识的一些朋友，才重又和她见面。”

在这以前，我一直弄不懂他怎么会把我和索菲联系在一起，可是，现在，他把一本书推到我面前。

“这本书是在她房间里找到的。请你看看上面写的话，你当会懂得你们的关系决不是如你自称那样的泛泛之交。”

就是那本索菲在书店橱窗里看见的我的小说法文译本，她要我在上面写几个字的。我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了“美人儿，我们去看看那玫瑰花，”因为是提笔就想起的。这当然看上去太亲热一点。

“你假如认为我是她的情人，那你就错了。”

“这不关我的事情，”他答，接着眼睛眨了一下：“而且我丝毫没有独犯足下的意思，根据我打听到的这个女人的癖好，敢说你也不是她会看中的人。但是，你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显然不会称呼为美人儿。”

“这句诗，局长先生，是龙沙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的头一行，他的作品以你这样有文化教养的人肯定是熟悉的。我录了这句诗因为我有把握她知道这首诗并且会连带想起下面的诗句，这一来，说不定使她感到自己过的那种生活，别的不说，至少是不检点的。”

“我在学校里显然读过龙沙，可是，我的事情非常繁忙，你提起的那些诗句早已被我忘了。”

我把那首诗的第一节背了出来，满知道他在我提到这位诗人之前，从来就没有听到这个名字过，所以一点不怕他会想到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丝毫不带有劝人学好的味儿。

“她摆明是读过一点书的。我们在她的房间里找到若干侦探小说和两三本诗集。有一本波德莱尔，一本兰波，还有一本英文诗，一个叫艾略特写的。他出名吗？”

“名气很大。”

“我没有时间读诗。反正我不懂英语。可惜的是他如果是个好诗人，为什么不用法文写诗，使得受教育的人都能读他。”

想到这位局长在读艾略特的《荒原》，我真乐了。突然间，他把一张照片送到我面前。

“你可看得出这是何等样人？”

我一眼看出是拉里。他穿着游泳裤，照片是新近拍的，据我猜想，大约就是前年夏天他和伊莎贝儿和格雷在迪纳尔避暑时照的。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想说我不认识，因为我从心里不愿意这件可恨的事情牵连到拉里，可是再一想，倘若警察局查出是拉里的话，我的否认就会使他们疑心到我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他是个美国公民，叫劳伦斯·达雷尔。”

“这是我们在这女人的东西里面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他们都是在芝加哥附近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从小就认识。”

“可是，这张照片拍了没有多久，想来是在法国北部或者西部一个海滨休养地。查出究竟在什么地方并不难。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作家，”我大胆说。警察局长的两撇浓眉毛稍稍抬一点起来，我想他认为干我这一行的人，行为都是不大检点的。“而且生活不靠稿费收入，”我又补上一句，企图抬高他的身份。

“他现在在哪里？”

我又禁不住想说我不知道，但是，仍旧认为这一来只会把事情弄别扭。法国警察也许有许多毛病，但是，他们的组织体系却能使他们很快就查出一个人来。

“他住在萨纳里。”

警察局长头抬了起来，显然感觉兴趣。

“地址呢？”

我记得拉里告诉过我奥古斯特·科泰把自己乡下的小房子借给他住；我圣诞节回来时，曾经写信给他，邀他到我家来住一个时候，但是，不出我所料，他谢绝了。我把他的地址告诉了警察局长。

“我就打电话到萨纳里，叫人把他带到这儿来。可能从他嘴里问出点名堂。”

我不由而然觉得警察局长大约认为这可能是个嫌疑犯，真想笑出声来。我断定，拉里会很容易证明他和这件事情无关。我急于想知道的是关于索菲的悲惨结局的详情，但是，局长告诉我的只比我知道的多出一些细节。两个渔夫把尸体捞到。当地的警察告诉我尸体一丝不挂，其实是耸人听闻。凶手把三角裤和奶罩都留下了。如果索菲的衣着和我看见她时一样，那么，凶手只要剥去她的长裤和紧身衫就行了。由于查不出她的姓名，警察就在当地报纸上加上一段描写。有个女人在一条小街上出租房间的（法国人叫它做临时房间，客人可以随意把女人或者男人带去睡觉），见报后就上警察局来。她原是警察局的耳目，警察常要她报告谁上她的客栈来，和来了干什么。我上次碰见索菲时，她刚被码头附近的那家旅馆赶了出来，因为她的行为实在太不像话，连一向马虎的旅馆主人都忍耐不下去了。这以后她就找到上述的那个女人，在她的房子里租下一个卧房，另外加一间小起坐间。一间房间一夜租出去两三次，赚的钱比较多，可是，索菲出的价钱很大，所以那女人就答应租给她，按月计算。这个女人现在到警察局来，说她的房客有好几天没有回来住宿了；她原也不放在心上，以为她暂时去了马赛或者维尔弗朗什，因为英国军舰最近开来了，这件事对沿海岸一带的老少女子都具有吸引力；但是，她读到报上关于死者的那段描写，觉得可能是她的房客。警察带她去看了尸体，她稍微迟疑一下，就声称这是索菲·麦唐纳。

“可是，如果尸体已经被认出是谁，你们找我来做什么？”

“贝莱太太是个很诚实的女人，而且品行不错，”局长说，“可是，她认出这个女尸的理由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反正我觉得应当找一个和死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来证实一下。”

“你认为有可能捉到凶手吗？”

局长耸耸自己宽阔的肩膀。

“我们当然在查访。我们到她常去的酒吧间问了一些人。她可能是被一个水手出于妒忌杀害的，而水手的船已经离开港口了，也可能是当地一个流氓抢她身上的钱而杀死她。看上去她身边总带有不少的钱使那些歹徒会看上她。也许有些人认为某某人有很大的嫌疑，但是，在和她交往的人中间，除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谁也不会说出来。像她那样跟这批坏蛋朝夕相处，得到这样的下场是完全意想得到的。”

我对他这话也没有可说的。局长请我明天早上九点钟之后来，那时候，他当会和“照片中的这位男子”见过面，底下就由一个警察领我们去停尸所看尸首。

“她的打葬事情呢？”

“如果验明正身，你们承认是死者的朋友并且愿意负担丧葬费的话，你们将会得到批准。”

“我敢说达雷尔先生和我都愿意很快得到批准。”

“我完全理解。这可怜的女人遭遇太惨了，能够越早安息越好。你的话使我想起我这里有一张丧葬承办人的名片，他收费公道，而且办事利落。我将在上面写几个字，叫他办得更周到些。”

我有把握他在丧葬费用上会得到回扣，可是，我满口感谢他。在他竭力表现得毕恭毕敬，送我出门之后，我立刻就找到名片上的地址。丧葬承办人既活跃又一本正经。我挑了一口棺材，既不是最便宜的，也不是最贵的。他主动提出替我向他熟识的一家花店订购两三只花圈——“免得先生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并且出于对死者的尊敬，”他说——约好柩车于次日两点钟到达停尸所。他告诉我，对坟地用不着操心，一切他都会安排好的，又说“想来太太是新教徒吧”，所以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找一位牧师等在公墓那边，于下葬时为死者祈祷。所有这一大套使我不由得佩服他的办事能力。但是，由于我和他素不相识，而且是个外国人，如果请我肯惠然给他预先开一张支票，敢说我是不会介意的。他说出的数目比我指望的要大一点，显然是准备我还价；可是，我一声不嘀咕，掏出支票本来，开了一张支票给他；当时看得出他脸上显出诧异的样子，甚至于有点失望。

我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又到警察局去。先在候见室等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人请我到警察局长的房间去。我看见拉里，神情严肃而且不自如，就坐在我昨天坐的椅子上。局长兴高采烈地和我招呼，仿佛我是个多年失散的弟兄似的。

“很好，我亲爱的先生，你的朋友极其坦率地回答了我有责任问他的问题。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已经有一年零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这个可怜的女人。他叙述了自己在上星期的行踪，以及那个女人房间里他那张照片的由来，讲得都非常令人满意。照片是在迪纳尔拍的，有一天，他和那女人吃午饭时，刚好放在她口袋里。我从萨纳里收到的关于这位年轻人的情况报告非常之好，我而且，并不是我想卖弄，本来就善于识人；深信他不可能干下这种勾当。我而且不揣冒昧向他表示同情，一个童年的朋友，而且在一个健康和有种种教养的家庭长大的，竟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可是，这就是人生。现在，亲爱的先生们，我的一个下属将陪二位上停尸所去，在你们证实死者之后，就没有你们的事了。去吃一顿好午饭吧。我这里有一张土伦最好餐馆的卡片，只消我在上面写几字，餐馆老板就会尽力招待。经过这番折腾之后，来一瓶好酒对你们两位都有益处。”

他这时的的确确充满善意了。我们跟随一个警察走到停尸所。这地方的生意并不兴隆。只有一张板上停了一具尸体。我们向着尸首走去，看守人把头部的遮布揭开。那形象很不好看。海水已经把烫弯曲的银灰色染发泡直，而且湿濡濡地粘在颅骨上。脸肿得厉害，看上去使人毛骨悚然，但是，毫无疑问，是索菲。看守人把遮布又拉下一点，给我们看了那道一直割到两边耳朵下面的骇人刀痕；对我们两个来说，还是不看见的好。

我们回到局里。局长没有空见客，我们只好把应当说的话告诉一个助理。他丢下我们，不久就拿了证件出来；我们带了证件去交给丧葬承办人。

“现在去喝杯酒吧，”我说。

拉里从我们离开警察局上停尸所，除掉从停尸所回来时声称他认出尸身是索菲·麦唐纳外，一句话也不说。我领他上码头那边，和他坐在从前和索菲坐的那家咖啡馆里。外面正吹着一股强烈的北风，平时波平如镜的海港到处点缀着白浪花。渔船轻轻摇曳着。阳光朗照；和每次刮北风时一样，眼中望去的任何物体都异常清晰耀眼，就好像从望远镜中特别对准了物体眺望，给人以一种震撼心弦和生命在颤栗的印象。我喝了一杯白兰地苏打，但拉里始终没有碰我给他叫的一杯。他郁然坐着，一声不响，我也不打搅他。

过了一会，我看看表。

“我们还是去吃点东西吧，”我说。“我们两点钟要到停尸所。”

“我饿了，我没有吃早饭。”

我根据警察局长的外貌断定他是懂得吃好菜的，所以把拉里带到局长告诉我的那家饭店。我知道拉里很少吃肉，所以叫了摊鸡蛋和煎龙虾，然后把酒单要来，仍旧遵照局长的话，挑了一瓶葡萄酒。酒送来时，我给拉里倒了一杯。

“你还是喝下这劳什子，”我说。“它可能给你提示一个话题。”

他乖乖地遵照我的话喝了。

“西里·甘乃夏常说沉默也是谈话，”他咕哝着说。

“这使人想起剑桥大学那些冬烘先生一次欢快的聚会。”

“恐怕你得单独负担这笔丧葬费呢，”他说。“我没有钱了。”

“我完全愿意，”我回答。接着，他这句话的含义触起我。“你难道真的做了不成？”

他有半晌没有做声。我注意到他眼睛里那种诡诈神情。

“你没有把你的钱送掉吧？”

“除掉等我的船开到之前必要的用度外，全送掉了。”

“什么船？”

“我在萨纳里住的房子的邻舍负责一家货轮在马赛的办事处，货轮的航线往返于近东和纽约之间。他们从亚历山大城打电报给他，说一条开往马赛的船有两个水手生病，在亚历山大城上了岸，叫他找两个替工。他是我的好朋友，答应把我弄上船。我把自己的旧雪铁龙送给他做纪念。上船之后，我除掉身上的衣服和一个手提包的东西外，便别无长物了。”

“嗯，反正是你自己的钱。现在你自由了，白种人而且满二十一岁。”

“自由这个字眼用得很对。我一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感到快活和更无牵无挂了。我到达纽约时，他们会付给我工资，这钱将能够维持到我找到一个工作。”

“你写的书怎样了？”

“噢，已经写完而且印好了。我开了一张赠书的名单，你在一两天内当会收到。”

“多谢。”

这下面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在友好的沉默中吃完午餐。我叫了咖啡。拉里点起烟斗；我点起一支雪茄，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他感到我的眼光朝着他，将我看了一眼；他自己的眼睛闪出顽皮的神气。

“你要是想骂我是个大傻瓜蛋，你就只管骂吧。我一点不介意。”

“不，我并不怎样想骂你。我只是盘算，如果你像别人一样结婚生子，生活方式会不会变得更正常些。”

他笑了。过去我提到他的笑很美，肯定总有二十次了；他笑得是那样适意，真挚和迷人，恰恰反映出他那优良品质的坦率和诚实的一面，可是我还要再提一次，因为现在他的笑除掉上述的种种以外，还含有一种凄惨和温柔的味道。

“现在太迟了。我碰到的有可能和她结婚的女子只有可怜的索菲。”

我诧然望着他。

“经过这一切之后，你还能这样说吗？”

“她有个可爱的灵魂，热情，超脱，慷慨。她的理想是高尚的。甚至到最后她寻找自我毁灭的方式，也具有崇高的悲剧味道。”

我没有作声；我不懂得对这些古怪的评述该怎样看待。

“当时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我问。

“她那时还是个孩子。告诉你实在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当初我常到她祖父家，和她一同在榆树下读诗时，这个瘦骨嶙峋的小鬼蕴藏着灵魂美的种子。”

我不由得感到诧异的是，在这个当口，他竟然不提伊莎贝儿。他不可能忘记曾经和她订过婚。人们只能设想他把订婚的事看作是两个没有成熟的年轻人糊里糊涂干出来的蠢事，毫无道理。他决没有想到伊莎贝儿一直在苦恋着他，这件事我深信在他脑子里连个影子都没有。

现在是动身的时候了。我们走到拉里停车的广场，汽车已经很破旧了。我们开到停尸所。丧葬承办人没有虚报。什么事情都办得井井有条；在那片光华耀眼的天光下，狂风把墓地的柏树都吹弯了，给殡葬添上最后一点恐怖气氛。各事完毕以后，承办人恭敬如仪地和我们拉手。

“两位先生，希望你们满意。办得很不错吧？”

“很不错，”我说。

“请先生记着，如果有什么差遣，随时吩咐好了。路远毫无关系。”

我谢过他。当我们走到公墓门口时，拉里问我还有什么事情要他做的。

“没有了。”

“我想尽快赶回萨纳里。”

“把我开到我的旅馆，好吗？”

开着车子时，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到旅馆时下车，两个人拉拉手，他就开走了。我付了旅馆账，拿了手提箱，雇一辆出租汽车上火车站。我也要赶快离开。

三

几天之后，我就动身去英国。我原来的打算是沿路不停，但是，出了索菲这件事情之后，我特别想看看伊莎贝儿，所以决定在巴黎停留二十四小时。我打了个电报给她，问她我能不能在下午晚一点时候去，并在她家吃晚饭。到达我的旅馆时，我收到她留下的一张便条，说她和格雷晚上有饭局，可是，欢迎我五点半以前来，因为五点半以后她要去试衣服。

天冷，雨下下停停，但下得很大；我猜想格雷不会上毛特芳丹去打高尔夫。这对我不大合适，因为我想单独会见伊莎贝儿。但是，当我到达公寓时，她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格雷上旅行者俱乐部打桥牌去了。

“我告诉他不要回来太晚，如果要见你的话，不过，我们要到九点钟才吃晚饭，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在九点半以前到达，所以我们满有时间痛痛快快谈一下。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告诉你。”

他们已经把公寓转租出去。艾略特的藏画将在两星期内拍卖。拍卖时他们要到场，所以正准备搬到里茨饭店去住。然后上船回国。伊莎贝儿除掉艾略特在昂第布房子里挂的那些近代绘画之外，什么都卖掉。这些近代绘画她虽则不大喜欢，但是，认为这些挂在他们未来的家里将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她想得完全对头。

“遗憾的是，可怜的艾略特舅舅并不太合时宜。毕加索，马蒂斯，鲁奥，你知道。我想他的藏画好还是好的，不过恐怕过时了一点。”

“我倘若是你的话，就不去管它。几年之后，别的画家将会出头，毕加索，马蒂斯比起你那些印象派画家来也未见得更时新了。”

格雷和人家的谈判快结束了。他有了伊莎贝儿给他提供的资本，将以副经理的身份参加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这家企业和石油有关系，所以他们打算住在达拉斯。

“我们的首要事情是找一幢合式的房子。我要有一个很好的园子，这样格雷工作回来可以有地方闲逛逛，而我非要有一间真正的大起坐间不可，这样才可以招待客人。”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不把艾略特的家具带走。”

“我认为不大合适。我要打全套的摩登家具，也许在有些地方来点墨西哥式样，使它带有一种情调。我一到纽约就去打听现在哪一个屋内装饰家最吃香。”

安托万，那个男用人，捧了一只盘进来，上面放了许多酒瓶。伊莎贝儿总是那样机灵，知道十个男人有九个都自命搀鸡尾酒比女人搀得好（而且这个看法是对的），所以叫我搀两杯。我把杜松子酒和努瓦里普拉倒出来，搀上少量的苦艾酒；就靠这点苦艾酒把原来是不甜的马地尼从一种说不出名堂的酒变成仙露，连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肯定都会放弃自己的家酿来喝它。我私下里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可口可乐的饮料。当我把酒杯递给伊莎贝儿时，我注意到桌上有一本书。

“嗨，”我说。“这就是拉里写的书啊。”

“是的，今天上午寄来的，可是，我非常之忙，午饭之前，有说不尽的事情要做；午饭是在外面吃的；下午又去了摩林诺时装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稍微翻一下。”

一个作家成年累月地写一本书，也许呕心沥血才写成它，但是，被人随便放在那里，一直到无事可做时才会看它；想到这里，我感到抑然。

“想来你知道拉里整个冬天都在萨纳里过的。你碰见过他没有？”

“碰见过。前几天还一起在土伦的。”

“是吗？你们去土伦干什么？”

“打葬索菲。”

“她难不成死了？”伊莎贝儿叫出来。

“她如果不是死了，我们会有什么借口去打葬她？”

“这并不好笑，”她停了一下。“我不想假装难受。恐怕是酗酒和吸毒双重原因。”

“不是的，是被人割了脖子，赤身裸体抛到海里的。”

和圣让的警察班长一样，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她的脱光情况。

“太可怕了！可怜的人儿。当然像她那样子生活，结局一定是悲惨的。”

“这也是土伦的警察局长说的话。”

“他们知道凶手是谁吗？”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认为是你杀了她。”

她诧异地盯着我望。

“你讲的什么？”接着，似笑非笑的一声：“再猜猜：我有铁证，不在犯罪的现场。”

“去年夏天，我在土伦碰见她，和她有一次长谈。”

“她没有喝醉酒吗？”

“相当清醒。她告诉我，在她将要和拉里结婚的前几天，她是怎样会无缘无故失踪的。”

我看见伊莎贝儿的脸色板了下来。接着，我把索菲告诉我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伊莎贝儿竖着耳朵在听。

“从那次之后，我把她告诉我的话盘算了很久，越想越发现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在你这里吃午饭总有过二十次，你在午饭时，从来不备甜酒。那天你一个人吃午饭。为什么放咖啡杯子的盘子里有一瓶苏布罗伏加酒呢？”

“艾略特舅舅刚派人把酒送来。我想尝尝看，是不是和我在里茨尝到时一样合口味。”

“对，我记得你当时盛夸这酒。我觉得诧异，因为你从来就不饮甜酒；你非常注意自己的身材，决不会想喝甜酒。那时候我有个印象，你是想撩索菲；我觉得你简直不怀好心。”

“谢谢你。”

“你一般和人约会都很守时间。你约索菲去试结婚礼服，这件事对她说很重要，对你说也好玩，为什么你要跑出去？”

“这是她亲口告诉你的。我对琼的牙齿不大放心。我们的牙医生很忙，只能在他指定的时间去。”

“看牙医生总是在上一次走前约好的。”

“我知道。可是，他早上打电话给我，说有事不能看病，但是，可以改在当天下午三点钟；我当然不放过这个时间。”

“难道不能叫保姆带琼去吗？”

“琼吓得要命，可怜的孩子，我觉得亲自带她去，她会好受一点。”

“你回来的时候，看见那瓶苏布罗伏加四分之三光了，索菲也不见了，你难道不诧异吗？”

“我以为她等得不耐烦，自己去摩林诺了。我到摩林诺一问，她并没有去，弄得我莫名其妙。”

“还有那瓶苏布罗伏加呢？”

“哦，我的确看出酒喝掉许多，还以为是安托万偷喝的，几几乎要说他，可是，他的工资是艾略特舅舅付的，他又是约瑟夫的朋友，所以我想想还是不理会的好。他是一个很好的用人，即使偶尔偷点嘴，犯不着我来责备他。”

“你真是个说谎精，伊莎贝儿。”

“你不相信我吗？”

“一点不相信。”

伊莎贝儿站起来，走到壁炉架那边。壁炉里烧着木柴，在这阴寒天使人很适意。她把肘部撑在壁炉板上，姿态很文雅；这是她可喜的禀赋之一，能够不显得一点做作。多数的法国上流女子白天穿黑，她也如此，这对她瑰丽的肤色特别相宜；今天她穿了一件很贵重但是式样简单的衣服，很能衬出她的苗条身材。她有一分钟抽着香烟。

“我跟你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那天我要出去一趟确是很不幸，而且安托万实在不应当把甜酒和咖啡杯盘留在房间里，应当在我出去时就拿走。我回来时，看见瓶里酒差不多光了，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听说她失踪，我猜想，她大概是喝醉酒胡闹去了。这事我没有声张出去，因为说了只会使拉里更尴尬，单单这样子已经够他烦心的了。”

“你肯定那瓶酒不是你故意叫人放在那里的？”

“肯定不是。”

“我不相信。”

“那就不相信吧。”她恶狠狠地把香烟扔到炉火里；眼露凶光。“好吧，你要了解真相的话，那就老实告诉你，并且滚你妈的蛋。是我做的，而我现在还会做。告诉你，我要不惜一切阻止她和拉里结婚。你是不会阻止的，你或者格雷，你们只会耸耸肩膀，说这事做得太荒唐。你们一点不关心，我关心。”

“你如果不插手的话，她现在还会活着。”

“跟拉里结婚，弄得拉里痛苦不堪。他觉得能使她变一个新人。男人真是傻瓜！我早就知道迟早她会把持不住。这是摆明的。我们大家在里茨吃午饭时，你自己亲眼看见她多么坐立不安。我注意到她喝咖啡时，你在看她；她的手抖得厉害，一只手不敢拿，只好两只手捧到嘴边。我看出侍者给我们倒酒时，她的眼睛盯着酒望；一双没精打采的眼睛跟着瓶子转，就像一条蛇盯着一只羽毛方满的小鸡拍翅似的。我知道她会拼死弄一杯喝的。”

伊莎贝儿现在面向着我，眼睛里充满激情，声音严厉，迫不及待地讲了下去。

“当艾略特舅舅把那混蛋的波兰甜酒捧上天的时候，我觉得糟透了，但是，硬说我从来没有尝到过这样美的酒。我有把握说，她一有机会，绝对没有勇气抵制得了。所以我就带她去看时装展览。所以我要送她一套结婚礼服。那一天最后试样时，我告诉安托万，午饭我要喝杯苏布罗伏加，后来，又告诉他，我约好一位太太，她来时请她等一下，喝杯咖啡，并且把甜酒留下来，说不定她会高兴喝上一杯。我的确把琼带到牙医生那里，但是，由于没有预先约好，医生不能看病，我就带琼去看了一场新闻片。我打定主意，如果索菲不碰那活儿，我就勉为其难，尽量和她要好。我发誓，这是实话。可是，我回家时，一看酒瓶，知道自己算对了。她走了，我而且可以拿头来打赌，她将永远不会回来。”

伊莎贝儿说完时，人老老实实都有点喘了。

“这和我想象的多少有点像，”我说。“你看，我猜对了；你无异亲手拿刀子割了她的脖子。”

“她是坏人，坏人，坏人！我很高兴她死了。”她猛然倒在一张沙发上。“给我一杯鸡尾酒，你这混蛋。”

我走过去，又搀了一杯。

“你是个卑鄙的坏蛋，”她接过我手里的鸡尾酒时说。后来勉强一笑；她的笑就和小孩的笑一样，知道自己笑得很顽皮，但是，认为仗着那一点天真的派头，可以哄得你不会生气。“你不会告诉拉里吧？”

“你怎么想得到的。”

“你能对天发誓吗？男人是顶顶靠不住的。”

“我答应你不告诉他。可是就算我想告诉他，我也没有机会，因为我今生今世恐怕不会和他再见面了。”

她身子坐直。

“你说的什么？”

“这时候，他已经搭上一艘货轮，当水手或者司炉，开往纽约了。”

“你这话是真的吗？他真是个怪人！几个星期前，他还到巴黎来，为他那本书上公共图书馆查资料的，可是，绝口不提他要去美国。我很高兴；这就是说，我们又要和他见面了。”

“我不敢说。他的美国离开你的美国就和戈壁沙漠一样远。”

接着，我就告诉伊莎贝儿，拉里怎样处理掉自己的财产，以及他今后的打算。她张口结舌地听我讲；脸上显出骇异的神情；有时候，打断我的话，喊“他疯了，疯了”。我说完之后，她垂着头，两行眼泪沿颊上流下来。

“现在我真正失去他了。”

她转过身去，脸抵着沙发椅背哭起来。悲伤破坏她的美丽容颜，她也不在乎。我束手无策；不懂得在她的心灵深处是什么愚蠢而矛盾的希望被我传来的消息最后砸得粉碎。我有个模糊看法，好像能够偶尔见到拉里，至少知道拉里是她的世界的一部分，就把她和拉里牵在一起，而拉里的行动最后把这根微弱的牵线也割断了，因此她觉得自己永远丧失了他。我弄不懂使她痛苦的，使她枉自悔恨的是什么；想想还是让她哭一阵的好。我拿起拉里的书，看看目录。我的一本在我离开里维埃拉时还没有寄来，现在在几天之内没法看到。书写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一本论文集，篇幅和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相仿佛，论述了若干有名人物。他挑选的人使我迷惑不解。有一篇论述罗马独裁者苏拉，在独揽大权之后，退位归隐，一篇论建立帝国的蒙古征服者阿克巴尔；一篇论吕本，一篇论歌德，还有一篇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那个搞文学的。显然每篇文章都需要读许多书，无怪拉里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写成，可是，我不懂得为什么他认为值得在这上面花这么多时间，也不懂得他为什么选择这些人来研究。接着我想起来，这些人都各有一套方式在自己一生中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使拉里感觉兴趣的想来就在于此。他有心估量一下究竟是怎样的成就。

我随便读了一页，看看他的文笔怎样。是那种学术性的文章，但是写得流畅，一点没有初学写作的人往往有的卖弄或者陈腐气。看得出他就和艾略特·谈波登经常亲近达官贵人一样，他也是经常浸润在名著中的。我的思绪被伊莎贝儿的一声叹息打断了。她坐起来，皱着脸把变得微温的鸡尾酒一饮而尽。

“我再哭下去，眼睛要肿得不像样子了；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出去吃晚饭呢。”她从皮包里取出一面镜子，不放心地照照自己。“对了，用冰袋在眼睛上放半小时，这就是我要做的。”她在脸上扑了粉，涂了口红。后来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听了我这样作为，会瞧不起我吗？”

“你在乎吗？”

“你也许会奇怪，我在乎。我要你觉得我人不错。”

我笑了。

“亲爱的，我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我答。“当我真正欢喜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我不赞成他做的那些坏事，但是照样喜欢他。按说你不是个坏女人，而且风度翩翩。我知道你的美貌是两种因素的巧合，高超的审美眼光和不顾一切的决心，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我对你的欣赏。你只是缺少一样使人完全对你着迷的东西。”

她微笑着等待。

“温柔。”

她唇边的笑意消失了，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定下神来回答我，格雷已经蹒跚地走进来。在巴黎住了这三年，格雷已经胖得厉害，脸色变得更红，头发秃得很快，可是健康好到极顶，而且兴致勃勃的。看见我时，高兴得一点不做作。他讲话充满了口头禅。不管怎样过时的字眼，他说起来总深信自己是第一个想到这样说的。上床是打稻草，睡觉总睡得像没有亏心事的人一样；下雨总是敲锣击鼓，巴黎必定是繁华的巴黎。可是他为人非常善良，非常不自私，非常正直，非常可靠，非常不搭架子，使人没法子不喜欢他。我对他倒有真实感情。他现在对于即将动身回国很兴奋。

“天哪，又要上笼头了，真开心，”他说。“我已经闻到饲草香了。”

“是不是都谈妥了？”

“我还没有在虚线上签字呢，但是有十成十了。我打算合伙的是我大学里一个同房间同学，一个好样的，我敢保他不会叫我上当。可是，我们一到达纽约，我就会飞往得克萨斯把整个设备检查一下，在我把伊莎贝儿的钱吐出之前，敢保任何可疑的情况都不会逃过我的眼睛的。”

“你知道，格雷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她说。

“我又不是在牛棚里长大的，”格雷微笑说。

他继续告诉我他预备加入那项生意的情况，时间拖得相当长，可是我对这类事情简直不懂，只掌握到一件具体事实，就是他很有希望赚一大笔。他对自己讲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不久就转身向伊莎贝儿说：

“我说，我们何不把今晚这顿讨厌的饭回掉，就我们三个人上银堡痛痛快快吃一顿晚饭呢？”

“哎，亲爱的，这不能做。他们是为我们请的客。”

“反正我也来不了，”我插嘴说。“在我听到你们晚上有饭局之后，我打电话给苏姗·鲁维埃，约好带她出来吃饭了。”

“苏姗·鲁维埃是谁？”伊莎贝儿问。

“拉里认识的一个女子，”我说了故意捉弄她。

“我总疑心拉里有个小娘儿藏在哪儿不给我们知道，”格雷说，咯咯笑了出来。

“胡扯，”伊莎贝儿愤然说。“拉里的性生活我全知道。他没有人。”

“好吧，让我们分手之前再喝一杯鸡尾酒，”格雷说。

我们喝了鸡尾酒，然后，我和他们道别。他们陪我到了穿堂里。当我穿上大衣时，伊莎贝儿把胳臂和格雷的胳臂套起，挨近他身子，盯着他的眼睛看，脸上带着我指责她所缺乏的那种温柔表情。

“你说说，格雷——坦白地说——你觉得我狠心吗？”

“不，亲爱的，远不是如此。怎么，难道有人说你狠心吗？”

“没有人。”

她把头掉过去，使格雷看不见她，向我把舌头吐了出来，那个派头艾略特肯定会说不像个上流女子。

“那是两回事情，”我一面咕哝着，一面走到门外，随手把门带上。

四

我再经过巴黎时，马图林一家已经走了；艾略特的公寓已经住进别人。我很怀念伊莎贝儿。她长得好看，而且谈话不大拘束，领会很快，对人没有恶意。我后来从没有见过她。我不会写信而且拖拉，伊莎贝儿则从不和人通信。她如果不和你通电话或者打电报，你就休想得到她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我收到她一张贺片，上面有张漂亮照片，照的是一幢有殖民地时期门廊的房子，四周围长着茂密的栎树，想来就是农场那边的房子；当初他们需要钱时卖不掉，现在大约愿意留下来了。邮戳表明信是从达拉斯寄出的，可以肯定，合营的交易已经谈妥，他们已在达拉斯定居了。

我从来没有到过达拉斯，但可以想象它和我见到的美国其他城市一样，有一个住宅区，坐汽车去商业中心和郊外俱乐部都不需要多少时间；住宅区阔人家的房子都很漂亮，有大花园，从客厅窗子里可望见幽美的山陵或者溪谷。伊莎贝儿肯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和这样一幢房子里，房子从地窖到阁楼都是由纽约最时髦的屋内装饰家按照最时新的式样布置的。我只希望她挂的那些画，勒努瓦，马奈的花卉，莫奈的风景和高更看上去不太过时。餐厅无疑不大不小，正适合伊莎贝儿经常招待午宴，酒肯定好，菜肴当然是第一流。伊莎贝儿在巴黎学到不少东西。她一眼就可以看出客厅够大不够大，客厅不大的房子她是不会住的；因为她要等两个女儿长大了一点，在客厅里开未成年人的舞会，这是做母亲的一项愉快的责任。今天琼和普丽西拉该已到结婚的年龄了。肯定她们都有很好的教养。她们进的是最好的学校，伊莎贝儿准会把她们培养得面面俱到，使她们在合格的青年人眼中成为可以追求的对象。格雷现在想来脸色更红润了，兴致更好了，头更秃了，体重更增加了，但是，伊莎贝儿我不相信会变到哪里去。她仍旧会比两个女儿长得美。马图林这一家肯定是社会上少不了的，我而且有十足把握他们在当地的人缘很好，这也是应该的。伊莎贝儿人风趣、文雅、殷勤、机智；至于格雷，不用说，是标准美国人中的精华。

五

我不时仍去看望苏姗·鲁维埃。后来，她的境遇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使她离开巴黎，也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那是一天下午，大致在我叙述的事件两年之后，我先在奥台翁剧院的走廊上浏览书籍，很惬意地消磨了一个钟点，后来一时无所事事，就想起去看望一下苏姗。我有六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她开门时，拇指搭着调色板，嘴里咬一支画笔，穿一件罩衫，上面满是油彩。

“啊，是您，亲爱的朋友。请进来。”

她这样客气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一般我们只是你我相称。我走进那间客厅兼画室的房间。画架上放了一张油画。

“我很忙，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说来你不会相信，我要在梅耶海姆画店开个人画展，得准备三十幅画呢。”

“在梅耶海姆？这真了不起。你是怎样做到的？”

因为梅耶海姆并不是塞纳路上的那些靠不住的画商；那些人开一爿小店，由于付不出房租，随时都有关门的可能。梅耶海姆在塞纳河繁华的这一边有一爿漂亮画店，而且享有国际声誉。一个画家被他看中了就会发财。

“亚希尔先生带他来看我的作品，他认为我很有才气。”

“À d'autres， ma vieille，”我答，这句法文我想最好的译法是“鬼相信你，小女人”。

她看了我一眼，哧哧笑起来。

“我要结婚了。”

“跟梅耶海姆？”

“别装傻了。”她把画笔和调色板放下来。“我工作了一整天，现在该休息一下了。让我们喝杯红葡萄酒，我再告诉你经过。”

法国生活的一个不大愉快的方面是，你往往逼得要在不适当的时候喝一杯酸溜溜的红葡萄酒。你只好听命。苏姗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把杯子斟满，坐下来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我站了有好几个钟点，我的静脉曲张血管都痛了。是这样的。亚希尔先生的妻子今年年初去世了。她是个好女人，也是个好天主教徒，但是，亚希尔和她结婚并不是出于自愿；他娶她是为了生意经，因此虽则他器重她，尊敬她，要说她的亡故使亚希尔先生怎样伤心，那就过甚其辞了。他儿子的婚姻很不坏，在公司里也做得很出色；现在他女儿的婚事也谈妥了，对方是一位伯爵，虽说是比利时人，倒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在那慕尔附近有一座很美丽的宫堡。亚希尔先生认为，他可怜的妻子不会为了自己的缘故耽误两个年轻人的幸福，所以尽管还在居丧期间，一等到财产过户手续完成后，立刻就举行婚礼。显然亚希尔先生住在里尔的那幢大房子里会感到寂寞的；他需要有个女人照应他的生活起居，还要管理好那所关系到他身份的住宅。长话短说，他要我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讲得入情入理：‘我第一次结婚是为了消除两家对立的竞争，我而且并不懊悔，但是第二次结婚那就要听我喜欢了。’”

“恭喜恭喜，”我说。

“当然我将失去自由，而我是喜欢无拘无束的。可是，一个人应当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不瞒你说，我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这事只有你我知道。亚希尔先生正处在危险的年龄；万一他忽然想入非非追求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起来，我怎么办呢？我还要替我的女儿着想，她现在十六岁，看上去会出落得和她父亲一样漂亮。我使她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事实摆在你面前，不容你否认；她既没有才干当一个演员，也没有她可怜母亲的气质去当妓女，那么我问你，她能指望什么呢？当个女秘书，或者在邮局里当个职员。亚希尔先生很慷慨地同意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并且答应给她一笔厚厚的奁资，使她能嫁个好人家。说实在话，我亲爱的朋友，别人怎样说不去管它，结婚仍旧是女人的最最满意的职业。很明显，当我想到女儿的幸福时，我毫不迟疑就接受了亚希尔先生的建议，即使牺牲某种满足也在所不惜；反正一年年过去，这种满足愈来愈不容易获得了。而且我一定要告诉你，我结婚之后，预备绝对恪守妇道〔d'une vertu farouche〕，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深信幸福的婚姻唯一倚靠的就是双方绝对的忠实。”

“这是很高尚的情感，我的美人儿，”我说。“亚希尔先生还预备每两个星期来巴黎谈生意吗？”

“哎呀呀，你把我当作什么样人，我的小宝贝？亚希尔先生向我求婚时，我跟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听我说，亲爱的，你到巴黎来开董事会时，我也跟着来，这算讲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我是不放心的。’‘你不能设想我这样年纪还会做出蠢事来，’他答。‘亚希尔先生，’我跟他说，‘你正当壮年，我而且比谁都清楚你是个多情人，而且风度翩翩，神气十足。种种地方都会被女人看中。总之，我觉得最好你不要受到引诱。’最后，他答应把董事的位置让给儿子，由他代替父亲来巴黎开会。亚希尔先生假装不快，认为我不讲理，事实上他心里觉得很好受。”苏姗满意地叹了一口气。“对我们可怜的女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男人的这种想象不到的虚荣心，生活就更加难办了。”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和你在梅耶海姆开个人画展有什么相干？”

“我可怜的朋友，你今天有点儿笨头笨脑的。多少年来我不是告诉过你，亚希尔先生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吗？他要考虑到自己的地位，而且里尔的人是很挑剔的。亚希尔先生要我在社会上有地位；作为他这样重要人物的妻子，我有权利享受这种地位。你知道那些外省人是怎样的，他们最欢喜管别人的闲事；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苏姗·鲁维埃是什么人？好吧，这就是他们的回答。她是一位名画家，最近在梅耶海姆画店开的画展获得很了不起和当之无愧的成功，‘苏姗·鲁维埃是殖民步兵团一位军官的遗孀，好些年来都靠自己的艺术才能维持生活，并抚养一个早年丧失父爱的娇女，表现了典型的法国妇女的刚毅性格。现在我们欣悉她的作品不久将在目光犀利的梅耶海姆先生的画室展出；广大公众将有机会观赏她的细致笔触和过得硬的技巧。’”

“你胡说些什么？”我说，耳朵竖了起来。

“亲爱的，这就是亚希尔先生计划做的抬高我的宣传。法国重要一点的报纸都将登载这条新闻。他真是了不起。梅耶海姆先生的条件很苛刻，亚希尔先生毫不在乎全接受了。预展时要开香槟酒庆祝；美术部长（他本来欠亚希尔先生的人情）将要在开幕式上来一篇夸夸其谈的演讲；他将着重提到我的品德和绘画才能，最后他将宣布国家的责任和职权是论功行赏，所以已经买下我的一张画由国家收藏。巴黎各界人士都将到场，梅耶海姆先生将亲自招呼那些评论家，保证他们的报道不但要讲好话，还要占相当篇幅。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挣的钱实在太少了。给他们一个机会额外挣点钱也算是做好事。”

“这一切是你本来应当得到的，”我说。“你一直是个好心肠的人。”

“别啰嗦，”她答，这句话无法翻译。“可是这还不算数。亚希尔先生又用我的名义在圣拉斐尔海边买了一所别墅，所以我将不仅以一个艺术家，而且还要以一个有产业的妇女在里尔的社交界露面。再过两三年他就要退休了，那时，我们将像上流人士那样（Comme des gens bien）在里维埃拉住下去。他可以在海上划船，捞虾子，我则画我的画。现在我把画拿给你看。”

苏姗作画已有好几年，而且学会了她那些情人的作画方式，终于画出了她自己的风格。素描仍旧不会，但是色彩感很不错。她给我看的画有和她母亲住在昂儒省时画的风景，有凡尔赛宫花园和枫丹白露森林的小景，有在巴黎近郊被她看中的街道风光。她的画像浮光掠影，不踏实，但是具有一种花枝招展的美，甚至某种不经意的情趣。有一张画我很中意，告诉她我要买，因为我认为这样会使她高兴。这张画我记不起是叫《林中荫道》，还是叫《白围巾》，而且事后检阅，到今天还说不出来。我问了价钱，要价也很合理，所以说我要买下它。

“你是个宝，”她叫。“我的第一笔交易。当然你在展览会开过后才能拿到，可是，我要叫他们在报上登出来，说你买了它。反正一点点宣传对你是没有妨碍的。我很高兴你挑了这一张，我认为这是我的一张得意之作。”她拿起一面镜子，从镜子里端详这张画。“很有情调，”她说，眼睛眯了起来。“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这些绿颜色——多么浓郁，然而又多么娇嫩！还有中间这点白颜色，确是神来之笔；它把整个画面统一起来了，它有特色。这是才气的表现，毫无疑问，真正的才气。”

我看出她在通往职业画家的路上已经迈出老远了。

“现在，我的小宝贝，我们谈得够长了，我得重新工作起来。”

“我也得走了，”我说。

“顺带问一句，那个可怜的拉里还住在印第安人中间吗？”

她提到上帝自己国家的居民时，一向习惯于用这种鄙薄口气。

“据我知道，还在那里。”

“以他那样温和可爱的人，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如果那些电影使人信得过的话，有那许许多多的匪帮、牛仔和墨西哥人，那边的生活肯定是使人受不了的。并不是说那些牛仔没有一种吸引力，使你想起什么来。哎呀呀。可是看上去一个人在纽约街上行走，口袋里如果不带一支手枪的话，那将是极端危险的。”

她送我到门口，并且吻了我的两颊。

“我们曾经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日后多想想我。”

六

这就是我的故事的结束。我从没有听到拉里的消息，也不指望听到。由于他一般都按照自己的打算行事，我想他回到美国以后，可能就在汽车修配行里找一个工作，然后当卡车司机，直到他获得关于他阔别多年的这个国家的知识为止。在达到这项目的以后，他很可能把开出租汽车的怪想法付诸实施：诚然，这在当时不过是我们在咖啡馆里对面坐时随便说的一句玩笑话，但是，如果他当真这样做起来，我也丝毫不感到奇怪；我而且后来每次在纽约雇出租汽车时总要把司机看一眼，指望说不定会和拉里的那双深陷的庄重而微笑的眼睛碰上。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大战爆发了。他年纪不小，飞行当然谈不上，但可能重新去开卡车，在国内或在国外；也可能在一家工厂做工。想来他会在空余的时间写一本书，试图阐述他的人生体会和对自己同类的教导；可是，如果在写的话，也要等很长的时间才会完成。他有的是时间；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痕迹；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他还是个青年。

他没有野心，不要名；他最厌恶成为知名人士；所以很可能安心安意地过着自己挑选的生活，我行我素，别无所求。他为人太谦虚了，决不肯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表率；但是，他也许会想到，一些说不上来的人会像飞蛾扑灯一样被吸引到他身边来，并且逐渐和他的热烈信仰取得一致，认为人生最大的满足只能通过精神生活来体现，而他本人始终抱着无我和无求的态度，走着一条通往自我完善的道路，将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如同著书立说或者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讲一样。

但是这都是揣测之辞。我是个俗人，是尘世中人；我只能对这类人中麟凤的光辉形象表示景慕，没法步他的后尘。有时候一些比较接近通常类型的人，我自命能了解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拉里，我不能。拉里已经如他自愿的那样，藏身在那片喧嚣激荡的人海中了；而这片人海又是被那么多的矛盾利益困扰着，那样迷失在世界的混乱里，那样渴望好的，那样外表上笃定，内心里彷徨，那样慈善，那样残忍，那样诚实，又那样狡猾，那样卑鄙，又那样慷慨；而这就是美国人民。我讲拉里只能到此为止，我知道这很不够，但是，没有办法。可是，当我写完这本书，感到准会使读者摸不到边际而有点不自在时，我就把这冗长的故事在脑子里重温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办法设计一个令人满意一点的结局。使我非常吃惊的是，我忽然恍悟，尽管丝毫没有意思要这样做，我不多不少恰恰写了一部以“成功”为题材的小说。因为书中和我有关的人物无不如愿以偿：艾略特成为社交界名流；伊莎贝儿在一个活跃而有文化的社会里取得巩固地位，并且有一笔财产做靠山；格雷找到一个稳定而赚钱的职业可以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上班；苏姗·鲁维埃得到生活保障；索菲获得死；拉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所以，不管那些自命风雅的人多么挑剔，一般公众从心眼里还是喜欢一部如愿以偿的小说的；所以，也许我的故事结局毕竟并不是怎样不尽如人意呢。

版权信息

书名：人生的枷锁（上册）

作者：【英】毛姆

ISBN：9877532766604

译者：张柏然 张增健 倪俊译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译本序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英国现代著名作家，一八九七年以描绘伦敦贫民区生活的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开始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他一生著作甚多，除诗歌以外的各个文学领域，都有所涉及，有所建树。他共写了长篇小说二十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剧本三十个，此外尚著有游记、回忆录、文艺评论多种。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短篇小说，文笔质朴，脉络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跌宕有致，在各个阶层中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不少小说还被搬上银幕。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受人欢迎的小说家之一。

毛姆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西方现代作家。他的著作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介绍；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如《孽债》（即《人生的枷锁》）、《剃刀边缘》（即《刀锋》）等，解放前曾在我国上映过。近年来，国内杂志陆续发表了他的一些短篇，著名长篇《月亮和六便士》和《刀锋》的中译本也相继出版，引起了我国广大读者的兴趣。现在，我们能有机会把毛姆这部最主要的作品介绍给读者，既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夙愿，也有助于大家对这位作家的进一步了解。本文就毛姆其人以及他的这部代表作，作些粗略的介绍，谈几点很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高明。

萨默赛特·毛姆于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律师，当时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小毛姆不满十岁，母亲和父亲就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国由伯父亨利·毛姆抚养。亨利·毛姆是肯特郡惠特斯泰勃镇的教区牧师，为人自私、贪吝，对待侄子冷漠而近于粗暴。毛姆进坎特伯雷皇家公学之后，境遇更加不幸。他由于身材矮小，且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时还遭到冬烘学究的无端羞辱。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养成他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幼年的经历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八九二年初，他未遵从伯父让他进牛津攻读神学的安排，而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在那儿，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史家昆诺·费希尔的哲学思想和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新戏剧潮流。同年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练习生，随后即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为期五年的习医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使他学会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视人生和社会。毛姆曾说：“这段经历对我很宝贵。对一位作家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从医数年更好的锻炼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正是根据他从医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

从一八九七年起，毛姆弃医专事文学创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写了若干部小说，但是，用毛姆自己的话来说，其中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他转向戏剧创作，获得成功，成了红极一时的剧作家，伦敦舞台竟同时上演他的四个剧本。他的第十个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连续上演达一年之久。这种空前的盛况，据说只有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才能与之比肩。但是辛酸的往事，梦魇似地郁积在他心头，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他去表现，去创作。他决定暂时中断戏剧创作，用两年时间潜心写作酝酿已久的小说《人生的枷锁》。

第一次大战期间，毛姆先在比利时火线救护伤员，后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到过瑞士、俄国和远东等地。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作间谍小说《埃申登》提供了素材。战后他重游远东和南太平洋诸岛；一九二年到过我国，写了一卷《中国见闻录》。一九二八年起毛姆定居在地中海之滨的里维埃拉，直至一九四年纳粹入侵时，才仓促离去。

两次大战的间隙期间，是毛姆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揭露上流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堕落、讽刺有闲阶级荒唐行径的喜剧，如《周而复始》、《比我们高贵的人们》和《坚贞的妻子》等。这三个剧本被公认为毛姆剧作中的佳品。一九三三年完稿的《谢佩》是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毛姆的戏剧作品，情节紧凑而曲折，冲突激烈而合乎情理；所写人物，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突出；对话生动自然，幽默俏皮，使人感到清新有力。但总的说来，内容和人物刻画的深度，及不上他的长、短篇小说，虽然他的小说作品也算不上深刻。这一时期的重要小说有：通过描写一画家舍弃西方文明，来到南海与土著人民生活在一起，创作出绚烂多彩的画幅，反映现代西方文明束缚、扼杀艺术家个性及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通过一位“文坛泰斗”及其周围种种人物的描写，惟妙惟肖地刻画当时文坛上可笑可鄙的现象的《寻欢作乐》；以及以大英帝国东方殖民地为背景、充满异国情调的短篇集《叶之震颤》等。短篇小说在毛姆的创作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短篇小说风格接近莫泊桑，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叙述娓娓动听。作家竭力避免在作品中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让人物在情节展开过程中显示其内在的性格。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在南卡罗来纳、纽约和文亚德岛等地呆了六年。一九四四年发表长篇小说《刀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试图通过一个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与实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出版后，反响热烈，特别受到当时置身于战火的英、美现役军人的欢迎。

一九四六年，毛姆回到法国里维埃拉。一九四八年写最后一部小说《卡塔丽娜》。此后，仅限于写作回忆录和文艺评论，同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整理。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分别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五四年，在他八十寿辰的时候，英国女王授予他颇为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同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国著名的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贺他的八十寿辰；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一九六一年，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毛姆在法国里维埃拉去世，享年九十一岁。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内。死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建立了档案馆以资纪念。

巨著《人生的枷锁》是毛姆的代表作，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书中主人公菲利普·凯里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辛酸遭遇，大多取材于作家本人早年的生活经历；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更是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切身感受。但是，“《人生的枷锁》并非自传，而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里面事实和虚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作家是依仗事实的启示，“使用小说家的权限，炮制了若干故事来写我创造的人物。”换句话说，在这本小说里，毛姆打破了事实的拘束，虚构了某些重大情节，塑造了菲利普·凯里这一人物形象。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曲折遭遇，揭露社会从精神到物质上对人的折磨与奴役。虽说在菲利普·凯里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毛姆早年的某些影子，但他更像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更像塞缪尔·勃特勒笔下的艾内斯特·蓬提法克斯和康普顿·麦肯齐笔下的迈克尔·费恩。因而，《人生的枷锁》成为继塞·勃特勒的《众生的道路》以后又一部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揭露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从而真正确立了毛姆在英国文坛的地位。

菲利普·凯里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青年，患有先天残疾（跛足），性格孤僻、敏感、执拗。他自幼双亲亡故，在冷漠而陌生的环境中度过童年；进寄宿学校之后，饱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摧残；而当他跨入社会，又在爱情上遭到残酷打击。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荆棘丛生，他每跨一步，都要经受一番痛苦的折磨，并在身心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

小说着重描写他如何挣脱宗教和小市民习俗这两条禁锢人类精神的锁链，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漩流中，寻求到人生的真谛。

菲利普自幼由当教区牧师的伯父威廉抚养，后来又在附属于教会的皇家公学念书，所以他是在浸透着宗教气息的环境里长大的。然而，他很早就切身体会到宗教的虚伪。他十二岁那年，学校里掀起一股笃信宗教的热潮，菲利普显得十分虔诚。他先是在《福音书》里看到，而后又在大教堂牧师布道时听到关于“信念能移山”的基督信条；圣诞节回到家里，再经过大伯的一番解释，他对上帝具有回天的神力这一点深信不疑。他热烈而虔诚地祈求万能的上帝在新学年开始前治愈他的残疾。随着指定日期的临近，他愈加心诚。到了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他冒着严寒，赤裸着身子，跪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向上帝作祷告，可是他的跛足依然如故。他旁敲侧击地询问大伯：“假如你祈求上帝做某件事，心也够诚的，结果事情却没发生，这说明什么？”牧师回答说：“只能说明心还不够诚。”菲利普想起保姆给他讲过的关于捉鸟的故事：如果能在小鸟尾巴上撒一撮盐，就能轻而易举地将鸟逮住。可惜谁也没法挨近小鸟。想必“信念”也是如此：谁也没法心诚到足以挨近上帝。于是他得出结论：他大伯一直在耍弄他。如果说菲利普这时还只是朦胧地意识到宗教信仰的虚妄，那么，等他年事稍长，有了选择判别的能力，便自觉发出“人何必非要信奉上帝？”的呐喊，毅然与宗教决裂了。后来他在寓居巴黎习画期间，进一步摒弃了以基督教义为基础的道德伦理观。所有这些无不形象地揭示了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作者对宗教的愤懑充满了字里行间。毛姆还运用他那支解剖刀似的笔，勾画出作为“社会栋梁”的牧师的伪善面目和肮脏的灵魂，他们不论对信徒、同行，还是对妻子、亲友，一概冷酷无情，所谓“教义”，始终只是挂在嘴上的骗人鬼话。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其实是“认定上帝是不存在的，在此生结束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对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进行措词如此激烈的抨击，这在当时文坛上还不多见。这是《人生的枷锁》不容忽视的现实主义成就之一。

菲利普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憧憬，不愿为了“侍奉上帝”而虚度自己宝贵的一生。他不等毕业就断然离开了死气沉沉的皇家公学。他辗转于欧陆与英伦之间，念书学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他在阅历人世的同时，还潜心研读古今哲学著作，探索人生的奥秘。但是他的这些努力一无结果，他只能从落魄诗人克朗肖的玩世不恭的奇谈怪论中寻找精神寄托，为自己勾画出一套所谓“尽可为所欲为，只是得留神街角处的警察”的处世“准则”。事实上，这套“准则”在现实生活中根本“行不通”。他进伦敦圣路加医学院学医，爱上了爱皮西点心店的女招待米尔德丽德，为她荒废了学业，将父亲留下的一小笔遗产，耗费了许多，再加上买卖股票赔了本，一时生计无着，幸亏由朋友介绍，在一家服装店当了个顾客招待员，才免于流落街头。他饱尝人间艰辛，历尽世态炎凉，最后得出结论：生活就像一条波斯地毯，虽说色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实质上却毫无意义。尽管在作家笔下，主人公算是摆脱了情欲的纠缠，卸却了人生职责的重负，似乎进入了心清神净的“大悟大彻”之境，最后甚至还有了“否极泰来”的结局，然而我们在这个人物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人理想尽遭破灭的可悲命运。

菲利普个人的不幸遭遇，无疑有其丰富的社会内容。他的悲剧命运，应该说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的。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正是资本主义英国急剧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资本迅速集中到金融与工业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中下阶层在贫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大英帝国在国外更是疯狂争夺市场，拼命劫掠殖民地的资源。一八九九年，英国殖民主义对南非布尔人悍然发动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巨人竭尽全身之力”，才算赢得不光荣的“胜利”。接着，各帝国主义之间又在酝酿一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严重而尖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随着固有的宗教、道德、文化、哲学的逐渐解体，人们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维多利亚王朝时期的那种虚假的乐观气氛已荡然无存。西方文明将人类引入了精神绝境。小说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充满恐怖的现实世界”的晦暗画面，画面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听凭“命运之神”的驱使，飘忽在“茫茫无尽头的黑暗深渊”之中，“既不明其缘由，也不知会被抛向何方。”小说围绕主人公菲利普的坎坷遭遇，冷静而客观地揭示了一系列灰色人物的悲剧命运。这当中有贫病交迫、靠给穷学生授课苟延残喘的“日内瓦公民”迪克罗，他年轻时浴血疆场，为“自由”而战，晚年却对整个人类不寄予任何希望，静等从死亡中得到解脱；有立志献身艺术、却无绘画才能的穷学生范妮·普赖斯，她忍冻挨饿苦度了几个春秋，终于落到山穷水尽、炊断粮绝的地步，只得含恨轻身，悬梁自尽；有悲叹生不逢辰、自诩看穿尘世的落魄文人克朗肖，他靠翻译庸俗小说、炮制无聊诗文为生，借杯中物和酒后清谈消愁，最后以病死在贫民窟内而终其贫困、潦倒的一生；有爱金钱、讲虚荣、头脑平庸的女招待米尔德丽德，她把嫁人当作终身的衣食之计，结果却被人玩弄、抛弃，沦落为街头的卖笑女子，“淹没在伦敦茫茫的人海之中”。此外，更有那些被作家一笔带过的伦敦贫民，他们不少人不堪忍受贫困的煎熬，被迫走上了绝路。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菲利普的不幸遭遇，只不过是整个社会大悲剧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

由此可见，毛姆在小说里直言不讳地描绘出了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同时也形象而真实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时代的人、阶级的人、社会的人；他们的个人命运总是同他们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毛姆就是这样冷眼看世界、如实反映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地抠挖着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疮疤。这无疑显示了毛姆作为文学家具备着时代喉舌的可贵品质。

作为一个目光敏锐的社会观察者，毛姆不会不看到他借以存身的社会已病入膏肓，而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正是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所造成的。然而，作为一个脱离人民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当然不会看到西方社会悲剧的根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更不愿承认只有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类社会悲剧。小说中主人公菲利普最后省悟出的人生“真谛”，实际上也就是作家自己审视了人生、社会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生活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改变成另一个样子。只有摒弃人生的幻想，挣脱精神上的枷锁，才能成为无所追求、无所迷恋的自由人。显而易见，毛姆之所以选定“人生的枷锁”作为小说的标题，其用意也就在于此。小说原以希伯来大预言家艾赛亚（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所说的“美自灰烬出”为题，后来作家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见到“人生的枷锁”一说，欣然作了更改。斯宾诺莎认为：人屈从于感情，有如套上了枷锁；只有运用理智，人才自由。他主张人们应运用想象和理智，变经验为预见，这样才能掌握“未来”，才不致沦为“过去”的奴隶。当然，毛姆在借用这一说法的时候，理性的内容消失了，而是代之以一套类似东方佛家“清心寡欲”、“四大皆空”之说的虚无主义人生哲理。这是这部巨著的糟粕所在。其实，作家在小说中所阐明的这套“哲理”，说穿了无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教，一种麻痹人们意志的精神麻醉剂，它既消除不了那些挣扎在资本主义桎梏中的人们的痛苦，更无助于改变造成人世间种种不幸的社会现实。这是我们在读完小说之后必须进行思考和分析的问题。

小说《人生的枷锁》发表于一九一五年。实际上，毛姆在一八九七年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之后，就立即着手写自传体小说《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此书完稿后未获出版，而作家本人再也没有勇气去读它，任其撇在一边。“但是，我忘不了书中的那些人物，还有那些事件和感情……某些梦魂萦绕的往事，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搞得我食不甘味，眠不安生，最后，我决定暂时停止戏剧创作，先让自己摆脱掉回忆的纠缠。我写这本书（即《人生的枷锁》），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我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因为等我看完校样之后，我发现那些缠人的幽灵全都安息了：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以后再没在我脑海里浮现过……现在我很难说清楚，究竟有哪些内容是我向壁虚构的，有哪些是活生生的事实——究竟哪些事是实际发生的，哪些事是我希望发生的。”

由此可见，毛姆写这部作品，先后两易其稿，酝酿、构思长达十数年，是部精心构思、精心创作的巨著。正如他对一位友人说的那样：“有教养的人们常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再写一部《人生的枷锁》这样的小说呢？’我回答他们说，‘因为我只有一次生命。我花了三十年才收集到写那部小说所需的材料。’”小说问世后，颇得当时不少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好评，认为它是一部“融会了作家真挚感情，体现了作家真实思想的感人之作”；它“以质朴无华的文体，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深沉的，甚至是悲剧性的情感”，“给人留下坦率而真诚的印象”。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在一篇题为《现实主义者眼里的〈人生的枷锁〉》的文章中，把这部小说称为“天才的著作”，称毛姆为“艺术大师”。这部小说自出版以来，始终未绝版，至今仍广为世界各国读者所传诵。一九六六年，英国著名批评家西里尔·柯诺利将此书列入“现代文学运动巨著一百种”，说明它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本书译者分工情况：第一章至第六十三章，张增健、倪俊译；第六十四章至第一百二十二章，张柏然译。

张增健 张柏然

前言

这是一部篇幅很长的小说，而我提笔写下的这篇前言无疑会让它变得更长，对此我很羞愧。一本书的作者也许是最不适合来给他自己的作品写文章的那个人了。关于这一点，罗杰·马丁·杜·加尔——一位杰出的法国小说家——曾讲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故事是关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普鲁斯特想让一家法国期刊就他那部伟大的小说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在他看来，没有人能比他写得更好了，所以他就亲自伏案提笔。之后他请一位年轻的朋友——一个文人——给文章署名，然后呈给编辑。这个小伙子按他的要求做了，可是几天之后那个编辑差人来找他。“我必须拒登你的文章，”他说。“这篇评论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的作品如此敷衍且漠然，如果我登了这样一篇文章，那他是绝不会原谅我的。”尽管作者们对于自己的作品十分在意，而且很容易对那些负面评论心生怨恨，但他们很少自我满足。他们很清楚这样一部花费了自己大量时间和心血的作品与他们的最初构想有多大的差距，每每想到这点，他们就很容易因自己未能完整表达构想而心生恼怒，反而不太可能满足于那几段可以让他们带着自得的眼光审视的文字。

对于我这部作品本身，我不打算说一个字；我将满足于让读者大致了解：一部到目前为止已相当长寿的小说——以小说的标准而言——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那我只能恳请原谅。我最初提笔是在我二十三岁那年，当时在从圣托马斯医院耗时五年取得医学学位后，我动身前往塞维尔，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并以此谋生。我那时的手稿保存至今，但自从我更改过打印稿之后，我就再没有看过它一眼；我非常肯定地认为，这是一部不成熟的稿子。我当时把它寄给了费希尔·昂温——他曾经出版过我的第一本书（我还是一名医科生的时候写的一本小说，叫《兰贝斯的丽莎》，取得过一点儿成功），但他拒绝支付我要求的一百英镑，随后我又将稿子寄给了其他几个出版商，他们一分钱都不肯出。这令那时的我十分沮丧，可我现在知道，我当时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们当中有谁接受了我的书（起初的书名叫《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我就会丧失一个我因为过于年轻而无法充分利用的主题。提笔时我与我描述的那些事件还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而且我在最终完成此书时用来丰富作品的那许多经历也是当时的我尚不具备的。另外，我那时还不懂得：写你知道的东西要比写你不知道的容易。比如说，我让我的主人公去鲁昂（我只是偶尔拜访过这座城市）学法语，而不是去海德堡（我自己就在那里待过）学德语。

遭受冷遇后，我把这部手稿收了起来。我写了其他几本小说——这些都得到了出版——然后是戏剧。我一步步地成为了一名非常成功的剧作家，于是决定将余生献给戏剧艺术。但是我忽略了我内心的一股力量，正是它让我的决心落了空。此时我很快乐，很成功，也很繁忙。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我想要创作的剧本。我不知道究竟是成功没有满足我所有的预期，还是说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我刚刚确凿无疑地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充斥在我脑海中的那些对于我往昔人生的回忆就又开始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了。它们如影随形地不断在我眼前重现，在睡梦里，在散步时，在排演中，在聚会上，它们成为了我身上的一个如此沉重的负担，我最终认定，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摆脱它们，那就是把它们诉诸笔端。在承受了多年戏剧界的紧张节奏之后，我渴望小说创作的无拘无束。我知道我头脑中的这本书会是一部很长的作品，我想要不受打扰，于是我回绝了热切的经理们递给我的合同，暂时退出了舞台。那年我三十七岁。

在我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写作，并且接受了一项令人精疲力竭的训练，试图改进我的文风。但在我开始产出剧本的同时，我放弃了这些努力；当我再次开始写作时，我的目标已截然不同。我不再寻求珠光宝气的散文体和丰富的质感，这些东西我之前徒劳地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也未能获取；相反，我寻求质朴与简单。我有如此多的内容要在合理的篇幅范围内诉说，因此我不能浪费笔墨，我的理念是：只使用清晰表达语意所必需的文字。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写作。我没有修饰的空间。我在戏剧领域的经验教会了我简洁的价值。我不知道该给我的书取什么名，在找了一大圈后，我偶然看到了“灰烬之美”，这是《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话，在我看来非常得当；但当我得知这个书名不久前刚刚被人用过后，我不得不另觅他途。我最终选定了史宾诺莎的《伦理学》中某一卷的标题。我有一种感觉：当我发现我最初想到的那个书名不能使用时，我又一次走了运。

《人生的枷锁》不是一本自传，而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事实与虚构无法分割地夹杂在了一起；那些情感是我本人的，但讲述的事件并非与实际发生的情形全部吻合；有些事件不是从我本人的生活中，而是从那些与我关系密切的人的生活中转移到主人公身上的。这本书带给我的正是我所希望的，它流入世界的那一刻（一个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中煎熬的世界，全神贯注于其自身的痛苦与恐惧，无暇顾及一个虚构人物的历险），我感到自己从那些此前一直折磨着我的痛苦和不愉快的回忆中解脱了出来。这本书得到的评价很正面；西奥多·德莱塞为《新共和国》写了一篇长评，他在文中以智慧和同情心——这两点令他的所有文字都熠熠生辉——讨论了这部作品；不过在当时看来，这本书很可能会同绝大多数小说一样，在问世几个月后就被人遗忘。不过，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意外帮助它在美国吸引到了许多杰出作家的注意力，他们不断地在媒体上提及此书，逐渐使它为公众所知。这本书由此得来的新生正是拜这些作家所赐，在此我必须向他们表示感谢：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断加速累积的成功。

（宋佥译）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一章

天亮了，天色阴沉沉的。彤云低垂，寒风刺骨，眼看要飞雪花了。屋里睡着个孩子，一名女仆走了进来，拉开窗帘。她朝对面的房子，一幢正门前筑有柱廊的灰泥房子，无意识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孩子床边。

“醒醒，菲利普，”她说。

她掀开被子，抱起孩子，带他下了楼。孩子迷迷糊糊的，还未醒透。

“你妈妈要你去哩，”她说。

她来到下面一层楼，推开一间屋子的房门，将小孩抱到床前。床上躺着一位妇人，是孩子的母亲。她张开双臂，让孩子依偎在自己身边。孩子没问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将他唤醒。妇人吻吻孩子的眼睛，并用那双纤弱的小手，隔着孩子的白法兰绒睡衣，抚摩他温暖的身子。她让孩子贴紧自己的身子。

“还困吗，宝贝？”她说。

她的声音轻轻悠悠，仿佛是从远处飘来。孩子没有应声，只是惬意地微微一笑，躺在这张暖和的大床上，又被温柔的双臂搂着，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快意。孩子紧偎着母亲，蜷起身子，想让自己缩得更小些；他睡意蒙眬地吻着母亲。不一会，他阖上眼皮，酣然入梦了。医生走过来，站在床前。

“噢，别现在就把他抱走，”妇人悲戚地说。

医生神情严肃地望着她，没有答话。妇人心里明白医生不会让孩子在她身边呆多久的，她又一次亲亲孩子；她抚摸着孩子的身体，手指轻轻下捋，最后触到孩子的下肢；她把右脚捏在手里，抚弄着那五个小脚趾；接着又慢慢地把手伸到左脚上。她抽搭了一声。

“怎么啦？”医生说，“你累了。”

她摇摇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眼泪沿着双颊扑簌而下。医生弯下身子。

“让我来抱他。”

她心力交瘁，无力违拗医生的意愿，只得任他抱走了孩子。医生把孩子交还给保姆。

“最好还是把孩子送回自己的床上去。”

“好的，先生。”

仍在呼呼熟睡的孩子被抱开了。做母亲的这时万箭钻心，低声呜咽起来。

“可怜的孩子，不知他将来会怎么样呢？”

侍候产妇的看护在一旁好言劝慰，想让她平静下来。隔了一会，她由于精疲力竭而停止了哭泣。医生走到房间另一侧的一张桌子跟前，桌上有具死婴，用毛巾蒙着。他揭开毛巾看了看。虽然医生的身子被屏风遮住，但床上的产妇还是猜着了他在干什么。

“是女的还是男的？”她低声问看护。

“又是个男孩。”

妇人没有再吭声。不一会，孩子的保姆回来了。她走到床头前。

“菲利普少爷睡得很香，”她说。

一阵沉默。医生又给病人搭脉。

“我想这会儿没我的事了，”他说。“早饭后我再来。”

“让我领您出去，”孩子的保姆说。

他们默然不语地步下楼梯。到了门厅，医生收住脚步。

“你们派人去请凯里太太的大伯了，是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到这儿？”

“不知道，先生，我正在等电报。”

“那小孩怎么办？我觉得最好把他领开去。”

“沃特金小姐说她愿意照看孩子，先生。”

“这位小姐是谁？”

“是孩子的教母，先生。您认为凯里太太的病还能好吗，先生？”

医生摇摇头。

第二章

一个星期之后。翁斯洛花园街上的沃特金小姐公馆。菲利普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他没有兄弟姐妹，已习惯于独个儿玩耍取乐。客厅里摆满了厚实的家具，每张长沙发上都有三只大靠垫。每张安乐椅上也放着一只椅垫。菲利普把这些软垫全拿过来，又借助于几张轻巧而易于挪动的镀金雕花靠背椅，煞费苦心地搭成个洞穴。他藏身在这儿，就可以躲开那些潜伏在帷幔后面的印第安人。菲利普把耳朵贴近地板，谛听野牛群在草原上狂奔疾驰。不一会儿，他听见门打开了，赶紧屏气敛息，生怕被人发现；但是，一只有力的手猛地拖开靠背椅，软垫纷纷跌落在地。

“淘气鬼，你要惹沃特金小姐生气啦。”

“你好啊，埃玛！”他说。

保姆弯下腰吻了吻他，然后将软垫抖抖干净，一只只放回原处。

“我该回家了，是吗？”他问道。

“是呀，我特地来领你的。”

“你穿了件新衣裙哩。”

这是一八八五年。她身上穿一件黑天鹅绒裙袍，腰里衬着裙撑，窄袖削肩，裙子上镶了三条宽荷叶边；头上戴一顶系有天鹅绒饰带的黑色无边帽。她犹豫起来。她原以为孩子一见面，一定会提出那个问题，结果压根儿没提，这一来，她预先准备好的回答也就无从出口了。

“你不想问问你妈妈身体好吗？”最后她只好自己这么说了。

“噢，我忘了。妈妈身体好吗？”

埃玛这会儿胸有成竹。

“你妈妈身体很好，也很快活。”

“哦，我真高兴。”

“你妈妈已经去了，你再也见不着她了。”

菲利普没听懂她的意思。

“为什么见不着了？”

“你妈妈已在天国里了。”

埃玛失声痛哭，菲利普虽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也跟着号啕起来。埃玛是个高身材、宽骨架的妇人，一头金发，长得粗眉大眼。她是德文郡人，尽管在伦敦帮佣多年，却始终乡音未改。她这么一哭可真动了感情，难以自禁；她一把将孩子紧搂在怀里。她心头隐隐生出一股怜悯之情：这可怜的孩子被剥夺了他在人世间唯一的爱，那种自古至今纯属无私的爱。眼看着非得把他交到陌生人手里，真有点叫人心寒。过了不多一会儿，她渐渐平静下来。

“你威廉大伯正等着见你呢，”她说，“去对沃特金小姐说声再见，我们要回家了。”

“我不想去说什么再见，”他回答说。出于本能，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在哭鼻子。

“好吧，那就快上楼去拿帽子。”

菲利普拿了帽子，回到楼下，埃玛正在门厅里等着。菲利普听到餐室后面的书房里有人在说话。他站定身子。他明白是沃特金小姐和她姐姐在同朋友谈心；他这个九岁的孩子似乎感到，要是自己这时候闯进去，说不定她们会为他伤心难过的。

“我想我还是应该去对沃特金小姐说声再见。”

“我想也是去说一声的好，”埃玛说。

“那你就进去通报说我来了，”他说。

菲利普希望能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埃玛敲敲门，走了进去。他听见她说：

“小姐，菲利普少爷向您告别来了。”

谈话声戛然而止；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亨丽埃塔·沃特金是个身材敦实的女子，脸色红润，头发是染过的。在那个年头，染发颇招物议，记得教母刚把头发染了的那阵子，菲利普在自己家里就听到过不少闲话。沃特金小姐和姐姐住在一起。这位姐姐乐天知命，打算就此安心养老了。有两位菲利普不认识的太太正在这儿作客，她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菲利普。

“我可怜的孩子。”沃特金小姐说着张开了双臂。

她呜呜哭了起来。菲利普这会儿明白过来为什么她刚才没在家吃午饭，为什么今天她要穿一身黑衣。沃特金小姐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得回家去了，”菲利普最后这么说。

菲利普从沃特金小姐怀里脱出身来；她又一次亲了亲这孩子。然后，菲利普走到教母的姐姐跟前，也对她说了声再见。陌生太太中的一位问菲利普是否可以让她吻一下，菲利普一本正经地表示可以。虽说他在不住流眼泪，但是对于眼前这种由自己引起的伤感场面，倒觉得挺带劲的。他很乐意再在这儿多呆一会，让她们在自己身上淋漓尽致地发泄一通，不过又感到她们巴不得自己快点走开，于是便推说埃玛正在等他，径自走出了书房。埃玛已到地下室同她的女友拉家常去了，菲利普就守在楼梯平台处等她。他能听到亨丽埃塔·沃特金的说话声音。

“他母亲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想到她竟这么去了，心里真受不了。”

“你本来就不该去参加葬礼，亨丽埃塔，”她姐姐说，“我知道你去了会难过的。”

一位女客接口了。

“可怜的小家伙，就这么孤苦伶仃地活在人世上，想想也可怕。我见他走路腿还有点瘸呢！”

“是呀，他生下来一只脚就是畸形的。因为这个，他母亲生前可伤心哩。”

这时，埃玛回来了。他们叫了一辆马车，埃玛将去处告诉了车夫。

第三章

凯里太太去世时住的那所房子，坐落在肯辛顿区一条沉闷却颇体面的大街上，地处诺丁希尔门和高街之间。马车到了那儿以后，埃玛就把菲利普领进客厅。他伯父正在给赠送花圈的亲友写信致谢。有一只送来迟了，没赶上葬礼，这会儿仍装在纸盒里，搁在门厅桌子上。

“菲利普少爷来了，”埃玛说。

凯里先生慢腾腾地站起身来同小孩握手，一转念，又弯下腰在孩子额头上亲了亲。凯里先生的个头中等偏下，身子开始发福。他蓄着长发，有意让它盖住光秃的头顶。胡子刮得光光的，五官端正，不难想象，他年轻时相貌一定很帅。他的表链上挂着一枚金质十字架。

“打现在起你要跟我一起过日子了，菲利普，”凯里先生说，“你愿意吗？”

菲利普两年前出水痘时，曾被送到这位教区牧师的家里呆过一阵子；但今天能回忆起来的，只是那儿的一间顶楼和一个大花园，对于他的伯父和伯母却没有什么印象。

“愿意。”

“你得把我和你的路易莎伯母看作自己的父母。”

孩子的嘴唇微微哆嗦了一下，小脸蛋蓦地红了起来，但是他没吱声。

“你亲爱的妈妈把你托付给我照管了。”

凯里先生不善于辞令，这会儿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他一得到弟媳病危的消息，立即动身前来伦敦。他一路上没想别的，只是在担心要是弟媳果真有什么不测，自己就得负起照管她儿子的责任，这辈子休想再过什么太平日子。他年逾半百，结婚已经三十年，妻子没生过一男半女；到了这把年纪，他可不乐意家里凭空冒出个小男孩来，说不定还是个成天爱大声嚷嚷、举止粗野的小子哩。再说，他对这位弟媳从来没有多少好感。

“我明天就打算带你去布莱克斯泰勃，”他说。

“埃玛也一块儿去？”

孩子将小手伸进埃玛的手掌，埃玛将它紧紧攥住。

“恐怕埃玛得离开你了，”凯里先生说。

“可我要埃玛跟我一块儿去。”

菲利普哇的一声哭开了，保姆也忍不住潸然泪下。凯里先生一筹莫展地望着他们。

“我想，最好让我单独同菲利普少爷谈一下。”

“好的，先生。”

尽管菲利普死命拉住她，但她还是温存地让孩子松开了手。凯里先生把孩子抱到膝头上，用胳臂勾着他。

“你不该哭鼻子哟，”凯里先生说。“你现在大了，不该再用保姆啦。我们得想法子送你去上学。”

“我要埃玛跟我一块儿去，”孩子又嘀咕了一遍。

“这样开销太大了，菲利普。你爸爸本没留下多少钱，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几个子儿呢。你得好好算计算计，一个便士也不能随便乱花。”

就在前一天，凯里先生走访了家庭律师。菲利普的父亲是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在医院担任的各种职务表明，他在医务界已占得一席之地。所以，当他猝然死于血中毒症，人们看到他留给遗孀的财产只有一笔人寿保险金，以及出赁他们在布鲁顿街的那幢房子所收得的租金时，都感到十分意外。那是六个月以前的情况；当时凯里太太身体已十分虚弱，又发觉自己怀了孩子，于是一有人提出要租那幢房子，就稀里糊涂地同意了。她把自己的家具堆藏起来，另外租住进一幢附带全套家具陈设的房子，赁期一年，而租金呢，在那位牧师大伯看来，简直高得吓人。她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在孩子出世前能顺顺当当地过一段日子。但是她从来不善于当家理财，也不懂得节衣缩食，量入为出，以适应境遇的改变。为数本来很有限的钱财，就这样东花一点，西用一点，差不多全从她的指缝里漏掉了。到现在，一切开销付清之后，剩下的不过两千镑多一些，孩子在独立谋生之前，就得靠这笔钱来维持生活。所有这一切又怎么同菲利普讲呢，而这个孩子还在一个劲儿哭鼻子。

“你还是找埃玛去吧，”凯里先生说，他觉得安慰孩子的本事恐怕埃玛比谁都强。

菲利普不声不响地从大伯的膝盖上溜了下来，但凯里先生随即又将他拦住。

“我们明天就得动身，因为星期六我还要准备布道讲稿。你得关照埃玛今天就把行装收拾停当。你可以把所有的玩具都带上，要是想要点父母的遗物留作纪念，你可以各留下一件。其余的东西全要卖掉。”

孩子悄悄地走进客厅。凯里先生一向不习惯伏案工作，这会儿，他怀着一肚子怨气继续写他的信。书桌的一头，放着一叠账单，这些玩意儿使他怒火中烧。其中有一张显得特别荒唐。凯里太太刚咽气，埃玛立即向花商订购了大批白花，用来布置死者的房间。这纯粹是浪费钱。埃玛不知分寸，竟敢这么自作主张。即使生活很宽裕，他也要将她辞掉。

但是菲利普却赶紧跑到埃玛身边，一头扑倒在她怀里，哭得好不伤心。菲利普出世后一个月就一直由埃玛照顾，而她也差不多把菲利普当亲生儿子看待。她好言哄劝，答应以后有空就来看他，决不会将他忘掉；她给菲利普讲了他所要去的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接着又讲了自己德文郡老家的一些情况——她父亲在通往埃克塞特的公路上看守税卡；她老家的猪圈里养了好多猪；另外还养了一头母牛，且刚生下一头牛犊——菲利普听着听着，不但忘掉了刚刚还在淌眼泪，而且想到这趟近在眼前的旅行还渐渐兴奋起来。过了一会儿，埃玛把他放到地上，她还有好多事要做呢。菲利普帮着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放在床上。她叫他到幼儿室去把玩具收拢来，不多一会儿，他就高高兴兴地玩开了。

最后，他一个人玩腻了，又回到卧室来。埃玛正忙着把他的衣物用品收进大铁皮箱里。这时，菲利普忽然想起伯父说过他可以拿件把父母亲的遗物留作纪念。他把这事对埃玛说了，并问她应该挑选什么。

“你最好上客厅去看看有什么你喜欢的。”

“威廉大伯在那儿呐。”

“没关系，那些东西现在都是属于你的嘛。”

菲利普缓步走到楼下，发现客厅门开着。凯里先生已经走开了。菲利普慢慢悠悠地转了一圈。他们刚来这儿不久，屋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特别使他感兴趣。这是某个陌生人的屋子，里面看不到一件合他心意的东西；不过他还是能分辨出哪些是母亲的遗物，哪些是房东的物品。这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只小钟上，记得有一回曾听到母亲说起她很喜欢它。菲利普拿着小钟，闷闷不乐地上楼来。他走到母亲的卧室门外，霍地停住脚步，侧耳细听。虽然谁也没关照他别进去，但他总有种感觉，似乎自己不该贸然闯入。菲利普有几分畏惧之意，心儿怦怦乱跳不止；同时却又有那么几分好奇，驱使他去扭动门把。他轻轻地旋转门把，似乎生怕被里面的人听见，随后把门一点一点推开。他在门槛上站立了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走了进去。现在他已无惧意，只是觉得眼前有点陌生。他随手把门带上。百叶窗关着，窗缝里透进几缕一月午后清冷的日光，屋里显得很幽暗。梳妆台上放着凯里太太的发刷和一把带柄面镜。一只小盘里有几只发夹。壁炉架上摆着一张他自己的照片，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过去，他常趁母亲不在的时候上这儿来；可现在，这屋子似乎变了样。那几张椅子的模样，看上去还真有点怪。床铺理得整整齐齐，好像当晚有人要来就寝似的。枕头边有只套袋，里面放着件睡衣。

菲利普打开大衣柜，里面挂满了衣服，他一脚跨进柜子，张开手臂尽可能多地抱了一抱衣服，将脸埋在衣堆里。衣服上温馨犹存，那是母亲生前所用香水散发出的香味。然后，他拉开抽屉，里面放满了母亲的衣饰用品。他细加端详：内衣里夹着几只薰衣草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阵阵清香。屋子里那种陌生气氛顿时消失了，他恍惚觉得母亲只是刚刚外出散步，待会儿就要回来的，而且还要到楼上幼儿室来同他一起用茶点。他的嘴唇甚至依稀感觉到了母亲给他的亲吻。

说他再也见不着妈妈了，这可没说对。见不着妈妈？这怎么可能呢！菲利普爬上床，把头搁在枕头上。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第四章

菲利普同埃玛分手时眼泪汪汪的，但是一上了路，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感到挺新鲜。等他们最后到了布莱克斯泰勃，他已显得随遇而安，兴致勃勃。布莱克斯泰勃离伦敦六十英里。凯里先生把行李交给了脚夫，同菲利普一起徒步朝牧师公馆走去。他们走了不过五分钟就到了。菲利普一见那扇大门，立即记起来了。那是扇红颜色的栅门，上面竖有五根栅栏，门上的铰链很活络，能向里外两个方向自由启闭，要是攀吊在栅门上，可以像荡秋千似地前后摆动，只是大人不许这么玩罢了。他们穿过花园来到正门前。这扇正门只有在客人来访时，或是在星期天，再不就是逢到某些特殊场合，比如牧师出门去伦敦或从伦敦归来时，才让使用。平时家里人进出都走边门；另外，还有一扇后门专供花匠、乞丐和流浪汉等出入。这是一幢相当宽敞的黄砖红顶楼房，有教堂建筑物的风格，大约是在二十五年前盖的。正门的款式颇像教堂的门廊，客厅装有哥特式窗户。

凯里太太知道他们会搭乘哪班火车来，所以就在客厅里静心等候，留神着开门的咔哒声。她一听到这声响，立即跑到门口。

“那就是你的路易莎伯母，”凯里先生瞧见凯里太太时对菲利普说，“快去同她亲亲。”

菲利普拖着他那条瘸腿奔跑起来，步态怪别扭的；他跑了几步又站住身子。凯里太太是个瘦小、干瘪的妇人，和丈夫同年，长着一对淡蓝眼睛，脸上皱纹之密，褶印之深，还真少见。灰白的头发，依然按她年轻时流行的发型，梳成一绺绺的小发卷。她穿了件黑衣裙，身上唯一的装饰品是根金链子，上面挂着一枚十字架。她神态羞怯，说起话来柔声细气的。

“一路走来的吗，威廉？”她一边吻着丈夫，一边带着近乎责备的口气说。

“我可没想到这点，”他回答说，同时朝他侄儿瞥了一眼。

“走了这么一程，脚疼不疼，菲利普？”她问孩子。

“不疼。我走惯了。”

菲利普听了他们的对话不免有点奇怪。路易莎伯母招呼他进屋去，他们一齐走进门厅。门厅里铺着红黄相间的花砖，上面交替印有希腊正十字图案和耶稣基督画像。一道气势不凡的楼梯由厅内通向厅外，它是用磨光发亮的松木做的，散发着一股异香。当年教区教堂装设新座椅时，幸好剩下很多木料，于是就成全了这道楼梯。楼梯栏杆上镌有象征福音书四作者的寓意图案。

“我已叫人把火炉生好了，我想你们一路风尘仆仆，到家一定会感到冷的，”凯里太太说。

门厅里有只黑乎乎的大火炉，只有逢到天气十分恶劣，再加上牧师先生伤风不适的日子才用它来取暖。即使凯里太太受凉感冒了，那也舍不得生这个炉子。煤太贵了。再说，女仆玛丽·安也不乐意在屋子里到处生火取暖。要是有个炉子就生个火，那非得再请个女仆不可。冬天，凯里夫妇整天呆在餐室里，这样，只需在那儿生个火炉就行了；习惯成自然，到了夏天他们照样在那儿饮食起居，凯里先生只是在星期日下午才去客厅睡个午觉。不过每逢星期六，他为了撰写讲道稿，总让人在书房里生个火。

路易莎伯母带菲利普上了楼，把他领进一间面朝车道的小卧室。临窗有棵参天大树，菲利普记起来了，是的，就是这棵大树，枝条低低垂挂着，借着这些枝条，可以上树，爬得很高很高哩。

“小孩住小屋，”凯里太太说。“你独个儿睡不害怕吧？”

“哦，不害怕。”

菲利普上一回来这儿，有保姆陪着，所以凯里太太用不着为他操什么心。而此刻她望着菲利普，心里委实有点放心不下。

“你自己洗手行吗？要不要我帮你洗？”

“我自己能洗，”他回答得挺干脆。

“嗯，待会儿你下楼来用茶点，我可要检查呢，”凯里太太说。

她对孩子的事一无所知。在决定让菲利普来布莱克斯泰勃之后，凯里太太经常在盘算该如何对待他。她急切地想尽一下作长辈的义务；而现在孩子来了，她却发现自己在菲利普面前，竟像菲利普在自己跟前一样，感到羞怯不安。但愿他不是个老爱大声嚷嚷的野孩子，因为凯里先生不喜欢那样的孩子。凯里太太找了个借口走了，留下菲利普一个人，可是一转眼又跑回来敲门。她没走进房间，只是站在门外问了声他会不会自己倒水，然后便下楼打铃吩咐仆人上茶点。

餐室宽绰，结构匀称，房间两面都有一排窗户，遮着厚厚实实的大红棱纹平布窗帘。餐室中央搁着张大餐桌，靠墙边立着的带镜红木餐具柜，颇有几分气派。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簧风琴。壁炉两边各摆着一张皮靠椅，革面上留有商标压印，椅背上都罩有椅套。其中一张配有扶手，被叫作“丈夫”椅；另一张没有扶手，被称为“老婆”椅。凯里太太从来不坐那张有扶手的安乐椅。她说，她宁可坐不太舒适的椅子；每天有许多家务事要干，要是她的椅子也配上扶手，那她就会一个劲儿坐下去，懒得动弹了。

菲利普进来时，凯里先生正在给炉子加煤。他随手指给侄子看两根拨火棒。其中一根又粗又亮，表面很光滑，未曾使用过，他管这根叫“牧师”；另一根要细得多，显然经常是用它来拨弄炉火的，他管这根叫“副牧师”。

“咱们还等什么呢？”凯里先生说。

“我吩咐玛丽·安给你煮个鸡蛋。我想你一路辛苦，大概饿坏了吧。”

在凯里太太想来，从伦敦回布莱克斯泰勃，一路上够劳累的。她自己难得出门，因为他们只能靠区区三百镑的年俸度日；每回丈夫要想外出度假，因手头拮据，负担不起两个人的盘缠，最后总是让他一个人去。凯里先生很喜欢出席全国基督教大会，每年总要设法去伦敦一次。他曾上巴黎参观过一次展览会，还到瑞士去旅行过两三回。玛丽·安把鸡蛋端了进来，大家入席就座。菲利普的椅子嫌太低，凯里先生和他太太竟一时不知所措。

“我去拿几本书给他垫垫，”玛丽·安说。

玛丽·安从簧风琴顶盖上取下一部大开本《圣经》和牧师祷告时经常用到的祈祷书，把它们放在菲利普的坐椅上。

“噢，威廉，他可不能坐在《圣经》上面呀！”凯里太太诚惶诚恐地说。“你上书房给他拿几本书来不行吗？”

凯里先生沉思了半晌。

“玛丽·安，我想，如果你偶尔把祈祷书搁在上面一次，也没多大关系吧，”他说。“这本《大众祈祷书》，本来就是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凡人编写的，算不得什么经典神书。”

“这我倒没想到，威廉，”路易莎伯母说。

菲利普在这两本书上坐定身子，牧师做完了谢恩祈祷，动手把鸡蛋的尖头切下来。

“哎，”他说着，把切下的鸡蛋尖递给菲利普，“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块蛋尖吃了。”

菲利普希望自己能享用一整个鸡蛋，可现在既然没这福分，只能给多少吃多少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母鸡下蛋勤不勤？”牧师问。

“噢，差劲得很，每天只有一两只鸡下蛋。”

“那块鸡蛋尖的味儿怎么样，菲利普？”他大伯问。

“很好，谢谢您。”

“星期天下午你还可以吃上这么一块。”

凯里先生星期天用茶点时总要吃个煮鸡蛋，这样才有精力应付晚上的礼拜仪式。

第五章

菲利普同那些自己要与之一起生活的人终于渐渐熟稔起来，通过他们日常交谈的片言只语——有些当然并非有意说给他听的——了解到许多有关自己和他已故双亲的情况。菲利普的父亲要比牧师年轻好多岁。他在圣路加医院实习期间，成绩出众，被院方正式聘为该院的医生，不久，他就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满不在乎。有回牧师着手修缮教堂，向这位兄弟募款，结果出乎意外地收到了几百镑。凯里先生手头拮据，省吃俭用惯了，他收下那笔款子时，心里酸甜苦辣，百感交集。他妒忌弟弟，因为弟弟竟拿得出这么一大笔钱来；他也为教堂感到高兴，不过又对这种近乎炫耀的慷慨解囊隐隐感到恼火。后来，亨利·凯里同一个病人结了婚，那是个容貌出众却一贫如洗的姑娘，一个无亲无故却是出身名门的孤女。婚礼上良朋佳友如云。打那以后，牧师每次上伦敦，总要去看望这位弟媳。不过在她面前，牧师总显得拘谨，甚至有些胆怯；心底里却对她的仪态万方暗怀愠怨。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外科医生的妻子，她的穿戴未免过于华丽；而她家里精美雅致的家具，还有那些鲜花——甚至在寒冬腊月她也要生活在花丛之中——说明她生活之奢华，已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牧师还听她说起，她要出门去赴宴。正如牧师回到家里对他老伴所说，既然她受了人家的款待，总该礼尚往来啰。他在餐室里看到过一些鲜葡萄，想来至少得花八先令一磅；在吃午餐时，还请他尝用尚未上市的鲜芦笋，这种芦笋，在牧师自己家的菜园里还得过两个月才能拿来当菜吃。现在，他所预料的一切都已成了现实。牧师不由心生某种满足之感，就像预言家亲眼见到一个无视自己警告而一意孤行的城市，终于遭到地狱硫火的吞噬一般。可怜的菲利普现在差不多不名一文，他妈妈的那些良朋佳友现在又管什么用？菲利普听人说，自己父亲肆意挥霍实在是造了孽；老天爷还算慈悲，及早把他亲爱的妈妈领回到自己身边去了。在金钱方面，她并不比小孩更有见识。

菲利普来到布莱克斯泰勃一个星期后，发生了一件似乎使他伯父颇不以为然的事情。一天早上，牧师在餐桌上看到一个小包邮件，是由伦敦凯里太太生前所住寓所转寄来的。上面写的是已故凯里太太的名字和地址。牧师拆开一看，原来是凯里太太的照片，共十二张。照片只拍了头部和肩部。发式比平时朴素，云鬓低垂在前额上，使她显得有点异样；脸盘瘦削，面容憔悴，然而疾病却无损于她容貌的俏丽。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隐隐透出一股哀怨之情，这种哀怨神情菲利普已记不得了。凯里先生乍一见到这个已辞人世的女子，心头不觉微微一震，紧接着又感到迷惑不解。这些照片似乎是新近拍摄的，可他想象不出究竟是谁让拍的。

“你知道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菲利普？”他问道。

“我记得妈妈说去拍过照，”他回答说。“沃特金小姐还为这事责怪妈妈来着……妈妈说：‘我要给孩子留下点什么，让他长大以后能记起我来。’”

凯里先生愣愣地望着菲利普。孩子的话音尖细而清朗。他回忆着母亲的话，却不明白话中的含义。

“你最好拿一张去，把它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凯里先生说。“其余的就保存在我这儿吧。”

他寄了一张给沃特金小姐。她在回信里讲了拍摄这些照片的始末。

一天，凯里太太躺在床上，觉得人比平时稍微精神了些，医生早晨来看她，似乎也觉得病情有了点转机。埃玛带着孩子出去了，女仆们都在下面地下室里，凯里太太蓦地感到自己孑然一身飘零世上，好不凄苦。一阵巨大的恐惧攫住心头：她原以为要不了两个星期，病体就会复原的，现在看来要永远卧床不起了。儿子今年才九岁，怎么能指望他将来不把自己忘掉呢？想到他日后长大成人会将自己忘掉，忘得一干二净，她心如刀割，难以忍受；她之所以这么炽烈地爱着他，是因为他体质羸弱，又有残疾，又因为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结婚以后她还没有拍过照，而结婚到现在一晃已有十载。她要让儿子知道自己临终前的模样，这样他就不会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了。凯里太太知道，如果招呼侍女，说自己要起床，那么侍女一定会阻止她，说不定还会把医生叫来。她现在连挣扎、分辩的力气也没有。她下了床，开始穿衣。由于长期辗转病榻，双腿酥软，身体难以支撑，接着脚底又产生一种刺痛的感觉，甚至连脚都没法放到地上。她咬紧牙挺着。她不习惯自己梳理头发；她抬起手臂梳头时，感到一阵眩晕。她怎么也梳不成侍女给自己梳理的那种发式。那一头金黄色的秀发，既柔且密。两道细眉又直又黑。她穿上一条黑裙子，但选了一件最合她心意的夜礼服紧身胸衣。胸衣是用白锦缎做成的，这种料子在当时很时髦。她照照镜子，瞧见自己脸色苍白异常，但皮肤却很细洁。她脸上一向没有多少血色，而这一来，她那美丽的嘴唇反而越发显得红润。她情不自禁地抽泣了一声。但是，此刻可不是顾影自怜的当口，她已感到精疲力竭。凯里太太披上皮外衣，那是亨利前一年圣诞节送给她的，当时她颇为这件礼物自豪，感到无比幸福。她悄没声儿溜下楼梯，心儿突突剧跳不已。她顺顺当当出了屋子，叫了辆车去照相馆。凯里太太付了十二张照片的钱。在坐着拍照的过程中，她支撑不住，不得不要了杯茶水。摄影师的助手看到她有病，建议她改日再来，但她坚持让自己拍完。最后，好歹算拍完了，她又叫车回肯辛顿的那所幽暗小屋。她打心底里厌恶那住所，想到自己竟要死在那里面，真可怕。

她看见大门洞开着。当她的车停下来时，侍女和埃玛三步并作两步奔下台阶来搀扶她。先前，她们发现房间空了，可真吓坏了。她们一转念，心想太太准是上沃特金小姐那儿去了，于是打发厨娘去找。不料，沃特金小姐却跟着厨娘一起来了，一直心焦如焚地守在客厅里。此刻沃特金小姐也赶下楼来，心里焦灼不安，嘴里不住嗔怪凯里太太。凯里太太经过这番折腾，已劳累过度，加上需要硬挺的时刻已经过去，她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扑倒在埃玛怀里，随后便被抬到楼上。凯里太太虽只昏迷了不多一会儿，但对守护在身旁的人来说，时间却长得难以置信；他们赶紧派人去请医生，医生一直没来。到了第二天，凯里太太体力稍有恢复，沃特金小姐从她嘴里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那当儿，菲利普正坐在母亲卧室的地板上玩耍，这两位妇人谁也没去注意他。她俩的谈话，他只是似懂非懂地听到了一些，他也说不清那些话怎么会留在他的记忆里的。

“我要给孩子留下点什么，让他长大以后能记起我来。”

“我不懂她为什么要拍十二张，”凯里先生说，“拍两张不就行了！”

第六章

牧师公馆里的生活，千篇一律，日复一日，无甚变化。

吃过早餐不久，玛丽·安把《泰晤士报》拿进来。这份报纸是凯里先生同两位邻居合订的。十时至一时归凯里先生看，到时间花匠就拿去给莱姆斯庄园的埃利斯先生，一下午报纸留在他那儿，到七时再送交梅诺庄园的布鲁克斯小姐。她最后拿到手，也有个好处，报纸随后便留在她那儿啦。凯里太太夏天制作果酱时，常从她那儿讨张报纸来包果酱罐。每天凯里先生坐下来专心看报的时候，凯里太太就戴上无边帽，由菲利普陪着上街买东西。布莱克斯泰勃是个渔村，镇上只有一条大街，店铺、银行全设在那儿，医生以及两三个煤船主也住在这条街上。小渔港的周围是些窄街陋巷，住着渔民和穷苦村民；既然他们只上非教区教堂做礼拜，那当然是些微不足道的角色啰。凯里太太在街上一见到非国教教会的牧师，总是忙不迭闪到街对面去，免得同他们打照面；实在规避不及，就目不斜视地盯着人行道。在这样一条大街上，竟然设立着三座非教区教堂，这种丑事实在叫牧师无法容忍：他总觉得法律该出面干预，明文禁止设立这类教堂。小镇离教区礼堂有两英里，这也是造成镇上人普遍不从国教的原因之一。在布莱克斯泰勃买东西可大有学问，必须同国教派教友打交道，凯里太太心里雪亮，牧师家人光顾哪家店铺，对店主的信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镇上有两个肉铺掌柜，向来是上教区教堂做礼拜的，他们不明白牧师为什么不能同时光顾他们两家铺子；牧师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这半年在这家肉铺买肉，那半年再照顾另一家的生意，但他们对这个办法就是不满意。一旦哪家轮空，不定时向牧师家送肉，掌柜的就口口声声扬言以后不再涉足教区教堂了；牧师有时候不得已也要回敬一下：不上教区教堂做礼拜，已是大错特错，如果竟敢错上加错，真的跑到非国教教堂去做礼拜，那么即使他铺子里的肉再好，他凯里先生迫于无奈，当然只好永远不上门问津了。凯里太太路过银行，常常进去替丈夫捎口信给经理乔赛亚·格雷夫斯。格雷夫斯是教区教堂的唱诗班领班，同时兼任司库和执事。他个儿又瘦又高，蜡黄的脸上长着个长鼻子，满头白发，在菲利普心目中，没有再比他老的人了。教堂账目归他管，款待唱诗班歌童、安排主日学校学生远足之类的事儿，也由他负责。虽说教区教堂连架风琴也没有，但是格雷夫斯主持的唱诗班，在布莱克斯泰勃却一致公认是全肯特郡首屈一指的。凡要举行什么仪式，比如主教大人来施坚信礼啦，教区长在收获感恩节来讲道啦，所有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全由他格雷夫斯一手张罗。他处理起教区事务来，无论巨细，都独断独行，从来不同牧师认真磋商。而牧师呢，尽管生性怕麻烦，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对这位教会执事的专断作风，也很不以为然。看来，他俨然以全教区首要人物自居了。牧师几次三番在凯里太太面前扬言，如果乔赛亚·格雷夫斯不有所收敛，迟早要给他点厉害瞧瞧。不过，凯里太太总是劝他忍耐着点：格雷夫斯用心还是好的，要是他缺少君子之风，那也不能苛求于他嘛。牧师采取了克制态度，以恪守基督徒的美德自慰；不过有时免不了要在背地里骂这位教会执事是“俾斯麦”，出出肚子里的怨气。

有一回这一对终于闹翻了；至今凯里太太想起那段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仍心有余悸。是这么回事：保守党候选人宣布要在布莱克斯泰勃发表竞选演说；乔赛亚·格雷夫斯把演说地点安排在布道堂内，随后跑去找凯里先生，说自己希望到时候也要在会上讲几句。看来那位候选人已请乔赛亚·格雷夫斯主持会议了。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叫凯里先生如何忍受得了。牧师的职权理应受到尊重，在这点上他决不允许有半点含糊。要是一次有牧师出席的会议，竟让教会执事来主持，岂不荒唐透顶。牧师提醒乔赛亚·格雷夫斯，教区牧师乃是教区的至尊人物，也就是说，在教区内该由牧师说了算的。乔赛亚·格雷夫斯回敬说，没有人比他更认从教会的尊严了，但这回纯粹是政治上的事务；他反过来提醒牧师别忘了耶稣基督的训诫，“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对此，牧师反唇相讥：为了自己的目的，魔鬼也会引用《圣经》；不管怎么说，布道堂的支配权只属于他一个人，如果不请他主持，他决不同意动用教堂来召开政治会议。乔赛亚·格雷夫斯冲着凯里先生说了声悉听尊便，接着扬言，反正他本人觉得美以美教堂同样是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凯里先生说，如果乔赛亚·格雷夫斯胆敢涉足于一个比异教徒庙宇好不了多少的地方，他就再没有资格担任堂堂国教教区的执事。乔赛亚·格雷夫斯一气之下，便辞去了所有圣职，并于当晚派人到教堂取回黑袈裟和白法衣。替他管家的妹妹格雷夫斯小姐，也辞去了母道会的干事职务。母道会的会务，是向教区内贫苦孕妇发放法兰绒服、婴儿衣、煤以及五先令的救济金。凯里先生说，这回他总算真正当家做主了。但是牧师很快发觉自己对各种要处理的事务一窍不通；而乔赛亚·格雷夫斯呢，愤怒之余也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中的主要乐趣。这场争吵使凯里太太和格雷夫斯小姐深为苦恼。她们先是私下通信，继而又碰头商量，决心要把这个疙瘩解开。她们一个劝解自己的丈夫，一个说服自己的哥哥，嘴皮子从早磨到晚。既然她们谆谆规劝的原是这两位正人君子心里巴望做的，所以过了令人不安的三周之后，他俩终于握手言欢了。他们重修旧好，当然对双方都有好处，但他们却归之于对主的共同之爱。演讲会还是在布道堂里举行，不过改由医生来主持，凯里先生和乔赛亚·格雷夫斯两人都在会上讲了话。

凯里太太把口信带给银行家之后，照例要上楼同格雷夫斯小姐拉句把家常，谈谈教区里的事儿，对副牧师，或者对威尔逊太太的新帽子议论一番。威尔逊先生是布莱克斯泰勃的首富，估计每年至少有五百镑的收入。他娶了自己的厨娘做老婆。她们闲聊的时候，菲利普规规矩矩地坐在密不透风的客厅里，目不暇接地看着鱼缸内穿来游去的金鱼。这间客厅只有在接待客人时才使用，窗户整天关着，仅在早晨开几分钟，让房间透透风，客厅里的这股浑浊气味，在菲利普想来，大概跟银行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吧。

这时，凯里太太想起还得去杂货铺，便又跟菲利普起身上路了。买好东西之后，他们常沿着一条小街一直走到小海滩。小街两边净是些渔民居住的小屋子，大多是小木屋（这儿到处可以看见渔民坐在自己家门口织补渔网，渔网就晾挂在门扉上）。海滩边上仓库林立，但从仓库间的空隙处仍可望得见大海。凯里太太在那儿伫立几分钟，眺望浑浊发黄的海面（谁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呢？）；而这时候，菲利普就四下寻找扁石，打水漂取乐。然后，他们慢悠悠地往回走，路经邮局时，朝里望望钟点，走过医生家门前，又朝坐在窗口缝衣服的医生老婆威格拉姆太太点头打了个招呼，随后径直回家去。

下午一时吃午饭。星期一、二、三，吃烤牛肉、牛肉丝、剁牛肉；星期四、五、六，吃羊肉。星期天享用一只自家饲养的鸡。每天下午，规定是菲利普做功课的时间。大伯教他拉丁文和数学，其实他大伯自己对这两门学问一窍不通。伯母教他法文和钢琴，而她对法文也几乎是一无所知。不过钢琴倒还会弹两下，能为自己伴奏几首老掉了牙的歌子，这些歌她已唱了三十年。威廉大伯常常对菲利普说，在他还是副牧师的时候，他太太有十二首歌烂熟于心，不论什么时候请她表演，她都能即席唱它几首。就是现在，牧师公馆举行茶会的时候，她还不时露这么一手。牧师不愿邀请太多的人，有幸出席茶会的不外乎那么几位：副牧师、格雷夫斯兄妹、威格拉姆医生夫妇。用过茶点之后，格雷夫斯小姐演奏一两首门德尔松的《无言歌》，而凯里太太就演唱一首《当燕子飞回家的时候》或者《跑呀，跑呀，我的小马》。

不过凯里先生家并不经常举行茶会，因为张罗起来实在忙得够呛，待到客人告辞，他们已累得筋疲力尽。他们喜欢老两口子对坐品茶。用完了茶点再玩一会十五子棋，凯里太太总设法让凯里先生赢，因为他输了会不高兴的。晚上八时吃晚饭，马马虎虎吃些冷菜残羹。玛丽·安准备了茶点之后，再不高兴做什么菜了，而凯里太太还得帮着收拾餐具。通常，凯里太太只吃点涂牛油的面包片，然后再尝用点水果羹；牧师则外加一片冷肉。晚饭一结束，凯里太太便打晚祷铃。随后，菲利普就去睡觉了。他执意不让玛丽·安替他脱衣服，反抗了一阵子，终于赢得了自己穿衣、脱衣的权利。九时，玛丽·安把盛着鸡蛋的盘子端进屋来。凯里太太在每只鸡蛋上标上日期，并把鸡蛋的数目登录在本子上。这以后，她挎上餐具篮上楼。凯里先生从经常翻阅的书中抽出一本来，继续看着。钟一敲十点，他便站起身，熄了灯，随妻子睡觉去了。

菲利普刚来时，一度竟决定不了到底安排他在哪天晚上洗澡。由于厨房的锅炉出了毛病，热水供应始终是个大难题，同一天内不可能安排两个人洗澡。在布莱克斯泰勃有浴室的唯独威尔逊先生一家，村里人都认为那是存心摆阔。星期一晚上，玛丽·安在厨房洗澡，因为她喜欢干干净净地开始新的一周。威廉大伯不能在星期六洗澡，因为下一天够他辛苦的，而洗完澡，他总觉得有点倦怠，所以便安排在星期五洗澡。凯里太太出于同样的考虑要在星期四沐浴。看来，菲利普当然只好在星期六洗澡了，但玛丽·安说，星期六她可不能让炉子一直烧到晚上，因为星期天得烧那么多的菜，又要做糕点，还有忙不完的这事那事，再要在星期六晚上替孩子洗澡，她觉得实在吃不消。是嘛，这孩子明摆着不会自己洗澡的。至于凯里太太，觉得给男小孩洗澡怪不好意思；牧师先生不用说，得忙着准备他的布道稿。可牧师执意认为，菲利普一定得梳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迎接主日。玛丽·安说，她宁可卷铺盖滚蛋也不愿接受硬逼她干的这差事——在这儿已经干了十八个年头，她可不想再承担额外的活计了，他们也该体谅体谅她嘛。不料菲利普本人却表示，他不需要任何人帮他洗澡，他自己完全对付得了，这一说，难题倒迎刃而解了。玛丽·安说，她敢断定，让孩子自己洗是洗不干净的，与其让孩子脏着身子，还不如让她自己累死的好，哪怕是在星期六晚上也罢——这倒不是因为怕孩子在主面前出丑，而是因为她看不惯那种身上洗得不干不净的孩子。

第七章

星期日这天，事情排得满满的。凯里先生老爱自诩：整个教区内，每周工作七天的就他一个。

这天，全家都比平常提早半小时起身。玛丽·安准八点前来敲房门，这时凯里先生总免不了要嘀咕一句：当牧师的真苦命，休息日也休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凯里太太这天花在穿衣服上的时间也要多些，梳妆打扮到九点才气喘吁吁地下楼用早餐，正好先于丈夫一步。凯里先生的靴子搁在火炉前，好让它烘烘暖和。做祷告的时间要比平日长，早餐也比往常丰盛。早餐后，牧师着手准备圣餐，把面包切成薄片；菲利普很荣幸，能在一旁帮着削面包皮。牧师差菲利普去书房取来一块大理石镇纸，用它压面包。等面包片压得又薄又软了，再把它们切成许多小方块。数量的多寡，视天气而定。刮风下雨天，上教堂的人寥寥无几；如果天气特好，做礼拜的教友固然济济一堂，但留下来用圣餐的也不会很多。要是天既不下雨，同时又算不上风和日丽，上教堂走一遭尚不失为快事，教友们也并不急着去领略假日的乐趣——逢上这种日子，领圣餐的人才会很多。

随后，凯里太太从餐具室的菜橱里取出圣餐盘，牧师用块羚羊皮将它擦得锃亮锃亮。十时，马车停到了门口，凯里先生穿好靴子。凯里太太花了好几分钟工夫才戴好她那顶无边帽，这期间，牧师披着件宽肥的大氅，候在门厅里，脸上那副神情，活像古代的基督徒，正等着被领入竞技场似的。真奇怪，结婚三十年了，老婆子每到星期天早晨还老是这么磨磨蹭蹭的。她总算姗姗而来了，身上穿着一袭黑缎子衣服。不管什么场合，牧师一看到教士老婆披红戴绿就觉得不顺眼；到星期天，他更是坚持老伴非穿一身黑不可。有几次，凯里太太同格雷夫斯小姐串通好，鼓起勇气在无边帽上插一根白羽毛，或是缀一朵粉红玫瑰什么的，但牧师执意要把它们拿掉，说他不愿意同妖艳的荡妇一块儿上教堂。作为妇人，凯里太太忍不住一声长叹；而作为妻子，她又不得不唯命是从。他们正要上马车的时候，牧师忽然记起家里人今天还没给他吃过鸡蛋。她们明明知道他得吃个鸡蛋润润喉咙；家里有两个女的，可没有一个把他的饮食起居放在心上。凯里太太埋怨玛丽·安，可玛丽·安却回嘴说，她一个人哪能什么事都考虑周全。玛丽·安赶紧去把鸡蛋拿来；凯里太太随手将蛋打入一杯雪利酒里。牧师一口吞下了肚。圣餐盘放进马车，他们出发了。

这辆单马马车是“红狮”车行放来的，车里一股霉稻草的怪味。一路上，两面车窗关得严严实实，生怕牧师着了凉。守候在教堂门廊处的教堂执事，将圣餐盘接了过去。牧师径自朝法衣室走去，凯里太太和菲利普则入牧师家族席坐定。凯里太太在自己面前放了枚六便士的钱币，每回她投在圣餐盘里的就是这点钱，同时还给了菲利普一枚三便士的小钱，派同样的用场。教堂里渐渐坐满了，礼拜随之开始。

牧师的讲道，菲利普听着听着，不觉厌倦起来。可是只要他稍一挪动身子，凯里太太马上伸手将他胳臂轻轻按住，同时用责备的目光盯他一眼。等最后一支圣歌唱完，格雷夫斯先生端着圣餐盘分发圣餐的时候，菲利普的兴致又浓了。

做礼拜的人全离开了教堂，凯里太太走到格雷夫斯小姐的座席跟前，趁等候牧师他们的当儿，同格雷夫斯小姐闲聊几句；而菲利普此时却一溜烟进了法衣室。大伯、副牧师和格雷夫斯先生，还都穿着白法衣。凯里先生将剩下的圣餐给了菲利普，叫他吃了。过去一向是他自己吃掉的，因为扔掉了似乎是对神明的亵渎；菲利普食欲旺盛，现在正好由他代劳。然后他们清点盘里的钱币，里面有一便士的，有六便士的，也有三便士的。每回都有两枚一先令的钱币。一枚是牧师放进去的，另一枚是格雷夫斯先生放的；间或还冒出枚弗罗林银币来。格雷夫斯先生告诉牧师银币是谁奉献的，往往是某个来布莱克斯泰勃作客的外乡人。凯里先生暗暗纳闷，这位施主究竟是什么样人。不过格雷夫斯小姐早已将这种轻率举动看在眼里，而且能在凯里太太面前说出外乡人的底细：他是从伦敦来的，结过婚，而且有孩子。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凯里太太透露了这个消息，于是凯里先生打定主意要亲自登门拜访，请这位施主为“编外副牧师协会”慷慨解囊。凯里先生问起菲利普刚才在教堂里是否守规矩，可凯里太太却唠叨着威格拉姆太太穿了件新斗篷啦，考克斯先生没来做礼拜啦，以及有人认为菲利普斯小姐已经订了婚啦。他们回到家里，个个觉得折腾了一个上午，理当美美地饱餐一顿。

饭后，凯里太太回自己房里休息去了。凯里先生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忙里偷闲打个盹儿。

下午五时进茶点，牧师特地吃了个鸡蛋，免得主持晚祷时支撑不住。凯里太太为了让玛丽·安去教堂参加晚祷，自己就留在家里了，不过她照样念祈祷文，吟诵圣诗。晚上，凯里先生步行去教堂，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跟随在他身边。晚间在乡村小路上行走，菲利普觉得有种新奇之感。远处灯火通明的教堂，一点儿一点儿靠近过来，似乎显得分外亲切。起初，菲利普在他大伯跟前还有点怯生，后来慢慢相处惯了，他常把手悄悄伸进大伯的手掌里，他感到有人在保护自己，跨步时就比较从容自在了。

他们一回到家里，就开始吃晚饭。凯里先生的拖鞋已准备好，端放在火炉前的脚凳上；菲利普的拖鞋也搁在旁边：其中一只，和普通小男孩的鞋没什么两样，另一只却呈畸形，样子很怪。菲利普上楼睡觉时已经累坏了，只得听任玛丽·安帮他脱衣服。玛丽·安给菲利普盖好被子，顺势亲了亲他；菲利普开始喜欢她了。

第八章

菲利普本来就过惯了那种孤独无伴的独子生活，所以到了牧师家以后，也不见得比他母亲在世时更觉着寂寞冷清。他同玛丽·安交上了朋友。玛丽·安小小的个儿，圆圆的脸盘，今年三十五岁，父亲捕鱼为生。她十八岁那年就到了牧师家，这儿是她帮佣的第一户人家，她也无意离开这儿；但是她经常拿“我要嫁人啦”当法宝，吓唬吓唬胆小的男女东家。她父母住在离港口街不远的一所小屋子里。晚上有空时，她常去探望他们。她讲的那些大海故事，颇使菲利普心驰神往。小孩的想象力，给港口一带的狭街陋巷蒙上一层传奇色彩，它们在他眼里显得奇幻多姿。一天晚上，菲利普问是不是可以随玛丽·安到她家去玩玩，可他伯母生怕他沾染上什么，而他伯父则说近墨者黑，和不干不净的人交往会败坏良好的教养。凯里先生看不惯那些打鱼的，嫌他们粗野无礼，而且是上非教区教堂做礼拜的。可是对菲利普来说，呆在厨房里要比呆在餐室里更自在些，一有机会，他就抱起玩具到厨房间去玩耍。他伯母倒也不怎么在意。她不喜欢屋子里搞得乱七八糟的；她也承认，男小孩嘛，免不了要在屋里瞎捣鼓的，所以不如让他上厨房去闹腾。平时，只要菲利普稍微有点坐立不定，凯里先生就显得很不耐烦，说早该送他去上学啦。凯里太太觉得菲利普还小，没到上学的年龄，说实在的，她还真疼这个没娘的孩子呢。她很想博得孩子的好感，做法却不怎么高明，搞得孩子怪难为情的，孩子对她的种种亲热表示又推却不得，结果露出一脸的不高兴，这不能不叫她感到伤心。有时候，她听到菲利普在厨房里尖着嗓门格格大笑，可是只要自己脚一跨进厨房门，孩子立即不作声了。每每玛丽·安解释发笑的原因，菲利普的小脸蛋就涨得绯红。凯里太太听了，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乐的，只是勉强地笑笑。

“威廉，这孩子呆在玛丽·安身边，似乎反而比同我们在一块更快活，”她回进屋来，一面重新拿起针线活，一面这么对丈夫说。

“谁都看得出，这小家伙缺少教养。得好好管教管教才行。”

菲利普来后的第二个星期天，不幸闯了一场祸。午餐后，凯里先生照例去客厅小睡片刻，但是那天他心烦意乱，怎么也睡不着。上午，牧师用几盏烛台把教堂圣坛装饰了一下，不料却遭到乔赛亚·格雷夫斯的强烈反对。这几盏烛台是他从坎特伯雷买来的旧货，他觉得它们很有气派。但乔赛亚·格雷夫斯一口咬定那是些天主教兴的玩意儿。这样的一句奚落话，总能惹得牧师火冒三丈。当年爆发牛津运动时，凯里先生正在牛津念书，后来那场运动以爱德华·曼宁脱离国教而告终。就凯里先生本人来说，对罗马天主教颇抱几分同情。按他的心意，他很希望把这儿布莱克斯泰勃低教会派教区的礼拜仪式搞得隆重些，举行一番行列仪式，使满屋明烛高燃，而现在至多也只能焚上几炷香。他讨厌“新教徒”这个称呼，而称天主教徒。他常说，那些信奉罗马公教的人，无非是因为需要个标榜身份的称号才成了罗马“天主教徒”；其实，英国国教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最能充分体现其高贵含义的“天主之教”。他想到自己的仪容总很得意：刮得光光的脸，天生一副天主教教士的模样；而他年轻时得天独厚的苦行僧仪表，更能给人一种“天主教教士”的印象。他常对人说起自己在布隆涅度假时的一段经历（那回也像往常一样，为了省钱他老婆没陪他一块去）：一天，他正坐在某教堂内，一位法国教区牧师特地走到他面前，请他上台讲经布道。凯里先生坚决主张，尚未领受牧师圣职的教士应该独身禁欲，所以，他手下的副牧师只要一结婚，就被他一一打发掉。然而在某次大选时，自由党人在他花园的篱笆上用蓝笔涂了几个赫赫大字：“此路通往罗马”。凯里先生见此勃然大怒，扬言要上法院告布莱克斯泰勃自由党头目。这会儿他打定主意，乔赛亚·格雷夫斯不管怎么说，休想让他把烛台从圣坛上拿开；想到气恼处，禁不住悻悻然嘟囔了几声“俾斯麦”！

就在这时，牧师冷不防听到哗啦一响。他掀掉盖在脸上的手帕，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直奔餐室。菲利普坐在桌旁，周围是一大堆砖头。他刚才搭了座巍峨的城堡，哪知底部出了点毛病，结果整个建筑物哗啦一下子塌倒了，成为一堆废墟。

“你拿那些砖头干吗，菲利普？要知道星期天是不准做游戏的。”

菲利普瞪着一双受惊的眼睛，愣愣地望着牧师，同时他的小脸习惯性地涨得通红。

“我过去在家里总是做游戏的，”他回答说。

“我敢肯定，你那位好妈妈决不会允许你干这种坏事的。”

菲利普没想到这样做竟不正当；不过要是果真如此，他可不愿让人以为他母亲同意他这么干的。他耷拉着脑袋，默然不语。

“你难道不知道星期天做游戏是很不正当的吗？你不想想星期天干吗叫休息日来着？你晚上要去教堂，可你下午触犯了天主的戒律，晚上怎么有脸面对天主呢？”

凯里先生叫菲利普立即把砖头搬走，并且站在边上监督他。

“你这个孩子真淘气，”他反复嘀咕着。“想想你那位天国里的可怜妈妈，你现在使她多伤心。”

菲利普忍不住想哭，但是出于本能，他不愿让人看到自己掉眼泪，于是他紧咬牙关，硬是不让自己哭出来。凯里先生在安乐椅上坐定，顺手拿过一本书，翻了起来。菲利普站在窗口。牧师公馆很僻静，同那条通往坎特伯雷的公路隔着相当一段距离。从餐室窗口，可以望见一长条呈半圆形的草坪，再过去，则是一片绿茵茵的、连绵天际的田野。羊群在田野里吃草。天色凄迷而阴郁，菲利普满腔悲苦。

这时，玛丽·安进屋来上茶点，路易莎伯母也下楼来了。

“午觉睡得好吗，威廉？”她问。

“好什么！”他回答说。“菲利普这么吵吵闹闹，简直叫人没法合眼。”

凯里先生说的不尽合乎事实，因为他睡不着实在是自己有心事。菲利普绷着小脸听着，心里暗暗嘀咕：我不过偶尔弄出了点声音，在这之前之后，大伯他干吗不能睡呢，真没道理。凯里太太问起是怎么回事，牧师原原本本地说了。

“他竟然连一声‘对不起’也没说，”凯里先生最后加了这么一句。

“噢，菲利普，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对不起你大伯的，是吗？”凯里太太赶紧说，生怕孩子会给他伯父留下不必要的坏印象。

菲利普没吱声，只顾埋头啃嚼手里的牛油面包片。菲利普自己也搞不懂哪儿来的一股蛮劲，硬是不肯道歉认错。他觉得耳朵里隐隐作痛，真有点想哭，可就是不肯吐出一言半语。

“你也不用虎着脸，已经够糟的啦，”凯里先生说。

大家闷头吃完茶点。凯里太太不时打眼角里偷偷朝菲利普望上一眼；但是凯里先生却故意对他不理不睬。菲利普看到伯父上楼准备更衣上教堂了，就跑到门厅拿起自己的帽子和外套，可是当牧师下楼看见菲利普时，却冲着他说：

“我希望你今晚别上教堂了，菲利普。我想你现在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宜走进天主圣堂的。”

菲利普一言不发，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双颊红得像火烧。他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望着伯父戴上宽边帽，披上宽肥的大氅。凯里太太照例将丈夫送至门口，然后转过身来对菲利普说：

“没关系，菲利普，下一个星期天你一定会很乖的，是吗？这样你伯父晚上又会带你去教堂了。”

她拿掉菲利普的帽子和外套，领他走进餐室。

“让我们一块儿来念祈祷文好吗，菲利普？我们还要弹风琴唱圣歌呢。你喜欢吗？”

菲利普神态坚决地一摇头，凯里太太不觉吃了一惊。如果这孩子不愿意同她一起做晚祷，那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了。

“那么你在伯父回来之前想干什么呢？”凯里太太束手无策地问。

菲利普总算开腔了。

“我希望谁也别来管我，”他说。

“菲利普，你怎么能说出这样没良心的话来？你不知道你伯父和我完全是为你好吗？难道你一点儿也不爱我吗？”

“我恨你。巴不得你死掉才好呢！”

凯里太太倒抽一口冷气。这孩子竟然说出这么粗暴无礼的话来，怎不叫她瞠目吃惊。凯里太太一时说不出话来。她在丈夫的安乐椅上坐下，想到自己真心疼爱这个孤苦伶仃的跛足孩子，想到自己多么热切地希望能得到这孩子的爱，她想着想着，不禁热泪盈眶，接着一颗颗泪珠顺着双颊慢慢往下淌。凯里太太自己不能生儿育女；她认为自己膝下无子，无疑是上帝的旨意。尽管这样，她有时见到别人家的小孩，仍觉得受不了，心里感到悲苦怅然。菲利普望着伯母这般神情不由得惊呆了。只见她掏出一方手帕，放声痛哭起来。菲利普恍然醒悟过来，自己方才的话伤了伯母的心，惹得她哭了。他感到很内疚，悄悄地走到她跟前，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菲利普主动来吻她，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这位面容枯黄、憔悴的可怜老太——她穿着黑缎子服显得那么瘦小，头上梳的螺旋状发卷又是那么滑稽可笑——一把将孩子抱到膝头上，紧紧搂住，一面仍伤心地低声饮泣。然而，她流下的眼泪，一半却是出于欣喜，她感到自己和孩子间的那层隔阂已不复存在。她现在对这孩子萌生出一股惓惓之忱，因为这孩子使她领略了痛苦的滋味。

第九章

这个星期天，牧师正准备去客厅睡午觉（牧师的生活起居就像举行仪式似地按部就班，有板有眼），而凯里太太也正打算上楼去休息，菲利普这时却冷不防启口问：

“不许我玩，那叫我干什么呢？”

“你就不能安安稳稳地坐一会儿吗？”

“我可没法在吃茶点以前，老是这么一动不动坐着。”

凯里先生朝窗外望了望，屋外寒峭阴冷，总不能叫菲利普上花园去吧。

“我知道你可以干点什么了。你可以背一段规定今天念的短祈祷文。”

说着，他从风琴上取下那本供祷告用的祈祷书，翻到要找的那一页。

“这段不算长。如果我进来吃茶点的时候你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我就把我的鸡蛋尖奖给你吃。”

凯里太太随手把菲利普的座椅拖到餐桌旁（他们已特地为菲利普备置了一张高脚座椅），并且把祈祷书放在他面前。

“魔鬼会差使游手好闲之徒干坏事的，”凯里先生说。

他给火炉加了点煤，待会儿进来用茶点时炉火就会烧得旺旺的。凯里先生走进客厅，松开衣领，把靠垫摆摆正，然后舒舒坦坦地在沙发上躺下。凯里太太想到客厅里冷丝丝的，便从门厅那儿拿了条旅行毛毯来，给他盖在腿上，并将双脚裹了个严实。她本来还想把百叶窗放下，免得日光刺眼，后来看到他已经把百叶窗关严了，便踮着脚走出客厅。牧师今天心神安宁，不到十分钟就已堕入梦乡，还轻轻地打起呼噜来。

那天是主显节后的第六个星期天，指定这天念的祈祷文一开头是这么写的：

“主啊，圣子已显明他可以破除魔鬼的妖术，从而使我们成为上帝之子，成为永生的后嗣。”菲利普一口气读完祈祷文，却不知所云。他开始高声诵读，里面有好多不认得的词儿，句子结构又是那么古怪。菲利普念来念去，至多也只记得住两行。他老是心不在焉：屋子四周沿墙种着许多果树，一根细长的垂枝不时曳打着窗子玻璃；羊群在花园那边的田野里木然地啃嚼着青草。菲利普的脑袋瓜里似乎结满了疙瘩。突然一阵恐惧袭上心头：要是到用茶点时还背不出来怎么办？他又继续叽里咕噜念起来，念得很快，他不再试着去理解内容，而是像鹦鹉学舌那样硬把这些句子往自己脑袋里塞。

那天下午，凯里太太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挨到四点钟光景，她毫无睡意，索性起床走下楼来。她想先听菲利普背一遍祈祷文，免得在背给大伯听时出什么差错，这样他大伯就会感到满意，明白这孩子的心地还是纯正的。但是凯里太太来到餐室门口正待进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使她倏地收住脚步。她心头猛地一跳。她转过身，蹑手蹑脚出了正门，沿着屋子绕到餐室窗下，小心翼翼地探头朝屋里张望。菲利普仍坐在她端给他的那张椅子里，但是身子却趴在桌子上，小脑瓜埋在手臂里，正悲痛欲绝地低声啜泣着。凯里太太还看到他的肩膀在一扇一扇上下抽搐。这一下可把她给吓坏了。过去她一直有这样的印象，似乎这孩子颇能自制，从未见他哭过鼻子。凯里太太恍然省悟，孩子的故作镇静原来是某种本能反应，认为在人前流露感情是丢脸的事儿：他常常躲在人背后偷偷哭泣呢！

凯里太太一口气冲进客厅，她丈夫向来讨厌别人突然把他从睡梦中叫醒，这时她也顾不得了。

“威廉，威廉，”她说，“那孩子哭得好伤心哩。”

凯里先生坐起身子，把裹在腿上的毯子掀掉。

“哭的什么事？”

“我不知道……噢，威廉，我们可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呀。你说这是不是该怪我们？我们要是自己有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凯里先生惶惑不解地望着凯里太太。遇到这种事，他特别感到束手无策。

“不见得是因为我叫他背祈祷文他才哭鼻子的吧。一共还不满十行呢。”

“还是让我去拿几本图画书给他看看，你说呢，威廉？我们有几本关于圣地的图画书。这么做不会有什么不妥吧。”

“好吧，我没意见。”

凯里太太进了书房。搜集图书是凯里先生唯一热中的俗事，他每回上坎特伯雷总要在旧书店泡上一两个钟头，而且还带回来四五卷发霉的旧书。他从不去读它们，因为读书怡情的习惯他早就给丢了，不过他有时还是喜欢翻翻，假如书里有插图的话，就看看那些插图。他还喜欢修补旧书的封皮。他巴望天下雨，因为逢到这种天气，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用胶水锅调点蛋白，花一个下午的时间，修补几册四开本旧书的俄罗斯皮革封面。他收藏了好多册古旧游记，里面还有钢板雕刻画的插页；凯里太太一下子就找出两本介绍圣地巴勒斯坦的书。她走到餐室门口，故意咳嗽一声，好让菲利普有时间镇定下来。她想，菲利普如果在偷偷掉眼泪的当口被自己撞上了，一定会觉得丢脸的。接着，她又喀哒喀哒地转动门把。她走进餐室时，看见菲利普装出一副聚精会神看祈祷书的样子。他用手遮住眼睛，生怕让凯里太太发觉自己刚才在掉眼泪。

“祈祷文背出来了吗？”她问。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觉察得出孩子是生怕自己的嗓音露了馅。她感到这局面尴尬得出奇。

“我背不出来，”他喘了一口粗气，总算迸出了一句。

“噢，没关系，”她说。“你不用背了。我给你拿来了几本图画书。来，坐到我膝头上来，我们一块儿看吧。”

菲利普一骨碌翻下椅子，一瘸一拐地朝她走来。他低头望着地板，有意不让凯里太太看到自己的眼睛。她一把将他搂住。

“瞧，这儿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

她指给他看的是座东方风味的城池，城内平顶、圆顶建筑物和寺院尖塔交相错落。画面的前景是一排棕榈树，两个阿拉伯人和几只骆驼正在树下歇脚。菲利普用手在画面上抹来抹去，似乎是想摸到那些房屋建筑和流浪汉身上的宽松衣衫。

“念念这上面写了些什么，”他请求说。

凯里太太用平静的声调，念了那另外一页上的文字记叙。那是三十年代某个东方旅行家写的一段富有浪漫色彩的游记，辞藻也许过于华丽了些，但文笔优美动人，感情充沛，而对于继拜伦和夏多勃里昂之后的那一代人来说，东方世界正是焕发着这种感情色彩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过了一会儿，菲利普打断了凯里太太的朗读。

“再给我看张别的图画。”

这时，玛丽·安走了进来，凯里太太站起身来帮她铺台布，菲利普捧着书，忙不迭把书里所有插图一张张翻看过去。他伯母费了好大一番口舌，才哄住他放下书本来用茶点。他已把刚才背祈祷文时的极度苦恼丢诸脑后，忘了刚才还在哭鼻子流眼泪哩。次日，天下起雨来，他又提出要看那本书。凯里太太满心欢喜地拿给了他。凯里太太曾同丈夫谈起过孩子的前途，发觉他俩都希望孩子将来能领圣职，当个牧师；现在，菲利普对这本描述圣子显身之地的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无疑是个好兆头哟。看来这孩子的心灵，天生是同神圣的事物息息相通的。而隔了一两天，他又提出要看别的书。凯里先生把他领到书房里，给他看一排书架，那上面放着他收藏的一些有插图的书卷，并为他挑选了一本介绍罗马的书。菲利普迫不及待地接了过去。书中的插图把他引进一片新的乐境。为了搞清图画的内容，他试着去念每幅版画前后页的文字叙述；不久，玩具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之后，只要身旁没有人，他就把书拿出来自念自看；也许是因为最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座东方城市，所以他特别偏爱那些描述地中海东部国家和岛屿的书籍。他一看到画有清真寺和富丽堂皇的宫殿的图片时，心儿就兴奋得怦怦直跳；在一本关于康斯坦丁堡的书里，有一幅题为“千柱厅”的插图，特别使他浮想联翩。画的是拜占庭的一个人工湖，经过人们的想象加工，它成了一个神奇虚幻、浩瀚无际的魔湖。菲利普读了插图的说明：在这人工湖的入口处，总是停泊着一叶轻舟，专门引诱那些处事轻率的莽汉，而凡是冒险闯入这片神秘深渊的游人，没有一个能生还。菲利普真想知道，那一叶轻舟究竟是在那一道道柱廊里永远穿行转悠着呢，还是最终抵达了某座奇异的大厦。

一天，菲利普意外地交上了好运，偶然翻到一本莱恩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他一翻开书就被书中的插图吸引住了，接着开始细读起来。一上来先读了那几篇述及巫术的故事，然后又陆续读了其他各篇；他喜欢的几篇，则是爱不释手，读了又读。他完全沉浸在这些故事里面，把周围的一切全忘了。吃饭时，总得让人唤上两三遍才姗姗而来。不知不觉间，菲利普养成了世上给人以最大乐趣的习惯——披览群书的习惯；他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一来却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逃避人生忧患苦难的庇护所；他也没意识到，他正在为自己臆造出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转而又使得日常的现实世界成了痛苦失望的源泉。没多久，他开始阅读起其他书籍来。他的智力过早地成熟了。大伯和伯母见到孩子既不发愁也不吵闹，整个身心沉浸在书海之中，也就不再在他身上劳神了。凯里先生的藏书多得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他自己并没认真读过几本，对那些因贪其便宜而陆陆续续买回来的零星旧书，心里也没有个底。在一大堆讲道集、游记、圣人长老传记、宗教史话等书帙里面，也混杂了一些旧小说，而这些旧小说终于也让菲利普发现了。他根据书名把它们挑了出来。第一本念的是《兰开夏女巫》，接着读了《令人钦羡的克里奇顿》，以后又陆续读了好多别的小说。每当他翻开一本书，看到书里关于两个孤独游子在悬崖峭壁上策马行进的描写时，他总联想到自己是安然无险的。

春去夏来。一位老水手出身的花匠，给菲利普做了一张吊床，挂在垂柳的枝干上。菲利普一连几小时躺在这张吊床上看书，如饥似渴地看呀看呀，不论是谁上牧师家来，都见不着菲利普的人影。光阴荏苒，转眼已是七月，接着忽忽又到了八月。每逢星期天，教堂内总挤满了陌生人，做礼拜时募到的捐款往往有两镑之多。在这段时间里，牧师也好，凯里太太也好，经常足不出户。他们不喜欢见到那些陌生面孔，对那些来自伦敦的游客极为反感。有位先生租下牧师公馆对面的一幢房子，住了六个星期。这位先生有两个小男孩。有一回，他特地派人来问菲利普是否高兴上他家和孩子一起玩耍，凯里太太婉言谢绝了。她生怕菲利普会被伦敦来的孩子带坏。菲利普长大了要当牧师，所以一定不能让他沾染上不良习气。凯里太太巴不得菲利普从小就成为一个撒母耳。

第十章

凯里夫妇决定送菲利普进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念书。邻近一带的牧师，都是把自己的儿子往那儿送的。根据长久以来的习惯，这所学校早已同坎特伯雷大教堂联系在一起了：该校校长是教堂牧师会的名誉会员；前任校长中有一位还是大教堂的副主教。学校鼓励孩子立志领圣职，当牧师；而学校的教学安排，也着眼于让诚实可靠的少年日后能终身侍奉上帝。皇家公学有一所附属预备学校，现在打算送菲利普去的就是这所学校。近九月底的一个星期四下午，凯里先生领菲利普去坎特伯雷。这一整天，菲利普既兴奋，又惴惴不安。对于学校生活，他只是从《男童报》上的故事里稍微了解到一些。此外，他还读过《埃里克——点滴进步》那本书。

他们在坎特伯雷跨下火车时，菲利普紧张得快要晕倒了；去城里的途中，他脸色煞白，一声不响地呆坐在马车里。学校前面那堵高高的砖墙使学校看上去活像座监狱。墙上有扇小门，他们一按铃，门应声而开。一个笨手笨脚、衣履不整的工友走出来，帮菲利普拿铁皮衣箱和日用品箱。他们被领进会客室。会客室里摆满了笨实、难看的家具，沿墙端放着一圈靠椅，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印象。他们恭候校长光临。

“沃森先生是个啥模样的？”过了半晌，菲利普开口问。

“待会儿你自己瞧吧。”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凯里先生暗暗纳闷：校长怎么迟迟不露面？这时菲利普鼓起勇气，又说：

“告诉他我的一只脚有毛病。”

凯里先生还没来得及答话，门倏地被推开，沃森先生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在菲利普看来，他简直是个巨人：他身高六英尺开外，肩膀宽阔，一双硕大无朋的巨掌，一簇火红的大胡子。他说起话来，嗓门很大，语调轻快，可是他那股咄咄逼人的快活劲儿，却使菲利普胆战心惊。他同凯里先生握握手，接着又把菲利普的小手捏在掌心里。

“喂，小家伙，来上学了，觉得带劲吗？”他大声说。

菲利普红着脸，窘得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多大岁数啦？”

“九岁，”菲利普说。

“你该称呼一声‘先生’才是，”他大伯在旁提醒说。

“看来你要学的东西还不少呢，”校长兴致勃勃地大声嚷嚷道。

为了给孩子鼓鼓劲，沃森先生用他粗壮的手指搔逗起菲利普来。菲利普给他这么一搔，又难为情，又发痒难受，不住扭动着身子。

“我暂且把他安排在小宿舍里……住在那儿你会喜欢的，是不是？”他朝菲利普加了一句。“你们那儿一共才八个人。你不会感到太陌生的。”

这时门打开了，沃森太太走了进来。她是个肤色黝黑的妇人。乌黑的头发，打头正中清晰地向两边分开。嘴唇厚得出奇，鼻子挺小，鼻尖圆圆的，一双眼睛又大又黑。这位太太的神态冷若冰霜。她难得启口，脸上的笑容更难见到。沃森先生把凯里先生介绍给自己的太太，然后又亲热地把菲利普往她身边一推。

“这是个新来的孩子，海伦。他叫凯里。”

沃森太太默默地同菲利普握握手，然后一言不发地在一旁坐下。校长问凯里先生菲利普在读些什么书，程度怎样。沃森先生嘻嘻哈哈的热乎劲儿，使这个布莱克斯泰勃的教区牧师有点受不了；不多一会儿，凯里先生赶紧起身告辞。

“我想，菲利普现在就托你多多照应啦。”

“没说的，”沃森先生说。“孩子在我这儿保管没问题。要不了一两天他就习惯这儿的生活啦。你说呢，小家伙？”

不等菲利普回答，大个子校长就纵声哈哈大笑起来。凯里先生在菲利普额上亲了一下，随即离开了。

“跟我来，小伙子，”沃森先生扯着嗓门说，“我领你去看看教室。”

沃森先生迈着大步，大摇大摆地走出客厅，菲利普赶紧在他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他被领进一个长长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摆着两张和房间一般长的桌子，桌子两边各有一排长板凳。

“现在学校里还没什么学生，”沃森先生说，“我再领你去看看操场，然后就请你自便了。”

沃森先生在前面领路。菲利普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大操场，操场的三面都围有高高的砖墙，还有一面横着一道铁栅栏，透过栅栏，可以望见一大片草坪，草坪那边便是皇家公学的几座校舍。一个小男孩在操场上没精打采地闲逛，一边走一边踢着脚下的沙砾。

“喂，文宁，”沃森先生大声招呼，“你什么时候来的？”

小男孩走上前来同沃森先生握手。

“这是个新同学，年纪比你大，个子也比你高，可别欺负他呀。”

校长瞪大眼睛，友善地望着这两个孩子，那洪钟般的嗓音足以将孩子们震慑住，接着他哈哈笑着走开了。

“你叫什么名字？”

“凯里。”

“你爸爸干什么的？”

“爸爸过世了。”

“哦！你妈妈给人洗衣服吗？”

“我妈妈也去世了。”

菲利普以为他的回答会使那孩子发窘，哪知文宁并不当回事，仍嬉皮笑脸地开玩笑。

“哦，那她生前洗衣服吗？”

“洗过的，”菲利普没好气地回答。

“那她是个洗衣妇啰？”

“不，她不是洗衣妇。”

“那她就没给人洗过衣服。”

小男孩觉得自己巧辩有术，占了上风，挺洋洋得意。这时候他一眼瞧见了菲利普的脚。

“你的脚怎么啦？”

菲利普本能地缩回那只跛足，藏在好脚的后面，想不让他看见。

“我的脚有点畸形，”他回答道。

“怎么搞的？”

“生下来就这样。”

“让我看看。”

“不。”

“不看就不看。”

那孩子嘴上这么说，却猛地朝菲利普的小腿飞起一脚。菲利普猝不及防，被踢个正着，痛得他直唏嘘喘气。然而，就程度而言，肉体上的疼痛还及不上心里的惊讶。菲利普不明白文宁干吗要对他来这么一招。他惊魂未定，顾不上还手，况且这孩子年纪也比他小。他在《男童报》上念到过，揍一个比自己年幼的对手是件不光彩的事。在菲利普抚揉小腿的时候，操场上又出现了第三个孩子，那个折磨人的孩子撇开他跑了。过了一会儿，菲利普注意到他俩在窃窃私议，还不住打量自己的一双脚。菲利普两腮发烫，浑身发毛。

这时候又来了一批孩子，共有十来个，不多一会儿又跑来几个，他们叽叽呱呱扯开了：假期里干了些什么啊，去过哪些地方啊，打了多少场精彩的板球啊。几个新同学出现了，一转眼菲利普不知怎么倒同他们攀谈了起来。他显得腼腆，局促不安。菲利普急于给人留下个愉快的印象，可一时却找不到话茬来。别的孩子向他问这问那，提了一大堆问题，他很乐意地一一作了回答。有个小男孩还问他会不会打板球。

“不会，”菲利普说，“我的脚不方便。”

那男孩朝他下肢瞥了一眼，涨红了脸。菲利普看得出，那孩子察觉到自己问的问题不甚得体，羞得连句道歉的话都说不出口，只是尴尬地冲着菲利普发愣。

第十一章

次日清晨，菲利普被一阵丁丁当当的钟声吵醒，他睁开眼，不无惊讶地打量着自己的一方斗室。这时，耳边响起一声叫唤，使他记起自己此刻置身于何处。

“你醒了吗，辛格？”

小卧室是用磨光的油松木隔成的，卧室正面挂着一幅绿色门帘。那时候，人们很少考虑到屋内的通风问题，窗户老是关得严严的，只在早晨打开一会儿，让宿舍透点新鲜空气。

菲利普从床上爬起，跪在地上做祷告。早晨寒气彻骨，菲利普一阵哆嗦；不过他大伯曾开导过他，穿着睡衣做祷告，比等到穿戴整齐后再做祷告更合上帝的心意。这种说法倒不怎么使菲利普感到意外，因为他自己也开始有所领悟：他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生灵，这位造物主对善男信女们的磨难困苦特别欣赏。作完晨祷，菲利普开始梳洗。宿舍里有两只浴盆，供五十名寄宿生轮流使用，每个学生一星期可洗一次澡。平时就用搁在脸盆架上的小脸盆洗脸揩身。这只洗脸架，再加上床铺和一把椅子，就是每间小卧室的全部家什。孩子们一边穿衣服，一边快活地随便闲扯。菲利普竖起耳朵听着。这时，又传来一阵钟声，孩子们飞奔下楼。他们进了教室，在两张长桌旁的条凳上坐定。沃森先生也进来坐下，后面跟着他的太太和几名工友。沃森先生做起祷告来很有点威势，雷鸣般的声声祈祷，似乎是针对每个孩子本人发出的恐吓之词。菲利普忐忑不安地听着。随后，沃森先生念了一章《圣经》，工友们鱼贯而出。不一会儿，那个衣履不整的年轻工友端来了两大壶茶，接着又跑了一趟，捧进来几大盘涂着黄油的面包片。

菲利普怕吃油腻的食物，看到涂在面包上的那厚厚一层劣质黄油，怎不叫他倒胃口？但他看到其他孩子都把那层黄油刮掉，他就如法炮制。他们都有一罐罐焖肉之类的自备食品，是放在日用品箱里带进来的。有些学生还享用一份鸡蛋或咸肉“加菜”，沃森先生从这上面捞到一笔外快。沃森先生也问过凯里先生，是否让菲利普也来份“加菜”，凯里先生一口回绝，说他觉得不该把孩子惯坏了。沃森先生极表赞同——他认为，对正在发育成长的少年来说，再没有比面包加黄油更好的食物了——但是有些做爹娘的却过分娇宠子女，坚持要给他们“加菜”。

菲利普注意到“加菜”给某些孩子争得了几分面子，于是他打定主意，等到给路易莎伯母写信时，要求给自己也来一份“加菜”。

早餐后，孩子们都到外面操场上去溜达。走读生也陆续到校。他们的父亲或是当地的牧师，或是兵站的军官，再不就是定居在这座古城里的工厂主和商人。不一会儿，铃声大作，孩子们争先恐后涌向讲堂。讲堂包括一个长长的大房间和一个小套间。大房间的两头，由两位教师分别教中、低班的课；小套间是沃森先生授课用的，他教高班。为了表示这所学校是附属于皇家公学的预备学校，在一年一度的授奖典礼上，在公文报告里，这三个班级一律正式称为预科高班、预科中班和预科低班。菲利普被安排在低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赖斯，他满脸红光，有一副悦耳动听的嗓子，给孩子们上课时活泼而风趣。时间不知不觉地溜了过去，一会儿已是十点三刻，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使菲利普感到惊讶。课间，孩子们被放到教室外面去休息十分钟。

全校学生一下子吵吵嚷嚷地涌到操场上。新来的学生被吩咐站在操场中央，其他学生沿墙分立在左右两侧。他们开始玩起“逮猪”的游戏。老同学从这一堵墙跑到另一堵墙，中间的新同学这时便设法上去拦截，如果逮住一个，就念声咒语：“一、二、三，猪归咱。”于是，那个被逮住的孩子便成了俘虏，反过来帮新同学去捉那些还在逍遥奔跑的人。菲利普看见一个男孩打身边跑过，想上前将他抓住，可他一瘸一拐，眼睁睁让他溜了；这一下，奔跑着的孩子趁机全朝他管辖的地盘跑来。其中有个男孩灵机一动，模仿起菲利普奔跑的怪样子。其他孩子见状都咧嘴大笑，接着他们也学那男孩的样，在菲利普周围怪模怪样地拐着腿奔跑，尖着嗓门又是叫又是笑。他们陶醉在这种新玩意儿的欢快之中，乐得透不过气来。有一个孩子上前绊了菲利普一跤，而菲利普就像平常摔倒时那样，实实地摔个正着，膝盖也跌破了。菲利普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孩子们笑得更欢了。一个男孩从背后猛推了菲利普一把，要不是另一个男孩顺手将他拉住，他保准又是扑地一交。大伙儿光顾拿菲利普的残疾取乐，连做游戏也给忘了。其中一个孩子更是别出心裁，做了个怪里怪气的一摇三摆的瘸步模样，让人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好几个孩子乐不可支，笑得直在地上打滚：菲利普吓得目瞪口呆，他实在不明白大伙儿干吗要这般嘲弄他。他的心怦怦乱跳，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菲利普出娘胎以来，还从未受到过这么大的惊吓。他呆若木鸡似地站在那儿，任凭孩子们在他周围大声哄笑，模仿他的步态，奔来跑去。他们冲着他大声喊叫，逗他去抓他们，但是菲利普纹丝不动。菲利普不愿让他们再看到自己奔跑。他使出全身气力，强忍着不哭出来。

突然铃声响了，学生们纷纷涌回讲堂。菲利普的膝盖在淌血，他头发蓬散，衣衫凌乱，满身是土。有好几分钟，赖斯先生没法控制班上的秩序。刚才那套新奇的玩意儿使孩子们兴奋不已；菲利普看到有一两个同学还在偷偷打量自己的下肢，赶紧把脚缩到板凳下面。

下午，孩子们准备去球场踢足球。菲利普吃过午饭，正往外走，沃森先生把他叫住。

“我想，你不会踢足球吧，凯里？”沃森先生问菲利普。

菲利普窘得涨红了脸。

“不会，先生。”

“那就别踢了。你最好也到场地上去。这点路你总能走吧？”

菲利普并不知道足球场在哪儿，但他还是照先前那样回答了一句：

“能的，先生。”

孩子们在赖斯先生的带领下出发了，他一眼瞥见菲利普没换衣服，便问他为什么不准备去踢球。

“沃森先生说我不必踢了，先生，”菲利普说。

“为什么？”

许多孩子围着菲利普，好奇地望着他。菲利普感到一阵羞愧，垂下眼皮不吭声。别的孩子替他回答了。

“他是个瘸子，先生。”

“噢，我明白了。”

赖斯先生很年轻，一年前刚取得学位。他这时突然感到很困窘。他本能地想对菲利普表示歉意，可又不好意思开口。他粗着嗓子冲着其他孩子嚷了一句：

“喂，孩子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呀？还不快走！”

有些学生早已出发，留下来的人也三三两两地走了。

“你最好跟我一块儿走，凯里，”老师说，“你不认得路，是吧？”

菲利普猜到了老师的好意，喉咙口抽噎了一声。

“我走不快的，先生。”

“那我就走慢点，”老师微笑着说。

这位红脸膛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说了句体贴的话，一下子赢得了菲利普的好感。他顿时不再感到那么难过了。

可是晚上孩子们上楼脱衣睡觉的时候，那个叫辛格的男孩却从自己的小卧室里跑出来，把脑袋瓜伸进菲利普的卧室。

“嘿，把你的脚伸出来让我们瞧瞧，”他说。

“不，”菲利普回答道。

他赶紧跳上床钻进毯子。

“别对我说‘不’字，”辛格说。“快来，梅森。”

隔壁卧室里的孩子正在门角处探头探脑，一听到叫唤，立即溜了进来。他们朝菲利普走来，伸手想去掀他身上的毯子，但菲利普紧紧揪住不放。

“你们干吗死乞白赖地缠着我？”菲利普叫喊道。

辛格抓起一把刷子，用刷子背敲打菲利普那只紧抓着毛毯的手。菲利普大叫起来。

“你干吗不把脚乖乖地伸出来让咱们看？”

“就不让你们看。”

绝望之余，菲利普捏紧拳头，对准那个折腾自己的孩子揍了一拳，但是，他势孤力单，辛格一把抓住菲利普的胳臂，死劲反扭着。

“哦，别扭别扭，”菲利普说，“胳臂要断的。”

“那么你老老实实躺着别动，把脚伸出来。”

菲利普抽搭一声，吁了口气。辛格又把手臂扭了一下。菲利普疼得没法忍受。

“好吧，我伸，我伸，”菲利普说。

菲利普伸出了脚。辛格仍旧抓住菲利普的手腕不放。他好奇地打量着那只跛足。

“真恶心！”梅森说。

这时又进来一个孩子，也来凑趣看热闹。

“呸，呸，”他不胜厌恶地说。

“哎哟，模样儿真怪，”辛格说着做了个鬼脸。“它硬不硬？”

他心怀戒惧地用食指尖碰碰那只脚，好像它是个有生命意识的怪物似的。突然，他们听到楼梯上传来沃森先生沉重的脚步声。他们赶紧把毯子扔还给菲利普，像兔子似的一溜烟钻回自己的卧室。沃森先生走进学生宿舍。他只须踮起脚跟，就可以从挂着绿色帘子的竿子上方看到里面的动静。他察看了两三间学生卧室。孩子们都已安然入睡，他熄了灯，回身出去。

辛格叫唤菲利普，但菲利普没有理会。他用牙紧紧咬着枕头，怕让人听到自己在啜泣。此刻他暗自流泪，倒不是因为挨了揍，身子疼痛，也不是因为让他们看了自己的残足，蒙受了羞辱，而是恼恨自己懦弱，这么经不起折磨，最后竟乖乖地把脚伸了出去。

此时，他感受到了生活道路上的凄风苦雨。在他这个人生才刚开始的小孩看来，今后准是苦海无边的了。不知怎么地，他忽然想起那个寒冷的早晨，埃玛怎么将他从床上抱到妈妈身边。打那以后，他再未回想过那番情景；可是此刻，他似乎又感受到偎依在母亲怀里的那股暖意。他顿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母亲的溘然辞世，牧师公馆里的生活，还有这两天在学校的不幸遭遇，恍若一场幻梦；而明天一早醒来，自己又在家里了。菲利普想着想着，眼泪渐渐干了。他委实太不幸了，这一切想必是场幻梦；他母亲还活着，埃玛一会儿就会上楼来睡觉的。他睡着了。

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依旧在叮叮当当的铃声中愕然醒来，首先跃入眼帘的还是他小卧室里的那幅绿色门帘。

第十二章

日子一久，菲利普的残疾不再使孩子们感兴趣，而是像某个孩子的红头发，或者像某个孩子的过度肥胖那样，终于也为大家所认可。然而在这段时间里，菲利普却变得极度敏感。只要能不跑，他就尽量避免奔跑，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奔跑就越发瘸得厉害，即使平时走路，也忸怩作态，步履奇特。在人前，他尽可能伫立不动，把跛足藏在另一只脚后边，以免惹人注目。他每时每刻都在留神别人是否牵扯到自己的跛足。其他孩子玩的游戏，他没法参加，所以对于他们的生活始终很生疏。他们的各种活动也没有他的份，他只能自个儿站在一边观看。他觉得自己同别的孩子之间，似乎横着一道无形的壁障。有时候，孩子们似乎也认为，菲利普不会踢足球那全该怪他自己，而菲利普自己又无法取得孩子们的谅解。他经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一向饶舌多话，现在却渐渐变得沉默寡言。他开始思索起自己跟别的孩子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来了。

宿舍里最大的孩子辛格不喜欢菲利普。就年龄来说，菲利普的个儿算是矮小的，他得经常忍受各种虐待。大约过了半个学期，学校里出现一股玩“笔尖”游戏的热潮。这是种双人游戏，用钢笔尖在桌子或长凳上斗着玩。玩的人须用指甲推动自己的一只笔尖，设法让它迎着对手的笔尖头爬上去；而对手一面招架防备，一面也竭力设法使自己的笔尖迎头爬上对方的笔尖背。谁成功了，就在自己拇指肉球上呵口气，然后用力按这两只笔尖，假如能把它们粘住，同时提起来，那么，这两只笔尖就属于赢者的了。没多久，学校里净看见学生们在玩这种游戏，那些心灵手巧的孩子赢得了大量笔尖。过了一阵子，沃森先生认定这是一种赌博，断然禁止这种游戏，并把学生手里的笔尖全部充公。这种游戏菲利普玩得挺得心应手，结果也只好忍痛割爱，交出全部战利品。但是，他手指痒痒的，总想再过过瘾。几天以后，他在去足球场途中，跑进一家商店，花了一个便士，买了几枚丁字形钢笔尖。他把这些笔尖散放在口袋里，摸着过瘾。辛格很快发现菲利普手头有这些笔尖。辛格的笔尖也上缴了，但是他偷偷留下一只封号叫“大象”的特大笔尖，这只笔尖几乎是常胜将军。这会儿，他怎么也不愿坐失良机，非要把菲利普的丁字形笔尖赢到手不可。菲利普尽管明明知道用自己的小笔尖和他对阵，无异是以卵击石，但他生性爱冒险，所以还是愿意背水一战。再说他也明白，要是自己拒绝比赛，辛格决不肯善罢甘休。他已经歇手了一个星期，现在坐下来重新挥戈上阵，心头止不住一阵兴奋。菲利普一下子就输掉了两只小笔尖，辛格乐得眉开眼笑。可是第三次交锋时，辛格的“大象”不知怎么地突然一个滑转，菲利普乘机把他的丁字形笔尖推上了“大象”脊背。他由于得胜而欢呼起来。就在这时，沃森先生一脚跨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他问。

他望望辛格，又望望菲利普，他俩谁也不吱声。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禁止你们玩这种愚蠢的游戏？”

菲利普的心怦怦直跳。他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吓得魂不附体，但恐惧之中又掺杂着几分喜悦。菲利普还从未挨过老师鞭笞。皮肉之苦固然难熬，但事过之后，未尝不可借此在别的孩子面前吹嘘一番。

“上我书房来。”

校长转过身，两个孩子并排跟在后面，辛格轻声对菲利普嘀咕了一句：

“这回咱们该倒霉了。”

沃森先生指着辛格说：

“弯下身子！”

菲利普脸色煞白，看见辛格每挨一鞭，身子就抽搐一下，三鞭抽下，辛格哇哇号啕起来。紧接着又是三鞭。

“够了，站起来。”

辛格直起身，泪水流了一脸。菲利普跨上一步，沃森先生打量了他一番：

“我可不想用藤鞭抽你。你刚来不久，而且我也不能揍一个瘸腿的孩子。走吧，你们俩都走吧，今后不许再胡闹了。”

他俩走回教室时，一群孩子正在那儿等候着，他们已经通过某种神秘的渠道打听到出了什么事。孩子们急不可耐地冲着辛格问这问那。辛格面朝着他们，脸疼得涨成猪肝色，面颊上还留着斑斑泪痕。辛格将脑袋朝站在身后不远的菲利普一撇，悻悻然说：

“给他滑了过去，他因为是个瘸子沾光啦。”

菲利普红着脸，默不作声地站着。他察觉到孩子们向他投来鄙夷的目光。

“挨了几下？”有个孩子问辛格。

辛格没有理睬。他因为受了皮肉之苦，一肚子怒火。

“以后再也别来找我斗笔尖了，”他冲着菲利普吼道，“你可真占便宜，一点风险也不用担。”

“我可没来找你。”

“你没有？”

辛格说着猛起一脚，将菲利普绊倒在地。菲利普平时就站不太稳，这一交摔得着实不轻。

“瘸子！”辛格骂了一声。

后半学期里，辛格拼命作践菲利普。尽管菲利普竭力回避，无奈学校太小，总是冤家路窄。他试图主动同辛格搞好关系，甚至还巴结奉承他，买了一把小刀送他，小刀他倒收下了，可就是不肯握手言和。有一两回，菲利普实在忍无可忍，一时性起，就朝这个比他大的男孩挥拳踢脚，但是辛格的气力要大得多，菲利普哪是他的对手，到头来好歹挨了一顿揍，而且还得哀告求饶。这一点特别使他疾首痛心：他忍受不了讨饶的屈辱，但每当疼痛超过了肉体所能忍受的限度，他又不得不认错道歉。更糟糕的是，这种悲惨的生活不知得挨到何年何月。辛格才十一岁，一直要到十三岁才会升到中学部去。菲利普明白还得同这个作践自己的冤家同窗两年，而且休想躲得了他。菲利普只有在埋头做功课的当儿，再不就是上床睡觉的时候，才稍许快活一点。一种莫名的感觉经常萦绕在他脑际：眼前的生活，连同它的百般苦难，都不过是一场幻梦，说不定早晨一觉醒来，自己又躺在伦敦老家的那张小床上了。

第十三章

一晃两年过去了，菲利普已快十二岁。现在他已升入预科高班，在班里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圣诞节以后有几个学生要升到中学部去念书，到那时，菲利普就是班里的尖子顶儿了。他已获得了一大堆奖品，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图书，纸张质地很差，装潢倒挺考究，封面上还镌有学校的徽志。菲利普成了优等生以后，再没有人敢来欺负他，而他也不再那么郁郁寡欢了。由于他生理有缺陷，同学们并不怎么忌妒他的成就。

“对他来说，要到手件把奖品还不容易，”他们说，“他除了死啃书本，还能干什么呢！”

菲利普已不像早先那么害怕沃森先生，并习惯了他那种粗声粗气的嗓门；每当校长先生的手掌沉沉地按在菲利普的肩头上，他依稀辨觉出这实在是一种爱抚的表示。菲利普记性很好，而记忆力往往比智力更有助于学业上的长进。他知道沃森先生希望他在预科毕业时能获得一笔奖学金。

可是菲利普在这两年里，自我意识变得十分强烈。一般来说，婴儿意识不到自己的躯体有异于周围物体，乃是自身的一部分；他耍弄自己的脚趾，就像耍弄身边的拨浪鼓一样，并不觉得这些脚趾是属于他自身的。只是通过日积月累的疼痛感觉，他才逐渐理解到自己肉体的存在。而对个人来说，他也非得经历这类切肤之痛，才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不过这里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同样感觉到自己的身躯是个独立而完整的机体，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感觉到自己是以完整而独立的个性存在于世的。大多数人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会产生一种落落寡合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并不总是发展到明显地同他人格格不入的程度。只有像蜂群里的蜜蜂那样很少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人，才是生活的幸运儿，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获得幸福：他们群集群起，融成一片，而他们的生活乐趣之所以成为生活乐趣，就在于他们是同游同行，欢乐与共的。我们可以在圣灵节那天，看到人们在汉普斯特德·希斯公园翩翩起舞，在足球比赛中呐喊助威，或是从蓓尔美尔大街的俱乐部窗口挥手向庄严的宗教队列连声欢呼。正因为有他们这些人，人类才被称作社会动物。

菲利普由于自己的跛足不断遭人嘲弄，逐渐失却了孩提的天真，进而痛苦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对他来说，个人情况相当特殊，无法沿用现成的处世法则来应付周围环境，尽管这些法则在通常情况下还是行之有效的。他不得不另谋别法。菲利普看了好多书，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正由于他对书里讲的事理只是一知半解，这反倒为他的想象力开阔了驰骋的天地。在他痛苦的羞态背后，在他的心灵深处，某种东西却在逐渐成形，他迷迷糊糊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个性。不过有时候，这也会让他感到不胜惊讶；他的行为举止有时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事后回想起来，也茫然如堕大海，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班里有个叫卢亚德的男孩，和菲利普交上了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教室里一块儿玩着，卢亚德随手拿过菲利普的乌木笔杆耍起戏法来。

“别来这套无聊把戏，”菲利普说，“你不把笔杆折断才怪呢。”

“不会的。”

那小孩话音未落，笔杆已“啪”地一声折成两段。卢亚德狼狈地望着菲利普。

“哎呀，实在对不起。”

泪珠沿着菲利普的面颊扑簌而下，但他没有吱声。

“咦，怎么啦？”卢亚德委实吃了一惊，“一模一样的赔你一根就是啦。”

“笔杆本身我倒不在乎，”菲利普语声颤抖地说，“只是这支笔杆是我妈临终时留给我的。”

“噢，凯里，真是太遗憾了。”

“算了，我不怪你。”

菲利普把折成两段的笔杆拿在手里，出神地看着。他强忍着不发出呜咽，心里悲不自胜。然而他说不上自己为何这般伤心，因为他明明知道，这支笔杆是他上回在布莱克斯泰勃度假时花了一两个便士买来的。他一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无端编造出这么个伤感动人的故事来，可是他却动了真情，无限伤感，好像确有其事似的。牧师家的虔诚气氛，还有学校里的宗教色彩，使得菲利普十分注意良心的清白无瑕；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魔鬼每时每刻都在窥探，一心想攫取他的永生不灭的灵魂。虽说菲利普不见得比大多数孩子更为诚实，但是他每回撒了谎，事后总追悔不迭。这会儿，他把刚才的事前前后后思量了一番，感到很痛心，打定主意要去找卢亚德，说清楚那故事是自己信口杜撰的。尽管在他眼里，世上再没有比蒙羞受辱更可怕的了，然而有两三天的时间，他想到自己能以卑躬的忏悔来增添上帝的荣耀，想到痛苦悔罪之余的喜悦心情，还暗自庆幸呢。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决心付诸行动，而是选取了比较轻松的办法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只向全能的上帝表示忏悔之意。然而有一点他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真的被自己虚构的故事打动了呢。那两行沿着邋遢的面颊滚落的泪珠，确实是饱含真情的热泪。后来，他又偶然联想到埃玛向自己透露母亲去世消息时的那番情景。当时，他虽然泣不成声，还是执意要进屋去同两位沃特金小姐道别，好让她们看到自己在哀恸悲伤，从而产生怜悯之情。

第十四章

接着，学校里掀起一股笃信宗教的热潮。再听不到有谁骂人、讲粗话，低年级学生的捣蛋行为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大孩子们就像中世纪不居圣职的上院议员那样，依仗自己的膂力迫使弱小者改恶从善。

菲利普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活跃，渴望探求新事物，这股热潮一来，他变得十分虔诚。不久，他听说有个“圣经联谊会”招募会员，便写信去伦敦询问详情。回信说，要填一张表格，写上申请人的姓名、年龄和所在学校；还要在一份正式宣誓书上签字，保证自己每天晚上念一节《圣经》，持续念上一年；另外，再缴半个克朗会费——据解释，所以要缴这半个克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申请者要求加入“圣经联谊会”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担该会的办公开支。菲利普将表格和钱款及时寄了去，随后收到对方寄来的一本约值一个便士的日历，日历上注明每天规定要念的经文；另外还附了一页纸，纸的一面印着一幅耶稣和羊羔的图画，另一面是一小段框有红线的祈祷词，每天在念《圣经》之前得先吟诵这段祈祷词。

每天晚上，菲利普以最快速度脱去衣服，为的是争取时间，赶在煤气灯熄掉之前完成他的读经任务。他孜孜不倦地阅读经文，就像平时念书一样，那些关于暴虐、欺骗，忘恩负义、不诚实和诡诈的故事，他不加思辨地一一念过去。这般所作所为，要是果真出现在周围的现实生活之中，准会使他惊恐万状，而现在他念到时，却是不置一词地让它们在头脑里一掠而过，因为这些恶行是在上帝的直接授意下干的。“圣经联谊会”的读经办法是交替诵读《旧约》和《新约》中的一个篇章。一天晚上，菲利普看到耶稣基督的这样一段话：

“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当时，这段话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事有凑巧，就在两三天后的那个星期天，住在任所的教堂牧师会成员，也把这段话作为他布道的内容。照理说，即使菲利普很想洗耳恭听，恐怕也未必能听清楚，因为皇家公学的学生全被安排在唱诗班的座席上，而布道坛又设在教堂的十字式耳堂的角落处，这样，布道人差不多是完全背对着菲利普他们。再说，距离又那么远，布道人要是想让坐在唱诗班座席上的人听清楚自己的话，那么他不但得生就一副响嗓子，还须懂得演说的诀窍才行。但长期以来，挑选坎特伯雷大教堂牧师会成员的主要依据，照例是教士们的学识造诣，而不注重他们是否具备应付大教堂事务的实际才能。或许是因为菲利普不久前刚读过那段经文，因而传到他耳朵里时倒还清晰可闻。不知怎么地，他突然觉得这些话似乎是针对自己讲的。在布道的过程中，菲利普老是想着那段话。晚上一爬上床，立刻翻开福音书，又找到了那段经文。菲利普尽管对书上讲的一词一语向来深信不疑，但现在发觉《圣经》里有时明明说的是一码事，到头来指的却是另一码事，确是够玄乎的。这儿学校里，他乐意请教的人一个也没有，于是他把问题记在心里，等到圣诞节回家度假时，才找了个机会提出来。一天吃过晚饭，刚做完祷告，凯里太太同往常一样在数点玛丽·安拿进屋来的鸡蛋，并在每只上面标上日期。菲利普站在桌旁假装没精打采地翻看《圣经》。

“我说呀，威廉大伯，这儿一段话，真是这个意思吗？”

菲利普用手指按着那段经文，装作无意之间读到的样子。

凯里先生抬起眼睛，从眼镜框的上方望着菲利普。他正拿着份《布莱克斯泰勃时报》，凑在炉火前面烘烤。那天晚上送来的报纸，油墨还未干透，牧师总要把报纸烘上十分钟，然后才开始看。

“是哪一节？”

“嗯，是讲只要心诚，大山也能搬掉的那一节。”

“假如《圣经》里这么说的，那当然就是这个意思了，菲利普，”凯里太太语调柔和地说，一面顺手操起餐具篮。

菲利普望着大伯，等他回答。

“这里有个心诚不诚的问题。”

“您的意思是说，只要心诚，就一定能把大山搬掉，是这样吗？”

“要靠心诚感化上帝，”牧师说。

“好了，该向你大伯道晚安了，菲利普，”路易莎伯母说。“你总不至于今晚就想去搬大山吧？”

菲利普让大伯在自己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走在凯里太太前头，上楼去了。他想要打听的，已经打听到了。小房间像座冰窖似的，他在换睡衣时，禁不住直打哆嗦。然而菲利普总觉得在艰苦的条件下做祷告，更能博得上帝的欢心。他手脚的冰凉麻木，正是奉献给全能之主的祭品。今晚，他跪倒在地，双手掩面，整个身心都在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能使他的跛足恢复正常。同搬走大山相比，这简直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事。他知道，上帝只要愿意，一举手就能办到；而就他自己来说，内心一片至诚。第二天早晨菲利普结束祷告时，又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同时心中还为这项奇迹的出现规定了个日期。

“哦，上帝，假如仁慈与怜悯乃是您的意愿，就请您赐仁慈与怜悯于我，在我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把我的跛足治好吧。”

菲利普高兴地把他的祈求编成一套固定词儿。后来在餐室里祷告时又重复了一遍。牧师在念完祷告之后，往往要静默片刻才站起身子，而菲利普就是趁这当儿默诵的。晚上睡觉前，他身穿睡衣，浑身哆嗦着又默告了一遍。他的心不可谓不诚。他一度甚至巴不得假期早点结束。他想到大伯见到自己竟一步三级地飞奔下楼，该是多么惊讶；早餐后，自己和路易莎伯母又得怎么赶着出门去买一双新靴子……想着，想着，他不禁失声笑了出来。还有学校里的那些同学，见了不惊得目瞪口呆才怪呢！

“喂，凯里，你的脚怎么好啦？”

“噢，好了就好了呗，”他就这么漫不经心地随口应上一句，似乎这本来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这一来，菲利普尽可以踢足球了。他仿佛见到自己在撒开腿跑呀，跑呀，跑得比谁都快，想到这儿他的心止不住突突猛跳。到复活节学期结束时，学校要举行运动会，他可以参加各种田径赛；他甚至想象到自己飞步跨栏的情景。他可以同正常人完全一样，那些新来的学生，再不会因发现自己的生理缺陷而不胜好奇地一个劲儿打量自己；夏天去浴场洗澡，也不必在脱衣服时战战兢兢，百般防范，然后赶紧把脚藏到水里了——这一切，实在妙不可言。

菲利普将心灵的全部力量，都倾注在自己的祈祷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对上帝的言词无限信仰。在返校前的那天晚上，他上楼就寝时激动得浑身颤抖不止。户外地面积了一层白雪，甚至路易莎伯母也忍痛破格在自己的卧房里生了火，而菲利普的小房间里冷森森的，连手指也冻麻了。他好不容易才把领扣解开。牙齿不住格格打战。菲利普忽然心生一念：他得以某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来吸引上帝的注意。于是，他把床前的小地毯挪开，好让自己跪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他又突然想到，自己身上的睡衣太柔软了，可能会惹造物主不快，所以索性把睡衣也脱了，就这么赤裸着身子作祷告。他钻到床上，身子冰凉冰凉，好一阵子都睡不着。可是一旦入睡后，睡得又香又沉，到第二天早晨玛丽·安进屋给他送热水来时，竟不得不把他摇醒。玛丽·安一边拉开窗帘，一边跟他说话。但菲利普不吭声，因为他一醒来马上就记起，奇迹应该就在今晨出现。他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他第一个本能动作，就是想伸手去抚摸那只现在已经完好无缺的下肢。但这么做，似乎是对上帝仁慈的怀疑。他知道自己的脚已经健全了。最后他拿定主意，就单用右脚脚趾碰了碰左脚。接着他赶紧伸手摸去。

就在玛丽·安进餐室准备作晨祷的时候，菲利普一瘸一拐地下了楼，在餐桌旁坐下用早餐。

“今儿个早上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菲利普，”少顷，路易莎伯母说。

“这会儿他呀，正在想明天学校给他吃的那顿丰盛早餐哪，”牧师说。

菲利普应答的话，显然跟眼前的事儿毫不相干，这种答非所问的情况常惹他大伯生气。他大伯常斥之为“心不在焉的坏习惯”。

“假定你请求上帝做某件事，”菲利普说，“而且也真心相信这种事儿一定会发生，噢，我指的是搬走大山之类的事，而且心也够诚的，结果事情却没发生，这说明什么呢？”

“真是个古怪孩子！”路易莎伯母说。“两三个星期之前，你就问过搬走大山的事啦。”

“那正说明你心不诚哪，”威廉大伯回答说。

菲利普接受了这种解释。心诚则灵嘛，要是上帝没把他医治好，原因只能是自己心还不够诚。可他没法明白，究竟怎样才能使自己进一步加深自己的诚意。说不定是没给上帝足够的时间吧，他给上帝的限期只有十九天嘛。过了一两天，他又开始祷告了。这一回，他把日期定在复活节。那是上帝的圣子光荣复活的日子，说不定上帝沉浸在幸福之中，会越发慈悲为怀的吧。菲利普但求如愿以偿，又加用了其他一些办法：每当他看到一轮新月或者一匹有斑纹的马，他就开始为自己祝愿；他还留神天上的流星。有一回他假日回来，正碰上家里吃鸡，他同路易莎伯母一块儿扯那根如愿骨时，他又表示了自己的心愿。每一回，他都祈祷自己的跛足能恢复正常。不知不觉间，他竟祈求起自己种族最早信奉的诸神祇来，这些神祇比以色列信奉的上帝具有更悠远的历史。白天，只要有空，只要他记起来，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全能的主祈祷，总是一成不变的那几句话。在他看来，用同样的言词向上帝请求，是至关重要的。但过了不久，他又隐隐约约感到这一回他的信念也还不够深。他无法抵御向他阵阵袭来的疑虑。他把自己的切身体验归纳成这样一条规律：

“依我看，谁也没法心诚到那种地步，”他说。

这就像他保姆过去常对他说起的盐的妙用一样。她说：不管是什么鸟，只要你往它尾巴上撒点盐，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逮住。有一次，菲利普真的带着一小袋盐，进了肯辛顿花园。但是他怎么也没法挨近小鸟，以便能把盐撒在它尾巴上。他没到复活节，就放弃了这种努力。他对他大伯暗暗生出一股怨气，觉得自己上了大伯的当。《圣经》里讲的搬走大山的事，正是属于这种情况：说的是一码事，指的又是另一码事。他觉得他大伯一直在耍弄自己哩。

第十五章

菲利普十三岁那年正式进了坎特伯雷皇家公学。该校颇以其源远流长而自豪。它最初是所修道院学堂，早在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前就创办了，当时只设有几门很简单的课程，由奥古斯汀教团的修士讲授。这所学校也像其他这类学校一样，在修道院遭到破坏之后，就由亨利八世国王陛下的官员加以整顿重建，该校的校名即源出于此。打那时起，学校采取了比较实际的办学方针，面向当地上流人士以及肯特郡各行各业人士的子弟，向他们提供足以应付实际需要的教育。有一两个学生走出校门之后，成了誉满宇内的文人，他们最初以诗人的身份驰骋文坛，论其才华之横溢，仅次于莎士比亚，最后专事散文写作，影响深远，他们的人生观甚至影响到菲利普这一代人。皇家公学还出了个把出类拔萃的律师，不过当今社会上名律师多如牛毛，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还出过个把战功赫赫的军人。然而，皇家公学在脱离修士会以后的三百年内，主要还是专为教会培养大量人材：教士、主教、主任牧师、牧师会成员，特别是乡村牧师。有些在校学生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在这儿念过书，现在全都当上了坎特伯雷主教管区内的教区长，所以这些学生刚跨进校门时就已经决心继承祖业，将来当个牧师。尽管如此，也还是有迹象表明，甚至在这些人身上也会发生某些变化；有些孩子把在家里听到的话搬到学校来，说什么如今的教会已不复是往日的教会。问题倒不在于教会的薪俸菲薄，而是现在干教会这一行的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据个别孩子所知，有几位副牧师的父亲就是做买卖的。他们宁可跑到殖民地去（那时候，凡是在英国找不到出路的人，依然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殖民地上），也不愿在某个出身低贱的小子手下当副牧师。在皇家公学也像在布莱克斯泰勃的牧师公馆一样，说到买卖人，就是指那些投错了娘胎、没有祖传田产（这里，有田产的乡绅和一般的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或是并非从事四大专门职业的人（对于有身份的人来说，要谋事也总是在这四门职业中加以选择的）。皇家公学的走读生里面，大约有一百五十人的家长是当地的上流人士或是驻扎在兵站里的军官，至于老子是做买卖的那些孩子，则自觉地位卑微而抬不起头来。

学校里的那些老夫子，容不得半点教育方面的新思想，有时在《泰晤士报》或《卫报》上也看到一些，便大不以为然。他们一心只盼皇家公学能保持其固有的老传统。那些僵死的语言，教师们教起来道地得无以复加，孩子们日后往往一想到荷马或维吉尔，就不免泛起一股厌恶之感。尽管也有个把胆大妄为的角色在教员公用室进餐时暗示说，数学已显得日益重要了，但大多数人总觉着这门学科岂能与高雅的古典文学相提并论。学校里既不传授德语，又不设置化学课。而法语课呢，那是由级任老师上的，他们维持课堂秩序比外国教员更加有效；再说，他们的语法知识决不比任何法国人逊色。至于他们在布洛涅的餐馆里，要不是侍者懂得点英文，恐怕连杯咖啡也喝不成，这一点似乎是无关宏旨的。教地理课，主要是让学生们画地图。孩子们倒也最爱上这门课，特别是在讲到某个多山国家的时候，因为画画安第斯山脉或是画画亚平宁山脉，可以消磨掉很多时间。教师都是些毕业于牛津或剑桥的、没结过婚的教士。假如他们之中偶尔有哪个心血来潮想结婚成家的话，那就得听任牧师会处置，接受某个薪俸较微的职务才行。实际上多年来，还未有哪位教师愿意离开坎特伯雷这样一个高雅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除了虔诚的宗教气氛之外，还由于当地的骑兵站而带上几分尚武色彩），去过乡村教区的那种单调生活；而学校的教师现在都早已过了四十岁。

而皇家公学的校长，却非得结婚不可；他主持学校事务，直到年迈体衰、无力视事为止。校长退休时，不仅酬以一份一般教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优厚俸禄，而且还授予牧师会荣誉会员的称号。

然而就在菲利普升入皇家公学的前一年，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早一阵子大家就注意到，当了二十五年校长的弗莱明博士已经耳聋眼花，显然无力再继续为上帝效劳增光了。后来，正好城郊有个年俸六百镑的肥缺空了出来，牧师会便建议他接受这份美差，实际上也是在暗示他该告老退休了。再说，靠着这样一份年俸，他也尽可以舒舒服服休养生息，尽其天年。有两三位一直觊觎这份肥缺的副牧师，免不了要在老婆面前抱怨叫屈：这样一个需要由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来主持的教区，却交给了一个对教区工作一窍不通、只知营私自肥的老朽，简直岂有此理！不过尚未受领牧师之职的教士们的牢骚怨言，是传不到大教堂牧师会衮衮诸公的耳朵里的。至于那些教区居民，他们在这种事情上没什么要说的，所以也不会有人去征询他们的意见。而美以美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在乡村里又都有自己的小教堂。

弗莱明博士的事儿就这样处置停当了，现在有必要物色一个继任人。如果从本校教师中挑选，那是违背学校传统的。全体教员一致希望推举预备学校校长沃森先生出山：很难把他算作皇家公学的教师，再说，大家认识他已有二十年，不用担心他会成为一个讨人嫌的角色。但是，牧师会的决定却让他们大吃一惊。牧师会选中了一个叫珀金斯的无名之辈。起初，谁也不知道珀金斯是谁，珀金斯这个名字也没给谁留下什么好印象。然而惊愕之余，他们猛然省悟过来：这个珀金斯原来就是布店老板珀金斯的儿子！弗莱明博士直到午餐前才把这消息正式通知全体教师，从他的举止神态来看，他本人也不胜惶遽。那些留在学校里用餐的教师，几乎是一声不响地只顾埋头吃饭，压根儿不提这件事，一直等到工友离开了屋子，才渐渐议论开来。那些在场的人究竟何名何姓，不说也无妨大局，好在几代学生都知道他们的雅号叫“常叹气”、“柏油”、“瞌睡虫”、“水枪”和“小团团”。

他们全都认识汤姆·珀金斯。首先，他这个人算不上有身份的绅士。他过去的情况大家记忆犹新。他是个身材瘦小、肤色黝黑的小男孩，一头乱草堆似的黑发，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看上去活像个吉卜赛人。那会儿念书时，他是名走读生，享受学校提供的最高标准的奖学金，所以他在求学期间，连一个子儿也不曾破费。当然啰，他也确实才华横溢。一年一度的授奖典礼上，他手里总是捧满了奖品。汤姆·珀金斯成了学校的活金字招牌。这会儿，教师们不无心酸地回想起当年他们怎么个提心吊胆，生怕他会甩开他们，去领取某所规模较大的公学的助学金。弗莱明博士甚至亲自跑去拜见他那位开布店的父亲——教师们都还记得设在圣凯瑟琳大街上的那家“珀金斯库珀”布店——而且表示希望汤姆在进牛津之前能一直留在他们那儿。皇家公学是“珀金斯库珀”布店的最大主顾，珀金斯先生当然很乐意满足对方要求，一口作出了保证。汤姆·珀金斯继续青云直上。他是弗莱明博士记忆之中古典文学学得最好的尖子学生。离校时，他带走了学校向他提供的最高额奖学金。他在马格达兰学院又得到一份奖学金，随之开始了大学里的光辉历程。校刊上记载了他年复一年获得的各种荣誉。当他两门功课都获得第一名时，弗莱明博士亲自写了几句颂词，登在校刊的扉页上。学校教师在庆贺他学业上的出色成就之时，心情分外满意，因为“珀金斯库珀”布店这时已交上了厄运。库珀嗜酒如命，狂饮无度；而就在汤姆·珀金斯即将取得学位的当口上，这两位布商递交了破产申请书。

汤姆·珀金斯及时受领圣职，当起牧师来了，而他也确实是块当牧师的料子。他先后在威灵顿公学和拉格比公学担任过副校长。

话得说回来，赞扬他在其他学校取得成就是一码事，而在自己学校里，并且还要在他手下共事，那可完全是另一码事。“柏油”先生常常罚他抄书，“水枪”先生还打过他的耳刮子。牧师会竟然作出这等大谬不然的事儿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谁也不会忘掉他是个破产布商的儿子，而库珀的嗜酒贪杯似乎又往他脸上抹了一层灰。不说也知道，坎特伯雷教长自然是热情支持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啰，所以说不定还要设宴替他接风呢。可是，教堂园地内举行的那种赏心悦目的小型宴会，如果让汤姆·珀金斯成了座上客，是否还能保持同样的雅趣呢？兵站方面会有何反应？他根本别指望军官和上流人士会容许他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如果真的进入了，对学校的危害简直无法估量。家长们肯定会对此表示不满，要是大批学生突然中途退学，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再说，到时候还要称他一声“珀金斯先生”，实在太有失体面！教师们真想集体递交辞呈以示抗议，但是万一上面处之泰然，真的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岂非弄巧成拙？！想到这里又只得作罢。

“没别的法子，只得以不变应付万变啰，”“常叹气”先生说。五年级的课他已教了二十五年，至于教学，再找不到比他更窝囊的了。

教师们和新校长见面之后，心里也未必就踏实些。弗莱明博士邀请他们在午餐时同新校长见面。他现在已是三十二岁的人了，又高又瘦，而他那副不修边幅的邋遢相，还是和教师们记忆中的那个小男孩一模一样。几件做工蹩脚的衣服胡乱地套在身上，一副寒酸相。满头蓬松的乱发还是像以前那样又黑又长，显然他从来没学会怎么梳理头发；他一挥手，一跺足，那一绺绺头发就耷拉到脑门上，随后又猛地一抬手，把头发从眼睛旁撩回去。脸上胡子拉碴，黑乎乎的一片，差不多快长到了颧骨上。他同教师们谈起话来从容自在，好像同他们才分手了一两个星期。显然，他见到他们很高兴。对于他新任的职务，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生疏；人们称他“珀金斯先生”，他也不觉着这里面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

他同教师们道别时，有位没话找话的教师，随口说了一声“离火车开车时间还早着呢”。

“我想各处去转一转，顺便看看那个铺子，”珀金斯兴冲冲地回答说。

在场的人明显地感到困窘。他们暗暗奇怪这家伙怎么会这般愣头愣脑的；而那位弗莱明博士偏偏没听清楚珀金斯的话，气氛越发显得尴尬。他的太太冲着他耳朵大声嚷嚷：

“他想各处去转一转，顺便看看他父亲的老铺子。”

所有在场的人都辨出了话里的羞辱之意，唯独汤姆·珀金斯无所察觉。他转身面向弗莱明太太：

“您知道那铺子现在归谁啦？”

她差点答不上话来，心里恼火得什么似的。

“还是落在一个布商手里呗，”她没好气地说。“名字叫格罗夫。我们现在不上那家铺子买东西了。”

“不知道他肯不肯让我进去看看。”

“我想，要是说清楚您是谁，他会让您看的吧。”

直到晚上吃完晚饭，教员公用室里才有人提到那件在肚里憋了好半天的事儿。是“常叹气”先生开的头。他问：

“嗯，诸位觉得我们这位新上司如何？”

他们想着午餐时的那场交谈。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交谈，而是一场独白，是珀金斯一个人不停地自拉自唱。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嗓音深沉而洪亮。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声短促而古怪。他们听他讲话很费力，且不得要领。他一会儿讲这，一会儿讲那，不断变换话题，他们往往抓不住他前言后语的联系。他谈到教学法，这是自然不过的，可他却大讲了一通闻所未闻的德国现代理论，听得教师们莫不恓恓惶惶。他谈到古典文学，可又说起本人曾去过希腊，接着又拉扯到考古学上，说他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冬天挖掘古物。他们实在不明白，这套玩意儿对于教师辅导学生应付考试究竟有何裨益。他还谈到政治。教师们听到他把贝根斯菲尔德勋爵同阿尔基维泽斯相提并论时，不免感到莫名其妙。他还谈到了格莱斯顿先生和地方自治。他们这才恍然大悟，这家伙原来是个自由党人。众人心头顿时凉了半截。他还谈到了德国哲学和法国小说。教师们认为，一个什么都要涉猎、玩赏的人，在学术上肯定不会造诣很深的。

最后还是那位“瞌睡虫”先生，画龙点睛地把大家的想法概括成一句精辟妙语。“瞌睡虫”是三年级高班的级任老师，生性懦弱，眼皮子老是耷拉着。瘦高挑个儿，有气无力，动作迟钝、呆板，给人一种终日没精打采的印象，别人给他起的那个雅号，倒真是入木三分，贴切得很。

“此人乃是热情冲动之徒，”“瞌睡虫”说。

热情溢于言表，乃是缺乏教养的表现。热情冲动，绝非绅士应有的风度，让人联想到救世军吹吹打打的哄闹场面。热情意味着变动。这些老夫子想到合人心意的传统积习危在旦夕，不由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前途简直不堪设想。

“瞧他那副模样，越来越像个吉卜赛人了，”沉默了一阵子以后，有人这么说。

“我怀疑教长和牧师会选定此人时，是否知道他是个激进分子，”另一个人悻悻然抱怨说。

谈话难以继续。众人心乱如麻，语塞喉管。

一星期之后，“柏油”先生和“常叹气”先生结伴同行，去牧师会会堂参加一年一度的授奖典礼。路上，一向说话尖刻的“柏油”先生对那位同事感叹道：

“你我参加这儿的授奖典礼总不算少吧？可谁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呢？！”

“常叹气”比往日更加愁眉苦脸。

“我现在也别无他求，只要能给我安排个稍许像样点的去处，我退休也不在乎个早晚了。”

第十六章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当菲利普升入皇家公学时，那些老学究依然守着各自的地盘；尽管他们百般阻挠，学校里还是出现了不少变化。说实在的，他们暗地里的那股顽固劲儿，一点也不因为表面上随声附和新上司的主张就更容易对付些。现在，低年级学生的法语课仍由级任老师上，但是学校里另外延聘了一位教师，他一面教高年级的法语课，一面还给那些不喜欢学希腊语的学生开德语课。这位新教师曾在海德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的学位，并在法国某中学里执教过三年。学校还请了一位数学教师，让他比较系统地讲授数学，而过去一向是认为无须如此大动干戈的。两位新教师都是未就圣职的文士。这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重大变革，所以当这两位刚来校执教时，前辈教师都对他们侧目而视，觉得他们靠不住。学校辟建了实验室，还设置了军训课。教师们议论纷纷：学校这一下可兜底变啦！天晓得珀金斯先生那颗乱七八糟的脑袋瓜里，还在盘算些什么新花样！皇家公学同一般的公学一样，校舍狭小，最多只能收二百个寄宿生，而且学校挤缩在大教堂的边上，没法再扩大；教堂周围的那一圈之地，除了有一幢教师宿舍，差不多全让大教堂的教士们给占了，根本别想找到一块扩建校舍的空地。然而，珀金斯先生精心构思了一项计划，如能付诸实施，足以将现有的学校规模扩大一倍。他想把伦敦的孩子吸引过来。他觉得让伦敦孩子接触接触肯特郡的少年，未尝没有好处，也可以使这儿一些不见世面的乡村才子得到磨炼。

“这可完全违背了本校的老传统，”“常叹气”听了珀金斯先生的提议之后说，“我们对伦敦的孩子，一向倍加防范，不让他们败坏我们学校的风气。”

“嘿，简直是瞎扯淡！”

过去，还从未有谁当着这位老夫子的面说他瞎扯淡，他打算反唇相讥，回敬他一句，不妨在话里点一下布料衣裤之类的事儿，捅捅他的老底。可就在他苦思冥想、搜索枯肠的当儿，那位出言不逊的珀金斯先生又肆无忌惮地冲着他发话了：

“教堂园地里的那所房子——只要您结了婚，我就设法让牧师会在上面再加高两层，我们可以用那几间屋作宿舍和书室，而您太太还可以照顾照顾您。”

这位上了年纪的牧师倒抽了一口凉气。结婚？干吗呢？已经五十七岁啦。哪有人到了五十七岁还结婚的呢！总不见得到这把年纪再来营巢筑窝吧。他压根儿不想结婚。如果非要他在结婚与乡居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他宁可告老退隐。他现在只求太太平平安度晚年。

“我可没转过结婚的念头哟，”他嘟哝了一句。

珀金斯先生用那双熠熠闪亮的黑眼睛，打量着对方，即使他眸子在调皮地忽闪忽闪，可怜的“常叹气”先生也决不会有所察觉的。

“多可惜！您就不能帮我个忙，结婚安家算了？这样，我在主任牧师和牧师会面前建议将你房子翻造加高时，就更好说话了。”

然而，珀金斯先生最不得人心的一项革新，还是他搞的那套不定期同别的教师换班上课的新规矩。他嘴上说得挺客气，请对方行个方便，实际上这个方便却是非提供不可的。这种做法照“柏油”先生，也就是特纳先生的说法，双方都有失尊严。珀金斯先生往往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晨祷刚结束，就突然对某位教师说：

“请您今天上午十一点替我上六年级的课，不知尊意如何？我们换个班上上，行吗？”

教师们不知道其他学校是否也兴这套做法，不过在这儿坎特伯雷肯定是前所未有的。就上课的效果来说，也让人莫名其妙。首当其冲的是特纳先生，他把消息事先透露给班里的学生，说这天的拉丁文课将由校长先生来上，同时，借口学生们兴许要问他一两个问题，特地在历史课下课前留出一刻钟时间，把规定那天要学的利维的一段文章给学生逐句讲解了一遍，免得他们到时候目瞪口呆、出足洋相。然而，等他回到班上，看到珀金斯先生的打分记录，不觉一惊：他班上的两名拔尖学生看来很不争气，而另外几个一向中不溜儿的学生却得了满分。他问自己班上最聪明的孩子埃尔德里奇究竟是怎么回事，孩子绷着脸回答说：

“珀金斯先生根本没要我们解释课文，他问我关于戈登将军知道点什么。”

特纳先生惊愕地望着埃尔德里奇。孩子们显然都觉得受了委屈，他禁不住对孩子们敢怒不敢言的情绪产生共鸣。他也看不出戈登将军同利维有何相干。后来他鼓起勇气旁敲侧击地探问了一下。

“您问埃尔德里奇关于戈登将军知道些什么，这一问可真把他问懵啦，”他强作笑颜对校长说。

珀金斯先生纵声大笑。

“我见他们已学到凯斯·格拉胡斯的土地法，所以很想知道他们对爱尔兰的土地纠纷是否有所了解。谁知他们对爱尔兰的了解，仅止于都柏林位于利菲河畔这一点。所以我再问了一下他们是否听说过戈登将军。”

于是，这个可怕的事实赫然公诸于众：这位新来的上司原来是个“常识迷”。他颇怀疑目前通行的学科考试有何用处，学生们死记硬背无非是为了应付这些考试。他注重的是常识。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常叹气”越来越忧心忡忡。他设法排遣这样的念头：珀金斯先生一定会逼他把结婚日期确定下来；此外，他还十分恼恨这位上司对古典文学所持的态度。毋庸置疑，珀金斯先生是位造诣很深的学者，眼下正忙于写一篇完全符合正统的论著——一篇有关拉丁文学谱系的论文，但是他平时谈论起古典文学来，口气相当轻率，就像是在谈论某种无关宏旨的类似弹子的娱乐一般，似乎它只是供茶余饭后助兴的话题，无须严肃对待。再说到三年级中班的教师“水枪”先生，此公脾气也是一天坏似一天。

菲利普进皇家公学之后，就被安排在他班上。这位B·B·戈登牧师先生，就其性情来说，似乎并不适宜做教师：既无耐心，肝火又旺。再加上长期以来无人过问他的教学，接触的又尽是些年幼学生，他可以为所欲为，自制力早已丧失殆尽。他上起课来，往往以大发雷霆开始，以暴跳如雷结束。他个子不高也不矮，胖墩墩的，一头黄中带红的短发已开始染上白霜，唇上蓄着一撮又短又硬的小胡子。此公其貌不扬，大脸盘上长着一对小小的蓝眼睛，脸色红扑扑的，可脾气一发作立时转成猪肝色，而他这个人又是动辄发火的。手上的指甲由于经常咬呀，咬呀，连肉也包不住了：只要有哪个学生解释课文时打哆嗦，他就怒从心头起，坐在讲台边直发抖，同时狠咬自己的指甲。关于他虐待学生的丑事，师生中传得沸沸扬扬，其中免不了也有夸大其词的地方。两年前有件事，曾在学校里轰动一时。据说，有位学生家长常扬言要向法院起诉，因为这位老夫子拿起一本书，狠命揍了一个名叫沃尔特斯的孩子的耳光，结果孩子的听觉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中途辍学。孩子的父亲就住在坎特伯雷，城里好些人为之愤愤不平，当地报纸还报道过这件事。然而，沃尔特斯先生毕竟只是区区一酿酒商，所以别人对他的同情也无形中打了个折扣。至于班上其余的孩子，尽管很讨厌这位老夫子，但出于他们自己最清楚不过的考虑，在这件事情上，还是站在教师这一边，不但对外界干涉校内事务表示愤慨，甚至还百般刁难继续留在学校的沃尔特斯的弟弟。不过，戈登先生险些儿被撵到乡下去苟度余生，此后再不敢揍学生了。教师们随之丧失了打学生手心的权利，“水枪”也再不能用教鞭抽打讲台来发泄心头的盛怒了，现在至多不过是抓住学生的肩膀，使劲搡他两下。不过对于调皮捣蛋，或是犟头倔脑的孩子，他们照旧要给予处罚，让他们空悬着一条胳膊，在那儿站上十分钟到半小时，而骂起学生来，依然像过去一样没遮拦。

对于像菲利普这样生性胆怯的学生来说，恐怕再也找不到比“水枪”更糟糕的教师了。菲利普这次进皇家公学，比起第一回见沃森先生时，胆子总算大了些。这儿有好多孩子他都认识，是预科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子了，他本能地意识到，周围同学越多，他的残疾就越少惹人注目。然而进校第一天，戈登先生就使他诚惶诚恐；这位夫子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学生怕他，同时似乎也单凭这点，就此特别讨厌那些学生。过去，菲利普听老师讲课总觉得津津有味，可现在每到上课就胆战心惊，度时如年。教师提问时，他宁可呆头呆脑地坐着，一声不响，生怕回答错了，挨老师一顿臭骂；每回轮到他站起来解释课文，他总是战战兢兢，脸色煞白，像害了大病似的。他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珀金斯先生前来代课的时候。对这位有常识癖的校长，菲利普颇能投其所好，供成年人阅读的各种奇书异卷，菲利普都有所涉猎。珀金斯先生上课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提出的问题先在学生中兜了一圈，谁也回答不出，最后总是留待菲利普来回答。珀金斯先生朝菲利普微微一笑——这一笑使得菲利普心花怒放——然后说：

“好，凯里，请你给大家说说吧！”

菲利普在这种场合取得的好分数，更增添了戈登先生胸中的不平。一天，轮到菲利普做翻译练习，老夫子坐在那儿，一面恶狠狠地瞪着菲利普，一面气呼呼地咬着大拇指。他正在火头上呢！菲利普开始轻声低语。

“别咕咕哝哝的！”老师吼叫了一声。

菲利普喉咙里像被什么异物堵住似的。

“说下去！说下去！说下去！”

他一连尖叫三声，一次比一次响，结果把菲利普原来学到的东西全都吓跑了，菲利普只是望着书页发愣。戈登先生直喘粗气。

“你要是不懂，干吗不明说呢？你到底懂不懂？上次解释课文的时候，你究竟听进去了没有？干吗不开口？说啊，你这个笨蛋！说啊！”

老夫子抓住坐椅的扶手，紧紧抓着，似乎生怕自己会朝菲利普猛扑上去。学生们都知道，过去他常一把掐住学生的脖子，差不多要把学生掐个半死才放手。这会儿戈登先生额上青筋毕露，脸色阴沉可怕。他简直成了个疯子。

菲利普前一天已把那段课文全搞懂了，但此刻却什么也记不起来。

“我不懂，”他气喘吁吁地说。

“你怎么会不懂呢？好吧，让咱们逐字逐句解释，你究竟是不是在装蒜，马上就能见分晓。”

菲利普站着不吭声，面如土色，浑身微微打颤，脑袋耷拉着，差不多碰到了课本。老夫子的鼻孔呼呼直响，简直像在打呼噜。

“校长说你很聪明，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普通常识！”他粗野地大笑起来。“我不明白他们干吗要把你安排到这个班上来。笨蛋！”

他对这个词儿很欣赏，拉开嗓门一连重复了几声。

“笨蛋！笨蛋！一个瘸腿大笨蛋！”

戈登先生这么发泄一通，火气总算消了几分。他瞧见菲利普的脸倏地涨得通红。他叫菲利普去把记过簿拿来。菲利普放下手里的《恺撒纪事》，悄然无声地走出教室。记过簿是个浅黑封面的本儿，专门用来登录顽皮学生的越轨行为。哪个学生的大名在本子上出现三次，他就要挨一顿鞭笞。菲利普走到校长的住处，敲敲他的书房门。珀金斯先生正坐在桌旁。

“先生，我可以拿记过簿吗？”

“就在那儿，”珀金斯先生随口应了一句，同时朝放记过簿的地方点一点头。“你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啦？”

“我不知道，先生。”

珀金斯先生朝菲利普瞥了一眼，但没再说什么，继续忙自己的事儿。菲利普拿起本子，出了书房。几分钟后，菲利普又把记过簿送回来。

“让我看一下，”校长说。“哦，戈登先生把你的名字记进了记过簿，说你‘放肆无礼’。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先生。戈登先生说我是个瘸腿笨蛋。”

珀金斯先生又望了菲利普一眼，他很想知道这孩子回答的话里是否暗含讥讽之意，只见这孩子惊魂未定，脸色苍白，目光里流露出惊恐、痛苦的神色。珀金斯先生站起身，放下记过簿，顺手拿起几张照片。

“今天上午，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几张雅典地方的风景照，”他口气随便地说。“瞧，这是雅典卫城。”

他把照片上的古迹细细解释给菲利普听。经他这么一说，画面上的残垣废墟顿时变得栩栩如生。他还把狄俄尼索斯露天剧场指给菲利普看，讲解当时观众按等级就座的情况，又讲到观众打哪边极目远眺，可以看见蔚蓝色的爱琴海。接着，他突然话题一转：

“我记得过去在戈登先生班上念书的时候，他常常叫我‘站柜台的吉卜赛人’。”

菲利普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些照片上，他还没来得及领会这句话的含义，珀金斯先生又拿出一张萨拉米斯岛的图片，还用手指——那手指的指甲尖还有一道黑边——点给他看当年希腊、波斯两国战舰的阵容部署。

第十七章

菲利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生活虽说单调，倒还算自在。比起另外一些个子同他相仿的学生来，也不见得受到更多的欺凌；他身有残疾，不能参加任何游戏活动，所以在外人眼里，有他没有他都无所谓，而菲利普也正求之不得。他默默无闻，形单影只。他在“瞌睡虫”先生的班上学了两个学期。这位“瞌睡虫”先生，成天耷拉着眼皮，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似乎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他还算恪尽职守，不过干什么都心不在焉。他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就是有点迂拙。他对学生的品行很信得过；他认为，对教师来说，要使孩子们诚实可信，最要紧的是自己一刻也不该产生孩子可能会撒谎这种念头。他还引经据典地说：“求豆者得豆，求瓜者得瓜。”在三年级高班里，日子着实好混。比如说，逢到解释课文，还未轮到自己，早就摸准了要解释哪几行，再加上作弊用的注释本又在学生手里传来递去，不消两分钟就可以查到所需要的东西。教师挨个儿提问时，学生可以把拉丁语语法书摊在自己的膝头上；即使在十几个学生的作业本上同时发现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瞌睡虫”夫子也从不觉得这里面有何可疑之处。他不怎么相信考试，因为他注意到学生们考试起来成绩从不像平时在班上那么出色：这固然令人丧气，不过也无妨大局。到时候，学生们照样升级，他们虽然在学业上无甚长进，但是却学会了若无其事、厚着脸皮弄虚作假的本事，对于他们日后处世来说，这种本事说不定比识点拉丁文更管用呢。

随后，他们归“柏油”先生管教了。他真名叫特纳，在学校的老夫子中数他最富有生气。黝黑的肤色，五短身材，挺着个大肚子，下巴上的那一大把黑胡须已开始花白。他穿着那身牧师服，倒也真让人联想到柏油桶。平时要是无意听到有哪个孩子唤他的雅号，他就根据校规罚孩子抄五百行字，然而在教堂园地举行的聚餐会上，自己倒也常常拿这个雅号开几句玩笑。在教师中间，他最耽于世俗的享乐，外出赴宴比谁都勤。与之交往的人也不局限于牧师这个圈子。在学生们的眼里，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一到了假期，这位夫子便脱去牧师服，有人曾看到他在瑞士穿了一套花里胡哨的粗呢服。他爱好杯中物，讲究口腹之欲。有一次，有人还看到他同一位女士——可能是他的一位近亲——在皇家餐馆对酌共餐。打这以后，好几代学生都认为此公耽于纵酒宴乐，这方面许多绘声绘色的详尽细节，足以证实人性堕落之说不容怀疑。

特纳先生估计，要改造这些在三年级高班呆过的学生，整饬他们的学风，得花整整一学期的工夫。他不时在学生面前狡黠地透点口风，表示对他同事班里的种种弊端洞悉无遗。面对这种情况，他倒也不恼火。在他看来，学生天生是些小痞子，只有在确信自己的谎言会露出马脚来的时候，他们才会稍许放老实些。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荣誉感，而这种荣誉感在同教师打交道时完全不适用；等他们知道调皮捣蛋捞不到半点好处了，才能有所收敛。特纳先生颇为自己的班级感到自豪，尽管眼下已五十五岁了，可还是像初来学校执教时那样，热中于使自己班级的考试成绩胜过别的班级。他也像一般胖子那样，动辄发火，但火气来得快，消得也快；不多久，学生们就摸着了他的脾气，尽管他经常正颜厉色，将他们痛加训斥，但是在他声色俱厉的表象下面，却自有一番亲切厚意。他对那些脑子不开窍的笨蛋很没有耐心，但是对于一些外表任性、内藏颖慧的淘气鬼，却能循循善诱，不厌其烦。他喜欢邀他们到自己房里用茶，尽管那些学生发誓说，同特纳先生一起喝茶时，从不见有蛋糕和松饼之类的点心——一般人总认为特纳先生如此发福，说明他饕餮贪食，而饕餮贪食则说明他肚里多了几条绦虫——但他们还是真心乐意接受他的邀请的。

菲利普现在更惬意了：学校校舍并不宽舒，仅有的一些书室只供高年级学生享用。在这之前，他一直住在集体大宿舍里，学生们在里面吃饭，低年级学生还在那儿做功课，乱哄哄的，菲利普看了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同别人混在一起，常使他坐立不安，他渴望能让他一个人清静清静。他经常独个儿信步逛入乡间。那儿有条小溪，淙淙流过绿色的田野，小溪两岸耸立着一株株整了枝的大树。菲利普沿着河岸溜达，心里总觉着挺快乐，至于究竟乐在何处，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走累了，他就趴在岸边草地上，望着鲦鱼和蝌蚪在水里忙碌穿梭。在教堂园地里悠然漫步，给了他一种独特的满足之感。教堂园地中央有一片草地，夏天学生们在那儿练习打网球，而在其他季节，周围十分恬静。孩子们有时候手挽手地在草地上闲逛，间或有个别勤奋好学的孩子在那儿慢腾腾地踱步，眼睛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嘴里反复念叨着需要背熟的功课。一群白嘴鸦栖息在那几株参天榆树上，凄厉的哀鸣响彻长空。教堂矗立在草地的一侧，雄伟的中央塔楼刺破天穹。菲利普此时还不懂什么叫“美”，可是当他举目凝望教堂的时候，总是油然而生一股莫可名状的、令人困惑的喜悦之情。他搬进书室之后（那是一间俯视着贫民窟的四方斗室，由四个学生合住），买来一张大教堂的照片，把它钉在自己的书桌上方。有时他站在四年级教室里凭窗眺望，发觉从眼前的景色里自能领略到一番新的情趣。教室对面是一块块古色古香、保养得很好的草坪，其间错落着枝繁叶茂的葱郁树丛。这些景物给了菲利普某种奇怪的感受，说不清究竟是痛苦呢，还是喜悦。他心扉微开，第一回萌生出强烈的美感。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的变化。他的嗓音也开始变了，喉头不由自主地发出古怪的声调来。

菲利普开始到校长书斋里听校长上课，这是为给孩子们施坚信礼而设置的课程，时间在下午用过茶点之后。菲利普对上帝的虔敬热诚，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早就丢掉了晚上念诵《圣经》的习惯。可是此时，在珀金斯先生的影响下，再加上身体内部所发生的使他如此心神不定的新变化，他旧情复萌了；他痛责自己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他脑海里闪现出一幅地狱之火熊熊燃烧的图像。他的所作所为比起异教徒来，实在好不了多少，要是他此时此刻就咽气的话，一定会泯灭在地狱的怒火之中。他坚信永久苦难的存在，而就其程度来说，远远超过了对于永久幸福的笃信；他想到自己所冒的风险不免有点不寒而栗。

菲利普那天在班上当众受到最不堪忍受的凌辱之后，心里像针扎似地不住作痛，可就在这时，珀金斯先生却亲切地同菲利普谈了一席话，从此，菲利普便像家犬眷恋主人那样敬慕校长。他绞尽脑汁想讨好校长先生，可就是没门儿。出于校长之口的褒奖之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言半语，他也视若珍宝。他来到校长住所参加那些非正式的小型聚会时，恨不得能扑倒在校长脚下。他端坐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望着珀金斯先生那对灼灼有光的眸子，嘴巴半张半闭，脑袋微微前倾，唯恐听漏一个字。学校的环境平淡无奇，这就使得他们谈论的内容分外扣人心弦。有时，甚至连校长本人也被自己奇妙的话题深深打动了，只见他将面前的书往前一推，十指交叉，紧贴在胸口，似乎是想遏制住心房的剧跳，醉眼陶然地讲述起扑朔迷离的宗教故事。有时菲利普并不理解，而他也不求领悟，他朦朦胧胧地觉得，只要能感觉到那种气氛就够了。在他看来，黑发蓬松、面容苍白的校长，此时酷似那些敢于直言申斥国王的以色列预言家；而当他想到基督耶稣时，又似乎看到耶稣也长着同样的黑眼睛和苍白面颊。

珀金斯先生承担这部分工作时，态度极其认真严肃。平时他谈吐幽默，妙语闪烁，致使学校的冬烘学究都疑心他生性轻浮，可是在上述场合，他总是容严心肃，不苟言笑。珀金斯先生从早忙到晚，事无巨细全都应付得过来，每隔一段时候，还能抽出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分别接待那些准备受坚信礼的孩子。他要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自觉迈出的严肃的第一步。他力图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探索，把自己炽热的献身精神，灌注进孩子们的心灵。他觉得菲利普尽管外表羞怯，但内心却可能蕴藏着一股同自己不相上下的激情。在他看来，这孩子的气质，基本上是属于那种虔诚敬神的气质。有一天，他在同菲利普谈话时，猝然中断原来的话题，问道：

“你考虑过没有，自己长大了要干什么？”

“我大伯要我当牧师，”菲利普说。

“那你自己呢？”

菲利普转脸望着别处，他想说自己觉得不配侍奉上帝，却又羞于出口。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生活能像我们的生活这样充满幸福。但愿我能让你体会到，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了不起的荣幸。世人固然皆能以各种身份侍奉上帝，但我们离上帝更近。我并不想左右你的决定，不过，要是——噢，一旦——你拿定了主意，就一定会感受到那种永不消逝的欢乐和宽慰。”

菲利普没有回答，但是校长可以从菲利普的眼神里看出，这孩子对他这番话的寓意已心领神会。

“要是你能像现在这样刻苦攻读，持之以恒，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全校首屈一指的高材生，这样，等你毕业时，就不愁拿不到奖学金。噢，你自己可有什么财产吗？”

“我大伯说，等我年满二十一岁，我每年可有一百镑的收入。”

“那你算得上是很阔绰的了。我那么大的时候可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校长沉吟了半晌，然后随手拿起一支铅笔，在面前的吸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着线条，一面继续往下说：“将来供你选择职业的余地，恐怕是相当有限呢。你自然没法从事任何需要体力的职业啰。”

菲利普的脸一直红到颈脖子，每逢有人稍一提及他的跛足，他总是这样。珀金斯先生神情严肃地望着他。

“不知道你对自己的不幸是否过于敏感了。你可曾想到过要为此感谢上帝？”

菲利普猛然抬起头来。他双唇紧闭，想着自己如何听信了别人的言词，一连好几个月，祈求上帝能像治愈麻风病人和盲人那样治愈自己的跛足。

“只要你在接受这种不幸时稍有违抗之意，那它就只能给你带来耻辱。要是你把它看作是上帝恩宠的表示，看作是因为见你双肩强壮，足以承受，才赐予你佩带的一枚十字架，那么它就不再是你痛苦的根由，而会成为你幸福的源泉。”

他看到这孩子不愿谈论此事，就让他走了。

但是事后，菲利普仔细回味了校长的每一句话，他顿时杂念全无，尽是想着即将面临的坚信礼仪，沉浸在神秘的、如醉如痴的狂喜之中。他的灵魂似乎挣脱了肉体的羁绊，他仿佛已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全部身心的热情都被激发了起来，热切希望自己能进入尽善至美的境地。他要将整个身心奉献给上帝。他已经铁了心，要就圣职，当牧师。当这个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时，他惊喜交加，几乎无法自持；他所做的一切准备，他所研读过的所有书籍，尤其是校长的一番令人折服的教诲，深深地感化了他的灵魂。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折磨着他。他知道，他得独个儿穿过圣坛，他害怕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一瘸一拐的步态，不光是暴露在参加仪式的全校师生面前，而且还暴露在本城人士或者特来参加儿子受坚信礼的学生家长这样一些陌生人面前。然而，临到最后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带着欢愉的心情来承受这种屈辱。于是，菲利普瘸着腿，一步一步走向圣坛，他的身影在大教堂气势巍然的拱顶下，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他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残疾作为一份祭品，奉献给怜爱他的上帝。

第十八章

但是，菲利普不可能在山巅稀薄的空气中长久地生活下去。他上回沉浸在宗教热忱之中的那一幕，现在又再度重演了。因为他深切感受到信仰的魅力，因为自我牺牲的渴望之火在他胸中燃烧，迸射出宝石般的异彩，所以他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激情的猛烈冲动，把他的精力消耗一空。他的心灵突然像遇上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完全干枯了。他开始把那位似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上帝抛到了脑后。尽管他现在照样按时祈祷，做礼拜，但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罢了。一上来，他还责备自己不该半途而废，再加上对于地狱之火的恐惧，曾一度驱使他振作起来。但是，热情已化为一堆灰烬，再说，生活中另外一些使他感兴趣的事，也逐渐分散了他的心思。

菲利普没有什么朋友。他酷爱读书的这一雅癖，使他变得落落寡合。披卷破帙成了他生活的第一需要，他无论和谁呆在一块儿，不多一会便感到厌倦和烦躁；他自恃博览群书，学识丰富，不把旁人放在眼里；他思维敏捷，又不善于掩饰，对于同伴们的愚昧无知，轻蔑之情往往溢于言表。同窗学友抱怨他尾巴翘到了天上；在他们看来，菲利普又不是在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上胜他们一筹，所以常反唇相讥，问他究竟凭什么这么目中无人。菲利普逐渐显示出辛辣的幽默感，自有一套挖苦人的功夫，一开口就能触到别人的痛处。对他来说，讲些调皮刻薄的话，无非是觉得有趣罢了，很少想到自己的话锋有多厉害，而等他发现被他挖苦过的人就此怀恨在心，他又自怨自艾起来。初进学校时所蒙受的种种屈辱，使他对那些同窗学友避之唯恐不及；他始终没法完全摆脱这种畏葸心理，始终那么忸怩腼腆，沉默寡言。其实，尽管他视同窗为异己，尽量敬而远之，然而心底里却渴望得到他们的拥戴，这对有些孩子来说，似乎易如反掌。他暗暗闪在一旁，对这些孩子崇拜得五体投地。虽说他讥讽起他们来往往更不留情面，而且常常当众取笑他们，可是他愿意拿自己的一切去换取他们的地位。说实在的，他心甘情愿做个全校脑子最不开窍的蠢学生，只要四肢健全就行。菲利普渐渐养成一种怪癖，常把自己想象成某个他特别为之着迷的孩子，也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灵魂倾注进那个孩子的躯体里，用那孩子的声音讲话，学那孩子的腔调嬉笑；想象自己是在做着那个孩子所做的一切。他想象得如此真切，一时间竟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啦。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时而领略一番异想天开的欢乐。

行过坚信礼之后，学校放圣诞节假。节后新学期一开始，菲利普搬进了另一间书室。同室的孩子中，有个叫罗斯的，是菲利普的同班同学，菲利普对他既敬慕又忌妒。那孩子其貌不扬：他粗手大脚，腰宽肩阔，说明他将来准是个大高个儿。他长相粗笨，但那双眼睛倒是挺迷人的，每当他咧嘴一笑（他经常笑逐颜开），眼角周围的皮肤就皱缩起来，样子挺有趣。罗斯这孩子谈不上聪明，也算不得愚笨，不过功课还不错，在游戏方面更是样样拿手。他是教师和同学心目中的宠儿，而他自己呢，也喜欢周围所有的人。

菲利普被安置在这间书室之后，一眼就注意到同室的其他人对自己相当冷淡。他们几个朝夕相处，已在一起住了三个学期。他颇感不安，觉得自己是个擅自闯入的异客。不过，他已学会了如何掩饰自己的情感，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整天闷声不响，挺安分守己的。菲利普同其他孩子一样，无法抵御罗斯的魅力，在罗斯面前越发显得羞涩、慌张。哪知正是这位罗斯，首先采取行动，把菲利普拉进了他们的生活圈子。至于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由于见到菲利普的忸怩、慌张，情不自禁地想在他身上试验一下自己的特殊魅力呢，还是纯粹出于一片好意，这就不得而知了。一天，他相当突然地问菲利普是否愿意同自己一起去足球场。菲利普涨红了脸。

“我走不快，跟不上你的，”他说。

“废话，走吧！”

他们正要动身，有个学生打书室门口探头进来，招呼罗斯同行。

“不行，”他回答说，“我已经答应了凯里。”

“别为我费心，”菲利普赶紧说，“我不会介意的。”

“废话，”罗斯说。

他用那双温厚的眼睛打量了菲利普一番，哈哈大笑起来。不知怎的，菲利普感到心头一阵颤动。

他俩就像一般男孩那样，说好就好，没多久，便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友伴。别的同学看到他俩突然这么热乎好生奇怪，有人问罗斯看中了菲利普哪一点。

“噢，我也不知道，”他回答说，“说真的，他这个人一点儿也不赖嘛。”

不久同学们也习惯了：他们经常看到他俩手挽手地上教堂，或是在教堂园地里漫步交谈；不管在哪儿，只要发现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必定在场。凡是有事找罗斯的，都会托凯里传个口信，似乎是承认罗斯已是非他莫属。起初，菲利普还颇有几分节制，不让自己因喜从天降而忘乎所以；但是没多久，他对命运的怀疑在如醉似狂的幸福面前涣然冰释了。他认为罗斯是他生平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他爱不释手的那些书籍，现在也变得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了；还有某些不知重要多少倍的事有待于他去做呢，岂能死捧书本不放！罗斯的朋友们无事可干的时候，常常到他书室来喝茶、闲坐——罗斯生性爱热闹，从不放过逗乐的机会——他们觉得菲利普是个挺正派的人。菲利普自然是满心喜欢。

转眼已是学期的最后一天，他和罗斯筹划假满返校时该乘哪一趟班车，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此地车站碰头，一起在城里用茶点，然后再回学校。菲利普郁郁不乐地回到家里，整个假期，没有一天不在思念罗斯，脑瓜里浮想联翩，已在想象着下学期他俩会在一块儿做些什么了。他在牧师公馆里都待得发腻了。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大伯照例用那种开玩笑的口吻问他那个老问题：

“嗯，要回学校去啰，心里可高兴？”

菲利普快活地应了一声：

“那还用说！”

原来已讲好什么时候在车站碰头，但为万全起见，菲利普特地改乘早一班车提前来了。他在月台附近等了一个小时。等那趟从法弗沙姆开来的班车进站时，菲利普激动得随着火车奔跑起来，他知道罗斯一定得在法弗沙姆换车。但是罗斯没乘这班车来。菲利普向搬运夫打听了下班火车什么时候到站，又继续等下去，然而再次大失所望。他又冷又饿，只得穿小巷经贫民窟抄近路走回学校。哪知罗斯人已在书室里了，只见他两只脚搁在壁炉架上，同六七个同学海阔天空地闲扯，那些同学东一个西一个到处乱坐着。罗斯很热情地同菲利普握手，菲利普却拉长了脸。他明白，罗斯早把约定好要在车站碰头的事忘了个精光。

“嘿，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啊！”罗斯说，“我还以为你永远不来了呢。”

“你四点半就到火车站了，”另一个同学说道，“我来的时候看见你的。”

菲利普的脸微微泛起红晕。他不想让罗斯知道自己竟像个傻瓜似的候在车站上。

“我得照顾家里的一个朋友，”菲利普随口编了套词儿，“他们要我送她一程。”

不管怎么说，朋友的爽约使他有点悻然。他一声不吭坐着，有人同他说话，他只是哼哼哈哈地勉强应付。菲利普打定主意，要等自己同罗斯单独在一起时，再向他兴师问罪。但是，等别人陆续离去之后，罗斯马上走到他跟前，菲利普则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罗斯一屁股坐在那把椅子的扶手上。

“嘿，我好高兴哪，咱俩这学期又是住在同一间书室里。真带劲，不是吗？”

见到菲利普他似乎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这一来菲利普肚子里一股怒气顿时烟消云散了。他俩就像分手还不满五分钟似的，又津津有味地谈起他们感兴趣的千百桩事儿来。

第十九章

起初，菲利普对罗斯向他表示的友情简直是感激涕零，从不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一切听其自然，倒也过得很快活。但是时隔不久，他看到罗斯在任何人面前都那么和蔼可亲，开始愤愤不满起来，他要求的是一种专一笃实的情谊，过去作为恩惠接受下来的东西，现在却视为非我莫属了。他用妒忌的眼光注视着罗斯同别的孩子交往，尽管自知理亏，可有时还是忍不住要挖苦罗斯几句。要是罗斯在别人书室里消磨了个把小时，那么等他回到自己书室时，菲利普就皱眉蹙额给他看冷脸子。他常常一整天闷闷不乐；而罗斯呢，不是没有注意到他在耍脾气，就是故意不加理会，这就使菲利普倍觉伤心。他明明知道自己傻透了，但还是不止一次地同罗斯寻衅吵架，接着两人一连几天不讲话。然而翻脸的时间一长，菲利普又熬不住了，即使有时相信自己没错，也还是低声下气地向罗斯赔礼道歉。后来他们又言归于好，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地好了一个星期。但是，友谊的黄金时代已去而不返，菲利普看得出来，罗斯同他一起散步，往往是出于固有的习惯，或者是怕他发脾气；他们已不像当初那般情投意合，无话不谈。罗斯常常感到不胜厌烦。菲利普感觉得到，自己的瘸腿开始惹罗斯讨厌了。

学期快结束时，有两三个学生染上了猩红热。学校里一时议论纷纷，要求把他们送回家去，免得疫病传播开来。结果患者给隔离了起来，后来也没有学生再被感染上，大家这才放了心。一场时疫总算及时制止住了。菲利普是猩红热患者之一，整个复活节假期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夏季学期开始时，他被送回牧师公馆疗养，透透新鲜空气。虽然医生打了包票，说菲利普的病已过了传染期，但牧师仍疑虑重重，认为医生建议他侄子到海边来疗养实属考虑不周，而他同意菲利普回家来，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好送他去。

菲利普过了半个学期才回到学校。他已经把同罗斯口角争吵的事儿忘了，只记得罗斯是他的莫逆之交。他明白自己过去太傻了，决心以后要通情达理些。在他养病期间，罗斯曾寄来过几封短信，在每封信的结尾处，都祝他“早日康复返校”。菲利普想，罗斯一定在盼着他归来，其心情之迫切，就像自己想见到罗斯一样。

菲利普得知，由于六年级有个学生死于猩红热，书室已作了一些调整，罗斯不再同他住在一块了。多扫兴！菲利普一到学校，直奔罗斯的书室，径自闯了进去。罗斯正坐在书桌旁，同一个名叫亨特的同学一道做功课。菲利普进门时，罗斯倏地转过身来。

“是哪个冒失鬼？”他大喝一声，然后定睛一看，“哟，原来是你啊。”

菲利普尴尬地收住脚步。

“我想进来瞧瞧你身体可好。”

“我们正在做功课哪。”

亨特从旁插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才回来五分钟。”

他们端坐不动，只是盯着他望，似乎嫌他来得不是时候。显然，他们巴不得菲利普快点走开。菲利普飞红了脸。

“我这就走。你做完了功课，是不是请到我房间来坐坐，”他朝罗斯说。

“好的。”

菲利普随手带上了门，一瘸一拐地朝自己书室走去。他好不伤心。罗斯见到自己，非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高兴，反而面现愠色，似乎他俩一向不过是泛泛之交罢了。他守在自己书室里，一步也不敢离开，生怕罗斯正巧这时来找他，不料他那位朋友始终没露面。第二天早上，他刚开始做晨祷，只见罗斯同亨特勾肩搭背，大摇大摆走了过去。别人把他走后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菲利普忘了，在一个人的学生时代，三个月的时光可不能算短哪。在这段时间里，他离群索居，养病在家，而罗斯却是生活在熙熙攘攘的人世之中。亨特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菲利普发觉罗斯一直在悄悄地回避自己。然而菲利普可不是那种遇事迁就，有话也任其憋在肚子里的孩子；他在等待机会，等到确信只有罗斯一个人呆在书室里的时候，他走了进去。

“可以进来吗？”他问。

罗斯瞪着眼，尴尬之余不禁迁怒于菲利普。

“嗯，随你的便。”

“那就多谢您啰！”菲利普语中带刺地说。

“你来有何贵干？”

“听我说，打我回来后，你干吗变得这么窝囊？”

“噢，别说蠢话了，”罗斯说。

“真不懂你看上了亨特哪一点。”

“这你可管不着。”

菲利普垂下眼睑，满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他怕失言丢丑。罗斯站起身来。

“我得上健身房去了，”他说。

他昂首阔步走到门口时，菲利普硬从喉咙口挤出一句话来：

“听我说，罗斯，别那么不讲情义。”

“哼，去你的吧。”

罗斯砰地一声把门带上，任菲利普一个人留在房里。菲利普气得浑身直哆嗦。他跑回自己的书室，脑子里反复回想着刚才的一席话。他现在恨罗斯，一定要设法报复，也让他难受难受，又想到刚才原可以说点什么挖苦他一下。菲利普沮丧地暗自嘀咕，这场情谊就此告吹啦，不知旁人会在背后怎么风言风语呢。他出于神经过敏，似乎在其他同学的言谈举止中看到了各种嘲讽和诧异的表示，其实他们才不把他放在心里呢。他想象着别人在怎么私下议论这件事。

“毕竟是好景不长嘛。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和凯里好上的，那么个讨厌家伙！”

为了显得自己对这事满不在乎，菲利普突然同一个自己一向讨厌而且瞧不起的同学打得火热。这同学叫夏普，是从伦敦来的，一副粗俗相：矮胖个儿，嘴唇上盖着一层刚长出来的绒髭，两道浓眉在鼻梁上方合到了一块。一双软绵绵的手，举止斯文得同他的年龄不相称。说起话来，带点儿伦敦土腔。他是属于行动过于迟钝而干脆什么游戏也不参加的那类学生，为了逃避学校规定必须参加的活动项目，他还挖空心思编造些借口来。同学和教师对他总隐隐有种厌恶之感。而菲利普现在主动同他结交，纯粹是出于斗心眼赌气。再过两个学期，夏普将要去德国，在那儿呆上一年。他讨厌上学，把求学念书看作是有失体面的苦差事，而在长大成人踏入社会之前又非得忍受不可。除了伦敦之外，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而关于自己假期里在伦敦的活动，他有一肚子的故事好讲。他说起话来柔声细气，喉音低沉，言谈里似乎萦绕着伦敦街头夜生活的袅袅余音。菲利普听了既心荡神迷，又不胜厌恶。凭着他活跃的想象力，菲利普恍惚看到了剧院正厅门周围蜂拥的人流；看到了低级餐馆和酒吧间里的炫目灯光，一些似醉非醉的汉子坐在高脚凳上，同侍女们搭讪攀谈；看到了路灯下影影绰绰的人群，神秘莫测地来来往往，一心想寻欢作乐。夏普把一些从霍利韦尔街买来的廉价小说借给菲利普，菲利普便一头躲进斗室，怀着某种奇妙的恐惧看了起来。

有一回，罗斯试图同菲利普言归于好。他性情温和，不喜欢结怨树敌。

“我说，凯里，你发这么大的傻劲，何苦来着？你不理睬我，对你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菲利普回答道。

“嗯，我是说，咱俩何必连句话也不讲呢？”

“你使我讨厌。”

“那就请便吧。”

罗斯一耸肩，转身走开了。菲利普脸色煞白——每当他感情冲动时总是这样——心儿怦怦直跳。罗斯走后，他突然感到悲痛欲绝。他不明白自己干吗要那样回答罗斯。只要能同罗斯重归于好，他甘愿牺牲一切。他怨恨自己刚才和罗斯发生了口角；看到自己给罗斯带来了痛苦，他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在那当口上，他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就像魔鬼缠身似的，冲口说了些违心的刻薄话，其实，即使此时此刻，他何尝不想主动找上门去，同罗斯握手言欢。然而，他雪耻泄恨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他一直想为自己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找机会报复一下。这是自尊心在作怪，而这种做法又是多么愚蠢，因为他明知罗斯根本不会把这放在心上，自己反倒要为此备受折磨。他脑子里忽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去找罗斯，对他说：

“喂，对不起，我刚才太蛮不讲理了。我也实在没法子。让咱俩不计前嫌，和好吧。”

然而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干的。他怕招罗斯耻笑。他不由得生起自己的气来。不一会儿，夏普走了进来，菲利普一找到个碴儿就同他吵了一架。他具有一种揭别人伤疤的残忍本能，而且往往也因其一针见血而特别招人怨恨。可是这回，亮出致命绝招的却是夏普。

“嘿，我刚才听到罗斯同梅勒讲到你啦，”夏普说。“梅勒说：‘那你干吗不飞腿给他一脚？这可以教训教训他，让他懂点规矩嘛！’罗斯说：‘我才不屑这么干呢。该死的瘸子！’”

菲利普蓦地涨红脸，半晌回不出一句话来，喉咙口哽住了，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

第二十章

菲利普升入了六年级，但是现在他打心底里讨厌学校生活。由于失去了奋斗目标，他心灰意懒，觉得功课学得好坏都无所谓。每天一早醒来，他心情便十分沉重，因为又得熬过枯燥无味的一天。现在他干什么都觉着厌烦，因为这全是别人要他干的。他对校方规定的各种限制极其反感，这倒不是因为这些限制不合理，而在于它们本身就是束缚人们身心的条条框框。他渴望得到解脱。他讨厌教师重复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教师上课有时为了照顾智力愚钝的学生，翻来覆去地讲解某些内容，而这些内容自己一眼就看懂了，对此他也不胜烦腻。

珀金斯先生的课，学生听不听可以随自己的高兴。珀金斯先生讲课时，热切而又若有所思。六年级的教室设在一座经过修葺的古修道院内，教室里有一扇哥特式窗户，菲利普上课时就把这扇窗子画了一遍又一遍，想借此消闲解闷；有时他凭着记忆信手勾勒大教堂的主塔楼，或是描画那条通往教堂园地的过道。他还真能画上两笔。路易莎伯母年轻时曾画过一些水彩画，现在手头还藏有好几本画册，里面全是她的大作，有画教堂的，画古桥的，还有画田舍风光的。牧师公馆举行茶会时，常把这些画册拿出来请客人观赏。有回她送了一盒颜料给菲利普，作为圣诞节礼物；而菲利普学画，就是从临摹他伯母的水彩画入门的。他临摹得相当出色，出乎他人意料。不久，他就开始自行构思作画。凯里夫人鼓励他学画，觉得这样一来，他就无心再调皮捣蛋了，而且说不定日后菲利普画的画儿还能拿去义卖呢。他有两三幅画配上了镜框，挂在自己的卧室内。

可是有一天，上午的课刚结束，菲利普正懒洋洋地往教室外走，珀金斯先生忽然把他叫住。

“我有话要对你说哩，凯里。”

菲利普等着。珀金斯先生一面用他精瘦的手指捋着胡子，一面定睛打量菲利普，似乎是在琢磨要对这孩子说些什么。

“你怎么搞的，凯里？”他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菲利普红了脸，飞快地瞥了珀金斯先生一眼。但是他现在摸熟了珀金斯先生的脾气，所以并不急于回答，而是等他继续往下讲。

“我很不满意你近来的表现。老是这么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似乎对自己的功课一点不感兴趣。作业做得潦潦草草，敷衍了事。”

“很抱歉，先生，”菲利普说。

“就这么句话吗？”

菲利普绷着脸，望着地面。他怎么能照实对珀金斯先生说，这儿的一切都叫他厌烦透了？！

“你知道，这学期你的学业非但没有长进，反而退步了。你别想得到一份成绩优秀的报告单。”

菲利普暗暗在想，要是这位夫子知道学校报告单的下场，不知会作何感慨呢。其实，学校成绩报告单早些时就寄到家了，凯里先生满不在乎地看了一眼，随手递给菲利普。

“是你的成绩报告单。你最好看看上面写些什么来着，”说毕，便只顾用手指去剥旧书目录册上的封面包纸。

菲利普看了一下成绩报告单。

“成绩好吗？”路易莎伯母问。

“没反映出我的实际成绩哪，”菲利普笑嘻嘻地应了一句，把成绩报告单递给他伯母。

“待会儿我戴上眼镜再看吧，”她说。

但是用过早餐，玛丽·安进来说肉铺掌柜来啦，因而她也就把这件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时，珀金斯先生继续说：

“你真叫我大失所望。简直没法理解。我知道，你只要愿意，一定能搞出点名堂来的，看来你再也不想在这方面花工夫了。我本打算下学期让你当班长，可现在我想还是等等再说吧。”

菲利普涨红了脸，想到自己被人瞧不起，心里很不服气。他紧咬嘴唇。

“还有一点。现在你得开始考虑考虑你的奖学金了。除非打现在起发奋攻读，否则，你什么也别想到手。”

菲利普被这顿训斥惹火了。他既生校长的气，又生自己的气。

“我想我不打算上牛津念书了，”他说。

“为什么？我想你是打算将来当牧师的。”

“我已经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

菲利普不作回答。珀金斯先生摆出个习惯性的古怪姿势，颇像佩鲁季诺画里的人物，若有所思地捋弄着自己的胡须，他打量着菲利普，似乎想看透这孩子的心思，过了一会儿，突然对菲利普说他可以走了。

显然，珀金斯先生余言未尽。大约隔了一星期，有天晚上菲利普到他书房来交作文，他又拣起几天前的话题。不过这一次他改变了谈话方式：不是以校长身份对学生训话，而是作为普通人在与他人推心置腹交谈。这一回，他似乎并不计较菲利普功课差，也不在乎菲利普在劲敌面前很少有可能夺得进牛津深造所必需的奖学金，而重要的问题在于：菲利普竟贸然改变他今后的生活宗旨。珀金斯先生决计要重新点燃孩子心中献身教会的热情。他极其巧妙地在菲利普的感情上下工夫，这么做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连珀金斯先生自己也动了真情。菲利普的改弦易辙，给他珀金斯带来莫大的痛苦，他真心认为菲利普竟莫名其妙地糟蹋了获得人生幸福的机会。他说话的口吻委婉亲切，感人肺腑。菲利普向来很容易被别人的情感所打动，尽管从外表来看，他常常不动声色——除了短暂地红一下脸之外，内心感受难得见于言表。这一方面是他生性如此，另一方面也是多年来在学校养成的习惯——实质上却极易动感情。此刻他被校长先生的一席恳谈深深打动了。他由衷地感激校长的关心，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校长带来了痛苦，不免深感内疚。珀金斯先生作为一校之长，要考虑全校的事务，居然还在他的事情上如此操心，想到这里，菲利普不免有点受宠若惊；可是与此同时，总觉得心头有样异物，像个紧贴在他肘边的第三者，死命地抓住这两个字：

“我不！我不！我不！”

他感到自己在不断沉沦。他无力克服自己的软弱，而这种软弱之感似乎正逐渐充斥他整个身心，就像一只浸在满盆水里的空瓶，水正在不断往里灌；他咬紧牙关，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这几个字：

“我不！我不！我不！”

最后，珀金斯先生伸手按住菲利普的肩头。

“我也不想多劝你了，”他说。“你得自己拿定主意。向全能的上帝祈祷，求他保佑，给你指点迷津吧。”

菲利普从校长的屋子走出来时，天正下着丝丝小雨。他在那条通往教堂园地的拱道内走着。周围阒无一人，白嘴鸦悄然栖息在大榆树上。菲利普慢腾腾地四下转悠。他浑身燥热，身上淋点雨正好清凉一下。他反复回味着珀金斯先生刚才说的每一句话，现在既然已从自己个性的狂热之中摆脱出来，正可以作一番冷静的思考——他额手庆幸自己总算没有让步。

在朦胧的夜色中，他只能影影绰绰地看见大教堂的巨大轮廓：现在他憎恶这座教堂，因为他被迫要在那儿参加各种冗长而令人生厌的宗教仪式。唱起圣歌来又没完没了，而你得一直百无聊赖地木然站着；讲经时，声音单调而低沉，叫人没法听清楚，想舒展舒展肢体，但又不得不在那儿正襟危坐，于是身子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菲利普又联想到在布莱克斯泰勃做礼拜的情景：每个星期日得早晚做两次，空荡荡的教堂里，阴气逼人；四周弥散着一股润发脂和上过浆的衣服的气味。两次布道分别由副牧师和他大伯主持。随着年岁的增长，他逐渐认清了大伯的为人。菲利普性格率直、偏激；他没法理解这种现象：一个人可以作为教士虔诚地讲上一通大道理，却从不愿以普通人的身份躬身力行。这种言行不一的欺骗行为使他义愤填膺。他大伯是个懦弱、自私之徒，生活中的主要愿望就是别给自己找麻烦。

珀金斯先生对他讲到了鞠躬尽瘁、侍奉上帝的动人之处。菲利普洞悉自己家乡东英吉利那一隅衮衮牧师诸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离布莱克斯泰勃不远，有个怀特斯通教区，教区牧师是个单身汉，为了不让自己闲得发慌，最近着手务农了。当地报纸不断报道他如何在郡法院一会儿同这个一会儿又同那个打官司的情况——不是雇工们控告他拒不发给工资，就是他指控商人们骗取钱财；也有人愤愤然说他竟让自己的奶牛饿着肚子。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对这个牧师应该采取某种一致行动。另外还有费尔尼教区的牧师，一个蓄着大胡子，颇有几分大丈夫气概的角色，他的老婆因为受不了他的虐待，只得离家出走。她给左邻右舍数说了许多有关他的邪恶行径。在傍海的小村庄苏尔勒，人们每天晚上都可以见到教区牧师在小酒店里厮混。他的公馆离酒店仅一箭之遥。那一带的教会执事常登门向凯里先生求教。在那儿要想找个人聊聊，那只有去找农夫或渔夫。在漫长的冬夜，寒风在光秃秃的树林里凄厉呼啸；环顾四周，唯见一片片清一色的耕翻过的田地和贫困凄凉的景象。人们性格中的各种乖戾因素全都暴露无遗，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有所节制。他们变得心胸狭隘、脾气古怪。凡此种种，菲利普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出于小孩特有的偏执心理，他并不想把这作为口实提出来。他每每想到要去过那种生活就不寒而栗；不，他要跨出去，到尘世中去。

第二十一章

没多久珀金斯先生就明白了，自己的那席话对菲利普不起什么作用，因而那学期就再也没去理他。学期终了，珀金斯先生给他写了份措辞辛辣的报告单。学校报告单寄到家里时，路易莎伯母问菲利普报告单上怎么说的，菲利普嬉皮笑脸地答道：

“糟透了。”

“是吗？”牧师说，“那我得再看一下。”

“您觉得我在坎特伯雷呆下去真有好处？我早该想到，还是去德国呆一阵子的好。”

“你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念头来的？”路易莎伯母说。

“您不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主意吗？”

夏普已经离开了皇家公学，并从汉诺威给菲利普写过信。他才是真正挪开了生活的步子呐，菲利普每想到这点，就越发坐立不安。要他再在学校的樊笼里熬上一年，真觉得受不了。

“那你就拿不到奖学金啦。”

“反正我已经没指望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也不怎么特别想进牛津念书。”

“可你将来不是要当牧师的吗，菲利普？”路易莎伯母惊叫起来。

“我早就不做那个梦了。”

凯里太太瞪着双惊愕的眼睛，愣愣地望着菲利普，不过她惯于自我克制，旋即转身给菲利普的大伯又倒了一杯茶。伯侄三人全都沉默不语。顷刻，菲利普看见眼泪沿着伯母的双颊缓缓淌下。他的心猛地一抽，因为他给她带来了痛苦。她穿着街那头的成衣匠给她缝制的黑色紧身外衣，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暗淡而倦怠，那一头灰发仍按年轻时的发式梳理成一圈圈轻佻的小发卷，她的整个儿模样，既引人发笑，又不知怎么叫人觉着怪可怜的。菲利普还是头一回注意到这一点。

后来，等牧师进了书房，关起门同副牧师在里面谈心的时候，菲利普伸出条胳臂一把搂住他伯母的腰。

“唉，路易莎伯母，真对不起，我使您伤心了，”他说。“但是，如果我秉性不宜当牧师，即使勉强当了，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您说呢？”

“这太叫我失望了，菲利普，”她呻吟着说。“我早就存了这份心思。我想你将来可以成为你大伯的副手，万一我们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毕竟不可能长生不老的，是不？——你就可以接替你大伯的位置。”

菲利普惊慌失措，心儿怦怦直跳，浑身像筛糠般抖动，好似误入罗网的鸽子在不停地扑打翅膀。伯母把头靠在他肩上，抽抽搭搭地呜咽起来。

“希望您能劝劝威廉大伯，放我离开坎特伯雷算了。那地方我讨厌透了。”

然而，要那位布莱克斯泰勃的教区牧师改变主意，谈何容易。根据原来的打算，菲利普得在皇家公学呆到十八岁，随后进牛津深造。关于菲利普这时想退学的事儿，他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因为事先没有通知过学校，这学期的学费不管怎样还得照付不误。

“那您是不是通知一下学校，说我圣诞节要离开学校？”经过长时间舌剑唇枪的争论，菲利普最后这么说。

“好吧，我就写信给珀金斯先生，告诉他这件事，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上帝哟，但愿我现在就满二十一岁了。干什么都得要别人点头，真憋气！”

“菲利普，你不该这么对你大伯说话啊，”凯里太太温和地说。

“难道你不知道珀金斯先生是不会放我走的吗？他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攥在手心里呢。”

“你为什么不想上牛津念书？”

“既然我将来不打算当牧师，进牛津又有什么意思？”

“什么打算不打算当牧师，你已经是教会里的人啦！”牧师说。

“这么说，已经是牧师啰，”菲利普不耐烦地顶了一句。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菲利普？”凯里太太问。

“我也说不上。我还没打定主意。不过将来不管干什么，学点外语总是有用的。在德国住上一年，要比继续呆在那个鬼地方强多了。”

菲利普觉得进牛津无非还是他学校生涯的继续，并不比现在强，不过他不愿意这么直说。他满心希望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况且，一些老同学多多少少知道他这个人，而他就是想远远避开他们。他觉得他的求学生涯完全失败了。他要改弦易辙，开始新的生活。

说来也凑巧，菲利普想去德国的念头，正好和最近布莱克斯泰勃人们议论的某些主张不谋而合。有时候，医生家有些朋友来访小住，他们谈到外界发生的新鲜事儿；八月里来海滨消夏的那些游人，也自有一套独特的观察事物的方式。牧师也听说过，有人认为老式教育目前已不及过去那么管用，他年轻时不为人重视的各种现代语，现在却日见重要。连他自己也感到有点无所适从。他的一个弟弟有回考试没及格，后来被送去德国念书，由此开创了个先例。但是既然后来他患伤寒死于异国他乡，就只能说明这样的试验实在危险得很。伯侄俩不知磨了多少嘴皮子，最后总算谈妥了：菲利普再回坎特伯雷读一学期，然后就离开那儿。对这样的解决办法，菲利普并不怎么满意。哪知他回学校几天之后校长就对他说：

“我收到你伯父的一封来信。看来你是想要去德国，他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菲利普惊得目瞪口呆。他的保护人竟然说话不算数，这不能不使他火冒三丈。

“我认为事情已经定啦，先生，”他说。

“远非如此。我已经写信告诉你伯父，我认为让你中途退学是莫大的错误。”

菲利普立刻坐下来，给他大伯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也顾不上斟词酌句。那天晚上，他气得连觉也睡不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想这件事；一早醒来，又在细细琢磨他们耍弄自己的手法。菲利普心急如焚地等着回信。过了两三天回信来了，是路易莎伯母写的，写得很婉转，字里行间充满了痛苦，说菲利普不该对他大伯说那种话，搞得他大伯伤心透了；说他不懂得体谅人，没有基督徒的宽容精神；他得知道，他们为他费尽了心血，况且他们年纪比他大得多，究竟什么对他有利，想必更能作出判断。菲利普把拳头捏得紧紧的。这种话他听得多了，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们并不像他自己那样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凭哪点可以这么想当然，认为年长必定智高睿深呢？那封信的结尾还提到，凯里先生已经撤回了他给学校的退学通知。

菲利普满腔怒火，一直憋到下个星期的半休日。学校的午休日一般放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因为星期六下午他们都得去大教堂做礼拜。那天上完课，六年级学生都散了，只有菲利普待着不走。

“先生，今天下午我想回布莱克斯泰勃，可以吗？”他问。

“不行，”校长回答得很干脆。

“我有要紧事同我大伯商量。”

“你没听到我说‘不行’吗？”

菲利普二话不说，掉头出了教室。他羞愧难当，心里直想吐。他蒙受了双重羞辱，先是不得不启口求人，继而又被一口回绝。现在他痛恨这位校长。这种极端蛮不讲理的专横作风，真使菲利普揪心。他怒火中烧，什么也顾不上了，一吃过午饭，便抄一条自己很熟悉的小路走到火车站，正好赶上开往布莱克斯泰勃的班车。他走进牧师公馆，看见大伯和伯母正坐在餐室内。

“嘿，你打哪儿冒出来的？”牧师说。

很明显，他并不怎么高兴见到菲利普，看上去还有点局促不安。

“我来是要找您谈谈我离校的事。上回我在这儿的时候，您明明亲口答应了，谁知一星期后又突然变卦了，我想搞清楚你这么出尔反尔究竟是什么意思。”

菲利普不免对自己的大胆微微感到吃惊，但是自己究竟要说些什么他反正已拿定了主意，所以尽管心头小鹿猛撞不已，还是逼着自己一吐为快。

“你今天下午来这儿，学校准你假了？”

“没有。我向珀金斯先生请假，被他一口拒绝了。要是你高兴，不妨写信告诉他我来过这儿了，包管可以让我挨一顿臭骂呢。”

凯里太太坐在一旁做编结活，手不住地颤颤抖抖。她看不惯别人争吵，此刻伯侄俩剑拔弩张的场面，使她如坐针毡。

“要是我真的写信告诉他，你挨骂也是活该，”凯里先生说。

“你要是想当个道地的告密者，那也成嘛，反正你已经给珀金斯先生写过信了，这种事你内行着呢。”

菲利普说这些个话实在不高明，正好给了牧师一个求之不得的脱身机会。

“我可不想再坐在这儿，任你冲着我满口胡言，”他气宇轩昂地说。

他站起身，阔步走出餐室，进了书房。菲利普听见他砰地关上了房门，而且还上了锁。

“唉，上帝，但愿我现在满二十一岁就好了。像这样受人钳制糟糕透了。”

路易莎伯母低声抽泣起来。

“噢，菲利普，你可不该用这种态度对你伯父说话，快去给他赔个不是。”

“我可没什么要赔不是的。明明是他在耍弄我嘛。让我继续留在那儿念书，还不是白白浪费金钱，但他在乎什么呢？反正又不是他的钱。让一些什么也不懂的人来做我的监护人，真够残忍的。”

“菲利普！”

菲利普正口若悬河，发泄着心头怨气，听到她这一声叫唤，猛地闭上了嘴。那是声悲痛欲绝的凄叫。他没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多刻薄。

“菲利普，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心肝？你要知道我们费尽心血无非是为了你好。我们知道自己没有经验，这可不比我们自己有过孩子，所以我们只得写信去请教珀金斯先生。”她声音发抖，一时说不下去。“我尽量像母亲那样对待你。我爱你，把你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

她小不丁点的个儿，风也吹得倒似的，在她老处女似的神态里，含带着几分凄迷的哀怨，菲利普的心被打动了。他喉咙口突然一阵梗塞，热泪夺眶而出。

“真对不起，”他说，“我不是存心要伤您老的心哪。”

他在她身旁跪下，张开胳膊将她抱住，吻着她那老泪纵横、憔悴的双颊。她伤心地低声饮泣；菲利普似乎油然生出一股怜悯之情，可怜她的一生就这么白白虚度了。她从来未像现在这样淋漓尽致地流露自己的情感。

“我知道，我一直不能按我心里想的那样对待你，菲利普，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我的心掏给你。我膝下无儿，就像你幼年丧母一样，够寒心的。”

菲利普忘却了自己的满腔怒火，忘却了自己的重重心事，只想着怎么让她宽心，他结结巴巴地好言相劝，一边用小手笨拙地抚摸着她的身子。这时，时钟敲响了。他得立即动身去赶火车，只有赶上这趟车，才能及时返回坎特伯雷参加晚点名。当他在火车车厢的一角坐定，这才明白过来，自己什么也没干成，白跑了一趟。他对自己的懦弱无能感到气愤。牧师旁若无人的傲态，还有他伯母的几滴眼泪，竟搞得自己晕头转向，忘了回家是干什么来的了，真窝囊。然而，在他走后，也不知道那老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结果又有一封信写给了校长。珀金斯先生看到后，不耐烦地耸了耸肩。他把信让菲利普看了。上面这样写道：

亲爱的珀金斯先生：

请原谅我为菲利普的事儿再次冒昧打扰您。这个受我监护的孩子，实在让我和内人焦虑不安。看来他急切希望离开学校，他伯母也觉得他愁苦不开心。我们不是他的生身父母，究竟该如何处置，我们委实一筹莫展。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学业不甚理想，觉得继续留在学校纯属浪费金钱。要是您能同他恳谈一次，我们将感激不尽；倘若他不愿回心转意，也许还是按我原先的打算让他在圣诞节离校为好。

您的非常忠实的

威廉·凯里

菲利普把信还给校长，一阵胜利的自豪感涌上心头。他毕竟如愿以偿，争取到了自行其是的权利，他的意志战胜了他人的意志。

“你大伯收到你下一封信，说不定又要改变主意了，我犯不着花半个钟头来复他的信，”校长不无恼怒地说。

菲利普默然不语，尽管他脸上一点声色不露，却无法掩饰眸子里的灼灼闪光。珀金斯先生觉察到了他的眼神，呵呵地笑了起来。

“你算得胜了，是吗？”他说。

菲利普坦然地莞尔一笑。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

“你真的急于想离开吗？”

“是的，先生。”

“你觉得在这儿心情不舒畅？”

菲利普涨红了脸，他本能地讨厌别人刺探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哦，我说不上来，先生。”

珀金斯先生慢条斯理地捋着下巴上的胡子，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菲利普。看来，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当然啰，学校是为智力平常的学生而设的。反正就是这些个圆孔儿，管你木桩是方是圆，都得揳进去呆在那儿。谁也没时间去为那些智力出众的学生劳神费心。”接着，他猝然冲着菲利普发话：“听着，我倒有个建议，你不妨听听。这学期反正没多少日子了，再待上一个学期，不见得会要你的命吧。假如你真想去德国，最好等过了复活节，别一过圣诞节就走。春日出门远比隆冬舒服嘛。要是等到下学期结束，你仍坚持要走，我就不阻拦你了。你觉得怎么样？”

“多谢您了，先生。”

菲利普满心喜悦，总算争取到了那最后三个月的时间，多呆一个学期也不在乎了。想到在复活节前就可以得到永久的解脱，学校似乎也减却了几分樊笼的气氛。菲利普心花怒放。那天晚上在学校小教堂里，他环顾周围那些规规矩矩站在年级队列里的同学，想到自己要不了多久就再见不着他们了，禁不住窃窃自喜。他几乎怀着友好的情意打量他们。他的目光落在了罗斯身上。罗斯一丝不苟地履行着班长的职责；他这个人一心想成为学校里有影响的模范学生。那天晚上，正轮到他朗读经文，他念得很生动。菲利普想到自己将与他永远分道扬镳，脸上绽出一缕笑纹。再过六个月，管他罗斯身材怎么高大，四肢怎么健全，都于他毫无关系了；罗斯当班长也罢，当耶稣十一个门徒的头头也罢，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菲利普凝神注视那些身穿教士服的老夫子。戈登已经作古，两年前中风死的。其余的全都齐集一堂。菲利普现在明白他们是多么可怜的一群，也许特纳算得上个例外。他身上多少还有点人的气味。他想到自己竟一直受着这些人的管束，不觉感到痛心。再过六个月，也不用再买他们的账了。他们的褒奖对他再没有什么意义，至于他们的训斥，尽可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菲利普已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尽管他仍为自己的忸怩羞怯感到苦恼，然而就精神状态来说，倒往往是热烈而高昂的。他拐着条腿，带着淡漠的神情，沉默而拘谨地踽踽独行，但他内心却洋溢着欢乐，在大声欢呼。在他自己看来，似乎觉得步履也轻松了。脑子里万念丛生，遐想联翩，简直难以捕捉。然而它们来而复往，给他留下了喜不自胜的满腔激情。现在，他心情开朗，可以专心致志地刻苦攻读了。他决心在本学期剩余的几个星期里，把荒废多时的学业再补起来。他资质聪慧，脑子灵活，以激发自己的才智为人生一大快事。在期终考试时，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对此，珀金斯先生只简单评论了一句，那是他给菲利普评讲作文时说的。珀金斯先生作了一般性的评讲之后，说：

“看来你已下定决心不再做傻事了，是吗？”

他对菲利普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皓齿，而菲利普则双目下垂，局促不安地回以一笑。

有五六个学生，一心希望明年夏季学期结束时，能把学校颁发的各种奖品和奖学金全都给包了，他们早已把菲利普排除在劲敌之外，现在却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且有点惴惴不安。菲利普将在复活节离校，所以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竞争对手，可是他在同学中间半点口风不露，任他们整日价提心吊胆。他知道，罗斯曾在法国度过两三个假期，自以为在法语方面胜人一筹；此外还希望能把牧师会教长颁发的英语作文奖拿到手。但罗斯现在发现，菲利普在这两门科目上远远胜过了自己，不免有些泄气；菲利普则冷眼相看，暗暗感到极大的满足。还有一个叫诺顿的同窗，要是拿不到学校的奖学金就没法进牛津念书。他问菲利普是否在争取奖学金。

“你有意见怎么的？”菲利普反诘了一句。

菲利普想到别人的前途竟操在自己手心里，觉得怪有趣的。这样的做法真有几分浪漫色彩——先把各种各样的奖赏尽数抓在自己的掌心里，然后，因为自己不稀罕这些劳什子才让别人占点便宜。冬去春来，预定分手的日子终于到了，菲利普前去同珀金斯先生告别。

“总不见得你当真要离开这儿吧？”

看到校长明显的惊讶神色，菲利普沉下脸来。

“您说过到时候不会横加阻拦的，先生，”菲利普回答道。

“我当时想，你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暂时迁就一下的好。现在看来你这个人脾气既固执，又刚愎自用。你倒说说，你现在急着要走究竟为的什么？不管怎么说，至多也只有一个学期了。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马格达兰学院的奖学金；我们学校颁发的各种奖品，你可以稳稳拿到一半。”

菲利普噘嘴望着珀金斯先生，觉得自己又被人捉弄了。不过珀金斯先生既然向自己许下了愿，他非得兑现不可。

“在牛津你会过得很顺心的。到了那儿不必立即决定今后要干什么。不知你是否了解，对于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那儿的生活有多愉快。”

“眼下我已经作好去德国的一切安排，先生，”菲利普说。

“安排好了就不能改变吗？”珀金斯先生问，嘴角上挂着嘲弄的浅笑。“失去你这样的学生，我很惋惜。学校里死啃书本的笨学生，成绩往往比偷懒的聪明学生要好，不过要是学生既聪明又肯用功，那会怎么样呢——会取得像你这学期所取得的成绩。”

菲利普满脸绯红。他不习惯听别人的恭维话，在这之前，还没有人夸过他聪明呐。校长把手按在菲利普的肩头上。

“你知道，要把知识硬塞到笨学生的脑瓜子里去，实在是件乏味的苦差事。要是不时有机会遇上个心有灵犀的聪明孩子，你只须稍加点拨，他就豁然贯通了。嘿，这时候呀，世上再没有比教书更快人心意的事儿了。”

校长的一片好意，使菲利普的心软了下来。他压根儿没想到珀金斯先生对于自己的去留竟这么在乎。他被打动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滋味。要是极其光彩地结束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然后再进牛津深造，那该有多好呢？霎时间，他眼前闪现出一幕幕大学的生活场景。这些情况有的是从回校参加O.K.S．比赛的校友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的，有的是从同学们在书室里朗读的校友来信里听到的。但是他感到惭愧，假如他现在打起退堂鼓来，那他在自己眼里也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他大伯会为校长的诡计得逞而暗暗窃笑。他本不把学校那些奖品放在眼里，因而打算颇有戏剧性地放弃这些唾手可得的东西，现在如果突然也像普通人一样去明争暗夺，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岂不贻笑于他人。其实在这时候，只需有人从旁再规劝菲利普几句，给足他面子，他就会完全按珀金斯先生的愿望去做了。不过此时他声色不改，一点儿也没流露出他内心情感的冲突，怏怏不乐的脸上，显得很平静。

“我想还是离开的好，先生，”他说。

珀金斯先生也像许多惯于凭借个人影响处理事情的人那样，见到自己花的气力不能立时奏效，便有点不耐烦了。他要办的事情多着呢，总不能净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在他看来似乎是冥顽不化的疯孩子身上呀。

“好吧，我说过要是你执意要走，就放你走。我恪守自己的诺言。你什么时候去德国？”

菲利普的心剧烈搏动着。这一仗算是打赢了，是不是打输了反倒更好呢，他说不上来。

“五月初就走，先生，”菲利普回答说。

“嗯，你回来以后，务必来看看我们。”

他伸出了手。假如他再给菲利普一次机会，菲利普是会回心转意的，但是他觉得木已成舟，断无挽回的余地了。菲利普走出屋子。他的中学生涯就此结束了。他自由了。可是以前一直翘首期待的那种欣喜若狂的激情，这时却不知了去向。他在教堂园地里踟蹰逡巡，心头沉甸甸的，感到无限压抑。现在，他懊悔自己不该这么愚蠢。他不想走了，但是，他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跑到校长跟前，说自己愿意留下来。他永远也不会让自己蒙受这等羞辱。他拿不准自己做得究竟对不对。他对自己，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愤愤不平。他怅惘地问自己：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呢，好不容易达到了目的，事后反倒希望自己功败垂成呢！

第二十二章

菲利普的大伯有一个老朋友叫威尔金森小姐，住在柏林，是位牧师的女儿。凯里先生当副牧师的最后任期，就是在这位小姐的父亲手下度过的，当时他是林肯郡某村的教区长。父亲死后，威尔金森小姐被迫自谋生计，先后在法国和德国许多地方当过家庭教师。她同凯里太太保持着通信往来，还曾来布莱克斯泰勃牧师公馆度过两三次假期，她也像偶尔来凯里先生家作客的亲友一样，照例要付点儿膳宿费。等到事态已很清楚，凯里太太觉得执意违拗菲利普的心愿，只能给自己横生麻烦，还不如依顺他的好，于是便写信给威尔金森小姐，向她请教。威尔金森小姐推荐说，海德堡是个学习德语的理想之地，菲利普可以寄宿在欧林教授夫人的家里，那儿环境舒适，每星期付三十马克膳宿费。欧林教授在当地一所中学执教，他将亲自教授菲利普德语。

五月里的一个早晨，菲利普来到了海德堡。他把行李往小车上一搁，跟着脚夫出了车站。湛蓝的天空中，阳光明媚；他们所经过的大街上，枝叶扶疏，树影婆娑；四周的气氛给了菲利普一种新鲜之感。菲利普乍然进入新的生活天地，置身于陌生人中间，腼腆胆怯的心情之中掺杂着一股神清心爽的强烈喜悦。脚夫把他带到一幢白色大房子的正门处，径自走了。菲利普看到没人出来接他，有点不大痛快，而且感到很难为情。一个衣衫不整的小伙子把他让进门，领进客厅。客厅里摆满了一大套蒙有绿天鹅绒的家具；客厅中央有一张圆桌，上面放着一束养在清水里的鲜花，一条羊排肋骨似的装饰纸边把鲜花紧紧地扎在一起；花束周围井井有条地散放着皮封面的书籍。屋子里有股霉味。

不一会儿，随着一股厨房饭菜的油腻味，教授夫人走了进来。她身材不高，长得非常结实，头发纹丝不乱，红扑扑的脸，一对小眼睛像珠子似的晶莹发亮，神态举止洋溢着一股热情。她一把握住菲利普的双手，问起威尔金森小姐的情况。威尔金森小姐曾两次来她家，住了几个星期。她口操德语，间或夹着几句蹩脚英语。菲利普没法让她明白他自己并不认识威尔金森小姐。这时，她的两个女儿露面了。菲利普觉得她俩年龄似乎已经不小了，不过也许还没有超过二十五岁。大女儿特克拉，个儿同她母亲一般矮，脸上神情也同样那么灵活多变，不过容貌姣好，一头浓密的乌发；妹妹安娜，身材修长，姿色平庸，但她笑起来很甜，菲利普一见之下，觉得还是妹妹更讨人喜欢。彼此寒暄一阵之后，教授太太将菲利普领到他的房间便走开了。房间在顶层角楼上，俯视着街心花园内的一片树梢密叶。床支在凹室里，所以坐在书桌旁看这个房间，会觉得一点儿也不像间卧室。菲利普解开行李，把所有书籍都拿出来摆好。他终于摆脱了羁绊，不再受人掣肘。

一点钟铃声响了，唤他去用午餐。他走进客厅，发现教授太太的房客已济济一堂。她把菲利普介绍给自己丈夫，一个高个子中年人，脑瓜挺大，金黄色的鬓发已有点斑白，蓝蓝的眼睛，目光柔和。他用准确无误却是早已过时的英语同菲利普交谈，显然他的英语是通过钻研英国古典作品，而不是通过实际会话这一途径学到手的；他所用的口语词汇，菲利普只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见到过，听起来怪别扭的。欧林教授太太并不把她经营的这所公寓叫做膳宿公寓，而是称之为“房客之家”，其实这两者究竟有何不同，兴许得借重玄学家明察秋毫的眼力才辨别得出来。当大家在狭长而幽暗的客厅外套间坐下来用饭时，菲利普颇感腼腆。他看到席上共有十六人，教授太太坐在餐桌的一端，用刀切着熟肉。那个给菲利普开门的愣小子，负责端汤上菜，分送食物，他笨手笨脚，把餐盆子碰得叮叮当当震天价响；尽管他不停地来回穿梭，还是照顾不过来，最早一批拿到饭菜的人已经盆空肚饱，而后面的人还没拿到他们的那一份。教授太太执意要大家用餐时只许讲德语，这样一来，即使忸怩不安的菲利普有勇气想凑兴几句，也不敢贸然开口了。他打量着面前这些自己将与之一起生活的人。教授太太身旁坐着几个老太太，菲利普对她们并不多加注意。餐桌上有两个年轻的金发姑娘，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菲利普听到别人称呼她们赫德威格小姐和凯西莉小姐。凯西莉小姐的颈脖子后面拖条长辫子。她们俩并排坐着，一面嘁嘁喳喳地聊个不停，一面在吃吃地笑，并不时朝菲利普瞟上一眼，其中一位不知悄声儿说了句什么，只听见她俩格格地笑开了。菲利普尴尬得脸红耳赤，觉得她们暗中在拿自己打哈哈。她们旁边坐着一个中国人，黄黄的脸上挂着开朗的微笑。他正在大学里研究西方社会的状况。他说起话来很快，口音也很怪，所以他讲的话，姑娘们并不句句都懂。这一来，她们就张扬大笑，而他自己也随和地跟着笑了，笑的时候，那双细梢杏眼差不多合成了一道缝。另外还有两三个美国人，身穿黑外套，皮肤又黄又燥，是攻神学的大学生。菲利普在他们那一口蹩脚德语里听出了新英格兰的口音，用怀疑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他所受的教育给他灌输了这样的看法：美国人尽是些轻率、喜欢铤而走险的野蛮人。

饭后，他们回到客厅，在那几张蒙有绿天鹅绒的硬椅上坐了一会。安娜小姐问菲利普是否愿意跟她们一起去散散步。

菲利普接受了邀请。散步的人不少哩，有教授太太的两个女儿，另外两位姑娘，一个美国大学生，再加上菲利普。菲利普走在安娜和赫德威格小姐的旁边。他有点忐忑不安。他从来没和姑娘打过交道。在布莱克斯泰勃，只有一些农家姑娘和当地商人的小姐。他知道她们的芳名，同她们打过几个照面，但他怯生生的，总以为她们在笑话他的残疾。牧师和凯里太太自视高人一等，不同于地位低下的庄稼人，菲利普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看法。医生有两个女儿，但年纪都比菲利普大得多，在菲利普还是小孩的时候就相继嫁给了医生的两位助手。学校里有些学生认识两三个胆量有余而庄重不足的姑娘，同学间飞短流长，说他们和那些姑娘有私情，这很可能是出于男性的想入非非，故意危言耸听。这类传闻常使菲利普不胜震悚，但表面上，他总装出一副清高、不屑一听的神气。他的想象力，还有他看过的书籍，在他心中唤起一种要在女子面前保持拜伦式风度的愿望。他一方面怀有病态的羞涩心理，一方面又确信自己应该显示出风流倜傥的骑士风度，结果被折腾得不知如何是好。此刻，他觉得正该显得聪明潇洒、风趣大方才是，哪知脑子里却偏偏空空如也，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一句话来。教授太太的女儿安娜小姐出于责任感，不时同他攀谈几句，但她身旁的那位姑娘却难得启口，时而转动那对闪如流星的眸子乜他一眼，间或还在一旁纵声大笑，搞得他越发心慌意乱。菲利普觉得自己在她眼里一定可笑极了。他们沿着山麓，在松林中缓缓而行，松树沁人肺腑的阵阵幽香，使菲利普心旷神怡。天气暖洋洋的，晴空里不见一丝云翳。最后他们来到一处高地，居高临下，只见莱茵河流域跃然展现在他们面前。广阔的田野、远处的城市沐浴在阳光之中，金光闪烁。其间更有莱茵河曲折蜿蜒，宛如银色的缎带。在菲利普所熟悉的肯特郡那一隅，很少见到这等开阔的一马平川，只有凭海远眺，才能见到天地相连的胜景。眼前这一片广阔无垠的田野，使他的心灵激起一阵奇特的、难以描述的震颤。他猛地陶醉在幸福之中。尽管他自己并不了解，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领悟到了美，而且没有被奇异的感情所冲淡。他们，就他们三个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其余的则继续往前去了。两位姑娘用德语快速交谈着，而菲利普毫不理会她们近在咫尺，尽情饱览眼前的绮丽风光。

“天啊，我真幸福！”他不知不觉地喃喃自语了一句。

第二十三章

菲利普偶尔也想到坎特伯雷皇家公学，而每当他回想起以前他们某时某刻正在干些什么的时候，就禁不住暗自发笑。他常常梦见自己还待在那儿，等他一觉醒来意识到自己是躺在角楼的小房间内，心里立刻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满足。他从床头就可以望见飘浮在蓝天里的大团大团积云。他尽情享受着自由的乐趣。他愿意何时安寝就何时安寝，高兴何时起床就何时起床。再没有人在他面前发号施令，要他干这干那了。他忽然想到今后无需再违心撒谎了。

根据安排，由欧林教授教菲利普拉丁语和德语，一个法国人每天上门来给他上法语课；此外，教授夫人还推荐了一位英国人教他数学。此人名叫沃顿，目前在海德堡大学攻读语言学，打算得个学位。菲利普每天早晨去他那儿。他住在一幢破房子的顶楼上，那房间又脏又乱，满屋子的刺鼻怪味，各种污物散发出五花八门的臭气。菲利普十点钟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往往尚未起床，接着，他便一跃而起，披件邋里邋遢的睡衣，趿双毛毡拖鞋，一面吃着简单的早餐，一面就开始授课了。他矮矮的个儿，由于贪饮啤酒而变得大腹便便。一撮又浓又黑的小胡子，一头蓬蓬松松的乱发。他在德国待了五年，入乡随俗，已十足条顿化了。他得过剑桥的学位，但提起那所大学时，总是语带嘲讽；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将不得不返回英国，开始其教书匠的生涯；而在谈到这种生活前景时，又不胜惶恐。他很喜欢德国大学的生活，无拘无束，悠然自在，且有好友良朋朝夕相伴。他是Burschenschft的会员，答应几时带菲利普去参加Kneip。他手头非常拮据，对菲利普也直言不讳，说给他上课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午餐是吃肉饱口腹呢，还是嚼面包和干酪充饥。有时，他一夜狂饮，第二天头疼欲裂，连杯咖啡也喝不下，教课时，自然是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为了应付这种场合，他在床底下藏了几瓶啤酒，一杯酒外加一斗烟，就可帮助他承受生活的重担。

“解酒还须杯中物，”他常常一面这么说着，一面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斟酒，不让酒面泛起泡沫，耽误自己喝酒的工夫。

随后，他就对菲利普大谈起海德堡大学里的事儿来，什么学生联合会里的两派之争啦，什么决斗啦，还有这位、那位教授的功过是非啦，等等。菲利普从他那儿学到的人情世故要比学到的数学还多。有时候，沃顿向椅背上一靠，呵呵笑着说：

“瞧，今天咱们什么也没干，你不必付我上课费啦。”

“噢，没关系，”菲利普说。

沃顿讲的事儿既新鲜，又极有趣，菲利普感到这要比三角学更重要，说实在的，这门学科他怎么学也搞不懂。现在面前好似打开了一扇生活的窗户，他有机会凭窗向内窥视，而且一面偷看，一面心里还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不行，还是把你的臭钱留着吧，”沃顿说。

“那你午餐吃什么呢？”菲利普微笑着说，因为他对这位老师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

沃顿甚至要求菲利普把每节课两先令的束脩，从每月一付改为每周一付，这样算起钱来可以少一点麻烦。

“噢，别管我吃些什么。喝瓶啤酒当饭，又不是第一遭。这么一来，头脑反而比任何时候更清醒。”

说罢，他一骨碌钻到床底下（床上的床单由于不常换洗，已经呈暗灰色），又提出一瓶啤酒来。菲利普年纪还轻，不知晓生活中的神仙事，硬是不肯同他把杯对饮，于是他继续独个儿自斟自酌。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沃顿问道。

他和菲利普两人干脆把数学这块装门面的幌子扔在一边，越发畅所欲言了。

“噢，我也不知道，大概一年吧。家里人要我一年之后上牛津念书。”

沃顿一耸肩，满脸鄙夷之色。菲利普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竟然对那样一所堂堂学府如此大不敬。

“你上那儿去干啥？无非是到那儿混混，镀一层金罢了。干吗不在这儿上大学呢？一年时间不管用，得花个五年时间。要知道，生活中有两件宝：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在法国，你有行动的自由，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会出面干预，但是你的思想必须同他人一致。在德国，你的行动必须同他人一致，可是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两件东西都很可贵。就我个人来说，更喜欢思想上的无拘无束。然而在英国，什么自由也没有：被陈规陋习压得透不过气来，既不能无拘无束地思想，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这就因为它是个民主国家。我看美国的情况更糟。”

他小心翼翼地往后靠，因为他坐的那把椅子一条腿已有点晃悠，要是在他高谈阔论、妙语连珠的当儿，猛然一屁股摔倒在地，岂不大煞风景。

“年内我得回英国去，但要是我能积蓄点钱，勉勉强强凑合得过去，我就在这儿再待上一年。以后，我无论如何得回去，不得不和这儿的一切分手啦。”他伸出条胳臂朝那间肮脏的顶室四下一挥。屋子里，被褥凌乱，衣服散落了一地，靠墙是一排空啤酒瓶，哪个墙角落里都堆着断脊缺面的破书。“到外省的某个大学去，设法混个语言学教授的教席。到时候我还要打打网球，参加参加茶会。”他忽地收住话头，用疑惑的目光看了菲利普一眼。菲利普穿戴整齐，衣领一尘不染，头发梳得漂漂亮亮。“哟，我的上帝，我得洗把脸了。”

菲利普觉得自己的穿戴整齐竟受到了不能宽容的责备，顿时飞红了脸。他最近也开始注意起打扮来，还从英国带来了几条经过精心挑选的漂亮领带。

夏天俨然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了人间。每天都是丽日当空的晴朗天气。湛蓝的天空透出一股傲气，像踢马刺一样刺痛人的神经。街心花园内的那一片青葱翠绿，浓烈粗犷，咄咄逼人；还有那一排排房屋，在阳光的照晒下，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白光，刺激着你的感官，最终使你无法忍受。有时，菲利普从沃顿那里出来，半路上就在街心花园的婆娑树影下找张条凳坐下歇凉，观赏着璀璨的阳光透过繁枝茂叶在地面交织成的一幅幅金色图案。他的心灵也像阳光那样欢快雀跃。他沉醉在这种忙里偷闲的欢乐之中。有时，菲利普在这座古老城市的街头信步漫游。他用敬畏的目光瞧着那些属于大学生联合会的学生，他们脸上划开了一道道口子，血迹斑斑，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在街上高视阔步。午后，他常同教授太太公寓里的女孩子们一道沿山麓闲逛。有时候，他们顺着河岸向上游走去，在浓荫蔽日的露天啤酒店里用茶点。晚上，他们在Stadtgarten里转悠，聆听小乐队的演奏。

菲利普不久就了解到这幢屋子里各人所关切的问题。教授的长女特克拉小姐同一个英国人订了婚，他曾在这座寓所里待过一年，专门学习德语，后来回国了。婚礼原定于今年年底举行，不料那个年轻人来信说，他父亲——一个住在斯劳的橡胶商——不同意这门亲事，所以特克拉小姐常常偷洒相思泪。有时候，可以看到母女俩厉目圆睁，嘴巴抿得紧紧的，细嚼细咽地读着那位勉为其难的情人的来信。特克拉善画水彩画，她偶尔也同菲利普，再加上另一位姑娘的陪同，一起到户外去写生画意。俊俏的赫德威格小姐也有爱情方面的烦恼。她是柏林一个商人的女儿。有位风流倜傥的轻骑兵军官堕入了她的情网。他还是个“冯”哩。但是，轻骑兵军官的双亲反对儿子同一个像她这种身份的女子缔结亲事，于是她被送到海德堡来，好让她把对方忘掉。可是她呢，即使海枯了，石烂了，也没法将他忘掉的；她不断同他通信，而那位情郎也使出浑身解数，诱劝他那气冲牛斗的父亲回心转意。她红着脸，把这一切全告诉了菲利普，一边说一边妩媚地连声叹息，还把那个风流中尉的照片拿出来给菲利普看。教授太太寓所里的所有姑娘中，菲利普最喜欢她，出外散步时总是想法子挨在她身边。当别人开玩笑说他不该如此明显地厚此薄彼时，他的脸红到了耳根。菲利普在赫德威格小姐面前，破天荒第一次向异性吐露了心声，可惜纯粹是出于偶然罢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姑娘们如果平时不出门，就在铺满绿天鹅绒的客厅里唱唱小曲，那位一向以助人为乐的安娜小姐，卖力地为她们弹琴伴唱。赫德威格小姐最喜欢唱的一支歌叫《Ich Liebe dieh》（《我爱你》）。一天晚上，她唱完了这首歌，来到阳台上，菲利普则站在她身边，抬头仰望满天星斗，忽然想到要就这首歌子谈一下自己的感受。他开口说：

“Ich Liebe dieh．”

他讲起德语来，结结巴巴，一边还搜索枯肠找自己需要的词儿。他真正只停顿了一刹那的工夫，可就在他要往下说的时候，赫德威格小姐却接过了话茬：

“Ach， Herr Carey Sie müssen mir nieht‘du’ sagen．”（不许您用第二人称单数这样对我说话。）

菲利普感到浑身一阵燥热，其实他根本没有勇气在少女面前这样亲昵放肆，可他一时怎么也想不出话来辩解。要是对她解释说，他并非在表示自己的想法，只是随口提到一首歌的歌名罢了，这未免有失骑士风度。

“Entschnldipen Sie，”（请您原谅）他说。

“没关系，”她悄声儿说。

她嫣然一笑，悄悄地抓住菲利普的手，紧紧一握，然后返身回进客厅。

翌日，菲利普在她面前窘得什么似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出于羞愧，菲利普尽可能躲着她点。姑娘们像往日那样邀他出外散步，他推托有事，婉言谢绝了。可是赫德威格小姐瞅准了个机会，趁没有他人在场的当儿对菲利普说：

“您干吗要这样呢？”她和颜悦色地说，“您知道，我并没因您昨晚讲的话而生您的气呀。您要是爱上我，那也是没办法的嘛。我很高兴呢。话得说回来，虽说我还没有同赫尔曼正式订婚，但我绝不会再爱别人了，我已把自己看作他的新娘啦。”

菲利普脸又红了，但这次他倒俨然摆出一副求爱遭到拒绝的神情。

“但愿您非常幸福，”他说。

第二十四章

欧林教授每天给菲利普上一堂课。他开了一张书单，规定菲利普要读哪些著作，为最后研读巨著《浮士德》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欧林教授独具匠心地一上来先教菲利普学一册莎翁剧作的德译本，莎翁的剧作他在中学里就念过的。那阵子，歌德在德国正处于盛名的顶峰。尽管歌德对爱国主义持相当傲慢的态度，但他还是作为民族诗人被德国人接受了。自一八七〇年战争爆发以来，他似乎更成了最能体现民族团结的光辉代表人物之一。热情冲动的人们，听到炮击格拉夫洛的隆隆排炮声，似乎沉迷在五朔节前夜的癫狂之中。然而，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其标志就在于不同的人可以从他的作品里汲取到不同的灵感。这位憎恶普鲁士人的欧林教授，对歌德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只有他那些庄严肃穆的作品，才为神志清醒的人提供了一个能抵御当代人蛮横进攻的庇护所。近来在海德堡，经常有人提到一位戏剧家的大名，去年冬天，他的一个剧本在剧院上演时，追随者欢呼喝彩，而正派人士却报以一片嘘声。在教授太太家的长桌旁，菲利普不止一次听到人们在议论这件事；逢到这种场合，欧林教授一反泰然自若的常态，挥拳拍桌，大声吼叫，他那低沉悦耳的喉音压倒了所有的反对意见。这出戏纯粹是乱弹琴，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他硬逼着自己坐等戏演完，讲不出自己是厌烦呢，还是更感恶心。要是将来的戏剧都成了这副模样，那还不如趁早让警察出面干预，把所有戏院都来个大封门的好。欧林教授可不是个拘谨古板的夫子，他在皇家剧院观看闹剧时，听到台上伤风败俗之徒的插科打诨，也同所有观众一样捧腹大笑。可是在上面讲的那出戏里，除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外，什么内容也没有。他打了个有力的手势，捏住鼻子，从牙缝间嘘了一声口哨。那出戏实在是家庭的毁灭，道德的沦丧，德意志的崩溃。

“Abor， Adolf”，教授太太在桌子另一端说，“别激动嘛！”

他朝她扬了扬拳头。他这个人的性格再温驯不过，从不敢不向太太请教就贸然行事的。

“不，海伦，你听我说，”他大声嚷嚷，“我情愿让女儿死在我脚下，也不放她们去听那个无耻之尤的无聊废话。”

那出戏是《玩偶之家》，作者是亨利克·易卜生。

欧林教授把易卜生和理查德·瓦格纳归在一类里，但是他谈到后者时，并不生气，只是不甚计较地哈哈一笑。瓦格纳是个冒充内行的江湖客，不过冒充得不露破绽，单凭这一点，就颇有几分喜剧色彩，足以令人陶然。

“Verrückter kerl！”他说。

他看过《洛亨格林》，这出歌剧还算过得去，虽然有点沉闷，还不至于太糟。但是《齐格菲》，欧林教授一提到这出歌剧，就把头往手上一靠，声若洪钟似地大笑起来。歌剧从头到尾，一节悦耳动听的旋律也没有。不妨作这样的想象：剧作家理查德·瓦格纳本人就坐在包厢里，看到台下所有观众都在一本正经地观看这出歌剧，他忍俊不禁，最后连肚子也笑疼了。这是十九世纪最大的骗局。欧林教授把自己的那杯啤酒举到嘴唇边，头往后一仰，一饮而尽。然后，他用手背抹了抹嘴，说：

“年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不出十九世纪，瓦格纳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瓦格纳！我宁愿拿他所有的作品去换唐尼采蒂的一出歌剧。”

第二十五章

在菲利普的这些私人教师中，最古怪的要数法语教师了。这位迪克罗先生是位日内瓦的公民，一个高个儿老头，肤色蜡黄，双颊凹陷，头发灰白，又稀又长。他衣履寒碜，穿一身黑，上衣的肘部已露出破洞，裤子也已磨损。内衣很脏，菲利普还从没见他的衣领有过干净的时候。他不爱多说话，教课时一丝不苟，就是没有什么热情：准时到达，按点离去，分秒不差。收取的教课费微乎其微。他沉默寡言；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菲利普全是从别人那儿打听到的。据说他曾在反对罗马教皇的斗争中同加里波迪并肩战斗过。等他清楚地看到为自由——所谓“自由”就是指建立共和国——所做的一切努力无非是换一副枷锁而已，便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意大利；后来不知在政治上犯了什么罪，被驱逐出日内瓦。看到这样一个人物，菲利普又困惑又惊奇，他和自己脑子里的革命者形象大相径庭。迪克罗先生说起话来声音低沉，待人接物特别彬彬有礼；别人不请他坐，他就一直站着；有时偶然在大街上遇到菲利普，他免不了要摘下帽子，行个很道地的手势礼；他从来没有出声笑过，甚至脸上从未浮现过一丝笑意。假使有人比菲利普具有更完善的想象力，就会把当年的迪克罗想象成一位前程似锦的青年，因为他想必是在一八四八年开始进入成年时期的。那个年头，国王们想到他们法国兄弟的下场，便如有芒刺在背，惶惶然四处奔走；也许，那股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渴求自由的热浪，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横在它面前的污秽杂物——那些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之后的反动逆流中死而复燃的专制主义和暴政残灰——在每一个胸膛内点燃了一把更炽热的烈火。人们不妨还可以这样想象：他热烈地信奉各种有关人类平等和人权的理论，同别人探讨、争论，在巴黎街垒后面挥戈战斗，在米兰的奥地利骑兵面前疾驰飞奔；一会儿在这儿锒铛下狱，一会儿又在那儿遭到放逐。他总是希望满怀。“自由”这个字眼，这个似乎具有无限魔力的字眼，始终赋予他支撑的力量。直到最后，他被疾病、饥饿、衰老而压垮了，除了给几个穷学生上这么几节课以外，再无其他谋生糊口的手段了。而且他还发现自己置身于这座外表整洁的小城镇，备受专制独裁暴政的蹂躏，其肆虐程度，更甚于欧洲其他城市。也许在他沉默寡言的外表之下，隐伏着对人类的蔑视，因为他的同类，已背弃了他年轻时代所憧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沉湎于碌碌无为的怡适之中。说不定三十年来的革命已经使他懂得，人类是不配享有自由的，他醒悟过来，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原来并不值得探求。再不然就是他已精疲力竭，正冷漠地等待从死亡中得到解脱。

一天，菲利普带着他那种年纪所特有的愣劲，问起他过去是否真的同加里波迪在一起呆过。那老头似乎一点儿没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他用平日里的那种低沉声调，十分平静地应答了一声：

“Oui Monsieur．”

“听别人说，你参加过公社。”

“别人这么说的吗？让我们开始上课吧，呃？”

他把书本翻开，菲利普战战兢兢地开始翻译那段他已准备好的课文。

有一天，迪克罗先生好像受到巨大的疼痛折磨，几乎连那几级楼梯也爬不动，一进菲利普的屋就沉沉地往椅子上一坐，想歇歇喘口气，那张灰黄色的脸歪扭着，额头上沁出一颗颗汗珠。

“恐怕您病了吧，”菲利普说。

“没关系。”

但是菲利普看得出他病得不轻，等上完课，菲利普问他是否最好歇几天，等身体好些再继续上课。

“不，”老头说，声调还是那么平稳、低沉，“我身体还行，我愿意继续教下去。”

菲利普在不得不提及钱的事儿时，心里总是紧得发慌，这会儿他脸涨得通红。

“但这反正对您没什么影响，”菲利普说，“我课金还是照付不误。要是您不介意，我想现在就把下星期的课金预付给您。”

迪克罗先生的课金，一小时十八个便士。菲利普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十马克的硬币，很难为情地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怎么能把钱塞到老头手里呢，好像他是个乞丐似的。

“既然这样，我想我就等身体好些再来吧。”他收下了那枚硬币，还是同往常一样，向菲利普一躬到底之后就走了出去，再没有什么别的表示。

“Bonjour，Monsieur．”

菲利普隐隐感到有点失望。想想自己如此慷慨解囊，迪克罗先生总该对他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吧，哪知这位年迈的教师，收下这笔赠金就像是理所当然似的，菲利普颇感意外。他年纪还轻，不懂得人情世故。实际上，受惠者的知恩报答心理，要比施惠者的施恩图报心理淡薄得多。五六天之后，迪克罗先生又来了，步履越发踉跄，身体显得很衰弱，不过重病一场现在总算挺过来了。他仍旧像过去那样沉默寡言，还是那么神秘、孤僻、邋遢。一直等到上完了课，他才提到自己生病的事。接着，他起身告辞，就在他打开房门的时候，突然在门口刹住了脚。他犹豫着，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

“要不是您给我的那点钱，我早就饿死了。我全靠那点钱过日子。”

他庄重而巴结地鞠了一躬，走出房去。菲利普一阵心酸，喉咙口哽住了。他似乎多少有点明白过来，这位老人是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着，就在菲利普觉着生活如此美好的时候，生活对这位老人来说却是多么艰难。

第二十六章

菲利普已在海德堡呆了三个月。一天早晨，教授太太告诉他有个名叫海沃德的英国人要住进这寓所来，就在当天晚上吃饭时，他见到了一张陌生面孔。连日来，这屋子里的人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首先，经过教授太太母女俩低三下四的恳求，加上含而不露的恫吓，另外天知道还耍了些什么鬼花招，那位与特克拉小姐订婚的英国青年的父母，终于邀请她去英国看望他们。她动身时，随身带了一本水彩画册，有意显示一下自己的多才多艺，另外还带去一大捆情书，以证明那位英国青年在孽海中陷得有多深。一星期之后，赫德威格小姐又春风满面地宣布，她的意中人，那位轻骑兵中尉，就要偕同父母前来海德堡。中尉的父母一则吃不住宝贝儿子死皮赖脸的纠缠，二则对赫德威格小姐的父亲主动提出的那笔嫁妆动了心，终于同意来海德堡同这位少女结识一下。会面的结果尽如人意，赫德威格小姐洋洋得意地把情人领到市立公园，让欧林教授家所有的人一睹丰采……那几位紧靠教授太太端坐上席的老太太，平时一向沉静端庄，今晚却显得心绪不宁。当赫德威格小姐说她要立即启程回家去举行订婚仪式时，教授太太毫不吝惜地说，她愿意请大家喝Maibowle，聊表祝贺之意。欧林教授颇为自己调制这种淡雅、香醇的酒的手艺感到自豪。晚餐后，在客厅的圆桌上隆重地摆上了一大碗掺苏打水的白葡萄酒，碗里还漂着一些香草和野生草莓。安娜小姐拿菲利普打趣，说他的情人要甩下他走了，菲利普听了浑身不自在，有种说不出的惆怅之感。赫德威格小姐唱了好几支歌子，安娜小姐演奏了《婚礼进行曲》，教授唱了《Die Wacht am Rhein》。沉浸在这样的欢乐气氛之中，菲利普很少留意那位新来的房客。刚才吃晚饭时他俩面对面坐着，但菲利普净忙着同赫德威格小姐拉扯絮叨，而那位陌生人不懂德语，只顾一个人埋头吃饭。菲利普注意到他系了条淡蓝色的领带，单因为这一点，菲利普就陡然心生厌恶。此人二十六岁，眉清目秀，蓄着波浪形的长发，时而还漫不经心地抬手抚弄一下。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不过是很淡很淡的蓝色，眼神里颇带几分倦怠之意。胡子刮得精光，尽管嘴唇薄薄的，但整个口形很美。安娜小姐对于相面术很感兴趣，她要菲利普日后留神一下，那陌生人的头颅外形有多匀称，而他脸庞的下部却显得松软。那颗脑袋，她评论说，是颗思想家的脑袋，但他的下巴却缺少个性。这位注定了要当一辈子老处女的安娜小姐，生就一副高高的颧骨和一只怪模怪样的大鼻子，特别注重人的个性。就在他们谈论此人长相的时候，他已离开大伙儿，站在一旁冷眼观看这闹哄哄的一群人，怡然自得的神态中微带几分傲慢。他身材修长。这会儿，他有意摆出一副风雅不俗的仪态。维克斯，那几个美国学生中的一个，见他独自站在一旁，便跑去同他搭讪。他们两位形成了奇怪的对照：那个美国人穿戴整洁，上身穿一件黑色外套，下身套一条椒盐色的裤子，长得又瘦又干瘪，举止神情之中多少渗着点教士的热忱；而那个英国人呢，穿着一身宽松的花哨的呢服，粗手大脚，举动慢条斯理。

菲利普直到第二天才同新来的房客讲了话。午餐前，他们发现就自己两个站在客厅前的凉台上。海沃德向他招呼说：

“我想你是英国人吧？”

“是的。”

“这儿的伙食老是像昨晚上的那么差劲？”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糟透了，是不？”

“糟透了。”

菲利普一点儿没觉着伙食有什么不对头。事实上，他不但吃起来津津有味，而且食量颇大。但是，他可不想让人看出自己在吃的方面是个外行，竟把别人认为不堪入口的伙食视作上乘佳品。

特克拉小姐已去英国作客，操持家务就得偏劳妹妹安娜，她再抽不出时间经常到野外去散步。那位脸小鼻塌、金发束成长辫子的凯西莉小姐，近来也常闭门独处，似乎不大愿意同别人交往。赫德威格小姐走了，经常陪他们一同外出散步的那个美国人维克斯，现在也到德国南部旅行去了，丢下菲利普一个人，怪冷清的。海沃德有心要同他结交，可菲利普却有这么个不幸的特点：由于生性羞怯，或者说，由于在他身上出现某种返祖遗传——承继了穴居人的习性，他在同别人乍打交道时，总是心生嫌恶，一直要等到以后熟稔了，才会消除初次见面时别人给自己留下的坏印象。由于这点，外人很难同他接近。对于海沃德的友好表示，菲利普虚与应付，感到羞赧难当。一天，海沃德邀菲利普同去散步，菲利普不得已同意了，因为他实在想不出句体面的托辞来。他照例是那么一句告罪的话，同时对自己禁不住要脸红这一点很是恼怒，于是故意张扬一笑，想借此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我恐怕走不快呀。”

“我的老天，我又不是要打赌看谁走得快。我就是喜欢随便溜达溜达。您不记得佩特在《马里乌斯》的一章里曾经讲过，悠然漫步乃是最理想的交谈助兴剂？”

菲利普颇能领略他人讲话的妙处。虽然他自己也常常想说些语惊四座的妙语，但往往等到说话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才想起句把来；海沃德却谈锋甚健。换个比菲利普稍微老练些的人，也许会觉得海沃德就是喜欢别人听他自己高谈阔论。他那目空一切的傲态，给了菲利普很深的印象。对于许多被自己视为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此人竟敢表示轻侮之意，单凭这一点，就不能不叫人佩服，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海沃德针砭世人对体育的盲目崇拜，把热心各种体育活动的人一概斥之为“奖品迷”；其实菲利普不明白，海沃德毕竟脱不了此窠臼，在身心的陶冶方面，他也总得迷恋些别的什么。

他们信步逛到古堡那儿，在古堡前那座俯瞰着海德堡全城的平台上坐定。小城傍依在风光宜人的内卡河畔，显示出一种与世无争的恬淡气氛。千家万户的烟囱里，腾起袅袅青烟，弥漫在古城上空，化成一片淡蓝的雾霭；高耸的屋顶和教堂的塔尖，错落有致，赋予小城一种赏心悦目的中世纪风味。整个古城自有一种沁人肺腑的亲切暖意。海沃德谈到了《理查·弗浮莱尔》和《包法利夫人》，谈到了魏尔伦、但丁和马修·阿诺德。那时候，菲茨杰拉德翻译的莪默·伽亚谟的诗集，只为少数上帝的特选子民所知晓，而海沃德却能将诗集逐字逐句地背诵给菲利普听。他很喜欢背诵诗篇，自己写的，或是别人写的，都以一种平直的歌调加以吟诵。等到他们回到家里时，菲利普对海沃德的态度，已从敷衍猜疑一转而为热情崇拜。

他们每天下午总要一起出外走一遭。菲利普没多久就了解到海沃德的身世点滴。他是位乡村法官的儿子，不久前法官去世，他继承到一笔岁入三百镑的遗产。海沃德在查特豪斯公学的学业成绩优异出众，他进剑桥大学时，甚至连特林尼特学院院长也破格亲自出迎，对他决定进该学院深造表示满意。海沃德厉兵秣马，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同出类拔萃的知识界人士周旋交往，热情研读勃朗宁的诗作，对丁尼生的作品嗤之以鼻。雪莱同海略特的那段啼笑姻缘的细节，他洞晓无遗；他对艺术史也有所涉猎（在他房间的墙壁上，挂有G·F·华茨、伯恩琼斯和波提切利等画家杰作的复制品）。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格调悲凉，却不乏特色的诗篇。朋友间相互议论，说他资质聪颖，才气横溢；海沃德很乐意听他们预言自己将来如何一鸣惊人，蜚声文坛。没多久，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学艺术方面的权威。纽曼的《自辩书》对他颇有影响；罗马天主教生动别致的教义，和他敏锐的美感一拍即合，他只是怕父亲（他父亲是个思想褊狭、心直口快的愣汉，平生喜读麦考利的作品）大发雷霆才没有“幡然改宗”，皈依天主教。当海沃德在毕业考试中只取得个及格成绩时，朋友们都惊愕不止；而他自己却耸耸肩，巧妙地暗示说，他可不愿充当主考人手里的玩偶。他让人感到优异的考试成绩总不免沾有几分市井之气。他用豁达调侃的口吻描述了一次口试的经过：某个围了只讨厌透顶的领圈的角色，提问他逻辑学上的问题；口试冗长乏味到了极点，突然，他注意到主考人穿着一双宽紧靴，这情况怪诞而可笑，他思想开起小差来，想到了金斯学院哥特式教堂的粗犷之美。话得说回来，他也确实在剑桥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在那儿，他宴请过亲朋好友，餐席之丰美，还未见过能与之比肩的；他在自己的书室里与同窗纵论天下事，其言谈之高雅，往往令人永志难忘。说着，他随口给菲利普引述了一句精辟的警句：“他们告诉我，赫拉克利特，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归天了。”这会儿，当他言归正传，继续绘声绘色地讲述关于主考人和他靴子的轶事时，他禁不住仰面大笑起来。

“这当然是件蠢事啰，”他说，“不过在此蠢事之中也有其微妙之处。”

菲利普不无激动地想：真了不起！

之后，海沃德去伦敦攻读法律。他在克莱门特法律协会租了几间十分雅致的、墙壁上镶有嵌板的房间，设法把它们布置得像学院里的书室那样。他的抱负，多多少少是着眼于政界官场的。他自称是辉格党人。有人推举他加入一个虽带有自由党色彩、绅士气息却很浓的俱乐部。海沃德的想法是先开业当律师（他打算处理大法官法庭方面的诉讼事务，因为这比较仁慈些），一俟各方的许诺兑现之后，便设法当上某个地利人和的选区的议员。在此期间，他经常上歌剧院，结交少数几个趣味相投的风雅之士。他还加入某个聚餐俱乐部，俱乐部的座右铭是：全、佳、美。他同一个住在肯辛顿广场、比他年长八岁的女士建立了柏拉图式的情谊。几乎每天下午，他都要同她在带遮光罩的烛灯之下品茶对饮，谈论乔治·梅瑞狄斯和沃特·佩特。众所周知，律师协会举行的考试是不论哪个傻瓜都通得过的，所以海沃德也就疲疲沓沓地应付着学业。哪知到头来，结业考试却没及格，海沃德认为这是主考人存心同他过不去。也就在这时，那位住在肯辛顿广场的太太告诉他说，她丈夫马上要从印度回国来度假了，丈夫的为人尽管在各方面都无可指责，但毕竟是个见地平庸的男人，对于一位青年男子的频繁拜访，不见得会予以充分谅解的吧。海沃德感到生活里充满了丑恶，同时，想到还要再一次面对玩世不恭的主考人，真是打心底里感到厌恶。他觉得干脆把脚边的球一脚踢开去，倒不失为快刀斩乱麻的好办法。况且他眼下债台高筑；在伦敦，想依靠三百镑的岁入来维持个体面的生活，也实在是难。他内心向往着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两处地方被约翰·罗斯金说得神乎其神。他觉得自己适应不了庸俗繁忙的法律事务，因为他已发现，先把自己的大名往大门上一写，是招揽不到什么诉讼案的，而且现代政治似乎也欠尊严。他觉得自己生来是个诗人。他退掉克莱门特法律协会的房间，动身去意大利。他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分别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在又来到德国，消度他在国外的第二个夏天，以便日后可以欣赏歌德的原著。

海沃德具有极其可贵的天赋：他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能够将自己的激情淋漓尽致地倾注在作品之中，使自己获得与作家相同的感受，洞察作家的一切精华所在，然后剀切入理地加以评论。菲利普读的书不可谓不多，但是从不加以选择，拿到什么就读什么，现在遇到这么一个能在文学鉴赏方面加以点拨的良师益友，真是三生有幸。菲利普从本城藏书量有限的外借图书馆借来各种书籍，凡是海沃德提到过的精彩之作，他一本连一本地拜读过去。虽然读的时候并不都觉得饶有兴味，但他锲而不舍地往下钻。他感到自己太无知，太浅薄，热切地希望自己能有所长进。到八月底，维克斯从德国南部回来的时候，菲利普已经完全置于海沃德的影响之下。海沃德不喜欢维克斯，对那个美国人的黑外套和椒盐色裤子连声哀叹；每每讲到他那新英格兰的良心，则轻蔑地一耸肩。听着海沃德出言不逊，糟蹋维克斯，菲利普也暗暗得意，尽管维克斯对他特别殷勤友善；反过来，维克斯对海沃德稍微发表几句不中听的议论，菲利普听了就会顿时发起火来。

“你的新朋友看上去倒像个诗人呢，”维克斯不无挖苦地说，饱经忧患的嘴角上挂着一缕微笑。

“他本是个诗人嘛。”

“是他自己对你这么说的吗？在我们美国，管他这号人叫标准饭桶。”

“可我们现在并不在美国，”菲利普冷冷地说。

“他多大了？二十五岁？他就这样成天无所事事，住在膳宿公寓里写诗。”

“你不了解他，”菲利普气冲冲地说。

“不，我很了解他呢！像他这样的人我见过一百四十七个了。”

维克斯的那对眸子灼灼有光，但是菲利普欣赏不了美国人的幽默，噘嘴翘唇，铁板着脸。在菲利普看来，维克斯似乎已届中年，实际上他才三十出头。维克斯是个瘦长条子，像学者似的，有点佝偻，头颅大得难看，头发暗淡而稀疏，皮肤呈土色。薄薄的嘴唇，细长的鼻子，额骨明显地向前突出，生就一副粗俗相。他的态度冷淡，举止拘泥刻板，既无生气，也无热情，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浮气质，闹得一些容严心肃的人周章失措，而维克斯出于本能，偏偏喜欢同这等人混在一起。他在海德堡大学攻读神学，而另外一些也在此地攻读神学的同胞对他都心存戒意。此人离经叛道的味儿太浓，使他们望而生畏。他的那种古怪幽默感，也使他们颇不以为然。

“他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见过一百四十七个呢？”

“我在巴黎的拉丁居民区见到过他；我在柏林、慕尼黑的寄宿公寓里见到过他。他住在佩鲁贾和阿西西的小旅馆里。他那样的人三五成群地伫立在佛罗伦萨的波提切利名画之前；他那样的人占满了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座席。在意大利，他喝葡萄酒稍微多一点；他在德国喝起啤酒来，则是开怀痛饮，全无节制。凡属正确的东西，不问是什么，他一概膜拜顶礼。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写一部皇皇巨著。想一想吧，一百四十七部惊世之作，蕴藏在一百四十七位大人物的心头；不幸的是，这一百四十七部惊世之作一部也写不出来。而世界呢，照样在前进。”

维克斯一本正经地侃侃而谈，临结束时，那一双浅灰眸子忽闪了几下。菲利普脸红了，知道这位美国人在拿他打趣。

“净瞎扯淡，”菲利普怒气冲冲地说。

第二十七章

维克斯在欧林夫人家的后屋租了两个小房间，其中一间布置成会客室，用来接待客人，倒也够宽敞的。维克斯生性爱淘气，他在麻省坎布里奇的一些朋友也拿他一点没办法。现在，也许是由于这种脾气在作怪，他常常一吃过晚餐就邀请菲利普和海沃德上他屋里来闲聊几句。他礼数周全地接待他们，一定要他们在屋里绝无仅有的两张比较舒服的椅子里坐下。他自己滴酒不沾，却把几瓶啤酒端放在海沃德的胳膊肘旁边，在这般殷勤好客的礼仪中，菲利普不难辨别出嘲弄之意。在双方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论中，每当海沃德的烟斗熄掉的时候，维克斯就坚持要替他划火柴点火。他们刚结识上的时候，海沃德作为名扬四海的最高学府中的一员，在哈佛大学毕业生维克斯面前摆出一副降尊纡贵的姿态。谈话之中，话锋偶尔转到希腊悲剧作家身上，海沃德自觉得在这个题目上尽可以发表一通权威性评论，于是摆出一副指点迷津非他莫属的架势，不容对方插嘴发表意见。维克斯脸带微笑，虚怀若谷地在一旁洗耳恭听，直到海沃德的高论发表完了，他才提出一两个表面听上去相当幼稚、暗中却打了埋伏的问题，海沃德不知深浅，不假思索地回答了，结果当然中了圈套。维克斯先生彬彬有礼地表示异议，接着纠正了一个事实，然后又援引某个不见经传的拉丁民族注释家的一段注释，再加上一句德国某权威的精辟论断——情况明摆着：他是个精通古典文学的学者。他就这么面带微笑，从容不迫，连连表示歉意，结果却把海沃德的全部立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他既揭示了海沃德学识的肤浅，又丝毫不失礼仪。他温和委婉地挖苦了海沃德几句。菲利普不能不看到海沃德的那副十足傻相；他本人刚愎自用，不知进退，仍在气急败坏地力图狡辩。他信口开河，妄加评论，维克斯则在一旁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他理屈词穷却硬要强词夺理，维克斯又证明他这么做是多么荒谬。最后，维克斯说了实话，他曾在哈佛大学教过希腊文学。海沃德对此报以轻蔑的一笑。

“这一点你不说我也看得出。你当然是像学究冬烘那样啃希腊文学作品，”他说，“而我是像诗人那样来欣赏它的。”

“在你对作品原意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你是否反倒觉得作品的诗味更浓了呢？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天启教里，错译才会使原意更加丰满呢。”

最后，海沃德喝完啤酒，离开维克斯的屋子，全身燥热，头发蓬松，他忿忿然一挥手，对菲利普说：

“不用说，这位先生是个书呆子，对于美没有丝毫真切的感受。精确是办事员的美德。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希腊文学的精髓。维克斯就好比是这么个煞风景的角色，去听鲁宾斯坦演奏钢琴，却抱怨他弹错了几个音符。弹错了几个音符！只要他演奏得出神入化，错弹几个音符又何足道哉？！”

这段议论给了菲利普很深的印象，殊不知世间有多少无能之辈正是借这种无知妄说聊以自慰呢！

海沃德屡遭败北，但他决不肯放过维克斯提供的任何机会，力图夺回前一次失掉的地盘，所以维克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海沃德拉了来进行争论。尽管海沃德不会不清楚，他在这个美国人面前显得多么才疏学浅，但是出于英国人特有的那股执拗劲儿，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也许这两者本是一码事），他不愿就此罢休。他似乎是以显示自己的无知、自满和刚愎自用为乐事呢。每当海沃德讲了一些不合逻辑的话，维克斯三言两语就点出他推理中的破绽，得意扬扬地停顿一会儿，然后匆匆转入另一个话题，似乎是基督徒的兄弟之爱促使他宽宥已被击败的敌手。有时候，菲利普试图插言几句，帮他朋友解围，可是经不住维克斯轻轻一击，便溃不成军了。不过，维克斯对他的态度同对付海沃德不一样，极其温和，甚至连极度敏感的菲利普也不觉得自尊心受到挫伤。海沃德由于感到自己越来越像个傻瓜，常常沉不住气，索性破口大骂起来，幸亏那个美国人总是客客气气地堆着笑脸，才没使争论变为无谓的争吵。每当海沃德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维克斯的房间，他总要气呼呼地咕哝一句：

“该死的美国佬！”

这样一切就解决了。对于某个似乎无法辩驳的论点，这句咒语就是最妙不过的回答。

他们在维克斯的那个小房间里，虽说开始讨论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最后总难免要转到宗教这个题目上来：神学学生出于职业上的偏爱，总是三句不离本行；而海沃德也欢迎这样的话题，因为无需列举那些使他仓皇失措的无情事实——在这方面，既然个人感受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那就全不必把逻辑放在眼里，既然逻辑又是他的薄弱环节，能把它甩开岂不是正中下怀？海沃德觉得，不花费一番口舌，很难把自己的信仰同菲利普解释清楚。其实，不说也明白（因为这完全符合菲利普对人生世道的看法），海沃德一直是在国教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海沃德现在已经摒弃了皈依罗马天主教的念头，但对那个教派仍抱有同情。关于罗马天主教的优点，他有好多话要说。比如，他比较喜欢罗马天主教的豪华典礼，而英国国教的仪式就嫌过于简单。他给菲利普看了纽曼写的《自辩书》，菲利普觉得这本书枯燥无味，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把它看完了。

“看这本书，是为了欣赏它的风格，而不在乎它的内容，”海沃德点拨说。

海沃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祈祷室里的音乐，并且还就焚香与心诚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通娓娓动听的议论。维克斯静静听着，脸上挂着那惯有的一丝冷笑。

“阁下以为单凭这番高论就足以证明罗马天主教体现了宗教的真谛，证明约翰·亨利·纽曼写得一手好英语，证明红衣主教曼宁丰姿出众，是吗？”

海沃德暗示说，他的心灵已饱经忧患。他曾在黑茫茫的迷海里漂泊了一年。他用手指抚弄了一下那一头金色的波浪形柔发，对他们说，即使给他五百镑钱，他也不愿重新经受那些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安然进入了风平浪静的海域。

“那么，你究竟信仰什么呢？”菲利普问，他永远也不满足于含糊其辞的说法。

“我相信——全、佳、美。”

他说这话的时候，颀长的四肢怡然舒展，再配上优雅的头部姿势，模样儿显得十分潇洒、俊逸，而且吐词也颇有韵味。

“您在户口调查表里就是这么填写您的宗教信仰的？”维克斯语调温和地问。

“我就是讨厌僵死的定义：那么丑陋，那么一目了然。要是您不见怪，我得说我信奉的是惠灵顿公爵和格莱斯顿先生所信奉的那个教。”

“那就是英国国教啰，”菲利普说。

“哟，多聪明的年轻人！”海沃德回敬了一句，同时还淡淡一笑，把个菲利普羞得脸都没处搁，因为菲利普顿时意识到，自己把别人推衍性的言词用平淡如水的语言直统统地表达出来，未免有失风雅。“我属于英国国教，但是我很喜欢罗马教士身上穿戴的金线绫罗，喜欢他们奉行的独身主义，喜欢教堂里的忏悔室，还喜欢洗涤有罪灵魂的炼狱。置身于意大利黑黢黢的大教堂内，沉浸在熏烟缭绕、神秘莫测的气氛之中，我心悦诚服，相信弥撒的神奇魔力。在威尼斯，我亲眼见到一位渔妇赤裸着双脚走进教堂，把鱼篓往身旁一扔，双膝下跪，向圣母马利亚祈祷。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我怀着同样的信仰，同她一道祈祷。不过，我也信奉阿芙罗狄蒂、阿波罗和伟大的潘神。”

他的声音悦耳动听，说话时字斟句酌，吐词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滔滔不绝地还想往下说，可是维克斯这时打开了第二瓶啤酒。

“让我再给您斟点。”

海沃德转身朝菲利普，现出那副颇使这位青年动心的略带几分屈尊俯就的姿态。

“现在你满意了吧？”他问。

如堕五里雾中的菲利普，表示自己满意了。

“我可有点失望，你没在自己的信仰里再加上点佛教的禅机，”维克斯说。“坦白地说，我可有点同情穆罕默德。我感到遗憾，您竟把他撇在一边不理不睬。”

海沃德开怀大笑。那天晚上他心情舒畅，那些铿锵悦耳的妙语仍在自己耳边回响。他将杯子里的啤酒一口干了。

“我并不指望你能了解我，”他回答说。“你们美国人只有冷冰冰的理解力，只可能持批评的态度，就像爱默生之流一样。何谓批评？批评纯粹是破坏性的。任何人都会破坏，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建设。你是个书呆子，我亲爱的老兄。重要的问题在于建设：我是富有建设性的；我是个诗人。”

维克斯注视着海沃德，目光中似乎既带着严肃的神色，同时又露出明朗的笑意。

“我想，要是你不见怪的话，我得说，你有点醉了。”

“没有的事，”海沃德兴致勃勃地回答说。“这点酒算得了什么，我照样可以在辩论中压垮您老兄的。得啦，我已经对您开诚布公了。现在您得说说您自己的宗教信仰啰。”

维克斯把头一侧，看上去活像只停歇在栖木上的麻雀。

“这问题我一直琢磨了好多年。我想我是个唯一神教派教徒。”

“那就是个非国教派教徒啰，”菲利普说。

他想象不出他们俩为什么同时哑然失笑：海沃德纵声狂笑，而维克斯则滑稽地抿嘴格格傻笑。

“在英国，非国教派教徒都算不上是绅士，对吗？”维克斯问。

“嗯，如果您要我直言相告，我得说是的，”菲利普颇为生气地回答说。

他讨厌他们笑他，可他们偏偏又笑了起来。

“那就请您告诉我，何谓绅士？”

“哟，我说不上来，反正这一点尽人皆知。”

“您是个绅士吗？”

在这个问题上，菲利普从未有过半点儿怀疑，不过，他知道这种事儿是不该由本人来表白的。

“假如有那么个人在您面前大言不惭自称是绅士，那您完全有把握此人绝非是个绅士！”菲利普顶撞了一句。

“那我算得上绅士吗？”

不会说假话的菲利普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他生来很讲礼貌。

“喔，您不一样，”他说，“您是美国人嘛。”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有英国人才算得上是绅士啰，”维克斯神情严肃地说。

菲利普没有反驳。

“是不是请您再稍微讲得具体些？”维克斯问。

菲利普红了脸，不过他一冒火，也就顾不得会不会当众出洋相了。

“我可以给你讲得非常具体。”他想起他大伯曾讲过：要花上三代人的心血才能造就一个绅士。常言道，猪耳朵成不了绸线袋，就是这么个意思。“首先，他必须是绅士的儿子，在公学里念过书，而且还上过牛津或者剑桥。”

“这么说，念过爱丁堡大学还不行啰？”维克斯问。

“他得像绅士那样讲英语，他的穿戴恰到好处，无可挑剔。要是他本人是绅士，那他任何时候都能判断别人是不是绅士。”

菲利普越往下说，越觉得自己的论点站不住脚。不过这本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绅士”，就是他说的那么个意思，他所认识的人里面也全都是这么说的。

“我明白了，我显然算不上个绅士，”维克斯说。“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说自己是非国教派教徒，你竟会那么感到意外。”

“我不太清楚唯一神教派教徒究竟是怎么回事，”菲利普说。

维克斯又怪里怪气地把头一歪，你简直以为他当真要像麻雀那样吱吱啁啾呢。

“对于唯一神教派的教徒来说，凡是世人相信的事物，他差不多一概极其真诚地不予相信，而对凡是自己不甚了然的事物，都深信不疑。”

“不明白您干吗要取笑我，”菲利普说。“我是真心想要知道呐。”

“我亲爱的朋友，我可没在取笑您。我是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经过多年呕心沥血、绞尽脑汁的钻研，才下了个那样的定义。”

当菲利普和海沃德起身告辞时，维克斯递给菲利普一本薄薄的平装书。

“我想您现在看法文书没问题了吧。不知这本书会不会使你感兴趣。”

菲利普向他道了谢，接过书，一看书名，原来是勒南写的《耶稣传》。

第二十八章

海沃德也好，维克斯也好，全没想到他们借以消磨无聊黄昏的那些饭后清谈，竟会在菲利普灵活的头脑里引起好大一番折腾。菲利普以前从没想到宗教竟是件可以随意探讨的事儿。对他来说，宗教就是英国国教，不相信该教的教义乃是任性妄为的表现，不是今生就是来世，迟早要受到惩罚。关于不信国教者要受惩罚这一点，他脑子里也有一些怀疑。说不定有这么一位慈悲为怀的判官，专把地狱之火用来对付那些相信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异教徒，而对非国教派的基督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则可能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不过这可得付出代价——他们在被迫承认错误的时候得蒙受什么样的屈辱！）说不定上帝本人也可能动恻隐之心，宽宥那些没有机会了解真相的人——这也言之成理，因为尽管布道团四下活动，其活动范围毕竟有限——不过，倘若他们明明有这样的机会却偏偏置若罔闻（罗马天主教徒和非国教派教徒显然属于这一范畴），他们就逃脱不了应得的惩罚。不用说，信奉异端邪说者，处境危如累卵。也许并没有人拿这些话来开导过菲利普，但是，他无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唯有英国国教派的教友，才真正可望获得永恒的幸福。

有一点菲利普倒是听人明确提起过的，这就是：不从国教者，尽是些邪恶、凶险之徒。可这位维克斯，尽管对他菲利普所信仰的一切事物几乎全表示怀疑，却过着基督徒纯洁无瑕的生活。菲利普并没有从生活中得到多少温暖友爱，而现在倒是被这个美国人乐于助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有一次，他因患感冒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维克斯像慈母一般在旁悉心照料。在维克斯身上，没有半点邪恶和凶险的影子，唯见一片赤诚和仁爱。显然，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做到既有德行，而又不信从国教。

另外，菲利普从他人的言谈中也了解到，有些人之所以死抱住其他信仰不放，若不是由于冥顽不化，就是出于私利的考虑：他们心里明知那些信仰纯属虚妄，但仍有意装模作样来蒙骗他人。为了学习德语，菲利普本来已习惯于主日上午去路德会教堂做礼拜，自从海沃德来到这儿以后，又开始跟他一起去做弥撒。他注意到新教堂内门庭冷落，做礼拜的教友都显得没精打采；而另一方，耶稣会教堂内却是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善男信女祷告时似乎虔诚到了极点。他们看上去也不像是一伙伪君子。见到如此鲜明的对比，菲利普不由暗暗吃惊，不用说，他知道路德会的教义较接近于英国国教，所以比罗马天主教会更贴近真理。大部分信徒（做礼拜的基本上都是男信徒）是德国南部人士，菲利普不禁暗自嘀咕，要是自己出生在德国南部，也肯定会成为天主教徒的。诚然，他生于英国，但也完全有可能出生在某个天主教国家；就是在英国，他诞生在一个幸好是遵奉法定国教的家庭，但也完全可能诞生在某个美以美教友、浸礼会教友或卫理会教友的家庭。好险啊，差点儿投错了娘胎！想到这儿，菲利普还真舒了一口气。菲利普和那位身材矮小的中国人相处得很融洽，每天要和他同桌共餐两次。此人姓宋，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文雅。要是仅仅因为他是个中国人就非得下地狱受煎熬，岂不奇哉怪也？反之，要是一个人不问有何信仰，灵魂都能获得拯救，那么信奉英国国教似乎也谈不上有什么得天独厚之处了。

菲利普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迷惘惶惑，他去试探维克斯对这事的看法。他得慎之又慎，因为他对别人的嘲弄颇为敏感，而那个美国人谈论英国国教时的尖酸口吻，弄得菲利普狼狈不堪。维克斯反而使他越发迷惑不解。他迫使菲利普承认：他在耶稣会教堂看到的那些德国南部人士，他们笃信罗马天主教，就像他笃信英国国教一样至诚。维克斯进而又使他承认，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也同样对各自的宗教教义坚信不疑。由此看来，自认为正确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自认为正确得很。维克斯无意破坏这孩子的信仰，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对宗教深感兴趣，觉得宗教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罢了。他说过，凡是他人信仰的事物，他差不多一概加以怀疑，这话倒也精确无误地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有一回，菲利普问了他一个问题，那是菲利普以前听到他大伯提出来的，当时报纸正在热烈讨论某部温和的唯理主义作品，而他大伯也在家里同人谈起了这部作品。

“请问，为什么偏偏是你对，而像圣安塞姆和圣奥古斯丁那样一些人物倒错了呢？”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聪明绝顶、博学多才的圣人。而对于我呢，你很有怀疑，觉得我既不聪明，又无学问，是吗？”

“嗯，”菲利普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是好，自己刚才那样提出问题，未免有点儿唐突失礼。

“圣奥古斯丁认为地球是平的，而且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动的。”

“我不懂这话说明什么问题。”

“嘿，这证明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信仰。您的那些圣人生活在信仰的年代里，在他们那种时代，那些在我们看来绝对无法置信的事物，他们却几乎不能不奉为玉律金科。”

“那么，您又怎么知道我们现在掌握了真理呢？”

“我并没这么说。”

菲利普沉思片刻之后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坚信不疑的事物，就不会像过去他们所相信的事物那样，同样也是错误的呢？”

“我也不明白。”

“那您怎么还可能有信仰呢？”

“我说不上来。”

菲利普又问维克斯对海沃德所信奉的宗教有何看法。

“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形象来塑造神祇的，”维克斯说，“他信奉生动别致的事物。”

菲利普沉思了半晌，又说：

“我不明白一个人干吗非得信奉上帝。”

话刚一出口，他顿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信奉上帝了。他好似一头栽进了冷水里，气也透不过来。他瞪着惊恐的双眼望着维克斯，突然害怕起来，赶紧离开了维克斯。他希望独自冷静一下。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怵目惊心的际遇。菲利普想把这件事通盘思考一下；这件事使他激动不已，因为它关系到他的整个一生（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决定，势必深刻影响到他今后一辈子的生活历程），只要偶一失足，就可能沉沦万世，永劫不复。然而，他越是前思后想，主意就越坚定；尽管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几本帮助了解怀疑主义的书籍，结果无非是进一步坚定了他本能感受到的东西。事实是，他已不再相信上帝了，这并非出于这层或那层理由，而在于他天生没有笃信宗教的气质。信仰是外界强加给他的。这完全是环境和榜样在起作用。新的环境和新的榜样，给了他认识自我的机会。抛弃童年时代形成的信仰，毫不费事，就像脱掉一件他不再需要的斗篷一样。抛弃信仰以后，一上来，生活似乎显得陌生而孤独，尽管他一直没意识到，信仰毕竟是他生活中的可靠支柱。他感到自己像个一向依赖拐杖走路的人，现在突然被迫要独立跨步了。说真的，白天似乎更加寒冷，夜晚似乎越发凄凉。但是内心的激动在支撑着他，这一来，生活似乎成了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冒险；不久以后，那根被他扔在一边的拐棍，那件从他肩头滑落的斗篷，就像难以忍受的重担，永远从他身上卸去了。多年来一直强加在他身上的那一套宗教仪式，已成了他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不时想到那些过去要他死记硬背的祈祷文和使徒书，想到大教堂里所举行的那些冗长的礼拜仪式——从开始到结束就那么坐着，四肢发痒，巴不得能松动一下。他回忆起当年夜间如何沿着泥泞的道路走向布莱克斯泰勃的教区礼拜堂，那幢暗淡的建筑物里多么阴冷，他坐着坐着，双脚冻得像冰一般，手指又僵又重，无法动弹，而周围还弥漫着一股令人恶心的润发油的腻味，真是无聊透了。明白到自己已永远摆脱了所有这一切时，他的心房止不住跳荡起来。

他对自己感到吃惊，竟如此轻而易举地抛弃了上帝。他进入了心明神清的不惑之境，将此归因于自己的小聪明，殊不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乃是由于内在性格的微妙作用。他飘飘然有点忘乎所以。菲利普少年气盛，缺乏涵养，看不惯任何不同于自己的处世态度。他对维克斯和海沃德颇有几分鄙夷之意，因为他们满足于那种被称之为上帝的模糊感情，逡巡不前，不愿跨出在菲利普看来似乎是非跨不可的那一步。一天，他为了登高远望，饱餐秀色，独自来到某座山冈。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野外景色总能使他心旷神怡，充满腾云飞天似的狂喜之情。眼下已入秋季，还经常是万里无云的大好天气，天幕上似乎闪烁着更加璀璨的光芒：大自然好似有意识要把更饱满的激情，倾注在所剩无几的晴朗日子里。菲利普俯视着眼前那一大片在阳光下微微颤抖的广阔平原，远处隐隐可见曼海姆的楼房屋顶，而那朦胧迷离的沃尔姆斯显得分外邈远。更为光耀夺目的，则是那横贯平原的莱茵河。宽阔的河面，华波涌涌，浮光闪金。菲利普伫立在山头，心儿不住欢快地跳动，他想象着魔鬼是如何同耶稣一块儿站在高山之巅，指给他看人世间的天堂。菲利普陶醉在眼前的绮丽风光之中，对他来说，似乎整个世界都展示在他面前，他急不可待地要飞步下山，去尽情领略尘世的欢乐。他摆脱了对沉沦堕落的恐惧，摆脱了世俗偏见的羁绊。他尽可以走自己的路，不必再害怕地狱之火的无情折磨。他猛地意识到自己同时也摆脱了责任的重负，以往由于这一重负压肩，他对自己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得考虑其后果，不敢掉以轻心。现在，他可以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自由地呼吸。他的一言一行只需对自己负责就行了。自由！他终于摆脱了一切羁绊，成了自己的主宰。出于原有的习惯，他又不知不觉地为此而感谢那位他已不再信奉的上帝。

菲利普一面陶醉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之中，一面从容不迫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信仰的丧失，并没像他预期的那样明显地影响到自己的言谈举止。尽管他把基督教的信条扔到了一边，但他从未想到要去批评基督教的伦理观；他接受了基督教倡导的各种美德，并且进而认为，要是能因其本身的价值而身体力行，并不顾及报偿或惩罚，那倒也不失为好事。在教授太太的家里，很少有实践这些美德的用武之地。不过，他还是愿意表现得比以往更诚实些，强迫自己对那几位枯燥乏味的老太太更殷勤些。有时她们想跟他攀谈，而他呢，只是一般性地敷衍几句。文雅的诅咒语，激烈的形容词，这些体现我们英国语言特色的东西，菲利普一向视为男子气的象征，努力修习，可现在则是煞费苦心地戒绝不说了。

既然已把这件事一劳永逸地圆满解决了，菲利普便想把它抛置脑后。不过，嘴上说说很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哪：他无法排除那些后悔的念头，也不能抑制那些不时折磨着自己的疑虑情绪。菲利普毕竟年纪尚轻，结交的朋友又不多，所以灵魂的永生不灭对他并无特别的吸引力，说不信也就不信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使他黯然神伤。菲利普暗暗责备自己太不近情理，试图借嘲笑自己来排遣这种悲怆之情。可是，每当他想到这一来将永远见不着那位美丽的母亲了，总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母亲死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觉得母爱的珍贵。似乎是由于无数虔诚、敬神的先人在冥冥中对他施加影响，他有时会陷于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而不能自拔：说不定这一切竟是真的呢，在那儿，蓝色的天幕后面，藏着一位生性忌妒的上帝，他将用永不熄灭的烈火来惩罚无神论者。逢到这种时候，理智也帮不了他什么忙，他想象着无休止的肉体折磨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巨大痛苦，吓得浑身冷汗淋漓，差不多要晕了过去。最后，他绝望地自言自语说：

“这毕竟不是我的过错。我不能强迫自己去相信。若是果真有个上帝，而且就因为我老实表示不相信他而一定要惩罚我，那我也只得随他去了。”

第二十九章

秋尽冬来。维克斯到柏林听保尔森讲学去了，海沃德开始考虑去南方。当地的剧院在上演各种戏目。菲利普和海沃德每周要跑两三次戏院。看戏的目的倒也颇值得嘉许，乃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德语水平。菲利普发觉，通过这种途径来掌握语言比听牧师布道更生动有趣。他们置身于戏剧的复兴浪潮之中。冬季准备上演的剧目中，有好几出易卜生的戏剧。苏台尔曼的《荣誉》是一部新作，它上演之后，使这座恬静的大学城顿时为之哗然，有的推崇备至，有的痛加抨击。另有些剧作家也紧紧跟上，奉献了不少在新思潮影响下写成的剧本。菲利普眼界大开，在他看到的一系列剧作中，人类的罪恶暴露无遗。在此之前，他还从未看过话剧（有时候，一些可怜巴巴的巡回剧团也来布莱克斯泰勃的村会议厅演出，但是那位教区牧师一则碍于自己的职业，二则认为看戏有失风雅，所以从不肯屈尊赏脸），他被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深深吸引住了。他一走进灯光暗淡的蹩脚小戏馆，就感到心弦颤动。没多久，菲利普对那小剧团的特色已了如指掌。只要看一下演员角色的分派情况，就能立刻说出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不过这并不影响菲利普的兴致。在他看来，戏剧是真实生活，那是一种阴森而痛苦的奇怪生活，男男女女都把自己内心的邪念暴露在无情的睽睽众目之下：姣好的容貌把堕落的灵魂包藏了起来；君子淑女拿德行当作掩饰丑恶隐私的面具；徒有其表的强者由于自身的弱点而逐渐演为色厉内荏；诚实之徒并不诚实；高洁之辈原是荡妇、淫棍。你恍惚置身于这样一个房间：前一夜，人们在这儿纵酒宴乐，清晨，窗户尚未打开，空气浑浊不堪，酒残烟陈，杯盘狼藉，煤气灯还在闪亮。台下没有爽朗的笑声，至多也只是对那些伪君子或傻瓜蛋窃笑几声罢了：剧中人自我表白时所使用的残忍言词，仿佛是在羞痛交逼之下硬从心坎里挤出来的。

菲利普完全被这人间的罪恶渊薮迷住了。他似乎是按另一种方式重新审视着世界，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他也渴望了解透彻。演出结束后，菲利普同海沃德一道去小酒店，坐在又明亮又暖和的店堂里，吃一客三明治，喝一杯啤酒。他们周围，三五成群的学生谈笑风生。阖家光临酒店的也不少，父母，两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有时，女儿说了句刺耳的俏皮话，做父亲的就往椅背上一靠，仰面大笑，笑得还真欢哩。气氛极其亲切、纯真，好一幅天伦之乐图。但是，对于这一切，菲利普却视而不见。他还在回味着刚才在剧院里见到的那一幕幕。

“你不认为这就是生活吗，呃？”他激动地说。“你知道，我不会再在这儿长呆下去。我要去伦敦，开始过真正的生活。我要见见世面。老是在为生活作准备，真使人发腻：我要尝尝生活的滋味。”

有时候，海沃德让菲利普独个儿回公寓。他从不针对菲利普心急火燎的提问作出确切回答，而是无所用心地嘻嘻傻笑一声，转弯抹角地谈起某一件风流韵事。他还引用一些罗塞蒂的诗句，有次甚至给菲利普看了一首十四行诗。诗中热情洋溢，辞藻华丽，充满了悲惋凄怆的情调，全部诗情为一个名叫特鲁德的少女而发。海沃德把自己的肮脏、庸俗的无谓“艳遇”，抹上一层光泽照人的诗意，还认为自己的诗笔颇得伯里克理斯和菲狄亚斯的几分遗风，因为他在描述自己所追求的意中人时特意选用了“hetaira”这样一个词，而不屑从英语所提供的那些直截了当、比较贴切的字眼中挑选一个。白天，菲利普受着好奇心的驱使，曾特地去古桥附近的小街上走了一遭。街上有几幢整洁的、装有绿色百叶窗的白房子，据海沃德说，特鲁德小姐就住在那儿。但是，打门里走出来的那些女人，个个涂脂抹粉，脸带凶相，粗声粗气地同他打招呼，不能不叫他心惊肉跳。她们还伸出双粗壮的手来想把菲利普拦住，吓得他拔腿就溜。他特别渴望增加阅历，觉得自己幼稚可笑，因为自己到了这般年纪，还没有领略过所有小说作品无不渲染的那种所谓“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不幸的是，他天生具有那种洞察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出现在他面前的现实，同他梦境中的理想，其差别之大，有如天壤。

他不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上，非得越过一大片干旱贫瘠、地形险恶的荒野，才能跨入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所谓“青春多幸福”的说法，不过是一种幻觉，是青春已逝的人们的一种幻觉；而年轻人知道自己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全是从外部灌输到他们头脑里去的，每当他们同实际接触时，他们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他们似乎成了一场共谋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所读过的书籍（由于经过必然的淘汰，留存下来的都是尽善至美的），还有长辈之间的交谈（他们是透过健忘的玫瑰色烟雾来回首往事的），都为他们开拓了一个虚假的生活前景。年轻人得靠自己去发现：过去念到过的书，过去听到过的话，全是谎言，谎言，谎言；而且每一次的发现，又无疑是往那具已被钉在生活十字架上的身躯再打入一颗钉子。不可思议的是，大凡每个经历过痛苦幻灭的人，由于受到内心那股抑制不住的强劲力量的驱使，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再给现实生活添上一层虚幻的色彩。对于菲利普来说，世上再不会有比与海沃德为伍更糟糕的事了。海沃德这个人是带着十足的书生气来观察周围一切的，没有一丁点儿自己的看法；他很危险，是因为他欺骗自己，达到了真心诚意的地步。他真诚地错把自己的肉欲当作浪漫的恋情，错把自己的优柔寡断视为艺术家的气质，还错把自己的无所事事看成哲人的超然物外。他心智平庸，却孜孜追求高尚娴雅，因而从他眼睛里望出去，所有的事物都蒙上了一层感伤的金色雾纱，轮廓模糊不清，结果就显得比实际的形象大些。他在撒谎，却从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当别人点破他时，他却说谎言是美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第三十章

菲利普坐卧不安，身心得不到满足。海沃德富有诗意的旁征博引，使他想入非非，他的心灵渴望着浪漫艳遇，至少，他对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正好这时候欧林太太的公寓里发生了一桩事儿，使菲利普越发专注于有关两性的问题。有两三回菲利普在山间散步，遇到凯西莉小姐一个人在那里溜达。菲利普走过她身边，朝她一躬身，继续往前；没走多远，又看到了那个中国人。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有一天傍晚，夜幕已经低垂，他在回家的路上打两个行人身旁经过。那两人原是紧靠在一起的，可他们一听到菲利普的脚步声，赶紧向两旁闪开。夜色朦胧，菲利普看不真切，但几乎可以肯定那是凯西莉和宋先生。他俩如此忙不迭分开，说明他们刚才是手勾着手走的。菲利普惊讶之余又有点困惑。他对凯西莉从未多加注意。这个姑娘平常得很，方方的脸，五官并不怎么清秀。既然她把一头金发编成长辫子，说明她还没超过十六岁。那天晚上用餐时，菲利普好奇地打量她，尽管她近来在桌上很少言语，这会儿倒主动跟菲利普攀谈起来了。

“您今天去哪儿散步来着，凯里先生？”她问。

“哦，我朝御座山那儿走了一程。”

“我呆在屋里没出去，”她主动表白说，“头有点疼。”

坐在她身边的那个中国人，这时转脸对她说：

“真遗憾，”他说，“希望您这会儿好点了吧。”

凯西莉小姐显然放心不下，因为她又问了菲利普这么一句：

“路上您遇到不少人吧？”

菲利普当面扯了个弥天大谎，脸儿禁不住红了起来。

“没啊，我想连个人影儿也没见着。”

菲利普觉得她的眼睛里闪过宽慰的神情。

然而不久，关于他俩关系暧昧这一点，不可能再有什么好怀疑的了。教授太太公寓里的其他人，也看到过他俩躲在幽暗处不知鬼鬼祟祟干啥。坐在上席的那几位老太太，现在开始把这件事当作丑闻来谈论。教授太太又气又恼，但她尽力装作什么也没察觉。此时已近隆冬，不比夏天了，要让公寓住满房客可不那么容易。宋先生是位不可多得的好主顾：他在底楼租了两个房间，每餐都要喝一瓶摩泽尔葡萄酒，教授太太每瓶收他三个马克，赚头挺不错。可是，她的其他房客都不喝酒，有的甚至连啤酒也点滴不沾。她也不想失掉凯西莉小姐这样的房客。她的父母在南美洲经商，为了酬谢教授太太慈母般的悉心照顾，他们付的费用相当可观。教授太太心里明白，假如她写信给那位住在柏林的凯西莉小姐的伯父，他会马上把她带走的。于是，教授太太满足于在餐桌上朝他俩狠狠地瞪上几眼；她不敢得罪那位中国人，不过尽可以对凯西莉小姐恶声恶气，以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但是那三位老太太却不肯就此罢休。她们三个，两个是寡妇，一个是长相颇似男子的荷兰老处女。她们付的膳宿费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而且还经常给人添麻烦，但她们毕竟是永久性的房客，所以对她们也只得将就些。她们跑到教授太太跟前说，一定得果断处置才是，这太不成体统，整个公寓的名声都要给败坏了。教授太太使出浑身解数招架，时而正面顶牛，时而勃然大怒，时而痛哭流涕，但还是敌不过那三位老太太。最后，她突然摆出一副疾恶如仇的架势，愤然表示要了结这桩公案。

吃完午饭，教授太太把凯西莉带到自己的卧房里，开始正颜厉色地同她谈话。使教授太太吃惊的是，凯西莉的态度竟那么厚颜无耻，公然提出得任她自行其是，如果她高兴同那位中国先生一起散步，她看不出这同旁人有何相干，这本是她自己的事嘛。教授太太威胁说要给她伯父写信。

“那亨利希伯父就会送我到柏林的某户人家去过冬，这对我来说岂非更好！宋先生也会去柏林的嘛。”

教授太太开始号啕起来，眼泪沿着红通通的、又粗又肥的腮帮子扑簌扑簌往下掉，凯西莉却还在一个劲儿取笑她。

“那就是说，整个冬天要有三间屋子空着啰，”她说。

接着，教授太太变换对策，想用软功来打动凯西莉的柔肠：说她善良、理智、忍让；不该再拿她当女孩子看待，她已经是个大人啦。教授太太说，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叫人恶心。

“Bitte，Bitte！”凯西莉说，一面喘着粗气，“别人讲他坏话，我一句也不要听。”

“这话你只是说说的吧？”欧林太太倒抽着凉气。

“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

“Gott in Himmel！”

教授太太神色惊恐地冲着凯西莉小姐发愣。她原以为这一切无非是女孩子的淘气，一场无知的胡闹罢了。然而，她话音里情感之热切，泄露了全部真情。凯西莉用那双灼热的眼睛，端详了教授太太一番，然后肩膀一耸，扬长而去。

欧林太太绝口不提这次谈话的经过。过了一两天，她把餐席的座次变换了一下。她问宋先生是否愿意坐到她这一头来，始终那么温文尔雅的宋先生欣然从命。凯西莉对这一改变满不在乎。似乎是因为他俩的关系反正在这幢公寓里已是尽人皆知，他们也就越发肆无忌惮。现在，他们不再瞒着人偷偷地一起出外散步，而是每天下午都大大咧咧地到小山冈那儿溜达。显然，他们已不在乎旁人的说三道四。闹到最后，甚至连秉性温和的欧林教授也沉不住气了，他坚持要妻子同那个姓宋的谈一次。教授太太这回把宋先生拉到一边，对他好言规劝：他不该败坏那姑娘的名誉；他正危及整个公寓的名声；他必须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有多荒唐，有多邪恶。但是，她得到的却是面带微笑的矢口否认；宋先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对凯西莉小姐不感兴趣，他从来没同她一起散过步；所有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全是捕风捉影。

“啊，宋先生，您怎能这么说呢？人家不止一次看到你们俩在一起。”

“不，您搞错了。哪有这种事呢。”

他始终笑眯眯地望着教授太太，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细牙。他泰然自若，什么也不认账。他厚脸而又文雅地百般抵赖。最后，教授太太冒火了，说那姑娘自己也承认爱上他了。但是宋先生还是不动声色，脸上仍旧挂着微笑。

“扯淡！扯淡！根本没这种事。”

教授太太从他嘴里掏不出一句实话来。天气渐渐变得十分恶劣，又是下雪，又是降霜。然后，冰融雪化，一连好几天，让人感到没精打采，出外散步也变得索然无味。一天晚上，菲利普刚上完教授先生的德语课，站在客厅里同欧林太太说话，还没说上几句，只见安娜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妈妈，凯西莉在哪儿？”她说。

“大概在她自己房间里吧。”

“她房间里没有灯光。”

教授太太惊叫一声，神情沮丧地望着女儿。安娜脑袋里的念头也在她脑际闪过。

“打铃叫埃米尔上这儿来，”她嗓音嘶哑地说。

埃米尔是个笨头笨脑的愣小子，吃饭时，他在桌旁伺候，平时屋里的大部分活计都丢给他一个人干。他应声走了进来。

“埃米尔，到楼下宋先生的房间去，进去时别敲门。要是里面有人，你就说是来照看火炉的。”

在埃米尔呆板的脸上，不见有半点惊讶的表示。

他慢腾腾地走下楼去。教授太太母女俩任房门开着，留神楼下的动静。不一会儿，他们听见埃米尔又上楼来了，他们忙招呼他。

“屋里有人吗？”教授太太问。

“宋先生在那儿。”

“就他一个人吗？”

他抿起嘴，脸上绽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不，凯西莉小姐也在那儿。”

“哟，真丢人，”教授太太叫了起来。

这会儿，埃米尔咧嘴笑了。

“凯西莉小姐每天晚上都在那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

教授太太开始绞扭双手。

“哟，真可恶！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这可不关我的事，”他回答，同时慢腾腾地耸了耸肩。

“我看他们一定赏了你不少钱吧。走开！走吧！”

他脚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

“一定得把他们撵走，妈妈，”安娜说。

“那让谁来付房租呢？税单就要到期了。得把他们撵走，说得多轻巧！可是他们一走，我拿什么来付账。”她转身面朝菲利普，脸上挂着两串热泪。“哎，凯里先生，您不会把听到的话声张出去吧。假如让福斯特小姐知道了，”——就是那位荷兰老处女——“假如让福斯特小姐知道了，她会立刻离开这儿的。假如大家都跑了，咱们就只好关门大吉。我实在无力维持下去。”

“我当然什么也不会说的。”

“如果让她再在这儿呆下去，我可不愿再理睬她了，”安娜说。

那天晚上吃饭时，凯西莉小姐准时入席就座。她脸色比平日红些，带着一股执拗的神情。但是宋先生没有露面，菲利普暗自思忖，他今天是有意要躲开这个难堪的局面吧。不料最后宋先生还是来了，满脸堆笑，一双眼睛忽溜忽溜转着，为自己的姗姗来迟不住连声道歉。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硬要给教授太太斟一杯他订的摩泽尔葡萄酒，另外还给福斯特小姐斟了一杯。屋子里很热，因为炉子整天烧着，窗户又难得打开。埃米尔慌慌张张地奔来跑去，不过手脚倒还算麻利，好歹把席上的人挨个儿应付了过去。三位老太太坐在那儿不吭声，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气；教授太太哭了一场，似乎还没恢复过来；她丈夫不言不语，闷闷不乐。大家都懒得启口。菲利普恍惚觉得，在这伙一日三餐与他共坐一席的人身上，似乎有着某种令人胆寒的东西，在餐室那两盏吊灯的映照下，他们看上去同往常有些异样，菲利普隐隐感到局促不安。有一回，他的目光偶然同凯西莉小姐相遇，他觉得她的目光里射出仇恨与轻蔑。屋子里空气沉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似乎大家被这对情人的兽欲搞得心神不宁；周围有一种东方人堕落的特有气氛：炷香袅袅，幽香阵阵，还有窃玉偷香的神秘味儿，似乎逼得人直喘粗气。菲利普感觉得到额头上的脉管在搏动。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奇怪的感情搞得他如此心慌意乱，他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极其强烈地吸引他，而同时又引起他内心的反感和惶恐。

这种局面延续了好几天，整个气氛令人恶心，人们感到周围充斥着那股违反常理的情欲，小小客寓中所有人的神经都被拉得紧紧的，似乎一碰即崩。只有宋先生神态如故，逢人还像以前那么笑容满面，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彬彬有礼。谁也说不准他的那种神态算是文明的胜利呢，还是东方人对于败倒在他们脚下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轻蔑表示。凯西莉则四处招摇，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气。最后，这种局面甚至连教授太太也感到忍无可忍了。惊恐之感突然攫住她心头，因为欧林教授用极其严峻的坦率的口气向她点明，这一众人皆知的私通事件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件丑事说不定会闹得满城风雨，而她就得眼睁睁看着自己在海德堡的好名声，连同自己一生惨淡经营的寄宿公寓的良好声誉毁于一旦。不知怎的，她也许是被一些蝇头小利迷住了心窍，竟一直没想到这种可能性。而现在，她又因极度的恐惧而乱了套套，几乎忍不住要立时把这姑娘撵出门去。多亏安娜还算有见识，给柏林的那位伯父写了封措辞谨慎的信，建议他把凯西莉领走。

但是，教授太太在横下心决计忍痛牺牲这两个房客之后，再也憋不住心头的一股子怨气，非要痛痛快快地发泄一通不可——她已经克制了好久啦。现在她可以当着凯西莉的面，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已经写信给你伯父了，凯西莉，要他来把你领走。我不能再让你在我屋里呆下去。”

教授太太注意到那姑娘脸色刷地发白，自己那双溜圆的小眼睛禁不住一闪一闪发亮。

“你真不要脸，死不要脸，”她继续说。

她把凯西莉臭骂了一顿。

“您对我的亨利希伯父说了些什么呢，教授太太？”姑娘问，原先那股扬扬自得、桀骜不驯的神气突然化为乌有了。

“噢，他会当面告诉你的。估计明天就能收到他的回信。”

第二天，教授太太为了要让凯西莉当众出丑，故意在吃晚饭时拉开嗓门，冲着坐在餐席下首的那姑娘大声嚷嚷。

“我已经收到你伯父的来信啦，凯西莉。你今晚就给我把行李收拾好，明天一早，我们送你上火车。他会亲自到中央车站去接你的。”

“太好了，教授太太。”

教授太太看到宋先生仍然满脸堆笑，尽管她再三拒绝，他还是硬给她斟了一杯酒。这顿饭，教授太太吃得津津有味。虽说她一时占了上风，可到头来还是失算了。就在就寝之前，她把仆人唤到跟前。

“埃米尔，要是凯西莉小姐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停当，你最好今晚就把它拿到楼下去。明天早饭之前，脚夫要来取的。”

仆人走开不多一会儿，又回来了。

“凯西莉小姐不在她房里，她的手提包也不见了。”

教授太太大叫一声，拔脚就往凯西莉的房间跑去：箱子放在地板上，已经捆扎好而且上了锁，但是手提包不见了，帽子、斗篷也不知去向。梳妆台上空空如也。教授太太喘着粗气，飞步下楼，直奔姓宋的房间。她已有二十年没这么健步如飞了。埃米尔在她背后连声呼喊，要她当心别摔倒。她连门也顾不得敲，径直往里面闯。房间里空荡荡的，行李已不翼而飞，那扇通向花园的门豁然洞开着，说明行李是从那儿搬出去的。桌上放着一只信封，里面有几张钞票，算是偿付这个月的膳宿费和外加的一笔小费。教授太太由于刚才的疾步飞奔，这时突然支撑不住，她嘴里呻吟着，胖乎乎的身躯颓然倒在沙发里。事情再清楚不过了：那对情人双双私奔了。埃米尔仍旧是那么一副木然、无动于衷的神态。

第三十一章

一个月来，海沃德口口声声说自己明天就要动身去南方，可是想到整理行装好不麻烦，还有旅途的沉闷乏味，他又下不了这个决心，结果行期一周又一周地往后延宕，直到圣诞节前，大家都忙着过节，这才迫不得已动了身。他受不了条顿民族的寻欢作乐方式，只要一想到节日期间那种放浪形骸的狂欢场面，他身上就会起鸡皮疙瘩。为了不招人注目，他决定趁圣诞节前夜悄悄启程。

菲利普送走海沃德时，心里并不感到依依不舍，因为他生性爽直，见到有谁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就会生出一股无名火来。尽管他深受海沃德的影响，但他认为一个人优柔寡断，并不说明他感官锐敏，讨人喜欢。另外，海沃德对他为人处世的一板一眼，不时暗露嘲讽之意，这也使他忿忿不满。他们俩保持通信往来。海沃德可谓是尺牍圣手，他自知在这方面颇有天分，写信时也就特别肯下功夫。就海沃德的气质来说，他对接触到的胜景美物，具有很强的感受力，他还能把淡雅的意大利乡土风光，倾注在他罗马来信的字里行间。他认为这座古罗马人缔造的城市，有点俗不可耐，只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衰微才沾光出了名；不过教皇们的罗马，却在他心头引起共鸣，经他字斟句酌的精心描绘，洛可可式建筑的精致华美跃然纸上。海沃德谈到古色古香的教堂音乐和阿尔卑斯山区的绮丽风光，谈到袅袅熏香的催人欲眠，还说到令人销魂的雨夜街景：人行道上微光闪烁，街灯摇曳不定，显得虚幻迷离。这些令人赞叹的书信，说不定他还只字不改地抄寄给诸亲好友。他哪知道这些书信竟扰乱了菲利普心头的平静呢。相形之下，菲利普眼下的生活显得何其索然寡味。随着春天的来临，海沃德诗兴勃发，他建议菲利普来意大利。他呆在海德堡纯粹是虚掷光阴。德国人举止粗野，那儿的生活平淡无奇。置身于那种古板划一的环境，人的心灵怎能得到升华？在托斯卡纳，眼下已是春暖花开，遍地花团锦簇；而菲利普已经十九岁了。快来吧，他们可以一起遍游翁布里亚诸山城。那些山城的名字深深印刻在菲利普的心坎上。还有凯西莉，她也同情人一起去意大利了。不知怎的，他一想到这对情侣，就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惶惶之感攫住了他的心。他诅咒自己的命运，因为他连去意大利的川资也无法筹措，他知道大伯除了按约每月寄给他十五镑外，一个子儿也不会多给的。他自己也不善于精打细算。付了膳宿费和学费之后，菲利普的口袋里已是所剩无几。再说，他发现同海沃德结伴外出，开销实在太大。海沃德一会儿提出去郊游，一会儿又要去看戏，或者去喝瓶啤酒，而这种时候，菲利普的月规钱早已花个精光，囊中空空；而在他那种年岁的年轻人都有那么一股子傻气，硬是不肯承认自己手头拮据，一点铺张不起的。

幸好海沃德的信来得不算太勤，菲利普还有时间安下心来过他穷学生的勤奋生活。菲利普进了海德堡大学，旁听一两门课程。昆诺·费希尔此时名声大噪，红得发紫。那年冬季，他作了一系列有关叔本华的相当出色的讲座。菲利普学哲学正是由此入的门。他的头脑注重实际，一接触抽象思维就如堕烟海似地惴惴不安起来，可是他在聆听先验哲学的专题报告时，却销声敛息，出乎意外地入了迷，有点像观赏走钢丝的舞蹈演员在悬崖峭壁表演惊险绝技似的，令人兴奋不已。这一厌世主义的主题，深深吸引了这个年轻人。他相信，他即将步入的社会乃是一片暗无天日的无情苦海，这也丝毫不减他急于踏入社会的热情。不久，凯里太太来信转达了菲利普的监护人的意见：他该回国了。菲利普欣然表示同意。将来到底干什么，现在也得拿定主意了。假如菲利普在七月底动身离开海德堡，他们可以在八月间好好商量一下，如能就此作出妥善安排，倒也不失时宜。

回国行期确定之后，凯里太太又来了一封信，提醒他别忘了威尔金森小姐，承蒙这位小姐的推荐，菲利普才在海德堡欧林太太的家里找到落脚之处。信中还告诉他，说威尔金森小姐准备来布莱克斯泰勃同他们小住几周。预计她将在某月某日自弗拉欣渡海，他要是也能在这一天动身，到时候可以同她结伴同行，在来布莱克斯泰勃的路上照顾照顾她。生性怕羞的菲利普赶忙回信推托，说他得迟一两天才能动身。他想象着自己如何在人群里寻找威尔金森小姐，如何难为情地跑上前去问她是否就是威尔金森小姐（他很可能招呼错了人而横遭奚落），然后又想到，他拿不准在火车上是该同她攀谈呢，还是可以不去搭理她，只管自己看书。

菲利普终于离开了海德堡。近三个月来，他净是在考虑自己的前途，走时并无眷恋之意。他一直没觉得那里的生活有多大乐趣。安娜小姐送给他一本《柴金恩的号手》，菲利普回赠她一册威廉·莫里斯的著作。他俩总算很聪明，谁也没去翻阅对方馈赠的书卷。

第三十二章

菲利普见到伯父伯母，不觉暗暗一惊。他以前怎么从没注意到他俩已是这般老态龙钟了？牧师照例用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接待了他。牧师又稍许胖了一点，头发又秃了些，白发也更多了。在菲利普眼里，大伯是个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啊。他脸上流露出内心的软弱和任性。路易莎伯母把菲利普搂在怀里，不住地亲他，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滚滚流下。菲利普深受感动，又有点忸怩不安，他以前并不知道她竟是这般舐犊情深地疼爱自己。

“哦！菲利普，你走后，我们可是度日如年呀，”她抽搭着说。

她抚摩着他的双手，用喜滋滋的目光端详着他的脸庞。

“你长大了，简直是个大人啦。”

他上唇边上已长出薄薄一层软髭。他特地买了把剃刀，不时小心翼翼地将光滑的下巴颏上的柔毛剃掉。

“你不在家，我们好冷清啊。”接着，她又用微带颤抖的声音腼腆地问：“回到自己家里很高兴吧？”

“那还用说！”

她又瘦削又单薄，仿佛目光也能将她的身子穿透似的。那两条勾住菲利普颈脖的胳膊，瘦骨嶙峋，不禁让人联想起鸡骨头来；那张凋枯的脸哦，皱纹竟是这般密密层层！一头斑斑白发，仍梳理成她年轻时流行的鬈发式样，模样儿既古怪，又叫人觉得可怜。那干瘪瘦小的身躯，好似秋天的一片枯叶，你觉得只要寒风一起，就会将它吹得无影无踪。菲利普意识到，他们这两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已经走完人生的历程：他们属于过去的一代，现在正在那儿耐心而又相当麻木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而他呢，却是朝气蓬勃，年富力强，渴望着刺激与冒险，看到如此浑浑噩噩地虚度年华，自然不胜惊骇。他们一生碌碌无为，一旦辞世之后，也就如同未曾到过人世一般。他对路易莎伯母倍感怜悯，突然疼爱起她来，因为她也疼爱自己呢。

这时，威尔金森小姐走进屋来。刚才她十分知趣地回避开，好让凯里夫妇有机会同侄儿亲热一会儿。

“这是威尔金森小姐，菲利普，”凯里太太说。

“浪子回家啦，”她边说边伸出手来，“我给浪子带来了一朵玫瑰花，把它别在衣扣上吧。”

她笑吟吟地把那朵刚从花园里摘来的玫瑰花别在菲利普上衣的纽扣眼里。菲利普脸涨得通红，觉得自己傻乎乎的。他知道威尔金森小姐是威廉大伯从前的教区长的女儿；自己也认识许多牧师的女儿。这些小姐衣着很差，脚上的靴子也过于肥大。她们通常穿一身黑衣服。菲利普早先呆在布莱克斯泰勃的那几年，手织衣还没传到东英吉利来，而且牧师家的太太小姐们也不喜欢穿红戴绿。她们的头发蓬蓬松松，梳得很马虎，上过浆的内衣发出一股刺鼻的怪味。她们认为女性魅力的外露，有失体统，因而无论老妇少女全是千篇一律的打扮。她们把自己的宗教当作借以目空一切的金字招牌。她们自恃与教会血缘相连，在对待同类的态度上，免不了带有几分专横之气。

威尔金森小姐可不同凡响。她身穿一袭白纱长服，上面印有鲜艳的小花束图案，脚蹬一双尖头高跟鞋，再配上一双网眼长袜。在不见世面的菲利普眼里，她的穿戴似乎极为阔气，岂知她的外衣乃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便宜货。她头发做得十分考究，故意将一绺光滑的发鬈耷拉在前额中央，发丝乌黑发亮，很有骨子，看上去似乎永远不会蓬松散乱。一双眼睛又黑又大，鼻梁略呈钩形，她的侧影略带几分猛禽的凶相，而从正面看上去，却很逗人喜欢。她总是笑容可掬，但因为嘴大，笑的时候，得留神不让自己那口又大又黄的板牙露出来。最使菲利普不好受的，是她脸上抹的那厚厚一层脂粉。他对女性的风度举止向来很挑剔，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上流女子万万不可涂脂抹粉；不过话得说回来，威尔金森小姐当然是位有教养的小姐啰，因为她是牧师的千金，而牧师则是属于有教养的上流人士。

菲利普打定主意不对她产生半点好感。她说话时带点法国腔，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她明明是在英格兰内地土生土长的嘛。他觉得她笑起来流于矫揉造作，还有那股故作羞态的轻浮劲儿，也使他感到恼火。头两三天里，他心怀敌意，不和她多啰唆，而威尔金森小姐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态度，在他面前显得特别和蔼可亲。她几乎只跟他一个人交谈，并且不断就某些问题征求菲利普的意见，这种做法自有讨人喜欢的地方。她还故意逗他发笑，而菲利普对那些使自己感到有趣的人，一向无法拒之于门外：他颇有几分口才，能时而说几句高雅风趣的妙语，现在碰上了一位知音者，怎么能不叫他喜上心头呢。牧师和凯里太太都没一点幽默感，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能引他们开颜展笑。菲利普渐渐同威尔金森小姐厮混熟了，他不再感到拘泥羞涩，而且渐渐喜欢起她来了：他发觉她的法国腔别有风味；在医生家的游园会上，她打扮得比谁都漂亮，穿一身蓝底大白点子的印花绸裙衫，单凭这一点，就足已使菲利普心荡神移。

“我敢肯定，他们准会认为你有失身份，”他笑着对她说。

“让人们看作放荡的野女人，本是我平生夙愿，”她回答说。

有一天，菲利普趁威尔金森小姐呆在自己房里的当儿，问路易莎伯母她有多大了。

“哎哟，亲爱的，你万万不可打听一位姑娘的年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要和她结婚，那她年纪可嫌太大啦。”

牧师肥胖的脸膛上，慢慢漾起一丝笑意。

“她可不是个黄毛丫头吧，路易莎，”他说。“我们在林肯郡的那阵儿，她就差不多已是个大姑娘了。那还是二十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她背后还拖着根大辫子呢。”

“那时她也许还不满十岁吧，”菲利普说。

“不止十岁了，”路易莎伯母说。

“我想那时候她快二十了吧，”牧师说。

“哦，不，威廉，至多不过十六七岁。”

“那她早已三十出头啰，”菲利普说。

就在这时候，威尔金森小姐步履轻盈地走下楼来，嘴里还哼着支本杰明·戈达德的曲子。她戴着帽子，因为已经约好菲利普一块儿去散步；她伸出手来，让菲利普给她扣好手套的纽扣。他并不精于此道，动作笨拙。他虽有几分尴尬，却自觉显示了骑士风度。他们俩现在交谈起来，无拘无束，十分投机；这会儿他们信步闲逛，一边天南海北地聊着。她给他讲在柏林的所见所闻，而他则告诉她这一年在海德堡的生活情形。过去似乎是无足轻重的琐事，现在谈起来却增添了新的趣味。他描述了欧林太太寓所内的房客以及海沃德和维克斯之间的那几次谈话。当时似乎对他影响至深，此刻他却略加歪曲，使两位当事人显得荒唐可笑。听到威尔金森小姐的笑声，菲利普颇感得意。

“你真让人害怕，”她说，“你的舌头好厉害。”

接着，她又打趣地问他在海德堡时可有过什么艳遇。菲利普不假思索直言相告：福分太浅，一事无成。但威尔金森小姐就是不相信。

“你嘴巴真紧！”她又说，“在你这种年纪，怎么可能呢？”

菲利普双颊刷地红了，哈哈一笑。

“啊，你打听的事未免多了点，”他说。

“哈哈，我说嘛，”威尔金森小姐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瞧你脸都红啦。”

说来好不叫人得意，她竟会认为自己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为了让她相信自己确实有种种风流事儿要隐瞒，他赶忙变换话题。他只怨自己从来没谈过情，说过爱。实在没有机缘哪。

威尔金森小姐时乖命蹇，怨天尤人。她怨恨自己不得不自谋生计糊口。她在菲利普面前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身世；她原可以从她母亲的一个叔父那儿继承到一笔财产，哪知这个叔父竟跟他的厨娘结了婚，把遗嘱改了。言谈之中，她暗示自己家境曾相当阔绰；她将当年在林肯郡野游有马可策、出门有车代步的宽裕生活，同目前寄人篱下的潦倒处境作了对比。事后菲利普对路易莎伯母提起此事时，路易莎伯母的话却使他有点迷惑不解。她告诉菲利普，当年她认识威尔金森一家的时候，他们家充其量也只有一匹小驹和一辆寒碜的单马马车；至于那个阔叔父，路易莎伯母倒确实听人说起过，但他不仅结过婚，而且在埃米莉出世前就有了孩子，所以埃米莉压根儿没希望得到他的遗产。威尔金森小姐眼下在柏林工作，她把那儿说得一无是处。她抱怨德国的生活粗俗不堪，不无痛苦地将它同巴黎的五光十色作了对比。她在巴黎呆过好几年，但没说清究竟呆了几年。她在一个时髦的肖像画师家里当家庭教师，女主人是个有钱的犹太人。在那儿，她有幸遇到许多知名人士，她一口气说了一大串名流的名字，听得菲利普晕头转向。法兰西喜剧院的几位演员是她主人家的常客。吃饭时，科克兰就坐在她身边，他对她说，他还从未遇到过哪个外国人能说这么一口纯粹、流利的法国话。阿尔方斯·都德也来过，曾给她一本《萨福诗选》。他原答应把她的芳名写在书上，可她后来忘记提醒他了。不管怎么说，她现在仍把这本书当宝贝似地保存在手边，她愿意借给菲利普一阅。还有那位莫泊桑。威尔金森小姐提到他时格格一笑，意味深长地瞅着菲利普。了不起的人物！了不起的作家！海沃德曾讲到过莫泊桑，因而此人的名声菲利普也略有所闻。

“他向你求爱了吗？”他问道。

说来也奇怪，这句话冒到喉咙口时似乎在那儿哽住了，可毕竟还是吐了出来。现在他挺喜欢威尔金森小姐，同她闲聊时，心里止不住阵阵激动，可他很难想象会有人向她求爱。

“瞧你问的！”她叫了起来。“可怜的居伊，他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女人都会向她求爱的。他这个脾气怎么也改变不了。”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似乎是满怀柔情地回忆着往事。

“他可是个迷人的男子啊，”她低声嘟哝。

只有阅历比菲利普深些的人，才能从她的话里猜测出那种可能有的邂逅场面：那位著名作家应邀前来赴家庭便宴，女教师带着两个身材修长的女学生，彬彬有礼地走了进来；主人向客人介绍：

“Notre Melle Anglaise．”

“Mademoiselle．”

席间，名作家同男女主人谈天说地，那位Melle Anglaise默默地坐在一旁。

可是她的那番话，却在菲利普的头脑里唤起远为罗曼蒂克的奇思遐想。

“快跟我讲讲他的事情吧，”他激动地说。

“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这句说的倒是实话，可眉宇间的那副神气却似乎在说：哪怕写上三厚本也写不尽其中的艳史佳话呢。“你可不该这么刨根问底呀。”

她开始议论起巴黎来。她喜欢那儿的林荫大道和奇花异木。条条马路都优美雅致，而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树丛林苑，更是别具一格。他们俩这会儿坐在公路边的栅栏梯磴上，威尔金森小姐望着面前那几棵挺拔的榆树，目光里流露出鄙夷的神情。还有那儿的剧院，其节目之瑰丽多彩，演技之精湛高超，均是无与伦比的。她学生的母亲，福约太太，要去成衣铺试衣时，常由她陪同前往。

“哦，做人没钱花，真是活受罪！”她大声嚷嚷。“那些个漂亮时装！只有巴黎人才懂得穿衣打扮，而我呢，却买不起！可怜的福约太太，身段太差劲了。有时候成衣匠在我耳边轻声嘀咕：‘唉，小姐，要是她能有您这样的身段就好啦！’”

菲利普这时才注意到威尔金森小姐体态丰满，而且她本人也颇为之自豪。

“英国的男人够蠢的，只看重脸蛋长相。法国人才是个懂得爱情的民族，他们知道身段远比相貌重要。”

菲利普以前从不留神这种事儿，现在可注意到了威尔金森小姐脚脖子又粗又难看。他赶紧把目光移开。

“你应该去法国。你干吗不去巴黎住上一年。你可以把法语学到手，这样会使你变得déniaiser。”

“那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她狡黠地抿嘴一笑。

“这你可得去查查词典啰。英国男人不懂如何对待女人，他们羞羞答答的。男子汉还羞羞答答，多可笑。他们不懂得如何向女人求爱，甚至在恭维女人的漂亮迷人时，也免不了显出一副傻相。”

菲利普感到自己愚蠢可笑。显然，威尔金森小姐希望自己别这么拘谨。说真的，这时要是能说几句妙趣横生的俏皮话，献一点儿殷勤，那该多快人心意。可惜他搜索枯肠，就是掏不出半句来；等到他真的想到了，却又怕说出口会出洋相。

“哦，那时我爱上了巴黎，”威尔金森小姐感叹地说，“却不得不去柏林。福约家的女儿后来相继出嫁，我没法再在他们家待下去，一时又找不到事干，而柏林倒有个位置，就是我眼下干的这个差使。他们是福约太太的亲戚，我答应了下来。我在布里达街有个小套间，是在cinquième，那儿实在毫无体面可言。布里达街的情形你是知道的——ces dames，是吧。”

菲利普点点头，其实根本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只是模模糊糊猜到了一点。他生怕她会笑自己少不更事。

“不过我也不在乎。Je suis libre， n′est-ce pas？”她很喜欢插句把法语，而她法语也确实说得不错。“我在那儿还有过一段奇遇呢。”

她蓦地收住话头，菲利普催她往下说。

“你也不肯把自己在海德堡的奇遇讲给我听嘛，”她说。

“实在太平淡无奇啦，”菲利普辩解说。

“假如凯里太太知道我们在一起谈这种事儿，真不知道她会怎么说呢。”

“你想我怎么会去告诉她呢？”

“你能保证不说？”

他作了保证之后，她就开始说：她楼上房间里住了个学美术的学生，他——但她又突然改变话题。

“你干吗不去学美术？你画得挺不错呢。”

“差得远呐。”

“这得由别人来评判。Je m′y connais，我相信你具有大画家的气质。”

“要是我突然跑去对威廉大伯说我要去巴黎学美术，他的那副嘴脸够你瞧的！”

“你总不见得现在还是任人牵着鼻子走的吧。”

“你存心在卖关子哪，还是请你把刚才的事说下去吧。”

威尔金森小姐莞尔一笑，继续说她的故事。有几次，她在楼梯上同那个学美术的学生交臂而过，而她并没怎么特别去留意他，只看到他有一对漂亮的眼睛，他还彬彬有礼地脱帽致意。有一天，她发现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是他写的。信上说他几个月来一直对她暗中敬慕，他故意站在楼梯旁等她走过。哦，信写得委婉动人！她当然没回信啰。不过，天底下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受人奉承？第二天，又送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妙极了，热情洋溢，感人至深。后来，她在楼梯上同他再次相遇时，简直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才好。每天都有信来，信中恳求与她相会。他说他晚上来，vers neuf heures，她不知如何是好。这当然是万万不可的，他或许会不断拉铃，而她决不会去开门：然而就在她等待铃声叮当作响时，他却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她面前。原来她自己进屋时忘了把门关上。

“C′était une fatalité.”

“后来呢？”菲利普追问道。

“故事到此结束啦，”她回答说，同时伴随着一串格格的笑声。

菲利普半晌没言语。他心儿突突直跳，心田里似乎涌起一阵阵莫名其妙的感情的波澜。他眼前浮现出那条黑洞洞的楼梯，还有那一幕又一幕邂逅相遇的情景。他钦佩写信人的胆量——哦，他可永远不敢那么胆大妄为——还佩服他竟那么悄没声儿，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她的房间。在他看来，这才是风流韵事的精华所在。

“他长得怎么样？”

“哦，长得挺帅。Charmant garçon。”

“你现在还同他往来吗？”

菲利普问这句话的时候，心中隐隐感到一股酸溜溜的滋味。

“他待我坏透了，男人嘛，全是一丘之貉。你们全是没良心的，没一个好货。”

“这一点我可没有体会，”菲利普不无困窘地说。

“让我们回家去吧，”威尔金森小姐说。

第三十三章

菲利普没法把威尔金森小姐的那段风流事从脑子里排除开去。尽管她讲到紧要处戛然收住话头，但意思还是够清楚的，他不免有点震惊。这种事对已婚女子来说当然无所谓，他读过不少法国小说，知道这类苟且事在法国确实可谓司空见惯。然而，威尔金森小姐是个英国女子，还未结婚，况且她的父亲又是个牧师。接着他一转念，说不定那个学美术的学生既不是她的第一个，也不是她的最后一个情人呐，想到这儿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他从未打这方面去体察威尔金森小姐，居然有人向她求爱，简直不可思议。他由于天真单纯，并不怀疑她自述的真实性，就像从不怀疑书里的内容一样；令他气恼的倒是，为什么这种奇妙的事儿从来轮不到自己头上。要是威尔金森小姐执意要他讲讲在海德堡的艳遇而他竟无可奉告，那该多丢人。他固然也有一套臆造杜撰的本事，然而他是否能使她相信自己是拈花惹草的老手，那就很难说了。女子的直觉十分敏锐，菲利普看到书本上是这么说的，她也许一眼就识破他是在撒谎。他想到她也许会掩面窃笑他，不由羞得面红耳赤。

威尔金森小姐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懒洋洋地唱着。她唱的是马赛耐特、本杰明·戈达特和奥古斯塔·霍姆斯谱写的歌曲，不过这些曲子对菲利普来说都很新鲜。他俩就这样厮守在钢琴旁边，一连消磨上好几个钟头。有一天，威尔金森小姐想知道他是否生就一副歌喉，执意要他试试嗓音。她夸他有一副悦耳动听的男中音嗓子，主动提出要教他唱歌。一上来，他出于惯有的腼腆谢绝了。但她再三坚持，于是，每天早餐以后凑着空就教他一小时。她颇有当教师的天赋，无疑是个出色的家庭教师。她教授有方，要求严格。讲课时，虽然仍带着一口浓厚的法国腔，但那种软绵绵的嗲劲却一扫而尽。自始至终没有半句废话，断然的口气中带几分威势儿；学生思想一开小差，或是稍有马虎，她出于本能，当即毫不客气地予以制止和纠正。她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逼着菲利普练声吊嗓子。

课一结束，她脸上又自然而然地泛起诱人的浅笑，说话的口吻也重新变得温柔可爱。她转瞬就卸掉了那层为人之师的外壳，可是要菲利普摆脱自己当门生的身份就没这么容易，上课时得到的印象，同听她讲述个人艳遇时的内心感受，颇有点格格不入。他对她的观察更加细致入微。他发觉威尔金森小姐晚上要比早晨可爱得多。早晨，她脸上的皱纹不少，颈脖上的皮肤也有点粗糙。他真希望她能把脖子遮起来，但天气很暖和，她穿的上衣领口开得很低。她又非常喜欢穿白色的服装，而在上午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对她实在不很合适。一到了晚上她就显得妩媚动人：她穿着像晚礼服一样的长裙，脖子上挂着一串红石榴珠项链，长裙前胸和两肘上缀有花边，使她显得温柔而讨人喜欢。她用的香水溢出一股撩人的异香（在布莱克斯泰勃人们只用科隆香水，而且只在星期天或者头疼病发作时才洒上几滴）。这时候，她看上去确实很年轻。

菲利普为计算她的年龄伤透了脑筋。他把二十和十七加在一起，总得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数来。他不止一次地问路易莎伯母，为什么她认为威尔金森小姐有三十七岁了。她看上去还不满三十岁呢！谁都知道，外国女子比英国女子老得快；威尔金森小姐长期身居异邦，差不多也称得上是个外国人了。菲利普个人认为她还不满二十六岁。

“她可不止那把年纪啰，”路易莎伯母说。

菲利普对凯里夫妇说话的精确性抱有怀疑。他们唯一记得清的，是他们在林肯郡最后一次见到威尔金森小姐时她还留着辫子。是嘛，她那时说不定才十二岁呢。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而牧师的记忆力一向靠不住。他们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是人们总喜欢用整数，所以很可能是十八年，或者十七年前的事。十七加十二，只不过二十九。活见鬼，这个岁数算老吗？安东尼为获得克莉奥佩特拉而舍弃整个世界时，那位埃及女王已经四十八岁。

那年夏季天气晴好。日复一日，碧空无云。气候虽炎热，不过由于靠近海，暑气有所冲淡，空气中渗透着一股令人振奋的清新之意，所以即使置身于八月盛夏的骄阳之下，也不觉得熏烤难受，反而横生一股兴致。花园里有个小池，池中喷泉飞溅，睡莲盛开，金鱼翔浮在水面，沐浴着阳光。午餐之后，菲利普和威尔金森小姐常常带着旅行毯和坐垫来到池边，躺在草地上，借那一排排高高的玫瑰树篱遮阴。他们一个下午就这么躺在那儿聊天、看书，时而还抽支把烟。牧师禁止在室内抽烟，认为抽烟是种恶习。他经常说，任何人若沦为某一嗜好的奴隶，未免有失体统。他忘了他自己也有喝午茶的嗜好。

有一天，威尔金森小姐给菲利普看《波希米亚人的生涯》一书。这本书是她在牧师书房的书堆里偶然翻到的。凯里先生有回要买一批廉价书，也连带把它买了来，十年来就一直丢在那儿没人问津。

米尔热的这本杰作，情节离奇，文笔拙劣，内容荒诞，菲利普一翻开就立刻被迷住了。书中有关饥馑的描写，笔调诙谐，怨而不怒；关于赤贫景象的画面，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下流的恋情经作家写来，却那么富于浪漫色彩；无病呻吟的哀怨感伤，到了作家的笔下却是缠绵悱恻，婉约动人——所有这一切，都使菲利普心驰神往，喜不自胜。鲁多尔夫和米密，缪塞和肖纳德！他们穿着路易·腓力普时代的稀奇古怪的服装，在拉丁区的灰暗街道上游荡，时而栖身于这个小阁楼上，时而又在那一个小顶楼里安顿下来；含着眼泪，挂着微笑，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谁能不被他们勾了魂去？只有等你获有更健全的鉴别力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才会感到他们的欢乐是多么粗俗，他们的心灵是多么平庸，这时你才会感到，那一伙放浪形骸之徒，不论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凡人，都一无可取之处。但菲利普却为之心醉神迷。

“现在你打算去的是巴黎而不是伦敦了吧？”威尔金森小姐问，对他的热情不无讥讽之意。

“现在即使我打算去巴黎也来不及了，”他回答道。

他从德国回来已有两个星期，曾同大伯多次谈到自己的前途问题。他坚决拒绝进牛津念书，再说他再也别想拿到奖学金，甚至连凯里先生也得出他无力上大学的结论。菲利普的全部财产本来只有两千镑，虽然这笔钱以百分之五的利息投资于抵押业，但他无法靠其利息过日子。现在这笔钱又减少了一点。上大学的最低生活费用一年至少得二百镑，花这样一大笔钱去念书，简直荒唐。因为即使在牛津大学读上三年，还是照样不能养活自己。他急于直接上伦敦去谋生计。凯里太太认为，有身份的绅士只能在四种行业中选择：陆军、海军、司法和教会。她还加上一门医业，因为她的小叔子就是干这一行的，不过她没忘记在她年轻时，谁也不把医生算在上等人之列的。前两门行当根本不用去考虑，而菲利普本人又坚决反对任圣职，剩下的就只有进司法界这条出路。本地医生建议，如今许多有身份的人都从事工程实业，但凯里太太当即表示反对。

“我不想让菲利普去做买卖，”她说。

“是啊，不过他总得有个职业，”牧师应道。

“为什么不能让他像父亲那样去当医生呢？”

“我讨厌这种职业，”菲利普说。

凯里太太并不感到惋惜。既然他不打算进牛津，也别指望干律师这一行。因为凯里夫妇觉得，要想在这一行里搞出点名堂，还非得有学位不可。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建议菲利普去给一个律师当学徒。他们写信给家庭律师阿尔伯特·尼克逊，问他愿不愿意收菲利普做徒弟。他与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牧师同是亨利·凯里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隔了一两天回信来了，说他门下没有空额，而且对他们的整个计划很不以为然。目前这门行业已是人满为患，一个人要是没有资金，没有靠山，至多也只能做个事务所主管员。他建议菲利普去当会计师。而会计师算个什么行当，牧师也罢，他老伴也罢，都一无所知，菲利普也从没听说过有谁是当会计师的。律师又来信解释说：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随着企业公司的增加，出现了许多审核账目、协助客户管理财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它们建立的那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是老式财务管理所没有的。自从几年前取得皇家特许之后，这个行业逐年重要起来，不仅受人尊重，而且收入丰厚。给阿尔伯特·尼克逊管理了三十年财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恰好有个练习生的空额，他们愿意收下菲利普，收费三百镑，其中有一半在五年合同期内以工资形式付还本人。尽管前景并不怎么吸引人，但菲利普觉得自己总该有个决断才是，他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对伦敦生活的向往之情压倒了心头的退缩之意。布莱克斯泰勃的教区牧师写信请教尼克逊先生，这是不是一门适于上等人干的体面职业，尼克逊先生回信说：自从授予特许状以后，许多念过公学和大学的青年人都投身于这门行业。再说，要是菲利普觉得这工作不合心意，一年之后希望离开的话，赫伯特·卡特——就是那位会计师——愿意归还合同费用的半数。事情就算这样定了。根据安排，菲利普将在九月十五日开始工作。

“我还可以逍遥整整一个月，”菲利普说。

“到那时，你将走向自由，而我却要投身桎梏，”威尔金森小姐应了一句。她共有六周假期，到时候只比菲利普早一两天离开布莱克斯泰勃。

“不知我们以后是否还会再见面，”她说。

“我不明白怎么不会呢？”

“哦，别用这种干巴巴的腔调说话吧。还没见过像你这样不懂温情的人呢。”

菲利普满脸通红。他就怕威尔金森小姐把自己看成个脓包：她毕竟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子，有时还挺漂亮的，而自己也快二十岁了，假若他们的交谈仅止于艺术和文学，未免有点可笑。他应向她求爱。他们经常议论爱情，谈到过布里达街的那个学艺术的学生，还有那位巴黎肖像画家。她在他家住了很久，他请她做模特儿，而且狂热地追求她，吓得她不得不借故推托，不再给他当模特儿。不用说，威尔金森小姐对这类献殷勤的玩意儿早已司空见惯。那天，她戴了一顶大草帽，看上去十分妩媚动人。下午天气炎热，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上嘴唇上挂着一串豆大的汗珠。他想起了凯西莉小姐和宋先生。他以前想到凯西莉时毫不动心。她姿色平庸，一无动人之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俩的私情却似乎很富有浪漫气息。他此刻眼看也有遇到点风流事的机缘。威尔金森小姐差不多完全法国化了，这就给可能经历的艳遇增添几分情趣。当他晚间躺在床上或是白天独自在花园里看书时，一想到此事，心弦就禁不住震颤起来，可是当威尔金森小姐出现在他面前时，事情似乎就不那么香艳动人了。

不管怎么说，在她讲了那几段风流韵事之后，如果他也向她表示爱情，想来她不至于会大惊小怪吧。他还隐隐觉得，她一定对自己至今无所表示感到奇怪。也许这只是自己的胡思乱想，不过近两天来，他不止一次地在她的目光里依稀辨觉出点鄙夷的意味。

“你愣愣地在想些什么，”威尔金森小姐笑吟吟地瞅着他说。

“我可不想告诉你，”他答道。

他想，应当就在此时此地吻她。不知道她是不是正巴望他这么做呢。但毕竟事先没有半点儿表示，怎能这么冒冒失失呢。她不以为自己疯了才怪哩，也许会赏自己一个耳刮子，说不定还会到他大伯面前去告状。真不知道宋先生怎么把凯西莉勾搭上的。要是她把事情告诉了伯父，那就糟了。他深知大伯的为人，他一定会说给医生和乔赛亚·格雷夫斯听的，这样他在众人面前就成了个十足的大傻瓜。路易莎伯母不是一口咬定威尔金森小姐已整整三十七岁了吗？想到自己会成为众人的笑柄，不禁透心凉了半截。他们还会说，她的年龄那么大，足可做他的母亲呢！

“瞧你又在愣神了，”威尔金森小姐莞尔一笑。

“我在想你呐，”他鼓足勇气答道。

不管怎么样，这句话可抓不到什么辫子。

“在想些什么呢？”

“啊，这回是你在刨根问底了。”

“淘气鬼！”威尔金森小姐说。

又是这种口气！每当他好不容易把感情鼓动了起来，她却总是说些煞风景的话，让人忘不了她那家庭教师的身份。他练声时没达到她的要求，她就俏皮地骂他淘气鬼。这一回可惹得他一肚子不高兴。

“希望你别把我当作三岁小孩。”

“恼火了吗？”

“恼火得很哪。”

“我可不是有意的。”

她伸出手来，他握住了。近来，有几次他们晚上握手告别时，他似乎感到她有意捏了捏他的手，而这回再没什么好怀疑的了。

他不知接下去该说些什么。此刻，任他冒险的机会终于来了，如果他坐失此良机，岂非真成了个傻瓜蛋？惜乎这场面过于平淡了些，该更多一点魅力才是。他读到过不少关于爱情的描写，而他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小说家们描绘的那种内心情感的奔突勃发，他并没有被一阵阵情欲冲动搞得神魂颠倒，何况威尔金森小姐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情人。他经常给自己描绘了这么个千媚百娇的姑娘：长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像雪花石膏似的白皙滑润；他常常幻想自己如何把脸埋在她一绺绺涟漪般的浓密褐发之中。可是他没法想象自己会把脸埋在威尔金森小姐的头发里，而这位小姐的头发总使他感到有点黏糊。话又得说回来，偷香窃玉毕竟是够刺激的，他为自己即将取得的成功感到激动，感到由衷的自豪。他是完全靠自己把她勾引到手的。他打定主意要去吻威尔金森小姐，不过不是在此刻，得等到晚上，在灯火阑珊之处比较方便些。只要吻了她，那以后的事就有谱儿了。就在今天晚上，一定要吻她。他还如此这般地立下了誓言。

他已胸有成竹，考虑周全。晚饭后，他建议两人到花园里去散步，威尔金森小姐同意了。他俩肩并肩地在花园中转悠。菲利普十分紧张。不知怎么的，话说来说去总是引不上那条路子。他原来决定第一步要用手臂挽住她的腰肢，而她却在大谈特谈下周举行的赛船会，他总不能贸然伸手去勾住她吧。他巧妙地把她引入花园的浓阴深处，可一到了那儿，他的勇气却不知了去向。他俩坐在长凳上，他真的打定了主意要利用眼前的大好良机了，可就在这时，威尔金森小姐突然说这里肯定有蚭虫，说什么也要往前走。他们又在花园里逛了一圈，菲利普决计要在转到那张长凳之前断然采取行动，可就在他们打屋子旁边经过的时候，看见凯里太太站在门口。

“年轻人，你们最好进屋来吧。夜里寒气重，我敢说对你们身体没好处的呢。”

“也许我们还是进去的好，”菲利普说，“我不想让你着了凉。”

说罢，他顿觉松了口气。今晚不必再胡思乱想干什么了。可是后来等他独自回到房里，却对自己大为恼火。真是十足的傻瓜。可以肯定，威尔金森小姐正等着自己去吻她，否则她才不会上花园去呢。她不是常说只有法国人才懂得怎么对待女人吗？菲利普看过不少法国小说。要是他是个法国人的话，他会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热情奔放地向她诉说爱慕之情；他要把双唇紧紧地贴在她的nuque上。他不明白法国人干吗总是喜欢吻女人的nuque。他自己可从来没注意到颈脖子有什么迷人之处。当然，对法国人来说干这些事是很容易的，语言帮了不少忙，而菲利普总感到用英语说那些热情奔放的话，听上去荒唐可笑。菲利普心想，要是自己从来没打算围攻威尔金森小姐的贞操，那该多好。开始的两星期，日子过得挺轻松的，而现在他却感到痛苦不安。然而，他决不能就此罢休，否则他要一辈子瞧不起自己。他铁了心，非要在明天晚上吻她不可。

翌日，他起床一看，外面在下雨，他第一个念头就是今晚不能上花园去了。早餐时他兴致很好。威尔金森小姐差玛丽来说，她头疼不想起床。直到下午用茶点时她才下楼来，脸色苍白，穿着一件合身的晨衣。等到吃晚饭时，她完全复元了，因此晚餐的气氛很活跃。做完了祷告，她说她得回房休息去了，她吻了吻凯里太太，然后转身对菲利普说：

“我的天哪！”她嚷道，“我真想亲亲你呢！”

“干吗不呢？”他说。

她呵呵一笑，伸出手来。她明显地紧捏了一下他的手。

第二天天气转晴，蓝天不见一缕云翳，雨霁的花园，空气分外清新芳香。菲利普去海滨游泳，回来后，美美地饱餐一顿。下午，牧师公馆里举行网球聚会，威尔金森小姐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她穿衣打扮确实很在行，菲利普没法不注意到，她出现在副牧师太太和医生那位已出阁的女儿旁边，还真算得上仪态万方哩。她在腰带上缀了两朵玫瑰，坐在草坪边上的庭院靠椅里，打着一把大红阳伞，日光透过伞面，映着她的脸盘，浓淡恰到好处。菲利普喜欢打网球，发球技术不错，他不便奔跑，所以专打近网球。虽说他有足疾，动作却挺利索，很难使他失球。他每局都打赢了，高兴得什么似的。喝茶时他坐在威尔金森小姐脚边，浑身淋汗，气喘吁吁。

“你穿着这身法兰绒服很合适，”她说，“今天下午你看上去挺帅。”

他高兴得脸都红了。

“我也可以老实地恭维你一句。你的样子使人神魂颠倒。”

她嫣然一笑，那双乌黑的眸子久久地盯在他脸上。

晚饭后，他坚持要她出去散步。

“你玩了一整天还没玩够？”

“今晚花园里夜色迷人，星星都出来了。”

他兴致勃勃。

“你知道吗？为了你，凯里太太还怪我哩，”当他们款步穿过菜园子时，威尔金森小姐说，“她说我不该跟你调情。”

“你跟我调情了吗？我还没觉察到哩。”

“她不过是说句笑话罢了。”

“昨晚你好狠心，就是不肯吻我。”

“你也不看看我说那话时，你大伯瞅我的那副神情！”

“你就这样被吓住了？”

“我吻别人时不喜欢有人在场。”

“现在可没人在场啊。”

菲利普用手勾住她的腰肢，在她的嘴上亲了亲。她只是咧嘴笑笑，毫无退缩之意。一切进行得相当自然。菲利普颇感自豪。他决心要做的，毕竟做到了。这本是世界上最轻而易举的事。要是他早这样干就好了。他又吻了她一下。

“哦，你不该这么着，”她说。

“为什么？”

“因为你的吻太叫我喜欢啦，”她呵呵笑了。

第三十四章

第二天吃了午饭，他俩带着旅行毛毯和软垫来到喷水池边。虽然他们随身还带着书，但谁也没心思去看。威尔金森小姐舒舒服服安顿好之后，信手撑开那柄大红伞面的阳伞。现在菲利普已无所顾忌，可是一上来威尔金森小姐却不许他吻自己。

“昨晚，我太有失检点啦，”她说，“我怎么也睡不着，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

“瞎扯淡！”他大声说。“我可以肯定你昨晚睡得才香哪。”

“你不想想，要是让你大伯知道了，他会怎么说？”

“瞧你说的，他才不会知道呢！”

他向她凑过身子，心儿扑通扑通直跳。

“你为什么想吻我？”

他知道自己该回答一句“因为我爱你嘛”，可就是说不出口。

“你倒说说看呢？”他反诘一句。

她满眼含笑地瞅着他，同时用手指尖轻轻地触摸他的脸。

“瞧你的脸蛋多滑嫩！”她悄声儿说。

“我的脸真得勤刮才行，”他说。

说来也奇怪，想不到谈情说爱竟这么难！他觉得沉默反倒比言语更能帮自己的忙，他可以用目光来表达无法言传的情感。威尔金森小姐叹了口气。

“你到底喜欢我不？”

“喜欢得很哩。”

他又凑上去要吻她，这回她半推半就了。菲利普看上去热情冲动，其实是在虚张声势，他在扮演风流情种的角色，而且自觉演得惟妙惟肖。

“你开始让我有点害怕了，”威尔金森小姐说。

“吃过晚饭你出来好吗？”他恳求说。

“除非你答应别胡来。”

“随你说什么我全答应。”

这股半真半假拨弄起来的情焰，现在真的烧到他身上来了。下午用茶点时，他嘻嘻哈哈，旁若无人，威尔金森小姐心神不安地看着他。

“你那双忽闪忽闪的眸子该悠着点才是，”她后来对他说。“你的路易莎伯母会怎么想呢？”

“她怎么想我才不管呢！”

威尔金森小姐快活地呵呵一笑。晚饭刚一吃完，菲利普就冲着她说：“你可高兴陪我去抽支烟？”

“你就不能让威尔金森小姐好好歇会儿？”凯里太太说。“别忘了她可不像你那么年轻。”

“哦，我就是想出去走走呢，凯里太太，”她颇不买账地说。

“吃罢午饭走一程，吃罢晚饭歇一阵，”牧师说。

“你伯母为人挺好，可就是有时候婆婆妈妈的惹人恼火，”他们出了屋子刚把边门带上，威尔金森小姐就咕噜了这么一句。

菲利普把刚点着的烟卷往地上一扔，张开胳臂猛地将她搂住。她用力想把他推开。

“你答应过不胡来的，菲利普。”

“你也不见得真的相信我会信守这种诺言的，是吗？”

“别这样，离屋子太近了，菲利普，”她说。“万一有人突然打屋里出来呢？”

菲利普把她引到菜园子里，这时候没人会上这儿来，而这一回威尔金森小姐也没有想到蚭虫。菲利普热烈地吻她。有一点他百思不得其解：早晨，他对她一无好感；过了中午，觉得她尚可人意；可是到了晚上，一碰到她的手，魂儿就被摄了去。而且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舌头也变巧了，竟能吐出那一连串绵绵情话来。如果在大白天，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连他自己听了，得意之余也不免暗觉惊讶。

“谈情说爱你还真有一手哩，”她说。

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哦，要是我能把心中燃烧的激情一古脑儿倾吐出来，那有多好！”他口气热烈地喃喃低语。

真是妙不可言！他还从未玩过这么富有刺激性的游戏，妙就妙在他说的每句话差不多都出自肺腑，只是略带几分夸张罢了。看到这一切竟在她身上立时奏效，他不仅觉得极有趣，而且兴奋得什么似的。最后，她显然费了好大劲才开得口，说她要回屋去了。

“哦，别现在就走，”他嚷道。

“一定得走了，”她嘟哝着说。“我心里害怕。”

他突然产生一种直觉，知道此刻该作何反应才不失分寸。

“我现在不能进屋去，我要留在这儿好好想想，我双颊发烫，需要吹点晚风凉凉。晚安。”

菲利普煞有介事地伸出手，她默然不语地握着。他觉得她在竭力克制，不让自己发出呜咽之声。哦，真带劲！他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园子里，百无聊赖地呆了一段时间，想想也说得过去了，便走进屋子，发现威尔金森小姐已回房睡觉去了。

打这以后，他俩之间的关系自然已非同一般。第二天和第三天，菲利普俨然是个堕入情网的热恋之人。他发现威尔金森小姐爱上了自己，心里美滋滋的，好不得意：她用英语对他这么说，也用法语对他这么说。她向他倾诉钦慕之情。过去，从未有谁当面说他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有一张肉感的嘴。他一向很少在个人仪表上劳神费心，可现在一有机会，就要在镜子面前顾影自怜一番。在同她接吻的时候，菲利普能感受到那股似乎使她心灵震颤的激情，真是奇哉妙也。他经常吻她，因为这要比说些个卿卿我我的情话来得容易。不过，他本能地感到她巴不得自己能在她耳边情语喁喁。即使现在，要向她吐露爱慕之意，仍使自己觉得愚蠢可笑。他情场得意，满希望眼前能有个把听他吹嘘夸耀的人，愿意同此人讨论自己谈情说爱时的细枝末节。有时她说的事儿挺玄乎，听得他如堕五里雾中。要是海沃德在这儿就好了，可以向他请教她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自己下一步最好采取什么行动。是速战速决呢，还是听其自然，他拿不定主意。现在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间了。

“一想到假期快要结束，我就受不了，”她说，“我难过得心如刀剐，到时候咱俩说不定就此永别了。”

“你要是果真对我有半点情意，决不会对我这么狠心，”他低声说。

“哦，咱俩一直就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还不满足？男人全都一个样，得寸进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在他死乞白赖纠缠之下，她只得说：

“你没看到这不可能嘛！这儿怎么行呢？”

他提出种种方案，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沾边试试。

“我可不敢冒这份险，万一被你伯母发觉了，岂不糟透！”

一两天后，他想出了个看来是万无一失的好主意。

“听着，如果星期天晚上你推说头疼，愿意留下看家，那么路易莎伯母就会上教堂去了。”

通常星期天晚上，为了好让玛丽·安上教堂，凯里太太总是留下来看家。不过，要是有机会参加晚祷，她是不大肯放过的。

菲利普在德国时已改变了对基督教的看法，不过他觉着没有必要让他的亲戚们知道，也不指望取得他们的谅解，看来还是不声不响地去教堂做礼拜的好，省得给自己找麻烦。但他只在早晨去一次，把这看成是对社会偏见所作的一种体面让步；他拒绝晚间再上教堂，认为这是他决心维护思想自由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表示。

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威尔金森小姐沉吟了半晌，然后摇摇头。

“不，我不干，”她说。

可是到了星期天下午用茶点时，她却大大出乎菲利普的意外。

“我今晚不想去教堂了，”冷不防她竟这么说了。“我头疼得好厉害。”

凯里太太十分关心，一个劲儿劝她服用几滴她自己经常喝的“头痛药水”。威尔金森小姐谢谢她的好意，喝完茶就说要回房去休息了。

“你真的啥也不需要吗？”凯里太太焦虑地问。

“啥也不要，谢谢您。”

“要真是这样，我可要上教堂去了。平时我很少有机会去做晚祷。”

“哦，行，您放心去是了！”

“还有我在家呢，”菲利普说，“威尔金森小姐如果需要点什么，可以差遣我嘛。”

“你最好把起居室的门开着，菲利普，这样，要是威尔金森小姐打铃，你就听得到了。”

“好的，”菲利普说。

于是，过了六时，家里只剩下菲利普和威尔金森小姐他们俩。菲利普反倒害怕起来，心里慌得很，他真心懊悔，自己怎么会出这么个馊主意，但现在悔之也晚矣，总不能把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机会白白放过吧。要是他临阵退却，威尔金森小姐会怎么想呢！菲利普走到穿堂里，侧耳细听，屋里悄无声息，不知道威尔金森小姐是不是真的头疼。说不定她早就把他的建议给忘啦。他的心痛苦地折腾着。他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楼梯嘎吱一响，他猛吓一跳，忙不迭收住脚步。他总算来到威尔金森小姐的房门口，先是站在门外听了听，然后把手搭在门把上。又等了一会儿。他似乎在那儿至少伫立了五分钟之久，迟迟拿不定主意，那只手不住哆嗦。要不是怕自己事后会反悔不迭，他早就溜之大吉了。现在好比是已爬上游泳池的最高一层跳台。站在台下仰头往上看，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等你站到跳台上，再朝下凝望水面，心儿不免凉了半截。仅仅因为怕出乖露丑，才肯硬着头皮纵身下跳。如果从刚才爬上来的阶梯再畏畏葸葸地爬下去，多丢人。菲利普鼓足勇气，轻轻地转动门把，挪步走了进去。他觉得自己浑身筛糠，好似风中的一片残叶。

威尔金森小姐站在梳妆台前，背对着门，一听到开门声，忙转过身来。

“哦，是你啊！你来干什么？”

她已脱掉了裙子和上衣，就穿着条衬裙站在那儿。衬裙很短，只齐靴帮高；裙摆是用一种乌黑发亮的料子缝制成的，下面镶着一条荷叶边。她上身穿着件短袖白布衬衣。她那副怪模样，菲利普看了心都凉透了。从未见到她像此刻这样缺少韵致，可是事到如今，已断无后退的余地。他随手把门带上，并上了锁。

第三十五章

菲利普第二天一早就醒了。尽管他辗转反侧，一宿没睡好，但是此刻他展舒双腿，望着从软百叶窗里透进来的阳光在地板上交织成金色的图案，还是心满意足地吁了口气。他颇有点沾沾自喜。他开始想到威尔金森小姐。她要菲利普叫她埃米莉，但不知怎的，他就是叫不出口。在他脑子里她始终是威尔金森小姐。既然唤她威尔金森小姐要挨她骂，菲利普干脆什么名儿也不叫。记得在小时候，他常听人说起路易莎伯母有个妹妹，一个海军军官的未亡人，大家全叫她埃米莉姨妈。所以现在要他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威尔金森小姐，他感到怪别扭的，而他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合适的称呼。她打一开始就是威尔金森小姐，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名字似乎和她本人须臾不可分离的。他眉尖微蹙。不知怎么地，他现在总把她往坏处里看。他忘不了昨晚目睹她身穿衬衣衬裙，倏然转身过来那一瞬间自己心里所产生的沮丧之感，想起了她那稍显粗糙的皮肤，还有颈脖子上又长又深的皱褶。他那股胜利的喜悦顿时作了烟云散。他又估算了一下她的年龄，不明白她怎么会还不满四十岁。这一来，这段风流韵事就显得荒唐可笑了。她人老珠黄，风韵全无。他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她的形象来：形容憔悴，尽管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住满脸皱纹；那一身打扮，就她的地位而论，未免显得过于艳丽，而对她的年龄来说，似乎又嫌太花哨。他打了个寒颤。他突然觉得自己再也不愿见到她了。想到自己竟还同她亲嘴，真有点受不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胜骇然。难道这就是爱情？

为了晚点同她照面，他穿衣时尽量磨蹭拖时间，等他最后迫不得已走进餐室时，他的心绪坏到了极点。祷告仪式已结束，大家围在餐桌边吃早饭。

“懒骨头！”威尔金森小姐快活地嚷了一声。

一看到她本人，他倒不觉宽慰地舒了口气。她背朝窗口坐着，模样儿还真俏。他不明白自己干吗尽往她坏处想。他顿时又洋洋自得起来。

昨日今朝她判若两人，菲利普着实吃了一惊。刚吃罢早饭，她就迫不及待地说她爱他，而说话的声音则因内心的激动而微微颤抖。过了一会儿他俩去起居室上唱歌课，他在琴凳上坐定。一行音阶只弹到一半，她就仰起脸，说：

“Embrasse-moi．”

菲利普刚弯下身子，她就张开双臂一把搂住他的颈脖。这滋味可不大好受，因为她连拖带拉地紧紧勾住菲利普，差点儿没把他憋死。

“Ah！ je t′ aime． Je t′ aime． Je t′ aime！”她操着一口浓重的法国腔大声说。

菲利普真希望她能用英语讲话。

“嘿，不知你想到没有，园丁随时都有可能打窗口经过。”

“Ah！ je m′en fiche du jardinier. Je m′ en refiche， et je m′en contrefiche.”

菲利普觉得这一切简直成了法国小说里的场景，心头无端冒出股无名火来。

最后他说：

“嗯，我想到海滩那儿去逛逛，顺便泡泡海水。”

“哦，总不见得你——偏偏要在今天早晨撇下我一个人吧？”

菲利普不大明白干吗今天就不行呢？不过，她要这么说自己也管不着。

“你要我呆在家里？”他微笑着说。

“噢，亲爱的！不，你去吧。去吧。我要想象一下你顶着带咸味的波浪，畅游在广阔海面上的情景。”

他拿起帽子，悠然走开了。

“真是娘儿们的蠢话，”他暗自嘀咕了一声。

不过他感到兴奋，快乐，飘飘然。她显然已完全被自己迷住啦。他一瘸一拐地走在布莱克斯泰勃的大街上，带点儿目空一切的神气，打量着过往行人。他同不少人有点头之交，他微笑着向他们颔首致意，心想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风流事儿，那该多好啊！他真巴不得能有个把人晓得呢。他想他要给海沃德写信，而且在脑子里构思起来。信里，他要谈到花园和玫瑰，还有那位娇小玲珑的法国女教师，她像玫瑰丛中的一朵奇葩，芬芳馥郁，妖艳异常。他要说她是法国人，因为——嗯，她在法国住了那么多年，差不多也算得上个法国人了。再说，如果把整个事儿毫不走样地和盘托出，也未免有点不雅，不是吗？他要告诉海沃德他俩初次见面的情景：她穿着一袭漂亮的薄纱衣裙，还献给了他一朵鲜花。为了描写这一情景，他还编了一首玲珑剔透的短诗：阳光和海水赋予爱情以烈焰和魔力，星星更增添了诗情画意，古色古香的牧师公馆花园正是天造地设的谈情说爱的场所。他的情人颇像梅瑞狄斯笔下的人物，虽算不上是露茜·弗浮莱尔，也比不上克拉拉·米德尔顿，但她千妩百娇的媚态，却非笔墨所能形容。菲利普的心口突突直跳。他的联翩浮想，使他心醉神迷，所以当他水淋淋地爬回海滩，哆哆嗦嗦地钻进更衣车之后，又堕入漫漫遐想之中。他想着自己钟爱的情人。在给海沃德的信里，他要这样来描绘她：玲珑娇小的鼻子，流星似的棕色大眼睛，还有一头浓密的棕色柔发，把脸埋在这样的发堆里才真是妙不可言呢；说到她的皮肤，白腻如象牙、光洁似日光，面颊像是鲜艳欲滴的红玫瑰。她多大了？也许是十八岁吧。他叫她缪赛。她笑声清脆，宛如溪水淙淙；说起话来，嗓音之轻柔婉转，胜过人间最甜美悦耳的音乐。

“你出神想啥啊？”

菲利普蓦地收住脚步。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慢腾腾地走着。

“我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就开始向你招手了，瞧你这副神不守舍的德行。”

威尔金森小姐站在他面前，取笑他那副吃惊的神情。

“我想我得来接你哩。”

“你想得真周到，”他说。

“让你吓了一跳，是吗？”

“有那么一点，”他承认说。

他到底还是给海沃德写了封长达八页的信。

时光荏苒，剩下的两周时间转眼过去了。虽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去花园散步的时候，威尔金森小姐照例要感叹又是一天过去了，但菲利普的勃勃兴致并未因此而有所消减。一天晚上，威尔金森小姐提出，如果她能放弃柏林的工作而在伦敦另找个差事，该多称人心意啊。这样他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菲利普嘴上敷衍说，真要能那样就好了，但实际上，这种前景并没有在他心中激起半点热情。他指望在伦敦能开始一种奇妙的新生活，最好别受到任何牵累。他在讲述自己今后的打算时口气过于随便了些，威尔金森小姐一眼就看出，他是恨不得马上就能远走高飞呢。

“你要是爱我，就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了，”她哭着说。

他猛吃一惊，闭口不言语了。

“我多傻啊，”她咕哝着。

他万万没料到她竟哭了起来。他心肠很软，平时就怕看到别人伤心落泪。

“哦，真抱歉。我哪儿对不起你啦？别哭呀。”

“哦，菲利普，别把我丢了。你不明白，你对我有多重要，我一生多么不幸，是你让我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他默默地吻着她。她的声调里确实饱含着极大的痛楚，他害怕了。他万万没料到她的话全然出自肺腑，绝非说着玩的。

“我实在很抱歉。你知道我很喜欢你。我巴不得你上伦敦来呢。”

“你知道我来不了的。这儿很难找到工作，而且我也讨厌英国生活。”

菲利普被她的悲苦不幸所打动，几乎不再意识到自己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他抱住她，越搂越紧。她的泪水隐隐使他高兴，他热烈地吻她，这回倒是出于一片真情。

但一两天后，她却当众大闹了一场。牧师公馆举行了一次网球聚会，来客中有两位年轻姑娘，她们的父亲是印度驻军的退休少校，最近才到布莱克斯泰勃安的家。姐妹俩长得很漂亮，姐姐和菲利普同庚，妹妹大约小一两岁。她们习惯于同青年男子交往，肚子里装满了有关印度避暑地的逸闻趣事（那时，拉迪亚德·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风靡于世，人人竞相阅读）。她们同菲利普嘻嘻哈哈开玩笑，而菲利普也觉得挺新鲜——布莱克斯泰勃的年轻小姐对待牧师的侄子都有点一本正经——快活得什么似的。不知是哪个魔鬼附到他身上，他竟放肆地同那姐妹俩打情骂俏起来；由于这儿只有他这么个年轻人，她俩也相当主动地凑合上来。碰巧她俩的球艺都很不错，而菲利普本来就觉得同威尔金森小姐推来拍去很不过瘾（她来布莱克斯泰勃时刚开始学打网球），所以等他喝完茶，着手安排比赛阵容时，便建议先由威尔金森小姐同副牧师搭档，跟副牧师太太对阵，然后才让他与新来的人交锋。他在奥康纳大小姐身边坐下，压低嗓门对她说：

“我们先把那些个窝囊废打发掉，随后我们痛痛快快地打上一盘。”

显然，他的悄悄话给威尔金森小姐偷听到了，只见她把球拍往地上一扔，说是闹头疼，扭身便走。大家都看出来她是生气了。菲利普见她竟然当众耍脾气，很是恼火。他们撇开她，重新安排了阵容，但不多一会儿凯里太太来叫他了。

“菲利普，你伤了埃米莉的心。她回到房里，这会儿在哭呢。”

“干吗要哭？”

“哦，说是什么窝囊废对局的事儿。快到她跟前赔个不是，说你不是有意要伤她的心的，好孩子，快去！”

“好吧！”

他敲敲威尔金森小姐的房门，见没人应声，便径自走了进去。只见她合扑在床上，嘤嘤抽泣着。他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嘿，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管我，我再不想同你讲话了。”

“我怎么啦？我很抱歉，没想到让你伤心了。我不是有意的。听我说，快起来！”

“哦，我多么不幸。你怎忍心这么对待我。你知道我讨厌那套无聊玩意儿。我之所以有这份兴致，还不是为了想和你在一块儿玩。”

她站起身，朝梳妆台走去，往镜子里飞快地瞟了一眼，然后颓然倒在椅子里。她把手帕捏成个小球，轻轻拭擦眼角。

“一个女人能给男子的最珍贵的东西，我已经给了你了——哦，我好傻啊！——而你呢，全无感激之意。你一定是个没心肝的。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地折磨我，当着我的面跟那两个俗不可耐的野丫头勾勾搭搭。我们只剩下一个多星期了。你连这么点时间都不能留来陪我吗？”

菲利普绷着脸，站在一边望着她。他觉得她的举动幼稚得可笑。尤为恼火的是，她竟当着外人的面耍起脾气来。

“其实你也知道，我对那两位奥康纳小姐一点也不感冒。你凭哪一点以为我喜欢她们呢？”

威尔金森小姐收起手帕。那张抹了粉的脸蛋上泪痕斑斑，头发也有些凌乱。这时候，那件白衣裙对她就不怎么合适了。她用如饥似渴的火热眼光，凝视着菲利普。

“因为你和她都才二十岁，”她嘶哑地说，“而我已经老了。”

菲利普涨红了脸，扭过头看着别处。她那凄楚悲苦的声调，使他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悔恨交集，要是自己从未和威尔金森小姐有过瓜葛，那该多好。

“我并不想让你痛苦，”他尴尬地说。“你最好还是下楼去照看一下你的朋友们。他们不知道你出什么事了。”

“好吧。”

他很高兴，总算得以脱身了。

他俩闹了一场别扭，很快就言归于好。但是在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天里，菲利普有时感到不胜厌烦。他只想谈谈今后的事儿，可是一提到今后，威尔金森小姐总是哭鼻子。一上来，她的眼泪还有点感化作用，使他感到自己薄情狠心，于是他竭力表白自己的炽热爱情永不泯灭。可是现在，徒然引起他的反感：如果她是个少女，倒还说得过去，可像她那样的半老徐娘，老是哭哭啼啼的，简直蠢透了。威尔金森小姐一再提醒他，他欠她的这笔风流孽债，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既然她口口声声这么说，他也愿意认可；不过说实在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得感激她，而不是她该感激自己呢？她要菲利普知恩图报，要从多方面履行情人的义务，这实在够呛。他一向习惯于只身独处，有时这还真成了他的切身之需。可是在威尔金森小姐看来，他须整天厮守在身边，对她俯首帖耳，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两位奥康纳小姐曾邀他俩去喝茶，菲利普当然乐意前往，但威尔金森小姐却说，她再过五天就要走了，他必须归她一人所有。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甜滋滋的，可做起来却烦死人。威尔金森小姐在他耳边絮聒，说法国人感情细腻，要是他们和漂亮女人好上了，就像菲利普同她威尔金森小姐那样，他们会是如何体贴入微。她对法国男人赞不绝口，夸他们倜傥风流，感情炽热，渴望自我牺牲，且温存得体。威尔金森小姐的要求似乎还真不低呐。

菲利普听了威尔金森小姐所列举的、完美情人必须具备的种种品质，不禁暗暗庆幸：亏得她是住在柏林呢。

“你会给我写信的，是吗？每天都要给我写信。我想知道你的情况，你的一言一行不得对我有任何隐瞒。”

“到时候我会忙得够呛的，”他答道，“我尽量多给你写信就是了。”

她猛张开胳膊，热烈地搂住菲利普的脖子。她的这种爱情表示，有时搞得菲利普狼狈不堪，他宁可她悠着点，居于守势。她所作的暗示是那么露骨，真有点叫他震惊，这同他心目中女性的端庄贤淑完全格格不入。

威尔金森小姐预定动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她下楼来吃早饭，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套一件经久耐穿的黑白格子旅行服，俨然是个精明能干的家庭女教师。菲利普也默然不语，因为他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该说些什么，生怕出言不慎，惹得威尔金森小姐当着他大伯的面哭闹一场。昨晚他们在花园里已相互挥泪告别过，这会儿看来没有机会可容他俩单独聚叙，菲利普感到很放心。早饭后他一直呆在餐室里，提防威尔金森小姐硬要在楼梯上吻他。他不想让玛丽·安撞见这种暧昧可疑的场面。玛丽·安已届中年，嘴尖舌辣，很不好对付。她不欢喜威尔金森小姐，背地里叫她老馋猫。路易莎伯母身体欠佳，不能亲自到车站送行，就由牧师和菲利普一并代劳了。就在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她探出身子吻了凯里先生。

“我也得吻吻你呢，菲利普，”她说。

“可以嘛，”他红着脸说。

他站在月台上，挺直身子，威尔金森小姐迅速地吻了吻他。火车启动了，威尔金森小姐颓然倒在车厢的角落里，黯然泪下。在回牧师公馆的路上，菲利普如释重负，着实松了口气。

“嗯，你们把她平平安安地送走了？”路易莎伯母见他们进屋来这么问道。

“送走了，她几乎成了泪人儿了。她硬是要吻我和菲利普。”

“哦，是吗？在她那种年纪，吻一下也没什么危险。”说罢，凯里太太指指餐具柜。“菲利普，那儿有你的一封信，随着第二班邮件来的。”

信是海沃德寄来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老弟：

我立即给你复信。我不揣冒昧，擅自把你的信念给我的一位挚友听了。那是个迷人的女子，一个对文学艺术真正具有鉴赏力的女子。她的帮助和同情于我是十分珍贵的。我们俩一致认为你的信婉约动人。你的信发自心田。你不知道，字里行间渗透着多么令人心醉的天真烂漫气息。正因为你在恋爱，所以你落笔时就像个诗人。啊，亲爱的老弟，说真的，我感觉到了你炽热的青春激情；字字句句皆出于真挚的情感，犹如音乐般扣人心弦。你一定很幸福！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场，躲在那座令人销魂的花园里，看着你们俩肩抵肩，手挽手，像扎弗尼斯和赫洛一样漫步在百花丛中。我可以看到你，我的扎弗尼斯，温存热烈，如痴似醉，眸子里闪烁着初恋的光芒；而你怀里的赫洛，那么年轻、温柔、娇嫩，她发誓决不同意，决不——最后还是同意了。玫瑰、紫罗兰、忍冬花！哦，我的朋友，我真忌妒你哟。想到你的初恋竟像纯洁的诗篇，多叫人高兴。珍惜这宝贵的时刻吧，因为不朽的众神已将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赐给了你，这种既甜蜜又郁悒的回忆，将伴随至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以后再也领略不到这种无牵无挂的极乐狂喜。初恋是最难能可贵的；她美丽，你年轻，整个世界都属于你俩。当你怀着值得钦慕的质朴之情，向我披肝沥胆，说你把脸埋在她秀长的柔发之中，我感到我的脉搏加快了。我敢说，那肯定是一头光泽细洁的栗发，好似轻轻抹上了一层金色。我要让你俩并肩坐在枝叶扶疏的葱茏树下，共读一册《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我要你双膝跪下，代表我亲吻那留有她脚印的一方土地，并转告她，这是一个诗人对她的灿烂青春，也是对你的忠贞情爱所表示的一份敬意。

永远是你的

G·埃思里奇，海沃德

“简直是乱弹琴！”菲利普看完信说。

说来好不蹊跷，威尔金森小姐也曾提议他俩一块儿看《罗密欧与朱丽叶》，但遭到菲利普的坚决拒绝。接着，在他把信揣入衣袋里的时候，一阵莫可名状的痛楚蓦地袭上心头，因为现实与理想竟如天壤之别。

第三十六章

数日之后，菲利普上伦敦去了。副牧师劝他住在巴恩斯，于是菲利普写信去那儿赁了一套房间，租金一周十四个先令。他到那儿已是黄昏时分。女房东是个古怪的老太婆，身子矮小而干瘪，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她替菲利普准备了顿便餐。起居室内大部分地盘让餐具柜和一张方桌占了，靠墙一侧放着一张覆盖着马鬃的沙发，壁炉边配置了一张扶手椅，椅背上套着白罩布，座子弹簧坏了，所以上面放了个硬垫子。

吃完便餐，菲利普解开行李，放好书籍，随后坐下来想看看书，却打不起精神。悄然无声的街道，使他有点忐忑不安，他觉得怪冷清的。

次日他一早就起床，穿好燕尾服，戴上礼帽。这顶帽子还是他以前在学校念书时戴的，寒碜得很，他决计在去事务所的途中进百货店买顶新的。买好帽子，他发觉时间还早，便沿着河滨信步往前走。赫伯特·卡特先生公司的事务所坐落在法院街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菲利普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向行人问路。他发觉过往行人老是在瞅自己，有一回他特地摘下帽子，看看是不是自己一时疏忽把标签留在上面了。到了事务所，他举手叩门，里面没人应声。他看了看表，发现刚刚九点半，心想自己来得太早了点。他转身走开去，十分钟后又回过来，这回有个打杂的小伙子出来开门了。那勤工长着个长鼻子，满脸粉刺，说话时一口苏格兰腔。菲利普问起赫伯特·卡特先生。他还没有上班视事呢。

“他什么时候来这儿？”

“十点到十点半之间。”

“我还是在这儿等吧！”菲利普说。

“您有事吗？”那个勤工问。

菲利普有点局促不安，他想用调侃的口吻来掩饰内心的慌张。

“嗯，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本人将在贵所工作。”

“哦，您是新来的练习生？请进来吧。古德沃西先生一会儿就到。”

菲利普进了事务所，他一边走，一边注意到那个勤工——他跟菲利普年龄相仿，自称是初级书记员——在打量他的脚，菲利普刷地涨红了脸，赶忙坐下来，把跛足藏到另一只脚的后面。他举目环顾了办公室，室内光线暗淡，而且邋遢得很，就靠屋顶天窗透进来的那几缕光照明。屋子里有三排办公桌，桌前靠放着高脚凳。壁炉架上放着一帧画面污秽的版画，画的是拳击赛的一个场面。这时办事员们陆陆续续来上班了。他们瞟了菲利普一眼，悄悄地问那勤工他是干什么来的（菲利普知道了那勤工叫麦克道格尔）。这时耳边响起一声口哨，麦克道格尔站起身。

“古德沃西先生来了，他是这儿的主管。要不要我去对他说您来了。”

“好的，劳驾您了，”菲利普说。

勤工走出去，不一会儿又回身进来。

“请这边来好吗？”

菲利普跟着他穿过走道，进了另一间狭小的斗室，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陈设。背对壁炉，站着个瘦小的男子，个儿比中等身材还矮一大截，脑袋瓜却挺大，松软地耷拉在身躯上，模样儿丑陋得出奇。他五官开豁而扁平，一双灰不溜丢的眼睛鼓突在外，稀稀拉拉的头发黄中带红，脸上胡子拉碴，应该长满须发的地方却偏偏寸毛不生。他的皮肤白里泛黄。他向菲利普伸出手来，同时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的蛀牙。他说话时，屈尊俯就的神态之中又露出几分畏怯，似乎他明知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却偏要摆出一副不同凡响的架势来。他说他希望菲利普会爱上这门行当，当然啰，工作中颇多乏味之处，但一旦习惯了，也会感到兴味盎然的。毕竟是门赚钱的行当，这才是主要的，对不？他带着那种傲慢与畏怯交杂在一起的古怪神情，嘿嘿笑了起来。

“卡特先生马上就到，”他说。“星期一早晨，他有时来得稍晚一些。他来了我会叫你的。这会儿我得找点事给你干干啰。你学过点簿记或记账吗？”

“没学过，”菲利普回答说。

“料你也没学过。那些商业中很管用的学问，学校里是从不教给学生的呢。”他沉吟片刻。“我想我能给你找到点事干干。”

他走进隔壁房间，隔了一会儿出来时，手里捧着个大硬纸板箱，里面塞满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信件。他叫菲利普先把信件分分类，再按写信人姓氏的字母顺序整理好。

“让我领你到练习生办公的房间去。那儿有个很好的小伙子，名字叫华生，是华生·克莱格·汤普森公司老板华生的儿子——你也知道，是搞酿酒业的。他要在我们这儿见习一年。”

古德沃西先生领着菲利普穿过那间邋遢不堪的办公室——现在有六至八名职员在那儿办公——走进里面的狭窄后间，那是用一道玻璃板壁从大房间里隔出来的。他们看到华生靠着椅背在看《运动员》杂志。他是个体格结实、魁梧的年轻人，衣着很考究。古德沃西先生进屋时，他抬起头来。他对主管员直呼其名，借此显示自己的身份不同一般。主管员对他的这种故作亲昵颇不以为然，毫不含糊地冲着他叫华生先生，可是华生并不认为这是种指责，而把这一称呼看做是对他本人绅士气派的一种恭维。

“我看他们已把里哥雷托撤下来了，”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对菲利普说。

“是吗？”菲利普应了一声，他对马赛一无所知。

他望着华生那身华丽的衣饰，不由得肃然起敬。他的燕尾服非常合身，颈口的大领结中央，巧妙地别着一枚贵重的饰针。壁炉架上放着他的礼帽，帽子上瘦下肥，款式入时，且闪闪发亮。菲利普不免自惭形秽。华生开始谈起狩猎来——在这么个鬼地方浪费光阴，简直窝囊透了，他只能在星期六去打一回猎——接着，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射击，邀请信从全国各地雪片似地向他飞来，多带劲，但他当然只好一一婉言谢绝啰。窝囊透了，好在受罪的时间不会太长，他只打算在这鬼地方混一年，然后就进商界去闯啦。到那时候，他可以每星期打上四天猎，还可参加各地的射击比赛。

“你要呆在这儿挨上五个年头，是吗？”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条手臂朝小房间四下一挥。

“我想是吧，”菲利普说。

“日后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账务是托卡特管的。”

菲利普可说是被这位青年绅士的降尊纡贵的气度震慑住了。在布莱克斯泰勃，人们对待酿酒行业虽不冷言相讥，却总怀有几分轻慢之意，牧师也常常拿酿酒业开句把玩笑。而现在菲利普发现，他面前的华生竟是这么个举足轻重、气宇轩昂的角色，大大出乎意外。他在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念过书，交谈过程中他反复提到这一点，使人不能不留下深刻印象。当他了解到菲利普受教育的曲折经过，越发摆出一副曾经沧海的架势来。

“当然啰，一个人如果没上过公学，还以为那类学校是些数一数二的名牌学府呢，是吗？”

菲利普问起事务所内其他人的情况。

“哦，我才不屑在他们身上费心思哩，”华生说。“卡特这老家伙还算不赖。我们时而请他来吃顿饭。其余的人嘛，净是些酒囊饭袋。”

说罢，他就埋头处理手头上的事务，菲利普也动手整理信件。不一会儿，古德沃西先生进来说卡特先生到了。他把菲利普领进他自己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大房间。房里放着一张大办公桌，两张大扶手椅，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四周墙上挂着好多幅体育图片。卡特先生坐在办公桌旁，一见他们进来，就站起身来同菲利普握手。他穿着礼服大衣，模样儿像个军人，胡子上了蜡，灰白的头发短而齐整，昂首挺胸，腰杆笔直，说话时口气轻快，谈笑风生。他住在恩弗尔德，是个体育迷，追求乡间生活的情趣。他是哈福德郡义勇骑兵队的军官，又是保守党人协会的主席。当地有位大亨说，谁也不会把他当作伦敦城里人看待，他听说之后，觉得自己的这大半辈子总算没有白过。他跟菲利普随口交谈着，态度和蔼可亲。古德沃西先生不会亏待他的。华生这个人挺不错，是个道地的绅士，还是个出色的猎手——菲利普打猎吗？多可惜，这可是上等人的消遣哩。现在他很少有机会去狩猎了，得留给儿子去享受啦。他儿子在剑桥念书，以前进过拉格比——出色的拉格比公学，那儿培养的全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再过一两年他儿子也要来此当练习生，那时菲利普就有伴了，菲利普准会喜欢他儿子的，他可是个百发百中的好猎手。他希望菲利普不断有所长进，爱上这儿的工作。他要给见习生上业务课，菲利普可千万别错过了，他们这一行正处于兴旺发达之时，要物色网罗有识之士。嗯，好了，古德沃西先生在那儿，如果菲利普还想了解什么，古德沃西先生会告诉他的。他的书法如何？啊，好，古德沃西先生会有所安排的。

这种洒脱飘逸的绅士风度，菲利普不能不为之折服倾倒：在东英吉利，人们知道谁是上等人，谁算不得上等人，然而上等人对此历来都是心照不宣的。

第三十七章

一上来，由于工作很新鲜，菲利普并不感到乏味。卡特先生向他口授信稿，此外他还得缮写誊抄财务报表。

卡特先生希望把事务所办得更富有绅士气派；他不愿同打字文稿沾边，对速记也绝无好感。那位勤工会速记，但只有古德沃西先生利用他的这门特长。菲利普经常跟一位老资格的办事员去某家商行查账，他渐渐摸清了客户的底细：对哪些客户须恭而敬之，而哪些客户境况不妙，头寸紧得很。人们不时交给他一长串一长串的账目要他统计。为了应付第一次考试，他还要去听课。古德沃西先生几次三番地对他说，这门行当嘛，一开始虽觉得枯燥乏味，但他慢慢会习惯起来的。菲利普六时下班，安步当车，穿过河来到滑铁卢区。等他到了寓所，晚饭已给他准备好了。整个晚上他呆在家里看书。每逢星期六下午，他总去国家美术馆转上一圈。海沃德曾介绍他看一本游览指南，是根据罗斯金的作品编纂而成的，菲利普手里捧着这本指南，不知疲倦地从一间陈列室转到另一间陈列室：他先是仔细研读这位批评家对某幅名画的评论，然后按图索骥，审视画面，不把该画的真髓找出来决不罢休。星期天的时间，就颇难打发了。他在伦敦没一个熟人，常常只好孤零零地捱过一天。某个星期天，律师尼克逊先生曾邀他去汉普斯泰德作客，菲利普混在一伙精力旺盛的陌生人里面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酒足饭饱之后，还到公园里溜了一圈。告辞的时候，主人泛泛地说了声请他有空时再来玩。可他深恐自己的造访会打扰主人家，因此一直在等候正式邀请。不用说，他以后再也没等到，因为尼克逊家经常高朋满座，他们哪会想到这么个孤独、寡言的年轻人呢，何况又不欠他什么人情。因此，他星期天总是很晚才起身，随后就在河滨的纤路上散散步。巴恩斯那儿的泰晤士河，河水污秽浑浊，随着海潮时涨时落。那儿既看不到船闸上游一带引人入胜的绮丽风光，也不见伦敦大桥下那种后浪推前浪的壮观奇景。下午，他在公用草地上四下闲逛。那里也是灰不溜丢的，脏得够呛，既不属于乡村，也算不上是城镇；那儿的金雀花长得又矮又小，满眼皆是文明世界扔出来的杂乱废物。（星期六晚上，他总要去看场戏，兴致勃勃地在顶层楼座的厅门旁边站上个把小时。）博物馆关门之后，去A．B．C．咖啡馆吃饭还太早，要在这段时间里回巴恩斯一次，似乎又不值得。时间真不知如何消磨才好。他或是沿证券街溜达一会，或是在伯林顿拱道上信步闲逛，感到疲倦了，就去公园小坐片刻，如果碰上雨天，就到圣马丁街的公共图书馆看看书。他瞅着路上熙来攘往的行人，羡慕他们都有亲朋好友。有时这种羡慕会演变为憎恨，因为他们是那么幸福，而自己却是这般凄苦。他从未想到，身居偌大一座闹市，竟会感到如此孤寂。有时他站在顶层楼座门边看戏，身旁看客想同他搭讪几句，菲利普出于乡巴佬对陌生人固有的猜疑，在答话中总是爱理不理的，致使对方接不住话茬，攀谈不下去。戏散场后，他只好把自己的观感憋在肚子里，匆匆穿过大桥来到滑铁卢区。等回到自己寓所——为了省几个钱，房间里连个火都舍不得生——心灰意懒到了极点。生活凄凉得可怕。他开始厌恶这所客寓，厌恶在这里度过的悲凉凄清的漫漫长夜。有时候他感到孤独难熬，连书也看不进去，于是就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在屋里发愣，双眼死瞪着壁炉，陷于极大的悲苦之中。

此时他已在伦敦住了三个月，除了在汉普斯泰德度过了那个星期天外，他至多也只是同事务所的同事们交谈过几句。一天晚上，华生邀他去饭店吃饭，饭后又一起上杂耍剧场，但他感到怯生生的，浑身不自在。华生侃侃而谈，讲的净是些他不感兴趣的事。在他看来，华生自然是个市井之徒，但他又情不自禁地羡慕他。他感到气愤，因为华生显然并不把他的文化素养放在眼里，可是根据别人的评价再来重新估量自己，他也禁不住藐视起自己那一肚子的一向自认为并非无足轻重的学问来了。他生平第一回感到贫穷是件丢脸的事。他大伯按月寄给他十四镑，他还得靠这笔钱添置许多衣服。单单晚礼服就花了他五个畿尼。他不敢告诉华生这套晚礼服是在河滨街买的。华生说过真正像样的裁缝店，全伦敦只有一家。

“我想你不会跳舞吧，”有一天，华生这么说着，朝菲利普的跛足扫了一眼。

“不会，”菲利普说。

“可惜有人要我约几个会跳舞的人去参加个舞会。要不然，我满可以介绍你认识几个讨人喜欢的小妞。”

有一两次，菲利普实在不想回巴恩斯，就留在市里，一直逛荡到深夜。这时，他发现有一幢宅邸，里面正在举行社交聚会。他混在一群衣衫褴褛的人里面，站在仆役的背后，看着宾客们纷至沓来，谛听着从窗口飘来的音乐。有时一对男女，不顾夜凉气寒，到阳台上来站一会儿，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在菲利普想来，他俩一定是堕入情网的情侣。他赶紧转过身子，怀着沉重的心情，一瘸一拐地继续踽踽前行。那个男子交上了桃花运，可他自己永远也不会有这么一天。他觉得天底下没有哪个女子会真心不嫌恶他的残疾。

这使他想起威尔金森小姐。即使想到她，心里也不觉着快慰。他们分手时曾讲定：她在知道他的确切地址之前，就把信投寄至切尔林克罗斯邮局。菲利普去邮局取信时，一下子拿到了三封。她用的是紫墨水、蓝信笺，而且是用法语写的。菲利普暗自纳闷，她干吗不能像个有见地的女人那样用英语写呢？尽管她情话绵绵，却丝毫打动不了他的心，因为信的措词使他想起了法国小说。她责怪菲利普为什么不给她写信，他回信推托说自己工作忙。一上来他还真不知道信该用什么抬头，他说什么也不愿用“最亲爱的”或者“心肝宝贝”之类的称呼，也不高兴称她埃米莉，所以最后就用了“亲爱的”这样的抬头。它孤零零吊在那儿，看上去不但别扭，而且有点傻乎乎的，但他还是这么用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所写的第一封情书，他自己也知道信写得平淡乏味。他觉得，应该用上各种热得发烫的言词来倾吐自己的感情，说他无时不在思念她呀，如何渴望吻她美丽的双手啊，如何一想到她那红艳欲滴的嘴唇心弦就止不住颤动啊，等等。但是，出于某种难以言传的羞怯心理，他并没这样写，而只是向她谈了一下自己的新寓所和他上班的地方。下一班回邮带来了她的回信，满纸都是愤激而辛酸的责备之词：他怎么能这般冷酷无情！他难道不知道她在痴痴地等待他的回信？她把一个女人所能给予的全奉献给了他，而她得到的竟是这样的酬报！是不是他已经对她厌倦了？他好几天没有回信，于是威尔金森小姐的信就像雪片似的向他袭来，大兴问罪之师。她无法忍受他的寡情薄义；她望眼欲穿地盼望鸿雁传书，却终未见有他的片言只语。夜复一夜，她都是噙着泪珠入梦的。她现在是斯人独憔悴，大家都在私下议论纷纷。他要是不爱她，干吗不干脆直说呢？接着她又说，一旦失去了他，她自己也没法活了，就只有了结残生这样一条出路。她责备他冷酷自私，忘恩负义。所有这些都是用法语写的。菲利普心里明白，她这么做是存心向他炫耀，不管怎么说，她的来信搞得他忧心如焚。他并不想惹她伤心。过了不久，她写信来说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身居异地的相思之苦，要设法到伦敦来过圣诞节。菲利普赶紧回信说，他巴不得她能来呢，可惜他已同朋友有约在先，要到乡间去过圣诞节，总不能临时变卦自食其言吧？她回信说，她并不想死皮赖脸地来缠住他，明摆着是他不希望见到自己嘛，这不能不使她深感痛心，她从没想到他会如此薄情地报答她的一片痴心。她的信写得缠绵悱恻，菲利普觉得信笺上泪痕依稀可见。他一时冲动，写了封回信，说他十二万分抱歉，恳求她到伦敦来，直到收到她的回信才算松了口气，因为她信上说，眼下实在抽不出身来。这之后，他一收到她的来信，心就发凉，迟迟不敢拆开。他知道信中的内容无非是愤怒的责备，外加悲戚的哀求。看到这些信，不免让自己感到是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可是他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该引咎自责的。他迟迟不愿提笔复信，一天一天往后拖，接着她就又寄来一封信，说她病倒了，感到寂寞而悲苦。

“上帝啊，当初真不该同她发生这层瓜葛啊！”他说。

他佩服华生，因为他处理起这类事情来毫不费劲。华生和巡回剧团的一个姑娘勾搭上了，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段风流事，听得菲利普惊羡不已。可是过了不多久，喜新厌旧的华生变了心。一天，他向菲利普介绍了同那姑娘一刀两断的经过。

“我看，在这种事儿上优柔寡断没半点好处。我开门见山地对她说，我已经同你玩腻啦，”他说。

“她没大吵大闹？”菲利普问。

“你也知道，这当然免不了的啰。但我对她说，别跟我来这一套，没什么用处的。”

“她可哭了？”

“开始哭鼻子啦！可我最头疼那些哭哭啼啼的娘们，所以我当即对她说，还是知趣点儿，趁早溜吧。”

随着年岁的增长，菲利普的幽默感也益见敏锐。

“她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了？”他笑着问。

“嗯。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妙着呢，嗯？”

圣诞节一天天临近了。整个十一月，凯里太太一直在害病，医生建议她和牧师最好在圣诞节前后去康威尔住上几个星期，让她好生调养调养。这一来，菲利普可没了去处，只好在自己寓所内消度圣诞节。由于受到海沃德的影响，菲利普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圣诞节期间的那一套喜庆活动，既庸俗又放肆。所以他打定主意别去理会这个节日。可是真的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却使他无端伤感，愁肠百结。节日里，房东太太和丈夫要同已出嫁的女儿团聚，菲利普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宣布他要到外面去吃饭。将近中午，他才去伦敦，独自在凯蒂餐馆吃了一片火鸡和一客圣诞节布丁。饭后他闲得发慌，便到西敏寺去做午祷。整个街道空荡荡的，即使有三两个行人，看上去也都是带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急匆匆地赶去某个地方，没一个人在逛荡转悠，差不多全是结伴而行。在菲利普看来，他们似乎全是有福之人，唯独他形单影只，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孤苦伶仃。他原打算无论如何要在街头把这一天消磨掉，然后到某个饭馆去吃顿晚饭。可是面对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他们在说笑，在寻欢作乐——他再也呆不下去，所以他还是折回滑铁卢，在路过西敏桥路时买了一些火腿和几块碎肉馅饼，回到巴恩斯来。他在冷清清的小房间里胡乱吞了些食物充饥，晚上就借书解闷，万股愁思压得他几乎没法忍受。

节后回事务所上班时，华生津津有味地谈着自己是如何欢度这个短暂节日的，菲利普听了越发不是滋味。他们家来了几位挺活泼可爱的姑娘，晚饭后，他们把起居室腾出来，开了个舞会。

“我一直玩到三点钟才上床，嘿，真不知道是怎么爬上床的。天哪，我喝得个酩酊大醉。”

最后，菲利普鼓足勇气，不顾一切地问：

“在伦敦，人们是怎么结交朋友的？”

华生惊讶地望着他，暗觉好笑的神色之中又夹着几分鄙夷。

“哦，叫我怎么说呢。就这么认识了呗。你如果经常去跳舞，就会立刻结识许多人，只要你应付得过来，结识多少都行。”

菲利普对华生绝无好感，可他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求能换得华生的地位。昔日在学校里经受过的那种感觉，又在心田悄然复萌。他让自己钻进别人的皮囊，想象自己若是华生，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第三十八章

到了岁末，有一大堆的账务要处理。菲利普跟着一个叫汤普逊的办事员到处奔波，从早到晚一成不变地干着一件事：把账本上的开支项目一样样报给那个办事员听，让他核对，有时候还得把账页上的一长串数字统加起来。他生来没有数学才能，只能一笔一笔慢慢往上加。汤普逊看到他错误百出，忍不住要发火。这位同事是个瘦长条儿，年岁在四十左右，脸带菜色，乌黑的头发，乱蓬蓬的胡须，双颊凹陷，鼻子两侧沟沟壑壑，皱纹很深。他不喜欢菲利普，因为他是个练习生。这小子只不过因为付得起三百镑，能在这儿优哉游哉混上五年，日后说不定就有机会飞黄腾达；而他自己呢，尽管有经验，有能力，一生一世却只能当个周薪三十五先令的小办事员，永无出头之日。他儿女成群，被生活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养成个火爆脾气，动辄发怒。他自觉在菲利普身上辨察出一股傲气，颇有几分不平之意，他因为菲利普比自己多念了几年书，常报以冷嘲热讽。他讥笑菲利普的发音；他不能原谅菲利普的语音里不带伦敦腔，所以在同菲利普讲话时，故意把h这个字母的音发得特别响。起初，他的态度仅仅是生硬，惹人反感罢了。可是一等他发现菲利普压根儿没有当会计师的禀赋，就专以出他的洋相为乐事。他的攻击又粗鲁又笨拙，却足以伤害菲利普的自尊心；菲利普为了自卫，违反自己的本性，硬摆出一副恃才傲物的神气。

“今儿个早上洗澡了？”一天，菲利普上班迟到了，汤普逊就这么问一句。现在，菲利普不再像早先那样规矩守时了。

“是啊。你呢？”

“没有，我又不是什么贵人，不过是个小职员罢了。我只在星期六晚上洗个澡。”

“我想，这就是你在星期一比平时更惹人讨厌的缘故吧。”

“今天是否劳你驾，把几笔款子数目简单加一加？恐怕这对一个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上等人来说，过于苛求了吧。”

“你想说句把挖苦话，可说得不大高明哪。”

不过菲利普自己肚里雪亮，那些薪俸菲薄、举止粗鲁的职员，个个比自己强，更顶事。有那么一两回，连古德沃西先生也沉不住气了。

“到现在你实在也该有点长进啰，”他说，“你甚至还不如那个勤工来得伶俐。”

菲利普绷着脸听着。他不喜欢让人责怪。有时候古德沃西先生不满意他誊写的账目，又叫别人去重抄一遍，这也使他感到下不了台。起初，由于这工作还算新鲜，好歹还凑合得过去，可现在越来越惹人厌烦，再加上他发现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不由得恨起这工作来了。分配给他的分内差事，他常常撇在一边不管，信手在事务所的信笺上勾勒涂画，白白糟蹋时间。他替华生画了各种不同姿态的素描画，他的绘画才能给了华生很深的印象。一天华生心血来潮，把这些画拿回家去，第二天上班时，带来了他全家人的赞誉。

“我奇怪你干吗没当个画家呢，”他说。“话得说回来，靠这种玩意儿当然发不了财的。”

隔了两三天，卡特先生恰巧到华生家吃饭，这些画也拿给他看了。第二天早晨，他把菲利普叫到跟前。菲利普难得见到他，对他颇有几分惧意。

“听着，年轻人，你下班后干些什么我管不着，但是我看到了你的那些个画，都是画在事务所的信笺上的，而且古德沃西先生也说你现在有点吊儿郎当。作为一个见习会计师，你干事不巴结点，将来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这是门体面的行当，我们正在把一批有才干的人士网罗进来，但是要干这一行就得……”他想找个比较贴切的字眼来结束他的谈话，但一时又找不到，最后只好草草收场：“要干这一行就得巴结些。”

要不是原来有约在先——他如果不喜欢这工作，可以在一年后离开，并可收回所付合同费用的半数——说不定他就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了。他觉得自己适合于干点更有出息的工作，而不是整天老是算算账。说来也真丢人。这种低贱的事儿偏偏干得这么糟。同汤普逊的怄气斗嘴，更是搞得他心烦意乱。三月间，华生在事务所的一年见习期满了，虽说菲利普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人，但见他走了又不免有点惋惜。事务所的其他办事员对他们两个都没有好感，因为他俩所属的阶层要稍胜他们一筹，这个事实无形之中把他俩捆在一条船上了。菲利普一想到还得同这批浑浑噩噩的家伙打四个年头的交道，人都透心凉了。他原以为到了伦敦会过上如花似锦的生活，到头来却是一无所获。现在他痛恨这座城市。他举目无亲，什么人也不认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同他人结交。他已厌倦了独个儿到处逛荡。他渐渐感到，这种生活没法再忍受下去。晚上他躺在床上，心里在想，要是永远不再见到那间肮脏的事务所，不再见到里面的那些家伙，从此离开这个犹如死水一潭的住所，那该多快活。

开春后，有件事使他大为扫兴。海沃德原说要到伦敦来消度春光，菲利普翘首企足，恨不得马上能同他见面。他最近看了不少书，想的也很多，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很想找个人谈谈，而他所认识的人里面，谁也不对抽象的事物感兴趣。他想到很快有个知音来同他开怀畅谈，喜欢得什么似的。哪知海沃德却来信说，意大利今年春光明媚，比以往哪年都可爱，实在舍不得从那儿跑开。这好似给菲利普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他信中还问菲利普，干吗不到意大利来。看世界如此多娇，硬把自己关在一间办公室里，蹉跎青春，何苦来着？信里接着写道：

我真想不通，那种生活你怎么受得了的。我现在只要一想到舰队街和林肯旅社，就恶心得直打哆嗦。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使我们的生活值得苟且，这就是爱情和艺术。我无法想象你竟能龟缩在办公室里，埋头伏案于账册之中。你是不是还头戴礼帽，手拿雨伞和小黑包？我总觉得你我应当把生命视作一场冒险，应当让宝石般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做人就应该冒风险，应该赴汤蹈火，履险如夷。你为什么不去巴黎学艺术呢？我一向认为你是有艺术才华的。

最近一个时期，菲利普反复盘算着这种可能性，而海沃德的建议恰好与他的考虑不谋而合。一上来，这个念头着实使他吃了一惊，但他又没法不朝这方面想。经过反复思考，他觉得这是摆脱目前可悲处境的唯一出路。他们都认为他有才华：在海德堡，人们夸奖他的水彩画：威尔金森小姐更是赞不绝口，说他的画很逗人爱；甚至像华生一家那样的陌生人，也不能不为他的速写所折服。《波希米亚人的生涯》一书留给他的印象可谓深矣。他把这本书也带到伦敦来了，逢到心情极度压抑的时候，只要看上几页，万般愁思顿作烟云散，恍惚已置身于那些令人销魂的小阁楼里，罗道夫他们在那儿唱歌，跳舞，谈情说爱。他开始向往巴黎，就像从前向往伦敦一样，不怕再经历第二次的幻灭。他渴望罗曼蒂克的生活，渴望美和爱情，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在巴黎全能享受到。他酷爱绘画，为什么他就不能画得同他人一样出色呢？他写信向威尔金森小姐打听，他要是住在巴黎生活费用需要多少。她回信说，一年八十英镑足以应付了。她热情支持他的计划，说他有才情，不该埋没在办公室里。她颇富戏剧性地说：明明可以成为大艺术家的人，有谁甘心当一辈子小办事员呢？她恳求菲利普要有自信，这才是最关键的。然而，菲利普生性谨慎。海沃德奢谈什么做人应该冒风险，他当然可以这么说啰，他手里那些镀有金边的股票，每年给他生出三百镑的利息，而他菲利普的全部财产，充其量也不过一千八百镑。他举棋不定。

事有凑巧，一天古德沃西先生突然问他是否想去巴黎。该事务所替圣奥诺雷区的一家旅馆管理账务，那是家由某英国公司开设的旅馆，古德沃西先生和一名办事员每年要去那儿两次。那个经常去的办事员碰巧病倒了，而事务所内工作很紧张，一时又抽不出别的人手。古德沃西先生想到了菲利普，因为这儿有他没他无所谓，况且契约上也规定他有权要求承担件把最能体现本行业乐趣的差事。菲利普自然是喜出望外。

“白天得忙一整天，”古德沃西先生说，“但是到了晚上就自由啦。巴黎毕竟是巴黎嘛。”他狡黠地微微一笑。“旅馆里的人待我们很周到，一日三餐分文不取，咱们一个子儿也不必花。所以我可喜欢上巴黎呢——让别人替咱掏腰包。”

抵达加来港时，菲利普见到一大群脚夫在不住地指手画脚，他的心也随着跳荡了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呢，”他自言自语说。

火车在乡间田野上疾驶，他目不转睛地凝望窗外。他很喜欢那一片片起伏的沙丘，那沙丘的色调，似乎比他生平所见的任何景物都更为赏心悦目；那一道道沟渠，还有那一行行连绵不绝的白杨树，看得他入了迷。他们出了巴黎的北火车站，坐上一辆破破烂烂、不住吱嘎作响的出租马车，在碎石路上颠簸向前。异国的空气犹如芳醇，菲利普一口一口吸着，陶然忘情，几乎忍不住要纵声呼喊起来。他们来到旅馆时，只见经理已在门口恭候。经理胖墩墩的，一脸和气，说的英语还算过得去。他同古德沃西先生是老朋友了，他嘘寒问暖，热乎极了。他邀他们在经理专用雅室里进餐，经理太太也出席作陪。满席佳肴美酒，菲利普似乎还从未尝到过像beefsteak aux pommes那样鲜美可口的菜肴，也从未喝过像vin ordinaire那样醇香扑鼻的美酒呐。

对于古德沃西先生这样一个循规蹈矩、道貌岸然的当家人来说，法国首都乃是酒色之徒恣意行乐的天堂。第二天上午他问经理，眼下可有什么“够味”的东西能饱饱眼福。他深得巴黎之行的乐趣，说不时来这儿走一遭，可以防止脑瓜儿“生锈”。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吃过饭之后，他就带着菲利普到红磨坊和情人游乐场去。当他捕捉到那些淫秽场面时，那对小眼睛顿时忽溜忽溜放光，嘴角也禁不住浮起一丝狡猾的淫笑。那些专为外国人安排的寻欢作乐场所，他都一一跑遍了。事后，他又感叹一句：堂堂一个国家，竟放纵这类事儿，到头来不会有好结果的。有一回观看一出小型歌舞剧，台上出现了一个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伶，他用胳膊肘轻轻捣了一下菲利普，接着还指给他看那些在剧场内四下招摇的体态丰满、身材高大的巴黎名妓。他领给菲利普看的，是个庸俗低级的巴黎，但是菲利普却用一双被幻觉蒙住的眼睛，看着这个扑朔迷离的城市。一清早，他匆匆出了旅馆，来到爱丽舍田园大街，伫立在协和广场边上。时值六月，空气清新柔和，整个巴黎像抹了一层银粉似地清澈明亮。菲利普感到自己的心飞到了人群之中。他想，这儿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浪漫之乡。

他们在巴黎呆了将近一周，于星期日离开。当菲利普深夜回到巴恩斯的暗淡寓所时，他已最后拿定了主意。他将解约赴巴黎学画。不过为了不让人觉得他不明事理，他决计在事务所呆满一年再走。到八月中旬他有两周假期，临走之前他要对赫伯特·卡特讲明，自己无意再回事务所。尽管菲利普可以强迫自己每天到事务所上班应卯，却没法叫自己对工作发生兴趣，哪怕只是装装门面。他脑子里无时不在想着将来。一过七月半，工作开始清闲下来，他借口要应付第一次考试，得去听业务讲座，经常不上班。他利用这些时间跑国家美术馆。他翻阅各种有关巴黎和绘画的书籍，埋头研读罗斯金的论著，另外还看了瓦萨里写的许多画家传记。他特别欣赏高里季奥的一生经历；他想象自己伫立在某幅不朽杰作跟前大声呼喊：Anch′ ioson′pittore。现在他不再游移不定，深信自己是块做大画家的料子。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试试自己的运气了，”他自言自语说。“人生贵在冒险嘛。”

八月中旬总算盼到了。卡特先生这个月在苏格兰消夏，所内一切事务由主管员全权处理。自巴黎之行以来，古德沃西先生似乎对菲利普有了几分好感，而菲利普想想反正自己很快就要远走高飞，对这个可笑的小老头也总忍着点，不多所计较。

“凯里，你明天就要去休假了？”傍晚下班时，古德沃西先生对他说。

一整天菲利普不断对自己念叨：这可是自己最后一次坐在这间可恨的办公室里了。

“是啊，我的第一年见习期算熬到头了。”

“恐怕你干得并不怎么出色呢。卡特先生对你很不满意。”

“我对卡特先生更不满意哩，”菲利普轻松地回敬了一句。

“凯里，我觉得你不该用这种腔调说话。”

“我不打算回来了。咱们有约在先，要是我不喜欢会计师的工作，卡特先生愿意把我所付的见习合同费用退还我一半，我只要呆满一年就可以歇手不干。”

“我劝你三思而行，别这么仓促作出决定。”

“早在十个月以前，我就开始讨厌这儿的一切，讨厌这儿的工作，讨厌这间办公室。我讨厌伦敦。我宁可在街头扫地，也不愿再在这儿混日子。”

“好吧，说实在的我也觉得你不适合于干会计师这一行。”

“再见了，”菲利普边说边伸出手来。“我得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如果我给你们添了麻烦，还请多多包涵。我差不多打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干不好的。”

“好吧，要是你果真主意定了，那就再见吧。不知你今后作何打算。要是你有机会上这一带来，不妨请进来看看我们。”

菲利普呵呵一笑。

“恐怕我的话很不中听，不过实话实说，我打心底里希望以后别再见到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位。”

第三十九章

菲利普把自己的打算向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牧师和盘托出，但是后者说什么也不肯点头同意。他有这么种高见：一个人不管干什么，都得有始有终。他也像所有软弱无能者一样，过分强调不该朝三暮四，见异思迁。

“当初要当会计师，那可纯粹出于你自愿，谁也没强迫过你，”他说。

“我当初所以选中这一行，是因为我当时看到要进城，就只有这么个机会。我现在讨厌伦敦，讨厌那差使，说什么也别想叫我再回那儿去。”

听到菲利普要想习艺当画家，凯里夫妇丝毫不掩饰他们的满腔愤慨。他们正告菲利普，别忘了他父母是上等人，画画儿可不是个正经的行业，那是放荡不羁之徒干的，既不体面，又不讲道德。而且还要上巴黎！

“只要我在这事情上还有点发言权，我是决不会放你去巴黎鬼混的，”牧师口气坚决地说。

那是个罪恶的渊薮。妖艳的荡妇，巴比伦的娼妓，在那儿公开炫耀自己的罪恶，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到比它更邪恶的城市了。

“你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有着上等人和基督徒的教养，如果我放你到魔窟去受诱惑，我就辜负了你已故双亲对我的嘱托。”

“嗯，我知道我不是个基督徒，现在甚至连自己是不是上等人也开始有点怀疑，”菲利普说。

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菲利普还得等上一年才能自行支配父亲留下的那一小笔遗产。凯里先生明确提出，在这期间菲利普要想得到生活费，非得继续留在事务所里不可。

菲利普明白，自己如果不打算继续干会计师这行当，必须趁现在离开，这样，所付的见习合同费还可以收回一半。但牧师根本听不进去。菲利普再也按捺不住，冲口说了些刺耳、伤人的话。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的钱往水里扔！”最后他这么说。“这毕竟是我的钱，不是吗？我又不是三岁娃娃。如果我拿定主意去巴黎，你想拦也拦不住。你想强迫我回伦敦，办不到！”

“要是你干的事我认为不合适，我一个子儿也不给，这一点我是办得到的。”

“好吧，我才不在乎呢！反正巴黎我是去定了，我可以变卖我的衣服、书籍，还有我父亲的首饰。”

路易莎伯母默默地坐在一边，又焦急又痛心：她看到菲利普已经气昏了头，知道自己这时候不管说些什么，都只会往火上浇油。最后，牧师宣称他不想再谈论此事，说罢，神气十足地离开了房间。叔侄俩一连三天彼此不理不睬。菲利普写信给海沃德询问巴黎的情况，决计一有回音立即动身。凯里太太翻来覆去琢磨这件事。她觉得菲利普由于怨恨她丈夫，结果把她自己也牵扯了进去。这个想法使她好生苦恼。她打心眼里疼爱这孩子。最后她主动找菲利普谈了，菲利普向她倾诉衷肠，谈到自己对伦敦所抱幻想的破灭，谈到对前途的憧憬和自己的远大志向，她一字不漏地悉心听着。

“也许，我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至少得让我试试。总不至于比呆在那个讨厌的事务所内更没出息。我感到自己还能画上几笔，自觉在这方面还有几分天赋。”

她并不像丈夫那样自信，认为侄儿想当什么画家，显然是鬼迷了心窍，做长辈的理当出面阻挠。但她看过一些大画家的传记，那些画家的父母都反对他们去学画习艺，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有多愚蠢。再说，一个画家毕竟也可能像会计师那样，过贞洁的生活，为主增添荣耀嘛。

“我担心的倒是你去巴黎这一点，”她凄凄切切地说。“如果你在伦敦学画，那倒也算了。”

“要学就得学到家，真正的绘画艺术只有在巴黎才能学到手。”

凯里太太根据菲利普的建议，给律师写了封信，说菲利普不满意伦敦的差使，要是现在改弦更张，不知他高见以为如何。尼克逊先生作了如下的回复：

亲爱的凯里太太：

我已拜访过赫伯特·卡特先生，恐不能不如实相告，令侄这一年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如若令侄辞意甚坚，则趁此机会及早解约为好。我自然颇感失望，但正如俗话所说：“君可牵马去河边，焉能迫其饮河水？”

你的忠诚的

阿尔贝特·尼克逊

信拿给牧师看了，结果反倒使他越发固执己见。他愿意让菲利普改换门庭，另外找个职业，甚至建议他继承父业，去当医生。然而，菲利普要是执意去巴黎，那就休想从他手中拿到一个子儿生活费。

“这无非是为自我放纵、耽于声色找个借口罢了，”牧师说。

“听到你责怪别人自我放纵，我觉得挺有趣的，”菲利普语中带刺地顶撞一句。

这时，海沃德已有回信来了。信中提到一家旅馆的名字，菲利普出三十法郎的月租，可以在那儿租到一个房间。信内还附了封给某美术学校女司库的介绍信。菲利普把信念给凯里太太听，并对她说，他打算在九月一日动身。

“可你身边一个子儿也没有呀？”她说。

“今天下午我打算去坎特伯雷变卖首饰。”

他父亲留给他一只带金链的金表、两三枚戒指和几副链扣，另外还有两枚饰针，其中一枚镶有珍珠，可以卖大价钱。

“买进是个宝，卖出是棵草，”路易莎伯母说。

菲利普笑了笑，因为这是他大伯的一句口头禅。

“这我知道。不过，我想这些玩意儿至少可以卖一百镑。有了这笔钱，我总能维持到二十一岁了吧。”

凯里太太没答话，径自上了楼，戴上她那顶黑色小无边帽，随后出门去银行。一小时后她回来了。她进了起居室，走到正在埋头看书的菲利普面前，交给他一只信封袋。

“是什么呀？”他问。

“给你的一份薄礼，”她回答说，赧然一笑。

他拆开信封袋一看，里边有十一张五镑的钞票，还有一个塞满一枚枚金镑的小纸包。

“我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你变卖你父亲的首饰。这是我存在银行里的钱，差不多有一百镑了。”

菲利普刷地红了脸，不知怎的，他心头一酸，顿时热泪盈眶。

“哦，亲爱的，这个我可不能拿，”他说。“你心肠真好，不过我怎么也不能忍心收下这笔钱。”

凯里太太出阁时，手头攒有三百镑的私房钱，她守着这笔钱一个子儿也舍不得乱花，临到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开支，才拿出一点来救救急，比如要捐助一笔火烧眉毛的赈款啊，或是给伯侄俩买件把圣诞节或生日礼物什么的。这些年来，这笔可怜巴巴的款子虽然所剩无几，但仍被牧师当作打趣的笑料，他说到妻子时总称她“阔奶奶”，而且不断念叨那笔“私房钱”。

“哦，菲利普，请收下吧。只怪我平时用钱大手大脚，现在就只剩这些了。要是你肯收下，会使我很高兴的。”

“可你自己也很需要啊，”菲利普说。

“不，我想我用不着了。我留着这笔钱，原是防你大伯先我而去。我想，手头有点什么总有好处，可以应付应付不时之需，但现在想想，我已行将就木，活不了多久了。”

“哦，亲爱的，快别这么说。呃，你一定会长生不老的。我可少不了您啊。”

“哦，我现在可以瞑目了。”她双手掩面，语音颤抖着，说不出话来。俄顷，她擦干泪水，勇敢地破涕一笑。“起初，我常祈求上帝别把我先召去，因为我不愿让你大伯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我不想让他忍痛受苦。但现在我已明白过来，他并不像我，不会把这一切看得那么重。他比我更想活。我从来就不是他理想的生活伴侣，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他说不定会续弦再娶的。所以我希望能先走一步。菲利普，我这么说，你不会以为我自私吧。如果他先去了，我就受不了。”

菲利普亲了亲她那布满皱纹的瘦削面颊。他不明白，见到这种深情挚爱、催人泪下的场面，自己反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羞惭。对那么个极其冷漠自私、极其粗俗任性的男人，她却这般关怀备至，简直不可理解。菲利普隐隐约约地捉摸到，尽管她心里明明知道丈夫冷漠自私，是的，她全明白，但还是低三下四地爱着他。

“你肯收下这笔钱的吧，菲利普？”她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抚摸菲利普的手。“我知道你没有这笔钱也凑合得过去，但你收下这笔钱，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我一直想要为你做点什么。你看，我自己没养过孩子，我爱你，一直把你当作我的亲生儿子。你小时候，我差不多还巴望你生病来着，尽管我知道这个念头很邪恶，但是这一来我就可以日日夜夜地守护在你身边。可惜你只生了一次病，后来你就去上学了。我非常想给你出点力。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了。说不定有朝一日你真的成了大画家，你就不会忘记我，你会想到是我第一个资助你创业的。”

“您老心肠真好，”菲利普说，“我说不出对您有多感激。”

她疲惫的眼睛里，浮现出一缕笑意，这是一种发自心田的幸福笑意。

“哦，我多么高兴！”

第四十章

数日之后，凯里太太去车站给菲利普送行。她伫立在车厢门口，噙泪忍泣。菲利普显得急切而不安，巴不得早点插翅高飞。

“再吻我一下，”她说。

菲利普将身子探出车窗，吻了吻她。火车启动了。她站在小车站的木制月台上，频频挥动手绢，直至火车消失在视野之内。她心头像压上了铅块，沉重得很。回牧师公馆的路程总共才几百码，却似有千里之遥。她边走边沉思：菲利普这孩子，也难怪他那么迫不及待地要走，他毕竟年轻，未来在向他召唤。可她自己——她紧咬牙关，强忍着不哭出来。她默默祈祷，求上帝暗中保佑菲利普，让他免受诱惑，赐予他幸福和好运。

可是菲利普在车厢里坐定身子，不多一会就把他伯母撇在脑后。他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他写过一封信给奥特太太——某美术学校的司库，海沃德曾向她介绍过菲利普的情况，这时菲利普口袋里还揣着奥特太太邀他明天去喝茶的请帖。到了巴黎，他雇了辆小马车，让人把行李放到车上。马车徐徐行进，穿过五光十色的街道，爬过大桥，驶入拉丁区的狭街陋巷。菲利普在“两极”旅社已租下一个房间。这家旅馆坐落在离蒙帕纳斯大街不远的一条穷陋小街上，从这里到他学画的阿米特拉诺美术学校还算方便。一位侍者把行李搬上五楼，菲利普被领进一间小房间，里面窗户关得严严的，一进门就闻到股霉味。房间大部分地盘都叫一张大木床给占了。床上蒙着大红棱纹平布帐幔，窗上挂着同样布料制成的、厚实但已失去光泽的窗帘。五斗橱兼用作脸盆架，另外还有一只结实的大衣柜，其式样令人联想起那位贤明君主路易·腓力普。房间里的糊墙纸因年深日久，原来的颜色已褪尽，现呈深灰色，不过从纸上还能依稀辨认出衬有棕色树叶的花环图案。菲利普觉得这房间布置得富有奇趣，令人销魂。

夜已深沉，菲利普却兴奋得难以成眠。他索性出了旅馆，走上大街，朝华灯辉闪处信步逛去。他不知不觉来到火车站。车站前面的广场，在几盏弧光灯的照耀下，显得生趣盎然，黄颜色的有轨电车，似乎是从四面八方涌至广场，又叮叮当当地横穿而过。菲利普注视着这一切，禁不住快活地笑出声来。广场四周开设了不少咖啡馆。他正巧有点口渴，加上也很想把街上的人群看个仔细，于是就在凡尔赛咖啡馆外面的露天小餐桌旁坐下。今晚夜色迷人，其他餐桌上都已坐满了人，菲利普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人群：这边是家人在团聚小饮，那边坐着一伙头上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下巴上蓄着大胡子的男子，他们一边粗声大气地拉呱，一边不住地指手画脚；邻座的两个男子看上去像是画家，身边还坐着妇人，菲利普心想，她们不是画家的结发之妻才妙呢；背后，他听到有几个美国人在高谈阔论，争辩着有关艺术的问题。菲利普心弦震颤。他就这么坐在那儿，一直到很晚才恋恋不舍地离去，尽管筋疲力尽，心里却美滋滋的。等他最后好不容易上了床，却心清神爽，倦意全无。他侧耳谛听着巴黎夜生活的鼎沸喧嚣。

第二天下午喝茶时分，菲利普动身去贝尔福狮子街，在一条由拉斯帕依大街向外延伸的新铺筑的马路上，找到了奥特太太的寓所，奥特太太是个三十岁光景的微不足道的妇人，仪态粗俗，却硬摆出一副贵夫人的派头。她把菲利普介绍给她母亲。没聊上几句，菲利普就了解到她已在巴黎学了三年美术，后来又知道她已同丈夫分道扬镳。小小的起居室里，挂着一两幅出自她手笔的肖像画。菲利普毕竟不是个行家，在他看来，这些画尽善至美，功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知可有那么一天，我也能画出同样出色的画来，”他感叹地说。

“哦，我看你准行，”她不无得意地应道。“当然罗，一锹挖不出个井来，得一步步来嘛。”

她想得很周到，特地给了他一家商店的地址，说从那儿可以买到画夹、图画纸和炭笔等用品。

“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要去阿米特拉诺画室，如果你也在那时候到那儿，我可以设法给你找个好位子，帮你张罗点别的什么。”

她问菲利普具体想干些什么，菲利普觉得不能让她看出自己对整个事儿至今还没个明确的打算。

“嗯，我想先从素描着手，”他说。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一般人总是好高骛远，急于求成。拿我来说，到这儿呆了两年，才敢去试几笔油彩。至于效果如何，你自个儿瞧吧。”

奥特太太朝排在钢琴上方的一幅黏糊糊的油画瞟了一眼，那是幅她母亲的肖像。

“我要是你的话，在同陌生人交往时，一定火烛小心，不同外国人在一起厮混。我自己向来言行谨慎，丝毫不敢大意。”

菲利普谢谢她的忠告。但说实在的，这番话菲利普听了好生奇怪，他不明白自己干吗非要做个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君子呢。

“我们现在过日子，就像留在英国一样，”奥特太太的母亲说，她在一旁几乎一直没开过口。“我们来这儿的时候，把老家所有的家什全都搬了来。”

菲利普环顾四周。房间里塞满了笨实的家具，窗户上挂的那几幅镶花边的白窗帘，同夏天牧师公馆里挂的一模一样。钢琴和壁炉架上都铺着“自由”绸罩布。菲利普东张张西望望，奥特太太的目光也随着来回转动。

“晚上一把百叶窗关上，就真像回到了英国老家似的。”

“我们一日三餐仍然按老家的规矩，”她母亲补充说，“早餐有肉食，正餐放在中午。”

从奥特太太家出来，菲利普便去购置绘画用品。第二天上午，他准九点来到美术学校，竭力装出一副沉着自信的神态。奥特太太已先到一步，这时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菲利普一直在担心，他这个“nouveau”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他在不少书里看到，乍进画室习画的学生往往会受到别人的无礼捉弄，但是奥特太太的一句话，就使他的满腹疑虑涣然冰释。

“哦，这里可不兴那一套，”她说。“你瞧，我们同学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女的，这儿是女士们当道呢。”

画室相当宽敞，空荡荡的，四周灰墙上挂着一幅幅获奖习作。一个模特儿正坐在椅子里，身上裹着件宽大的外套。她周围站着十来个男女学生，有的在聊天，有的还在埋头作画。这会儿是模特儿的第一次休息时间。

“一上来，最好先试些难度不太大的东西，”奥特太太说。“把画架放到这边来。你会发现，从这个角度上写生，最讨巧。”

菲利普根据她的指点搁好画架，奥特太太还把他介绍给近旁的一个年轻女子。

“这位是凯里先生。这位是普赖斯小姐。凯里先生以前从未学过画，开头还得有劳您多多点拨，您不会嫌麻烦的吧？”说着，她转身朝模特儿喊了声：“La pose．”

模特儿正在看《小共和国报》，这时把报纸随手一扔，绷着脸掀掉了外套，跨上画台。她支开双脚，稳稳地站在那里，双手十指交叉，托着后脑勺。

“这姿势够别扭的，”普赖斯小姐说，“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偏偏选中这么个怪姿势。”

刚才菲利普进画室时，人们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模特儿淡漠地瞟了他一眼，现在再没人注意他了。菲利普面前的画架上，铺着一张漂亮挺括的画纸，他局促不安地注视着模特儿，不知该从何处落笔才好。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裸体女人。这个模特儿年纪不轻了，乳房已趋萎缩；失去了光泽的金发，像一蓬乱草似地耷拉在脑门上，满脸尽是一块块显眼的雀斑。他朝普赖斯小姐的作品瞥了一眼。这幅画她刚画了两天，看来已遇上麻烦。由于她老是用橡皮擦拭，画面已搞得邋里邋遢。在菲利普看来，她笔下的人体全走了样，不知画的啥名堂。

“我早该想到，自己画起来不至于比这更糟吧，”他暗暗对自己说。

他着手先画头部，打算慢慢往下画。但不知怎么的，他发现同样是画头，写生却要比单凭想象作画难得多。他卡住了，再也画不下去。他朝普赖斯小姐瞥了一眼。她正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画着。她心情热切，连眉头都不觉紧蹙起来，目光中流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画室里很热，她额头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普赖斯小姐今年二十六岁，一头浓密的金褐色柔发，发丝光滑美丽，可惜梳理得很马虎，她把头发打前额往后一挽，草草束成个大发髻。大脸盘上嵌着一对小眼睛，五官宽阔而扁平；皮肤白里泛青，带着几分怪异的病态，双颊不见一丝血色。她看上去像是从来不梳洗打扮似的，人们不禁要纳闷：她晚上没准儿是和衣而睡的呢。她生性沉默，不苟言笑。第二次休息时，她退后一步，端详着自己的大作。

“不知怎么搞的，老是不顺手，”她说，“不过，我也算把心思放在上面了。”她转脸朝菲利普。“你进展如何？”

“糟透了，”菲利普苦笑着应了一声。

她看了看他的画。

“你这么个画法哪成呢！你得先用笔比划一下，然后得在纸上框好轮廓线。”她干净利索地给他示范了一下。她这番真挚情意委实打动了菲利普，可她那毫无韵致的仪态还是让菲利普感到不悦。他感谢了她的热心指点，又重新操起画笔来。到这时候，其他学画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到齐了，这会儿姗姗而来的人大多是男的，因为女的总是一早就来了。今年这时候（虽说季节还早了点），画室已是人满为患。过了一会，走进来一个青年，稀疏的黑发，特大的鼻子，一张长脸不由得叫人联想起马来。他在菲利普身旁坐下，并且隔着菲利普朝普赖斯小姐一点头。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她说，“是不是刚起床？”

“今天是这么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我想，我得躺在床上，好好想象一下户外的景色有多美。”

菲利普会意一笑。普赖斯小姐却挺顶真，不把这话当玩笑看待。

“这种做法真有点好笑。照我的想法，及早起床，趁天气大好出外逛逛，这才更加在理呢。”

“看来要想当个幽默家还真不容易呢，”那个年轻人一本正经地说。

他似乎还不想立即动笔，只是朝自己的画布望了一眼。他正在给画上水彩，这个模特儿的草图，他昨天就勾勒好了。他转身对菲利普说。

“您刚从英国来吧？”

“是的。”

“你怎么会跑到阿米特拉诺学校来的？”

“我只晓得这么一所美术学校。”

“但愿你来这儿时没存非分之想，以为在这儿可以学到点最起码的有用本事。”

“阿米特拉诺可是巴黎首屈一指的美术学校，”普赖斯小姐说，“这样认认真真对待艺术的学校，还不见有第二所呢。”

“难道对待艺术就非得认真不可？”年轻人问。既然普赖斯小姐的回答只是轻蔑地一耸肩，他也就自顾自往下说了：“不过关键还在于：所有的美术学校全都大高而不妙。显然全都学究气十足。而这儿所以为害较浅，就因为这儿的教学比别处更为无能，在这儿啥也学不到手……”

“那您干吗要上这儿来呢？”菲利普插嘴问。

“我找到了捷径坦途，却还是在走老路。普赖斯小姐文化素养很高，一定记得这句话的拉丁语原文吧。”

“希望你谈话时别把我牵扯进去，克拉顿先生，”普赖斯小姐毫不客气地说。

“学习绘画的唯一途径，”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是租间小画室，雇个模特儿，靠自己闯出条路来。”

“这似乎并不难做到，”菲利普说。

“这可需要钱呐，”克拉顿接口说。

克拉顿开始动笔了，菲利普打眼角里偷偷打量他。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那宽大的骨架似乎突到肌体的外面；两肘尖削，差不多快要把他破外套的袖管给撑破了。裤子的臀部已经磨破，每只靴子上都打了个难看的补丁。普赖斯小姐站起身，朝着菲利普的画架走过来。

“如果克拉顿先生肯闭上嘴安静一会儿，我就过来帮你一下，”她说。

“普赖斯小姐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有几分幽默，”克拉顿一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端详自己的画面，“而她讨厌我，则是因为我有几分才气。”

克拉顿煞有介事地说着，菲利普瞧着他那只模样古怪的大鼻子，觉得他的话听上去格外好笑，忍不住扑哧了一声。普赖斯小姐却气得满脸通红。

“这儿除你之外，谁也没埋怨过你有才气。”

“这儿唯独我的意见，我觉得最不足取。”

普赖斯小姐开始品评菲利普的习作。她滔滔不绝谈到剖视、结构、平面、线条，以及其他许多菲利普一窍不通的东西。她在这儿画室已经呆了好长一段时间，通晓教师们再三强调的绘画要领，她一口气点出了菲利普习作中的各种毛病，然而讲不出个矫枉匡正的道道来。

“多谢你这么不厌其烦地开导我，”菲利普说。

“哦，没什么，”她回答说，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刚来这里时，别人也是这么指点我的，不管是谁，我都乐意效劳。”

“普赖斯小姐要想说的是，她向您传经赐教，纯粹是出于责任感，而并非是由于您本人有什么迷人的魅力，”克拉顿说。

普赖斯小姐恶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画画。

时钟敲了十二下，模特儿如释重负般地叫了一声，从画台上走下来。

普赖斯小姐收拾好自己的画具。

“我们有些人要去格雷维亚餐馆就餐，”她对菲利普说，并乜了克拉顿一眼。“我自己一向是在家里吃午饭的。”

“如果你不介意，就让我陪你去格雷维亚餐馆吧，”克拉顿说。

菲利普道了谢，起身准备离开画室。没走几步，奥特太太过来问他今天学画的情况如何。

“范妮·普赖斯可手把手教你了？”她询问道。“我特意把你安排在她旁边，因为我知道，只要她乐意，她还是有这点能耐的。这个姑娘不怎么讨人喜欢，脾气又坏，她自己也不会作画。不过，她懂得作画的诀窍，只要她不嫌麻烦，倒可以给新来者指点一下迷津的。”

他们走上大街的时候，克拉顿对菲利普说：

“范妮·普赖斯对你的印象不错，你最好留神点。”

菲利普哈哈大笑。对她那样的女人，他压根儿没想到要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们来到一家经济小餐馆，画室的几个学生正坐在那儿用餐，克拉顿在一张餐桌旁坐下，那儿已经坐了三四个人。在这儿，花一个法郎，可以吃到一只鸡蛋、一碟子肉，外加奶酪和一小瓶酒。要喝咖啡，则须另外付钱。他们就坐在人行道上，黄颜色的电车在大街上来回穿梭，叮叮当当的铃声不绝于耳。

“哦，请问您尊姓？”在他们就座时，克拉顿猝然问了一声。

“凯里。”

“请允许我把一位可信赖的老朋友介绍给诸位——他叫凯里，”克拉顿正经八百地说。“这位是弗拉纳根先生，这位是劳森先生。”

在座的人哈哈一笑，又继续谈自己的。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大家七嘴八舌，只顾自己叽叽呱呱，根本不去理会旁人说些什么。他们谈到夏天去过哪些地方，谈到画室，还有这样那样的学校；他们提到许多在菲利普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名字：莫奈、马奈、雷诺阿、毕沙罗、德加等等。菲利普竖起耳朵听着，尽管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却兴奋得什么似的，心头小鹿猛撞不已。

时间过得真快。克拉顿站起身说：

“今晚要是你愿意来，你准能在这儿找到我。你会发觉这儿是拉丁区里最经济实惠的一家馆子，花不了几个子儿，包管可以让你害上消化不良症。”

第四十一章

菲利普沿着蒙帕纳斯大街信步闲逛。眼前的这个巴黎，同他春上来给圣乔治旅舍结算账务时所看到的迥然不同——他每想到那一段生活经历就不寒而栗——就其风貌来说，倒和自己心目中的外省城镇差不多。周围是一派闲适自在的气氛；明媚的阳光，开阔的视野，把人们的心神引入飘飘欲仙的梦幻之中。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树木，富有生气的白净房屋，宽阔的街道，全都令人心旷神怡。他觉得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在街头悠然漫步，一边打量来往行人。在他看来，就连那些最普通的巴黎人，比如那些束着大红阔边腰带、套着肥大裤管的工人，那些身材矮小、穿着褪了色却很迷人的制服的士兵，似乎都焕发着动人的风采。不一会儿，他来到天文台大街，展现在他眼前的那种气势磅礴且又典雅绮丽的景象，不由得令他赞叹不已。他又来到卢森堡花园：孩童在玩耍嬉戏，头发上束着长丝带的保姆，成双结对地款款而行；公务在身的男士们，夹着皮包匆匆而过；小伙子们穿着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风景匀称、精致。自然景色虽带着人工斧凿的痕迹，却显得玲珑剔透。由此看来，自然风光若不经人工修饰，反倒失之于粗鄙。菲利普陶然若醉。过去他念到过许多有关这一风景胜地的描写，如今终于身临其境，怎能不叫他喜上心头，情不自胜。对于他来说，这里算得上是历史悠久的文艺胜地，他既感敬畏，又觉欢欣，其情状如同老学究初次见到明媚多姿的斯巴达平原时一般。

菲利普逛着逛着，偶一抬眼，瞥见普赖斯小姐独自坐在一条长凳上。他踌躇起来，他此刻实在不想见到任何熟人，况且她那粗鲁的举止与自己周围的欢乐气氛极不协调。但他凭直觉辨察出她是个神经过敏、冒犯不得的女子。既然她已看到了自己，那么出于礼貌，也该同她应酬几句。

“你怎么上这儿来啦？”她见菲利普走过来，这样问。

“散散心呗。你呢？”

“哦，我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都要上这儿来。我觉得整天埋头于工作，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吗？”他说。

“悉听尊便。”

“您这话似乎不太客气呢，”他笑着说。

“我这个人笨嘴拙舌，天生不会甜言蜜语。”

菲利普有点困窘，默默地点起一支烟。

“克拉顿议论过我的画吗？”她猝然问了这么一句。

“我印象里他什么也没说，”菲利普说。

“你知道，他这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自以为是天才，纯粹瞎吹。别的不说，懒就懒得要命。天才应能吃得起大苦，耐得起大劳。最要紧的，是要有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

她说话时，激昂之情溢于言表。她头戴黑色水手草帽，上身穿一件不很干净的白衬衫，下身束一条棕色裙子。她没戴手套，而那双手真该好好洗洗。她毫无风韵可言，菲利普后悔不该跟她搭讪。他摸不透普赖斯小姐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巴不得他快点走开。

“我愿意尽力为你效劳，”她突然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可深知其难呢。”

“多谢你了，”菲利普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请你去用茶点，肯赏光嘛？”

她飞快地瞟了他一眼，刷地涨红了脸。她脸一红，那苍白的皮肤顿时斑驳纷呈，模样儿好怪，就像变质的奶油里拌进了草莓似的。

“不，谢谢，你想我干吗要用茶点呢？我刚吃过午饭。”

“我想可以消磨消磨时间嘛，”菲利普说。

“哦，要是你闲得发慌，可犯不着为我操心。我一个人待着，并不嫌冷清。”

这时候，有两个男子打旁边走过。他们穿着棕色棉绒上衣，套着肥大的裤管，戴着巴斯克便帽。他们年纪轻轻，却蓄着胡子。

“嗳，他们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吧？”菲利普说，“真像是从《波希米亚人的生涯》那本书里跳出来的哩。”

“是些美国佬，”普赖斯小姐用鄙夷的口吻说。“这号服装，法国人三十年前就不穿了。可那些从美国西部来的公子哥儿，一到巴黎就买下这种衣服，而且赶忙穿着去拍照。他们的艺术造诣大概也仅止于此了。他们才不在乎呢，反正有的是钱。”

菲利普对那些美国人大胆别致的打扮倒颇欣赏，认为这体现了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普赖斯小姐问菲利普现在几点了。

“我得去画室了，”她说。“你可打算去上素描课？”

菲利普根本不知道有素描课。她告诉菲利普，每晚五时至六时，画室有模特儿供人写生，谁想去，只要付五十生丁就行。模特儿天天换，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习画好机会。

“我看你目前的水平还够不上，最好过一个时期再去。”

“我不明白干吗不能去试试笔呢！反正闲着没事干。”

他们站起身朝画室走去。就普赖斯小姐的态度来说，菲利普摸不透她究竟希望有他做伴呢，还是宁愿独个儿前往。说实在的，他纯粹出于困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脱身，这才留在她身边的；而普赖斯小姐不愿多开口，菲利普问她的话，她总是爱理不理，态度简慢。

一个男子站在画室门口，手里托着一只大盘子，凡是进画室的人都得往里面丢半个法郎。画室济济一堂，人比早晨多得多，其中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再占大多数，女子的比例也有所减少。菲利普觉得这么一大帮子人，跟他脑子里的习画者的形象颇不一致。天气暖洋洋的，屋子里的空气不多一会儿就变得混浊不堪。这回的模特儿是个老头，下巴上蓄着一大簇灰白胡子。菲利普想试试今天早晨学到的那点儿技巧，结果却画得很糟。他这才明白，他对自己的绘画水平实在估计得过高了。菲利普不胜钦羡地望了一眼身旁几个习画者的作品，心中暗暗纳闷，不知自己是否有一天也能那样得心应手地运用炭笔。一个小时飞快地溜了过去。他不愿给普赖斯小姐再添麻烦，所以刚才特意避着她找了个地方坐下。临了，当菲利普经过她身边朝外走时，普赖斯小姐却唐突地将他拦住，问他画得怎样。

“不怎么顺手，”他微笑着说。

“如果你刚才肯屈尊坐在我旁边，我满可以给你点提示。看来你这个人自视甚高呢。”

“不，没有的事。我怕你会嫌我讨厌。”

“要是我真那么想，我会当面对你说的。”

菲利普发现，她是以其特有的粗鲁方式来表示她乐于助人的善意。

“那我明天就多多仰仗你了。”

“没关系，”她回答。

菲利普走出画室，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吃饭前的这段时间。他很想干点独出心裁的事儿。来点儿苦艾酒如何！当然很有此必要。于是，他信步朝车站走去，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餐席上坐下，要了杯苦艾酒。他喝了一口，觉得恶心欲吐，心里却很得意。这酒喝在嘴里挺不是滋味，可精神效果极佳：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投身艺术的学生了。由于他空肚子喝酒，一杯下肚，顿觉飘然欲仙。他凝望着周遭的人群，颇有几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他快活极了。当他来到格雷维亚餐馆时，克拉顿那张餐桌上已坐满了人，但是他一看到菲利普一拐一瘸地走过来，忙大声向他打招呼。他们给他腾出个坐儿。晚餐相当节俭，一盆汤，一碟肉，再加上水果、奶酪和半瓶酒。菲利普对自己面前的食物并不在意，只顾打量同桌进餐的那些人。弗拉纳根也在座。他是个美国人，年纪很轻，有趣的脸上竖着只扁塌的狮子鼻，嘴巴老是笑得合不拢。他身穿大花格子诺福克夹克衫，颈脖上围条蓝色的硬领巾，头上戴顶怪模怪样的花呢帽。那时候，拉丁区是印象派的一统天下，不过老的画派也只是最近才失势的。卡罗路斯迪朗、布格柔之流仍被人捧出来，同马奈、莫奈和德加等人分庭抗礼。欣赏老一派画家的作品，依然是情趣高雅的一个标志。惠司勒以及他整理的那套颇有见识的日本版画集，在英国画家及同胞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古典大师们受到新标准的检验。几个世纪以来，世人对拉斐尔推崇备至，如今这在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中间却传为笑柄。他们觉得他的全部作品，还及不上委拉斯开兹画的、现在陈列在国家美术馆里的一幅腓力四世头像。菲利普发现，谈论艺术已成了一股风气。午餐时遇到的那个劳森也在场，就坐在他对面。他是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满脸雀斑，一头红发，长着一对灼灼有光的绿眼睛。菲利普坐下后，劳森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这时冷不防高谈阔论起来：

“拉斐尔只有在临摹他人作品时，还算过得去。譬如，他临摹彼鲁其诺或平图里乔的那些画，很讨人喜欢，而他想在作品中画出自己的风格时，就只是个——”说到这儿，他轻蔑地一耸肩，“——拉斐尔。”

劳森说话的口气之大，菲利普不觉暗暗吃惊，不过他也不必去答理他，因为这时候弗拉纳根不耐烦地插嘴了。

“哦，让艺术见鬼去吧！”他大声嚷道。“让咱们开怀痛饮，一醉方休。”

“昨晚上你喝得够痛快的了，弗拉纳根，”劳森说。

“昨晚是昨晚，我说的可是今夜良宵，”他回答。“想想吧，来到巴黎之后，整天净在想着艺术、艺术。”他说话时，操着一口浓重的西部口音。“嘿，人生得意须尽欢嘛。”只见他抖擞精神，用拳头砰地猛击餐桌。“听我说，让艺术见鬼去吧！”

“说一遍就够啦，干吗婆婆妈妈的唠叨个没完，”克拉顿板着脸说。

同桌还有个美国人，他的穿着打扮，同菲利普下午在卢森堡花园见到的那些个公子哥儿如出一辙。他长得很清秀，眸子乌黑发亮，脸庞瘦削而严峻。他穿了那一身古怪有趣的服装，倒有点像个不顾死活的海盗。浓黑的头发不时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所以他时而做出个颇带戏剧性的动作，将头往后一扬，把那几绺长发甩开。他开始议论起马奈的名画《奥兰毕亚》，这幅画当时陈列在卢森堡宫里。

“今儿个我在这幅画前逗留了一个小时。说实在的，这画算不得一幅上乘之作。”

劳森放下手中的刀叉，一双绿眼珠快冒出火星来。他由于怒火中烧，连呼吸也急促起来，不难看出，他在竭力按捺自己的怒气。

“听一个头脑未开化的野小子高谈阔论，岂不有趣，”他说。“我们倒要请教，这幅画究竟有什么不好？”

那美国人还没来得及启口，就有人气冲冲地接过话茬。

“你的意思是说，你看着那幅栩栩如生的人体画，竟能说它算不上杰作？”

“我可没那么说。我认为右乳房画得还真不赖。”

“去你的右乳房，”劳森扯着嗓门直嚷嚷。“整幅画是艺苑中的一个奇迹。”

他详尽地讲述起这幅杰作的妙处来，然而，在格雷维亚餐馆的这张餐桌上，谁也没在听他——谁要是发表什么长篇大论，得益者唯他自己而已。那个美国人气势汹汹地打断劳森。

“你不见得要说，你觉得那头部画得很出色吧？”

劳森此时激动得脸色都发白了，他竭力为那幅画的头部辩解。再说那位克拉顿，他一直坐在一旁默默不语，脸上挂着一丝宽容的嘲笑，这时突然开腔了。

“就把那颗脑袋给他吧，咱们可以忍痛割爱。这无损于此画的完美。”

“好吧，我就把这颗脑袋给你了，”劳森嚷道，“提着它，见你的鬼去吧。”

“而那条黑线又是怎么回事？”美国人大声说着，得意扬扬一抬手，把一绺差点儿掉进汤盆里的头发往后一掠。“自然万物，无奇不有，可就是没见过四周有黑线的。”

“哦，上帝，快降下一把天火，把这个渎神的歹徒烧死吧！”劳森说。“大自然同这幅画有何相干？自然界有什么，没有什么，谁说得清楚！世人是通过艺术家的眼睛来观察自然的。可不是！几个世纪来，世人看到马在跳越篱笆时，总是把腿伸得直直的。啊，老天在上，先生，马腿确实是伸得直直的！在莫奈发现影子带有色彩之前，世人一直看到影子是黑的，老天在上，先生，影子确实是黑的哟。如果我们用黑线条来勾勒物体，世人就会看到黑色的轮廓线，而这样的轮廓线也就真的存在了；如果我们把草木画成红颜色，把牛画成蓝颜色，人们也就看到它们是红色、蓝色的了，老天在上，它们确实会成为红色和蓝色的呢！”

“让艺术见鬼去吧！”弗拉纳根咕哝道，“我要的是开怀痛饮！”

劳森没理会他。

“现在请注意，当《奥兰毕亚》在巴黎艺展中展出时，左拉——在那批凡夫俗子的冷嘲热讽声中，在那伙守旧派画家、冬烘学究还有公众的一片唏嘘声中——左拉宣布说：‘我期待有那么一天，马奈的画将陈列在卢佛宫内，就挂在安格尔的《女奴》对面，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的将是《女奴》。’《奥兰毕亚》肯定会挂在那儿的，我看这一时刻日益临近了。不出十年，《奥兰毕亚》定会在卢佛宫占一席之地。”

“永远进不了卢佛宫，”那个美国人大嚷一声，倏地用双手把头发狠命往后一掠，似乎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麻烦。“不出十年，那幅画就会销声匿迹。它不过是投合时好之作。任何一幅画要是缺少点实质性的内容，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拿这一点来衡量，马奈的画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什么是实质性内容？”

“缺少道德上的内容，任何伟大的艺术都不可能存在。”

“哦，天哪！”劳森狂怒地咆哮。“我早知道是这么回事。他稀罕的是道德说教。”他双手搓合，做出祈祷上苍的样子：“哦，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克利斯朵夫·哥伦布，你在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你可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啊？”

“罗斯金说……”

他还要往下说，冷不防克拉顿突然用刀柄乒乒乓乓猛敲桌面。

“诸位，”他正颜厉色说，那只大鼻子因为过分激动而明显地隆起一道道褶皱。

“刚才有人提到了一个名字，我万万没想到在上流社会竟然也会听到它。言论自由固然是件好事，但也总得掌握点分寸，适可而止才是。要是你愿意，你尽可谈论布格柔：这个名字虽招人嫌，听上去却让人感到轻松，逗人发笑。但是我们可千万别让罗斯金，G·F·瓦茨和E·B·琼司这样一些名字来玷污我们贞洁的双唇。”

“这个罗斯金究属何人？”弗拉纳根问。

“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之一，擅长优美文体的文坛大师。”

“罗斯金文体——由胡言乱语和浮华辞藻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劳森说。“再说，让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伟人统统见鬼去！我翻开报纸，只要一看见某个伟人的讣告，就额手庆幸：谢天谢地，这些家伙又少了一个啦。他们唯一的本事是精通养生之道，能老而不死。艺术家一满四十，就该让他们去见上帝。一个人到了这种年纪，最好的作品也已经完成。打这以后，他所做的不外乎是老调重弹。难道诸位不认为，济慈、雪莱、波宁顿和拜伦等人早年丧生，实在是交上了人世间少有的好运？假如史文朋在出版第一卷《诗歌和民谣集》的那天溘然辞世，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会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

这席话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因为在座的没一个人超过二十四岁。他们立刻津津有味地议论开了。这一回他们倒是众口一词，意见一致，而且还各自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通。有人提议把四十院士的所有作品拿来，燃起一大片篝火，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凡满四十者都要一一往里扔。这个提议博得一阵喝彩。卡莱尔、罗斯金、坦尼生、勃朗宁、G·F·瓦茨、E·B·琼司、狄更斯和萨克雷等人，被匆匆抛进烈焰之中。格莱斯顿先生、约翰·布赖特和科勃登，也遭到同样下场。至于乔治·梅瑞狄斯，曾有过短暂的争执；至于马修·阿诺德和爱默生，则被痛痛快快付诸一炬。最后轮到了沃尔特·佩特。

“沃尔特·佩特就免了吧，”菲利普咕哝说。

劳森瞪着那双绿眼珠，打量了他一阵，然后点点头。

“你说得有理，只有沃尔特·佩特一人证明了《蒙娜丽莎》的真正价值。你知道克朗肖吗？他以前和佩特过往甚密。”

“克朗肖是谁？”

“他是个诗人，就住在这儿附近。现在让咱们上丁香园去吧。”

丁香园是一家咖啡馆，晚饭后他们常去那儿消磨时间。晚上九时以后，凌晨二时之前，准能在那儿遇到克朗肖。对弗拉纳根来说，一晚上的风雅之谈，已够受的了，这时一听劳森作此建议，便转身对菲利普说：

“哦，伙计，我们还是找个有姑娘的地方去乐乐吧。上蒙帕纳斯游乐场去，让咱们喝它个酩酊大醉。”

“我宁愿去见克朗肖，而不想把自己搞得醉醺醺的，”菲利普笑呵呵地说。

第四十二章

席上的人一哄而散。弗拉纳根和另外两三个人往杂耍剧场而去，菲利普则随克拉顿、劳森两人慢悠悠地朝丁香园而来。

“你也该上蒙帕纳斯游乐场去看看，”劳森对菲利普说。“那儿算得上是巴黎的一大胜景。过些日子我打算去把它画下来。”

由于受到海沃德的影响，菲利普认为杂耍剧场是个不雅的场所，不屑一顾，殊不知他这阵子上巴黎来，正值杂耍剧场的黄金时代，它们的潜在艺术魅力刚被人们发掘出来。灯光设计的新颖别致，暗红与失却光泽的金黄色浑成一片，灯火阑珊处的浓阴密影，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线条，都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主题。拉丁区有一半左右的画室，都陈列了在本地这家或那家剧场所作的写生画。文人紧步画家的后尘，也突然不谋而合地探索起杂耍剧目的艺术价值来。于是，那些红鼻子的丑角演员顿时被捧上了天，说他们把角色演活了；那些肥胖的女歌手，曾默默无闻地嚎叫了二十年，这时人们也刮目相看，发现她们的演唱声情并茂，曲尽诙谐之妙。还有些文人在耍狗戏中获得了美的感受，另一些则竭尽人间言词，百般称颂魔术师和飞车演员的精湛绝技。杂耍戏的观众也因此沾了光，成为舆论界同情关注的对象。菲利普同海沃德观点一致，向来瞧不起大轰大嗡的芸芸众生；他也像一般生性孤傲的人那样，洁身自好，独来独往，对市井之徒的古怪行径横眉侧目，不胜厌恶；但此时克拉顿和劳森却热情洋溢谈论着百姓大众。他们绘声绘影地谈到巴黎各类集市上摩肩接踵的人流，那真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在乙炔灯的强光之下，人们的脸半隐半现；嘟嘟的喇叭声、呜呜的汽笛声、嗡嗡的低语声，交相错杂，不绝于耳。他们所说的这一切，菲利普听来新鲜而陌生。他们向他介绍了克朗肖的情况。

“你可曾看过他的作品？”

“没看过，”菲利普说。

“他的作品发表在《黄皮书》上。”

他们对克朗肖的态度，就像一般画家看待作家那样，既有几分轻视（因为他在绘画方面是个门外汉），又有几分宽容（因为他搞的毕竟也是门艺术），同时还有几分敬畏（因为他所运用的艺术媒介，颇使他们惴惴不安）。

“此人可是个不同凡响之辈。一上来，你也许会对他有点失望，只有等他喝醉了，才会露出他人杰的本色。”

“伤脑筋的是，”克拉顿接口说，“他得喝上好几个时辰才有醉意。”

到了咖啡馆门前，劳森告诉菲利普，他们还得往里面去。秋风送凉，尚不觉寒意，但克朗肖出于一种畏惧风寒的病态心理，即使逢到温暖如春的天气，也非要坐在店堂里不可。

“凡属值得结交的有识之士，他全都认得，”劳森解释说，“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和他曾有过交往，现在他和马拉美这类名流也保持往来。”

他们搜索的目标，此刻正坐在咖啡馆的一个遮风最严的角落里。他穿着外套，衣领朝上翻起，帽檐压得低低的，一直盖到脑门上，生怕着了凉。他身材魁梧，敦实而不流于臃肿；圆圆的脸盘，一撮小胡子；眯细的眼睛，呆板无神。那颗脑袋瓜似乎小了些，同他的魁梧躯干很不相称，好比是一粒豌豆放在鸡蛋上，随时有滑下来的可能。他正在跟一个法国人玩多米诺骨牌，见有人过来，也不搭腔，只是朝来人淡淡一笑，同时顺手把餐桌上的一小叠茶托往边上一推（他手边有多少只茶托，就说明他已灌下了多少杯酒），算是给来者腾出了点地盘。当别人把菲利普介绍给他时，他点了点头，继续玩他的骨牌。菲利普虽然自己的法语不怎么高明，可还是听得出克朗肖的法语讲得很糟，亏他还在巴黎混了好多年呢。

他总算直起腰，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脸上漾起胜利的微笑。

“Je vous ai battu．”他说的法语口音够别扭的。“Garçon！”他大声招呼侍者，然后转过脸对菲利普说：

“你刚从英国来？看过板球赛没有？”

菲利普给这么个出其不意的问题给问懵了。

“对近二十年来第一流板球队的球艺水平，克朗肖可谓了如指掌，”劳森笑嘻嘻地说。

那个玩牌的法国人离开他们，到另外一张餐桌找自己的朋友去了。克朗肖随口议论起肯特队和兰开夏队双方的球艺长处。他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懒洋洋的，这倒是他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给他们讲了上回看到的板球决赛，并描述了比赛中各击球员一一被击败的详细经过。

“这是我来巴黎之后唯一惦念的事儿，”他喝完了侍者端来的bock，这么说。“这儿一场板球赛也看不到。”

菲利普大失所望。劳森有点不耐烦了，说来也难怪，他是急于要向菲利普炫耀一下拉丁区的一位名流。那天晚上，克朗肖慢饮细酌，迟迟不见醉意。不过他身边的那一叠茶托表明他至少是诚心想把自己灌醉的。克拉顿看着这光景，觉得煞是有趣：克朗肖如数家珍似地摆弄他在板球赛方面的学问，显然有几分做作；他就是喜欢在听客面前卖关子，故意讲些易招人嫌的话题。克拉顿插嘴问了一句：

“你最近可见到过马拉美？”

克朗肖不紧不慢地打量了克拉顿一眼，仿佛是在揣摩这个问题。他并不急于应答，而是拿起一只茶托，轻叩了几下大理石餐桌。

“把我的那瓶威士忌拿来。”他嚷了句，接着又转过脸对菲利普说：“我在这儿存了瓶威士忌。喝那么一小杯要付五十生丁，我可喝不起。”

侍者端来了酒瓶，克朗肖拿过来凑着灯光仔细端详。

“有人喝过了。跑堂的，是谁偷喝了我的威士忌？”

“Mais personne， Monsieur Cronshaw．”

“昨晚上我特地做了个记号，你瞧这儿。”

“先生是做了记号的，可是过后先生仍照喝不误。像先生这样做记号还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侍者是个嘻嘻哈哈的快活人，同克朗肖混得很熟。克朗肖目不转睛地瞅着他。

“如果你像贵族和绅士那样用名誉担保，说除了我之外谁也没喝过我的威士忌，那我就接受你的说法。”

这句话经他不加修饰地逐字译成生硬的法语，听起来煞是有趣，柜台那儿的女掌柜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

“Il est impayable，”她轻声嘟哝。

听到这话，克朗肖冲着她挤眉弄眼（那女掌柜的是个胖墩墩的中年妇人，一副女管家的派头），而且还一本正经地给了她个飞吻。她耸耸肩。

“别害怕，太太，”他吃力地说，“我可早过了不惑之年，半老徐娘的眷顾，于我已无吸引力。”

他给自己斟了点威士忌，又掺了些苏打水，细细品味着。他用手背抹了抹嘴。

“他讲得娓娓动听。”

劳森和克拉顿明白，克朗肖的这句话，是针对刚才有关马拉美的询问而说的。每星期二晚上，这位诗人都要接待文人和画家。他巧言善辩，在座的人不论提及什么题目，他都能对答如流。克朗肖是那儿的常客，最近显然也去过。

“他讲得娓娓动听，可惜全是废话。他谈到艺术，似乎那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东西。”

“怎么不是呢！要不咱们何必来这儿？”菲利普问。

“你干吗要来这儿，我可不知道。这和我毫不相干。不管怎么说，艺术是件奢侈的身外之物。人们重视的只是自我保存、传宗接代。只有在这两种本能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才愿意忙里偷闲，借作家、画家和诗人所提供的余兴来消遣一下身心。”

克朗肖停下来呷了一口酒。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因为酒能助长谈话的兴致，他才如此贪杯的呢，还是因为谈话使他口渴思酒，所以他才喜欢高谈阔论？

他接着说：“昨天我写了首诗。”

不等人请，他当即朗诵了起来。他一词一语地缓缓吟诵，一边还伸出中指打着节拍。也许这是首极精致的好诗。可偏巧这时闯进来了一位妙龄女郎。她浓妆艳抹，两片嘴唇涂得血红，那鲜艳的双颊，显然并非出自其平庸的本色；眉毛和睫毛染得漆黑，上下眼睑都抹上一层醒目的蓝色，而且一直抹到眼角处，构成一个奇怪而有趣的三角形。一头乌黑的云鬓梳理得很考究，从耳朵上方往后挽，那种发型由于克莱奥·德梅罗德小姐的提倡而风行一时。菲利普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围着她转。克朗肖朗诵完了，朝菲利普宽容地微微一笑。

“你没在听呐，”他说。

“哦，不，我听着呢。”

“我不责备你，因为这恰恰证明我刚才说的话一点儿不假。离开了爱情，有何艺术可言？刚才你出神地望着这位妩媚动人的人间尤物而对我的好诗无动于衷，为此，我向你表示敬意和赞赏。”

她打他们的餐桌旁边走过时，克朗肖一把拉住她的手臂。

“坐到我身边来，我的宝贝，让咱俩演一出神圣的爱情喜剧。”

“Fichez-moi la paix．”说着她用力将他推开，又大大咧咧地去了。

“所谓艺术，”他一扬手，又继续说，“无非是聪明人在酒醉饭饱、玩够了女人之后，为了消遣解闷而发明的玩意儿。”

克朗肖又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然后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起来。他嗓音圆润，口齿清楚，措辞很考究，是经过一番斟酌的。他将精辟妙语和愚蠢无聊的昏话捏合在一起，其荒诞程度，足以令人瞠目。他一会儿板着脸拿他的听客打趣，一会儿又嬉皮笑脸地向他们进言忠告。他谈到艺术、文学和人生。他忽儿虔诚恳切，忽儿满口秽言，忽儿笑逐颜开，忽儿凄然泪下。他显然已酩酊大醉，接着他又背诵起诗歌——他自己的和弥尔顿的，他自己的和雪莱的，他自己的和基特·马洛的。

最后，劳森感到筋疲力尽，起身告辞了。

“我也得走了，”菲利普说。

他们几个人中开口最少的是克拉顿，他留下来，嘴角上挂着一丝讥诮的浅笑，继续听克朗肖胡言乱语。劳森陪菲利普回到旅馆，互道了晚安。菲利普上床后，却毫无睡意。别人在他面前信口胡诌的那些标新立异之说，这会儿在他脑海里翻腾起伏。菲利普兴奋不已，感到自己身上积聚着喷薄欲出的巨大力量，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自信。

“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大画家的，”他自言自语说，“我感到自己身上有这种气质。”

当另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时，他的整个身心禁不住震颤起来。不过，即使对自己，他也不愿把这个念头付诸言词。

“苍天在上，我相信我是有天才的！”

事实上，他完全醉了，不过既然他喝下肚的充其量只有一杯啤酒，那么使他陶然忘情的，只可能是一种比酒精更危险的麻醉剂。

第四十三章

画师每逢星期二、五上午来阿米特拉诺画室评讲学生的习作。在法国，画家的收入微乎其微，出路是替人作肖像画，设法取得某些美国阔佬的庇护，就连一些知名画家，也乐于每周抽出两三个小时到某个招收习画学生的画室去兼课，赚点外快，反正这类画室在巴黎多的是。星期二这一天，由米歇尔·罗兰来阿米特拉诺授课。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画家，胡子白苍苍的，气色很好。他曾为政府作过许多装饰画，而这现在却在他的学生中间传为笑柄。他是安格尔的弟子，看不惯美术的新潮流，一听到马奈、德加、莫奈和西斯莱tas de farceurs的名字就来火。不过，他倒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教师：温和有礼，诲人不倦，且善于引导。至于周五巡视画室的富瓦内，却是个颇难对付的角色。此公长得瘦小干瘪，满口蛀牙，一副患胆汁症的尊容，蓬蓬松松的灰胡子，恶狠狠的眼睛，讲起话来嗓门尖利，语透讥锋。早年，他有几幅作品被卢森堡美术馆买了去，所以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踌躇满志，期待有朝一日能独步画坛。可惜他的艺术才华，只是出自青春活力的一时勃发，而并非深植于他的个性之中。二十年来，他除了复制一些早年使他一举成名的风景画之外，别无建树。当人们指责他的作品千篇一律之时，他反驳说：

“柯罗一辈子只画一样东西，我为何不可呢？”

别人的成功，无一不招他忌妒，至于那些印象派画家，他更是切齿痛恨，同他们势不两立。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疯狂的时尚，惯于赶时髦的公众——Sale bete——全被那些作品吸引了过去。对于印象派画家，米歇尔·罗兰还算留点情面，只是温和地唤他们一声“江湖骗子”，而富瓦内却和之以连声咒骂，crapule和canaille算是最文雅的措词了。他以诋毁他们的私生活为乐事，用含带讥讽的幽默口吻，骂他们是私生子，攻击他们乱伦不轨，竭尽侮慢辱骂之能事。为了使那些不堪入耳的奚落之词更带点儿辛辣味儿，他还援用了东方人的比喻手法和东方人的强调语势。即便在检查学生们的习作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之意。学生们对他既恨又怕；女学生往往由于受不了他那不留情面的嘲讽而哭鼻子，结果又免不了遭他一顿奚落。尽管学生被他骂得走投无路而群起抗议，可也奈何不得，他照样在画室内执教，因为他无疑是全巴黎首屈一指的美术教师。有时，学校的主持人，也就是那个老模特儿，斗胆规劝他几句，但在这位蛮横暴烈的画家面前，那规劝之语转眼就化为卑躬屈膝的连声道歉。

菲利普首先碰上的便是这位富瓦内画师。菲利普来到画室时，这位夫子已在里面了。他一个画架一个画架地巡视过去，学校司库奥特太太在一旁陪着，遇到那些不懂法语的学生，便由她充当翻译。范妮·普赖斯坐在菲利普边上，画得很巴结。她由于心情紧张，脸色发青；她时而放下画笔，把手放在上衣上搓擦，急得手心都出汗了。她突然神情焦躁地朝菲利普转过脸来，紧锁双眉，似乎想借此来掩饰内心的焦虑不安。

“你看画得还可以吗？”她问，一边朝自己的画点点头。

菲利普站起身，凑过来看她的画。不看还罢，一看大吃一惊。她莫非是瞎了眼不成？画儿完全走了样，简直不成个人形。

“我要能及到你一半就挺不错了，”他言不由衷地敷衍说。

“没门儿，你还刚来这儿嘛。你现在就想要赶上我，岂不有点想入非非。我来这儿已经两年了。”

听了范妮·普赖斯的话，菲利普不由得怔住了。她那股自负劲儿，实在叫人吃惊。菲利普已发现，画室里所有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看来这也不奇怪，因为她似乎特别喜欢出口伤人。

“我在奥特太太跟前告了富瓦内一状，”她接着说。“近两个星期，他对我的画竟看也不看一眼。他每回差不多要在奥特太太身上花半个小时，还不是因为她是这儿的司库。不管怎么说，我付的学费不比别人少一个子儿，我想我的钱也不见得是缺胳膊少腿的。我不明白，干吗单把我一个人撇在一边。”

她重新拿起炭笔，但不多一会儿，又搁下了，嘴里发出一声呻吟。

“我再也画不下去了，心里紧得慌哪。”

她望着富瓦内，他正同奥特太太一起朝他们这边走来。奥特太太脾气温顺，见地平庸，沾沾自喜的情态之中露出几分自命不凡的神气。富瓦内在一个名叫露思·查利斯的英国姑娘的画架边坐了下来。她身材矮小，衣衫不整，一对秀气的黑眼睛，目光倦怠，但时而热情闪烁；那张瘦削的脸蛋，冷峻而又富于肉感，肤色宛如年深日久的象牙——这种风韵，正是当时一些深受布因琼司影响的切尔西少女所蓄意培养的。富瓦内今天似乎兴致很好，他没同她多说什么，只是拿起她的炭笔，信手画上几笔，点出了她的败笔所在。他站起来的时候，查利斯小姐高兴得满脸放光。富瓦内走到克拉顿跟前，这时候菲利普也有点紧张起来，好在奥特太太答应过，有事会照顾着他点的。富瓦内在克拉顿的习作前站了一会儿，默默地咬着大拇指，然后心不在焉地把一小块咬下的韧皮吐在画布上。

“这根线条画得不错，”他终于开了腔，一边用拇指点着他所欣赏的成功之笔，“看来你已经有点入门了。”

克拉顿没吭声，只是凝目望着这位画家，依旧是那一副不把世人之言放在眼里的讥诮神情。

“我现在开始相信，你至少是有几分才气的。”

奥特太太一向不喜欢克拉顿，听了这话就把嘴一撅。她看不出画里有什么特别的名堂。富瓦内坐定身子，细细地讲解起绘画技巧来。奥特太太站在一旁，有点不耐烦了。克拉顿一言不发，只是时而点点头；富瓦内感到很满意，他的这一席话，克拉顿心领神会，而且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在场的大多数人虽说也在洗耳恭听，可显然没听出什么道道来。接着，富瓦内站起身，朝菲利普走来。

“他刚来两天，”奥特太太赶紧解释道，“是个新手，以前从没学过画。”

“Ça se voit，”画师说，“不说也看得出。”

他继续往前走，奥特太太压低嗓门对他说：

“这就是我同你提起过的那个姑娘。”

他瞪眼冲她望着，仿佛她是头令人憎恶的野兽似的，而他说话的声调也变得格外刺耳。

“看来你认为我是亏待你了。你老是在司库面前嘀咕抱怨。你不是要我关心一下你的这幅大作吗？好吧，现在就拿来让我开开眼界吧。”

范妮·普赖斯满脸通红，病态的皮肤下，血液似乎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紫色。她不加分辩，只是朝面前的画一指，这幅画，她从星期一一直画到现在。富瓦内坐了下来。

“嗯，你希望我对你说些什么呢？要我恭维你一句，说这是幅好画？没门儿。要我夸你一声，说画得挺不错的？没门儿。要我说这幅画总还有些可取之处吧？一无是处。要我点出你的画毛病在哪儿？全都是毛病。要我告诉你怎么处置？干脆把它撕了。现在你总该满意了吧？”

普赖斯小姐脸色惨白。她火极了，他竟当着奥特太太的面如此羞辱她。她虽然在法国呆了很久，完全听得懂法语，但要她自己讲，却吐不出几个词儿来。

“他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我出的学费一个子儿也不比别人少，我出学费是要他来教我。可现在瞧他，哪儿是在教我！”

“她说些什么？她说些什么？”富瓦内问。

奥特太太支吾着，不敢转译给他听。普赖斯小姐自己用蹩脚的法语又说了一遍：

“Je vous paye pour m′ apprendre．”

画师眼睛里怒火闪射，他拉开嗓门，挥着拳头。

“Mais， nom de Dieu，我教不了你。教头骆驼也比教你容易。”他转身对奥特太太说：“问问她，学画是为了消闲解闷，还是指望靠它谋生。”

“我要像画家那样挣钱过日子，”普赖斯小姐答道。

“那么我就有责任告诉你：你是在白白浪费光阴。你缺少天赋，这倒不要紧，如今真正有天赋的人又有几个；问题是你根本没有灵性，直到现在还未开窍。你来这里有多久了？五岁小孩上了两堂课后，画得也比你现在强。我只想奉劝你一句，趁早放弃这番无谓的尝试吧。你若要谋生，恐怕当bonne à tout faire也要比当画家稳妥些。瞧！”

他随手抓起一根炭条，想在纸上勾画，不料因为用力过猛，炭条断了。他咒骂了一声，随即用断头信手画了几笔，笔触苍劲有力。他动作利索，边画边讲，边讲边骂。

“瞧，两条手臂竟不一样长。还有这儿的膝盖，给画成个什么怪模样。刚才我说了，五岁的孩子也比你强。你看，这两条腿叫她怎么站得住呀！再瞧这只脚！”

他每吐出一个词，那支怒不可遏的炭笔就在纸上留下个记号，转眼间，范妮·普赖斯好几天来呕心沥血画成的画，就被他涂得面目全非，画面上尽是乱七八糟的条条杠杠和斑斑点点。最后他把炭条一扔，站起身来。

“小姐，听我的忠告，还是去学点裁缝的手艺吧。”他看看自己的表。“十二点了。A la semaine prochaine， messieurs．”

普赖斯小姐慢腾腾地把画具收拢来。菲利普故意落在别人后面，想宽慰她几句。他搜索枯肠，只想出这么一句：

“哎，我很难过。这个人多粗鲁！”

谁知她竟恶狠狠地冲着他发火了。

“你留在这儿就是为了对我说这个？等我需要你怜悯的时候，我会开口求你的。现在请你别挡住我的去路。”

她从他身边走过，径自出了画室。菲利普耸耸肩，一拐一瘸地上格雷维亚餐馆吃午饭去了。

“她活该！”菲利普把刚才的事儿告诉劳森之后，劳森这么说，“坏脾气的臭娘们儿。”

劳森很怕挨批评，所以每逢富瓦内来画室授课，他总是避之唯恐不及。

“我可不希望别人对我的作品评头品足，”他说。“是好是坏，我自己心中有数。”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希望别人说你的大作不高明吧，”克拉顿冷冷接口说。

下午，菲利普想去卢森堡美术馆看看那儿的藏画。他在穿过街心花园时，一眼瞥见范妮·普赖斯在她的老位置上坐着。他先前完全出于一片好心，想安慰她几句，不料她竟如此不近人情，想起来心里好不懊丧，所以这会在她身边走过时只当没看见。可她倒立即站起身，朝他走过来。

“你想就此不理我了，是吗？”

“没的事，我想你也许不希望别人来打扰吧！”

“你去哪儿？”

“我想去看看马奈的那幅名画，我经常听人议论到它。”

“要我陪你去吗？我对卢森堡美术馆相当熟悉，可以领你去看一两件精彩之作。”

看得出，她不愿爽爽快快地向他赔礼道歉，而想以此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那就有劳你了。我正求之不得呢。”

“要是你想一个人去，也不必勉强，尽管直说就是了，”她半信半疑地说。

“我真的希望有人陪我去。”

他们朝美术馆走去。最近，那儿正在公展凯博特的私人藏画，习画者第一次有机会尽情尽兴地揣摩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以前，只有在拉菲特路迪朗吕埃尔的画铺里（这个生意人和那些自以为高出画家一等的英国同行不一样，总是乐意对穷学生提供方便，他们想看什么就让他们看什么），或是在他的私人寓所内，才有幸看得到这些作品。他的寓所每逢周二对外开放，入场券也不难搞到，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许多世界名画。进了美术馆，普赖斯小姐领着菲利普径直来到马奈的《奥兰毕亚》跟前。他看着这幅油画，惊得目瞪口呆。

“你喜欢吗？”普赖斯小姐问。

“我说不上来，”他茫然无措地回答。

“你可以相信我的话，也许除了惠司勒的肖像画《母亲》之外，这幅画就是美术馆里最精彩的展品了。”

她耐心地守在一旁，让他仔细揣摩这幅杰作的妙处，过了好一会才领他去看一幅描绘火车站的油画。

“看，这也是一幅莫奈的作品，”她说，“画的是圣拉扎尔火车站。”

“画面上的铁轨怎么不是平行的呢？”菲利普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反问道，一脸的傲慢之气。

菲利普自惭形秽，范妮·普赖斯捡起目前画界议论不休的话题，凭着自己这方面的渊博知识，一下子就说得菲利普心悦诚服。她开始给菲利普讲解美术馆内的名画，虽说口气狂妄，倒也不无见地。她讲给他听各个画家的创作契机，指点他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探索。她说话时不时地用大拇指比划着。她所讲的这一切，对菲利普来说都很新鲜，所以他听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有点迷惘不解。在此以前，他一直崇拜瓦茨和布因琼司，前者的绚丽色彩，后者的工整雕琢，完全投合他的审美观。他们作品中的朦胧的理想主义，还有他们作品命题中所包含的那种哲学意味，都同他在埋头啃读罗斯金著作时所领悟到的艺术功能吻合一致。然而此刻，眼前所看到的却全然不同：作品里缺少道德上的感染力，观赏这些作品，也无助于人们去追求更纯洁、更高尚的生活。他感到惶惑不解。

最后他说：“你知道，我累坏了，脑子里再也装不进什么了。让咱们找张长凳，坐下歇歇脚吧。”

“反正艺术这玩意儿，得慢慢来，贪多嚼不烂嘛，”普赖斯小姐应道。

等他们来到美术馆外面，菲利普对她热心陪自己参观，再三表示感谢。

“哦，这算不得什么，”她大大咧咧地说，“如果你愿意，咱们明天去卢佛尔宫，过些日子再领你到迪朗吕埃尔画铺走一遭。”

“你待我真好。”

“你不像他们那些人，他们根本不拿我当人待。”

“是吗？”他笑道。

“他们以为能把我从画室撵走，没门儿。我高兴在那儿呆多久，就呆多久。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还不是露茜·奥特捣的鬼！没错，她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以为这一来我就会乖乖地走了。我敢说，她巴不得我走呢。她自己心里有鬼，她的底细我一清二楚。”

普赖斯小姐弯来绕去讲了一大通，意思无非是说，别看奥特太太这么个身材矮小的妇人，表面上道貌岸然，毫无韵致，骨子里却是水性杨花，常和野汉子偷情。接着，她的话锋又转到露思·查利斯身上，就是上午受到富瓦内夸奖的那个姑娘。

“她跟画室里所有的男人都有勾搭，简直同妓女差不多，而且还是个邋遢婆娘，一个月也洗不上一回澡。这全是事实，我一点也没瞎说。”

菲利普听着觉得很不是滋味。有关查利斯小姐的各种流言飞语，他也有所风闻。但是要怀疑那位同母亲住在一起的奥特太太的贞操，未免有点荒唐。他身边的这个女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恶意中伤别人，实在叫他心寒。

“他们说些什么，我才不在乎呢。我照样走自己的路。我知道自己有天赋，是当画家的料子。我宁可宰了自己也不放弃这一行。哦，在学校里遭人耻笑的，我又不是第一个，但到头来，还不正是那些受尽奚落的人反倒成了鹤立鸡群的天才。艺术是我唯一放在心上的事儿，我愿为它献出整个生命。问题全在于能否持之以恒，做到锲而不舍。”

这就是她对自己的评价，而谁要是对此持有异议，就会被她视为居心叵测，妒贤忌才。她讨厌克拉顿。她对菲利普说，克拉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才能，他的画华而不实，肤浅得很。他一辈子也画不出稍微像样的东西来。至于劳森：

“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的浑小子。那么害怕富瓦内，连自己的画也不敢拿出来给他看。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还有点胆量，不是吗？我不在乎富瓦内说我什么，反正我知道自己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他们到了她住的那条街上，菲利普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离开她走了。

第四十四章

尽管如此，下星期日当普赖斯小姐主动表示要带他去参观卢佛尔宫时，菲利普还是欣然前往了。她领他去看《蒙娜丽莎》。菲利普望着那幅名画，心里隐隐感到失望。不过，他以前曾把沃尔特·佩特关于此画的评论念了又念，直至烂熟于心——佩特的珠玑妙语，给这幅举世闻名的杰作平添了几分异彩——此刻，菲利普便把这段话背给普赖斯小姐听。

“那纯粹是文人的舞文弄墨，”她用略带几分鄙夷的口吻说，“千万别信那一套。”

她指给他看伦勃朗的名画，同时还对这些作品作了一番介绍，讲得倒也头头是道。她在《埃墨斯村的信徒》那幅画前面站定身子。

“如果你能领悟这幅杰作的妙处，那么你对绘画这一行也算摸着点门儿了。”

她让菲利普看了安格尔的《女奴》和《泉》。范妮·普赖斯是个专横的向导，由不得菲利普做主，爱看什么就看什么，而是硬要菲利普赞赏她所推崇的作品。她对学画极认真，很有一股子蛮劲。菲利普从长廊的窗口经过，见窗外的蒂勒利宫绚丽、雅致，阳光明媚，宛如出自于拉斐尔之手的一幅风景画，情不自禁地喊道：

“嘿，太美啦！让咱们在这儿逗留一会儿吧。”然而，普赖斯却无动于衷，漠然地说：“好吧，呆一会儿也无妨。不过别忘了咱们是来这儿看画的。”

秋风徐来，空气清新而爽神，菲利普颇觉心旷神怡。将近正午的时候，他俩伫立在卢佛尔宫宽敞的庭院里，菲利普真想学弗拉纳根的样，扯开喉咙大喊一声：让艺术见鬼去吧！

“我说啊，咱俩一块上米歇尔大街，找家馆子随便吃点什么，怎么样？”菲利普提议说。

普赖斯小姐向他投来怀疑的目光。

“我已在家里准备好了午饭，”她说。

“那也没关系，可以留着明天吃嘛。你就让我请你一回吧。”

“不知道你干吗要请我呢。”

“这会让我感到高兴，”他微笑着回答。

他们过了河，圣米歇尔大街的拐角处有家餐馆。

“我们进去吧。”

“不，我不进去，这家馆子太阔气了。”

她头也不回地径直朝前走，菲利普只好跟了上去。不多几步，又来到一家小餐馆跟前，那儿人行道的凉篷下面，已经有十来个客人在用餐。餐馆的橱窗上写着白色的醒目大字：Déjeuner 1.25， vin compris.

“不可能吃到比这更便宜的中饭了，再说这地方看来也挺不错的。”

他们在一张空桌旁坐下，等侍者给他们送上煎蛋卷，那是菜单上的第一道菜。菲利普兴致勃勃地打量着过往行人，似乎被他们吸引住了。他虽有几分困倦，却有种说不出的快意。

“哎，瞧那个穿短外套的，真逗！”

他朝普赖斯小姐瞟了一眼，使他吃惊的是，他看到她根本不理会眼前的景象，而是盯着自己的菜盘子发愣，两颗沉甸甸的泪珠，正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你这是怎么啦？”他惊呼道。

“别对我说什么，要不我这就起身走了，”她回答说。

这可把菲利普完全搞糊涂了。幸好这时候煎蛋卷送了上来。菲利普动手把它分成两半，一人一份吃了起来。菲利普尽量找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来同她攀谈，而普赖斯小姐呢，似乎也在竭力约束自己，没耍性子。不过，这顿饭总叫人有点扫兴。菲利普本来就胃纳不佳，而普赖斯小姐吃东西的那号模样，更叫他倒足了胃口。她一边吃，一边不住发出啧啧之声，那狼吞虎咽的馋相，倒有点像动物园里的一头野兽。她每吃完一道菜，总用面包片拭菜盆子，直到把盆底拭得雪白铮亮才罢手，似乎连一小滴卤汁也舍不得让它留在上面。他们在吃卡门贝尔奶酪时，菲利普见她把自己那一份全吃了，连干酪皮也吞下了肚，不由得心生厌恶。哪怕是几天没吃到东西的饿鬼，也不见得会像她这么嘴馋。

普赖斯小姐性情乖张，喜怒无常，别看她今天分手时还是客客气气的，说不定明天就会翻脸不认人，朝你横眉竖眼。但话得说回来，他毕竟从她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尽管她自己画得并不高明，但凡属可以口传手授的知识，她多少都懂得一点，亏得有她不时在旁点拨，菲利普才在绘画方面有所长进。当然，奥特太太也给了他不少帮助，查利斯小姐有时也指出他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另外，劳森滔若江河的高谈阔论，还有克拉顿所提供的范本，也都使菲利普得益匪浅。然而，范妮·普赖斯小姐最恨他接受旁人的指点；每当菲利普同人交谈之后再去向她求教，总被她恶狠狠地拒之于门外。劳森、克拉顿、弗拉纳根等人常常借她来取笑菲利普。

“留神点，小伙子，”他们说，“她已经爱上你啦。”

“乱弹琴，”他哈哈大笑。

普赖斯小姐这样的人也会坠入情网，这念头简直荒谬透顶。菲利普只要一想到她那丑陋的长相，那头茅草似的乱发，那双邋遢的手，还有那一年到头常穿不换、又脏又破的棕色衣衫，就不由得浑身发凉：看来她手头很拮据。其实这儿又有谁手头宽的？她至少也该注意点边幅，保持整洁才是。就拿那条裙子来说，用针线缝补拾掇一下，总还是办得到的吧。

菲利普接触了不少人，他开始系统地归纳自己对周围人的印象。如今，他不再像旅居海德堡时那样少不更事（那一段岁月，在他看来已恍如隔世），而是对周围的人产生出一种更为冷静而成熟的兴趣，有意在一旁冷眼观察，并暗暗作出判断。他与克拉顿相识已有三个月，虽说天天见面，但对此人的了解，还是同萍水相逢时一样。克拉顿留给画室里众人的印象是：此人颇有几分才干。大家都说他前途无量，日后必定大有作为，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至于他将来究竟能干出什么样的事业来，那他自己也好，其他人也好，都说不出个名堂来。克拉顿来阿米特拉诺之前，曾先后在“朱利昂”、“美术”、“马克弗松”等画室学过画，说来还是呆在阿米特拉诺的时日最长，因为他发现在这儿可以独来独往，自行其是。他既不喜欢出示自己的作品，也不像其他学画的年轻人那样，动辄求教或赐教于他人。据说，他在首次战役路有间兼作工作室和卧室的小画室，那儿藏有他的一些精心佳作，只要谁能劝他把这些画拿出来公展，他肯定会就此一举成名。他雇不起模特儿，只搞些静物写生。对他所画的一幅盘中苹果图，劳森赞不绝口，声称此画是艺苑中的杰作。克拉顿生性喜好嫌歹，一心追求某种连自己也不甚了了的目标，总觉得自己的作品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他觉得作品中某一部分，譬如说，一幅人体画的前臂或下肢啊，静物写生中的一个玻璃杯或者瓷杯什么的，也许尚差强人意，于是他索性从油布剪下这些部分，单独加以保存，而把其余的画面毁掉。这样，如果有谁一定要欣赏他的大作，他就可以如实禀告：可供人观赏的画，他一幅也拿不出来。他在布列塔尼曾遇到过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一个怪人，原是证券经纪人，直至中年才幡然弃商习画。克拉顿深受此人作品的影响，他正打算脱离印象派的门庭，花一番心血，另辟蹊径，不仅要闯出一条绘画的新路子，而且要摸索出一套观察事物的新方法。菲利普感到克拉顿身上确实有一股独出心裁的古怪劲头。

无论是在格雷维亚餐馆的餐桌上，还是在凡尔赛或丁香园咖啡馆消磨黄昏的清谈中，克拉顿难得开腔。他默默地坐在一旁，瘦削的脸上露出讥诮的神情，只要看到有机会插句把俏皮话的时候才开一下金口。他喜欢同别人抬杠，要是在座的人中间有谁可以成为他调侃挖苦的靶子，那他才来劲呢。他很少谈及绘画以外的话题，而且只在一两个他认为值得一谈的人面前发表自己的高见。菲利普在心里嘀咕：鬼知道这家伙在故弄什么玄虚。不错，他的沉默寡言、他那副憔悴的面容，还有那种辛辣的幽默口吻，似乎都表明了他的个性。然而所有这些，说不定只是一层掩饰他不学无术的巧妙伪装呢。

至于那位劳森，菲利普没几天就同他熟稔了。他兴趣广泛，是个讨人喜欢的好伙伴。他博览群书，同学中间很少有人能在这方面赶得上他的。尽管他收入甚微，却喜欢买书，也很乐意出借。菲利普于是有机会拜读福楼拜、巴尔扎克的小说，还有魏尔伦、埃雷迪亚和维利埃·德利尔亚当等人的诗作。他俩经常一块儿去观赏话剧，有时候还跑歌剧场，坐在顶层楼座里看喜歌剧。离他们住处不远，就是奥代翁剧场。菲利普很快也沾染上他这位朋友的热情，迷上了路易十四时期悲剧作家的作品，以及铿锵悦耳的亚历山大体诗歌。在泰特布街常举行红色音乐会，花上七十五个生丁，就可在那儿欣赏到优美动听的音乐，说不定还能免费喝上几口。座位不怎么舒适，场内听众挤得满满的，浑浊的空气里弥散着一股浓重的烟丝味儿，憋得人透不过气来，可是他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对这一切毫不介意。有时候他们也去比利埃跳舞厅乐一下。逢到这种场合，弗拉纳根也跟着去凑热闹。他活泼好动，爱大声嚷嚷，一身的快活劲，常常逗得菲利普和劳森乐不可支。跳起舞来，又数他最在行。进舞厅还不到十分钟，就已经同一个刚结识的妙龄售货女郎在舞池里翩跹起舞啦。

他们这伙人谁都想搞到个情妇。情妇乃是巴黎习艺学生手里的一件装饰品。要是到手个情妇，周围的伙伴都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他自己呢，也就有了自我吹嘘的资本。可难就难在他们这些穷措大连养活自己也成问题，尽管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法国女郎个个聪明绝顶，即使养了个情妇，也不见得会比单身过日子增加多少开支，可惜同他们长着一样心眼的姑娘，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所以，就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也只得满足于酸溜溜地骂那些臭娘们狗眼看人低，瞧不起他们这些穷学生，而去委身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画家。万万想不到，在巴黎物色个情妇竟这等困难。有几次，劳森好不容易结识了一个小妞儿，而且同她订下了约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他兴奋得坐卧不宁，逢人便夸那尤物如何如何迷人，可是到了约定的时候，那妞儿却影踪全无。直到天色很晚了劳森才赶到格雷维亚餐馆，气急败坏地嚷道：

“见鬼，又扑了个空！真不明白，凭哪一点她们不喜欢我。莫非是嫌我法语讲得不好，还是讨厌我的红头发怎么的。想想来巴黎已一年多了，竟连一个小妞儿也没搞到手，真窝囊。”

“你还没摸着门儿呗，”弗拉纳根说。

弗拉纳根在情场上屡屡得手，可以一口气报出一长串情妇的名字来，还真叫人有点眼红。尽管他们可以不相信他说的全是真话，可是在事实面前，他们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未必尽是谎言。不过他寻求的并不是那种永久性的结合。他只打算在巴黎呆两年；他不愿上大学，他花了一番口舌说通了父母，才来巴黎学画的。满两年之后，他准备回西雅图去继承父业。他早拿定要及时行乐的主意，所以他并不追求什么忠贞不渝的爱情，而是热忠于拈花惹草，逢场作戏。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把那些娘儿弄到手的，”劳森愤愤不平地说。

“那还不容易，伙计！”弗拉纳根回答说。“只要瞅准了目标，迎上去就行了呗！难就难在事后如何把她们甩掉。这上面才要你耍点手腕呢。”

菲利普大部分时间忙于画画上，另外还要看书，上戏院，听别人谈天说地，哪还有什么心思去追女人。他想好在来日方长，等自己能操一口流利的法国话了，还愁没有机会！

他已有一年多没见到威尔金森小姐。就在他准备离开布莱克斯泰勃的时候，曾收到过她一封信，来巴黎之后，最初几个星期忙得不可开交，竟至没工夫回信。不久，她又投来一书，菲利普料想信里肯定是满纸怨怼，就当时的心情来说，他觉得还是不看为妙，于是就把信搁在一边，打算过些日子再看，谁知后来竟压根儿给忘了。事隔一月，直到有一天他拉开抽屉想找双没有破洞的袜子，才又无意中翻到那封信。他心情沮丧地望着那封未开封的信。想到威尔金森小姐准是伤透了心，他不能不责怪自己太薄情寡义。继而转念一想，管她呢，反正这时候她好歹已熬过来了，至少已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刻。他又想到女人说话写信，往往喜欢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同样这些话，若是出于男人之口，分量就重多了。再说，自己不是已下了决心，今后无论如何再不同她见面了吗，既然已好久没给她写信，现在又何必再来提笔复她的信呢？他决计不去拆看那封信。

“料她不会再写信来了，”他自言自语道。“她不会不明白，咱们间的这段缘分早尽了。她毕竟老啦，差不多可以做我老娘呢。她该有点自知之明嘛。”

有一两个小时光景，他心里感到不是个滋味。就他的处境来说，显然也应该取这种断然的态度，但是他思前顾后，总觉得整个事儿失之于荒唐。不过，威尔金森小姐果真没再给他写信，也没有出其不意地在巴黎露面，让他在朋友面前出丑——他就怕她会来这一手，其实这种担心还真有点可笑。没过多少时候，他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与此同时，他毫不含糊地摒弃了旧时的崇拜偶像。想当初，他是那么惊讶地看待印象派作品，可是往日的惊讶之情，今日尽化为钦慕之意，菲利普也像其余的人一样，振振有词地谈着马奈、莫奈和德加等画家的过人之处。他同时买了一张安格尔名作《女奴》和一张《奥兰毕亚》的照片，把它们并排钉在脸盆架的上方，这样，他可以一边修面剃须，一边细细揣摩大师们的神来之笔。他现在确信，在莫奈之前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风景画。当他站在伦勃朗的《埃默斯村的信徒》或委拉斯开兹的《被跳蚤咬破鼻子的女士》面前，他真的感到心弦在震颤。“被跳蚤咬破鼻子”，这当然不是那位女士的真实姓名，但是他正因为有了这个诨号才在格雷维亚餐馆出了名。从这里岂不正看出此画的魅力吗，尽管画中人生就一副令人难以消受的怪模样。他已把罗斯金、布因琼司和瓦茨等人，连同他来巴黎时穿戴的硬边圆顶礼帽和笔挺的蓝底白点领带，全都打入冷宫。现在，他戴的是宽边软帽，系的是随风飘飞的黑围巾，另外再套一件裁剪式样颇带几分浪漫气息的披肩。他在蒙帕纳斯大街上悠然漫步，那神态就像是他一生下来就知道这地方似的。由于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他居然也学会了喝苦艾酒，不再感到味儿苦涩。他开始留长发了，心里还很想在下巴颏上蓄起胡子，无奈造化不讲情面，历来对年轻人的非分之想不加理会，于是他也只得将就点了。

第四十五章

菲利普不久就意识到，正是克朗肖的灵感，使他那伙朋友变得聪明起来。劳森嘴里的那一套奇谈怪论，是从克朗肖那儿搬来的，就连那位力求不落窠臼的克拉顿，在发表自己的高见时，也有意无意地袭用了那位长者的一些措词。他们在餐桌上议论的是克朗肖的一些想法；他们评判事物的是非曲直，则更要援引克朗肖的权威见解。他们无意间会对他流露出几分敬意，为了弥补这一过失，他们故意嘲笑他性格上的弱点，为他身染多种恶习而悲叹连连。

“不用说，可怜的老克朗肖再也成不了气候啦，”他们说，“这老头已无可救药。”

事实上，也只有他们这个圈子里的几个人欣赏他的天才，而他们自己颇以此为骄傲。出于青年人对干傻事的中年人所特有的那种轻蔑之情，他们在背后议论到他的时候，免不了要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架势。不过他们认为，此公郁郁不得志，实在是生不逢时，如今这个时代只允许一雄独步群芳嘛，而他们能结识这样一位人杰，毕竟脸上很有几分光彩。克朗肖从不到格雷维亚餐馆来。近四年来，他一直和一个女人同居，只有劳森曾见过那女人一面。他们住在大奥古斯丁街的一幢破旧不堪的公寓里，靠六楼上的一个小套间栖身，境遇甚为糟糕。有一回，劳森津津有味地描绘了那屋里污秽凌乱、垃圾满地的情形：

“那股扑鼻的臭气，熏得你五脏六腑都要翻倒出来。”

“吃饭的时候别谈这些，劳森，”有人劝阻说。

可劳森正在兴头上，哪肯住嘴，硬是把那些曾钻进他鼻孔的气味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他还惟妙惟肖地讲了那个给他开门的女人的模样，讲的时候，那股得意劲儿就别提了。她肤色黝黑，身材矮小而丰腴，年纪很轻。满头乌黑的云鬓像是随时都会蓬松开来。她贴身裹了件邋遢的短上衣，连紧身胸衣也没穿。那张红扑扑的脸庞，那张富有性感的阔口，还有那对流光泛彩、勾魂摄魄的双眸，使人不禁想起那帧陈列在卢佛尔宫内的弗兰兹·海尔斯的杰作《波希米亚女子》。她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招蜂引蝶的浪劲儿，既让人觉得有趣，又令人不胜骇然。一个蓬头垢面的婴儿正趴在地上玩。那个荡妇背着克朗肖，同拉丁区一些不三不四的野小子勾勾搭搭，已不成其为什么秘密。然而才智过人、爱美胜似性命的克朗肖竟然和这样一个宝贝货搅在一起，真叫那些常在咖啡馆餐桌旁汲取克朗肖的睿智敏慧的天真青年百思而不得其解。克朗肖自己呢，对她满口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言词倒似乎大加赞赏，还常常把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转述给别人听。他调侃地称她La fille de mon concierge。克朗肖一贫如洗，就靠给一两家英文报纸撰写评论画展的文章勉强糊口，同时还搞点翻译。他过去当过巴黎某英文报纸的编辑，后来由于好酒贪杯而砸了饭碗，不过现在仍不时为这家报纸干点零活，报道特鲁沃饭店举行的大拍卖啊，或是介绍杂耍剧场上演的活报剧什么的。巴黎的生活已经渗入他的骨髓之中；尽管他在这儿尝尽了贫困、劳累和艰苦，但他宁肯舍弃世间的一切，也不愿抛开这儿的生活。他一年到头都厮守在巴黎，即使在酷暑盛夏，他的朋友熟人全都离开巴黎消夏去了，他也不走：只要离开圣米歇尔大街一英里，他就浑身感到不自在。可说来也是桩怪事，他至今连句把像样的法国话也不会说。他穿着从“漂亮的园丁”商场买来的破旧衣衫，始终是一副英国佬的气派，大概至死也改不了啦。

这个人确实是生不逢辰，要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那他一定会混得很得志。因为那时候单凭能说会道这一条，就能出入于社交界，结交名流，觥筹交错地喝个大醉酩酊。

“我这个人啊，本该生在十九世纪的，”他对自己这么说道。“我缺少有钱有势的保护人。否则，我可以靠他的捐赠出版我的诗集，把它奉献给某个达官贵人。我多么希望能为某伯爵夫人的狮子狗写几行押韵的对句。我整个心灵都在渴望能和贵人的侍女谈情说爱，同主教大人们谈天说地。”

说着，他随口援引了浪漫诗人罗拉的诗句：

“Je suis venu trop tard dans un monde trop vieux．”

他喜欢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他对菲利普颇有好感，因为菲利普在同人交谈时似乎具有这样一种不可多得的本事：言语不多又不少，既能引出谈论的话题，又不会影响对方侃侃而谈。菲利普被克朗肖迷住了，殊不知克朗肖说的大多是老调重弹，很少有什么新奇之点。他的谈吐个性鲜明，自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他嗓音洪亮悦耳，而阐明事理的方式，又足以使青年人拜倒折服。他的一字一句，似乎都显得那么发人深思，难怪劳森和菲利普在归途中，往往为了讨论克朗肖随口提出的某个观点，而在各自寄宿的旅馆之间流连忘返。菲利普身为年轻人，凡事都要看其结果如何，而克朗肖的诗作却有负于众望，这不免使他有点惶惑不解。克朗肖的诗作从未出过集子，大多发表在杂志上。后来菲利普磨了不少嘴皮子，他总算带来了一圈纸页，是从《黄皮书》、《星期六评论》以及其他一些杂志上撕下来的，每页上都刊登着他的一首诗。菲利普发现其中大多数诗作都使他联想起亨莱或史文朋的作品，不由得吓了一跳。克朗肖能把他人之作篡改成自己的诗章，倒也需要有一支生花妙笔呢。菲利普在劳森面前谈到了自己对克朗肖的失望，谁知劳森却把这些话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待到菲利普下回来到丁香园时，诗人圆滑地冲他一笑：

“听说你对我的诗作评价不高。”

菲利普窘困难当。

“没的事，”他回答说，“我非常爱读阁下的大作。”

“何必要顾及我的面子呢，”他将自己的胖手一挥，接口说，“其实我自己也不怎么过分看重自己的诗作。生活的价值在于它本身，而不在于如何描写它。我的目标是要探索生活所提供的多方面经验，从生活的瞬息中捕捉它所激发的感情涟漪。我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一种幽雅的才艺，是用它来增添而不是减少现实生活的乐趣。至于后世如何评说——让他们见鬼去吧！”

菲利普含笑不语，因为怎么也瞒不过明眼人：眼前的这位诗人，喜欢在纸上涂鸦，从未写出过什么像样的作品。克朗肖若有所思地打量了菲利普一眼，给自己的杯子里斟满酒。他打发侍者去买盒纸烟。

“你听我这么议论，一定觉得好笑。你知道我是个穷措大，同一个俗不可耐的骚婆娘住在公寓的顶楼上，那女人背着我偷野汉子，同理发师和garç ons de café勾勾搭搭。我为英国读者翻译不登大雅之堂的书籍，替一些不值一文的画儿写评论文章，而实际上对这些画儿，就连骂几句还嫌弄脏自己的嘴呢。不过，请你告诉我，生活的真谛究竟何在？”

“哦，这倒是个挺难回答的问题！还是请你自己来回答吧。”

“不，答案除非由你自己找出来，否则便一无价值。请问，你活在世上究竟为何来着？”

菲利普从来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他沉吟了半晌，然后答道：

“哎，我说不上来：我想是为了聊尽自己的责任，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还要避免去伤害他人。”

“简而言之，就是人以德待吾，吾亦以德待人，对吗？”

“我想可以这么说吧。”

“基督徒的品性。”

“才不是呢，”菲利普愤愤然说，“这同基督徒的品性风马牛不相及，纯粹是抽象的道德准则。”

“但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抽象的道德准则’这种东西！”

“要真是这样，那么，假设你离开这儿时，因为喝醉了酒而把钱包丢下了，我顺手捡了起来，请问你凭什么认为我应该把钱全还给你呢？总不至于是害怕警察吧。”

“那是因为你怕造了孽会下地狱，也因为你想积点阴德好升天堂。”

“可我既不信有地狱，也不信有天堂。”

“那倒也可能。康德在构思‘绝对命令’之说时，也是啥都不信的。你抛弃了信条，但仍保存了以信条为基础的伦理观。你骨子里还是个基督教徒；所以如果天堂里真有上帝，你肯定会得到报偿的。上帝不至于会像教会宣传的那般愚蠢。他只要求你遵守他的法规，至于你究竟信他还是不信，我想上帝才一点不在乎呢。”

“不过，要是我忘了拿钱包，你也一定会完璧奉还的吧，”菲利普说。

“这可不是出于抽象道德方面的动机，而仅仅是因为我害怕警察。”

“警察绝无可能查明此事。”

“我的祖先长期居住在文明之邦，所以对警察的畏惧已经深深地渗透进我的骨髓之中。而我的那位concierge就绝不会有片刻的犹豫。你也许要说，她是归在罪犯那一类里的。绝不是，她不过是已摆脱了世俗的偏见而已。”

“但同时也就抛弃了名誉、德行、良知、体面——抛弃了一切，”菲利普说。

“你过去作过孽没有？”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作过吧。”

“瞧你说话的腔调，就像个非国教派的牧师似的。我可从来未作过什么孽。”

克朗肖裹着件破大衣，衣领子朝上翻起，帽檐压得很低，红光满面的胖圆脸上，一对小眼睛在忽闪忽闪，这副模样儿着实滑稽，只是因为菲利普太当真了，竟至一点儿不觉着好笑。

“你从未干过使自己感到遗憾的事吗？”

“既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哪会有遗憾之感呢？”克朗肖反诘道。

“这可是宿命论的调子。”

“人们总抱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幻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连我也乐意接受它了。当我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个有自由意志的作俑者。其实事成之后就很清楚：我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各种各样的永恒不灭的宇宙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个人想防止也防止不了。它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即使干了好事，我也不想去邀功请赏，而倘若干了坏事，我也绝不引咎自责。”

“我有点头晕了。”

“来点威士忌吧，”克朗肖接口说，随手把酒瓶递给菲利普。“要想清醒清醒脑子，再没比喝这玩意儿更灵的了。要是净喝啤酒，脑子不生锈才怪呢。”

菲利普摇摇头，克朗肖又接着往下说：

“你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可惜竟不会喝酒。要知道，神志清醒反倒有碍于你我之间的交谈。不过我所说的好事和坏事，”菲利普明白他又接上了刚才的话头，“完全是套用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赋予什么特定的涵义。对我来说，‘恶’与‘善’这两个字毫无意义。对任何行为，我既不称许道好，也不非难指责，而是一古脑儿兜受下来。”

“在这世界上，总还有一两个其他人吧，”菲利普顶了他一句。

“我只替自己说话。只有当我的活动受到别人限制时，我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就他们来说，每个人的周围，也各有一个世界在不停转动着。各人就其自身来说，也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个人的能力大小，划定了我对世人的权限范围。只要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尽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爱群居交际，所以才生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是靠力，也就是靠武力（即警察）和舆论力量（即格朗迪太太）来维系的。于是你面前就出现了以社会为一方，而以个人为另一方的阵势：双方都是致力于自我保存的有机体。彼此进行着力的较量。我孑然一身，只得接受社会现实。不过也谈不上过分勉强，因为我作为一个弱者，纳了税，就可换得社会的保护，免受强者的欺凌。不过我是迫于无奈才屈服于它的法律的。我不承认法律的正义性：我不懂得何谓正义，只知什么是权力。譬如说，我生活在一个实施征兵制的国家里，我为取得警察的保护而纳了税，还在军队里服过兵役（这个军队使我的房屋田产免受侵犯），这样我就不再欠社会什么了。接下来，我就凭借自己的老谋深算来同社会的力量巧妙周旋。社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制定了法律，如果我犯了法，社会就会把我投入监狱，甚至将我处死。它有力量这么做，所以也就拥有了这份权利。假如我犯了法，我甘愿接受国家的报复，但是我决不会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惩罚，也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犯了什么罪。社会用名誉、财富以及同胞们的褒奖作钓饵，想诱使我为它效劳，可同胞们的褒奖，我不稀罕，名誉，我也不放在眼里。我虽无万贯家财，日子还不照样混得挺好。”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社会岂不立即分崩离析了！”

“别人和我有何相干？我只关心我自己。反正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捞名获利才干事的，而他们干的事总会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方便，我乐得坐享其成呢。”

“我觉得你这么看问题，未免太自私了吧。”

“难道你以为世人做事竟有不出于利己动机的？”

“是的。”

“我看不可能有。等你年事稍长，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首先得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

……

“要果真是这样，”菲利普嚷道，“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去掉了天职，去掉了善与美，我们又何必到这世界上来呢？”

“灿烂的东方给我们提供答案来了，”克朗肖微笑着说。

克朗肖抬手朝店堂口一指：店门开了，随着一股飕飕冷风，进来了两个流动小贩。他们是地中海东岸一带的阿拉伯人，各人膀子上都挽着一卷毛毯，是来兜售廉价地毯的。时值星期六晚上，咖啡馆里座无虚席，只见这两个小贩在一张张餐桌间穿行而过。店堂里烟雾腾腾，空气很浑浊，还夹着酒客身上散发出的臭气。他们的来到，似乎给店堂里平添了一股神秘气氛。他俩身上倒是欧洲人的打扮，又旧又薄的大衣，绒毛全磨光了，可各人头上却戴着顶土耳其无檐毡帽。面孔冻得发青。一个是中年人，蓄着黑胡子；另一个是年约十八岁的小伙子，满脸大麻子，还瞎了一只眼。他们打克朗肖和菲利普身边走过。

“伟哉，真主！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代言人，”克朗肖声情并茂地说。

中年人走在前面，脸上挂着谄媚的微笑，那模样就像只习惯于挨揍的杂种狗。只见他朝门口乜斜了一眼，鬼鬼祟祟而又手脚麻利地亮出一张春宫画。

“你是亚历山大的商人马萨埃德·迪恩？要不，你是从遥远的巴格达捎来这些货色的？哟，我的大叔，瞧那边的独眼龙，我看那小伙子真有点像谢赫拉查德给她主子讲的三国王故事里的一个国王呢，是吗？”

商贩尽管一句也没听懂克朗肖的话，却笑得越发巴结，他像变魔术似地拿出一只檀香木盒。

“不，还是给我们看看东方织机的名贵织品吧，”克朗肖说。“我想借此说明个道理，给我的故事添加几分趣味。”

东方人展开一幅红黄相间的台布，上面的图案粗俗丑陋，滑稽可笑。

“三十五个法郎，”他说。

“哟，大叔，这块料子既不是出自撒马尔罕的织匠之手，也不是布哈拉染坊上的色。”

“二十五个法郎，”商贩堆着一脸谄媚的微笑。

“谁知道是哪个鬼地方的货色，说不定还是我老家伯明翰的产品呢。”

“十五个法郎，”蓄着黑胡子的贩子摇尾乞怜道。

“快给我走吧，我的老弟，”克朗肖说，“但愿野驴子到你姥姥的坟上撒泡尿才好呢！”

东方人敛起脸上的笑容，夹着他的货物不动声色地朝另一张餐桌走去。

“你去过克鲁尼博物馆吗？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色调典雅的波斯地毯，其图案之绚丽多彩，真令人惊羡不止，从中你可以窥见讳莫如深的东方秘密，感受到东方的声色之美，看到哈菲兹的玫瑰和默的酒杯。其实，到时候你看到的还远不止这些。刚才你不是问人生的真谛何在？去瞧瞧那些波斯地毯吧，说不定哪天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

“你是在故弄玄虚呢，”菲利普说。

“我是喝醉了，”克朗肖回答说。

第四十六章

菲利普发觉在巴黎过日子，开销并不像当初听人说的那样省，他随身带来的那几个钱，不到二月份就已花掉一大半。他秉性高傲，当然不肯启齿向他的监护人求助，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路易莎伯母得知他目前的捉襟见肘的窘境，因为他相信，伯母一旦知道了，定会刮尽私囊给他寄钱来，而他心里明白，伯母力不从心，她“私房”里实在也挤不出几个子儿。好在再熬上三个月，等满了法定的成年年龄，那笔小小的财产就可归自己支配了。他变卖了几件父亲留下的零星饰物，以应付眼前这段青黄不接的日子。

差不多也就在这时候，劳森向菲利普提议，是不是合伙把一间空关着的小画室租下来。画室坐落在拉斯佩尔大街的一条岔路上，租金甚为低廉，还附有一个可作卧室用的小房间。既然每天上午菲利普都要去学校上课，到时候劳森就可以独个儿享用画室，不愁有人打扰。劳森曾一连换过好几所学校，最后得出结论，还是单枪匹马干的好。他建议雇个模特儿，一周来个三四天。起初，菲利普担心开支太大，拿不定主意，后来他们一块儿算了笔细账（他俩都巴不得能有间自己的画室，所以就实打实地估算起来），发现租间画室的费用似乎也不见得比住旅馆高出多少。虽说房租开支略微多了些，还要付给看门人清洁费，但是petit déjeuner由自己动手做，这样可以省出钱来。假如是在一两年以前，菲利普说什么也不肯同别人合住一个房间，因为他对自己的残疾过于敏感。不过，现在这种病态心理已渐趋淡薄：在巴黎，他的残疾似乎算不了一回事；尽管他自己一刻也没忘记过，但他不再感到别人老在注意他的跛足了。

他俩终于搬了进去，又添置了两张小床、一只洗脸盆架和几把椅子，生平第一回感受到一种占有之喜。乔迁后的头天晚上，在这间可以称为“家”的屋子里，他们躺在床上，兴奋得合不上眼，唧唧呱呱一直谈到凌晨三时。第二天，他们自己生火煮咖啡，然后穿着睡衣细饮慢啜，倒真别有一番风味。直到十一点光景，菲利普才匆匆赶至阿米特拉诺画室。他今天的兴致特别好，一见到范妮·普赖斯就朝她点头打招呼。

“日子过得可好？”他快活地随口问了一声。

“管你什么事？”她反诘了一句。

菲利普忍不住呵呵笑了。

“这可把我给问住了，何必呢？我不过是想显得有点礼貌罢了。”

“谁稀罕你的礼貌。”

“要是同我也吵翻了，您觉得划得来吗？”菲利普口气温和地说。“说实在的，乐意同您说句把话的人并不多呀。”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对不？”

“当然啰。”

菲利普开始作画，心里暗暗纳闷：范妮·普赖斯干吗存心要惹人讨厌呢。他得出结论：这女人没有一点讨人喜欢的地方。这儿，大伙儿对她没好感。要说还有谁对她客客气气的话，那无非是顾忌她那片毒舌头，怕她在人前背后吐出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来。但是那天菲利普心里着实高兴，连普赖斯小姐也不想多所得罪，惹她反感。平时，他只需耍点手腕就能使她回嗔作喜，这会儿他又想重演一下故技。

“嘿，我真希望你能过来看看我的画。我画得糟透了。”

“谢谢你的抬举，可我没这许多闲工夫，我有更值得的事情要做。”

菲利普瞪大眼，吃惊地望着普赖斯小姐，他自以为已摸透了她的脾气，只要开口向她求教，她准会欣然应允的。只见她压低嗓门，气急败坏地往下说：

“现在劳森走了，所以你又来迁就我了。多谢你的抬举。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可不愿拾别人的破烂。”

劳森天生具有当教师的禀赋，每逢他有点什么心得体会，总是热切地传授给别人。正因为他乐于教人，所以教起来也颇得法。菲利普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习惯，一进画室就挨着劳森坐下；他万万没想到，范妮·普赖斯竟会打翻醋罐子，竟会因为看到他向别人求教而憋了一肚子火。

“当初，你在这儿人生地不熟，所以很乐意找我来着，”她悻悻地说。“可你一交上新朋友，立即把我给甩了，就像甩掉只旧手套那样。”她把这个早被用滥了的比喻，不无得意地又重复了一遍——“就像甩掉只旧手套那样。好吧，反正我也不在乎，可你休想叫我再当第二次傻瓜！”

她的这番话倒也未必没有道理，菲利普由于被触到了痛处而恼羞成怒，脑子里一想到什么，立时脱口而出：

“去你的吧！我向你讨教，不过是为了投你所好罢了。”

她喘了一口粗气，突然朝菲利普投来满含痛楚的一瞥。接着，两行泪水沿着腮帮子滚落下来。她看上去既邋遢又古怪。这种神态，菲利普从未见到过，也不知算是怎么一回事，只顾忙自己的画去了。他心里很不自在，深感内疚。然而，他说什么也不肯跑到她跟前去，向她赔个不是，问一声自己有没有伤了她的心，因为怕反被她乘机奚落一番。打这以后，她有两三个星期没对他讲过一句话。起先，菲利普见她对自己不理不睬，心里很有点惴惴不安，可事情过后，他似乎反倒为自己摆脱了这样一个难于对付的女友，大有如释重负之感。以往，她总露出一副菲利普非她莫属的神气，菲利普真有点消受不了。这个女人确实不寻常。每天早晨八点就来到画室，模特儿刚摆好姿势，她便立即动手作画。画起来还真有一股韧劲，对谁也不吭一声，即使遇到无力克服的障碍，也依然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埋头闷干，直到钟敲十二点才离开画室。说到她画的画，那真是不可救药。大多数年轻人来画室学上几个月之后，总多少有所长进，好歹能画几笔，可她时至今日，还远远赶不上他们。她每天一成不变地穿着那身难看的棕色衣裙，裙边上还留着上一个雨天沾上的泥巴，菲利普初次同她见面时就看到的破烂处，至今也没拾掇好。

然而有一天，她红着脸走到菲利普跟前，问菲利普待会儿她能否同他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随你说多少句都行，”菲利普含笑说。“十二点我留下来等你。”

课结束后，菲利普朝她走去。

“陪我走一程好吗？”她说，窘得不敢正眼看菲利普。

“乐意奉陪。”

他俩默默无言地走了两三分钟。

“你还记得那天你对我说什么来着？”她冷不防这么问。

“哎，我说呀，咱们可别吵嘴，”菲利普说，“实在犯不着哟。”

她痛苦而急促地猛抽一口气。

“我不想同你吵嘴。你是我在巴黎独一无二的朋友。我原以为你对我颇有几分好感。我觉得我俩之间似乎有点缘分。是你把我吸引住了——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是你的跛足吸引了我。”

菲利普蓦地红了脸，本能地想装出正常人走路的姿势来。他讨厌别人提及他的残疾。他明白范妮·普赖斯这番话的含义，无非是说：她其貌不扬，人又邋遢，而他呢，是个瘸子，所以他俩理应同病相怜。菲利普心里对她十分恼火，但强忍着没吭声。

“你说你向我讨教，不过是为了投我所好。那你认为我的画一无是处啰？”

“我只看过你在阿米特拉诺作的画，光凭那些，很难下断语。”

“不知你是否愿意上我住处看看我的其他作品。我从不让别人看我的那些作品。我倒很想给你看看。”

“谢谢您的美意。我也真想饱饱眼福呢。”

“我就住在这儿附近，”她带着几分歉意说，“走十分钟就到了。”

“噢，行啊，”他说。

他们沿着大街走去。她拐入一条小街，领着菲利普走进一条更加狭陋的小街，沿街房屋的底层都是些出售廉价物品的小铺子。最后总算到了。他们爬上一层又一层的楼梯。她打开门锁，他们走进一间斜顶、开着扇小窗的小顶室。窗户关得严严的，屋里弥漫着一股霉味。虽然天气很冷，屋里也不生个火，看来这屋子从来就没生过炉子。床上被褥凌乱。一把椅子，一口兼作脸盆架的五斗橱，还有一只不值几个钱的画架——这些就是房间里的全部陈设。这地方本来就够肮脏的了，再加上满屋子杂物，凌乱不堪，看了真叫人恶心。壁炉架上，胡乱堆放着颜料和画笔，其间还搁着一只杯子、一只脏盆子和一把茶壶。

“请你往那边站，我好把画放到椅子上，让你看清楚些。”

她给菲利普看了二十张长十八厘米，宽二十厘米左右的小幅油画。她把它们一张接一张地搁在椅子上，两眼留神着菲利普的脸色。菲利普每看完一张，就点点头。

“这些画你很喜欢，是吗？”过了一会儿，她急不可待地问。

“我想先把所有的画看完了，”他回答道，“然后再说说自己的看法。”

菲利普强作镇静，其实心里又惊又慌，不知该说什么是好。这些画不单画得糟糕，油彩也上得不好，像是由不懂美术的外行人涂上去似的，而且毫无章法，根本没有显示出明暗的层次对比，透视也荒唐可笑。这些画看上去就像是个五岁小孩画的。可话得说回来，要果真出自五岁小孩之手，还会有几分天真的意趣，至少试图把自己看到的东西按原样勾画下来。而摆在眼前的这些画，只能是出于一个市井气十足、脑袋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庸俗画面的画匠之手。菲利普还记得她曾眉飞色舞地谈论过莫奈和印象派画家，可是摆在他面前的这些作品，却是蹈袭了学院派最拙劣的传统。

“喏，”她最后说，“全在这儿了。”

虽说菲利普待人接物不见得比别人更诚实，但要他当面撒一个弥天大谎，倒也着实使他为难。在他说出下面这段话的时候，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我认为这些都画得挺不错的。”

她那苍白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嘴角处还漾起一丝笑容。

“我说，你要是觉得这些画并不怎么样，就不必当面捧我。我要听你的真心话。”

“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

“难道没什么好批评的了？总有几幅作品，你不那么喜欢的吧。”

菲利普无可奈何地四下张望了一眼。他瞥见一幅风景画，一幅业余爱好者最喜欢画的风景“小品”：画面五彩缤纷，画着一座古桥，一幢屋顶上爬满青藤的农舍，还有一条绿树成荫的堤岸。

“当然啰，我也不想冒充行家，说自己对绘画很精通，”他说，“不过，那幅画究竟有多大意思，我可不太明白。”

她的脸刷地涨得通红。她赶紧把那幅画拿在手里，把背面对着菲利普。

“我不懂你干吗偏偏选这张来挑剔。这可是我所画过的最好的一幅。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没错。至于画的价值，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这种事儿是没法把着手教的。”

“我觉得所有这些都画得挺不错的，”菲利普重复了一句。

她带着沾沾自喜的神情望着那些画。

“依我看，这些画完全拿得出去，没什么好难为情的。”

菲利普看了看表。

“我说，时间不早了。我请你去吃顿便饭，肯赏脸吗？”

“这儿我已准备好了午饭。”

菲利普看不到一丝午饭的影子，心里想：也许等他走后，看门人会把午餐送上来的吧。他只想快点离开这儿，屋里的那股霉味把他头都熏疼了。

第四十七章

到三月份，画室里热闹了起来，大家净忙着为一年一度的巴黎艺展投送画稿。唯独克拉顿超然物外，没准备任何作品，还把劳森送去的两幅头像画大大奚落了一番。这两幅画显然出自初学者之手，是直接根据模特儿写生的，不过笔力苍劲，有股雄浑之气，而克拉顿所追求的，是完美无缺的艺术，他不能容忍火候功力还未到家的彷徨逡巡之作。他耸耸肩对劳森说，一些连画室门都拿不出的习作，竟要送去展览，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即使后来那两幅头像被画展处接受了，他仍然固执己见。弗拉纳根也试了运气，结果送去的画被退了回来。奥特太太送去了一幅《母亲之像》，一幅具有一定造诣、无可非议的二流作品，被挂在十分显眼的地方。

劳森和菲利普打算在自己的画室里举行一次聚餐会，对劳森的作品荣获公展聊表庆贺之意。这时海沃德也到巴黎来小住几天，正好凑上了这场热闹。打他离开海德堡之后，菲利普还没见到过他。菲利普一直很盼望能再次见到海沃德，可是如今真的会了面，倒不觉有点失望。海沃德的模样变了。一头金黄色的柔发变得稀稀拉拉，随着姣好容颜的迅速衰败，人也显得干瘪瘪的没一点生气。那对蓝眼睛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整个面容都带点灰溜溜的神情，然而他的思想却似乎丝毫未变。可惜，使十八岁的菲利普深为叹服的那种文化素养，对二十一岁的菲利普来说，似乎只能激起轻蔑之情。菲利普已今非昔比：往日那一整套有关艺术、人生和文学的见解，而今一概视如敝屣；至于那些至今仍死抱住这些迂腐之见的人，他简直无法容忍。他似乎没意识到自己多么急于在海沃德面前露一手。等他陪着海沃德参观美术馆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也不过刚接受过来的革命观点，一古脑儿端了出来。菲利普把海沃德领到马奈的《奥兰毕亚》跟前，用颇带戏剧性的口吻说：

“我愿意拿古典大师的全部作品，来换取眼前的这一幅杰作，当然委拉斯开兹、伦勃朗和弗美尔的作品除外。”

“弗美尔是谁？”海沃德问。

“哟，亲爱的老兄，你连弗美尔都不知道？你莫非是还没开化怎么的。要是连弗美尔也不知道，人活着还有啥意思。他是唯一具有现代派风格的古典大师。”

菲利普把海沃德从卢森堡展览馆里硬拖了出来，催着他上卢佛尔宫去。

“这儿的画都看完了？”海沃德怀着那种唯恐有所遗漏的游客心理问。

“剩下的净是些微不足道的作品，你以后可以自己带着导游手册来看。”

到了卢佛尔宫之后，菲利普径直领着他的朋友步入长廊。

“我想看看那幅《永恒的微笑》，”海沃德说。

“噢，我的老兄，那算不得杰作，被文人捧起来的，”菲利普答道。

最后来到一间小房间，菲利普在弗美尔·凡·戴尔夫特的油画《织女》跟前停了下来。

“瞧，这是卢佛尔宫内首屈一指的珍品，完全像出自马奈的手笔。”

菲利普翘起他富于表现力的大拇指，细细介绍起这幅佳作的迷人之处。他一口画家的行话，叫人听了不能不为之折服。

“不知我是否能尽领其中妙处，”海沃德说。

“当然啰，那是画家的作品嘛，”菲利普说。“我敢说，门外汉是看不出多大名堂的。”

“门——什么？”海沃德说。

“门外汉。”

跟大多数艺术爱好者一样，海沃德很想充当行家，最怕在别人面前露馅。倘若对方闪烁其词，不敢断然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就要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来；倘若对方引经据典，振振有词，他就做出虚心听取的样子。菲利普斩钉截铁的自信口吻，不由海沃德不服，他乖乖地认可了菲利普的言外之意：只有画家才有资格评断绘画的优劣，而且不管怎么说也不嫌武断。

一两天后，菲利普和劳森举行了聚餐会。克朗肖这回也破例赏光，同意前来尝尝他们亲手制作的食品。查利斯小姐主动跑来帮厨。她对女性不感兴趣，要他们不必为了她的缘故而特地去邀请别的女客。出席聚餐会的有克拉顿、弗拉纳根、波特和另外两位客人。屋里没什么家什，只好把模特儿台拿来权充餐桌。客人们要是喜欢，可以坐在旅行皮箱上；要是不高兴，那就席地而坐。菜肴有查利斯小姐做的蔬菜肉汤，有从街角处一家餐馆买来的烤羊腿，拿来时还冒着腾腾的热气，散发着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查利斯小姐早已把土豆煮好，画室里还散发着一股油煎胡萝卜的香味，这可是查利斯小姐的拿手好菜），这以后是一道火烧白兰地梨，是克朗肖自告奋勇做的。最后一道菜将是一块大得出奇的fromage de Brie，这会儿正靠窗口放着，给已经充满各种奇香异味的画室更添了一股浓香。克朗肖占了首席，端坐在一只旅行皮箱上，盘起了两条腿，活像个土耳其帕夏，对着周围的年轻人露出宽厚的笑意。尽管画室里生着火，热得很，但他出于习惯，身上仍然裹着大衣，衣领朝上翻起，头上还是戴着那顶硬边礼帽。他心满意足地望着面前的四大瓶意大利西昂蒂葡萄酒出神。那四瓶酒在他面前排成一行，当中还夹着瓶威士忌酒。克朗肖说，这引起了他的联想，好似四个大腹便便的太监守护着一位体态苗条、容貌俊美的彻尔克斯女子。海沃德为了不让别人感到拘束，特意穿了套花呢服，戴了条“三一堂”牌领带。他这副英国式打扮看上去好古怪。在座的人对他彬彬有礼，敬如上宾。喝蔬菜肉汤的时候，他们议论天气和政局。在等羊肉上桌的当儿，席间出现了片刻的冷场。查利斯小姐点了一支烟。

“兰蓬泽尔，兰蓬泽尔，把你的头发放下来吧，”她冷不丁冒出了这么一句。

她仪态潇洒地抬起手，解下头上的绸带，让一头长发披落到肩上。随即又是一摇头。

“我总觉得头发放下来比较惬意。”

瞧着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苦行僧似的瘦削脸庞、苍白的皮肤和宽阔的前额，真叫人以为她是从布因琼司的画里走下来的呢。她的那双手，十指纤纤，煞是好看，美中不足的是指端已被尼古丁熏得蜡黄。她穿了件绿紫辉映的衣裙，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肯辛顿高街的淑女们所特有的浪漫气息。她风流放荡，但为人随和、善良，不失为出色的人间尤物，惜乎情感比较浅薄。这时猛听得门外有人敲门，席上的人齐声欢呼起来。查利斯小姐起身去开门。她接过羊腿，高高举托过头，仿佛盛在盘子里的是施洗者圣约翰的头颅。她嘴里仍叼着支烟卷，脚下跨着庄重、神圣的步伐。

“妙啊！希律迪亚斯的女儿！”克朗肖喊道。

席上的人全都津津有味地大啃其羊腿来，尤其是那位面如粉玉的女郎大啖大嚼的馋相，看了更叫人觉着有趣。在她的左右两边，分别坐着克拉顿和波特。在场的人心里全明白，她对这两个男子决不会故作忸怩之态。对于大多数男子，不出六个星期，她就感到厌倦了，不过她很懂得事后该如何同那些曾经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多情郎应付周旋。她爱过他们，后来不爱了，但她并不因此而对他们怀有任何怨隙；她同他们友好相处，却不过分亲昵。这会儿，她不时用忧郁的目光朝劳森望上一眼。火烧白兰地梨大受欢迎，一则是因为里面有白兰地，一则是由于查利斯小姐坚持要大家夹着奶酪吃。

“这玩意儿究竟是美味可口呢，还是令人恶心，我实在说不上来，”她在充分品尝了这道杂拌以后评论说。

咖啡和科涅克白兰地赶紧端了上来，以防出现什么棘手局面。大家坐着惬惬意意地抽着烟。露思·查利斯一抬手、一投足，都有意要显示出她的艺术家风度。她姿态优美地坐在克朗肖身旁，把她那小巧玲珑的头倚靠在他的肩头。她若有所思地凝望空中，仿佛是想望穿那黑森森的时间的深渊，间或朝劳森投去长长的、沉思的一瞥，同时伴以一声长叹。

转眼间夏天到了。这几位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湛蓝湛蓝的天穹，引诱他们去投身大海；习习和风在林荫大道的梧桐枝叶间轻声叹息，吸引他们去漫游乡间。人人都打算离开巴黎。他们在商量该带多大尺寸的画布最合适；他们还备足了写生用的油画板；他们争辩着布列塔尼各个避暑地的引人入胜之处。最后，弗拉纳根和波特到孔卡努去了；奥特太太和她母亲，性喜一览无余的自然风光，宁愿去篷特阿旺；菲利普和劳森决计去枫丹白露森林。查利斯小姐晓得在莫雷有一家非常出色的旅馆，那儿有不少东西很值得挥笔一画，再说，那儿离巴黎又不远，菲利普和劳森对车费也并非毫不在乎。露思·查利斯也要去那儿。劳森打算替她在野外画一幅肖像画。那时候，巴黎艺展塞满了这类人像画；阳光灿烂的花园，画中人身居其间，眨巴着眼睛，阳光透过繁枝茂叶，在他们的脸庞上投下斑驳的绿影。他们请克拉顿结伴同游，可是克拉顿喜欢独个儿消夏。他刚刚发现了塞尚，急着要去普罗旺斯。他向往云幕低垂的天空，而那火辣辣的点点蓝色，似乎像汗珠那样从云层间滴落下来。他眷恋尘土飞扬的宽阔的白色公路、因日晒而变得苍白的屋顶，还有被热浪烤成灰色的橄榄树。

就在准备动身的前一天，上午上完课后，菲利普一边收拾画具，一边对范妮·普赖斯说：

“我明天要走啦，”他兴冲冲地说。

“去哪儿？”她立刻追问道，“你不会离开这儿吧？”她的脸沉了下来。

“我要找个地方去避避暑，你呢？”

“我不走，我留在巴黎。我还以为你也留下呢。我原盼望着……”

她戛然收住口，耸了耸肩。

“夏天这儿不是热得够呛吗？对你身体很不利呢。”

“对我身体有利没有利，你才无所谓呢。你打算去哪儿？”

“莫雷。”

“查利斯也去那儿。你该不是同她一起去吧？”

“我和劳森一块儿走。她也打算去那儿，是不是同行我就不清楚了。”

她喉咙里轻轻咕噜了一声，大脸盘憋得通红，脸色阴沉得可怕。

“真不要脸，我还当你是个正派人，大概是这儿独一无二的正派人呢。那婆娘同克拉顿、波特和弗拉纳根都有过私情，甚至同老富瓦内也勾勾搭搭——所以他才特别为她费神嘛——现在可又轮到你和劳森两个了，这真叫我恶心！”

“哟，你胡扯些什么呀。她可是个正经女人，大家差不多把她当男子看待。”

“哟，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话说回来，这又关你什么事？”菲利普诘问道。“我愿上哪儿消夏，完全是我自个儿的事嘛。”

“我一直痴痴地盼望着这样一个机会，”她喘着粗气，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我还以为你没钱出去呢。到时候，这儿再没旁人，咱们俩就可以一块儿作画，一块儿出去走走看看。”说到这儿，她又猛地想起了露思·查利斯。“那个臭婊子，”她嚷了起来，“连跟我说话都不配。”

菲利普望着她，心头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他不是个自作多情的人，以为世上的姑娘都会爱上自己；相反，他由于对自己的残疾十分敏感，在女人面前总感到狼狈，显得笨嘴拙舌。此刻，他不知道她这顿发作，除了一泄心头之火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她站在他跟前，身上套着那件邋遢的棕色衣裙，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腮帮子上还挂着两串愤怒的泪水，真叫人受不了。菲利普朝门口瞟了一眼，本能地巴望此刻有人走进屋来，好马上结束这个尴尬的场面。

“我实在很抱歉，”他说。

“你和他们都是一路货。能捞到手的，全捞走了，到头来连谢一声都不说。你现在学到的东西，还不都是我把着手教给你的？除我以外，还有谁肯为你操这份心。富瓦内关心过你吗？老实对你说了吧，你哪怕在那里学上一千年，也决不会有什么出息。你这个人没有天分，没一点匠心。不光是我一个人——他们全都是这么说的。你一辈子也当不了画家。”

“那也不管你的事，对吗？”菲利普红着脸说。

“哟，你以为我不过是在发脾气，讲气话？不信你去问问克拉顿，去问问劳森，去问问查利斯！你永远当不成画家。永远！永远！永远当不成！你根本不是这块料！”

菲利普耸耸肩，径自走了出去。她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

“永远！永远！永远当不成！”

那时光，莫雷是个只有一条街的老式小镇，紧挨在枫丹白露森林的边沿。“金盾”客栈是一家还保持王政时代遗风的小旅舍，面临蜿蜒曲折的洛英河。查利斯小姐租下的那个房间，有个俯瞰河面的小凉台，从那儿可以看到一座古桥及其加固过的桥口通道，景致别有风味。每天晚上用过晚餐，他们就坐在这儿，喝咖啡，抽烟卷，谈艺术。离这儿不远，有条汇入洛英河的运河，河面狭窄，两岸种着白杨树。工作之余，他们常沿运河的堤岸溜达一会。白天的时间，他们全用来画画。他们也跟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对于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色感到头痛；展现在眼前的小镇的绮丽风光，他们偏偏视而不见，而有意去捕捉一些质朴无华的景物。凡是俏丽之物，他们一概嗤之以鼻。西斯莱和莫奈曾经画过这儿白杨掩映的运河，他们也很想试试笔锋，画一幅具有典型法国情调的风景画，可是又害怕眼前景色所具有的那种匀称之美，于是煞费苦心地要加以回避。心灵手巧的查利斯小姐落笔时，故意把树顶部分略去不画，以使画面独具新意，不落窠臼。劳森尽管一向瞧不起女子的艺术作品，可这一回也不得不叹服她独具匠心。至于他自己，灵机一动，在画的前景添上一块蓝色的美尼尔巧克力糖的大广告牌，以显示他对巧克力盒糖的厌恶。

现在菲利普开始学画油画了。当他第一次使用这种可爱的艺术媒介时，心里止不住感到一阵狂喜。早晨，他带着小画盒随同劳森外出，坐在劳森身旁，一笔一笔地在画布上涂抹着。他得心应手，画得好欢，殊不知他所干的充其量只是依样画葫芦罢了。他受这位朋友的影响之深，简直可以说他是通过他朋友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的。劳森作画，爱用很低的色调，绿宝石似的草地，到了他俩眼里则成了深色的天鹅绒，而光华闪烁的晴空，在他们的笔下也成了一片郁郁苍苍的深蓝。整个七月都是大好晴天，气候酷热，热浪似乎把菲利普的灵感烤干了，他终日没精打采，连画笔也懒得拿，脑子里乱哄哄的，杂念丛生。早晨，他常常侧身躲入河边的浓阴，念上几首小诗，然后神思恍惚地默想半个钟头。有时候，他骑了辆租来的破自行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朝森林驶去。随后拣一块林中空地躺下，任自己沉浸在罗曼蒂克的幻想之中。他仿佛看到华托笔下的那些活泼好动、漫不经心的窈窕淑女，在骑士们的伴同之下，信步漫游于参天巨树之间；她们喁喁私语，相互诉说着轻松、迷人的趣事，然而不知怎么地，似乎总摆脱不掉一种无名恐惧的困扰。

整个客栈里，除了一个胖胖的法国中年妇人之外，就他们这几个人了。那女人颇似拉伯雷笔下的人物，动辄咧嘴大笑，发出一阵阵淫荡的笑声。她常去河边，很有耐心地钓上一整天鱼，尽管从未钓到过一条。有时候，菲利普走上去同她搭讪几句。菲利普发现，她过去是干那种营生的——那一行里面最负盛名的人物，在我们这一代就数华伦太太了。她赚足了钱，现在到乡下来过她布尔乔亚的清闲日子。她给菲利普讲了些不堪入耳的淫秽故事。

“你得去塞维利亚走一遭，”她说——她还能讲几句蹩脚英语，“那儿的女人是世界上最标致的。”

她用淫荡的目光瞟了菲利普一眼，又朝他点点头。她的上下三层下颌，还有那鼓突在外的大肚子，随着格格笑声不住地抖动起来。

气温愈来愈高，晚上几乎无法入眠。暑热像是一种有形物质，在树丛间滞留不散。他们不愿离开星光灿烂的夜景，三个人悄没声儿地坐在露思·查利斯的房间的凉台上，一小时又一小时，谁都懒得说一句话，只顾尽情地享受夏夜的幽静。他们侧耳谛听潺潺的流水声，直到教堂的大钟打了一下，两下，有时甚至打了三下，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去睡。菲利普恍然醒悟过来，露思和劳森原来是对情侣。这一点，他是凭自己的直觉，从姑娘凝望年轻画家的目光以及后者着了魔似的神态中揣测到的。菲利普同他们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总觉得他们在眉来眼去，传送着某种射流，似乎空气也因夹带了某种奇异之物而变得沉重起来。这一意想不到的发现，着实叫菲利普大吃一惊。他向来认为查利斯小姐是个好伙伴，很喜欢同她聊上几句，似乎从没想到能同她建立起更深一层的关系。一个星期天，他们三人带着茶点篓筐，一齐走进森林。他们来到一块绿树环拥的理想的林间空地，查利斯小姐认为这儿具有田园风味，执意要脱下鞋袜。惜乎她的脚太大了些，而且两只脚的第三个脚趾上都长着一个大鸡眼，要不然她那双脚倒也够迷人的。菲利普暗自嘀咕，这大概就是她行走时步态有点滑稽可笑的缘故吧。可是现在，菲利普对她刮目相看了。她那双大眼睛，那一身橄榄色的皮肤，都显露出女性所特有的温柔。菲利普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傻瓜，竟一直没注意到她原是那么富于魅力。他似乎觉得她有点儿瞧他不起，就因为他过于迟钝，竟然会感觉不到有她这样的尤物存在；而他发现劳森现在似乎也带有几分自恃高人一等的神气。他忌妒劳森，不过他忌妒的倒也并非劳森本人，而是忌妒他的爱情。要是他能取劳森而代之，像劳森那样去爱，那该有多好呀。菲利普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唯恐爱情会从他身旁悄悄溜走。他盼望有股感情的激流向他猛然袭来，把他卷走。他愿意听凭这股激流的摆布，不管卷至何方，他全不在乎。在他看来，查利斯小姐和劳森似乎有点异样，老是守在他们身边，使他感到惴惴不安。他对自己很不满意。他想获得的东西，生活就是不给。他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觉得自己是在蹉跎光阴。

那个法国胖女人没多久就猜到了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菲利普面前直言不讳。

“而你呢，”她说，脸上挂着那种靠同胞委身卖笑而养肥自己的人所特有的微笑，“你有petite amie吗？”

“没有，”菲利普红着脸说。

“怎么会没有呢？C′ est de votre âge。”

菲利普耸耸肩。他手里拿着魏尔伦的一本诗集，信步走开了。他想看看书，但是情欲在他心头骚动得厉害。他想起弗拉纳根给他讲过的男人们寻花问柳的荒唐经：小巷深院里的幽室，装饰着乌得勒支天鹅绒织品的客厅，还有那些涂脂抹粉的卖笑女子。想到这里，菲利普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他往草地上一倒，像头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幼兽那样仰肢八叉地躺着。那泛着涟漪的河水，那在微风中婆娑起舞的白杨树，那蔚蓝的天穹——周围的这一切，菲利普几乎都没法忍受。他现在已堕入了自织的情网。他想入非非，似乎感到有两片温暖的嘴唇在吻他，有一双温柔的手搂着他的脖子。他想象着自己如何躺在露思·查利斯的怀里，想到了她那对乌黑的明眸，那细腻光洁的皮肤，他竟白白地错过了这份良缘，自己不是疯子才怪呢！既然劳森这么干了，他为何不可呢？不过，只是她不在跟前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或是白天在运河边沉思的时候，他才会有这样的欲念。而一见到她，他的感情就起了突变，既不想拥抱她，也不再想象自己如何吻她了。这真是天下少有的怪事！她不在跟前时，他觉得她千媚百娇，仪态万方，只想到她那双勾魂摄魄的眸子和略透奶油色的苍白脸庞；可是同她呆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只看到她平直的胸脯和那一口微蛀的龋齿，而且还忘不了她脚趾上的鸡眼。他简直没法理解自己。难道是囿于自己的那种似乎净在夸大伊人的不尽如人意之处的畸形视觉，他才永远只有在心上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才能去爱，而一旦有机会和她面面相对，反觉扫兴的吗？

气候的变换，宣布漫漫长夏已尽。他们返回巴黎，而菲利普心里并无半点遗憾之感。

第四十八章

菲利普回到阿米特拉诺画室，发现范妮·普赖斯已不再在那儿学画。她个人专用柜的钥匙也已交还给学校。菲利普向奥特太太打听她的情况，奥特太太双肩一耸，说她很可能回英国去了。菲利普听了不觉松了口气。她那副臭脾气实在让人受不了。更气人的是，菲利普在作画的时候，她定要在旁指手画脚，倘若菲利普不按她的意见办，她便认为是有意怠慢，不把她放在眼里。殊不知他菲利普早已不是当初那么个一窍不通的傻小子啦。没多久，菲利普便把她忘得一干二净。现在他迷上了油画，一心希望画出一两幅有分量的作品来，好参加明年的巴黎艺展。劳森在作查利斯小姐的肖像画。就这位小姐的模样来说，确实颇堪入画，凡是拜倒在她脚下的青年人，都曾替她作过画。她天生一副慵慵恹恹的神态，再加上喜欢搔首弄姿，使她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模特儿。再说她自己对这门也很在行，还可以在旁提些中肯的意见。她之所以热忠于艺术，主要是因为向往艺术家的生涯。至于自己的学业是否有所长进，倒是满不在乎。她喜欢画室里的热闹气氛，还有机会大量抽烟。她用低沉而悦耳的声调，谈论对艺术的爱，谈论爱的艺术，而这两者究竟有何区别，连她自己也分辨不清。

近来，劳森一直在埋头苦干，差不多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一连画上好几天，直到支撑不住才罢手，接着却又把画好的部分统统刮掉。幸好是露思·查利斯，若换了别人早就不耐烦了。最后，画面被他搞得一团糟，再也没法补救。

“看来只得换块画布，重砌炉灶啰，”他说。“这回我心里有底了，不消多久就能画成的。”

当时菲利普正好也在场，查利斯小姐对他说：

“你干吗不也来给我画一张？你观摩劳森先生作画，一定会学到不少东西的。”

查利斯小姐对他的情人一律以姓氏相称——这也是她待人接物细致入微的地方。

“要是劳森不介意，我当然非常乐意啰。”

“我才不在乎呢！”劳森说。

菲利普还是第一次动手画人像，一上来尽管有点紧张，但心里很得意。他坐在劳森旁边。一边看他画，一边自己画。面前放着这么个样板，又有劳森和查利斯小姐毫无保留地在旁点拨，菲利普自然得益匪浅。最后，劳森终于大功告成，请克拉顿来批评指教。克拉顿刚回巴黎。他从普罗旺斯顺路南下，到了西班牙，很想见识一下委拉斯开兹在马德里的作品，然后他又去托列多待了三个月。回来后，他嘴里老念叨着一个在这些年轻人听来很觉陌生的名字：他竭力推崇一个名叫埃尔·格列柯的画家，并说倘若要想学他的画，则似乎非去托列多不可。

“哦，对了，这个人我听说过，”劳森说，“他是个古典大师，其特色却在于他的作品同现代派一样拙劣。”

克拉顿比以往更寡言少语，这会儿他不作任何回答，只是脸带讥讽地瞅了劳森一眼。

“你打算让咱们瞧瞧你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大作吗？”

“我在西班牙什么也没画，我太忙了。”

“那你在忙点啥？”

“我在思考问题。我相信自己同印象派一刀两断了。我认为不消几年工夫，他们的作品就会显得十分空洞而浅薄。我想把以前学的东西统统扔掉，一切从零开始。我回来以后，就把我过去所画的东西全都销毁了。在我的画室里，除了一只画架、我用的颜料和几块干净的画布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今后要干什么我还只有一点模糊的想法。”

他说起话来慢腾腾的，神态很怪，好像在留神谛听某种勉强可闻的声音。他身上似乎有股连他自己也不理解的神秘力量，隐隐然挣扎着寻求发泄的机会。他那股劲头还真有点儿咄咄逼人。劳森嘴上说恭请指教，心里可有点发慌，忙不迭摆出一副对克拉顿的见解不屑一听的架势，以冲淡可能挨到的批评。但菲利普在一旁看得清楚，劳森巴不得能从克拉顿嘴里听到几句赞许的话呢。克拉顿盯着这张人像，看了半晌，一言不发，接着又朝菲利普画架上的画瞥了一眼。

“那是什么玩意儿？”他问。

“哦，我也试着画画人像。”

“依着葫芦学画瓢，”他嘟哝了一句。

他再转过身去看劳森的画布。菲利普涨红了脸，没吱声。

“嗯，阁下高见如何？”最后劳森忍不住问道。

“很有立体感，”克拉顿说，“我看画得挺好。”

“你看明暗层次是不是还可以？”

“相当不错。”

劳森喜得咧开了嘴。他像条落水狗似的，身子连着衣服一起抖动起来。

“嘿，你喜欢这幅画，我说不出有多高兴。”

“我才不呢！我认为这幅画毫无意思。”

劳森拉长了脸，惊愕地望着克拉顿，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克拉顿不善辞令，说起话来似乎相当费劲，前言不搭后语，结结巴巴，啰里啰唆，不过菲利普对他东拉西扯的谈话倒还能琢磨出个究竟来。克拉顿自己从不开卷看书，这些话起初是从克朗肖那儿听来的，当时虽然印象不深，却留在他的记忆里了。最近，这些话又霍然浮现在脑际，给了他某种新的启示：一个出色的画像，有两个主要的描绘对象，即人及其心灵的意愿。印象派沉湎于其他方面，尽管他们笔下的人物，有形有色，令人赞叹，但他们却像十八世纪英国肖像画家那样，很少费心去考虑人物心灵的意愿。

“可你果真朝这方面发展，就会变得书卷气十足了，”劳森插嘴说，“还是让我像马奈那样画人物吧，什么心灵的意愿，见他的鬼去！”

“要是你能在马奈擅长的人像画方面胜过他，当然再好不过，可实际上你赶不上他的水平。你今天立足的这个地盘，已是光光的一无所有，你怎么能既站在现在的地盘上又想用往昔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呢？你得脚踏实地重新退回去。直到我见到格列柯的作品之后，我才开了眼界，感到可以从肖像画中得到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那不是又回到罗斯金的老路上去了！”劳森嚷道。

“不——你得明白，他喜欢说教，而我才不在乎那一套呢。说教呀，伦理道德呀，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根本没用，要紧的是激情和情感。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不仅勾勒人物的外貌，而且也描绘出人物心灵的意愿。伦勃朗和埃尔·格列柯就是这样。只有二流画家，才局限于刻画人物的外貌。幽谷中的百合花，即使没有香味，也是讨人喜欢的；可是如果还能散发出阵阵芳馨，那就更加迷人了。那幅画，”——他指着劳森画的人像——“嗯，构图不错，立体感也可以，就是没有一点新意。照理说，线条的勾勒和实体的表现，都应该让你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卖弄风骚的婆娘。外形准确固然是好，可埃尔·格列柯笔下的人物，却是身高八英尺，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表达他所想表达的意趣。”

“去他妈的埃尔·格列柯，”劳森说，“这个人的作品我们连看都没看到过，却在这儿谈论此人如何如何，还不是瞎放空炮！”

克拉顿耸耸肩，默默地点上一支烟，走开了。菲利普和劳森面面相觑。

“他讲的倒也不无道理，”菲利普说。

劳森悻悻然冲着自己的画发愣。

“除了把你看到的东西毫不走样地勾勒下来，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用来表达人物心灵的意愿？”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菲利普结交了个新朋友。星期一早晨，模特儿们照例要到学校来应选，选中者就留下来工作一周。有一回，选中了个青年男子，他显然不是个职业模特儿。菲利普被他的姿态吸引住了：他跨上站台，两腿交叉成直角，稳稳地站着，紧攥双拳，头部傲然前倾，这一姿态鲜明地显示了他体型的健美；他身上胖瘦适中，鼓突的肌肉犹如钢铸铁浇一般。头发剪得很短，头部轮廓线条很优美，下巴上留着短短的胡须；一对眼睛又大又黑，两道眉毛又粗又浓。他一连几个小时保持着这种姿势，不见半点倦意。他那略带几分羞惭的神态之中，隐隐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他活力充沛，神采奕奕，激起了菲利普的罗曼蒂克的遐想。等他工作完毕，穿好衣服，菲利普反觉得他像个裹着褴褛衣衫的君王。他寡言少语，不轻易开口。过了几天，奥特太太告诉菲利普，这模特儿是个西班牙人，以前从未干过这一行。

“想来他是为饥饿所迫吧，”菲利普说。

“你注意到他的衣服了？既整洁又体面，是吗？”

说来也凑巧，在阿米特拉诺画室习画的美国人波特，这时要去意大利小住几个月，愿意让菲利普借用他的画室。菲利普正求之不得。他对劳森那种命令式的诲训已渐渐有点不耐烦，正想一个人住开去。周末，他跑到那个模特儿跟前，借口说自己的画还没画完，问他是否肯上自己那儿去加一天班。

“我不是模特儿，”西班牙人回答说，“下星期我有别的事要干。”

“现在跟我一起去吃中饭，咱们可以边吃边商量嘛，”菲利普说。他见对方迟疑不决，又笑着说：“陪我吃顿便饭会把你坑了怎么的。”

那个模特儿耸了耸肩，同意了，他们便一块儿去一家点心店就餐。那个模特儿说一口蹩脚的法语，吐词又像连珠炮似的，所以听起来很吃力。菲利普小心应付，和他谈得还算投机。那西班牙人是个作家，来巴黎写小说的，在此期间，为了糊口，穷光蛋干的苦差事他差不多全干过：他教书，搞翻译，主要是搞商务文件翻译（凡能揽到手的，不管什么都译），到最后，竟不得不靠自己的健美体型来赚钱。给人当模特儿，收入倒还不错，这个星期所挣到的钱，够他以后两个星期花的。他对菲利普说，他靠两个法郎就能舒舒服服地过上一天（菲利普听了好生惊讶）。不过，为了挣几个子儿而不得不裸露自己的身子，这实在使他感到羞愧难当。在他看来，做模特儿无异是一种堕落，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总不见得眼睁睁地让自己饿死吧。菲利普解释说，他并不想画整个身子，而是单画头部，他希望画张他的头像，争取送到下一届巴黎艺展去展出。

“干吗你一定要画我呢？”西班牙人问。

菲利普回答说自己对他的头形很感兴趣，说不定能画出一幅成功的人像画来。

“我可抽不出时间来。要我挤掉写作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我也不乐意。”

“但我只想占用你下午的时间。上午我在学校里作画。不管怎么说，坐着让我画像，总比翻译法律公文要强吧。”

拉丁区内不同国籍的学生，一度曾相处得十分融洽，至今仍传为美谈，可惜这早已成了往事。如今，差不多也像在东方城市里那样，不同国籍的学生老死不相往来。在朱利昂画室或是在美术学院里，一个法国学生若与外国人交往，就会遭到本国同胞的侧目；而一个旅居巴黎的英国人要想与所住城市的当地居民有所深交，似乎比登天还难。说真的，有许多学生在巴黎住了五年之久，学到的法语只够在跑商店饭馆时派点用处。他们仍过着地道的英国式生活，好似在南肯辛顿工作、学习一样。

菲利普一向醉心于富有浪漫气息的事物，现在有机会和一个西班牙人接触，他当然不舍得白白放过。他拨动如簧巧舌，连劝带哄，想把对方说通。

“我说就这么办吧，”西班牙人最后说，“我答应给你当模特儿，但不是为了钱，而是我自个儿高兴这么做。”

菲利普劝他接受点报酬，但对方拒意甚坚。最后他们商定，他下星期一下午一时来。他给了菲利普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大名：米格尔·阿胡里亚。

米格尔定期来当模特儿，他虽然拒绝收费，但不时问菲利普借个五十法郎什么的，所以菲利普实际的破费，比按常规付他工钱只多不少。不过，西班牙人感到满意了，因为这些钱可不是干下贱活儿挣来的。由于他有着西班牙的国籍，菲利普就把他当作浪漫民族的代表，执意要他谈谈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谈谈委拉斯开兹和卡尔德隆。但是米格尔并不把自己国家的灿烂文化放在眼里。他也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认为只有法国才算得上英才荟萃之乡，而巴黎则是世界的中心。

“西班牙完蛋了，”他大声叫道。“没有作家，没有艺术，什么也没有。”

渐渐地，米格尔以其民族所特有的那种浮夸辩才，向菲利普披露了自己的抱负。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希望能借此一举成名。他深受左拉的影响，把巴黎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要生活场景。他详细地给菲利普讲了小说的情节。在菲利普听来，作品内容粗俗而无聊，有关秽行的幼稚描写——c′ est la vie， mon cher，c′ est la vie，他叫道——反而更衬托出故事的陈腐俗套。他置身于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坚持写了两年，含辛茹苦，清心寡欲，舍弃了当初吸引他来巴黎的种种生活乐趣，为了艺术而甘心忍饥挨饿；他矢志不移，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实现毕生宏愿的决心。这种苦心孤诣的精神倒还真了不起呢。

“你何不写西班牙呢？”菲利普大声说。“那会有趣多了。你熟悉那儿的生活。”

“巴黎是唯一值得描写的地方。巴黎才是生活。”

有一天，他带来一部分手稿，自念自译。他激动得什么似的，再加上他的法语又那么蹩脚，菲利普听了简直不知其所云。他一口气念了好几段。实在糟糕透了。菲利普望着自己的画发愣：他实在没法理解，藏在宽阔的眉宇后面的思想，竟是那么浅薄平庸；那对灼灼有光、热情洋溢的眸子，竟只看到生活中浮光掠影的表象。菲利普对自己的画总觉着不顺心，每回作画临结束时，差不多总要把已成的画面全部刮掉。人物肖像，旨在表现心灵的意愿，这说法固然很中听，可如果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些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人物，那又有谁说得出心灵的意愿是什么呢？他喜欢米格尔，看到他呕心沥血却劳而无功，不免感到痛心。成为出色作家的各种条件，他差不多一应俱全，唯独缺少天赋。菲利普望着自己的作品。谁又分辨得出这里面确实凝聚着天才，还是纯粹在虚掷光阴呢？显然，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帮不了你什么忙，自信心也毫无意义。菲利普想到了范妮·普赖斯：她既坚信自己的禀赋，意志力也相当惊人。

“要是我自知成不了大器，我宁可就此封笔不画了，”菲利普说。“我看当个二流画家实在毫无出息。”

一天早上他刚要出门，看门人将他叫住，说有封他的信。平时除了路易莎伯母，间或还有海沃德外，再没别人给他写信了。而这封信的笔迹他过去从未见过。信上这么写着：

见信后请速来我处。我再也支撑不住。你务必亲自前来。想到让别人来碰我的身子，我简直受不了。我要把所有的东西全留给你。

范·普赖斯

我已经一连三天没吃到一口食物。

菲利普突然感到一阵惶恐，浑身发软。他急匆匆直奔她的住所。使他吃惊的是，她竟还留在巴黎。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以为她早就回英国去了。他一到那儿，便问门房她是否在家。

“在的吧，我已经有两天没见她出门了。”

菲利普一口气奔上了楼，敲敲房门。里面没人应答，他叫唤她的名字。房门锁着，他弯腰一看，发现钥匙插在锁孔里。

“哦，天哪，但愿她没干出什么糊涂事来，”他失声大叫。

他急忙跑到楼下对门房说，她肯定是在房间里。他刚收到她的一封信，担心出了什么意外。他建议把门撬开。起初门房板着脸，不想听他说话，后来知道事态严重，一时又慌了手脚。他负不起破门而入的责任，坚持要把警察署长请来。他们一块儿到了警察署，然后又找来了锁匠。菲利普了解到普赖斯小姐还欠着上个季度的房租。元旦那天，也没给门房礼物，而门房根据惯例，认为元旦佳节从房客那儿到手件把礼物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四人一起上了楼，又敲了敲门，还是无人应答。锁匠动手开锁，最后大家总算进了房间。菲利普大叫一声，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这个可怜的姑娘已上吊自尽了——绳索就套在天花板的铁钩上，而这钩子是先前某个房客用来挂床帘的。她把自己的小床挪到一边，先站在椅子上，随后用两脚把椅子蹬开。椅子现在就横倒在地上。他们割断绳索，把她放下来。她的身子早已凉透了。

第四十九章

从菲利普多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范妮·普赖斯的境遇够惨的。平时，画室里的女同学常结伴去餐馆用餐，唯独她范妮·普赖斯从未凑过这份热闹，所以她们免不了要在背后嘀咕几句。其实原因很清楚：她一贫如洗，哪有钱上馆子。菲利普想起他初来巴黎时曾同她在一块儿吃过一顿午餐，当时她那副狼吞虎咽的馋相，菲利普看了不胜厌恶，现在他明白过来，她原来并非嘴馋贪吃，而实在是饿坏了。她平日吃些什么，看门人给菲利普讲了：每天给她留一瓶牛奶，面包由她自个儿买，中午她从学校回来，啃半个面包，喝半瓶牛奶，剩下的就留在晚上吃。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想到她生前忍饥挨饿，一定受够了苦，菲利普不由得一阵心酸。她从来不让人知道自己比谁都穷；她显然已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连画室的学费也付不出。她的一方斗室里，空空荡荡的几乎没什么家具。至于她的衣服，除了那件一年穿到头的破旧棕色裙衫外，就再没有什么了。菲利普翻看她的遗物，想找到个把亲友的地址，好同他联系。他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菲利普的名字，一连写了几十次。他像当头挨了一棍子似地愣住了。想来她准是爱上自己了哩。那具悬梁高挂、裹在棕色衣衫里的形销骨立的尸体，顿时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要是她心里果真有他，那干吗不开口向他求助呢？他肯定乐意尽力周济的嘛。当初不该明知她对自己有特殊的感情，竟然装聋作哑，漠然置之，现在想来，心里悔恨交集。她遗书中的那句留言，包含着几多哀怨：想到让别人来碰我的身子，我简直受不了。她是活活给饥饿逼死的。

菲利普终于找到了一封落款为“家兄艾伯特”的信件。信是在两三个星期之前从萨比顿区某街寄来的，信中一口回绝了商借五英镑的请求。写信人说，他有家室之累，得为妻子儿女着想；他不认为自己有理由可随意借钱给别人。他劝范妮回伦敦设法谋个差事。菲利普给艾伯特·普赖斯发了份电报。不久，回电来了：

“深感悲恸。商务繁忙，难以脱身。是否非来不可？普赖斯。”

菲利普又去了份简短的电报，请他务必拨冗前来。第二天早上，一个陌生人来画室找他。

“我叫普赖斯，”菲利普把门打开，对方自我介绍说。

来人略带几分粗俗之气，穿一身黑衣服，圆顶礼帽上箍了根薄条带。他那笨手笨脚的模样有点像范妮。他蓄着一撮短须，一口的伦敦土腔。菲利普请他进了屋子。在菲利普向他详述出事经过以及他如何料理后事的时候，他不时斜睨着眼四下打量。

“我就不必去看她的遗体了吧，呃？”艾伯特·普赖斯问。“我的神经比较脆弱，受不了一点儿刺激。”

他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是个橡胶商，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孩子。范妮原是当家庭教师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她好端端的差事不干，非要跑到巴黎来不可。

“我和内人都对她说，巴黎可不是姑娘家待的地方。干画画这一行赚不了钱的——历来如此嘛。”

不难看出，他们兄妹俩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他抱怨她不该自寻短见，死了还要给他添麻烦。他不愿让人说他妹妹是迫于贫困才走此绝路的，因为这似乎有辱他们家的门庭。他忽然想到，她走这一步会不会出于某种较为体面的动机。

“我想她总不至于同哪个男人有什么瓜葛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巴黎这个地方，无奇不有嘛，她也许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才不得已这么干的呢。”

菲利普感到自己脸上发烫，心里暗暗诅咒自己的软心肠。普赖斯那对刺人的小眼睛，似乎在怀疑菲利普和他妹妹有什么私情。

“我相信令妹的贞操是无可指摘的，”他以坚决的口气答道，“她自寻短见是因为她快饿死了。”

“嗯，您这么一说，可使她家里人感到难堪啰，凯里先生。她只需给我来封信就行了。我总不会眼睁睁看着妹妹缺吃少穿的嘛。”

菲利普正是看了这位兄长拒绝借钱的信才知道他地址的，可菲利普只是耸了耸肩：何必当面揭穿他的谎言呢。他十分讨厌这个小个儿男人，只求能尽快地把他打发走。艾伯特·普赖斯也希望能快点把事办完，及早回伦敦去。他们来到可怜的范妮生前住的小斗室。艾伯特·普赖斯看了看屋子里的画和家具。

“在艺术方面我可不想充内行，”他说，“我想这些画还可以卖几个子儿的，是吗？”

“一文不值，”菲利普说。

“这些家具值不了十个先令。”

艾伯特·普赖斯对法语一窍不通，凡事都得由菲利普出面张罗。看来还得经过一道道没完没了的手续，才能让那具可怜的遗体安然入土。从这儿取到证件，得上那儿去盖印儿，还得求见不少官老爷。一连三天，菲利普从早一直忙到晚，简直连喘口气的工夫也没有。最后，他总算和艾伯特·普赖斯一起，跟随在灵车后面，朝蒙帕纳斯公墓走去。

“我也希望把丧事办得体面些，”艾伯特·普赖斯说，“不过，想想白白把钱往水里扔，实在没意思。”

灰蒙蒙的早晨，寒意侵人，草草举行的葬礼显得分外凄凉。参加葬礼的还有另外五六个人，都是和范妮·普赖斯在画室里共过学的同窗：奥特太太——因为她身为司库，自认为参加葬礼责无旁贷；露思·查利斯——因为她心地善良；此外还有劳森、克拉顿和弗拉纳根。她生前从未得到过这些人的好感。菲利普纵目望去，只见碑石林立，有的简陋、粗糙，有的浮华俗气，不堪入目。菲利普看着看着不由得一阵哆嗦。眼前这一片景象好不肃杀凄然。他们离开公墓时，艾伯特·普赖斯要菲利普陪他一起去吃午饭。菲利普一则对他十分厌恶，二则感到困顿异常（这些天来他一直眠不安神，老是梦见身裹破旧棕色衣服的范妮·普赖斯悬梁高挂的惨状），很想一口回绝，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话来推托。

“你领我去一家上等馆子，让咱俩吃顿像样的午餐。这种事儿糟透了，真叫我的神经受不了。”

“拉夫纽餐厅可算是这儿附近最上乘的一家馆子了，”菲利普答道。

艾伯特·普赖斯在一张天鹅绒靠椅上坐定身子，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他要了份丰盛的午餐，外加一瓶酒。

“嘿，我真高兴，事情总算办完了。”

他狡猾地问了几个问题，菲利普一听就知道他很想了解巴黎画家的私生活情况。尽管他口口声声说画家的私生活糟透了，但实际上却巴不得能听到他想象中画家们所过的那种淫逸放浪生活的细枝末节。他时而狡黠地眨眨眼睛，时而颇有城府地窃笑几声，那意思分明是说：菲利普休想瞒得过他，得好好从实招来。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对这类事的内情暗幕也并非一无所知。他问菲利普是否去过蒙马特尔，那儿下至坦普尔酒吧，上至皇家交易所，全是享有盛名的冒险家的乐园。他真想编些词儿，说自己曾去过“红磨坊游乐场”呢！他们这顿午餐菜肴精美，酒也香醇醉人。艾伯特·普赖斯酒足饭饱之余，兴致更高了。

“再来点白兰地吧，”咖啡端上餐桌时，他说，“索性破点财啰！”

他搓了搓手。

“我说呀，我还真想在这儿过夜，明儿再回去呢。让咱俩一块儿消度今宵，老弟意下如何？”

“你是要我今儿晚上陪你去逛蒙马特尔？见你的鬼去吧！”菲利普说。

“我想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回答得那么一本正经，反倒把菲利普逗乐了。

“再说，你的神经恐怕也消受不了哪，”菲利普神态严肃地说。

艾伯特·普赖斯最后还是决定搭下午四时的火车回伦敦去，不一会儿，他就和菲利普分手了。

“再见了，老弟，”他说。“告诉你，过些日子我还要上巴黎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拜访你，让咱们痛痛快快地乐一下。”

那天下午菲利普心神不定，索性跳上一辆公共汽车过河去迪朗吕埃尔画铺，看看那儿可有什么新的画儿展出。然后，他沿着大街信步闲逛。寒风劲吹，卷地而过。行人裹紧大衣，蜷缩着身子，想挡住侵骨的寒气。他们愁眉锁眼，行色匆匆，一副心事重重的神态。此刻，在那白色墓碑林立的蒙帕纳斯公墓的地下，准像冰窖似的阴冷彻骨。菲利普感到自己在此茫茫人世间，好不孤独，心头不禁涌起一股莫可名状的思乡之情。他想找个伴儿。但眼下这时候，克朗肖正在工作，克拉顿从来就不欢迎别人登门造访，劳森正忙着给露思·查利斯画另一幅肖像，自然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于是他决计去找弗拉纳根。菲利普发现他在作画，不过正巴不得丢下画来跟人聊聊。画室里又舒适又暖和，这个美国学生比他们大多数人都阔绰。弗拉纳根忙着去张罗茶水。菲利普端详着弗拉纳根那两幅准备送交巴黎艺展的头像。

“我要送画去展出，脸皮未免厚了点吧，”弗拉纳根说。“管他呐，我就是要送去。阁下认为这两张画够糟的吧？”

“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菲利普说。

事实上，这两幅画的手法之巧妙，令人拍案。凡是难以处理的地方，均被作画人圆熟地回避掉了；调色用彩很大胆，透出一股刚劲之气，叫人惊讶之余，更觉得回味无穷。弗拉纳根虽不懂得绘画的学问或技巧，倒像个毕生从事绘画艺术的画家，信手挥毫，笔锋所至，画面顿生异趣。

“如果规定每幅画的欣赏时间不得超过三十秒钟，那你弗拉纳根啊，包管会成为个了不起的大画家，”菲利普笑着说。

这些年轻人之间倒没有那种相互奉承、吹吹拍拍的风气。

“在我们美国，时间紧着呢，谁也抽不出三十秒钟的工夫来看一幅画，”弗拉纳根大笑着说。

弗拉纳根虽然算得是天字第一号的浮躁之徒，可他心肠之好，不但令人感到意外，更叫人觉得可爱。谁要是生了病，他自告奋勇地充当看护。他那爱说爱笑的天性，对病人来说，着实胜过吃药打针。他生就一副美国人的脾性，不像英国人那样严严控制自己的情感，唯恐让人说成是多愁善感；相反，他认为感情的流露本是人之天性。他那充溢的同情心，常使一些身陷苦恼的朋友感激不尽。菲利普经过几天来好大一番折腾，心情沮丧，弗拉纳根出于真心好意，说呀笑呀闹个没完，一心想把菲利普的劲头鼓起来。他故意加重自己的美国腔——他知道这是惹英国人捧腹的绝招——滔滔不绝地随口扯淡，他兴致勃勃，想入非非，那股快活劲儿就别提了。到时候，他们一起去外面吃饭，饭后又上蒙帕纳斯游乐场，那是弗拉纳根最喜欢去的娱乐场所。黄昏一过，他的兴头更足了。他灌饱了酒，可他那副疯疯癫癫的醉态，与其说是酒力所致，还不如归之于他天生活泼好动。他提议去比里埃舞厅，菲利普累过了头反倒不想睡觉了，所以很乐于上那儿走一遭。他们在靠近舞池的平台上找了张桌子坐下。这儿地势稍高，他们可以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别人跳舞。刚坐下不久，弗拉纳根一眼瞧见了个朋友。他发狂似地喊了一声，纵身越过栅栏，跳到舞池里去了。菲利普打量着周围的人群。比里埃舞场并非是上流人士出入的游乐场所。那是个星期四的晚上，舞厅里人头攒动，其中有些是来自各个学院的大学生，但小职员和店员占了男客的大多数。他们穿着日常便服：现成的花呢上装或式样古怪的燕尾服——而且还都戴着礼帽，因为他们把帽子带进了舞厅，跳舞的时候帽子无处可放，只得搁在自己的脑瓜上。有些女的看上去像是用人，有些是浓妆艳抹的轻佻女子，但大多数是售货女郎，她们身上穿的虽说是些便宜货，却是模仿河对岸的时兴款式。那些个轻佻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像杂耍场里卖艺的，要不就是有意学那些名噪一时的舞蹈演员的模样；她们在眼睛周围涂了一层浓浓的黑色化妆品，两颊抹得鲜红。真不知道什么叫害臊。舞厅里的白色大灯，低低挂着，使人们脸上的阴影越发显得浓黑。在这样的强光之下，所有的线条似乎都变得钢硬死板，而周围的色调也显得粗俗不堪。整个舞厅里呈现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菲利普倾靠在栅栏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下，他的耳朵里听不到音乐声了。舞池里的人们忘情地跳着。他们在舞池里缓缓地转着圈子，个个神情专注，很少有人说话。舞厅里又闷又热，人们的脸上沁出亮晶晶的汗珠。在菲利普看来，他们平时为了提防别人而戴上的那层道貌岸然的假面具，此刻全部剥落下来，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说来也怪，在此恣意纵乐的时刻，他们全都露出了兽类的特征：有的像狐狸，有的像狼，也有的长着愚不可及的山羊似的长脸。由于他们过着有害身心的生活，吃的又是营养不足的食物，他们脸上带着一层菜色。庸俗的生活趣味，使他们的面容显得呆板愚钝，唯有那一双狡诈的小眼睛在骨溜溜地打转。他们鼠目寸光，胸无大志。你可以感觉到，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生活无非是一长串的琐事和邪念罢了。舞厅里空气浑浊，充满了人身上发出来的汗臭。但他们狂舞不止，仿佛是受着身体内某种力量的驱使，而在菲利普看来，驱使他们向前的乃是一股追求享受的冲动。他们不顾一切地想逃避这个充满恐怖的现实世界。……命运之神凌驾于他们头上。他们跳呀，跳呀，仿佛他们的脚下是茫茫无尽头的黑暗深渊。他们之所以缄默不语，是因为他们隐隐感到惊恐。他们好似被生活吓破了胆，连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所以他们内心的呼声到了喉咙口又被咽了回去。他们的眼神凶悍而残忍；尽管他们的兽欲使他们脱却了人形，尽管他们面容显得卑劣而凶狠，尽管最糟糕的还在于他们的愚蠢无知，然而，那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极度痛苦，使得这一群浑浑噩噩之徒，显得既可怕而又可怜。菲利普既厌恶他们，又为他们感到痛心，对他们寄予无限同情。

他从衣帽间取出外衣，跨出门外，步入凛冽的寒夜之中。

第五十章

这一不幸事件一直在菲利普脑际萦绕，叫他想忘也忘不了。最使他烦忧不安的是，范妮勤学多年，到头来竟是白辛苦一场。论刻苦，比诚心，谁也赶不上她：她真心相信自己赋有艺术才华。可是在这方面，自信心显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的朋友们不是个个都很自信？至于其他人，比如米格尔·阿胡里亚，亦复如此。这个西班牙人从事写作，可谓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可写出来的东西却浅薄无聊，不堪一读。所费心血之多，所得成果之微，其间差距委实令人瞠目。菲利普早年凄楚不幸的学校生活，唤起他内心的自我剖析机能。他在不知不觉间染上的这种怪癖，就像吸毒成瘾那样，早已根深蒂固，无法摆脱。如今，他更是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内心情感作一番剖析。他不能不看到，自己对艺术的感受毕竟有异于他人。一幅出色的美术作品能直接扣动劳森的心弦。他是凭直觉来欣赏作品的。即使弗拉纳根能从感觉上把握某些事物，而菲利普却非得经过一番思索才能有所领悟。菲利普是靠理性来欣赏作品的。他不由得暗自感叹：假如他身上也有那种所谓“艺术家的气质”（他讨厌这个用语，可又想不出别的说法），他就会像他们那样，也能借助感情而不是借助推理来获得美的感受。他开始怀疑自己莫非只有手面上那么一点巧劲儿，至多也只能靠它依样画葫芦。这实在毫不足取。他现在也学别人的样，不再把技巧放在眼里。最要紧的是如何借画面表达作画人的内心感受。劳森按某种格调作画，这本是由他的天性所决定了的；而他作为一个习画者，尽管易于接受各种影响，然而在他的刻意模仿之中，却棱角分明地显露出他个人的风格。菲利普呆呆地望着自己那帧露思·查利斯像，成画到现在已三月有零，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画不过是劳森作品的忠实翻版而已。他感到自己毫无匠心，不堪造就。他是用脑子来作画的，而他心里明白，有价值的美术作品，无一不是心灵的结晶。

他没有多少财产，总共还不到一千六百镑，他得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十年之内，他别指望挣到一个子儿。纵观一部美术史，一无收益的画家比比皆是。他得安于贫穷，苦度光阴。当然啰，要是哪天能创作出一幅不朽之作来，那么即使穷苦一辈子倒也还算值得，怕就怕自己至多只能有个当二流画家的出息。倘若牺牲了自己的青春韶华，舍弃了生活的乐趣，错过了人生的种种机缘，到头来只修得个二流画家的正果，这值得吗？菲利普对于一些侨居巴黎的外国画家的情况，十分熟悉，知道他们生活在一方小天地里，活动圈子极其狭窄。他知道有些画家为了想扬名四海，含辛茹苦二十年如一日，最后仍然出不了名，于是一个个皆穷途潦倒，沦为一蹶不振的酒鬼。范妮的悬梁自尽，唤起了菲利普对往事的回忆。他常听人谈到过这个或那个画家的可怕遭遇，说他们为了摆脱绝境，如何如何寻了短见。他还回想起那位画师如何讥锋犀利地向可怜的范妮提出了忠告。她要是早点听了他的话，断然放弃这一毫无希望的尝试，或许尚不至于落个那样的下场。

菲利普完成了那幅米格尔·阿胡里亚人像之后，决计送交巴黎艺展。弗拉纳根也打算送两幅画去，菲利普自以为水平和弗拉纳根不相上下。他在这幅画上倾注了不少心血，自信不无可取之处。他在审视这幅作品时，固然觉得有什么地方画得不对头，一时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只要他眼前看不到那幅画，他又会转忧为喜，不再有怏怏失意之感。送交艺展的画被退了回来。起初他倒也不怎么在乎，因为他事先就想过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入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谁知几天之后，弗拉纳根却兴冲冲地跑来告诉菲利普和劳森，他送去的画中有一幅已被画展选中了。菲利普神情冷淡地向他表示祝贺。陶然忘情的弗拉纳根只顾额手称庆，一点儿也没察觉菲利普道贺时情不自禁流露出的讥诮口风。头脑机灵的劳森，当即辨出菲利普话里有刺，好奇地望了菲利普一眼。劳森自己送去的画不成问题，他在一两天前就知道了，他对菲利普的态度隐隐感到不悦。等那美国人一走，菲利普立即向劳森发问，问题问得很突然，颇叫劳森感到意外。

“你要是处于我的地位，会不会就此洗手不干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怀疑当个二流画家是否值得。你也明白，要是换个行当，就说行医或经商吧，即使庸庸碌碌地混一辈子也不打紧，只要能养家糊口就行了。然而要是一辈子净画些二流作品，能有多大出息？”

劳森对菲利普颇有几分好感，他想菲利普一向遇事顶真，此时一定是为画稿落选的事在苦恼，所以竭力好言相劝：谁都知道，好些被巴黎画展退回的作品，后来不是成了画坛上的名作？他菲利普首次投稿应选，遭到拒绝，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嘛；至于弗拉纳根的侥幸成功，不外乎这么回事：他的画完全是卖弄技巧的肤浅之作，而暮气沉沉的评选团所赏识的偏偏就是这号作品。菲利普越听越不耐烦；劳森怎么也不明白菲利普心情沮丧，乃是由于从根本上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了信心，而竟然以为自己会为了这等微不足道的挫折而垂头丧气！这未免太小看人了。

近来，克拉顿似乎有意疏远那些在格雷维亚餐馆同桌进餐的伙伴，过起离群索居的日子来。弗拉纳根说他准是跟哪个姑娘闹恋爱了，可是从他不苟言笑的严肃神情里却看不到一点堕入情网的迹象。菲利普心想，他回避旧日的朋友，很可能是为了好好清理一下他脑子里的那些新的想法。然而有一天晚上，其他人全离开餐馆上剧场看话剧去了，只留下菲利普一个人闲坐着，这时克拉顿走了进来，点了饭菜。他们随口攀谈起来。菲利普发现克拉顿比平时健谈，说的话也不那么刺人，决定趁他今天高兴的当儿好好向他讨教一下。

“哎，我很想请你来看看我的习作，”他试探着说，“很想听听阁下的高见。”

“我才不干呢。”

“为什么？”菲利普红着脸问。

他们那伙人相互之间经常提出这种请求，谁也不会一口回绝的。克拉顿耸了耸肩。

“大家嘴上说敬请批评指教，可骨子里只想听恭维话。况且就算提出了批评，又有何益？你画得好也罢，歹也罢，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我可大有关系呢！”

“没的事。一个人所以要作画，只是因为他非画不可。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官能，就跟人体的所有其他官能一样，不过只有少数人才具有这种官能罢了。一个人作画，纯粹是为了自己，要不让他作画，他说不定会自杀。请你想一想，为了能在画布上涂上几笔，天知道你下了多少年的苦功夫，呕沥了多少心血，结果又如何呢？交送画展的作品，十有八九要被退回来；就算有幸被接受了，人们打它跟前走过时至多朝它看上个十秒钟。要是有哪个不学无术的笨伯把你的画买了去，挂在他家的墙上，你就算是交了好运，而他对你的画就像对屋子里的餐桌一样，难得瞧上一眼。批评向来同艺术家无缘。批评纯粹是客观性的评断，而凡属客观之物皆同画家无关。”

克拉顿用手捂住眼睛，好让自己的心思全部集中在自己要说的话上。

“画家从所见事物中获得某种独特的感受之后，身不由己地要想把它表现出来。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反正他得用线条和色彩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这就跟音乐家一样。音乐家只要读上一两行文字，脑子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映现出某种音符的组合，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几个词或那几个词会在他心里唤起这一组或那一组的音符来，反正就是这么来着。我还可以给你举个理由，说明批评纯属无谓之举。大画家总是迫使世人按他的眼光来观察自然，但是，时隔一代，一位画坛新秀则按另一种方式来观察世界，而公众却仍按其前辈而不是按他本人的眼光来评断他的作品。巴比松派画家教我们的先辈以某种方式来观察树木，可后来又出了个莫奈，他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树木怎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他们从来没想到过，画家爱怎么观察树木，树木就会有个什么样子。我们作画时是由里及表的——假如我们能迫使世人接受我们的眼光，人们就称我们是大画家；假如不能呢，世人便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有所不同。伟大也罢，渺小也罢，我们才不看重世人的这些褒贬之词哩。我们的作品问世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在我们作画的时候，我们已经获得了所能获得的一切。”

谈话暂时中断，克拉顿风卷残云似地把他面前的食品一扫而光。菲利普一面抽着廉价雪茄，一面仔细打量克拉顿。他那凹凸不平的头颅——仿佛是用顽石雕刻而成的，而在雕刻的时候，雕刻家的凿子怎么也制伏不了这块顽石——再配上那一头粗鬃似的黑发、大得出奇的鼻子和宽阔的下巴，表明他是一条个性倔强的硬汉子。可是菲利普心里却在暗暗嘀咕：在这强悍的面具下面，会不会隐伏着出奇的软弱呢？克拉顿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的大作，说不定纯粹是虚荣心在作怪：他受不了他人的批评，也不愿冒被巴黎艺展拒之于门外的风险；他希望别人能把他当作艺术大师看待，可又不敢把作品拿出来同他人较量，唯恐相形之下自愧不如。菲利普同他相识已有十八个月，只见他变得愈来愈粗鲁、尖刻，尽管他不愿意公开站出来与同伴比个高低，可是对伙伴们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往往露出愤愤不平之意。他看不惯劳森。当初菲利普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和劳森过往甚密，形同莫逆，可如今这已成往事。

“劳森吗，没问题，”他用鄙夷的口吻说，“日后他回英国去，当个时髦的肖像画家，一年挣个万把英镑，不到四十岁就会戴上皇家艺术协会会员的桂冠。只要动手为显贵名流多画几帧肖像就行了呗！”

菲利普听了这席话，不由得也窥测了一下未来。他仿佛见到了二十年后的克拉顿，尖刻、孤僻、粗野、默默无闻，仍死守在巴黎，因为巴黎的生活已经渗入他的骨髓之中；他靠了那条不饶人的舌头，成为小型cénacle上的风云人物，他同自己过不去，也同周围世界过不去；他愈来愈狂热地追求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却拿不出什么作品来，最后说不定还会沦为酒鬼。近来，有个想法搞得菲利普心神不定。既然人生在世只有一次，那就切不可虚度此生。他并不认为只有发迹致富、名扬天下，才算没枉活于世，可究竟怎样才无愧于此生，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也许应该阅尽人世沧桑，做到人尽其才吧。不管怎么说，克拉顿显然已难逃失败的厄运，除非他日后能画出几幅不朽杰作来。他想起克朗肖借波斯地毯所作的古怪比喻，近来菲利普也经常想到这个比喻。当时克朗肖像农牧神那样故弄玄虚，硬是不肯进一步说清意思，只是重复了一句：除非由你自己悟出其中的奥妙来，否则便毫无意义。菲利普之所以在是否继续其艺术生涯的问题上游移不定，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不希望让自己的一生年华白白虚度掉。克拉顿这时又开腔了。

“你还记得吗，我曾同你谈起过我在布列塔尼遇到的那个家伙？前几天，我在这儿又遇到他了。他正打算去塔希提岛。他现在成了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他本是个brasseur d′ affaires，我想也就是英语中所说的股票经纪人吧。他有老婆孩子，有过十分可观的收入，可他心甘情愿地抛弃了这一切，一心一意想当画家。他离家出走，只身来到布列塔尼，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身无分文，险些儿饿死。”

“那他的老婆孩子呢？”菲利普问。

“哦，他撇下他们，任他们饿死拉倒。”

“这未免太缺德了吧。”

“哦，我亲爱的老弟，要是你想做个正人君子，就千万别当艺术家。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你听说过有些人为了赡养老母，不惜粗制滥造些无聊作品来骗取钱财——唔，这表明他们是恪尽孝道的好儿子，但这可不能成为粗制滥造的理由。他们只能算是生意人。真正的艺术家宁可把自己的老娘往济贫院里送。我认识这儿的一位作家。有一回他告诉我，他老婆在分娩时不幸去世了。他爱妻的死，使他悲痛欲绝；但是当他坐在床沿上守护奄奄一息的爱妻时，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偷偷地打腹稿，默默记下她弥留时的脸部表情、她临终前的遗言以及自己当时的切身感受。这恐怕有失绅士风度吧，呃？”

“你那位朋友是个有造诣的画家吗？”

“不，现在还算不上。他绘图的风格颇似毕沙罗。他还没察觉自己的特长，不过他很懂得运用色彩和装饰。但关键不在这儿。要紧的是激情，而他身上就蕴藏着那么一股激情。他对待自己的老婆孩子，像个十足的无赖；他的行为举止始终像个十足的无赖，他对待那些帮过他忙的人——有时他全仗朋友们的接济才免受饥馁之苦——态度粗鲁，简直像个畜生。可他恰恰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菲利普陷入了沉思。那人为了能用颜料将人世给予他的情感在画布上表现出来，竟不惜牺牲一切：舒适的生活、家庭、金钱、爱情、名誉和天职。这还真了不起。可他菲利普就是没有这种气魄。

刚才想到克朗肖，菲利普忽然记起他已经有一星期没见到这位作家了，所以同克拉顿分手后，便径直朝丁香园咖啡馆逛去，他知道在那儿准能遇到克朗肖。在他旅居巴黎的头几个月里，他曾把克朗肖的一言一语皆奉为金科玉律，然而时日一久，讲究实际的菲利普便渐渐对克朗肖的那套空头理论不怎么买账了。他那薄薄的一束诗章，似乎算不得是悲惨一生的丰硕之果。菲利普出身于中产阶级，他没法把自己品性中的中产阶级本能驱除掉。克朗肖一贫如洗，干着雇佣文人的营生，勉强糊口。他不是蜷缩在腌臜污秽的小顶室里，就是在咖啡馆餐桌边狂饮，过着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凡此种种，都是同菲利普心目中的体面概念相抵触的。克朗肖是个精明人，不会不知道这年轻人对自己有看法，所以不时要回敬菲利普几句，有时带点开玩笑的口气，而在更多的场合，则是犀利地加以冷嘲热讽，挖苦他市侩气十足。

“你是个生意人，”他对菲利普说，“你想把人生投资在统一公债上，这样就可稳稳到手三分年利。我可是个挥霍成性的败家子，我打算把老本吃光用尽，赤裸着身子去见上帝。”

这个比喻颇叫菲利普恼火。因为这样的说法不仅给克朗肖的处世态度平添了几分罗曼蒂克的色彩，同时又诋毁了菲利普对人生的看法。菲利普本能地觉得要为自己申辩几句，可是一时却想不出什么话来。

那天晚上，菲利普心里好矛盾，迟迟拿不定主意，所以想找克朗肖谈谈自己的事儿。幸好时间已晚，克朗肖餐桌上的茶托高叠（有多少只茶托就表示他已灌下了多少杯酒），看来他已准备就人生世事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了。

“不知你是否肯给我提点忠告，”菲利普猝然开口说。

“你不会接受的，对吧？”

菲利普不耐烦地一耸肩。

“我相信自己在绘画方面搞不出多大的名堂来。当个二流画家，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出息，所以我打算洗手不干了。”

“干吗不干了呢？”

菲利普沉吟了片刻。

“我想是因为我爱生活吧。”

克朗肖那张平和的圆脸上形容大变。嘴角骤然垂挂下来，眼窝深陷，双目黯然无光。说来也奇怪，他竟突然腰也弯、背也驼了，显出一副龙钟老态。

“是因为这个？”他嚷了一声，朝周围四座扫了一眼。真的，他连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了。

“你要是想脱身，那就趁早吧。”

菲利普瞪大眼，吃惊地望着克朗肖。这种动感情的场面，常使菲利普感到羞涩不安，不由得垂下眼睑。他知道，呈现在他面前的乃是一幕人生潦倒的悲剧。一阵沉默。菲利普心想，这会儿克朗肖一定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也许他想到了自己充满灿烂希望的青年时代，后来这希望的光辉逐渐泯灭在人生的坎坷失意之中，空留下可怜而单调的杯盏之欢，还有渺茫凄清的惨淡未来。菲利普愣愣地望着那一小叠茶托，他知道克朗肖的目光这时也滞留在那些茶托上面。

第五十一章

几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菲利普经过一番思索，似乎从眼前这些事情里悟出了一个道理：凡属真正的画家、作家和音乐家，身上总有那么一股力量，驱使他们将全部身心都扑在事业上，这一来，他们势必要让个人生活从属于整个艺术事业。他们明明屈从于某种影响，自己却从未有所察觉，像中了邪似地受着本能驱使和愚弄，只是自己还不知道罢了。生活打他们身边一溜而过，一辈子就像没活过一样。菲利普觉得，生活嘛，就该痛痛快快地生活，而不应仅仅成为可入画面的题材。他要阅历世事，从人生的瞬间里吸取生活所提供的全部激情。最后，他决心采取果断行动，并准备承担其后果。决心既定，他打算立即付诸行动。正巧明天上午是富瓦内来校讲课的日子，菲利普决定直截了当地向他请教：他菲利普是否值得继续学画？这位画师对范妮·普赖斯所提的忠告，他始终铭记在心。听来逆耳，却切中要害。菲利普无论怎样也没法把范妮从脑子里完全排除出去。画室少了她，似乎显得生疏了。班上有哪个女生一抬手或一开口，往往会让他吓一跳，使他不由得想起范妮来。她死了反倒比活着的时候更让人感觉到她的存在。菲利普夜里常常梦见她，有时会被自己的惊叫声吓醒。她生前一定吃足了苦头，受尽了煎熬——想到这些就使菲利普心惊肉跳。

菲利普知道，富瓦内逢到来画室上课的日子，总要在奥德萨街上的一家小饭店吃午饭。菲利普三划两口，匆匆吃完自己的那顿午饭，以便及时赶到小饭店外面恭候。他在行人熙来攘往的街上来回踱步，最后，总算看见富瓦内先生低着头朝他这边走过来。菲利普的心里很紧张，但他硬着头皮迎上前去。

“对不起，先生，我想耽搁您一下，有几句话要对您说。”

富瓦内朝他扫了一眼，认出了他，但是绷着脸没同他打招呼。

“说吧，”他说。

“我在这儿跟您学画，差不多已学了两年。想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觉得我是否还值得继续学下去？”

菲利普的声音微微颤抖。富瓦内头也不抬地继续往前迈着步子。菲利普在一旁察言观色，不见他脸上有任何表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家境贫寒。如果我没有天分，我想还不如及早改行的好。”

“你有没有天分，难道你自己不清楚？”

“我的那些朋友们，个个自以为有天才，可我知道，其中有些人缺少自知之明。”

富瓦内那张不饶人的嘴巴微微一撇，嘴角漾起一丝笑意，问道：

“你就住在这儿附近？”

菲利普把自己画室的地址告诉了他。富瓦内转过身子。

“咱们就上你画室去。你得让我看看你的作品。”

“现在？”菲利普嚷了一声。

“有何不可呢？”

菲利普反倒无言以对。他默不作声地走在画家的身旁，心里七上八下，说不出有多紧张。他万万没想到富瓦内竟会立时三刻要去看他的作品。他真想问问富瓦内：要是请他改日再去，或是让自己把作品拿到他画室去，他可介意？这样菲利普就可在思想上早作准备，免得像现在这样措手不及。菲利普心慌意乱，连身子也哆嗦起来。他打心底里希望富瓦内在看了他的作品以后，脸上会泛起那种难得看到的笑容，而且还一边同他握手一边说：“Pasmal。好好干吧，小伙子。你很有才气，真有几分才气哩。”想到这儿，菲利普心头不觉热乎起来。那该是多大的安慰！多么令人欢欣！他从此可以勇往直前了。只要能达到胜利的终点，什么艰苦呀，贫困呀，失望呀，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从来没偷懒，而要是吃尽辛苦，到头来竟是白费劲一场，那才叫人疾首痛心呢。他猛地一惊，想起范妮·普赖斯不也正是这么说的！等他们走到了住所跟前，菲利普完全被恐惧攫住了。他要是有胆量的话，说不定会请富瓦内走开的。现在他不想知道真情了。在他们进屋子的当儿，看门人递给菲利普一封信，他朝信封看了一眼，认出上面是他大伯的笔迹。富瓦内随着菲利普上了楼。菲利普想不出话茬来，富瓦内也一语不发，而这种沉默比什么都更叫人心慌意乱。教授坐了下来，菲利普什么也不说，只是把那幅被艺展退回来的油画放在富瓦内面前。富瓦内点点头，还是不做声。接着，菲利普又给富瓦内看了两幅他给露思·查利斯画的肖像，两三幅在莫雷画的风景画，另外还有几幅速写。

“就这些了，”菲利普一边说，一边局促不安地干笑一声。

富瓦内自己动手卷了一支烟，点着了。

“你没什么家私吧？”他终于开口问道。

“很少，”菲利普回答，心里倏地凉了半截，“尚不足以糊口。”

“要时时刻刻为生计操心，世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丢脸的了。那些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我就最瞧不起。他们不是伪君子就是傻瓜。金钱好比第六感官，少了它，就别想让其余的五种感官充分发挥作用。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你得处心积虑，锱铢必较，决不为赚得一个先令而付出高于一个先令的代价。你常听到人们说，穷困是对艺术家最有力的鞭策。唱这种高调的人，自己从来没有亲身尝过穷困的滋味。他们不知道穷困会使你变得多么卑贱。它使你蒙受没完没了的羞辱，扼杀掉你的雄心壮志，甚至像癌一样地吞蚀你的灵魂。艺术家要求的并非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提供的保障：有了它，就可以维持个人尊严，工作不受阻挠，做个慷慨、率直、保持住独立人格的人。我打心底里可怜那种完全靠艺术糊口的艺术家，耍笔杆子的也罢，搞画画的也罢。”

菲利普悄没声儿地把刚才拿出来的画，一一收了起来。

“说话听音——我想您的意见似乎是说，我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吧。”

富瓦内先生微微耸了耸肩。

“你的手不可谓不巧。看来你只要肯下苦功夫，持之以恒，没有理由当不成个兢兢业业、还算能干的画家。到那时，你会发现有成百上千个同行还及不上你，也有成百上千个同行得同你不相上下。在你给我看的那些东西里，我没有看到横溢的才气，只看到勤奋和智慧。你永远也不会超过二三流的水平。”

菲利普故作镇静，用相当沉着的口吻回答说：

“太麻烦您了，真过意不去。不知该怎么谢您才好。”

富瓦内先生站起身，似乎要告辞了，忽儿又改变了主意，他收住脚步，将一只手搭在菲利普的肩膀上。

“要是你想听听我的忠告，我得说，拿出点勇气来，当机立断，找些别的行当碰碰运气吧。尽管话不中听，我还是要对你直言一句：假如我在你这种年纪的时候，也有人向我进此忠告并使我接受的话，那我乐意把我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他。”

菲利普抬起头，吃惊地望着他。只见画家张开双唇，勉强挤出一丝笑意来，但他的眼神依旧是那样的严肃、忧郁。

“等你追悔不及的时候再发现自己的平庸无能，那才叫人痛心呢，但再痛心，也无助于改善一个人的气质。”

当他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他呵呵一笑，旋即疾步走出房间。

菲利普机械地拿起大伯的信，看到大伯的字迹，心里颇觉忐忑不安，因为往常总是由伯母给他写信的。可近三个月以来，她一直卧床不起。菲利普曾主动表示要回英国去探望她，但她婉言谢绝，怕影响他的学业。她不愿意给他添麻烦，说等到八月份再说吧，希望到时候菲利普能回牧师公馆来住上两三个星期。万一病势转重，她会通知他的。她希望在临终前无论如何能见他一面。既然这封信是他大伯写来的，准是伯母病得连笔杆儿也提不起了。菲利普拆开信，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菲利普：

我悲痛地告知你这一噩耗，你亲爱的伯母已于今日清晨溘然仙逝。由于病势突然急转直下，竟至来不及唤你前来。她自己对此早有充分准备，安然顺从了我主耶稣基督的神圣意志，与世长辞，同时深信自己将于天国复活。你伯母临终前表示，希望你能前来参加葬礼，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尽快赶回来的。不用说，眼下有一大堆事务压在我肩上，亟待处理，而我却是心乱如麻。相信你是能替我料理好这一切的。

你亲爱的大伯

威廉·凯里

第五十二章

菲利普第二天就赶回布莱克斯泰勃。自母亲去世之后，他还从未失掉过任何至亲好友。伯母的溘然辞世，不仅使他感到震惊，而且还使他心头充满一股无名的恐惧：他有生以来第一回感觉到自己最终也难逃一死。他无法想象，他大伯离开了那位爱他、伺候他四十年如一日的贤内助将如何生活下去。他料想大伯定然是悲恸欲绝，人整个儿垮掉了。他害怕这服丧期间的第一次见面，他知道，自己在这种场合说不出句把起作用的话来。他暗自念叨着几段得体的吊慰之词。

菲利普从边门进了牧师公馆，径直来到餐室。威廉大伯正在看报。

“火车误点了，”他抬起头说。

菲利普原准备声泪俱下地一泄自己的感情，哪知接待场面竟是这般平淡无奇，倒不免吃了一惊。大伯情绪压抑，不过倒还镇静，他把报纸递给菲利普。

“《布莱克斯泰勃时报》有一小段关于她的文章，写得很不错的，”他说。

菲利普机械地接过来看了。

“想上楼见她一面吗？”

菲利普点点头。伯侄俩一起上了楼。路易莎伯母躺在大床中央，遗体四周簇拥着鲜花。

“请为她祈祷吧，”牧师说。

牧师屈膝下跪，菲利普也跟着跪下，他知道牧师是希望他这么做的。菲利普端详着那张形容枯槁的瘦脸，心里只有一种感触：一生年华竟这样白白虚度了！少顷，凯里先生干咳一声，站起身，指指床脚边的一只花圈。

“那是乡绅老爷送来的，”他说话的嗓门挺低，仿佛这会儿是在教堂里做礼拜似的。但是，他那口气让人感到，身为牧师的凯里先生，此刻颇得其所。“茶点大概已经好了。”

他们下楼回到餐室。餐室里百叶窗下着，气氛显得有点冷清。牧师坐在桌端他老伴生前的专座上，礼数周全地斟茶敬点心。菲利普心里暗暗嘀咕，像现在这种场合，他俩理应什么食物也吞咽不下的呢，可是他一转眼，发现大伯的食欲丝毫不受影响，于是他也像平时那样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有一阵子，伯侄俩谁也不吱声。菲利普专心对付着一块精美可口的蛋糕，可脸上却露出一副哀容，他觉得这样才说得过去。

“同我当副牧师的那阵子比起来，世风大不相同啰，”不一会儿牧师开口了。“我年轻的时候，吊丧的人总能拿到一副黑手套和一块蒙在礼帽上的黑绸。可怜的路易莎常把黑绸拿来做衣服。她总说，参加十二回葬礼，就可以到手一件新衣裙。”

然后，他告诉菲利普有哪些人送了花圈，说现在已收到二十四只，佛尔尼镇的牧师老婆罗林森太太过世的时候，曾经收到过三十二只花圈。不过，明天还会有好多花圈送来。送丧的行列要到十一点才从牧师公馆出发，他们肯定能轻取罗林森太太。路易莎向来讨厌罗林森太太。

“我将亲自主持葬礼。我答应过路易莎，安葬她的事儿绝不让别人插手。”

当牧师拿起第二块蛋糕时，菲利普朝他投去不满的目光。在这种场合竟要吃两块蛋糕，他不能不认为他大伯过于贪恋口腹之欲了。

“玛丽·安做的蛋糕，真是没说的。我怕以后别人再也做不出这么出色的蛋糕。”

“她不打算走吧？”菲利普吃惊地喊道。

从菲利普能记事的时候起，玛丽·安就一直待在牧师家里。她从未忘记过菲利普的生日，到时候总要送他件把小玩意儿，尽管礼物很不像样，情意可重呢。菲利普打心眼里喜欢她。

“不，她要走的，”凯里先生回答，“我想，让个大姑娘留在这儿欠妥当吧。”

“我的老天，她肯定有四十多啦。”

“是啊，我知道她有这把岁数了。不过，她近来有点惹人讨厌，管得实在太宽啦。我想这正是打发她走的好机会。”

“这种机会以后倒是不会再有了呢，”菲利普说。

菲利普掏出烟来，但他大伯不让他点火。

“行完葬礼后再抽吧，菲利普，”他温和地说。

“好吧，”菲利普说。

“只要你可怜的路易莎伯母还在楼上，在这屋子里抽烟，总不太得体吧。”

葬礼结束后，银行经理兼教会执事乔赛亚·格雷夫斯又回转牧师公馆进餐。百叶窗拉开了，不知怎的，菲利普身不由己地生出一种如释重负之感。遗体停放在屋子里，使他感到颇不自在。这位可怜的妇人生前堪称善良、温和的化身，然而，当她身躯冰凉、直挺挺僵硬地躺在楼上卧室里，却似乎成了一股能左右活人的邪恶力量。这个念头使菲利普不胜惊骇。

有一两分钟光景，餐室里只剩他和教会执事两个人。

“希望您能留下来陪您大伯多住几天，”他说。“我想，眼下不该撇下他孤老头子一个人。”

“我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菲利普回答说，“如果他要我留下来，我是很乐意尽这份孝心的。”

进餐时，教会执事为了给那位不幸丧偶的丈夫排解哀思，谈起了布莱克斯泰勃最近发生的一起失火事件，这场火灾烧毁了美以美会教堂的部分建筑。

“听说他们没有保过火险，”他说，脸上露出一丝浅笑。

“有没有保火险还不是一个样，”牧师说。“反正到时候重建教堂，还不是需要多少就能募集到多少。非国教的教徒们总是很乐意解囊捐助的。”

“我看到霍尔登也送了花圈。”

霍尔登是当地的非国教派牧师。凯里先生看在耶稣份上——耶稣正是为了拯救他们双方而慷慨捐躯的嘛——在街上常同他颔首致意，但没同他说过一句话。

“我想这一回出足风头了，”他说。“一共有四十一只花圈。您送来的那只花圈漂亮极啦，我和菲利普都很喜欢。”

“算不上什么，”银行家说。

其实，他也很得意，注意到自己送的花圈比谁都大，看上去好不气派。他们议论起参加葬礼的人。由于举行葬礼，镇上有些商店甚至都未开门营业。教会执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通告，上面印着：“兹因参加凯里太太的葬礼，本店于下午一时前暂停营业。”

“这可是我的主意哪，”他说。

“他们这份情意我领受了，”牧师说，“可怜的路易莎要是在天有灵也会心生感激的。”

菲利普只顾自己吃饭。玛丽·安把那天当成主日对待，所以，他们就吃上了烤鸡和鹅莓馅饼。

“你大概还没有考虑过墓碑的事吧？”教会执事说。

“不，我考虑过了，我打算搞个朴素大方的石头十字架。路易莎向来反对讲排场。”

“搞个十字架倒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要是你正在考虑碑文，你觉得这句经文如何：留在基督身边，岂不更有福分？”

牧师噘起了嘴。这执事简直像俾斯麦，什么事都想由他来做主！他不喜欢那句经文。这似乎是有意在往自己脸上抹灰。

“我想那段经文不妥吧。我倒更喜欢这一句：主赐予的，主已取走。”

“噢，你喜欢这个！我总觉得这一句似乎少了点感情。”

牧师尖酸地回敬了一句，而格雷夫斯先生答话时的口吻，在那位鳏夫听来又嫌过于傲慢，简直不知分寸。要是他这个做丈夫的还不能为亡妻的墓碑选择经文，那成何体统！经过一段冷场之后，他们把话题转到教区事务上去了。菲利普跑到花园里去抽烟斗。他在长凳上坐下，蓦地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几天以后，牧师表示希望菲利普能在布莱克斯泰勃再住几个星期。

“好的，我觉得这样安排很合乎我的心意，”菲利普说。

“我想叫你待到九月份再回巴黎去，不知行不行。”

菲利普没有回答。最近他经常想到富瓦内对他讲过的话，兀自拿不定主意，所以不愿多谈将来的事儿。假如他放弃学美术，自然不失为上策，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深信自己在这方面不可能超群出众。不幸的是，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这么想，别人会以为他是知难而退，认输了，而他就是不肯服输。他生性倔强，明知自己在某方面不见得有天赋，却偏要和命运拼搏一番，非在这方面搞出点名堂不可。他决不愿让自己成为朋友们的笑柄。由于这种个性，他本来很可能一时还下不了放弃学画的决心，但是环境一换，他对事物的看法也突然跟着起了变化。他也像许多人那样，发现一过了英吉利海峡，原来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霎时间变得微不足道了。原先觉得那么迷人、说什么也舍不得离开的生活，现在却显得索然无味。他对那儿的咖啡馆，对那些烹调手艺相当糟糕的饭馆，对他们那伙人的穷酸潦倒的生活方式，油然生出一股厌恶。他不在乎朋友们会对他有什么看法了。巧言善辩的克朗肖也罢，正经体面的奥特太太也罢，矫揉造作的露思·查利斯也罢，争吵不休的劳森和克拉顿也罢，所有这些人，菲利普统统感到厌恶。他写信给劳森，麻烦他把留在巴黎的行李物品全寄来。过了一星期，东西来了。菲利普把帆布包解开，发现自己竟能毫无感触地定睛打量自己的画。他注意到了这一事实，觉得很有趣。他大伯倒急不可待地想看看他的画。想当初，牧师激烈反对菲利普去巴黎，如今木已成舟，他倒无所谓了。牧师对巴黎学生的学习生活很感兴趣，一个劲儿问这问那，想打听这方面的情况。事实上，他因为侄儿成了画家而颇有几分自豪。当有人来作客，牧师总寻方设法想逗菲利普开腔。菲利普拿给他看的那几张画模特儿的习作，牧师看了又看，兴致才浓咧。菲利普把自己画的那幅米格尔·阿胡里亚头像放在牧师面前。

“你干吗要画他呢？”凯里先生问。

“噢，我需要个模特儿练练笔。他的头形使我感兴趣。”

“我说啊，反正你在这儿闲着没事，干吗不给我画个像呢？”

“您坐着让人画像，会感到腻烦的。”

“我想我会喜欢的吧。”

“咱们瞧着办吧。”

菲利普被大伯的虚荣心给逗乐了。显然，他巴不得菲利普能给他画幅像。有得而无所失的机会，可不能白白放跑了。接下来的两三天，他不时有所暗示。他责怪菲利普太懒，老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动手工作。后来，他逢人便说菲利普要给自己画像了。最后，等来了一个下雨天，吃过早饭，凯里先生对菲利普说：

“嗯，今天上午，你就动手给我画像吧，你说呢？”

菲利普搁下手里的书，身子往椅背上一靠。

“我已经放弃画画了，”他说。

“为什么？”他大伯吃惊地问。

“我认为当个二流画家没多大意思，而我看准了自己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你真叫我吃惊。你去巴黎之前，不是斩钉截铁地说自己是个天才来着。”

“那时候我没自知之明，”菲利普说。

“我原以为你选定了哪一行，就会有点骨气一干到底的呢。现在看来你这个人见异思迁，就是没个长性。”

菲利普不免有点恼火，大伯竟然一点儿不明白他这份决心有多了不起，凝聚了多大的勇气。

“滚石不长苔藓，”牧师继续说。菲利普最讨厌这句谚语，因为在他看来，这条谚语毫无意义。早在菲利普离开会计事务所之前，大伯同他争论时就动辄搬出这句谚语来训人。现在，他的监护人显然又想起了那时的情景。

“如今你已不是个孩子，也该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了。最初你执意要当会计师，后来觉得腻了，又想当画家，可现在心血来潮又要变卦。这说明你这个人……”

他迟疑了一下，想考虑这究竟说明了性格上的哪些缺陷，却被菲利普接过话茬，一口气替他把话讲完。

“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缺乏远见、没有决断力。”

牧师倏地抬起头，朝侄儿扫了一眼，看看他是不是在嘲弄自己。菲利普的脸挺一本正经，可他那双眸子却在一闪一闪，惹得牧师大为恼火。菲利普不该这么玩世不恭。牧师觉得应该好好训侄儿一顿才是。

“今后，我不再过问你金钱方面的事儿，你可以自己做主了。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你的钱并不是多得花不完的，再说你还不幸身患残疾，要养活自己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菲利普现在明白了，不论是谁，只要一同他发火，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提一下他的跛足。而他对整个人类的看法正是由下面这一事实所决定的：几乎没人能抵制住诱惑，不去触及人家的痛处。好在菲利普现在老练多了，即使有人当面提到他的残疾，也能照样不露声色。菲利普小时候常为自己动辄脸红而深深苦恼，而现在就连这一点他也能控制自如了。

“你倒说句公道话，当初你执意要去学画，我反对你没有反对错吧。不管怎么说，你这点总得承认啰。”

“这一点我可说不清楚。我想，一个人与其在别人指点下规规矩矩行事，还不如让他自己去闯闯，出点差错，反能获得更多的教益。反正我已放荡过一阵子。现在我不反对找个职业安顿下来。”

“干哪一行呢？”

菲利普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事实上，他连主意也没最后拿定。他脑子里盘算过十来种职业。

“对你来说，最合适的莫过于继承父业，当一名医生。”

“好不奇怪，我也正是这么打算的呢。”

在这么多的职业中，菲利普所以会想到行医这一行，主要是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可以让人享受到更多的个人自由，而他过去蹲办公室的那段生活经历，也使他决心不再干任何与办公室沾边的差事。可他刚才对牧师的回答，几乎是无意识脱口而出的，纯粹是一种随机应变的巧答。他以这种偶然方式下定了决心，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玩。他当场就决定于秋季进他父亲曾念过书的医院。

“这么说来，你在巴黎的那两年就算白丢了？”

“这我可说不上来。这两年我过得很快活，而且还学到了一两件本事。”

“什么本事？”

菲利普沉吟片刻，他接下来所作的回答，听起来倒也不无几分撩拨人的意味。

“我学会了看手，过去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还学会了如何借天空作背景来观察房屋和树木，而不是孤零零地观察房屋和树木。我还懂得了影子并不是黑色的，而是有颜色的。”

“我想你自以为很聪明吧，可我认为你满口轻狂，好蠢。”

第五十三章

凯里先生拿着报纸回书房去了。菲利普换了个座位，坐到他大伯刚才坐的椅子上（这是房间里绝无仅有的一张舒服椅子），望着窗外瓢泼般的大雨。即使在这样阴郁的天气，那一片绵连天际的翠绿田野仍不失其固有的怡然气氛。这幅田园景色里，自有一股令人感到亲切的魅力，菲利普想不起自己以前曾否有过这样的感受。两年的旅法生活，启迪了他的心智，使他察觉到自己家乡的美之所在。

菲利普想起他大伯的话，嘴角不由得漾起一丝浅笑。他的脾性还幸亏是倾向于轻狂的呢！他开始意识到双亲早亡，使他蒙受了多大的损失。这是他人生道路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使他不能袭用一般世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唯有父母的舐犊之情，才算得上是真正无私的感情。置身于陌生人中间，他好歹总算长大成人了，但是别人对待他，往往既无耐心，又不加克制。他颇为自己的自制力感到自豪。他的这股自制力，硬是伙伴们的冷嘲热讽锤炼出来的，到头来，他们反说他玩世不恭、薄情寡义。他在待人接物方面，学会了沉着应付，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做到不露声色，久而久之，现在再也没法使自己的情感见之于言表。人家说他是个冷血动物，可他心里明白自己极易动感情，有谁偶尔帮了他点什么忙，他就感动得什么似的，有时甚至连口也不敢开，生怕让人发觉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他回想起痛苦的学生时代以及那时所忍受的种种屈辱，回想起同学们对他的讪笑如何造成了他唯恐在旁人面前出丑的病态心理。最后，他还想到自己始终感到落落寡合，而踏上社会之后，由于自己想象力活跃，对人生充满憧憬，但现实生活却是那么无情，两者之间的悬殊，导致了幻想和希望的破灭。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客观地剖析自己，而且轻松地付之一笑。

“天哪！要不是我生性轻狂，我真要去上吊呢！”他心情轻松地暗自嘀咕。

菲利普又想到刚才他回答他大伯的话。他在巴黎学到了点什么？实际上，他学到的远比他告诉给大伯听的要多。同克朗肖的一席谈话，令他永生难忘；克朗肖随口说出的任何一句话，虽说是再普通不过，却使菲利普心窍大开。

“我的老弟，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抽象的道德准则’这种玩意儿。”

想当初菲利普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颇有如释重负之感。在此之前，他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关系到不朽灵魂的安宁，决不敢稍有玩忽。在此之后，那种束缚他手脚的责任感被抛开了，他感到无牵无挂，好不自在。但是现在他知道，这只是一种幻觉。他是在宗教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尽管他抛弃了宗教，但是却把作为宗教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观念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所以，他下了决心，今后事事须经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为各种偏见所左右。他把有关德行与罪恶的陈腐观念以及有关善与恶的现存法则，统统从脑子里清除了出去，并抱定宗旨，要给自己另外找出一套生活的准则。他不知道生活中是否非要有准则不可。这也是他要想摸清楚的事物之一。显然，世间许多“道理”他之所以觉得言之成理，无非是因为从小人们就是这么教育他的，如此而已。他读过的书不可谓不多，但是全帮不了他什么忙，因为这些著作无一不是基于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之上的，甚至那些口口声声自称不信基督教义的作者，最后也还是满足于依照基督登山训众的戒律，制定出一整套的道德训条来。一本皇皇巨著，如果说来说去无非是劝人随波逐流，遇事切莫越雷池一步，那么此书似乎也根本不值一读。菲利普要想弄清楚，自己究竟该如何为人处世，他相信能把握住自己，不为周围舆论所左右。不管怎么说，他还得活下去，所以在确立一套处世哲学之前，他先给自己规定了一条临时性的准则。

“尽可随心所欲，只是得适当留神街角处的警察。”

他认为他在旅居巴黎期间最宝贵的收获，就是精神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他终于感到自己绝对自由了。他曾随意浏览过大量哲学著作，而现在可望安享今后几个月的闲暇。他开始博览群书。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涉猎各种学说体系，指望从中找到支配自己行动的指南。他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游子，一面在跋山涉水，一往无前，一面由于身历奇境而感到心荡神移。他读着各种哲学著作，心潮起伏，就像别人研读纯文学作品一样。当他在意境高雅的字里行间，发现了自己早已朦胧感觉到的东西时，他的心就止不住怦怦直跳。他那适合于形象思维的脑袋，一旦涉及抽象观念的领域就不怎么听使唤了。即使他有时无法把握作者的推理，然而随着作者迂回曲折的思路，在玄奥艰深的学海边缘上巧妙穿行，也能领受到一番异趣。有时候，大哲学家们似乎对他已无话可说，有时候，他又从他们的声音中辨认出了一个自己所熟悉的智者。他仿佛是深入中非腹地的探险家，突然闯入了一片开阔的高地，只见高地上奇树参天，其间错落着一片片如茵的草地，他竟以为自己是置身在英国的公园之中。菲利普喜欢托马斯·霍布斯富有生命力且通俗易懂的见解，对斯宾诺莎则充满了敬畏之意。在此以前，他还从未接触过如此高洁、如此矜持严峻的哲人，这使他联想起他所热烈推崇的罗丹雕塑《青铜时代》。还有休谟，这位迷人的哲学家的怀疑主义也轻轻拨动了菲利普的心弦。菲利普十分喜欢他笔下的清澈见底的文体，这种文体似乎能把复杂的思想演绎成具有音乐感和节奏感的简洁语言，所以他在阅读休谟的著作时，就像在欣赏小说那样，嘴角上挂着一丝愉快的微笑。然而，在所有这些书里，菲利普就是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似乎曾在哪一本书里看到过这种说法：一个人究竟是柏拉图主义者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是禁欲主义者还是享乐主义者，都是天生就注定了的。乔奇·亨利·刘易斯的一生经历（除了告诉世人哲学无非是一场空谈之外）正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哲学家的思想，总是同他的为人血肉相连的；只要了解哲学家其人，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猜测到他所阐述的哲学思想。看来，似乎并不因为你是按某种方式思维，所以才按某种方式行事；实际上，你之所以按某种方式思维，倒是因为你是按某种方式造就而成的。真理与此毫不相干。压根儿就没有“真理”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其一套哲学。过去的伟人先哲所煞费苦心炮制的整套整套观念，仅仅对著作者自己有效。

这么说来，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得搞清楚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点清楚了，你的一套哲学体系也就水到渠成了。在菲利普看来，有三件事需要了解清楚：一个人同他借以存身的世界关系如何；一个人同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关系如何；一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如何。菲利普精心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

生活在国外有这样一个好处：你既能具体接触到周围人们的风俗习惯，又能作为旁观者客观地加以观察，从而发现那些被当地人视为须臾不可缺少的风俗习惯，其实并无遵从的必要。你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在你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信仰，在外国人眼里却显得荒唐可笑。菲利普先在德国生活过一年，后又在巴黎呆了很长一段时期，这就为他接受怀疑论学说作好思想准备，所以现在当这种学说摆在他面前时，他一拍即合，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快慰。他看到世间的事物本无善恶之分，无非是为了适应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他读了《物种起源》，许多使他感到困惑的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了。他现在倒像个这样的自然考察者：根据推论，他料定大自然必然会展现某些特点，然后，溯大河而上，果然不出所料，发现此处有一条支流，那儿有人口稠密的沃野，再过去则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每当有了某种重大发现，世人日后总会感到奇怪：为何当初没有立即为人们所接受？为何对那些承认其真实性的人竟然也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物种起源》一书最早的读者，虽然在理性上接受了该书的观点，但是他们行动的基础——情感，却未被触动。从这本巨著问世到菲利普出生，中间隔了整整一代人；书中许多曾使上代人不胜骇然的内容，渐渐为这一代的多数人所接受，所以菲利普现在尽可怀着轻松的心情来阅读这部巨著。菲利普被蔚为壮观的生存竞争深深打动了，这种生存竞争所提出的道德准则，似乎同他原有的思想倾向完全吻合。他暗暗对自己说，是啊，强权即公理嘛。在这种斗争中，社会自成一方——社会是个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生长及自我保存的规律——而个人则为另一方。凡是对社会有利的行为，皆被誉为善举；凡是于社会有害的行为，则被唤作恶行。所谓善与恶，无非就是这个意思。而所谓“罪孽”，实在是自由人应加以摆脱的一种偏见……

菲利普觉得，如果就个人来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那么良心也就随之失去了约束的力量。他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一把抓住这个吃里爬外的恶棍，把他从自己的胸膛里狠狠摔了出去。然而，他并没有比以往更接近人生的真谛。为什么要有这个大千世界存在？人类的产生又是为何来着？这些问题仍像以前那样无从解释。当然啰，原因肯定是有的。他想到克朗肖所打的那个“波斯地毯”比方。克朗肖打那个比方算是对生活之谜的解答。记得他还故弄玄虚地加了一句：答案得由你自己找出来，否则就不成其为答案。

“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菲利普笑了。

就这样，在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急于实施新的处世哲学的菲利普，带着一千六百镑的财产，拖着那条瘸腿，第二次前往伦敦。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三个开端。

第五十四章

菲利普在跟会计师当学徒之前曾通过一次考试，凭这层资格他可以进任何一所医科学校学习。他选了圣路加医学院，因为他父亲就是在那儿学的医。夏季学期结束之前，他抽出一天工夫跑了趟伦敦，去找学校的干事。他从干事那儿拿到一张寄宿房间一览表，接着在一幢光线暗淡的房子里找了个安顿之所。住在这儿有个好处，去医院不消两分钟。

“你得准备好一份解剖材料，”干事对菲利普说。“最好先从解剖人腿着手，一般学生都是这么做的，似乎认为人腿比较容易解剖。”

菲利普发现自己要上的第一堂课便是解剖学，于十一点开始。大约十点半光景，他一瘸一拐地穿过马路，往医学院走去，心里有点紧张。一进校门，就看见张贴在布告栏里的几份通告，有课程表、足球赛预告等等。菲利普安闲地望着这些布告，竭力摆出一副轻松自在的神态。一些年轻小伙子三三两两地走进校门，一面在信架上翻找信件，一面叽叽呱呱闲聊，随后沿着楼梯朝地下室走去，那儿是学生阅览室。菲利普看见有几个学生在四下闲逛，怯生生地东张西望，想来这些人也和自己一样，是第一回来这儿的。待他看完了一张张布告，发现自己来到一扇玻璃门前，屋里面好像是个陈列馆。反正离上课还有二十分钟，菲利普便信步走了进去。里面陈列着各种病理标本。不一会儿，一个约莫十八岁的小伙子朝他走过来。

“嘿，你是一年级的吧？”他说。

“不错，”菲利普回答道。

“你知道讲堂在哪儿？快十一点啦。”

“咱们这就去找找看。”

他们从陈列馆出来，进了一条又暗又长的过道。过道两边的墙壁上漆着深浅两种红色。他看到另外一些年轻人也在往前走，这说明讲堂就在前面。他们来到一扇写有“解剖学讲堂”字样的房门前，菲利普发现里面已坐了好多人。这是间阶梯教室。就在菲利普进门的时候，有位工友走进来，端了杯茶水放在教室前边的讲台上，随后又拿来一个骨盆和左右两块股骨。又有一些学生进来，在座位上坐定。到十一点的时候，讲堂里已差不多座无虚席。大约共有六十多名学生，多半比菲利普年轻得多，是些嘴上无毛的十八岁小伙子，也有几个年纪比他大的。他注意到一个大高个儿，长着一脸的红胡子，模样在三十岁左右；还有一个头发乌黑的小个子，年纪比前者大概小一两岁；再一个是戴眼镜的男子，胡子已有点灰白。

讲师卡梅伦先生走了进来。他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头发已染上一层霜。他开始点名，一长串的名字从头叫到底，然后来了一段开场白。他的嗓音悦耳动听，说话时字斟句酌，似乎颇为自己这席言简意赅的谈话暗暗得意。他提到一两本书，建议学生买来备在身边，还劝他们每人备置一具骨架。他谈起解剖学时口气热烈：这是学习外科的必修课目；懂得点解剖学，也有助于提高艺术鉴赏力。菲利普聚精会神地听着。后来他听人说，卡梅伦先生也给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上课。他曾侨居日本多年，在东京大学任过教，卡梅伦先生自以为对天地间的美物胜景独具慧眼。

“今后你们有许多沉闷乏味的东西要学，”他在结束自己的开场白时这么说，脸上挂着宽容的微笑，“而这些东西，只要你们一通过结业考试，就会立刻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就解剖学而言，即使学了再丢掉，也总比从没学过要好。”

卡梅伦先生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骨盆，开始讲课了。他讲得条理清晰，娓娓动听。

那个在病理标本陈列馆同菲利普搭讪过的小伙子，听课时就坐在菲利普身边，下课以后，他提议一齐去解剖室。菲利普同他又沿过道走去，一位工友告诉他们解剖室在哪儿。一进解剖室，菲利普立即明白过来，刚才在过道里闻到的那股冲鼻子的涩味儿是怎么回事了。他点燃了烟斗，那工友呵呵一笑。

“这股味儿你很快会习惯的。我嘛，已是久而不闻其‘臭’啦。”

他问了菲利普的姓名，朝布告板上的名单望了望。

“你分到了一条腿——四号。”

菲利普看到他和另一个人的名字同写在一个括号里。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眼下人体不够用，只好两人合一份肢体。”

解剖室很宽敞，房间里漆的颜色同走廊一样，上半部是鲜艳的橙红色，下半部的护墙板则呈深暗的赤褐色。沿房间的纵向两侧置放着一块块铁板，都和墙壁交成直角，铁板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铁板像盛肉的盆子那样开有槽口，里面各放一具尸体。大部分是男尸。尸体由于长期浸在防腐剂里，颜色都发黑了，皮肤看上去差不多像皮革一样。尸体形销骨立，皱缩得不成样子。工友把菲利普领到一块铁板跟前。那儿站着一个青年人。

“你是凯里吧？”他问道。

“是的。”

“哦，那咱俩就合用这条大腿啰。算咱走运，是个男的，呃？”

“此话怎讲？”菲利普问。

“一般学生都比较喜欢解剖男尸，”那工友说，“女的往往有厚厚一层脂肪。”

菲利普打量着面前的尸体。四肢瘦得脱却了原形，肋骨全都鼓突了出来，外面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死者在四十五岁左右，下巴上留有一撮淡淡的灰胡子，脑壳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不多几根失去了光泽的头发；双目闭合，下巴颏塌陷。菲利普怎么也想象不出，躺在这儿的曾是个活人，说实在的，这一排尸体就这么横陈在那儿，气氛真有点阴森可怖。

“我想我大概在下午两时动手，”那个将与菲利普合伙解剖的小伙子说。

“好吧，到时候我会来这儿的。”

前一天，菲利普买了那盒必不可少的解剖器械，这会儿他分配到了一只更衣柜。他朝那个和他一块进解剖室来的小伙子望了一眼，只见他脸色煞白。

“这滋味不好受吧？”菲利普问他。

“我还是第一回见到死人。”

他们俩沿着走廊一直走到校门口。菲利普想起了范妮·普赖斯。那个悬梁自尽的女子，是他头一回见到的死人。他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惨状给了他什么样的奇怪感受。活人与死者之间，存在着无法测量的距离，两者似乎并非属于同一物种。想想也真奇怪，就在不久以前，这些人还在说话，活动，吃饭，嬉笑呢。死者身上似乎有着某种令人恐怖的东西，难怪有人要想，他们说不定真有一股蛊惑作祟的邪劲儿呢。

“去吃点东西好吗？”这位新朋友对菲利普说。

他们来到地下室。那儿有个布置成餐厅的房间，就是光线暗了点。供应倒是一应俱全，学生同样能吃到外面点心店所供应的各种食品。在吃东西的时候（菲利普要了一客白脱麦饼和一杯巧克力），他知道这位伙伴叫邓斯福德。小伙子气色很好，一双蓝眼睛，一头深色的鬈发乌黑发亮，大手大脚，长得很结实；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举一动挺斯文。他是克里夫顿人，初来伦敦。

“你是不是读联合课程？”他问菲利普。

“是的，我想尽早取得医生资格。”

“我也读联合课程，不过日后我想成为皇家外科协会会员。我打算主攻外科。”

大多数学生学的都是内外科协会联合委员会规定的课程。不过，一些雄心勃勃或者勤奋好学的学生，还要继续攻读一段时期，直到获得伦敦大学的学位。就在菲利普进圣路加医学院前不久，学校章程已有所变化；一八九二年秋季前实行的四年制现已改为五年制。关于自己的学习打算，邓斯福德早已胸有成竹，他告诉菲利普学校课程的一般安排：“第一轮联合课程”考试包括生物学、解剖学和化学三门学科，不过可以分科分期参加考试，大多数学生是在入学三个月后参加生物学考试。这是一门新近刚增加的必修课程，不过只要略懂得点皮毛就行了。

菲利普回解剖室的时候已迟到了几分钟，因为他忘了事先买好解剖用的护袖。他看到好些人在埋头工作。他的合伙人准时动手干了，这会儿正忙着解剖皮肤神经。另外有两个人在解剖另一条腿。还有些人在解剖上肢。

“我已经动手了，你不会介意吧？”

“哪儿的话，继续干你的吧，”菲利普说。

菲利普拿起解剖用书，书已翻到了画有人腿解剖图的地方，他仔细看着需要搞清楚的有关部分。

“看来你对这玩意儿还真有一手呢。”菲利普说。

“噢，其实嘛，我在读预科时就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

解剖台上话声不断，有谈工作的，有预测足球联赛的前景的，也有议论解剖示范和各种讲座的。菲利普感到自己比在座所有的人都要年长好多岁。他们都是些毛孩子。但是年纪大小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更重要的倒在于你肚子里的学问。纽森，那个跟他在一块儿做解剖实验的机灵的小伙子，对这门课很精通。也许他并不觉得卖弄一下学问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详详细细地向菲利普解释他是怎么干的。菲利普尽管满腹经纶，也不得不在一旁洗耳恭听。随后，菲利普拿起解剖刀和镊子，动手解剖，纽森在一旁看着。

“碰上这么个瘦猴，多带劲，”纽森一面揩手一面说。“这家伙可能有一个月没捞到一点儿吃的。”

“不知道他是得什么病死的，”菲利普咕哝道。

“噢，这我可不知道。凡是老家伙吗，十有八九是饿死的。……嘿，当心点，别把那根动脉割断了。”

“‘别把那根动脉割断了’，说得多轻巧，”坐在对面解剖另一条腿的学生发表议论了，“可这个老蠢货的动脉长错地方啦。”

“动脉总是长错地方的，”纽森说，“所谓‘标准’就是指永远找不到的东西，否则干吗要称作‘标准’呢。”

“别说这些个俏皮话了，”菲利普说，“要不然，我可要割破手了。”

“如果割破手，”见多识广的纽森接口说，“得赶紧用消毒剂冲洗。这一点你千万马虎不得。去年有个家伙只是稍微给刺了一下，他也没把这当一回事，结果染上了败血症。”

“后来好了吗？”

“哪里！没到一星期就报销了。我特地上太平间看过他一眼。”

到吃茶点的时候，菲利普已累得腰酸背疼，由于午饭吃得很少，他早就盼着吃茶点了。他手上有股气味，正是他上午在走廊里第一次闻到的那种怪味。他觉得他手里的松饼同样有这股味儿。

“哦，你很快就会闻惯的，”纽森说，“日后你要是在周围闻不到那股讨人喜欢的解剖室臭味，你还会感到挺寂寞的呢。”

“我可不想被这怪味倒了胃口，”菲利普说。他一块松饼刚下肚，赶紧又追加了一块蛋糕。

第五十五章

菲利普对医科学生生活的看法，也就像他对一般公众的看法一样，其源盖出于查尔斯·狄更斯在十九世纪中期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画面。没有多久他就发现，狄更斯笔下的那个鲍勃·沙耶，就算实有其人的话，也同眼下的医科学生无半点相似之处。

就投身医界的人员来说，真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自然也不乏懒散成性的冒失鬼。他们以为学医最省劲儿，可以在学校里吊儿郎当地混上几年，然而到头来，或是囊空钱尽，或是盛怒难消的父母不愿再供养他们，没奈何只得夹着尾巴悄悄离开医学院。也有一些人觉得考试实在难以应付，接二连三的考场失利，使他们心中的余勇丧失殆尽。他们一跨进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联合课程委员会的大楼，就吓得魂不附体，先前背得滚瓜烂熟的书本内容，顷刻之间全忘光了。年复一年，他们始终是年轻后生们的打趣对象。最后，他们中间有些人总算勉勉强强地通过了药剂师考堂的考试；有些人则什么资格也没混到手，只好充当个医生助手，寄人篱下，苟且度日，一举一动都得看雇主的眼色。他们的命运就是贫困加酗酒。天知道他们到头来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就大多数而言，医科学生都是些好学不倦的小伙子。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给他们的月规钱，足可使他们维持原已习惯了的体面的生活方式。有许多学生，父辈就是行医的，他们已经俨然是一副行家里手的派头。他们的事业蓝图也早规划好了：资格一旦混到手，便申请个医院的职位（也说不定先当一名随船医生，去远东跑一趟），然后就回家乡同父亲合伙挂牌行医，安度其一生。至于那少数几个被标榜为“出类拔萃”的高才生，他们每年理所当然地领取各种奖品和奖学金，到时候受聘于院方，担任这样那样的职务，成为医院里的头面人物，最后在哈里街开设一家私人诊所，成为某个科目的专家。他们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享尽人世之荣华。

各行各业之中，唯有行医这一行没有年龄限制，谁都可以来试试身手，到时候说不定也能靠它混口饭吃。就拿菲利普那个年级来说吧，有三四个人青春韶华已逝。有一个人当过海军，据说是因酗酒而被开除了军籍，他今年三十岁，红扑扑的脸，举止唐突，说话时粗声大气的。另一位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他上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的当，把家产赔光了；他腰弯背驼，仿佛生活的重担已把他给压垮了；他整天不声不响地埋头苦读，显然知道自己到了这把年纪，要死背硬记点东西很吃力，况且脑筋也不灵活了。看着他这么死用功，真叫人觉得可怜。

菲利普住在那套小房间里自在得很。他把书籍排得整整齐齐，再把自己手头的一些画和速写都挂在墙上。他的楼上，即有客厅的那一层，住着个名叫格里菲思的五年级学生。菲利普很少同他照面，一来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医院病房里，二来是因为他上过牛津大学。凡是过去在大学里混过的学生，经常聚在一块儿。他们采用了年轻人所惯于采用的那一套办法，故意冷落那些时运欠佳者，让他们自知低人一等；他们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超然姿态，其余的学生都觉得受不了。格里菲思高高的个儿，长着一头浓密的红色鬈发，蓝眼睛，白皮肤，嘴唇则是鲜红欲滴。他是属于那种谁见了都喜欢的幸运儿，整天兴高采烈，嘻嘻哈哈。钢琴他能胡乱摆弄几下，还可以兴致勃勃地拉开嗓门唱几首滑稽歌曲。差不多每天晚上，当菲利普呆在屋里独自看书的时候，都能听到格里菲思那伙朋友们在楼上嚷呀，笑呀，闹个不停。菲利普回想起自己在巴黎度过的那些令人愉快的夜晚：他同劳森、弗拉纳根和克拉顿坐在画室里，一道谈论艺术与道德，讲述眼下所遇到的风流韵事，展望将来如何扬名天下。菲利普心里好不懊丧。他觉得凭一时之勇作出某种壮烈的姿态，那是很容易的，难倒难在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后果。最糟糕的是，他对目前所学的东西似乎已感到腻烦。解剖示范教师的提问使他头痛；听课时思想老开小差。解剖学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科，尽叫人死记硬背那些数不清的条条框框，解剖实验也使他觉着讨厌。吃辛吃苦地解剖那些个神经和动脉又有何用，从书本上的图表或是病理学陈列馆的标本了解神经和动脉的位置，岂不省事得多。

菲利普偶尔也交几个朋友，但都是些泛泛之交，因为他觉得在同伴面前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好说。有时他对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也尽量表示感兴趣，可又觉得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曲意迁就。菲利普也不是那种人，一讲起使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来，就根本不管听者是否感到厌烦。有个同学听说菲利普曾在巴黎学过绘画，自以为他俩情趣相投，便想同菲利普探讨艺术。但是，菲利普容忍不了别人的不同观点。没谈上几句他就发现对方所说的不过是些老生常谈，便嗯嗯噢噢地懒得多开口了。菲利普想讨大家的喜欢，可又不肯主动接近别人。他由于怕受到冷遇而不敢向人献殷勤。就他的气质来说，他还是相当腼腆怕羞的，但又不愿让人家看出来，所以就靠冷若冰霜的沉默来加以掩饰。他在皇家公学的那一段经历似乎现在又要重演了，幸好这儿的医科学生生活挺自由，他尽可以独来独往，少同别人接触。

菲利普渐渐地同邓斯福德热乎起来，这倒并非出于菲利普的主动努力。邓斯福德就是他在开学时认识的那个气色好、身子壮实的小伙子。邓斯福德之所以爱同菲利普接近，只因为菲利普是他在圣路加医学院里结识的第一个朋友。邓斯福德在伦敦无亲无友，每到星期六晚上总要同菲利普一块上杂耍剧场，坐在正厅后座看杂耍，再不就是去戏院，站在顶层楼座上看戏。邓斯福德生性愚笨，但脾气温和，从来也不发火。他总讲些大可不必多说的事情，即便菲利普有时笑话他几句，他也只是微微一笑——而且笑得真甜。别看菲利普爱拿他打哈哈，可心里还是挺喜欢他的。他觉得邓斯福德直率得有趣，而且也喜欢他随和的脾性：邓斯福德身上的迷人之处，恰恰是菲利普痛感缺少的。

他们常常去国会街上的一家点心店用茶点，因为邓斯福德倾心于店里的一个年轻女招待。菲利普看不出那女人有什么诱人之处——瘦长的个子，狭窄的臀部，胸部平坦坦的像个男孩。

“要在巴黎，谁也不会瞧她一眼，”菲利普鄙夷地说。

“她那张脸蛋挺帅！”邓斯福德说。

“脸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五官生得小巧端正，蓝蓝的眼睛，低而宽阔的前额（莱顿勋爵、阿尔马·泰德默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画家，都硬要世人相信这种低而宽阔的前额乃是一种典型的希腊美），头发看上去长得很密，经过精心梳理，有意让一缕缕青丝耷拉在前额上。这就是所谓的“亚历山大刘海”。她患有严重的贫血症，薄薄的嘴唇显得很苍白，细嫩的皮肤微微发青，就连脸颊上也不见一丝儿血色，一口洁白的细牙倒挺漂亮。不论干什么，她都小心翼翼的，唯恐糟蹋了那双又瘦又白的纤手。伺候客人时，总挂着一脸不耐烦的神色。

邓斯福德在女人面前显得很腼腆，直到现在他还未能同她搭讪上。他央求菲利普帮他牵线搭桥。

“你只要替我引个头，”他说，“以后我自个儿就能对付了。”

为了不让邓斯福德扫兴，菲利普就主动同她拉话，可她嗯嗯噢噢地硬是不接话茬。她已经暗暗打量过，他们不过是些毛孩子，估计还在念书。她对他们不感兴趣。邓斯福德注意到，有个长着淡茶色头发、蓄一撮浓密小胡子的男人，看上去像是德国人，颇得她的青睐。他每次进店来，她总是殷勤相待；而菲利普他们想要点什么，非得招呼个两三次她才勉强答应。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顾客，她冷若冰霜，傲慢无礼；要是她在同朋友讲话，有急事的顾客不论唤她多少遍，她也不予理睬。至于对那些来店里用点心的女客，她更有一套独到的应付本事：态度傲慢，却不失分寸，既惹她们恼火，又不让她们抓到什么好向经理告状的把柄。有一天，邓斯福德告诉菲利普，她的名字叫米尔德丽德。他听到店里另外一个女招待这么称呼她来着。

“多难听的名字，”菲利普说。

“有啥难听？”邓斯福德反问道，“我倒挺喜欢呐。”

“这名字好别扭。”

碰巧那天德国客人没来。她送茶点来的时候，菲利普朝她笑笑，说：

“你那位朋友今天没来呢。”

“我可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她冷冷地说。

“我是指那个留胡子的老爷。他扔下你找别人去了？”

“奉劝某些人还是少管闲事的好，”她反唇相讥。

米尔德丽德丢下他们走了。有一阵子，店堂里没有别的顾客要伺候，她就坐下来，翻看一份顾客忘了带走的晚报。

“瞧你有多傻，把她给惹火了。”

“谁叫她摆什么臭架子，我才不吃这一套呢。”

菲利普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着实有点气恼。他原想取悦于一个女人，谁知弄巧成拙，反倒把她惹火了，好不叫人懊恼。他索取账单时，又壮着胆子同她搭腔，想借此打开局面。

“咱们就此翻脸，连话也不讲了吗？”菲利普微笑着。

“我在这儿的差使，是上茶送点心，伺候顾客。我对他们没什么要说的，也不想听他们对我说些什么。”

她把一张标明应付款数的纸条往餐桌上一放，就朝刚才她坐的那张餐桌走回去。菲利普气得满脸通红。

“她是存心给你点颜色看呢，凯里，”他们来到店外面，邓斯福德这么说道。

“一个没教养的臭婊子，”菲利普说，“我以后再也不上那儿去了。”

邓斯福德对菲利普言听计从，乖乖地跟他到其他地方去吃茶点了。过了不久，邓斯福德又找到了另一个追逐的对象。可菲利普受到那女招待的冷遇之后，始终耿耿于怀。假如她当初待他彬彬有礼，那他根本不会把这样的女人放在心上的。然而，她显然很讨厌他，这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菲利普忿忿不平，觉得非要报复她一下不可。他因自己存这样的小心眼而生自己的气。他一连熬过三四天，赌气不再上那家点心店，可结果也没把那个报复念头压下去。最后他对自己说，算了吧，还是去见她一面最省事，因为再见上她一面，他肯定不会再想她了。一天下午，菲利普推说要去赴约，丢下了邓斯福德，直奔那家他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去光顾的点心店，心里倒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菲利普一进店门，就看到那个女招待，于是在一张属于她照管的餐桌边坐下。他巴望她会开口问自己为什么有一个星期不上这儿来了，谁知她走过来之后就等他点茶点，什么话也没说。刚才他还明明听到她这么招呼别的顾客来着：

“您还是第一次光顾小店呢！”

从她的神情上，一点也看不出他俩以前曾打过交道。为了试探一下她是否真的把自己给忘了，菲利普等她来上茶点的时候问了一句：

“今儿晚上见到我的朋友了吗？”

“没。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来这儿了。”

菲利普本想利用这作为话茬，和她好好交谈几句，不知怎的心里一慌，什么词儿也没了。对方也不给他一个机会，扭身就走。菲利普一直等到索取账单时，才又抓着谈话的机会。

“天气够糟的，是吗？”他说。

说来也真气死人，他斟酌了好半天，临到头竟挤出这么一句话来。他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个女招待面前，自己怎么会感到如此困窘。

“我从早到晚都得呆在这儿，天气好坏同我有什么关系。”

她口气里含带的那股傲劲，特别叫菲利普受不了。他真恨不得冲着她挖苦一句，可话到了嘴边，还是强咽了回去。

“我还真巴不得这女人说出句把不成体统的话来呢！”菲利普气冲冲地对自己说，“这样我就可以到老板那儿告她一状，把她的饭碗砸掉。那时就活该她倒霉啰。”

第五十六章

菲利普怎么也没法把她忘了。对自己的愚蠢行为，他觉得又气又好笑：堂堂男子汉竟为了那么几句话而同个患贫血症的女招待斤斤计较起来，说来岂不荒唐，可他就是想不开，像是蒙受了什么奇耻大辱似的。其实就算它是件丢人的事吧，也只有邓斯福德一个人知道，而且他肯定早给忘了。可菲利普觉得，自己一天不洗刷掉这层耻辱，心里就一天得不到安宁。他左思右想，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最后他打定主意，以后每天都要上那点心店去。他显然已给她落了个坏印象。不过，要消除这种印象，自己这点本事还是有的吧。今后在她面前，自己的出言谈吐得多留点神，要做到即使让最敏感的人听了也不会觉得受了冒犯。后来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毫无效果。他进店时，总要道一声“晚上好”，她也依样回他一句。有一回他故意没向她打招呼，想看看她是否会主动向自己问好，结果她什么也没说。菲利普肚子里暗暗嘀咕了一声，而他嘀咕的那个词，尽管对某些女性往往很适用，但是在上流社会里却难得用来谈论她们。他脸上装着没事儿似地要了份茶点。他咬紧牙关，一语不发，临走时，连平日那声“晚安”也没说。他决心再也不上那儿去了。可到了第二天吃茶点的时候，他只觉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尽量去想别的事情，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最后，他心一横，说：

“想去就去呗，何苦定要同自己作对呢！”

就这样，菲利普已经折腾了好一阵子，等他最后走进那家点心店，已快七点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菲利普就座时，那姑娘招呼说。

菲利普的心怦地一跳，觉得自己脸也红了。

“有事给耽搁了，没法早来。”

“怕是在外面同人胡闹吧？”

“还不至于那么淘气。”

“你大概还在学校里念书，是吗？”

“不错。”

她的好奇心似乎得到了满足，径自走开了。这会儿时间已经不早，她照管的那几张餐桌上已没其他顾客，她专心致志地看起小说来，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流行那种廉价版的单行本小说。自有一批没出息的雇佣文人，专门为一些识字不多的市民定期炮制些廉价小说，供他们消闲遣闷。菲利普心里喜滋滋的。她毕竟主动同他打招呼了，他感到风水在转了，等真的轮到自己逞威风的时候，他可要把自己对她的看法当面说个明白。要是能把自己一肚子的轻蔑之情统统发泄出来，那才真叫一吐为快呢。他定睛打量她。不错，她的侧影很美。说来也奇怪，属于她那个阶层的英国姑娘，常具有完美无缺的、令人惊叹的轮廓线条，然而她那侧影，却给人一种冷感，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微微发青的细洁皮肤，给人一种病态的印象。所有的女招待，都是一式打扮：白围裙，黑色平布服，再加上一副护腕和一顶小帽。菲利普从口袋里掏出半页白纸，趁她坐在那儿一面伏案看书，一面努动嘴唇喃喃念诵的当儿，给她画了幅速写。菲利普离开时，随手把画留在餐桌上。想不到这一招还真起作用。第二天，他一进店门，她就冲着他嫣然一笑。

“真没想到你还会画画呢，”她说。

“我在巴黎学过两年美术。”

“昨晚你留下来的那张画，我拿去给女经理看了，她竟看得出了神。那画的是我吧。”

“没错，”菲利普说。

当她去端茶点时，另外一个女招待朝他走过来。

“您给罗杰斯小姐画的那张画我看到了，画得真像，”她说。

菲利普还是第一次听说她姓罗杰斯，当他索取账单时，就用这个姓招呼她。

“看来你知道我名字了，”她走到跟前时这么说。

“你朋友同我讲起那幅画的时候，提到了你的芳名。”

“她也想要你替她画一幅呢。你可别替她画。一开了个头，事情就没个完了，她们会排着队来叫你画的。”稍顿之后，她突然把话题一转，问道：“过去常和你一块来的那个小伙子，现在上哪儿去了？已离开这儿了？”

“没想到你还惦记着他，”菲利普说。

“小伙子长得挺帅。”

菲利普心里顿生一股奇异的感觉。他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邓斯福德长着一头讨人喜欢的鬈发，脸上气色很好，笑起来也很甜。菲利普想起邓斯福德的这些长处，心里很有点酸溜溜的滋味。

“哎，他忙着谈情说爱呢，”菲利普呵呵一笑。

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一路上一字一句地回味着刚才的那一席话。现在她已对他相当友好。以后有机会，他打算为她画幅精致些的素描，相信她一定会喜欢的。她那张脸蛋叫人感兴趣，侧面轮廓很可爱，即使那因贫血而微微发青的皮肤，也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这颜色像什么呢，菲利普胡思乱想着。一上来他想到了豌豆汤，但立刻气呼呼地把这个念头赶跑了，继而又想到黄玫瑰花蕾的花瓣，是那种含苞未放就被人摘下的玫瑰花朵。此刻，菲利普对她已全无反感。

“这妞儿毕竟不赖呢，”他低声自语。

就因为她曾当面冲了自己几句而生她一肚子的气？好傻呀。她又没存心要冒犯谁。说起来还应怪他自己不好，初次见面时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何止仅此一次？对这种情况自己现在也该习以为常才是。他对自己那幅画的成功颇洋洋自得。她现在既然知道他还有这么一手，自然要对他刮目相看了。次日，菲利普一整天坐立不安。他想去点心店用午餐，但知道那时候店里顾客一定很多，米尔德丽德不会有工夫来陪他闲谈的。菲利普现在已没有同邓斯福德共进茶点的习惯，到四点半整（他已看了十二次手表），菲利普走进那家点心店。

米尔德丽德背对着菲利普，这时正一边坐下来，一边同那个德国佬交谈。前一阵子，菲利普几乎天天见到那个德国佬，可最近这两个星期，他一直没在店里露面。不知德国佬说了些什么，把个米尔德丽德逗得格格直笑。她笑得好俗气，菲利普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菲利普唤了她一声，她没理会。他又叫了她一声，这下子菲利普可不耐烦了，他生气地用手杖啪嗒啪嗒敲打桌面。米尔德丽德绷着脸走了过来。

“你好！”菲利普说。

“你好像有什么天大的急事似的。”

她双目看着菲利普，那一脸的傲慢之色倒是菲利普非常熟悉的呢。

“我说你怎么啦？”他问道。

“你想要点什么，我可以给你端来，可要我一晚上光站着说话，我可受不了。”

“请来客茶和烤面包，”菲利普简短地应了一句。

菲利普对她十分恼火。他身边带着一份《星》报，等她来上茶点的时候，就故意装作埋头看报的样子。

“假如您愿意现在就把账单开给我，您就不必劳神再跑一趟了，”菲利普冷冷地说。

米尔德丽德随手开了账单，往餐桌上一放，扭头又往德国佬那边走去。不一会，她就同他谈笑风生地扯开了。这个德国人中等身材，长着典型的日耳曼民族的圆脑袋，一张灰黄色的脸，一撮浓而密的小胡子，身上穿着一件燕尾服和一条灰裤子，胸前拖着一根粗粗的金表链。菲利普心想，店里其他的女招待，这会儿大概正溜转着眼睛，轮流瞅着自己和那边餐桌上的一对，同时还相互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他甚至觉得她们准在笑他，想到这儿，他全身血液沸腾。现在他打心眼里恨死了米尔德丽德。他知道自己最好的对策，就是以后再别光顾这家点心店，想想自己竟被她搞得如此狼狈，这口恶气怎能咽得下去！于是，他想出一个主意，要让她明白他菲利普压根儿就瞧她不起。第二天，菲利普换了张餐桌坐下，向另一个女招待要了茶点。米尔德丽德的朋友这会儿也在店里，米尔德丽德只顾同他拉扯，没去注意菲利普。于是，菲利普有意趁她非得从他面前穿过的当儿，起身朝店门外走去。他俩交臂而过时，菲利普漠然地朝她看了一眼，就像不认识她似的。这办法他一连试了三四天，哪天都在盼望她会凑准个机会找他说话。他想，她可能会问他最近为什么一直没光顾她照管的餐桌。菲利普甚至还想好了答话，话里充溢着对她的厌恶之情。他明知自己是在自寻烦恼，可笑得很，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又一次败下阵来。后来，那个德国佬突然不见了，但是菲利普照旧坐在别的餐桌上。米尔德丽德仍对他不加理会。菲利普恍然醒悟了，任凭自己爱怎么干，她才不在乎呢。像这样硬顶下去，哪怕顶到世界末日，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

“我可是一不干，二不休呢！”菲利普喃喃自语道。

次日，他又坐回到原来的餐桌上，等米尔德丽德走近时，向她道了声“晚安”，仿佛这一星期来他并没有冷落过她。菲利普脸面上很平静，心儿却止不住狂跳。那时候，喜歌剧刚刚时兴起来，颇受公众欢迎。菲利普料定米尔德丽德很乐意去看一场的。

“我说，”他突然开口说，“不知您是否肯赏个脸，哪天陪我吃顿晚饭，然后再去看场《纽约美女》。我可以搞到两张正厅头等座的戏票。”

他那最后一句是有意加上去的，为的是诱她上钩。他知道女招待上戏院，一般都坐在正厅后座，即使有男朋友陪着，也很少有机会坐到比楼厅更贵的座位上去。米尔德丽德那张脸上，不见有一丝半点的表情。

“好吧，我没意见，”她说。

“你哪天有空？”

“星期四我下班早。”

他们商量怎么碰头。米尔德丽德同她姨妈一块儿住在赫尼希尔。戏八点钟开场，所以他们得在七点用晚餐。她建议菲利普在维多利亚车站的二等候车室里等她。她脸上没一点儿高兴的表示，明明是她接受别人的邀请，看上去倒像她在帮别人忙似的。菲利普心里隐隐感到不悦。

第五十七章

菲利普来到了维多利亚车站，比米尔德丽德指定的时间差不多提早了半个小时。他坐在二等候车室里左等右盼，迟迟不见她来。他有点憋不住了，便起身步入车站，望着打郊区来的一列列火车。她定下的时间已经过了，还是不见她的人影。菲利普着急了，跑进另外几间候车室，四下张望。突然，他的心扑通地跳了一下。

“你在这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早知道要等那么多时间，我才不高兴来呢。我正在想还是回家算了。”

“可你说好是在二等候车室里等的啊。”

“我根本没那么说。我既然可以坐在一等候车室里，干吗要坐到二等候车室去等，你说呢？”

菲利普确信自己没听错，但他不再为自己辩解。他俩上了一辆出租马车。

“我们上哪儿吃饭？”她问。

“我想去阿德尔夫饭店。你看可合适？”

“随便上哪儿吃饭，我全不在乎。”

米尔德丽德没好气地说。刚才她空等了好半天，憋了一肚子火，这会儿菲利普想同她拉话，她嗯嗯噢噢地爱理不理。她身上披了件深色粗料的长斗篷，头上裹条钩针编织的围巾。他们来到餐馆，在一张餐桌旁就了座。她满意地环顾四周。餐桌上的烛灯，一律罩着红色的灯罩，餐室里镶金嵌银，满目琳琅，再加上一面面大玻璃镜，显得金碧辉煌，气派豪华。

“我还是头一回来这儿。”

米尔德丽德朝菲利普粲然一笑。她脱下斗篷，只见她穿着一袭淡蓝色方领外衣，头发比往常梳得更加考究。他点的是香槟酒，酒菜端上餐桌时，米尔德丽德的眼睛熠熠放光。

“你会喝醉的，”她说。

“就因为我要的是香槟吗？”他用满不在乎的口吻问，那言下之意似乎是，他向来是非此酒而不喝的。

“那天你邀我上戏院，我着实吃了一惊。”

双方谈得不怎么投机，米尔德丽德似乎没什么要说的，而菲利普因为自己没本事把她逗乐而感到惴惴不安。米尔德丽德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说话，一双眼睛却忙着左顾右盼，打量其他顾客，她显然无意于装出对菲利普感兴趣的样子。菲利普偶尔同她开一两个玩笑，她却当真了，朝他虎起了脸。只有在菲利普谈起餐馆里其他女招待的时候，她才稍微显得活跃些。米尔德丽德非常讨厌店里的那个女经理，她在菲利普面前一五一十地数说着女经理的种种不端行为。

“我怎么也跟她合不来，特别是她那副臭架子，真叫人受不了。有时候，我真想当着她的面把事情抖出来，她别以为我不知道她的底细。”

“什么事呀？”菲利普问。

“嗯，有一回我偶然听人说起，她常跟一个男人到伊斯特本去度周末。我们店里的一个姑娘，她姐姐已经成家，有回她同丈夫一块儿去伊斯特本，碰巧撞见了我们店的女经理。女经理和她同住在一家旅店里。别看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至少我知道她根本没结过婚。”

菲利普给她的杯子斟得满满的，希望她喝了香槟酒会变得热乎些，心中巴望这次出游能就此打开局面。他注意到她拿餐刀的样子，就像握笔杆似的，而她举杯呷酒时，那根兰花似的小拇指怡然翘起。菲利普一连换了好几个话题，就是没法从米尔德丽德嘴里多掏出几句话来，再想想她在店里同那德国佬一起谈天说地，嘻嘻哈哈的快活劲儿，真叫人又气又恼。吃完晚饭，他们一块儿上戏院。菲利普是个颇有点修养的年轻人，根本不把喜歌剧放在眼里。他觉得戏里的噱头轻浮庸俗，不登大雅之堂，而音乐的曲调又太浅露，不堪回味。在这方面，法国的喜歌剧似乎要高明得多。然而米尔德丽德却看得津津有味，每看到发噱之处，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而且不时瞟上菲利普一眼，分明是想同他交换一下领会个中妙处的眼色，同时还一面欣喜若狂地拍着手。

“我已是第七次上这儿来了，”第一幕结束后，她说，“就是再来这么七回，我也不嫌多。”

米尔德丽德对周围头等座里的妇人很感兴趣。她点给菲利普看，哪些是脸上涂了脂粉的，哪些是头上戴了假发的。

“这些西区的娘儿们真要不得，”她说，“我不懂她们戴了那么个玩意儿，怎么受得了，”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头发上。“我的头发可根根都是自个儿的。”

剧场里没有一个是她看得上眼的，不管提到哪个，她都要讲几句坏话。菲利普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想，说不定到了明天她会在店里的姑娘面前，说他带她出去玩过了，而且他这个人乏味至极等等。他对米尔德丽德很反感，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同她呆在一起。在回家的路上，菲利普问她：

“你今天玩得很尽兴？”

“那还用说。”

“改天晚上再和我一块儿出去走走，好吗？”

“我没意见。”

她总是说些这类阴阳怪气的话。她那种冷冰冰的神情简直把菲利普气疯了。

“听你说话的口气，似乎去不去都无所谓。”

“哦，你不带我去，自有别人会来约我。我从来就不愁没人陪我上戏院。”

菲利普不吭声了。他们来到车站，菲利普朝票房走去。

“我有月票，”她说。

“我想要是你不介意，让我送你回家吧，这会儿时间很晚了。”

“要是这样能让你高兴，我也没意见。”

菲利普给她买了张单程头等票，给自己买了一张往返票。

“嗯，我得说，你这个人倒是挺大方的，”在菲利普推开车厢门时，她说。

其他的旅客陆续进了车厢，菲利普只得闭上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是高兴还是懊丧。他们在赫尼希尔下了车，菲利普一直陪她走到她住的那条街的街角上。

“就送到这儿吧，晚安，”她边说边伸出了手。“你最好别跑到我家门口来。人言可畏哪，我可不喜欢让别人嚼舌头。”

她道了声晚安，旋即匆匆离去。浓浓的夜色之中，那条白围巾仍依稀可见。他想她也许会转过身来，但她连头也没回。菲利普留神看她进了某一所房子，随即走上前去打量了一番。那是一幢普普通通的黄砖住屋，整洁且小巧，同街面上的其他小屋一模一样。他在外面逗留了几分钟，不一会儿，顶层窗户里的灯光灭了。菲利普慢腾腾地踱回车站。这一晚算个啥名堂。他又气又恼，心里说不出有多窝囊。

菲利普躺在床上，似乎仍看到米尔德丽德的身影：她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头上兜着那条钩针编织的围巾。从现在算起，还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同她再次见面。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段时间才好。他睡意蒙眬地想到她那张瘦削的脸庞，纤巧的五官，还有那苍白而微呈绿色的肌肤。虽说同她呆在一起并不感到快活，可是一旦离开了她，却感到痛苦不堪。他渴望坐在她身旁，望着她，抚摸她的身体，他想要……那念头刚迷迷糊糊冒出来，还没来得及细想下去，脑子就豁然清醒了……他要吻她那张没有血色的小嘴，吻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他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已爱上她了。他简直不敢相信竟会有这种事。

他过去常常憧憬着爱神的降临，脑子里不止一遍地展现过这样一幕情景：他看到自己翩然步入舞厅，目光停留在一小群正在聊天的男女来宾身上，其中一位女郎转过身来，双眸凝视着自己。他觉得喉头阵阵发紧，粗气直喘，而且知道那女郎也在喘着粗气。他收住脚步，纹丝不动。她身材修长，肤色黝黑，亭亭玉立，楚楚动人，一双明眸像夜一样黑，一身舞服像雪一样白，乌黑的云鬓之中，钻石在熠熠闪光。他俩四目对视，旁若无人。菲利普径直朝她走去，她也挪开轻盈的脚步迎上前来。他俩都感到寒暄客套已属多余。菲利普对她说：

“我一生都在把你寻找。”

“你终于来到了我跟前，”她喃喃地说。

“愿意和我跳舞吗？”

菲利普张开双手，女郎迎上前去，两人一道翩翩起舞。（菲利普总把自己想象成身无足疾之累的）她舞姿轻盈如仙女。

“和我跳过舞的人当中，谁也不像你跳得这么出色，”她说。

她改变了原来的安排，整个晚上只陪菲利普一个跳舞。

“我真幸运，幸亏我一直在等待着你，”菲利普对她说，“我心里明白，早晚会遇到你的。”

舞厅里的人全都看傻了眼。他俩全不在意，丝毫不想掩藏自己内心的激情。最后，他们步入花园之中，菲利普把一件轻巧的斗篷披搭在她的肩头，扶她上了一辆正在等候的马车。他们赶上了午夜去巴黎的火车。火车载着他们穿过万籁俱寂、星光灿烂的黑夜，朝着未知的远方疾驰而去……

他沉浸在他旧日的罗曼蒂克的幻想之中。他怎么会爱上米尔德丽德·罗杰斯这样的女人呢？似乎根本不可能。她的名字古怪可笑。菲利普嫌她长得不漂亮，而且人也太瘦了点。就在那天晚上他还注意到，她因为穿上了夜礼服，胸骨明显地鼓突出来。菲利普将她的面部五官逐一品评过去，他不喜欢那张嘴，那病态的肤色也隐隐激起他的反感。她人品平庸，毫无特色。她词汇贫乏，谈吐无味，颠来倒去就是那么几句言词，这正是她心灵空虚的表现。菲利普想起她在观看喜歌剧时怎么被那些噱头逗得格格直笑——笑得那么粗俗；想起她举杯呷酒时如何有意翘起那根兰花小指。她的举止如同她的谈吐，故作斯文，令人作呕。菲利普还想起她平日里那股盛气凌人的神气，有时候他恨不得劈面给她两巴掌，可是突然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何缘故——也许是因为想到要揍她，或者是因为想到她那对漂亮的小耳朵——他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感情冲动紧紧攫住。他涌起万股缱绻之情，想象着自己如何把她那娇弱瘦小的身子紧紧搂在怀里，并亲吻那两片苍白的嘴唇。他要用手抚摸她那微微发青的脸颊。他多需要她啊。

菲利普一直把爱情看作是令人销魂的温柔之乡，总以为一旦堕入了情网，整个世界就会变得像春天那样美好，他一直在期待着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欢乐。谁知现在，爱情给他带来的却不是欢乐，而是心灵的饥渴，是痛苦的思念，是极度的苦恼——这种滋味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尝到过的。

菲利普竭力回想，爱情的种子到底是何时何日撒进他的心田里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只记得最初几回去那点心店，并不觉得怎么的。可这以后，每去一回，心底里便涌起一阵莫可名状的感觉。那是心灵在隐隐作痛。而且，每当米尔德丽德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地总觉得喉头紧收，连气都喘不过来。假如说，她一从他身边走开，给他留下的便是苦恼，那么，每当她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给他带来的则是绝望。

菲利普像条狗那样仰肢八叉地躺在床上，心里暗暗纳闷：这种永无休止的心灵的痛楚，自己如何忍受得了。

第五十八章

第二天菲利普一早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米尔德丽德。他忽然生出个念头：何不去维多利亚车站接她，然后陪她走一程，送她去店里上班。菲利普赶紧刮了脸，匆匆穿好衣服，出门跳上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七点四十分他到达车站，仔细留神着一列列进站的火车，只见熙熙攘攘的人流不断地从车厢里涌出来。早上这时候，乘车的净是些赶去上班的职员和店员。他们拥上月台，匆匆前行，有成双结对的，也有只身独行的（为数较多），还不时看到三五成群的姑娘。在这大清早，人人脸色苍白，多数人显得丑陋，带着一副神不守舍的恍惚神情。年轻人脚步轻快，仿佛在水泥月台上行走尚有几分乐趣，其他的人则像受到某种机器的驱策，只顾埋头赶路：他们个个愁眉锁眼，露出一脸的焦虑。

菲利普终于看到了米尔德丽德。他急不可待地迎了上去。

“早安！”他说，“我想最好来看看你，不知你昨晚看戏之后身子可好。”

不难看出，她很不高兴在这儿遇见菲利普。她穿件棕色长外套，戴顶水手草帽。

“噢，我身体蛮好。我可没有时间磨蹭。”

“让我陪你沿维多利亚街走一程，你不介意吧？”

“时间不早了，我得抓紧赶路，”说着，朝菲利普的跛足望了一眼。

菲利普刷地红了脸。

“对不起，那我就不耽搁你了。”

“请便。”

米尔德丽德径自往前走去，菲利普垂头丧气地回家来吃早点。他恨死了米尔德丽德。他知道自己这么为她神魂颠倒，实在傻透了。像她这种女人，断然不会把自己放在眼里，而且一定会对自己的残疾心生厌恶。菲利普狠了狠心，决定下午不再去那点心店吃茶点。可到时候他还是身不由己地去了。这不能不叫他痛恨自己。米尔德丽德见他进来，便朝他点头一笑。

“我想，今天早晨对你有些失礼，”她说。“你得知道，我压根儿没想到你会来，太出乎意料了。”

“噢，一点没关系。”

他只感到周身上下突然一阵轻松。这么短短的一句体己话，足以使他感激涕零。

“干吗不坐下？”菲利普说，“这会儿又没人要你照应。”

“就坐一会儿吧，反正我不在乎。”

菲利普望着她，一时却想不出话来说。他搜索枯肠，急于想找个话题，能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他想告诉米尔德丽德，说她在自己心里占有多重要的位置。菲利普这一回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反倒口中讷讷，不知该如何向心上人求爱。

“你那位蓄着漂亮小胡子的朋友哪儿去了？近来怎么一直没见着他。”

“噢，他回伯明翰去了。他是在那儿做生意的。只是偶尔上伦敦来走一趟。”

“他爱上你了吧？”

“这你最好去问他本人，”她哈哈一笑。“我倒不明白，就算他真爱上我了，跟你又有何相干。”

一句挖苦的话已冒到了舌尖，但是他已学会了自我克制。

“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冲着我说这种话，”结果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米尔德丽德用她那双冷冰冰的眼睛瞅着菲利普。

“看来你并不怎么把我放在眼里，”菲利普又加了一句。

“我干吗非要把你放在眼里呢？”

“确实没有这个必要。”

菲利普伸手去拿自己带来的报纸。

“你这个人脾气真大，”米尔德丽德看到菲利普不以为然的姿态，说，“动不动就生别人的气。”

菲利普微微一笑，带着几分恳求的神情望着米尔德丽德。

“你肯赏脸帮我个忙吗？”

“那得看是什么事了。”

“允许我今晚送你去火车站。”

“随你的便。”

吃完茶点，菲利普走出餐馆回自己住所去了。到了晚上八点，点心店打烊了，他等候在店门外。

“你真是个怪人，”米尔德丽德走出门来说道，“我一点摸不透你的心思。”

“果真想摸透我的心思，我看也不难吧，”菲利普不无挖苦地回答说。

“你在这儿等我，有没有被店里别的姑娘看到？”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在乎。”

“你要知道，她们都在笑话你哪，说你被我迷住了。”

“你才不把我放在心上呢，”菲利普咕哝道。

“瞧你又想跟我斗嘴了。”

到了车站后，菲利普买了一张车票，说要送她回家。

“你似乎闲得没事干了，”她说。

“我想时间是我自己的，我爱怎么打发就怎么打发。”

他俩似乎老是有意在抬杠。事实上是菲利普怨恨自己，竟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她似乎老在侮辱他，而他每受到一回冷遇，心里的怨恨就增加一分。但是那天晚上，米尔德丽德倒挺随和，话也比平日多。她告诉菲利普，她的双亲都已过世。她有意要让菲利普知道，她无须挣钱糊口，她出门干活无非是为了找点乐趣，解解闷罢了。

“我姨妈不赞成我出来找活儿干。我家里并不愁吃少穿，样样都挺称心。你可别以为我是不得已才出来混饭吃的。”

菲利普心里明白她没说实话。她那个阶层的人本来就喜欢摆架子充阔，而她呢，当然也生怕人家说她是挣钱糊口，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定要编出一套词儿来。

“我们家的亲戚也都是体体面面的，”她说。

菲利普淡然一笑，哪知未能逃过米尔德丽德的眼睛。

“你笑什么？”她当即责问说，“你以为我讲的不是实话？”

“我当然相信你说的，”他回答道。

米尔德丽德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菲利普。过了一会儿，她又忍不住要向菲利普炫耀一下自己往昔的荣华。

“我父亲常年备有一辆双轮马车，家里雇有三个男仆，一个厨师，一个女仆，还有一个打杂的短工。我们家院子里种着美丽的玫瑰花，打我们家门口经过的行人，常常驻足而立，打听这是谁家的住宅，说那些玫瑰真美。当然啰，让自己跟店里那些姑娘整天厮混在一起，实在不是个滋味，我同那号人实在合不来，所以有时候我真想洗手不干了。店里活儿我倒不在乎，你可别这样想我，我讨厌的是同那一流人物为伍。”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车厢里，菲利普颇表同情地听米尔德丽德絮絮而谈，心里相当快活。她的天真幼稚，不但使他觉得有趣，而且使他有所触动。米尔德丽德的两腮泛起淡淡的红晕，菲利普心想，要是这时能吻一下她的下巴尖，那该有多美。

“你一进我们的店门，我就看出你是个道道地地的上等人。你父亲是个干体面职业的行家吧？”

“是个医生。”

“凡是干体面职业的行家，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身上总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反正一看就知道了。”

他俩一块儿从车站走出来。

“喂，我想请你再陪我去看一场戏。”

“我没意见。”

“你就不可以说一声‘我很想去呢’？”

“干吗非要那么说？”

“不肯说就不说吧。让咱们定个时间。星期六晚上你看行不行？”

“行。”

接着他俩又作进一步的安排，边走边说，不觉已来到米尔德丽德所住大街的拐角上。她朝菲利普伸出手来，菲利普一把握住了。

“哎，我真想就叫你米尔德丽德。”

“要是你喜欢，就这么叫吧，反正我不在乎。”

“你也叫我菲利普，好吗？”

“要是到时候我能想起来，我就这么叫你。不过叫你凯里先生似乎更顺口些。”

菲利普轻轻把她往自己的身边拉，但是她却往后一仰。

“你要干啥？”

“难道你不愿在分手之前亲我一下？”他低声说。

“好放肆！”她说。

米尔德丽德猛然将手抽回，匆匆地朝自己家走去。

菲利普买好了星期六晚上的戏票。那天不是米尔德丽德早下班的日子，所以她没时间赶回家去更衣，故打算早上出门时随身带件外套，下了班就在店里匆匆换上。要是碰上女经理心里高兴，说不定还能让米尔德丽德在七点钟就提前下班。菲利普答应七点一刻就开始在点心店外面等候。他心急火燎地盼着这次出游机会，因为他估计看完戏之后，在搭乘马车去火车站的途中，米尔德丽德会让他吻一下的。坐在马车上，男人伸手去勾住姑娘的腰肢，那是再方便不过了（这可是马车比现代出租汽车略胜一筹的地方）；光凭这点乐趣，一晚上破费再多也值得。

谁知到了星期六下午，就在菲利普进店吃茶点，想进一步敲定晚上的约会时，碰上了那个蓄漂亮小胡子的男人从店里走出来。菲利普现在已知道他叫米勒，是个入了英国籍的德国人，已在英国呆了好多年，连自己的名字也英国化了。菲利普以前听过他说话，他虽然能操一口流利、道地的英语，可语腔语调毕竟和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有所不同。菲利普知道他在同米尔德丽德调情，所以对他怀有一股强烈的妒意。幸亏米尔德丽德生性冷淡，他心里还觉得好受些，要是她性格开放，那更叫他伤心呢。他想，既然米尔德丽德不易动情，那位情敌的境遇决不会比他更顺心。不过菲利普此刻心头咯噔往下沉，因为他立刻想到，米勒的突然露面可能会影响到他几天来所梦牵魂萦的这一趟出游。他走进店门，心里七上八下翻腾着。那女招待走到他跟前，问他要些什么茶点，不一会儿就给端来了。

“很抱歉，”她说，脸上确实很有几分难过的神情，“今儿晚上我实在去不了啦。”

“为什么？”

“何必为这点事板起脸来呢？”她笑着说。“这又不是我的过错。我姨妈昨晚病倒了，今晚又逢到女仆放假，所以我得留在家里陪她。总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管，你说是吗？”

“没关系。咱们就别去看戏，我送你回家得了。”

“可你票子已买好了，浪费了多可惜。”

菲利普从口袋里掏出戏票，当着她的面撕了。

“你这是干吗？”

“你想想，我一个人岂会去看那种无聊透顶的喜歌剧？我去看那玩意儿，还不完全是为了你！”

“即使你当真想送我回家，我也不要你送。”

“怕是另有所约吧。”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和天底下的男人一样自私，光想到自己。我姨妈身子不舒服，总不能怪我吧。”

米尔德丽德说罢，随手开了账单，转身走开了。菲利普太不了解女人，否则他就懂得，遇到这种事儿，哪怕是再明显不过的谎言，也最好装聋作哑，姑且信之。他打定主意，非要守在点心店附近，看看米尔德丽德是不是同那德国佬一块儿出去。这也是他的不幸之处，事事都想要查个水落石出。到了七点，菲利普守在点心店对面的人行道上，东张西望，四下搜寻，却不见米勒的影子。十分钟不到，只见米尔德丽德从店内出来，她身披斗篷，头裹围巾，同那天菲利普带她上谢夫蒂斯贝利戏院时一样穿戴。此刻她显然不是回家去。菲利普躲闪不及，被米尔德丽德一眼看到了。她先是一怔，然后径直朝他走来。

“你在这儿干吗？”她说。

“透透空气嘛，”菲利普回答说。

“你在监视我呢，你这个卑鄙小人。我还当你是正人君子呢。”

“你以为正人君子会对你这号人发生兴趣？”菲利普咕哝道。

他憋了一肚子火，实在按捺不住，哪怕是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在所不惜。他要以牙还牙，也狠狠地伤一下她的心。

“我想只要我高兴，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主意。凭哪一点我非要跟你出去。告诉你，我现在要回家去，不许你盯我的梢，不许你监视我。”

“你今天见到米勒了？”

“那不关你的事。事实上我并没见到他，瞧你又想到哪儿去了。”

“今天下午我见到他了。我走进店门时，他刚巧走出来。”

“他来过了又怎么样？要是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同他出去，对不对？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啰唆的？”

“他叫你久等了吧？”

“哟，我宁愿等他，也不愿意要你等我。劝你好好考虑我的话。你现在最好还是回家去，忙你自己的前程大事吧。”

菲利普情绪骤变，满腔愤怒突然化为一片绝望，说话时连声音也发抖了。

“我说，别对我这么薄情寡义，米尔德丽德。你知道我多喜欢你。我想我是打心底里爱着你。难道你还不肯回心转意？我眼巴巴地好不容易盼到今晚。你瞧，他没来。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跟我去吃饭好吗？我再去搞两张戏票来，你愿意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

“告诉你，我不愿意。随你怎么说也是白搭。现在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而我一旦主意已定，就决不会再改变。”

菲利普愣愣地望着她，心像刀剐似的难受。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在他们身旁匆匆而过，马车和公共汽车川流不息，不断地发出辚辚之声。他发现米尔德丽德正在那里左顾右盼，那神情分明是唯恐看漏了夹在人群之中的米勒。

“我受不了啦，”菲利普呻吟着说。“老是这么低三下四的，多丢人。现在我如果去了，今后再不会来找你。除非你今晚跟我走，否则你再见不着我了。”

“你大概以为这么一说，就能把我吓住，是吗？老实对你说了吧：没有你在跟前，我眼前才清静呢。”

“好，咱们就此一刀两断。”

菲利普点点头，拐着条腿走开了，他脚步放得很慢，心里巴不得米尔德丽德招呼他回去。走过一根路灯杆，他收住脚步，回首顾盼，心想她说不定会招手唤他回去——他愿意不计前嫌，愿意忍受任何屈辱——然而她早已转身走开，显然她根本就没把他放在心上。菲利普这才明白过来，米尔德丽德巴不得能把他甩掉呢。

第五十九章

菲利普在极度的痛苦中熬过了那个夜晚。他事先关照过房东太太，说晚上不回来用餐，所以房东太太没给他准备吃的，他只得跑到加蒂餐馆去吃了顿晚饭。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寓所来。这时候，格里菲思那一伙正在楼上聚会，一阵阵热闹的欢声笑语不断从楼上传来，相形之下，菲利普越发觉得内心的痛苦难以忍受。他索性去杂耍剧场，因为是星期六晚上，场内座无虚席，只好站着观看。站了半个小时，两腿已发酸，加上节目又乏味，便中途退场回寓所来。他想看一会儿书，却没法集中思想，而眼下又非发奋用功不可，再过半个月就要举行生物考试了。虽说这门课很容易，可他近来很不用功，落了不少课，自知什么也没学到。好在只进行口试，他觉得抓紧这两个星期，临时抱一下佛脚，混个及格还是有把握的。他自信聪明，有恃无恐。他把书本往旁边一扔，一门心思考虑起那件魂牵梦绕的事情来。

他狠狠责备自己今晚举止失当。干吗自己要把话说绝，说什么要么她陪自己去用餐，要么就此一刀两断？她当然要一口回绝啰。他应该考虑到她的自尊心。他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退路给断了。退一步说，要是菲利普能对自己说她这会儿也很痛苦呢，那么他心里兴许要好受些，可是他深知其为人，她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要是他当时稍微放聪明些，就应该装聋作哑，不去揭穿她的鬼话。他该有那么点涵养功夫，不让自己的失望情绪流露出来，更不要在她面前使性子耍脾气。菲利普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会爱上她的。过去他在书本里看到过所谓“情人眼里出美人”的说法，可他在米尔德丽德身上看到的分明是她的本来面目。她一无情趣，二不聪明，思想又相当平庸；她身上那股狡黠的市井之气，更叫菲利普反感；她没有教养，也缺少女性特有的温柔。正如她所标榜的那样，她是个“重实际”的女人。平时有谁玩点花招，捉弄一下老实人，总能赢得她的赞赏；让人“上当受骗”，她心里说不出有多舒服。菲利普想到她进餐时那种冒充风雅、忸怩作态的样子，禁不住哈哈狂笑。她还容忍不得粗俗的言词，尽管她胸无点墨，词汇贫乏，偏喜欢假充斯文，滥用婉词。她的忌讳也特别多。譬如，她从来不兴讲“裤子”，而硬要说“下装”。再有，她觉得擤鼻子有伤大雅，所以逢到要擤鼻子，总露出一副不得已而为之的神态。她严重贫血，自然也伴有消化不良症。她那扁平的胸部和狭窄的臀部，颇令菲利普扫兴；她那俗气的发式，也叫菲利普厌恶。可他偏偏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这怎能不叫他厌恶、轻视自己。

厌恶也罢，轻视也罢，事实上他现在已是欲罢而不能。他感到这就像当年在学校里受到大孩子的欺凌一样。他拼命抵御，不畏强暴，直到自己筋疲力尽，再无半点还手之力——他至今还记得那种四肢疲软的奇特感觉，就像全身瘫痪了似的——最后只好束手就擒，听凭他人摆布。那简直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经历。现在，他又产生了那种疲软、瘫痪的感觉。他现在恋上了这个女人，才明白他以前从没有真正爱过谁。任她有种种缺点，身体上的也罢，品格上的也罢，他一概不在乎，甚至觉得连那些缺点他也爱上了。无论如何，那些缺点在他来说完全算不了什么。仿佛整个这件事，并不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切身利害，只觉得自己受着一股奇异力量的驱使，不断干出一系列既违心又害己的蠢事来。他生性酷爱自由，所以十分痛恨那条束缚他心灵的锁链。自己过去做梦也想体验一下不可抗拒的情欲的滋味，想想也觉得可笑。他诅咒自己竟如此迁就自己的情欲。他回想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开始的。要是当初他没跟邓斯福德去那家点心店，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了。总之，全怪自己不好。要是自己没有那份荒唐可笑的虚荣心，他才不会在那个粗鄙的臭娘儿身上费神呢。

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这场口角，总算把这一切全都了结了。只要他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就绝不可能再退回去，求她重修旧好。他热切地想从令人困扰的情网中挣脱出来；这种可恨的爱情只能叫人体面丢尽。他必须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她。过了一会儿，他心中的痛苦准是缓解了几分。他开始回首起往事来。他想到埃米莉·威尔金森和范妮·普赖斯，不知她们为了他，是否也忍受过他目前所身受的折腾。他不禁涌起一股悔恨之情。

“那时候，我还不懂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自言自语道。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是星期天，他算是开始复习生物了。他坐在那儿，一本书摊开在面前，为了集中思想，他努动嘴唇，默念课文，可念来念去什么也没印到脑子里去。他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米尔德丽德；他把前一天晚上同米尔德丽德怄气吵嘴的话，又一字字、一句句地仔细回忆了一遍。他得费好大气力，才能把注意力收回到课本上来。他干脆外出散步去了。泰晤士河南岸的那几条小街，平时尽管够腌臜的，可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多少还有点生气。一到星期天，大小店铺全都关门停业，马路上也不见有车辆来往，四下静悄悄的，显得凄清冷落，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闷之感。菲利普觉得这一天好长，像是没完没了似的。后来实在太困顿了，这才昏昏沉沉地睡去。一觉醒来，已是星期一，他总算不再彷徨犹豫，重新迈开了生活的步子。此时已近圣诞节，好多同学到乡下去度假了（在冬季学期的期中，有一段不长的假期）。他大伯曾邀他回布莱克斯泰勃过圣诞节，但被他婉言回绝了。他借口要准备考试，事实上是不愿意离开伦敦，丢不开米尔德丽德。他落了许多课，学业全荒废了，现在得在短短的两周内，把规定三个月里学完的课程统统补上。这一回，他倒真的发狠用起功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发觉，要自己不去想米尔德丽德，似乎也越来越容易办到了。他庆幸自己毕竟还有那么一股骨气。他内心的痛楚，不再像以前那么钻心刺骨地难受，而是变为时强时弱的隐痛，就好比是从马背上摔下来，尽管跌得遍体鳞伤，昏昏沉沉，却没伤着骨头，要是不去触碰那些伤口，倒也不觉着怎么痛得厉害。菲利普发觉，他甚至还能带着几分好奇心来审视自己近几个星期来的处境。他饶有兴味地剖析了自己的感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有点好笑。有一点使他深有感触：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个人的想法是多么的无足轻重；他那一套经过精心构思、并使他感到十分满意的个人处世哲学，到头来竟一点也帮不了他的忙。对此，菲利普感到困惑不解。

话虽这么说，可有时候他在街上远远看到一位长相颇似米尔德丽德的姑娘，他的心又似乎骤然停止了跳动。接着，他又会身不由己地撒腿追了上去，心里既热切又焦急，可走近一看，原来是位陌生人。同学们纷纷从乡下回来了，他和邓斯福德一同到ABC面包公司经营的一家咖啡馆去吃点心。他一见到那眼熟的女招待制服，竟难过得连话也讲不出来。他还忽生奇念：说不定她已经调到该面包公司的一家分店来工作了，说不定哪一天他又会同她邂逅而遇。他一转到这个念头，心里顿时慌乱起来，却又生怕邓斯福德看出自己的神态失常。他心乱如麻，想不出话来说，只好装着在聆听邓斯福德讲话的样子。可他越听越恼，简直忍不住要冲着邓斯福德大嚷一声：看在老天的分上，快住口吧！

考试的日子来临了。轮到菲利普时，他胸有成竹地走到主考人的桌子跟前。主考人先让他回答了三四个问题，然后又指给他看各种各样的标本。菲利普平时没上几堂课，所以一问到书本上没讲到的内容，顿时傻了眼。他尽量想搪塞过去，主考人也没多加追问，十分钟的口试很快就过去了。菲利普心想，及格大概总不成问题吧，可第二天当他来到考试大楼看张贴在大门上的考试成绩时，不由得猛吃一惊——他在顺利通过考试的考生名单里没有找到自己的学号。他不胜惊讶，把那张名单反复看了三遍。邓斯福德这会儿就在他身边。

“哎，太遗憾了，你没及格呐，”他说。

在看榜之前他刚问过菲利普的学号。菲利普转过身子，只见邓斯福德喜形于色，准是考及格了。

“哦，一点也没关系，”菲利普说，“你过关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到七月份再来碰碰运气吧。”

他强作镇静，竭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当他俩沿着泰晤士河堤路回学校时，菲利普尽扯些与考试无关的话题。邓斯福德出于好心，想帮助菲利普分析一下考试失利的原因，但菲利普硬是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其实，他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一向被他认作是虽讨人喜欢、头脑却相当迟钝的邓斯福德，居然通过了考试，而自己却败下阵来，这不能不使他倍觉难堪。他一向为自己的才智出众感到自豪，可他现在忽然自暴自弃起来，怀疑是不是对自己估计过高了。这学期开学到现在已有三个月，十月份入学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分化成好几档，哪些学生才华出众，哪些聪明机灵或者勤奋好学，又有哪些是不堪造就的“窝囊废”，早已是壁垒分明的了。菲利普肚里明白，他这次考场失利，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感到意外。现在已是吃茶点的时刻，他知道许多同学这会儿正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喝茶。那些顺利通过考试的人，准是高兴得什么似的；那些本来就不喜欢自己的人，无疑会朝他投来幸灾乐祸的目光；而那些没考及格的倒霉蛋，则会同情自己，其实也无非是希望能彼此同病相怜罢了。出于本能，菲利普想在一星期内不进学院的大门，因为事隔一星期，时过境迁，人们也就淡忘了。可菲利普生就一副怪脾气，正因为自己不愿意在这时候去，就偏偏去了——为了自讨苦吃。这会儿，他忘记了自己的座右铭：尽可随心所欲，只是得适当留神街角处的警察。若要说他正是按此准则行事的，那一定是他性格中具有某种病态因素，使他专以残酷折磨自我为乐事。

后来，菲利普果真经受了这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折磨，但是当他听够了吸烟室里嘈杂喧嚷的谈话，独自步入黑夜之中，一阵极度的孤寂之感却猛然袭上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既荒唐又没出息。他迫切需要安慰；他再也抵挡不住那股诱惑，急于要去见米尔德丽德。他不无辛酸地想到，自己很少有可能从她那儿得到些许安慰。但是，他要见她一面，哪怕一句话不说也是好的。她毕竟是个女招待嘛，说什么也得伺候他。在这个世界上，使他牵肠挂肚的就只她一个。自己硬是不承认这一事实，又有何用？当然啰，要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再上那家点心店去，实在丢人，不过他的自尊心也所剩无几了。尽管他嘴上死也不肯承认，可心里却在天天盼望她能给自己来封信。只要把信寄到医学院来，就能送到他手里，这一点她不会不知道；然而，她就是不写。显然，见到他也罢，见不到也罢，她才不在乎呢。菲利普连声自语道：

“我一定要见她，我一定要见她。”

要想见她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连走着去也嫌太慢，他急不可待地跳上一辆出租马车。他一向省吃俭用，除非万不得已，是舍不得为此破费的。他在店门外逡巡不前。过了一两分钟，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她会不会已经离开这儿了呢？他心里一惊，急忙跨步走了进去。他一眼就见到了她。等他坐下后，米尔德丽德朝他走过来。

“请来杯茶，外加一块松饼，”菲利普吩咐道。

他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一时间，他真担心自己会号啕大哭起来。

“我简直当你见上帝去了呢。”

说着她莞尔一笑。她笑了！她似乎已经把上回吵嘴的事全忘了，而菲利普却把双方口角之词翻来覆去地在心里念叨了不知多少遍。

“我想，你如果希望见我，会给我写信的，”他回答说。

“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给你写信。”

看来，她那张利嘴里总吐不出好话来的。

菲利普暗暗诅咒命运，竟把自己和这么个女人拴在一起。她去给他端茶点。

“要我陪你坐一两分钟吗？”米尔德丽德端来了茶点，说。

“坐吧。”

“这一阵子你上哪儿去啦？”

“我一直在伦敦。”

“我还当你度假去了。那你干吗不上这儿来？”

菲利普那双憔悴却洋溢着热情的眼睛紧盯着米尔德丽德。

“我不是说过我再不想见你了，难道你忘了？”

“那你现在干吗还要来呢？”

她似乎急于要他饮下这杯蒙羞受辱的苦酒。不过，菲利普很了解她的为人，知道她是有口无心，随便说说罢了。她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而就她来说，也未必总是出于本意。菲利普没有回答她。

“你居然在盯梢监视我，这么欺负人，太缺德了吧。我一直当你是道道地地的上等人呢。”

“别对我这么狠心，米尔德丽德。我实在忍受不了。”

“你真是个怪人，一点也摸不透你。”

“还不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个该死的大傻瓜，明明知道你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可我还是真心诚意地爱你。”

“要是你真是个上等人，我觉得你第二天就该来向我赔个不是。”

她竟是铁石心肠，毫无怜悯之心。菲利普瞅着她的颈脖子，心想：要是能用那把切松饼的小刀在她脖子上捅一下，那该有多痛快。他学过解剖学，所以要一刀割断她的颈动脉，完全不成问题。而同时他又想凑近她，吻遍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庞。

“但愿我能让你明白，我爱你爱得快发疯了。”

“你还没有求我原谅呢。”

菲利普脸色发白。米尔德丽德觉得自己那天一点也没错，现在就是要煞煞他的威风。菲利普向来自尊心很强。有那么一瞬间，菲利普真想冲着她说：见你的鬼去吧！可他不敢说出口。情欲已把他一身的骨气全磨光了。只要能见到她，不论叫干什么，他都愿意。

“我很对不起你，米尔德丽德，请你原谅。”

菲利普百般无奈，硬从嘴里挤出这句话来，把吃奶的力气也用上了。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不妨对你直说。那天晚上我后悔没跟你一块出去。我原以为米勒是个正人君子，现在才知道我是看错了人。我很快就把他给打发走了。”

菲利普抽了一口凉气。

“米尔德丽德，今晚你可愿意陪我出去走走？我们一块儿找个地方吃顿饭吧。”

“哟，那可不行。我姨妈等我回去呢。”

“那我去给她打个电话，就说你有事要留在店里，反正她又搞不清楚。哦，看在上帝的面上，答应了吧。我好久没见到你啦，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呐。”

米尔德丽德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们可以找个马虎点的地方，那儿随你穿什么都无所谓。吃过饭，我们就去杂耍剧场。你就答应了吧。这会使我多高兴。”

她犹豫了片刻，菲利普用乞求的目光可怜巴巴地注视着她。

“嗯，去就去吧。我自己也记不清有多久没出去走走啦。”

菲利普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差点儿没当场就抓住她的手热吻起来。

第六十章

他俩是在索霍区吃的晚饭。菲利普快活得连人都发抖了。他们吃饭的地方，并非是那种生意兴隆、顾客盈门的大众餐馆（一些手头拮据的体面人士爱上那类餐馆用餐，因为在那儿既可显示自己豪放不羁的名士本色，又不必担心破费过多），而是一家店容寒碜的小馆子。掌柜的是个老实巴交的鲁昂人，他老婆也帮着照管店里的生意。这家馆子是前些日子菲利普无意间发现的，他对那种法国风味的橱窗布置很感兴趣：橱窗正中照例放一客牛排，两旁各放两盆新鲜蔬菜。饭馆只有一名衣衫褴褛的法国侍者，他想在这儿学点英语，可听来听去，客人却全是说的法语。有几位放浪形骸的轻佻女士，经常光顾于此；有一两家法国侨民在这儿包饭，店里还存有他们的自备餐巾；此外，不时有个把模样古怪的男子，进店来胡乱吃点什么。

菲利普和米尔德丽德在这儿可以单独占张餐桌。菲利普让侍者去附近酒店买了瓶法国葡萄酒，另外点了一客potage aux herbes、一客陈列在橱窗里的牛排加aux pommes和一客omelette au kirsch。这儿的菜肴和环境，倒真有几分浪漫的异国风味。米尔德丽德起初有点不以为然：“我向来不大相信这些外国馆子，谁知道他们拿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做菜。”可不多一会儿，她就不知不觉地被同化了。

“我喜欢这地方，菲利普，”她说，“在这儿挺逍遥自在，不必拘束，你说是吗？”

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他一头的灰发，又长又密，稀疏的胡子蓬蓬松松。他披了件破旧的斗篷，头上戴一顶阔边呢帽。他朝菲利普点点头，因为菲利普过去在这儿同他打过照面。

“瞧他的模样倒像个无政府主义者，”米尔德丽德说。

“他吗，是欧洲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饱尝了大陆上各处的铁窗风味，要说他亲手干掉的人有多少，只有上绞刑架的杀人魔王可以和他相比。他到处逛荡，口袋里总揣着颗炸弹。当然啰，跟他说话可得留神着点，如果一言不合，他就掏出炸弹，砰地往桌子上一放，让你见识见识。”

米尔德丽德惊惧参半地望着那人。隔了一会儿，她又满腹狐疑地扫了菲利普一眼，发现菲利普的眼睛里透出笑意。她眉尖微微一蹙。

“你在逗弄人。”

菲利普“啊哈”地一声欢呼。他心里快活极了。但是米尔德丽德最不乐意让人取笑。

“我看不出吹牛撒谎有什么可乐的。”

“别生气呀。”

菲利普握住她搁在餐桌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捏了捏。

“你真可爱，倘若要我吻你脚下踩过的尘土，我也愿意。”

她那白得发青的皮肤，令菲利普心醉神迷，而她那两片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嘴唇，简直有一股勾魂摄魄的魔力。她由于患有贫血，呼吸有点急促，两片嘴唇经常微微张着。不知怎么地，菲利普觉得这种病态反倒给她的脸蛋增添了几分妩媚。

“你真有点喜欢我，是不？”他问。

“嗯，要不我干吗陪你上这儿来？你是个道道地地的上等人，我说的可是心里话呐。”

他们吃完饭，开始喝咖啡。这会儿，菲利普再也顾不得省钱，竟然抽起三便士一支的雪茄来。

“你想象不出，就这样坐在你对面，望着你，能给我带来多大的乐趣。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巴望能见你一面。”

米尔德丽德嫣然一笑，两颊泛起淡淡的一抹红晕。平时她一吃好饭，总是闹消化不良，可今天这病倒没犯。她今天对菲利普似乎特别有好感。连她那目光也一反常态，显得温情脉脉，这怎能不叫菲利普心花怒放。他出于本能，知道自己这样完全拜倒在她脚下，任她摆布，实在是昏了头。要想赢得她的爱，就应该在她面前佯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而绝不能让她察觉那股在他心中沸腾着的澎湃激情；否则她就会利用他的弱点，玩他于股掌之上。但是现在，他情急智昏，也顾不上这许多了。他向她倾诉衷肠，说自己同她分手之后忍受了多少痛苦，自己如何竭力挣扎着想摆脱情欲，一度还以为取得了成功，可到头来发现，那股强烈的情欲却是有增无减。他知道自己嘴上说要摆脱这股情欲，其实并非出自于真心。他实在太爱她了，即使自己受到点折磨也算不得什么。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她。他把自己的弱点全都暴露在她面前，甚至以此为荣。

对菲利普来说，就这么坐在这间舒适、简陋的饭馆里，人世间之最大乐事莫过于此了。但是他知道，米尔德丽德喜欢上戏院，逛游乐场。她生性好动，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待不多一会儿，就急着要上别处去了。他可不敢让她觉着腻烦。

“听我说，咱们这就去杂耍剧场，怎么样？”他嘴上这么建议，心里却飞快地转着念头：她要是真喜欢自己，一定会说宁愿待在这儿。

“我刚才也在想，要是咱们打算去杂耍剧场，现在就该走了。”

“那就去吧。”

菲利普强耐着性子，好不容易熬到了终场。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他早已拿定了主意。所以他们上了马车，他就装作无意似地顺手搂住她的腰肢。可是只听他“哎哟”了一声，赶紧把手缩回来。不知什么东西把他扎了一下。米尔德丽德格格笑了。

“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把手臂往这儿乱伸的好处，”她说。“男人什么时候要伸手来搂我，那是瞒不过我的。我的那枚别针决不会放过他们。”

“这一回我可要当心点了。”

菲利普又伸手搂住了她的腰肢。她没有作出拒绝的表示。

“这么坐着好舒服，”他快活地舒了口气说。

“还不是因为你沾到了便宜，所以高兴了，”她刺了他一句。

马车从圣詹姆士街拐进了公园。菲利普飞快地吻了她一下。他对她怕得出奇，他鼓足了全身的勇气才敢去吻她。而她呢，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把嘴唇微微掉向他。看她那副神情，似乎既不介意，也不喜欢。

“你不知道我想吻你想了有多久，”菲利普嗫嚅道。

他想再吻她一下，她却把头扭开了。

“一次够啦，”她说。

菲利普陪着她往赫尼希尔走去，他仍在窥伺时机，等他们到了她所住大街的尽头时，他问：

“让我再吻你一下好吗？”

她漠然地望着他，接着又朝大街上瞥了一眼，四下阒无人影。

“随你的便。”

菲利普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发狂地吻着她。米尔德丽德用力将他推开。

“当心我的帽子，傻瓜。谁像你这么笨手笨脚的。”

第六十一章

打那以后，菲利普天天都要同她见面。他甚至开始在那家点心店吃午饭。米尔德丽德不让他这么做，说这会惹店里的姑娘们说闲话的，所以他只好满足于在那儿用茶点。不过他差不多天天守在点心店附近等她下班，陪她走到车站。他俩每星期要一块儿外出用餐一两次。他还送给她一些金镯儿、手套、手帕之类的小礼品。他现在花费大了，月月超支。他也是迫不得已：米尔德丽德只有在礼物到手的时候，才会流露出些许温情来。她知道每样东西的价钱，而她表示谢意的热情程度，则是随礼物价值的大小而浮动的。菲利普也不计较这点。只要米尔德丽德主动给他一个甜吻，他就陶然若醉，至于他是凭什么手段打动伊人情怀的，那才不在乎呢。他了解到米尔德丽德星期天在家感到无聊，于是到了星期天早上，他就跑到赫尼希尔，在马路尽头和她碰头，然后陪她上教堂做礼拜。

“我早就想去教堂看看，那儿挺有气派的，是吗？”

从教堂里出来，她回家去吃午饭，菲利普在一家旅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下午，他们又去布洛克韦尔公园散步。他俩话不投机，没什么好多谈的，菲利普深恐她感到厌烦（她动不动就感到腻烦），只得绞尽脑汁，找话题同她闲聊。菲利普知道，像这样的散步，双方都得不到什么乐趣，但他就是舍不得离开她，尽量想延长散步的时间，最后往往累得她筋疲力尽，由她发一通脾气而收场。菲利普明知她不喜欢自己，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女人天生一副铁石心肠，全然不懂什么叫爱情，可他偏偏缘木求鱼，想从她那儿得到爱情。他无权向她提什么要求，可又身不由己地要强求于她。由于彼此渐渐熟稔了，他不像过去那么容易约束自己的脾气，动辄就发怒，而到了气头上，免不了要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他们俩经常拌嘴，之后她就对他不理不睬，结果又总是他厚着脸皮找上门去，低声下气地求情告饶。菲利普有时也恨自己竟然这么没有骨气。此外，他要是看到米尔德丽德在餐厅里同别的男人说话，心里顿时会酸溜溜的，妒火直冒，而他一旦打翻了醋罐子，就像发疯似地再也管束不住自己。他会故意当众羞辱她一顿，悻然而去。可到了晚上，却是一会儿怒火中烧，一会儿懊悔不迭，辗转床榻，夜不成寐。第二天，他又会跑到店里去找她当面赔不是，求她宽恕。

“别生我的气吧，”他说，“我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你了。”

“总有一天你会闹得下不来台的，”她回答说。

菲利普非常想到她家去走走，把关系搞得更密切些，这样，比起她上班时所结识的那些泛泛之交来，他就能稳占上风了。但是米尔德丽德偏不许他去。

“我姨妈见了岂不要觉着奇怪？”她说。

菲利普心想，她不许他上门，无非是不想让他见到她姨妈罢了。米尔德丽德一直说她姨妈是个有身份的寡妇，丈夫生前是个自由职业者（在她眼里，自由职业者就是“体面”的代名词），而她自己心里有数，她那位宝贝姨妈很难称得上是“有身份”的，因而觉得老大不自在。据菲利普估计，她充其量只是个小商人的未亡人罢了。他知道米尔德丽德是个势利鬼。他想向她表明心迹，无论她的姨妈出身何等寒微，他全不在乎，可就是不知如何把话挑明。

一天晚上，他俩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又吵了起来，这下可彻底闹翻了。她告诉菲利普，有个男的想请她一块儿去看戏。菲利普一听，面孔煞白，那张脸绷得紧紧的，似乎连针也扎不进。

“你不会去吧？”

“干吗不去？他可是个体体面面的上等人呢。”

“只要你说声喜欢，不管哪儿我都愿意带你去。”

“这是两码事嘛。我总不能老是跟着你到处转吧。再说，哪天去看戏，他让我自己决定，我可以随便定在哪一天，只要不是同你一起外出的日子就行了嘛。这又不碍着你什么的。”

“要是你还有点自爱之心，要是你还有点感激之情，那你说什么也不会想去的。”

“我不明白你说的‘感激之情’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指的是你送给我的那些东西，那你尽可以收回去。谁希罕那些个劳什子。”

她说话的口吻，就像泼妇骂街似的——不过她用这种口吻说话，也不是破天荒头一遭了。

“老是跟着你到处转，多没意思。你光会翻来覆去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简直叫人腻透了。”

（菲利普明知自己一而再、再而三要她回答这个问题实在荒唐得很，可到时候又非问不可。

“嗯，我着实喜欢你，”她总是这么回答。

“就这么一句？我可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你呐。”

“我不是那种人，不会来那一套。”

“但愿你能知道，就那么一个词儿，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幸福！”

“哎，我还是这句老话：我天生是这么个人，谁同我打交道，都得包涵点！假如不合他们的口味，也只好请他们委屈一下咯。”

有时候，她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菲利普问起那个老问题时，她干脆回答说：

“别又跟我来这一套。”

菲利普于是把脸一沉，不吱声了，心里恨死了她。）

这会儿，菲利普说：

“嗯，我倒要请教了，要是我真的让你觉着腻透了，那你干吗还要屈尊同我一块儿出来呢？”

“我才不想出来呢，这你尽可放心，还不是你死拖活拉硬把我拖来的。”

这句话可大大地刺伤了菲利普的自尊心，他发疯似地接口说：

“你以为我就那么好欺侮，只配在你找不到旁人的时候请你吃饭，陪你看戏，一旦有人来了，就得乖乖地滚到一边去？得了吧，我才不高兴扛这样的木梢呢。”

“我可不愿让人用这种口吻来跟我说话。现在就请你瞧瞧，我是多么希罕你的这顿该死的晚饭！”

说罢，她霍地站起身，把外套往身上一披，疾步走出餐馆。菲利普仍坐在那儿，他打定了主意由她去。可是十分钟以后，只见他急急忙忙跳上一辆出租马车，又追赶她去了。他估计她是搭公共汽车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所以由马车代步，说不定能同时赶到那儿。他一眼就瞧见她站在月台上，他竭力避开她的视线，悄悄地跟她搭上同一班火车去赫尼希尔。他打算等她快到家了，再同她说话，那时她想避也避不了啦。

待她一转身，刚从亮如白昼、熙熙攘攘的大街拐入横街，他立刻赶了上去。

“米尔德丽德，”他轻声呼唤。

她只顾往前走，既不看他一眼，也不答理他一声。菲利普又唤了她一声，她这才收住脚步，转身面朝菲利普。

“你这算什么意思？我看见你在维多利亚车站晃来晃去。你干吗老缠着我不放。”

“我非常抱歉。让我们讲和吧。”

“不。你的臭脾气，还有你那股醋劲儿，我受够了。我不喜欢你，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也永远不会喜欢你。咱俩就此一刀两断。”

她继续匆匆前行，菲利普得加快步子才跟得上她。

“你从来也不肯设身处地为我想想，”他说。“要是你心里没有谁，那你当然会整天嘻嘻哈哈，和和气气的，什么也不计较，可要是你也像我这样一头栽入了情网，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啦。怜悯怜悯我吧。你不喜欢我，我不介意，感情这东西毕竟是没法强求的嘛。只要你能让我爱你就行了。”

她只顾往前走，硬是不开腔。眼看再走不了几百码就到她家门口了，菲利普心里猛地一揪。他再也顾不得体面了。他语无伦次地倾诉心中的爱和悔恨。

“只要你能原谅我这一次，我保证今后绝不再让你受委屈。你高兴跟谁出去，就跟谁出去。你如果什么时候有空，愿意陪我一会儿，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又停下脚步，因为他们已经来到街角处，平时他们总是在这儿分手的。

“现在请你自便吧。我不要你走近我家门口。”

“我偏不走，除非你说你原谅我了。”

“这一切我厌烦透了。”

菲利普迟疑了片刻。他有一种直觉：他可以说几句叩动她心扉的话，不过要让这些话出口，连自己都感到恶心。

“造化真残忍，我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你不知道残废人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当然不喜欢我。我也不指望你会喜欢我。”

“菲利普，我可没那意思，”她赶忙接口说，口吻里突然流露出几分怜悯。“你知道，你说的不是事实。”

菲利普索性假戏真做了。他压低了嗓门，声音里微带沙哑。

“哦，我可感觉到了呢，”他说。

她握住菲利普的手，望着他，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可以向你担保：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计较过。除了最初的一两天，我就再没往那上面想过。”

他像悲剧演员那样神情郁悒，缄口不语，他有意要让她感到，他悲不自胜，完全被感情的波澜冲垮了。

“菲利普，你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只是有时候你有点叫人受不了。让咱们讲和吧。”

她扬起头，将自己的嘴唇凑了过去，菲利普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接住了她的吻。

“这下你高兴了吧？”她问。

“高兴极了。”

她向他道了晚安，然后沿着马路匆匆离去。第二天，他送给她一只小巧的怀表，表链上系有一枚胸针，可以别在外套上。这可是件她盼望已久的礼品。

但是过了三四天，米尔德丽德给他上茶点时对他说：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答应过我的话吗？你说话算数的，是吗？”

“是的。”

他很清楚她指的是什么事，所以对她接下去要说的话已有了思想准备。

“今儿个晚上，我要跟上回在你面前提起过的那位先生外出一次。”

“好吧。但愿你能玩得尽兴。”

“你不介意，是吗？”

这会儿他不露声色，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我当然不怎么乐意，”他微微一笑，“不过，我现在想尽量约束自己，不再乱发脾气了。”

一提到这次约会，她显得很兴奋，话也不觉多了起来。菲利普暗暗纳闷：她这么做，究竟是有意伤他的心呢，还是仅仅因为她生来就不懂得体恤别人的感情？他已经习惯于为她开脱，认为她的冷漠无情纯粹出于愚昧无知。她生性迟钝，伤了他的心自己还不知道。

“跟一个既无想象力又无幽默感的姑娘谈情说爱，实在没有多大的乐趣，”他一边听一边这么想。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也正由于她天生缺少这两种禀性，菲利普才不怎么见怪于她。要不，他哪能原谅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自己带来痛苦呢。

“他已在蒂沃利剧院订了座，”她说。“他让我挑，我就挑了那家戏院。我们先要上皇家餐厅吃晚饭。他说那是全伦敦最阔气的一家馆子。”

“他可是个道道地地的上等人，”菲利普学着米尔德丽德的腔调，在肚里暗暗嘀咕了一句，但是他紧咬牙关，不吭一声。

菲利普也去了蒂沃利剧院，看到米尔德丽德他们坐在正厅前座第二排。她的同伴是个脸上滑溜溜的小伙子，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衣着挺括，看上去像个跑码头的兜销员。米尔德丽德戴了一顶黑色阔边帽，上面插着几根鸵鸟羽毛，这种帽子她戴着倒挺适合。她听着那位东道主说话，脸上挂着菲利普所熟悉的那丝浅笑。她脸上的表情向来缺少生气，呆板得很。只有那种粗俗的滑稽笑料，才能逗得她哈哈大笑。不过，菲利普看得出来，她这会兴致很浓，听得津津有味。他酸溜溜地对自己说，她跟那个华而不实、爱说爱笑的同伴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米尔德丽德生性鲁钝，喜欢接近叽叽呱呱的浅薄之徒。菲利普虽说很喜欢同别人探讨各种问题，却并不擅长于空口闲聊。他的一些朋友，例如劳森，很有一套说笑逗趣的本事，兴致所至，插科打诨，谈笑风生，这常叫他钦佩不已。凡是他感兴趣的事，米尔德丽德偏偏觉得乏味。她希望听男人谈论足球和赛马，而菲利普对这两样恰恰一窍不通。能逗伊人展颜一笑的时髦话，他却一句也讲不出来，真是急死人。

菲利普一向迷信于印刷成册的出版物，现在为了给自己的言谈话语增添点儿情趣，便孜孜不倦地啃起《体育时报》来了。

第六十二章

菲利普不甘心于听凭情欲的摆布。他知道，人生世事无一不似过眼烟云，自己的情欲早晚也会烟消云散的。他不胜翘企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爱情好似依附在他心灵上的一条寄生虫，靠吮吸他的心血来维持那可恶的生命；爱情搞得他神魂颠倒，使他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概失去了兴趣。过去，他喜欢去幽静典雅的圣詹姆士公园，常坐在那儿观赏蓝天衬映下的繁枝茂叶，其色泽之淡雅，轮廓之分明，宛如一幅日本版画。他也常去秀丽的泰晤士河河边，觉得在那驳船穿行、码头毗连的河上风光之中，自有一股令人百看不厌的魅力。此外，伦敦变幻不定的万里云天，更能激起他心灵的遐想。可如今，景色再美，他也无心恋及。只要不同米尔德丽德呆在一块儿，他就感到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有时候他去观赏画展，想借此排遣心中的愁思，结果却像观光的游客那样，在国家美术馆的画廊上匆匆而过，没有一幅画能在他心里激起感情的涟漪。他甚至怀疑，自己从前所迷恋过的那些事物，今后会不会再使自己感到兴趣。他过去手不释卷，乐此不疲，现在却觉得满纸荒唐，废话连篇。他一空下来，就钻进医学院俱乐部的吸烟室，一本接一本地浏览期刊杂志。这样的爱情实在是一种折磨，他怨恨自己竟会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成了樊笼中的囚犯，可他心中渴望着自由。

有时他早晨一觉醒来，只觉得心泰神安。他心灵涌起一阵狂喜，因为他相信自己终于挣脱了羁绊：他不再爱她了。哪知过了一会儿，等他神智完全清醒了，痛苦又重新潜入他心田，他明白自己的心病依然如故。尽管他如狂似醉地迷恋着米尔德丽德，可心底里却又对她十分鄙视。他暗暗对自己说：恐怕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既爱又嫌的矛盾感情更折磨人的了。

菲利普一向有解剖自我、探究内心感情的习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盘算，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使米尔德丽德成为自己的情妇，才能摆脱卑劣情欲的折磨。他的痛苦乃在于肉欲得不到满足；倘若这一点得到了满足，说不定他就能挣脱那条束缚着他身心的、不堪忍受的锁链。他知道米尔德丽德在这方面对他丝毫不感兴趣。每当他发狂似的亲吻她的时候，她出于本能的厌恶，总是尽力挣脱开去。这个女人竟然一点不动春心。有时候他特意讲些在巴黎的风流艳遇，想借此激起她的醋劲，谁知她全然不感兴趣。还有一两回，他故意坐到其他餐桌上去同别的女招待打情骂俏，可她根本不把这当作一回事。菲利普看得出来，她倒不是在存心做作。

“今天下午我没光顾你的座儿，你不介意吧？”有一回他陪她去火车站时这么问。“你管的那几张桌子似乎全坐满了。”

这话并不符合事实，她也不屑点穿他。其实，就算她不把这种事儿放在心上吧，可要是她能装出几分计较的样子，菲利普也会心怀感激的。如果再说句把嗔怪的话，那对菲利普饱受创伤的心灵更是莫大的安慰了。

“我觉得你天天老盯着一张餐桌坐，够傻的。你是该光顾光顾其他姑娘的座儿嘛。”

菲利普越想越觉得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只有叫她委身相就，自己才能获得身心的自由。他就像古时候中了妖术而变成怪兽的骑士，急于想找到那种能恢复自己健美人形的解药。菲利普仅存有一线希望。米尔德丽德很想去巴黎开开眼界。对于她，就像对于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巴黎乃是欢乐与时尚的中心。她听人谈起过卢佛尔商场，在那儿可以买到最时新的商品，价钱只及伦敦一半左右。她有位女友曾去巴黎度蜜月，在卢佛尔宫里消磨了一整天。在巴黎逗留期间，她同丈夫，我的老天呀，天天玩个通宵，不到早晨六点是决不肯上床睡觉的。还有“红磨坊”什么的，叫人说不清，道不尽。菲利普心想，哪怕她仅仅是为了实现去巴黎的宿愿才勉强委身相就，自己也不在乎。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情欲，什么条件他都不计较。他甚至生出闹剧式的疯狂念头——想给她灌麻醉药。吃饭时，他一味地劝她喝酒，想借酒力来刺激她，可她偏偏不爱喝酒。每回进餐，她爱让菲利普点香槟酒，因为这种酒放在餐桌上挺有气派，而她喝下肚的从不超过半杯。她喜欢让大酒杯斟得满满的，然后原封不动地留在餐桌上。

“让跑堂的瞧瞧咱们是何等人物，”她说。

菲利普凑准她态度特别和顺的当口，把这事儿提了出来。三月底他参加解剖学考试。再过一星期就是复活节，到时候她有三个整天的假期。

“听我说，假期里你干吗不去跑一趟巴黎？”他提议说，“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它几天嘛。”

“玩得起吗？得花好大一笔钱呢。”

菲利普盘算过了，跑一趟巴黎少说也得花二十五镑。对他来说，确实是笔不小的款额。不过即使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她身上，他也心甘情愿。

“那算得了什么。你就答应了吧，我亲爱的。”

“你倒说说看，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事。我哪能没结婚就跟个男人往外乱跑！亏你想得出这么个馊主意。”

“那有什么大不了呢？”

他大谈特谈和平大街有多繁华，牧羊女舞剧场又是何等富丽堂皇。他绘形绘色把卢佛尔宫和廉价商场描述了一番。最后又着意提到仙阁酒家、修道院以及外国游客常去光顾的寻欢作乐之处。他把自己所鄙夷的巴黎那俗艳的一面，抹上了一层绚丽夺目的油彩。他一个劲地劝米尔德丽德跟他同往巴黎一游。

“听我说，你老是讲你爱我，爱我，要是你果真爱我，就该要我嫁给你。可你从来也没向我求过婚。”

“你知道我结不起婚啊。说到底，我还刚进大学读一年级。今后六年里我赚不到一个子儿。”

“噢，我只是说说罢了，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即使你跪在我面前向我求婚，我也不会答应嫁给你的。”

他曾多次想到过结婚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敢贸然跨出这一步。早在巴黎的时候，他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男婚女嫁乃是市井之徒的荒谬习俗。他也知道，同她结下百年之好，定会断送掉他的前程。菲利普出于中产阶级的本能，认为娶一个女招待为妻，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家里放着个平庸的婆娘，体面人士岂肯上门求医。再从他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他巴巴结结地过日子，尚可以勉强维持到他最终取得医生资格。要是结了婚，即使商定不生小孩，他也无力养活妻子。想到克朗肖如何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庸俗、邋遢的女人连结在一起，菲利普不由得心寒了。他完全可以预见到，爱慕虚荣、头脑平庸的米尔德丽德将来会成个何等样的角色。说什么也不能同这样的女人结合。在理智上他可以下这样的论断，然而在感情上却认为，哪怕是天塌地陷，也得把她占为己有。假如他非得同她结婚才能将她弄到手，那他就孤注一掷，干脆讨她做老婆，将来的事等到将来再说。哪怕到头来身败名裂，他也全不在乎。他脑子一经生出个念头，那就想赶也赶不跑。他像着了魔似的，其他的一切全可置于不顾。他还有一套不寻常的本事，凡是自己执意要做的事，他总能摆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得自己心安而又理得。现在，他也把自己所想到的那些反对这门婚事的正当理由，逐条逐条地推翻了。他只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加倾心于米尔德丽德；而那股得不到满足的情欲最后竟使他恼羞成怒。

“老天在上，要是哪天她当真做了我老婆，非得和她清算这笔账，让她也来受受这份活罪，”他自言自语说。

最后，他再也忍受不住这种痛苦的折磨。一天晚上，在索霍区那家小饭馆吃过晚饭之后（现在他们已是那儿的常客了），菲利普对她说：

“哎，那天你说，即使我向你求婚，你也不会嫁给我的，此话可当真？”

“嗯，怎不当真？”

“我没有你实在没法活。我要你永远陪在我身边。我竭力摆脱，可就是摆脱不了。永远也办不到。我要你嫁给我。”

她曾读过许多小说，自然不会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菲利普。承蒙您向我求婚，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呢。”

“哦，别来这套废话。你愿意嫁给我的，是吗？”

“你觉得我们一起生活会幸福吗？”

“不会。但这又有何妨？”

这句话几乎是菲利普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听了不觉一惊。

“哟，你这人好怪。既然你那么想，干吗还要同我结婚？那天你不是说结不起婚的吗？”

“我想我还剩有一千四百镑的财产。两个人凑合着过日子，不见得比单身多花钱。咱们细水长流，那笔款子可以维持到我取得行医资格，然后再在医院里实习一段时间，我就能当上助理医师。”

“那就是说，这六年里你赚不到一个子儿。我们得靠四镑左右的钱过一个星期，是吗？”

“只有三镑多一点儿。我还得付学费呢。”

“你当上了助理医师，能有多少收入？”

“每周三镑。”

“你的意思是说，你长年累月地寒窗苦读，还把仅有的一点儿老本都给贴上了，到头来，却只能换到个每周三镑的收入？我看即使到那时候，我的日子也不见得会比现在好过些。”

菲利普一时语塞。

“这就是说你不愿嫁给我啰？”过了一会儿他嗓音嘶哑地问。“我对你的一片痴情，难道你觉得全无所谓？”

“在这些事情上，谁都免不了要为自己打算打算，不是吗？我不反对结婚，但如果结婚以后，境遇并不见得比眼前好，那我宁可不结婚。我看不出这样的婚事会有什么意思。”

“我看你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否则你不会存这种想法。”

“大概是吧。”

菲利普哑口无言。他喝了一杯酒，想清清梗塞的喉管。

“瞧那个刚走出去的姑娘，”米尔德丽德说，“她穿的那身皮货，是在布里克斯顿的廉价商场里买的。上次我去那儿时在橱窗里看到过。”

菲利普冷冷一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说的一点不假。当时我还对我姨妈说过，我才不高兴买那种陈列在橱窗里的货色呢，你是花几个钱买下的，谁肚子里都雪亮。”

“真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先是伤透了我的心，接着又七拉八扯地净说些毫不相干的废话。”

“瞧你尽跟我耍脾气，”她说，似乎像是蒙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没法不去注意那件皮货，因为我对姨妈说过……”

“你对你姨妈说些什么关我屁事，”他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

“我希望你对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放干净些，菲利普，你知道我不爱听粗话。”

菲利普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眼窝里却闪烁着怒火。他沉默了片刻，悻悻地瞅着她。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他既恼恨又鄙视，可就是爱她。

“我要是还有一丝半点理智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想见你，”他终于忍不住这么说了。“但愿你能知道，就因为爱上你这样的女人，我可是打心底里瞧不起自己！”

“你这话冲着我说，恐怕不很得体吧，”她虎着脸说。

“是不得体，”他哈哈笑了。“让我们到派维莲凉亭去吧。”

“你这个人就是这么怪。偏偏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冷不防笑起来。既然我让你那么伤心，你干吗还要带我去派维莲凉亭？”

“无非是因为同你分开要比同你待在一起更使我伤心。”

“我倒真想知道你究竟对我有怎么个看法。”

他纵声大笑。

“我亲爱的，你要是知道了我对你的看法，就再不愿意搭理我啦。”

第六十三章

菲利普没能通过三月底举行的解剖学考试。考试前，他曾同邓斯福德在一块儿复习功课。两人面对菲利普备置的那具骨架，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直到把人体骨骼上的所有附着物以及各个骨节、骨沟的功用都背得滚瓜烂熟。谁知进了考场以后，菲利普却突然惊慌起来，生怕答错了题，结果心里越是怕错，笔底下就越是错误百出。菲利普自知这次考糟了，所以第二天甚至懒得跑到考试大楼去看自己的学号是否登在榜上。由于这第二次的考试失利，他无疑已归在年级中既无能又不用功的学生之列。

菲利普倒也不怎么在乎。他还有别的事情要操心。他对自己说，米尔德丽德也是血肉凡胎，想必总有七情六欲，问题在于如何唤醒她的这些潜在意识。对于女人，他自有一套理论，认为她们个个色厉内荏，只要死死地盯住不放，她们总有俯首就范的时候。关键在于耐住性子，窥视时机：不时向她们献点殷勤，以销蚀她们的意志；趁她们身体累乏之时，对她们备加温存，从而叩开她们的心扉；每当她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儿，能及时为她们解怨排闷。菲利普给米尔德丽德讲了巴黎旧友的一些情况，谈到他们如何同自己的心上人亲切交往。那儿的生活经他一描绘，顿时逸闻横生，不但显得轻松愉快，且无半点粗俗之气。他把米密和鲁多尔夫以及缪塞和其他人的风流艳史交织在自己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让米尔德丽德听起来觉得那儿的生活虽说贫困，却充满诗情画意，洋溢着歌声和欢笑，甚至男女之间的那些苟且之事，由于焕发着青春与美而带上罗曼蒂克的色彩。他从来不直截了当地抨击她的偏见，而是旁敲侧击地加以暗示：她的那些看法纯系孤陋寡闻所致。现在，哪怕她再漫不经心，态度再冷淡，他也决不为此空自烦恼或是悻然不悦。他觉得自己已惹她生厌了。他尽量显得温和恭顺，使自己的谈吐富有情趣；他不再使性子，耍脾气，从不提出任何要求，也决不埋怨、责怪。即使有时她失信爽约，第二天他照样笑脸相迎；而当她向他表示歉意时，他只是说一声“没关系”。他从来不让她察觉到自己为她受尽了痛苦折磨。他知道他过去向她倾诉相思之苦，结果反使她不胜厌烦，所以现在他处处留神，不轻易流露一丝半点的情感，免得招她嫌恶。他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尽管米尔德丽德从不提及他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因为她不屑费神去留心这种事儿——然而，这毕竟对她还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开始同菲利普讲心里话了。每回受到了点什么委屈，她总要到菲利普这儿来发泄一通；她还常在菲利普面前抱怨诉苦，说店里的女经理、同事中的某个女招待，或是她姨妈怎么怎么亏待她了。她现在絮絮叨叨的，话还真多，虽然讲的不外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可菲利普听了从不感到厌烦。

“只要你不死缠着向我求爱，我还真有点喜欢你呢，”有一次她对他这么说。

“承蒙你抬举我了。”菲利普呵呵一笑。

殊不知她的这句话像当头一盆冷水，浇得菲利普透心凉了。别看菲利普回话的口气挺轻松，那可是咬紧了牙硬挤出来的呀。

“嗯，你不时要吻我一下，我也不在乎。反正又伤不着我什么。只要你觉着高兴就好了。”

有时候，她甚至主动要菲利普带她去外面用餐，她肯这么赏脸，菲利普自然喜出望外。

“对别人我才不肯说这个话呢，”她还为自己辩解一句。“你嘛，我知道不会见怪的。”

“你肯赏脸，实在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菲利普笑吟吟地说。

临四月底的一个晚上，米尔德丽德要菲利普请她去吃点什么。

“行，吃点好饭，你想去哪儿？”

“哟，哪儿也别去，就陪我坐着聊聊。你不会有意见吧，呃？”

“那还用说。”

菲利普心想，她准是对他自己有了几分情意。假使在三个月以前，要她一晚上哪儿也别去，净坐着聊天，她不觉得厌烦死了才怪呢。那天天气晴朗，春意盎然，这更增添了菲利普的兴致。他现在极容易满足。

“我说，等夏天来了那才带劲呢，”菲利普说，此刻他们正坐在去索霍区的公共汽车的顶层上（米尔德丽德主动提议说，不该那么铺张，出门老是坐马车）。“每逢星期天，我们就可以在泰晤士河上玩它一整天。我们可以自备午餐，随身带个食品篮。”

她莞尔一笑，菲利普见了顿添一股勇气，一把握住她的手。她也无意抽回。

“我真要说，你开始有点喜欢我了。”他满面春风。

“你真傻。明知道我喜欢你，要不我干吗跟你上这儿来呢？”

他俩现在已是索霍区那家小餐馆的老主顾了，patronne一见他们进来，就冲着他们含笑致意。那个跑堂的更是一脸巴结之色。

“今晚让我来点菜，”米尔德丽德说。

菲利普把菜单递给了她，觉得她今晚分外妩媚动人。她点了几个她最爱吃的菜肴。菜单上不多几样菜，这家馆子所有的菜肴他们都已品尝过多次。菲利普喜形于色，一会儿窥视她的双眼，一会儿望着她那张尽善尽美的苍白脸庞出神。吃完晚餐，米尔德丽德破例抽了支烟，她是难得抽烟的。

“我觉得女人抽烟叫人看着怪不顺眼的，”她说。

她迟疑了片刻，又接着说：

“我要你今晚带我出来，又要你请我吃饭，你是否感到有点意外？”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有话要对你说，菲利普。”

他飞快地瞥了她一眼，心头猛地咯噔一沉。不过他现在已老练多了。

“往下说呀，”他脸上仍挂着微笑。

“你不会傻呵呵地想不开吧？告诉你，我快要结婚了。”

“真的？”菲利普说。

他一时想不出别的话来说。他以前也常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还想象自己到时候会作何反应。他一想到自己早晚难逃此绝境，便觉得心如刀绞，甚至还转过自杀的念头，估计自己到时候会陷入疯狂的怒火而无力自拔。然而，也许正因为他对这一局面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事到临头，他反倒只有一种精疲力竭之感，好似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业已气息奄奄，万念俱灰，只求他人别来打扰。

“你知道我年纪一天天大了，”她说，“今年已经二十四岁，该有个归宿了。”

菲利普没有应声。他望望坐在柜台后面的饭馆老板，随后目光又落在一位女客身上，望着她帽子上的一根红羽毛。米尔德丽德有些恼火。

“你该向我道喜才是。”

“该向你道喜，可不？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经常在梦里梦到这事。你要我带你出来吃饭，我喜欢得合不拢嘴，原来竟是这么回事，想想还真发噱。你要同谁结婚？”

“米勒，”她回答说，现出几分赧颜。

“米勒？”菲利普惊讶得失声叫了起来，“这几个月你一直没见到过他。”

“上星期他上店里来吃中饭，把这事儿提了出来。他是个赚大钱的人。眼下每星期挣七镑，日后光景还要好。”

菲利普又不做声了。他想到米尔德丽德过去就一向喜欢米勒。米勒能使她笑逐颜开，他的异国血统中有着一股奇异的魅力，米尔德丽德不知不觉地被他迷住了。

“说来这也是难免的，”他最后这么说道。“谁出的价高，就该归谁所有。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就在下星期六。我已经通知亲友了。”

菲利普心里猛地一揪。

“这么快？”

“我们不准备搞什么结婚仪式，去登记处办个手续就行了。埃米尔喜欢这样。”

菲利普心力交瘁，想快点脱身，立即上床去睡觉。他招呼跑堂结账。

“我去叫辆马车送你去维多利亚车站。我想你不用久等就能上火车的。”

“你不陪我去了？”

“假如你不介意，我想就不奉陪了。”

“随你便吧，”她口气傲慢地说，“我想明天用茶点的时候还会再见面的吧？”

“不，我想咱俩最好就此一刀两断。我何苦要继续折磨自己呢。车资我已经付了。”

他强作笑颜，朝她一点头，随即跳上公共汽车回寓所去了。上床前，他抽了一斗烟，但似乎连眼皮子也撑不开。他不觉得有一丝半点的痛苦，头一搁到枕头上，便立即呼呼睡去。

版权信息

书名：人生的枷锁（下册）

作者：【英】毛姆

ISBN：9877532766604

译者：张柏然 张增健 倪俊译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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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章

第一百零一章

第一百零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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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三章

第一百十四章

第一百十五章

第一百十六章

第一百十七章

第一百十八章

第一百十九章

第一百二十章

第一百二十一章

第一百二十二章

第六十四章

凌晨三点光景，菲利普就醒了，且再也不能入睡。他想起了米尔德丽德。他试图不去想她，但无奈情思缠绵，不能自已，就这样，时作时辍，反反复复，直弄得自己头昏脑涨。米尔德丽德要嫁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对一位要自谋生计的姑娘来说，生活是艰难的；倘若她发现有人能够给她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并接受之，那也是无可指摘的。菲利普意识到，在米尔德丽德看来，让她同自己结婚才是个愚蠢的行动呢，因为只有爱情才能使眼下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得以忍受。然而，她却并不爱他。这绝不是米尔德丽德的过错，这不过是他不得不接受的又一个事实罢了。他试图说服自己。他深知他那被刺伤的自负深深地埋在心底，此时他的情欲却从被损害的虚荣中勃然而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变得颓唐消沉。菲利普像鄙视米尔德丽德那样鄙视自己。他为未来作出种种打算，翻来覆去地考虑着那些同样的计划。在这当儿，他又回想起自己在她那娇嫩、苍白的脸颊上亲吻的情景，耳际又响起她那回荡不绝的嗓音。在医学院里，他同朋友们断绝来往，而眼下他却希望有人做伴。事情真凑巧，半个月前，海沃德来信说他要路过伦敦，邀请菲利普一同进餐，但那时菲利普因不愿受人打扰而婉言谢绝了。海沃德快要返回伦敦，在此度过社交季节，于是，菲利普决定写封信给海沃德。

钟敲八点。他还能爬起来，对此他感到欣慰。他脸色苍白，倦容满面。但是，在洗了把澡，穿上了衣服，用过早餐之后，他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尘世，病痛也显得较易忍受了。这天上午，他不想去听课，而来到陆海军商场，为米尔德丽德买件结婚礼物。菲利普犹豫了半晌，最后决定买个化妆手提包。它花去了二十镑，大大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不过，这只包既艳丽夺目又俗不可耐。他知道米尔德丽德一定会十分精确地估计出这只包的价钱来的。这件礼物既能使她感到快乐，又能表达自己对她的鄙视。他为自己挑中了这件礼物而内心感到一种隐隐扎痛的满足。

菲利普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期待着米尔德丽德成亲的日子，他这是在期待着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他感到宽慰的是，星期六早晨他接到海沃德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来伦敦，并请菲利普替他事先找好住处。菲利普急于摆脱眼下的心境，便去查阅时刻表，找出海沃德可能搭乘的那趟车。他赶往车站迎接海沃德。朋友聚首，兴奋之至。他俩将行李寄存在车站，随后便欢天喜地地走了。海沃德还同往常一样，提议他俩首先花一个小时去游览国立美术馆。海沃德已经好些时候没有观赏图画了，说是一定得去瞧上一眼，使自己跟生活的旋律合拍协调起来。数月来，菲利普找不到一个人能同自己谈论艺术和书籍。自从去巴黎以来，海沃德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法国的现代诗人。而在法国，这类诗人繁若群星，数不胜数。眼下，海沃德就有好几位新跃文坛的天才诗人的事儿要告诉菲利普听。他们俩漫步在美术馆，各自给对方指点着自己心爱的图画，情绪激昂地交谈着，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此时，阳光普照，微风和煦。

“走，咱俩上公园去坐一会儿，”海沃德提议说，“吃过中饭再去找房间不迟。”

公园里，春意盎然，沁人心脾。这种日子叫人感到，人只要活着就是幸福。在天空的映衬下，青翠欲滴的树林，分外妖娆。淡蓝色的天幕上，嵌镶着朵朵白云。玉带般的河流的尽头，是一群身穿灰色制服的皇家禁卫骑兵队。这种层次分明的优美景色，带有一种十八世纪图画的风采。眼前的景色，使人想起的是约翰—巴普蒂斯特·佩特的那种平凡质朴的图画，而不是沃特画的画。沃特的风景画富有诗意，画中只有在梦幻虚境中才能看到的那种森林幽谷的景致。菲利普心里不觉一阵轻松。他从过去读过的书本中领悟到，艺术（因为艺术的存在正如他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一样）还可以将人的心灵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他们俩来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中饭，还要了一瓶香提酒。两人慢啜细嚼，边吃边谈，一起回忆着他俩在海德堡的熟人，谈论菲利普在巴黎的朋友，议论书籍、图画、道德和人生。猛然间，菲利普听到一只钟接连敲了三下，只觉得声声撞击着他那颗心。有那么一两分钟，海沃德说的话他啥也没听见。但是，他还一个劲儿地往自己杯子里斟酒。他喝不惯酒，并已经感到酒力直冲脑门。不管怎么说，他眼下是无忧无虑的了。多少个月来，他那敏捷的脑子闲着不思想，这时却完全陶醉在谈话中间。他为有个同自己情趣相投的人在一起交谈而感到无比欣慰。

“我说呀，咱们可别把这良辰浪费在寻找房间上头。今晚我来安顿你。你可以在明天或者下星期一再去找房间嘛！”

“好的。那眼下咱俩干什么呢？”海沃德应声说道。

“咱俩花上一个便士，乘汽船到格林威治去。”

这个主意正中海沃德的下怀。于是，他同菲利普一起跳上一辆出租马车，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桥，接着又乘上一艘刚要离岸的汽船。此时，菲利普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说：

“我还记得当初去巴黎那会儿，克拉顿，对，就是他，还发了一通长篇宏论呢。他说是画家和诗人把美赋予事物中去的，是他们创造了美。在他们看来，乔托的钟楼和一家工厂的烟囱没有两样。然而，美丽的事物随着它们勾起一代代人们的情感而变得越来越绚丽多彩。古老的事物要比现代的事物更加美丽，其道理也就在于此。那篇《希腊古瓶颂》现在就比刚问世那会儿要更加隽永妩媚，这是因为上百年来，情侣们不断地吟诵它，那些悲观失望者也从诗句中求得安慰的缘故。”

菲利普让海沃德去推断，面对两岸摇曳而过的景色，听了他的话会作何联想。他发现自己有意作出暗示而未被对方觉察，不觉窃窃自喜。长期来他过着的那种生活，突然间在他心灵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使得他思绪万千，感慨系之。伦敦缥缈的大气，晕光闪烁，给建筑物的灰石蒙上了一层柔和的轻淡优美的色彩；那一个个码头、一座座仓库透出丝丝类似日本版画式的纯朴、庄重的气息。他们俩继续向前泛舟荡漾。那雄伟壮丽的水道，是大英帝国的标志，越往前越开阔。河面上千帆竞发，穿梭不息。菲利普想起那些画家和诗人把所有这一些描绘得如此婀娜多姿，心头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随船来到伦敦地区的泰晤士河面上。有谁能够描绘出它的庄严仪容呢？顿时，他思绪驰骋，激动不已。天晓得是什么使得人们把这浩瀚的河面变得平静如镜，使得鲍士威尔老是跟随在约翰逊的左右，使得老佩皮斯跨上军舰的。啊，原来是壮丽的英国历史，是离奇的际遇和充满惊险的冒险！菲利普笑容可掬地转向海沃德。

“亲爱的狄更斯，”他喃喃地说。当觉察到自己的感情激昂起来，他不觉莞尔。

“你放弃学画，就不感到后悔吗？”海沃德问道。

“不后悔！”

“看来你是喜欢行医的？”

“不，恰恰相反，我很不喜欢当医生。不过也没有旁的事情可做呀。头两年的功课重得快把人压垮了，再说，遗憾的是，我可没一点儿科学家的气质。”

“哦，你可不能再见异思迁了。”

“嗯，不会的。我要坚持学医。我想，到了病房，我会更加喜欢上这一职业的。我有个想法，我对人比对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更有兴趣。照我看，只有当医生，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你把知识装在脑子里，拎着医疗器械箱，外加几味药，你就可以到处混饭吃。”

“这么说，你是不想当一名开业医师的？”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想当开业医师，”菲利普回答说。“我一取得医院的职位，便去搭乘海轮。我想到东方去——到马来群岛、暹罗、中国等等地方去——然后，我将找些零星的活儿干干。事情总是有得做的，比如说，印度闹霍乱病啦，诸如此类。我还想去周游列国。一个经济拮据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行医。”

接着他们来到了格林威治。英尼戈·琼斯设计的宏伟的大厦，仪态雍容地正视着河面。

“嘿，快瞧，那儿准是可怜的杰克跳下去捞钱的地方，”菲利普说。

他们俩在公园里信步闲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在嬉耍，他们的吆喝声响遍整个公园。年迈的海员们这儿一群那儿一帮地坐着晒太阳。这儿弥漫着一种百年前的那种古朴的气息。

“你在巴黎白白浪费了两年，有些可惜，”海沃德感叹了一声。

“白白浪费？瞧那个孩子的动作，瞧那阳光穿过树叶照在地上的图案，再瞧瞧头顶上那块天——啊，要是我不到巴黎去，我就看不到那儿的天空。”

海沃德发觉菲利普语塞哽咽，不禁诧异地凝视着他。

“你怎么啦？”

“没什么。对不起，我太伤感了。不过，这半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渴望着来观赏一下大自然的美。”

“你过去一直很讲究实际。真有趣，还能从你嘴里说出那种话来。”

“去你的，我可不想变得有趣，”菲利普哈哈笑着说。“走，咱们喝杯浓茶去！”

第六十五章

海沃德的来访，给菲利普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冲淡了他对米尔德丽德的思念。回首往事，菲利普不胜厌恶之至。他自己也闹不清，过去怎么会堕入那种不体面的爱情中去的。每当想起米尔德丽德，菲利普心中不免忿恨交加，全是米尔德丽德使他蒙受这奇耻大辱。此时，呈现在他想象中的是被夸大了的她人身、仪态方面的瑕疵。他一想到自己竟同米尔德丽德这种女人有过一段暧情昧意的纠葛，不禁不寒而栗。

“这一切都表明我的意志是多么脆弱啊，”菲利普喃喃地说。先前那段经历，犹如一个人在社交场合犯下的过错，过错之严重，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宽宥，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把它从记忆中抹去。他对自己先前的堕落十分憎恶。这倒帮了他的忙。他像一条蜕了皮的蛇，怀着厌恶的心情，鄙夷地望着自己过去的躯壳。他为自己恢复了自制力而感到欣喜若狂。菲利普意识到，在他沉湎于人们称之为爱情的痴情之中的时候，他失去了世界上多少别的乐趣啊。那种滋味他可尝够了。要是那就叫爱情，那他从此再也不会堕入那张情网中去了。菲利普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告诉了海沃德。

“索夫克勒不就祈求有朝一日能挣脱吞噬他最诚挚爱情的情欲这头野兽吗？”他问道。

菲利普俨然一副获得了新生的样子。他贪婪地呼吸着周围的空气，仿佛从来没有呼吸过似的。他像稚童般惊喜地打量着世间万物。他把那段痴狂时期看作是服了半年的劳役。

海沃德来伦敦后没几天，菲利普接到一张寄自布莱克斯泰勃的请柬，邀请他去参观在一家美术馆举办的画展。他带上海沃德一同前往。在浏览画展目录册时，他们发现劳森也有一张画参加了这次预展。

“我想请柬就是他寄的，”菲利普说，“我们找他去，他肯定站在自己那幅画的前面。”

那张露思·查利斯的肖像画被摆在一个角落里，劳森就站在这张画的附近。他头戴一顶轻便的大帽子，身着宽大的浅色服装。置身在蜂拥而来观赏预展的时髦人物中间，他显出一副迷离惝恍的神色。他热情地同菲利普打招呼，随即同往常一样，又口若悬河地给菲利普诉说起他搬来伦敦住下了，露思·查利斯是个轻佻的女子，他租到了一间画室，并因代销一张肖像而得到一笔佣金等等。他提议他俩在一起用餐，借此机会好好叙谈叙谈。菲利普使他想起了他的相识海沃德。菲利普饶有兴趣地看着劳森面对海沃德的风雅的服饰和堂皇的气派有点儿肃然起敬的样子。

他俩奚落挖苦劳森，比在劳森和菲利普合用的那间寒伧的小画室里还要厉害。

吃饭的时候，劳森继续讲他的新闻。弗拉纳根业已返回美国。克拉顿不见了。克拉顿得出个结论，说一个人一旦同艺术和艺术家搭上关系，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脱离。为使出走顺利，弗拉纳根同他在巴黎的朋友们一个不落地都吵翻了。他培养了一种给他们诉说令人难堪的事实的才能，迫使他们以极大的耐心听他宣布说，他在巴黎已经呆够了，准备去赫罗纳定居。这座位于西班牙北部、深深吸引着他的小城镇，还是在他乘车去巴塞罗那的路上偶然发现的呐。他现在就独自一人住在那儿。

“我怀疑他能有什么出息，”菲利普说。

克拉顿就好作出人为的努力，来表达人们头脑里混沌不清的问题，因此，变态、易怒同他这个人就完全相称。菲利普朦胧觉得自己也是这样，不过，对他来说，是他的道德行为使他陷入了困窘。那就是他的自我表现的方式，至于对此怎么办，他可心中无数。但是，他没有时间来继续他的思索，因为劳森坦率地把同露思·查利斯的风流韵事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她遗弃了他，转而同一位刚从英国来的青年学生打得火热，闹得乌烟瘴气。劳森认为应该有人出来干预并拯救那个年轻人，要不她将毁了他。菲利普暗自忖度着，劳森最感伤心的还是他画画的中途突然闯进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插曲。

“女人们对艺术缺乏真正的感受力，”他说。“她们只是佯装她们有罢了。”不过，他末了几句话倒是相当旷达：“话得说回来，我毕竟还给她画了四张画儿，至于正在画的这最后一张画儿，不能肯定是否还能画成功呢。”

这位画家处理他的爱情纠葛那样的漫不经心，菲利普着实羡慕。劳森相当愉快地度过了一年半，并未花分文就得到了一个漂亮的模特儿，最后同她分手时，心灵上没留太深的伤痕。

“克朗肖现在怎么样？”菲利普问道。

“噢，他算是完了，”劳森皮笑肉不笑地答道。“他不出半年就要死了。去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在一家英国医院里住了七个星期。出院时，他们对他说，他康复的唯一机会就是戒酒。”

“可怜的人儿，”菲利普微微一笑。他一向是饮食有度的。

“有一阵子他是滴酒不进。他还常常到利拉斯店里去，他可熬不住不去呀。不过，他经常只是喝杯热牛奶，或者橘子汁。也太没趣了。”

“我想你没有把事实瞒了他吧？”

“哦，他自己也知道。不久前他又喝起威士忌酒来了。他说他已经老了，来不及革面洗心了。他要快快活活地过上半年，到那时，就是死也比苟延残喘活上五年要强。我想他手头拮据，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瞧，他生病期间，连一项进账都没有，而且跟他同居的那个荡妇使他吃尽了苦头。”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菲利普说。“我那时认为他简直了不起。庸俗的中产阶级的德行居然得此报应，真叫人作呕。”

“当然啰，他是个不中用的家伙。他迟早会在那贫民窟里了却残生，”劳森说。

菲利普感到伤心，因为劳森一点也没有怜悯之情。当然，这件事是因果报应，既有前因，必有后报，而生活的全部悲剧就寓于这一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自然规律之中。

“啊，我忘了一件事，”劳森说。“你刚走不久，克朗肖叫人送你一件礼物。我当时想你会回来，因此我也就没有托人带给你，何况当时我认为根本不值得这么做。不过，那件礼物将跟我的其余几件行李一道运来伦敦，要是你想要的话，可以到我的画室来取。”

“你还没有告诉我那是个什么东西呢。”

“哦，那是条破烂不堪的地毯。我想它值不了几个钱。有一天我问他，他怎么想得起来送这种破烂货。他告诉我他在鲁德雷恩大街上一家商店里看到这条地毯，便花了十五个法郎把它买了下来。看上去还是条波斯地毯。他说你曾问过他什么是生活的意义，那条地毯就是个回答。不过，那时他烂醉如泥了。”

菲利普哈哈笑了起来。

“喔，是的，我知道了。我要来取这条地毯。这是他的绝妙的主意。他说我必须自己去找出这个答案，否则就毫无意义。”

第六十六章

菲利普心情愉快地埋头学习。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七月里他要参加第一次统考的三个科目的考试，其中两项是他上次未获通过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生活充满了欢乐。他交上了一位新朋友。劳森在物色模特儿的时候，发现了一位在一家剧院练习当替角的姑娘。为了诱使那位姑娘坐着让他画像，劳森于一个星期天安排了一次午餐聚会。同那位姑娘一道来的还有一位女伴。菲利普也应邀出席。这样凑足了四个人。他的任务是专门陪伴那位姑娘的伴娘。他发觉这件事并不难，因为这位伴娘是个讨人喜欢的健谈者，有着逗人发笑的口才。她邀请菲利普到她住处去看她，并告诉他她在文森特广场有几个房间，一般于下午五点在家吃茶点。他真的去了，看到自己受到欢迎而感到高兴，以后又去登门造访。内斯比特太太不过二十五岁，身材矮小，面貌虽不美丽，但是丰采却是很温柔可爱的。她有对晶莹闪亮的眸子，高隆的颧骨和一张宽宽的嘴。她脸面各部的色调过分悬殊，使人想起了一位法国现代画家创作的一张人物肖像画。她的皮肤白皙，面颊绯红，眉毛浓密，头发乌黑发亮，其效果有些古怪，还有点不自然，但决不使人感到不适。她同丈夫分居，靠撰写稿酬微薄的中篇小说维持她和孩子的生活。有一两家出版商专门出这种小说，所以她能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这种小说的稿酬很低，写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才给十五个英镑，不过，她也满足了。

“这样的小说，读者毕竟只要花两个便士，”她说，“而且同样的故事，他们百看不厌，我只要换换名字就行了。有时我感到腻烦，但一想起我得付洗衣费和房租，还得给孩子添置衣服，我就又硬着头皮写下去。”

除此之外，她还到几家需用配角的剧院去寻找工作，借此挣几个钱。一旦受雇，她一星期可以赚得十六个先令到一个畿尼。可一天下来，却累得筋疲力尽，她倒头便睡，活像个死人。她生活道路坎坷，但能好自为之；她那强烈的幽默感使得她能够身处困厄之中，依然自得其乐。有时时运不济，她发觉身上分文不名，这时候，她那些不值钱的家什就被送进沃克斯霍尔大桥路上的那爿当铺。在境况有所好转之前，她就一直啃着涂黄油的面包。但是，她可从来没有失去她那乐呵呵的本色。

菲利普对她过着那种得过且过的生活颇感兴趣。她絮聒不休地叙述她那怪诞的个人奋斗的经历来逗他发笑。他问她为什么不试着写些质量好些的文学作品。然而，她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天赋，况且她那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作品按千字计算的稿酬，也还说得过去，同时，这种作品也是她倾尽全力写出来的。她除了希望眼下这种日子得以延续之外，别无他求。她看上去没什么亲戚，几位朋友也同她一样一贫如洗。

“将来会怎么样，我根本不去考虑，”她说。“只要手头有钱付三个星期的房租，有一两个英镑买食品，我就什么也不想。要是成天想着今天，愁着明天，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情糟到无可再糟的地步，我想总还是有路可走的。”

没多久，菲利普形成了每天都去同内斯比特太太共用茶点的习惯。这样，他带着一块糕或者一磅黄油或者些许茶点去拜访她时，她不至于感到难堪。他俩开始互唤对方的教名。他对女性的柔情还不熟悉，然而对有人乐意倾听自己的苦恼，心里头倒是乐滋滋的。时光一小时一小时地飞逝。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欣羡之情。她是一位令人感到愉快的伴侣。他不禁将她同米尔德丽德比较起来：一个是愚昧无知且固执己见，凡是她不知道的东西，她一概不感兴趣；另一个是思维敏捷，才智洋溢。想到他险乎终身同米尔德丽德这样的女人缠在一起，不觉精神为之沮丧。一天黄昏，菲利普把他同米尔德丽德之间的爱情纠葛原原本本地讲给诺拉听。他这么做倒不是因为这件事给他脸上增添什么光彩，而是因为他为能得到诺拉的媚人的同情而感到乐不可支。

“我想，你现在已经彻底摆脱了这种困境了，”他讲完后，她接着说了这么一句。

有时，她像阿伯丁木偶似的，滑稽地把头侧向一边。她坐在一张竖式椅子里，做着针线活儿。她可没有时间闲着不做事哟。菲利普舒适地依在她的脚旁。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这种心情实在难以形容。”

“可怜的人儿，在那段时间里，你一定很不愉快吧，”她喃喃低语，同时把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以示同情。

菲利普猛地抓起那只搁在自己肩头的手吻了起来。诺拉急忙把手抽了回来。

“你干吗要这样？”她红着脸问道。

“你不高兴了？”

她两眼熠熠闪光，对着他凝视了片刻，接着又嫣然一笑。

“不是的，”她说。

菲利普倏地跪立起来，面对着她。诺拉愣愣地望着他的眼睛，那张宽宽的嘴微笑地牵动着。

“怎么啦？”诺拉问。

“啊，你是个极好的人儿。你待我这么好，我感激不尽。我太喜欢你了。”

“尽说些傻里傻气的话，”她说。

菲利普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向自己。她未作抵抗，而是微微向前倾过身子。他吻着她那红润的嘴唇。

“你干吗要这样？”她又问道。

“因为这样舒服呗！”

她默默不语，但她那对眸子闪烁着温柔的光芒。她用手怜爱地抚摩着他的头发。

“你知道，你这样做太蠢了。咱俩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们一直像朋友一样相处不是很好吗！”

“要是你真正想要合我的心意的话，”菲利普回答道，“你最好还是不要像你眼下正在做的那样抚弄我的脸颊。”

她格格一笑，但她并没有停止抚摸他的面颊。

“我这样子错了，是吗？”她说。

菲利普惊喜交集，窥视着她的眼睛。在这当儿，他发觉她那双眼睛渐渐发亮，含情脉脉，蕴藏在那对眸子里的神情使得他心荡神驰。他的心不由得一阵激动，热泪涌进了他的眼眶。

“诺拉，你不喜欢我，是不？”他问道，一脸疑惑的神情。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亏你问得出这样愚笨的问题。”

他猛然搂抱着她。

不一会儿，菲利普松开了她，向后蹲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好奇地打量着她。

“嗯，我简直发狂了！”他说。

“为什么？”

“我觉得太惊讶了！”

“不感到愉快吗？”

“太高兴了，”他叫喊着，声音犹如从心底迸发出来似的，“太骄傲了，太幸福了，太感激了！”

他拿起她的手，不住地吻着。这对菲利普来说，一种既坚如磐石又永不泯灭的幸福开始了。他俩变成了情侣，但仍然是朋友。在诺拉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因把自己的爱倾注在菲利普身上而得到满足的做母亲的本能。她需要有个人受她爱抚、叱责和喋喋不休的称道；她有一种一心追求家庭情趣的气质，以照顾他的健康和替他缝补浆洗为人生快事。她深切同情他的残疾，而他本人对这一点异常敏感，因此，她本能地以柔情脉脉的方式来表达她对他的怜爱之情。她还是个刚过豆蔻年华的少妇，健康、丰腴。对她说来，奉献自己的爱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她心境快乐，内心充满了欢笑。她喜欢菲利普，是因为他凡是听到生活中合她意的趣事儿，都同她一起畅怀欢笑；她之所以喜欢他，最重要的还是他就是他。

她把这一点告诉菲利普时，他欢欣地说：

“胡说八道。你喜欢我，因为我是个不多话的人，从不插嘴。”

菲利普压根儿就不爱诺拉。但是，他却非常喜欢她，乐意同她呆在一起，兴趣盎然地谛听她那妙趣横生的谈吐。诺拉帮助他对自己树立起信心，宛如替他在心灵的创伤上涂搽愈合的药膏。他钦佩她有勇气，充满了乐观，大胆地向命运挑战。她自己没什么人生哲学，但讲究实际，不矫揉造作。

“你知道，什么教堂、牧师，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统统不信，”她说。“但是，我信奉上帝。不过，只要你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只要你有时还能够仗义勇为，拯人于危难之中，我就不信上帝还会想着你。我认为，人总的来说还是正派的，而对那些不正派的人，我感到遗憾。”

“那以后怎么办呢？”菲利普问道。

“喔，我自己也心中无数，你是知道的，”她莞尔一笑。“不过，我抱着乐观的希望。无论如何，我将不用付房租，也不用写小说。”

她有着女性所特有的那种在奉承别人时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的天才。她认为，菲利普自量无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便毅然离开巴黎，这是件果断的举动。当她热烈地称颂他时，他听得如痴如狂。这一举动究竟是说明自己勇敢呢，还是说明自己生活的目的摇摆不定，他一直心存疑惑。想到她认为那是英勇的表现，他感到欣慰。她大胆地跟他谈论起那个他朋友们本能地回避的问题。

“你真傻，竟对你那条跛脚如此敏感，”她说。看到他神情阴郁，脸涨得通红，她接着说：“你知道，人们并没有像你这样想得那么多。他们第一次见着你时才注意一下，以后就忘了。”

菲利普不愿搭腔。

“你不生我的气，是不？”

“不生气。”

“你知道，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爱你。我决不想使你感到不愉快。”

“我想，你对我讲什么都可以，”菲利普微笑着答道。“我希望我能做些什么，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诺拉用别的办法把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让他粗暴得像个狗熊。每逢他发脾气，她就嘲笑他。她使得菲利普变得更加温文尔雅。

“你可以叫我做你想要我做的任何事，”有一次他对她这样说。

“你介意吗？”

“不，我想做你要我做的事。”

他感到有一种要实现自己幸福的欲望。在他看来，诺拉把一个妻子所能给予其丈夫的一切都给了自己，然而他依旧可以自由活动。她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一位最娇媚的朋友，从她那儿得到的同情，是他从未在一个男子身上找到过的。两性关系不过是他俩之间的友谊的最坚牢的纽带。有了它，他俩之间的友谊就完美无缺，但它决不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况且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他变得更加平静，更容易与人相处。他感到自己完全能够控制自己。有时，他想起在那逝去的冬天日子里，他一直为十分可怕的欲念所困扰，内心里充满了对米尔德丽德的厌恶和对自己的憎恶。

他的考试日渐临近。诺拉对考试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他。她那急切的心情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使他感到非常愉快。她叫他答应立即返回，并把考试结果告诉她。他顺利地通过了三个科目的考试，当他告诉她时，她两眼热泪盈眶。

“喔，我太高兴了，那时我是多么的紧张和不安哪！”

“你这个愚蠢的小妮子，”菲利普喉咙哽咽得笑不出声来。

谁看到她这副表情会不感到激动呢？

“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她问道。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过个假期。在十月份冬季学期开学之前，我没事可做。”

“我想你将去布莱克斯泰勃你大伯那儿？”

“你完全想错了。我准备呆在伦敦，同你在一起玩。”

“我倒希望你走。”

“为什么？你讨厌我了？”

她笑着，并把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你最近工作太辛苦了，脸色很苍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好好休息一下。请走吧。”

他沉默了片刻，带着爱慕的目光凝视着她。

“你知道，我相信除了你别人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你总是为我着想。我猜不透你究竟看中了我什么。”

“我这一个月对你的照顾是否给你留下个好印象呢？”她欢快地笑着说。

“我要说你待人厚道，体贴入微，你从不苛求于人，你成天无忧无虑，你不令人讨厌，你还容易满足。”

“尽说些混账话，”她说。“我要对你说一句：我一生中碰到一种人，他们能从生活经历中学习些东西，这种人寥寥无几，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六十七章

菲利普在布莱克斯泰勃呆了两个月之后，急着要返回伦敦。在这两个月里，诺拉频频来信，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笔力浑厚遒劲。在信中，她用酣畅和幽默的笔调描述日常琐事、房东太太的家庭纠纷、妙趣横生的笑料、她在排练时遇上的带有喜剧性的烦恼——那时她正在伦敦一家戏院里一场重要的戏里扮演配角——以及她同小说出版商们打交道时的种种奇遇。菲利普博览群书，游泳，打网球，还去驾舟游览。十月初，他回到了伦敦，定下心来读书，准备迎接第二次统考。他急盼通过考试，因为考试及格意味着繁重的课程就此告一段落，此后，他就得上医院门诊部实习，同男男女女各色人以及教科书打交道。菲利普每天都去看望诺拉。

劳森一直在普尔避暑，他画的几张港湾和海滩的写生画参加了画展。他受托画两张肖像画，并打算在光线不便于他作画之前一直呆在伦敦。此时，海沃德也在伦敦，意欲去国外过冬。但是，时间一周周地流逝过去，他却依然滞留伦敦，就是下不了动身的决心。在这两三年间，海沃德发福了——菲利普第一次在海德堡见到他距今已有五个年头了——还过早地秃了顶。他对此非常敏感，故意把头发留得老长老长的，以遮掩那不雅观的光秃秃的脑顶心。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的眉毛俊秀如前。他那双蓝眼睛却暗淡失神，眼皮委顿地低垂着；那张嘴全无年轻人的勃勃生气，显得凋萎、苍白。海沃德仍旧含混地谈论着他将来准备做的事情，但信心不足。他意识到朋友们再也不相信自己了，因此，三两杯威士忌下了肚，他便变得哀哀戚戚，黯然神伤。

“我是个失败者，”他喃喃地说，“我经受不住人生争斗的残酷。我所能做的只是让出道儿来，让那些宵小之辈去喧嚣，扰攘，角逐他们的利益吧。”

海沃德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失败是一件比成功更为微妙、更为高雅的事情。他暗示说他的孤僻高傲来自对一切平凡而又卑贱的事物的厌恶。他对柏拉图却推崇备至。

“我早以为你现在已不再研究柏拉图了呢，”菲利普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是吗？”海沃德扬了扬眉毛，问道。

“我看不出老是翻来覆去地读同样的东西有什么意义，”菲利普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既无聊又费劲的消遣罢了。”

“但是，难道你认为你自己有颗伟大的脑瓜，对一个思想最深邃的作家的作品只要读一遍就能理解了吗？”

“我可不想理解他，我也不是个评论家。我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才对他发生兴趣的。”

“那你为什么也要读书呢？”

“一来是为了寻求乐趣。因为读书是一种习惯，不读书就像我不抽烟那样难过。二来是为了了解我自己。我读起书来，只是用眼睛瞄瞄而已。不过，有时我也碰上一段文字，或许只是一个词组，对我来说还有些意思，这时，它们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部分。书中凡是对我有用的东西，我都把它们吸收了，因此，即使再读上几十遍，我也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在我看来，一个人仿佛是一个包得紧紧的蓓蕾。一个人所读的书或做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毫无作用。然而，有些事情对一个人来说确实具有一种特殊意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使得蓓蕾绽开一片花瓣，花瓣一片片接连开放，最后便开成一朵鲜花。”

菲利普对自己打的比方不甚满意，但是他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感觉到的但仍不甚了了的情感。

“你想有番作为，还想出人头地呐，”海沃德耸耸肩膀说。“这是多么的庸俗。”

直到此时，菲利普算是了解海沃德了。他意志薄弱，虚荣心强。他竟虚荣到了这样的地步，你得时刻提防着别伤害他的感情。他将理想和无聊混为一谈，不能将两者加以区分。一天，在劳森的画室里，海沃德遇上一位新闻记者。这位记者为他的侃侃谈吐所陶醉。一周以后，一家报纸的编辑来信建议他写些评论文章。在接信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面，海沃德一直处于优柔寡断、犹疑不决的痛苦之中。长期以来，他常常谈论要谋取这样的职位，因此眼下无脸断然拒绝，但一想到要去干事，内心又充满了恐惧。最后，他还是谢绝了这一建议，这才感到松了口气。

“要不，它会干扰我的工作的，”他告诉菲利普说。

“什么工作？”菲利普没好声气地问道。

“我的精神生活呗，”海沃德答道。

接着他数说起那位日内瓦教授艾米尔的种种风流韵事。他的聪明睿智使他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就，但他终究一事无成。直到这位教授寿终正寝时，他为什么会失败以及为什么要为自己开脱这两个疑问，在从他的文件堆里找出的那本记载详尽、语颇隽永的日记里立刻得到了答案。说罢，海沃德脸上泛起了一丝不可名状的笑意。

但是，海沃德居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书籍来了。他的情趣风雅，眼光敏锐。他耽于幻想的豪兴不衰，幻想成了他引以为乐的伙伴。其实，幻想对他毫无意义，因为幻想对他从没发生过什么影响。但是他却像对待拍卖行里的瓷器一样对待幻想，怀着对瓷器的外表及其光泽的浓厚兴趣摆弄着它，在脑海里掂量着它的价格，最后把它收进箱子，从此再不加以理会。

然而，作出重大发现的却正是海沃德。一天黄昏时分，在作了一定的准备之后，他把菲利普和劳森带至一家坐落在比克大街上的酒菜馆。这家馆子享有盛誉，不只是因为店面堂皇及其悠久的历史——它使人怀念那些发人遐思蹁跹的十八世纪的荣耀事迹——而且还因为这里备有全伦敦最佳的鼻烟。这里的混合甜饮料尤为著名。海沃德把他们俩领进一个狭长的大房间。这儿，光线朦胧，装饰华丽，墙上悬挂着巨幅裸体女人像：均是海登派的巨幅寓言画。但是，缭绕的烟雾、弥漫的空气和伦敦特有的气氛，使得画中人个个丰姿秀逸、栩栩如生，仿佛她们历来就是这儿的主人似的。那黝黑的镶板、厚实的光泽黯淡的烫金檐口以及红木桌子，这一切给房间以一种豪华的气派；沿墙排列的一张张皮椅，既柔软又舒适。正对房门的桌上摆着一只公羊头，里面盛有该店遐迩闻名的鼻烟。他们要了混合甜饮料，在一起开怀畅饮。这是种热气腾腾的掺有朗姆酒的甜饮料。要写出这种饮料的妙处，手中的拙笔不禁打颤。这段文字，字眼严肃，词藻平庸，根本不足以表情达意；而浮华的措辞，珠光闪烁而引人入胜的言词一向是用来描绘激动不已的想象力的。这饮料使热血沸腾，使头脑清新，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它使心灵充满健康舒憩之感），使人情趣横溢，令人乐意领略旁人的机智。它像音乐那样捉摸不定，却又像数学那样精确细密。这种饮料只有其中一个特性还能同其他东西作一比较：即它有一种好心肠的温暖。但是，它的滋味、气味及其给人的感受，却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查尔斯·拉姆用其无穷的机智来写的话，完全可能描绘出一幅当时的令人陶醉的风俗画；要是拜伦伯爵在其《唐璜》的一节诗里来描述这一难以言表的事儿，他会写得字字珠玑，异常雄伟壮丽；奥斯卡·王尔德把伊斯法罕的珠宝倾注在拜占庭的织锦上的话，兴许可能把它塑造成一个乱人心思的美人。想到这里，眼前不觉疑真疑幻地晃动着伊拉加巴拉的宴会上觥筹交错的情景；耳畔回响起德彪西的一曲曲幽咽的谐调，调中还透出丝丝被遗忘的一代存放旧衣、皱领、长筒袜和紧身衣的衣柜所发出的夹杂着霉味却芬芳的传奇气息；迎面飘来深壑幽谷中的百合花的清香和茄达干酪的芳香。我不禁头晕目眩起来。

海沃德在街上邂逅他在剑桥大学时的一位名叫马卡利斯特的同窗，通过他，才发现了这家专售这种名贵的混合酒的酒菜馆。马卡利斯特既是交易所经纪人，又是个哲学家。每个星期，他都得光顾一次这家酒菜馆。于是，隔了没多久，菲利普、劳森和海沃德每逢星期二晚上必定聚首一次。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他们经常光顾这家酒菜馆。这对喜于交谈的人们来说，倒也不无裨益。马卡利斯特其人，大骨骼，身板宽阔，相比之下，个头却显得太矮了，一张宽大的脸上肉滚滚的，说起话来总是柔声细气的。他是康德的弟子，因而总是从纯理性的观点出发看待一切事物。他就喜欢阐发自己的学说。菲利普怀着浓厚的兴趣谛听着，因为他早就认为世间再也没有别的学说比形而上学更能激起他的兴趣。不过，他对形而上学在解决人生事务方面是否有效还不那么有把握。他在布莱克斯泰勃冥思苦索而得出的那个小小的、巧妙的思想体系，看来在他迷恋米尔德丽德期间，并没有起什么影响。他不能确信理性在处理人生事务方面会有多大的裨益。在他看来，生活毕竟是生活，有其自身的规律。直到现在，他还清晰地记得先前那种左右着他一切言行的情感的威力，以及他对此束手无策，犹如他周身被绳索死死捆在地上一般。他从书中懂得了不少道理，可却只会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事物作出判断（他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是否有所不同）。他采取行动，从不权衡行动的利弊，也从不考虑其利害得失。但是，他始终感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驱使着自己向前。他行动起来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力以赴。那股左右着一切的力量看来与理性根本不搭界：理性的作用不过是向他指出获得他心心念念想获得的东西的途径而已。

此时，马卡利斯特提醒菲利普别忘了“绝对命令”这一著名论点。

“你一定要这样行为，使得你的每个行为的格调足以成为一切人行为的普遍规律。”

“对我来说，你的话是十足的胡说八道，”菲利普反驳道。

“你真是狗胆包天，竟敢冲撞伊曼纽尔·康德，”马卡利斯特随即顶了一句。

“为什么不可以呢？对某个人说的话唯命是从，这是愚蠢的品质。当今世上盲目崇拜的气氛简直太盛了。康德考虑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些事物确实存在，而只是因为他是康德。”

“嗯，那么，你对‘绝对命令’究竟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就好像帝国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似的。）

“它表明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力选择道路。它还告诉人们理性是最最可靠的向导。为什么它的指令一定要比情感的指令强呢？两者是绝然不同的嘛。这就是我对‘绝对命令’的看法。”

“看来你是你的情感的心悦诚服的奴隶。”

“如果是个奴隶的话，那是因为我无可奈何，不过决不是个心悦诚服的奴隶，”菲利普笑吟吟地答道。

说话的当儿，菲利普回想起自己追求米尔德丽德时那股狂热的劲儿。当初他在那股灼烈的情火的烘烤下是怎样焦躁不安，以及后来又是怎样因之而蒙受奇耻大辱的情景，一一掠过他的脑际。

“谢天谢地，现在我终于从那里挣脱出来了！”他心里叹道。

尽管他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拿不准这些话是否是他的肺腑之言。当他处于情欲的影响下，他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奇特的活力，脑子异乎寻常地活跃。他生气勃勃、精神抖擞，体内洋溢着一股激情，心里荡漾着一种急不可耐的热情。这一切无不使眼下的生活显得有点枯燥乏味。他平生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都从那种意义上的充满激情、极为兴奋的生活中得到了补偿。

但是，菲利普刚才那番语焉不详的议论却把马卡利斯特的注意力转向讨论意志的自由的问题上来了。马卡利斯特凭借其博闻强记的特长，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论点。他还颇喜欢玩弄雄辩术。他把菲利普逼得自相矛盾起来。他动不动就把菲利普逼入窘境，使得菲利普只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让步，以摆脱尴尬的局面。马卡利斯特用缜密的逻辑驳得他体无完肤，又以权威的力量打得他一败涂地。

最后，菲利普终于开口说道：

“嗯，关于别人的事儿，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只能说我自己。在我的头脑里，对意志的自由的幻想非常强烈，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可这种幻想恰恰又是我的行为的最强烈的动因之一。在采取行动之前，我总认为我可以自由选择，而我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做事的。但当事情做过以后，我才发现那样做是永远无法避免的。”

“你从中引出什么结论呢？”海沃德插进来问。

“嘿，这不明摆着，懊悔是徒劳的。牛奶既倾，哭也无用，因为世间一切力量都一心一意要把牛奶掀翻嘛！”

第六十八章

一天早晨，菲利普起床后，直觉得头晕目眩，重新躺下时，蓦地发觉自己病了，四肢疼痛，周身直打冷颤。房东太太来给他送早餐时，他朝着洞开的房门对房东太太说他身体不适，要他送一杯茶和一片烤面包来。过了没几分钟，一声叩门声之后，格里菲思走了进来。他俩同住在一幢公寓里已有一年多了，但除了在过道里互相点头打招呼之外，别无更多的交往。

“喂，听说你身体不舒服，”格里菲思说，“我想我得来看看你究竟怎么啦？”

菲利普莫名其妙地脸露赧颜，对自己的病痛满不在乎，只说过一两个钟头就会好的。

“嗯，你最好还是让我给你量量体温，”格里菲思说。

“根本没这个必要，”菲利普烦躁地回答。

“哎，还是量一下吧！”

菲利普把体温表放进嘴里。格里菲思坐在床沿上，喜气洋洋地聊着天，过了一会儿，他从菲利普嘴里抽出体温表看了一眼。

“好了，你瞧瞧体温表，老兄，你得卧床休息，我去叫老迪肯来给你看病。”

“尽扯淡，”菲利普说，“根本无关紧要，我希望你别为我操心。”

“谈不上什么操心。你在发烧，应该卧床休息。你躺着，好吗？”

他的举止仪态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既庄重又和蔼，简直太迷人了。

“你的临床风度简直妙不可言，”菲利普喃喃地说，微笑着合上了眼睛。

格里菲思替他抖松枕头，动作利落地铺平床单，并替他把被子塞紧。他走进菲利普的起居间寻找虹吸瓶，没找着，便从自己房间里拿了一只来。接着，他把百叶窗拉了下来。

“好了，你好好睡吧，老迪肯一查完病房，我就把他领到这儿来。”

过了好几个钟头以后才有人来看菲利普。他感到脑袋瓜像是要炸开来似的，极度的疼痛撕裂着他的四肢，他担心自己马上要叫起来。不一会儿，一记敲门声过后，格里菲思走了进来，他是那样的健康、强壮和愉快。

“迪肯大夫来了，”他通报了一声。

这位态度和蔼的老医生朝前挪了几步。菲利普跟他只是面熟，并不相识。他问了几个问题，简单地作了检查，然后便开处方。

“你看他得的是什么病？”格里菲思笑吟吟地问道。

“流行性感冒。”

“一点不错。”

迪肯大夫朝这间光线幽暗的公寓房间扫了一眼。

“你不愿意住进医院里去吗？他们会把你安置在隔离病房的，那儿要比这儿能得到更多的照顾。”

“我宁愿呆在原地不动，”菲利普说。

他不想受人打扰，而且身处陌生环境，他总是疑虑重重。他讨厌护士们大肆张扬地围着他转，不喜欢医院里那种令人沉闷的清洁环境。

“先生，我可以来照料他，”格里菲思立刻说道。

“喔，那太好了！”

他开了张药方，又关照了几句，便走了。

“现在，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格里菲思说，“我一人身兼日夜值班护士之职。”

“谢谢你，不过我不会需要什么的，”菲利普说。

格里菲思伸出一只手，搭在菲利普的额头上。那是一只凉丝丝、干巴巴的大手，然而这一摸却给菲利普带来了快意。

“我这就把处方送到药房里去，他们把药配好，我就回来。”

不一会儿，他取来了药，在给菲利普服了一剂之后，就噔噔上楼去拿他的书。

“今天下午我就在你的房间看书，你不会反对吧？”下楼后，他对菲利普说。“我让房门开着，你需要什么，就叫我一声。”

这天晚些时候，菲利普从心神不宁的瞌睡中醒来，听到他的起居室里有说话声，原来是格里菲思的朋友看他来了。

“喂，你今晚最好别来了，”他听到格里菲思说。

过了一两分钟以后，又有一个人走进了房间，对他在这儿找到格里菲思而表示惊讶。

“我正在护理一位租赁这套房间的二年级学生，这个可怜的家伙因患流行性感冒病倒了。今晚不能玩惠斯特了，老兄。”

不久，房间里就剩下格里菲思一个人了，菲利普便招呼他。

“嘿，你怎么推辞不去参加今晚的晚会啦？”他问道。

“这并不是为了你，我得读我的外科教科书。”

“你尽管去好了。我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你不必为我操心。”

“好的。”

菲利普的病情渐见恶化。夜幕降临时，他的神志有些昏迷不清。次日晨光熹微时分，他才从心神不宁的睡眠中清醒过来。他发现格里菲思从扶手椅里爬起来，双膝跪在地上，用手指把一块块煤扔进壁炉里。格里菲思身穿宽大的睡衣裤，外面套了件晨衣。

“你在干什么？”他问道。

“我把你吵醒了吗？我在生火，想尽量不弄出响声来。”

“你为什么不躺在床上？现在什么时候了？”

“五点左右。我想，今晚我最好还是通宵陪伴着你。我把扶手椅搬了进来，是因为我怕一铺上床垫，我睡得太死，就听不见你要什么东西了。”

“我希望你快别这样了，”菲利普呻吟道，“假如把你传染上了，怎么办？”

“那你就来护理我，老兄，”格里菲思笑着说。

早晨，格里菲思打开百叶窗。因守了个通宵，他看上去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神情仍很快乐。

“喂，我来给你擦洗一下吧，”他兴高采烈地对菲利普说。

“我自己能洗，”菲利普说着，不觉赧然。

“胡扯，你要是躺在小病房里，护士也会来帮你洗的，而我可以做得跟护士一般好。”

菲利普身体太虚弱了，精神上也很痛苦，无力拂其美意，只好听凭他给自己洗脸、洗手、洗脚，让他给自己擦胸、擦背。他的动作温柔，给人以快感，在这同时，他嘴里吐出连珠似的亲切友好的话语。然后，正如他们在医院里做的那样，他换下了床单，抖松枕头整理被褥。

“我想，阿瑟大婶看到了我，保管叫她惊讶不已。迪肯很早就会来看你的。”

“我难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待我这么好，”菲利普说。

“这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实习机会。照料一个病人太有趣了。”

格里菲思把自己的早餐给了菲利普，然后穿上衣服出去吃了点东西。十点前几分钟，他手捧一串葡萄和一束鲜花回来了。

“你简直太好了，”菲利普说。

菲利普卧床了五天。

诺拉和格里菲思两人轮流照料他。虽说格里菲思同菲利普年龄相仿，然而他却像一位富有幽默感的母亲一样对待菲利普。他是个体贴人的小伙子，温文尔雅，给人以力量，但是他最大的特点还在于他有一种勃勃的生气，似乎能给每一个与其相处的人带来健康。很多人以他们的母亲或姐妹的爱抚为人生乐趣，而菲利普可不习惯这一套，然而这位体格强壮的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女性的柔情蜜意，却使他深受感动。菲利普的病情日见好转。于是，格里菲思懒散地坐在菲利普的房间里，讲述些欢快的男女风流逸事，替他解闷消愁。他是个爱调情的家伙，同一个时间里可以跟三四个女人鬼混。他叙述起那些他出于无奈为了摆脱困境而采取的种种办法来，确实娓娓动听。他有这样一种天才，能够使他遭遇的每一件事都蒙上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魅力。他因负债累累而手头不活络时，他那些稍许值几个钱的东西都被送进了当铺，即使这样，他还是尽量装得欢天喜地，挥霍无度和落落大方。他生来就是一个冒险家。他就是喜欢那些从事不正当职业以及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人，经常出没于伦敦的酒吧间，地痞流氓中很大一批人都同他相识。放荡的女人把他视作朋友，向他倾诉她们人生的烦恼、艰苦和成功；而那班赌棍们却都能体谅他的寒伧的日子，供他吃喝，还借给他面值五英镑的钞票。他虽屡试不第，但都愉快地忍受了。他用幽雅迷人的举止顺从父母双亲的规劝，使得他那位在利兹当开业医生的父亲不忍正颜厉色地对他发火。

“我在读书方面，是个实足的笨伯，”他乐呵呵地说，“我的脑子就是转不起来。”

生活也太有趣了。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他那情感洋溢的青春期一过，在最后取得了医生的资格之后，他一定能够在医道方面有所成就。就凭他那举止的魅力，也能医治人们的病痛。

菲利普崇拜他，正如在学校里崇拜那些身材高大、品行正直、道德高尚的学生一样。菲利普病愈时，他同格里菲思成了莫逆之交。看到格里菲思似乎喜欢坐在他的房间里，谈论些令人感到快乐的趣事儿以及抽着数不胜数的烟卷儿来消磨他的时间，菲利普内心里充满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满足。有时，菲利普带他上里根特大街上的那家酒菜馆。海沃德发觉格里菲思很蠢，但劳森却意识到了他的迷人之处，并急于要给他画画。他的体态生动，长着蓝色的眸子、白皙的皮肤和卷曲的头发。他们讨论的问题，他常常是一无所知，然而他却安静地坐在一旁，俊美的脸上挂着温顺敦厚的微笑，恰如其分地感到他的在场本身足以给同伴们增添欢乐。当发觉马卡利斯特是位证券经纪人时，他热切地想得到些小费。然而，马卡利斯特脸带严肃的笑容告诉他，倘若他有时能购进些股票，他就可以赚进一笔钱财。这使得菲利普也垂涎欲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有些入不敷出，因此借马卡利斯特提及的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赚一点儿钱，这对菲利普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下次我一听到好消息就告诉你，”那位证券经纪人说。“有时真的会有好消息来的，问题在于等待时机。”

菲利普情不自禁地畅想起来，要是能赚个五十英镑，那该多好啊！这样，他就可以给诺拉买件她过冬御寒的皮大衣。他注视着里根特大街上的几家商店，挑选了几件他买得起的东西。诺拉一切都应该享有，因为她使他的生活充满了欢乐。

第六十九章

一天下午，菲利普从医院回到公寓，同往常一样，准备在同诺拉共用茶点之前，梳洗打扮一番。他刚要掏钥匙开门时，房东太太却霍地把门打开了。

“有位太太等着要见你，”房东太太说。

“找我？”菲利普惊讶地说。

菲利普不由得一怔。来者只可能是诺拉，但他不知道是什么风把她给吹来的。

“我本不应该让她进来的，可她接连来了三次，都没见着你，她看上去怪难过的，所以我告诉她可以在此等候你。”

菲利普急急从喋喋不休的房东太太面前奔过去，一头冲进房间。他感到一阵恶心：原来是米尔德丽德。她正准备坐下去，见他进来，便忙不迭地站起来。她既没有走近他，也没有说话。他惊呆了，连自己在说些什么都茫然不知。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他问道。

米尔德丽德默不作答，却哇地失声痛哭。她并没有用手蒙住眼睛，而是把手悬在身体的两侧，宛如一位垂手恳求雇佣的女用人，姿态里带有一种令人讨厌的谦卑。菲利普闹不清自己心里头是什么样的滋味，真想掉转身子奔出房间去。

“我不曾想到还会再见到你，”他终于说了这么一句话。

“要是我死了，就好了，”她呜咽着说。

菲利普让她站在原地。此时，他只想让自己镇静下来。他的双膝在颤抖。他双眼注视着米尔德丽德，精神颓然地呻吟着。

“出什么事啦？”他说。

“埃米尔——他遗弃了我。”

菲利普的心怦怦直跳。此时他意识到自己仍一如既往地狂热地爱恋着她，对她的爱情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她就站在他的面前，是那样的低声下气，那样的百依百顺。他恨不得一把将她搂进自己的怀里，在她泪水晶莹的脸上狂吻。啊，这一离别是多么的长久！他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能熬过来的。

“你还是坐下吧。我给你倒杯酒来。”

他把椅子移近壁炉，米尔德丽德一屁股坐了下来。他给她配了杯威士忌苏打水。她一边抽泣，一边啜饮着，那双充满悲哀的大眼睛凝视着他。她比菲利普上次见到她时要憔悴得多，脸色更苍白。

“你那时向我求婚时，我就同你结婚该有多好呢，”米尔德丽德哀戚地说。

这句话似乎在他内心激起了感情的波浪。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菲利普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不能再像刚才那样强迫自己去冷淡她了。他伸出手来搁在她的肩膀上。

“我为你身处困境而感到十分难过。”

米尔德丽德把头偎依在菲利普的怀里，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起来。头上的帽子有些碍事，她便把它脱了下来。他可从来没有料想到她竟会这样悲恸地哭着。他不住地吻着她，这似乎使她平静了些。

“你待我一向很好，菲利普，”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我可以来找你的缘故。”

“告诉我出什么事啦。”

“哦，我不能讲，我不能讲，”她叫喊着，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开去。

他蹲下跪在她的身旁，把自己的脸颊紧紧地贴住她的脸颊。

“难道你不知道你无事不可对我讲的吗？我决不会怪罪于你的。”

她把事情一点一点地讲给他听，有时哽咽得厉害，他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上星期一，他到伯明翰去，答应星期三返回的，可是，他没有回来，到了星期五，还不见他的人影。于是，我写信去问他出什么事了，可是他连信也不回一封。我又写了封信，并说要是再不给回音，我就要去伯明翰了。然而今天早晨，我接到一位律师的来函，函中说我无权对他提出要求，而且说，倘若我去干扰他，他就要去谋求法律的保护。”

“真是荒谬绝伦！”菲利普叫喊道。“一个男人决不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你们俩是否吵架啦？”

“哦，是的，星期日那天，我们俩干了一仗。他说他讨厌我，但是这话他从前也说过，后来还是回来的呀。我可没有想到他会当真。他感到惊惶失措，因为我告诉他快要生孩子了。我尽可能地瞒着他。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他。他说这是我的过错，还说我应该比他懂得更多一些。你听听他对我尽说些什么呀！但是，我很快就发觉他并不是一位正人君子。他一分钱也没留下就把我抛弃了。他连房租也没有付，可我又没钱去付，那位管家女人曾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嗯，照她说来我还是个贼哩！

“他嘴上说的是一套，可是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只是在海伯里租了套房间。他就是如此的吝啬。他说我挥霍无度，可是他没给过我一个子儿呀。”

她有一种把巨细事情胡乱掺杂在一起的特殊本领。菲利普被弄得迷惑不解，整个事情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没有一个男人是像他这样的恶棍。”

“你不了解他，现在我不愿回到他那儿去，即使他跑来跪在我面前，我也不回去。我那时真傻，怎么会想到跟他的呢？而且他并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在挣钱。他对我说的全是骗人的鬼话！”

菲利普思索了一两分钟。她的悲哀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他可不能只为自个儿着想啊。

“你要我上伯明翰去吗？我可以去见他，设法让你俩重归于好。”

“根本没门儿。现在他决不会回心转意了，我了解他。”

“但是，他必须负担你的生活费用，这是他推诿不了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可一点儿也不懂，你最好还是去找个律师。”

“我怎么能呢？我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

“这笔费用由我来付。我将给我自己的律师写封信，就是那位担任我父亲遗嘱执行人的运动家。你现在愿意同我一起去找他吗？我估计眼下他仍在办公室里。”

“不，把写给他的信交给我，我自个儿去。”

此时，她变得镇静了一点。他坐下来写了封信。他倏地想起她身边一文不名。真凑巧，他前天才兑了张支票的现钞，给她五个英镑还是拿得出来的。

“你对我真好，菲利普，”米尔德丽德说。

“能够为你做点事情，我感到很高兴。”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跟过去一样地喜欢你。”

她撅起嘴唇，于是他吻了她。从她这一举动里，他看到了在她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感情上的屈服。就凭这一点，他内心遭受到的一切痛苦都得到了报偿。

她走了，他发觉她在这儿呆了两个小时。他感到乐不可支。

“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内心升腾起他以往从未有过的一股灼热的情火。

大约八点钟的光景，菲利普接到了一份电报。在这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诺拉。打开电报一看，才知道这是诺拉拍来的。

出了什么事啦？诺拉。

菲利普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诺拉正在一出戏里担任配角。他可以同有时所做的那样，俟戏一完，就跑去接她，并同她并肩漫步回家。但这天晚上，他整个心灵都反对他去见诺拉。他考虑给她写信，但不能使自己跟往常一样称呼她为“最亲爱的诺拉”。他决定去拍个电报。

抱歉。无法脱身。

菲利普。他在脑海里勾勒出诺拉的体态轮廓。她那张颧骨高高的、面色粗鄙的丑陋小脸使他感到厌恶。一想到她那粗糙的皮肤，他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他知道，电报发出后，还得赶紧采取某些步骤，不过，无论如何这份电报为他采取某些步骤赢得了时间。

翌日，他又发了份电报。

遗憾。不能来。详见信。

米尔德丽德提出下午四点到，而菲利普却不愿对她说这时间不方便。不管怎么说，是她先来嘛。菲利普心情急躁地等待着米尔德丽德。他站在窗前望着，一见到她，便亲自跑去开门。

“嗯？你见到尼克逊了吗？”

“见到了，”米尔德丽德回答说。“他说那样做没有什么用处。无法可想。我只得默默忍受。”

“可是，那样做是不可能的，”菲利普叫嚷道。

她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

“他有没有摆出理由呢？”他问。

她递给他一封捏皱了的信。

“这儿有你的一封信，菲利普。我一直没拆它。昨天我不能对你讲，真的不能对你说。埃米尔没有同我结婚。他也不能那样做，因为他已经有妻子，还生了三个孩子。”

一阵妒意和痛苦交集在一起的感情突然袭上菲利普的心头。他简直忍受不了这一打击。

“这就是我不能回去见我姨妈的缘故。眼下除了你以外，我是无人可找。”

“是什么促使你同他出走呢？”菲利普极力克制住自己，用一种低沉的声音问道。

“不知道。起先我并不了解他是个有妇之夫。当他把这事告诉我时，我当面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接连数月我没见着他的人影，当他再次回到店里并向我求婚时，我真不晓得到底怎么啦，只觉得好像无法可想，不得不跟他走似的。”

“那时你爱他吗？”

“不知道。那时听他说话，我情不自禁要发笑。还有一些关于他的事儿——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后悔，并保证每星期交给我七英镑——他说他那时赚十五英镑，然而，这一切全是弥天大谎，他根本就没有十五英镑。那时候，我厌恶每天早上要到店里去上班，同时我同姨妈的关系不很融洽，好像使唤奴婢一样对待我，并不把我当作亲戚。她说我应该自己动手整理房间，要不就没人给我整理。哦，要是我那时不上他的当该多好呢。可是，当他走到店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

菲利普从她身边移开去，坐在桌子旁，双手掩面。他感到深受耻辱。

“你不生我的气吧，菲利普？”她带着令人哀怜的声调说。

“不，”他回答道，同时抬起头来，但目光避着她，“我只是感到伤心极了。”

“为什么呢？”

“你是知道的，我那时深深地爱着你。我能够做到的事，我都做了，为的是想得到你的青睐。我认为你决不会去爱上别人的。得知你为了那个粗鲁的汉子而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消息，我简直感到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你究竟看中了他什么。”

“我太难过了，菲利普。后来我后悔极了，我向你保证，真的后悔极了。”

菲利普想起了埃米尔·米勒其人。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长着一双诡诈的蓝眼睛，一副俗不可耐的精明相，身上总是穿件颜色鲜艳的编织的背心。菲利普喟然一声叹息。米尔德丽德站起身子，走到他的跟前，双臂勾住了他的脖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曾提出要同我结婚，菲利普。”

菲利普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抬头凝望着她。她弯下身子，吻着他。

“菲利普，假使你仍然要我，那么，凡是你喜欢的事情，我现在都愿意去做。我晓得你是一位真正的品行高尚的人。”

他的心倏忽停住了跳动。她的话使他感到有点儿恶心。

“你真太好了，不过我不能这样啊。”

“难道你不喜欢我了？”

“怎么不喜欢呢，我打心眼里爱你。”

“那么，既然我们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乘机乐上一乐呢？你要知道，现在可没什么关系啦！”

菲利普挣脱了米尔德丽德的拥抱。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自从我遇见了你，我就害上了相思病。但是，眼下——那个男人。不幸的是，我这个人有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一想起那件事，我就想呕吐。”

“你真有趣，”她说。

他再次握住她的手，朝她微微一笑。

“你切莫认为我不感激你。我对你是永远感谢不尽的。但是，你知道，那种情感要比我强得多呢。”

“你是个好朋友，菲利普。”

他们俩不停地交谈着，很快就回到昔日那种亲密的同伴情谊中去。天色渐晚。菲利普建议他俩在一起吃晚饭，然后去音乐厅。她想让菲利普做些说服工作，因为她有意要装出一副与她目前处境相衬的姿态。她本能地感到，此时出入娱乐场所同她目前悲痛的心境不相符合。最后，菲利普说请她一同去只是为了使他高兴，直到她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举动时，她才应承下来。她提出了一个新的很体贴人的建议，这使得菲利普感到很高兴。她叫菲利普带她上他们以前经常光顾的那家坐落在索霍街上的小饭馆。他对她感激不尽，因为她的建议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往事的美好回忆。在吃晚饭的过程中，她渐渐变得兴高采烈起来。喝着从街角那爿小酒店打来的红葡萄酒，她心里头热乎乎的，竟忘记了自己该保持一副忧郁的神情。菲利普想，此时可以平安无事地同她谈论关于今后的打算了。

“我猜想，你身上是一文不名的了，是吗？”一有机会，他就问她。

“我身上只有你昨天给的几个钱，而且还得从中拿出三英镑给房东太太呐。”

“唔，我还是再给你一张十英镑先花着，我马上去找我的律师，请他给米勒写封信。我肯定可以叫他付笔款子。要是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一百英镑的话，这笔钱可以使你维持到小孩出世。”

“我决不要他一个便士。我宁可挨饿。”

“但是像他这样子把你丢下不管也太可恶了。”

“我还得考虑我的自尊心。”

菲利普觉得有点尴尬。他自己必须严格节约，才能使他的钱一直维持到他取得医生的资格，而且他还得留下一笔钱，以作为他在眼下所在的或别的医院里当住院内科或外科医生期间所需的生活费用。但是，想起了米尔德丽德给他讲关于埃米尔吝啬的事儿，他便不敢同她争辩，生怕她谴责自己也缺乏慷慨解囊的品性。

“我宁愿沿街乞讨面包，也不愿拿他一个便士。很早以前，我就想找个工作干干，不过我目前这种状况去工作也没有好处。人都得考虑自己的健康，不是吗？”

“眼下你还不必考虑去干活，”菲利普说。“在你感到能够工作之前，我可以让你得到你所要的一切。”

“我早就知道我可以信赖你。我对埃米尔说，别以为我找不到人帮忙。我告诉他你是位真正的品行高尚的人。”

菲利普逐步了解到分居是怎么会产生的。看来那个家伙的结发妻子发觉他定期赴伦敦期间所干的勾当，并找到雇用他的那家公司的头头。她扬言要同他离婚，而那家公司声称要是她提出离婚，他们就把他解雇。那个家伙非常疼爱他的几个孩子，不堪忍受要同孩子们分离的想法。要他在妻子和情妇之间作出抉择时，他选择了妻子。他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他希望不要因有孩子而使得这场纠纷更加复杂。当米尔德丽德无法再隐瞒，把即将分娩的事告诉他时，他惊恐万状，找岔儿同米尔德丽德吵架，并直截了当地把她遗弃了。

“你什么时候临产？”菲利普问。

“三月初。”

“还有三个月哩。”

讨论计划很有必要。米尔德丽德提出不想再呆在海伯里公寓里了，而菲利普也认为她应该靠近他，这样更方便些。他答应第二天去给她找房子。她认为沃克斯霍尔大桥路是个适当的地点。

“对以后来说，到那儿去路也近些，”她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唔，我只能在那儿呆两个月或者稍许多一点，然后我就得住进一幢房子。我知道有一处很高雅的地方，那儿有一批属于最高贵阶层的人，他们接纳你，一星期只要四畿尼，而且还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当然啰，医生的诊费不计在内。除此之外，不要别的费用。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去过那儿。管理这幢房子的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太太。我打算告诉她，我的丈夫是一名驻在印度的军官，而我是来伦敦生孩子的，因为这有益于我的健康。”

听她这么说，菲利普感到有点儿离奇。娇嫩的容貌和苍白的脸色使她显得冷淡而恬静。当他想起熊熊燃烧在她胸膛的激情竟如此出人意料，他的心绪变得莫可名状的紊乱和不安，他的脉搏急剧地跳动着。

第七十章

菲利普殷切盼望回到寓所时能接到诺拉的来信，但一无所获。翌晨，也仍旧没有收到她的片言只语。诺拉杳无音信，使得他烦躁不安，同时又震惊不已。打他去年来伦敦之后，他同诺拉天天碰头见面。然而他却接连两天不去看她，也不说明不去的原因，诺拉一定要见怪。菲利普怀疑她是否于一个偶然的不幸的机会瞧见他跟米尔德丽德在一起了。想到诺拉会感到伤心或者不愉快，他于心不忍，于是，决定当天下午就去找她。他颇有点要埋怨诺拉的意思，因为他竟让自己同她保持这种感情深笃亲昵的关系。想到要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他心里头腌臜极了。

菲利普在沃克斯霍尔大桥路的一幢房子的二楼为米尔德丽德租了两个房间。房外声音嘈杂，不过他知道她喜欢窗外车水马龙的喧闹声。

“我可不喜欢半阴不阳、毫无生气的街道，住在那种地方，整天价看不到一个人影儿，”米尔德丽德说，“让我嗅上一点儿生活的气息吧。”

尔后，菲利普强迫自己来到文森特广场。举手按铃的时候，他内心充满着忧伤。他怀有一种因错待了诺拉而忐忑不安的心情。他不敢埋怨诺拉。他知道她的性子暴躁，而他又不愿看到吵架的场面。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米尔德丽德现在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而他对她依然是一往情深，热烈地爱着她。对此，他深感内疚，但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诺拉的了。他料想到诺拉会感到极端痛苦，因为他明白她是爱自己的。以往她对他所怀的钟爱之情，使他感到心旌飘摇，而他对此也不胜感激之至。但是，眼下这一切简直太可怕了。她不应该忍受他强加于她的痛苦。他暗暗地问自己，现在她会怎样接待自己呢？当他沿着阶梯拾级而上时，她一切可能的举止行动一一掠过他的心头。他叩着房门。他感到脸色刷地发白，不知道该如何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诺拉正埋头奋笔疾书，但当菲利普跨进房间时，她霍地跳了起来。

“我听出是你的脚步声，”她嚷嚷着，“近来你躲到哪儿去啦？你这个淘气鬼！”

她喜气洋洋地朝他走来，两臂勾住了他的颈脖。看到诺拉感到很高兴，菲利普吻了她，然后故作姿态，说他极想用茶点。诺拉连忙生火，煮沸锅里的水。

“我最近忙得不可开交，”他笨嘴拙舌地说。

接着，诺拉神采飞扬地絮聒开了，告诉他她受托为一家以往从未雇佣过她的公司写一个中篇小说。为此，她可以拿到十五个畿尼呐。

“这笔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来告诉你我们该干些什么。我们自己会钞出去溜他一圈，到牛津去玩上一天，好吗？我就是喜欢去看看那儿的几所学院。”

菲利普凝视着她，窥察她那双眸子里是否有埋怨的阴影。但是，她那双眸子同往常一样，流露出坦率、欢乐的目光：见到了他，她感到欣喜雀跃。他的心沉甸甸的。但不能把那个残忍的事实披露给她听。诺拉给他烤了点面包，还把他当作小孩一样，将面包切成小块才递给他。

“下作坯，吃饱了吗？”她问道。

他点点头，不觉莞尔。她为他点了支烟。接着，她同往常一样，走过来坐在菲利普的双膝上。她的身子很轻。她往后靠着，偎依在他的怀里，脸上浮泛起甜蜜幸福的神情。

“给我说些可心的话儿吧，”她喃喃地说。

“说些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说你非常喜欢我。”

“我一直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

这会儿，他实在不忍心启口，把那件事情告诉诺拉，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安安宁宁地度过这一天。或许，他可以采取写信的方式告诉她。在信里讲要容易得多。想起她会痛哭流涕，他实在于心不忍啊。诺拉逗他吻他，然而在接吻的时候，他想起了米尔德丽德，想起了米尔德丽德的苍白的、薄薄的嘴唇。对米尔德丽德的回忆，犹如一个无骸的形体——一个要比人影丰富、充实得多的形体——每时每刻都在缠着他，不时地使他变得心猿意马，神思恍惚。

“你今天太沉默了，”诺拉说。

在他们两人之间，她的嘴碎话多总是老牌的笑把儿。他回答说：

“你从来不让我有置喙的余地，因此，我已经没有讲话的习惯了。”

“但是，你也不在听我说话呀，这种态度可不好。”

他脸微微发红，不禁怀疑起她对自己内心的隐秘是否有所觉察。他局促不安地移开自己的眼光。这天下午，诺拉身子的重量令人生厌，他不想让她碰到自己。

“我的脚发麻了，”他说。

“真对不起，”她叫喊了一声，从他腿上猛地跳了下来，“要是我改不掉这个坐在绅士们膝上的习惯，那就非得行减肥法不可啰！”

菲利普煞有介事地在地板上跺跺脚，还绕着房间兜圈儿。然后，他站在壁炉跟前，这样她就无法再坐在他的腿上了。在她讲话的当儿，他认为诺拉要比米尔德丽德高强十倍，诺拉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乐趣，同诺拉谈话时他心情更为愉快，她要比米尔德丽德聪颖得多，而且性情更为温柔。她是个贤淑、诚实、有胆有识的小妇人。而米尔德丽德呢？他痛苦地认为，这几个形容词没有一个她是配的。倘若他还有理智的话，他应该矢志不渝地守着诺拉，她一定会使他感觉到比他同米尔德丽德在一起要幸福得多：不管怎么说，诺拉对他是一往情深，而米尔德丽德却只是感激他的帮助而已。不过话得说回来，重要的还在于与其被人爱还不如去爱别人，他心心念念地思念着米尔德丽德。他宁可只同米尔德丽德呆上十分钟，也不愿同诺拉呆整整一个下午，他把在米尔德丽德冷冰冰的嘴唇上吻上一吻，看得要比吻遍诺拉全身更有价值。

“我简直不能自拔，”他暗自思忖着，“米尔德丽德可算是铭刻在我的心灵上了。”

纵然她无心无肝、腐化堕落和俗不可耐，纵然她愚蠢无知、贪婪嗜欲，他都毫不在乎，还是爱恋着她。他宁可同这一个结合在一起过痛苦悲惨的日子，也不愿同那一个在一起共享鸾凤和鸣之乐。

他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诺拉漫不经心地说：

“嗯，我明天等你来，好吗？”

“好的，”他应了一声。

他心里明白，翌日他要去帮米尔德丽德搬家，不能上这儿来了。可是，他没有勇气说出口。他决定给她打个电报来。米尔德丽德上午去看了那两个房间，颇为中意。中饭后，菲利普同她一道去海伯里。她有一只箱子用来盛放衣服，另一只箱子里装些零星杂物、坐垫、灯罩、相片镜框等等，她要用这些东西来把那套租赁的房间布置得像个家庭的模样。此外，她还有两三只硕大的硬纸板箱子。不过，这些物件全都叠放在四轮出租马车上，也没有碰到车顶。他们通过维多利亚大街时，菲利普蜷缩在马车的后座，以防万一被偶然路过这里的诺拉撞见。他没有得到打电报的机会，而电报也不能在沃克斯霍尔大桥路的邮政局里打，这会使诺拉对他在那条路上的行动产生怀疑。再说，要是他人在那儿，他就毫无借口不到近在咫尺的她的寓所所在的那个广场去。他决定最好还是花上半个小时，跑去看她一趟。然而，这件迫于情势不得不做的事，弄得他心烦意乱。他很生诺拉的气，因为正是她使自己变得如此庸俗卑下、失魂落魄。但是，同米尔德丽德呆在一起，他却感到心驰神荡。帮她打开行李时，他心里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为自己一手把米尔德丽德安顿在由他找到的并由他付房租的寓所里，心中荡漾着一种微妙的占有欲。他可舍不得让她累坏了身子。为她做点儿事是一种乐趣，而她自己却不愿做别人急欲替她做的事儿。他为她打开箱子，取出衣服摆在一边。见她不再提议外出，他便给她拿来拖鞋，并替她脱下靴子。他为自己代操奴仆之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他双膝下跪替她解开靴子的揿钮时，米尔德丽德一边轻怜蜜爱地抚摩着他的头发，一边说，“你太娇惯我了。”

他蓦地抓起她的双手吻了起来。

“有你在这儿，真叫人感到愉快。”

他整理坐垫，摆好相片镜框。她还有几只绿色的陶瓶。

“我将给你弄些花来放在瓶里，”他说。

他骄傲地环顾四周，打量着自己干的活儿。

“我不准备出去了，我想我还是穿件宽松的女袍，”她说。“帮我从后面解开纽扣，好吗？”

她毫无顾忌地转过身去，好像他也是个女人似的。他作为男性，对她说来，毫无吸引力。可是，她这句话所表达的亲昵劲儿，倒使得他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手指笨拙地解开扣子。

“在第一次走进那爿店的那天，我可没想到今天会来给你做这种事情，”菲利普强颜欢笑地说。

“总要有人做这件事的，”米尔德丽德回答了一句。

她走进卧室，套了件镶满廉价花边的天蓝色宽松女袍。然后，菲利普把她抱进一张沙发里，并去替她沏茶。

“恐怕我不能在这儿同你一起用茶了，”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有一个十分讨厌的约会。不过半个钟头以后我就回来。”

要是她问起是什么样的约会，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呢！不过，她并没有流露出一点儿好奇心。他在租赁房间的时候，就预先订了两人的饭菜，并提出要同她一道安安稳稳地过个黄昏。他心里急着要赶回来，所以他便搭乘电车走沃克斯霍尔大桥路。他想不如索性对诺拉讲明他只能呆几分钟。

“喂，我只有向你问声好的时间，”他脚刚跨进诺拉的房间，就哇啦地说开了。“我忙得要死。”

诺拉听后把脸一沉。

“哎唷，怎么啦？”

他对诺拉居然逼着他说谎非常恼怒。他回答说医院里在举行示威，他一定得参加。就在说话的当儿，他自觉脸红了。他想她脸上显现出不相信他的神情，这使得他更为恼火。

“哦，好的，这没关系，”诺拉说，“明天一天你得呆在我这儿。”

菲利普毫无表情地望着她。翌日是星期天，他一直想在这一天同米尔德丽德呆在一起。他对自己说，就是出于起码的礼貌，他也应该那样做，总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个人扔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呀！

“实在对不起，明天我有约会。”

他知道这是一场他千方百计要避免的争吵的开始。诺拉的脸涨得更红了。

“可是，我已经邀请戈登夫妇来吃中饭”——演员戈登偕同妻子正在外省游览，星期日要在伦敦过——“这事我一周前就告诉你了。”

“实在对不起，我忘了，”他嗫嚅道。“我恐怕十有八九不能来。你就不能另请旁人吗？”

“那你明天干什么去？”

“我希望你不要盘问我。”

“难道你真的不想告诉我吗？”

“我还不至于不愿告诉你，不过硬逼着一个人讲自己的行踪，这也太恼人了！”

眨眼间，诺拉换了另外一副脸孔。她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发脾气，走到菲利普的跟前，拉起他的手。

“明天别让我失望，菲利普，我一直殷切地期望着能同你在一起过个星期天。戈登夫妇想见见你，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快乐。”

“要是能来，我倒是极想来的。”

“我待人不算太苛刻，对不？我不是常常找你的麻烦的。你不能不赴那个讨厌的约会吗？就这一次好吗？”

“实在对不起，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菲利普冷冷地回答说。

“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约会，”她带着哄孩子似的口吻说道。

菲利普抓紧时间编造了个理由。

“格里菲思的两位妹妹要来度周末，我们俩要带她们出去玩玩。”

“就这些吗？”她高兴地说道。“格里菲思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另一个人嘛！”

他希望能想出个比上面所说的更为紧迫的事儿来。那个借口太拙劣了。

“不，实在对不起，我不能——我已经答应了，我就得信守诺言。”

“可是，你也曾答应过我的。完全可以肯定，是我首先提出来的。”

“我希望你不要坚持了，”菲利普说。

诺拉勃然大怒。

“你是不想来，所以才不来的。不知你前些日子在干些什么勾当，你完全变了。”

菲利普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恐怕我一定得走了，”他说。

“你明天不来吗？”

“不来。”

“这么说，不必再劳驾光临了，”她叫嚷着，这下可大动肝火了。

“随你的便，”他回敬了一句。

“别再让我耽搁你了，”她挖苦地补了一句。

菲利普耸了耸肩膀，走出屋外。他感到如释重负，事情总算还不坏。还没有出现涕泗滂沱的场面。一路上，他因这么容易就摆脱那桩事情而额手称庆。他走进维多利亚大街，买了几束鲜花带给米尔德丽德。

这个小型便宴进行得十分成功。菲利普早先送来了一小罐鱼子酱，他知道米尔德丽德就爱吃这种东西。房东太太给他俩端上来几块炸肉排、蔬菜和一道甜食。菲利普还订了她最爱喝的红葡萄酒。帷幕敞开，炉火熊熊，灯泡安上了米尔德丽德的灯罩，房间里弥漫着舒适惬意的气息。

“这儿真像是一个家，”菲利普满面春风地说。

“兴许我会变得更加不幸，会吗？”她回答道。

吃完饭，菲利普把两张安乐椅拉到壁炉前。他俩坐在上面歇息。他悠然自得抽着烟斗，感到心旷神怡。

“明天你要做什么呢？”他问米尔德丽德说。

“喔，我要到图尔斯山去。你记得那爿店里的女经理吗？嘿，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她邀请我去同她在一起过星期天。当然啰，她想我现在也结婚了。”

菲利普听后垂头丧气。

“可是，为了能同你在一起过星期天，我还谢绝了一张请柬呢。”

他想，米尔德丽德要是爱他的话，一定会说那就同他在一起吧。

菲利普心里明白，诺拉碰上这种情况是决不会犹豫的。

“唔，你这个笨瓜竟干出这号事来。三个星期前，我就答应她了。”

“但是，你一个人怎么去呢？”

“哦，我会说埃米尔外出办事了。她的丈夫是干手帕行当的，他是个态度非常傲慢的家伙。”

菲利普默然不语，一股难过的感情涌上了心头。米尔德丽德凝睇着他。

“你不会连这一点儿乐趣都不给我吧，菲利普？你是知道的，这是我能够出去走走的最后一个机会了，还不知要隔多久才会再有这种机会呐。况且这是我早讲定了的。”

他拿起她的手，笑着对她说：

“不，亲爱的，我要你去痛痛快快地玩上一玩。我只是想让你感到愉快。”

一本用蓝纸包着的小书打开着，书页朝下地躺在沙发上，菲利普懒懒地把它拿了起来。这是一本定价两便士的中篇小说，其作者是科特纳·帕各特。这就是诺拉写书时用的笔名。

“我非常喜欢看他写的书，”米尔德丽德说，“凡是他写的书我都看，写得太美了。”

他仍然记得诺拉对她自己的评价。

“我在那些帮厨的女工里面享有盛誉。她们都认为我颇有绅士风度。”

第七十一章

菲利普为报答格里菲思的知遇之恩，便把自己那些暧情昧意的纠葛一五一十地抖落给他听。星期天早晨用过早饭后，他俩身披晨衣坐在壁炉旁抽烟，这当儿，菲利普又给他讲起了前日与诺拉龃龉不和的事儿。格里菲思祝贺他如此干净利落地摆脱了困境。

“同一个女人谈情说爱，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儿了，”他故作庄重地说，“可是，要斩断绵绵情丝却令人十分生厌。”

菲利普对自己如此巧妙地摆脱了干系，颇有些沾沾自喜的味儿。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可是心安理得了。一想起米尔德丽德在图尔斯山过得很愉快，他为她的幸福而的的确确感到心满意足。尽管他自己深感失望，但还是没有掠人之美，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行为，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内心充满了喜悦。

但在星期一早晨，菲利普发觉桌子上赫然躺着一封来自诺拉的信，信上写着：

最亲爱的：

星期六那天，我大发脾气，实感抱歉，望能谅察。请同往常一样于下午来用茶点。我爱你。

你的诺拉

菲利普神情沮丧，茫然不知所措。他走到格里菲思的跟前，把这封信递了过去。

“你还是不写回信的好，”格里菲思说。

“喔，我可不能这样，”菲利普嚷道。“要是我想起她老是在盼我的回信，我心里会很不好受的。你可不知道等待邮递员的叩门声是啥滋味，我可算是有体会的了。我决不能让人家也忍受这种折磨。”

“老兄，一个人要断绝这种关系，又要不让人感到难过，这是不成的。干那号事，你得咬紧牙关。要知道，那种痛苦是不会持续多久的。”

菲利普觉得诺拉不该忍受由他强加于她的那种痛苦。诺拉能忍受多大的痛苦，格里菲思又何尝知道呢？他回想起自己在米尔德丽德告诉他她马上要结婚时所体验的痛苦。他决不想让任何人也来体验他曾经受过的那种痛苦。

“你要是不急于让她感到难过，那就去找她好了，”格里菲思说道。

“这一点我做不到。”

菲利普倏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局促不安地来回踱着。他恨诺拉，因为她并没有让事情就此了结。诺拉早应该察觉出他对她已毫无爱情可言了。人们都说女人对诸如此类的事是很敏感的嘛。

“你也许可以帮我一把，”他对格里菲思说。

“老兄，别这样大惊小怪的。这些事情人总是有办法对付的，你懂吧。兴许她还不见得像你想的那样爱你哩。一个人往往很容易把自己用来感染人家的那种感情吹得神乎其神的。”

他带住话头，饶有兴趣地望着菲利普。

“听我说，你可以做一件事。给她去封信，告诉她你俩的关系到此结束。话要说得干脆，不要引起任何误解。这样做是会刺伤她的心的。不过，做这种事情手段辣一点，比起你三心二意地去做，对她来说，痛苦还要少一些。”

菲利普重新坐了下来，挥笔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诺拉：

使你感到不愉快，我深感内疚。不过，我想我们俩还是让事情停留在星期六那种地步为好。我认为，既然事情已毫无乐趣可言，那么，再让它继续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叫我走开，我就走了。我不存回去的奢望。再见。

菲利普·凯里

他把信拿给格里菲思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格里菲思读完后，闪动着晶莹的眼光注视着菲利普。他心里究竟怎么想的，却只字未吐。

“我认为这封信定能奏效，”他说。

菲利普出去把信寄走了。一上午，他过得很不舒畅，一直在推测着诺拉接信后感情变化的细枝末节。他为诺拉可能要掉泪的念头所苦恼。但是在这同时，他又感到轻松。想象中的痛苦总是要比目睹的痛苦来得容易忍受，何况他眼下可以无拘无束地、情思专一地爱着米尔德丽德了。医院下班时，想到那天下午要去看望米尔德丽德，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腔。

跟往常一样，他回到自己房间梳理一下。他刚把钥匙塞进门上的锁眼，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

“我可以进来吗？我已经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这是诺拉的声音。他顿觉自己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她说话时，声调欢快，没有一丝怨恨，从中听不出可资证明他俩双方龃龉的端倪。他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他既害怕又厌恶，但还竭力装出一副笑脸。

“可以，请进吧，”他说。

菲利普把门打开，诺拉在他头里走进起居间。他心中忐忑不安，为使自己镇静下来，他递给诺拉一支烟，同时自己也点了一支。诺拉神采奕奕地凝望着他。

“你这个淘气鬼，为什么要给我写来这么一封可怕的信？我要是拿它当真的话，它足以使我感到痛心疾首。”

“这封信决不是闹着玩的，”他神情抑郁地回答道。

“别这么傻里傻气的。那天我是发了脾气，可是我写了信，道了歉。你还不满意，喏，今天我又上门请罪来了。归根结蒂，你是独立自主的，我无权对你提出任何要求。我决不要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她从椅子里站起来，两手张着，感情冲动地朝菲利普走来。

“让我们言归于好吧，菲利普。要是我触犯了你，我感到难过。”

他不能不让她握住自己的双手，但是他不敢正视她。

“恐怕现在太迟了。”他说。

她一屁股坐在他腿旁的地板上，抱住了他的双腿。

“菲利普，别傻！我性情急躁，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的感情，不过为了这一点就生气，那也太傻了。弄得大家都不开心，这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友谊是多么令人愉快啊。”她的手指缓慢地抚摩着他的手。“我爱你，菲利普。”

他站起身子，躲开她，走到房间的另一端。

“实在抱歉，我无能为力。整个事情就此完结。”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再爱我了？”

“恐怕是的。”

“你是在找个机会把我抛弃掉，而你就抓住了那件事，是不是？”

他默不作声。她两眼直勾勾地盯视了他一会儿，看上去她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她还是坐在原地不动，背靠着安乐椅。她无声地哭着，也不用双手蒙住脸面，豆大的泪珠一颗颗顺着她的面颊滚落下来。她没有抽泣。看到她这种样子，令人不觉悚然，痛苦万分。菲利普转过身去。

“我伤了你的心，实在对不起。就是我不爱你，这也不是我的过错。”

她默默无言。她似乎不胜悲切，只是木然地呆坐着，眼泪不住地顺着面颊流淌。要是她声色俱厉地呵斥他，他也许好受些。菲利普想诺拉脾气上来时会控制不住自己，而且他也准备她来这么一着。在思想深处，他觉得干脆大吵一场，两人都用刻毒的语言咒骂对方，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无咎的。时光匆匆流逝。最后他看到她无声地哭着而变得惊慌起来。他走进卧室，倒了杯水来，朝着诺拉俯下身去。

“你不喝点儿水吗？喝了，心里要好受些。”

她嘴唇没精打采地伸向杯子，喝了两三口水。然后她精神倦怠地、轻声地向菲利普讨了块手帕。她擦干了眼泪。

“自然，我早就知道你从来就没有像我爱你那样爱过我，”她呻吟地说。

“恐怕事情往往就是如此，”他说，“总是有人去爱别人，也总是有人被别人爱。”

他想起了米尔德丽德，一阵剧痛袭上心头。诺拉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总是那么悲惨不幸，我的一生又是那么的可恨，”她最后说。

这话诺拉并不是对菲利普，而是对她自己说的。以往，他可从来没有听到她埋怨过她同丈夫在一起的生活，也没有听到她诅咒过穷困的境况。他过去总是非常钦佩她敢于正视世界的凛然态度。

“后来，你同我邂逅相逢，而且又对我那么好。我钦佩你，是因为你聪明，再说，找到了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这有多可贵啊。我爱过你。但万万没料到会有如此结局，而且我一点儿过错都没有。”

她又淌下了眼泪，不过此时她较能控制住自己，用菲利普的手帕蒙住自己的脸。她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

“再给我些水喝，”她说。

她擦了擦眼睛。

“抱歉，我竟做出这种蠢事来。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

“太对不起你了，诺拉。我想叫你知道的是，我非常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他不知道诺拉究竟看中了他什么。

“唉，事情全是一个样，”她叹息地说，“倘若要男人们待你好，你就得待他们狠；要是待他们好，他们就给你罪受。”

诺拉从地板上站起来要走，她向菲利普投来长长的、沉静的一瞥，接着是一阵欷歔叹息声。

“太莫名其妙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

菲利普突然打定了主意。

“我想我还是告诉你，我不想让你把我看得太坏了，你是我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啊。米尔德丽德已经回来了。”

诺拉涨红了脸。

“你为什么不立刻告诉我？我是当然应该知道的。”

“我不敢讲。”

她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把帽子戴正。

“劳驾叫辆出租马车，”她说，“我实在走不动了。”

菲利普走到门口，叫住一辆路过的双轮双座马车。当她跟随他走到街上时，他发现她脸色非常苍白，不禁吃了一惊。她的步履沉重，好像转眼间变得苍老了似的。看到她的病容，他不忍心让她独自一人回去。

“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陪你回去。”

见她不置可否，他便坐进了马车。他们默默地驶过大桥，穿过几条穷街陋巷，孩子们尖声訇喝着在马路上戏耍。马车来到诺拉寓所门前时，她没有立刻走出车子，看上去她似乎不能聚集足够的气力来挪动步子。

“我希望你原谅我，诺拉，”菲利普说。

她把眼睛转向菲利普。此时他发觉那双眼睛又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但是她还极力使自己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可怜的人！你太为我担忧了。你不必费心。我不怪你。我会好起来的。”

她轻轻地、敏捷地抚摸他的脸，以表示她对他不怀怨恨之心，这一动作仅仅起点暗示的作用，如此而已。然后，她跳下马车，头也不回地走进屋去。

菲利普付了车资后，便朝米尔德丽德的寓所走去。他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重心情，真想把自己臭骂一顿。但是，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还能做些什么。路过一爿水果店时，他记起了米尔德丽德喜欢吃葡萄。他非常感激自己能够通过回忆记起她的每一种嗜好来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

第七十二章

以后的三个月里，菲利普每天都去看望米尔德丽德。他去时随身带着书，一用过茶点，便埋首攻读，这当儿，米尔德丽德便躺在沙发上欣赏小说。有时，他抬起头来，盯着她瞅上一会儿，嘴角隐隐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意。然而，米尔德丽德总是能觉察出他向自己投来的目光。

“别望着我浪费你的时间，傻瓜！快做你的功课吧，”她说。

“好一个独裁者，”他兴高采烈地应答着。

菲利普见房东太太进来铺台布准备开饭，便放下书本，兴致勃勃地同她打趣逗乐。这位房东太太是个上了年纪、个儿瘦小的伦敦佬，伶牙俐齿的，具有逗人发笑的幽默感。米尔德丽德已经同她交上了朋友，并且还把导致自己处于目前这种不幸境遇的种种情况，对她作了一番详尽的但是虚假的叙述。这位好心肠的瘦小女人却深受感动，觉得只要米尔德丽德日子过得舒适，再大的麻烦也不为大。米尔德丽德出于礼貌起见，建议菲利普以她兄长的身份出现。他俩在一起用餐，米尔德丽德的胃口变幻莫测。但每当订到能引起她的食欲的饭菜时，菲利普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高兴。看到她就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不禁为之心醉；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时地拉起她的手紧紧地攥着。饭后，米尔德丽德坐进靠近壁炉的安乐椅里，他则紧挨着她坐在地板上，身子倚着她的双膝，嘴里叼着支烟。他俩常常不言不语。有时，发觉她打着盹儿，菲利普便不敢动作，生怕惊醒她，悄没声息地坐在那儿，眼睛懒懒地望着炉火，尽情享受着他的幸福。

“午觉睡得香吗？”她醒来时，他笑吟吟地问道。

“我可没睡，”她回答说，“只是闭闭眼睛就是了。”

她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睡着的。她生性冷漠，而眼下她身体状况也没有使她感到特别的不便之处。她为了自身的健康，可算是费尽心机，不论什么，只要他愿意提出建议，她都照听不误。每天早晨，只要天好，她都出去，在外面呆上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冷的话，她就坐在圣詹姆士公园里。一天余下的时光，她全是悠闲地坐在沙发里消磨掉的，不是读着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就是同房东太太在一块儿唠叨扯淡。她就爱说东道西的，其谈兴之浓，经久不衰。她对菲利普絮絮叨叨地讲述房东太太的身世，谈论住在起居室那层楼上的房客以及左邻右舍的趣闻轶事。时而她脸上现出惊恐的神色，对菲利普诉说起自己害怕分娩的痛苦，生怕自己因此而撒手人世。接着，又把房东太太以及那位住在起居室那层楼上的太太的分娩情况，对菲利普从头至尾说了个罄尽。（至于那位住在起居室那层楼上的太太，米尔德丽德还不认识呢。“我这个人就喜欢清静，”她说，“可不是那种见人就搭讪的人儿。”）她带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既兴奋又惊悸的口吻娓娓叙来，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对近在眼前的临产一事，却处之泰然。

“不管怎么说，我不是第一个生孩子的女人呀，对不？况且大夫说我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你瞧，看来我还不是生来就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呢。”

眼看产期将至，米尔德丽德去找了房东欧文太太。欧文太太给她推荐了一位大夫，米尔德丽德每隔一周去检查一次。这位大夫索费十五畿尼。

“当然咯，我完全可以还他的价，不过这位大夫是欧文太太竭力推荐的，因此我想总不能因小失大吧。”

“如果你觉得愉快、舒适，费用我才不在乎呢！”菲利普说。

菲利普为她做什么，她都心安理得，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在菲利普这方面说来，他就喜欢为她花钱，每给她一张五英镑的钞票，都在他心头激起一种幸福感和自豪感。菲利普给了她好一笔数字的钱，因为她从来不是算计着花钱的。

“我也说不清钱是怎么花的，”她自言自语地说，“就像水似的，都从我指缝里流掉了。”

“这不打紧，”菲利普说，“我能为你做的，我都乐意去做。”

她既不擅针线活，又不为那即将出世的孩子缝制几件必不可少的衣衫。她对菲利普说到头来买他几件比自己做还要便宜得多。菲利普手头有几张抵押契据，这就是他的全部钱财。近日他卖掉了一张，换来的五百英镑，眼下存在银行里，准备往一桩其意义不能一下子就能理解的事业里投资。此时，他感到自己异乎寻常的富有。他们俩常常在一起憧憬未来。菲利普切望米尔德丽德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是米尔德丽德却连声拒绝，因为她还得去挣钱糊口，要是不带孩子，去找工作就要容易得多。她打算重新回到她先前工作过的商店里去，而把孩子交给乡下一个正经女人抚养。

“我能找到只要七先令六便士就会带好孩子的人。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有好处。”

这在菲利普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当他试图同米尔德丽德说理时，她却装作认为菲利普只是肉痛要付孩子的抚养费。

“孩子的抚养费，你大可不必操心，”她说，“我决不会叫你付的。”

“要我付多少钱，我是不计较的，这你是知道的。”

米尔德丽德内心深处巴不得这孩子是个死胎。虽说她丝毫没有流露，但菲利普看出她存有这份心思。起初，菲利普不由得一怔，可后来，经过一番考虑，也不得不承认，鉴于种种因素，事情果真如此，倒是求之不得的。

“坐着说这论那的倒是很动听，”米尔德丽德抱怨地说，“可是叫一个姑娘出去自谋生计就艰难了，要是身边再拖着个孩子，那就更不容易了。”

“幸运的是，你还有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呢，”菲利普笑吟吟地说着便拉起了米尔德丽德的手。

“菲利普，你一直待我很好。”

“喔，尽说些混账话！”

“你可不能说我以往对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一点都没有酬报你啊。”

“老天在上，我可从来不曾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酬报。如果说我为你做了些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爱你才这么做的。你什么也不欠我。我希望你也爱我。除此之外，我对你没什么企求了。”

对米尔德丽德把自己的肉体看作是件商品，她可以为了尽其用途而随随便便地提供给买主的想法，菲利普感到有点吃惊。

“不过我真想报答你，菲利普。你待我一直是那么情深意切。”

“嗯，再等一段时间也无甚害处。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咱俩再去度几天蜜月不迟。”

“你真淘气，”她粲然一笑，怪嗔着菲利普。

米尔德丽德企望在阳春三月坐月子，身体一好便去海边过上半个月，这样可以让菲利普不受干扰地复习迎考，然后就是复活节，他们俩早已打算双双去巴黎度假。菲利普滔滔不绝地数说着他俩在巴黎的种种活动。到那时，巴黎可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去处。他们可以在他所熟悉的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里开个房间，上各式各样的迷人的小饭馆去品尝食物，上戏院观看歌剧。他还要带她去欣赏音乐，引她去见见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一切会使她感到很有趣的。他曾在米尔德丽德面前谈起过克朗肖，她很想见见他。还有劳森，他已经去巴黎好几个月了。他们还可以去逛逛皮利埃舞厅，还将去凡尔赛、恰特兹、枫丹白露游览观光。

“那可要花一大笔钱哩，”她说。

“哦，甭管花多少钱。想想吧。我朝思暮想的就盼着这一天哪。难道你不清楚这对我有多么重要吗？过去我除了你谁也不爱，以后也不会去爱旁人。”

米尔德丽德笑眯眯的，默默地谛听着他这番慷慨陈词。他认为从她笑眼里看到的是一片脉脉柔情，对此，他对她满怀感激。她比往常要温存得多。以往她身上那种令人不快的傲慢神气，眼下已杳无踪影。她在他跟前呆惯了，不再故作姿态了，也不再像先前那样精心梳理她的头发了，只是随随便便地拢成一个发髻。她通常把她那浓密的刘海梳得齐齐整整，现在却任其披散着。她那张瘦削的脸庞使她那双眼睛显得格外的大。下眼睑布满了皱纹，在苍白的双颊衬托下，更显突兀分明。她神情阴郁，悲哀之至。从她身上，菲利普仿佛看到了圣母马利亚的影子。他希望米尔德丽德岁岁年年永不改颜。他体会到今生前所未有过的幸福。

每天晚上，一到十点，菲利普便起身向米尔德丽德告辞，一来因为她喜欢早早就寝，二来因为他回去后还得用功一两个钟头，以弥补先前几个小时耽误下来的功课。他通常在离开她之前替她梳理头发。在同她道过晚安之后，菲利普便举行仪式般地把他的亲吻奉献给她。首先，他吻吻她的手掌心（她的手指是多么的纤细，那指甲又是多么的秀美，因为她花了不少时间来修剪指甲），接着便先右后左地亲亲她那双合上的眼睛，最后贴着她的嘴唇亲了又亲，吻了又吻。在回家的路上，他那颗心充溢着爱。他引颈盼望能有机会一遂平生心愿，以弥补因自我牺牲而使自己心劳神疲的亏缺。

不久，米尔德丽德该移居私人医院了，她将要在那儿生产。此时，菲利普只能于下午去探望她了。米尔德丽德另编了一套说法，把自己说成是一名随团队驻扎在印度的士兵的妻子，而把菲利普作为自己的小叔子介绍给这家私人医院的女院长。

“我说什么都得当心，”她告诉菲利普说，“因为这儿还有一位太太，她的丈夫就在印度民政部工作。”

“我要是你的话，才不为此担忧呢，”菲利普说。“我相信她的丈夫同你的丈夫是搭乘同一条船去的。”

“什么船？”她天真地问道。

“鬼船呗！”

米尔德丽德顺利地生下了个女孩。当菲利普获准进去看她时，那婴儿就躺在她的身边。米尔德丽德的身体非常虚弱，但因为一切都过去了，心情还是轻松的。她把孩子抱给菲利普看，而她自己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打量着这孩子。

“这小东西看上去怪滑稽可笑的，是不？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是我生的。”

那新生儿浑身通红，皮肤皱皱的，模样古怪。菲利普瞅着瞧着，脸上现出了笑容，不知说什么是好。他感到很是尴尬，因为此时那位拥有这家私人医院的看护就站在他的身旁。从她瞧自己的目光看来，菲利普觉得她压根儿就不相信米尔德丽德那种颇为复杂的说法，她认为菲利普就是这孩子的生身父亲。

“你准备给她起个什么名儿？”菲利普问道。

“究竟是叫她马德琳还是塞西莉亚，我还没打定主意。”

那位护士走开了，让他们俩单独呆上几分钟。于是，菲利普弯下腰去，对着米尔德丽德的嘴吻了一下。

“亲爱的，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我感到很高兴。”

她抬起纤细的双臂，勾住菲利普的脖子。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儿，亲爱的菲尔。”

“现在我终于觉得你是我的人啦。我等你等了好久了，我的亲爱的人儿。”

他们听到那位看护走到门边的声响，于是菲利普急急乎直起身子。看护走进房间时，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第七十三章

三周以后，米尔德丽德带着孩子上布赖顿，菲利普前往车站给她母女俩送行。她身体恢复得很快，菲利普发现她的气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她打算住在布赖顿一家食宿公寓里，她曾经同埃米尔·米勒在那儿度过两三个周末。她预先写了封信去，说她丈夫奉命去德国出差，她将带着孩子到那儿去度假。她津津乐道于自己编造的谎言，而且在编造细枝末节方面还颇有些想象力呢。米尔德丽德打算在布赖顿找个乐意领养她孩子的保姆。看到她竟如此冷漠，急着要摆脱掉这个孩子，菲利普感到震惊。但她却口口声声说先让这孩子在别处呆段时间，然后再领回来，让孩子慢慢习惯在她身边生活，这样做要好得多，还说这是人之常情。菲利普曾想，她亲自带了两三个星期的孩子，总该唤起她做母亲的天性了，因此他企图借助这一点来帮助自己说服米尔德丽德能把孩子留在身边，可是根本就没有那回事。米尔德丽德对孩子也不能说不好，该做的事她都做了。有时这孩子也给她带来乐趣，而且她也常常三句话不离孩子的事儿。但是，她内心深处，对这孩子可一点感情也没有。她不能想象这孩子会是她身上的一块肉。她已经预感到这孩子长相像她生身父亲。她常常暗自纳闷，待这孩子长大以后，她还不知怎么办呢。想到自己当初怎么会那样傻，竟怀了这么个孩子，她不禁自怨自艾起来。

“要是我当初像现在这么清醒就好了，”她嘟哝了一句。

她嘲笑菲利普，因为他为了那孩子的幸福而操心，简直到了忧心如焚的地步。

“假如你是父亲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的了，”她说，“我倒想看看埃米尔为了这孩子而感到心乱如麻、坐卧不安的样子。”

菲利普曾经听人说起过育婴堂，以及有些可怜的孩子被他们的自私、狠心的父母扔进专以恐怖事情取乐的歹徒手中而惨遭虐待的事儿。眼下，他脑海里充斥着这些令人可怖的念头。

“别傻，”米尔德丽德说，“这是你出钱找个女人照看孩子。你一周出那么多钱，她们照顾好孩子，对她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呀。”

菲利普坚持要米尔德丽德把孩子交给自己没有生养过孩子的妇人抚养，并要她保证不再领别的孩子。

“别计较工钱，”他接着说，“我宁愿一周出半个畿尼，也不愿让这孩子去遭受饥饿或毒打。”

“你这个老伙计，还怪有趣的哩，菲利普。”

菲利普看到这孩子脆弱无力，任人处置，觉得怪揪心的。这个小东西，样子像个丑八怪，还动不动就大哭大闹发脾气。她是在生育她的人怀着耻辱、苦恼的期待中降临到人世间来的，谁也不要她，却全仗他这个陌生人为她提供吃的、住的，给她衣衫以遮掩其赤裸裸的躯体。

火车启动时，他吻了吻米尔德丽德。他本想也亲亲那个小家伙，可生怕米尔德丽德因此而讥笑他。

“你会给我来信的，亲爱的，是不？我盼望着你快点回来，哦，我简直都等不及了！”

“注意可要通过考试啊。”

近来他一直为通过考试而孜孜不倦地温习功课，眼下还剩下十天，他要作最后的冲刺。他急不可待地要通过考试：一来可省些自己的时间和费用，因为在过去四个月里，钞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从他的指缝里漏掉了；二来意味着单调乏味的课程就此结束。他要进入学习药物、妇产和外科的阶段，学习这三门课程显然要比迄今还在学的解剖学、生理学要有趣得多。菲利普怀着兴趣期待着余下的三门课程。他可不想到最后不得不向米尔德丽德坦白自己没有通过考试，尽管考试很难，绝大多数的考生第一次都没有及格。要是他考试不及格，他知道米尔德丽德对他就没有什么好印象了，她在表明自己的看法时，总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叫人下不了台的讥诮口吻。

米尔德丽德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报了个平安。每天，他都从百忙中抽出半个小时给她写封长信。他历来羞于辞令，不过他发现，借助于手中的这枝秃笔，他可以把平时羞于启口的话儿都毫无顾忌地写下来告诉她。多亏了这一发现，他把自己的心里话对她倾筐倒箧地诉了个罄尽。他周身各处无不洋溢着他对米尔德丽德的爱慕之情，因此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念头无不受之影响。可是，以前他一直没能向她一诉衷肠。他在信中畅谈了他对未来的憧憬，描绘展现在他面前的锦绣前程，同时也倾诉了自己对她的感激之情。他扪心自问，米尔德丽德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使得他整个心灵充满了无限的快乐（以往他也常常问自己，但从来没有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对此，他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有她在自己身边，他就感到无比幸福，而她一旦离他而去，那整个世界蓦地变得凄凉阴冷，黯然无光。他只知道一想起她，他那颗心啊，仿佛在体内逐渐增大，并剧烈地跳荡着，使得呼吸都发生了困难（就像那颗心在压迫肺似的）。此时，由于见到她而激起的一阵欢喜变成了近乎是一种隐痛，他的双腿打颤，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虚弱，仿佛他多时粒米未进，长期饥饿而变得四肢无力，摇摇欲倒似的。他急切地盼望着她的回信。他并不指望她经常来信，因为他了解写封信对米尔德丽德来说也不是件易事。她寄来了一封短笺，字迹歪歪扭扭的，算是对他前四封信的回答，不过，他也心满意足了。在这封短笺里，她描述了那幢食宿公寓，她在那儿订了个房间；说到了那儿的天气和孩子的情况；告诉他她同一位在食宿公寓结识的太太在公寓正门前散步，而这位太太还挺喜欢孩子的哩；还说她将于星期六晚上去看戏；最后提到布赖顿到处客满了。这封短信是那么的平淡无奇，倒也拨动了菲利普的情弦。那难辨认的字迹，以及这封信本身只是例行常礼这件事，无不勾引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欲念。他想放怀畅笑，将米尔德丽德一把搂抱在怀里，亲她个够。

他满怀信心和兴奋走进考场。没有哪张试卷有题目难倒他的。他知道这次考得不差。考试的第二部分是VIVA VOCE，虽说他在回答问题时显得有些紧张，但还是竭力给以恰如其分的回答。考试成绩一公布，他便给米尔德丽德拍了个报喜的电报。

他回到住处时，发现有她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认为她还是在布赖顿再呆一个星期的好，原因是她已经找到了一位妇人，每周只要七个先令就乐意给她带孩子，但她还想摸一摸这位妇人的情况。再说，她此去布赖顿经海风一吹，受益匪浅，因此再多呆些时日，肯定会给她带来无穷的好处。她实在不愿向菲利普讨钱，可要是他在回信时顺便捎上几个子儿，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她一直想给自己买顶新帽子，总不能让自己跟那些太太们出去散步时老是戴同一顶帽子呀，而她那位女朋友对穿戴还挺讲究的哩。好一会儿，菲利普感到凄苦和失望，因通过考试而欢天喜地的心情顿时化为乌有。

“要是她对我怀有的情意有我对她的那份情意的四分之一，那她也就决不忍心在外多呆一天的。”

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纯粹是自私自利！她的健康当然比什么都要紧咯。但是眼下他无所事事，不妨去布赖顿和她一道度过这一周，这样他们俩从早到晚都可以厮守在一起了。想到这里，他的心不由得怦怦直跳。要是他突然出现在米尔德丽德的面前，并告诉她他已经在同一幢食宿公寓里订了个房间，那情景才有趣哩。他去查阅火车的时刻表，但又戛然驻步不前。米尔德丽德见到他会高兴，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她在布赖顿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一向沉默寡言，而米尔德丽德却喜欢热闹和恣情欢乐。他意识到她同别人在一起时要比跟他在一起快乐得多。如果他稍微感觉到自己在碍事，那他可受不了这个折磨。他不敢贸然行事，甚至也不敢写信暗示，说他眼下在城里闲着，很想到他可以天天看到她的地方去过上一周。她知道他空着无事，倘若她想叫他去，她早就会写信来说了。要是他提出要去，而她却提出种种借口叫他不去，他可不敢自讨这个苦吃。

翌日，他写了封信给她，还随信邮去五个英镑，最后他在信里带了一笔，说要是她好想于周末见见他的话，他自己很乐意到她那儿去，不过她不必为此变动她原先的计划。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回音。她在来信中说，要是她早知道的话，她就会为此作出安排，不过她已经答应人家于星期六晚上一道上杂耍剧场观看表演。此外，要是他呆在那儿的话，会招食宿公寓里的人议论的。他为何不可以在星期天早晨来并在那儿过上一天呢？这样，他们可以上梅特洛波尔饭店吃中饭，然后她带他去见见那个气宇不凡的贵妇人似的太太，就是这位太太马上要带她的孩子。

星期天。菲利普感谢天公作美，因为这天天气晴朗。列车驶近布赖顿时，缕缕朝晖，一泻如流，透过窗子照入车厢。米尔德丽德正伫立在月台上等候他。

“你跑来接我真好极了！”菲利普一边嚷道，一边紧紧地攥住她的手。

“你也真希望我来嘛，不是这样吗？”

“我想你一定会来的。唷，你的气色挺好的哩！”

“身体的确大有起色，不过我想我在这儿能呆多久就呆多久，这个想法是明智的。食宿公寓里的那些人都是上流社会的正经人。在与世隔绝了几个月之后，我真想提高提高自己的兴致。那会儿，有时还真闷死人了。”

她戴了顶新帽子，显得挺精神的。那是顶黑色大草帽，上面插着许多廉价的鲜花。她脖子上围着的一条长长的仿天鹅绒制品制成的围巾随风飘着。她依然很瘦，走路的时候脊背微微佝偻着（她历来如此），不过，她那双眼睛似乎不像以往那么大了。虽然她的皮肤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色泽，但原先那种土黄色已经褪去。他们并肩步向海边。菲利普记起自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同她一起散步了，他蓦地意识到自己是个跛子，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便迈着僵硬的步子向前走去。

“看到我你高兴吗？”他问米尔德丽德。此时此刻，他心里激荡着狂热的爱。

“我当然高兴咯。这还用问吗？”

“喂，格里菲思向你问好。”

“真不知害臊！”

菲利普曾在她面前谈论过格里菲思的好多事情。他告诉她格里菲思此人生性轻浮，还把格里菲思在得到菲利普恪守秘密的诺言后透露给他的一些自己所干的风流韵事讲给她听，以讨她的欢喜。米尔德丽德在一旁谛听着，有时会露出一种不屑一听的轻蔑神情，不过一般说来还是不无好奇。菲利普还把他那位朋友的俊美的外貌及其洒脱的举止大事铺陈了一番，说话间还夹带着一种羡慕赞叹的口吻。

“你肯定会跟我一样地喜欢他的。他那个人生性欢快、有趣，是个很好的好人。”

菲利普还告诉米尔德丽德，说还在他同格里菲思互不熟识的时候，当他病倒在床上时，格里菲思是如何照料他的。他这番叙述把格里菲思的见义勇为的事迹一事不漏地统统讲了出来。

“你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的，”菲利普说。

“我可不喜欢相貌很帅的男人，”米尔德丽德说。“在我看来，他们都太傲慢了。”

“他想同你结识结识。我经常在他面前说起你。”

“你同他说些什么来着？”米尔德丽德问道。

除了对格里菲思，菲利普没有人可以一诉自己对米尔德丽德的满腔情愫，就这样，他渐渐把他同米尔德丽德之间的关系全抖落给格里菲思听了。他不下五十次在格里菲思面前描绘了米尔德丽德的容貌。他用充满眷恋的口吻详详细细地描绘米尔德丽德的外表，连一个细节都不漏掉，因此格里菲思对她那双纤细的手是啥模样以及她的脸色有多苍白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当菲利普说到她那两片毫无血色然而却富有魅力的薄薄的嘴唇时，格里菲思便嘲笑起他来。

“啊！我高兴的是我可不像你那样拙劣地对待事物，”他说。“否则，人活在世上就没有意思了。”

菲利普莞尔一笑。格里菲思哪里懂得热恋的甜蜜，就好比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肉、酒和呼吸的空气。他晓得那姑娘怀孕时全仗菲利普照料，而眼下菲利普将同她一道外出度假。

“唔，我得说你理应得到报偿，”格里菲思对菲利普说。“这次你肯定破费了不少钱财。幸运的是，你有能力承担这笔费用。”

“我也是力不从心哪，”菲利普接着说。“不过，我才不在乎呢！”

天色尚早，还不到吃饭的时辰，菲利普和米尔德丽德坐在广场一个避风的角落里，一边享受着阳光的乐趣，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广场上来往的游人。一些布赖顿的男店员，三三两两地一边走一边挥舞着手杖，一群群布赖顿的女店员，踏着欢快的步履向前走去，嘴里还不住地格格笑着。他们俩一眼就辨认出哪些人是从伦敦赶来消磨这一天的。空气中寒意料峭，使得那些伦敦佬显得身体困乏，精神委顿。眼前走过一批犹太人，那些老太太们，身体敦实，裹着缎子衣服，浑身上下闪烁着珠光宝气，而男人们，个头矮小，体态臃肿，说话时总是配以丰富的手势。还有一些衣着考究的中年绅士，住在大旅馆里欢度周末。他们在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不辞辛劳地来回踱步，好使自己在用丰盛的午餐时胃口不减。他们互相校准钟点，在一起谈谈有关布赖顿博士的逸事或者聊聊海边的伦敦风光。间或走过一位遐迩闻名的演员，引起了所有在场的人们的注目，对此，这位名演员摆出一副毫不觉察的神气。时而，他身穿装有阿斯特拉罕羔皮领子的外套，脚上套双漆皮靴子，手里拄着根银质把手的手杖；时而，他上身披着宽大的哈立斯粗花呢有带长袍，下身套条灯笼裤，后脑勺上覆盖一顶花呢帽，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像是刚打完猎回来似的。阳光洒在蓝色的海面上。蔚蓝的大海，一平如镜。

中餐过后，他们俩便上霍夫去看望那位领养孩子的妇人。这位妇人住在后街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虽小，收拾得倒整整洁洁。她叫哈丁太太，一位中年模样、身体健旺的妇人，头发花白，脸膛红红的，而且很丰满。她戴了顶帽子，一副慈母相，因此菲利普认为她看来似乎是位面善心慈的太太。

“你不觉得带孩子是桩十分讨厌的苦差事吗？”菲利普向那位妇人说。

那位妇人对他们两位解释说，她的丈夫是个副牧师，年龄要比她大出许多。教区的牧师们都想录用年轻人当他们的助手，这样一来，她的丈夫就很难谋得一个永久性的职位，只得在有人外出度假或病倒在床时去代职，挣得几个子儿。另外，某个慈善机构施舍给他们夫妇俩一笔小小的救济金。她感到很孤独，因此领个孩子带带兴许会使生活稍有生气。再说，由照料孩子而挣得的几个先令也可以帮她维持生计。她许诺一定把孩子喂养得白白胖胖的。

“她真像是位高贵的太太，是不？”在他们俩告辞出来后，米尔德丽德对菲利普说。

他们俩回到梅特洛波尔饭店去用茶点。米尔德丽德喜欢那里的人群和乐队。菲利普懒得说话。在米尔德丽德目光炯炯地盯视着走进店来的女客身上的服饰的当儿，他在一旁默默地凝视着她的脸。她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东西值多少钱。她不时地向菲利普倾过身子，低声报告她观察的结果。

“你瞧见那儿的白鹭羽毛了吗？每一根羽毛就值七个畿尼呢！”

没隔一会儿，她又说：“快看那件貂皮长袍，菲利普。那是兔皮，那是——那不是貂皮。”她得意地哈哈笑着。“我老远就可以一眼认出来。”

菲利普喜形于色。看到她这么快乐，他也感到高兴，她那机智的谈锋使得他乐不可支，深受感动。那边的乐队奏起凄楚动人的乐曲。

晚饭后，他们俩朝火车站走去。这当儿，菲利普挽起了米尔德丽德的手臂。他把他为法国之行所作的安排告诉了她。他要米尔德丽德本周末返回伦敦，但她却说在下周六以前回不了伦敦。他已经在巴黎一家旅馆里订了个房间。他热切地盼望能订到车票。

“我们坐二等车厢去巴黎，你不会反对吧？我们花钱可不能大手大脚啊，只要我们到了那儿玩得痛快，就比什么都强。”

菲利普在她面前谈起拉丁区已不下一百次了。他们将在该区的古色古香亲切可人的大街小巷间信步漫游，将悠闲地坐在卢森堡大公园的花园里。在巴黎玩够了以后，要是天公作美，他们还可以上枫丹白露。届时，树枝都将抽出新叶。早春时分，森林一片葱绿，那景致比啥都要美。它好比是支颂歌，宛如甜蜜之中夹带丝丝幽忧的爱情。米尔德丽德默默地倾听着。他转眸凝视着她。“你很想来，是不？”他问道。

“那当然咯，”她说罢嫣然一笑。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殷切地盼望着此行早日到来。以后这几天我还不知道怎么过呢，生怕节外生枝，使得此行落空。有时候，因为我说不清我对你怀有多么深的爱情，我简直要发疯了。这下好了，最后，终于……”

他戛然而止。他们已经来到车站。刚才在路上耽搁太久了，因此菲利普向米尔德丽德道别都来不及了，只是匆匆吻了她一下，随即撒腿朝售票口拼命奔去。她站在原地没动。他跑路的姿势实在别扭、难看。

第七十四章

在紧接着的那周的星期六，米尔德丽德回到了伦敦。当晚，菲利普一直陪伴在她身边。他上歌剧院订了两个座位。晚餐时，他们俩还饮啜了香槟酒呢。米尔德丽德在伦敦已有多年，但这么开心她还是头一次，于是，她便尽情享受了一番生活的乐趣。戏院散场后，他们便雇了辆马车，朝平利科大街驶去，菲利普在那儿为她租了个房间。一路上，米尔德丽德蜷缩着身子躺在菲利普的怀里。

“我深信你见到我一定很高兴，”菲利普说。

米尔德丽德没有吱声，只是温存地攥了攥菲利普的手。对米尔德丽德来说，柔情的外露是罕见的，因此，经她这么一攥，菲利普不觉心旌飘摇了。

“我已邀请格里菲思同我们一道吃饭，”菲利普告诉她说。

“喔，你这样做我很高兴。我老早就想同他见见面了。”

星期天晚上城里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可以带米尔德丽德去的。菲利普唯恐米尔德丽德整天同他呆在一块会感觉腻味。他想起了格里菲思，此人一举一动无不逗人发笑，可以为他们俩消磨这一夜晚助兴。菲利普对格里菲思和米尔德丽德两人都很喜欢，真希望他们俩相互结识，并且喜欢上对方。菲利普走时对米尔德丽德说：

“还只有六天时间了。”

他们预先包了罗曼诺餐馆顶层楼上的雅座。这顿佳肴丰盛而且可口，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他们支付的饭钱。菲利普同米尔德丽德先到，只得坐下来等候格里菲思。

“他这个老兄历来不准时，”菲利普开腔说，“他的情人多得数不清，眼下兴许正在同她们中间的一个鬼混哩！”

但是，菲利普的话音刚落，格里菲思飘然而至。他是个瘦高个儿，长得倒挺俊的。一颗脑袋同他整个身材适成比例，给人以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倒蛮引人注目的。他那头鬈发，那双大胆、热情的蓝眼睛，还有那张鲜红的嘴，无不具有迷人的魅力。菲利普发现米尔德丽德饶有兴味地凝睇着格里菲思，心中升腾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满足。格里菲思对着他们俩粲然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不少，”在同米尔德丽德握手的当儿，格里菲思对她说。

“怕的是还没有我听到有关你的事儿多吧，”她回了一句。

“也没有你那么坏，”菲利普补了一句。

“他是不是一直在败坏我的名声呀？”

格里菲思说罢哈哈大笑。此刻，菲利普看见米尔德丽德注意到格里菲思那口牙齿是多么的洁白整齐，他那笑靥又是那么的悦人。

“你们俩理应像对老朋友一样相处，”菲利普说，“我已经分别为你们俩作了一番详尽的介绍了。”

今晚，格里菲思的心境是最好不过了，因为他终于通过了结业考试，取得了当医生的资格，并于不久前被委任为伦敦北部的一家医院的住院外科医生。他将于五月初赴任，在此之前他准备返回乡里度假。这一周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周，于是他决心趁此机会痛痛快快地乐上一乐。他又讲开了他那些妙趣横生的无稽之谈，对此，菲利普却赞叹不已，因为他自己就是模仿也模仿不起来。他的话多半没什么意义，不过他说话时那股活泼劲儿给他的话添加了分量。说话间，一种活力宛若一股涓涓细流从他口中淌出，凡是同他熟识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就好比身上流过了一股暖流。米尔德丽德那种欢天喜地的样子，菲利普前所未见。眼看到由自己一手张罗的小小聚会颇为成功，菲利普感到很是高兴。米尔德丽德着实快活了一番。她的笑声越来越高，完全忘却了业已成为她第二天性的那种矜持斯文的淡漠表情。

这时，格里菲思说：

“喂，要我称呼你米勒太太还真不习惯呢。菲利普一向只叫你米尔德丽德。”

“你真那样称呼她，她大概不至于会把你的眼珠给抠出来的，”菲利普笑呵呵地说。

“那她得叫我哈利。”

在他们俩闲聊的时候，菲利普默默地坐在一旁暗自思忖，看到别人精神愉快确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儿。格里菲思不时地将菲利普戏弄一番，当然是出自一番好意啰，因为他这个人一向是正经八百、不苟言笑的。

“我想他一定很喜欢你，菲利普，”米尔德丽德笑吟吟地说。

“他这个老伙计人可不坏，”格里菲思一面接口说道，一面抓起菲利普的手快乐地摇晃着。

格里菲思喜欢菲利普这件事似乎使得他更富有魅力。他们可都是饮食有度的人儿，几滴酒下肚，其力直冲脑门。格里菲思的话越来越多，竟到了口若悬河的地步；菲利普虽觉有趣，但也不得不出来恳求他有所收敛。他有讲故事的天赋，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把他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流韵事、逗人发笑的妙处渲染得淋漓尽致。在这些艳遇中，他都是扮演了一个奔放不羁、幽默风趣的角色。米尔德丽德双眸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不住地敦促格里菲思继续往下讲。于是，他便倾诉了一则又一则轶事。当餐馆里的灯光渐渐隐去时，米尔德丽德不胜惊讶。

“哎呀，今晚过得好快啊。我还以为不到九点半呢。”

他们起身离座，步出餐馆。道别时，米尔德丽德又说：

“明天我上菲利普那儿用茶。可能的话，你不妨也来。”

“好的，”格里菲思笑眯眯地说。

在回平利科大街的路上，米尔德丽德还是口口声声不离格里菲思，完全为他的堂堂仪表、裁剪精美的衣服、说话的声音以及他那欢快的性格所陶醉。

“对你喜欢上他，我是很高兴的，”菲利普说。“起先你还觉得不屑同他见面呢。这你还记得吗？”

“菲利普，我认为他这个人真好，竟这么喜欢你。他确是你应该结交的好朋友。”

她朝菲利普仰起面孔，让他亲吻，这在她来说，却是少有的举动。

“菲利普，今晚过得很愉快。太感激你了。”

“别说那些混账话，”他哈哈笑了起来。她的赞赏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感到双目湿润了。

她打开了房门，在进去前，她掉头对菲利普说：

“去告诉哈利，就说我狂热地爱上了他。”

“好的，”他笑呵呵地应着，“祝你晚安。”

翌日，正当他们俩在用茶点的时候，格里菲思一脚跨了进来，随即懒洋洋地坐进一张安乐椅里。他那粗手大脚慢腾腾的动作里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性感。在格里菲思同米尔德丽德叽叽咕咕闲扯时，菲利普缄默不语。他对那两位充满了爱慕之情，因此，在他看来，他们俩相互爱慕，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即使格里菲思把米尔德丽德的心思吸引了过去，他也不在乎，因为到了晚上，米尔德丽德就全部属于他了。这时，他好比是一位对自己妻子的感情笃信不疑的温顺的丈夫，在一旁饶有兴味地看着妻子毫无危险地同一位陌生人调情。但是挨到七点半，他看了看手表，说：

“米尔德丽德，我们该出去吃饭了。”

房间里一阵沉默。格里菲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唔，我得走了，”格里菲思终于开口说，“没想到天已不早了。”

“今晚你有事吗？”米尔德丽德问道。

“事倒没什么。”

又是一阵沉默。菲利普心中有些儿不悦。

“我这就去解手，”菲利普说后，又对米尔德丽德说，“你要不要上厕所呀？”

她没有答理他。

“你为何不跟我们一道去吃饭呢？”她却对格里菲思这样说。

格里菲思望着菲利普，只见他目光阴沉地瞪视着自己。

“昨晚我随你们去吃了一顿，”格里菲思哈哈笑着说。“我去你们就不方便了。”

“哦，这没关系的，”米尔德丽德执著地说。“叫他一起去吧，菲利普。他去不碍事的，对不？”

“他愿去尽管去好了。”

“那好吧，”格里菲思立即接口说，“我这就上楼去梳理一下。”

他刚走出房间，菲利普便生气地对着米尔德丽德嚷道：

“你究竟为啥要叫他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呢？”

“我忍不住就说了。不过当他说他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们一声不吭，那不是太奇怪了吗。”

“喔，乱弹琴！那你又干吗要问他有没有事呢？”

米尔德丽德抿了抿嘴唇。

“有时候我想要一点乐趣。老是同你呆在一块，我就会发腻。”

他们听到了格里菲思下楼时发出的咚咚脚步声，于是菲利普转身走进卧室梳洗去了。他们就在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菲利普气呼呼的一声不吭，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这副模样在格里菲思的面前显得很是不利，于是强忍下这满腹的怨气。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借酒浇灭烧灼他心的哀痛，还强打精神，间或也开口插上几句。米尔德丽德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内疚，便使出浑身解数以讨菲利普的欢心。她显得那么和颜悦色，那么含情脉脉。这倒叫菲利普责怪起自己太傻气，竟吃起醋来了。晚饭后，他们乘了辆马车上杂耍剧场，一路上，米尔德丽德还主动伸出手让他握着呢。此时，原先的那一股怨气早就飞到爪哇国去了。蓦地，不知怎地，他渐渐意识到与此同时格里菲思也握着她的另一只手。一阵痛楚再次猛烈地向心上袭来，这是一种灼人的切肤之痛。他内心惶惑不已，暗暗问自己一个以前兴许也会问的问题：米尔德丽德和格里菲思是否相互爱恋上了。他眼前仿佛飘浮着一团怀疑、忿懑、悲哀、沮丧的迷雾，台上的演出他啥也看不清，但他还是极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同他们俩又说又笑的。不一会儿，一种莫名其妙的要折磨自己的欲念攫住了他的心，他倏地站了起来，说他想出去喝点什么。米尔德丽德和格里菲思还不曾有机会单独相处过，他想让他们俩单独呆一会。

“我也去，”格里菲思说，“我也口渴得很。”

“喔，扯淡，你留下陪米尔德丽德说个话儿。”

菲利普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的。他把他们俩撇在一边，使得内心的痛苦难以忍受。他并没有到酒吧间去，而是走上阳台，从那儿他可以监视他们而自己不被发觉。只见他们俩再也不看演出了，而是相视而笑。格里菲思还是同原来一样，眉飞色舞地侃侃而谈，而米尔德丽德则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菲利普只觉得头痛欲裂，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儿。他知道自己再回去会碍事的。没有他，他们玩得很愉快，可他却备受折磨。时间飞逝而过，眼下他特别羞于再回到他们中间去。他心里明白，他们俩心目中压根儿就没他这个人。他不胜悲哀地想起今晚这顿晚饭钱以及剧场的票子还是他掏的腰包呢。他们俩把自己耍得好苦啊！他羞忿交加，不能自已。他看得出，没有他在旁边他们俩是多么的愉快。他本欲扔下他们径自回到自己的住所，但是他没拿帽子和外衣，再说自己这么一走，以后还得作没完没了的解释。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发觉在米尔德丽德向自己投来的目光中隐隐流露出丝丝愠怒，他的心不由得一沉。

“你走了好一会儿了，”格里菲思说，脸上堆着欢迎的微笑。

“我碰上了几位熟人，一攀谈上就难脱身。我想你们俩在一起一定很好。”

“我感到非常愉快，”格里菲思说，“就不知米尔德丽德是怎么想的。”

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洋洋得意的笑声，笑声里透出丝丝俗不可耐的味儿，菲利普听了不觉为之悚然。他提议他们该回去了。

“喂，”格里菲思说，“我跟菲利普一同送你回去。”

菲利普疑心这种安排是米尔德丽德事先暗示的。这样，她可以避免由他单独送自己回去。在马车里，他没有拉她的手，而米尔德丽德也没有主动把手伸向他；可他知道她一路上却始终握着格里菲思的手。当时他最主要的想法是这一切简直鄙俗不堪。马车辚辚向前。他暗自纳闷，不知他们俩背着他作出了哪些幽会的安排，想到这儿，不禁诅咒起自己出走而给他们以可乘之机来了，事实上正是自己故意出走才促成他们这么做的。

“咱俩也乘马车回去，”当马车来到米尔德丽德的住地时，菲利普说，“我实在太累了，脚都抬不起来。”

在回他们寓所的路上，格里菲思谈笑风生，菲利普却爱理不理的，态度冷淡地应答着，可格里菲思似乎毫不在乎。菲利普肚里思量，格里菲思想必注意到事有蹊跷了。最后，菲利普越来越沉默，格里菲思再也无法佯装不察了，顿时显得局促不安，戛然打住了话头。菲利普想说些什么，但又甚觉羞愧，难以启口。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待人，最好趁此机会立刻弄清事情的真相。他硬逼着自己开了腔。

“你爱米尔德丽德吗？”他突然发问道。

“我？”格里菲思哈哈大笑，“今晚你老是阴阳怪气的，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我当然不爱她，我亲爱的老兄。”

他说罢挽起菲利普的手臂，但菲利普却把身子移了开去。他心里明白，格里菲思是在撒谎。他不能强迫格里菲思告诉自己说他一直没有握米尔德丽德的手。突然间，他觉得全身瘫软，心力交瘁。

“哈利，这事对你来说无所谓，”他说道。“你已经玩了那么多女人，可千万不要把她从我身边夺走。这意味着我整个生命。我的境遇已经够惨的了。”

他的说话声也变得异样，语塞喉管，忍不住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他赧颜满面，简直无地自容。

“亲爱的老伙计，我决不会干出任何伤害你的事来的，这你是知道的。我太喜欢你了，还不至于会干出那种荒唐事来。我只是逗着玩儿的。要是我早知道你为了这事会这么伤心，我早就小心行事了。”

“此话当真？”菲利普随即问道。

“她，我根本看不上眼。我以我的名誉担保。”

菲利普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马车戛然停在他们寓所的门前。

第七十五章

翌日，菲利普心境颇佳。他生怕自己在米尔德丽德身边呆得太久会使她心生腻烦。因此，他决定不到吃饭时间不去找她。他去接时，见她已梳理停当，正等候着他，于是就她这次罕见的准时践约一事跟她打趣逗笑。她身上穿的是他送的新衣裙，对此，他评头品足，说这衣裙还怪俏丽的哩。

“裙子缝得不对头，”米尔德丽德却说，“还得送回去重新改。”

“如果你打算把它带到巴黎的话，那你得叫裁缝抓紧一点。”

“到时一定能改好的。”

“还只剩下三天了。我们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去，好吗？”

“随你的便。”

当想到差不多有一个月的光景他将天天守在米尔德丽德的身旁，菲利普的两眼闪耀着贪婪而又爱恋的光芒，骨碌碌地在她身上扫个不停。对自己的这种色欲，菲利普不觉莞尔。

“我不知道看中了你身上的哪一点，”他笑吟吟地说。

“说得好！”她回了一句。

米尔德丽德瘦骨嶙峋，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到她的骨头架子。胸脯就跟男孩一样的扁平，嘴巴因双唇狭窄、苍白而显得很丑。她的皮肤呈淡绿色。

“到了巴黎之后，我就拼命给你吃布劳氏丸，”菲利普边笑边说，“叫你回来的时候变得胖胖的，脸色像玫瑰花似的红润。”

“我可不想发胖，”她顶了一句。

吃饭的当儿，她对格里菲思只字不提，此刻，菲利普踌躇满志，深信自己能拿得住他，于是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

“看来昨天晚上你同哈利着实调情了一番？”

“我告诉过你说我爱上了他嘛，”她笑哈哈地说。

“我可高兴地得知他并不爱你。”

“何以见得？”

“我亲口问过他的嘛。”

米尔德丽德犹豫了半晌，默默地注视着菲利普，蓦然间，她双眸发出一种奇异的光亮。

“你愿意看一看他今天早晨给我的信吗？”

米尔德丽德说着随手递来一只信封，菲利普一眼就认出了那信封上格里菲思的粗大、清晰的字体。这封信一共写了八张纸，写得不错，口气坦率，读来令人神魂颠倒，正是出于一个惯于寻花问柳的男人的手笔。他在信中对米尔德丽德一诉衷肠，说他狂热地爱着米尔德丽德，而且是一见钟情呢；还声称他无意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菲利普非常喜欢她，但无奈情火中烧，不能自制。想到菲利普是那么一个可爱的人儿，他为自己感到万分羞愧，但这不是他的过错，只怨自己完全为米尔德丽德所倾倒。他还用一套甜言蜜语把米尔德丽德恭维了一番。最后，他感谢米尔德丽德答应第二天同他一起就餐，并说他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同她会面。菲利普意识到此信是前一天晚上写的，一定是格里菲思在同菲利普分手以后写的，而且还在菲利普以为格里菲思已就寝的时候，不辞辛劳地跑出去把信寄走的。

看信的那一刻，他那颗心怦怦直跳，直恶心。但是他脸上丝毫没露惊讶的神色，而是面带微笑，镇定自若地把信递还给米尔德丽德。

“那顿中饭吃得香吗？”

“真带劲，”她回答时还加重了语气。

菲利普感到双手不住地颤抖，于是他把手藏到桌子下面。

“你可不要拿格里菲思当真，要知道他是个浪荡哥儿。”

米尔德丽德接过信去，又端详了一番。

“我也是没办法，”她说话时，极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自己也闹不清我究竟怎么啦。”

“这事叫我可伤脑筋了，不是吗？”菲利普说。

她匆匆地扫了他一眼。

“我得说，你对此事的态度倒蛮镇定沉着的呢。”

“你想叫我怎么办呢？你想叫我歇斯底里地发作一通吗？”

“我原先以为你会生我气的。”

“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生气。我早该知道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我太傻气了，把你们两位引到一起去了。他哪一点都比我强，这我心里清楚着哪。他生性欢快，长得又很帅，还很风趣，他的谈吐，无不迎合你的旨趣。”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很笨，这我也没办法。不过老实告诉你，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般蠢，还不至于到那种地步呢。我的年轻的朋友，你对我也太傲慢点了吧。”

“你想同我吵架吗？”他口气温和地问道。

“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就好像我啥也不懂似的。”

“很抱歉，我可无意要触犯你，只是想心平气和地把事情说清楚。尽力想法子不要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看到你被他吸引住了，这在我看来是很自然的。令人伤心的是，明知道我对你是一往情深，可他居然还怂恿你这么干。他才对我说他压根儿不爱你，可五分钟之后又写了那么一封信，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也太卑鄙龌龊了。”

“你以为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我就不喜欢他了，那你是打错算盘了。”

菲利普沉吟良久，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使米尔德丽德明白自己的意思。他想冷静地、郑重其事地把话说清楚，但无奈眼下思潮翻滚，心乱如麻，一下子还理不出个头绪来。

“为了一宗你知道不会长久的男女私情而牺牲自己的一切，那是不值得的。说到底，他同谁都处不长，十天一过就什么都不顾了，再说你生来就很冷漠。那种艳事不会给你带来多大好处的。”

“那只是你的看法。”

米尔德丽德的这种态度倒使得他一下子发不起火来。

“你爱上了他，这是没法子的事情，我只有极力忍受这个痛苦。你和我两人一向处得不错，我对你从来没有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对不？你并不爱我，这我肚子里一向有数，不过你还是喜欢我的。我们一同在巴黎，你自然而然就会忘掉格里菲思。只要你下决心忘掉他，你会发觉这样做并不难。你也该为我着想着想哇，这在我来说，也是理所应当的。”

米尔德丽德闷声不响。于是，他们俩默默无言地吃着饭。沉默的气氛宛如铅块似的，越压越重，令人窒息。过了一会儿，菲利普搭讪着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米尔德丽德心不在焉，似听非听的样子，他只当没看见。她只是顺着菲利普的话头敷衍几句，却不主动披露自己的心迹。后来，她突然打断菲利普的话，冷冷地说：

“菲利普，星期六我恐怕不能走了，因为医生说我不该这么做。”

他心里明白这是遁词，但嘴上还是说：

“那么，你啥时候能够动身呢？”

她瞥了菲利普一眼，发觉他的脸色苍白，神情严峻，于是迅即把目光移向别处。此时，她有些惧怕菲利普。

“我还是老实告诉你吧，我根本不能跟你一块儿去。”

“我料到你有这个意思。可是，眼下改变主意已经迟了。车票已经买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

“你说过除非我想去巴黎，否则你不会勉强我的，而现在我就是不想去嘛。”

“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不打算再同自己开什么玩笑了。你一定得跟我走。”

“菲利普，作为一个朋友，我一向很喜欢你。朋友就是朋友，旁的我想都不忍去想。我也不希望你存有别的什么念头。巴黎之行，我是不能奉陪的了，菲利普。”

“可是一个礼拜前你还是很愿意去的嘛。”

“那时情况不同。”

“就因为那时你还没有碰上格里菲思？”

“你亲口说过要是我爱上了格里菲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她的脸倏忽板了起来，两眼直直地盯视着面前的菜碟子。菲利普气得脸色发白。他真想用拳头对准她的脸给她一家伙，脑海里浮现出被打得鼻青眼肿的模样来。邻近的一张餐桌旁坐着两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他们不时地转眼凝视米尔德丽德。他暗自思忖，他们是否羡慕他同一位妩媚的少女在一起用餐，说不定他们还在想取他而代之呢。最后还是米尔德丽德开腔打破了这难堪的沉寂。

“咱俩一块儿出去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就是去了，我还会无时无刻不想念他的。这样不会给你带来多少乐趣的。”

“那是我的事，”他接口答道。

米尔德丽德细细玩味着他的答话的弦外之音，不觉双颊绯红。

“但是这也太卑鄙了。”

“此话怎讲？”

“我原以为你是个真正的绅士呐。”

“那你看错人了。”

他觉得他的回答妙极了，所以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哈哈大笑哩。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别笑啦！”她大声地嚷道。“菲利普，我不能陪你去。实在对不起。我知道我一向待你不好，但是一个人总不能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儿呀！”

“你落难的时候，啥都是我给你张罗的，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不成？你生孩子之前的一切费用都是我开支的。你看医生以及其他一切费用也都是我付的。你上布赖顿的车票、旅费也都是我提供的。眼下我还在替你付孩子的寄养费，给你买衣服，你身上穿的哪一块布不是我买的呢？”

“如果你是绅士的话，你就决不会把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在我面前抖落炫耀。”

“哦，老天爷，闭上你那张臭嘴吧！你以为我还在乎我是否是个绅士吗？要是我是个绅士，我就决不会在像你这样的俗不可耐的荡妇身上浪费时间了。你喜欢不喜欢我，我毫不在乎！我心里腌臜透了，被人当该死的傻瓜一样地耍。你星期六高高兴兴地来跟我一块去巴黎，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

她胸中的怒火把两颊烧得通红，在回敬菲利普的当儿，也跟平常人一样硬邦邦的，可平时她却总是温文尔雅的。

“我从来就不喜欢你，打咱俩开始认识时我就不喜欢你，都是你强加给我的。你每次吻我，我都恨你。从现在起，不准你碰我一个指头，就是我饿死，也不准你碰。”

菲利普试图把自己面前的盘子里的食物一口吞下去，但喉咙的肌肉就是不听使唤。他把酒一饮而尽，随即点了支烟。他全身在不住地颤抖。他一声不吭，默默地等待着她起立，但是她却像尊泥塑木雕似的坐着不动，两眼目不转睛地望着雪白的台布。要是这时就只有他们两人的话，他就会一把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在她脸上狂吻；他想象起当他把自己的嘴唇紧紧贴住她的嘴唇时她仰起那雪白纤细的颈子的情景来了。他们俩就这样无言以对过了个把钟头，最后菲利普感到那侍者渐渐用一种诧异的目光凝睇着他们俩，于是便叫侍者来结账。

“咱们走吧？”接着他心平气和地说。

米尔德丽德虽没有吭声，但伸手拿起了手提包和手套，并穿上外套。

“下次你什么时候同格里菲思见面？”

“明天，”她冷淡地答道。

“你最好把此事跟他聊聊。”

米尔德丽德下意识地打开手提包，目光触到包里的一片纸。她随即把它掏了出来。

“这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外套的账单，”她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回事？”

“我答应明天付钱的。”

“是吗？”

“这件衣服是你同意我买的。你刚才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不打算付钱了？”

“是这个意思。”

“那我去叫哈利付。”她说话时，脸颊红了一下。

“他很乐意帮助你。眼下他还欠我七个英镑，上周他还把显微镜送进了当铺，因为他穷得精光。”

“你不要以为拿这个就可以吓唬我。我完全能够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

“那再好也没有了。我可不打算再在你身上花一个子儿了。”

她又想起了星期六该付的房租和孩子的领养费的事儿来，但没有吱声。他们俩走出餐馆，来到街上。菲利普问她道：

“我给你叫辆马车来好吗？我准备散一会儿步。”

“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可下午还得付一笔账。”

“你自己走回去也伤不了你的身体。明天你想见我的话，大约用茶点的时候我在家。”

他向米尔德丽德脱帽致意，随即信步向前走去。片刻后，他掉头朝身后望了望，只见米尔德丽德立在原地未动，神情沮丧地望着街上来往的车辆。他返身折了回来，一边嘻嘻笑着，一边把一枚硬币塞在米尔德丽德的手里。

“喏，两个先令，够你付马车费的。”

米尔德丽德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他便匆匆走开了。

第七十六章

第二天晌午，菲利普坐在卧室里，暗自思量着不知米尔德丽德是否会来。头一天夜里，他睡得很不好。这天上午，他在医学院俱乐部浏览了一张又一张的报纸，借以消磨时光。学校放假了，他所熟识的学生很少有在伦敦的，不过他还是找到了一两个人聊个天儿，还下了盘棋，就这样打发了那令人沉闷的时光。中饭后，他感觉疲惫不堪，头痛欲裂，于是回到自己的寓所后，便一头倒在床上捧了本小说看着。他一直没有见着格里菲思。前天夜里菲利普回来时他不在家。后来听到他回来了，却没见着，他没跟往常那样窥视菲利普的房间，看他是否已入睡。到了早晨，又听到他老早就跑了出去。很明显，格里菲思是想避免同他照面。蓦地，耳边传来一下轻轻的叩门声，菲利普一骨碌从床上跃了下来，一瘸一拐地跑去开门，只见米尔德丽德一动不动地站在门边。

“进来呀，”菲利普说。

他在她身后把门闭上。米尔德丽德一屁股坐了下来。她迟疑了一下才开腔说话。

“谢谢你昨晚给了我两个先令，”她说。

“喔，快别谢了。”

她对菲利普报以淡淡的一笑。这使得菲利普想起了一条狗因淘气挨打后，为讨主人的欢心，脸上露出一种胆怯、奉承的表情来。

“我和哈利在一起吃中饭来着，”她说。

“是吗？”

“菲利普，如果你还要我星期六陪你一起去巴黎的话，我准备陪你去。”

一种胜利的狂喜似闪电般地向他心口袭来，不过这种情感瞬息即逝，随后心中升起了一团疑云。

“是为了钱吗？”他问道。

“有一半是这个原因，”她坦率地说。“哈利无能为力。他欠了这儿五个月的房租，还欠你七个英镑，而裁缝又一直钉住他要工钱。他能当的东西都要当，可是他把什么东西都当掉了。为了要把那个做我这件衣服的女裁缝打发掉，我就够操心的了，可这星期六房租又到期了。五分钟之内我又找不到工作，总是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等到个空缺。”

她是操一种平和的却是抱怨的口吻说这番话的，仿佛她这是在数说命运的种种不合理，虽说不合理，却是与生俱来，不得不逆来顺受似的。菲利普听后没有吭声，不过对她说这番话的用心却洞若观火。

“你的话只说了一半，”最后他说。

“嗯，哈利说你待我们俩一向很好。他说，在他心目中，你是他真正的好朋友，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恐怕世上没有第二个男人会像你这样的了。他说我们做人要正直老实。正如你说他的那样，他也说自己不像你，他生性用情不专，还说我要是为了他而抛弃你，那是十分愚蠢的行为。他的感情是不会持久的，而你会。他自己常常这么说。”

“你想跟我一块儿去巴黎吗？”菲利普问道。

“我不反对。”

他凝视着米尔德丽德，嘴角向下弯曲着，透出丝丝凄苦的神情。他确实大获全胜，而且自己的夙愿即将得偿。他不禁哈哈一笑，嘲笑起自己蒙受的耻辱。米尔德丽德飞快地瞥了他一眼，但没有作声。

“我殷切地期待着咱俩一块儿去巴黎一游，我曾想过，经过了那么多的痛苦的折磨，我终于得到了幸福……”

但他并没有能够说完他想说的心里话。突然，米尔德丽德事先毫无迹象地哇的一声哭开了，顿时泪如泉涌。她坐的那张椅子，诺拉也曾坐在那儿嘤嘤抽泣过。同诺拉一样，米尔德丽德把脸搁在椅子的靠背上。靠背中央凹陷，两边微微隆起，她就把头部靠在椅子中央的凹陷处。

“我同女人打交道总是不走运，”菲利普思忖着。

她那瘦骨嶙峋的身子随着一吸一顿的抽泣而不住地起伏着。菲利普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如此自暴自弃地恸哭过。蓦地，一阵悸怕紧紧抓住了他的心，撕裂着他的心。他不知不觉地移步来到米尔德丽德的跟前，伸出双臂抱着她。米尔德丽德丝毫不作反抗，在这悲恸欲绝的时刻，她任其爱抚自己。菲利普在她耳边说了几句安慰的体己话，究竟说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甚了了。他随即弯下身子，在她脸上不住地吻着。

“你很难过吗？”他最后问了这么一句。

“我巴不得自己死去，”她神情凄怆地叹道，“但愿我分娩时死了就好了。”

她头上还戴着帽子，有些儿碍事，于是菲利普帮她取了下来。他把她的头放在椅子更舒适的部位，然后走过去坐在桌子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亲爱的，事情糟透了，是不？”菲利普说，“真想不到任何人都需要爱呀！”

不一会儿，米尔德丽德渐渐止住了抽泣，精疲力竭地瘫在椅子里，头往后仰着，两臂无力地垂在两旁，模样古怪，活像画家勾画的用来展示服饰的橱窗模特儿。

“我可不知道你爱他爱得这么深啊，”菲利普又说。

菲利普把自己放在格里菲思的位置上，用他那样的眼睛去看人，用他那双手去抚摩；他可以设想格里菲思的躯体就是自己的躯体，用他那张嘴同米尔德丽德接吻，用他那双充满笑意的眼睛朝着她微笑。因此，菲利普完全理解格里菲思的爱恋之情。使他惊异的倒是米尔德丽德的感情。他可从来没想到她也会感情冲动，而这次是确确实实的，毫无疑问是感情冲动。他内心有某种东西消失了，他痛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仿佛什么东西崩坍了一般。他只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虚弱不堪。

“我并不想使你伤心。如果你不想跟我一块去，那就别去了。不管去还是不去，我都给你钱。”

她摇摇头说：

“不能这样。我说过我要跟你去，那我就一定去。”

“假如你一心依恋着他，就是去了又有什么好处？”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是一心依恋着他。同格里菲思一样，我也知道这种感情长久不了，不过眼下……”

她不再往下说，一下合上了双眼，像是要晕过去似的。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在菲利普的脑海里，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为什么你不跟他一道走呢？”

“那怎么成呢？你知道我们俩没钱呀。”

“钱，我给！”

“你？！”

她霍地坐直身子，盯视着菲利普。那对眸子渐渐发亮，双颊也渐渐红润起来。

“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你出去度过这段时间，然后再到我的身边来。”

由于提了这么个建议，他顿觉不胜悢悢。然而，这种痛苦的折磨却给他带来了一种奇怪的、难以捉摸的情感。米尔德丽德圆睁着双眼凝视着他。

“喔，我们怎么好用你的钱呢？哈利决不会同意的。”

“啊，你去劝他，他是会同意的。”

她的反对反倒使他更加坚持自己的意见，然而他打心眼里希望米尔德丽德能断然拒绝这个建议。

“我给你五英镑，这样你可以在外地从这周星期六呆到下星期一。这点钱足够了。到了星期一，他就要回家乡，一直呆到他回伦敦北部上任为止。”

“哦，菲利普，这是真的吗？”她不由得嚷了起来，还拍着手。“只要你让我跟他一块走，以后我一定会深深地爱你的，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只要你真的这样做了，我肯定能克服这个感情上的危机。你真的愿意给我们钱吗？”

“真的，”他答道。

此时，米尔德丽德变得判若两人，嘴一咧便哈哈笑了起来。看得出她感到欣喜若狂。米尔德丽德离开椅子，跪在菲利普的身旁，紧紧地拉住他的手。

“你真好，菲利普。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儿。以后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呀？”

菲利普微笑着摇了摇头，可他内心却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啊！

“我现在可以去告诉哈利吗？我可以对他说你不介意吗？除非你说没关系，要不然他是不会同意的。喔，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以后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星期一我就回来同你一起去巴黎，去哪儿都可以。”

她站了起来，并戴上了帽子。

“你上哪？”

“我去问问他是否愿意带我一起走。”

“那么急呀？”

“你要我留在这儿吗？你要我留下来我就不走。”

她一屁股坐了下来，但是菲利普却格格一笑。

“不，没关系，你还是去吧。不过有件事得说清楚：眼下我不愿见到格里菲思，见到他太使我伤心了。去告诉他，说我菲利普对他不怀敌意，也没有别的什么不好的看法，但是请他离我远一点。”

“好吧，”她从椅子里一跃而起，迅即戴上手套，“我会把他的话传给你的。”

“你今晚最好来跟我一道吃晚饭。”

“那敢情好。”

她仰起脸等他吻她，当菲利普的嘴唇贴近她的嘴唇时，她伸出双臂勾住他的脖子。

“你真是个可爱的人儿，菲利普。”

两三个小时以后，她差人给他送来了便条，说她头痛不能践约同他一同进餐。菲利普几乎料到她会来这么一着的。他知道她是在同格里菲思一道吃饭。他妒火中烧，但是那种迷住了他们俩心窍的突如其来的勃勃情欲，像是从天外飞来似的，仿佛是天神赋予他们的一般，他深感自己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他们相爱是非常自然的。他看到了格里菲思胜过自己的种种长处，并承认如果自己处在米尔德丽德的位置，也会干出米尔德丽德所干的事情来的。最使他伤心的是格里菲思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他们一直是情意那么深厚的好朋友，而且格里菲思分明知道他对米尔德丽德是多么的一往情深。格里菲思应该对他高抬贵手嘛。

星期五以前他一直没有见到米尔德丽德，不过他也讨厌见到她。但是当她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知道自己在米尔德丽德的心目中没有丝毫的地位，因为他们两人都心心念念想着格里菲思。陡然间，他对她耿耿于怀。现在他明白了她和格里菲思相爱的原因了。格里菲思此人很蠢，喔，简直愚蠢至极！这一点他一向都知道，不过是视而不见罢了。格里菲思既愚蠢又浮躁。他身上的那种魅力恰恰掩盖了他那颗极端自私的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任何人都可以出卖。他过的生活是多么的贫乏空虚，整天价不是在酒吧间游荡，就是在杂耍剧场里酗酒，再不就是到处眠花宿柳，闹出一桩桩桃色事件！他历来不读书，除了声色犬马，啥也不懂。他没转过一个好念头：最常挂在嘴边的字眼儿是“漂亮”。这是他送给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最高的赞美词。漂亮！无怪乎他能讨米尔德丽德的欢心，他们这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菲利普对米尔德丽德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他知道米尔德丽德想讲讲格里菲思的事儿，但是他不给她置喙的机会。他避而不谈两天前的晚上她用一个小小的借口拒绝同他一道吃晚饭的事儿。他漫不经心的，试图使她相信他突然变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他练就一种唠叨小事的特殊本领，专聊些他知道能刺痛她心的琐碎小事。他的话是绵里藏针，说得又很圆滑，叫她听了有苦说不出。最后，她霍地站了起来。

“我想我该走了，”她说。

“你还挺忙的哩！”他回敬了一句。

她伸出了手，菲利普与她握别，并为她打开了房门。他知道她想要讲的事儿，同时也知道他冷冰冰的、冷嘲热讽的神气吓得她不敢启口。他的羞怯常常使他显得态度冷漠，无形之中使人们见了他都退避三舍。他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便一有机会就装出这种样子去对付别人。

“你总不会忘记你的许诺吧！”他扶着房门的当儿，米尔德丽德说。

“什么许诺？”

“钱呀。”

“要多少？”

他说话的口气冷淡、审慎，使得他的话显得特别的戳心。米尔德丽德的脸红了。他心里明白现在米尔德丽德恨死他了，对米尔德丽德克制住自己不发脾气的毅力，菲利普感到不胜惊讶。他要让她吃些苦头。

“明天要付衣服钱和房租。就这些了。哈利不走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那笔钱了。”

菲利普的心咯噔一下，手松开了，房门又砰然闭上了。

“怎么不走呀？”

“他说我们没钱，也不能用你的钱。”

一个魔鬼抓住了菲利普的心，这是一种潜伏在他体内的自己折磨自己的魔鬼。虽说他满心希望格里菲思和米尔德丽德不要双双出走，但是他也无计可施。他让自己通过米尔德丽德去劝说格里菲思。

“只要我愿意，我不懂为什么不能去，”他说。

“我对他就是这么说的嘛。”

“我本该想到，假如他真的想走，他是不会犹豫的。”

“喔，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直想走。要是手头有钱，他立刻就走。”

“如果他过于拘谨的话，那我就把钱给你。”

“我说过，如果他愿意，这笔钱就算是你借给我们的，我们一旦手头宽裕，便立即如数奉还。”

“这样一来，跟你跪在一个男人面前乞求他带你去度周末，多少有些儿不同。”

“多少有些儿不同，是这样吗？”说罢，她厚颜无耻地格格一笑。

这笑声使得菲利普直打冷颤。

“那你打算干什么？”他问道。

“不干什么。他明天回家去。他一定得走。”

这下菲利普可得救了。格里菲思不在眼前，他就可以使米尔德丽德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她在伦敦一个熟人也没有，只得同他厮守在一起。只要他们单独在一起，他就能够使她很快忘却这段风流艳事。要是他就此作罢，不再多言，倒什么事也没有。然而他有着一种强烈的欲念，想要打消他们的顾忌，他倒要看看他们对待他究竟会可恶到什么地步。只要他略施小技稍稍引诱他们一下，他们就会向自己屈服，于是他一想到他们俩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丑态，心里就激荡起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虽说他每吐一个字，内心犹如针戳般地难受，但他发觉这痛苦里面自有无穷的乐趣。

“看来，事情到了此时不干更待何时的地步啰。”

“我对他正是这么说的，”她说。

她的讲话带着情绪亢奋的调子，菲利普听后不由得一怔。他局促不安地咬着手指甲。

“你们想上哪儿呢？”

“喔，上牛津去。他曾在那儿上过大学，这你是知道的。他说带我去参观校园呐。”

菲利普记起有一次他曾经提议他们俩一块儿去牛津玩上一天，可她断然拒绝，说什么一想到那儿的景致，她就感到兴味索然。

“看来你们会遇上好天气的。那里现在该是好玩的时候。”

“为了说服他去那儿，我嘴皮都磨破了。”

“你不好再试一试吗？”

“你是否还想让我们走呀？”

“我想你们不必跑那么远嘛，”菲利普说。

她顿了一两秒钟，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菲利普，而菲利普竭力装作友好地转眸凝视她。他恨她，鄙视她，但是又诚心诚意地爱着她。

“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你，我准备去找他，看他能否为之作出安排。要是他同意了，我明天就来你这儿取钱。明天你什么时候在家？”

“我一吃过中饭就回来等你。”

“好的。”

“现在我就给你钱去付衣服钱和房租。”

他走到书桌跟前，拿出他手头所有的现钱。那件衣裙要付六畿尼，此外，还有她的房租、饭钱和孩子的领养费。他一共给了她八英镑十先令。

“太谢谢你了，”她说。

米尔德丽德说罢转身走了。

第七十七章

在医学院地下餐厅一吃过午饭，菲利普便回到自己的寓所。此时已是星期六晌午时分，房东太太正在打扫楼梯。

“格里菲思先生在吗？”菲利普问房东太太。

“不在，先生。今天早上你走后不久他也走了。”

“他还回来吗？”

“我想不会回来了，先生。他把行李都搬走了。”

菲利普猜不透格里菲思那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信手捧起一本书，读了起来。这是他刚从威斯敏斯特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伯顿著的《麦加之行》。第一页读完了，他却不知所云，因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书上，而一直竖起两耳，悉心谛听着是否有人来拉门铃。他不敢存有这样的奢望：格里菲思会把米尔德丽德留在伦敦而独自回坎伯兰省亲。等了不一会儿，米尔德丽德就会来找他要钱的。他硬着头皮继续读着，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上去。这么一来，书上的句子倒是看进脑子里去了，可是郁结在心头的痛苦使得他曲解了这些句子的确切含义。他满心希望自己当初不提那个由自己掏腰包资助他们旅行的馊主意就好了，但是，一言既出，他又没有勇气收回。这倒不是为了米尔德丽德，而是为了他自己。他身上有股病态的执拗劲儿，驱使着他去做他下决心要做的事。他发现读了三页书，但脑子里依然空空如也，压根儿没留下一点印象。于是，他把书又翻了过去，重新从头读起。他发觉自己翻来覆去地老是看着同一个句子，蓦地，书上的句子同自己的思绪交织在一起，犹如噩梦中一幅森然可怖的图案。有一件事是他能够做到的，即离开这儿躲到外面去，子夜过后再回来。这样，格里菲思和米尔德丽德就走不成咯。他仿佛看到他们俩每过一个小时就跑来探问一次，问房东太太他是否在家。想到他们俩扫兴失望的样儿，他心里头喜滋滋的，兴奋之余，不觉下意识地又把书上的那个句子重念了一遍。然而，他可不能做那种事。让他们来拿钱吧！那样的话，他就可以知道人们可能寡廉鲜耻到何种地步。此时他再无心读下去了，书上的字简直看不清。他倒在椅子里，紧闭着双眼，呆板的神情里透出丝丝凄苦。他在等待着米尔德丽德的到来。

房东太太悄然走进房来问道：

“先生，你见不见米勒太太？”

“叫她进来。”

菲利普打起精神，不动声色地接待了米尔德丽德。他一时情不自禁地想拜倒在她脚下，抓起她的双手，乞求她不要离他而去，但是他知道此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她的心。她会把他说的话和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给格里菲思。他感觉羞愧不已。

“你们的远足准备得怎样了？”他乐呵呵地问道。

“我们马上就走。哈利就在门外。我告诉他你不愿见他，所以他就不进来了。不过他还是想知道，他是否可以进来呆上一分钟，跟你说声再见。”

“不行，我不想见到他，”菲利普回了一句。

他看得出米尔德丽德根本不在乎他见不见格里菲思。她既来了，他想趁早把她打发走。

“喏，这是张五镑的钞票。我希望你马上就离开这儿。”

她接过钞票，道了声谢，随即转过身去，脚步咚咚地离开房间。

“你哪天回来？”他问道。

“嗯，星期一就回来，因为那天哈利一定得回家去。”

他知道他想要说的话难免出乖露丑，有损自己的体面。但是无奈胸中情火和妒火中烧，灼灼逼人，他也顾不上体面不体面了，便脱口说了出来：

“到那天我可以不可以去看你？”

他一时不能自已，说话时还是夹带着哀求的调子。

“当然可以啰。我一回到伦敦就同你联系。”

两人握手道别后，菲利普隔着窗帘眼巴巴地望着米尔德丽德跃入停在门口的四轮出租马车。马车辚辚地走远了。此时，他颓然倒在床上，双手掩面，不觉热泪盈眶。对此，他自己生起自己的气来了。他用双手紧紧扭住自己的身子，竭力不让自己掉泪，但没能忍住，他不住地啜泣，哭得好不伤心。

菲利普顿觉周身瘫软无力，内心羞愧不已。他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跑去洗了把脸，还为自己调制了一杯浓烈的威士忌掺和苏打水的饮料。喝过后，他觉得稍微好受一些。蓦然间，他瞥见了搁在壁炉上面的去巴黎的两张车票，一时火冒三丈，便一把抓起车票，把它们扔进了炉火。他知道把票退了自己还可得笔钱，但是只有把它们烧了才解心头之恨。接着，他离开寓所，外出找个人在一起说个话儿，以排遣内心的愁闷。但是，学校俱乐部里空无一人。他感到百无聊赖，要不找个人说个话儿，自己准会发疯。但是劳森还在国外。他信步来到海沃德的住处，那个应声出来开门的女仆告诉他，说海沃德已上布赖顿度周末去了。然后菲利普来到一家美术馆，可真不凑巧，这家美术馆又刚刚闭馆。这下他变得心烦意乱，真不知做什么是好。他不禁想起格里菲思和米尔德丽德来了：这时他们俩正在去牛津的路上，面对面地坐在车厢里，心里乐开了花。他又回到自己的住所，但这里的一切使他心里充满了恐怖，因为就是在这个鬼地方，近来他接二连三地遭受到莫大的不幸。他力图再次捧起那本伯顿爵士写的书。但是，他一面读着书，一面心里不断地嘀咕着，说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因为正是他让他们结伴外出旅行的，主动给他们提供盘资，而且还是强塞给他们的呢。当初，在把格里菲思介绍给米尔德丽德认识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预料到事情的后果，因为他自己满腔按捺不住的激情足以勾起另一位的勃勃欲念。此时，他们恐已抵达牛津了，或许就住在约翰街上的一家食宿公寓里。菲利普至今还没到过牛津。可格里菲思却经常在他面前谈起这个地方，他完全知道他们俩会上哪儿观光游玩。他们吃饭可以上克拉伦敦餐馆：每当要寻欢作乐，格里菲思总是上这家餐馆。菲利普就在查里恩十字广场附近一家饭馆里胡乱吃了点东西。因为他早下定决心要去看场歌剧，所以一吃完饭，便奋力穿过拥挤不堪的人群，来到剧院的正厅后座。剧院正上演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出戏。他暗自纳闷，这晚米尔德丽德和格里菲思他们俩是否也会去逛戏院，不管怎么说，他们总得想法子打发时光呀。他们是一对蠢货，都满足于在一起磨牙扯淡。他回想起他们俩旨趣鄙俗下流，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他心猿意马地看着演出，每一幕之间都要喝上几口威士忌，以提高一下自己的情趣。他不习惯喝烈性酒，不一会儿，酒力发作，直冲脑门，而且他越喝心里越烦躁、郁闷。演出结束时，他又喝了一杯。他不能上床睡觉，自己心里也明白就是上了床也睡不着，他就是害怕看到由于自己想象力活跃而浮现在自己眼前的种种画面。他竭力克制自己，不去想格里菲思和米尔德丽德。他知道自己酒喝得太多了。眼下，一种跃跃欲试做件可怕的、卑鄙下流事儿的欲念攫住了他的心。他想喝他个酩酊大醉。他浑身兽欲勃发，急煎煎地想发泄一通。他真想趴倒在地上。

他拖曳着那条瘸腿，朝皮卡迪利大街踉跄走去。他醉醺醺的，心里悲愤交集，犹如猫爪抓心似的难受。蓦地，一个脸上涂满脂粉的妓女挡住了他，并用手挽起了他的胳膊。他嘴里骂骂咧咧的，用力推开那个妓女。他朝前挪了几步，随即又打住脚步，心想她跟旁的什么女人还不一样嘛。他为自己刚才言语粗鲁而感到内疚。于是他又走到她的面前。

“嘿，”他开腔打着招呼。

“见鬼去吧，”她回敬了一句。

菲利普听罢哈哈大笑。

“我是想问问你今晚能否赏个脸儿，陪我去喝杯茶。”

那个妓女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菲利普，心里踌躇着，好一会儿没有讲话。她发觉菲利普喝醉了。

“我不反对。”

这句话他从米尔德丽德嘴里听到过不知多少次了，这个妓女居然也这样说话，菲利普直觉得诧异。他把妓女带上一家饭馆，这是他同米尔德丽德常常光顾的地方。在走路的当儿，菲利普发觉她老是目光朝下瞅着他的腿。

“我有条腿是瘸的，”他说，“你有意见吗？”

“你这个人真怪，”她笑着说。

他回到自己的住所时，浑身骨头疼痛不已，脑壳里像是有把榔头不住地敲打着，痛得他几乎要惊呼救命。他又喝了杯威士忌加苏打水，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爬上床去。不一会儿，便酣然入睡，直到次日中午才醒。

第七十八章

星期一终于盼来了，菲利普心想精神上的旷日持久的折磨总算熬到了头。他查阅了火车时刻表，发现格里菲思乘最晚一班车可于当天夜里赶到故里，这班车将于下午一点后不久从牛津发出。他估计米尔德丽德将赶几分钟以后的那趟车返回伦敦。他真想去车站接她，但转而一想，米尔德丽德也许喜欢独自呆上一天，说不定这天夜里她会寄封短信来，告诉他她已经回到了伦敦，要不他就第二天到她住处去看望她。想到又要同她见面，他心里不觉有些黯然。他对格里菲思恨之入骨；而对米尔德丽德，尽管出了那么多事，却还怀有一种虽令人心酸但依然灼热的情欲。菲利普庆幸的是海沃德星期六下午离开了伦敦，发狂似的外出寻求人生的乐趣去了。要是海沃德还在伦敦，那他无论如何也熬不住不把这一切告诉海沃德，而海沃德定会对他的懦弱无能感到惊讶。当知道菲利普在米尔德丽德委身于另一个男人之后，居然还想她做自己的情妇，海沃德一定会鄙视他的，同时会感到震惊、厌恶。管它是震惊还是厌恶，他才不在乎呢！只要他能一遂平生所愿，让自己的欲望得以满足，他随时可以作出任何让步，并已作好准备，就是蒙受更加辱没人格的耻辱也在所不惜。

薄暮时分，他的两条腿违心地把他带到了米尔德丽德的寓所门外。菲利普抬头望了望她房间的窗户，黑洞洞的没见掌灯，但他驻步不前，不敢去打听她的消息，因为他对米尔德丽德的应许深信不疑。翌晨，他没见有信，便于中午时分跑去探问。那儿的女用人告诉他，米尔德丽德还没有回来。对此，他迷惑不解。他知道格里菲思不得不于前天赶回老家的，因为他要在一次婚礼上充当男傧相，再说，米尔德丽德身上没钱啊。他脑子里顿时折腾开了，反复考虑着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下午，菲利普又去了一趟，并留下张便条，邀请米尔德丽德晚上同他一道吃晚饭，措词口气平和，仿佛近半个月来压根儿没发生什么事似的。他在便条中写明地点和时间，并抱着米尔德丽德会准时践约的一线希望，耐心地等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不见她的人影儿。星期三早晨，菲利普不再好意思跑去询问了，便差一位信童去送信，并嘱咐他带个回音来。可是不出一个小时，那位信童回来了，带去的信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他报告菲利普，说那位女士还在乡下，尚未返回伦敦。菲利普简直要发狂了，正是米尔德丽德的这一谎言的打击使他难以忍受。他反复地喃喃自语，说他厌恶米尔德丽德，并把由米尔德丽德撒谎所带来的失意心情迁怒于格里菲思。他恨死了格里菲思，此时叫他用刀宰了格里菲思也是高兴的。菲利普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想要是趁黑夜突然扑到他身上，对准喉部的颈动脉给他一刀，瞅着他像条癞皮狗似地倒在街头，那该有多么痛快啊。菲利普义愤填膺，气得灵魂出窍。他一向不喜欢喝威士忌，但还是喝了，借以麻木自己的神经。星期二星期三，接连两晚，他都喝得酩酊大醉才上床睡觉。

星期四早晨，他起得很迟。他醉眼惺忪，一脸菜色，踽踽曳足来到起居间，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他一看到格里菲思的字体笔迹，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袭扰着他的心头。

亲爱的老兄：

此信不知从何落笔，但又不能不写。我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我知道我不该带米莉出来，但无奈情火灼热，不能自已。她简直把我给迷住了，为了得到她，我完全会不择手段。当她告诉我你主动为我们出盘缠的时候，我哪里会拒绝呢。眼下，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我真为自己感到害臊，要是当初我不那么昏头昏脑，该有多好啊！我希望你能写封信给我，说你不生我的气，同时我还希望你能允许我去看望你。千万给我写上几句，好老兄，告诉我你宽恕我。这样，才能使我的良心稍安。我当时认为你不持异议，否则你就不会主动给我们钱了。但是我知道我不该接受那笔钱。我于星期一抵达故乡，而米莉想独自在牛津多呆几天。她准备于星期三返回伦敦，因此，当你接到此信，你可能已经见到她了。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万望赐我一信，说你宽恕我。急盼回音。

你的忠实的朋友

哈利

菲利普怒不可遏，把信撕了个粉碎，他根本无意回复。他蔑视格里菲思的道歉，不能忍受格里菲思对自己良心的那番谴责。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出卑怯的事来，但是事情一过又忏悔，那才是卑鄙的。菲利普认为格里菲思的来信正表明他是个懦夫和伪君子，他对信中流露出来的伤感情绪深恶痛绝。

“你干下了畜生似的勾当，然后只消说声道歉，就什么事都没了，这倒轻巧呀！”菲利普喃喃自语道。

他内心深处盼着能有个机会给格里菲思点厉害瞧瞧。

不过，他知道米尔德丽德无论如何是已经回到了伦敦，便匆匆穿上衣服，也顾不得刮脸了，喝了点茶后就雇了辆马车，赶往米尔德丽德的寓所。马车好似蜗牛爬行。他急煎煎地想见到米尔德丽德，不知不觉地向他根本不相信的上帝祷起告来了，祈求上帝让米尔德丽德态度和善地接待他菲利普。他只求把以往的一切都忘掉。他怀揣着一颗狂跳不止的心，举手按着门铃。他满怀激情，急欲再次把米尔德丽德紧紧搂抱在自己的怀里，这当儿，他把以往遭受的痛苦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米勒太太在家吗？”菲利普快活地问道。

“她走了，”女用人回答说。

菲利普茫然地望着女用人。

“一个钟头以前她来这里把她的东西搬走了。”

有好一会儿，菲利普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把我的信交给她了吗？她说过她搬到哪儿了吗？”

菲利普顿然领悟到米尔德丽德又欺骗了他。她是决计不回到他身边来了。他极力在这位女用人面前挽回自己的面子。

“哦，嗯，我肯定马上就可以收到她的信的，兴许她把信寄往另一个地址了。”

说罢，菲利普转身就走，神情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完全可以料到她会这么做的；她从来就不把他放在心上，打一开始就当他是个傻瓜。她毫无怜悯之心，待人一点也不厚道，也没有一丝仁爱。眼下他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结局。他悲恸欲绝，宁愿去死，也不愿忍受这般痛苦的折磨。突然间，他想一了百了倒还好些：他可以去投河，也可以去卧轨，但是还没来得及说出这些想法就一一否决了。理智告诉菲利普，到时候这个不幸的遭遇会被忘怀的，只要他下狠心，也可以把米尔德丽德从脑海中抹去；为了一个俗不可耐的荡妇而去结果自己的生命，那是十分荒唐的。生命只有一次，无故把它抛去则是疯狂的举动。他感觉到他永远克服不了自己的情欲，不过他也明白说到底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菲利普不愿再在伦敦呆下去了。这儿的一切无不使他回忆起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幸。他先给大伯打了个电报，说他马上去布莱克斯泰勃，然后匆匆整理行装，搭乘最早的一趟车走了。他一心想离开那几个肮脏的房间，因为正是在那儿，痛苦接踵而至，一一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要呼吸一下清新空气。他厌恶自己，觉得自己有些儿疯了。

自菲利普长大成人，牧师大伯就把牧师公馆里最好的备用房间给了他。这个房间位于公馆的一角，一扇窗前有棵百年老树挡住了视线，不过从另一扇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在公馆花园和空地的尽头，有一片开阔的芳草地。房间里的糊墙纸，菲利普打幼年时代起就熟记于心了。墙四周贴满了描绘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风格古雅的水彩画，都是牧师大伯年轻时候的一位朋友画的。画面的色彩虽说已经褪去，但风韵犹存。梳妆台的四周围着价格昂贵的薄纱绸。房间里还有一只放衣服的高脚柜。菲利普欣慰地叹了口气，他从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对他还会有多大的用处。牧师公馆里的生活依然如故。没有一件家具挪动过位置。牧师大伯的食谱、谈吐一应如前，没有变化，每天工作之余，还是要散上一会儿步。所不同的是，他稍长胖了些，话儿更少了些，气量更狭小了些。对鳏夫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因此很少想念他的亡妻。他还是动辄就同乔赛亚·格雷夫斯发生口角。菲利普跑去看望了这位教会执事。他显得较前清癯，脸色也苍白了些，表情更为严肃。他仍然独断独行，还对把蜡烛插在圣坛上这件事耿耿于怀。那几爿店依然呈现出一派古朴气氛，看来令人赏心悦目。菲利普伫立在那爿专售诸如高筒靴、防雨油布衣帽和帆的滑车索具之类的航海用品的商店跟前，这当儿，他回忆起孩提时代的情景来。那会儿，他感到这爿店里弥漫着那令人惊心动魄的海上生活的乐趣，富有一种诱发人们去未知世界探险的魅力。

每次邮差来“笃笃”敲门时，菲利普的那颗心总是控制不住地怦怦直跳，说不定房东太太会转来米尔德丽德给他的信件。但是，他肚里明白，根本不会有他的信的。如今，他能比较冷静地思考问题了。他认识到他试图强迫米尔德丽德爱自己，无疑是缘木求鱼。一个男人给予一个女人的、一个女人给予一个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而这东西又为什么能使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变成顺从对方的奴隶，对此，菲利普一窍不通。把这种东西叫作性欲的本能倒是方便的。不过，要是事情还不仅仅于此，他又弄不懂为什么有时它会强烈地吸引着一个人，而对另一个人却毫无吸引力呢？这种东西是不可抗拒的。理智不是它的对手；而与他相比，什么友谊啦，感激啦，利益啦，统统软弱无力。正因为他激不起米尔德丽德的性欲冲动，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对米尔德丽德不起一丝一毫的作用。这个想法使得菲利普感到恶心，这使得人类的本性与走兽无异了。蓦地，他感到人们的心灵里也有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因为米尔德丽德对他的态度冷漠，所以他就认为她毫无性感，还认为她那毫无血色的容颜、两片薄薄的嘴唇、那臀部狭小和胸脯扁平的身材，还有那有气无力的动作，无不一一证实了他的假设。然而，她有时却情欲突发，不能自制，甚至敢冒天大的危险，以填欲壑。他永远也捉摸不透她同埃米尔·米勒之间的风流韵事，这似乎不像是她所能干出来的，而她自己也不可能解释。不过，眼下他亲眼目睹了她同格里菲思的勾搭成奸，知道这是旧事重演，她完全为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迷住了心窍。菲利普力图找出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那两个男人对米尔德丽德具有神奇的吸引力。他们俩均本性粗俗，都拥有一种能挑起她平庸的幽默感的庸俗的逗笑本领，而使他们能得手的也许还是放浪形骸的性行为，这正是他们俩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米尔德丽德感情细腻，举止文雅，一看到人生的赤裸裸的事实而感到战栗。她认为肉体的作用是不光彩的，谈论简单的事物时，她都运用各种各样委婉的说法，说话总是煞费苦心地挑个精确恰当的字眼儿，认为这样要比用简单的字眼儿更为适宜。所以，那两个男人的兽性犹如一根鞭子，在抽打着她那苍白纤弱的肩膀，而她怀着耽迷肉欲的痛苦的心情不住地颤抖着。

有件事菲利普已经下决心要付诸行动。他可不愿意再回到原先租赁的房间去了，因为在那儿他遭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他写了封信通知房东太太。他想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带走，决定另租几间没有家具的房间，这样的房间住了又舒服又便宜。他这样考虑也是迫于情势，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花了近七百英镑，他得最大限度地紧缩开支，以弥补过去的亏损。间或他展望未来，不寒而栗。他过去真傻，竟在米尔德丽德身上花那么多钱。不过他心里明白，要是事情再重演一遍，他还是会那么干的。菲利普的朋友们因为他性格内向不那么生气横溢而认为他意志刚强，深谋远虑和头脑冷静，有时想到这一点，菲利普不觉好笑。他们认为他有理智，一致称赞他懂得为人处世的常识。但是他心里明白，他那平静的表情，不过是一张自己自觉不自觉套在脸上的假面具，其作用宛如彩蝶身上的保护色而已，相反他却为自己意志的薄弱而感到震惊。在他看来，他好比风中的一片孤叶，完全为感情上每一次掀起的哪怕是小小的涟漪所左右，一旦情欲控制了自己，他就显得无能为力。他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只是表面上显得还有自制力，因为许多能打动别人的事情，他却一概无动于衷。

他怀着几分讥诮的心情思索起自己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来了，因为在他经历的多事之秋里，他的人生哲学对他没起多大的作用。他不禁怀疑起思想对一个人在其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是否真会有什么帮助。在他看来，他倒是完全为一种异己的然而又存在于自己体内的力量所左右，这种力量犹如把保罗和弗兰茜斯卡步步推向罪恶深渊的巨大的地狱阴风那样催逼着自己。他考虑他所需要做的事情，以及何时采取行动，但在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本能和情感的控制之中，他显得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他做起事来就像是部机器，在他所处的环境和他的人格这两股力量的驱使下运转一般。他的理智却像个人在一旁冷眼旁观，而无力参与其间，就像伊壁鸠鲁所描述的诸神那样，在九天之上坐视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无力改变事态的发展，连一点点都改变不了。

第七十九章

菲利普于开学前两三天赶回伦敦，以便为自己找个栖身之所。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桥路以远一带走街穿巷，四处寻觅，但这一带的房子肮脏极了，看了叫人恶心。最后，他终于在肯宁顿区找到了一幢房子。该地区弥漫着一种幽静、古朴的气氛，使人回想起当年萨克雷所了解的泰晤士河彼岸的伦敦的情景来。眼下肯宁顿大街两旁的梧桐树正纷纷抽出新叶。想当年纽科姆一家乘坐的四轮四座马车肯定是经过这儿辚辚驶往伦敦西区的。菲利普看中的那条街上的房子都是一色的两层楼房，窗户上大都张贴着供出租字样的告示。他走到一幢告示上注明房间无家具配备的房子跟前，举手叩了叩门。一位面孔板板的、不苟言笑的妇人应声出来开门，并带菲利普去看了看四个小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有炉灶和洗涤槽。房租每周九个先令。菲利普并不需要这么多房间，但鉴于房租低廉，他希望同那位女人当场拍板。他问她是否可以为他打扫房间和烧顿早饭，但她回答说她不做这两件事就已经够忙的了。菲利普听了此话反而觉得挺高兴，因为她这是在暗示他，她除了收他的房租以外，不想同他有什么瓜葛。她接着又告诉菲利普说，如果他到街头拐角处那爿食品店——同时又是邮政所——去打听一下，说不定可以找到个愿意来“照料”他的女人。

菲利普的家具不多，还是他几次搬迁时逐步集拢来的。一张安乐椅是他在巴黎买的；一张桌子，三两幅画，还有一条小小的波斯地毯，这些东西都是克朗肖送给他的。他大伯给了他一张折叠床。因为现在他大伯不再在八月份出租房子了，所以用不着折叠床了。此外，他花了十先令买了几样必不可少的家具用品。他还花了十先令买了一种金黄色的糊墙纸，把那个他打算辟为起居室的房间裱糊起来。墙上挂着劳森送给他的一幅描绘大奥古斯丁街的素描画，以及安格尔的《女奴》和马奈的名画《奥兰毕亚》。他当年在巴黎时，每当刮胡子，他都对着这两张画沉思。为使自己不忘记一度涉足艺坛的经历，菲利普还挂起了他给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米格尔·阿胡里亚画的木炭肖像画——这是他的最佳画作，画面上挺立着一位赤身裸体的青年男子，双拳紧握，十个脚趾以一种奇特的力量紧紧抠着地板，脸上透出一股刚毅的神气，使人看后经久难忘。虽说隔了这么长时间，菲利普对这幅杰作的不足之处还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由这幅画勾起的种种联想使得自己原谅了这些瑕疵。他心中纳闷，不知米格尔怎么样了。本无艺术天赋的人却偏要去敲艺术之宫的大门，世上没有比这种事儿更可怕的了。说不定，他因为不堪忍受餐风露宿、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最后病死在医院里；或者绝望之余，最后葬身于污浊的塞纳河；也许因为南方人所特有的不坚定性，他自动急流勇退，而现在兴许作为马德里一办公室的职员，正把他的雄才大略倾注于角逐政治或者斗牛场中。

菲利普邀请劳森和海沃德前来参观他乔迁的新居。他们俩践约而来，一个人手里拎了瓶威士忌酒，另一个人拿了包paté de foie gras。听到他们俩对自己的眼力啧啧称赞时，菲利普心里美极了。他本想把那位当证券经纪人的苏格兰佬一并请来热闹一番，无奈他只有三张椅子，只能招待两位客人，多请一位就没椅子啦。劳森知道菲利普正是通过他才同诺拉·内斯比特结识的。此时，他同菲利普说起了几天前他邂逅诺拉的事儿。

“她还问你好呢。”

一提起诺拉的名字，菲利普顿时双颊绯红（他就是改不了一发窘就脸红的令人难堪的习惯），劳森在一旁用疑惑的目光瞅着菲利普。现在，劳森一年中有大半时间呆在伦敦。他还真是入乡随俗哩，头发也理得短短的，一身笔挺的哔叽制服，头上还戴了顶圆顶硬礼帽。

“我想，你跟诺拉之间的事儿完结了吧，”劳森说。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

“她看上去还挺精神的哩。那天她戴了顶非常漂亮的帽子，上面还装饰着很多雪白雪白的鸵鸟羽毛。她日子一定过得很不错。”

菲利普转换了话题，可心里头却放不下诺拉。过了一会儿，他们三人正在谈论别的事情，菲利普却突然脱口问劳森说：

“你碰见她那会儿，有没有她还在生我的气的印象啊？”

“一点儿也没有。她还说了你一百二十个好哩！”

“我想去看看她。”

“她又不会把你吃掉的。”

前一个时期，菲利普常常思念诺拉。米尔德丽德抛弃他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起了诺拉，并满怀苦涩的心情对自己说，诺拉绝不会像米尔德丽德那样对待他的。他一时情不自禁地想回到诺拉的身边去，而诺拉一定同情他的遭遇的。然而他又自惭形秽，因为诺拉一向待他很好，而他却待她非常刻薄。

劳森和海沃德告辞后，他吸着就寝前的最后一斗烟。这当儿，他自言自语地说：“假使我一直守着她该多好啊！”

菲利普浮想联翩，回想起他和诺拉在文森特广场边那个舒适的小房间里度过的良辰美景，想起了他们俩上美术馆参观和上戏院看戏的情景，回忆起那一个个他们俩在一起促膝谈心的迷人的夜晚。他追忆起诺拉时刻把他的健康挂在心间，凡是有关他的事儿，她都深表关切。她怀着一种诚挚的、忠贞不渝的情意深深地爱着菲利普，这种爱远不止是性爱，而几乎是一种母爱。他知道这种爱是十分可贵的，正是为了这一点，他该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天诸神的恩泽。他拿定主意去求诺拉开恩。她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他觉得她心地高洁、豁达大度，定会宽宥他的，因为她一向与人友善。是否给她写封信呢？不。他要突然闯进她的屋去，一下拜倒在她的脚下——他心里明白，到时候他怯心怯胆的，做不出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动作来的。不过这确是他喜欢考虑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收留他，那么她尽可以永远信赖他。他已经从他所经历的那令人憎恶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他了解她的人品之可贵，而现在她完全可以相信他。他遐思翩跹，思绪一下子转入对未来的憧憬。他想象自己星期天同诺拉一道在河面上泛舟荡漾；他还要带她去格林尼治游览。他永远忘不了那次同海沃德一道出去游览观光的欢乐，那伦敦港的美景永远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炎夏的下午，他和诺拉将坐在公园里闲聊。他想起诺拉的欢声笑语，宛如一弯溪水汩汩流过卵石时发出的声响，趣味隽永，絮絮叨叨，却又富有个性。想到这里，菲利普不禁哧哧地笑了起来。到那时，他所蒙受的痛苦将像一场噩梦似的从他脑海里隐去。

次日下午用茶点时分，菲利普想这个时候诺拉肯定在家。但是他举手叩门时，一股勇气顿时跑得无影无踪。诺拉会宽恕他吗？他这样死乞白赖地缠着她太可鄙了。一位女用人应声出来开门。他以前每天来访时都没见过这位女用人。菲利普向她打听内斯比特太太是否在家。

“请你去问她能否见见凯里先生？”菲利普说，“我在这里等回话。”

那个女用人噔噔奔上楼去，不一会儿，又噔噔奔了下来。

“先生，请您上楼。二楼前面那个房间。”

“我知道，”菲利普说着，脸上绽出一丝微笑。

菲利普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走进屋去。他笃笃敲着房门。

“请进，”那个熟悉的、欢快的声音说道。

这个声音好比是在招呼他走到充满恬静、幸福的新天地里去。他的脚一跨入房间，诺拉便迎上前来。

她同菲利普握了握手，仿佛他们俩前一天才分手似的。这当儿，一个男人倏地站了起来。

“这位是凯里先生——这位是金斯福德先生。”

见到诺拉并非独自一人在家，菲利普感到很失望。他在就座的当儿，暗暗地仔细打量着面前的陌生男人。他从未听到诺拉提起过这个男人的名字，不过在他看来，那个陌生男人坐在椅子里无拘无束，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般。这个男人四十岁光景，胡子剃得溜光，一头长长的金发，搽着发油，梳理得平整熨帖。他的肤色红红的，长着一对美男子过了青春期才有的充满倦意的、浑浊的眼睛。他嘴大鼻大，颧骨高高隆起，突兀分明。他身材魁梧，腰圆背粗，个儿中等偏高。

“我一直在想，不知你究竟怎么了，”诺拉说话时脸上还是原先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前些日子我碰见劳森先生——他告诉你了吗？——我对他说你也该来看看我。”

菲利普从她的面部表情里捉到一丝局促的神色。菲利普自己对眼下这次见面颇感别扭尴尬，看到诺拉却安之若素，钦慕之心油然而生。诺拉为他沏了杯茶，正要往茶里加糖时，菲利普连忙出来制止。

“瞧我的记性！”她嚷了起来，“我都忘了。”

菲利普才不信她会忘呢，他喝茶从不加糖这一习惯，她一定记得牢着呢。他把这件事当作她方寸已乱、沉不住气的一种外露。

因菲利普突然来访而中断的谈话又开始了。菲利普渐渐觉得自己夹在他们中间有点儿不尴不尬，似乎是个多余的人。金斯福德旁若无人，只当没有他在场，一味自顾自地高谈阔论。他的谈吐倒也不无幽默，只是口气嫌武断了点。他看上去是个报界人士，对每一个涉及的论题他都有些饶有兴味的内容。菲利普发觉自己渐渐被挤出了谈话圈子，感到不胜惊愕。他打定主意要奉陪到底，一直坐到这位不速之客起身告退为止。他心中暗自纳闷，不知这位金斯福德先生是否也看上了诺拉。以往，他同诺拉经常在一起议论有些油头光棍想同诺拉吊膀子的事儿，还在一起嘲笑过那些不知趣的家伙呢。菲利普想方设法把谈话引入只有他同诺拉熟悉的话题中去，但是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那位报界人士总是插进来，而且还总是成功地把谈话引入一个不容菲利普置喙、只得保持沉默的话题。对此，菲利普心中不觉对诺拉有些忿忿然，因为她应该看得出他正在被人愚弄的呀。不过说不定她这是借此对他惩罚，于是，这么一想，菲利普又恢复了原先的那股高兴劲儿。最后钟敲六点的时候，金斯福德蓦地站起身来。

“我得告辞了，”他说。

诺拉同他握了握手后，陪他走到楼梯平台处。她随手把房门带上，在外面呆了两三分钟。菲利普不知他们俩嘀咕了些什么。

“金斯福德先生是什么人？”诺拉回到房间时，菲利普兴高采烈地问道。

“噢，他是哈姆斯沃思市一家杂志的编辑，近来他录用了不少我的稿子。”

“我还以为他想赖在这儿不走了呢。”

“你能留下来，我很高兴。我想同你聊聊。”她坐在一张大安乐椅里，把她那瘦小的身子尽可能蜷成一团，双腿盘在屁股底下。菲利普看到她这个逗人发笑的习惯姿势，不觉莞尔。

“你看上去活脱像只猫咪。”

诺拉那双妩媚的眼睛忽地一亮，朝菲利普瞟了一眼。

“我是该把这个习惯改掉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动作还像个孩子似的，是有点儿荒唐，可是把双腿盘在屁股底下坐着，我就觉得舒服。”

“又坐在这个房间里了，我太高兴了，”菲利普愉快地说，“你不知道我是多想念这个房间啊！”

“那你前一时期到底为什么不来？”诺拉快活地问了一句。

“我怕来这儿，”菲利普说罢，脸又红了。

诺拉用充满慈爱的目光瞅了他一眼，嘴角泛起了妩媚的笑意。

“你大可不必嘛。”

菲利普犹豫了好一会儿。他的心怦怦直跳。

“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情形你还记得吗？我待你太不像话了，对此，我深感惭愧。”

她两眼直直地凝视着菲利普，但没有说话。菲利普昏头昏脑的，仿佛上这儿来是为了完成一件他这时才意识到是荒谬绝伦的差事似的。诺拉只是闷声不响，于是菲利普又得生硬地脱口而说：

“你能宽恕我吗？”

接着，菲利普把感到痛心疾首几乎自杀的事儿告诉了诺拉，并把他和米尔德丽德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那个孩子的出世、格里菲思结识米尔德丽德的过程，以及自己的一片痴情、信任以及受人欺骗的事儿，一一抖搂了出来。他还对诺拉倾诉他常常想起她对自己的好意和爱情，并为自己抛弃了她对自己的好意和爱情而无限懊悔。只有当他同诺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感到幸福，而且他现在真正认识到诺拉的人品之高贵。由于情绪激动，菲利普的声音也变得嘶哑了。有时，他深感羞愧，简直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因此说话时一双眼睛死死盯住地板。他那张脸因痛苦而扭曲着，然而能一诉满腔的情愫，使他获得了一种莫可名状的轻松感。他终于说完了。他颓然倒入椅子，筋疲力尽，默默地等待着诺拉开腔说话。他把心里话都和盘托出了，甚至在诉说的过程中，还把自己说成是个卑劣宵小之徒。可诺拉始终不吭一声，他感到十分惊讶。他抬起眼皮瞅着她，发觉她并未看着自己。诺拉的脸色异常苍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你就没有话要对我说吗？”

诺拉不由得一惊，双颊蓦地绯红。

“你恐怕过了好长一段很不顺心的日子，”她说，“我太对不起你了。”

她看样子想继续往下讲，但又戛然打住话头。菲利普只得耐住性子等着。最后她像是强迫自己说话似的。

“我已经同金斯福德先生订婚了。”

“你为何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菲利普不禁嚷了起来，“你完全不必让我在你面前出自己的洋相嘛！”

“对不起，我是不忍打断你的话啊……你告诉我说你的朋友又回到了你的身边后不久，我就遇上了他——”她似乎在竭力搜寻不使菲利普伤心的词儿——“我难过了好一阵子，可他又待我非常好。他知道有人伤了我的心，当然他不了解此人就是你。要没有他，日子还真不知怎么过呢。突然间，我觉得我总不能老是这样子没完没了的干啊，干啊，干啊；我疲劳极了，觉得身体很不好。我把我丈夫的事儿告诉了他。要是我答应尽快同他结婚，他愿意给我笔钱去同我丈夫办理离婚手续。他有个好差使，因此我不必事事都去张罗，除非我想这么干。他非常喜欢我，而且还急于来照料我，这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眼下我也非常喜欢他。”

“那么离婚手续办妥了没有？”

“离婚判决书已经拿到了，不过要等到七月才能生效。一到七月我们就立即结婚。”

有好一会儿，菲利普默然不语。

“但愿我没出自己的丑，”他最后喃喃地说。

此时，他在回味着自己那番长长的、出乖露丑的自白。诺拉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

“你从来就没有正正经经爱过我，”诺拉说。

“坠入情网不是件令人很愉快的事儿。”

不过，菲利普一向能很快使自己镇静下来。他站了起来，向诺拉伸出手去。这当儿，他嘴里说道：

“我希望你生活幸福。无论如何，这对你来说是件最好不过的事情。”

诺拉拉起菲利普的手握着，不无依恋地凝视着菲利普。

“你会再来看我的，不是吗？”诺拉问了一声。

“不会再来了，”菲利普边说边摇头，“看到你很幸福，我会吃醋的。”

菲利普踏着缓慢的步子离开了诺拉的寓所。不管怎么说，诺拉说他从来就没有爱过她，这话是说对了。他感到失望，甚至还有些儿愤然，不过与其说他伤心，还不如说是他的虚荣心受到了损伤。对此，他自己肚子里有数。这时，他渐渐意识到上帝跟自己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不由得噙着悲泪嘲笑起自己来了。借嘲笑自己的荒唐行为而自娱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啊！

第八十章

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菲利普埋头研读三门新课程。不出两年工夫，原先蜂拥进入医学院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有些人离开医院，是因为发觉考试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么容易；有些则是被他们的家长领回去了，因为这些家长事先没料到在伦敦生活的开销竟会这么大；还有一些人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情况而纷纷溜了。菲利普认得一个年轻人，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生财之道，把买来的廉价商品转手送进了当铺，没多久，又发现当赊购来的商品更能赚钱。然而有人在违警罪法庭的诉讼过程中供出了他的名字，消息传来，医院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接着，被告人受到还押，以待证实，随后由他那位受惊的父亲交割了财产转让证才了结此事。最后这个年轻人出走海外，履行“白人的使命”去了。另有一个小伙子，在上医学院学习之前，从未见过城市是啥样的，一下子迷上了游艺场和酒吧间，成天价混迹于赛马迷、透露赛马情报者和驯兽师中间，现在已成了一名登录赌注者的助手。有一次，菲利普曾在皮卡迪利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间里碰上了他，只见他身上着一件紧身束腰的外套，头上戴着一顶帽檐又宽又厚的褐色帽子。还有一名学生，他颇有点歌唱和模拟表演的天才，曾在医学院的吸烟音乐会上因模仿名噪一时的喜剧演员而大获成功。这个人弃医加入了一出配乐喜剧的合唱队。还有一位学生，菲利普对他颇感兴趣，因为此人举止笨拙，说起话来大叫大嚷的，使人倒不觉得他是个感情深切的人儿。可是，他却感到生活在伦敦鳞次栉比的房舍中间大有窒息之感。他因成天价关在屋里变得形容枯槁，那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灵魂宛如被捏在手掌心的麻雀，苦苦挣扎着，悸怕得直喘气，心儿狂跳不止。他渴望着广袤的天空旷无人烟的田野，他孩提时代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的。于是，一天，他趁两课之间的间隙时间不告而别了。以后，他的朋友们听说他抛弃了学医而在一个农场里干活了。

菲利普眼下在学有关内科和外科的课程。一周中有几个上午，他去为门诊病人包扎伤口，乐得借此机会赚几个外快，他还在医生的教授下学习使用听诊器给病人听诊的方法。他学会了配药方。他即将参加七月举行的药物学考试，他觉得在同各种各样药物打交道、调制药水、卷包药丸以及配制药膏中间自有一番乐趣。无论什么事，只要从中能领略得一丝人生的情趣，菲利普无不劲头十足地去做。

一次，菲利普远远地瞥见格里菲思，但没同他打照面，因为他不愿忍受见面时装着不认识他而带来的痛苦。菲利普意识到格里菲思的朋友们知道了他们俩之间的纷争，并推测他们是了解纷争的原委的，因此菲利普在格里菲思的朋友们面前感到有些儿不自然。其中有些人甚至现在也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中间有位名叫拉姆斯登的青年人，此人身材修长，长着个小脑袋，整天没精打采的，是格里菲思最虔诚的崇拜者之一。格里菲思系什么样的领带他也系，格里菲思穿什么样的靴子他也穿，还模仿格里菲思的谈吐和手势。他告诉菲利普说，格里菲思因菲利普没有回信而伤心透了。格里菲思想同菲利普重修旧好。

“是他请你来当说客的吗？”菲利普问道。

“喔，不是的，我这么说完全是自己的主意，”拉姆斯登回答说。“他为自己所干的事情感到心里很过意不去。他说你以往待他一直很好。我知道他非常想同你和好。他不上医院来是怕碰见你，他认为你会不理睬他的。”

“我应该如此。”

“要知道，这件事弄得他心里难过极了。”

“我能忍受格里菲思得以极大的毅力才能忍受的这点小小的不便。”

“他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求得和解。”

“那也太孩子气、太歇斯底里了！他干吗要这样呢？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没有我他日子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嘛！我对他丝毫不感兴趣。”

拉姆斯登心想菲利普这个人也太冷酷了，他顿了一两分钟，迷惑不解地用目光打量着四周。

“哈利向上帝祈祷，但愿他同那个女人没什么瓜葛就好了！”

“是吗？”菲利普问了一声。

他说话时语气冷淡，对此，他还挺感满意的哩。可谁又能想到此时他那颗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荡着呢。他不耐烦地等待着拉姆斯登的下文。

“我想你差不多把这件苦恼的事儿给忘了，是不？”

“我？”菲利普答道。“是差不多全忘了。”

菲利普一点一滴地摸清了米尔德丽德同格里菲思之间的纠葛的来龙去脉。他嘴边挂着微笑，默默地谛听着，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骗过了在跟他说话的那个蠢汉。米尔德丽德同格里菲思在牛津度过了周末，非但没有浇灭反而燃起了她那勃勃情火。因此，当格里菲思动身回乡之际，她突然心血来潮，决定独自留在牛津再呆上两三天，因为在那儿的几天日子过得太舒心了。她觉得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把她再拉回到菲利普的身边去，一见到他，就要倒胃口。格里菲思对由自己勾起来的情火不觉大吃一惊，因为他早对同米尔德丽德一道在乡下度过的两天感到冗长乏味了，再说他也无意把一段饶有情趣的插曲变成一桩纠缠不清的私通事件。她迫使他给她写信，于是，作为一个诚实、正经，生来礼貌周全，彬彬有礼，还企望取悦于每一个人的小伙子，他一回到家，便给她写了一封洋洋洒洒、拨人心弦的信。米尔德丽德迅即写了封激情四溢的回信。信中措词不当，这是她缺乏表达能力的缘故。信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语气猥亵，使得格里菲思心生腻烦，紧接着第二天又来了一封，过了一天，第三封信又接踵而至。此时，格里菲思开始意识到她的爱不再讨人喜欢，却令人深感惊恐。他连信也没有回。不料她给他发来连珠炮似的电报，询问他是否有病，有没有收到她的信，说她因不见他回信而忧心忡忡。这样一来，他只得又提起笔来写信，不过这次他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随便些，只要不惹她生气就行。他在信中求她以后别再打电报了，因为他很难就电报一事对他母亲解释清楚。他母亲是个老脑筋，总认为电报是个吓人的玩意儿。她随即写信来说她要见他，并说她打算把身边的东西送进当铺（她身边有只化妆手提包，还是菲利普送给她的结婚礼品，可值八镑），然后打票去找他，并要住在离格里菲思的父亲行医的村庄四英里远的市镇上。这下可把格里菲思吓坏了。这次他倒打了个电报给米尔德丽德，求她千万不要干出这种事情来，并答应一回到伦敦就同她联系。可是，格里菲思一回到伦敦就发觉米尔德丽德已经上格里菲思要去赴任的那家医院找过他了。他可不喜欢这种做法。因此，见到她时，便关照她不论用什么托词都不能上医院去找他。到了这个时候（两人隔了三个星期没有见面），他发觉米尔德丽德实在叫人讨厌，自己也闹不清当初为什么会同她纠缠在一起的。于是，他决心尽快地把米尔德丽德甩掉。他这个人可又不愿与人争吵，也不忍叫人伤心，不过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干呀，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绝不让米尔德丽德再来缠扰自己。在同米尔德丽德见面时，他还是跟从前一样的举止文雅、笑容可掬、诙谐风趣、温情脉脉，而对自前一次见面以后一直没去看她一事，他总能找出些令人信服的借口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躲着米尔德丽德。当米尔德丽德敦促他践约时，他总是在最后一刻打个电报给她，找个托辞溜之大吉。房东太太（格里菲思任职头三个月是在寓所度过的）奉命见到米尔德丽德来访就说他有事外出了。米尔德丽德便采取在街上堵截的办法。格里菲思得知她已在附近候了三两个钟头后；就往她耳朵里灌上几句甜言蜜语，随即推说有事务上的约会，便撒腿就走。后来他渐渐变得形迹诡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医院大门。有一次，他半夜里回寓所时，看到寓所前空地栏杆旁立着一位妇人。因不知她是何许人，格里菲思转身就走，一路奔到拉姆斯登的住所，在他那儿借宿一夜。第二天，房东太太告诉他说，前一天夜里米尔德丽德坐在他门口一连哭了几个钟头，最后房东太太只好无可奈何地对米尔德丽德说，如果她再不走，她可要派人去叫警察了。

“我说呀，老兄，”拉姆斯登说，“你倒脱得干系好自在。哈利说，要是他当初稍微考虑一下，想到她竟会这样惹人讨厌，就是去见鬼也不会跟她有什么瓜葛。”

菲利普脑海里浮现出米尔德丽德于深夜接连几个小时坐在门口哭泣的情景，仿佛看到她在房东太太驱赶时木然仰望的神情。

“不知她眼下怎么样了。”

“哦，她在某处找到了工作。真是谢天谢地。这样，她整日都有事忙了。”

关于米尔德丽德的最新消息，他是在夏季学期快结束时才听说的。他听说格里菲思被米尔德丽德的死乞白赖的纠缠激怒了，最后也顾不得文雅不文雅了，直截了当地对米尔德丽德说，他讨厌受人烦扰，叫她最好滚远点，别再打扰他。

“他只好这么着了，”拉姆斯登说，“事情也做得太过分了。”

“事情就这么了结了？”菲利普问道。

“噢，他已有十天没见着她了。要知道，哈利甩个把人的手段可高明啦。这是他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件事，可他把它处理得妥妥帖帖。”

从此以后，菲利普再也没有听到有关米尔德丽德的消息。她湮没在伦敦茫茫的人海之中。

第八十一章

冬季学期一开学，菲利普就上医院门诊部实习。门诊部有三名助理医师轮流为门诊病人看病，每人每周值班两天。菲利普投在蒂勒尔大夫手下当助手。蒂勒尔大夫在医科学生中颇有点声望，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当他的助手。这位大夫年方三十五，身材颀长，面容清癯，小小的脑瓜上覆着剪得短短的红发，一双蓝眼睛鼓鼓的，红红的脸膛油光发亮。他能说会道，嗓音悦耳动听。说话时，还喜欢插句把笑话。他还有点儿玩世不恭。蒂勒尔大夫是个有所成就的人，行医多年，预期不日即将被授予爵士衔。由于常同医科学生和穷人们打交道，他一面孔的恩人气派；又因为常与病人周旋，他身上流露出一个壮汉的乐善好施的神态。所有这些均是某些顾问医师通常具有的职业风度。蒂勒尔大夫的言谈举止使得病人感到自己好比是站在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面前的小学生，而他的疾病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恶作剧，与其说使人感到痛苦，毋宁说给人带来了乐趣。

前来实习的医科学生，每天都得到门诊部去观察病例，尽量学得一些医疗知识。不过，当轮到某个学生给自己的指导医师当助手时，他的职责就要略为具体些了。那个时候，圣路加医院门诊部共有三个相互沟通的就诊室，还有一个宽敞的、光线昏暗的候诊室。候诊室里竖着粗实的大理石柱，摆着一张张长条椅。病人们正午挂上号后就在此等候。他们手里拿着药瓶或药罐，排着长队，有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穿着还颇为体面。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坐在这半明不暗的候诊室里，给人以一种怪异、可怕的印象。此情此景使人想起了多米尔所作的令人森然可怖的画面。这几个房间四周墙壁都漆成橙红色，高高的墙裙一抹栗色。里面弥漫着消毒药水的气味儿，随着下午时光的流逝，还充斥着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臭味。第一个房间最大，中央摆着供大夫看病用的桌子和椅子。这张桌子的两旁各放一张略微矮小的桌子，一边坐着住院医生，一边坐着当天负责记录的助手。记录用的簿子很大，里面分别登录着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以及病情的诊断情况。

下午一点半，住院医生首先来到这儿，按了按铃，通知传达把老病号挨个儿叫进来。老病号总是不少的。他们得赶在蒂勒尔大夫两点上班之前尽快处理完这批复诊病人。跟菲利普在一起的这位住院医生，生得短小精悍，颇有些自尊自大的神气。他在助手面前总是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姿态。那些同他年龄相仿的医科学生对他的态度比较随便，并不用跟他目下地位相称的礼貌待他，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立即着手给复诊病人看病。这时，有个助手协助他。病人们川流不息地走进就诊室，走在前面的都是男病人。他们主要是来看慢性支气管炎和“令人头痛的咳嗽”。其中一人走到住院医生面前，另一人走到助手跟前，分别交上挂号证。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住院医生或助手就在挂号证上写明“连服十四天”的字样，于是病人就拿着药瓶或药罐上药房取足够服用十四天的药品。有些滑头病人缩在后面，希望让住院医生给他们看病，但很少有人得逞的。通常只有那么三四个人，因为病情特殊非得让住院医生亲自过问不可，才有幸被留下。

不一会儿，蒂勒尔大夫飘然而至。他脚步生风，动作敏捷，使人不禁想起嘴里一边嚷着“我们又来到贵方宝地”一边跃上马戏团舞台的丑角来了。他那股神气似乎在告诉人们：你们都生些什么样的荒唐病呀？鄙人驾到，手到病除！他刚坐稳身子，就问有没有要他看的复诊病人，接着便动作迅速地检查着病人，那对精明的眼睛审视着他们，在这同时，还同住院医生讨论病人的症状，不时地插句把笑话（逗得在场的助手们开怀畅笑）。那位住院医生格格地欢笑着，不过从他的神气来看，他似乎认为助手们竟咧嘴傻笑太不知趣了。接着他便哼哼哈哈地不是说天气很美就是抱怨天气太热，然后按响电铃，吩咐传达招呼初诊病人进来。

病人一个挨一个地走向蒂勒尔大夫的桌子跟前。他们中有老头，有小伙子，也有中年人。多数属于劳力者，其中有码头苦力、马车夫、工厂工人和酒店侍者。不过他们中也有些衣冠端正的人，显然是些社会地位比较优越的店员、职员之类的人物。蒂勒尔大夫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有时候，有些人故意披件蹩脚衣服，装出一副穷酸相。但是蒂勒尔大夫的目光犀利，对凡是他认为是伪装的一律加以制止，有时干脆拒绝给那些他认为出得起医疗费的人看病。女人可是最叫人头痛的捣乱者。不过她们伪装的手法实在不高明，往往身上穿件破烂不堪的斗篷或者裙子，可忘了抹去套在手指上的戒指。

“你戴得起珠宝饰物，也一定有钱请医生。医院是个慈善机构。”蒂勒尔大夫冷冷地说。

他说罢便把挂号证扔还给病人，叫下一位病人上来。

“但是我持有挂号证呀！”

“我才不在乎呢。你快给我出去！你没权利上这儿来揩油，占穷人看病的时间。”

那个病人恶狠狠地瞪了蒂勒尔大夫一眼，气呼呼地退了出去。

“她很可能会写信给报社，去告伦敦的医院管理不善，”蒂勒尔大夫一边笑吟吟地说，一边信手拿起下一个病人的挂号证，并用狡黠的目光朝那病人扫一眼。

大多数病人都以为这家医院是国立医疗机构，并认为他们交纳的赋税中就有一部分是用来办这家医院的。因此，他们把来看病当作自己的应有权利。他们还认为医生费时给他们看病一定得到很高报酬。

蒂勒尔大夫让他的助手们每人检查一名病人。助手们把病人带进里面房间。这些房间都很小，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张睡椅，上面铺着一块马毛呢。助手首先向病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检查他的肺部、心脏、肝脏，并把检查情况一一记在病历卡上，同时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出处方。这一切完毕后，他便等候蒂勒尔大夫进来。蒂勒尔大夫一看完外头的男病人，就来小房间，身后还尾随着一小批实习的学生。此时，助手便高声读出自己检查的结果。蒂勒尔大夫听完后，便向助手提出一两个问题，然后亲自动手检查病人。要是碰到值得一听的情况的话，刚才跟他一道进来的那批医科学生便纷纷掏出听诊器。此时，你就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两三个学生站在病人的面前，默默地诊听着他的胸腔，可能还有两名学生在诊听他的背部，而在旁边还有几位学生，一个个急不可耐，急于想一饱耳福。那位病人处在这批学生的包围之中，脸上虽说有几分尴尬的神色，但看到自己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倒也不见得不高兴。在蒂勒尔大夫口齿伶俐地剖析病例的当儿，那位病人扑朔迷离地在一旁聆听着。有两三个学生再次操起听诊器专心听着，力图听出蒂勒尔大夫刚才提到的杂音和噼啪声。他们听完后，才叫那病人穿上衣服。

病情诊断完毕后，蒂勒尔大夫便回到大房间里，重新在他的办公桌旁就座。这时候，无论是哪位学生在他身边，他都要征求该学生对刚才他看过的病人开什么处方。被问的那位学生随即报出一两种药名。

“你开这种药？”蒂勒尔大夫接着说。“嗯，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你那个处方颇有独到之处。不过，我认为我们不能轻率从事啊。”

他的话总是逗得学生哄堂大笑，而他对自己的连珠妙语似乎也颇为欣赏，眸子里总是闪烁着扬扬得意的神色。这时候，他开出完全不同于那位学生提出的处方来。一旦碰上两个一模一样的病例，学生就建议采用蒂勒尔大夫给第一个病人开的处方，可他却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煞费苦心地开出一味完全不同的药来。有时候，配药房的药剂师成天疲于奔命，双腿累得够呛，他们喜欢医师开列已备药品，以及多年临床证明疗效灵验的该院的传统混合药剂。对此，蒂勒尔大夫心里知道得一清二楚，可他还是乐于开出一种配方复杂的药方来。

“我们得给药剂师找些事儿干干。要是我们老是在处方上写‘药方：白朊’，那他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学生们听后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笑声。蒂勒尔大夫闪烁着兴奋的目光，朝他们扫视了一下。然后，他按了按铃，吩咐探头进来的传达说：

“请叫复诊女病人进来。”

在传达把复诊女病人领进就诊室时，他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同住院医生聊起天来。女病人徐徐进入房间，中间有一队队身患贫血症，额前留着蓬松的刘海，嘴唇惨白的姑娘。她们吃的食物很粗糙，而且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但她们还是患有消化不良症。那些上了年纪的妇人，有胖墩墩的，也有瘦骨嶙峋的，因生育过多，天一凉就咳个不停，过早地衰老了。这些女人身上，这病那病的，应有尽有。蒂勒尔大夫和住院医生很快就把她们打发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小小的就诊室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浑浊。住院医生看了看手上的表。

“今天初诊的女病人多不多？”蒂勒尔大夫问了一声。

“我想不会少的，”住院医生回答说。

“我们还是让她们都进来吧。你继续替老病号看。”

初诊的女病人被唤进了就诊室。男人生病，大都是由饮酒过度而引起的；可对女人来说，她们的疾病则大半是由营养不良引起的。到了六点钟光景，病人全都看完了。由于全神贯注地站了整整一个下午，再加上房间里空气浑浊，菲利普觉得筋疲力尽。此时，他同其他几位助手一起踱向医学院去用茶。他感到工作富有情趣，令人向往，表面看来虽然粗陋，但其间却富有人情味，倒是艺术家们用来创作的好素材。菲利普突然想到自己本人就处在艺术家的地位上，而那些病人不过是捏在自己手中的泥团，心头不觉掠过一阵狂喜。当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巴黎度过的时光时，菲利普饶有兴味地耸了耸肩。那会儿，他抱着创造出美好事物的目的，成天热忠于色彩、声调、价值，天晓得是些什么玩意儿。同男男女女的病人直接打交道，使他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感。他发觉在端详他们的面孔和倾听他们的谈吐中间自有无穷的乐趣。他们走起路来，各有各的姿势，有的粗鲁地拖曳着脚步，有的踏着轻快的碎步，有的迈着缓慢、沉重的步子，还有的则羞羞答答，忸怩不前。往往只要瞧一眼他们的外表就知道他们从事何种职业。你学会该怎么发问才能使他们懂得你的意思，你会发现在哪些问题上他们通常是要撒谎的，这时你晓得该问哪些问题才能从他们嘴里掏出真情来。你发觉人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提着相同的问题。在接受对危急病症开的处方时，有的人不是启齿一笑就是开个玩笑，可有的却一脸丧气，绝望至极。菲利普发觉自己同这些人在一起时，就不像以往同别人在一起时那样害羞胆怯。他并不感到他有什么怜悯，因为怜悯意味着自己在摆架子。同他们在一起时，他大有如鱼得水之感。他还发觉自己有能耐叫他们安下心来，而每天大夫叫他检查病人时，他仿佛觉得那病人怀着一种特殊的信任感把自己托付给他似的。

“也许，”菲利普暗自思忖着，这当儿，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呢，“也许我生来就是当医生的料子。如果我无意之中选择了正适合我干的事儿，那简直太有趣了。”

在菲利普看来，助手们中间只有他才能领悟到那些下午值班中的富有戏剧性的意趣。对其他助手来说，那些男女仅仅是一个个病人而已。要是病情错综复杂，他们就欢迎；要是病情一目了然，他们就会觉得厌烦。他们为听到了杂音或为检查出肝病而不胜惊讶；听到肺部发出的一种异乎寻常的响声，他们就会喋喋不休地议论起来。但是，对菲利普来说，事情远不止于此。他只是看看他们的长相、头部的形状、手、眼神以及鼻子的高低，就觉得兴趣盎然。在那门诊室里，他看到的是被不测之故侵袭的人的本性，此时世俗的面具被粗暴地撕下了，呈现在眼前的是赤裸裸的心灵。有时还会看到一种无师自通的禁欲主义的表现，那情景简直动人心魄。有一次，菲利普遇上一位粗鲁、目不识丁的男病人。他告诉菲利普说他的病已无可救药，但说话时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面对使得这位老兄在陌生人面前还是那么坚毅的奇妙的本能，菲利普不由得惊讶不已。要是他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心灵时，是否也能这样勇敢呢？是否会向绝望的情感低头屈服呢？有时候也会发生令人悲伤的事情。一次，有位少妇带了她妹妹来作体检。那位姑娘年方十八，容颜娇嫩，生着一对大大的蓝眼睛。有那么一会儿，浅色的头发在一缕秋天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缕缕金光。她的肤色美得惊人。在场的几位助手微笑地盯视着她。在这几间邋里邋遢的门诊室里，他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窈窕女郎。那位少妇开始介绍亲属病史，说她的父母双亲均死于肺结核。一位弟弟和一位妹妹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夭亡了。她们姐妹俩是这家的幸存者。那位姑娘近来老是咳嗽，还日见消瘦。她解开罩衫，露出那白如牛奶的脖子。蒂勒尔大夫默默地检查着。同往常一样，他的动作敏捷利索。他吩咐两三个助手用听诊器诊听他手指示的部位。接着，他叫那位姑娘扣好衣服。那位少妇站得稍远一点。为了不让那姑娘听见，她压低了嗓门说话。她的声音因害怕而发颤了。

“大夫，她没得肺病，是不？”

“恐怕她毫无疑问是得了。”

“她是最后一个了。她再一走，我可没一个亲人了。”

那个少妇嘤嘤抽泣起来。蒂勒尔大夫脸色阴郁地望着她。他私下里想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同样活不长。那姑娘转过身来，发觉她姐姐在流泪。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血色渐渐从她那张妩媚的脸蛋上褪去，两行泪珠顺着双颊扑簌而下。她们俩站了分把钟，无声地抽泣着。接着，那少妇把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几个人都忘了，走到她妹妹跟前，一把把她搂在怀里，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仿佛是在哄婴儿似的。

她们走后，一位学生问道：

“你认为她还能活多久？”

蒂勒尔大夫耸了耸双肩。

“她的兄弟和姐妹一发现症状以后三个月就死了。她也会是这样的。假如她们有钱，那还可以想想办法。你可不能叫她们上圣马利兹医院去呀。对她们这种人来说，无法可想。”

一天，来了位身体强壮、正当盛年的中年汉子。他身上有块地方终日疼痛不止，使他备受折磨。可给他看病的这位跛脚医生看来并没有使他的疼痛有丝毫的减轻，最后诊断为不治之症，只有等死。这不是那种令人胆寒然而还是情有可原的不可避免的死亡，因为科学在这病症面前也束手无策嘛。这种死亡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这个人不过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文明这部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就像一部自动机那样，压根儿无力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要病痊愈，他就得彻底休息。然而，蒂勒尔大夫并没有要求他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该换个轻微的工种干干。”

“在我那个行业里，可没一件轻活。”

“嗯，你再这样干下去，是要送命的。你的病可不轻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快要死了？”

“我可不想这么说，不过你肯定不宜干重活。”

“我不干，谁来替我养活妻子儿女呢？”

蒂勒尔大夫耸了耸肩膀。这种困境在他面前出现已不下上百次了。眼下，时间紧迫，还有许多病人在等着他呢。

“那好吧，我给你开些药，一个星期之后再来，告诉我你的感觉怎样。”

那个汉子拿起上面开着毫无疗效的药方转身走了出去。医生爱说什么随他说去。他对自己不能继续干活这一点倒并不觉得难过懊丧。他有个好工作，岂能轻易撒手。

“我说他还有一年可活，”蒂勒尔大夫说。

有时候，门诊室里会出些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耳边不时传来有人操着浓重的伦敦口音说些不无幽默的隐语。时而走进来个老妇人，就像狄更斯笔下出现的这一类人物一样，她说起话来特别啰唆，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没了，把他们逗得呵呵直乐。有一次，来了位女人，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杂耍剧场的芭蕾舞演员。她看上去有五十岁了，可自报才二十八岁，脸上涂抹着厚厚的脂粉，一对乌黑的大眸子滴溜溜地转动着，厚颜无耻地对那些学生们频递媚眼。她那笑容既下流又颇具诱惑力。她非常自信。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她对蒂勒尔大夫那股随便亲热劲儿，正好比她在对待一位信誓旦旦的追求者一般。她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在蒂勒尔大夫面前抱怨这病给她眼下从事的行当带来不便。

“我真弄不懂为什么我偏偏要生这种病。说句老实话，我真的弄不懂。我这辈子没生过一天病。你只要瞧我一眼就会知道这是不假的。”

她的眼睛对着周围的年轻人骨碌碌转，那假装的长睫毛对他们意味深长地眨了一下。她还朝着他们露了露那口黄牙。她操着一口伦敦土音，不过说话时却带着一种幽雅的情感，每吐一个字，都使听者觉得趣味隽永。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咳嗽病，”蒂勒尔大夫神情严肃地答道，“许多中年妇女都得这种毛病。”

“哦，天哪！你的话跟一位女士去说倒蛮动听的。还从来没有人说我是个中年妇女呢。”

她圆睁着双眼，头朝一边歪着，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诡诈相凝视着蒂勒尔大夫。

“这就是我们这一行业的不利之处了，”蒂勒尔大夫说，“它有时逼着我们说话不能那么高雅了。”

她在接过处方的当儿，再一次朝蒂勒尔大夫嫣然一笑，那笑容颇有点勾魂摄魄的魅力。

“你一定会来看我跳舞的，亲爱的，是不？”

“我一定去。”

蒂勒尔大夫说罢按响电铃，吩咐带下一个病人。

“有你们这几位先生在这儿保护我，我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总的印象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这种印象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真是五花八门，色彩斑斓；充斥着眼泪和笑声、幸福和悲哀。一切是那么冗长乏味，既饶有兴趣而又平淡无奇。情况正如你见到的那样：它是那么的喧嚣、热烈，又那么的严肃；它是那么的可悲、可笑，又那么的微不足道；它既简单又复杂；有欢乐，但又包含着绝望；还有母亲对子女的母爱；男人对女人的情爱；欲望拖曳着沉重的步伐穿过房间，惩罚着罪人和无辜者以及一筹莫展的妻子们和可怜的孩子们；男男女女都酗酒，但不可避免地要付出那笔惨重的代价；一个个房间都回荡着死神的叹息声；新生命在那里得到了诊断，却使得一些可怜的姑娘心里充满恐惧和羞愧。这儿既不好又不坏，有的只是赤裸裸的事实。这就是生活。

第八十二章

临近年底的时候，菲利普在医院门诊部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也快结束了。这时，他接到劳森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菲利普：

克朗肖眼下正在伦敦，很想同你见见面。他的地址是：索霍区海德街四十三号。这条街究竟在伦敦哪一角，我也说不清楚，不过你肯定能找到的。行行好吧，去照顾照顾他。他很不走运。至于他眼下在干些什么，到时他会告诉你的。这儿的情况同往日无异，你走之后似乎没什么变化。克拉顿已经回到巴黎，但是他变得叫人无法忍受。他跟每个人都闹翻了。据我所知，他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搞到，眼下就住在离植物园不远的一间小小的画室里，可他不让任何人看他的作品。他整天不露面，因此谁也闹不清他在干些什么。他也许是个天才，但是就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可能神经错乱了。顺便告诉你件事：有一天我突然遇上了弗拉纳根。那时，他正领着弗拉纳根太太在拉丁区转悠呢。他早撒手不干画画，而改做制造爆玉米花机器的生意了，看上去手里还很有几个钱哩。弗拉纳根太太颇有几分姿色，我正在想法子给她画张肖像画。要是你是我的话，你会开多少价？我无意吓唬他们。不过，要是他们俩心甘情愿地出我三百镑，我还不想去当那个笨伯，只收一百五十镑呢。

永远属于你的

弗雷德里克·劳森菲利普随即写了封信给克朗肖，翌日即收到了回音。

亲爱的凯里：

我当然不会忘记你的。曾记否，当年我助过你一臂之力，将你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眼下我自己却无可挽回地堕入了“绝望的深渊”。能见到您我很高兴。我是个流落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的异乡客，深受市侩们的蹂躏。同您在一起谈谈昔日在巴黎的往事，倒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儿。我无意劳您的驾跑来看我，只因为我那一方斗室实在不够体面，不宜接待一位操珀根先生的职业的杰出人士。不过，我每天下午七至八时之间，都在迪恩街一家雅号为奥本普莱塞的餐馆里消夜，您这时候来准能找到我。

您的忠诚的

J·克朗肖

菲利普接到回信后，当天便赶去看望克朗肖。那家餐馆只有一间店堂，属于最低级的一类餐馆。看来，克朗肖是这儿绝无仅有的一位顾客。克朗肖远离风口，坐在角落里，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寒酸的厚大衣，菲利普从来没见他脱过，头上戴了一顶破旧的圆顶硬礼帽。

“我上这儿吃饭，是因为我可以一人独处，无人打扰，”克朗肖开腔说道。“这家饭馆生意不那么景气，来吃饭的只是些妓女和一些失业的侍者。店家也准备关门了，所以这儿的饭菜糟糕透了。不过，他们破产却对我有利。”

克朗肖面前摆着一杯艾酒。他们俩已将近三年没碰面了，克朗肖容貌大变，菲利普见了不由得大吃一惊。克朗肖原先身子胖胖的，而眼下却显得干瘪，肤色焦黄；颈皮松弛，皱纹叠出；衣服飘挂在身上，像是给别人买的衣服似的，衣领要大上三四个尺码。所有这些，使他的外貌更显得邋遢。他双手不住地颤抖着。这时，菲利普想起了他的信笺上爬满了歪歪扭扭、杂乱无章的字母。很明显，克朗肖病得还不轻哩。

“这几天我吃得很少，”克朗肖又说。“我早晨病得很厉害。中饭也只是喝些汤，然后就吃一点儿奶酪。”

菲利普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到了那杯艾酒上，却被克朗肖瞧见了，他对菲利普投以嘲弄的一瞥，借此阻止菲利普作常识上的劝告。

“你已经诊断了我的病症，你认为我喝艾酒是个极大的错误。”

“你显然得的是肝硬化，”菲利普说。

“显然是的。”

克朗肖盯视着菲利普，要是在过去，那目光足以使得菲利普难以忍受。那目光仿佛指出，他脑子里所考虑的问题虽令人苦恼，却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你对这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持异议，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菲利普换了话题。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巴黎去？”

“我不打算回巴黎了，我快要死了。”

他竟以一种极其自然的口气谈论自己的死亡，菲利普听后不觉为之愕然。一霎间，千言万语涌上了菲利普的心头，但这些话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菲利普肚里雪亮，克朗肖确是个垂死的人了。

“那么你打算在伦敦定居啰？”菲利普笨拙地问了一声。

“伦敦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就好比是条离了水的鱼。我穿过挤满人群的街道时，人们把我推过来挤过去的，仿佛走在一座死城里一样。我只觉得我不能死在巴黎。我想死在我自己的人民中间。我自己也不知道最终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的本能把我拉回来的。”

菲利普认识那位和克朗肖同居的女人以及他们的两个拖着又脏又湿的裙子的女儿，但是克朗肖在他面前从来不提起她们，他也不愿谈论她们的事儿。菲利普暗自纳闷，不知她们景况如何。

“我不懂你为何要讲到死呢？”菲利普说。

“三两年以前的一个冬天，我患过肺炎，当时人们都说我竟能活了下来，真是个奇迹。看来我危如累卵，稍微有点什么就会死的，再生一场病就会要了我的命。”

“哦，瞎说！你的身体还不至于坏到这种程度。只要当心就行了。你为什么不把酒戒了呢？”

“因为我不想戒。一个人要是准备承担一切后果，那他干什么都没有顾忌。唔，我就准备承担一切后果。你倒会说叫我戒酒，可我现在就只有这么个嗜好了。想想看，要是戒了酒，那生活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从艾酒里求得的幸福，你能理解吗？我就是想喝酒，而且每次喝酒，我都喝得一滴不剩，过后，只觉得我那颗心沉浸在莫可名状的幸福之中。酒这玩意儿使你讨厌，因为你是个清教徒，你心里对肉体的快乐很反感。可肉体的快乐最强烈，且最细腻。我是个具有活泼的七情六欲的男人，而且我一向是全身心地沉湎于此。现在我得为之付出代价，而且我也准备付这笔代价。”

有好一会儿，菲利普两眼直直地盯视着克朗肖。

“你就不害怕吗？”

克朗肖沉思了半晌，没有作答。他似乎是在考虑他的回答。

“有时候，当我一人独坐的时候，我也害怕过，”他说话时眼睛瞅着菲利普。“你以为那是在谴责吗？你错了。我并不为我的害怕心理所吓倒。那是愚蠢的。基督教说，你活着就应该念念不忘死。死是微不足道的。对死亡的恐惧绝不应该影响一个聪明人的一举一动。我知道我临死时会挣扎着想呼吸空气，我也知道到那时我会惊恐万状，我还知道我将无力抑制住自己不对人生把我逼入这样的绝境而悔恨不已，但是我不承认我会悔恨人生。眼下，虽说我身体虚弱，上了年纪，身患沉疴，一贫如洗，而且已行将就木，但我的命运依然掌握在我的手心。因此，我没什么好遗憾的。”

“你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条波斯地毯吗？”菲利普问道。

克朗肖同以往一样，脸上渐渐泛起一丝微笑。

“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条地毯会给你作出回答。嗯，你找到答案了吗？”

“还没呢，”菲利普莞尔一笑，“你不好告诉我吗？”

“不，不能，我不能做这种事。答案要你自己去找，否则就毫无意义。”

第八十三章

克朗肖要出版诗集了。多少年来，他的亲朋好友一直敦促他快把诗集出出来，可因懒惰，他一直没为此采取必要的步骤。他总是以在英国诗魂已丧失殆尽的说法来搪塞友人的劝勉。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写成了一部书，出版后只是在浩繁的卷帙中排上两三行，卖掉二三十册，其余的竟落得个被拉回去化纸浆的下场。由于多年的磨难，他的名利之心早已泯灭。这如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不过是场梦幻虚境而已。然而，他朋友中却有一位把此事一手揽了过去。此人是位文人，名叫伦纳德·厄普姜。菲利普还是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同克朗肖一起见过他一两回。厄普姜作为文艺批评家在英国颇有声望，同时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法国现代文学的权威诠释者。他长期生活在法国，混迹于那些致力于把《法兰西墨耳库里》办成生动活泼的评论刊物的人士中间，因此只消用英语把这些人士的观点介绍一通，他在英国就赢得了独辟蹊径的声誉。菲利普曾经拜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他通过直接模仿托马斯·布朗爵士的笔调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他写的句子，虽说复杂，但经苦心安排，倒还平稳。用的都是些冷僻但华丽的辞藻，这就给他的文章蒙上一层与众不同的个性色彩。伦纳德·厄普姜诱使克朗肖把全部诗稿交到自己手中，翻开一看，发觉这些诗作足够出一部不小的诗集。他许诺要凭借自己的声望去影响出版商。其时，克朗肖手头拮据，急需用钱。自身染疾病以来，克朗肖发觉自己较前更难坚持写作了，弄来的几个钱勉强够付酒钱。厄普姜写信告诉他，说这个那个出版商均啧啧称赞他的诗作，不过认为不值得出版。这时，克朗肖的心倒被说动了，于是他写信给厄普姜，反复说明他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并催促厄普姜再花些气力。克朗肖眼看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极想给自己身后留部正式出版的诗集，再说，在内心深处，他总觉得自己写下了伟大的诗作。他殷殷盼望着有朝一日自己会像颗新星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一辈子都把这些美妙的珍品密藏在自己的心底，但在行将同世界诀别，再也用不着这些珍品之际，毫不在乎地把它们奉献给世人，此举确乎不无可资称道之处。

伦纳德·厄普姜来信说有位出版商已经同意出版他的诗集。克朗肖便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返回英国。通过一番奇迹般的说服工作，厄普姜使得克朗肖同意把超过版税的十英镑给他。

“注意，是先付版税，”克朗肖对菲利普说道。“弥尔顿那会儿才拿到十镑现钱呢。”

厄普姜答应为克朗肖的诗作写篇署名文章，同时还要邀请那些评论家朋友们尽力写好评论。克朗肖对此事表面上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想到自己将轰动文坛，他感到乐不可支。

一天，菲利普践约上那家克朗肖坚持要在那儿吃饭的蹩脚餐馆去，但是克朗肖却没有露面。菲利普得知他已三天没上这家餐馆了。菲利普胡乱吃了点东西，随即按克朗肖第一次来信中讲的地址跑去找他。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海德街。这条街上挤满了被烟熏黑了的房子，许多窗户的玻璃都破了，上面粘着一条条法文报纸，极不雅观，门也多年没油漆了。房子的底层都是些腌臜破败的小商店，有洗衣店、皮匠店、文具店等等。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在马路上打闹戏耍。一架手摇风琴在奏一首淫荡的小调。菲利普叩着克朗肖寓所的大门（底下是一爿专售廉价甜食的小店），一位身上系着脏围裙的法国女人应声出来开门。菲利普问她克朗肖是否在家。

“噢，是的，后面顶楼里是住着一个英国人。我不知道他在家不在家。你要见他，最好自己上去找。”

一盏煤气灯照亮了楼梯。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气味。菲利普走过二楼时，从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位妇人，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菲利普，但没有吭声。顶楼上有三扇房门，菲利普在中间的一扇门上敲了一下，接着又敲了敲，但屋里没有动静，接着转了转门把，发觉房门锁着。他又去敲另一扇门，还是没有响声，接着推了推房门。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只见房间里一片漆黑。

“谁？”

他听出这是克朗肖的声音。

“我是凯里。可以进来吗？”

他不等克朗肖回话，便径直走了进去。窗户紧闭着。一股恶臭扑鼻而来，简直不堪忍受。街上的弧光灯透过窗户的缝隙照进几缕光线。菲利普这时看清在这小小的房间里，虽说只有头靠头放着的两张床、一个脸盆架和一张椅子，人进来了却没有回旋的余地。克朗肖躺在紧挨窗户的那张床上，纹丝不动，只是低声格格笑了笑。

“你为什么不把蜡烛点起来呢？”隔了一会，克朗肖说。

菲利普划亮一根火柴，发现就在他床边的地板上有个蜡烛台。他点亮了蜡烛，把烛台移放在脸盆架上。克朗肖一动不动地仰卧在床上，穿着睡衣，模样儿挺古怪的。他那光秃的脑顶心特别显眼，一脸土灰色，活脱像个死人。

“喂，老兄，看上去病得不轻呀。这儿有没有人来照顾你呀？”

“乔治早晨上班前给我送来了一瓶牛奶。”

“乔治是谁？”

“我叫他乔治，是因为他的名字叫阿道尔夫。他同我合用这套宫殿般的房间。”

此时，菲利普方才注意到另外一张床上的被褥自有人睡过以来从未叠过，那只枕头上搁头的地方乌黑乌黑的。

“你不会是说你同别人合用这个房间吧？”菲利普不由得嚷了起来。

“为什么不好跟人合用呢？在索霍这个鬼地方，住房可是要花钱的呀。乔治是个跑堂的，每天早晨八点去上班，店不打烊不会回来，因此，他根本不碍我的事。我们俩都睡不好觉，于是他就给我讲讲他的身世，借此消磨长夜。他是个瑞士人。我对于跑堂的一向很感兴趣，他们都是从娱乐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

“你躺了几天了？”

“三天了。”

“你是说这三天中除了一瓶牛奶外别的啥也没吃吗？你究竟为何不给我捎个信呢？让你整天躺在床上，身边也没有一个人服侍你，我真于心不忍啊。”

克朗肖听罢笑了笑说：

“瞧你的脸色。哎呀，可爱的人儿，我知道你是真的为我难过。你这个好小子。”

菲利普脸刷地红了。看到这间简直不是人住的房间以及这位穷困的诗人的失意潦倒的境地，一股忧戚悲凉之情涌上了菲利普的心头，但不料内心的感受全部在他脸上显现出来了。克朗肖凝睇着菲利普，脸带微笑地继续说：

“我一直都很愉快。瞧，这都是诗集的校样。要晓得，区区不适可能会使别人惶惶不安，可我却是毫不在乎的。如果你做的梦赋予你任凭驰骋的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那么人生中境遇的变迁又有何了不得的呢？”

诗集的校样就放在床上。克朗肖躺在这个半明不暗的房间里，居然还能着手校对清样。他把校样拿给菲利普看，在这当儿，他的双眸忽地放亮。他翻过一张张校样，双眼望着那清晰的字体，不禁喜形于色。接着，他朗诵了一节诗。

“这诗写得不赖，对不？”

菲利普蓦地生出个主意。照这个主意去做，他要稍稍多花笔开支，可是即便多一笔哪怕数目最小的开支，菲利普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眼下这件事，菲利普却不愿考虑节省开支的问题。

“喂，我可不忍再让你留在这儿了。我那儿多个空房间，眼下空着无人住，我不费事就可以借张床来。你愿意不愿意上我那儿去，跟我住一段时间呢？这样省得你付房租了。”

“喔，亲爱的老弟，你会坚持要我把所有窗户都打开的。”

“只要你愿意，就是把所有的窗户都封上也不碍事的。”

“明天我就会好的。今天我本来也是可以起来的，只是觉得身子发懒。”

“那样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搬过去住。你一感觉身体不适，就上床躺着，我会在家照顾你的。”

“你喜欢这样的话，那我就搬过去，”克朗肖说，脸上带着他那种迟钝而又凄苦的微笑。

“那再好没有了。”

他们俩商定菲利普第二天来接克朗肖。次日上午，菲利普忙里偷闲，抽出一个小时为这事作些准备。他发现克朗肖已经穿戴停当，头戴帽子，身穿厚呢大衣，默默地坐在床上。脚边地板上躺着只小小的、破旧的旅行皮箱，里面盛放着他的衣服和书籍，已经捆绑好了。他看上去像是坐在车站候车室似的。菲利普瞧见他这个模样，不觉哈哈笑了起来。他们俩乘四轮四座马车直奔肯宁顿大街而去。马车上的窗户全都关得严严实实。到了那儿以后，菲利普把他的客人安顿在自己的房间里。菲利普这天一大早就上街，为自己买了副旧床架，一只便宜的五斗柜和一面镜子。克朗肖一到就安下心来修改他的校样，他感觉精神好多了。

菲利普发觉他的这位客人除了其疾病症状有些恼人以外，总的说来还是很好相处的。他上午九时有课，因此要到晚上才能见着克朗肖。有那么一两次，菲利普劝克朗肖就跟他在一起将就吃些用残汤剩菜做的晚餐，但是克朗肖实在不好意思，不肯留下来，宁肯跑到索霍区，上一两家最便宜的饭馆买点东西填填肚子。菲利普叫他去找蒂勒尔大夫看病，他却一口回绝，因为他知道医生会叫他戒酒，而这酒他是决心不戒的了。每天上午，他总是病得很厉害，但是一到中午，几口艾酒下了肚，就又来了精神，到了子夜时分回到家里时，他又能侃侃而谈，谈话中才气横溢，正是这一点使得当时初次同他见面的菲利普惊叹不已。他的校样已修改完毕，诗集将于早春时节与其他一些出版物一同问世。到那时，人们说不定该从雪片般飞来的圣诞节书籍的重压下喘过气来了。

第八十四章

新年伊始，菲利普便上外科门诊部当敷裹员。此项工作的性质，同他不久前在内科门诊部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工作方式更加直接而已。这是外科不同于内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循守旧的公众对内、外两科疾病的态度总是过分拘谨，任其四处蔓延，致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身受染病之苦。菲利普在一位名叫雅各布的外科助理医师手下当敷裹员。此人矮墩墩、胖乎乎的，脑顶心秃秃的，生性欢快，热情洋溢。说起话来，一口伦敦腔，嗓门扯得老大。医学院的学生们在背后送给他一个雅号——丑莽汉。然而，无论是作为一名外科大夫，还是一名教员，他都称得上才智过人，倒使得一部分学生忽略了他外表的丑陋。他还颇爱开玩笑，而且对病人也罢，对学生也罢，他都一视同仁，照开不误。他津津有味地出他手下的敷裹员们的洋相。那些敷裹员啥也不懂，诚惶诚恐，对他那副屈尊俯就俨然跟他们是平等的姿态很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拿他们开开心，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一到下午，他心情更加愉快，因为他可以唠叨他的老生常谈，而那些来实习的学生们只得赔着笑脸硬着头皮听着。有一天，一个男孩跑来求医看跛足。他的父母亲想知道是否还有法子治好他的跛足。雅各布先生转过身来，对菲利普说：

“凯里，这个病人最好由你来看。这个课题你该了解一下。”

菲利普的脸红了。这位外科大夫显然是在捉弄他菲利普，而旁边的几位被他吓住了的敷裹员，一个个胁肩谄笑。看到这番情景，菲利普的脸不由得涨成了猪肝色。说实在的，自从来到圣路加医院，菲利普一直怀着急切的心情留心研究这个课题。图书馆里有关各种各样的跛足的资料他都读遍了。菲利普叫那孩子脱去靴子和长筒袜。这孩子才十四岁。满是雀斑的脸上，长着一对蓝眼睛，嵌着一只塌鼻子。他父亲唠叨说，如有可能，他们想把孩子的脚治好，否则拖着条瘸脚对孩子独自谋生不利。那孩子性情可开朗啦，一点也不怕羞，伶牙俐齿的，且脸皮很厚。对此，他父亲很是反感。那孩子对自己的跛足还挺感兴趣的哩。

“要知道，这脚不过样子难看些吧，”他对菲利普说，“可我丝毫不觉得不便。”

“住嘴，厄尼，”他父亲呵斥道，“你废话说得太多了。”

菲利普检查着那孩子的跛足，并用手轻轻地抚摩着。他不理解这孩子为什么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而这种羞耻感却无时无刻不是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能像这个孩子那样，对残疾抱明智的漠然的态度。这会儿，雅各布先生走到他的面前。那男孩坐在一张长椅边上，外科大夫和菲利普两人分别站在他的两旁，其余几位学生成半月形围拢着。跟往常一样，雅各布才气横溢地、绘声绘色地就跛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论及跛足的类型以及因不同的组织构造而形状各异的跛足。

“我想你那只跛足是呈马蹄形的，是不？”他说着，猛然转向菲利普。

“是的。”

菲利普觉察到同学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脸刷地绯红，为此，他还暗暗地责骂自己。他感到手掌心沁出了涔涔汗水。由于行医多年，雅各布先生才能讲得头头是道，并独具慧眼，令人钦佩。他对自己的职业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菲利普并没有用心听讲，一心巴望这位老兄快点把话讲完。蓦地，他意识到雅各布是在对他说话。

“凯里，让你脱一会儿袜子，你不会介意吧？”

菲利普只觉得全身上下一阵震颤。刹那间，他真想冲着雅各布大喊“你给我滚”，然而他却没有勇气发脾气，生怕自己落得个被人讥笑的下场。于是，他强忍内心的愤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

“这没什么，”他回了一声。

他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解皮靴扣子。他的手指颤抖着，心里想他不该解这个扣子的。他回忆起上学时同学们强迫他脱下鞋袜裸露跛足时的情景，想起了由此而深深印在自己心灵上的创伤。

“他总是把双脚保养得好好的，洗得干干净净的，是不？”雅各布操着刺耳的伦敦土音说。

在场的学生们格格发笑。菲利普注意到刚才被检查脚的那个男孩用一种急切的、好奇的目光俯视着他的脚。雅各布一把抓住菲利普的跛足，接着说：

“是啊，这一点我预料到了。我看你这只脚是动过手术的。我想是小时候动的手术吧？”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解释着。学生们一个个倾过身子，注视着菲利普的跛足。雅各布放手的时候，两三个学生还盯着那只跛足仔仔细细地瞧了个够。

“你们看够了，我再穿袜子，”菲利普笑吟吟地说，但这微笑含有嘲讽的意味。

他准能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他想要是用把凿子（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起用这种工具来的）捅他们的脖子，那该多杀气啊！人是多么像野兽啊！他巴不得自己能相信炼狱之说，这样，想到他们这些人将受到可怕的折磨，他心里也可舒畅一些。雅各布先生把注意力转向治疗方法上，他的话一半是说给那孩子的父亲听的，一半是讲给学生们听的。菲利普套上袜子，扣上靴子。最后，那位外科大夫的话讲完了，但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转向菲利普说：

“嘿，我认为你再动次手术说不定还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不能还你一只同常人一样的脚，不过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你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你想休假，你尽管到医院里来住一段时间好了。”

菲利普常常问自己这条跛腿是否还有办法治好。但是他讨厌提起自己的残疾，所以一直没有跟医院里任何一位外科医生商讨过这个问题。他从书中得知，小时候无论接受过什么样的治疗，都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因为当时的医术不如现在的高明。不过，只要能使得他穿上正常的靴子，走路时也瘸得不那么厉害，就是再挨一刀还是值得的。他想起他曾虔诚地祈祷出现奇迹。他的牧师大伯曾许诺说，万能的上帝是完全能够创造出这种奇迹来的。想到这儿，他不觉凄苦地一笑。

“那会儿，我真傻！”他暗自思忖着。

快到二月底的时候，克朗肖的病情明显地恶化，再也起不来了。他整天躺在床上，但还坚持要把所有的窗户都闭上，仍旧拒绝医生看病。他只吃很少一点滋补食品，却一个劲儿要求给他买威士忌和香烟。菲利普知道他根本不该喝酒抽烟，但是拗不过克朗肖。他的观点是很难驳倒的。

“我知道烟酒肯定在夺我的命，可我不在乎，你劝过我了，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不听你的忠告。给我酒喝，然后滚你的蛋。”

伦纳德·厄普姜一星期中有两三次飘然来访，枯叶般的外表使得用“枯叶”这个词儿来描写他的仪表最形象、最确切不过了。他三十五岁，头发又长又灰白，脸色苍白，长得活像棵野草。那样子叫人一看就知道他很少涉足户外。他头上戴了顶像是非国教牧师戴的帽子。菲利普对他那种傲慢的态度很反感，讨厌他那口若悬河的谈吐。伦纳德·厄普姜就喜欢夸夸其谈，全然不顾听众的兴趣，而这一点正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必不可少的品质。厄普姜从来不会想到他所讲的都是听众们早已听厌了的陈词滥调。他字斟句酌地对菲利普发表自己对罗丹、艾伯特·萨曼恩和凯撒·弗兰克的看法。菲利普雇佣的打杂女工只是上午来干一个小时的活，菲利普本人又整天都得泡在医院里，这样，一天大部分时间，克朗肖就得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厄普姜告诉菲利普说他想叫个人来陪伴克朗肖，可只是干打雷，不下雨。

“想到那位伟大的诗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实在叫人担心。喂，他很可能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人影也没有呢。”

“我想这很可能，”菲利普说。

“你怎么好这样冷酷无情呢！”

“你满可以每天上这儿来干事，这样的话，他需要什么，身边也有个人呀。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菲利普淡淡地反问道。

“我？亲爱的老兄，我只能在我熟悉的环境里工作，再说我经常要外出呀。”

另外，看到菲利普把克朗肖接到自己的住处，厄普姜满肚子的不高兴。

“我倒希望你让他仍旧住在索霍，”他说话的当儿，那双细长的手臂在空中挥舞了一下，“那个阁楼虽说脏了点，可还有一丝浪漫气息。即使是换成了华滨或肖迪奇，我也能容忍，可就是不能容忍把他搬到体面的肯宁顿来。那是一块多么理想的安葬诗魂的地方啊！”

克朗肖时常使性子。可菲利普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发脾气，因为他那急躁的心情不过是疾病的症状而已。厄普姜有时赶在菲利普下班以前来看望克朗肖，而克朗肖总是在这个时候，当着厄普姜的面，狠狠地发泄一通自己对菲利普的怨气。厄普姜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谛听着。

厄普姜对菲利普说话总是带着刺儿，而菲利普却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但是，一天黄昏，菲利普终于忍无可忍了。那天，他在医院干了一天重活，回到寓所时，人已疲惫不堪。正当他在厨房里沏茶时，伦纳德·厄普姜一脚跨了进来，告诉菲利普说克朗肖对他坚持请医生来看病一事颇有怨言。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享有一种非常罕见、非常微妙的特权吗？当然啰，你应该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你的高尚的品德是足以信赖的。”

“这种罕见的、微妙的特权，我可担当不起呀，”菲利普顶了一句。

每当提及钱的事儿，伦纳德·厄普姜总是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气，而且，他那敏感的天性总是变得激愤起来。

“克朗肖的举止言谈本来还有些优美的东西，可都被你的死乞白赖给搅了。你应该给你所体会不到的微妙的想象留些余地嘛。”

菲利普的脸色阴沉。

“我们一起去找克朗肖评评理，”菲利普态度冷冷地说。

那位诗人正躺在床上看书，嘴里还叼着烟斗呢。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霉臭味。尽管菲利普常来打扫收拾，但房间里还是邋里邋遢的。看来，克朗肖住到哪儿，哪儿就休想干净。克朗肖看见他们俩走了进来，便摘下了眼镜。此时，菲利普简直是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厄普姜说你埋怨我老是催你去请医生看病，”菲利普说。“我要你去看病，是因为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再说，你一直不去找医生看病的话，那我就无法得到健康证明书。一旦你去世，我可要被传讯，还会为没请医生一事受到指责。”

“这一点我倒没想到。我原以为你催我去看病，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你自个儿着想的。那好吧，你愿什么时候请医生来，我就什么时候看病。”

菲利普沉默不语，只是以难以觉察的动作耸了耸双肩。一直在注视着他的克朗肖不由得哧哧笑了起来。

“别生气嘛，亲爱的。我晓得，你想为我做你所能做到的一切。那就请你去叫医生来吧。说不定他真能帮点我的忙呢。至少说，这样可以使你得到些安慰。”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厄普姜。“你是个地道的蠢货，伦纳德。你怎么想起来去伤他的心呢？除了在我死后为我写篇漂亮的文章外，你啥也不会为我做的。我一向了解你。”

次日，菲利普跑去找蒂勒尔大夫。他想只要他把克朗肖的病情一讲，蒂勒尔大夫那个人准感兴趣。事情果真是这样。蒂勒尔大夫一下班，就跟着菲利普来到肯宁顿大街。他完全同意菲利普早先讲的那番话，也认为克朗肖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送进医院，”他对菲利普说道。“可以安排他住在单人病房里。”

“说啥他也不会肯的。”

“要知道，他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要不，很可能还会再次生肺炎。”

菲利普点点头。蒂勒尔大夫又嘱咐了几句，并答应菲利普他随叫随到。临走时，他还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菲利普送走大夫，回到克朗肖的身边，发觉他正沉静地捧着本书看呢。克朗肖连问一声医生有何嘱咐都没有问。

“亲爱的老弟，这下你该满意了吧？”他问道。

“我想，你说啥也不会照蒂勒尔大夫的嘱咐去做的，对不？”

“那自然啰，”克朗肖笑眯眯地应了一声。

第八十五章

半个月以后的一天黄昏，菲利普从医院下班回到寓所，敲了敲克朗肖的房门，见里面没有动静，便推门走了进去。克朗肖蜷曲着身子侧卧着，菲利普来到床头前。他不知克朗肖是在睡梦中呢，还是同往常一样，只是躺在床上生闷气。看到他的嘴巴张着，菲利普不由得一惊。他摸了摸克朗肖的肩头，不禁惊叫了起来，连忙把手伸进克朗肖的衬衫底下试试心跳，他一下呆住了，惶然不知所措。绝望之中，他掏出镜子放在克朗肖的嘴上，因为他曾经听说以前人们也是这样做的。看到自己独自同克朗肖的尸体呆在一起，菲利普感到惊恐不安。他身上衣帽齐全，便噔噔跑下楼去，来到街上，跳上一辆马车，直奔哈利大街。幸好蒂勒尔大夫在家。

“嘿，请你立即跟我走一趟好吧？我想克朗肖已经死了。”

“他死了，我去也没多大用处，对不？”

“你能陪我走一趟，我将感激不尽。我已叫了辆马车，就停在门口。只消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回来的。”

蒂勒尔戴上了帽子。在马车里，他问了菲利普一两个问题。

“今天早晨我走的时候，他的病情也不见得比平时坏呀，”菲利普告诉蒂勒尔大夫说。“可是我刚才走进他的房间时，可把我吓了一跳。想想看，他临终时身旁连一个人也没有……您认为当时他知道自己要死吗？”

这时，克朗肖先前说过的话儿又回响在菲利普的耳边，他暗自思忖着，不知克朗肖在生命即将终止的那一刹那，有没有被死亡的恐惧所吓倒。菲利普设想着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面对死神的威胁，必然会惊惶失色，更何况克朗肖临终时，身边连一个安慰的人都没有哇。

“你的心情很不好，”蒂勒尔大夫说。

蒂勒尔大夫睁着晶莹闪烁的蓝眼睛凝视着菲利普，目光中流露出同情的神色。

他在看过克朗肖的尸体后对菲利普说：

“他已经死了好几个钟头了。我认为他是在睡眠中死去的。病人有时候是这样咽气的。”

克朗肖的躯体缩作一团，不堪入目，没有一点人样。蒂勒尔大夫平心静气地盯视着尸体，接着下意识地掏出怀表瞥了一眼。

“嗯，我得走了。待会儿我派人给你送死亡证明书来。我想你该给他的亲属报丧。”

“我想他并没有什么亲属，”菲利普答了一句。

“那葬礼怎么办？”

“喔，这由我来操持。”

蒂勒尔大夫朝菲利普瞥了一眼，肚里盘算着他该不该为葬礼掏几个英镑。他对菲利普的经济状况一无所知，说不定菲利普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笔费用，要是这时他提出掏钱的话，菲利普兴许会觉得此举太不礼貌。

“唔，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好了，”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菲利普陪他走到门口，两人便分手了。菲利普径直去电报局拍了个电报，向伦纳德·厄普姜报丧。然后，菲利普去找殡仪员。每天上医院时，菲利普都得经过这位殡仪员的店面，橱窗里一块黑布上写的“经济、迅速、得体”六个银光闪闪的大字，陈列在橱窗里的两口棺材模型，常常吸引住他的注意力。这位殡仪员是个矮胖的犹太人，一头黑色鬈发，又长又油腻，在一根粗壮的手指上套了只钻石戒指。他用一种既颐指气使又神情温和的态度接待了上门来的菲利普。他不久便发觉菲利普一筹莫展，于是答应立即派个妇人去张罗必不可少的事宜。他建议举办的葬礼颇有些气派；而菲利普看到这位殡仪员似乎认为他的异议有些儿吝啬，不觉自惭形秽起来。为这区区小事而同他讨价还价，实在有失体面。因此，菲利普最后同意承担这笔他根本承担不起的费用。

“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先生，”殡仪员说，“您不希望大肆铺张——而我自己也不喜欢摆阔讲场面——可是，您希望把事情办得体体面面的呀。您尽管放心，把事情交给我好了。我一定尽力让您少花钱，而把事情办得既妥帖又得体。我就说这么些，也没别的可说了。”

菲利普回家吃晚饭。在这当儿，那个妇人上门来陈殓克朗肖的遗体。不一会儿，伦纳德·厄普姜打来的电报送到了。

惊悉噩耗，痛悼不已。今晚外出聚餐，不能前往，颇为遗憾。明日一早见您。深表同情。厄普姜。

没隔多久，那位妇人笃笃敲着起居室的房门。

“先生，我干完了。您是否进去瞧他一眼，看我做的合适不？”

菲利普尾随她走了进去。克朗肖仰面直挺挺地躺着，两眼紧闭，双手虔诚地交叉着放在胸口。

“按理说，您该在他身边放上些鲜花，先生。”

“我明天就去弄些来。”

那位妇人向那具僵直的躯体投去满意的一瞥。她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便捋下袖管，解开围裙，戴上无檐软帽。菲利普问她要多少工钱。

“嗯，先生，有给两先令六便士的，也有给五先令的。”

菲利普满面赧颜地递给那位妇人不到五个先令的工钱，而她却以与菲利普眼下所怀有的莫大的哀痛相称的心情连声道谢，随即便告退了。菲利普仍旧回到起居室，收拾掉晚饭留下来的剩菜残汤，坐下来阅读沃尔沙姆撰写的《外科学》。他发现这本书很难懂。他感到自己内心异常紧张，楼梯上一有响声，便从座位上惊起，那颗心突突乱跳不止。隔壁房间里的东西，原先还是个人，可眼下却化作乌有，使得他心里充满惊悸。笼罩着房间的沉寂气氛仿佛也有生命似的，里面像是有个神秘物在悄然移动着；死亡的阴影沉重地压迫着这套房间，令人不可思议，森然可怖。菲利普为了曾经是他朋友的那个人而蓦地生出一种恐惧感。他力图迫使自己专心致志地读书，但过了没多一会，他便绝望地把书推开了。刚刚结束的那条生命毫无价值，这一点使得他心烦意乱。问题倒并不在克朗肖是死还是依旧活着，哪怕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克朗肖这么个人，情况还是如此。菲利普想起了青年时代的克朗肖，然而要在自己脑海里勾勒出身材细长、步履轻快有力、脑袋覆着头发、意气风发、充满了信心的克朗肖来，还得作一番想象才行呢。在这里，菲利普的人生准则——即如同附近的警察那样凭本能行事——却未能奏效。这是因为克朗肖生前奉行的也是这套人生准则，但他到头来还是令人可悲可叹地失败了。看来人的本能不足信。菲利普不禁觉得惘然。他扪心自问，要是那套人生准则不能奏效，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人生准则呢？为什么人们往往采取这一种方式而不采取另一种方式行事呢？人们是凭自己的情感去行动的，但是他们的情感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呀。看来，他们的情感是把他们引向成功还是毁灭，纯粹是偶然的际遇而已。人生像是一片无法摆脱的混沌。人们在这种无形的力量的驱使下四处奔波，但是对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们却一个也回答不出，似乎只是为了奔波而奔波。

翌日清晨，伦纳德·厄普姜手持一个用月桂树枝扎成的小花圈来到菲利普的寓所。他对自己向逝去的诗人敬献这样的花圈的做法颇为得意，不顾菲利普无声的反感，试着把花圈套在克朗肖的秃头上，可那模样儿实在不雅，看上去就像跳舞厅里卑劣的小丑戴的帽子的帽檐。

“我去把它拿下来，重新放在他的心口，”厄普姜说。

“可你却把花圈放到他的肚子上去了，”菲利普说。

厄普姜听后淡然一笑。

“只有诗人才知道诗人的心在哪里，”他接着回答道。

他们俩一起回到起居室。菲利普把葬礼的筹备情况告诉了厄普姜。

“我希望你不要心疼花钱。我喜欢灵柩后面有一长队空马车跟随着，还要让所有的马匹全都装饰着长长的随风飘摇的羽翎，送葬队伍里应该包括一大批哑巴，他们头戴系有长长飘带的帽子。我很欣赏空马车的想法。”

“葬礼的一切开销显然将落在我的肩上，可目前我手头并不宽裕，因此我想尽量压缩葬礼的规模。”

“但是，我亲爱的老兄，那你为何不把葬礼办得像是给一位乞丐送葬那样呢？那样的话，或者还有点儿诗意呢。你就是有一种在办平庸的事业方面从来不会有过错的本能。”

菲利普脸红了，但并没有搭腔。翌日，他同厄普姜一道坐在他出钱雇来的马车里，跟在灵柩的后面。劳森不能亲自前来，送来了只花圈，以示哀悼。为了不使灵柩显得太冷清，菲利普自己掏钱买了一对花圈。在回来的路上，马车夫不时挥鞭策马奔驰。菲利普心力交瘁，顿时酣然入睡了。后来他被厄普姜的说话声唤醒了。

“幸好他的诗集还没有出。我想，我们还是把诗集推迟一点出版的好。这样，我可以为诗集作序。我在去墓地的途中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我能够做件非常好的事。不管怎么说，作为开头，先为《星期六评论》杂志写篇文章。”

菲利普没有接他的话茬。马车里一片沉静。最后还是厄普姜开腔说：

“我要充分利用我写的文章的想法恐怕还是比较明智的。我想为几家评论杂志中的一家写篇文章，然后将此文作为诗集的前言再印一次。”

菲利普密切注视着所有的杂志，几个星期以后，厄普姜的文章终于面世了。那篇文章似乎还掀起了一阵波动，许多家报纸还竞相摘要刊登呢。这确实是篇妙文，还略带传记的性质，因为很少有人了解克朗肖的早期生活。文章构思精巧，口气亲切动人，语言也十分形象生动。伦纳德·厄普姜撷取克朗肖在拉丁区与人交谈和吟诗作赋的几个镜头，以其缠绕繁复的笔调，将它们描绘得有声有色，风雅别致；经他笔下生花，克朗肖的形象顿时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变成了英国的凡莱恩。他描写了克朗肖的凄惨的结局，以及那个坐落在索霍区的寒伧的小阁楼；他还允许自己有节制地陈述为说服那位诗人移居一间坐落在百花争艳的果园、掩映在忍冬树树荫里的村舍所作的种种努力，他那严谨的态度着实令人神魂颠倒，使人想起他的为人岂止是谦逊，简直是豁达大度。写到这里的时候，伦纳德·厄普姜添枝加叶，大肆渲染，其措词显得端庄却又战战兢兢，虽夸张却又委婉动人。然而有人却缺乏同情心，虽出于好心但却又不老练，把这位诗人带上了俗不可耐却体面的肯宁顿大街！伦纳德·厄普姜之所以用那种有所克制的诙谐的口气描写肯宁顿大街，是因为恪守托马斯·希朗爵士的遣词造句的风格所必需的。他还巧妙地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叙述了克朗肖生前最后三个星期的情况，说什么克朗肖以极大的耐心忍受了那位自命为他的看护的青年学生，那位青年学生好心却办了坏事。还叙述了那位天才的流浪者在那不可救药的中产阶级氛围中的可怜的境遇。他还引用了艾赛亚的名言“美自灰烬出”来比喻克朗肖。对那位为社会所遗弃的诗人竟死在那俗不可耐的体面的氛围之中，这一反语运用得妙极了，这使得伦纳德·厄普姜想起了耶稣基督置身于法利赛人中间的情景来，而这一联想又给了他一个略显文采的机会写下一段字字玑珠的佳文。接着他又告诉读者，说逝者的一位朋友把一个月桂树枝编成的花圈安放在仙逝的诗人的心口。在讲述这一雅致的想象时，他那高雅的情趣竟使他能容忍仅仅暗示了一下而没有直接点明这位朋友是谁。还说死者的那秀美的双手以一种诱人情欲勃发的姿态安放在阿波罗的月桂枝上。这些月桂枝散发着艺术的幽香。它比那些精明的水手从物产丰富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中国带回来的绿宝石还要绿。跟上文相比，文章的结尾更有画龙点睛之妙。他详细叙述了为他举行的中产阶级的平淡无奇、毫无诗意的葬礼的情况，本来对像克朗肖这样的诗人，要不就应该像安葬王子那样，要不就该像埋葬一个乞丐那样举行葬礼的。这是一次登峰造极的打击，是腓力斯人对艺术、美和非物质的事物取得了最后胜利。

伦纳德·厄普姜从未写出过这么好的文章。这篇文章堪称富有风韵、文雅和怜悯的奇作。在文章中间，他不时引用了克朗肖写得最好的诗句，因此，当克朗肖诗集出版时，诗集的灵魂早已被抽去了，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评论家。以前他看上去似乎有些傲气，但是，这篇文章里却充满了暖人心扉的人情味，使人读来趣味隽永，爱不释手。

第八十六章

转眼间，春天到了。外科门诊部的敷裹工作一结束，菲利普便上住院部当助手。这项工作要延续半年之久。每天上午，助手都得同住院医生一道去查巡病房，先是男病房，然后是女病房。他得登录病情，替病人体检，接着便同护士们在一起消磨时光。每周两个下午，值班医师带领几名助手查巡病房，研究病情，给助手们传授医疗知识。这里可不像门诊部，工作显得平淡、单调，同实际挂得不紧。尽管如此，菲利普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同病人们相处得很融洽，看到病人们张着笑脸欢迎他去护理他们，颇有点沾沾自喜哩。其实，他对病人的痛痒也不见得有多深的同情，不过他很喜欢他们，在人前从不摆架子。因此，他比其他几位助手要得人心。菲利普性情和顺，待人厚道，言语暖人心窝。正如每一个同医院有关系的人一样，菲利普也发觉男病人比女病人要容易相处些。女病人动辄发牢骚，脾气坏透了。她们常常言词刻薄地抱怨疲于奔命的护士们，责怪护士对她们照顾不周。她们一个个都是令人头痛的、没心没肝的臭婆娘。

菲利普真够幸运的，没隔多久就交上了一位朋友。一天上午，住院医生把一位新来的男病人交给了菲利普。菲利普坐在床沿上，着手往病历卡里记载病人的病情细节。在看病历卡的当儿，菲利普发觉这位病人是位新闻记者，名字叫索普·阿特尔涅，年纪四十八，这倒是位并不常见的住院病人。该病人的黄疸病突然发作，而且来势还很猛。鉴于病状不明显，似有必要作进一步观察，就被送进病房里来了。菲利普出于职业需要，用一种悦耳动听的、富有教养的语调问了一连串问题，病人都一一作了回答。索普·阿特尔涅躺在床上，因此一下子很难断定他是高是矮。不过那小小的脑瓜和一双小手表明他个儿中等偏矮。菲利普有种观察别人的手的习惯，而眼下阿特尔涅的那双手使他看了感到十分惊奇：一双纤小的手，细长、尖削的手指顶端长着秀美的玫瑰色指甲，皮肤很细腻，要不是身患黄疸病的缘故，肤色定是白得出奇。阿特尔涅把手放在被子上面，其中一只手稍稍张着，而无名指和中指并拢着，一边在跟菲利普说着话，一边似乎还颇得意地端详着他的手指呢。菲利普忽闪着晶莹发亮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对方的脸盘。尽管脸色苍黄，但仍不失为一张生动的脸。眸子蓝蓝的，鼻子显眼地凸露着，鼻尖呈钩状，虽说样子有点吓人，倒也不难看。一小撮花白胡须翘翘的。脑顶心秃得很厉害。不过他原来显然长着一头浓密的鬈发，还挺秀气的哩。眼下他还蓄着长发。

“我想你是当记者的，”菲利普开腔说。“你为哪家报纸撰稿呀？”

“不管哪家报纸，我都给他们写稿。没有一家报纸打开来看不到我的文章的。”

此时床边就有一张报纸，阿特尔涅伸手指了指报纸上的广告。只见报上用大号铅字赫然印着那家菲利普熟悉的公司的名称：莱恩赛特笠公司位于伦敦雷根林大街。下面紧接着是司空见惯的广告：拖延就是偷盗时间。字体虽比上面的略小些，但也够突兀显眼的了。接下去是一个问题，因其问得合情合理，故显得触目惊心：为什么不今天就订货？接着又用大号字体重复了“为什么不呢？”这五个大字，字字犹如一把把榔头，在敲击着时间偷盗者的良心。下面是几行大字：以高得惊人的价格从世界各主要市场购进千万副手套。宇内几家最可靠的制造商出产的千万双长筒袜大减价。广告最后又重复了“为什么不今天就订货？”这个问题，不过，这次字体写得就像竞技场中的武士用的臂铠似的。

“我是莱恩赛特笠公司的新闻代理人。”阿特尔涅在作自我介绍的当儿，还挥了挥他那漂亮的手。

菲利普接着问些普普通通的问题，其中有些不过是些日常琐事，而有些则是精心设计的，巧妙地诱使这位病人吐出他或许不想披露的事情来。

“你到过外国吗？”菲利普问道。

“曾在西班牙呆过十一年。”

“在那儿干啥来着？”

“在托莱多的英国水利公司当秘书。”

此时，菲利普想起克拉顿也曾在托莱多呆过几个月。听了这位记者的答话，菲利普怀着更浓的兴趣注视着他。但是，他又感到自己如此情感毕露很不合适，因为作为医院的一名职员，他有必要同住院病人保持一定距离。于是，他给阿特尔涅检查完毕后，便走向别的病床。

索普·阿特尔涅的病情并不严重，虽说肤色还是很黄，但他很快就感觉好多了。他之所以还卧床不起，是因为医生认为某些反应趋于正常之前，他还得接受观察。一天，菲利普走进病房时，发现阿特尔涅手里拿着支铅笔，正在看书。菲利普走到他的床前时，他突然啪地合上书本。

“我可以看看你读的书吗？”菲利普问道，他这个人一瞧见书不翻阅一下是不会罢休的。

菲利普拿起那本书，发觉是册西班牙诗集，都是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写的。在他翻开诗集的当儿，一张纸片从书里掉了出来。菲利普拾起一看，原来纸上写着一首诗呢。

“你总不能说你这是借写诗来消闲吧？对一位住院病人来说，做这种事是最不合适的。”

“我这是试着搞些诗歌翻译。你懂西班牙语吗？”

“不懂。”

“嗯，有关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事儿，你都知道啰，对不？”

“我真的一无所知。”

“他是西班牙的神秘人物之一，也是西班牙出类拔萃的诗人之一。我认为把他的诗译成英语倒挺有意思的。”

“我拜读一下你的译稿好吗？”

“译稿还很粗糙。”阿特尔涅嘴上这么说，可他的手还是把译稿递到了菲利普的面前，其动作之快，正表明他巴不得菲利普一读呢。

译稿是用铅笔写的，字体清秀，但很古怪，像是一堆黑体活字，难以辨认。

“你把字写成这样，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呀？你的字漂亮极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把字写得漂亮些呢？”

菲利普读着阿特尔涅译的第一首诗：

夜深了，
月色正朦胧；
心田欲火熊熊，
喔，幸福的心情难以形容！
趁一家人睡意正浓，
我悄然向前步履匆匆……

菲利普闪烁着好奇的目光打量着索普·阿特尔涅。他说不清自己在他面前是有点儿羞怯呢，还是被他深深吸引住了。蓦地，他觉悟到自己的态度一直有些儿傲慢。当想到阿特尔涅可能觉得他可笑时，菲利普不觉脸上一阵发臊。

“你的名字起得真特别，”菲利普终于开腔说话了，不过总得找些话聊聊呀。

“阿特尔涅这个姓在约克郡可是个极为古老的名门望族的姓氏。我一家之长出去巡视他的家产，一度要骑上整整一天的马，可后来家道中落，一蹶不振。钱都在放浪的女人身上和赛马赌博上头挥霍光了。”

阿特尔涅眼睛近视，在说话的时候，两眼古怪地眯缝着，使劲地瞅着别人。他拿起了那部诗集。

“你应该学会西班牙语，”阿特尔涅对菲利普说。“西班牙语是一种高雅的语言，虽没有意大利语那么流畅，因为意大利语是那些男高音歌手和街上手转风琴师们使用的语言，但是气势宏伟。它不像花园里的小溪发出的潺潺流水声，而是像大江涨潮时汹涌澎湃的波涛声。”

他那不无夸张的话语把菲利普给逗笑了，不过菲利普还是颇能领略他人讲话的妙处的。阿特尔涅说话时眉飞色舞，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给菲利普讲述着阅读《堂吉诃德》原著的无比的快乐，还侃侃谈论着令人着迷的考德隆的文体清晰，富有节奏、激情和传奇色彩的剧作。此时此刻，菲利普在一旁饶有兴味地聆听着。

“哦，我得干事去了，”突然，菲利普说了一句。

“喔，请原谅，我忘了。我将叫我妻子给我送张托莱多的照片来，到时一定拿给你瞧瞧。有机会就过来跟我聊聊。你不知道，跟你在一起聊天我有多高兴啊。”

在以后的几天里，菲利普一有机会就跑去看望阿特尔涅，因此两人的友情与日俱增。索普·阿特尔涅可谓伶牙俐齿的，谈吐虽不怎么高明，但不时地闪烁着激发人想象力的火花，倒蛮鼓舞人心的。菲利普在这个虚假的世界上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发觉自己的脑海里涌现出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崭新画面。阿特尔涅态度落落大方，无论是人情世故还是书本知识，都比菲利普懂得多。他比菲利普年长多岁。他谈话侃侃，颇有一种长者风度。可眼下，他人在医院，是个慈善领受者，凡事都得遵循严格的规章制度。他对这两种身份所处的不同的地位，却能应付自如，而且还不无幽默感。一次，菲利普问他为何要住进医院。

“哦，尽可能地享用社会所能提供的福利，这就是我的生活准则。我得好好利用我所赖以生存的这个时代。病了，就进医院歇着。我可不讲虚假的面子。我还把孩子都送进寄宿学校读书呢。”

“真的呀？”菲利普问了一声。

“他们还受到了起码的教育，比起我在温切斯特受到的教育，不知要强多少倍呢。你想想看，除了这一着，我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使他们得到教育呢？我一共有九个孩子哪。我出院回家后，你一定得上我家去见见他们。好吗？”

“非常愿意，”菲利普连声答道。

第八十七章

十天以后，索普·阿特尔涅的病况大有好转，可以出院了。临走时，他把自己的住址留给了菲利普。菲利普答应于下星期天下午一点同他一道进餐。阿特尔涅曾告诉菲利普，说他就住在一幢还是英尼戈·琼斯盖的房子里，说话间，就像他议论任何一件事情那样，还唾沫四溅地把栎木栏杆大吹特吹了一通。在下楼为菲利普开门的瞬间，他又迫使菲利普当场对那过梁上的精致雕花啧啧称赞了一番。这幢房子坐落在昌策里巷和霍尔本路之间的一条小街上，样子寒碜，极需油漆，不过因为它历史悠久，倒也显得庄严。这幢房子一度颇为时髦，但眼下却比贫民窟好不了多少。据说有计划要把它推倒，在原址造几幢漂亮的办公大楼。再说，房租低廉，因此阿特尔涅的那点工资，还能够付他一家赁住的楼上两层房间所需的租金。阿特尔涅站直身子是啥模样，菲利普还从没见到过呢。这时候，他看到阿特尔涅竟这么矮小，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身高至多不过五英尺五英寸。他的装束奇形怪状：下身套了条只有法国工人才穿的蓝色亚麻布裤子，上身穿了件棕色天鹅绒旧外套，腰间束了根鲜红的饰带，衣领很矮，所谓领带，是一个飘垂着的蝴蝶结，而这种领带只有《笨拙》杂志画页上的法国小丑才系。他热情地欢迎菲利普的到来，接着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房子来了，说话的当儿，还满怀深情地用手抚摩着栏杆。

“瞧瞧这栏杆，再用手摸摸，真像一块绸子。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奇迹！五年后，强盗就会拆去当柴卖啰。”

他执意要把菲利普拖到二楼一个房间里去。那里，一位只穿件衬衫的男人和一位胖墩墩的妇人正在同他们的三个孩子一道品尝星期日午餐呢。

“我把这位先生带来看看你家的天花板。你从前看到过这么漂亮的天花板吗？唷，霍奇森太太，你好呀！这位是凯里先生，我住院时，就是他照顾的。”

“请进，先生，”那个男人说。“不管是谁，只要是阿特尔涅先生的朋友，我们都欢迎。阿特尔涅先生把他的朋友全都领来参观我家的天花板。不管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睡觉也罢，我正在洗澡也罢，他都砰的一声推门直往里闯。”

菲利普看得出来，在他们这些人眼里，阿特尔涅是个怪人。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喜欢他。此时，阿特尔涅正情绪激昂地、滔滔不绝地讲解这块十七世纪就有的天花板的美妙之处，而那一家子一个个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神。

“霍奇森，把这房子推倒简直是犯罪，呃，对不？你是位有影响的公民，为什么不写信给报社表示抗议呢？”

那位穿衬衫的男人呵呵笑了笑，接着面对菲利普说：

“阿特尔涅先生就喜欢开个小小的玩笑。人们都说这几幢房子不卫生，还说住在这里不安全。”

“什么卫生不卫生，见鬼去吧。我要的是艺术。”阿特尔涅说。“我有九个孩子，喝的水不干不净，可一个个壮得像头牛似的。不，不行，我可不想冒险。你们那些怪念头我可不想听！搬家时，我不弄清楚这儿的水是脏的就决计不搬东西。”

门上响起了一记敲门声，接着一个金发小姑娘推门走进来。

“爸爸，妈妈叫你别光顾着说话，快回去吃午饭。”

“这是我的三女儿，”阿特尔涅戏剧性地伸出食指点着那小妞儿说。“她叫玛丽亚·德尔皮拉尔，不过人家叫她吉恩，她更乐意答应。吉恩，你该擤擤鼻子啦。”

“爸爸，我没有手绢儿。”

“嘘！嘘！孩子，”说话间，他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块漂亮的印花大手帕，“你瞧，上帝给你送什么来啦？”

他们三人上楼后，菲利普被领进一个四周嵌着深色栎木护墙板的房间。房间中央摆着一张狭长的柚木桌子，支架是活动的，由两根铁条固定着。这种式样的桌子，西班牙人管它叫mesa de hieraje。看来他们就要在这里用餐了，因为桌子上已摆好了两副餐具。桌旁还摆着两张大扶手椅，栎木扶手又宽又光滑，椅子的靠背与座位均包着皮革。这两张椅子，朴素雅洁，但坐了并不舒适。除此以外，房间里就只有一件家具，那是个bargueño，上面精心装饰着烫金铁花，座架上刻着基督教义图案，虽说粗糙了些，但图像倒还精致。顶上搁着两三只釉碟。碟子上裂缝纵横，但色彩还算鲜艳。四周墙上挂着镶在镜框里的西班牙画坛名师之作，框架虽旧但很漂亮。作品的题材令人厌恶，画面因年深日久加上保管不善已有损坏；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并不高雅。尽管如此，这些作品还洋溢着一股激情。房间里再没有什么值钱的陈设了，但气氛倒还亲切可人。里面弥漫着既堂皇又淳朴的气息。菲利普感到这正是古老的西班牙精神。阿特尔涅打开bargueño，把里面漂亮的装饰和暗抽屉一一指给菲利普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材修长、背后垂着两根棕色发辫的姑娘一脚跨了进来。

“妈妈说午饭做好了，就等你们二位了。你们一坐好，我就把饭菜端进来。”

“莎莉，过来呀，同这位凯里先生握握手，”他掉过脸去，面对菲利普说。“她长得个儿大不大？她是我最大的孩子。你多大啦，莎莉？”

“爸爸，到六月就十五岁了。”

“我给她取了个教名，叫玛丽亚·德尔索尔。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就把她献给荣耀的卡斯蒂尔的太阳神。可她妈妈却叫她莎莉，她弟弟管她叫布丁脸。”

那姑娘羞赧地微笑着，露出了那口齐整洁白的牙齿，双颊泛起了两朵红晕。她身材苗条，按年龄来说，个儿很高。她长着一对褐色的眸子，额头宽阔，面颊红扑扑的。

“快去叫你妈妈上这儿来，趁凯里先生还没有坐下来用饭，先跟他握个手。”

“妈妈说一吃过中饭就来。她还没梳洗呢。”

“那好，我们这就去看她。凯里先生不握一下那双做约克郡布丁的手绝不能吃。”

菲利普尾随着主人走进厨房，只见厨房不大，可里面的人倒不少，显得过分拥挤。孩子们吵着、嚷着，可一见来了个陌生人，戛然平静下来了。厨房中央摆着一张大桌子，四周坐着阿特尔涅的儿女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吃。一位妇人正俯身在锅灶上把烤好的马铃薯取出来。

“贝蒂，凯里先生看你来了，”阿特尔涅通报了一声。

“亏你想得出来的，把他带到这儿来。晓得人家会怎么想？”

阿特尔涅太太身上系了条脏围裙，棉布上衣的袖子卷到胳膊肘，头上夹满了卷发用的夹子。她身材修长，比她丈夫高出足有三英寸。她五官端正，长着一对蓝眼睛，一脸的慈善相。她年轻时模样儿挺标致的，但岁月不饶人，再加上接连不断地生养孩子，目下身体发胖，显得臃肿，那对蓝眸子失却了昔日的光彩，皮肤变得通红、粗糙，原先富有色泽的青丝也黯然失色。这时候，阿特尔涅太太直起腰来，撩起围裙擦了擦手，随即向菲利普伸过手去。

“欢迎，欢迎，先生，”她低声地招呼着。菲利普心中好生奇怪，觉得她的口音太熟悉了。“听阿特尔涅回来说，在医院里你待他可好啦。”

“现在该让你见见我那些小畜生了，”阿特尔涅说。“那是索普，”他说着用手指了指那个长着一头鬈发的胖小子，“他是我的长子，也是我家的头衔、财产和义务的继承者。”接着他伸出食指点着其他三个小男孩。他们一个个长得挺结实，小脸蛋红扑扑的，挂着微笑。当菲利普笑眯眯地望着他们时，他们都难为情地垂下眼皮，盯视着各自面前的盘子。“现在我按大小顺序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女儿们：玛丽亚·德尔索尔……”

“布丁脸！”一个小男孩冲口喊了一声。

“我的儿呀，你的幽默也太差劲了。玛丽亚·德洛斯梅塞德斯、玛丽亚·德尔皮拉尔、玛丽亚·德拉孔塞普西翁、玛丽亚·罗萨里奥。”

“我管她们叫莎莉、莫莉、康尼、露茜和吉恩，”阿特尔涅太太接着说。

“嘿，阿特尔涅，你们二位先回你的房间，我马上给端饭菜去。我把孩子们梳洗好后，就让他们到你那儿去。”

“亲爱的，如果让我给你起个名字的话，我一定给你起个‘肥皂水玛丽亚’。你老是用肥皂来折磨这些可怜的娃娃。”

“凯里先生，请先走一步，要不我怎么也没办法叫他安安稳稳地坐下来吃饭的。”

阿特尔涅和菲利普两人刚在那两张僧侣似的椅子上坐定，莎莉就端来了两大盘牛肉、约克郡布丁、烤马铃薯和白菜。阿特尔涅从口袋里掏出六便士，吩咐莎莉去打壶啤酒来。

“我希望你不是特地为我才在这儿吃饭，”菲利普说。“其实跟孩子们在一起吃，我一定会很高兴的。”

“嗳，不是这么回事，我平时一直是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用餐的。我就喜欢保持这古老的习俗。我认为女人不应该同男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那样的话，我们的谈兴都给搅了。再说，那样对她们也没有好处。我们说的话会被她们听见的。女人一有思想，可就不安分守己啰。”

宾主两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你从前吃过这样的布丁吗？谁做都赶不上我太太做得好。这倒是不娶阔小姐为妻的一大优点。你一定注意到我太太不是位名门淑女了吧？”

这个问题把菲利普弄得尴尬极了，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我可不曾想过这方面的问题，”他笨嘴拙舌地回答了一句。

阿特尔涅哈哈大笑，笑声爽朗，颇具特色。

“不，她可不是富家小姐，连一点点小姐的影子都没有。她父亲是个农夫，可她这辈子从来不为生活操心。我们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活了九个。我总是叫她赶快停止，别再生了，可她这个死女人太顽固了。现在她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生了二十个，我还不知道她是否就心满意足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莎莉手捧啤酒走了进来，随即给菲利普斟了一杯，然后走到桌子的另一边给她父亲倒酒。阿特尔涅用手勾住了她的腰。

“你可曾见过这么漂亮、高大的姑娘吗？才十五岁，可看上去像是二十岁了。瞧她的脸蛋儿。她长这么大，连一天病也没生过。谁娶了她真够走运的，是不，莎莉？”

莎莉听惯了父亲的这种调侃的话，所以并不觉得难堪，只是默默地听着，脸上露出淡淡的、稳重的笑意。她那种大方中略带几分羞赧的神情倒怪逗人疼爱的。

“当心别让饭菜凉了，爸爸，”她说着便从她父亲的怀抱里挣脱开去。“要吃布丁，就叫我一声，好不好？”

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两位。阿特尔涅端起锡酒杯，深深地喝了一大口。

“我说呀，世上还有比英国的啤酒更好喝的酒吗？”他说。“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欢乐、烤牛肉、米粉布丁、好胃口和啤酒。我曾经娶过一个阔女人。哦，我的上帝！千万别娶阔女人为妻，我的老弟。”

菲利普不由得哈哈笑了起来。这个场面、这位装束古怪令人发笑的小矮个儿，这嵌有护墙板的房间、西班牙式样的家具和英国风味的食物，这一切无不使得菲利普陶醉。这儿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协调，却又是雅趣横生，妙不可言。

“我的老弟，你刚才之所以笑，是因为你不屑娶一位比你地位低的女人为妻的缘故。你想娶个同你一样的知书识理的妻子。你的脑子里塞满了什么志同道合之类的念头。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我的老弟！一个男人总不见得去同他的妻子谈论政治吧。难道你还认为我在乎贝蒂对微分学有什么看法吗？一个男人只要一位能为他做饭、看孩子的妻子。名门闺秀和平民女子我都娶过，个中的滋味我清楚着哪。我们叫莎莉送布丁来吧。”

说罢，阿特尔涅两手拍了几下，莎莉应声走了进来。她动手收盘子时，菲利普刚要站起来帮忙，却被阿特尔涅一把拦住了。

“让她自个儿收拾好了，我的老弟。她可不希望你无事自扰。对不，莎莉？再说，她也不会因为她伺候而你却坐着就认为你太粗鲁无礼的。她才不在乎什么骑士风度呢。我的话对不，莎莉？”

“对，爸爸，”莎莉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我讲的你都懂吗，莎莉？”

“不懂，爸爸。不过你可知道妈妈不喜欢你赌咒发誓的。”

阿特尔涅扯大嗓门格格笑着。莎莉给他们送来两盘油汪汪、香喷喷、味儿甘美的米粉布丁。阿特尔涅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的一份布丁。

“鄙人家里有个规矩，就是星期天这顿中饭绝不能更改。这是一种礼仪。一年五十个星期天，都得吃烤牛肉和米粉布丁。复活节日那天，吃羔羊肉和青豆。在米迦勒节，我们就吃烤鹅和苹果酱。我们就这样来保持我们民族的传统。莎莉出嫁后，会把我教给她的许多事情都忘掉的，可有一件事她绝不会忘，就是若要日子过得美满幸福，那就必须在星期天吃烤牛肉和米粉布丁。”

“要奶酪的话，就喊我一声，”莎莉随便地说。

“你可晓得有关翠鸟的传说吗？”阿特尔涅问道。对他这种跳跃性的谈话方式，菲利普渐渐也习惯了。“翠鸟在大海上空飞翔的过程中乏力时，它的配偶便钻到它身子底下，用其强劲有力的翅膀托着它继续向前飞去。一个男人也正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像那只雌翠鸟那样。我同前妻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她是个阔小姐，每年有一千五百镑的进账。因此，我们当时经常在肯辛顿大街上那幢小红砖房里举办小型宴会。她颇有几分姿色，令人销魂。人们都是这么说的，比如那些同我们一道吃过饭的律师和他们的太太啦，作家代理人啦，初出茅庐的政客啦，等等，他们都这么夸她。哦，她长得风姿绰约，夺人魂魄。她让我戴了绸帽穿上大礼服上教堂。她带我去欣赏古典音乐。她还喜欢在星期天下午去听讲演。她每天早晨八点半吃早饭。要是我迟了，就吃凉的。她读正经书，欣赏正经画，喜欢听正经的音乐。上帝啊，这个女人真叫我讨厌！现在她的姿色依然不减当年。她仍旧住在肯辛顿大街上的那幢小红砖房里。房子四周墙壁贴满了莫里斯的文章和韦斯特勒的蚀刻画。她还是跟二十年前一样，从冈特商店里买回小牛奶油和冰块在家举行小型宴会。”

菲利普并没有问这对毫不相配的夫妇俩后来是怎么分居的，但阿特尔涅本人却主动为他提供了答案。

“要晓得，贝蒂并不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就是不肯同我离婚。几个孩子也混账透顶，没一个是好东西。他们那么坏又怎么样呢？那会儿贝蒂是那里的女用人之一。四五年前，我一贫如洗，陷入了困境，可还得负担七个孩子的生活。于是我去求我妻子帮我一把。可她却说，只要我撇下贝蒂跑到国外去，她就给我一笔钱。你想，我忍心这么做吗？有段时间，我们常常饿肚子。可我妻子却说我就爱着贫民窟呐。我失魂落魄，潦倒不堪。我现在在亚麻制品公司当新闻代理人，每周拿三镑工资。尽管如此，我每天都向上帝祈祷，谢天谢地我总算离开了肯辛顿大街上的那幢小小的红砖房。”

莎莉进来送茄达奶酪，但阿特尔涅仍旧滔滔不绝地说着：

“认为一个人有了钱才能养家活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误。你需要钱把你的子女培养成绅士和淑女，可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成为淑女和绅士。再过一年，莎莉就要出去自己混饭吃。她将去学做裁缝。对不，莎莉？至于那几个男孩，到时都得去为大英帝国效劳。我想叫他们都去当海军。那里的生活非常有趣，也很有意义。再说，那儿伙食好，待遇高，最后还有一笔养老金供他们养老送终。”

菲利普点燃了烟斗，而阿特尔涅吸着自己用哈瓦那烟丝卷成的香烟。此时，莎莉已把桌子收拾干净。菲利普默默无言，心理却为自己与闻阿特尔涅家庭隐私而感到很不自在。阿特尔涅一副外国人的相貌，个头虽小，声音却非常洪亮，好夸夸其谈，说话时还不时加重语气，以示强调，这一切无不令人瞠目吃惊。菲利普不由得想起了业已作古的克朗肖。阿特尔涅似乎同克朗肖相仿佛，也善于独立思考，性格豪放不羁，但性情显然要比克朗肖开朗欢快。然而，他的脑子要粗疏些，对抽象的理性的东西毫不感兴趣，可克朗肖正由于这一点才使得他的谈话娓娓动听、引人入胜。阿特尔涅声称自己是乡下显赫望族的后裔，并为之感到自豪。他把一幢伊丽莎白时代的别墅的几张照片拿出来给菲利普看，并对菲利普说：

“我的老弟，阿特尔涅家几代人在那儿生活了七个世纪。啊，要是你能亲眼看到那儿的壁炉和天花板，该多有意思呀！”

护墙板的镶装那儿有个小橱。阿特尔涅从橱子里取出一本家谱。他仿佛是个稚童，怀着扬扬得意的心情把家谱递给了菲利普。那本家谱看上去怪有气派的。

“你瞧，家族的名字是怎么重现的吧：索普、阿特尔斯坦、哈罗德、爱德华。我就用家族的名字给我的儿子们起名。至于那几个女儿，你瞧，我都给她们起了西班牙名字。”

菲利普心中倏忽生出一种不安来，担心阿特尔涅的那席话说不定是他精心炮制的谎言。他那样说倒并不是出于一种卑劣的动机，不过是出于一种炫耀自己、使人惊羡的欲望而已。阿特尔涅自称是温切斯特公学的弟子。这一点瞒不过菲利普，因为他对人们仪态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敏感的。他总觉得他这位主人的身上丝毫没有在一所享有盛誉的公学受过教育的气息。阿特尔涅津津有味地叙说他的祖先同哪些高贵门第联姻的趣闻逸事，可就在这时，菲利普却在一旁饶有兴味地作着种种猜测，心想阿特尔涅保不住是温切斯特某个商人——不是煤商就是拍卖商——的儿子呢；他同那个古老的家族之间的唯一关系保不住仅是姓氏碰巧相同罢了，可他却拿着该家族的家谱在人前大肆张扬，不住炫耀。

第八十八章

随着一阵叩门声，一群孩子蜂拥而入。此刻，他们一个个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张张小脸蛋因刚用肥皂擦洗过而闪闪发亮。湿润的头发梳理得服服帖帖。他们将在莎莉的带领下到主日学校去。阿特尔涅喜气洋洋，像演戏似地同孩子们打趣逗乐。不难看出，他还怪疼爱他们的哩。他为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得身强体壮、英气勃勃而感到骄傲，他那股骄傲的神气倒蛮感人肺腑的呢。菲利普隐约觉得孩子们在他跟前显得有点儿拘束，而当他们的父亲把他们打发走时，他们很明显怀着一种释然的心情一溜烟地跑开了。没过几分钟，阿特尔涅太太走了进来。这时，卷发的夹子拿掉了，额前的刘海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穿了件朴素的黑上衣，戴了顶饰有几朵廉价鲜花的帽子。眼下她正在使劲往那双因劳作而变得通红、粗糙的手上套着手套。

“我这就上教堂去，阿特尔涅，”她说，“你们不需要什么了吧？”

“只要你的祷告，贝蒂。”

“我的祷告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你这个人根本连听也没心思听。”她说罢微微笑了笑，接着转过脸去，面对着菲利普，慢声慢气地说：“我没办法叫他跟我一块上教堂。他比无神论者好不了多少。”

“你看她像不像鲁宾斯的第二个妻子？”阿特尔涅顿时嚷了起来。“她穿上十七世纪的服装，看上去不也是仪态雍容吗？要娶老婆，就要娶她这样的老婆，我的老弟。你瞧她那副模样儿！”

“我晓得你又要耍贫嘴了，阿特尔涅，”她沉着地顶了他一句。

阿特尔涅太太好不容易揿下了手套的揿钮。临行前，她朝菲利普转过身去，脸上露出和蔼但略为尴尬的笑容。

“你留下来用茶点，好不？阿特尔涅喜欢找个人说个话儿，可不是经常能找到有头脑的人的。”

“那还用你讲，他当然要在这儿用茶点咯，”阿特尔涅说。妻子走后，他又接下去说道：“我规定让孩子们上主日学校，我也喜欢贝蒂到教堂去。我认为女人应该信教。我自己不相信宗教，可我喜欢女人和孩子信教。”

菲利普自己对涉及真理方面问题的态度极端严谨，因此当看到阿特尔涅采取这种轻浮的态度，不觉微微一怔。

“孩子们所接受的恰恰是你认为是不真实的东西，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呢？”

“只要那些东西美丽动听，就是不真实，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求每一件事情既符合你的理智又符合你的审美观，那你的要求也太高了。我原先希望贝蒂成为天主教徒，还巴不得能看到她头戴纸花王冠皈依天主教呢。可是，她却是个耶稣教徒，真是不可救药。再说，信不信教是一个人的气质问题。要是你生来就有颗信教的脑袋，那你对什么事情都会笃信不疑；要是你生来就没有信教的脑袋，不管你头脑里灌进什么样的信仰，你慢慢总会摆脱这些信仰的。宗教或许还是最好的道德学校呐。这好比你们这些绅士常用的药剂中的一味药，不用这味药而改用别的，也同样解决问题。这就说明那味药本身并无功效，不过起分解别的药使其容易被吸收罢了。你选择你的道德观念，这是因为它与宗教结合在一起。你失去宗教信仰，但道德观念依然还在。一个人假如不是通过研读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著作而是通过热爱上帝来修身养性的话，那他将更容易成为一个好人。”

菲利普的观点正好同阿特尔涅的背道而驰。他依然认为基督教是使人堕落的枷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之。在他头脑里，他的这种看法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令人生厌的礼拜仪式和布莱克斯泰勃的冷冰冰的教堂里的冗长乏味的布道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阿特尔涅刚才谈论的道德观念，不过是一种一旦抛弃使之成立的种种信仰时就只有一个战战兢兢的神明庇佑的宗教的一部分。就在菲利普思索如何回答的当儿，阿特尔涅突然就罗马天主教发表了长篇宏论，他这个人对听自己讲话比听别人发言要更有兴趣得多。在他的眼里，罗马天主教是西班牙的精髓。西班牙对他来说可非同一般，因为他终于摆脱了传统习俗的束缚而在西班牙找到了精神庇护所，他的婚后生活告诉他传统习俗实在令人厌倦。阿特尔涅对菲利普娓娓描述起西班牙大教堂那幽暗空旷的圣堂、祭坛背面屏风上的大块金子、烫过金粉但已黯然失色的颇有气派的铁制饰物，还描述了教堂内如何香烟缭绕、如何阒然无声。说话间，阿特尔涅还配以丰富的表情，时而加重语气，使他所讲的显得更加动人心魄。菲利普仿佛看到了写在主教穿的宽大白法衣上的圣徒名单，身披红法衣的修道士们纷纷从圣器收藏室走向教士席位，他耳边仿佛响起了那单调的晚祷歌声。阿特尔涅在谈话中提到的诸如阿维拉、塔拉戈约、萨拉戈萨、塞哥维亚、科尔多瓦之类的地名，好比是他心中的一只只喇叭。他还仿佛看到，在那满目黄土、一片荒凉、寒风呼啸的原野上，在一座座西班牙古城里矗立着一堆堆巨大的灰色花岗岩石。

“我一向认为我应该到塞维利亚去看看，”菲利普信口说了这么一句，可阿特尔涅却戏剧性地举起一只手，呆呆地愣了一会儿。

“塞维利亚！”阿特尔涅叫嚷道。“不，不行，千万别到那儿去。塞维利亚，一提起这个地方，就会想起少女们踏着响板的节奏翩翩起舞，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花园里引吭高歌的场面，就会想起斗牛、香橙花以及女人的薄头罩和mantones de Manila。那是喜歌剧和蒙马特尔的西班牙。这种轻而易举的噱头只能给那些智力平平、浅尝辄止的人带来无穷的乐趣。尽管塞维利亚有那么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可塔渥菲尔·高蒂亚还是从那儿跑了出来。我们去步他后尘，也只能体验一下他所体验过的感觉而已。他那双既大又肥的手触到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然而，那儿除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那儿的一切都打上了指纹，都被磨损了。那儿的画家叫缪雷里奥。”

阿特尔涅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走到那个西班牙式橱子跟前，打开闪闪发光的锁，顺着烫金铰链打开橱门，露出里面一格格小抽屉。他从里面拿出一叠照片来。

“你可晓得埃尔·格列柯这个人？”他问菲利普。

“喔，我还记得在巴黎的时候，就有个人对埃尔·格列柯着了迷似的。”

“埃尔·格列柯是托莱多画家。我要给你看的那张画，贝蒂就是找不出来。埃尔·格列柯在那张画里就是画他喜爱的那个城市，画得比任何一张画都要真实。坐到桌子边上来。”

菲利普把坐椅向前挪了挪，接着阿特尔涅把那些照片摆在他面前的桌上。他惊奇地注视着，有好一会儿，他屏息凝气，一声不吭。他伸长手去拿其他几张照片，阿特尔涅随手把它们递了过来。那位谜一般的画师的作品，他从来未看到过。晃眼一看，他倒被那任意的画法弄糊涂了：人物的身子奇长，脑袋特别小，神态狂放不羁。这不是现实主义的笔法，然而，这些画面还是留下了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真实印象。阿特尔涅迫不及待地忙着作解说，且使用的全是些鲜明生动的辞藻，但是菲利普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进了几句。他感到迷惑不解。他莫名其妙地深受感动。在他看来，这些图画似乎有些意思，但又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画面上的一些男人，睁大着充满忧伤的眼睛，他们似乎在向你诉说着什么，你却又不知所云；带有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特征的长脚修道士，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打着令人莫名其妙的手势。有一张画的是圣母升天的场面。另一幅是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情景，在这幅画里，画家以一种神奇的感情成功地表明，耶稣的身躯决不是凡人那样的肉体，而是神圣之躯。还有一幅耶稣升天图，上面画着耶稣基督徐徐升向太空，仿佛脚下踩的不是空气而是坚实的大地：基督的使徒们欣喜若狂，举起双臂，挥舞着衣巾，这一切给人以一种圣洁的欢愉和狂喜的印象。所有这些图画的背景几乎都是夜空：心灵之夜幕，地狱阴风飕飕，吹得乱云飞渡，在闪闪烁烁的月光照射下，显得一片灰黄。

这当儿，菲利普想起当年克拉顿深受这位令人不可思议的画师的影响的事情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目睹这位画师的遗墨。他认为克拉顿是他在巴黎所熟识的人中间最最有趣的。他好挖苦人，高傲矜夸，对一切都怀有敌意，这一切使得别人很难了解他。回首往事，菲利普似乎觉得克拉顿身上有股悲剧性的力量，千方百计想在绘画中得到表现，但终究未能得逞。他那个人性格怪异特别，好像一个毫无神秘主义倾向的时代那样不可理解；他对生活不能忍受，因为他感到自己无法表达他微弱的心跳所暗示的意义。他的智力不适应精神的功能。这样看来，他对采取新办法来表现内心的渴望的那位希腊人深表同情也就不奇怪了。菲利普再次浏览那些西班牙绅士们的众生相，只见他们脸上皱纹纵横，翘着尖尖的胡子，在浅黑色的衣服和漆黑的背景映衬下，他们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埃尔·格列柯是位揭示心灵的画家。而那些绅士，脸色惨白，形容憔悴，但不是由劳累过度而是由精神备受压抑才这样的。他们的头脑惨遭摧残。他们走路时，仿佛对世界之美毫无意识似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只是注视着自己的心，所以他们被灵魂世界的壮观搞得眼花缭乱。没有一个画家能像埃尔·格列柯那样无情地揭示出世界不过是临时厕身之地罢了。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是通过眼睛来表达内心的渴望的：他们的感官对声音、气味和颜色的反应迟钝，可对心灵的微妙的情感却十分灵敏。这位卓越的画家怀着一颗菩萨心肠到处转悠，看到了升入天国的死者也能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幻物，然而他却丝毫不感到吃惊。他的嘴从来就不是一张轻易张开微笑的嘴。

菲利普依然缄默不语，目光又落到了那张托莱多的风景画上。在他眼里，这是所有的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他说什么也不能把自己的目光从这幅画上移开去。此时，他心里不由得生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情感，他感到自己开始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新的发现。他内心激荡着一种探险的激情。瞬息间，他想起了曾使他心力交瘁的爱情：爱情除了眼下激起他内心一阵激动之外，简直微不足道。他注视着的那幅画很长，上面画着一座小山。山上房舍鳞次栉比，拥挤不堪；照片的一角，有个男孩，手里拿着一张该城的大地图；另一角站着位象征塔古斯河的古典人物；天空中，一群天使簇拥着圣母。这种景致同菲利普的想法正好相悖，因为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为尊。然而，他这时又再次感觉到，比起他先前竭力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的那些画师们所取得的成就来，埃尔·格列柯的这幅画更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这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听阿特尔涅说画面是如此的逼真，以致让托莱多的市民来看这张画时，他们还能认出各自的房屋来。埃尔·格列柯笔下所画的正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但他是用心灵的眼睛观察人生的。在那座灰蒙蒙的城市里，似乎飘逸着一种超凡越圣的气氛。在惨淡的光线照耀下，这座心灵之城看上去既不是在白天，也不是在黑夜。该城屹立在一座绿色的山丘之上，但这绿色却又不是今世所见的那种色彩。城市四周围着厚实的城墙和棱堡，将为祷告、斋戒、懊悔不已的叹息声和禁锢的七情六欲所摧毁，而不是为现代人所发明创造的现代机器和引擎所推倒。这是上帝的要塞。那些灰白色的房屋并非是用一种为石匠所熟知的石头砌成的，那样子令人森然可怖，不知道人们是怎样在这里面生活的。你穿街走巷，看到那儿恰似无人却不空，大概不会感到惊奇，那是因为你感觉到一种存在虽说看不见摸不着，但内心深处却感到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缘故。在这座神秘的城市里，人的想象力颤摇着，就好比人刚从亮处走进黑暗里一般。赤裸裸的灵魂来回逡巡，领悟到不可知的东西，奇怪地意识到经验之亲切却又不可言喻，并且还奇怪地意识到了绝对。在那蔚蓝的天空，人们看到一群两胛插翅的天使簇拥着身穿红袍和蓝外套的圣母，但毫不觉得奇怪。那蔚蓝色的天空因具有一种由心灵而不是肉眼所证明的现实而显得真实可信，那朵朵浮云随着缕缕奇异的犹如永堕地狱的幽灵的哭喊声和叹息声的微风飘动着。菲利普感到该城的居民面对这一神奇的景象，无论是出于崇敬还是感激，都不感到惊奇，而是自由自在，一意孤行。

阿特尔涅谈起了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议论起特雷莎·德阿维拉、圣胡安·德拉克普斯、弗赖·迭戈·德莱昂等人。他们都对灵魂世界怀着强烈的情感，而这灵魂世界菲利普只有在埃尔·格列柯的画作中才能体会得到：他们似乎都有触摸无形体和看到灵界的能力。他们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心里，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辉业绩都在颤抖。他们的想象中充满了美利坚的光荣和加勒比海的四季常绿的岛屿；他们的血管里充满了由长期同摩尔人作战磨炼出来的活力；他们因为自己是世界的一代宗师而感到骄傲；他们感到自己胸怀天涯海角、黄褐色的荒原、终年积雪的卡斯蒂尔山脉、阳光和蓝天，还有安达卢西亚鲜花怒放的平原。生活充满了激情，色彩斑斓。正因为生活提供的东西太多，所以他们的欲望永无止境，总是渴望得到更多更多。正因为他们也是人，所以他们的欲壑总是填不平，于是，他们将他们的勃勃生气化为追求不可言喻的东西的激情。阿特尔涅有段时间借译诗以自遣，对找到个能读懂自己的译稿的人，他不无高兴。他用其优美动听且带着颤抖的嗓音，背诵起对灵魂及其情人基督的赞美诗，以及弗赖·卢易斯·德莱昂开头写着en una noche oscura和noche serena的优美诗篇。他的译稿文体简朴，但不无匠心。他觉得，无论怎么说，他所用的辞藻正体现了原作那虽粗糙然而雄浑的风韵。埃尔·格列柯的图画解释了诗歌的含义，而诗歌也道出了图画中的真义。

菲利普对理想主义怀有某种厌恶感。他一向强烈地热爱生活，而就他平生所见，理想主义在生活面前大多胆怯地退却。理想主义之所以退却，是因为他不能忍受人们相互你争我夺；他自己没有勇气奋起而战，于是把争斗说成是庸俗的。他自己庸庸碌碌，可当同伴们并不像他看待自己那样对待他时，他就蔑视伙伴们，并借此聊以自慰。在菲利普看来，海沃德就是这样的人。海沃德五官端正，精神委顿，眼下变得体态臃肿，秃了脑顶心。但他还精心爱护着几处残留的俊俏的容颜，仍旧趣味隽永地谈论着要在那含糊不定的未来作出一番成就。然而，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却是威士忌，在街上追逐女人，恣情纵欲。与海沃德所代表的人生观恰恰相反，菲利普口口声声要求生活就像它现在这个样子，什么卑鄙、恶习和残疾，这些他都无动于衷。他声称他希望人都应该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当下贱、残忍、自私或色欲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都愉快地搓着双手：那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在巴黎的时候，他就知道世间既无美也无丑，而只有事实；追求美完全是感情用事。为了摆脱美的专横，他不是就在一张风景画上画了个推销chocolat Menier的广告吗？

然而这样一来，他似乎又把一件事情加以神圣化了。好久以来，他对此一直有些感觉，但总是犹犹豫豫地吃不准，直到此时方才觉悟到了这一点。他感到自己开始有所发现，隐隐约约地觉得，世间还有比他推崇备至的现实主义更为完美的东西，不过这一更为完美的东西当然不是面对人生软弱无力的理想主义。它太强烈，非常有魄力；生活中的欢乐、丑和美、卑劣行径和英雄行为，它都一概接受。它仍旧是现实主义，不过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里面，事实为一种更为鲜明的荣光所改造。通过已故的卡斯蒂尔贵族们的悲哀目光，菲利普似乎看问题更为深刻。而那些圣徒的脸部表情，乍一看似乎有点癫狂和异样，可现在看来里面似乎蕴含着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意义。但是菲利普却无法解出其中之味。这好比是个信息，一个他要接受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却是用一种他陌生的语言传递的，他怎么也听不懂。他一直在孜孜探索着人生的意义。他似乎觉得这里已为他提供了答案，却又嫌太隐晦，太空泛。他困惑不解。他仿佛看到了某种像是真理的东西，就好比在暴风雨的黑夜里，借着闪电望见大山的轮廓一般。他似乎认识到自己的意志是强大的；认识到自我克制完全可能同屈服于欲望一样强烈、活跃；还认识到精神生活会与一个征服多种领域并进而对未知的世界进行探索的人的生活一样色彩斑斓，一样五光十色，一样充满了经验。

第八十九章

菲利普同阿特尔涅的谈话为一阵上楼梯的咯噔咯噔的脚步声打断了。阿特尔涅跑去为从主日学校归来的孩子们开门，孩子们笑着嚷着蜂拥而入。阿特尔涅笑逐颜开地询问他们在主日学校里的情况。莎莉只呆了一会就走了，因为她母亲吩咐她趁她父亲同孩子们逗着玩的时候去准备茶点。阿特尔涅开始给孩子们讲一则汉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这些孩子一点也不怯生，他们很快就得出结论：菲利普并不可怕。珍妮走过来，站在菲利普的身旁，不一会儿，竟爬到菲利普的身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大腿上。对过着孤单的光棍汉生活的菲利普来说，这还是第一次置身于洋溢着天伦之乐的小家庭之中。当日光落在那些全神贯注地谛听着童话故事的孩子们身上时，他那双眼睛不由自主地眯眯笑了起来。他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的生活，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眼下却显得十分自然，尽善尽美。莎莉又回到了房间。

“嘿，孩子们，茶点准备好了，”莎莉喊道。

珍妮从菲利普的腿上溜了下来，跟着其他孩子一道跑向厨房。莎莉这才开始在那张长长的西班牙餐桌上铺台布。

“妈妈说，她是不是也来这儿同你们一块用茶点？”莎莉问道。“我可以去招呼孩子们吃茶点。”

“请禀告你母，若蒙她光临作伴，我两人将不胜荣幸骄傲之至，”阿特尔涅戏谑地说。

在菲利普看来，阿特尔涅不说话则已，一张嘴说话总是离不开演说家的华丽的辞藻。

“那好，我也给妈妈铺块台布，”莎莉应声说。

不一会，莎莉又回来了，手里托着浅盘，盘子里放着一个面包、一块厚厚的黄油和一罐草莓果酱。在她把这些东西一一摆在桌子上的当儿，她父亲同她打趣逗乐。他说莎莉该出去见见世面了。他告诉菲利普，说成双成对的追求者排着队候在主日学校门口等她，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要伴送她回家，可她却矜夸傲慢，连睬也不睬他们。

“爸爸，你就别说了，”莎莉嗔怪地说，脸上现出她那冷漠但不无好意的微笑。

“一个裁缝店的伙计就因为莎莉不肯同他打招呼，一气之下去当了兵。还有一位工程师，请注意，这回是个工程师，只为了莎莉不愿在教堂同他合用一本赞美诗集这件事，就开始酗酒。你知道了这一切之后，恐怕连想看她一眼都不敢想喽。我真担心，她束发以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妈妈自己送茶来，”莎莉淡淡地说了一句。

“莎莉从来不听我的话，”阿特尔涅哈哈大笑，用慈爱的、骄傲的目光望着莎莉。“她整天只知道干她的事，什么战争啦，革命啦，动乱啦，她都一概不闻不问。对一个诚实的男人来说，她将会是个多么贤惠的妻子哟！”

阿特尔涅太太端茶进来。她一坐下来便动手切面包和黄油。看到她把丈夫当小孩子似的伺候，菲利普感到挺有趣的。她给阿特尔涅涂果酱，把面包和黄油切成一片片的，好让他不费事就送进嘴里。她取下了帽子。她身上穿的节日服装似乎紧了点，样子就像他小时候有时跟大伯去拜访的那位农夫的妻子。直到此时，他才明白她的声音听上去为什么这么熟悉的原因。她的口音同布莱克斯泰勃一带居民的口音非常相近。

“您是哪里人？”菲利普问阿特尔涅太太说。

“我是肯特郡人，老家在费尔恩。”

“我想大概是这样。我大伯是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的牧师。”

“说来真有趣，”阿特尔涅太太说。“我刚才在教堂还在想您同凯里先生是否是亲戚来着。我见过凯里先生多次啦。我的一位表妹就是嫁给布莱克斯泰勃教堂那边的罗克斯利农场的巴克先生的。我做姑娘时常到那儿去住上几天。你们说这事有趣不有趣呀？”

阿特尔涅太太说罢又饶有兴趣地把菲利普打量了一番，此时她那对黯然失色的眸子又放出了光亮。她问菲利普知道不知道费尔恩这块地方。费尔恩离布莱克斯泰勃只有十英里，是个美丽的村庄，菲利普的牧师大伯有时候在收割季节也到那儿去作感恩祈祷。阿特尔涅太太还报出了村庄附近的几位农夫的姓名。她为能再一次谈论她少女时代度过的乡村而感到高兴，对她来说，回想一下凭她这种阶层的女人所特有的记忆力而刻在脑海的往昔的情景和熟悉的人们，确是人生一大快事。这也使得菲利普内心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一缕乡村气息似乎消融、荡漾在这间位于伦敦中心的门墙镶有嵌板的房间里了。菲利普仿佛看到了高耸着亭亭若盖的榆树的肯特沃土，嗅到了馥郁芬芳的气味，气味中充斥着北海海风的咸味，因此变得更加刺鼻、浓烈。

钟敲十点，菲利普才起身告辞。八点钟时，孩子们进来同他告别，一个个无拘无束地仰起小脸蛋让菲利普亲吻。他对这些孩子满怀怜爱之情。而莎莉只是向他伸过一只手来。

“莎莉是从来不吻只见过一面的先生的，”她的父亲打趣说。

“那你得再请我来啊，”菲利普接着说了一句。

“你不要理睬我爸爸说的话就是了，”莎莉笑吟吟地说。

“她是个最有自制力的妙龄女郎，”她父亲又补了一句。

在阿特尔涅太太张罗孩子们睡觉的当儿，菲利普和阿特尔涅两人吃了顿有面包、奶酪和啤酒的夜餐。当菲利普走进厨房同阿特尔涅太太告别时（她一直坐在厨房里休息，并看着《每周快讯》），阿特尔涅太太亲切地邀请他以后再来。

“只要阿特尔涅不失业，星期天总是有一顿丰盛的饭菜的，”阿特尔涅太太对菲利普说，“你能来伴他说个话儿是最好不过的。”

在随后一周的星期六，菲利普接到阿特尔涅的一张明信片，信上说他全家引颈盼望菲利普于星期日与他们共进午餐。但是菲利普担心阿特尔涅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如他说的那么好，于是便写了封回信，说他只来用茶点。菲利普去时，买了一块大葡萄干蛋糕带着，为的是不让自己空着手去接受别人的款待。他到时发觉阿特尔涅全家见到他都非常高兴。而他带去的那块蛋糕彻底地赢得了孩子们对他的好感。菲利普随大家一道在厨房里用茶点，席间欢声笑语不绝。

不久，菲利普养成了每个星期日都上阿特尔涅家的习惯。他深得阿特尔涅的儿女们的爱戴，这是因为他心地纯真，从来不生气的缘故。还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理由是他也喜欢他们。每当菲利普来按响门铃的时候，一个孩子便从窗户探出小脑袋，要是吃准是菲利普到了的话，孩子们便一窝蜂地冲下楼来开门迎他，接着一个个投入菲利普的怀抱。用茶点的时候，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坐在菲利普的身边。没过多久，他们便称呼他菲利普叔叔了。

阿特尔涅谈锋甚健，因此菲利普渐渐了解到阿特尔涅在不同时期的生活情况。阿特尔涅一生中干过不少行当，但在菲利普的印象中，阿特尔涅每干一项工作，总是设法把工作弄得一团糟。他曾在锡兰的一个茶场里做过事，还在美国当过兜售意大利酒的旅行推销员。他在托莱多水利公司任秘书一职比他干任何别的差事都长。他当过记者，一度还是一家晚报的违警罪法庭新闻记者。他还当过英国中部地区一家报纸的副编辑以及里维埃拉的另一家报纸的编辑。阿特尔涅从他干过的种种职业里搜集到不少趣闻，他什么时候想娱乐一番，就兴趣盎然地抖落那些趣闻。他披卷破帙，博览群书，主要的兴趣在读些海内珍本；他讲起那些充满深奥难懂的知识的故事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还像小孩子似的，看到听众脸上显出惊奇的神情而感到沾沾自喜。三四年以前，他落到了赤贫如洗的境地，不得不接受一家大花布公司的新闻代理人一职。他自认自己才识过人，觉得接受这一差事辱没了自己的才干，但是，在他妻子的一再坚持之下，以及迫于家庭生计，他才硬着头皮干了下来。

第九十章

菲利普从阿特尔涅家告辞出来，穿过昌策里巷，沿着河滨马路走到国会大街的尽头去搭乘公共汽车。同阿特尔涅一家结识六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星期天，菲利普同往常一样赶着去乘公共汽车，到站后发觉开往肯宁顿的汽车已客满了。此时虽说还是六月，但白天下了整整一天的雨，夜间的空气变得既潮湿又阴冷。为了能坐上位子，他便步行来到皮卡迪利广场。公共汽车停靠在喷泉附近，汽车到达这儿时，车上的乘客很少超过两三位的。汽车每隔一刻钟开一班，因此他还得等些时候才能乘上汽车。他目光懒散地瞅着广场上的人群。酒吧间都打烊了，周围却还有不少人在走动。菲利普的脑海里正翻腾着在阿特尔涅富有魔力的天才的启迪下萌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蓦然间，菲利普的心咯噔一下——他看到了米尔德丽德。他已有好几个星期没去想她了。她正要从沙夫兹伯雷林荫道的拐角处横穿马路，见一队马车驶过来，便站在候车亭里等着。她一心想寻找机会穿过马路，对其他事情一概无暇顾及，米尔德丽德头戴一顶硕大的黑草帽，上面饰有一簇羽毛，身上穿了件黑绸衣。那个时候，女人时兴穿拖裙。见道路畅通了，米尔德丽德随即穿过马路，朝皮卡迪利大街的方向走去，衣裙在身后地上拖着。菲利普怀着一颗狂跳不止的心，默然地尾随着她。他并不希冀同米尔德丽德说话，只是心中有些纳闷，这么晚了，她还上哪儿去呢？他想看一看她的脸。米尔德丽德步履蹒跚地往前走去，随即拐入埃尔街，又穿过里根特大街，最后又朝着皮卡迪利广场的方向走去。菲利普被搞懵了，猜不透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兴许她是在等人吧。蓦地，菲利普产生一种极大的好奇心，想弄清楚她究竟在等谁。米尔德丽德匆匆追赶前面一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矮个子男人，此人正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米尔德丽德乜斜着眼睛，打他身旁擦肩而过。她朝前走去，最后在斯旺埃德加商店大楼前戛然收住脚步，面向大路伫候着。当那矮个子男人走近时，米尔德丽德启齿一笑。那男人瞪着双眼望了她一会，然后掉过头去，继续朝前晃悠而去。此时，菲利普一切都明白了。

菲利普的心被一种恐惧感紧紧地攫住了。有好一阵子，他只觉得双腿软弱无力，连站都站不住。过了一会儿，他连忙追上米尔德丽德，触了触她的臂膀。

“米尔德丽德！”

她蓦然惊恐地转过身来。他想米尔德丽德的脸红了，不过他站在暗处看不分明。半晌，他们俩相对无言地站立着。最后还是米尔德丽德打破了沉默。

“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

菲利普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浑身震颤不已。他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情难自禁。

“真可怕，”他气喘吁吁地说，声音之低，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

米尔德丽德再也没有吭声，转过身子背朝着菲利普，眼睛朝下望着地面。菲利普感到自己的脸因痛苦而扭曲着。

“有没有说话的地方？”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米尔德丽德脸色冷冷地说。“别缠我了，好吗？”

菲利普陡然想起说不定她眼下急需用钱，一时不得脱身。

“你实在没钱用，我身上倒还有两三个硬币，”菲利普脱口而出。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这是回住处的路上碰巧路过这儿。我想等一位跟我在一起干活的女友。”

“我的天哪，你就别说谎了吧，”菲利普喟然叹道。

蓦地，他发觉米尔德丽德在嘤嘤抽泣，于是又问道：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说个话儿？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呢？”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她呜咽地说。“他们不许我把男人带到那儿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明天去找你。”

菲利普肚里雪亮，米尔德丽德是决不会践约的。这一回他决不轻易放她走了。

“不能挨到明天，我要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个地方说话。”

“嗯，好吧，房间倒是有一个的，不过要付六先令。”

“六先令不打紧，付就是了。在哪？”

米尔德丽德把地址告诉了菲利普，菲利普随即叫了一辆马车。马车驶过不列颠博物馆，来到格雷旅馆路附近的一条穷街陋巷。米尔德丽德叫车夫把马车停在街道的拐角处。

“他们可不喜欢把马车一直赶到门口，”米尔德丽德嘟哝了一句。

这还是打他们俩坐上马车以来的第一句话。他们下了马车朝前走了几码，接着米尔德丽德对着一扇大门重重地连击三下。菲利普注意到扇形窗上有块硬纸板告示，上面写着“房间出租”的字样。大门悄然无声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上了年纪的高个子妇人。她瞪了菲利普一眼，随后压低了声音同米尔德丽德叽咕了几句。米尔德丽德领着菲利普穿过过道，来到房子后部的一个房间。里面黑洞洞的。米尔德丽德向菲利普讨了根火柴，点亮了一盏煤气灯，因没有灯罩，火舌直发出刺耳的咝咝声。菲利普这才看清自己此时站在一个又脏又小的卧室里，里面摆着一套漆成松树一般颜色的家具，对这个房间来说，它们显得太大了。花边窗帘很龌龊，窗格栅蒙着一把大纸扇。米尔德丽德一屁股瘫进壁炉边的一张安乐椅里，菲利普则坐在床沿上。他感到害臊。他这才看清米尔德丽德的双颊涂抹着厚厚的胭脂，眉毛描得漆黑，可她形容憔悴，一副病恹恹的样子，面颊上红红的胭脂使得她白里泛绿的肤色分外触目。米尔德丽德心神不宁地凝视着那面纸扇，而菲利普也想不出说些什么，直觉得语塞喉管，像是要哭出来似的，他连忙用手蒙住自己的双眼。

“我的上帝，这事真可怕，”菲利普哀戚地叹道。

“我真弄不懂你大惊小怪些什么呀，我本以为你心里一定很高兴。”

菲利普没有回话，转眼间她一下子呜咽起来。

“你总不会认为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吧？”

“喔，我亲爱的，”菲利普不由得嚷了起来，“我非常难过，简直难过极了。”

“这对我屁的用处都没有！”

菲利普再一次感到无言以对，生怕自己一开口，她会误解为他这是在责备或者嘲笑她。

“孩子呢？”菲利普最后问了一句。

“我把她带到伦敦来了。我手头没钱，不能让她继续呆在布赖顿，只得我自个儿带了。我在去海伯里的路上租了个房间。我告诉他们说我是个演员。每天都得从那儿走到伦敦西端，路是够远的，可是这个差事是很少有人让太太们干的呀。”

“先前的店主们不愿意你再回去吗？”

“哪里也找不到工作。为了找工作，我的两条腿都跑断了。有一次我的确找到了工作，但是我因生病离开了一个星期，待我回去上班时，他们就不要我了。你也不能责怪他们，对不？那是他们的地方嘛，他们可用不起身体不健壮的姑娘啊。”

“现在你的气色很不好，”菲利普说。

“今晚我本不宜出门的，但是有啥办法呢，我得用钱哪。我曾经给埃米尔写过信，告诉他我身边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是他连一封回信都不给我。”

“你完全可以写信给我嘛。”

“我不想写信给你，倒不是因为以前发生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陷入了困境。如果你说我这是罪有应得，我也决不会感到奇怪的。”

“即使到了今天，你还是很不了解我，不是吗？”

有一会儿，菲利普回忆起他正是因为米尔德丽德的缘故才遭受的极度痛苦，对此，他深深感到发腻。但往事毕竟是往事，都已成了过眼烟云。当他望着眼前的米尔德丽德，他知道他再也不爱她了。他很为她感到难过，但又为自己摆脱了与她的一切纠葛而感到庆幸。菲利普神情忧郁地凝望着米尔德丽德，不禁暗暗地问自己当初怎么会沉湎于对她的一片痴情之中的。

“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米尔德丽德开口说，“你是我平生见到的唯一的君子。”她停顿了片刻，接着红着脸儿说：“菲利普，我实在不想启口，不过请问你能否给我几个钱呢？”

“我身上碰巧还带了点钱，恐怕总共不过两英镑吧。”

菲利普说罢把钱全掏给了她。

“我以后会还你的，菲利普。”

“哎，这没什么，”菲利普脸带微笑地说，“你就不必操这份心啦。”

菲利普并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仿佛事情本来就该如此似的，就好像她此刻将重新过她那种可怕的生活，而他却不能做出什么来阻止她似的。米尔德丽德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来接钱，此时他们俩都站立着。

“我送你走一程好吗？”米尔德丽德问道，“我想你要回去了。”

“不，我不着急，”菲利普答道。

“能有机会坐下歇息，我很高兴。”

这句话以及这句话包含的全部意思撕裂着菲利普的心。看到她疲惫不堪地瘫入安乐椅的样儿，菲利普感到痛心疾首。良久，房间里一片沉寂，窘迫中，菲利普点燃了一支香烟。

“菲利普，你太好了，连一句不中听的话都没说。我原以为你会说我不知羞耻呢。”

菲利普看到米尔德丽德又哭了。当初埃米尔·米勒抛弃她时她跑到自己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景，此刻又浮现在他眼前。一想起她那多舛的命途以及他自己所蒙受的羞辱，他对她怀有的恻隐之心似乎变得愈发强烈。

“要是我能摆脱这种困境多好！”米尔德丽德呻吟地说。“我恨透了。我是不宜过这种日子的，我可不是过这种日子的姑娘啊。只要能跳出这个火坑，我干什么都心甘情愿。就是去当用人，我也愿意。喔，但愿我现在就死。”

她作了这番自怨自怜之后，精神彻底垮了。她歇斯底里地呜咽着，瘦小的身体在不住地颤抖。

“喔，你不知道这种日子是啥滋味儿，不亲身体验是决不会知道它的苦处的。”

菲利普实在不忍心看着她哭，看到她处于这么可怕的境地，他的心都碎了。

“可怜的孩子，”他喃喃地说，“可怜的孩子。”

他深感震撼。突然间，他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激起了一阵狂喜，简直到了心醉神迷的地步。

“听我说呀，如果你想摆脱这个困境，我倒有个主意。眼下我手头拮据，处境十分艰难，我得尽量节省。不过，我还是在肯宁顿大街上租赁了一套房间，里面有一间空着没人住。愿意的话，你可以带着孩子上我那儿去住。我每周出三先令六便士雇了个妇人，为我打扫房间和烧饭。这两件事儿，你也能做，你的饭钱也不会比我付给那位妇人的工钱多多少。再说，两个人吃饭的开销也不会比一个人多。至于你那孩子，我想她吃不了多少东西的。”

米尔德丽德倏地停止了抽泣，目不转睛地望着菲利普。

“你的意思是说，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还能让我回到你的身边去吗？”

菲利普想到他要说的话儿，脸上不觉显出尴尬的神情。

“我不想叫你误解我的意思。我只是为你提供一个我并不要额外多出一个子儿的房间和供你吃饭。我只指望你做我雇佣的那位妇人所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我想你也肯定能够烧好饭菜的。”

米尔德丽德从安乐椅里一跃而起，正要朝他跟前走来。

“你待我真好，菲利普。”

“别过来，就请你站在那儿吧，”菲利普连忙说，还匆匆伸出手来，像是要把她推开似的。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他不能容忍米尔德丽德来碰他。

“我只想成为你的一个朋友，除此以外，我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你待我真好，”米尔德丽德絮絮叨叨地说，“你待我真好！”

“这么说你会到我那儿去啰？”

“哦，是的，只要能摆脱这个困境，我干啥都愿意。你是决不会懊悔你所做的事情的，菲利普，决不会的。菲利普，什么时候我可以上你那儿去？”

“最好明天就来。”

米尔德丽德又突然哭起来了。

“你这哭什么呀？”菲利普笑吟吟地问道。

“我真是感激不尽。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报答你？”

“喔，别放在心上。现在你还是回去歇着吧。”

菲利普把地址写给了她，并对她说如果她次晨五点半到的话，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得顺顺当当的。夜很深了，没有车子可乘，只得步行回去。不过，本来很长的路，现在也不觉长了，他完全为兴奋的心情所陶醉，只觉得脚底生风，有点儿飘然欲仙的味道。

第九十一章

第二天一清早，菲利普就起床为米尔德丽德收拾房间。他把那位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妇人辞退了。大约六点光景，米尔德丽德来了。一直伫立在窗前向外张望的菲利普，连忙下楼开门，并帮她把行李拿上楼来。所谓行李，不过是三只用褐色纸包着的大包裹。因迫于生计，她不得不把一些并非必需的用品典卖了。米尔德丽德身上穿的还是昨晚那件绸衣裙，虽说眼下没施脂粉，但眼圈周围还是黑黑的，这显然是早上洗脸马虎而留下的印记。这使得她显得病恹恹的。她怀抱着孩子步出马车时的姿态凄楚动人。她显得有点儿腼腆。他们俩发觉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平平淡淡地互相寒暄了几句。

“啊，你到底来了。”

“我从来没在伦敦的这一带住过。”

菲利普领她去看房间。克朗肖就是在那个房间里咽气的。菲利普一直不想再搬回那个房间去住，虽说他也知道这种想法有些儿荒唐。自从克朗肖猝然弃世以来，他一直呆在那个小房间里，睡的是一张折叠床。当初，他是想让自己的朋友睡得舒适些才搬进那个小房间的。那个孩子安静地躺在她母亲的怀里。

“我想，你认不出她来了吧，”米尔德丽德说。

“打我们把她送到布赖顿起，我就没看见过她。”

“把她安顿在哪儿呀？她太沉了，时间长了，我可抱不动。”

“我恐怕还没置摇篮呢，”菲利普说话的当儿，局促不安地笑了笑。

“喔，她可以跟我睡。她一直是跟我睡的。”

米尔德丽德把孩子放在一张安乐椅里，随即目光朝房间四下里打量着。她认出房间里大部分陈设均是她在菲利普原来的住处见过的。只有一件没见过，那就是劳森去年夏天为菲利普画的那幅人头像，眼下悬挂在壁炉上方。米尔德丽德用一种不无挑剔的目光审视着这幅画像。

“从几个方面来说，我喜欢这张画。可从另一些方面来说，我又不喜欢它。我认为你要比这张画漂亮得多。”

“事情还真起了变化呢，”菲利普哈哈大笑，“你可从来没有当面说过我漂亮呀。”

“我这个人可没那个闲心思去为一个男人的相貌担忧。我不喜欢漂亮的男人。在我来看，漂亮的男人太傲慢了。”

说罢，她的目光扫视着房间，出乎女性的本能，她在寻找一面镜子，但是房间里却一面也没有。她抬起手拍了拍额前浓密的刘海。

“我住在这儿，别人会说什么呢？”她突然发问道。

“喔，这儿只住着另一个男人同他的妻子。他成天在外头，除了星期天去付房租外，其余的日子里我一直见不到他的妻子。他们夫妇俩从不跟人交往。打我住到这儿以来，我对他们中间的一位还没讲满两句话呢。”

米尔德丽德走进卧室，打开包裹，把东西安放好。菲利普试图读一点书，但无奈情绪亢奋，无心阅读。于是，他仰坐在椅子里，嘴里叼了支香烟，眼睛笑眯眯地凝视着熟睡的孩子。菲利普感到非常愉快。他自信他压根儿没有眷恋米尔德丽德之心。原先他对米尔德丽德所怀有的那种情感已荡然无存，对此，他也感到不胜惊讶。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对她的肉体有种嫌恶的情绪，他想要是去抚摩她，他身上准会起鸡皮疙瘩。他猜不透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当儿，米尔德丽德随着一阵叩门声走了进来。

“我说呀，以后你进来就甭敲门了，”菲利普说，“每一个房间你都看过了吗？”

“我从来还未见过这么小的厨房呢。”

“到时你会发觉这个厨房大得足够你给我们俩烹制高级点心的了，”菲利普口气淡淡地顶了她一句。

“我看到厨房里啥也没有。我想还是上街去买些东西来。”

“是得去买些来。不过，对不起，我得提醒你花钱得算计着点。”

菲利普给了她些钱。她出门上街去了。半个小时以后，她就回来了，并把买来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因爬楼梯，此时她还直喘气呢。

“嘿，你身患贫血症，”菲利普说，“我得给你开些布劳氏丸吃吃。”

“我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商店。买了点猪肝。猪肝的味儿挺鲜的，对不？再说也不能一下吃很多猪肝，所以说猪肝要比肉铺子里的猪肉上算得多。”

厨房里有个煤气灶，米尔德丽德把猪肝炖在煤气灶上以后，便走进房里来摊台布。

“你为什么只摊一块呢？”菲利普问道，“你自己不吃吗？”

米尔德丽德两颊绯红。

“我想兴许你不喜欢跟我同桌吃饭。”

“为什么会不喜欢跟你同桌吃饭呢？”

“嗯，我只是个用人，是不？”

“别傻里傻气的啦！你怎么会这么傻呢？”

菲利普粲然一笑，但是米尔德丽德那谦恭的态度在他心中激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慌乱。可怜的人儿啊！他们俩初次见面时她的仪态至今还历历在目。菲利普沉吟了半晌才开腔说话。

“别以为我这是在给你施舍，”他说，“我们俩不过是做笔交易。我为你提供食宿，而你为我干活。你并不欠我什么东西。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对此，米尔德丽德没有应声，然而，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双颊滚滚而下。菲利普根据在医院的经验得知，像米尔德丽德这一阶层的女人都把伺候人视为下品。菲利普不由得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但是他还是责怪自己，因为米尔德丽德显然是身子疲乏不舒服。他站了起来，走过去帮她在桌子的另一边也摊上块台布。这时，那孩子醒了。米尔德丽德预先已经给她准备下梅林罐头食品了。猪肝和香肠做好后，他们便坐下来吃饭。为了节约起见，菲利普把酒给戒了，只是喝点儿开水。不过，他家里还存有半瓶威士忌酒。于是他想喝上一点儿兴许对米尔德丽德会有好处。他尽力使这顿晚餐吃得愉快些，但是米尔德丽德却神情阴郁，显得精疲力竭的样子。一吃完晚饭，她便站起来，把孩子送回床上。

“我想你早些上床休息对你的身体会有好处的，”菲利普说，“你瞧上去累极了。”

“我想洗好碗碟后就去睡觉。”

菲利普点燃了烟斗，开始埋头看书。听到隔壁房间有人走动的声响是愉快的。因为有的时候，孤独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米尔德丽德走进来打扫桌子。耳边不时传来她洗涤时发出的碗碟磕碰声。菲利普暗自思忖着，竟穿着黑色绸衣裙打扫桌子，收拾碗碟，这正是她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他想着想着不觉莞尔一笑。但是，他还得用功呢，于是捧着书走到桌子跟前。他正在研读奥斯勒的《内科学》。这本书深受学生欢迎，从而取代了使用多年的泰勒撰写的教科书。不一会儿，米尔德丽德走了进来，边走边放下卷起的袖子。菲利普漫不经心地瞥了她一眼，但没有移动。这个场面怪离奇的。菲利普感到有些儿尴尬，生怕米尔德丽德会认为他会出她的洋相，然而除了用满足性欲的办法之外，他又不知用什么办法去安抚她。

“喂，明天上午九时我有课，因此我得八点一刻就吃早饭。你来得及做吗？”

“哦，来得及的。怎么会来不及呢？我在国会大街时，每天早晨我都得赶到赫尔内山去乘八点十二分的车。”

“我希望你会发觉你的房间很舒服。今晚睡个长觉，明天你一定会大变样。”

“我想你看书看得很晚，是不？”

“我一般要到十一点，或十一点半左右。”

“那祝你晚安。”

“晚安。”

他们中间就隔着张桌子，但菲利普并没有主动伸出手去。米尔德丽德轻轻地把房门闭上了。菲利普听到她在卧室里走动的声响。不一会儿，耳边传来了米尔德丽德上床就寝时那张床发出的吱吱嘎嘎声。

第九十二章

翌日是星期二。同往常一样，菲利普扒拉了两口早饭后，便连奔带跑地去赶九点钟的课。因此，他只能同米尔德丽德三言两语打个招呼，没时间多说话。黄昏时分，他从医院回到寓所，发现米尔德丽德凭窗而坐，双手在不停地补缀他的袜子。

“哟，你倒蛮勤俭的嘛，”菲利普满面春风地说。“你这一天干了些啥呀？”

“哦，我把房间彻底打扫了一下，然后抱着孩子出去溜达了一会儿。”

此刻，米尔德丽德身上穿了件陈旧的黑上衣。这还是她当初在茶食店里干活时穿的制服，旧是旧了些，不过穿上它要比穿前天那件绸衣裙显得精神些。那女孩坐在地板上，仰着头，忽闪着一对神秘的大眼睛瞅着菲利普。当菲利普蹲下去坐在她身边抚弄她的光脚丫时，她突然格格笑了起来。斜阳西照，房间里充满缕缕柔和的光线。

“一回来看到屋里有人走动，真叫人心里感到乐滋滋的。一个女人，外加一个孩子，倒把房间点缀得富有生气。”

菲利普从医院药房搞回来一瓶布劳氏丸，交给了米尔德丽德，并嘱咐她每餐饭后一定要服用。这种药她已经用惯了，因为打十六岁起，她就断断续续地吃了不少。

“劳森肯定会喜欢上你这泛着绿色的皮肤，”菲利普说道。“他一定会说你这皮肤很有画头。但是近日来我倒挺担忧的，你的皮肤一天不变得像挤奶女工那样白里透红，我心里一天也不会好受。”

“我已经觉得好多了。”

吃过饭菜简单的晚餐之后，菲利普便往烟草袋里装满烟丝，然后戴上帽子。星期二晚上，他一般都要到皮克大街上的那家酒菜馆去，而今晚他高兴的是自从米尔德丽德来到他这儿，转眼又是星期二了，因为他想借此机会向米尔德丽德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俩之间的关系。

“你要出去吗？”米尔德丽德问道。

“是的，每逢星期二，我总是要出去玩一个晚上。我们明天见。祝你晚安。”

菲利普总是怀着一种兴奋的心情上这家酒菜馆。那位颇有哲学家头脑的证券经纪人马卡利斯特是那儿的常客，天底下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要与人争个长短。海沃德只要人在伦敦也常到那儿去，虽然他同马卡利斯特两人相互都讨厌对方，但他们却一反常态，每逢星期二晚上都上这家酒菜馆会上一面。马卡利斯特认为海沃德是个可怜的家伙，对他那多愁善感的气质嗤之以鼻；他用讥讽挖苦的口吻询问海沃德创作文学作品的情况，当海沃德含糊其辞地回答说不久将有杰作面世时，他听后总是报之以嘲弄的微笑。他们俩争论起来十分激烈，说起话来都颇有分量，对此，他们俩都很欣赏。夜间酒馆聚首临近结束时，他俩一般都能弥合分歧，握手言欢，相互认为对方是顶呱呱的一流人才。这天晚上，菲利普发觉除了他们两位外，劳森也在场。随着在伦敦结识的人越来越多，劳森经常于夜间外出就餐，因此很少到这家酒菜馆来。他们三位在一起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因为马卡利斯特通过证券交易所为他们两位捞了笔外快，海沃德和劳森各得了五十英镑。对劳森来说，这五十英镑非同小可，因为他进账不大，可花起钱来倒是大手大脚的。此时，劳森已达到了画人物肖像画的阶段，并受到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他还发现为数不少的贵妇人更乐于不掏一个子儿端坐着让他画肖像（无论是对那些贵妇人还是对劳森本人来说，这种作法都是做广告的绝好机会，同时也为那些贵妇人赢来了艺术保护人的声誉）。但是，劳森很少能找到个傻瓜肯出一大笔钱让劳森给他的夫人画肖像画的。尽管如此，劳森还是感到心满意足。

“这倒是个绝妙的赚钱办法，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劳森喜滋滋地嚷道，“我甚至连六便士的本钱都不必掏。”

“年轻人，你上星期二没上这儿来，可失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马卡利斯特对菲利普说。

“老天爷，你为啥不写信告诉我呢？”菲利普接着说，“要知道一百镑对我有多大的用处啊！”

“喔，那会儿时间来不及了。人得呆在现场。上星期二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便问他们两个家伙是否也想试一试。星期三上午我为他们买进了一千股，下午行情就看涨了，于是我赶紧把股票抛出去。这样，我为他们两人各赚得五十镑，而我自己得了两三百镑。”

菲利普心里充满了妒意。近来他把最后一张抵押契据卖了，这张抵押契据是他的全部财产，眼下就剩了六百英镑现款了。有时候，一想到今后的日子，菲利普心里不觉恓惶。他还得读两年才能取得当医生的资格，此后他得设法在医院找个职位，这样一来，至少有三年的光景，他别指望能赚得一个子儿。就是他紧缩开支，过最俭朴的生活，到那时，他手头至多只剩百把英镑。百把英镑的积蓄微乎其微，万一生病不能挣钱或者什么时候找不到工作，那日子就更难打发了。因此，玩上一玩可带来幸运的赌博，对他来说，那情形就完全不同啦。

“哦，嗯，别着急，”马卡利斯特说，“机会很快就会有的。几天之内，南非国家很快就会出现股票行情暴涨，到时候我一定为你好生留意着就是了。”

马卡利斯特当时正在南非矿山股票市场干事，他常常给他们讲起一两年以前股票行情暴涨时发大财的故事。

“好吧，下次可别忘了我呀。”

他们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不觉已到子夜时分。菲利普住得最远，首先告辞。如果赶不上最后一班电车，他就得步行，那样回到寓所就很迟了。事实上，将近十二点半光景，他才回到寓所。他上得楼来，发觉米尔德丽德仍旧坐在他的安乐椅里，感到十分诧异。

“你为什么还不上床睡觉？”菲利普大声嚷着。

“我不困。”

“就是不困，也该上床躺着，这一样可以得到休息嘛！”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安乐椅里。菲利普注意到晚饭后她又换上了那件黑色绸衣裙。

“我想我还是等着你，万一你需要拿个东西什么的。”

米尔德丽德说罢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两片毫无血色的嘴唇隐隐约约露出一丝笑意。菲利普自己也拿不准他是否理解了她的用意。他只觉得有点儿尴尬，但还是装出一副快活的、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这样做是好的，但也太淘气了。快给我睡觉去，要不明天早晨就爬不起来了。”

“我还不想上床睡觉。”

“扯淡，”菲利普冷冷地说了一声。

米尔德丽德从安乐椅里站了起来，绷着脸儿，走进了她的卧室。当耳边传来她沉重的锁门声时，菲利普脸上绽开了笑容。

以后的几天倒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米尔德丽德随遇而安，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定居下来了。菲利普匆匆赶去上课之后，她一上午就在寓所操持家务。他们吃的很简单。不过，她就喜欢为了买些许必不可少的食品而在街上磨蹭个老半天。她不能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但尽管如此，她还是给自己煮杯可可喝喝，弄些奶油和面包啃啃。享受过后，便用小人车推着孩子上街溜达，然后回到寓所，百无聊赖地打发下午余下的时光。她心力交瘁，然而只做几件轻便的家务活儿还是合适的。菲利普把房租钱交由米尔德丽德去付，借此她同菲利普的令人生畏的房东太太交上了朋友，而且不出一个星期，她居然能够给菲利普聊聊左邻右舍的情况，了解的情况之多，远远超过了菲利普一年中所知道的。

“她可是位非常好的太太，”米尔德丽德对菲利普说，“简直像个贵妇人。我告诉她说我们是夫妻。”

“你认为有此必要吗？”

“嗯，我总得对她说点什么呀。我人住在这儿而又不是你的妻子，这事叫人看来不是太可笑了吗？我不知道她对我会有什么看法。”

“我想她根本不相信你说的话。”

“她肯定相信，我敢打赌。我告诉她说我们结婚已两年了——要知道，由于有了这个孩子，我只好这么说——只有你那儿的人才会不相信，因为你还是个学生。因此，我们得瞒着不让别人知道，不过现在他们的看法也改变了，因为我们将要跟他们一道去海滨消暑。”

“你可是个编造荒诞故事的老手啰，”菲利普说了一句。

看到米尔德丽德撒谎的劲头仍不减当初，菲利普心中隐隐有些反感。在过去的两年中，她可什么教训都没记取。但是当着米尔德丽德的面，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归根结蒂一句话，”菲利普暗自思忖，“她运气不佳。”

这是个美丽的夜晚，夜空无一丝云彩，天气温暖宜人，伦敦南部地区的人们似乎倾巢而出，都涌到了街上。周围有一种使得那些伦敦佬坐立不安的气氛，而每当天气突然变化，这种气氛总是唆使伦敦佬走出家门来到户外。米尔德丽德收拾好饭桌以后，便走到窗口跟前，凭窗眺望。街上的喧闹声迎面扑来，人们相互的呼唤声、来往车辆的呼啸声、远处一架手转风琴的乐曲声，纷纷从窗口灌进房间，送进他俩的耳中。

“菲利普，我想今晚你非看书不可，对不？”米尔德丽德问菲利普，脸上现出渴望的神情。

“我应该看书。不过，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非看不可。嘿，你想叫我干点别的什么事吗？”

“我很想出去散散心。难道我们就不能去坐在电车顶上溜他一圈吗？”

“随你的便。”

“我这就去戴帽子，”她兴高采烈地说。

在这样的夜晚，人们要耐住性子呆在家里是不可能的。那孩子早已进入温柔的梦乡，留她在家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米尔德丽德说以前夜里外出就常常把孩子一人扔在家里，她可从来没醒过。米尔德丽德戴好帽子回来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还抓紧时间往脸上搽了点胭脂。而菲利普还以为她是太激动了，苍白的面颊才升起了两朵淡淡的红晕呢。看到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菲利普真的动了感情，还暗暗责备起自己待她太苛刻了。来到户外时，她开心地哈哈笑了起来。他们一看到驶往威斯敏斯特大桥的电车，便跳了上去。菲利普嘴里衔着烟斗，同米尔德丽德一道注视着车窗外人头攒动的街道。一家家商店开着，灯光通明，人们忙着为第二天采购食品。当电车驶过一家叫做坎特伯雷的杂耍剧场时，米尔德丽德迫不及待地喊了起来：

“哦，菲利普，我们一定得上那儿去看看，我可有好久没上杂耍剧场了。”

“我们可买不起前排正厅座位的票，这你是知道的。”

“喔，我才不计较呢，就是顶层楼座我也够高兴的了。”

他们俩下了电车，往回走了百把码的路，才来到杂耍剧场门口。他们花了十二便士买了两个极好的座位，座位在高处，但决不是顶层楼座。这晚他们运气真好，剧场里有不少空位置呢。米尔德丽德双眸熠熠闪光，感到快活极了。她身上有种纯朴的气质打动了菲利普的心。她对菲利普来说是个猜不透的谜。她身上某些东西至今对菲利普仍不无吸引力，菲利普认为她身上还有不少好的地方。米尔德丽德从小没有教养，她人生坎坷；他还为了许多连她本人也无法可想的事情去责备她。如果他要求从她那里得到她自己也无力给予的贞操，那是他自己的过错。要是她生长在另一种生存环境里，她完全可能出落成一个妩媚可爱的姑娘。她根本不堪人生大搏斗的冲击。此刻，菲利普凝睇着她的侧影，只见她的嘴微微张着，双颊升起两朵淡淡的红晕，他认为她看上去出人意料的圣洁。一股遏制不住的怜悯之情涌上他的心头，他诚心诚意地宽宥她给自己带来了苦难的罪过。剧场里烟雾腾腾，使得菲利普的两眼发痛，但是当他对米尔德丽德提议回家时，她却转过脸来，一脸的恳求人的神色，请求他陪她呆到终场。菲利普粲然一笑，同意了。米尔德丽德握住了菲利普的手，一直握到表演结束。当他们汇入观众人流走出剧场来到熙熙攘攘的街上时，米尔德丽德还无意返回寓所。于是，他们俩比肩漫步来到威斯敏斯特大街，伫立在那儿，凝眸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

“几个月来我还没有这么痛快过呢，”米尔德丽德说。

菲利普感到心满意足。他一时情不自禁地要把米尔德丽德及其女儿领到自己的寓所，而现在已变成了现实，为此，他对命运之神充满了感激的心情。看到她表示善意的感激之情，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最后米尔德丽德终于累了，他们跳上一辆电车返回寓所。此时夜已深了，当他们步下电车，拐入寓所所在的街道时，街上空荡荡的阒无一人。这当儿，米尔德丽德悄悄地挽起了菲利普的胳膊。

“这倒有点像过去的情景了，菲尔，”米尔德丽德说道。

以前她从来没有叫过他菲尔，只有格里菲思一人这样叫过，即使是现在，一听到这一称呼，一种莫可名状的剧痛便袭上心来。他还记得当初他痛心疾首欲求一死的情景。那会儿，巨大的痛苦实难忍受，他还颇为认真地考虑过自杀来着。这一切似乎都是遥远的往事啰。他想起过去的自己时，不觉莞尔。眼下，他对米尔德丽德只有满腔的怜悯之情，除此别无任何其他感情可言。他们来到寓所跟前。步入起居间之后，菲利普随手点亮了煤气灯。

“孩子好吗？”他口中问道。

“我这就去瞧瞧她。”

米尔德丽德回到起居间，并说打她走了之后，那孩子睡得一直很香甜，连动也没动。这孩子可真乖！菲利普向米尔德丽德伸出一只手，并说：

“嗯，晚安。”

“你这就去睡觉吗？”

“都快一点啦。近来我不习惯睡得很迟，”菲利普答道。

米尔德丽德抓起了他的手，一边紧紧地攥着，一边笑眯眯地望着他的眼睛。

“菲尔，那天夜里在那个房间里，你叫我上这儿来同你呆在一起，你说你只要我给你做些烧饭之类的事情，除此之外，你不想我做别的什么。就在那会儿，我脑子里想的事情同你认为我在想的事情，可不是一码事啊。”

“是吗？”菲利普说着，从米尔德丽德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我可是这样想的。”

“别这样傻里傻气的啦，”米尔德丽德哈哈笑着说。

菲利普摇了摇头。

“我是很认真的。我决不会提出任何别的条件来让你呆在这儿的。”

“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我不能那么做。这种事我解释不了，不过它会把全盘事情搞糟的。”

米尔德丽德耸了耸双肩。

“唔，很好，那就随你的便吧。不过，我决不会为此跪下来求你的。我可不是那种人！”

说罢，她走出起居间，随手砰地带上身后的房门。

第九十三章

翌日上午，米尔德丽德脸色阴沉，闷声吞气。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足不出户，直到该烧中饭时才走出房门。她可是个蹩脚厨娘，除了烧排骨、炒肉片之外，会做的菜就寥寥无几了，而且她还不懂得要物尽其用，把一些碎杂儿都给扔了。因此，菲利普不得不承担一笔比原先估计的要大得多的开支。米尔德丽德摆好饭菜之后，便在菲利普的对面坐了下来，可就是不吃不喝。菲利普问她，她只说是头疼得厉害，肚子不饿。菲利普心里高兴的是他还有个好去处可以打发这天余下的时光——阿特尔涅一家子都挺爽快，且还很好客。他们一个个都怀着高兴的心情期待着他的登门造访，这倒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菲利普从阿特尔涅家回到寓所时，米尔德丽德早已就寝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她还是那样的一言不发。吃晚饭时，她坐在桌边，愁眉锁眼的，但他默默告诫自己要体贴她，要体谅她的心情。

“你怎么一声也不吭呀？”菲利普笑容可掬地问道。

“我受雇替人烧饭和打扫房间，可不曾想到还要与人说话。”

菲利普认为这个答话太无礼了，但是如果他们俩还要继续在一起过日子，那他就必须尽力而为，使得他俩的关系不要过于紧张。

“恐怕你是为了那天晚上的事儿生我的气了吧？”菲利普说。

谈论这件事倒叫人颇为尴尬，不过显然有必要跟她把话说清楚。

“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米尔德丽德回了一句。

“请别发脾气。要不是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朋友关系，当初我就不会叫你住到这儿来了。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我想你希望有个栖身之处，你也可以有个出去找个活儿干干的机会。”

“喔，别以为我看重这件事儿。”

“我一刻儿也没这样想过，”菲利普连忙接口说，“你也不应当以为我这个人不讲情义。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提出那个事情的。我只是感到那个事情会使一切都显得丑恶和可怕，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你这个人真怪，”米尔德丽德说着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菲利普，“真叫人猜不透。”

此刻，她对菲利普已无怨恨之心，但颇感惆怅迷惘，不知道菲利普究竟是什么心思。她默默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她的确朦朦胧胧地感到菲利普的行为是非常高尚的，对此，她不能不佩服。不过在这同时，她又想嘲笑他，或许还有点儿瞧不起他。

“他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米尔德丽德私下里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日子倒过得挺顺当的。菲利普白天都泡在医院里，晚上除了去阿特尔涅家或上皮克大街上的那家酒菜馆以外，一般都在寓所看书做功课。有一次，一位医生邀请他出席一次正式的午餐会，因他曾在这位医生手下实习过。他还参加了两三次同学们举行的晚会。而米尔德丽德则听其自然，对这种寂寞单调的生活倒也接受下来了。要是她对菲利普在晚上把她独自一人扔在寓所这件事有所介意，她嘴上可从来不说。间或，菲利普也把她带上杂耍剧场去散散心。菲利普是在切实地贯彻他的意图，即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他为米尔德丽德提供食宿之便，而米尔德丽德得以操持家务来抵偿。米尔德丽德决定夏天不去找工作，因为去找也没有用。在菲利普的许可下，她拿定主意在原地呆到秋天。她想，到了秋天，出去找工作要容易些。

“就我来说，就是你找到了工作，只要你认为方便的话，你还可以呆在这里。房间是现成的，原先我雇佣的那个老妈子可以来照料孩子。”

菲利普变得非常疼爱米尔德丽德的孩子。他有做慈父的天性，可就是没有机会得以表露。米尔德丽德待孩子也不能说不好。她把孩子照应得很好。有一次，孩子患了重感冒，她就像位尽心尽职的护士那样照料着孩子。可是，孩子使她心生厌烦。孩子一打扰她，她就恶声恶气的。她喜欢这孩子，可缺少那种忘我的母爱。米尔德丽德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相反觉得情感的流露荒唐可笑。当菲利普把孩子抱在膝上坐着，逗孩子玩、吻孩子的时候，她就大声嘲笑他。

“你真是她的生身父亲的话，也至多只能这样喜爱她了，”她说，“跟这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多傻气有多傻气。”

菲利普的脸刷地红了，他就怕受人奚落。自己对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竟会如此的一往情深，真是荒唐！他不由得为自己感情的洋溢而感到难为情。然而，此刻那孩子似乎感觉到他喜欢她，便把那张小脸紧紧地贴住菲利普的脸，并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对你来说一切都很好啰，”米尔德丽德说。“不顺心的事儿你又沾不上边。要是你夜里睡得好好的，可就因为这位小太太不想睡，让你醒上个把钟头，你会有什么想法呢？”

菲利普以为早忘却了的自己孩提时代的往事，一下子都涌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他信手抓起了孩子的脚趾。

“这只小猪卖给市场，这只小猪留在家里。”

傍晚回家，一走进起居间，他第一眼就是搜索那四肢趴在地板上的孩子。一听到那孩子看到他后发出的愉快的叫唤声，他心里不由激起几朵兴奋的浪花。米尔德丽德教孩子管菲利普叫爸爸，可是当孩子第一次自动地叫菲利普爸爸时，她又肆无忌惮地发出一阵浪笑。

“我怀疑你是否因为这孩子是我的才这么喜欢她的，”米尔德丽德说，“不知道你对别人的孩子可也是这样的。”

“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人的孩子，所以我也说不上来，”菲利普答道。

菲利普在住院部实习的第二学期即将结束。此时，他交上了好运。时值七月中旬。一个星期二晚上，他上皮克大街上的那家酒菜馆去，发现只有马卡利斯特一人在那儿。他们俩坐在一起，谈了一会儿那两位缺席的朋友。过了一会儿，马卡利斯特对菲利普说：

“喂，顺便给你说个事儿。今天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关于新克莱恩丰顿的消息。新克莱恩丰顿是罗得西亚的一座金矿。要是你想投一下机的话，倒是可以赚一笔钱的。”

菲利普一直在心情迫切地等待这么个机会，可机会真的来了，他倒犹豫起来了。他极怕输钱，因为他缺少点赌徒的气质。

“我很想试试，不过我不知道我是否敢去冒这个险。一旦坏事，我要蚀掉多少本呀？”

“就因为看你对这事很迫切，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你的，要不然，我根本不会讲。”

菲利普觉得马卡利斯特把他看作是一头蠢驴。

“我是很想赚笔钱的，”他哈哈笑着说。

“除非你准备冒险，否则就甭想赚到一个子儿。”

马卡利斯特谈起别的事情来了。坐在一旁的菲利普，嘴上嗯嗯哼哼地应答着，可心里头却一刻不停地盘算着，要是这场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下次他们俩见面时，这位证券经纪人就会看他的笑话。马卡利斯特的那张嘴可会挖苦人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试它一试，”菲利普热切地说。

“好吧。我给你买进二百五十份股票，一看到涨上两个半先令的话，我就立即把你的股票抛售出去。”

菲利普很快就算出了这笔数字有多大，此刻，他不禁垂涎三尺。到时候，就会从天外飞来三十英镑的意外之财，他认为命运的确欠他的债。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他一看到米尔德丽德，就把此事告诉了她。可她却认为他太愚蠢了。

“我从来没碰到过有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了大财的，”她说道，“埃米尔经常这么说的。他说，你不能指望通过证券交易所去发财。”

菲利普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张晚报，眼睛一下子就盯住了金融栏。他对这类事一窍不通，好不容易才找到马卡利斯特讲起的股票。他发现股票行情上涨了四分之一。他的心怦怦直跳。蓦地，他又忧心如焚，担心马卡利斯特把他的事给忘了，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没有代他购进股票。马卡利斯特答应给他打电报。菲利普等不及乘电车回家，跳上了一辆马车。这在他来说，倒是个罕见的奢侈行为。

“有我的电报吗？”他一跨进房门便问道。

“没有，”米尔德丽德答了一声。

他顿时拉长了脸，深感失望，重重地瘫进了一张椅子里。

“这么说来，他根本没给我购进股票。这个混蛋！”他愤愤地骂了一句。“真倒运！我整天在考虑我怎么花那笔钱。”

“喂，你打算干什么呀？”米尔德丽德问了一句。

“现在还想它做什么？喔，我多么需要那笔钱啊！”

米尔德丽德哈哈一笑，随手递给他一封电报。

“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这电报我拆过了。”

他一把从她手中夺过电报。马卡利斯特给他购进了二百五十份股票，并正如他说的那样，以两个半先令的利息把股票抛了出去。委托书第二天就到。有一会儿，菲利普很恼火，米尔德丽德竟跟他开这么个残忍的玩笑，可是隔了不久，他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了。

“我有了这笔钱，情形可就不同啦，”他大声叫了起来。“你愿意的话，我给你买件新衣服。”

“我正需要买一件新衣服，”米尔德丽德接口说。

“我现在把我的打算告诉你。我打算在七月底去开刀。”

“哎，你有啥毛病啊？”她插进来问道。

米尔德丽德觉得，他身患一种她不知道的暗疾这件事，兴许能够帮助她弄明白她为什么对他感到迷惑不解的原因。而菲利普涨红了脸，因为他不愿提起他的残疾。

“没什么毛病，不过他们认为我的跛足还是有办法治的。以前我腾不出时间来，可现在就没有关系了。我在医院里只呆几个星期，然后我们可以去海滨度过余下的夏日。这对你，对孩子，对我，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哦，我们上布赖顿去吧，菲利普。我喜欢布赖顿，你在那儿有那么多的颇有身份的朋友。”

菲利普依稀想起了康沃尔一带的小渔村。但是在米尔德丽德说话的当儿，他忽然觉得到那儿去，米尔德丽德会憋得发慌的。

“只要能看到大海，上哪儿都行。”

不知怎么的，菲利普心中突然萌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对大海的渴望之情。他想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水浴。他兴奋地畅想起自己拍击海水浪花四溅的情景来，没有比波涛汹涌的大海更能激起他无限的欢乐。

“嘿，那可美极啦！”菲利普叫喊着。

“倒像是去度蜜月一样，是不？”米尔德丽德说。“菲尔，你给我多少钱去买新衣服呀？”

第九十四章

菲利普在雅各布先生手下当过敷裹员，于是他便请这位助理外科医师给他的跛足开刀。雅各布先生欣然同意，因为他就是对被众人忽视的跛足感兴趣，而且眼下正在为撰写一篇论文搜集资料。事先他忠告菲利普，说他不能使跛足变得像那只好足一模一样，不过他相信他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还说动过手术后，菲利普走起路来还是有点跛，但可以不再穿先前那样难看的靴子了。当想起自己过去曾因笃信上帝能够为他背走沉重的大山而虔诚地向上帝祷告的情景，菲利普的脸上总是浮出一丝凄苦的笑容。

“我并不希望出现奇迹，”菲利普回答说。

“我认为你能让我尽我所能医治你的残疾的决定是明智的。到时候，你会发觉拖着条跛腿行起医来是很不方便的。外行人就好生怪念头，死也不肯同医生打交道。”

菲利普住进了单人病房。每个病区外头楼梯平台处都有这么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单人病房，它是专门为特殊病人预备的。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因为雅各布先生在他能够走动之前是不让他走出这个病房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他有足够的时间好生养息。劳森和阿特尔涅跑来看望他。有一次，阿特尔涅太太还带了两个孩子来探望他哩。还有他所认识的同学们也不时地前来和他闲聊解闷。米尔德丽德一星期来两次。大家都对他很和气。菲利普这个人一看到别人不厌其烦地关心体贴他，心里总是激动不已，而眼下更是深受感动，感激不尽了。他没什么要烦的，心情轻松愉快。他不必为未来担忧，管它钱够不够花还是期终测验能不能通过，这些都没什么好发愁的。此时，他可以尽心披卷破帙了。近来他一直不能好好看书，因为米尔德丽德老是干扰他：有时候他正要集中脑筋思考些问题，可米尔德丽德却打开了话匣，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儿，而且菲利普不回答她还决不罢休；每当他要定下心来好好看书，米尔德丽德就要他帮手干件事，不是跑来叫他把个她拔不出来的瓶塞子拔出来，就是拿来个榔头叫他相帮钉个钉子。

他们决定于八月赴布赖顿度假。菲利普想到了那儿之后去住旅馆，可米尔德丽德却说那样的话，她又得做家务了。她提议他们赁住在食宿公寓，这样，她也可以享受几天假期呀。

“在家我得天天张罗饭菜，我都腻透了，想彻底改变一下。”

菲利普最后同意去住食宿公寓。而米尔德丽德凑巧还认识肯普镇上的一家食宿公寓。住在那儿，每人一周的开销也不会超过二十五个先令。她同菲利普商定由她写信去预订房间。但是，在从外边回到肯宁顿寓所时，菲利普却发觉信根本没写，不觉恼怒。

“想不到你还真忙呢，”他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嗯，我可不能什么事都想到呀。即使我忘记了，那也不是我的过错，对不？”

菲利普急于要到海边去，也不愿意为同那家食宿公寓的女主人联系而滞留伦敦。

“我们可以把行李寄存在车站，直接走去，看看那儿有没有房间。如果有，我们只要到外边去雇位脚夫，让他去取行李好了。”

“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干吧！”米尔德丽德口气生硬地回了一句。

她可不喜欢受人的气，顿时一声不吭，满脸怒容，心神不定地坐在一边，望着菲利普忙着为外出度假准备行装。在八月的阳光照射下，这幢小小的公寓里头异常闷热，户外马路上腾起一阵阵带有恶臭的热浪。当他躺在病房里的病榻上，面对着涂抹着红色颜料的墙壁，他一直向往着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让海涛拍打自己的胸膛。他觉得，要是再在伦敦呆上一夜，他准会发疯。一看到布赖顿的大街上挤满了前来度假的人群，米尔德丽德的脾气又好了。当乘上马车驶出车站前往肯普镇时，他们俩都变得兴致勃勃。菲利普还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孩子的脸颊哩。

“我们在这儿呆上几天，准能让她的小脸蛋变得红扑扑的，”菲利普说话时，双眼还含着微笑。

他们来到那家食宿公寓门前，便把马车辞退了。一位衣着不整的妇人应声出来开门。当菲利普问及是否有空房间时，她却回答她得进去问一下。她把她的女主人领了出来。一位身材敦实、一副生意人脸孔的中年妇人下得楼来，先是按职业习惯对菲利普他们狠狠地盯视了一眼，然后才开口询问他们要开什么样的房间。

“开两个单人房间，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在其中一个房间放个摇篮。”

“恐怕我这儿没有两个单人房间。我这儿还有个双人大房间，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摇篮。”

“我想那样不怎么合适，”菲利普说。

“到了下个星期，我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房间。眼下布赖顿游客拥挤，将就些吧。”

“就只住几天工夫，菲利普，我想我们可以凑合着对付几天再说，”米尔德丽德接口说。

“我想两个房间要方便些。你可以给我们另外介绍一处食宿公寓吗？”

“可以，不过我想他们也不见得会有比我更多的空房间。”

“请你把地址告诉我们，你不会介意吧？”

那位身材敦实的女主人指给他们的食宿公寓就在下一条街上。于是，他们转身朝它走去。菲利普走起路来还是挺快的，虽说他的身体孱弱，走路还得借助拐杖。米尔德丽德抱着孩子。两人默默地走了一阵子后，他蓦地发觉米尔德丽德哭了。哭声扰得他心烦意乱。他不予理睬，可是她硬是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把你的手帕给我用一用好吗？我抱着孩子不能掏手帕，”她抽抽搭搭地说着，转过脑袋，不看菲利普。

菲利普默默无言地把自己的手帕递了过去。米尔德丽德擦干了眼泪，看他不说话，便接着说：

“我这个人身上可能有毒。”

“请你别在大街上吵吵嚷嚷的，”菲利普说。

“你那样坚持要两个单人房间也太可笑了。别人对我们会怎么看呢？”

“要是人们知道真情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俩都很有道德，”菲利普说。

这当儿，米尔德丽德睨视了菲利普一眼。

“你总不会告诉人家我们不是夫妻吧？”米尔德丽德紧接着问道。

“不会的。”

“那你为何不能像丈夫似的跟我睡在一起呢？”

“亲爱的，对此，我无法解释。我无意羞辱你，但我就是解释不清。我知道这种念头是愚蠢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但这种念头非常执著，比我坚强。我过去非常爱你，以致如今……”他突然中断了他的话。“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是不可言喻的。”

“哼，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米尔德丽德嚷道。

他们俩按着所给的地址，一路摸到了那家食宿公寓。原来，这家食宿公寓是个精力旺盛的老处女开设的。她长着一对狡黠的眼睛，说起话来伶牙俐齿的。他们要么租赁一个双人房间，每人每周出二十五先令，那小孩也要出五先令，要么就住两个单人房间，但每周可得多付租金一英镑之多。

“我不得不收这么高的租金，”那个老处女带着歉意解释道，“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在单人房间里都摆上两张床。”

“我想那租金也不见得会使我们破产。你说呢，米尔德丽德？”

“喔，我才不在乎呢。一切安排对我来说都是够好的，”她回答说。

菲利普讨厌她那阴阳怪气的回答，但一笑置之。女房东已经派人去车站取他们的行李了，于是，他们坐下来边休息边等着。此刻，菲利普感到那只开过刀的脚隐隐作痛，便把它搁在一张椅子上，心里舒坦多了。

“我想我和你同坐在一个房间里，你不会介意吧？”米尔德丽德冲撞地说。

“我们就不要赌气斗嘴啦，米尔德丽德，”菲利普轻声规劝道。

“我倒不了解你手头还很有几个钱呢，竟能每周抛出去一镑的房钱。”

“别对我发火。我要让你明白，我们俩只能这样子住在一起。”

“我想你是瞧不起我，肯定是的。”

“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瞧不起你呢？”

“一切都是那么别扭，很不自然。”

“是吗？你并不爱我，是不？”

“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看来你也不像是个易动情的女人，你不是那样的女人。”

“此话说得太丢脸了，”米尔德丽德阴沉沉地说。

“哦，我要是你的话，才不会为这种事大惊小怪呢。”

这家食宿公寓里大约住着十多个人。他们都来到一个狭窄的、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围坐在一张狭长的桌子四周用餐。女房东端坐在餐桌的顶头，为大家分发食物。饭菜做得很差劲，可女房东却称之为法国烹调，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下等的原料加上些蹩脚的作料：用鲽鱼冒充箬鳎鱼，把新西兰老羊肉充作羔羊肉。厨房既小又不方便，所以端上来的饭菜差不多都是凉的。房客中有陪伴上了年纪尚未出阁的老姑娘的老夫人；有假装斯文、滑稽可笑的老光棍；还有脸色苍白的中年职员和他们的夫人，他们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他们那些已出嫁的女儿以及在殖民地身居高位的儿子。这些人反应迟钝，却又装腔作势。在餐桌上，他们议论科雷莉小姐的最新出版的小说，其中有些人喜欢莱顿勋爵而不喜欢阿尔马·塔德曼先生，而另外几位恰恰与此相反。不久，米尔德丽德却跟那些太太们谈论起她同菲利普两人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婚姻来了。她说菲利普发觉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还是个“书生”（说话时，米尔德丽德常常把“学生”说成“书生”）时就同一位姑娘成了亲，所以他一家人——颇有地位的乡下绅士——便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而米尔德丽德的父亲——在德文郡拥有大片土地——就因为米尔德丽德同菲利普结婚，也撒手不管她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住一家食宿公寓而又不为孩子雇个保姆的缘故。不过，他们得分开住两个房间，因为他们历来舒适惯了，可不想一家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头。同样，其他几位游客对他们自己之所以住在这种食宿公寓里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中一位单身绅士通常总是到大都市去度假的，可他喜欢热闹，而在那些大旅馆里总是找不到一个可心的伙伴。那位身边带着一位中年未出阁女儿的老太太正在伦敦修建一幢漂亮的别墅，可她却对女儿说：“格文妮，我亲爱的，今年我们一定得换换口味，去度个穷假。”因此，她们俩就来到了这儿，尽管这儿的一切同她们的生活习惯是那么的格格不入。米尔德丽德发觉他们这些人都太矜夸傲慢了，而她就是厌恶粗俗的平庸之辈。她喜欢的绅士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绅士。

“一旦人成了绅士和淑女，”米尔德丽德说，“我就喜欢他们是绅士和淑女。”

这种话对菲利普来说有些儿神秘莫测。但是当他听到她三番两次地跟不同的人说这种话时，他发现听者无不欣然赞同，由此他得出结论，只有他是个榆木脑瓜，一点也不开窍。菲利普和米尔德丽德单独成天厮守在一起，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伦敦，他白天整天看不到她，晚上回家时，他们也只是聊一阵子家务、孩子以及邻居的事儿，随后他就坐下来做他的功课。眼下，他却成天伴在她左右。早饭后，他们俩便步行去海边，下海洗把澡，然后沿着海滩散一会儿步，上午的时光不费事就过去了。到了黄昏时分，他们把孩子弄上床睡着以后，便上海边码头消磨时光，倒还舒畅。因为在那里，耳畔不时传来轻柔的乐曲声，眼前人流络绎不绝（菲利普借想象这些人的各种各样的身份并就这些编造了许许多多小故事以自娱。现在，他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嘴上哼哼哈哈地敷衍着米尔德丽德的话语，而自己的思绪不为所动，继续自由地驰骋着），可就是下午的时间冗长乏味，令人难熬。他们俩坐在海滩上。米尔德丽德说他们要尽情享受布赖顿博士赐予人们的恩泽。由于她老是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发表她对世间万物的高见，他一点也没法看书。要是他不加理睬，她就会埋怨。

“喔，快把你那些愚蠢的破书收起来吧。你老是看书也看不出名堂来的，只会越看头脑越糊涂，你将来肯定是昏头昏脑的，菲利普。”

“尽说些混账话！”他顶了一句。

“再说，老是捧着本书，待人也太简慢了。”

菲利普发现也难跟她交谈。她自己在说话的当儿，也不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因此，每每眼前跑过一条狗，或者走过一位身穿色彩鲜艳的运动夹克的男人，都会引起她叽叽呱呱地议论上几句。然而，过不了多久，她会把刚才说的话忘个精光。她的记忆力甚差，就是记不住人的名字，但不记起这些名字又不甘心，因此常常在讲话中戛然停顿下来，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硬是要把它们记起来，有时候，因实在想不出而只好作罢。可是后来她谈着谈着，又忽然想起来了，这时，即使菲利普在讲另外一些事，她也会打断他的话，插进来说：

“科林斯，正是这个名字。我那会儿就知道我会记起来的。科林斯，我刚才一下记不起来的就是这个名字。”

这倒把菲利普给激怒了。却原来不管他在说些什么，她都不听；而要是她讲话时菲利普一声不响的话，她可要埋怨他死气沉沉的。对那些抽象的概念，听不了五分钟，她那个脑子就转不起来了。每当菲利普津津有味地把一些具体的事物上升为抽象的理论，她脸上立刻就会显露出厌烦的神色。米尔德丽德常常做梦，而且记得非常牢，每天都要在菲利普跟前啰啰唆唆地复述她的梦境。

一天早晨，他收到了索普·阿特尔涅写来的一封长信。阿特尔涅正以戏剧性的方式度假。这种方式很有见地，同时也显示出他此人的个性。他以这样的方式度假由来已久，已有十年的历史了。他把全家带到肯特郡的一片蛇麻草田野上，那儿离阿特尔涅太太的老家不远，他们要在那儿采集三周的蛇麻子草。这样，他们可以成天呆在旷野里，还可以赚几个外快。使阿特尔涅太太更感满意的是，这样的度假方式可以使他们全家同生她养她的故乡土地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而阿特尔涅在信中也正是特别强调这一点。置身在旷野里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像是举行了一次富有魔力的典礼，使得他们返老还童，生气勃勃，精神大振。以前，菲利普就曾经听到阿特尔涅就这个问题滔滔不绝地、绘声绘色地发表过一通离奇古怪的议论。此刻，阿特尔涅在信中邀请菲利普到他们那儿呆上一天，说他渴望把他对莎士比亚以及奏乐杯的想法告诉给菲利普听，还说孩子们嚷着要见见菲利普叔叔。下午，在同米尔德丽德一道坐在海滩上时，他又把信打开来看了一遍。他思念起那九个孩子的慈祥的妈妈、好客的阿特尔涅太太；想起了莎莉，她年纪不大却神情端庄，稍稍带有一种做母亲的仪态和一种富有权威的神气，她前额宽阔，一头秀发编成一根长长的辫子；接着又想起了一大群别的孩子，一个个长得俊俏、健康，成天乐呵呵的，吵吵嚷嚷的。他的心一下子飞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身上具有一种品质——仁慈，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的。直到现在，菲利普才意识到他的心显然被他们那种光彩照人的品质深深地吸引住了。从理论上来说，他不相信什么仁慈不仁慈，因为倘若道德不过是件给人方便的事儿的话，那善与恶也就没有意义了。他可不喜欢自己的思路缺乏逻辑性，但是仁慈却明摆着，那么自然而毫无矫饰，而且他认为这种仁慈美不可言。在沉思的当儿，他漫不经心地把阿特尔涅的来信撕成了碎片。他想不出一个甩掉米尔德丽德而自己独身前往的办法来，但他又不愿意带着米尔德丽德一同前去。

这天烈日炎炎，天空中无一丝云彩，他们只得躲避在一个阴凉的角落里。那孩子一本正经地坐在沙滩上玩石子，间或爬到菲利普的身边，递过一块石子让菲利普握着，接着又把它从他手中抠去，小心翼翼地放在沙滩上。她在玩一种只有她知道的神秘的、错综复杂的游戏。此时，米尔德丽德呼呼入睡了，仰面朝天，嘴巴微启着，两腿成八字形叉开，脚上套的靴子样子古怪地顶着衬裙。以往他的目光只是木然无神地落在她的身上，可此刻他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目光里闪烁着一种稀奇的神情。他以往狂热地爱恋着她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心里头不禁暗自纳闷，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对她会这么冷淡的。这种感情上的变化使他心里充满了苦痛，看来，他以往所遭受的一切痛苦毫无价值。过去，一触到她的手，心里便激起一阵狂喜；他曾经渴望自己能钻进她的心灵里去，这样可以同她用一个脑子思想，分享她的每一种感情。当他们俩陷入沉默的时候，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无不表明他们俩的思想简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他曾对隔在人与人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作出过反抗。为此，他身受切肤之痛。他曾经发狂似地爱过她，而眼下却对她无一丝一毫爱情可言。他莫名其妙地感到这是一种悲剧。有时候，他很恨米尔德丽德。她啥也学不会，而从生活的经历中她什么教训也没有汲取。她一如既往，还是那么粗野。听到她粗暴地呵斥食宿公寓里的那位累断筋骨的女用人时，菲利普心中十分反感。

不一会儿，菲利普盘算起自己的种种计划来了。学完四年之后，他就可以参加妇产科的考试了，再过上一年，他就可以取得当医生的资格。然后，他就设法到西班牙去旅行一趟，亲眼去欣赏一下只能从照片上看到的那儿的旖旎风光。刹那间，他深深地感到神秘莫测的埃尔·格列柯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暗自思忖，到了托莱多他一定能找到埃尔·格列柯。他无意去任意挥霍，有了那一百英镑，他可以在西班牙住上半年。要是马卡利斯特再能给他带来个好运，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想到那些风景优美的城池和卡斯蒂尔一带黄褐色的平原，他的心里就热乎乎的。他深信他可以从现世生活中享受到比它给予的更多的乐趣，他想他在西班牙的生活可能更为紧张：也许有可能在一个古老城市里行医，因为那儿有许多路过或者定居的外国人，他可以在那儿找到一条谋生之路。不过那还是以后的事。首先，他要谋得一两个医院里的差事，这样可以积累些经验，以后找工作更为容易些。他希望能在一条不定期的远洋货轮上当名随船医生，在船上有个住舱。这种船装卸货物没有限期，这样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在轮船停留地游览观光。他想到东方去旅行。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曼谷、上海和日本海港的风光。他遐想着那一丛丛棕榈树、烈日当空的蓝天、肤色黧黑的人们以及一座座宝塔，那东方特有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他那心房激荡着对那世界的奇妙的渴望之情。

米尔德丽德醒了。

“我想我肯定睡着了，”她说。“哎哟，你这个死丫头，瞧你尽干了些啥呀？菲利普，她身上的衣服昨天还是干干净净的，可你瞧，现在成了什么样儿了！”

第九十五章

他们从布赖顿回到伦敦以后，菲利普便上外科病房做包扎工作。他对外科的兴趣不如对内科来得浓厚，因为内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给人的想象力以更大的驰骋余地，再说，外科的工作相应地要比内科的累人一些。上午九点至十点他得去听课。课一散，便上病房包扎伤口啦，拆线啦，换绷带啦，忙个不停。菲利普自夸上绷带还有一手。每当护士说了句把赞许的话，他听后心里总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每周总有几个下午进行外科手术，此时，菲利普便身穿白大褂，站在手术示范室的助手位置上，随时递上手术师所需要的器械，或者用海绵吸去污血，好让手术师看清下手的位置。一旦对不常见的疑难病症开刀时，手术示范室里就挤得满屋子都是人，不过，通常只有五六个学生在场。接着手术便在一种菲利普颇为欣赏的恬静的气氛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时，世人好像特别爱生阑尾炎似的，被送进手术室来割除盲肠的病人何其多矣！菲利普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敷裹员，而这位大夫同他的一名同事进行着一场友好对抗赛，比谁盲肠割除的快，谁的切口小。

不久，菲利普被指派去负责事故急诊病人。敷裹员们轮流担当此职，轮上一次，连续值班三天。在这期间，他们得住在医院，一日三餐都在公共休息室里吃。大楼底层临时收容室附近有个房间，里面有张床，白天叠起来放在壁橱里。无论白天黑夜，当班的敷裹员都得随叫随到，时刻准备照料送来的受伤病人，从早到晚，疲于奔命。夜里，每过一两个小时，头顶上方的铃声便当啷当啷响个不停；铃声一响，当班的敷裹员便本能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星期六夜里当然是最忙的，特别是酒馆一打烊，医院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警察们把一个个醉汉送进来。此时，他们得赶快用胃唧筒把他们胃里的酒抽出来。而送进来的女人比那些醉汉情况更严重，不是被她们的丈夫打破了头，就是打得鼻子鲜血直淌。其中有的女人对天赌咒发誓，要上法庭去控告丈夫；有的则羞愧万分，只说是碰上交通事故了。面对这种种情况，敷裹员能处理的，便尽力而为，如处理不了，便去把住院医生请来。不过，敷裹员们一个个都很谨慎，万不得已才去请住院医生，因为住院医生没有好处是决不愿意跑五段楼梯下来看病的。送进医院来的，从断了个指头到割断喉管，各色病人，应有尽有。小伙子们跑来要求包扎被机器轧坏了的双手；被马车撞倒了的行人，在玩耍时不是摔断了腿就是跌折了手的小孩，也被送进医院。间或，警察们还把自杀未遂者抬了进来。菲利普看到一个人脸色惨白，圆睁着一双疯狂的眼睛，嘴巴张着吐出大口大口的血。菲利普在病房里工作了数周之后，一次负责照看一名警官。那位警官看到自己还活着，整天不说一句话，一脸的愤怒和凶相，还公开嚷道，他一出院还要自杀。病房里塞满了病人，此时警察们再送病人来，住院医生就会处于进退两难、首鼠两端的境地。要是叫他们把病人抬到火车站转别处去治疗，万一病人就死在火车站，那各家报纸就会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可是有时候也很难断定病人究竟是奄奄一息呢还是醉酒不醒。菲利普直到累得力不能支的时候才上床睡觉，省得才躺下个把小时又要爬起来。他趁工作间隙时间，到急救室同夜班女护士一起聊天。这个女人一副男人相，头发花白，在急救部当了二十年的护士。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不论什么事她自个儿可以说了算，没旁的护士来打扰她。她干起事来手脚不快，不过非常能干，在处理危急病人方面从未出过差错。敷裹员们，不是初出茅庐毫无经验，就是一有事就慌了神儿，但一看到她在场，就顿觉浑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她见过敷裹员千百个，可从来没有在她脑子里留下一点印象，无论是谁，她都管他们叫布朗先生。当他们劝诫她以后别叫他们布朗先生，并把他们的真实姓名告诉她时，她只是点点头，过后还是继续叫他们布朗先生。她那个房间没什么摆设，只有两张马毛呢面子的长椅，一盏火光融融的煤气灯。菲利普饶有兴趣地坐在那儿聆听她的谈话。她早已不把那些送进医院来的病人当人看待了。在她眼里，他们只是酒鬼、断臂、割破的喉咙。她把疾病、不幸和世界的残忍统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人们的行动既无值得赞扬也无值得责备的地方。她都默认了。她具有某种冷峭的幽默感。

“有个人的自杀事儿，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她对菲利普说。“那个人跳进了泰晤士河。人们把他捞了出来，并把他送到这儿来。可十天后，他因喝了泰晤士河里的水而得了伤寒症。”

“他死了吗？”

“是的，他死了。他是不是自杀，我也一直弄不清楚……也真有趣，还会寻短见。我还记得有个人，他找不到活儿干，老婆也死了，就把衣服全部送进当铺，拿了这笔钱买了支左轮手枪。他把自己弄得不成人样，打瞎了一只眼睛，可人却没有死。后来你猜他怎么样，一只眼睛瞎了，脸皮也给削去一块，可他得出个结论，说这个世界毕竟还不太坏。打那以后，他日子还过得挺好的哩。有件事情我一直在注意观察，那就是人们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是为爱情去自杀的。这种说法纯粹是小说家们的胡思乱想。人们之所以要寻短见，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

“看来金钱比爱情更为重要，”菲利普说道。

就在那时候，钱的事儿不时地在他脑海里盘旋着。他过去常说两人的开销跟一个人的差不多，现在看来那话说得太轻飘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越来越为自己的开销之大而发愁。米尔德丽德可不是个好管家，由她当家，花费之大，就好比他们一日几餐都是在馆子里吃似的。再说，那个小孩要添置衣服，米尔德丽德要买靴子以及其他一些离了它们就没法过活的零星什物。他们从布赖顿回到伦敦以后，米尔德丽德口口声声说要出去找工作，但就是不见她行动。没几天，一场重感冒害得她接连半个月卧病在床。痊愈后，她根据招聘广告出去试了几次，结果不是因为去迟了位子被人占去，就是因为活儿太重她吃不消而作罢。一次，有个地方主动招她去做工，每周工资十四先令，可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只拿那么点工资。

“不管人家开什么价你都接受，那样做是没有好处的，”她振振有词地说。“要是你太自贱了，人家会瞧不起的。”

“我认为每周十四先令也不能算少了，”菲利普干巴巴地顶了一句。

菲利普不禁想有了这十四先令，家里的开销就可以松一些了。可米尔德丽德已经在暗示菲利普，说她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她去会见雇主的时候，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菲利普便买了件给她。虽然她又出去试了几次，但菲利普认为她根本不诚心找工作，啥事都不想干。菲利普所了解的唯一生财之道是股票交易所。他夏天初次尝试，就得到了甜头，眼下急于再交个好运。但是，德兰士瓦发生了战事，南非境内一切陷入停顿。马卡利斯特对菲利普说，不出一个月，雷德弗斯·布勒就要开进比勒陀利亚，到那时，行情就会看涨。眼下他们只有耐心等待，等着英国的反击使物价下跌，到那时兴许可以购进股票。菲利普迫不及待地翻阅着他常看的报纸上的“市井趣谈”专栏。他忧心忡忡，肝火很旺，动不动就发脾气。有那么一两次，他正颜厉色地说了米尔德丽德几句，可碰上米尔德丽德既不圆通也没那份耐心，当场以牙还牙，发了通脾气，结果两人大吵一场。菲利普照例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悔恨万分，而米尔德丽德对人生就没有宽容之心，接连好几天，不给菲利普一点好脸色看，并且吃饭时故作姿态，有意不打扫房间，把衣服什物扔得起居室满地都是，变着法儿来刺激菲利普，搅得他一刻不得安宁。菲利普一门心思注视着战事的进展，早早晚晚贪婪地翻阅着报纸，可她对眼前的一切却毫无兴趣。她在街道上结识了几个人，其中一位曾问过她是否要叫副牧师来看看她。米尔德丽德便戴上一只结婚戒指，自称为凯里太太。寓所墙上挂了两三张菲利普在巴黎创作的画，其中两张是女人的裸体像，还有一张画的是米格尔·阿胡里亚，画面上的米格尔·阿胡里亚紧握双拳，两腿叉开地挺立着。菲利普把这几张画挂在墙上，因为它们是他的最佳画作，一看见它们，他就想起了在巴黎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米尔德丽德对这几张裸体画早就看不顺眼了。

“菲利普，我希望你把那几张画摘下来，”一天，她终于憋不住了，开腔说道。“昨天下午住十三号的福尔曼太太来后，我的眼睛不知看什么好了。我发觉她两眼瞪视着那几张画。”

“那几张画怎么啦？”

“那几张画很不正经。照我说，房间里挂满了裸体画像，真叫人讨厌。再说这对我的孩子也没有益处。她慢慢开始懂事了。”

“你怎么这样庸俗？”

“庸俗？我说这是叫趣味高雅。对这几张画，我一直没说过什么话，难道你就以为我喜欢成天价看着那几个赤身裸体的画中人吗？”

“米尔德丽德，你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幽默感呢？”菲利普口气冷冷地诘问道。

“我不晓得此事跟幽默感有什么关系。我真想伸手把它们摘下来。如果你想听听我对这几张画的看法，那么老实告诉你，我认为它们令人作呕。”

“我不想知道你有什么看法，我也不准你碰这几张画。”

每当米尔德丽德同菲利普怄气时，她就拿孩子出气，借此惩罚菲利普。那个小女孩正如菲利普喜欢她那样也非常喜欢菲利普。她把每天清晨爬进菲利普的卧室（她快两岁了，已经会走路了），随即被抱进他的被窝里这件事，当作一大乐事。米尔德丽德一不让她爬时，她就会伤心地哭叫起来。菲利普一劝说，米尔德丽德随即顶撞道：

“我不希望她养成这种习惯。”

此时，要是菲利普再多言，她就会说：

“我怎么管教我的孩子，不与你相干。让别人听见了，还以为你就是她的老子呢。我是她的老娘，我应该知道什么事是对她有好处的，难道我不应该吗？”

米尔德丽德竟如此不明事理，菲利普感到非常恼怒。不过，菲利普这一向对她很冷淡，因此很少生她的气了。对她在自己身边走动，菲利普也慢慢习惯了。转眼圣诞节到了，菲利普有几天假日。他带了几棵冬青树回家，把房间装饰了一番。圣诞节那天，他还分别给米尔德丽德及其女儿赠送了几件小小的礼物。他们总共才两个人，所以不能吃火鸡了。但是米尔德丽德还是烧了只小鸡，煮了块圣诞节布丁，这些东西是她从街上食品店里买来的。他们俩还喝了瓶葡萄酒。吃完晚餐后，菲利普坐在炉火边的安乐椅里，抽着烟斗。他喝不惯葡萄酒，几滴酒下肚，倒使他暂时忘却了近来一直在为钱操心的事儿。他感到心旷神怡。不一会儿，米尔德丽德走了进来，告诉他那女孩要他吻她。菲利普脸带微笑地走进了米尔德丽德的卧室。接着，他哄那孩子闭上眼睛睡觉，随手捻暗煤气灯。在走出卧室时，他怕孩子会哭，便让房门敞开着。他回到了起居室。

“你坐在哪儿？”他问米尔德丽德说。

“你还坐在安乐椅里。我就坐在地板上。”

他坐进安乐椅里，接着米尔德丽德席地坐在火炉前，背倚着菲利普的双膝。此时，他不由得回想起当初在沃克斯霍尔大桥路那个房间里的情景来了。那时，他们俩也是这样坐着，不同的是两人的位子颠倒了一下。当时，他菲利普坐在地板上，把头搁在米尔德丽德的膝上。那会儿，他是多么狂热地爱着她呀！眼下，他心中萌发出一种长久以来没有过的温情。他仿佛感到那女孩的柔软的双臂依然环绕着他的颈部。

“你坐得舒服吗？”他问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抬头仰望着菲利普，脸上笑容嫣然，随即点了点头。他们俩神情恍惚地望着壁炉里的火苗，谁也不说话。最后，米尔德丽德转过身来，凝视着菲利普，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目光。

“打我来到这里，你还一次没吻过我呢。你知道吗？”她突然说道。

“你要我吻吗？”菲利普笑着反问了一句。

“我想你再也不会用那种方式来表示你喜欢我了吧？”

“我非常喜欢你。”

“你更喜欢我的女儿。”

菲利普没有回答，此时，米尔德丽德将脸颊紧贴着他的手。

“你不再生我的气了？”接着她又问道，两眼望着地板。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你，我是在历尽辛苦、受尽磨难之后才学会爱你的呀。”

听到她说出这样的话来，菲利普的心一下子冷了半截。她用的那些词语全是她从看过的廉价小说里抠来的。他不禁怀疑她说这番话时，她心里是否当真是那样想的。或许她除了运用从《家政先驱报》上学来的夸张言词之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表达她的真情实感吧。

“我们俩像这样子生活在一起，似乎太离奇了。”

菲利普久久没有作答，沉默再次笼罩着他们俩。不过最后菲利普终于开口说话了，看来还没完没了呢。

“你不要生我的气。这类事情的发生，实在也是没有法子。我知道我过去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而认为你刻毒、狠心，但我也太傻气了。你过去不爱我，为此而责备你是荒谬的。我曾经认为我可以想法子叫你爱我，但我现在明白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得别人爱上你的，但不管是什么缘故，只有一个条件在起作用，要是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的心再好，你再大方，也决不能创造出这种条件来的。”

“我早该想到，要是你曾经真心实意地爱我，那你应该仍旧爱着我。”

“我也早该这么想的。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过去我常常认为这种爱情将是天长地久不会变的。那时候，我感到宁愿去死也不能没有你。我时常渴望着有那么一天，当你色衰容谢，谁也不喜欢你的时候，我将永生永世陪伴着你。”

米尔德丽德默不作声。接着，她站了起来，说是要上床歇着去了。她朝菲利普胆怯地启齿笑了笑。

“今天是圣诞节，菲利普，你愿意同我吻别吗？”

菲利普哈哈一笑，双颊微微发红。他吻了吻米尔德丽德。米尔德丽德走进了卧室，他便开始埋头读书。

第九十六章

两三个星期之后，菲利普和米尔德丽德两人龃龉的局面白热化了。米尔德丽德被菲利普的言谈举止弄得莫名其妙，愤激非常。她心里好比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各种情感一齐涌泛上来，然而她却从容自如地转换着心情。她常常独处一隅，思量着自己目下的处境。她并没有把她全部感情通过嘴说出来，甚至连那些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都闹不清楚，然而浮现在脑海里的某些东西却是那么清晰明显。于是她反反复复地咀嚼着，回味着。她对菲利普一直不理解，也不怎么喜欢他，但有他伴在自己的身旁，她又感到高兴，因为她认为菲利普是位绅士。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位医生，他的大伯又是名牧师。她又有点瞧不起他，把他当作傻瓜一样地加以戏弄，呆在他面前她心里又总觉得不是个味儿。她下不了一走了之的决心，但又感到菲利普老是在挑她的碴儿，因而心中很是不快。

刚来肯宁顿这套小房间那会儿，她心力交瘁，内心羞愧不已。能过上无人打搅的清静日子，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一想到不用付房租，她心里舒畅极了。不管天好天坏，她都不必外出，要是身体不适，还可以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歇息。她对自己以往过的日子深恶痛绝。见人要堆三分笑，还得卑躬屈膝献殷勤，那种营生简直可怕极了。即使现在，当她回想起男人的粗鲁和他们满嘴的秽语时，当那些情景闪现在她脑际时，她忍不住还要为自己凄苦的身世悲恸欲绝地痛哭一场。不过昔日那种生涯很少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了。菲利普帮她跳出了火坑，她感激涕零。当她回忆起往日菲利普爱她爱得那么真诚而她待他又是那么不近情理，一种悔恨自责的心情袭上心头。同菲利普和好如初，还不是易如反掌。在她看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当菲利普拒绝她的建议时，她倒不觉吃了一惊，不过她只是轻蔑地耸了耸双肩：他爱摆架子就让他摆吧，她才不在乎呢。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得火急火燎，到那时，就挨到她拒绝啦。要是菲利普认为他那么一摆架子，她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毫无疑问，她还是拿得住他的。菲利普那人是有点叫人捉摸不定，但是这不打紧，他的脾性她可算是摸透了。菲利普常常同她拌嘴，并一再发誓再也不要见到她，可要不了多久，他又跑回来，跪在她面前，乞求宽恕。想到菲利普拜倒在自己面前的那副丑态，米尔德丽德的心头掠过一阵狂喜。菲利普甚至会心甘情愿地躺在地上，让她米尔德丽德踏着他的身子走过去。她看到过他痛哭流涕的样子。米尔德丽德可知道该怎么整治菲利普：不理睬他，任他去发脾气，自己只当没看见，故意冷落他，过不了一会儿，他肯定会跑到她面前来摇尾乞怜的。她脑海里蓦地浮现出菲利普在她面前那种奴颜婢膝的可怜相，她不觉扑哧一笑，还觉得怪开心的哩。这一下她可出了气了。男人的滋味，她算是尝够了，眼下并不想同他们发生什么瓜葛。她差不多打定主意要跟菲利普过一辈子了。说千道万，说到底，菲利普毕竟还是个地地道道的绅士，这一点总不能讥诮嘲弄吧？难道不是吗？不管怎么说，她可用不着着急，她也不准备采取主动。看到菲利普愈来愈喜欢她的女儿，米尔德丽德感到很高兴，虽说她有时也觉得可笑。他居然会那么疼爱她与另一个男人所生的孩子，这事太滑稽了。毋庸置疑，菲利普他那个人是有点儿怪。

不过，有那么一两件事情使得她颇觉诧异。菲利普对她一向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对此，她倒也习以为常了。在过去，他巴不得给她跑腿做事呢。她常常看到他为自己的一句气话而神情沮丧，而为自己的一句好话而欢天喜地。可现在他却变得判若两人。米尔德丽德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年来，菲利普的态度丝毫没有转变。她倒从来没料到菲利普的感情竟会起变化，这种可能性在她脑子里连闪都没有闪一下，她总以为她发脾气的当儿菲利普那不闻不问的态度完全是假装的。有时他要读书，竟直截了当地叫她闭嘴不要做声。这当儿，她不知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是以牙还牙，发一通火呢，还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她感到迷惑不解，竟什么反应也没有。接着，在一次谈话中间，菲利普告诉她，说他只想让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纯粹是精神上的爱恋关系。此时，米尔德丽德记起他俩相好时的一件事情来了，她突然以为菲利普是怕她会怀孕。为此，她苦口婆心地劝慰他，向他保证出不了纰漏，可菲利普却无动于衷，依然故我。像米尔德丽德这种女人，是不可能理解居然有男人会不像她那样迷恋肉欲的，而她本人同男人的关系则纯粹是一种肉体关系。她永远也不能理解男人还会有其他兴趣和爱好。她心中突然萌发出一个念头，认为菲利普另有所爱了。于是她暗暗观察菲利普，怀疑他同医院里的护士或外面的野女人勾搭上了。她巧妙地问了菲利普几个问题，但从他的答话中得知阿特尔涅家中没有她值得忧虑的人物。她还牵强附会地认为，菲利普同其他医科学生一样，因工作关系才同护士接触，可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她们是些女性呢。在他的脑子里，她们总是同淡淡的碘仿气味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给菲利普来信，他的东西里也没夹着姑娘的相片。要是他心有所爱的话，他会把相片藏得好好的，可是他总是态度极其坦率地回答米尔德丽德的所有问题，从中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来。

“我深信他没有爱上任何别的女人，”米尔德丽德自言自语地说。

这件事倒使她心上的石头落了地。这么说来，菲利普当然还是爱着她米尔德丽德啰。但是，这又使菲利普的言谈举止显得难以理解。如果他真是那样对待她的话，那当初又为什么要叫她来住在这套寓所里呢？这事不是太离奇了吗！像米尔德丽德这种女人是根本想不到世间还真有可能存在着怜悯、豁达和仁慈的。她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菲利普那个人叫人捉摸不透。她甚至还认为，菲利普的举止态度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他富有骑士风度，非常敬重女人。她的头脑塞满了廉价小说里的那些乌七八糟的荒唐事，整天想入非非，对菲利普那令人伤透脑筋的行为作着种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解释。她的想象纵横驰骋，想起了什么痛苦的误会啦，圣火的涤罪洁身啦，雪白雪白的心灵啦，还有什么圣诞节之夜的严寒冻死人啦，等等。她决心要趁他俩在布赖顿度假期间，断了他那些荒唐念头。因为到了那儿，他们俩就能单独相处，周围的人无疑都会认为他们是一对夫妻。再说，那儿还有码头和管弦乐队呢。当她发觉任凭她说什么都不能使菲利普同她合住一个房间时，当他用一种她从未听到过的声调跟她谈论这件事时，她顿时醒悟到他根本不需要她。此时，她感到不胜惊骇。菲利普以往向她倾诉的痴情话以及昔日他狂热地钟爱着自己的情景，她至今还记忆犹新。她内心里羞恨交集，很不是滋味。但她天生有种傲慢骄横的性格，难过了一阵后也就没事了。菲利普别以为她真的爱他，其实她根本不爱他。有时，她还恨死他了，巴不得有朝一日好好羞辱他一番呢。但是她发觉自己简直无能为力，真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米尔德丽德渐渐变得局促不安起来。她还暗暗痛哭了一两次哩。有几次，她决心对他分外友好，可是当他们并肩在寓所前街上溜达时，她一挽起菲利普的手臂，菲利普总是找个借口脱开身去，仿佛被她一碰就感到很不舒服似的。她百思不得其解。此时，她只有通过她的女儿才能对他施加影响，因为他看上去愈来愈喜欢她的女儿了：她只要给女儿一巴掌或有力的一推，都足以叫菲利普气得脸色发白。

只有当她怀抱女儿站着的时候，菲利普的双眼才会再现昔日那种温柔的笑意。有一次，一位站在海滩上的男人给她和女儿照相时，她才发现这个秘密。从那以后，她常常做出这种姿势，专门让菲利普瞧。

他们俩从布赖顿返回伦敦之后，米尔德丽德开始寻找她声称非常容易找到的工作。此时，她不再想依赖菲利普了，竟畅想起她怀着得意的心情告诉菲利普，说她即将带着孩子搬进新居的情景来了。她想那样才杀气呢。不过，当快要找到工作时，她突然变卦了。她眼下已经变得不习惯干时间老长的活儿了，也不想让女老板支来差去的，况且她的尊严使得她一想起又要穿上制服心里就反感嫌恶。她早就对她所有认识的街坊邻里说过，她跟菲利普日子过得蛮红火的，要是他们听说她不得不外出干活，那她的脸皮往哪里搁呢？她生就的惰性又执著地抬起头来。她不想离开菲利普，再说，只要他心甘情愿地供养她，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诚然，他们不能大手大脚地花钱，不过她到底还有的吃，有的住呀，再说菲利普的境况还会好转的嘛。他的大伯老了，随时都可能咽气，到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一笔小小的钱财；即便是眼下这种日子，也比为了一周几个先令而从早到晚当牛做马要强得多呀。于是，她找工作的劲头松了下来，虽然她还是不停地翻阅着报纸上的广告栏，那也只是装装样子，表明只要一有值得她干的活儿，她还是想干活罢了。但是，一种恐惧感攫住了她的心，她生怕菲利普腻味了，不愿再负担她的生活费用。眼下，她根本拿不住菲利普。她思忖着，菲利普之所以还让她留在跟前，是因为他喜欢那个孩子。她心里不停地盘算着，还气呼呼地想有朝一日她一定要向菲利普报仇雪恨。对菲利普再也不喜欢她了这一点，她怎么也不甘心，她要想法子叫他喜欢自己。她气得七窍冒烟，可有时候她又莫名其妙地渴望得到菲利普。现在他的态度竟变得冷若冰霜，真把她给气死了。她就这样不断地思念着菲利普。她认为菲利普对她太残忍了，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而要受这份罪。她不断振振有词地说，像他们这样生活在一起，简直不近情理。转而她又想，如果情况是另外一个样，而她又即将临盆分娩，那他肯定会娶她为妻的。菲利普那个人的确古怪，不过他还是个货真价实的绅士，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久而久之，她都想入迷了，心里拿定主意要采取强硬措施来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个转机。近来他一直不肯吻她，而她却很希望他能亲亲她。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以往他是那么激情奔放地紧贴着她的嘴唇啊。每当想到这件事，她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她常常目不转睛地瞅着菲利普的嘴。

二月初的一天黄昏，菲利普关照米尔德丽德，说他晚饭要跟劳森在一起吃。那天，劳森要在他画室里办生日宴会。他还说要很迟才能回来。劳森从皮克街上的那家酒菜馆里打了几瓶他们喜欢喝的混合酒。他们准备痛痛快快玩一个晚上。米尔德丽德问那儿有没有女宾，菲利普说那儿没有女宾，只请了几个男人，他们只准备坐坐聊聊天，吸吸烟。米尔德丽德认为这种生日宴会听上去不怎么有趣，要是她是个画家的话，那非得在房间四周摆上半打模特儿不可。她独自上床睡觉，可说什么也睡不着。顿时，她计上心来，随即从床上爬起，跑去把楼梯口的插销插上，这样菲利普就进不来了。午夜一点光景，菲利普才回到寓所，这时她听到了菲利普发现插销被插上后的骂娘声。她爬下床来，跑去把插销拉开。

“你干吗要插上插销睡觉呢？噢，对不起，让我把你从床上拖了出来。”

“我特地把插销拉开的，也不晓得它怎么会插上的。”

“快回去睡觉，要不会着凉的。”

菲利普说罢，便走进起居室，捻亮煤气灯。米尔德丽德跟在他后头走了进来，径直朝壁炉跟前走去。

“我的脚冰冷的，烤烤火暖一暖。”

菲利普坐了下来，开始脱靴子。他那对眸子闪闪发亮，双颊泛着红光。她想他肯定喝酒了。

“玩得痛快吗？”米尔德丽德问罢，朝他嫣然一笑。

“当然啰，玩得可痛快啦！”

菲利普的神志很清醒，不过在劳森那儿他一直不停地说呀笑呀的，因此眼下他还是非常兴奋。这顿夜宵勾起了他对昔日在巴黎生活的情景的回忆。他心情十分激动，从口袋里掏出烟斗，往烟斗里装着烟丝。

“你还不睡吗？”米尔德丽德问道。

“还不想睡，连一点睡意都没有。劳森的劲头可足了。从我到他画室那刻起，他的嘴巴就没有停过，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到我走。”

“你们谈些什么呢？”

“天晓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你应该去瞧瞧那个场面，我们大家都扯大了嗓门狂呼乱叫，可旁边就没有一个人在听。”

回忆起夜宵的情景时，菲利普欢悦地哈哈笑了起来，米尔德丽德也附和着哈哈笑着。她肚里雪亮，菲利普喝酒喝过量了。她还巴不得他喝醉了呢。对男人的习性，她可算是摸透了。

“我坐下来好吗？”她问了一声。

菲利普还没来得及回话，她已稳稳当当地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了。

“你还不睡的话，那最好去披件睡衣。”

“噢，这样很好嘛。”话音刚落，她展开双臂，钩住他的脖子，把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脸，接着又说：“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的呢，菲尔？”

菲利普想站起身子，可她就是不让。

“我爱死你了，菲利普，”她说。

“别讲这种混账话。”

“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我没有了你就不能活下去。我需要你。”

菲利普挣脱了她钩住自己脖子的双臂。

“请站起来吧。你自己轻狎自己还不算，把我也弄得像个白痴似的。”

“我爱你，菲利普。我想弥补我过去对你的一切过错。我不能再像这个样子活下去了，这样子不合人性呀。”

菲利普从安乐椅里站了起来，把米尔德丽德独自扔在那儿。

“很抱歉，现在为时太迟了。”

米尔德丽德蓦地痛心疾首地抽泣起来。

“可为什么呢？你怎么会变得这样冷酷无情呢？”

“我想，这是因为我过去太爱你的缘故。我那股热情都耗尽了。一想起那种事情，我厌恶得浑身汗毛直竖。现在，每当我看见你，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埃米尔和格里菲思来。我自己也无法控制，我想，这兴许是神经质吧。”

米尔德丽德一把抓起菲利普的手，在上面吻了个遍。

“快别这样，”菲利普不由得叫了起来。

米尔德丽德神情颓然地瘫进安乐椅中。

“我不能再像这个样子生活下去了。你不爱我，我宁可走。”

“别傻了，你没地方可去，你可以在这儿爱呆多久就呆多久。不过务必记住，我们俩除了朋友关系，别的啥关系都没有。”

猛地，米尔德丽德一反刚才那种激情奔放的神态，柔声媚气地笑了笑。她侧着身子挨近菲利普，张开双臂一把搂住了他。她操着一种轻柔的、甜蜜的声调说：

“别再傻里傻气的啦。你心里不好受，这我知道。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好女子。”

说罢，米尔德丽德把脸依偎在菲利普的脸上，并使劲地厮磨着。可在菲利普看来，她那双笑眼是令人生厌的媚眼，从那里射出的猥亵的目光使得他心里充满了恐怖。他本能地往后退了退。

“放开我！”他喊了一声。

但是米尔德丽德就是不松手。她撅起嘴唇直往菲利普的嘴边凑过去。菲利普抓住她的双手，粗暴地把它们掰开，然后猛地把她推开去。

“你真使人讨厌！”他喝道。

“我？”

米尔德丽德伸出一只手撑着壁炉稳了稳身子，定睛瞅了菲利普一会儿，双颊顿时泛起了两片红晕。她突然发出一阵尖利、愤怒的笑声。

“我还讨厌你呢！”

她顿了顿，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她便拉开嗓门，破口大骂起来。凡是她能想到的脏话都骂出来了。她骂出的话竟那么污秽刺耳，菲利普不觉为之愕然。过去她一向热切地要使自己变得高雅，每当听到一声粗鲁的话语都会为之变脸。菲利普倒从来没料到她居然也学会了她刚刚说出的那些脏话。她走到菲利普的跟前，把脸直冲着他的脸。她那张脸因情绪激愤而扭曲着。在她扯开嗓子滔滔不绝地骂娘的当儿，口水顺着嘴角滴答滴答直滴。

“我从来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一天也没有过。我一直拿你当傻瓜耍。看到你，我就讨厌，讨厌极了。我恨死你了，要不是为了几个钱，我从来也不会让你碰我一个指头。我不得不让你吻我时，我心里腻味极了。格里菲思和我在背后讥笑你，笑你是个十足的蠢驴。蠢驴！蠢驴！”

接下去是一连串不堪入耳的骂人话。她把天底下所有的卑鄙行为都往菲利普头上栽，说他是个吝啬鬼，头脑迟钝，骂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人自私刻薄。凡是菲利普很敏感的事情，她都言语刻毒地挖苦一番。最后，她猛地转过身走开去。此时，她还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嘴里不干不净地叫骂着。她一把抓住房门把手，使劲打开房门。接着她掉过脸来，口吐恶言，刺伤菲利普的心。她知道有句话是菲利普最忌讳听到的。于是，她把满腔的怨恨和恶意一股脑儿地倾进她的话中，憋足气冲口骂了一声，好似一记当头棒喝！

“瘸子！”

第九十七章

次日早晨，菲利普一觉从梦中惊醒，发觉时间不早了，连忙望了望表，只见指针指着九点。他一骨碌从床上跃起，跑进厨房弄了点热水刮了刮脸。此时，连米尔德丽德的人影都未见。她吃晚餐用的餐具都堆在洗涤槽里，还没有洗呢。菲利普走过去敲了敲她的房门。

“醒醒，米尔德丽德，时间不早了。”

米尔德丽德在里面一声不吭。菲利普接着重叩了几下，可她还是闷声不响。菲利普心想她这是故意同自己怄气。此时，菲利普急着要到医院去，没工夫来理会她。他自个儿烧了点水，然后跳进浴缸洗了个澡。浴缸里的水通常是前一天晚上就放好的，以便驱赶寒气。穿衣的当儿，他脑子里在想米尔德丽德总会给他准备好早餐的。他边想边步出浴室，来到起居室。以前有那么两三次，她虽发脾气，但早餐还是给他做的。可是他还没见米尔德丽德有什么动静，此时，他意识到这一回他真想吃东西的话，就得自己动手啰。这天早晨，他一觉睡过了头，可她倒好，还这么捉弄他，菲利普不觉又气又恼。他早餐都准备好了，可还不见米尔德丽德出来，耳边只听得她在卧室里走动的脚步声。她显然是起床了。菲利普自顾自倒了杯茶，切了几片牛油面包，一边吃着，一边往脚上套着靴子。然后，噔噔冲下楼去，穿过小巷，来到大街上等电车。他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报亭前的告示牌，搜寻着有关战争的消息。在这同时，他心里暗自思量着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眼下事情算是过去了，第二天再说吧。他忍不住认为这件事太离奇了。他觉得自己太可笑了，连自己的情感都抑制不住，有时候还被它冲得昏头昏脑的。他非常憎恨米尔德丽德，因为是她使得自己陷入眼下这种荒谬的境地的。菲利普重新怀着惊奇的心情，回味着米尔德丽德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场面，以及她嘴里吐出的一连串污言秽语。一想起她最后骂他的话，菲利普的脸就不由得红了，可他只是神情轻蔑地耸了耸双肩。他的同事们一生他的气，总是拿他的残疾来出气，对此，他早就司空见惯了。他还看到医院里有人模仿他一瘸一拐的走路姿势。当然，那些人是不会在他面前学的，总是在他们认为菲利普不注意的时候才模仿。现在他也知道那些人学他走路，绝不是出于一种恶意，而是因为人本来就是一种好模仿的动物。再说，模仿他人的动作是逗人发笑的最简便的办法。他深深懂得这一点，但他永远不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菲利普为自己又要开始工作而感到高兴。走进病房，他觉得里面洋溢着一种愉快、友好的气氛。护士同他打着招呼，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您来得太迟了，凯里先生。”

“昨晚我尽情玩了一个晚上。”

“从你的脸色就看得出来。”

“谢谢。”

菲利普满面春风地走到第一个病人——一个患有结节溃疡的男孩——跟前，给他拆去绷带。那孩子看到了菲利普感到很高兴。菲利普一边给他上干净绷带，一边逗着他玩。菲利普可是病人心目中的宠儿。他对他们总是和颜悦色地问寒问暖；他那双手又柔软又敏捷，病人们从没有疼痛的感觉。可有些敷裹员就不一样，做起事来毛手毛脚，不把病人的痛痒放在心上。菲利普和同事们一道在俱乐部聚会室吃中饭，只是吃几块烤饼和面包，外加一杯可可。他们一边吃着一边议论战事。有些人也准备去参战，然而上司对此事倒挺顶真的，一概不接纳那些尚未获得医院职位的人。有人认为，要是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到时候他们会乐意接纳凡是取得医生资格的人的，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要不了一个月就会停战的。眼下罗伯兹就在那儿，形势很快就会好转的。马卡利斯特也持同样看法，并对菲利普说，他们得瞅准机会，抢在宣布停火之前购进股票，到时候，股票行情就会看涨，这样他们俩都能发笔小小的洋财。菲利普托付马卡利斯特一有机会就代为购进股票。夏天赚得的三十英镑，吊起了菲利普的胃口，这次他希望能捞它三百两百的。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菲利普乘电车返回肯宁顿大街。他心里有些纳闷，不知晚上米尔德丽德会做出什么事来呢。一想到她很可能倔头倔脑不搭理自己，菲利普感到腌臜极了。每年这个时候，傍晚温暖宜人，即使光线幽暗的伦敦南端的街上，也充斥着二月那令人昏昏欲睡的气氛。漫长的隆冬季节消逝了，世间万物蠢蠢欲动，一切生物均从长眠中苏醒过来了。整个大地响遍窸窸窣窣声，好似春天重返人间的脚步声，预示着春天又要开始其万世不易的活动了。此时此刻，菲利普实在讨厌回到寓所去，只想坐车朝前再走一程，尽情地呼吸一下户外的新鲜空气。但是，一种急着想见见那孩子的欲望蓦地攫住了他的心。当脑海里浮现出那孩子咧着嘴嘻嘻笑着，一步一颤地向他扑来的情景时，菲利普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他来到寓所跟前，抬头一望，只见窗户黑咕隆咚的，心里不觉一惊。他连忙跑上楼去叩房门，但屋里毫无动静。米尔德丽德出门时，总是把钥匙放在门口的蹭鞋垫底下的。菲利普在那儿拿到了房门钥匙。他打开门走进起居室，随手划亮一根火柴。他顿觉出事了，但脑子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开足煤气，点亮灯盏，灯光把整个房间照得通明雪亮。他朝四下里打量了一番，不禁倒抽了口凉气。房间里被弄得一塌糊涂，所有东西都被捣毁了。顿时，他火冒三丈，一个箭步奔进米尔德丽德的卧室。那里漆黑一团，空空荡荡的。他点了盏灯照了照，发现米尔德丽德把她和孩子的衣物一应席卷而去（刚才进门时，他发觉手推车没放在原处，还以为米尔德丽德推着孩子上街溜达了哩），洗脸架上的东西全被搞坏了，两张椅子上布满纵横交错的砍痕，枕头被撕开了，床上的床单和床罩被刀戳得像破渔网似的。那面镜子看上去是用榔头敲碎的。菲利普感到不胜惊骇。他转身走进自己的卧室，那儿也是一个样，被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木盆和水罐被砸破了，镜子粉碎了，床单撕成了布条子。米尔德丽德把枕头上的小洞撕开，伸进手去把里面的羽毛掏出来，撒得满地都是。她一刀捅穿了毯子。梳妆台上凌乱地摊着他母亲的一些相片，镜框散架了，玻璃砸得粉碎。菲利普跑进厨房，只见杯子、布丁盆、盘子和碟子等凡能砸碎的东西全都被砸成了碎片。

面对眼前一片凌乱的景象，菲利普气得七窍冒烟，连气都喘不过来。米尔德丽德没留下片言只字，只留下这副烂摊子，以示其满腔的憎恨。菲利普完全想象得出她造孽时那副咬牙切齿、紧绷着脸的神态来。菲利普重新回到起居室，惘然地环顾四周。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内心竟无一丝怨恨。他好奇地凝视着米尔德丽德放在桌子上的菜刀和榔头。随即，他的目光落在扔进壁炉里的那把断裂的切肉用的大餐刀上。米尔德丽德着实花了番时间才把这些东西捣毁的。劳森给他画的那张肖像画被米尔德丽德用刀划了个“十”字，那画面可怕地开裂着。菲利普自己创作的画都被她撕成了碎片。所有的照片、马奈的名画《奥兰毕亚》、安格尔的《女奴》以及腓力普四世的画像都被米尔德丽德用榔头捣烂了。桌布、窗帘和两张安乐椅都留下了斑斑刀痕，破得不能用了。菲利普用作书桌的桌子上方，墙上挂着一条小小的波斯地毯，那还是克朗肖生前赠送给他的。米尔德丽德一向对这条地毯心怀不满。

“如果那是条地毯的话，那就应该把它铺在地板上，”她曾经这样对菲利普说过。“那东西又脏又臭，真不是个玩意儿。”

那条波斯地毯惹得米尔德丽德经常发火。菲利普曾对米尔德丽德说过，那条地毯隐含着一个难猜的谜语的谜底，而米尔德丽德却以为菲利普是在讥诮她。她用刀在地毯上连划三下，看来她还真的花了点气力呢。此时，那条地毯拖一块挂一片地悬在墙上。菲利普有两三只蓝白两色相间的盘子，并不值钱，不过是他花很少几个钱一只只陆续买回来的。这几只盘子常常勾起当时购买时的情景，因此他非常珍爱它们。可眼下它们也同遭厄运，碎片溅得满屋都是。书脊也被刀砍了。米尔德丽德还不厌其烦地把未装订成册的法文书拆得一页一页的。壁炉上小小的饰物被弄破扔进了炉膛。凡是能用刀或榔头捣毁的东西都捣毁了。

菲利普的全部财产加起来也卖不到三十英镑，可是其中好多东西已伴随他多年了。菲利普是个会治家的人，非常珍惜那些零星什物，因为那些零星什物都是他的财产呀。他只花了区区几个钱，却把这个家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又富有个性特征，因此他很为自己这个小小的家感到自豪。他神情颓丧地瘫进了椅子里。他喃喃自语地问道，米尔德丽德怎么会变得如此心狠手辣。转瞬间，一阵惊悸向他心头袭来。他从椅子里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进过道，那儿有一只盛放着他全部衣服的柜子。他急切地打开柜门，顿时松了口气。米尔德丽德显然把柜子给忘了，里面的衣服一件都没动过。

他又回到起居室，再次看了看那混乱不堪的场面，茫然不知所措。他无心整理那堆废品。屋里连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他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他上街胡乱买了点东西填了填肚子。从街上回到寓所时，他心情平静了些。一想到那孩子，菲利普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他思忖着，不知那孩子会不会想念他，刚开始的时候，她也许会想他的，但是过了个把星期之后，怕是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的。啊，终于摆脱了米尔德丽德的胡搅蛮缠，菲利普暗暗额手庆幸。此时，他想起米尔德丽德，心中已没有忿恨，有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厌倦感。

“上帝啊，但愿我这辈子再不要碰见米尔德丽德了！”他喟然一声长叹。

眼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搬出这套房间。他决定第二天上午就通知房东太太，说他不再赁住这套房间了。他无力弥补这场损失，再说，身边余下的几个钱，只够租个租金低廉的房间了。他巴不得赶快离开这套房间：一来租金昂贵，他不能不为此犯愁；二来在这套房间里，米尔德丽德的影子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菲利普一拿定了主张，不付诸行动，他总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于是，第二天下午，他领来了一位做旧货生意的经纪人。这位经纪人出价三英镑，买下了那些被毁坏的和未被毁坏的家具什物。两天之后，菲利普搬进了医院对面的一幢房子。他刚进圣路加医院那会儿，就赁住在这儿的。房东太太是个正正经经的女人。菲利普租了个顶楼卧室，她只要他每周付六先令的租金。卧室狭小、简陋，窗户正对屋背后的院子。此时，菲利普除了几件衣服和一箱书籍以外，身边别无长物。不过，菲利普对自己还能住上这间租金不贵的卧室，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第九十八章

菲利普手头的些许钱财，在别人眼里是九牛一毛，可对他本人来说，却是性命攸关。可就是他这笔微乎其微的钱财，却也受到他的祖国目下所经历的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人们正在作出名垂青史的业绩，这一过程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竟波及一名默默无闻的医科学生的人生道路，似乎又有些荒谬。马格斯方丹、科伦索、斯平·科珀的相继败北，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给贵族绅士们的威信以致命的一击。那些贵族绅士一向宣称他们天生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在这之前，他们还没发现有谁敢认真地向他们这一断言挑战过呢。然而，旧秩序在土崩瓦解：人们真的在作出名垂史册的光辉业绩。接着，巨人施展其威力，可因仓促上阵又犯了大错，最后竟无意中造成了一种胜利的假象。克隆杰在派尔德堡投降了，莱迪史密斯解围了。三月初，罗伯兹勋爵开进了布隆方丹。

这则消息传至伦敦两三天后，马卡利斯特一走进皮克大街那家酒菜馆，就高兴地嚷道，股票交易所的情况大有起色。战火不日就要平息，不出几个星期，罗伯兹就要开进比勒陀利亚，股票行情已经涨了，而且很快就会暴涨。

“好机会来了，”他对菲利普说。“可等到大家都抢购股票就不行了。功败垂成，就在此一举啦！”

马卡利斯特还打听到内部消息。南非的一座矿山的经理给他所在公司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打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工厂未受丝毫破坏。他们将尽快复工。那可不是投机，而是一宗投资。为了表明那位高级合伙人也认为形势无限好，马卡利斯特还告诉菲利普，说那位高级合伙人为他两个姐姐各买进了五百股。要不是那个企业跟英格兰银行一样牢靠，他那个人是从不轻易向任何企业投资的。

“鄙人就准备孤注一掷，”马卡利斯特说。

每份股票为二又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英镑。马卡利斯特劝菲利普不要太贪心，能涨十先令也该满足了。他自己准备买进三百股，并建议菲利普也买同样数目的股票。他将把股票攥在手里，一有合适的机会便把它们抛售出去。菲利普非常信任马卡利斯特，一方面因为马卡利斯特是个苏格兰人，而苏格兰人办事生来就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因为上一次他给菲利普赚了些钱。于是，菲利普二话没说，当场认购了同样数目的股票。

“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抢在交易冻结之前把股票抛售出去，”马卡利斯特说，“万一不行，我就设法把本钱交还给你。”

对菲利普来说，这个办法再好也没有了。你尽可沉住气，直到有利可图时再抛售出去，这样自己永远也不必掏钱。他又开始怀着兴趣浏览报纸上刊登股票交易所消息的专栏。第二天，无论什么都往上涨了一点，马卡利斯特写信来说他不得不用二又四分之一英镑买一股。他说市况坚挺。不过，一两天之后，股票行情有所下跌。南非方面来的消息令人不安，菲利普不无忧虑地看到自己的股票跌了两成。可是马卡利斯特却充满了乐观，他认为布尔人撑不了多长时间，四月中旬以前，罗伯兹将挺进至约翰内斯堡，并为之跟菲利普赌一顶大礼帽。结账时，菲利普得付出将近四十英镑。这件事把他的心弄得七上八下的，不过他觉得唯一的选择就是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照他的境况来说，这笔损失他可付不起呀。以后的两三个星期内，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些布尔人却不愿承认他们打输了，不承认他们目下别无他路只有投降这个结局，事实上，他们还取得了一两次小小的胜利呢。菲利普的股票又下跌了半个克朗。事情很明显，战争还未能结束。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在同菲利普见面时，马卡利斯特对前途悲观失望。

“趁损失不大时，赶快撒手这个办法不知是否是个上策。我支付的数目跟我想得到的差额的数目一样大。”

菲利普郁郁不乐，忧心如焚，夜不成眠。为了要赶到俱乐部阅览室去看报纸，他三口两口就把早饭扒拉下肚。这些日子他早饭只是喝杯茶，吃上几片牛油面包。消息时好时坏，有时干脆什么消息都没有。股票行情不动则已，要动就是往下跌。他惶惶然不知所措。要是现在把股票脱手，那他实实足足要亏损三百五十英镑，这样一来，他手头就只剩有八十英镑维持生活了。他衷心希望当初他不那么傻，不到股票交易所去投机赚钱该有多好啊，尽管如此，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硬头皮顶下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到时候，股票行情又会看涨。眼下，他可没有赚钱的奢望，一心只想弥补自己的亏空。这是他得以在圣路加医院完成学业的唯一机会。夏季学期五月份开学，学期结束时，他将参加助产学的考试。此后，他再学一年就可以结业了。他心里仔仔细细地盘算了一番，只要有一百五十英镑，就足以付学费以及其他一切费用，但是一百五十英镑已经是最低限度的数字了，有了这笔款子，他才能学完全部课程。

三月初的一天，他走进皮克大街那家酒菜馆，一心想在那里碰上马卡利斯特。同他在一起议论战争形势，菲利普觉得内心会稍微宽松一些；当意识到除自己以外还有数不胜数的人们同遭拮据之苦，菲利普便感到自己的痛苦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菲利普走进一看，只见除了海沃德以外，旁人谁也没来。他刚坐下去，海沃德就开口说道：

“星期天，我要乘船去好望角了。”

“真的！”菲利普惊叫了一声。

菲利普万万没想到海沃德会上好望角。医院里也有许多人要出去。政府对凡是取得了当医生资格的人都表示欢迎。其他人出去都是当骑兵，可他们纷纷写信回来说上司一得知他们是医科学生，便把他们分配到医院去工作了。举国上下顿时掀起了一股爱国热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纷纷自愿报名奔赴前线。

“你是以什么身份去的？”

“哦，我是去当骑兵的，被编在多塞特义勇骑兵队里。”

菲利普认识海沃德已有八个年头了。他们俩青年时代的那种亲密情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种亲密情谊源于菲利普对一个能够给他谈论文学艺术的人发自内心的敬慕之情。但是取代这种亲密情谊的是礼尚往来的世俗习惯。海沃德在伦敦的时候，他们俩每个星期碰一两次面。海沃德依旧带着一种幽雅、欣赏的口吻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书籍，菲利普都听腻了。有时，海沃德的谈吐弄得他怪恼火的。菲利普不再盲目相信世间除了艺术别的都毫无意义的那种陈词滥调了，还对海沃德轻视实践和不求进取甚为反感。菲利普拿起杯子，晃了晃杯中的混合酒。这当儿，他想起了自己早年对海沃德所怀的友好情谊以及他殷切地期待着海沃德有所作为的事儿。这一切幻想，早已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他心里明白，海沃德除了夸夸其谈外旁的什么事也成不了。海沃德已是三十五岁的人了，他发觉每年三百英镑的进账越来越不够开销，可这点钱他年轻时还觉得颇为宽裕的呢。他身上穿的衣服，虽说依然是高级裁缝师缝制的，但穿的时间要长得多了，这在过去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他身材太高大了，那头浅色头发梳理得也不得法，未能遮盖得住秃秃的脑顶心。他那对蓝眼睛浑浊、呆滞。不难看出，他喝酒太多了。

“你怎么想起要上好望角的呢？”菲利普脱口问了一声。

“噢，我也说不清楚，我想我应该这样。”

菲利普缄默不语，感到腌臜极了。他心里明白，海沃德是在一种躁动不安的情感驱使下才上好望角的，而这种情感从何而来，海沃德本人也说不清。他体内有股力量在推着他奔赴前线去为祖国而战。他一向认为爱国热忱不过是一种偏见，又自我标榜笃信世界主义，他一直把英国视作一块流放之地，可又采取目下这一行动，此事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的同胞们伤害了他的感情。菲利普心中不由得纳闷起来，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做出跟他们的人生哲学截然相反的事情来的呢？要是让海沃德脸带微笑地袖手旁观野蛮人互相残杀，似乎显得更合理些。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人们不过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而已，是它在驱使人们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有时，人们还凭借理智来为其行动辩护，要是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干脆悍然不顾理智，一味地蛮干。

“人真是特别，”菲利普说，“我万万没料到你会去当骑兵。”

海沃德微微笑了笑，神色显得有些尴尬，但没有说话。

“昨天我体检过了，”海沃德最后说，“只要知道自己体魄很健全，就是受点gêne，那也还是值得的。”

菲利普发觉，本来完全可以用英语表达的意思，海沃德却矫揉造作地用了个法文字。就在这时候，马卡利斯特一脚走了进来。

“我正想找你，凯里，”他说。“我们那儿的人都不想继续抱着股票不放了，市况很不景气，所以他们都想叫你认兑股票。”

菲利普的心不由得一沉。他知道那样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做意味着他得承受一笔损失，但碍于自尊心，他还是操着平稳的语调回答说：

“我不晓得我的想法好还是不好。你还是把股票抛出去算了。”

“嘴上说说倒省劲，我还没有把握能不能把股票卖出去呢。市况萧条，一个买主也找不到哇。”

“可股票的价格已跌到了一又八分之一英镑了哇。”

“噢，是的，不过这也无济于事。就是卖出去也卖不到那个价呀。”

菲利普沉吟了半晌，极力使自己的情绪镇静下来。

“那你的意思是说股票一钱不值啰？”

“哦，我可没这么说。它们当然还是值几个钱的，不过，要知道，眼下没人来买呀。”

“那你一定得把它们抛售出去，能得多少就得多少。”

马卡利斯特眯缝着双眼瞅着菲利普，怀疑他是否被这个坏消息给震懵了。

“实在抱歉，老伙计，不过我们俩是风雨同舟啊。谁料到战争会像这样子拖延下去呢。是我拖累了你，可我自己也搭在里头呀。”

“这没有关系，”菲利普说，“人总是要冒险的嘛。”

菲利普说罢转身回到桌子边的座位上。他刚才是站着跟马卡利斯特说话的。菲利普惊得直发愣，脑瓜突然胀痛欲裂，然而他不想让在座的其他两位认为他懦弱，便又陪着坐了一个小时。不管他们俩说什么，他都发狂似的哈哈大笑。最后他离座告辞了。

“你对待这件事的态度非常冷静，”马卡利斯特在他握手的当儿说，“我想任何一个人损失了三四百英镑都不会像你这样处之泰然。”

一回到那间狭小、简陋的卧室，菲利普便一头扑倒在床上，伤心绝望透顶。他对自己的愚蠢行为非常懊悔。尽管他不住地告诫自己懊悔是荒唐的，因为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但是他还是情难自已，悔恨不已。他痛苦极了，怎么也合不上眼。前几年中，他白白地浪费金钱的种种情景，一股脑儿地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头疼得仿佛要炸开似的。

第二天傍晚，邮差在递送当天的最后一批邮件时，给他送来了账单。随即，他翻了翻自己的银行存折，发现付清一切账目以后，仅落得七个英镑。七个英镑！谢天谢地，他总算还有钱付清这些账目。要是他不得不告诉马卡利斯特，说自己没钱付账，那该是多么可怕呀。夏季学期期间，菲利普在眼科病房当敷裹员。他曾从一位学生手里买得一副检眼镜。他还没有付钱呢，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去对那位学生说自己不再想买那副检眼镜了。再说，他还得买些书籍。他手头还有五英镑左右。他靠这点钱过了六个星期。随后，他给牧师大伯写了封信，他认为这封信完全是用一种谈公事的口吻写成的。他在信中说，由于战争的缘故，他遭受了重大损失，除非他大伯伸手拉他一把，否则他就不能继续他的学业。他在信中恳请大伯借给他一百五十英镑，在以后一年半中按月寄给他。对这笔钱他将付利息，并许诺在他开始挣钱以后，将逐步偿还本金。他最迟在一年半以后就可以取得当医生的资格了，到那时，他肯定能得到一个周薪为三英镑的助手职位。他大伯回信说他无能为力，并说在眼下一切都跌价的情况下，叫他去变卖些许财产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至于他手头现有的几个钱，为了对他本人负责起见，他觉得很有必要仍旧由他保管，以备万一生病时好用。在信写结束的时候，他还稍稍训诫了菲利普几句，说他过去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菲利普，可菲利普只是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他不能不坦率地说，他对菲利普目下的处境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早就认为菲利普花钱一向大手大脚，入不敷出，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本是在意料之中的。在读信的当儿，菲利普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不曾料到他大伯竟会拒绝他的请求，顿时火冒三丈。但是，他又满腹惆怅。要是他大伯不肯资助他，他就不能继续呆在医院。突然，一阵恐惧感攫住了他的心。他也顾不得面子不面子了，提笔又给那位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牧师写了封信，把他的困境描述得十分窘迫。可是，也许菲利普没有把话说清楚，他大伯并未意识到菲利普究竟困难到何种地步。他在回信中说他不能改变初衷，还说菲利普年已二十有五，也该自己挣饭吃了。他死后，菲利普虽可获得些许财产，但是，即使到那时，他也不愿给菲利普留下一个便士的现钱。菲利普感觉得出，信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一个多年来反对过他的所作所为而事实又证明反对正确了的人的得意心情。

第九十九章

菲利普开始典当衣服。为了紧缩开支，除了早饭，他每天就吃一餐，仅用些面包、奶油和可可。这一餐是在下午四时，这样可以熬到第二天早晨。到了晚上九时，饥肠辘辘，无力支撑，只得上床睡觉。他曾考虑去向劳森告贷，但因害怕吃闭门羹而畏葸不前，最后熬不过，还是去向他借了五英镑。劳森非常乐意借钱给菲利普，不过在借钱的当儿，却说：

“你会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还给我的，是不？我还得用这个钱去付给我做画框的人的工钱，再说我眼下手头也紧得很哪。”

菲利普深知自己到时根本还不出这笔钱来，但想到劳森不知对自己会有什么看法时，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三两天以后，又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劳森。劳森正要外出吃中饭，见了菲利普便邀请他一道进餐。菲利普根本吃不起什么东西，当然很乐意跟他一道去吃顿像样的饭菜。星期天，他肯定可以在阿特尔涅家吃上一顿美餐。他对是否把自己的事儿告诉阿特尔涅一家有点犹豫不决，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他颇为殷实，生怕他们一旦知道了他身上不名一文以后会不怎么看重他。

虽说他日子一向过得并不富裕，可他从来不曾想到会落到饿肚子的地步。这种事情是从来不会在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中间发生的。他感到羞愧难言，就像是患有一种不光彩的疾病似的。他的经验已不足以对付目下所处的困境。他除了继续在医院干下去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对此，他感到不胜惊愕。他有个模糊的希望：事情总会好转的，他不怎么相信眼下发生的事儿会是真的。想当初刚开始上学那会儿，他常常想他的学校生活不过是场梦，一觉醒来就会发觉自己回到了家里。但是不久，他想到一个星期左右之后他将囊空如洗，一文不名，得赶紧想法子赚些钱。要是早已取得了医生资格，即使拖了只跛足，他还是可以到好望角去，因为当时对医护人员的需求量极大。要不是身有残疾，他兴许早被征入经常被派出国外的义勇骑兵队了。菲利普找到了医学院的秘书，询问是否可以让他辅导智力差的学生，但是那位秘书却说他根本无望做这种事儿。菲利普阅读医学界报纸上的广告栏，发现有个人在富勒姆路上开了爿药房，便去向这个人申请当一名无医生资格的助手。菲利普上门去找那个人洽谈时，发觉那位医生朝他的跛足瞥了一眼。当听到菲利普说自己还是个四年级生，那医生便立即表示他的经验还不够。菲利普心里明白这只是个托辞而已，那个人是不愿录用一位不像他想象中那么灵活的助手的。随后，菲利普把注意力转向其他赚钱的方式。他既懂法文又懂德文，凭这一点，也许能找到个文书的职位。虽然羞于按广告要求预先寄一份个人申请书，但他还是向那些要求出示证件的公司提出了申请。不过他毫无资历可言，也没有人给他推荐。他意识到无论是他的法文还是他的德文，都不足以应付生意经，因为他对商业用语一窍不通，再说他既不会速记也不会打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考虑给那位作为他父亲遗嘱执行人的律师写封信，但是又终究不敢写，因为他违背了这位律师的明白无误的劝告，把抵押着他的全部财产的契据卖了个精光。菲利普从大伯那儿得知，尼克逊先生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尼克逊先生从会计室里得知，菲利普这一年里是既毫无作为又吊儿郎当。

“我宁肯饿死，”菲利普喃喃地自言自语。

有那么一两次，他起了自杀的念头。从医院药房里很容易就可以搞到些毒药，想到这里，他不无欣慰地认为，即使事情到了最坏的地步，他手边就有毫无痛苦地结果自己生命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他压根儿没认真考虑过。当米尔德丽德遗弃他随格里菲思出走时，他悲恸欲绝，真想以一死来了却精神上的痛苦。可眼下他并不像那次一样想寻死觅活的。菲利普记起了急救室那位女护士对他说的一番话。她说，人们更经常的是为无钱而不是为失恋而自杀的。他认为自己倒是个例外。在这当儿，他不禁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菲利普多么希望能对人诉说自己满腹的忧虑，但他又不能让自己把这些忧虑和盘托出。他感到难为情。他继续外出寻找工作。他已经三个星期未付房租了，对房东太太解释说他到月底才能得到笔钱。房东太太听后没有做声，只是噘起了嘴巴，脸上冷若冰霜。到了月底，房东太太跑来询问菲利普，说让他先付些房租这种做法是否适宜。房东太太的话使他感到一阵恶心。他说手头无钱，付不出房租，但他告诉房东太太，说他将写信给他大伯，下星期六他肯定能够结清积欠的赁金。

“嗯，我希望你能结清欠账，凯里先生，因为我自己也得交房租呀，我可无法老是让账拖欠下去。”她说话时虽说语气平和，但话中夹带着一种使人发憷的斩钉截铁的味儿。她顿了顿后又说：“下星期六你再不付房租，我可要去向医院秘书告状了。”

“喔，会付的，你就放心吧。”

房东太太瞧了他一会儿，随即朝空荡荡的房间扫视了一眼。等她再次启口时，仍然口气平平，语调平缓，仿佛是在说一件最平淡无奇的事儿似的。

“我楼下有块热乎乎、香喷喷的大块肉，如果你愿意到楼下厨房去的话，我欢迎你来分享这顿午饭。”

菲利普顿时感到自己浑身燥热，羞得无地自容，差一点没哭出声来。

“太谢谢您了，希金斯太太，不过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觉得饿。”

“那好，先生。”

房东太太一走，菲利普猛地扑倒在床上，使劲握紧双拳，竭力克制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第一百章

星期六。菲利普曾答应房东太太在这一天缴纳房租。一个星期来，他天天引颈期待着什么新情况出现，结果什么工作也没找着。他可从未沦入这般绝望的境地，因而不觉茫然，束手无策。他内心里总认为这一切是个荒谬绝伦的玩笑。他身边只有几枚铜币，凡是用不着穿的衣服都典卖光了。他的住处还有几本书和一些零星什物，兴许还可以卖一两个先令。可是，房东太太却虎视眈眈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生怕自己从住处拿东西出来时遭到房东太太的阻截。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房东太太，说他缴不起房租，可他又没有这么个勇气。眼下是六月中旬，夜晚倒还温暖宜人。于是，菲利普决定在外过夜。他沿着切尔西长堤缓步而行，那河面一平如镜，无声无息。最后，他走累了，便坐在一张长条椅上打个盹儿。他蓦地从梦中惊醒过来，不知自己睡了多久。他梦见一位警察把他推醒，催逼着他继续往前走。但是，他张开眼皮一看，发觉身边并无旁人。不知怎么的，他又抬步朝前走去，最后来到奇齐克，在那儿又睡了一觉。长条椅硬撅撅的，睡得很不舒服，不多时他便醒了。这一夜似乎特别的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一股凄苦之情爬上了他的心头，不知究竟怎么办才好。他为自己竟在长堤上过夜而感到害臊，觉得这件事似乎特别丢脸。坐在暗地里，他直觉得双颊阵阵发烫。此刻，他回想起那些从前亦有过此番经历的人们对他讲的话来，而那些人中间，有的还是当牧师、军官的，还有曾经念过大学的哩。他暗自纳闷，自己是否也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去加入那列排在慈善机关前面的队伍中去，等着施舍一碗汤喝。与其如此，倒不如以自杀了此残生，他可不能像那样子苟且偷生。劳森要是得知他落到这般田地，肯定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为了顾全面子而不去恳求帮助，这种做法是荒唐的。他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堕入这般凄惨的境地的。他一向审时度势，总是尽力去做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可眼下一切都乱了套。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并不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来得更为自私，可如今他却陷入了这种困厄的境地，事情似乎太不公平了。

但是，尽坐着空想又顶什么事呢。他继续朝前走着。此时，晨光熹微，万籁俱寂，那条河显得优美极了，四周似乎弥漫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这天定是个好天，黎明时的颢穹，白苍苍的，无一丝云彩。菲利普感到心力交瘁，饥饿在啮蚀着五脏六腑，但又不能定下心来坐着歇息，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会受到警察的盘诘。他可受不了那种耻辱。他发觉自己身上很脏，很希望能洗上一把澡。最后，他来到汉普顿宫，感到要不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准会哇地哭出声来。于是，他选了家下等馆子走了进去。馆子里热气腾腾，使得他有点儿恶心。他本打算吃些富有营养的食物，以维持以后几天的日子，但一看见食物，却又不住地反胃。他只喝了杯茶，吃了些涂黄油的面包。此刻，他记起了这天是星期天，他满可以上阿特尔涅家去，他们家可能会吃烤牛肉和富有约克郡地方风味的布丁。但是他疲惫不堪，无力面对那幸福的、喧嚷的家庭。他愁眉不展，心情坏透了，只想自个儿呆在一个地方。于是，他决定走进汉普顿宫内花园里去，静静地躺一会儿。他浑身骨头疼痛不已。或许，他可以找到个水泵房，这样就可以洗洗脸和手，还可以喝它几口，因为此刻他渴得嗓子眼里直冒烟。眼下肚子饱了，他又饶有情趣地想起了鲜花、草坪和婷婷如盖的大树来了，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下，可以更好地为今后作出谋划。他嘴里叼着烟斗，仰面躺在绿荫下的草坪上。为了节省起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每天只准自己抽两袋烟。看着烟斗里还能装满烟丝，一股感激之情从心底涌泛上来。别人身无分文时是怎么样打发日子的，他可不知道。不一会儿，他酣然入梦了。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时分。他想，呆不了多久，就得动身去伦敦，争取次日凌晨赶到那儿，去应对那些有所作为的招聘广告。菲利普想起了牧师大伯，他曾许诺死后把他的些许财产留给自己的。这笔遗产的数目究竟有多大，菲利普毫无所知：至多不过几百英镑罢了。他不知道能否去提他即将继承的这笔钱财。唉，不经那老东西的同意，这笔钱是提不出来的，而他大伯眼睛不闭是永远不会撒手的。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到他死！”

菲利普盘算起他大伯的年龄来。那位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牧师早过了古稀之年，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可许多老人都身患同样的疾病，却一个个抱住尘世不放，死期还遥遥无期呢。不过在这期间，总会有什么新情况出现的。菲利普总觉得他的境况有些反常，人们处在他特殊的位子上是决计不会挨饿的。正因为他不愿相信他目下的境况是真的，所以他并不失望。他打定主意，去向劳森先借上半个英镑。菲利普一整天呆在汉普顿宫内花园里，肚子饿了就抽上几口烟，不到动身去伦敦的时候，他不去吃东西，因为那段路还不短哩，他得为走完这段路程而养精蓄锐。天气转凉以后，他才动身朝伦敦走去，走累了，就在路边的长条椅上躺上一会儿。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打扰他。到了维多利亚大街，他梳洗整容了一番，喝了杯茶，吃了点涂黄油的面包。吃东西的当儿，他浏览着晨报上的广告栏，目光停留在几家闻名遐迩的公司的装饰织品部招聘售货员的广告上。他的心不由得莫名其妙地变得有些儿沉重。囿于中产阶级的偏见，他觉得踏进商店去当售货员怪丢人现眼的，但他耸了耸双肩。说到底，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决定去试它一试。菲利普不觉诧异起来，觉得自己对每一次遭受的耻辱都逆来顺受，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迎上前去，就像是在胁迫命运同自己摊牌似的。他怀着难言的羞赧心情，于九时来到装饰织品部。这时，他发现已经有许多人赶在自己的头里先到了。他们中间从十六岁的少年到四十岁的成年男子各种年龄的人都有。有几个人压低了声音在交谈着，但大多数都缄默不语。菲利普站进队伍里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向他投来充满敌意的一瞥。这当儿，他听到有个人在说：

“我盼只盼早点通知我落选的消息，这样我好及时到别处去找工作。”

站在身后的那个人朝菲利普瞥了一眼，随即问了一句：

“您过去做过这种工作吗？”

“没做过。”

那个人顿了顿后便接着说道：“吃过了午饭，即使是小客栈，未经事先预订房间，也是不会接待你的。”

菲利普两眼望着那些店员，只见有的在忙着悬挂擦光印花布和印花装饰布，还有的人呢，他听身边的人介绍说，他们是在整理从乡间邮来的订货单。约莫九点一刻的光景，经理到了。他听到队伍里有人告诉另一个人说这位就是吉本斯先生。此人中年模样，矮矮胖胖的，蓄着浓密的胡子。深色的头发，油光可鉴。他动作轻快，脸上一副精明相。他头上戴了顶丝绸质地的帽子，身上着了一件礼服大衣，翻领上别了朵绿叶簇拥着的洁白的天竺葵。他径直走进办公室，让门敞开着。那间办公室很小，角落里摆着一张美国式的有活动顶板的书桌，此外，就是一个书橱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外的人望着吉本斯先生慢条斯理地从大衣翻领上取下天竺葵，把它插入盛满水的墨水瓶里。据说上班时别花是违反规定的。

（这天上班时间，店员们为了讨好他们的顶头上司，一个个竞相赞美那枝天竺葵。

“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美的花儿呢，”他们争先恐后地说。“总不会是你自个儿种的吧？”

“是我自个儿种的，”吉本斯先生说着，脸上笑容可掬，那对聪慧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自豪的光芒。）

吉本斯先生摘下帽子，换下礼服大衣后，瞟了一眼桌上的信件，随后又朝站在门外的那些人瞥了一眼。他微微弯了弯手指，打了个手势，于是站在队伍里的第一个人便进了他的办公室。这些人一个挨着一个打他面前走过，回答着他的发问。他问得很简短，在发问的当儿，两眼死死地盯视着应试人员的脸孔。

“年龄？经历？你为什么离开你以前的工作？”

他脸上毫无表情地听着别人的答话。轮到菲利普时，菲利普觉得吉本斯先生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凝视着他。这天菲利普穿着整洁，衣服裁剪得还算贴身，显得有些儿与众不同。

“有何经历？”

“对不起，我从没干过这类工作，”菲利普答道。

“那不行。”

菲利普走出了办公室，此番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比想象的更为剧烈的痛苦，所以他也不觉得特别难受。他不可能存有一下子就能找到职位的奢望。此时，他手里还拿着那张报纸，便又在广告栏里找开了。他发现霍尔本地区有爿商店也在招聘一名售货员。可是，到那儿一看，这一职位已经给人占了。这一天他还想吃东西的话，那就得赶在劳森外出用餐之前到达劳森的画室。他沿着布朗普顿路信步朝自由民街走去。

“喂，月底之前，我手头一个钱也没有了，”菲利普一有机会便对劳森说。“我希望你能借给我半个英镑，好吗？”

他发现开口向别人借钱可真难哪。此时，他回想起医院里有些人向他借钱时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来，他们从他手里借走钱，非但无意归还，而且看上去还像是他们在赐予他恩典似的。

“非常乐意，”劳森说。

可是，劳森把手伸进口袋掏钱时，发觉自己总共才有八个先令。菲利普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嗯，呃，那就借给我五个先令吧，好吗？”他轻轻地说道。

“喏，给你五先令。”

菲利普来到威斯敏斯特一家公共浴室，花了六便士洗了个澡。然后，他买了点食物填了填肚子。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打发这天下午的时光。他不愿再回到医院去，生怕被人撞见问这问那的，再说，眼下那儿也没他干的事了。他曾经呆过的两三个科室里的人对他的不露面兴许会感到纳闷，不过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也不是第一个不告而别的人。他来到免费图书馆，借了几张报纸看起来，看腻了就抽出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但是，他发觉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书上写的对他来说毫无意思，因为他还在不停地考虑着他眼下困厄的境地。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考虑着同样的问题，头都胀了。后来，他渴望着吸口新鲜空气，便从图书馆出来，来到格林公园，仰天躺在草坪上。他怏怏不乐地想起了自己的残疾，正因为自己是个跛子，才没能上前线去打仗。他渐渐进入了梦乡，梦见自己的脚突然变好了，远离祖国来到好望角的骑兵团队。他在报纸上的插图里看到的一切为他的想象添上了翅膀。他看到自己在费尔德特，身穿卡其军服，夜间同旁人一道围坐在篝火旁。他醒来时，发觉天色尚早，不一会儿，耳边传来议院塔上的大钟当当接连敲了七下。他还得百无聊赖地打发余下的十二个小时呢，他特别害怕那漫漫的长夜。天上阴云密布，他担心天快下雨了。这样，他得上寄宿舍去租张铺过夜。他曾在兰佩思那儿看到寄宿舍门前的灯罩上亮着的广告：床铺舒适，六便士一个铺位。可他从来没进去住过，而且也怕那里面的令人作呕的气味和虫子。他打定主意，只要天公作美，就在外头宿夜。他在公园里一直呆到清园闭门，然后才起身到处溜达。眼下，他感到疲惫不堪。蓦然间，他想要是能碰上个事故，兴许倒是个好运气。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被送进医院，在干干净净的床铺上躺上几个星期。子夜时分，他实在饥饿难忍，于是便上海德公园拐角处吃了几片马铃薯，喝了杯咖啡。接着，他又到处游荡。他内心烦躁不安，毫无睡意，而且生怕遇上警察来催促他不停地往前走。他注意到自己渐渐地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那些警察了。这是他在外露宿的第三个夜晚了。他不时地坐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长条凳上小歇一会，破晓时分，便信步朝切尔西长堤踅去。他谛听着议院塔上的大钟的当当钟声，每过一刻钟便做个记号，心里盘算着还得呆多久城市才能苏醒过来。早晨，他花了几枚铜币梳洗打扮了一番，买了张报纸浏览上面的广告栏的消息，接着便动身继续去寻找工作。

接连数日，他都是这样度过的。他进食很少，渐渐觉得浑身懒洋洋的，软弱无力，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寻找工作，而要找到工作看上去确比登天还难。他抱着能被录取的一线希望，久久地等待在商店的门口，却被人家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对此，他也慢慢地习以为常了。他瞧着招聘广告的说明，按图索骥，跑遍了整个伦敦去寻求工作。可是没多久，他发现一些面熟的人也同他一样一无所获。他们中间有那么一两个人想同他交个朋友，可是他疲倦不堪，没精打采的，也懒得接受他们的友好表示。以后他再也没有去找过劳森，因为他还欠劳森五个先令未还呢。近来，他成天价头昏眼花，脑子也不好使，对以后他究竟会落得个什么结局，他也不怎么介意了。他经常哭泣，起初他还不住地生自己的气，觉得怪丢人的，可后来他发觉哭了一场，心里反而觉得好受些了，至少使得他感到肚子也不怎么饿了。凌晨时分，寒风刺骨，他可遭罪了。一天深夜，他溜进寓所去换了换内衣。约莫凌晨三点光景，他断定这时屋内的人们还在酣睡，便悄然无声地溜进了房间，又于早上五点偷偷地溜了出来。在这期间，他仰卧在柔软的床铺上，心里着实痛快。此时，他浑身骨头阵阵酸痛。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扬扬得意地领略着这番乐趣，感到惬意至极，怎么也睡不着。他对食不果腹的日子慢慢习惯了，倒也不大觉得肚子饿，只是觉得浑身无力而已。眼下，他脑海里常常掠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他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去想这个问题，生怕自杀的念头一旦占了上风，他就无法控制住自己。他一再默默地告诫自己，自杀的举动是荒唐的，因为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时来运转的。他说什么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印象：他眼下所处的困境显得太荒谬，因此他根本就没有把它当真。他认为这好比是一场他不得不忍受的疾病，但最后终究是会从这场疾病中康复过来的。每天夜里，他都赌咒发誓，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使他再忍受一次这样的打击，并决心次日早晨给他大伯和律师尼克逊先生，或者劳森写封信。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怎么也不想低三下四地向他们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不清楚劳森知道了他的情况后会有何反应。在他们的友好交往中，劳森一向是轻率浮躁的，而他却为自己略通世故人情而感到自豪。他将不得不把自己的愚蠢行为向劳森和盘托出。在接济了他一次以后，劳森很可能会让他吃闭门羹，对此，菲利普心里惴惴不安。至于他的大伯和那位律师，他们肯定会有所表示的，不过，他怕他们会呵斥自己，而他自己可不愿受任何人的呵斥。他咬紧牙关，心里不住地默默念叨着：事情既然发生了，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懊恼是荒唐可笑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可劳森借给他的五先令却维持不了多久。菲利普殷切期盼着星期日快快到来，这样，他就可以上阿特尔涅家去。究竟是什么阻拦他迟迟不去阿特尔涅家的，菲利普自己也说不清楚，兴许是他想独自熬过这一难关的缘故吧。虽说阿特尔涅家道艰难，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可眼下也只有阿特尔涅能够为他排难解闷了。或许在吃过午饭后，他可以把自己的难处告诉给阿特尔涅。他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他要对阿特尔涅说的话。他十分担心阿特尔涅会说些惠而不实的漂亮话来打发他，要是那样的话，他可真受不了。因此，他想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迟一点让自己去尝那种遭人冷遇的苦味。此时，菲利普对他的伙伴都丧失了信心。

星期六的夜晚，又湿又冷。菲利普吃足了苦头。从星期六中午起直到他拖着疲乏的步子上阿特尔涅家这段时间里，他粒米未吃，滴水未进。星期天早晨，他在查里恩十字广场的盥洗室里花去了身上仅剩的两便士，梳洗了一番。

第一百零一章

菲利普举手按门铃的当儿，窗口探出一个脑袋，不一会儿，他听到楼梯上一阵杂乱的咚咚脚步声，这是孩子们冲下楼给他开门来了。他弯下腰，仰起一张苍白、急切、憔悴的脸，让孩子们挨着亲吻。孩子们对他充满了爱慕之情，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为了使自己喘过气来，他跟孩子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聊着，在楼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此时他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几乎什么事情都会引起他大哭一场。孩子们问他上个星期天为何不来他们家，他回答说病了。他们想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而菲利普为了同他们逗趣，回答说是患了一种神秘莫测的病症，那病名非驴非马，听上去既像希腊文，又像拉丁文，模棱两可的（医学专门术语里希腊、拉丁两种文字混合在一起的现象多的是）。他们听后一个个高兴地尖叫起来。他们把菲利普拖进起居室，要他把那个病名再说一遍，好让他们的父亲也长点见识。阿特尔涅站了起来，同菲利普握了握手。他瞪视着菲利普，不过他生就一双圆圆的、向前凸出的眼睛，那样子看上去总是在虎视眈眈地望着别人似的。菲利普闹不清楚，为什么今天这种场合会使自己忸怩不安。

“上星期天，我们都牵念你哩，”阿特尔涅说道。

菲利普一说谎，没有不脸红的，因而此刻当他解释完毕为何没来的原因以后，他那张脸涨得通红通红。这当儿，阿特尔涅太太走了进来，上前同菲利普握了握手。

“我希望你好些了，凯里先生，”她说。

菲利普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她怎么会想到他身体不好呢？因为他跟随孩子们上楼时，厨房门一直是紧闭着的啊，再说孩子们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他呀。

“晚饭再有十分钟还好不了，”阿特尔涅太太慢腾腾地拖长声音说。“等晚饭的这会儿，你先来一杯牛奶打鸡蛋好吗？”

阿特尔涅太太脸上显出一种关切的神色，这使得菲利普局促不安起来。他强颜欢笑，回答说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饿。见莎莉走进来摆台布，菲利普便立即拿她开玩笑。家里人都开她玩笑，说她将来会长得跟阿特尔涅太太的一位姑姑一样胖。这位姑姑名叫伊丽莎白，孩子们谁也没见过她，只把她当作令人生厌的体态臃肿的典型而已。

“嘿，莎莉，自上次见到你以来，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呀？”

“据我所知，什么变化也没有。”

“我相信你一直在长膘。”

“我深信你长不了膘，”她反唇相讥，“你完全成了个骷髅。”

菲利普的脸刷地红了。

“你这就不对啰，莎莉，”她的父亲嚷道。“罚你一根金头发。珍妮，去拿把大剪刀来。”

“嗯，他是很瘦嘛，爸爸，”莎莉抗辩说，“简直骨瘦如柴。”

“这不是问题的要害，孩子。他完全有权利瘦吧，可是你过度肥胖却有失体面。”

他说话的当儿，扬扬自得地用手搂住莎莉的腰，并用赞叹的目光注视着她。

“让我把台布铺好，爸爸。要是我轻快了，有些人也不见得会来关心这件事。”

“不正经的小丫头！”阿特尔涅叫了一声，一只手戏剧性地挥了挥。“她老是用嘲笑来刺激我，说什么约瑟夫已经向她求婚了。约瑟夫是在霍尔本开珠宝店的那个莱维的一个儿子。”

“莎莉，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求婚呀？”菲利普问道。

“你到这时还不了解我父亲吗？他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

“嗯，要是他还没有向你求婚的话，”阿特尔涅又嚷道，“我向圣乔治和可爱的英格兰发誓，我就去扭住他的鼻子，要他立即回答我他究竟居心何在。”

“请坐下，爸爸，晚饭已做好了。喂，孩子们，你们都听着，统统出去，都去洗手，一个也别想溜，我要检查你们的手，然后才让你们吃饭。好，快走！”

菲利普觉得饿极了，可当真要吃时，又没有胃口，一点儿东西都咽不下去。他脑子疲惫不堪。他竟没有注意到阿特尔涅一反常态，只顾闷着头吃饭，很少说话。坐在这舒适宜人的屋子里，菲利普感到宽慰，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仍不时地抬头向窗外张望。这天刮着暴风，下着暴雨。蛮好的天气给搅了。外面寒气袭人，凄风呼啸，阵阵暴雨哗啦啦地拍打着窗户。菲利普心里犯起愁来，不知今晚在何处安身。阿特尔涅一家睡觉挺早的，他呆在这儿，至迟不得超过十点钟。一想到要走进那凄风苦雨的黑暗中去，菲利普的心不由得一沉。对他来说，呆在朋友家里，那黑漆漆的夜要比他孤单单地一人呆在户外显得更加可怕。他不时地劝慰自己，还有许多人也将在户外过夜。他几次想通过说话来引开自己的思绪，但是话刚说出一半，一听到雨点敲打窗户发出的噼噼啪啪声又缩了回去，不觉胆战心惊。

“这倒像三月里的天气，”阿特尔涅说，“没有谁喜欢在这种天气里去渡英吉利海峡。”

不一会儿，晚饭吃好了，莎莉进来收拾餐桌。

“这种两便士的蹩脚货，你想不想也来一根？”阿特尔涅说着，随手递给菲利普一支雪茄烟。

菲利普接过雪茄，并高高兴兴地吸了一口。这口烟下肚，心里着实畅快。莎莉收拾完毕后，阿特尔涅关照她随手把门关好。

“这下没人来打扰我们了，”他转过脸来对菲利普说。“我事先跟贝蒂说好的，我不叫，不准让孩子们进来。”

菲利普听后不觉诧异，但是还没来得及领会他的意思，阿特尔涅用惯常的动作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然后接着往下说道：

“上星期天我写给你一封信，询问你出什么事没有。见你不回信，我星期三跑到你的住处找你去了。”

菲利普把头转向别处，默然不语。他的心怦怦直跳。阿特尔涅一言不发。眨眼间，房间里一片沉寂。菲利普忍受不了，但又想不出一句话来。

“你的房东太太告诉我，说你打上星期六晚上起就没住在那儿，而且还说你还欠着上个月的房钱没付。这个星期你都睡在哪儿了？”

这个问题菲利普实在不想回答。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窗外。

“没地方可去。”

“我一直想法找到你。”

“为什么？”菲利普问了一声。

“贝蒂和我的日子也一直很穷，我们还得抚养孩子。你为什么不上我家来呢？”

“我不能呀！”

菲利普生怕自己哇地一声失声痛哭。他感到周身软弱无力。他闭上双眼，皱了皱眉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他突然愤恨起阿特尔涅来了，恨阿特尔涅不让他清静。他的精神彻底垮了。此时，他的双目依然紧闭着，为了使自己的语调平稳，他一字一顿地说着，把上几个星期的遭遇一股脑儿都告诉了阿特尔涅。在诉说的过程中，菲利普似乎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儿愚蠢，这使得他更加语无伦次。他感到阿特尔涅会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

“好，在你找到工作之前，你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讲完以后，阿特尔涅这样说道。

菲利普莫名其妙地涨红了脸。

“喔，你们太好了，不过我想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不能呢？”

菲利普没有回答。他出于本能，生怕自己打扰人家而加以拒绝，再说他生性就羞于接受别人的恩惠。他心里明白，阿特尔涅夫妇俩也只是做做吃吃，勉强得以糊口，另外家里那么多人，既没有地方也没有多余的钱来接济一位陌生人。

“你当然应该住到这儿来，”阿特尔涅说。“索普可以跟他的弟兄们合睡，你就睡他的床。别以为多了你那一日三餐饭，我们就对付不了了。”

菲利普害怕说话。于是，阿特尔涅走到门口，呼唤他的妻子。

“贝蒂，”阿特尔涅太太进来时他说，“凯里先生准备住在我们这儿。”

“哦，那敢情好哇，”她说。“我这就去把床铺好。”

她把什么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说话时声音是那么的亲切、友好，菲利普深受感动。他从来不指望人们对他表示友善，然而人们一旦对他表示友善，他就感到惊异、激动。此刻，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两颗硕大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扑簌而下。阿特尔涅夫妇俩佯作没看见，在一旁商讨安置他的办法。阿特尔涅太太走后，菲利普身子往后靠在椅子上，两眼眺望着窗外，不觉粲然一笑。

“今晚这天气可不宜外出散步哟，对不？”

第一百零二章

阿特尔涅当面告诉菲利普，说他毫不费劲就可以在他所在的那家大亚麻布制品公司里给菲利普找个工作。公司里有几位店员上了前线，而莱恩塞特笠是家富有爱国热忱的公司，保证给上前线的店员们保留职位。公司把英雄们的工作压在留下来的店员身上，但又不增加这些人的工资，这样一来，公司既表现出热心公益的精神，又省下了一笔开支。不过战争尚在进行，生意倒也不是太不景气的，假期一到，店员中有些人照常度假，一外出就半个来月，这样一来，公司就不得不再雇用些店员。菲利普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怀疑，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公司方面是否还能雇用他。然而，阿特尔涅却俨然以公司的举足轻重人物自居，坚持说公司经理不能拒绝他提出的任何建议。他还说，菲利普在巴黎时于绘画方面所受的训练非常有用场，只要稍等一段时间，定能得到一个薪俸优厚的设计服装式样或绘画广告的职位。菲利普为夏季买卖画了一幅广告画，阿特尔涅随即把它带走了。两天之后，他又把那幅广告画带了回来，对菲利普说经理对他的画稿倍加称赞，但是经理真诚地表示遗憾，眼下设计部门没有空缺。菲利普问阿特尔涅除此之外是否就没有旁的事可干了。

“不见得就没有了。”

“你有把握吗？”

“嗯，明天公司要招聘一位顾客招待员，”阿特尔涅说话的当儿，两道怀疑的目光透过镜片盯住菲利普。

“你认为我有可能获得这个职位吗？”

阿特尔涅不觉有些儿惘然。他一直在引导菲利普等待着一个更为体面、光彩的职位，另一方面，他本身也是家徒壁立，无力为菲利普无限期地提供膳宿之便哟。

“你完全可以先接受这一职位干着，同时等待一个更好的职位。你一旦被公司录用了，总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的。”

“我可不是那种高不攀低不就的人物，这你是知道的，”菲利普笑吟吟地说。

“如果你拿定了主意，那明天上午八点三刻你得上公司去走一趟。”

尽管有战事，找工作显然还不是件易事，因为菲利普走到店里时，那儿早有不少人在等着啦。他认出了几位他外出找工作时邂逅相遇过的人，其中有一位，他曾见过此人晌午时分还躺在公园里。对菲利普来说，此人就跟他一样，也是个无家可归、在外露宿的角色。这儿挤着各色人等，年纪有老有轻，身材高矮不等，但是每一个人都为即将同经理会见而精心修饰边幅：他们都一丝不苟地把头发梳理得溜滑，不厌其烦地把手洗了又洗。他们全都等候在一条走廊里，菲利普后来才知道这条走廊通着餐厅和工作室。这条走廊每隔几码就开有一个五六步阔的门洞。虽说店里装有电灯，可这条走廊上却燃着煤气灯，灯外网着铁丝以作保护，一盏盏煤气灯咝咝地燃烧着。菲利普八点三刻准时到达店里，可一直等到将近十点光景才被叫进办公室去。这是个只有三个角落的房间，活脱脱像块切开倒在一边的干酪。墙上贴着几张穿着紧身胸衣的女人照片，两张广告样稿。其中一张画的是一个男人，身着草绿色和白色条纹相间的宽大睡衣裤；另一张画的是一条船，扯满风帆，在蓝色的海面上破浪前进，风帆上印着“大批白布待销”几个大字。办公室最长的一堵墙原来就是该店一个橱窗的背部，眼下橱窗正在进行布置。在会见的过程中，一位助手走出走进的，忙个不停。那位经理正看着一封信件。此人面色红润，长着一头沙色的头发和一大把沙色的大胡子，胸前表链中央悬挂着一大串足球优胜奖章。他身穿衬衫，端坐在一张硕大的办公桌的后面，手边搁着架电话机，面前堆放着当天的广告、阿特尔涅的大作，还有粘贴在卡片上的剪报。他朝菲利普瞟了一眼，但没有说话，只顾对打字员口授信件。这位打字员是个姑娘，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旁。然后，他才问起菲利普的姓名、年龄以及先前的工作经历。看来，他一说话就控制不住自己，总是拉开嗓门，发出刺耳的声音，话音里还流露出浓重的伦敦土音。菲利普注意到他那上排牙齿一颗颗大得吓人，而且还朝前龇着，给人以一种牙根松动、只要猛地一拉即会脱落的印象。

“我想阿特尔涅先生已经对您说起过我，”菲利普说道。

“喔，你就是那位画广告的年轻人吗？”

“是的，先生。”

“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要晓得，一丁点儿用场都没有。”

他上下打量着菲利普，似乎注意到从某些方面来说，菲利普不同于前面进来的几位应招人员。

“你要知道，你一定得搞件工装礼服穿穿。我估计你还没有吧。你看上去倒是个正派的年轻小伙子。我想你觉得从事艺术不上算吧。”

从他的话中，菲利普猜不透他是否有雇用他的意思。他用一种敌视的态度对菲利普说着话。

“你的家在哪儿？”

“我小时候父母亲就去世了。”

“我乐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我曾经给了不少年轻人这样的机会，而他们现在都成了部门的头头了。他们都很感激我，为了他们我也要说这件事。他们知道我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从梯子的最低一级爬起，这是学生意的唯一道路。往后，只要你持之以恒，坚持拾级而上，那谁也不能预料这会把你引向哪儿。要是你合适的话，有朝一日，你会发觉你自己处于同我现在一样的位子上的。牢牢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吧，年轻人。”

“先生，我非常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好，”菲利普说。

菲利普知道不论他说什么，只要有可能，他都说上一个“先生”，但是这种说法自己听来有些刺耳，因此他生怕自己做得太过分了。这位经理谈锋极健。说话的当儿，他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由此心里升起一种乐不可支的情感。直到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套之后，才给菲利普一个肯定的答复。

“唔，我相信你会那样去做的，”最后他态度傲慢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不反对给你一个尝试的机会。”

“非常感谢您，先生。”

“你可以立即来上班。我付你每周六先令和你的生活费。就这么些了，要晓得，六先令只是零花钱，按月付，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从星期一开始算起，我估计你对此也没有可埋怨的吧。”

“是的，先生。”

“哈林顿大街，你知道这条街在哪儿吗？在沙夫兹伯雷林荫路上。你就住在那儿，门牌是十号。呣，对，是十号。你愿意的话，星期天夜里就住到那儿去。随你的便，或者你可以于星期一把你的箱子搬到那儿去，”经理点点头，说了声“再见”。

第一百零三章

阿特尔涅太太借给菲利普一笔钱。这笔钱足够他付清积欠房东太太的房租，这样，房东太太就会允许他把行李物品拿走。他花了五先令外加一张典当一套西服的当票，从当铺老板那里换了件礼服大衣，穿在身上倒挺合身的。其余的衣服他都赎了回来。他叫卡特·帕特森把他的箱子送到哈林顿街，星期一早晨跟阿特尔涅一道上店里去报到。阿特尔涅把他介绍给服装部的进货员之后就走了。这位进货员名叫桑普森，三十岁光景，是个动作灵活、爱大惊小怪的小矮个儿。他同菲利普握了握手，接着，为了炫耀一下他颇引以为豪的渊博的知识，他问菲利普是否会讲法语。当菲利普回答说他会时，他的脸上现出了惊讶的神色。

“还会别的语言吗？”

“我还会讲德语。”

“哎哟！我自己偶尔去逛逛巴黎。Parlez-vous français？到过马克西姆大百货公司吗？”

菲利普被分配站在服装部的楼梯顶端。他的工作就是把人们引到各个部门去。照桑普森先生说漏嘴的情况来看，这儿的部门还不少哩。突然，桑普森发现菲利普走路有点儿瘸。

“你的腿怎么啦？”桑普森先生问道。

“我有只脚是瘸的，”菲利普回答说，“不过并不妨碍我走路或做别的什么事情。”

进货员用怀疑的目光盯着菲利普的跛足瞧了一会儿。菲利普暗自忖度，他这是对经理录用自己感到迷惑不解。菲利普肚里雪亮，那经理压根儿就没注意到他的不便之处。

“我并不承望你第一天就把什么都搞对。如有什么疑问，只要去问问那些年轻姑娘好了。”

说罢，桑普森转身走了。菲利普力图把这个那个部门的地点记在脑子里，目光热切地寻找前来问讯的顾客。钟敲一点，他上楼去吃中饭。餐厅位于这幢大楼的顶层。长长的餐厅很是宽敞，灯火通明，所有的窗户全都紧闭，以防灰尘进入，大厅里弥漫着呛鼻难闻的烹调菜肴的油腻味。一张张长餐桌覆着台布，每隔几张桌子放着个盛满水的大玻璃瓶，餐厅中央摆着盐罐子和几瓶醋。店员们吵吵嚷嚷地涌进餐厅，坐在长板凳上，在十二点半前来用饭的那批店员坐得滚热的凳子到现在还未凉下来呢。

“什么腌菜也没有，”紧挨着菲利普而坐的那个人说道。

这是个年轻人，细挑个儿，苍白的脸上嵌了个鹰钩鼻。他的脑袋很大，头颅凹凸不平，像是被人这里按一下那里敲一下似的，样子古怪，额头和颈子上均长满了红肿的粉刺。他的名字叫哈里斯。菲利普发现有几天餐桌的尽头摆着几个大汤盆，里面盛着各种各样普通的腌菜。餐厅里没有刀叉。不一会儿，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又高又胖的男仆，手里捧着几把腌菜走进餐厅，噗地一声把腌菜扔在餐桌上，大家纷纷伸手各取所需。腌菜刚从脏水里洗捞出来，还热乎乎、油腻腻的呢。几位身穿白上衣的男仆转着圈往餐桌上分发猪肉，一片片猪肉在汤盆里不住地浮动着。这些男仆们一个个好比魔术师，一个敏捷的动作，把一盆盆肉放到餐桌上，溅得满桌都是肉汤。接着又送来了大碟白菜和马铃薯。一看到这种样子，菲利普直反胃。他注意到其他店员都一个劲儿地往菜上倒醋。餐厅里嘈杂声震耳欲聋。人们高谈阔论，哈哈大笑，大声叫唤，还夹杂着刀叉的乒乒乓乓的磕碰声和咀嚼食物的怪声音。菲利普回到服装部很高兴。他逐渐记住了每个部门的地点，当有人问路的时候，他很少求助于其他店员了。

“右边第一个拐弯处。左边第二个拐弯处，夫人。”

生意清闲时，有一两位女店员过来同菲利普搭讪几句，而他觉得她们这是在打量他。到了五点，他再次被叫到楼上餐厅去用茶点。他巴不得能坐上一会儿呐。那儿有涂着厚厚一层黄油的面包，许多店员还有瓶装的果酱呢，原来这些果酱是存放在“贮藏室”里的，上面还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

六点半商店打烊时，菲利普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哈里斯——就是吃中饭时紧挨着菲利普坐的那个年轻人——主动提出带菲利普到哈林顿街，去认认他的床位。哈里斯告诉菲利普，说他的房间里还有一张空床，而其他房间都住满了，他希望菲利普能同他睡在一起。哈林顿街上的那座房子原来是个皮靴店，眼下这爿店用作宿舍。不过，屋里光线很暗，因为窗子面积的四分之三都用木板堵住了，至今木板尚未拆除，窗子顶端留下的缝隙是屋子里的唯一通风口。屋子里散发出一股霉臭味，菲利普对自己不必住在这种地方而感到万分庆幸。哈里斯把他带上二楼的起居室，里面赫然摆着一架钢琴，那琴键活像一排龋齿。桌子上有个无盖的香烟筒，里面装有多米诺骨牌。过期的《斯特兰德杂志》和《图画报》凌乱地散落在地板上。其他的房间用作卧室。菲利普即将搬来住的那个寝室在屋子的顶层。房间里一共摆了六张床，每张床旁不是放着一只大衣箱就是一只小纸箱。唯一的家具是只衣柜，有四个大抽屉和两个小抽屉。菲利普作为新来的可以用其中一个抽屉。抽屉都配有钥匙，但钥匙都是一样的，因此有没有钥匙没啥关系。哈里斯劝菲利普把他那些稍微值钱的物品锁在大衣箱里。壁炉上方挂着一面镜子。哈里斯还领着菲利普去看了看盥洗室，这个房间面积倒还不小，里面一排八只洗脸盆，住在这里的人全上这里来用水。盥洗室跟浴室相通。浴室里有两只变色发黑的澡盆，木制部分沾满了肥皂污斑，盆内一圈圈水印子表明洗澡人用的水量不同。当哈里斯和菲利普回到寝室时，他们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正在换衣服，还有一位十六岁光景的男孩一边梳理着头发，一边使劲地打着呼哨。一两分钟以后，那个高个子同谁也没说话便掉头走了出去。哈里斯朝那个男孩眨眨眼，那个男孩嘴里仍然不停地打着呼哨，也朝哈里斯眨眨眼。哈里斯对菲利普说，那个男人名字叫普赖尔，是行伍出身，眼下在丝绸部工作。此人从不与人交往，但每天夜里都去会女朋友，就像刚才那种样子，连一声“晚安”都不说。不一会儿，哈里斯自己也走了，就剩下那个男孩。在菲利普解行李的当儿，那男孩在一旁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菲利普。他的名字叫贝尔，在缝纫用品部里只干活不拿钱。他对菲利普的晚礼服非常感兴趣。他还把房间里其他人员的情况都告诉了菲利普，还向菲利普提出了各种各样有关他的问题。他是个生性活泼的少年，谈话的过程中，他不时地操着半哑的声音哼上几段从杂耍剧场听来的歌曲。菲利普收拾好东西之后走出户外，在大街小巷里转悠，望着那儿川流不息的人群，偶尔也站在餐馆门外眼巴巴地看着人们鱼贯而入。此时，他觉得肚子饿了，便买了个小果子面包，边走边啃。他从守门人那儿领到一把前门钥匙，这位守门人每晚十一点半关闭煤气灯。菲利普怕被关在门外，便及时赶回宿舍。他已经了解到罚款的具体事项：如果晚上十一点以后才回宿舍，那就得罚一先令，过了十一点半要罚款两个半先令。除此以外，还得报告店方。要是被连续报告三次，就要被开除工作。

菲利普回到宿舍时，除了那位大兵没回来外，其余的都在宿舍里，其中两位已经钻进被窝了。他的脚刚跨进寝室，一阵叫喊声迎面扑来。

“喔，克拉伦斯！捣蛋鬼！”

菲利普发觉，原来贝尔把他的晚礼服套在长枕头上了。贝尔对自己这一杰作颇为得意。

“克拉伦斯，你应该穿这套礼服去参加社交晚会。”

“一不小心，就会赢得莱恩公司里最漂亮的女人的青睐。”

菲利普已经听说过社交晚会的事儿了，因为伙计们一个个都牢骚满腹，埋怨公司把他们的工钱扣下了一部分不发。每月扣去两先令，用作医药费和借阅图书馆那些破烂不堪的小说的图书费。但每月另外还得扣除四先令，说是付洗衣费，这样一来，菲利普发觉他每周六先令的工钱，其中四分之一永远发不到他的手上。

好几个人在啃着面包夹肥香肠。店员们晚饭就吃这种三明治。这种三明治是从隔几个门面的一家小店里买来的，两便士一份。此刻，那个大兵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不声不响地、动作敏捷地扒去衣服，扑地一声倒在床上。到了十一点十分时，煤气灯的火头“噗”地跳了一下，五分钟以后灯便熄灭了。此时，那位大兵已经呼呼入睡了，而其他几个人身着睡衣裤，哄挤在大窗户跟前，对着下面走过的女人投扔吃剩的三明治，嘴里还嚷着不三不四的脏话。对面的一幢六层楼房是犹太人裁缝工场，每晚十一点放工。一个个房间灯火辉煌，窗户上没装百叶窗。工场主的女儿——这家有父亲、母亲、两个小男孩和一位年方二十的妙龄少女，共五口人——出来把楼里各处的灯关掉。偶尔，她也任凭其中一个裁缝在自己身上轻薄一番。与菲利普同住一个寝室的店员们饶有兴味地瞅着尾随那位姑娘的两个男人，并就这两个男人谁能得逞打赌。将近子夜时分，哈林顿·阿姆斯剧院终场时，他们也一个个上床睡觉去了。贝尔的床铺紧靠门口，他从一张张床上跳过去，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嘴里还是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最后，四周万籁俱寂，耳边不时传来那个大兵的均匀的轻微鼾声。此时，菲利普也上床就寝了。

翌晨七时，菲利普被一阵响亮的铃声惊醒了。到了七点三刻，他们都穿好了衣服，套上袜子，匆匆下楼取靴子。他们边跑边扣靴子，赶往牛津街店里去吃早饭。店里八点开饭。迟到一分钟，就没有吃；进入店后，就不准外出买早饭吃。有时候，他们知道不能按时到店，便在宿舍附近的小店里买上三两个面包揣在怀里。不过，这样太花钱了，因此，多数人空着肚子去上班，一直干到吃午饭。菲利普吃了点牛油面包，喝了杯茶，一到八点半，又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右边第一个拐弯处。左边第二个拐弯处，夫人。”

接着，他便机械地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工作单调乏味，也很累人。几天之后，他的两条腿疼痛难熬，站都站不住，那厚厚的柔软的地毯更加烧脚，使之疼痛钻心，到了夜里，脱袜子都很疼。对此，店员们都是怨声载道。招待员伙伴们告诉他，说两脚不住地出臭汗，把袜子和靴子都烂光了。跟他住在一个寝室里的那些人也同遭此罪，为了减轻疼痛，他们睡觉时把脚伸在被窝外面。起先，菲利普简直一步都难挪动，接连好几个晚上，他只得呆在哈林顿宿舍的起居室里，把脚浸在冷水里。在这种场合，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贝尔那孩子，因为他常常留在宿舍里整理他搜集来的各种邮票。他一边用小纸条捆扎邮票，一边嘴里老是一个劲地吹着口哨。

第一百零四章

每隔一周的星期一，莱恩公司都要举办一次社交晚会。菲利普来后第二周就碰上了。他跟部门里的一位女同事约好一同前往。

“对她们要迁就一点，”那位女同事对菲利普说，“就跟我对待她们那样。”

这位女店员叫霍奇斯太太，是个年纪四十有五的半老徐娘，头发染得不三不四，黄脸盘上网着一根根细小的血管，泛黄的眼白衬托着淡蓝色的眸子。她对菲利普颇感兴趣。菲利普进店还不满一个礼拜，她就唤起他的教名来了。

“这样做的结果，你我心中都有数，”霍奇斯太太接着说。

霍奇斯太太对菲利普说，她本来不姓霍奇斯。可说话间，她三句不离一个“我那口子密司脱洛奇斯”。她丈夫虽是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律师，可待她却粗鲁极了。她可是那种自由惯了的女人，于是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她那口子。不过话得说回来，她可尝过有她那口子挨着自己坐在她的马车里的滋味，亲爱的——她叫谁都是亲爱的——因此，他们家吃饭总是很迟。霍奇斯太太习惯用她那根硕大无朋的银胸针针尖剔牙齿。那根胸针打成鞭子和猎鞭交叉的形状，中间还有两个踢马刺。菲利普在这陌生环境里感到很不自在。店里的姑娘们都叫他是“傲慢的家伙”。有一次，一位姑娘叫他一声“菲尔”，可他却没意识到她是在叫自己，所以没有搭理。那姑娘猛地把头往后一仰，骂他是只“骄傲的公鸡”。第二次两人见面时，那姑娘正经八百然而话中带刺地喊了他一声凯里先生。那姑娘名叫朱厄尔，不久将同一位医生结婚。她的女伴们从来没见过那位医生，可她们却一个个都夸他一定是位绅士，因为他送给了朱厄尔小姐很多讨人欢喜的礼物。

“听了她们的话，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亲爱的，”霍奇斯太太开导菲利普说。“我过去经历过的事儿，你也得经历经历。她们那些姑娘也可怜得很，懂的东西也不比别人多！你放心吧，不管她们说你什么，你都不要见气，到时她们会喜欢上你的。”

社交晚会是在地下餐厅举行的。餐桌被推在一边，腾出地方让大家跳舞，而小桌子摆得整整齐齐，供人们轮流玩惠斯特牌戏。

“公司里的头头们早早就到会场去了，”霍奇斯太太说。

霍奇斯太太介绍菲利普同班奈特小姐认识。班奈特小姐是莱恩公司超群出众的美人。她是衬裙部的进货员。菲利普走进会场时，她正在同男用针织品部的进货员交谈着。班奈特小姐身材敦实；脸盘又宽又大，上面涂抹着厚厚的脂粉；胸脯沉甸甸的，大有撑破胸衣之势；亚麻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穿着过分讲究，不过收拾得倒还利落，浑身上下一袭黑色衣服，领头高高的。手上戴着光洁的手套，连打牌也不脱。颈脖上套了几条沉重的金链子，双腕戴着手镯，耳朵上挂着两个圆圆的头像垂饰，其中一个是亚历山德拉女王的头像。她手里拎一只黑色的缎子提包，嘴里不住地咀嚼着牛皮糖。

“见到您很高兴，凯里先生，”她说。“您这是首次光临晚会，对不？我想您有点儿局促，不过没必要这样，真的没必要。”

班奈特小姐为了不使人们感到拘束，真是费尽了心机。她不停地拍拍人们的肩头，随后爽朗地哈哈大笑。

“我不是个淘气鬼吧？”她尖声叫着，同时把脸转向菲利普，“您对我一定会有看法吧？可我就是忍不住呀。”

凡是来参加晚会的人都到了。绝大多数是年轻店员，其中有至今尚未找到女友的小伙子，也有还没找到可心的小伙子陪自己外出散步的妙龄女郎。有几个年轻人，一副绅士派头，身穿普通西装，佩着雪白的领带，表袋里装着块鲜红的手帕，一个个跃跃欲试，准备在此大显身手。他们有一种忙忙碌碌然而又心不在焉的神气。有的表现出一副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样子，而有的却心急如焚，用一种热切的目光不停地左顾右盼着。不一会儿，一位浓发如云的女郎坐定在钢琴边，十指敏捷地掠过琴键，发出一阵嘈杂的声响。观众们安静下来后，她目光朝四下里扫视了一遍，然后报出歌曲名：

《俄罗斯兜风歌》。

那女郎动作灵巧地把铃铛系在手腕上，这当儿，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她报以一笑，随即弹出一曲激越昂扬的曲调。结束时，掌声四起，而且比刚才更为热烈。待大家静下来后，她又演奏了一段描绘大海的小品。只听得一连串轻微的颤音，象征着浪涛拍击海岸；那轰鸣般的和音加上猛地一踩强音踏板，表示暴风雨的来临。此后，一位先生出来唱了首叫《跟我说声再见》的歌，接着又不得不加唱一首《催眠曲》。在场的观众鉴赏力高雅，一个个热情洋溢。他们使劲为每一个表演者鼓掌，直到表演者同意加演节目为止。这样，也就没有人会生有厚此薄彼的猜疑。班奈特小姐大模大样地来到菲利普的跟前。

“我相信，您不是会弹琴就是会唱歌，”她狡黠地说。“这从您脸上就可以看出来。”

“恐怕我啥也不会。”

“连朗诵也不会？”

“我可没什么拿手好戏。”

男用针织品部的进货员倒是位有名的朗诵家。他手下的那些店员一个劲儿地点他出来给大家表演朗诵。他们没费多少劲敦促，他便朗诵了一首富有强烈悲剧气氛的长诗。朗诵的当儿，他的眼珠骨碌碌地转动着，一只手搭在胸口，看上去是一副悲恸欲绝的样子。可最后一行诗句泄漏了全诗的主题，原来是说他晚饭没有吃到黄瓜。观众们听后报之以一阵哈哈笑声，不过这笑声有点儿勉强，因为大家对他这首长诗都耳熟能详了。班奈特小姐既没有唱歌，又没有演奏，也没有朗诵。

“喔，她有她自己的一套小把戏，”霍奇斯太太解释说。

“哟，你就别拿我开心啦。不过手相术和超人的视力方面的事儿，我是知道一点儿的。”

“哎唷，快瞧瞧我的手，班奈特小姐，”班奈特小姐手下的姑娘们争先恐后地喧嚷着，一个个急于讨她的欢心。

“我可不喜欢相手，我真的不喜欢。我曾经对人们说过不少可怕的事情，可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这使人变得有点儿迷信了。”

“哦，班奈特小姐，就看这一次。”

一小群人团团围住班奈特小姐。她神秘地讲着有关好人和坏人、一封信里的钞票以及旅途的种种趣闻逸事，人群中不时发出一阵阵尴尬的尖叫声、开心的格格笑声、伤心的欷歔声和赞叹的欢呼声，还有人因害羞而把脸涨得通红。最后，她讲得粉脸上暴出一颗颗硕大的汗珠。

“瞧我，”她说，“浑身上下汗出得像下雨似的。”

晚饭九点开始，免费供应饼子、面包、三明治、茶叶和咖啡，不过谁想喝矿泉水，得自己掏腰包。年轻人豪爽洒脱，常常敬请女士们喝姜汁酒，而女士们出于礼貌，总是婉言谢绝。唯独班奈特小姐偏偏爱好喝姜汁酒。在晚会上，她总要喝上两瓶，有时甚至喝三瓶，不过她都坚持由自己付钱。那些年轻人就喜欢她这种痛快劲儿。

“她这个老姑娘就是怪，”人们说，“不过，请注意，她人可不坏，跟有些女人就是不一样。”

晚饭一吃过，人们就开始玩起升级惠斯特牌戏来了。眨眼之间，餐厅里甚嚣尘上。当人们从一张餐桌移到另一张餐桌时，那叫喊声、欢笑声更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班奈特小姐觉得身上越来越热。

“瞧我，”她说道，“浑身上下汗淋淋的。”

不久，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站起来说，如果大家还想跳舞，那最好得抓紧时间马上就开始。刚才伴奏的那位女郎一屁股坐在钢琴前，抬起一只脚，毅然决然地踩在强音踏板上。她弹奏了一曲柔和怡神的华尔兹舞曲，用低音打着节拍，同时还隔一会儿就用右手按一按高八度音栓。她还变着法儿，两手交叉地用低音弹奏乐曲。

“她弹得棒极了，对不？”霍奇斯太太对菲利普说。“更棒的是，她从来没上过学，这全凭她耳朵听来的。”

班奈特小姐喜爱舞蹈和诗歌甚于其他一切。她的舞跳得很好，舞步轻缓，双眸流露出一种神情，仿佛她在悠悠沉思。她谈论起地板、热气和晚饭，说话间上气不接下气。她说波特曼宿舍里的地板是全伦敦最高级的，她就喜欢上那儿去跳舞；那儿的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妙人儿，她才不愿跟那些自己一点不了解的人跳舞呐。嘿，要是那样的话，可能招人嘲笑，自己还不知为了什么呢。差不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跳得很出色，都玩得非常痛快。一个个跳得满头大汗，那些年轻人的高领头被汗水泡软了，耷拉了下来。

菲利普在一边袖手旁观。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沮丧感袭上他的心头。他感到孤单寂寞，简直难以忍受。他并没离开晚会，因为他怕显得太傲慢。于是他跟姑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悲戚。班奈特小姐问他是否有女朋友。

“还没有呢，”菲利普微笑着作答。

“哦，嗯，这儿姑娘多的是，有你挑的。她们中间有些是非常好的体面姑娘。我想要不了多久，你会交上女朋友的。”

她目光狡黠地注视着菲利普。

“对她们要迁就一点，”霍奇斯太太说，“我刚才就是这样对他说的。”

晚会到十一点钟光景才散。菲利普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和别人一样，他也把酸痛的脚放在被子外面。他使出全身力气，克制自己不去想眼下过的这种生活。此时，耳边传来那个大兵的轻微的鼾声。

第一百零五章

店员的工资由秘书每月发放一次。到了付工资那一天，一批批店员从楼上用过茶点下来，走进过道，依次排在候领工资的长蛇阵队伍后面。队伍齐整，犹如一长队排在美术馆门前等候购票的观众。他们一个个地走进办公室。秘书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几只盛放着钞票的木匣子。他喊了一声店员的名字后，用怀疑的目光瞥上店员一眼，随后目光敏捷地对着一本账簿扫上一眼，嘴里读出应付的工资数，信手从木匣里取出钞票，一张张地数进手里。

“谢谢，”秘书说。“下一位。”

“谢谢，”领得工资的店员回礼道。

接着，那店员便走到另一位秘书跟前，交付四先令的洗衣费和两先令的俱乐部费，如被罚款，还得交上罚款。然后离开办公室，握着余下来的几个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在那儿一直呆到下班。跟菲利普住在同一宿舍的人大多都欠那个卖三明治的妇人的债，因为他们一般都买她的三明治当晚饭。她是个有趣的老太婆，体态臃肿，一张宽阔的脸，红光焕发，乌黑的青丝分成两绺，利落地分伏在额头的两旁，其发式同早期画像中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模一样。她头上总是戴一顶黑色的无边软帽，腰间系条白色围裙。衣袖管总是高高地卷在胳膊弯里。她就用那双肮脏、油腻的大手切三明治。她的背心、围裙和裙子上都沾满了油渍。她叫弗莱彻太太，可大家都叫她一声“妈妈”，而她也非常喜欢这些店员，称他们为她的孩子。临近月底的时候，店员们去向她赊购三明治，她从来不会不同意，而且据说有时哪个店员有了难处，她还借给他几个先令花花呢。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当店员们外出度假或者度假归来时，他们都要去亲亲她那胖胖的、红红的面颊。有人被解雇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就从她那儿不花一个子儿地弄些三明治填肚，借此苟延残喘，这种事儿已不是一起两起的了。店员们也是有心有肝的，知道她的心肠好，都报之以情真意切的敬爱之心。他们常喜欢讲个故事，说是有个人在布雷福德发了笔大财，开了五爿商店，十五年以后回到了伦敦，特地来登门拜访弗莱彻妈妈，还送给她一块金表哩。

菲利普发觉一个月工资就剩下了十八个先令。这是他平生头一次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可能会有的自豪感，心中只有一种怅然伤感。这笔钱数目之小更衬托出他境遇之艰困。他随身带了十五个先令，把它们交给阿特尔涅太太，算是还给的部分欠款。但是阿特尔涅太太只收了十先令，不肯多收一个子儿。

“你要知道，照这个样子，我得拖上八个月才能还清你的账。”

“只要阿特尔涅不失业，我还是等得起的，说不定公司会给你涨工资呢。”

阿特尔涅喋喋不休地说要去找经理谈谈菲利普的事儿，说这种不充分利用菲利普才能的做法是荒唐的，然而他却按兵不动。不久，菲利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经理的心目中，公司的新闻代理人并不像阿特尔涅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间或菲利普也看到阿特尔涅在店里，这时，他那夸夸其谈的劲头不知哪儿去了，只见一个低三下四、态度谦恭的小老头，身穿整洁的、普通的、蹩脚的衣服，步履匆匆地穿过各个部门，仿佛怕被人瞧见似的。

“每当想起我的才能在公司里遭到埋没，”阿特尔涅在家里说，“我真恨不得递张辞职书上去。在那儿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前途的。我的才能受到压抑，没有用武之地。”

阿特尔涅太太在一旁默默地做着针线活，对他的牢骚不予理睬。她噘了噘嘴。

“这时候找个工作很不容易。眼下你的工作固定，也有保障。我希望只要人家满意你，你就给我呆在那儿吧。”

阿特尔涅显然会照她的话去做的。看到这位目不识丁、并未履行合法手续就同他结合在一起的女人，竟能拿住那个才思横溢、朝三暮四的男人，倒是挺有意思的。眼下菲利普却是另一番境遇。阿特尔涅太太对他像慈母般的体贴，她那种热切地想让菲利普吃顿好饭的心情，猛烈地叩击着菲利普的心弦。每个星期天他都可以在这么个洋溢着友好情谊的家庭里度过，这是他生活中的一种安慰（当他慢慢习惯于这种生活时，生活的单调和索然无味正是使他感到惊愕的）。坐在那堂堂皇皇的西班牙椅子里，同阿特尔涅纵论天下大事，这是一种享受。虽说他目下的境况显得危如累卵，但他总是不把菲利普说得心花怒放是不会放他回哈林顿街的。起先，菲利普为了使先前的学业不致荒疏，一度想发愤学习他的医学教科书，但他发觉这种努力毫无成效。干了一天累人筋骨的活儿下来，心思说什么也集中不到书上去，而且在他还不知得等上多久才能重返医院的情况下，就是在工作之余再埋头攻读，似乎也无济于事。他多少次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病房，但一觉醒来，内心却痛苦不已。看到房间里还睡着别人，菲利普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厌烦。他生来独处惯了的，而现在却成天要同别人混在一起，不能独自清静片刻，这事令人毛骨悚然。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他发觉要战胜自己的绝望情绪是何其困难啊！他知道他只能继续干他的顾客招待员的营生，没完没了地说些“先向右拐，左边第二个房间，夫人”诸如此类的话。只要他不被撵出商店，也就谢天谢地了！因为参战的店员们很快就会复员回来，公司曾经答应保留他们的职位的，这样一来，另外一批人就得卷铺盖滚蛋。他将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保全他现有的这一低贱的差使。

只有一件事才能使他摆脱目下的困境，那就是他那位牧师大伯早日去见上帝。到那时，他可以获得几百英镑，有了这笔钱，他就能够在医院修完全部课程。菲利普渐渐一心一意地期盼着那老头儿快快死去。他掐指计算着他大伯还能在人间赖上多久。他大伯早过了古稀之年，具体岁数菲利普也说不上来，不过至少也有七十五岁了，还身患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咳嗽得很厉害。虽然有关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细节，菲利普已是烂熟于心，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查阅着医学书籍。来一个严酷的冬天就够那个老东西受的了。菲利普一心只盼老天来股寒流，下场暴雨。这个念头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里盘旋着。他简直成了个偏执狂。高温也能影响威廉大伯的身体健康，而在八月里，就有三个星期的炎暑天气。菲利普脑子里想，说不定哪一天会接到一封报告牧师突然去世的唁电，他想象到那时他心中会有说不出的宽慰。他人站在楼梯的高处，把人们引向各个不同的部门，可脑子里却一刻不停地盘算着如何花那笔钱。究竟能到手多少钱，他也说不清楚，也许最多不过五百英镑。不过，即使只有这么点钱，也足够派用场的了。他将立即离开这家商店，他才不愿提什么辞职书呢！接着去把箱子一捆，跟谁也不打招呼，就一走了之。然后他将回医院去。这是第一步。到时候，功课会不会忘了好多了呢？这不打紧！只消半年，他就可以把荒废的功课全部补起来，一旦准备好后，他就参加三个项目的考试，先考妇产学，接下来再考内科学和外科学。蓦地，一阵悸怕袭上了菲利普的心头，生怕他大伯会不顾所许下的诺言而把遗产捐赠给教区或教堂。这个想法使得菲利普忧心忡忡。他大伯还不至于会残忍到这种地步吧。不过，事情果真如此，他将干些什么，心里早已拿定主意了，决不会让这种日子拖得过久的。他之所以还能忍气吞声地活着，就是因为他还有所指望。没有了希望，也就没有了恐惧。到那时，唯一的断然措施就是自杀。想到自杀，菲利普考虑得很具体，很周到，连该吃哪一种既致命而又无痛楚的药，以及如何搞到这种药等问题都想到了。想到这里，他胆气倍增。倘若事情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靠右边的第二个门，夫人，在楼下。左边第一个门，走进去就行。菲利普斯先生，请向前走。”

菲利普每月值一个星期的班。他得于清晨七时赶到商店，去监督清洁工。清扫完毕后，他得把蒙在框架上和模特儿身上的挡灰布取下来。然后，到了傍晚，店员们下班之后，他又得把挡灰布盖在框架和模特儿上面，同时还得跟那些清洁工“合伙”打扫店堂。这可是桩吃灰尘的肮脏活。在店里是不准看书、写字和抽烟的，他只得在店内四周踱步，因此，时间过得令人厌倦地缓慢。九点半下班时，公司免费供应他一顿晚餐，这是唯一的慰藉。下午五点用过茶点后，他的食欲仍然十分旺盛，所以这时送上来的公司供应的面包、奶酪和充裕的可可，吃在嘴里还是香喷喷的。

菲利普来到莱恩公司三个月以后的一天，进货员桑普森先生怒气冲冲地走进服装部里来。经理进来时凑巧注意了一下服装橱窗，便派人把桑普森先生请了去，当他的面把橱窗的色彩设计狠狠地挖苦了一番。对上司的讽刺挖苦，桑普森先生无可奈何，只得默默忍受，可是一回来便把气出在店员们的头上，把那位负责布置橱窗的可怜的家伙骂了个狗血喷头。

“要想干好一件事情，就得自己亲自动手，”桑普森先生咆哮着。“我过去一直是这样说的，以后还要这样讲。什么事也不能交由你们这批王八蛋来干。你们不都说自己聪明吗？嘿，聪明个屁！”

他就指着店员们的鼻子骂着，仿佛这些话是世上最最刻毒的骂人话似的。

“难道你们就不懂橱窗里涂了铁蓝色不就把其他的蓝颜色给抵消了吗？”

“凯里，下星期五你来布置橱窗。让大家瞧瞧你能干出些什么名堂来。”

他嘴里骂骂咧咧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菲利普却心事重重。到了星期五上午，他怀着一种羞愧得直想恶心的情感钻进橱窗，双颊烧得发烫。得在过路人面前出丑露乖，真让人心里发毛，尽管他自我告诫说屈服于这种心情挺傻气，但还是转过身来背朝着街上。在这个时候，不太可能有医院的学生走过牛津街，再说他在伦敦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熟人。但是菲利普动手干活的当儿，总觉得喉咙里塞了团棉花似的；疑神疑鬼地认为他一转身就可能会接触到某个熟人的眼光。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赶紧完成任务。他一眼就看出橱窗里红色服装全部挤到了一起，于是，只是把这些服装比先前分开一点，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进货员走到街心端详着菲利普布置的橱窗，脸上明显地泛起了满意的神情。

“我早就晓得让你来布置橱窗的做法不会错到哪儿去。事实是你跟我都是绅士，请注意，我是不会在店里说这种话的，不过你和我确实是绅士，这一点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出来。你说看不出来也白搭，因为我知道事实确是如此。”

这以后，菲利普被指派定期布置橱窗，但他就是不习惯干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他就怕星期五早晨，因为这天一到，橱窗就得重新布置。这种恐惧心理使得他夜不成寐，心里好不自在，早晨五时就醒了。店里的姑娘们都注意到他很怕羞，而且没过多少天就发现了他背朝大街地站在橱窗里的奥秘。她们都一个劲儿地取笑他，说他是“自高自大的家伙”。

“我想，你生怕被你姑妈撞见后会把你的名字从她的遗嘱中划去。”

总的说来，他同这些姑娘相处得挺融洽的。她们都认为他有点儿古怪，不过他的那条瘸腿似乎倒成了他之所以与众不同的理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渐渐发觉菲利普这人倒是蛮忠厚的。他谁的忙都帮，而且从不计较。他性情平和，礼貌周全。

“看得出，他是一位绅士，”她们议论说。

“还非常不爱讲话，对不？”一位少妇说。她谈起戏剧来，真是激情洋溢，唾沫四溅，可菲利普听后却无动于衷。

姑娘中大多数都有了自己的“小伙子”，而那些至今尚未找到的却说她们宁可让人以为没人倾心于她们。有那么一两个姑娘流露出很愿意同菲利普调情的意向，而他却神情严肃而又饶有兴味地密切注视着她们的撩拨他人情欲的种种花招。有段时间里，他对枕席之欢感到腻味，然而他一方面几乎总是感到厌烦，另一方面却又常常迷恋声色，急煎煎地想以求一逞。

第一百零六章

菲利普避而不到他境况优裕时去过的地方。在皮克大街那家酒菜馆里举行的小小聚会，已经散伙了。那个马卡利斯特因背叛了朋友，再也不露面了。海沃德上了好望角。只有劳森还留在伦敦，可菲利普感到他跟这位画家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因此并不希望同他见面。但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菲利普吃过中饭后换了身衣裳，顺着里根特大街朝坐落在圣马丁巷的免费图书馆走去，打算在那儿泡上一个下午。忽然，他发现劳森朝自己迎面走来。他的直觉驱使他闷头继续朝前走去，但劳森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你这一向究竟上哪儿啦？”劳森高声问道。

“我吗？”菲利普说。

“我给你写过一封信，想请你上我的画室来吃个闹宴的，可你一直不给回音。”

“没接到你的信呀。”

“你是没收到，这我知道。我上医院找你去了，只见信还搁在文件架上。你不学医啦？”

菲利普迟疑了好一会儿。他羞于道出真情，但这种寒碜感倒使他内心不觉愤然。他强打起精神来回答劳森的话，这当儿，他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

“是的。我仅有的一点钱都用光了，无力继续我的学业。”

“唉，我真为你难过。那现在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一爿店里当招待员。”

菲利普语塞喉管，不是个滋味，但还是决意不隐瞒真相。菲利普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劳森，发觉他一脸的尴尬相，便嘿嘿一声冷笑。

“要是你肯屈尊光临莱恩塞特笠公司，走进‘成衣’部，你就会看到我身穿大礼服，潇洒地四处溜达，给那些前来购买衬裙和长筒袜的太太们指路。右边第二个拐弯，夫人。左边第二个拐弯。”

看到菲利普对自己的职位冷嘲热讽的态度，劳森极不自然地笑着，不知说什么才好。菲利普描绘的工作情景，使得劳森不胜惊愕，但他又不敢流露出同情。

“这对你来说倒是个变化，”劳森说了一句。

他觉得自己说这种话未免太不得体了，顿时不胜懊悔。菲利普听后，赧颜满面，脸色阴沉。

“是个变化，”菲利普说。“顺便说个事，我还欠你五个先令呢。”

他把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几枚银币。

“哦，这没什么。我都忘了。”

“别胡说，喏，快拿去。”

劳森默默地接过钱去。他们俩站在人行道中间，来往的行人推撞着他们。菲利普的双眼闪烁着讥讽的神色，使得那位画家大有芒刺在背之感。劳森哪里知道，此时此刻，菲利普却是心情沉重，悲痛欲绝。劳森很想为菲利普做些什么，但又茫然不知所措。

“嘿，你到我画室来，咱俩好好聊聊不行吗？”

“我不去，”菲利普回答。

“为什么？”

“没什么可聊的。”

菲利普看到劳森眼里闪出痛苦的神色，虽感到遗憾，但心想这是没法子的事，他得为自己着想啊。他不能容忍与人谈论他目下困厄的境况，只有狠狠心肠不去想它，他心里才稍许有几分安宁。他生怕一旦披露了自己的心迹，他的精神就会彻底崩溃。更重要的是，他对以前遭受过不幸的地方具有一股无法遏制的厌恶情绪。他那次空着肚子站在画室里等着劳森施舍一顿饭时蒙受的耻辱，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上次向劳森借五个先令的情景恍如昨日。他最不愿意看到劳森，因为一看到劳森，他就会想起他那些潦倒落魄的日子。

“那好吧，哪一天晚上你到我画室来，咱俩在一块吃顿饭。哪一天来，你自己决定。”

那位画家的好意，打动了菲利普的心弦。他暗自思忖着，各种各样的人都对他表示友善，这真不可思议。

“你太好了，老兄，不过我还是不想来。”他向劳森伸出一只手，并说了声“再见”！

劳森被这一似乎无法解释的举动弄糊涂了，迷惘地同菲利普握了握手，而菲利普匆匆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走了。菲利普的心情沉重，而且同往常一样，他又责备起自己刚才的举动来了。他自己都闹不清究竟是什么样的盲目骄傲，使得自己把主动伸过来的友谊之手给挡了回去。身后传来追赶他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他听到劳森在叫他。他收住脚步，心中升起一股无名之火。他拉长了脸，冷冷地面对着劳森。

“什么事呀？”

“我想，海沃德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我只知道他上好望角去了。”

“要知道，他到了好望角没多久就死啦！”

菲利普沉吟了半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回事？”他问道。

“哦，得伤寒症死的。真不幸，是不？我想兴许你还不晓得的。我刚听说这个消息时，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劳森匆匆点了点头，便走开了。菲利普只觉得一阵震颤刺透了他的心。他从未失去过一位年龄同他相仿的朋友。至于克朗肖，他的年龄要比菲利普大得多，他的去世似乎还是合乎情理的正常死亡。这一噩耗给了他一记特别沉重的打击。此时，他联想到自己最终也不免一死。同任何人一样，菲利普虽说也完全明白凡人皆有一死，但内心深处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自己。虽说他对海沃德早就没有了亲密的情谊，但海沃德猝然离开人世这件事，还是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眨眼间，往昔他俩的趣味隽永的谈话又回响在他的耳边。当想到他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促膝谈心，他感到很是心疼。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以及在海德堡愉快地度过了几个月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回忆起那逝去的岁月，菲利普不由得黯然神伤。他下意识地摆动着双腿，朝前走着，也没注意自己是在走向哪里。猛然间，他抬头一看，发觉自己没有拐入草市街，而径直沿着沙夫兹伯里林荫路向前走去。折回去，他又不高兴。再说，听了那则消息之后，他毫无心思读书，只想独自坐着沉思。他决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独个儿坐在幽静处是他眼下唯一的一种享受。自从进了莱恩公司，他常常到不列颠博物馆去，坐在来自巴台农神庙的群像雕塑前面，自己并无什么想法，只是让那些雕像来安抚他那茫然若失的灵魂。可是这天下午，它们对他却无所启示，坐了几分钟以后，他再也耐不住性子，便神情恍惚地走了出来。外面游人济济，中间有一脸蠢相的乡下佬，还有专心致志地读着旅游指南的异国客。他们那种吓人的丑陋相玷污了这里的永恒的艺术珍品；他们一个个坐不定立不稳的样子，扰乱了不朽的神灵的安宁。于是，菲利普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这里游人寥寥。他疲倦地一屁股坐了下来，可他的神经却非常兴奋，说什么也不能把那批游人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有时候，在莱恩商店里，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总是不胜惊骇地瞪视着人们打他眼前鱼贯而过。他们一个个容貌丑陋至极，脸上无不流露出一副卑贱相，叫人看了实在可怕。他们的脸面被下贱的欲念所扭歪，令人感到他们对任何一个美好的思想都视为不可思议。他们生就一双狡黠的眼睛，一个不堪一击的下巴颏，他们虽无害人之心，却一个个俗不可耐、褊狭猥劣。他们的幽默感既低级又滑稽可笑。有时候，菲利普发觉自己眼睛望着他们，可心里在思量着他们究竟跟何种动物相似（他极力不让自己作这样的联想，因为要不多久他就会入迷而无法摆脱），他发觉他们仿佛是一群群绵羊、马匹、狐狸和山羊。一想到人类，他心里充满了厌恶。

然而，不一会儿，房间里的气氛强烈地感染着他，使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了。他心猿意马地浏览着房间里的一排排墓石。这些墓石均出自公元前四五世纪雅典石匠的手艺。它们虽平淡无奇，并非天才之作，但是无不闪烁着古朴风雅的雅典精神。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块块墓石的棱角磨平了，都呈蜂蜜一般的颜色，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海米塔斯山上的蜜蜂。有些墓石雕成一个人赤身裸体地坐在椅子上的形象；有的描绘生命垂危的人向钟爱他的人们诀别的悲壮场面；还有的是刻画行将就木的人紧紧抓住活在人世间的人的手的情景。图画淳朴，惟其淳朴，显得格外动人心弦。朋友之间、母子之间的生离死别，何等地悲壮！而逝者的克制使得生者内心的悲哀变得越发深沉。唉！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打那以后，沧海桑田，不知过去了多少个世纪！两千年来，那些痛悼死者的人们也跟被哀悼者一样变成了一抔黄土。然而，那种悲哀却至今还在人间，眼下菲利普就感到不胜哀戚。他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怜悯之情，不禁连连喟叹道：

“可怜的人儿！可怜的人儿啊！”

菲利普突然想起那些张口呆看的游览观光者，那些手捧旅游指南、大腹便便的异国客，以及那些为满足不足挂齿的欲念和俗不可耐的爱好而蜂拥挤入商店的平庸之辈，他们都是人，最终都不免一死。他们也有所爱，但是，终究都得同他们心爱的人永世分离，儿子要同母亲诀别，妻子要同丈夫永别，说不定他们生死别离的场面将更为凄惨，因为他们一辈子都过的是丑恶的、下贱的日子。他们连究竟是什么给世界带来美这一点都一无所知。一块漂亮的墓石上刻着两个年轻人手携手的浅浮雕像，那恬淡的线条，朴实的画面，都令人感到那位雕刻家是带着一种真诚的情感从事创作的。这幅浅浮雕像，并不是为友谊而是为世界赐予人类又一件珍品这件事而竖立的一座丰碑。菲利普目不转睛地仰望着雕像，这当儿，他感觉自己的眼眶渗出了泪水。他想起了海沃德。他们俩初次相遇时，他对海沃德怀有热切的钦佩之情，可后来心中的偶像幻灭了，接着就是互相冷淡，最后只有习惯与旧日情谊才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一幕幕往事一一掠过菲利普的脑际。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你接连数月每天都碰见一个人，于是你同他的关系便十分亲密起来，你当时甚至会想没有了这个人还不知怎么生活呢。随后两人分离了，但一切仍按先前的格局进行着。你原先认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伙伴，此时却变得可有可无，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你甚至连想都不想他了。菲利普回想起早先在海德堡的日子。那会儿海沃德完全有能力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对未来怀有满腔激情，可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不知怎么的却一事无成，最后竟自暴自弃，心甘情愿地成了一名败北者。现在他死了。他活得毫无意义，死得毫无价值。他极不光彩地死于一种愚昧的病症，直到生命终止时，还是功不成，名不就，一事无成，仿佛世上从来就没有过他这个人似的。

菲利普一个劲儿地问着自己：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世间万物，一切皆空。拿克朗肖来说，情况何尝不是如此。他活着，不过是个碌碌之辈，无声无息；他一死，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他余下的那几本诗集只是摆在旧书摊上出售。他的一生似乎只是提供个机会给人写篇评论文章，除此之外，就别无意义。于是菲利普内心不由得呐喊起来：

“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们一生中所作的努力同其最后结局显得多么不相称啊。人们却要为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付出饱尝幻灭之苦的惨重代价。痛苦、疾病和不幸，重重地压在人生这杆天平的一侧，把它压倾斜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菲利普联想到自己的一生，想起了开始步入人生时自己所有的凌云大志，想起了他身患残疾给他带来的种种限制，想起了他举目无亲、形单影只的景况，想起了他在没有疼爱、无人过问的环境中度过的青春岁月。除了做些看上去是最好的事情以外，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即使如此，他还是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陷入了深深的不幸之中。有些人并不比他菲利普高强多少，却一个个飞黄腾达；还有些人要比他菲利普不知高强多少倍，可就是郁郁不得志。一切似乎纯粹是靠碰机会。人无论是正直的还是不正直的，雨露毫无偏向地统统洒在他们身上。这里面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在思念克朗肖的当儿，菲利普记起了他送给自己的那条波斯地毯。当时克朗肖曾说那条地毯可以为他揭示生活的奥秘。蓦然间，菲利普悟出了道理，不觉扑哧笑出声来。啊，终于找到了答案。这好比猜谜语，百思不得其解，但一经点破谜底，你简直不能想象自己怎么会一下被这谜语所难倒的。答案最明显不过了：生活毫无意义。地球不过是一颗穿越太空的星星的卫星罢了。在某些条件的作用下，生物便在地球上应运而生，而这些条件正是形成地球这颗行星的一部分。既然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地球开始有了生物，那么，在其他条件的作用下，万物的生命就有个终结。人，并不比其他有生命的东西更有意义；人的出现，并非是造物的顶点，而不过是自然对环境作出的反应罢了。菲利普想起了有关东罗马帝国国王的故事。那国王迫切希望了解人类的历史。一天，一位哲人给他送来了五百卷书籍，可国王朝政缠身，日理万机，无暇披卷破帙，便责成哲人将书带回，加以压缩综合。转眼过了二十年，哲人回来时，那部书籍经压缩只剩了五十卷，可此时，国王年近古稀，已无力啃这些伤脑筋的古籍了，便再次责成哲人将书缩短。转眼又过了二十年，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哲人来到国王跟前，手里拿着一本写着国王孜孜寻求的知识的书，但是，国王此时已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即使就这么一本书，他也没有时间阅读了。这时候，哲人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一行字，写好后呈上，上面写道：人降生世上，便受苦受难，最后双目一闭，离世而去。生活没有意义，人活着也没有目的。出世还是不出世，活着还是死去，均无关紧要。生命微不足道，而死亡也无足轻重。想到这里，菲利普心头掠过一阵狂喜，正如他童年时当摆脱了笃信上帝的重压后所怀有的那种心情一样。在他看来，生活最后一副重担从肩上卸了下来，他平生第一次感到彻底自由了。原先他以为自己人微言轻，无足轻重，而眼下却觉得自己顶天立地，强大无比。陡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同一直在迫害着他的残酷的命运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了。既然生活毫无意义，尘世也就无残忍可言。不论是做过的还是没来得及做的事，一概都无关宏旨。失败毫不足奇，成功也等于零。他不过是暂时占据在地球表层的芸芸众生中间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动物而已；然而，他又无所不能，因为他能从一片混沌之中探出其奥秘来。菲利普思想活跃，脑海里思潮翻腾；他感到乐不可支，心满意足，不禁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他真想手舞足蹈，放喉高歌一番。几个月来，他还没有像此刻这么心舒神爽。

“啊，生活，”他心里喟然长叹道，“啊，生活，你的意趣何在？”

这股突如其来的思潮，以其无可辩驳的力量，向菲利普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生活毫无意义这一道理。在这同时，菲利普心中又萌生出另一个念头。他想原来克朗肖就是为了向他说明这一点才送给他波斯地毯的呀。地毯织工把地毯的格局编得错综复杂，并非出自某种目的，不过是满足其美感的乐趣罢了。正如地毯织工那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度过其一生的。倘若一个人不得不相信其行动是不由自主的，那么，他也可以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其人生，人生也不过是一种格局而已，生活既无意义，也无必要，生活只不过是满足一个人的乐趣而已。从生活、行为、感情和思想的五花八门的事件中剪辑些材料，他完全可能设计出一种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图案，一种错综复杂的图案，或者一种色彩缤纷的漂亮的图案。虽说这兴许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他认为自己可自由选择的幻想，虽说这兴许总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幻象与缕缕月光混杂在一起的戏法而已，但这一切均无关紧要：生活看上去就是如此，而在菲利普看来生活也确实是这样的。眼下，菲利普认为生活没有意义，一切都微不足道。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认为一个人可以从那宽阔无垠的生活长河（这是一汪无源之水，奔腾不息，却不汇入大海）中掬起几滴不同的水，拼凑成那种格局，从而使自己心满意足。有一种格局，最明显，最完美无缺，同时也最漂亮动人。这种格局是：一个人呱呱坠地来到人间，渐渐长大成人，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为挣片面包而含辛茹苦，最终蹬腿弃世而去。但是生活还有别的样式的格局，这些格局虽杂乱无章，却是妙不可言，幸福从未涉足其间，人们也不追逐功名，但从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更加乱人心思的雅趣。有些人的一生，其中也包括海沃德的一生，他们的人生格局尚未完美之前，盲目的、冷漠的机会却使它突然中断了。于是，有人就说些安慰话，虽暖人心窝，却于事无补。还有些人的一生，正如克朗肖的一生那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难以效法的格局：人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到他们哪些人的一生本身就证明其人生是正当的，观点就要改变，传统的标准就又得修改了。菲利普认为他抛弃了追求幸福的欲念，便是抛弃了他的最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用幸福这根尺来衡量，那他的生活就显得很可怕；然而当他意识到还有别的尺来衡量他的生活时，顿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幸福跟痛苦一样的微不足道，它们的降临，跟生活中出现的其他细节一样，不过是使得人生格局更趋纷繁复杂罢了。霎时间，他仿佛超然物外了，感到生活中的种种意外和不测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使他的情绪为之波动了。眼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过是使得生活的格局更趋复杂罢了，而且当最后的日子到来之际，他会为这格局的完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将是一件艺术珍品，将丝毫不减它那动人的光彩，因为唯独只有他才知道它的存在，而随着他的死亡，它也就立即消失。

想到这里，菲利普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第一百零七章

进货员桑普森先生渐渐喜欢上了菲利普。这位先生精神抖擞，干劲十足，店里的姑娘们都说，即使他娶上个阔绰的顾客，她们也不觉得惊奇。他住在郊外，可他常常给店员们留下在办公室也穿着夜礼服的印象。有时候，那些值班打扫的店员发觉他一早来上班也穿着夜礼服，在他走进办公室换上工装礼服的当儿，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地相互眨巴着眼睛。每逢这种场合，桑普森先生偷偷溜出店去匆匆吃点早饭，以后在上楼回办公室的途中，他总是一边搓着双手，一边朝菲利普不住地挤眉弄眼地使眼色。

“哎呀！”他感慨万千地说，“多美的夜晚！多美的夜晚！”

他告诉菲利普，说他是这店里的唯一的绅士，而只有他和菲利普两人才懂得人生的真谛。话音刚落，他倏地换了个面孔，称菲利普叫凯里先生而不再是一口一个“老兄”了，转而又摆出一副跟进货员这一职位相称的派头，把菲利普推到了顾客招待员的岗位上而对他发号施令。

莱恩塞特笠公司每周收到一次从巴黎寄来的时装样片，并将这些时装款式稍加改动，以迎合他们的顾客的需要。他们的主顾可非同一般，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较小的工业城镇里的女工，她们的情趣高雅，不屑穿本地生产的工装服，可又限于条件，对伦敦情况不摸底，一下还难找到一家像样的服装公司。除此以外，便是一大批杂耍剧场里的坤伶，拥有这样的主顾同这家公司的雅号似乎有点儿不大相称。而这正是桑普森先先搭上的关系，对此，他还颇为沾沾自喜哩。这批戏子开始只在莱恩公司定做戏服，可桑普森先生渐渐诱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在店里做些其他服饰。

“衣服做得跟帕奎因公司的一样好，价钱却便宜一半，”他说。

桑普森先生见人三分笑，说话富有诱惑力，这种态度倒颇得此类主顾的欢心，无怪乎他们一个个都说：

“在莱恩公司可以买到谁都知道是从巴黎运来的外套或裙子，还有什么必要再把钱扔到别处去呢？”

桑普森先生同那些他曾替他们做过礼服的公众的宠儿结下了友谊，对此，他感到很是自豪。一个星期天下午两点钟，他随维多利亚·弗戈小姐一起上了她那幢坐落在图尔斯山上的漂亮别墅，并同她共进了午餐。回来后，他洋洋洒洒地叙述了一遍，把店员们说得一个个心里喜滋滋的。他说：“她穿了件我们缝制的深蓝色上衣，我敢说，她压根儿没想到这上衣是我们店里的货，因此我只得亲口对她说，这件上衣要不是我亲手设计的话，那一定是帕奎因公司设计的。”菲利普从未留意过女人的服装，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渐渐从技术的角度对女人的服装发生了兴趣，对此，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很能鉴赏颜色，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训练有素的，店里谁都望尘莫及。再说，在巴黎学画时，他还学得一些有关线条美的知识，至今未忘。桑普森先生此人虽无知无识，但很有些自知之明，还有一种综合别人建议的机灵劲儿。每设计一种新款式，他都要不住地征求店员们的意见，而且他耳朵很灵，很快就发现菲利普的批评建议颇有价值。但是他生性好妒忌别人，从来不愿采纳别人的意见。在他根据菲利普的建议对某种设计进行修改之后，他总是说：

“嗯，最后终于按照我的想法把设计修改出来了。”

菲利普来到店里五个月后的一天，艾丽丝·安东尼娅小姐跑来要见桑普森先生。这位小姐以其仪态既庄重又诙谐而且遐迩闻名。她是个粗壮的女人，长着一头亚麻色头发，宽宽的脸庞涂抹着脂粉，说起话来，声音有些儿刺耳。她有着一个惯与外省杂耍剧场里的男仆打情骂俏的女喜剧演员的活泼欢快的仪态。她即将登台表演一首新曲子，希望桑普森先生为她设计一种新戏服。

“我想做一件叫人一见就瞠目吃惊的戏服，”她对桑普森先生说，“要知道，我可不要那老套头，要的是与众不同的戏服。”

桑普森先生和颜悦色。他说店里肯定可以做出中她意的戏服来，并向她出示了几张戏服设计图样。

“我知道这里面没有一种式样是合您意的，不过，我只是想让您看看我向您建议的大致范围。”

“喔，不行，这根本不是我心目中要的式样，”艾丽丝·安东尼娅小姐眼睛不耐烦地朝设计图样瞄了一眼后说，“我要的是这样一件戏服，穿上它叫人看了好比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打得他牙齿嘎啦嘎啦地直响。”

“是的，我懂您的意思，安东尼娅小姐，”进货员说着，脸上堆着一种喜人的微笑，可他的双眼却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我想，到头来我还得上巴黎去做。”

“哦，安东尼娅小姐，我想我们会使您满意的。您在巴黎能做到的戏服，我们这里同样能做。”

安东尼娅小姐一溜烟似的走出了服装部之后，桑普森先生感到有些苦恼，跑去找霍奇斯太太商量。

“她确确实实是个疏忽不得的怪人，”霍奇斯太太说。

“艾丽丝，你在哪里？”进货员烦躁地嘟哝了一声，并认为在同艾丽丝·安东尼娅小姐对阵中他略胜一筹。

在他的脑子里，杂耍剧场里用的戏服不外乎是各种各样的短裙子，上面滚着缠七缠八的花边和挂着一片片闪闪发光的小金属圆片。但是安东尼娅小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毫不含糊。

“哎呀！唷！”她尖叫了一声。

她用一种对任何平庸之物都深恶痛绝的语调诅咒着，甚至还没有表达出她对那些金属小圆片的嫌恶之情呢。桑普森先生搜索枯肠，抠出了一两个主意来，可霍奇斯太太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他那些馊主意一个都不中。最后正是霍奇斯太太对菲利普提出了这么个建议：

“菲尔，你能画画吗？你为何不试它一试，看看你能画些啥？”

菲利普买了一盒廉价的水彩颜料。到了晚上，那个十六岁的淘气包贝尔一边不住手地整理着邮票，一边不断打着呼哨，一连吹了三个曲子。在这当儿，菲利普搞出了几份服装设计图样。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巴黎见过的一些戏服的式样，并以其中一种式样为蓝本，略作些修改，涂着一种既浓艳又奇异的色彩，效果还满不错的哩。他感到大喜过望，并于第二天上午把它拿给霍奇斯太太看。这位太太似乎被惊呆了，随即拿着它去见进货员。

“毋庸讳言，”桑普森先生说，“这份设计倒是别具一格。”

这份设计倒把他一下子给难住了，不过他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一眼就看出，照这份设计缝制出衣服来倒是挺吸引人的。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他又开始提出一些改动的意见来了。但是，还是霍奇斯太太有些见地，她建议他就把这张设计图样原封不动地拿去给安东尼娅小姐过目。

“行不行就在此一举了，说不定她会喜欢上这种式样的。”

“还远不止于此呢，”桑普森说话的当儿，两眼注视着面前的那张袒胸露背的戏服设计图样。“他还会画画，是不？想不到他一直瞒着不让人知道。”

当有人通报安东尼娅小姐来到服装部时，桑普森先生把设计图样放在桌上显眼的地方，好让安东尼娅小姐一跨进办公室就能看到它。她果真立刻扑向设计图样。

“这是什么？”她嚷了起来。“为什么不能给我做这样的戏服？”

“这正是我们为您搞的，”桑普森慢条斯理地说。“您喜欢吗？”

“别说有多喜欢啦！”她说，“快给我递半品脱矿泉水来，里面再滴上一滴杜松子酒。”

“啊，您瞧，不必上巴黎去了吧。您只要说一声您要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

戏服立即差人去做了，当看到做好了的戏服时，菲利普满意得心儿扑扑直跳。那位进货员和霍奇斯太太把功劳全部归于他们两人，不过菲利普才不在乎这些呢。他跟着他们俩上蒂伏里杂耍剧场去看安东尼娅小姐试装，此刻，他心里头充满了欢乐。在回答霍奇斯太太提问的当儿，他把自己当年学画的经历告诉了她，还说他生怕那些同他住在一起的店员认为他想摆架子，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丝毫不透露他先前的经历。霍奇斯太太把这个消息在进货员面前鹦鹉学舌般地重述了一遍。对此，进货员在菲利普面前一声不吭，不过渐渐地对他另眼相待，不久又让他为两位乡下的主顾搞了几份设计，这些设计都获得了好评。从此以后，桑普森先生在主顾们面前说“你可知道，有位曾在巴黎学过画的聪明小伙子”在协助他工作。不久，菲利普便身穿衬衫，从早到晚安坐在屏风后面，设计服装图样。有时候，他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只得于下午三时同一些“迟到者”在一起吃午饭。他喜欢这样，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再说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都懒得说话了。饭菜也稍许好一些，都是那些进货员们吃剩的食物。菲利普这次从商店的顾客招待员擢升为戏服设计员的事儿，在服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意识到他成了大伙儿妒忌的对象。哈里斯——那位脑袋奇形怪状的店员——是菲利普在店里第一个认识的人，并非常喜欢菲利普。他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妒意。

“天底下所有的运气都让某些人碰上了，”哈里斯在菲利普面前嘀咕道，“要不了多久，你自己就可以当进货员了，到那时，我们都得口口声声叫你先生啰。”

他对菲利普说，他应该去要求增加工资，原因是别看他眼下干着复杂的活儿，可工资却并不比一开始就拿的每周六先令多一个子儿。但去向经理要求增加工资却是件棘手的事情。在对付这一类申请涨工资的人方面，经理有种讥讽挖苦人的办法。

“你认为你应该得到更多的工资，对不？那么你认为你该得多少呢？呃？”

此时，申请者心惊肉跳的，会说他认为他应该每周再增加两先令。

“哦，很好，你认为你应该得到这么多，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多，”接着他顿了顿，有时还用一种冷酷的目光瞅着人，“同时，你还可以得到解雇通知书。”

此时想撤回涨工资的请求也是白搭，你一定得卷铺盖滚蛋。经理的观点是，心有不满的店员是不会把活儿干好的，假如他们不配涨工资，那还不如干脆打发他们开路的好。结果除非是想走的人，其他人中间没有谁敢出来要求涨工资。菲利普心有踌躇。他房间里的人都说进货员离不开他，对此，他将信将疑。这些伙伴都是老实巴交的人，不过他们的幽默感还嫌太原始了，要是他在他们的怂恿下去要求增加工资而遭到解雇，这对他们来说，倒是件非常有趣可笑的事儿。他不能忘记当初寻找工作时尝过的辛酸，再也不想尝这种滋味了。他知道到别处去谋个式样设计员的差使，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周围有成百上千个人能画得跟他一般好。但是他急需用钱，原先的几件衣服都穿破了，成天站在那厚厚的地毯上，脚底光出臭汗，把袜子和靴子都烂坏了。一天早晨，在地下餐厅吃完饭后上楼时，他穿过那条通向经理办公室的过道。这当儿，他几乎说服自己去采取那冒险的步骤。他看到办公室前排着一队男人，是招工广告把他们引来同经理面谈的。大约一百人的光景，中间无论谁一旦受雇，都将给予同菲利普一样的待遇和六先令的周工资。他看见他们中间有些人正因为他受到录用而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那目光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第一百零八章

寒冬逝去。菲利普时常到圣路加医院去，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他总是在夜色浓重时悄悄地溜进医院，这样就碰不上熟人了。复活节那天，他接到大伯的一封信，甚感诧异，因为这位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牧师一生中给他写的信，加起来不满半打，而且都是谈些事务上的事儿。

亲爱的菲利普：

如果你考虑近期内度假并愿意上这儿来的话，我将为见到你而感到高兴。冬天，因慢性支气管炎发作，我病得很重，而威格拉姆大夫对我的康复不抱任何希望。我体魄异乎寻常的强健，感谢上帝，我奇迹般地恢复过来了。

你的亲爱的

威廉·凯里

读罢此信，菲利普心中不觉愤然。在大伯的心目中，菲利普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呢？他甚至在信中问也不问一声。他就是饿死了，那老东西也不放在心上。然而，在回宿舍的路上，菲利普蓦地起了一个念头，戛然收住脚步，立在一盏路灯下，把信掏出来又看了一遍，只见那信上的笔迹失去了其通常所特有的那种公事公办的执拗劲头，一个个字写得斗大，还东倒西歪的。或许疾病对他的打击远远超过了他愿意承认的程度，于是他想借此正式的信件，表达其对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的渴想之情吧。菲利普回信说他可以于七月间到布莱克斯泰勃去度上半个月的假期。这份请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一直在为如何打发这一短短的假期犯愁。九月里，阿特尔涅全家要去采蛇麻子，而他是不能不去的，因为到了九月，秋季的服装图样都已搞完了。莱恩公司有个规矩，即每个雇员不管愿意与否都得过上半个月的假期，而在度假期间，要是没地方可去，仍可睡在宿舍里，但膳食得自理。有些店员在伦敦附近没有朋友，对他们来说，假期倒是件伤脑筋的事情。这时，他们只得从微薄的工资里扣出几个钱来买食物充饥，整天价无所事事，日子过得百无聊赖。自从同米尔德丽德一起去布赖顿以来，已经两年过去了，在这期间，菲利普一直没有离开过伦敦一步。眼下，他渴望着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企求着享受一下海边的静谧。他怀着这种强烈的欲望熬过了五月和六月，最后真到了要离开伦敦时，他倒变得惴惴不安起来。

离伦敦前最后一个夜晚，菲利普向桑普森先生交代了留下来的一两件活计。突然间，桑普森先生对他说：

“你一向拿多少工资？”

“六先令。”

“我想六先令太少了。等你度假回来，我去要求给你增加到十二先令。”

“那太谢谢了，”菲利普笑吟吟地说，“我正非常需要添置几件衣服呢。”

“凯里，只要你忠于职守，不要像他们中间有些人那样，成天同姑娘们混在一起嬉耍逗乐，我会照应你的。注意，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不过你还是有出息的。我要说，你是有出息的。一旦时机成熟，我一定设法让你拿每周一镑的工资。”

菲利普心中暗自纳闷，不知还得等多久才能拿到每周一镑的工资呢？还得等上两年？

菲利普吃惊地发现他大伯容颜大变。上次见到大伯时，他身子还很结实，腰板直挺挺的，胡子剃得光光的，一张世俗的脸圆圆的。然而，他的身体莫名其妙地垮了下来，皮肤焦黄，眼泡浮肿，身子佝偻着，显得老态龙钟。在这次生病期间，他蓄起了胡须，走起路来，步履迟缓。

“今天我的身体不怎么好，”当菲利普刚回到牧师公馆，跟大伯一道坐在餐厅里时，大伯就说开了。“高温搅得我心烦意乱，人觉得很不舒服。”

菲利普询问了一些有关教区的事务，在这当儿，他凝视着他大伯，暗暗打量着他大伯究竟还能活多久。炎热的夏季足以让他完蛋。菲利普注意到他那双手瘦骨嶙峋的，还不住地打颤。这对菲利普来说倒是利害攸关的啊。如果他大伯夏天就去世，那冬季学期一开学，他就可以回到圣路加医院去。一想到再也不必回到莱恩公司去了，他的心情万分激动。吃饭时，牧师大伯弓着背坐在椅子上，那位打他妻子死后前来料理他生活的管家问道：

“先生，让菲利普先生切肉好吗？”

那个老头儿出于不甘流露自己的虚弱的心理，本想自己动手切肉，但一听到管家的提议，心中不免一喜，便作罢了。

“您的胃口还真好哩，”菲利普说。

“喔，那倒是的，我一向吃得下东西。不过我比你上次在这里的时候瘦多了。瘦一点也好，我一直就不喜欢发胖。威格拉姆大夫认为我的消瘦倒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饭后，管家给牧师大伯送来了药。

“把处方拿来给菲利普少爷看看，”牧师吩咐说。“他也是一名医生。我希望他能认为这处方开得不错。我曾告诉威格拉姆大夫，说你眼下正在学习当医生，他应该削减医药费。我要付的账单可吓人了。这两个月来，他天天上门来替我看病，而每来一次就索费五先令。这笔费用不小吧，是不？现在他每周来两次。我打算叫他不必再上门来了，如有必要，我会派人去请他的。”

他目光急切地凝望着菲利普看医生开的处方。处方上开的尽是麻醉剂，一共两味药，牧师解释说，其中的一味只有在神经炎发得难以忍受时才服用。

“我用药时很当心，”他说，“我可不想染上吸鸦片的恶习。”

他压根儿没提他侄儿的事情。菲利普想大伯生怕自己向他伸手要钱，所以小心提防着，来个先声夺人，絮聒不休地数说他要付各种各样的账目。他在大夫身上已经花去了那么多的钱，而付给药房的钱还要更多。再说，他生病期间，卧室里每天都得生火。现在每逢星期天，他早晚都要坐马车上教堂。菲利普生气极了，真想对他大伯说他不必担心，他侄儿并不打算向他借钱，但是他还是忍住没说。在菲利普看来，除了耽于口腹之乐和对金钱的占有欲之外，生活的一切乐趣都在那个老头儿身上丧失殆尽。人到老年，真令人可恶。

下午，威格拉姆大夫来了。看完病以后，菲利普陪他走到花园门口。

“您认为他的病况如何？”菲利普询问道。

威格拉姆大夫说话做事关心的倒不是对与不对，而是要不得罪人，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不会冒险提出明确的意见来的。他在布莱克斯泰勃行医已有三十五年之久，赢得了为人可靠的名声，而许多病人认为作为一个医生，要紧的倒不是聪明，而是为人可靠。布莱克斯泰勃新来了位医生——虽说此人在此定居已达十年，但是人们仍旧把他看作是个抢人饭碗的侵夺者——据说他人非常聪明，可是体面人家很少找他看病的，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情况呀。

“喔，他比意料的要好得多，”威格拉姆回答菲利普的询问时说。

“他身上有没有要紧的毛病呀？”

“唔，菲利普，你大伯可不年轻啰，”那位大夫说话间，脸上泛起一种审慎的微笑，这笑容似乎在说那位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牧师毕竟还不是个龙钟的老人哪。

“他似乎认为他的心脏不怎么好。”

“对他的心脏，我倒是不大满意的，”那位大夫竟妄加猜测起来，“我认为他应该小心才是，要多加小心啊。”

一个就在菲利普舌边打滚而没问出口的问题是：他大伯究竟还能活多久？他怕问出来，威格拉姆会感到震惊。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要遵循生活的礼节，话要说得含蓄。不过，菲利普在问另一个问题的当儿，脑际突然掠过一个念头，那位大夫想必对一个病人的亲人们焦急心情已是司空见惯，不会心生奇怪的。他一定能透过他们哀切怜悯的表情看到他们的心。菲利普对自己的虚伪报以淡淡一笑，随即垂下眼睑，问威格拉姆大夫道：

“我想他马上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吧？”

这种问题是医生最忌讳的。要是说病人至多只能再活上一个月，那他家里就会立即忙着操办丧事，可是如果到时病人依然活在世上，他家里人就会带着满肚子的不高兴朝护理人员发泄，埋怨让他们过早地遭受到不必要的精神折磨。从另一方面来讲，要是说病人或许还能活上一年，可他不出一个礼拜就命赴阴曹，那死者家属就会说你是不懂医术的饭囊。他们想要是早知道病人这么快就会咽气的话，他们满可以趁他咽气之前多给他点温暖啊。威格拉姆大夫打了个手势，表示不再让菲利普纠缠下去了。

“只要他能维持现状，我认为他还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危险，”他终于不揣冒昧地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别忘了，他毕竟不年轻了，嗯，这部机器渐渐磨损了。如果他能挺过夏天，我看不出他为什么就不能非常舒适地活到冬天；然后，要是冬天不给他带来多大的不快，唔，我不认为他还会发生什么不测。”

菲利普返身折回餐厅，他大伯还坐在那儿。牧师头上戴了顶室内便帽，肩头裹着一条长方形钩针编织的披巾，看上去样子古怪极了。他两眼直愣愣地望着餐厅门口，菲利普走进来时，眼光一下子停留在菲利普的脸上。菲利普发觉他大伯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嗯，关于我的情况他说什么来着？”

菲利普突然领悟到他大伯非常怕死。菲利普感到有点惭愧，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向别处。他常常因人性的怯弱而陷入困窘。

“他说他认为您眼下大有好转，”菲利普答了一声。

他大伯的双眸顿然放出一丝兴奋的光亮。

“我的体格简直强健极了，”牧师说道，“旁的他还说了些什么？”他又满腹狐疑地追问了一句。

菲利普粲然一笑，接着说：

“他说，只要您当心，就没有理由说明您为什么不能活到一百岁。”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一百岁，但是我就不信活不到八十岁。我母亲就活到八十四岁才去世的嘛。”

凯里先生座位旁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本《圣经》和一卷厚厚的《英国国教祈祷书》，多少年来，他一直惯于对全家吟诵这中间的内容。此刻，他伸出不住颤抖着的手，拿起了《圣经》。

“那些基督教创始人一个个寿命都很长，对不？”牧师说着，神情诡谲地笑了笑。从他的笑声里，菲利普听出有一种胆怯的恳求的调子。

那老头儿死死抱住尘世不放。诚然，他对他的宗教教义绝对信奉，对灵魂不灭说笃信不疑。他感到就凭他所处的地位，他一直修身养性，行善积德，足以使他的灵魂在他死后升上天国！在那漫长的传教布道的岁月里，他一定给众多生命垂危的人们带来了宗教的安慰！也许，他也像那从自己为自己开的处方里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医生一样。菲利普为他大伯那种依恋俗世的执拗劲所震惊，所迷惑。那老头儿的灵魂深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难以言状的恐惧，他感到莫名其妙。他恨不能深入到他大伯的灵魂中去，那样的话，那种对他所怀疑的未知世界所怀有的恐惧感将赤裸裸地暴露在他的眼前。

时光似流水，半个月的假期一晃就过去了。菲利普又回到了伦敦。在那挥汗如雨的八月里，他都呆在服装部屏风后面，穿着衬衫，不停地挥笔作画。轮休的店员们都外出度假去了。晚上，菲利普通常到海德公园里去听乐队演奏。他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工作倒变得不像开始时那么累人了。他的脑子从长期的呆滞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寻求着令人清新的活动。他一门心思期盼着他大伯快快死去，不停地做着同样的梦：一天清晨，递来一份报告那牧师猝然去世的电报，从此他彻底自由了！可眼皮一睁开，却原来梦幻一场，心里头顿时忧愤交加，不是个味儿。既然那老头儿的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菲利普便沉湎于为自己的未来作出精心的安排。就这样，他很快就把这一年光阴打发过去了。这一年是他取得合格资格前必经的阶段，他竟还一心扑在他计划的西班牙之行中。他阅读有关该国情况的书籍，这些书籍均是他从免费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从各式各样的图片中，他精确地知道西班牙每一座城池的风貌。他仿佛看到自己驻足在科尔多瓦那座横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大桥上，穿行在托尔多市的弯弯曲曲的街道之间；坐在教堂里，从埃尔·格列柯那儿索取他感到这位神秘莫测的画家吸引他的人生奥秘。阿特尔涅体谅他的心情，每到星期天下午，他们俩就在一起绘制详尽的旅行路线，以便菲利普不致漏掉一块值得一游的地方。菲利普还开始自学西班牙语，以消除自己的不耐烦心理。每天黄昏，他就坐在哈林顿街宿舍楼里的无人问津的起居室，花一个小时做西班牙语练习，还借助手边的英语译稿，绞尽脑汁思索着《唐·吉诃德》的妙语佳句。阿特尔涅每周给他上一次课，这样菲利普学会几句话，好在旅行时用。阿特尔涅太太在一旁讥笑他们。

“瞧你们俩还学西班牙语！”她说。“你们就不能找件有益的事情做做吗？”

可是莎莉有时却站在一旁，神情严肃地谛听着她父亲和菲利普用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莎莉渐渐长大成人，这年圣诞节时，她就要把头发梳上去了。她认为她父亲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总是引用她父亲对菲利普的赞词来表达她对菲利普的看法。

“爸爸对你们的菲利普叔叔可推崇了，”她对弟妹们这样说道。

长子索普已经是可以上“阿雷休所”号船当水手的年龄了，于是阿特尔涅便在家人面前绘声绘色地吹起他那儿子穿着水手制服回来度假时的模样儿来了。莎莉一到十七岁，就将去跟一位裁缝学徒。阿特尔涅又像发表演说似的谈论着小鸟翅膀硬了，一只只正扑翅飞离父母修筑的窝巢。他两眼噙着泪水告诉他们，说他们还想回来的话，窝巢依然还在原地，随时可以来吃顿便饭，可以在临时搭起的地铺上歇息，还说做父亲的心扉永远对着他孩子们的苦恼开放。

“阿特尔涅！你又胡说了，”他的妻子嗔怪地说。“只要孩子们老老实实做人，我就不信他们会遭遇到什么烦恼。只要你做事牢靠，不怕吃苦，你的饭碗就永远不会被人砸掉，这就是我的看法。我还可以告诉你说，就是我再也看不到他们自己挣饭吃，我也不会感到难过的。”

由于生育孩子、繁重的家务和不断的操心，阿特尔涅太太开始显得衰老了。有几次，黄昏时分，她的背疼痛难忍，只得坐下来歇息。她心目中的幸福就是能雇个姑娘来干些粗活，免得她每天早晨七点以前就得起床。阿特尔涅挥了挥他那秀美、白皙的手，说：

“哎哟，我的贝蒂，你跟我两人为这个国家立了一大功劳哩。我们养育了九个身体壮实的孩子。男孩们将来可以为国王陛下效劳。姑娘们将来可以做饭、缝衣服，到时将轮到她们来生育白白胖胖的小崽子。”他掉过脸去，面对着莎莉，为了安抚她，用一种跟刚才适成对照的平稳但又不无夸张的口吻补了一句：“她们还可以伺候那些光站着不动只是等待的人。”

近来，阿特尔涅在狂热地信奉各种自相矛盾的学说的同时，又钻研起社会主义理论来了。此刻，他说：

“贝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你和我两人可以领到优厚的退休金。”

“喔，别在我面前夸你那些社会主义者了，我可没这份耐心，”阿特尔涅太太嚷道。“我的生活信条是：别管我！我可不喜欢别人来打扰。我虽身处逆境，但不会灰心丧气。人各为己，迟者遭殃啊！”

“你把我们的生活说成是逆境吗？”阿特尔涅说。“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的一生有过苦，也有过乐，我们作过斗争，我们家一向很穷，但是这种生活有意义，啊，当我看到站在周围的孩子，我得说，这种生活值得过上一百次！”

“你又吹开了，阿特尔涅！”她说着，用一种不是愤恨而是稳重的责备的目光凝望着阿特尔涅。“生这些孩子，你倒舒服，自得其乐，可我却身受十月怀胎之苦，生下来还要我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们，眼下他们都在这儿，不过，要是我能回过去重新生活的话，我倒愿意一辈子一直一个人过。唉，要是光我一个人的话，说不定现在我自己就开了爿店了，银行里存着四五百英镑，还雇个姑娘替我做些粗活。喔，无论如何，我可不愿再回忆我这辈子过的日子。”

菲利普暗自思忖，对难以数计的千百万芸芸众生来说，生活不过是没完没了的干活，既不美也不丑，只是像接受四季转换那样接受这种生活。世间的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他不由得变得激愤起来。他不甘使自己相信人生毫无意义的说法，而他所见的一切，他的全部思想，无不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虽然他不胜愤慨，但这是一种令人快乐的愤慨。人生纵然没有意思，但还不至于那么吓人。于是，他以一种奇异的力量面对人生！

第一百零九章

秋尽冬来。菲利普曾将自己目前的住址留给伯父的管家福斯特太太，好让她写信跟自己联系。不过，他现在还是每星期去医院一次，看看有没有信。一天黄昏，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一只信封上，而那字体笔迹正是他永远不愿再看到的。他心头不由得产生一股不可名状的感觉。有一阵子他真不想伸手去拿信。它勾起了一连串令人憎恶的回忆。可是后来，他终究沉不住气，还是把信撕了开来。

亲爱的菲尔：

是否可以尽快和您见一面。我的境遇很不妙，不知怎么办才好。不是钱的事儿。

您的忠实的

米尔德丽德

于菲茨罗伊广场

威廉街七号

他将信撕得粉碎，走到街上，随手把碎片撒向茫茫的暮曛之中。

“巴不得她见鬼去哩，”他嘟哝了一句。

他想到要同她再次见面，心头禁不住涌起一阵厌恶之感。她是不是真的在受苦，他才不在乎呢。不管她落到何等地步，都是罪有应得！想到她，他又恼又恨，过去的一片痴情，现在变成了满腔的厌恶。回首往事，他心烦意乱，直打恶心。他漫步走过泰晤士河时，由于竭力避免再想到她，甚至本能地把身子缩到了一边去。他上了床，可是没法入睡。他暗自纳闷，不知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她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是不会给他写信的。担心她生病、挨饿的念头，怎么也没法从脑子里驱散掉。他恼恨自己意志薄弱，但是他知道，如果不亲眼见她一面，自己怎么也安不下心来。第二天一早，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匆匆涂了几笔，随后在去店里上班的途中投寄了出去。信里尽量写得冷冰冰的，只说得知她境况窘迫，颇觉黯然，说他将于当晚七时按所写的地址前去探访。

那是一幢肮脏破败的出租公寓，坐落在一条污秽的街道上。菲利普想到要同她见面，心里头就很不是个滋味。他在向人打听她是否住在这儿的时候，忽然异想天开地巴望她已经搬离了。这儿看上去正是那种人们经常搬进迁出的住所。昨天他没想到看一下她信封上的邮戳，不知道那封信在信架上已搁了多久。应铃声出来开门的那个妇人，并没有开腔回答他的询问，只是默不作声地带他穿过通道，在屋子深处的一扇门上敲了几下。

“米勒太太，有位先生来看你，”她朝屋内招呼了一声。

房门开了一线，米尔德丽德心怀猜疑地打缝隙里朝外瞟了一眼。

“噢，是你呀，”她说，“进来吧。”

他走了进去，她随手把门带上。这是一间狭小的卧室，那乱糟糟的样子，和她住过的每一间寓所没有什么两样。地板上有一双鞋，东一只，西一只，上面的尘土也没擦拭干净。帽子丢在五斗橱上，旁边还有几绺假卷发，外套就撂在桌子上。菲利普想找个放帽子的地方，门背后的衣帽钩上挂满了裙子，他看到裙边上还沾有泥污哩。

“坐下好吗？”她说着，尴尬地笑了一声。“我想，这回你又收到我的信，你觉得有些意外，是吗？”

“你嗓子哑得很哪，”他回答说，“喉咙痛吗？”

“是的，痛了好一阵子了。”

菲利普没有吱声，在等待着她解释为什么要跟他见面。卧室里狼藉的景象足以表明她又堕入先前的那种生活里去了，而他一度把她从那种生活里硬拖了出来。他不知道那小孩究竟怎么样了，壁炉架上倒有一张那孩子的照片，但房间里看不到一丝痕迹能说明孩子和她住在一起。米尔德丽德手里捏着手帕，把它揉成个小球，两手传来传去。他看出她内心十分紧张。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炉火，他可以从容打量她而不会遇上她的目光。她比离开他的时候消瘦得多了，脸上的皮肤焦黄而干枯，更加紧绷绷地贴在颧骨上。头发染过了，成了亚麻色，这使得她模样大变，越发俗不可耐了。

“说实在的，一接到你的回信，我的心就宽下来了，”她终于开腔了，“我怕你说不定已经离开医院了。”

菲利普没有吱声。

“我想你已经正式取得医生资格了，是吗？”

“没有。”

“怎么会呢？”

“我已经不在医院了。一年半以前，我不得不改行，另谋生计。”

“你就是好见异思迁，似乎干什么事都干不长。”

菲利普又沉默了半晌。接着，他冷冷地说：

“我做了笔投机买卖，但不走运，把手头仅有的一点本钱赔了个精光。再没钱继续学医了。我只得尽量想办法挣钱糊口。”

“那么你现在干哪个行当呢？”

“我在一家商店里做事。”

“喔！”

她飞快地瞥了他一眼，随即又将目光移开去。他发现她脸红了。她神经质地用手帕轻轻拍打着自己的手掌。

“你总不至于把你的医道全忘了吧？”她好不容易把这句话从喉咙眼里挤了出来，腔调古里古怪的。

“还没有全忘掉。”

“我想见你，就是为了这个。”她的声音降低成沙哑的耳语。“我不知道自己害了什么病。”

“为啥不上医院去看呢？”

“我才不愿去呢，让那些学生哥儿们全冲着我直瞪眼，弄得不好，他们还要留我在那儿呢。”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菲利普冷冷地问道，用的是门诊室询问病人的那套行话。

“嗯，我身上出了一片疹子，怎么也好不了。”

菲利普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猛然袭上心头，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让我瞧瞧你的喉咙。”

他把她带到窗口前，尽自己的可能替她作了一次检查。陡然间，他看清了她那双眼睛，那对眸子里充满着极端的恐惧，叫人看了毛骨悚然。她真被吓坏了。她要他来宽慰自己；她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又不敢启口央求他讲几句宽慰的话语，但她全身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巴不得能听到这样的话儿呢。然而，让她宽心的话儿，他一句也没有。

“恐怕你病得还不轻哩，”他说。

“你看是什么病？”

他对她实说了，她一下子面如死灰，甚至连嘴唇也变得焦黄。她绝望地流下泪来，起初是无声的痛哭，后来渐渐泣不成声了。

“实在对不起，”他沉默了良久，终于这么说了，“但是，我不得不以实言相告。”

“真还不如去寻死，两眼一闭也就一了百了了。”

对于这一威胁，他未予理会。

“你手头有钱吗？”他问道。

“有六七镑的样子。”

“要知道你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你不觉得自己可以找点活儿干干吗？我恐怕帮不了你的大忙，我一星期也只拿十二个先令。”

“我现在还能干些什么呢？”她不耐烦地大声嚷嚷。

“真是活见鬼，你总得想法子干点什么呀。”

他神情严肃地跟她说话，把她自己有什么样的危险，以及她对别人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危险，一五一十地向她说了，而她则郁郁不乐地谛听着。他试图安慰她几句，讲到最后，尽管她一肚子的不高兴，他总算还是让她勉强同意按他的劝告行事。他开了一张药方，说要把它拿到最近的药房去配。他还再三叮嘱她，一定要按时服药。他站起身来，伸出手，准备告辞。

“别垂头丧气啦，你的喉咙要不了多久就会好的。”

但他刚动身要走，她的脸孔倏地扭曲了，她上前一把拉住他的大衣。

“哦，别离开我，”她声音嘶哑地嚷道。“我真害怕呀。别把我丢下不管啊，菲尔，求求你！我再没有别人可找了，你是我曾有过的唯一的朋友！”

他觉得出她的灵魂沉浸在恐怖之中。说也奇怪，这种惊恐之状和他在他伯父眼睛里看到的很相似，那时他伯父生怕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菲利普垂下了头。这个女人两次闯进他的生活，搞得他狼狈不堪；她没有资格对他提什么要求。然而，他却感到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异样的隐痛，究竟为什么，他也闹不清楚；而正是这种隐痛，使得他在接到她的信后心绪不宁，直到他服从了她的召唤为止。

“我看啊，这种隐痛一辈子也别想排除得掉，”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一挨近她，就会感到浑身不舒服，这种莫名其妙的嫌恶使得他茫然不知所措。

“你要我怎么办呢？”他问道。

“咱俩一块儿到外面去吃点东西。我请客。”

他犹豫不决。他觉得她又在慢慢地潜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而他原以为，她已永远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她盯住他望，那副迫不及待的神情不免令人作呕。

“喔，我知道我一向待你很不好，但是现在，可别把我扔下不管呀。你也算解了心头之恨了。要是你现在撇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好吧，反正我也无所谓，”他说，“不过咱们得省着点儿，眼下我可没有钱来乱花。”

她坐下来，穿上鞋，随即又换了条裙子，戴上帽子，两人一同走了出去，在托顿汉法院路上找到了一家餐馆。菲利普已经不习惯在晚上这个时候吃东西，而米尔德丽德的喉咙痛得厉害，连食物也咽不下。他们吃了一点儿冷火腿，菲利普喝了一杯啤酒。他们相对而坐，以前他们就是这么坐着的。他怀疑这种情景她是否还会记得。他俩之间也实在无话可说，要不是菲利普硬逼着自己开口，就会一直这么一声不吭地呆坐下去。餐馆里灯火通明，好多面俗里俗气的镜子互相映照着，映像翻来覆去，重叠不尽。在这一片华灯之下，她显得既苍老又憔悴。菲利普急于想打听那小孩的情况，但是没有勇气启口。最后还是她自己提起来的：

“告诉你吧，孩子去年夏天死啦。”

“啊！”他说。

“也许你会感到难过吧？”

“才不呢，”他回答道，“我高兴得很咧。”

她瞟了他一眼，理解到他这话的含义，随即把目光移了开去。

“你一度挺疼这个孩子的，对不？我那时总觉得奇怪，你怎么会那么疼爱另一个男人生的小孩。”

他们吃完了就来到药房取药，菲利普刚才曾把药方留在那儿，让他们先配好。回到那间凌乱破旧的卧室以后，他叫她吞服了一剂。他俩又闲坐了一会，一直到菲利普得回哈林顿街时才起身告辞。这一番折腾实在使他厌烦透了。

菲利普每天都去看她。她服用他开的药，照他的嘱咐行事。不多久，疗效果然十分显著，这一来，她对菲利普的医术信服得五体投地。随着病情的逐步好转，她人也不再那么垂头丧气了。说起话来也随便多了。

“只要我一找到工作，一切就全上正轨了，”她说。“我摔跤也摔够了，现在想学点乖了，省得你再为我忙得团团转了。”

菲利普每次遇见她，总要问她有没有找到工作。她要他别担心，只要拿定主意了，准会找到点事情干干的。她有好几手准备，趁这一两个星期养精蓄锐岂不更好。对此，他也不便说她不是，但是随着这一期限的临近，他也越来越固执己见。现在她心情可开朗多了，她嘲笑他，说他是个专爱无事空扰的小老头。她把自己去找那些老板娘面谈的经过唠唠叨叨地说给他听，因为她打算在一家餐馆里弄一份差事。她还告诉他老板娘们讲了些什么，她又回答了些什么。眼下吗，什么还都没有敲定，但是她相信到下星期初肯定会有眉目的，没有必要仓促行事嘛，拣错了行当可追悔莫及啊。

“这种说法太荒唐了，”他不耐烦地说，“现在你不管找到什么差事都得干，我可帮不了你的忙，况且你也没有用不完的钱哪。”

“啊，不过我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还可以碰碰运气呐。”

他目光严厉地打量着她。他们初次见面以来已三个星期，那时候她手头的钱还不足七英镑。他顿时起了疑心。他回想起她说过的一些话，仔细玩味推敲。他怀疑她是否真去寻找过工作。说不定她一直在欺骗他哩。她手头的钱居然能维持这许多日子，真是天大的怪事。

“你这儿的房租要多少？”

“嘿，房东太太为人和气，跟其他的房东可不一样，她从来不上门来催缴房租，我什么时候手头方便，就什么时候付。”

他沉默不语。他怀疑的事如若属实，那真是太可怕了。这不禁使得他踌躇起来。盘问她也是白搭，她什么也不会承认的，要想知道真情，就只得亲自去查明。他已习惯在每晚八时同她分手，时钟一敲，他便起身告辞；但是这回他并没有直接回哈林顿街去，而是站在菲茨罗伊广场的拐角里，这样不管谁沿着威廉街走来，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似乎觉得已等了好长时间了，心想也许是自己猜测错了。他正打算离开，就在这时，只见七号的门开了，米尔德丽德走了出来。他闪身躲回到暗处，注视着她迎面走来。她戴的帽子上还插着一簇装饰羽毛，他曾在她房间里看到过，她穿的那身衣服他也认得，在这条街上显得过分惹眼，而且也不合时令。他尾随她缓步前行，来到托顿汉法院路，她放慢了脚步，在牛津街的拐角处站定身子，四下望了一眼，随即穿过马路，来到一家音乐厅门首。他急忙跨前几步，碰了碰她的胳膊。他看到她面颊抹着胭脂，嘴唇上涂着一层口红。

“你上哪儿去，米尔德丽德？”

听到他的声音她不由得吃了一惊，像她平时被人戳穿谎言时那样，脸刷地绯红。接着，她眼睛里射出一道他所熟识的愠怒的目光，她本能地企图借破口大骂来防身自卫，然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哟，我不过是想来看看演出罢了。每天晚上老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把人都要闷死啦。”

他不再装作相信她的话了。

“你不能这么干的。天哪，我对你讲了不下五十次了，这有多危险！你得赶紧悬崖勒马才是。”

“得了，别来这一套！”她粗暴地嚷道，“你以为我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吗？”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下意识地想把她拖走。

“看在上帝的分上，来吧。让我送你回家去。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哟！这是犯罪！”

“关我什么事呢？让他们来碰运气吧！男人们一直这样对待我，难道我还得为他们操心吗？”

说罢，她一把推开菲利普，径自走到售票处跟前，付了钱就进去了。菲利普口袋里只有三个便士，无法跟她进去。他回转身子，沿着牛津街缓步向前走去。

“我再也无能为力了，”他喃喃地说。

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着米尔德丽德。

第一百一十章

这一年的圣诞节适逢星期四，菲利普所在的那爿商店要打烊歇业四天。他给大伯去了封信，询问他去牧师住宅度假是否方便。他接到福斯特太太写来的回信，信中说凯里先生身体有恙，不便写信，但是他极想见见自己的侄儿，要是菲利普能来，他感到很高兴。福斯特太太在门口迎候菲利普，他俩握手时，她告诉他说：

“先生，你会发现他比你上次在这儿时变得多了。不过，你得装作若无其事，好吗，先生？他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而神经十分紧张。”

菲利普点了点头。于是，她领着他走进餐室。

“菲利普先生到了，先生。”

这位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的牧师已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他那凹陷的双颊、佝偻的躯体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坐在扶手椅里，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部怪诞地向后仰着，肩上披了条围巾。现在，他离了拐杖就寸步难行，两手颤抖得非常厉害，连用餐都十分艰难。

“他看来活不了多久了，”菲利普一边望着他，一边暗自思忖着。

“你觉得我现在的气色怎样？”牧师问道，“你认为我比你上次在这儿的时候变多了吗？”

“我看，你现在身板比去年夏天要硬朗得多。”

“那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气温一高，总叫人受不了。”

在上几个月中，有好几个星期，凯里先生是在楼上卧室里度过的，其余几周的时光是在楼下消磨的。他手边有个手摇铃，说话的当儿，他摇铃叫福斯特太太来。福斯特太太就坐在隔壁房间里，时刻准备着听从凯里先生的召唤。他问福斯特太太他第一天走出卧室是哪个日子。

“十一月七日，先生。”

凯里先生两眼盯视着菲利普，看他听后有何反应。

“但是，我的胃口还是不错的，不是吗？福斯特太太，你说呢？”

“是的，先生，你的胃口好极了。”

“不过，就是吃了不长肉。”

眼下，除了他本人的健康，其余什么都不在他心上。他的生活单调乏味，不时遭到病痛的袭击，只有在吗啡的麻醉下，他才能合上眼睛睡一会儿。尽管如此，他却执拗地、念念不忘地想着一件事：活下去！只要眼睁着活在人世就好！

“太糟了，我得开支一笔数目庞大的医药费。”他又丁丁当当地摇响手铃。“福斯特太太，把药费账单拿给菲利普瞧瞧。”

福斯特太太立即从壁炉架上取下药费账单，并把它递给了菲利普。

“这仅仅是一个月的账单。即使你来给我看病，我也怀疑你能否叫我少付些药费。我曾想直接从药房里买药，但这又要支付邮费。”

他明显地对自己的侄儿不大感兴趣，竟连菲利普目前在干些什么也没有想到问一声。但看上去，他因有菲利普在自己跟前而感到很高兴。他问菲利普能呆多久，菲利普回答说他星期二一定得动身，这时，他表示要是菲利普能多呆些日子就好了。他絮聒不休地诉说起自己病痛的症状，以及医生对他病情的诊断。他突然打住话头，摇起了手铃。福斯特太太应声走了进来。他说：

“喔，我不知你还在不在隔壁。我打铃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在那儿。”

福斯特太太走后，他对菲利普解释说，要是他不能肯定福斯特太太是否在附近，他就会感到惶惶不安，因为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福斯特太太知道她该做些什么。菲利普发觉福斯特太太疲惫不堪，眼皮因缺乏睡眠而沉重得抬不起来。他便暗示大伯，说他让福斯特太太太操劳了。

“瞎讲，”这位牧师说，“她壮得像头牛。”后来，当福斯特太太进来给他送药时，他对她说：

“菲利普少爷说你太操劳了，福斯特太太。你喜欢照顾我，不是吗？”

“喔，我没关系，先生。凡是我能做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

没一刻儿工夫，药剂生效了，凯里先生便昏昏入睡了。菲利普走进厨房，问福斯特太太终日操劳是否吃得消。他看出她接连数月都没有得到安宁。

“嗯，先生，我又有什么法子想呢？”她回答道，“那位可怜的老先生一切都仰赖着我去给他张罗。哎，虽然有时他真叫人讨厌，但是，你又舍不得离开他，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在这儿已呆了那么多年了，要是他一旦狠心走了，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哩。”

菲利普看到她确实怜爱着这个老头儿。她帮他洗澡穿衣服，给他做饭，甚至一夜都要起来五六次，因为她就睡在他隔壁房间里。每当他醒来，他总是丁丁当当地摇铃，直到她走进他的卧室为止。他随时都可能咽气蹬腿，然而他也许还可以苟延残喘几个月。她居然这样百依百顺地、心肠仁慈地照料一位陌生人，着实令人叹服。诚然，世上就只有她这样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料理着他，看了又叫人悲怆和心酸。

在菲利普看来，大伯终生布道的宗教，现在对他说来，不过是履行一种形式而已：一到星期六，教区副牧师来到他面前，给他吃圣餐，而且他自己也经常吟诵《圣经》；然而，很清楚，他还是怀着极其恐惧的心情看待死亡。他信奉死亡就是通向来世永恒幸福的入口，但是他自己却不想进去领略那种幸福生活的乐趣。他不时地遭受病魔的折磨，像是被铁链缚住一样，成天价在椅子里消磨时光。但是，他却像紧紧依偎在一个他用钱雇来的女人的怀抱里的孩童一样，赖在他所熟识的尘世不肯离去。

菲利普的脑海里始终盘旋着一个他不好发问的问题：他怀疑这位牧师在其垂暮之年，是否还笃信灵魂不灭之说，而眼下他就如同一部机器一样，久遭磨损，行将报废。很可能在他的灵魂深处，深信宇宙间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上帝，深信今世一了，万事皆空。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他是决不会说出这一信念的。但他不好发问，因为他知道，大伯的回答除老生常谈外，决不会有什么新鲜货色。

节礼日那天傍晚，菲利普同他大伯一起坐在餐室里。翌日一大早他就得动身，赶在上午九时前返回店里。这时，他是来给凯里先生道别的。那位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的牧师正在打盹儿，菲利普躺在靠窗的沙发上，书本跌落在膝盖上，目光懒散地打量着房间的四周。他盘算着房间里的家具能卖多少钱。他曾在这幢房子里徜徉，察看那些打孩提时代起就熟知的各色什物。家里有几件瓷器，倒还值几个钱，菲利普暗自忖度着这些瓷器是否值得带上伦敦；至于那些家具，还都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款式，红木质地，结实而丑陋，拿去拍卖的话，就三文不值两文了。家里还有三四千册藏书，不过谁都知道，这批书是卖不了几个钱的，很可能不会超过一百英镑。大伯究竟能给他留下多少钱财，菲利普不得而知，然而他却已是第一百次地掐算他至少还需多少钱，才能支付自己修完医学院的课程、取得学位、维持在受医院的聘书前一段日子的生活所需的费用。他两眼望着那个老头儿，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一丝人性；那是一张神秘莫测的动物的面孔。菲利普心想，要结果那条卑贱的生命该是多么的容易。每天傍晚，当福斯特太太伺候他大伯服用使他安静地度过夜晚的药剂时，他都这么想过。那里摆着两只瓶子：一只瓶内装有他定时服用的药物；另一只瓶内装有鸦片剂，只有当疼痛难以忍受时才服用。这种鸦片剂倒好后摆在他的床头边，他一般在凌晨三四点钟吞服。倒药时加大剂量，不屑举手之劳，他大伯就会在夜间死去，而且任何人都不会有所怀疑，因为威格拉姆大夫希望他这样死去，而他本人也毫无痛楚。菲利普一想到自己手头拮据、急需用钱，便情不自禁地攥紧拳头。再过几个月的那种悲惨生活，对这个老东西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他菲利普来说，却意味着一切。他快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想起翌日凌晨又要重返商店卖命，他感到极其惊恐，不寒而栗。他一想起那个充斥着他脑海的念头，他那颗心便怦怦直跳。虽然他极力想把那个念头从自己的脑海中排遣出去，但无济于事。结果这个老头儿的生命真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菲利普对这个老东西毫无感情，从来就不喜欢他。他大伯一辈子都很自私，甚至对敬慕他的妻子也同样如此，对托他抚养的孩子漠不关心；他这个人虽然说不上残酷无情，但是愚昧无知，心如铁石，又有点儿耽于声色。结果这个老头儿的生命真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但菲利普不敢去做。他害怕追悔莫及，倘若他终生懊恨他所做的事情，那么有钱又有什么用处呢？尽管他经常告诫自己，懊悔是徒劳无益的，但还是有几件事情偶尔闯进他的心灵，搅得他心绪不宁。他但愿这些事情不负自己的良心。

他大伯睁开了眼睛，菲利普感到高兴，因为那样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人的模样了。当想到一度在脑际闪过的念头时，他着实感到惊悸，他所考虑的是谋财害命啊！他怀疑旁人是否有过类似的想法，还是自己反常、邪恶。他想，到了真要动手的时候，他也绝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但这种念头确确实实是有的，还不时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如果说他手下留情，那完全是出于畏惧心理。他大伯开腔说话了。

“你不是在巴望我死吧，菲利普？”

菲利普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

“哎呀，没有的话！”

“那才是个好孩子。我可不欢喜你存有那样的想法。我死后，你可以得到一笔数目不大的金钱，但你不能有所指望。要是你那样想的话，那就没你的好处。”

他说话声音很低，语调中流露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惶恐不安。菲利普的心陡然感到一阵剧痛。他暗自纳闷，究竟是什么样的奇怪的洞察力，使得这个老家伙能猜测到他心中的邪念呢？

“我祝你再活上二十年，”菲利普说。

“哦，我可不指望还能活那么久。不过，只要我注意保养身体，我不相信我就不能再活它三年五载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而菲利普也无言以对。接着，这个老头儿似乎作了番考虑后又说开了。

“谁都有权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菲利普希望转移自己的思绪。

“顺便提一下，我想你从没有收到过威尔金森小姐的信吧？”

“喔，不，今年早些时候，我还接到她一封信哩。她已经结婚了。你知道吗？”

“真的吗？”

“是真的。她同一位鳏夫结了婚。我相信他们的日子一定很美满。”

第一百十一章

次日，菲利普又开始工作，但是，他期待数周之久的他大伯的结局仍杳无音讯。光阴荏苒，数周变成了数月。冬天将尽，公园里的树木绽出新芽，接着，抽出了茸茸嫩叶。一股倦怠之情搅扰着菲利普的心头。尽管时间过得令人厌倦地缓慢，但时光似水，一泻不返。他思忖着，他的韶华流逝，弹指间，青春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但自己却还可能是功不成，名不就，一事无成。他既然肯定要辞去目前的工作，那这工作就越发显得毫无意义。他设计服装，技巧熟练；虽说没有发明创造的禀赋，但在改造法国的时髦服饰以适应英国市场的需求方面，菲利普的头脑却相当灵活。有时，他对自己的设计图案深感满意，但是，工人们在制作过程中，因技术拙劣，总是把他的图案弄得一团糟。他注意到自己因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而变得激忿起来，觉得很好笑。他得步步留神。每当他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时，桑普森先生总是断然拒绝：他们的主顾并不希冀奇特的货色；而这爿商店在商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同这样的顾客打交道时，你表示过分亲昵是不值得的。有那么一两回，他把菲利普一顿好熊，他认为这个年轻人有点儿自命不凡，因为菲利普的想法总是不对他的思路。

“你得当心着点，我的好小伙子，否则，总有一天要把你赶到街上去！”

菲利普真想对准他的鼻梁狠狠地揍他一拳，但他还是忍住了。这种日子毕竟不会太长了。到时候，他将永生永世不再同这些人往来。有时，他可笑地、绝望地号叫，说他大伯一定是个铁打钢铸的汉子。多么强壮的体格啊！他生的那种病，或许早在一年前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好端端的人打入阴曹地府。最后，当牧师快要断气的消息到来的时候，菲利普被弄得措手不及。其时，他一直在考虑其他事情。眼下是七月，再过半个月，他将外出度假。他接到福斯特太太的一封信，信中说大夫断定凯里先生活不了多久了，要是菲利普希望再见他一面的话，那就立即赶来。菲利普去找店主，说他要走。桑普森先生可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儿，他得知这种情况后，没有作难。菲利普同他部门里的人员一一道别。他离走的原因在同事们中间传开了，并被大大地夸大了，他们都认为他已经得到了一笔财产。霍奇斯太太同他握别时，双眼饱噙着泪水。

“我想，我们再也不能经常见到您了，”她说。

“离开这家莱恩商店，我还是高兴的，”菲利普回答道。

说来奇怪，在离开这些他认为他一直感到厌恶的人们时，他心里还着实难受了一番。在驶离哈林顿大街上那幢房子时，他也高兴不起来。他过去曾预示过在这种场合他将有的种种情感，然而，眼下他却处之泰然，毫不在意，只当是自己外出度几天假而已。

“我的性情现在变得恶劣透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总是引颈盼望着某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当真到来了，自己却又总感到扫兴。”

他于午后到达布莱克斯泰勃。福斯特太太在门首迎他。她的脸神告诉他大伯还活着。

“今天他觉得好些了，”福斯特太太说，“他的体质真好。”

她领菲利普走进卧室，凯里先生仰卧在床上。他朝菲利普淡淡一笑，这笑容流露出一丝他再次战胜敌手后的那种狡黠的、心满意足的神色。

“我想我昨天一切都完了，”他吃力地咕哝着。“他们都对我不抱任何希望了。福斯特太太，你不也是这样的吗？”

“你的体格实在强健，这是不用怀疑的。”

“我虽上了年纪，可气数还未尽啊！”

福斯特太太说，牧师不能讲话，这样要累垮的。她把他当作一个小孩看待，既慈爱又专断。这老头儿看到自己使得他们的一切期待归于破灭，就像小孩子那样心满意足。他突然意识到是有人特地把菲利普叫回来的，但想到菲利普枉费心机，白跑了一趟，不禁窃窃自喜。以前，他心脏病曾发作过多次，总觉得自己似乎快要死了，但他还是没有死。要是心脏病不再发作，他一两个星期之内完全可以康复。他们都在谈论他的体格，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体格究竟有多强健。

“你就呆一两天吗？”他问菲利普，佯装认为菲利普是来度假的。

“我正是这么想的，”菲利普高高兴兴地应了一句。

“呼吸几口海边的空气对你是有好处的。”

此时，威格拉姆大夫来了，看过牧师以后，便同菲利普交谈起来。他的举止适度。

“恐怕这一次他准完，”他说。“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重大损失。我认识他已有三十五个春秋了。”

“他眼下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哩，”菲利普说。

“我是用药来延续他的生命的，但这维持不了多久。前两天的情况可危急了，我想他大概死过五六次了。”

医生沉默了一两分钟。但是，到了门口，他突然对菲利普说：

“福斯特太太对你说了些什么没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这些人太迷信了。福斯特太太认为他有桩心事，而这桩心事不了，他口眼不闭，可是，他又不愿说出来。”

菲利普听而不答，于是医生继续说下去：

“当然啰，那全是些废话。他这一生清白无瑕，尽到了他的责任，一直是我们教区的好牧师。他没有什么可以引以自责的。我可以肯定，我们大家都将怀念他。他的继任者是否能有一半像他这样好，对此，我表示怀疑。”

接连数日，凯里先生的病情还是老样子，毫无起色。他失去了原先极好的胃口，东西只吃很少一丁点儿。现在，威格拉姆大夫不愿再想法减轻折磨着他的由神经炎引起的疼痛，神经炎痛，加上他瘫痪的四肢不住地颤抖，累得他筋疲力尽。但他的脑子还是清醒的。菲利普和福斯特太太轮流看护他。许多月来的劳累把她拖垮了，在那几个月中，她专心致志地照料着他。为此，菲利普坚持要彻夜陪伴病人，这样好让她睡上一宿。他不让自己睡熟，坐在安乐椅里，在遮掩的烛光下阅读《天方夜谭》，借此消磨漫漫长夜。这部书他还是小时候读过的，这时候，书中的故事又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间或他静坐着，屏息凝气地倾听着夜的寂静。鸦片剂麻醉作用逐渐消退时，凯里先生变得烦躁不安，使得菲利普手脚不停地忙碌着。

最后，一天清晨，当小鸟正在树上唧唧喳喳地啁啾时，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连忙跑到病榻跟前。凯里先生仰卧着，两眼瞪视着天花板，没有把目光转向菲利普。菲利普看到他的额头上汗水涔涔，就拿起一条毛巾，替他把汗水擦掉。

“是菲利普吗？”老头儿问了一声。

菲利普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他的声音倏地变得异样了，这声音低微而又沙哑。一个人内心惶恐不安时，说话就是这个样子。

“是的。你要些什么吗？”

停顿了片刻。那双视而不见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天花板。脸一阵抽搐。

“我想我快要死了，”他说。

“嘿，瞎说什么！”菲利普大声说道，“三年五载还不会死的。”

两行泪珠从老头儿的双眼里涌了出来，使得菲利普深受感动。在他的一生中，从未流露出任何特殊的情感。此时菲利普看到这番情景，很感到有些害怕，因为这两行老泪意味着一种难言的恐惧。

“去把西蒙斯先生请来，”他大伯说，“我要吃圣餐。”

西蒙斯先生是教区的副牧师。

“现在就去吗？”菲利普问道。

“快去，要不就迟了。”

菲利普出去唤醒福斯特太太，但是已经迟了，福斯特太太已经起来了。菲利普叫她派名花匠去送信，说完便返身转回他大伯的卧室。

“你有没有派人去请西蒙斯先生？”

“已经派人去了。”

屋里一片寂静。菲利普坐在床沿上，间或替他大伯擦去额头上渗出来的汗水。

“让我握住你的手，菲利普，”老头儿终于开腔说话了。

菲利普向他伸出自己的手，他像抓住了自己的生命似地死命抓住这只手，犹如在境况危急之中寻求精神上的依托。也许他这一辈子从未真正爱过一个人，但是眼下他却本能地向人求助。他的手湿漉漉、冷冰冰，无力却又绝望地抓住菲利普的手不放。这个老头儿正在同死亡的威胁交战。菲利普心想，这一关谁又能逃脱得了呢。啊，此情此景是多么的森然可怖，然而，人们居然还对让其善男信女遭受如此残忍的折磨的上帝笃信不疑！他从来不把他大伯放在心上，两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他大伯快点死去；但是，眼下他无法克服自己满怀的怜悯之情。要做到不同于野兽，该要花多大的代价啊！

他俩依然缄默不语。此间，只有一次凯里先生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他还没有来吗？”

最后，管家终于悄没声儿地踅了进来，报告说西蒙斯先生到了。管家手里拎着一只装有白法衣和头巾的提包。福斯特太太双手捧着圣餐钵。西蒙斯先生默默地同菲利普握了握手，然后他怀着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严肃的神情走到病人身边。菲利普和那位管家用人走出了房间。

菲利普在花园的四周踱步。在晨曦中，一切都是那么湿润，那么沁人心脾。鸟儿在欢乐地引吭高歌；天空蔚蓝，充满了带咸味的空气，芬芳、凉爽；玫瑰花吐艳怒放。树木葱翠，绿坪如茵，流光溢彩。菲利普边踱步边思索着此时在房间里进行的神秘的事情。他内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股奇特的情感。不一会儿，福斯特太太走出房间，来到他的跟前，说他大伯要见他。那位副牧师正在把他的东西收进那只黑提包里。病人微微侧过头来，用微笑同他打招呼。他的这一变化，这一异乎寻常的变化，菲利普见了心里不由得一怔。他眼睛里再也没有那种惊恐的神色，他脸上那种痛苦的神情一扫而光，他看上去愉快而安详。

“我现在已作好了准备，”他说，此时说话的腔调也变了。“上帝一旦决定召见我，我心悦诚服地把我的心灵奉献给他。”

菲利普默不作声。他看得出他大伯一片诚心诚意。这简直是个奇迹。他获得了他心目中的救世主的膏血，这些给了他一种力量，使他对自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冥府不再诚惶诚恐。他心里明白他即将寿终正寝，他屈从命运的安排。不过他又加了一句：

“我将重新跟我亲爱的妻子在一起。”

听后，菲利普不禁为之愕然。他还记得大伯待她是多么的冷漠自私，对她那谦恭、忠实的爱情是多么的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然而，那位副牧师却深受感动，转身走开，福斯特太太一边抽泣着，一边陪送副牧师到门首。凯里先生因劳累打起瞌睡来了，菲利普坐在他的床头边，静静地等待着他大伯的终期到来。早晨慢慢地挨过去了，老头儿的呼吸声渐渐变成了鼾息声。医生来了，并说这老头儿快要咽气了。他神志不清，无力地吻着床单。他局促不安，还大喊大叫。威格拉姆大夫给他作了次皮下注射。

“这一针现在已不起什么作用，他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医生望望手表，又望望病人。菲利普看到这时已是十点钟了。威格拉姆大夫在想着吃饭的事儿。

“您不必等了，”菲利普说。

“我无能为力了，”医生回答道。

医生走后，福斯特太太问菲利普他是否愿意去找那位木匠兼殡仪员，并且要菲利普叫此人派个妇人来张罗陈殓事宜。

“你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说，“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那位殡仪员住在半英里之外。当菲利普对他说明来意后，他问道：

“那位可怜的老先生是什么时候死的？”

菲利普踌躇不答。他突然想起，在他大伯断气之前就叫一个女人去替他擦身，这似乎有点残忍。同时，他暗自纳闷，福斯特太太为什么要叫他上这儿来呢？他们可能会认为他迫不及待地要把那老头儿弄死。他觉得那位殡仪员用一种古怪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这位殡仪员又把刚才问的问题重复了一遍，这使得菲利普感到浑身不自在，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这碍他什么屁事呢？

“牧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起初，菲利普情不自禁想回答说牧师刚才去世的，但转而一想，要是他大伯再弥留几个小时，那就不可解释了。他不觉满面赧颜，尴尬地回答道：

“喔，他还没死呢。”

那位殡仪员迷惑不解地打量着菲利普，这时，菲利普匆匆解释道：

“福斯特太太独自一人在家，她那儿需要一个女人做帮手。你懂吗？他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那位殡仪员点点头。

“噢，是的，我懂了。我马上就派一个人去。”

菲利普回到牧师住宅时，便径直走进那间卧室。福斯特太太从床边的一张椅子里站立起来。

“他还是同你离开时的情况一样，”她说。

她下楼去弄些吃的，而菲利普却惊奇地注视着死亡的进程。此时，那具做着微弱无力的挣扎的、失去了知觉的躯体里没有一丝人的味儿。有时，从那张松弛的嘴唇中间发出一阵低沉的呻吟。烈日当空，普照大地，花园里树木婆娑，荫翳凉爽宜人。这天气真美！一只绿头苍蝇嗡嗡嘤嘤，撞击着窗玻璃。刹那间，耳边响起一阵可怕的嘎嘎声，使得菲利普大吃一惊，不觉毛骨悚然。四肢一阵抽搐过后，那老头儿死了。这部机器终于停止了运转。那只绿头苍蝇盘旋飞鸣，不时发出撞击窗玻璃的嘈杂声。

第一百十二章

乔赛亚·格雷夫斯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操持着葬礼事宜，事情办得既得体又省钱。葬礼一完，他便伴着菲利普返回牧师住宅。已故牧师的遗嘱就在他手里。他一边喝着茶，一边怀着同目下气氛相适应的情感，向菲利普宣读了遗嘱。说是遗嘱，不过半张纸，上面写明凯里先生身后留下的一切均由其侄儿菲利普继承。具体项目有：家具；银行存款八十英镑；除在爱皮西公司搭股二十份外，还分别在奥尔索普酒厂、牛津杂耍剧场和伦敦一家餐馆搭有股份。这些股份当时均是在格雷夫斯先生指点下购买的。此时，格雷夫斯先生颇为得意地对菲利普说道：

“要知道，是人，就得吃、喝，还要玩乐。假使你把钱投入公众认为是须臾不可缺少的项目里，那你就放心好了，保管吃不了亏。”

格雷夫斯的一番话将下等人的粗鄙与上等人的高雅之间的差别，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对下等人的粗鄙，菲利普心有反感，但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向各种行业投资的金额加起来也不过五百英镑左右，但这笔数目还得包括银行的存款以及拍卖家具所得的款项。对菲利普来说，这是一笔财产，虽说他心里头并不怎么高兴，倒也有一种长久压在心头的石头顿然落地之感。

接着，他们俩商定及早把家具拍卖出去。此后，格雷夫斯先生告辞走了，菲利普便动手整理死者留下来的书信和文件。那位尊敬的威廉·凯里牧师生前一向夸耀自己从不毁坏一件东西，并以此为荣。因此房间里放满了一扎扎五十年来的往来信件和一包包签条贴得整整齐齐的单子。已故牧师不但保存别人写给他的信件，而且还保存了他写给别人的信件。其中有一扎颜色泛黄的信件，都是牧师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父亲的。当时，他作为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在德国度了个长假。菲利普漫不经心地读着。这个写信的威廉·凯里同他记忆里的威廉·凯里迥然不同，然而对一个细心的读者来说，也不难从这个写信的青年身上看到那个成年的凯里的某些影子。信都写得礼貌周全，可就是有点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味儿。他在信里表明自己为了饱尝所有值得一看的名胜，可谓是历尽了辛苦，费尽了气力；他还怀着幽雅、激动的心情，描绘了莱茵河畔的城堡的丰姿。沙夫豪森的瀑布打开了他感情的闸门，他在信中写道：“我不禁对宇宙的万能造物主肃然起敬，感恩戴德，他的作品简直太奇妙、太优美了。”而且，他还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那些生活在“神圣的造物主的这一杰作面前的人们，应该为其过一种圣洁的生活的期望所感动”。菲利普在一叠单子里翻出一张袖珍画像，上面画的是刚被授予圣职的威廉·凯里：一个身体瘦削的年轻副牧师，头上覆着长长的鬈发，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目光蒙眬，一张苦行者似的苍白的脸。这当儿，菲利普的耳边响起了他大伯的哧哧笑声，他大伯生前常常一边这样笑着一边讲着几位敬慕他的女士亲手做了几打拖鞋送给他的事。当天下午余下的时间和整个晚上，菲利普都用来整理这堆数不胜数的信件。他先扫视一下信上的地址和落款的签名，然后他把信撕成两半，随手扔进身边的废纸篓里。突然，他翻到了一封签名为海伦的信件，但上面的字迹他却不认识，一手老体字，笔画很细又很生硬。抬头称呼是“亲爱的威廉”，落款是“您的亲爱的弟媳”。他顿时恍然大悟，意识到此信原来是他母亲写的。他从没有看到过她写的信，因此她的字体对他很陌生。信中写的就是关于他的事情。

亲爱的威廉：

斯蒂芬曾给您去过一信，感谢您对我们儿子的出世的祝贺以及您对我本人的良好祝愿。感谢上帝，我们母子俩安然无恙。我深深感激上帝赐予我的慈悲。现在我既然能够握笔，我就很想对您和亲爱的路易莎一表衷肠。我这一次分娩以及我同斯蒂芬结婚以来，你们俩一直都很关心我，对此，我真是感激不尽。在这里，我请求您帮我一个忙。斯蒂芬和我都想请您做这个孩子的教父，并希望您能接受这一请求。我深信您一定会慨然允诺，认真担当此任，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揣冒昧地启口向您提出这一绝非小事的请求。我殷切期盼您能担当此任，因为您既是一名牧师，又是这孩子的伯父。这孩子的幸福，真令人牵肠挂肚，放心不下。为此，我日日夜夜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这孩子日后成长为一个善良、诚实和笃信基督的人。我衷心地希望，在您的教诲下，这孩子将成为一名信奉基督教义的信徒，但愿他一生一世都做一个虔诚的、谦恭的、孝顺的人。

您的亲爱的弟媳

海伦

菲利普把信推向一边，向前倾过身子，双手捧住脸。这封信拨动了他的心弦，同时也使他惊讶不已。他感到惊讶的是，此信通篇都是一种说教的口气，在他看来，既不令人生厌，但也不催人伤感。他母亲去世将近二十年了，他只知道她长得很美，除此之外，他对她毫无印象。当知道他母亲生前曾是这么天真、虔诚，菲利普心中不由得好生奇怪。他可从来没想到他母亲的这一方面的性格。他再次捧起他母亲的信，重新读着信中谈及他的段落，读着她对自己所怀的希望和想法。可他却变成了跟他母亲所期望的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人。他仔细端详了自己一会儿。也许她还是死了的好。随即，在一时感情冲动的驱使下，菲利普嚓地一下把信撕碎了。信中的亲密感情和愚直口气使此信看上去纯属一种奇特的私人信件。此时，菲利普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莫名的情感，总觉得自己阅读这封披露他母亲芳魂的信件是不道德的。接着，他继续整理牧师留下来的那堆令人生厌的信件。

几天后，菲利普来到伦敦，两年来第一次在白天堂而皇之地迈进圣路加医院的大厅。他去见了医学院的秘书。秘书看到菲利普，不胜惊讶，连忙好奇地询问起菲利普前一时期的情况来。菲利普的前一段人生经历给予他一种自信，并使得他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要是在过去，听了秘书的询问后，菲利普一定会窘态百出，觉得无地自容。可现在他却头脑冷静，从容以对，回答说有些私事使得他不得不中断学业，现在他想尽快取得当医生的资格。而且为了防止秘书追问，他故意把话说得含含糊糊的。鉴于他最早可以参加的考试科目是助产学和妇科学，他便登记上名字到妇科病房去当名助产医士。时值放假，他没费什么劲就得到了这个位子。两人最后商妥，他的工作安排在八月的最后一周与九月的前两周。菲利普从秘书那儿出来，信步穿过校园。夏季学期的考试刚结束，所以校园里很少见到人，显得空荡荡的。他沿着河边台地闲逛。此时，他心满意足。他暗自思忖着，这下他可以开始过一种崭新的生活了，将把以往的一切过错、愚行和遭受的不幸统统抛在身后。那奔腾不息的河流象征着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象征着一切总是在不断地消失，象征着一切皆无关紧要。一个充满机会的灿烂前景展现在他眼前。

菲利普一回到布莱克斯泰勃，就忙着处理他大伯的遗产。拍卖家具的日子定在八月中旬，因为那时将有许多人从各地赶来此地消暑度假，这样家具可以卖好价钱。藏书目录已经打出，并分发给坎特伯雷、梅德斯通和阿什福等地的旧书店的经纪人。

一天下午，菲利普突然心血来潮，跑到坎特伯雷，去观看他原来读书的学校。他打离开学校那天起，一直就没有回去过。他还记得那天离开学校时，他心里怀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认为从那以后，他就可以自由自在，一切听凭自己安排了。漫步在他多年来稔熟的坎特伯雷的狭窄街道上，他心头不禁泛起一股新奇的情感。他望了望那几爿老店铺，依然还在，仍旧在出售与过去一样的商品。书店里一个橱窗摆着教科书、宗教书籍和最近出版的小说，另一个橱窗里悬挂着大教堂和该城的照片。运动器具商店里堆满了钓鱼用具、板球拍、网球拍和足球。那爿裁缝店还在，他整个童年时代穿的衣服都是在这店里做的。那爿鱼店还开着；他大伯以前每次来坎特伯雷都要上这爿店买上几尾鱼的。他沿着肮脏的街道信步朝前走去，来到一堵高高的围墙跟前，围墙里有幢红砖房，那是预备学校。往前走几步就是通向皇家公学的大门。菲利普站在周围几幢大楼环抱的四方院子里。此时四点，学生们从学校里蜂拥而出。他看见教师一个个头戴方帽、身穿长袍，但一个也不认识。他离开这所学校已经十多年了，学校面貌大为改观。菲利普望见了学校校长，只见他缓步从学校朝自己家走去，边走边同一位看样子是个六年级学生聊着天。校长的面目依旧，倒无甚变化，还是菲利普记忆中的那个瘦骨嶙峋、形容枯槁、行为怪诞的样子，两道目光还是那样的灼热，不过，原来乌黑的胡子眼下却夹杂着几根银丝，那张缺少血色的脸刻着深深的皱纹。菲利普真想走上前去同他说个话儿，但是又怕校长记不起自己，而自己也怕给别人作自我介绍。

男学生们逗留在学校里，互相交谈着。隔了不多时，其中有些学生急于变着法儿玩耍，便跑出来打球了；后面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跑出校门。菲利普知道他们这是到板球场去的。还有一批学生进入场地打网球。菲利普站在他们中间，完全是个陌生人，只有一两个学生冷漠地瞥了他一眼。不过，为诺尔曼式的楼梯所吸引而前来参观的人屡见不鲜，因此观光者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菲利普好奇地注视着那些学生。他不无忧伤地思索着他同那些学生之间的距离之大，并心酸地回想起当初他曾想轰轰烈烈干番事业，到头来却成事甚少。在他看来，逝去的岁月，犹如难收的覆水，白白地浪费了。那些孩子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正在玩着他当年曾经玩过的游戏，就好像自从他离开学校至今，世上连一天都没有过去。然而，当初就在这同一地方，他至少还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来，可现在却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再过上几年，换了别的孩子们在运动场上玩耍，眼前的这批学生也会像他现在这样被撇在一边无人理睬。他很想知道他当年的同窗眼下景况如何：他们也都是三十岁的人了。有的说不定已死了；而活着的也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他们或是军人，或当了牧师，抑或成了医生和律师。他们都行将告别青春而步入不惑之年。他们有谁跟他菲利普一样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的？他想起了他一度深爱的那个男孩来了。说来也奇怪，他竟会记不起他的名字。那个男孩的音容笑貌，菲利普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俩曾是很要好的朋友，可就是记不起他的名字。菲利普饶有兴味地回忆着正是为了他的缘故自己曾妒火中烧的情景。想不起他的名字，可把菲利普急得像什么似的。他渴望自己再变成个小孩，就像他看到的那些闲步穿过四方院子的孩子一样，这样，他就可回避他的那些过错，重新做人，从生活中领悟到更多的道理。蓦地，一股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向他心上袭来。他几乎抱怨起前两年中过的苦日子来了，因为仅仅为了苟且活在世上而作出的苦苦挣扎，却使得生活的痛苦缓和了。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句格言虽说不是对人类的诅咒，却是一帖使人类俯首听命于生活摆布的麻醉剂。

但是菲利普沉不住气了，又回想起他对人生格局的想法：他所遭受的不幸，不过是一种美丽的、精巧的装饰品的一部分。他不断地提醒自己，什么无聊啊，激动啊，欢乐啊，痛苦啊，他都要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因为它们都给他设计的图案增色添彩。他自觉地追求着美。他还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一定很喜欢那座哥特式大教堂，正如眼下人们站在网球场看到的一样。于是，他移步来到那儿，双目凝视着乌云密布的苍穹下面那座灰色的庞然建筑物，中央的塔尖高耸入云，好像人们在对上帝赞美似的。孩子们正在打网球，一个个都很敏捷，健壮，活泼。菲利普不由自主地谛听着孩子们的叫喊声和欢笑声。年轻人的叫喊声有其特殊的音色美，然而菲利普只是用眼睛欣赏展现在他面前的美妙的事物。

第一百十三章

八月份最后一周的第一天，菲利普走马上任，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履行助产医士的职责。这工作可不轻哩，平均每天都要护理三名产妇。产妇事先从医院领取一张“卡片”，临产时，就叫一个人——通常是个小女孩——把“卡片”送至医院传达室，随即传达便伴着送信的来找住在马路对面的菲利普。要是在深夜，医院传达则独自穿过马路来唤醒菲利普，因为他身边就有一把开菲利普房门的钥匙。接着，菲利普便摸黑起床穿衣，步履匆匆地穿行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一条条阒无人影的街道上；这当儿，菲利普心里总是充满了一种神秘感。深更半夜来送“卡片”的，一般都是做丈夫的亲自出马。要是以前已经生过几胎的，那么，来送信的这位丈夫的态度便显得漠然；可是如果是新婚的，那做丈夫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心急如焚，有时候竟借酗酒来浇灭心头的焦虑。他经常要走上一英里路，有时甚至更多。于是一路上，菲利普就同前来报信的闲聊些劳动条件和生活费用之类的琐事，从而了解到不少有关泰晤士河彼岸的各种行业的情况。他使得接触他的人们树立起信心。他久久等候在闷热的房间里，产妇躺在一张大床上，而这张床却占去了房间的一半面积；在这期间，产妇的母亲和照料产妇的看护无拘无束地交谈着，时而也态度极其自然地同他聊上几句。他前两年的生活遭遇使得他懂得了有关赤贫人家的生活的许多事情，而他们发觉他对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得如此清楚，一个个直觉惊奇。他还因不上他们的当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菲利普性情温顺，干起事来总是轻手轻脚的，而且还不发脾气。他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从不以同他们一道喝茶为耻。要是天亮了，可他们还在等待产妇分娩的话，他们就请他吃上一片面包，喝上几口水。他从不挑食，多数情况下都能吃得津津有味。菲利普到过许多人家，其中有些人家的房子蜷缩在污秽街道旁的肮脏的院子里，里面黑咕隆咚的，空气浑浊不堪，邋遢得简直叫人伸不进脚去。但是出人意料，有些房间虽然外表破败不堪，地板被蛀虫咬坏，房顶上还有裂缝，但气宇不凡：屋里的橡树栏杆精雕细刻，玲珑剔透；四周墙壁仍旧嵌有镶板。这种房子往往住得非常拥挤，每家只住一个房间。日里，孩子们在院子里訇喝喧闹声不绝。那些年深日久的墙壁正是各种害虫的孳生繁殖之地；屋里充满了一股臭气，令人作呕，因此菲利普不得不燃起烟斗。住在这里的人们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添丁自然不受欢迎，作爸爸的总是虎起脸迎接出世的新生儿，而做妈妈的则绝望地望着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这下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可是要糊住眼下几张嘴，食物都不够呢。菲利普常常觉察出人们巴不得生下来的孩子是个死胎，或者即使生了下来，也希望孩子快快死去。一次，菲利普为一名产妇接生，她生了双胞胎。产妇得知后，突然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产妇的母亲当即说：

“真不知他们有什么法子喂大这两个孩子呢。”

“说不定上帝到时候觉得该把他们俩召到他那儿去哩，”在一旁的看护接着说。

菲利普瞥见那个男人目光凶残阴冷地盯视着那一对并排躺着的小不点儿，不觉吃了一惊。他感到，在场的这家人对这两个突然来到人世的可怜的小家伙无不抱有深深的敌意，并怀疑要是他事先不口气坚决地关照他们的话，那么任何“不测”都是可能发生的。想不到的事故常常发生。做母亲的睡觉时“压”着了小孩啦，还有给孩子喂错了食物啦，这误食现象兴许不都是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

“我每天都来看一次，”菲利普叮嘱着，“我提醒你们一句，要是这两个孩子有个三长两短，那你们是要受到传讯的。”

那个做父亲的一声不吭，可是恶狠狠地瞪了菲利普一眼。他居心叵测。

“上帝保佑这两个小生命，”孩子的外婆说，“他们还会出什么事呢？”

要产妇在床上静卧十天，这是行医的一再坚持的最低要求；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操持家务可是件麻烦事。不出钱是找不到人照看孩子的。再说，丈夫下班回来，又饿又累，一看茶点还没准备，就会不住地喃喃埋怨。菲利普曾听人说过穷帮穷的事儿，可不止一个家庭主妇向他抱怨，说不出钱是请不到人来帮助打扫和看管孩子的，可她们两袋空空，掏不出这笔费用。菲利普倾听女人们之间的谈话，或者偶尔听到些谈话的片言只语，虽话犹未尽，但话中意思他还是猜得出的。通过这些谈话，他渐渐意识到穷人同上层阶级的人毫无共同之处。穷人并不艳羡富有者，因为双方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而且他们怀有一种典型的自得其乐的心理，总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里充满了虚情假意，显得极不自然。况且，他们还有点儿瞧不起中产阶级的那些有钱人呢，认为那些人是一批蠢货，从不用自己的双手劳动。那些高傲的有钱人只图清静，不希望受人打扰，可是人数众多的穷人们却把他们当作揩油的对象，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打动他们，使他们大发慈悲，随意散财。这点好处来自富人的愚蠢和他们自己的口才，他们认为接受它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虽然鄙视、冷淡教区副牧师，但对他倒能容忍；可是那位牧师助理却激起了他们满腔忿恨。她一走进屋子，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就把所有窗户全打开，一边嘴里还念叨着“我还有关节炎呢，身上已经够冷的了”。她还在屋里到处转悠，这里看看，那里摸摸的。如果她不说地方肮脏，那就听她那张利嘴怎么说的吧：“他们雇个人，事情当然好办啰。要是她有四个孩子，又得自己烧饭，还得替孩子缝补浆洗，我倒要来看看她的房间是怎么整理的呢。”

菲利普发现，对穷人们来说，人生的最大悲剧不是生离死别，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只要掉几滴眼泪就可以涤除心头的悲哀；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最大悲剧是在于失业。一天下午，菲利普看到一个男人在其妻子生产三天后回到家里，对妻子说自己被解雇了。这个男人是个建筑工人，当时外边活儿不多。他讲完之后，便坐下来用茶点。

“哎唷，吉姆，”他的妻子哀叹了一声。

那男人神情木然地咀嚼着食物。这食物一直炖在小锅里，等他回来吃的。他目光呆滞地望着面前的盘子。他的妻子睁着一对充满惊恐神色的小眼睛，朝着自己的男人望了两三次，接着低声地抽泣起来。那位建筑工人是个粗壮的小矮个儿，脸孔粗糙，饱经风霜，前额有一道长长白白的疤痕。他有一双树桩似的大手。顿时，他一把推开盘子，仿佛他不再强迫自己进食似的，随即掉过脸去，两眼凝视着窗外。他们的房间是在后屋的顶层，从这里望出去，除了铅灰色的云块以外，别的啥也看不见。房间笼罩在一种充满绝望的沉默之中。菲利普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只有离开房间。他没精打采地走开去，因为他这天夜里几乎没合眼，而心里对世界的残酷充满了愤懑。寻求工作的失望的滋味，菲利普是领教过的；随之而来的悲凉心情真比饥饿还难忍受。谢天谢地，他总算不必信奉上帝，要不然，眼前的这种事情他怎么也忍受不了。人们之所以能对这种生活安之若素，正是由于生活毫无意义这一缘故。

菲利普觉得有些人花时间去帮助穷人是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穷人对有些东西已习以为常，并不感到有什么妨碍，而他们却企图去加以纠正。他们硬要去纠正，结果反而扰乱了他们的安宁。穷人并不需要空气流通的大房间；他们觉得冷，是因为食物没有营养，血液循环太缓慢。房间一大，他们反而会觉得冷，想要弄些煤来烤火了。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并无害处，他们宁愿这样住着；他们从生到死从来没有单独生活过，然而孤独感却始终压得他们受不了；他们还喜欢居住在混乱不堪的环境里，四周不断传来喧闹声，然而他们充耳不闻。他们觉得并无经常洗澡的必要，而菲利普还经常听到他们谈起住医院时一定要洗澡的规定，说话的语气还颇有些不满哩。他们认为这种规定既是一种侮辱，又极不舒服。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那个时候，如果男人一直有工作做，那么生活也就过得顺顺当当，而且也不无乐趣。一天工作之余，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嗑牙扯淡，再喝上杯啤酒倒蛮爽心悦神的。街道上更是乐趣无穷。要看点什么，那街上有的是伦纳德的肖像画和《世界新闻》杂志。“可是你怎么也弄不懂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实际情况是，做姑娘时，读点书确实是难得的，可是一会儿做这事，一会儿做那事，弄得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连报纸也看不了。”

按照惯例，产妇生产后，医生得去察看三次。一个星期天，快吃午饭时分，菲利普跑去看一位产妇。她产后第一次下床走动。

“我可不能老躺在床上，真的不能再躺了。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一天到晚啥事不干，老是在床上挺尸，心里不安哪。所以我就对厄尔布说，‘我这就下床，来给你做午饭。’”

此时，厄尔布手里已经拿着刀叉坐在餐桌边了。他还年轻，生着一张老老实实的脸，一对眸子蓝蓝的。他赚的钱可不少，照此光景看来，这对年轻夫妇过着算得上是小康的日子。他们俩才结婚几个月，都对躺在床边摇篮里的那个脸蛋宛如玫瑰似的男孩欢喜得了不得。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牛排的香味，于是菲利普的两眼不由得朝厨房那边望了一眼。

“我这就去把牛排盛出来，”那女人说。

“你去吧，”菲利普说，“我只看一眼你们那个宝贝儿子就走的。”

听了菲利普说的话，他们夫妇俩都笑了。接着，厄尔布从桌边站了起来，陪着菲利普走到摇篮跟前。他骄傲地望着他的儿子。

“看来他挺好的嘛，对不？”菲利普说。

菲利普抓起帽子，此时，厄尔布的妻子已经把牛排盛出来了，同时在餐桌上还摆了一碟子青豌豆。

“你们这顿中饭吃的真不错呀，”菲利普笑吟吟地说了一句。

“他只有星期天才来家，我喜欢在这天给他做些特别好吃的东西，这样他在外头干活时也会想着这个家。”

“我想，你不会反对坐下来同我们一道吃吧？”厄尔布说。

“喔，厄尔布，”他妻子吃惊地嚷了一声。

“你请我，我就吃，”菲利普说，脸上带着他那种迷人的笑容。

“嘿，这才够朋友哪。我刚才就晓得，他是不会见怪的，珀莉。快，再拿个盘子来，我的亲妹子。”

珀莉显得有些狼狈，心想厄尔布做事一向很谨慎的，真不知他还会想出个什么鬼点子来呢。但是，她还是去拿了只盘子，动作敏捷地用围裙擦了擦，然后从橱子里又拿出一副刀叉来。她最好的餐具同她的节日盛装一道放在橱子里。餐桌上有一壶黑啤酒，厄尔布操起酒壶给菲利普斟了一杯。他想把一大半牛排夹给菲利普吃，菲利普坚持大家匀着吃。房间有两扇落地窗，里面阳光充足。这个房间原先是这幢房子里头的一个客厅。当初这幢房子不说很时髦，至少也是够体面的，兴许五十年前一位富裕商贾或一名军官出半价赁住在这儿的。结婚前，厄尔布曾经是位足球运动员，墙壁上就挂了几张足球队的集体照，照片上一个个运动员头发捋得平平整整的，脸上现出忸怩的神情，队长双手捧着奖杯，神气十足地坐在中间。此外，还有一些表明这个家庭幸福美满的标志：几张厄尔布亲属的照片和他妻子身穿节日盛装的倩影。炉壁上有块小小的石头，上面精心地粘着许多贝壳；小石头两旁各放一只大杯子，上面写着哥特体的“索斯恩德敬赠”的字样，还画着码头和人群的画。厄尔布这个人有点儿怪，他不参加工会，并对强迫他参加工会的做法很气愤。工会对他没有好处，他从来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一个人只要长颗脑袋，并且不挑挑拣拣，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那他就不愁拿不到高工资。珀莉她可胆小如鼠。要是她是厄尔布的话，她准会参加工会。上一次工厂闹罢工，厄尔布每次出去做工时，她都认为他会被人用救护车送来家。这当儿，珀莉转过身面对着菲利普。

“他就那么顽固，罢工又跟他没关系。”

“嗯，我要说的是，这是个自由的国度，我可不愿听凭别人摆布。”

“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度这话顶啥用，”珀莉接着说，“他们一有机会，照样砸瘪你的头。”

吃罢中饭，菲利普把自己的烟袋递给厄尔布，两人都抽起了烟斗。不一会儿，菲利普说可能有人在他房间里等他，便站起来同他们握了握手。这当儿，他发现他们对他在这里吃饭并且吃得很香表示很高兴。

“好啦，再见，先生，”厄尔布说，“我想我夫人下次再自伤体面时，我们一定能找个好医生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厄尔布，”珀莉顶了一句，“你怎么知道还会有第二次呢？”

第一百十四章

为期三周的助产医士的工作快收尾了。菲利普已经护理了六十二名产妇，累得精疲力竭。最后一天的夜里，将近十点光景，他才回到寓所。此时，他衷心希望这天夜里再也不要来人把他叫去出诊了。连续十天，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他刚从外面看完病回来，那个病人的情况着实令人可怕。他是被一个身材魁梧、外表粗鲁、嗜酒成性的汉子叫去的，接着被带进了一个臭味呛鼻的院子里的一个房间。那是个小小的亭子间，一大半地盘被一张木头床占据了，床上遮掩着肮脏不堪的红色帐幔。头顶上方的天花板很低，菲利普举手就能触到。一缕孤凄惨淡的烛光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菲利普借着如豆的烛光，朝天花板扫了一眼，只见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那个病人是个中年模样、相貌粗俗的女人。她已经接连生了几胎死婴。这类事情菲利普也不是没听说过。事情是这样的：她的丈夫曾经在印度当过兵；过分拘谨的英国公众强加在印度头上的法案，使得种种令人烦恼的疾病无由控制地孳生蔓延，结果无辜的人们却身受其害。菲利普打着呵欠，脱去衣服，洗了个澡，接着把衣服在水上面抖落着，两眼注视着在水面上蠕动的小虫子。他正要上床睡觉，耳边传来了一阵叩门声，随即医院的传达一脚跨了进来，给他送来了一张卡片。

“你这个该死的，”菲利普骂骂咧咧地说。“你是我今晚最不愿见到的人。这卡片是谁送来的？”

“我想是产妇的丈夫送来的，先生。我去叫他等一下好吗？”

菲利普望了望卡片上的地址，发现那条街是自己熟悉的，于是抬头告诉传达，说他自个儿能找到。他连忙穿好衣服，五分钟以后，手里提着黑皮箱，出门来到了街上。此时，一个男人来到他的跟前，但因天黑，他看不清那人的模样。那人说他就是来送卡片的人。

“先生，我想我还是在这里等您的好，”那人说道，“我们那儿的街坊都很粗野，再说他们也不认得您呀。”

菲利普听罢哈哈一笑。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医生嘛，他们还是认得出来的。许多比维弗尔街更难对付的街道我都闯过来了。”

菲利普的话确实不假。他手里的那个黑皮包倒是一张通行证，可以使他安然无恙地穿过充满险情的小巷和走进臭气熏人的家院，而那些地方连警察都不敢贸然插脚。有那么一两次，菲利普走过时，身边有那么一小伙人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他听到他们唧唧喳喳的议论声，最后听到其中一个人说：

“这是医院的医生。”

他打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中间有一两个还同他打了个招呼：“晚安，先生。”

“先生，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走快一些，”此时，给他领路的那个男人说道，“他们告诉我说时间很紧迫。”

“那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菲利普问了一句，同时脚下加快了步伐。

走过一盏路灯时，菲利普朝那人打量了一下。

“你看上去还很年轻哩，”他说。

“我才满十八岁，先生。”

那人模样儿长得挺俊，脸面光洁洁的，连一根汗毛也看不出，瞧上去还是个孩子。他个儿虽不高，身板倒挺敦实的。

“你这么年轻就结婚啦，”菲利普说。

“我们不得不这样。”

“你赚多少钱呀？”

“十六先令，先生。”

一周十六先令的工资，要养活妻子和孩子，是够紧的。他们夫妇俩住的房间表明他们穷得叮当响。房间面积中等，可看上去挺大的，因为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墙上也没有张贴画片，而大多数人家的墙壁上都挂着照片，或镶在廉价镜框里的从圣诞节出版的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画。眼下，病人就躺在一张最蹩脚的一种铁床上。菲利普惊讶地发现她相当年轻。

“我的老天爷，她至多不过十六岁吧，”菲利普对身边的妇人说。那个妇人是来“帮助病人彻底解脱痛苦”的。

病人的卡片上写明她已十八岁。不过，人们年轻的时候，总喜欢多报一两岁的。她也长得很漂亮，在他们这样的人中间还是罕见的，因为这部分人吃的食物营养不足，呼吸的空气浑浊不堪，居住的环境很不卫生，一般体质都是很差的。她容貌柔媚，长着一对大大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青丝，精心梳理成女叫贩的发型。他们夫妇俩都神情十分紧张。

“你最好在门外等着。这样，我需要你时，你就能随叫随到。”菲利普吩咐那个男人说。

菲利普这下对他看得更清晰了，为他身上的一股孩子气而感到惊讶不已，觉得他不应该焦虑不安地守在门口等待着孩子的降生，而应该到街上去跟那些小孩子一起嬉戏玩耍。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过去，但直到凌晨两点孩子才生下来。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此时，做丈夫的被叫进屋去。看到他尴尬、羞怯地吻着他妻子的样儿，菲利普的心不觉为之一动。菲利普收拾起器具，临走之前，再次诊了诊产妇的脉息。

“哎哟！”他不由得脱口叫了一声。

菲利普连忙扫了产妇一眼，顿时意识到出事了。碰到危急的病症时，一定要请高级助产医师到场。他是个取得合格资格的医生，况且这个地段就归他管。菲利普匆匆写了个条子，把它交给那个男人，吩咐他快步到医院去。菲利普叮咛着他要快，因为他妻子的病情非常危急。那人立即动身走了。菲利普内心万分焦急地等待着，他知道产妇正在大量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他担心她会在他的上司赶到之前死去，因此他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他内心殷切希望高级助产医师没有被叫到别的地方去出诊。此时此刻，每一分钟都显得特别的冗长。高级助产医师终于赶到了，在检查病人的当儿，他压低声音问了菲利普几个问题。菲利普从他的脸部表情看出病人的情况异常严重。这位高级助产医师名叫钱特勒，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个子高高的，鼻子长长的，瘦瘦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这表明他年纪不小了。他连连摇着头。

“这病打一开始就是不治之症。她丈夫在哪？”

“我叫他在楼梯上等着，”菲利普答道。

“去把他叫进来吧。”

菲利普拉开门，叫那人进屋来。那人坐在黑洞洞的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这楼梯连着下一层楼。他走到铁床跟前。

“怎么啦？”他问道。

“嗯，你妻子体内在出血，没办法止住。”高级助产医师停顿了一下，因为他觉得很难说出这叫人伤心的事儿，但他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强迫自己的声音变得粗鲁起来。“她快要死了。”

那个人一声不响、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双眼凝视着他妻子。此时，他妻子仰面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昏迷不醒。接着照料产妇的看护插进来说：

“这两位先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哈利，打一开始我就预感到事情不妙。”

“住嘴！”钱特勒喝道。

窗户上没有窗帘，户外夜色似乎渐渐变淡了。此时虽说尚未破晓，不过也快了。钱特勒倾全力想方设法维持那个产妇的生命，但是生命还是在悄悄地从她身上离去，没隔多久，她突然死了。她那个孩子相的丈夫伫立在蹩脚的铁床的一端，双手扶着床架。他不言不语，脸色惨白。钱特勒不安地瞥了他一两眼，担心他会晕倒。此时，哈利的嘴唇刷白。那位看护在一旁抽抽噎噎地哭着，但他没有理会她。他双眼充满了迷惘疑惑的神色，死死地盯视着他的妻子。他使人想起了一条狗在无缘无故地遭到一顿鞭打之后的神情。钱特勒和菲利普收拾器具的当儿，钱特勒转过身去，对那人说：

“你最好躺一会儿。我想你够累的了。”

“这儿没有我睡觉的地方，先生，”那人回答说。他话音里带着一种谦卑的调子，令人听了不觉可怜。

“在这幢房子里，你连一个可以让你临时睡一会儿觉的人都不认识吗？”

“在这里，我没一个熟人，先生。”

“他们俩上星期才搬来这儿住，”那个看护说，“还没来得及认识人呢。”

钱特勒颇为尴尬地顿了顿，然后走到那人面前，说：

“对这件事，我感到非常难过。”

说罢，他伸出自己的手。哈利的目光本能地扫了一下自己的手，看看是否干净，然后才握住钱特勒伸过来的手。

“谢谢您，先生。”

菲利普也同他握了握手。钱特勒吩咐看护早晨上医院去领死亡证明书。他们俩离开了那幢房子，默默地向前走去。

“刚开始的时候，见了这种事情心里有点儿难受，是不？”钱特勒终于开口问道。

“是有点儿难受，”菲利普回答说。

“你愿意的话，我去告诉传达，让他今夜不要再来叫你出诊了。”

“到了上午八点，我的事反正就要结束了。”

“你一共护理了多少产妇？”

“六十三名。”

“好。那你就可以领到合格证书了。”

他们俩来到圣路加医院门口。钱特勒拐进去看看是否有人等他，菲利普径自朝前走去。前一天白天天气燠热，即使眼下是凌晨时分，空气还暖烘烘的。街上一片阒寂。菲利普一点也不想睡觉。他的工作反正已经结束，不用那么着急回去休息。他信步向前逛去，黎明前的安静和清新的空气使得他顿觉心舒神爽。他想一直朝前走去，立在桥上观看河上日出的景致。拐角处的一名警察问他早安。他根据那只黑皮箱就知道菲利普是何许人了。

“深更半夜还出诊呀，先生，”那位警察寒暄说。

菲利普朝他点了点头便自顾朝前走去。他身子倚靠在栏杆上，两眼凝望着晨空。此时此刻，这座大城市像是座死城一般。天空中无一丝云彩，但由于黎明即将来临，星光也渐渐变得暗淡。河面上飘浮着一层恬淡的薄雾，北岸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宛如仙岛上的宫殿。一队驳船停泊在中流。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一层神秘的紫罗兰色。不知怎么的，此情此景乱人心思，且使人肃然敬畏。但瞬息间，一切都渐渐变得苍白、灰蒙和阴冷。接着一轮红日跃进水面，一束金光刺破天幕，把它染成了彩虹色。那死去的姑娘，脸上白惨惨的无一点血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以及那男孩像丧家犬似的站在床头的情景，始终浮现在菲利普的眼前，他怎么也不能把它们从自己眼前抹去。那个肮脏房间里空无一物的景象，使得悲哀更加深沉，更加撕肝裂胆。那姑娘风华正茂时，突然一个愚蠢的机会使她夭亡了，这简直太残忍了。但是，正当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菲利普转而想起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无非是生儿育女，同贫穷苦斗，结果青春的美容为艰苦的劳作所毁，最后丧失殆尽，成了个邋里邋遢的半老徐娘——此时，菲利普仿佛看到那张柔媚的脸渐见瘦削、苍白，那头秀发变得稀疏，那双纤纤素手，因干活而变得粗糙、难看，最后变得活像老兽的爪子——接着，她男人一过年富力强的时期，工作难找，工钱最低，逼得硬着头皮干，最后必然落得两手空空、家徒壁立的境地；她或许很能干，克勤克俭，但这也无济于事，到头来，她不是进贫民所了其残生，就是靠其子女的剩菜残羹苦度光阴。既然生活给予她的东西这么少，谁又会因她的死去而为她惋惜呢？

但是怜悯毫无意义。菲利普认为这些人所需要的并不是怜悯。他们对自己也不怜悯。他们接受他们的命运，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要不然，喔，老天啊！要不然，他们就会越过泰晤士河，蜂拥来到坚固、雄伟的高楼大厦林立的北岸；他们就会到处放火，到处抢劫。此时，天亮了，光线柔和、惨淡，薄雾轻盈，把一切都罩上一层淡雅的色彩。那泰晤士河面波光粼粼，时而泛青灰色，时而呈玫瑰红色，时而又是碧绿色：青灰色有如珍珠母的光泽；绿得好似一朵黄玫瑰花的花蕊。萨里·赛德公司的码头和仓库挤在一起，虽杂乱无章，倒也可看。面对着这幅幽雅秀丽的景色，菲利普的心剧烈地跳荡。他完全为世界的美所陶醉。除此之外，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第一百十五章

门诊部冬季学期开学前的几个星期终于挨过去了。到了十月，菲利普便定下心来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回到了久违的医院，菲利普发现自己在新来的学生中间显得非常突兀。不同年级的学生相互之间很少交往，而菲利普当年的同窗们绝大多数都已取得了当医生的资格：有的已经离开了圣路加医院，在乡村医院或医务室当助手或医生；有的则就在圣路加医院任职。休整了两年之后，他觉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他想这下可以生气勃勃地大干一番了。

阿特尔涅的一家对他时来运转都感到很高兴。菲利普从他大伯的遗物里挑出几件留着未卖，给他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赠送了礼物。他把一条原来属于他伯母的金链条送给了莎莉。她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姑娘，跟一位裁缝学徒，每天早上八点就得到坐落在里根特大街上的店铺去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莎莉生着一对明澈的蓝眼睛，额头宽阔，一头浓密的光灿灿的秀发。她体态丰腴健美，臀部宽大，胸脯丰满。为此，那位好议论她仪表的父亲不断地提醒她千万不要发胖。她身体健康，富有性感和女性的温柔，所以具有迷人的魅力。她有许多求爱者，但都因她毫不动心而悻悻离去。她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在她看来，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无聊透顶。因而，不难想象那些毛头小子一个个会觉得莎莉可望而不可即。她年纪不大，却老成持重。她一向帮助阿特尔涅太太操持家务，照顾弟妹，久而久之，举止行为流露出一种当家婆的神气，使得她母亲嗔怪她有点儿好强，啥事都要依着她的心意。她终日寡言少语；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似乎也有了一种恬静的幽默感。有时候，她也开口说上句把，这意味着她表面虽冷若冰霜，内心却情不自禁地对其同胞产生了兴趣。菲利普觉得同她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同这家其他人相处却亲密无间。间或，她那冷淡的表情使得他有点儿气恼。她身上有个叫人猜不透解不开的谜。

在菲利普送给莎莉金项链的当儿，阿特尔涅吵吵嚷嚷地坚持莎莉应该用亲吻来感谢菲利普，把莎莉说得脸涨得通红，身子连连往回退。

“不，我不吻，”莎莉说。

“不知好歹的贱丫头！”阿特尔涅叫道。“为什么不吻？”

“我不喜欢男人吻我，”莎莉回答说。

菲利普望着她发窘，觉得饶有兴味，随即把阿特尔涅的注意力引到别的话题上去。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后来阿特尔涅太太显然在莎莉面前提起过这件事情，因为第二次菲利普来后，他同莎莉单独在一起呆了几分钟，莎莉抓住这个机会对他说：

“上星期我不愿吻你，你不会恨我吧？”

“哪能呢，”菲利普笑着作答。

“这不是因为我不领情，”当她说出那事先准备好的拘泥于虚礼的话时，她的双颊不禁微微一红。“我将永远珍惜这条项链，你把它送给了我，太谢谢你了。”

菲利普总感到很难同她说话。她做起那些她一定得做的事情来，手脚很麻利，可就是好像感到没有必要与人说话似的。不过，她也不是一点不爱交际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阿特尔涅伉俪俩一道外出了，菲利普——已被他们视作家中的一个成员——自个儿坐在会客室里念书。这时莎莉走了进来，坐在窗前做针线活儿。女孩子的衣服都是自家做的，所以莎莉不能一事不做地白过个星期天。菲利普心想她想跟他说话，于是放下了手中的书本。

“继续念你的书，”莎莉说，“我只是想，你一个人在这里寂寞，所以我来陪陪你。”

“你是我平生遇见的最不爱说话的人，”菲利普说。

“我们可不希望家里再来一个话匣子，”她说。

她的语调并没有一丝讥诮的口吻，只是说了句实话。不过，菲利普听后觉得，在她看来——天哪！——她父亲再也不是她童年时代心目中的那个铮铮汉子了！她脑子里把她父亲那爽心悦人的谈吐和他不知节俭而每每使全家陷入困境的德行联系在一起，将他的夸夸其谈同她母亲的务实的常识作着比较。虽说她觉得她父亲那欢快的性格很有趣，但有时说不定也有点儿不耐烦。她埋头做针线活的当儿，菲利普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身体健康、敦实、匀称；看着她站在店铺里那些胸脯扁扁的、脸色惨白的姑娘们中间，其情景想必很奇特。米尔德丽德就患有贫血症嘛。

一段时间以后，像是有人在向莎莉求婚了。偶尔她也同她在车间里结识的朋友们一道外出。她遇上了一个小伙子，在一家欣欣向荣的公司里当电气工程师，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求婚者了。一天，她告诉她母亲，说那个电气工程师已经向她求婚了。

“你怎么说来着？”她母亲问道。

“嗯，我告诉他，说我眼下还不急于想结婚。”莎莉顿了一下，她思考问题时总是这样。“见他那副着急的样子，我便告诉他可以在星期天来我们家用茶。”

这件事正对阿特尔涅的心思。为了扮好那个年轻人的岳丈这一角色，他排练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他把孩子们逗得笑破了肚子为止。排练刚结束不久，阿特尔涅翻箱倒箧，找出了一顶土耳其帽，坚持要把它戴在头上。

“阿特尔涅，看你再胡闹！”他妻子说。这一天，阿特尔涅太太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黑天鹅绒质地的。近年来，她的体态越来越胖了，所以这衣服显得太紧。“你这样要把女儿的机会给搅了的。”

她拼命想把那顶帽子摘下来，可她那小个子男人像条泥鳅似的溜了。

“女人，放掉我吧！说啥也甭想叫我把这顶帽子摘下来。得让那个年轻人一进门就知道，他打算走进的这家可不是个普通人家。”

“让他戴着吧，妈妈，”莎莉用她那平和的、漫不经心的口气说道。“如果唐纳森先生对接待他的方式不满意，他可以走他的路，可以不来嘛。”

菲利普认为那个年轻人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阿特尔涅穿着一件棕色的天鹅绒上衣，系了条线条平滑的黑领带，头上覆着一顶鲜红的土耳其帽，这身打扮叫那位天真无邪的电气工程师看了，非大吃一惊不可。他一到，就受到男主人那西班牙大公般的高傲的礼仪的欢迎，而阿特尔涅太太则以极其诚朴的、毫无矫饰的方式接待了他。他们端坐在修道士似的高靠背椅子上，面前是张古老的熨衣桌。这时，阿特尔涅太太从一把光瓷茶壶里倒着茶，这把壶给眼下的欢乐气氛蒙上了一层英格兰及其乡村的地方色彩。她还亲手做了些小饼儿，桌子上还摆着自产的果酱。这是一次在农舍里举行的茶话会，对菲利普来说，置身在这座詹姆士一世时代落成的房子里，倒觉得别有一番雅趣。阿特尔涅出于某个荒唐的理由，心血来潮地突然大谈特谈起拜占庭的历史来了。他一直在攻读《衰亡史》这部巨著的后几卷。此刻，他戏剧性地翘起食指，直往那位惊讶不已的求婚者耳朵里灌输有关西奥多拉和艾琳的丑闻。他滔滔不绝地同客人攀谈起来，而那个年轻人则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缄默和困窘的境地，不时地点着头，以表示他跟主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可阿特尔涅太太却对索普的夸夸其谈颇不以为然，不停地打断他的话头，给那位年轻人斟茶，一个劲儿地劝他多用些饼儿和果酱。菲利普注视着莎莉，只见她低眉垂目地坐在那儿，沉着冷静，缄默不语，若有所思。她那长长的眼睫毛在面颊上投下一道媚人的阴影。谁也吃不准她究竟是觉得这场面是有趣呢，还是喜欢那个年轻人。她这个人真叫人猜不透。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那位电气工程师仪表堂堂，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配着一张小白脸儿，脸面修整得光光洁洁。他五官端正，一张脸诚实淳厚，讨人喜欢。他身材颀长，体态匀称。菲利普情不自禁地认为他将成为莎莉的理想的配偶，幸福正在向这一对年轻人招手。对此，菲利普心中不觉泛起了一种醋意。

不一会儿，那位求婚者起身说他该告辞了。莎莉不声不响地站起身来，默默地伴着他走到大门口。当她回到起居室时，她父亲突然大声嚷道：

“嘿，莎莉，我们认为你那个小伙子非常好，准备欢迎他成为我们家的一员。请教堂公布结婚预告吧，到时我一定要谱首祝婚歌曲。”

莎莉没有接她父亲的话茬，默默地动手收拾茶具。突然间，她敏捷地瞟了菲利普一眼。

“菲利普先生，你对他的看法如何？”

她一直拒绝跟弟妹们一样称他为菲尔叔叔，但又不愿意直呼其名。

“我认为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莎莉又一次匆匆地瞥了他一眼，接着她脸上浮起一阵淡淡的红晕，连忙埋头干她的事。

“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好的、谈吐文雅的年轻人，”阿特尔涅太太发表意见说。“我想他正是那种年轻人，不管哪个姑娘嫁给他，都会感到很幸福的。”

莎莉沉默了一两分钟。这当儿，菲利普一边惊异地打量着她，一边暗自思忖着，她的沉默可能有两种解释：她可能是在玩味她母亲刚才说的话；要不，她兴许在想着意中人吧。

“莎莉，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一声不吭呀？”她母亲追问道，话语间含有几分愠怒。

“我却认为他是个傻瓜。”

“那你不想接受他的求婚了？”

“是的，我不。”

“我真不懂你的要求究竟有多高，”阿特尔涅太太说。很显然，这下她心里很不痛快。“他是个很正派的小伙子，可以为你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家。没有你，我们这里也已经够吃够喝的了。你能有这么个好机会，不抓住它，太不像话了。而且，你也许还可以雇个姑娘给你干些粗活呢。”

菲利普过去从未听到阿特尔涅太太这么直截了当地诉说其生活的艰辛。他这才明白料理每一个孩子的生活该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

“妈妈，你不要多说了，”莎莉同往常一样，说话口气很温和，“我不想嫁给他。”

“我认为你是个冷酷无情、残忍自私的姑娘。”

“如果你想叫我自谋生计，那好，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当用人。”

“别这么傻里傻气的啦，你知道你父亲是决不会让你去当用人的。”

菲利普一下触到了莎莉的目光，觉得她那目光闪烁着一丝有趣的神情。他心中嘀咕着，刚才那番谈话哪一点竟触发了她的幽默感来着。她真是个古怪的姑娘。

第一百十六章

在圣路加医院的最后一年里，菲利普不得不刻苦攻读。他对生活心满意足，并感到自己不再为爱情牵心，还有足够的金钱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真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他曾经听到有些人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谈论钱的事儿，他很想知道这些人是否当真过过一天捉襟见肘的窘困日子。他深知经济拮据会使人变得渺小、卑贱和贪婪，会扭曲他的性格，使他从一个庸俗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当一个人不得不掂量每一便士的分量时，那金钱就会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一个人是该有一种能恰如其分地估出金钱价值的本领。菲利普离群索居，除了去看望阿特尔涅一家人之外，他谁都不见，尽管如此，他并不感到孤单。他忙着为自己今后的人生作着种种设想，有时也回味一下昔日的光景。间或，他也怀念起旧时的亲朋好友，但并没有去走访他们。他真想能知道一下诺拉·内斯比特的生活近况。眼下她可是姓另一个夫姓的诺拉了，但菲利普就是想不起当时那个即将同诺拉结婚的男人的名字来。他为自己得以结识诺拉而感到高兴：她可是个心肠好、意志刚毅的妙人儿。一天晚上，临近十一点半的光景，他蓦地看到劳森正沿着皮卡迪利大街迎面走来。劳森身穿晚礼服，说不定刚从戏院散场出来，准备回住所去。菲利普在一时感情冲动的驱使下，迅即闪进一条小巷。他同劳森已经两年没见面了，觉得现在再也无法恢复那中断了的友情了。再说，他同劳森没什么话好谈。菲利普不再对艺术感兴趣，在他看来，眼下他要比自己小时候更能欣赏美的事物，但艺术在他眼里却显得一文不值。他一门心思要从纷繁复杂、杂乱无章的生活中撷取材料来设计出一种人生的格局，而他用来设计人生格局的那些材料，似乎使自己先前对颜料和辞藻的考虑显得微不足道。劳森此人正好适合菲利普的需要。同劳森的友情正是他处心积虑设计的人生格局的主题。忽视这位画家再也引不起自己的兴趣这一事实，纯粹是出于情感上的缘故。

有时候，菲利普也思念米尔德丽德。他故意不走有可能撞见她的那几条街道，不过偶尔出于好奇心，或许出于一种他不愿承认的更深的情感，在他认为米尔德丽德很可能会出现在皮卡迪利大街和里根特大街一带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踯躅徘徊。这种时候，他到底是渴望见到她，还是害怕见到她，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次，他看到一个很像米尔德丽德的背影，有好一会儿，他把那个女人当成了米尔德丽德。顿时，他心中浮泛起一种奇特的感情：一阵莫名其妙的揪心似的疼痛，其中夹杂着惧怕和令人作呕的惊慌。他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结果一看发觉自己看错了人。此时，他感到的究竟是失望，还是如释重负，这连他自己也不甚了了。

八月初，菲利普通过了最后一门功课——外科学——的考试，领得了毕业文凭。他在圣路加医院度过了七个春秋，年纪快近三十岁了。他手里拿着证明他的医生资格的文凭卷儿，步下皇家外科学院的阶梯，此时，他的心儿满意地蹦跳着。

“这下我才真正开始步入人生，”他默默地想。

第二天，他上秘书办公室登记姓名，等候分配医院职位。那位秘书是个生性欢快的小个子，蓄着黑黑的胡子，菲利普发现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秘书对菲利普的成功表示了一番祝贺之后，接着说：

“我想你不会愿意去南部海滨当一个月的代理医师吧？一周薪水三个畿尼，还提供食宿之便。”

“我不反对，”菲利普回答说。

“在多塞特郡的法恩利。那里有个索思大夫。你马上就得去。索思大夫的助手怄了一肚子气走了。我想那里准是块好地方。”

那秘书说话的态度使得菲利普心生狐疑。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那么究竟是谁难缠呀？”菲利普问。

那位秘书迟疑了一下，接着带着调和的声调哈哈笑了笑。

“嗯，事实是这样的，我了解他是一个脾气相当执拗的、有趣的老头儿。负责机构都不愿给他派助手去了。他说话直率，心里想什么就往外捅什么，可是人们都不喜欢这样子。”

“可是，你想他对一个刚刚取得医生资格的人会满意吗？再说，我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呀。”

“能有你当助手，他应该感到高兴才是，”那秘书耍起了外交辞令来了。

菲利普思索了一会儿。他想，最近几周内他无事可干，能有机会赚几个钱，又何乐而不为呢？他可以把这些钱积攒起来，用作去西班牙度假的旅费。去西班牙度假一事，还是早在他被圣路加医院接受为学员时就给自己许下的心愿。倘若那里什么也不给他，他满可以上别的医院去嘛。

“好吧，我去。”

“要去你今天下午就得去。你说合适吗？要合适，我马上就去发电报。”

菲利普真希望再耽搁几天再走，可转而一想，他前天晚上才去看过阿特尔涅一家（他一通过考试便跑去向他们报告这个喜讯），因此他没有不马上动身去那儿的理由。他要带的行李不多。当晚钟敲七点后不久，他便走出法恩利火车站，叫了辆马车直奔索思大夫的医院而去。那是幢宽阔的矮矮的灰泥房子，墙上爬满了五叶地锦。他被引进门诊室，那儿有个老头儿正伏案写着东西。女用人把菲利普领进门诊室的当儿，那老头儿抬起头来，但既没有起身也没有吭声，只是双目瞪视着菲利普。菲利普不觉一惊。

“我想您在等我吧，”菲利普首先开口说道。“今天上午，圣路加医院的秘书给您拍了封电报。”

“我将晚饭推迟了半个钟头。你想洗个澡吗？”

“好的，”菲利普接着答道。

对索思大夫的古怪脾气，菲利普觉得挺有趣的。此时，他已经站了起来。菲利普发觉面前的那个老头儿个儿中等，瘦精精的，满头银发，剪得短短的。一张大嘴抿得紧紧的，看上去像是没长嘴唇似的。他蓄着连鬓胡子，除此以外，脸部修得光光洁洁。下巴颏宽宽的，使他的脸成方形，加上那连鬓胡子一衬托，脸就显得更加方正。他身穿一套棕色的苏格兰呢制服，还系了条宽大的白色硬领巾。他的衣服松松地挂在身上，似乎原先是做给另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穿的。他看上去活像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农夫。此时，他打开了门。

“那儿是餐厅，”他用手指着对面的门说。“楼梯平台处第一扇房门，那就是你的卧室。洗完澡就下楼来吃晚饭。”

在吃晚饭的过程中，菲利普知道索思大夫一直在注视着自己，但他很少说话。菲利普觉得他并不想听到自己的助手说话。

“你什么时候取得医生资格的？”索思大夫突然发问道。

“昨天。”

“上过大学吗？”

“没有。”

“去年，我的助手外出度假时，他们给我派了位大学生来。我告诉他们以后别再干这种事了。大学生一副绅士派头，我可受不了。”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晚饭虽简单，却很可口。菲利普外表缄默，心潮却在翻腾汹涌。对自己来这儿当名临时代理医师，他感到乐不可支。他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真想像疯子似的狂笑一番，可又不知要笑什么。他想起了当医生的尊严，越想越觉得要咯咯笑出声来。

可是索思大夫突然发问，打断了他的思路。

“你今年多大啦？”

“快三十了。”

“那怎么才取得医生资格的呢？”

“我将近二十三岁时才开始学医，而中间我还不得不停了两年。”

“为什么？”

“穷呗。”

索思大夫神情古怪地瞥了他一眼，又沉默不语了。晚饭吃完时，索思大夫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你知道在这里行医是怎么回事吗？”

“一无所知，”菲利普答了一句。

“主要是给渔民和他们的家属看病。我负责工会和渔民的医院。过去有段时间，这里就我一名大夫，不过后来因为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地方开辟成海滨游览胜地，所以又来了一位医生，在山崖上开了家医院。于是，手头有几个钱的人都上他那儿去看病了。只有那些请不起那位大夫的人才上我这儿来。”

菲利普看得出来，跟那位医生之间的竞争一事，无疑是这个老头儿的一块心病。

“我毫无经验，这您是知道的，”菲利普说。

“你，你们这种人，啥事都不懂。”

索思大夫说完这句话，便甩下菲利普独自步出了餐厅。女用人走出来收拾餐桌的当儿告诉菲利普，说索思大夫每天晚上六点至七点要看病人。这天晚上的工作结束后，菲利普从卧室里拿了一本书，点燃了烟斗，便埋头看了起来。这是种极愉快的消遣，因为近几个月来，除了看些医学书籍外，他啥书都没看过。十点钟的时候，索思大夫一脚走了进来，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菲利普。菲利普平时看书时就怕两脚落地，因此，这时他双脚正搁在一张椅子上。

“看来你这个人倒怪会享福的啊，”索思大夫说话时脸孔板板的，要不是他眼下兴致正浓的话，准会一触即跳的。

“你对此反感吗？”菲利普双眼扑闪着问了一句。

索思大夫瞪了他一眼，但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你看的是什么书？”

“斯摩莱特写的《柏尔葛伦·辟克尔》。”

“碰巧我还晓得斯摩莱特写了本《柏尔葛伦·辟克尔》的小说呢。”

“对不住。请问，凡是行医的都不怎么喜欢文学，对不？”

菲利普把小说放在桌上，索思大夫顺手把它拿了起来。这是一种属于布莱克斯泰勃教区的版本中间的一卷。书很薄，是光泽暗淡的摩洛哥山羊皮装潢的，书名是铜版刻印的。书页切口一律烫金，但因年代已久，书中散发出一股呛鼻的霉味。索思大夫手里捧着小说的当儿，菲利普下意识地向前倾过身子，两眼不觉流露出一丝笑意。但他的表情并没有逃过索思大夫的眼睛。

“你觉得傻气吗？”他冷冰冰地问道。

“我看你一定是很喜欢看书的，只要见到别人拿书的样儿，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索思大夫顿时把那部小说放回到桌上。

“八点半吃早饭。”说罢他掉头就走了。

“真是个有趣的老家伙！”菲利普心里嘀咕了一声。

时隔不久，菲利普就摸清了为什么索思大夫的助手们觉得此公难处的原委。首先，他强烈反对医学界近三十年中的一切新发现。某些药物，因据说有奇特的疗效而风行一时，结果不出几年就被弃置不用了，这种情形他可容忍不了。索思大夫曾在圣路加医院当过学生，走出医院大门时随身带了几种普通的混合药剂配方，他就靠这几味药行了一辈子医，而且发现他这几味药同历年来花样繁多的时新药品一样灵验。菲利普惊讶地发现索思大夫竟对无菌法抱有怀疑，只是有碍于人们都赞同这办法才勉强接受了。但是他却对病人采取连菲利普早就了解的预防措施，坚持在医院里要把对儿童使用的预防措施用在士兵们身上，其谨小慎微的程度，简直令人发指。

“我曾经亲眼看到抗菌剂的出现并压倒了其他一切药物，可后来呢，又看到无菌法取而代之。真是乱弹琴！”

原来派来的那些年轻人只熟悉大医院的规矩，而且在大医院中的气氛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对一般诊疗医生总是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气。他们见过病房里的疑难病症。他们虽懂得肾脏的起因不明的疾病的治疗方法，可是碰到伤风感冒之类的毛病时，就一筹莫展，他们有的只是些书本知识，却自负矜夸，目中无人。索思大夫双唇紧闭，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一有机会便恣意出他们的洋相，表明他们是多么的无知，是多么的夜郎自大，并以此取乐。这里主要是给渔民们看病，赚不了几个钱，因此医生自己配制药剂。一次，索思大夫对他的助手说，如果给一个渔民配一种治胃疼的药水，里面和着一半贵重药剂的话，那医院还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他还抱怨那些年轻助手没有修养，他们只读些《体坛新闻》和《不列颠医学杂志》，别的啥也不看；他们写的字，既不易辨认又常常拼错。有两三天时间，索思大夫时刻不停地注意着菲利普的一举一动，只要给他抓住一点过错，他便会把菲利普挖苦一番。而菲利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声不响地工作着，心里却暗自好笑。此时，菲利普对自己职业的改变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喜欢无拘无束地工作，也喜欢肩上担点斤两。他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因为他看来可以通过自己的谈吐使得病人受到鼓舞，建立起信心来。他对能亲眼看到医疗的全过程感到着实愉快；如果在大医院里，他只能站得老远地看着。他常常出诊，这样，便经常出入一所所矮屋顶的小房子，那里面摆着钓鱼用具和风帆，间或也有些远海航行的纪念品，比如日本产的陶罐子啦、马来西亚的长矛和船桨啦，或者从布坦布尔露天集市买来的匕首啦，等等。在那一间间闷气的房间里，飘溢着一种传奇气氛，而大海的咸味却给它们带来一股辛辣的新鲜气息。菲利普喜欢跟水手们在一起拉呱，而水手们看到他这个人倒并不盛气凌人，便滔滔不绝地把他们青年时代的远航经历讲述给他听。

有那么一两次，他犯了误诊的错误。以前他从来没有看过麻疹。一天，有个出疹子的病人来找他看病，他却把它诊断为病因不明的皮肤病。又有那么一两起，他的疗法正好跟索思大夫所设想的相悖。第一次，索思大夫言词尖刻地数说了他一顿，而他却饶有情趣地在一旁听着；菲利普本有敏捷答辩的天赋，这当儿他回了一两句嘴，使得正在数说他的索思大夫一下子愣住了，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他。菲利普脸上一本正经，可那双眼睛却熠熠闪光。那位老先生不由得认为菲利普这是在讥笑自己。以往，助手们讨厌他、惧怕他，他习以为常，但菲利普的这副德行，他倒是平生头一次遇到。他真想痛痛快快地把菲利普臭骂一通，然后请他卷铺盖乘下一班火车滚蛋。从前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助手的。可是，他内心惴惴不安，心想要是真的那样的话，菲利普准会当场奚落他一番，想着想着，他蓦地觉得眼前的事儿还怪有趣的。他微微启开了嘴，毫不情愿地笑了笑，随即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渐渐意识到菲利普是故意拿他开心的。起初他吃了一惊，可不久心里也乐了。

“真他妈的皮厚，”他暗自笑着，“真他妈的皮厚！”

第一百十七章

菲利普写信告诉阿特尔涅，说他正在多塞特郡当临时代理医生，没几天工夫，便接到了阿特尔涅的回信。阿特尔涅矫揉造作，把信写得礼貌有加，里面堆砌了一大堆华丽的辞藻，宛如一顶镶满珍贵宝石的王冠；一手黑体活字，龙飞凤舞，却很难辨认，可他就为自己能写这一手好字而感到自豪。在信里，阿特尔涅建议菲利普上肯特郡蛇麻子草场同他及他家里的人欢聚，而他本人是每年都要上那儿去的。为了说服菲利普，他在信里还就菲利普的心灵以及弯弯曲曲的蛇麻草的卷须，作了一大套既优美动人又错综复杂的议论。菲利普立即回了封信，说一俟有空便上肯特郡。虽说那儿并非是自己的诞生地，可他对那个塔内特岛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到自己即将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在蔚蓝的昊天下过上半个月，菲利普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那富有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的阿卡迪亚的橄榄林，内心不觉燃起火一般的激情。

光阴如梭，在法恩利当临时代理医生的一个月期限很快就到了。临海的山崖上，一座新兴城镇拔地而起，一幢幢红砖别墅鳞次栉比，环抱着一个个高尔夫球场。一家大饭店刚刚落成开张，以接纳蜂拥前来避暑的游览观光者。不过，菲利普难得走到那里去。山崖下面靠近港口处，上世纪遗留下来的小石头房子虽杂乱无章地拥挤在一起，却也无伤大雅；那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坡度挺大，但却有发人遐思的古色古香风味。水边立着一座座整洁的小平房，屋前都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里面不是住着业已退休的商船船长们，就是住着靠海为生的母亲们和寡妇们。这些小房子都笼罩在一片古朴、宁静的气氛之中。小小的港口，停泊着来自西班牙和法国勒旺岛的小吨位货船；时而随着一阵富有浪漫色彩的微风，一只只帆船徐徐漂进港口。眼前的这番景致，使得菲利普想起了充斥着污黑的煤船的小小的布莱克斯泰勃港口。他想，正是那小小的港口勾起了他向往一睹东方诸国和热带海上阳光灿烂的岛屿的风采的欲念，而眼下这种欲念依然扎根于他的内心深处。但是，只有在这儿，你才会感觉到自己比在那北海边更加贴近那浩瀚、深邃的海洋；而在北海边，你总感到自己的视野受到限制。在这里，面对着宁静的、广阔无垠的大海极目远望时，你不觉舒爽地吸一口长气；而那习习西风、那英格兰特有的亲切可人的带有咸味的微风，会使你的精神亢奋，同时还会使你的心肠变软，变得温情脉脉。

菲利普在索思大夫身边工作的最后一周的一天晚上，正当他们俩在配制药剂的时候，一个孩子脚步咚咚地跑到外科手术室门口。原来是个衣衫褴褛的女孩子，脸上很脏，还光着脚丫子。菲利普应声把门打开。

“先生，请你马上到艾维巷的弗莱彻太太那儿走一趟，好吗？”

“弗莱彻太太怎么啦？”索思大夫操着他那刺耳的声音问了一句。

可那女孩子理也不理他，继续朝菲利普说道：

“先生，弗莱彻太太的小儿子出事故了，请你去一趟好吗？”

“去告诉弗莱彻太太，就说我马上就去，”索思大夫在里面关照孩子说。

那女孩迟疑了一下，把一个污黑的手指塞进那张肮脏的嘴巴里，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望着菲利普。

“孩子，怎么啦？”菲利普笑吟吟地问道。

“先生，弗莱彻太太说，请新来的大夫去。”

药房里传来一阵声响，索思大夫随即从里面走了出来，来到过道上。

“难道说弗莱彻太太信不过我吗？”他咆哮起来。“打她出生那天起，我就一直给她看病。为什么现在我连给她的小崽子看病都不行了呢？”

有一会儿，那个小女孩看上去像是要哭的样子，可后来她还是忍住了。她有意朝索思大夫伸了伸舌头，索思大夫还没来得及还过神来，她便用足力量撒腿跑走了。菲利普看出这下那位老先生可给恼怒了。

“你看上去累得够呛了，再说，从这里到艾维巷的路可不近唷，”菲利普这样说，是在暗示索思大夫不要抢着去了。

索思大夫瓮声瓮气地骂着。

“这点儿路，对一个双腿齐全的人来说，要比一个只靠一条半腿走路的人近得多哩。”

菲利普脸刷地涨得通红，好一会儿，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你是要叫我去呢，还是你自个儿去？”菲利普最后淡淡地问了一声。

“既然他们点的是你，我还去干吗？”

菲利普拿起帽子，出诊去了。他回来时，都快八点了。此时，索思大夫正背朝着壁炉站在餐厅里。

“你这次去的时间可不短呀，”索思大夫说。

“对不住。你为什么不先用饭呢？”

“我喜欢等嘛。你出去这么久，是一直呆在弗莱彻太太家的吗？”

“不，并不是一直呆在她那儿的。回来的路上，我停下来观赏了一下日落的景致，倒没有留意时间过得这么快。”

索思大夫没有吱声。此时，女用人给他俩送来了一些炙烤虾。菲利普津津有味地吃着。索思大夫突然发问说：

“你为什么要去观赏日落的景致？”

菲利普嘴里塞满了东西，只是嘟噜了一句：

“因为我感到愉快。”

索思大夫神情古怪地瞪了他一眼。那张苍老、疲倦的脸上绽开了一丝笑意。此后，他们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可是，当女用人给他们斟完红葡萄酒离开的时候，索思大夫身子往后靠了靠，把犀利的目光停在菲利普的身上。

“年轻人，刚才我提到了你的跛足，你生气了吧？”他接着对菲利普说。

“人们生我气的时候，常常直接地或间接地提到我的跛足。”

“我想，人们了解这正是你的弱点。”

菲利普面对着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

“你发现了这一点感到很高兴，是不？”

索思大夫没有回答，只是凄苦地哧哧笑了几声。他们俩就这样四目凝视着静坐了一会儿。接着，索思大夫所说的话倒使得菲利普不胜惊愕。

“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呢？我将把那个该死的笨蛋辞掉。”

“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不过我希望今年秋天在圣路加医院得到个职位。这对我以后谋求别的工作有很大好处。”

“我的意思是跟你合伙办这所医院，”索思大夫执拗地说。

“为什么呢？”菲利普惊讶地问道。

“这里的人像是欢迎你留下来。”

“我以前还想你是决不会赞同这种事情的呢，”菲利普干巴巴地说。

“我行医都有四十年了，难道你以为我还在乎人们喜欢我的助手而不喜欢我吗？我才不在乎呢，朋友！我和我的病人之间没有什么情感可言，我也不指望他们对我感恩戴德，我只要他们付我的医疗费就行了。唔，对我的建议，你有什么想法？”

对此，菲利普没有做声。这并不是因为他在考虑索思大夫的建议，而是因为他感到诧异。居然会有人主动邀请一个刚取得医生资格的嫩手合伙开办医院，很显然，这件事太异乎寻常了。菲利普很惊奇地意识到，索思大夫已经喜欢上自己了，虽然他嘴上永远也不会明说。他想，要是他去把这件事告诉给圣路加医院的那位秘书听，不知此君会有何感想呢？

“在这儿给人看病一年可收入七百镑。我们俩合计一下你搭多少股份，你可在以后逐步偿还给我。我死后，你来继承我的位子。你至少得花两三年时间到处去谋求医院职位，然后才能带助手，最后才能独立开业行医。我想我的建议比那样子要强。”

菲利普心里明白，像这样的机会，在他那个行业里的大多数人都求之不得哩。他知道，行医的人比比皆是，尽管索思大夫的医院的资产并不多，但其中一半人都会感激涕零地接受他这一建议的。

“实在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议，”菲利普终于开口说。“接受你的建议就意味着我要放弃多年来所追求的一切。虽说我遭受过这样那样的不幸，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目标，即取得当医生的资格，以便去周游世界。眼下，每当我早晨醒来，我浑身骨头酸痛，像是在催促我快点动身。至于到什么地方去，我倒并不介意，反正只要出国，到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去就行。”

眼下，看来离实现这个目标为期不远了。他在圣路加医院的任期将于第二年年中结束，此后便径直上西班牙去。他可以在那里呆上几个月，在那个对他说来总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里到处漫游。然后，他就乘船远涉重洋到东方去。人生的道路还长着呢，时间充裕得很。只要高兴，他可以花几年时间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和在陌生的人群中到处漫游，而在那些地方，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离奇古怪的方式生活着。他不知道他要追求什么，也不知道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但他感到，通过旅行他将会了解到生活中许多新鲜事，并为自己刚揭开的奥秘找到些线索，结果都会使自己发觉生活的奥秘更加不可思议。即使他啥也得不到，至少可以消除扰乱他心境的不安心理。然而索思大夫却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深情厚谊，不说出恰当的理由而断然拒绝他的好意似乎有些忘恩负义。于是，菲利普照例涨红着脸，竭力表现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向索思大夫解释他要完成多年来一直珍藏在心中的打算是多么的重要。

索思大夫静静地倾听着，那双狡黠的、昏花的眼睛渐渐变得柔和起来。菲利普觉得索思大夫并不逼他接受自己的恩惠这一点格外亲切可人，因为仁慈常常是带有强制性的。索思大夫看来认为菲利普的理由还挺有道理的，便不再谈论这一话题，转而讲起了他的青年时代的经历。他曾经在皇家海军服过役，这段经历，使得他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退役时，他便定居在法恩利。他给菲利普讲述了昔日在太平洋航行的情景和在中国的充满冒险的经历。他曾参加过一次镇压婆罗洲的蛮人的远征，曾经到过当时还是个独立的国家的萨摩亚。他还停靠过珊瑚群岛。菲利普出神地谛听着。他一点一点地给菲利普介绍了自己的身世。索思大夫是个鳏夫，他的妻子早在三十年前就亡故了，而他的女儿嫁给了罗得西亚的一位农夫。翁婿俩反目，他女儿一气之下十年没有回英国。这样，他等于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过孩子。他形单影只，孑然一身。他脾气暴躁，不过是他用来掩盖其绝望心理的保护色而已。对菲利普来说，看到索思大夫，与其说是不耐烦倒不如说是怀着一种嫌恶的心情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整日诅咒老年，且又不甘心受随老年而来的种种束缚，然而又觉得只有死亡才是他摆脱生活的苦海的唯一办法，这确是一幕悲剧。菲利普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于是，由于同女儿长期分手而早已泯灭了的做父亲的天性——在他同女婿吵架时，他女儿站在她丈夫一边，她的几个孩子他一个也没见过——一下子都倾注在菲利普的身上。起初，这件事使得他挺生气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年老昏聩的迹象。可是，菲利普身上有种气质强烈地吸引着他。有时他发觉自己莫名其妙地对菲利普微笑。菲利普一点不惹他讨厌。有那么一两回，菲利普还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这种近乎是爱抚的动作，打他女儿多年前离开英国之后，他从未得到过。菲利普要走时，索思大夫一路陪着上火车站，这当儿，他的神情莫名地沮丧。

“我在这儿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菲利普说，“你待我太好了。”

“我想，你对于离去感到很高兴吧？”

“在你这儿，我一直感到很高兴。”

“可你还是想出国见见世面去？啊，你还年轻。”他踌躇了一会后说：“我希望你别忘了，你一旦改变主意，我的建议依然有效。”

“那就太感谢你了。”

菲利普同车窗外的索思大夫握手告别。不一会儿，火车徐徐驶离车站。菲利普想起了他将在蛇麻草场度过半个月的事儿。想到朋友再次聚首，他心里乐滋滋的；他之所以感到高兴，还因为那天天气真美。在这同时，索思大夫却朝着他那幢空寂的房子踽踽走去。他感到自己异常衰老，非常孤独。

第一百十八章

菲利普到达费尔内时，夜已很黑了。费尔内是阿特尔涅太太的故乡。她自小就养成采集蛇麻子的习惯，嫁了丈夫，有了孩子以后，她还是每年偕同他们来到这里采集蛇麻子。同许多肯特郡老乡一样，她一家子定期外出采集蛇麻子，一来可赚得几个钱补贴家用，但主要还是把此行看作一年一度的远足，并把此行当作最愉快的节日。早在这节日到来之前几个月，一家人就都翘首企足地期待着啦。这活儿并不重，大家在露天里通力合作，起劲地采着。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次漫长的、不无乐趣的野炊。在这蛇麻子草场，小伙子们得以与姑娘们相遇；工作之余，在那漫漫长夜，他们便成双成对地戏耍追逐于街头巷尾，恣情欢娱一番。于是，采集蛇麻子季节一过，接着就是举行婚礼。新郎新娘们坐在一辆辆大车上，车上放着被褥、瓶瓶罐罐，还有椅子和桌子等等什物。采集蛇麻子的季节一过，费尔内便显得空空荡荡的。本地人却非常排外，一向反对“异乡客”——他们常常把伦敦佬唤作“异乡客”——的侵入。本地人瞧不起那些伦敦佬，同时又惧怕他们。他们把伦敦佬视作粗野的货色，地方上体面人家不愿意跟他们联姻结亲。过去，来这儿采集蛇麻子的人都睡在谷仓里面，但十年前，在草场的一侧盖起了一溜茅屋。于是，阿特尔涅一家同别的人家一样，每年来到此地都住在同一间茅屋里。

阿特尔涅驾了辆马车上火车站去接菲利普。马车是从草场小酒馆里借来的，他还在那里为菲利普订了个房间。小酒馆离草场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他们把菲利普的行李留在房间里，然后便来到盖满茅屋的蛇麻子草场。这里的茅屋狭长、低矮，分隔成几个房间，每个房间约十二平方英尺。每座茅屋前都用树枝燃起一堆篝火，一家人围坐在篝火旁，一个个目光急切地注视着烹调晚餐。海风和阳光把阿特尔涅的孩子们的脸膛染成了棕红色。阿特尔涅太太戴了顶太阳帽，简直判若两人，使人感到多年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使她发生多大的变化。她是个道道地地的乡村妇人。瞧她身处乡村的氛围中是多么从容自如啊。此时，她正在油煎香肠，同时一刻不停地照看着身边的小孩子。不过菲利普到时，她还是腾出手来同他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脸上绽开了笑容。阿特尔涅激情满怀地数说起乡村生活的种种乐趣来了。

“生活在城市里，我们渴望着阳光和光明。那不是生活，是一种长期监禁。贝蒂，我们把一切都卖了，到乡村来办个农场吧！”

“你在乡村的表现，我可清楚着哪，”阿特尔涅太太兴高采烈地怪嗔着丈夫说。“嘿，冬天一下雨，你就会一个劲儿地吵着回伦敦啦。”她说着掉头转向菲利普。“我们一来这儿，阿特尔涅总是这副样子。说什么，啊，乡村，我太喜欢你啦！嘿，他连哪是甜菜，哪是甘蓝，都还分不清哩。”

“爸爸今天偷懒，”吉恩插进来说，她的个性非常直率，“他连一篮都没采满。”

“我很快就学会怎么采了，孩子。到了明天你瞧着吧，我一定采得比你们加起来的还要多。”

“孩子们，快来吃晚饭吧，”阿特尔涅太太嚷了一声。“莎莉到哪儿去了？”

“妈妈，我在这儿。”

话音刚落，莎莉从茅屋里走了出来。此时，火堆里的木头噼啪作响，火舌往上直蹿，火光将她的脸孔映得通红。近来，菲利普发觉她身上老是穿着洁净的工装；自从她去缝纫厂做工以来，她就喜欢穿这种服装，可这天晚上，她却穿着印花布上衣，倒别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这上衣宽宽大大的，穿着它干起活来身子灵便多了。衣袖卷着，裸露着她那健壮的、圆滚滚的双臂。她同她妈妈一样，也戴了一顶太阳帽。

“你看上去像是神话里的挤奶女工，”菲利普在同她握手的当儿这样说道。

“她可是蛇麻子草场里的美人，”阿特尔涅说，“我敢说，要是乡绅老爷的儿子看到你的话，他马上就会向你求婚。”

“乡绅老爷可没有儿子，爸爸，”莎莉回了一句。

她环顾四周，想找个座位。菲利普看到后，便挪了挪身子，腾出地方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在这被篝火照得通明的夜晚，莎莉的模样儿美得惊人，活脱像个淳朴的女神，令人想起了老赫里克以幽雅细腻的诗句描绘的那些水灵、健美的婷婷女郎来。晚餐吃得很简单，香肠就着牛油面包。孩子们喝茶，而阿特尔涅夫妇俩同菲利普喝啤酒。阿特尔涅狼吞虎咽地吃着，每吃一口都高声地赞美一番。他一个劲儿地嘲笑鲁克勒斯，还把布里拉特沙瓦林臭骂了一顿。

“阿特尔涅，有一点你还是值得称赞的，”他的妻子说，“那就是你吃东西的胃口真好，这没错的！”

“我的贝蒂，这都是你亲手做的呀，”阿特尔涅说话的当儿，像演说家似的向前伸了伸食指。

菲利普心情非常愉快。他欢乐地凝视着连成长串的篝火。人们围坐在火堆旁取暖，凝视着划破夜幕的通红的火光。草场的尽头矗立着一排榆树；头顶上，星光灿烂。孩子们喧哗着、嬉笑着，而阿特尔涅，活脱像个小孩，挤在他们中间，用他的拿手戏法和荒诞离奇的故事，逗着孩子们发出阵阵狂呼乱叫。

“这儿的人可喜欢阿特尔涅了，”阿特尔涅太太对菲利普说。“嗯，一天，布里奇斯太太对我说，现在离了阿特尔涅先生，我们还不知怎么办才好呢。他总是变着戏法儿玩，说他是一家之长，还不如说他像个小学生更恰当些。”

莎莉不言不语地坐着，可她却非常周到地伺候着菲利普，那神态倒把菲利普给迷住了。有她坐在自己的身边，菲利普感到很高兴。他不时朝她那张健康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瞥上一眼。一次，两人的目光相遇时，莎莉朝他恬静地微微一笑。晚饭后，吉恩和另一个小男孩被支去到草场尽头的小溪里打一桶洗碗水。

“孩子们，快领你们的菲利普叔叔去看看我们睡觉的地方。你们也该上床歇着去了。”

孩子们伸出一双双小手，拉的拉，拽的拽，簇拥着菲利普朝茅屋走去。他走进茅屋，随即划亮了一根火柴，只见茅屋里面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除了一只存放衣服的铁皮箱外，就只有几张床。一共是三张床，都靠墙摆着。阿特尔涅跟着菲利普走进了茅屋，骄傲地把床指点给他看。

“我们就睡在这种床上，”他嘴里不住地嚷道。“你睡的那种弹簧床和盖的天鹅绒被褥，这里可一样也没有。我睡在哪儿也没有像睡在这儿这么香甜过。你可得要裹着被单睡啰。亲爱的老弟，我打心眼里替你难过。”

三张床都垫了一层厚厚的蛇麻草蔓，蛇麻草蔓上面又铺了层稻草，最上面都蒙了块毯子。露天里散发着馥郁的蛇麻草香味，在这种环境中干了一整天之后，那些无忧无虑的采集者们倒头便睡，一个个睡得都像死人似的。晚上九点时，草场四周阒无人影，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一两个酒鬼赖在小酒馆里，不到酒馆十点打烊不会回家。除此之外，其他人都进入梦乡了。阿特尔涅送菲利普去酒馆安歇，临行前，阿特尔涅太太对菲利普说：

“我们五点三刻吃早饭，我想你肯定不会起那么早的。叫我说，六点钟我们就得干活了。”

“他当然也得早早起身咯，”阿特尔涅接着话茬嚷道。“他也得跟大家一样干活，出力挣饭钱嘛。不干活，没饭吃，我的老弟。”

“孩子们早饭前下海游泳，他们回来的路上会叫醒你的。他们要走过‘快乐的水手’酒馆的。”

“他们来叫醒我，那我就同他们一块去游泳，”菲利普说。

他这么一说，吉恩、哈罗德和爱德华高兴地叫了起来。次日清晨，菲利普的一场好梦被孩子们闯进房间来的吵闹声打断了。他们一个个跳到他床上。他不得不提起拖鞋把他们赶下去。他匆匆穿了件上衣，套上裤子，尾随着他们奔下楼去。天刚破晓，空气里还透着丝丝寒意，天空万里无云，金灿灿的阳光普照大地。莎莉站在大路中间，一手牵着科尼的手，手臂上挎着条毛巾和一套游泳衣。他这时才看清，她那顶太阳帽是淡紫色的，在它的映衬下，她的脸蛋黑里透红，像只苹果似的。她照例不慌不忙地朝菲利普微微笑了笑，算是跟他打招呼。蓦然间，菲利普发现她那口牙齿小小的，整整齐齐，雪白雪白的。他不禁对自己以前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感到惊奇。

“我是想让你再睡一会儿的，”莎莉开腔说道，“可他们非要上去把你叫醒不可。我对他们说你并不想去海里游泳。”

“哪里的话，我很想去哩。”

他们沿着大路向前走了一段，然后穿过一片片草地。他们这么走，走不了一英里地就可以到海边。海水灰蒙蒙的，寒气逼人，菲利普一看，身上不觉一阵寒颤。可此时，孩子们都纷纷脱去衣服，一边喊着一边跑进海里。莎莉无论做什么事，总是不紧不慢的，直到孩子们围着菲利普溅水时，她才走了下去。游泳是菲利普的拿手好戏，一走进水里，他就感到舒展自如。没隔一会儿，孩子们一个个都模仿着他的姿态，忽而装成快淹死的人，忽而又装作想游泳又怕打湿了头发的胖女人的神态，欢声笑语不绝，热闹非凡。瞧他们这副德行，要是莎莉不严厉地吆喝，他们还不知要玩到何时才想上岸呢。

“你跟他们中任何一个一样坏，”莎莉责备菲利普说，说话时神情严肃，像是个做母亲的。其神态既富有戏剧性，又动人心弦。“你不在，他们从不像这样顽皮。”

他们走在回去的路上，莎莉手里拿着太阳帽，那头秀发飘垂在一只肩膀上。等他们回到茅屋时，阿特尔涅太太已经上蛇麻子草场干活去了。阿特尔涅下身套了条谁也没穿过的裤子，外套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这表明他里面没穿衬衣。他头上戴了顶宽边软帽，正在火堆上熏着雄鳟鱼。他自得其乐，看上去活像个土匪。一看到他们一帮人，他便扯开嗓门，背诵着《麦克佩斯》里巫婆的台词，在这同时，他手中熏的雄鳟鱼发出一股冲鼻的臭气。

“你们不该玩这么久，早饭时间都过了，妈妈可要生气了，”当他们来到他的跟前时他这么说。

几分钟以后，哈罗德和吉恩两人拿了几片牛油面包，晃悠着穿过草地，朝蛇麻子草场走去。他们是最后离开的。蛇麻草园子是同菲利普的童年紧密联系着的景色之一，而在他眼里，那蛇麻子烘房最富有典型的肯特郡的地方特色。菲利普跟在莎莉的后面，穿过一行行蛇麻草。他对这儿的一切毫不感到陌生，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般。此时，阳光明亮，人影投地，轮廓鲜明。菲利普目不转睛欣赏着茂盛的绿叶。蛇麻草渐渐变黄了，在他看来，它们中间蕴蓄着美和激情，正如西西里的诗人们在紫红色的葡萄里所发现的一样。他们俩并肩朝前走着，菲利普觉得自己完全为周围万物茂盛、欣欣向荣的景象所陶醉。肥沃的肯特郡大地升腾起缕缕甜蜜的、芬芳的气息；九月的习习微风，时辍时作，飘溢着蛇麻草浓郁诱人的香味。阿特尔斯坦不由得心头一热，情难自已地引吭高歌起来，可他发出的是十五岁男孩才有的那种沙哑声，怪不得莎莉转过身去说：

“阿特尔斯坦，你给我安静些吧，要不，我们耳边听到的尽是轰轰的雷声。”

不一会儿，耳边传来七嘴八舌的唧唧喳喳声，又过一会儿，采集蛇麻子的人说话声更高了。他们不停地起劲采着，一边不住地说啊，笑啊。那些人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方凳上，也有的坐在木盒子上，每人身边都放着篮子，有的干脆站在大箱旁边，把采得的蛇麻子径直扔进大箱内。周围有不少小孩，还有许多吃奶的婴儿，其中有躺在活动摇篮里的，也有裹着破被放在松软、干燥的地上的。小孩采得不多，可玩的倒不少。女人们一刻不停地忙着，她们自小就采惯了的，速度要比来自伦敦的异乡人快两倍。她们炫耀地报出她们一天中采的蛇麻子的蒲式耳数，可又一个劲儿地抱怨，说眼下挣的钱可比从前要少得多。过去，每采五蒲式耳可得一先令，可现在要采八蒲式耳，甚至九蒲式耳才能挣得一先令。以往，一个快手一季挣得的钱，足够维持她当年其余时日的生活，现在可根本办不到，只是来度个假而已，啥也捞不到。希尔太太用采蛇麻子挣得的钱买了架钢琴——她是这么说的——不过，她的日子过得够寒酸的，那种日子谁也不愿过。有人认为她说是这么说，要是把事情揭开来的话，大家说不定就会知道她是到银行里取了些钱凑足款子才买那架钢琴的。

采蛇麻子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十个人，但其中不包括孩子。因此，阿特尔涅高声夸口说，总有一天他有个全是他家里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负责把一扎扎蛇麻草放在各人的蛇麻草袋子旁边（蛇麻草袋是个套在木框架上的大麻袋，高达七英尺。一排排麻袋放在两堆蛇麻草的中间），而阿特尔涅眼红的正是组长这一位子，所以他盼着孩子们快快长大，到那时可以自家组成一个小组。此时，与其说他是在卖力地干活，倒不如说他是为了鼓励别人出劲干才来的。他优哉游哉地荡到阿特尔涅太太的身边，嘴上叼了支香烟，动手采蛇麻子。阿特尔涅太太两手不停地干了半个小时，刚把一篮蛇麻子倒进麻袋里。阿特尔涅口口声声说这天他要比任何人都采得多，当然要除去孩子他妈，因为谁也不可能采得像她那么快。这件事使他回想起阿佛洛狄忒对普塞基的几次试探的传说，于是他便给孩子们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普塞基倾心爱着她从未见过的新郎的故事来了。他讲得娓娓动听。菲利普谛听着，嘴角含着微笑；在他看来，那古老的传说跟周围的场面无比和谐一致。天空，瓦蓝瓦蓝的，他认为即使在希腊，天也不会这么美。孩子们头发金黄，两腮宛如两朵玫瑰，身体结实、壮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蛇麻子形状玲珑剔透；叶子碧绿，色泽有如喇叭形植物；富有魔力的绿草丛中的小径，极目远眺，在远处缩成一点；采集蛇麻子的人，一个个头戴太阳帽。所有这一切，要比你在那些教授们著的教科书或博物馆中察觉到的更富有希腊精神。菲利普对英国之美，内心里充满了激情。他想起了一条条蜿蜒、清静的路，一簇簇编成树篱的灌木丛，一片片绿茵茵的、点缀着榆树的芳草地，一座座小山的幽雅线条和上面覆着的一个个坟丘，一块块平坦的沼泽地，以及北海那惨淡凄怆的景象。他为自己感受到了英国的优美动人之处而感到非常高兴。可是不久，阿特尔涅变得坐立不安，声称要去看看罗伯特·肯普的妈妈的生活近况。他跟蛇麻子草场的每个人都混得很熟，总是直呼其教名，而且还对每一个家庭的家史及其每个成员的身世无不了如指掌。他虽爱虚荣，但心眼倒不坏，在人们中扮演了一个时髦绅士的角色。他待人亲热，但那股亲热劲里含有几分故献殷勤的味儿。菲利普不愿跟他一块儿去。

“我要干活挣顿饭吃吃，”他说。

“说得好，我的老弟，”阿特尔涅说罢，手臂在空中一挥便走了。“不干活，没饭吃！”

第一百十九章

菲利普自己没有篮子，便同莎莉坐在一起。吉恩对菲利普不帮她而去帮她大姐采蛇麻子感到可笑至极。于是菲利普只得答应等莎莉的篮子装满后就去帮助她。莎莉摘得几乎跟她母亲一样快。

“采这种东西会碰伤你的手，使你不好缝衣服吧？”菲利普问莎莉说。

“哦，不会的。采蛇麻子同样需要一双柔软的手。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总比男人采得快的缘故。粗活干久了，手就会变得粗糙，手指就会变得僵直不灵活，要快也快不起来。”

菲利普就喜欢欣赏她那敏捷的动作，而莎莉也不时地注视着他，脸上带有一种俨然是个母亲似的神气，令人看了不觉有趣，然而又不无迷人的魅力。起初他笨手笨脚的，为此，她常常嘲笑他。莎莉弯下腰来，教他如何把整棵蛇麻子拔起的诀窍，这样一来，他们俩的手就碰到了一起。他不胜惊讶地觉得莎莉顿时满脸绯红。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她眼下已是个盈盈女子了，这是因为他打她还是个黄毛丫头时就认识她了，总是情不自禁地还把她当作小孩子看待。然而，她身后有许多求婚者这一事实，表明她已不再是个黄毛丫头了。虽说他们来到这儿还没几天工夫，可是莎莉的一位姨兄倒已经盯上她了，使得她不得不耐着性子听着他那倾箧倾筐的痴情话。她这位姨兄名叫彼得·甘恩，是阿特尔涅太太的姐姐的儿子。阿特尔涅太太的这位姐姐嫁的是费恩附近的一位农夫。彼得·甘恩觉得每天来一趟蛇麻子草场很有必要，个中的缘由，大家都心照不宣。

八时整，耳边传来一阵号角声，算是收工吃早饭的号令。虽然阿特尔涅太太不住地唠叨着他们不配吃这顿早饭，可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吃得可香甜啦。一吃完饭，他们就接着干，一直干到十二点，这时号角声又响了，招呼人们收工吃中饭。计量员趁这个空子，带上记账员，一箱一箱地过数。这位记账员先是在自己的账本上然后在采集者的账本上登录所采的重量。从装满蛇麻子的箱子里，用蒲式耳的量器钩起蛇麻子灌进大布袋里。然后，计量员和车夫把一袋袋蛇麻子抬上马车。阿特尔涅不时地跑来跑去，不是说希思太太摘了多少多少，就是说琼斯已经收了多少多少蛇麻子，接着便想当然地要全家加油，努力超过她们。他总是想创造采蛇麻子的记录。他情绪高昂时，可以手脚不停地采上个把小时；可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采蛇麻子的动作可以把他那双高贵的手的妙处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自己的那双手总是感到无比的自豪。为了修剪美化指甲，他可是花了一番心血的。在张开他那渐渐变尖的五指的当儿，他对菲利普说，为了使手常年洁白如玉，西班牙的大公们睡觉时手上还套着上了油的手套。他带着戏剧性的口吻说，那只扼守欧洲的手跟女人的手一样，总是那么漂亮和纤巧。他姿势优美地采摘蛇麻子的当儿，他一边端详着自己的手，一边怀着满意的心情感叹着。对这种动作产生腻味时，他便给自己卷上一支烟，然后便跟菲利普大谈特谈文学和艺术。一到下午，天气变得热不可耐。人们干起活来劲头不如先前那么足了，而且交谈声也停止了。上午那种滔滔不绝的说话声，眼下却变成了语无伦次的杂谈。莎莉的上唇沁出一颗颗小小的汗珠，在干活的当儿，她那张嘴微微地启开着。她看上去活脱像一个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

收工时间要看烘炉房的情况而定。有时候烘炉房很早就装满了。到下午三四点钟，如果所采的蛇麻子已够当晚烘的了，那就吹号收工。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一天中最后一次计量工作要到五点才开始。每一批采集者把蛇麻子过完数后，便动手收拾工具；放工时间一到，他们一边聊着天，一边优哉游哉地荡出草场。女人们纷纷赶回茅屋，忙着打扫和准备晚饭，而不少男人则结伴朝小酒馆走去。一天工作之余，喝上一杯啤酒确是一大快事。

阿特尔涅家的蛇麻子是最后一个过秤。当计量员朝他们走来时，阿特尔涅太太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随即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因为她以同样的姿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上都有些发僵了。

“好啦，我们到‘快乐的水手’去吧，”阿特尔涅说。“每天的礼仪都要一项不拉地履行。眼下再也没有比上小酒馆更神圣的事儿了。”

“阿特尔涅，带个酒壶去，”他的妻子吩咐说，“带一品脱半的啤酒回来，吃晚饭时好喝。”

说罢她往阿特尔涅的手里一个铜币一个铜币数着。酒馆里早已挤满了人。店堂里，沙色地板，四周摆着长条椅，墙上贴满了泛黄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职业拳击家的画像。酒馆老板能叫出所有顾客的姓名，此时，他身子倾过柜台，脸上堆着宽厚的笑容，正注视着两个年轻人往两根立在地上的杆子上套圈圈。他们俩都没有套中，逗得周围的旁观者发出阵阵喝倒彩声。人们互相挤了挤，为新来的顾客让座。菲利普发觉自己坐在两个陌生人中间，一边是位上了年纪的身穿灯芯绒衣服的雇工，两膝下面都系了根细绳子，另一边是个十七岁的毛头小伙子，只见他油光满面的，一绺鬈发平展地贴在红彤彤的额头上。阿特尔涅执意要试试手气，去套圈圈玩。他下了半品脱啤酒的赌注，结果硬是赢了。在为败北者祝酒时，他说：

“我的孩子，与其去赢赛手，我还不如来赢你这半品脱啤酒喝喝哩。”

阿特尔涅胡子翘翘的，头上戴了顶宽边帽，跻身在这群乡下佬中间，那副模样显得有些稀奇古怪，而且从周围人们的表情中不难看出，他们都觉得他古怪。尽管如此，阿特尔涅却兴致勃勃，热情洋溢，他颇有些感染力，使得周围那些人一个个不得不喜欢上他。人们无拘无束地交谈开了，互相操着粗犷的、缓慢的塔内特岛的方言打趣逗乐，当地爱说俏皮话的人一说出连珠妙语，顿时引起哄堂大笑。真是一次难得的愉快的聚会！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对这些伙伴表示不满。菲利普的目光移向窗外，只见外面依然一片光明，充满了阳光。窗户就跟村舍的窗户一样，上面挂着块小小的系了根红布带的窗帘。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不多时，这些会享清福的人们一个个离座起身，晃晃悠悠地返回草场，那里家家户户正忙着做晚饭呢。

“我想你该准备上床歇着了，”阿特尔涅太太对菲利普说，“你是过不惯一早五点就起床，成天价呆在户外的日子的。”

“菲利普叔叔，你要跟我们一道去游泳，对不？”孩子们大声地嚷道。

“那当然啦！”

他身体疲乏，但精神却很愉快。晚饭后，他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椅子上，身子靠着茅屋的墙壁，嘴里衔着烟斗，两眼凝视着星空。莎莉正忙着呢，不停地走出走进。他目光懒懒地注视着她井井有条地工作。她的步态引起了他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她的步态特别优美，而是因为她连走起路来都是那样的自如和沉着。她依靠臀部的力量，向前摆动着双腿，两只脚似乎断然地踏在地上。阿特尔涅早已溜到邻居家里去嗑牙扯淡去了，而这时菲利普听到阿特尔涅太太在不指名地唠叨着。

“喂，家里茶叶完了，我想让阿特尔涅上布莱克太太的小店里去买些回来。”一阵沉默过后，她又提高嗓门喊道：“莎莉，快到布莱克太太的小店去给我买半磅茶叶，好吗？我的茶叶喝光了。”

“好的，妈妈。”

沿大路约半英里路开外处，布莱克太太拥有间小屋子。她把这间屋子既用作女邮政局长的办公室，又办了爿小百货商店。莎莉走出茅屋，捋下卷起的衣袖。

“莎莉，我陪你一道去好吗？”菲利普问道。

“别麻烦了。我一个人走不怕的。”

“我并没有说你怕的意思，我马上要上床休息了，我刚才只是想在临睡前舒展舒展两条腿。”

莎莉什么也没说。他们俩便动身朝小店走去。大路白晃晃的，静悄悄的。夏日之夜，万籁俱寂。他们俩谁也没说多少话。

“这时候天还是很热，是不？”菲利普开腔说道。

“我认为这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天气。”

不过，他们俩不言不语，倒也不显得尴尬。他们觉得两人肩并肩地走路本身就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因此，觉得没有说话的必要。当来到掩映在栽成树篱的灌木丛中的梯磴跟前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喃喃细语声，夜幕中显出两个人的身影来。这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起，莎莉和菲利普走过时，他们连动也没动一下。

“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莎莉说了一句。

“他们看上去很幸福，是不？”

“我想他们也把我们当作一对情侣了。”

他们看到了前面那间小店射出来的灯光，不一会儿，两人便走进了小店。一时间，那雪亮的灯光照得他们连眼睛都睁不开。

“你们来迟了，”布莱克太太说，“我正打算打烊，”说着，她朝钟望了一眼，“瞧，都快九点了。”

莎莉买了半磅茶叶（阿特尔涅太太买茶叶从来不肯超过半磅），接着两人返身上路回家。间或耳边传来一声夜间野兽发出的短促、尖利的嘶叫声，但这不过使夜显得格外静寂罢了。

“我相信，你静静地站着，一定能听见大海的声音，”莎莉说。

他们俩竖起耳朵谛听着，脑海里的想象使得他们听到了细浪拍击沙石发出的微弱声响。当他们再一次走过梯磴时，那对恋人还在原地没走，不过这一回他们不再喁喁私语，而是相互搂抱着对方，那个男的嘴唇紧紧地贴着女的双唇。

“看来他们还怪忙乎的哩，”莎莉说了一声。

他们拐了个弯，有好一会儿，一缕温暖的微风吹拂着他俩的面颊。泥土散发着清香。在这极其敏感之夜，似乎蕴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东西在远处伫候着他们。阒寂顿时变得意味隽永。菲利普心中萌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这种情感似乎非常丰富，仿佛要融化了（这些平庸的辞藻倒把那种奇特的感觉描述得恰到好处）。菲利普感到愉快、热切和有所期待。此时，菲利普突然想起了杰西卡和洛伦佐两人所写的诗句来。他们各自用接引诗句的办法向对方低声朗诵自己的优美动人的诗句；但是他们俩胸中的激情，却透过两人都觉得有趣的巧妙的奇想，放射出夺目的光芒。他不知道大气中究竟是什么使得他的感官变得如此异乎寻常地机敏起来。在他看来，他才是享受香气、声响和大地芬芳的纯洁的心灵。他从未感受到有这样一种高雅的审美能力。他真担心莎莉开口说话，把这宁静给破坏了，然而她到底没吐一个字。他真想听听她那润喉发出的声音。她那低低的、音色优美的嗓音正是这乡村之夜本身发出的声音。

他们来到草场前，莎莉就要在这里穿过栅门回茅屋去。菲利普走进草场，替莎莉启开栅门。

“唔，我想我该在这里同你分手了。”

“谢谢你陪我走了那么多路。”

莎莉把手伸向菲利普，菲利普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说：

“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那你就该像你家别的人那样同我吻别。”

“我不在乎，”她说了一句。

菲利普原本是说着玩的。他只是想吻她一下，因为这样他感到快乐，他喜欢莎莉，再说这夜晚又是多么的迷人。

“祝你晚安，”他说，随即轻轻地笑了笑，把莎莉拉向自己的身边。

莎莉向他翘起了她那温馨、丰满和柔软的双唇；他吻着，并留恋了一会儿，那两片嘴唇微启着，宛如一朵鲜花。接着，他不知怎么搞的，顿时张开双臂环抱住她。莎莉默默地顺从了他。莎莉的身躯紧紧地贴着他的身躯。他感到她的心紧贴自己的心。他顿然昏了头，感情犹如决口的洪水将他淹没了。他把莎莉拉进了灌木丛的更暗的阴影处。

第一百二十章

菲利普睡得像个死人一样，蓦地从梦中惊起，发觉哈罗德手里正拿了根羽毛在他脸上撩痒呢。他睁开眼皮的当儿，身边爆发出一阵欢笑声。此时，菲利普却还像喝醉了酒似的，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的。

“快爬起来，你这个懒骨头，”吉恩嚷道，“莎莉说你不赶紧起来，她可不等你了。”

吉恩这么一嚷，菲利普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的心不由得一沉，刚刚钻出被窝的身子突然一动不动，心里直担忧自己怎么有脸去见莎莉。顿时，他内心充满了一种自责的心情，一个劲儿地懊恨自己竟干出这种事儿来。这天早晨，莎莉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他害怕见到莎莉，心里不住地责问自己怎么这样傻呢。但是，孩子们可不给他时间多想，爱德华已经给他拿好了毛巾和衬裤，而阿特尔斯坦已把他的被子给掀掉了。三分钟以后，他们全都噔噔奔下楼梯，来到户外。莎莉朝他微微一笑，那笑容跟往常一样，依然是那么甜蜜、那么纯洁。

“你穿衣服真费时间哪，”莎莉说，“我还当你不会来了呢。”

她的态度没有一丝异样的感觉。菲利普原以为她的态度会起微妙的变化，或者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曾想莎莉见到他时会羞怯忸怩，或者会怒形于色，或许会比以前更亲热一些呢，可是她的神态却同以往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变化。他们结伴走向海滨；一路上谈笑风生。然而莎莉却一声不吭，不过她总是这样的含蓄、娴静，菲利普还从来没看到她不是这个样子的呢。莎莉既不主动说话，别人跟她说话时也不有意规避。这下可把菲利普吓坏了。他曾巴望前一天夜里他俩之间发生的事儿总会对莎莉带来些变化，可是从眼前的情景看来，就好像他俩之间啥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他仿佛觉得自己堕入五里雾中似的。菲利普向前走去，一手搀了个女孩，另一手拉着一个男孩的手，说话时，他尽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企图借此求得个答案来。他脑海里折腾开了，不知莎莉是否把他俩之间发生的事儿忘了个精光。或许，莎莉也跟他一样，一时间感情上涌不能自制而干出那种傻事，只是把它当作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突然事故来看待，眼下她兴许下决心把那件事从她脑海中涤除掉。这只能归结于与她的年龄和性格极不相称的意志力和早熟的智慧。菲利普意识到他对莎莉毫无了解，总觉得她身上蕴藏着一个令人猜不透的谜。

他们在海里玩跳背游戏，孩子们不住地鼓噪着、戏耍着，其热闹场面同前一天没有两样。可莎莉对他们像是个母亲似的，警觉地照料着他们，一见他们游得太远了，就把他们唤回来。当别的孩子们玩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她却自个儿不紧不慢地在水里游来游去，时而仰卧在水面上，顺水漂浮着。不多时，她便爬上海滩，开始擦干身子，接着带着命令的口吻，把孩子们一个个唤出水，最后就剩下菲利普还在海里。菲利普乘机游了个痛快。他来到这儿，已是第二天了，对这冰凉的海水倒也适应了；对置身在散发着带有咸味的新鲜气息的大海中，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为自己的四肢能舒展自如地翻腾在碧波之中，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以坚强有力的动作在水里不停地划着、游着。然而，这时莎莉身上围了条浴巾，来到了海边。

“菲利普，你马上给我上来，”莎莉喊道，仿佛菲利普只是个归她照料的小孩子。

菲利普看到她俨然一副权威的神气，不觉有趣，便脸带微笑地向她跟前游来。这时，莎莉嗔怪地说：

“你真顽皮，赖在水里这么久不上来。你的嘴唇都发紫了，瞧你的牙齿，冷得直打哆嗦。”

“好，听你的，我这就上岸。”

莎莉从来还没有用这种态度同他说过话。看来，他俩之间发生的事情像是给予她一种制约他的权利似的。她完全把菲利普当作由她照料的孩子来看待了。几分钟以后，他们都穿好了衣服，便一同往回走去。莎莉两眼盯视着菲利普的双手。

“瞧，你那双手都冻得发紫了。”

“哦，没关系的。不过是血液循环的问题，要不了多久，就会正常的。”

“把手给我。”

莎莉把菲利普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分别在他的两只手上不停地擦着，直到他的手泛起血色为止。菲利普深受感动，但又迷惑不解，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她。因为身边有别的孩子在，他不好说什么，也没接触她的目光。不过他心里明白，她那双眼睛决不是有意避开他的眼光的，只是没有相遇罢了。那天白天，莎莉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流露出一点她意识到他们俩之间发生的事情。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她比平时话说得多一些。当他们一起坐在蛇麻子草场时，莎莉告诉她母亲，说菲利普太顽皮了，直到浑身冻得发紫才上岸来。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然而，看来前一天夜里所发生的事情，只是激发她处处保护菲利普的情感而已。正如对待她的弟妹们那样，她对他也抱有同样的一个做母亲的天性。

直到黄昏时分，菲利普才有个单独同莎莉相处的机会。那会儿，莎莉在张罗晚饭，而菲利普就坐在火堆旁的草地上。阿特尔涅太太到下边的村子里买东西去了，而孩子们则一个个散在各处，玩各自喜爱的游戏。菲利普局促不安，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莎莉态度安详，手脚麻利地忙乎着。沉默使得菲利普很尴尬，可她却无动于衷。除非是有事非讲不可或者有人同她说话，否则莎莉一般很少主动开口说话的。菲利普最后实在憋不住了。

“莎莉，你生我的气了？”他突然脱口问了一句。

莎莉不声不响地抬起眼皮，毫无表情地望了望菲利普。

“我？不生气呀。干吗要生气呢？”

菲利普听完不觉一惊，无言以对。莎莉揭开锅盖，捣了捣锅里的食物，然后又盖上锅盖。周围空气里飘溢着一股食物的香味。莎莉又朝菲利普望了一眼，双唇微启，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倒是她那双眸子里充满了笑意。

“我一直很喜欢你，”她说。

菲利普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顿觉双颊绯红。他勉强地轻声笑了笑。

“我以前可不知道这一点。”

“那因为你是个傻瓜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说着，又往火里添了些柴禾。“你饿着肚子在外露宿了几天之后来到我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就在那一天，我知道自己喜欢上你了。那天是我和妈妈两人把索普睡的床腾出来给你睡的嘛。”

菲利普的脸又涨得通红，因为他不知道她心里竟老是记着那件事，而他自己一想起那件事，心里总是充满了恐惧和羞愧。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决心不跟旁的什么人有什么瓜葛。你还记得妈妈要我嫁给那个年轻人的事儿吗？我让他到我家来，是因为他老是死乞白赖地缠着我，不过我心里明白我是不同意这桩婚事的。”

菲利普惊讶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股不可名状的情感涌上心头，如果这种情感不叫幸福的话，他还真不知道叫什么呢。莎莉再次捣了捣锅里的食物。

“真希望孩子们赶快回来吃饭。不知道他们溜到哪里去了。晚饭已经好了。”

“要不要我去找他们回来？”菲利普接着问了一句。

能有机会聊聊家庭琐事，菲利普感到不那么紧张。

“嗯，你这个主意倒也不错，我得说……喔，妈妈回来了。”

接着，菲利普从草地上站了起来，这当儿，莎莉不无尴尬地望着他。

“今晚我把孩子们送上床后，要不要我来陪你散散步呀？”

“好的。”

“嗯，你就在梯磴旁边等着，我事一完就去找你。”

满天星斗下，菲利普坐在梯磴上静静地等候着，身子掩映在两边高高耸起的即将成熟的黑莓丛中。泥土里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气息，四周笼罩在一片静谧、幽雅的气氛之中。他的心狂跳不止。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甚了了。他通常总是把情爱与喊声、眼泪和狂热联系在一起，可是在莎莉身上，那些东西却连个影子都看不到。尽管如此，他还是猜不透除了爱情外还能是什么使得莎莉委身于他呢？但是莎莉爱他吗？她的姨兄彼得·甘恩，腰板挺挺的瘦高个儿，脸色黧黑，走起路来步履轻巧且跨度又大。要是她钟情于她的姨兄，菲利普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的。他心中不由得纳闷起来，莎莉究竟看中他什么来着。他不知道莎莉是否正像他理解的爱情的含义那样爱恋着他。要不然又是什么呢？他对莎莉的纯洁深信不疑。他隐约觉得许多事情交融在一起，这中间包括那令人陶醉的空气、蛇麻子草和那迷人的夜晚，一个女性与生俱来的健美的本能，满腔的柔情蜜意和一种母爱与姐妹之情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对这一切，莎莉虽并未意识到，但却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她心里充满了仁爱，所以才把她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他。

菲利普听到大路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接着从茫茫的夜色里显出一个人影来。

“莎莉！”菲利普低声地唤了一声。

莎莉收住脚步，站在梯磴跟前。随着她的到来，四周蓦地飘溢出一股甜丝丝的、清新的乡村气息。她身上仿佛带有新割的干草的芳香，熟透了的蛇麻子的香味和青葱嫩草的清新气息。她那柔软的双唇紧紧地贴着他的双唇，她那健康娇美的身躯平躺在他的怀抱里。

“牛奶和蜂蜜，”菲利普喃喃说道，“你就像那牛奶和蜂蜜。”

他使莎莉合上双眼，随即一一地亲吻着她的眼睑。她那丰腴、健壮的手臂裸露到肘部，菲利普的手在上面轻轻地抚摩着，惊奇地注视着她那美丽的手臂。她的手臂在黑暗里闪烁着光辉，就像鲁宾斯画的那样，白得出奇，给人以透明感，手臂一侧长着金黄色的茸茸汗毛。这是撒克逊女神才有的手臂，然而，没有一个不朽者的手臂有她的那样优美和富有天然淳朴的意趣。菲利普不觉想起了村舍花园，里面盛开着只有在男人心中才能开放的可亲可爱的鲜花；想起了蜀葵和命名为约克和兰卡斯特的红白两色相间的玫瑰花束；还想起了黑种草、美国石竹、忍冬草、飞燕和虎耳草。

“你怎么会看上我的呢？”菲利普说，“我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微不足道的瘸子，长得又丑。”

莎莉双手捧住菲利普的脸，亲吻着他的嘴唇。

“你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莎莉接着说。

第一百二十一章

蛇麻子采完后，菲利普便随阿特尔涅全家一同返回伦敦，这时候，他口袋里就装着圣路加医院录用他为助理住院医生的通知书呢。回到伦敦后，他在威斯敏斯特租赁一套简朴的房间住了下来，并于十月初到医院去上班。那儿的工作五花八门、情趣盎然，每天他都能学到些新东西。他渐渐地觉得自己不像原先那么无足轻重了。他经常同莎莉见面。此时，菲利普感到万事如意，心舒神爽。除了轮到应付门诊病人之外，他通常都是六点下班。一下班，他便到莎莉所在的缝纫店去，等候从店里下班回家的莎莉。几个毛头小伙子总是在店门对面的人行道上或向前稍走几步的拐角处荡来荡去；店里的姑娘们或三三两两，或几个一伙地从店里出来，一认出那几个小伙子时，便一边你推我搡的，一边嘴里咯咯笑个不停。莎莉穿了件普普通通的黑上衣，同那个与菲利普比肩采蛇麻子的乡村女郎判若两人。她步履匆匆地从店里出来，见到菲利普后，渐渐放慢脚步，朝他恬然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他们俩并肩穿过繁华喧闹的街道。菲利普把医院里的工作情况讲给莎莉听，而莎莉则把当天在店里干的活计告诉菲利普。久而久之，莎莉的女工友们姓甚名谁，菲利普也耳熟能详了。他发觉莎莉具有一种含蓄但机智的幽默感。莎莉讲起店里的姑娘们以及那些迷上她们的毛头小伙子们来，妙语连珠，把菲利普引逗得呵呵直乐。她谈论起富有特色的趣事逸闻来，总是不动声色，仿佛事情本身压根儿就没有丝毫可笑之处似的，可她谈吐机智、语颇隽永，使得菲利普兴味盎然，忍俊不禁。这时候，莎莉朝菲利普一个飞眼，那充满笑意的目光表明她对自己的幽默毫无觉察。他们俩见面时，只是握握手；分手时，亦是客客气气。有一次，菲利普邀请莎莉到他寓所去共用茶点，却被她谢绝了。

“不，我不想去。这事多不好。”

他们俩从来不说卿卿我我之类的情话。莎莉看上去只想两人并肩散散步，除此之外，别无他念。不过菲利普深信莎莉很乐意同他在一起。她还是同他们俩刚结识时那样，依然令人捉摸不透。她的所作所为，菲利普还是不得要领。但是他认识她愈久，就愈加喜欢她。莎莉人很能干，自制力强，还有一种富有魅力的诚实的品德，令人感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是可以信赖的。

“你是个顶好的好人，”有一次，菲利普没头没脑地脱口对莎莉说。

“我想我还不是同大家一个样嘛，”莎莉接着说。

菲利普知道自己并不爱莎莉。他对莎莉怀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就喜欢她伴在自己的身旁。有她在身旁，菲利普感到一种莫名的安慰。他似乎觉得，自己对一名年方十九的缝纫女工情意缱绻是荒唐可笑的：他只是尊敬她而已。他对她那异常健全的体魄赞叹不绝。她是个纯洁无瑕、妙不可言的尤物。她那无懈可击的体态美使他的心里总是充满一种敬畏的情感。在她面前，菲利普总是觉得自己同她一点也不般配。

返回伦敦三周后的一天，两人散步的当儿，菲利普注意到她显得比往常更为沉默，只见她眉宇间微微起皱，划破了恬静安详的脸部表情。这是愁眉蹙额的先兆。

“怎么啦，莎莉？”菲利普关切地问道。

莎莉两眼避开菲利普，直直地凝望着前方，脸上愁云密布。

“我也说不清楚。”

菲利普立刻明白了她话中的含义。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他感到自己的脸陡然为之变色。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怕……？”

菲利普戛然打住话头。他语塞喉管，说不下去了。发生此类事情的可能性，他脑子里可从没有闪过。这时候，他发现莎莉的双唇打颤了，她在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还没有把握，兴许没出事。”

他们俩默然无语地向前走着，最后来到昌策里巷的拐角处。菲利普通常在这儿同莎莉分手。这时候，莎莉向他伸过一只手，脸上微微笑着。

“眼下还不必担忧。我们要多往好处想想。”

菲利普默默地走了，但脑海里思潮翻滚，难以平静。他一向是个傻瓜！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认为自己是个下贱的、可悲的傻瓜，一气之下，接连十多次痛骂自己是个傻瓜。他鄙视自己，责怪自己怎么昏了头又陷入这种糟糕的境地。这时候，他脑海里思绪万千，纷至沓来，不一会儿，全都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犹如梦魇里见到的拼板玩具中的拼板。他不禁扪心自问：今后究竟怎么办？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清晰明朗，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终于唾手可得，然而，这下可好，他那难以想象的愚蠢行为又给自己设置了障碍。菲利普自己也承认，他的弱点就在于执著地向往过一种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激情，可就是克服不了。他刚回到医院定下心来开始工作，脑子里就想入非非起来，忙着为以后的旅行作种种打算。以往，他还想法克制自己，不让自己为未来作过细打算，因为那样做只会使自己灰心丧气。可眼下，他却认为，既然他的目的即将实现，就是对一种难以抗拒的渴望之情作些让步也没什么害处。旅途的第一站，他想去西班牙。那个国度是他一心向往的地方。此时，他心里充满了那个国家的精神、传奇、风采、历史及其崇高形象。他感到西班牙给了他一种任何别的国家所不能给他的特殊的启示。科尔多瓦、塞维利亚、莱昂、塔拉戈纳、波尔戈斯等古老而优美的城市，菲利普耳熟能详，仿佛他打孩提时代起就在那些城市的弯弯曲曲的街道上行走似的。只有西班牙的伟大画家才是他心目中的画家。当脑海里浮现出他心醉神迷地伫立在那些画作面前的情景时，他的心怦怦直跳；对他来说，那些画作要比任何其他画作更能抚慰他那遭受创伤、骚动不安的心灵。他读过出自伟大诗人手笔的名篇佳作，但西班牙诗人的诗作要比任何别的国家的诗人的诗作更富有民族特色，这是因为西班牙诗圣们似乎并不是从世界文学潮流里，而是直接从他们祖国的炎热、芳香的平原和荒凉的群山峻岭中获取灵感的。要不了几个月时间，他就可以亲耳聆听四周人们都操着那种似乎是最善抒发心灵和情感之美的语言了。他的情趣雅洁，他隐约觉得安达卢西亚那个地方太幽静，太发人伤感，似乎还有些儿俗气，不能满足他那奔放的热情；他满心向往那遥远的大风呼啸的卡斯蒂利亚和巍峨雄伟、道路崎岖的阿拉贡和莱恩。到那些未知世界中去闯荡，这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菲利普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总感觉到，他可以从中获得力量和决心，使自己面对更遥远、更陌生的地方的种种奇观时，更加从容不迫，更能领悟其中的妙处。

这不过是万事开个头而已。菲利普已经同几家轮船公司挂上了钩，这几家轮船公司的船只出海时，都要带随船外科医生。因此，他对各家公司的航海路线了如指掌，并从跑过这几条航线的人们那儿摸清了各条航线的利弊。他撇开东方轮船公司和太平洋海外航运公司不予考虑，因为在这两家公司的轮船上很难搞到住舱，再说这两家公司主要是接运旅客，在客轮上，医务人员的活动余地太小了。不过，这不打紧，另外几家公司专门有船开往东方，货运任务不紧，一路上大小港口都停靠，停靠时间长短不等，短则一两天，长则半个月，这样时间充裕，还可以乘机深入口岸内地兜上一圈呢。在这种船上当随船医生，薪水不多，伙食平常，所以也没有多少人来谋求这一职位。一个手中持有在伦敦学医的文凭的人，一旦提出申请，十拿九稳是会被接受的。船从一个偏僻的港口驶往另一个港口，运货做生意；船上除偶然带个把人之外，就没什么乘客，因此，上面的生活倒是亲切可人、十分愉快的。菲利普把船只沿途停靠的港口地名熟记于心。那一个个地名无不在他脑海里勾勒出一幅幅阳光普照、色彩奇异的热带风光图，勾勒出一幅幅丰富多彩、变幻莫测和节奏紧张的生活的风俗画。啊，生活！那正是他菲利普所缺少的啊。生活终于渐渐向他逼近了。他说不定可以在东京或上海换乘别的航线的轮船，径直驶向南太平洋群岛。当名医生，到处都有用武之地。兴许还有机会到缅甸去逛一趟哩。至于苏门答腊、婆罗洲的茂密森林，他为什么就不能去观赏一下呢？他还年轻嘛，时间不成问题。他在英国无亲无故，完全可以花上几年在这大千世界周游一番，尽情领略万花筒似的生活之美妙。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出了这么件伤脑筋的事情。他不认为莎莉会判断错误，说来奇怪，他深信莎莉的感觉是对的，这种事情毕竟是可能发生的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造物主本来就把莎莉造就成一个会生儿育女的母亲。菲利普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不该让这区区小事使自己偏离既定的人生道路，哪怕是偏离一丝一毫都不行！这当儿，他想起了格里菲思。他完全想象得出，要是换了格里菲思得知这种消息，他会以怎样的冷淡态度加以对待。格里菲思一定会认为这是件令人头痛的麻烦事，一定会像聪明人那样溜之大吉，让那姑娘独吞苦果。菲利普暗自思忖着，倘若事情果真如此，那是因为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想到这里，他倒反而责怪起莎莉来了。莎莉她可是个懂得世故和熟悉生活琐事的姑娘呀，然而她却还睁着双眼不顾后果地冒险。只有疯子才会让这区区小事把他整个生活格局给搅了呢。能够深切意识到人生好比朝露，瞬息即逝，并懂得要抓住机会及时行乐的人，世上寥寥无几，而他菲利普就是其中之一。他愿意为莎莉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还可以设法凑笔钱给她。一个铮铮汉子是决不会让任何事情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目标的。

菲利普说是这么说，可他心里明白，他是做不出这种事来的。他绝对做不出来！他对自己还是了解的。

“我简直太懦弱了，”菲利普自暴自弃地嘟囔了一句。

莎莉一向信赖他，并待他一向很好。不管理由有千万条，他绝对不能做出一件他觉得可怕的事儿来。他知道要是老是惦记着莎莉的狼狈处境，那在旅途中他的心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再说，对她的父母如何交待呢？他们夫妇俩从不把他当外人看，决不能恩将仇报哇。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同莎莉结婚。他可以写信给索思大夫，说他马上就要结婚，如果大夫的建议继续有效的话，他愿意接受。在穷人中行医，这是他的唯一出路。在他们中间，他的跛足于事无碍，穷人们也不会嘲笑他妻子的憨直的态度的。真可笑，他竟把莎莉当成自己的妻子了。这时候，他心中不由得萌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温柔的情感。当想到那孩子正是他的时候，一股感情的暖流流遍全身。索思大夫一定会很欢迎他回去的，对此，他毫不怀疑。于是，他在脑海里又勾勒起他和莎莉俩在渔村生活的情景来了。他们将在望得见大海的地方租幢小房子，眺望着打眼前驶过的一艘艘大轮船，目送它们驶向那些他永远到不了的地方。这样做或许是最明智的。此时，菲利普的耳畔又回响起克朗肖生前对他说的话来。他说生活琐事对他毫无意义，他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永远占据着时间和空间这两大领域。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啊：她将是朵盛开不败的鲜花，如果你永远爱她！

他将把他的远大理想全都作为结婚礼物奉献给自己的妻子。作自我牺牲！在这美好的精神激励下，菲利普的情绪高昂，一个晚上，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作出自我牺牲的事儿。他兴奋极了，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他像是被人驱赶似地从房间里跑到了街上。他在伯德凯奇散步场所来回踱步，他的心像欢乐的小鸟似的在腔内蹦跳不止。他急不可耐，真想看看在他求婚后莎莉那张幸福的笑脸；要不是时间太晚了，他准会立即跑到莎莉跟前去。他想象以后黄昏时分，他将伴着莎莉坐在舒适的起居室里，目光穿过洞开的百叶窗，眺望着大海的景色。他看着书，而莎莉在一旁埋头做针线。在有灯伞遮掩的灯光的照耀下，她那张可爱的脸蛋显得越发妩媚动人。他们将在一起喁喁细语，议论着渐渐长大的孩子；当她转过目光凝望他时，那目光里闪烁着亲怜蜜爱的光芒。他治过病的那些渔民，还有他们的妻子，会纷纷跑来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而他和莎莉也将同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心心相印，分享他们的欢乐，分担他们的痛苦。然而，他的思想一下子又回到即将出世的儿子——是他菲利普的，也是莎莉的——身上。他已经感到自己内心里对儿子充满了一种钟爱之情。他想象自己用手抚摩着儿子的完美无缺的四肢，深信他儿子一定长得很俊美。他还将把有关自己准备欢度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种种理想全都转赠给他儿子。回首自己走过的漫长的人生旅程，菲利普对他与莎莉的关系表示欣然接受。他默默地忍受着使其人生坎坷的残疾。他知道它扭曲了自己的性格。不过，此时他发现，同样由于它的缘故，他却获得了那种给予他无穷快乐的反省能力。要是没有它，他将永远不可能获得敏锐的鉴赏力，永远不可能热爱文学艺术和对生活中种种奇观发生兴趣。他常常受人嘲弄，遭人白眼，可这一切却使他性格内向，促使他心里开出朵朵香气不绝的鲜花。接着他认识到正常的事物才是世间最最珍贵的事物。人皆有缺陷，不是身体的就是精神的。这当儿，他回忆起所有他熟悉的人们（整个世界像是座病房，里面的一切皆委实莫名其妙），只见眼前排着一列长长的队伍，人人皆肉体有残疾，精神有创伤：其中有的身体有病，不是心脏病，就是肺病之类的；有的精神失常，不是意志消沉，就是嗜酒成性。这时，菲利普对他们不觉动了圣洁的怜悯之心。他们身不由己，不过是盲目的机会的工具而已。他可以饶恕格里菲思的狡诈，也可以宽宥米尔德丽德，尽管她使自己蒙受莫大的痛苦。他们两个人也是身不由己呀。只有承认人们的美德，宽容他们的过错，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这当儿，他脑海里掠过奄奄一息的上帝临终前的遗训：

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第一百二十二章

菲利普同莎莉约定星期六在国立美术馆会面。莎莉答应店里一放工就上那儿去，并同菲利普一道去吃中饭。上次同她见面，还是两天以前的事了。可在这两天里，菲利普那颗激动的心哪，一刻儿也没有平静过。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急着去找莎莉。在这期间，菲利普一丝不苟地反复背诵着他要对莎莉讲的话，操练着同她讲话时应有的语调和神态。他给索思大夫去过一封信，而眼下他衣兜里就装着索思大夫这天上午打来的回电：“那个阴阳怪气的家伙已辞退。您何时到？”菲利普沿着国会大街朝前走去。这天天气晴朗，空中悬着明晃晃、白花花的太阳，缕缕阳光在街上飘飘漾漾，闪闪烁烁的动着。街上万人攒动，拥挤不堪。远处，一幕绸纱般的薄雾，飘飘悠悠，给一幢幢高楼大厦蒙上了一层清辉，使它们显得越发淡雅婀娜。菲利普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蓦然间，他的心咯噔了一下。他发现前面有个女人，以为她就是米尔德丽德。那个女人有着同米尔德丽德一样的身材，走起路来同米尔德丽德也一个姿势，微微拖曳着双脚。他的心怦怦直跳。他不假思索地加快步伐，朝前赶去，走到跟那女人并排的位置时，那女人蓦地转过脸来。菲利普这才发觉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她那张脸显得更为苍老，上面布满了皱纹，肤色蜡黄。菲利普渐渐放慢了步子。他感到无限宽慰，但顿然又萌生出一种失望之情。他不禁害怕起自己来了。难道他永远摆脱不了那种情欲的束缚了吗？他感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不论以往发生过什么事情，自己对那个俗不可耐的女人怀有的不可名状的、强烈的思慕之情，总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那桩暧昧情意的纠葛给他心灵烙下了莫大的创伤。他知道，这种心灵上的创伤永远不可能弥合，最后只有待到双目闭合时，他的欲壑才能填平。

菲利普竭力驱遣内心的痛苦。他想起了莎莉，眼前不时地闪现着她那对温柔的蓝眼睛，这当儿，他嘴角下意识地露出了一丝笑意。菲利普顺着国立美术馆门前的台阶拾级而上，接着坐在最前面的一个房间里，这样，莎莉一出现，他就可以看到她。他每次置身在图画中间，心里总有一种怡悦之感。其实他并不是在观赏图画，只是让那嫣红的色彩和优美的线条陶冶自己的心灵。他一刻不停地思念着莎莉。在伦敦，莎莉亭亭玉立，宛如店里的兰花和杜鹃花丛中的一株矢车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早在肯特郡长满蛇麻子的田野里，菲利普就知道莎莉并不属于城里人。他深信，在那柔光满天的多塞特郡，莎莉定将出落成一个世上罕见的绝代佳人。正当他遐思蹁跹的时候，莎莉一脚跨了进来。菲利普连忙起立，迎上前去。莎莉上下一身黑，袖口滚着雪白的边，亚麻细布领子围着脖子。他们俩握了握手。

“等好久了吧？”

“没多久。才十分钟。你饿了吧？”

“还好。”

“那我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好吗？”

“随你的便。”

他们俩肩挨肩坐在一起，但谁也不说话。看到莎莉就坐在自己的身旁，菲利普心里喜滋滋的。莎莉容光焕发，使得菲利普顿觉温暖如春。生命的光华犹如光环照亮了她身子的周围。

“嗯，你近来觉得好吗？”菲利普终于憋不住，开腔问道，说话间，脸上带着微笑。

“哦，很好。那是一场虚惊。”

“是吗？”

“你听了不高兴？”

顿时，菲利普心里涌泛出一股异样的情感。他一直确信莎莉的疑心是有充分根据的，可不曾想到会出差错，这样的念头在他脑海里连闪也没有闪一下。眨眼间，他的种种设想都被打乱了，朝思暮想勾勒出来的生活图景到头来不过是一枕黄粱，永远成不了现实。他又一次摆脱了枷锁！自由啦！他设想的种种计划，一个也不必放弃，生活依然掌在自己的手心之中，要把它捏成啥样就可以捏成啥样。他无激动可言，有的只是满腹惆怅。他的心沉甸甸的。展现在他眼前的未来，却是那么荒漠、空泛。仿佛多年来，他备尝艰辛，越过了一片汪洋，最后终于来到美妙的天国。但是，正当他要抬脚跨进天国之际，骤然间刮起一阵逆风，又把他刮进汪洋大海之中。因为多年来他耽迷于下界的一块块芳草地以及一片片赏心悦目的丛林，所以这苍茫寂寥的大海使他心里充满了苦恼和烦闷。他再也经不住孤单寂寞的侵袭和暴风雨的冲击。莎莉张着她那对明澈的眸子，凝神地望着菲利普。

“你听了不高兴？”她又问了一遍，“我还以为你会扬扬得意呢。”

菲利普瞪大了眼睛望着凝视着自己的莎莉。

“我也说不清楚，”他嘟囔了一句。

“你这人真怪。多数男人听了都会感到高兴的。”

菲利普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答话完全是自欺欺人。其实，并非是什么自我牺牲精神驱使自己考虑结婚一事的，而是自己对妻子、家庭和爱情的渴望。眼看着妻子、家庭和爱情统统从自己的指缝里漏掉了，一种绝望的心情攫住了他的心。他需要妻子、家庭和爱情比需要世间任何别的东西更为迫切。什么西班牙及其科尔多瓦、托莱多和莱昂等城市，他还在乎它们什么呢？对他来说，缅甸的宝塔和南海群岛的环礁湖，又算得了什么呢？美国就近在咫尺。他仿佛觉得，他一辈子都是遵循着别人通过嘴说手写向他灌输的理想行事，而从来不是依从自己的心愿行事的。他的一生总是受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受他真心想做的事情所左右。他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不再考虑那些事情。他老是生活在对未来的憧憬里，却接二连三地坐失眼前的良机。他的理想是什么呢？他想起了他那个要从纷繁复杂、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中编织一种精巧、美丽的图案的愿望。一个男人来到世上，干活，结婚，生儿育女，最后悄然去世。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然而却是最完美的人生格局。他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屈服于幸福，兴许就是承认失败，但是，这种失败却要比千百次胜利有意义得多啊。

菲利普匆匆瞥了莎莉一眼，心中暗自纳闷，不知她在想些什么。接着，他把目光移向别处。

“我刚才是想向你求婚的，”菲利普说道。

“我想你兴许会这样的，不过我可不想碍你的事。”

“你决不会碍事的。”

“那你不去旅行啦？不是说要到西班牙等地去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旅行的？”

“有关这一类事情，我应该了解一点。你同我父亲议论这件事，最后两人还争得面红耳赤的。这些我都知道。”

“那些事情，我现在都不在乎了。”菲利普略微停顿了一下，随即操着嘶哑的声音对莎莉低语道：“我不想离开你！我也离不开你！”

莎莉没有回答。他不知她是什么心思。

“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莎莉。”

莎莉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从她脸上，捕捉不到一丝表情。她说话时眼睛并不望菲利普。

“随你的便。”

“你不愿意？”

“哦，我当然很想有个自己的家啊，再说我也该成家立业了。”

菲利普粲然一笑。现在他算是摸透了她的心思了。至于她的态度，他倒并不觉得奇怪。

“可是你不愿嫁给我？”

“我不愿意嫁给旁的什么男人。”

“那事情就这样定了。”

“我父母亲一定会大吃一惊，对不？”

“我太幸福了。”

“我想吃中饭了，”莎莉说。

“亲爱的！”

菲利普笑吟吟地拿起莎莉的手，把它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他们俩站起来，双双步出美术馆。他们在栏杆旁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特拉法尔加广场，只见那儿马车啦、公共汽车啦，来来往往，穿梭不息，人群熙来攘往，步履匆匆，朝着各个不同的方向涌去。此时，太阳当空，光芒四照。

版权信息

书名：随性而至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54977

译者：宋佥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忆奥古斯都

苏巴郎

侦探小说的衰亡

对伯克的读后感

对于某本书的思考

我认识的小说家们

忆奥古斯都

Ⅰ

我想我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认识奥古斯都·海尔的在世者之一了。当年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奥古斯都请了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邀我共进晚餐，见面一叙。那时我还年轻，二十有四，性格羞涩。可他却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沉默寡言，却很乐意听他高谈阔论。此后不久，他从自己的乡间宅第“赫姆赫斯特”给我来信，邀我前去度周末。我因而成了他家的常客。

奥古斯都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然是明日黄花了。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描述一下他的日常起居也未免不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每天早上八点，一个女佣身穿窸窣作响的印花连衣裙，头戴垂着饰带的软帽，准时踏进你的房间，端来一杯茶和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放在你的床头柜上。如果这是冬天，那女佣的身后还会跟着一个助手，同样穿着印花裙，只是没有那么鲜亮， 那么窸窣有声。这位助手会将前一夜壁炉里的余烬耙走，再重新燃起一堆火。 八点半，女佣再次光临，这次拿来了一小罐热水。她倒空了你前夜临睡前装模作样洗过的一盆水，把水罐放进盆里，再盖上一条毛巾。在她忙碌的时候那位助手会端来一个坐浴盆。她先在地上铺好一块白毯，免得有水溅在地毯上，然后在燃着火的壁炉前把坐浴盆放在白毯上，盆的两边分别摆上一大罐热水和一大罐凉水，还有从脸盆架上取下的肥皂盘和一条浴巾。 这时女佣们告退。坐浴盆对今天的这一代来说一定是很陌生了。那是一个直径三英尺的圆盆，深约十八英寸，带有靠背。坐在盆里时靠背刚好抵到你的肩胛骨。盆的外部漆成胆黄色，里面是白色。盆里没有放腿的地方，所以只好把腿伸在外面。除非你会柔术，不然你是没法洗脚的。你也没法搓背，只能用海绵吸了水顺着脊背浇下去。这件家什的优点在于，因为你的脊背和双腿都不在水里，所以你没法像全身泡在浴缸里时那样优哉游哉。尽管你因此失去了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雅趣，不过当九点钟早餐铃响起时你肯定已经打理完毕准备下楼了。

餐桌前奥古斯都这时已然安居上座。桌上摆好了丰盛的早餐，等待着他享用。他面前摆放着一本厚重的家传《圣经》和一大本包着黑皮封套的祈祷书。坐下时奥古斯都看起来庄重甚至威严。可他身子长，两腿短，所以一站起来就失去了先前的威风，显得实在有些可笑。客人们落座后仆人鱼贯而入。餐具柜前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一排椅子。柜子上除了一大只火腿和一对冷雉，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味都盛在银餐盘中，下面点着细细的甲醛蓝焰保温。奥古斯都这时读了一句祷文。他的嗓音尖锐刺耳，有些金属感，读祷文时的语调让人觉得他可不会容忍任何关于上帝的胡言乱语。有时一位客人会迟到一两分钟；他非常小心地推开门，踮着脚尖溜进房间，好像恨不能变成隐形人。奥古斯都也不抬头，只是在句子当中停了下来，直到那位迟到的客人入座后才重新开口，接着刚才的地方读下去。空气中充满了斥责；但也仅此而已。奥古斯都此后便不再提及那个懒蛋的拖沓了。读完几句祷辞后他合上祈祷书，打开圣经。他读完了当天标记的段落，最后说道：“让我们祈祷吧。”听到这话我们所有人都跪了下来。客人们跪在膝毯上，仆人们跪在土耳其毯上，一齐和声吟诵主祷文。 然后我们爬起身来，厨师和女仆们快步离开房间；片刻后侍女端来茶和咖啡，拿走圣经和祈祷书，取而代之以茶壶和咖啡壶。

对于家庭祷文我很熟悉。因此我注意到奥古斯都念的一些祷文在我听来很奇怪。我随后发现他把自己那本祈祷书里的很多行句子都干净利落地涂掉了。我问他为什么。

“我把所有赞美上帝的段落都划掉了，”他说。“上帝肯定是位绅士；没有哪位绅士愿意当着自己的面被人奉承。这很失礼，很不当，很庸俗。我想所有那些令人作呕的拍马逢迎一定都是对他的极大冒犯。”

当时这种想法对我来说非常古怪，甚至有些滑稽，但后来我渐渐觉得他也不无道理。

早餐后奥古斯都回到自己的书房，继续写他当时正在着手的一本自传。他自己不吸烟，也不允许在房间里吸烟，因此那些急于享用一天中第一斗烟的客人们就只能出门了。这在夏天倒也惬意。你可以捧上一本书，坐在花园里。可要是冬天就没那么舒服了，你只好躲在马厩里避避风寒。

午餐时间是一点钟，吃的是一顿结结实实的鸡蛋或者通心粉。如果没有前一晚的剩菜，就再配点蔬菜和甜点。下午，用过一餐丰盛的茶点后，奥古斯都披上黑套装，穿上黑皮靴，戴上硬领和圆礼帽，领着客人们去庭院里散步。他的地产不大，只有不到四十英亩。可通过精心规划，移花栽木，他让这里多少显露出点乡村豪宅的庄园气派。他同你一边走着，一边指点出他最近作出的改进——这里他成功地模仿了一座托斯卡纳别墅的花园，那里他试图营造出开阔的视野，别处他又设计了一条林荫走道。我不禁注意到，尽管他很反对阿谀奉承上帝，可对客人们的溢美之词他却洋洋自得地照单全收。散步最后以拜访“疗养院”作为终点。这里是他为招待那些遭遇困境的贵妇们安排的一间小房。他邀请夫人们一次来住上一个月，为她们提供旅费，还给她们送去庭院农舍里的土产。他会询问女士们感觉是否舒适，是不是还需要点什么。他是如此微妙地拿捏着施恩者与受惠者之间的落差感，把恩赐与慈善融为一体，即便是那些给庄园上的佃农送去小牛蹄冻和半磅茶叶的公爵夫人们也不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散步过后是下午茶时间。这是丰盛的一餐，有烤饼、松饼、面包黄油、果酱、清蛋糕还有葡萄干蛋糕。下午茶持续大半个钟头，席间奥古斯都会谈起他的早年生活，他的游历见闻，他的众多友人。六点钟他回到书房写信。当铃声再次响起，通知大家下楼晚餐时，我们又见面了。女仆们穿着黑制服，戴着白帽子，系着白围裙为我们服务。晚餐有汤、鱼、禽肉或野味、甜点还有开胃菜；雪莉酒配汤和鱼，红酒配野味，波特酒配坚果和水果。晚餐后我们回到客厅。有时候奥古斯都为客人们大声朗读作品，有时候我们一起玩一种叫“哈尔马”的极其无聊的跳棋游戏。还有时候，当奥古斯都认为客人们足够体面时，会向我们诉说他的英雄往事。大钟敲响十点整，奥古斯都从壁炉旁的椅子里站起身来。我们走进大厅，拿起早已备好的银烛台，点上蜡烛，回到各自的卧室。房间的盆里有一罐热水，壁炉里的火熊熊地燃着。仅凭一根蜡烛的光没法读书。不过躺在一张四柱大床里，看着炉火闪动摇曳，直到你进入青春的梦乡，这也未尝不是件妙事。

这就是十九世纪晚期一座乡村小宅里的一天。 这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全国成千上万所类似宅院里的生活。它们的主人并不算富裕，但也足以维持那种优越舒适的生活方式了——这在他们看来是作为绅士理所应当的。 奥古斯都很有家族荣誉感。没有什么比向客人们展示家族“奢华的过去”更能令他愉快了，而“赫姆赫斯特”充斥了这方面的见证。这是一座布局零乱的房子，宽走廊，低屋顶，没有什么建筑学价值。不过奥古斯都通过添加一两个房间，在花园里建起拱廊，还有时不时地装饰点瓮缸和雕塑——其中有一尊是曾经矗立在圣保罗教堂前的安妮女王和她的四随从——成功地给这地方营造出了某种氛围。这看起来就像是过去某个大贵族的遗产。如果没有未亡人来继承的话，还可以体面地暂借给某个前奥斯曼宫廷大使的遗孀姑妈。

Ⅱ

奥古斯都深深地意识到他代表了一个古老的乡村世家——赫斯特姆塞克斯的海尔家族，并同很多贵族家庭有着遥远的血缘关系。尽管家道已经中落，这一家族背景在他心中依然举足轻重。他就像个被流放的国王，身边满是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遗迹，记录着他过去的尊贵荣耀。他和颜悦色地对待那些三教九流之徒——身世的巨变使他不得不同这些人来往——同时对他们应尽的礼数也毫不马虎，免得这些顽劣的家伙误把客气当福气，乱了规矩。

尽管奥古斯都有时带着不屑的微笑提及他是爱德华一世的一个王子的后代，他的家族基业其实是由弗朗西斯·海尔创立的。弗朗西斯是一个聪明的教区牧师，并幸运地成为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剑桥国王学院时的导师。我们知道，沃波尔的晋升归功于马尔波罗公爵夫人萨拉。可以推测也是通过她的影响，弗朗西斯·海尔被任命为低地国家军队的总随军牧师。在布兰海姆战役和拉姆利斯战役中他同那位伟大的将军一起纵马驰骋。拥有这样有权势的朋友，他的才华没有埋没也就毫不奇怪了。他先后成为了伍斯特大学校长和圣保罗大教堂主教；一直到他被任命为圣亚萨首任主教以及后来的奇切斯特主教后，他还一直保留着圣保罗大教堂主教这一薪酬丰厚的职位。他有过两次获利丰厚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贝塞亚·奈勒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小弗朗西斯。小弗朗西斯后来继承了母亲的产业“赫斯特姆塞克斯”——一座庞大浪漫的城堡，还有一处体面的庄园。他后来把奈勒的姓氏加在了父亲的姓氏后。弗朗西斯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笔丰厚产业的女继承人，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罗伯特。作为他的受洗礼，罗伯特的教父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赠与他格里夫森德港清扫员的干薪，一年四百英镑。这笔薪俸他一直领到去世。罗伯特爵士对老导师的儿子关照有加，建议他投身教职，这样自己可以更好的照料他的前程。罗伯特欣然领命，并在温彻斯特先安顿了生计，后谋得了教职。他的主教父亲是个谨慎的人，在罗伯特还很年轻时就早早地为他安排好了同一名女继承人的联姻——她的产业堪比主教自己的妻子。罗伯特的大哥死后无嗣，这位温彻斯特教士因而继承了赫斯特姆塞克斯城堡。主教一定对儿子的地位非常满意。

然而，主教的子孙们却似乎没有继承到多少他的世故练达。从此之后家族的财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败落的第一步是罗伯特教士的第二任妻子迈出的。她拆毁了城堡，拿走了地板、门板和壁炉架，在领地的另一处造了一座新豪宅，取名赫斯特姆塞克斯宅。教士的大儿子叫弗朗西斯·海尔-奈勒，也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奥古斯都的爷爷。他是个脸蛋漂亮、不务正业的家伙，冒失机灵、出手阔绰，好像时不时地就会背上一笔债务，不得不靠出售他在赫斯特姆塞克斯庄园的产业来还债。 丹佛郡伯爵夫人乔吉安娜对他青眼有加，把自己的表妹，圣亚萨主教乔那森·雪普里的女儿乔吉安娜介绍给了他。这一对人儿居然私奔了，他俩各自的家庭立即将他们“义愤填膺地逐出家门”。从此以后不论是圣亚萨主教还是温彻斯特教士都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俩。他们跑到了国外，靠着伯爵夫人供给他们的一年两百英镑过活。两人生了四个儿子： 弗朗西斯、奥古斯都、朱里斯和马库斯。等到乔吉安娜·雪普里的丈夫弗朗西斯·海尔-奈勒最终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后，他以六万英镑的价格卖掉了余下的祖传庄园。老弗朗西斯卒于1815年。他的大儿子弗朗西斯·海尔这时已不再拥有赫斯特姆塞克斯领地，因此放弃了奈勒的姓氏，继承了余下的家族产业，继续过着寻欢作乐的生活，直到他的财务状况迫使他移居欧洲大陆，就像很多那个年代的败家子一样。不过他手头显然还有钱烧，足够他一星期举办两次大型晚宴。他的圈子很上档次，其中德奥塞伯爵和布莱斯顿夫人、德萨特勋爵、布里斯特勋爵还有杜德利勋爵都算是他的密友。1828年他同银行家约翰·保罗爵士的女儿安妮成婚，并育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于1834年出生——他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奥古斯都。

尽管赫斯特姆塞克斯庄园此时业已售出，海尔家族这时仍然保留着丰厚的圣禄。圣职的继承人是弗朗西斯·海尔-奈勒的小儿子，罗伯特·海尔教士。当时普遍认为，他的职位将由弗朗西斯·海尔的三兄弟之一，奥古斯都·海尔教士来继任。关于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马库斯，我所知甚少，只听说他娶了埃尔德利的斯坦利勋爵的女儿，在托基有一处“宅第”，在赫斯特姆塞克斯教长府下榻时抱怨茶水总是没煮沸，最后就是他卒于1845年。朱里斯是三一学院会员，学识渊博。他和他的兄弟奥古斯都曾合著过一本叫《试问真理》的著作，当时曾一度受到善男信女们的推崇。罗伯特·海尔教士去世后，他的侄儿奥古斯都·海尔教士不愿离开自己任职的奥尔顿·巴恩斯教区，便劝说弟弟朱里斯代替自己接受赫斯特姆塞克斯的圣职。朱里斯很不情愿离开剑桥大学，可强烈的责任感不允许他坐视一件如此珍贵的家产白白流失，最终同意作出牺牲。他最后当上了刘易斯教区的执事长。

奥古斯都·海尔教士娶了斯托克-旁-托恩教区长奥斯瓦尔德·莱彻斯特的女儿玛丽亚。1834年他因健康原因前往罗马，结果卒于该地。我们的奥古斯都也恰好于这一年出生，他的名字也取自奥古斯都·海尔教士和他的教母奥古斯都·海尔太太。孩子的父母——弗朗西斯·海尔和安·海尔这时感到，既要以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生活，同时又要养家糊口实在是力不从心，因此末子的出生令他们非常烦恼。玛丽亚·海尔膝下无子。回到英格兰料理完亡夫的丧事后她忽然想到，也许弗朗西斯夫妇会同意将教子过继给她。她于是给嫂子写了封信，很快便收到了这样一封回复：

“我亲爱的玛丽亚，你真是太好了。没问题，孩子一断奶我们就把他送来。如果还有别人愿意领养孩子，请你记得我们这儿还有。”

于是这孩子便被顺水推舟地“送到了英国，随身带了一个绿色的小毛毡袋，里面装了两件白色的小睡衣和一条红色的珊瑚项链”。

玛丽亚·海尔的父亲奥斯瓦尔德·莱彻斯特教士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家族，据说是征服者威廉的祖母、诺曼底公爵夫人圭纳拉的直系后裔。 因此他同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伯特伦家族还有彭伯里的达西先生处于同一阶层。奥斯瓦尔德·莱彻斯特教士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对于一个英国绅士应有的礼数毫不含糊。他一定会赞同凯瑟琳·德·包尔夫人的观点： 伊丽莎白·班纳特不是达西先生应该娶的女人。赞美诗作者雷金纳德·赫伯，即后来的加尔各答主教此时是霍德奈教区长，离玛丽亚·莱彻斯特的家只有两英里远。玛丽亚和教区长夫妇交往甚密。雷金纳德有一个叫马丁·斯图的助理牧师。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祖先的事迹，因此可以断定他不是“出身名门”。玛丽亚同马丁两人坠入爱河，可她的父亲断然拒绝她同一个“区区乡村牧师”结合；而玛丽亚又是个顺从的女儿，不能没有父亲的首肯自作主张。雷金纳德被任命为加尔各答主教后，邀请马丁担任他在印度的礼拜堂牧师。马丁·斯图接受了这个职务，希望以此取悦奥斯瓦尔德·莱彻斯特大人，好让他同意自己和玛丽亚的婚事。他的希望是徒劳的。玛丽亚同马丁挥手告别，几个月后传来噩耗： 斯图先生死于热病。 奥古斯都·海尔教士是赫伯夫人的表亲，也是马丁·斯图的朋友。他一直是这对恋人的密友知己。每当他们需要一诉苦衷时奥古斯都总是乐于倾听。当得知马丁的死讯时，玛丽亚·莱彻斯特提笔给奥古斯都·海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不得不写下几行字句，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毫无必要——奥古斯都·海尔太了解我的感受了，毫无疑问已将我此刻的心情一览无余……我把你视为我的患难之友，与我共同承受我此刻的哀伤……我知道只要可能你一定会来我这里。待到相见时让我们共同哀伤。这将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于是他们见面了，此后还彼此通信。玛丽亚在日记里写道：“不知不觉地”，她心中对奥古斯都的“尊敬和友情”渐渐“呈现出新的色彩 ”，“让位给某种更温暖的情谊所特有的温柔和美丽。”马丁·斯图死后两年，奥古斯都向玛丽亚求婚，她答应了。“依偎在奥古斯都的爱意中，”她再次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生活不再是一片空白。一切又呈现出新的亮丽色彩。”但直到一年后，她才得到父亲对这桩婚事的认可。可以推测，他之所以同意是出于为女儿的幸福着想——玛丽亚那年已经三十一岁了。在当时看来，姑娘到了这个年纪，借用华兹华斯先生略显尖刻的诗句，已经“在枝头渐渐枯萎”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爱德华一世幼子的后裔——赫斯特姆塞克斯的海尔家族同诺曼底公爵夫人圭纳拉的后裔——托夫特的莱彻斯特家族之间的联姻确实是门当户对。而且奥古斯都的伯父罗伯特去世后，赫斯特姆塞克斯区丰厚的圣俸就会收入他的囊中，玛丽亚应该可以过上与她的贵妇出身相符的生活。尽管两个家族都真诚地相信，此生只是他们在通往天堂路上短暂停留的一个驿站， 可话说回来，把这个临时居所安顿得尽可能舒适一些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丈夫过世后玛丽亚·海尔在小叔朱里斯的赫斯特姆塞克斯家中住了几个月。后来她在附近选了一处叫“莱姆”的房子，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五年。在领养教子小奥古斯都时，玛丽亚一心想着要将他培养成一名圣职人员，将来接替朱里斯叔叔成为赫斯特姆塞克斯教区长。她从一开始就着手培育他的美德。奥古斯都只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她就在日记里写道： “奥古斯都变得顺从多了，愿意把自己的食物和玩具给别人了。”奥古斯都的神学教育始终是她的心头大事。他还不到三岁就已经开始识字和学德语了。这时玛丽亚又尽心尽力地向他讲解三位一体的奥秘。他四岁时所有的玩具都被没收并塞进了阁楼里，好让他懂得生活中有比玩具更严肃的事。他没有同龄的玩伴。“莱姆”的大门附近住着一个穷苦的女人。玛丽亚经常前去探望她，接济她的生活，虔诚地劝导她接受自己的命运，把它看作是神的特殊赐福。那女人有一个小儿子，奥古斯都非常渴望和他一起玩儿。有一次他俩真的在一片秣草地上玩了起来。为此他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了。对海尔太太（过去是托夫特的莱彻斯特小姐）来说探望穷人不但是一种责任，也是爱的实践。但一个名门之子和一个工匠的儿子耍作一团，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839年三月十三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小奥古斯都长到五岁了。可他个性太强、自我中心、贪图享乐、占有欲强——我怀疑这些是他性格中的显著特征。愿上帝指引我明察洞悉，纠正他的罪恶倾向，帮助他脱离自我、造福他人。”

尽管玛丽亚费尽心机，奥古斯都有时还是调皮。这时他会被严令上楼“做准备”。我估计“做准备”的意思就是要他脱掉裤子，光着小屁股，等着妈妈把朱里斯叔叔从家里请来打屁股。打屁股用的是马鞭。海尔太太害怕孩子被惯坏，因此小奥古斯都是要什么偏不给什么。有一次她带着孩子去助理牧师的妻子家做客，有人给了小奥古斯都一根棒棒糖，被他吃下了肚。等他们一回家，玛丽亚就嗅出了他嘴里的薄荷味儿，便硬是用调羹给他喂下了一大勺大黄加苏打，好给他一个教训，将来不要放纵肉体的欲望。

这时玛丽亚·海尔结识了传教士弗兰德里克·毛瑞斯的两姐妹——普丽西拉和艾瑟。她们俩在雷丁办了一所小学，不过每年都会来“莱姆”住上一段时间。她们的信仰极度虔诚，甚至到了慑人的地步。她们的话在海尔太太耳中一言九鼎。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尔太太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塑造奥古斯都的人格，期望他成为基督的一名称职的牧师。奥古斯都从小到大晚饭天天吃的都是烤羊肉和大米布丁。有一次玛丽亚告诉他今天晚饭会上一道非常美味的布丁。她说了又说，直说到奥古斯都口水直流。布丁端上来了，就在奥古斯都张开小嘴要享用自己的那份时，布丁却从他面前给抢走了。玛丽亚命令他站起身来，把布丁送给村里的一个穷人。玛丽亚·海尔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只要晓之以理，奥古斯都就愿意去做正确的事。但他的个性却格外需要那种无条件服从的品质。人的意志必须在上帝面前被驯服。” 她还写道：“现在看来，通过行不愿行之事，忍不愿忍之恶，他的自我克制和自我控制或将与日俱增。这果真是项绝好的训练。”

海尔太太的这句话表达得不如以往清晰。我想她的意思是说，如果奥古斯都（那时才五岁大）每天都被迫做些他不愿做的事。那么他最终是会心甘情愿的。

每年玛丽亚会带奥古斯都回她在斯托克的娘家一次。他们坐着自家的马车，在客栈里过夜。即便在通了铁路后，他们依然坐在马车里，只是把车放在火车车板上。后来他们终于坐进普通车厢了，可玛丽亚依然安排马车在一个靠近伦敦的车站接他们——她可不想让人知道她是坐着火车进伦敦的，那可就太不体面了。

玛丽亚的继母莱彻斯特太太对奥古斯都严肃但慈祥。在家里奥古斯都要是敢吵闹，立刻会受到惩罚。可在斯托克，莱彻斯特太太会说：“别管孩子，玛丽亚。他只是在玩。”她知道自己作为一名神职人员妻子的职责。她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每当需要教训学生时，她就会从桌子上拿下一本书，抽向捣蛋鬼的耳朵，边打边说：“你该不会以为我会拧你的耳朵，弄疼我的手指吧？”接着又说：“现在我们可不能让另外一只耳朵嫉妒啊，”说完便干脆利落地抽向另一只耳朵。每个星期天她都邀请助理牧师们来教区长府邸用午餐。饭桌上他们不准说话。要是有人胆敢开口，定会碰一鼻子灰。吃完冷牛肉后，他们被叫到莱彻斯特太太面前，一一陈述在过去的一周里各自都做了什么。如果他们没能按她所说的去做，就会受到严厉的斥责。所有人都只能从后门进来，除了伊格顿先生——只有他破例被允许从前门进屋，因为他出身世家。当奥古斯都对年少的我讲起这件事时，我不由大吃一惊。

“别犯傻了。”当我表达了对此的义愤后他对我说道。“这再自然不过了。伊格顿先生是布莱芝华勋爵的侄子，而其他人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是去摇正门门铃，那是非常不得体的。”

“你的意思是说，要是两个人恰好同时来到教长府，其中一个人可以迈步走向正门，而另一个人却只能去敲后门？”

“当然了。”

“我看不出这对伊格顿先生来说有什么光彩的。”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奥古斯都尖刻地答道。“绅士知道自己的地位。他只会理所当然地接受，不会去思前想后。”

莱彻斯特太太对女佣们的管教同样严格。一旦让她动怒，她会毫不犹豫地狠拧她们的耳朵。这在当时是习俗，因此女佣们也从不敢记恨在心。按照家规，家中每三周要换洗一次衣物，凌晨一点钟开工。精制的平纹细布衣服按规定由贴身侍女来洗——三点钟之前她们必须准时赶到洗衣房。如果有谁胆敢迟到，管家就会向莱彻斯特太太报告，她随即会给她一顿痛斥。不过莱彻斯特太太也有轻松的一面。玛丽亚·海尔认为读小说是宗罪，她每晚给双亲读的是斯特瑞兰德小姐的《英格兰女王》。《匹克威克外传》那时正以月刊的形式发表，莱彻斯特太太也成了读者。她躲在更衣室里读，房门紧闭，还让自己的侍女把风，防止有人闯入。每读完一篇，她就把书页撕碎扔进废纸篓里。

奥古斯都九岁时，海尔太太在毛瑞斯两小姐的坚持下把他送进了小学。那年暑假，在同往年一样回了趟斯托克的娘家后，玛丽亚又带着奥古斯都游览了英格兰的湖区。朱里斯叔叔陪他们一同前往。玛丽亚想到艾瑟·毛瑞斯平日在雷丁工作辛劳，理应放松一下，所以也邀请了她。事实证明这是个危险的善意举动。就在这次旅途中朱里斯·海尔向艾瑟·毛瑞斯求婚，而她也答应了。当听说了两人订婚的消息后，玛丽亚·海尔流下了苦涩的泪水。艾瑟也流下了苦涩的泪水，朱里斯则“整日悲啜哭泣”。自从丈夫过世后，朱里斯一直陪伴着玛丽亚。每天他都晚上六点来“莱姆”吃晚饭，八点钟起身告辞；而玛丽亚也经常在下午驱车前往教长府做客。朱里斯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向她请教；如果哪天不见，生活就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尽管《祈祷书》和英格兰的法律禁止她对朱里斯怀有更深的温情，可她也绝没有超凡脱俗到能够热烈欢迎另一个女人成为赫斯特姆塞克斯府女主人的程度——况且那个女人还受惠于她。可不管这件事如何令她从情感上厌恶，玛丽亚还有一个更严肃的反对理由。老毛瑞斯先生是个学者，是个牧师，但他不是出身名门；而毛瑞斯家两小姐尽管品德高尚，行为磊落，可她们的言谈举止却并不是玛丽亚所惯于接受的。她们不是贵妇出身。马丁·斯图也许也不算出身名门，可她亲爱的奥古斯都第一个承认了他品格的高贵与卓越。她爱他，但她也接受了父亲决定——他不适合成为她的丈夫。

婚礼还是举行了。朱里斯·海尔太太——现在成了小奥古斯都的艾瑟婶婶——是个无比虔诚的女人，个性专断跋扈。“快乐在她看来是宗罪；如果她对某人的情感使她偏离了那条布满荆棘的自我牺牲之路，她就把那份情感从心中连根拔去。”对于那些接受了她的绝对权威的可怜人，她仁慈、大度、体贴；“对于丈夫，她则心无旁骛——她那严苛的道德准则要求她对丈夫毫无保留地服从，就像她要求其他人毫无保留地服从自己一样”。为了完善小奥古斯都的灵魂，她开始了对他的驯服。她决心不让她和朱里斯的婚姻对两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产生任何影响。既然过去朱里斯每天都在“莱姆”吃晚饭，她因而坚持玛丽亚和奥古斯都现在应该每天来教长府吃晚饭。到了冬天母子俩晚饭后常常没法回家，只好在教长府过夜。奥古斯都体质虚弱，生了很重的冻疮，手脚都裂开了大口子。可艾瑟婶婶偏把他放在一间潮湿的房间里，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条松木搁凳、一席草荐和一条毯子。她还不许仆人给他热水。早上小奥古斯都必须用铜烛台打破水罐里的浮冰；如果铜烛台也被收走了，那就只能用他冻伤的小手。同样还是为了完善他的灵魂，尽管德国泡菜的味道让他作呕，艾瑟婶婶偏偏强迫他吃。星期天的日子稍稍好过些。玛丽亚·海尔因为要履行神职不能去教长府，可艾瑟婶婶担心她溺爱奥古斯都，便说服她在礼拜式的间隔时间里把奥古斯都锁进法衣室，只给他一个三明治作晚餐。奥古斯都养了一只猫，对它难舍难分。艾瑟婶婶发现后坚持要他把猫交出来。奥古斯都哭了，可玛丽亚说他必须学会放弃自我，把快乐让给别人。他噙着泪水把猫咪送去了教长府，艾瑟婶婶随即让人把它吊死了。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内心虔诚、敬畏上帝的女人怎么能以如此非人的方式对待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我想她的行为动机中除了要培养奥古斯都的美德与自我牺牲精神外，是否也间或夹杂着另一种欲望，一种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欲望： 她想要给深爱着他的养母一个教训。玛丽亚·海尔对艾瑟·毛瑞斯一直很好。但她的举手投足间难道就不曾有过几分暗示，提醒她那卑微的朋友： 自己是她的恩主，在她——托夫特的玛丽亚、赫斯特姆塞克斯的海尔遗孀，和这个人品高尚但出身低微的姑娘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就像和她处境相似的夏洛蒂·勃朗特做家庭女教师时一样，艾瑟·毛瑞斯会不会把单纯的善意当侮辱，处处捕风捉影地以为，在玛丽亚·海尔的心目中自己依然低她一等?等到她成为了朱里斯·海尔太太后，她难道就从未想过， 活该让亲爱的玛丽亚吃点苦头吗?而玛丽亚也确实吃足了苦头。她坦然接受了自己面对奥古斯都遭受折磨时的痛苦，把这看作是孩子需要经受的一场历练，而她只有耐心地忍受。

我打算跳过奥古斯都生命中接下来的几年。他刚一离开小学就去了哈罗公学，却因为健康原因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就不得不寄宿在导师家里，直到他够了上剑桥的年龄。1857年他取得了学位，开始了生活的主要内容： 画水彩画、游山玩水、混迹于上流社会。 他七岁时就画下了第一幅景物素描。玛丽亚·海尔的绘画很好。她实在看不出画画能有什么危害，所以一直培养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的兴趣，给了他很多有益的指点。她会认真观察奥古斯都的某幅作品，然后问道：“这根线条有什么意义？” “喔，我觉得它看上去不错。” “如果你不清楚它的确切意图，那就立刻把它拿掉。” 这个意见很正确。 玛丽亚·海尔鄙视颜料，因此奥古斯都只能用铅笔和乌贼墨作画，直到他成人后玛丽亚才允许他画水彩画。他画过无数的素描。赫尔姆赫斯特的墙壁上挂满了他装在精美画框里的得意之作。除了这些，他还有整本整本的画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我现在没法判断他作品的价值。多年以后玛丽亚·海尔曾把他的画拿到罗斯金面前。罗斯金认真审视了一番，最后指着一幅画作说，这是在一堆极其糟糕的作品中最不那么糟糕的一幅。奥古斯都对于风景很有鉴赏力，因此当我回顾过去时我怀疑这位鉴赏家恐怕过分苛酷了。奥古斯都的画作都是十九世纪中叶的风格。如果今天人们还能看到这些作品的话，或许会发现它们反倒具有了某种时代的魅力。

Ⅲ

奥古斯都只有十四岁时，寄宿在林康的导师家中。那时他就已经不知疲倦地爱上了旅游。为了游览一座古宅或一处华丽的教堂，他常常一天步行二十五英里。为了避免他误入歧途，海尔太太把他送回导师家中时只给了他五个先令，可他依然继续远游，口袋里甚至一个买面包的子儿也没有。许多次他瘫在路边，饿得发晕，毫不犹豫地接受路过的“普通工人”递给他的食物。不过不管是他画风景画时的欣喜还是他对旅游的热情，对他来说都比不上进入社交圈重要。在这方面他有天然优势。通过亲生父母他和许多贵族和乡绅家庭有血缘关系，再加上养母的关系这个清单就更长了。不管这种亲缘关系有多远，他依然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堂表亲。

玛丽亚·海尔多年来身体虚弱，医生建议她搬到一个比赫斯特姆塞克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之前她曾带着奥古斯都去欧洲大陆做过短途旅行。奥古斯都从剑桥毕业后不久，他们决定这次要长期旅居海外了。海尔太太还带上了自己的侍女和男仆，以便得到体面的照料。朱里斯·海尔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他的亲属为之哀痛，他的教民则为之庆幸。玛丽亚·海尔出国后把“莱姆”租给他的遗孀。母子俩慢悠悠地游历大陆，坐着马车（这是当然的）穿过瑞士和意大利，一路上游览名胜古迹，画了许多素描。他们宽敞的马车里装满了书籍，旅途中读了“整套的阿诺德、吉本、兰克与米尔曼的著作”。这在我看来真是件了不得的壮举。一到罗马他们就在波波洛广场租了一套公寓。奥古斯都的生父几年前已经去世。他的遗孀——奥古斯都管她叫“意妈”，就是意大利妈妈的缩写——和女儿爱丝美拉达一起住在罗马。他的两个儿子弗朗西斯和罗伯特，也就是奥古斯都的亲哥哥们，一个在近卫军中服役，另一个是警察。奥古斯都同他们来往稀疏，感情淡薄，所以我在这里只需简单地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同父亲一样大手大脚，而口袋里的钱却比父亲还要少。两人死时都一文不名。弗朗西斯还做了件让家人非常愤怒的事： 他娶了一个“他熟识多年的女人”。我猜测这其实是奥古斯都在婉转地表达那女人是他的情妇。在他的自传中奥古斯都只用了一个脚注来打发她：“弗朗西斯娶的这个女人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消失在了一片混沌中，恰似她出现时那样。”

奥古斯都很少见到他的生母，而她也一向对他不闻不问。不过现在两人的关系亲密多了。她和她的女儿时常出入罗马的顶级社交圈，只要玛丽亚·海尔同意，她也常把奥古斯都带上。他因而见到的王子和公主、公爵和公爵夫人能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意妈”乐意见到奥古斯都的频率显然超出了玛丽亚认可的范围。有时他约好了同“意妈”见面，玛丽亚却偏要他陪着自己。 看来即便是这个圣徒般的女人也不能完全抵抗嫉妒的邪恶力量。

玛丽亚·海尔和奥古斯都在国外游历了十八个月。她们原本打算再逗留些时日，但海尔太太开始怀疑她的养子有倒向罗马天主教的迹象。尽管他这时生了病，医生警告说他无法忍受英国冬季的严寒，玛丽亚还是坚持把他带回那个信仰坚定的新教国度。她认为奥古斯都灵魂遭受的危险胜过他身体上的危险。她完全清楚奥古斯都是多么流连于那些不时穿过罗马街道的宗教队列，多么欣赏大主教们披着红袍坐着马车的威仪，还有那些华美的天主教仪式，以及这座依然奉教皇为尘世君主的“永恒之城”的光辉，所有这些都令他心生仰慕。她太了解奥古斯都了，不由地担心他的轻浮。一天她对奥古斯都说，她一生中从未见到过比他还会享受的人了。她的话里没有斥责，有的只是一种下意识的隐隐担忧： 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是危险的。

当时英国恰逢一股天主教回潮的风气，其中纽曼和曼宁的例子最为出名。许多名声不及他们的人也纷纷追随他们的脚步，其中不乏社会地位还在他们之上的。这股风气给许多家庭都带来了裂痕。“意妈”和爱丝美拉达都成了天主教徒。不过公平起见，我需要指出“意妈”曾试图劝阻女儿投向天主教，因为她的祖母安妮·辛普森夫人对孙女抱有期望，一旦得知她改投教廷一定会剥夺她的继承权。奥古斯都的外祖父约翰·保罗爵士在女儿入了罗马天主教后就把她逐出家门，发誓再不与她相见。当玛丽亚自己的侄女，诺威奇主教的女儿玛丽·斯坦利也叛离了新教祖辈们的信仰时，她不能不为她亲爱的奥古斯都担心。

读者们一定还记得，从奥古斯都幼年起玛丽亚就一心要让他成为教士。也正因为如此，玛丽亚才如此严格地培养他，教导他牺牲自己为他人，没收了他的玩具；正因为此艾瑟婶婶登上舞台后才坚持要他习惯困苦与贫穷，要他明白快乐是魔鬼的罗网，必须时刻回避。尽管海尔家族这时已丧失了领地和大部分的财富，可他们依然掌握着丰厚的赫斯特姆塞克斯圣禄。作为弗朗西斯·海尔的幼子，奥古斯都将来有权继承这一圣职。不幸的是奥古斯都的长兄由于经济拮据这时已经卖掉了圣职授予权。这样一来玛丽亚·海尔就再也看不到她的养子住进那座充满了美好回忆的教长府了。可这并不能动摇让奥古斯都成为牧师的决心。为了这一目标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的家族传统和亲缘关系都注定着他应该选择成为一名出身名门的神职人员，这将是一条有益又有利的道路。家族财富的缔造者除了担任圣保罗教堂主持外还身兼两个主教职位，奥古斯都的一个爷爷曾是圣亚萨主教，另一个爷爷是温彻斯特教士；他的两个叔叔也入了圣职；玛丽亚的姐夫爱德华·斯坦利曾担任诺威奇主教，而他的儿子亚瑟·斯坦利也已成为坎特伯雷的一名教士。假以时日，毫无疑问他会登上更为尊贵的位置。他后来的确当上了威斯敏斯特主教，娶了奥古斯都·布鲁斯小姐为妻，并最终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名密友。在这条道路上同行的还有斯特拉斯摩尔家族，雷文华斯家族，埃尔德利的斯坦利家族等等。坐拥如此丰富的社会关系，奥古斯都一定能在这条路上占得先机。一人身兼数个神职的美好时光已然是明日黄花，但凭着自身的能力和众多位高权重的亲属提携，奥古斯都没有理由不在这条路上出人头地。

因此，当奥古斯都在意大利告知玛丽亚·海尔他不希望被授予神职时——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紧张——这对玛丽亚来说该是怎样的一道晴空霹雳。从任何角度来看——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奥古斯都的想法不但愚蠢而且不知好歹。玛丽亚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可她是个真诚的基督徒。当奥古斯都亲口告诉她自己不适合担任神职时，她又能做什么呢？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奥古斯都，因此她尽管心碎，但依然默认了他的决定。不过等他们一回到英国把这一决定告知了其他家族成员后，家里顿时是群情激愤。家人们要求奥古斯都说出拒绝神职的理由——可他也给不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只是说他志不在此。艾瑟婶婶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玛丽亚反倒应当加倍坚持。他的新教信念是不是发生了动摇？没有。他从意大利返回时依然是个真正的新教徒，就像他出国前一样。显然，如果他依然固执己见，那就说明他想碌碌无为地过完自我放纵的一生。

事实其实非常简单： 奥古斯都对宗教厌烦透了。他厌倦了每个礼拜日不得不参加两个礼拜式，厌倦了朱里斯叔叔成篇累牍，天书一般的布道，厌倦了玛丽亚·海尔和她的亲友间那些关于信仰力量的玄谈。他怨恨毛瑞斯家女眷们的宗教狂热，对于以灵魂得救为名而不得不长期忍受的严苛对待有着切肤之痛。 我认识奥古斯都时他星期天已经不上教堂了。他沿袭着举行家庭祷告的仪式，但那只是一个社交姿态，符合一个古老世家的绅士体面。

接下来的问题是，奥古斯都究竟该做什么。他试图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谋一个书记职位，但没有成功。最后通过亚瑟·斯坦利的鼎力相助，终于约翰·穆雷委托他写一本《伯克郡、巴克郡和牛津郡旅游指南》。这个工作太适合他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不但能四处周游，而且还能结识到他感兴趣的人。事实上他也确实因此结交了许多心仪的人物，发现了许多新“表亲”，住进了许多幢豪宅。大概就在这时玛丽亚变卖了“莱姆”，搬进了“赫姆赫斯特”。从此奥古斯都终生都在那里度过。 奥古斯都的那本旅游指南大受欢迎，约翰·穆雷因此委托他再写一本相同类型的书，这次的主题由他选择。奥古斯都选中了诺森伯兰和达勒姆——他的创作之路由此开始。他写了长长一个系列的旅游指南，奥古斯都·海尔的大名由此而为至少两代欧洲观光客所熟知。他的写作编排很有创意——大段的引经据典穿插在实用的旅游信息之间。引文的来源包括新约圣经、 教会众神父、历史学家、艺术评论家和诗人。当诚心的游客在他的指南中看到来自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苏埃托尼乌斯，甚至是一本生僻著作的引文时，他的自尊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不过奥古斯都旁征博引的习惯有时也会给他带来麻烦。在他的一本叫《中北意大利城市》的指南中，他大部分的引文都出自历史学家弗里曼，而且没有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弗里曼立刻指责奥古斯都的行为是厚颜无耻，彻头彻尾的剽窃。奥古斯都很伤心。在他看来弗里曼的价值由于其“古板啰嗦的行文风格”而被人忽视了，而他通过摘录弗里曼的文章，试图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这其实是在帮他的忙。“毋须赘言，”奥古斯都在他对此事的评述中加了一个注脚，“发生此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删去了所有对弗里曼先生作品的引用部分。”他先前刚刚把这位历史学家从默默无闻中解救出来，只此一举便再度将他打回默默无闻之中。对此他相当满意。同样是关于这本指南，刊登在《阅览》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用奥古斯都的话来说是“最为恶毒，最具侮辱性的”。文中指责他抄袭莫雷的《旅游指南》且未注明出处，还引用了两本书中出现同样奇特错误的段落作为证据。事实上奥古斯都确实是这么干的。尽管如此，他的旅游指南依然大受欢迎。到了十九世纪末，他的《漫步罗马》已经出了十五版，《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出了五版，《漫步伦敦》和《漫游西班牙》出了六版。他写过关于西班牙、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书，不过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很肤浅。可他对意大利和法国的了解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玛丽亚和奥古斯都·海尔在法国和意大利度过了许多时光。玛丽亚经常生病，奥古斯都总是全心全意地照顾她。在她健康尚可的时候奥古斯都则混迹于上流社会，举办聚会邀请出身良好的女士们一同画水彩，并引领她们游览罗马，对参观对象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渊源一一点评。这时站在一群充满景仰的女士中间他俨然是人群的焦点。

“意妈”由于父亲的银行破产，经济状况大受影响。而她的私人律师又侵吞了她余下的财产。她死于1864年。她的女儿爱丝美拉达死于四年后；玛丽亚·海尔死于1870年。玛丽亚去世后奥古斯都的经济状况曾一度非常窘迫。他和养母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以至于玛丽亚根本无法想象奥古斯都在她身后独自徘徊人世的情形；因此，用奥古斯都的话来说，她没有为他的未来生计做出通常的安排。一时间似乎奥古斯都除了“赫姆赫斯特”和一年六十英镑的生活费之外将一无所有。他没有解释事情后来是怎么安排的，不过他最终似乎还是继承了玛丽亚的遗产。他愤愤地抱怨自己不得不为继承到的每一笔财产都支付百分之十的遗产税，因为他不是法定继承人。奥古斯都对自己的收入总是三缄其口，因此我对此无从知晓；不过他的经济状况显然足够他把赫姆赫斯特装点出几分气派，还可以频繁地呼朋引客，尽兴游览任何游兴所至之处。除此之外，他至少还有足够的闲钱可以时不时地撒进某个天方夜谭般的投资黑洞里。他不把自己看作一名职业作家，而是以士绅自居——他写作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无私地帮助游客更好地欣赏自然和艺术之美。他自费出版自己的作品，同时这些书也一定给他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收入。

玛丽亚·海尔死后，奥古斯都的生活一直遵循着某种规律。为了写旅游手册，奥古斯都经常出国。回到英国时，他常常在“赫姆赫斯特”接待络绎不绝的宾客，有时也去拜访其他乡村宅第。在伦敦时他在哲曼大街有一间居室。早上他去雅典娜俱乐部用早餐，天天都坐同一张桌子；整个上午他都在俱乐部的图书馆工作，直到中午外出午餐。下午他拜访朋友，出席茶会或酒会；晚上他出门赴晚宴。他某天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五月十五日。在肮脏但亮丽的圣巴塞罗缪举办绘画聚会。这是今年来头一次没人请我赴晚宴。我感到极度无聊。”奥古斯都一生未婚。他的自传中出现过一句神秘的话，似乎暗示他曾经一度考虑过婚姻。“今年（1864年）我有过一次强烈的愿望，想要做一件和我对母亲的心无旁骛所不相符的事。因此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以及随之而来的希望。”如果这句话的意思和我理解的一致，那么我可以肯定地推测他的情感对象是一个社会关系良好，家产殷实的年轻女子。但毫无疑问奥古斯都在经济上依赖着玛丽亚·海尔。尽管没有理由认为奥古斯都所说的并非他打消结婚念头的真实原因，但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他的婚姻没有得到玛丽亚的首肯，那她完全可以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一个子儿也不给他。这也是他的家族传统。而且我觉得奥古斯都也不是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告诉我，他直到三十五岁才有过第一次性经历。每到这时他就会在当天日记上划一个黑十字作标记，大概每三个月一次。不过在这种事情上大多数男人都会吹牛。因此我怀疑他为了在我面前炫耀，故意夸大了这种事情的频率。

海尔太太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奥古斯都同她谈起过为她写一本书的打算，书名就叫《纪念平静的一生》。玛丽亚最初嘲笑这个想法。不过考虑了一两天后她说，如果他认为自己在上帝指引下简单的一生能够给其他人带来帮助，那她只有满足他的愿望。她给了奥古斯都很多可能对他有帮助的日记和信件，并对其他材料的编排进行了指点。奥古斯都立刻开始动笔，并在玛丽亚去世前向她读了最初的几章。他在玛丽亚去世后的那个冬天里闭门谢客，直到完成该书。他的表亲们——尤其是斯坦利家族——在发现了他的举动后非常愤怒。 他们甚至威胁，如果奥古斯都胆敢发表任何玛丽亚的姊妹斯坦利太太的信件，他们就要采取法律行动。亚瑟·斯坦利——这时已经当上了威斯敏斯特主教——甚至说服了约翰·穆雷，让他向奥古斯都的出版商施加压力，试图阻止他出版这本书。可书最终还是发行了，而且仅仅过了三天就要求再版。事实上该书在美国和英国都大获成功。“朝圣者”甚至从美国赶来参观奥古斯都笔下的各处场景。一次他在午宴上遇到了卡莱尔。后者对他说：“我很少哭泣，也不常落泪。但您的书真是催人泪下。当我读到亲爱的奥古斯都（玛丽亚的丈夫）把握时机俘获芳心时，我的心灵深处顿如醍醐灌顶。”

那个能动情地读完奥古斯都这厚厚两大卷传记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就我来说这本书似乎很乏味。书里当然少不了大量关于海尔家族和莱彻斯特家族的内容。这两个家族的成员热衷于互通书信，信的长度往往非常惊人。你不能不惊叹他们读信时的耐心。每当遇到亲友离世，这些人彼此通信中那些衷心的慰问，那些赤诚的劝诫是如此地工于词藻，你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的诚意。可话说回来，我们不能用这一代人的标准来评判上一代人的情感。在他们的脑海中上帝无时不在，他们的话题常常触及“来世”。不过奥古斯都有时不怀好意地写到，尽管他们年轻时大谈多么向往“天国的圣临”，可他们年纪越大反倒越不热心于此了。“天国最终会降临的，这就已经够了。”

《纪念平静的一生》所获得的巨大成功鼓舞了奥古斯都继续创作同类作品。他随后又出版了《弗兰斯家族的生活与书信》、《本生伯爵夫人》、《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厄尔汉姆的戈涅家族》，以及其他几部作品。《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的主人公是沃特福德夫人路易萨和坎宁夫人夏洛蒂。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可读性依然不错。关于这两位女士的父亲斯图亚特·德·罗塞勋爵在1815年至1830年期间出任驻巴黎大使的那几个章节确实是非常有趣。奥古斯都在为莫雷的《达勒姆及诺森伯兰旅游指南》收集素材期间结识了沃特福德夫人。自那以后他每年都去拜访夫人一次，先是在福德，后来在海-克里夫。 这对奥古斯都来说并不是个例。很显然他是许多豪宅敞门欢迎的客人。几乎所有地方年年都会对他发出邀请。他于是参观了一座又一座城堡，游览了一座又一座花园，拜访了一座又一座厅堂。奥古斯都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男中骄子。他不会射击，不会钓鱼，不会打猎。尽管他有几个同龄的男性朋友——主要是他在牛津的老相识和几个宗教观同他相投的人——同他关系最融洽的多是老人。他们喜欢奥古斯都面对他们的豪宅和陈设时的那股热忱。不过，有时他的这种热忱也会遭受超限度的严峻考验。有一次他前去艾略特港拜会。主人在车站接下他后马不停蹄地领着他参观房里的每一幅画，花园里的每一株植物，树林里的每一条小道。“在客人面前的展示也应该有个限度”，奥古斯都在日记中尖刻地写道。“可艾略特勋爵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点。”

只有在女士们面前奥古斯都才最为如鱼得水。她们喜欢和奥古斯都一同素描；奥古斯都面对当地名胜古迹时的那份热忱也让她们很是自豪，因此都很乐意天天驾车带着他拜访临近的豪宅、精美的教堂或是罗马的遗迹。在那些日子里，留声机和收音机还远未问世。那时的绅士们在活动了一天后回到家中；午茶过后女士们退回房间休息，直到正餐时间再整装下楼；奥古斯都也回到卧室写他的日记。晚餐后和上床前的这段时间则留给了音乐和交谈。奥古斯都向众人展示他的素描，而其他趣味相投的人也会展示他们的作品。任何有点嗓子的人都会被要求献艺。也就是在这时奥古斯都开始大放异彩——他是个出了名的故事大师。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奥古斯都就在哈罗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他从早年起就开始用心搜集故事素材，记在日记本里。其中的很多段子都是鬼故事，因为他访问过的那些古宅几乎个个里面都住着一只鬼。它们不是惊吓那些不幸住进闹鬼房的客人，就是宣布家族中某个成员的死期。这些鬼的行为方式似乎非常缺乏创意，它们的举动简直有些乏味。不过，奥古斯都讲起故事来是绘声绘色。每当人们问起他是否相信这些故事时，他总是回答他对此确信无疑。听众们此时会不由得打个冷战。不过奥古斯都的库存远远不止鬼故事。他还能讲心灵感应，超能感知，预知未来，还有那些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贵族的耸人听闻的传说。他的故事确实很能制造惊悚效果，他也很下力气磨砺这一特长。事实上这是他最重要的社交财富。奥古斯都说起他在“拉比”做客时，每次他逃回房间，总有一个仆人过来敲门：“阁下们希望您能再下楼来。” “永远，”他补充道，“出于对故事的无尽渴望。”他的名声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至于有一次在荷兰宫特意安排了一场聚会，请他为路易萨公主讲故事，因为“公主殿下愿意屈尊聆听”。

奥古斯都出入的门庭大都属于那些心存高洁之士。他们的交谈时常涉及宗教话题。对于这些问题奥古斯都从小在家就已耳熟能详，自然是侃侃而谈。不过有时候，主人家对宗教的态度在他看来过于严肃了。比如有一次，他在乔治·莱德尔家做客时，发现星期天是个“严肃的日子”。这一整天都用作上教堂，读祷文，在家听长篇大论的布道。即便是在平日，这家人在早祷过后还必须一篇接一篇地读完当日的旧约《诗篇》和《经书》才准出门。

奥古斯都不太和文人交往。我想他对文人的兴趣仅限于他们偶尔会给他提供点故事素材，供他在午宴和晚宴上娱乐众人。玛丽亚·海尔有一次带他拜访了华兹华斯，后者“动人地” 为他们朗读了几首自己的诗。奥古斯都说那位诗人对自己和自己的诗大谈特谈。“我感觉他并不虚荣，但却自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微妙。我想奥古斯都的意思一定是说，华兹华斯对自身的评价过高，却丝毫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我们对虚荣总是比对自负更宽容——因为虚荣的人对于我们的评价很敏感，从而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而自负的人却对此满不在乎，结果伤害了我们的自尊。

还有一次格里维尔太太带奥古斯都拜访了丁尼生：“丁尼生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老，这反倒淡化了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他的举止唐突粗鲁，给人一种彻头彻尾的生硬、缺乏诗意的感觉： 你会觉得生活的乏味平凡在这个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丁尼生还坚持要求奥古斯都为他讲几个故事。不过“他是个极其糟糕的听众，总是用问题打断我”。“总的来说，”奥古斯都补充道，“这位率性的诗人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面对如此之多的赞誉，他的表现非常谦逊……”他还在卡瑟顿夫人家遇见了“勃朗宁先生”，可他并没有给奥古斯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后者在评价他时，也许是出于赞许，引用了洛克哈特的话：“我很喜欢罗伯特，就因为他不是个死杆的文人。”卡莱尔在奥古斯都幼时曾到赫斯特姆塞克斯教长府做客，“他在那里不是很受欢迎。”还有一阵子奥古斯都时常在伦敦见到他，不过那段时期和我无关。有一次艾什伯顿夫人带奥古斯都去谢内罗看这位“切尔西的智者”。“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为此坐立不安。他还说他能想到的对魔鬼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自己的胃换给他，直到永远。”还有一次，在艾什伯顿夫人家，卡莱尔“谈起话来滔滔不绝，堆砌起形容词来是深不见底，让人根本没法跟上他的话。有时连他自己都被弄糊涂了”。奥古斯都还曾在德坤尼夫人家遇见过奥斯卡·王尔德。“他刻意地想要语出惊人，可夫人只轻轻一句话就把他惊得目瞪口呆： ‘你这可怜的傻孩子，都胡言乱语些什么呀！’还有一次他的朋友在一座乡间宅第见到了王尔德，他看上去非常苍白。‘您恐怕病了，王尔德先生。’一位客人说。‘不，我没病，只是累了。’他答道。‘事实上，昨天我在树林里采了一株报春花。它病得厉害，我不得不整夜地照看它。’”

奥古斯都同文人们的交往也就这些了。他年轻时曾一度为众议院发言人丹尼森折服。他们俩曾一同在温顿城堡做客，奥古斯都钦佩他“取之不尽，令人愉悦的轻松闲谈”。他意识到了这项社交技能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奥古斯都是不是刻意地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根据回忆我可以断定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在伦敦真的每晚都能收到晚宴邀请，那是因为他的贡献让主人们的饭钱物有所值。他既能很好地聆听，也能很好地交谈。我想读者可以通过奥古斯都所讲的一个例子来了解当时人们崇尚的是哪种类型的口才。银行家诗人罗杰斯很健谈。当时有个脸皮厚厚的年轻人，名叫莫克顿·米尔尼斯，人称“酷夜”，也很健谈。“每次米尔尼斯一开口，罗杰斯就狠狠地瞪着他说： ‘噢，你也想来露一手吗？’然后面向其他宾客宣布： ‘我要找帽子去了。下面请米尔尼斯先生来给大家献艺。’” 不过等到奥古斯都认识这个脸皮厚厚的年轻人时，他已经成了霍顿勋爵。奥古斯都同他过往甚密，“尽管这位勋爵极度虚荣。”但他有时也不能不哀叹霍顿勋爵喜欢“招待一群三教九流，无足轻重的人”。有一次他请奥古斯都参加一个聚会，“里面几乎除了作家，没有别人，真是一群奇怪的组合——有小说家布莱克、耶茨、詹姆斯；有诗人弗朗西斯·道尔爵士和史文朋；有那位充满异国情调的女诗人辛莱顿太太（即维奥莱·费恩），浑身钻光闪闪；有马洛克，刚刚因为写了一篇叫《新共和国》的俏皮杂文，一夜之间成了勇士；还有朱利亚·沃德·豪太太和她的女儿。”这些人可不是奥古斯都惯于交往的。

霍顿勋爵的故事取之不尽。他还有题材丰富，妙趣横生的“轻谈”话资。奥古斯都不和他比赛确实是聪明之举。不过当他面对宴席上那些无足轻重却又想在重要人物面前争抢风头的人时，奥古斯都可是毫不客气。他经常在社交圈里很不情愿地遇到亚伯拉罕·海沃。奥古斯都只用了两个注脚打发他：“他总能收到那些敬畏他的人的邀请，聚会上一心想要成为人们侧耳聆听的对象，一般也总能说出些有点水平的话来。”但这些话对奥古斯都的笔来说不值一提。在另一个注脚中奥古斯都写道，海沃“据档案记载，早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律师。他似乎总是把以文化人的身份混迹于贵族圈当作生活的最高价值。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总是机智幽默，无所不知，话中带刺，而且往往很粗俗。”

Ⅳ

奥古斯都的事业在一个机会中达到了巅峰。这件事和他创作本森伯爵夫人回忆录有关。就在这本书将要完成之际，奥古斯都前往德国拜访伯爵夫人的两个未婚女儿，沿途在夫人的密友维德公主殿下的住所逗留了一段时日。在那里他遇见了公主的姐姐瑞典王后。王后对奥古斯都说，她真心把他当作朋友，因为《纪念平静的一生》对她是莫大的安慰，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上它。那年冬天王后正打算把王储送到罗马去“熟悉他的圈子”，因此希望奥古斯都能陪王储同行。她还邀请奥古斯都来瑞典拜会她。不久之后他欣然从命。他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人随即决定在王储逗留“永恒之城”期间，奥古斯都应该担当他的向导和导师。王后请求他在她年幼的儿子心中撒下些善良的小种子，国王则谈起他应当拜访的人物和地点。就这样奥古斯都在冬季来到了罗马。他一天拜谒王子两次，引领他参观重要的名胜古迹。奥古斯都还格外用心地确保他结识符合他身份的人。他陪王子一起朗读英语，并在各处景点向包括王子和宫廷司仪霍特曼男爵在内的一群显赫要人做解说。在冬季临近尾声之际奥古斯都信心满满地写道：“回顾这个冬天，我百分百地确信我来对了。王子离开罗马时，和我初次见到他时相比简直变了个样，性格强健了许多；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英语和法语（他之前还不会说法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现在已经能活跃地融入社交场合了，而他之前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

五月份王子在随从的陪同下来到了克拉里奇酒店。奥古斯都引领他参观了皇家学院、国家美术馆和伦敦塔，并陪同他前往牛津大学接受校方颁发的荣誉学位。 这个夏天他应邀参加了许多高层聚会，见到了英国和德国王室成员，公爵和公爵夫人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事实上所有有身份的人他几乎都见了个遍。在索尔兹伯里夫人的舞会上，奥古斯都向王子一一介绍自己的众多亲戚，以至于王子后来说道他在英国期间最为惊奇的就是海尔先生庞大的表亲数量。

光阴一年又一年地划过。奥古斯都继续四处周游、参加聚会，回到伦敦就外出赴宴。这时，旧式的那种做客乡间宅第，一住就是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习俗早已成为了过去。邀请客人来度周末成了新的惯例。奥古斯都很少接受这种邀请。他习惯在伦敦度周日。他通常上教堂去听当时最受欢迎的牧师做布道，然后在公园里散散步，接着再去赴午宴。星期天的午宴风俗这时还很流行，没有完全被出城度周末的时尚破坏掉。最著名的午宴是由德洛西·内维尔夫人主持的，奥古斯都时常出席。下午他一般总有一场茶会要参加，晚餐也肯定总有人邀请。

可即便是公爵和公爵夫人们也不是长生不老的。渐渐地城堡的女主人们被她们的儿媳取代了，而她们自己不是寡居空房，就是搬到巴斯或伯恩茅斯去了。奥古斯都呆在赫姆赫斯特的时间开始多了起来。他现在只有遇到一场隆重的婚礼或是一场重要的葬礼时才有必要进伦敦了。他周围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上档次了。他以前从不接近美国人或是犹太人。他在早年的经历中发现旅途中碰到的美国人很庸俗，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也越来越宽容了。当阿斯特买下了克里汶顿并邀请他前去做客时，奥古斯都发现他很友善，不做作。金钱开始成为了一种权利。过去，要是哪个有贵族头衔的人把女儿嫁给了富有的厂主，奥古斯都对此肯定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因此，当他在日记中提到新伯爵夫人自然大方，颇具淑女风范时，这不能不让人吃惊。现在不但是贵族家庭的幼子，甚至连最高贵头衔的继承人也开始和犹太人通婚了。

九十年代来了。奥古斯都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快六十岁了，很多老朋友都已去世。生活的步调加快了，新的一代人开始用新的方式自娱自乐。再没有崇尚艺术的女士愿意同他去“肮脏又亮丽的圣巴塞洛缪”画画了；再没有地位显赫的夫人就宗教问题同他进行富有意味的交谈了；再没有志趣相投的圈子可以让他展示那本厚厚的素描集了；再没有人一遍遍邀请他讲那些名段子了。交谈已经消失了。盛大、冗长的晚宴消灭了社交。才华横溢的健谈家滔滔不绝，众人侧耳恭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想说，却没有人愿意听。奥古斯都在人们眼中也许有些乏味了；当九十年代接近尾声时，他没有接到晚宴邀请的时日一年中肯定不止一天了。奥古斯都是很重情谊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有几个有交情的朋友。不过他们谈起奥古斯都时，似乎是在耸肩膀；脸上的微笑很善良，却像是带着几分歉意。奥古斯都这时已显得多少有点儿滑稽了。

读者们读到这里时难免会有个想法： 奥古斯都实在有点“势利”（Snob）。他确实是个势利眼。不过在我讨论这个话题前，我需要指出这个词（Snob）的内涵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转变。在奥古斯都年轻的时候，绅士们的“裤子上都系着马镫皮带——不但骑马的时候系，任何时候都一样： 不系皮带就出门被人视作庸俗（Snobbism）的极致”。（而在我年轻时穿灰靴子进伦敦具有等同的意味。）我估计在奥古斯都写下这句话时，Snob的涵义等同于“庸俗”或“平庸”。据我猜测Snob的“势利”词义最早是由萨克雷赋予的。奥古斯都当然很势利。不过在这里，就像《无病呻吟》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我也想对您说：“敬请明辨，小姐。”牛津字典对“势利眼”的定义是：“一个人，庸俗地或卑贱地仰慕社会地位或财富高于自己的阶层，并努力试图模仿或接近他们；一个希望被人视作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人。”嗯，奥古斯都并不希望被人视作有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如果你不觉得他很重要，那在他眼中这只能证明你彻头彻尾的无知。他也没有庸俗地或卑贱地寻求接近那些社会地位高于他的人。他的祖父是赫斯特姆塞克斯的海尔-奈勒先生，至少有三个伯爵是他的表亲。虽然隔了好几代远，可依然是表亲。他一直混迹于顶级的社交圈，而他最为成功的一本书《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在他眼中没有谁的社会阶层是高于他的。他从没有像亚伯拉罕·海沃那样凭借聪明或狡猾挤进上流社会；他是凭出身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他们中间。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把奥古斯都看作一个势利鬼。

在我认识他有些年后，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聚会，当时的话题碰巧转移到了奥古斯都的“势利”上。大家没有恶意，只是在诙谐地打趣。在那个年代，赴过一场晚宴后，按照礼节你应当在一星期内造访女主人。即便你内心里希望她不在家，可你依然应当讯问能否见到她。有时仆人开门后我一时紧张居然忘了那位我特地前来问候的女主人姓甚名谁。我在聚会上说完此事后又添了一个故事： 当我告诉奥古斯都我当时有多尴尬时，他回答道：“噢，可我也经常碰到这种事。我这时就会问： ‘夫人她在家吗？’这永远不会错。” 大家哄堂大笑：“这真是太像奥古斯都了。”二十年后当我在一本回忆录中读到我当年的这个小笑话时，简直吃了一惊，因为这个笑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我当时灵机一动即兴编了个故事以博人一笑，而这个故事本身很是突出了奥古斯都的个性，从而为人所记。我写这篇文章的部分缘由就是想澄清事实，为奥古斯都正名。

我取笑奥古斯都实在是很不应该，因为他对我一直很好。他曾非常关心我的小说事业。“唯一值得小说家动笔的人，”他曾对我说，“是底层人物和上流社会。没人在乎中产阶级。”他一定不曾料到，随着时代的改变上流社会竟堕落到如此田地，以至于没有哪个稍有自尊的小说家愿意再写带贵族头衔的人物了，除非是作为笑料。奥古斯都觉得我通过在圣托马斯医院的医校实习经历应该对底层社会有了必要的了解。但他认为我对于贵族和士绅们的言谈举止也应当有较深层次的认识。为此他带我造访了他的很多老朋友。在发现我给他们的印象并不坏后，他又让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到了这时奥古斯都已经和上流社会脱节了。在这个由老绅士们组成的圈子里，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令人乏味的气派生活。我并没有给奥古斯都增光添彩。如果这些绅士们还继续邀请我，那他们是碍于奥古斯都的情面，而不是我的。就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时不时地把自己的年轻当作是对聚会的莫大贡献。我当时还不明白在你参加聚会时，你有义务为聚会的成功做出努力。我那时沉默寡言，即便想说什么，也总是羞于开口。 不过我很乐于多听多看，通过这些经历学到了一些后来发现是有价值的东西。一次我出席了一场在波特兰宫举办的盛大晚宴，在座的共有二十四人。男人们当然都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结，女人们则身着绸缎丝绒，拖着长长的裙裾，浑身珠光宝气。我们排着长长的队列走下通往餐厅的台阶，男士们挽着指定的“搀扶”对象。餐桌上古老的银器、刻花的玻璃和反季的鲜花交映生辉。晚宴很长，而且礼仪繁复。筵席即将结束之际，所有的女宾都和女主人一一交换眼色，然后女士们起身退入客厅，留下先生们一边饮酒，喝咖啡，抽烟，一边讨论国家大事。我认出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绅士是阿伯卡公爵。他询问了我的姓名后说：“有人对我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我也谦逊得体地作了答。这时他从燕尾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大盒雪茄。

“你喜欢抽雪茄吗？”他边问边打开烟盒，把一盒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展现在我眼前。

“非常喜欢。”

事实上我根本买不起这样的雪茄，只好在有人请客的时候才抽上一支。不过我当时觉得告诉他这个未免不太合适。

“我也是，”他说道。“每次我带某位丧偶的贵妇赴晚宴时，总是带上这么一盒。我建议你也这样做。”

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盒里的雪茄，拿出一根夹在耳朵上，再轻轻地按一按，确保雪茄的品质无可挑剔。他的建议很中肯，而我现在也买得起雪茄了，因此采纳了这个建议。

奥古斯都虽然对我很宽容，不过当他认为批评对我有益时，从来是不吝于此的。一个周二的上午，我刚去奥古斯都家度完一个周末后，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他在我告辞后不久动笔写的。“亲爱的威利，”信中写道，“昨天我们散步归来，你一进门就说，你渴了，来一杯喝的。我从没听你说过这么俗的话。绅士从不说来一杯喝的；他会说来一杯喝的东西。你真诚的， 奥古斯都。”

可爱的奥古斯都！ 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恐怕会发现整个英语世界都已经和当年的我一样庸俗了。

还有一次，当我对他说我是乘大巴来的时候，他满脸严肃地说：“我更习惯于把你刚刚提到的那种交通工具称作公共汽车。”我回敬道他叫出租马车时也不会管那叫“两轮敞篷马车”。“那只是因为现在的人教育程度太低了，我怕他们听不懂。”奥古斯都反驳说。 他一直认为人们的举止礼仪和他年轻时相比退步了许多。现在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该怎样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行为处事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为再没有人能教他们这些了。说到这里奥古斯都总喜欢讲一个关于克里夫兰公爵夫人凯洛琳的故事。凯洛琳夫人租下了奥斯特利宅，身边有不少人陪伴。她有些瘸，走路要靠一根乌木杖。有一天大家正坐在客厅里，公爵夫人突然站起身来。有一个小伙子以为她要摇铃，便立刻跳起来替她摇了。公爵夫人这时愤怒地用手杖敲了他的脑袋：“先生，多管闲事不是有礼貌！”“她说得非常对，”奥古斯都这时会说，接着用充满敬畏的语调加上一句，“他应该能想到，公爵夫人可能只是想上洗手间。”他那低沉的嗓音似乎在暗示，即便是公爵夫人也是要满足生理需求的。“她是位非常了不起的贵妇，”奥古斯都接着说。“她是最后一位敢于在邦德大街上扇仆人耳光的女人。”奥古斯都这时充满怀旧意味地回想起他的祖母，奥斯瓦尔德·莱彻斯特大人的太太。她经常习惯性地拧女佣的耳朵。那些都是勇敢的过往岁月了。那时的仆人们时刻准备着迎候女主人的拳脚。

奥古斯都在1896年出版了《我一生的故事》的前三卷，并于1900年出版了后三卷。很少有哪部作品会受到如此众口一词的猛烈批评。确实，哪怕是一位伟人，如果他的自传有六卷长，也免不了会有人来挑刺。《佩尔摩尔公报》充满了对作者的同情： 这个人居然能赋予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生以如此重大的意义。《国家观察报》说到，从没有见过如此啰嗦又自负的作者。《布莱克伍德报》问道：“奥古斯都·海尔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可奥古斯都·海尔先生面对这一切却出奇地冷静。他这本书是写给自己和亲友们看的，就像他写《两个高贵人生的故事》一样，不是写给公众的。我想他也许从未考虑过，如果真是那样，这本书也许应该通过私人途径出版。甚至在出版了后三卷后，奥古斯都还是毫不气馁地继续着他的故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不过，这时已没有人有足够的虔诚之心来出版他剩下的巨著手稿了。

为了重新勾我的回忆，我最近又重读了一遍《我一生的故事》。评论家们说得都没错，可并不完全。游历他国时给朋友们写长长的书信，描绘一路的所见所闻，这显然是过去的习俗，而奥古斯都正是把这些长信全文出版了。它们很乏味。可它们也描绘了那种已经消失了的马车或“四轮马车”的旅行方式，描绘了古镇和历史古城曾经的观貌，而这一切随着文明的脚步已被彻底地改变。如果一位小说家想要写一个发生在教廷掌控罗马的最后岁月里的故事，那他一定能在奥古斯都的书里发现很多栩栩如生的素材。当然奥古斯都在路途中见到的这许许多多的重要人物都极度地乏味。他没有把人物写活的才能，这些人在书中都只是一个个名字。虽然他自己算不上妙语连珠，但奥古斯都能够很敏锐地抓住别人的奇思妙语，因此细心的读者常常能在书中读到一些精彩对白。书中的一位女士因为把一根蜡烛的两头都点过了而受到斥责。我非常希望能够在场听她说：“噢，可我这是想让‘两头合上’呀！ ” 奥古斯都在他的六卷书中插进了他所有的鬼故事和其他各种段子。这些故事都是他过去讲给那些出身高贵的夫人们听的，她们都曾是奥古斯都的痴迷听众。其中有些故事确实精彩。把这些好故事埋没在大段大段的啰嗦废话中实在是可惜。奥古斯都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绅士，写作只是顺便而为的，尽管他其实非常地多产。 假如他首先做一名作家，其次才做绅士，那他完全不必写一部六卷长的自传。利用手头的素材，他可以创作两到三部作品，对他的时代做一个不算鲜活，但也有趣的描绘。

Ⅴ

奥古斯都多年来一直遭受着心脏病的折磨。1903年的一个早晨，当女仆走进房间，为他端来一杯茶和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时，发现他穿着睡衣倒在地板上，死了。

苏巴郎

Ⅰ

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十三世纪，当“睿智的阿方索”国王统治着卡斯蒂利亚时，一群牧人正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叫赫利亚的地方看护着他们的牛群。一天，一个牧人丢了一头母牛，便外出寻找。他在平原上找了三天三夜，却徒劳无功。牛也许会在山里，他想。终于，在瓜达卢普河边不远的山中，他发现自己的牛倒在一大片橡树林中死了。他很奇怪尸体居然没被狼撕碎，更令他困惑的是尸体上找不到致命的伤口。既然事已至此，他便掏出刀来打算剥下牛皮，按照习惯在牛的胸口上划了两道十字形的切口。忽然之间那头牛站了起来，牧人惊恐之下夺路便逃。就在这时圣贞女马利亚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道：

“不要害怕。我是耶稣的母亲，通过他人类得到拯救。带上你的母牛，把它放回牛群中。她会为你生下许多牛崽，以纪念现在出现在你眼前的圣灵。等你把母牛带回牛群，回到你的住所，告诉那里的神父和人民，让他们来这里。让他们挖开我的显灵之处，就会找到一尊我的像。”

说完圣母就消失了。牧人于是带上母牛，把它领回牛群，并把他的故事告诉了同伴。面对大家的讥笑牧人答道：

“朋友们，不要相信我的话，但你们得相信母牛胸口的标记。”

这些人看着母牛胸前那个十字形的印记，终于相信了牧人。他告辞了同伴，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向每一个遇到的人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牧人是个土生土长的卡塞雷斯人，他的妻儿都在当地。当他回到家里时，发现妻子在哭泣——他的儿子死了。牧人于是说道：

“别难过，别哭泣。如果瓜达卢普的圣母马利亚愿让我的儿起死回生，我就将儿子许愿给她，让他成为她圣堂前的仆人。”

话音刚落男孩便健健康康地站了起来，对父亲说：

“父亲，快做准备，带我去圣母马利亚的圣堂前。”

当地人全都惊诧万分， 完全相信了牧人口中圣母显灵的故事。牧人这时来到神父们面前说：

“先生们，告诉你们，圣母马利亚在瓜达卢普的群山中向我显灵了。她通过我命令你们： 挖开那里，你们就会找到一尊圣母像。取出她的像，在原地为她建一座圣堂。她还告诉我，看护圣母院的人应该每天向所有前来朝圣的穷人施舍一次食物。她还对我说，她会在全世界的海洋和大地上施展神迹，让许许多多国家的普罗大众都前来朝圣。她又告诉我，圣母院所在的那座大山上会建起一座城镇。”

神父们和其他人一听完这话就立刻动身前往圣母显灵之处。他们挖啊挖，结果挖到了一个墓穴一样的山洞。他们取走了放在里面的一尊圣母像，在原地用干石和绿木为圣母建了一座小祠堂，又用当地盛产的软木为祠堂铺顶。于是各种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纷纷前来拜谒。他们向圣母像祈祷，果真得以痊愈。这些人回到各自的国家，颂扬着耶稣基督和圣母的伟大神迹。而那个牧人则继续守着妻儿，一同成为了圣母堂的看护人，而他的后代也作为圣母马利亚的仆人而代代传承。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了，这个牧人在向神父们讲述时，多多少少夸大了圣母给他的指示，给他自己谋得了一份既荣耀又多金的职位。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在西班牙向来有机敏大胆的名声。

尽管建在一片路途极其不便的荒郊野岭中，但圣母堂还是凭着圣母马利亚施展的许多神迹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朝圣者前来向堂中的圣母像致敬。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小的圣堂逐渐破败。后来阿方索十世，“睿智的阿方索”的孙子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宏大的教堂，足以容纳所有的朝圣者。阿方索国王这时正同摩尔人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战争，濒临失败之际他把一切都托付在圣母马利亚手中；圣母旋即赐予他一场辉煌的胜利。从此以后，卡塞雷斯的国王以及之后的西班牙国王都对这座圣母堂关爱有加。不但国王就连个人也赠与它土地，渐渐地这座圣母堂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为神父们建起了房舍，为病人建起了医院，为朝圣者建起了寝室;而这些人的需求又引来了犹太人和摩尔人。在利润的诱惑下，他们纷纷搬进了为容纳他们而建的城镇里。瓜达卢普后来经历了几多兴衰；它庞大的地产，延绵的牧群连同它聚敛的种种的特权无不激起了周围世俗和神职封建领主的嫉妒与不满，它也因此数次抵御了武装团伙的袭击。尽管如此，在信徒的虔诚募捐和院长的精明管理下，圣母堂的财富依然与日俱增。到了十四世纪末期，圣杰罗姆的僧侣团承担起了圣母堂的看护与管理工作。在一任接一任的院长手中辉煌璀璨的建筑拔地而起，精工细琢不计工本。国王们也继续莅临垂恩此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开始处女航前也曾来此寻求圣母的庇护；后来的科特兹，皮扎诺和玻尔玻——全是土生土长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也都曾前来感谢圣母对他们的垂恩。

到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西班牙处于菲利普四世的治下；这时的院长弗雷迪亚格·德·蒙塔法决定建造一座全西班牙无与伦比的圣器室。他聘请了一位叫弗朗西斯科·德·苏巴郎的画师来为圣器室画装饰壁画。他选中这个人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为僧侣们——尤其是像圣杰罗姆修道院里那样的白袍僧侣所作的肖像画已经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望，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也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苏巴郎出生在一个叫冯台·德·坎多斯的小村庄，离瓜达卢普不太远。

苏巴郎的出生日期已经无人知晓了，不过他的受洗证明倒还在世，证明上的日期写着1598年十一月七日。他的父亲是个家境宽裕的农民，或许就像今天的冯台·德·坎多斯农民一样，在村庄的街道上拥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开着没装玻璃的窗户。一天早上，他去下地干活，让儿子把牲口领到了附近的牧场上。据说那时他只有十二岁，几个正在打猎的绅士看到他用一块煤炭在树干上画画，并为他的才思所打动，便把他带到了塞维利亚。但大同小异的故事也时常被加在其他画家头上，比如说乔托。它们只不过是一般人在面对一个既无背景又无出身但却才华横溢的人时一种表达惊异的方式。天赋是自然的神奇礼物，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这个关于苏巴郎的故事也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一份现存的文件证实他直到十五六岁时才第一次前往塞维利亚。这份文件是由他父亲于1613年末签署的，证明他将儿子送给一个叫佩德罗·迪亚兹·德·维拉努埃瓦的人当三年的学徒。这个人据描述是一名雕塑师。他于第二年一月初也在文件上署了名，据此承诺将他手中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苏巴郎，为此他将获得十六达克特的报酬。这笔钱一半立即支付，另一半在第十八个月末支付。一达克特相当于当时的十先令，而那时的十先令相当于今天的五英镑甚至更多。因此这笔钱总共相当于今天的八十到一百英镑。协议还规定，雕塑师要为徒弟提供食宿，并在他生病时提供治疗，除非病情持续了超过两周；在这种情况下，治疗费用将由孩子的父亲承担。苏巴郎的父亲还需为儿子提供衣服和鞋袜。协议还有一条规定： 如果“协议中所说的苏巴郎”在三年的学徒期中选择在节假日工作，那他的收入将归他自己所有。

这里面有一件蹊跷事： 这孩子并没有师从塞维利亚当时最有名的画家，而是被送给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雕塑师，以至于今天我们除了知道他曾是苏巴郎的老师外就对他一无所知了。不过我个人觉得答案其实很简单。那时的很多雕塑师同时也是画家。例如阿隆索·卡诺的彩雕和绘画就同样出名。佩德罗·迪亚兹·德·维拉努埃瓦主要从事雕刻；他创作的大大小小的雕塑不但被安置在教堂，也为一般大众所追求，用于私人膜拜。尽管如此，但他很有可能也从事绘画，虽然已经没有一幅他的画作留世了。 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拉﹑璜·德尔·卡斯蒂略和璜·德·拉斯罗拉斯都曾师从提香，此时都是塞维利亚的名师，世人对他们的作品评价甚高。可以合理地推测，就凭苏巴郎的农民父亲那点可怜的学费，他们肯定会拒绝接受苏巴郎做学生的。他之所以把苏巴郎送给一个默默无闻的艺人做学徒，那只是因为他的学费便宜。

在苏巴郎的三年学徒生涯中，我们所知道的最有趣的事莫过于他和委拉斯盖兹成了朋友。 委拉斯盖兹此时正师从赫雷拉·埃尔·别霍学习绘画。长久以来意大利学派的影响在西班牙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就在这时里贝拉的绘画开始为人所知。他的作品恰好迎合了西班牙人那种独特的个性，因而开始广受欢迎。里贝拉是西班牙人，但早年在师从巴伦西亚的里瓦尔塔一段时间后便前往罗马。在那里他同自然主义学派的领头人﹑明暗对照法的大师乔拉瓦乔一起合作。里瓦尔塔描绘恐怖的殉教场面时使用的那种光影的强烈对比及其戏剧化的力量和庄重的基调不但都符合大众的审美观，而且吸引了年轻的画家们——他们对老师依然循规蹈矩地遵循着一种早已失去魅力的艺术风格感到越来越不耐烦。里贝拉对年轻的委拉斯盖兹和苏巴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两人的好几幅早期作品究竟是哪一位所作，人们的看法都曾在不同时期发生过摇摆。例如，收藏于国家美术馆内的《牧羊人的膜拜》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委拉斯盖兹所画，但目前被认定为苏巴郎的作品。

那时的教会不赞成绘画使用裸体模特，因此学生们开始就画静物画和花卉画作为练习，为将来描绘人体做准备。那时人体绘画是画家的唯一主题。不过苏巴郎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已失传。他的第一件存世的作品是作于1616年的一幅圣灵感孕图。那年他十八岁。这是一幅生硬细致的肖像画，描绘了一位站在空中八个小天使头上的年轻姑娘。这幅画很明显受到了意大利学派的影响。大约就在这时，苏巴郎一定还创作了《幼年圣母的祈祷》，因为这幅画里他使用了一名相同的模特——一个胖脸朴素的村姑。

Ⅱ

苏巴郎的生活默默无闻。我们对他除了猜测外知之甚少。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画家的生活必然充满了单调的规律。这个职业很耗体力，因此苏巴郎在辛劳一天后也不太可能去从事那种能给传记作家带来素材的冒险。在苏巴郎的年代里画家不像现在这样不但打算而且相信能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买家；苏巴郎没钱买画布和颜料，完全受雇作画。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和金匠银匠，家具匠，订书匠处在同一水平上。他是个艺人，过着简朴紧巴的日子，没有人觉得他的辛酸坎坷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如果苏巴郎有过爱情，那这也不关旁人什么事，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来去，除了他自己。可是当一位艺术家声名鹊起后，整个世界都想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人创作出了极其罕见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品，可他居然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他的生活就像一个银行职员一样平淡无奇；因此各种传说也就层出不穷了。 尽管没有任何根据，但这些传言却与他的作品给人留下的独特印象或是与他的肖像非常吻合，从而具备了某种可信性。

这也正是发生在苏巴郎身上的事。据说，他在永远地离开冯台·德·坎多斯前，画了一幅恶毒的漫画讽刺当地一位富有的乡绅。这位乡绅名叫西尔瓦里奥·德·卢尔卡。他一听说这件事就立刻前往男孩的家中找他算账。苏巴郎的父亲告诉他，儿子已经走了，但拒绝透露他究竟前往何方。愤怒的年轻乡绅对着男孩父亲的脑袋猛击一拳，结果五天之内他就伤重而死了。卢尔卡逃往马德里，在那里仗着有权势的朋友逃过了对他罪行的惩罚。光阴似箭，渐渐地他在菲利普四世的朝中谋得了要职。许多年过去了。苏巴郎为了工作或是寻找工作，也来到了马德里。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两个男人正在告别。其中一个说完“晚安，卢尔卡，明天见”后就走了。苏巴郎走到那个被称作卢尔卡的男人面前问道：“莫非你就是堂·西尔瓦里奥·德·卢尔卡？你是冯台·德·坎多斯人？”

“我是。”

“那就拔出剑来！我父亲的血债需用血来还，一命偿一命！我是弗朗西斯科·德· 苏巴郎。”

两人生死相拼。战斗很快结束了。西尔瓦里奥·德·卢尔卡倒在地上喊着：“我要死了！”苏巴郎则逃离了现场。

这个故事当然很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当时的西班牙人和所有人一样都痴迷于荣誉感；不仅仅是士绅和士兵，就连服装商和男仆都随身带剑，随时准备回敬冒犯。布伦斯威克的美术馆里有一幅据称是苏巴郎的肖像画，似乎给这个传说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画中的男人肤色黝黑，一头凌乱的黑发，蓄着黑唇髭和黑山羊胡，一双黑眼睛，神色严厉肃穆。你不能不说这像是个既不忘记也不原谅任何伤害的人。马德里也有一幅据说是苏巴郎的肖像画，不过画中人要年长许多。他的头发稀少斑白，表情温和。不过，这两幅画除了非常古老外，没有什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它们画的就是苏巴郎。据说他曾在某件大型油画中把自己画进了人物里，比如像《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化》，还有瓜达卢普的那幅描绘亨利三世向院长授予主教位的油画。但这同样只是猜测。

不过普拉多美术馆最近获得了一幅小画，只有极端多疑的人才会拒绝相信这是一幅真正的苏巴郎晚年时期的肖像。这幅画名叫《耶稣基督和伪装成画家的圣路克》。画中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身旁站着一位画家，拇指托着调色板，手中握着画笔。他消瘦又苍老，紧裹着一层皮的脖子中凸显出一只大喉结。他的头已经秃了，只有后脑勺还挂着细长灰白的发缕，一直留到肩膀。他就像布伦斯威克的那幅画里一样长着高颧骨，不过此时脸颊已经下陷；他长着突出的鹰钩鼻，上唇很长，有些后缩的下巴部分遮掩在稀疏蔓生的胡须后。他披着一件松垮的灰罩衫，正像苏巴郎和所有今天的画家工作时穿的那样。这幅画中的老人已经被岁月，贫穷，漠视和失望击碎了。他右手按着心口，举头仰望垂死的救世主，就像一条被无辜痛打的老狗可怜巴巴地依恋着主人。

学徒期结束后，苏巴郎似乎是去了列雷纳——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座繁荣的城镇，距离他的出生地也不太远。据唐娜·玛利亚·路易萨·卡图尔拉记载，在那儿苏巴郎娶了一个叫玛丽亚·派斯的女人——唐娜·玛利亚曾花费多年时间潜心研究这位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苏巴郎的岳父是个职业阉畜人，有一个大家庭。苏巴郎那年十八岁，而他的妻子要长他好几岁。这场婚姻既没有给他带来金钱也没有给他带来名誉，因此我们只能假定这是出于爱情。1620年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儿子，1623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玛丽亚·派斯好像就在这时去世了，也许是死于难产。1625年苏巴郎娶了一个列雷纳当地的叫贝翠·德·莫拉里斯的寡妇。按照唐娜·玛利亚·路易萨·卡图尔拉的说法，她这年快四十岁了。苏巴郎两次婚姻都娶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女人，这真是让人奇怪。贝翠·德·莫拉里斯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她死于1639年。五年之后，苏巴郎又娶了唐娜·莱奥娜·德·托德萨斯，一个二十八岁的寡妇、金匠的女儿。她为苏巴郎生了至少六个孩子。

奇怪的是，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两幅画外，在苏巴郎前往列雷纳后的八年时间里我们找不到任何他的作品。可他依然渐渐地开始小有名气，因为就在1624年他受聘为塞维利亚大教堂绘制九幅巨大的作品，描绘圣彼得的生平。在这之后，他又回到列雷纳，在那儿似乎又呆了两三年，之后应塞维利亚一座修道院的僧侣邀请返回这座城市，为他们的新修道院画一组反映圣彼得·尼古拉斯科生平的画作。他接受了这项工作，完成作品后又为圣保罗修道院画了一幅耶稣受难图。这些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赞许，一些士绅甚至向镇议会请愿道，“我们目睹了他作品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而绘画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璀璨的饰品，”因此塞维利亚应当邀请苏巴郎在这座城市定居下来，“如果不是通过报酬或金钱，那么至少应该通过动听的言语，这样也能达到目的。”镇议会考虑之后责成请愿书的作者堂·罗德里戈·苏亚雷斯前去告知苏巴郎“鉴于人们给与他如此高的评价，这座城市是多么渴望他能够留下；我们一定会施与他恩惠，并适时地在各种情况下给与帮助”。苏巴郎接受了这份盛情邀请，他随后发表的一项声明显示他还向列雷纳的妻儿捎信，把他们也叫了过来。

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当地的画家对此勃然大怒： 一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一个他们眼中的外国人，居然如此荣耀地站在了他们当中。对当时的画家来说大多数工作机会都来自于教堂和修道院，市场有限，因此一个陌生人的竞争就尤为可恨。阿隆索·卡诺于是向镇议会递交了另一份请愿，反对先前通过的决议，要求议会审查苏巴郎的绘画资质。镇议会似乎对所有的请愿都很奇怪地乐于接受，他们居然认同了阿隆索的请求。而且更令苏巴郎愤怒的是，画家行会的头脑在其他行会成员的支持下（其中包括一名公证人和一个警察来给他们助威）甚至上门通知他，三天之内必须接受审查。他立刻提醒议会，正是他们自己出于对他杰出绘画技艺的考量才邀请他前来塞维利亚定居，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的，而他个人忍受了巨大的不便才把住所从列雷纳移到了塞维利亚。他因此声明自己绝无义务接受如此侮辱人格的要求。可以推断，议会最终认同了他这一声明的合理性，因为苏巴郎从此留在了塞维利亚，并继续从事他从伊比利亚半岛各处接揽到的绘画工作。

1634年苏巴郎应菲利普四世之命在委拉斯盖兹的邀请下来到马德里，为一座叫埃尔·布维·雷蒂罗的宫殿作画。这座宫殿由国王的宠臣奥利瓦雷斯公伯爵建造，为的是把国王的注意力从不尽人意的内政状况以及同荷兰﹑法国和英国的灾难性的战争上转移开，而这一切同公伯爵的顽固愚蠢都脱不了干系。委拉斯盖兹这时已在马德里多年。在那个年代如果画家没有宗教绘画可作，那他就只能靠画肖像为生。而在那时的西班牙只有宫廷才有钱雇画家画肖像画，因此肖像画家通常在宫殿装修时最有可能遇见主顾。很可能委拉斯盖兹因为竞争异常激烈的缘故没法在出生地揽到宗教绘画的工作——这一点在塞维利亚的画家试图赶走苏巴郎的例子中已有所体现。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精明的岳父帕切科发现他的伟大天赋在马德里更能派上用场。不管怎样，委拉斯盖兹来到了马德里，并赢得了国王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苏巴郎得到的工作是画一组油画描绘赫拉克勒斯的壮举。关于这组作品我后面还有话说。这里我只想随性而至，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苏巴郎曾被授予“御用画师”的荣誉称号，这或者是归功于前面所说的这份工作，或者是因为他为一艘御用游船所作的饰画。当时塞维利亚的贵族们向菲利普四世献上了这艘游船，让他能悠闲地在环绕新宫殿的静水湖上扬舟荡漾。一天，在完成了一幅作品后，苏巴郎署名道： 弗朗西斯科· 德· 苏巴郎，国王的画师。这时有人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扭头一看，发现一个黑衣人正站在身后。那是一位绅士，蓄着长长的金发，一张白皙的长脸，双眼淡蓝，下巴很长——这正是国王本人。西班牙国王陛下微微一笑，以他著名的优雅气度指着苏巴郎的签名说：“国王的画师和画师中的国王。”

这样的赞美当然很仁慈，但似乎并没有给苏巴郎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他在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就返回了塞维利亚。他随后又为赫雷斯·德·拉·弗隆特拉的卡尔特修道院画了几幅杰作，这些作品今天陈列在加的斯博物馆里。1638年他去了瓜达卢普。关于这些作品我一会儿也有话要说。

苏巴郎靠绘画挣得的收入有限，而他又有一大家人要养活，因此他很少能有机会存下钱来。哪怕仅仅是支付日常开销也需要他不停地接到活干。画家的生存依赖公众的喜爱。他要花费多年时间学艺，发扬自己的个性，使作品带上他的独特烙印，而这也正是他的原创性所在。因此他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足够数量的主顾来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往往当他的才能还处于巅峰时，一个年轻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向公众展示一些新玩意；哪怕它们的质量不及前者，但仅凭着新奇劲的吸引力，它们还是能够抓住公众那摇摆不定的欢心。而这正是发生在苏巴郎身上的事。人们开始对他的画厌倦了，热情地转向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的作品是如此能够取悦公众的情感，而这一点是苏巴郎那种真诚、严肃的作品所望尘莫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牟利罗。他能说会道，风度翩翩，使用的色彩丰富和谐。就在苏巴郎第三次结婚时，他开始采取所谓的“暖色调”画风，成为了塞维利亚最受欢迎的画家。他将现实主义与多愁善感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迎合了西班牙民族性格中的两个显著特征。苏巴郎的工作越来越少了。1639年到1659年期间他甚至没有在一幅画上署过名。我们只能猜想，如果他在此期间有过作品，那他也一定是觉得其重要性不足以签名。1651年他再次来到了马德里，也许是为了见刚刚从第二次意大利之旅中返回的委拉斯盖兹。他也许是想通过委拉斯盖兹的影响从国王那里获得另一份工作。但如果这真的是他的目标，那他一定失败了，因为此后不久他就返回了塞维利亚。屋漏偏逢连夜雨，1656年，由于连续一年付不出房租，他的家产被没收拍卖。但他的东西太破烂了，以至于没有一笔成功的拍卖。

两年之后他再次来到马德里，不过这一次他留了下来。据人所知他就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这时已经六十岁了，超过了尝试一种新风格的年龄了。画家传递信息的对象主要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他也许有许多新奇的东西要告诉人们，但他必须使用当时的特定语言，而下一代人却会使用另一套不同的语言。有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画家只能在自然为他划定的界限内发展成长，他的表达模式就是他个性的精髓，因此试图换一种表达模式注定是徒劳的。如果这个画家的语言不再能为人们理解，那他就应该知趣地保持沉默，并相信时间会最终对他做出补偿。时间会将伟大从渺小中筛选出来。后世不会关心一个消逝年代的流行时尚；他们只会从一大堆传递到他们手中的材料里选出最符合他们当前需求的东西。

但苏巴郎必须活下去，为了生计他不得不画人们想要的东西，而他们要的就是牟利罗的那种画。于是苏巴郎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学牟利罗的风格。这是个不幸的尝试。他模仿牟利罗的作品既缺乏他自己的力量，又少了牟利罗的魅力。

1664年苏巴郎还活着，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受聘作为一名行家鉴定一组油画收藏品在其主人堂·弗朗西斯科·哈辛托·德·萨尔希多死后的价值；收藏品共有五十五件。当时也许有什么特殊原因，使得保留至今的估价清单上没有画家的姓名，只有画的主题和画布的尺寸。估价最高的是一幅最大的画。它描绘的是“君王的膜拜”，十英尺长，接近八英尺高，估价一千五百里拉。当时的一里拉相当于今天的六便士，因此这幅画，包括很可能装饰精美，造价昂贵的画框，估计只值三十七英镑十先令。而其他一些圣徒和僧侣的全身像均值都在五百里拉左右，相当于今天的十五英镑。因此，在当时的市场行情下，毫不奇怪苏巴郎最后会一文不名，而他那位成功的竞争对手牟利罗死时连丧葬钱都没留下。

Ⅲ

委拉斯盖兹死在了苏巴郎前面。其他的画家被正式任命为“御用画师”接替他的位置，先是梅佐，随后是卡雷尼奥。哈布斯堡王朝终结了，随着波旁王朝的来临西班牙也进入了十八世纪。苏巴郎的艺术对于仰慕凡·鲁与其子拉斐尔·门格斯还有蒂耶波洛的公众来说不值一提。整个十九世纪苏巴郎依然默默无闻，直到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再度让他的同胞想起了他。经历了灾难性的美西战争后，西班牙丧失了那个查尔斯五世吹嘘为日不落的伟大帝国的最后残片。面对战争惨败的屈辱，西班牙人开始回顾黄金年代的荣耀，追寻那些依然能为他们带来骄傲的东西。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已一去不返，但没有什么能夺走他们大教堂和宫殿的荣耀，夺走塞万提斯、罗普·德·维加、卡尔德隆、克维多等作家的天才，夺走西班牙画家的璀璨。

委拉斯盖兹这时已经名扬四海，全欧洲的鉴赏家在犹豫之后也开始欣赏格列柯那神秘的魅力。而将苏巴郎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任务就落在了西班牙人自己身上。当他们最终认识了苏巴郎后，我想他们一定发现了他是这三人中间最西班牙式的，就像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那样。他缺乏委拉斯盖兹的那种炫目的、洋溢在空气中的璀璨，也缺乏格列柯那种热烈的激情，但他有着其他两人所没有的实在。他具有符合西班牙人自我认知的特性。 他诚实、庄严、怀有深沉的宗教情感、自尊、坚强，而这一切尽管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政治黑暗，宫廷放荡，经历了十八世纪的浮华轻薄和十九世纪的呆板愚钝，西班牙人却依然深深地感到这些品质根植在自己心中。苏巴郎的缺乏想象力并没有疏离他们，因为西班牙人原本就不是热烈的想象家；而他的现实主义却令他们愉悦，因为西班牙人现实得根深蒂固。他们并不浪漫，因为浪漫更适合迷雾蒙蒙的北方，到了南欧的骄阳下就会晒得病怏怏；但他们热情，而恰恰在苏巴郎的画中他们隐约感受到一股被意志力和自尊把持着的热情。

1905年西班牙人收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苏巴郎的作品，在普拉多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画展。我不知道公众对此的反响如何；但据我所知这次画展对欧洲其他国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苏巴郎为丽池宫所画的作品一直令他的仰慕者难堪。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这组画的真实性。但是那位坚忍不拔的档案考据家唐娜·玛利亚·路易萨·卡图尔拉近年来发现了一张由苏巴郎签字的收条。这些画确实很糟糕。画的主题当然很难处理，面对这样的主题也许只能像皮埃罗·达·柯西莫可能会做的那样，把它当作充满幻想的装饰画来对待，用绿地上嬉戏的小半人马、色彩斑斓的小鸟还有神兽来创造欢快的氛围。但这样的处理方式绝不会进入苏巴郎的脑海。他那真诚的现实主义容不下任何奇思怪想。他笔下的赫拉克勒斯没有任何英雄色彩。他身上没有什么能让你想到他是神之子，是迈锡尼王子；他不过就是个西班牙农民，除了一张狮子皮外赤身裸体，强壮、粗野、一脸悍相。他就像是个集市上的杂耍大力士。当那位勤勉的女士确切无疑地证明这些画的作者正是苏巴郎时，真不知这对苏巴郎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一个艺术家有权要求人们用他最好的作品来评判他。通常这些杰作都是在相对较短的几年时间里集中完成的。对苏巴郎来说，他的黄金时间似乎就是1626年到1639年。但《赫拉克勒斯的壮举》恰恰就是在1634年完成的，当时他正处于巅峰状态。这该如何解释呢？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苏巴郎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也有他的局限性。当他企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进行尝试时，他甚至比那些天赋不及他的人还要失败。我想苏巴郎是个谦逊明理的人，习惯于遵从主顾的意愿。我猜他想都不会去想要拒绝皇家的委托，哪怕他可以不考虑经济因素。手头一有工作，他就会全力以赴。可这回他实在是搞砸了。毫无疑问，他的神职主顾们给他的要求一定都很精确，而他也有义务严格遵守。虽然他们要用买来的画装饰教堂和圣器室，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一份艺术品，而是为了得到一件教化的器物，或者是一件能够给画的主人带来荣耀的作品。这样的画会向虔诚慷慨的公众描绘这个团体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的奇迹，他们受到的恩泽，甚至是他们的殉道。有时他们的要求使得画家无法创作出一幅满意的作品来。普拉多美术馆里有一幅苏巴郎的作品，描绘的是圣彼得·尼古拉斯科的幻象。 一个天使手指嵌在画面左上角的天堂之城，如此布局给人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那个天使让你想起一个正在播放旅游幻灯片的讲演员，你觉得他随时都会向播放员点点头，随着咔嚓一声下一张幻灯片将展示城市里另一块区域。

苏巴郎对于构图没有太多技巧，他也没有多少创造的巧思。他最擅长处理单个人物；在不得不面对多个人物时，他也只能使用非常简单的布局。

想要知道苏巴郎在处理最擅长的题材时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你只需要看看他在瓜达卢普的圣器室所作的八幅巨大的油画。这些作品就放置在当初创作的地方，因此这是一个有利条件。根据这座圣母院的传统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苏巴郎自己为这些画设计了彩饰画框并指导了墙壁和天花板的装饰，这些对今天的审美观来说有些太繁琐了。这八幅画反映了这个修会里一些僧侣的重要生平。其中四幅由苏巴郎签字，另外四幅相对次要的则没有签名。因此有人推断，尽管这些画由苏巴郎开始创作，但却是经他人之手完成的。就在他绘制这些画的时候，他的妻子染上了致命的疾病。因此苏巴郎有可能在完成创作之前就起身回家陪伴垂死的妻子了。

人们通常普遍认为苏巴郎最伟大的杰作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化》，现藏于塞维利亚博物馆。但我认为他真正的杰作就是这八幅画，而且应当采用我的视角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欣赏。这些作品展现出了他所有的光芒，却避开了他全部的弱点。在苏巴郎的有些作品里，比如像他在格勒诺贝尔的一些画作，人物十分地呆板；它们是人体模型，而不是真正的人。而在瓜达卢普的画中人物却有血有肉，流动着生命的活力，真实得令人信服。苏巴郎画技很高，而且他似乎还具备某种戏剧感，能够很好地安排布景，选择合适的道具，使画面中的场景产生真实性。他的背景悦目但传统，显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对模特的人物塑造。他的模特都是在他创作期间恰好在修道院里的僧侣。这些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幅是孔扎罗·德·伊勒斯卡斯神父的肖像画。这位神父在十五世纪中叶时担任修道院院长。画面中他坐在桌前，举起的手中握着笔，抬着眼，似乎刚刚有人敲门，他正在等人进来。那张脸就像今天的生意人一样，深沉、干练、警觉。如同我在开篇就向读者解释的那样，“瓜达卢普的圣母马利亚”这样的修道院拥有庞大的地产、隶属的城镇和无尽的牧群，再加上附属的医院和旅馆，真是一份巨大的产业；而院长在任期内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他尽管信仰虔诚——非如此不足以服众——但同时也是个精力充沛的干练之人。苏巴郎的色调尽管庄重、生硬甚至严厉，还有些冷，但却非常华丽。圣器室里的这些画面向窗户，已在西班牙夏日的骄阳下暴晒了三百年，因此已经褪得只剩下淡淡的色彩了。这尽管削弱了它们的艺术魅力，但这些画依然散发出慑人的高贵之气。它们体现出了一个技法娴熟的艺人手中那种驾轻就熟的力量。

《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化》是一幅巨大的作品，画中的人物都有真人大小。圣托马斯站在一片祥云上，一手握笔，一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左右两侧各坐着四个衣着华贵的教会博士，似乎也坐在祥云上。下方是一处迷人的街景，街景的前台是一根柱子，两侧各跪着一群人物，其中一群是查尔斯五世皇帝和他的三个廷臣，另一组是建造了这座教堂的大主教和三个陪侍的僧侣——这幅作品正是作为这座教堂的祭坛画而绘制的。画面顶部是在一片祥云中像扛枪一样扛着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还有另外两个天堂中的人物，经辨认分别是圣保罗和圣多米尼哥。这幅画以其巨大的尺寸、创作的活力、精湛的技艺和绚丽的色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即便如此，你依然不能不注意到其构图方面的差强人意。画面被分割成了三个部分，因此观众的眼睛没法自然地将整幅画作为一个整体来欣赏。而画面最下端的部分尽管毫无疑问是最次要的，却反而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圣托马斯的模特的名字得以流传至今。他是塞尔维亚大教堂的一个教士，名叫堂·奥古斯丁·阿布罗·德·埃斯克巴，是苏巴郎的一个朋友。在肖像画中，如果模特是个名人，那么与其画得更像他本人，不如画得更贴近大众凭借道听途说或者他本人的著作得到的感觉，尤其是在描绘某个早已离世的人物时更是如此。不过在描绘圣托马斯·阿奎那时，苏巴郎笔下的人物简直一点儿也不像他。你无法相信这位圣洁的博士居然是个相貌平平，精神抖擞的胖小伙子。

苏巴郎很少犯这样的错误。塞维利亚博物馆里有一幅教皇乌尔班二世与圣布鲁诺对话的大型画作。圣布鲁诺是加尔都西会的创立者，应乌尔班二世的邀请离开他在查特谷的隐修处来到罗马。苏巴郎用他娴熟的技巧把握住了教皇——一位世俗和精神领袖——同苦行僧两人的特征。布鲁诺眼睛低垂，双手谦卑地藏在长袍的袖管里。他的脸庞消瘦，尽管仪态谦逊，但神情之中却显露出一股意志的力量。据史料记载他正是凭着这股毅力同教会内的买卖圣职与腐败斗争的。教皇的眼睛看着画外的观众，透露出一种坚韧、精明的眼神，就像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被人服从的角色。可尽管如此，他的表情中依然带着某种不安，似乎当他同这位勤俭、坚韧的僧侣同时也是他的老师面对面时，即便坐拥如此显赫的地位，却依然感到缺乏自信。

大约就在苏巴郎创作这幅杰作的同一时期，他还为同一座修道院绘制了一幅描绘格勒诺贝尔主教圣雨果参观这座修道院的作品。正是在圣雨果的帮助下圣布鲁诺才得以建造了这座修道院。画面中创立新修会的七名僧侣正坐在餐厅的桌前用餐。苏巴郎对人物身上的白袍描绘得极其精湛，但不知怎的这些白袍却给人一种奇怪的僵硬感。据说这是由于苏巴郎使用人体模型做衣服模特，不像他画人物头部时用的是真人模特。这也是个古老的传统。但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当他把衣物穿在人体模型上时，长袍会呈现出不自然的褶皱。在苏巴郎的多幅画作中，人物的长袍都呈现出衣物材质无法形成的褶皱，就好像它们是纸板做的一样。对此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是由于苏巴郎早年跟随一个雕刻师傅受到木雕训练的结果。他从来没有抛弃对模式化的材质褶皱的热衷。而这也的确是一种精妙的简化，并为他提供机会使用他最钟爱的明暗对照法。而且在我看来，这种手法还为他笔下的这许许多多僧侣增添了某种戏剧性价值。

我前面说苏巴郎缺乏想象力，这其实是有些夸张了。与其如此，不如说他缺乏幻想来得准确。肖像画艺术——苏巴郎就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某种程度上说是画家和模特之间的合作——模特也必须作出某种贡献；在他的身上必须有某种能够激发艺术家感知的东西，使他能够表现出某种超出模特外在表象的价值。画家必须具备某种类似小说家的感官能力，以便融入他笔下的人物，想其所想，感其所感。这种感官能力就叫想象力，而这也是苏巴郎所具备的。他的模特都极具个性，只要稍具感知力就不难分辨出他们的性格特质。在他丰富的僧侣肖像作品集中，苏巴郎描绘了人类能够表现出的大多品质。在他的画中你能够依次辨认出理想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圣徒、狂热者、禁欲者、 独裁者、恪守教规者、利己主义者、 好色之徒、贪食者和小丑。吸引这些人献身宗教的可不仅仅是对上帝的爱。那有时是受挫的雄心，有时是失落的爱情；有时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渴望，有时是出人头地的一种自然渴望——如果一个人不愿在美洲或战争中寻找机遇，那么教会就为那些贫穷但聪颖又渴望地位的寒门子弟开启了唯一的一扇门。

苏巴郎很少画在俗的男人，但却画了不少年轻的女人，大多很美丽，穿着那个年代的华服。因为年轻人的面容总体来说不太能表现个性，因此苏巴郎无法展现他在塑造个性方面的独特天赋。再者，那个年代的年轻女人就像今天的姑娘一样，也喜欢把脸藏在厚厚的脂粉之下，看起来都非常地相像；因此苏巴郎也就给所有人都画上一张漂亮脸蛋，然后用丰富的色彩来渲染她们的绫罗绸缎，珍珠和镶着宝石的胸针。

关于这些女性肖像画有一件趣事： 它们描绘的据称都是圣徒。但如果你花点时间了解一下这些圣徒的生平，你会发现尽管她们至圣至善，但绝不可能穿着如此华丽的裘服，佩戴如此昂贵的首饰。有证据显示，在苏巴郎创作活跃的那个年代，当时的西班牙刮起了一股时尚——贵族们喜欢让画家以妻女作模特描绘圣徒，而某些绅士也乐意将心仪之人画作圣徒。罗普·德·维加曾经请人将一位女士画作“圣洁的苏珊娜”，而据我们对维加的了解这两人的关系一定非同寻常。一位埃斯奎拉奇的王公据记载曾让人为他的情妇作了一幅画，画中她穿着圣海伦娜的衣服，配着圣海伦娜的徽记。苏巴郎笔下的这些“圣徒”都是塞维利亚的贵族女子。当时西班牙的上流女性由于受到在某些方面依然风行的摩尔人的影响，仍然离群索居，而且她们除非是皇室血统，不然一般不能以本人的名义作肖像画，否则会被认为不合体统。但通过这样一种巧妙的伪装，她们就能够在不失礼的条件下满足那种自然的渴望，同时还能将此作为一种虔诚之举，显示她们对教会的热爱。 当她们前往钟爱的教堂参加弥撒时，看到一幅自己的肖像悬挂在墙上或装点着祭坛，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满足啊。那时还没有皇家艺术院的预展会，或是艺术沙龙的“展览前日”，好让她们听到各式各样对自己肖像的评论；但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女士正是带着和今天的人们一样的骄傲与恐惧间杂的心情聆听前来观看、欣赏、批评、责难的好友们的祝贺。

关于苏巴郎的绘画，我已经提到了他描绘僧侣白袍时精湛的画技，得体的表现手法和丰富深沉的明暗色调，提到了他描绘教会要人和高贵女性的服饰时所用的丰富色彩；我阐述了他画技的真诚，他的庄重，他的严肃；我强调了他肖像画创作的可信性，他对人物个性的敏锐把握和在描绘那些早已离世的人物时的艺术说服力；我指出了这些巨幅油画是多么地令人震撼，有时能够产生一种怎样的高贵之气。我想读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在所有的这些评论中我都没有提到过美。美是一个严肃的词，一个至关重要的词。现在的人往往过于轻率地使用这个词了——用它来形容天气，形容微笑，形容一条连衣裙或一只合脚的鞋，一只手镯，一座花园，一段推理；美成了好，漂亮，悦人，有趣的同义词。但美根本不是这些。 它远远超出这些。 美是非常罕见的；它是一种力量；一种令人欣喜若狂的东西。它不是修辞意义上的 “令人屏息”；有时它的的确确能带给你那种窒息的冲击感，就好像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一样。当最初的冲击过去后你的心会如此狂跳不止，就好像一个犯人听到监狱的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而他终于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时一样。美的冲击让你感到超越自我，片刻之间你好像在空中漫步一样；它所带来的那种狂喜和释放感是如此强烈，世上的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它带着你脱离自我，进入了一个纯粹精神的世界。这就好像坠入爱河一样——这其实就是坠入爱河。这种狂喜堪与神秘主义的狂喜比肩。当我回忆起那些让我浑身充斥着如此强烈情感的艺术作品时，我首先想到了我第一眼见到泰姬陵时的情景，想到了相隔多年以后重新见到格列柯的圣毛瑞斯时的感受，想到了西斯廷大教堂里伸出手臂的亚当，想到了美第奇家族墓碑上所绘的日与夜还有圭利亚诺那沉思的身影，想到了提香的《基督入葬》。然而，这样的情感我却从来没有从苏巴郎为教堂祭坛或修道院圣器室所绘的那些极其精湛、技法娴熟、充满尊严、深思熟虑的油画中感受到过。他的画具有伟大的品质，但吸引的是思想，是理性鉴赏，而不是心灵和情感，不像纯粹的美所带来的狂喜那样将它们点燃再击碎。

但苏巴郎却有少数一些作品，尽管在尺寸和重要性上都无足轻重，但在我看来却具有某种罕见而动人的美。这些作品我现在打算稍加论述。 但在此之前我还必须处理另一个话题。

当西班牙人重新发现了苏巴郎并将他封为国家的荣耀时，他们称他为神秘主义画家。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唐·伯纳迪诺·德·潘托巴曾写过一篇虽然篇幅过于短小但却非常在理的文章，直指这种说法的谬误之处。的确，苏巴郎的大多作品都属于宗教题材；正如我先前指出的那样，神职人员是他的主要主顾，而像他这样认真，单纯的人毫无疑问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西班牙人一向热衷于宗教——当然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十七世纪时他们的信仰正虔诚得无以复加。那时天特会议还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宗教裁判所时刻准备着惩罚任何有异端嫌疑的人。这样一种信仰既热烈感性又严酷残忍。想要知道这样的信仰能够极端到怎样的地步，你只需要读一读卡尔德隆的剧本《十字架的信念》。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苏巴郎一定也是满心虔诚地履行他的宗教义务的。从他为瓜达卢普修道院所画的一幅作品中，你就可以对他的宗教观略窥一二。这幅画描绘的是两个天使因为圣杰罗姆过于钟爱世俗文学而对他实施惩戒的场景。圣杰罗姆双膝跪地，除了一块遮羞布外赤身裸体；两个天使手握鞭子对他毫不留情地一阵痛打，而耶稣基督就坐在不远处的一朵云端上，举起一只手，似乎正在数着鞭数，脸上的表情有一种淡淡的自得。据说这位圣徒的过错就是过于热忱地阅读西塞罗的作品，以至于忽视了上帝的箴言。不敬的人也许会说，圣杰罗姆遭此责罚，只是因为一个作家对于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在读者群中居然堪与自己的作品比肩而大光其火。但事情的重点在于，这位圣徒显然对自己的罪行深有感触，他那祈求的姿态不但是在恳请原谅，而且表明他完全认为自己遭受的责罚是罪有应得。我想我们甚至可以揣测这也是苏巴郎的看法。

在他的很多幅描绘耶稣基督的作品中，苏巴郎屈从于一种与其秉性相悖的矫揉造作，给了基督一种令人不快的洋洋自得，就像一个时髦教会里自命不凡的教区长。这可不像那位在山上宣讲布道，满怀同情但严厉坚强的先师。但另一方面，苏巴郎的基督受难图却展现了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庄严力量。他丝毫没有去遮掩这一悲剧场景的恐怖。黑暗，暴风骤雨的背景烘托出受难者的孤独。在一幅这样的作品中，基督的头颅下垂，脸庞隐藏在深深的阴影中，奇怪地显露出一种动人的绝望深情。他的身体已经呈现出尸体般的冰冷灰白。在另一幅基督受难图中，基督仰面朝上，向着一个可以说是不听不闻的上帝徒劳地祈求着，这一痛苦的场景具有某种令人心碎的强烈冲击力。这样的作品毫无疑问能够让西班牙人心潮澎湃——这个民族总是着魔般地被救世主的受难场景所深深吸引。

也许是苏巴郎的宗教作品恰恰吻合了他那个年代西班牙人的宗教观，因此能够如其创作初衷那样激起人们的宗教情感。但我想今天的人们就很难被如此打动了。在我看来，到了苏巴郎的时代，宗教信仰已经变得过于形式化、过于僵硬、过于等级分明了，很难让画家像早年的锡耶纳艺术家那样创作出简朴纯真而又充满宗教情怀的作品了。恪守教规已经变成了一种逃脱地狱折磨，赢得永久赐福的手段，而你的精神导师们的任务就是用他们那老生常谈的规章制度向你指出通往天堂之路，必要时甚至为你指明一条捷径。

认为神秘主义本质上必然与宗教相关当然是不正确的。神秘主义体验是一种特定的事物。的确，它有可能源于宗教修行，通常是祈祷与苦修得来的回报；但神秘主义有时还是鸦片，龙舌兰花之类迷幻药的产物，在某些罕见情况下流水的催眠效果，还有美对于某个敏感灵魂的撞击也能催生神秘主义。许多人都曾用十分相似的语言描述过醍醐灌顶时的狂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它的存在。我不知道那些通过迷幻药或者通过美的撞击体验到神秘主义的人是否同那些通过宗教修行达到这一体验的人一样从中得出相同的结论，但那种感受是相同的——一种解放感，一种与超越自身的事物融为一体的感觉，一种狂喜、一种敬畏、一种脱离了卑鄙、慵懒与短暂的感觉。

既然这样，那么我是否可以大胆地假设，当一个画家，诗人或艺术家神秘地被一种叫做“灵感”的奇怪精神所控制时，忽然间各种想法不知从何处跃入他的脑海，他发现自己认识到了原本就在自己心中但过去从未进入意识的东西，这时他的体验和狂喜中的神秘主义者其实并无二致？

把苏巴郎称作神秘主义者是荒唐的。他事实上是个彻头彻尾实事求是的人，一旦接受了一份工作就要尽其所能把它做好。的确，像其他宗教题材的画家一样，他画了很多狂喜中的圣徒和僧侣。但他用的都是相同的模式。他把他们描绘成大张着嘴，眼睛向上仰望天空，你能看到的只有眼白。这让你有些不安地联想到一条躺在鱼贩子的大理石案板上的死鱼。神秘主义的状态也许无法通过画家的笔来描绘；同样他也无法通过描绘神秘主义来激起观众心中同样的情感，尽管艺术有时能够引发神秘主义。就我而言，当我思索卢浮宫中格列柯的《基督受难图》所描绘的基督血肉，还有夏尔丹的一两幅景物画时，我似乎能够体验到这种神秘主义。这种感觉和你从锡耶纳画派那纯朴的，发自内心的画中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康德曾经说过，崇高并不存在于自然之中，而是通过文化素养深厚之人的感官引入自然的。因此，神秘主义可能也并不存在于画中，而是说某些画具有某种潜能，使得某个具有特定潜质和审美训练的观察者能够向画中注入一股魔力，在他心中激起神秘主义的体验。这样，它们就具有了一种比“令人屏息的美”更加深层的美，一种如此令人震颤、充满活力的美，一瞬间你体验到的那种狂喜，同那些与神灵对话的圣徒心中的狂喜一模一样。

我把苏巴郎似乎说成了一个刻苦、勤奋、能干的画家，画起画来就像细木工做巴格尼奥桌或者陶器工做西班牙-摩尔风格的盘子一样。这的确就是苏巴郎。他不是天才。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如此地诚实，真诚，加上他具有优秀的感观能力，能够以如此令人赞叹的细腻描绘出僧侣的白袍，有时他能够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超越自身的局限。这时他战胜了自我。但这不是发生在那些人物有真人大小的巨型油画中，也不是在那些描绘奇迹的画中或是装扮成圣徒的贵妇肖像中，而是在一些小作品里。当你审视他浩瀚的画集时，很容易会忽略这些作品。加的斯博物馆中有几幅加尔都西会僧侣的肖像画，其中一幅是圣布鲁诺，另一幅是圣约翰·霍顿。它们是如此的美，饱含着如此充沛的情感，你不能不觉得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一定是充满了灵感。这些画中最动人的是那幅英国加尔都西会僧侣的画像。我之前写过关于这幅画的东西，在这里我就重复一下以前的文章。我确信这位给苏巴郎做模特的僧侣是英国人，而非西班牙人。我曾经无意间问过自己，我的这位同胞，为了另一个英国人的肖像而给画家做模特，他究竟是谁。在他身上有一种显露出良好教养的优雅和轮廓鲜明，线条匀称的五官，就像你时常能在某个绅士出身的英国人身上看到的那样。他那剃过的头颅上仅剩的一点头发似乎是红褐色的，由于长期斋戒而过于消瘦的脸庞上有一种不安、热切的张力。他的面颊蒙着一层激动的红晕。他的皮肤比象牙色暗，但带着象牙的那种柔软的暖色调；比橄榄色白，但带着橄榄色的那种病态的细腻。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打结的绳子，一只已经残废的手紧贴在胸前，另一只手中攥着一颗滴血的心。

在好奇的驱动下我找到了画中这位圣徒的身世。他于1488年出生于埃塞克斯的一个古老的世家。接受完教育后，他的父母为他安排了一个与他的地位相符的婚姻。但他下定决心要守身如玉，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上帝的事业，于是秘密离开了父亲的居所，躲进了一位虔诚修士的家中，直到他被任命圣职为止。四年之后，他开始行使教区牧师的职权。二十八岁时，由于向往更为完美的生活方式，他加入了加尔都西修会。1530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加尔都西修道院院长。三年之后安妮·博林加冕成为英国王后，钦差大臣要求约翰·霍顿宣布亨利八世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为非法。他拒绝了，结果被关进了伦敦塔。双方后来达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妥协，约翰·霍顿得以获释。但第二年，卑躬屈膝的议会颁布法令，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所有质疑该法令的人都将被认作叛国者。约翰·霍顿和他的两个副院长拒绝宣誓承认该法令的效力，结果三人同被指控叛国罪。陪审团不愿将如此虔诚的人定罪，但在国王代表克伦威尔的逼迫下不得不做出有罪判决。他们被判绞刑并被肢解。约翰·霍顿首先走上绞架。他的脖子上被套上一根粗绳，因为粗绳绞杀比细绳来得更慢。约翰向人群发表完讲话，脚下的梯子就被抽走。不等他断气绳子就被割断，他掉在了地上。行刑人把他拖离绞架，剥光衣服，把心脏连同五脏六腑都从他身体里扯了出来，扔进火里。

我们无法知道，苏巴郎作这幅画究竟是为这个悲惨的故事异常动容，还是因为这个模特身上的某些特质格外吸引着他。但不管怎样，当他画下这位年轻的僧侣时，出于某种幸运的巧合，他的画笔产生了美。这时他已不再是那个冷静、清醒、实际的匠人了，而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这时，在灵感的激发下，他画下了一幅充满神秘主义激情的作品，同样的激情也跳动在十字圣约翰的诗篇中。

但并不仅仅只有这时苏巴郎才能达到你始料未及的高度。我先前提到过，苏巴郎在学徒期时不允许用裸模作画，因此可能画了很多的静物画。这些作品都已失传。但很显然，此后他对构成静物画主题的静物一直怀着特殊的感情。例如在那幅圣雨果探视加尔都西修会僧侣的画中，他对桌上的面包，盛放食物的碗和盛水陶罐的描绘都带着一种如此细腻的亲密感和如此深刻的洞察力，这些事物似乎象征着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时不时地苏巴郎就会作一幅静物画，也许是作为放松或调剂。其中一幅现存于普拉多美术馆。它描绘的是黑色背景下的两只碗和两只大水罐，在桌子上排成一排，两只碗放在盘子上。除此以外再无他物。它就像苏巴郎的所有作品一样简约直接，但却有一种令人震撼的美，就像那幅圣约翰·霍顿的肖像一样美，令你的心中充满了同样强烈的情感。去西班牙的游客一定会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西班牙人对待小孩的方式。不管他们有多累人、多讨厌、多任性、多吵闹，西班牙人似乎从不会对他们失去耐心。在我看来，这就像是苏巴郎描绘这些简朴的家居用品时的那份温柔，而他的温柔也让这些物品奇迹般地动人，赋予它们以神秘主义的品质——而相同的品质也弥漫在那些加的斯僧侣的肖像画中，如果你有能力感受到这一点的话。正是凭着这些肖像画，这幅静物画，还有那幅基督受难图，我想人们才能把这位苍老憔悴，仰望着救世主的画家称作是一位大师。

考虑到他庞大的创作量，也许这几幅作品的数量实在不多。但这些已经足够了。艺术家不需要背着沉重的行囊才能找到流传后世的路。几幅画，一两本书就足够了。艺术家的功能是创造美——尽管这在我看来并非他创作的直接动机——而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揭示真理。不然的话，三段论就比十四行诗更重要了。但常常艺术家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暗示美或接近美，而门外汉只要能产生愉悦也就该知足了。只有当精湛的技艺，深刻的情感和好运在极其罕见的情形下结合在一起时，艺术家——不管是画家还是诗人——才能创造出美，它释放的情感就像圣徒在祷告和苦行中获得的狂喜一样。这时他的诗和画带来的是一种解脱感，一种激越，一种幸福，一种精神的解放，就像神秘主义者同上帝融为一体时感受到的那样。对我来说像苏巴郎这样一位勤劳，诚实，脚踏实地的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居然能够在这样几个短暂的时刻神奇地超越自我，确凿无疑地创造出了美，真是令人无比动容。这就像是上帝的恩泽沐浴在了他身上。

侦探小说的衰亡

Ⅰ

辛苦劳累了一天后，夜晚终于属于你一个人了。这时你驻足书架前，考虑着晚上该读些什么。你会从书架上取下《战争与和平》、《情感教育》、《米德尔马契》或是《追忆逝水年华》吗？ 如果你会，那我对你深表敬意。或者，你想要跟上现代小说的潮流，拿起一本编辑寄来的小说，书中叙述了一个中欧人流离失所的悲惨故事；或是打开一本评论推荐的小说，书中毫不留情地披露了一个路易斯安那州底层白人的生活。如果这是你的阅读品味，那我向你表示衷心的赞许。对我来说，所有的经典巨著我都已经读过不下三四遍，因此它们再也没法教会我什么了；另一方面，要我读完四百五十页印得密密麻麻的纸张，探寻书中一个女人赤裸的灵魂，或是让格拉斯哥贫民窟的骇人生活（用的全是苏格兰土腔）震荡我的神经，就像封套上说的那样，我也实在是没有兴趣。这时我会选择侦探小说。

上一场战争爆发时我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了邦多，一处靠近里维埃拉的海滨度假村——我必须声明，囚禁我的不是警察，而是时事使然。事实上我当时正在一艘帆船上。和平时期她正停泊在维勒佛郎什，但海军当局命令我们离港，我们便起锚驶往马赛，途中遇到了风暴，不得不停靠在邦多躲避，那里恰好有些码头设施。当时个人的行动范围正受到当局限制，人们不允许前往就在几英里开外的土伦港，除非你愿意填上一大堆表格，递交许多张照片，再经历一段漫长的等待最后领到一纸许可。而我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来此地避暑的游客此刻都已落荒而逃，度假村显露出一副令人惊诧的荒废相。赌场，大部分旅馆和许多店铺都已关门。但那些日子我过得倒也惬意。每天早上都能在文具店买到《小马赛》和《小瓦尔》，喝上一杯牛奶咖啡，再去逛逛市场。我找到了性价比最高的黄油和全市最好的面包店。我还曾使出浑身解数哄一个乡下老妇留给我半打新鲜鸡蛋。我还发现一大坨菠菜烧熟了会缩得只剩一点点。当我发现一个靠满脸真诚吸引我光顾的小贩结果卖给我一只烂熟到无法入口的甜瓜，或是一块硬得像砖头一样的喀曼波特软奶酪时（而她之前曾用真诚到颤抖的嗓音向我一再保证这块奶酪刚好“五分熟”），我再次为自己对人性的无知感到困惑。每天早上十点钟，文具店很可能还会进英文报纸——虽然是一个星期以前的，而我照样读得津津有味。

每天中午十二点有从马赛发来的无线电新闻。听完新闻便吃午饭，然后打个小盹。下午我在甲板上来回散步锻炼身体，或是站着看老人和孩子们没完没了地玩着保龄球（其他人都走光了）。五点钟有从马赛发来的《太阳报》，我就再读一遍早上在《小马赛》和《小瓦尔》上读过的东西。之后就只有晚上七点半的无线电新闻了。黄昏时我们就得进屋关门，只要向外面漏出一丝光，码头的防空巡逻员就会大声警告，严肃地命令我们把光遮掉。这个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读侦探小说。

我那时手头有这么多的闲工夫，正是读上一本伟大的英语文学里程碑式作品，充实一回思想的好时候。我只断断续续地读过一点《罗马帝国衰亡史》，前后加起来不过一章。我一直向自己保证，总有一天要把它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读一遍，从首卷的第一页直读到末卷的最后一页。现在可真是个天赐良机啊。但一艘四十五吨级帆船上的生活虽然舒适，但却缺少安宁。客舱的隔壁就是厨房，水手们正在那儿做晚饭，锅碗瓢盆响个不停，边做饭还边扯着嗓门讨论他们的私生活。其中一个水手进来拿一罐汤或是一罐沙丁鱼，突然想起来得把发动机开上，不然要停电。这时客舱服务生从甲板扶梯上踢踢踏踏地走了下来，说他抓住了一条鱼，你要不要煮了做晚饭，接着又进屋来铺桌子。这时对面的船长冲着这边招呼了一嗓子，接着一个水手就从你头顶的甲板上踩过，上船来找他想要的东西。这两个人言谈甚欢，你没法不去听他们说话，因为两个人都扯足了嗓门。在这种环境中想要集中注意力阅读是极其困难的，我觉得如果真的在这种情形下打开这本著作，那才是对吉本的大不敬。必须承认，我还没有心静如水到这种地步，能在此时此刻饶有趣味地阅读这本书。事实上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我最不想读的一本书了——幸运的是我也没弄到这本书。而另一方面，我手头正有大把的侦探小说，而且总能拿去和其他的船东交换着看，他们的船由于类似的原因也正抛锚在码头上呢；更何况文具店里也总能买到不计其数的同类小说。因此在邦多的四个星期里，我每天都读两本侦探小说。

这当然不是我头一次读这类小说，但却是我头一次如此海量地阅读。一战中的另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染上了肺结核躺在北苏格兰的一座疗养院里，在那儿我发现了卧病在床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脱离了生活的重负带给你一种美妙的解放感，催生着各种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从那以后只要我能让自己心安理得，一有借口就会上床“休养”。 感冒头痛是种令人痛苦的疾病，为此你还得不到半点同情。那些同你接触的人都会心怀忐忑地望着你——不是担心你发展成肺炎一命呜呼，而是害怕你把病传染给他们。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心中的埋怨，怨你把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因此，只要染上感冒，我能做的就是立刻上床，手头备好阿司匹林，一瓶热水，外加半打侦探小说，我就准备好了不得已而为之地上床“疗养”了（尽管这里“不得已”的成分和“疗养”的好处都有待商榷）。

我读过的侦探小说数以百计，有好有坏，除非实在是不忍卒读，不然我一般都会从头到尾读完。即便如此，我也只敢说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在后文中与读者分享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对此我完全心知肚明。

首先我要区分惊险小说和侦探小说。我只在无意间读到过惊险小说，那是因为我有时会被书名或封皮误导，以为打开的是一本犯罪故事。它们是各种少儿读物的杂交混合，就是亨提和巴兰坦的那类作品，在我们年少时也曾带给我们欢乐。而这类书当下的流行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成年读者阶层，他们的思维依然停留在青春期。而我对那些一身蛮勇的男主人公和那些历经千难万险，在小说的最后一页和英雄终成眷属的女主人公向来是嗤之以鼻的。我讨厌前者那紧绷着的上嘴唇，而后者的轻佻令我发抖。 我时常对这些书的作者感到隐隐好奇。他们究竟是受到了神明启示，还是在某种精神痛苦的鞭笞下写下这些东西的，就像当年福楼拜写下《包法利夫人》一样？我拒绝相信他们是处心积虑地坐在那里，玩世不恭地盘算着怎么写本东西发大财。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不怪他们，因为这样谋生可比上街卖火柴整天日晒雨淋的要舒服多了，也胜过了在公共厕所里当服务生——那种工作只能让你看到人性的一个极其狭窄的断面……我更愿意相信，这些作者是人道主义者，当他们想到义务教育创造出了这样庞大的一个读者阶层时，心中充满了创作的动力。就这样，他们讲述着火灾与船难，列车脱轨，飞机迫降撒哈拉，走私犯的山洞，鸦片魔窟，邪恶的东方人，希望以此逐步引导读者有朝一日能够欣赏简·奥斯丁……

我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想要讨论的是犯罪故事，尤其是谋杀。偷窃和欺诈也是犯罪，而且也有可能需要高超的侦探技艺，但它们没法引起我浓厚的兴趣。从绝对论的角度来看（对于这类小说而言绝对论是一个恰当的视角），被偷的珍珠项链不管是价值两万英镑还是在沃尔沃斯花了几先令买的，这都没有区别；而欺诈，不管是骗了百万英镑的巨款还是三块七毛六分钱，都是同样肮脏的行径。犯罪小说家不能像那个乏味的古罗马人一样说人性的一切对他都不陌生；人性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除了谋杀。谋杀理所当然是最为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刻动过这个念头，只是因为畏惧刑罚或是害怕自己的良心折磨（也许这第二种顾虑其实是多余的）才没有动手。但谋杀犯却勇于承担令我们踌躇不前的风险，绞架的阴影给他的行为投下了一分阴郁的难忘。

我认为侦探小说家应该对谋杀的数量严格控制。一场谋杀是最完美的，两场还可以接受，尤其当第二场是第一场的直接结果时；但如果作者只是因为担心破案调查正趋于乏味就贸然引入第二场谋杀来活跃气氛，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当谋杀超过两起时，谋杀就变成了屠杀。一起接着一起的血腥死亡与其说让人战栗，不如说让人发笑。在这一点上，美国作家更容易犯错——他们很少满足于一场，甚至两场谋杀；他们成群地枪杀，捅杀，毒杀，棒杀受害人，把整本书变成了一片屠宰场，给读者一种被人耍弄的不悦感。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美国民族混杂，生活中涌动着各种暗流，因此比起我们自己那安稳，乏味，守法的国度，她的活力，她的冷酷，她的冒险精神无一不为小说家提供了一个远为多样且充满灵感的背景。

Ⅱ

侦探小说的推理模式很简单： 凶案发生，嫌疑产生，发现真凶，绳之以法。这个经典模式包含了一个精彩故事所需的所有元素——有开头，有发展，有结尾。这个模式最早是由爱伦·坡在《摩格街谋杀案》中创立的，许多年来一直被后人悉心沿袭。 《特伦特的最后一案》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这一模式的完美典范。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比当下流行的同类小说更轻松诙谐。它用流畅道地的语言传达出令人愉悦的轻快，带着一种自然的幽默。对E·C·本特利先生来说，不幸的是，采集指纹虽然在他那个年代还鲜为人知，可在当下却已成为警方探案的标准流程。自这本书问世以来指纹已被无数作家写了又写，以至于本特利先生花在这一情节上的浓重笔墨现在看来已经失去意义了。而侦探小说的读者也愈发地精明。每当一位文雅，慈祥，似乎绝无作案动机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读者会毫不犹豫地指认他为真凶。你只要读上几页《特伦特的最后一案》，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认出库伯先生是凶手。不过你依然能够带着“他为什么要杀害曼德森”的疑问兴致盎然地读完此书。本特利先生故意违背了侦探小说的一条定律： 凶案的事实应当在侦探对质凶手时当面揭穿。如果库伯先生没有自愿说出真相，秘密是永远不会揭开的。他当时恰好在那个特殊的情境下藏匿在那个特殊的位置，出于形势所迫不得不自卫开枪打死了曼德森——必须承认的是，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巧合。而案发时的情形也同样不可信。一个头脑精明的商人精心策划自杀方案，为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秘书上绞架——这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在这里援引著名的坎普登案来为作者辩护是徒劳的——在那起案件中，约翰·皮利指控自己的母亲、兄弟和他本人谋杀了一个后来被发现还活着的男人，为的就是让亲人上绞架，甚至不惜搭上自家性命——真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并不意味着它适合作为小说题材。生活中充满了不可思议，而小说对此是拒不承认的。

对我来说《特伦特的最后一案》中最大的谜团是，一个家财万贯的男人，拥有一座至少十四个房间的乡间别墅和包括六名仆人的内勤人员，可他的花园竟然如此之小，只需一个村民每周过来两天就能料理得了。

尽管我先前说过，侦探小说的理念很简单，可这条创作之路上却隐藏着无数的明枪暗箭。作者的目标是阻止你发现凶手的身份，直到你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为此他可以使出浑身解数。但他必须和你公平竞争——凶手必须是一个在故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不能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或是戏份少得你自始至终都不会注意到他。可另一方面，一旦凶手在叙事中崭露头角，那他就有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甚至是同情，这样一来你反倒不愿见到他最终被绳之以法，送上绞架了。同情心是个很难捉摸的东西，常常会违背作者的意愿倒向他本不希望你同情的人物。（我相信简·奥斯丁的本意是想把亨利和玛丽·克劳福德树作反面角色，期待读者唾弃他们的轻浮与无情。可她却把这两人塑造得如此无忧无虑，魅力四射，以至于和一本正经的范尼·普莱斯还有自以为是的埃德蒙·博特伦相比，你反倒更喜欢亨利和玛丽。）读者会很自然地同情那些最早出现的人物。这不但适用于侦探小说，也适用于其他各种题材。这其中的道理是，如果读者在小说前十页中关注的人物随着故事的展开反倒淡出了视野，那读者会不由得觉得自己被绑架了。我想这条规律值得侦探小说的作者们注意——不要让小说中最早出现的几个人物做凶手。

很显然，如果凶手刚一出场就人见人厌，那么不管作者后面怎么大使障眼法，你都会不由地对他起了疑心，这么一来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为了避开这个两难问题，作者有时候把所有的——或大多数人物都塑造得面目可憎，这样你至少要做道选择题。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对现代人来说，要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相信世上有彻头彻尾的坏蛋是件很困难的事。我们知道人性中有好有坏，因此当呈现给我们的是百分百的善良或百分百的邪恶时，小说人物就显得不可信了，而这时的作者就已失去了读者的心——我们已不再关心他如何操纵那些木偶了。作者必须让他笔下的谋杀犯和我们所知道的普通人一样亦恶亦善，与此同时又必须做到当罪行大白时，我们乐意见到凶手被送上绞架。一种处理方法是让凶案的性质极其残忍恶劣。当然我们这时可以质疑，一个人性中还稍有亮色的人怎么可能犯下如此的滔天罪行。不过这还只是作者所要面对的麻烦中最小的一个——因为没有人（在读侦探小说的时候）会同情受害人。他不是在小说开场以前就是在故事刚刚展开之时便死于非命，你因而对他知之甚少，自然不会对他本人产生多少兴趣；他的死对你来说和杀掉一只鸡也没多大区别。因此不管谋杀方式有多么残忍，读者对于他的死都无动于衷。况且，如果嫌疑人不止一个，那么这桩谋杀一定有着多个（可能的）动机。被害人由于自身的过错——不管是愚蠢、蛮横、贪婪，还是其他什么罪过——是如此地令人厌恶，以至于他的死丝毫不令你难过——甚至可以说他的被害是咎由自取。一旦我们承认了干掉他也未尝不是件好事，那我们可就不那么乐意见到凶手被送上绞架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些作者让凶手在东窗事发后选择自杀。 这既符合以命偿命的正义原则，又免去了刽子手的绞索，免得有些读者会黯然神伤。总而言之，凶手当然应该是坏蛋，但又不能坏得一目了然，坏得让人难以置信;其作案动机要令人信服，同时凶手其人又要足以令人义愤填膺，这样当真相大白之时读者才能欣然目送他被推上绞架。

这里我想要再多说两句作案动机。我曾经访问过作为罪犯流放地的法属圭亚那。尽管我曾在其他文章谈到过这次经历，但我估计很少有人会读完我的全部作品，而这个例子放在这里又恰到好处，因此我不妨重复一下自己。岛上那时至少有三座监狱，罪犯们根据其犯罪性质被分别押往对应的监牢。圣洛朗·德·马罗尼关的全是杀人犯。这些人由于陪审团在判决中认定有从轻情节，因而得以免遭死刑，改为长期监禁。 我曾经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挨个询问他们的犯罪动机，而罪犯们也乐得开口。表面上看有些人似乎是出于爱情或嫉妒而杀人。他们有的杀妻，有的杀了姘夫或姘妇。不过我只多问了两句就发现最终的杀人动机依然是钱。一个男人杀了妻子，因为她把自己的钱花在了情夫身上；另一个人杀了情妇，因为她妨碍了他缔结一桩利润丰厚的姻缘；还有一个人同样杀了情妇，因为她威胁向自己的妻子透露两人的关系，以此敲诈他的钱财。即便是在与性无关的谋杀案中，金钱依然是主导因素。有人抢劫杀人，有人因遗产分割产生纠纷而杀死兄弟，还有人因分赃不均而杀死同伙。一个阿帕奇人杀死了同居的女人，因为她向警察出卖了自己；另一个人在一起酒后斗殴事件中为一名己方帮派成员复仇而杀死了一名对立帮派的成员。

我还从没有遇到过一起可以被严格地称为“冲动犯罪”的谋杀。当然，也有可能是这样的谋杀犯被陪审团宽大地赦免了，或是刑期很短，因此没有被押到圭亚那来。除了金钱，另一个常见的动机是恐惧。一个年轻的牧羊人在田野里强奸了一个小女孩。当女孩大声尖叫时他出于恐惧掐死了她。一个处境优越的男人杀了一个女人，因为她发现了自己曾经因欺诈而锒铛入狱的过去，他害怕那女人会把这段经历告诉他的老板。

由此可见， 可供侦探小说家们利用的最合理的杀人动机无非是金钱、恐惧还有复仇。谋杀是桩可怕的勾当，杀人犯必须承受极大的风险。因此读者很难相信一个人会因为心爱的姑娘爱上了别人，或者因为银行的同事爬到自己头上而杀人。摆在谋杀犯面前的赌注必须非常高昂。作者的任务就是让你相信为了这些赌注而杀人是值得的。

Ⅲ

侦探小说中和谋杀犯同等重要的人物当然是侦探。每个侦探小说的热心读者都能报出一长串著名的侦探来，不过这当中最出名的毫无疑问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几年前我为了准备一本短篇小说选集，特意重读了一遍柯南·道尔的故事集。我很惊讶地发现他写得真是太糟糕了。故事的引子很好，布景也很棒，但故事本身却太单薄了，读完故事后你甚至都没回过味儿来——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如此，我起先还是认为有必要在这本选集中收入一篇柯南·道尔的作品。但我发现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他的作品没有一篇能令人满意。可无论如何，夏洛克·福尔摩斯确实是抓住了大众的心。在文明世界里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有人从未听说过威洛比·帕特尼爵士、贝尔杰雷先生或韦尔杜兰夫人，可他一定听说过福尔摩斯。作者用生动的粗线条勾勒出这个戏剧化的人物，并坚持不懈地靠着一遍遍的重复把这个人物独特的怪癖深深烙在了读者的脑海中——这种策略和成功的广告大师推销肥皂啤酒香烟时的手法如出一辙，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读完五十篇福尔摩斯后你对他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你读第一篇时多，但面对这种永不停歇的唠叨你的抵抗最终崩溃了。就这样，这个戏剧化的假人在你的想象中获得了堪比伏托冷和密考伯先生的生命力。没有哪部侦探小说能像柯南·道尔的作品那样广受欢迎。鉴于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出自他手，我想就凭这点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可以当此盛名。

侦探有三类。一类是警探，一类是“私家密探”，还有一类是业余侦探。业余侦探长久以来一直广受欢迎，而侦探小说家们也一直挖空心思地想要创造一个可以一遍遍使用的侦探形象。警官通常是缺乏个性的传统人物——当他展现出最美好的一面时，他机警，敬业，理性；不过大多情况下警官都是个缺乏想象力的老顽固，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了突出业余侦探聪明才智的陪衬。作者往往赋予业余侦探许多独特的个性，努力让他看起来像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时竟然发现了连苏格兰场警探都未能察觉的线索，从而证明了“业余的”比“专业的”更聪明，更能干。而这一点在一个有着怀疑专家传统的国度中自然能赢得读者的认同。警官和业余侦探间的冲突富有戏剧性。尽管我们自己都是守法的公民，可我们依然乐于见到权威最终被嘲弄。幽默是作者赋予业余侦探最重要的个性。你可能会想，读者一被逗乐，情绪就产生了波动，这样等读到惊险之处时他的反应会更激烈；可这并不是作者的目的。作者这样做有着更重要的原因。业余侦探——凭着机智也好，凭着荒唐可笑的言行举止也罢——之所以有必要引得读者捧腹开怀，是因为你会自然而然地同情一个能把你逗乐的人物，而这一点对作者至关重要，因为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向你隐瞒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这业余侦探是条多管闲事的狗。

他先会摆出一副为了正义无私奉献的模样。如果这种伪装对于侦探小说的读者来说太过虚伪的话，那就说是探索的热情支配了他。可事实上，他不过就是爱管闲事，东张西望，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横插一杠，介入那些任何本分之人都应移交司法机关秉公处理的事务。作者只有通过赋予他令人愉悦的举止，健美的体格，可爱的个性才能让这个人物为读者所接受。最为重要的是，他必须言谈幽默。不幸的是，侦探小说作家中很少有人具备精妙的幽默感。一个把法文生硬蹩脚地直译成英文的人物难道就能让人发笑吗？一个经常引用——或误引老套诗句，或是满口浮夸做作的人物，难道就称得上幽默吗？操一口约克郡方言或爱尔兰土腔难道就能让人笑破肚皮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幽默家的身价就该两分钱一个了。那样的话P·G·伍德豪斯先生和S·J·帕尔曼先生也就没法谋生了。我盼望着哪篇小说能把业余侦探的可鄙之处暴露无遗，并最终让他罪有应得。

我认为试图在侦探小说中引入幽默是错误之举。尽管我看不出这样做的必要，不过还算能勉强接受。可另一方面，我实在无法忍受在侦探小说中插入爱情。爱也许能让地球旋转，可那不是在侦探小说的世界里；在这里爱会让一切都乱了套。我根本不在乎最终是谁赢得了姑娘的芳心——是那个绅士风度的私家侦探，是首席警探，还是被诬告的主人公。在侦探小说中我要的只是“探案”。故事的脉络应该很清晰： 谋杀，询问，怀疑，发现，惩罚；而年轻女子与青年绅士间的爱情——不管那姑娘有多么迷人，也不管那绅士的下巴多么富有男人气——终究是令人厌恶的跑题。 爱当然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源泉，可以产生嫉妒，恐惧或受伤的虚荣心。这当然符合侦探小说作者的写作目的，可另一方面它却缩小了调查进行的范围——在一个侦探故事中能够感受到爱情魔力的至多不会超过两三人。而且，如果爱情真的是杀人动机，那谋杀就成了情杀，而杀人犯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十恶不赦了。另一方面，如果作者仅仅是在解密的过程中插入一个美丽单纯的爱情故事作为调剂，那他就犯了一个无法原谅的品味错误。婚礼的钟声在侦探小说中没有位置。

我想作家们常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让谋杀手段显得过于荒诞不经。由于这类故事产量非常庞大，因此作者们很自然地想要通过描述离奇的谋杀手段来激起读者早已疲倦的好奇心。我记得读过一部侦探小说，其中的数起谋杀案都是通过在游泳池中放入毒鱼来实施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创造力是用错了地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是相对的，而我们是否接受它才是检验的最终标准。在侦探小说中我们可以接受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接受谋杀犯在犯罪现场留下了一截非同寻常的香烟头；接受他留下了一个特殊的鞋印；接受他在被害女士的房间里到处乱撒指纹。我们还可能屋顶起火，葬身火海；可能被仇敌开车碾压；可能被推下悬崖；但我们无法相信自己会在多切斯特被一条神不知鬼不觉放入卧室的鳄鱼给撕成碎片，也无法相信在我们游览卢浮宫时一个恶棍能通过某种魔鬼设计让米罗的维纳斯突然倒地，把我们砸成扁鱼。在我看来传统的谋杀方式依然是最好的——刀、枪、毒药依然是最可信的作案工具。谁都有可能成为它们的牺牲品，而我们自己偶尔也会用到这些家伙。

一流的侦探小说家总是用流畅的语言向你提供事实和推理，绝不装腔作势。漂亮词藻在这里是没有用处的。当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那个男仆下巴上的瘀伤作何解释时，我们不需要一段瑰丽的语言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同样，当我们唯一想知道的是从磨坊水槽上的船库走到矮林另一边的猎场看守人小屋需要几分钟时，我们也不需要来上一段景物描写。此刻在我们眼中河边的报春花一钱不值。这里我顺便提一句： 当小说需要我看地图来了解地区地貌或房屋布局时，往往令我兴味索然。同样侦探小说也不需要博学。在我看来对博学的偏执导致了当代最富创造力的一位侦探小说大师的陨落。我听说她是位学识卓越的女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一无所知的事物有着惊人的了解。可尽管如此，我觉得她最好还是把这些知识留给自己。当然，对于侦探小说家来说，尽管他们的作品人人爱读，跨越了各个阶层，可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尊重。切尔西，甚至是梅菲尔的午餐会可曾向他们发出过邀请？出版商举办文学沙龙时，有哪位客人会兴奋地向同伴指着他们？甚至没有几个侦探小说家算得上是有名有姓的，其余的人都隐没在默默无闻之中。

因此，侦探小说家们自然要怨恨那些一边贪婪地读着自己的作品，一边又摆出高人一等模样的读者。一旦有机会向这些小看自己的读者展示学识和教养，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他们想要告诉那些傲慢的人： 自己的学问不逊于任何一位皇家文学院院士，文采比得上所有的作家协会会员。这虽在情理之中，却并不是明智之举。侦探小说家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不要去管别人的看法。他们当然应该有宽广的知识面，但请牢记： 一个“衣着体面”的男人究竟穿的是什么你无需费心。侦探小说家的修养绝不能分散他对主题的注意力，而这个主题永远是揭开一桩谋杀案的秘密。

这里我要请侦探小说家们少安毋躁。未来的文学史专家们在谈到英语世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小说时，很可能会对那些所谓“严肃”小说家的作品一笔带过，转而浓墨重彩地突出侦探小说家们浩瀚丰富的成就。专家们首先就要承认这类小说旺盛的人气。如果他们对此的解释是： 识字率的上升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读者阶层， 虽然阅读需求旺盛，但奈何教育程度不高，结果全都迷上了“谁干的”——那他们可就错了。他们必须承认，侦探小说的读者中也包括有学识的先生和有品味的女士。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侦探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讲故事，而且他们的叙事很简练。他们必须抓住并保持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必须尽快入题。他们必须激起好奇，制造悬念，并通过引入事件来维持读者的兴趣。他们必须设法让读者同情应该同情的人物，而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聪明才智可不简单。最后，他们还必须让故事达到一个完美的高潮。总而言之，他们必须遵守“讲故事”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自从某个聪明人在以色列的帐篷里讲了约瑟的故事以来，就一直被后人所遵守。

可当今的“严肃”小说家们却很少有故事讲，甚至干脆没有；他们已经设法让自己相信，故事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是个可有可无的元素。就这样他们扔掉了人性中最为渴望的东西——听故事的渴望可以说和人类一样古老。因此，如果说是侦探小说家偷走了他们的读者，那严肃小说家们就只能怪自己了。而且，这些人还啰嗦得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明白，一个主题只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此这些人会花上四百页的篇幅向你诉说原本一百页就能说完的东西。当下流行的“心理分析”让这习惯变本加厉。在我看来对心理分析的滥用损害了当今的“严肃”小说，就像当年对景物描写的滥用损害了十九世纪的小说一样。今天我们已经明白，写景应当简洁，其唯一目的只能是为了情节发展需要——心理分析也一样。总而言之，侦探小说尽管有着明显的缺陷，可凭着自身的优势却依然被人广为阅读；而严肃小说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优点，可由于其严重的缺陷，相形之下依然鲜有读者。

Ⅳ

目前为止我讨论了建立在爱伦·坡的《摩格街谋杀案》所确立的原则基础之上的简单侦探故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诞生了数千部的侦探小说，而它们的作者们更是用尽了各种可能的途径试图让自己的作品在表面上呈现出新意。我已经提到了各种古怪的谋杀手段。作者们毫不犹豫地利用各种新奇的科学和医学发现。他们用尖利的冰柱刺死受害人，用电话电击受害人，把气泡注入他们的血管，用炭疽杆菌感染他们的剃须刀，用毒邮票让他们一舔毙命，用伪装在相机里的枪打死他们，甚至用不可见的死亡射线射死他们。但这些夸张的方法都太不可信。

当然，有时作者们也会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巧思。他们最巧妙的一个创意就是人们所说的锁屋之谜： 一具显然被谋杀的尸体在一间内部反锁的屋子内被人发现，因此凶手似乎既不可能进来，也不可能出去。爱伦·坡首先在《摩格街谋杀案》中创造了这个案例。令人惊讶的是，评论家们居然从未察觉到他对这个谜案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书中邻居们被一阵可怕的尖叫惊醒，冲入那座案发的房屋，结果发现住在房中的一对母女已经被人谋杀了，而女儿被发现倒在一间内部反锁的房间内，窗户也从里面牢牢地关死。杜潘先生最后证明，杀死这对母女的巨猿是从敞开的窗户中跳出的，而野兽跳出时带动窗户在惯性的力量下自己关上了。任何一个警察都能告诉作者，两个法国女人——一个年迈，一个中年——是绝对不会任由窗户敞开，放入夜晚的污浊空气的。不管巨猿是怎么进入房间的，它绝不是从敞开的窗户中跳出去的。这一设计后来又被卡特·迪克森采用过，但他的成功又引来了无数的模仿者，以至于它现在已经索然无味了。

侦探故事也用尽了所有的背景——苏塞克斯的乡村别墅里的聚会，长岛或是佛罗里达，自从滑铁卢战役后就默默无闻的寂静村庄，被困在暴风雪中的赫布里底群岛上的城堡……还有破案的证据——指纹，脚印，烟蒂，香水，脂粉。还有被侦探破解的不在场证据，无声的狗——证明它和凶手很熟悉（我想这最早是柯南·道尔的创造），被侦探破解的密码信，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还有秘密通道。读者已经对那些在荒弃的走道里无故游荡的女孩儿还有被蒙面人兜头打晕的桥段感到厌倦了，当然还有那些坚持陪伴侦探踏上危险的旅程，结果把他的计划搅得一团糟的女孩儿。所有这些背景，这些线索，这些谜团都已经被彻底用尽了。对于这一点，作者们当然非常清楚。他们的对策是试图通过越来越夸张的创意来为这些讲过上百遍的故事带来些趣味。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每一种谋杀方式，每一种破案巧思，每一种试图蒙蔽读者的伎俩，每个阶层里的每一种生活场景都已经被使用了一遍又一遍了。纯粹的推理故事走到了尽头。

取而代之的是迎合大众口味的所谓“硬汉”故事。这一模式据说是达希尔·哈米特发明的，但埃勒·斯坦利·加德纳声称约翰·戴利是第一个写出这种故事的人。不管怎样，哈米特的《马耳他黑鹰》开创了这一风尚。硬汉故事据称是现实主义的。公爵夫人，内阁大臣和腰缠万贯的工业大亨们很少被谋杀。谋杀也很少发生在气派的乡间别墅里，高尔夫球道或赛马会上。谋杀的实施者也很少会是年迈的女佣或退休的外交家。雷蒙德·钱德勒是当前最著名的这类故事的创作者。在他的一篇叫做《谋杀的简单艺术》的短文中，他理性而有趣地说明了这一流派的构成要件。 “谋杀的现实描绘者，”他写道，“写的是一个由匪帮统治国家，统治城市的世界；一个旅馆，公寓和名流饭店的主人是妓院老板的世界；一个电影明星是黑帮眼线，大厅一头的一位好好先生是非法赌彩业老板的世界；一个在酒窖里藏满私酒的法官能将一个口袋里塞了一品脱酒的人送进大牢的世界；一个你镇上的镇长能把谋杀当作谋财利器加以纵容，一个无人能安全地走过暗巷，因为法律和秩序已沦为空谈的世界；一个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目睹抢劫，面对劫匪，却不得不匆匆混入人群而不敢告人的世界，因为劫匪的朋友也许有长枪，警察也未必喜欢你的证词，而在法庭上辩方的骗子律师能在一群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傻瓜陪审团面前公开地对你极尽辱骂羞辱之能事，而被政治操纵的法官除了象征性的姿态之外对此不加任何干预。”

这段话说得很好，显然这样一种社会状况能够给现实主义作家提供合适的犯罪题材。读者也愿意相信，作者所说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的确，读者只需看看新闻报纸就能知道这样的事情绝不在少数。

正如雷蒙德·钱德勒所说，“达希尔·哈米特把谋杀交还了那些有理由犯下如此罪行的人，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要一具尸体； 为了杀人他们可以用上手头的一切，那可不是什么手工精制的决斗手枪，毒箭，热带鱼。他让这些人物跃然纸上，让他们用这一行当所惯用的语言交谈，思考。”这是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很中肯。哈米特曾在平克顿做了八年的侦探，熟悉自己笔下的那个世界。这使他能够写出可信的故事，只有雷蒙德·钱德勒能够与之比肩。

在这一流派的故事中，真正的探案只占据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凶手的身份并不是什么秘密，故事的焦点也主要落在侦探如何将其定罪，以及在此过程中遭遇的艰难险阻之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作者可以抛开那令人生厌的线索问题。事实上，在《马耳他黑鹰》中，侦探山姆·斯佩德直接向布里吉德·黑肖内西指出，她是唯一有可能谋杀阿彻的凶手，将凶案钉在了她头上，而布里吉德当即乱了阵脚，承认了自己就是凶手。如果她拒不承认，而是冷冷地来一句：“证据呢？”那山姆肯定就晕了。不管怎样，假如她能请来埃勒·斯坦利·加德纳的那位精明的律师佩里·曼森为她辩护，那就没有哪个陪审团能凭斯佩德出示的那点薄弱的证据就将她定罪。

擅长写硬汉故事的作家都处心积虑地赋予侦探个性，但又仁慈地避免赋予他们过于夸张的怪癖。而在这一点上很多“纯”侦探小说家都喜欢模仿柯南·道尔，不惜把各种怪癖堆在自己的侦探头上。

达希尔· 哈米特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和原创性的作家。不像其他作家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侦探人物，他每写一个故事就创造一个崭新的人物。《戴恩家的祸祟》中的侦探是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依靠智慧和勇气，而非蛮力；《瘦子》中的尼可·查尔斯娶了一个有钱的妻子后金盆洗手，他后来重操旧业完全是迫于压力；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富有幽默感；《玻璃钥匙》中的奈德·博蒙特是个职业赌徒，他成为侦探仅仅是因为意外；这是个令人好奇又着迷的人物，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值得任何一位小说家自豪。《马耳他黑鹰》中的山姆·斯佩德是所有这些人物中最成功的，也是最可信的一位。他是个无所顾忌的流氓，一个全无心肝的骗子。他自己就跟罪犯没有多少差别，因此很难在他和他对付的那些罪犯之间做出取舍。他是个下流的坏蛋，但却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个私家侦探，但追随柯南·道尔的作家们却似乎更喜欢让警探或天才的业余侦探来解开他们设下的谜团。达希尔· 哈米特本人就曾做过私家侦探，因此很自然地用私家侦探作为故事的主角。硬汉流派的后来者们非常明智地追随了他的榜样。“私人鹰犬”是个既浪漫，又阴险的角色。像业余侦探一样，他比警察更聪明，可以做那些法律禁止，大多情况下见不得人的勾当。另外他还有一项优势： 检察官和警方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那些非正规的手段，因此他不但要同罪犯斗争，还要同官方较劲。这无疑增加了故事的紧张感与戏剧性冲突。最后，比起业余侦探，他的优势在于他的职业就是对付犯罪，因此不会被人看作是个爱管闲事的讨厌鬼。至于他为什么操起了这份并不光彩的行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侦探不像是份容易赚钱的工作，因为他总是缺钱，办公室又小又寒酸。我们对他的往事也知之甚少。他似乎没有爹妈，没有伯姨，也没有兄弟姐妹。可另一方面，他总是幸运地拥有一位金发，美丽，心怀爱意的女秘书。他待她也满怀柔情，时不时地对她的深情报以一吻。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份感情似乎从未发展到求婚的地步。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钱德勒笔下的菲利普·马洛是个例外），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学得这身职业本领的，但他的个性和他的习惯却是书中大写特写的。他的魅力令女人无法抵挡。他高大，强壮，坚强，一拳就能打飞一个男人，就好像我们打飞一只苍蝇那样容易。而他自己不管怎样被人痛扁，都不会留下大碍；因此他的勇气胜过他的心机，常常会手无寸铁地站在危险的罪犯面前，饱受毒打，其手法之残忍令你不能不诧异，他如何能躺上一两天之后就又活蹦乱跳地站起来了；他还喜欢一头扎进可怕的危险之中，令人不禁屏息凝神。当然，如果你不知道那些黑帮、恶棍和勒索者绝不敢用子弹打得他满身是眼的话（因为那样的话小说就会不合时宜地画上句号），这样的悬念还是非常考验神经的。他对于烈酒还有着惊人的吸收能力，办公桌的抽屉里永远都藏着一瓶黑麦威士忌或波旁威士忌，只要一有客人来访或是他无事可做时就会拿出来喝上一口。他的后兜里也总塞着一壶酒，甚至连汽车杂物箱里也放上一品脱。他每次走进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门童给他拿瓶酒来。他的食谱单调，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一般就是些培根鸡蛋、牛排、炸薯条。我印象当中唯一一个对“吃”讲究的私家侦探就是尼罗·沃尔夫了。但他是半个欧洲人，因此他对于多汁佳肴那非美国式的钟爱和他对于西兰花的热情一定都归结于他的外国血统。

未来的社会历史学家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从达希尔·哈米特的创作年代到雷蒙德·钱德勒的创作年代，美式生活习惯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奈德·博蒙特在痛饮烈酒和九死一生中度过了劳累的一天后只是换个衣领洗洗手，而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马洛却要冲个澡再换件干净衬衣（除非是我记错了）。显然，卫生的生活习惯在此期间更加深入了美国男性的心中。不像山姆·斯佩德，马洛是个诚实的人。他也想赚钱，但只愿通过合法的手段，而且他绝不碰离婚案。马洛本人就是雷蒙德·钱德勒那为数不多的几篇故事的叙述者。通常当小说的叙述者和主人公是同一个人时，这个人物总是显得模糊，就像大卫·科波菲尔。但雷蒙德·钱德勒却成功地将马洛塑造成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坚强，勇猛，无畏，却又讨人喜欢。

在我看来，硬汉流派中最出色的两个小说家就是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两人中雷蒙德·钱德勒更胜一筹。哈米特的故事有时过于复杂，有些让人晕头转向，雷蒙德·钱德勒却始终单刀直入，节奏明快。他笔下的人物也更加多样，故事和人物动机更加可信。两人的写作语言都是紧张，生动，口语化的美式英语。雷蒙德·钱德勒的对白在我读来也胜过达希尔·哈米特。 他对于那种典型美式的敏捷头脑和俏皮有着绝好的把握能力，他的讽刺幽默也更加自然地引人入胜。

如前文所说，硬汉小说并不强调探案。它关注的是人物，是那些骗子、赌徒、小偷、敲诈者、腐败的警察、撒谎的政客，是那些罪犯。小说中有故事，但故事的精彩来源于它们所涉及的人物。如果他们只是些假人，你就不会在乎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遭遇了。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一流派的作家们不得不比传统推理小说的作者更加关注人物塑造。他们要让自己的人物不但可能，而且可信。大多传统小说中的侦探都是些闹剧角色，作者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夸张的怪癖只是让他们显得荒诞不经。这样的人物只能在其作者那顽固的脑袋中存在。而传统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是些没有个性的龙套角色。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却创造了可信的人物。他们只是比我们日常所见的人物要高大一点点，生动一点点。

我自己也曾做过小说家，因此对于这两位作家如何描绘不同人物的相貌我总是很有兴趣。要想让读者对于某人的相貌产生一个精确的印象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此小说家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喜欢简明扼要地描述人物的长相和衣着，就像警方在报上登通缉公告时一样。雷蒙德·钱德勒对此运用得更加老到。当马洛走进一个房间或办公室时，小说会精确，简练但关注细节地告诉我们屋内有什么家具，墙上挂着什么画，地上铺着什么地毯。我们不能不佩服侦探的观察能力。他的语言就像一个剧作家（但不是萧伯纳）向导演描述剧本中每一幕的布景和装饰时一样简洁，这种手法巧妙地向细心的读者暗示了侦探可能会遇到的那类人和那类情境。 当你了解另一个人的周遭环境时，你就已经对他本人有了一定的了解。

可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两位作家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仅是为其数以百万计的销售量所见证的商业成功，更是文学评论界的成功——却反过来毁了这个流派。几十上百的模仿者蜂拥而起。就像所有的模仿者一样，他们以为单凭夸张就能超越原著。小说里的黑话越来越多，多得你要查词汇表才能读得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小说里的罪犯变得更凶残、更暴力、更变态，而女人则越来越性感，越来越饥渴；侦探越来越无所顾忌，酗酒成性；警察越来越腐败无能。事实上这一切都过分得近乎荒唐了。这些模仿者在疯狂追求感官刺激的过程中麻木了读者的神经。他们没有吓着读者，反倒引来了他们嘲弄的笑声。前辈的无数优点中只有一样他们似乎从不模仿： 他们从来不写流畅的英语。

在我看来雷蒙德·钱德勒已经后继无人了。我相信侦探小说——不论是纯推理故事还是硬汉流派——都已经死了。可这并不会阻碍许许多多的作家们继续创作这类故事，也不会阻碍我继续阅读他们的作品。

对伯克的读后感

Ⅰ

鄙人有幸藏有赫兹利特的作品全集。时不时地我就会从书架上取下一卷，兴之所至地随意翻读几篇。他的文章很少让我失望。像所有作家一样，他有时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他最优秀的作品当然非常出色，但即便是他最差的作品也至少具备可读性。他有趣、辛辣、机智、热烈、有同情心、有失公允、大度；他的每一页文字都洋溢着自己的个性，向你展露他的优点和他的缺陷；而这也是一个作家所能献出的一切。赫兹利特的热心读者不难发现，埃德蒙德·伯克的名字不时出现在他的字里行间。当我读到他将伯克称作“已逝的伯克先生”时，心中总有点微微震颤；他离世的这一百五十年时间似乎无足轻重，让我感觉似乎他即便不是我的同代人，至少也是某个我年轻时可能有幸相识的人物，就像我或许认识乔治·梅瑞狄斯或斯温伯恩一样。赫兹利特认为，伯克是那个时代的首席散文家。他在一篇文章中声称，他最喜爱的三位作家分别是伯克、朱尼厄斯和卢梭。“我一直孜孜不倦地欣赏和赞叹他贴切的文风，他巧妙的表达，他优雅的思维与情感，”赫兹利特在文中说道，“我放下书本想要洞悉这力与美的奥秘，又不得不绝望地将它重新拾起，边读边赞叹。”对于伯克的文风，赫兹利特连篇累牍地赞不绝口。显然，他自己的文风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对伯克的研究。他将伯克称作散文家中除杰里米·泰勒外最富诗意的。“我一直觉得，” 赫兹利特写道，“最完美的散文体，最有力、最炫目、最大胆、最接近诗的边缘却又从不跨过藩界的，当属伯克的文体。它像钻石那样坚实又璀璨……伯克的文体飘逸、多变、大胆，却从不偏离主题；不，它永远与主题紧密相连，并从主题汲取它那不断生长变化的驱动力。”赫兹利特还写道：“他的文体就像对白，洞悉了世上所有最精妙事物的对白。他无论如何都要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论那是信手拈来还是颇费周折。他使用的语言可以最平常也可以最专业，句子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可以朴实无华也可以充满比喻……不论何处他都将心中的影像以真实、贴切的色彩呈现给你；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影像给他的语言注入了一种奇特的活力与激情。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他全部的构想完整鲜活地传递给读者， 这常常将他推到了夸张的边缘，但尊严却将他牢牢把持在了原位。”

除了这些，赫兹利特还说了很多，连篇累牍，这里就不便引用了。这么多大段大段的赞美很让我为之一震，我倒想亲眼见识一下究竟是怎样的雄文配得上这样的溢美之词。我只在年轻时读过伯克；那时我曾读过《论与殖民地的和解》和《论美洲事物》。也许是因为年轻，当时我并没有被他的文风深深打动，只是对那种华丽的夸夸其谈留有一个生动但模糊的记忆。最近我又重读了这几篇演说，以及伯克的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著作。在后面几页中我就想与读者分享我的读后感。不过，需要告诉读者的是，我并不打算讨论伯克的思想。因为那需要对十八世纪有充分的了解以及对政治原理有相当程度的熟悉，而这两点都是我所不具备的。我只想在尽可能少地涉及伯克写作内容的情况下仅仅讨论他的写作方式。显然，这两者无法完全分离。因为文风是受写作主题界定的；严肃，平衡，慎重的文风适合重大论题，但用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就会显得古怪；相反，轻快生动的文风不适合用来处理那些宏大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就像约翰逊博士所说的那样，你讲不出任何既新颖、又正确的东西了。但假如作者依然不得不讨论这些问题，还以为他能通过文字游戏或逻辑杂耍来激起读者兴趣的话，那他可就错了。小说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是，他的文风必须随着小说内容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他想维持作品的整体性，那他会发现要避免给人造作之感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必须在对白中口语化，在描写动作时迅急，在描述情感时内敛或激动（这取决于作者的个性）。但也许小说家们只要能够避免更加刺眼的语法错误就可以知足了，因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世上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在使用各自的语言写作时都对语法问题漫不经心，任何人想到这一点都不能不感到惊奇。据我们所知，狄更斯甚至都不屑于遵守最起码的语法。因此，发展维持一种稳定文体的责任就落在了历史学家，神学家和散文家的肩上。所以毫不奇怪，在这个国度里英语语言最璀璨的丰碑是由托马斯·布朗宁、德莱顿、艾迪生和约翰逊（尽管《拉塞拉斯的历史》的写作原意是小说，但它事实上是一篇散文，讲述人性欲望的徒劳）这样的散文家，杰里米·泰勒和威廉·劳这样的牧师以及吉本这样的历史学家树立的。在他们中间埃德蒙德·伯克赫然占据着一个显要的位置。

赫兹利特曾说，他多次尝试描述伯克的文风，但一直没有成功。如果说我正在尝试的是一件连赫兹利特也未能完成的工作，那未免显得自大。但事实上，在多篇文章中赫兹利特已经对此作出了非常精彩的描述，甚至都没有留下多少增补的余地了。他提到了伯克严肃的夸张，他直白的大胆，他不动声色的夸张，和他对主题若即若离的把握；赫兹利特还补充道：“但我们还是没法把它研究透彻，因为世上绝没有第二种一模一样的文风了。我们没有可以参照的一般标准；他的品质甚至与自身相抵触。”而我的目标不是要描述伯克的文风，而是审视其内在的纹理，从而尽可能地洞悉他驾驭语言，用于达到特定效果的方法。赫兹利特已经做好了一盘汁多味美的大菜，我只需洒洒调味品添些滋味。我希望发现的是他如何构造句子和编排段落，如何使用实词和虚词，意象和比喻，以及他如何利用修辞法来达到目的；如果读者觉得这个题目很乏味，那我想他大可不必硬着头皮读下去了。而对我——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题目。但我不得不面对两个难题： 一、 对于这样一个充满野心的目标我对自己的能力并不十分自信；二、 要想在这个论题上有所建树，我将不得不大量地引用（伯克的）原文，而这些段落我相信只有最勤勉的读者才能抵御一眼跳过的诱惑。然而唯有范例才能指明实践。英语是一种困难的写作语言；很少有作家能够既准确又出彩地用英语自始至终地写作。对此最好的学习方法是研究过去的大师们。伯克的很多作品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已经不再有很大的吸引力了（也许政治家除外）；事实上，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他说过的所有有价值的话都可以收入一卷简洁的摘录中。而对我来说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打算要从他的文字中寻找对我这篇文章有所帮助的内容的话，我是没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如此认真地去读他那浩瀚的作品的。写作方式随着时代的飞逝而变化，要让今天的作者去像十八世纪的伟大散文家们那样写作是荒唐的。但我认为他们身上依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通过吸收一个民族的流行语言，文学语言能够保持活力，获得色彩、生动与现实性；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混乱与无序，它必须建立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所确立的标准之上并受此标准之界定： 那个时代就是当英语散文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完美巅峰之时。

我想，很少有作家天生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伯克是个勤勉的作家，可以肯定他不但注重论述内容，而且注重论述方式。“关于他的写作方式，”赫兹利特说，“有很多相反的描述。有人声称，他先写出一份平实的草稿作为底色， 然后再添加各种修饰和比喻。一位顶尖行家曾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致一位尊贵阁下的信》付印后，样本送到了伯克手中；等他把样本送回印刷局时，上面布满了改动和插入的段落，排字工甚至拒绝照样更改——他们把整篇内容拆开，重新编排了一版。这很像是精雕细琢，思前想后的产物。” 多兹利也曾说过，《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曾经有过多个版本，伯克把它们一一推倒重来，直到最终满意为止。 只要看一眼《高尚和美的思想起源》，就不难发现伯克的文风是处心积虑之作。尽管这篇作品得到了约翰逊的赞赏、莱辛的利用和康德的尊重，但今天看来已经很难给人多少帮助了，虽说读起来依然不失趣味。 在论证完美并不产生美时，伯克说道：“女人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她们学会了咬舌，学会了步履蹒跚，学会了示弱甚至装病。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性使然。困境中的美是最动人的美。红晕也有着同样慑人的力量；而谦逊一般来说就是对不完美的默认，它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品质，而且必然能够突出一个人身上其他同样动人的品质。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说，人天生就爱完美。但对我来说这就足以证明完美并不值得去爱。” 后面还有一段引文：“当一个激起爱与满足的对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的身体据我观察会受到如下影响 ： 头会靠向一侧，眼睑微合，眼睛轻轻地转向对象；嘴巴微张，呼吸放慢，不时地长喘一声；整个身体都会放松，双手自然地垂向两侧。”这本书据说是伯克十九岁时开始动笔的，直到他二十六岁时才出版。我引用这些段落的目的是想展示伯克在成为英语散文大师之前的文风。这不过就是十八世纪中叶的普遍风格，我怀疑没有人读完之后能辨认出究竟谁是作者。它正确、简约、流畅；这表明伯克有双灵敏的耳朵。英语的辅音很生硬，因此写作时需要有技巧地避免刺耳的组合。有些作家对这一点不太敏感，有时会使一个词的单个或一组结尾辅音同一个相邻词的打头辅音相重复（如 a fast stream）；有时他们还会无意之中写出头韵（这在散文中很不可取），不知不觉地给人以不快的打油诗感。 当然，语意是首位的，但英语的词汇非常丰富，我们最先想到的那个词几乎总能找到一个足够准确的同义词。因此作家们很少需要忍受某个词的刺耳声韵，舍此无他，只是为了精确表达心中的想法。我从伯克身上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条是，不论有些词看起来是多么难于处理，你总能通过巧妙的置位，合理的长短词搭配以及元辅音和声调交替来达到语音的和谐。当然，没有人能一边写作一边在脑子里塞满了这些条条框框；完成这项任务的是耳朵。对伯克来说，我想他天生灵敏的听力显然在公共演讲的迫切需求下得到了极大的开发： 即便当他写下仅供书面阅读的文字时，语句的发音依然时刻回响在耳边。他的文字不像十七世纪的杰里米·泰勒或十八世纪的纽曼那样悦耳动听；他的散文具有的是力量、活力和迅捷，而不是美；但尽管他的很多长句结构繁复，却依然既上口又入耳。我确信伯克有时也难免会写出一串既不上口也不入耳的词，心潮澎湃时也会打破我前面提到的谐音法则。但作家有权要求人们以他最好的作品评判他。

我曾经读到过，伯克通过研究斯宾塞学会了写作，他的很多漂亮句子和政治暗指似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位诗人。他自己也曾写道：“任何人只要认认真真地品味和阅读了斯宾塞的作品，就一定能获取对英语的驾驭能力。”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那种漂亮悦耳的谐音，我不明白他究竟从这位嗓子甜但（在我看来）乏味透顶的诗人身上还得到了什么。 但他显然没有受到斯宾塞滥用头韵的影响——这一点让他那篇《仙后》甜得发腻，有时甚至荒唐。有些人——其中包括查尔斯·詹姆斯，他也是这方面的权威——认为伯克的文风建立在弥尔顿的作品上。这我不太相信。的确，伯克经常引用弥尔顿，而且凭他对语言的鉴赏能力他一定也为《失乐园》里选词的华丽和措词的宏大所震撼；这种说法的根据主要来源于他的作品《关于与弑君者媾和的信》。但问题是这部作品写于晚年： 如果伯克真的以培养自己的文风为目的研究过弥尔顿，那他似乎不太可能直到一只脚跨进坟墓之时才显露出弥尔顿的影响。我也不相信《国家传记词典》里所说的，即伯克的文风建立在德莱顿之上。在伯克那思维缜密、有条不紊、铿锵有力的文章中我读不出丝毫德莱顿那种迷人的优雅与无忧无虑的流畅。他们俩之间的差别就像一座建有整齐的走道和花坛的法国花园与泰晤士河畔一座点缀着矮林和绿草地的英国花园之间的差别。就我来看，伯克那种固定的文风所展现出的特殊品质一定归功于约翰逊博士那坚定而无法抗拒的影响。我想正是从他身上伯克学到了精妙长句的价值，多音节词的力量，对称的修辞价值和对照法的警句式魅力。而且凭着自己丰富激昂的幻想和对公共演讲的实践，他还避免了约翰逊的瑕疵（这些瑕疵对于像我这样格外欣赏约翰逊文风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Ⅱ

我们都知道布丰的格言：“风格即人。”如果他说得没错的话，那么了解一个人理应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的文风。问题是这句话果真正确吗？我想在布丰的眼中人是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人都是美德与缺陷的混合体，在他们身上集合了相互之间如此抵触的优点和缺陷，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如此地昭然若揭，你才不得不相信这样相互矛盾的品质能够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伯克在他的年代广受世人的评论；有人热情地赞美他，也有人激烈地抨击他。根据流传下来的许多不同的报道，还有赫兹利特的文章以及菲利普·马格纳斯爵士所著的那本精彩的《生平》，我想我们可以对伯克其人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印象。但这个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你简直无法相信如此罕见的美德居然能同如此可悲的缺陷携手；这一定会令你大惑不解。

埃德蒙德·伯克于1729年出生于爱尔兰，父亲是律师。在那个年代律师是个非常受人鄙视的职业： 约翰逊就曾如此评价离开公司的某个人：“我从不屑于背后说人坏话，但我相信这位先生是个‘律师’。”伯克二十岁出头时就前往伦敦学习法律，并在来到伦敦后不久同一个叫威廉·伯克的人成了密友。这两个伯克即便是亲戚，亲缘关系也很远。很快埃德蒙德·伯克放弃了法律，选择了文学。此后的几年中他靠为书商写作尽力维持生计。他出了两本书，似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帮助他认识了霍勒斯·沃波尔并赢得了约翰逊博士的深切友谊。他于1757年成婚，同年他的弟弟理查德也来到了伦敦。这三个伯克彼此情投意合；威廉和理查德与埃德蒙德夫妇同住，四人收入共享。理查德是个吵闹、冲动、品行不端的家伙，在旁人看来一无是处，但威廉却很能干进取。他在剑桥结交了有用的关系；1765年当罗丁汉姆勋爵受国王之命组建内阁时，他说服了罗丁汉姆邀请埃德蒙德担任其私人秘书，又说服弗尼勋爵送给埃德蒙德一个由其家族把持的选区。

伯克立刻开始在下议院崭露头角。约翰逊博士在给班纳特·兰顿的一封信中写道，伯克“在下议院第一次亮相时取得的声名是前所未有的。他发表了两篇演讲，呼吁废除印花税法， 受到了皮特先生的公开赞扬，并让全城为之惊叹”。 罗丁汉姆于1766年倒台。两年后伯克买下一栋取名“格里高利”的私宅，位于贝肯斯菲尔德，占地六百英亩。伯克这样做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他此时声名远扬，对自己的能力信心满满。可以想象，以他高昂的精神，洋溢的热情，他是很不情愿在寒舍中屈尊的。他热爱社交，喜欢宴请宾客。接济值得接济的才子（尽管有时这并不值得），舒缓穷人的贫困，这对他来说总是件乐事。他出身卑微，而根据当时的习俗，这一点经常会被用来对他揶揄嘲讽。他的身边都是大人物；宴会上人人都用得着他，而他也知道自己的价值。但他不能不注意到人们依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他： 他坐在他们中间，但却不是他们的一员；他身上总是有一种爱尔兰冒险家的气味。当然，他原本就是个爱尔兰冒险家；而他恰好也是个道德高尚，社交与智力天赋卓越，而且知识宽广的人。他一定想，买下格里高利能让他在这个国家中有一席之地，增加他的威望，使他能更加平等地同那些贵族士绅们会面，从而扩大他在这些人身上的影响力；而直到此时，他凭借的仅仅是自己的才华。

这座豪宅花费两万英镑，每年还另需两千五百镑维护费。很奇怪，一个几年前还满足于为书商多兹利写些粗制滥造的东西，一年只挣一百英镑的人，居然愿意支付如此大的一笔开销，而且还背上如此沉重的负担。这三位伯克在弗尼勋爵的资助下从事东印度股票市场的投机交易，他们买下格里高利宅的钱似乎就来自投机所得的利润。但不幸的是，股票大跌，他们入不敷出，而最终弗尼勋爵也破产了，威廉·伯克逃离了英国。埃德蒙德卷入了一场困扰了他一生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将房产的“每一寸地”都抵押了出去，还要向朋友们借钱。买下格里高利的那一年，他向大卫·加利克借了一千英镑，不久之后又向约书亚·雷诺兹借了两千英镑。他在与罗丁汉姆结交的十七年里，一共向他借了高达三万英镑的贷款。人人都知道，两人之间只要发生了金钱来往，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紧张，最终常常会导致关系冷淡。但伯克的朋友们却十分尊重他，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他们敬仰他“高尚的人品和卓越的价值”，因而为他送上他恰恰急需的金钱来表达情意，比如布罗克斯比博士就曾向他赠送一千英镑。 罗丁汉姆死时曾留下遗言，要求销毁伯克的借条。雷诺兹也如法炮制，还外带留给伯克几千英镑遗产。

伯克是个骄傲的人，珍视名誉。我们也许会想，他是否曾为向朋友们借钱感到过一丝羞耻。他似乎从未想到过要把格里高利宅卖掉，这样不但能还清债务，还能把自己从这种不但屈辱而且有损名誉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们只能猜测，在他看来这是一笔至关重要的财富，不惜任何尊严代价也要留住。当然他也未必认为借钱有什么屈辱的。我们知道，借钱这种习惯染上容易戒除难，善借之人很快就能找到既能满足需求，又能不失尊严的方法。

伯克对于金钱满不在乎，这通常被认为是爱尔兰人的天性。他也有爱尔兰人的慷慨热情。

不论自己手头多么紧张，他依然不停地向那些博得他同情的人提供经济援助。他曾经误认为一个叫詹姆斯·巴里的爱尔兰画家是天才，便资助他去意大利学习。诗人克拉布穷困潦倒时，曾向一个又一个名人恳求帮助，但都石沉大海。最后，他投向了伯克。伯克安排他在格里高利住下，直到最后看见他舒适安定地开始生活后才安心。这只是伯克一贯慷慨大度的两个例证。几乎所有和他接触的人都不能不意识到他的伟大。我们不能不惊叹人们是如此频繁地提及他所受到的“崇敬”，以至于我甚至怀疑这个词在当时的内涵是否与现在有所不同。我对于在上一场战争中主持国事的政治家、将军和元帅们心怀尊重与敬仰；我欣赏自己有幸结识的诗人和小说家身上的伟大天赋；但我从未想过要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们——我想其他人的想法也和我一样。也许我们已经丧失“崇敬”的能力了。在担忧和失望在他身上投下了阴影之前，伯克一直富有魅力，性格友善。他很健谈，约翰逊博士就曾赞美他的“侃侃而谈”。我有时想，这本领是不是还能取悦现在的人。也许今天的我们很难不觉得这样的“健谈”有些乏味；因为这个时代充斥着信息，我们等不及听人长篇大论，宁可自己去读书看报。和伯克本人一样，我们也不是好听众（约翰逊曾抱怨道： 他谈话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有人在桌子一端发言，他就会找桌子另一端的人说话），如果有人把谈话变成了独白，一定会让我们很不耐烦。而且伯克既不机智也不幽默，我们很可能会觉得他有些乏味。尽管他那种威严的气度和优雅的举止给范妮·伯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比起他的雄辩我们会更喜欢奥斯丁笔下亨利·蒂尔尼的那种花哨的轻浮。

理查德·伯克几年前曾通过埃德蒙德的影响被任命为格拉纳达西印度岛屿的王室财务总管。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崩盘后，他返回了自己的岗位。他以近乎免费的价格从“红肤加勒比人”——邻近的圣文森特岛原住民的后裔——那里买下了一大块土地，其地值据估计高达十万英镑。这一交易是如此的声名狼藉，以至于圣文森特议会拒绝承认其合法性。伯克一家此时极度窘困，埃德蒙德拼尽全力要保住弟弟的财产权。他答应福克斯，如果他能说服当时在职的诺斯勋爵判决收购有效的话，就分给他一块赃地作为报酬——福克斯那时自己也非常缺钱。福克斯照做了，诺斯勋爵显然也乐于从命，但他把事情办砸了，理查德败诉，返回了英国。随后他又被指控贪污了一万英镑的王室收入，接受了审判并被判有罪。理查德上诉；伯克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上诉判决无限期地推迟了。可以想象，如果他真的确信弟弟无罪的话，那他理应乐于见到正义得到伸张。威廉·伯克为避免因债务问题遭到逮捕而逃离了英国，随即去了印度；在那儿，还是通过埃德蒙德的影响，他被任命为国王军队的发饷人。他从事了一系列不光彩的勾当，据估计从中牟利了足足十五万英镑；菲利普·马格纳斯爵士将其描述为令人发指的欺诈。在彻底名誉扫地之后，他不得不返回英国，面临因挪用公款而遭逮捕的危险。真是一对活宝！

这件肮脏勾当的大多细节直到菲利普爵士在温特沃斯·伍德豪斯审阅了相关文件后才真相大白，但在此之前很多相关内容已经流传了出来，严重损害了埃德蒙德的名誉。约翰逊博士对于人格的判断十分准确，终其一生都对埃德蒙德钟爱有加。他赞赏伯克的智慧、学识、友善和仁慈，但鲍斯韦尔所作的传记中有几段文字，表明即便是他也怀疑埃德蒙德的诚实。的确，按照十八世纪的潜规则，为国家干事就理所当然应该吃国家饭。但伯克是个道德家、改革家。他标榜自己的高风亮节，可居然运用权力把极不称职的人安插到利润丰厚的职位上；他标榜自己的诚实，可居然当众发表虚假声明，说自己从未涉足东印度公司股票。他始终与不公正和腐败做斗争，可自己居然不遗余力地帮助威廉和理查德的腐败欺诈行径。伯克是个伟大的演说家；我们很难将他堂皇的箴言与其可鄙的行径统一起来。难怪有人说，他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但我不这么认为。有一种缺陷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对此政治家也不能幸免；而这种缺陷在他身上被放大到了极端： 那就是，什么符合他的利益，他就愿意相信什么。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缺陷叫做什么，但它既不是虚伪也不是欺骗。

当伯克开始感情用事时，他的判断力就被蒙蔽了。他最动人的品质——热烈的感情——居然会产生如此糟糕的后果，这真是他人生的不幸。威廉和理查德是一对骗子，而且还是笨骗子，他们那些丑陋的伎俩没有一次成功的。可埃德蒙德居然写道：“回顾我的一生，我生命轨迹中所有的闪光点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威廉·伯克。”而对于理查德他写道，他的品质如此正直，任何诱惑都无法腐蚀他。他自始至终地爱他们，尊重他们——尽管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在他眼中他们俩决不会做任何错事；不论证据多么确凿，他就是不相信。

“如果一个人恰巧和伯克共用一个屋檐避雨，”约翰逊博士写道，“他一定会说——‘这真是一个非凡的人’。”伯克的非凡体现在很多约翰逊所不了解的方面。你很难遇到一个像他这样具有如此矛盾个性的人。他既正直又卑琐，既直率又诡诈，既公正又腐败。一个人是怎样调和如此矛盾的个性的？ 我不知道。但我们不应过于责难。蓓姬·夏普不是说过，想要做个一年收入五千英镑的好人并不难吗?如果伯克生来就是个坐拥豪宅的绅士，收入丰厚，那他的行为毫无疑问会像他自己一贯坚信的那样无可指摘。对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他从未有过丝毫怀疑；他一直认为自己受到的辱骂（这是他自己的原话）是可耻的不公。马基雅维里告诉我们，当他回到书房时就会换下乡村服饰，穿上锦袍，就像他惯于以共和国秘书身份在贵族们面前出现时穿的那样。而伯克也在内心里做着相同的事。在他的书房中，他不再是那个鲁莽的赌徒、无耻的揩油者、缺德的钻营之徒（虽然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他自己）、满嘴谎话的辩护人，为了自己的口袋不受影响，攻击那些旨在匡正极端不公现象的必要措施。在他的书房中他就是那个思想高尚的人，那个以精神的高贵、人格的伟大与慷慨为朋友们爱戴与尊敬的人。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对伯克说“风格即人”。

Ⅲ

很显然，伯克的文风扎实地建立在对称之上。赫兹利特写道，德莱顿是第一个在构句中用到对称的人。这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似乎任何人在用连词把两个句子连接起来的时候都会自然地想到对称；当你说“他出去散了个步，回家湿了个透”时，这句话就有某种对称性。可另一方面，约翰逊博士在评价德莱顿的散文时谈到，“他的分句之间从不对称，长句结构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每个字似乎都是任意的，但却出现得恰到好处。”权威的话就是这样不一致。伯克极其热衷于三连环——很遗憾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词；我的意思是说，他喜欢把三个名词，三个形容词或三个从句并列，借以加强语气。以下是一些实例：“从来没有人以如此的恒心，如此的活力，如此的干劲支持过一项事业。” ——“难道帝国就没有储备力量来弥补这样一种可能削弱、分裂、瓦解其整体性的缺陷吗？”——“他们的愿望应当在他心中占据沉重的分量，他们的意见应当得到高度的尊重，他们的事务应当获得持久的关注。”——“我真的认为这对于聪明的人来说不明智，对于清醒的人来说不体面，对于人性的意志来说不温和、不仁慈。”伯克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一句式，以至于它们最终听起来都显得单调了。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缺陷： 有时三连环中的两环过于相似，你不能不意识到它们仅仅是用来制造声音，而非传情达意的。

伯克还经常用到对比；这当然只是对称的一个变种。赫兹利特说它最早出现在《闲谈者》中。经过略显草率的检验后，我没有发现支持此说的显著证据；虽有些蛛丝马迹，但那只是捕风捉影，算不得确凿实证。在《谚语大全》中你能够找到更为显著的例子。我因此猜测，约翰逊正是从这本书中以及通过对拉丁文著作的阅读，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写作方式。他将对比这一形式臻于完美，并凭借自己的声望赋予它持久的魅力。语法学告诉我们，对比是一种使一个复句的两个分句形式相似的构句方式。 如果此说成立，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两种形式的对比：“明对”和“暗对”。明对强调反差，暗对则着重对称。下面举一个明对的例子：“医生只记得自己要保全职位，却忘了自己将失去名望。” 暗对则可以这样用：“假如财富是如此胜过名誉，就像她是如此压制美德一样，那么至少我们的良心将不受她的评判。”

对比句极其有力。如果说目前这一句式已不太常用，那么这毫无疑问是出于一个约翰逊本人指出过的原因。对比的目的是通过字与字的对照来加强思想的对照； 但它如果仅仅用来制造悦耳的声音，那就令人厌烦了。奇怪的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柯勒律治将约翰逊与朱尼厄斯做对比，抨击约翰逊：“朱尼厄斯的对比句，”他写道，“是真正的意象与思想的对比；而约翰逊的对比句仅仅是词的对比。”它后来变成了一种措词把戏，并在麦考利——最后一位泛用对比的著名作家手中，成了一种烦人的把戏。对比现在已经完全沦落了，这也许是件不幸的事，因为毕竟它很有气势和说服力，能够精准无比地挥锤敲中大头钉。

《朱尼厄斯信函》是一篇对比的杰作；其手法令人钦佩。柯勒律治声称当朱尼厄斯的一个句子写到五六行长时，再没有比他的文风更拖沓的了。这一点我承认我并没有注意到，但赫兹利特不但仰慕这一点，而且还亦步亦趋。下面我将引用他写给贝德福德公爵的信中最后一段；这将能很好地展现他的文风。

“因此转换场景是徒劳的。你无法逃离你的敌人，就像你无法逃离你自己一样。身在国外，面对指控，你直视内心寻找安慰，但找到的只有斥责和绝望。但是，阁下，你可以退出生意场，虽然你无法退出危险圈；尽管你找不到安全，但你至少可以停止荒唐。我担心你已经听从那些恶友们的建议太久了；你肮脏地将自己的利益同他们绑在了一起，为他们牺牲了一个君子应当珍视的一切。他们依然极度卑鄙地怂恿你的老年昏聩，就像他们曾经鼓动你的少年恶行一样。他们既不知礼，也不晓道，阻止你吸取过往的教训，甚至不让你保留即便是无德之人也应该有的体面。甚至到了现在他们还在对你说，生活就是一场戏，主人公应当始终如一，既然活着时便无德，那么死去时就该无悔。”

对比句的风尚曾对构句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要比较一下德莱顿和伯克的文章，这一点就不言自明了。它将“对工完整句”的价值体现无遗。这里我需要提醒一下读者： 在一个对工完整句中，句意直到句子结束时才被表达完整；而在句意自然告一段落后再添加一个从句，这样的句子叫散句。英语没有通过倒装句来制造悬念的机制，因此散句很常见。而这一点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英语散文的散漫性。一旦放弃了句子的统一性，作者就很容易一个从句一个从句地叠加上去。而对比句有利于创作古典的对工完整句，因为其语言魅力显然有赖于紧凑完整的句式。下面我引一段伯克的句子为例：

“的确，当我想到法兰西王国的面孔时——她繁多富庶的城市；她宽阔高耸的大道与桥梁；她便利的人工运河和航道，穿越如此广袤的一片大陆，打开了海上交通的机遇之路；当我将目光转向她码头港口的惊人成果，转向她亦战亦贾的完备海军设施时；当我面对她众多施工如此大胆精湛，建造维护如此不惜工本的堡垒，以武装森严的防线和不可逾越的坚壁迎击四面八方之敌时；当我想起它广袤的土地如此广泛地精耕细作，想起全世界最优良的作物都在法国取得了培育技艺的完美极致时；当我想到她精良的制造业与纺织业仅次于我们英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毫不逊色时；当我思索她宏大坚实的公共与私人慈善事业时；当我搜寻这个国家所有美化生活，圆润生活的艺术品时；当我审视她所哺育的那些在战争中为她扬名的军人，得力的政治家，众多思想深邃的律师和神学家、哲学家、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古物学家，还有宗教和世俗的诗人与演讲家时——我所看到的无不令我惊叹、令我遐想，并将我的思维从草率恣意地发出非难的边缘拉了回来，要求我认真审视究竟是什么样潜藏的巨大罪恶能够让人们在瞬间将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构造夷为平地。”

这个段落以三个短句结尾。

我想指出的是，伯克使用了何种技巧来赋予一连串从属分句以“松散”结构，从而进一步将句意悬止到整句的结束。我们知道，约翰逊擅长用从属分句构造完整句，创造出语法学家们所说的“扩展复合句”，从而丧失了伯克所特有的那种流动的紧迫感。我还想指出，伯克通过一方面罗列出多个相同句式的分句，另一方面又变换顿挫和组合避免单调感，达到了非常理想的语言效果。他连续使用同一个字——当——作为一连串分句的打头词，并取得了强大的语势。这当然是一种修辞手法，运用在演讲中时能够产生一股叠加的气势；这再次说明伯克的文风深受其公众演讲经历的影响。我想目前整个英国大概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写出这样一串长句的人了；或许也没有人屑于写这样的句子了。英语的特性使得使用者很容易就写出“散句”；因此，也许是出于一种极力抵御这种散句倾向的本能渴望，当下的时尚是写短句。就在不久前，我刚刚读到过一则消息，说一位大报编辑坚持他手下的供稿人不能写超过十四个字的句子。不过，长句也有长句的优势，能给你提供展开表达的空间，以及通过抑扬顿挫和素材的组织最终达到高潮的机会；它的缺点是容易松散、乏力、模糊、晦涩。十七世纪的文体家们爱写长度惊人的句子，他们也并不总能成功地避免这些缺陷。但伯克很少犯这样的错误。不论他笔下的句子有多长，从句有多复杂，修辞有多丰富，他总能搭出一个相当坚实的框架结构，就像一位轻车熟径的向导把你一路安全地引向全句的终结，既不让你走上岔路，也不让你在路边停留。伯克非常仔细地变换着句子的长度。他既不会用一连串的长句来让你疲倦——除非是出于明确的修辞目的——也不会用一连串的短句来让你厌烦。

伯克有着很强的韵律感。他的散文回响着十八世纪的旋律，就像海顿的交响乐，但同时又带着一种纯正的英国味。你听到了横笛和鼓点，但乐声中却传递出一个清晰的旋律。伯克的文笔雄浑，我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作家能够将如此的力度与如此的优雅结合在一起了。如果他的文章有一点过于庄重，那我想这是由于他和大多十八世纪的作家一样，喜欢使用笼统抽象的词，而今人却更习惯于把这些替换成特定具体的词。这给了现代作品更多的生动性，尽管这有时是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的。试着把伯克的某个句子用当今英语作家惯用的文笔表达出来是项很有趣的练习。这里我随意地挑出一个句子：“最温婉的思想，被如此可怕的危急时刻所困扰——这样的时刻使道德也不得不屈服，以暂时废止自己的外在条例来维护它自身的本质原则——也会保持沉默，任凭欺诈与暴力来毁灭一种虚伪的高贵——它对人性的迫害就是对人性的羞辱。” 这个句子精妙圆润，句意清晰，没有一个字——也许“危急时刻”除外——不是今天的常用字；但这样的句子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如此表达思想了；顺便说一句，也许今天也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了。也许现代作家会如此表达这层意思：“有些时候，即便是良知感最强烈的人，也不得不将法律的精神置于法律的条文之上，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一种无能的，迫害人性、羞辱人性的财阀统治被毁灭，即便是通过暴力与欺骗。” 我不敢说后一个句子更好，但那是我在经过多次尝试后所能给出的最好样本了。我承认它既没有原句的对称，也没有原句的华贵与紧凑。

伯克是爱尔兰人；而爱尔兰人，我们知道，都喜欢滔滔不绝。对他们来说饱足总比不上筵席。他们在餐桌上堆满了佳肴，有时仅仅是看上一眼就让你发腻。但也有些时候，当你真的举叉伸向那些野味馅饼，野猪头还有华丽的孔雀时，你会沮丧地发现它们不过是纸做的，就像意大利歌剧里的宴席一样。英语是门丰富的语言。你几乎总能够在一个平凡的字眼和一个文学化的字眼间，在具体的字眼和抽象的字眼间做选择；你既能明说，也能暗指。伯克个性中的伟大和庄严感总是诱使他用豪言壮语来表达自己。他讨论的是重要话题，我想他一定认为使用平实的语言既对不住这些题目，也对不住他自己。“伯克使用那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合适的，” 福克斯曾说。“这对他而言很自然；他甚至对妻子，用人和孩子都是这样说话的。” 但必须承认，这有时很累人。 这也是他众议院生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最伟大的一次众议院发言就是关于同北美十三州和解的演说。莫利勋爵把它描述为具有“最睿智的气度，最严密的逻辑， 最丰富的话题， 最大度、最和解的呼吁”。 但它却把所有人都赶跑了。

约翰逊博士告诉我们，在他那个年代没有人谈论文体，因为人人都有生花妙笔。“优雅的文笔随处可见，”他写道。即便如此，伯克依然显得卓尔不群。他以他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熠熠生辉的比喻、夸张以及丰富的想象当之无愧地征服了他的时代。但也有人表示异议。赫兹利特曾记述了一段福克斯和霍兰德勋爵就伯克的文体进行的一次谈话。这位“尊贵的阁下”似乎“反对伯克的文体，认为它太花哨，华而不实，还说它缀满鲜花却不见果实。福克斯先生回应道，尽管这样的抨击很常见，但在他看来是毫无根据的；相反，鲜花常常遮掩了身下的果实，文体的华丽阻碍了而非加强了它们所要传递的情感。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取下一本书，将其中一页内容用他自己平实自然的语言转述了一遍。这最终说服了霍兰德勋爵，他承认自己的注意力时常被炫目的意象所吸引，结果忽视了文字的思想”。在那些逝去的岁月里，尊贵的阁下们和卓越的政治家们原来也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愿意这样亲切地打发闲暇时光，这真是饶有趣味。当然，如果勋爵阁下的注意力真的被伯克那绚丽的文风从文章的主题上引开了，那这也是对他文体的一种反思。意象的目的不是要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而是要让文字的意义变得更清晰；明喻暗喻的目的也是为了将这种意义深刻地印在读者脑中，并通过调动他的想象力来让他对此更乐于接受。没有实现描绘目的的描绘是无用的。伯克的头脑浪漫诗意，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所有十八世纪的散文大师，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文章丰富多彩；但他的目的是要让人信服而非取悦于人，是压倒而非劝说。通过调动他全部的想象力，他不但要让自己的观点明晰，还要打动人们的柔情或激情，迫使他们认同。我不知道福克斯先生是何时与勋爵阁下进行这次谈话的，但假如《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此时业已出版，那他完全可以用这本书来反驳勋爵的观点。因为在这里，华丽的修饰渗透了作品的肌理，完全成为了观点表述的一部分。 这里，意象、明喻和暗喻完成了各自的目的。只有一段话令我持保留态度，也就是这本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伯克描述他在凡尔赛宫见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感受：“再没有哪位更妩媚的佳人惠临过这颗明珠了，她轻盈得似乎都不曾踏在地上。”这段描述可以在他的文集中找到，所以这里我就不引用出处了；就我的品味来说它有些太夸张。但即便它算不上完美的散文，但至少也有着华贵的韵律，华贵到甚至略显荒唐的地步：“哪怕是一个冒犯的眼神，我想也会有万把长剑出鞘捍卫她的荣誉”；这段结尾处的顿挫也非常优美：“不靠收买的优雅生活，义不容辞地保卫国家，男子汉气概和英雄事业的孕育之所——这些都远去了！远去了，那强烈的原则感，那纯洁的荣誉感——污点就像伤口一样令它刺痛，它激发着勇气又抑制着凶残，触及的一切都变得高贵，光芒之中缺点也失去了一半的罪恶，因为所有的粗野都被磨平。”

菲力普·弗朗西斯爵士——他也许就是《朱尼厄斯信函》的作者——谴责这段文字是“彻头彻尾的夸夸其谈”，接着又有些令人吃惊地写道：“只此一次，我希望你能够容许我来教教你英语写作。对于我——一个愿意读完你全部文字的人来说——这将是莫大的安慰，而对于你来说这也算不上贬损。为什么你就不愿相信，惟有精益求精，文字方有长远价值?”

正如我前面的引文呈现的那样，伯克大量地使用暗喻。它们与文章的素材相交织，就如同里昂的织工将一种色彩的丝线与另一种色彩交织在一起，创造出闪光绸一般亮闪闪的织物一样。伯克当然像其他作家一样大量使用福勒所说的“自然比喻”，但他也常常自如地运用福勒称为“人工比喻”的手法。这给了他的抽象概括以具体的质感， 通过实实在在的意象来加强某个观点。但与某些现代作家不同，伯克会小心地避免把某个暗喻用尽，而现代作家却会对暗喻的每一层引申之意都穷追不舍，就像蜘蛛把它那张网的每一根蛛丝都跑了个遍一样。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展示伯克的水平：“的确，当你穷困潦倒时，你的房屋会荒废失修；但你总还拥有这座高贵城堡的几段城墙和完整的地基。城墙你还能修复；地基之上你还能重建。”

另一方面，伯克对明喻使用较少。现代作家真应该学学他的榜样。最近，一股可怕的流行病在文坛中爆发了。明喻成堆地聚集在我们那些年轻作家的书页间，就像年轻人脸上的青春痘一样密密麻麻的，甚是丑陋。明喻有它的用处。它既能让你想起一件熟悉的事物，从而让你更清晰地看到类比的主题，也能通过提及一件你不熟悉的事物来集中你的注意力。但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装饰却是危险的；用它来炫耀聪明是令人厌恶的；而在既不美观又不动人的情况下使用它更是荒唐的。（例如：“月亮在树顶颤动，就像一个巨大的牛奶冻。”）当伯克使用明喻时，他的辞藻依然一如既往地华丽。下面是他最著名的一段比喻：“但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种族来说，只要那座承载着我们的教会和国家的坚实大厦、那座圣堂、那神圣中最神圣的古法，在崇敬和权力的护卫下坚不可摧地屹立在不列颠锡安的山顶，既是一座堡垒又是一座神殿——不列颠的君主制，在国家秩序的限制和守护下，就将如同骄傲的温莎城堡一样端坐在同它一样古老的双环塔楼的拱卫中，气势恢宏，屹立不倒；只要这座令人敬畏的堡垒俯瞰守护着这片王化之地，低洼肥沃的贝德福德平原上的土丘和堤坝就无需畏惧所有法国平等主义者的铁镐。”

我们作家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分段；当我们觉得应该通过分段给读者一个小小的喘息时，通常总会那么做，不管这样分段的语感如何。但段落划分应当不仅仅考虑内容长度，而且要考虑内容分量。段落是有着统一表达目的的句子的集合。因此段落应当处理单个主题，并排除所有不相关的内容。正如同“散句”中的修饰部分不应该超过被修饰部分一样，一个段落中次要的内容也应当服从主要的内容。这也正是文法家们给我们的告诫。伯克一丝不苟地遵循着这些原则。 他最完美的段落总是以短句开门见山地说明主题，吸引读者的注意，接着跟上一连串中等长度的句子或一个气势磅礴的长完整句，措辞的丰富性和力度也越来越强，直到在段落当中或稍稍偏后的位置达到高潮；最后他的语调放缓，句子长度也随之变短，段落有时突然地宣告终结。

我先前谈到过，伯克的文风在很多方面都受益于他在公共演讲方面的经验；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的缺陷，可能会给一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留下话柄。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阿考特总督的债务问题的演说中，他问了一长串的反问句。这也许在众议院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但印刷成文后读起来却很焦躁，很累人。演讲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弊病是过于频繁地使用感叹句。“如果他们都能记住那不可切断的纽带，记住他们各自的位置，那该有多好啊！ 幸福啊，如果导师能够满足于延续未被野心腐化的学识，而非渴望着成为主人。”他频繁使用倒装句式，颇有些古韵，这样的手法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这主要是用来避免简单的主谓宾语序所带来的单调感，同时还能通过前置来强调重要的句子成分。但像“私人恩怨我与他们从未结下”这样的句子就需要用真实的重音朗读听上去才自然。另一方面，我想也正是归功于他的公众演讲经历，伯克才能够巧妙地使一连串的短句具有音乐般的语调和高贵的音韵，正如他构建由一长串华丽从句组成的长完整句时一样；这一点在《致一位尊贵阁下的信》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这封信中，伯克一定是本能地察觉到，当他试图以年老体衰，痛失爱子博取同情时，必须着力于简洁。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人心：

“暴风雨席卷了我；我躺在地上，就像那些刚刚被飓风刮倒，散落在我四周的老橡树。我身败名裂，被连根拔起匍匐在地……我形单影只。我已无力应对城门之外的敌人了。是的，阁下，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如果我还以为自己愿意拿一捧救命的稻穗来换世上所有那些叫做荣誉和名望的东西，那我是在深深地欺骗自己。那是只属于少数人的趣味。那是一种奢侈，一种特权，一种悠然自得的放纵。但我们所有人都天生会躲避羞辱，就像我们天生躲避痛苦、贫穷和疾病一样。这是一种本能；在理智的指引下，本能永远是正当的。但我生活在颠倒的秩序中。应当继承我的人先我而去了；我的后代却去了我祖先的地方。这个虔诚之举是为了我那最亲密的人（他将在我的记忆中永存）；为了他，我必须向世人证明，他的父亲不像贝德福德公爵希望的那样是一个可耻的人。”

这段话中，最精彩的词确实都放在了最精彩的位置上。这里没有多少如画的意象，没有任何浪漫的比喻，却证明了赫兹利特对他的评价所言不虚： 他是除杰里米·泰勒之外最具诗意的散文家。我认为在这段韵辞的优美旋律中，在这些简单字句的精妙选择中，你甚至能够预见到华兹华斯最伟大的精髓——希望我这样说不要被看作是文学自负。如果我的这篇文章能够说服哪位读者亲眼见证伯克的伟大，那我极力推荐他读一读《致一位尊贵阁下的信》。这是一篇最伟大的英语檄文，而且很短，只要一个小时就能读完。它简单明了地展现了伯克所有的惊人天赋、他书面化和口语化的文风、他对警句和讽刺的妙用、他的智慧、他的理智、他的哀思、他的义愤和他的高贵。

对于某本书的思考

Ⅰ

每天清晨五点差五分，康德教授的仆人兰普准时叫醒了他。五点钟，康德穿着拖鞋、晨衣和睡帽，睡帽上面还戴着一顶三角帽，坐在书房里准备用早餐。早餐是一杯淡茶和一斗烟。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康德用来思考当天上午的讲座内容。然后他更衣下楼；讲堂就在他家的底楼。他从早上七点讲到九点。他的讲座广受欢迎，想要找到好位置你必须六点半之前就赶到。康德坐在一张小桌子后，用谈话的语调轻声讲课。他很少打手势，而是用幽默和丰富的例证来生动讲课内容。他的目标是教会学生独立思考，因此不喜欢学生们埋头苦记自己说的每一个字。

“先生们，不要这样写个不停，”有一次他这样说道。“我不是神谕。”

他习惯于把目光聚焦在离他最近的学生身上，通过他脸上的表情判断他是否理解了自己的话。但一件小事就能分散他的注意力。有一次一个学生外套上少了一粒纽扣，结果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有一次一个困倦的年轻人不停地打哈欠，康德于是停下来说道：

“如果一个人无法抑制地要打哈欠，那么根据礼仪他应当用一只手遮住嘴。”

九点钟康德回到房间，换回晨衣、睡帽、三角帽和拖鞋，继续他的研究，一直到下午一点差一刻。这时他起身向楼下的厨娘喊话，告诉她开饭时间，然后换好正装，回到书房，等待前来午餐的客人。客人的人数从来都在两人到五人之间。康德无法忍受独自进餐。据说有一次他实在找不到人陪他吃饭，便让仆人上街随便带一个人进来。康德一贯要求厨娘准时备餐，客人准时到达。他习惯在他希望客人出现的那一天才发出邀请，这样他们就不至于为了同他一道午餐而放弃其他的预约。有一段时间一位克劳斯教授除了星期天外天天都来他家吃饭，可康德依然坚持每天早上都向他送去邀请。

客人一旦到齐，康德就会吩咐仆人上菜，自己去客厅里取银勺子——他把这些宝贝和钱一起锁在一张书桌里。客人们在餐厅落座后，康德便说：“开始吧，先生们。”然后大吃起来。饭菜很丰盛。这是康德一天里唯一的一餐饭，有汤、有豆荚烧鱼、有烤肉，最后还有奶酪和时令水果。每位客人面前都有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瓶白葡萄酒，这样他就可以自由选择。

康德喜欢说话，而且喜欢一个人说，如果有人插嘴或反驳他会很不高兴。不过他的话非常令人愉快，因此很少有人介意由他来垄断整场谈话。他曾在一本书中写道：“当一个缺乏经历的年轻人参加一场规格档次超乎他想象的聚会时，他很容易在开口说话时感到窘迫（尤其是在有女士在场的情况下）。这时，以报纸上的某则新闻作为开场白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别人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要说起这个。他这时一定刚从街上走过，因此谈论坏天气是最佳的引子。”尽管他自己的餐桌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女士，但康德还是一向惯于用这个方便的话题作为谈话的起始点。接着他会转向当天的国际国内新闻，然后由此谈及旅行者的见闻故事，异邦的奇特习俗，一般文学以及食物。最后他会讲些幽默故事。他的故事很多，而且讲得有声有色。这么做照他的说法是为了“让用餐在笑声中结束，这样可以促进消化”。他喜欢把午餐拉得很长，客人直到很晚才起身离席。客人们离开后康德不愿立刻坐下，免得瞌睡。他绝不允许自己打瞌睡，因为在他看来睡眠应当尽量节制，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延长生命。餐后他习惯作午后散步。

康德是个小个子，身高刚刚五英尺，胸廓也窄，两只肩膀一高一低，人瘦得皮包骨。他长着一只鹰钩鼻，但眉毛很好，肤色也很洁净。他的蓝眼睛虽然很小但很精神、很敏锐。他着装整洁漂亮，戴着一副金色的小假发，打一条黑领带，着一件领口和袖口绣花边的衬衫。他的外套、裤子和背心的质料精良，配着灰色的丝绸长袜和绣着银扣的鞋子。他的一只胳膊下夹着那顶三角帽，另一只手中拄着一根金头手杖。每天不论天晴还是下雨他都要散步，而且不多不少一个钟头。但如果天气过于恶劣的话，仆人就会跟在身后为他撑起一顶大伞。他唯一一次没有散步是当他收到卢梭的《爱弥尔》时。那本书他读得爱不释手，结果在屋里呆了三天。他散步时走得很慢，因为他认为出汗对自己有害；而且他喜欢一个人走，因为他习惯用鼻孔呼吸，这样做在他看来是为了避免着凉——如果他和同伴一起散步的话，出于礼貌就不得不说话，那样就只能用嘴呼吸了。他每天一成不变地走着相同的路线——按照海涅的说法，他总是沿着林登街走上八个来回。他每天离家的时间也是分毫不差，镇上的人都能根据他出门的时间来对钟。回到家后康德返回书房读书写信，直到天色变暗。这时，他习惯把目光对准附近一座教堂的尖顶，接着思考此时恰好占据着他思维的问题。 关于这点还有一个故事： 一天晚上康德发现，他怎么也看不到那个尖顶了，原来是旁边的几棵杨树长得太高，遮住了尖塔。这让康德坐立不安。幸运的是杨树的主人同意剪去树顶，这样康德就能继续怡然自得地思考问题了。九点四十五分，康德停下了他繁忙的工作。十点钟前他已经安稳地裹在被中了。

但就在1789年七月中旬到月底的某一天，康德踏出房门作午后散步时，没有走向林登街，而是走了另一个方向。哥尼斯堡的居民惊讶万分，纷纷议论世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他们猜对了。康德刚刚得到消息： 七月十四日巴黎的暴民攻陷了巴士底狱，释放了囚犯。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康德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是个马具匠，品德高尚，他的母亲是个十分虔诚的信徒。关于父母康德这样说道：“他们给与我的教育从道德角度来说是完美无缺的。每当我怀念他们时，心中都对此感激不尽。”他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说，母亲严格的宗教信仰对他最终形成的哲学体系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德八岁上学，十六岁时进入哥尼斯堡大学。此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他的父亲很穷，除了支付他的食宿费用外无力给他更多的帮助。他从一个鞋匠叔叔那里得到过一些经济支持，他自己也做过家庭教师，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还凭着他在台球和奥伯尔牌戏上的本事赢了点儿钱，这才读完了六年大学。父亲死时，康德二十二岁，他的家庭就此解体。康德太太为丈夫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有五个： 本文的主角康德本人、一个比他年幼许多的弟弟和三个女孩儿。姑娘们后来都做了用人，其中两个嫁给了同阶层的人，小弟弟由鞋匠叔叔照料。而康德在没能申请到一所当地学校的助理职位后，先后在数个外省乡绅家中做过家庭教师。他因此得以融入一个在举止礼仪方面远胜自己出身阶层的社交圈，从而培养出了后来令他卓尔不群的翩翩风度和优雅举止。就这样他度过了九年光阴。后来他取得了学位，在哥尼斯堡大学成为了一名讲师。他住在公寓里，吃饭时选择那些有可能遇见好伙伴的小饭馆。但他十分挑剔。一次他被公寓里一只公鸡的叫声干扰了思考。他试图把这只鸡买下，但主人不愿意，于是他只好搬家。还有一次他搬家是因为一位同住的客人谈话过于乏味，另一次是因为大家希望他就学术问题做长篇大论，而这恰恰是他不愿意的。多年以后康德的经济情况才有了好转，能够买下一座自己的房子，还有一个仆人来照料起居。房子里的家具很少，屋里唯一的一幅画是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卢梭肖像。墙壁原先粉得雪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油烟熏得漆黑，你甚至都能在上面写名字；一次一位客人真的这么干了，康德温和地批评了他。

“朋友，你为什么要扰动那经年的尘埃呢？这自然而然形成的帷幔难道不比金钱买来的要好吗？”

尽管康德活到了八十岁，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的小镇六十英里。他身体时常不适，鲜有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但他凭借意志力能够将注意力从身体的感觉上转移开，就好像它们与自己无关一样。“他喜欢说，一个人应该学会适应自己的身体。”他性格开朗，对所有人都友好体贴；但他十分拘礼。他尊重别人，也希望别人以相同的尊重回敬他。当他声名鹊起时，人们纷纷热切地想要见他一面，于是找中间人牵线搭桥，邀请康德来自己家中做客；但康德总是要求这些人先来他家作礼节性的拜访，然后才答应回访，不论他们是怎样的名流。

Ⅱ

我刚才对康德其人及其生平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为的是激发读者对这位大哲学家的兴趣，好引诱他有足够的耐心读完我下面将要展开的对其一本著作的读后感。这本书有一个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标题： 《判断力批判》。这本书讨论了两个主题： 审美与目的论。这里我想第一时间澄清，我只打算讨论第一个问题——审美。而且对于自己的观点我也不敢抱太大信心，因为我完全清楚我一个小说家胆敢涉足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被认作自以为是。我不想装哲学家，我仅仅是一个终身热爱艺术的人。我只敢说，我通过自身经验了解一些创作的过程；而作为一名小说家，我也能够不失偏颇地看待审美的核心主题——“美”。小说是一门艺术，但不是完美的艺术。伟大的小说可以讨论人类心中的所有激情，窥探他那多变而哀伤的灵魂深处，分析人际关系，描述文明或是创造不朽的人物；但美却只有在某个字被意外误用时才会出现在小说中。我们小说家不得不将美留给诗人。

但在我开始评论康德的审美观点之前我必须告诉读者一件奇怪的事： 他似乎完全没有审美感官。一位传记家如是写道：“他似乎从不对绘画或雕刻表现出任何兴趣，即便对其中的珍品亦是如此。 哪怕他站在收藏有倾国倾城的艺术品的画廊中，我也从未注意到他曾把目光转向这些杰作，或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对艺术家技艺的欣赏。”他不是十八世纪的人们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之人”。他两次认真地考虑过婚姻问题，但他花了太长时间思考这一步的利与弊，结果一位他心中有意的年轻女士另嫁他人，另一位在他做出决定前离开了哥尼斯堡。我想这足以说明他没有坠入爱河，不然的话他肯定能轻而易举地为心中的渴望找出充足的理由，即便他是位哲学家。他的两个已婚姊妹也住在哥尼斯堡，但康德在二十五年里没有和她们说过一句话。他对此的理由是，他没有什么要对她们说的。这听上去很理性。尽管我们不由地哀叹他缺少心肝，但当我们回想起多少次我们的胆怯迫使我们绞尽脑汁地同那些与自己除了血缘关系外没有任何其他共同之处的人没话找话时，我们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意志力。他只有关系很近的熟人，却没有朋友；他们生病时他也从不去看望，只是每天派人前去问询。他们死时康德只是说：“让逝者在逝者中安息吧，”然后就把他们抛出脑外。 他感情既不冲动也不外露，但和蔼、慷慨（在他那份微薄家产的限度内）、乐于助人。他有深邃的智慧和惊人的思辨力，但他的情感天赋非常贫瘠。

因此，康德居然能就这个涉及情感的问题发表这么多睿智且深刻的见地，这不能不令人愈发惊讶。在他看来，美当然是脱离于客体的。客体仅仅给了我们某种特定快感的语言符号。康德还发现艺术能赋予那些本质上丑陋的事物以美感。不过对于这一论断他有所保留地承认，某些事物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如此丑陋，以至于令人作呕。这一点某些现代派画家最好牢记。他还暗示，当实际经验过于平凡时，艺术家可以通过想象使自然素材升华为超越自然的艺术。凭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康德甚至预见了当代抽象艺术。

一个哲学家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个性决定的。因此我们不难料到，康德对于美学问题的研究方式是纯理性的。它的目标是要证明美所带来的快感完全是思维的结果。他对这一论题的切入点也很有意思。康德首先在愉悦和美之间做出区分。他认为美所带来的快乐是不受任何利益影响的；而愉悦是感官接受到的快乐，因此愉悦产生倾向性，而倾向性则与欲望以及利益紧密相连。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康德的观点： 当我看着柏埃斯图姆的多利斯风格的神庙时， 我所感受的快乐是不受任何利益影响的，因此我可以很肯定地把这称作“美”；可是当我看见一只熟透的桃子时，它在我心中激起的快乐就不无利益关系了，因为它勾起了我品尝的欲望，因此只能称作“愉悦”而非美丽。各人的感官不尽相同，因此令我愉悦之物可能会令你无动于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品味评判愉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愉悦带来的满足仅仅是一种快感，因此康德声称它毫无价值。这是个很难让人接受的论断。在我看来对此的唯一解释就是康德坚信只有思维能力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既然美是脱离于感官的（因为感官必定与利益瓜葛），那么色彩、魅惑和情感这些仅仅带来快感的感官事物就与美毫无关系。这个结论当然令人诧异。尽管乍听起来十分荒唐，但康德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论断，其逻辑还是十分清晰的。人类的感官能力各不相同。假如美依赖于感官，那就不存在一个标准的评判法则，美学也将不复存在。假如对于美的判断——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审美——要具备任何准确性，那它就不能依赖飘忽不定的感觉，而必须依靠精神活动。当你试图判断一件物体的美学价值时，你必须抛弃一切杂质——诸如那些诱人的色彩，还有你心中激荡的情感——而仅仅专注于它的形式；如果你能够在想象和理解（两者皆为思维能力）之间捕捉到某种和谐的统一，你就能获取快乐，从而肯定这件物体的美学价值。

在完成了这一思维步骤后，你就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认同你的判断。判定一件物体的美学价值不是基于概念定义，而是基于它所带来的快乐，因此属于主观判断。但尽管如此，它依然具有普遍的准确性，你也有权声称所有人都应当在经你认定具有美学价值的物体身上发现美。事实上认同你的判断是他人的责任。康德为此论断作了如下辩护：“当一个人认识到某客体为他带来的快乐不受任何个人利益影响时，他将毋庸置疑地视此客体具备某种为所有人带来快乐的特质。因为既然此种快乐不是基于任何主观倾向（或任何其他个人利益），那么主体对此客体的钟爱也就完全与主体自身无关，因而主体所感受到的快乐也与主体自身的一切个人因素无关。因此主体就能假定他人身上同样具备感受此种快乐的条件，从而坚信所有人都应当能感受到相似的快乐。”

不过有迹象表明康德自己也觉得这一论证缺乏说服力。或许他甚至想到过想象和理解并不比感官更坚实，因为很显然，没有哪两个人的思维能力是完全一样的。 哥尼斯堡里也许有很多人比我们的哲学家更富想象力，但没有人具备和他一样扎实的理解力。康德不得不假定我们可以凭借人类共有的感知力在判断“什么是美”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他本人也随即承认了人们经常对这一问题判断失误，因此他的假定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在另一篇论述中他认为人们对美的兴趣并不一致——可如果人类真的在这方面具有某种共同的感知力，那所有人都应该对美怀有同等的热爱了。在一篇叫做《审美判断的辩证法》的文章中，康德声称，唯一能够挽救审美普适性的方法就是假定在客体和判断主体之上存在一个“超感体”。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康德的意思就是说，美的客体和体验到美的主体都是现实的体现，而现实只有一个——两者事实上都是相同的丝线织成的同一套衣裤。但我认为这样的论述缺乏说服力。假定审美是全人类共有的感知力在我看来是想徒劳地证明一个完全违背经验的结论。如果说由美而生的快乐是主观的话——这一点康德当然极力坚持——那它的产生一定离不开鉴赏者本人的个性及其独特的思维和感知。尽管我们都是古罗马-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继承者，因此具有很多共性，但我们当中没有哪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尽管对于一些熟悉的事物我们或多或少能对其美丽达成共识——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都对它们耳熟能详——但毫无疑问，对于美的判断我们各人之间的差异丝毫不比我们对愉悦的判断小。

康德随后声称，如果你通过前文所述的步骤确定了一个客体的美，那你不但能够将你心中由美而生的快乐（一种感觉）普推至所有人，而且能够假定你的快乐（一种感觉——我重申） 是可以普遍传递的。这在我听来非常奇怪。我一直认为感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不可传递。当我看着乔尔乔涅在弗朗科堡所绘的圣母像时，如果我有语言天赋的话我能够向你描述我心中的感受，但我没法让你心中涌起相同的情感。我能告诉你我坠入了爱河，甚至向你诉说爱在我心中燃起的激情，但我没法将我的爱传递给你，否则的话你和我就会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那我可就尴尬至极了。我们的情感当然是由我们的个性决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两个人眼中的诗和画是一模一样的。至于康德为何会认为感情是可以普遍传递的，我想这只能归因于他坚信感情是可以忽略的，除非它能通过想象和理解催生思维；而既然思维可以通过我们天然的认知能力普遍传递，那么催生思维的情感也应该能够传递。这也许就是康德如此坚持审美纯思维性的原因。

但思考是一种被动状态。它无法带来欣赏佳画，阅读美诗时的那种冲击审美感官的激动、兴奋和屏息感。它能很好地描述人类对愉悦的反应，但完全无法描述美的冲击。我很难相信有人真的能用“思考”那种不温不火的情绪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听贝多芬和莫扎特，看艾尔·格列柯和夏尔丹。

Ⅲ

康德的情感可传递性理论很自然地引发了人们对于传递问题的思考。艺术家——不管是诗人，画家还是作曲家——毫无疑问都通过作品传递信息，但美学理论家们却就此推断传递信息正是艺术家的创作动机。这一点我认为他们错了。他们没能充分审视创作过程。我认为当一个艺术家开始着手创作一部作品时，他并没有抱着理论家们所揣测的那种动机。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为了传递信息，那他就是一个宣传家、鼓动家，而非艺术家。我很清楚小说家的创作过程： 一个想法不知从何处闪入脑海，他给它起了一个宏大的名字——灵感。它就像钻入牡蛎壳内的小沙子一样微不足道，但激起的扰动却最终创造了珍珠。不知为何这个想法令他激动，激发着他的想象；思绪和情感从潜意识中涌出，许许多多的人物浮出脑海，围绕着他们一幕幕事件也呼之欲出——人物是通过行为而非描述得到体现的——直到最后他的脑海中充斥着一大团混沌无形的素材。有时——但不是每次——他能够从素材的图案中发现一条道路，引领他穿过这片情感和思绪的混沌丛林，直到最后他的精神完全被这团迷茫所占据；为了将灵魂从这无法忍受的重负下释放出来，他不得不把一切都诉诸笔尖。创作完成后他终于重归自由。至于读者从作品中获取了什么，那就不是作家的考量了。

我认为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风景画家，像年轻的莫奈和毕沙罗。画家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某处景致——譬如一条弯弯的河道，或是夹在无叶落木中的一条雪中路——会在他心中唤起无名的激情，引发他的创作欲，让他感觉素材就在眼前。而既然大自然使他成为了一名画家，那他就能够把这种情感转化成形与色的布局。这尽管满足不了他自己的感官——我怀疑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够完全达到心灵之眼所见的目标，不管他从事哪种艺术——但却能缓解内心的创作激情；那既是他的快乐，又是他的折磨。但我相信他从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向未来的观众传递信息。

这一描述对于诗人和作曲家同样适用。坦率地讲，我之所以选择用绘画而非音乐或诗歌为例，那完全是因为绘画讲述起来更简单。看一幅画只需一眼。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只需一瞥就能领悟一幅画作的全部内涵；那不但要求你具备领悟的能力，还需要你的持久与专注。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充满了联想，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中联想也各不相同。语言通过含义和声韵感染人，因此同时影响着感官和思维。而绘画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带给你的审美快感。至于音乐我不敢多说；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天赋使人类创造了音乐，这在我看来是艺术创作之路上的最大谜团。而康德居然把音乐（和烹饪一道）归入最下等的艺术之列，这不能不令人咋舌。他的理由是，尽管音乐是最受欢迎的愉悦艺术，但它却完全是感官的。康德有这样的观点也纯属自然，因为他一向按艺术对于思维的贡献来衡量其价值。不过他对诗歌却评价甚高，因为诗能激发想象，突破概念或严格定义的语义限制，释放更多的思绪。“造型艺术中”，康德写道，“我最欣赏绘画，因为它最能深入思维的疆域。”

Ⅳ

既然我原本就不打算把这篇文章写成哲学论文，而仅仅是探讨一个我感兴趣的话题，因此我想说两句题外话也并不为过。知识界对于审美的态度和几乎所有的美学评论家相同。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理性地解读一个原本就和理性几乎无关，却差不多纯属情感范畴的问题。罗杰·弗莱就是这样做的。罗杰富有魅力，文笔清晰，对绘画也略有涉猎，是位德高望重的艺术评论家。但就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也会被自身所处时代的一些偏见所左右。他声称艺术作品应当在自由的审美冲动中酝酿，因此极力批判那些坚持自己的意愿，不允许艺术家天马行空的赞助者。他还非常瞧不起肖像画，因为在他看来，创作肖像画的目的是为了让主顾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获取名望。他把那些接受肖像画工作的画家看做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社会寄生虫。罗杰把艺术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艺术家自由表达真实审美冲动的作品，另一类作品是艺术家用雕虫小技取悦无力欣赏美的公众。”这听上去非常地傲慢。古埃及的法老给自己树立了巨大的雕像，其目的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墙上贴满自己的画像并无二致，都是为了将自己的形象深深印入臣民的脑海。我们还有贝利尼的总督像、提香的《戴手套的男人》、委拉斯盖兹的英诺森教皇像，这些作品都能证明肖像画也能够成为美的艺术精品。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画的主顾不满意。如果菲利普四世真的对委拉斯盖兹的画不满意，那他绝不会如此频繁地为他做模特。

罗杰·弗莱的论证漏洞在于他错误地假定艺术家创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同评论家或一般观众有任何关系。如果他自己是小说家的话，那他也有可能会动笔写一本嘲笑其他小说家的作品，就像菲尔丁写《约瑟夫·安德鲁斯》嘲笑理查逊那样。但在创作本能的推动下，写作变成了他自己的快乐。我们知道，狄更斯曾经受邀就一个他并不感兴趣的话题写书，替一位著名漫画家的插图配文。他接受这份工作纯粹是为了每月能挣十四英镑。但凭借着旺盛的精力、源源不断的幽默感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才能，狄更斯创作的这本《匹克威克外传》成为了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幽默典范。说不定正是那些他不得不咬牙接受的苛刻限制激发了他的天才灵感，让他神奇地凭空创作出山姆·维勒父子这样的角色。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技法娴熟的艺术家会被创作限制捆住手脚。当一位主顾要求作一幅描绘他和妻子跪在耶稣受难十字架下的肖像画时，不论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还是因为信仰虔诚，画家无论如何都能毫不费力地满足他的愿望。我相信这位画家绝不会认为主顾的意愿是对他美学自由的侵犯： 相反，我更倾向于认为创作限制带来的困难反倒激发了他的灵感。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的限制。艺术家越有才能，就越能自由地在限制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创作本能。

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中曾有人声称绘画是一门神秘的艺术，只有画家才能充分欣赏，因为只有他们才了解绘画的技艺。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法国，那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也是大多数美学理论的发源地。我印象中是惠斯勒把这种观点引入了英国。他坚称一般观众本质上都是庸俗主义者，应当像领受神谕一样接受艺术家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唯一的用处就是掏钱买画，给艺术家提供衣食，而他对作品不论欣赏还是批评都一样无足轻重。这真是一派胡言。绘画技巧本身并无神秘之处，它不过就是艺术家用以达到目标效果的过程罢了。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技巧，这和一般受众没有关系。 他们只关心结果。当你看到一幅画作时，如果你思维独特的话也许你会有兴趣审视作者是通过何种手法将色彩、光线、线条和空间的关系整合起来的；但这并不是作品传递给你的审美价值。你不但用眼睛看画，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本能的爱憎、习惯、情感等等——可以说是你的全部个性——在读画。你的个性越丰富，作品传递给你的内涵也就越丰富。那种认为绘画的奥秘只有它的门徒才能洞悉的说法在我听来非常愚蠢，尽管画家们会觉得它很入耳。这会误导他们鄙视某些评论家，只因为后者从作品中看到的东西从画家的职业角度来说无足轻重。但我想画家们错了。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今天已经不是人人都能欣赏了，但我们都知道这幅画对沃尔特·佩特的影响。它传递的不仅仅是纯粹的美学价值；它能够对沃尔特那奇特的感官造成如此冲击同样也是这幅画的一个重要价值。

卢浮宫里有一幅德加的名画，人们习惯于把它叫做“苦艾酒”，但它事实上描绘的是一位当年广为人知的雕刻师和一位名叫艾伦·安德烈的女演员。他俩之间的关系在他们那个行当里根本算不上丑闻。画面中两人并肩坐在一家小破酒馆里铺着大理石面的桌子前，周围环境肮脏庸俗。女演员的桌前放着一杯苦艾酒。两人衣衫邋遢，你甚至都能闻到他们那肮脏的衣物和身上长时间不洗澡发出的臭味。此刻两人正醉醺醺地倒在长沙发上，脸色凝重阴沉。他们无精打采的神情中有一种无动于衷的绝望，你能感觉到他们已麻木地自暴自弃，并在无耻的堕落中越陷越深。这幅画并不漂亮，也不令人愉悦，但它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给人带来的是真正的审美冲击。我当然能够发现这幅画高超的构图、漂亮的色彩和坚实的线条，但对我来说它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当我站在这幅画前时，我的感性突然敏锐起来；在我的思绪背后，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我想起了魏尔伦和兰波的诗，想起了《玛奈特·萨洛蒙》，想起了塞纳河岸的码头和它们的二手书店，想起了圣米歇尔大街和那些古老肮脏的街道上的咖啡店和小酒馆。我敢说从仅仅考虑美学价值的审美角度来看，这些联想都是不应提倡的。但我为什么要在乎呢？这些联想大大增添了作品给我带来的快感。这样一幅能够带给人无限遐想的作品，其创作源泉怎么可能像著名的评论家卡米尔·莫克莱尔所说的那样，全是因为德加迷上了前景中大理石面桌子的矛盾视图呢？

不过现在我有必要向读者做一个坦白。我一直在轻巧地谈论“美”，就好像我很清楚它的含义似的。但事实上我并不确定。美当然有其内涵，但那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说一件东西很美时，我们究竟为何说出美这个词呢？除了表示它带给我们一种奇特的感觉之外，美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吗？我注意到这个词同样困扰着美学评论家们；有些人甚至完全避免使用它。一些人声称美存在于和谐、对称和形体关系。另一些人说美就是真与善；还有些人坚持说美仅仅是令人愉悦之物。康德对美做出了好几个定义，但它们都倾向于支持他关于美所带来的快乐是思考之乐的观点。尽管和我个人的发现完全相悖，但康德似乎坚信美的不可改变性，这一观点许多美学评论家也都赞同。济慈在《恩底弥翁》里的第一句话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一件美丽的事物是永恒的快乐。”这句话可能有两种理解： 其中之一是，只要某一客体保有它的美，那它就能永远给人快乐。但既然美的本性就是给人快乐，我想这就落入了哲学家们所说的“分析命题”，因此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先前未知的信息。济慈这样的聪明人是不会做出这么无足轻重的命题的。我想他的意思只能是说美丽之物必将永葆美丽，因此永远是快乐之源。可他又错了。美丽就像世上万物一样，只能是昙花一现。有时它的生命周期很长，就像古希腊的雕塑，凭借希腊文明的声望和它对人体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人体美的理想典范。但随着我们对中国艺术和黑人艺术的了解，眼下即便是希腊雕塑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艺术家的吸引力，不再是灵感的源泉了。它的美也在逐渐消亡。我们从电影中就能对此窥见一二。导演们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根据古典美来选择主角了，而是看重他们的表情传递和其他体现人格个性的外在表现。导演们这么做只能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古典美的日渐式微。美的生命有时非常短暂。我们都还记得年轻时那些曾给我们带来真实审美冲动的画和诗，但现在美已经离它们而去了，就像水从一只漏底的罐子中流走一样。美依赖于感性氛围，而感性氛围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新的一代人会有着不同的需求，寻求着不同的满足。我们会对过于熟悉的东西感到厌倦，转而追求新的事物。十八世纪的人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画作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些笨拙、幼稚的艺术家的拙作而已。这些作品在那个年代美丽吗？不。是我们赋予了它们美。很可能这些作品在我们眼中的可贵之处完全不同于作品诞生之时的那些早已离世的艺术爱好者们的视角。约书亚·雷诺兹爵士曾在《第二论》中推荐卢多维科·卡拉奇作为绘画风格的典范，认为他臻于完美。“他对光影范围的运用毫不做作，”约书亚写道，“简洁的色彩既有品味，又分毫不会分散观摩者对主题的注意力。画中弥漫着庄严的晨光，在我看来相当符合严肃庄重的主题，胜过提香画中人为的炫目阳光。”赫兹利特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也是一名画家，曾为查尔斯·兰姆画过一幅尚可的肖像。他曾经如是评论柯勒乔：“他在绘画艺术的许多不同方面都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卓越才能。” “一想起他，”赫兹利特雄辩地问道，“有谁能不（激动得）头晕目眩呢？”嗯，我们能。赫兹利特认为圭尔奇诺的《恩底弥翁》是佛罗伦萨最伟大的画作之一。我怀疑今天的人对这幅作品最多也就一瞥而过。 这些例子并不能说明伟大评论家们在说胡话；他们只是表达了那个年代的上流审美观。美其实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特定的愉悦之情，于是我们就称那些愉悦之物为美。而它们之所以令人愉悦，仅仅是因为它们符合那个时代的某些需求。认为我们的观点会比我们的父辈更准确，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可以肯定我们的后代也会带着相同的疑惑看待我们的观点，就像我们看待约书亚爵士对佩莱格里诺·蒂巴尔迪的高度赞誉和赫兹利特对圭多·雷尼的热烈仰慕一样。

Ⅴ

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美的创造和美的欣赏之间有一道没有桥梁可以弥合的鸿沟。从我的话中读者不难推测出我的另一个观点： 美的欣赏哪怕并不依赖于个人的文化修养，至少也会因文化修养而得到提升。 这也是艺术鉴赏家和美学爱好者们的观点。他们甚至声称审美才能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他们的话是正确的，那么托尔斯泰所说的“真正的美属于所有人”就会被推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最有趣的部分也许就是他对“精神升华”的长篇大论了。这里我只需要向读者转述他的结论。康德指出，大山里的农民只会把山看做可怕危险的东西，就如远洋的水手把海看做阴险无常的元素一样。要从白雪皑皑的山脉和狂风怒号的大海中获取一种我们称作“精神升华”的愉悦，则需要一种对思维的接受能力和某种程度的文化修养。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农民能够从他赖以为生的土地上发现美吗？我想不能。美的欣赏当然不能受实际利益的影响，而农民却一心想着犁地开渠。从自然中发现美是人类的一个新近发现，是由浪漫主义时期的画家和作家们创造的。创造它需要闲情逸致和发达的文化，而欣赏它则不但需要摆脱实际利益，还需要有文化修养和对思维的接受能力。尽管这听上去让人不舒服，但我实在想不出怎么驳倒“美只属于少数精英”这一结论。

可接受这个观点却让我十分不安。二十五年前我曾买过一幅费尔南·莱热的抽象画。那是一组黑、白、灰、红色的方块、长方体和球体的组合，画家不知何故给它取名《巴黎的屋檐下》。我当时觉得这幅画并不美，但挺有创意，有装饰性。那时我有一个厨娘，一个脾气暴躁，喜欢吵嘴的女人。她会在这幅画前站上很长很长时间，仿佛入了迷一样。我问她从画中看出了什么。“我不知道，”她说。“可它就是让我高兴！”在我看来她体验到的是一种真实的审美激情，就像我在卢浮宫里格列柯的耶稣受难像前感觉到的一样。这件事（当然，只是个例）让我怀疑那种声称只有少数精英才能体验到艺术审美乐趣的观点可能过于狭隘。也许对于那些受过文化熏陶，个人经历宽广的人来说他们的审美快感会更细腻、更丰富、更敏锐，但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境遇较差的人就无法体验到同等强烈与动人的快乐。能给后者带来快乐的东西也许美学家们会不屑一顾。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个给济慈带来灵感，激发他写下那伟大诗篇的古瓮也不过就是一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平庸雕塑品，但却给了他如此强烈的审美冲动，催生了英语文学中最美丽的诗篇之一。康德简洁明了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美并不存在于客体本身。客体仅仅给了我们某种特定快乐的语言符号。而快乐是一种情感，因此我相信所有能够体验悲伤、喜悦、爱、温柔、同情的人也都能体验到美所带来的那种快乐。我倾向于认为托尔斯泰的话是对的，真正的美人人都能体验，只是应该把“真正的”去掉。世上并没有“真正的”美。美就是给你我带来那种欣喜与释放感的事物，就像刚才描述过的一样。不过为了论述方便我在行文中还是继续把它当做一个桌椅一样的实体（尽管它不是），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

Ⅵ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现在我必须回到主题—— 康德的审美论。下面我不得不探讨他的论文中最艰涩的部分： 关于美的“目的性”和“目的”的讨论。而康德有时似乎把这两个概念当做同义词使用，使得理解变得愈发困难。本文的写作对象是一般的读者，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尽力避免使用哲学专业词汇，但现在我不得不请求读者耐心听我解释康德对于目的和目的性的定义。康德的定义如下：“目的是一个概念的对象，且此概念可被视作为其对象的产生原因，即使此对象成为可能的真实基础。 而此概念与其对象间的因果关系即为目的性。”为了使概念明晰，康德还给出了一个例子： 一个人建了一座房屋，为的是将房屋出租；所以租屋就是他建房的目的。但如果他事先没有产生收取房租这个想法，那么建房就根本不会发生。所以这个收房租的想法就是建房的目的性。我们的哲学家对某个自然现象作出的目的性解释颇有几分幽默感，尽管他可能是无意的：“滋生在人类的衣服、头发、床铺上的寄生虫可能归因于大自然的一个智慧设计，是出于使人类保持清洁的动机，因为清洁是维护健康的重要途径。” 但将寄生虫的创造归结于如此目的很难说是一个定论，只能说是一种想法。它可能只是一种有益的幻觉。我们在大自然中发现的所谓目的性可能只是由我们感官功能的特殊构造人为产生的。我们利用这样一种机制为自然万象寻找意义，以便找到我们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自然地理解世界。

幸运的是我只需要讨论这个机制与康德的美学理论相关的部分。康德说，美是一个客体的“目的性”，且此目的性以一种与其目的体现相分离的形式被感知。然而，这个目的性却是不真实的；我们受本性中的主观需求所迫而将其归结于我们称作美丽的客体。比起抽象概念来我更擅长探讨具体事物，因此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一个“目的性”与“目的”相分离的客体，不过这可不太容易，因为对目的性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目的性以目的为特征。下面我斗胆尝试给一个例证。一只蛋壳瓷质地的饭碗就像威化饼一样薄，纤巧精美，其目的显然不是用来盛米饭。盛米饭这样的目的牵扯到实际利益，而审美的本质是脱离利害关系的。更何况这只饭碗的釉层下还画着令人惊叹的图案，你只有举碗向光才能一睹其容。这样的碗除了悦目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性呢？但如果康德的意思是说美丽之物的目的性就是产生快乐，那他一定会明说的。我隐隐觉得在他伟大的头脑背后他就是不愿承认快乐是构思一件伟大艺术品所能产生的唯一效果。

快乐向来身负恶名。哲学家和道学家们一直不愿承认快乐本身是好事，人们只是应当规避那些产生不良后果的快乐。我们知道，柏拉图就曾否定一切不能引人向善的艺术。基督教由于其鄙视肉体，纠缠于“罪”的倾向，一直视快乐为洪水猛兽，认为它不值得拥有不朽灵魂的人类去追求。我想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不认同快乐，主要是由于人们总是把它与肉体享受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公平的。快乐不但有肉体的，还有精神的。如果我们承认性交如圣奥古斯都所说，是肉体快乐的巅峰（圣奥古斯都本人对此也有所了解），那我们同样可以说审美是精神快乐的巅峰。

康德说艺术家创造艺术品时心无旁骛，只想赋予作品以美。但我认为这不是事实。我相信艺术家创造作品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至于他的创造是否美丽，这就纯属偶然了，连他本人也未必关心。 我们从瓦萨里的记载中了解到，提香是个时髦多产的肖像画家，经验丰富，十分懂行。因此当他承接《戴手套的男人》这幅作品时，很可能一心只想着描绘逼真，好取悦顾客。但由于他本人的天赋和模特的天生气度，他居然创造了美，这是个快乐的意外。弥尔顿曾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他作《失乐园》是出于说教目的。如果说他的行文段落间充满了美，那同样是个快乐的意外。也许美就像幸福和创新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拙文提笔时我本不想触及康德对“崇高”的讨论的，可是他坚持认为我们对美和崇高的判断是相近的，因为两者都属于审美判断；美和崇高背后有着相同的目的性（不幸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且该目的性是完全主观的。“我们称某些事物崇高，”他说，“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感觉到自己精神的崇高性。”当我们冥想波涛汹涌的大海和绵延无尽的喜马拉雅山脉时， 我们的想象无法容纳心中涌起的情感。我们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尽管满怀敬畏，但我们也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局限于感官世界，而是具备超越其上的能力。“大自然也许能夺走我们的一切，但却对我们的道德人格无能为力。”因此帕斯卡曾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假如康德不是那么莫名其妙地匮乏审美感官，就像我在开篇提到的那样，那他也许会意识到当我们思索一件像西斯廷大教堂穹顶或格列柯的耶稣受难像那样的艺术精品时，心中的情感和我们面对所谓“崇高”对象时的感受是类似的——后者是道德情感和道德思想。

我们知道，康德是个道德家。“理性，”他曾说，“无法认同一个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寻欢作乐的人的存在是会有任何价值的。”这句话我们都会同意。他接着又说：“如果美丽的艺术没有或多或少地与道德思想相结合……那它就仅仅是一种干扰；我们对它越是依赖，就越是纵容它在我们的精神中散播对自身的不满，从而使我们愈发无能和不满。”在文章结尾他甚至说，真正的通往审美之路是发扬道德思想和陶冶道德情感。我不是哲学家，不敢说康德提出“美是一个客体的目的性，且此目的性以一种与其目的体现相分离的形式被感知”这样的深奥假设时有些言不由衷。但我承认，在我看来如果说艺术品所必然具备的目的性仅仅存在于艺术家的意识中，那康德的这些零散的结论就显得有些缺乏意义了；艺术家的意识和我们有何关系呢？我们——我重复一遍——只关心他所完成的作品。

杰里米·边沁多年前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如果诗歌和“推针”戏带来的快乐是等同的，那在这两者之间就不存在优劣问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推针”了，所以我不妨解释一下。这是个儿童游戏，按照规则一个玩家滚动针头，试图让它与另一个玩家的针头相交叉；一旦得手，他就可以用大拇指紧按两根针头，试着把它们吸离桌面，成功的话就赢下了对手的针头。当我还是个上小学的小男孩时曾和同学们用钢笔尖玩过这个游戏。后来校长发现我们不知怎的把这变成了一场赌博，当即就下了禁令，一旦逮到有人再玩就狠揍一顿。 回到边沁的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有人愤怒地反驳道精神快乐当然高于肉体快乐。谁说的呢？当然是那些青睐精神快乐的人。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要不怎么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审美是种罕见的天赋呢。而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出于实际或个人选择都专注于物质考量。他们的快乐也是物质化的，对于那些终其一生追求艺术的人侧目而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赋予“唯美主义者”一层贬义，而唯美主义者原本仅仅是指对美有特殊鉴赏能力的人。但我们怎样才能证明他们错了呢？我们怎样证明在诗和推针戏之间是有差别、有选择的呢？我猜边沁在这里用“推针戏”（Push pin）是为了压“诗”（Poetry）的头韵。那么就让我们以草地网球为例吧。这是项广受欢迎的运动，许多人都以此为乐。打网球需要技巧和判断，敏锐的眼睛和冷静的头脑。如果我从打网球中得到的快乐和你从提香的《耶稣入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或艾略特的《圣灰星期三》中得到的一样多，那你怎么证明你的快乐就比我的更优越，更精致呢？我想，那就只有证明你的审美天赋能对你的人格产生道德影响。

康德曾经下过这样一句重要的评论：“品味鉴赏家不但经常，而且大体上讲全都被惰怠、任性、作怪的情绪所俘虏”；他还说道，“比起其他人他们也许更难取得道德律方面的任何优越性。”这一点在康德做此评论时毫无疑问是事实，到了今天也依然如此。人性很少改变。任何人只要在康德所说的“鉴赏家”或者我们今天习惯称作“审美家”的圈子里呆上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发现在他们身上你很少能找到谦逊、宽容、仁爱与慷慨——简而言之，如果你期望他们的精神追求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美德，那你将一无所获。如果审美快感只是知识阶层的鸦片，那么也可以认为它就是康德所说的“有害的干扰”，不然的话它就应该为它的主人带来美德。康德精辟地说道，美是道德的象征。除非对美的热爱能让人格高贵——这在我看来是唯一足以赋予美以价值的目的性——不然的话我们永远无法逃脱边沁的结论——如果诗歌和推针戏带来的是同等的快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没有优劣之分。

我认识的小说家们

Ⅰ

赫兹利特写过一篇引人入胜的短文，叫做《记我头一次与诗人结识》。其中他叙述了自己与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相识的经历。当时柯勒律治来到什鲁斯伯里主持一位论派会众的集会，他的前任罗先生来到马车前迎接。他看到一个穿着短黑大衣的圆脸男子似乎在滔滔不绝地向旅伴们说着什么，但他没有发现任何符合描述的人。罗于是转身回家，但他刚一到家那个黑衣的圆脸男子就走了进来，顿时“打消了所有的疑问，然后开始侃侃而谈。他从头到尾滔滔不绝，此后也从未停过——据我所知”。赫兹利特的父亲是一个反国教的牧师，住在什鲁斯伯里十英里外。几天后，柯勒律治前来拜访，时年二十岁的赫兹利特便被引见给了他。诗人发现这位年轻人是个热情聪颖的听众，于是邀请他来内瑟斯托伊过春天。赫兹利特接受了邀请。他抵达内瑟斯托伊一两天后华兹华斯也来了。“他立刻开始大吃特吃桌上的一半柴郡干酪，并以胜利的口吻宣布经验与他的结合教会了他很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可不像骚塞先生那样不长进。”第二天柯勒律治和赫兹利特陪同华兹华斯前往阿尔福克斯登，听他在那儿露天朗诵彼得·贝尔的故事。“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的吟诵都有一种魔力，”赫兹利特说道，“它迷住了心灵，催眠了判断。也许当他们施展这一迷人的伴奏时，连自己都被魅惑了。”赫兹利特尽管内心激动，满怀敬意，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批判精神，也没有丧失幽默感。

正是赫兹利特的这篇动人的文章促使我动笔写下了后面这几页纸。可叹的是，我的文章中没有像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这样的伟人。《古舟子咏》、《忽必烈汗》、那首伟大的颂歌还有《孤独的刈麦女》都将同英国诗歌一同长存于读者心中。但谁知道我笔下的这几位作家能否被后世牢记呢？印度教信徒认为，世界是由“大梵天”创造出来自娱自乐的——无限的活力是他个性中的一部分，因此创世仅仅供他小试牛刀而已。而后世在排定文学作品的座次时也和大梵天一样地充满讽刺， 肆无忌惮，其随心所欲简直无可理喻。他们既不考虑作品的亮点，也不体谅作者的付出，对于写作的艰辛和立意的真诚一概无动于衷。譬如汉弗雷·沃德夫人，思维坚实、文采出众、天赋超群，对待写作严肃认真，可她竟如此被人遗忘，以至于今天的读者中都很少有人听说过她的名字；和她相反，那个乏味的法国神父，一个十八世纪的平庸文人，写出来的小说又臭又长、不忍卒读，可他的名字居然得以流传后世，全因为他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碰巧写了一本叫《曼侬·莱斯科》的小书——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在我动笔之前，我想要说明一点： 我打算谈论的这几位作家和我相识的时间跨度很长，但我并没有同其中任何一位有过真正的至交。其中一个原因是，直到我成为一名成功的轻喜剧作家之前，我很少认识作家；而与我有萍水之交的那寥寥几位又大多像我自己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人的密友是他在少年时或二十出头时结下的。我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剧作家时已三十有四。尽管此后我同很多当年的文学大家都有过接触，但他们都比我要年长许多，而且他们此时都忙于应对自己的活动以及此间结识的朋友，因此我们之间仅仅是无意间相识的泛泛之交。我的一生都四处游历。当我不需要呆在伦敦排演剧本时，我很多时间都不在英国，结果同许多我先前凭借成功的剧作得以相识的人断了联系。

法国作家一年中大多时间都呆在巴黎。他们会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同一个圈里的人经常在咖啡馆里，报社里，公寓里碰头。他们一起吃饭，谈论品评彼此的作品，还时常互通长信（憧憬未来的出版计划）。他们互相捍卫又互相抨击。英国作家可不一样。总的来说他们对同行不太感兴趣。他们喜欢住在乡村，只有在必要时才去伦敦。他们的社交关系比法国作家要杂，能够自由地融入非文学的圈子。他们的密友或者是像亨利·詹姆斯那样的一小群热烈的仰慕者，或者是像H·G·威尔斯那样的一群志同道合者。如果你不是这些阶层中的一员，你就很少能有机会同他们发展出深交。但我从未能够轻易接近文学家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自己的性格问题。我要么太自我中心，要么太冷淡、太拘谨、太害羞，因此无法同任何熟人发展出亲密无间的关系。有时一个遇到困难的朋友会向我打开心扉，但我这时会异常窘迫，无法给他太多帮助。大多人都喜欢谈论自己，而当他们把某些在我看来应该藏在自己心中的事情拿来和我分享时，我总会觉得尴尬。我更喜欢去揣测他们心中的秘密。我的个性决定了我不愿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个人的表象价值，而且我很少被折服。我没有崇敬别人的能力。我的性格更容易被人逗乐，而非敬重别人。

关于我在下文中向读者回忆的这几个人物，许多人同他们的关系可能比我近得多。我写这些的目的仅仅想让读者意识到，我的回忆至多只是一幅不完整的肖像。

我在认识亨利·詹姆斯很久以前就曾见过他。《盖伊·东维尔》首演当晚，不知为何剧院送了我两张楼厅前座票。我一直不解其故，因为那时我只是一名医科学生，而观看乔治·亚历山大剧院的首夜演出属于当时的时尚，最好的座位一向只留给那些评论家，首演的常客，剧院经理的朋友以及其他各种重要人士。演出结果以惨败收场。对白很优雅，但不够直白，不太能被观众理解，而且韵律也略显单调。亨利·詹姆斯写这出剧本时已经五十岁了。很难理解如此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怎么能写出这么一出荒唐的剧本来呈现给首演当晚的观众。第二幕中有一场假装醉酒的戏格外令人痛苦，直让人起鸡皮疙瘩。你甚至都为作者感到脸红。全剧终于在乏味中落幕了，剧院很不明智地把亨利·詹姆斯请上台来向观众鞠躬致意——那时的规矩就是这样叫人难堪。迎接他的是一阵骤雨般的嘘声和猫叫，这样的倒彩我也只在剧院里听到过那一次。从我在楼厅前座的位置看去，他的身子就像短了一截一样，显得非常古怪。他的身材矮胖，两腿粗壮，加上秃头，整张脸显得光秃秃的，尽管留着大胡子也于事无补。面对着群情汹汹的观众，詹姆斯的下巴简直都掉了下来，嘴巴微张，脸上的表情像彻底懵了一样，整个人都瘫了。我不知道当时帷幕为什么没有立刻放下。他就这样永无止境地站在那里，与此同时顶层楼座和正厅后座的观众还在不停地大吵大闹。这时正厅和楼厅前排有人开始鼓掌——詹姆斯后来说掌声很热烈，但那不是事实。这些人不过是半心半意地鼓鼓掌，一半是为了抗议顶层楼座和正厅后座观众的粗鲁，一半是出于怜悯，因为他们不忍看着这个可怜人继续受辱。终于乔治·亚历山大上台来把詹姆斯领了下去。他这时垂头丧气，锐气全无。

在经历了那场灾难性的演出后，亨利·詹姆斯给兄长威廉写了一封信。就像当时许多经历了失败的剧作家一样，信中詹姆斯声称他的剧本“超出了伦敦庸俗大众的欣赏能力”。但这不是事实。他的剧本确实糟糕。如果观众不是因为被剧中人物不可思议的举止惹恼的话，他们的反应可能也不会那么激烈。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剧中人物的行为动机完全不像正常人。尽管詹姆斯在小说中往往能够掩饰这一点，可一旦搬上舞台这些人物的不合情理之处立刻昭然若揭。观众能够本能地体察到剧中人物的行为不合常理，完全不符合人们在现实中的正常行为模式，因而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在他们的倒彩声中不仅有对剧作乏味的恼火，更有一股怨气。

看完这出戏后你能够理解亨利·詹姆斯的写作意图，甚至可以说他也正是按照这一意图去创作的。但很明显，他远未达到自己的目标。亨利鄙视英国剧坛，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能创作出远在其之上的作品来。多年前在巴黎时他就曾写道，自己已经“充分掌握了大仲马、奥日埃和萨尔都的技艺”，声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此看来，他没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剧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好比是学会了自行车就以为学会了骑马一样。谁要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上普奇立猎马兜一圈的话，那他准保会在第一道跨栏前摔个嘴啃泥。亨利·詹姆斯的悲惨遭遇导致了另一个不幸的后果： 剧院经理们从此坚信小说家是写不出好剧本的。

Ⅱ

直到许多年后我本人才有幸写出了成功的剧本，并和亨利·詹姆斯见了面。那是在《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的作者罗素夫人举办的一场午宴上，地点就在她靠近白金汉门的一所公寓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算是一场文学聚会，亨利·詹姆斯理所当然地成了众人的焦点。他对我说了几句客套话，但他的话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深意。此后我记不清又过了多久，我去观看舞台协会演出的《樱桃园》下午场时，碰巧坐在了亨利·詹姆斯和数学家克里福德的遗孀W·K·克里福德太太旁边。克里福德太太本人也创作了两部优秀的小说——《克莱斯太太的罪行》和《安妮姑妈》。幕间休息时间很长，因此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交谈。亨利·詹姆斯对《樱桃园》感到很困惑——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戏剧观是建立在大仲马和萨尔都的作品上的。第二次幕间休息时，他开始向我们解释，这样俄国式的混乱同他的法式品味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他反反复复，吞吞吐吐，搜肠刮肚地想要找个最准确的词语来表达他的失望；和他相反，克里福德太太才思敏捷，每次詹姆斯刚一停下来挠头，她立刻就猜到了他想找的词，随即脱口而出——这是詹姆斯最不希望发生的。他很有风度，不便当面发作，但脸上却划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神情，流露出他内心的恼怒。他固执地拒绝了她的提示，艰难地搜寻下一个替代词，可克里福德太太再次抢先一步，结果詹姆斯再次拒绝。这真是一幕高雅喜剧。

艾塞尔·欧文饰演契诃夫笔下那位优柔寡断的女主人公。艾塞尔本人也喜怒无常、神经质、情绪化，因此非常适合这一角色，她的表演完美无缺。她也曾在我的剧作中大获成功，詹姆斯便好奇地问起了她，我也尽己所能地作了答。这时詹姆斯想要问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可他又不肯直截了当地问出口，觉得那样过于粗俗，或许还有点市侩。至于他到底想问什么，克里福德太太和我其实都清清楚楚。詹姆斯就像猎人追踪驯鹿一样小心翼翼地铺陈着他的疑问。他偷偷摸摸地接近，可一旦感觉猎物嗅到了自己的气味，立刻又缩了回去。就这样他把自己的意思一层层包裹在越来越困窘的语言迷宫中，直到最后克里福德太太再也受不了了，干脆脱口而出：“你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位淑女？”詹姆斯的脸上真切地浮现出痛苦的神情。剥去伪装后，这个问题的粗俗不堪让他愤怒异常。 詹姆斯假装没听见。他绝望地打了个手势，最后说道：“她，是不是——哎呀，这个问题唐突得简直就像把人逼到墙角一样，叫人怎生是好——她是不是位饱经世故的女人？”

1910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沿路访问了波士顿。亨利·詹姆斯的兄长刚刚去世，他当时正和嫂子一同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于是詹姆斯太太便邀请我去她家用晚餐。那天晚上只有我们三个。当时的谈话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亨利·詹姆斯的精神重负。晚餐后，未亡人告退，餐厅里只剩下了我们俩。亨利告诉我，他曾向兄长保证，兄长去世后自己会在剑桥停留六个月，这样如果兄长能从坟墓另一端传来思绪的话，他总能在这世上找到两个理解关切的听众。我不由地想， 鉴于詹姆斯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 此刻他说的任何话都不能过于当真。他的心灵正遭受着如此的折磨， 任何幻觉都有可能浮出脑海。六个月这时眼看就要过去了，可坟墓那一端依然杳无音信。

就在我起身告辞时，亨利·詹姆斯坚持要陪我走到街角去乘返回波士顿的电车。我说自己完全能一个人去，可他根本不听。这不但是因为詹姆斯本性中的善良与殷勤，更是因为美国在他看来是一个陌生可怕的迷宫；没有他的引导，我无疑会彻底地迷失其中。

一路上，詹姆斯向我吐露了一些他在詹姆斯太太面前出于礼节不便提及的话。他度日如年般地期盼着自己许诺的六个月早些过去，以便早日驶向幸福的英伦海岸。他渴望那一天的到来。而在这儿，在剑桥镇，他感到如此无助。他已下定决心，从此永不踏足美国这个迷茫陌生的国度了。这时他说了一句在我听来如此不可思议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我游荡在空荡荡的波士顿街道上，”他说，“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就是在撒哈拉沙漠我都不会比在这里更孤独。”这时电车驶入了视线，亨利顿时焦躁万分，拼命地挥着手，尽管这时电车离我们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他担心车子不停，恳请我务必以最迅捷的速度跳上车子，因为它决不肯多停留一刻；一不小心，我就会被拖在车后，非死即伤，断臂残肢。我向他保证，自己坐惯了电车。不是美国电车，他对我说，它们的野蛮、非人、残忍是超出一切想象的。他的焦躁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车子刚一停我立刻就跳了上去，感觉自己就像刚刚九死一生一样。我看着詹姆斯在马路中央立着两条短腿，目送着电车远去，感觉他似乎还在为我的侥幸逃脱而瑟瑟战栗。

可尽管詹姆斯如此留恋英格兰，但我相信他从没有真正能融入那里。在英国他依然是一个友好但挑剔的外国人。他没法像英国人那样本能地了解自己，因此他笔下的英国人物在我读来总显得不那么真实。不过他的美国人物倒大体上是真实的——至少在英国人读来是这样的。詹姆斯有一些了不起的天赋，但缺乏移情的能力。而一个小说家只有通过移情才能代入人物的心理活动，想人物所想，感人物所感。福楼拜据说在描写爱玛·包法利夫人的自杀时竟然呕吐了，就好像他自己也吞下了砒霜一样。我没法想象亨利·詹姆斯在写下类似段落时也能做出同等的反应。就拿《“拜尔特拉费奥”作者》来说吧，这篇作品中的母亲任由自己年幼的独子死于白喉，就因为她强烈反对丈夫的作品，不想让儿子被其腐蚀。任何能够真切地想象出母爱，想象出孩子在床上痛苦地辗转反侧，挣扎喘息的人都不会写下这样残忍的段落。这种文字就是法国人所谓的“纯文学”。英语中没有这个词的严格对应。效仿“作家痉挛”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这叫做“作家废话”。它是指那种纯粹文学目的的写作，完全不考虑其真实性或可能性。譬如说，一个小说家想知道谋杀是什么感觉，于是便创造了一个人物，一个谋杀犯，他作案的唯一动机就是想知道谋杀的感觉。这就叫做“纯文学”。平常人犯下谋杀是出于各种从中牟利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新奇的体验。那些伟大的小说家总是充满激情地生活，哪怕他们离群索居。而亨利·詹姆斯总是满足于透过窗户看生活。但除非你亲身体验，亲自成为一名生活悲喜剧的演员，否则你没法令人信服地描绘生活，你的作品总是缺失点什么。一个小说家不管多么现实，都没法像画作印刷品那样准确地反映生活。通过创作人物和人物经历，他描绘出某种图案；如果他笔下的人物有着和读者一样的动机、缺陷和情感，如果这个人物的经历符合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那他就更有可能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笔下的图案。

亨利·詹姆斯对亲戚朋友们饱含深情，但这并不说明他具备爱的能力。每当他的长、短篇小说涉及这一最深刻的人类情感时，总显得那么愚钝。尽管这很逗趣（逗趣的是作者而不是他的作品），但你时不时地会被一种不真实感拉回现实，因为他的描述不符合人类的行为方式。你没法像看待《安娜·卡列尼娜》或《包法利夫人》那样严肃地看待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读他的作品时你总是不禁莞尔，心中暗藏怀疑，就像你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一样。（这个类比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牵强： 如果康格里夫也从事小说创作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写下像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那样混乱荒淫的色情故事。）他的小说和福楼拜或托尔斯泰作品间的差别就好像杜米埃和康斯坦丁·盖伊斯画作之间的差别那样大。盖伊斯画中的漂亮女人坐着华丽的马车驶在波伊斯的街道上，雍容华贵，但裘服之下却没有身体。她们赏心悦目，充满魅力，但却像梦一样虚幻不实。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就像老宅阁楼里的蜘蛛网——精巧，纤细，甚至美丽，但随时都会被女仆用那把叫“常识”的扫帚粗暴地扫到一边。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批评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但我没法只谈亨利的为人而不谈他的写作。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身份包含了他的个人身份。 对他来说，是艺术赋予了生命意义，但除了自己从事的写作外他对其他艺术并不感兴趣。戈斯动身前往威尼斯时亨利恳请他务必前往圣卡夏诺观摩丁托列托的《耶稣受难像》。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推荐这幅精致但做作的画作，却没有推荐提香那伟大的《进献童贞马利亚》或是委罗内塞的《耶稣在利瓦伊房中》。所有认识亨利·詹姆斯的人都没法不动感情地去读他的作品。他写下的每行字句里都有他自己的声音；你不得不接受（不是心甘情愿，而是情非得已）他后期作品中令人反胃的风格、笨拙的法式语风、堆砌形容词、过分繁复的比喻以及臃肿的长句，因为这些就是作者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个你记忆中迷人，善良，浮夸又好笑的人。

在我看来亨利·詹姆斯的朋友圈子并不理想。他们都占有欲极强，都只把自己看作是亨利的真正知心人，彼此就像争抢肉骨头的狗一样， 一旦怀疑别人胆敢挑战自己在偶像面前独一无二的膜拜权， 就要低声怒吼。他们对詹姆斯的满腔崇敬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在我看来，这群人时常显得傻呵呵的。 他们会一边咯咯傻笑着一边耳语： 亨利·詹姆斯私下里说，《奉使记》里面那个寡妇纽森其实是靠做尿壶发财的，而亨利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道明——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如果说朋友们对亨利的景仰是他自己要来的，那恐怕不太公平；但他显然对此很是受用。和他们的法国或德国同行不同，英国作家们不爱摆架子，因此“尊贵的市长”式的装腔作势在他们看来略显荒诞。也许是因为他最先接触了法国名家的缘故，亨利像尊雕像般坦然接受仰慕者的顶礼膜拜，视之为理所当然。他很敏感，一旦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就会生气。一次我的一位年轻的爱尔兰朋友和亨利·詹姆斯一同在“希尔”宅度周末。女主人亨特太太告诉亨利，这是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于是周六下午亨利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我的朋友脾气急躁莽撞，最终被詹姆斯讲话时无休止的左斟右酌，搜肠刮肚给惹烦了，随口迸出一句：“噢，詹姆斯先生，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您用不着为了我掘地三尺地找好词。随便找些陈词滥调来打发我就行了。”亨利·詹姆斯大为震怒，立刻向亨特太太状告这年轻人无礼，亨特太太随即对他一阵严斥，责令他向这位贵客道歉，而他也照办了。还有一次简·威尔斯哄着亨利·詹姆斯和我陪她参加一场慈善舞会，舞会的名义是为了赞助某个H·G·威尔斯认同的崇高目标。正当威尔斯太太，亨利和我在一间靠近舞池的前厅里交谈时，一个莽撞的小伙子突然闯了进来，打断了亨利的话，一把抓住简·威尔斯的手说：“来跳支舞吧，威尔斯太太。你可不想坐着听这个老头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这话可不太礼貌。简·威尔斯紧张地瞟了亨利·詹姆斯一眼，挤出一个微笑，然后跟着这个莽撞的小伙子走了。亨利·詹姆斯原本可以明智地对此一笑了之，可他太不习惯遭受如此待遇了，不由得大为恼火。威尔斯太太回来时他立刻起身告辞，有些过于庄严地对她道了晚安。

当一个人脱离了母国移居到另一个国度时，当地人身上的缺陷比起优点来说往往对他更具吸引力。亨利·詹姆斯生活过的那个英国等级意识过于强烈，而他的小说对于不幸出身底层的人物所采取的那种贬低态度在我看来和这不无关系。在亨利看来，一个人需要为生计奔波是件荒诞的事， 除非他是艺术家或是作家。一个底层人物的死亡十有八九会让他淡淡一笑。詹姆斯自己出身优越。他在英国呆了很久，一定注意到了在英国人眼中，美国人看起来都差不多， 而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阶层意识。有时他发现那些在密歇根或俄亥俄州发了大财的同胞靠着家财万贯照样有人大献殷勤，就好像他们是出身波士顿或纽约的显赫世家一样。出于自我辩护他时常会夸大自己在美国时的社交标准。有时他还会犯些荒唐的错误，误把某个讨得他欢心的年轻人夸得偏离事实，天花乱坠。

如果我的这些文字——希望它们还不致恶毒——让亨利·詹姆斯显得略有些荒唐，那是因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印象。我觉得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一个人如果不停地告诉你他是个绅士，那不免要令人侧目。我想亨利·詹姆斯如果不是如此频繁地坚称自己是艺术家，那他也许会更讨人喜欢些——那句话最好还是留给旁人去说。不过亨利确是个文雅好客的人，心情不错时还非常有趣。亨利有着非凡的天赋。虽然我认为他误用了自己的天赋，但那只是我的看法，我也不要求别人赞同。无论如何，亨利的最后几本小说尽管失真，但的的确确有着很强的可读性，这一点让除了顶尖作品外的所有其他小说都黯然失色。

Ⅲ

我第一次见到H·G·威尔斯是在雷吉·特纳靠近伯克林广场的一间公寓里。那时我住在山街，偶尔会来拜访一下雷吉·特纳。 雷吉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所有人中最风趣的。 这里我就不多说他的幽默了，因为麦克斯·比尔博姆已经在那篇叫《笑》的短文中把这一点描绘得惟妙惟肖。不过雷吉对于这篇充满赞誉的文章却表现得不大热心，因为正如麦克斯所说，他不太能够欣赏别人的幽默。雷吉还曾向我求证过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麦克斯所言不虚。雷吉喜欢面对听众，不过三四人对他来说也足够了。一旦选定主题，他自能诌得天花乱坠，直笑得你两肋生疼，不得不求他闭嘴。他还曾顺带写过小说。但不知怎的，一提起笔来他的欢快、夸张和戏谑就全都离他而去了，只剩下枯燥乏味的行文。他的小说自然很不成功。雷吉曾经如是评论自己的作品：“大多数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最为成功，不过对我来说则是第二部。只可惜我没写过第二部小说。”雷吉的这句自嘲不太为人所知，因此我在这里也顺带摘录一下。雷吉还是奥斯卡·王尔德受辱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忠实伙伴之一。当王尔德躺在塞纳河左岸的一间肮脏廉价的旅舍里奄奄一息时，雷吉就在巴黎，天天前去探望。一天早上雷吉发现王尔德心烦意乱，便向他询问缘由。“我昨晚做了个可怕的梦，”王尔德说道。“我梦见自己和死人一起晚餐。”“噢，”雷吉说，“那你一定是晚宴上的灵魂人物，奥斯卡。”王尔德不禁哑然失笑，重新振作了起来。雷吉的话不但诙谐，而且善良。

就在我被引见给H·G·威尔斯的那天，他正和雷吉等人一同午餐，饭后众人又回到雷吉的公寓继续交谈。H·G·威尔斯那时的声名正如日中天。我没料到会在那里遇见他，不免有些窘迫。那时我刚刚在剧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报纸称我的作品精彩绝伦， 但我知道自己也因此被逐出了“知识阶层”。H.G.那天很热情，但也许是我太敏感，我总感觉他把我看作是某个可有可无的消遣品，就像他可能面对亚瑟·罗伯茨或丹·里诺时那样。他那时正忙着按照自己的意象重构世界，全然顾不上去鼓动感染那些不是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也顾不上和反对他的人晓之以理，唇枪舌剑，最后不屑一顾地将那些执迷不悟之徒抛诸脑后。

尽管此后我又陆陆续续见过他几次，但直到许多年后，我们才由点头之交发展成为真正的朋友。那时我已在里维埃拉安顿下来，而H.G.恰好也在那里有一栋房子，每年都过来住上好些时日。后来，他离开了自己的同居女友（客厅的壁炉架上刻着这样一行字： 这座房子由一对爱人所建），把房子丢给了她，自己时常过来住在我家。H.G.是个好伙伴。他不像麦克斯·比尔博姆或雷吉·特纳那样诙谐，不过他很有幽默感，嘲弄别人时也不忘自嘲。一次他请我吃午饭，饭桌上让我认识了一个叫巴卜瑟的小说家。此人写了一本叫《火》的小说，一度引起轰动。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现在只依稀记得巴卜瑟长得又高又瘦，一头乱发，穿着身破旧的黑外套，看上去就像个法国葬礼上的哑丧人。他那一双黑眼睛里满是愤怒，看上去躁动不安。巴卜瑟是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H.G.法文很好，但表达起来却不太流畅，所以那天的谈话基本上就成了巴卜瑟一个人的独白，把我们俩当成了集会听众。 巴卜瑟离开后，H.G.朝我露出个苦笑：“当我们自己的想法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时，听上去是多么愚蠢啊。”H.G.思维敏捷。尽管他有时觉得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很愚蠢，不免嘲弄两句，不过他的幽默之中并没有恶意。

H.G.的性欲很强。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满足欲望和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个生理因素。如果说幽默和爱情不兼容的话，那H.G.可以说从来没有真正地爱过，因为他总是敏锐地在自己那些不稳定的情感对象身上发现荒唐之处，有时甚至把她们看作滑稽笑料。他没法像恋爱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将意中人理想化。如果他的伴侣不够聪明，那他很快就会厌倦；如果她足够聪明，那她的智慧迟早又会让他腻味。他不喜欢不甜的蛋糕，可甜蛋糕又让他生腻。他热爱自由，一旦发觉女人企图限制自己的自由就会气急败坏地斩断情缘。不过有时开溜可不太容易，他这时就不得不忍受当众纠缠和愤怒谴责，就连他也没法从中轻巧脱身。就像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一样，H.G.当然也很自我中心。中止一段维持数年的关系给另一方带来如此的痛苦和屈辱，这在他看来纯属愚蠢。有一次我曾经卷入了他生活中的这样一场风波。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他说：“你知道，女人总是误把占有欲当爱情，因此被人离弃与其说令她们心碎，不如说是她们的产权主张遭到了否认。”一段关系，在他看来仅仅是辛劳之外的暂时放松，给另一方带来的却是不灭的激情，这对于H.G.来说简直不可理喻。可H.G.确实令女人发狂。这令我多少有些意外，因为他的外表并不是那么招人喜爱。我曾经问过他的一个情妇，H.G.身上究竟哪一点吸引了她。我本以为她会说是因为他才思敏捷，幽默风趣，全没料到她竟然说是因为他蜜一样的体味。

尽管H.G.声名显赫，对当时的群体影响深远，但他一点儿也不自负，丝毫不摆架子。 他的风度自然随和，即便是面对一个外省图书馆的馆长助理，一个小文人时，他也彬彬有礼，好像对方和自己完全平等一样。直到最后他咧嘴一笑，迸出一句俏皮话，你才意识到他心里完全把对方当作个傻蛋。我记得有次参加国际笔会的晚宴，那时H.G.是该会主席。当时有很多人在席。H.G.读完报告后，一些人站起来提问。大多数问题都很傻，可H.G.还是非常礼貌地一一作答。一个大胡子男人反复地跳起身来（那把胡子说明这个人自命为知识分子），非常无能地试图发表短篇讲话——很明显他只是想吸引目光。H.G.只需轻轻一驳就可以把他击得粉碎，可他依然用心听他讲话，和他辩论，就好像他说得在理一样。活动结束后我对H.G.说，自己非常钦佩他面对那个傻瓜时绝佳的耐心。H.G.笑道：“我在费边社里和傻瓜们打交道后，耐心大有长进。”

H.G.从不幻想自己是作家。他总是坚持说，自己从不装成艺术家；而艺术家其实是他鄙视而非仰慕的对象。每当他说起亨利·詹姆斯，那位老是自称纯粹艺术家的仁兄时，总免不了善意地揶揄他两句。“我不是作家”，H.G.会说。“我是宣传员。我的工作是高级记者。”一次H.G.来我家客居时，送了我一套自己的作品全集。后来他又上我家时，看到这套全集被放在书架上的醒目位置。它们都精印在上好的纸张上，装订考究，封面是大红色。H.G.用手指轻轻拂过书扉，咧嘴一笑：“你知道，这些书早已经过时了。它们讨论的都是当时的头等大事。现在既然那些事情已不再重要，这些书也不再有阅读价值了。”他的话不无道理。H.G.下笔流畅，不过经常跑题。我从没见过他的手稿，但我估计他写得飞快，很少校对。他常常会在下一句中换一种说法重复上一句的意思。我估计这是因为他太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只说一遍还意犹未尽。这个习惯让他的作品过分冗长。

H.G.的短篇小说理论很在理，他因而得以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短篇和几部顶尖的杰作。但他对长篇小说却有着不同的理论见解。他的早期作品都是为生计所迫，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因此H.G.自己也对它们很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小说家的职能就是讨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并说服读者采纳作者——也就是他，H.G.的观点来造福世界。他喜欢把小说比喻成一幅由各种不同主题交织而成的挂毯，但他不愿接受我的反驳——毕竟一块挂毯是一个整体。设计挂毯的艺术家赋予它形状、均衡、连贯和布局。它并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集合。

H.G.晚期的作品如果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缺乏可读性，至少也是难以带着愉悦的心情阅读的。刚翻开书时你还饶有兴致，但很快你的兴趣就越来越小，最后不得不凭着纯粹的意志力才能读得下去。人们似乎普遍认为《托诺·邦盖》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作品的笔调轻快，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尽管作品的文体更适合论文而非小说，但人物的刻画相当到位。H.G.刻意放弃了大多数小说家都着力追求的“悬念”，差不多在一开始就告诉了你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依照他自己的小说理论，H.G.在文中大量跑题。如果你关注人物本身和人物行为，这种风格一定会让你很不耐烦。

一次H.G.在和我谈话的过程中说：“我只关心群众；我对个体不感兴趣。”接着他又莞尔一笑：“我喜欢你，事实上我和你真的很有感情，但我对你不感兴趣。”我笑了。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老伙计，恐怕我没法复制出上万个自己来激发你的兴趣。”“上万个？”他叫道。“那算不了什么。上千万个还差不多。”在他的一生中H.G.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些接触尽管愉快友好，但留给他的印象不过就是电影中组成人群的一个个临时演员。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H.G.的小说总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他展现在你眼前的人物不是个体，而是活蹦乱跳，多嘴多舌的牵线木偶，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张嘴替作者说出他打算捍卫或者抨击的思想观点。它们并不遵循自身的个性发展，而是根据作者的主题动机变来变去。这就好像是一只蝌蚪没有长成青蛙，而是变成了一只松鼠，只是因为你想把它塞进自己的笼子里。H.G.好像常常小说写到一半就对自己的人物失去了兴致，于是便坦然撇开人物塑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论家。当你读完H.G.的大多数小说后，你一定会注意到他一本接一本的作品里写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人物。他似乎总满足于将那几个在他生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原样照搬进小说里。他对于女主人公总是不太投入，而对男人主人公则要认真得多。这当然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着更多他自己的影子；大多男主人公不过是经过伪装的作者本人。《婚姻》中的崔福德就是H.G.心目中的自画像和他理想自我的结合。

Ⅳ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曾接待了许多人与我同住，我因此时常想写一篇关于客人的短文。有些客人从不关门，离开房间时也从不关灯。有些客人穿着沾满泥巴的靴子就倒在床上睡午觉，他们走了床单也得洗。有些客人躺在床上抽烟，能把你的床单烧出洞来；有些客人在做“饮食疗法”，你不得不为他们准备特制膳食；还有些客人等杯子里倒满了上等红酒时才开口说：“我不想喝，谢谢。” 有些客人拿了书就从不归还，还有些客人从一套丛书中抽走一卷，同样不还。有些客人临走时问你借钱，然后有去无回；有些客人一刻都不愿独处，只要发现你在瞄报纸他们谈话的冲动就会突然爆发。有些客人不管到哪里都想着要去别的地方，还有些客人从起床的一刻起直到上床的那刻终，一刻都不得空闲。有些客人对待你的态度就像纳粹长官对待一个被征服的行省。有些客人随身带来积攒了三周的脏衣服让你来洗；还有些客人自己把衣服送去洗衣店，让你买单。有些客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却什么都不回报。

但也有些客人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很开心。他们努力带来欢乐，自给自足，让你愉快；他们妙语连珠，兴趣广泛，令你欣喜又激动；简而言之，他们带给你的远远超过你能希冀回报的，他们的停留真是太短暂了。H.G.就是这样一位客人。他有很强的社交意识。每当他参加一个聚会，他都要设法让聚会成功。有些时候你总得时不时地请些邻居来吃午饭或吃晚饭，这些人时常很乏味。可H.G.依然会妙语连珠地同他们说话，就好像他们有这个智力能听懂他的话一样。我记忆尤其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屈服。我的一位邻居听说H.G.要来，便打电话给我，说她是H.G.的一名热情的仰慕者，一直听说他舌灿莲花，因此很想见他。我于是便邀请她来同进午餐。H.G.很健谈，我们入座后他便开始侃侃而谈。就在他刚刚进入状态的时候那位女士打断了他，说出的话明白无误地表明H.G.的话她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H.G.停下来，等她说完，然后接着讲下去。可那位女士再度打断他，H.G.只能又停下来，等她说完再继续，结果再次被打断。显然，她的目的不是要听H.G.说话，而是要他听自己讲。H.G.对我做了个最好笑的鬼脸，接着便沉默了。那次午餐剩余的时间里他都坐着一言不发，而那位女士则开开心心地说了一大通响亮的陈词滥调。临别时她说她今天过得真开心。

我最后一次见到H.G.是在战争期间。当时我在纽约，而H.G.则在美国进行一系列的访问演讲。在他返回英国前我们一起共进了午饭。他这时看上去苍老、疲惫、憔悴。他的神情一如既往地骄傲，但总感觉有些强打精神。 他的演讲完全失败了。H.G.不是个好演说家。尽管他曾经作过无数次的演讲，但奇怪的是他始终无法脱稿，总是照本宣科。他嗓音单薄尖利，读演讲词时鼻子总是埋在稿件里。人们听不清他的声音，结果纷纷离场。H.G.也见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尽管他们很礼貌地听他讲话，但H.G.不能不意识到他们根本就没留意他谈话的内容。H.G.既伤心又失望。“过去三十年里我对着人们一遍遍说着相同的话，可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恼怒地对我说道。可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同样的话他已经说了太多遍了。他的许多见解都很合理，也不复杂，但就像歌德一样，他总以为真理需要说了一遍又一遍： Man muss das Wahre immer wiederholen（人必须不断重复真理）。 H.G.的个性决定了他丝毫不会怀疑自己真理在握。当人们一再被要求聆听他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观点时，自然会很不耐烦。H.G.曾对整整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一度为社会观点的转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影响到此为止了。当他意识到人们已把他看作“过去时”时，不禁目瞪口呆。对于他的观点众人或同意或反对，但他的话再也无法引发往日的激情了。你心中只有对一个乏味老者的迁就。

H.G.在失望中离开了人世。

Ⅴ

H.G.对“纯小说家”很不屑一顾。我猜他一定很想把那些一心取悦读者的小说家塞在一个孤岛上，紧挨着《新乌托邦》里的那个醉鬼岛。岛上丰衣足食，广厦万间，小说家们可以怡然自得地借阅彼此的作品。他唯一有深交的一位纯小说家就是阿诺德·本涅特。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告诉过我，一次她在伦敦德里宅中参加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宴会，席间有皇室人员惠临。男人们都戴着各式各样的佩饰、勋章和炫目的绶带，女人们都浑身钻光闪闪。会上她恰好站在了亨利·詹姆斯身边，便兴许有些俏皮地对他说：“挺好玩的，不是吗，你和我这样的中产阶级居然和这群大人物混在了一起，其乐融融。”但她立刻从詹姆斯的表情中看出自己说错话了——他一点也不喜欢被人叫做中产阶级。那女人发觉了詹姆斯的不悦，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笑意，詹姆斯看在眼里，不由得更加光火。亨利·詹姆斯真不应该因为这个感到冒犯——毕竟是中产阶级创造了英语文学的财富。这也是件自然而然的事。穷人家的孩子接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开始工作，也没有机会阅读。上流社会的孩子因为家境优越，寻欢作乐的机会唾手可得，而且他如果有野心的话，更可能以自己那个阶层所认同的方式去出人头地。但不管是穷人还是上等人，除非他创作的欲望极其强烈，不然就很难克服创作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合力——虽然这两者面对的是性质截然不同的阻碍。据我所知，贵族士绅阶层只产生过两位称得上跻身英语文学财富之列的诗人，那就是雪莱和拜伦；而小说家只有一位，就是菲尔丁。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如果恰好拥有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那他也一定受过了起码的教育，能够接触到图书馆，而且可能比工匠的儿子和乡村士绅的儿子有着更加广泛的人际接触。尽管他的家人可能会为他投身文学这一危险的职业而不禁哀叹，但至少这样的做法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令他们自豪。英国中产阶级一直渴望着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而家族中能够走出一位作家比起牧师、律师、公务员来说更是一件荣耀的事。

我想，H.G.和阿诺德之所以会相互吸引，那是因为两人都出身卑微而且都为赢得人们的认可而努力拼搏。功成名就之后，出于不同的原因，两人却又略微觉得有些游离于文学界之外，而这更加深了两人间的纽带。但H.G.对阿诺德的真挚友情主要还是归功于阿诺德令人喜爱的个性。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04年，那时我们都住在巴黎。我在贝尔福的雄狮像附近有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间在五楼，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蒙帕纳斯公墓。我那时经常在杜德沙路的一家饭店晚餐；许多画家，插图画师，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着相同的习惯，我们因此有一间单独的小包间。在那里花上两个法郎就能吃上一顿包含酒水的丰盛晚餐，我们通常还会再付四个苏的小费给玛丽亚，那位活泼快乐，心直口快的侍女。我们国籍不同，谈话也随意间杂着英语和法语。有时某人会带上情妇和她的母亲，这时他会礼貌地向众人介绍这是“我美丽的母亲”。但大多时候房间里只有男人。我们讨论阳光下的一切话题，通常都充满激情，等到我们端起咖啡（我记得里面加白兰地），点上雪茄（三个苏一支的“半伦敦”）的时候，气氛已经非常热烈了。我们用极端尖刻的语言互相争论。阿诺德通常每周来一次。多年以后，他向我讲起我们第一次在那家饭馆见面的情景，说我那时激动到面色发白。当时的话题是讨论埃雷迪亚的价值。我坚称他的作品完全没有意义，而一位画家鄙夷地回答道你不需要在诗中发现意义，你需要的只是声音。这时有人讲了一个马拉美和德加的故事。 一次，在马拉美著名的星期二沙龙上，德加姗姗来迟。他说自己整天都在努力写一首十四行诗，但就是没找到想法。马拉美答道：“哦，我亲爱的德加，写十四行诗不用想法只用字。” 这立即激发了一场关于客体和诗歌局限性的讨论，活跃了整个饭桌的气氛。我竭尽自己讽刺、抨击、痛骂之所能，而我的对手，一个叫罗德里克·欧·康诺的寡言的爱尔兰人则冰冷犀利又恶毒，再没有人比他更难对付了。整个饭桌都加入辩论，我模糊地记得阿诺德带着浅浅的微笑，冷静，略带庄严，时不时地发表一句简短，教条式但绝对明智的评论。他那时很瘦，黑发光滑地梳成当时列兵的发式。比起我们，他的衣着要整洁传统得多，看上去就像个市政办公厅里的职员。当时他唯一的一部我们听说过的作品就是《巴比伦大酒店》，我们对他的态度都有点屈尊的味道。有些人读了这本书，觉得很有趣，而这就足够我们认定它毫无价值了。其余的人则耸耸肩，拒绝为这样的垃圾作品浪费时间。你读过《玛丽亚·多纳迪厄》吗？这才是有分量的东西。

阿诺德那时住在蒙马特尔，也许是德卡莱街上的一间狭小黑暗的公寓内，里面摆满了帝国式家具。那些家具显然不是真的，但他并不知情，还非常引以为豪。阿诺德是个爱整洁的人，他的公寓非常干净整齐，每一样物品都放在指定的位置，但给人的感觉却很不舒服，你没法想象有人能把这里当作家。这房间给你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为自己精心安排的一组“布景”，他置身其中一丝不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却始终没能真正代入这个角色。在决定定居巴黎后，阿诺德辞去了一本叫做《女人》的杂志的主编职位，开始专心研习文学之路。通过马塞尔·史沃柏，他认识了几个当时的法国作家。我隐约记得他告诉过我，史沃柏曾带他见过安纳托尔·法朗士；他当时是法国文学界的泰斗。阿诺德勤勉地阅读法国文学评论，其中《法国信使》在当时最为知名；他还阅读司汤达和福楼拜，但主要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他似乎曾对我说过，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读完了整套的《人间喜剧》。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开始读俄国作品，热情地谈论着《安娜·卡列尼娜》，认为这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我的感觉是，他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契诃夫。等到他后来开始读契诃夫的作品时，他对托尔斯泰的仰慕就开始减弱了。

阿诺德规划的职业成功之路是很一板一眼的。他计划靠写小说挣来年度开销费用，靠写戏剧攒下养老钱。他打算先写两三本书顺顺手，然后再写出一本杰作。当我问道他的杰作会是什么类型的作品时，他说那应该有些类似于《一位伟人》，但紧接着又说，这种文体目前为止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收获，因此他只有在事业稳定之后才能再继续这方面的努力。我听着他的话，心中不以为然，因为我并不相信他能写出任何有分量的作品来。当时我刚刚通过戏剧协会上演了我的第一部话剧，阿诺德因此请我读一读他的一个剧本。他的人物很可信，对白也很自然，但他对于现实的追求使得他没能写出一句诙谐或是机灵的台词。在我看来他似乎在刻意地回避任何具有戏剧感的情节。 作为一幅中产阶级的生活画，这部戏相当逼真，但我觉得它很乏味；也许这只是因为它过于超前了。

像所有住在巴黎的人一样，阿诺德也选择了一家物超所值的小饭店。这家饭店在蒙马特尔的某处，一楼，时不时地我也会上那里和他一起吃饭，各付各的。饭后我们会上他的公寓坐一会儿，听他在一架竖立小钢琴上演奏贝多芬。阿诺德做事绝对彻底。显然，作为一名蒙马特尔的文化人，一个波希米亚人（尽管是个正派，受人尊重的波希米亚人），你还必须拥有一名情妇才能完成这幅肖像。但养情妇很费钱，而阿诺德是带着一个明确目标来到巴黎的，手头的钱财有限；他很精明，并不情愿在他出于情势所迫不得不拥有的奢侈品上花费太多。阿诺德不愧是“五镇”之子，他用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和阿诺德坐在他公寓里的那堆帝国式家具中。这时他对我说道：

“嘿，我有个提议。”

“哦？”

“我有一个情妇，每周和她呆两晚上。她每周还陪另外一位先生两个晚上。她周日打算一个人过，所以现在还空出两个晚上。我向她说起过你。她喜欢作家，我也想让她过得好，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能拿下她现在空着的两个晚上，那一定会挺不错的。”

这个建议可把我吓了一跳。

“这听上去也太无情无义了。”我回答道。

“她不是个傻头傻脑的女人，”阿诺德坚持道，“绝不是。她读过很多书，就像德·塞维尼夫人。她的谈吐也很聪慧。”

但这并没有打动我。

阿诺德是个好伙伴，和他一起度过的夜晚一直很开心。但我并不太喜欢他本人。他自以为是，傲慢自大，但其实很平凡。我说这话并不带贬义，就像我说一个人又矮又胖一样（只是如实评述）。一年以后我离开了巴黎，从此与他断了联系。他后来又写过一两本书，但我没有去读。戏剧协会后来上演了一部他的剧作，我很欣赏，就写信向他表达了我的赞许，他也回信表示感谢，还在信中列出了那些不像我一样这么欣赏这部作品的批评家。我记不得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他出版了那本《老妇人故事》。我刚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心存疑虑，但这很快就被惊诧所取代。我从没想过阿诺德能够写出这样出色的作品。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在我看来是部伟大的杰作。我读到过许多对这本书的赞美，该说的都已经说遍了，但只有一件事还未被提及： 这本书具有极高的可读性。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似乎不需要我来特意指出，但事实上很多伟大的作品恰恰在这点上有欠缺。可读性是小说家最宝贵的礼物，这一点阿诺德即便在他最微不足道的作品中也绝不含糊。最近我又重读了一遍《老妇人故事》。尽管这本书的文笔似乎很乏味，没有光彩，偶尔掺杂其间的“文学语言”还会让你浑身打个颤，但它的可读性无与伦比。书中的人物也很真实： 他们本身算不上有趣，但阿诺德的初衷本来就不是要把他们塑造得光彩夺目，而他标志性的写作技巧就是能够让你依然带着关注与同情追寻着他们的命运起伏。 这些人物的动机真实可信，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你根据对他们的了解所能做出的预测。书中的情节也是完全可信的： 索菲亚在普鲁士军围城和巴黎公社时期就在巴黎；对于大事件的诱惑力，抵抗不那么坚决的作家就很有可能会把这看作是一个机会，进而去描述那些恐怖的场景，痛苦和流血，将叙述提升一个调门。但阿诺德不这么做。他笔下的索菲亚依然不为所动地继续她的生活；她照顾房客，采购囤积食品，尽可能地多挣钱——事实上她的所作所为和普罗大众全无二致。

《老妇人故事》没有很快产生影响力。可以这么说，评论界对它评价不错，但没有达到热烈赞美的程度。它的发行量也很微不足道。一时间，它所受到的那些好评看起来也不过就像《莫里斯的客人》一样，很快就将被淹没在数以千计的小说中被人遗忘。所幸的是，这本书引起了一个名叫乔治·多兰的美国出版商的注意。他买下了几册书，随后又取得了它在美国的版权，从而将它推上了胜利之路。直到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这本书才被一位英国出版商接过手来，帮助它赢得了英国公众的喜爱。

此后的许多年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记得自己没有和阿诺德见过面。即便我们见过，那也只是在文学聚会或者其他社交聚会上，而在这样的场合我没有机会和他多说上几句话。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他去世前，我们倒是常常见面。此时他俨然成了个人物，可不像先前我在巴黎见到的那个无足轻重的削瘦男人了。他这时已开始发福，长长的灰发梳成一个可笑的鸡冠状，并在漫画家的笔下名扬四海。他走起路来趾高气扬，弓着背，昂着头。阿诺德的衣着一向整洁，甚至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但现在他穿得可就气派了。晚上他穿着一件挂着怀表链的花边衬衫和一件他十分引以为豪的白背心。有段时间他买了艘游艇，穿上了游艇主人的全副行头——游艇帽，缝着铜钮扣的蓝外套配上白裤子——没有哪个音乐剧演员能穿得比他更像了。在一本日记中，阿诺德记述了一个我邀请他参加野餐的故事，当时他正在我位于法国南部的家中做客。我那时有一艘汽艇；我在戛纳接上所有的客人后启程前往圣玛格丽特岛沐浴，品尝普罗旺斯鱼汤，顺便闲聊一阵。女客们都穿着休闲裤，男人们都穿着网球衫，棉布衫和帆布鞋。但阿诺德拒绝穿得这样不上档次。他穿了一件芥末色的格子套装，漂亮的短袜和鞋子，条纹衬衫，浆过的硬领再配一条软绸领带。午餐后，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北风，把我们困在了岛上，船就这样遥遥无期地泊在了那里。有几位在场的客人对此可不太高兴。十二小时后，海面平静了一些，我们终于可以冒险返航了，不少人面对危险惴惴不安。但阿诺德自始至终一直都很镇定、自持、友好、兴致盎然。早晨六点钟，我们一群人终于浑身湿透，胡子拉碴地回到了家，而阿诺德却依然穿着那身漂亮整洁的衬衫外套，看起来就像十八小时前一样衣冠楚楚。

但此时的阿诺德和我以前认识的他相比，变化的不仅仅是外表。生活改变了他。我想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心中缺乏自信，那股自以为是的劲头也许只是用来掩盖他心中的不自信的。现在成功给他带来了自信。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变得柔和了。对于自身价值他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他曾经对我说过，20世纪头二十年里只有两部小说他确信能够通过时间的检验，其中一本就是《老妇人故事》。或许他是对的。但这也取决于公众品味的风向变化。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时尚总有退潮的时候。等到读者希望从小说中找到幻想，浪漫，激情，悬疑，惊诧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阿诺德的得意之作平凡又乏味。等到钟摆摆回原点的时候，他们又会渴望平凡的真实，合情合理的故事和能够引起共鸣的人物刻画，而这些他们都能在《老妇人故事》中找到。

我前面说过，阿诺德是个很可爱的人，就连他的怪癖也讨人喜欢。事实上，人们对他的衷心喜爱很大程度上正是归功于他的这些古怪之处；当他们嘲笑阿诺德身上的那些他们自以为没有的缺点时，这就缓解了他的非凡天赋给人造成的压迫感。他的怪癖使得他愈发受人欢迎，因为这能给其他人带来一种舒服的优越感。严格意义上说，他从来都不是英国人所认为的那种标准绅士，但他也不比汹汹涌上卢德门山的车流更庸俗。他完全不知嫉妒为何物。他慷慨勇敢。他永远坦诚地说出心中的想法；他很少想过自己会冒犯别人，因此他的确也很少冒犯。但假如他凭着自己的敏感察觉到他伤害了某人的情感，那他会通过一切合情合理的举动来弥合伤口——但仅仅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那个受冒犯的人依然不依不饶，那他就会耸耸肩膀，说一句“笨蛋”，然后就把他抛到脑后。他自始至终都保留着一份动人的纯真。他坚信自己精通两件事： 金钱和女人。而他的朋友们却一致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幻觉，时不时地就会给他惹上麻烦。尽管他头脑清醒——实际上他的头脑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清醒——但他依然犯下了许多小说家共有的错误： 按照自己笔下某部小说的情节模式来安排生活。在虚构的作品中，作者尽可以操纵一切，凭着娴熟的技法大体上就能够让人物按自己的意愿行动。但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可没那么容易。

阿诺德去世后，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讣告措辞总体上是如此地屈尊俯就，把他对气派奢华的痴迷和他对豪华列车、顶级酒店的热衷抖出来大大取笑了一番。阿诺德从来没有对富裕感到习以为常过。他曾经对我说：“只要你挨过穷，你内心里就一辈子是个穷人。”他接着又说，“即便我完全坐得起出租车，可我还是经常走路，因为我就是没法允许自己浪费那一个先令。”对于奢侈他既仰慕，又反对。

阿诺德晚年时对于文学评论倾注了很多时间，而且很多是负面评论。他热衷于自己在《标准晚报》中的地位，面对评论给他带来的权力感和自己文章引起的波澜他十分受用。那种即时的反响就像演员在一幕成功的表演后收获的掌声一样，满足了他的现实感。这给了他一种面对现实身在其中的幻觉，而这种感觉对于作家来说尤其诱人，因为他的职业不可避免地会让他产生一种孤独感。阿诺德不论想到什么，都会既无顾忌，也不讨好地说出来。他看不起娇气，做作，自负的人。如果他对某个名气很响但读者寥寥的作者评价不高，那他的看法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他对生活比对艺术更有兴趣。阿诺德只是个业余评论家；职业评论家很可能会怯于生活，不然的话他不太可能会全身心地沉浸在阅读书本，评判书本之中，而不去感受生活的紧张与纷杂；他更愿意在生活的汗水干去，人性的呛人气味不再直冲鼻孔的时候再回头审视生活；他能够理解笛福的现实主义和巴尔扎克那喧杂的活力，但对于他自己这个年代的作品，他更愿意欣赏那些用刻意的文学笔调来软化粗糙现实的作品。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阿诺德的那本《老妇人故事》在他死后受到的赞美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热烈的原因。有些评论家说，不管阿诺德有着怎样其他的品质，他总是具有美感；他们还引用他笔下的段落来展示他的诗意和神秘主义情节。我不明白这些评论家为什么要强调阿诺德身上远远不够的东西，却忽视了他真正的力量和价值所在。阿诺德既不是神秘主义者，也不是诗人。他感兴趣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就像所有作家一样，他用的是自己的性情在写作。

阿诺德有严重的口吃；看着他费力地把话从嘴中挤出真的是件很痛苦的事。这对他是种折磨。很少有人意识到说话究竟有多么令他精疲力竭。对大多数人来说像呼吸一样轻松的事，对他却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这简直把他的神经撕成了碎片。也很少有人了解这给他带来的耻辱，引来的众多嘲笑，惹来的不耐烦，被人视作乏味的尴尬，还有心生妙句却不敢出口，生怕口吃惹祸的那种难受。也很少有人知道这给一个整天与人打交道的律师带来了怎样的压抑感。也许恰恰是口吃迫使阿诺德发展出一种内向的性格。但我想这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他个性的坚强与理智，即便面对如此的障碍他依然保持着非凡的平衡心态，并能用平常的视角看待平常人的生活。

《老妇人故事》无疑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他一直渴望再写一部相同高度的作品；既然这本书的创作靠的是纯粹的意志力，那么这在他看来当然可以再重复一次。他在《克莱汉格》中进行了一次尝试；它一度看起来就要成功了。我想他的最终失败应该归因于素材的枯竭。在完成《老妇人故事》后，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素材来完成构想中的庞大体系了。没有哪个作家能从一条矿脉中开采出超过限额的矿石。一旦他达到那个极限，这条矿脉就只能留待别人来开采了，尽管它的藏量依然奇迹般地同之前一样丰富。阿诺德在《雷格勋爵》中又进行了一次尝试，接着在《帝国宫殿》中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关于这本书，我想他的题材选择有问题。他自己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结果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能引起普遍的共鸣。另外他对材料的收集也是程序化的，是草草写在一本本笔记本里的，而不是像《老妇人故事》那样在不经意间点滴收集来的，印在他骨髓里，脑海中，心灵中的旧日的回忆，不是写在纸上的白纸黑字。但阿诺德将最后的精力和决心都花费在了描写一座旅馆上，我想这个举动本身就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在我看来，他在世上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世界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座豪华旅馆，有铺着大理石的浴室，有精美的菜肴，他身在其中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这里，他置身于众人中间，既赞叹喜悦，又有点害怕做错了事，所以从来没有完全放松过。就像他许多年前在德卡莱的那间小公寓向我暗示的那样——一个过于谨慎扮演的角色——我感觉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他用心扮演的角色，而且演得出色，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地代入这个角色。

我记得他有次紧握着拳头捶打膝盖，逼着那几个字从自己抽动的嘴唇中吐出：“我是个好人。” 他的确是。

Ⅵ

本文开篇时我曾经提到，我是通过伊丽莎白·罗素认识亨利·詹姆斯的。许多年来我和她只有淡淡的交往。不过她后来在穆然附近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离我家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从那以后我们的见面就变得频繁了，我也因此对她增添了很多的了解。伊丽莎白·罗素靠三本书奠定了自己的名望： 先是在她还是冯·阿宁伯爵夫人时创作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然后是一些小说，其风格是英国作家从未成功尝试过的——一种既轻松诙谐，又不侮辱智力的小说风格。我想英国人一向对既有趣又易读的作品持怀疑态度。他们乐于接受闹剧，但高雅喜剧却给他们一种莫名的不适感。也许是他们觉得作者在故意取笑他们。的确，伊丽莎白喜欢轻佻地谈论我们更愿意认真对待的问题。她是个小巧丰满的女人，不漂亮，但长着一张讨人喜欢，坦诚直率的脸，而她的真实个性却和这张脸完全不符。皮尔索尔·史密斯的一句格言说道：“温柔善良的心，配截然相反的舌——这就是世上最好的伙伴。”我不知道伊丽莎白的心是不是这样的——我只知道她对狗的确温柔善良——但她的舌头确实既不温柔，也不善良，所以她是个很好的谈伴。她看待同伴的方式极其清醒冷静，这在有些人看来甚至近乎于犬儒主义了。她的书房中挂着这样一句引言：“宁静，完美的宁静，远离心爱的人。”这真是太能代表她的个性了。她说话声音小小的，语调很天真，这愈发使得她说出来的话令人震惊。我记得有次邀请她来我家吃午饭，因为她的老朋友H.G.恰好在我家客居。H.G.当时刚刚出版了自传，谈话中他提到自己还特意去看了看那座他度过童年的房子——“上园”。他的母亲曾做过房屋女主人的贴身侍女，许多年后又返回那里做管家。H.G.因此时不时地也会在那儿住上一段时日——当然是像俗话说的那样“呆在楼下”。

“这次，H.G.，”伊丽莎白用她那惯常的天真口吻问道，“你是不是从前门进去的？”

这句话当然是想让他难堪，而且她也一度成功了。H.G.脸上略有些泛红，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后来另一位客人问伊丽莎白，她究竟为什么要问这样令人尴尬的问题。伊丽莎白大睁着眼睛，用一副全然无辜的姿态回答道：“我就是想知道。”

我有次问伊丽莎白，我经常听到的一个关于她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话说她的丈夫重病卧床，伊丽莎白却给他读了一本自己的作品，书中对他进行了一番极其尖刻的描绘。当她读完最后一页时，她的丈夫扭头面壁，一命呜呼了。伊丽莎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他那时病得很重，不管怎样总是要死的。”

伊丽莎白很长寿，她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得的神情，正像一个清楚自己对男人魅力的女人。在我结束对伊丽莎白的回忆之前，我还要转述一个她亲口告诉我的故事。这故事不但典型，而且有趣，如果被人遗忘的话那就太可惜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件事。伊丽莎白当时正同第二任丈夫罗素勋爵一起住在“电报山”上。一天早上，她走进厨房，发现厨娘正在倒抽凉气，便问她出了什么事。厨娘告诉她，她刚刚切掉了一只母鸡的脑袋，打算拿她做晚餐，结果这只没头的母鸡居然下了个蛋。

“给我看看”，伊丽莎白说。

她盯着这只蛋寻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拿这只蛋给勋爵阁下作明天的早餐。”

第二天早上，她和丈夫面对面坐在餐桌前，看着他吃下了那只煮鸡蛋。这时伊丽莎白问道：

“弗兰克，你注意到这只蛋有什么奇怪的吗？”

“没有。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噢，没有。”她回答道。“除了一点： 它是一只死母鸡下的。”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眼，一下子跳到窗前开始呕吐。伊丽莎白这时带着端庄的微笑对我说：

“你知道，从那以后我想他就没有真正地爱过我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回忆一下我和华顿太太的唯一一次会面。那时她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知名，饱受尊敬的小说家。她的短篇小说构思新颖，结构精巧；她的《伊坦·弗洛美》是一本关于新英格兰乡村民众的优秀小说。但第五大道上的那些时髦富裕，在纽波特拥有豪宅的居民才是她的主要兴趣所在。她描写的是美国的一个早已成为历史的文明阶段；她笔下人物的举止风俗，他们对待问题的方式和遇到的困难与现今的一切大相径庭；我们唯有相信她的描述，因为我们知道她写的都是自己的记忆。她的小说因此具有了某种时光的魅力，就像老画一样，这种魅力不取决于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 变幻的时尚使得女式裙衬和撑架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荒唐了，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戏服”，给我们一种令人莞尔的愉悦。华顿太太的文笔轻松愉快且很有特点。她应该在美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便只是个次要位置。

华顿太太定居巴黎，但有时会短暂地来到英国——我猜她是为了见她格外敬重的密友亨利·詹姆斯。这时她就会在伦敦住几天。一次，圣海丽尔夫人邀请她一同午餐，同时也邀请了我。夫人在波特兰有一座大房子，很爱招待客人。人们喜欢嘲笑她攀结名流，但同时也很乐意接受她的邀请，因为在她的聚会上肯定能遇见优秀，有趣或者臭名远扬的人。一次某人因为一起极其冷血残忍的谋杀案受审，而他的出身和往事令这起案件一时成为上流社会的谈论焦点。这时一个聪明的年轻人问另一个人是否认识被告。“不，”对方回答道。“但假如他没有被送上绞架的话，那我一定能在圣海丽尔夫人下周的聚会上见到他。”我应邀出席的宴会格调很高；除了华顿太太外我就是在场的唯一作家了，因此午宴结束后华顿太太邀我去她房间单独谈谈。她坐在一只法式小沙发上，落座的姿势让你感觉那沙发就像是王座一样。她没有表示和我坐在同一张沙发的意思，因此我就搬了把椅子坐在她面前。她是个小巧的女人，眼睛漂亮，五官平常，苍白洁净的皮肤紧绷在脸部的骨骼上。她的衣着端庄华贵，符合她出身高贵，家境优裕的文学女性身份。和她相比其他在场的女士尽管也都地位显赫，却都显得土里土气。我们的谈话是她说我听——她的谈吐极好，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用轻盈恰当的话语穿越了绘画，音乐和文学的疆域。她没有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字字准确公允。对于莫里斯·巴雷斯，安德烈·纪德和保罗·瓦莱里，她所说的都千真万确。我没法不赞同她对德彪西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精辟见解；当然她对罗丹、塞尚、德加和雷诺阿的看法也都让人击节。我从未遇到过像她这样洞察如此敏锐，评论如此合理，艺术感官如此卓越的人。

尽管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不把我看作知识阶层的一员——这很令我遗憾——但我其实非常喜欢同有修养的人交谈，而且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对话（也有可能是我高估自己了）。的确，当我轻轻地把他们领上神秘主义的花园小路时，当我同他们谈起大法官迪奥尼西奥斯和弗莱·路易斯·德·莱昂，并适时地插入一两句商竭罗时，经常能说得他们大张着嘴，活像被扔在河岸上的鳟鱼。但华顿太太完全将我折服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盲点；许多人在欣赏品味方面遁入歧途。我曾经在欣赏一出歌剧时坐在了一位地位显赫，才华卓越的女士身后。那场歌剧演的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二幕结束的时候她起身紧了紧貂皮披肩，转身对女伴说：“我们走吧。这出戏的情节太少了。”当然她说得没错，但也许那不是问题的重点。有些既聪明又敏感的人就是喜欢威尔第胜过瓦格纳，喜欢夏洛蒂·勃朗特胜过简·奥斯丁，喜欢冷羊肉胜过冷松鸡。华顿太太却没有丝毫弱点；她的品味无可挑剔。她只欣赏应该欣赏的东西。但人性就是这样地叛逆（至少我的人性是这样的），最后在华顿太太面前我都开始觉得有些坐立不安了。假如我能在她那身由无可指摘的优雅精制而成的盔甲下面找到哪怕一丝缝隙，都将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假如她能对某些极端庸俗的东西偷偷地表达一丝温情，譬如承认她暗地里为玛丽·洛伊德发狂，或者坦白她每晚都去维多利亚宫听《兰贝斯舞步》——尽管那时这首歌还没有让世界为之倾倒——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她没有。她只谈论恰当的人，只说恰当的话。最糟糕的是，我不得不同意她说的每一个字。我没法让自己说出莫伊奥尔乏味，纪德愚蠢这样的话。她对谈到的每一个人物都轻轻带过，没有任何学究气，说出的话也和我自己、或任何思维清晰的人不谋而合。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恼火的事情了。

最后我问她：“你对埃德加·华莱士有什么看法？”

“谁是埃德加·华莱士？”

“你从不读惊险小说吗？”我问。

“不。”

再没有哪个单音节能像这个字一样包含着这么多冰冷的不悦、震惊的不满和受伤的惊讶了。我不敢说她脸色发白——她毕竟是个饱经世故的女人，本能地清楚该如何应对失礼——但她的眼睛开始游移，嘴唇上挤出一个有些做作的微笑。那一刻我们俩都尴尬极了。她的仪容就像是一个自己的端庄体面受到男人无理要求冒犯的女人，但凭着良好的教养她知道忽略要比发作更有尊严。

“恐怕现在有些晚了，”华顿太太说道。

我知道谈话就此结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她是位值得钦佩的女人，但不太对我的胃口。

译后记

毛姆曾经说过，他喜欢站在远处静静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喜欢和人们面对面地交流。他内向、羞涩、拙于情感交流，但同时又理智、从容、对人性有着深入骨髓的洞察。这样一组性格组合使得他正如《我认识的小说家们》中自我评价的那样，更容易被人逗乐，而非心怀崇敬。人性是他站在画架前冷静描绘的客体，而非抒情的对象。

如果说在小说中毛姆需要借助人物和叙事，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人性的话，那么在这本随笔中他可以不加掩饰地将他最擅长的写作姿态从容、优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冷静，中立的观察者，不时对呈现在眼中的人性光谱莞尔一笑，既不感动也不评判。但这还不是全部。没有人能够彻底脱离情感需求，即便是像毛姆这样内向冷静之人。对人的冷淡——或中立（取决于读者的视角）——另一方面却促使他将全部的热情和爱投入到了精神追求之上。毛姆一生钟爱绘画，对于艺术审美有着深刻的思考和体验。《苏巴郎》一文是整本书中情感最炙热，最动容的一篇。感动作者的不是画家本人的坎坷经历，而是其精神价值在作者心中激发的强烈共鸣。将文中对苏巴郎的生平记述同对其作品的艺术评论做个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后者不但是文章的重心，更是毛姆的情感焦点。这样一种感情色调的冷暖对比在另两篇文学与美学评论（《对伯克的读后感》和《对于某本书的思考》）中同样一目了然。这一对比事实上折射出的是毛姆潜意识中的价值取向——人性的渺小短暂与精神世界的崇高永恒，而唯有通过精神追求人性才有可能在某个短暂的瞬间得到救赎。

毛姆是一个观察者，习惯于让时间在他和观察对象之间分隔出一道沟壑。这六篇文章讨论的都是过往的人物，作品和观点，近则十数年，远则数百年。这些主题和素材即便在他那个年代也既不时髦也不新颖。毛姆对于时髦有着本能的不信任。在一个现代主义鼓声震天的时代，他的评论主题在“纯文学家”眼中就像他的小说风格一样“过时”，“庸俗”；难怪他自己也清楚他从未被看作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但他并不在意，因为在毛姆看来，那些雄心勃勃想要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对人性的洞察使他坚信，人性永不改变，也不会改变，尤其是人性中的缺陷。在艺术领域，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保守得深入骨髓。他一定会认同那句古谚： 阳光之下本无新鲜事。

《忆奥古斯都》是一篇半传记式的追忆录，文中作者不动声色地素描了在一个令人压抑的时代中生活死去的一个令人唏嘘的背影，不动声色得近于无情。维多利亚时代在作者成文之时业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成为了道德高压，虚伪，社会等级森严的代名词。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些看法并非全是后世的偏见；很多人物——像奥古斯都的母亲和毛瑞斯姐妹——简直就像是从某本十九世纪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一样，对道德感的偏执和对情感的压抑完全达到了戏剧化的程度。但毛姆的写作目的绝不是要纵容读者发泄对那个年代的优越感。他以手术刀般的锐利与无情剖开了主人公和一个个人物的心灵纵面——在他们那厚厚的道德外壳之下，抛开那无尽的繁文缛节和阶层偏见，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人性，赤裸又可怜。不论在重重社会重压之下它们以多么怪诞荒唐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核心脉络对于后世来说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陌生。人性，在作者笔下，从来就没有多少改变。那个以如此非人的方式对待侄儿的艾瑟婶婶，表面上看仿佛是维多利亚道德观的完美化身，但事实上却是在用这种变态的方式满足着她那超越自身卑微出身，报复等级制度压抑的正常心理。而这位对族谱，家世和攀结显赫表亲狂热到近乎偏执的奥古斯都，其实终生都躲在家族辉煌过去的自我编织的童话中；那个时代对门第的偏执既压抑了他，又庇护了他那不健全的人格，使他终身不必面对现实。

毫无疑问，在毛姆那个年代的读者看来，奥古斯都的那个世界是荒唐的。这是一个时代对上一个时代的回忆。但毛姆的那个时代也离现在的我们远去了。在今天的人们眼中，它又何尝不是荒唐的呢？那个刚刚从一战史无前例的杀戮中得到片刻喘息，就又迫不及待地被拖入下一场残酷血腥程度几乎摧毁西方世界信仰的战争；那个被经济大萧条的绝望，疯癫与剧痛折磨的时代；那个见证了狂热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与爆炸的年代……和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相比，奥古斯都的年代似乎成了真正的童话，可毛姆的同时代人——现代主义者们却对“进步”信心满满……这是傲慢还是讽刺？而我们自己呢？我们真的就能确信我们的时代找到了超越人性缺陷的钥匙，确信我们的道德观是真理，确信我们的后代不会以相同的难以置信的眼光看待我们，就像毛姆的读者看待奥古斯都一样？但如果毛姆是正确的，如果人性真的从未改变过，那我想过分的道德自负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取的。

《苏巴郎》则是一篇美学评论，是毛姆以半个同行的身份对一位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画家及其作品的剖析。热爱美术的读者当然可以用专业的眼光审视文中涉及的许许多多流派与作品，与毛姆进行跨越时空的切磋。但对美术不太了解的读者也大可不必有疏离感，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篇美学论文。这事实上是毛姆以作家的笔触创作的一篇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灵奥德赛，讲述的是一个被世俗与自身个性束缚的灵魂如何在追求精神升华的漫漫旅途中，在经历了种种命运坎坷与创作艰辛之后，最终在某个神迹般的瞬间超越了自我，达到了精神疆域的最高成就——创造美。“这就像是上帝的恩泽最终沐浴在了他身上，”毛姆最后写道。这样一位不动声色到有时近于刻薄的作家（据说在一次晚宴上连英国女王都拒绝坐在毛姆身边）这时居然饱含真情地向这样一位“苍老憔悴”，像可怜的老狗一样“仰望着救世主”的老画家表达敬意，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动容的事。

毛姆生活在一个尼采宣称“上帝已死”的时代。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读不出他对“上帝”有任何特殊的依恋。因此当他写下“上帝的恩泽”时，他心中所指的并非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缪斯。文中毛姆用了大段炙热的文字描述美的冲击，将美与宗教体验的巅峰——神秘主义相提并论，这样湍流的情感对于毛姆来说是不多见的。旧的宗教虽然式微，但它塑造的信仰和价值模式却是一份持久的遗产。偷食禁果的原罪隐去了，但人性的渺小与缺陷却成为了新的原罪；上帝的救赎远去了，但精神的救赎与超越却成为了新的圣经，而这条新的救赎之路通向的不是天国，而是美。美是唯美主义者的上帝，可能也是毛姆心灵深处的救世主。苏巴郎的故事是毛姆通过心灵之眼看到的一个缪斯的信徒如何得到拯救与精神永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最终感动了他自己。当然，苏巴郎和他的作品在读者眼中是否能带来相同的美和精神升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留给热爱美术的读者去探讨。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影响我们理解与感悟毛姆的这篇“美的救赎”。

《侦探小说的衰亡》是一个侦探小说的热心读者在这个流派的鼎盛时期对其要素、模式和历史所作的充分总结。应该说毛姆的洞察力是值得钦佩的。他不但跟踪了侦探小说的发展轨迹，而且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形成这条轨迹的深层原因，甚至做出了“侦探小说已死”的预言。譬如，他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创作要素总是无一例外地吸引来蜂拥而至的模仿者，而他们所谓超越原作的方法就是越来越失控地滥用、夸张、扭曲原作，直到最终将其毁掉。侦探小说的死亡最终归因于对其创作可能性的彻底穷尽。这些观察不但适用于侦探小说，而且可以推广至其他的文学领域。（当然，毛姆落笔时不可能预见到“硬汉流派”后来催生了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动作电影，这些硬汉形象直到今天还活跃在各种“大片”的银幕上——像打飞苍蝇一样打飞坏蛋，身边总有金发女郎投怀送抱，惨遭痛殴却就是金刚不坏……毛姆看了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人性果然很少改变。）

文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毛姆对现代文学的评论，虽属一笔带过，但却是对他文学观点的清晰一瞥。作品的可读性，毛姆写道，是作家的最大财富；听故事的欲望就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因此现代文学完全背弃故事性的做法在毛姆看来无疑是愚蠢的。他还相信后世会还“故事大王”侦探小说家们（言外之意可能也包括其他注重故事性的文学家，比如他自己）一个公正，而将“严肃小说家”们赶下宝座。 实事求是地说，毛姆的这个预言暂时落空了。紧随现代主义的不是对故事性的回归，而是同样摒弃故事性的后现代主义，其可读性更加惨不忍睹。那么这一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译者这里想提醒读者一个事实： 文学与大众的疏离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过。只要将当年《大卫·科波菲尔》伦敦纸贵的热烈同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默默无闻作个对比，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完全没有娱乐性的纯文学和完全没有文学性的“纯市场”快餐占据了显著的两极，文学界成了一个和大众几乎彻底隔离的孤岛，一个自言自语的乌托邦。文学从当年拨着竖琴的游吟诗人演变成今天这样一种情形，这果真是进步吗？彻底脱离生活的文学有足够的活力持久、发展吗？时间会给我们答案的。

《对于某本书的思考》是一场发生在一个哲学家和一个作家之间的对话，主题是关于美。有趣的是，两人对美的切入点完全不同： 哲学家从纯理性，纯思辨的角度讨论美的本质和意义，而作家则是从自身的创作体验出发感性地描述美是如何被创造的。作者不无调侃地讲述了康德完全缺乏情感能力的故事；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否定康德的美学观点。相反，这更加强化了康德那“智慧的大脑袋”作为人类理性巅峰的象征意义。这注定是一场没有共同语言的辩论。哲学家眼中的“美”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够达到的普遍真理，是不依赖于个人感官的。而在毛姆这位艺术家眼中的美却是完全个人化，个性化的情感冲击；“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全部个性和经历在读画”，毛姆这样写道。哲学家和艺术家对于美截然不同的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哲学家的终极目标是为整个世界的存在找到一个终极的解释，一切的发生都必须被纳入一个完整，自洽，普适的世界体系中，包括美。可对于艺术家来说，美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他精神的通天之路。当美在他手中绽放的一瞬间，世界都不再重要，通过美他的生命得以不朽。如果美不是他的造物，不是他精神和灵魂的结晶，而是归因于某个冰冷的，普适的，理性的因果关系，那简直就是把他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一个齿轮。这是任何艺术家都不能接受的。

有趣的是文章最后康德和毛姆居然就美的道德意义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我们有些惊讶地发现，原来毛姆这样一位不会对任何人性弱点感到惊讶的旁观者也会考虑道德问题。）康德认为，美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能够使人格高贵，不然的话就只是有害的纷扰。毛姆部分认同了这一看法。他一面哀叹唯美主义者普遍的道德堕落——不论在哪个时代似乎艺术家都是放荡不羁的代名词——一面坚信，除非美能够带来道德进步，否则审美快乐就和其他所谓低级趣味的快乐没有任何优劣之分。毛姆的这个结论究竟是在否认美的崇高性，还是在暗暗希冀终有一日美能够实现其崇高性？作为一个美的信徒，我想毛姆心之所向的是后者。

《对伯克的读后感》在结构上同《苏巴郎》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也许反映了毛姆对于远离自己的历史人物的一种解读模式。文章前半部分毛姆同样冷静地叙述了伯克的生平，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他冲突矛盾的个性，披露了埋藏在他道义光环下的肮脏行径。然而，毛姆并没有给伯克扣上一顶“虚伪”的帽子——他对于人性的洞察正体现于此。他意识到伯克心中真实的道义感与他同样真实的非道义行为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他能够固执地对不符合内心自我形象的一切证据与事实视而不见——毛姆对此评论道，“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缺陷叫做什么，但它既不是虚伪也不是欺骗。”而惟有在他的书房中，当他挥毫写下那些气势恢宏的激昂文字时，“我们才能对伯克说‘风格即人’”。因此，写作既是他心中道义的避难所，又是他实现理想自我的救赎之路。

对有志于在英语写作上领悟大家风范的读者来说，文章后半部分对于伯克文笔的剖析倒不失为一篇修辞与句式运用的绝佳教材（深悟其道的读者一定能写出满分GRE作文——笑谈）。译者在试图翻译伯克原文时不能不对现代汉语在某些表达能力上的欠缺深有感触。现代汉语的诞生归功于五四先贤用西方语法对汉语进行的一次重构，是对古汉语的一次脱胎换骨。但从本质上说，汉语依然没有摆脱以短句为核心的特征，而短句在书面表达某些逻辑关系与结构复杂的语意时，其欠缺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翻译伯克的大段复合句时尤为明显。汉语虽然源远流长，但现代汉语的诞生不过百年，而且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造的语言，欠缺之处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的现代化之路还远没有完成，绝不应该过早地陷入僵化。

《我认识的小说家们》记述了作者同一系列著名小说家的交往经历，其中有几个名字对于熟悉文学的读者来说一定如雷贯耳： 亨利·詹姆斯，H·G·威尔斯，阿诺德·本涅特。正如毛姆自己所说，他那种冷眼旁观的个性使他很难同任何人成为挚交，所以他同这些对象间的关系至多仅仅是投机的伙伴，谈不上亲密无间的朋友。因此这篇文章并不是对友人充满感情的追忆，而是文学评论与个性分析的理性结合。如果说毛姆提笔时心中有一个清晰的总纲，那就是“风格即人”。对于熟悉这几位作家的读者来说，毛姆勾勒出的这几幅肖像是如此地可信，如此地贴合其作品，我们不能不怀疑，究竟是他们的作品影响、塑造了毛姆对其个性选择性的回忆与感知，还是毛姆对其个性的了解主导了他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以H·G·威尔斯来说，他的很多所谓“科幻小说”其实有着强烈的政论性。他的那本《时间机器》根本不是充满幻想的浪漫时空旅行，而是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预言，讲述了一个阶级对立最终将人类分裂成两个相反物种的可怕未来。读完这部小说，你几乎可以断定作者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根据毛姆的叙述，他的确热切地鼓吹社会主义。（好莱坞前些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这部作品彻底庸俗化了，其政治意义荡然无存。没有读过原著的读者切不可被其误导。） 而他的另外一篇《隐形人》事实上是对恐惧被用作政治武器的警示录，文中他借主人公之口以近乎演讲的形式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其政治观点。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对现代恐怖主义的预言，而作者更像是一个政论家，不是一个文学家。毛姆对于威尔斯的所有描述与回忆虽然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将读者脑海中H.G.的既有形象勾勒得更为清晰、逼真、可信，绝没有抵触推翻这一形象之处——这简直就像是毛姆笔下创作的一个人物角色了。

《随性而至》首版于1952年，其中这六篇文章的确切写作时间译者无从知晓，唯一能够推断的是它们大致作于二战后的这六七年内。此时毛姆的几部成名作业已出版，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创作观与文学观也已成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他随性而至地娓娓道来。

宋佥

2010年5月

版权信息

书名：木麻黄树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56957

译者：黄福海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原序

木麻黄树，据他们说，如果你带一根它的树枝上船的话，哪怕再短再小的一根，也必定会招来顶头的风，阻碍你的行程，或者招来狂风暴雨，危及你的性命。他们还说，圆月当空的时候，如果你站在它的荫头里，你会听见它用刻毒、阴险的话语，神秘地、低声地道出未来的秘密。这些事实，从来都没有人质疑过；但是他们还说，经过一段时期，河水退却，当海榄雌海榄雌（mangrove），一种马鞭草属植物。在宽阔的河口拓垦出潮湿、松软的泥土，木麻黄树就会自行生长，并且逐渐使土地变得结实、坚固、肥沃，直到它成为熟土，适合更多种类、更加繁茂的植物；然后，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它就会逐渐消隐，最后被丛林中无数归化了的植物彻底吞没。由此我觉得，对于一本描写居住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婆罗洲（Borneo），即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世界第三大岛，现分属于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英国人的短篇小说集来说，“木麻黄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书名；我原以为，这些英国人是在他们的先驱打开这片土地、带来西方文明之后来到这里的，因为工作已经完成，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和平、有序和成熟的阶段，他们一定会以上面所说的方式，退让给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不太有冒险精神的一代；当我深入调查之后，发现从前别人跟我所说的一切都不真实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极度复杂的。给一本短篇小说集起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想避重就轻，就不妨拿第一个短篇作为书名，但那样会欺骗买书的人，以为手里拿着一本长篇小说；一个好的书名应该关涉到书中的所有篇什，哪怕是隐约的关涉；世上的好书名都已用尽了。我难以定夺。但我想到，一个符号（正如弗朗索瓦·拉伯雷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代表作为《巨人传》。大师在一个插科打诨的章节里指出的）可以象征一切事物；我回想起，那木麻黄树挺立在海岸边上，任人胡乱地砍倒在地，狼藉一片，但它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不受狂风的侵扰，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那些种植者和管理者，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还是为他们朝夕相处的人民带来了安宁、正义和幸福；因此我猜想，当他们看着木麻黄树，同样感受到那份灰暗、粗鄙、悲哀，与那荒凉的热带地区有些格格不入的时候，很可能也会思念起自己的故乡；在悠然回忆起约克郡高原上的那些石南花，或者苏塞克斯郡公共牧场上的那些金雀花的同时，他们发现这种在严峻的环境中依然恪守自己职责的坚韧的树木，正是他们自己流落他乡异国的生活的象征。总之，我有多个理由保留目前这个书名，但最主要的是，我想不出更好的书名了。

威·萨·毛

赴宴之前

铁行轮船公司

驻地分署

环境的力量

胆怯

信

原跋

赴宴之前

斯金纳太太做事情喜欢守时。她早早地穿戴整齐，身上那件黑色的真丝外套既适合她的年龄，又适合她为死去的女婿服丧。此时，她还要戴上一顶帽子。对于这一点，她有点儿犹豫，因为帽子上装饰的白鹭羽毛很可能会引起一些朋友尖锐的非议，而她去赴宴时又免不了会碰上这些朋友；要获得这些羽毛，就必须杀死那些美丽的白鸟，而且必须在它们交配的季节，这话听起来多吓人呀；可话又说回来，这些羽毛真的很漂亮、时髦，不戴上的话岂不是太愚蠢了，而且要是被她女婿知道，准会伤了他的感情。他从婆罗洲那么远的地方把羽毛带回来，不就是为了让他岳母开心嘛。当时，凯瑟琳的神情似乎就不那么喜欢，如今噩耗传来，她一定后悔当初不该那样，不过凯瑟琳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心喜欢过哈罗德。斯金纳太太站在梳妆台跟前，戴上了那顶帽子，然后用一枚镶着一颗大圆珠子的发针把它固定住。毕竟，这是她仅有的一顶漂亮帽子。要是有人跟她说起这几根羽毛的事儿，她自然知道如何应对。

“我知道这种事很吓人，”她会说。“我自己是绝对想不到要买这些羽毛的，是我可怜的女婿最后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

这样就解释了她拥有这几根羽毛的理由，也为她戴这几根羽毛找到了借口。她的那些朋友一向都很和善。斯金纳太太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干净手帕，在上面洒了几滴古龙水。她从来不用香水，因为她觉得使用香水有点儿轻佻，但古龙水却让人神清气爽。她差不多打扮好了，于是抬起头，眼神越过梳妆镜，朝窗外望去。卡农·海伍德今天要举办一个花园宴会，而且赶上了个好天气。风是暖暖的，天是蓝蓝的；树上还没有褪尽那早春的绿意。小外孙女正在屋后狭长的花园里忙着把自己那片小小的花床弄得松软一些；斯金纳太太看在眼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希望琼的脸色不要那么苍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错误地把这孩子留在热带地区。这么小的年纪，成天板着脸，从没见她蹦蹦跳跳的天真样儿。这时，小女孩正悄悄地独自玩着游戏，给花圃里的花浇水。斯金纳太太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前襟，然后拿起手套，走下楼来。

凯瑟琳坐在窗前的写字台边，忙着整理几张名单，因为她是妇女高尔夫俱乐部的名誉秘书，碰到有竞赛的时候，就会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可即使这么忙，她还是早就准备好了参加宴会。

“你最终还是穿上这件套衫啦，”斯金纳太太说。

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就为凯瑟琳到底应该穿这件套衫还是那件黑绸衫讨论了好一会儿。那件套衫黑白相间，凯瑟琳觉得比较时髦，不过不太像服丧的样子。但米莉森特却赞成穿这一件。

“我们干吗都要穿得像刚从葬礼上回来似的，”她说。“哈罗德都死了八个月啦。”

斯金纳太太觉得这话听着有点儿不顺耳。米莉森特从婆罗洲回来以后，举止态度都不太正常。

“你不会现在就脱掉丧服吧，亲爱的？”她问道。

米莉森特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现在人们服丧跟从前不一样啦，”她说道。她停了一下，继续说话。她说话的语气，斯金纳太太觉得很是奇怪。凯瑟琳也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也用不解的眼神瞟了姐姐一眼。“我敢肯定，哈罗德也绝不会要我永远为他服丧的。”

“我早就穿戴好了，因为我有事要跟米莉森特说，”凯瑟琳答道，算是对母亲那种怀疑眼光的回应。

“哦，是吗？”

凯瑟琳没有解释。她把那几张名单放在一旁，皱起眉头，把一位女士寄来的信又读了一遍。那位女士在信里投诉委员会不公平，竟然把她应得的让棍数目从二十四减到十八。作为妇女高尔夫俱乐部的名誉秘书，必须具备相当的智慧。遮阳篷使屋子里感觉阴凉。斯金纳太太戴上她那副崭新的手套，看着哈罗德生前托她保管的那只硕大的、染得光彩照人的木制犀鸟；她觉得这个标本有点儿奇特，而且粗野，但哈罗德却对它十分珍爱。它带有一点宗教的意味，连卡农·海伍德也对它倍加赞赏。沙发靠着墙，墙上是几件马来人的土制武器，但她忘记了它们的名称。几张随手放置的小桌上，到处摆放着哈罗德在不同的场合送给他们的银器和铜器。她以前一直喜欢哈罗德，因此两眼不由自主地移向钢琴上方，那上面原本有他的照片，旁边还有她两个女儿、外孙女、姐姐和外甥的几张照片。

“唉，凯瑟琳，哈罗德的照片哪儿去了？”她问道。

凯瑟琳环顾四周。照片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有人把它拿走了吧，”凯瑟琳说。

她惊讶而疑惑地站起身来，走到钢琴边上。几张照片的位置已经重新安排过，它们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空缺。

“也许米莉森特想把它拿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吧，”斯金纳太太说。

“我早就该发觉的。再说，米莉森特已经有好几张哈罗德的照片了。只是她把它们都锁起来了。”

女儿没有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一张哈罗德的照片，斯金纳太太对此感到十分奇怪。她曾经跟她提起过这件事儿，但米莉森特并没有理会她。从婆罗洲回来以后，米莉森特就一直不爱说话；斯金纳太太想对她表示一下同情，但是看见她这个样子，也就不再想表示什么了。她好像也不大情愿谈起自己痛失丈夫的遭遇。悲伤，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斯金纳先生就曾经告诫过自己的夫人，对待米莉森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一个人独处。一想到自己的丈夫，斯金纳太太就转念想到，他们该动身去参加宴会了。

“你爸问我，我是不是觉得他应该戴一顶大礼帽，”她说。“我说，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戴上比较好。”

那场花园宴会的排场会很大。大家会品尝到博迪糖果店的草莓香草双色冰激凌，而且还有海伍德家自制的冰咖啡。社会各界名流都会参加。宴会的主人要向客人们介绍香港主教，那位主教这几天就住在卡农·海伍德的家里，因为他是卡农上大学时的老同学。这次，他还要作一个演讲，谈谈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斯金纳太太的一个女儿也曾经在东方度过八个春秋，她的女婿又曾经是婆罗洲一个地区的驻地长官，所以她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当然，在那些跟殖民地之类的事情毫无关系的人们看来，这种演讲虽然有趣，但并不像对她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只了解英国的人，怎么可能对英国有真正的了解呢？”斯金纳先生这样说过。

这时，斯金纳先生走进房间。斯金纳先生子承父业，也是一名律师，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开了几家事务所。他每天早上到伦敦市区去上班，傍晚回家。他能陪夫人和女儿去参加卡农家的宴会，那得感谢卡农明智地把宴会选定在星期六。斯金纳先生穿着燕尾服和灰色花呢裤子，十分精神。他并不刻意讲究穿着，但很干练。他看上去像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事务的辩护律师，而且他确实做得不错。他的事务所从来都不受理哪怕有一点点不正经的业务；如果有客人请他解决一些不大体面的麻烦事情，斯金纳先生就会变得一脸的严肃。

“我想，本事务所是不太有意承办这类案件的，”他会说。“您最好还是另请高明吧。”

他拿过一个便条簿，在上面刷刷地写下几个名字和地址。他撕下一张纸来，递给对方。

“如果我是您，就会去拜访这几个人。如果您提到我的名字，我相信他们会尽力为您帮忙的。”

斯金纳先生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顶也全秃了。他那苍白而单薄的嘴唇紧闭着，但蓝色的眼睛里却透出一份羞怯。他的两颊没有血色，脸上满是皱纹。

“我看见你穿上那条新裤子了，”斯金纳太太说。

“我觉得这样的场合挺合适，”他答道。“我在想是否要在翻领上别一朵花呢。”

“要是我的话，就不别那种东西，爸，”凯瑟琳说。“我觉得那样子太难看了。”

“许多人都别花的，”斯金纳太太说。

“只有小职员那种人才会别花呢，”凯瑟琳说。“你也知道，海伍德会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参加；再说，我们还在服丧呢。”

“我不知道在主教作完演讲之后，会不会要大家捐款哦，”斯金纳先生说。

“我想不太会吧，”斯金纳太太说。

“我觉得要真是那样，就有点儿损了，”凯瑟琳附和地说。

“保险起见，还是准备一下比较好，”斯金纳先生说。“到时候，我就代表我们一家人来捐。可我不知道捐十个先令够不够啊？还是必须捐一个英镑？”

“我觉得要么不捐，要捐就捐一个英镑，爸，”凯瑟琳说。

“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不想比别人捐的少，但也没有理由捐得比别人多。”

凯瑟琳把文件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站起身。她看了看手表。

“米莉森特准备好了吗？”斯金纳太太问道。

“还有的是时间。人家请我们四点钟去，我想我们没必要赶在四点半之前到场。我吩咐过戴维斯，四点一刻把车开过来。”

往常都是凯瑟琳开车，但像今天这样的大场合，不妨就让花匠戴维斯穿上制服，权当一回司机吧。这样汽车开到门口，派头会大一点。再说，凯瑟琳穿上那件新的套衫，自然也不太愿意自己开车。她看见母亲把手指一根根地往新手套里伸，不禁想起自己也该戴一副手套。她闻了闻自己的手套是不是还留着肥皂味儿。还好，只有一点味儿。她相信没有人会察觉到。

房门终于打开了，米莉森特走了进来。她穿着寡妇的丧服。斯金纳太太对她的这身打扮很看不惯，但她知道在这一年之内，米莉森特必须穿成这样。这套丧服跟她并不相配，这有点儿可惜，因为有的人是挺适合穿这套丧服的。有一次，她自己就试着戴过米莉森特的帽子，再配上那根白带子、黑面纱，觉得自己挺适合那身打扮的。当然，她希望自己亲爱的丈夫艾尔弗雷德比她活得长，但要是他先走的话，那她会永远穿着丧服，不再脱下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就一直没有脱下丧服。可米莉森特的情况不一样，她年轻多了；她只有三十六岁；三十六岁就当了寡妇，实在是太惨了。而且，她也不太有机会再婚。凯瑟琳如今也不太可能出嫁，她已经三十五岁了；米莉森特和哈罗德上次回国的时候，斯金纳太太就建议他们俩把凯瑟琳接过去，跟他们一起住；哈罗德好像挺乐意，但米莉森特坚决反对。斯金纳太太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行。那原本可以给凯瑟琳一个机会。当然，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把她打发掉，而是因为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可他们在国内认识的男人都已经结婚了。米莉森特的解释是，那边的气候太恶劣了。这话没错，她本人的脸色就很难看。有谁能想象，当初米莉森特可是比她妹妹更漂亮的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凯瑟琳越来越有姿色了（当然也有人说她太瘦了），现在又把头发剪短了，再加上风雨无阻地打高尔夫球，两颊变得红扑扑的，看得斯金纳太太心里十分怜爱。而可怜的米莉森特呢，就没有人那样评论她了；她完全失去了身材；她原本就个头不高，现在又发胖了，简直就像一个矮胖墩儿。她也确实太胖了，斯金纳太太猜想这大概是因为热带气候太热，她没法出去活动吧。她的肤色呈灰黄色，像泥土一般，那一双蓝眼睛原本是她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如今也变得暗淡无光了。

“她的脖子要找人看一下，”斯金纳太太心想。“两边的肉都坠下来了，实在有点儿可怕。”

这件事儿她跟丈夫谈过一两回。斯金纳先生的回答是，米莉森特已经不再年轻了；这话也没错，可也不能听其自然，随她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斯金纳太太决定要跟女儿好好谈谈，但她必须照顾到女儿的悲伤情绪，所以愿意等她一年服丧完了之后再说。米莉森特原本一想到要跟母亲交谈就有点儿紧张，现在凭这个理由可以将此事推迟一年，她也很乐意接受。米莉森特已经完全变了个人。她老是阴沉着脸，她母亲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感到很不自在。斯金纳太太总爱大声唠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要跟米莉森特说说话吧（就是随便说说的那种），她老是阴阳怪气的，习惯性地不作回答，你也不知道她到底听见没有。有时候，斯金纳太太感到忍无可忍，必须提醒自己说，可怜的哈罗德才死了八个月啊，只有这样她才能让自己缓过来，对米莉森特表现得不那么严厉。

寡妇默默地走上前来，窗外的一线阳光照在她阴沉的脸上，但是凯瑟琳却背朝着窗户站在那里。她对姐姐凝神望了片刻。

“米莉森特，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她说。“我今天早晨跟格拉迪丝·海伍德打了一场高尔夫。”

“你赢她了吗？”米莉森特问道。

格拉迪丝是卡农家里唯一还没有结婚的女儿。

“她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米莉森特的目光越过妹妹，落到那个正在花园里浇花的小女孩身上。

“妈，你有没有让安妮把琼带到厨房来喝茶？”她问道。

“说了，等仆人们喝茶的时候再让她喝吧。”

凯瑟琳冷冷地看着姐姐。

“主教回国的时候，在新加坡停了两三天，”她接着说。“他很喜欢旅行。他去过婆罗洲，许多你认识的人他都认识。”

“他一定很乐意见到你，亲爱的，”斯金纳太太说。“他认识可怜的哈罗德吗？”

“认识，他在吉所罗见过他。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他说，听到他的死讯，他感到十分震惊。”

米莉森特坐下来，慢慢地戴上她的黑手套。女儿听到这些话竟然保持沉默，这使斯金纳太太感到有点儿意外。

“哦，米莉森特，”她说。“哈罗德的照片不见了。是你拿走的吗？”

“嗯，我把它收起来了。”

“我还以为你愿意把它放在外面呢。”

米莉森特又不说话了。这个习惯确实令人生气。

凯瑟琳微微地侧过身子，好正面对着她姐姐。

“米莉森特，你为啥跟我们说哈罗德是得感冒死的？”

寡妇一动不动，她定睛看着凯瑟琳，土灰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但却带着一层阴翳。她没有回答。

“你这是什么意思，凯瑟琳？”斯金纳先生吃惊地问道。

“主教说哈罗德是自杀死的。”

斯金纳太太失声叫了起来，她的丈夫摆摆手，示意让她安静。

“这是真的吗，米莉森特？”

“是真的。”

“那你干吗不告诉我们真相呢？”

米莉森特迟疑了一会儿。她身旁的桌子上有一件文莱的铜器，她的手指在上面慵懒地抚摸着。那也是哈罗德送的礼物。

“我想这样对琼比较好，让她相信她爸是得感冒死的。我不想什么都让她知道。”

“你把我们放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凯瑟琳皱了皱眉头说。“格拉迪丝·海伍德怪我没有把真相告诉她，觉得我不够意思。我费了好大功夫才让她相信，我自己也根本不了解真相。她说她爸也很不高兴。他说，我们两家有这么多年的交情，考虑到他还是你们的证婚人，平时关系又很近，等等这些，他原以为我们会完全信任他。无论怎么样，即使我们不想把真相告诉他，也没有必要对他撒谎呀。”

“这一点，我必须说我同意他的观点，”斯金纳先生带着尖刻的口吻说。

“当然，我对格拉迪丝说，这事不应该怪我们。我们只是把你跟我们说的再转叙给他们而已。”

“但愿这件事儿没把你们那场高尔夫球赛搞砸吧，”米莉森特说。

“你可真是的，亲爱的，我觉得你这话太不成体统啦，”她父亲大声说道。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空着的壁炉，按他习惯的样子，叉开燕尾服，站在壁炉前面。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米莉森特说，“如果我想把这事儿埋在心里，我不明白凭什么我就不可以这么做呢。”

“你对你妈都不愿说，看来你对你妈也没什么感情了，”斯金纳太太说。

米莉森特耸了耸肩。

“你应该知道，这种事情迟早会露馅儿的，”凯瑟琳说。

“凭什么？我相信两个爱嚼舌头的老牧师除了议论我之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谈了。”

“当主教说他去过婆罗洲的时候，海伍德家的人自然就会问他认识不认识你和哈罗德。”

“谈了半天，都没谈到点子上，”斯金纳先生说。“我认为你应该把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决定怎么做是最好的。作为律师，我可以告诉你，从长远来看，你越是想隐瞒真相，就越会把事情搞糟。”

“可怜的哈罗德，”斯金纳太太说，眼泪开始顺着她涂满胭脂的脸颊上流下来。“这太可怕了吧。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女婿。究竟是什么事情招引他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来的呢？”

“气候。”

“我觉得你最好把所有真相都给我们讲清楚，米莉森特，”她的父亲说道。

“凯瑟琳会告诉你们的。”

凯瑟琳迟疑了一会儿。她要讲的事情确实是挺吓人的。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他们这样的家庭里，看来真的很可怕。

“主教说他是割喉咙死的。”

斯金纳太太喘着粗气，她一激动，竟冲到她那遭受不幸的女儿身边。她想把她搂在怀里。

“我可怜的孩子呀，”她哽咽着说。

但米莉森特却把身子往后缩了一下。

“请别来烦我，妈。这种搂来抱去的，我真的受不了。”

“你也真是的，米莉森特，”斯金纳先生皱起眉头说道。

他觉得女儿的举止太不像话了。

斯金纳太太小心地用手帕吸干眼泪，一边叹气，一边轻轻摇着头，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凯瑟琳不耐烦地摆弄着自己脖子上的长项链。

“我姐夫是怎么死的，这事的详细情况要由我的朋友来告诉我，真是太荒谬了。这让我们大家在别人眼里都变得像傻瓜一样。主教很想见你，米莉森特；他想告诉你，他是多么替你难过。”她停了一下，但米莉森特没有说话。“他说，当时米莉森特带着琼在外面，当她回来的时候，发现可怜的哈罗德躺在床上死了。”

“那一定使人大为震惊，”斯金纳先生说。

斯金纳太太又开始哭了，但是凯瑟琳把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

“妈，别哭了，”她说。“眼睛哭红了，人家会笑话的。”

大家都沉默不语，斯金纳太太擦干眼泪，用了很大功夫，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这种时候，她竟然还戴着可怜的哈罗德送给她的白鹭羽毛，这使她感觉十分异样。

“还有件事情我也应该告诉你们，”凯瑟琳说。

米莉森特还是不打紧地看着妹妹，目光是定定的，但带着一点警觉。那种神态，就像是一个人在等着听到一记响声，生怕自己错过似的。

“我不想说什么话来伤害你的感情，亲爱的，”凯瑟琳接着说，“但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主教说，哈罗德酗酒。”

“噢，天哪，真可怕呀！”斯金纳太太喊道。“这话听起来多吓人哪！是格拉迪丝·海伍德告诉你的吗？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这就是隐瞒事实真相的结果，”斯金纳先生不耐烦地说道。“这种事情是百试不爽的。你越是想把事情隐藏起来，各种流言蜚语就越会传开去，说得比真相还糟十倍。”

“主教在新加坡的时候，人家跟他说，哈罗德是在喝了酒，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自杀的。我觉得，出于对我们全家人的考虑，米莉森特，你应该站出来否认这种说法。”

“这样去谈论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真是太不应该了，”斯金纳太太说。“更何况，等琼长大了，对孩子也不好。”

“但是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吗，米莉森特？”她父亲问道。“哈罗德做事一向很有节制呀。”

“这个嘛，”寡妇说。

“他喝酒吗？”

“简直是个酒鬼。”

这个回答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而且语气那么尖刻，他们三个人都大为震惊。

“米莉森特，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谈论你死去的丈夫呢？”她的母亲嚷道，那整齐地戴着手套的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回家以后，一直有点儿怪里怪气的。我绝不能相信我的女儿会用这种态度去看待她丈夫的去世。”

“先别说这个啦，孩子他妈，”斯金纳先生说。“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再详谈。”

他走到窗前，朝那充满阳光的小花园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回屋子当中。他从兜儿里掏出夹鼻眼镜，但是他并不打算把它戴上，而是用手帕擦拭着。米莉森特望着他，眼里明显地含着讥讽的意味。斯金纳先生心里烦恼极了。他干完了一周的工作，在星期一上班之前，原本可以过上一段清静的日子。虽然他跟夫人说过，这个花园宴会是件讨厌的事情，还不如在自己家的花园里静静地吃个午茶更加惬意，但他心里还是一直很想去的。对于在中国传教的活动，他不太感兴趣，不过认识一下那位主教，还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可是谁会料到现在会出这种事情！他对这类事情，是绝不愿意搅和进去的；何况有人跟他说，他的女婿是个酒鬼，还自寻短见，让他毫无心理准备，这实在是太令人不快了。米莉森特若有所思地把自己的白色袖口抚平。那副镇定的样子也惹他生气，可他并没有朝她发火，却对小女儿开了腔：

“你干吗不坐下，凯瑟琳？屋子里有的是椅子。”

凯瑟琳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一句话也没说。斯金纳先生走到米莉森特面前停下，面对着她。

“当然，我明白你为什么跟我们说哈罗德是得感冒死的。我觉得那是个错误，因为那种事情迟早是会暴露出来的。我不知道主教跟海伍德的家人所说的话，有几分恰巧与事实相符；但是如果你听我的建议，你就应该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作计议。既然这件事情被卡农·海伍德和格拉迪丝知道了，那么我们不能指望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像我们这种地方，人们都爱说长道短的。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把真相弄得清清楚楚，那样对我们大家都会更有利。”

斯金纳太太和凯瑟琳觉得他说得很在理。她们等着米莉森特作出回应。但是她却以被动的神情听着，脸上的红晕早已消逝，脸上又恢复了往常的苍白和土灰色。

“要是我真的把什么都说出来，我想你们会不大乐意听的。”她说。

“你要相信，我们是同情你、理解你的，”凯瑟琳认真地说道。

米莉森特朝她瞥了一眼，紧闭的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她慢条斯理地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斯金纳太太心里很不自在，感觉米莉森特在看他们的时候，就像是他们三个都是服装店里的人体模特儿。她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跟他们三个人没有一点儿关系。

“其实，我嫁给哈罗德的时候，我并不爱他。”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斯金纳太太差点叫出声来，她丈夫迅速地做一个几乎无人察觉的手势阻止了她，多年来的夫妻生活，使这个动作足以在他们之间传神达意。米莉森特接着说道，声调平稳而缓慢，语气也没有多大变化。

“我那时二十七岁，好像也没有其他人愿意娶我。不错，他当时已经四十四岁，年纪似乎有点儿大，可他有个挺不错的职位，是吧？而我呢，也不大可能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斯金纳太太又想叫出声来，但是她想起自己还要去赴宴呢。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把他的照片拿走了，”她伤心地说。

“妈妈，你可别这么说。”凯瑟琳大声说道。

照片是哈罗德跟米莉森特订婚的时候照的，哈罗德的形象挺不错。斯金纳太太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有修养的男人。他身材魁梧、高大，或许有点儿胖，但举止得体，外表庄重。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谢顶，可是现在的男人，顶都谢得比较早；何况他说过，硬壳帽，就是那种遮阳帽，对头发伤害挺大。他留了两撇小黑胡子，脸晒得黑黑的。他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他的那双眼睛，棕色的、大大的，跟琼的眼睛一样。他跟人说话也很有趣。凯瑟琳说他爱吹牛，但斯金纳太太却没觉得，男人说话有点儿发号施令，她并不在意；特别是当她发现（那可是不多一会儿的事），他竟被米莉森特迷住了，便开始非常喜欢他起来。他对斯金纳太太一直表现得很殷勤，他跟她谈自己工作的地区，告诉她自己捕杀的大猎物，她也听得很认真，仿佛对此很感兴趣。凯瑟琳说哈罗德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而斯金纳太太却属于对男人的自夸都全盘接受的一辈人。米莉森特很快就看出大势已定，虽然她什么也没跟母亲说，但她母亲心里明白，要是哈罗德向她求婚，她肯定会同意接受他。

跟哈罗德在一起的是一些在婆罗洲住了三十多年的人，他们都认为那个地方不错。谁要说女人在那里不能过上舒服的日子，那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小孩子到了七岁就必须回国，但斯金纳太太觉得现在就操这份心还为时过早。她请哈罗德到家里来吃饭，说喝午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会在家。他的时间似乎安排得挺松，所以当他住在老朋友家里一段时间，就要离开的时候，斯金纳太太跟他说，希望他能到自己家里来住上两个星期。也就是在这次来访快结束的时候，哈罗德跟米莉森特订了婚。他们先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后到威尼斯度蜜月，这才坐船去东方。轮船每到一个港口，米莉森特都要给家里写信。看来她挺幸福。

“吉所罗的人都对我很好，”她说。吉所罗是婆罗洲的重镇。“我们跟驻地长官住在一起，大家轮流请我们吃饭。有那么一两次，我听到有人请哈罗德去喝酒，他拒绝了；他说自己现在结婚了，已经重新做人了。他们都大笑了起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长官夫人格雷太太对我说，大家都很高兴见到哈罗德结婚了。她说，一个单身汉在边防哨所服役是很寂寞的。我们离开吉所罗的时候，格雷太太阴阳怪气地跟我道别，我感觉很是异样。好像她要郑重地把哈罗德交付给我照顾似的。”

他们默默地听她讲述。凯瑟琳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姐姐那副冷漠的脸，而斯金纳先生一直盯着他老婆坐着的那张沙发后面，挂在墙上的曲刃短剑、帕兰刀等马来人的土制武器。

“一年半以后，当我重新回到吉所罗时，我才明白他们原先的态度为什么那么古怪，”米莉森特发出一种细微的怪声，像是嘲笑之后的回音。“到了那时候，我才明白了以前一直没搞明白的很多事情。哈罗德那次回国，原来就是为了要结婚。可他并不在乎跟谁结婚。妈妈，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是怎么跟他套近乎的吗？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花那么大的功夫。”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米莉森特，”斯金纳太太说，语气中颇带一点儿酸楚，因为这样拐弯抹角地指责她用心计，让她着实不很开心。“我还以为他被你迷住了。”

米莉森特耸了耸她那肥胖的肩膀。

“他是个酗酒成性的人。他每天晚上都要抱一瓶威士忌上床，天亮前把它喝光。秘书长跟他说过，如果他再不戒酒就必须辞职。秘书长表示，他会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可以先回英国去休假一段时间。他还建议他讨个老婆，那样回来以后就会有人管住他。哈罗德娶我，因为他想要一个管他的人。吉所罗的那些人打赌，看我能让他清醒多长时间。”

“可是他爱你呀，”斯金纳太太抢过话头说。“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我谈起你的，而且就在你刚刚谈到的那段期间，你去吉所罗生琼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多么感人的信来谈你啊。”

米莉森特又望着母亲，土灰色的脸庞上出现了红晕。她的两只手搭在大腿上，开始微微地颤抖。她想起她刚结婚头几个月的情形。官方的汽艇把他们送到入河口，他俩在那间孟加拉式平房里过了一夜，那个小屋，哈罗德戏称之为他们的海滨别墅。第二天，他俩乘一艘普拉胡帆船逆流而上。她从读过的小说里猜想，婆罗洲的河流都是漆黑一片、阴森可怕的，可事实上天却那么蓝，还点缀着几朵白云；海榄雌和聂帕榈的绿树枝被流水冲刷后，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河的两岸，茂密的丛林连成一片，遥远的天空映衬出一座高山的崎岖轮廓。清晨的空气清新凉爽。她仿佛踏进一片友善而肥沃的土地，感到无限的自由。他们眺望着河的两岸，猴子们正坐在缠绕的树枝上；有一次，哈罗德指着一段像树桩一样的东西，说那是一条鳄鱼。副长官穿着帆布裤，戴着遮阳帽，站在码头上迎接他们，还有十几个士兵齐刷刷排成一溜向他们致意。他们向她介绍了副长官，他叫辛普森。

“哎呀，长官，”他对哈罗德说，“我很高兴见到你回来。没有你，可真是寂寞透了。”

长官住的那间孟加拉式平房，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周围有一个长满各色野花的花园。这是一座破旧的房子，家具也很少，但是房间里却很凉快，而且宽敞。

“我们的村庄就在那儿，”哈罗德指着前方说道。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她听见椰林里响起了一片锣声。这让她心里感觉有点儿奇怪。

虽然她没什么事情可做，但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轻松。每天早晨，侍从会把茶端到他们面前。哈罗德只穿一件背心和一条纱笼，而她穿着晨衣，他们就这样一直在廊台上散步，享受着清晨的芬芳，直到穿衣服进早餐。然后，哈罗德去他的办公室，她就花一两个小时学习马来语。他回来吃午饭，然后又去办公室，她就睡个午觉。喝完下午茶，他俩振作精神，就出门散步，或打高尔夫；哈罗德已经把孟加拉式平房下边的丛林清除掉，整出来一块平地，建了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晚上六点时分，夜色降临，辛普森先生会过来喝一杯。他们会聊天，直到吃夜宵的时候。有时，哈罗德和辛普森先生也会一起下棋。温暖的夜晚是迷人的。萤火虫把廊台两边的灌木丛变成了闪动着冷光的点点信号灯，开花的树林里传来阵阵甜美的香气。晚饭之后，他们阅读六周前从伦敦寄出的报纸，然后上床睡觉。米莉森特非常享受这种女人的婚后生活，她有自己的房子，对那些土著仆人也很满意；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纱笼，光着脚在孟加拉式平房里走动，没有响声，态度也很友好。这种生活使她快活，感到作为一个驻地长官的夫人挺受人尊重。哈罗德会说流利的马来语，他那种颐指气使的神气、那种尊严，都让她感觉很好。她有时会到法院去，甚至还旁听他审理案件。他要处理的事务很多，但他却处理得十分干练，她不禁对他生出一番敬意。辛普森先生告诉她，哈罗德对当地土著人的了解，在整个婆罗洲是数一数二的。他坚定、机智、幽默，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用以对付那些怯弱、好斗、多疑的土著是必不可少的。米莉森特开始对自己的丈夫怀有某种程度的钦佩。

他们结婚快满一年的时候，两个英国的自然学家在往内地去的途中，跟他们住过几天。他们拿出总督的一封介绍信，信中措词诚恳，所以哈罗德表示要盛情款待他们。他们的来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可喜的变化。米莉森特邀请辛普森先生共进晚餐（他住在“屯堡”，所以只有在星期天晚上才能跟他们吃饭），饭后男人们坐下来打桥牌。过了一会儿，米莉森特就去睡觉了，可是他们吵闹个不停，弄得她好久也没能睡着。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哈罗德跌跌撞撞地冲进门来，把她吵醒了。她没有作声。哈罗德决定先洗个澡再上床；浴室就在他们卧室底下，他顺着台阶往下走。突然听见外面扑通一声，他摔了一跤，于是他破口大骂。接着，他开始翻江倒海地呕吐。她听见他用一桶桶的凉水往自己身上泼，过了一会儿，他拖着脚步（这次是小心翼翼的）爬上台阶，悄悄地上了床。米莉森特假装睡着了，她恶心透了。哈罗德喝醉了。她决定明早跟他谈谈。那两位自然学家究竟会怎么看他呢？可到了第二天早晨，哈罗德表现得仪表堂堂，她一下子吃不准该不该再提起那事儿了。到了八点钟，哈罗德和她，还有那两位客人，坐下来吃早饭。哈罗德环顾四周。

“麦片粥，”他说。“米莉森特，你为什么不在客人们吃早点的时候，弄点伍斯特风味的辣酱油呢？我想他们此刻最想吃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我呢，只想来一点威士忌加苏打水。”

两位自然学家笑了，有点儿不好意思。

“你的丈夫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其中一位说道。

“有贵客光临，如果第一个晚上我就没让两位吃饱喝足了再去睡觉，那是我没有尽到地主之谊。”哈罗德用他那种周到而体面的方式说道。

米莉森特脸上露出一丝讪笑，想到昨晚这两位客人也跟她丈夫一样喝得烂醉，心里略微感到有些宽慰。第二天晚上，她一直陪在他们身边，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点上，大家就散了。她很高兴，两位客人终于上路了。他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过了几个月，哈罗德去视察他所管辖的某个地区，结果染上了很重的疟疾回来。这种病，她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可此前她听人说起过好几回，所以哈罗德病愈之后身体虚弱，她也没感觉有什么奇怪。她感觉奇怪的是，他的举止有点儿反常。他下班回来，总是呆滞地凝视着她；有时他站在廊台上，对英国的政治局势发表长篇大论，身体微微摇晃，但是还能保持仪态；但说着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起来，于是他就看着她，带着一副跟他惯有的体面不太相称的狡黠神情说道：

“真是把人害苦了，这该死的疟疾。唉，小妞，你不懂，要想建造一个帝国，会把一个男人压死的。”

她感觉到，辛普森先生开始显得担忧起来，有一两次他俩单独在一块儿，他好像要跟她说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出于腼腆又缩了回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使她心神不定，终于有一天晚上，哈罗德不知为什么在办公室里呆得比平时更久，于是她就对辛普森进行了盘问。

“辛普森先生，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她蓦地问道。

他脸刷地红了，有点儿迟疑。

“没有啊。您怎么会想到我有话要跟您说的呢？”

辛普森先生是个瘦瘦的、高挑的年轻小伙儿，二十四岁，一头漂亮的鬈发，他费了好大劲儿才终于把它梳得平整。他的手腕被蚊子咬得红一块紫一块，还留着几处疤痕。米莉森特淡定地望着他。

“如果这事跟哈罗德有关，你不觉得跟我说白了更好吗？”

这时，他满脸通红，坐在藤椅上，扭过来扭过去，怎么都不舒服。米莉森特坚决要他说出来。

“我担心您会觉得我是个死不要脸的，”他终于开口说。“背地里说自己上司的坏话，我这人真是太烂了。疟疾真是个烂透了的病，谁要是得了一回，就会感到彻底完蛋的。”

他又迟疑了一下。嘴角耷拉着，就像要哭出来似的。在米莉森特的眼里，他就像个孩子。

“我会像坟墓一样保守这个秘密，”她说，面带微笑，努力隐藏着内心的不安。“告诉我吧。”

“我觉得很遗憾，您丈夫在办公室里放着一瓶威士忌。这样他就可以比平时多喝上几口。”

辛普森先生激动得声音都哑了。米莉森特突然感到浑身冰凉，瑟瑟发抖。她竭力保持镇定，因为她知道不能吓着那个孩子，否则就无法让他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不愿再说什么了。她求他，哄他，告诉他有责任说出来，但最后还是自己哭了起来。这时，辛普森跟她说，哈罗德近两个星期一直在酗酒，土著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说他很快就会恢复结婚前的那些坏习惯。从前他就有酗酒的坏习惯；至于当时具体酗酒到什么程度，不管米莉森特怎样盘问，辛普森先生就是咬紧牙关，不肯透露。

“你觉得他这会儿就在喝酒吗？”她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

米莉森特突然感到怒火中烧，既羞耻又愤恨。那个“屯堡”，其实也是法院的所在地，之所以那么叫它，是因为那里屯放着枪支弹药。“屯堡”位于驻地长官哈罗德的孟加拉式平房对面，本身带一个花园。太阳快下山了，米莉森特不需要戴上帽子。她站起身，径直朝对面走去。她穿过哈罗德审理案件的大厅，看见他坐在大厅后面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瓶威士忌。他一边抽烟，一边跟三四个马来人说话；那些马来人站在他的面前听他说话，脸上是谄媚又含有藐视的表情。哈罗德满面通红。

那几个土著人一下子没影儿了。

“我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她说。

他装出惯常的那副刻意的礼貌态度招呼她，但是却显得跌跌撞撞。他觉察到自己站不稳，于是装出一副刻意的仪表堂堂的派头。

“请坐，亲爱的，请坐。公务紧急，耽误了一会儿。”

她愤怒地瞪着他。

“你喝醉了，”她说。

他直愣愣地望着她，两只眼珠子略微鼓出，肥大的脸盘上露出一副倨傲的神情。

“我听不懂你究竟在说什么，”他说。

她原本打算用一连串激愤的言词，劝他改邪归正，但现在却忍不住大哭起来。她一屁股坐进椅子，两手捂着脸。哈罗德看了她一会儿，泪水也从脸颊上流下来；他朝她走去，张开双臂，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他抽泣着，把她搂在怀里。

“原谅我，原谅我，”他说。“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永远不再发生。这都是该死的疟疾害的。”

“这事太丢脸了，”她呜咽着说。

他像个孩子般地哭着。这个仪表堂堂的大男人竟做出这样的自我谴责，实在令人感动。过了一会儿，米莉森特抬起头来。他的两眼带着恳求和悔恨的神情，搜寻着她的目光。

“你能向我保证，永远不再酗酒了吗？”

“我保证，我保证。我恨透了那个东西。”

就在这时，她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他真是喜出望外。

“我只想要那一件东西。它会让我做个真正的人。”

他们两人回到孟加拉式平房。哈罗德洗了个澡，然后小睡了一会儿。晚饭之后，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得很平静。他承认自己在跟她结婚之前，有时喝酒喝得过量；生活在驻地分署，是很容易染上坏习惯的。米莉森特提出的各种要求，他都照单全收。分娩前的几个月，米莉森特必须到吉所罗去，在那段时间里，哈罗德一直是个尽心的丈夫，温柔、体贴、豪迈、热情；他无可挑剔。一艘小汽艇来接她，她要离开他六个星期，他向她忠实地保证，在她不在身边的时候滴酒不沾。他把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我从不食言，”他带着惯有的那种仪态说。“即使不作保证，你能想象我会在你经受痛苦的时候，做出给你增添麻烦的事情吗？”

琼出生了。米莉森特暂时住在驻地长官的家里，他的夫人格雷太太是个中年妇女，性情温良，对她十分友善。两个女人长时间单独相处，除了聊天，别无他事。时间久了，米莉森特对她丈夫过去酗酒的事情，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最难让她接受的一个事实是，哈罗德被警告过，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公职，就必须带一个老婆回来。这一点在她心里激起一股隐隐的怨恨之情。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原来是个积习难改的酒鬼，她隐约感到有些不安。最让她害怕的是，在她不在家的那段时间，他可能会经不起那种嗜好的诱惑。她带着婴儿和一个保姆启程回家。她在河湾口过了一晚，并找了一个划独木舟的信差去通报她要回家了。当小汽艇快要靠岸时，她的眼神急切地扫过码头。哈罗德和辛普森先生站在那儿。那些士兵齐刷刷排成一溜，也在那儿迎候。哈罗德的身子略微有点儿晃悠，就像在颠簸的船上站不太稳一样，她的心突然一沉，她知道他喝醉了。

这次回国并不十分愉快。她几乎忘了自己的父母和妹妹都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地听她讲述。这时，她抖擞精神，才重新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她所讲述的一切似乎都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知道自己恨他，”她说。“我本该杀了他。”

“噢，米莉森特，可别那么说，”她母亲叫道。“别忘了，他已经去世了，那个可怜的人。”

米莉森特朝母亲望了一眼，她的表情木然，一时间又笼上了一层阴翳。斯金纳先生不安地挪了一下身子。

“继续说，”凯瑟琳说。

“他知道我对他的过去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反而变得无所顾忌了。三个月之后，他又有一次震颤性谵妄症发作。”

“你干吗不离开他？”

“那有什么好处呢？要不了两个星期，他就会被开除公职。那样的话，谁来养活我和琼呢？我必须待在那儿。在他清醒的时候，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可是他喜欢我；我当初嫁给他也不是因为我爱他，不过是我想要出嫁而已。我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喝酒；我设法让格雷先生禁止威士忌从吉所罗运过来，可是他从中国人那儿弄到了。我就像猫盯老鼠一样地盯着他。他太狡猾了，我对付不了他。没过多久，他又有一次谵妄症发作。他在工作中失职了。我担心有人会向他的上司投诉。我们那儿离吉所罗有两天的路程，这种阻隔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但我还是觉得有人传话上去了，因为格雷先生私底下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特别提防。我把信交给哈罗德看了。他愤怒得大吼大叫起来，但我看得出来，他害怕了，有两三个月，他始终是清醒的。接着，他又我行我素起来。在我们休假回国之前，一直都是那样。”

“在我们回国之前，我求他、恳求他千万要克制。我不想让你们任何一个人知道我竟然嫁给了这样一个男人。他在英国休假期间，表现还不错。在我们回去之前，我又警告过他。这几年他对琼非常疼爱，为她骄傲，琼也跟他很亲。她一直都喜欢她爸爸，甚至超过喜欢我。我问哈罗德，等孩子长大以后，是否愿意让她知道爸爸是个酒鬼。这个念头使他大惊失色；我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制伏他的绝招。我跟他说，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如果他让琼看见自己的爸爸喝醉了，我就立即把她带走，离开她的爸爸。你们知道吗，我说完这句话，他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当天晚上，我跪倒在地上感谢上苍，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拯救我丈夫的方法了。”

“他告诉我，如果我支持他，他愿意再次戒酒。我们下定决心，共同克服它。这一回，他真的很努力。当他觉得忍不住要喝一口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你们知道，他总是有点儿盛气凌人的样子。可在我面前，他是那么谦卑，就像是个孩子，他依赖我。或许他在跟我结婚的时候并不爱我，可这时候他爱我，爱我和琼。我恨过他，因为那件丢脸的事儿，因为他喝醉了还要装得仪表堂堂、派头十足，实在令人厌恶；但是这会儿，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不是爱情，而是古怪的、羞涩的温情。他不只是我的丈夫，他像是一个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替他担心的孩子。他为我感到自豪，而我呢，你们知道，也感到自豪。他口若悬河，我也不再反感，只是觉得他那种威武的仪态实在很可笑，也很迷人。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整整两年，他滴酒未沾。他彻底戒掉了那种嗜好。他甚至可以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辛普森先生当时已经调离了，我们那儿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名叫弗朗西斯的。”

“‘你要知道，我可是一个改造好的酒鬼哦，弗朗西斯，’哈罗德有一次跟他说道。‘要不是我老婆呀，我早就丢掉饭碗了。我娶的是全世界最棒的老婆啊，弗朗西斯。’”

“听到他说这些话，别提我心里有多美了。从前我经历的一切，现在我都觉得很值。我太高兴了。”

她沉默了。她回想起那条宽阔的、泛黄而混浊的河流，就在那条河的岸边，她生活了那么久。几只白鹭在颤抖的夕阳下闪着光，它们成群地朝着河的下游飞去，飞得很低、很快，然后四下散开。它们就像一串洁白的音符，激起一片涟漪，像春天般甜美、清纯，它们是一段神灵般的琶音，在无形的竖琴上，被一只无形的手弹奏出来。白鹭拍打着双翅，顺着葱绿的两岸飞翔，融化到苍茫的暮色里，好比一个幸福的人脑子里洋溢的快乐的思绪。

“不久，琼得病了。整整三个星期，我们一直提心吊胆的。没有比在吉所罗更近的医生了，我们只好将就着请当地的一名药剂师来治病。孩子病好之后，我就把她带到河口，想让她呼吸一下新鲜的海洋空气。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除了上次我离开家去生琼以外，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哈罗德。河口那儿有个小渔村，房子都搭建在木桩上，渔村离我们不远，但我们还是感觉很冷清。我非常想念哈罗德，甚至充满了柔情，突然间我感觉到我爱他了。所以当普拉胡帆船来接我们回去时，我兴奋极了，因为我要去告诉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具有重大的意义。我简直没法形容我当时有多么高兴。我们正朝上游划去，船夫告诉我，弗朗西斯要到内地去抓一个谋杀丈夫的女人。已经走了两三天了。”

“哈罗德竟然没到码头上来接我，这让我感到意外；对待这类事情，他一向是很守礼节的；他经常说，夫妻间应该相敬如宾；我想不出会有什么事情让他抽不出身来。我沿着小山坡往上走，那上面就是那间孟加拉式平房。保姆领着琼跟在我后面。小屋里安静得有点儿奇怪。好像一个仆人都不在，我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我猜想也许哈罗德没料到我会这么快回来，所以出去了。我走上台阶。琼说她口渴，保姆领她到下房去给她弄点喝的。哈罗德不在起居室。我喊他，但是没人回应。我感到失望，因为我真的希望他在家。我走进卧室。哈罗德根本就没有出门：他正躺在床上睡觉。我实在觉得很好玩，因为他一向自称从来不睡午觉的。他说我们白种人没有必要养成那种习惯。我轻手轻脚地走近床边。我想跟他开个玩笑。我掀开蚊帐。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只穿了一条纱笼，身边是一个威士忌的空瓶子。他喝醉了。”

“老毛病又犯了。我多年来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的梦想破灭了。一切都没有指望了。我感到怒火中烧。”

米莉森特的脸上又泛起一片带着阴翳的红晕，双手紧紧抓着她坐的那把椅子的扶手。

“我抓着他的肩膀，使劲摇晃着他。‘你这个畜生，’我叫道，‘你这个畜生！’我气得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是不停地摇晃着他。你们不知道他的样子多叫人恶心，肥头大耳的，光着上半身；他有好几天没剃胡子了，脸蛋又肿又紫。他喘着粗气。我对他是大喊大叫，可他根本不理会。我想把他从床上拖下来，可是他太重了。他像根木头一样躺着不动。‘睁开眼睛，’我尖叫道。我又抓着他使劲摇晃。我恨他。我比以前更加恨他，因为有一个星期，我曾经用我的整个身心去爱他。他对不起我。他太对不起我了。我要告诉他，他是个多么肮脏的畜生。可是我没办法让他知道。‘睁开你的眼睛，’我叫道。我决定要让他睁开眼睛来看我。”

寡妇舔着自己干涸的嘴唇。她的呼吸好像有点儿急促。她说不出话了。

“要我说吧，就他当时的状况，还不如就让他睡着好了，”凯瑟琳说。

“床边的墙上挂着一把帕兰刀。你们知道，哈罗德就喜欢那些古董。”

“什么叫‘帕兰刀’？”斯金纳太太问道。

“别犯傻了，孩子他妈，”她丈夫不耐烦地说。“你身后的墙上就挂着一把呢。”

他指了指那把马来短刀，不知什么缘故，他的目光一直就下意识地没有离开过那个东西。斯金纳太太倏地蜷缩到沙发的一角，做出一个受到惊吓的手势，似乎有人跟她说她身旁盘着一条蛇。

“突然，一股鲜血从哈罗德的喉咙里喷涌而出。喉咙上割了一道大红口子。”

“米莉森特，”凯瑟琳叫唤了一声，嗖地站起身来，几乎是扑向她的姐姐。“凭上帝起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金纳太太惊吓得站了起来，两眼瞪着她，嘴巴张得很大。

“那把帕兰刀已经不在墙上了。它在床上。这时，哈罗德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长得跟琼一模一样。”

“可我不太明白，”斯金纳先生说。“如果他当时处于你所描述的状态，怎么可能自杀呢？”

凯瑟琳抓着姐姐的肩膀，愤怒地摇晃着。

“米莉森特，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解释清楚。”

米莉森特从妹妹的手中挣脱出来。

“帕兰刀挂在墙上，我说过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到处都是血，哈罗德睁开了眼睛。他几乎当场就死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喘了口气。”

这时，斯金纳先生才缓过来，张口说话。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那是谋杀！”

米莉森特脸涨得通红，用轻蔑而仇恨的眼神瞪了他一眼，使他倒退了半步。斯金纳太太叫道：

“米莉森特，那不是你干的吧？”

这时，米莉森特做了一件举动，让他们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都凝成了冰。她格格地笑了起来。

“难道还会是别人干的吗，”她说。

“我的天！”斯金纳先生嘟囔道。

凯瑟琳僵直地站在那儿，两手捂着胸口，像是经受不住心脏的跳动。

“后来怎么了？”她问。

“我尖叫起来。我跑到窗前，推开窗户。我叫保姆过来。她带着琼从院子那边过来。‘琼别过来，’我喊道。‘别让琼过来。’她找来了厨师，让他照顾孩子。我催她快点。她上来了，我就把哈罗德指给她看。‘老爷自杀啦！’我大叫道。她尖叫一声，就跑出了房门。”

“谁也不敢靠近。大家都吓得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我写信给弗朗西斯先生，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他马上回来。”

“你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话怎么说？”

“我说，我从河口回来，发现哈罗德的喉咙被割断了。你们知道，在热带地区，人死了就要尽快埋掉。我弄了一口中国棺材，士兵们就在‘屯堡’后面挖了一个墓。等弗朗西斯先生回来时，哈罗德已经下葬快两天了。弗朗西斯还是个孩子。我可以随便应付他。我告诉他，我发现哈罗德手里握着那把帕兰刀，毫无疑问，他是在谵妄症发作时自杀的。我把空酒瓶拿给他看。仆人们也说，自从我离家到海边去以后，他一直喝酒喝得很厉害。我在吉所罗也是那样说的。大家都挺同情我，政府还给了我一笔抚恤金。”

有好一会儿，大家都沉默不语。最后，斯金纳先生终于缓过神来。

“我是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我是一个律师。我承担某些职责。我们这项工作一直是最受人尊敬的。你让我处在一个难堪的境地。”

他苦苦地思索着，在他混乱的思绪中搜寻那些跟他玩着躲猫猫的词语。米莉森特蔑视地望了他一眼。

“你想怎么样？”

“那是谋杀，确凿无疑；你认为我能保持沉默吗？”

“别瞎扯啦，爸，”凯瑟琳厉声说道。“不准你告发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让我处在一个难堪的境地，”他重复说了一遍。

米莉森特又耸了耸肩。

“当初可是你们要我说出来的。这件事情我独自忍受了那么久。现在该轮到你们也来忍受了。”

这时，女仆推开了房门。

“老爷，戴维斯已经把车停在下面了，”她说。

凯瑟琳装作镇定的样子说了几句，女仆就退了出去。

“我们该走了，”米莉森特说。

“我现在不可能去赴宴，”斯金纳太太惊惶地大声说道。“我的心绪太乱了。我们怎么去面对海伍德一家人呢？更何况，主教还想认识你。”

米莉森特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手势。她眼睛里依然带着讥诮的神情。

“我们必须得去，妈，”凯瑟琳说。“要是连我们都不去，那岂不是很奇怪。”她忿忿不平地转向米莉森特。“哎呀，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被这件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

斯金纳太太不知所措地望着她的丈夫。他走过去，伸手把她从沙发上扶起来。

“恐怕我们还是得去啊，孩子他妈，”他说。

“可我还戴着一顶帽子，上面装饰着哈罗德亲手送给我的白鹭羽毛呢，”她呜咽着说。

他搀着她走出房间，凯瑟琳紧随在后，米莉森特跟在他们一两步后面的位置。

“这事儿啊，慢慢地你们就会习惯的，”她慢条斯理地说道。“一开始，我心里也一直放不下，可现在会有两三天都想不到它。看来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没有答理她。他们穿过门厅，走出前门。三位女士坐在汽车的后座，斯金纳先生坐在司机的旁边。车上没有自动起动器；这是一辆旧车。戴维斯走到车前，用手摇动曲柄发动引擎。斯金纳先生转过身，忿忿地朝米莉森特瞪了一眼。

“你不该让我知道那些事情，”他说。“我觉得你很自私。”

戴维斯回到驾驶座上，于是他们坐车前往卡农家的花园宴会。

铁行轮船公司

哈姆林太太靠在长椅上，懒洋洋地看着乘客们从舷梯上过来。船是夜里抵达新加坡港的，从拂晓起就开始装货，整整一天绞盘都在吵个不停，不过她这会儿已经习惯了它们不停的噪音了。她在“欧罗巴”餐厅里用过午餐之后，因为无事可做，就坐上人力车，穿梭于这个城市里的欢快而拥挤的街道。新加坡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有马来人，虽说他们是这里的土著，但在城里的日子却不很惬意，人口也少；有中国人，他们灵活、机警、勤快，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街头；有皮肤黝黑的泰米尔人，光着脚，走路悄无声息，好像异乡的旅客；有时髦而富足的孟加拉人，他们轻松自如地应付周遭的环境，而且自信满满的；有狡黠谄媚的日本人，他们似乎总在忙着一些紧急而绝密的事务；有英国人，他们戴着遮阳帽或白色鸭舌帽，或是坐在小汽车里飞速驶过，或是悠闲地坐在人力车里，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派头。这些形形色色的统治者，用微笑而漠然的态度维持着他们的统治。这时，哈姆林太太感觉又困又热，等待着海船再次起航，开始她那横跨印度洋的漫长的航程。

当那个医生陪林赛尔太太上船时，哈姆林太太张开大手挥动着。她是个身材魁梧的女人。她从离开横滨之后就一直坐着这艘轮船，并且以她敏锐的兴趣关注着这两个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进展。林赛尔先生是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同来东京的海军军官。对于医生如此关心自己的妻子，这位海军军官表现得十分冷漠，这使她感到奇怪。另外两个男人也从舷梯上走过来，他们都是新乘客，她试图从他们的举止上猜测他们到底是单身还是已婚，借此聊以取乐。在她近旁，一群男人正坐在藤椅上，从他们的卡其布套装和宽边白帽子来看，她猜他们是种植园主。他们把甲板上的船员指使得团团转。他们都灌了不少酒下肚，大声地谈话，嬉笑的样子几近于胡闹，显然，他们在为其中的一个人送行，但哈姆林太太无从判断那个将与她共度航程的人究竟是哪一个。开船的时间渐渐迫近，乘客们陆续到达。杰夫森先生也到了，他神色庄重地缓步踏上舷梯。他是领事，这次回英国是为了度假。他是在上海登船的，登船之后不久就跟哈姆林太太套起了近乎，但她这会儿实在没有调情的兴致。一想到这次打道回府的缘由，她就眉头紧锁。这次圣诞节她要在海上度过，远离那些对她还有点儿在乎的人，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心里有一阵微微的纠结。有一桩心事，不管她怎么坚决地把它推开，却总是持久地占据着她的心房，这让她烦恼不已。

起航的铃声嘹亮地响起，坐在她附近的那几个男人突然一齐动了起来。

“好吧，我们得快点儿了，否则就要被船带走了。”其中一个人说。

他们站起身，向舷梯方向走去。他们互相握手，到这个时候她才看清楚他们是在为谁送行。哈姆林太太注视的那个人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只是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才把眼神在那个人身上多留了一会儿。他是个大块头，六英尺多高，肩膀宽阔，体格强壮，穿着一套邋遢的卡其斜纹布衣服，帽子扁塌而破旧。他的朋友们让他独自留在船上，然后越过码头，再转身致意。哈姆林太太发现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他的嗓音饱满、响亮、充满热情。

林赛尔太太已经走下船舱，医生也过来坐在哈姆林太太身边。他们互相交流着白天遇到的一些闲碎的奇闻。铃声再次响起，他们所乘的轮船拔锚起航了。那个爱尔兰人最后一次向他的朋友们挥了挥手，然后优哉游哉，踱着步走到他搁着报纸和杂志的椅子边上坐下。他朝医生点了点头。

“那个人你认识吗？”哈姆林太太问道。

“午餐前，有人在俱乐部介绍我们认识的。他叫加拉格尔，是个种植园主。”

经历了码头上的嘈杂和出发时的喧闹之后，船上显得异常宁静，令人惬意。轮船在汽笛声中徐徐地驶过布满青苔的嶙峋的悬崖（铁行轮船公司的停泊点是一处优美僻静的小海湾），出来后进入主海港。所有国家的船只，客船、拖船、驳船、货船，都停泊在这里；越过防波堤，你看到成片的本地民船，它们的桅杆聚在一起，像一望无际的森林。在傍晚柔和的灯光下，忙忙碌碌的景象被涂上一层奇异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所有那些船只的活动在那一刻暂时消歇，仿佛等待什么特别事件的发生。

哈姆林太太一向睡觉时间不长，天一亮，她就习惯性地走上甲板。当最后的星光褪去，日色逐渐占据天空，她那困扰的内心也得到一丝抚慰，在那一天中绝早的时辰，镜面般的大海纹丝不动，似乎大地上一切忧愁都微不足道。光线还很黯淡，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愉悦的颤动。但是第二天凌晨，当她像往常一样走向上层甲板的尾部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先她一步了。那是加拉格尔先生，他正注视着苏门答腊岛低平的海岸线。日出像一个魔术师，在它的召唤之下，海岸线从黑暗的深海中浮现出来。她感到吃惊，又有些恼怒，她还没来得及转身，他已经发现了她，朝她点了点头。

“起得早啊，”他说，“要来支烟吗？”

他穿着睡衣、拖鞋，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除了一件晨衣，一顶用来压住乱发的饰边小帽，她几乎什么都没穿，她猜想自己看上去一定很糟；当然，她感到心烦意乱，还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没有权利再去在意她的外貌的，”她微笑着，好像他一定知道她脑子里盘踞着什么虚荣的想法。她拿了一支烟。“你起得也挺早啊。”

“我是干农活的。我长年以来都是早上五点起床，我都不知道怎么改掉这个习惯哩。”

“你这个习惯在国内可不太受欢迎啊。”

他脱了帽子，所以现在她看他的脸更加清楚了。他的相貌虽然谈不上英俊，但很亲切。当然，他有一点儿胖，但他的五官，年轻时没准是挺好看的，可现在却十分厚实。他的皮肤有些发红，还带点肿胀。但他的黑眼睛很活泼，虽然他看上去少说也有四十五岁，头发却依然又黑又密。他给人的感觉是强壮有力。他是个粗笨而普通的下等人，而哈姆林太太，要不是船上这么混乱不堪，断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必要跟这种人搭讪。

“你是回国度假吗？”她大胆地问道。

“不，我回国就不再回来了。”

他的黑眼睛闪烁了一下。他是个健谈的人。最后，哈姆林太太必须下船舱去洗个澡，可就这一会儿，他已经跟她讲了好多他自己的事情。他在马来联邦州生活了足足二十五年，过去十年里，经营一家南方的种植园。那里的生活是寂寞的，和所谓的文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赚了些钱，在橡胶浪潮中，他的生意做得不赖，凭借着跟他那副乐天知命的相貌不相配的精明，他把自己的储蓄投资到政府债券中。但随着经济开始衰退，他也准备退休了。

“你是爱尔兰哪里人？”哈姆林太太问道。

“戈尔韦。”

哈姆林太太曾经驱车途经爱尔兰，印象中，她依稀记得那里有一座阴郁的小镇，粗糙的石头仓库，荒颓残败，面向阴森森的大海。一片荒芜，夹着细雨，寂寞、偏僻，这是她对那里的感受。难道这就是加拉格尔先生即将度过余生的地方吗？当他谈起那个地方时，语气里充满孩子般的迫切。他的活力和那个灰色的世界相比显得那么不协调，这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你家人都住在那里吗？”她问道。

“我没有家。我的爸妈都死了。这世界上没有我的亲人。”

他做好了所有计划，他花了二十五年做这些计划，现在，他很高兴可以将这些计划倾囊而出。这么多年，所有这些话他都只能跟自己倾诉。他打算买幢房子，再置办一辆汽车。他还要养马。对于打猎，他不是很上心；早年在马来州的时候，他猎到过不少巨大的野兽，但现在他已经兴味索然。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去丛林里射杀那些野兽；他在丛林里生活得太久了。但是，他会打猎。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胖了？”他问她。

哈姆林太太笑了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敢说你准有一吨重。”她答道。

他大笑起来，爱尔兰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而他也总是很注意保持身材。一座橡胶种植园有得你好走的，而他平日里还经常要打网球。他很快就能在爱尔兰瘦下来。接着他就会结婚。哈姆林太太沉默地注视着海面，海面渐渐被朝阳染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她叹了口气。

“把自己的根基都拔掉是件容易的事情吗？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怀念的？我能想象得出，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渴望回到家乡，而真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你的脑子会感觉像受了当头一棒似的。”

“我很高兴抽身离开。我受够了，再也不想看到那个国家，或是那里的任何一个人。”

一两个早起的乘客走上甲板，哈姆林太太想起自己还衣冠不整，就下到船舱里去了。

以后两天，她几乎没有见过加拉格尔先生，而加拉格尔先生也一直呆在吸烟室里。因为罢工，轮船没有停靠科伦坡，而乘客们也开始享受起这段印度洋上的愉快旅程。他们玩起甲板游戏，互相品头论足，打情骂俏。圣诞节即将来临，这给他们提供了打发时间的主题，有人建议可以在圣诞节举办一个化装舞会，女士们甚至着手准备各自的服装。一等舱的乘客召集会议，决定是否让二等舱的乘客也参加舞会，虽然天气热得要命，讨论还是很热烈。女士们认为这只会让二等舱的乘客感觉不安。可以想见，在圣诞节那天，他们肯定会喝过量的酒，紧接着就会弄出些不愉快的事来。每一个发言的人都坚称他们根本没有等级差别的想法，谁也不会那么势利，认为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可是他们也觉得不应该把二等舱的人放在错误的位置，那才是较为友善的做法。让他们在二等舱里自己举办他们自己的舞会，那样会让他们感觉更加自在。另一方面，大家都无意去伤害他人的感情，当然了，现如今都在讲民主（这是回应一位中国传教士的夫人，她说她乘坐铁行公司的轮船已经三十五年了，还从未听说过有人邀请二等舱的乘客来参加一等舱的会客厅里举办的舞会），即使他们并不感到愉快，他们还是很想来参加的。眼看着很快就要投票了，加拉格尔先生必须很不情愿地从牌桌前退出，因为领事要征求他的意见。二等舱有他的一个种植园的雇工，这次他带他一起回家。他从沙发椅上抬起他庞大的身躯。

“要问我的意见嘛，我只能说：我带着的那个伙计和我一起照看我们的机器。他是个顶呱呱的家伙，他和我一样，都有权参加你们这个舞会。但他是不会来的，因为我打算在圣诞节晚上六点之前把他灌醉，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上床去睡觉。”

领事杰夫森先生尴尬地笑了笑。由于他的官方职务，他被挑选出来主持会议，他希望能稳妥地处理好这件事。他的口头禅是：凡事要做好，否则就不做。

“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他不无讽刺地说道，“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开会讨论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根本不需要大惊小怪的。”加拉格尔先生眨着闪亮的眼睛说道。

哈姆林太太笑了起来。最终想出的办法是，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但私下里再到船长那里去，向他指出，他最好能对邀请他们来参加一等舱的舞会一事保留意见。那天晚上，哈姆林太太身穿晚礼服走上甲板，正好跟加拉格尔先生不期而遇。

“你正好赶上喝一杯鸡尾酒，哈姆林太太。”他用欢快的语调说道。

“我想来一杯。说实话，我正想找点乐子。”

“为什么？”他微笑着问道。

在哈姆林太太看来，他的微笑很迷人，但她并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前两天早晨我告诉过你，”她愉快地答道，“我四十了。”

“我没见过哪个女人会老提这件事的。”

他们走进休息室，他给她要了一杯干马提尼，给自己要了杯鸡尾酒。他在东方呆得太久，已经不习惯喝别的了。

“你在打嗝，”哈姆林太太说。

“是的，我整个下午都在打嗝，”他无所谓地答道，“很奇怪，看不见陆地之后，我就开始打嗝。”

“我敢说，吃了晚饭你就不打嗝了。”

他们喝完酒，等第二通铃声响起，就走进了餐厅。

“你不玩桥牌？”分手前他问她。

“不玩。”

哈姆林太太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有两三天没见加拉格尔先生了。她满腹心事。当她缝纫时，它们挥之不去；当她想借着读小说来分散注意力时，它们横在眼前，叫她一个字也读不下去。她本指望乘船远离伤心地之后，她内心的折磨就能得到缓解，可恰恰相反，随着一天天地离英国越来越近，忧虑也与日俱增。一想到那凄凉而空虚的生活在前面等着她，她就忧心忡忡；她为那令她畏缩不前的未来费尽了心思，结果还是把思想转到她此前不知尝试过多少次，但从来也没能从中解脱出来的那个境地。

她结婚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是漫长的，当然，她不能指望丈夫依然像刚结婚时那样疯狂地爱她，再说，她也没有疯狂地爱过他。他们现在是彼此了解的好朋友。他们的婚姻，就婚姻而言，表面上是很成功的。只是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他恋爱了。如果是偶尔调调情什么的，她也并不反对，他以前也有过，她甚至还拿那些事打趣，他也毫不介意，还把这些事当成恭维呢。有时候，他们还会一块儿嘲笑那些个既不深刻也不严重的倾向。可这次却不同，他像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儿那样投身其中了，他都五十二了，这太荒唐了。这件事有失体面。他爱得不理智、不慎重，这件丑事如今已经在横滨的外国人中间闹得沸沸扬扬了。最初她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因为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会干出这种蠢事，但脾气发过之后，她也试着说服自己去理解。要是他能爱上个姑娘，那就随他去吧。中年男人总难免被那些轻佻的少女们搞得昏头昏脑的，结果丢人现眼。在远东呆了二十年，她早就明白，五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但他没有这种借口。他爱上的是一个比她还要大八岁的女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使得她，也就是他的妻子，成了大家的笑料。多萝西·拉贡快五十岁了。她跟哈姆林先生一样，都是横滨的丝绸商，因此，他认识她已经十八年了。一年又一年，他们每周都会有三四次见面，有一次，他们在英国碰上了，还曾经一起住在海边的一幢房子里。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即使是一年前，他们也还只是打打趣的朋友关系。真是不可思议。当然，多萝西是个标致的女人，她身材好，可能有些过于丰满，但是胖得并不难看；她有一双坦率的黑眼睛，红唇、秀发，但那些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她已经四十八岁了。四十八呀！

哈姆林太太果断地和她丈夫摊牌了。起初，他还发誓根本没那回事儿，纯粹是子虚乌有，但她握有证据，于是他的脸沉下来，最后没法否认了，只得乖乖地承认。接着，他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你何必在意呢？”他问她。

这话使她发狂，她愤怒而嘲讽地回敬了他。她变得伶牙俐齿，她在内心的极度痛苦中寻找各种伤人的言辞，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我们结婚二十年，我还不至于是那么差劲的丈夫吧。不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但我对你有很深厚的感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丝毫也没有削减过。我给多萝西的一切，没有一分一毫是从你这里取走的。”

“那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埋怨的吗？”

“没有。没人能娶到比你更好的妻子了。”

“你待我这么冷酷，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我没想过要冷酷地待你，只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

“可到底是什么让你爱上她的？”

“我怎么知道？你不见得会认为是我故意的吧？”

“难道你就不能抵抗一下？”

“我试过。我想我和她都试过。”

“你说这话，好像你才二十岁一样。要知道，你们都是中年人啦。她比我还大八岁呢。这事情把我弄得就像一个十足的白痴。”

他没再吭声，她也不清楚心底里翻滚的是什么样的情感。是嫉妒攫住了她的喉咙？还是气愤？或许只是自尊心受伤？

“我不会听之任之的。要是只有你和她，那我可以同你离婚，可现在还牵涉到她丈夫，还有孩子们。天哪，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他们是女孩而不是男孩，她现在没准都成奶奶了？”

“没错。”

“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孩子！”

他深情地伸出手好像要抚摸她，但她厌恶地向后退缩着。

“你让我成了我朋友中的大笑料。为了我们大家好，我宁愿保持沉默，但条件是，一切都必须结束，现在、立刻、永远。”

他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抚弄着桌上的一件日本装饰品。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多萝西。”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她一语不发，稍稍向他欠了欠身，走过他的身边，出了房门。她气愤得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止略微显得有些做作。

她等着他和多萝西·拉贡商量的结果，但是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他很安静、彬彬有礼、沉默寡言；最后她不得不主动开口。

“你没有忘记前两天我和你说过的话吧？”她冷冷地问道。

“没有啊，我和多萝西谈过了，她希望我转告你，对于她对你造成的伤害，她感到非常抱歉。她本想来看看你，但又担心这么做会令你反感。”

“你们怎么决定？”

他犹豫了一下。他很镇定，但是声音还是有一点颤抖。

“要是作出承诺而又无法实现，那恐怕对谁也没有好处。”

“这也算是个了结吧。”她答道。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提起离婚诉讼，那我们只能应诉。你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有用的证据，你会败诉的。”

“我没想过要这么做。我要回英国去，咨询一下律师。现在这种事情办起来很容易，希望你能高抬贵手。我想你有能力还我自由，不必把多萝西·拉贡也拖进来。”

他叹了口气。

“这真是一团糟，是吧？我不想和你离婚，不过当然，我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你的要求。”

“你究竟想要我怎么做？”她哭了，怒气又一次发作。“你就希望我什么也不做，就当个傻子？”

“我真的太抱歉了，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看着她，眼里充满了忧愁。“我很清楚，我和她的本意并不想相爱的。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多大年纪了。多萝西，正如你说的，已经足以当奶奶了，而我也是个又秃又肥的五十二岁的男人。当你二十岁陷入恋爱时，你觉得那会是永恒的，而当你五十岁，你把生活，把爱情都看透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玩意儿。”他的声音低沉，充满悔恨。似乎在他的眼前呈现出秋天的悲哀和纷纷落下的枯叶。他严肃地看着她，“同样在这个年纪，你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虚掷这个由反复无常的命运送来的机会。不出五年，或许六个月，这一切都会结束。生活是单调的、灰色的，而快乐是珍奇而稀有的。我们的死亡是漫长的。”

听到丈夫的这番话，哈姆林太太心里感到一阵刺痛，这个男人一向讲求实际，就事论事，如今却换上这样一副对她来说全新的腔调。在他身上，陡然生出一种她完全不熟悉的热情而悲剧的性格。二十年的共同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痕迹，在他的决绝面前，她无能为力。她只能一走了之。现在，她满怀怨恨，决定离婚，就像她威胁他的那样，踏上了回英国的旅途。

阳光照射在光滑的海面上，海面熠熠发光，好像一面明镜，空洞、冷漠，就像她面对的生活，那里没有她的立锥之地。整整三天，海面上没有别的船只来打破这片广袤的寂静。偶尔地，因为飞鱼的疾游，平滑的海面转瞬间波光粼粼。天气酷热，就连最好动的乘客也放弃了甲板游戏，比如现在（这时正好是吃完午餐之后），他们就没有睡在船舱里，而是横七竖八地躺在椅子上。林赛尔踱着步子向她走来，坐下。

“林赛尔太太在哪儿？”哈姆林太太问道。

“哦，不知道啊。就在附近吧。”

他的冷漠令她愤怒。他怎么可能看不出他的妻子和那个医生正打得火热？不然，他老早就应该开始在乎了。他们的婚姻也浪漫过。林赛尔太太还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就订婚了，那时他也不过是一个稍大一些的男孩儿。他们肯定曾经是一对可喜可爱的可人儿，他们的恋爱故事也肯定十分感人。但是现在，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彼此厌倦了。这真让人心碎。她的丈夫又说过些什么话呢？

“我猜想，你回去后，是准备在伦敦定居吧？”林赛尔懒洋洋地问道，显然是想找话说。

“我想是的，”哈姆林太太说。

事实上，她回去以后无处可归，而且她住在哪里，也没人会关心，想到这一切，她的心情很难平静。一些纠结成团的想法令她想起加拉格尔。对于他回国的迫切心情，她感到忌妒，也很感动，对于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他计划中的房子，还有他计划娶的妻子，她都感到很有意思。她那些横滨的朋友，在暗地里得知她决定和丈夫离婚之后，都确信她还会再婚。她倒并不怎么急于再婚，毕竟那场婚姻太让她失望了。再说了，大多数男人在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求婚之前，都会犹豫再三的。加拉格尔先生想要找的是身材丰满、圆润的年轻女子。

“加拉格尔先生哪儿去啦？”她向谦和的林赛尔问道。“我这两天都没见到过他。”

“你不知道吗？他病了。”

“可怜的人。他怎么了？”

“他一直在打嗝。”

哈姆林太太笑了起来。

“打嗝，怎么会让人生病呢？”

“那位医生也很困惑。他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奏效。”

“真奇怪。”

从这以后，她也就没再多想，但是第二天早上，当她偶尔遇见医生时，她问起加拉格尔先生的情况。看见他那张孩子气、乐呵呵的脸上显出阴沉、迷茫的神情，她感到十分吃惊。

“恐怕很糟糕，可怜的家伙。”

“因为打嗝吗？”她不解地大声说道。

那只不过是一种生理失调，没有人会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这样的，他咽不下东西。他没法入睡。他已经疲惫不堪。我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他迟疑了一会儿。“除非我能很快止住他打嗝，否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哈姆林太太大惊失色。

“但是他很强壮啊。他看起来精力挺旺盛的。”

“我希望你能去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他会要我去看他吗？”

“来吧。”

加拉格尔已经被人从船舱转移到了船上医院，当他们走近医院时，就听到一阵阵剧烈的打嗝声。那声音，可能让人联想起饮酒过度，所以听起来有点儿可笑。但加拉格尔的样子，使哈姆林太太感到震惊。他掉了不少肉，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的，耷拉着，即使在日光下，他的脸色也是一片死灰。他的眼睛，以前总是笑盈盈、充满快乐的，现在由于饱受折磨，已经深陷了。他的强壮的身躯因为打嗝而不停地摇晃，这时，那打嗝的声音已经再也没了可笑的成分；对于哈姆林太太，出于一种莫名的原因，那声音听起来怪异而可怕。当她走进房间时，他朝她微笑了。

“看见你的样子，我真的很难过，”她说。

“我死不了，你知道的，”他喘着气说。“我会平平安安地回到爱尔兰的绿色海滩。”

有个男人坐在他旁边，当他们进来时，他站起身。

“这位是普赖斯先生，”医生说。“他负责加拉格尔先生种植园里的机器。”

哈姆林太太朝他点了点头。他就是那天讨论圣诞节晚会时，加拉格尔提到的那个住在二等舱的乘客。他身材十分矮小，但是很敦实，一副快活放肆的神气，自信满满的。

“你要回家了，感觉开心吗？”哈姆林太太问他。

“那还用说，夫人。”他回答道。

就凭这几个词的语音语调，哈姆林太太就可以断定他是伦敦人，而且属于那种乐观、敏感、脾气很好的一类，这使她感到有点儿亲切。

“你不是爱尔兰人吧？”她微笑着问。

“我可不是，小姐。我家在伦敦，我很乐意回去，不骗你。”

哈姆林太太从来不觉得别人称自己是小姐有什么冒犯的。

“好吧，先生，我要走了。”他对加拉格尔说道，做了个手势，好像要抬手去触一下帽子，可其实他并没戴帽子。

哈姆林太太问那个病人有什么事情她可以效劳的，过了一两分钟，她就和医生一同离开了。那个矮个子伦敦人在门外等着。

“能占用你几分钟吗，小姐？”他问道。

“当然可以。”

医院的舱室位于船尾，他们倚着栏杆，俯身看着下面的凹甲板，不当班的水手和乘务员正在舱口盖上闲逛。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普赖斯说，语气含糊，一种严肃的表情以奇怪的方式改变了他原先活泼而满是皱纹的脸。“我和加拉格尔先生共事四年，他是个难得的好人。”

他又迟疑了一会儿。

“我不太喜欢，但这是事实。”

“你不太喜欢什么？”

“好吧，既然你问我，我就告诉你，他没救了。这一点连医生也不相信。我跟他说过，但他不听我的。”

“你别这么沮丧，普赖斯先生。医生是很年轻，但我想他也不笨，打嗝是不会致命的，你也清楚。我敢说，加拉格尔先生过两天就会好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就在我们离岸那会儿。她说过，他绝对到不了家。”

哈姆林太太转过身，面对着他。她站直了，足足比他高出三英寸。

“你说什么？”

“我确信，这是一种施在他身上的魔法，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理解了我说的话。药物对他不起作用。你不了解那些马来女人，我了解她们。”

哈姆林太太十分震惊，她太震惊了，于是耸了耸肩，笑了起来。

“哦，普赖斯先生，那真是无稽之谈。”

“当我告诉医生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但你记住我的话，他等不到看见陆地就会死的。”

这个男人那么顶真，哈姆林太太在隐约之中感到一种不祥，这事儿不由得她不当真。

“为什么有人要对加拉格尔先生施魔法呢？”她问道。

“嗯，这事跟女士说起来有点儿尴尬。”

“请告诉我。”

普赖斯十分窘迫，要是换个场合，哈姆林太太也许会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

“加拉格尔先生在内地生活了很长时间，这话你能理解吧，一个人是很孤独的，男人嘛，你也懂的，小姐。”

“我已经结婚二十年了，”她笑着答道。

“请原谅，夫人。事实上，他曾经跟一个马来女孩同居。我不太清楚有多久，我想应该有十年、十二年吧。当他决定回家不再回来时，那个女孩一句话也没说。她就独自坐在那儿。他以为她会一直坐在那里，但是没有。当然，他把她养得挺好的，还给她留下一幢小房子，修整得好好的，保证她每个月的收入跟原来差不多；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我得这么说。她一直都很清楚，总有一天他要回家乡的。她一点都不哭不闹。当他把所有的物品都打包，把它们运走，她就坐在那儿看着。直到他把所有家具全都卖给当地的中国人，她都没说过一句话。她想要的一切，他都留给了她。等到他要出发去赶着上船的时候，她还是坐着，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呆呆地望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想和她道别，就像普通人做的那样，你相信吗？她竟然一动也不动。‘你不想和我道别吗？’她的脸上显出一种很滑稽的表情。你知道她怎么说？‘你走，’她说；他们那些当地人，说话跟我们不一样，很滑稽，‘你走，’她说，‘但我告诉你，你绝对到不了家。当陆地沉到海里去的时候，死神就会降临到你身上，在重新看到陆地之前，死神会把你带走，就像陆地沉下去一样。’这话把我吓得半死。”

“加拉格尔先生怎么说？”哈姆林太太问道。

“这个嘛，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啦。他只是大笑一声。‘你要开开心心的，’他对她说，然后跳进汽车，我们就这样走了。”

哈姆林太太眼前浮现出那条阳光明媚的道路，它穿过幽寂的种植园，穿过那些修剪得整整齐齐、分布均匀的绿树，然后蜿蜒上山，又取道密林而下。司机是个马来莽汉，车上坐着两名白人。车子向前疾驰，经过马来人远离大道、安静地隐退在椰林里的房屋，穿过繁忙的乡村，集市上到处都是身穿明丽纱笼、皮肤黝黑的矮小个子。傍晚，车子终于抵达整洁、现代的城镇，这里有俱乐部、高尔夫球场、整洁的客栈、在那儿定居的白人、火车站，这两个人将从这里搭火车前往新加坡。而那个女人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等着新主人搬进这幢房子，看着汽车引擎突突启动的那条路，看着汽车绝尘而去，望着它，直到它消失在夜色之中。

“她长什么样？”哈姆林太太问道。

“嗯，依我看，那些马来女人都长一个样儿，你知道，”普赖斯先生答道。“当然她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你知道那些本地人，她们会胖得吓人。”

“胖？”

这个怪异的想法使哈姆林太太感到沮丧。

“加拉格尔先生可是个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想到身材肥胖，哈姆林太太立即回复到常人的看法。一时间，她似乎有点儿接受这个矮个子伦敦人的看法，这使她对自己都有点儿讨厌了。

“这真是荒唐，普赖斯先生。肥胖的女人怎么可能在千里之外对一个男人施魔法呢！事实上，肥胖的女人自己生活都很不容易。”

“你尽管笑话吧，小姐，但是除非我们做点什么，否则你就听着我这句话，我的主人没救了。而且药对他不管用，反正白人的药没用。”

“说点正经的吧，普赖斯先生。那个肥胖的女士应该不会对加拉格尔先生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按照东方人的办事方式，他算对她不错的啦。她何必要伤害他呢？”

“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即使一个男人在那里和一个本地女人过上二十年，你就以为他懂得那个女人阴暗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啦？至少他不懂！”

对于他那些夸张的言辞，她笑不出来，因为他的紧张情绪是感人的。她知道，男人，不管他们的肤色是黄色的、白色的还是棕色的，他们的心都是难以捉摸的。

“但是，就算她感到愤怒，就算她恨他，想杀了他，她能怎么样呢？”奇怪，哈姆林太太提这些问题时，下意识里已经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世界上哪有什么毒药可以在六七天后再起作用的呀。”

“我可没说过是毒药。”

“对不起，普赖斯先生，”她笑道。“但我可不愿相信什么巫术，你知道。”

“你可是在东方生活过的人哪。”

“断断续续差不多二十年吧。”

“就是啊，你知道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反正我是做不到的。”他突然愤怒地攥紧拳头，猛地一拳打在栏杆上。“我真受够了那个该死的国家。一想起来我就生气，那个鬼地方。我们没办法跟他们走到一块儿，我们是白人，事实就是这样。请原谅，我得去喝几杯，我心里直打鼓。”

他朝她硬生生地点了点头，离开了。哈姆林太太注视着他，这个敦实矮小的男人，穿着破旧的卡其布衣服，拖着脚跟，跌跌撞撞地走下升降口，来到船腰，低着头穿过去，然后消失在二等舱的大厅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使她感到一阵隐隐的不安。她无法从脑海里去掉这幅场景——那个矮小的女人，已经不再年轻了，穿着纱笼和斑斓的上衣，戴着黄金首饰，坐在一座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望着空荡荡的路面。她的胖脸上施了脂粉，但是那双没有眼泪的大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开车离去的男人们活像回家度假的学生。加拉格尔舒了一口长气。这天清晨，在明丽的天空下，他的精神异常活跃。未来就像一条洒满阳光的道路，蜿蜒穿过一望无际、树木繁茂的大平原。

那天傍晚，哈姆林太太向医生询问病人的情况。医生摇了摇头。

“我没办法。该做的我都做了。”他皱着眉头。“真是倒霉，碰上这么一个病例。不过，就算是在英国也照样没辙，更别说是在船上了……”

他是爱丁堡人，最近刚通过医师资格认证，他这次来度假，回去以后就可以行医了。他真想替自己鸣冤哪，他本想玩得开开心心的，可面对这神秘的病灶，简直让他郁闷死了。虽然他经验不足，但他已经尽力而为了。让他懊恼的是，他怀疑别的乘客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无知的傻瓜。

“你有没有听普赖斯先生说过他的想法？”哈姆林太太问道。

“他那种瞎话，我可是闻所未闻。我跟船长说了，他也气得发疯。他希望大家不要谈这件事，认为这会在乘客中引起骚动。”

“我会守口如瓶的。”

大夫用锐利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你该不会相信那种胡说八道吧？”他问道。

“当然不会。”她环顾着四周的海景，蔚蓝而宁静的海面上闪着油光。“我在东方住的时间不短啦，”她加了一句，“那里偶尔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

“这话让我有点儿紧张，”医生说道。

在他们俩的近旁，有两个小个子的日本绅士，正在玩掷绳圈的游戏。他们身穿整洁的网球衫，白长裤和麻布鞋。他们看起来很欧化，甚至在用英语相互记分。可是在那一刻，当哈姆林太太看着他们的时候，却隐约地感到有些不安。这些人似乎很会伪装自己，所以在他们身上总有一份邪恶。她的神经也快崩溃了。

很快，加拉格尔被施了魔法的说法在船上不胫而走，没人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女乘客们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边为圣诞节的化装舞会编织晚装，一边压低声音聊起了这件事，而男士们则在吸烟室里一边啜饮鸡尾酒一边闲谈。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东方生活过很长时间，在他们记忆的某个隐蔽处，总能挖掘出一些古怪的、令人费解的故事。当然，要是当真以为加拉格尔先生中了魔法，那也太荒唐了，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可是各种事实摆在面前，却又没人能够解释。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解释加拉格尔的病因，他能给出一个生理上的解释，但对于这可怕的痉挛为什么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他却未置一词。他隐约感到一点自责，所以竭力为自己辩护。

“要知道，这种情形，恐怕你干到退休都不会碰到，”他说。“真是倒霉透了。”

与此同时，他跟过往的船只进行无线通讯，不时地收到各种诊治意见。

“他们说的每一种方法我都试过啦，”他不耐烦地说道。“日本轮船上的医生建议注射肾上腺素。亏他想得出来，我们现在正漂浮在印度洋的中央，我从哪里去搞肾上腺素啊！”

当这艘轮船在广袤的海洋上全速航行时，一些看不见的信息从不同的角落传到这艘船上来。想到这些，实在有些令人感动。在那一刻，她猛然感到特别孤单，宛如身处世界的中心。隔离舱里正躺着那个病人，痛苦的痉挛使他摇晃着身体，他在拼命地喘息。随后，乘客们发现轮船改变了航线，他们听说船长决定要在亚丁停靠，因为船上的医疗条件有限。加拉格尔将被送到岸上，带到医院接受治疗。总工程师接到命令，要他开足马力。这艘轮船上了年纪，浑身震颤着，需要加倍卖力才能前行。乘客们早已习惯了轮船的噪音和引擎的震动，这时，由于震动加剧，他们的神经重又获得了一番刺激。虽然不会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但它震撼了他们的感官，使每个人都感到有切身的危险。海面上依然没有过往的船只，他们就像穿越在一个空荡荡的世界。这时，早已降临在轮船上、但谁也不愿意承认的不安情绪，演变成了证据凿凿的危机。乘客们变得暴躁，为了一些小事而大吵大闹，要是在平时，那些事情根本就无足轻重。杰夫森先生还在讲述他那些老掉牙的笑话，但是不再有人报以微笑。林赛尔夫妇有过一次口角，有人听见林赛尔太太跟她的丈夫深夜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她压低嗓门，用紧张而激烈的言辞指责她的丈夫。吸烟室里，一天晚上，有人在玩桥牌时大打出手，最后的和解是所有的人都酩酊大醉。人们很少谈起加拉格尔，但这个人始终萦绕在大家的心头。他们查看航海路线图。医生表示，加拉格尔顶多只有三四天了，于是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最早什么时候能到达亚丁。至于他上岸后会怎么样，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不希望他死在船上。

哈姆林太太每天都去探望加拉格尔。就像热带的春天，一场阵雨过后，你似乎可以看着青草在你的眼前长出来，她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衰竭下去。他的皮肤已经变得松弛，耷拉着，双颊凹陷，双下巴就像火鸡的满是皱褶的赘肉。你可以看见他硕大的身躯，透过他身上盖着的床单，一副瘦骨嶙峋的身子像是史前巨人的骨架。大多数时候，他因为注射了吗啡，双目紧闭地躺着，但仍然在随着可怕的痉挛而摇晃；他有时会睁开眼睛，那双眼睛异常巨大；从那只剩骨头的深陷的眼窝里，那双眼睛含混地、困惑而不安地看着你。但是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认出是哈姆林太太时，他便努力抽动嘴唇，挤出一丝笑意来。

“加拉格尔先生，你感觉怎么样了？”她问道。

“好些了，好些了。等过了这场该死的炎热，我就会好的。主啊，我多么希望能一头扎进大西洋里。要能尽兴地游个泳，让我干什么都行啊！我真想再感受一下戈尔韦那冰冷、灰色的海水拍打胸膛的感觉。”

接着，一阵打嗝使他从头顶一直摇晃到脚底。普赖斯先生和女服务生轮班照顾他。小个子伦敦人的脸上再也看不见原先的那副无拘无束的快活神情了，现在变得愠愠不乐。

“船长昨天把我找去了，”当他和哈姆林太太单独在一起时，他对她说道，“他给了我一次警告。”

“他说什么啦？”

“他说他不愿意听到这些不吉利的话。说是这些话已经在乘客中间引起了恐慌，我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否则他就要跟我算账。可这事不是我说的。除了跟你和医生说过，其他人我可一个字也没说过。”

“船上的人都听说了。”

“我知道。你难道认为就我一个人在谈这事吗？那些印度水手和中国人，他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你不会觉得他们需要你的教导吧？他们都清楚这不是平常人得的病。”

哈姆林太太沉默不语。从有些乘客的女仆那里她了解到，在这艘轮船上，除了白人，现在已经没人再怀疑这个事实：加拉格尔抛弃的那个女人正在遥远的南方对他施以魔法。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当他们看到阿拉伯岛上那荒芜的岩石时，他的灵魂就会跟他的肉体分离。

“船长说了，要是他再听到我搞什么鬼把戏，他就要把我锁在船舱里，直到我们上岸。”普赖斯突然说道，他眉头紧蹙，皱巴巴的脸上阴云密布。

“鬼把戏是什么意思？”

他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就好像她也和船长一样成了他发火的对象。

“医生已经把他知道的所有狗屁办法都用上了，他还跟各个地方的人进行了无线通讯，可是有什么用？告诉我。难道他看不出来这个人快死了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

“你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巫术在杀他，所以只有巫术才能救他。你可不要说这个不管用，我亲眼见过。”他抬高了嗓音，暴躁而刺耳。“我看见过一个人就是这么从死亡边上被拖回来的，他们请了一个‘巴旺’，我们叫巫医，他会耍一些小把戏。跟你说吧，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

哈姆林太太没有吭声。普赖斯询问地看了她一眼。

“甲板上的水手当中有一个是巫医，他跟我们在马来州的‘巴旺’一样。他说他可以做，但他需要一只活物。一只公鸡就行。”

“要一只活物做什么？”哈姆林太太问道，眉头微微一蹙。

小个子伦敦人很快地用怀疑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要是听我的劝告，就最好什么都别问。但我告诉你，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的主人救回来。如果被船长知道，他把我关进船舱，那就随他的便好了。”

正在这时，林赛尔太太上来了，普赖斯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跟她们道了别。林赛尔太太想让哈姆林太太试试她特地为化装舞会编织的服装。当她们走下船舱的时候，她突然紧张兮兮地对哈姆林太太说，加拉格尔先生可能会死在圣诞节那天。要是他真的死在那天，那他们就不可能举办舞会了。她已经跟医生说过了，要是真的发生那种事，她就永远不会再理他，他很诚恳地向她保证，他会尽量想办法让加拉格尔活过圣诞节的。

“这样对他也好，”林赛尔太太说。

“对谁？”哈姆林太太问。

“对可怜的加拉格尔先生啊！没有人会愿意死在圣诞节的，不是吗？”

“我真不知道。”哈姆林太太说。

那天晚上，她睡着有一会儿了，可是却哭醒了。她居然从睡梦中哭醒，这使她感到惶恐，似乎肉体的脆弱使她无法反抗，她的意志被击垮了，面对不知不觉中产生的悲哀，她毫无招架之力。跟往常一样，她反复回想这深深地影响着她的不幸事件的种种细节；她的脑子里重复着她和丈夫之间的对话，后悔自己当时蛮好说过某一句话，又为当时不该说而说出口的话感到自责。她现在真心希望自己对丈夫所做的荒唐事情一无所知，她责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明智地收起自己的自尊，对那令人不快的事实睁只眼闭只眼。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女人，跟自己的丈夫分离，她失去的是比他的爱多得多的东西，这一点她太清楚了；她失去稳定的家业、确定的地位、富足的家产，还有来自优越的社会背景的支撑。她认识许多离婚后的妻子，靠一点微薄的收入过活，她们的朋友很快就开始嫌她们无趣了。这时的她感到寂寞。她就像这艘匆匆驰过无人海域的轮船一样寂寞，就像那个举目无亲、躺在隔离舱里的垂死的男人一样寂寞。哈姆林太太知道她现在的思维正活跃得很，而且她不会很快就重新入睡的。她的船舱里很热。她抬头看了看时间，四点过几分；在安心的白昼来临之前，她必须捱过这难捱的两个钟头。

她披上一件和服式的晨衣，走上甲板。夜色沉穆，虽然天上没有一丝云迹，却也看不见一颗星辰。这艘衰老的轮船喘息着、震颤着，在夜色中隆隆作响，笨重地向前移动。这种静穆有点儿诡异。哈姆林太太赤着脚，慢慢地沿着无人的甲板摸索前进。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她来到散步的甲板的尽头，身体靠在栏杆上。突然，她吃了一惊，眼睛一眨不眨：下层甲板上，她看见一团忽明忽暗的光。她小心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原来那是一小团火，她只能看见光，因为那里有许多男人围成一圈，他们佝偻着身子，赤露的背脊把火焰挡住了。在这一圈人的旁边，与其说是她看到还不如说是猜到的，有一个矮壮的穿睡衣的身影。其他人都是本地人，只有他是欧洲人。那肯定是普赖斯，她立刻猜出来他们正在举行某种黑暗的驱魔仪式。她竖起耳朵，听到一个低沉的嗓音吐出一串神秘的词语。她的身体开始颤抖。她知道，这些人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是不会料到有人在看着他们的，但她不敢移动脚步。突然间，就像丝帛裂开一般，一声鸡叫打破了这片沉闷的静寂。哈姆林太太差点尖叫起来。普赖斯先生正在向那怪异的东方诸神献上祭品，试图挽救他的那位朋友兼主人的性命。刚才那个声音还在继续，音色低沉、连绵不绝。然后，那黑暗的一圈人里有了一些骚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那只公鸡发出一阵愤怒而惊恐的咯咯声，接着听见一声奇怪的、难以形容的声响；巫师正在割断公鸡的喉咙，然后是一片寂静；还有一些模糊的动作，但她看不太清，过了一会儿，好像有人踩灭了火。她模模糊糊地看见这群人隐没在夜色之中，甲板上重又恢复了平静。她再次听到引擎有规律的震动声。

哈姆林太太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情绪在骚动。她慢慢地在甲板上挪着步子。她找到一把躺椅，于是躺了下来。她的身体还在颤抖。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只能猜测。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多久，反正她知道黎明将近了。虽然还不是白天，但也不再是黑夜了。在茫茫的夜空下面，她能依稀辨认出轮船的栏杆。然后她看见一个人影向她走来。这人穿着睡衣。

“谁在那里？”她紧张地叫道。

“是医生，”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哦！晚上这种时间，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一直和加拉格尔在一起。”他坐在她边上，点着一支烟。“我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力镇静剂，现在他总算安静下来了。”

“他一直病得很厉害吗？”

“我以为他快不行了。我一直看着他，突然他从床上坐起来，说起了马来语。当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词。”

“也许是一个名字，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想起床。都快死的人了，还是那么有劲儿。天晓得，我竟然跟他扭打了起来。我真怕他会投海自尽。他好像以为有人在叫他。”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哈姆林太太缓缓地问道。

“四点过几分吧。怎么啦？”

“没什么。”她打了个冷战。

这天上午，当船上的生活重又恢复到常态时，哈姆林太太在甲板上和普赖斯擦肩而过，但他只跟她简短地打了个招呼，就迅速地移开目光，径直向前走去。他看上去既疲惫又紧张。哈姆林太太忽然又想起那个胖女人，厚密的黑头发上戴着黄金首饰，坐在阒无一人的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望着那条蜿蜒穿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橡胶林的道路。

天气热得实在可怕。她现在懂得了为什么夜那么黑。天不再是蓝色的，而是一片死一般的惨白；天空的表面太过均匀，即使有云也显不出来；炎热就像一个大罩子，悬吊在空中。没有一丝儿风，大海和天空一样惨淡无色，平滑闪光，像是染缸里的染料。乘客们无精打采，喘着粗气在甲板上晃来晃去，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渗出来。他们都压低嗓门说话。一种诡异而不安的气氛笼罩在船上，谁也笑不出声。他们的心里升起一股怨气；他们活得健健康康的，可就在他们近旁，有个人快死了，这让他们恼怒。这个事实虽然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但它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影响着他们。吸烟室里，一个种植园主把一杯杜松子酒灌下肚子之后，粗暴地把大家感受到却不敢承认的事情说了出来。

“说实话，如果他当真要死，”他说，“那就死得痛快些，把这事了结了。这样子真叫人瘆得慌。”

白天是难熬的。晚餐时间终于到了，哈姆林太太感到无比感激。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熬过了这么长时间。她在医生的桌子前坐下。

“我们什么时候到亚丁？”她问他。

“明天什么时候吧。船长说，我们大概会在早晨五六点看到陆地。”

她用锐利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他也盯住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垂下眼睛，脸红了。他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坐在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的胖女人，她曾经说过，加拉格尔绝对不会看见陆地的。哈姆林太太心想，眼前这个怀疑一切的、总是相信眼见为实的年轻医生，是否也开始犹疑了呢？他皱了皱眉头，然后，好像要打起精神的样子，他重新抬起眼睛看着她。

“我把这个病人交给亚丁那边医院里的人，我可以说，我不会感觉有什么遗憾的，”他说。

第二天是圣诞节前夕。哈姆林太太夜里睡得不好，当她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从舷窗里向外望去，天色清朗如银；雾气已经在夜间散去，晨光很美。她走上甲板，感觉轻松多了，于是她走到尽可能靠近船头的地方。在天边贴近地平线的地方，一颗晨星正闪着黯淡的光芒。海面上泛起粼粼的一片波光，好像是闲散的微风伸出它那调皮的手指，轻轻地抚弄着海面。那光线显得优雅而温和，纤薄得好像春日里刚刚抽芽的树木，而且晶莹剔透，令人想起山间小溪里潺潺的流水。她转过身，望着玫瑰色的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时，她看见医生向她走来。他依然穿着制服；他整宿都没靠过枕头；他蓬头垢面的，走路的时候身子佝偻着，看上去已经累坏了。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加拉格尔死了。当他走到她跟前时，她看出他在哭。他看上去那么年轻，她不禁对他十分同情。她拉过他的手。

“可怜的孩子，”她说道，“你累坏了。”

“我什么都做了，”他说，“我真的很想救他。”

他的声音直发颤，她看得出他已经近乎歇斯底里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她问。

他闭上眼睛，竭力控制着自己，他的嘴唇颤抖着。

“几分钟前。”

哈姆林太太叹了口气。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目光在平静、冷漠、亘古不变的大海上游移。大海在他俩的四周无限地伸展，恰似人类的无限的悲哀。突然间，她的目光停住了，那儿，就在他们的前方，在地平线上有样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大团高耸的云，但是它的轮廓又太清晰了，不太像是云。她碰了碰医生的手臂。

“那是什么？”

他定睛望了片刻，虽然他的脸晒得有点儿黑，但她还是看得出他的脸色发白了。

“是陆地。”

这时，哈姆林太太再一次想起那肥胖的马来女人，她静静地坐在加拉格尔的那个孟加拉式平房前的台阶上。她知道这一切吗？

在太阳升到天顶的时候，他们把他埋葬了。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白人乘务员、欧洲官员，他们都站在下层甲板和舱口。传教士念诵礼文。

“由女人所生的男子只享有短暂的生命，他的一生充满痛苦。他像花朵一般成长起来，然后被刈倒；他像影子一般消逝，一刻也不停留。”

普赖斯低头看着甲板，眉头紧锁。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他并不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医生和领事紧挨着站着。领事的脸上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哀悼的神色，而医生已经剃净了胡子，穿着干净挺括的制服，佩戴着他的金色肩章，脸色苍白而疲惫。哈姆林太太把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到林赛尔太太的身上。她紧靠在她的丈夫身边，哭泣着，而他正温柔地握着她的手。哈姆林太太被这情景莫名地打动了。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她感到烦躁，这个小妇人本能地渴望得到丈夫的保护和支持。但她随即感到身上一丝寒颤，她的眼睛盯着甲板上的缝隙，因为她不想看到眼前的一切。念诵礼文的声音中断了片刻。人群中有一些骚动。一名官员发了一道命令。传教士的念诵声继续响起。

“由于万能的上帝出于伟大的仁慈希望将他的灵魂收回，我们亲爱的兄弟在此与我们永别；我们将他的肉体沉入海底，愿它化为腐土，在大海放弃它的时候，它的肉体将得到复活。”

哈姆林太太感到热泪从她的脸颊上滚下来。泪水滴下来时没有声响。传教士的念诵声还在继续。

葬礼结束后，乘客们四散开去；二等舱的乘客回到他们的船舱，铃声响起，示意午餐的时间到了。但是一等舱的乘客们还在散步甲板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男人们多数走到吸烟室，准备喝点威士忌加苏打水和杜松子酒，抖擞一下精神。领事在餐厅外的布告栏上张贴了一份通知，召集所有乘客开会。大多数人都在猜测开会的目的，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了。这一个礼拜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他们畅快地侃侃而谈，只是偶尔会出于礼节，稍事克制一下而已。领事戴着单片眼镜，他告诉大家，这次召集会议是为了讨论明天举办的化装舞会。他知道大家对加拉格尔先生都怀有深切的同情，他提议大家联名给死者的亲属发一份措词得体的唁函；但是事务长已经检查过他的证件，没有发现可以联系到他的任何亲属或朋友的任何线索。已故的加拉格尔先生在世的时候，似乎相当孤单。同时，他（领事）斗胆向医生致以诚挚的慰问，因为他很确信，医生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竭尽他的所能了。

“同意，同意！”乘客们说道。

大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领事接着说道，有些人可能认为，把化装舞会延后到新年的前夕举办，那样可以更加尊敬地纪念死者。但是他坦言，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且他确信，加拉格尔先生本人也不会希望这样的。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看大多数人怎么决定。医生站起身来，对领事和乘客的善意言辞表示感谢，这固然是个非常严峻的时期，但同时他也表示，船长授权他明确希望所有庆祝活动都在圣诞节举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医生）还向大家透露说，船长认为乘客们这一阵子都沉浸在可怖的气氛中，要是大家能在圣诞节找点乐子，对大家都有好处。接着，传教士的妻子站起身来，说他们不应该只想着自己；娱乐委员会已经作好了安排，一等舱乘客的晚餐一结束，就立即给孩子们把圣诞树支起来，他们可一直都盼着见到大家穿上化装舞会的服装呢；让他们失望真是太不好啦；至于说纪念死者，她不比别人更缺少尊敬，而对那些沉浸在悲痛之中无心跳舞的人们，她也抱有同情。她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她依然觉得放纵于那种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情感，实在是自私的表现。要多替孩子们想想。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轮船上的乘客。他们既想抛弃这么多天以来笼罩着整艘轮船的恐怖气氛，他们是活人，他们要追求快乐；同时他们又有一个不安的念头，觉得应该适当表示一下哀伤才显得较为得体。但是，要是他们既能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同时又能从利他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那就没有什么不安的了。当领事要求大家举手表态时，除了哈姆林太太和一位患有风湿病的老妪之外，所有人都急吼吼地举手赞成。

“既然赞成者占绝对多数，”领事说，“那我就大胆地恭贺会议达成了一项明智的决定。”

正当散会之际，突然有个种植园主站起来，说他有一个建议。像现在这种情形，难道他们不想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也来参加吗？他们那天早上可都来参加了葬礼的呀。传教士一跃而起，对这个提议表示赞同。他表示，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切，把所有人的距离都拉近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领事再次发话，其实这个问题上次会议就已经讨论过了，讨论的结果是，让二等舱的乘客自己举办他们自己的舞会，可能会让他们感觉更加自在。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他现在很确信，上次所作的决定应该彻底推翻。

“同意，同意！”乘客们说道。

一时间，在乘客中掀起了一股民主的激情，这一提议立即赢得了一片赞扬声。他们散会时都松了口气，感到自己既仁爱又慈善。大家在吸烟室里互相敬酒致意。

于是，第二天傍晚，哈姆林太太穿上了她的化装舞会的服装。她对眼前的娱乐活动实在打不起精神，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想装病，但她知道谁也不会相信她的，甚至害怕别人以为她是假惺惺的。她扮成卡门的样子，况且她也确实抵挡不住那份让自己看起来魅力四射的虚荣。她把眉睫染黑，两颊搽红。服装也正合身。集合号响起，当她款款走入会客厅时，一片艳羡之声扑面而来。领事（他总是那么幽默）穿上了芭蕾舞裙，逗得大家一边喝彩，一边大笑。传教士和他的妻子则显然有点儿害羞，但他们对自己倒还满意，他们打扮得像高贵的满清官员。林赛尔太太扮成喜剧人物科伦巴茵，尽情展示她那双美腿。她的丈夫扮成阿拉伯酋长，而医生则扮成马来苏丹。

大家凑了一些小钱，在晚餐上提供香槟，因此餐桌上热闹非凡。轮船公司提供了彩包拉炮，爆出来的是各式各样的纸做的帽子，这些帽子后来都被乘客们戴上了。还有纸做的彩带，他们互相投掷着，还有小气球，他们从会客厅的这头打到那头。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每个人都很快活。可以说没有人玩得不开心。晚餐一结束，他们就走进布置了圣诞树的会客厅，树上点着蜡烛，一切准备就绪，孩子们被带进来，兴奋地尖叫着，领受各种礼物。然后，舞会开始了。二等舱的乘客羞怯地站在甲板上辟为舞池的那个地块的周围，偶尔有两个人结伴跳舞。

“我很高兴他们来参加，”领事一边和哈姆林太太跳着舞，一边说。“我是非常民主的，我觉得他们这样规规矩矩的，十分明智。”

但她发现普赖斯不在他们当中，她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向二等舱的一名乘客打听他在哪里。

“醉得一塌糊涂，”那人回答道，“我们下午就把他弄到床上去了，现在被锁在船舱里。”

领事表示，她还欠他一支舞。他是个油腔滑调的人。突然间，那支业余乐队的演奏、领事的调笑、那些跳舞的人们的欢乐气氛，这一切让哈姆林太太觉得无法再忍受了。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是那些人们在这整个夜晚给轮船带来的快乐景象，和这片孤寂的大海，突然使她感到恐惧。领事一松手，她就飞快地溜走了，回头瞥了一眼，发现没人注意到她，她就从升降口攀到救生艇甲板上。那里一片漆黑。她悄悄地走到一个地方，确信在那里不会受到打搅。但是她却听到一声轻微的笑，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她看见科伦巴茵和马来苏丹在一起。看来，林赛尔太太和医生已经重新拾起了曾经被加拉格尔先生之死打断的调情。

那个可怜而孤单的人在他们中间离奇地死去，可是现在，所有那些人都已经用残忍的方式把他抛诸脑后了。他们不再同情他，反而心生怨恨，因为正是因为他，那些人心神不安。他们贪婪地抓住了生活。他们开玩笑、调情、闲聊。哈姆林太太想起领事说的话，在加拉格尔先生的证件中找不到任何信件，找不到一个朋友的名字能让他们告知其死讯，她不知为什么她会觉得这件事情悲惨得令她无法承受。一个能够如此寂寞地走过一生的人，身上总有些神秘色彩。她想起他怎样在新加坡上船，那是很短时间以前的事儿哪，当时他是多么粗壮、充满活力，还有他对未来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于是，她感到极度沮丧。葬礼上的那段礼文使她内心充溢着肃穆和敬畏：由女人所生的男子只享有短暂的生命，他的一生充满痛苦。他像花朵一般成长起来，然后被刈倒……年复一年的，他为未来制订计划，他是那么渴望生活，他有那么多的生活理想，可是，正当他伸出手来，啊，多么遗憾哪；跟他相比，世界上的一切痛苦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死亡，和死亡的神秘，那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哈姆林太太倚着栏杆，眺望着点点星空。人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快乐呢？让他们为所爱的人流泪吧。死亡总是可怕的，可是，难道一脸苦恼、心怀恶意、自以为是、缺乏仁爱，那就值得吗？她又想起她自己和她丈夫，还有那个他莫名其妙爱上的女人。他也曾说过，而我们快乐地生活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的死亡是漫长的。她沉吟良久，突然间，好似夏天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夜空，一阵强大的惊喜贯注她的全身，她有了一个发现；在她内心里，对她丈夫的愠怒，对情敌的嫉妒，都不复存在了。一个念头就像一轮旭日，在意识的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温柔和狂喜的光辉充盈她的灵魂。从那陌生的爱尔兰人的悲剧中，她欣喜地汲取了孤注一掷的勇气。她的心跳加快，她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个想法付于实施。一种自我牺牲的激情攫住了她。

音乐已经停止，舞会结束了；大部分乘客都要回去睡觉了，剩余的人要到吸烟室去。她走进自己的船舱，路上没有碰见任何人。她打开拍纸簿，给丈夫写信。

亲爱的，今天是圣诞节，我想对你说，我的内心充满对你们的亲切之情。我很愚蠢，也不够理智。对于那些我们关心的人，我想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心，我们应该给他们再多一些关心，不要因为他们的开心方式而使我们变得不开心。我想让你知道，我不再因为那以特别的方式进入你生活的快乐，而对你怀恨在心。我不再嫉妒，不再感到受伤，不再心怀怨恨。不要觉得我会不快乐，感到孤单。只要你感到需要我，就来找我，我会满心欢喜地欢迎你的到来，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我很感激你这些年给我带来的快乐，还有你的温柔，为此，我愿意向你表示一份不带任何要求的情意，而且我希望这份情意是完全没有私心的。别再恨我了，愿你开心、开心、永远开心。

她签上名，把信塞进一个信封。虽然这信要到赛德港才能发出，但她还是恨不得立刻把它投进邮筒。做完这一切，她开始宽衣就寝，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双眸子闪闪发光，在她的脂粉底下，肤色依然鲜亮。未来不再是贫瘠的，而是光明的，充满希望。她钻进被褥，很快就进入了无梦的熟睡之中。

驻地分署

新的助手是下午到的。驻地长官沃伯顿先生接到报告说，已经看见普拉胡帆船了，于是他戴上硬壳遮阳帽，朝下向码头的方向走去。在他经过时，他的警卫队，那八名矮个子迪雅克士兵，都立正站定。他满意地注意到，他们的姿势是军人式的，制服打理得干净整洁，枪也擦得锃亮。他们给他挣足了面子。他站在码头上注视着河道转弯的地方，不一会儿，小船就会从那里掠过。他身穿一尘不染的帆布裤，脚上蹬着白皮鞋，看上去十分潇洒。他的腋下夹着一根带黄金头饰的马六甲藤杖，那是从前霹雳州的苏丹送给他的。他等着新人的到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什么滋味都有。这个地区的工作由他一个人来承担，着实有点儿吃力，他定期要到他所管辖的内地去巡察，每次出巡时，就必须把这个驻地分署交给当地职员来管理，那样总是不太方便，但话又说回来，很久以来，他一直是这里唯一的白人，现在有别的白人要来，没有顾虑是不可能的。他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大战期间有三年，他没见过一张英国人的脸，当他接到指示要接待一位造林官时，他竟然感到惊惶失措，所以当那位客人行将抵达之时，他早早地把接待工作安排停当，并解释说自己要到上游去一趟，就这么跑了。一直等到送信的通报说他的客人已经离开了他才回来。

这时，普拉胡帆船出现在河道开阔的河面上。船由囚犯们操纵，他们都是被判了各种刑期的迪雅克人，两三个看守正等在码头上，准备把他们押回监狱。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这条河很熟悉，划起船来很有力道。船靠岸时，有个人从聂帕榈叶盖的遮棚下面钻出来，一步跨上了岸。警卫队举枪表示致敬。

“总算到啦。谢天谢地，我都快被挤死了。我给你带来了邮件。”

他说话时透着一股狠命的快活劲儿。沃伯顿先生彬彬有礼地伸出手。

“我想，您就是库珀先生吧？”

“没错，你还会在等谁呢？”

这个问题原本是想逗人一乐，可是驻地长官并没有笑。

“鄙人姓沃伯顿。我带您去看您的住处。他们随后就会把您的行李送过来。”

他领着库珀，沿着狭窄的小道走进一个院子，当中是一座孟加拉式平房。

“我已经让人打扫过，做到尽量可以住人，当然啦，这里面已经好多年没人住了。”

屋子是建在木桩上的。一间长长的起居室，门开向一个宽敞的廊台，房子后面，走道的两旁各有一间卧室。

“我觉得这儿不错。”库珀说。

“我想您一定想洗个澡，换个衣服。今晚要是您能和我共进晚餐，我将不胜荣幸。八点钟，意下如何？”

“随便什么时候都行。”

驻地长官礼貌但稍显窘迫地微笑着，走开了。他回到“屯堡”他自己的住处。艾伦·库珀给他的印象不那么讨人喜欢，但他是个公平的人，知道仅以一面之交就下结论未免有失公正。库珀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瘦高个儿，脸色灰黄，没有半点血色。这是一张索然无味的脸。他有一个大大的鹰钩鼻，一双蓝眼睛。他还没走进孟加拉式平房，就摘下遮阳帽，掷给一个小跟班。这时，沃伯顿先生注意到他的大脑壳，覆盖着一层短短的褐色头发，与之相比，下巴过于弱小，不太相称。他穿着卡其布短裤、卡其布衬衫，但是又破又脏；那顶破旧的遮阳帽也有些日子没洗了。沃伯顿先生想到，这个年轻人在沿岸航行的蒸汽船上呆过一个礼拜，此前四十八个小时还一直躺在普拉胡帆船的舱底。

“他过来用晚餐时，我再看看他是什么样儿。”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间里的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就像他有一个英国仆从一般。他脱了衣服，下楼来到浴室，用凉水冲浴。他向气候所做的唯一妥协是穿上一件白色的无燕尾的礼服；除此之外，浆过的衬衫、高领、丝袜和漆皮鞋一样不缺，衣着正式得就像在蓓尔美尔街上的俱乐部就餐。他是个事必躬亲的东道主，他走进餐厅查看餐桌是否布置妥当。兰花盛开着，银制餐具闪着光。餐巾叠成精致的形状。银制烛台里的带罩蜡烛发出一片柔光。沃伯顿先生微笑着表示赞许，回到起居室等候他的客人。过了片刻，库珀出现了。他穿着卡其布短裤、卡其布衬衫，外头是他上岸时穿着的破烂不堪的夹克。沃伯顿先生表示问候的笑容在脸上凝固了。

“呼喂，你穿得山青水绿的，”库珀说，“我都不知道你打扮成这样。我本想穿条纱笼就来的。”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很忙。”

“你没必要为了我穿得这样正式，你知道的。”

“不，没有。我总是穿戴整齐之后才来就餐的。”

“哪怕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特别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沃伯顿先生说道，目光冷峻。

他从库珀的眼神里发现一丝讪笑的意味，于是气得脸都红了。沃伯顿先生是个性情暴烈的人；你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好斗的性格，他那张红红的脸，那渐次发白的红棕色的头发，那暴怒时会充血发红的、冰冷而警觉的蓝眼睛。可他又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希望做到公正。他必须尽力与这个家伙和平相处。

“我在伦敦的时候，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都觉得，每天晚上用餐，要是不穿戴整齐，就好像每天早上不洗澡一样的古怪。来到婆罗洲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战争期间，整整三年，我连一个白人都没见过。只要我能来用餐，我是从来不放过穿正装的机会的。您到这个国家的时间不长，相信我，如果想要维持您本身应有的自豪感，这个办法是再好不过了。一个白人，哪怕稍微有一点屈服于他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就会很快丧失自尊，而一旦丧失了自尊，那就可以肯定，当地人也很快不再尊重他。”

“话是这么说，可要是你指望我在这种大热天穿着浆过的衬衫和高领，恐怕你会失望的。”

“如果您在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里用餐，那随您的便，您想怎样都行。但是如果您肯屈尊与我共进晚餐，恐怕您会同意说：只有按照文明社会的要求穿戴整齐，才是礼貌的表现。”

两个腰里围着纱笼、头戴宋谷帽的马来男仆走了过来，他们身穿整洁的白色外套，外套上还钉了黄铜纽扣，一个提着果子酒，另一个托着一只盛有橄榄和海蜒的托盘。随后，沃伯顿先生和库珀走进去用餐。沃伯顿先生吹嘘说，他的厨师是个中国人，是全婆罗洲最棒的，他不辞辛苦，即使条件再困难，也会尽量做出可口的饭菜。他在充分利用原材料方面，也动足了脑筋。

“您是否有意看一看菜单？”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菜单递给库珀。

菜单是用法文写的，各种菜肴都有响亮的名称。那两个男仆在一旁伺候。房间的另一头还有两个男仆，他们挥动着硕大的扇子，好让室内闷热的空气流动起来。菜肴很是铺张，香槟也是上等的。

“你每天都像这样吃饭吗？”库珀问。

沃伯顿先生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菜单。

“我看不出这顿晚饭和平日里有什么区别，”他说。“我自己吃得很少，但是我每天晚上必须要有一顿像样的饭菜。这样可以让厨子不荒废厨艺，对仆人们也是很好的锻炼。”

谈话在艰难中进行。沃伯顿先生竭尽待客之礼，或许是因为他的同伴为此感到不好意思，他感到了一丝略带恶意的好玩劲儿。库珀在森布卢还没住上几个月，所以沃伯顿先生问起他在吉所罗的朋友的情况，这个话题很快就枯竭了。

“顺便问一下，”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您见过一个叫亨纳利的小伙子吗？我想他最近挺出名的。”

“噢，是啊，他是个警察。一个俗气的暴发户。”

“我很难设想他会是那种人。他的叔叔巴勒克拉夫爵士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我还收到巴勒克拉夫夫人的来信，让我去找他哩。”

“我听说他和什么人有点儿关系，我猜他就是那样子弄到工作的。他在伊顿和牛津上过学，他总是忘不了跟人炫耀这点历史。”

“您真让我吃惊，”沃伯顿先生说。“他的家族都是伊顿和牛津出来的，这都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觉得他对此事应该是处之泰然的。”

“我觉得他是个可恶的假正经。”

“那您是在哪儿求学的呢？”

“我出生在巴巴多斯，在那儿上的学。”

“哦，明白了。”

沃伯顿先生在他简短的回答中透露出的鄙薄之意，让库珀闹了个红脸。他沉默了半晌。

“我从吉所罗收到了两三封信，”沃伯顿先生继续说道，“我的印象是，年轻的亨纳利是个成功人士。大家公认他是一流的运动好手。”

“噢，是啊，他很受欢迎。他是那种在吉所罗很吃香的类型。我其实不太喜欢一流的运动好手。说到底，高尔夫或网球玩得比别人好，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谁又在乎他能在台球桌上连续打出七十五分来呢？他们英国人把这种事情看得未免太重了点儿。”

“您这么看吗？我的印象是，一流的运动好手打起仗来，可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差呀。”

“哦，要是谈起打仗，那我可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跟亨纳利在一个团里呆过，告诉你吧，那儿谁都瞧不起他。”

“您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呢。”

“哦，可您没有军衔哪。”

“我哪有什么机会得到军衔哪。我是所谓的殖民地居民。没上过公学，也没有影响力。我在军队里那会儿，真他妈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库珀眉头紧皱。他似乎很难控制自己的嘴巴不蹦出几个骂人的词儿。沃伯顿先生审视着他，小蓝眼睛眯缝起来，他审视着他，心里全都明白了。他转换话题，开始跟库珀谈起可能需要他去从事的工作。钟敲十下时，他站起身。

“好吧，我不再留您了。我想旅途之后您一定很累了。”

他们握了握手。

“哦，对了，”库珀说，“我想你是不是可以给我找个男仆。我前头那个男仆，在我从吉所罗过来之前就跑掉了。他把我的行李拿到船上就没影儿了。直到我们的船开到海上，我才知道他没上船。”

“我要问一下我的那个仆役长，他肯定能为您物色到一个。”

“好吧。叫他把仆人带过来就行，只要他长得还好，我就会把他留下。”

天上有月亮，不需要打灯笼。库珀穿过“屯堡”回到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

“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给我派这么个家伙过来？”沃伯顿先生思忖着。“要是他们还要派这种家伙过来，我是很不喜欢的。”

他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屯堡”建在一座小山的顶上，园子一直延伸到小河的岸边，岸上有一个凉亭。他有个习惯，就是饭后走到那里，抽一支方头雪茄。经常地，从他下面的河面上会传来一些说话声，那些怯生生的马来人不敢在大白天里说的话，或是一声抱怨或者责骂，轻柔地飘送进他的耳朵；那些在切切私语中披露给他的一点信息，或一个有用的暗示，要不是他坐在这儿，绝对不会进入他官方的视野。他重重地坐进一把长藤椅。库珀！这个满怀嫉妒、没有教养的家伙，傲慢无礼、狂妄自大、倔强自负。但沃伯顿先生的怒气抵挡不住这沉静幽美的夜色。凉亭入口处的一棵树上开出的花朵把空气熏得甜丝丝的，还有萤火虫隐隐约约地闪烁着，晃晃悠悠地在空中跳着银色的舞蹈。月光在开阔的河面上为湿婆的新娘那轻快的步履铺出一条道来，在远处的河岸上，一排棕榈树以天空为背景衬出精致的剪影。平和与宁静悄悄地渗透到沃伯顿先生的内心。

沃伯顿先生是个古怪的人，他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二十一岁时，他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十万英镑。离开牛津后，他就尽情享受着一个出生于良好家庭的年轻人在那个年纪（如今沃伯顿先生已经五十有四了）所能享受的放荡生活。他在芒特街上有自己的寓所，有私人马车，在沃里克郡有自己的狩猎小屋。他走遍了上流人士云集的各种场所。他英俊、风趣、慷慨。九十年代初期，他在伦敦社交界也算是个人物，而当时的社交界依然是壁垒森严，也还没有失去它的光环。震撼社交界的布尔战争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摧毁社交界的一次大战也只是悲观主义者的一种预言。在那个时代，一个阔绰的年轻人是无忧无虑的，每当进入社交季节，沃伯顿先生家里的壁炉架上就堆满了请帖，都是请他出席各种各样的重大宴会的。他展示这些请帖，心里洋洋自得。因为沃伯顿先生是个势利鬼。他不是那种胆怯的势利鬼，不会受到更加优越的人的影响而感到些许羞愧，也不是那种跟在政界有声望或在艺术界声名大噪的人套近乎的势利鬼，他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势利鬼；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不掺水分的标准势利鬼，对有权有势的贵族怀着由衷的热情。他敏感而易怒，但他宁愿被贵族冷落，也不愿被平民恭维。他在伯克编的《贵族名册》中处于很不起眼的地位。他在谈话中会巧妙地提到某个贵族世家，然后说他和这个世家有一层远亲关系，但却只字不提他母亲那一支的老实巴交的利物浦工厂主，可事实上，他正是因为他母亲（出嫁前的姓氏叫格宾斯）的关系才获得了他那笔遗产。看他运用这些谈话技巧，真叫人叹为观止。要是在考斯或者阿斯科特那一类地方，他正和一位公爵夫人甚至一位皇家贵族周旋时，那些亲戚中的一个声称认识他，那对他的上流社会生活可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他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很快就声名扫地，不过，他花钱大手大脚，倒使他的缺陷并不完全令人鄙视。那些受他崇拜的上流人士都嘲笑他，但是扪心自问，他们也未必认为他的崇拜不是发自内心的。可怜的沃伯顿确实是个恶心的势利鬼，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好人。他总是乐意为一个不名一文的贵族付账，而且要是你陷入绝境，他准会借给你一百英镑。他会用好菜好饭招待你。他的惠斯特牌打得很烂，但是如果牌友都是上等人，他就不在乎输掉多少。他逐渐变成了赌徒，但总是运气不好，但他是个上品的输家，他一次输掉五百英镑而依然能够镇定自若，这不由得让人心生敬意。他对纸牌的热情程度，不亚于他对贵族头衔的热情，而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他过着奢靡的生活，可他在赌桌上的损失却大得惊人。他开始越赌越大，起初是赌马，接着是投资于证券交易所。他的性格中带有一点质朴，而那些无耻之徒就把他当作一个单纯的猎物。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的那些精明的朋友在背后讥笑他，但我觉得他有一个模糊的直觉，他必须装得根本不在乎他那些钱。于是他落到了放债人的手里。三十四岁那年，他破产了。

他在那个阶层的精神世界里浸淫太久，这使他面临下一步抉择时变得犹豫不决。像他那样的人，在花完所有的钱之后，通常都会跑到殖民地去。没人听到沃伯顿先生有过一声抱怨。他不抱怨，因为一个贵族朋友曾经做过一个灾难性的预测，他不要求任何一个向他借钱的人还钱，自己还了债（或许他并不知道，那正是他血液里利物浦工厂主的那些卑琐因素起了作用），不向任何人求助，尽管在他一生中从没干过一点儿活，他还是努力寻求谋生的出路。他依然是那么开朗、无忧无虑、充满幽默。他不希望因为他絮叨自己的不幸往事，使那些恰好跟他在一起的人感到不快。沃伯顿先生是个势利鬼，但他也是个绅士。

只有一次，他向多年以来他一直陪伴左右的上流社会的朋友中的一个开口求情，那是请他写个推荐信。那个帮忙的朋友当时正好是森布卢的苏丹，是他给沃伯顿先生提供了现在这个职位。启航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最后一次在俱乐部里用餐。

“我听说你要走了，沃伯顿，”赫里福德老公爵对他说。

“是啊，我要去婆罗洲。”

“上帝啊，你去那里做什么？”

“哦，我破产了。”

“是吗？我很遗憾。好吧，要是你回来了，可一定要通知我们。希望你过得愉快。”

“噢，那当然。那里有许多打猎的机会，你知道的。”

公爵点点头走开了。几个小时之后，沃伯顿先生眺望着英国的海岸线渐渐隐没到迷雾之中，他已经远离那些他认为值得为之生活的一切。

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和多名贵妇人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他的信总是写得逗趣而亲切。他一直没有丧失对名门贵族的热情，密切地关注《泰晤士报》上那些贵族行踪的报导，尽管要到报纸出版六个礼拜之后他才能收到。他总是仔细阅读报纸上记录出生、死亡和婚姻的专栏，也总是随时准备发出他的恭贺和吊唁的信函。那些图文并茂的报纸让他了解到那些人的相貌，这样当他定期回英国去的时候就能捡起那些线索，认识那些可能在社交界崭露头角的一张张新面孔，仿佛那些线索从来没有中断过。他对于上流社会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置身其中的时候。对他而言，那些依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要紧的事情。

然而不知不觉地，另一种乐趣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现在的职位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不再为博得上流人士的笑脸而溜须拍马，他现在是主人了，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对于在他经过时举枪致敬的迪雅克士兵警卫队十分满意。他喜欢坐在公堂上，替那些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们主持公道。调解那些势力相当的首领之间的争执，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从前，每当拿敌人的首级作战利品的土人滋扰生事时，他就会亲自出征讨伐他们，并为此感到自豪。他虚荣心太强，所以他勇猛无比。他曾经单枪匹马冲进一个四周围着栅栏的村子，向一个嗜血成性的海盗劝降，那份镇定自若，一时传为佳话。他已经是一个处事干练的长官。他严格、公正、诚实。

渐渐地，他开始深深地爱上了马来人。他对那里的风俗习惯很感兴趣。他们的交谈从来不会叫他厌烦。他赞赏他们的美德，而对于他们的恶行，他会报之以微笑或耸耸肩膀，表示谅解。

“想当年，”他会说，“我和英国的一些最上流的绅士过从甚密，但要论起绅士风度，我还从来没见过比某些出身良好的马来人更好的呢。和这些人做朋友，我感到自豪。”

他欣赏他们的礼节和高贵举止，他们的憨厚与热情。他本能地清楚该如何对待他们。他对他们怀有真诚的温柔之情。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英国绅士，对于屈从于当地风俗的白人，他是无法容忍的。他自己是绝不屈服的。他也没有去效仿众多的白人，讨个土著女人做老婆，这类事情虽说是入乡随俗，无可厚非，但对他来说不仅是令人震惊的，而且有失尊严。一个曾经被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唤作乔治的人，是断然不可以跟一个土著人有什么瓜葛的。这一次，当他结束他的英国之旅返回婆罗洲之后，他却感觉如释重负。他在英国的朋友和他一样都不再年轻了，新的一代都把他看成是一个讨厌的老家伙。看起来，如今的英国已经失去了许多他年轻时在英国所热爱的风采。但是婆罗洲却一如既往。现在这里成了他的家。他打算尽量延长他的任期，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希望最好在他死之前不要被人逼着退休。他立下遗嘱说，无论今后他死在哪里，希望自己能被带回森布卢，埋葬在他深爱的人民中间，耳畔能听到江河的潺潺流水声。

但是他的这份情感并没有溢于言表；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位整洁、健壮、精心装扮的男人，还有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有力的脸庞，他那渐次花白的头发，会想到他拥有如此深沉的情感。

他知道驻地分署的工作该如何运作，接下来的几天，他满腹狐疑地关注着他的助手。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助手吃苦耐劳，而且十分能干。在他身上他发现的唯一缺点，就是他对待土著人非常粗暴。

“马来人天生害羞，而且非常敏感，”他对助手说道。“我想您会发现，要是您更有礼貌，多点耐性，待他们更友善一些，事情会进展得更顺利。”

库珀发出一阵短促而刺耳的笑声。

“我出生在巴巴多斯，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非洲。我懂得该怎么和黑鬼打交道，不用人教。”

“我倒不太懂，”沃伯顿先生讥讽地说道。“但我们不是在说黑鬼，我们是在说马来人。”

“他们不是黑鬼么？”

“您太无知了，”沃伯顿先生回答道。

他不再吭声了。

库珀到这里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沃伯顿先生邀请他来吃晚餐。他在礼节上极为周到，虽然他们前一天还在办公室里见过面，而且六点钟，他们还在“屯堡”的廊台上一起喝过杜松子酒和苦啤酒，但他还是请男仆给库珀的孟加拉式平房送去一封彬彬有礼的请帖。库珀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穿着晚礼服到场了。沃伯顿先生对于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颇为自得，但也注意到这位年轻人的衣服裁剪得很差，衬衫也不合身，不免有点儿轻蔑。但是沃伯顿先生那天晚上的心情很好。

“忘了跟您说了，”他握着他的手说道，“关于您的仆人，我跟我的仆役长说过了，他推荐了他的侄子。我见过他，看上去挺机灵，也很勤快。您想见见他吗？”

“无所谓。”

“他在等着呢。”

沃伯顿先生叫来他的男仆，吩咐把仆役长的侄子带过来。不一会儿，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长相还好。他的衣着非常洁净，一条纱笼、一件小白褂子，头戴一顶紫红色天鹅绒制成的非斯帽，顶上没有缨带。他的名字叫阿巴斯。沃伯顿先生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当他用流利地道的马来语同年轻人说话时，他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柔和了。他常常以讥讽的态度对待白人，但是对马来人，他的态度却是优越感和亲切的巧妙杂糅。他的身份相当于苏丹。他很清楚怎样才能既保住自己的尊严，又让土著人感到自然。

“您看他还可以吗？”沃伯顿先生转向库珀说道。

“可以，我敢说他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过是个混蛋。”

沃伯顿先生告诉那个男仆他被雇用了，就打发他走了。

“您很幸运，能得到这样一个男仆，”他对库珀说。“他的血统很好。他们是近一百年前从马六甲过来的。”

“我并不介意给我擦鞋、送饮料的仆人有没有贵族血统。我只需要他听我的使唤，而且做得干净利落。”

沃伯顿先生噘着嘴，没有回答。

他们走进餐厅去吃饭。晚餐很丰盛，葡萄酒也非常好。这很快就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这时的交谈已经没有了刻薄的成分，甚至可以说颇为友好了。沃伯顿先生平时就吃得不错，而礼拜天晚上则习惯比平时吃得再好一点。他开始觉得自己对库珀并不公平。当然，他不是个绅士，但那不是他的过错，当你跟他混熟以后，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他的缺点可能只是在举止上。毫无疑问，他干起活来是不差的，迅速、认真、周到。当晚餐进行到甜点的程序时，沃伯顿先生感觉到自己对全人类都充满了仁慈。

“这是您到这儿的第一个礼拜天，我想给您尝一瓶非常特别的波尔图葡萄酒。现在我只剩下大约两打了，是为特殊场合预备的。”

他命令男仆去拿酒，一会儿，酒拿来了。沃伯顿先生看着男仆把酒瓶打开。

“这是我从一个老朋友查尔斯·霍林顿那里搞到的。这些酒在他那儿就已经藏了四十年，后来我又藏了好多年。霍林顿以拥有全英国最好的酒窖而闻名。”

“他是个卖酒的商人吗？”

“不完全是，”沃伯顿先生微笑着说道。“我说的是莱格城堡的霍林顿勋爵。他是英国最富有的贵族之一。跟我相识很久的老朋友。我和他兄弟是伊顿的同窗。”

这是沃伯顿先生绝对不会放过的好机会，他讲述了一件小小的轶事，其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想说他认识一个伯爵。波尔图葡萄酒真的很好；他喝了一杯，接着又喝了一杯。此前的矜持一扫而光。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跟一个白人说过话了。他开始讲故事。他尽情表现自己当初跟上流社会混得有多熟。听他说话，你会以为曾几何时，那些政府部门的设立或者那些政策的决定，都是由于他在一位公爵夫人耳朵里吹进一些建议，或是在晚餐桌上抛出一些想法，然后由君主的机要顾问满怀感激地照章执行的。阿斯科特、古德伍德和考斯的旧时光再一次在他心里复活了。再来一杯波尔图葡萄酒。然后是他每年都去的在约克郡和苏格兰召开的盛大的家庭派对。

“当时我有个贴身男仆，我管他叫‘领班’，他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仆从。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干了吗？要知道，在‘管家的食堂’里，贵妇人的侍女和贵族的侍从是根据他们自己主人的身份入座的。他对我说，他对接二连三地参加那种派对烦透了，因为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平民，这就意味着他总是坐在餐桌的最末一个，等到碟子里的菜传到他跟前的时候，好的部分都被挑走了。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赫里福德老公爵，他当场叫了起来。‘我对上帝发誓，先生，’他说道，‘要是我当上英国国王，就为了给你的仆从一个机会，我也一定要封你为子爵。’‘您留下他吧，公爵，’我说。‘他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仆从。’‘好吧，沃伯顿，’他说，‘要是您觉得他很好，那我也一定会觉得他很好的。把他带来吧。’”

后来就是沃伯顿先生和费奥多尔大公在赌城蒙特卡洛，两人搭档，在一个晚上让庄家倒闭的故事；再后来就是马伦巴。在马里昂巴德，沃伯顿先生和爱德华七世一起玩巴卡拉纸牌。

“当然，那时候他还只是威尔士亲王。我记得他对我说，‘乔治，你要是再投五块钱下去，你连衬衫都要输掉了。’他说得对，我觉得那是他这一辈子说过的最灵验的话了。他非常优秀。我一直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外交家。可我那时候年轻，很傻，只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要是我听了他的话，要是我没有再投下五块钱，我敢说，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

库珀注视着他。他那双棕色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冷峻而傲慢，嘴角上挂着一丝嘲讽的微笑。他在吉所罗就已经听说过不少有关沃伯顿先生的事情。算不上坏人，他们都说，他把他那个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只可惜啊，他就是太势利了！他们嘲笑他，但都是出于善意的，因为像他那样慷慨、亲切的人物，要让人讨厌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库珀也早就听说过威尔士亲王和巴卡拉纸牌那些赌博故事了。但是库珀在听的时候并没有宽容的想法。他从一开始就痛恨这位驻地长官的作风。他非常敏感，沃伯顿先生对他既有礼貌又带嘲讽，这让他痛苦不堪。沃伯顿先生有一种本领，如果他不赞同别人的说法，他会报之以压倒一切的沉默。库珀几乎没有在英国住过，而且对英国人特别反感。他尤其厌恶那班公学的学生，因为他总是害怕他们会对他盛气凌人。他非常讨厌别人在他面前摆架子，于是就先发制人，先把自己装成一副难以容忍的傲慢的样子。

“嗯，不管怎么说，战争总算替我们做了件好事，”他终于开了腔。“它摧毁了贵族的势力。布尔战争起了个头，到1914年世界大战时就大局已定了。”

“英国的贵族家庭恐怕都没有指望了，”沃伯顿先生像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国外、依然怀念着路易十五的宫廷的贵族一样，用那种自满而忧郁的口吻说道，“居住在奢华宫殿的那种开销已经没人能负担得起，而他们那王侯将相的待客之道也将烟消云散，化作一抹记忆啦。”

“照我看，那真是他妈的太好了。”

“我可怜的库珀，那些‘昨日希腊的光荣，和往昔罗马的辉煌’，您哪里会知道呢？”

沃伯顿先生摆出一个宏大的姿势。一时间，他的眼睛变得迷蒙起来，仿佛眼前呈现出一派往昔的景象。

“好啦好啦，说真的，那些腐朽的玩意儿我们早就腻味了。我们要的是商人管理的商人政府。我出生在一个英国直辖的殖民地，事实上我一辈子都住在殖民地。什么贵族不贵族的，在我看来一文不值。英国人的问题是，他们都太势利了。要说是什么人最惹我生气，那就是势利鬼。”

势利鬼！沃伯顿先生的脸气得发青，眼里迸出怒火。那是个跟随了他一辈子的字眼儿。他在年轻的时候，总乐于混迹于贵妇人的上流社会，她们虽然不至于把他对她们的赞赏看得毫无价值，但是那些贵妇人有时候也会失态而骂人，沃伯顿先生自己就不止一次被她们羞辱过。他知道，他当然知道，那些可恶的人管他叫势利鬼。真是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在他看来，世界上最令人憎恨的邪恶就是势利。说到底，他喜欢和自己那个阶层的人相处，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有归属感，看在上帝的分上，谁能说那就是势利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他回应道。“所谓势利鬼，就是别人的社会地位比他高，他就恭维或鄙弃别人的那种人。这是我们英国中产阶级最鄙俗的缺点。”

他看见库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库珀用手捂住嘴巴，以掩饰自己咧嘴大笑的样子，结果使他的笑更惹人注意了。沃伯顿先生的手有点儿颤抖。

库珀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他的上司。虽然他本人是个敏感的人，但是很奇怪，他对别人的感受却十分木讷。

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白天的某些时候有几分钟的会面。早上六点，两人要在沃伯顿先生的廊台上喝点儿酒。这是沃伯顿先生从英国本土带来的雷打不动的老式传统。但他们分头用餐，库珀在他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而沃伯顿先生则在“屯堡”。工作结束后，两个人会散步直至暮色渐沉，但他们分头散步。这块地方只有几条小路，丛林就紧紧挨着村子的种植园，而当沃伯顿先生远远望见他的助手迈着散漫的步子走过来时，他就会绕个圈子，免得碰上他。库珀的坏脾气，他的志得意满，还有他的小气已经让他很不舒服，但要说到让驻地长官开始对他恨之入骨，那就不得不提到库珀来驻地分署几个月后发生的那桩事情。

有一次，沃伯顿先生因公要到乡下去巡察。他把驻地分署交给库珀打理，心里十分笃定，因为他认定库珀是一个能干的助手。他唯一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这人没有宽容心。他诚实、正直，也很能吃苦，但是对土著人缺乏同情心。这个人认为自己绝不比任何人差，同时又认为这么多人都不如他好，这一点让沃伯顿先生感到既痛恨又好笑。他很严厉，没有耐心去倾听土著人的想法，甚至有点儿蛮横。沃伯顿先生很快就意识到马来人不喜欢他，害怕他。对此，他倒并没有感到完全不满意。要是他的助手享有超出他的声誉，他反而不会十分开心。沃伯顿先生做了一番精心准备，踏上旅程，三周之后，他回来了。在此期间，邮包也寄到了。他走进起居室，首先闯入他的眼帘的是那一大摞摊开的报纸。库珀见过他之后，他们一起走进房间。沃伯顿先生转向身后的一个仆人，严厉地质问那些打开的报纸是什么意思。库珀赶紧解释。

“我想读一下有关沃尔弗汉普顿谋杀案的新闻，就把你的《泰晤士报》借过来看了看。我已经把它们都放回去了，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

沃伯顿先生转向他，气得脸色惨白。

“我很介意。我介意得很。”

“真是抱歉，”库珀说道，神情自若。“其实，我就是等不及你回来再看了。”

“我怀疑是否连我的信都被你拆开看了。”

库珀仍然无动于衷，对上司的恼怒报以一笑。

“哦，那可不是一回事儿。不管怎样，我无法想象你会介意我看你的报纸。那里面又没有什么隐私。”

“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我之前阅读我的报纸。”说着，他走近那堆报纸。堆在那儿的差不多有三十张报纸。“我认为你这么做是极其无礼的。它们都乱成一团了。”

“很容易就能把它们按顺序排好，”库珀一边说，一边凑到桌子跟前。

“不要碰它们，”沃伯顿先生叫了起来。

“你为这么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幼稚了吧。”

“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见你的大头鬼吧，”库珀说完，冲出了房间。

房间里只留下沃伯顿先生一个人，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怔怔地瞅着他的报纸。他人生的最大乐趣就这样被那双冷酷、残暴的双手给摧毁了。大多数远离家乡的人在收到邮包时都会急不可耐地扯开包装，拿起最后一份，首先看一眼来自家乡的最新消息。可沃伯顿先生并不这样。他的报刊经销商会在包装纸上注明每一份报纸派发的日期，当整卷报纸到沃伯顿先生这里时，他会看一遍这些日期，然后用蓝色的笔标上序号。每天早晨，他的仆役长要负责将一份报纸和他的早茶一块儿放在廊台上。啜一口茶，再慢慢拆开报纸卷，阅读晨报，这是沃伯顿先生特殊的乐趣。这让他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身在故乡。每个礼拜一的早晨，他会阅读六个礼拜之前的礼拜一的晨报，整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按这种程式度过。礼拜天他会读《观察家》。就好像他盛装出席晚餐一样，这是与文明社会保持联系的纽带。使他感到自豪的是，不论新闻多么令人激动，他从来不会被诱惑驱使，在指定的时间之前打开报纸。在战争期间，那种悬念有时会令人无法忍受。有一次，当他读到军队开始推进的时候，他就经历过那种悬念的煎熬，而实际上，只要简单地打开架子上等待他阅读的下一份报纸，就可以将他从那种煎熬中解脱出来。这是他经历过的最严峻的考验，但是他最终战胜了它。而现在那个拙劣的笨蛋就这样拆开了包装得如此紧密的报纸，就因为他想知道一个臭女人是否谋杀了她的那个烂丈夫。

沃伯顿先生打发他的男仆去拿一些包装纸。他把报纸尽量卷紧，给每卷报纸裹上包装纸，然后在每卷上都加上序号。但这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

“我绝不会原谅他，”他说，“绝不会。”

当然，他的男仆在旅途中一直跟随着他，他每次出差都带着他，因为他的男仆知道他的喜好，而沃伯顿先生也不是那种在丛林中旅行就会打算放弃享乐的人。但是在他们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时常到仆人的宿舍里去聊天。他听说库珀和他的男仆们有些麻烦。除了那个叫阿巴斯的年轻人，其他人都离开了他。阿巴斯也想走，可因为当初是他叔叔听从驻地长官的命令才让他干了这份差事，没有他叔叔的允许，他不敢走。

“我跟他说他做得很好，老爷，”男仆说。“但他很不高兴。他说，这个人家不好，他想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走，因为其他人都走了。”

“不，他一定要留下来。老爷必须有仆人伺候。那些走掉的人有人补缺吗？”

“没有，老爷，没人愿意去。”

沃伯顿先生皱起了眉头。库珀是一个傲慢的傻瓜，但他好歹是个官员，必须配备合适的仆人。他的住处没有打理好，总有些不太妥当。

“那些男仆跑到哪儿去了？”

“他们都呆在村子里，老爷。”

“今天晚上去看看他们，跟他们说，我希望他们明天一大早就回到库珀老爷的住处。”

“他们说他们不会去的，老爷。”

“要是我命令他们去呢？”

这个男仆跟从沃伯顿先生有十五年了，他熟悉主人的每一种语音语调。他不是怕他，他们在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有一次在丛林中，驻地长官救了他的命，另一次在急流中翻了船，多亏了他，驻地长官才没有淹死，但他很清楚什么时候必须毫无异议地遵守驻地长官的命令。

“我这就到村子里去，”他说道。

沃伯顿先生估计他的助手会在第一时间为自己的无礼道歉，但库珀具有那种缺乏教养的人在道歉方面所特有的迟钝；当他们第二天早晨在办公室碰面时，他压根儿就没提起那件事情。由于沃伯顿先生离开过三个礼拜，他们这次会面有必要延长点时间。会面结束后，沃伯顿先生表示他可以走了。

“我想没什么事了，谢谢。”库珀转身就走，但沃伯顿先生叫住了他。“听说你和你的男仆之间有些麻烦。”

库珀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他们想勒索我。他们都无耻地逃跑了，除了那个无能的家伙阿巴斯——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日子好过——可我就是按兵不动。他们现在都乖乖地回来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今天早上他们都各就各位了，那个中国厨子，还有其他所有人。他们装模作样，搞得好像他们是那里的主人。我猜他们在想，我毕竟不像看起来那么蠢吧。”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们回来是因为我明令要求他们这么做的。”

库珀的脸微微红了。

“你能不能行行好不要干涉我的私事？”

“他们可不是你的私事。你的仆人们逃跑会让你显得很可笑。你想被当成笑料，随你的便，可我不能容许你被当成笑料。你的住处不配备合适的人员是很不妥当的，所以当我听说你的仆人都离你而去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天一亮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只有那样才行。”

沃伯顿先生点了点头，表示会面结束了。但库珀没有理睬他。

“你想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吗？我把他们叫过来，然后把他们那帮人全都他妈的解雇掉了。我限他们十分钟滚出院子。”

沃伯顿先生耸了耸肩。

“你就那么肯定还能找到别人？”

“我已经叫自己人去找了。”

沃伯顿先生沉思了片刻。

“我认为你的行为很愚蠢。将来你就会明白，好的主人造就好的仆人。”

“您还有其他什么货色可以赐教的？”

“我倒想教你一点为人之道，但是恐怕会很费劲，我又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我倒想看看你是怎样找到仆人的。”

“请你不要太过操心我的事情。我完全能够找到。”

沃伯顿先生酸溜溜地一笑。他隐约感觉到库珀厌恶自己，就像自己厌恶库珀，而且他也知道要被迫接受一个厌恶的人的帮忙，是再别扭不过的了。

“让我提醒你一句，你在这里找一个马来仆人或中国仆人，不会比找一个英国管家或法国厨师的机会更大。除非我下命令，没有人会来。要不要我下个命令呢？”

“不。”

“那就随便吧。再会。”

沃伯顿先生幸灾乐祸地关注事态的发展。库珀的职员没法劝说任何一个马来人、迪雅克人或中国人踏进这样一个主人的宅子。阿巴斯，那个勉强留在他身边的男仆，只知道烹制土著人的食物；库珀，一个不太挑剔的食客，看到那永远不变的米饭就想呕吐。没有挑水的伙计，而天又热得要命，他每天都得冲好几次凉。他对着阿巴斯怒骂，但阿巴斯总是以沉默表示反抗，而且只做他愿意做的事。那家伙留下来，只是因为驻地长官坚持要这么做，他知道这件事之后感到很别扭。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早上，他发现先前被他赶走的那些仆人又重新出现在他的住处。他突然间怒火中烧，但这一次，他学乖了点儿，一声不吭，让他们留了下来。他忍受着屈辱，可是他对沃伯顿先生那些癖好所怀有的难以克制的轻蔑，逐渐转化为默默的仇恨；驻地长官的恶意攻击，让他成为所有土著人的笑柄。

这两个人如今是井水不犯河水。以前，他们尽管并不喜欢对方，但还是坚持和六点钟出现在驻地分署里的某个白人一起喝酒，现在他们打破了这个由来已久的习惯。两人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住处，好像另一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由于库珀正忙于事务，他们在办公室里就自然没有什么接触了。沃伯顿先生会派一名勤务兵将消息通报给他的助手，而他的指示则通过正式信函传达。虽然他们经常碰面，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周之内互相交流也不会超过五六句话。事实上，他们无法避免看到对方，这使他们彼此都感到十分紧张。他们被这种对立的局面折磨着，而沃伯顿先生在每天的例行散步途中，除了想着如何憎恨自己的助手，没法去思考任何其他事情。

可怕的是，他们这种互相敌对的状态，很可能会维持到沃伯顿先生离任的那一天。那样的话，大概需要三年时间。他没有理由向总部抱怨，因为库珀工作干得很出色，而且那时也很难找到人手。不错，他听到过一些含糊的抱怨，土著人反映说库珀的性格粗暴。土著人当中确实已经滋生了一些对他的不满情绪。但是每当沃伯顿先生具体调查一桩案子的时候，他所能说的无非就是，在原本可以温柔一点的时候，库珀显得非常严厉，他无动于衷，换上自己也许会表现出一点同情。他所做的一切还够不上被人指责。但是沃伯顿先生在关注着他。仇恨常常会使人增强眼力，他怀疑库珀在指使土著人干活的时候毫不体恤，但又不超越法律的界限，因为他觉得用这种方法可以激怒他的上司。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失去控制。没有谁比沃伯顿先生更加清楚，那漫长的燥热会使人变得多么急躁，而经过一个不眠之夜，要保持自控有多么困难。他暗自轻声笑了笑。库珀迟早会自己落到他的手心里。

机会终于来了，沃伯顿先生放声大笑。库珀负责管理囚犯；他们铺路、建造大棚，在普拉胡帆船往上游或下游去的时候还要拉纤，他们负责镇子的清洁，还有其他用得着他们的事。要是表现得好，他们还有可能会当上家仆。库珀让他们不停地忙活。他喜欢看他们劳作。他饶有兴致地想出一些活来让他们去干；这些囚犯很快就发现自己干的活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开始磨起洋工来。作为惩罚，他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这是违反规定的，沃伯顿先生听说这件事之后，没有向他的助手了解情况，就直接下令按原来的劳动时间下班；库珀出去散步时，发现囚犯们走回牢房休息，很是惊讶；他本来是命令他们不到天黑不许收工的。他问看守是怎么回事儿，看守告诉他那是驻地长官的命令。

他气得脸色发白，大步向“屯堡”走去。沃伯顿先生身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帆布裤，头戴整洁的遮阳帽，拄着手杖，牵着狗，正预备开始他的午后散步。他早就看见库珀出去，也知道他走的是河边那条路。库珀跳上台阶，径直冲到驻地长官面前。

“我要你解释你这该死的家伙为什么撤回我的命令，让囚犯们不到六点就收工，”他叫嚣着，怒气冲天。

沃伯顿先生瞪大了他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一副大为吃惊的神情。

“你脑子有问题吗？难道你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跟你的上司说话吗？”

“见你的大头鬼吧。犯人归我管，你无权干涉。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你让我丢尽了脸面，我想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这里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你撤回了我的命令。”

沃伯顿先生十分镇定。

“你没有权力下达那种命令。我撤回它是因为它过于苛刻和残暴了。其实呢，与其说我让你丢了脸面，还不如说是你自己让自己丢了脸面。”

“打从我来这儿那天起，你就瞧不上我。你为了让我在这儿日子不好过，可真是费尽了心思啊，就是因为我不愿拍你的马屁。你对我恶意中伤，就是因为我不愿奉承你。”

库珀满腔愤怒，不停地说着，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而沃伯顿先生的眼神突然变得更加冰冷，射出刺骨的寒光。

“你错了。我原以为你是个无赖，可是我对你的工作还是十分满意的。”

“你这个势利鬼，该死的势利鬼。你认为我是个无赖，只是因为我没有上过伊顿。是啊，我在吉所罗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在这儿会遇上个什么样的人。哼哼，难道你不知道在这整个地区人家都在笑话你吗？当你告诉我那个威尔士亲王的著名故事时，我简直连肠子都要笑出来了。我的上帝啊，他们大呼小叫地在俱乐部里讲你这个故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宁愿做我这样的无赖，也不愿做你那样的势利鬼。”

他戳到了沃伯顿先生的痛处。

“你马上给我从这房间里滚出去，否则我揍扁了你，”他叫喊道。

对方反倒凑得更近，还把他的脸朝他扬着。

“来啊，来啊，”他说，“上帝作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揍扁我的。想不想再听我说一遍？势利鬼。势利鬼。”

库珀比沃伯顿先生高出三英寸，肌肉发达，年轻力壮。沃伯顿先生体形肥胖，而且已经五十四岁了。他抡起了攥紧的拳头。库珀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朝后一推。

“你这该死的笨蛋，别忘了我可不是什么绅士。我知道怎么用手打人。”

他发出一阵呼哨声，灰白而削尖的脸上露出奸笑，然后从廊台的台阶上一跃而下。沃伯顿先生感到怒不可遏，心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他乏力地倒在椅子上。他浑身刺痛，好像生了痱子一样。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觉得自己都要哭出来了。但是猛然间，他意识到他的仆役长正站在廊台上，于是他出于本能地恢复了自控。男仆向他走过来，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默默地，沃伯顿先生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你想对我说什么？”沃伯顿先生问道，从抽搐的嘴唇上挤出一丝笑容。

“老爷，那位助手老爷是个坏人。阿巴斯又提出要离开他。”

“让他再等一等。我会给吉所罗写封信，申请把库珀老爷调走。”

“库珀老爷待马来人不好。”

“退下去吧。”

男仆安静地退下了。沃伯顿先生独自陷入了沉思，眼前浮现出吉所罗的俱乐部。夜色降临，身穿法兰绒上衣的男人们不得不结束高尔夫和网球比赛，到这里聚会，他们围坐在窗前的桌子边，喝着威士忌和果子酒，一边说着威尔士亲王和他自己在马里昂巴德的著名故事，一边纵声大笑。他臊得满脸通红，内心痛苦不堪。一个势利鬼！他们都认为他是个势利鬼。他一直都把他们当成是好人，尽管他们的地位也不过区区二流，可他一直都像对待绅士一样待他们，在礼数上一点不差。现在他恨他们。但他对他们的痛恨，比起他对库珀的痛恨来，就微不足道了。要是他们俩真的打起来，库珀很可能会把他揍得够呛。屈辱的泪水从他那又红又胖的脸上淌下来。他在那儿坐了好几个小时，一支连一支地抽着雪茄烟，感觉生不如死。

终于，那个男仆走回来，问他是否要换一身衣服去用晚餐。当然！他总是穿戴整齐去用餐的。他艰难地从椅子上爬起来，穿上他的浆过的衬衫和高领。他坐在那张装点漂亮的餐桌前，像往常一样，由两个男仆伺候着，另外两个摇动手中的大扇子。而在另一边，两百码开外的地方，在一个孟加拉式平房里，库珀穿着一条纱笼和一件长袖衫，正吃着一顿脏兮兮的晚饭。他打着赤脚，吃饭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读一本侦探小说。晚餐之后，沃伯顿先生坐下来写信。苏丹不在，于是他就以私人身份给苏丹的代表写了一封密函。库珀工作干得很好，他说，但是他们相处得不太融洽。他们彼此都感到十分苦恼，因此他恳请代表能够开恩，将库珀调到别的分署去工作。

次日早晨，他派专人把信送了过去。两个礼拜之后，回信和当月的邮包一起寄到了。这是一封私人便笺，全文如下：

亲爱的沃伯顿：

我不想用公函回复你的来信，所以我亲自提笔，给你写上几句话。当然，如果你执意坚持，我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提交给苏丹，但是我想你还是不要这样固执为好。我了解库珀，他是一块需要雕琢的玉。他很能干，而且在战争中吃了不少苦头，我觉得你应该给多他一点机会。我认为你有点儿过于看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了。你要知道，时代变了。当然，一个人要能成为一个绅士，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他有能力，又吃得起苦，那就更是一件好事了。我想如果你多一点耐心，就一定会和他相处融洽。

你真诚的

理查德·坦普尔

信纸从沃伯顿先生的手上滑落。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了。迪克·坦普尔，这个他认识了二十年的人，迪克·坦普尔，一个家境阔绰的乡绅的后代，觉得他是一个势利鬼，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耐心倾听他的请求。沃伯顿先生突然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已经成为过去，而未来属于更加平庸的一代。库珀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而他对库珀恨之入骨。他伸出手，想把酒杯加满，他的仆役长见到这个手势，立刻走了上去。

“我不知道你在那儿。”

男仆捡起公函。哦，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候在一旁。

“库珀老爷会走吗，老爷？”

“不会。”

“那么会出事情的。”

一时间，由于疲倦，他没有听出这话里有话。但那只是一会儿。他从椅子上坐起来，盯着那个男孩，警觉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库珀老爷待阿巴斯不好。”

沃伯顿先生耸了耸肩。像库珀这样的人怎么会懂得如何对待仆人呢？沃伯顿先生了解这种人：前一分钟还亲密无间，后一分钟就粗暴无礼。

“让阿巴斯回到他家人身边吧。”

“但是库珀老爷怕他逃跑，扣了他的工钱。他已经三个月没给他工钱了。我告诉他，要有耐心。但他很生气，不听人劝。如果老爷还是这样虐待他，就一定会出事情的。”

“你把这件事告诉我很对。”

笨蛋！难道他对马来人无知到这个地步，以为他可以随意欺侮他们吗？要是他被马来人从背后用曲刃短剑刺死，那真是死得其所。一把曲刃短剑。沃伯顿先生的心脏似乎停了一拍。他只要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他会永远摆脱库珀。“以静制动”——当这个词语掠过他脑际时，他微微一笑。这时，他的心跳加快了，他看见那个让他痛恨的人，正脸朝下倒在丛林的小路上，背上插着一把刀。这是那个无赖恶棍应得的下场。沃伯顿先生叹了口气。他有责任警告他，他当然必须这么做。他给库珀写了一封很短的正式信函，让他立刻到“屯堡”来一趟。

十分钟之后，库珀站在他的面前。自从沃伯顿先生差点打他之后，他们就再没有说过话。此刻，他也没有让库珀坐下。

“你想见我？”库珀问道。

他的样子邋里邋遢，很不整洁。脸上和手上都是被蚊子咬的小红包，而且被他挠出了血。他那瘦削的长脸上一副闷闷不乐的神情。

“我听说你和仆人们又闹了点不愉快。阿巴斯，我的仆役长的侄子，抱怨说你克扣了他三个月的工钱。我认为这种做法太专横了。他想离开你，我当然不能责备他。我必须坚持要求你把他该得的工钱付给他。”

“我不想让他离开。我克扣他的工钱，是为了保证他能够规规矩矩。”

“你不了解马来人的脾性。他们对于伤害和嘲弄非常敏感。他们很容易激动，报复心很强。我有责任警告你，如果你把这个男仆逼到一定份儿上，你会非常危险。”

库珀发出轻蔑的一笑。

“依你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依我看，他会杀了你。”

“你是过分操心了吧？”

“哦，我才不操这份心呢，”沃伯顿先生回答道，报以淡淡的一笑。“我会以最坚强的意志忍耐这一切。但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正式的警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你以为我会怕一个该死的黑鬼？”

“这件事跟我毫不相干。”

“好吧，让我告诉你，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那个男仆阿巴斯是个肮脏的小偷、流氓，他要是胆敢跟我玩什么把戏，上帝作证，我就拧断他的狗脖子。”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些，”沃伯顿先生说，“好自为之吧。”

沃伯顿先生向他微微一点头，打发他走。库珀脸一阵红，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转过身，跌跌撞撞出了房间。沃伯顿先生注视着他离开，嘴唇上凝着一层冰冷的笑意。他已经仁至义尽了。但他没有想到，当库珀回到自己那个死气沉沉的孟加拉式平房时，一阵悲凉和凄苦袭上心头，他顿时失去了控制，猛地扑倒在自己的床上。痛苦的抽泣撕裂了他的胸膛，眼泪从他瘦削的脸颊上扑簌簌地掉下来。要是沃伯顿先生看到这幅场景，又会作何感想呢？

在那以后，沃伯顿先生就很少见到库珀，也从不跟他说话。他每天早上阅读《泰晤士报》，在办公室里办公，锻炼身体，穿戴整齐去就餐，在河边抽他的方头雪茄烟。要是他碰巧见到库珀，他会装着没看见。尽管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对方近在咫尺，可行动起来却仿佛对方并不存在。时间无法削减他们之间的仇恨。他们互相关注对方的行动，也知道对方在干些什么。虽然沃伯顿先生年轻时热衷于打猎，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杀死丛林里的野生动物开始有点儿让他反感。但是库珀就不同了，只要是礼拜天和节假日，他就会带上枪去打猎；要是他有所收获，那是对沃伯顿先生的示威；要是没有收获，沃伯顿先生就会耸耸肩，暗自发笑。这帮站柜台的伙计还想当上流社会的运动好手呢！圣诞节对这两个人来说都很难熬：他们单独吃饭，各自呆在自己的住处，而且喝得烂醉。在方圆两百英里以内，他们是仅有的两个白人，又住得那么近。年初的时候，库珀发高烧，沃伯顿先生再次见到他时，他那副消瘦的样子使他大为震惊。他看上去病怏怏的，憔悴不堪。那份孤独，由于并非必要而显得更不自然，使他精神上备受折磨。那份孤独同样折磨着沃伯顿先生，使他经常彻夜难眠。他躺在床上，但却是醒着，思虑重重。库珀酗酒成瘾，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他在跟土著人打交道的时候，却十分小心地避免做出可能被他上司指责的任何事情。他们在沉默中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这是一场耐力的考验。几个月过去了，双方都没有显出缓和的迹象。他们就像两个永远居住在黑夜里的人，他们的灵魂由于知道黎明永远不会降临，所以备受压迫。看起来，他们的生命将处于这阴森恐怖的仇恨的氛围之中，直到永远。

于是，当那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来临之际，沃伯顿先生还是十分震惊，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库珀指责那个男仆阿巴斯偷了他几件衣服，男孩不承认，库珀就拎着他的后脖子，把他踢下了孟加拉式平房的台阶。男仆向库珀索要工钱，库珀劈头盖脸给了他一顿辱骂，并且告诉他，要是他不在一个小时之内滚出院子，他就要把他交给警察。第二天一早，库珀去办公室，男孩在“屯堡”外面堵住了他，再次向他索要工钱。库珀握紧了拳头，朝他脸上抡去。男孩倒在地上，当他爬起来时，鲜血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库珀只管自己走到办公室，准备开始工作。但他无法集中心思。因为揍了人，他稍稍消了点火，但他知道自己做得有点儿过分。他有些担心。他感到郁结、苦恼和气馁。旁边的办公室里就坐着沃伯顿先生，他有一种冲动，想跑去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在椅子里动了一下，可他知道沃伯顿会用怎样的冷嘲热讽来听他讲述这桩事情。他可以想见他那副傲慢的笑容。有那么一会儿，他有点儿不安，害怕阿巴斯会有些什么举动。沃伯顿的警告是对的。他叹了口气。他真是个笨蛋！但他又不耐烦地耸了耸肩。他不在乎；他要活着去干好多事情呢。这都是沃伯顿的错；要是他不惹他，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沃伯顿从一开始，就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这个势利鬼。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因为他是殖民地的居民。他在战争中没能混上个军衔，这真是奇耻大辱；他跟任何人相比都不算差呀。他们都是一批肮脏的势利鬼。他要是现在讨饶了，那才叫丢人呢。当然沃伯顿肯定会有所风闻；这个老恶棍什么都知道。他才不怕呢。他根本就不怕婆罗洲的任何马来人，叫沃伯顿去死吧。

他猜得没错，只要出了事，沃伯顿不会不知道。他在吃午餐的时候，他的仆役长告诉了他。

“你侄子现在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老爷。他已经走了。”

沃伯顿先生沉默了半晌。按照惯例，午饭后他会小睡片刻，但是今天，他发现自己没有一点儿睡意。他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转向库珀正在休息的那座孟加拉式平房。

这个白痴！沃伯顿先生的脑子里迟疑了片刻。难道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吗？他觉得应该派人去找他过来谈谈。可是每次他试图跟库珀争论时，他总是让他难堪。愤怒，潮水般的愤怒，突然从沃伯顿先生的心里涌出，他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拳头也攥得紧紧的。这个无赖已经得着警告了。现在就让他恶有恶报吧。这和他已经没有关系，即使发生什么意外，也不是他的过错。说不定，吉所罗那边还会后悔没有采纳他的提议，把库珀调到别的驻地分署去呢。

那个夜晚，他感到有些异样的心神不宁。用过晚餐之后，他在廊台上来回踱步。男仆刚要离开他回自己的住处时，沃伯顿先生问他是否有关于阿巴斯的新消息。

“没有，老爷，我想他可能回到他舅舅的村子里去了。”

沃伯顿先生向他投去凌厉的一瞥，男仆正好看着地上，没有和他的眼神对上。沃伯顿先生走下坡道来到河边，坐在他的凉亭里。但他的内心无法平静。河水在不祥中默默地流淌。它像一条巨蛇慵懒地向大海游去。丛林里的沉沉树影低悬在水面上，也好像因恐惧而屏住了呼吸。没有一声鸟鸣。没有一丝微风撩动肉桂树的叶子。他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

他穿过花园向大路走去。从那里可以看到库珀的孟加拉式平房的全景。他的起居室里点着灯，从路那边飘过来拉格泰姆的音乐声。那是库珀在放他的留声机。沃伯顿先生打了个寒颤；他一直无法克服对那种机器的与生俱来的厌恶。要不是这一点，他完全可以走过去跟库珀说两句话。他转过身，回到自己屋里。他读书一直到深夜，最后睡着了。睡着没多一会儿，他就开始做起噩梦，他似乎被一声叫喊惊醒了。当然，那肯定也是一个梦，因为从他的房间里是听不到任何叫喊的——譬如从孟加拉式平房那边传来的叫喊。直到黎明时分，他都没有合上眼。随后，他就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的仆役长一头撞进他的房间，连非斯帽也没戴上，沃伯顿先生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老爷，老爷。”

沃伯顿先生从床上跳下来。

“我马上就来。”

他穿上拖鞋，穿上纱笼和睡衣，穿过自己的院子，走进库珀的院子。库珀躺在床上，嘴巴大张着，一把曲刃短剑刺穿了他的心脏。他在睡梦中被人刺杀了。沃伯顿先生感到震惊，他感到震惊并不是因为此情此景让他始料未及，而是因为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狂喜。他肩头那副沉重的担子终于卸下了。

库珀已经浑身冰冷。沃伯顿先生把曲刃短剑从伤口里拔出来，短剑刺得太深，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拔出来，然后端详了一番。他认出来了。这是几个礼拜前一个商人说要卖给他的，他知道后来被库珀买下了。

“阿巴斯在哪儿？”他厉声问道。

“阿巴斯在他舅舅的村子里。”

当地警署的警官此时正站在床脚边。

“带上两个人到村子里去，把他抓回来。”

沃伯顿先生立即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他板着面孔发布命令，言辞简短，不容置疑。然后他回到“屯堡”，刮好脸，洗完澡，穿戴整齐，走进餐厅。在他的餐盘边上，《泰晤士报》卷在包装纸里等候他开启。他吃了点水果。仆役长给他倒茶，第二个仆人递给他一碟子鸡蛋。沃伯顿先生吃得津津有味。仆役长伺候在一旁。

“有什么事吗？”沃伯顿先生问道。

“老爷，我的侄子阿巴斯整个晚上都呆在他舅舅家里。有人可以证明。他的舅舅发誓说，他整晚都没有离开过村子。”

沃伯顿先生转过身，皱起眉头望着他。

“库珀老爷是阿巴斯杀的。你和我都很清楚。必须主持公道。”

“老爷，你不会绞死他吧？”

沃伯顿先生犹豫了片刻，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坚定的，但眼神已经发生了变化。马来人很快就察觉到这一细微动作，并报之以理解的眼神。

“他捅了一个很大的娄子。必须对阿巴斯判处监禁。”沃伯顿先生停顿了一下，抹上一层果子酱，说，“等他在监狱里服刑一段时间，我会让他到我这儿来做男仆。你可以负责培训他。我敢说，他在库珀老爷那里学了不少坏习惯。”

“阿巴斯应该自首吗，老爷？”

“那应该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男仆退下了。沃伯顿先生拿起他的《泰晤士报》，细心地撕开包装。他喜欢展开那厚重的、沙沙作响的纸张。早晨如此新鲜、清凉，如此赏心悦目，他不由得将视线转到花园外面，投去温柔的一瞥。现在他终于如释重负。他将报纸翻到公布出生、死亡和婚姻的专栏。那总是他最先浏览的部分。一个他熟识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奥姆斯柯克夫人终于生了个儿子。天哪，老夫人该多高兴啊！他要在下一批邮件中给她发去一份贺电。

阿巴斯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家仆。

库珀这个笨蛋！

环境的力量

她坐在廊台上，等着丈夫回家吃午饭。早晨的凉爽一过，她的马来仆人就把遮帘放下了。这时，她把垂下的遮帘掀起一角，想眺望一下河上的景色。中午的太阳火烧一般，河上泛起一层死灰色。一个马来土著人划着一只独木舟从河上经过，那只独木舟很小，刚露出水面一点儿，几乎看不见。天空呈现出白茫茫的一片，这种色调只是表明其炎热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有点儿像在小调上奏出的一支东方乐曲，重复着相同的旋律，令人烦躁；听众们急切地等待着和谐的旋律出现，但只是徒劳。）蝉不停地发出尖利的叫声，像溪水在乱石上流过，发出连续、单调的声响。突然，一阵嘹亮的鸟叫声淹没了蝉鸣，那叫声婉转悦耳；一时间，这触动了她的心弦，使她想起了英格兰的画眉。

这时，她听见自己丈夫的脚步声从孟加拉式平房后面那条石子路上传来，那条路直接通往法院，他就在那儿办公。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迎他。他飞快地跑上那段不太长的台阶，因为这座小屋高出地面，下面用木桩支撑着。仆人在门口恭候他，接过他的遮阳帽。他走进他们那间兼作起居室和餐厅的房间，一眼望见她，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

“哎，多丽丝，饿了吧？”

“都快饿瘪了。”

“我去洗个澡，回头就吃饭。”

“快点吧，”她微笑着说。

他钻进了更衣室。多丽丝听见他欢快地吹着口哨，然后把衣裤脱下，随手扔在地板上。这种大大咧咧的样子，经常受到她的批评。他都二十九岁了，还像个中学生样的，总是长不大。可她对他情有独钟，没准还就是为了这一点，因为她即使再有激情，也不至于认为他是个俊男吧。他是个矮个子，体形圆鼓鼓的，长着一张圆月似的红脸，一双蓝眼睛。他的脸上满是粉刺。有一回，她仔细地观察过他，最后只得跟他说了句实话：他的长相没有哪一点值得赞扬。她还说，他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菜。

他笑着回答说：“我也没说过自己是个俊男呀！”

“真不知道我看上了你的哪一点。”

当然，她心里是十分明白的。他是个快活、乐观的小伙子，对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本正经的，整天嘻嘻哈哈的。有时他还会逗她开心。他觉得生活是件有趣的事情，没必要搞得那么严肃，而他的微笑是迷人的。跟他在一起，她觉得幸福快乐、心情舒畅。他那双快活的蓝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柔情蜜意打动着她的心弦。能得到这份爱情，她感到心满意足。在他们的蜜月期间，有一回，她坐在他的膝头，捧着他的脸说道：

“你是个又矮又胖的丑男人，盖伊，可是你很迷人。我忍不住会爱你。”

说着，一阵激动的热流涌上她的心头，不禁泪水模糊了双眼。她发觉，盖伊的面庞一时间感动得抽搐起来，回答时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我跟一个智商有问题的女人结了婚，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她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正是她期待于他的独特的回答。

回想起来，九个月前的今天，她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多丽丝正和母亲在海滨的一个小镇上度假，为期一个月，于是他俩邂逅了。多丽丝是一名国会议员的秘书。盖伊则正值回家探亲。他们住在同一家旅馆，初次见面，盖伊就把自己的身世向她和盘托出了。他出生于森布卢，父亲在第二任苏丹手下工作了三十年。他中学一毕业就到父亲那个部门里工作。他做到了尽忠报国。

“毕竟，英国对我来说是异国他乡，”他对她说。“森布卢是我的家。”

现在，森布卢也是她的家了。当一个月的假期结束时，他就向她求了婚。她早就料到这一点，而且打定主意拒绝他。她母亲守寡，而她又是母亲的独生女，她不能离开母亲那么远，可是真到了那个时刻，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只觉得一阵冲动，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他的求婚。如今，他们在他管辖的那个小小的驻地分署里已经住了四个月。她感到非常快乐。

有一次，多丽丝向盖伊透露说，她原先是打定主意要拒绝他的。

“可你没有拒绝我，你现在后悔吗？”他问道，那双蓝眼睛里闪着光，满含着快活的笑意。

“我要是真的拒绝了你，那才叫傻呢。当时是命运之神，或许是机缘或者是别的什么，他们对我进行干涉，完全改变了我的决定，真是太幸运了！”

这时，她听到盖伊踩着响步，下楼去浴室。他这个人响动很大，即使光着脚走路也不会安静。突然，他大叫了一声。然后，他用当地土话嚷了几句，那是多丽丝听不懂的话。接着，她听到有人在跟盖伊说话，声音很低，像是切切私语一般。在人家去洗澡的时候拦着人家说话，那真是不像话。接着又传来盖伊的说话声，虽然声音很低，但她能听得出他很恼火。这时，另一个人的说话声提高了；那是个女人的声音。多丽丝猜想，她大概是来向他投诉的。马来女人总是那样偷偷摸摸地过来的。但她显然没有从盖伊那儿得到什么，因为她听见盖伊对她说“滚吧”。这句话她还是听得懂的。接着，她听见他闩上门。底下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那是他往身上浇水（她觉得那里的洗浴设施很有趣：浴室在卧室下面，在地面上；里面放一大桶水，用一只小铅桶舀水往身上浇），两分钟后，他回到餐厅。他的头发湿漉漉的。他们坐下来吃午饭。

“好在我不是一个生性多疑、爱吃醋的女人，”她笑着说。“可是你在洗澡的时候不停地跟别的女人聊天，我不知道该不该连这个也赞成呢。”

他进屋的时候脸色阴沉，没有了往常的喜气，不过这会儿又活跃起来了。

“我真的很不情愿见到她。”

“这一点，我从你的话音里也听出来了。说实话，我觉得你刚才对那个年轻女子有些粗暴呢。”

“死不要脸的，居然那样拦着我！”

“她想干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她是那个村里的。或许是她跟老公吵了一架吧。”

“我怀疑她就是今天早上在这附近不停转悠的那个女人。”

他皱了皱眉头。

“有人在这附近转悠吗？”

“是的，早上我去你的更衣室收拾东西，然后下楼去浴室。我走下台阶时，看见有人溜出门去，我出门去察看，发现一个女人站在那儿。”

“你跟她说话了吗？”

“我问她想干什么，她说了几句话，但是我听不懂。”

“我不想看见那些闲杂人员在这儿晃悠，”他说，“他们没有权利到这儿来。”

他笑了，但是多丽丝凭着热恋中的女人所特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他的笑只停留在嘴唇上，不像往常那样，眼睛里也满含着笑意。她纳闷：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烦恼呢？

“你今天上午一直在做什么？”他问。

“哦，没做什么，只是散了一会儿步。”

“到村子里去了吗？”

“是的。我看见一个男人把链子拴在猴子身上，让它到树上去摘椰子，把我吓坏了。”

“但是很好玩，对吗？”

“哦对了，盖伊，有两个小男孩在看猴子上树，他们的皮肤比别的孩子白得多。我想他们不会是混血儿吧，就上前跟他们说话，可他们一句英语也听不懂。”

“村里的确有那么两三个混血儿，”他回答说。

“是谁的孩子呢？”

“他们的母亲是村里的一个女人。”

“父亲呢？”

“哦，亲爱的，在我们看来，向别人打听这种事情是有点儿危险的。”他停顿了一下。“许多白人都有当地的老婆，等到他们回国或结婚的时候，就会给她们一笔生活费，打发她们回到原来的村里去。”

多丽丝默不作声。他说话时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她看来似乎有点儿冷漠。在她应答时，她那张坦诚、开朗而漂亮的英国人的脸上，隐隐地露出一丝愠色。她又问道：

“可那些孩子怎么处理呢？”

“我敢肯定他们都获得了很好的赡养。父亲一般都会尽力提供足够的钱，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有些人还在政府机关当办事员呢；他们过得挺好的。”

她冲着盖伊苦涩地一笑。

“别指望我会说这种做法很好。”

“你也别太苛求了，”他也还她以一笑。

“这倒不是苛求。幸好你没有娶过马来女人，否则我会记恨的。没法想象，要是那两个小家伙是你生的该有多么可怕。”

男仆为他们换了餐盘。他们的食谱一向花样不多。他们每次吃午餐，第一道菜总是河鱼，淡而无味，因此需要放好多番茄酱，才能使鱼变得可口些；接着是炖肉之类的。盖伊在上面滴了些伍斯特风味的辣酱油。

“以前，老苏丹认为，这儿不适合白人妇女居住，”他接着说。“他倒是鼓励大家跟当地女孩子——同居。当然，现在情况都变了。现在这个国家相当平静，我们也更加懂得如何应付这里的气候了。”

“可是盖伊，说起那两个孩子啊，大的还不到七八岁，小的只不过五岁上下呀。”

“驻地分署的生活是很寂寞的。唉，你会连续六个月见不到另一个白人，那是常有的事儿。驻地分署里的人刚到这儿的时候，还都是小伙子呢。”他朝多丽丝露出迷人的微笑，那微笑给他那张平凡的圆脸增色了不少。“那是情有可原的，知道吧。”

她总是感到他的微笑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是他最有力的论据。她的眼神又变得温柔起来。

“当然是情有可原的，”她隔着小餐桌伸过手来，按着他的手。“能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你，我真是幸运。说句真心话，要是有人跟我说，你也有过那种生活经历，我会难过死的。”

他抓过她的手，捏了一把。

“亲爱的，你在这儿快乐吗？”

“简直乐开了花！”

她身穿亚麻布上衣，看上去非常凉爽、清新。炎热并没有给她带来烦恼。如果说她漂亮，那是因为她年轻，虽然她那双褐色的眼睛还算好看；然而，她大胆、开朗，这一点很讨人喜欢，而且她有一头黑色的短发，剪得整齐而光鲜亮丽。她给人以朝气蓬勃的感觉，而且让人确信，她为那位国会议员当秘书的时候一定非常称职。

“我一到这个地方就爱上它了，”她说。“尽管没人做伴儿，但我从来没感到过寂寞。”

当然，她早就读过一些关于马来群岛的小说，在她的印象里，那是一片暗黑色的土地，那里有凶险的大川，有寂静而无法穿越的丛林。当一艘沿海岸航行的小汽艇把他们送到河口的时候，那儿停泊着一艘由十几个迪雅克人驾驶的大船，准备把他们送到驻地分署去。一时间，她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那感觉不是惊恐，而是亲切。这景象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就像鸟儿在树丛里婉转地歌唱。河的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海榄雌和聂帕榈，后面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极目远望，只见绵亘的青山，峰峦重叠，茫无边际。她丝毫没有感觉到局促和郁闷，在这广阔的天地间，可以任凭自己的遐想作快乐的遨游。阳光下，青山绿野发出熠熠的光辉，天朗气清，使人心旷神怡。这片仁慈的大地似乎在微笑着欢迎她的到来。

他们划着船桨，沿着河岸缓慢地行进，一对鸽子在他们头顶上空飞翔。忽然，他们眼前有一道闪光，像一颗天然的宝石，划过他们的航道。啊！原来是只翠鸟。两只猴子摇着尾巴，并排地坐在树枝上。在天地之间，开阔的河面上水气蒸腾，在河对岸的丛林后面，飘浮着一排纤细的白云，那是天空中仅有的云彩，看上去就像一队身穿洁白轻纱的芭蕾舞女，在后台紧张而兴奋地等待着帷幕升起，登台表演。多丽丝心中洋溢着幸福感；回想起当时那一幕，她禁不住用感激的、充满柔情的眼神望着自己的丈夫。

当时，他们布置自己的起居室时是多么有趣啊！起居室很大。她刚到的时候，地上铺着又破又脏的草席；还没有上漆的木板墙上，挂着（可惜太高了）皇家艺术协会印的凹版印刷画、迪雅克盾牌，还有帕兰刀。桌子上铺着颜色深暗的迪雅克土布，上面放着很久没有擦拭过的文莱铜器，还有空的烟盒和几件马来银器。屋里有一只粗糙的木书架，上面放着一些廉价版的小说和几本皮封面已经破烂的旧旅游书；另一只木架上堆满了空瓶子。这是个单身汉的房间，杂乱、无趣；她觉得好笑，但又不禁感到一阵悲悯。盖伊一直在这里过着枯燥、毫无乐趣的生活，想到这些，她搂住盖伊的脖子，吻了他一下。

“你这个小可怜儿，”她笑着说。

她的手十分灵巧，很快就把房间收拾得可以住人了。她整理这个，又整理那个，把不需要的东西都清理掉。她的结婚礼品使这个房间增色不少。现在，这里变得亲切而舒适了。玻璃花瓶里插着可爱的兰花，大花盆里种着一大丛花草。她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家（从前她只住过简陋的公寓房），而且是她替盖伊把房间布置得如此温馨。

“你对我满意吗？”收拾完之后，她问他。

“还算满意，”他微笑着说。

这种刻意的轻描淡写的回答正合她的心意。他们之间是如此了解，这多么令人高兴啊！他们都羞于感情直露，即使偶尔有所流露，也是采用相互打趣的方式。

吃完午饭，盖伊躺在长椅上，想睡个午觉。她走向自己的房间。当她经过他身边时，他拉住她，让她弯下腰，吻了她的嘴唇，这让她有点儿惊讶。在大白天，他们从来没有随时拥抱亲吻的习惯。

“你肚子填饱了就变多情了嘛，我的乖宝宝。”她逗趣地说。

“走远点，至少两个钟头别让我看见你。”

“可别打呼噜哦。”

她走开了。他们那天一大早就起床了，所以没过五分钟就睡着了。

多丽丝被丈夫在浴室里的泼水声吵醒了。这座孟加拉式平房的墙壁就像是一块传声板，他们俩不论谁在隔壁做了什么，另一个都能听得见。她懒得动弹，听到仆人端着茶点进来，她便蹦了起来，跑进自己的浴室。水不太冷，凉丝丝的，令人感到惬意、清爽。洗完澡，她回到起居室，盖伊正把网球拍从拍夹里取出来，因为他们会趁傍晚的凉爽时分打一会儿网球。六点钟天就黑了。

网球场离住处大约有两三百米，他们用过茶点之后，急匆匆地赶到球场。

“唉，你看，”多丽丝说，“我早晨见到的那个女人，就站在那儿呢。”

盖伊迅速地转过身，眼睛盯着那个土著女人看了一会儿，没有作声。

“她的纱笼真漂亮啊，”多丽丝说。“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

他俩从她身边走过。她身材瘦小，长着她那个种族特有的乌黑亮丽的大眼睛，还有一头乌油油的黑发。他俩经过时，她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神情异样地盯着他俩。这时，多丽丝发现，那个女人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年轻。她的五官比较肥厚，肤色黝黑，但看上去非常漂亮。她怀里抱着个婴孩。多丽丝看见那个小孩时露出一丝微笑，但那个女人的嘴唇凝然不动，并没有报以一丝笑容。她的脸上始终是木然的表情。她没有看盖伊，只是盯着多丽丝，而盖伊独自向前走着，似乎根本没看见那个女人。多丽丝转身对他说：

“那小孩儿真可爱呀！”

“哦，我没注意。”

对于他的表情，她感到迷惑不解。他脸色煞白，原本就让她触眼的那些粉刺，这会儿更是红得有点儿异常。

“你注意到她的手和脚了吗？简直就像个公爵夫人呢。”

“这儿的女人手脚都长得很好看，”他回答道，但是不像平时那样快活的样子；好像他在强迫自己说话似的。

但是多丽丝倒来了兴趣。

“她是谁，你知道吗？”

“她就是村里的一个女人而已。”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网球场。盖伊走向前去查看球网有没有拉紧，回头望了一眼。那女人还是站在原地。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我来发球好吗？”多丽丝问。

“好的，球都在你那边。”

盖伊打得糟透了。往常他让她十五分还能赢她，可今天，多丽丝很轻易就取胜了。今天他打球时一直默不作声。往常他总是吵吵闹闹的，从头叫到尾，失掉一个球就骂自己是笨蛋，打得她够不着就笑话她。

“你今天不在状态啊，小伙子，”她喊道。

“没有的事，”他说道。

他开始用力扣球，想打败她，可是球却一个接一个地落网。多丽丝从没见他像现在这样板过脸。莫非他因为球打得不好而发火？天黑了，他们收起球拍。他们来时经过的那个女人，现在还站在原地，他俩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还是那样神情木然地盯着他们。

廊台上的遮帘已经拉起，两张长椅之间的餐桌上放着瓶子和苏打水。这是他俩每天喝第一杯酒的时候，盖伊配好了两杯杜松子酒。在他们的眼前，那条长河无限地延伸，夜色逐渐降临，给对岸那一片丛林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个土著人站在船头，无声地划着两支桨，沿河而上。

“我刚才打球的时候真是笨透了，”盖伊打破了沉默。“我有点儿不舒服。”

“你真可怜，你不会是发烧了吧？”

“哦，不会的，我明天就好了。”

黑暗笼罩在他俩的周围。青蛙在大声地叫着，不时还能听见夜鸟的几声短促的啾啾声。萤火虫闪烁着柔和的光，在廊台上飞来飞去，把廊台周围的树木装扮得像点上蜡烛的圣诞树。多丽丝好像听见盖伊的一声轻叹。这让她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安。因为盖伊平时总是无忧无虑的。

“怎么啦，老伴儿？”她温柔地说道。“告诉妈妈。”

“没什么。再喝一杯吧。”他轻松地回答说。

第二天，盖伊又变得跟往常一样快活，邮件也送到了。海岸小汽艇每月两次经过河口，一次是去煤田的时候路过，另一次是返航的时候路过；小汽艇外出的那一次会顺便把邮件带过来，盖伊派小船到河口去取。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小汽艇的到达会给他们增加一点新鲜感。头一两天，他们会把带来的所有邮件都浏览一遍，包括信件、英国的报纸、新加坡的报纸、书籍等，然后几个星期里再仔细地阅读。他们你争我夺地读着带插图的报纸。要不是多丽丝埋头看报，她或许会察觉到盖伊身上发生的变化。而且她会觉得这种变化难以形容，更难以解释。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警觉，他的嘴角因担忧而微微下垂。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早上，多丽丝坐在落下遮帘的房间里，正读着一本马来语语法书（她这段时间正在勤奋地学习马来语），听见院子里一片嘈杂声。她听见仆人正在怒气冲冲说着什么，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大概是那个挑水夫，还有一个女人的尖利的叫骂声和拉拉扯扯的声音。多丽丝走到窗前，掀起遮帘，看见挑水夫正抓着一个女人的胳膊往外拉，而那个仆人正在用两手往外推她。多丽丝一眼就认出来，她就是那天早晨在院子里转悠，后来又在网球场外边站着的那个女人。她怀里紧抱着个婴儿。三个人都愤怒地叫嚷着。

“别吵了，”多丽丝喊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听见她的声音，挑水夫立即松了手，但是那个女人还在被人推着，一下子跌倒在地上。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仆人阴沉着脸，望着天空。挑水夫犹豫了片刻，悄悄地溜走了。那个女人慢慢地爬起来，把孩子抱好，表情木然地站在那儿，盯着多丽丝。仆人对那个女人说了些什么，声音很轻，多丽丝即使听得懂也听不见。那个女人脸上毫无反应，根本不理睬他的话，独自慢慢地走开了。仆人跟着她走到院子门口。他走回来时，多丽丝叫他，但他装作没听见。她开始生气了，更加严厉地喝住了他。

“你给我马上过来！”她叫道。

突然，他避开多丽丝愤怒的目光，径直朝孟加拉式平房走来。进屋后，他站在门口。他板着脸望着她。

“刚才你们跟那个女人在干什么？”她粗声粗气地问。

“老爷说不让她到这儿来。”

“不准你们那样对待女人。我不允许！我要把刚才看见的事情如实地告诉老爷。”

仆人没有回答。他看着别处，但她能感觉到那个仆人正透过他长长的睫毛观察着她。她打发仆人走了。

“你下去吧。”

仆人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回到了仆人们的住处。她感到很气恼，不能继续集中精力学习马来语了。过了一会儿，仆人进来铺好桌布，准备吃午饭。忽然，他转身走向门口。

“怎么啦？”多丽丝问。

“老爷回来了。”

仆人走出去，接过盖伊的帽子。多丽丝还没听见盖伊的脚步声，仆人那双灵敏的耳朵就听见了。盖伊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走上台阶；他在下面呆了一会儿，多丽丝马上猜出，仆人下去接他，是为了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多丽丝耸了耸肩。仆人显然是想抢先说出他的那个故事版本。可是盖伊进来时，她却吃了一惊。盖伊的脸色苍白。

“盖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没什么事儿。怎么啦？”

她对此感到惊愕，原先准备要说的话都被噎回去了，眼看着他从身边走过，进到自己的房间。这一回，他洗澡和换衣服的时间比以往长，当他回来的时候，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盖伊，”他们坐下来之后，她说，“我们那天看见的那个女人，今天早晨又来了。”

“我听说了，”他应声道。

“仆人们对她态度很粗暴。我不得不制止他们。你必须好好地跟他们说一下。”

那个马来仆人知道多丽丝在说什么，但他并没有表露出听见的样子。他把烤面包递给她。

“已经告诉过她不要来这儿了。我吩咐过，要是她再来，就把她赶出去。”

“他们能不能不对她那样粗暴呀？”

“她自己不肯走。我觉得他们那样粗暴是出于不得已。”

“看见一个女人那样被人欺负，真是太可怕了。她还抱着个婴儿呢。”

“已经不是婴儿了。都三岁了。”

“你怎么知道？”

“我对她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根本没有权利到这儿来纠缠大家。”

“她想干什么？”

“她想干的就是她刚才干的事。她想捣乱呗。”

多丽丝一时没有再说什么。她对丈夫说话的口气感到惊讶。他的话语那么简短。他说话的样子，似乎这一切都跟她无关。她感到盖伊有点儿不通人情。他的情绪紧张，而且烦躁。

“今天下午我们恐怕不能打网球了，”他说。“我觉得我们会见到一场暴风雨。”

她醒来的时候正在下雨，出门是不可能了。喝午茶那会儿，盖伊没有说话，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多丽丝拿起针线，开始干活。盖伊坐下来，读起那些还没有从头到尾读过的英文报纸；不过他心绪不宁；他在宽敞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门外的廊台上。他望着淅淅沥沥的雨。他在想什么？多丽丝隐约感到有些不安。

直到吃完了晚饭，盖伊才开始说话。他吃着并不丰盛的饭菜，竭力装得跟平时一样轻松愉快，但那份刻意是明显的。雨停了，夜空中布满星星。他们俩坐在廊台上。为了不招引虫子，他们把起居室里的灯熄了。在他们脚下，那条大河，虽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势不可当，但它平缓地流淌着，显得沉静、神秘而不祥。它像命运一般，从容不迫、冷酷无情，令人生畏。

“多丽丝，我想跟你说件事。”盖伊突然开口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怪。他无法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莫非这是她的错觉？他痛苦得不能自拔，这使多丽丝感到有点儿难受，于是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但他却缩了回去。

“这事儿说来话长。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怕我很难说出口。我想请你不要打断我，什么也别说，等我说完。”

四周没有光亮，多丽丝看不清他的脸，但她能感到他面容憔悴。她没有答话。他的声音很低，几乎没有惊扰这黑夜的宁静。

“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候刚念完高中。我在吉所罗住了三个月，然后被派到森布卢河上游的一个驻地分署去了。当然，那里有一个驻地长官，还有他的夫人。我住在公署里，不过我常在他们家里吃饭，晚上跟他们在一起消磨时光。那段日子，我很开心。后来，长驻这个地区的长官生病了，只能回国。由于战争，我们人手不足，我就来到这儿接替他的职务。当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可我的马来语讲得跟土著人一样流利，当然也有点儿看在我父亲的分上。我能独当一面，感到非常自豪。”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斗里的烟灰磕出来，重新装上了烟丝。他在划亮火柴的时候，多丽丝没有看他，但她感觉到他的手在发抖。

“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在家的时候有父母，通常还会请一个仆人。到了学校，身边自然是一直有好友相随的。后来我离开英国，在船上的时候，身边一直是有人的，在吉所罗，甚至到我第一次上任的时候，也都是那样。那儿的人跟我们大家没什么两样。我像一直都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我喜欢跟人交往。我天生就喜欢说说笑笑的。我喜欢过愉快的生活。周围的一切都会让我高兴，可你总得有个说笑的对象吧。可是，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当然，白天倒没什么；我有工作，可以和迪雅克人说话。尽管那时候他们还是拿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的土人，也不时给我找点麻烦，但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我当然是希望有个白人跟我吹牛的，可既然办不到，有那些土著人也聊胜于无，可能比别人还强点儿，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我也喜欢自己的工作。到了傍晚，就相当孤单了，我只能坐在廊台上，独自喝着杜松子酒和苦啤酒。但我可以看书，另外，周围还有仆人。我的仆人名叫阿卜杜尔。他过去认识我的父亲。我看书看腻的时候，只要叫他一声，我就可以跟他聊天。

“最难熬的是夜晚。晚饭之后，仆人们关上门窗就回村子里睡觉去了。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孟加拉式平房里，除了壁虎会不时发出沙沙声以外，没有一点响动。这种动物爬出来的时候一般是悄无声息的，所以总会吓我一跳。村子里时常会传来敲锣声或爆竹声。他们过得很愉快，他们住得离我不远，但我必须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看书看得厌烦了。我觉得自己比关在监狱里还难受。就这样，我度过了一夜又一夜。我尝试着一连喝三四杯威士忌，但独自一个人喝酒，虽乐犹苦，无法让我打起精神；这样反倒使我第二天更加萎靡不振。我尝试着吃完晚饭后立即上床，可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越躺着越烦躁，越想睡越清醒，最后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天哪，那几个夜晚，真叫是漫长哪！你知道，我当时情绪低落，时常自怨自艾——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可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半哪——有时候，我还会哭泣。

“后来，有一天晚饭之后，阿卜杜尔收拾好餐桌，正要离开的时候，轻轻地咳了一声。他问我一个人独自过夜是不是寂寞。我说，‘呃，不，还好。’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个倒霉蛋，但我猜他心里全都明白。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有什么事吧？’我说道。‘开口说话。’于是，他就问我是否想要一个女孩来跟我一起住，他知道有个女孩愿意来。那是个好女孩，他可以把她介绍给我。她不会给我添乱的，而且屋子里总得有个人来收拾。她还可以替我缝缝补补……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雨下了一整天，我一点户外运动也没做。我知道又要失眠几个小时了。这事儿不会破费我很多钱，他说，她家里很穷，只要给点小礼物，他们就满足了。只要两百叻币。‘您看吧，’他说。‘要是您不喜欢，可以打发她走。’我问他那个女孩在哪儿。‘已经来了，’他说。‘我去叫她。’他朝门口走去。原来，女孩和她母亲一直在台阶上等着。她们走进屋子，就地坐了下来。我递给她们一些糖果。女孩有点儿害羞，但是相当镇定，我跟她说话时，她报之以微笑。她非常年轻，说她是个孩子也不算过分，据他们说，她十五岁。她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穿着她最好的衣服。我们开始聊了起来。她话不多，不过我逗她的时候，她就笑个不停。阿卜杜尔说，我会发现，等她跟我熟了以后，她会有很多故事可以说。他叫她挪到我身边坐下。她咯咯地笑着，不肯过来，可她妈妈让她过来，我也在椅子上给她腾出位置。她红着脸，笑了起来，不过还是过来了，而且很快就依偎在我的身边。阿卜杜尔也笑了。‘您瞧，她已经喜欢上您了，’他对我说。‘您愿意把她留下吗？’他问我。我转过头问她，‘你愿意留下吗？’她笑着，把脸躲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身材温柔而娇小。‘很好，’我说，‘就让她留下吧。’”

盖伊俯身向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

“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多丽丝问道。

“等一会儿，我还没说完。我没有爱过她，即使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我留下她，只是想让这个屋里有个人。我想，要是当初我不留下她，我准会发疯，要不就是酗酒。我当时真的是没辙了。我太年轻了，没法一个人过活。除了你，我没爱过别人。”他停顿了一下。“她一直住在这儿，直到我去年回国休假时才离开。她就是你前几天看见在附近转悠的那个女人。”

“哦，我猜到了。她还抱着个婴儿，那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是个小女孩。”

“只有这一个孩子吗？”

“你看见在村子里还有两个男孩。你提起过的。”

“那么她有三个孩子啦？”

“是的。”

“你这个家还挺像样的。”

她觉得这句话说重了，盖伊突然做了个手势，但没有说话。

“在你带着妻子突然出现在这里之前，她并不知道你结婚了是吗？”多丽丝问。

“她知道我打算结婚。”

“什么时候？”

“回国之前，我把她送回村子里去了。我告诉过她，我们到此为止了。我给了她我答应给的一切。她一直明白，她留在这里不过是临时的。我已经厌烦了。我跟她说过，我要娶一个白人。”

“但那时候你还没见过我呀？”

“是的，我知道。但我已打定主意，一回国就结婚。”他笑呵呵的，样子跟从前一样。“不妨跟你说吧，刚见到你的时候，我还在为以前的事情懊恼呢。我对你一见钟情，后来我发现，我非你不娶。”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不觉得，给我一个机会自己作判断，才是最最公平的吗？你应该想到，要是一个女孩发现自己的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生活了十年，而且有三个孩子，这对于她是多么大的打击。”

“当时我想你不会理解的。这里的环境很特别。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六个男人中有五个都这样。我觉得这种事情会吓着你，可我不想失去你。你知道，当时我正疯狂地爱着你。我现在依然爱着你，亲爱的。你本来没有必要知道这一切，我本来也不打算再回到这里。很少有人回国休假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来了之后，我答应过她，如果她肯到其他村子里去住，我会给她钱。开始时她是同意的，后来她改变了主意。”

“那你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这些？”

“她总是在这儿捣乱。不知怎么的，后来她发现你并不知情。她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就跟我敲竹杠。我没办法，只好给了她一大笔钱。我吩咐过，不许她到这个院子里来。今天早上她来捣乱，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她想威胁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事情和盘端出。”

在他说完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

“多丽丝，你是理解我的，是吗？我知道，这都怪我不好。”

她没有抽回手。盖伊感到她的手冰冷。

“她妒忌吗？”

“我敢说，从前她住在这儿得了不少便宜。现在没了，我想她一定很不痛快。她从来就没爱过我，比我对她也好不了多少。土著女人是从来不会真正爱上白人男人的，这你知道。”

“那孩子们呢？”

“哦，他们过得不错。我出钱抚养他们。男孩们到了读书的年龄，我会送他们到新加坡去上学。”

“你对他们就没有一点怜惜之情吗？”

他迟疑了一下。

“不妨跟你坦率地说吧。如果他们发生什么意外，我会很难过。第一个孩子快出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喜欢他超过喜欢他的妈妈。要是那孩子是个白人的话，我想我真的会那样喜欢他。当然，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很好玩，很招人怜，但我没有像孩子是自己亲生的那种特别的感情。我想问题就在这儿；你懂吧，我没有孩子是属于我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也自我谴责，因为这种想法不合情理，但是说真的，在我看来，他们跟别人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当然，喜欢对孩子问题高谈阔论的，都是那些没有孩子的人。”

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听完了整个故事。盖伊在等她开口，但她沉默不语。她坐着，一动不动。

“你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多丽丝？”他终于问道。

“没有。我头痛得厉害。我想去睡觉。”她的声音还像往常那样镇定。“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然，你所说的一切让我感到很意外。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好好想想。”

“你对我很生气吧？”

“不，一点儿不生气。只是——只是我想独自呆一会儿。你别动。我去睡了。”

她从长椅上站起来，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今晚很热。我希望你在更衣室里睡。晚安！”

她走了。盖伊听见她把卧室门给闩上了。

第二天，她脸色苍白，盖伊看得出她一夜没睡。她的举止并未流露出痛苦，她说话跟往常一样，但是不太自然；她一会儿谈这个，一会儿谈那个，毫无头绪，就像在跟一个陌生人谈话。他们从未吵过架，但在盖伊看来，她现在说话的样子就像是他们刚刚有过一段分歧，在和解之后，她的创伤还没有治愈。她的目光使他无法理解；在她的眼神里，他似乎读出一种奇特的恐惧。晚饭刚吃完，她就说：

“我今晚不太舒服。我想现在就去睡觉。”

“噢，我可怜的宝贝儿，我很难过，”他大声说道。

“没什么。我过一两天就好了。”

“等一会儿我要到你房间去，道个晚安。”

“不，别过来。我要想办法马上睡着。”

“那好吧，吻我一下再走吧。”

他发现她的脸红了。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眼睛看着别处，向他俯过身来。他搂住她，想吻她的双唇，但她却把脸别过去，他只吻到了她的面颊。多丽丝匆忙离开了他，盖伊又听见她轻轻地用钥匙把卧室的门锁上了。他重重地倒在长椅上。他想专心看书，但耳朵却在倾听着他妻子卧室里细微的声响。她说她要上床睡觉，但他听不见她的动静。卧室里的寂静使他感到不可名状的紧张。他用手挡住灯光，发现她房门底下透出一丝光亮；她还没有熄灯。她到底在干什么呢？他放下手里的书本。如果她气得对他大吵大闹，或者大哭一场，他都不会感到惊讶；对此，他有办法对付；但是她的冷静却让他害怕。还有，他从她眼里明显地看出的那种恐惧，意味着什么呢？他把自己前天晚上跟她说过的话又回想了一遍。他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讲述方式。说到底，他所做的不过是轮到别人也会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早在他俩见面之前就已结束了。当然，最后他把事情弄得很尴尬，但人总得经历点事儿才会变得聪明呀。他把手放在胸口上。奇怪，那儿痛得很厉害。

“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伤心吧，”他自言自语道。“不知道这样子还要持续多久！”

他是否应该去敲她的门，告诉她他有话要跟她说？最好是把事情都说清楚。他必须让她理解。但是那片寂静让他畏惧。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或许让她独自呆着更好些。当然，这件事对她是个打击。他必须给她充分的时间。说到底，她是明白自己有多么真心爱她的。耐心，只有靠耐心；也许她正在作思想斗争；他必须给她时间；他必须要有耐心。

第二天早上，他问她是否睡得比前一天好。

“嗯，好多了，”她说。

“你对我很生气吧？”他可怜地问道。

她看着他，眼神是诚实和坦率的。

“一点儿也不生气。”

“哦，亲爱的，我真高兴。我真是禽兽不如啊。我知道你非常忌恨这件事。但是请你原谅我。我也一直日子不好过。”

“我当然原谅你。我甚至都不怪罪你。”

他向多丽丝苦笑了一声，眼睛里流露出狗被人抽打之后的那种表情。

“这两天夜里，我一个人睡觉感觉别扭。”

她把目光转向别处。她的脸变得略有些苍白。

“我让人把我房间里的床搬掉了。太占地方了。我在那儿放了一张行军床。”

“亲爱的，你在说些什么呀？”

这时，她镇定地望着他。

“我不再作为你的妻子跟你共同生活了。”

“永远不啦？”

她摇了摇头，表示永远不了。盖伊茫然地望着她。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感觉自己的心在痛苦地跳着。

“可是，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多丽丝。”

“难道你不觉得把我放在这种境地，对我也有点儿不公平吗？”

“可你刚才还说不怪罪我的。”

“我的确不怪罪你。但是共同生活是另一回事儿。我做不到。”

“可我们怎么能住在一起，但又不共同生活呢？”

她盯着地板，似乎陷入了沉思。

“昨天晚上你要亲我的嘴，我——那简直让我恶心。”

“多丽丝！”

她突然盯着盖伊，她的目光冷酷、无情。

“我睡的那张床，是不是她生孩子时睡过的？”她看到盖伊满脸通红。“噢，太可怕了！你怎么能那样呢？”她扭着双手，那扭曲的手指就像扭动的小蛇。她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已经打定主意。我不想对你太无情，但有些事情你是不能逼我去做的。我都想过了。从你跟我说了以后，我白天黑夜都在想这件事，一直想到我筋疲力尽。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站起来就走。马上就走。小汽艇两三天之后就到。”

“难道我爱你，你一点都不怜惜吗？”

“哦，我知道你爱我。我并不打算马上就走。我想给我们俩一个机会。我一直都那么爱你，盖伊。”她哽咽了，但没有哭出来。“我不想做得太过分。我对天发誓，我不想对你太绝情。盖伊，给我点时间，好吗？”

“我不太理解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希望你能让我独自呆着。我对自己的感情感到害怕。”

他没有猜错；她害怕。

“什么感情？”

“请不要问了。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或许我会克制这种感情的。我对天发誓，我真想克制住。我会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努力。请给我半年时间。我为你可以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那件事不行。”说着，她略微做了个恳求的手势。“我们没有理由不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如果你真心爱我，那你——那你就要有耐心。”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好吧，”他说。“我当然是不会强迫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就按你说的办吧。”

他心情沉重地坐了一会儿，好像突然变老了许多，动一下都很费劲；然后他站了起来。

“我要去办公室了。”

他拿起遮阳帽，走出门去。

一个月过去了。女人比男人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要是有个陌生人来登门拜访，他绝对猜想不到多丽丝正在经受着煎熬。但在盖伊这方面，紧张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那张和善的圆脸拉得长长的，眼睛里流露出饥渴的、烦恼的神情。他观察多丽丝的举动。多丽丝还像往常一样欢活，跟他开玩笑；他们还在一起打网球；他们一会儿谈这个，一会儿谈那个。但是很明显，她全都在演戏，终于，盖伊忍不住了，又来跟她解释他跟那个马来女人的关系。

“噢，盖伊，那些陈年旧账，还提它干什么，”她若无其事地说。“该说的都说了，而且我又不怪罪你什么。”

“那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我可怜的孩子，我并不想折磨你。我不是成心的，要不是……”她耸了耸肩。“人性是很难捉摸的。”

“我没听懂。”

“那就别自寻烦恼了。”

这话原本听起来很刺耳，但她带着和蔼、亲切的微笑，使它缓和了许多。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她都会俯身亲一下盖伊的面颊。但只是用嘴唇碰一下。就像一只飞蛾在他脸上掠过一样。

第二个月，接着是第三个月过去了，本来觉得遥遥无期的半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盖伊心想，多丽丝是否还记得半年前的事情。此时，他绷紧了神经，留心她的每一句话，每一副表情，每一个手势。她依然那样深不可测。她要他等上半年；这不，他已经等到了。

海岸小汽艇经过河口，放下邮件之后接着上路。盖伊赶着写信，以便小汽艇返航时可以带走。两三天过去了。那天是星期二，那艘普拉胡帆船要在星期四凌晨出发去等候小汽艇。这几天，除了吃饭时多丽丝勉强说几句话之外，他们很少谈话；晚饭后，他们照例各自拿着书本，开始读书；可当仆人收拾了餐桌，回家歇息时，多丽丝放下了手里的书。

“盖伊，有件事我要跟你谈谈。”她喃喃地说。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感到自己的脸色都变了。

“啊，亲爱的，别这样，没什么可怕的。”她笑着说。

但是盖伊感到，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你说吧。”

“我想要你帮个忙。”

“亲爱的，我愿为你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

他伸出手，想握住她的手，但她缩了回去。

“我希望你让我回国。”

“让你回国？”他大惊失色地叫道。“什么时候？为什么？”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尽力忍耐。现在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想回去多久？再也不回来啦？”

“不知道。我想是不回来了。”她狠了狠心。“是的，不回来了。”

“噢，上帝啊！”

他哽咽了。多丽丝感觉到他快要哭了。

“噢，盖伊，不要责怪我。这真的不是我的错。我也没办法。”

“你要求我给你半年时间。我接受了你的条件。你总不能说，我在这段日子里让你讨厌了吧。”

“不，没有。”

“我一直努力不让你看到我这段日子有多难熬。”

“我知道。我很感激你。你一直待我非常好。听我说，盖伊，我想再说一遍，我并不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怪罪你。毕竟，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而且你所做的，轮到别人也会做；我知道在这儿有多么寂寞。噢，亲爱的，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这一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所以我才请你给我半年的时间。我的常识告诉我，我在小题大做。我不近人情；我对你不公平。但是，你也明白，常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的整个内心都在抗拒。每当我看见村子里的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我就感到两腿在发抖。这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一想到我睡过的那张床，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忍过来的。”

“我想，我已经说服她离开这儿。而且我已经申请调离。”

“这没用。她永远都会在那儿。你属于他们，不属于我。我觉得，要是只有一个孩子的话，或许我还能忍过去，可是有三个呢；而且两个男孩儿还挺大了。过去的十年，你都跟她生活在一起。”她在心里郁积着的情感，现在都爆发出来了。她豁出去了。“这是个现实问题，我没办法，它比我强大。我想到她那瘦小的黑胳膊搂抱着你，我在生理上感到恶心。我想到你抱着那些黑娃娃。噢，这真令人难以忍受。你碰我时，我感到厌恶。每天晚上，当我吻你时，我得鼓足勇气。我得攥紧拳头，强迫自己去碰你的脸颊。”说着，她带着极度痛苦，神经质地把自己的手指捏紧、松开，又松开、捏紧，而且话音也失控了。“我知道，现在该受责备的是我。我是一个愚蠢而歇斯底里的女人。我以为我能忍过去。可我做不到，而且永远做不到。我是自作自受；我愿意承担后果；如果你说我必须留下，那我就留下，但是如果我留下，我就会死。我恳求你，让我走吧。”

这时，忍了很久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她伤心地痛哭起来。他还从来没见她哭过。

“当然，我不想违背你的意愿，让你留在这儿。”他沙哑地说。

她疲惫地向后靠在椅子上。她的面容已经扭曲而变样。平日里总是那么安详的脸，现在却充满了悲伤，看着让人心痛欲裂。

“真是对不起，盖伊。我破坏了你的生活，可我也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我们本来是可以很幸福的。”

“你想什么时候走？星期四吗？”

“是的。”

她可怜地看着盖伊。他双手捂着脸。最后，他抬起头来。

“我累垮了，”他喃喃地说。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大约有两分钟，他俩坐着，一句话也没说。她起身离开时，那只壁虎发出一阵刺耳而沙哑的叫声，这叫声有点儿怪，像人类的哭声。盖伊站起来走到廊台上。他倚着栏杆，望着那慢慢流淌的河水。他听见多丽丝走进她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他比平时起得早，走到多丽丝的门前，敲了敲门。

“什么事？”

“今天我要到河的上游去，很晚才能回来。”

“知道了。”

她心里明白。他故意安排一整天在外面，是免得自己在收拾行李时，他在一旁看着。这种场景令人心碎。收拾完衣服之后，她把起居室里属于她的东西都看了一遍。全部带走有点儿不近人情。所以她只拿走了她母亲的照片，其余都留着。盖伊到晚上十点才回来。

“对不起，我没能赶回来吃晚饭，”他说。“我去的那个村子，村长有很多事情要我处理。”

她发现盖伊的眼睛在扫视着房间，并且注意到她母亲的照片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道。“我已经吩咐船夫，天亮时到门口等着。”

“我已经通知仆人，明早五点叫醒我。”

“我应该给你点儿钱。”他走到写字台前，开了张支票。他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现钞。“这些钱足够你用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你就可以兑换支票了。”

“谢谢。”

“要我送你到河口吗？”

“哦，不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在这儿分手吧。”

“那好。我想我该进去睡觉了。走了一整天，我都快累死了。”

他甚至没有碰一下她的手。他进到自己的房间。没过多久，多丽丝听见他重重地倒在床上。她坐了一会儿，最后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使她如此欢乐，也使她如此痛苦的房间。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她把一切都收拾干净了，只留着一两件东西供晚上用的。

仆人叫醒他俩的时候，天色还是黑的。他们匆忙地穿好衣服，等他们洗漱完毕，早饭已经准备好了。没多一会儿，他们就听见小船划到了孟加拉式平房下面的码头，仆人们随后就把她的行李抬了下去。他们虽然安排了早餐，但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夜色渐渐散去，河水依然是黑魆魆的。天还没有大亮，但毕竟黑夜已经过去。寂静之中，码头上土著人说话的声音格外清晰。盖伊看了一眼妻子丝毫没动的餐盘。

“如果你吃完了，我们就下去吧。我想你该出发了。”

她没有回答。她从桌边站起来。她走回自己的卧室，看是否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和盖伊并肩走下台阶。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将他们引到河边。码头上，土著的警卫队穿着干净整洁的制服，排成一列，当盖伊和多丽丝从他们跟前走过时，他们举枪表示致敬。多丽丝跨上船时，船夫伸手去扶她。她转身看着盖伊。她竭力想最后说一句安慰的话，再一次请他原谅，可她却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盖伊向她伸过手去。

“那，再见吧，祝你一路顺风。”

他们握了握手。

盖伊向船夫点了点头，小船离岸了。黎明在晨雾缭绕中沿着河流慢慢侵来，但是夜色依然潜伏在幽暗的丛林之中。盖伊站在码头上，直到小船消失在凌晨的阴影之中。他叹了口气，转身离去。警卫队再次向他举枪致敬时，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一回到孟加拉式平房，他便叫仆人过来。他走进房间，把属于多丽丝的东西全都挑了出来。

“把这些东西全都收起来，”他说。“留在这儿不好。”

然后，他坐在廊台上，看着白昼逐渐降临，它像一种苦涩而委屈的、无法抑制的悲哀。最后，他看了看手表。他该去办公室了。

下午，他没法睡觉，头痛得厉害，于是拿着猎枪到丛林里去转悠。他什么也没打着，他只是走着，想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日落时分，他回到家里，喝了两三杯酒，这就到了换衣服吃饭的时候了。这时候，穿衣打扮也没什么用了；随便一点反倒自在；他披上一件宽松的本地上衣，穿上一条纱笼。在多丽丝到来以前，他就习惯于这身装束。他打着赤脚。他慵懒地吃完晚饭。仆人把桌子收拾干净就回去了。他坐下来阅读《闲谈者》杂志。孟加拉式平房里静悄悄的。他读不下去，任凭杂志掉落在膝盖上。他精疲力竭。他无法思考，脑子里是异样的空虚。这天晚上，那只壁虎叫个不停，它那沙哑而突然的叫声好像是在嘲笑他。你很难相信，这种在空气中回荡的声音竟然是从那么细小的喉咙里发出来的。突然，他听见有人在轻轻咳嗽。

“谁？”他大声叫道。

咳嗽声停了一下。他朝门口望去。那只壁虎发出粗厉的笑声。一个小男孩侧身走进来，站在门坎上。他是个混血儿，穿着破烂的背心和纱笼。他是盖伊的长子。

“你来干什么？”盖伊问。

男孩走到房间里面，在盖伊的脚边盘腿坐下来。

“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妈妈叫我来的。她问你是否需要什么？”

盖伊定睛望着男孩。男孩不再多说什么。他只是坐在那儿等着，两眼胆怯地望着地面。盖伊双手捂着脸，陷入痛苦的沉思。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屈服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叹了口气。

“告诉你妈，把你们的东西收拾一下，她可以回来了。”

“什么时候？”孩子毫无表情地问。

在盖伊的那张滑稽的、长满粉刺的圆脸上，热泪滚滚地流下。

“今天晚上。”

胆怯

河面上，两艘普拉胡帆船正轻松地向下游划去。两艘船的间隔大约有几米的样子，第一艘船上坐着两个白人。经过七个星期的河上生活，他们高兴地得知，今晚他们就能在一个文明的房间里睡上一觉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伊泽特就一直住在婆罗洲，迪雅克人的房子、迪雅克人的节日，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对于坎皮恩来说，虽然初到这个国家，一开始还有点儿新鲜感，但这会儿也渴望有椅子可以坐，有一张床可以睡了。迪雅克人十分好客，但要是住在他们那种房子里，很难说一定会很舒服，而且他们取悦客人的方式一成不变，很快就令人厌烦起来。每天晚上，当旅客们登上河岸，他们的头人就扯着一面旗帜，家族中较为重要的人物都到河边来迎接他们。有人把他们带到连体农舍——这是一种用木桩搭建而成的农舍，整个村子的人都共用一个屋顶；要进入农舍，必须爬上一截树干，树干上胡乱砍出几个凹坑作为台阶——从农舍出来，就去看一批人敲锣打鼓，他们排成一条长队，沿着农舍来回行走。两侧是棕色的人群，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臀上，静静地盯着白人走过。地上铺开了干净的坐垫，客人们各自坐下。头人抓来一只活鸡，拎着它的双脚，在客人的头顶上兜上三圈，大声叫着神灵的名字，求它见证，嘴里还念着某种符咒。然后，有人拿来几个鸡蛋。接着是喝亚力酒。一个女孩，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孩子，虽然是如花似玉的年龄，但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却颇有一些僧侣的意味，她将酒杯端到白人的嘴唇边上，直到酒杯里的酒全部喝干，然后就听见人们大声欢呼。男人们开始跳舞，一个紧接着一个，每个人都佩带着自己的盾牌和帕兰刀，在锣鼓声的伴奏下，踏着自己短促的舞步。就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旅客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那儿可以通向长长的平台，也就是村民们居家生活的地方。在那个房间里，旅客们发现，他们的晚饭早已经准备停当；女孩子们用中国汤匙给他们喂食。等他们都喝得有了三分醉意，他们就一起聊天，直到次日的凌晨。

然而现在，他们的旅行已经结束，正朝着海岸的方向赶路。他们是一大早出发的。开始时，河水很浅，它在带沙石的河床上清澈地流淌着；岸上的树枝伸到河面的上方，往上只能看见一长溜蓝色的天空；过了一会儿，河面变得开阔起来，船夫们不再用竹篙撑船，而是改用船桨划船了。那些树木、竹林，凤尾蕉像扎起来的一丛硕大的鸵鸟羽毛，有些树叶大如盖，有些树长着羽状叶子，酷似金合欢，而椰子树和槟榔树的白色树干高大而挺拔；河岸上的树林繁茂，在大面积疯狂地生长着。到处可以看到树木光秃秃的残骸，它们或被雷电击倒，或因年老而衰亡，裸露在那儿，狼藉一片，那种白色在这一大片青翠的背景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活而生动。到处可以看到互争高下的森林之王，高大的树木耸立着，压倒了丛林中的普通树种。还有各种藤本植物；在树枝交汇的地方，聚成一簇的繁枝绿叶，或花儿绽放的藤蔓植物，掩映着向四周伸展的叶盖，就像一块薄纱，笼着新娘的面庞；有时候，它们像一个金碧辉煌的剑鞘，缠绕着高高的树干，在树枝和树枝之间挥舞着长长的会开花儿的手臂。它们渴望生长，在那份热烈的狂野之中，有一些震撼心灵的东西；它就像酒神的女祭司，恣意放纵，敢于在祭神的行列之中撒野。

日色西沉，酷热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坎皮恩看了看手腕上那只破旧的银色手表。他们不会需要很长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哈钦森那家伙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不认识他。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好人。”

哈钦森是当地的驻地长官，他们俩今晚就要在他家里过夜，他们已经派了一个迪雅克人划一只独木舟到他那儿去通报说，他们马上就到。

“哎，我希望他那儿会有一些威士忌。亚力酒我已经喝厌了，一辈子不想再喝了。”

坎皮恩是一名采矿工程师，当时马来苏丹去英格兰，途经新加坡的时候遇上了他。苏丹发现他闲着没事儿，就委派他到森布卢去，看他能不能发现什么有利可图的矿藏。他还给在吉所罗的那个名叫威利斯的驻地长官发出指示，关照要为他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后来威利斯把坎皮恩又托付给伊泽特来照顾，因为伊泽特会讲马来语和迪雅克语，跟土著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次是他们俩第三次进入内地，现在，坎皮恩正带着他的勘探报告回来。他们希望能够赶上“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它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河口，所以如果赶巧的话，当天下午他们就能到达吉所罗。对于回家这件事，他们俩都十分开心。回家以后可以打网球，打高尔夫，俱乐部里还有台球，食物也相对比较可口，过着文明的生活，非常惬意。伊泽特也很高兴，因为在那儿，他除了坎皮恩，还可以和更多的人交往。他斜着眼睛，看了看坎皮恩。坎皮恩个子不高，但头很大，已经谢顶，虽然他已经满五十了，但依然强壮而结实；他有一双蓝眼睛，目光敏捷，闪闪发亮，还长着一撮又短又硬的灰色髭须。在他那已经爆裂而且变色的牙齿之间，很少不叼着一把用欧石南制成的老式烟斗。他不干净也不整洁，他的卡其布短裤已经穿破，汗背心也撕烂了；这时，他正戴着一顶磨坏了的遮阳帽。他从十八岁就开始闯荡江湖，去过南非，去过中国，去过墨西哥。跟他相处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很会讲故事，不管遇着谁，他都可以跟他不停地喝酒，喝个没完。他们俩相处得很好，但是伊泽特跟他在一起，还是觉得不自在。尽管他们俩在一起能说俏皮话，也能开怀大笑，一起喝酒喝到烂醉，但是伊泽特感觉他们之间并没有那种亲近感；他们俩的相处是热情而友好的，但他们俩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互相认识而已。伊泽特对自己给人的印象十分敏感，在坎皮恩的轻松活泼的外表底下，他感觉到一种阴冷；他那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已经把他看透了；坎皮恩对他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而伊泽特却无从知道这是怎样的看法，这一点使他隐隐地有些气恼。他感到愠怒，因为有可能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男人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渴望有人喜欢他，爱慕他。他希望成为大众的宠儿。他希望自己遇到的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爱上他，然后他可以拒绝他们，或者略微带一点倨傲的态度把自己的友情馈赠给他们。他想跟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得很熟，可是他又害怕被人拒绝，因此而畏缩不前；有时候，他把自己的友情慷慨地施舍给别人，而对方却对他的热情感到诧异，这时，他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也许是阴错阳差吧，他从来没有见过哈钦森，虽然他对他的一切都很清楚，就像哈钦森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且他们俩应该会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哈钦森上过温切斯特公学，伊泽特也很乐意告诉他，自己上过哈罗公学。

普拉胡帆船在河湾处一转，突然，他们看见了一座孟加拉式平房，矗立在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山上。没过几分钟，他们见到了码头，码头上，在一小群土著人中间，一个身穿白衣服的人在向他们招手。

哈钦森是个高个子，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看他的外表，你会以为他是一个风趣而自信的人，但是很快你就会着实感到吃惊，因为你会发现他完全是另一种人，甚至有点儿害羞。他和他的客人们握手（这时，伊泽特和坎皮恩两人先后作了自我介绍），并把他们带到通往那座孟加拉式平房的小径上。这时，虽然他明显而急切地想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不难看出，他跟人说话都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他把他们俩带到外面的廊台上，他们发现，桌子上早就备好了杯子和威士忌加苏打水。于是他们都躺在长长的椅子上，尽情地享受起来。伊泽特察觉到哈钦森在陌生人面前有些许尴尬，心中一阵窃喜；他非常得意，禁不住话多了起来。他开始谈论起一些他们在吉所罗共同认识的熟人，而且很快就把他上过哈罗公学的经历巧妙地编织到谈话之中。

“您上过温切斯特公学，是吗？”他问道。

“是啊。”

“那我想您该认识乔治·帕克吧。他就在我的步兵团里。他也是温切斯特公学的。我敢说他比你还要年轻一些。”

伊泽特觉得，他们俩都上过这些特殊的学校，这件事情是他们之间的纽带，而且这样就把坎皮恩撇在了一边，因为坎皮恩显然不享有这份优势。他们喝了两三杯威士忌。还没到半个小时，伊泽特已经开始把主人唤作“哈奇”了。他频繁地提到他在战争时期认识的那个朋友所在的那个“我的步兵团”，还提到他的那些军官们有多么了不起。他提到了两三个人的名字，可是哈钦森都没怎么听说过。所有那种类型的人物，坎皮恩是不太可能遇得上的，所以当他提到他自称认识的某个人时，他会对他报以一份冷漠，而并不感到有什么歉意。

“比利·梅多斯？我倒认识一个叫比利·梅多斯的人，在锡那罗亚，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坎皮恩说。

“噢，我觉得那不可能是一个人，”伊泽特停顿了一下，回答说。“比利可以算得上是个世袭贵族。他是赛马场上的梅多斯勋爵。他还是‘春笋庄园’的主人呢，你不记得了吗？”

快吃晚饭了，他们梳洗了一下，喝了两杯果子酒。他们坐下来。哈钦森从来没有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造访过吉所罗，而且三个月来他没有见过一个白人。他希望利用这两个客人来访的机会好好乐一乐。他拿不出什么好酒，但他有很多威士忌，所以晚饭之后，他就捧出一瓶珍贵的法国廊酒。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笑着，不停地说着。伊泽特特别高兴。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喜欢哈钦森那样喜欢过一个人，他坚决要求他一旦有空就到吉所罗来。他们一定会盛宴招待。在谈话中，坎皮恩被伊泽特撇在了一边，伊泽特略微带着一点想制服坎皮恩的恶意，而哈钦森呢，出于羞涩，也就助成了他的目的；不一会儿，坎皮恩连打了好几个哈欠，于是表示自己想去睡觉了。哈钦森带他去了卧室，当他回来时，伊泽特对他说道：

“你还不太想睡吧？”

“才不想睡呢。我们再喝一杯吧。”

他们坐下来，又谈了起来。他们都有点儿醉了。过了一会儿，哈钦森告诉伊泽特，他跟一个马来姑娘住在一起，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事先吩咐过他们，只要坎皮恩在这里，他们就不许出现。

“我想她现在已经睡了，”哈钦森说着，朝门那边瞥了一眼，伊泽特知道那扇门通往他的房间，“可是我早上起床，还是很想看见那两个小家伙。”

正说着，他们听见一声轻微的哭闹，哈钦森随口说了句“呵呵，那个小屁蛋醒了”，随即走过去，打开了门。过了一会儿，他抱着一个孩子出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他在长新牙呢，”哈钦森说。“所以比较闹腾。”

那个女人穿着一条纱笼和一件薄薄的白色外套，光着脚。她很年轻，长着一双漂亮的黑色眼睛，伊泽特跟她说话时，她报以灿烂而可人的微笑。她坐了下来，点了一支烟。伊泽特问了她一些日常家居的问题，她都毫不掩饰地回答，但也并不很热情。哈钦森问她是否要喝一点威士忌加苏打水，她说不要。当这两个男人又开始用英语交谈起来时，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坐在椅子里轻微地摇着，脑子里充满了一些恬静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思想。

“这个姑娘不错，”哈钦森说道。“她照顾全家人，而且不惹麻烦。不过，生活在这种地方，也只能这么做了。”

“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伊泽特说道。“归根到底，人总是要结婚的，可是要结婚的话，就会引出一大堆麻烦。”

“可是有谁愿意嫁过来呢？让白种女人过这种生活真是太惨了。即使给我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也不会让一个白种女人在这儿生活。”

“当然，这是个人品味不同。我要是有孩子，我会让他们有一个白人母亲。”

哈钦森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臂里抱着的那个深色皮肤的小娃娃。他微微笑了笑。

“说起来也怪，你会喜欢上他们，”他说。“当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即使他们流的是黑人的血也好像没什么关系了。”

那个女人朝这个孩子看了一眼，站起身，表示她想把孩子带回屋去睡觉。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该进屋了，”哈钦森说。“天知道现在已经几点了。”

伊泽特回到自己的屋里，拉开了遮帘；那个一直跟随着他的男仆哈桑，在临走之前把遮帘拉上了。他吹灭了蜡烛，免得招来蚊子，随后在窗前坐下，遥望着温柔的天空。刚才喝的威士忌，使他神志异常清醒，而且此刻他也不想上床睡觉。他脱下帆布裤，换上纱笼，点上了一支方头雪茄烟。他已经失去了耐性。哈钦森竟然用那种慈爱的眼光看着那个混血儿，这使他感到愤怒。

“他们没有权利得到这一切，”他自言自语道。“他们绝对没有机会。永远没有。”

他若有所思地来回抚摸着自己裸露而带毛的双腿。他微微颤抖了一下。尽管他已经竭尽全力锻炼自己的小腿肚子，但他的双腿还是像芦柴棒似的。他讨厌自己的双腿。一想起它们，他就觉得不是滋味。它们就像是土著人的腿一般。当然，这两条腿比较适合穿高统靴。想当年他穿制服的时候，还是挺英俊的。他身材高挑而魁梧，身高超过六英尺，长着一绺整齐的黑髭须和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深色的眼睛漂亮而灵动。他长得好看，他自己也知道，而且他穿着得体：要显得自然就穿得随意一点，要显得正式就穿得山青水绿。他喜欢当兵，战争结束时没能留在部队里，至今还是他心头的痛。他的志向很简单。他希望能够年入两千，组织小型而精致的晚会，参加聚会，身穿制服。他向往伦敦。

当然，他的母亲住在伦敦，他的母亲限制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知道，要是他能实现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跟出身良好（有点儿钱）的姑娘订上婚，他的母亲会惊讶成什么样子。由于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好多年，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半部分，他又驻扎在偏远的马来诸州，伊泽特相当确信，在森布卢已经没有人知道他母亲的身世，但是他还是活得战战兢兢，生怕有人在伦敦遇上他母亲，会写信给这边的人说，他母亲是个混血儿。她曾经是个美人儿，当她嫁给伊泽特的父亲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个替政府办事的工程师；但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满头灰发、肥胖的老妇人，成天坐在家里，只知道抽烟。伊泽特在他父亲死的那年才十二岁，当时他就会说马来语，而且说得比英语还要流利。一个姑妈主动替他支付了他的教育费，于是他母亲伊泽特太太就陪着自己的儿子来到英国。她习惯住在带装修、有家具的公寓里，她的房间里到处都挂着富有东方特色的幕帘，摆放着马来人特有的银器。她总是跟东家合不来，因为她会把烟头扔得满地都是。伊泽特讨厌她的交友方式：她会有一段时间跟他们要好得像什么似的，过一段时间就跟他们断绝一切来往；她会在家里大吵大闹，然后离家出走。她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每天都要去一次电影院。在家里的时候，她披着一件陈旧而俗气的晨衣，可每当出门时，她儿子穿得衣冠楚楚的，而她却穿得花花绿绿的——那样子，噢，真叫邋遢——简直把她儿子的脸都丢尽了。伊泽特经常跟她吵架，她已经让他不耐烦了，而且为她感到羞耻；可在内心深处，伊泽特对她怀有一份温柔的深情；那几乎是他们之间的一根肉体的纽带，超乎一般母子之间常有的感情，所以尽管她的那些缺点令他愤怒，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跟她母亲在一起，他才会感到彻底的安心。

由于他父亲曾经在马来亚供职，加上他自己会说马来语（他母亲总是跟他说马来语），战争结束之后，他一时无事可做，于是想办法弄到个职位，为森布卢的苏丹效劳。他工作得很出色。他精于打猎，而且身体强壮，是个出色的打猎能手；在吉所罗他的别墅里，放着他在哈罗公学赢得的跑步和跳高比赛的奖杯，此后他还赢得过高尔夫和网球比赛的奖杯，他也一并放在那儿。由于他肚子里有一大堆笑话，朋友聚会总缺不了他这个角色，而他为人圆滑，什么事情都能摆得平。他原本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他生不逢时。他梦里都想要成为一个大众的宠儿，他有一个印象，而且此时此刻这个印象比往常更为强烈：他错过了成为大众宠儿的机会。他生怕在吉所罗那些平日里嘻嘻哈哈、称兄道弟的朋友会突然因为什么机缘，怀疑起他的身体里流着土著人的血。他深深地明白，一旦他们知道了真相会是什么结果。到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再说他是个快乐而友好的人，他们会说他太放肆，不懂规矩；他们会说他办事懒散、粗心，就像混血儿一样；要是他谈起跟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的事儿，他们会笑掉大牙的。噢，这太不公平了！那究竟有什么区别，他血管里那一滴土著人的血，就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可能在关键时刻，总是特别留意去发现那假想中的缺点。所有人都认为欧亚混血儿是不可靠的，他们迟早会令你失望；这一点他也知道，可现在他自问：人们总是觉得他们有缺点，或许他们就改掉那些缺点了呢。他们从来就没得到过机会，可怜的人哪！

一只雄鸡高亢地叫了起来。时间一定很晚了，他开始感觉到寒冷。他上了床。第二天早上，当哈桑把茶点给他端过来时，他的头痛得像裂开似的。他起床吃早点，但是他无法正面看着放在眼前的稀粥以及腌肉加鸡蛋。哈钦森也感觉不太舒服。

“我估计，我们是谈了一个通宵吧，”主人带着微笑说道，他想掩饰自己的一丝尴尬。

“我难受得要死，”伊泽特说道。

“我想，我就喝一些威士忌加苏打水，权当作早点吧，”哈钦森说。

伊泽特也没要什么别的东西，他看着坎皮恩带着健康的胃口吃着丰盛的食物，感到十分厌恶。坎皮恩跟他们开着玩笑。

“说真的，伊泽特，你的脸色不太好看呢，”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脸色呢。”

伊泽特脸红了。他那黑不溜秋的皮肤一直是他的敏感点。可他还是强迫自己快乐地大笑了一声。

“你知道，我有一个西班牙籍的外婆，”他回答说，“如果我头一天喝多了，这种颜色就会显露出来。我记得在哈罗公学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子打架，我踢了他，因为他叫我杂种混血儿。”

“你的皮肤确实有点儿黑，”哈钦森说道。“难道马来人就没问过你，你有没有土著人的血统吗？”

“问过，那些都是混账问题。”

一艘小船载着他们的装备一大早就出发了，它要在他们前面赶到河口，告诉“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的船长（如果他不巧提前到达的话），他们俩正在路上，马上就到。坎皮恩和伊泽特吃完午餐就得立刻动身，他们要赶在“涌潮”过去之前到达他们今晚过夜的地点。所谓“涌潮”是一种海潮，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它冲向陆地，造成一些河流里波涛汹涌，他们俩这次要驶过的河流正好要发生一次涌潮。哈钦森前一天晚上就提醒过他们俩，而坎皮恩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显得兴趣盎然。

“这是婆罗洲最美的景观之一。值得一看，”哈钦森说道。

他跟他们俩讲述了土著人如何期待这一刻的到来，然后乘着波涛，站在它的浪尖上，以惊人的速度朝河流的上游漂去。他自己就曾经体验过一次。

“我后来再也没试过，”他说。“我被吓破了胆。”

“我倒想试它一试，”伊泽特说道。

“虽然这事儿很刺激，但我想说的是，你乘坐的是一只一碰就碎的独木舟，你知道，如果掌舵的土著人没有把握好时机，你就会被抛进那汹涌的激流之中，你生还的几率是万分之一……不不，我并不认为那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渡过许多激流，”坎皮恩说道。

“激流算得了什么。等着瞧这次涌潮吧。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怕的事情。知道吗，每年都至少有十几个土著人淹死在那条河里？”

整个上午，他们基本上都在廊台上闲坐着；哈钦森带他们去参观了法院，然后有人送来了果子酒。他们喝了两三杯。伊泽特开始恢复常态，当午餐最后准备完毕之时，他发现自己胃口好起来了。哈钦森一直称道自己的马来咖喱特别好吃，当那些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端上桌子的时候，他们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哈钦森硬要他们多喝点酒。

“接下去你们什么也不用干，只需要睡觉。为什么不喝个痛快呢？”

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俩，他有些不忍心，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白人说过话了，能有这个机会真是太好了，所以他希望这顿饭能拖得长久一些。他劝他们多吃点儿。到了晚上，他们只能在连体农舍里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而且除了亚力酒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喝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坎皮恩提议了一两次说该动身了，可哈钦森正在兴头上，他向他担保说他们有的是时间，伊泽特也附和着，因为此时的他既开心又舒服。哈钦森让人去把那瓶珍贵的法国廊酒拿来。前一天晚上，他们在瓶口上开了个小洞；他们可以在临走之前把那瓶酒喝完。

最后，当他陪着他们俩走向河边的时候，他们都很兴奋，每个人的腿脚都有些不稳。在小船的中间部位，有一个用聂帕榈叶盖的遮棚，在遮棚底下，哈钦森早就铺好了一个坐垫。所有的船夫都是囚犯，他们刚从监狱里被押送出来，替白人划船，他们身穿破旧的纱笼，上面印着监狱的标记。他们手持船桨，等着他们上船。伊泽特和坎皮恩分别跟哈钦森握手道别，然后转身坐上了坐垫。船被推离了岸边。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浑浊的河流宽阔而平静，就像被打磨之后的铜器，在暑热之中闪闪发亮。在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河岸上绿树繁茂，枝叶纷披。他们俩都感到困乏，可是伊泽特呢，尽管那份沉重感已经慢慢地爬上他的身体，他还是想再抵抗一会儿，在这个抵抗的过程中，他多少发现有点儿好奇和有趣，于是他决定在抽完那支方头雪茄烟之前，不会让自己睡着。终于，烟头烧到了他的手指，他把烟头扔进了河里。

“我可要美美地睡上一觉了，”他说道。

“那么涌潮来了怎么办？”坎皮恩问道。

“哦，那个没问题。我们不必担心。”

他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而且声音很响。他感觉到四肢重得像铅一样。有那么一刻，他意识到困乏是一种美妙的感觉，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突然间，他被惊醒了，坎皮恩在摇着他的身体。

“我说，那是什么？”

“你在说什么？”

他的语气颇有些被人打扰的意思，因为他依然睡意正浓，尽管如此，他还是顺着坎皮恩的手势望了过去。他什么也没听见，但是在很远的地方，他看见两三个带白色浪尖的波涛，一个连着一个。他们并没有显得十分惊恐。

“哦，我想那就是涌潮吧。”

“我们该怎么办？”坎皮恩大声说道。

伊泽特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对于坎皮恩话音中的担心，他只报之以一笑。

“别担心。这些家伙会知道怎么做的。他们心里很明白该怎么做。不过我们的衣服会溅湿一点儿。”

正在他说话的时候，涌潮来到跟前了，来得很快，带着巨大的吼声，就像愤怒的大海发出的吼声一般，伊泽特发现，那浪头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猛得多。他讨厌那浪头的形状，他紧了紧皮带，以免船被打翻之后，他的裤子会掉落下来。一转眼工夫，浪头就向他们砸了下来。那是一堵高大的水墙，它好像在他们头顶上轰然倒下；那堵墙大概有十多英尺高，但它的尺寸只能用你的恐惧来衡量。很明显，没有一艘小船能够抵挡这么高的一堵水墙。第一个浪头向他们砸下来时，就让他们浑身湿了个透，小船也装了一半水，然后紧接着就是下一个浪头向他们冲过来。划船的人员开始惊呼不已。他们拼命地划着船桨，掌舵的人员高声叫唤着命令。但是在那种湍急的河流中，他们帮不了忙，他们很快就发现小船完全失去了控制，所有人都一下子惊惶失措。水势汹涌，把小船掀起来，船的侧面向上，小船立在涌潮的浪尖上，随着河水跌跌撞撞地向前漂去。这时，又一个巨浪向他们打来，小船开始下沉。伊泽特和坎皮恩从原先他们俩休息的、带有遮棚的地方爬了出来，突然，小船从他们的脚底下滑了下去，他们俩都掉进水里，开始挣扎起来。河水在他们周围奔腾着、咆哮着。伊泽特的第一反应就是朝岸边游去，但是他的男仆哈桑对他大声叫着，要他抓住小船。有一会儿，他们所有人都照着他的话做了。

“你还好吗？”坎皮恩对他叫道。

“很好，这个澡洗得真爽啊，”伊泽特说道。

他想象着，等涌潮到了河流的上游，巨浪就会过去，只消几分钟，由于他们在河流的下游，周围的河水又会恢复平静。可是他忘了，他们这时正处于浪尖之上，向前漂流而去。浪头接连地向他们砸了下来。他们紧紧地抓住船舷的边缘，以及用聂帕榈叶盖的遮棚底下的支架。接着，一个更大的巨浪打在小船上，小船翻了个身，盖在他们所有人的头上，这下子，他们都失去了抓握的物体；除了一个光滑的船底，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依附了。伊泽特的双手在滑溜溜的表面上无助地滑行。但是小船在继续翻滚，他拼着死命朝着船舷的方向用力一抓，结果只感觉到船舷从他的手中滑脱。小船继续翻滚，他终于抓住了遮棚的框架。小船还在翻滚，只是翻滚得比较缓慢，于是他再一次努力，看小船底部有什么东西可抓。小船很有规律地翻滚着、翻滚着。他想，这一定是由于他们所有人都抓着小船的一边，于是他试图让船夫游到小船的那边去。他无法让这些人理解自己的意思。所有人都在大叫，巨浪带着单调而愤怒的咆哮声向他们打过来。每一次小船翻滚着、盖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伊泽特都被压到水里，他只有抓住船舷或遮棚的框架，才能再次露出水面。这样的挣扎是可怕的。没一会儿，他就累得气喘吁吁，感觉到全身乏力了。他感觉到自己无法坚持很久，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此时此刻，他的疲乏已经使他不是很在乎眼前发生的事情。哈桑就在他的身边，他跟他说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冲向岸边，那距离也不过就是六十码，但是哈桑请求他不要那样做。他们依然在那些湍急而咆哮的巨浪之间向前漂流。小船在不停地翻滚，他们攀爬到小船的上面，就像笼子上的小松鼠。伊泽特吃了不少水。他感觉自己差不多完蛋了。哈桑没法帮助他，但是他在那儿，这是一种安慰，因为伊泽特知道，这个男仆生来就水性很好，游泳是一把好手。过了一两分钟，伊泽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小船开始底部朝下变得稳当，他可以抓牢船舷了。他终于能够正常呼吸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正在此时，由马来人操纵的两只独木舟，乘着涌潮飞快地从他们的身边驶过。他们呼叫着请求帮助，但是那些马来人别过脸，弃他们而去了。他们看见是白人，所以不想惹什么麻烦。那些人处于安全的境地而不愿出手相助，反而漠不关心地离去，看见这种场景，真令人痛苦。突然，小船又开始翻滚起来，它慢慢地翻滚着，于是那悲惨的、耗人体力的攀爬活动又开始了。这种事情是会让人失去耐性的。但是刚才那一小段时间的喘息，给了伊泽特力气，使他能够再搏斗得长久一点。可没多一会儿，他就发现自己又上气不接下气了，觉得自己的胸都要炸开了。他的力气都用尽了，这时候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气游到岸边。突然，他听见一声叫喊。

“伊泽特，伊泽特。救救我。救救我。”

那是坎皮恩的声音。那是一声痛苦的呻吟。那声音一直穿透到伊泽特的神经末梢。坎皮恩，坎皮恩，他去管那个坎皮恩干啥呢？一阵恐惧攫住了他，那是一种隐秘的、动物性的恐惧，这种恐惧给了他新的力量。他没有作出回应。

“帮我，快，快，”他对哈桑说道。

哈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一支船桨神奇地漂浮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他把船桨推到伊泽特手可以触及的地方。他把一只手放在伊泽特的胳膊底下，他们划着水，离开了小船。伊泽特的心在怦怦直跳，他感到呼吸困难。他感到既疲乏，又恐惧。浪头打在他的脸上。河岸似乎非常遥远，令人害怕难以抵达。他觉得自己根本游不到岸边。那男仆突然大声说，他可以触到底了，于是伊泽特伸下腿去试了试；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触到；他又拼命地划了几下，眼睛死盯着岸边，再试了一下，他感到自己的脚陷在厚厚的污泥之中。他暗自庆幸。他继续在污泥中挣扎着，河岸就在眼前，污黑的烂泥淹没到他的双膝；他往上爬着，拼命想挣脱这残忍的、令人痛苦的河水；当他爬到岸上，他发现一块小小的平地，周围长满了高高的茂密的杂草。他和哈桑两人重重地倒在上面，四肢张开地躺了一会儿，就像是死人一般。他们太累了，一动也不能动。他们俩从头到脚都粘满了污黑的烂泥。

但是没过一会儿，伊泽特的脑子就开始工作了，一阵巨大的悲恸袭上心头。坎皮恩被淹死了。这太可怕了。他不知道自己回到吉所罗之后该如何解释这场灾难。他们会责怪他的；当他看见涌潮来临的时候，他应该记得涌潮这回事儿，并且告诉掌舵的人及时靠岸，把小船系在岸边。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掌舵人的错，他了解这条河流；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要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呢？他凭什么认为有可能渡过那种可怕的激流呢？伊泽特一想到那湍急的潮水像一堵墙一样向他们倾倒下来，他的四肢就发抖。他必须找到他的尸体，把它运回吉所罗。他不知道其他船夫是否也有淹死的。他浑身乏力，无法动弹，但是哈桑站起身来，把自己纱笼上的水拧干；他去察看了一下河流，迅速回到伊泽特的身边。

“老爷，有一艘小船过来了。”

白茅草挡住了伊泽特的视线，他什么也看不见。

“大声叫他们过来，”他说。

哈桑一溜烟地不见了，他爬到一根伸到河面上方的树枝上；他大声叫着，挥着手。随后，伊泽特就听见有人说话。那是他的男仆与船主人之间匆匆的交谈，不一会儿，他的男仆就回来了。

“他们看见我们翻船的，老爷，”他说，“涌潮一过，他们就开船过来了。河对岸有一个连体农舍。如果你愿意到河的那边，他们就会给我们换上纱笼，还给我们吃的，我们可以睡在那儿。”

面对这奸诈而危险的河水，伊泽特一时间都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

“另一位老爷怎么样啦？”他问道。

“他们不清楚。”

“如果他被淹死了，他们必须找到他的尸体。”

“还有一艘船已经往上游去了。”

伊泽特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已经麻木了。哈桑的手臂搂着他的肩膀，搀扶他站立起来。他艰难地穿过茂密的杂草，走向河边，他在那里见到一只独木舟，里面坐着两个迪雅克人。河流已经恢复平静，正迟缓地流着；洪波巨浪已经过去，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一刻钟之前，在这么平静的河面上曾经是一片狂风暴雨的海洋。两个迪雅克人把刚才跟男仆说过的话再跟他说了一遍。伊泽特已经说不出话来。他觉得自己要是一开口，必定会哭得泪流满面。哈桑扶他上了船，迪雅克人开始向河岸对面划去。出于恐惧，他渴望有一支烟，但是他的烟和火柴都装在后裤兜里，现在全都浸湿了。这条河似乎宽得永远也渡不过去。夜色降临了，当他们抵达对岸时，天边已经亮起了几颗星星。他踏上河岸，两个迪雅克人中的一个把他带到连体农舍。但是哈桑却抓起他刚扔下的那支船桨，与另一个迪雅克人一起划着船，回河里去了。两三个男人和几个孩子过来看望伊泽特，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他爬上了连体农舍。他登上梯子，被带到专供年轻人睡觉的场所，不时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并作出兴奋的议论。人们匆忙地为他铺了几张藤席作为他的卧榻，他就重重地躺倒在上面。有人给他送来一坛子亚力酒，他喝了好久才喝完；这酒又涩又辣，喝完了嗓子里火辣辣的，但这酒给他的心里带来了温暖。他脱下衬衫和长裤，换上一条人家借给他的干爽的纱笼。偶然间，他瞥见一弯黄色的新月，新月朝上弓着身子，这给了他一种清新的、几乎是感官上的快乐。他忍不住想到，要是不巧，此刻自己很可能是随着潮水向上游漂去的一具尸体。此刻的月亮在他眼里，从来没有那么可爱过。他开始感觉到饥饿，于是提出要吃点米饭。一个女人走进一个房间去准备了。他这时体力已经恢复了许多，于是开始重新思考回到吉所罗之后该如何向人解释。没有人会过于责怪他，因为他当时睡着了；他的确没有喝醉，哈钦森可以替他作证，而且他怎么会料到那个掌舵的人竟然是个大混蛋呢？说到底就是倒霉。但是一想到坎皮恩，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终于，有人给他端上来一大盘米饭，正当他要开始吃饭时，一个人惊惶失措地跑了进来。

“那个老爷来了，”他大声说道。

“什么老爷？”

他跳了起来。门口只听见人声鼎沸，他向前跨出了一步。哈桑从黑压压的人群中快步向他走来，然后他听见一个人说话。

“伊泽特。你在吗？”

坎皮恩向他走来。

“哎呀，我们又见面了。感谢上帝，真是万幸啊，可不是吗？看来你已经把自己搞得挺舒服的了。哎哟，我要是有一杯酒就好了。”

湿漉漉的衣服粘着他的身体，他浑身都是泥巴，而且头发蓬乱。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

“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把我带到哪里来了。我打定主意，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在岸上。我还以为你淹死了呢。”

“这儿有一点亚力酒，”伊泽特说。

坎皮恩用嘴凑着坛子喝着，他把酒泼得到处都是，但还是继续喝着。

“爽啊，可是说真的，这酒厉害。”他看着伊泽特，咧嘴笑着，露出他那已经爆裂而且变色的牙齿。“我说，老伙计，看你的样子，你要是洗个澡会好很多。”

“我等一会儿再洗。”

“好吧，那我也等一会儿。叫他们给我弄条纱笼来。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没有等他回答。“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我能得救，完全是靠这里的两位运动好手。”他乐呵呵地朝两名迪雅克囚犯点着头，示意是他们两个人，那两个人，伊泽特依稀记得是他们原先船夫中的成员。“他们两人在我身边，一边一个，一直抓着那艘倒霉的小船不放，后来他们发现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再也挺不下去了。他们朝我做手势，表示我们可以冒险游到岸边去，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力气。天哪，我一辈子都没那么累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反正他们抓住了我们俩原先躺着休息的那只坐垫，把它卷成一个卷儿。他们真是运动好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我抛下，去救他们自己呢。他们把那卷东西给了我。我觉得那东西就是一个破烂的救生带，但我想到一句古话，说一个人快淹死时，捞着一根救命草，总比没有好。于是我抓着那个破东西，他们两人一边一个，把我拽到了岸上。”

坎皮恩绝处逢生，有了那次危险的经历，他变得异常兴奋，话也比往常更多了；但是伊泽特几乎没有听他说话。他又一次听见坎皮恩痛苦的呼救声，那声音非常真切，好像那些话语还在空中回响，他因为感到害怕而难受。他的神经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阵阵惊恐。坎皮恩还在说话，可他是否为了掩饰自己的想法才这样说话的呢？伊泽特仔细地察看那一双闪亮的蓝眼睛，希望能读出那一系列话语的背后真实的涵义。那里面是否流露出凶狠的一瞥，或者含有一点尖刻的讽刺？他是否知道，伊泽特曾经自顾逃命，将他抛弃，任凭命运之手加以处置？他在内心感到羞愧。但是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够做些什么呢？在那一时刻，所有人都会争先恐后，各自逃命的。但如果到了吉所罗，坎皮恩跟人家说，伊泽特把他抛弃了，人家会怎么议论呢？他应该留在他身边陪着他，此时此刻，他真心希望自己当时真的留在他的身边，但是，但是另一个想法占了上风，他做不到。有谁能责怪他呢？没有人，只要他见识过那奔腾汹涌的激流，就不能责怪他。啊，那一片河水，那种疲惫感，简直可以让人哭出来！

“如果你跟我一样感到饿了，不妨就这盘米饭好好地吃上一顿吧，”他说。

坎皮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但是伊泽特只吃了一两口，就感到自己没了胃口。坎皮恩不停地在说话。伊泽特将信将疑地听着。他觉得自己必须警惕，所以他饭没怎么吃，但亚力酒倒喝了不少。他开始感到有点儿醉了。

“我回到吉所罗，一定会被骂得臭死的，”他怯生生地说道。

“那是为什么？”

“我是被派来照顾你的。他们会觉得我很笨，以致于弄得你差点淹死。”

“那不是你的错呀。那是那个掌舵的大笨蛋的错。再说啦，我们不都活得好好的嘛，这才是重要的呢。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死过一次了。当时我大声地叫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

“没有，我什么也没听见。那时候声音那么嘈杂，不是吗？”

“也许你当时就已经离开了。我不是很清楚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伊泽特警觉地望着他。是不是由于他的幻觉，发现坎皮恩的眼神中有些异样？

“当时真是一片混乱，”他说。“我累得筋疲力尽。我的男仆扔给我一支船桨。他向我保证说你一切都很好。他告诉我说，你已经上岸了。”

那支船桨！他应该把那支船桨让给坎皮恩，并且告诉哈桑去救他，因为哈桑是个游泳能手。这一次，会不会又是他的幻觉，发现坎皮恩朝他迅速地投来一个搜寻的眼神？

“真希望我当时能帮上你更多的忙，”伊泽特说。

“哦，我敢肯定，你当时照顾自己都应付不过来呢，”坎皮恩回答说。

头人给他们俩带来了几杯亚力酒，他们俩尽兴地喝了。伊泽特的头开始晕眩，于是提议他们俩都睡上一觉。床都替他们俩铺好了，还挂好了蚊帐。明天一大早，他们俩就要沿着河流，完成他们剩下的行程。坎皮恩的床就在他的床边，没一会儿，他就听见他开始打鼾了。他一躺下就立刻睡着了。那天晚上，连体农舍的年轻人和充当那艘小船船夫的囚犯们聊到很晚才睡。这时，伊泽特的头开始疼得厉害，而且他无法思考。破晓时，当哈桑把他唤醒时，他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有睡着过。他们的衣裤都已经洗净、晾干，但是当他们走在通往河边的小径上时，衣裤还是湿漉漉的。普拉胡帆船正在河边等着他们。他们轻松地划着船。清晨是可爱的，河面开阔而平静，河水在晨曦中熠熠发光。

“感谢上天，活着真好啊，”坎皮恩说道。

他很邋遢，而且胡子拉碴的。他作着深呼吸，嘴巴半张着，撇向一边，而且龇着牙笑着。你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呼吸这件事情感觉特别美好。面对着蓝天、阳光和青翠的树木，他感到愉快。伊泽特恨他。他可以确定，这个早上，他的举止行为有异于往常。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想过要请求他的宽恕。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小市民，但他已经感到后悔，他愿意尽一切努力重新获得一次机会。可这事儿，要是换了别人，也会像他那样做的。如果坎皮恩把他告发了，他就完蛋了。他再也不能住在森布卢了；在婆罗洲，在海峡殖民地，他将名声扫地。如果他向坎皮恩忏悔，他自然是可以让坎皮恩保证守口如瓶的。但是他会信守诺言吗？他瞥了他一眼，一个狡猾的矮个子：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信得过呢？伊泽特想起自己前一天晚上说过的话。当然，那些话都不是真的，但是谁又会知道呢？退一万步说，谁能证明他当时不是真心实意地以为坎皮恩已经脱险了呢？不论坎皮恩说什么，那都不过是他个人指责伊泽特的话；他可以笑笑，耸耸肩，说坎皮恩丧失了理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况且，还不能确定坎皮恩是否相信了他编的故事呢；在那个可怕的生死关头，他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忍不住想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但又怕旧话重提，会引起坎皮恩的怀疑。他必须三缄其口。这是他安全自保的唯一机会。当他们抵达吉所罗时，他可以抢先说出他的那个故事版本。

“现在要是还有一支烟抽的话，”坎皮恩说，“我就是彻底的幸福了。”

“到了轮船上，我们应该能够抽上几根劣质香烟吧。”

坎皮恩浅浅地一笑。

“人类是很不理性的动物，”他说。“起初，我觉得自己能活着，已经很高兴了，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可是现在呢，我开始对丢失了我的笔记，我的照片，我的剃须用具而感到遗憾。”

这个想法，伊泽特早就形成了，它潜伏在他意识的背后，前一天晚上，他一直拒绝这个想法进入他的意识。

“我向上帝祷告，他要淹死该多好。那样，我就安全了。”

“船就在那儿呢，”坎皮恩突然叫了起来。

伊泽特环顾四周。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口，“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在等着他们。伊泽特的心一沉：他忘了这艘船上有一个英国船长，他一定会知道他们的冒险经历。坎皮恩会怎么说呢？船长的名字叫布雷登，伊泽特经常在吉所罗遇见他。他为人直率，长着一绺黑髭须，举止轻松活泼。

“快来吧，”他们划着船过去时，他向他们喊道，“我从天一亮就等你们到现在啦。”但当他们登上轮船之后，他的脸色一沉。“哦嗬，你们怎么啦？”

“给我们一点喝的，你会听到整个故事的，”坎皮恩说道，咧着嘴奸佞地笑着。

“跟我来。”

他们坐在遮棚底下。桌子上放着几个杯子、一瓶威士忌加苏打水。船长下达了命令，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在一片轰隆声中启航了。

“我们遭遇到涌潮了，”伊泽特说道。

他觉得自己必须说些什么。虽然喝了酒，但他的嘴还是干燥得厉害。

“是吗？老天爷！你们没有淹死，真是命大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虽然他是对着伊泽特说话，因为他认识他，但是回答的人却是坎皮恩。他讲述了整个事件，非常准确，而伊泽特则紧张而专注地听着。坎皮恩讲到故事前半部分的时候用的是复数人称，但是讲到他们掉进水里的时候，却改用单数人称了。起先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现在却是他自己怎么样了。他把伊泽特撇在了一边。伊泽特不知道自己应该放心呢还是应该小心。他为什么不再提到他了呢？是因为在那个生死关头，他只是想到了自己，还是——他已经知道了？

“那么你怎么样呢？”船长布雷登说着，把脸转向了伊泽特。

伊泽特正想回答，坎皮恩又说话了。

“我一直以为他已经被淹死了，直到我来到河的对岸。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我想他大概连自己也不知道吧。”

“当时我眼睛一眨就过去了，”伊泽特大笑着说道。

坎皮恩为什么说那些？他无意中碰见了他的眼神。现在他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愉悦的神情。他无法确定真相，这太可怕了。他感到惊恐。他感到羞愧。他怀疑自己可能无法控制现在或以后的谈话，以至于到了吉所罗，他要去询问坎皮恩自己讲述的是不是同一个故事。故事里没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可即使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儿，坎皮恩还是知道的。他差点儿把他害死了。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们俩能够活着，算是命大的，”船长说。

船到吉所罗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当他们沿着森布卢河行驶的时候，伊泽特忧心忡忡地望着河的两岸。河岸上是被流水冲刷后的海榄雌和聂帕榈，身后是茂密而葱绿的丛林；在果树当中，鳞次栉比的，到处都是马来人的屋舍。他们靠岸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警官戈林走上船来，跟他们握了握手。当时他正住在那间别墅里，早在他着手准备会见那些土著乘客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他们会发现还有一个名叫波特的人也住在那里。他们所有人都会在吃晚饭的时候会面。男仆们负责去照管他们的装备，坎皮恩和伊泽特则出去散步了。他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到了八点半，四个人在公共休息室里一边会面，一边喝着果子酒。

“我说啊，这个布雷登跟我说你们差点淹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戈林一边走进来，一边说道。

伊泽特感到自己脸上发烧，但是他还没有开口，坎皮恩就插进来说话；伊泽特似乎肯定地认为，他说话的目的是想提供他所选择的故事版本。他因羞愧而焦躁不安。可是，没有一句话是贬损他的，也没有一个词提到他；他不知道那两个听故事的人——戈林和波特，发现他被撇在一边，是否会感觉奇怪。当坎皮恩接着讲故事的时候，他急切地望着他；他讲故事的方式挺幽默；他并不掩饰他们当时的危险境遇，但他是以玩笑的口吻讲述的，所以两个听故事的人一边听一边大笑，笑他们当时所处的窘境。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好笑，”坎皮恩说，“就是当我被救到岸边时，我浑身漆黑，从头到脚都是烂泥。我觉得我真的应该跳进河里去洗一个澡，但是你知道，我当时已经在那条要命的河里挣扎得太久，所以我对自己说：不，看在上帝的分上，就让我肮脏好啦。直到我走进那间连体农舍，看见伊泽特跟我一样浑身漆黑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感受也跟我的一样。”

他们笑着，伊泽特也强迫自己一起笑着。他注意到，坎皮恩在讲故事时所用的词语，和他跟“苏丹艾哈迈德”号轮船的船长讲故事时所用的词语完全一样。那只有一种解释；他知道真相，他知道一切，并且早就策划好了该怎样讲述这个故事。坎皮恩在陈述事实的同时，故意把那些肯定会败坏伊泽特名声的部分省略掉，他的手腕是恶毒的。但是他为什么留着一手呢？对于一个在他的生死关头冷酷地抛弃他的人，竟然不感到轻蔑和愤怒，这并不像是他的为人。突然，一个灵感闪过脑际，伊泽特明白了：他留着真相，是要告诉驻地长官威利斯。一想到要去面见威利斯，伊泽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可以抵赖，但是他的抵赖有用吗？威利斯可不是傻瓜，他可以去质问哈桑；哈桑难保一定不会说出真相；哈桑会告发他的。那样的话他就死定了。威利斯会向他建议，他最好回英国老家去。

他头痛得就像裂开似的，吃过晚饭之后，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想一个人呆着，那样可以构思一个行动计划。一会儿，他就有了一个想法，那想法使他浑身一阵热一阵冷的：他知道，他一直防范了这么久的秘密，其实是一个世人皆知的秘密。他突然间对这一点确信无疑。为什么他会有那双明亮的眼睛，有那身黝黑的皮肤？为什么他那么轻易地会说马来语，那么快就学会了迪雅克语？他们当然知道。还自以为他们会相信自己编的故事，什么西班牙籍的外婆，真是太傻了！当他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在暗自发笑，他们在背地里一定把他叫做黑鬼。这时，还有一个想法在折磨着他，他问自己，是不是他血管里流着的那一滴肮脏的土著人的血，使他在听见坎皮恩呼救的时候丧失了勇气。毕竟来说，在那种时候，任何人都会惊惶失措；平心而论，为什么他就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营救一个他并不怜爱的人的生命呢？那是荒唐的。可是在吉所罗，他们当然认为只有那样做才是对的；他们是不会体谅的。

最后他还是上床了，但是在他翻来覆去折腾了天知道有多长时间，终于睡着了之后，他被一个噩梦惊醒了；他好像又掉进了那汹涌的潮水之中，小船在不停地翻滚着，翻滚着；然后就是拼命去抓那船舷时的挣扎，船舷从他的手中滑脱时的痛苦，还有奔腾着没过他头顶的河水。天亮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唯一的机会就是去面见威利斯，抢先说出他的故事版本；他仔细推敲他将要说的话，拣选他将要使用的确切词语。

他很早就起身，为了避免见到坎皮恩，他没吃早饭就出门了。他沿着大路走着，直到他知道驻地长官应该已经在办公室的时候，他才又走了回来。他报上自己的姓名，随后由人陪着走进威利斯的房间。威利斯略微有些上了年纪，头发灰白而稀疏，脸长长的，而且泛黄。

“看见你能够安全地回来，我很是高兴，”他跟伊泽特握着手说道。“听说你差点淹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伊泽特穿戴着干净的帆布裤和一尘不染的遮阳帽，是一个整洁的男人。他的一头黑发梳得整整齐齐，一绺髭须也经过修剪。他的外表端正，俨然一副士兵的样子。

“我觉得我最好过来立即跟您说一下情况，长官，因为您吩咐过，让我照顾坎皮恩的。”

“有话就直说吧。”

伊泽特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当时的危险情况。他想让威利斯觉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要是他们出发得早一点，就不会发生翻船的事儿。

“我催过坎皮恩，让他早点走，但是他已经喝了两三杯了，其实，他不想走。”

“他喝醉了吗？”

“这个我不知道，”伊泽特和善地微笑着。“我应该说，他绝对清醒。”

他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他用婉转的方法暗示，坎皮恩有点儿丧失了理智。当然，对于一个不太会游泳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伊泽特，一直关心坎皮恩胜过关心他自己；他知道唯一的机会就是保持冷静，就在他们翻船的时候，他发现坎皮恩在大呼小叫。

“你不能就这件事情责怪他，”驻地长官说道。

“当然，我尽我所能，做了我能为他做的一切，长官，但事实上，我帮不上什么大忙。”

“行啦，关键是你们俩都逃出来了。要是他淹死了，我们所有人都会有麻烦的。”

“我觉得在您见坎皮恩之前，我最好先过来跟您说一下情况，长官。我猜想他很有可能会乱讲一气的。把事情夸大是不对的。”

“总体上来说，你们俩的说法还挺吻合的，”威利斯说，微微一笑。

伊泽特茫然地望着他。

“你今天早上没见到坎皮恩吗？我听戈林说发生了一些麻烦。昨天晚上吃过晚饭，我离开‘屯堡’回家时路过你们那儿。我看了一下，你已经上床睡觉了。”

伊泽特感到浑身战栗，他使出很大的劲儿，想保持镇定。

“顺便问一句，是你先逃出来的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长官。您想啊，当时乱成了一团呢。”

“如果你比他早到岸上，那就肯定是你先逃出来的。”

“我猜是这样的。”

“好啦，谢谢你来告诉我，”威利斯说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时，把几本书撞翻到了地板上。书掉下来的时候，突然发出砰的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使伊泽特极为震惊，他倒抽了一口冷气。驻地长官很快地瞥了他一眼。

“我说啊，你现在的精神状态真够呛的。”

伊泽特战栗着，无法自控。

“我很抱歉，长官，”他喃喃地说道。

“我估计你们都受了惊吓。你最好这几天好好地休息一下。你可以去找医生，让他给你开点药。”

“我昨晚没有睡好。”

驻地长官点着头，似乎表示理解。伊泽特离开了房间，当他出门时，他的一个熟人停下脚步，为他大难不死而表示祝贺。他们都知道了。他向别墅的方向往回走。他一边走着，一边心里重复着刚才跟驻地长官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真的和坎皮恩讲的一模一样吗？他毫不怀疑，驻地长官已经听坎皮恩讲过这个故事了。他昨天那么早就上床睡觉，真是太傻了！他绝不应该让坎皮恩逃出他的视线。为什么驻地长官只是听着，而不告诉他已经知道这一切了呢？这时，伊泽特责骂自己刚才不该暗示说坎皮恩喝醉、丧失了理智。他说那些是想败坏他的名声，但他这时明白了那样做是愚蠢的。而且为什么威利斯提到是他先逃出来的呢？也许他也是留着一手；也许他会进行调查的；威利斯这个人是很鬼的。可是坎皮恩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必须知道；无论以什么代价，他都必须知道。伊泽特心潮起伏，他觉得自己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了，但是他必须保持平静。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被猎杀的动物。他不相信威利斯会喜欢他；有一两次在办公室里，他责怪他不够仔细；也许他只是在等待，直到他了解了所有真相。伊泽特几乎疯狂了。

他走进别墅，在那里，坎皮恩正伸直了两腿，坐在一张长椅上。他在读报，那些报纸是他们在丛林里、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送来的。看着这个矮小、肮脏的男人，伊泽特感觉到一阵隐隐的仇恨涌上心头，就是这个男人把他牢牢地握在手心里。

“你好啊，”坎皮恩抬起头来说道。“你到哪儿去啦？”

在伊泽特看来，他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嘲笑和讽刺。他攥紧了拳头，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你跟威利斯到底是怎么说我的？”他唐突地问道。

他提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而且语气十分粗鲁，坎皮恩略带诧异地瞥了他一眼。

“我觉得我没怎么说你呀。怎么啦？”

“他昨天晚上来过了。”

伊泽特急切地望着他。他愤怒地皱起眉头，双眉凝结在一起，试图看透坎皮恩的想法。

“我跟他说你头痛，上床睡觉了。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不幸遭遇。”

“我刚去见过他。”

伊泽特在宽敞而阴凉的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虽然时间还早，但是太阳已经很热，而且刺眼。他感觉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感到愤怒，但找不到理由；他可以掐住坎皮恩的喉咙，把他勒死，但是由于他不知道在跟谁斗争，他自觉软弱无力。他感到疲乏、难受，他的神经在震颤。突然，刚才给他以力量的那股怒火退却下去，他的心里充满了沮丧。在他血管里流着的似乎不是血，而是水；他的心沉甸甸的，他的双膝似乎无法再支撑他的身体。他觉得，如果他不克制自己，就会哭出声来。他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你去死吧，我对天发誓，我但愿自己从来就没见过你，”他大声说道，一副可怜样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坎皮恩问道，他感到震惊。

“噢，别装了。我们都装了两天了，我感觉烦透了。”他的调门升高了，声音变得尖厉，它从那个强壮的男人嘴里发出来，很是异样。“我感觉烦透了。我的确是自顾逃命了。你呼救的时候，我没去救你。我知道自己是个孬种。可是我挺不住啊。”

坎皮恩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来。

“你在说些什么哪？”

他那惊讶的语气是真心实意的，这反倒让伊泽特非常吃惊了。一阵寒慄穿过他的脊梁骨。

“你在呼救的时候，我害怕得要死。我正好抓到一支船桨，于是就叫哈桑帮助我逃跑了。”

“你那样做是再明智不过的呀。”

“我挺不住。我什么事也做不了。”

“当然做不了。当时我那样子呼救真是傻透了。那是在浪费气力，我那时候需要的就是气力。”

“你是说，你不知道？”

“当那两个人把坐垫交给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还抓着船呢。我脑子里在想，我是比你先逃出来的。”

伊泽特双手扶着头，发出一声绝望而嘶哑的惨叫。“我的天哪，我真是个大笨蛋！”

他们两人站在那儿，互相对望了一会儿。那寂静似乎是永恒的。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伊泽特最后问道。

“噢，我亲爱的伙计，别担心。我也经常会怕得要死，哪有工夫去责怪别人表现得胆儿小呢。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好的，但是你知道。”

“我向你保证，你可以信任我。另外，我在这儿的工作也做完了，马上就要回去了。我要去赶下一班开往新加坡的轮船。”坎皮恩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对着伊泽特看了一会儿。“我只有一件事情想求你：我在这儿交了不少朋友，我对一两件事情有点儿敏感；你跟别人说起我们那个翻船的故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他们提起我那些傻乎乎的举动，那样的话，我会万分感激。我不想让这里的人认为我当时丧失了理智。”

伊泽特暗自感到羞愧。他回想起自己跟驻地长官说过的话。这情形，就好像坎皮恩一直都在他的背后偷听他说话一样。他清了清嗓门。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以为我会做那种事情的。”

坎皮恩带着一副和善的样子，咯咯地笑着，他的蓝眼睛里充满了愉悦的神情。

“因为胆怯，”他回答道，然后，他咧嘴笑着，露出他那已经爆裂而且变色的牙齿：“抽一支雪茄吧，小伙子。”

信

窗外的码头上，太阳火辣辣的。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私人轿车和出租车，在拥挤的大街上川流不息，所有的司机都在摁着喇叭；人力车夫在人群中灵活地穿梭，气喘吁吁的劳工们互相喊着号子，借以调整呼吸；苦力们扛着沉重的大包，侧着身子用飞快的碎步向前奔跑，嘴里还大喊着要行人让道；流动的小商贩们叫卖着自己的小玩艺儿。新加坡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各种肤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黑皮肤的泰米尔人、黄皮肤的华人、棕色皮肤的马来人，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孟加拉人，他们用吵闹的声调互相打着招呼。但是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三位律师开设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却显得凉爽而宜人；跟阳光灿烂、尘土飞扬的大街相比，这里显得昏暗，大街上是永无休止的嘈杂声，而这里却是一片舒适和宁静的气氛。乔伊斯先生坐在他自己办公室的写字台前，一台电风扇正对着他使劲地吹着。他仰靠着椅背，两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长长的书架上已经翻烂的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壁橱顶上放置着几个涂过漆的方形铁皮盒子，盒子上写着各个诉讼委托人的姓名。

有人敲门。

“进来。”

一个身穿整洁的白色帆布裤的华人职员开了门。

“克罗斯比先生来了，先生。”

他的英文说得很漂亮，每个词的发音都很准确。乔伊斯先生经常对他能掌握这么大的词汇量而感到惊讶。他叫黄志成，广东人，曾在格雷律师学院学习法律。为了将来自己独立开业，他正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做为期一两年的见习生。

“带他进来吧，”乔伊斯先生说。

乔伊斯先生站起来和客人握手，然后请他坐下。他站起来时，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乔伊斯先生的脸依然在遮荫里。他生性沉默寡言，这时，他盯着罗伯特·克罗斯比看了好久，没有说话。克罗斯比身材高大，有六英尺多高，肩膀稍宽，肌肉发达。他是个种植园主，常常在种植园里徒步行走，借以锻炼身体；干完一天的活之后，他还要打网球，借以放松筋骨。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那双毛茸茸的手，还有那双装在笨重的靴子里的脚，都是硕大的；乔伊斯先生心想，这只巨大的拳头抡出去，可以轻易地把弱小的泰米尔人置于死地。但是他那双蓝眼睛里却没有一丝凶相；它们充满了信任和温柔；他的脸庞宽大，其貌不扬，但却显得开放、坦率而真诚。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脸色非常沮丧，一副瘦削、憔悴的样子。

“看来你这两个晚上没有睡好啊，”乔伊斯先生说。

“是的，没睡好。”

这时，乔伊斯先生注意到了那顶宽边双檐的旧毡帽，它是克罗斯比刚放在桌子上的，然后他的眼光移到了他的卡其布短裤，短裤底下露出了毛茸茸的红色大腿，他那条领口敞开的网球衫，没有配领带，然后是那条卷起了袖子、脏兮兮的卡其布外套。他这副样子活像是在橡胶林中长途跋涉之后刚刚钻出来。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下眉头。

“要知道，你必须打起精神。你必须保持冷静。”

“哦，我还好。”

“今天见过你的妻子吗？”

“没有，今天下午就去看她。你也知道，他们竟然逮捕了她，真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我想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乔伊斯先生平静、柔和地回答道。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让她保释出来。”

“案情很严重呢。”

“真他妈的见鬼！她只是做了任何一个良家妇女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情，不过她们十之八九没有她的胆量罢了。莱斯莉是世上最善良的女人，连一只苍蝇也不忍心打死呀。老兄，我真倒霉啊！我跟她结婚十二年了，难道还不了解她吗？上帝啊！假如那个男人落到我手里，我非要拧断他的脖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他。换了你也不会饶了他。”

“我亲爱的伙计，大家都同情你。谁也不为哈蒙德辩护。我们打算救她出来。我想，不论陪审团还是法官，他们一定会在对她宣判无罪之后才肯离开法庭的。”

“这完全是一幕闹剧，”克罗斯比气急败坏地说。“首先，她本来就不该被捕；还有，那可怜的女人吃尽了苦头，还要让她经受审判的折磨，这太可怕了。我到新加坡以来碰到过的男人或女人，没有谁不对我说莱斯莉那样做是合理的。居然把她关在监狱里几个星期，我觉得太可怕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不管怎么说，她承认自己杀了那个男人。这很棘手。我对你们夫妇俩深表同情。”

“我算不了什么啦，”克罗斯比插了一句。

“但事实是她已经杀了人，在文明社会里，审判是不能避免的。”

“除掉一个无赖恶棍也算杀人吗？她枪杀他，正如杀死一条疯狗。”

乔伊斯先生又仰靠在椅背上，两手的指尖再次互相顶在一起，像是搭起了一个屋顶框架。他沉吟片刻。

“有一点使我稍微有些担心，”他终于开口说道，语气平和，一双褐色的眼睛冷静地盯着他的诉讼委托人。“如果这一点我不告诉你，作为你的法律顾问，我就不够称职。如果你的妻子朝哈蒙德只开一枪，整个案件的处理就会顺利得多。不幸的是，她开了六枪。”

“她的解释十分简单。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样做的。”

“或许如此，”乔伊斯先生说。“当然，我认为她的解释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是回避事实也没有好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样总是有好处的。我不能否认，要是我现在是代理王国政府来起诉的话，我会特别对这一点提出质疑。”

“我亲爱的伙计，只有白痴才会那样做。”

乔伊斯先生向罗伯特·克罗斯比瞪了一眼。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克罗斯比是个好人，但不够聪明。

“或许这个问题不很重要，”律师回答说，“但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不用等很长时间的，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建议你跟你妻子离开这儿，到其他地方去旅游一次，把这一切都忘掉。尽管我们可以断定她会无罪释放，但这种审判还是很费神的，你们两位到时候都需要休息。”

直到这时，克罗斯比的脸上才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部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你忘记了他那副凶相，看到的只是他那美好的心灵。

“我觉得我比莱斯莉更需要休息。她居然挺过来了，那太神奇了。说真的，你的委托人可是一个勇敢的小女人呀。”

“不错，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律师说。“我怎么也没料到，她竟然有那种定力。”

作为克罗斯比太太的辩护律师，乔伊斯先生在她被捕后必须跟她有多次会面。尽管能做的一切都做了，千方百计让她感觉轻松，但事实上，她身陷囹圄，因涉嫌杀人而等待着开庭审判，即使她吓得六神无主，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这场考验面前，她似乎有能力保持镇静。她读了很多书，尽一切可能地锻炼身体，同时，经主管人员批准，她把绣枕套花边作为一种娱乐，用以消磨漫长的时光。乔伊斯先生上次去看她时，她穿得很整洁，上身穿着凉爽、清新、轻便的外衣，头发已精心梳理过，指甲也修剪过。她的举止非常得体。她甚至还能拿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开几句玩笑。谈到自己遭遇的不幸，她似乎有点儿漫不经心，这使得乔伊斯先生不禁想到，只有像她那样具有良好的出身和教养，才不至于在这种显然严肃的环境中发现某些事情其实有点儿荒唐。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想到，她居然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乔伊斯先生跟她的交往，时断时续的也有好多年了。莱斯莉每次来到新加坡，都要跟乔伊斯夫妇一起吃饭。有一两次，她甚至和乔伊斯夫妇在他们的海滨别墅里共度周末。乔伊斯先生的妻子曾经在莱斯莉的种植园里住过十几天，并在那里见过杰弗里·哈蒙德好几次。他们两对夫妇的关系虽然谈不上是密友，但也称得上是好友了，正因为如此，罗伯特·克罗斯比在发生灾祸之后，立刻赶到新加坡，恳求乔伊斯先生亲自为他那不幸的妻子作辩护律师。

莱斯莉讲的事件经过，跟乔伊斯先生第一次去看她时所讲的一样，连细节都没有改动。在案发之后几个小时，她冷静地讲述了事件经过，现在她依然这样讲述了一遍。她叙述连贯，语调平稳，只有在讲到一两个细节时两颊泛起一点红晕，有一点儿思路混乱的迹象。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她刚三十出头，体质柔弱，身材高矮适中，虽然谈不上漂亮，但也称得上有几分姿色。她的手腕和脚踝都很纤细；她极其瘦弱，手臂上白皙的皮肤下面，骨头依稀可见，蓝色的静脉显露。她的脸色苍白，略微泛黄，嘴唇不见血色。她的眼睛的颜色不很明显。她有一头浓密的淡褐色头发，略微有些自然卷儿；只要稍加修剪，她的头发就很漂亮，但是你很难想象克罗斯比太太会刻意地采用那种办法。她是个安静、可爱、谦逊的女人。她的风度优雅，要是说她不曾受到人们的关注，那是因为她有些羞怯。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种植园主的生活是孤独的，在她自己的家里，跟自己熟悉的人相处，虽然漂亮，也只能孤芳自赏。乔伊斯太太在她那里住了十几天，回来之后她跟丈夫说，莱斯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她说，她的内心还远远没有被人理解；你跟她熟识了之后，就会发现她的知识是那么渊博，她的性情是那么宜人。

像她那样的女人，是绝不会犯谋杀罪的。

乔伊斯先生对罗伯特·克罗斯比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把他打发走了，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卷宗。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对整个案情的每个细节都已了如指掌。这个案件在当时是一个轰动事件，从新加坡到槟榔屿，整个半岛，不论在俱乐部里还是在餐桌上，大家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克罗斯比太太提供的事实很简单。当时，她丈夫去新加坡出差，晚上她独自一人在家。很晚的时候，九点差一刻，她独自一人吃了晚饭，饭后坐在起居室里绣花边。起居室的门对着廊台敞开着。孟加拉式平房里没有别人，仆人们已经回到后院他们的住处歇息去了。突然，花园的石子路上传来了脚步声，她感到奇怪，那是穿着靴子的声音，说明他是个白人，而不是土著居民，她也没有听到汽车马达声；她想不出这么晚，还会有谁来看她。那个人踏上孟加拉式平房的台阶，走过廊台，来到她坐着的起居室门前。一时间，她没有认出那个人是谁。她坐在一盏带有灯罩的灯旁，他站在那儿，背对着黑暗。

“我可以进来吗？”

她甚至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

“你是谁？”她问。

她绣花边的时候戴着眼镜，说话时，她把眼镜摘了下来。

“杰夫·哈蒙德。”

“当然啦。进来喝点东西吧。”

她站起身，跟他热情地握手。他的拜访使她有点儿吃惊，因为虽说他是他们的邻居，但不论是她还是罗伯特跟他的来往都不算密切，而且她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他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主，离开她家几乎有八英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他挑选这么晚的时候来看望他们。

“罗伯特不在家，”她说。“他到新加坡去了，今晚回不来。”

也许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深夜来访作个解释，于是说道：

“很抱歉。今天晚上我感到很寂寞，所以想过来看望你们。”

“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没听见有汽车的声音呀。”

“我把汽车停在公路上，我以为你们俩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种植园主黎明即起，检查工人的出勤情况，所以他喜欢吃过晚饭就睡觉。案发后的第二天，哈蒙德的汽车确实在离她家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被人发现了。

由于罗伯特不在家，家里没有威士忌和苏打水。考虑到男仆可能睡着了，莱斯莉没去叫醒他，而是自己去拿了。她的客人为自己调制了一杯，然后在烟斗里装上了烟。

在这个殖民地，杰夫·哈蒙德有一大批朋友。他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大战爆发时，他是第一批奔赴战场的志愿军，而且表现得相当出色。两年后，他膝盖受伤，不再适合军旅生活，于是就退伍了，佩戴着“杰出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来到马来联邦州。在这个殖民地，他是最优秀的台球选手之一。他跳舞跳得十分漂亮，网球也打得很出色，虽然现在跳舞是不行了，加上膝盖不灵活，网球也打得不如从前，但他善于交际，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有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和一头漂亮拳曲的黑发。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早就说过，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贪恋女色。这次灾祸发生之后，那些人频频摇头，说他们早就料到他会在这上面栽跟头。

这时，他跟莱斯莉谈起一些当地新闻，新加坡即将举行的赛马会啦，橡胶的价格啦，以及最近有一只老虎经常在附近出没，他差一点儿把它打死。莱斯莉正在担心手头绣的花边不能在预定的日子完成，因为她想把它寄回国去给母亲做生日礼物，于是她又戴上眼镜，把放着枕头的小桌子往自己的椅子跟前挪了一下。

“你要是不戴这种牛角边框的眼镜就好了！”他说。“我搞不懂，一个美女干吗要竭力把自己往平庸里打扮呢。”

他这话让她感觉有点儿意外。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过话。她觉得还是不要理会它比较好。

“要知道，我可从来不会装模作样，要当个什么美女，如果你问我，我会明白地告诉你，不管你觉得我是漂亮也好、平庸也好，我都无所谓。”

“我认为你不平庸。我认为你极其漂亮。”

“你真会说话，”她话里带刺地说。“如果你真那么想，我只会觉得你眼光不行。”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坐到她身边的那张椅子上。

“你大概不会否认，你这双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吧？”他说。

他做了个动作，像是要去握她的一只手。她轻轻地打了他一下。

“别干傻事。坐回你原来的位子，好好说话，不然我就下逐客令了。”

他仍然坐着没动。

“难道你不知道我非常爱你吗？”他说。

她依然保持着冷静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即使是真的，我也不希望你说出来。”

他的话使她暗暗吃惊，因为他们认识七年来，他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特别的关注。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们倒是经常见面；有一次他病了，罗伯特还开车把他接到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来。他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星期。但是他们双方的兴趣点各不相同，这种熟人关系始终没有发展成友情。最近两三年来，他们很少跟他见面。有时他到这边来打打网球，有时他们在其他种植园主的聚会上见到他，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会一个月见不到他的影子。

这时，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莱斯莉怀疑他来之前就喝过酒。她发现他的举动有些异样，这让她略感不安。她嫌恶地看着他自斟自饮。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喝了，”她依然心平气和地说道。

他一口气喝完酒，放下酒杯。

“你以为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醉了吗？”他冷不丁地问道。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难道不是吗？”

“不，绝对不是。我从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上你了。只是我一直把话藏在心里，现在总该说出来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站起身，小心地把枕头放在一边。

“晚安，”她说。

“我不想走。”

终于，她开始发火了。

“你这个可怜虫，你要知道，除了罗伯特，我谁都没有爱过；再说了，即使我不爱罗伯特，也绝不会爱上你这种人。”

“我有什么可怕的？罗伯特又不在家。”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喊仆人过来，把你扔出去。”

“他们听不见。”

她勃然大怒。她正朝廊台上走去，要是她在那儿喊叫，仆人肯定能听见，但是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放开我，”她怒不可遏地喊道。

“别喊了。现在我可抓住你啦。”

她张开嘴大声喊道：“来人啊！来人啊！”可是他迅速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他就已经把她搂进怀里，疯狂地吻着她。她挣扎着，拼命挣脱他那灼热的嘴唇。

“不，不，不，”她喊着。“放开我。我不！”

后来发生的事情，她有点思路混乱了。对于此前她所说的一切，她都记得非常确切，可是这时她吓得糊里糊涂，恍惚听到他在自己耳边急促地说话。他似乎在向她求爱。他开始不停地倾诉自己狂热的激情。他一直疯狂地把她搂在怀里。她感到无助，因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男人，而她的手臂被他紧紧地箍住；她的反抗无济于事；她逐渐感到气力不支；她担心自己会晕过去，而他呼出的热气冲到她的脸上，使她感到极度恶心。他吻她的嘴唇、吻她的眼睛、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他紧紧地搂着她，几乎把她憋死了。他把她抱得两脚离了地。她想踢他，可是他搂得更紧了。现在，他把她提起来了。他不再说话，但她知道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两眼充满了欲望之火。他把她抱进了卧室。他不再是个文明人，而是一个野蛮人了。他正走着，不巧被路当中的桌子绊了一脚。他的膝盖不太灵活，再加上怀里抱着个女人，结果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她趁机从他怀里挣脱了出来。她逃到沙发后面。他迅速站立起来，向她猛扑过去。桌子上有一把左轮手枪。她不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只是罗伯特晚上不在家，她原打算等她去睡觉的时候把它带进卧室的。这就是桌上放着手枪的原因。当时，她吓得魂不附体。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她看见哈蒙德打了个趔趄。他大叫了一声。他说了句什么话，但她没听清。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来到廊台上。此刻的她已经陷入狂乱的状态，完全不能自控，她跟到廊台上，是的，是那样的，她肯定是跟了出来，虽然她已全都记不清了，她身不由己地连续地开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六发子弹全部打光。哈蒙德跌倒在廊台地板上。他蜷缩成一团，血肉模糊。

仆人们被枪声惊醒，赶到这里，只见她站在哈蒙德身边，手里还拿着枪，而哈蒙德已经死了。她朝仆人们望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仆人们站在那儿吓坏了，挤成一团。枪从她的手里掉到地上，她一声不响地转身走进起居室。仆人们望着她从起居室走进自己的卧室，转动钥匙把门反锁上。他们不敢触碰尸体，只是惊惧地望着它，激动地交头接耳议论着。很快，仆役长就缓过神来；他服侍这家人已经很多年了，是个头脑冷静的华人。罗伯特是骑着摩托车去新加坡的，汽车留在车库里。仆役长叫司机把车开出来；他们必须马上去见地方助理警官，向他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从地上捡起手枪，把它放进了口袋。这位地方助理警官名叫威瑟斯，住在附近一座城市的郊区，离这儿约三十五英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开车来到他的家。所有人都在睡觉，他们只得叫醒仆人。不一会儿，威瑟斯走出来，他们向他说明来意。仆役长掏出手枪给他看，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地方助理警官回屋里穿好衣服，派人叫来自己的车，不一会儿，他就跟随他们，驱车踏上了夜深无人的公路。他们到达克罗斯比的孟加拉式平房时，天刚蒙蒙亮。威瑟斯跑上廊台的台阶，在哈蒙德的尸体旁边停住脚步。他摸了摸死者的脸。脸已经冰凉了。

“女主人在哪里？”他问仆人。

华人仆役长指了指她的卧室。威瑟斯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敲门。

“克罗斯比太太，”他喊了一声。

“谁呀？”

“威瑟斯。”

又是一阵沉默。屋里传来开锁的声音，门慢慢地开了。莱斯莉站在他面前。她没有上床睡觉，身上还是吃晚饭时穿的那件茶会礼服。她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地方助理警官。

“是您的仆人叫我来的，”他说。“他是哈蒙德。您做了些什么？”

“他想强奸我，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上帝啊！我说，你最好出来说话。你必须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地跟我讲一下。”

“现在不行。我做不到。你必须给我时间。派人叫我丈夫回来。”

威瑟斯是个年轻人，面对这种超出他职责范围的紧急情况，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处理。莱斯莉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罗伯特赶回来之后，她才向他们两人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从那以后，尽管她一次次地重复讲述这个事件，每一次就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有改动。

乔伊斯先生在反复思考的是开枪问题。作为辩护律师，他感到棘手的是，莱斯莉不止开了一枪，而是六枪，而且验尸报告表明，其中有四枪是离受害人很近的时候开的。人们很容易认为，受害人倒下之后，她就站在他的身旁，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他的身上。尽管她对此前发生的一切都记得非常准确，但对于此时的情形，她表示记不清了。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这表明她愤怒得无法自控了；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像她这样一位娴静、端庄的女子会愤怒得无法自控。乔伊斯先生与她相识多年，一向认为她是一个不容易激动的人；在悲剧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镇定自若是令人惊叹的。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

“事实上，我觉得，”他心想，“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一位最体面的女人身上会隐藏着什么样的野性。”

有人敲门。

“进来。”

那个华人职员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关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带着谨慎，但是果断，然后朝着乔伊斯先生的办公桌前走过来。

“先生，能否打扰您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要私下跟您说，”他说。

那个华人职员每次说话都字斟句酌，乔伊斯先生一直对此隐约地感觉到颇有兴趣，这时他正微笑着。

“没什么打扰的，志成。”他回答。

“我要跟您说的事情是微妙和保密的。”

“有话就直说吧。”

乔伊斯先生发现了那个职员狡黠的眼光。跟往常一样，黄志成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他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他的黑领带上别着镶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饰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他戴着一只镀金的腕表，鼻梁上架着一副隐形的夹鼻眼镜。他轻轻地咳了一声。

“这件事情和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有关，先生。”

“是吗？”

“我得知一个情况，先生，在我看来，它会使这个案件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什么信息？”

“先生，我得知的情况是，有那么一封信，是被告写给这个悲剧中遭遇不幸的受害人的。”

“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毫不怀疑克罗斯比太太会经常给哈蒙德先生写信。”

乔伊斯先生一向很赏识这个职员的精明，他说这番话，是故意掩盖自己的想法。

“那些是不必怀疑的，先生。克罗斯比太太以前肯定和死者过从甚密，比如请他一起吃个饭，约他一起打网球。我刚得知这个情况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封信是在哈蒙德先生死的那一天写的。”

乔伊斯先生的眼睛一眨都不眨。他依然面带微笑地望着黄志成，跟往常一样颇有兴趣地听他讲话。

“这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间接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知道不应该再追问了。

“您一定还记得，先生，克罗斯比太太说过，在案发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她没有跟哈蒙德先生有过来往。”

“你手里有那封信吗？”

“没有，先生。”

“信里说了些什么？”

“我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抄件。您要过目吗，先生？”

“看看吧。”

黄志成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皮夹子。皮夹子里装着各种纸片、新加坡纸币和香烟卡片。一会儿，他从这一大堆东西里抽出半张薄薄的便笺纸，放在乔伊斯先生的面前。信上写着：

罗今晚外出。我急欲见你。十一点等你来。我心急如焚，若不来，后果自负。来时勿开车——莱。

抄件是用外国学校里教华人写的那种连体字写的。这些字写得缺乏个性，跟信中那些不祥的词语极不协调，显得非常怪异。

“你凭什么说这封信是克罗斯比太太写的呢？”

“我完全相信那个给我提供情况的人是可靠的，先生，”黄志成回答说。“要证实这一点很容易。克罗斯比太太肯定能够立即告诉您，她是否写过这样一封信。”

从谈话一开始，乔伊斯先生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他这个职员的那副令人肃然起敬的面容。此刻，他在怀疑这张脸上是否流露出一丝嘲讽的神色。

“克罗斯比太太竟会写出这种信，真是难以置信。”

“如果您是这种想法，先生，这件事情就算了。我的朋友向我披露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考虑到我在您的事务所里工作，或许在您和助理检察官交换意见之前，您希望知道有这么一封信的存在。”

“原件在谁的手里？”乔伊斯先生直截了当地问。

黄志成从这个问题以及提问的口气中觉察到对方态度的转变，但他不露声色。

“您一定记得，先生，哈蒙德先生死后，有人发现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过。这封信现在就在她手里。”

舆论曾经强烈地谴责哈蒙德，这件事情即是原因之一。人们得知，在他死之前，他已经让一个华人妇女在他家里住了好几个月。

他们俩沉默了好一阵子。的确，要说的话都已说了，双方都心照不宣。

“谢谢你，志成。这事儿我会考虑一下。”

“好吧，先生。您是否希望我把您的意思转告给我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保持接触，”乔伊斯先生神色庄重地说。

“是，先生。”

黄志成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同样谨慎地关上了门，留下乔伊斯先生去独自思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用清楚但缺乏个性的字体抄写的、莱斯莉那封信的抄件。有一些模糊的疑点使他困惑不解。这些疑点使他烦心，他竭力想把它们从脑子里赶走。这封信必须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当然，莱斯莉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可是，天哪，无论如何得要有个解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信放进口袋，拿起遮阳帽。他走出来时，黄志成正在自己的写字桌前忙着写东西。

“我要出去一会儿，志成，”他说。

“乔治·里德先生约好中午十二点过来，先生。您要我跟他说您去哪儿了？”

乔伊斯先生淡淡地一笑。

“就说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乔伊斯先生心里完全明白，黄志成知道他要到监狱去探监。虽然枪杀案是发生在贝兰达，审判也将在贝兰达巴鲁进行，但由于那里的监狱不适合关押白人妇女，克罗斯比太太被送到了新加坡。

克罗斯比太太被带到探监室，看见乔伊斯先生在那儿等着，就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来，并朝他嫣然一笑。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朴素，一头浓密的淡色头发已精心梳理过。

“没想到今天上午会见到你，”她说，一副温文尔雅的神态。

她那样子简直像在自己家里，乔伊斯先生似乎听见她吩咐男仆去给客人拿一杯果子酒。

“身体还好吗？”他问。

“从来没这么好过，谢谢你。”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欣喜的光芒。“这里是个疗养的好地方。”

看守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坐吧，”莱斯莉说。

他拿了把椅子坐下。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如此冷静，使他几乎难以开口谈他来这儿打算要谈的事情。她虽然谈不上漂亮，但外表中确有某些方面让人感觉舒服。她举止高雅，但那种高雅是来自她良好的教养，绝对没有社交场上的那种扭捏作态。你一眼就能看出，跟她打交道的是哪一种人，她在哪一种环境里生活。她那羸弱的体质更为她平添一种特有的风韵。从她身上不可能联想到一丁点儿粗暴的东西。

“我很想今天下午能和罗伯特见个面，”她说道，语气平静而安详。（听她说话是一种享受，她的语音语调都显露出她的身份。）“可怜的人哪，这件事情给他造成的压力很大。好在没几天这一切就会结束的。”

“只有五天了。”

“我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我就对自己说，‘又过了一天。’”她说着笑了。“就像我从前读书的时候数着日子等待放假一样。”

“顺便问一句，在案发前的几个星期里，你没有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是这样吗？”

“我可以完全肯定。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麦克法伦斯网球赛上。我想那天我跟他说了最多不超过两句话。要知道，那天有两块场地，我们刚巧不在一组。”

“你没有给他写过信吧？”

“哦，没有。”

“你能完全肯定吗？”

“哦，完全肯定，”她答道，面带微笑。“我给他写信也无非是邀请他吃饭或约他打网球，而且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请他或约他了。”

“你跟他一度关系相当密切。后来怎么就不再请他过来了呢？”

克罗斯比太太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有时候人会讨厌跟人接触。我们没有什么非常相通的地方。当然，他生病时，罗伯特和我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最近一两年，他一直身体很好，而且交游广泛。他忙于各种应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经常邀请他了。”

“你能肯定情况就是这样吗？”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

“哦，不妨跟你说说吧。我们听说，他当时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罗伯特说他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我亲眼见过那个女人。”

乔伊斯先生坐在一张直背扶手椅上，一只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莱斯莉。乔伊斯先生似乎看见，她说上面那番话时，两只乌黑的瞳孔里突然闪过一道暗红的光。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但足以令人震惊。他心想，难道这是自己的幻觉？乔伊斯先生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他将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有一封你亲手写给杰弗里·哈蒙德的信。”

乔伊斯先生凝视着她。她坐着不动，面不改色，只是在她回答之前，停顿的时间明显过长。

“我过去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给他写张便条，或者有时我知道他去新加坡，就写张便条托他捎点东西。”

“在这封信里，你约他来看你，因为罗伯特去了新加坡。”

“那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那么你还是自己看吧。”

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她用眼扫了一下，带着鄙夷的微笑把信退还给他。

“这不是我的笔迹。”

“我知道，据说这是跟原件相同的抄件。”

于是她开始读信上的文字，读着读着，她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她那苍白的脸变得十分难看。她的脸色变得铁青。肌肉仿佛突然消失，只剩下一张皮紧紧地包在骨头上。她的嘴唇收缩起来，牙齿露了出来，那形象犹如一张鬼脸。她的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盯着乔伊斯先生。乔伊斯先生感到眼前是一具骷髅，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

“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她轻声问道。

她嘴里干涩，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已经不是人类的声音了。

“这要你来解释，”他回答。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我发誓不是我写的。”

“说话要慎重。如果原件上是你的笔迹，否认也没用。”

“这是伪造的。”

“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很困难。要证明它是真的却很容易。”

她那瘦削的身体打了个哆嗦。她的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她从包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心。她又朝那封信扫了一眼，然后瞟了一下乔伊斯先生。

“信上没写日期。如果是我写的，而且我也忘了，那么这就可能是几年前写的。假如你给我时间，我会尽力回想当时的情况。”

“我注意到信上没写日期。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他们会审问你的仆人。他们很快就会查出，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是否有人给他送过信。”

克罗斯比太太的两只手十指交叉，拼命地攥在一起。她坐在椅子上有点儿摇晃，乔伊斯先生生怕她会晕过去。

“我向你发誓，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乔伊斯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目光从她那变形的脸上移开，低头望着地面。他在沉思。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他终于打破沉寂，慢条斯理地说。“假如持有这封信的人觉得有必要把它交给检察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些话是在提示，他没有其他话要说了，但是他并没有起身告辞。他在等待。他觉得自己等了很长时间。他没有看着莱斯莉，但能感觉到她静静地坐着。她一声不吭。最后，还是他开了口。

“如果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了，我想我要回办公室去了。”

“人们要是读了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这时她问道。

“人们会认为你故意撒谎，”乔伊斯先生毫不客气地回答。

“我什么时候撒过谎了？”

“你确定地表示过，你跟哈蒙德至少有三个月没有任何来往。”

“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场噩梦。如果我忘了某个细节，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很不幸的是，对于你跟哈蒙德见面的每个细节，你都记得而且讲得非常准确，可是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他正是应你的紧急要求到孟加拉式平房去见你的，你竟把这么重要的一条给忘了。”

“我没忘。但是案发之后我不敢提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承认他是应我的邀请而来的，你们谁也不会相信我对这个事件的陈述了。也许我那么做是愚蠢的；可是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糊涂呀。既然我第一次说跟哈蒙德没有来往，以后就只能一口咬定了。”

这时，莱斯莉又神奇地恢复了她那镇定的神情，坦然面对乔伊斯先生审视的目光。她的温柔颇能令人消除对她的怀疑。

“这样的话，你需要解释为什么你要在罗伯特出差的那天晚上邀请哈蒙德来看你。”

她转过脸，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律师。他原本以为那双眼睛没什么特别，但是他错了，那是一双迷人的眼睛；如果这次他没有看错的话，她的眼里正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

“当时我正准备给罗伯特一个惊喜。下个月他就要过生日了。我知道他想要一支新的枪，可你也知道，我对体育方面一窍不通。我要跟哈蒙德谈谈。我想叫他帮我订购一支枪。”

“或许你记不清楚这封信是怎样措辞的吧。你是否要再看一遍？”

“不，我不想看，”她连忙说。

“你觉得，一个女人想跟一个并不太熟的朋友商量购买一支枪，会写这样的一封信吗？”

“我敢说，那样写是有点过分，有点冲动。你知道，我表达的时候总是那样。我打算承认自己那样做是愚蠢的。”她微笑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杰弗里·哈蒙德并不是什么不太熟的朋友。他以前生病时，我像妈妈一样地照料他。我在罗伯特出差的时候叫他过来，是因为罗伯特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呀。”

乔伊斯先生用同一个姿势坐久了，感到有些厌烦。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两圈，斟酌着他后面的话该怎么说；最后，他倚着自己刚才坐着的那张椅子的靠背。他说话时一字一顿的，语气极为深沉。

“克罗斯比太太，我想跟你非常、非常认真地谈一谈。这个案件的审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我觉得只有一点需要作出解释：根据我的判断，哈蒙德倒在地上以后，你至少又向他开了四枪。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体格纤弱、心惊胆战、一向能自我控制，而且性情温柔、有良好教养的女人，竟然会突然完全失去控制，变得那么疯狂。当然，这种说法被采信了。尽管杰弗里·哈蒙德有不少人喜欢，总体上对他的评价也不错，但我还是尽力证明了他可能犯有你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指控他所犯的那种罪。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曾经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依据的东西。这也使他失去了人们可能对他怀有的同情。我们决定将充分利用他的这种关系在所有的体面人士心里激起的对他的憎恶感。我今天早上告诉你丈夫说，我有把握你能无罪获释，我跟他说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让他增强信心。我相信现在陪审团还没有离开法庭呢。”

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奇怪的是，克罗斯比太太一动不动。她像一只被蛇施了魔法而瘫痪的小鸟。乔伊斯先生接着往下说，语气还是那么平静。

“可是，这封信使这个案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要在法庭上做你的代理。我把你的陈述当作事实来接受，并根据你的陈述内容为你辩护。有可能我相信你的陈述，也有可能我怀疑你的陈述。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让法庭相信，摆在它面前的证据不足以使法庭有理由作出有罪裁定，至于他私底下认为他的诉讼委托人是否有罪，那完全与本案无关。”

乔伊斯先生惊讶地发现，莱斯莉的眼睛里竟闪烁着一丝笑意。他感觉受了冒犯，于是说话的语气略显冷淡。

“你该不会否认哈蒙德是应你的紧急邀请，甚至是歇斯底里的邀请，才去你家的吧？”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好像在沉思。

“他们可以证实这封信是你的某个男仆送到他的孟加拉式平房去的。他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比你笨。这封信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尽管他们没有怀疑过。我不想跟你说我刚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我个人是怎么想的。我希望你只告诉我必要的情况，其他什么也别说，否则你会保不住自己的脑袋。”

克罗斯比太太尖叫了一声。她猛地跳起来，吓得面如死灰。

“你觉得他们不会绞死我吧？”

“如果陪审团得出结论，你不是为了自卫而杀死哈蒙德，他们就有责任作出有罪裁定。罪名是谋杀。法官就有责任判你死刑。”

“但是他们有什么证据呢？”她气喘喘地问。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想知道。但是，如果他们起了疑心，如果他们开始调查，如果他们审问那些土著人，结果会发现什么呢？”

她突然蜷缩成一团。乔伊斯先生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她，她就倒在了地上。她晕了过去。他环顾房间想找水，但是没有水，他也不想有人来打扰。他让她在地板上平躺着，然后在她身边跪着，等待她苏醒。她睁开眼睛时，眼里充满了恐惧，非常可怕，他看见这些，感到不知所措。

“躺着别动，”他说。“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你不能让他们绞死我的，”她轻声说道。

她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乔伊斯先生轻声地竭力安慰她。

“看在老天的分上，镇定一些吧。”他说。

“稍微等一会儿。”

她的勇气令人吃惊。他看得出来，她在竭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会儿，她就恢复了镇定。

“扶我起来。”

他伸出手，扶着她站了起来。他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搀到椅子旁边。她疲惫地坐了下来。

“不要跟我说话，给我一两分钟。”她说。

“很好。”

当她终于开口时，她所说的话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恐怕事情被我搞得一团糟了，”她说。

他没有答话，又是一阵沉默。

“就没有可能把那封信弄到手吗？”她终于说。

“我想，要是拿着这封信的人不愿意卖的话，也不会有人来告诉我这件事了。”

“信在谁的手里？”

“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

莱斯莉的脸颊上立刻泛起一片红晕。

“她的要价很高吗？”

“我想这个女人很机灵，知道这封信的价值。如果不出个大数目，怕是未必能够把它弄到手。”

“你打算让他们绞死我吗？”

“你以为要把一个对我们不利的证据弄到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跟买通证人没什么区别。你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那么，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正义必然会得到伸张。”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一阵轻微的战栗透过她的全身。

“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当然，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乔伊斯先生没想到，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加上她习惯性的自我克制，竟变得非常动人，令人无法自持。她用谦卑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如果他拒绝那副眼神，它会在他的下半辈子一直萦绕着他。毕竟，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使可怜的哈蒙德再活转来了。他急切地想知道这封信背后的解释。光凭这封信就得出结论说，没有人惹她，她就把哈蒙德杀死了，那是不公平的。他在东方生活了很长时间，职业荣誉感可能不如二十年前那么强烈了。他盯着地板。他决定做一件自知不合法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喉咙被堵住了，他隐隐地对莱斯莉感到憎恶。他觉得尴尬，说不出话。

“我不太清楚，你丈夫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她脸涨得通红，迅速地瞟了他一眼。

“他在锡矿上有很多股份，在两三个种植园里也有一点儿股份。我觉得他能筹到钱。”

“他可能会问这钱是派什么用的。”

她沉默了片刻。她像是在思考。

“他依然爱我。为了救我，他会作出任何牺牲。有必要让他看那封信吗？”

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皱眉头，她马上就会意了，于是接着往下说。

“罗伯特跟你是老朋友了。我不是在求你帮我，而是在求你帮助一个诚实善良、从来没有伤害过你的人，免受各种可能的痛苦。”

乔伊斯先生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打算告辞，克罗斯比太太优雅地伸出手，那份优雅在她身上显得尤为自然。虽然她对这一幕感到震惊，而且形容憔悴，但她还是强打精神，彬彬有礼地和他道别。

“你真好，为我分忧解难。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

乔伊斯先生回到事务所。他坐在自己房间里，什么工作也不想做，只是沉思。他想象着，许多奇怪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颤抖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有人谨慎地敲门，这正是他期待的。黄志成走了进来。

“我正好想出去吃午饭，先生。”

“去吧。”

“在我出去之前，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去做的吗，先生？”

“我想没有。你有没有跟乔治·里德先生重新约定时间？”

“是的，先生，他下午三点过来。”

“好吧。”

黄志成转过身，走到门口，伸出细长的手指抓住门环。这时，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转身回来。

“先生，您有什么事情要我转告我的朋友的吗？”

虽然黄志成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r音总是发不准，他把friend即“朋友”一词念成了fliend。

“哪个朋友？”

“关于克罗斯比太太写给死者哈蒙德的那封信，先生。”

“噢！我都忘记了。我对克罗斯比太太提起这事儿，她说没有写过那种信。那封信显然是伪造的。”

乔伊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抄件，递给黄志成。黄志成没有理会他的动作。

“这样的话，先生，要是我的朋友把信交给助理检察官，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喽？”

“没人反对。但我看不出那样做对你的朋友有什么好处。”

“先生，我的朋友认为，伸张正义是他的职责。”

“我绝不会干涉任何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志成。”

这时，律师和华人职员的目光相遇了。两人的嘴唇上都没有一丝笑意，但他们彼此心领神会。

“我完全明白，先生，”黄志成说。“我研究了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觉得把这样一封信提交上去，对我们的诉讼委托人是有害的。”

“我一向很欣赏你在法律方面的判断力，志成。”

“我想过，先生，如果我能说服我的朋友，让他劝说那个华人妇女把信交到我们手里，那就会省去很多麻烦。”

乔伊斯先生漫不经心地在吸墨水纸上画着各种脸。

“我想你的朋友是个生意人。你估计他要多少钱才肯把那封信交出来？”

“信不在他手里，还在那个华人妇女那儿。他只是那个华人妇女的亲戚。她什么都不懂；在我的朋友告诉她之前，她并不知道那封信的价值。”

“他觉得那封信值多少钱？”

“一万元，先生。”

“天哪！你想让克罗斯比太太到哪儿去弄这一万元钱！我告诉你，这封信是伪造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黄志成。这个职员对他的叫喊无动于衷。他依然站在桌旁，一副礼貌、冷静而恭顺的样子。

“克罗斯比先生在勿洞橡胶园有八分之一的股份，在南角河橡胶园有六分之一的股份。如果克罗斯比先生以他的财产作抵押，我有个朋友，他可以借钱给他。”

“你的朋友真不少啊，志成。”

“是的，先生。”

“既然这样，你可以转告他们，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那封信很容易解释清楚，我会向克罗斯比先生提议，最多出五千元，多一个子儿也不给。”

“那个华人妇女还不愿意把那封信卖了呢，先生。我的朋友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她。要是给她少于刚才说的那个数目，给了也是没有用的。”

乔伊斯先生盯着黄志成看了至少三分钟。这个职员坦然地接受对方投来的审视的目光。他望着地面，毕恭毕敬地站着。乔伊斯先生了解自己的手下。志成，这家伙真是聪明，他心想，我不知道他会从中捞到多少油水。

“一万元是个很大的数目。”

“克罗斯比先生绝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绞死，而不付这个数目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又沉默了。除了他说出来的以外，黄志成还知道些什么呢？他一定摸透了他的底细，所以才那么明显地不愿意讨价还价。这个数目是不能变的了，因为不管谁在策划这件事，他一定早就知道这是克罗斯比能拿得出的最大数目。

“那个华人妇女现在在哪儿？”乔伊斯先生问。

“她住在我那个朋友家里，先生。”

“她能到这儿来吗？”

“我觉得最好还是您去找她，先生。我可以今天晚上带您去，她会把信交给您。这个女人什么也不懂，先生，她连支票也看不懂。”

“我本来也不打算给她支票。我会带现金去。”

“如果您带的钱不足一万元，那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先生。”

“我完全明白。”

“我吃过午餐就去告诉我的朋友，先生。”

“好吧。你最好今天晚上十点钟在俱乐部门口等我。”

“好的，先生。”黄志成说道。

他向乔伊斯先生微微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随后，乔伊斯先生也到外面去吃午饭。他来到了俱乐部，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在那儿见到了罗伯特·克罗斯比。他坐在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前面，乔伊斯先生经过他的身边，想找个位子，顺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临走之前叫我一声，我有话跟你说，”乔伊斯先生说。

“好吧。你吃完了过来叫我也行。”

乔伊斯先生已经想好了该如何跟他谈。他吃完午饭，又打了一局桥牌消磨时间，好让俱乐部里的人全都离开。他不想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为这件事情跟克罗斯比见面。过了一会儿，克罗斯比来到桥牌室，站在一旁看人打牌，直到打完为止。人们都去忙自己的事儿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很不巧出了一件事儿，老伙计，”乔伊斯先生尽量用听起来平常的口气说道。“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你的妻子似乎给他寄过一封信，请他到那座孟加拉式平房来。”

“那不可能，”克罗斯比叫了起来。“她一直都说她跟哈蒙德没有来往的呀。据我所知，她有好几个月都没见过他了。”

“事实摆在面前，确实是有一封信。现在那封信在曾经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手里。当时你的妻子打算在你的生日送你一件礼物，所以想请哈蒙德帮她去买。悲剧发生之后，她的情绪过于激动，把这事儿给忘了，由于一度否认自己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所以她不敢承认自己以前说错了。当然，这事儿太不凑巧了，但也不能说这不合情理。”

克罗斯比一句话也没说。他那张宽大的红脸上显露出一片茫然的神情，对于他的冥顽不灵，乔伊斯先生感到既宽慰又愤怒。他是个愚蠢的人，乔伊斯先生无法忍受他人的愚蠢。然而，自从灾难降临之后，他所经历的悲惨境遇已经触到了这位律师的某个软点；而且克罗斯比太太请他帮忙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她丈夫，这句话说得恰到好处，打动了他的心弦。

“我不说你也知道，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事情就会非常尴尬。你的妻子撒了谎，她就必须解释撒谎的原因。如果哈蒙德不是作为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你家，而是应邀而来，这就会稍稍改变目前的形势。这很容易使陪审团的想法发生一些动摇。”

乔伊斯先生犹豫了。现在他正面对着自己作出的决定。想到自己正在为某个人采取一项重大措施，而这个人对这项措施的严重性却茫然不知，要是在平时，他一定会笑出来，可现在不是幽默的时候。如果他就这件事情想一下，他或许以为乔伊斯先生现在所做的，都跟别的律师一样，是正常办案的一部分。

“亲爱的罗伯特，你不仅是我的诉讼委托人，也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们必须把那封信弄到手。那要花很多钱。要不是钱很多，我是不会向你提起这事儿的。”

“要多少？”

“一万元。”

“我操，那也太多啦。目前生意不好做，再加上这样那样的开销，那样差不多把我所有的家当都赔上了。”

“你能马上弄到吗？”

“我想可以。我把锡矿和两个种植园的股份作抵押，老查理·梅多斯会借给我钱。”

“那你决定这样做啦？”

“是否必须这样做啊？”

“假如你希望你的妻子无罪释放的话。”

克罗斯比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嘴角耷拉着，一副怪异的样子。

“可是……”他找不到适当的词儿，脸变成了紫色。“可是我不明白。她可以解释嘛。你该不是说，他们会判她有罪吧？他们不会因为她除掉了一个无赖恶棍而绞死她吧。”

“他们当然不会绞死她。他们只能判她犯有杀人罪。判处两三年监禁或许就能放出来。”

克罗斯比吓得跳了起来，涨红的脸因为惊恐而变了形。

“三年。”

这时，在他迟钝的脑筋里似乎透进了一线光亮。他的思维原本是一片黑暗，此时掠过一道闪电，尽管接下来还是同样深沉的黑暗，但那里却留下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的记忆。乔伊斯先生发现，克罗斯比那双干过各种粗活的、又大又红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她原来打算送给我什么礼物？”

“她说想送给你一支新的枪。”

克罗斯比那张宽大的红脸涨得更红了。

“你需要什么时候把钱准备好？”

这时，他的嗓音有点儿怪。那声音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攫住了他的喉咙。

“今晚十点钟。我想你可以大约在六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

“那个女人来找你吗？”

“不，我去找她。”

“我会把钱带来。我会跟你一起去。”

乔伊斯先生瞪了他一眼。

“你觉得你有必要去吗？我觉得你让我单独处理这件事比较好。”

“钱是我的，对吗？我要去。”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他们站起身握手告别。乔伊斯先生好奇地看着他。

十点钟，他们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见了面。

“一切都正常吗？”乔伊斯先生问。

“是的，钱在我的口袋里。”

“咱们走吧。”

他们走下了台阶。乔伊斯先生的汽车在广场上等着他们，那个时间广场上阒无一人；他们向汽车走去，黄志成从一幢房子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钻进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给他指路。汽车驶过“欧陆饭店”，然后在“海员之家”的街角处拐弯，驶上了维多利亚大街。在这条街上，华人的店铺仍然在营业，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闲逛；在车道上，人力车、汽车、马车来往穿梭，一片繁忙的景象。突然，他们的汽车停住了，黄志成转过头来。

“我想，我们在这儿下车步行更好些，先生，”他说。

他们下了车，黄志成走在前面。他们前后只差一两步远。不一会儿，他叫他们停下。

“你等在这儿，先生。我进去，跟我朋友说句话。”

他走进一家沿街的店铺，店铺的柜台后面站着三四个华人。那些店铺都很奇怪，柜台里不陈列商品，不知道这些店铺是卖什么的。他们看见黄志成跟一个矮墩墩的男子说话。那个男人穿一身帆布衣服，胸前挂着一根粗大的金链子，他向屋外夜间黑压压的街道扫了一眼。他将一把钥匙交给黄志成，于是黄志成走了出来。他向等在外面的两个人做了个手势，钻进店铺旁边的一个门洞。他们跟着他进去，一会儿便来到一段楼梯下面。

“等一下，我点一根火柴，”他说道，他总是那么有办法。“你们请上楼来吧。”

他捏着一根点亮的日本火柴在前面引路，但是这一丁点儿火光是很难驱走黑暗的，他们只得跟着他，摸黑上楼。到了二楼，他打开门，走进去点亮了一盏煤气灯。

“请进来吧，”他说。

这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只有一扇窗，屋子里仅有的家具就是两张铺着垫子的中国矮床。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只大箱子，用一把精巧的锁锁着，箱子上是一只破旧的托盘，托盘上摆着一支吸鸦片用的烟枪和一盏灯。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刺鼻的鸦片烟味。乔伊斯先生和罗伯特坐下来，黄志成递给他们香烟。不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他们刚才看见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矮墩墩的华人。他用流利的英语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在那位同乡的身旁坐下。

“那个华人妇女快要来了，”黄志成说。

店铺里的男仆端进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茶壶和茶碗，那个胖子给他们两位倒茶。克罗斯比谢绝了。那几个华人在私下议论着，但是克罗斯比和乔伊斯先生一声不响。终于，屋外传来讲话的声音；有人低声叫门；胖子走过去开门。他在屋外说了几句话，然后陪着一个妇女走进来。乔伊斯先生看了她一眼。自从哈蒙德死后，人们对这个妇女议论纷纷，但乔伊斯先生却从没见过她。她的体态略微显胖，不很年轻，脸庞宽宽的，但是面无表情。她的脸上搽过脂粉，两道眉毛画得又细又黑，但是她给人的印象，她是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穿着浅蓝色上衣、白裙子，一身装束既不是欧式，也谈不上中式，但是她脚上却趿拉着中式的丝面拖鞋。她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项链，手腕上戴着金镯子，耳朵上吊着金坠子，一头黑发上别着金簪子。她慢腾腾地走过来，一副自信而从容的神情，只是脚步有些许拖沓。她紧挨着黄志成，在床沿上坐下。黄志成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点点头，朝两个白人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她把信带来了吗？”乔伊斯先生问。

“带来了，先生。”

克罗斯比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五百元的钞票。他数了二十张，交给黄志成。

“你数数看对不对，好吗？”

那个职员数完后交给那个华人胖子。

“没错，先生。”

胖子把钱又数了一遍，然后装进口袋。他又对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她便从怀里掏出那封信，交给黄志成，黄志成低头看了看信。

“这正是那封信的原件，先生。”他说着便准备递给乔伊斯先生，可是克罗斯比一把夺了过去。

“让我看看。”他说。

乔伊斯先生看着他读完信，伸手去接。

“你最好还是让我拿着，”乔伊斯先生说。

克罗斯比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叠好，装进口袋。

“不行。还是我自己保管吧。它花了我不少钱哪。”

乔伊斯先生没有争辩。三个华人看着这场小小的插曲，但是他们脸上毫无表情，你看不出他们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到底有没有想法。乔伊斯先生站起身来。

“今天晚上您还需要我做什么事吗，先生？”黄志成问。

“没什么了。”他知道那个职员想留下来，收取他原来约定的份子钱，于是他转身面对克罗斯比。“准备走吧？”

克罗斯比没有回答，但他站了起来。胖子走过去给他们开门。黄志成找到了一小段蜡烛，他点着了，给他们照着下楼，两个华人陪他们俩来到街上。他们把那个女人留在屋里，让她坐在床沿上静静地抽烟。他们来到街上，那两个华人便告辞，转身回到楼上。

“你准备怎样处理这封信？”乔伊斯先生问。

“留着。”

他们走到等在那儿的汽车旁，乔伊斯先生提出为克罗斯比捎一段路，但是他摇了摇头。

“我想走走。”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挪着脚步。“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我去新加坡，部分原因就是去买一支新枪，我的一个熟人正好想卖。晚安。”

他很快就在夜幕里消失了。

乔伊斯先生对这次审判的估计非常正确。陪审团一走进法庭，就一致决定无罪释放克罗斯比太太。她为自己提供证据。她简单扼要、直截了当地把案情陈述了一遍。助理检察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职责显然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敷衍地提了几个必须提的问题。他代表检察机关提出的诉状，完全可以拿来当作被告的辩护词，陪审团只花了不到五分钟就作出了他们乐于见到的裁定。法庭作出判决后，法院内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法官向克罗斯比太太祝贺，她获得自由了。

对哈蒙德的丑行最反感的莫过于乔伊斯太太了；她忠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坚持叫克罗斯比夫妇在审判后，在她家里住一段时间，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再走。她跟大家一样，绝对没有怀疑过会有这个审判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可怜、可爱、勇气可嘉的莱斯莉回去，住在那个曾经发生过可怕灾难的孟加拉式平房了。审判到十二点半结束，当他们来到乔伊斯先生的家里时，盛大的午宴已经准备好。鸡尾酒已经调好，乔伊斯太太举办的价值百万的鸡尾酒会在整个马来联邦州是出了名的。乔伊斯太太为莱斯莉的健康干杯。她本来就是个健谈、活跃的女人，这会儿更是兴致勃勃。幸亏她很活跃，否则就冷场了，因为其他三个人都沉默不语。她对此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她的丈夫一向话就不多，而另外两个人经过好几天的折腾，自然是疲惫不堪了。午宴过程中，只有她在激动而兴奋地自说自话。宴会结束后，咖啡端上来了。

“喂，孩子们，”她欢喜雀跃地说道。“你们得先休息一下，吃完午茶，我开车带你们两位到海边兜风。”

乔伊斯先生平时很少在家吃午饭，现在他要回事务所去了。

“恐怕我去不了，乔伊斯太太，”克罗斯比说。“我得马上赶回种植园去。”

“今天不走吧？”她问。

“要走，现在就动身。我很久没去照顾种植园了，再说我还有一大堆急事儿要处理。不过，你能留莱斯莉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我很感激，到时候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乔伊斯太太想再次挽留他，可她的丈夫阻止了她。

“如果他硬是要走，那一定有他的理由，别强留了。”

律师的口气好像话里有话，她忍不住瞟了丈夫一眼。乔伊斯太太话到嘴边停住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结果是克罗斯比开口了。

“对不起，我得马上动身，天黑前要赶回去。”说着，他站起身离开餐桌。“莱斯莉，你送我一下好吗？”

“当然。”

他们并肩走出餐厅。

“我觉得克罗斯比太不体贴人了，”乔伊斯太太说。“他应该知道，莱斯莉现在需要跟他呆在一起呀。”

“如果不是有要紧事情，我相信他不会走的。”

“哦，我去看看给莱斯莉准备的房间整理好了没有。她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娱乐一下。”

乔伊斯太太离开餐厅，乔伊斯先生又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克罗斯比启动摩托车的发动机，接着车轮碾过花园碎石路，发出嘎嘎的声音。他站起身，走进起居室。克罗斯比太太站在起居室的中央，茫然地望着一片虚空，手里捏着一封打开的信。他立刻认出了那封信。当他进来时，她瞥了他一眼，他发现她脸色苍白。

“他知道了，”她喃喃地说。

乔伊斯先生走到她身边，接过那封信。他划亮了一根火柴，把那封信点着了。她看着它燃烧。当他再也拿不住的时候，他把纸片丢在地砖上面，他们两人看着那张纸片蜷缩、烧焦。然后，他用脚把它踩成一堆灰烬。

“他知道了什么？”

她久久地盯着他，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那是轻蔑还是绝望？乔伊斯先生分辨不出来。

“他知道了杰夫是我的情夫。”

乔伊斯先生纹丝不动，一声不吭。

“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情夫。差不多从战后他刚回来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情夫了。我们知道必须小心行事。我们成为情人之后，我故意装作讨厌他，罗伯特在家的时候，他很少上我们家来。我经常开车到一个我们俩都知道的地方跟他见面，一个星期两三次，要是罗伯特去新加坡，他就在深夜趁仆人们睡觉之后到我家来。我们一直在约会，经常见面，没有人对此产生一丁点儿怀疑。可是最近，大约是一年前吧，他变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无法相信，他不再喜欢我了。他一直否认自己变心了。我发疯了。我跟他大吵大闹。有时候我觉得他恨我。噢，你不会知道我忍受了什么样的痛苦。那就像是在地狱里煎熬。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但我不能让他离开。痛苦啊！痛苦啊！我爱过他。我把一切都给了他。他是我的生命。后来，我听说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我无法相信。我不愿相信。最后，我亲眼见到了她，看见她戴着金镯子、金项链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走路，一个又老又胖的华人婊子。她比我年龄还大。太可怕了！村子里的人全都知道，她是他的情妇。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看看我，我心里也明白，她知道我也是他的情妇。我派人去叫他。我跟他说，我必须见他。就是你读过的那封信。我写信的时候简直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在乎。我已经十天没见到他了。那简直是度日如年。我们最后一次分别时，他把我抱在怀里，亲吻我，叫我别多心。可是他离开我之后，就投入她的怀抱里去了。”

她一直用低沉、激烈的语调说着，这时，她停了一下，反绞着双手。

“都怪那封倒霉的信！我们一直很小心。每次看完我给他写的便条，他就会马上撕掉。我怎么知道，他竟然把那封信留下了呢？他来了之后，我跟他说，我知道那个华人妇女的事了。他拒不承认。他说那不过是谣言。我当时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跟他说些什么。噢！我恨透了他。我对着他乱撕乱扯。我尽挑一些伤害他的话说。我侮辱他。我可能还向他脸上吐了唾沫。最后，他对我光火了。他说我这个人腻味透顶了。然后，他承认那个华人妇女的事是真的。他说他认识她已经有好多年了，战争爆发之前就认识了。他说只有那个女人才是他的真爱，跟其他女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他说他很高兴我知道了这件事，说现在总算可以让他清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我发疯了，怒火中烧。我抓起左轮手枪，我开枪了。他惨叫一声，我看见我击中他了。他跌跌撞撞地冲向廊台。我追了出去，再次开了枪。他跌倒了，我站在他的身边，我不停地射击、射击，直到轮子发出咔嗒声，我知道子弹打光了。”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激动得喘着粗气。她的脸已不再是人脸，残忍、愤怒和痛苦使它变了形。你绝对想不到，这样一位娴静、文雅的妇女，竟会怀着那种恶毒的激情。乔伊斯先生向后倒退了一步。看见她这副样子，他彻底吓坏了。那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张疯狂、狰狞的面具。这时，他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在呼唤，那声音是嘹亮、友善、欢快的。那是乔伊斯太太。

“来吧，亲爱的莱斯莉，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啦。你得马上睡觉。”

听到那声呼唤，克罗斯比太太的脸渐渐恢复了原状。就像一张折皱的纸被手捋平了一样，那轮廓清晰的激动情绪逐渐消退，过了一会儿，她的脸变得冷静、沉着、坦然。她的脸色仍有些苍白，但她的嘴唇却露出了可爱而亲切的微笑。她又成了那位有良好教养、甚至高雅的女性。

“我来啦，亲爱的多丽丝。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真是太抱歉了。”

原跋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故事情节的发生所在地的名称都是虚构的，但新加坡是一个例外，因为那个城市忙于自己的事务，不屑于关心琐碎的事情。在被中国海冲刷的国度里，有些偏小的社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有一部小说暗示说，他们那些居住在市郊的远房亲戚不总是看得上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且心满意足地住在市郊，那些社区里的成员就会变得焦虑不安。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抛在这片浩渺的东方沃土上的英国人，都带着很强的乡土观念，这要是被一个游客发现，他准会大吃一惊，甚至有时会猜想，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西里伯斯岛，结果发现那里跟贝德福德公园没什么两样，想必还特别高兴吧。那些英国人都很实际，也最关心实际的事情，所以他们并不赞成作家要有什么想象力，一旦了解到这个作家在这里或那里住过，跟这个或那个人认识，就贸然得出结论说，作家在创造那些人物时，无非是替他们描绘了一幅幅画像。

他们身处于东方人之中，就像生活在一个狭小的集镇，因此他们也带着集镇的缺点和毛病；他们似乎怀着恶意的快感去探寻那些人物的原型，尤其当他们是吝啬、愚蠢或恶毒的，而作家恰恰挑选他们作为小说人物的时候。他们对文学艺术知之甚少，并不明白在短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外表是由复杂情节的特殊需要决定的。他们也不会想到，现实中的人过于模糊，不能作为虚构作品中的人物。我们所见的真实的人都是扁平的，而虚构作品中的人必须是圆形的；要塑造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必须从多种来源中提取因子，再加以组合。不能因为一个读者闲极无聊，发现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跟他认识的某个人在思想或身体上有一个共同特征，而且知道作者与这个人有过来往，于是就将这个人的名字贴在这个人物身上说：这就是他的画像。这是愚蠢的做法。一件虚构作品（如果笼统地说一件艺术作品，或许有点儿太过），是作者对他经验中的某些事实所作的一种安排，难免带有他本人的个性特征。如果他写的正好和他的生活相同，那只是巧合，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正因为如此，有一位古希腊雕塑家在他的一件著名作品中，就曾让一位妇女长着六个脚趾，因为他坚信那样会使她的脚变得更加修长、美观。所谓事实只是一块画布，艺术家在上面描绘绚丽的图景。因此我斗胆声称，这些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想象出来的；但由于其中有一个短篇《胆怯》，是得灵感于我亲身经历的一次不幸遭遇，我还是希望做出一项特别声明，作品中提到的两个人物都不是我在那次危险事件中同行的伙伴。

译后记

毛姆一生创作勤奋，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除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外，还有一百五十多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标志着他创作的新高度，在他生前就为他赢得了“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的荣誉，甚至有人把毛姆比作“英国的莫泊桑”。毛姆的短篇小说大致分为三个主题：英国海外殖民地的生活，英法两国的社会生活，英国间谍阿兴登的故事。

1926年9月，毛姆出版了一本题为《木麻黄树》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毛姆最出色的六个短篇，它与作者前一本短篇小说集《叶子的颤抖》（1921）一样，都属于上述第一个主题。这些短篇小说的篇幅大致相当，介于中篇和短篇之间，并以马来亚、婆罗洲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些西方人（大多数是英国人）在远东殖民地的经历，特别描写了他们在与原来所处的西方文明世界隔绝之后，在精神上受到的种种折磨。这本短篇小说集自从出版以后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在殖民地的大背景下，每一段悲惨人生经历的背后，无论是害人者还是受害者，可以说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是胜利者。文化差异、冲突、孤独、恐惧、犯罪，是这六个短篇的关键词。评论家西利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将这本短篇小说集列为“现代主义运动（1880—1950）百部经典”之一，认为它“为我们准确地描绘了英国人在远东的生存状况，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小说家哈特利（L. P. Hartley）认为这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它具有“强大的叙事能力和独特的戏剧效果”，“深刻地揭露了人物内心动机中更卑鄙的一面，而且分析透辟”。虽然毛姆的小说主题总是悲观、愤世的，但是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揭露人性丑恶面的同时，总是流露出对他笔下那些缺陷人物的深切的同情。

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木麻黄树”是东南亚的一种植物，原产于澳洲、太平洋诸岛，马来语是kasuari，意为鹤鸵或食火鸡，因其细枝似鸟羽故名。它是一种常绿乔木，树干挺直，细枝如针状，果实坚硬，树皮呈灰褐色，广泛种植于海滩及海边，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俗称“牛尾松”，主要用以抵抗台风、干旱、风沙、洪涝等自然灾害。这种植物，西方读者自然是闻所未闻的，用它作书名很富有异国情调。上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狂热地追求不受社会道德和责任约束的自由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逃避现实、远离社会的题材，许多小说以海外作为背景，这对战后的读者有强大的吸引力。毛姆采用这个词语作为书名，大概也是出于这种用意吧。

毛姆于1921年和1925年曾两次到过马来亚等地区，总共约十个月的时间。当时，英国殖民者把自己的生活习惯都带到那里，想把那里变成赤道上的另一个英国。毛姆在那里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人，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些短篇中的许多情节，甚至细节，都可以直接和他的亲身经历相印证。正如作者在本书的跋语中提到的，这些故事是作者以事实为基础，再进行加工而成的。如《赴宴之前》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在一个宴会上认识的两位客人；《驻地分署》的男主人公的原型是作者早先在西班牙认识的一个英国领事；《信》的女主人公的原型，据说是吉隆坡一名校长的妻子，名叫埃塞尔·梅布尔·普劳德洛克，只是作者把这个故事加工得更加合理、连贯，更富有戏剧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短篇小说集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细节上的真实。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毛姆与马来亚的关系，就像吉卜林与印度的关系。但是由于作者有时运用素材过于直截了当，素材中的人物又经常被描写成怯懦、残忍、酗酒、强奸、通奸等丑恶事实的形象，以致于这本短篇小说集发表之后，在马来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他在那里的许多好友都与其断绝了关系。

一般来说，短篇小说集里的篇什都是各自独立的，但这本短篇小说集却有所不同，六个短篇在场景的安排上往往互有关联。《赴宴之前》的场景设在英国本土，从“赴宴”这个英国人所熟悉的日常事件出发，巧妙地引入了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离奇故事；故事由一个长驻婆罗洲的英国人的妻子讲述，像剥笋一样将情节层层展开，最后达到惊悚的高潮。《铁行轮船公司》的场景设在一艘离开马来亚、回归英国的轮船上，从一位从日本回归英国的女乘客的视角，引出一个发生在马来亚地区的故事，但故事的结局都发生在船上，可以说场景设在英国和马来亚之间。《驻地分署》和《环境的力量》的场景都设在马来亚，是对英国人在马来亚生活的最直接的描写，但前者描写了两个白人之间的关系，后者进一步揭示了白人与土著的矛盾。在《环境的力量》临近结尾的地方，一个驻地长官在码头上把自己的妻子送回英国，而他妻子的离开，是因为这位驻地长官另有一个土著的妻子；在《铁行轮船公司》中，男主人公在船上被咒语折磨至死，正是因为他抛弃了原先在驻地同居的土著女人，而这个从未出场的土著女人，在性格甚至情态上都跟《环境的力量》里的土著女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实，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不少人物，往往含有其他篇什中其他人物的影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开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合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群像。《胆怯》的场景虽然也设在马来亚，但却更加详细地描绘了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土著的生活状况，在刻画男主人公深刻的内心矛盾的同时，也揭示了在一场灾难面前白人与土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与其他篇什不同的文化内涵。最后一篇《信》的场景以新加坡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中心，从一个律师的视角，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白人妇女和一个华人职员的形象，揭露了在貌似公正的法律制度下人性中虚伪的一面。律师是最具有英国特色的职业之一，在第一篇《赴宴之前》里，那家人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作者借此将读者重新带回英国的生活环境，使这本短篇小说集在结构上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在这些篇什之中，热带河流、简易码头、“屯堡”、孟加拉式平房、廊台，以及普拉胡帆船、纱笼、曲刃短剑、帕兰刀等当地特有的景物和器物，在不同的故事中反复出现，给故事增添了不少异国情调，也使各个短篇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六个短篇小说的心理分析深刻而细腻，反映了作者较高的艺术水平。例如在《驻地分署》这个短篇中，作者刻画了一个驻地长官和他的助手两个白人的截然不同的性格。沃伯顿出身门第不高，后来跻身于上流社会。他的家产在赌博中输光，不得不到海外谋求官职以维持生计。但他念念不忘其绅士的体面，遇到相识就要津津乐道其昔日与名门显贵的交往。在与英国上流社会隔绝之后，他培养了一些奇特而可笑的个人习惯，以其独特的方式维持着与英国上流社会的精神联系。在对待土著人方面，他做事圆滑，善于笼络人心，与他的助手库珀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意识到库珀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他非但不加防范，反而推波助澜，以期借刀杀人。作者在心理分析方面入木三分，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老于世故的英国绅士形象。诗人兼小说评论家缪尔（Edwin Muir）评价《驻地分署》“是当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胆怯》是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精于心理分析的另一篇佳作，可以说是一篇关于恐惧的心理小说，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的某些中短篇小说媲美。这个短篇与《驻地分署》和《信》一并受到毛姆的传记作者特德·摩根（Ted Morgan）的推荐。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其余几个短篇，如《赴宴之前》、《环境的力量》，在心理描写方面也细致入微，对话富有个性，并与故事发展紧密结合，情节曲折、悬念迭起，曾被选入各种短篇小说集。

也许是因为出生于法国，毛姆与法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毛姆说过，他的短篇小说在法国远比在英国更加受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赞赏。法国人，由于他们的古典意识和有序的思维方式，要求作品具有整饬的形式，他们讨厌有头无尾的作品，提出了主题而不解决，预示了高潮但又闪避。事实上，毛姆的短篇小说接近于莫泊桑。他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接受了法国古典主义对于结构的要求。他要求短篇小说做到“具体、充实、戏剧性强”，结构紧凑，情节曲折；要有头、有尾、有身体；有伏笔、有悬念、有高潮、有余波，跌宕有致、曲折变化。他主张一个故事要完整、连贯而生动，从铺叙到结束一气呵成，摒弃一切无助于情节的发展或者故事的戏剧性的细节。作家要在情节上下工夫，抓住读者的好奇心，引导他们读下去。这些创作主张，无疑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毛姆的作品不够伟大，一直把他列为“二流作家”，这个评价基本上没错。事实上，毛姆并不追求伟大，但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将他列为一般意义上的“二流作家”，却并不公允。毛姆对自己的评价是in the very first row of the second-raters（转引自Maugham：a Biography，by Ted Morgan，p. 501），即“处于二流作家中最优秀的作家之列”。毛姆在这个自我评价中，虽然承认自己不是“一流作家”，但在“二流作家”的层面上，是颇有些不让时贤的。鉴于毛姆一贯用语精准的特点，这里似乎还带有一点“韵外之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实，我们在肯定评论界这个比较公允的评价之后，不妨再思考一下，毛姆作出这样的自我评价，其背后是否有一份自己的坚持呢？尤其是在读了一些现代派和后现代作品，包括某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的作品，频频有一些敢于说心里话的读者表示，他们的作品很难看懂的时候，我们益发觉得毛姆的小说亲切自然。

毛姆的语言明白畅达、朴实无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明晰（lucidity）、简洁（simplicity）、悦耳（euphony）。夏济安将这三点译成“达”、“简”、“顺”，他的解释是：第一，把话说清楚了，使人一看就懂；第二，要言不烦，少说废话；第三，音调悦耳，便于上口。第一点“明晰”或“达”，是毛姆一生致力所在。当代作家在这三点上的成就，能够得上毛姆的，实不多见（夏济安《现代英文选评注》第150页）。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我一直觉得，毛姆的小说和散文，其文体风格是优秀的，是学习英语的范本，所以在译文中也尽可能朝这个方向努力，尽量做到明白晓畅、朴实无华。判断一种文体风格是否优秀，不能只看它在某些点上是否出彩，如某个用词是否古雅而恰当，某个句式是否复杂而精妙，还要看它是否具有整体上的和谐与美感。一种优秀的文体风格，在前后统一的前提下，原本是多样的，没有一种定规，但在众多的文体风格之中，“平实”是最不容易做到，也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易》曰：“修辞立其诚。”子曰：“辞，达而已矣。”天增岁月，更觉此语意味隽永。

话说回来，小说毕竟是给人读的。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放下。毛姆自己就说过，“小说的目的在于娱乐”。

黄福海

2011年1月25日于沪西同乐村

版权信息

书名：观点

作者：【英】毛姆

ISBN：9787532755516

译者：夏菁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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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三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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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位读者展卷之初，我认为要先有个交代才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有关歌德的评论，该说的早已全都说尽，而我还要再写这篇文章来谈谈他的小说呢？其实，我不过是乐在其中罢了，就我所知这大概是最好的理由。自幼时起，我便能说英文和法文；孩提时代，我的法文比英文还好。少年时我曾留德一年在大学里学习德文，此前在学校里我就读过诗歌，但那只是应付功课罢了。而歌德的诗是最早能让我觉得甘之如饴的诗作，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现在读起他的诗歌仍然如痴如醉，其程度比起半个世纪之前丝毫不减。读歌德的诗，我不仅仅只是照章诵读，青年时代的回忆全都历历在目： 海德堡小城那古老的街道，中古时代的城堡，沿着木栈道一路登上王座山之巅，内卡河平原之美景尽收眼底，冬日在冰上滑翔，夏日在湖中泛舟，有关艺术与文学，自由意志还是宿命使然的无穷无尽的对话以及第一次怦然心动，尽管，上天作证，我从来都是后知后觉。

就是那个时候我读了歌德的小说。第二次读起则是我前几年开始故地重游之时，已是时隔多年。他一共写了三部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及其续篇还有一部《亲和力》。其中，要数《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最为重要也最为有趣。我想，如今在英格兰几乎无人在读这部小说吧，除非是出于研究的目的不得不读，我想不出为什么有人会去读——尽管它生动鲜活，妙趣横生，既浪漫又现实；个中人物都令人称奇，非同寻常，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书中的场景变化多端，描绘得生趣盎然，引人入胜，至少包含两出高雅喜剧，这在歌德的作品中极为罕见；其中点缀的所有诗歌，都如同他的其他诗作一样，优美动听，感人肺腑；里面还包含一篇有关哈姆雷特的专题论文，许多知名的评论家都认为该文将丹麦人那暧昧不明的个性分析得细致入微；最为重要的一点，小说的主题还趣味独到。如果说，尽管这部小说具备如上所列的种种优点，但是，究其整体，仍然是一部失败之作的话，原因就在于歌德自身。纵然他天资出众、智力超群，对人生的认识也颇为高明，但他仍然只是天才诗人，而非天才小说家。

如果有人问我天才小说家到底要具备怎样的异秉？我无法回答。很明显，小说家应该活泼外向，否则的话他就没有表达自己的冲动；不过，做小说家对智商的要求大抵和做好律师或者好医生相差无几。他必须得善于讲故事，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他并不需要热爱自己的同胞（这要求太高），不过，他得对世人充满浓厚的兴趣；他必须天生具有感同身受的能力，这样才能想人之所想，感人之所感。也许，如歌德这样非常自我的人，正是缺乏这一点，才无法成为天才小说家吧。

接下来我并不想赘述歌德的生平；不过既然他亲口说过他所写的每篇文字（科学类的著作除外）都或多或少是在讲自己，那么我也不得不提到他生命中的种种逸事。歌德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研读法律，虽然他毫不情愿，但父命难违。彼时他青春年少，玉树临风，见到他的人都会为他的卓绝风姿所倾倒。他身材苗条挺拔，看起来比实际要高。肤色健康，留着一头自然卷的秀发；鼻梁挺直高耸，双唇饱满，线条漂亮，整个脸上最为突出的是那双闪闪发光的棕色眼睛，瞳仁特别大。他浑身上下活力四射，魅力非凡，让人难以抵抗。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乐于陪着他们玩耍，给他们讲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

在斯特拉斯堡待了几个月后，歌德的一位同学提议两人骑马去二十英里外赛森海姆镇的友人家小住几晚，那位朋友是名牧师，名叫布莱翁，家有妻女。歌德答应了，这两人便出发，在牧师家受到了热情款待。牧师的几个女儿之中有一位名叫弗莉德里克，与歌德一见之下便双双坠入情网。她怎么可能不爱上他呢？她从来就没见过这么清秀标致、风度翩翩而且舞步如此轻盈的青年男子。华尔兹这种新兴事物仅在十年前才传入斯特拉斯堡，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米奴哀和加伏特舞步完全淘汰。眼前这位美少年居然舞步如此娴熟还来亲手教她怎么跳，这可是个大大的加分。歌德对于弗莉德里克也是一见钟情： 她的金色秀发，碧蓝眼眸，风度举止还有天真无邪的气质，她在屋子里的一举一动，她那袭完美贴合的朴素长裙，无一不让他倾倒。四十多年后，当歌德口述自传，讲到这段罗曼史的时候，据说他心潮澎湃，声音也颤抖起来。接下来的数月里，这对恋人爱得如醉如痴，幸福至极。歌德写了好几首诗赠与弗莉德里克；如今大多散失了，从仅存的几首中仍然能证明当年他曾激情荡漾。他们的爱之烈火燃烧到什么地步，无从得知。有人断言歌德从来没有动过娶这位姑娘的念头。也许是吧。早在那个年纪，歌德就有门当户对，阶层有别的想法，在他其后的岁月中更是根深蒂固，尤为突出。他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富有之家，他当然知道像他父亲那样严苛高傲的人绝对不会同意他娶一个一文不名的乡村牧师的女儿，况且他在经济上还得完全依赖他父亲。可是他正值青春年少，沐浴于爱河之中。众所周知，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男人经常会山盟海誓一番，可是等激情退却之后就全然抛在脑后。这时候他们会很吃惊，女人居然将那些话记在心里还当了真。歌德那时候可能也曾对弗莉德里克说过什么，让她误以为他会娶她。

最终发生了一件事，让歌德幡然醒悟： 这个女孩再有魅力，再有风度，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农家少女。布莱翁牧师一家在斯特拉斯堡有个亲戚，歌德很给面子的评价那家人“地位声望良好，家境富有”。弗莉德里克和妹妹奥莉维亚去那个亲戚家待过一阵。两姐妹都觉得很难适应这种对她们来说极其陌生的生活方式。她们和仆人们一样穿着朴素的农家长裙，而她们的表亲以及时常来拜访的淑女全都穿着法国时装。姐妹俩无法抑制地觉得自己同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而她们的表亲也许一点都不想向朋友们提起这对穷亲戚，也没让她们好过。弗莉德里克面对这种尴尬境遇选择默默忍受，而奥莉维亚则沉不住气了。歌德那次去拜会她们显然是一场令人郁闷的失败。他这么写道：“最终我发现她俩和我渐行渐远，我的心里似乎也有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我能够感受到弗莉德里克和奥莉维亚的内心感受；当然我并没有像奥莉维亚那样情绪激动，忿忿不平，可是我感受到的是弗莉德里克内心的那种煎熬。”这段罗曼史并没有以美好的结局而告终，但却让人能够理解。就算歌德曾经考虑过娶弗莉德里克为妻，这种体会也向他证明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下定决心两人必须分手。那时候他正忙于准备毕业考试，有冠冕堂皇的借口可以少去塞森海姆几次。他拿到学位后第三周就离开斯特拉斯堡回家了。这时候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思念之情，骑马去看弗莉德里克最后一眼。分手是极其痛苦的。“我坐在马背上伸出手来，只见她双眼里泪水直打转，我的心头也格外沉重。”他说，他离她而去，她心痛欲绝；可是好像他那时候都没有勇气告诉她这次告别即是永别。他正式告诉她真相的时候是在后来的信里。他在文章里告诉读者，弗莉德里克的回信让他彻底心碎。“这时候，我才头一次感受到分手对她的折磨和打击，我却无能为力，无法减轻她的苦楚。”他还颇为心酸地写道，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女方首先提出分手还算合情合理，可是男人始乱终弃，的确太不应该。“我深深地伤害了一颗最美丽的心灵，在深切的痛悔之中渴望她曾给予我的青春和爱情，真的让人痛彻心扉，难以忍受。可是生活总还得继续，于是我便将全副身心诚挚的投入到其他的事情中去。”年轻的心灵总是坚韧刚毅，他人的苦难无法将其摧垮；歌德在这方面又格外幸运，当他的良心告诉他抛弃弗莉德里克全是他的错，他还能在诗歌中找到安慰。“我又开始写诗来忏悔，这种自我折磨的苦修应该看作是我内心的赎罪吧。在《铁手骑士葛兹》和《克拉维戈》（他最早的两个剧本）中那两位玛丽及其抱憾终生的情人们就是我内心悔过自省后的创作。”歌德到底有没有引诱弗莉德里克上床？我们无从知晓。有人觉得如果他们俩之间不过就是调情挑逗而已，他所承受的良心折磨恐怕不会这么持久吧。很有可能歌德在写下那首美丽动人的歌曲的时候，弗莉德里克所承受的痛苦始终在他脑海里回荡。歌曲开头是这么唱的： 我心乱如麻，我心头沉重；也许，如歌德这样一个心思细腻非凡，敏感超常的人，正是他内心悔恨交加的良心折磨才成就了他笔下格雷岑的人生悲剧，终于诵成经典，流芳百世。

不过，这只是人们对他的经典巨作之源头考证的种种推测之一。很快他就会说他的内心未曾感动也未曾被占据。

2

《少年维特的烦恼》则是另一出罗曼史的结果。在歌德离开斯特拉斯堡与弗莉德里克分手之后的半年左右，他去了韦茨拉尔，参加培训以取得律师资格。在魏玛的一场舞会上他邂逅了一位名叫夏洛特·布芙的女孩。当时她已经和约翰·克里斯蒂安·科斯特纳订婚了。歌德立即就爱上了她，第二天便去她府上拜访，很快拜访就变成了一天一次。他们俩一同散步，而夏洛特的未婚夫科斯特纳只要工作闲暇就陪着这两人一起散步。科斯特纳是个非常正派的人，脚踏实地，平淡老实，特别能够包容；不过，很明显，尽管他和善容忍，歌德对于他的未婚妻的倾慕也让他时常感觉不舒服。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每次我做完事情去探望我的未婚妻，歌德博士总是在她那儿。他明显爱上了她，尽管他是位哲学家也是我的好友，他每次看见我去探望我的未婚妻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尽管我是他的好友，我也不喜欢看到他单独和我的未婚妻在一起对她大献殷勤。”

几周后科斯特纳这么写道，“洛岑找歌德好好谈了谈，她告诉歌德不要去奢望他们俩之间能够有超乎友谊的关系： 歌德立即脸色苍白，沉郁不语，随即便独自外出散步。”

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歌德都待在韦茨拉尔，想要下决心离开夏洛特，可是却迟迟做不到；直到秋初他才终于鼓起勇气。他和夏洛特及科斯特纳聚了最后一晚，没有表露自己的心迹，第二天清早就离开了。临行前他留下一封伤心绝望的信给夏洛特，让她读后泪水模糊了双眼。

歌德回到了法兰克福，几个星期之后他听说自己的某个熟人，名叫耶路撒冷的一个年轻人因恋情失败在韦茨拉尔自杀身亡。他立即写信给科斯特纳把这起自杀事件的详情告诉了他，还把消息的底稿仔细保存了一份。“那时候，”他在自传里这么写道，“小说《维特》的框架就有了，四面八方得到的素材汇总在一起，非常丰富完整，正如容器中接近冰点的水只需稍加搅动便能凝固成坚冰。在我看来，要好好把握住这个天赐良机，要将这个变化多端而又极其重要的内容理清头绪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的想法，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我已经深陷痛苦之中，且让我前所未有地绝望，其前景只能是深深的沮丧。”这段话说明了一个事实，歌德又一次坠入了情网。“这种感觉很美妙，”他写道，“旧的情怀还未完全退却，而新的激情就开始让我们春心荡漾。正如夕阳西下之时，我们都爱看明月在对面天空遥遥升起，同时沐浴于日月光辉之下，喜不自胜啊。”让歌德妙手写就这诗意浓浓的比喻的缪斯名叫马克西米莲妮·德·拉·罗歇，歌德曾写信给她母亲：“只要我活着，就无法忍受生命中没有您的爱女马克西，请容我时时刻刻都斗胆爱慕她。”只可惜她的婚事早有安排，对方是年长她很多的彼得·布伦塔诺，在法兰克福经营鲱鱼、油和奶酪。尽管这两个极不般配的人已经成婚，歌德还是每天数小时地围着她转。不过彼得·布伦塔诺可没有约翰·科斯特纳那么随和，很快歌德就被勒令不得进入他们家门。

正如歌德自己所言，耶路撒冷的自杀悲剧是点燃歌德的想象力所不可或缺的火花，最终促成他写出《少年维特的烦恼》。他当时应该马上就想到将自己与夏洛特·布芙那场不幸的恋爱和耶路撒冷的自杀事件结合在一起，加上来龙去脉，手头的素材已经足够写一部小说。歌德自己也时常招惹自杀这个念头。“招惹”这个词乔治·亨利·路易斯在《歌德生平》一书（一百年后读来依旧饶有兴味）中曾使用过，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恰当。的确，五十年后歌德在自传中说他的痛苦在于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极具诱惑力，没有人能理解他要花多大的力气去抵抗这个念头。我斗胆评论一句,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夸大其辞，即使是最为显赫杰出的人也是如此。年少的歌德总是兴高采烈，生气勃勃，令人愉快的样子；可是，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周期性的情绪低落，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一次他就寝时将一把匕首放在枕边，脑子里不断翻腾着将匕首刺入自己心脏的想法。不过，这当然只是一种幻想，我觉得很多青年男子在沮丧之时都会如此。歌德的生命力非常旺盛，真要让他下决心结束自己颇为享受的生命确实不太可能。不过，很有可能他会想到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时，时常困扰自己的种种情绪终于能派上好用场。最终他决定动笔来写，采用的是书信体。当时受理查森的小说和卢梭的《新爱洛绮斯》的影响，书信体小说风靡一时。如今这种体裁已然没落；不过仍然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便是给小说中所描述的事实增添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感。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所讲的故事几行字就能讲完。一位年轻人来到一座无名小镇（当然是韦茨拉尔），在乡村舞会上邂逅了一位魅力非凡的女孩。他爱上了她，却发现她早已订婚，但他却越陷越深，最终强迫自己离开。过了一段时间，对她的深爱又引他回来，却发现她已经幸福地嫁作他人妇。可是他却激情丝毫不减，哦，不是，是越来越炽烈，让他浑然忘我，这世界除了她全都索然无味；最终，爱已绝望，而他又无法忍受没有她的生活，最终饮弹自尽。这部小说尽管篇幅短小（几小时便可读完）却分作上下两卷。第一卷写到维特离开；第二卷从他回来讲到他自杀。

在上篇中，读者们会看到我刚才所述歌德在韦茨拉尔逗留期间的种种事实。歌德将自己的魅力、欢乐、幽默、柔情款款，在社交中游刃有余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全都安放在主人公维特的身上。其实他描绘的是一幅相当迷人的自画像。全篇就是一首优美的田园诗，咏唱着漫长的夏日，月光皎洁的夜晚和美丽的乡村风光。小说中那些单纯友善的人们正直而又正派，那个年代德国人活得竟然如此宁静从容，读之令人愉悦。女主人公绿蒂（歌德给她起的名字正是夏洛特·布芙的教名）是那么善良、那么温柔、那么美丽还是个那么贤惠的主妇，让你为之动心；她的父亲和那位沉稳的未婚夫也让你感动，歌德称他为阿尔贝特；当然，维特那希望渺茫的一片深情也令你同情不已。上卷读起来让人愉悦，是典型的自传体。如今的自传体小说，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全都虚假做作，无药可救。其实并不是说那些作家把自己夸得多么足智多谋、勇气非凡、魅力无穷、能干无比、美貌迷人： 他们这么写是他们的权利；毕竟这是写小说，不是写历史。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作家们忽略了自己性格中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创作天分。的确，大卫·科波菲尔是位作家，还是位名作家；可是这一点在他所叙述的故事中并不太重要；这只是他所处的境遇使然罢了。如果不考虑创作天赋对他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也不考虑狄更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的话，大卫·科波菲尔其实还是做公务员或者老师的料。众所周知，一旦歌德陷入烦恼之中，情绪低落且饱受良心折磨，他会去诗歌中寻找安慰。他其实只要碰到迷人的女子便会疯狂地坠入爱河；不过在他头脑里永远翻腾的还是那些构思中的戏剧和诗歌。窃以为，这些文学创作对他来说比他那些惊天动地但是却昙花一现的浪漫激情要更加重要。甚至可以说，他都有点怨恨这些罗曼史干扰他真正想进行的文学创作。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上卷中我们看不出这种创作冲动。维特友善合群、令人愉悦不过艺术修养平平。当他最终决定离开韦茨拉尔和绿蒂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去呼朋唤友，写诗疗伤，邂逅另一位佳人，再度坠入爱河。如读者们所见，歌德自己正是这么做的。

小说下卷则纯属虚构。维特不再是我们在上卷中所认识的那个人了。他变得面目全非。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觉得自己发掘出了有趣的东西还颇为开心。可是后来我偶然读到克莱布·罗宾逊拜访歌德母亲阿娅女士的记录中，她就说过小说上卷中的维特就是歌德，而下卷中的维特不是。自那时起，有关这部著名小说的评论数不胜数，这个明摆着的事实肯定也反复被人提及，简直就是摆在眼皮底下。当然，在小说的最开始，歌德就有意让维特自杀。为了做好铺垫，他早早就安插了一个场景，让维特、绿蒂和阿尔贝特探讨自杀合理与否。绿蒂和阿尔贝特都觉得自杀非常可怕，而维特反驳说当生命已经无可忍受，自杀是唯一的出路。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杀乃必要且英勇之举，世人不应鄙夷，而应喝彩。歌德应该本能地知道，他在上卷中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注入他的身上，不论他有怎样的苦恼，也应该和自己一样不至于自杀吧；可是他在下卷里却又不得不创造出一个无法抑制住内心自杀念头的人物。歌德就是这么做的。于是，下卷中的维特也就无可避免地和上卷中的他大相径庭了。

维特在离开韦茨拉尔不久便在朋友的劝说下接受了某德国宫廷的外交代表秘书一职。这时，小说里的维特易怒、狭隘、倨傲且好斗。他的上司自然是希望维特能以上司本人的写作风格来草拟信件，可是维特我行我素，上司于是将信件打回要求重写，秘书维特当然火冒三丈。在那个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似乎都疯狂地爱上倒装句，他们认为倒装能增添文采。不过像维特的外交官上司那样一位通达世故的人，认为在官方文件中滥用倒装句不合适，更欣赏他所习惯的“官样文章”，而不是那种“文采斐然”的东西，这也不无道理。于是，上司和下属很快就争执起来。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为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维特和该宫廷某高官是朋友，他的上司对此人也非常信任，有一天维特去此人家中吃饭。那天晚饭后主人要举办一场盛会，城中贵族名流尽邀到场。饭后，主人由维特陪同，在客厅接见客人。维特乃无名小卒，并不在受邀出席之列。客人纷纷登场，王公贵族们携眷出席。很快维特便发现他们看见自己都觉得很吃惊。他意识到在这种名流聚会中他的出现会遭人诟病；不过，他不知如何应对，只好硬着头皮撑下来。不久，一位地位格外尊荣的贵妇便径直走向主人抗议起来；主人叫维特过来，很有礼貌地请他离开。在我们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蛮横粗鲁。不过要记住在那个年代，德国的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之间仍然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此事很快在小城里传开了，谣传成维特在聚会上粗俗无礼，被赶了出去。维特十分苦恼，一周后便递交了辞呈。

某位对维特颇有好感的王公，大概是怜悯这个年轻人所受的侮辱，邀请他去府上小住赏春。维特欣然前往，可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得出结论： 王公和他完全没有共同点。“他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他写道，“只可惜也是凡人一个；有他相伴也只不过和读一本精彩的小说感觉差不多。”目空一切的年轻人啊！维特于是决定离开，回到原来的地方，绿蒂和阿尔贝特已经结婚安顿下来的地方。阿尔贝特看见维特回来似乎一点也不高兴，他因为工作原因得不时出差。尽管他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他也不喜欢看到维特总是缠着自己的太太。歌德对绿蒂的心态描述得非常微妙。她知道阿尔贝特讨厌维特来访，她希望维特走开让她和丈夫的二人世界清清静静，可是又不忍心下逐客令。她爱她的丈夫，也尊重他，不过她对维特也是有爱的，还不止一点点。圣诞节前，阿尔贝特又出差了。绿蒂让维特保证在她丈夫出差之际不过来看她，可是这时维特还是来了。她狠狠地指责他违背诺言，当时已是夜晚，照规矩绿蒂不能单独和维特待在一起。她便请人叫几个朋友过来，可是朋友们都正忙，脱不开身。维特随身带了几本书，绿蒂让他念给她听。他翻译过一些奥西恩的诗，于是就念了几首。诗歌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俩，她哭了起来。她的眼泪彻底摧垮了他，他也呜咽起来，伸开双臂拥她入怀，发狂地吻她。她又爱又怒，不知如何是好，一把推开他，大叫：“这是最后一次！你绝不能再来。”接下来，书中原话是“接着，她满怀深情地看了一眼这位不幸的男人，便飞奔入隔壁房间将自己反锁起来。”第二天，维特给绿蒂写了一封心痛欲绝的信，告诉她自己准备告别人世。他告诉他自己终于知道她是爱他的。“你是我的，绿蒂，永永远远都是我的。”维特从仆人口中得知阿尔贝特回来了，便遣他去找阿尔贝特借手枪，说是自己要去旅行。可以想见阿尔贝特听说这个消息，如释重负，爽快地借给了他，第二天清晨维特便饮弹自尽了，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那封写给绿蒂的信。

以上这些不太连贯的叙述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故事梗概。时至今日，小说的最后几页仍然相当感人。此书出版后所取得的成绩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流传之广，被探讨之多，模仿者之众，几乎无可比拟，还曾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唯一对此书冷淡处置的恐怕就是科斯特纳和夏洛特了吧。读者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俩是小说中的原型。科斯特纳非常愤怒地发现自己被写成一个呆头呆脑的笨蛋，根本配不上他那迷人的太太，而且小说还暗示他太太曾经爱过歌德。很多人都在猜想这小说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科斯特纳还写文章表示抗议。歌德的回应简直不容分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维特，你想不到这一点那是你的损失。”

如今，每个人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都无一例外地会问自己： 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当年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想，答案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切合时宜。那个时候，浪漫主义风起云涌，卢梭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人们争相传阅，其影响十分巨大。德国的年轻人已经受够了启蒙时代刻板僵硬的条条框框，而正统宗教又沉闷枯燥，无法滋润渴望无限的心灵。卢梭的作品正好迎合了年轻人的企望。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卢梭的观点： 情感比理智更为可贵；扑腾跳动的心儿比变化无常的头脑更为高尚。他们珍视细腻的情感；视其为灵魂美丽的标志。他们鄙夷常识；视其为情感匮乏的表现。他们的情感时常失控；一个小小的刺激就会让男男女女们泪如泉涌。他们写的信，即使是那些年长一些应该更为成熟一些的人，全都热情过头，情感泛滥。当年既是诗人又是教授的维兰德在不惑之年写信给拉瓦特的信中称对方为“上帝之天使”，末尾是这样写的，“要是能和你在一起多好啊！哪怕短短三个星期也好！可是我害怕会和你太过亲密，因为我们总要分离，那样我怕是会相思成灾，一病不起。”德国评论家对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流露只淡淡地补充说维兰德时常拜访他的好友们，每次要离别的时候无不“相思成灾，一病不起”。如果说当时的“时宜”就是如此的话，那么《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能够倾倒众生也就不奇怪了。年轻人的爱情是那么激情澎湃又是那么地痛苦绝望，深深地扣动了人们的心弦；维特身陷人世间的情感囹圄，不得不自尽以求得自由，也让人们从心底里激发出敬畏和仰慕之情。维特让歌德一举成名，世易时移，不论歌德还写过什么，这本书仍然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歌德最终得享高寿，不过在他后面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哪部作品取得过这样令人震惊的成功。

3

《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于1774年秋天，年底的一天，一位冯·克尼贝尔上校扣响了歌德家的门请求接见，称自己是魏玛宫廷两位王子的驯熊师，此行特地带来两位主公的口信，想要与大名鼎鼎的作家结识一番。歌德欣然前往，这两位王子，年长的一位还不到十八岁，立即为歌德的风度所迷倒。不久，歌德又由一位朋友带领去参加富有的银行家遗孀薛曼夫人举办的聚会。薛曼夫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独生女，歌德走进大厅的时候她正在演奏钢琴。同往常一样，歌德又一次坠入了爱河，不久，二人就如胶似漆。不过这段恋情遭到两家人的一致反对。莉莉·薛曼属于法兰克福的上流社会之家，将来会继承丰厚遗产嫁个上等人家。歌德的祖父只是个裁缝，娶了一位旅店店主的遗孀，一辈子从事祖上传承的裁缝之职，回报颇丰。他的儿子，即歌德的父亲，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并取得受人尊敬的宫廷顾问头衔，这让他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却还没能跃升至法兰克福的上流社会。歌德父亲严厉且朴素，极力反对儿子娶一个时髦富家女为妻。莉莉才十六岁，自然很是享受她那个年纪的女孩子视为乐事的东西。她喜欢跳舞、聚会和野餐。歌德其实也意识到了她所喜欢的快乐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不过他爱得太深也无暇多想。他为她写诗，有很多是他最优美的诗歌；却没有他写给弗莉德里克的诗里那种始乱终弃的意味；读起来感觉隐隐有点不确定的感觉。他对自己不太有把握，对莉莉也不太有把握。但是，两人还是不顾双方家庭的反对订婚了。刚订婚没多久，歌德就开始心神不定。他才二十六岁，知道自己拥有优异的文学才华以及对生活的炽热之爱。他还不想这么早就安定下来。

焦虑挣扎之后（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他考虑过莉莉会伤心欲绝的话，很可能还经受了良心的煎熬，他终于决定要掐灭对她的爱意。马上他就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结束这段恋情。两位年轻贵族，施托贝格伯爵，狂热地仰慕歌德，专程来到法兰克福来结识他。他们要去瑞士游历，邀请歌德同往，他同意了。他们出发时身穿小说中维特时常穿着的行头，还有一套蓝色外套，黄色长筒袜以及马甲，配长筒靴及灰色圆帽，这套行头就是小说中维特嘱咐他下葬时一定要穿的。歌德走的时候没有告诉莉莉，没有留下一句道别的话，这当然让她和她家人非常憎恶。这种不辞而别说得好听一点叫不懂礼貌；不过歌德有时候待人接物的确有点冷酷无情。奇怪的是他居然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别人的痛苦浑然不察。这几个年轻人在瑞士游玩了一番，饱赏美景，可是歌德却没法忘记莉莉。从他所写下的动情文字中我们得知当时他是多么渴求她的爱。如此一来，瑞士之旅完全是个失败。

歌德回到了法兰克福，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不清楚这小两口是否还认为自己有婚约在身。他们仍然见面，还算频繁，仍然还爱着对方。很明显必须得有所行动才是，于是歌德的父亲提议他儿子去意大利远游一趟，一心想斩断这小两口的关系。这个提议正中歌德下怀，他满心欢喜地应允了。正当他准备行李的时候，年轻的魏玛公爵刚娶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公主为妻，迎娶返回途中经过法兰克福。他极其热忱地邀请歌德前来魏玛小住几周。盛情难却，歌德接受了邀请，不顾他父亲极力反对他与这位王子结交，日程很快就确定了。这个时候歌德到底有没有鼓起勇气告诉莉莉他要远行，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凭借他在自传里透露的一件小事来猜测： 在他临行前两天的某个晚上，他在法兰克福的街道上漫步，突然发现自己站在莉莉的窗下。她正在弹钢琴，他听见她一边歌唱，唱的正是那首一年前他写给她的歌。“我抑制不住地觉得她唱得格外动听，”他写道。“听她唱完，我看见她起身，来回踱步，影子投射在百叶窗上；我尝试来去都无法透过厚厚的窗帘一睹她的芳容。我只得暗下决心要离开，不去打扰她，斩断对她的情丝……让我决定要离开我至亲的人儿。”十八个月后，莉莉嫁给了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找到了门当户对的归宿。

歌德到达魏玛的时候，本来准备只待上一两个月就走： 谁知造化弄人，他几乎在这里待了一辈子，只偶尔离开过几次。年轻的公爵非常喜欢他，很快两个人就形影不离。他们一同喝酒，一同狩猎，一同和路上邂逅的乡下女孩调情。魏玛公国那些稳重的官员都认为这个放浪形骸的诗人把他们的主公给带坏了，非常希望他早点走；可是公爵自己舍不得歌德，为了挽留他还给他在内阁中安排了个职位，发给他薪水，还配给他一幢河畔小屋。公爵要说服歌德在魏玛安顿下来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因为歌德活力无穷、能力超群且足智多谋。接下来委派给他的任务越来越多，他都完成得极其出色。我知道，大家都认为当年歌德服从魏玛公爵的意志留在那里，实属他人生中一大错误决定。他是位诗人，了不起的诗人，可他却去做普通公务员就能胜任的工作。这么说有道理，不过别忘了当时他的处境： 他才二十六岁，有无限精力去享受人生，让人生充实。他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一旦被王公贵族这样的人所器重，他便唯其马首是瞻，也不能说他就错了。很自然他会抓住这个机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可比法兰克福的中产阶级圈子要丰富多彩得多。他父亲一怒之下断绝了给他的经济资助。那个年代和现在一样，一位诗人绝不可能光靠写诗就能维生。文人墨客们得去给王公贵胄的子弟当家庭教师或者在大学里任职，拿点微薄的薪水才行。席勒当年是全德国最受欢迎的戏剧作家，都得靠翻译法文书籍才能勉为生计。

有些人很严厉地批评歌德去侍奉一个小小的德国亲王完全是自暴自弃，我不知道这些人认为歌德应该去做什么事情才叫做好。我一再强调过但却没人相信： 作家们并不喜欢缩在蜗居中挨饿受冻。歌德很快就步步高升，三十岁刚过已官至魏玛公国的首相要职。应公爵要求，神圣罗马皇帝授予了他贵族头衔，此后，他的正式头衔就成了： 枢机大臣冯·歌德阁下。他在魏玛安顿下来后没几个月就又一次坠入情网。这一次他的恋爱对象是骑兵统帅冯·施泰恩男爵夫人夏洛特·冯·施泰恩。她比歌德年长七岁，生过七个孩子，仅有三个活下来。她并不算美貌，但是身材非常轻盈修长，而且冰雪聪明。找到这样一位兴趣相投、无所不谈的对象同时又能专注聆听的听众，歌德自然心生欢喜。同往常一样，他又开始激情洋溢，发动攻势了，可是冯·施泰恩夫人只想和他做朋友，无意发展为情人，于是接下来的四年里她都一直在抵御他的攻势。后来歌德说服公爵邀请一位名叫科罗娜·施洛特的女演员来魏玛公国剧院里演出歌德写的剧本《伊菲革涅亚》。上演宫廷专场的时候，科罗娜·施洛特扮演女主角，歌德扮演俄瑞斯忒斯。观众从来没有看到舞台上出现过如此般配的一对璧人。也许，冯·施泰恩夫人就在这时感觉到歌德会离她而去，转投聪明迷人的女演员怀抱。她害怕失去歌德，这才应允了他的追求。后来的四五年里这对情人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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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少时起，歌德就对戏剧充满了兴趣。他的祖母曾送给他一套木偶剧班子；他还特意为这个班子写了好多剧本，表演给热心观众——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看。他来到魏玛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业余剧团表演极其风行，他们都很欢迎歌德加入。这些成员里有公国官员，比如说一些有利用价值的朝臣，偶尔还会有一两位专业女演员加入。剧团表演并不仅限于魏玛，也会去邻近的大公国巡演。布景和道具都由骡子驮运，人员则骑马而行。他们既在露天搭台，也在宫廷大剧院中表演；晚饭过后再骑马回家。也许是四处表演让人兴奋，这种生活也十分有趣，歌德便想起早在法兰克福时就开始构思的一部小说。歌德最早提到这部小说是在他1779年的某则日记里，他初拟这部小说的名字为《威廉·迈斯特的剧团表演生涯》。可是，两年之后他才开始着手撰写。他采用的是一个古老的文学形式，我想大概和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一样历史悠久且大受欢迎吧。西班牙的流浪汉体裁小说将此类文体在欧洲发扬光大，后来，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斯摩莱特的《亨弗莱·克林克》都凭借这种体裁而大获成功。简单地说，这种体裁就是将故事主人公引出家门，让他东转转西转转，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最终以迎娶美貌迷人且嫁妆丰厚的女子美满收场。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作者能够引入多个性格迥异的人物，讲述一系列多少有点危险的事件，以变幻莫测的风格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歌德的这部小说本来要写十二卷，写完第一卷后他停了几年，然后写了第二、三卷，最后以每年一卷的速度写到第六卷为止。

这种写小说的方式似乎比较奇特。大多数作家写小说的时候会全情投入，脑子里别的什么都不想，一天下来不得不停笔之时，身心俱疲，想着没有完成的部分，心里却极不耐烦，似乎等到第二天才能再度开始会损失不少时间一样。很明显，歌德居然可以过了一年才继续写，好像他数小时前才停笔一样。这部小说极为流畅，章节之间的过渡自然，你只能说他早已将整个故事从头至尾打好腹稿，而且记忆力惊人，能将其完整再现。那个时候德国大多数剧院都由亲王资助；剧院经理得组织上演歌剧、轻喜剧和通俗情节剧来迎合纯粹找乐子的观众的口味。歌德动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宗旨很明确，那就是剧院应该具备教育公众的功能，还要对德国文化产生重要且有价值的影响。这一观点在当时很是风行。我们可以猜到歌德的构思就是故事主人公威廉·迈斯特在体验了人生百味，沧海桑田之后终于成为一家剧院的经理，身兼演员与作家二职，将剧院推至全国一流水平，他所撰写的剧本也将本国水平提升至与英、法相媲美的程度。

可是有段时间，歌德却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魏玛宫廷的繁文缛节，陪同公爵出访各国这些事情并不如他最开始所想象的那样极富吸引力。整个魏玛社会，早几年是那么光彩绝伦，充满了知识的魅力，如今却那么狭隘小气，他的官职也颇为累赘。歌德刚刚爱上夏洛特·冯·施泰恩夫人的时候，她才三十二岁；如今已步入不惑之年，确切地说，已经四十三岁了。他们的恋情已不复当年才子佳人的浪漫，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为众人所认可并接受，可是当年的佳人已经变成了乏味的黄脸婆。冯·施泰恩夫人有点家庭教师的味道： 她教会歌德举止更加优雅有礼，还引领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将诗人打造成了一位重臣，一位绅士。诗人写给她的诗也温柔体贴，不过却带点尊敬、敬重和仰慕的味道，而不是激情洋溢。如今他终于觉得现在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放手了。有一天凌晨三点，歌德化名莱比锡商人约翰·菲利普·默勒，随身带了一个仆人，一个背包，一只皮箱悄悄离开魏玛前往意大利。他就这么离开了夏洛特，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就这么在外面游荡了两年。

也有人说夏洛特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歌德的情妇。现在看来，这一点已经不太重要。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证据就是当年歌德已决心出走却一直对她隐瞒这一事实。如果她真的只是他的好友，这么多年来歌德只是给她写了无数诗歌信件，陷入困境时找她倾诉，珍视她的建议的话，他肯定会将自己的出行计划提出来与她探讨。她也许很遗憾他选择出走，不过她应该能理解他那丰富的精神世界，也明白他要写出那部头脑里构思的小说必定要远行。但是，如果夏洛特是他的情妇,那么情人要响应心灵追求而出走数月，她是很难接受的。歌德很有可能就是害怕她苦苦相逼的一幕，于是决定还不如生米煮成熟饭，更简单一点。我前面也提到过，歌德总是对别人的感觉漠不关心。此外，如果他们之间真的只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她也就没理由在他返回之后以冷淡待之，没理由不听他按捺不住地讲述意大利之旅。她严厉地责备了他，因为他一去就是这么久，尽管他说就是因为他忘不了她才选择回来，都没有用。他感觉她就是认定了他早就打算一去不复返。这种待遇歌德无法适应，他写信给夏洛特，“我冒昧承认无法忍受您如今对待我的态度，我谈兴正浓时你以沉默相对；我闭口不言你又责怪我待你冷淡；我与友人言欢，你又怪我铁石心肠，将你冷落。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你盯在眼里，我的举止、仪态无一不遭你数落，还时常见我轻松自在就故意找碴儿。你故意为难我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信心十足，开诚布公呢？”

仍然无济于事，夏洛特没那么容易安抚，自此以后他们只是在正式场合才偶然见面。

离开魏玛之前，歌德已经开始写这部小说的第七卷，尽管时常是在打腹稿，但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回到魏玛后他都没有继续写下去。我斗胆揣测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写了。这部小说他才写了刚刚一半，可是结局就已经可以预见。威廉已经成为剧院的经理之一，歌德也不可能想不到除了流浪汉小说那种以美好姻缘而告终的俗套结尾以外，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可写了。也许他那时候就想如果不能有所创新，让小说别具深度，能达到他原来设想所不能及的高度，那还不如就此打住作罢。自从歌德不辞而别去意大利远游以来这八年，世事变幻莫测。法国大革命震惊世界，路易十六和他那可爱的皇后命丧断头台。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驱散了前来干涉的奥地利军队，并占领了莱茵省。歌德似乎觉得未来的人和过去的人会完全不同，那么他要做的就是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1794年，他又一次开始继续写这部小说，不过目标已经全然不同。他意图向读者展示小说主人公在身不由己的各种影响之下，个性心理的变化历程，直到最后他终于能驾驭天赋之能，并将其投入到为人类同胞服务之中。歌德的主题不再是从前所构想的戏剧艺术，而是生活之艺术。我不确定是否真有这么一样东西，不过究其字面还是有意义的，也许就是肯定意义。其他的艺术形式，譬如舞蹈，表达方式就是自身的局限；可是生活这门艺术，只有死亡才是局限，也是身体力行的终点。其他艺术形式的熟练操作是可以习得的；可是生活这门艺术，你除了逆来顺受，别无选择。生活是否成为艺术是造化使然： 命运多半是机缘巧合，上帝永远是在掷骰子。

歌德花了些时间对原来的手稿进行了删减、修改，对某些段落进行了前后调整，然后改换了一个新标题，小说就出版了，这就是《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5

这个故事错综复杂，我只能拎出框架简述一下。在我开讲之前，我得警告大家十八世纪的读者们喜欢小说生龙活虎一点。他们喜欢小说里有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让他们惊讶，只要无法料到，他们才不管是否可能呢。但凡碰上巧合，他们便怒不可遏，刻薄挑剔起来。可能性是由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引入小说的，他们认为小说中发生的事情不仅得具备可能性，更应该是无可避免的。如今的读者，也许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决定论者；而十八世纪的读者则认为各种机会发生的可能性应该完全均等。

威廉·迈斯特是商人之子，其父与一位名叫维纳的人合伙做生意。他父亲认为自己的儿子威廉和维纳的儿子都应该子承父业。小说开始的时候，威廉正和一位名叫玛丽安的漂亮女演员打得火热，她是来法兰克福巡演的某剧团成员。威廉不喜欢继承父亲的生意，他热衷于戏剧，并且深深沉浸在爱河之中。他想娶玛丽安然后继续舞台事业。可是威廉没什么钱，玛丽安则傍了个大款，用度不愁。威廉发现真相的时候，十分受伤，神情沮丧，身体也差点崩溃。等他养好了病，发现自己厌恶戏剧，于是矢志再也不碰它。接下来三年他都辛勤地在父亲公司工作，后来被父亲和合伙人派出去收账。他在一个大一点的镇上待了几天，偶遇一对男女演员： 拉尔特斯和费琳娜，由于剧团经费紧张破产，滞留在这里。这时来了一个杂技剧团为大家表演，其中就有美侬。歌德为这个人物所写的诗歌是他的诗作中最为出名的，“你可知道那个柠檬花儿盛开的国度”。威廉目睹美侬被剧团经理毒打，解救了她，把那个禽兽经理痛打一顿后以三十元为美侬赎身。杂技剧团走了，不久威廉从前熟识的一对演员夫妻来了，特地来加入拉尔特斯和费琳娜所在的剧团，得知剧团已经解散，非常难过。这些演员聚集在威廉的身边，让他对舞台的热爱再次燃烧起来，于是他们决定自己组建剧团，并说服威廉出资买下原来破产的剧团留下贱卖的道具和行头。其实威廉出的钱是公司讨账所得，他就这么挪用确实有点不择手段。

还有些飘零在外的演员也加入了他们，这时出现了一位名叫哈珀的神秘人物，他年事已高，白胡子飘飘，瘦弱的身体裹在棕色长袍里。威廉非常欣赏他的表演和唱功，坚持让他加入剧团。不久，剧团下榻一家小酒店，碰上一位侍从武官为明日就要抵达此地的某伯爵及伯爵夫人安排住宿事宜。伯爵夫妇准备回到自己的城堡招待一位王公，也是位著名的将军，正带领部队向附近的总部进发。伯爵夫妇下榻后当即表示愿意聘请这些流动演员为他们的尊贵客人表演。威廉被引荐给伯爵夫人的时候为她的美貌、风度和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倾倒。一切安排停当，威廉便决定陪着剧团一同前往城堡，一部分是因为他确实想再睹伯爵夫人的风采，一部分是因为对于这种结交贵族名流的机会他总是心向往之。他和歌德都是这么想： 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能仪态得体，教育教养良好。如今的贵族阶层，一贫如洗，无权无势，没法再装腔作势，自然心头伤痛。某些贵族同胞们愚蠢至极地装出自命不凡的样子时，都会沦为人们的笑柄。我斗胆提醒读者注意： 歌德所处的那个时代，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贵族阶层和平民百姓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这两者简直分属不同物种，贵族们不仅要求下层民众如仆从般尊重他们，还要求他们认命。至少从理论上讲，贵族们优雅精致而普通民众则粗俗不堪。

已经出场的诸位人物之中，费琳娜最为美丽动人。她是个人见人爱的尤物——从来没有道德原则，但却慷慨大方、热心快肠、讨人喜欢。她轻佻浪荡，随时准备献身于任何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或是值得她倾心的男人。她是个不知廉耻的妓女，歌德不认同这个人物的作为，可是她实在太有魅力，让歌德忍不住喜欢上了她。整个小说里歌德对这个人物始终温柔溺爱。窃以为他明白这样一点： 虽然这女人道德松懈，可是本性不坏。她第一次见到威廉就爱上了他，不过像威廉这样傲慢高贵的公子完全不理会她的攻势。她收服了一个叫弗里德里克的年轻人，帮她跑跑腿伺候她。他们一吵架她就打发他卷铺盖回家，可是没过几天，他无法忍受没有这个狐狸精的生活，还是回来了。此时，威廉毕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对费琳娜的无边魅力完全免疫，他正欲投降于她的甜言蜜语之时，忽闻她又搞定了伯爵的侍从武官，两人正要共进晚餐。威廉又妒又怒，眼看要到手的肥肉却落入他人之口，于是决定要轻蔑这个贱人。后来，他听说那晚费琳娜要弗里德里克服侍她和侍从武官享受浪漫晚餐时，弗里德里克将炖肉一把扣在了两人头上，心中也是不无欢喜。

瓢泼大雨之中演员们抵达了城堡，却发现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一幢被遗弃的房子，连家具都没有。只有费琳娜通过侍从武官的关系住进了城堡里的一间房。她将伯爵夫人巴结得很好，很快伯爵夫人就事事得找她商量。威廉正是通过费琳娜才得以接触这位出身高贵的夫人。他的才貌和魅力完全迷倒了她。他为她诵读自己写的诗，威廉和歌德一样感情极其丰富，很快便爱上了伯爵夫人，而且相信她对他也有点意思。费琳娜的眼光敏锐，很快就发现了端倪。尽管她本性使然爱上了威廉，可她还是尽全力撮合这两人，真是位非凡的女性啊！后来王公在仆从拥簇下驾到，城堡里上演了精心准备的各种节目供其娱乐。这些场景的描写全都生动有趣。尤其是伯爵夫人的招待会那场，写得格外引人入胜。霍夫曼施塔尔在其剧本《玫瑰骑士》第一幕中描述了相似的场景，效果绝妙。威廉结识了王公随从中的一位上校，名叫雅诺，此人既精于世故又是位知识分子，他送给威廉一卷莎士比亚的戏剧让他读： 这无疑是醍醐灌顶。可是，不知怎么突然爆发了战争，城堡里的盛会匆匆解散，演员们拿了报酬后被遣散。他们离开的前一夜，费琳娜带着威廉去和伯爵夫人道别，并慎重地安排二人单独待在一起。伯爵夫人赠给他一枚戒指，里面藏着她的一绺头发，接下来不知怎么的这两人就紧紧拥抱在一起了。伯爵夫人强忍住感情，离开威廉的怀抱，哭着对他说，“如果你爱我就远走高飞吧。”随后他就离她而去了。

这些巡回表演的演员们离开了城堡，本想去汉堡这座繁荣的大城市找事情做，不料路上被一群强盗拦下，洗劫一空。威廉英勇反抗却遭枪击，等他醒转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费琳娜的怀里。这时，有位年长的绅士和一位年轻女子由一群骑手陪伴路过，看见受伤的威廉便停了下来。那年轻女子看上去尤为担忧，用年长者的厚外套给威廉盖上。尽管身负枪伤，威廉还是被女子的美貌和温柔所打动，立即爱上了她。此后他便时常对她念念不忘，并诗意的称她为“亚马孙女武神”。随后威廉被安顿在附近村子的小旅馆里，原来，整个剧团的其他人也都逃到那里。费琳娜和强盗头子打情骂俏，把她的行李给保住了，伯爵夫人送的那些好东西都安然无恙。这样，其他人当然愤愤不平，因为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保住。他们还责怪威廉抄了一条危险的小路而不是绕道走安全的大路，于是就抛下他离去，只有哈珀、美侬和费琳娜留了下来。费琳娜一路上悉心照料他，威廉日渐恢复。有天早上他醒来时发现她睡在自己的床尾。她醒过来的时候，威廉假装熟睡，闭上了眼睛。一两天后，费琳娜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单身青年拒绝美丽迷人又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女性示爱，这世上大多数人却并非对此全然赏识，有点可悲可叹。歌德曾说过威廉是他的自画像，不过更加可爱也极富戏剧性，可是他也曾说过威廉是个愚蠢而又可怜的家伙。与歌德同时代的人及后来人都赞同他的说法。《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英译者卡莱尔就曾经称威廉是个懦夫。这措辞也太苛刻了一点。威廉为人和善厚道，能体谅别人的痛苦。他解救了遭受虐待的美侬，收留了绝望无助，有点精神错乱的哈珀。他总是尽全力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减轻痛苦，甚至是帮助那些惹人讨厌的人，比如后面即将登场的奥蕾莉亚。威廉尽管年纪轻轻，不谙世事，可他总是让自己上当受骗，送钱给那些卑鄙的骗子为他们解困： 这是他的个性，不能说是毫无同情心。他其实非常勇敢，在剧团遭遇强盗的时候，他挺身反抗直到被击倒。许多其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没有威廉身上这么多优点，就已经征服了读者的心灵。也就是卡莱尔对他的克己复礼大为不满。

很久以前，歌德就在他的第一本书《少年维特的烦恼》及两部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和《克拉维戈》中绘出了几幅自画像，这三个虚构人物和威廉一样都有同样的性格缺陷。他们都懦弱，屈从于自身的情感无法自拔。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些个性特征都是歌德发现深深植根于自己心中的。他将自己的动机、思想、感情和特质全都安在威廉身上： 歌德喜欢背诵自己的诗歌，威廉也是；歌德不擅长对自己偶然感兴趣的问题写出长篇论文来探讨，威廉也是。歌德将自己的性情及理想，陶冶情操的念想，对于艺术的激情，诗歌方面的天赋以及在脂粉堆里的风流多情全都注入威廉身上。同时他自己犹豫不决，缺乏毅力，容易受形形色色的人影响的个性也能在威廉身上找到。必须得承认，读者要非常宽容大度，不要对威廉不耐烦才是。当作者成为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就成了傀儡，失去了自由，结果是他总是在和故事里的其他人物暗地较劲，只有局外人才能看得出来。

6

威廉身体痊愈之后仍然矢志要从事表演，他和哈珀及美侬一起来到汉堡，他的一个朋友名叫瑟洛，正是此地一家剧院的经理。在汉堡期间，他收到父亲合伙人儿子维纳的来信，告诉他威廉的父亲过世了。

然后告诉威廉他所继承的财产再加上他自己的，应该投资一处房产，威廉可以回来打理。威廉回了一封信给维纳拒绝了这个提议，口气有点沮丧。我就节选卡莱尔的译本中重要的几处吧：“如今我在这里提高自我修养，正是我自年少时便拥有的愿望及目标,虽然那时还未明确方向但却时常念想……我不知道在外国如何；在德国这是普遍现象，请允许我这么说，个人修养对于人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除了贵族阶层以外。中产阶级能学会美德；特别努力的还能教化自己的头脑；可是任他在这世上挣扎求生，他的个人素质却丢失了，甚或比丢失更为糟糕。达官显贵们时常与举止最为优雅的圈子接触，不得不培养出文雅的举止；这样一来，所有的机会都会向他敞开怀抱，最终他会变得无拘无束，毫不矫揉造作；不论在宫廷里还是在军营里，他的形象及个性自然是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最为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就有理由赋予它们一定价值，而且还会展示给别人看。平凡事物中的优雅之美，位高权重者身上的风趣雅致最适合他不过了；因为这表明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心态平衡。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举止越文雅，声音越洪亮，气度越稳重，他就越完美。如果无论对待高低贵贱之人，还是家人友人他都能保持如此气度的话，就没有人能说他的坏话，也没有人会与他为敌。他的冷淡会被认为是头脑清醒，他的虚伪会被认为是智慧。如果他在生命中每时每刻都能保持这样一种外在的状态，那么无人能对他有别的要求；而他自身或者相关的其他东西，比如能力、才智、财富这些都只是额外的奖励罢了。”

此处跳过三段，接下来信里是这么说的：“如今我在修身养性，这是我自出生起就无法享受的东西也是我最为渴望的东西。自离别你之后，我躬亲实践，获益良多；对于惯常而至的尴尬窘境，我已经能够放在一边，变得极为宽容。我也一直在注意自己的言辞和声音；我可以不带虚荣心地说，与人交往时我不会弄得不欢而散。可是我不想对你隐瞒我想成为名人的理想，要想在一个较大的圈子里取悦众人且施加影响，就得每天完美多一点。这样我对诗歌及其相关事物的热爱能和对自身素质和品味的修养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修养非常必要。从今以后这种享受将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我才能视善为善，视美为美。你知道，所有这些除了在舞台上别处无可求得；只有在戏剧之中我才能依我所愿来成就自己，提高自己。在戏台上，一位文雅高尚的人再加上个人成就，自会光芒四射，就像在上流社会里一样；在他的学习过程中，身体与心灵必得齐头并进；那么我在舞台上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不断提高自己的能量。”

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要为舞台奉献终身，扮演伟人贵胄，也能习得贵族们与生俱来的文化素养和良好教养。不过，这意思也许还要更进一层，那就是： 既然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幻象，其真相永不可得，那么在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和在谬称为“真实世界”的现实之中扮演自己无甚差别。

威廉将手头上的资金都投入到戏剧排演制作之中，还拉瑟洛入股。他虽有些不情愿，还是同意聘用流落至此的这个巡回剧团，其中有威廉参股。这时，费琳娜又出现了，她对威廉说了一句如今被录入经典的话：“我爱你，与你何干？”就我们所知，威廉对此无言以对。费琳娜不久就上了瑟洛的床。威廉和瑟洛联手制作的第一部戏剧是《哈姆雷特》，威廉出演男主角。歌德的幽默并非轻松诙谐，而是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他自年少时起便对恶作剧特别偏好： 排演《哈姆雷特》这个情节又给了他一个创作一出高雅喜剧的机会，虽然我不太肯定他是否有意为之。彩排之后，威廉回到房间休息，正待更衣之时却发现床头地上摆放着一双拖鞋，明显是费琳娜的。然后他注意到四根床柱周围的幕帘有动过的痕迹，他立即断定费琳娜一定躲在床上。

“出来，费琳娜，”他怒气冲冲地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太不理智太不庄重了吧？我们明天岂不是会成为全团的话柄！”

一片静寂。

“我不是开玩笑，”他接着说，“这种鬼把戏我不感兴趣。”

仍然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丝毫动静！他一把掀开床帘却发现床上空空如也。这个调皮的女子竟然耍弄他，他很不开心。第二天晚上，首演开场，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大家欢聚庆祝，之后威廉又返回房间，脱衣熄灯上床，突然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动，便坐起身来。两条温软的玉臂旋即紧紧抱住了他，热烈的香吻堵住了他的嘴，一对丰满的乳房紧紧抵住他的胸口。他无力抵抗，直堕入温柔乡中，第二天早上醒来却发现床边空空。奇怪的是，他无法确认这个女人是谁；一向精明的读者当然清楚地知道是费琳娜无疑。她一定是觉得这春宵一刻不如自己所期待的那般美好，因为很快她就又失踪了，在小说里再也没有露面，只有结尾处提到她后来如何。

前几页里我提到过奥蕾莉亚这个人物，她是个演员，剧院经理瑟洛的妹妹，在威廉领衔担纲的《哈姆雷特》中出演奥菲莉娅。后来被比邻而居的一位贵族罗塔里奥所引诱，有了私生子后母子俩却惨遭抛弃。她伤心欲绝，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之际她写了一封信，让威廉发誓一定要亲手交到那个负心汉手上。威廉向来喜欢同情别人，决定去谴责罗塔里奥的卑劣行径，并让他为这个可怜女人的死付出应有的代价。他留下美侬和哈珀，只身向罗塔里奥的城堡进发。哈珀那时已经精神失常，交给一位友善的牧师照看。威廉和瑟洛的关系彼时已经变得比较紧张，因为威廉坚持认为他们应当上演能滋养观众心灵的戏剧，而不是观众想看的闹剧。这样一来，观众锐减，瑟洛也很希望甩掉这个苛刻的合伙人。

威廉在去城堡的路上就在构思尖刻犀利的讨伐檄文，打算直面罗塔里奥的时候，一定要义正辞严地清算他的恶劣行径。等他到了城堡，费了些周折才得以面见罗塔里奥。他递给他奥蕾莉亚的遗书，罗塔里奥到隔壁房间细读，然后回来态度冷淡地告诉威廉他太忙，没时间立即和他详谈此事，并将威廉交给一位神父，指示安排他一个房间过夜。

自此，小说变得越来越混乱也越来越不可信。歌德在某一章节开头时说：“戏剧中事件层出不穷，环环相扣，让偶然性无机可乘，可是在小说中偶然性恰好可以兴风作浪。”这话说得有理，不过只说对了一部分。这要取决于作者构思的到底是哪一类戏剧或者哪一类小说。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歌德有些滥用偶然性。最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最最不可能的巧合也出现了。小说就整体而言本是现实主义之作，从这里开始却浪漫得一塌糊涂。当然了，歌德其实也挺为难。他想说的是： 所有可能陶冶身心的机会，威廉都抓住并投入其中，他一开始的目标来自他在戏剧方面的实践，而后必得进入更高层次的生活。可是歌德却选择了一种不幸的方式去表达。当时歌德这么写是为了迎合在德国风行一时的共济会思潮，他自己和魏玛公爵还有许多权臣都纷纷加入。小说中威廉在城堡里遇到的几个人： 罗塔里奥、神父和他之前就认识的雅诺，全都是贵族成员，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其终极目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威廉这时又进入了一段全新的学习时期，和从前对艺术的学习不同，这次学习的对象是人生；他要学到的就是： 只有投入到对人类有用处的实际活动之中，人生才有价值。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秘密社团的一切，神秘的高塔，繁文缛节和荒谬的仪式都显得很幼稚；这些人自己都信仰不坚定： 成天夸夸其谈；就算都是金玉良言，也实在太冗长啰嗦。似乎共济会早就盯上了威廉，对他的一连串活动也了如指掌；可是为什么这几个贵族青年会选择属于中产阶级的法兰克福商人之子吸收入会，却从来没有给出解释。

威廉抵达城堡的第二天，罗塔里奥进行了一场决斗。他刚了断了一段和某位已婚女子的恋情，女子的丈夫要为妻子遭受的侮辱复仇，提出与他决斗。罗塔里奥受伤了，禁止威廉提及他远道而来要谈论的话题。威廉只得继续住下去。可是等到他终于能够为罗塔里奥卑鄙抛弃奥蕾莉亚，当面痛斥他的时候，罗塔里奥只一句话就让威廉无言以对：“她动情去爱时便不再可爱，这就是女人最大的不幸。”威廉沉默不语，接着指责他对她给他生的孩子菲利克斯不闻不问。对此罗塔里奥的回答是，奥蕾莉亚生的孩子绝不可能是他的。

威廉这才意识到他大大地错怪了城堡主人。罗塔里奥在美洲待过一段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回国还是在海外他都能一样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于是便回到德国。“这里就是美洲，别处皆不是，”他喊出了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如今罗塔里奥忙于打理自己的资产，头脑里有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颇具革命意味的想法： 劳动者们创造财富，理应获得一部分。他深受大家的崇敬、爱戴和尊重。他对同侪友善，对下属以礼相待，热情好客，教养良好，聪明仁慈，天生就是领袖人物。我想歌德是有意要刻画一位伟大人物，一位完美绅士的形象： 实际上他所刻画的就是出身贵族又有一定责任心的富人形象。我不知道如果他是个玩弄女性的浪荡公子，是否还能格外为他增光添彩。

罗塔里奥说服威廉帮他办件事，他有位情妇名叫莉迪亚，出身卑微，一直住在城堡里，现在他嫌弃她了便打发她去照顾一位名叫特里莎的女子，由威廉陪同。特里莎年轻能干，操持管理家务本事一流，开源节流，有商业天赋，而且还容貌秀丽。威廉那时候尽管对“亚马孙女武神”念念不忘，仍旧被她深深吸引。他和她相处了几天，最后她吐露了身世之谜。我只需要提及的是特里莎当年即将和罗塔里奥完婚之际，他突然发现自己前几年的相好竟然是特里莎的妈妈，惊恐之下他便撕毁婚约。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上流社会发生这种事情从来就不会影响婚姻。威廉回到了罗塔里奥的城堡，后者建议他骑马返回汉堡将美侬和小菲利克斯接过来。威廉便去了，终于和瑟洛一刀两断，并且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弄错了，菲利克斯其实不是奥蕾莉亚的儿子，而是威廉自己的儿子，他当年离开女演员玛丽安的时候她就有了身孕，后来死于分娩。

接下来城堡里面各种出乎意料的事情接踵而至。由于共济会认为威廉从生活之艺术中获得的教育已然完整，便接受他入会。罗塔里奥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准备在附近购置一大块产业，会中兄弟们都能各自拥有一座漂亮的庄园。可是一位法兰克福的商人也想买这块地，罗塔里奥便邀请这位商人来城堡详谈，期望能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无巧不成书，这人居然就是威廉的老朋友维纳。自从威廉发现菲利克斯是自己的儿子，深感震撼，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决定为孩子找个继母；于是便写信给特里莎向她求婚。威廉并不爱她，只是尊敬和仰慕而已，并自信她会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等待特里莎回复的时候，威廉又去拜访了罗塔里奥的姐姐娜塔莉，她正在照看生病的美侬。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当然没有让我们吃惊）她居然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亚马孙女武神”。再度重逢立即让他明白自己仍然深爱着她。娜塔莉交给她一封特里莎拜托转交给威廉的信，信中特里莎应允了威廉的求婚。这下威廉发现自己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不过幸运的是，罗塔里奥终于发现特里莎并非自己老相好的女儿，而是她丈夫的私生女，于是两人就可以缔结连理了。这样威廉就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再也不用压抑心中对娜塔莉那激烈如火的爱恋。

接着一位新角色出现在城堡中，是位意大利侯爵，此时正在德国游历。神经错乱的哈珀如今已恢复理性，剃掉了胡子，打扮如绅士一般也在旅行。侯爵立即认出他就是自己多年前失散的哥哥。而此时，久卧病榻的美侬不幸去世，尸身涂满香油被保存起来。当侯爵看到她的尸体，发现她胳膊上的胎记才惊讶地意识到原来她是自己的侄女，也就是哈珀的女儿，是当年出家修道的哈珀和自己的妹妹乱伦生下的女儿。哈珀偶然得知自己的这段过往，便割喉自尽。那位兴致昂扬的败家子弗里德里克也出现了，原来他就是罗塔里奥的弟弟。他一直和费琳娜住在一起，可是这次她怀孕了不适合见人，所以没带她来。为了让这个家族大团圆，我们前面遇见过的伯爵和伯爵夫人也来到了城堡，伯爵夫人原来是罗塔里奥的另一位姐姐。小说最终透露娜塔莉，即“亚马孙女武神”回应了威廉的爱恋，两人即将共结连理。为了让结局皆大欢喜，雅诺宣布他即将娶遭罗塔里奥抛弃的莉迪亚为妻！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歌德将每一卷都当作完结篇寄给席勒，请他指正。奇怪的是，书中数不胜数的匪夷所思的事件，席勒所反对的只有一件，那就是三位贵族怎么竟然娶了三位出身平民的女子？！

歌德那时候肯定觉得自己的小说结尾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他在小说结尾处借弗里德里克之口对威廉说，“你就像基士的儿子扫罗，出门找他父亲的几头驴子，结果找回来一个王国。”评论家认定此处意义深刻、极其重要，却让我疑惑不解。除了与贵族阶层联姻以及一幢美宅，我不知道威廉还得到了什么。不过，更令我疑惑的是歌德所盲目认定的一个观点，那就是： 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在威廉的故事里就是乡绅生活，因为很明显他准备打理自己的庄园来度过余生）毫无疑问要高于艺术家、演员、诗人以及学者们的生活方式。我本以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能让每个人充分发挥所长，能够善用天赋。

窃以为歌德没能按照初衷写完这部小说，实属遗憾。不是说那样写就能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而是说那样写会成为一部佳作，和流浪汉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就可以相提并论了。不过，如果歌德当年最终付梓的这部小说从整体上来说完全失败的话，它也比许多在有限范围内完全成功的小说要更为重要。这部小说开创了“成长小说”这一体裁之先河，其后大批德国作家或精彩或平淡地将其发扬光大。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托马斯·曼的《魔山》。我知道“成长小说”这个词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译名，一般都翻译成“教育小说”，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吸引力。这类小说所关注的是一位年轻人对生活的学习和探索，其实不像有些人认为，这是德国所特有的东西： 毕竟，《大卫·科波菲尔》和《潘登尼斯》就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还有《情感教育》也是。在这类小说中，作者有机会就人类生活中种种困惑和危险所产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想进行哲学推理，小说也能给他们提供空间，只是他们往往忘记了哲学这东西最好留给哲学家来做，因为他们更为擅长。有一点很是奇怪，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就是： 这类小说的主人公，从《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到《魔山》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物，很难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反而是让人生厌，这大概是这类小说无法避免的吧。

7

歌德长久以来一直想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写续篇，很不幸的是，席勒居然对此表示欢迎。可是这一机会搁置了多年才得以实现。他给续篇起的名字叫《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据歌德秘书爱克曼记载，此书出版的时候，没人知道该如何理解。全书杂乱无章，毫不连贯且极其冗长。平心而论，读者还是能够在书中读到许多有关宗教、教育及社会组织方面的真知灼见，可是，这样的洞见也能在展现歌德才情智慧的诸多其他作品中读到，还更为方便。

接着讲讲1808年的事吧，歌德刚从意大利归国就被免除了官职，不过仍然担任公爵的顾问。除了那幢河畔小屋，公爵在城里又给了他一幢豪宅，他就在这里接见慕名而来的访客，热情款待友人。他不再是那个身形修长、标致清秀、活力无限、魅力无可抵挡的年轻人了。他已进入耳顺之年，发福了，有了双下巴，精致的面部轮廓也开始松垮，举手投足之间总有点僵硬，似乎他总是出于本能地在保护自己，避开无礼之徒，而这一点随着年纪的增长会愈来愈严重。他变成了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与席勒结下友谊是歌德犹豫再三才下的决定，席勒有一次在致友人信函中谈到歌德,是这么说的：“频繁和歌德见面我会不开心，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他也不会吐露心声；可以说他是个很难捉摸的人。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个相当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能将别人深深吸引并牢牢抓住，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又费尽心机，但是他自己总能全身而退；他总是以善行而闻名，其实却如上帝一般，从未真正奉献过自己。”克莱布·罗宾逊仰慕这位天才，曾由人引荐拜访过歌德，他所见到的是一位尊贵持重得让人望而生畏的人，一双眼睛能洞穿别人内心，咄咄逼人，嘴唇抿得紧紧的。他写道：“我的同伴谈到了歌德年轻时的厄运以及奇异的历险时，歌德笑了，我觉得他笑里有点屈尊而仁慈的意味。等到我们告辞的时候，我走到室外才觉得似乎胸口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大声喊道‘感谢上帝’。”连一向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海涅，在拜访歌德之前已经事先准备好要和歌德谈论哪些高深问题，可是真正会面的时候，深深的敬畏感仍让他脑子一片空白，只聊到从耶拿到魏玛路边树上结的梅子有多么好吃。

所有这些记载让人不禁觉得这位伟人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歌德觉得身边人话不投机，他会冷淡寡言；但是如果他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会变得随和欢乐，还会滔滔不绝。有一段时间，魏玛小城的狭隘生活让他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搬去邻近的大学城耶拿长住。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颇有教养的书商，名叫弗罗曼，歌德非常乐于和他的亲友们一同探讨艺术和文学。弗罗曼夫妇收养有一位女儿（十岁时被收养）名叫米娜·赫兹利博，其时芳龄十八，魅力非凡。歌德立即坠入爱河，如同过去一样，爱情让他诗兴盎然，写出了一系列十四行情诗。可是弗罗曼夫妇对于歌德的痴情却不由得忧虑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比米娜大四十岁，而且他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歌德那次从意大利远游回国之后，有一天在魏玛公园里散步，一位女子上前交给他一份请愿书，想让歌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她的哥哥在耶拿谋个职位。这位女子名为克里斯蒂安·伏碧丝，其父是公国的一位小公务员，已经过世，她则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做工。她并未受过什么教育，可是秀发如云，眼睛笑意盈盈，身段优美。歌德被她迷住了，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人。数月过后，她即将临盆，歌德才将她接过来同住。结果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公爵赐名为奥古斯特，并做了他的教父，由公国教会总监赫尔德为他施行洗礼。此后克里斯蒂安又生了三个孩子，一个死于襁褓之中，另外两个出生时就夭折了。歌德于1806年与她结婚，他的秘书，也就是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冯·歌德已经十七岁，在场见证了父母的婚礼。

鉴于歌德对米娜一往情深，弗罗曼夫妇觉得谨慎起见还是把米娜送走避避风头。而歌德经历了激烈的内心挣扎之后，决定回到魏玛，回到克里斯蒂安身边，这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正如我们所见，他惯于在郁闷消沉之时从诗歌中寻得解脱。而这次，他则从小说中求得安慰，写成了那本《亲和力》，并声称此书中没有哪一行文字不是他切身体验到的，他也从来没有在哪个作品中如此投入自我。小说出版以后，尽管评论界一致赞赏，可是读者却反应冷淡，让歌德大为汗颜。这并不奇怪，此书的瑕疵的确太显而易见。和许多作家一样，歌德眼光锐利，善于发现同侪作品中的缺点，可是对于自己作品里的问题就像是患上顽固失明症一样。他还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地宣称，任何人在没有把他的作品读三遍之前都无权发表评论。

已故的罗伯森教授在他的著作《歌德的生平及著作》中精彩地讲述了衍生出该小说的某个观点。既然我无法超越他的精彩论述，这里且借来一用吧。本书一开始有位人物就说过：“同类物质具备天然的亲和力，因此，水滴能汇合成溪流；不过某类物质对异类物质也具备亲和力，这样它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融合在一起，如酒混合在水里；还有油溶于水，只需借助碱的帮助就行。不同个体之间这种亲和力会相当强烈，以至于它们结合之时会产生出一个全新的个体，比如说硫酸泼在石灰石上会产生两种新物质： 碳酸和石膏。甚至还有第三等级的亲和力，双重或者交叉式亲和力。两对元素，A和B以及C和D，两两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将四者全部混合在一起，A有可能会想摆脱B去和D结合，而B和C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如此，歌德在一开篇就将自己写这部小说的目的解释得很清楚,他会将A、B、C、D用人物来代替。”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家构思小说人物的时候都是以亲身所熟知的人为蓝本。实际上，有些小说家，比如屠格涅夫，公开承认一定要有活生生的样本才能创造出虚构人物。他们费尽苦心将人物原型阐释得符合他们的目的需求，最终他们创造出的虚构人物往往和其现实蓝本大相径庭。可是原型仍然存在且不可或缺，除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个性特征，郁闷的苦笑，狡黠的表情以及粗鲁的大笑，虚构人物绝不会和原型一样。也许正是如此，才使得作家们间或能创造出比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更加生动鲜活的人物。我认为除了歌德以外没有哪位作家能想出用化学物质作为人物原型这个绝妙主意。

《亲和力》所讲的故事很简单。富裕男爵爱德华与妻子夏洛特住在自己的庄园城堡里。他们年少时青梅竹马，却屈从双方父母的压力各自结下了包办婚姻，等到各自伴侣都过世，两人才结为连理。读者并不知道这一切是多久以前发生的，不过小说开始时他俩正值壮年，忙于修整庄园，美化花园。一天，爱德华向妻子建议邀请自己的一位老友前来小住，这位友人从前于他有恩，而且能帮他们一把。小说里没有给出这位朋友的名字，只称他为“上校”。夏洛特理应回答，“太好了！你就叫他来吧。”可是，实际上她却是这么回答的，“这个得细细考量，多方比较才是。”可是，夫妻俩争执来去之后，夏洛特同意邀请上校过来，但同时要求也要请她的侄女奥特丽过来，结果两人都来了。奥特丽年方十八，娴静美貌；上校也是风度翩翩。爱德华和奥特丽由于彼此的亲和力而互相吸引，夏洛特和上校也是。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爱德华保留着少时在军队服役所记的日记，如今想修改修改出版成书。于是爱德华念手稿，奥特丽负责来誊写。让他大为吃惊的是誊写稿前半部分明显出自奥特丽稚嫩的笔迹，可是后半部分的笔迹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他自己亲手所写。“你是爱我的，”爱德华惊呼，一把将她揽入怀中。此时夏洛特和上校也都意识到已经深深爱上对方，于是上校决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迫自己离开——他的确这么做了。夏洛特很清楚自己的丈夫对奥特丽情深一片，便提议奥特丽应该回去上学。可是爱德华不听，说还是他离开为好，并且承诺只要奥特丽能留在城堡里，他绝不会想去见她，也不会写信给她。爱德华住进了自己的另一处房子。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他传了个口信给夏洛特，请求她准许离婚，在那个时代新教盛行的德国，离婚还是比较容易，这样他就能够和奥特丽结婚而夏洛特则可以和上校比翼双飞。

传信的人回到爱德华这里，告诉他夏洛特怀孕了。尽管爱德华当时和奥特丽爱得很深，一时兴起，也可以说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他还是和妻子同房过一次。爱德华对此应该非常兴奋，毕竟他拥有大笔财产，有了后代来继承肯定是件开心事；而且他曾经爱过夏洛特： 对于他来说合乎情理、符合人道而又高尚正派的做法就是回到城堡，像个男人一样担起责任。可事实完全相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摆在他面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重新参军，上战场献身。后来孩子出生了，出人意料的是它的眼睛像奥特丽，轮廓像上校。众人很可能大吃一惊。歌德的用意大概是说爱德华和夏洛特在同房的时候，一个对奥特丽情难自已，一个对上校念念不忘，于是这暗结的珠胎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纯属胡说八道。

打了胜仗后爱德华回到他从前住过的房子里，上校来了，爱德华便让他去夏洛特那里恳请她同意离婚。等待她回复之时，他骑马去自己的庄园路上偶遇奥特丽，她正陪着夏洛特的孩子在湖边漫步。他告诉她上校去给夏洛特传口信等等，奥特丽承诺如果夏洛特同意离婚她就嫁给他。他们分别以后，奥特丽乘船在湖中泛舟，焦虑忧心之中把船桨给丢了，她起身去捞船桨时，孩子却掉下船去淹死了。最后这四个人： 爱德华及奥特丽，夏洛特和上校又一次重聚在城堡之中。夏洛特和爱德华的孩子已经死去，于是她同意离婚。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满意的归宿。可是奥特丽却内疚于孩子的死，无法走出阴影。她觉得这就是上帝对她与爱德华的孽缘的惩罚，拒绝嫁给他，然后举止也开始古怪起来： 一言不发、滴水不沾，终于死去。爱德华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追随她而去。最后夏洛特同意把他葬在奥特丽身边。

以上就是故事梗概。不论是人还是事，其匪夷所思之程度让人无法想象，而且旁枝末节太多，有损整体完整。歌德从早年开始就喜欢口述创作，多名声誉卓著的作家已证明了这一做法相当糟糕。当他讲着讲着一碰到感兴趣的话题，就无法停住。他对于如今我们称作“庭院设计”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在《亲和力》这部小说中他长篇大论地谈到夏洛特和上校对爱德华庄园里的公园进行的改造。不过，他离题万里、滔滔不绝最为离谱的地方就是爱德华上战场和退役归来之间。夏洛特的第一段婚姻留下一个女儿叫做露希安，她从学校毕业后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不知怎么回事却去和姑婆一起住，随即和一位年轻人订婚，这对小夫妻交游甚广，有一次去探望夏洛特，正值冬日，众人溜冰滑雪其乐融融，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人们唱歌跳舞背诵诗歌，上演“雕塑剧”，歌德对每一种表演都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细节并非完全无趣，它给读者们呈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工笔画，让我们知道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贵族去朋友的城堡里拜访，一待就是几个星期，他们是如何自娱自乐的。可是这些和歌德所讲的故事完全没有关系，只会让人腻味。小说中的人物缺乏个人魅力，因此读者也不在乎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就如同字母表上的二十六个字母一样，仅仅是符号而已；只是作者手中的傀儡，任凭摆布，演绎出作者的抽象理论罢了。他们缺乏的是具有生命力的鲜活气息。罗伯森教授精辟地概括为，“这些人物之存在所缺乏的并非直觉力或想象力，而是逻辑推理能力。”这是个致命的错误！不过，当然《亲和力》这部小说的重大缺陷就在于最初的设想。爱德华和奥特丽的确应该互相吸引，可是夏洛特和上校也是如此，虽然有可能，不过却过于对等，无法令人信服。这其实是很好的喜剧题材而不是戏剧题材。马里沃拿着这四个人的故事可以写出一部相当精彩的喜剧，要是让萧伯纳来写，也会是机智幽默、挖苦嘲笑的佳作。而小说的悲剧结局无法让读者产生怜悯之情，也无法生发出恐惧之意。

8

这篇小文中我不知不觉讲了太多歌德的生平，非我本意。我不知道，诸位读完之后会觉得歌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相信这样得来的印象仍会有疏漏错误之处。在格林童话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年轻人进入金乌城堡解救被魔法诅咒的公主。可是当他看见公主的时候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她满脸皱纹，眼窝深陷，红发如草。他问她，“你就是美貌扬名四海的国王女儿吗？”“是啊，”她回答，“这不是我的真实面容，凡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我这幅惨状。可是这样你才知道真正的我有多美了，看看这面镜子吧，它不会撒谎。它会告诉你我的真面目究竟如何。”她把镜子递给他，镜中出现的是这世上空前绝后的最美丽的女子。其实歌德也是这样： 作为凡人他自私又自我，刻板僵化，厌恶别人的批评，对于显贵毕恭毕敬，有点卑躬屈膝，而且对于自己给别人造成的痛苦相当冷漠。诙谐而又恶毒的海涅曾经说过，歌德从不觉得和他平起平坐的同行才华横溢，于是把他的赞美之词都留给了二流作家，因此歌德的称赞就变成了平庸的证明。他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才成为真正的自己。他的那些美妙的诗歌，宏伟的颂词就像公主的镜子一样映照出真实的他。歌德曾经在哪里说过，伟人和平凡人一样，只是优点更多一些，缺点也更多一些罢了。如果他觉得自己也是如此，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他的缺点随着年纪的增长缓和了一些。在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中我们了解了许多他晚年的情况。这本书很好看，是那种随手翻开任何一页都能读得饶有兴味的书。的确,爱克曼常常就某段对话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赫兹里特在记录自己与诺斯寇特的对话时也是如此。不过歌德的秘书无法和赫兹里特这样无与伦比的作家相提并论。爱克曼出身贫农，兄弟姐妹四个，靠着顽强勤奋的劳作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出版过一卷诗歌和评论文集，表达了他对歌德的崇敬与爱戴。他将书送给歌德，诗人大喜，说想见见作者。两人会面后歌德突然发现他能够将这位仰慕他的年轻人留在身边一用；不过歌德马上要去马里昂巴德温泉疗养，于是两人约好等他疗养结束后在耶拿再会。

彼时歌德已经七十四岁，比盛年时更加平易近人，更加和蔼仁慈，也更加热情友好。从那时的画像中可以判定他不再如四十多岁那时一般肥胖，身材仍然保持良好，满头银发打着卷仍旧浓密；眼光十分犀利，嘴唇一如既往地紧闭，有点苛刻的样子。不过他仍然魅力不减，每一个来探望他的人都会被深深打动。克里斯蒂安·伏碧丝去世已多年，生前尽够了贤妻之责，晚年有点酗酒，可仍然辛勤打理房间让歌德过得舒舒服服，他深深感觉到失去她的痛苦。

在马里昂巴德，歌德碰见了一位十七岁的少女乌尔里克·冯·乐文特佐夫，两人其实两年前就见过面。这位少女举止动人优雅，他觉得她非常有魅力，于是这位不知疲倦的情场老手又一次陷入爱河之中。乌尔里克对于这位伟大名人的关爱自是受宠若惊，当然觉得歌德也是魅力非凡。他向她求婚,她似乎也没有拒绝，因为歌德曾写信告诉他的家人（很让他们郁闷）婚礼近期就要举行。可是乌尔里克的妈妈拒绝了这桩婚事,如果说她还有点判断力的话，肯定是觉得这两人实在是太不般配，有点荒唐。歌德恼羞成怒，心情郁闷，觉得颜面扫地，离开了马里昂巴德。在回去的马车上他写了一首诗，题为《挽歌》，描述了由对乌尔里克的爱所生发出的浓情以及痛失所爱的深深遗憾。这首诗非常优美，但是缺乏他早期诗歌内在的自发性，就像是发自心底的痛哭，如同鸟儿即兴的啼唱，有点妙手偶得之的意味。这首《挽歌》的情感无疑是真切的，但却是心绪宁静之时回忆所得，能让歌德从容打造，细细推敲。他的早期诗歌和这首《挽歌》相比较，就像是春天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盛放的野花，如龙胆、瑞香和乌头，之于英国这样的北方地区长在温室里的瓜叶菊和仙客来。这首诗开头的两行读了特别让人感动。

“当人们不再将自己的悲哀道出，

神灵才会让我讲述那伤心的故事。”

回到耶拿，歌德的心绪也宁静下来，依原计划他要把爱克曼收罗在自己身边，于是便邀请他住进魏玛的宅邸。歌德描绘了一幅极其诱人的画卷，告诉这位年轻人住在教养良好的知识分子环境里对他会有如何的好处： 能够陶冶个性，磨炼诗歌的天赋等等。爱克曼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一口气连诱饵、钓线，鱼钩和铅坠一起吞下肚,两周后就跟着歌德去了魏玛。歌德立即指派事情给他，一忙就是九年。好几次爱克曼想离开可是歌德就是不允许。素来冷漠无情的他还阻止爱克曼发展自己的文学天赋。虽说这年轻人不算太有天分，不过也无妨；毕竟他还算是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尽管并非他所想要的那样。

爱克曼常与歌德一同进餐，有时候就他们两人，有时候则宾客满堂，因为这位老人家喜欢置办盛宴，儿媳妇奥特丽就是主持聚会的女主人。她生气勃勃，年轻又富有活力，深得歌德的欢心，老人家对两个孙子也非常疼爱。爱克曼把两人对话中歌德的妙语箴言全部都记录下来，有的是两人乘车同行之时，有的是两人对坐在工作室里度过漫长时光之时，有的是地位显赫的客人应邀来赴宴之时。有一次爱克曼提到这些对话妙趣横生。他那时候要是觉得对话有记录价值就好了，可惜他没有。他生性严肃，只关注歌德那充满智慧的言语。歌德总是喜欢道德说教，因此爱克曼的笔记本就有了广泛的记录题材。与此同时，歌德的朋友们都渐渐撒手人寰。席勒去世的时候，歌德说感觉自己的一半都随他而去了。初恋情人弗莉德里克·布莱翁也去世了。我当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还专门乘车去赛森海姆小镇瞻仰那位郊区牧师和家人度过幸福时光的住所及传道的教堂。周遭环境肯定是变了，但所幸变化不大。歌德和弗莉德里克曾漫步过的青葱田野仍在。然后我去公墓寻找她的墓地是否还在。可惜我没找到，不过在公墓门口看见了二战中阵亡的英国空军的十二座坟茔，墓碑纯白洁净，有十一座上面都刻着死者的姓名及年龄，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年纪。可是第十二座上却没有，大概是遗体缺损太严重，无法确认身份吧，只是写着“一名英国空军”，下面空了一行，“唯有上帝知晓其姓名。”读之令人心碎。

绿蒂·布芙和莉莉·薛曼也去了，冯·施泰恩夫人也走了，魏玛公爵死了，就连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冯·歌德也离他而去了。当人家告诉他儿子的死讯时，据说他是这么说的，“我生的是凡人，不是神仙。”这种恬淡寡欲的话只有歌德才说得出来。不过，没有人能够蔑视人性而不受惩罚： 他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丧子之痛比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要强烈得多，随后一两天他就中风了。后来恢复得还行，能够继续写作，两年后重卧病榻，行将就木。1832年3月22号的早上，卧床不起的歌德感觉好了一点，于是起床坐在扶手椅上，思绪却开始漫游，似乎想的全是有关席勒的记忆。天色渐暗，房间里开始变黑，他告诉仆人，“打开百叶窗让屋子里多一点光。”这便是他于人世间最后的话。可是子孙后代们对此不满，决定篡改他的临终遗言为“多一点光”，这样更符合他漫长一生中的不懈努力。

曾几何时，他们意气风发，年轻气盛，魏玛公爵在一座山峰顶上建了一所狩猎小屋，屋内墙上歌德用铅笔题了首诗。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吧： 俄顷

你也要安静

在歌德的生命中最后一年，他故地重游，读起半个世纪前自己题写的诗歌，不禁呜咽无言。迟暮之年让人难以忍受的并非能力、智力和体力渐衰，而是沉甸甸的记忆重压在心头啊。

圣者

1

1936年我去了趟印度，想自由自在地在土邦游历一番。我十分荣幸，得到老友阿迦汗的支持，他将引荐信呈递给各地土邦主，于是我收到了热情邀请，得到了盛情款待。可是当土邦主们听说我来这里既不打算猎虎，又不打算推销，也并非专程来游览泰姬陵、阿旃陀石窟、马杜拉的庙宇，而是来和学者、作家、艺术家、宗教领袖和虔诚教徒会面，他们着实吃了一惊但却十分高兴，因为我让他们觉得新鲜。于是，一开始的礼貌客气变成了竭尽所能支持我这个托付给他们的客人，因此我才得以结识许多让我极其感兴趣的人物。

我的藏书中有一套巴林-古尔德所著十五卷本的《圣徒生平》，我时常兴之所至，随手取出一本查阅。我曾经读过圣女大德兰所著的自传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锡耶纳的圣凯萨琳还有圣依纳爵·罗耀拉的传记数种。可是我从未想过自己能如此幸运，亲眼一睹某位圣者，不过，这次我的确见到了一位。我游历到马德拉斯，会见了几位人士，他们对我此次印度之行的经历很感兴趣，我告诉他们我跋山涉水就是想亲眼目睹一下圣者，他们马上提议带我去拜会一位“斯瓦米”，在印度最为闻名也最受人尊崇。他们尊称他为“马哈希”，四面八方的朝圣者都去找他寻求指点，听取意见或是求得安慰以度苦厄。“斯瓦米”是个印度教的词汇，字面意思是宗教大师，似乎一般来说任何苦行僧都可以配上这个称号。这位圣者的修行之处离马德拉斯只有数小时的车程，叫做蒂鲁文纳默莱。他的修行隐居之所就在阿鲁那佳拉圣山脚下，这座山之所以称作圣山，就是因为人们将它视为大神湿婆的象征，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民众举行盛大庆典来纪念这位神祇。

我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几天以后，我们于清晨出发，一路灰尘扑面，颠簸来去，闷在车里无聊行了一路，终于到了修行之所。路面颠簸是因为笨重的牛车在地面上刻下了深深的车辙。有人告诉我们马哈希一会儿就可以见到。我们随车带了一篮水果赠送给他，因为我听说此地的文雅礼仪就是如此，然后就地坐下野餐吃中饭，看来事先备好干粮真是明智之举。突然间，我晕死过去不省人事，别人把我抬进一间小屋，让我躺在草垫铺成的床上。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可是我醒来时已经没事了，不过感觉还是动弹不得。马哈希得知我晕了过去，无力进入他通常所在的厅堂，不一会儿，就在两三位弟子的陪同下来到小屋里。

接下来的事情我一回到马德拉斯就立即记在笔记本上。这位马哈希的身材在印度算是中等，深蜜色皮肤，白发和白须都剃得很短，健壮不足而丰满有余。尽管他除了胯间围着一条细细的带子（其传记作家有点不太文雅地称之为“遮阴布”）其他什么都没穿，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整洁干净，一丝不乱。他略有点跛行，步子很缓慢，身子倚在拐杖上。嘴有点大，嘴唇相当厚，眼白有红血丝。他的举止非常自然而又优雅尊贵，时常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很自信乐观的样子；我感觉他并不像一位学者而像一位生性温和的老农。他说了几句热情欢迎之辞，便在离我卧榻不远处的地上坐下。

最开始的几分钟，他那透着温和善意的眼神一直停驻在我脸上，随后他不再看我，可是余光却如同刚才一样，非常坚定地盯着我的身后。他的身子纹丝不动，可是有一只脚时不时轻点着泥地。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大约一刻钟，他们后来才告诉我，他是在全神贯注于我身上进行冥想。接着，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又开始看我。他问我是否想对他说点什么，或者问他什么问题。我当时感觉浑身虚弱不舒服，就照实说了；于是他微笑着说“沉默也是对话”，略转了转头，又开始继续全神贯注地冥想，和刚才一样，余光注视着我的身后。所有人都沉默无语，小屋里的其他人都站在门边，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又过了一刻钟，他立了起来，鞠了一躬，微笑着与我们道别，倚着拐杖，在弟子们的陪伴下，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出屋子。

我不知道到底是休息起了作用还是大师的冥想起了作用，可我的确觉得好了许多，不一会儿，我就能走进他白天打坐夜晚就寝的大厅了。这间厅堂呈长方形，空落落的，约十五英尺长，我看有七八英尺宽，四壁皆是窗户，悬垂的屋顶却让室内显得幽暗。大师坐在一个低矮的台座上，台上铺了块虎皮，身前有一个小小的火盆，用来焚香，不时有一位弟子上前点燃一炷香，其味芬芳悦人。修行所里虔诚的僧侣和常客则盘腿端坐在地上，或阅读或冥想。此时，两位陌生的印度人带着一篮水果进来，伏在地上向大师呈上果篮。大师轻轻点头接受，再示意弟子将其收下。他仁慈地与两位陌生人说话，接着，又轻点了一下头向他们示意退下。这两人又一次伏倒在地与其他信众坐在一起。大师随后进入了冥想无限的“禅定”极乐之境，在座的每一位似乎都微微颤抖了一下，周遭鸦雀无声，其深沉强烈让人终生难忘。你会觉得有什么奇事正在发生，让你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过了一会儿我才踮着脚走出了厅堂。

后来我才听说我晕厥过去的这个小插曲居然还引出匪夷所思的流言。这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印度，说是我因为即将面见圣人，激动敬畏得把持不住而晕倒。还有人说是因为他的法力无边，在我还没见到他的时候就让我在无限中沉迷了一会儿。印度教徒问起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唯有微笑着耸耸肩。实际上那并非我头一次或者最后一次晕倒，医生说这是压迫横膈膜抵住心脏的“腹腔神经丛”产生的应激反应。如果某一天压力持续时间过长了一点，我就会感觉不对劲，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我会低下头，放平在两腿之间，就像多年前我还是圣托马斯医院的学生，在门诊看病时曾教妇女在紧张得将要晕倒之时如何去做一样；可是这招对我来说不管用： 黑暗旋即笼罩了我，我立即失去知觉直至醒转。有时则不会如此。不过，自那以后，就有印度人时不时来拜访我这位在马哈希法力之下坠入无限之境的人，就像赫尔曼·麦尔维尔的邻人纷纷登门去瞻仰他这位曾和食人族生活在一起的人一样。我向他们解释这老毛病是我本身特有的，无甚大碍，只不过有点妨碍他人；可是他们都摇头不信，还反问我： 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坠入无限之中呢？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个无限之境绝对就是空白一片，可我又忍着没说出来，怕冒犯了他们。他们的这种想法初看荒诞古怪，细想之下却也不算离奇，因为他们认为在深层的无梦睡眠之中，意识仍然存在，而灵魂与无限真实，即“梵”，结合在一起。后面我将会进一步阐释，以消除大家的不解。

这段插曲招来众人的兴趣，于我无关紧要，可是对于马哈希的虔诚信徒来说却至关重要，他们给我寄来了大量材料，有大师生平、每日活动的记录文字、对话录、问答录、授课阐释等等。我读了许多，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形象便跃然于纸上。接下来我想与读者们分享阅读友善的陌生印度朋友们好心相赠的各种出版物之后的感想。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奇特而感人，我会尽力将其简化，不加评论或责难，也不对其所作所为发表评论，否则西方读者肯定会觉得太过分；简而言之，我会如同古时撰写圣徒生平的僧侣们一样，保持天真质朴之心。不过在开始之前，我得向读者们解释一下马哈希的宗教信仰，否则诸位就无法理解他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生活方式。肩负如此重任，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自己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我的了解都是来自书本，其中最重要的几本是查尔斯·艾略特爵士的《印度教与佛教》，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哲学史》以及他翻译的《奥义书》，克里斯纳斯瓦米·艾尔的《吠檀多： 现实之科学》还有巴奈特教授写的《梵天研究》和商羯罗的《智慧之巅的珍宝》。我会常常借用这些作者的原话，所以此文接下来的大部分我最好还是用引号标示出来，尽管会比较累人。印度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门哲学；也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和一门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能接受它的首要原则，那么必会全盘接受，正如三段论中由前提演绎至中段必然会推导出结论一样。印度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由印度最早的居民达罗毗荼人和公元前两千年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所信仰的宗教之混合，后由撰写奥义书的智者们按照某种方式进行系统化，首部奥义书也是在几千年后才出现。说某个宗教非常古老并不是说它就千真万确，而是几千年以来它始终能够满足其信众的精神需求而已。

2

前面我正好提到“禅定”，既然我要频繁提到，也考虑到有读者不知其确切含义，我还是先来解释一下。“禅定”通常（当然并非一成不变）要通过持久的冥想修炼才能达到。冥想就是运用意念，让它全神贯注于某个合适的目标，它和“禅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冥想并非对外部事物完全无知无觉，而这一点正是“禅定”的特质。在修行所里马哈希的弟子们会定时背诵诗歌或者朗诵经文，如果有一个字念错了或者诗歌里的某一行背错了，马哈希虽然沉浸在冥想之中，也会纠正错误给出正确读音。正如技艺纯熟的音乐家就算陶醉在美妙乐章之中，也会突然因为一个弹奏错误的音符而分神，于半梦半醒之间在头脑里将其改正过来，却并不影响自己优哉游哉地沉浸在音乐之中。“禅定”类似于恍惚入迷，是指深切地全神贯注于无限真实，即“梵”之中，此时高僧便与绝对真实浑然一体，其心灵也能享受到存在、知识和极乐之福。熟谙此道的僧人能够随意进入这种状态，完全感受不到身体所在的这个世界。我来举个例子。

我在加尔各答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声誉卓著的印度植物学家，娶了位美国太太。他笃信宗教，每天都要花上一两小时进行冥想。偶然有一次我们谈到“禅定”，他太太便告诉我，不久前他们夫妻俩乘一晚上火车去某处参加学术会议。可是车厢里人多拥挤，根本无法躺下来睡觉。火车一开这位植物学家就进入“禅定”，直到第二天早上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才醒转。同行之人整晚都在吃东西讲话，木质座椅硌得人很不舒服，可怜的夫人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她头痛欲裂，浑身酸痛；而她丈夫则精神饱满，休息得很好的样子。到了下榻的酒店，她倒头便睡，她丈夫则立即开始一天的工作，似乎昨晚在自己家中舒适的床上美美睡了一觉一样。

3

《奥义书》是一系列散文体和诗歌体的对话录，由寻求真理的智者们经年累月所作。这些诗文据说是受了神的启发，公认为是印度思辨哲理的最高级、最纯洁的表达形式，其宗旨与其说是获取哲学真理，不如说是给人类焦虑的灵魂带来宁静与自由。《奥义书》往往都意义隐晦，艰深难懂。许多人都对这些经书进行过阐释，一般都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学说，其中公认最为经典的阐释，我想非商羯罗莫属。据说他于公元八世纪出生于南印度，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二岁。他智力超群，既是诗人又是哲人，还是伟大的宗教大师。他最为卓著的成就是将《奥义书》中的思辨提取出来糅合在一起，创建了名为“不二论”的宗教哲学，属于绝对一元论，即印度学者们所偏爱的“非二元论”。这种理论的要旨有二（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即梵与轮回。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让人不禁想起天文学家所说的双子星，在神秘引力的作用下一个围绕着另一个公转。梵是唯一的真实，它是非人格的，和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崇拜的上帝这样的人格神不同；梵是中性的，通常用“它”来指代。梵就是存在、意识及喜悦，无组成部分、无特征特质、无行为举动、无感情感受；不知限制、不知苦厄、不知衰败且无始无终。它是万物之精神，独一无二，无边无际也无法改变。它无法被认知，因为它就是认知主体，只能自知。它是推动宇宙起源、延续与消融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也是生命唯一的源头。在人类于恐惧及渴求驱使之下所打造的上帝概念之中，梵可能是最让人敬畏的，因为它是最高深莫测的。

这个世界就是梵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或者有可能，这个世界绵延不绝。可是问题就来了： 既然梵是无边无际，无欲无求，那它为什么要将自己表现出来呢？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理论比较普遍： 一种说这种表现是梵的喜悦及威力的体现。可是想想红尘俗世中无尽的忧伤和苦难，很难让人不去想： 是不是梵还是独善其身才更好。第二种观点更具吸引力： 这个世界的由来是梵之本质的自主满溢，它和牛顿那只不得不从树上落下的苹果一样，无法抑制自己去创造这个世界。《奥义书》的作者们当时可不懂什么几百万光年以外的巨大星系团，也不知道银河系中浩瀚的群星，再加上相伴的行星，其数量大得惊人，唯有相信有生命存在才觉得合理。仅凭人类的智慧，极难想象出如此超越无限的一位创世者。与我们今天认识的宇宙相比，《奥义书》中的宇宙实在是太小： 总共有十四个世界，全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居于其上的生命各异。梵在这个世界将自己表现出来，是借自己的某种面貌为手段，名叫“自在天”。自在天是人格神，他是至高之精神、全知全能且完美无缺。他就是第一推动力，也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毁灭者。整个世界源于他也归于他，他创造世界借助的是“幻”力。“幻”是个很难解释的概念，通常翻译成“幻象”，指现象世界具有欺骗性的特征。这个世界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不真实的，它只是“梵”的表述而已。它的现实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即，它反映现实。站在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但不是一个幻象，而是意识的真相。印度的智者喜欢打这样的比方来解释： 漆黑的夜晚，你看到一样东西，觉得是蛇，赶紧跑开；可是亮起灯来一看，你看见的“蛇”其实不过是段绳子。你将绳子看作蛇，这就是一种幻象。而绳子在现实上的意义呢，至少你能用它来牵牛，绑船——或者上吊。和“幻”这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无知”，翻译过来意思是“愚昧”或者“妄识”。就是因为“无知”你才会视绳为蛇，也将这魅影世界和自我个体误认为是“梵”之现实。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位全能至善的上帝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满是痛苦的世界呢？这世上有人荣华富贵有人却潦倒终生，这也是上帝造成的吗？上帝将这种种苦难施加于他所创造的生命之上，一定是不公不正，残忍心狠的。相信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不会忘记伊万和兄弟阿辽沙一起谈论邪恶这个话题的时候，前者给后者讲的那个可怕的故事。伊万相信上帝让恶人有恶报，可是为什么无辜的小孩子也会惨遭厄运呢？他告诉阿辽沙有个凶残的地主豢养了一群狗，他家里有个小农奴，有一次用石头砸狗，把一只狗砸瘸了。地主竟然将这孩子剥得精光，逼他奔跑，再放狗追他，让孩子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狗活活咬死。伊万说如果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那必定是个邪恶的上帝，他拒绝信奉他。众所周知，邪恶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一元论宗教的绊脚石。而印度教对于这个问题是用信仰“轮回”和“业”的理念来应对。人死后肉体毁灭，可是有些东西却会留存下来，进入另一个躯壳短暂寄居，印度教称这样东西为“灵身”。似乎无人知道“轮回”观是如何进入印度人的头脑的。有人认为这个观念是用来解释在一个由全能之神创造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为何还会存有不公；为何有人富贵，有人贫贱，有人生来享福，有人则生来受罪。这种解释更像是针对已经为众人所接受的观念再生造出一个解释，而不是解释这种观念的来龙去脉。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轮回”的观念是雅利安征服者们从印度本地信仰万物有灵论的土著那里借用过来的，那些土著相信他们死后灵魂会存在于树木和动物的身体之中。说印度教徒相信“轮回”显然是太轻描淡写了，应该说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不可侵犯，深入骨髓之中，他们绝不会质疑，正如我们不会质疑“伸手入火必被烧伤”这件事情一样。“业”就是一种能根据人们在前世的行为来决定他们现世的本质及境遇的力量。来生的状况如何就是由前世和现世所发生的事情来决定的。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人正在貌似不公的苦难中煎熬，如果他们生来就有残疾，如果他们突遭不测，如果他们的肉体在疾病折磨之下痛苦不堪，这不能怪他们命运不济，只能怪他们前世犯下了罪孽。如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是印度教徒的话，他听了伊万的悲惨故事会说： 不能责怪上帝无怜悯之心。那个小男孩的惨死就是因为他前世做过恶事，如今只是一报还一报，赎清罪孽罢了，他的来生会活得更好。在我看来，这种理论给人世间之恶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人类智慧所能想到的恐怕也止于此了。

印度教徒死后，其“肉身”——四肢、肺脏、心脏和肠子——被烧掉；可是其“灵身”——思想、感官、自我——因不是物质构成的，所以无法毁于火中。灵身于是开始背负死者前世的种种罪孽，伴随他的灵魂一起，经过或短暂或长久的停留，进入下一个躯壳，就像《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一样。“灵魂”一词是由梵语词“Atman”译出，可是“Atman”的含义比英语中的“灵魂（soul）”更复杂，因为基督教所说的“灵魂”随着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重新创造出来，而“Atman”则亘古永存，指的是每个人的真正自我与本质，无论经历过多少生命的诞生，它都不会改变，不受生命无常的影响；它是所寄居的个人永恒不变的特性，不随年龄而改变，也不知悲喜为何物；它是坚定不移的见证人，小如芥末籽，大到无极限。“Atman”并非“梵”的一部分，因为“梵”不可分；它其实就是“梵”。这是多么令人烦扰，多么骇人听闻，甚至多么令人恐惧啊！如果我们相信，不，如果我们确知： 上帝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不光是那些善良聪明的人，也包括那些杀人犯、小偷、骗子、撒谎者、伪君子、诈骗犯、招人憎恶之人和痴呆疯傻之辈的身体之中，我们对待人类同胞的态度将会受到多么怪异的影响！

自在天创造这个世界后过一段时间便退回自己身体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会重新创造这个世界。这期间，那些仍然受罚要降生或重生于人世的灵魂会保持休眠状态。人们很自然地会问起为什么自在天要一而再地创造这个世界，答案是： 必须给那些需要为过去的错误赎罪的灵魂一个机会，这一过程没有尽头，因为它没有开端。这个世界亘古永存。可是如果你问为什么全能至善的自在天不创造出没有罪孽的人呢，唯一较为可信的回答就是： 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生来就是要作孽的。就像是没有心脏、没有肺脏也没有肠子就不叫做人一样，如果完全没有罪孽也就不会是人了。邪恶是人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如（请允许我来一个轻薄的比喻）没有乐华里苦艾酒就调不成干马天尼一样，你只能调出个边车，螺丝钻，白美人或者金比特，但就是调不成干马天尼。

虔诚的印度教徒意在习得“梵”的奥义，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须克服自身的邪恶，这样才能免于无穷无尽的重生再生之苦，还须压抑激情，心灵必须纯净，免除欲念；要修行慈悲放弃自私的欲望，不得动怒、偷懒、烦躁、迷惑。向他所选择的神（湿婆也好，毗湿奴也好）去祈祷，这样很好，不过他一定不能忘记这些神祇只是“梵”的某种化身而已。（据说商羯罗在临终病榻之上向“梵”祈祷，祈求原谅他曾经在其他神祇的庙宇中跪拜过。）教徒们必须得修行冥想那独一无二的神，最终他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已经和“梵”融为一体。要达到这一层次，不能靠逻辑推理，而要靠直觉感知和“梵”的恩泽，一旦获得拯救，他便不再受轮回往生之苦，在他接下来的生命之中便不会为罪过所动摇，其行为之过，思想之过以及前世之过，将继续用今生之行来赎罪。这一切便有了尽头，他的自我也就永远和“梵”的“永恒自我”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他还能保留自己的个性吗？不，为什么要保留呢？自我乃苦难及罪孽之根源，消除自我才是个人生命的目标所在。

以上是我对商羯罗教义的简要概述，谬误之处不可避免，诚望诸位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后面的内容，因为接下来我想讲讲我所了解的这位马哈希的生平故事，纳如辛姆哈·斯瓦米在著作《自我实现》中也有相关记载。

4

这位马哈希生于1879年，出生地是印度南方重镇马杜拉三十公里外一个五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幼时俗名为文卡塔拉曼。他的父亲山达拉姆·阿亚尔是当地治安法庭的辩护律师，未取得资格认证，有点类似英国的诉状律师，在村子里享有很高威望。他信奉宗教但并不表现得十分虔诚：“在他家里祭司会定期朝拜一些小神像，全家人吃饭前将家常便饭供奉在神像面前。”山达拉姆为人和善好客，据说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能随时在他家受到款待。他的家族之中过去就有禁欲修行之人，缘于一位虔心奉行的托钵僧曾到他家造访，却遭到轻慢，主人还拒施饭食，临走时僧人便诅咒这个家族中的每一代都会有人离家禁欲修行，乞食为生。山达拉姆·阿亚尔的叔叔以及他的哥哥都曾披上黄色僧袍，之后便杳无音信。文卡塔拉曼十二岁时父亲过世，他母亲只得带着三子一女投靠马杜拉城里的小叔子家，他的两位长兄开始入校念书。文卡塔拉曼那时候似乎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孩子： 喜欢玩游戏，不爱念书，他那顽皮的天性让家人甚为担忧。他十六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一位年长的亲眷来到马杜拉，这孩子问起客人从哪里远道而来，得到的答案是“从阿鲁那佳拉来。”少年闻听圣地之名，瞬时为巨大的敬畏与喜悦之情所震慑，心中充满莫名的感动，那座山可是上帝的八种化身之一啊！可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似乎对他并没有进一步的影响。不过，没过多久，他叔叔借了本书回家，讲的就是泰米尔众圣人生平。这本书让他深为感动，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活： 踢足球，跑跑步，摔摔跤，练拳击。彼时他健壮活跃，英俊潇洒。数月之后在他十七岁那年，人生的转折开始了。他的弟子们记录下了他的自述：“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悄然而始，差不多六周以后我就永别了马杜拉。那天我独自一人坐在叔叔家底楼，我的身体状况素来良好……可是突然一阵对死亡的恐惧感将我完全笼罩，千真万确，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为何当时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至今仍无法用身体器官有病来解释，我自己那时也迷惑不解。但是，我并没有费力去探究这种恐惧感的来龙去脉。我只是感觉自己要死了然后马上就开始思考我应该怎么做。我不想去看医生或者请教长辈甚至朋友。彼时彼地，我感觉得独自解决这个问题。

“对死亡的恐惧让我深深震撼，我立刻变得内省起来，或者说内向起来。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也就是默不作声地告诉自己，‘死亡要来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肉身死了。’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死亡的场景。我将四肢伸展开来，屏住呼吸，模拟死后僵硬的样子。我把自己当作是一具尸体，让我进一步的自省能够更加逼真。我抑制住呼吸，紧闭双唇，不使声音发出。‘不要让“我”这个词或者别的词给说出来！’‘然后，’我对自己说，‘这具肉身已死，就这么僵硬着送进火葬场，烧成灰烬。可是肉身已灭，我也“死”了吗？这肉身就是“我”吗？这具尸体已无生气，无法言语。可是我还能感觉自我的强大力量，甚而能听到自我深处“我”的声音游离于肉身之外还存在。因此，“我”是灵魂，超越于肉身而在。有形的肉身死去了，可是超越其上的灵魂是死亡所无法触及的。因此，我即不死之灵魂。’”

尽管文卡塔拉曼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智者所说的“顿悟”。他那时没读过什么书，奇怪的是，他既没听说过“梵”这唯一的真实，存在于一切现象之中，也不知道生生世世无尽轮回。他对于人生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生之哀痛。这个转折性事件的结果就是他对学业完全失去了兴趣，开始冷淡对待亲友，就喜欢以冥想的姿势独自端坐，专注于自己的灵魂而浑然忘我。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去寺庙，伫立于佛像面前，任凭心潮澎湃，潸然泪下，这泪水无关喜乐或痛苦，而是从他的灵魂之中满溢而出。有时他会向自在天祈祷，祈求这宇宙的主宰和人类造化之主的恩泽能降临于他并持久永在。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万物之源是一种非人格的真实，自在天只是真实的一面，两者其实是一致的。他也时常不去祈祷，只是让内心深处的奥妙不断流淌，再归于内心之空无。

他的这种行为很自然地引起了叔叔的不满也激怒了兄长。学校校长也变得不耐烦了，因为他老是忽视功课，不听道理，斥责起来他也只是温和地漠然处之。有一天早上，具体日期是1896年8月29号，他没有复习备考英文考试，校长罚他将《贝氏语法》中某篇文章抄写三遍。他坐在叔叔家楼上奋笔疾书了两遍，开始写第三遍的时候，突然将语法书和抄写本扔到一边，端坐起来，闭上双眼，沉浸在冥想之中。一边看着他的兄长叫道：“如此修行之人怎能忍受这样的事情呢？”意思是： 如他这般喜欢修行不爱学习也不喜欢家庭社会责任束缚的人，为什么还要留在家里勉强继续学业呢？据说这之前他经常听到人们这么对他说，只不过没有留心罢了。而这一次他听了进去，对自己说：“我兄长所言极是，我还留在此处干嘛呢？”阿鲁那佳拉圣山在数月前曾经深深震撼过他，又一次进入他的脑海，强烈吸引着他，让他欲罢不能。圣山在召唤他，这便是上帝的召唤。

他明白自己得悄然离去，否则家人会知道他的行踪，劝他回来，因此他的目的地万不可泄露。想到此处他便起身告诉兄长他要去学校上补习班。兄长回答：“也好，别忘了在楼下盒子里拿五个卢比帮我缴学费。”文卡塔拉曼觉得兄长的话无疑是冥冥之中的帮助，因为有了钱他才能买去阿鲁那佳拉神庙附近蒂鲁文纳默莱小镇的火车票。他查看了一张老地图，觉得火车票不可能超过三卢比。他找婶婶要了五个卢比，将两个卢比和一张便条留给兄长，上面写着： 我追寻父亲去了，遵从他的指示就此离家，它踏上正直美好的征程，大家无需为其伤悲。此路遥遥却无需钱财。

即日

——

后面又加上一句： 你的学费尚未缴付，特此附上两个卢比。

他将自己称为“它”，最后不落自己的签名而是用破折号来代替，就是要告诉家人他已经不再只是具躯壳，而是沉浸在无限之中的一个灵魂。自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用过“我”这个词，提到他自己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我刚才所引的自述是他讲给弟子听的皈依之路，也是用第三人称。他的传记作家让他以第一人称自述完全是为了方便英语国家的读者。文卡塔拉曼到了火车站，买好票还剩下两卢比十三安纳。黄昏时火车停在特里奇诺波利，他饥肠辘辘，便买了几只梨，可是刚吃了一口就饱了，再也吃不下。他很惊诧，因为他一直胃口很好，两顿正餐之外早上还要吃点冷饭，下午再吃点零食。凌晨三点他在维鲁普兰下车准备转车，在小镇街道上来回走了好久直到天色微明才等到一家小客栈开门，他便进去要点吃的。店主告诉他得等到中午，这少年就地坐下随即进入“禅定”之中。晌午时分，店主上了一顿饭，他付了两个安纳。店主问他：“你有多少钱？”他回答：“只有两个半安纳，不用找零。”他回到火车站又买了张去麻姆巴拉帕图的车票，花光了所有的钱，所以到了那里以后，剩下的路只能靠走。他走啊走啊，最后来到了一座庙宇跟前，等到门开他便进去坐下开始冥想。突然，他眼前出现一道炫目的白光，不断流淌，瞬间充满了这立柱大厅。光芒一消失，他又进入“禅定”之中，还是僧人要关闭庙门之时才将他唤起。他想化点斋饭，可是庙里却没有；又请求借宿，仍遭拒绝。这僧人还要去做一场法事，便同随从一道出发去不远处的另一座庙宇，其中一位僧人告诉文卡塔拉曼，法事结束之后也许能有点吃的给他。可是最终领头僧人还是不肯施舍饭食给这个少年。他的随从之一，负责敲鼓的僧人忍不住喊起来：“为什么这样啊，师父，把我的饭给他吃吧。”这样他才得到一碟米饭，有人带他到隔壁屋子接水喝。等候之时他就困倦难耐，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天刚破晓，文卡塔拉曼就向着蒂鲁文纳默莱小镇进发，小镇郊外的山脚之处便是圣山中宏伟的阿鲁那佳拉神庙。可是还有二十英里远，他饥肠辘辘，疲惫至极，得弄点吃的还要买张火车票，可身上仅存一副镶红宝石的金耳环，价值二十卢比。于是他寻到一户人家，好心肠的女主人给他饭吃，男主人将耳环留下，预支了四个卢比给他，还开了张收条，万一他想要赎回也没问题。下午又做了顿饭给他，随后送他去火车站，还赠他一包甜点。去火车站的路上他就将耳环的收条给撕了，因为他无意赎回。他在火车站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乘上了去蒂鲁文纳默莱的火车。一到目的地，他远远看见阿鲁那佳拉神庙的尖塔，便径直奔去。神庙的大门敞开，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他一路摸到最里面的一座神龛，里面竖着一尊林伽，即湿婆的无形象征，便在极乐之中皈依了上帝。返回小镇时经过一个池塘，他将好心肠的女主人昨天送给他的那包甜点扔了进去，自言自语道：“为何将甜点施与这东西？”“这东西”就是指他的肉身。在他踯躅徘徊之际，有人问他需不需要剪头发。他回答需要，然后这人便引他去家理发店。他自幼便以一头乌黑的长发著称，从店里出来便剃了个干净，这是托钵僧的标志，也是禁欲苦修的标志，也表明他已斩断与这红尘浊世的瓜葛。他将衣服撕碎，只留下些许遮住胯间，余下的布料和剩下的零钱一起扔掉。然后他将身上的“神线”拿掉，“神线”就是三根棉线挽成一绺细绳，从左边肩膀斜挎下来垂至右胯。婆罗门家的男孩到了八岁会在隆重的仪式上授予这条“神线”，代表他重获新生。如今将“神线”抛弃，文卡塔拉曼也就抛弃了优越的种姓以及肉身即为自我的种种观念。他将头发剃光后并没有如往常一样沐浴——“为什么要让这东西享受沐浴这么舒服的事情？”他自问，可是就在他走进千柱大殿，开始坐下冥想之前，一场奇迹般适时而来的大雨将他浑身上下冲洗干净。

他就这么静坐着，缄默不语，长达数周，每次都能在“禅定”之乐中沉浸几个小时。有一位妇女为他的年少及虔诚所感动，每天给他带点吃的。可是小镇上的顽劣少年似乎对于这位与他们年纪相仿的陌生人居然禁欲修行十分厌恶，百般难为他，常向他扔石子或者碎陶片取乐。为了避开他们，文卡塔拉曼搬进大殿内保存神像的深坑之中。坑内潮湿、阴暗又肮脏，没有照明也无人打扫。这位年轻的“斯瓦米”端坐于此，深深地沉浸于冥想之中，任凭黄蜂、蚂蚁、蚊虫、蝎子这些毒虫爬上身来吸血。他的双腿很快便布满脓疮，恶臭难闻，可是他却浑然不觉。有一天，有个人赶走了那些不停骚扰文卡塔拉曼的恶少，走进大坑，漆黑一片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张少年的脸，极为震惊，便跑去旁边的花园，告诉在那里劳作的僧人及其弟子，并带他们来到大坑之中。众人入得坑中，将少年抬了出来送进另外一座寺庙的神龛中暂时寄放。文卡塔拉曼那时正深入“禅定”之中，双眼紧闭，对于众人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晓。

他就这么在神龛里待了数周，由居住在那里的一位“斯瓦米”照料，给他喂饭，可是这少年在冥想中陶醉至深，每次要八九个小时才醒转，所以饭食都得强行塞入他嘴里。后来他又转移到邻近的一座花园，不久又挪到附近的一座花园里，随后他便安顿在一株铁色树下。那时候已经有朝圣者注意到他，很多还慕名来看他，其中有一位名叫纳依纳尔的信徒极其仰慕这位虔诚的少年，每天来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纳依纳尔是一位学者，每天都为他背诵阐述“不二论”教义的著作。那时候文卡塔拉曼对这些还一无所知，毕竟，他在马杜拉只上过小学。不过，纳依纳尔不可能总是来陪伴他，他不在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斯瓦米”总是饱受好奇而又淘气的顽童之扰，这些孩子认为他是疯子，时常搞些过分的恶作剧来捉弄他。正好，那时有另外一位“斯瓦米”为文卡塔拉曼心灵之纯洁，信仰之虔诚所深深打动，遂邀请他去蒂鲁文纳默莱郊外的一座神龛中冥想修行，免受打搅。他欣然前往，在那里住了十八个月。其间，一位名叫帕拉米斯瓦密的托钵僧经人介绍来拜访文卡塔拉曼，一见之下，便觉得找到了心灵的救赎，决心从此跟随文卡塔拉曼侍奉修行。他将规模日益壮大的朝拜者挡在门外，也代表他接受信徒们奉送的食物。每日正午他都为“斯瓦米”奉上一小杯吃的，这便是文卡塔拉曼一天仅有的一餐，然后将剩余的食物还给送来的人。

文卡塔拉曼就这样继续他的苦修，整个人瘦得可怕，常年不洗澡，身上藏污纳垢，头发也任其生长，蓬成一团打起结来，手指甲长得太长，双手都无法施展。他坐在地板上深入“禅定”之中，一坐就是数周，成百上千的蚂蚁爬满了他的身体噬咬，他都浑然不觉。为了让冥想的姿势更加到位，他一直将后背紧贴在墙上，时间一长，人们都惊讶地发现他的背影居然印在了墙上。这位年轻的“斯瓦米”声望与日俱增，专程来朝拜他的信徒如潮水般涌来，无可抵挡，于是他便和忠心耿耿的帕拉米斯瓦密一起搬进了一座芒果园，没有主人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入内。他在那里住了半年，帕拉米斯瓦密从镇上图书馆借来许多“吠檀多”的泰米尔文著作，文卡塔拉曼先将书籍细细读过，之后便解释给这位虔诚的侍奉弟子听。他的传记作家曾指出，研读书籍对于“斯瓦米”的“开悟”来说并非必要，因为这些他早已了然于心。他阅读书籍是为了回答前来拜访的人们追求真知而提出的问题。也许是出于这个目的，他破了缄默之规，此前他已经保持三年不语，此后他也曾断断续续地恢复过缄默修行。

后来“斯瓦米”还是离开了芒果园搬入了附近一座庙宇，他想看看自己究竟能否独自生存下去，于是对虔诚的帕拉米斯瓦密说：“你选一条路，一路乞食下去吧，我则走另外一条，也一路乞食下去，我们就此分开。”这可怜人便走了，可是第二天就回来了，还问文卡塔拉曼：“我能去哪儿呢？你这里才有生之真言啊！”文卡塔拉曼应允他留下来，他仍然潜心侍奉“斯瓦米”直至二十年后他撒手人寰。此后，这位“斯瓦米”不断更换住所，为了避开朝拜者的烦扰，如今才在阿鲁那佳拉山中的一座山坡上安顿下来，那里有清泉一注，岩洞一个，还有自在天的神庙一座。他惯常于庙中静坐冥想，帕拉米斯瓦密偶尔不在，他便带上乞食小碗去镇上讨点斋饭。

5

文卡塔拉曼离家出走之后，家人很是哀伤，四处寻找，直到两年之后才偶然得到他的消息。他们家的一个熟人碰巧听到一位虔诚的信徒谈起一位极受尊崇的年轻圣者住在蒂鲁文纳默莱，进一步打听之下，这人越发相信此圣者就是当年出走的文卡塔拉曼，于是便告知他的家人，文卡塔拉曼的叔叔决定到蒂鲁文纳默莱去一趟。到了那里便听说这位“斯瓦米”住在芒果园中，他又找去想进入园中，可是园主人不应允。好在他说服了园主人带张便条给“斯瓦米”。文卡塔拉曼接过便条同意见他叔叔一面。叔叔劝侄子回家，还承诺家人不会干扰他的生活方式，只是想让他待在身边，好照顾他的起居而已。文卡塔拉曼闻毕，不发一言也不做指示，他叔叔只好悻悻而归，任他继续修炼。

他叔叔回到马杜拉的家中便告诉文卡塔拉曼的母亲阿拉佳玛尔自己无功而返。他母亲觉得如果她亲自面见儿子或许能说服他改变主意，于是决心这么去做，不过她得等到自己做公务员的大儿子休假的时候陪她一起去蒂鲁文纳默莱。母子俩到了镇上就往山上去，因为那时候“斯瓦米”已经离开了芒果园，找到儿子的时候他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岩石上。做母亲的看见儿子蓬头垢面，满身污秽，指甲奇长，胯间的遮羞布也肮脏不堪，甚为震惊，便乞求儿子跟她一起回家。文卡塔拉曼沉默不语。他母亲便每天都去看他，给他带去蜜饯甜点，哀求他可怜自己做母亲的心意。文卡塔拉曼仍旧一言不发；他的心灵或许已如磐石般坚硬。最后他母亲声泪俱下地斥责他六亲不认、冷漠无情，他浑身颤抖，起身离开了。他母亲又找到他，再一次流着泪乞求他回家，他不为所动；他母亲似乎一直在对空气说话一样。后来她便求助于在场的信徒，乞求他们帮忙。其中有一位信徒被她母亲的哀痛所打动，便对“斯瓦米”说：

“您的母亲正在流泪祈祷。不管是回还是不回，您为什么连个回答都不给她呢？‘斯瓦米’您无需打破缄默之规，这里有笔和纸，您可以把想说的写出来。”

我在前几页曾提到文卡塔拉曼提到自己从来不用“我”这个词。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 从来没有人用“你”来称呼他。文卡塔拉曼接过纸笔，用泰米尔文写下了这番话：

“主宰控制凡人之命，由其过往行为而定。命中注定不会有的就不会有——求也求不来。命中注定要有的一定会有——挡也挡不住。此为必然，因此，上乘之道便是沉默不语。”

他兄长的假期眼看就要结束，得回去上班。他母亲尽管心底苦闷，却也不得不跟着大儿子回家。

此后不久，文卡塔拉曼又换了住地，换到阿鲁那佳拉圣山的更高处，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换着住，就这样过了很多年。这些山洞的确就是普通的山洞，不过从照片上看你会发现还是经过了些改造，更加适合人类居住。他的名声在那时已是广为传颂，大批信徒来朝拜他的时候都奉上各种吃食——蛋糕、牛奶、水果等等。可是信徒们也要吃饭，于是帕拉米斯瓦密和其他四面八方而来的弟子们便带着乞食碗，吹着螺号，向慈悲为怀的人请求帮助。“斯瓦米”则如往常一样静坐冥想，正如梵文诗歌所颂：“心生欢喜自在，便无事无念。”有时候有人会献上钱财，他一概回绝。有时候拜访者带来读不懂的书，“斯瓦米”便朗读并解释给他们听。读着这些书，听着信徒们的诵读，他很快便精通了印度的哲思；而且据说他的记忆力惊人，能过目不忘。不过平时他总是谨守缄默之规。无人透露他是从何时开始注意自己的仪表；后来有些照片上可以看出他非常整洁，遮羞布已洗刷干净，头发剃得很短，胡子也修整过了。再后来他每月剪一次头发刮一次胡子。前面提到过，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清爽整洁，打理得一丝不苟。

来拜访他的人各式各样，有的来讨口饭吃，有的来寻求帮助，有的则是想从已经获得精神自由的大师身上寻得些许益处。有时候这些信徒会经历些怪事。有一次，一位名叫皮莱的税务官坐在“斯瓦米”旁边，竟然看见大师头上有一圈光环笼罩，整个身体如同初升之日一样发出光芒，这位税务官员想必是个有责任心的聪明人吧。还有一位二十出头名叫艾嘉玛的女子，不幸丧夫丧子，悲痛欲绝，后经父亲允许，到孟买管区某处侍奉住在那里的圣人以求减轻心中的悲苦。可是这些圣人也帮不了她。她回到村里就听说阿鲁那佳拉圣山上有位年轻的圣人，缄默修行，虔诚信仰的朝拜者都领受了不少恩惠。她便去了，爬上圣山见到了这位“斯瓦米”，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她便在他身边站了一小时，突然感到心头沉重的悲痛之情倏忽一下就消失了。从此她便每日为圣人及其弟子做饭，多年如一日。她在蒂鲁文纳默莱有一幢房产，欢迎虔诚信仰者及朝拜者歇脚。有一天，她做好饭食送上山，路过一个岩洞，看见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是“斯瓦米”，一个是陌生人。她一边走着一边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人在这里（意思是，我在这里）为何还往前走呢？”她转身去看“斯瓦米”，可是连人影都没见一个。等她走到“斯瓦米”平时所住的山洞，又发现他正如往常一样盘腿坐着，和一位陌生人说话。

许多人为这位“斯瓦米”的人格魅力所感召，纷至沓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加纳帕蒂·萨斯特里。他是一位梵文学者，学识渊博且擅长写诗。他曾经从一个圣地流浪到另一个圣地，长达十年，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恪行苦修，周围也聚拢了一群弟子。可是最终他仍然无法满意，觉得自己始终没有获得孜孜以求的内心宁静。他爬上圣山，拜倒在“斯瓦米”脚下，寻求庇护，他所领教的教诲令他整个人充满了喜悦。此后他就频繁来拜访“斯瓦米”，一下子在蒂鲁文纳默莱住了七年，就是为了离大师近一点。这两人的密切友谊有力地证明了这位“斯瓦米”所拥有的神奇力量，因为萨斯特里并非是崇拜年长者的青年人，他和大师的年龄相仿，且以知识渊博，诗文优美而闻名。学者和诗人往往会自恃甚高，萨斯特里也颇为清高，不会轻易屈居别人之下。可他却让他的弟子都皈依“斯瓦米”门下，自己也成了“斯瓦米”最为热忱的崇拜者。正是因为这位弟子写了许多诗歌称赞大师，他的名字就由“文卡塔拉曼”改成了“拉马纳”，并且他还让自己以前的弟子尊称大师为薄伽梵·马哈希。接下来我应该改称这位圣人为“马哈希”了。

接下来这个故事是这位“马哈希”的传记作家所记述的。有一年，萨斯特里到马德拉斯附近一个叫蒂鲁伏蒂于尔的地方去苦修。那里有一座格涅沙神庙，他发誓缄默修行十八天，于是一直在冥想修行。第十八天到了，他刚躺下，毫无睡意，却看见“马哈希”走进来坐在他的身边。他大吃一惊，想要起身，可是“马哈希”却按着他的头不让他起来。萨斯特里顿时有种奇怪的感觉传遍全身，他认为是“马哈希”的法力通过手传递给了他。不过，“马哈希”自从第一次来到蒂鲁文纳默莱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而且这辈子都没去过蒂鲁伏蒂于尔这地方。很久以后，萨斯特里讲起这段奇遇，“马哈希”听了便回答说：“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躺着，但并未入‘禅定’。突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漂浮起来，越来越高，直到所有的东西都从视线中消失，我被巨大的白光所笼罩。接着，也是突然一下我的身体开始下沉，这世界又重新出现……我脑子里有这样一个念头： 我到蒂鲁伏蒂于尔来了。我在一条大路上走着，路边不远处有一座格涅沙神庙。于是我走了进去，讲了些话。可是我做了什么讲了什么，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突然间我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山洞里……”

萨斯特里发现“马哈希”对蒂鲁伏蒂于尔那个地方的描述和他曾去苦修的格涅沙神庙完全吻合。

日子就这么流逝，“马哈希”的母亲阿拉佳玛尔也时不时去圣山探望他。她的大儿子和小叔子也都撒手而去了，家里人也没剩几个。阿拉佳玛尔觉得如果能够和儿子住得近一点她会更开心，于是她来到蒂鲁文纳默莱，在艾嘉玛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马哈希”搬去斯坎达修行所。尽管他从来不接受那些富裕信徒们硬塞给他的钱财，他们总会想方设法让他的弟子们收下，以备大师日后之需。这样他搬去斯坎达修行所时就有钱造一座带小花园的茅屋。阿拉佳玛尔就住了过来，为大师及弟子们做饭。她最小的儿子早已丧妻，她把他也召唤过来，这样她最后的岁月里能有儿子在身边。大师的这个弟弟也变成了哥哥的虔诚信徒，穿上了托钵僧的黄袍。阿拉佳玛尔觉得她是“马哈希”的母亲，应该有母亲的权威，儿子也应该对她特别关照。可是，“马哈希”可以和艾嘉玛说话，就是不和她说话。她对此抱怨的时候，他告诉她，所有的女性都曾是他的母亲，不光她一人。他是想让她摒弃俗世幻觉，让她超脱其上。这些都不易领会，不过渐渐的，做母亲的也懂了。1922年她过世的时候，“马哈希”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之情，而是深为释然，因为他深信经过一系列修行，他母亲已经补偿了自己前世的许多错误，她的灵魂也能够升到更高的层次与众神一道暂歇一下，之后便再度投入另一个人的身体里涤荡自己剩下的原罪。一旦有人说起她“逝世”，“马哈希”便会纠正这人：“不，不是逝世——是‘出世’。”在他看来，死亡乃小事一桩，只不过是种说法罢了，死去之人会换个新的名字过上新的生活。阿拉佳玛尔葬在离大路不远处的草原上，搭了座砖屋为墓碑遮风避雨，后来这里变成了一座庙宇供人朝拜。

母亲死后，“马哈希”几乎每天都去给她上坟，这样持续了半年之久，有一天他就待在那里不回来了。一开始为了给他挡风遮雨搭了一个草棚，就和供奉“林伽”（湿婆象征）的草棚一样简陋，不过很快旁边就搭起了几座茅草屋。等众人明白大师想要把这里当作定居之所，虔诚的信徒便纷纷解囊，建起了一座大殿，供他白天修行，夜晚歇息。自那时起，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来朝拜的信徒也与日俱增。平时一天就有五十多位访客，某些特殊的日子里，比如“马哈希”的生日，访客便成百上千。他们带来各种礼物，凡无法与在座各位一同分享的礼物他一概不收。如送上食物，他便从盘中取出一点，再将剩余的分发下去。不过名声显赫也并非好事： 谣传说他很富有，于是有一天晚上便有小偷来光顾。当时“马哈希”正和平时一样在大殿的讲台上歇息，四个弟子睡在窗口处。“马哈希”告诉这几个小偷，此地无甚可偷，不过他们喜欢什么尽可以拿走。弟子们很激动，想阻止这些小偷，可是大师没让他们动手。“让这些窃贼尽其职责吧，”他说。“我们也应该尽自己的职责，那就是忍而再忍。我们别去干扰他们。”他提出要和弟子们一起离开大殿，这样贼人们便可为所欲为。这些恶棍同意了，不过让他们离开之前却对他们拳脚相加。“马哈希”的腿上吃了一下。他却说：“如果你对此还不满足的话，我还有另一条腿。”窃贼们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搜罗钱财，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找到，本来这里就没有分文钱财，最终只得空手而去。混乱之际有一位弟子设法逃脱，穿过田野，跑去镇上求助，然后带着警察赶到。却看见“马哈希”坐在先前待过的草棚里，冷静镇定地向弟子们阐释信仰事宜。

修行所的日常生活有多种记录。马哈希每天凌晨三四点间起床，斋戒沐浴后便坐在讲台之上。弟子们每天第一件事便是吟唱大师的赞歌或者背诵大师用泰米尔文所写的阿鲁那佳拉圣山之赞歌，然后众人便开始静坐冥想。清早五六点，朝圣者便来了，先对马哈希行匍匐跪拜之礼，之后便各行其是。待他们散去之后，马哈希会吃一顿米饭或者粗小麦粉做的简餐，然后就回到大厅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弟子们则各做各的事情： 有的采花编成花环，有的去马哈希母亲的墓前跪拜，还有的则从事文字工作，将马哈希以及其他圣人的作品或编排，或修正或翻译，那时候，马哈希已经写了不少作品，另外还有的则为弟子和朝圣者准备饭食。马哈希经常去帮弟子的忙，比如切切菜，拌拌料。他不写作的时候，会打磨一下拐杖，补一下饮水碗，缝一下树叶做成的食盘，抄写一下自己的手稿，装订一下书籍，读读信件。

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间是早饭时间，他略事休息便接着工作。三点左右再吃顿饭，之后便接见访客。天色渐暗时又开始静坐冥想直到晚饭时分，晚上九点众人便都歇息。不过，有时候大家会整晚背诵诗文或者颂唱马哈希所写的赞美诗。这时候，通常人们将大师称为“薄伽梵”，大师提到自己的时候也惯于这么称呼。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获佑之人”或者“神圣的人”，虔诚的信徒们用它来指称上帝。他们来面见马哈希的时候先是匍匐跪拜，然后便诵读各自写给马哈希的赞美诗，大师仔细聆听，面容和蔼可亲。旁人乍一看会误以为大师不够谦虚，不过，可要记住马哈希从不视己为人，而将自己看作是纯洁的灵魂，这肉身不过是具躯壳，能让他完成此生的因果报应罢了。而且，对他来说，这些虔诚的信徒们匍匐跪拜，唱颂赞歌都不是为他，而是为“梵”,多年前在顿悟之下，他的灵魂已经和“梵”融为一体了。

马哈希喜爱动物而且对它们有种奇怪的魔力。婆罗门认为狗不够神圣，污染环境，尽量避免与之接触。而马哈希则将他周围的狗看作是同道中人，只不过此生投胎为狗来偿还前世的罪孽。他叮嘱弟子们让狗干净舒适地生活，还满怀爱意的称它们为“修行所的孩子”。他对狗说话，给它们指令，狗儿听得明白还能照做。曾有一头小牛犊能够自由出入修行所，深得马哈希的喜爱。他认为这小牛就是那位绿衣老妪的化身，当年马哈希第一次爬上圣山，这位大妈便四处采集药草和果实，煮熟之后拿给年轻的“斯瓦米”吃。大师所住的岩洞中时常有大蛇出没，不过他从不让别人驱赶。“是我们占了它们的家，”他说，“我们没有权利打扰它们。”松鼠和乌鸦也常来光顾岩洞，还带上幼崽，马哈希总是将食物摊在手掌上任它们取食。

圣山上聚居着许多猴子，马哈希慢慢也明白了猴子的心思和叫声的含义。凡两派猴子发生争执，它们便会跑到大师跟前，让他来调解争端。有一次，他听说有个猴群的首领奄奄一息，便让猴子们将它带到修行所来，它死后马哈希按照托钵僧的葬礼仪式将它埋葬。每年马哈希都会在修行所众弟子的陪同下在阿鲁那佳拉圣山上四处走走。山上有条大路风景甚好，绿树成荫，两旁是贮水池、神龛和寺庙。有时候他们晚饭后出发，黄昏时分回来。有时候则是黄昏时出发，一两天后再返回。这条大路不过八英里长，几小时便可走到头；不过马哈希时常处于“禅定”之中，一小时不过走一英里，走完一英里还要休息一下。酷暑时分，众人走得疲惫至极，又渴又饿，一群猴子发现了，便爬上蒲桃树，摇下一堆树上成熟的果实，四散开去，不拿走一个。众人吃得分外高兴，这便是猴子在报答马哈希的恩情。不过，还有一次他就不这么幸运了，他无意中踢到了一只马蜂窝，一下子所有马蜂全部叮了上来，将毒针刺进了他踢中蜂窝的大腿。“是的，是的，这条腿有罪，”他说，“那就让它痛吧。”他并没有将马蜂赶走，也没有逃开，而是静待它们散去，他将这如酷刑般的痛苦看作是因果报应。

年复一年，到修行所来拜访的人越来越多，各个阶层的都有。有一天晚上，夜幕已经降临，大师和一位虔诚的信徒正坐在大厅里，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喊叫。这位信徒便起身去看个究竟，发现门外站着一个男人，还拖家带口。这个男人问他自己和家人能否见见“薄伽梵”，领受他的恩泽。这信徒觉得奇怪，因为马哈希从来都是来者不拒。“那你还问个什么呢？”他说。那个男人回答，“我们是贱民。”这信徒明白乞求马哈希的许可便是对他不敬，因为他毫不理会种姓制度，于是他便告诉那个男人，大师欢迎他们来访。男人一家于是进入大厅，在马哈希面前匍匐跪拜。大师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持续了十分钟，便赐予他们恩泽。后来这位信徒说他曾看到许多富人名流跪拜在马哈希脚下，却没能得到过这样的礼遇。这里我冒昧解释一下什么叫“恩泽”。大师的传记作家们将这个泰米尔语的词汇这么翻译，其实还不如译成“赐福”。它和“魔咒”一样，一旦给出就无法收回；就像以撒原本想赐福给长子以扫，最后却发现赐福给了幼子雅各，无奈覆水难收，只能悔恨哭泣，撕碎衣服来解恨。“恩泽”即赐福与人，能使受赐之人洗清罪孽，重获新生，能“激发人之内心向善而行，能予人力量承受磨练，抵挡诱惑”。

马哈希极少说话，大部分时间他都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不过朝拜者只需看见大师端坐于此便能抛却烦恼寻获内心的宁静。有时候朝拜者看见大师浑身弥漫着奇异的光彩，可是他们告诉他时，他却丝毫不把这个当回事。他们提问的时候，若是轻率发问，大师就保持沉默；但若他看到提问之人情真意切，便会明示答案。很多人都觉得大师能看穿人心，因为他有时候会回答朝拜者尚未冒昧提出的问题。许多人为大师所打动，纷纷离家来到修行所，想要过这种朴素的生活，通过这种生活方式与“无限”融为一体，达到神圣之境，此乃“顿悟”是也。马哈希若是知道这些人仍有责任未尽，上有老下有小，便会劝他们回去。常有人来问大师，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否会干扰宗教修行。大师这么回答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有可能，俗世之务要做，但要超脱其外，要始终坚持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要谨守自我，便无法恪尽尘世的责任，这么想却错了。你必得像个演员，穿上戏装，扮演角色，甚至能和所扮演之人情意相通；不过要始终明白自己并非戏中之人，而是真实生活中的自己。同样，一旦明白你不是那具躯壳，寻获了‘自我’，那么又何必为这具躯壳的意识，或是‘我就是躯壳’的感觉所困扰呢？这具躯壳的所作所为都无法撼动你对‘自我’的坚持。这种执著也绝对不会干扰你的躯壳去承担它应有的职责，正如一名演员明白真实生活中的自我，但这一事实绝不会干扰他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多年以来大师一直深切思考并严格恪守的信仰我想简要说明一下，这些信念皆由伟大的商羯罗所传授的吠檀多哲学生发而来，商羯罗这个人物之前我已介绍过。这门学说相当悲观，这么说并非指责。自有信史以来，无数智者、诗人及伟人皆奉行此道，对此信仰批评非难，恐怕过于轻率。吠檀多哲学认为整个世界，世上万物及人类皆为恶。人的宿命就是要经历由生往死，由死往生这样上百次，不对，上千次的轮回，直到“梵”的恩泽降临，人才得以解脱，得以与无限融为一体。在大师看来，红尘浊世，尽是苦厄伤悲，纵有欢愉，也微不足道，只不过转瞬即逝罢了。千变万化都无法永恒，而唯有永恒才有价值。不过人世苦厄之因缘皆由自身而起，乃愚昧之果。很多人来谒见大师祈望解惑，倒出满地苦水，大师总是让他们反观自心自性，求得真实的自己，这样才能获得救赎之乐。

他所说的“自己”就在人心之中，但并非解剖学所说的心脏。此“心”即“无限真实”，相爱的人都知道“它”在哪里。圣人甘地曾遣使觐见大师，使者临走之时问道：“我能带个口信回去吗？”大师回答：“两心自能互通，何须口信？”大师所传授的信念是： 人只能从枷锁中获得自由，这枷锁便是生死轮回，自由之道便是打破“自我”对灵魂的束缚。当人们问起如何才能寻获救赎之道，大师总是让每个人自问：“我是谁？”他告诉那些立志修行之人他们并非这具暂居的躯壳，而是永恒不灭的“自己”，因此，他们必得聚精会神。很多人抱怨说每次以此为目标进行冥想时，总摆脱不了杂念骚扰。大师告诉他们这没什么，抛弃杂念将心思集中于自己，慢慢就会容易起来。他对于人之弱点非常宽容，告诉弟子冥想不论方法。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脾气性格选用容易上手的冥想方法。譬如有人觉得只有将意念集中于两眉之间或是鼻尖之上这类方法才能避免分心。这些都是瑜伽的修行方法，大师对此有点疑虑。更好的方法是脑子里只全神贯注于湿婆或者毗湿奴这样的对象。不过这也只不过是帮助修行者集中精神的一种方法而已，关键还是在于修行的根本目的——寻找自己。“悟道”并非通过知识积累，而是灵光闪现。只要修行者明白自己并非是具躯壳（感官器官之集合），也不是头脑（只不过是思想之集合），而且还懂得才智只不过是手段，绝非目的。简而言之，当他消灭了“自我”，只留下“自身”，他就能蒙受“梵”之恩泽，从而“悟道”。不过，尽管如何达到“悟道”的步骤能用语言来描述，“悟道”本身却无法言说，只能靠感悟。

大师是宿命论者。哲学家曾对“自由意志”还是“命运使然”有过详细的辩论，可是，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争出满意的结果来。也许我的理解有偏差，哲学家似乎认为我们能够选择究竟是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只不过一旦选定，便再也不能反悔。假设我们旅行之时遇上两岔路口，不知道该选右边那条，还是左边那条，只有掏出硬币来掷一把。如果硬币是正面就选右边那条，如果是反面就选左边那条。那么硬币落下是正面所以我们选择了所走的路，这难道不是命运使然吗？尽管我们都不是哲学家，可我们每个人回顾自己的一生，都会发现那些改变我们人生旅程的事件看起来都仿佛是不经意间发生的一样。我想，大师听了肯定会说这只是幻象罢了。不断有人到大师这里来寻求指引，有些人想知道投身艰苦卓绝的斗争，将祖国从异族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这是否正义之举；另一些人则震惊于印度广大民众的赤贫惨状，来问大师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尽力缓解贫苦大众的疾苦，这么做是否正确。大师告诉他们的首先就是寻得内心的“自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之后他们便可从心所欲。不过，既然一切皆为天意，便不会因为人之所为而更改。“如果你命中注定没有工作，你怎么找也找不来；如果你命里注定要工作劳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那么就把决定权交给上天吧，人是无法随心所欲，挑挑拣拣的。”这么一来，自然会有人问大师： 如果一切都是天意造化，那么祈祷和信念还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大师似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大师的回答是：“摆脱命运束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此生命运由谁来承受，你会发现只有‘自我’才受制于命运，并非‘自己’，而‘自我’其实是不存在的。二是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天，消灭‘自我’，要达到这个目的必得意识到个人无能为力，随时要念诵‘不是我，而是你，我的主啊’，同时还要放弃与‘我’及‘我的’相关的一切念想，让自己任凭上天摆布……真正的笃信源于对上帝之爱，发乎于爱，别无它由，甚至都不是为了获得救赎。”

6

大师逐渐老去，已近古稀之年，他常年遭受风湿病的折磨，大概是久居阴湿的山洞中所致，双目也渐盲。1948年末，他的左胳膊肘上长出了一个小瘤，后来便恶化，肿痛不堪，得立即实施手术。术后伤口愈合，可是不久又复发，此前就诊断为癌肿，又得立即手术切除。外科医生认为挽救大师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截肢，可是大师拒绝了。他微笑着说：“无需惊慌，躯壳本身便是病痛，顺其自然吧，何必自残呢？”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为了控制癌症蔓延，他接受了各种治疗方法，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情况有所好转。不过癌肿再次复发，第三次手术切除；可是胳肢窝下又发现第二个肿瘤，生长迅猛。医生一致认为接下去除了施加麻药，他们无计可施。大师遭受着巨大的疼痛折磨，他却毫不在意。整个患病期间他始终淡定从容，就连接受治疗也是为了让弟子安心。他说：“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自始至终都是那句话： 没必要治疗，顺其自然就好。”有一次他对一位贴身弟子说：“我们吃完饭了，还需要盛饭的叶碗吗？”他还告诉过另一位弟子，有真知灼见的人会非常乐于摆脱躯壳的束缚，就像奴仆会乐于卸下自出生之时便背负在肩上的重担一样。

在大师身患绝症的这两年，他仍然竭尽所能每日修行： 日出前一小时沐浴，定时接见前来拜访的虔诚信徒。他的身体状况很快传遍整个印度，成百上千的信徒纷至沓来。大师的七十一岁生日也如往年一样庆祝，他静坐聆听弟子们颂唱献给他的赞歌。阿鲁那佳拉神庙的神象也来了，向大师跪拜行礼，立定了一会儿，便用长鼻子点了点大师的双脚向他告别。显然，大师的日子不多了。不久大师突发肺充血，医生赶到拿药给他吃他却摆手婉拒，告诉医生没必要吃药，马上就会好，还示意身边弟子都退下让他独自一人休息。当晚大师倚靠在床上，最后一次将祝福施与前来看望他的大批信众。黄昏时分，他让弟子们将他扶坐起来，呈冥想修行状。一群弟子坐在大师所在的屋子对面的坡道上开始颂唱大师早年所作的阿鲁那佳拉赞歌。大师睁着双眼，极乐之泪由他双颊缓缓滚落。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已然进入“独一无二的真实”之中。大师仙逝之时，一颗彗星缓缓划过天空，停驻在阿鲁那佳拉圣山之巅，随即消失无踪。无数信众目睹了这一奇观，皆言伟人之魂已随彗星而去。

散文与神学家蒂乐生

1

今早得书信几封，还有一只单薄的包裹，静躺在门厅桌上。我满腹狐疑，猜想这包裹里到底是什么。正如所有略具几分“臭名”的作家一样，我也常收到陌生人寄来的手稿，让我过目，寻求指点，也有人想让我帮忙引荐出版；出版商也向我寄来小说样本，大都是鸿篇巨制，让我点评一下，他们好用做出版宣传；有人给我寄过道德教诲之书，想要让我这个怀疑论者皈依他们的信仰；还有人给我寄过连篇累牍的条约合同，像是出自退休公务员或者退伍老上校的手笔，讲的都是只有专业人士才看得懂的深奥话题；还有人寄来薄薄的诗集，一看就是自费出版。这些书籍都让我痛苦不已，只得感慨： 这些装帧或精美或朴素的小书啊，你们寄托了作者多么巨大的成名之望！就算有人评论，也只匆匆浏览个几行；赠与好友留念，也只不过半小时之内翻翻完毕。想把每一本我收到的书全部读完绝无可能，更有可能的是这些书完全不值一读。我所能做的只是给每位作者寄去礼貌的回信，以示谢意，顺便告诉他们我非常期待写作闲暇之余能有足够时间饶有兴味地拜读大作，当然这并非实话。那天早上我读完来信后才打开包裹，拆封之时自然是镇定自若。我猜得果然不错，里面是一本书，可是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书很薄，八开本，小牛皮封面，尽管旧得不成样子，装订得倒是非常精美。书名叫《格言与论述，道德与神性： 摘自蒂乐生大主教著作，整理成集》。于1719年由“位于斯特兰德大街凯瑟琳街路口处的J·汤生之莎翁头脑书店出版”。题辞是这么写的“谨献给最为优秀、最为虔诚与仁慈的淑女，卡纳封女伯爵卡桑德拉： 家世显赫，美德过人，地位尊荣，堪称女性楷模： 此大主教蒂乐生文集（只有最杰出人士才配读其文）由女伯爵您最为忠诚、最为谦卑、最为尽心的仆人，劳伦斯·艾克德题辞敬上，满怀谦卑、感激涕零、无比崇敬。”

此书末尾附上了雅各布·汤生出版过的书单，原来这位劳伦斯·艾克德是斯托教区的执事长，著有三卷对开本《英格兰史》以及一本《教会通史： 从救世主基督降生到君士坦丁大帝以基督教立国》。这份书单里简直藏龙卧虎，有艾迪生先生的《意大利各地游记1701，1702，1703年》；有威廉·康格里夫先生的三卷本著作；还有弗朗西斯·博蒙特和约翰·弗莱彻二位先生的七卷本作品，还饰有雕版画。雅各布·汤生是出版行业中备受尊敬的佼佼者，他出版过德莱顿的作品，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从一个名叫艾尔默的人那里买下了《失乐园》的一半版权，这版权据说当年艾尔默以五英镑低价购得。我不记得是否看过十八世纪早期书店的图片，可是我想店面应该是小巧而幽暗，到处都堆满了书，店铺后面则是印刷作坊。雅各布·汤生发迹后在伦敦郊区巴恩斯购置了一处大宅，但很有可能他侄子一家（也叫雅各布·汤生）及合伙人仍然住在书店楼上。想必那时候那家书店就像现在的“邦帕斯”书店一样，书虫们在书架前流连忘返，随手翻阅；我的脑海里不禁泛起这样一幅有趣的画面： 当年，那书店里有一位来自牛津的年轻学者，刚获得神职，这时借道伦敦前往乡间去做贵族老爷家中的家庭教师。他无意中发现了约翰·弥尔顿两卷本的《诗歌全集》，好奇心驱使之下，终于抛弃成见，抽出一本打开来看看。身为牛津高材生，又是保皇党人，他必定咒骂唾弃弥尔顿曾做过“篡位者”的秘书。可是等他读到眼前信手翻开的几行诗，定会惊惶失措，可又不得不承认实属上乘之作，他赶紧将书放归原位。此时一辆马车停在书店门口，下来一位优雅出众的女子，着装时髦，走进店里点名要奥维德三卷本的《爱之艺术》以及《爱之灵丹》。我正看着雅各布·汤生的出版清单，思绪天马行空之时，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有人寄这本书给我了： 原来我在某本书中曾偶然引用过神学家蒂乐生某篇文章中的话，我当时一定是在哪部英国散文全集中偶然读到过，便惊为天人。

2

这本书的开篇序言由斯托教区执事长劳伦斯·艾克德执笔，介绍他从大主教布道中精选出的格言警句，他说这种文字在任何时代都既有用又诙谐，可是同时他又承认这类作品就整体水平而言，没有哪个国家赶得上邻国法国。在那些作家之中，“最负盛名的恐怕要数罗歇福柯公爵和拉布吕耶尔先生了；他们深入人性，探究人类行为的隐秘源泉，时常扬起污泥渣滓，也掘出财富宝藏。”在序言中，编者对于英国鲜有此类和善可亲的文学作品略表遗憾，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已故著名作家哈利法克斯侯爵的作品，“其渊博与深刻绝不逊色于任何外国或英国作家，”只不过从未得到过高度评价。接下来他是这么写的，“我向来认为英国作品里那些同外国作品一样隽永清新的箴言、警句还有短小精悍的论点，都值得精选出来广为传颂： 特别是大主教蒂乐生的作品中，有许多段落与前面提到的罗歇福柯及拉布吕耶尔的作品不相上下。”在我看来，执事长的这句话怕是说错了。的确，他也承认他们（指罗歇福柯和拉布吕耶尔）“有时候转承启合得更加艺术，法国人将这种手法钻研并打造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指蒂乐生）的作品则独具土生土长的简洁魅力，更符合英国人的品味”。艾克德既然想要让他编的这个选集“让人受用且受益，任何欣赏正确及礼貌文风的人都会觉得这本书愉悦而有趣”，他也许就不应该提那两位法国作家，因为这样会让读者比较之下期望太高。他将此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生命及上帝之本质及其崇拜，和理论与实践中的宗教”；第二部分则是“人最直接的问题及其天性，以及社会公德与堕落”。我得承认这部分是我觉得最为有趣的，为了让读者能分享这种乐趣，我想引用其中几段。

窃以为劳伦斯·艾克德给这本书起名为《格言与论述，道德与神性》是个错误。“论述”指的是就某个主题进行详尽的探讨，而“格言”则是简明而警醒地表达某种真理。而本书中普遍的情况是，讨论宗教以及上帝的本质和存在的每个段落几乎都长达一页，那些道德格言也离“简明”二字相去甚远。本书内容都通情达理，乃颇有阅历之人的观察所得，可是你读过一遍之后，却没有什么能让你记住,没有哪句话能和法国伯爵那苦涩而真实的格言“恋人之间总有一个是在爱，而另一个是被爱”。相提并论。相比之下，蒂乐生的表述则过于直白浅显。有例为证：

“早年培养的美德，犹如年轻而美好的身体着上新衣，与直率而聪明的头脑是为绝配。”

“世人时常将心术不正错当成聪明才智，圆滑狡黠错当成大智大慧；尽管这两者的确有点关系，可仍然如善与恶一般有天壤之别。”

“智慧是值得称颂的品质，可是有大智慧的人应该永保智慧不失。它是一件利器，能成善举，可一旦把握不当，也会成恶事。所谓恰如其分地运用智慧乃为谈话增添趣味，将值得称颂之事完美展现，还有就是揭露人性之阴暗、愚蠢及荒诞不经。”

“恰如其分的称赞比起诅咒谩骂显然更具智慧。”

神学家蒂乐生非常清楚世人很难轻易开口称赞别人。“可是在骂人方面，人们创造了大量词汇且这方面灵感源源不绝；这种聪明才智很难得，让人接受起来倒比较简单。人们贪婪地接纳这些表达方法，拍手叫好，而且，每个人都喜欢听别人骂人，丝毫没有考虑到他自己马上也会被人骂，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料。”

最后还有一句，“种种世俗享乐之中总是夹杂着类似虚荣心一般的东西。此中没有什么感官享乐，这享乐不是用痛苦来换取就是得细心呵护，要么断送在其中。一种美好的品质培养起来总是心机费尽，守护起来总是惴惴不安，失去了更是麻烦连连。尊严和伟大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件烦心事；拥有的人总是心神不定，缺乏的人总是对此恨之入骨又嫉妒不已。”

我想让读者所注意的是，这些话读起来是多么现代啊。这位大主教写的文章和如今受过良好教育之人写的文章相差不远。麦考利将这种风格称为准确、明晰、技艺精湛，可是缺乏点灵气。谈散文讲“灵气”，让我多少有点不自在。这种“灵光闪现”的文字并非总是让人愉悦。半个世纪以前，我想人们会觉得卡莱尔的文章有“灵气”，二十多年后下一代人恐怕会认为乔治·梅瑞狄斯和吉卜林的文章才可以称得上这二字。如今时过境迁，恐怕这两者的文字也会让人读了生气吧。有可能麦考利认为自己的文字有“灵气”，多少也说得过去。评论家们说他是从约翰逊博士那里借鉴而来的。他抛弃了博士那冗长而复杂的句子风格，打造出短小活泼的句子，并且大量使用对偶这种十八世纪末风行的修辞手法。他的文章风格是节奏明快有力、生动活泼、让人信服，读之颇为享受。最终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列快车在铺设得不那么牢固的铁轨上全速前进，有点流于单调，这恰好印证了约翰逊博士那句名言： 个人风格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

十七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英文散文的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想要知道这变化究竟有多大，只需比较一下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弥尔顿和艾迪生这两对人物的文章。霍布斯的文章虽然丰富而生动，却失之啰嗦混乱；洛克的文风明显有条有理，虽然并不激动人心，却贵在紧凑得体。弥尔顿辞藻华丽，气势磅礴且激情昂扬，但读之使人厌烦；而艾迪生则轻松优雅且彬彬有礼。有人说促成这种风格转变的一部分原因是逃亡到法国去的保皇派，我不清楚具体论证过程，但那些保皇派流落异乡，无法为郁郁寡欢的君王效劳，却从法国作家那里学到了清晰简明之风；后来王政复辟成功，他们常去咖啡馆闲聊，一旦下笔，便自然会用上闲聊时使用的语言风格。自此，书面英语变得越来越清晰、简单和自然。德莱顿曾说：“如今英文的礼节讲究和微妙之处已鲜有人知，即使一位天资聪颖的人想要理解并身体力行也需要先进行文学教育，大量阅读并消化那些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家，了解人和礼节的知识，自由地与最优秀的男女交谈并成为习惯；简而言之就是既需潜心学习又需通达世事。”真可谓字字珠玑。托马斯·伯奇在其著作《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蒂乐生传》中曾提到：“德莱顿先生常乐于承认如果他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文学才华，那也是拜从前时常研读主教大人的作品所赐。还有斯威夫特博士，他的眼光品味没有被繁文缛节给扭曲，在给一位刚加入圣职的年轻绅士的信中给大主教冠上了‘出类拔萃’的美称。”接下来，托马斯·伯奇继续写到，“艾迪生先生认为大主教的作品就是衡量英文好坏的主要标准，然后将大人生前布道时所用的词句一一标出，为后来的那本英文词典提供了例句，编纂这本字典的就是那位优秀的约翰逊博士，当时政局更迭，安女王上台，博士丢了公职。”德莱顿、斯威夫特和艾迪生这三位杰出作家的文字之美恐怕无人超越，如果他们都研读过蒂乐生的作品并从中受益的话，这一事实就足以让他成为重要人物。我们今天的写作风格之所以如此，大概深受大主教的文字影响，这样的结论应该不算太轻率。

英文的散文风格有两种： 一为平实质朴，一为华丽典雅。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后者的最杰出代表非托马斯·布朗爵士和杰里米·泰勒的代表作《圣洁的死亡》莫属。没有人会愚蠢地否认这两位的文字之美。称这两位的文字为“出色”无异于贬低。而行文平实的代表人物当属约翰逊博士和吉本。有关这几位的评价，分歧很大。有些见解偏颇之人对他们极尽贬低之能事。其实，这四位的文字乃上瘾之毒药，一旦尝到其美妙，便如瘾君子一般从此难以自拔。无论他们的文字多么浮华多么虚夸，读者总能体会到无比强烈而又日益增长的乐趣。质朴与瑰丽这两种风格，很难说谁就一定好过谁。文字风格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品味之别。窃以为质朴之文字比起华丽之风格更适合描述实际事物。如果你侧重文章主题，也就是你更关注面包与黄油，而非果酱，那么避免华丽文风就能让文字更具说服力。如果要举例证明的话，我想请诸位读者去比较一下杰里米·泰勒的《预言的自由》及《圣洁的死亡》。后者以其令人眼花缭乱如刺绣般华丽繁复的风格以及意象之繁杂著称。而前者的文风则平实质朴，直截了当。当然，文学作品毕竟深受当时语言风格的影响，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像是海军军情的官方报告。在这本书中，杰里米·泰勒所写的事情正是他的亲身经历。当年他的生计被剥夺，财产被没收，房子被强占，一家人无家可归。几经磨难之后终于在威尔士南部求得栖身之所，当地显贵卡伯里伯爵收留他做私人牧师，他再将妻儿接来团聚。虽有容身之处可是工资微薄，据说还不按时发放。就在如此逆境之下他写成了《预言的自由》一书。当时他一路坎坷，前途渺茫，命悬于伯爵大人捉摸不定的慷慨大方之中。因此，他这本书中没有运用什么“华丽浮夸的意象”，也在意料之中。我所引用的是埃德蒙·戈斯的话，他还将这种瑰丽文风誉为“杰里米·泰勒最上乘作品的特色所在”。《预言的自由》行文风格纯净而直接，不过略有点枯燥，全书主题只用寥寥数句便可概括。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某位历史学家总结得最好：“理性是对宗教以及其他事物的终极评判标准；如今理性既融为个人天性，自然便会意见不一。既然没有谁能肯定自己的意见必然正确或优于别人，那么对非正统信念横加残害显然是大错特错，因为毫无正当理由证明那些异端之见是错误的。”还有比这更为明智的想法吗？

《预言的自由》写于1646年，《圣洁的死亡》则写于1651年。这几年间，杰里米·泰勒是在卡伯里伯爵的乡间别墅金树林度过的，他的精神支柱是伯爵夫人，一位善良、聪慧又勇敢的女子： 婚后十五年一直不断怀孕生子，终于在生下第十个孩子的时候撒手而去，那是1650年。一年以后，杰里米·泰勒的妻子也过世了。后人自然会猜想这样的打击促使他写出了《圣洁的死亡》。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这一点毫无争议。评论家争相称赞这部作品的永恒之美以及文辞之丰，称其“清晰明了，流芳百世”，还有那令人称奇的丰富意象。这本书和《预言的自由》风格迥异。《预言》一书中他所关注的是个人的错失，他的目的不是熏陶而是说服。而在《圣洁》一书中他将自己更为难得的天赋全然释放出来。失去可亲可敬的伯爵夫人和自己心爱的妻子，他流露出的悲恸之情无疑是发自肺腑的。在此书中他不仅将自己对这二位的追思打造成一座不朽的丰碑，也在源源不断的想象力冲击下咏出天才般的奇思妙想，在笔下化作如音乐般美妙的句子，以此获得慰藉。这便是善于创作的艺术家能够从创作中获得的珍贵无比的特权——释放生之苦痛。

关于英文的这两种风格，我以为平实质朴比华丽典雅更经得起时间考验。华丽典雅之文要达到完美之境才能流芳百世，可是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纵观我们的文学史，就我所知，只有这两位我前面提到的作家做到了。其他天资略差的作家也曾尝试过这种文风，可是只能为时间所残酷淘汰。优秀的评论家都认为上世纪中期的托马斯·德·昆西乃英文散文大师中的大师，称他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将英文的细致微妙之处与华丽辉煌之风拿捏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倒觉得他的文章矫揉造作，华而不实。前几年，理查德·阿尔丁顿先生出版过一本十九世纪作家的散文与诗歌集，名叫《美之宗教》。那些诗歌仍然保留着写成之初的美妙魅力，可是不得不承认那些文体家： 乔治·梅瑞狄斯、沃尔特·佩特、麦克斯·比尔博姆的文风已经完全过时。《理查德·费勒维尔的磨难》中费迪南德和米兰达见面的有趣场景，却让人读起来无比尴尬。沃尔特·佩特的《美学诗歌》中的段落枯燥沉闷；给人感觉是： 有想象力但缺乏灵感，写得卖力却不讨好。这部有趣的集子中唯一能够让人愉悦的几篇文章，就像阿瑟·辛蒙写可怜的恩斯特·道生的文章一样，作者并未费尽心机打造华丽风格，用的都是平实质朴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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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封有句名言，“风格即人”，如果要一例证，最好的例子恐怕非神学家蒂乐生莫属。这里我想尽量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尽管他的有生之年动荡不安： 内战、护国公奥利佛·克伦威尔上台、王政复辟、与荷兰交战、瘟疫、伦敦大火、光荣革命此起彼伏，他的人生却平淡得出奇。他是个好人，众所周知，写好人要写得有趣比写坏人难得多。国立肖像美术馆里保存着他的一副画像。画中是一位天性善良的老者，脸庞较圆，面容清秀，令人愉悦。要不是穿着牧师的法衣，你可能会把这肖像当作富裕优越的旅馆掌柜。尽管他年事已高,身形臃肿，据说年轻时可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公子，眼睛都会说话。他似乎颇有些迷人的风度，就我所知，个人魅力这样东西在十七世纪可不像我们如今这么受人追捧。魅力其实相当可疑，因为魅力无穷的人往往一无是处，所有人都得时时提防才行；可是一旦个人魅力与才华天分、正直的品格和高标准的道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人的魅力就真的难以抵挡了。

1630年蒂乐生出生于约克郡的索尔比。他父亲的祖上乃郡里的名门望族，历史悠久，可是自己却成了个布匹商人。在那个年代，绅士，就算是大贵族家的次子们去做商人也绝对是稀罕事。从简·奥斯丁的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期这种轻视商人的风气才开始收敛，到了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才逐渐告终，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终于烟消云散。所谓布匹商其实是中间人，从剪羊毛作坊里收购刚剪好的羊毛，分给当地农户纺成线，织成布，再售出获取利润。蒂乐生的父亲是位狂热的清教徒，因此他小时候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相当严格。十七岁那年，蒂乐生从语法学校毕业，去了剑桥。在那里他阅读了“齐林沃斯先生的不朽篇章”于是和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结下了亲密友谊。为他撰写传记的托马斯·伯奇信奉英国国教，说蒂乐生从那时起便抛弃了早年形成的多种偏见；不过，伯奇又补充说，“他仍然奉行从小养成的严格的生活习惯，对于奉行该信仰（清教）的信徒总是和蔼以对，公正相待”。他如期拿到了学位，二十一岁便当选为所在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导师，克拉克森先生将自己的学生转至他名下。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翰·比尔德莫,曾记录下蒂乐生当时是如何担起导师之职。他是这么写的，“他是名优秀的学者，敏锐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能言善辩，结论严谨，尽职尽责，值得信赖……我们每晚至他房间进行祈祷，他总是开始让我们将希腊文圣经中的某章翻译为拉丁文，然后，时间长了，他便让某位或某几位学生来讲今天的祷告……所有这些一直是用拉丁文进行；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英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许我们说英文。”他的祷告词使用长老会文体写成，称为“构思体”，也就是即兴式。周一至周五祷告结束后学生散去，他会留下一位，和蔼相劝，鼓励学生以勤学、严肃、认真为目标，或者是告诉学生“从这位学生身上他所观察到或听说的错失，该责备的他总是严厉斥责毫不含糊。他特别留意学生的行为举止；他很喜欢那些彬彬有礼的学生，对他们很尊重，但是对那些粗俗无礼的学生他相当憎恶”。约翰·比尔德莫还这样评价过他的导师,“他极为聪慧，犀利而敏锐，与他谈话非常愉快，可是大概是因为年龄的缘故，他太拘于礼节也过于严肃。”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当时蒂乐生才二十出头。

1656年，蒂乐生离开剑桥去司法部长埃德蒙·普里度家做家庭教师。在级别如此之高的政要家谋得这份职位，对于当时担任牧师的年轻人来说必然是出人头地的不二法门，王政复辟之后，能拥有这样的职位今后必定是平步青云直至主教。蒂乐生同时也兼任普里度先生的牧师，因此他一定得先获授神职才行，可是关于他究竟何时被授予神职，仍然不太明确。由于授予他神职的只能是一位长老会牧师，毫无疑问，到后来这件事最好还是不提为好。奥利佛·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1660年查理二世的悲剧统治开始。蒂乐生接受了《信仰统一法》成为法定国教成员。授予他神职的是原苏格兰主教盖洛韦，“此人当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大恩于他。”约翰·比尔德莫在笔记中提到，所有来找他的英国牧师，他全部授予神职，既不需要口头宣誓也不需要签署声明效忠哪门哪派。比尔德莫认为他之所以这么做只不过看在钱的分上罢了，每一次签署授职书都有一份收入，他家境贫寒，何乐而不为呢？蒂乐生在教会中得到的第一份正式职位是在赫特福德郡的切斯汉特做助理牧师。此地距伦敦不远，因此他常去拜访朋友，而且很显然此时他布道的口碑已经传播开来，时常应邀去伦敦城里的讲坛布道。1663年，他经引荐去萨福克郡的克顿任教区长，前任教区长因为不愿屈从于国教信仰而被驱逐。当时这个职位的年俸有两百镑。托马斯·伯奇有点天真地写道： 那位被驱逐的前任对于如此能力出众、不偏不倚、温和谦虚的继任者颇为满意。在此地就职时，蒂乐生还曾应邀去林肯律师学院代替普通演讲者去布道。在场的一位学院监督阿特金斯先生对他的布道喜爱至极，“布道结束后跟着他来到小礼拜室，问他有没有兴趣来律师学院做布道牧师，正好这个职位马上就有空缺。”蒂乐生就这么被推选上了这个职位，“待遇和前任一样，薪水是一百镑，每学期结束时等额支付；第一笔薪水在下一个学期结束后发放，另外主持假期特殊仪式还有二十五镑津贴；无偿为他和他的仆从在任期内提供食宿。学院任命了五位学监主管来告知他推选结果及他今后的职责所在： 每学期内主日布道两次，每学期前后则每隔一个主日布道两次，阅读时要布道，假期每个主日都要布道，另外还有一些要求布道的特殊场合也要出席；每学期和每个假期要在本堂牧师的协助下主持圣餐仪式；还要在学院中安家，自就任起未获学院监督主管批准不得擅自离开。”

必须得承认，林肯律师学院付出的薪水一般，要求却相当高。不过，这样的工作安排蒂乐生却极其满意，决心在伦敦安家。他刚刚结婚，妻子是奥利佛·克伦威尔的侄女。关于他太太，除了为他育有二女，活得比他长以外，我们一无所知。如果大胆猜想一下，能推测出他是在护国公克伦威尔手下的司法部长家做牧师时认识她的，那时候这俩人也许就“心有灵犀”了；可是当时他没钱结婚。如果那时他们能结成连理，无疑会带来很多好处；等他到克顿走马上任，有足够的薪水成家了，他便娶了她，这无疑是高贵之举；因为彼时克伦威尔的尸体已经被挖出拖到伦敦的泰伯恩刑场关在棺材里吊上了绞架，谁也不敢顶风去和“篡位者”扯上亲戚关系，引人疑心。林肯学院发给蒂乐生的薪水微薄，不足以让他养活太太，他得保留克顿教区的职位，这样能多一份薪水。尽管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得待在伦敦，他大可像那些不愿住在教区但又享有圣俸的牧师一样，一年花上二十镑，心安理得地雇一位助理牧师代劳。可是这样的事他做不出来，只得辞掉克顿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也许算是解脱，因为其教区居民都是，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对他的布道并不欣赏。幸运的是，他在林肯律师学院获得了极大成功，短短一年时间他就升任为圣劳伦斯犹太教堂的讲师。在那里“他的布道听者众多，不少来自伦敦这座大都市的偏远郊区，还有许多牧师，来汲取思想之精华”。许多听众周日在林肯律师学院听了布道之后周二又到圣劳伦斯教堂来再听一遍。

当时人们对于布道极其渴求，弄得复辟时期的政客开始动脑筋对其施加控制。布道牧师按照指令只能讲个人的道德责任，对于错综复杂的神学问题要回避。而以前清教徒所宣扬的“白日恩典”和“宿命”概念则不得提及。布道通常都很长，时常让人难以忍受。据说当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执事一旦觉得三一学院院长艾萨克·巴罗讲得太长,得就此打住，便命令开始演奏管风琴。有一次，蒂乐生大主教讲“博爱”就讲了三个半小时。也许蒂乐生布道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他既无华丽辞藻而又言简意赅”。他的传记作家称他的风格是质朴而鲜活，严肃而优雅。在他的布道辞中找不到冗长而做作的句子，所有的话都简洁清晰，整个思路完整清楚，毫不含糊。很快他就公认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布道牧师。

他在伦敦待了几年以后，大瘟疫爆发。许多教会中人，不论是牧师还是不信国教的新教教徒纷纷逃离这座死亡之城。蒂乐生没有随大流，他坚守下来照顾病患，关怀临终之人。

他的美德终于得到了回报，被引荐去坎特伯雷任职做圣保罗大教堂的驻堂教士。可能诸位读者对“驻堂教士”并不了解，容我解释一下： 这是个基督教会用词，指大教堂教士，享有正式住所及收入。在那本历史书作者伯内特的推荐下，他又被任命为查理二世的私人牧师。1672年，他升任坎特伯雷教区长。有一天，突然有人让他去给国王布道。布道结束时，某位贵族走近从一开始就呼呼大睡的国王，耳语道：“真遗憾陛下您睡着了，这可是您这辈子听到的最难得的霍布斯主义言论。”“噢，笨蛋，他应该把布道印出来嘛，”国王回答，马上叫来宫务大臣让他指示教区长把布道给印出来。霍布斯主义也许并非每位读者都还记得，那就是强调君主的权力无限。既然君主的权力无边，那么民众就得毫无条件地归顺。君主也许专制暴虐，但暴政好过乱世，抵制暴君就如同抵制犯罪一样，结果只会是徒劳无功。君主的权力只有一样限制： 自我辩护的权利是绝对的，其臣民有权自我辩护，即使是反对君主的自我辩护。

国王的指示造成了悲剧的结果。他的布道既得罪了教士也得罪了持不同信仰的人。其中有这样一段更是引来了恶毒的批评：“也许我的见识还不够广博，因此我总在不断学习。可是我认为人们不可以打着所谓‘良心’的幌子公开侮辱一个国家的国教（即使它不对），公开拉人脱离教会，藐视司法和法律。在这件事上，那些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可以心安理得地假装是在享受个人自由，忠于自己的良心和宗教（能这么做，他们大概颇为感激吧），阻止自己的教徒公开宣称改变信仰（尽管他们永远都无法确信自己的信仰究竟是对是错），总有一天，要么上帝赋予他们特权去达成这一目的，要么上帝的旨意借由司法的准许来让这一切发生。”如今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话句句在理，可是当时却引得群情激愤，这位坎特伯雷教区长受到了猛烈抨击。神学家帕特里克，即后来的依利地区主教，敦促蒂乐生要他撤回此番言论才肯作罢，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他只会被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基督教会。有一位不从国教信仰的牧师豪先生，知识渊博，在一次与蒂乐生教区长的长谈中曾诉苦： 自己在布道反对天主教教皇制度的时候，都得恳求天主教反对所有的宗教改革派。“教区长最后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告诉他说，长久以来这是自己所遇到的最不开心的事；而且他觉得自己奉献于世的思想不会传承下去。”说出心里话也没什么用，他的这番话公开之后，就被指控为给不从国教者借口来挑衅，而不是斩断自己教会同胞的罪过的根源。

这些指控还是有几分道理，因为蒂乐生早年成长于清教徒的环境，和不从国教信仰的朋友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他诚心诚意接受了《信仰统一法》，因为英国国教原则上既抛弃了不从国教教派的那些严厉苛刻的准则，又抛弃了毫不开化的教皇制度，非常符合他那温和、虔诚而又敏感的性情，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把新教不同教派的分歧之处看得很重。他只是热忱地希望每一教派都应该妥协，不要把那些狂躁的不从国教者再拉回到教会中来。可是他的这种温和平衡被视为缺陷，而不是美德。

我并不是来赘述查理二世执政时期引起极大麻烦的宗教纷争。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争执都无足轻重。一位教士是否应该穿白色法衣其实不太重要，不至于弄得争吵不休。领圣餐时领的人究竟是应该在神坛前的台阶上跪下，还是坐在自己的长凳上，在我们看来这顶多是个礼节问题而不是宗教原则。《信仰统一法》剥夺了两千多名牧师的圣职，《五哩法》又禁止他们进入任何法人团体的五英里之内，逼得他们几乎无以为生。许多人一贫如洗，只得去做仆役。《立誓法》又命令所有那些拒绝发誓效忠国教，承认国教至尊地位的人按照英国国教方式领取圣餐，凡是不愿放弃“圣餐变体论”的人，不得在军队或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受这一法案牵连的不光是不从国教者还有天主教徒。我想补充的是： 效忠国教的誓言中包括承认国教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就是合法合理的国王，并且要否认教皇宣言： 被逐出教会的异教徒国王要被废除处死。至此，英国多数民众都将天主教徒视为叛国者，认为1666年的伦敦大火就是他们蓄意所为。就连弥尔顿也认为国家不能容忍天主教徒是理由充分，公正合理的。

4

1683年发生了一件事，极大地影响了神学家蒂乐生今后的岁月，那就是后人所知的“麦酒屋阴谋”。有一位再洗礼派教徒名叫奇林，是位油盐商人，可是生意日渐衰败，于是就想（伯内特是这么说的）改行做见证人。他跑去找在法院就职的达特茅斯爵爷，称自己掌握了一个刺杀国王和约克公爵的阴谋。达特茅斯爵爷让他去找狂热的保皇党分子，大臣利奥莱恩·詹金斯，这位大臣将此事通报了所有内阁成员。于是消息泄露出去，奇林提到的两人拉姆齐和韦斯特被牵连进来。据伯内特考证，这两人都曾在议会军中服役，肆无忌惮地宣扬过他们头脑里的绝妙计划，可是“他们也明白自己口风不紧，太多人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告发，于是就编造了一个故事，对好口供，到时候不至于穿帮”。他们还策划好去自首，坦白一切，这样不仅能保住性命，弄不好还可以做个线人，“与在英格兰四处游荡的无数撒旦的使者斗争到底。”

韦斯特声称某一天，国王和约克公爵会在从纽马克特返回伦敦的路上遭到刺杀，他们经常去那儿观看赛马。暗杀地点则选在麦酒屋农庄，属于朗伯德所有，这人就是所谓的阴谋策划者之一。这个地点是他选定的，因为这里有一条夹在高岗间的狭窄小路，是皇家马车队的必经之路，能很轻易地让车队人马束手就擒。可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纽马克特城，国王和他兄弟提前一周离开，于是阴谋流产了，这一巧合似乎肯定了这个编造的故事的真实性。韦斯特指控蒙茅斯、罗素勋爵、埃塞克斯伯爵、阿尔戈农·西德尼还有埃斯克里特的霍华德勋爵全是共犯。结果除了蒙茅斯，以上人员全部被逮捕。罗素勋爵是贝德福德伯爵的儿子兼继承人，也是国家党的领袖，这个党就是后来的辉格党。他本可以逃出国去，可他却甘愿留下面对指控者。他先被囚于伦敦塔中，后来以叛国罪遭到审判。霍华德勋爵的作为则有辱贵族名声： 经过长时间搜查人们才发现他躲在一只烟囱当中，一经逮捕便痛哭流涕。为了保全性命，他立即出卖了同案犯，发誓说去年有人密谋造反。这个倒是真的，沙夫茨伯里，德莱顿笔下的亚西多弗，“远见卓识、勇敢无畏、足智多谋，”却蒙羞入狱，以叛国罪受审，最终获得保释，但为求自保便藏匿起来。有一次在他瓦平的住所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蒙茅斯公爵、埃塞克斯伯爵、罗素勋爵以及其他一些地位略低的人士出席了会议，起义造反的可能性曾提上过议事日程；可是出于种种原因不了了之；沙夫茨伯里却垂头丧气，惴惴不安，身体越来越差，终于远走荷兰，乔装成长老会教士，没过多久便郁郁而终。在审判中，拉姆齐发誓说阴谋叛国者曾在他们绝对信赖的酒商谢泼德家里密谋，罗素勋爵一干人都在场，当时就有人提议先抓住国王的侍卫，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在总结中提到这一提议的唯一结果就是杀死国王。谢泼德在证人席上肯定了这一推断。罗素勋爵承认去过谢泼德家，可是他当时是在蒙茅斯公爵的倡议下去品尝雪利酒，而且的确听到了一些放肆言论，可是他从未参与其中而且不久就离开了。可是要让陪审团认为公爵和罗素约好去酒商家只是为了品尝美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罗素十分不幸，因为埃塞克斯勋爵自遭逮捕后极度沮丧，审判开始那天就自尽了。这个看上去简直就是畏罪自杀，置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告密者的供词似乎天衣无缝，合谋者霍华德的告发差不多就给所有人定了罪，于是陪审团判定所有被告叛国罪成立，罗素勋爵当庭被判处死刑。

于是，营救他的行动纷纷展开，贝德福德勋爵先拿出五万英镑，接着又拿出十万来救儿子的命。可是请求被驳回，罗素虽然知道保命彻底无望，可是他不想让他深爱的妻子觉得自己无所作为，于是，在妻子的泪水打动下，他同意上书国王和约克公爵，提议出国定居，远离英格兰的一切事务。罗素勋爵夫人是南安普敦伯爵之女，嫁给罗素之前是沃恩勋爵的遗孀。她这样道德标准极高、聪慧高雅、勇于承担责任的贤妻良母，在英格兰历史上不算少见，她是位真正高贵的女士，她的高贵气质并非出身使然，完全来自于性格魅力。那时王廷腐败，贿赂成风，贞洁女性反被认为荒谬可笑，可是她仍然出污泥而不染，广受爱戴和仰慕。很可惜罗素的请愿没有起到作用。国王和约克公爵对罗素仍然心怀敌意，因为当年他曾大力支持“驱逐法案”，此法案旨在阻止身为天主教徒的公爵在他哥哥死后继承王位。

定罪之后，罗素派人去找时任坎特伯雷教区长的蒂乐生和伯内特。蒂乐生是罗素的老友，参加过庭审并且为罗素做过证。这两位牧师想说服罗素发表一份声明谴责造反非法，这样国王也许会原谅他。伯内特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说服了罗素，还让蒂乐生去找哈利法克斯勋爵，让他熟悉这份声明，然后再告诉国王。哈利法克斯照办了，随后告诉蒂乐生，国王似乎有点被声明所打动，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不如这声明有效。第二天，蒂乐生拜访罗素的时候说自己很高兴，因为这问题正在讨论之中，希望能有所转机。可是罗素却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让他大吃一惊。“他（罗素）仍然认为国王受法律所限，如果国王想打破这些限制，他的臣民们必然会保护自己，限制君权。”蒂乐生备受煎熬，于是下决心第二天，即临刑前一天，让罗素改变想法。考虑到罗素的家人可能和他在一起，所以未必有两人独处的机会，他便写了一封信，决心交给他，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读一读，考虑一下。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大人，

今晨领圣餐时得见您冷静从容，虔诚恳切，在下由衷欣喜。可惜心境平和无济于事，除非理由充分。脱口而出的话常常并无用处，因为缺少足够的时间揣摩思考，因此我提笔写下这封信。在下对大人之处境深为怜悯，本着人与人之间最博大的善意，诚恳请求大人仔细考虑以下几种有关反抗权威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宗教信仰和权利应该遭到干涉的话，如大人所卷入的官司所示，对于这一点，我赞同神学家伯内特的理解，那就是大人您曾经乐于信奉的宗教如今发生了改变，对此我表示歉意。

首先，基督教信仰确实明确禁止反抗权威。

其次，尽管我们的宗教信仰由法律确立（阁下曾扬言此乃我们的信仰和早期基督信仰的不同），但是，就是这个确立我们宗教信仰的合法地位的法律条文明确宣称：‘假借任何借口进行武装反抗都属违法，等等。’除此以外，还有一条法律明文规定，民兵只能由国王一人统领。这样一来，国王的臣民双手尽缚，尽管有人认为自然法则和《圣经》中的基本准则都倡导人的自由，对这一点我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些准则无法为政府以及人类社会的和平提供坚固的保障。

再次，大人您的观点和所有新教教派所公开宣称的教条完全相反。尽管有个别观点说得在理，可是大部分都自相矛盾，因此受到新教教众的普遍谴责。在下恳请大人仔细思考一下您的观点和新教信仰中某种荒谬的论调是多么相似，同时也完全违背了新教的基本教条。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说服大人，让您意识到自己犯了一桩极为重大又极为危险的错误；想让您从此而醒悟过去的无知，痛改前非，悔过自新；如果您能正视错误，真诚悔过，您不但能得到上帝的原谅，还可以让新教免受丑闻困扰。

我绝对无意在大人您困顿之时再次搅乱您的情绪，我对您遭遇的厄运深表同情；可是我更不愿意的是让您带着错误的想法和虚假的心平气和之心离开人世，从而无法获得永久的幸福。

我衷心为你祈祷，并乞求您相信我满怀这世上最大的诚意与同情。

大人，

大人您最为忠诚最受苦受难的仆人

约翰·蒂乐生

看得出写这封信的人善良而又诚挚；可是这谆谆善意之中包藏了多么可怕的残忍无情啊！

那天等蒂乐生被带入监狱见到罗素勋爵的时候，他发现爵爷和夫人单独在一起。他把信递过去给他。罗素接了过来，走进内屋看信，看完把信还给蒂乐生说，“他已经读完，也想被此信说服，可是结果恐怕并非如此；现在不是谈政治来烦他的时候；不过，既然他犯了大错，也愿意聆听训教，他希望上帝能原谅他！”罗素将信还给了蒂乐生，蒂乐生离去之时将信转交给了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他个人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至于罗素生命中最后几个小时如何度过，在此，我想引用伯内特的文字。“临刑前一天，他满怀虔诚地从蒂乐生手里接过圣餐；而我对他念诵了两段短小的经文，他听得很动情；然后我们相对无语直至黄昏。他开始为年幼的孩子们感到难过，对于几位朋友的背弃也感到寒心；当然他一直保持心平气和。尽管他是一位慈父，他和夫人道别时相对无言，镇静自若。直到夫人离去，他才告诉我死亡之苦已经过去，因为他爱她敬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都配得上他的爱。她极为克制自己，生离死别之时她也没有扰乱他的心绪。大约午夜时分他走进内屋，我则一整夜都待在外面的屋子里，一直熟睡至凌晨四点。照他的嘱咐，我们叫醒了他。他起身很快穿戴整齐，却不愿浪费时间刮胡子；因为他说了今天他不在乎自己外表如何。”

罗素勋爵在林肯法律学院的广场上被处决，在场人头攒动，鸦雀无声。有些人把他看作是殉道的烈士，用手帕蘸取他的鲜血。蒂乐生一直陪他走到绞架边，行刑时他对在场民众念出的祈祷词是，“愿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都能明白自己对上帝和国王应尽的职责所在。”

罗素这个人并无过人的才华，可是却有着惊人的刚烈骨气。大英国立美术馆里有一幅他年轻时的画像，出自无名画师之手。画像里他戴着长假发，胸前缀有蕾丝装饰。他眉清目秀，鼻梁高挺，尽管有点双下巴的趋势，长相还是颇为浪漫。我不知道这幅画是经哪位权威鉴定为罗素勋爵的画像，和保存在沃本的那幅由彼得·莱利爵士所作的完全不同。那幅画像上是位年纪大很多的人，五官平平，脸庞圆胖，眼神里透着虚假，唇边挂着傻笑。你绝对猜不到这样的画中人居然有着旷世难寻的道德勇气，几乎可以与古罗马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相提并论。

接着就有人在宫廷里强烈抗议伯内特和蒂乐生为罗素施行宗教仪式，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哈利法克斯不得不随声附和，被迫将蒂乐生写给罗素的那封信交给了国王。蒂乐生立即被召去参加内阁会议，遭到严格审查。他成功地说服了国王，让他相信自己和伯内特的行为无可指责。约克公爵还想继续纠缠的时候，国王阻止他说：“兄弟，教区长的话听上去诚实可信，就别再逼问他了。”但是，最后这两位神职人员仍然被公众围攻质疑，说他们教唆罗素为保命，昧着良心撤回自己的真实信念。伯内特只好躲到荷兰，一直到光荣革命后才回国，而蒂乐生的传记作家在奥兰治的威廉亲王于托贝登陆，詹姆士二世逃出英国之后很久，才写道：“很有可能，他们俩（伯内特和蒂乐生）都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想得不够专注也不够仔细，因为他们的行为完全为当时以及接下来的政府行为所左右。”也就是说大环境改变了个案。威廉和玛丽主政时，便要抛弃这样的理念才算明智，“信念和耐心乃维护宗教信仰的不二法门，基督教福音所倡导的方法就是去忍受迫害而不是奋起反抗。”

接下来的几年里，蒂乐生尽可能安静地生活着，他在埃德蒙顿购置了一处房产，这座乡间雅舍后来在文学史上留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这里，只有去林肯法律学院讲课才去伦敦。1685年查理二世死去，詹姆士二世即位。1687年，蒂乐生中风，不久康复，之后他便去汤布里奇温泉疗养，在那里他结识了詹姆士二世的小女儿安妮公主，她当时正和丈夫丹麦王子乔治在此地度假。1688年九月，蒂乐生和她频繁交谈并为她布道。两个月后，奥兰治亲王登陆英国。我想说的是，蒂乐生赢得了安妮公主的信任，因此他的作为也为他在那段历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他说服了安妮公主答应奥兰治亲王威廉在他妻子死后保留他继承王位的权利。此前由于安妮公主被剥夺了继承王位的权利，一直顽固拒绝威廉的要求。

5

不久，威廉和玛丽宣告为国王和王后并正式加冕。蒂乐生作为“国王和王后极其欣赏和信任的人”就任国王的首席牧师。这样一来，他就得频繁接受国王和王后召见。正好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一位空缺，于是他拿坎特伯雷主教一职作为交换，因为这样他能很方便地随时在白厅宫待命。由于他不想同时占着两个职位领俸禄，就得辞掉圣保罗教堂的驻堂牧师一职，不过这就意味着他的收入会锐减。

威廉国王对于子嗣问题毫不关心，总的来说，历史将他刻画成一副不近人情、铁石心肠，有时候有点冷血又残忍的形象，占着英格兰国王的位置却不为本国谋福利，一心只想着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史书上极其不情愿地承认他也有伟大之处。麦考利曾在著作中不吝笔墨地完整再现出威廉国王的形象，大有无人能够超越之势。他写得的确生动风趣、栩栩如生；那个冷峻、阴郁、毫无人类情感但是坚忍不拔、勇气超群、百折不挠且极擅外交的男人形象呼之欲出。威廉看人极准，所以他一眼就看出蒂乐生这个人诚挚、无私、善良；当然也有可能是蒂乐生那迷人的亲和力吸引了这位严厉苛刻的国王。

在两人的交往中，威廉国王对蒂乐生十分仁慈关照，对于他这种性情可怕的人来说简直让人吃惊。当时有好几个大主教的职位空缺，国王应该是想让蒂乐生出任某位大主教。蒂乐生以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为由请求国王原谅他无福消受。在给国王的宠臣心腹波特兰伯爵的一封信中他是这么说的，“感谢上帝让我此生得偿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这场欢乐的革命；如今我只想看着新政日益确立，此外别无他求。对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我已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我谢绝提拔，不怕被人怀疑是我阴郁不满，我会坚持自己的做法。”

加冕典礼结束十天后，议会便通过一部法案，命令王国内所有政府、军队或神职人员都要宣誓效忠。“第一条，发誓对国王和王后效忠；第二条，断绝与教皇及国外控制势力的关系；又，本法令规定宣誓的同时还规定： 包括神职人员和享受福利的公务员在内，所有只要实际领取俸禄的人都要在八月一日之前对上述誓言宣誓，违者立即停职半年；半年结束时如仍拒不宣誓者，据此事实立即解除其职务。”坎特伯雷大主教、神学家桑克罗夫特就拒绝宣誓而遭停职。国王和王后来访之际他既没有从旁伺候也没有听从吩咐出任上议院议员。国王和王后宣布即位的时候，王后派了两名私人牧师到大主教官邸以求大主教赐福。大主教的私人牧师沃顿先生问大主教该怎么办，大主教说全权交由他来处理，因此，沃顿先生决定对上帝所立的政府俯首听命，专门为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进行了祈祷。可是就在当晚，大主教来找他，情绪激动，暴跳如雷，正告他： 要么在祷词中别提国王和王后，要么就别想在这里祈祷，因为他们不配（“他们”指国王与王后），要知道詹姆士国王还活着。在法律规定的六个月停职期间过后，桑克罗夫特大主教仍然拒绝按照规定宣誓，于是立遭解职。但大主教的职位不能空缺，国王当时就属意让蒂乐生来出任。接下来我将选取他写给罗素夫人的信件中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国王赐予我圣保罗大教堂主教一职，我随即亲吻了他的手，向陛下表达了我最谦卑的谢意，说他让我余生无忧。他回答，“没那回事，我向你保证，”然后他便明确提到了一个极其崇高的职位，我想都不敢想，他说我出任这个职位对于他的信仰来说非常必要，他必须让我考虑考虑。正当他说到这里，用膳时间到了，趁着这么点空当，我只能赶紧说我相信自己承蒙圣恩，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能更好地服务于陛下的信仰。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陷入两难。一方面，陛下隆恩难却，更难的是对于国王的善意提拔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对于这件事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倾向或者判断。这件事是我欠索尔斯伯里主教（即伯内特）一个人情，他是我最好也是最坏的朋友。好是好在他总是给我提出非凡的想法；坏就坏在他给国王支这样的招，我知道这个主意肯定是他告诉国王的；似乎主教大人和我早就串通好了，如何佯装放弃主教职位，其实意在争取当上大主教。这种伎俩逼我入荆棘之地，若不是陛下心善，我可能会惨到体无完肤。现在，我想对夫人您道句心里话： 我一直以来都在感谢上帝让我能忘我地投身于服务公众之中，为此我已倾尽全力做到最好。近来，信仰之事极尽简朴庄重，上帝为之欢喜，于我个人而言，最大的福祉便是完全超然于世俗的爱之上；因此，世俗之盛名非我所欲，反为我所恶。我真切地相信，留在现在的位置上我一样能做得很好，我对众人的兴趣或者施加的影响不会比提拔之后有丝毫减少，因为人们自然会喜爱一位鞠躬尽瘁，不图名利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违心接受了这一重任，大概我会不堪重负而倒下，心情抑郁，一事无成，不久便会如愚笨之人一样死去。 威廉三世可不是那种做了决定后会轻易动摇的人，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继续向圣保罗大教堂主教蒂乐生施压，逼他接受这个安排。蒂乐生很清楚，国王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会引起同仁们的极大憎恨，因为他们将他视为“教会的敌人而非中流砥柱；他将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消息传开，他们说那就意味着国教将亡”。这些人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像是诅咒，还炮制出拉丁文版本： actum est de Ecclesia Anglicana （英国国教已穷途末路）。蒂乐生也知道，另外还有人觉得自己在教会尽职尽责，不论是光荣革命之前还是之后，都应该提拔上大主教的位置。从前的苦难经历教给他的道理，每一个陷入相似境况的人都知道，那就是： 辉煌的成功往往会招来艳羡者的愤恨、嫉妒和敌意。蒂乐生为人温和有礼，处处树敌让他感觉十分沮丧。尽管他诚实正直，可是别人出于他不得不尊重的原因将被剥夺大主教职位，让他完全站在这些人的立场来考虑也太为难他。国王对蒂乐生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蒂乐生在给罗素夫人的另一封信里说，国王不喜欢再三恳求也不喜欢遭人拒绝。他本人对罗素夫人的判断很有信心，尽管他内心苦苦挣扎，他还是又一次写信向她征求意见。罗素夫人回信告诉他，做出牺牲是他的职责所在；她称之为“高尚的牺牲”，不要再拂逆国王的意愿。蒂乐生这才决意妥协，想让国王正式任命，于是告诉国王他已准备好接受大主教职位。国王“非常高兴，和颜悦色的告诉他这是长久以来他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蒂乐生请求国王将任命暂时保密，六个月之后再公开。任命公之于众的那天，蒂乐生专程前往坎特伯雷大主教府邸去探望被革职的桑克罗夫特。他通报了姓名便在门外等候，可是始终不见回音，只得黯然离去。王后警告桑克罗夫特大主教让他即刻搬出府邸，准备等正式法律生效后再将他正式驱逐出去。法律程序启动之后，立即引起争议，最终桑克罗夫特大主教还是在管家和执事总管的陪同下，离开府邸乘船前往谭波城里的私宅。司法部长委派一位信使去接管大主教府邸的财产，可是留守府邸的管家受命只能将府邸移交给执法人员，拒不听命。最后只得副郡长出马，接管所有财产。不久桑克罗夫特离开伦敦，回到出生地，萨福克郡的弗瑞辛菲尔德，两年后便郁郁而终。伯内特说他学识渊博，举止庄重，神情中带着僧侣特有的严谨克己之风；他冷漠内敛，执拗倔强，没人爱戴他也没人尊重他。这不太公平，桑克罗夫特其实是个谦虚寡言，专注于沉思默祷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也极其简朴节约。伯内特曾批评他贪财，斯威夫特在笔记中反驳说伯内特“错得太离谱”。此前多年，桑克罗夫特在剑桥被解职，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违背对查理一世效忠的誓言。他拒绝在教堂中宣读詹姆士国王的《宗教自由宣言》，因为该宣言暂缓对非英国国教徒实施刑事法，向公众展示了他的勇气。随后他和其他那些拒绝遵守国王命令的主教一起被关进伦敦塔，接受审判最终无罪释放。奥兰治亲王夫妇推行效忠誓言时，也有七位主教，都是几所学院的头头及成员，还有一批享有圣俸的教士拒绝宣誓，同样也免于问责。

麦考利对那些拒不宣誓的人有点蔑视，他曾写道，“这些人里没有哪一个能有资格探讨道德及政治这样的大问题，没有哪一个的文字所展现的心灵不是极度孱弱或是极度轻浮的。”也许他说得对吧，可是，毕竟那些拒绝宣誓的人以极大的热情相信国王所具有的神圣权利；国王乃由上帝选定，不可能犯错。的确，詹姆士二世曾违背国法，也曾迫害过国教信徒，并企图强行将英国转向奉行罗马天主教。虔诚的教士为此受苦受难，反抗君主意志违背宗教的神圣原则是其职责所在。罗素勋爵和阿尔戈农·西德尼就是为此而被判处死刑，可是许多学识渊博且信仰虔诚的人还认为他们死有余辜。詹姆士二世逃离英国后，便说他放弃了王权，那些拒不宣誓者觉得太牵强荒谬。后来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查理二世成为英国国王，不久也逃出英国。他们认为只要詹姆士二世还活着，他就是英国国王，而威廉和玛丽就是篡位者。也许有人会说，麦考利应该对那些拒不宣誓者多少有点同情心，毕竟他们本着良心，放弃高官厚禄，主动辞职，心甘情愿抛弃坚实的庇护，怀着忧伤悲痛去辛苦谋生。

蒂乐生本人当然宣誓过，我们可以肯定他宣誓时良心颇为安稳。诚然，几年前他在布道中谈到过效忠誓言的合法性，他强调“他对于作伪证深感歉疚，一个人真心发誓去实践诺言，可是后来却没有做到”；他还补充说，作伪证是最为十恶不赦的原罪。不过，既然身为英国人，就熟知某条常识，外国人不明就里，往往将此误认为虚伪；毫无疑问，蒂乐生相信，当某条誓言默许宣誓者绝不同意的条件（“赋予天主教会及其不可分割的成员以绝对权力”）之时，这个誓言便失去了效力。在《感谢奥兰治亲王解救英格兰的感恩布道》中，蒂乐生提醒林肯法律学院的主管们注意光荣革命所带来的轻松自在，“不鸣一枪，不流鲜血”，证明这场变革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我们可以和神圣的赞美诗作者一同吟唱： 上帝的神迹，在我等看来叹为观止。”可以想见，在场那些博学的法律学者对此完全赞同。

桑克罗夫特离任时，大主教府邸弄得一团糟。整修期间，蒂乐生仍然住在圣保罗大教堂主教府邸。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他便搬了进去。那些拒不宣誓者仍然不屈不挠地愤怒抨击他。蒂乐生写给罗素勋爵，劝他承认错误的那封信，在罗素行刑时就全文刊登出来，现在又重印了。在信中，蒂乐生明确无误地宣称反抗国王便是犯罪，在俗世和彼岸都应该受到惩罚。那些拒不宣誓的教士们便质问，他是如何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又屈从这样一位国王，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权威完全是篡权者。他们对蒂乐生诽谤中伤，还将檄文结集出版，这些作者被逮捕后，蒂乐生专程去见司法部长，诚恳请求网开一面，不要因为冒犯了他的缘故让人坐牢。有一次，一位绅士来祝贺他高升，正好有只小包裹送了上来。他打开一看，发现是一张面具。“大主教面无表情地将面具随手扔在桌上的文件堆里；这位绅士对于这种无礼行为表示极为惊讶与愤怒，大人只不过微微一笑，说这样的指责和桌上那些白纸黑字的相比算是小儿科，说着指一指桌上的文件。”蒂乐生过世后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捆文件，上面写着,“全是造谣中伤，我祈求上帝原谅他们，真的。”

6

蒂乐生大主教有位特别顽固的敌人，此人非同寻常，尽管有点跑题的嫌疑，我还是想讲讲。这人就是塞缪尔·约翰逊。我第一次看到这名字便吃了一惊，因为在书虫们看来这个名字自然只属于那一个人，不可能再由别人来占用。当然了，几个世纪以来，在我们所敬爱的约翰逊博士身前身后，英格兰出现过成百上千个塞缪尔·约翰逊，但是他大名鼎鼎，其程度任何真实或者虚构的人物都无法比拟。真正热爱约翰逊博士的人不仅喜欢他的个性，还喜欢他的智慧，他的常识和他的仁慈；他们也爱他的过错，爱他谈话时专横跋扈，爱他口味无比贪婪，也爱他的文章华丽浮夸，沉闷无聊，夸夸其谈。奇怪的是，我要讲的这位塞缪尔·约翰逊和后来编纂词典的约翰逊博士在个性上多少有点相似——争辩时不容异己，勇猛而狂暴，顽固不化，拒不妥协。英格兰的水土有时候会培养出这种性格类型的人： 他们拒绝看到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两面，并且狂热地坚信自己的任何想法都是真理且重要性无可比拟，因而宁愿受苦受难、遭受迫害被人毁灭，甚至是牢狱之灾也不愿屈服让步。

这位塞缪尔·约翰逊出生于1649年，在圣保罗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后被授予神职。不过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因为不适应当地气候，他将工作转交给助理牧师打理，便去伦敦住了下来，罗素勋爵聘请他为家庭牧师。1682年他出版了题为《背教叛徒朱利安》的一本书，强烈抨击了被动服从和绝不反抗的教条。发表这种言论在当时相当冒险；此书标题就是对约克公爵的无礼指责，这位公爵背叛了他祖上的信仰，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很快约翰逊便遭到起诉，说他造谣中伤，妖言惑众，并判处他支付一大笔罚金，付清之前不得出狱，书也被刽子手焚烧。根据《国家传记词典》记录，他由于付不起罚金，一直身陷囹圄，直到1685年才重获自由。在狱中他又写了本桀骜不驯的书，还起了个大逆不道的名字《致目前军中所有英国新教教徒的谦卑而真心的讲话》。在狱友的帮助下，他与外界取得了联系，偷偷将手稿运出西门监狱。1868年，詹姆士二世即位，接替了他那迷人却无能的兄长，约翰逊的书才得以出版，尤其是在军队士兵中广为流传。他一定清楚会引起什么可怕的结果，可是这大概就是他不知悔改的盲目狂热吧，他时刻准备承受一切后果。果然他又一次遭到审判，这次是罚他脖子和手上套上枷锁在威斯敏斯特、查林十字街和伦敦交易所示众，并处以罚款，还要一路受鞭刑从西门监狱直到泰伯恩刑场。他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了痛苦的鞭刑，接受惩罚之前在圣保罗教堂的牧师会礼堂中，三名奉承国王的主教和几名伦敦城中的牧师将约翰逊降级。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才宣告对他的判决非法，降级无效。

塞缪尔·约翰逊能力出众，学识渊博，意志坚定，但是他脾气暴躁，容不下异见，独断专行且骄傲自负，自视过高又瞧不起别人，而且雄心壮志太过强大。罗素夫人因为他曾和她丈夫共事而惨遭牵连感觉过意不去，便敦促时任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的蒂乐生出面亲自去和国王调停。蒂乐生和罗素家族的友谊由来已久且关系亲密，想必一定和他们家的这位家庭牧师打过交道。像蒂乐生和约翰逊那样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绝不可能成为朋友——一个粗暴、激进、固执己见，一个则宽容、温和、仁慈友爱。约翰逊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蒂乐生曾送给他一笔钱，他对他的馈赠鄙夷轻蔑，可是生活所迫，不得不收下。蒂乐生便一直资助这可怜人，可是不让他知道钱是谁给的。尽管约翰逊因为蒂乐生写给罗素勋爵的那封著名的信而对他大肆攻击，蒂乐生对于别人的苦厄仍然无法做到袖手旁观。他对威廉国王说起这件事，国王似乎想做点什么，可是约翰逊这人性格实在不招人喜欢，也难以决定到底具体怎么做。约翰逊做人太不机智圆滑，就连在法庭上发言他都要讥讽嘲笑一番： 有一次他说，鉴于国王只对上帝负责这一原则，尾闾议会把查理一世送到上帝那里去是对的。最终国王安排他去富裕的达勒姆任地区主教，可是约翰逊只想做主教，看不上这个职位，傲慢地拒绝了。后来他又恳求国王给他养老金，蒂乐生设法说服了威廉国王答应他的请求。可是后来国王改变了主意，掌玺大臣哈利法克斯随后告诉蒂乐生，陛下觉得既然他掌握着教会的任命权，再让他自掏腰包付养老金实在说不过去。他还补充说约翰逊对蒂乐生大主教出言极为不逊。对于唯一一个愿意为他效劳的人，他还如此肆意污蔑，约翰逊就是如此之人。哈利法克斯接着暗示国王也许会封他去爱尔兰做主教，那里有几个空缺。蒂乐生也觉得这样的安排不错，如果约翰逊能接受的话。结果当然不是，约翰逊只要英格兰的主教职位，要么就拉倒。最后国王还是给他发了笔不错的养老金，这也是我们所知的最后一点信息。这个人没人会喜欢，但是人人都会尊重他。

7

蒂乐生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了大主教一职，就任后却没活多久，并未觉得开心。仍然有人不断对他恶毒攻击，他有一次布道居然引发了针对他的愤怒抗议，那次王后在场，布道的内容是地狱中的折磨永恒不断。他认为邪恶之人所遭受的无尽苦难和折磨与上帝的公正及善良全然和谐统一，但是上帝的威胁除外，“如果让罪人永远受难和上帝的正义与善良有任何冲突的话（他了解得当然比我们更清楚），他就不会这么做。”蒂乐生的敌人愤怒地声讨他否认地狱中的折磨并非永恒，就是为了安慰王后玛丽“她正为自己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担惊受怕，绝望挣扎”。对于这些非难他都忍耐下来，听之任之。教会中的显贵按惯例要定期举办家庭聚会，蒂乐生家里的宴席极为丰盛，教人流连忘返。他从前的学生约翰·比尔德莫是这么说的，“他天性温和、友善、热心助人，对朋友有求必应，竭尽所能。”他还说蒂乐生平时说话也是机智诙谐幽默，不过他举的例子却让人不禁失望。有一次，曾出任议会下院发言人的约翰·特雷弗爵士因为受贿而遭解职，看见上院中蒂乐生大主教在那里，便大声讥讽，“我讨厌主教职位被狂热分子所占据”。大主教反唇相讥，“我讨厌任何职位被流氓无赖所占据。”索斯博士曾写过一本书，以轻蔑的口气讥讽蒂乐生大主教，还乞求一位朋友去问大主教对骂他的话作何感想。蒂乐生温和地回答： 索斯博士写书很像人样，可是骂起人来却像疯狗乱咬。这话传到索斯博士那里，他回应说他宁可像狗一样到处咬人，也不愿像人一样巴结奉承。大主教再反唇相讥，说他宁可做人见人爱的贵宾犬，也不愿做招人嫌恶的劣等狗。这其实也算不上特别妙语连珠的口水仗。

1694年的某个星期日，蒂乐生在白厅宫小教堂突然病倒，不过他认为不严重，不想中断仪式，一直坚持到仪式结束。四天后，他便过世了，年仅六十五岁。由于他一向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身后没留下一分钱，除了没有发表的布道词以外，也没留下任何东西给家人，包括他妻子他女婿和他的孙辈，他的两个女儿都走在他前面。后来他留下的布道词卖出了两千五百英镑的天价。王后对他的逝世深感悲痛，就连国王威廉三世这样苛刻冷血的人也说蒂乐生大主教是他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也是他曾拥有过的最好的朋友，他发放给蒂乐生的遗孀每年四百镑养老金，很快又加了两百。国王本人极为关切，嘱咐这笔钱要定期发放，还不放心，每季度都将养老金亲自送到她手上。这世上的王公贵胄都觉得众人的服侍效忠是他们天然享有的权利，因此从不道谢，对于那些不再能继续服侍左右的人，他们也很少会放在心上。从这一点上看，威廉国王的做法不仅令人赞赏，也颇让人感动。

蒂乐生生前出版的布道词后来被翻译成了荷兰语和法语，法文版第一卷出版之时，伯纳德先生在《文学共和国新闻》一书中的某篇评论文章中说，蒂乐生的简洁文风“在英文的诸多优美风格之中不容忽视，因此，很多不信仰宗教的人也会阅读这些布道词，纯粹是欣赏文字之美”。他还说，“英国人不喜欢炫丽浮夸的辞藻，不喜欢每个字每个词都精雕细琢，小心摆放，像神龛的圣像那样谨慎呵护。读到这种斧凿雕饰的文风，他们会觉得惊讶；他们会狂热起来，唯恐这件华丽精致的裙袍之下掩盖或者矫饰着真相；与矫揉造作的修辞相比，他们更欣赏自然简洁之美，前者中塞满了无数毫不相干的雕琢装饰，令人感觉压抑难受。”伯纳德先生对我们英国人如此大加赞赏，让我觉得我们当之无愧。

到这里，我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从蒂乐生大主教的布道词中选取一段与读者分享，看看他那令人称道的文字究竟是怎么写的。要选出一段来其实并不容易，如果我写的是托马斯·布朗爵士或者伯克，那就再简单不过了。《瓮葬》中的开篇那段，“塞壬女妖吟唱的是何曲调，”任何一个人读了都会对布朗爵士丰富而可爱的文风留下美好印象；伯克也是，在他《致贵族老爷的一封信》中很容易便可以找到一段文风高雅，几乎无与伦比的文字。可是我觉得蒂乐生并非伟大的艺术家，他也不是天才。我一再说过： 他是一位诚实善良、虔诚无私而又谦逊的人。但是他身上的确没有什么天才所共有的东西，如果有那也是他的传记作家在骗人。蒂乐生的文风就是寻常风格；托马斯·布朗爵士和写《圣洁的死亡》的杰里米·泰勒那种风格可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那种文风宛若十七世纪德国纽伦堡的工匠打造出的晶莹灿烂的水晶杯，雕刻着繁复精美的图案，镶金嵌银，华丽典雅，精致非凡，世上罕有，只能摆在玻璃柜里珍藏，保持距离静静观赏会感觉很好，可是如果你口渴了要喝水，还是拿个普通的杯子为好。蒂乐生写的布道词都是用来站在讲坛上宣读的，因此写得简洁自然，这样每位听众都能明白他的意思。他避免修辞，不用浮夸的辞藻和华丽的堆砌，不事当时流行的别出心裁的巧文妙思，也不用明喻或者暗喻让听者分心。他的布道词就像是学养尚可的人在说话，明确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并且尽力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清楚无误。喜不喜欢这种寻常对话的风格这只不过是个人口味问题；许多卓越的作家，比如说福楼拜，就讨厌这种风格；其他人则认为正式的文风可以让文学艺术更为尊贵；他们大量采用两者或三者的并列结构以及对偶，尝试着（通常很成功）让作品尊贵优雅起来。的确，如果将这种文风和日常对话的风格相比，你肯定会觉得后者乏善可陈。那么，我犹豫良久，决定还是从蒂乐生那本普通平凡的书中选取他用速记法记下的几段思考，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要将这些文字出版。我之所以引用这几段，并非只看其文风，我还看其主题。我想，无论是谁读了以下文字，都会对这位被恶毒中伤的友善之人深表同情。

“人们不禁会猜想尼希米为了让上帝记住他，在践行美德，奉行善事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费用十分巨大而且参与的众人中鱼龙混杂。可是，再仔细想想，除了那慷慨丰盛的慈善盛宴（假设不是为了显摆炫耀一下的话），这样做还凸显了两个重要的美德；一是节制，二是自我否定，否定一个人自满自负的心理，为了众人，他极力否定自己，这样才可以每天和众人一道坐下来吃饭，从不独来独往，特别是与他相处的往往是他不愿意与之相处的人。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人在弥留之际，就算他曾经在世上折腾也好，聒噪也好，成就了或大或小的名声也好，在这一刻这些东西全都如浮云般烟消云散，这大概就是让人忧郁哀伤的事吧。如果一个人总是离家，在自己的屋子里却像是个陌生人，这是多么奇怪的生活啊。

“总是将自己束缚在条条框框里，成天紧张兮兮，生怕说错了一个字，疏忽了一件事，没有细查没有批评，当然让人不自在。

“人们总觉得最高位的人拥有的权力最大，享有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也就更多。其实正好相反；这些人高高在上，受关注程度最高，享受的自由就最少。这并非唯独为我所察，另一位比我聪慧得多的人（我指的是塔利）曾说过，‘身处高位的人往往最不受好运眷顾。’他们享受极致的荣华富贵，但比起所有其他人，却最不自由。

“身居中位之人只要稍稍聪明即可，既不会犯傻也不会犯错，不会招致众人的关注。可是那些活在聚光灯下的人，或者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都尽在别人的观察和批评之中。

“我们应该高兴，因为那些适合从政且应邀从政之人，都愿意担起职责；我们也应该感激他们，因为他们要不辞辛劳地工作，而且还要有耐心去应付政务，成为公众人物。有人生来就是从政的，做起来就算不是易如反掌，也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是整个世界的幸事。多亏有这些明白人愿意从政，因为服从一个公正明智的政府（我指任何一个政府）肯定比公正明智地施政要简单得多。我并非挑剔那些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人，他们做得很好，我们心怀感激之情。有些人因为所受的教育的缘故，始终渴望成就大业，比起其他人，这方面能力更强，做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他们就特别适合以这种方式来侍奉上帝和公众；那些躬亲实践的人更是值得我们双倍的敬意。

“生活得更加虔诚一点，幽静一点，多沉思默想，会让人心无旁骛；全副心思情感都投入到一件事情之中；所有的感情都朝一个方向奔流而去。整个人的所有思绪及精力都指向一个伟大目标，这样的人生才终归完整，与自身完全和谐统一。

“唯有做到更多比一人独处之时（谨慎羞怯之人不太容易认为这个与自己有关）所能为的善事，或者至少心存此愿，才能补偿聚光灯下的繁忙生活所带来的烦恼和不安。”

为了不让读者觉得厌倦，这里我略去三四段，他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所谓有能力或者有机会实现大善，只不过是虚伪的掩饰，隐蔽其下的是人们对权力与伟大的渴求。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算是人话里最为恶毒的了），那么人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愚蠢，还必须得有点雄心壮志才行： 我想，要对这种说法给出公正的回应，并无冒犯之意，应该说也许拒绝伟大和追求伟大一样都是雄心壮志；只不过前者非同寻常，而且危险性更小，因为这样的雄心壮志不可能有什么感染力。 很明显，这一段是随手写就，如果蒂乐生大主教真的修改一遍，他肯定会改动一些词汇，变化一下句型，使其更为紧凑；可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觉得这一段话背离了他简洁诚挚的文风。很有可能，你一面读会一面自言自语，“嗯，没什么特别精彩的；人人都写得出来。”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画作，上面就是几根黑色线条和一根红色线条将白色背景划分成长方形和正方形。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通过，为什么一旦看过这幅画，便会永生难忘。似乎这幅画有着一种魔力，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可是总能奇怪地拨动你的心弦，同时又让你心满意足，这种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看上去你只需要一把尺，黑色颜料和红色颜料各一管，就能画得出来，那么就请试试看吧。

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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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位负责编写新版著名百科全书的编辑写信来问我是否愿意为“短篇小说”这个词条写点什么。我受宠若惊，不过仍然婉拒了。虽然我自己也写短篇小说，但很难在编写词条时做到不偏不倚。写短篇小说，作者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方式来写，不然，肯定会换用其他方式。写小说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位作家都会使用合乎自己个性的方式。在我看来，百科全书的这一词条应该找从未写过小说的文人来撰写，这样他才会毫无先入为主的偏见。就拿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来说吧，数量颇多，广受品味高雅的读者欢迎。这些读者的想法当然应该得到尊重。不过，我想，凡是见过亨利·詹姆斯本人的人，读起他的小说都会被打动： 他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嗓音给糅进了字里行间，他的作品中那种繁复晦涩、冗长复杂以及矫揉造作之所以会为你所接受，那是因为亨利·詹姆斯在你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魅力无穷、和善宽厚、自负炫耀却让人觉得有趣。可是，尽管如此，我觉得他的小说完全无法令我满意，因为我不相信小说里的情节。任何人只要能想象一个饱受白喉折磨的孩子所经受的痛苦，就不会相信这孩子的妈妈宁可让他死也不愿意让他康复，待长大成人后阅读他爸爸写的书。这个情节来自于小说《“拜尔特拉菲奥”的作者》。我觉得亨利·詹姆斯根本就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创造的人物既无大肠也无生殖器。他的小说里有些是写文人的，据说有人读后抗议说文人墨客其实并非如此，他反驳说：“我还把文人给写美了呢！”大概，他并不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我并不十分肯定，不过，我想他一定觉得《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极其恐怖吧。有一次，马蒂斯向一位贵妇展示自己的一幅作品，上面画的是一位全裸的女人，这位贵妇大惊失色：“女人不是这样的！”马蒂斯回答，“夫人，这不是女人，这是绘画。”同理，我想如果有人胆敢暗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脱离生活的话，他肯定会这么回答，“这不是生活，这是小说。”

有关这个问题，亨利·詹姆斯在一本小说集《大师的教训》的序言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本书很难懂，我读了三遍，仍然不能说读懂了。我揣测其要点如下： 作家在面对“几乎全然是无聊与痛苦的生命时”，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去寻求“与之抗争，对立或者逃避的绝好实例”；由于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这样的例子，他只能用自己的内心来创造。在我看来，作家所面临的难题就是他得给自己创造出的人物注入些许人类的共性，可是一旦这些人物与作家强加于他/她的个性不符，就会让读者难以信服。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要求任何人苟同。每次德斯蒙·麦卡锡来里维埃拉看我，我们都会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聊很久。如今我记忆力大不如前，不过我还记得德斯蒙·麦卡锡不仅是位迷人的友伴，也是位犀利的评论家。他涉猎极广，而且还通达世事，这可是很多评论家所不及的优势。他的评论尽管范围有限（他对造型艺术以及音乐完全漠不关心），可是字字珠玑，因为他既知识渊博又精于世故。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闲聊，我冒昧地说了句：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尽管细节精巧，大多都极其平庸。德斯蒙是亨利·詹姆斯的狂热崇拜者，立即强烈抗议；于是，为了戏弄戏弄他，我当场灵感突发即兴创作了一篇小说，我称之为“典型的亨利·詹姆斯风格”。我所记得的情节大致如下：

毕林普上校和太太住在朗兹广场的一幢美宅之中。今冬他们有部分时间是在里维埃拉度过的，在那里结交了些富有的美国朋友，名叫——我正在犹豫叫什么名字——名叫布莱莫顿·费舍。费舍一家出手阔绰，盛情款待了他们，带他们一起去拉摩托拉、艾克斯和阿维尼翁远足，而且坚持支付所有费用。毕林普夫妇返回英格兰后热情邀请慷慨大方的美国朋友到伦敦来玩；那天早上毕林普太太从《晨报》上获悉布莱莫顿·费舍夫妇已抵达伦敦，下榻布朗酒店。显然，毕林普夫妇应该回报费舍夫妇盛情款待之恩。他们正在商量怎么招待客人的时候，一位朋友过来喝茶，这人也是居留海外的美国人，名叫霍华德，一直都对毕林普太太怀有柏拉图式的爱情。当然，毕林普太太从未想过答应他的追求，这种追求当然也绝不迫切；不过这种关系十分美妙。霍华德是那种在英国住了二十年的美国人，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社会名流他无一不识，周遭各地无处不至。毕林普太太正好跟他讲起了结识费舍一家的经历。上校建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举办晚餐会。毕林普太太则持怀疑态度，因为她知道在国外认识，觉得魅力无比的朋友，到伦敦再聚可能会变得非常不一样。如果他们邀请费舍夫妇和自己拿得出手的友人碰面，他们的友人自然都很拿得出手，只怕这些友人会觉得这两个美国人无聊透顶，而可怜的费舍夫妇就会显得极其“格格不入”。霍华德赞同毕林普太太的意见，以他的过往经验来看，这样的聚会几乎无一例外都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为什么不单独请他们夫妇吃晚饭呢？”毕林普上校说。毕林普太太又反对，这样的话会让客人觉得我们以他们为耻，或者是我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朋友。接着上校又建议带费舍夫妇去看戏，然后去萨伏伊饭店用晚餐。不过，这样似乎也不妥当。“我们得有所行动，”上校说。“当然了，我们得有所行动，”他太太应和着。她一心想让他不要插手这事。上校这个人身上具备了皇家禁卫军上校的所有高贵品质，他的“优异服务勋章”可不是白得的，可是，一旦事关社交活动，他就变得一塌糊涂了。他太太觉得款待客人这件事应该是由她和霍华德来决定；这样一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仍然没有个结果，她打电话给霍华德邀他下午六点顺路过来喝茶，上校正好去俱乐部打桥牌。

霍华德来了，自此，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的数周毕林普太太和他就在反复权衡利弊。他们从每一个角度每一种立场上探讨这个问题。每一个想法都得到认可，穷尽一切细微之处。可是谁能相信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毕林普上校呢？有一次上校太太和霍华德正在仔细斟酌，于绝境中拼命挣扎之时，上校正好在场。“为什么不去留张名片呢？”上校说。“太绝了，”霍华德大声叫好。毕林普太太惊喜之余终于舒了口气。她自豪地看了眼霍华德，她知道霍华德认为毕林普上校就是个自大自负的混蛋，完全配不上她。她这一眼的意思就是，“你看，这就是真正的英国男人，不算太聪明，又都很闷，可是一旦危机来临，他总能做出正确选择，值得信赖。”

一旦前路已明确无疑，毕林普太太这样的女人是不会犹豫的。她打电话给管家告诉他马上去把汽车开过来。为了表示对费舍夫妇的尊重，她穿上了最时髦的裙子戴上了顶新帽子。她手里拿着名片盒就这么乘车去了布朗酒店——可是人家却告诉她费舍夫妇今早就出发去利物浦乘豪华邮轮回纽约了。

德斯蒙酸溜溜地听完我编的这个戏谑故事；然后咯咯笑了。“可是，我可怜的小威利，你错了，亨利·詹姆斯要来写这个故事，肯定会加入圣保罗大教堂的古典威严、圣潘克拉斯老教堂那摄人心魄的恐怖，还有——还有沃本修道院那尘封已久的辉煌。”

他刚说完我们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又给他斟了杯威士忌和苏打水，等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满心欢喜，互道晚安，各自走进卧室。

2

二十多年前，我编选了一部写于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集，并特为美国读者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差不多十年后，我又以那篇文章为蓝本就短篇小说做了个演讲，听众是皇家文学院的院士们。我那本选集从未在英国出版，在美国出版的也早已脱销；我那篇演讲虽然由皇家文学院收录进年册，与之前所有的演讲稿一并印出，也仅限于院士间阅读。近来读起这两篇论文，我发现当年有些观点如今已经改变，同时当年的一些预言也并未实现。接下来我想给诸位读者讲讲对我从前曾努力创作过的各类文学作品之感想，不过我得大量重复我曾讲过的话，语句基本不变，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能超越从前的文字。

讲故事是人之天性，我想短篇小说的由来大概是从前晚上，猎人们为了给吃饱喝足的同伴们消磨时间，于是就在山洞篝火边上讲起听来的传奇故事。如今在东方国家的城市里还能见到说书人端坐市场之中，周围满是兴奋的听众，聆听他讲述亘古以来口口相传的故事。可是，我认为短篇小说直到十九世纪才逐渐成为一股潮流，跻身于重要文学体裁之列。当然，这之前就有人写短篇小说，也广为传阅： 有源于希腊的宗教故事，有中世纪的劝导故事，还有永恒的经典《一千零一夜》。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短小的故事极其流行。薄伽丘的《十日谈》和塞万提斯的《训诫小说集》都堪称永不褪色的经典。可是，随着小说的兴起，这一风潮便衰退了。书商再也不会为短篇小说集出个好价钱，而作家也逐渐对这种既不能带来名气又无法创造利润的小说体裁冷眼相看。有时候，作家会构思出一个无法处理成长篇小说的主题，只能写成短篇，可是他们拿这个短篇小说没办法，又不舍得扔掉，于是，就把这个短篇硬生生地塞进长篇小说里。

可是，等到十九世纪，一种新型出版物出现在读者面前，并迅速流行起来。这就是年刊，它似乎起源于德国。年刊就是散文和诗歌杂集，在起源地德国，它为读者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因为据说席勒的《奥尔良的姑娘》和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就首次发表于这类期刊上。年刊的成功引得英国出版商竞相模仿，主要得依靠短篇小说吸引足够的读者来获取利润。接下来我应该告诉读者有关文学创作的某个要点。就我所知，评论家无疑要负责指导作家如何写作，可是这个要点，他们却忘记告诉作家。作家内心有着创作冲动，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将劳动成果与读者分享以及养家糊口的愿望（这一点并无害处，也与读者无关）。也就是说，作家觉得自己的创作天分要释放出来，前提就是得满足他以上几个基本愿望。下面我要说的话可能会让笃信“作家的创作不应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一教条的读者大为震惊。可是，我还是得正告作家： 觉得自己应该写有市场需求的作品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并不令人诧异，因为作家不仅仅是作者，也是读者，都会受到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诗体剧流行，就算不能发大财也能让作家功成名就的时候，每个文学青年的手稿里都会有一部五幕悲剧。但我想，现在的文学青年应该没人再会去写那个劳什子了。如今的作家都在写散文剧，写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当然，近几年有几出诗体剧相当成功，可是在我看来，上演现场所见的情况却是： 观众们觉得诗歌台词并非享受，只好默默忍受；而演员大多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用念诵散文的方式来念诗歌，以免影响心情。

某个特定时期影响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包括作品能否出版以及编辑的迫切要求，也就是他们认为读者需要什么作品。因此，杂志兴盛之时需要有较长篇幅的小说，便会有人撰写；而如果是报纸上登载的小说，篇幅就十分有限，当然也会有人写适合这种长度的小说，这没什么丢人的。真正的作家写一千五百字的故事和写一万字的小说是一样的。他只会根据篇幅来筛选题材和写作手法。莫泊桑最负盛名的小说《遗产》便写了两次，第一次为报纸所写，只寥寥百字；第二次为杂志改写为几千字。这两个版本都收录进他的作品集中，我想读过这两个版本的人都会承认： 其遣词造句与对应的篇幅极为相称。以此为例，我想说的是： 作家与读者交流的方式之本质是他必须得接受的成规之一。这样一来，他会觉得自己能够写作，同时又不用违背自心自性。

接下来，到了十九世纪初，年刊和纪念刊的出现又为作家提供了以短篇小说为载体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方式。从此，短篇小说就超越了从前只是夹杂在长篇故事中用来吊读者胃口的手段，开始前所未有地蓬勃兴盛起来。很多人对于年刊和女士丛刊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后来居上的杂志更是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十九世纪短篇小说的繁荣其实直接源于这类期刊所提供的机会。在美国，这一风潮催生出了一派才华横溢又佳作频出的作家，其中有些人不熟悉文学史，声称短篇小说是美国人创造的。这话当然不对，可是，还是得承认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于这种小说体裁像美国作家那样辛勤雕琢过，对于其写作手法、技巧和创新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精心研究过。

我在编订选集的时候读了大量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对于这种体裁我了解了不少。我想警告读者的是，作家处理他所追求的艺术的方式其实是偏颇的，正如我前文所言；他很自然地觉得自己的方式最好。他尽力去写，用他必须使用的方式去写，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性情，因此他看待事物必然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他的观点态度其实也是本性使然；要让他真心欣赏与其本性截然相反的作品必得心智极其强大才行。阅读一位小说家为他人的小说所撰写的评论时一定要有所提防，因为他所发现的优秀之处其实是一种自我认同，而对别人的作品里那些他自身所缺乏的特点却难以认可。我所读过的小说评论中最好的一本便出自一位受人景仰的作家之手，其毕生都没有写出过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对于那些天分颇高，能够将虚构故事刻画得栩栩如生的小说家不以为然。我并非为此而苛责他。的确，宽容是人之美德，如果这世上的普通人都能具备这一美德，这世界应该比现在更加美好；可是，我并不确定宽容对于作家来说到底是不是好事一桩。因为，从长远来看，作家能够给我们呈现什么呢？只有他自己。当然作家最好要有洞察力，因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他的研究领域；可是作家又只能用自己的双眼来观察这个世界，用自己的感官、心灵和身体来理解这个世界： 当然了，他的知识是片面的，但却极富个性，因为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因此他的态度明确，个性鲜明。如果他真的觉得别人的观点都和自己的一样有道理，他也不会那样坚守自己的观点并且不遗余力地四处宣扬了。如果普通人能够明白任何问题其实都有两面，那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作家直面写作这门艺术的时候（他的人生观当然隐藏在作品之中），只能通过推理思考才能得出这样的观点；可是他骨子里始终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并非半斤八两，而是自己的全对，别人的全错。如果这世上作家为数寥寥，或者说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就能驱使所有人服从一个目标，那么作家这种非理性思维无疑意味着不幸；可是，我们这些作家为数众多，每一位作家与公众所能做的沟通少而有限，而读者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从无数作品中选择合自己胃口的。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以下做好铺垫。我最喜欢的小说风格就是我自己所写的那种。这类小说很多人都十分擅长，可是从来没有人能超越莫泊桑；为了准确揭示其本质，我想最好莫过于来探讨一下他最为著名的短篇《项链》。要注意，这个故事你可以在餐桌上讲或者在轮船的吸烟室里讲，听众都会被牢牢吸引。这个故事令人称奇但绝非荒诞不经。故事的场景以极为简洁的笔法铺陈在读者面前，寥寥数笔却不失清晰；故事里的各个角色，各自的生活状况以及状况的恶化都在恰如其分的细节描写之中展现出来，整个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无赘笔。读者对每个人物的每一细节都了然于胸。也许有读者不记得这个故事了，请容我简述一下。玛蒂尔德是教育部一位可怜小职员的太太，有一天教育部长邀请他们夫妻俩参加晚宴，可是玛蒂尔德没有首饰可以佩戴，就向富婆老同学借了一条钻石项链。结果她把项链给弄丢了，项链必须得归还。可是三万四千法郎的价格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无奈只得去借高利贷，才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还给老同学。为了偿还高利贷，夫妻俩在赤贫中挣扎很久终于还清债务。一转眼十年过去了，玛蒂尔德终于向那位富婆朋友道出真相，可是她朋友却说，“可是，亲爱的，那项链是仿钻的，顶多值五百法郎。”

苛刻挑剔的评论家可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表示反对，认为《项链》这个故事并非完美，因为这种叙事类型应该包含开头、中间和结尾三部分；整个故事在结尾处就应该戛然而止，作家不应该也不必要再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这个“字谜游戏”已经填完了。可是莫泊桑的这个故事的结尾颇有讽刺意味，又引人入胜，几乎每个读者都会自问： 接下来呢？的确，这对可怜的夫妇为了偿还丢失的项链，省吃俭用捱过了可怕的十年，失去了青春岁月和生活的欢愉；可是当他们发现项链的真相，其实也意识到自己发了一笔小财。牺牲了十年的大好光阴，这两人的精神世界早已荒芜一片，这个意外也算是不差的补偿吧。其实，如果当初这可怜的女人理智一点，马上就告诉朋友项链丢了——小说里没有给出说得过去的原因，解释她为什么不这么做——当然，如果这样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这也体现了莫泊桑的功力： 没有哪位读者能够如此沉着冷静，能够置身于故事之外并提出反对意见。莫泊桑这样的作家并非照搬生活；而是将生活拔高，使其更为有趣，更激动人心也更让人诧异莫名。作家并非只是忠实地记录生活，而是要将生活演绎成戏剧，因此，他宁愿牺牲可信度也要照顾戏剧效果，他所面临的考验就是既能让读者觉得可信又能实现艺术效果。如果他所描述的事件以及事件里的人物让读者觉得写得别扭，那他就彻底失败了。可是，作品里有时候会有败笔并不能说明这种手法有问题。历史上有些时期，读者强烈要求文学作品要描写他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于是，现实主义立即大行其道；而还有些时期，读者却反其道而行，要求文学作品奇特怪异又精彩绝伦，在这种标准的影响下，读者自然愿意去相信那些荒诞不经的情节。小说的可信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原则，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你讲的故事能让读者信服便是王道。实际上，所有虚构故事中都有些不可信之处，但读者完全能接受，因为小说就是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作者把故事讲得流畅生动。

我现在所探讨的这类小说之写作准则，没有人比埃德加·爱伦·坡总结得更准确了。他曾撰长文评论过霍桑的短篇小说集《重述的故事》，面面俱到，毫无遗漏。原文很长，这里我且引用一段吧：

“技巧娴熟的艺术家构思出了一个故事的时候，如果聪明的话，他不会让自己的想法去适应故事情节，而是精工巧琢，创造出故事情节来实现某种独一无二的效果——因此作家会认为这样的效果能最好地帮助他实现脑海中这个美妙的故事。如果这故事的第一句话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那么他的第一步便失败了。整篇小说里不应有一个字会直接或间接地背离脑海里已有的那个故事蓝图。经由这种方法，再加上精心构思和娴熟的技巧，最终，这幅画卷得以慢慢展开，在作家看来它不啻于一件艺术品，他能从中获取极大的满足感。这故事背后的理念完美无瑕地传递了出来，因为作者心无旁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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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判断，爱伦·坡认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 有关一场物质或精神事件的虚构故事，可以一口气读完；具有独创性，能迸出火花，令人兴奋难忘；其效果或者给人留下的印象还要前后一致才好，从开头到结尾都应该有一条线平稳贯穿。能写出一个符合爱伦·坡标准的好故事其实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有聪明才智才行。也许并非具备什么大智慧，但的确需要特别的才能；还需要形式感和极大的创造力。要说英国作家谁的小说写得最符合这样的标准，恐怕非鲁迪雅·吉卜林莫属。在英国短篇小说家中单凭他一人便能与法国和俄国的大师们一争高下。如今人们对他的评价过低，这很正常。名作家死后，报纸上便会登出讣告，每一位与作家有过交往的人，哪怕只是和他喝过茶而已，都会写信给《泰晤士报》讲述当时的情形。可是再过两周，作家之死就不再是新闻，就这么静悄悄地默默无闻了。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过几年（或长或短），通常是在与文学毫不相关的契机之下，突然又将他抬了出来，为大众所顶礼膜拜。安东尼·特罗洛普就是最为出名的例子： 近二十年的时间,他的盛名都湮没在岁月烟云之中，可随着英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他的小说突然有了怀旧的魅力，吸引了大批读者。

尽管鲁迪雅·吉卜林在写作生涯的初期就俘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并一直牢牢抓住不放，可是文化界对他的评价，表面是赞扬，骨子里其实是高傲地看不起。吉卜林的作品里有些风格的确容易激怒那些挑剔苛刻的读者。他的风格里有些帝国主义的倾向，让很多敏感的读者很是受伤，现在这种文风成为了羞耻的源头。吉卜林十分擅长讲故事，风格多样而且极富创意。他的创造力永不枯竭，把故事讲得令人称奇、跌宕起伏的能力更是登峰造极。不过，作家都有缺点，他也不例外。窃以为吉卜林的缺点是环境、教养、性格和时代共同造就的。他对于同辈作家的影响极大，不过，可能对于与他小说中所写的生活方式多少接近的人们影响更大。去东方游历一番，你会惊讶地发现时常会遇上照吉卜林小说中的人物来塑造自己的真人真事。人们都说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下一代人，而不是他着力去刻画的这代人。就我所知，吉卜林最为重要的第一批短篇小说出版之后的二十年间，大英帝国的边远地区就有那么一些人深受其影响，按照小说重塑了自我。吉卜林不仅创造人物，他还改造心灵。这些人勇敢而高贵，按照自己的方式竭尽全力、恪尽职守： 不幸的是，他们身后竟然造成了殖民地对大英帝国的仇恨，其原因我就不必提及了。总的来说，人们认为鲁迪雅·吉卜林成功地让英国人了解了大英帝国，可是，这是政治上的成功，这里姑且不论；我在这里想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在探索所谓“异域风情”的小说写作过程之中，为作家们开辟了一片肥沃的新天地。小说的场景都设在大多数读者闻所未闻的国家，主题则是关于白人在异乡漂泊，与别的肤色人种进行接触后产生的反应。后来的作家对于各自的题材处理手法各有不同，可是鲁迪雅·吉卜林是第一个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人，而且他的小说里那种浪漫魅力，那种栩栩如生的描写和极其丰富的色彩，至今都无人超越。总有一天，英国占领印度会成为遥远的历史，等到失去印度这块殖民地所激起的遗憾和苦楚之情化解得和几百年前英国失去诺曼底和阿基坦差不多了，人们才会发现鲁迪雅·吉卜林有关印度的小说，如《丛林故事集》和《基姆》等毫无疑问都应该在伟大的英国文学史中占有高贵的一席。

再美好的东西，也免不了审美疲劳，人总是需要变化。我们以另一种艺术形式来举个例子： 乔治王时代住宅建筑艺术已经达到了难得的完美境地；房屋不仅外观美丽，住起来也舒适： 屋内宽敞，通风良好，布局均衡。大家都觉得这样完美的房子人们会一直满意下去，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浪漫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向往稀奇古怪，不拘一格的漂亮房子；而建筑师也非常乐意迎合人们的口味。想要创作出爱伦·坡那样的小说不容易，其实，就算在他那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中，他也还是不止一次地在重复自己。这类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易把握，需要娴熟的技巧，随着这类小说在杂志上出现，便逐渐流行起来，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作家们很快就学会了必备的技巧。为了增加故事的吸引力，他们硬是把故事往俗套里塞，对生活的描述丝毫没有可信之处。于是，读者纷纷抗议，他们烦透了那种老生常谈的东西，抗议说现实生活根本不像小说那么简单；现实生活就是一团乱麻，一地鸡毛，要把这些琐碎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根本就是错误。读者想要更加真实的现实主义。可是，现在，艺术家绝不照搬生活。肯尼斯·克拉克在《裸体艺术》一书中就将这个观点阐发得极其清楚。他向我们展示了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对于模特并非按照现实主义手法完整再现，而是将其视为实现理想之美的工具。面对古代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创作者当时并非全神贯注于一丝不苟地呈现面前的对象。如今立体主义刚刚兴起，人们总觉得立体派雕塑家对于创作题材的扭曲呈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独创，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于过去的艺术作品中对现实的扭曲，视其为对现实的艺术再现。事实上，自西方绘画史之初，艺术家便开始为艺术效果而放弃逼真还原现实。小说也是如此，不用追溯太远，就以爱伦·坡为例，很难想象他会认同他小说里的人物说的是普通人的语言。如果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在我们看来太不真实，那必然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对话才适合这个故事，能帮助他达到预期目标。艺术家只有在他们惊觉已经离现实生活太远，需要回归生活的时候才会热衷于自然主义，这时他们就会尽可能精确地模仿现实生活，这其实并非他们的终极目标，也许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有益的准则吧。

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中自然主义风格逐渐流行起来，因为浪漫主义已经变得冗长拖沓，不合时宜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试图以毫不畏缩的精确性来描摹现实生活。弗兰克·诺里斯说：“我从未曾屈服，我从未脱下帽子去迎合潮流来求得可怜的赏赐。上帝作证，我讲的都是真理，管你们爱听还是不爱听，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所讲的就是真理，从前我觉得是真理，现在我仍然觉得是真理。”（说出这话勇气可嘉，可是要分辨什么是真理并非易事；谎言的对立面未见得就是真理。）这一流派的作家看待生活的眼光比起前辈要更加公允，少了些甜腻的粉饰和乐观主义，多了些粗暴蛮横和直截了当；人物对话也更加自然。自笛福开创小说时代以来，现实世界几乎已经为人所忘却，如今自然主义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就来自于这个真实世界之中。可是，小说家唯一没有革新的就是小说技巧，至少就短篇小说的要素而言，作家们满足于旧有的形式，他们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仍然是当年爱伦·坡所追求的，使用的也仍然是他当年所开创的结构形式。他们的优点证明了这一流派的价值；他们的做作则表现出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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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那个时代，爱伦·坡开创的这种小说形式在某个国家却始终未能流行起来，那就是俄国。该国所长久流传下来的小说形式似乎与此大相径庭，直到某一天，读者和作者猛然惊觉，一直以来深受喜爱的小说形式已经变得枯燥乏味，而且已经有几位作家对短篇小说这一体裁进行了创新。奇怪的是，这种简洁叙事的风格变化过了很久才影响到西方世界。不错，屠格涅夫的小说曾有过法文译本。他本人的翩翩风度，慷慨大方以及贵族出身也深深折服了龚古尔兄弟、福楼拜以及法国知识界。他的作品就和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一样，总让法国人带着点沉醉去欣赏。其欣赏态度有点像约翰逊博士评论女人布道一样，“并不精彩，可是居然讲完了，令人吃惊。”俄国文学开始对巴黎文学界产生影响还要从1886年德·沃居埃出版《俄国小说》一书算起。大概是1905年左右，契诃夫的几篇小说被译成法文，引起赞誉一片，但他当时在英国仍是籍籍无名。契诃夫死于1904年，被俄国誉为当代作家之首。但是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中“契诃夫”词条却相当简洁，“可是，A·契诃夫在其短篇小说中展示了相当的实力。”这赞誉也够冷的。一直要到加奈特夫人从契诃夫的海量小说中挑选出一部分翻译出版了三卷本之后，英国读者才开始对他产生兴趣。自那时起，俄国作家的声誉，特别是契诃夫，才开始日益壮大，从很大程度上说,也改变了短篇小说的写作及欣赏方式。挑剔的读者不再关注那些从技术层面上看“写得好”的小说，而写这类小说来娱乐大众的作家也不再受人关注。

大卫·麦加沙克曾写过契诃夫的生平传记，记录了他一生的成就，当然还有可怕的逆境——贫穷落魄、俗务缠身，饱受环境与疾病的折磨。从这本生动有趣、史料翔实的书中我了解到以下事实。契诃夫出生于1860年，祖父是农奴，后来用积蓄赎回了自己与三个儿子的自由。其中有个儿子名叫巴维尔，在阿佐夫海边的塔干罗格开了间杂货铺，结婚后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安东·契诃夫是第三子。巴维尔没受过教育，愚蠢、虚荣、自私、野蛮而又笃信宗教。多年后契诃夫是这么描述他父亲的，“我记得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管教我，直白点说，五岁时他就开始打我，拿鞭子抽，打我耳光，敲我的头。每天早晨我睁开眼便会首先问自己： 今天会不会又挨打？他禁止我玩游戏也不许我嬉闹。每天早晚都要去教堂祷告，亲吻牧师和僧侣的手，在家读赞美诗……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守店铺，把我当跑腿的使，几乎每天挨打，我的病根就是这样种下的。后来，我上了中学，每天一直学习到晚饭时间，可是从晚饭到夜里我都得守在铺子里。”

安东·契诃夫十六岁的时候，他父亲债台高筑，只得逃到莫斯科去躲债，两个大儿子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当时都在那里读大学。契诃夫则留在塔干罗格继续念书，尽力自力更生。于是他便靠给差生补习功课挣钱养活自己。三年后，他也被大学录取，并获得每月二十五卢布的奖学金，这才和父母在莫斯科团聚。当时他立志学医，便进了医学院。那时候契诃夫年纪轻轻，个子很高，有六英尺以上，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嘴唇丰满而紧实。他们一家住在贫民窟的一间地下室里，楼上就是妓院。契诃夫带了两位学友来和家人同住，他们每个月付四十卢布的房租，还有一位房客每月付二十，再加上契诃夫每月二十五卢布，总共是八十五卢布，有九个人吃饭还要付房租。不久，他们便搬进同一条乌烟瘴气的街上稍大一点的公寓。两位房客挤一间，第三位独居一小间，契诃夫和两个弟弟挤一间，他妈妈和妹妹住一间，第五间是餐厅，客厅就是他两位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斯的卧室。他父亲巴维尔找了份仓库的差事，每月挣三十卢布，但是得住在现场，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个愚蠢的暴君，给家人生活增添重负的人暂时从他们身边消失了。

据说契诃夫天生擅长即兴编造笑话故事让朋友们开怀大笑。他的家庭陷入困境之时，曾想过试着写点东西，于是他便写了篇故事投到圣彼得堡的一家周刊，名字叫《蜻蜓》。一月的一天下午，他从医学院放学回家，买了这本周刊发现自己的作品已经刊登出来，稿酬是一行五个戈比。我得提醒读者当时一卢布兑两个先令，一百戈比是一卢布，所以换算成英镑，这稿酬大概是一行一个便士。自那时起，几乎每周契诃夫都向《蜻蜓》杂志投稿，可是登出来的却寥寥无几；莫斯科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他的小说，稿酬却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是小本经营，有时候投稿人为了那点微薄的稿酬得坐在办公室里等报童从大街上把卖报的零钱拿回来凑数才行。契诃夫遇到的第一次良机来自彼得堡的一位名叫雷金的编辑，当时他正在主编名为《断片》的一份报纸，他向契诃夫约稿，每周一篇一百行的短篇小说，稿酬为八个戈比一行。这份报纸以幽默见长，可是契诃夫的小说却过于严肃，因此雷金曾向他抱怨说这类故事不合读者口味。契诃夫的小说虽然广受欢迎也为他带来了声誉，但是为这家报纸撰稿却有种种限制，比如篇幅和题材，都让他很恼火。雷金似乎算是通情达理，将契诃夫推荐给《彼得堡公报》，每周交一篇小说，篇幅更长，题材也很不一样，稿酬同样是八个戈比一行。从1880年到1885年，契诃夫就这么一共写了三百个短篇小说！

这些作品全是为了挣钱而粗制滥造的，英文称作potboiler。《牛津英语词典》告诉我们这个词往往用于贬义，指为了谋生而炮制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文学类记者们的词典里最好不要有这个词。我想说的是，那些发现自己有创作冲动要去写作的青年作家（至于这种创作冲动自何而来仍然是个谜团，如同性的源头一样，不得而知）可能会认为写作能让他们成名，不过肯定极少有人会认为写作也是生财之道；他们很小心谨慎，因为创作之初就想财源滚滚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他下决心成为职业作家，靠写作为生，他就很难对于用才华赚取的金钱无动于衷。作家的写作动机其实和读者毫不相干。

契诃夫当年一边撰写这些数量庞大的小说，一边还在医学院念书拿学位。他只能白天辛苦工作晚上写作，而且写作环境也很艰苦。房客们都被打发走了，契诃夫一家搬进了一间小一点的公寓，可是在他写给雷金的信里他是这么说的，“家里有小孩（他哥哥亚历山大的孩子）哭，我爸爸还在大声朗读故事给我妈妈听，还有人在拨弄音乐盒，我听见‘美丽的海伦’奏起……我的房间被来做客的亲戚占了，这人总是缠着我跟我讨论医学问题。……小孩又哭闹起来了！我刚下了个决心，绝对不要孩子。我想法国人生孩子少那是因为他们是个爱好文学的民族……”一年后，在给弟弟伊凡的信里他是这么写的，“我挣的钱比你们陆军中尉还要多，可是我自己却剩不下几个，吃得很差，也没有独立空间供我写作。……现在我手头分文全无，急切盼望下月一号到来，彼得堡会给我六十卢布的稿费，不过，钱一到手就没了。”

1884年，契诃夫患上内出血，肺结核已经来到了这个家庭，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又害怕自己的怀疑得到证实，于是拒绝求医问药。为了让焦虑的母亲放心，他告诉她出血只是喉咙处的红血球破裂引起的，不是肺结核。这年年末他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成为执业医生。几个月后他凑齐了足够的钱生平第一次去了趟彼得堡。他从未觉得自己写的小说有多少价值，都是为挣钱而写，而且他也说过每篇都是一天就写完了。可是，一到彼得堡，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名气不小。彼得堡当年是俄国的文化中心，他的小说虽然篇幅很短，可是那里的文化圈子觉得清新鲜活，观点独特，因而颇为推崇。契诃夫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誉为当代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各家报纸的编辑纷纷向他约稿，开出的稿酬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当时俄国最为著名的作家都鼓励他放弃以前写过的那些故事，认真创作出严肃的文学作品。

契诃夫深受震动，可是他从未想过要专职写作。他说：“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而文学只是我的情人，”他返回莫斯科的时候仍然一心想做医生。不过，必须得承认他并没有花多少心思在行医上，他结交了许多朋友，朋友们介绍过来不少病人，可是基本都不付钱。他总是很乐天，很有魅力，凭着那爽朗真挚的笑声，他成为文人圈子里的常客。他喜欢聚会也喜欢举办聚会，好杯中物，不过除了婚礼、命名日（俄国人对生日的称呼）和教会节日之外，很少喝醉。他也很有女人缘，有过几段风流韵事，不过都是逢场作戏。渐渐的，他开始频繁造访彼得堡和俄罗斯各地。每年春天他都抛下那些需要诊治的病人，带全家人去乡间度假，一直待到初秋。后来当人们听说著名小说家是位医生，便蜂拥而去找他看病，当然也不付钱。为了挣钱养家，他不得不继续写作，写得越来越成功，而且稿酬也越来越高，可是他仍然觉得入不敷出。在一封写给雷金的信中他这么说，“你问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我又没有挥金如土，也不是纨绔子弟，既没有负债，也没有情人（我享受爱情从来无需付钱），可是复活节前我才从你和苏沃林那里拿到的三百卢布现在就只剩下四十了，明天我还要再付给别人四十，天知道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契诃夫搬进了一套新公寓，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可是他还是得求雷金预支点稿酬来付房租。1886年他内出血复发，他知道自己应该去克里米亚，那里气候温和对结核病有好处，就像在西欧，病人去法国的里维埃拉，去葡萄牙疗养一样——随后便如苍蝇般死去；可是他却负担不起。1889年，他哥哥尼古拉死于肺结核，他生前是位小有才华的画家，这对契诃夫来说既是晴天霹雳也是警钟长鸣。到了1892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已经无法忍受莫斯科的冬天。他借了点钱在距莫斯科郊外五十英里的梅里科沃小村买了座小房子，还是把家人都带上，包括他那暴虐的父亲，他母亲、妹妹和弟弟米哈伊尔，此外还带了一车药物。如往常一样，许多病人涌来找他看病，他也尽力救治，仍然从不收取任何费用。

就这么断断续续在梅里科沃住了五年，也算是幸福时光吧。其间他写出了自己最好的小说，得到了丰厚的稿酬： 四十戈比一行，差不多合一先令了。他投身于村子的事务之中，自掏腰包修了条新路，给农民建了所学校。他哥哥亚历山大是个老酒鬼，也带着老婆孩子过来住；有时候朋友来拜访也会小住几天。尽管契诃夫抱怨他们影响了他的工作，离了他们他却没法活。尽管时常受到病魔困扰，他始终保持愉悦、友善、风趣而快活的样子。他时常远足去莫斯科，1897年有一次远足时他犯了严重的内出血，急送诊所救治，有好几天都命悬一线。他一直拒绝相信自己得了肺结核，可是这次，医生说他的两肺上半部分都已感染结核，如果他还想活命的话，就得改变生活方式。后来他回到梅里科沃，可是他明白自己无法在这里过冬，也意识到自己必须放弃行医，于是，他离开了俄国，到比亚里茨，到尼斯，最终选择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定居。医生建议他永久定居于此，他就向编辑朋友苏沃林预支了些稿费，建了座房子。他的手头总是那么拮据。

无法继续行医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打击。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科医生。自打获得行医资格后，他在医院里顶多只工作过三个月，我揣测他诊治病人比较粗略急躁。可是他也是个有常识且富于同情心的人，如果他就这么顺其自然，相信也能像那些知识更为渊博的医生那样为病人造福。行医时丰富多样的体验给他带来了好处。我很相信学医的经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非常有益，他会从中学到极其宝贵的知识，得以洞察人性，人性中的至善与至恶。因为人生病的时候便会害怕，也就抛弃了他们健康时戴着的面具，暴露出本性。医生所见的全是病人的本色： 自私自利、冷酷无情、贪婪懦弱，但同时也勇敢坚强、慷慨大方、友好善良。对人性的弱点，医生总是要宽容，而对人性的光辉，医生也常常感到敬畏。

雅尔塔尽管让契诃夫觉得无聊，可是有一度他的身体渐渐康复。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到，契诃夫除了海量小说以外，还写过两三个剧本，但并不算成功。借剧本上演的机会他结识了一名年轻的女演员名叫奥尔佳·克尼帕，两人坠入爱河并于1901年结婚，他从未停止过对自己家人的资助，同时对他们也满怀痛苦的憎恨。婚后的生活安排是她继续表演生涯，只有他去莫斯科看她或者她档期余暇（戏剧圈子里都这么说）来雅尔塔看他的时候两人才在一起。他写给她的书信都保留了下来，温情脉脉，感人至深。可惜他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终至病重，整日咳嗽，无法入睡，更让他万念俱灰的是奥尔佳这时流产了。她一直催促契诃夫写一部轻喜剧，迎合大众需要，而当时我想主要还是为了取悦太太，契诃夫又开始写作。这部戏定名为《樱桃园》，他承诺给太太写几出好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我每天写四行，不过就算这样也让我痛苦不堪。”他最终写完了，该剧于1904年初在莫斯科上演。同年六月，他接受医生的建议到德国温泉小镇巴登威勒疗养。有位年轻的俄国文人去拜访过他，并记录下了临别时会面的场景。以下部分摘录自麦加沙克写的《契诃夫传》：

契诃夫身穿睡袍，披着件外套，腿上还盖着条毛毯，坐在一张堆满靠垫的沙发上。他骨瘦如柴，显得身形矮小，肩膀很窄，脸庞尖瘦，毫无血色——消瘦衰弱如此，教人不敢相认。我从来就未曾想过一个人的变化会如此之大。

他伸出虚弱蜡黄的手，我不忍细看，他看着我，眼神温柔，但却不再笑意盈盈。

“我明天就走，”他说。“走远点去死。”

他用了个不同的字眼，那个字眼比“死”更残酷，在此我不想重复。 “‘走远点去死，’他一字字地重复。‘帮我替你的朋友们道个别……告诉他们我会记住他们，我喜欢他们。请带去我的祝福，祝他们幸福美满。我们从此阴阳两隔了。’”

其实一开始在巴登威勒他恢复得很好，开始计划去意大利疗养。有一天他都已经上床就寝了，却坚持要陪了他一天的奥尔佳去公园里散散步。等她散步回来他又要她下楼去吃晚饭，可是她告诉他还没到点。为了打发时间，他就给她讲故事，某旅游胜地挤满了时髦游客，有脑满肠肥的银行家、美国人还有健康的英国人。“有天晚上他们都回到酒店房间，却发现厨子已经跑了，没有晚餐可吃。契诃夫接着开始描述这些饕餮之徒是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他讲得十分有趣，惹得奥尔佳狂笑不已。吃过晚饭她又回到他身边，契诃夫已经安静地休息了。可是，突然他情况急剧恶化，医生也马上赶了过来。医生尽力抢救，只可惜无力回天。契诃夫就这么去世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德语： Ich Sterbe（我要死了）。年仅四十四岁。

亚历山大·库普林写过一段追忆契诃夫的文字，“我想他从未向谁敞开心扉，也未曾将心托付给谁。可是他对谁都很和善，他对友情的态度的确比较冷漠——同时他又怀着极大的兴趣，也许他不自知吧。”这种剖析比较奇特，寥寥几句比起我刚才讲的契诃夫生平中任何一点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契诃夫的本性。

5

契诃夫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幽默故事，他写得很轻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写故事就像鸟儿唱歌一样容易，而且他对这些作品丝毫不以为然。直到他第一次去彼得堡，发现自己被公认为前途无量且才华横溢的作家，他才认真起来，便开始磨练小说技巧。有一次，一个朋友发现他正在抄写托尔斯泰的小说，就问他这是干吗，他回答说，“我在重写这部小说。”友人大惊，他怎么能够这样随意篡改大师的作品呢？契诃夫辩解说他只是练练手，他是这么想的（在我看来，这是个好主意）： 改写大师作品能让他学习他所仰慕的作家的创作手法，从而培养出自己独特的手法来。很明显，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学会了用完美的技巧来创作小说。比如说《农民》，其结构形式优雅，可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相媲美。契诃夫训练自己写得简单、清楚而又简练，而且人们都说他的文风已达到极致之美。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些通过翻译来欣赏的人只能全盘接受，因为哪怕是在最精确的翻译之中，作家文字中的味道、感觉以及和谐的音律都会遗失殆尽。

契诃夫对短篇小说的技巧极为关注，他的很多观点也极其有趣。他认为小说不能有冗余的东西。“任何无关的东西都应该狠心删掉。如果在第一章里你提到墙上挂了把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就一定得放一枪。”这一点说得在理，同样在理的是他认为描述自然应该简洁而且切题。他自己就能三言两语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仲夏夜美景，夜莺婉转啼鸣，不知疲倦，或者是一幅严冬白雪皑皑之下冰冷严酷的无垠荒原,这可是珍贵无比的天赋。不过，他对于拟人手法的不屑，我还是持保留态度。他曾经在一封书信里调侃，“大海在微笑，你自然欣喜若狂。可是这种手法太粗俗太廉价。……大海既不会微笑也不会痛哭，它只会咆哮怒吼、闪闪发光。看看托尔斯泰是怎么写的吧：‘太阳升起落下，鸟儿婉转啼鸣’。无人在笑也无人在哭，这就是最重要的——简简单单。”话说得有理，可是，别的不论，自太初始，人们就一直在将大自然拟人化，也很自然地觉得稍加努力便可避免。契诃夫自己不太常用拟人手法，在他的小说《决斗》中，他写道“一颗星星探出了头，小心翼翼的眨了眨一只眼”。我一点也不反感这段，相反，我还挺喜欢。他哥哥亚历山大也是写短篇小说的，不过水平不高。他说作家绝不要描述没有亲身体会的感情。这倒未必见得，当然，小说家为了如实描述杀人犯作案时的心理状况，没必要自己去杀个人。毕竟，优秀的作家想象力足够丰富，能够对笔下人物的情感心理感同身受。不过，契诃夫最为苛刻的要求就是作家应该删去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因此他的朋友们常说要拿走他的小说手稿，不然会被他删得面目全非，“否则，他会把自己的小说删成这样： 他们情窦初开便坠入爱河，结为夫妇，终至不幸的结局。”契诃夫听说此话，回应道，“可是你看看身边，事实就是如此。”

契诃夫视莫泊桑为楷模。要不是他亲口说的，我绝不会相信，因为这两人的目的及手法在我看来大相径庭。总而言之，莫泊桑一心想让故事如戏剧般激动人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随时都可以牺牲故事的可信度，这一点我前面也曾提到过。而契诃夫呢，我觉得他有意识地回避跌宕起伏的情节。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红尘俗世里的芸芸众生，就像他在信里所写的那样，“不是那种跑到北极，滚下冰山的探险家，而是那些朝九晚五，和老婆拌嘴，吃饭喝汤的普通人。”也许有人会表示反对，因为的确有人跑去北极，就算没从冰山上坠下，也体验了极度的危险，所以，这世上的作家没理由不把他们的故事写得精彩绝伦。显然，光是让每个人都做中规中矩的上班族，餐餐家常便饭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相信契诃夫绝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要写出精彩的故事，就应该挪用公款或者收受贿赂，虐待老婆，欺骗配偶，每餐粗茶淡饭也要搞得意义深远。这样一来，小说就变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或者倒霉不幸的家庭生活之象征。

契诃夫的行医生涯尽管随性无章，却能让他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工人、农民、工厂老板、商人、级别或低或高的小官吏，手里却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还有农奴解放后变得一贫如洗的地主。似乎契诃夫没有和贵族阶层接触过，我能想起的只有一篇名叫《公爵夫人》的故事里提到过贵族。他用坦率得近乎残酷的笔触刻画了软弱无能的地主，任由其田宅荒废毁弃；悲惨可怜的工厂工人，每天苦作十二小时仍食不果腹，其主子却大发横财；还有收入微薄，总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他们肮脏懒惰、愚昧无知、整日酗酒，住的茅草棚也是臭气熏天，蚊虫遍地。

契诃夫所描绘的事件能给人非同一般的真实感，就像一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所撰写的新闻报道一样，让你深信不疑。不过，契诃夫并非只是记者；他冷静观察，挑选素材，揣度推测再将其整合起来。科特林斯基曾这样评说，“契诃夫冷静得无与伦比，他能超越个人悲喜，洞察一切。他不用去爱也能仁慈大方；不用喜欢也能温柔同情，不指望感激也能施惠于人。”

可是，契诃夫这种冷静超脱却惹恼了不少同仁，遭到他们疯狂攻击，说他全然罔顾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知识分子的要求是： 俄国作家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注时代和社会。契诃夫回应说： 作家的职责就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该如何处置。他坚称不应该鼓动艺术家去解决具体而专门的问题。“因为具体问题有专家去处理；专家的职责就是判断社会的好坏，资本主义该何去何从，以及酗酒之恶……”这话说得在理。不过，既然最近文艺界正好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接下来，我想斗胆引用自己几年前在全国图书联盟发表的演说中的某些段落。我一直有阅读某周刊的习惯，它算是英国最好的周刊之一，有一次我读到上面有关当代文学的种种思考的一个专题。其中一位评论家的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某某先生并不仅仅是个讲故事的人。”这“仅仅”二字让我如鲠在喉，于是，那天我就像但丁《神曲》里的保罗和弗兰切丝卡一样，再也不读那本周刊了。这位评论家自己也是著名小说家，虽然我未曾有幸拜读他的著作，我想他的作品毫无疑问值得称道。可是从他说的那句话里我所能总结出的就是，他认为小说家应该不仅仅只是小说家。很明显，他的这种观点在当今作家中十分流行，即： 逢此乱世，如果写小说只是为了让读者愉快地打发时间，这样的作家就没什么价值。众所周知，那些作品遭人白眼，被贬为“逃避现实的空想作品”。其实，这个词，和“为赚钱而炮制的作品”一样，最好从文学评论家的字典里剔除出去。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对现实的逃避，莫扎特的交响乐，康斯特布尔的风景画都是如此；难道人们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者济慈的颂歌不是为了愉悦的享受还是为了别的？为什么我们对小说家提出的要求要比对诗人、作曲家和画家还要多呢？其实，没有什么“仅仅只是”个故事的东西存在于这世上。作家写个故事，有时候不过是想让读者爱读，同时也将某种对生活的理解批评一股脑儿塞给读者。鲁迪雅·吉卜林在《山间故事集》里刻画了印度平民以及玩马球的军官和家眷，他的手笔就像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正派新闻记者，天真地仰慕那些让他倾倒的魅力无穷的人和事。令人讶异的是，当年没有一个人从这些故事里读出了对最高统治者无可逃避的控诉。如今我们一读便能意识到英国迟早会被迫放弃对印度的统治。契诃夫也是如此，尽管他竭力保持冷静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实的生活，但是，读他的小说会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一场暴力革命。

我想，绝大多数人之所以阅读小说是因为没别的事可做，读小说就是为找乐子，这也理所当然，可是不同的人想找的乐子还不尽相同，乐趣之一是找到共鸣。当今的读者读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纪事》便会由衷地欢喜，因为书中所描述的正是读者所体验的生活。读特罗洛普小说的人大多属于中上阶层，他们与书中所描述的中上阶层惺惺相惜。读到书中人布朗宁先生说“上帝就在天堂——人间处处美好”之时，读者会和他感同身受——那种洋洋得意的满足之情油然而生。时间的洗礼赋予这些小说一种流派的魅力。我们觉得它们有趣也相当感人（富人的生活真是惬意，最终事事都能团圆顺心，要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该多好啊！）这些小说颇有十九世纪中期那些逸闻图片的味道： 绅士留着络腮胡子，身着双排扣常礼服，头戴大礼帽，漂亮的太太则头戴宽檐帽，身穿圈环裙。还有一些读者在小说中寻找怪异新奇的乐趣，因此，描写异国风情的小说总是不乏读者执着追捧。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极端乏味，而沉浸在陌生危险的世界里去驰骋探险，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能将生命之单调无聊全然释放出来。我想，读契诃夫小说的俄国读者都能在小说中发现西方读者所无法发现的乐趣，因为他们对契诃夫笔下活灵活现的人物都再熟悉不过。英国读者觉得契诃夫的小说里有些新奇而古怪的东西，时而恐怖阴沉，可是却道出真理，那种让人难忘，魅力非凡甚至带点浪漫色彩的真理。

只有过于天真的人才会认为虚构作品所提供的信息值得信赖，所涉及的题材对于我们要了解的为人处世方式也很重要。其实，小说家的创作天赋就注定了他无法做到以上所说；他不是晓之以理，而是去感觉，去想象，去创造，因此他无法客观公正。小说家所选择的题材，所创造的人物以及对虚构人物的态度，全都受制于他的偏见。他的作品便道出了他的个性，他的本能，他的情感，他的直觉以及他的经验。他故意有失偏颇，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又特别清楚；然后他会耍些必要的伎俩不让读者看出他使诈。亨利·詹姆斯坚称小说家应该让生活戏剧化，这话很有分量，不过不太浅显易懂，他其实是说他应该好好改写事实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众所周知，亨利·詹姆斯一直是这么做的，当然，科学著作和说明文体不能这么写，如果读者所关心的是当下的迫切现实问题，他们就不应该去读小说，而是专门针对那些问题的著作，契诃夫也是这么建议的。小说家的正确目的不是去指导读者而是去愉悦读者。

作家往往过着隐居生活，他们不会受邀与达官贵人把酒言欢，大都市的种种自由自在他们也无福消受。登上邮轮，开启香槟庆祝处女航这种事情也与作家无关。作家的拥趸不会如电影明星的粉丝那样聚在酒店门口看着偶像钻进劳斯莱斯。不会有人邀请作家去为中产怨妇光临的百货公司开业剪彩，也不会去当着欢呼的人群将银光闪闪的奖杯授予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单打冠军。不过，作家仍然能得到回报。自洪荒初辟，具有创作天赋的才子才女不断涌现，以他们的艺术才情，孜孜不倦地美化这冷酷严峻的人生。去过希腊克里特岛的人就会发现，那些远古时代留下的杯碗瓶罐全都纹着装饰图案——美丽的图案并不能增添什么实用功能，却能更加愉悦我们的双眼。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能获得完美的满足感。如果小说家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必然已经在作品中倾其所有了。把小说当作布道讲坛或者平台载体，无疑是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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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如果不提一下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就匆忙结束的话，怕会失之不公。这个人就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的作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享有极高的声誉。如果说，当今的英国短篇小说家所使用的技巧与十九世纪的大师毫不相同的话，我想应该是受了她的影响，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如此。我不想讲她的生平故事，但是因为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我还是简述一下吧。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年生于新西兰，早年就写过一些小短篇，颇有天赋，立志要成为作家。新西兰的生活让她觉得沉闷无聊，于是她说服父亲放她去英国。在英国她和姐妹们一起上了两年学，期间她和舞会上邂逅的一名年轻男子有了段露水情缘，品行端正的父母发现之后大为震惊，同意让她离家自立，父亲每年给她一百镑的生活费，在那个时代，一个单身女子靠这笔钱生活是足够了。在伦敦她和新西兰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有一位叫阿诺德·特洛维尔，当时已是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当年在新西兰凯瑟琳就疯狂地爱上了他，可是到了伦敦她的爱情却转而投向了他弟弟，一位小提琴师，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凯瑟琳住在食宿全包的未婚女子之家，每周要付二十五先令，只剩下十五先令买衣服和零花。生活得如此拮据让她非常恼火，这时一位名叫乔治·波登的声乐老师向她求婚，尽管对方年长她十岁，她还是答应了。婚礼当天她身着黑裙，只有一位女友在场见证，就连新婚之夜也是在酒店度过。她拒绝了丈夫行使婚姻中自以为有的权利，第二天便离开了他。后来还写了篇冷酷无情的小说《雷金纳德·皮考克先生纪念日》，讲的就是她丈夫。之后她便去利物浦与情人团聚，他当时在那里的一个巡回喜剧剧团的乐队里拉小提琴。据说凯瑟琳曾一度加入剧团合唱队。不久她怀孕了，不过她是结婚之前就知道还是婚后才知道，我们无从知晓。她给远在新西兰的父母发了两封电报，一封说要结婚了，一封说她已经离开了丈夫。她母亲便亲赴英国看看情况究竟如何，一见之下，万分震惊，她女儿的处境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话来说就是“境况有趣”。于是家人便送她去德国巴伐利亚的沃里舒芬安顿下来，直到孩子出生。在此期间，她读了不少契诃夫的小说，应该是德文译本，然后自己写了几篇，后来结集出版，名为《日耳曼膳宿公寓》。后来，她突遭事故早产，生下死胎，等身体复原后她便返回了英格兰。

她最早的一批小说发表于奥雷治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获得肯定。她慢慢结交了一些同行。1911年，她遇到了米德尔顿·穆里，他在大学时代就创办过一份杂志叫《韵律》，曾向凯瑟琳约稿并登过她的一篇小说《商店里的女人》。米德尔顿·穆里出身中下层，可是天资聪颖，勤奋用功，从寄宿学校升到高级中学，获得奖学金进入基督医院学习，最终又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他曾多次到巴黎度假，结识了一位法国文人弗朗西斯·卡可，据他说穆里相貌英俊，风度翩翩，有一次惹得蒙马特高地的两位妓女争相要与他上床，分文不取。穆里爱上了凯瑟琳，这就让他必须对一直在犹豫的问题下个决心，那就是不参加即将举行的优等生考试就离开牛津，反正他对别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只想通过考试，找份工作继续写作。牛津其实让他比较失望，他觉得自己想从牛津得到的都已经有了。他的前导师福克斯教授将他引荐给《威斯敏斯特公报》编辑斯潘德，他答应试用一下。于是，穆里就得在伦敦找个地方住。有一天他和凯瑟琳一起吃饭的时候，她答应将自己所住公寓的一间房间租给他，每周七先令六便士。他搬了进来。他们俩白天都忙各自的，她写小说，他忙编辑，只有晚上才见面交谈，像小年轻一样，直至凌晨两点才入睡。某晚，聊天时她问他，“为什么不让我做你的情人？”他回答，“哦，不，那样会毁了一切，你不觉得吗？”她回答，“是的。”后来他才惊讶地发现他那天的回答让她觉得深受伤害。不过，没多久他们就有了肉体关系，穆里在其自传《两个世界之间》中提到，要不是凯瑟琳有婚约在身，他们俩当时马上就会结婚。凯瑟琳的丈夫波登大概是自尊心受伤，拒绝与她离婚。虽然无法结婚，他们俩还是去巴黎度了个蜜月，选择巴黎主要是穆里想让凯瑟琳见见自己的好友弗朗西斯·卡可。返回英国后，他们有时住在伦敦，有时住在乡间。每次搬进一处新居，凯瑟琳便立即心生厌恶，马上要找新地方。两年里他们搬了十三次家，最后决定永久定居巴黎。当时穆里已经成为知名记者，有了积蓄，然后和斯潘德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里奇蒙约定好，去巴黎后为他们撰写当代法国文学的文章。这样，他的储蓄加上稿费再加上凯瑟琳的补贴，完全能应付巴黎的生活开支。

到巴黎他们租了间公寓，还花大价钱把收藏的家具从英国运了过来。他们与弗朗西斯·卡可会面频繁，凯瑟琳喜欢这个风趣幽默的朋友，也许用法语说就是卡可让她觉得“小小殷勤，颇为受用”。可惜，穆里写的稿子被《威斯敏斯特公报》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同时拒绝，他们断了收入来源。卡可也帮不了他们，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两人束手无策。接着，穆里接到斯潘德来信说《威斯敏斯特公报》的艺术评论员一职空缺，如果他回国，这份工作就是他的了。这样，两人才极不情愿地回到了英国，那是1914年三月，他们仍然四处搬家，到了八月，一战爆发，穆里的工作也泡了汤，两人只得搬到白金汉郡的科尔斯伯里，与D·H·劳伦斯夫妇为邻，两家结下了友情。不过他们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凯瑟琳喜欢都市生活，而穆里不喜欢。凯瑟琳得了关节炎，无法写作，日子越来越窘迫，她抱怨穆里视金钱如粪土也不想赚钱，其实他根本没机会去挣钱。他们俩开始互相折磨，那年圣诞节终于面临分手。自从离开巴黎后，凯瑟琳和弗朗西斯·卡可一直在通信。也许她比弗朗西斯更加当真，因为似乎她觉得对方爱上了自己，她究竟爱不爱他就无从知晓了。她认为弗朗西斯·卡可能够给她穆里无法给她的一切。而穆里对卡可的了解比凯瑟琳要清楚得多，断定她就是在自欺欺人，可是也放任她去。凯瑟琳的哥哥莱斯利·赫伦·布尚正好来英国应征入伍，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去法国找弗朗西斯·卡可。第二年二月十五号，星期一，穆里和凯瑟琳一起回到伦敦，两三天后她便去了法国。

卡可那时已经应征入伍，驻扎在一个叫格雷的地方，兵营里禁止女士进入，凯瑟琳去不了。卡可去车站接凯瑟琳带她到军队安排的一间小房子里住下，她和他在一起待了三天，然后返回巴黎，极度苦闷失望。其原因我们只能推测。突然，穆里接到凯瑟琳从法国发来的电报说她正启程回国，第二天早上八点到维多利亚车站。一见面她就告诉他（的确很没有廉耻），她不是回到他身边，而是实在没地方可去了。他们又重新住在一起，用穆里的话来说就是“筋疲力尽，暂时休战”。凯瑟琳的这次出轨给她的小说《我不说法语》提供了素材，她对弗朗西斯·卡可的描述非常苛刻，有失公允，把穆里也写得很恶毒。她把初稿给穆里看，深深地伤害了他——毫无疑问，她的初衷便是如此。

凯瑟琳短暂人生的最后岁月我准备三言两语概述一下。1918年，乔治·波登终于同意离婚，凯瑟琳和穆里结为连理。当时她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早年她就疾病缠身，至少还动过一次大手术，现在又被肺结核折磨。看过不少医生以后，穆里说服她接受专家治疗。医生来了，凯瑟琳躺在床上，穆里等在楼下静候检查结果。医生检查完毕告诉他唯一能救治她的机会就是立即送去疗养院。如果不去，恐怕就只有两三年好活了——顶多四年。以下部分引自穆里的自传：“我谢过他（医生），送他出门然后上楼来到凯瑟琳的床边。

“‘他说我得去疗养院，’她说。‘疗养院会要了我的命。’然后她很快地瞟了我一眼，眼神惊恐。‘你想送我去吗？’

“‘不想，’我木然地回答。‘去了有什么好？’

“‘你相信疗养院会要了我的命？’

“‘是的，我相信，’我说。

“‘你相信我会好起来？’

“‘是的，’我说。”

很奇怪，医生和穆里都没想到先送她去疗养院住一个月试试看，看她喜不喜欢。苏格兰班克里有家很好的疗养院，我想她一定会觉得那里的生活令人愉快，而且她肯定能从那里得到写小说的灵感，因为住院病人也都形形色色，还有些人常年住在那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离开疗养院就没法活的地步，还有人养好了病便离开。也有人死在那里，安静从容，应该不留什么遗憾。我讲的都是自己的体会，因为很凑巧那段时间我正好在班克里的疗养院，如果凯瑟琳去了我还能认识她，不过她肯定会立即对我心生厌恶，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自那时起，凯瑟琳便绝望地挣扎着想要恢复健康，她和女友艾达·贝克一起到国外休养，由艾达照料她。艾达和她年纪相仿，正是勇于奉献的年纪。可是凯瑟琳对待她比对狗还差，欺负她，责骂她，痛恨她，有时候甚至要杀了她，一边还肆无忌惮地利用她；艾达却无怨无悔，忠心耿耿地做她的奴仆。凯瑟琳这个人极端自我中心，时不时暴跳如雷，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难以取悦，严厉苛刻，自私自利，骄傲自负还专横跋扈。这样的个性无法让人愉悦，可是她这个人却极具魅力。克莱夫·贝尔认识凯瑟琳，说她魅力无穷。她擅长讽刺挖苦，只要她愿意，能将这种智慧发挥得非常风趣。穆里因为工作关系得留在伦敦，间或去国外与她碰面。这一段，他们写了大量书信，凯瑟琳死后，穆里将她写给他的信整理出版，但却没有把自己写的信公开。我想，他这么做肯定是不想让读者知道两人当时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罢了。凯瑟琳的书信大部分都深情款款，可是一旦穆里的信把她惹恼了，语气就变得恶毒起来。凯瑟琳的父亲给女儿的家用钱逐年递增，那时已经涨到了一年两百五十镑，可是她还是常常缺钱，有一次她写了一封极其愤怒信给穆里说她前面写信告诉他，她有一笔意外支出，可是他没有立即寄钱过来，伤害了她的自尊，非要让她低三下四地求他给钱。穆里已经为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弄得债台高筑。她却问他，“你说手头紧，怎么还给自己买了面镜子？”可是这可怜的丈夫得刮胡子啊。穆里就任《雅典娜神庙》编辑后，年薪涨到八百镑，凯瑟琳便专横地要求他每月给她十镑。如果穆里主动提出这么做，那么证明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他真的是个守财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凯瑟琳每次寄给他小说手稿需要打印出来，都会明说费用由她自己付，这明显是故意惹他恼怒。

其实，他们俩从一开始就不适合。穆里虽然比凯瑟琳更能体谅对方，但两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似乎毫无幽默感，虽然人很和善、安静，能够包容也相当耐心。众所周知，两个人之间如果爱情不再，那么就会开始嫉妒对方，互相折磨。虽然穆里已不再爱凯瑟琳，但是她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对他而言仍然是种耻辱；当然她对弗朗西斯·卡可失望之至后，他仍然接纳了她，这样的大度之举称得上是宽宏大量。没看出来凯瑟琳因此而对他深怀感激，她认为他为她做任何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穆里这人（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相当“多愁善感”，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人。他是个出色的评论家，他对凯瑟琳的小说的评论对她来说相当宝贵。他晚年还写了一本斯威夫特的传记，公认为是这位阴险邪恶但文风完美的作家传记中的最佳作品。

那位英国医生的诊断预言很准确，他说凯瑟琳顶多能撑四年。她先是在意大利里维埃拉住了段时间，然后去了法国，再去了瑞士，最后住进了枫丹白露的古德杰夫疗养院，想要搏最后一把。1923年她便死在那里，年仅三十四岁。

都说契诃夫的作品对凯瑟琳影响极大，米德尔顿·穆里却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就算她从未读过契诃夫，仍然会写出一模一样的作品。我不赞同他这种说法。当然了，不读契诃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肯定也会写小说，写作是她的宿命；不过我认为要是没有读契诃夫，她的小说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她的小说就是一位孤独、敏感、神经质又病态的女子的内心倾泻；她一辈子身在欧洲，却从未找到精神家园。这是她小说的内容，而小说的形式结构则完全来自契诃夫。过去短篇小说的结构形式非常简单，只要有1，场景2，人物个性3，人物的行为以及遭遇4，结果，就可以了。这样讲故事很是优哉游哉，作者想让故事多长就可以多长；可是等到小说开始登载在报纸上，其长度就有了严格限制。要满足这一要求，作家们就得想出合适的技巧来应对；他必须将绝非必要的东西全部舍弃。第一要素“场景”的作用是调动读者的情绪，更加投入故事之中，或者让故事更为逼真。其实“场景”这部分可以很轻易地略去，如今的小说大多如此。把第四要素“结果”也省略，留给读者去想象，可能有点冒险，因为读者正兴味盎然呢，一旦发现没有结尾，会感觉上当受骗。不过，如果结局很明显的话，略去不讲反而能更增添韵味，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契诃夫的《带狗的妇人》便是绝佳的例子。第二和第三要素不可或缺，否则就不成其为一个故事。很明显，一个故事如果能够马上让读者沉浸于其中不能自拔，这种极富戏剧性的张力必然能够紧紧吸引住读者。契诃夫写了几百篇小说，都是这么写的，等他声名鹊起，他便开始给杂志撰写篇幅较长的小说，不过还是经常使用他早已熟悉的结构形式。

这种结构形式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性情和才能极为贴合。她小有才气，但细腻之余却失之大气。她的狂热崇拜者对她的作品赞誉过度，反而损害了她的名声。其实，她缺乏创作天赋。创作天赋非常奇妙，只为年轻人所专有，随着年纪增长而消退，这很自然，因为它源于经历，而随着年纪渐长，生命中所经历的事件便不再新鲜，不再激动人心，不再刺激惊险，如同青年时代的经历那样会激发作家的创作欲望。凯瑟琳并没有什么非凡的生活经历，她知道她需要新鲜刺激。她丈夫穆里多少带点鄙夷地说“她就想要钱，过奢华的生活，去冒险，热爱大都市”；她当然喜欢这些，因为只有体验了这些她才能为小说找到素材。小说家要表现他所见到的真实世界就必须亲身参与到日常生活的喧嚣之中。如果字典里的解释正确的话，那么“小说”便是叙述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件，必须得承认，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讲故事方面并不具备过人的天赋。她的天赋在别的地方；她能够将某种境遇拿来施以重压，直榨出它所固有的种种反讽、苦涩、感伤与不幸。她的那篇名为《心理》的小说便是最佳例证。她也写过几篇较为客观的小说，如《已故上校的女儿们》和《照片》；这些小说写得不错，可是任何一位过得去的作家都能写得出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最有个性的小说如今通称为“氛围小说”。我曾经问过多名文友，这“氛围”二字该当何解，可是没有一个能够或者愿意给出让我满意的答案。《牛津英语字典》也解答不了，下完定义之后给出的是这样的解释，“比喻意义，指周围的心理或者道德状况，环境。”在小说里，“氛围”似乎是指作者用来装点小说的手段方法实在少得可怜，除去它们，这小说也立不住脚了。可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这方面却技巧娴熟，让人读之难忘。她特别善于细致观察，这方面的天赋超乎寻常，而且还能将大自然给人的种种感受，乡村特有的气息，清风和雨点，碧海和蓝天，树木、水果和鲜花描绘得格外细腻精致。此外，她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事，即使是最最普通的场景，比如说喝茶聊天，她也能挖出背后的深意，让人读之悲恸心碎；天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的文字风格让读者感觉像是婉婉对谈，如沐春风，即使是最不重要的作品，读者也会感觉十分愉悦。举个例子，她的故事不会像莫泊桑的《羊脂球》以及契诃夫的《10号病房》那样让人难以忘怀，可是，那也许是因为记住某个事实永远比记住某种感觉要容易得多。跌下楼梯扭伤脚踝你肯定记得，可是坠入爱河的感觉就未必了。但是，话说回来，一个故事读完后能让人记住，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我就不冒昧提出自己的观点了。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住在新西兰的时候觉得这地方万般无聊，可是后来，英国也给不了她想要的，再加上健康状况恶化，她便开始回忆早年在新西兰的时光。有时候她会后悔，要是一直在新西兰终老该多好，那段日子在现在看来，似乎既充实快乐，又多姿多彩。她抑制不住要把它写下来，她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叫《前奏》。当时她和穆里正在法国里维埃拉的班朵小住三个月，两个人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此后也没有。她本来想给小说起名为《芦荟》，穆里建议说还是《前奏》好，我想他肯定是觉得这小说其实不太像一个故事，更像是故事的前奏。她于是就动笔了，想写篇小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故事结构非常松散。后来她陆续以同样的背景写了很多，包括《旅程》、《人在海湾》、《花园聚会》。《旅程》写的是一个小女孩，在奶奶的照顾下，在新西兰的港口间乘船旅行的故事。没有哪篇小说比它更温柔、更让人着迷。其他那些小说都是关于她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以及表亲和邻居的，都很清新生动，自然朴实。虽然她的确花了很多心思来构思写作，但这批小说中总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迷人气息，不像她的许多其他作品那么辛酸，那么幻灭，那么痛苦。以故土为背景的这些小说在我看来是她最好的作品。

有人告诉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如今的评价没有二十年代那么高了。如果她就此被人遗忘，那无疑是悲剧一桩。我觉得不会，毕竟，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使其别具一格。不论是像亨利·詹姆斯那样略带荒谬，还是像莫泊桑那样有点低俗，抑或是像吉卜林那样俗丽唐突——只要作家能够将独一无二的个性特征给展现出来，他的作品便有了生命力。在这一点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无疑是成功的。

三位日记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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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词典》为“journalist”一词给出了两个定义。第一个意思如今用得更为频繁，指“为公开出版的期刊杂志编辑或撰写文章谋生的人。”第二个意思是“写日记或保持写日记习惯的人”。这里我采用的是后者。接下来我想介绍三位日记体作家： 龚古尔兄弟（这两位始终要求被视为一体）、儒勒·勒纳尔以及保罗·莱奥托。

日记体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受作家青睐，也许是因为英国人比起多佛海峡对岸的邻居法国人更加沉默寡言吧。《牛津英语词典》将“日志”解释为个人对事件或自己兴趣爱好的记录，留作自用。和日记以及回忆录一样，日志也基本上是自传性的，不过在主题和手法上与前两者有所不同。还是那部字典，对“回忆录”的解释是： 个人对自己或者对熟人的人生中的相关事件及交往过程的记录。圣西蒙的《回忆录》就很符合这个定义，里面全是极为私人的事件，可是它最大的优点便是记录了一些国家大事，如皇太子之死以及路易十四的私生子曼纳公爵的衰落。格雷维尔的回忆录也值得一读，前提是如果你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感兴趣的话，不过他太“绅士”（我用这个词并非取现在的贬义，而是十九世纪的本义）远离闲言碎语和桃色绯闻，因此他的回忆录缺少点“料”。当今的权威告诉我们，日记就是记录每天对作家产生了影响或者作家观察到的事件，记录的是事实而不是（法国日记体作家也是如此）反思和情绪感觉。我想，大家都公认有史以来最棒的日记作品非佩皮斯的莫属。它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也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作者本人，其坦率直白、亲切熟悉的文风比任何一部英国的日记作品（如约翰·伊夫林日记）都更加接近法国日记体作品的风格。

龚古尔兄弟的第一批日记首次出版时曾引起轰动，其他作家似乎觉得也应该开始写日记了。前面提到的儒勒·勒纳尔和保罗·莱奥托就是从那时开始写日记的，安德烈·纪德也动手了，夏尔·杜博也开始了。莫里斯·巴雷斯也写了他的《备忘录》。近来据说保罗·瓦莱里的笔记即将出版，洋洋三十二卷。我敢说，肯定还有些作家也开始记日记，只不过我不知道罢了。这些日记作品都随处可得，读过之后，你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全都极为自我。当然了，作家全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很自然，我们这些作家把所有问题都看作与自身相关。可是生活中如果这样便会困难重重，因为我们的自我会和他人的自我碰撞到一起。我们得和谐共存，虽不必太压抑自我，不过稍加控制，也许会觉得还是值得的。很久以前，克鲁泡特金公爵写了本书举例证明许多动物都富有同情心，那么人类似乎也应该有。“同情心”和最为重要的“爱心”都会让人觉得就算为他人牺牲奉献也心满意足。利他主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我“土壤”里所结的最为奇怪的“果”。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生来就那么快乐，这些日记体作家就不是。儒勒·勒纳尔有一次跟他太太说，“你说我太自我中心，可是如果我不自我的话，那就不是我了。”保罗·莱奥托也说过，“我对别人没兴趣，我只对自己感兴趣。”他道出了每个人只有在绝对坦率时才会吐露的心声。他还补充说，“我如果不是在想自己的话，那就是什么都没想。”

我这里讲到的几位日记体作家都写过小说，可是他们仍应被称为文人，而非小说家。我不是说小说家就不能同时是文人，可是，是不是文人对小说家而言并不重要，他可能文笔不佳，也可能并不算聪明过人，还可能没什么文化修养；可是只要他有写小说的天赋，就能写出相当出色的小说。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其实就是在复述他们煞费苦心搜集来的事实，而儒勒·勒纳尔和保罗·莱奥托写的小说根本就是自传。你要是把他们写的小说和日记对照着读，比方说勒纳尔的书信，就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发挥创作能力。纪德写小说写得更细腻，可是仍然是在叙述个人经历。有一天，罗杰·马丁·杜·加尔来和我共进午餐。我知道他是纪德的密友，便让他谈谈纪德。无意中我说到纪德其实没写过别人，全是在写他自己。马丁·杜·加尔点点头，告诉我他有一次还为此批评过纪德，可是纪德却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会使尽浑身解数将自我排除在外，书名初定为《伪币制造者》。他邀请马丁·杜·加尔一同去乡间小住，这样小说一写完，他就能念给他听。马丁接受了邀请，纪德也给他念了开头八十页，可是,突然间，他发现马丁听着听着便边笑边摇头。惶恐之下，纪德问他笑什么。他回答，“你跟我说你要把自己隔绝于小说之外。可是你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比以前的作品里还要突出得多。”的确如此，《伪币制造者》不算是上乘佳作，可是却比很多佳作要有趣得多，因为纪德这个人聪明过人，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部小说中他对自我的刻画格外生动，也是最为成功的。

纪德的日记始终能让人觉得生动有趣，比我这里想要探讨的几位日记体作家的作品要好。他本人相对他们也更加才华横溢，知识面更广。在法国人中，他算是游历广泛，涉猎广博，特别是对外国文学作品。他还热爱音乐，钢琴弹得很棒。

本书前面的某篇文章里，我冒昧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不加节制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于小说家来说是有害的。接下来我又说： 长远来看，作家所能呈现给读者的，除了自我，别无其他。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自相矛盾： 如果小说家自我中心得如此极致，那么他对于别人的唯一兴趣就是自己对他们产生的影响，那么他永远也无法深入了解别人，从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可是，反过来讲，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说家也会因为别人的自我而对此人产生强烈兴趣，于是，他在创作本能的驱使之下，觉得自己可以将别人写入小说，这时候小说家可能会非常幸运，能创造出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还要真实的人物形象，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米考伯先生了。作家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效果比想象的要好。

站在作家的角度来看，自我中心主义的坏处就是会导致眼光狭窄。儒勒·勒纳尔和保罗·莱奥托对艺术漠不关心，只关注文学。莱奥托尽管一辈子住在巴黎，却从未挪动金身去卢浮宫参观参观（每次提到这个，他总是急忙解释他去过卢浮宫的商店，就是没去里面的画廊），还有一次他到卢森堡去，那时正好早期印象派画作正在展出，他去看了说没啥东西，全都难看得吓死人。我想不起来儒勒·勒纳尔在日记里什么时候提到过绘画作品。龚古尔兄弟更是毫不掩饰地声称音乐不光让他们昏昏欲睡，还惹他们发怒，他们唯一能忍受的音乐就是军乐。可是，他们至少还欣赏绘画作品。安德烈·比利曾为龚古尔兄弟写过一本出色的传记，他认为兄弟俩对绘画的品味无可挑剔，但很特立独行。比如说他们认为佩鲁吉诺比拉斐尔伟大，对米开朗琪罗的评价是“是雕塑家但不是画家”，这让人不禁纳闷这兄弟俩有没有抬头看过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壁画。不过，他们的品味也有正常的时候，比如痴迷于透纳，对康斯坦布尔顶礼膜拜。可是对于德拉克洛瓦和安格尔，他们却斥责这两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画画。他们也无法忍受库尔贝，称他画作“难看，难看死了，难看得毫无个性，堪称极品。”他们对蒂奥多·卢梭也很赞赏，可是每次提到马奈、德加和莫奈总是颇为不屑。

龚古尔兄弟自1851年开始记日记，莱奥托是1893年开始，他出版的第四卷日记到1924年终止；其实多年以后他才过世，因为他一直在写日记，大概不时会有新的日记整理出版吧。儒勒·勒纳尔死于1910年，而纪德写日记一直写到1949年。这四位作家的日记展现了近一百年中文学生活的一幅生动长卷。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文人辈出，其繁荣之势无人可比。龚古尔兄弟就熟识圣-伯夫、丹纳、勒南、米什莱、福楼拜、阿拉托尔·法朗士以及莫泊桑。与他们同时代的还有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全都是大名鼎鼎的显赫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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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德·龚古尔出生于1822年，他弟弟儒勒生于1830年。他们两兄弟的手足亲情之浓烈，世上罕见。他们能分享彼此的思想、抱负、欢乐与忧伤。他们的曾祖父安托万·于欧，看名字就知道是平民出身，是位律师。十八世纪的律师可不是什么社会地位显赫的职业。1789年大革命前三年，他也不知道从哪里赚来那么多钱，在龚古尔地区置下产业，由路易十六封为贵族，从此更名为于欧·德·龚古尔，这样的贵族在英国被称为“领主”。一当上贵族，他就给自己弄了个盾形纹章。他的孙子，也就是龚古尔兄弟的父亲，在拿破仑军队里功勋卓著，在对俄战争中受过重伤。

埃德蒙和儒勒·龚古尔特别看重自己的贵族出身。他们成名之后有篇文章提到这二位，称之为“埃德蒙及儒勒·于欧，即德·龚古尔”表明这只是文人笔名，后来登载在四家大报上，兄弟俩极其愤怒，坚持要报社修改过来。1860年，有个叫安布罗瓦·雅可贝的人被王室封为贵族，头衔是安布罗瓦·德·龚古尔，这两兄弟居然起诉此人。法学权威指出，这位雅可贝先生的祖上曾经购买过龚古尔领主采邑的一块，而两兄弟的祖上购买的是另一块。兄弟俩这才被迫撤诉。

他们的父亲很早过世，留下妻儿相依为命，经济上并不宽松。他们住在巴黎，弟弟儒勒在学校上学，与同学相处得不好，据儒勒说，那是因为那些低俗平民痛恨贵族子弟。其实龚古尔兄弟完全没什么贵族气质。埃德蒙十九岁便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谋得一份文员的差事，几年后进了财政部，年薪一千两百法郎。他们的母亲死于1848年，给两个儿子留下近四千法郎现金还有从家族农场获得的固定收入，数额不详。那年埃德蒙二十六岁，儒勒十八岁。埃德蒙工作之余还去上艺术学校，弟弟儒勒也表现出了油画天赋，于是兄弟俩决定做艺术家。他们购置了必需的设备，然后徒步向法国南部出发，从一个地方晃到另一个地方，沿途画点素描，涂点水彩，最后竟然游荡到了阿尔及利亚。他们一路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内容越来越丰富，后来埃德蒙说他们立志写作就是因为这个。回到巴黎之后，兄弟俩便在圣乔治街的一套公寓里定居下来，这座寓所的租客大都是放荡轻浮的女子，所以租金很便宜。

没人知道这兄弟俩是如何抛弃绘画转向写作的。他们写了三四部戏剧，可是找不到经理人来搬上舞台。1851年，他们写成了第一部小说，名为《在18…》，自费出版，印了一千本，卖出去六十本。安德烈·比利称这部小说矫揉造作、晦涩难懂、虚情假意且毫不连贯。后来，兄弟俩想写一本有关十八世纪的历史书，正史野史混杂在一起。他们俩勤奋写作，到1854年终于完成了这本近五百页的鸿篇巨制，名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仍然是自费出版。那个年代的作家都会自掏腰包出版作品，来一步步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兄弟俩也上门拜访评论家，留下自己的名片，然后将这本书送达他们府上，其结果也算满意。接着他们马上动手写下一部，又是长达四百五十页，名为《五人执政团时期的法国社会》，可是，评论界对此书完全无视。兄弟俩没有气馁，1856年又完成了一部两卷本的《十八世纪私秘史》，以三百法郎卖给了出版商。显而易见，他们是第一个写这种野史的人，这些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如今仍然深受大众喜爱。我不想谎称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上述几种著作，我只读过一点，真的很枯燥沉闷。龚古尔兄弟似乎没有想过要对素材加以选择，同样的事实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出现，太拘泥于细节。如果篇幅砍掉一半，这几本书的水准肯定会比现在好两倍。1858年他们又写了本玛丽·安托瓦奈特的传记，终于一炮而红。

兄弟俩的这些著作其实没赚到什么钱；不过他们毫不介意，他们并非唯利是图，因为家族农场已经足够养活这两位；他们真正介意的是这些书没有获得公众的认同，他们自认为受之无愧。为了报复评论家对他们如此无礼，兄弟俩写了本小说《夏尔·德马伊》，猛烈抨击了文坛，对当时的很多记者及文人进行了恶毒的刻画，自然遭到这些人的指责。后面几年他们又写了三部小说，其中有一部叫《热米妮·拉赛特》，其原型是兄弟俩家里的女仆萝丝。她兢兢业业干了二十五年，拉扯他们长大，照料他们的母亲直至过世。兄弟俩对她无比热爱无比信任，可是她后来病重死了。随后他们才发现萝丝一直过着双重生活，她是个花痴，为了得到男人，她出钱供他们开销，还从主人家拿来美酒佳肴给他们吃。她有个情人，是名年轻的拳击手，某天晚上，她就是为了监视她的情人，看他跟哪个女人在一起，淋雨着凉，不幸患上了胸膜炎而死的。

兄弟俩以这件悲惨的真人真事为素材写了这本小说，震惊了公众和评论界。龚古尔兄弟声称，这部小说标志着他们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先河。而且还很奇怪地声称，只有贵族才能写出这样的书。后来，埃德蒙还说，他之所以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就是因为“我是出身高贵的文人，普罗大众或者说老百姓（如果你喜欢这个词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完全未知的群体，有点像旅行者到遥远异乡吃苦受累所欣赏到的奇风异俗”。这兄弟俩非常勤奋，可是却毫无想象力，也没有结构形式感。他们的理念就是： 事物同人物一样重要，于是便婆婆妈妈地描述各式各样的地点、房子、家具、艺术品。他们的小说中可读性最强的应该是《玛奈特·萨洛蒙》，可是小说主人公画家克里奥利斯的形象刻画得一般，远不如他的画室描绘得那么生动细致。《玛奈特·萨洛蒙》描绘的就是那个年代画家们的生活画卷，而且非常忠于现实，因为作者两兄弟始终在细致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小说讲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娶了他的犹太模特情人，最终天分尽毁的故事。可是在你抓住小说主线之前，你得先耐着性子读完洋洋一百五十页描述那时艺术院校的学生如何狂欢作乐，郊外远足还有恶作剧整人的场景。窃以为龚古尔兄弟写小说的问题在于太过功利： 他们着手写一部小说不是因为某个主题或者某几个人物吸引了他们，觉得要深度挖掘，详加描绘；而是因为一旦小说成功，就能让他们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深信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创造力，理应占有这样的地位。话说回来，他们的小说虽然不怎么样，可是这两兄弟倒是天资聪颖，观察力敏锐，他们作品里有些片段如果放在短篇小说或者短文集子里，效果会好得多。之所以说那些小说很枯燥，就是因为作家强行打断了流畅的叙事。帕尔默斯顿最为出名的话就是： 灰尘只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东西而已。作家应该时时将此话牢记在心。

可是龚古尔兄弟最为看重的还是他们的文风中的美与新，他们自创出“艺术笔法”。阿尔贝·蒂保德在自己那本讲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的著作中称之为“晦涩、复杂而做作”，他认为那种风格是作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语言世界之中的结果，读者得细细学习揣摩才行——只可惜人生苦短，谁也浪费不起时间。哥哥埃德蒙在生命中最后几年惶恐地感觉到，自己和弟弟辛苦自创的文风的确有问题，他最终总结出，最好的文风便是不着痕迹——又能让人意会。可是，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缺陷便是从来就没有将细节提过之后就完全放下，而是不厌其烦地换别的说法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辛苦写作一天之后，龚古尔兄弟很自然的要出门找点乐子。尽管俩人出身高贵，可是他们身边的人和高贵丝毫沾不上边，大多是记者、演员、流行戏剧作家还有那些拍马溜须的食客——全都带着女人。这些女人似乎都不是“上流社会名媛”。哥哥埃德蒙长相英俊，可是却拘谨内敛，有点不善言辞；弟弟儒勒个子矮点，一头卷卷的金发，有着秀气的双眼和性感的嘴唇，个性欢快，魅力无穷又风趣诙谐，比哥哥更加有天分。他有多段风流韵事，却毫无结果；埃德蒙似乎对这种事毫无兴趣，这兄弟俩从来没有恋爱过。其实，是他们不允许自己坠入爱河，因为他们深信任何持久的激情只会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别无其他后果。他们就是要成为知名作家，为了这个理想不惜牺牲一切。这样一来，他们的人生便缺少了一种有趣的体验。不过，他们的性生活是有着落的，两兄弟与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年轻女子达成了协议。她十三岁遭人诱奸，便放荡堕落，后来成了助产士。他们喜欢她就是因为她天性快乐，喜欢开怀大笑。她的一头秀发，严实的衣服掩盖不住的窈窕身段还有蓝蓝的眼睛，让兄弟俩想到鲁本斯画里的女子。她同意给他们俩做情人，如果“情人”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关系的话；这样的安排真的很“合理”（能省下车费），我想如果我觉得很恶心的话，那只能说明我太古板。她说起做助产士的见闻，兄弟俩就着迷不已，还做了大量笔记。在日记里，他们是这样写的：“像我们这样的男人需要一个没什么文化，没受过教育的女人，一个一无所知，只知道开心，生来就活泼欢快的女人，只有这样她才能像温顺的小动物一样取悦我们，迷惑我们，我们才能够依恋她。但是，如果我们的情人有点教养，懂点文学艺术，想和我们平起平坐，探讨思想和美感，还妄想干涉我们的写作，影响我们的品位，那么她就会像一架破败的钢琴，立即失去吸引力，很快便会招致我们的反感。”

1862年，拿破仑的侄女玛蒂尔德公主托朋友邀请龚古尔兄弟和她共进晚餐，这位公主就喜欢和文人雅士打交道。她读过两兄弟写玛丽·安托瓦奈特的书，十分喜欢。她平时和情人以及一位侍女住在巴黎，有时候也去圣·格拉蒂恩的“家里”小住，离巴黎不远。公主那时候已经四十二岁了，个子娇小，容貌秀丽。第一次见面龚古尔兄弟对她的印象并不好，第二次吃饭后印象有所改善，他们觉得她和蔼迷人，快人快语，还比较诙谐幽默。可是这兄弟俩一向喜欢有所保留，他们在日记里写的却是，“这位公主一点都不细腻，不精致，不温柔；她强大、聪明、健谈，这些能吸引大众可是无法吸引个人……你要是对她只是彬彬有礼、专注留心、亲切友善的话，她是不会感谢你的，她想要的是你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对她产生欲望。”

从那时起，龚古尔兄弟开始频繁与公主共进晚餐，还时常应邀和她一起在圣·格拉蒂恩小住。渐渐的，两兄弟疏远了从前时常一起鬼混的狐朋狗友。

他们与公主结识的第一年，便创立了著名的“马尼餐馆聚会”，这个点子是他们喜爱并仰慕的加瓦尼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圣-伯夫的赞同。有几位作家答应每个月共进两次晚餐，早期的成员包括： 丹纳、勒南、屠格涅夫、福楼拜以及泰奥菲尔·戈蒂耶。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作家被推举进来。饭桌上的话题主要还是艺术和文学，尽管也涉及宗教和赤裸裸的爱欲，大家观点各不相同，一时间争执得不可开交，饭桌上吵架是常有的事，可是下了饭桌大家还是好朋友。不过，参加聚会的人并不知道龚古尔兄弟一回到家，弟弟便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刚才饭桌上对话的内容，有时候是哥哥口述，他笔录。兄弟俩一向仔细谨慎，也许我们相信日记里记录的这些学识渊博、聪明绝顶的文人们的对话必然真实可信。可是，真实归真实，却相当令人失望。你在享用大餐时，两三杯红酒灌下肚皮之后，借着酒劲，就算是一句普通平凡的话，说出来也会像是格言警句。可是等你看到这句话印刷出来，很不幸，它便黯然失色了；其实，如果你想在这些饭桌对谈之中找到妙语连珠或者思想的火花，那么你注定徒劳无功。

一开始的聚餐，龚古尔兄弟觉得气氛很欢快，很有趣，可是两三年不到，他们便厌倦了。在日记里他们是这么写的，“马尼餐厅的聚餐让我们打心底里鄙视和恶心！能想象得出吗？这居然是法国最上流精英的聚餐！当然了，大部分人，从戈蒂耶到圣-伯夫，都是有才华的人，可是他们却没什么想法，那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可谓缺乏个性气质！”

圣-伯夫是众人里年纪最长的一个，声望最为卓著，影响力也最大。他喜欢龚古尔兄弟，评论他们的文章也是满怀同情，甚至声称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两兄弟提出退出马尼聚餐的时候，他说如果他们不来，他也不来了。可是兄弟俩对他却颇为厌恶，抨击他的呆板文风，说他个性暧昧虚伪，胆小怯懦，头脑狭隘，对陈词滥调特别偏好。有一次，兄弟俩去拜访他，见圣-伯夫穿得像码头工人，住的地方像乡村医生的宅子，便反问自己，像他们这样的贵族艺术家怎么能和这样一个人过从甚密？不过他们还是邀请圣-伯夫共赴晚餐会，言辞中极尽奉承仰慕之能事。戈蒂耶和福楼拜也是聚餐小组成员，他们喜欢谈论女同性恋关系和“超验同性恋”——天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龚古尔兄弟应该是1857年就认识了福楼拜，可是多年以后才算真正熟识。奇怪的是，像福楼拜这样坦荡、直率而又温和友爱的人居然没能俘获龚古尔兄弟。尽管兄弟俩给他写过信，表达了仰慕之情，可是他们的态度仍然有点敌意。聚会的时候，兄弟俩总是极为挑剔地盯着他，而福楼拜却浑然不觉，仍是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兄弟俩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我们发现福楼拜缺乏什么了，我们一直在找他的缺点，他（包法利夫人）缺的是心灵，就像他的文字缺乏灵魂一样。”他们觉得福楼拜品味低俗，完全没有艺术感，最终的结论就是他是一个极具乡土气息的天才，他本人比他的小说还要糟糕。（以上仿宋部分是我标示的。）

《玛奈特·萨洛蒙》出版以后，兄弟俩送了一本给丹纳。丹纳回信表示感谢，对书中他欣赏的段落给予了热情的赞誉，可是对他们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他说他们不是写给读者看的，而是写给他们自己那样的文人看的，然后信的结尾处指出了几处错误。兄弟俩本来就不喜欢丹纳，这下子讨厌就变成了鄙视。对于勒南也是，一开始他们不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难看；他们指责他品味低劣，缺乏诚意，可是等他们对他了解更为深入之后，还是承认尽管此人相貌奇丑，为人还是平易亲切，令人愉悦。可是后来兄弟俩还是和他吵翻了。

1868年，弟弟儒勒病倒了，完全没有胃口，无法入睡，对噪声极其敏感，他们还是住在一开始在巴黎定居的房子里。为了养病，他们决定卖掉一部分家族农场，买一个幽静一点的房子。他们在奥图尔找到了一处，离巴黎市中心二十分钟路程。等搬进去以后才发现这里的噪声同样无法忍受。儒勒的病情加重，心智也开始衰退，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在树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帽子遮着脸，跌入抑郁的深渊。他对一直深爱的哥哥也不再关爱，甚至连他们一起合著的小说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有些字母他都念不出了，就算念出来也像是小孩一样吐字不清。哥哥埃德蒙一度意乱情迷，想把弟弟一枪打死然后再自杀。他害怕自己死在弟弟前面，弟弟无人照顾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这种恐惧在他心头一直挥之不去。埃德蒙在日记里记载儒勒的健康状况逐渐崩溃，那种痛苦弥漫在字里行间，令人不禁感叹他是如何坐得下来将这惨烈的心痛付诸文字。儒勒的病经医生诊断为“幼稚症”。有一次在餐馆里，儒勒打翻了洗手碗，埃德蒙说，“小心点，要不然我们以后哪儿也不能去了。”儒勒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抽泣着说，“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他不停抖动的手抓住了埃德蒙的手，两人抱头痛哭。最终的解脱后来终于来临，埃德蒙在日记里写道，“他奄奄一息，他终于去了。赞美上帝吧！他就轻叹了两三下，像小孩子睡觉前的呼吸一样，然后就去了。”

埃德蒙说服自己相信儒勒的死因主要是他对文学的激情，还因为他孜孜不倦，竭力从法语中挖掘出内在的完美。实际上，儒勒的死因在我学医的时候称为G.P.I.，即麻痹性痴呆，这种恐怖的疾病是梅毒造成的后果。儒勒是二十年前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一次远足中感染梅毒的。在儒勒的葬礼上，埃德蒙哭得像泪人，路也走不稳，得让人搀扶着，完全被悲痛吞噬。幸运的是，时间总能抚平最为深重的痛苦与哀愁，人生在世就是如此。后来普法战争爆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告终，一切又恢复如常。玛蒂尔德公主结束了在布鲁塞尔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同时，埃德蒙也开始接着写他的日记。他非常孤独，已经五十出头，朋友们都认为他应该结婚，似乎有两位年轻女士也愿意嫁给他。一个是玛蒂尔德公主的侍女，已经向他求婚。尽管这位女士容貌出众，他也喜欢她，不过他还是拒绝了她的好意，个中原因且容我慢慢道来。

自少年时代起，埃德蒙就一直热衷于收藏，他一有空便在旧货店里转来转去，还参与旧货买卖。那个年代有可能几个零钱就能买到一份旧诗稿，古代大师的素描作品也是售价低廉，让现在的人不禁口水直流。运气好的话，几幅拉图尔的蜡笔画只卖五法郎一张。当时，日本艺术传到巴黎让埃德蒙为之着迷，他认为日本艺术之价值可以与古希腊相媲美。他当时就买了喜多川歌麿的作品，挂壁字画还有漆器、铠甲、和服等。渐渐的，收藏品越来越多，他又买了带镶嵌装饰的壁龛，储物柜，桌子，镜子，挂毯，地毯等等。埃德蒙后来说多年以来，他每年花在收藏上的钱达八万法郎之巨。可是龚古尔兄弟每年从农场获得的收益不过一万两千法郎，写书基本上没赚到什么钱，大家自然会问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应该兼职赚了些外快。不过，不论他的钱来自何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他所有的收藏全都身价倍涨，他已经相当富有了。这两兄弟一直想创建一个学院——就是后来的“龚古尔学院”——这么做并非要和“法兰西学院”唱对台戏，尽管他们不喜欢也鄙视法兰西学院，他们只是想要反抗这所学院骨子里的偏执狭隘，对新兴才能的无视以及对创新的痛恨。他们计划选出十名才华横溢的作家，其作品未曾广为流传，曲意逢迎大众，龚古尔学院提供给每人每年六千法郎，让他们专事文学创作，不为谋生所困。这些获奖者每月相聚一次共进晚餐，每年授予其中最为优秀的一位作家五千法郎的奖金。要想让这些想法变为现实，埃德蒙的所有财产都必须投入进来，所以他也断绝了婚姻的念头。

弟弟死后，哥哥埃德蒙又活了二十七年。我不想谈他这二十七年的文学创作，那些作品既没让他成名也没让他获利。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在写日记，有些部分让我感觉很惊讶，比如说1892年五月二十二号，他写的是，“在拉斐利餐厅和美男子普鲁斯特共进午餐。”他有所不知的是，后来这位年轻英俊的客人震惊了世界，写出了一本令人望而生畏但却非常有趣的作品，戏仿他的这部著名日记。在此期间，埃德蒙最亲密的朋友是阿尔封斯和朱莉娅·都德夫妇。他每周有两三天和他们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每年夏天和他们一起去乡间别墅香布罗塞避暑。我看如今都德的书读的人很少，其实他的书写得不错，文风活泼，自然清新。他最好的作品是《萨福》，其主题和《玛奈特·萨洛蒙》差不多，但比龚古尔兄弟写得好，也更为可信。阿尔封斯·都德的作品很受欢迎，收入颇丰。对于埃德蒙这样难以相处，吹毛求疵的人来说，都德肯定是魅力无穷，温柔甜美的可人儿，因此埃德蒙才能原谅他在文学上的成功。

1883年七月，都德夫妇和埃德蒙在奥图尔共进午餐，他念了几段自己的日记给他们听。夫妇俩听后很感兴趣，让他再念几段，后来每年夏天在香布罗塞避暑的时候他都会把日记念给他们听。也许就是在都德夫妇的鼓动下，埃德蒙才想起将日记分卷出版。他将原始手稿抄了两份，其中打算在他在世时出版的那份中，他删去了某些段落，怕会得罪别人；同时他嘱咐自己所有的日记要在他逝世二十年后再全文出版，因为他想那时他们兄弟俩肆意贬斥的人应该都过世了。可是，全本日记还是引起了几场官司，如今在摩洛哥出版，已经出了十九卷，出到1894年的日记，我听说还要接着出。

1887年，删节版日记第一卷出版，接下来几年又出了几卷，最后一卷于1896年面世，当即在巴黎文学界引起极大轰动。人们纷纷谴责龚古尔兄弟行为轻率，生活放荡，下流低劣，出言不逊。某评论家称第一卷日记乃自负与浅薄之杰作。丹纳也撰文抗议，“我请求在出第二卷的时候将与我相关的段落略去。我和你交谈的时候，或者当着你的面与人交谈，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私密的’，就像可怜的圣-伯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只为自己经过反省并考虑出版因素而写下的文字负责。”埃德蒙·龚古尔对此并不在意，他坚信后人能在他们的日记中发现关于这个时代的人和事最为真实又最为重要的记述。第二卷引起的评论稍好，可能是受了阿尔封斯·都德为《费加罗报》写的评论文章的影响，可是，仍然有很多人规劝他不要继续出版。玛蒂尔德公主来拜访埃德蒙，却丝毫没有提日记的事，尽管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她的。埃德蒙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没关系，公主，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有极其愚蠢的时候，要不是我们的日记，他们哪里能流芳百世呢，我们这样吃力不讨好，真是蠢到家了。”

在日记第四卷里，埃德蒙插入了每两个月在马尼餐厅聚餐时他和勒南的一段对话。勒南极为愤怒，他写了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指出，“龚古尔先生日记里的聚餐实录是完全真实的记录，只是他无权自命为历史学家，记录这一切。他并没有理解我们的交谈，也没有吐露他自己的想法，他根本就没有概念，还自认为自己理解了别人的话。我个人强烈反对这种恶劣的报道，我深信蠢人制造的垃圾毫无价值。”在一次采访中，勒南又说：“龚古尔先生既缺心眼又缺德。”埃德蒙则傲慢地回敬，“他看上去非常生气，像个被削去神职的牧师。”都德夫妇担心他的日记为他树敌太多，听他念到1877年的日记时，建议他不要出版。埃德蒙则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劝他乃是对他赞美阿尔封斯的太太，朱莉娅·都德的才华感觉不满，朱莉娅本身也是位作家。他在日记里写道，“真的，这位太太非常迷人，可是也非常苛刻。”第五卷日记出版后有评论家称，那个时代的精英，如戈蒂耶、圣-伯夫、勒南、丹纳、福楼拜还有龚古尔兄弟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读者们描绘了一幅幅奇异怪诞，通常令人作呕的画卷。的确如此，这并非对他们的称赞。埃德蒙笔下留情的唯一亲密友人恐怕就是都德夫妇了。有人会认为埃德蒙就算不喜欢不感激他们，也会出于谨慎，不会写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话。从发表在日报上的第七卷节录可以看出埃德蒙写过都德夫妇的母亲，让夫妇俩大为恼火。阿尔封斯的兄弟，恩斯特·都德给报纸写了封信表示愤怒的抗议，可是阿尔封斯劝他不要寄出去。他就转而写给埃德蒙，指出埃德蒙日记里写的没一句真话，并且乞求他正式出版时略去相关段落。这个请求埃德蒙还是照办了，我想他当时一定不耐烦地耸了耸肩吧。

阿尔封斯·都德患有脊髓痨，也是梅毒的可怕后遗症，时常会疼痛难忍。晚上得服用大剂量的氯醛麻醉剂才能入睡，最厉害的时候非得打五六针吗啡才行。后来都德夫人发现埃德蒙在日记里把这些隐秘的疮疤全给揭了下来，便苦苦哀求他看在他们家，看在她丈夫的名望的份上，不要提及这些隐私。埃德蒙断然拒绝，并告诉她，他的日记是纪念他们之间的文学友谊的丰碑。都德夫妇当然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自然，他们之间持续了二十五年的友谊便陷入僵局。都德夫妇再也没有邀请埃德蒙共进晚餐，埃德蒙上门拜访的时候他们总是找借口及早抽身。都德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受够了龚古尔。日记最后两卷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批判，埃德蒙收到了大量匿名侮辱信。他很郁闷但却高傲地蔑视这一切，认为评论界之所以这么恶毒完全是嫉妒他正直而无私的人生，他高贵的贵族出身以及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不用依靠文学创作来谋生。

1897年，埃德蒙·德·龚古尔已经七十五岁。报纸上有关他和都德夫妇形同陌路的闲言碎语也传得沸沸扬扬，阿尔封斯认为有必要公开声明这些谣言并非属实。多年来埃德蒙一直跟他们夫妇俩一起避暑，如果正好今年不去，那么他们的友谊走到尽头的传言便得到印证。于是都德夫妇仍然邀请埃德蒙前往，都德夫妇先离开巴黎去香布罗塞，7月11号埃德蒙直接去跟他们碰头。有一段，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很快就病倒，7月17号就离开了人世。

除了留下少数几份遗产，埃德蒙将其余所有全都拿出来创建龚古尔学院，以这种方式让他们俩兄弟的名字永远流传下去。

龚古尔兄弟认为他们凭借《热米妮·拉赛特》，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之先河，而且还深入探究了十八世纪的历史和日本艺术。弟弟儒勒曾经说过，“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大文艺事件，我们引领了这三大潮流，可怜我们仍然籍籍无名。不过，既然有了这样的成就，今后总会被人们承认。”尽管这话说得夸张了点，可还算有点道理。

兄弟俩从来不怀疑自己才华超群。其实他俩就是自鸣得意得近乎荒谬。埃德蒙曾写道，“当我诵读出《巴黎回声》上登载的我的第一篇日记，我立即就陶醉了”。这样的自满自傲几乎有点令人感动。像龚古尔兄弟俩这样自视甚高之人，自然瞧不上同辈文人。埃德蒙说过：“本世纪恐怕我是唯一一位勇于扯下‘伟人’（诸如勒南、圣-伯夫之流）的虚伪面具还原其真面目的人，我这么做纯粹出于对真理的热爱而非针对他们个人。”可以想见，这个“之流”还包括丹纳、米什莱和福楼拜。尽管龚古尔兄弟极端自负、爱慕虚荣又狂妄自大，可是公平起见，还是得承认他们对于艺术的激情仍是纯真无邪的，只是常常误入歧途罢了。在这个腐败猖獗的世界上他们仍然保持公正无私，诚实正直。（《辩论报》的重要评论家若南曾经从玛蒂尔德公主那里拿了六千法郎封口费，保证不写文章诋毁她的某位朋友。）他们的雄心壮志，其实一点也不低俗，就是要写出让他们流芳百世的作品。他们明白一本刚出版的书，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才会成为名著；他们也深信，尽管失败一个接一个，还是得咬牙承受，而且后人终将还他们以公道。

3

儒勒·勒纳尔于1887年开始写日记，只不过是流水账而已。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把自己写得真实得近乎残酷，常常让人读之不寒而栗。很难相信他居然想要将日记出版。在日记中他曾说过想让他儿子够格读的时候来读读父亲的日记。他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很难说，有人会想，他儿子如果真读了日记就会完全失去对父亲的敬爱之情。勒纳尔在日记中所记述的自己是这样的： 毫无道德，极度自私，举止粗俗，嫉妒心强，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他死于1910年，那时有几位他的熟人尚在人世。我所遇到过的两三位都认为此人虽聪明幽默，出类拔萃，却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伪装得比实际要好，这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

谈谈他的生平很容易，除了日记之外还有别的材料，他写过两部小说《胡萝卜须》和《食客》，三部短剧《分手的乐趣》、《家庭和睦》和《老顽固》，还有一部故事叫《情人》，所有这些作品全都是自传性质。儒勒·勒纳尔出身于法国中部的农人之家，祖上世居涅夫勒省。他父亲有兄弟姐妹六个，都出生于父母栖身的棚户之中。后来他不知怎么找机会上学接受了教育，做了公共事务部门的承包商。在维耶特小河上修了座桥之后，他便赚足了钱，在齐特里置了田宅，提前退休。他后来就在那里终老，每天钓鱼打猎，在自己的几亩地里劳作，一直到死，他骨子里始终是个农人。儒勒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母亲痛恨他，因为一开始就没想要这个孩子，怀上他纯属意外。他个子矮小，相貌丑陋，红头发，脏脏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操持家务干粗活，在小说《胡萝卜须》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比起他母亲毒打他更让人反感。那个年纪的小孩很多都会尿床，他如果尿床了，第二天早上便是一顿好打。有一次，亲戚来家里住一宿，他便和母亲睡一张床。虽然他尽力憋住不要尿床，结果还是没忍住。这一天他就受罚躺在尿湿的床上。晚上吃饭的时候，他母亲端来一碗“汤”，哥哥姐姐强忍住坏笑，一眼不眨地盯着他母亲用勺子将“汤”一勺勺灌进他嘴里。“汤”喝完了，他们便拍手大笑，“他喝下去了，他喝下去了。”他母亲告诉他这就是他晚上尿在床上的尿，他只是哼了一句，“我就知道是尿。”

勒纳尔的父亲在这部小说里叫勒皮克先生，对儿子也不算不好，可是也不干涉老婆管教孩子。他沉默寡言，以自我为中心，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和家人挤在一起，总是摆出独来独往的样子。有一次“胡萝卜须”想要争取让父亲站在自己这一边，却遭冷落，绝望之中道出了让读者伤心欲绝的心声，“愿天下的孩子都不要成为孤儿。”十岁的时候，儒勒被送去涅伏斯上寄宿学校。他父亲有时来看他，平时互相通信。有一次他父亲回信问为什么刚收到他写的信里，每一行首字母都大写。他回信说，“亲爱的老爸，你没注意到我是用诗体给你回信吗？”儒勒·勒纳尔外号叫“胡萝卜须”，主要是因为他的红头发，其实他并不是个好孩子，他一点也不像小勋爵弗契特勒里，甚至连大卫·科波菲尔也不像，他其实就是个令人害怕的小野兽。勒纳尔讲过他上学时候的一个故事，颇令人震惊。学校里有一名宿监，每天晚上男孩子们上床休息的时候他都要负责巡视一遍，他每次都要坐在某个孩子的床边，跟他说话，起身离开的时候会吻他一下道晚安。“胡萝卜须”对此极为嫉妒，找了个机会将这件无伤大雅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校长，于是宿监被开除。这个可怜人背负了极不光彩的骂名，临走的那天“胡萝卜须”还大声问他，“谁叫你不也亲吻我呢？”当然，这么说很卑鄙，不过也饱含了深深的痛苦悲伤！

儒勒的学习成绩不错，十七岁那年父亲送他去巴黎深造，每月给他一百五十法郎，那时候相当于六镑银币。他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栖身，于1883年拿到了中学毕业文凭，开始找工作，可是一开始找不到。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写作，还把稿子寄给一份地方小报《涅夫勒日报》；文章刊登出来了，却没有稿酬。不过此前他写的文章已经可以编成一本书，他也找到了出版商愿意出版，可谁知出版商后来却人间蒸发，他只好去服兵役，之后又回到巴黎，找工作谋生。最终他找到房地产代理的工作，月薪一百法郎。他似乎颇得公司老板里永先生及太太的垂青，不久老板就请他做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工资略加了一点，不过还是少得可怜。这些事情我都是从亨利·巴歇朗写的儒勒·勒纳尔早年生活的文章里读到的，这篇文章是勒纳尔死后出版的全集的序言。写到这里，巴歇朗先生很奇怪地开始语焉不详。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从小说《情妇》以及出版的儒勒父子书信集里找出序言作者认为不便提及的事实真相。

老板里永夫妇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勒纳尔也接触了一些他们的朋友，偶尔也应邀去参加聚会。那时候他很年轻，个子高高，一头漂亮的红发，长相也算过得去，身材不错，很阳刚的气质。某次聚会过后他送一位客人回家，她是位女演员，年龄比他大很多，不过魅力依旧，在路上他便向她求婚。女演员很惊讶，感觉太突然了，他俩这才第一次见面，可是他大胆奔放而又能说会道，倒也没有让她不悦。她告诉他自己被富人包养，生活舒适，不想甩掉这位金主；不过她同意到勒纳尔的旅馆房间里幽会，条件是他必须答应绝对不会到她的公寓来，想都不要想。于是这段恋情就开始了，双方都很享受，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的情人帮助他出版了诗集，他也去各种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他年纪轻轻，举止得体，还有他一辈子都没能改掉的外省口音，这一切都使他小有名气。只是他毕竟年少气盛，想到自己的女人得与别人分享他就坐立不安，有一次他得知竞争对手（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要去他情人家里，便潜伏在她寓所门口，发现进去的是一位身材敦实，上了年纪的商人。眼前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勒纳尔，他当下就决定斩断与这只“金丝雀”的情丝。他再也无法坦然接受她的恩惠和礼物，因为这一切实际上都是由另一位男人付账，他敏感的自尊心极为受伤，于是便写了封生动感人的长信给他的情人，逼她从两人中做出选择，因为他的自尊，他的尊荣不允许他继续沉沦在这可耻的关系之中。可是写信的当天下午他的情人就来到他的旅馆房间，两人和平时一样上床缠绵。最终他没有寄出这封信，这段恋爱也照常持续下去。

暑假来临，勒纳尔不用再给里永先生家的三个孩子教课，几个朋友邀请他去海边玩几周。亨利·巴歇朗没有告诉我们这几位朋友的姓名，也没说为什么他们会邀请勒纳尔同去。不过，勒纳尔在给父亲的书信里解释了原因。有一位十八世纪古典家具生产商莫努先生想要写本古典家具的书，他自己写不来，所以需要找个枪手代笔，署自己的名字出版。也许是在里永先生的推荐下，儒勒·勒纳尔获得了丰厚的酬劳，而且可以和莫努先生及太太还有女儿住在一起。这段经历为勒纳尔提供了写作素材，就有了这部《食客》。最近英国有一批作家将此部小说评为过去五十年内最好的法国小说，并译成英文，题为《寄生虫》。小说情节只用寥寥数行就能说清。主人公是位年轻而清贫的诗人，结识了一对商人夫妇，后来结下友谊，他们邀请他去海边度假，他们的侄女也应邀加入，她是孤儿，继承了笔财产。这年轻人本来一心想引诱女主人，虽然女主人对他也颇为心动，坠入了爱河，他仍然没能得手。接着他便开始教年轻女孩游泳，很快她便爱上了他。很自然，像他这样的人便乘机引诱她。接下来这畸形的恋情很难用文雅礼貌的英语来表达，我只能说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还不至于太过离谱。这一家婶婶和侄女都爱上了他，情况极为尴尬，他觉得谨慎为好还是先回到巴黎。他一走，故事便结束了。勒纳尔在日记中提到他的想象都是由记忆拼接而成的，而他又是个行事荒唐不羁的人，因此可以确认他这部小说和真实情况相去不远，小说家写小说都是如此。

度假结束回到巴黎，勒纳尔便着手写那本莫努先生交代的书，当时他手头极为拮据。1884年一月他写信给父亲，“过去的五天，我连买张邮票都要犹豫好久，我绝不是夸张，十二月尤为艰难。”他和莫努一家自回到巴黎后又开始热络起来，每天晚上都一同吃饭，他并没有浪费时间。二月十八号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上次我无意中提到我有可能会结婚，我已经向她求婚了。”不幸的是，他提到结婚的那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读者会大吃一惊。他经济状况如此窘迫怎么可能结婚？不过，他的求婚被接受了，他便写信给父亲，找他要七百五十法郎买订婚戒指。儒勒·勒纳尔和莫努夫妇的女儿玛丽奈特的婚礼于五月底举行，随后这对幸福的新人去巴弗洛度蜜月。有人会疑惑，为什么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肯将独生女儿许配给身无分文而又籍籍无名的作家。勒纳尔唯一的收入仍然是里永先生开出的微薄薪水。他也的确在为那些短命杂志写点文章，可是都没有稿酬。我们马上能想到的解释就是，他们是“奉子成婚”，可是这完全说不通，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结婚一年后才出生。那么只能说莫努夫妇同意这门婚事还是出于法国人的老观念： 女儿嫁给文人能给资产阶级家庭带来一定声誉。

可以想象在婚礼之前，儒勒·勒纳尔应该会去向他的情人道个永别，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尽情享受了鱼水之欢。九年之后，他写了一个独幕剧，名叫《分手的乐趣》，其中有一段年轻男子和年长情人之间的对话。小伙子第二天就要和一个富家小姐结婚，而他的情人也准备找个有钱人嫁了，为将来作打算。他们互相还是深爱着彼此，新郎看着眼前这楚楚动人的情人，想到这是最后一面，一时间头脑发热，告诉她只要她说一个字，他就会抛弃未婚妻仍然和她在一起。女人的理智战胜了激情——爱情固然美好甜蜜，可终究不能当饭吃——就这样他们便永别了。这部戏篇幅虽短却很引人入胜，风趣诙谐也很感人，搬上舞台的时候大获成功。舞台首演结束后，儒勒·勒纳尔便在日记里问自己，此剧原型，现实生活中的老情人布朗琪会怎么看这部戏。

蜜月结束后勒纳尔夫妇回到齐特里和他父母同住。他母亲很不喜欢玛丽奈特，对他儿子娶的这位“精致优雅的小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尽一切可能让儿媳妇的生活不堪忍受；可是他们还是住在一起，大概是出于经济原因。直到第一个孩子（儿子）出生，夫妇俩才搬到巴黎的一间公寓里安家。在日记里他颇为自嘲地解释道，“M先生（莫努先生，勒纳尔的老丈人）是不是很幸运很精明，所以他这位商人才将自家的千金小姐嫁给了我这个一穷二白的文人呢？”接下来的几年里，玛丽奈特又生了个女儿，儒勒·勒纳尔写了很多新闻稿，可是报酬却极少，我们只能猜想他那幸运聪明的商人岳父多少在资助他们。此处日记里是最后一次提到他岳父，所以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里老人家肯定过世了。1888年儒勒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乡间罪行》，是他老早以前所写的短篇小说合集。他由衷地爱着妻子玛丽奈特，在日记里他极少说别人的好话，可是每次提到他妻子，总是怀着深沉的爱意，“玛丽奈特一出现，你脚下的整个大地都变得更为甜美（更加柔软）。”文人墨客一旦声誉鹊起，春风得意的时候便会忘恩负义，对发妻不忠，可是勒纳尔则是千真万确地对妻子一心一意。他是《法国信使》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众所周知，该刊物成为当时最为优秀最为先锋的杂志。勒纳尔定期为杂志撰稿，1892年才出版《食客》，1895年出版《胡萝卜须》。这些书让他名声大震，成为极富创意的天才作家，他那紧张而敏锐又十分个人化的风格很受评论家推崇。《食客》也深受作家同行的好评，不过他那愤世嫉俗的幽默却不受公众的待见。《胡萝卜须》大获成功，评论界一致为小说中的悲痛、悖论和幽默拍案叫绝。同时，勒纳尔还将这几部小说改编成了戏剧： 《食客》搬上舞台时改名为《弗奈特先生》，令人失望，可是《胡萝卜须》则一炮而红，深受观众喜爱，自那时起就不断重演。

1895年，勒纳尔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也许是因为玛丽奈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他们能够在索蒙先租房再买房，这里离他父母所在的齐特里很近。他们买了一座房子连着一大片地，这样就可以养鸡、鸭、鹅、马、驴、羊、猪还有一头奶牛和黄牛。他雇了一位名叫菲力浦的农夫来饲养牲畜，他妻子拉戈特来操持家务，太太玛丽奈特照顾孩子和做饭，拉戈特打下手。自那时起，五月到十月，勒纳尔便和妻儿在索蒙住，只有冬天回到巴黎。没有什么地方比乡间更让他愉快，正如他的文敌所说，他骨子里仍然是个农民，他家祖上全都是农民。他的文敌众多，因为他特别喜欢与人作对，从而获得恶毒的快感。这些人承认他才华出众，可是他粗鲁无礼，无视他人的感受以及自负自傲却很让他们恼火。在乡间他可以打猎钓鱼，和父亲一起消遣娱乐，和农夫们在一起让他感觉格外自在放松，而在巴黎和友人们一起他从来就没有这种感觉。

1897年，他父亲病重，几周后他写信给特里斯坦·伯纳德，“我亲爱的朋友，昨天我父亲举枪自尽了，他觉得康复无望，一枪命中心脏。告诉你，我对他主动选择死亡充满敬意及仰慕。你悲伤的朋友。”他告诉另一位熟人，他父亲死得勇敢，死得明智，无愧于伟大的运动家品格。给另一位友人的信里写道，“我希望能在自己生命中最严肃的时刻，也如同父亲那样，拥有强大的灵魂和清醒的头脑。”

他父亲死后，母亲仍然独居在齐特里，老太太还是本性不改，严厉，控制欲强，思想狭隘。不知道她有没有读过《胡萝卜须》，如果读过，她对于儿子在书中所描绘的自己作何感想？她对儿子的文学成就不以为然，不过，后来勒纳尔开始参与乡间政治事务，当选为市政厅议员，然后选为市长，他的家乡父老直到那时才一改不闻不问的态度，把他当成大人物来看待。他母亲自然就高兴起来——为自己高兴。她并没有享到高寿，她丈夫去世后两年，儒勒写信给友人，“我亲爱的朋友，才读到你温馨的来信。我正要写信告诉你我母亲摔了一跤，跌入井中溺亡了，我想这纯属意外，太突然了。玛丽奈特一切都好，孩子们也健康活泼。拥抱你，再叙。”

他真的相信他母亲的死纯属意外吗？母亲的后事料理完毕之后，他决定卖掉索蒙的房子搬去齐特里的老宅，虽然他并非出生于此，他仍然把这里当成生他养他的家。

他在写给演员兼经理人安托万的信里说，“感谢你在我母亲过世时写信来安慰我关心我。你可以想象，我仍然觉得这事太荒谬太滑稽，过去的两周里我心烦意乱，下次再详述。我在略微整修这所房子，这里无疑应该是我终老的地方。你喜欢《老顽固》，剧院里还在上映。”《老顽固》是勒纳尔写的一部戏剧，讲的是一个宁静幸福的家庭如何在母亲对乡村牧师的谄媚逢迎中分崩离析。当然，剧中的母亲就是他恶意夸张的自己母亲的形象。他母亲过世后几个月这部戏上演，评论界一致叫好，勒纳尔以为会不断上演，可是观众不喜欢，演了几场就撤下了。

那时，因为他那部独幕短剧大获成功，勒纳尔也结识了几位戏剧界的名人，如特里斯坦·伯纳德和卡普这两位剧作家还有演员卢西安·吉特里。可是他基本上只有两个朋友： 埃德蒙·罗斯丹和他太太。罗斯丹辛苦谈判了十八个月，终于为勒纳尔争取到了“荣誉勋章”。得到了这个勋章，勒纳尔这个苛刻挑剔，难以相处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欢天喜地，有趣得很。他在日记里说，哪怕他去杂货店买包香烟，也要解开大衣的纽扣，好让卖香烟的看见勋章上的红缎带。勒纳尔不是那种轻易结交朋友的人，不过他就算交了朋友，这友谊也维持不久。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结交朋友，因为他肯定会和朋友闹翻。罗斯丹当年是鼎鼎有名的文人，受很多人追捧研究。勒纳尔明白，尽管罗斯丹认为他是个好作家，可是他肯定认为自己更好。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罗斯丹的，“他是唯一一个我虽然讨厌但仍然仰慕的人。”“友谊破裂了，破裂了，”接下来一行，“友情不再，悲哀。”必须得承认，如果勒纳尔失去了罗斯丹这个朋友，那一定是他的错。勒纳尔还写过一出独幕剧《家庭和睦》，讲一对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在乡间度假。主人公皮埃尔着迷于朋友漂亮的太太，自信如果上前勾引，她不会拒绝。于是他们俩便开诚布公地谈开来。皮埃尔告诉这位年轻女子，他和太太很幸福，绝不想因为任何事让她痛苦。而这女子对自己丈夫也怀有同样的感情，于是他们得出结论： 两人没必要展开恋情，实在不值得。这部戏也非常动人，如果你觉得这情节很讽刺挖苦的话，也许常识通常都有点讽刺的味道吧。

罗斯丹和他太太就住在索蒙的勒纳尔家，他也不是傻瓜，一读到这个剧本就马上意识到这讲的就是勒纳尔和他太太之间发生的事情。的确他太太曾对他不忠，可是知道这两人居然还探讨过婚外恋可能与否，感觉总是不好。而且他认为勒纳尔写这出戏，本身就是不友善的行为，因为他为勒纳尔帮过那么多忙，他居然还想引诱他太太。这出戏首演时勒纳尔邀请他出席，而且还愚钝地没有邀请他太太。罗斯丹的疑心得到了证实，拒绝了邀请，称这部戏为“恶意伤人的报道”。勒纳尔对天发誓这部戏根本不像他所讲的那样，可是他这人完全没有想象力，在作品中无法隐瞒任何事实，所以罗斯丹知道他在撒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勒纳尔所能写的就是，“罗斯丹就是大众诗人，可他却自认为是精英诗人。”

除了卡普和特里斯坦·伯纳德以外，他瞧不起同行，不过作家们给他寄来作品，他仍然会回以热情洋溢的书信，因为他说，作家都极其敏感，对他们的赞扬要言过其实才好。有意思的是他对评论家是这么说的，“对评论家还是要宽容大度；他们一辈子都在谈论别人，可是却没有人来谈论他们。”

1908年，他出版了小说《拉戈特》，一部分采用舞台对话的形式，就是把说话者的名字放在这段话的前面，就像剧本里一样，一部分采用叙述的形式。小说讲的是他家女仆拉戈特，她丈夫菲力浦以及孩子们的故事。她自十二岁起开始做女仆，女儿出嫁了，儿子保罗老是和她吵架，还有个小儿子约瑟夫，被勒纳尔夫妇带到巴黎，帮忙找了份工作，可是后来病倒送往医院，不久便死了。想不到的是，这部小说使得勒纳尔和《法国信使》杂志终止了多年的合作关系，多年以来他都是这份刊物的撰稿人。这本小说极富同情心地讲述了尼瓦内地区贫苦农民的生活，有些地方还很感人——评论家说一小时就可以读完，如果他们感觉很多人会乐意去读，便会写篇正面的评论。《法国信使》上登载的小说由拉希尔德负责写评论，她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也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及总编瓦莱特的妻子。她针对勒纳尔这部小说的评论写得十分仓促草率，这让勒纳尔非常恼火，心想自己不仅是撰稿人也是杂志股东和编辑，自己的书怎么能惨遭如此待遇。他立即从编辑委员会辞职，可是几天后就撤回了辞职书；他也许是等待有人来补救，等别人再写出一篇内容丰富的真实评论，可是希望却落空，于是又一次提出辞职并且卖掉了自己手上的杂志股份。其实，杂志总编阿尔弗雷德·瓦莱特一直坚持杂志撰稿人应该畅所欲言，不论其言论会引起多大争议，不要管会掀起多大的风暴，他颇为此感到自豪。的确，正是这个原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本杂志的辉煌。我忍不住好奇，翻出这期《法国信使》，想搞清楚拉希尔德在评论文章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搞得勒纳尔大动肝火。原来她在文章最后才对这部小说写了寥寥八行的评论，提到了小说标题，但既没批评又没赞赏，实际上她其实什么都没说。不过，没有什么评论比这样的评论更加严厉苛刻。她说勒纳尔现在已经是齐特里的市长，也是龚古尔学院成员，他可以随心所欲想写什么都行，人们写文章评论他，全都是赞扬的话；她还补充说她最近就读过一篇这样的文章，简直是荒唐。我们只能猜想大概勒纳尔什么地方得罪了拉希尔德，因为他得罪过很多朋友，所以她抓住这个机会报复他。

《拉戈特》大概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他曾经自问，“我还欠我的家人什么？我真是不知好歹！他们给我提供了可以信手拈来的生活素材。”到那时为止，他其实已经把能用的生活素材全都用过了，发现自己无甚可写，对于专职写作的人来说，很是不幸。于是他只得全心投入到日记之中。“我已经习惯于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写出来。一有念头我就赶快记录下来，即使是有害的或者罪孽的念头。很明显，这些日记并不能完全代表我这个人。”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记录某些想法，就是因为这些念头足够冷酷无情，或者足够诙谐幽默，比如说，“自己觉得幸福是不够的，还得其他人不幸福才行。”“要遏制自己蹂躏别人的冲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女人一直在说我的坏话，我回答‘我就不懂了。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她的好话’。”勒纳尔有点害羞，这个缺点他终身都未曾克服，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凡是有人说了点恭维他的话，他从来就不会假模假样地回敬过去。他亲口说过： 宁可粗鲁无礼也不愿被人一眼看穿。早年的日记中他曾经写道： 写日记不能像龚古尔兄弟那样小孩子气，把什么都说出来，日记应该帮助人们培养个性并且不断完善自己。他还写道，“这世上本无天堂，可是人们应该尽力相信有天堂存在。”这话倒是让人觉得颇为意外。他觉得写日记把自己给“掏空”了，这并非文学创作，可是无论如何，他相信写日记是他人生中做过的最好的事，也是最有用的事。也许他是对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像儒勒·勒纳尔这样在日记里忠实得近乎残忍地描绘了一幅自画像，也许佩皮斯做到了吧，不过他并没有勒纳尔那样的意图。勒纳尔也深受嫉妒心的折磨。他曾写过，“嫉妒不是高贵的情感，可是虚伪也不高贵，我不知道用虚伪来代替嫉妒能有什么收获。”朋友写的书，除非他为之折服，否则是不会去读的。“别人的成功让我心烦意乱，不过如果他值得的话，我会感觉稍好一点”。他甚至嫉妒自己太太的幸福，甚至差点对她发火，因为她和这个所有人都无法忍受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居然还觉得幸福美满。不过，结婚十七年后，他承认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就是妻子玛丽奈特的无私奉献。他在日记里反问，“女人，到底吸引你去爱他的是什么？”他给出的回答是，“他需要我。”他还在另一处写道，“我不想回到过去，我也不指望未来。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幸福。”可能他记下的最悲惨的话就是这个了，“生活要是没有苦难是无法忍受的。”

他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让人读之心痛。有一天晚上，勒纳尔和仆人菲力浦打猎后，仆人怯懦地问他可不可以给他儿子保罗加点薪水，他儿子保罗当时也在勒纳尔家做仆人。勒纳尔大发雷霆，找到菲力浦的太太拉戈特，叫人去把菲力浦和他儿子叫过来。“我压住怒火，告诉菲力浦他伤害了我，我不再信任他，他造成了我俩之间的隔阂，然后打发保罗去别处找差事。他们一家都垂头丧气，晚餐只喝了一点汤，彻夜不眠，第二天拉戈特还眼泪汪汪。”她谦卑地向玛丽奈特道歉，还乞求她原谅他们一家。勒纳尔的日记里写道，“我被打动了，出于怜悯，出于自我中心主义（我总是这样，总是这样）：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拉戈特哭。她说‘我们觉得很丢脸，’她说。菲力浦一整天都在剥豌豆，怯生生的，伤心极了。这老仆人头发都白了，为自己说过的蠢话而后悔抑郁。谁都知道该怎么做来补救一下——可是做主人的必然要维护尊严，哪怕痛苦难过，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样更加让人满足。”

如果读者读到这里，得出结论说儒勒·勒纳尔是个令人憎恶的人，那就说对了。没有人比他自己更能意识到这一点。可是人从来都不是平板一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说家的任务会更加简单——但小说也会更加无聊。人身上最为奇怪的是，最不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就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像勒纳尔这样极度自私，脾气暴躁易怒的人，却又能温柔得将你融化。他和玛丽奈特分开的时候，每天都给她写信，开头必然是“我亲爱的，最亲爱的”，结尾是，“再见，马上就能再见，我的甜心。你看，在我心底只有你，没有我自己，你不在我身边，我百般不是。”他特别喜爱自己的两个孩子，儿子叫范特克，女儿叫柏依。有一次他要去布鲁日服短期兵役，一到驻地便给玛丽奈特写信，“我很开心，道别的时候你做的那个鬼脸真可爱。也许我走了后你哭了吧，可是分别的最后一刻你仍然那么高兴。我可怜的爱人！我当时也神态自若，儿子也是，他在沙地里玩得开心呢，一点也不上心，问我，‘老爸，你是去科比尼吗？’，‘不是，是去布鲁日。’‘好吧，再见。’说着他已经把自己埋在沙子里了。我吻了吻他，他那么不把我当回事，我还是全心全意爱他，我脸上还挂着你和女儿的吻呢。”

孩子们渐渐长大，柏依还在家里，范特克已经去上学了。勒纳尔给儿子写的信非常有意思，那不是爸爸给儿子的信，而是朋友之间的通信。儿子一心想得的奖没有得到，他写信安慰；儿子写了篇学校布置的论文，他写信称赞，“我特别高兴你的语言有进步，强而有力，言之有物而且非常清晰。你现在终于能如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了，要知道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一旦把风格置于其他一切之上，人们就会失去这种能力。”看看他对于太太玛丽奈特和两个孩子是多么全心全意地去爱，我们当然能够原谅他对于别人的嫉妒猜忌和粗鲁无礼；他不幸的童年和早年的艰辛以及近乎病态的羞怯扭曲了他的人格，也让他的情感世界极为特别。

有关儒勒·勒纳尔我还有一点要补充。1907年他当选为龚古尔学院院士，每年有四千法郎津贴，虽然比龚古尔兄弟当年预想的要少，可是仍然让他大为开心，因为他给报刊撰文的收入实在太微薄。在那个年代，作家要想生活得像样，唯有进行戏剧创作。勒纳尔写的独幕剧给他挣了点钱，可是剧院经理们要的是三幕剧，这个勒纳尔写不来。大概是通过莱昂·布鲁姆（也是个文人）的关系，他结识了让·饶勒斯（此人于1914年遭狂热分子刺杀身亡），受此人影响，他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认识一向悲观失望，因此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能写一部三幕剧的话，那我还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吗？”他当时写得不多，忙于别的事务。作为市长，他带着极大的热情履行职责，在各部门演讲，出席政要宴会。他在欧底昂曾发表过演讲，盛况空前。他一直很喜欢打猎，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射杀鸟儿再也无法给他乐趣。那天，他出门打猎，发现一只云雀直冲云霄。他立即放了一枪，不是要射杀鸟儿，而是想看看到底会怎样。那小鸟跌落云端，肚皮朝下躺在地上，小嘴一张一合。他在日记里写道，“云雀啊，愿你化为我最精妙的思想，我最珍贵的怜惜之情。你为他人而死，我把持枪许可证撕得粉碎，把猎枪挂在墙上，永不再碰。”

我只提到过勒纳尔有个哥哥还有个姐姐，没机会多讲。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勒纳尔对他们很好，必要的时候还会提供建议，慷慨解囊。1909年底，他给姐姐写信，说他最近身体欠佳，“可是玛丽奈特的身体也不好，我也是，我们会照顾自己。”第二年，他告诉她医生说他得了动脉硬化，岌岌可危——“哦，近来，这三十多年以来，我头一次内脏出血，年老体衰，半身不遂。”三月份，大概是为了让姐姐安心，他又写信说他没事。“这神秘的疾病‘动脉硬化’，总让我焦虑不安，我总得提防，可是并没有什么眼前的威胁。我准备与之和谐共存。也许人得有点小病，生活才会完整，才会理智。”1910年4月6日，勒纳尔写信给演员兼戏剧经理人卢格内·波依，说他想让《胡萝卜须》入选法兰西喜剧院保留剧目。第二天他便辞世了，年仅四十六岁。一想到他人生中那漫长的折磨，自然会觉得此人的不幸便是天赋过人之才华，可谓聪明绝顶，不过却缺乏创造能力。假如他没写过一行字的话，他这辈子会幸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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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讲讲三位日记体作家中的最后一位。保罗·莱奥托是三位中寿命最长，声名最为狼藉，最为粗暴无礼的一个，可是在我看来，他也是最富同情心的一个。尽管他著作甚少，只有两部自传体小说，篇幅不长，两卷戏剧评论以及几篇文章，大多曾登载在《法国信使》杂志之上，我还是认为他才华横溢，别具一格。他的独特个性能让人大为震惊，也让人仰慕倾倒得死心塌地。他是个人主义者，却毫不自负；他是好色之徒，却毫无激情；他愤世嫉俗却良心未泯，他极度贫困却视金钱如粪土；对人严厉苛刻，对动物却同情仁爱，个性独立得不可理喻，无视别人对他的评价；极善言辞且尖锐刻薄，真挚诚实但对别人的虚假伪饰总是开心地容忍——所有这些糅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他这个怪人，以下我将尽最大努力还原他的生平事件。我的资料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两部小说： 《小朋友》和《纪念》，还有他从1893到1924年的四卷本日记，以及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7月他在电台和罗贝尔·马莱主持的谈话节目。这些素材坦率直白，趣味盎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对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能够重新再认识，让这位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在默默无闻几十年后，终于为众人所了解，不过我可不想说最后让他名声远扬，其实应该是遗臭万年。

保罗·莱奥托出生于1872年，父亲费蒙·莱奥托是下阿尔卑斯省地区农民的儿子，二十岁才来到巴黎，给做珠宝匠和钟表匠的叔叔当学徒，店铺就在蒙马特高地。叔叔死后他进入了艺术学院，成了演员，不过显然演技平平，因为几年后他就改行在法兰西喜剧院做提词员，一做就是三十年。除了本职工作，他还为剧团的年轻演员们指导演讲术和发音。他十分英俊迷人，只需用深情的双眼看看女人，她们就会投怀送抱。当时有位叫范妮的女演员和他在蒙马特高地同居，有一天范妮十七岁芳龄的妹妹珍妮来看他们，不觉天色已晚，他们不想让她独自一人返回蒙帕纳斯的父母家，费蒙便建议留她过夜。家里只有一张床，于是三人同睡，费蒙在中间。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文雅地表达： 费蒙和范妮温存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她妹妹身上。第二天珍妮的父母认为她品行不端，将她赶出家门，她无家可归，只好去找范妮和费蒙。几天后，范妮怒气冲冲地搬出公寓，珍妮留了下来。之后他们便有了个小宝宝，因为父母亲都各自在舞台上演出，宝宝就托给别人照顾，这个小宝宝就是保罗·莱奥托，他直到两岁多才回到父亲身边，那时候他父亲和母亲珍妮也已经分手，就雇了位保姆来照看他，这位保姆名叫玛丽·佩泽，保罗把她当成妈妈一样热爱。他晚上不睡在英烈街的公寓里，而是和保姆玛丽一起睡，一半是因为晚上他一个人无法入睡，一半是因为他父亲总是要带女人回家。保罗五岁的时候，他母亲出发去柏林演出或者是去会情人，走之前和她母亲弗雷斯蒂夫人一起到保姆住的阁楼上看他。保罗发烧了，正卧床休息，心情郁闷，背对着这两个来看他的女人。保姆赶紧逼着他向她们问好，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妈妈当时说的话，“天哪，这孩子多让人讨厌啊！”两位坐了五分钟就走了，三年以后，保罗才第二次见到她。那一次，他妈妈到英烈街的公寓里来，保罗被带了进来，他很害羞，看都不敢看她，胆怯地叫她“夫人”。他妈妈说明天让保罗到她家里去玩一天，晚上再把他带去他父亲演出结束后常去的小酒馆，让他父亲接走。第二天他走进妈妈家时，她正躺在床上，见他进来便坐了起来，她头发蓬乱，光着膀子，睡衣滑落露出了酥胸。她把他拥在怀里，贴在胸口亲吻他。她非常美丽温和，活泼优雅。等她穿戴完毕母子俩便一起出门和他父亲共进午餐，之后一家三口便乘出租车去了动物园，保罗还骑了小马。然后他们去巴黎皇宫附近的餐馆吃晚饭。饭后，他妈妈带他去夏特勒广场看戏，终场前不久他们便离场出发去“女神游乐厅”。他妈妈在舞会上和老朋友们闲聊，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和他妈妈打招呼就像是问候久违的姐妹一样。她不时指指他告诉他们这是她儿子，朋友们便说，“哦，是你儿子啊，他真可爱。”舞会结束后他们一群人一起去附近的小馆子消夜，然后珍妮把他带去小酒馆，他父亲在那里等着接他回家。他妈妈吻了吻他就走了，再过了两三年他才又见了她一面，不过半小时而已。之后他母亲便二十年音信全无，他听说她已经结婚了。那一年和他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一天是他记忆里永久的珍藏。

保罗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又搭上一个叫露易丝的女孩，就住在附近。她才十五岁，他父亲已经四十八岁了，他们有几个晚上睡在一起，保姆玛丽非常气愤，向他父亲抗议说他给儿子树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榜样，他父亲也大发雷霆，把玛丽赶走，这下可苦了保罗。他父亲立即让那个女孩搬过来住，保罗只分到一间极小的房间，之前他和保姆过得很开心，可是他和父亲这位新情人相处得很不愉快，有一次他朝她扔墨水瓶，遭到父亲一顿毒打。他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粗暴严厉，漫不经心，放荡成性。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保罗便被锁在小房间里，不管他伤心流泪，把他一个人扔在无边的黑暗里，瑟瑟发抖。

一两年后，他父亲决定住到郊外，便在库伯瓦郊区买了房子，保罗就在当地上学。十五岁，他便到巴黎来工作，每月挣二十五法郎，他父亲觉得他终于能够自立了。他后面几年的生活我很快地讲一下： 他参军服兵役，可是因为近视，七个月后便被开除了。然后他在一家手套批发商那里找了份工作，开始写诗。不久他辞去这份工作，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三等文员。他喜欢这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后来他进入了破产信托人雷马克的公司，很明显他极为胜任这份工作，被委以重任，比如说派他去管理一位富翁死后留下的房产，此人还留下两百万法郎和八万英镑遗产以及无数债务。雷马克告诉他好好进行资产管理，要尽量多给死者遗孀留下财产。他处理得相当令人满意（当然也有点不择手段），和债主的谈判一结束，他就收到了一大笔奖金。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每天下了班都会去“女神游乐厅”附近的奶品屋，这里常有妓女来吃午饭和晚饭，然后梳洗打扮一番去咖啡馆和剧院揽生意。他很快便和妓女打成一片，她们会问他新帽子或者新裙子好不好看，给他看别人寄来的信，他会帮她们起草回信。有时候他也会陪她们去咖啡馆，妓女都知道他没钱，便送他香烟或者巧克力。夜深了，如果有人没揽到生意，便叫上他一起回家，有时候并不做爱，而是安静地上床睡觉。有时候某一位还会让他下午去她家，聊上半天，聊她们早年的经历，保罗也会给她们讲起他母亲。他曾说，这样的朋友教给了他很多，也许是吧。

后来，保罗和老板雷马克闹翻，被赶出公司，他已经是奔三的人了，如今却失了业，除了那笔佣金，身无长物。他和老同学范比弗一起合租了间房子，这人是个小文人，俩人都穷得叮当响。保罗的爸爸什么都不给他，可是他姨妈范妮一直很喜欢他，每一两年总要抽空来探望，给他点零钱和衣服，都是极为廉价质次的衣服，但是他却非常感激。他一直没有中断过写诗，很想结集出版，当时范比弗在给卢格内·波依做秘书，保罗便问他能否让卢格内·波依写封推荐信，将他引荐给《法国信使》的主编阿尔弗雷德·瓦莱特。保罗拿着推荐信去见瓦莱特的时候，他告诉他，“到这里来不需要推荐信，唯一的推荐信就是你的诗歌，不论好坏。”几周后，保罗·莱奥托便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了铅字。

瓦莱特对莱奥托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他极善言辞，犀利尖刻但机智诙谐。他的巧妙对答总是脱口而出，有点伤人但总是十分有趣。多年以后他出版了一本极薄的小册子，名为《一天》，是格言警句俏皮话的合集。评论家说这里面他自己的句子太多了，他反驳说大部分人都太沉闷无聊，鲜有俏皮话说得比他好的。瓦莱特很喜欢和他交谈，并且建议他写散文试试，于是之后的三四年里他写了一些散文刊登在那本杂志上。那些文章的风格大概是当时流行的那种，不过很快，莱奥托就放弃了这种文风，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简洁。他定期为《法国信使》撰稿，写书评，还和范比弗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当代诗选，大获成功。这期间，莱奥托谈过两三次或正经或轻佻的恋爱，如果这些风流韵事能称作恋爱的话，不过我不想讲这个，没什么意思。他自己也说，“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意思。”范比弗在世纪之初结了婚，莱奥托和一位叫布朗琪的年轻女子在一间小公寓里同居。莱奥托喜欢她，她给了他宁静平和，不打扰他写作。当时他在瓦莱特的建议下开始写小说，名为《小朋友》，总体上就是对自己早年生活的详细回顾。可是当他写到记忆中那些交往过的风尘女子，特别是以迷人的笔触写完一位名叫拉佩鲁琪的妓女惨死之后，再也无法提笔继续下去。然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后来称之为命中注定。有一天，他收到外祖母弗雷斯蒂夫人的电报，说范妮姨妈已病入膏肓，如果他还想见她一面的话，得赶快赶回来。他外祖母和他姨妈在加莱已经定居多年，范妮是位演员，在当地一家专业剧团工作。保罗以为他母亲珍妮也会回去看望姐姐，他已经二十年没见过母亲，一直都忘不了多年前曾和她共度的那一天，那么迷人优雅的母亲。他不知道如今看到她会是什么样子，他怕她变得人老珠黄，严肃无聊，因此不太想去。不过最终还是去了。等他到了加莱，他一辈子就见过一次且仅五分钟的外祖母，立即跟他谈起他母亲。保罗知道他母亲后来结婚了，可是听他外祖母讲起，他才知道她住在日内瓦，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她丈夫有点地位，是她在日内瓦的剧团演出时认识并相恋的，当时她做了他的情人。等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便娶了她。他外祖母告诉保罗，他母亲从来没有提过他这个儿子，保罗问如果事先不打招呼，她来了发现他在这里，会非常尴尬吧。他外祖母说不会的，她不会认出他来。

保罗已经三十岁，个子不高，留着浓密的棕色络腮胡子和八字胡，戴着镶边眼镜。他的亚麻布裤子虽然很干净，他一直很爱干净，可是仍然不太像样，他外祖母给了他十法郎让他去买条新的。他母亲下午一点半到家，当时保罗正送来探望姨妈的访客出门，就听见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他朝楼梯栏杆看去，只见一位女士走了上来，一袭黑裙，手里拎着一个小箱子，他一眼就认了出来。他进屋告诉外祖母她母亲马上就到了，随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珍妮进了屋，吻了吻她母亲，脱下帽子和外套就去看姐姐，然后她说想吃午饭，于是便朝厨房走去。走到厨房要经过保罗的房间，他就在里面坐着，他母亲看见他微微鞠个躬，说道，“先生，你好。”他回答，“女士，你好。”他母亲和外祖母走进厨房，他听到她在问这位先生是谁，他不想听到答案，于是便在房间里弄出了点噪声掩盖外祖母的答案。他外祖母后来告诉他，“我不想告诉她你是谁，怕她会太尴尬。我说你是个朋友，剧院里的朋友，来帮忙的。”保罗一点都不信，他母亲很清楚地知道他是谁，偏偏就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等到他母亲回日内瓦了，他外祖母才跟他说出实情。当时珍妮在厨房里问，“那是谁？”的时候，她回答，“是保罗。”“保罗是谁？”“啊，就是你儿子啊。”

无论如何，厨房谈话发生不久，珍妮就过来跟保罗和他外祖母一起聊天，两个女人开始闲聊，她满怀爱意地谈起她的两个孩子。然后，外祖母告诉保罗，因为他妈妈要占用他现在住的房间，只能请他去附近的小旅馆住。他母亲跟他说，“对不起，先生，要让你搬出去了。”他回答，“没关系，夫人，不足挂齿。”

后来他们打破了尴尬的沉默，趁外祖母出去料理事务的时候，珍妮让他讲讲巴黎的新闻，他们聊到法兰西喜剧院，聊到她从前熟识的人。他把知道的都告诉了她，我说过，他非常善于言谈，让她觉得十分有趣。

吃完了饭，保罗和他母亲坐在范妮的房间休息，沉默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听着，保罗，我知道你是谁。”然后，她压低嗓音讲起她早年的经历，十五六岁的初恋，还有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她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对保罗不闻不问。其实她时常向范妮和她母亲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她们什么都不说。两三年前，她在《法国信使》杂志上曾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当时就感叹要是能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就好了。1900年，她和丈夫孩子一起来巴黎参观世博会，要是当时知道他住在哪儿，肯定会跑来看他。保罗明白她说的那些话没一句是真的，因为她只要写信问问《信使》杂志社就能打听到他的联系方式。不过他什么也没说，等她讲完，他送她回房间，她吻了他。在他眼里，她仍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动人。他用胳膊环抱住她的腰，将她搂入怀中，亲吻她的脖子，她的眼睛和她的胸脯，边说，“你肯定不会介意吧？”“介意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吻你的时候并不觉得你是我母亲。”接着，她掀开了床单，他对她说，“我去客厅等你上床安顿好，然后再进来坐在你身边。”尽管他一再坚持，她坚决不允许，于是他只得回到旅馆。等他第二天早上过来便得知范妮已经去世了。

保罗有很多事情要办，但是当天下午和晚上还是和珍妮一起度过，他们一直在聊天，她不断追问他的恋爱状况。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她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告诉他，“快吻吻我，如果别人看见我们偷着接吻，会怎么说？”她还说，“你看，我们就像恋人一样，要是回到十年前到底会发生什么？”他忍不住想，要是他像亲吻情人那样亲吻她会是什么感觉——这是他母亲，可是，她毕竟是个女人。对于她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男人，而且还是个年轻男子。他想到她那苗条优雅的身段，不知道此刻她看着他时心潮如何澎湃。他们晚上道别的时候，她又吻了他，“你永远也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他说，并且自问她是否也和自己一样深爱着对方。谁知道呢，她一向风流放纵，从她问的那些问题来看，她恐怕也是动了情吧。

保罗·莱奥托在这山崩地裂的感情经历中，并没有忘记自己还有本小说扔在巴黎没写完。从他母亲到来的那天起，他一有空便将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母亲看见他在写东西，便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他在记账。晚上回到旅馆房间独自一人，他便回想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告诉自己他母亲纵然柔情似水，可是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同时也觉得不能对这个可怜的女人要求太多，她已经尽力了。他拿出笔记本将白天发生的事情全部记下。小说《小朋友》的最后一段，他是这么写的，“文人是多么伟大！他曾为人子，二十多年后与母亲重逢，那时他正在写书，一本超越一切的书，书中作者的所感，所闻与所见，不论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全都是他想写下来的。也许书里的事情也并非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吧。”

第二天是范妮的葬礼，家人准备将她安葬在巴黎。葬礼结束，保罗陪外祖母和母亲回家，原定计划是当晚他再护送棺材回巴黎，珍妮第二天走。她在巴黎转乘火车回日内瓦，要停留三小时，他母亲和保罗商量好等他到火车站来接她，带她去看看他的公寓，然后再一起吃饭。第二天清晨五点保罗便回到巴黎，十点钟安葬的事情全部结束。他便回到寓所将布朗琪支开，这样他母亲就不知道他和女人在同居。这一天过得特别漫长，他到达火车站已是下午五点，还要等一小时，来的路上他买了把紫罗兰拿在手里。火车终于到了，可是他母亲却不在。他一直等到晚上，看着火车一列列开来又开走，仍不见她的踪影。这时他突然想到她有可能改变主意，也许给他发了封电报说她在加莱被耽搁了。于是，他赶紧拦了辆出租车回到公寓，乘出租车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可是，仍然什么都没有。他赶紧又赶回火车站，八点三十五分，去日内瓦的火车八点五十分开车。他冲向站台，一节节车厢找过去。

珍妮就在车厢角落里坐着，安静地看着来往的人，保罗跳进车厢，她看见他便问，“哦，我的孩子，怎么了？”他痛哭失声，她便在一旁安慰，没什么，就是约好的事情出了点意外罢了。她说，“可怜的孩子，我们下次再约好了，我们还会见面的，会补上这一次的。”她吻了吻他，她身边全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很显然她根本没打算和他见面，提前一站便下了车，购物去了。也许她不愿意和这个生分了的儿子单独待上两三小时，因为儿子对她的感情让她觉得很尴尬。这时，行李搬运工开始关车门，他母亲递给他五法郎，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拒绝了。他把那束七零八落的紫罗兰放在她身边的椅子上，道别便离开。回到公寓里，他扑在布朗琪怀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母亲回到日内瓦后给他外祖母寄去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火车到巴黎晚点了一小时一刻钟，没有见到保罗，他是不是等得不耐烦就回去了？我很伤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情过后，保罗写了封长达十页的信给他母亲，责怪她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不过还是告诉她自己仍然全心全意地爱她。收到来信后他母亲当天便给他回信说，“我只想简单解释一下，我也同样全心全意地爱你，为什么总有不幸的意外发生，让我无法和你共度美好时光呢？我一直想看看你住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想着你，那天火车出发，带我离你而去，我那天晚上怎么度过的你知道吗？”信的结尾说，“再会了，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她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你的存在犹如阳光照进她的心窝。”保罗读到这里，忍不住说，“她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啊。”

自那时起，他们几乎每天通信，珍妮的信呵护关爱而保罗的信则激情昂扬。有一封信里，她写道，“我得告诉你，你对我的感情让我很受伤，也很担忧。我一直觉得是因为你太多愁善感，可是你的书信有时候让我觉得太过暧昧，十分危险。本来我很乐意保留下来，现在看来我不得不销毁；还有，你按照自己的意愿误解我的来信让我十分痛苦。不论我觉得得到你的仰慕有多么高兴，我仍然觉得你感情泛滥并且让我难堪。”不过，奇怪的是，有一封信里她又建议保罗以自己早年的经历为蓝本写部小说，她就没有想到他已经写了很多，那时他正忙着处理在加莱那几天里记下的大量日记。后来，经济问题又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保罗的外祖母很喜欢他，打算送给他一些股票，条件是她活着的时候将分红都寄给她，她过世后全部由他继承。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珍妮，她勃然大怒，“你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这个我们不认识的男人吧！”其实她丈夫很富有，而她儿子保罗却身无分文，由此可见她不是个大方慷慨的人。

将保罗和他母亲之间的通信事无巨细一一道来，免不了冗长枯燥。她的信件越来越冷漠，抱怨说他曲解了她的意思。她根深蒂固地认为她之所以长期对他置之不理，责任在他。她又很怕哪天他亲自跑到日内瓦来找她，便乞求他事先一定要征求她的同意。最后她要求他将她写的所有信件寄还给她，他不肯，她便又写信来要，信里写道，“你不把我写给你的每一封信都还回来，我就再也不给你写信了。”他仍然拒绝，后来她又写信来说，“我只后悔一件事，那就是我给你写信，是出于做母亲的责任感，却让你误以为我对你温情脉脉，我对你并没有这样的感情，因为我不了解你，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值得我爱，也许我也会爱你。我只能庆幸自己没有亲手把你养大，要不然我会深以为耻。不管你是否会到日内瓦来，都与我无关；我和我丈夫会一起招待你……”他也以同样犀利的言辞回敬，接着她回信了，最后一句是，“我再次告诉你我对你毫不在意，你是我的儿子，永远是小孩子，你的丑恶行为与我无关，我也不会为之羞愧；要是我一直不理睬你也许会更好，可是，那又能怎样呢？你就像噩梦一样，闯入我的生命，但我相信你会很快从我记忆中消失。”接下来，保罗仍然给她写信，可是她再也没有回信。就连他草草写了两行告诉她： 他父亲，她的老情人过世了，她也没有回信。

《小朋友》出版后，议论纷纷，毁誉参半。法国人母子之间关系亲密，尽管这种关系只不过是迎合世俗规范，但大多情真意切，于是老实说，许多读者被吓坏了。保罗应该说清楚他对母亲怀有不伦之情，而且他母亲虽然没有鼓励儿子，但却没有阻止儿子对她的这种感情，的确让人震惊。保罗说最后两人形同陌路，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他母亲没有压抑自己充满激情的拥抱，只要两人独处便爱抚拥吻，而且是她自己说他们像一对情人而非母子，她还暗示他如果两人早十年相逢，也就是儿子二十岁的时候，恐怕会很不一样。这给人的印象就是： 她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对儿子的激情有什么问题，如果她克制住自己的话，也不是出于道德伦理的原因，而是因为她考虑到自己已婚的身份。她儿子对她的感情是毫不含糊的，也许这样的不伦之情并非那么罕见，所以大家都愿信其有。我认识一位非常聪明的精神病学家，主要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他曾告诉我这些少年犯经常带点羞愧地坦白自己想和母亲上床，我想他可能会把原因归结为那种社会阶层的少年所处的环境中，男女关系十分混乱，缺乏私密空间，而且他们唯一得到的爱就来自于儿时母亲给予的爱，因此一旦性欲萌动，其对象便指向母亲。保罗·莱奥托并非少年犯，可是他童年缺乏关爱，一直渴望母亲的爱，他将母亲理想化，而且始终忘不了那天母亲半裸在床上，抱着他的脸狂吻的情景；二十多年后再见到她，仍是那么优雅、迷人而温柔，他便会想和她上床，这其实再自然不过，当然也会让人恶心。我并不是为他开脱，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也许你会说他不应该把在加莱的那三天道德败坏的行径写进小说： 可是写作是他发泄激情的途径，而他又毫无想象力，便只能写他自己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1903年，保罗的父亲去世，他父亲的情人露易丝给他生了个儿子以后，他父亲便同这位同居多年的妓女结婚了。保罗极其厌恶她，但每隔一周便去看他父亲，他仍住在库伯瓦。他父亲去世前六年一直偏瘫，要老婆和小儿子扶着才能从这屋走到那屋。某个周日，保罗如往常一样来库伯瓦探望父亲，发现他身体变得越来越糟，便在那里住了几天，再回巴黎。第二天一早他便收到电报催他返回，他又赶回去发现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四天后就死了。保罗·莱奥托对于死亡向来很感兴趣，在这四天里，他将父亲弥留之际的每个细节，朋友们来探望老人，略表同情后便开始闲聊各自的事情时的每段对话全都铭记在脑海里，老人的妻儿颇不耐烦，他自己也很不耐烦，因为这痛苦拖得太长，大家都认为他父亲还是早点咽气为好。

保罗·莱奥托写了一篇长文讲述父亲之死，发表在《法国信使》上，题为《纪念》，结果惹怒了某些杂志订户，拒绝续订，但文学界却颇为赞赏，欣赏其直白得冷酷无情，将挖苦嘲讽和真情实意奇妙地融合在一起。龚古尔学院的某些成员都等不及要将当年的龚古尔奖颁发给他，只可惜文章篇幅太短，仅三十页出头，可是当年该奖项候选人空缺，于是学院告诉莱奥托，如果他能将这个故事扩充成一本书，那么奖项就非他莫属。瓦莱特很想让莱奥托照做，因为如果他能获奖，对于杂志来说将是最好的广告。莱奥托也很心动，虽然从理论上说他不赞成这类文学奖，可是这个奖不光能给他五千法郎的巨额奖金（合两百英镑），而且得奖效应还能保证他的书能卖出四五千册。在日记里，莱奥托把他和学院讨价还价的细节全都一一记录下来，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他要改写两篇曾经发表在《法国信使》上的旧文，题为《爱情》，这两篇写的都是他早年的感情经历。很难想象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怎么和他父亲的死结合在一起。结果他什么也没写出来，龚古尔奖也给了别人。

有段时间，瓦莱特对杂志戏剧评论的撰稿人十分不满，催促莱奥托来接替那个人的位置。《信使》是双周刊，给莱奥托的稿费是七法郎一页，但每期稿费不超过二十八法郎。这报酬极低，可是《信使》只有三千册的发行量，付不起高昂的稿酬。莱奥托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受下来，用莫里斯·博瓦萨这个笔名写起了戏剧评论，这笔名看起来就是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生活并不宽裕，也不是文人但热爱戏剧。莱奥托这一写就是十七年，最后他将全部评论文章集结成册，分两卷出版。尽管他所评论的大部分戏剧都早已被人遗忘，但他的文章读起来还是让人很开心。这些评论都写得刻薄而生动，幽默而偏激。莱奥托对于那些意在指导、说教或者进行道德教诲的戏剧毫无耐心，也很讨厌华而不实、啰嗦冗长和矫揉造作的戏；他期待的是能让人开心或者感动的戏剧。他坚持认为剧中人说话就应该像日常生活中一样，而骂起人来就应该痛快淋漓，现实生活中的人做梦都骂不出那样的话。他非常欣赏萨沙·吉特里的戏剧，虽然承认此人并不算重量级剧作家，可是他的剧中人物说话行事都和日常生活中一样自然平实。莱奥托一旦觉得某部戏毫无价值，他便在评论文章里天马行空，只偶尔提一下这部戏的名字，让那些倒霉的剧作家十分恼火，但读者却很享受，有些人掏钱买杂志就只为读他写的剧评。最后，真相大白，原来这位靠积蓄度日的老绅士莫里斯·博瓦萨就是写令人反感的《小朋友》和同样令人反感的《纪念》的作者。瓦莱特的太太拉希尔德从来就不喜欢莱奥托，她习惯每周二晚上招待文人们携太太来聚会，其中有些人是作家，有些是作家的朋友，莱奥托在以莫里斯·博瓦萨为笔名的文章里狠狠将这些人讥讽了一番。这些人当然对此提出了抗议，于是拉希尔德便向丈夫抱怨，可是她丈夫回答说莱奥托写的文章读者爱看，《信使》杂志从来没这么红火过。可是她一再坚持，还有其他人为她撑腰，最终瓦莱特只得让步，拒绝莱奥托继续为杂志写剧评。可是莱奥托也因祸得福，因为安德烈·纪德邀请他为《新法兰西评论》写剧评，稿酬要高出很多，整个报纸就靠他了。于是，莱奥托欣然接受，可惜好景不长，合作只维持了两年，因为他给儒勒·罗曼的戏剧写了篇评论，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而且一个字也不肯改，把《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们弄得十分尴尬，因为他们也是出版商，儒勒·罗曼的小说就是他们出的。自己的戏剧在杂志上遭遇如此苛刻的挖苦，罗曼极为愤怒，出版商害怕失去摇钱树，于是便将莱奥托解约。之后，莱奥托又为《新艺术家》撰稿，可惜他坚持一字不改，全文都得刊登，合作也只持续了几个月。1923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写过戏剧评论。

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07年，当时莱奥托生活极为窘迫，有一次不得不当掉他父亲的手表和袖扣，换来三十五法郎度日。那时他仍然和布朗琪同居，他从老板雷马克那里拿到的钱也用光了，两人陷入绝境。后来，布朗琪找老情人借了笔钱，办了个家庭旅馆来糊口。他们盘算着剔除开销，每月家庭旅馆的利润能有两百法郎，再加上莱奥托从《信使》杂志挣的点微薄稿酬，算是能勉强度日。莱奥托一直觉得作家不应该靠写作谋生，应该另有份职业解决基本开销，这样才能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于是他开始找工作，可是发现没有一份适合他。后来瓦莱特让他过来做《法国信使》杂志社的秘书，每天九点半到六点上班，每月一百二十五法郎，然后他极不情愿地涨到一百五十法郎，但说明今后绝不会再涨。布朗琪建议他回绝掉，留给自己自由时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也是成名作家，接受如此微薄的薪水实在很让人震惊；可是莱奥托怕如果拒绝了瓦莱特的好意，对方会不高兴，说不定不再向他约稿都有可能。最终他接受了这份工作，1908年一月一日开始正式上班。他的工作内容就是： 通知订户续订，接待来访者，帮瓦莱特回绝来访，接收投稿并仔细阅读，修改校对稿等等，一句话，该做的琐碎杂事都要做。这样一份工作他一做就是三十三年，而且大体上还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很适合他： 能和当今文人们碰面，还有大把时间闲聊，这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大乐事。

《小朋友》一书印了一千册，卖了二十年才卖完。瓦莱特后来想重新刊登这篇小说，莱奥托不答应，他不满意想重写，有些部分他认为写得太文学了。莱奥托把“文学”一词分作两用。他说“我的文学”的时候，只指他自己的作品；而当他大叫，“超越一起的文学”的时候，则是肯定自己有权写母亲时全无尊重，写父亲时全无爱心。不过，的确他母亲无权要求儿子尊重她，他父亲也无权要求儿子敬爱他。莱奥托对待写作这门艺术极为严肃，日记里有无数段落与此相关。他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都是灵光闪现时捕获而来。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他写作是所谓“灵感”的启发。而当他费尽心力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写成的文字在他看来却沉闷枯燥，毫无生气。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其实是自然流畅。他发现《小朋友》一书中有个语法错误，却没有改正，因为那个错误错得自然。他认为迸入脑海里的第一个字就是最好的，他绝不会去查字典。奇怪的是，这一点契诃夫也颇为认同。莱奥托认为作家的词都用得太多，如果篇幅短点，会好得多。他对于刻意加入词汇去平衡一个词组这种做法极不耐烦；他觉得如果这词用得恰到好处的话，便自然是平衡的，诗歌散文和散文诗他都不喜欢。他从来不用华丽装饰的辞藻，远离暗喻和明喻。他就想让文字简洁而生动，所有这些想法都颇有道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这些作家始终将他的原则铭记在脑海里，我们也会写得更好。

当然，莱奥托也有他的偏见。他讨厌福楼拜那样矫揉造作，单调乏味的文风，还鲁莽地断言，任何人只要肯花工夫，都能写得像福楼拜那样。莱奥托有个很宝贵的观点，那就是作家的文风应该极具个人风格，让人读完一页就能判断出来。这也说得不错，可是莱奥托似乎因此而认为个性化的文风就一定好，这就令人不解了。比如说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任何人只要读了一页就一定会知道是他写的，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所有自认为教养良好的年轻人全都对他崇拜至极。可是他那种奇异怪诞的文风如杂耍艺人般令人眼花缭乱，读之如同受刑，尽管小说有着种种优点，如今却让人读不下去。

莱奥托一辈子没离开过法国，连巴黎也很少离开。他喜欢巴黎的街道和商店；蒙马特高地的每个角落，左岸（以圣修尔毕斯教堂和先贤祠为中心）的每一片区域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11年，他离开巴黎搬到郊区，这个严厉、自私又怨天尤人的人对于动物却充满怜爱之情。看见一匹老马拼命拖着沉重的车，让他几近崩溃，一整天没法想别的。看见猫狗被主人遗弃在街头，任其自生自灭，他的心都在滴血。每次他看见流浪狗，都会去商店买四个苏的熟肉给狗吃，还尽力找人将其收养回家。每天晚上他都去肉店买点碎肉，拿去喂流落在卢森堡花园一带的流浪猫。要记住，他那时候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一个子儿掰成两个用才勉强填饱肚子。有一次，他看见一只饿成皮包骨头的狗，自己口袋里只剩一个法郎，要管三餐，还是前天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但他还是掏出来全买了肉喂流浪狗。而他自己则同往常很多日子一样，靠吃面包加奶酪度日。莱奥托自己养了只猫，他和布朗琪都很宠爱。这两人经常吵架，唯一能让两人不至于分道扬镳的就是对波尔（猫的名字）的爱。波尔后来死了，莱奥托便去领养了一只长相怪异的狗，起名为“朋友”，很快便溺爱得不得了。一旦他又心血来潮想换房子了，他会特意找一楼的房子，方便让狗出门溜达。可是，他租的公寓楼里每一个看门人都告诉他此处不得养狗，于是他决定搬去郊外，在名为丰特耐欧罗斯的郊区找了处带花园的小房子住下，并在此终老。

不清楚究竟布朗琪有没有跟他一起搬去郊外。前面我讲过他在戏剧评论中什么都讲，就是不讲他该评论的这部戏。他在某篇剧评中曾提到过一个女人，大概就是布朗琪吧，和他同居时爱上了富人，将他抛弃，后来又回头，不久再次将他抛弃，然后又一次回到他身边，他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说其实你已经不爱你的情人了，可是她投向别人的怀抱，还是让你忍不住愤怒与嫉妒。这句话就是他的典型风格。他现在终于有地方收容所有他碰见的流浪猫狗，差不多有三十多只吧。当然他的生活也变得复杂起来： 早上得乘火车进城，赶在九点半前到达《法国信使》杂志社的办公室，晚上六点下班再坐火车回丰特耐欧罗斯喂猫狗；然后，每周至少两到三次，他还要回到市区看戏，午夜十二点才回家。有时候他会雇个中年妇女帮他打扫房间然后做饭，可是没有一次成功，因为迟早这位帮工都会要求涨工资，一旦他拒绝，便怒气冲冲地离去，他还不如一个人日子过得更宽裕。他过得不错，要求也不高，不介意吃什么，从不喝酒，只偶尔喝点葡萄酒，他唯一的奢侈品就是茶叶。

年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爆发了。莱奥托的大部分朋友，比如老友范比弗死了，他最亲密的文友雷米·德·古尔蒙也死了，阿尔弗雷德·瓦莱特死了，瓦莱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鼓励他写作，他给《信使》的所有稿件全部刊登，尽管他有时候批评莱奥托上班迟到，午饭时间太长，可是一旦有人攻击莱奥托，他总是挺身而出；每次莱奥托身无分文时，他总是热情地伸出援手。他这个编辑很奇怪，杂志文章印刷出来之前他从来不读，就算是出版之后也是非读不可，才会去读。他精心挑选手下，充分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他只有一个要求： 文章不要枯燥无聊。他将《法国信使》办成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行量也较为广泛。有一次，有人问他有本书他看没看过，他回答，“哦，上帝啊，我没看过。不过这本书是我出版的，难道还不够吗？”接替瓦莱特做杂志主编的是雅克·伯纳德，有一天莱奥托刚到办公室，门房就告诉他伯纳德要立即见他。雅克·伯纳德过来对他说，“莱奥托，我决定与你道别，我非常乐意从此你我永不再见。”接着还说，“如果我必须得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出去，那么我还是自己接着比较好。”莱奥托从来擅长巧妙应答，“若得此荣幸，稍作牺牲也还值得。”说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出待了三十三年的办公室。遭遇如此无礼无情的解雇，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穷困潦倒，六十九岁那年他去申请退休金终于拿到了手。二战快结束的时候，雅克·伯纳德因通敌叛国罪接受审判，听说莱奥托是证人之一，他一定非常紧张。可是莱奥托给出的证据非常温和，伯纳德终于无罪释放。在这之前的几个月莱奥托经历了一件我们这些作家极少有幸能经历的事。维希政府的广播电台宣称他已经死了，人们还写了很多文章纪念他，莱奥托惊讶地发现居然是赞赏声一片，这是他怎么都没想到的。

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莱奥托安静的寓居在丰特耐欧罗斯，饱受寒冷的折磨，因为煤炭无处可寻，他只得把花园里的树砍下来当柴烧。食物也短缺，每天靠四只马铃薯勉强果腹，他自己做饭，可是令他伤心的是他无法供养那么多流浪猫狗了，只得把它们赶出家门，那都是他多年精心呵护的啊。二战结束后，他靠写新闻稿赚点钱，可仍然贫苦不堪；1950年，幸运女神终于光顾了他，有人突发奇想，邀请他和作家罗贝尔·马莱一起上电台主持对话节目。这些对话后来都结集出版，而且一版再版，我手头上的是第十六版。莱奥托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仍然同以往一样顽固好斗、活泼机智而且偏激执着，对多愁善感不屑一顾，也一如既往地明智通达却又不可理喻，这对搭档把听众逗得非常开心。最终他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只希望电台节目给的报酬让他最后几年能多少享受到舒适的生活。

不知道诸位读者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怎样的他，虽然我已尽最大努力去刻画，可是肯定不够准确。他是个怪人，无法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他是自相矛盾的个性的综合体： 无情又多情，冷酷而独立，对文学充满激情和兴趣，对那些把文学当成赚钱手段和提升地位的途径的人极为愤慨；对于和他想法不一致的人极不耐烦，易发脾气，对他喜欢的人极为忠诚，对他鄙视的人相当无情。他为自己从来没有伤害过谁而自豪。可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词语比拳头更为伤人。人们问他为什么对动物如此仁慈而对人类同胞却那么冷酷，他的回答是： 动物无法保护自己，只得依赖于人，但人类却完全可以保护自己。前面我没怎么讲到他的感情生活，他只对能够和他上床的女人感兴趣，如今的报纸非常谨慎地将这种事称为“亲密关系”。他认为女人善于欺骗，难以取悦，见钱眼开且恶毒愚蠢。从他自己的描述来看，他是个不合格的情人——如果诸位读者不怕麻烦，可以到他的日记里去找证据。“爱情”这个词不适用于他的那种感情，确切的那个词难登大雅之堂。他无法去爱别人，因为他只对自己感兴趣。当然他说爱情植根于性的吸引力之中，而且不能无性而存在，这也没错。可是他没有发觉，云雨之欢后产生的复杂的感情，苦涩的痛楚还有狂喜的极乐，这便是爱，也更值得赞美。

保罗·莱奥托将日记视为自己唯一的重要作品。他并不喜欢《小朋友》和《纪念》。他的日记已经出版四卷，从1903年起到1924年止，但如果他一直写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那还会有好多卷陆续出版。等最后出版齐全，将成为他那个时代文学界的有趣写照。他的日记里不会写那些龚古尔兄弟有幸交往过的人物，因为圣-伯夫、丹纳、勒南、米什莱、福楼拜都早已辞世，大诗人雨果、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也已经作古。这些巨匠们成就了他们的时代，将法国推至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傲视群雄。即使是那些受大众欢迎的作家，如阿尔封斯·都德和爱弥尔·左拉也不在人世了。那么莱奥托写的都是些什么文人呢？要说这些文人太无足轻重未免有失偏颇。这些作家也都有天赋，只不过才华不及前辈们那么辉煌罢了。比如细腻的诗人和优雅的小说家亨利·德·拉尼耶；还有巴雷斯，他写的《自我崇拜》让年轻人如痴如醉，后来却转向政治与宣传；还有才华横溢且教养良好的安德烈·纪德。阿纳托尔·法朗士也是一个，当年名气很大，如今却不受待见。还有希腊人莫雷亚斯，其《绝句集》让莱奥托甚为倾倒，其人谦逊善良，很有波希米亚气质，莱奥托也很喜欢；还有死于一战的波兰人阿波利奈尔，以及保罗·瓦莱里。这些作家们全都才华横溢，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文坛，只可惜重要性比不过同代其他作家，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也不及十九世纪的前辈们那样卓越。

莱奥托已出版的几卷日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阅读兴趣，不过许多内容可以跳过不读。莱奥托喜欢写丑闻： 如今的读者不可能对两个闻所未闻的人物之间的低俗爱情故事的冗长描写感兴趣。可是莱奥托所描绘的当时巴黎文人的众生相，让他的日记价值倍增。有句俗话说： 狗儿不相食，可是在文人圈子里却并非如此；文人们向来看不起同行，这圈子里也有点腐败。有点钱的文人也会贿赂报纸编辑，好让自吹自擂的书评文章能发表出去。作家们也会穷尽所有的社会关系，推广自己的书，并不以为耻。为了出版，为了宣传，为了赞誉，耍点手段玩点聪明毫不稀奇，特别是要争夺几个文学奖，比如龚古尔文学奖的时候，这些花招便愈演愈烈，场面相当难看。尽管莱奥托从来都冷眼旁观，眼光犀利，喜欢责备而不是赞扬，可是他日记里记录的文人圈子总的来说还是真实可信的。要想为这些文人的可耻行径找借口辩护的话，只能说在腐败与嫉妒，背后中伤以及一切丑恶之下的深层动机其实就是缺钱。作家们稿酬太低，想要养家糊口就不能扮清高装圣人。莱奥托做了三十多年的小职员，工作平凡简单，谁都可以做，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独立，潜心写作，他认为作家写作应该纯粹出于享受写作本身。他能如此清高独立，当然很了不起。

我不知道对于这三位日记体作家，诸位读者会怎么看，我已尽力讲完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想，大概读者会说： 不怎么样，他们的个性并没有弥补自身的缺陷，又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一肚子偏见，还像火药桶一样一触即发。尽管他们从不说别人的好话，别人要是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也会憎恨不已。他们没有道德准则，对艺术漠不关心，除了文学艺术以外；有时候他们对音乐、绘画或者雕塑发表点意见，那也是荒谬可笑的（当然是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既恶毒又冷酷。

可是，反过来想，我们将他们的缺点了解得如此清楚，那是因为，这些缺点都是他们亲口道来的。如果你问我： 总体而言，他们为人比别人更糟糕吗？我也会茫然不知如何应答。有一次，莱奥托去拜访马格尼尔神父，天主教会时不时会出一两位这样的人物，说话时总有智慧的灵光闪现。他是圣日耳曼大街上高级餐厅的常客，人们总是为他在餐桌上滔滔不绝又妙趣横生的谈话而神魂颠倒。尽管他老是和富人与贵族打得火热，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神职（有些神父可是有丑闻曝光过），因为富人和贵族的灵魂也需要拯救。他成功地说服了那些生活放荡不羁的人改过自新，也为天主教会赢得了好几位自由思想家。他赏光出席的盛宴结束之后，便回到简陋的住所，接见来寻求帮助和建议的穷苦民众。他虽然没什么钱，却倾囊而出，让人感受到他真切的同情心，他的美德熠熠生光。他知道莱奥托是个咄咄逼人的怀疑论者——马格尼尔神父当年对于所有人几乎全都了然于胸——便对莱奥托说，“上帝会原谅你的，莱奥托先生，因为你热爱动物。”

文心与人心（译后记）

“毛姆叔叔”的生平想来不必长篇大论的介绍。他出生于巴黎的英国大使馆，幼年父母双亡，回到英国，在冷漠的牧师伯父家寄人篱下。当时，他的英语说得不好，法语其实才是他的母语，因此在学校经常遭同学取笑奚落，落下口吃的毛病。就是因为这个，他没能像哥哥们那样上牛津剑桥，只进了普通的医学院。毕业之前他就开始写作，先写戏剧然后写小说，很快他便成为彼时稿费收入最高的作家，在法国海滨度假胜地置下豪宅，享受富裕的生活，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坚持写作直至晚年。后来他曾经感叹，“我要不是小时候口吃，就会和哥哥们一样去念牛津剑桥，最后做个象牙塔里皓首穷经的老学究，时不时写一两本无人问津的法国文学研究专著。”一位作家能如此洒脱自嘲，其文字必定不会难看。

这本集子共收录了五篇文章，在他去世前七年出版，除去第二篇《圣者》讲的是他1936年的印度之旅，其余四篇全是和文学有关，不，确切地说，应该全是和文人有关。不论是讲大名鼎鼎的歌德（《诗人的三部小说》）、契诃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还是不那么出名的龚古尔兄弟、保罗·莱奥托和儒勒·勒纳尔（《三位日记体作家》）甚至是神学家大主教蒂乐生（《散文与神学家蒂乐生》），都是文章好手。这些早已湮没在故纸堆中的人物全都在毛姆的笔下复活。不仅如此，毛姆那看似随意轻松的文笔其实极具穿透力，他最了不起的本事就是能拨开盛名的迷雾，将原本面目模糊不清的文人还原成如你我一般平凡普通的血肉之躯： 他们因为缺点而真实，比普通人更加脆弱敏感或者特立独行，他们的内心永远上演着激烈的冲突，这便是那些传世美文的前身；作家写作就如贝母酝酿珍珠，自然而然却又痛苦无比，除了写作，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诚如毛姆所言，“善于创作的艺术家能够从创作中获得珍贵无比的特权——释放生之苦痛。”于是，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歌德终其一生都在恋爱，每次失恋后便是诗歌的高产期；《浮士德》其实是忏情录，用来纪念他一辈子都心怀愧疚的初恋情人；谁能否认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不是一首清新隽永的诗歌？主人公维特最后一定要举枪自尽，否则歌德那永失所爱的痛苦心灵如何得到抚慰？

毛姆本身就是优秀的小说家，对人这种复杂的动物细细观察，再冷静解剖无疑是他的强项。在《三位日记体作家》一文中他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可是人从来都不是平板一块，…… 人身上最为奇怪的是，最不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就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经他这么一点拨，我们便豁然开朗，原来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永远是矛盾重重如一团迷雾；因为矛盾才是真实，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会流于片面和简单。就像在《短篇小说》一文中，毛姆觉得库普林对契诃夫的评价甚为深刻地道出了契诃夫的本性，“我想他从未向谁敞开心扉，也未曾将心托付给谁。可是他对谁都很和善，他对友情的态度的确比较冷漠——同时他又怀着极大的兴趣，也许他不自知吧。”

因此，毛姆认为小说要有充分的真实感，才会让读者信服，所以，小说家的任务便是“冷静超脱”地描绘真实。他借用契诃夫的话，“作家的职责就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如何处置。”他强调小说就是应该“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仅仅只是个故事’的东西存在”，优秀的小说本身便是包罗万象的真实世界，甚至比真实世界更加复杂，就像契诃夫“竭力保持冷静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实的生活，但是，读他的小说会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场暴力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绝不能拿来作为“布道讲坛或者平台载体，否则便是滥用”。

不要被这些看似沉闷的评论所吓倒，毛姆写文章最照顾的就是读者，最不待见的当然是评论家。他多次提到作家要写读者爱看的书，写能卖出好价钱的书，这没什么好羞愧的，因为作家也是人，也想住上美宅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评论家执意要把畅销的故事和庸俗浅薄画上等号，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需继续把故事讲得精彩。

集子里有两篇文章都涉及宗教，翻译起来最为费力，得查阅资料做注解，将作者的思路理清，译文才能通顺。尤其难译的是《神学家蒂乐生》这篇。自亨利八世迎娶安妮·博林，英国国教（圣公会）得以创立，一直到光荣革命这一百多年间，天主教、圣公会、清教长老会为争夺政治权利纷争不断，不论哪一派夺取了政治权力便大肆迫害异己。可是毛姆的文章并不是讲历史故事，而是选取了蒂乐生大主教在宗派斗争之中所写的书信及布道辞来讲述他的文风。毛姆欣赏的是自然朴实简洁的文字，而非繁复绮丽之风。如果说文心与人心多少有点关系的话，从神学家蒂乐生的文字风格里我们也能多少窥见他这样一个人： 坚守信仰但又不失变通，真诚执着又谦卑克己，几近完人。他的文字如今未必广为流传，可是他的言行所昭示的超凡人格应该和《圣者》里的印度教大师一样，不论在哪个时代都堪比传奇。

毛姆在他的笔下看透文心与人心，风景遍赏；我站在毛姆的文字这座桥上，边读边译，想看透他这个人和他的心思，因为他本身就是道瑰丽的风景。只是，看透这道风景必得沉下心、静住气，细细嚼、慢慢品。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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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巨匠与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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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目录

一 小说的艺术

（一）

（二）

（三）

二 亨利·菲尔丁和《汤姆·琼斯》

（一）

（二）

（三）

三 简·奥斯丁和《傲慢与偏见》

（一）

（二）

（三）

（四）

四 司汤达和《红与黑》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巴尔扎克和《高老头》

（一）

（二）

（三）

（四）

六 查尔斯·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八 赫尔曼·麦尔维尔和《白鲸》

（一）

（二）

（三）

（四）

九 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

（一）

（二）

（三）

（四）

（五）

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

（二）

（三）

（四）

（五）

十一 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

（一）

（二）

（三）

（四）

（五）

十二 尾声

（一）

（二）

（三）

（四）

在中国屏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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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目录

一 幕启

二 女主人的客厅

三 蒙古人首领

四 漂泊者

五 内阁部长

六 宴会

七 天坛

八 上帝的仆人

九 客店

十 小阁楼

十一 恐惧

十二 画

十三 国王陛下的代表

十四 鸦片烟馆

十五 最后的机会

十六 修女

十七 亨德森

十八 黎明

十九 荣誉攸关

二十 驮兽

二十一 麦克里斯特医生

二十二 路

二十三 上帝的真理

二十四 罗曼司

二十五 崇高的风格

二十六 雨

二十七 沙利文

二十八 餐厅

二十九 长城

三十 领事

三十一 小伙子

三十二 范宁夫妇

三十三 江中号子

三十四 海市蜃楼

三十五 陌生人

三十六 民主精神

三十七 基督复临派教徒

三十八 哲学家

三十九 女传教士

四十 局台球

四十一 船长

四十二 小城风景

四十三 黄昏

四十四 正常的人

四十五 老人

四十六 原野

四十七 失败者

四十八 戏剧学者

四十九 大班

五十 报应

五十一 残片

五十二 出类拔萃

五十三 老船长

五十四 疑问

五十五 汉学家

五十六 副领事

五十七 山城

五十八 祭神

译后记

修订附记

客厅里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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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序言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译者后记

情迷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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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英国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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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R其人

二 旅店风波

三 哀密斯金

四 无毛墨西哥佬

五 深肤女子

六 希腊密使

七 巴黎之行

八 居利亚·拉匝勒

九 葛斯塔夫

十 叛徒

十一 幕后记历

十二 大使阁下

十三 抛币定夺

十四 天涯偶识

十五 旧情与俄国文学

十六 美商命运

译后余墨

西班牙主题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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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月亮和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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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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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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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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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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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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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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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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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目录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二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三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四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五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六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七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人生的枷锁（插图本·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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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人生的枷锁（插图本·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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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百章

第一百零一章

第一百零二章

第一百零三章

第一百零四章

第一百零五章

第一百零六章

第一百零七章

第一百零八章

第一百零九章

第一百一十章

第一百十一章

第一百十二章

第一百十三章

第一百十四章

第一百十五章

第一百十六章

第一百十七章

第一百十八章

第一百十九章

第一百二十章

第一百二十一章

第一百二十二章

随性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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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忆奥古斯都

苏巴郎

侦探小说的衰亡

对伯克的读后感

对于某本书的思考

我认识的小说家们

译后记

木麻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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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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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宴之前

铁行轮船公司

驻地分署

环境的力量

胆怯

信

原跋

译后记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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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与人心（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