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意志决定命运

孤独成就高贵

理性、美德和灵魂的声音

认识你自己

论人生

内心的自我

目录

名家名译·大师人生智慧精华丛书总序

译者序 叔本华：唯真理是务

第一章 在各种可变外衣下，隐藏着同一个人

在各种可变外衣下，隐藏着同一个人

人比自己所相信的更加愚蠢

每个人内心都有着某种野蛮的兽性

永远不能从良好的智力推断出良好的意欲

良好的品性比智力更重要

嫉妒建起的高墙会被同情心完全推倒

金钱，吝啬之人抽象中的自我

挥霍付出了将来囊空如洗的凄凉代价

伤害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无能

所有人的行为都出自利己之心

幸灾乐祸是一种无能的残忍

嫉妒是破坏我们幸福的敌人

意欲只能通过智力这一缰绳加以引导

第二章 内在丰富才是拥有幸福的关键

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

我的拥有就在我身

闲暇是每个人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

快感和享受从未给予你它所许诺的东西

自己扛起命运给予的负担和痛苦

仁爱使人重新认出自己的本质

以理性的行动防止更大的罪恶发生

第三章 自己思考得来的真理才最鲜活

阅读就是看别人如何思考

别碰那些畅销书

报纸是危言耸听家的乐园

多一个角度看世界

身体语言通透出话语的精髓

从未知到已知的强有力的杠杆

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

自己思考得来的真理才最鲜活

第四章 有压舱物的人生才能走出笔直和稳定的航线

取消愿望才会终止苦痛

乐观主义是一种虚假的学说

享受此刻才是人生智慧

命运发牌，我们出牌

智力源自我们本质深处

生活就是一场假面舞会

财富不是寻欢作乐的许可证

一个染病的君王还不如一个健康的乞丐

生命无法忍受静止带来的无聊

意识越清晰的人，越需要睡眠

第五章 人的一生是场战斗

节制欲望，接受失意

诚、信构成了富人保障自己财产的基础

名声是喂养骄傲心和虚荣心的昂贵食物

造作源于匮乏带来的恐惧

谦虚是另一种虚伪

生活简单，幸福增进

我以前也有与你一样的想法

智慧得益于反省

不幸时，请坚信这是命运

希望与绝望

鲁莽诞生于意欲的不受控制

不是人人都能骄傲得起来

憎恨与鄙视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第六章 他人对你的看法毫无意义

每个人都有一副按自己个性定制的面具

社交如同烤火

他人对你的看法毫无价值

改变别人不如利用他们

别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太多

高贵与出众的头脑无法理解常人的思量

礼貌之于人，犹如温暖之于蜡

真正的朋友会与你感同身受

大部分人都脱离不了“自我”

第七章 只有经历孤独才能达到卓越

卓越者在独处中享受自由

没有什么事情绝对偶然

意欲将琐碎的记忆贯穿在一起

打算成就伟业，就不要迎合现世

真正钻研某一学问的人不会站在课堂上

第八章 茅棚或王宫，人生归根到底都一样

童年的每一天都那么冗长

青年总是忍受着渴望的折磨

人到老年，内在拥有更加重要

没有理由将死亡当作人的彻底毁灭

茅棚或王宫，人生归根到底都一样

女性终其一生都是个孩子

第九章 爱情与婚姻的本质是种属的意欲

爱情根植于性欲

恋人间的爱慕实际上是新个体的生命意欲

种属的意欲决定了男人的花心和女人的专一

每个人都会寻找与自己相合的异性

情欲无法满足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

情欲的满足也是一种错觉

婚姻的本质是实现种属的利益

性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第十章 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视野

不要只把书本放在孩子手中

抚养的责任包含着服从的义务

教育不是把前人的知识塞进头脑

比起说教，榜样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十一章 文化艺术让你的想象力活跃起来

历史的每一页都显示着同一样东西

用字词把想象力活动起来

表达越简朴，印象越深刻

世界、人生并不能给予我们真正的满足

翻译永远无法发挥原文的效果

本色演出最能入木三分

只把形式完美地表现

最单纯的造型艺术

音乐是向心的尽情倾诉

美丽的风景如音乐

有思想的作品总是清晰、明了

第十二章 哲学如同从鲜花里提取的精华

打开认识普遍和特殊事物的大门

哲学如同从鲜花里提取的精华

世界首先经由我们头脑而呈现

愚蠢是人类的母亲

真理，总会有人站出来宣扬或保卫

天才的判断都直截了当、绝不含糊

知识因反复斟酌而变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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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译·大师人生智慧精华丛书总序

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诞生了为数不多的大师。我说为数不多，是指相对数字，两千多年里，世代更替，总有千亿生灵来人间走一趟了吧，而倘若世界历史级的大师仅数以百计，所占的比例就是极其微小的了。我说的大师，是指那些伟大的头脑和灵魂，他们的领域也许不同，有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等，但都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代表了人类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构成了人类精神宝库的核心部分，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属于每一个人，可是，唯有去读大师们的书，你才能把它们变成真正属于你的财富。

人们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依我看，读大师的书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最方便法子。事实上，每一位大师正是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才成为大师的。当然，我们多半成不了大师，而只是来人间走一趟的千亿卑微生灵之一员。但是，人的高贵在于拥有思考真的头脑，体验美的心灵，追求善的灵魂，在大师们的熏陶下，我们知道了人可以达到的高度，人生有了精神目标，卑微者就能成为人性意义上的高贵者。

然而，大师们的著作汗牛充栋，常常也篇幅巨大，普通读者如何去读？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摘录其精华，按主题加以编辑，力求既能反映大师的主要思想和精彩见解，又能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味，这便是本套丛书的宗旨。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主要收进西方大师的作品，因为若要收进中国大师的作品，古文为多，风格上就不统一了。也许有人会说，市面上这类作品不是很多了吗？不错，但你们去看一下吧，几乎都是外行传抄的，谬误甚多。因此，就更有必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本丛书的每一种都是由研究相关大师的专家执笔，基本上是从自己的译著中选编的，每位译者对相关大师的作品皆怀敬爱之心，长期玩赏之，浸染于其中，其质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国平

2014年9月2日

译者序

叔本华：唯真理是务

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是大名鼎鼎的伟大思想家。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我一边读着叔本华的著作，一边就在想：这个人的名字怎么可能还没为人所知呢！这简直就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托尔斯泰说的是事实，虽然叔本华对众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音乐大师瓦格纳对其推崇备至，特地把他的音乐名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献给了他；屠格涅夫、契诃夫、左拉、莫泊桑、托马斯·哈代，等等，都表达过对叔本华的崇敬之情；哲学家尼采则干脆称叔本华为“解放者”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虽然叔本华在那些本身就是思想家的人的心目中，是天才的思想家，但是，叔本华的著作，却一直是曲高和寡。叔本华思想的精华是什么，叔本华到底为人类做出了什么思想贡献，泛泛大众是根本不了解的。叔本华高深的思想，与肤浅乐观的大众的思维，总是格格不入。

尽管在晚年，叔本华终于享有了迟来的名声，但在此之前，叔本华大半生都不得志，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叔本华声名鹊起以后，并不意味着他的哲学从此深入人心。除了时来运转的因素以外，那种突然广受欢迎的现象，多少包含了大众追捧时髦的成分。叔本华的哲学，一如世间任何事物，经过流行的巅峰以后，就重新归于相对的沉寂。这固然与世人普遍肤浅的理解力有关———人们宁愿一劳永逸地接受令人舒服的乐观世界观，同时，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那些无知者或者不负责任的人随意给叔本华哲学贴上荒谬、误人的标签，诸如消极厌世、悲观绝望，等等，而常人出于懒惰，未加考虑和研究就把叔本华的哲学认定为这个样子。毕竟，叔本华的哲学“唯真理是务”（叔本华语）。他直透事物本质的深刻，他的冷峻和毫不妥协，与常人肤浅、颠倒、虚妄的世界观格格不入。所以，叔本华的哲学，注定就是曲高和寡，它也只在少数思想深远的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和传播。

在叔本华奠定名声之前长达六十多年不获承认的沉寂时期，叔本华从来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天赋使命。从早年起，他就笔耕不辍，随时把自己的所思记录下来，并整理成著作。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序言里，他说：“真理是我唯一的指路星辰。”他只写出他认定为真理的东西，其他一切完全被置之度外。世人的不理解和排斥在他眼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正所谓“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语）。

叔本华是位语言大师，他的思想形诸冷峻、简明、流畅的文字，每个字词都精确、讲究，但又不失自然，遣词造句莫不打上叔本华鲜明的思想和人格个性的烙印。叔本华在进行思想推论时，逻辑推理丝丝入扣，没有丝毫的牵强附会，细腻之处无不显示出其作为哲学家的深思和缜密。这样浓缩、冷静的文字，加上辛辣的幽默和讽刺，以及随手拈来的古代作家的思想精华，使叔本华的表述既严谨又不枯燥，既冷静又不乏想象力，既迂回曲折又不失畅快淋漓，既简朴又不失雅致———大自然与艺术在叔本华的著作里合二为一了。一切矫揉造作、晦涩模糊、假话空谈———这些刻意的语言游戏、在哲学著作里最常见的毛病———完全与他绝缘。甚至叔本华喜欢运用的比喻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平实、不脱实际，因为这些比喻莫不取自人们日常接触的具体事物。当然，他对空洞抽象、花哨虚假的蔑视，肯定与他的深刻、丰富的思想有关。而这又直接归之于他与生俱来的、天才的认识力。另外，他用不着为金钱、虚名写作，他的不获承认反倒为他免除了名声的包袱。叔本华为他的巨著《附录和补遗》所引用的这一句拉丁文题头语“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真理”，确实就是他作为哲学家的一生的真实写照。现代主义文学家弗兰茨·卡夫卡说过：“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的著作。”

叔本华早在25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的《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这一著作至今仍是认识论的名篇。在1818年，他完成了主要著作《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时年才30岁。这部著作构成了叔本华哲学的核心。这部著作讨论了认识论、自然哲学、美学和伦理学。整部著作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所说的，犹如一部交响乐作品。围绕意欲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内核这一核心问题，这部著作的内容涵盖大自然物理世界的各种现象和人的精神现象，从开始到结束，层层深入，首尾衔接，互为呼应而自成一体。世事人生莫不在其中矣。难以想象这部著作出自一个30岁的人之手！难怪叔本华被托尔斯泰形容为“无与伦比的天才”。可以说，叔本华的哲学在他30岁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他接下来的其他著作都是对这部著作的哲学观点的发挥和补充阐述。

在此后的时间里，叔本华接连写下了《论自然界的意欲》（1836）、《论意欲的自由》（1839）、《论道德的基础》（1840）。到1850年，叔本华一生中的最后一部巨著《附录和补遗》终于完成。这部著作的前十四章是叔本华对其已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提出并已阐明的基本哲学观点从更细的不同方面作了补充阐述，第十五章以后的内容则涉及更加广泛的话题，例如读书、文体、女人、自杀等。对叔本华哲学基本理论不甚了解的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些文章。

本书里面的哲言，取自叔本华以上的多部著作，是叔本华思想的结晶。哲言的内容比较广泛，所涉及的，绝大部分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叔本华的见解，却因其精深和独到，读来往往出人意表，让人过目难忘。

一句话，这部集合叔本华多方面精妙思想的哲言录，对任何想要了解思想家叔本华、想要见识真正高深的思想、想要对生活获得正确和深刻见解的读者，都是不容错过的。

韦启昌

2014年于澳大利亚

第一章　在各种可变外衣下，隐藏着同一个人

在各种可变外衣下，隐藏着同一个人

我们的自身构成却永远不会改变。

一个人会在细节小事上疏于防备，从而表露出自己的性格。

从一个人对细微事情的处理方式，或者纯粹的举止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无限膨胀扩张、丝毫不顾及他人的自我。

一个人会忘记一切，绝对所有的一切，但却不会忘记他的自我，忘记他的本性。

性格是绝对无法改正的，因为人的所有行事都出自一条内在的原则。根据这一条内在的原则，在相类似的处境之下，一个人只能永远做出同样的事情，而不可能是别的。

假设我们想了解一个人在我们设想的处境中会如何作为，我们可千万不要以这个人做出的许诺和保证为凭据。因为就算这个人出自真心许下诺言和做出保证，但他现在谈论的事情却是他并不了解的。

我们只能通过考虑一个人准备投身其中的处境，以及这一处境与此人的性格的互相冲突之处以计算出他的行事。

对待一个我们精确了解的人，就像对待某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其特性的物品一样：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预知能够期望这个人做出些什么和不能够期望这个人做出些什么。

而一旦发生所谓违反性格的事情，那只是因为人们在具体情形里错误认识自己性格所致。

在年岁、社会关系，甚至是知识和观点的可变外衣之下，隐藏着的是那同一个真实的人，全然不变，始终如一，就犹如藏身在甲壳里面的龟鳖。

一个人的性格只是在方向和材料方面似乎经历微调和修正，而这些微调和修正是一个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有了不同的需要所带来的结果。

一个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个人在某种情形下做出过某种行为，那以后在一模一样的情形再度出现时（当然，在此包括了这个人对当时情形的正确认识），这个人也会再度同样作为。

只要这个人是这样的人，那他必然就会做出所有这样的事。

人做出的行为和大自然每一存在物的发挥是一样的，都是严格受制于因果法则。

我们改变不了意欲所要争取的目标，而只可以改变意欲为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途径。

其实，只要意欲显现在某一个体里面，那意欲就是自在地存在，它因而就构成了这一个体的原初和根本的意欲活动。

这一个体意欲是独立于一切认知的，因为意欲是先于认知的。

意欲只是从认知那里获得动因———由于这些动因的作用，意欲持续地发挥其真实本性，并使这一本性得以显现出来。我们也就有了了解这一本性的可能。

意欲作为超越时间之物，只要它确实存在，那它就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每一个既定的诸如此类的人，在每一同样的情形之下，只能做出他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事情，而外在的这些情形本身也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而出现。

所以，一个人一生中由大小事情所构成的现实人生轨迹就像一只座钟的运动一样被必然地预先确定了下来。

所有真正的功德和优点，不管是道德上的还是智力上的，不仅只具有物理的或者现实经验的根源，而且还有其形而上的根源。

这些功德和优点是先验，而非后验的。换句话说，这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因此，它们的根源并不只在现象之中，而是扎根于自在之物。

归根到底，每个人只是做出他本性之中亦即由他与生俱来的内在已经无法挽回地固定下来的事情。虽然智力才能需要得到发掘、修养，正如大自然的许多产品需要一番加工才可以让人们享受或利用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形里，任何修养和加工都不可以取代原有的材料。

所有只是学习得来的、后天勉为其难获得的亦即后验的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智力素质———都的确不是货真价实的，是没有内容的表面功夫。

这一方面的证明甚至还包括所有人都相当重视每一个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众的人的面相、外形，亦即这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人们都盼望一睹这个人的风采。

这一世界不仅定夺了人们下一辈子的福、祸———这些根据人们在这一辈子的善、恶而定———其实，在这一世界人们就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审判，因为每个人根据其自身素质、做出的功德就已经同时获得了酬劳或耻辱。

一个人的个性（亦即他既定的性格和既定的智力）就像渗透力很强的染料一样，精确决定了这个人的所有行为和思想，甚至包括最琐碎的细节。

由于人的个性的缘故，一个人的整个人生轨迹，亦即他的内在和外在事情的记录，会显示出与另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的差别。

正如一个植物学家从一片叶子认出整株植物，居维尔从一块动物骨头就能重构这一动物，同样，从一个人的某一典型行为，我们就可以确切了解这个人的性格。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从人的某一行为勾画出这个人，尽管这一行为只涉及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小事情经常最能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人，因为在处理更重要的事情时，人们会更加小心地控制自己，但在小事情上他们会疏于防备，只循着自己的本性行事。

如果一个人在处理小事情时做出了完全不顾及别人、绝对自我主义的行为，从而表现出他的内心并没有公平、正直的感情，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在没有足够保障的情况下托付给他哪怕是一文钱。

一个在所有没有涉及财产的事情上，习以为常地表现出缺乏公正的人，他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从那些人们不会计较的微小动作、行为暴露出来，就像一件肮脏内衣从褴褛外衣的孔洞中向外探头探脑一样———面对这样的人，谁又会相信他在处理人我间的事情时，在除了正义就再别无其他动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童叟无欺？

谁要是在小事上不体恤他人，就会在大事上肆无忌惮。

谁要是忽略一个人性格的微小特征，直到吃亏受累了以后才了解到在此时已暴露无遗的性格，那他就只能咎由自取。

如果我们所谓的好朋友泄露出卑鄙、下流、恶劣的特性———哪怕这只是表现在毫不起眼的小事情上面———那我们就必须马上与这些“好朋友”一刀两断。

认识人的入门和基础，的确就是坚信一个人的行为在大体上和本质上并不是由这个人的理智机能及其冀望和决心所指引的。

并不因为这个人愿意成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人，他就可以成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人，不管他的愿望是多么的真诚。

一个人的行为发自这个人与生俱来的和不可改变的性格，并由动因特别、具体安排。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是性格和动因这两种因素的产物。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行为比作一颗行星的运动轨迹：行星划出的轨迹是给予这一行星的离心力和太阳对其牵引的向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代表了性格，后者则是动因的影响。

谁要是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就会清楚：我们对于自己在将来某一处境会如何作为的判断顶多只是猜测而已，虽然我们经常会把这一猜测视为定论。

一个人在将来某一情形出现的时候会如何作为，也可以预先完全确定下来———只要我们正确、细致地了解了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将身处其中的外在情形对他性格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我们已经见过他在相似情形的行为，那预知当然就非常容易了，因为他在第二次会不可避免地做出同样的事情，但前提当然始终是：在第一次的时候，他已经正确和完全地了解了当时的情形。

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这个人理智思考和选择以后的产物。

在一个人的行为里面，智力所能做的只是把动因呈现给意欲。

智力作为旁观者和目击证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动因作用于性格，从而形成人生的轨迹，而在这一人生轨迹里面发生的总体事件，严格来说，其发生的必然性与钟表运动的必然性一般无异。

人比自己所相信的更加愚蠢

从我们的所为我们了解到自己，正如从我们所承受的痛苦了解到我们的价值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比自己所相信的更加愚蠢，但在另一方面，则比自己认为的要聪明。事过境迁以后，我们才会做出这个发现，并且那也是在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的自身具有某些比我们的头脑还要聪明的东西。

我们在人生历程中所做出的重大举措和迈出的主要步伐，与其说是遵循我们对于何为对错的清楚认识，不如说是遵循某种内在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本能，它源自我们本质的最深处。

在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对自己的行事挑剔、批评，但此时，我们根据的只是那头头是道的，但其实并不充分的，牵强的，甚至是假借的概念，并且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与那些笼统的规律和他人的例子作比较……我们很容易就会不公正地对待自己。

也只有幸运地活至老年的人，才具备对自己一生中的对错从主观上和客观上做出判断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着某些与生俱来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深藏于每个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因为这些原则是人们全部的思想、感情和意愿的结果。

人们并不是在抽象思想中认识到自己的这些原则的。只是当我们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自己的原则行事，这些原则犹如一条看不见的绳线操纵着我们。

人的那些与生俱来的原则因人而异。人们各自随着这些原则的引领走向幸福或者不幸。

事实上，我们对于驱使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和不做那样的事情的真实动因的判断，经常是完全错误的，直至由于某一偶然的机会我们才最终发现了秘密。我们才知道真实的动因并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一个，而是另外的。

我们不愿向自己承认那真实动因，因为它与我们对自己的良好看法压根儿不相匹配。

我们想象自己没有做出某件事情是出于纯粹道德上的理由，但随后我们才了解到其实是恐惧阻止了我们的行动，因为一旦解除了任何危险，我们就马上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在某些个别的例子里，我们甚至无法猜出自己行为的动因，我们真心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某一动因的驱动———但这的确就是自己行为的真实动因。

每个人内心都有着某种野蛮的兽性

在骨子里头，人就是丑陋、野蛮的动物。我们所见的人只是被绑上了绳索、被驯服了，这种情形就叫做文明教化。

我们看见人们偶尔爆发其本性时会感到震惊。一旦解除了法律、秩序的束缚，一旦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人就会显现出本来的样子。

在残忍、无情方面，人是丝毫不亚于老虎和鬣狗的。

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个巨大的自我，它轻而易举就能够挣脱法律的束缚。我们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就随时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而在大事上的表现则由历史书的每一页告诉我们。

与人性中这种无限的“自我”结伴而行的，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的憎恨、愤怒、嫉慕、怨恨和恶意。

这些憎恨、愤怒、嫉慕、怨恨和恶意郁积在胸中，就像储存在毒蛇牙齿里的毒液，时机一到，就会喷发而出。到了这个时候，人就是一个挣脱了镣铐、肆无忌惮地咆哮发作的魔鬼。

如果没有适宜的机会发作一番，那到最后就只能抓住最微小的机会，具体方式就是把这些发作的借口在想象中放大，尽其所能和尽其所敢地小题大做。

动物并不纯粹为了折磨而折磨其猎食对象，但人却是这样做的。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人的魔鬼特性———这比纯粹的动物性还要恶劣许多。

每个人的内心都确实有着某种野蛮的兽性———一有机会它就张牙舞爪、肆意咆哮，就会伤害他人，甚至会毁灭那些妨碍自己发威作恶的人。

由于生存意欲越来越厉害地感受到生存中没完没了的痛苦折磨，所以它就试图通过在别人身上制造痛苦来减轻自己的苦痛，但这种做法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为真正的恶毒和残忍。

人类社会也只能通过人的怨恨（或愤怒）与恐惧的互相对立、互相牵制而组成。因为如果没有相应分量的恐惧以抑制我们的怨恨本性，那这种怨恨心理就有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杀人犯。

同样，如果愤怒不曾在我们的心里存在并监察着别人，那我们就会成为每一个小男孩取笑、捉弄的对象。

一旦我们看清楚人的劣性，并为这些劣性而感到震惊，那我们就必须马上把目光投向人类生存的苦难。对后者感到惊愕的话，则又必须回头审视人的劣性———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这两者互相平衡，我们也就会意识到这里有着某种永恒的正义。

我们会发现这一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审判庭。我们就会开始明白为何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必须为其生存而赎罪，首先在其活着的时候，然后在其死亡的时分。

也就是说，“罪孽”与“惩罚”对应、协调得天衣无缝。从这一审视观点出发，我们对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大众的愚蠢所经常感受到的厌恶也就烟消云散了。

在佛教的轮回里面，“人之苦难”、“人之性恶”与“人之愚蠢”相互对应得毫厘不爽。

在这个世界上，卑劣和恶毒普遍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愚蠢的嗓门叫喊得至为响亮，他们的话语也更有分量。

永远不能从良好的智力推断出良好的意欲

不可能有一套伦理学可以改变和改进意欲本身。这是因为所有的教诲都只能对认知产生作用，而认知却永远无法决定意欲本身，亦即无法决定意欲活动的基本特征。

认知只能决定意欲在不同的情形下的不同发挥方式而已。

纠正了的认识，如果能够更加精确地向意欲显示并帮助意欲更加正确地判断哪些目标是合乎意欲的愿望，并且是在意欲能及的范围之内———那在这种情形下，认识才可以修正意欲的行为。

在认知的帮助下，意欲更加准确地量度自己与事物的关系，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意欲的是什么，因而在选择目标时，更少地受制于错误。

对于意欲活动本身，对于意欲活动的主要倾向或者基本准则，智力却是无能为力的。

相信认知的确从根本上决定了意欲，就跟相信一个人晚上提着的灯笼就是这个人步子的原动力一般无异。

一个人在经历了事情或者受到了别人的劝告以后，会看出自己性格的某一根本缺陷，并为之痛惜。他会真心实意地打定主意去改进自己，消除这一性格弱点。尽管如此，这一性格弱点仍然一有机会就充分展示出来。接下来就是重新的悔疚，重新的痛下决心洗心革面，和再一次的重蹈覆辙。

智力只是一种理论性的能力：它勾画和罗列出为人称道的，因而是值得追求的人生道路。

意欲则是既成现实、不可更改的某样东西，它不顾智力勾画出的蓝图，仍然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然后，我们看到智力在意欲后面跟着，嘴里在毫无用处地抱怨着意欲的本性。

认知时而是意欲行为的旁观者，对于意欲的行为给予一些无关痛痒的赞扬或责备；时而认知又受到外在的影响，因为获得经验教训以后，认知又改变原有的并制定新的规章准则。

意欲（性格）素质和智力素质是互不相干的。

我们永远不可以从一副良好的智力推断出良好（善良）的意欲，也不可以从后者推断出前者，或从低劣的智力推断出卑劣的意欲等。

每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把意欲与智力两类素质彼此完全分开，而识别其各自的存在则只能在生活实践中进行。

至为狭隘的头脑智力可以与伟大的博爱之心共存。

卓越的思想素质只能获得别人的赞叹，而不是爱戴，后者是留给优秀的道德品质、性格素质的。

我们可以告诉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们放弃小小的好处，就可以换来更大的利益。我们也可以让恶毒者清楚知道：给别人造成痛苦的话，那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但要劝说别人放弃利己之心或者害人之心，我们却是无能为力的，正如我们改变不了猫捉老鼠的天性一样。

良好的品性比智力更重要

所有真正的道德品质，无论好坏，都是内在天生的。

一样良好的品性就可以盖过并抹去智力上的严重不足。在了解一个人具有某种优秀品质以后，我们会耐心迁就这个人智力上的不足，和岁数大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愚钝和孩子气。

一副明显高贵的品性，哪怕完全缺乏智力优点及智力修养，仍然呈现出无所欠缺的样子。

相比之下，就算是至为伟大的思想头脑，一旦蒙上了严重道德缺陷的污点，看上去就始终配受责备。

正如火炬和火堆在太阳底下会显得苍白和毫不起眼，同样，优秀的智力，甚至思想的天才，还有漂亮的外貌，都会在与善良心灵的比较中黯然失色。

一个人所显现出来的高度善良，能够完全弥补智力素质的欠缺。我们甚至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竟然为这个善良的人欠缺智力素质而惋惜。

甚至最有限的智力和出奇丑陋的相貌，只要它们与非同一般的善良为伴，那这些就仿佛得到了美化，就像围了一圈属于更高一级美丽的光环，因为现在一种发自他们内在的智慧说话了，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的智慧都得闭嘴、沉默。

这是因为心的善良是一种超验的素质，它属于某种扩展至此生之外的事物秩序、法则，其他方面的完美是不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

当善良的品性达到很高的程度，那它就把心扩大了，从而包含了整个世界。这样，一切事物都尽在他的心中，因为善良的人把所有的生命视为自己本性的同一体。

当我们要对某一行为做出道德上的评判时，我们首先就要确切了解这一行为后面的动因。但在了解了这行为的动因以后，我们对此行为的赞赏或者批评就再不会与这一动因有关，而转而针对受到这一动因驱使的这个人的性格。

一个人尽管对自己道德方面的缺陷有着最清晰的认识，甚至为此感到厌恶，甚至诚意地下定决心改进自己，但却仍然无法如愿。

总的来说，改进和改良的范围只局限在认知方面。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动因以必然性发挥作用，但这些动因却必须先通过认知这一关，因为认知是动因的媒介。而认知是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扩展，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得到矫正。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试图通过言词和说教来消除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并从而改变这个人的性格，改变这个人的内在道德，就完全等同于试图通过外部的作用，把铅变化成金子，或者试图通过精心栽培，让橡树结出杏子。

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巧妙、精心培养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偶然所处的环境的产物，而是大自然本身的作品。

个体的性格在孩提时就露出苗头。在这时候，在这小孩所做的小事情上面就已显现出将来他在大事情方面的表现。

所以，尽管两个小孩在极为相似的环境下长大并受到了相同的教育，但这两个人却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

一个人的美德与劣性，其种子深藏在这个人与生俱来的性格里面，深藏在这个人的这一真正内核。

期望一个人在同样的处境下，一会儿做出这样的行为，另一会儿又做出另外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就犹如人们期望同一株果树，在今年夏天长出樱桃，在明年夏天则长出梨子。

从我们所做，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是。

人们所做出的公正行为与真正的内心诚实，两者间的关系就犹如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礼貌与真正对邻人的爱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或恶，首先是从这个人对待他人的根本态度和心情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这种态度、心情要么带有嫉妒，要么带有同情的特质。

出于纯真目的的每一善良行为都宣告了做出这一行为的人是与这一现象世界互相抵触的。

在这一现象世界里，他人与自己是完全分离的，但做出善行的人却把他人和自己视为一体。

并不发自私心的每一善良行为都是神秘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要勉为其难地对此做出解释，人们就只有找出种种的借口。

嫉妒建起的高墙会被同情心完全推倒

真正的道德原动力就是同情。

对众生怀着无限的同情，是做出合乎道德的良好行为的一个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证。

不幸是同情的条件，而同情则是仁爱的源泉。

总而言之，要消除我们对他人的仇恨心态，没有什么方法比采用某一会引起自己同情他人的审视角度，更加容易达到目的。

惟一适合抑制我们的憎恨或者鄙视情绪的是怜悯，而不是我们口口声声寻求的“尊严”和“价值”。

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做出的比较。

嫉妒也就是在人、我之间筑起一堵厚墙，但对于怀有同情心的人来说，这堵墙壁则是脆弱和透明的。事实上，这堵墙有时候会被同情心完全推倒。

勇气使我们能够承受各种牺牲和实现自我征服。勇气因此就起码与美德有了一定的关联。

正如他存在于自己的肉身一样，他也同样存在于万事万物，他肉身的死亡因而对他本人并没有构成伤害———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确信，产生出英勇的气概。

除了从这一高度理解勇气以外，的确不可能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解释清楚为何懦弱看上去就是招人鄙视，而个人勇气给人的印象就是高贵和壮烈。

如果从一个低级的角度考察，那就无法解释清楚为何一个有限的个体———他本身就是一切事物，并且的确就是其自身之外的世界存在的根本条件———不应该把其他的一切屈从于保存其自身存在的目的。

一个全然形而下，因而是纯粹依据经验的解释并不足以解释勇气何以成为美德，因为这样一种解释只能立足于勇气的有利和用处方面。

懦弱似乎与高贵的性格并不相称，因为懦弱暴露出了人过度关注其自身。

金钱，吝啬之人抽象中的自我

金钱作为这一世上所有好处的抽象代表，现在就成了吝啬之人那已经迟钝、呆滞的胃口咬住不放的枯槁根块———这已成了他们抽象中的自我。

这种金钱欲望就像其对象物一样具有某种象征性，并且也是无法消除的。这是对世俗乐趣执着的眷恋，它顽固、偏执，就好像要延续至此身之后；它是经升华以后换上了精神形式的肉欲；它是汇聚所有无法餍足的欲望的抽象焦点。

吝啬节俭所据以出发的正确原则就是：所有快感逸乐所发挥的作用都只是否定的，由这种快感组成的幸福因而只是幻象而已，而苦痛却是肯定和实在的。

悭吝之人舍弃了快感享受，目的就是更能稳妥地躲避苦痛。据此，“坚忍和舍弃”就成为了吝啬之人的座右铭。

既然悭吝之人知道发生不幸的可能性难以穷尽，通往危险的道路又数不胜数，那他们就动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在自己的周围内外筑起三层坚固的城堡以抵御不测与不幸。谁又能说防备的功夫会做得太过？

只有懂得命运如何出尔反尔捉弄我们的人才会最终达成自己的目的。哪怕防备功夫是做得太过了，那这一差错也只给自己本人带来害处，而不会让别人受累。

挥霍付出了将来囊空如洗的凄凉代价

虽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少吝啬之人归根到底只是直接嗜爱金钱本身，那不少挥霍成性的人也的确同样只是为了挥霍而胡乱大肆挥霍。

满足人的需求本来只是比满足动物的需求稍为困难一点，但为了加强其欲望获得满足时的快感，人却是有目的地增加自己的需求。奢侈、排场、烟酒、鸦片、珍馐百味以及其他与这些相关之物就是由此而来。

奢侈、挥霍源自一种动物性的认识局限———对于只局限于认识现时此刻的人来说，那只在头脑中存在的将来概念是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并且，奢侈、挥霍是建立在人的这一错觉之上：感官乐趣真有其肯定和实在的价值。

为了那些空洞、匆匆即逝并且经常只是想象出来的快乐，挥霍之人付出了将来入不敷出、囊空如洗的凄凉代价。

这样的挥霍行为或许只是为了喂养那空洞、愚蠢的沾沾自喜和得意傲慢，以及博取看热闹的路人对其豪华排场的惊叹和羡慕。

奢侈挥霍不但导致贫困，而且还由贫困导致犯罪。

伤害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无能

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内心自然都会燃起报复的炽热渴望。

人们所作出那许许多多的牺牲，目的只是为了享受报复所带来的乐趣，而所有这些报复行动都无补于已经遭受的损害。

我们由于天灾、偶然或者命运的原因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像别人任意加在我们身上的痛苦那样让人难以忍受，因为我们承认大自然和偶然就是这一世界本来的统治者，并且，我们看到自己经由这两种原因所遭受的损害他人也都会同样遭受。

别人任意给我们造成的痛苦除了本身的伤害和损失以外，还有着某样相当奇特和苦涩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别人的优势———不管那是通过武力抑或狡猾———和相比之下自己的无能。

如果可能的话，造成了的伤害、损失可以设法弥补，但那额外的苦涩，亦即这一想法：“我必须忍受你的这些！”却经常给我们带来比原来的损害更多的痛苦，而要中和这种痛苦也就只能运用报复的手段。

通过损害那损害了我们的人———不管运用武力抑或狡猾———我们也就显示了自己的优势并由此一举抹去了他所显现的优势。这为我们带来了我们热切渴望得到的一种情绪上的满足。

一个人越高傲，或者虚荣心越强，那么，他就越加热切地渴望复仇。

正如每一个愿望在实现了以后才让我们发现这愿望或多或少只是一种假象，复仇以后的感觉也同样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期望从复仇中获得的快感由于同情的作用而变了味道。

并且，我们做出的报复行为会在以后的时间撕扯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也备受折磨，因为促使报复的动机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剩下与我们面对的只是表明我们狠毒的证据。

所有人的行为都出自利己之心

一般来说，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出自利己之心，我们每次在试图解释人的某一行为时，都应该首先从这一观点出发。

基于同一道理，我们试图把某一个人引往某一目标时，具体所采用的手段，无一例外都是围绕这个人的利己心而设计出来。

人的利己心就其本质而言是无限度的：人们希望绝对地保住自己的生存，希望自己的生存绝对地摆脱一切苦痛（这些包括所有的匮乏和欠缺），希望保持最大限度的健康与舒适，希望享受有能力享受到的一切快乐，并且尽可能地在自己身上多培养一些享受多种乐趣的能力。

无数的人都只把自己视为真正、实在的———至少在实际方面———而其他人则在不同程度上只被视为虚幻的影像。

这一利己心使人与人之间时刻分隔着巨大的鸿沟。如果真的有人跨越这一鸿沟给别人施以援手，那就会像奇迹一样地引起人们的诧异并得到人们的赞扬。

幸灾乐祸是一种无能的残忍

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幸灾乐祸的心理，更确切地显示出这个人的卑劣、恶毒的内心和道德上的一无是处。

幸灾乐祸恰恰是同情的对立面。幸灾乐祸不是别的，而是无能的残忍。

人性中最糟糕的特性始终是对别人的痛苦所感受到的快意，亦即幸灾乐祸。

因为幸灾乐祸与残忍密切相关，所以，幸灾乐祸与残忍行为的关系，的确就像理论与实践一样。

总的来说，幸灾乐祸出现于同情本应现身的地方，而同情作为幸灾乐祸的对立面，却是名副其实的公义和博爱的真正源头。

幸灾乐祸却是魔鬼的特性，它的冷嘲热讽活脱脱就是地狱发出的笑声。

幸灾乐祸刚好出现在同情本应占据的位置，但嫉妒却只在没有引发我们同情的机会的情况下，并且是在恰恰相反的情形才会出现。

嫉妒是破坏我们幸福的敌人

嫉妒是一道德上的劣性。一旦一个人获得了名声，那名声就会使他处于高于众人的位置，而别人也就因此被相对贬低了。所以，每一个做出非凡成绩和贡献的人所得到的名声是以那些并不曾得到名声的人为代价的。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何优秀出色的东西甫一露面，不论它们属何种类，都会受到数不胜数的平庸之辈的攻击。他们联合起来，誓要阻止这些东西的出现，甚至尽其所能，必欲去之而后快。

嫉妒之情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但与此同时，它既是一种罪恶，又是一桩不幸。因此，我们应该把它视为破坏我们幸福的敌人，应该像对付恶魔一样消灭它。

没有哪一种恨意能像嫉妒那样难以消除。因此缘故，我们千万不要无休止地给它以强烈的刺激，相反，我们最好放弃享受这种快感，一如放弃其他许多的快感乐趣，以免遭受其带来的后果。

容易引起别人嫉妒的人理应采用的办法就是与嫉妒者保持相当的距离，尽量避免与他们接触，以便双方之间始终保留一道巨大的鸿沟。

如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受到嫉妒者的攻击时，能够保持最大限度的从容镇定，因为导致嫉妒者发起攻击的原因足以抵消他们的攻击。

一个本性庸俗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对立面时，内心会产生抵触情绪，而秘密煽起这股情绪的就是他的嫉妒。

如果嫉妒是因别人的个人素质而起，那最难根除，也最是狠毒，因为在这种情形里，没有给嫉妒者留下哪怕一丝希望。

这种针对别人素质的嫉妒也是最下作的，因为嫉妒者憎恨的是他本来应该崇敬和热爱的东西。

嫉妒作为与同情相对立的情绪只要是局限于上述的程度范围之内，那嫉妒就是人之常情。确实，恐怕无人能够完全摆脱得了这种情绪。

看到别人享有快乐和占有财产时，我们就会备感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这是自然的，并且是无法避免的。只不过这种感觉不应该引起我们憎恨比自己更幸福的人，但真正的嫉妒却正好发挥出这样的作用。

如果不是因为别人交上好运、得到纯属偶然的机会，或者获得某人的眷顾等，而只是因为这人获得了大自然的赐予，自己就妒火中烧———那就是最不应该的，因为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都有其形而上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样的安排有其更高层次的公正性、合理性。这可以说是神灵的一种恩赐。

但不幸的是，嫉妒却反其道而行之：针对别人自身优异素质的嫉妒偏偏最是难以消除。所以，具有头脑智力甚至天才思想的人在这世上如果无法横眉冷对嫉妒者的话，那他们就必须首先乞求别人原谅自己的才能。

如果别人的嫉妒纯粹是因财富、地位或者权力而起，那这种嫉妒通常仍然可以与嫉妒者的自我抗争一番，因为这些嫉妒者会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毕竟可以指望从其嫉妒的对象那里获得帮助、接济、保护、提携，或者从这些人的享受中分取一杯羹。又或者起码能够有机会和这种人交往，沾上从这些尊贵之人身上折射的余晖，甚至分享这种人的荣耀。获得诸如此类实惠的一丝希望总是存在的。

而对于大自然的馈赠和个人的优越素质，例如，女人的美貌和男人的智力，我们无法平衡自己的嫉妒，因为我们没有上述诸如此类的希望和安慰。这样，除了只是对这些受惠者怀有苦涩和无法消除的恨意以外，别无其他。

但这些嫉妒者的处境相当不幸和尴尬：一旦别人明白了自己发出攻击的原因就是嫉妒，那所有这些攻击就顿时失去威力。

这种嫉妒会被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一如那些不敢示人的肉欲罪过一样。

嫉妒者就只能费尽狡猾的心机，先行为其嫉妒乔装打扮，然后在别人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对自己嫉妒的对象暗下杀手。

这种嫉妒也就把人折腾成为伪装大师。

嫉妒者在其对象面前的畏缩和躲避已经把自己出卖了。

招致别人嫉妒的素质越出色，那具备如此素质的人就越加陷入孤独。

为此原因，美貌的女孩子缺少同性的朋友。

嫉妒也通过莫名其妙的憎恨情绪暴露出自己———这种憎恨能够抓住最细小并且经常只是想象出来的借口突然爆发。

尽管嫉妒的家族分布广泛，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人们众口一词赞美自谦中一眼认出嫉妒的存在，而把自谦称为美德的做法就是为了让平庸之辈获益而想出来的狡猾招数。

没有什么比看见别人暗地里被嫉妒折磨并且疲于玩弄花样更让我们的自尊和高傲受用的了。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嫉妒总是与憎恨相伴随。我们一定要小心别让怀有嫉妒心的人成为自己表里不一的朋友。

为此理由，能够发现别人的嫉妒对于我们自身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研究、琢磨透彻别人的嫉妒心理，以便破解他们的招数，因为嫉妒的人到处都有，并且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活动在我们的周围，或者就像那些有毒的蟾蜍一样出没于黑暗的洞穴。

在一个头脑比自己优越得多的人面前，几乎每个人都会变得恶毒起来。

拥有卓越的思想优势比起任何一切都更有效地使自己孤立，并招致别人的憎恨———至少是在私下里。

意欲只能通过智力这一缰绳加以引导

意欲作为自在之物，构成了人的内在、真正和不可消灭的本质。就其本质而言，意欲却是没有意识的。

意识是以智力为条件，而智力则纯粹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偶然罢了：智力是大脑的一种官能，而大脑连同与其紧密相联的神经和脊髓，只不过是人的机体结出的果实，一个产物。

事实上，只要大脑并不直接插手机体的内在运作，而只是通过调节机体与外在世界的联系，为保存自身的目的服务，那它就是一个寄生体。

不仅在最狭窄意义上的意愿和决定关乎我们的意欲，甚至所有包括追求、愿望、逃避、希望、害怕、喜爱、憎恨的东西，一句话，一切直接构成我们的喜、怒、哀、乐的东西，都显而易见是意欲受到影响的结果，是符合意愿或者与意愿相反的激动和缓和。

智力对于意欲做出的决定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情。

智力为意欲提供了动因，这些动因如何发挥作用，却只是在后来，也就是全然后验地为智力所了解，这就好比做化学实验的人把试剂混合了以后，现在就静待结果的出现。

事实上，当意欲真正下定决心和在私下里做出决定的时候，智力是置身局外的。它有时候只能透过偷窥和出其不意的方式才可以对意欲的决定和打算有所了解。

所有执拗、顽固都是因为意欲强行挤进了认知的地盘。

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自己渴望什么或者害怕什么。我们可以积年抱着某种愿望，却又不肯向自己承认，甚至不让这一愿望进入我们清晰的意识，因为我们的智力不获同意知道这些事情，否则，我们对自己的良好看法就会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虽然智力为意欲提供了动因，智力却无法深入意欲做出决定的秘密作坊。智力虽然是意欲的贴心密友，但这一贴心密友可不是对什么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有时候，当我们做出了某一重要和大胆的决定时，那只是意欲对智力做出了一个承诺而已。我们的内心仍经常保留着一丝不肯坦率承认的疑问：我们对于这样的决定是否当真，在执行这一决定时是否会犹豫、退缩，抑或能够坚定不渝、贯彻始终？因此，只有在做出具体的行为以后，我们才可以确信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否出于真心实意。

缰绳、嚼子之于野性难驯的高头大马就等于在人的身上智力之于意欲。

对待意欲，我们只能通过智力这一缰绳加以引导，采用教育、劝告、训练等方式，因为就其本身而言，意欲是一种狂野、激烈的冲动，一如飞流直下的瀑布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到了盛怒、狂喜、绝望等时刻，意欲紧紧地咬住嚼子，脱缰狂奔，放纵自己的本性。

而在咆哮、发狂但又神智尚存的时候，意欲则完全挣脱了嚼子和缰绳，把原初和根本的性子暴露无遗，并显示出智力与这种意欲根本不是同一码事，就犹如缰绳、嚼子不可以等同于烈马一样。

爱和恨完全歪曲了我们的判断。在我们敌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的除了缺点以外，别无其他。但对于我们喜爱的人，我们看到的只是优点和长处，甚至他们的缺陷在我们的眼里也是可爱的。

我们享有的优势，不管这优势是什么，也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类似的秘密影响：与这些优势相一致的东西马上就变得公平、正义和合乎理智，与此相抵触的一切，无论我们如何严肃、认真地审视它们，都仍然显得有违公正、令人讨厌，或者不明智和荒唐。

一旦我们有了一个既定的假设，对于能够证实这一既定假设的一切东西我们都会有猞猁一样的锐利眼睛，但对于与这一假设互相矛盾的东西，我们却熟视无睹。

凡是与我们的政党，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希望相对立的东西，我们经常都根本不能明白和理解———这些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最清楚不过的事情。但对上述有利的一切，从老远就会跳进我们的眼睛。

有违于心的事情不会获得头的首肯。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死死抓住许多的错误不放，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让自己检查它们的理由根据，完全就是因为某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害怕：我们担心万一发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和断言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

说明意欲对智力的神秘和直接控制的一个微小可笑，但却相当鲜明的例子，就是在算账时，我们出现的差错更多是对自己有利，而非不利，并且这里面确实没有一丁点不诚实的企图。

当给予别人建议的时候，给建议的人所带有的一点点目的和打算通常都会压倒了他对事情所具有的相当的认识。

当希望贿赂我们，或者恐惧愚弄我们、猜疑折磨我们、虚荣心恭维我们，或者某一假设蒙蔽和迷惑了我们，又或者近在眼前的小目标损害了那更大、但却距离较远的目标———在所有这些时候，我们都是那样习以为常地欺骗自己。

某一强有力的动因，诸如深切的渴望或者迫切的需要，有时会把智力提高至某个我们在这之前从不曾相信的程度。

艰难困苦的处境迫使我们不得不有所作为。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会发展出全新的才能，而这些才能的种子一直在我们身上深藏不露，我们也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展现出这些才能。

一旦涉及与一个人的意欲活动密切相关的东西时，甚至一个至为愚蠢的人，他的理解力也会在此时变得敏锐起来。现在，他会相当细腻地察觉、注意和区分那些与他的欲望或者恐惧搭上关系的，哪怕是至为微小琐碎的情形。

同样，我们的记忆在意欲的压力下，也会得到加强。哪怕这记忆力在平时比较衰弱，但所有对主要情欲有价值的东西记忆力都会完美地保留下来。

热恋中的情人不会错过任何有利的时机，雄心勃勃之人永远不会忘记利用适合他大展拳脚的情势，吝啬鬼对于曾经遭受的金钱损失始终耿耿于怀，骄傲的人无法忘却对他名誉的损害，虚荣的人念念不忘人们赞扬自己的所有只言片语，以及获得的点滴嘉奖。

第二章　内在丰富才是拥有幸福的关键

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

如果时间以自身之力能把我们引向某种幸福的状态，那我们早已达到这样的幸福状态了，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无尽的时间。

所有的快乐，其本质都是否定的，而痛苦的本质却是肯定的。

要达到让人感到幸福的状态，那把人安置于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要达到这一目的，人自己本身非得发生根本的改变不可。

谁要从幸福论的角度去衡量自己一生是否过得幸福，他就需要一一列出自己得以躲避了的祸害，而不是曾经享受过的欢娱、快感。

所谓“幸福的生活”，实应被理解为“减少了许多不幸的生活”，亦即还能勉强忍受的生活。

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运数，就是生活了一辈子但又没有承受过什么巨大的精神上或者肉体上的苦，而不是曾经享受过强烈无比的欢娱。谁要是根据后者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度过幸福的一生，那就是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标准。

如果能够达到一种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的状态，那就确实得到了尘世间的幸福，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我们不应该以痛苦为代价去购买快乐，甚至只是冒着遭受痛苦的风险去这样做也不行，否则，我们就会为了那些否定，因而是虚幻的东西而付出了肯定和实在的东西。

智者则千方百计地躲避祸害。如果智者无法达到目的，那只能归于他的运数，但却跟他的愚蠢无关。只要得偿所愿，他就肯定不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所躲过的祸害千真万确在这生活中存在。

就算一个智者为了躲避祸害而做得过了头，不必要地牺牲了生活中的快感愉悦，归根到底他也没有真的有所损失，因为所有的快感愉悦都是虚幻的。因为错过了机会享受一番而感到痛惜，则是肤浅、狭隘的，甚至是可笑的。

我们在没有痛苦的时候，蠢蠢欲动的欲望就向我们映照出种种并不存在的快乐、享受的幻象。这些镜中花、水中月诱惑我们对其亦步亦趋。这样，我们就招来了毋庸置疑、真实不虚的痛苦。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痛惜业已失去了的无痛苦状态———它犹如我们轻率地就摒弃了的天堂，我们只能徒呼奈何地希望一切都不曾发生，宁愿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我们好像总是受到一个邪恶魔鬼的诱惑，它用欲望的幻象引导我们舍弃没有痛苦的状态。其实，没有痛苦的状态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幸福。

不作深思的年轻人以为这个世界就是特别为人们寻欢作乐而设的，这个世界就是实在的幸福所寄住的家园。他们认为，那些无法得到幸福的人只是在获取幸福方面不够聪明、灵活而已。

如果我们把生活的计划瞄准在避免痛苦，亦即远离匮乏、疾病和各种苦难这一目标上，那么，这个目标就是真实的，我们或许就能有所收益。

对于犬儒哲学家来说，避免痛苦比得到快乐更加重要。

犬儒哲学家深谙快意享受的否定性质和痛苦的肯定属性。因此，他们始终不渝地做足功夫以逃避灾祸。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认为，有必要有意识地摒弃所有的快感乐趣，因为他们知道逸乐隐藏着栽人的陷阱，它使人们成为痛苦的俘虏。

我们都满怀对幸福和快乐的希冀来到这一世上，并且抱着要把它们一一化为现实的愚蠢希望。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获得体验，就会明白幸福和快乐只不过是一层晨雾，我们只能从远处看到它，一旦走近，它就消失不见了。

相比之下，痛苦和磨难则既具体又真实。我们直接就可以感受到它们，用不着幻象和期待。

如果我们得到的教训能够结出果实，那我们就会停止追逐幸福和享乐，就会更多地关注如何尽可能地堵住痛苦、磨难的来路。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好东西，不外乎一种没有苦痛的、宁静和可以让我们勉强忍受下去的生存。

要避免很不幸福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要要求很幸福。

相当不幸的生活是轻而易举的；相比之下，相当幸福的生活不仅很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

欢乐拒绝在喜庆的场合露面。它真要出现的话，那一般都是悄无声息、不作张扬地不请自来。它出现之处都是最平凡无奇、日常普通的环境、场合，反正它就是不到那些显赫辉煌的场合露面。

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我们不应该向他询问那些令他高兴的赏心乐事，而应该了解那些让他烦恼操心的事情，因为烦扰他的事情越少、越微不足道，那么，他也就生活得越幸福。

如果微不足道的烦恼都让我们感受得到，那就意味着我们正处于安逸、舒适的状态了———在很不幸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感觉到这些小事情的。

高贵和卓越的人很快就会领会命运的教诲，能够顺应命运并且心存感激。他们会明白：在这世界上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教诲，而不是幸福。

人的内在拥有什么对于人的幸福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最主要的明显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它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抑或内心痛苦，首先就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人的幸福都只是间接地发挥影响。

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属于他的快乐，从一开始就已经由这个人的个性规定了。一个人精神能力的范围尤其决定性地限定了他领略高级快乐的能力。

一副健康、良好的体魄和由此带来的宁静和愉快的脾性，以及活跃、清晰、深刻、能够正确无误地把握事物的理解力，还有温和、节制有度的意欲及由此产生的清白良心———所有这些好处，都是财富、地位所不能代替的。

对我们的生活幸福而言，我们的自身个性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

最直接带给我们幸福的莫过于轻松、愉快的感官。

高兴的心情直接就使我们获益。它才是幸福的现金，而其他别的，都只是兑现幸福的支票。

愉快的心情就是从健康的身体里长出的花朵。

我们的幸福十占其九依赖于我们的健康。只要我们保持健康，一切也就成了快乐的源泉。但缺少了健康，一切外在的好处———无论这些好处是什么———都不再具有意义。

如果要判断这个人是否幸福，那我们就必须问一问自己：这个人是否轻松愉快？如果他心情愉快，那么，他是年轻抑或年老，腰板挺直抑或腰弯背驼，家财万贯抑或一贫如洗———这些对他而言，都是无关重要的：反正他就是幸福的。

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

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所能，努力做到最好。一个人越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在自己的身上就越能够找到乐趣的源泉，那他也就越幸福。

通常，人的幸福处境犹如一些小树林：从远处看过去，这些小树林显得很美，但靠近距离或者走进树林中以后，原先的那种美感就消失了。我们经常羡慕别人的处境，原因就在这里。

无聊是人们无数痛苦的间接根源。人们为了驱赶无聊，不择手段寻求娱乐、社交、奢华、赌博、酗酒，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只是各式各样的懊丧、不幸以及金钱损失。

人们的好奇和喜欢打听———这可以从他们四处张望、暗中打探别人的事情看得出来———却是因为无聊的缘故。

对知识的渴求，如果目标瞄准在事物普遍的原理，那就是求知欲。但如果渴求知道的东西只是单个、零星之物，那就应被称为好奇、好打听。

人们需要外在的活动是因为他们没有内在的活动。一旦他们有了内在的活动，那外在的活动就成了一种麻烦，很多时候的确就是某种可恨的骚扰和负担。

我的拥有就在我身

生活在这一世界里，一个拥有丰富内在的人，就像在冬月的晚上，在漫天冰雪当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愉快的圣诞小屋。

如果一个人内在充足、丰富，不需要从自身之外寻求娱乐，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最幸运的人。

能够自得其乐，感觉到万物皆备于我，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的拥有就在我身———这是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承受痛苦和做出实事的潜力如何———除非有机会运用和发挥这些能力。

看着池塘里波平如镜的静水，我们并不会想到它可以从岩石上咆哮着、翻滚着奔腾而下，或者作为喷泉它能够迸升至怎样的高度。我们也不会想到冰冻的水所能蕴含的热量。

闲暇是每个人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

闲暇让人能够自由地享受意识和个性所带来的乐趣。所以，闲暇是人生的精华。

闲暇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是果实。也只有闲暇使人得以把握、支配自身，而那些自身具备某些价值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闲暇只会造就一个无用的家伙，无所事事，无聊烦闷，他的自身变成了他的包袱。

快感和享受从未给予你它所许诺的东西

我们所生活过的每一天都告诉我们：快感和享受，就其自身而言，就算是得到了它们，也是骗人的玩意。快感和享受并不曾真的给予我们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并没有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

得到了这些快感和享受以后，与这些快感、享受结伴而来或者出自这些快感、享受本身的不便和烦恼，也让这些快感享受变了味道。

自己扛起命运给予的负担和痛苦

正是为实践公正所付出的牺牲，使公正这一美德受人敬重，因为如果这一美德只涉及无关痛痒的小牺牲，那是不会得到别人的敬佩的。

公正这一美德的实质，就在于公正的人并不会把与生活须臾不离的负担和痛苦，通过玩弄狡猾或使用强力，转嫁到别人的身上，就像那些不义者所做的那样，而是自己扛起命运给予自己的那一份负担和痛苦。

这样，公正之人就得不打折扣地承担起人生所应有的全部祸害和磨难。

仁爱使人重新认出自己的本质

基督教把仁爱视为所有美德中的最伟大者，甚至把仁爱也施予我们的敌人。这是基督教做出的最大贡献。

在亚洲，比基督教还早一千多年，人们就把对邻人无边的仁爱不仅作为真理和准则，而且作为人们实践的内容。

心怀仁爱的人，在其他每一个人的身上重又认出了自己的本质。这样，心怀仁爱的人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人的总体命运等同了起来。

由于仁爱这一美德，我们甚至把本来落在别人肩上的苦难也接了过来，使自己得到了比在正常情形下自己个人所要承受的更多份额。

以理性的行动防止更大的罪恶发生

勇气之所以是美德就在于：我们心甘情愿地直面此时此刻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恶行，并有所作为，目的就是以行动防止更大的罪恶在将来发生。

勇气具有坚忍的特性———坚忍意味着我们清楚意识到除了此刻威胁着我们的恶行以外，还有更大的恶行，而我们此刻的仓惶退却或者躲避会招致将来更加可怕的恶行。

我们行动和努力的指南不可以是想象中的图像，而应该是考虑清楚的概念。

纯粹的经验跟阅读一样并不可以取代思考。纯粹的经验与思考的关系就等于进食与消化、吸收的关系。当经验吹嘘只有通过经验的发现才促进了人类知识的发展，那就无异于嘴巴吹牛说：整个身体的生存只是嘴巴的功劳。

第三章　自己思考得来的真理才最鲜活

阅读就是看别人如何思考

阅读就是以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头脑思考事情。

太多的阅读会使我们的精神失去弹性，就像把一重物持续压在一条弹簧上面就会使弹簧失去弹性一样。而让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在空闲的每一分钟马上随手拿起书本。

阅读只是我们自己思考的代替品。

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是被别人牵引着自己的思想。

许多书本的唯一用处只在于向我们表明：错误的道路竟有如此之多，而我们一旦让自己听从其引导，就会拐入实在是不堪设想的迷途。

赶走和消除自己的、具原始力度的思想，目的却只是阅读随手拿起的一本书———这样做就是对我们的圣灵犯罪。

这样的人就好比为了察看植物标本或者观赏铜刻的大自然风景，而回避一望无际的大自然。

持续不断的阅读恰恰就是把大量陌生的、外来的观点引入我们的头脑。……这些陌生、外来的观点出自各个不同的头脑，分别属于不同的思想整体，其色彩也驳杂不纯。涌入我们头脑的这些大杂烩永远不会自动成为思想、观点和信念的一个统一体。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容易就会在头脑里造成巴比伦式的语言混乱，而一旦充塞着这些杂乱的聒噪，头脑从此就会失去一切清晰的见解，它也就接近解体和失序。

那些把一生都花在阅读上并从书籍中汲取智慧的人，就好比熟读各种游记以细致了解某一处地方。熟读某一处地方游记的人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关于这一处地方的情况，但归根到底，他对于这一处地方的实质情况并没有连贯、清晰和透彻的了解。

我们并不可以通过阅读有文采的作品而掌握这些文采素质———这些包括，例如丰富的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雄辩的说服力，大胆直率或者尖刻讽刺的用语，简洁明快或者优美雅致的表达。除此之外，还有语带双关的妙句、令人眼前一亮的醒目对仗、言简意赅的行文、朴实无华的风格，等等。

不过，观摩这样的文笔却可以引发我们自身已经具备的这些潜在素质，使自己意识到自己所具备的内在素质，同时也了解到能够把这些素质发挥到怎样的程度。这样，自己也就更加放心地顺应自己的倾向，甚至大胆发挥这些才能。

阅读可以教会我们发挥和运用自身天赋能力的方法和手段———前提当然始终是我们本身已经具备这些天赋。

别碰那些畅销书

文字作品跟生活别无两样：在生活中我们随时都会碰见不可救药的粗鄙之人，到处都充斥着他们的身影……同样，数目庞大的坏书、劣书源源不断、层出不穷。

坏的东西无论如何少读也嫌太多，而好的作品无论怎样多读也嫌太少。劣书是损害我们精神思想的毒药。

阅读好书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要读坏书，因为生命是短暂的，时间和精力都极其有限。

因为人们总是阅读最新的，而不是所有时代中最好的作品，所以，作家们就局限于时髦和流行观念的狭窄圈子里，而这个时代也就越发陷入自己的泥潭之中。

在挑选阅读物的时候，掌握识别什么不应该读的艺术就成了至为重要的事情。这一艺术就在于别碰那些无论何时刚好吸引住最多读者注意的读物———原因恰恰就是大多数人都在捧读它们———不管这些是宣扬政治、文学主张的小册子，抑或是小说、诗歌等。

那些写给傻瓜看的东西总能找到大群的读者。

我们则应该把始终是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有过的伟大著作———写出这些著作的可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所享有的后世名声就已表明了这一点。

读者大众喜好追读不时冒出的、今人关于古代某某作者或者某某伟大思想家的评论文章或书籍，而不是去阅读古代作者或思想家的原著。原因就在于大众只愿意阅读最新才印刷出来的东西，并且，“相同羽毛的鸟聚在一起。”

对于读者大众来说，当今那些乏味、肤浅的人所写出的沉闷、唠叨的废话，比起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更加亲切，也更有吸引力。

读者大众的愚蠢和反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他们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保存下来的至为高贵和稀罕的各种思想作品放着不读，一门心思地偏要拿起每天都在涌现的、出自平庸头脑的胡编乱造，纯粹只是因为这些文字是今天才印刷的，油墨还没干透。

没有什么比阅读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使我们神清气爽的了。只要随便拿起任何一部这样的经典作品，读上哪怕是半个小时，整个人马上就会感觉耳目一新，身心放松、舒畅，精神也得到了纯净、升华和加强，感觉犹如畅饮了山涧岩泉。

阅读一个人的著作总会比与这个人的交往获得更多的内容。就最重要的方面而言，阅读这些著作的确可以取代，甚至远远超过与这个人的近身交往。

所有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无论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都要与总是占据上风的荒唐、拙劣的东西进行没完没了的恶斗。几乎所有真正的人类启蒙者，几乎所有在各个学问和艺术上的大师都是殉道者。

那些想就某一话题求教的人，千万不要匆忙拿起讨论这一话题最新出版的书，满以为科学总在进步，而新书的作者肯定是利用了之前的旧著。

如可能的话，我们就要阅读那些对所讨论的事情有着根本性的发现和认识、真正有独创性的人所写出的著作，或者至少是在某一学问领域里被公认的大师的作品。

宁可购买二手书，也不要阅读内容方面的二手书。

一本书的名字之于这本书，就好比是信封上的地址、姓名之于一封发出去的信。也就是说，书名的首要目的，就是让这本书能够引起那些可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的注意。

一件作品要永恒不朽的话，那这一作品就必须具备多样的优点，以致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和赏识所有这些优点的读者也不容易。

正如衣冠不整暴露出了并不尊重自己周围的人群，同样，草率、马虎、拙劣的文字，表明了作者并不尊重他的读者。拒绝阅读这样的文章就是读者对作者合情合理的惩罚。

作者能否给予读者满足，关键之处总在于这位作者和读者之间在思维方式上能否形成共鸣。这种和谐共鸣越完美，那读者感受到的满足就越大。

具有伟大思想的作者也就只能被拥有非凡头脑思想的读者所完全欣赏。

报纸是危言耸听家的乐园

报纸是历史的秒针，但这一秒针通常不仅由更次一级质量的金属做成，而且它也是甚少正确的。

报纸上所谓的头版文章就是由时事串成的戏剧里面的合唱。各式夸大其词是报纸报道的本质，正如夸张也是戏剧的本质一样，因为报纸必须炒作每一事件，尽量地小题大做。

因此，由于职业的缘故，报纸写手都是危言耸听的高手，这是他们增加吸引力的手段。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像那些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一番的小狗。

多一个角度看世界

人类最先的语言只是一些感叹词，这些感叹词表达的不是概念，而是感情或者意欲活动，就像动物所发出的鸣响。

人类使用的字词是维持至为长久之物。一旦诗人、文学家把自己匆匆即逝的感受化为精确、恰当的字词，那这些感受就能在这些词语里存活，历经数千年，并能在每一个敏感读者的内心重又唤起这种感受。

越是古老的语言就越完美，尤其是就语法方面而言———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从久远、高贵的梵文一直到并不规范的英文，我们看到的是逐级变坏了的语言。

学习多国的语言不仅只是培养思想智力和文化的间接手段，其实，这种培养方式是直接的，其发挥的影响极其深远。

欠缺能力的人并非轻易就可以真正学会一门外语。虽然他们能够学到这门外语的字词，但在运用这些外语词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始终只是与之大概对应的母语词，他们也始终保留着这些母语词所特有的结构和习惯用法。

学会了新的语言以后，事物的微妙之处、事物之间相同或者相异的地方以及事物彼此之间的关联，也就进入了我们的意识。这样，对每一样事物，我们都有了更加全面的看法。

在运用不同语言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思维。

学习了一门新的语言，我们的思维就得到了新的修正，着上了新的色彩。所以，通晓多种语言，除了带给我们许多间接的实际用处以外，同时也是一种直接的培养思想智力的手段，因为随着了解到概念的多个方面和细微的差别，我们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也就得到了校正和完善。

掌握多种外语也使我们的思维更加灵活，更加自如，因为随着掌握了这些语言，概念就越发脱离了字词。

身体语言通透出话语的精髓

我们日常的自然而然的手势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并且确实是比话语更为普遍的一种语言。

手势动作的普遍性类似于逻辑和语法所具有的普遍性：因为手势动作表达的是谈话中属于形式的部分，而不是谈话中的内容。

不过，手势动作却有别于逻辑和语法，它不仅与智力有关，而且它还和道德，也就是说，意欲的活动有关。

手势伴随着讲话就犹如准确跟进的基本低音伴随着旋律。像这低音一样，手势动作加强了这些话语的效果。

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尽管谈话中的素材亦即具体内容和谈论中的事情千差万别，但当谈话的形式部分是相同时，那么人们采用的个别手势动作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单纯的手势动作能够告诉我的，说到底就是在抽象之中的整段谈话所包含的道德或者智力方面的关键内容，也就是这谈话的精髓部分，真正实质性的内容。

手势动作之于话语内容，就犹如概念之于被这概念所涵括的个体事物。

至为有趣的事情就是：甚至脾性各异的人，在表达相同的境遇时，运用的手势动作却是完全一样和固定不变的。

手势动作都是原初和自然而然的，是一种真正的大自然的语言，虽然它会通过模仿和习惯而被固定下来。

从未知到已知的强有力的杠杆

只要比喻是把某一未知的关系引到某一已知的关系，那比喻就是很有价值的。

甚至那些详尽并因此变成了寓言的比喻，也只是把事物的某种关系以最简单、最明晰、最容易为人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因为比喻对于认知来说是强有力的杠杆，所以，能够提出令人惊奇，并且是鲜明、有力的比喻，也就表明了提出比喻的人具有深刻的理解力。

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

真正理解事物归根到底就是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我们越能在彼此差别很大的情形里和在各自完全不同的事物当中，重又认出事物中的同一关联，那我们对这一关联的认识就越清晰和纯净。

只要事物的某一关联只在某一个别情形里为我所认识，那我对这一关联的认识也就只是个别的，因此的确就只是直观的。

但一旦我在两种不同的情形里认识到了这同一种关联，那对这一关联的整个本质，我就有了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因此，这种认识就更加深刻和更加完整。

自己思考得来的真理才最鲜活

虽然我们可以随意安排自己阅读和学习，但随意安排自己思考却的确非自己力所能为。也就是说，正如火的燃烧需要通风才能开始和延续，同样，我们的思考活动必须由我们对思考对象的兴趣来激发和维持。

要对事物提起客观兴趣，那只有本质上喜欢思考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大自然赋予了他们这样的头脑，思考对他们来说也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归根到底，只有自己的根本思想才会有真理和生命力，因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我们真正、完全了解的。

我们所读过的别人的思想只是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

通过阅读获得的、属于别人的思想，与自身生发的思想相比，就像史前时代的植物化石与在春天怒放的植物相比较一样。

所有独立、自为思考的思想者，相互之间是协调、一致的，他们之间看法的差别只因各自不同的立场角度。如果立场角度并没有不同，那他们就会说出同样的东西，因为他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客观所见而已。

尽管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本书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几经艰辛、缓慢的思考和组合才得以发现的某一见解或某一真理，但是，经过自己的思维所获得的见解或真理却是价值百倍。

独立、自为思考的人只是在随后才了解到权威赞同自己的看法，而那些权威说法也只是确认了他的这些见解同时增强了他的信心。

我们自己认真静思默想事情与跟别人交谈这些事情———这两者间的关系就犹如一个活的机体与一台机器的比较。

通过对话这一共同思考的方式是永远不可能发掘出深刻的哲学真理。不过，这种谈话却有助于我们先期演习一番，找到和理清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对随后找到的问题答案进行检验、核实和评判。

只有通过自己对事物的思考才能真正充实我们对事物的洞见和知识，因为只有事物才是永远近在眼前、随时为我们提供认识的活源泉。

别人传授给我们的真理只是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假肢、假牙、蜡制鼻子，它顶多就是通过手术植皮安装的假鼻。但经过自己思考而获得的真理，却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属于我们。

要获得独创的、不平凡的，或许甚至是不朽的思想，我们只需要完全从世事中脱离片刻。这时，那些最日常、普通的事物就会显现其全新的、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这些事物就以此方式向我们透露其真正的本质。

第四章　有压舱物的人生才能走出笔直和稳定的航线

取消愿望才会终止苦痛

痛苦向人的整个生存清清楚楚地表示：痛苦就是这一生存的宿命。人生深陷于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

我们是夹杂着泪水来到人间，人生的历程从根本上永远都是悲剧性的，而要离开的时候，就更是悲惨的情形。

如果痛苦不是我们生活最接近和直接的目的，那我们的生存就是在这世上最违反目的的东西了。

如果认为在这世上无处不在的、源自匮乏和困难———这些密不可分———的那些永无穷尽的痛苦没有任何目的，纯粹只是意外，那这一假设就是荒谬的。

我们对痛苦的敏感几乎是无限的，但对享乐的感觉则相当有限。虽然每一个别的不幸似乎是例外的情形，但在总体上，不幸却是规律中的惯常情形。

如果我们真的对事情有所注意的话，那这些事情肯定就是没有马上顺应我们的意欲，这些事情已经遇到了某种阻碍。

我们这个世界乏善可陈，到处充斥着匮乏和痛苦，对于那些侥幸逃过匮乏和痛苦的人们来说，无聊却正在每个角落等待着他们。

一切阻碍、抵触或者拂逆我们意欲的事情，也就是所有让我们不快和痛苦的事情，马上和直接就被我们异常清楚地感觉到了。

正如我们不会感受到整个健康的身体，而只会觉得窄鞋子夹住脚趾头的一小处地方，同样，我们不会顾及所有进展顺利的事情，而只会留意鸡毛蒜皮的烦恼。

痛苦、不幸恰恰就是肯定的东西，是引起我们感觉之物。而所谓好的东西，亦即所有的幸福和满意，却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只是愿望的取消和苦痛的终止。

我们一般都会发现快乐远远低于、而苦痛则远远超出我们对这些快乐或者苦痛的期待。

谁要想大概地检验一下这一说法，亦即在这一世上快乐超出苦痛，或者快乐与苦痛起码能够持平，那他只需把一只动物在吞吃另一只动物的时候，这两只动物各自的感受互相对照一下就可以了。

在遭遇每一不幸或承受每一痛苦时，最有效的安慰就是看一看比我们更加不幸的其他人———这人人都可以做到。但如果所有人都承受着不幸和痛苦，那我们还会有其他方法吗？

我们就像在草地上玩耍的绵羊，而屠夫则盯着这些绵羊，心里已经想好逐一向它们开刀的次序。这是因为在好日子里，我们并不知道命运此刻已为我们准备了何种不幸和祸害：疾病、贫困、迫害、残废、失明、疯狂抑或死亡。

个人的生活也是一场持续不休的争斗———这可不是比喻与匮乏和无聊的抗争，而是实实在在地与他人拼争。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会找到拼争的对手，争斗始终是没完没了，到死为止仍然手执武器。

时间每时每刻催逼着我们，从不让我们从容喘息。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后面步步紧跟，就像挥舞着鞭子的狱卒———我们的生存因而平添了不少痛苦和烦恼。只有那些落入了无聊的魔掌的人才逃过了这一劫。

但是，正如没有了大气的压力，我们的身体就会爆炸，同样，人生没有了匮乏、艰难、挫折和厌倦，人们的大胆、傲慢就会上升。就算它不会达到爆炸的程度，也会驱使人们做出无法无天的蠢事，甚至咆哮、发狂。

无论何时，每个人都确实需要配备一定份额的操劳，或者担心，或者困苦，正如一艘船需要一定的压舱物才能走出一条笔直和稳定的航线一样。

匮乏、操劳、忧心固然是几乎所有人终其一生的命运，但如果人们所有的欲望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就已经获得满足，那人们又将如何排遣自己的生活时间？

衡量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幸福并不是以这个人曾经有过的欢乐和享受为尺度，而只能视乎这个人的一生缺少悲哀和痛苦的程度，因为这些才是肯定的东西。

无论幸福和不幸以何种复杂多样的形式出现，并刺激人们追求前者和逃避后者，构成所有这一切的物质基础却是身体上的满意或者苦痛。这一基础相当狭窄，无非就是健康、食品、免受风雨寒冷的袭击、得到性欲的满足，或者欠缺所有这些。

人并不比动物享有更多真正的身体享受，除了人的更加发达的神经系统加强了对每一享乐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人对每一苦痛的感觉也相应提高了。

在人的身上被刺激起来的情感比动物的情感不知强烈了多少倍！情绪的动荡也深沉得多和激烈得多！但所有这些最终也只是为了获得和动物同样的结果：健康、饱暖，等等。

忧虑、恐惧和希望对人的折磨更甚于此刻现实的苦、乐，但动物所感受的苦、乐则只是局限于此刻的现实。

动物并没有静思回想这一苦、乐的浓缩器，所以，动物不会把欢乐和痛苦积存起来，而人类却借助回忆和预见来这样做。

对于动物来说，现时的痛苦也就始终是现时的痛苦，哪怕这种痛苦无数次反复出现，它也永远只是现时的痛苦，跟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没有两样，这一现时的痛苦也不会累计起来。所以，动物享有那种令人羡慕的无忧无虑和心平气和。

由于人有了静思回想和与此相关的一切，那些本来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基本苦、乐在人那里却发展成为对幸福和不幸的大为加强了的感觉，而这些会演变成瞬间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狂喜，或者足以导致自杀行为的极度痛苦绝望。

同样是因为静思回想的缘故，只有人才独一无二地领略到因雄心、荣誉感和羞耻感所产生的快乐———或者痛苦。这一苦乐的源泉，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对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看法。

争取获得别人良好看法的雄心壮志尽管表现出千奇百怪的形式，但这却是人的几乎所有努力奋斗的目标———而这些努力已经超出纯粹为了身体苦、乐的目的。

虽然人比动物多了真正的智力上的享受———这有着无数的级别，从简单的游戏、谈话一直到创造出最高的精神智力作品———但是，与这种智力享受相对应的痛苦却是无聊，而无聊却是不为动物所知的，起码对于处于自然状态之下的动物是这样。

也只有最聪明的动物在被驯养的情况下才会受到一点点无聊的袭击。但无聊之于人的确犹如鞭笞般难受。

这种无聊的痛苦我们可以见之于那些总是关心填充自己的钱袋甚于自己脑袋的可怜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富裕的生活条件已经变成了一种惩罚，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落入无聊的魔掌。

性欲的满足对于人来说，就成了长时痛苦和短时快乐的源泉。

让人惊叹的是这样的事情：由于人具备了动物所没有的头脑思维，所以，人就在自己与动物所共有的狭窄苦、乐基础之上构起了由人的悲欢组成的既高且大的建筑物。

在涉及这些悲欢、苦乐方面，人的心情也就受制于强烈的情绪波动和激情震撼，所有这些所留下的印记就清楚展现于他脸上的皱纹。但到头来，这些其实也就是动物同样获得的东西，而且，动物付出了更少感情和苦痛的代价就得到了它们！

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比快乐要多得多，这些痛苦还由于人确切“知道”了死亡而大为加强。

动物只是本能地逃避死亡，它们并不真正知道死亡这回事，因此也不会像人那样的确与死亡打着照面，永远面对着这一前景。

是动物比人更少痛苦，但同时也更少快乐。

动物也就不会通过想法和念头以及与这些东西相伴的种种美妙幻象期待美好的将来———而这种期待却是我们大部分高兴和快乐的源泉。

一个人经由希望和期待所提前享受到的满足，在稍后则从实际的享受中扣除，因为他稍后获得的满足正好与他在这之前的期待成反比。

正是动物所独有的这种完全沉浸于现时的特点使我们看着驯养的动物就能得到很大的快乐。

这些动物就是现时的化身，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感觉到每一轻松和明快的时间所具有的价值———对于这些时光，心事重重的我们通常不加理会就让其过去了。

我们对确切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其实是一种福气，因为对于知道真相的人来说，这些小孩有时候就像是无辜的少年犯：虽然他们并非被判了死刑，而是被判了要生活下去，但对于这一判决的含意，这些小孩并不明白。

生活就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定额工作，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的安息是一个相当恰当的表达。

假设性行为既不是一种需要，同时也不会伴随着强烈的快感，而是一件纯粹理性思考以后的事情，那人类还会真的延续生存下去吗？

这个世界只是地狱———在这里，人类既是被折磨者，同时又是折磨别人的魔鬼。

现在这一世界的安排刚好能够让它维持其存在。假设安排稍差一点，这一世界就已经无法存在了。所以，一个更加糟糕的世界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更加糟糕的世界无法继续存在。

个体的生命就是一场为生存而展开的没完没了的搏斗，每迈出的一步都隐藏着毁灭的威胁。

正是因为这种对生存的威胁屡屡得逞，繁殖后代的种子数量才达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因为只有这样，个体的灭亡才不至于引致种属的灭亡，而种属才是大自然所关注的。

实际上，把劳作、匮乏、磨难、痛苦和最终的死亡视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就像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真正的基督教所认为的那样———则是更加正确的观点。

我们就像是放荡的父亲生下的孽种：来到这一世上的时候已是背负着罪责。正是因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偿还这一欠债，我们的存在才变得如此凄惨，死亡也才成为我们的结局。

总而言之，这一世界的许多和巨大的痛苦正是这世界深重的罪孽所引致———在此，我指的并非自然物理、现实方面的关联，而是形而上的因果。

要掌握可靠的罗盘以随时辨认生活中的方向，要能够正确理解生活而不至于误入歧途，最适合不过的方法就是让自己习惯于把这一世界视为一个赎罪的地方，因此也就好比是监狱、劳改场、罪犯流放地，而“感化地”就是最古老的哲学家对这一世界的称谓。

甚至真正、被正确理解的基督教也把我们的生存理解为罪孽、过失的结果。一旦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看法，我们就会实事求是地调节对生活的期待，因此也就不会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艰难、痛苦、烦恼、匮乏以及种种讨厌、可恶的事情视为奇怪和意外。

我们也就懂得在这一世上，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存在而遭受惩罚，而且，遭受惩罚的方式因人而异。

本性高贵的人，还有天才，在这一世上的感觉有时就跟一个高贵的政治犯的感觉一样：他现在被迫混杂在一群偷鸡摸狗、杀人越货的惯犯当中在橹船上做苦役。

总的来说，上述看待事物的方式会让我们不再诧异，当然更不会愤怒地看视那些所谓不完美之处，亦即大多数人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智力上的可鄙本性，以及与这些相应的这些人的面相。

我们会牢牢记住人的处境，并把每个人首先视为只是由于罪孽而存在，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为其出生而赎罪。

由于这一世界的构成的原因，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处于痛苦和不满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可无法让人变得更有同情心和更加友好待人。

这一世界事物———尤其是世人———的特征并非人们所说的有欠完美，而是扭曲、颠倒，所有一切都反映出这一点，无论是道德、智力抑或是自然物理方面。

对于许多的恶行，我们不时会听到这样的借口：“诸如此类的过失对于人来说是自然的。”但这一借口是一点都不足够的。对此的回答应该是“正因为这一行为是恶劣的，所以，它就是自然；而正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它就是恶劣的”。

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一观点：这个人的基础本来就是有不如无的东西，是某种罪恶、颠倒、荒谬、被认为是原罪的东西。也正因此，一个人命中注定就要死亡。

人的根本劣性甚至通过这一典型事实反映出来：无人可以经得起仔细的审视和检查。

对人这一生物，我们又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所以，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会更加宽容地判定他人。而一旦潜藏在人身上的恶魔苏醒过来并向外探头探脑的话，我们也不至于那样大吃一惊。我们也就能够更加珍惜在一个人的身上找到的优点，不管这出自他的智力抑或其他的素质。

其次，我们将留意到人的处境，并能考虑这一点：生活本质上就是匮乏、需求和经常是悲惨的条件状态，每个人都得胼手胝足为自己的生存而拼搏，因此，人不可能总是挂着一副笑脸迎人。

我们必须以宽容对待人们的每一愚蠢、缺陷和恶行，时刻谨记我们眼前所见的就只是我们自己的愚蠢、缺陷和恶行，因为这些东西不外乎就是我们所属人类的弱点和缺陷。

我们现在对这些弱点如此愤慨只是因为它们此刻并没有在我们身上出现而已。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表现在表面上，而是躲藏于深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现身。

让人惊奇的事情却是在人类和动物世界里，人和动物那些极为强烈、多样和不息的活动却是由饥饿和性欲这两种简单动力所产生和维持———无聊或许对此也起到一点点帮助———并且，这两种欲望竟能够为如此复杂的机器传送“原动力”并从而活动起这些五光十色、变化多端的木偶戏。

我们生活中的情景就像镶嵌砖上粗线条的图案：靠得太近时，这些图案无法造成效果，只能从远距离审视才会发现这些图案的美丽。

得到了我们热切渴望之物就等于发现了它的空洞和无用。

我们总是生活在对更好的期待之中，与此同时也经常后悔和怀念往昔的时光。

而现时此刻则只是暂时被忍受而已，我们只把它视为通往我们目标的途径。

在就快到达人生的终点时，回眸往昔，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暂时”地活着。他们会很惊讶地看到：自己不加留意和咀嚼就听任其逝去的东西正好就是他们的生活，正好就是他们在生活中所期待之物。

一个人的一生总的来说就是被希望愚弄以后，一头扎入死亡的怀里。

人们为了生存不惜耗尽全部的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投入殊死的搏斗，防备着各式各样随时发生的、威胁着我们的天灾人祸。

而对付出所有这一切努力所换回的报酬———亦即生存本身———审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生存里面有着某些没有苦痛的间歇时间，但这些时间随即马上受到无聊的袭击，并且很快就被新一轮的苦痛所终结。

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内容”，生活只是被需求和幻象所“活动”起来，而一旦这些需求和幻象没有了，生存的荒凉和空虚就暴露无遗了。

人就是需求的凝固物。要满足这些需求是困难的，而这些满足带给他的除了没有苦痛的状态以外，别无其他。而处于这一没有苦痛的状态之中，他也就落入了无聊的魔掌。

生存就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无聊恰恰就是感觉到了这一生存的空洞、乏味。

我们的本质和存在就在于渴求生活，而假如生活本身真有肯定的价值和真实的内容，那是无法产生无聊的。仅只是存在本身就已经让我们充实和满足。

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并没有感到高兴，除非我们正在争取达到某一目标———因为距离遥远和遭遇障碍的缘故，这一目标显得会带给我们满足，但目标一旦达到，幻象也就会随之消失———或者，除非我们正在从事纯粹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我们从生活中抽身，现在是从外面回头审视这一生活，就像坐在包厢里的旁观者。

甚至感官的快乐本身也只在于持续的渴求，而一旦目标达到，快乐也就消失了。

一旦返回存在本身，对生存的空洞和虚无的感觉就会袭上心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聊。

甚至我们内在特有的、无法消除的对特别、怪异事情的追求和喜好也显示出我们巴不得看到事物发展中那单调、无聊的自然秩序能够中断。

甚至上流社会的奢侈、热闹的喜庆和富丽堂皇的排场也不是别的，其实正是为跨越这一本质上贫瘠、可怜的生存而做出的徒劳无功的努力。

人的极尽巧妙和复杂的机体就是生存意欲所显示出的最完美的现象，但这些现象最终还得化为尘土，这些现象的整个本质和努力因此也最终明显归于毁灭。意欲的所有争取根本上就是虚无的———这些就是真实和坦率的大自然所给予的单纯、朴实的表达。

我们的开始和我们的结局构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前者产生于肉欲造成的幻象和性欲快感所带来的心醉神迷之中，后者则伴随着所有器官的毁坏和尸体发出的恶臭。

在愉快和享受生命方面，从出生到死亡走的也始终是下坡路：快乐幻想的童年，无忧无虑的青年，艰苦劳累的中年，身衰力竭并经常是令人同情的老年，临终疾病的折磨和最后与死神的搏斗。这一切难道没有表明存在就是失足，恶果随后就逐步和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吗？

把生活视为幻灭是最精确的看法，所有一切都清楚无误地指示着这一点。

时间是我们头脑中的装置———它透过某种时间上的维持让事物以及我们自身彻头彻尾的虚无的存在披上了一层实在现实的外表。

由于在过去错失获得某一幸福或者享受某一快乐的机会而后悔和悲哀，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因为这些幸福或者享受到现在还能剩下些什么呢？只是某一干瘪的记忆罢了。对于所有我们真实享受和经历过的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纯粹只是现象，与自在之物截然有别———这一观点通过这一事实得到了直观的阐明和证明：我们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持续地吸收和排泄物质，对此的需求（作为食物和营养）总是一再重复出现。这是因为个中的情形就像那些经由烟、火或者喷射的水流所引出的现象———一旦供应物停止，这些现象就逐渐消失、停止了。

乐观主义是一种虚假的学说

乐观主义不仅是一种虚假的理论学说，而且还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它把生活表现为一种令人羡慕的状态，人的幸福就是生活的目的。

一旦从乐观主义观点出发，那每一个人就都相信自己对幸福和快乐有着最正当的要求。而一旦这些幸福和快乐并没有降临在他的头上———这可是常有的事情———那他就会觉得自己遭受了极大的不公，甚至会认为错失了他的生存的目标。

享受此刻才是人生智慧

生活总的来说就是幻灭，不，应该是骗局才对。或者更清楚地说：生活有着某种扑朔迷离的特质。

当两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在分别了大半辈子，已成白头老翁之时再度聚首，两个老者相互间刺激起来的感觉就是“对整个一生完全彻底的幻灭和失望”，因为看到对方就勾起了自己对早年的回忆。

在往昔旭日初升的青春年华，生活在他们的眼里美妙精彩。生活允诺我们如此之多，最终履行的诺言又是屈指可数。在这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之时，这种感觉分明占据了上风，他们甚至不需要用言词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而是彼此心照不宣，并在这感觉基础上叙旧、畅谈。

生存的虚无通过下面所有这些而充分显现出来：……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和相比之下个体在时间和空间的有限；现实此刻匆匆即逝……；所有事物之间依存和相对的关系；一切都是变动不居，没有任何长驻、确定的存在；永恒地渴望而又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一切努力奋斗都遭遇障碍———这就构成了生命的进程———直至这些障碍被克服为止，等等。

时间以及在时间之内的所有事物所具有的消逝、无常的本质，只不过就是一种形式……所有一切在每一刻都在我们的手里化为虚无，并以此失去其真正的价值。

曾经存在过的，现在已经不再。其不再存在就跟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没有两样。但此刻存在的所有一切，在即将到来的另一刻就成了曾经的存在。

每到夜晚，我们就又少了一天。看到我们短暂一生的时间一点一点流走，我们真有可能变得疯狂———如果不是在我们的内在深处秘密意识到：无法枯竭的永恒之源属于我们，生命时间可以永远从这一源泉中得到更新。

享受现时此刻并使之成为生命中的目标就是最大的智慧，因为只有现时此刻才是惟一真实的，其他一切都只是我们的想法和念头而已。

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最大的愚蠢，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刻不再存在、像梦一样完全消失无踪的东西，永远不值得严肃、认真的努力争取。

我们生存的立足点除了不断消逝的现时以外，别无其他。这样，我们生存的形式从根本上就是持续的运动，我们总是梦寐以求的安宁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固定性的世界里，持续不变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息地循环和变化。在这里，每个人都匆匆前行和奔驰，恰似不断迈步、做出动作以保持身体平衡的走钢索者———在这样的世界里，幸福是无法想象的。

命运发牌，我们出牌

古人把命运视为某种藏于总体事物当中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不理会我们的意愿、请求，也不会考虑我们的罪孽或者功德。它指引着人类的事务，并且通过一种秘密的关联，把那些从表面上看彼此没有关联的事情，根据命运的需要各自牵引到了一起。

我们的一生可比之于一条船的航程。运气———顺运或者逆运———扮演着风的角色，它可以迅速推进我们的航程，也可以把我们推回老远的距离。对此，我们的努力和奋斗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的努力和挣扎只是发挥着桨橹的作用。我们竭尽全力挥舞桨橹数小时，终于向前走了一程，这时，突如其来的一阵强风（运气）一下子就能使我们倒退同样的距离。

说得简约一点，人生就是：命运洗牌和发牌，而我们则负责出牌。

运气这一位赐予者，懂得运用一种君王的气派和艺术让我们清楚明白：在它的仁慈、恩惠面前，我们的一切功劳、业绩都是无足轻重、无能为力的。

运气在赐予我们的同时，却又清楚无误地向我们表明：我们对于他所赐予的礼物并没有非得到不可的丝毫资格和权利，我们得到这些馈赠需要感谢赐予者的仁慈和恩惠，而不是把这些馈赠归之于自己的作为。

希望某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当初不曾发生，是折磨自己的愚蠢做法，因为这样希望就等同于希望发生一些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不理智就犹如希望太阳从西边升起。

确信某种天命的主宰，或者相信在冥冥之中有某种超然的东西在驾驭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的大小事情———这在各个年代、时期都极为普遍和流行，甚至那些对迷信把戏感到反感的思想家有时候也会对这定命的说法深信不疑。

把纯粹明显的偶然事件视为带有一定的目的确实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想法。不过，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其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曾经明确地产生过这一想法。

所有的那些偶然本身都被一种深藏不露的必然性所完全控制，那些偶然本身只是这种必然性所采用的手段而已。

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无论从表面上看是如何杂乱无章，其实却是一个自身协调与和谐的整体。它有着某一确定的发展方向，也包含某一给人以启迪的意义———整个一生简直就是一部构思极尽巧妙的史诗。

认为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根据的必然性并不是盲目的，亦即确信我们的人生历程既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有着计划安排的———所有这些，都是更高一级的宿命论（超验的宿命论）。

只要人们度过了生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自己的生活仔细检查一番，那么，或许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产生这种超验宿命论的看法。

的确，当一个人回顾自己人生历程中的细节时，自己一生中所发生的一切有时候显得像早就安排好了似的，而出现过的人物就犹如在一部戏里循例登场的演员而已。

每个人都会追求和抓住适合自己个人的东西，他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为何会这样做。他这样做既非受到外在的影响，也不是由于自己的虚假观念和偏见所致，这情形就像在沙滩上被阳光孵化的海龟：它们破壳以后马上就会径直向海里爬去———这时它们甚至还没有发现海水的能力。

也只有当一个人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后，他才会发现这条道路始终如一地通往同一个方向。

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亦即人们经过这许多的忙碌、折磨和痛苦之后才换来的人生过程，其受到的另一半指引，亦即来自外在的指引，竟出自的确盲目的偶然性之手———这偶然性本身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任何秩序和安排———这种说法是不大可信的。

可以这样认为：对于我们是合理和有益———就这些字的最高和最真实的意义上而言———的事情，不会是我们只是计划过但却又从来没有具体执行过的事情。

对于我们真正是合理和有益的事情只能是在现实的图案中确确实实留下了印记的东西，并且，在我们认识到这些事情与我们的目标吻合以后，能够确信地说出这一句话以形容这些事情，“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亦即必然发生的事情。

与我们的目标吻合的事情能够得以发生，偶然性与必然性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结合统一起来，深藏于事物发展的原因之中。

由于这一统一体的原因，内在必然性显现为人的本能冲动，然后是理性的权衡、思维，最后，外在情势也加入共同发挥作用。这样，在人生走到尽头以后，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一生就犹如一件终于圆满完成的艺术品。

在我们回眸审视我们的生命历程，尤其当我们清楚回想起自己迈出的错误一步，以及由此招致的后果时，我们通常都无法理解我们为何做了这样的事情，而疏忽了那样的事情。似乎冥冥之中某种奇怪的力量操纵着我们的步伐。

当命运明显执拗地阻挠我们的某一计划时，我们就应该予以放弃，因为既然这一计划与我们无法意识到的命运不相吻合，那么，它是不会实现的。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地想完成这一计划，那我们只会招致命运更加残酷的打击，直至我们终于重新返回正确的道路上为止。

那些似乎懂得很多的人，尤其当他们学会了用物理学的观点看待和理解事物以后，尤其应该记住莎士比亚的这一句话：“天地间的事情比你们的哲学所能想象的多得多。”

智力源自我们本质深处

一百个傻瓜聚在一起，也仍然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的人。

我们的智力，一如我们的道德，并不来自外在，它源自我们自身的本质深处。

没有哪一位教育家可以把一个天生的蠢人培养成一个有头脑的人，永远不！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傻瓜，那直到他死的时候还仍然是一个傻瓜。

智慧不仅标示了理论上的完善，而且还包括实践中的圆满。

我给予智慧的定义就是：对整体和普遍的事物能有一个完美和正确的认识，这一认识完全渗透在一个人的身上，它指导着这个人的一言一行，甚至在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间也充分显示出来。

智力不是以其广度，而是以其强度（或深度）见称。所以，在这一方面，一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与一万个人较量一番。一千个傻瓜凑在一起也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理智的人。

生活就是一场假面舞会

我们这一经过文明教化的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假面舞会。

我们见到的骑士、牧师、医生、律师、神父、哲学家以及其他各式人等，都不是他们所显示的那样子，他们只是戴着这些面具而已。

女人则只有为数不多的面具可供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供她们挑选的面具只有腼腆、贤淑、端庄、娴静。

社会上还有许多缺乏特色的面具，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划一、雷同。因此，我们举目所见都是千篇一律的货色。这些面具不外乎就是忠厚、老实、谦让、发自内心的关切和脸带笑容的友谊。

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面具的后面都是些商人、小贩、投机分子。在这方面，做生意买卖的人构成了惟一诚实的阶层，因为只有他们才不戴面具、以自身样子示人。

我们在早年就必须了解到生活就是一场假面舞会———这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明白许多事情，我们就会完全茫然失措。

财富不是寻欢作乐的许可证

真正称为财富的，亦即过分的丰裕盈余，对我们的幸福却帮助不大。

（虽然）人的自身比起财产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此可知，注重保持身体健康和发挥个人自身才能比全力投入获得财富更为明智。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一说法错误地理解为：我们应该忽略获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财富除了能满足人的真正、自然的需求以外，对于我们的真正幸福没有多大影响。

对于我们认为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视线范围。我们的要求不会超出这一视线范围。

在我们心目范围之内的具体之物一旦出现，而我们又确信能够得到它，那我们就会感到幸福。

但是如果得到这具体之物存在重重困难，他根本就没有得到它的希望和可能，那他就会感觉不幸和痛苦。所有在他视线以外的东西，都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穷人不会因为得不到巨大的财富而焦虑不安，但富人在计划失算落空的时候，不会考虑到自己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财物，并以此安慰自己。

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海水喝得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

我们在失去了财富或者安逸的处境以后，当我们挺住了最初的阵痛，我们惯常的心境与当初相比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

当命运减少了我们的财富以后，我们自己也就相应降低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之所以感到不满，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断试图提高我们的要求，但同时，其他妨碍我们成功的条件因素却保持不变。

我们应把现有的财富视为能够抵御众多可能发生的不幸和灾祸的城墙，而并不是一纸任由我们寻欢作乐的许可证。

金钱是人的抽象中的幸福，那些再也没有能力享受具体幸福的人，就只有一门心思扑在金钱上面了。

一个染病的君王还不如一个健康的乞丐

人的健康尤其远远地压倒了一切外在的好处。甚至一个健康的乞丐也的确比一个染病的君王幸运。

在我们患病、困顿的时候，每当念及在这之前没有疾病和痛苦的时光，就陡然让人心生羡慕———那些美好的日子就犹如不曾得到我们珍惜的朋友，它们简直就是失去了的天堂。

在健康、美好的日子里，这种情形应被我们时刻牢记在心，这样，我们就会倍加珍惜和享受此刻的好时光。

但我们却不加留意地度过我们美好的日子，只有到了糟糕的日子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念和渴望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

要活至高寿，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具备一副无懈可击的体魄。除此之外，我们有两种方法，这可以用两盏油灯的不同燃烧方式作一解释：一盏油灯虽然灯油不多，但它的灯芯很细，它能够点燃较长的时间；另一盏油灯虽然灯芯粗大，但它的灯油很足，它同样能燃上很长时间。在这里，灯油就好比一个人的生命力，灯芯则是对身体活力的任何形式的消耗和挥霍。

生命无法忍受静止带来的无聊

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身体的整体或部分承受负担和压力，借此可以把自己锻炼强壮，使身体习惯抵御各种各样的恶劣影响。

一旦我们身体的局部或整体出现了不健康的状况，那我们就要采用相反的做法：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让患病的部位得到休养、生息。因为患病或者虚弱的身体经受不起任何锻炼。

我们的肉体生活存在于不停的运动中，内在精神生活也永远需要展开活动，或通过思想，或通过做事。

我们的生存根本上就是动荡不安的，因此，完全的静止不动很快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它带来可怕的无聊。

一个人的能力需要得到发挥，并且，他渴望看到发挥能力以后的结果。

一旦百无聊赖，人就像脱离了自己的原始本性。

为克服困难、阻碍而努力和奋斗是人的一种需要，这道理跟钻洞之于土拨鼠为必不可少之事是一样的。

排除障碍和困难可以让人享受到充分的乐趣。这些障碍和困难可以是物质方面的———如在日常生活中，在生意场上所碰到的；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诸如在学问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意识越清晰的人，越需要睡眠

我们必须具备某种程度的体力才可以进入睡眠，太过疲倦、衰弱的体质都会妨碍我们获得睡眠。

对睡眠的需求是直接与脑生命的强度，因而与意识的清晰度直接成正比。

脑髓越发达———这是根据其数量和质量而言———脑髓活动越活跃，那所需要的睡眠则越多。

如果一个人越清醒，换句话说，这个人的意识越清晰，那他就越有睡眠的需要。因此，他也就睡得越沉和越长。

第五章　人的一生是场战斗

节制欲望，接受失意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时间的作用，以及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所以，对于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马上清晰地想象到其相反的一面。

在富裕之时看到落魄、不幸，从友谊想到反目成仇，在风和日丽时想到电闪雷鸣，从爱看到恨，从信任和坦白看到背叛和悔疚，等等，反之亦然。这样做会使人们永久地增进那真正的、人世间的智慧，因为我们会变得凡事深思熟虑，不会轻易地受骗上当。

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看上去都有理由和权利永恒不变地存在。但是任何事物都无法保留这种权利，只有转换变化才是永恒的。

一个明智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不会被事物恒久不变的表面所欺骗的人，他甚至预见到了事情即将往哪一方向变化。

我们不应为某件事情过分高兴或者过分悲伤，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事物都在改变，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何为有利、何为不利的判断是虚幻的。

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一度为某件事情悲伤不已，但最后那却被证明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又或者，我们曾经为之兴高采烈的事情，后来却变成了我们极度痛苦的根源。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遭遇各种不幸横祸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持镇定自若，那就显示出他清楚地知道人生可能遭遇的苦难是巨大的和不可胜数的。

我们应该减少、节制我们的期望和要求，学会接受和适应不如意的事情和处境，时刻留意防止或者承受不幸的灾祸。

我们不应像一个永难满意的人那样拉长着脸……为人生中无时不在发生着的苦难唉声叹气，更不应该“为每一个虱子的叮咬而呼唤神灵”。

帮助我们以镇定自若的态度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和灾祸的最佳方法，莫过于确信这一真理：“发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必然地发生。”

认识到事情是不可避免和必然地发生这一真理以后，心灵会感受到抚慰和安静。

我们需要铁一般刚强的感觉意识，作为承受命运、防范他人的盔甲武器。这是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战斗。

诚、信构成了富人保障自己财产的基础

人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之所以普遍做出诚实的行为，人们之所以把强调和鞭策自己要正直、诚实行事的座右铭置之案头，主要就是迫于这两种外在的因素：第一是法律秩序———借助于法律秩序，国家权力才可以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第二是在社会上立足和谋生所公认必需的良好的信誉。

在文明社会里，只不过是由更狡猾者获得更多权利，取代了更强力者获得更多权利。

富有者经常的确是很讲究诚信的，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欢迎某一规则和谨守某一格言———假如人人遵守这一规则和格言就可确保他们的全部财产以及通过这一财产所优先享受到的诸多好处的话。

这些富有者是真心实意地承认和拥护“每个人都应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一根本原则……事实上，他们对诚、信有着某种客观上的亲近和执着，并下定决心把诚、信奉为神圣不容侵犯。

富有者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因为诚、信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自由交往、保持良好秩序和保障自己财产的基础。

名声是喂养骄傲心和虚荣心的昂贵食物

获取名声是困难的，但保存名声却非常容易。

唾手可得的名声，其失去也是转眼间的事情———这在拉丁成语中叫做“来得快，去得也快”。

名声只是喂养我们的骄傲心和虚荣心的异常稀罕、昂贵的食物，除此之外，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任何优秀的东西都只能慢慢地成熟。流芳后世的名声就好比一株慢慢成长起来的橡树。

能够维持长久的名声，却需时很长才奠定起来。要得到延绵多个世纪的名声，经常必须以得不到同时代人的赞许为代价。

那得来全不费工夫，但却只是昙花一现的名声，只是寿命不过一年的快速长成的植物。而虚假的名声则是迅速茁壮起来，但却很快就被连根拔掉的杂草。

一个人越是属于他的后世，亦即属于整个人类大众，那他就越是不为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是他的时代，他为之奉献的是整个人类。

同时代的人的赞语根本就和一个街边妓女没有两样：她已受尽成百上千个下流家伙的玷污。谁还会对这一娼妇产生欲望？谁还会以得到她的青睐为豪？又有谁不会鄙视她、拒绝她？

而流芳后世的名声却是骄傲、矜持的绝色美人，她只把自己献给配得上她的人，献给胜利者和难得一见的英雄。

真要成就一番伟业，创造出一些能流芳后世的东西，主要的条件就是：不要理会同时代人及其意见、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赞语抑或批评。

创作旨在给人以教益的作品比起写作供人们娱乐消遣的作品更难获取名声。

撰写哲学著作以获取名声是最困难的，因为这些著作给人们的教益并不确定。另外，它们也没有物质上的用处。

那些写作配享声誉的作品的作者，假如不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并且在写作的时候能够自得其乐，而是受着要获取名声的鼓动去写作，那么，人类就不会有，或者只会有很少不朽的著作。

每一个人都只能理解和欣赏与自己的本性相呼应的东西。

一个呆板的人只能理解呆板事物，一个庸俗的人只会欣赏平庸和俗套，头脑混乱者喜欢模糊不清的东西，没有思想的人则和胡言昏话气味相投。与读者本人同气相通的作品最能够获得这个读者的欢心。

就算是最强有力的手臂，如果甩出的是一件很轻的物体，那也无法给予这轻物足够的力量让它飞得很远，并且有力地击中目标。这轻物很快就会坠落地面，因为这轻物本身没有物质性的实体以接收外力。美妙和伟大的思想、天才创作的巨作，也会遭遇同样的情形———如果接受这些思想的都只是弱小、荒诞的头脑。

由于人们思想水平的低下，所以优秀人物很少被人发现，他们能够获得人们的承认和赏识就更是稀奇的事情。

名声这种外部显示，可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盛名之下，其实可能难副。另外，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人却有可能欠缺名声。

让人们得到幸福的并不是名声，而是借以获得名声的东西。因而，它在于成绩、贡献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人得到幸福的是产生出这些成绩和贡献的思想和能力，不管这两者的性质属于道德方面抑或智力方面。

我们羡慕一个伟人，并不是因为这个人被那些缺乏判断力、经常受到迷惑的大众视为伟人，而是因为这个人确实就是一个伟人。

虚假的名声也有变了味的时候。尽管为了自身的利益，这些人自己欺骗自己，但处于自己并不适应的高度，他们会感到阵阵的晕眩，或者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过就是一个赝品而已。

徒有虚名的人，就好比伪造遗嘱骗取了财产的人。

徒有虚名的人害怕最终被人剥落面具并遭受罪有应得的羞辱，尤其在有识之士的额头，他们就已经读到了将来后世的判决。

最真实的名声，亦即流传身后的名声，并不为这名声的主人知晓，但人们仍然会认为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的幸运就在于他具有借以获取名声的非凡素质，同时，也在于他能有机会发展和发挥了这些素质，并能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事他满怀喜悦地投身其中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获取后世的名声。

流芳后世的名声的价值在于这一名声的实至名归，这才是这种名声的唯一报酬。

对于那些深思的人来说，同时代喧哗的赞美声价值很低，因为他们听到的不过是为数不多几个声音在引起回响罢了。

人们如果让与己相同或者相关学问领域的人得到名声，那说到底就等于剥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名声。

赞扬别人只能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

造作源于匮乏带来的恐惧

造作的行为总会引起别人的鄙视。首先是因为它造假和欺骗，这样，它就是懦弱的行径，因为欺骗源自恐惧。其次，造作是我们对自己的某种自我谴责和贬低，因为我们试图显示出一副我们认为比自己更好、但我们其实又不是的样子。

精心打扮，假装具有某种素质，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

不管一个人是冒充拥有勇气、机智、学问、智慧，抑或吹牛以显得情场得意、有钱、有地位或任何其他，我们都可以从这种假冒行为得出结论：这个人正是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拥有这方面的素质和长处，那我们并不会想到故意去显示、炫耀它———想到我们的这一份拥有，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谦虚是另一种虚伪

我们到处都可看到人们做出给人看的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这些表面工夫都极力做得让人无可怀疑，但只要别人稍稍表现出怀疑自己的忠厚、老实，就会刺激起这些人的极大反感，并随时触发他们的雷霆之怒。

也只有不谙世事、头脑简单的人才会立即把表面上的忠厚、老实当真视为发自温柔的道德情感或者良心。

一个英国人曾经幽默、正确地指出：“‘优点、功绩’（merits）和‘谦虚’（modesty）除了两词开头的字母以外就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

我总怀疑那些谦虚的名人这样谦虚或许是真有其苦衷呢。

那些热切、坚决要求别人表现谦虚的人的确就是草包无赖，亦即自身没有价值、不曾做出任何贡献但又眼红别人成就的人。他们是大自然的批量制造品，也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凡一员。

对于平庸的人来说，谦虚只是诚实而已。但对于具有非凡能力的人而言，谦虚却是一种虚伪。

生活简单，幸福增进

所有局限和节制都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视线、活动和接触的范围圈子越狭窄，我们就越幸福。范围圈子越大，我们感受的焦虑或者担忧就越多。因为随着这一范围圈子的扩大，我们的愿望、恐惧、担忧也就相应增加。

部分由于这一规律的原因，我们后半生比起前半生更加凄凉痛苦。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关系和目标的范围总是不断伸展。在儿童期，我们的视野只局限于周围的环境和狭窄的关系。到了青年期，视野明显扩大了。进入成人期以后，我们的整个生命轨迹，甚至最遥远的联系、别的国家和民族都被纳入我们的视线之内。在老年期，人们的目光所及包括了后代一辈。

所有局限制约———甚至精神方面的———都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原因就在于意欲受到的刺激越少，我们的痛苦也就越少。

尽可能的外在限制更能增进人们的幸福，这些限制甚至是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这一个例子看得出来：田园诗歌———这些唯一注重描绘人的幸福的诗歌———主要地和一成不变地表现那些在狭窄的环境过着简朴生活的人们。

我们在观看那些所谓的风俗画时会感到某种愉悦之情，其原因也在于此。

辉煌、热闹的喜庆场面大都只有空洞的内核，某种不和谐总会出现，因为这些喜庆气氛实在与我们那贫乏和苦难的生活格格不入。

获取幸福的错误方法莫过于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原因就在于我们企图把悲惨的人生变成接连不断的快感、欢乐和享受。这样，幻灭感就会接踵而至。

我们生活的关系应该尽可能简单，甚至单调的生活，只要这不至于产生无聊，都会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少地感觉到生活，并因此更少地感觉到生活的重负，而重负本来就是生活的本质。这样，生活流淌着，就像一条波澜不惊、漩涡不起的小溪。

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愿望规定一个限度，节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愤怒，时刻牢记着这一事实：在这世上有着许多令人羡慕的东西，但我们只能得到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许许多多的祸患却必然地降临在我们的头上。

我以前也有与你一样的想法

要让自己容忍别人与己相反的观点和耐心对待别人对自己看法提出的异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或许就是记住这一点：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对于同一审视对象经常性地连续变换截然相反的看法？

我们不也是甚至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抛弃某一看法，然后又重拾这一看法，最后又接受了与此相反的观点吗？这一对象在不同光线的映照下显现出不同的样子，我们据此而相应改变自己的观点。

同样，在我们发表与别人看法相抵触的意见时，没有比这一说法更能争取别人好感的了，“我以前也持有与你一样的想法，但现在……”，等等。

智慧得益于反省

要过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活，并且能从生活经验中汲取一切有益的教训，我们就必须勤于反省，经常回顾做过的事情和曾经有过的感觉和体验。此外，还要把我们以前对事情的判断和现在的看法，以前订下的计划及追求和最终得到的结果及满足进行比较。

如果一个人耽于世俗事务或者纵情于感官享受，对过去了的事情不加回想，而只是随波逐流地生活，那么，他对生活就欠缺清晰、周密的思考，情感就会杂乱无章，思想也夹杂着某种程度的混乱不清。这些都可以从这个人说出的短小、破碎、突兀的词句看得出来。

不幸时，请坚信这是命运

在遭遇到已经发生的、不可更改的不幸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可以允许自己这样想：事情本来可以有另外的一个结局。更加不可以设想我们本来可以阻止这一不幸的发生。因为这种想法只能加剧痛苦至难以忍受的程度，我们因此也就是在折磨自己了。

（在遭遇不幸时）那些难以放松自己心情的人，必须以命运论的观点安慰自己。因为命运论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必然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果我们的轻率、鲁莽要为我们的不幸负上部分责任———通常都是这种情形———那么，对当初如何才能防止不幸的发生进行反复的、令人痛苦的思考，则是我们应该执行的某种有益的体罚。我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这对以后将来都大有益处。

希望与绝望

希望就是把渴望某一事情的发生混淆成认为这一事情很有可能发生。

被希望抛弃了的人，恐惧也同样放过了他，这就是“绝望”一词的含义。

希望的实质就是：当意欲的仆人———智力———无法向意欲提供意欲之所愿时，意欲就强迫智力充当安慰者的角色，起码把这可欲之物向意欲映照出来，以童话故事逗哄主人，就像保姆对待小孩子那样。智力必须把这些童话故事精心修饰，务求做得惟妙惟肖。

当一个人甚至走到这一地步：相信他不情愿的事情肯定会发生，而他渴望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是因为这是他渴望的事情———那这样一种状况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绝望了。

鲁莽诞生于意欲的不受控制

鲁莽其实就是意欲没到时候就已匆忙进行它的工作。

意欲的工作也就是纯粹的行动与实施，但这些应该在检查、思考亦即认知部分彻底完成其工作的时候才可以开始。

当认识力还只是粗略地把握和匆忙地收集一些关于我们面临的处境、刚刚发生的事件或者传到我们耳朵的某人对某事的看法等素材的时候，那发自我们本性深处和迫不及待、永不疲倦的意欲就已经自告奋勇地冲出前台。

意欲现身为恐惧、害怕、希望、高兴、欲望、嫉妒、悲哀、热情、气愤、狂怒等，并导致失言和盲动。

后悔通常就会接踵而至，时间随后会告诉我们：定夺这桩事情的责任人，即我们的智力，还没来得及完成一半的任务，即了解当时的情况、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决定什么才是适宜做的事情。因为意欲已经等不及了：时机远没成熟它就一边嚷着“该轮到我了！”一边跳跃而出。

智力还没来得及反对，意欲就已经投入了行动。

智力只是意欲的奴仆，它不像意欲那样以一己之力和冲动就能活动起来。因此，智力被意欲轻易地撵到了一边。主人的一个示意就使智力闭上了嘴巴。而在智力方面，尽管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让意欲哪怕短暂停顿一会儿，以便及时进献一言。

不是人人都能骄傲得起来

虚荣和骄傲之间的差别在于：骄傲就是确信自己拥有某一方面的突出价值，但虚荣则尽力让别人确信自己拥有某一方面的突出价值。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伴随着虚荣的还有这样一个隐藏着的希望：通过唤起别人的确信，能够使自己真的拥有这一份确信。

虚荣是从外在，因而是间接地努力试图获得自我敬重。

骄傲是发自内在的、直接的自我敬重。

虚荣使人健谈，但骄傲却让人沉默。

虚荣的人应该知道：要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别人高度的评价，那如果他保持沉默，而不是夸夸其谈———哪怕他的嘴里可以说出最美妙最动听的话语———他将更加容易和更有把握地达到目的。

不是任何人想骄傲就能骄傲得起来，他顶多只能装扮成一副骄傲的样子。

只有对自己的突出长处和非凡价值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坚定的和不可动摇的确信的人，才可以真正骄傲得起来。他的这一确信或许是错误的，或者，这一确信只是基于一些外在和泛泛的优点，但这一点对于他的骄傲是无关重要的，如果这一确信真正、确实存在的话。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拥有某一方面的优点，就要把自己的优点记在心上，不要把它忘了。因为如果我们善意地忽略自己的优点，在与他人的交往时也与他人一道错误地视自己与他人是一个样，那么，他人就会公开坦白地把我们认定为就是这个样子。

憎恨与鄙视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原谅和忘记就意味着扔掉我们获得的宝贵经验。

如果某一个与我们有交往和关联的人暴露出某种令人不快或者令人恼火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自己：这个人真的这样有价值，以致我们愿意忍受他的行为吗？因为这同样的行为必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本加厉地发生。

愤怒很快就会造成一种假象，那是由愤怒的理由被出奇地歪曲和夸大了所致。而这种假象本身又加剧了愤怒，而加剧了的愤怒又再度夸大了这一假象。这种互相作用持续加剧，直至形成贺拉斯所说的“霎时的暴怒”。

憎恨是心的所为，而鄙视则是头脑的事情。

憎恨与鄙视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一个人的心是无法改变的，他受着动机的驱动，而头脑则根据不变的定律和客观的材料做出判断。

憎恨和鄙视肯定是互相对立并且彼此排斥的。

货真价实的鄙视正好是真正的骄傲的背面，它是深藏不露的。谁要是把鄙视表现出来———只要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根本瞧不起别人———那他就已经流露出了某些尊重的痕迹。

真正的鄙视就是坚信一个人是毫无价值的，这种鄙视可以与体谅和容忍并存而相安无事。

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宁和安全，我们可以通过体谅和容忍以避免激怒我们鄙视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危害他人的行为。

一旦那种纯粹、冷静和发自内心的鄙视表现了出来，那就会换来对方的极度憎恨，因为受到鄙视的人并没有能力以同样的武器做出还击。

第六章　他人对你的看法毫无意义

每个人都有一副按自己个性定制的面具

每一个人天生就有一种挤弄自己五官的本领，装出一副他想要表现出的样子。

一个人的面具纯粹是出于自己的个性而制作的，所以，这副面具跟他本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产生的效果极具欺骗性。一旦需要取悦他人，他就戴上这副面具。

无论如何，对一个我们刚刚认识不久的人，都应注意不要评估太高。否则，十之八九我们都会失望、羞愧，甚至招来祸殃。

社交如同烤火

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热衷程度，与他的智力的平庸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

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

促使人们热衷于与人交往的，是人们欠缺忍受孤独的能力———在孤独中，人无法忍受自己。

生活在社交人群当中必然要求人们相互迁就和忍让，因此，人们聚会的场面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

我们不应该驳斥别人的看法，而应该记住，如果试图使一个人放弃他的看法中的种种荒谬之处，那么，我们就算有玛土撒拉的寿命，也不会完成任务。

拘谨、掣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交聚会。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越具备独特的个性，那他就越难做出这样的牺牲。

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

在泛泛和平庸的社交聚会中，人们对充满思想见识的谈话绝对深恶痛绝。

热衷与人交往其实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倾向，因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大部分人道德欠缺、智力呆滞或者反常。

一个人如果自身具备足够的内涵，以致根本没有与别人交往的需要，那确实是一大幸事。因为几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与人交往，我们平静的心境———它对我们的幸福的重要性仅次于健康———会随时因为与人交往而受到破坏。

没有足够的独处生活，我们也就不可能获得平静的心境。

如果没有受到匮乏和无聊的驱赶，人们或许就会孤身独处，虽然其中的原因只是每个人都自认为很重要，甚至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而独自生活恰好适合如此评价自己的人。因为生活在拥挤、繁杂的世人当中，就会变得步履艰难，左右掣肘，心目中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就会被大打折扣。

一般而言，一个人对社会交往的渴望程度与他的年龄大小成反比。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社会人群比喻为一堆火，明智的人在取暖的时候懂得与火保持一段距离，而不会像傻瓜那样太过靠近火堆。后者在灼伤自己以后，就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之中，大声地抱怨那灼人的火苗。

如果我们不曾夸张地注重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并因此怀有某种不相称的高傲，而与此同时又清楚知道每一个人心中对他人的惯常想法和评判，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他人的侮辱感到怒不可遏———侮辱其实就是轻视别人的表示。

他人对你的看法毫无价值

别人对我们的尊敬是我们强行从别人那里违背他们的意愿获得的，所以，别人通常都把自己对他人的尊敬掩藏起来。

别人的尊敬能够给予我们内心更大的满足，因为它与我们的价值紧密相关。但别人对我们的喜爱并不直接与我们的价值连在一起，因为喜爱出自主观，而尊敬却出自客观。

当我们终于清楚地了解到：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面，都是些肤浅的思想和渺小的念头；这些人目光狭窄，情操低下；他们的见解谬误百出，是非颠倒———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以后，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的评论淡然处之了。

一旦一个人不必惧怕别人，或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说的话不会传到被议论的对象的耳朵时，他就会不时地以轻蔑的方式议论别人。

每一个人首先是并且实际上确实是寄居在自身的皮囊里，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见解之中。因此，我们现实的个人状况———这种状况受到健康、性情、能力、收入、女人、孩子、朋友、居住地点等诸因素的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我们的幸福，其重要性百倍于别人对我们的随心所欲的看法。

人们拼命追逐官位、头衔、勋章，还有财富，其首要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别人对自己更大的敬意，甚至人们掌握科学、艺术，也是从根本上出于同样的目的。

我们对于他人的看法的注重，以及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担忧，一般都超出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我们甚至可把这视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或者毋宁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疯狂。

我们必须清楚：人们头脑里面的认识和见解，绝大部分都是虚假荒唐和黑白颠倒的。因此，这些见解本身并不值得我们重视。

一旦不再担心和指望别人的看法，那奢侈、排场十之八九就马上销声匿迹。

我们无论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首要考虑的几乎就是别人的看法。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我们所经历过的担忧和害怕，半数以上来自对别人看法的忧虑。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看到自身之外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在他人身上所看到的与这个人的自身相等，因为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思想智力去明白和理解他人。

如果这个人的智力素质属于低级的一类，那么，别人的思想、智慧，甚至最伟大的天赋智力，都无法对他产生效果，他对别人拥有的思想水平也一无所觉。

别人对我们的喜爱总是出于私心，虽然个中原因因人而异。此外，我们获得别人喜爱的原因并不会让我们引以为豪。

我们受别人欢迎的程度和我们降低对别人的思想感情的要求相等同，并且，我们这样做必须出于真心实意，而不是虚情假意，也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容忍，因为容忍植根于鄙视。

改变别人不如利用他们

谁要是生活在人群当中，那他就绝对不应该拒绝和谴责任何人———只要这个人是大自然安排和产生的作品，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最卑劣、最可笑的人。我们应该把这样一个人视为既成的和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个人遵循一条永恒的、形而上的规律，只能表现出他的这个样子。

人本身的确就不会愿意称颂别人，而是喜欢责备、诽议别人，因为这样做就是间接赞扬了自己。而如果人们发出了颂扬声，那就肯定是出于别的动机和考虑。

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真实个性，这包括道德气质、认识能力、长相脾性，等等。

如果我们完全彻底地谴责一个人的本质，那么，这个人除了把我们视为他的仇敌，别无其他选择。因为我们只在这个人必须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与那永远不可改变的他截然不同的人的前提下，才肯承认这个人的生存权利。

要在人群当中生存，我们就必须容许别人以既定的自身个性存在，不管这种个性是什么。

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使一个人以本性的内容和特质所允许的方式发挥他的本性，既不应该希望改变，也不可以干脆谴责别人的本性。

别人拂逆我们的心意，妨碍我们的行动，但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严格的、发自他们本性的必然性，这与物体活动所根据的必然性一般无异。

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就跟向一块我们前进路上的石头大发脾气同等愚蠢。

对于许多人，我们最聪明的想法就是：“我不准备改变他们，我要利用他们。”

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他人怀有敌意，但我们却必须注意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并把它牢记在心，因为以此可以确定这个人的价值———至少是他对于我的价值，并据此制订出对这个人所应采取的态度和行为。

必须永远记住：人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无论何时，把一个人的性格中的劣性忘掉就跟扔掉了我们千辛万苦挣得的金钱一样。

常人在这一方面跟小孩相似：如果我们娇惯他们，他们就会变得淘气、顽皮。所以，我们不能太过迁就和顺从任何人。

一般来说，假如我们拒绝借钱给一个朋友，那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朋友。但如果借钱给他，那我们反倒很容易失去了他。

如果我们对朋友保持一定的傲气和疏忽、大咧的态度，那我们不会轻易失去他们。但如果我们表现出太多的礼貌和周到，我们反而有可能失去这些朋友，因为我们的礼貌和殷勤会使朋友变得傲慢、令人难以容忍，朋友之间的裂缝也就由此产生了。

人们尤其不能忍受别人需要他们。一旦认定别人需要他们，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将变得傲慢、无礼。

对于一些人来说，只要我们与他们交往，经常跟他们谈话，或者以信任的方式向他们说话，他们就会变得粗鲁无礼。很快，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应该容忍和接受他们的一切行为，就会试图越过礼貌的界线。

适合我们与之深交的人非常稀有，我们应该小心注意不要与低级、下流之辈太过亲近。

假设一个人认为我需要他更甚于他需要我，那么，他就会马上觉得我好像从他那里偷走了某样东西。他就会试图获取补偿，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我们在与人交往时能够拥有优势全在于我们对对方没有要求，不用依靠他们，并且让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不时地让别人感觉到我们可以没有他们，不管他们是男是女———这样做会增进友谊。

的确，在与大部分人交往时，如果我们的态度不时流露出点点轻视的神气，那并不会产生什么害处，别人反倒会更加珍惜与我们的友谊。

如果某一个人确实对我们很有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一事实掩藏起来，犹如掩藏一桩罪行。

倾向和习惯于在私下默默留意和刻薄挑剔无论是别人的外在行为，还是别人不论做过的抑或不曾做过的事情的人，也因此是在改进和完善着自己。因为这种人起码有足够的正义，或者足够的骄傲和虚荣心去避免做出他们经常如此严厉、苛刻批评的事情。

在言词或者表情流露出愤怒和憎恨是徒劳无益的，既不智和危险，又可笑和流于俗套。所以，除了在行动上，我们不可以表现出憎恨或者愤怒。

我们越能成功地避免在话语和表情上表示愤怒，就越能成功地通过行动把它表现出来。

对不少人我们可以态度礼貌、声调友好地说出真正无礼的话语而又避免遭受直接的危险。

别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太多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从他人那里，或者从自身之外期望太多。他人对我们所能做的极为有限。

显示自己的聪明智慧其实就是间接地指责别人愚蠢和无能。

一个人假如把自己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确凿无疑地显示出来，尤其是当着其他人面前这样做，那就是一种极端鲁莽、冒失的行为。

他人并不都是些经我们加深了解以后就会取得我们的好感和赞许的人。相反，我们知道，除了一些很稀有和幸运的例子以外，我们碰到的除了是人性缺陷的标本以外，不会是别的东西。

对别人所说的话千万不要太过当真。不能对别人有太多的期待，无论在道德上抑或在思想上。

对于别人的看法，应锻炼出一副淡漠、无动于衷的态度，因为这是培养值得称道的宽容的一个最切实可行的手段。

在与别人谈话时，我们不要试图矫正别人，尽管我们所说的话出于善意。因为冒犯和得罪别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对此做出弥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我们碰巧听到别人说出的荒谬言论并开始让我们生气，我们就要想象这只是一部喜剧中的两个愚人之间的对话。

这一事实久经证明：谁来到这个世上，一本正经地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教育人们，那么，如果他能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万幸的了。

与众人应该保持一种尽量客观的联系。这样会使我们避免与社会人群有太过紧密的联系，这也就保护自己免遭别人的中伤和侮辱。

如果一个人以为通过显示自己的聪明和思想就能博得社交人群的欢迎，那么他就的确是个不谙世故的毛头小子！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表现出聪明和思想只能激起人们对他的憎恨和反感，并且，这种憎恨和反感因为这一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感觉这些情绪的人找不出理由抱怨引起这些情绪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把这些原因掩藏起来，不让自己知道。

如果一个人在交谈的对象身上观察和感觉到了某种智力上的优势，那么，这个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方肯定也在同等程度上观察和感觉到自己在智力上的劣势。这是他在私下里、对此并不清楚意识到的情形下得出的结论。这结论会刺激起他无比的愤慨和怨恨。

对别人表现出低劣的精神思想确实是值得推荐的行为，因为正如温暖使我们的身体舒服，同样，感觉到自己的优势对于我们的精神也是惬意的。

无论拥有哪一类型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异素质，都会使自己孤立起来。人们憎恨他人这方面的优势，避之唯恐不及。

如果我们怀疑一个人在说谎，我们应该假装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这样他就会变得放肆大胆，就会更加有恃无恐地说出谎言而最后拆穿自己。

但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的话部分地泄露了他其实想掩藏起来的真相，那我们就应该装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由于受到这样的抵抗刺激，他就会调动其余的真相以应战了。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私事视为秘密。凡是我们的相熟朋友无法亲眼看到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让他们知道。这是因为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他们对我们那些最无可挑剔的事情的了解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利。

大致说来，我们更应该通过不曾说出口的话语，而不是经由说过的话来显示我们的见解。选择前者是聪明的，而采用后者则是虚荣心使然。

高贵与出众的头脑无法理解常人的思量

通常，那些具有高贵本性和出众思想禀赋的人，会令人吃惊地暴露出缺乏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尤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因而轻易受到别人的欺骗，或者被他人引入歧途。

但那些具有庸俗低下本性的人却很快就懂得了在这世上站稳脚跟。

当我们缺少经验时，我们就只能对事情做出先验的判断。……对于平常庸俗的人来说，他们先验的知识就是出于自我的角度对问题的看法。但对于高贵优越的人，情况可不是这样。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和常人明显不同。在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做法掂估他人时，他们的算量就不是准确的了。

总的来说，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就是一出持续上演的喜剧。内涵丰富的人会觉得这些乏味、无趣，但平庸之辈却乐此不疲。

礼貌之于人，犹如温暖之于蜡

礼貌的言行就像假币，在使用假币时也吝啬、小气就是不智的表现，而慷慨施予则是聪明的做法。

礼貌行为就是人们在日常交往的小节方面，默契、有计划地掩饰起自己的利己本性。

这（礼貌）当然被视为虚伪的行为。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求别人做出礼貌的行为，仍然赞扬礼貌的行为，因为用礼貌外衣掩藏起来的东西，亦即人的自我和利己之心，实在是丑陋和难看，人们不会喜欢看到这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人人都有这种利己之心。

礼貌就好比我们宁愿用布帘把难看的东西遮挡起来。

保持礼貌就等于我们订下一条闭嘴保持沉默的协议：我们都将互相忽略和避免责备对方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缺陷。

因为礼貌的缘故，我们的缺陷就不会轻易暴露出来，这对大家彼此都有好处。

保持礼貌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因此，不礼貌的言行就是愚蠢的。

随意地和不必要地以不礼貌的方式对待别人而因此与人结下怨仇，就犹如自己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子一般的疯狂。

蜡在本质上是坚硬和易脆的，但稍加温暖就会变得柔软，人们就可以把它捏成随意喜欢的形状。

同样，运用礼貌和友好，甚至可以使一个执拗和敌视他人的人也变得顺从和随和。所以，礼貌之于人就犹如温暖之于蜡。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一般常规的礼貌只是一副张开了笑脸的面具，所以当别人偶尔挪动或者片刻收起他们的面具时，我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对于我们来说，相当幸运的是，人们以聪明和礼貌掩藏起彼此间的恶意，不让我们看到这种憎恶情绪其实是多么普遍地存在，那“众人之间的相互混战”———至少在人们的思想里———是如何持续地进行。

真正的朋友会与你感同身受

真实不虚的友谊有着这样的一个前提：对朋友的痛苦、不幸抱有一种强烈的、纯客观的和完全脱离利害关系的同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真正与我们的朋友感同身受。

正如流通的是纸钞，而不是真金白银，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流行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真正的友谊，而只是做得尽量逼真和自然地显示尊重和友谊的表面工夫。

真正的友谊就像那些硕大无朋的海蛇那样，要么只是一种传说，要么只存在于另外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到底为何者。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除了一些需要得到朋友的确切帮助和做出一定牺牲的情形以外，最好的时机就是当我们告诉他恰逢某样不幸的时候。

在这一刹那，他的脸上要么显示出一种真心的、不含杂质的悲哀，要么就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或者，他会流露出某种别样的表情。后两者都证实了拉罗什福科的那句名言———“从我们最好的朋友所遭遇的不幸，我们总能找到某样并不会使我们不悦的东西。”

在类似这种时候，一般我们称之为朋友的人甚至掩饰不住脸上一丝满意的笑容。

朋友间分隔太远和长时间互不见面都会有损朋友之间的友情，尽管我们并不那么乐意承认这一点。

患难之交真的那么稀有吗？恰恰相反，我们一旦和某人交上了朋友，他就开始患难了，就向我们借钱了。

每个人都会出于天性靠近会给他带来这种优越感觉的物体，犹如他本能地走向阳光或挨近一个火炉一样。那么，这样的物体，对男人而言，就是精神思想素质明显低劣的人；对于女人，就是相貌不如自己的人。

一般来说，在男人当中，愚蠢无知的人会受到欢迎；而在女人当中，相貌丑陋的女人能够让人喜爱。这些人很容易就会获得心地很好的美名，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喜爱找一个借口，以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

长相很美的女子永远找不到同性的朋友，甚至连普通的女伴都找不到。

我们信任和透露秘密给别人，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懒惰、自私和虚荣。懒惰，是由于我们自己不去作考察、发现的工夫和保持警觉，而宁愿信任别人；自私，是因为谈论自己的需要引导我们把一些秘密泄露给别人；虚荣，是因为我们谈论的事情是我们引以为豪的。

大部分人都脱离不了“自我”

大部分人都脱离不了主体的“我”，根本上他们除了对他们自己以外，不会对别的事情感到兴趣。

别人所说的话马上就让他们联想到自己。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只要稍微涉及他们个人自身，就能吸引他们的全部注意和占据他们的全副精神。他们也就再没有剩余精力去理解谈话的客体方面的内容。

推理、辩论一旦与人们的利益和虚荣心相抵触，那就再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在谈话中，人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他们轻易就会觉得受到别人的侮辱和伤害。

与这些人客观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小心谨慎，千万要避免在谈话里面牵涉任何可能与我们面前那位尊贵和敏感的人有关的事情，或者提及或许对他有所不利的内容，因为他们把这些话，也只把这些话放在心里。

虽然人们对于别人谈话中的真知灼见、妙语警句和优美细腻之处一无所觉和一无所知，但对于一切会伤及他们脆弱虚荣心的话语———虽然那只是相当间接地，甚至两者几乎拉不上关联———和一切能够显示出他们所珍视的自我的不良一面的谈论，人们却极度敏感。

第七章　只有经历孤独才能达到卓越

卓越者在独处中享受自由

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首先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追求宁静和闲暇……因此，一旦对所谓的人有所了解，他就会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具备深邃、远大的思想，他甚至会选择独处。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

一个人具备了卓越的精神思想就会造成他不喜与人交往。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一个人逃避、忍受抑或喜爱独处是和这一个人自身具备的价值恰成比例。

在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丰富的思想。

对独处的热爱并不是一种原初的倾向，而是在经历经验和考虑以后的产物。并且，对独处的喜爱随着我们精神能力的发展和与此同时岁数的增加而形成。

一个真正有内在价值的人肯定会发现孤身的生活比起与他人在一起更加轻松容易。

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同时也是必然的。

青年人首上的一课，就是要学会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幸福、安乐的源泉。

孤独为一个精神禀赋优异的人带来双重的好处：第一，他可以与自己为伴；第二，他用不着和别人在一起。

谁要是在早年就能适应独处，并且喜欢独处，那他就不啻获得了一个金矿。

孤独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对这一命运他们有时会嘘唏不已，但是他们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地选择了孤独。

真正伟大的思想者，就像雄鹰一样，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

没有什么事情绝对偶然

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偶然的。

甚至至为偶然的事情也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这些事情是从距离更远的途径汇聚在此而已，因为处于因果链遥远上端的某些决定性的原因，很早就已经必然地决定了某一事情就在现在此刻发生，与另外的其他某些事情同时发生。

意欲将琐碎的记忆贯穿在一起

我们不会喜欢回味令人不快的事情，尤其那些伤害了我们的虚荣心的事情。

对于我们的记忆，我们担心的不是因为学过太多东西而导致记忆超出负荷，而是记忆内容的纷乱和相互混淆。

记忆能力不会因为学过东西而有所削弱，这就好比沙子不会因为已经堆砌成不同的形状而失去塑造新形状的能力。

在这种意义上说，记忆是深不可测的。不过，一个人的知识越丰富多样，那么，要马上应付不时之需则需时更多。

记忆就像一个商店主：他必须从一间很大的、摆满五花八门的货品的商店找出他所需要的物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必须从多条可能的联想当中，回忆起惟独的一条，这一条联想由于这个人以前所受训练的原因，可以引向他想回忆起来的东西。

记忆不是一个用于储蓄的容器，它只是使精神力得以发挥的一种本领，所以，头脑始终只是在可能中，而非在实在中拥有其全部知识。

直观形象比纯粹的概念更能牢固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那些有想象天赋的人比常人更加容易学到语言，因为他们把所学的词语马上与相对应的事物的直观形象联系起来，而其他人则只是把所学的词语与自己语言中的字词联系起来。

凡是我们想留在记忆里的东西，我们都应尽可能地把它们还原为某一直观形象，不管这直观形象是直接的，抑或只是某一个例子、一个明喻、一个类比或者其他别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能更牢地抓住一切可被直观之物，而不是只在抽象思考中的东西或者只是纯粹的字词。所以，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比起我们阅读过的事情更容易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们只是不时地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却整天在忘记旧的东西。

我们的记忆就像一个筛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长久的使用，筛子只能留住越来越少的东西。

我们的年纪越老，那么，我们仍在交付记忆的东西就流失得越快，而在早年就已存留在记忆里面的东西则仍然保留着。

因此，一个老人记忆中的往事距离现时越遥远，就越清晰；而越接近现时，记忆中的事情就越发不清楚。这样，一个老人的记忆也就像他的眼睛一样，变得只能看清远距离的东西。

当我们回忆起往昔的许多情景和事件时，它们是多么的美好和充满意义，虽然那时候我们不曾珍惜就让所有的这些情景溜走了！

记忆的一个奇特之处就是轻微的醉意会增强对往昔时光、情景的回忆，它使我们比在清醒的时候能更清楚地回想起当时的个中情形。

对于我们在有轻微醉意的时候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与我们在清醒时候的言、行相比，我们却倒过来能更好地回忆起后者。

如果我们真的醉了，那在事后是没有回忆的。轻微的醉意会有助于我们的回忆，但可被记忆的素材却提供得很少。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记忆的根基部分称为心的记忆，这种记忆比脑的记忆与我们更为密切。

总而言之，记忆需要意欲基础作为其联系点，或者毋宁说线索。这样，所有的记忆都由这一线索贯穿起来和牢固地黏附在一起。或者意欲好比是一块基石：个别、零散的记忆就黏附在它的上面，缺少了这一基石，那些个别的记忆就无以为凭了。

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只存在于纯粹的智力中，亦即只是认识着的和全然不带意欲的生物之中的记忆。

所以，上述记忆经由刺激我们身上的主要情欲而得到加强的情形和所有一般记忆的运作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获得增强的程度更高而已，因为记忆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始终都是意欲。

打算成就伟业，就不要迎合现世

谁要想得到同时代人的感激，就必须与同时代人的步子保持一致。但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东西就无从产生。

谁要打算成就一番伟业，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后世，坚定信念为后代子孙完成自己的作品。

那些除了具备人类这一种属所普遍共有的素质以外就再无其他的人，就是一个庸俗的人。

具有闪亮和伟大的素质的人并不介意承认自己身上的缺点和不足，或者让别人看见这些东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偿还了因为这些缺陷而欠下的债务。他们甚至会认为：他们其实为这些不足争了光，而不是这些缺陷真会贬低了他们自己。

如果这些缺点、不足是与他们的伟大素质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情况就更是这样。

真正钻研某一学问的人不会站在课堂上

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取得非凡的成就，因为要有所建树的话，那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或者学问就必须是他们的目的，而其他别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只是手段而已。

最渊博的知识与天才的思想，两者间的关系千真万确就犹如植物标本与永远更新和发展、永远清新和年轻、永远是千变万化的植物世界之比。

向学生讲授某一学问的人，并不就是懂得这一学问和认真研究这一学问的人，因为真正懂得并认真钻研这一学问的人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向学生讲课。

第八章　茅棚或王宫，人生归根到底都一样

童年的每一天都那么冗长

在童年期，我们更多是处于认知，而不是意欲的状态。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生命这最初四分之一时间里，我们能够享有喜悦之情。

在童年时，新奇感把一切事物都纳入我们的意识。因此，每一天都是冗长的。我们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也遭遇相同的情况：在旅行中度过的一个月似乎比在家的四个月还要长。

少儿时候度过的一个小时也比老人度过的一天要长。

在童年时期，生活是那样新奇、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印象并没有因为多次的重复而变得模糊不清。

小孩每时每刻都需要消遣以打发时光，不管那是游戏抑或工作。一旦缺少了消遣，令人害怕的无聊就会抓住他们。

甚至青年人也仍然无法摆脱无聊的困扰，数小时无事可干就会使他们感到恐慌。

到了成年阶段，无聊不断减少。而到了老年，时间总是太过短暂，日子飞逝如箭。时间加速流逝，无聊也就大都随之消失。

在我们的童年活动当中，我们在并不清楚自己目的的情况下，总是默默地忙于从我们所见的单个场景和单个事件中，了解生活自身的本质，把握生活形态的基本典型。

我们在童年时期和青年早期对事物的接触和经验构成了以后所有认识和经验的固定典型和类别。

在童年时期我们就已经打下深刻的或者肤浅的世界观的坚实基础。我们的世界观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得到拓展和完善，但在本质上却是不会改变的了。

由于这样一种纯粹客观的，因此也是诗意的视角观点……所以，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认知活动远胜于意欲活动。因此，许多儿童的眼神是直观和认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童年的时光是那样的愉悦，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总免不了伴随着眷恋之情。

在童年的时候，生活呈现的样子就像是从远处看到的舞台布景；到了老年期，我们则走到了最近的距离看同样的布景装饰。

从年轻的角度看视生活，生活就是漫长无尽的将来；从老年的角度观察，生活则是一段极其短暂的过去。

在人生的开端，生活所呈现的样子，类似于我们把观看歌剧的望远镜倒转过来张望；在人生的末尾，我们则以惯常的方式用这望远镜视物。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憧憬着即将展开的生活，就像在剧院里等候大幕拉开的小孩，他们高兴和迫切地期待着即将上演的好戏。

青年总是忍受着渴望的折磨

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时间的步子慢悠得多，因此，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最初四分之一时间里我们不仅感到极其快乐，而且这段时间也是最悠长的。

就像在一年中的春天，日子是令人难受的冗长，在生命的春天，日子同样烦闷漫长。但在这两者中的秋天，日子却是短暂的，不过更加明朗、更加缺少变化。

我们就有了对现实生活的渴望，我们急切期盼着做事和受苦，这就把我们拉进了喧嚷、骚动的人生。

在这青年时期，困扰我们、造成我们不幸福的是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

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寻觅到幸福。我们的希望由此持续不断地落空，而我们的不满情绪也就由此产生。

在青年期，我们梦想得到的模糊不清的幸福，在我们面前随心所欲地变换着种种魔幻般的图像，而我们则徒劳无功地追逐这些图像的原型。

因此，在青春岁月，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状况，我们都会对其感到不满，那是因为我们刚刚才开始认识到人生的空虚与可怜———在此之前，我们所期盼的生活可是完全另外的一副样子。

但我们却把无处不在的人生的空虚与可怜归咎于我们的环境、状况。

在青年时期，如果人们能够及时得到教诲，从而根除这一个错误见解，即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世界尽情收获，那么，人们就能获益良多。

我们处于旭日初升的青春年华，诗歌、小说所描绘的影像，在我们的眼前闪烁。我们备受渴望的折磨，巴不得看到那些景象成为现实，迫不及待地要去抓住彩虹。

年轻人期望他们的一生能像一部趣味盎然的小说。他们的失望也就由此而来。

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房门响起敲门声时，我会很高兴，因为我想：“幸福就要来了。”但在往后的岁月，在相同的情形下，我的反应却变成了类似于害怕：“不幸终于到了。”

对于少儿和青年人来说，他们头脑中的奇特的想象、古怪的念头和流传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共同拼凑成一幅歪曲和伪装成真实世界的幻象。

人生经验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那些在我们青春期扎根于头脑的幻想和虚假概念。

如果一个年轻人很早就洞察人事，擅长与人应接、打交道，因此，在进入社会人际关系时，能够驾轻就熟。那么，从智力和道德的角度考虑，这可是一个糟糕的迹象，它预示这个人属于平庸之辈。

但如果在类似的人际关系中，一个年轻人表现出诧异、惊疑、笨拙、颠倒的举止和行为，那反而预示着他具备更高贵的素质。

我们在青年时代感受到喜悦之情并拥有生活的勇气，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正在走着上坡的路，因而并没有看见死亡———因为死亡处在山的另一边山脚下。

当走过了（人生的）山顶，我们才跟死亡真正地打了照面。而在此之前，我们只是从他人的口中了解到死亡这件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活力已经开始衰退，这样，我们的生活勇气也就一并减弱了。

（到了中年）抑郁、严肃的表情挤走了青春年少时目空一切的神态，并烙在了我们的脸上。

只要我们还年轻，那么，不管人们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还是把生活视为长无尽头而因此挥霍时间。

为什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在展望生活的时候，发现生活是那样的漫无际涯？那是因为青年人需要地方去放置他们的无边的期望。

另外，青年人根据自己度过的为数不多的年岁来算量将来。这些过去了的日子总是充满回忆，并因此显得漫长。

青年时期是人们精神思想的孕育期，是精神开始萌芽的春季。在此时期，人们只能对深刻的真实有所直观，但却无法对其做出解释。

青年人把这世界视为一幅图画，因此，他们关心的事情就是在这世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显示和突出自己，而他们对这世界的内在感觉则是次要的事情。

我们精神力最强旺、最集中的时期，毫无疑问是在青年期。这个时期最迟能够延至一个人的35岁。

在青年时代，我们的认识总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一个人只有活到了老年，才能对生活获得一个完整、连贯的表象认识，因为到了老年以后，他才看到了生活的整体和生活的自然进程。

人们在青春年少时认为：这个世界充满着唾手可得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只是苦于找不到门路获得这些幸福、快乐而已。

较之于老年阶段，人们在青年时代有更多的设想，因此人们知道得不多，但却能够把有限的所知放大。但在老年阶段，人们具备更多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对事物根本性的认识。

正当青年人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到处都有奇妙美好的事物———只要他能够摸准了门路、方向———的时候，老年人却坚信传道书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这句话。

青年人同样受到这世界的缤纷色彩及丰富形状的诱惑，他的想象力夸大了这一世界所能给予他的东西。

大体而言，年轻人都具有某些忧郁、凄婉的特征，而老年人却带着某种喜悦———其中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青年人受着性欲这一魔鬼的控制———不，应该是奴役才对。

性欲这个魔鬼吝惜着不肯轻易放松他们哪怕是一个小时的自由。几乎所有降临在人们头上的，或者威胁着人们的不幸和灾祸都是由这一魔鬼直接或者间接地带来。

人到老年，内在拥有更加重要

人到老年———一个人的内在拥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到了老年，享受感官乐趣的能力已大为减弱，虚荣和自大就与贪婪一道瓜分了统治的地盘。

老年期无性欲的状态为一个人达致某种自足无求打下了基础，而自足无求会逐渐吸掉人对于社会交往的渴望。

到了老年期，无数以前还是云山雾罩的东西，现在都被我们看得清晰明白。事情有了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们感觉拥有了某种彻底的优势。

每一个人享受老年好处的程度，由这个人的思想智力所决定。

虽然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到老年期的好处，但只有精神卓越的人才能最大程度地享受老年的时光。

只有那些智力低劣和素质太过平庸的人才会到了老年仍然像在青年时期那样对世俗人群乐此不疲。

如果人的前半生的特征是对幸福苦苦追求，而又无法满足，那么，人的后半生的特征则变成了对遭遇不幸的害怕和忧虑。

到了人生的后半部分，我们多多少少都清楚地了解到：所有的幸福都是虚幻的，而苦难才是真实的。

现在（到了老年）我们努力争取的只是一种无痛苦和不受烦扰的状态，而不是快感逸乐，这至少对于具有理性的人来说是这样。

人生的后半部分，犹如一个乐段的后半部分，比起前半部分减少了奋斗和追求，但却包含了更多的安宁和平和。

到了老年，人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他们因而心安理得地咀嚼、品尝着那得过且过的现状，甚至于从平淡无奇中找到乐趣。

当一个人老了以后，那走过的漫长岁月，还有自己的风烛残年，有时候在某一瞬间，竟然会变得近乎疑幻不真了。

我们年纪越大，就越懂得珍惜我们的时间。到了晚年，每度过一天，我们的感觉就类似于一个向绞刑架又前进了一步的死囚。

至于生命力方面，我们在36岁以前，就好比吃利息过活的人：今天花出去的金钱，明天又能赚回来。但是，过了36岁的年龄以后，我们就更像是已经开始动用自己赖以生活的本金了。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身体健康，那么，总的来说，到了后半辈子，生活的重负的确比在青年时期有所减轻。

人们把这一段日子———即在出现高龄衰弱和多病之前的一段时间———名之为“最好的时光”。从生活得舒服、愉快的角度考虑，这段日子确实是最美好的。

在青年时期，我们的直观占据上风，但在老年期，思想却把牢了统治的地位。因此，前者是创作诗歌的时期，而后者却是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

在实际事务中，青年时期的人听命于他们直观所见之物及其产生的印象。但在老年，人们只由他们的思想决定他们的行为。

度过青年期以后，一个人的经验和学识才算真正丰富起来。人们终于有时间和机会从各个方面去观察思考事物，把事物相互比较，并发现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连接点。这样，到现在我们才得以明白事情的整体脉络，一切也都清楚了。

一个人的“自身拥有”在老年期给人所带来的好处是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

没有理由将死亡当作人的彻底毁灭

如果没有了死亡这回事，也就很难再有哲学的探讨。

局限于有形物质的绝对自然、物理观点，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吃吧，喝吧，玩乐吧，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一点而言，这一观点实可称为兽性主义。

认识力揭发了生存的毫无价值，并以此打消对死亡的恐惧。当认识力占得了上风，人们因此能够勇敢、镇定地迎向死亡时，人们会把这种态度和行为尊为伟大和高贵。

死亡以后的非存在与出生前的非存在不会有什么差别，因此，死后的非存在并不比生前的非存在更让人悲痛。

把非存在视为不幸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每一不幸之所以是不幸就跟每一好处一样，都是以存在，甚至的确就是以意识为前提条件。但意识却是与生命一道停止的，意识甚至在睡眠和昏厥时也是停止的。

我们不应该对将来不再存在比对过去不曾存在更感不安。

死亡之所以在我们的眼中显得如此可怕，与其说是因为我们的这一生结束了———其实结束这种生活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遗憾的事情———还不如说是机体因死亡而遭受毁坏。

横死或暴卒不会是痛苦的，因为甚至身体遭受重创一般来说也只是稍后才感觉得到，并经常只是在看到外部迹象以后才被发觉。如果这些重创瞬间就已致命，那意识在发现受到重创之前就已消失了。

生命程序的全部停止对那驱动这一生命程序的生命力来说，必然是如释重负。大部分死人脸上流露出来的安详表情或许就有这方面的原因。总的来说，死亡的瞬间就类似于从一沉重梦魇中醒来。

每一个人都是竭尽全力反抗返回原出处———但当初他们却是从这一原出处欢快、雀跃而出，进入这一有着许多苦难、极少快乐的存在。

甚至对那些最低级的自然力，我们都直接承认其持续永恒、无处不在的特性。这些低级自然力的倏忽、短暂的现象一刻都不曾骗得了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就更没有理由把生命停止视为形成生命的原则就此消灭，并因此把死亡当作是人的彻底毁灭。

也只有那些渺小、狭隘的头脑才会完全紧张兮兮地惧怕死亡，认为死亡就是自己化为乌有。

死亡之于种属，就等于睡眠之于个体。

正是由于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本质不灭，每一动物，甚至每一个人才会心安、平和、漫不经心地走在随时夺命的意外和危机丛中，并迎头走向死亡。

每个人在心底里都会深信我们不会因死亡而被消灭，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在死亡临近之时我们会无法避免感受良心不安而被证实。

谁要是把自己的存在理解为纯粹是一种偶然的产物，那他也就当然害怕由于死亡而失去这一存在。

而任何一个人哪怕只是泛泛地看出自己的存在，是建立在某一原初的必然性基础之上，那他是不会相信这一带来了如此奇妙的存在的必然性，就只局限于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

如果时间能把我们引向毁灭，那我们也早已不复存在了。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着，那从这一事实，经过仔细的思考，就可得出我们必定会继续长存的结论。

认为曾经一度以其全部真实的力量存在过的东西会化为无，然后历经无尽的时间也不会存在———这样的事情只要仔细想象一下就可知道其实是无法设想的。

要求个体性得以永恒不灭，其实就等于希望能够永远延续所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归根到底，每一个体性都只是一个特别的错误和不该迈出的一步，是某样本来最好就不曾发生的事情。

看到我们熟悉和感到亲切的人的死亡，我们会感受到某种深刻的创痛，原因就在于我们感觉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某种无以名状、为这一个人所独有的东西，现在这种独特之物是完全不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

茅棚或王宫，人生归根到底都一样

对于不少人来说，尤其是在情绪忧郁、低落的时候，这一世界，从美学的角度看，就像挂满了讽刺漫画的陈列室；从智力的角度看，则跟疯人院无异；从道德的角度看，活脱脱就是贼窝、匪巢。

人生无论以何面目出现，构成人生的仍然是同样的要素。所以，无论这一人生是在茅棚、在王宫，抑或在军营、修道院里度过，人生归根到底还是同样的人生。

人生的际遇、历险，获得的幸福或者遭受的不幸尽管千差万别，生活仍然就像糖果一样：尽管糖果的形状千奇百怪、颜色多种多样，但都是由同样的糖果浆做成。

一个人的遭遇和另一个人的经历，彼此的相似程度远甚于我们根据他人的描述所认为的那样。

生存确实应被视为某种误入迷途，从这迷途折返就是解救。

我们生活中的事件就犹如万花筒里面的画面，每次转动万花筒都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画面，但其实，我们的眼前就只是那同一个万花筒而已。

参与修建一座建筑物的工人，并不知道这座建筑物的总体规划。或者，他们不会在心里时刻记住这一规划。同样，一个人在度过生命中每一小时、每一天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总体生命进程及其特征也不甚了解。

一个人的个性越独特，越具价值和意义，那么，他就越有必要不时地认清自己生命总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和自己的计划，这对他大有好处。

一个旅行者只有在抵达了一处高地以后，才能够回头总体、连贯地看到自己所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同样，只有当我们度过了生命中的一段时间，或者在我们的整体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做的事、业绩和创作的作品真正联系起来，包括其中确切的因果关联，甚至才能正确了解到它们的价值。

只要我们仍然置身其中，那我们的行事就只能总是遵循我们那固定不变的性格构成，受着动机的左右和我们能力的制约。

我们的行事自始至终都有其必然性，我们在每一刻都做着我们在那一刻认为合理和适当的事情。只有事后的结果才让我们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事情整体的回顾才使我们明白事情的如何和为什么。

当我们忙于从事伟大的事业或者创作不朽的著作时，自己并不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只是觉得完成这些工作合乎自己当时的目标和打算，它们也就是当时合理的和该做的事情。

只有把生命总体连贯起来以后，我们的性格和能力才会显现其本色。

我们可以看到：在碰到具体某一事情的时候，我们凭借自己的守护神的指引，在杂乱纷纭的歧路当中，偏偏挑选了那唯一正确的路径，犹如灵感在那一刻闪现。

反过来，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无价值的和失败了的事情，也是同样的原理。现时此刻的重要性甚少在当下就被我们认识清楚，而只能是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

当我们回顾走过的人生之路，从整体上审视“迷宫一般的犯错历程”和诸多错过的幸福、招致的不幸———在这时候，我们会轻易地过分责备自己。其实，我们走过这样的人生路程并不完全是我们的所为。这是两种因素———连串的外在事件和我们不断做出的决定———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外在的事件和我们的基本目的犹如两股向着不同方向牵引的力，这两股力形成的对角线也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轨迹。

我们还可以把生活比之于一幅刺绣品：处于人生前半段的人看到的是刺绣品的正面，而到了人生后半部分的人，却看到了刺绣品的背面。刺绣品的背面并不那么美丽，但却给人以教益，因为它使人明白看到刺绣品的总体针线。

无论人们如何为生活着色、打扮，人生从本质上而言，不过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衡量它的真正价值的方法只能是视乎它缺少痛苦的程度，而不是它是否欠缺欢娱，更不是通过生活中的奢华场面。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着许多和巨大的痛苦，但得到的欢乐却很少。然后，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生命也就到了终结的时候。在这之后，一切依旧，就好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似的。

女性终其一生都是个孩子

女性从男性那里要求和期待一切她需要的和渴望的东西。男性则从女性那里主要地、直接地只要求得到一样东西。

为了女性自身的福祉，女性要形成一个整体，紧密团结以对抗她们共同的敌人———男性，因为男性通过得之于自然的、优越的身体和思想力量，占有了人世间所有的好处。女性必须征服他们和俘虏他们。只有通过占有他们，女性才可以占有那些人世间的好处。

为此目的，女性名誉的训诫格言就是：绝对不能和男人发生非婚姻关系的性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强迫男性结婚———这是他们的一种投降；只有通过这样做，女性才能得到保障。

只要看看女人的形体，就可知道：这样的形体并非是为了要来成就一番伟大的事情而设计———无论是在精神思想，还是在身体力气的方面。

最强烈的痛苦、快乐以及力量展现，与女性无缘。

女人的一生，与男人的一生相比较，过得更加平静、更加没有意义和更加悄无声息。从根本上，不会更加幸福，也不会更加不幸。

女人很适合做我们孩提时的保姆和幼师之类，正因为她们本身就是幼稚的、可笑的和短视的。一句话，女人的整个一生就是个大孩子而已，也就是处于小孩与男人之间的中间阶段，而成年男人则是真正的人。

我们只需看看：姑娘可以与小孩嬉闹、跳舞、唱歌，玩上一整天。然后再想想：如果换上是个男的话，这男的又会是何种样子———哪怕这男的本着最大的善意勉力而为！

大自然让女性们在短短几年间，得以配备了让人吃惊的妩媚、丰满和美丽———虽然她们得在余下大半生为此付出代价。

这样，年轻姑娘们也就可以在那几年里，尽量地吸引住男人的想象，让男人们神魂颠倒，以至老实乖乖地把照顾她们大半生的烦心事接了过来。要让男人们走到这一步，单凭纯粹的理智思考是成事不足的。

因此，大自然就以对待其所有作品的同样方式，把女人们装备起来，以让她们拥有所需的武器和手段以确保自己生存的安全，并且是在她们最需要这些武器装备的时间里。

大自然在这方面的行事，是一贯的吝啬。正如母蚂蚁在交配以后就会失去其翅膀———因为翅膀从此以后就成了多余，翅膀对于孵化幼蚁来说甚至是危险的———同样，女人在生产了一胎或两胎以后，一般就会失去其美丽。

年轻姑娘们在心里都把家务或职业、事业，视为次等重要的事情，甚至当成只是娱乐，因为她们把爱情，把征服男人视为她们唯一认真的事情。与此认真事情相关的，还有穿衣打扮、跳舞，等等。

一样东西越是高贵、越是完美，那它就越迟、越慢达致成熟。男人很少是二十八岁以前就在理智和精神力方面达致成熟，而女人则在十八岁就可以了，但女人的理性却因此捉襟见肘。

女性终其一生都是个孩子，总是只看到距离最近的东西，纠缠着现时此刻，把事物的表面现象视为现实，着重渺小的琐事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大事。

女人更是思想上的短视者，因为她们那直觉性的理解力让她们锐利地看到了近在眼前的事物，但那些远处的东西，却不会进入她们那狭窄的目光范围。

所有不在眼前的，所有过去的和将来的东西，对女人所发挥的作用，都远远弱于对男性。

女人们从心里认定：男人的使命就是赚钱，而她们则是花钱。尽可能的话，在男的生前她们就是这样，在男的死后，就更是这样了。早在男人把挣来的钱交给她们以维持家用时，她们就更加坚信这一点了。

女性比我们男性更多地活在当下此刻，因此，只要当下此刻还可以忍受的话，那女性会比男性更好地享受生活。女性特有的那种高兴心情也就由此而来。

在陷入困境或在处理棘手事情的时候，征求一下女人的意见，并不是不可取的，因为女人对事情的理解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她们的看法甚至是别具一格的，因为女人喜欢走最短的途径以达到目的。

总的来说，女人的眼睛只看到距离最近的东西。而男人则真正因为这些东西就近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眼光就会越过这些东西而盯在了远处。

女人绝对是比我们更加实际和实事求是，所以，女人眼中所看到的，也的确就是实际的情形，而不会更多。但男人在激情被刺激起来之际，轻易就把眼前的东西放大，或者添加出想象出来的东西。

与男人相比，女人对不幸的人或事，怀有更多的同情心和因此有着更多的关爱和感同身受。但在正义、公正、良心方面，女人却逊色于男人。

因为女人的理性比较薄弱，所以，现时的、直观可见的、直接的现实之物，对于女性发挥出了强大的威力。

面对如此强大的威力，那些抽象的概念、既定的准则、下定了的决心，那对过去和将来，以及对并不在眼前的、还很遥远事情的考虑，甚少能够抗衡。

女人所具备的美德，就是排第一位的美德，“仁爱”。但对于排第二位的美德，“公正”———“公正”对于“仁爱”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她们却是欠缺的。

女人性格中的根本弱点就是欠缺公正。这一弱点首要是出自上述的欠缺理性和反省。然后，这一缺点也由于以下这一原因而得到了加强：女人，作为弱者，其自然本性决定了她们并非有力量可以依赖，而只能运用狡诈，所以，女人有着本能的狡猾和那无法根除的说谎倾向。

正如大自然为狮子配备了利爪和尖齿，大象配备了长牙，野猪配备了獠牙，公牛配备了尖角，乌贼鱼则能喷墨把水搅浑，同样，大自然为女人配备了作假的本领以自我保护。

大自然虽然赋予了男性以身体力量和理性，但也同时以同样的力度给予了女人作假的天赋。

作假、伪装之于女性是与生俱来的，也正因此，女人几乎是不论贤愚，都专有这一本领。

一有机会就会发挥作假这一本领，对于女人就是最自然不过的，这就好比动物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马上就会动用其武器一样。

一个完全真实、不带伪装的女人，也许是不可能的。也正因此，女人很容易就能看穿别人的伪装。对女人使诈并不可取。

两个女人在大街上的相遇，就已经有相煎的态势。同样，两个女人在初次认识的时候，与两个男性在同样情形下相比，彼此间明显表现出更多的不自然的、硬做出来的、虚假的举止。

因此，两个女人间的相互恭维和赞扬，与两个男性间的相比，就显得更加的可笑。

虚假、不公正是女性更常犯的罪过，说谎则是她们本来的特点。

女性在仁爱这一美德上则优于男性。这是因为仁爱行为的诱因通常都是直观的，因此是直接诉诸人的同情心。女性明显更容易受到这些直观诱因的影响。

对于女性来说，也只有直观的、现时此刻的、直接的现实才是真正存在的。那只有通过概念才可认识到的、遥远不在眼前的、属于过去或将来的事物却让她们难以很好理解。

在此仍然各有得失：公正大多是男性的美德，仁爱则大多为女性所有。

只需想一下女性坐在法官席上行使职责的模样，就会让人发笑，但教会的护士姐妹却甚至多于修士会的护士兄弟。

小男孩大多显示出求知欲，而小女孩则只表现出好打听个别的事情。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好奇心可以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与此相伴的天真、无邪经常让人感到厌烦。女性这种无法感知普遍原理、只关注个别事物的特性在这一例子里已经昭示出来了。

第九章　爱情与婚姻的本质是种属的意欲

爱情根植于性欲

所有的爱恋激情，无论其摆出一副如何高雅飘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都只是植根于性欲之中。它的确就是一种更清楚明确、具体特定、在最严格意义上个人化了的性欲。

虽然性欲本身是一种出于主体的需要，但它却懂得非常巧妙地戴上一副客观赞赏的面具以欺骗意识。大自然需要运用这种策略以达到其目的。

在每一个两情相悦的例子里，无论男女双方彼此的赞赏和钦佩显得多么客观和带有如何崇高的意味，其唯一的目标只是生产一个具有特定本质的个体而已。

在恋爱事件里，重要的或许不是彼此的爱慕，而是占有对方，也就是说，享受对方的身体。尽管我们确信得到了异性一方的爱慕，但如果无法获得她的身体，前者丝毫无法弥补后者，也无法给我们以安慰。

相比之下，那些深爱着对方，却又得不到对方同样爱意的人，只要能够占有对方的身体，亦即得到肉体的欢娱，那他也就可以勉强凑合。

性爱表现为至为强劲、活跃的推动力，它仅次于对生命的爱。

性爱持续不断地占去人类中年轻一辈的一半精力和思想，性爱是几乎所有愿望和努力的最终目标。

至关重要的人类事务受到性爱的左右，每过一小时人们就会因为它而中断正在严肃、认真进行的事情，甚至最伟大的精神头脑也间或因为它而陷入迷惘和混乱之中。

性爱无所顾忌地以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干扰了政治家的谈判、协商和学者们的探求、研究，它会无师自通地把传达爱意的小纸条和卷发束偷偷地夹进甚至是传道的夹包、哲学的手稿里面。

每天，性爱都挑起和煽动糊里糊涂、恶劣野蛮的争执斗殴，解除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联系，破坏了最牢不可破的团结。

性爱要求我们时而为它献出健康或者生命，时而又得奉上财富、地位和幸福。性爱甚至使先前诚实可靠的人变得失去良心、肆无忌惮，把一直忠心耿耿的人沦为叛徒。

总的看来，性爱就好像一个充满敌意的魔鬼———它执意要把一切都颠倒过来，弄成混乱的局面。

恋人间的爱慕实际上是新个体的生命意欲

真理的精灵会向严肃认真的探究者慢慢显露答案：我们现在面对的性爱问题可一点都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相反，这种事情的重要性是与人们所做出的认真、不懈的努力完全相称的。

所有情事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比人生中任何其他目标都重要。它们值得人们如此一丝不苟、认真地展开追求。

这些情事所决定的，不是别的，而是下一代人的构成。当我们退出舞台以后，将要粉墨登场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和素质———就全由这些风流韵事所决定。

现在一代人的总体情事，就是人类为将来一代人的构成———而将来一代人又决定了以后无数代人的构成———所做出的考虑。

这事情（性爱）极其重要，因为它并不像其他事情那样，只关乎个人的悲欢哀乐，而是关乎将来人类的存在和特定构成。

正是因为情爱事关重大，情爱事件才显得庄严伟大和崇高感人，爱情的狂喜和痛苦也才有了超验的特性。

千百年来，文学家乐此不疲地通过无数事例把爱情的这些心醉神迷和伤心欲绝表现出来，因为没有任何其他题材能比性爱更加吸引人们的兴趣。

由于这一题材涉及种属的喜怒哀乐，而其他各类题材只关乎个体的事情，所以，它与其他题材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实体与这一实体的某一表面的关系一样。

正因为这样，一部戏剧如果缺少了爱情情节，那它就很难吸引观众的兴趣。并且，无论人们如何周而复始地重弹这一老调，它也永远不会有穷尽的时候。

整段浪漫情事的真正目的就是生下这一特定的小孩，虽然沉浸在爱情之中的当事双方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至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是次等重要的。

尽管那些具有高尚和多愁善感心灵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热恋之中的人如何大声反对我的这一大胆、不客气、现实的观点，但他们可都是错的。这是因为：难道下一代人的个性素质不是一个比那些洋溢的激情和脱离现实的肥皂泡高得多和有价值得多的目标吗？

的确，在这世上所有的目标当中，还有一个目标比这一目标更重要和更远大吗？也只有这样的目标才配得上我们对爱之激情的深切感受，与爱情相伴的认真、执著，以及这爱情赋予当时情景中微小细节的重要性。

只有当我们把这一目的认定为真实的，那我们为了得到心仪的对象而经历的琐碎事情和没完没了的折腾、痛苦才似乎与整件事情相称。

事实上，早在我们为满足性的冲动而执拗和具体确切地做出深谋远虑的选择时，这将来的一代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两个恋人间逐渐加深的爱慕实际上就是新个体的生命意欲，而这新个体就是两个恋人可以并且渴望生产的。

被爱的个人越能够唯一满足爱人的愿望———无论这是被爱者外在部分抑或内在素质的原因———和投合爱人那因其自身个性而产生的需要，那这种激情就越强烈。

每个人首先都明确喜欢和热切追求最美丽的个体，也就是说，把种属的特征表现得至为纯粹的人。

其次，每个人都会在其对象身上特别要求他自身欠缺的优点，甚至与自己的缺陷恰成相反对照的那些缺陷在他的眼里也被看作是美的。

男人在看到一个符合自己美的标准的女人时，会感觉到心醉神迷，头脑中出现的假象会让他以为与这一个女人结合就是在这世上至为美好的事情———这种错觉就正是种属的感觉。

这一肉欲享受的错觉向这个男人虚构出这样的前景：在一个他觉得美丽的女人的怀里，他会得到比在别的女人怀里所得到的更多的快感享受。或者，这一错觉使这个男人认定某一特定的个人，并确信占有这个女人就会给他带来无限的幸福。

每个热恋中的人在终于得到他的快感以后，都会体验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他会很惊讶地发现：自己苦苦渴望的东西并没有比任何其他的性的满足带来更多的东西，他也看不出这种满足到底给了他多少好处。

在伟大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以后，每一个恋人都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因为错觉消失了，而全凭这一错觉的作用，个体才会受到种属的蒙骗。

柏拉图说得很正确：“没有什么比性欲更会吹牛的了。”

种属的意欲决定了男人的花心和女人的专一

就其本性而言，男人在爱情方面喜欢多变，而女人则倾向于专一。

男人从获得了性欲满足的那一刻起，他的激情就明显下降了，几乎其他每一个女人都会比他已经占有的女人更能吸引他：因为他渴望变换口味和花样。

相比之下，女人的恩爱之情却从性欲满足那一刻起日渐增加。这是大自然的目的所使然：它的目的就是延续，也就是尽可能地繁殖种属。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可以在一年里方便、容易地生育超过一百个孩子，只要他有足够数量的女人；但一个女人，无论她跟多少个男子在一起，也只能在一年里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世上（孪生孩子除外）。

男人总是环顾寻找更多的女人，而女人则相反，女人会紧紧地依附自己的那一个男人。这是因为大自然驱使她留住将来小孩的养育者和保护者———她这样做是本能的作用，并不曾经过她的思考。

由此看来，婚姻上的忠实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人为的，但对于女人则是自然的。

女人的通奸行为比男人的这种行为更加难以让人原谅：从客观上看，是因为女人的通奸行为所带来的恶果；从主观上看，因为这种行为是违反自然的。

每个人都会寻找与自己相合的异性

长相不美但处于青春年华的女子永远有其魅力，但不再年轻的美丽就没有吸引力了。在此，那在无意识之中引导着我们做出选择的计划目的，显而易见就是繁殖后代。

每个人随着自己远离生育或者受孕的最佳时期而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异性的魅力。

总的来说，女人对男人的外在美，尤其是英俊的面孔并不那么重视———她们似乎把传给孩子美貌的任务独力承担了下来。

吸引女人的主要是男人的力量，以及与此相关的勇气。这些东西能够保证生产强壮的子女，同时也让她们有一个强壮的保护者。

男人身体上的每一样缺陷，对种属典型的每一处偏离都可以被这女人消除———就他们所生的孩子而言———只要这个女人本身在这些方面无懈可击，或者在这些方面朝着相反方向明显突出的话。

只有那些专属于男人这个性别的，因而母亲无法提供给孩子的素质才是例外。属于这一类别的素质包括男人的躯干骨骼、宽阔的肩膀、勇气、胡子，等等。因此缘故，女人经常会爱上一个相貌丑陋的男人，却永远不会喜欢一个没有男子气的男子，因为她们无法中和、抵消这个男人在这方面的缺陷。

女人普遍受到男人的心或者说性格的素质的吸引，因为这些是遗传自父亲的。

女人特别喜欢男人坚定的意志、果断和勇敢的作风，或许还有诚实、仁慈的心地。相比之下，智力方面的优点却不会对女人发挥直接的和本能的作用，这恰恰是因为这些东西孩子并不受之于父亲。

对于女人来说，悟性是不重要的。事实上，超人的思想能力，甚至思想的天才反倒会造成不妙的效果呢———因为这是不同于常情的事情。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丑陋、愚蠢和粗野的家伙比聪明、有文化修养和亲切可爱的人更能获得女人的欢心。

当女人说爱上了男人的头脑思想时，那是本性退化的过激表现。相比之下，在男人对女人发自本能的爱情中，男人并不会受到女人性格素质的左右。

但女人的智力素质却会发挥出某种影响，因为这些东西是由母亲遗传给孩子的。不过，这种影响却轻易被美丽的身体所压倒，因为后者关乎更为关键的东西，所以，后者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

由于对母亲的智力影响孩子的智力有所感觉和有所经验，所以，母亲们会让女儿们学习优美艺术、语言，等等，以让她们在男人的眼里显得更有魅力。在这里，她们试图运用人为的手段促进智力，就像在需要的时候她们会人为地增大其臀部和隆起其胸部一样。

所有性别特性都是某一片面的特性。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与自己个体的片面特性相反的某一片面特性，以便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典型。

最有男子气的男人会寻找最有女人味的女人，反之亦然。

每个人都会寻找在性别特性程度上与自己相应的异性。至于两人间在这方面的对应达到了何种程度，那就由男女双方凭本能去感觉。

一个男人的肌肉力量越弱，那他就越想找个身强体壮的女人，女人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因为女人稍欠肌肉力量是合乎自然和普遍的情形，所以，一般来说，女人都会更喜欢强壮的男人。

有时候，一个男人会爱上一个明显丑陋的女人———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除了上面所讨论的男、女特性程度恰好互相对应而构成和谐以外，女方身上的总体反常之处也与这个男人所具有的反常之处恰成对比，并因此发挥纠正和调整的作用。

我们是那样认真地审视和检查女人身体的每一部分———当然，女人也从她的角度检查男人。我们察看一个开始获得我们欢心的女人时，那种态度真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我们在选择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新郎对新娘密切留意，以防在哪个方面因看走了眼而出错，并且他对女方身体关键部位的太过或者不及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谨慎和认真是与最终目的的重要性完全相称的。

当两个年轻异性首次见面时，在那种互相打量的无意识的认真劲里，在投向对方的特征和部位的探求、查询的锐利眼神中，都隐藏着某种奇特的东西。

这种考察和探求也就是种属守护神对这男女双方有可能生产的个人及其素质的思考。男女各自对对方的满意和渴望程度由这种思考的结果而定。

……真正的爱情有一种超越了个体的目的。

纯粹的性的冲动就是平凡、庸俗的，因为这种性欲并没有个人化，它的对象是所有的异性。这种性欲只是争取在数量上保存种属，而很少考虑到质量问题。

个人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强烈爱欲却可以达到这样厉害的程度，以致如果无法得到满足，那这尘世间的一切好处，甚至生命本身都会失去其价值。

这种异乎寻常的激情的根源，除了上述选择性爱对象所进行的种种考虑以外，肯定还有其他无意识的考虑———而这些我们是无法看见的。

这一强烈的欲望攫住了他（它）们的心。他（它）们误以为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渴求，但其实，他（它）们此刻追求的是纯粹形而上，亦即存在于现象系列事物之外的目的。

也就是说，当将来的个体要闯进生存的渴望……反映在现象里，它就成为了这一个体将来双亲之间强烈的、把别的一切置之度外的爱欲激情。

这种渴望表现为一个绝无仅有的错觉———正是因为这一错觉的作用，一个热恋中的人才会为了和这一女人同床共枕，不惜献出这世上的一切好处。但与这一女人同眠事实上并不比和其他别的女人同眠给他带来更多东西。

可是不管怎么样，能够与这一女人大被同眠就是他期望达到的目的———这一事实可以由此看得出来：甚至这种强烈的情欲，就像其他所有情欲一样，也在享受个中欢娱的当下消退了，当事人为此也感到无比惊讶。

这种渴望和思慕把得到某一特定的女子与享受无尽快乐紧紧地联结了起来，一旦想到不可能占有这个女子就会感受到无以名状的痛楚。

爱欲的这种渴望和痛苦不可能出自一个匆匆而逝的个体所能有的需求。这些渴望和痛苦其实是种属精灵发出的叹息———这一种属精灵在此看到了能够达致其目的的无可替代的手段。它要么得偿所愿，要么眼巴巴看着机会失之交臂。它因此发出了沉重的呻吟声。

唯独种属才会有无尽的生命，并因此具备能力拥有无尽的渴望、无尽的满足和无尽的痛苦。但这些东西现在都被囚困在一个凡夫的狭窄胸膛之内，这也就难怪他的心胸似乎都要爆裂了。

尽管胸中充满了无尽的酸、甜、苦、辣，但却又无法找到言语直抒胸臆。因此，这些也就成为了所有伟大情爱诗篇的素材———这些诗篇据此采用了超验的、翱翔于尘世事物之上的形象比喻。

对所爱的人那种无以复加的赞赏，不可能是建立在她所具有的精神素质或者客观的、实在的优点之上，因为坠入情网者通常还没有对他的恋人了解到这个分上。

唯独种属的精灵才可以一眼就看出这女子对于种属及其目的所具有的价值。一般来说，激情都是在看到对方的第一眼燃起。

情欲无法满足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

失去了所爱的人———无论是因为情敌或者死亡的原因———的痛苦对于热恋中的人来说，更甚于任何其他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具有超验的特性———它不仅涉及个人，而且还涉及个人所具有的长久、永恒的本性和种属的生命。

出于爱情的嫉妒是那样的厉害和折磨人，而放弃我们的恋人则是所能做出的最大牺牲。

一个英雄以恸哭、悲鸣为耻，但发自爱情的除外。因为在这里，痛哭流涕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整个种属。

在这里，此前一直压倒了各种利害得失的荣誉和尊严，一旦在性爱，亦即种属的利益加入战团，并看到了更大的利益所在以后，就马上夹着尾巴溃败了。

因为相对纯粹个体的利益性爱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管后者有多重要。因此，荣誉、责任、忠诚能够抵挡住其他的诱惑，甚至死亡的威胁，却唯独臣服于性爱。

同样，在私人生活里，没有哪些方面比性爱问题更让人缺乏认真态度的了。

那些在其他方面相当忠诚、老实和公正的人，一旦强烈的性爱，亦即种属的利益，俘虏了他们，有时也会变得轻率和随便，无所顾忌地做出通奸行为。

当社会地位的差异和类似情形妨碍狂热恋人的结合时，种属守护神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东西视若无物，随手把它们推到一边去。种属守护神追求的目的关乎无尽的后世，人为的规章、法令和顾虑都被弃如敝屣。

出于这同样深藏不露的原因，一旦狂热爱情的目的受到威胁，人们就会不惜冒险，甚至胆小、怯懦的人在此时都会变得勇气十足。

在戏剧和小说里，年轻的主人公维护自己的爱情，亦即种属的利益，终于战胜了那些关注着主人公个体幸福的老一辈人———每当看到这些，我们就感同身受地为他们高兴。

这些恋人的努力和争取在我们眼里比所有妨碍、阻挠他们爱情的东西都更重要和伟大，所以，也更公正、合理，正如种属比个体重要得多一样。

处于最强烈的爱欲状态时，这一美好的幻象会照射出熠熠光彩。如果无法达到爱欲的目的，那甚至生命本身也会失去其所有魅力。生活从此就会显得平淡、乏味、了无生趣，以致对生活的厌恶甚至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

情欲的满足也是一种错觉

在故事的结尾，作者会放心大胆地让有情人赢得胜利，终成眷属，因为作者和这些有情人一道受到这一错觉的影响：这些有情人终于奠定了自己的幸福。但实质上，他们只是为了种属的利益，罔顾深谋远虑的长辈的意愿，甘愿奉献了自己的安乐。

在个别、反常的滑稽剧中，作者则试图把这种情形颠倒过来：主人公以种属的目的为代价，换取了个人的幸福。但观众感觉到了种属守护神所受到的苦痛，他们不会因个人为此得到了好处而感到有所安慰。

一个处于热恋状态的人常常会有滑稽性的，时而又是悲剧性的表现。这两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旦被种属精灵所占据，个人也就听任它的摆布，再也不属于自己。这样，他的行为与他的个人就不相一致了。

处于强烈的爱欲状态时，一个人的思想会沾上某种诗意的、崇高的色彩，甚至带有一种超验的和超越肉体的倾向。因此缘故，他的眼睛似乎再也无法看清自己真正的、属于自然和肉体的目的。

正是因为恋人感觉到自己正在从事着具有超验重要性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超越了所有尘世、凡俗的事情，甚至超越了他们自己，并使他们的那些肉体欲望裹上这样一层超越肉体的外衣。

哪怕是一个最干巴、乏味的人，他的爱情仍然构成了他生命中的一段诗意的时光。当这种情形出现时，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某种滑稽的色彩。

不仅无法获得满足的情欲有时候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就算这情欲得到了满足，它带来的结果仍然更多的是不幸，而非幸福。

这种激情所提出的要求经常与当事男子或者女子的个人利益相互抵触，以致损害了后者。因为这些要求与他或她其他方面的处境不相吻合，建立于这些处境的生活计划也就被扰乱了。

事实上，性爱不仅经常与人的外在处境不相协调，它甚至与情人自身的个性也产生了龃龉，因为这情欲的对象，除了在性关系方面以外，在这一恋人看来却是可憎、可鄙，甚至是可怕的。

但种属意欲却比个体意欲强劲得多，在情网中挣扎的人对种种他会感到讨厌的素质甚至视而不见，对其他一切都得过且过，对一切事情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把自己和激情的对象永远地联结在一起。

他完全彻底地陶醉于自己的错觉之中。而一旦种属意欲得到了满足，这一错觉也就烟消云散了，留下来的只是让自己厌烦的终身伴侣。

只能由此解释为何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相当理性，甚至是优秀、杰出的人物竟然与悍妇、泼妇共结连理———他们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我们简直无法理解的。正是因为这一大原因，古人把爱情表现为盲目的。

事实上，一个热恋中的男人或许在其未来配偶的身上清楚看到和颇为痛心地感觉到那些性格、脾性方面种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缺点———它们必将让他一辈子受累———但这些仍然没能把他吓倒。

因为他归根到底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他考虑的只是将要进入生存的第三者的利益，虽然在他错觉的意识里，他以为寻求的是自己的利益。

正是因为没有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它才成为了伟大的标志———这无论在哪里都是这样。它甚至使激烈的爱欲也带上了某种伟大、崇高的色彩，并使这种爱欲成为诗歌理所当然的题材。

性爱甚至与对性爱对象至为强烈的憎恨情绪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因此，柏拉图把性爱比作狼对羊的爱。

由性爱激起的对恋人的憎恨有时候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他甚至动手把她谋杀了，然后自杀。

当热恋中的情人把对方的冷淡和对方从自己的痛苦中获得虚荣心的快感形容为残忍时，他可的确一点也没有夸张。

热恋中的人现正处于一种冲动之中———它类似于昆虫的本能。这种冲动迫使他无条件地追随自己的目标，不顾理智的分析、推理，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

不止一个彼特拉克带着未曾满足的爱欲———那就像拴在脚上当啷作响的铁镣———从此艰难吃力、壮志难酬地走完一生，在孤独的林子里叹息。但同时又兼备诗才的则只有彼特拉克而已。

事实上，种属的守护神与每个人自己的守护神通常势同水火，前者是后者的追捕者和敌人，总是随时准备着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丝毫不带怜悯地破坏个人的幸福。

可怕的利箭、盲目、翅膀就是丘比特的标志和象征。翅膀表明了反复无常。而反复无常一般只是伴随着失望一道出现，后者则是获得满足以后的结果。

因为情欲是建立在一种错觉之上———这种错觉把只是对于种属才具有价值的东西误以为对于个体具有价值———所以，在种属达到目的以后，这一幻象就消失无踪了。

原先占据了个体的种属精灵现在放过了这一个体。被种属精灵放弃以后，个体重又回复到原来的狭窄和匮乏中去。

他惊讶地看到：在自己做出了如此高尚、英勇和不懈的努力争取以后，他所获得的快乐除了性欲得到了满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期待的那样比以前幸福了许多。他发现自己被种属意欲蒙骗了。

假如彼特拉克的情欲得到了满足，从那一刻起，他的歌唱就会停止，就像下完了蛋的鸟儿一样。

如果理性的思考大概能够产生点滴效果的话，那么，我所揭示的基本真理就会比任何其他的理性思考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制服这种情欲。

有时候，与狂热的性爱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出自完全不同源头的感情，也就是说，是一种建立在性情相投基础上的真正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经常只在真正的性爱因获得满足而熄灭以后才会出现。

人们为了满足性欲而小心翼翼地选择异性伴侣———这里包括性爱的无数强烈等级，最高一级则为狂热的激情———完全是因为人们严肃、认真地关注其后代的个人特性。

为何恋爱着的男人把全副身心交付出去，诚惶诚恐地看着对方的眼色，随时准备着为她做出种种牺牲？因为渴求她的是他身上的不朽部分，而渴求任何别的都永远只是他身上的可朽部分而已。

那种目标指向某一特定女子的迫切甚或炽热的渴望，就是证实我们那不可消灭的本质内核以及它在种属延续着生存的直接凭据。

在这一片喧嚷、骚动之中，我们却看到了两个恋人百忙当中互相投向对方充满渴望的一眼。为何这样秘密、胆怯、躲躲闪闪？因为这些恋人是叛变者———他（她）们在暗中争取延续那要不是这样很快就会终结的全部困苦和烦恼。他们打算阻止这一结局的到来，就像其他像他们那样的人在这之前所成功做了的一样。

婚姻的本质是实现种属的利益

男女双方必须做出这样的安排：男方可以从女方那里得到他要的那一样东西，但条件是他必须承担照顾女方一切的任务，以及双方的结合所生下的子女。

出于两情相悦而结秦晋之好的人，有时候在智力本质方面差异相当悬殊。例如，男方是一个粗鲁、孔武有力、思想狭窄的人，女方则温柔、思虑细腻、富于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等。或者，男方学富五车，甚至是个思想天才，而女方则是十足的呆头鹅。

人们在婚姻里寻找的不是卖弄才智的消遣，而是生儿育女。婚姻是两颗心，而不是两个脑的结合。

出自爱情的婚姻，其缔结是为着种属，而不是个体的利益。虽然当事人误以为在谋求自己的幸福，但他们真正的目的却不为他们所了解。

虽然这两个人由于本能的错觉———它是狂热爱情的本质———而走到了一起，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差异通常却是很大的。当错觉消失以后———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其他方面的差异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出自爱情的婚姻一般来说都会导致不幸福的结局，因为这样的婚姻就是为了将来的后代而付出了现在的代价。

出自舒适生活考虑而缔结的婚姻———这经常是听从父母的选择———则是相反的情形。在这里，人们主要的考虑———不管它们是什么———起码是现实的，不会自动地消失。这种婚姻着眼于现在一代人的幸福。

在婚姻问题上只看在金钱的分上，而非考虑满足自己喜好的男人，更多的是活在个体而非种属之中。这种做法直接与真理相悖，因此，它看上去就是违反自然的，并且引来人们某种鄙夷。

如果一个女孩不听其父母的建议，拒绝了一个有钱、年纪又不老的男人的求婚，把所有舒适生活的考虑搁置一边，做出了符合自己本能喜爱的选择，那她的做法就是为了种属而牺牲了自己个体的安乐。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由自主地给予她某种赞许：因为她挑选了更为重要的事情，并且以大自然（更准确地说是种属）的意识行事。而她的父母则本着个体自我的思想给她出谋划策。

我们似乎看到：在缔结婚姻时，要么我们的个体，要么种属的利益，这两者之一肯定会受到损害。通常就是这样的情形，因为优厚的物质条件和狂热的爱情结合一道是至为罕有的好运。

大多数人的身体、道德，或者智力都相当差劲和可怜———其原因或许部分就在于人们在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时通常不是出于纯粹的喜好，而是考虑各种外在的因素和听任偶然的情形。

但如果人们在考虑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考虑自己个人的喜爱，那就等于是和种属的精灵达成了妥协。

众所周知，幸福的婚姻是稀有的，这正好是因为婚姻的本质就在于它主要着眼于将来的一代，而不是现在这一代人。

性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但是，意欲借以肯定自身、人们借以进入生存的行为（性行为），却是所有人在内心深处都为之感到羞耻的行为。怪不得人们要小心翼翼隐藏起这些行为。

在性行为完成以后，某种奇特的苦恼和懊悔就会尾随而至。在第一次完成性行为以后，这种情形就尤为明显。而总的说来，一个人的本性越高贵，那他就越清楚地感受到这些心情。

一旦自己的这些行为被人们撞个正着，所引起的慌乱就犹如在犯罪时被别人逮个正着一样。这样的行为，在我们冷静对其反省时，通常会引起我们的不快。在心境升华之时，想起这些行为，会引起我们的厌恶。

人的一生及其无休止的劳作、困顿和苦难，可被视为对性行为，亦即对明确肯定生存意欲的说明和解释。

性行为之于这一世界，就犹如文字之于文字所要表示的巨谜。……也就是说，通过性行为，这一世界的内在本质至为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因此，性行为作为意欲最清晰的表达，就是这一世界的内核、精髓、总纲。因此，透过性行为，我们得以一窥这一世界的本质和驱力。这就是标示那神秘之谜的文字。

性行为是人人都必须忌讳的事情，是一公开的秘密———这种事情是我们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不可以赤裸裸拿出来谈论的。对这种事情，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又都心照不宣。这种事情因此总是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正因为这样，稍微一点点暗示，大家马上就会心领神会。

不管在哪里，人们一方面热衷于男女情事，另一方面对别人的风流韵事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不用说也能猜到几分。让人感到滑稽的只是对这一头等的大事，人们却总是秘而不宣。

第十章　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视野

不要只把书本放在孩子手中

甚至教育———如果教育真的有某些用处的话———就大体而言，也无法在拓宽我们精神眼界方面给人带来大的帮助。

人为的教育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对这一直观世界获得某种泛泛的、普遍的认识之前，就通过阅读、授课等手段，强行把概念塞进我们的脑袋。

我们在青少年时代努力学习，大量地阅读，但随后在踏入社会时，我们却表现得有时像个怪人，有时又跟一个白痴差不了多少。

我们的头脑充满着概念，并跃跃欲试地运用这些概念，但在套用这些概念时似乎总是颠三倒四。这是搞乱了从根据到结果的顺序所引致的后果。

教师不是培养和发展孩子观察、思考、判断的能力，而是致力于把别人的现成的思想、观点填塞进小孩的脑袋。在以后的日子里要纠正这种由于运用概念不得法所导致的对事物的错误判断，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亲身历练才行。

很少有学究具备健康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而这些东西通常连一个文盲都会有的。

教育的关键在于从正确的一端开始认识这一世界，而获得这样的认识可以说就是一切教育的目的。……这都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到：对每样事物的直观走在这些事物的概念之前，然后是狭窄的概念，最后才是广泛的概念。

我们应该了解清楚掌握知识确切的自然顺序，这样，才能够讲究方法地、以符合这种顺序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的事物及其关联，而不会一味向他们灌输一些荒唐的见解———以后要消除它们都是很难的。

不要匆匆忙忙只是把书本放在孩子们的手中，我们必须让他们逐步地了解事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注意引导孩子们获得对这现实世界的纯粹的认识，让他们永远直接地从现实世界里提取概念，并根据现实把这些概念组织起来。而不是从别处，从书本、童话故事或者别人的谈话里获得这些概念，然后就把这些现成的东西套在现实生活当中。

早年灌输进头脑的虚幻的东西和由此产生的偏见所造成的损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往后的日子里，世事和人生所给予我们的教训就不得不主要用在消除这些偏见方面。

正是因为早年吸收的谬误深深地印在头脑里面难以清除，同时，一个人的判断力很迟才成熟起来，所以，我们不能让未满16岁的孩子接触任何理论和信条性质的东西———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包含巨大的谬误。

概念知识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对事物真正本质性的认识。相反，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亦即我们知识的真正内容———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所作的直观把握。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童年期孩子的目光和视野控制在尽可能狭窄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我们给孩子提供清晰、正确的观念。只有在他们正确认识了在这一视野范围之内的事物以后，才可以逐渐地扩宽视野。

我们获得的教导可以改变可供选择的手段，但却改变不了我们最终的目标———这最终的目标是每一个人的意欲根据其原初的本质制定出来的。

最根本性的东西———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智力或者体质方面———都是与生俱来的，人为努力和运用技巧始终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抚养的责任包含着服从的义务

谁要是把孩子带到了这一世上，那就有责任把这孩子抚养成人，直到这孩子能够自己谋生为止。

假如孩子是瞎眼、残废、弱智或是侏儒等，那父母的义务就永远不会停止，因为仅仅不给予这些子女帮助，亦即不履行责任，那就会损害甚至毁灭这些子女。

因为每一义务都包含着权利，同样，父母对其子女也享有一种权利，这就是子女有义务服从父母的理据。

这种服从父母的义务在以后随着得到父母抚养的权利（服从的义务就出自这一权利）的中止而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感恩，即对父母在严格履行其义务之外所做的一切感恩。

正因为生育者在其生育的后代身上重又认出了自身，所以才产生了父爱。由于父爱的缘故，父亲就甘愿为了孩子而不是为了自己，去做事、受苦和冒险，并把这视为还债或者抵罪。

教育不是把前人的知识塞进头脑

乍一看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助学和传授知识的机构，还有熙攘不堪的学生和教师，大家会以为人类很热衷于真理和学问之事。不过，在这里，表面现象仍然是靠不住的。

各个年代和各种各样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求学的目的一般来说只在于获得资料、信息，而不是对某事某物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这些人可从来不曾想到过：资料知识纯粹只是帮助我们获得某一深入认识的工具而已，这些资料知识本身却没有或者只有很小的价值。

这些年轻人头脑中一无所知，现在就想要把人类历经数千年点滴积聚起来的知识，概括、扼要并以最快的速度塞进头脑里面。然后，他们就以为比所有前人都更聪明了。

比起说教，榜样有更大的影响力

与说教相比，别人的榜样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

别人做出的榜样例子之所以能够产生相当有力的影响，都是因为人们普遍缺乏判断力，通常也没有多少知识去亲自探索自己该走的路。所以，他们就十分乐意跟随别人的步子。

一个人越缺乏判断力和知识，那他就越容易受到别人事例的影响。别人的例子也就成了大众的指路明星。

大部分人的行为、做事，无论所涉及的事情是大是小，都可以归结为对他人的纯粹仿效。哪怕是处理最琐碎的事情，他们仍然不是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

人们这种出奇的、强烈的模仿他人的倾向也证明了人与猿猴的亲缘关系。模仿和习惯就是人们大部分行为的有力动因。

别人的例子对某一个人的作用方式却是由这个人的性格所决定。

别人的同一个例子对一个人可以产生诱惑、怂恿的作用，对另一个人却会起到威吓、惩戒的效果。

从道德的角度考虑，别人的例子和说教一样当然能够有助于社会和法律上的改进，但却不会帮助改进一个人的内在，而一个人的内在才真正关乎这个人的道德。

别人的榜样只是作为个人的动因产生作用，所以，榜样例子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一个人能够接收、接受这种动因。但一个人的性格是倾向于接收、接受这种动因抑或另外的一种动因，正好决定于这个人本来的、真正的并且是与生俱来的道德素质。

总的来说，别人树立的榜样是帮助显现出我们性格中良好或者糟糕素质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无法产生这些素质。

第十一章　文化艺术让你的想象力活跃起来

历史的每一页都显示着同一样东西

国家、民族历史的篇章，归根到底只是以名字和年号互相区别开来，里面实质性的内容永远是一样的。

历史能做的只是罗列已知的事实。因此，与其他所有别的科学不一样，历史并没有一个体系。所以，历史虽然是一门知识，但却不是一门科学。

历史始终无法通过普遍的事物认识到个别的事物。历史只能直接领会单一、个别的东西。这样，历史就好比是沿着经验的实地匍匐而行，而真正的科学却翱翔在经验之上。

由于历史所涉及的是全然单一和个别的人或事，而这些单一、个别的人或事根据其本质，又是难以深究到底的，所以，历史对这些单一事情的认识就只是一知半解、有欠彻底。

在历史里面，普遍性并不是概念中客观的普遍性，而只是我的认识中的主观看法。这样的一种普遍性，勉强称得上普遍性的话，那就只能是皮毛、肤浅的普遍性。

只要历史始终只以个别之物、单一的事实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并把这些对象视为唯一的真实，那历史就与哲学恰恰相反，因为哲学着眼于事物的普遍的一面，其关注的对象就是同样存在于每一个别之物的事物的普遍性。

历史在其每一页都只显示着同一样的东西，虽然外在的形式各个不同。但谁要是无法认出藏在这样或者那样外在形式下面的同一样东西的话，那他尽管看遍所有的外在形式，也难以对这同一样的东西有所认识。

历史作为认识人性本质的工具，逊色于文学艺术。

历史之于人类就犹如理性机能之于个人。也就是说，正是得益于人的理性机能，人类才不仅不会像动物那样局限于狭窄、直观所见的现在，而且还能够认识到大为扩张了范围的过去———它与现在相连接，也是现在所由出。

用字词把想象力活动起来

对文学最简单和最确切的定义就是：一门借用字词把想象力活动起来的艺术。

文学家从熙熙攘攘、迷宫般混乱和似水流淌的人类生活岁月当中，提取了单独的一幕，甚至通常只是人的某种情绪和感触，以此让我们看清楚人的生活和人的真实本质。

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把微不足道的事情处理得引人入胜。一部小说如果刻画的内心生活越多，表现的外在生活越少，那这部小说的本质也就越加高贵。

文艺所享有的一大优势就是详尽的描写和微妙、细腻的笔触，可以根据读者参差不一的个性、情绪和知识范围而灵活发挥作用，并造成生动的效果。

文学家把我们的想象力活动起来的目的，却是向我们透露人和事物的理念，也就是通过某一例子向我们显示出人生世事的实质。

正如对事物的了解有着无限的深刻度和清晰度，同样，文学家也有着无限的等级。

叙述性和戏剧性文学家从生活中提取了个别之物，精确地把它及其个体性描绘出来，并以此表现了整个人类的存在，因为虽然作者似乎只是关注于个别的人和事，但实际上却表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的东西。

文学之于哲学就犹如生活历练之于从实践经验中摸索出来的科学。

文学就通过个别的情形，通过例子让我们了解到人的柏拉图式的理念，而哲学则教导我们在普遍和总体上认识透过个别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内在本质。

文学所寄托的更多是青年的特性，而哲学承载的更多是老年人的特质。

事实上，文学创作的天赋才能只在青年期真正开花，对诗歌、文学的感受在青年期也经常是狂热的。青年人忘情于诗句文字，内容平平也能够读出味道。

到了老年，人们转而偏向于散文了。

文学有别于现实。在文学里，生活饶有趣味而又没有痛苦，但在现实中，生活要是没有痛苦的话，那就是乏味的、不过瘾的，而一旦生活变得有趣、过瘾，那就不会没有痛苦。

进入文学世界早于进入现实生活的年轻人，会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他们只能在文学里面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才具出众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痛感不适，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韵律和韵脚既是镣铐，也是面纱———诗人戴上这层面纱以后，就可以允许自己以平常不敢采用的方式说话，而正是这一点特质取悦于读者。

韵律和韵脚对人的情绪实在具有巨大的威力，韵律、韵脚所特有的秘密诱惑力实在无法抵挡。……原因就在于一首韵脚巧妙的诗歌，由于其大为加强了的效果，能够刺激起听（读）者的感觉和情绪，让听（读）者觉得这里面所表达的思想就好像注定非这样表达不可，甚至所表达的思想就好像已预先定型在这语言里面了，诗人所做的只是把这已预先固定下来的句子找出来而已。

哪怕平平无奇的思想也可经由韵律和韵脚的作用而似乎获得某种深长的意味，就跟样貌平凡的女子穿戴上华丽服饰以后就会吸引住人们的眼睛一样。

事实上，甚至肤浅和虚假的思想也可经由诗体化而获得真理的外表。

如果真实的才是美的，而真理最喜爱的装饰就是不着装饰，那在散文里就已是伟大和优美的思想，其真正价值就更甚于在诗体里同样显得伟大和优美的思想。

据以识别真正诗人———无论其级别的高、低———的最直接标志，就是他们诗句中韵脚来得绝不勉强，押韵的句子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像拜神灵所赐一样。诗人的思想降临之时就已是配好了韵脚。

而那些平庸的诗人却费力为其思想找出韵脚，而拙劣的诗作者则为韵脚而寻找合适的思想。

戏剧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实例向我们展示出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到底是什么。作者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或悲哀、或欢快的一面，或者，这两者之间的过渡。

文学家把生活、人的性格和人的处境之画面展现给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让这些图像活动起来，然后让读者尽量发挥自己的思想能力，以思考、琢磨这些画面。

所以，文学家可以同时满足思想能力参差不一的人，不管他们是傻瓜还是智者。

文学作品相对哲学著作还拥有这一巨大的优势：文学的众多作品可以同时并存而又相安无事。事实上，就算这些作品彼此差异很大，它们也可以同时为同一思想的人所欣赏和珍视。

表达越简朴，印象越深刻

文章作者分为三类：第一类只写不想。……属于这一类的作者简直是多如牛毛。第二类则是在写作的时候也曾作过思考———他们思考是为了写作。这类为文者数目也不小。第三类撰文者则是在动笔以前就想好了要写的内容。

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是直接从自己的脑子里掏东西的人，才会写出值得一读的作品。

没有什么比相信这一看法更加错误的了：最迟说出的话语总是更加准确，最新写出的文字肯定更胜之前的文字一筹，每种新的变化都是一个进步。

写作的风格是精神思想的外相，它比肉体外相更不会欺骗人。

模仿别人的风格就等同于戴上了一副假面具。哪怕这副面具非常好看，但因为这副面具是死物，很快它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让人生厌。就算是一张丑陋无比，但却活泼、生动的面孔也比这副死面具要好。

要对某一位作者的精神产品姑且做出评价，我们并不一定需要知道他思考过什么素材，或者他对这些素材想出了些什么，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必须读完他所有的作品。其实，知道他是如何思考就已经足够了。

作者思考的方式，他的思维的基本特性和大致素质，会精确反映在这位作者的文体之中。

一个人的文体会显示出这个人所有思想的形式特性，而这一形式特性是始终如一的，不管这个人思考的素材如何各自不一，也不管他得出了些什么思想。这就好比是一块面团：虽然可以捏出各种不一的形状，但这些形状始终是由那同一块面团捏成。

质朴、无华的文体尤其属于高人一筹、充分感受到自身优势并因此充满自信的思想者。

那些思想平庸的作者完全不敢下定决心直写自己的所思，因为他们怀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会显得简单、幼稚。但其实，直写自己的所思总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思想平庸的作者会力图显得比实际上想得更多、想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喜用生僻的字眼、复杂的长句、时髦和牵强的短语。那些套叠的句子拐弯抹角、闪烁其词。

这一类作者就在既想传达这些思想，又想掩藏起这些思想之间左右为难。他们很想把自己的思想装饰一番，以显示出一副渊博、高深的样子。这样，读者就会以为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面另有更多读者暂时还不曾察觉的东西。

作者最需要提防和避免的，就是明显在极力显示比实际上更有头脑思想，因为如果作者是这样做的话，那反倒引起读者怀疑这位作者并没有什么思想———道理就在于一个人总是冒充拥有自己实际上欠缺的东西。

如果我们说作者的文体朴实无华，那就是一条赞语，因为朴实无华意味着这位作者能够以自身的样子示人。

朴实、无华一般来说都能获得人们的欢心，而有失自然总是惹人反感。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个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努力争取以尽量单纯、清晰、准确和扼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据此，简朴不仅始终是真理，而且也是天才的标志。文体是因思想而变得优美，但那些假冒思想家却尝试让自己的思想因文辞而获得美感。

语言文字只是思想的剪影，写出模糊或者拙劣的文字其实就是思维迟钝或者混乱。

写出良好文体的首要律条，就是写作者必须言之有物。

写出矫饰、造作的文字就像是精心穿戴一番以免被人看作是普通平民，但真正的绅士哪怕是穿着最不起眼的衣服，也很少会有被人错认的危险。

正如人们从一个人艳丽、太过挺括的衣着看出这是一个俗人一样，从矫饰、虚浮的文体就可认出平庸的作者。

如果认为我们的作文应该像说话一样，那可是错误的看法。相反，每一种写作文体都必须带有某种精炼、简洁的气质，这也的确就是各种文体万变不离的宗旨。

怎么说就怎么写是要不得的，一如与此相反的做法，亦即说话就像写作一样。满嘴书面语言的人会被视为迂腐、书呆子气，听众听他说话也备感吃力。

晦暗、模糊的表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糟糕的信号，因为在百分之九十九这样的情形里，那都是因为作者的思想模糊、不确切所致，而这又几乎无一例外归因于作者的思想本身就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并因此有欠正确的。

真理在赤裸的时候是最美的。表达真理的方式越简朴，所造成的印象就越深刻。原因之一就是读（听）者的精神不会受到其他枝节思想的扰乱，原因之二就是读（听）者不会担心受到表达者巧妙、动听言辞的迷惑，对读（听）者产生的效果完全是出自真理本身。

简单和朴实是所有优美艺术都要谨守的法则，因为简单和朴实，甚至和伟大、崇高也是协调、一致的。

空洞无物的内容就要借助各种形式以掩藏自己。缺乏思想的内容会藏身于装腔作势、自以为是和华而不实的词藻之中。

甚至头脑不错的作者也不敢写出朴实的文字，因为这会让自己的思想显得干巴和乏味。所以，朴实的风格始终是为天才准备的礼服，正如赤裸是美丽身体的特权一样。

真正的简约就是永远只说出值得说出的东西，读者自己能够想到的则不必无谓讨论和解释。

写东西时疏忽、马虎的人，从一开始就以此方式承认了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真有多大的价值。

只有当我们确信自己的思想包含真理，并且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必需的热情，以不懈的毅力，一丝不苟地运用最清楚、最优美和最有力的语句，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正如放置圣物或者无价的艺术珍品时，我们会选用银制或者金制的器具一样。

世界、人生并不能给予我们真正的满足

悲剧给予我们的快感有别于我们对优美的感受，而应该属于感受崇高、壮美时的愉悦。

悲剧带来的这种愉悦，的确就是最高一级的崇高感、壮美感，因为一如我们面对大自然的壮美景色时，会不再全神贯注于意欲的利益，而转持直观的态度。

在悲剧里，生活可怕的一面摆在了我们的眼前：人类的痛苦和不幸，主宰这生活的偶然和错误，正直者所遭受的失败，而卑劣者的节节胜利……因此，与我们意欲直接抵触的世事本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目睹悲惨事件发生的当下，我们会比以往都更清楚地看到：生活就是一场噩梦，我们必须从这噩梦中醒来。

在这方面而言，悲剧所发挥的作用就跟壮美景观差不多，因为，就像欣赏壮美的景观一样，悲剧使我们超越了意欲及其利益，并使我们在看到与我们意欲直接抵触的东西时感觉到了愉悦。

能够使悲剧性的东西———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沾上对崇高、壮美的特有倾向，就是能让观者油然生发出这样的一种认识：这一世界、这一人生并不能够给予我们真正的满足，不值得我们对其如此依依不舍。悲剧的精神就在这里。

悲剧精神因而引领我们进入死心、断念的心境。

虽然古希腊人并不曾在他们的悲剧里面把无欲无求、意欲背弃生存作为这些人物的心境表现出来，但悲剧所特有的倾向和效果始终是激发起观众和读者上述的悲剧精神，引出上述死心断念和无欲无求的心境———哪怕这只维持短暂的瞬间。

舞台上骇人、可怕的事情把生活的苦难以及毫无价值，亦即所有奋斗、争取的虚无本质，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印象就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让观众和读者意识到———哪怕这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最好就是让心挣脱生活的束缚，让意愿不再对生存俯首帖耳，不再眷恋这俗世红尘。

以此方式在观众的内心深处刺激起这样的意识：既然有了另一别样的意愿，那肯定也有另一别样的存在。

假如所有这些不是悲剧的方向，那把生活中恐怖、可怕的一面以耀眼的光线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做法，又怎么可能会对我们造成舒服、有益的效果，给予我们一种更高一级的愉悦？

恐惧和怜悯不会是目的，而只能是手段而已。那就是说，促使我们的意欲背弃生存永远是悲剧的真正方向，是有计划表现人类苦难的最终目的。

就算在悲剧人物身上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无欲无求的超越精神，而只是通过让观众看到巨大的苦难、飞来的横祸或者甚至属于咎由自取的打击，从而在观众的心中刺激起这种心态，那上述的悲剧目的仍然就是存在的。

许多现代的悲剧就像古代的剧作品一样，也满足于客观表现人类较大程度和范围的不幸，以便把观众引入上述心境之中。另有一些悲剧作品同样是这样的目的，但方法却是通过表现悲剧人物本身所体验到的、由苦难所导致的心境改变。

戏剧或者史诗诗人应该知道自己就是命运，并且像命运一样，是强硬、无情的。同时，作者自己就是反映人的一面镜子。

戏剧作者或者史诗诗人会让许许多多恶劣的、间或卑鄙无耻的人物登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傻瓜、疯子和乖僻、古怪的人。但间或也会出现一个讲理性的、或者是聪明的、或者是正直的、或者是好心肠的人。而高尚、无私、慷慨的人则近乎凤毛麟角。

在戏剧里面，关键是要把人的情欲刺激、活动起来，至于这些情欲是活动在哪一客体道具，其相对价值都是差不多的。悲剧到底发生在村野茅屋抑或深宫大院，其实并无多大的区别。

尽管如此，声威赫赫、重权在握的大人物却是最适宜作悲剧之用，因为痛苦和不幸———这是人生的定数———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让观众———不管这观众是谁———看出其狰狞、可怕的样子。

喜剧务必要在皆大欢喜的一刻匆匆落幕，这样，观众才不至于看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悲剧则一般来说在结尾以后就没有接着还要发生的事情了。

悲剧所发挥的特有效果，从根本上就在于悲剧动摇了我们那与生俱来的错误，因为悲剧透过伟大和令人诧异的例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直观看到人为的奋斗终归失败、整个生存就是虚无的，并以此揭示出人生的深刻涵义。

“人与命运的搏斗”就是悲剧的普遍主题———这是50年来我们那些好发空洞、单调、不知所云、甜腻得让人恶心的言论的当代美学家异口同声说出的看法。

这种说法的前提假设就是：人的意愿（意欲）是自由的———所有无知者都抱有这一奇想。

这个所谓悲剧的主题却是一个可笑的看法，因为我们与之搏斗的对手根本就是隐身的、戴着雾一般头罩的侠客。因此，我们发出的每一击都落入虚空。机关算尽要躲开这一对手，但却偏偏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就像拉乌斯和俄狄浦斯王所遭遇的情形一样。

再者，命运是全能的，与之搏斗因而简直就是可笑至极的大胆妄为。

悲剧里面的合唱，其美学目的首先就在于：被暴风骤雨般的激情所震撼的剧中角色，在他们表达出对事情的看法的同时，也让观众听到一番旁观者冷静的见解；其次，那由剧情逐步、具体地展示出来的剧中的基本道德教训，也可以让合唱能在同一时间以一种抽象的因而也就是简短的方式表达出来。

最高一级和难度最大的戏剧则旨在营造出一种悲剧意味：生存中深重的苦痛和磨难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所有人为的努力、奋斗都会化为虚无———这就是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

如果认识力上升至这样的高度：领悟到了所有的渴望与争斗都是毫无意义，并由此取消了意欲本身，那这一戏剧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性，因此也就是真正的崇高和壮美。这悲剧也就达到了它的最高目标。

翻译永远无法发挥原文的效果

凡是翻译过来的东西必然就是有所欠缺。任何有特色、精辟、别具深意的一段语言文字，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后，几乎都无法精确和完美地发挥出原文的效果。

诗歌是永远无法翻译的，它们只能被改写———而这种改写始终是吃力不讨好的。

哪怕翻译的是散文，甚至最好的译文与原文相比，顶多就像是换了调子的一段音乐与原汁原味的这一段音乐之比。

翻译过来的文字始终是死文字，其风格是牵强、僵硬和不自然的。要么，这些文字是灵活自在的———那就意味着这种翻译只取原文的大概和近似的意思，这种译文也就是不真实的。

收藏译本的图书馆就像是挂满复制本的画廊。甚至古老著作的翻译本也只是代替品而已，与原作相比就像用烘焙以后的菊苣根块磨粉、冲泡而成的东西与真正的咖啡的比较。

本色演出最能入木三分

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角色越接近这个演员的自身个性，那他就越能出色刻画这一角色。

在众多角色当中，他扮演得最好的就是与他自己的个性相吻合的那一角色。

所以，甚至最蹩脚的演员也有某一个他能表演得入木三分的角色，因为在那时候，他就犹如在众多面具当中的一副活生生的面孔。

要成为一个好的演员，他必须：①具有把自己的内在形之于外在的天赋才能；②拥有足够的想象力，生动地想象出虚拟的场景和事件，以便把自己的内在本性刺激、召唤出来；③具备足够的理解力、经验和修养，以恰当理解人的性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只把形式完美地表现

艺术的本质却在于它的以一类千，因为它对个体的精心、细致的个别描绘，其目的就是揭示这一个体的总类的理念。

艺术作品展示给我们的只是事物的形式。如果这一形式能够完美地和多角度地全面表现出来的话，那也就是这理念本身了。

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只把形式而不连带物质表现出来，是至为重要的事情，艺术作品就是要明显地达到这一目的。

最单纯的造型艺术

黑白铜版画和墨水画比彩色铜版画和水彩画更能迎合高雅的趣味，而彩色铜版画和水彩画则更吸引有欠修养的人。

黑白的表现手法只给予了我们形式，就好比是把这形式在抽象上呈现出来，而对这种形式的领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智力的行为……而对彩色的把握却纯粹是感觉器官的作用。

图画、雕塑作品通常只给人留下冷冰冰的印象。总的来说，造型艺术作品的效果是最弱的。

图画和雕塑艺术作品并不能造成多少直接和突然的效果。要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必须具备比欣赏其他种类的艺术作品所需的更多的知识和熏陶。

每一造型艺术作品马上就把我们从个体的东西引至单纯的形式上去，形式脱离了物质就已经使形式更加接近理念了。

音乐是向心的尽情倾诉

音乐非但远远不只是辅助诗文的工具，其实，音乐就是一门独立自足的艺术，而且的确是所有艺术之中的最强有力者。

音乐永远不可以本末倒置，让诗文喧宾夺主。不可以一门心思只放在通常都是、并且在本质上确实就是乏味、无力的诗句上面。

字词对于音乐来说始终是一种陌生的附加物，只具有次一级的价值，因为音声所造成的效果比字词有力得多、有效得多和快捷得多。

如果真要把字词与音乐合为一体的话，那字词就只能处于全然从属的位置，并要完全契合音乐。

对我们的最直接的认知方式，音乐表达了意欲本身的激动；对我们最间接的认知方式，字词则表达了概念思想。

一首贝多芬的交响乐虽然向我们展现了极为混乱的乐音，但这混乱的乐音，却分明有着最完美的条理和秩序基础。我们听到了至为激烈的争斗，但这些转眼间又化成了优美无比的和谐一致。

这（贝多芬的交响乐）是“世界不和谐之中的和谐”，是这一世界本质的忠实和完美的写照。这种和谐一致就在这夹杂着无数形态的无边混乱之中，通过持续不断的破坏维持自身。

与此同时，这一交响乐却倾诉着人的激情和感受：爱、恨、欢乐、悲哀、恐惧、希望，等等，及其无数细微的差别。但这种倾诉却仿佛是在抽象中进行，并没有任何个别化和具体化。这些也只是徒具形式而没有内容，就像只是一个精神的世界而没有物质一样。

建筑和音乐构成了艺术系列的两端。同样，这两者根据其内在本质、艺术力度、作用的范围和蕴藏的含意，是彼此最不相同的，甚至是真正的彼此对立者。

音乐是真正普遍、人人能懂的语言，因此，人们在世界各处、上下数千年都无比热切、投入地运用这门语言，从不间断。

一曲意味深长的旋律很快就不胫而走，传遍全球。相比之下，一段空洞无物的旋律用不了多久就会销声匿迹。

音乐却不是一种状物写景的手段，而只是传达哀乐之情的工具，而喜怒哀乐对于意欲而言才是惟一的现实。

音乐向我们的心尽情倾诉，但却不曾直接向我们的脑讲述什么东西。如果指望音乐做到后者，就像人们在所有描绘性音乐里面所指望的那样，那就是对音乐的滥用。

音乐作为所有艺术中之最强有力者，全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全占据对其敏感的心灵。

要恰如其分地理解和欣赏音乐中的最上乘之作，听众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只有这样，我们的全副精神才能投进并融化于音乐里面，完全明白它那极为真挚、亲切的语言。

在音乐里，作曲比演奏更加重要；但在戏剧里，则是恰好相反的情形。

美丽的风景如音乐

大自然的真正象征普遍都是圆圈，因为圆圈是代表周而复始的图形，而周而复始事实上就是自然界中至为普遍的形式。

看到一处美丽的风景能让我们感到分外愉快，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普遍的真理和前后一致性。

一处美丽的风景，所有一切都完全合乎条理和逻辑，所有一切都被连贯、统一起来，其中细节的精确性妙至毫颠，没有半点的投机取巧。

大自然美景会对我们的整体思维发挥出最良好的影响……在思维活动经美景的作用恰当激发了活力以后，思维活动现在就以其前后一致、互相关联、规则、和谐的运作，试图遵循、仿效大自然的方法。

一处美丽的风景可以帮我们过滤和纯净我们的思想，正如音乐———据亚里士多德所言———对我们的感情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面对大自然的美景，人的思考达到了最正确的程度。

而大自然（作品）的精神就在于：大自然的每一样事物和事物的每一部分都直接符合这些事物和部分所服务的目的———前者马上就把后者显现出来了。

每当通过最短的途径和运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到目的时……就是大自然作品的特征。

有思想的作品总是清晰、明了

真正有思想的作品与其他的泛泛作品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一种断然和确切的特质与由此而来的清晰、明了。

有思想的人总是清晰、明确地知道自己要表述的是什么———而表述的方式可以是散文、诗歌或者乐音。

真正能够在诗歌、艺术或者哲学上有所成就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也唯独这些人所写出的作品才值得我们关注。

第十二章　哲学如同从鲜花里提取的精华

打开认识普遍和特殊事物的大门

科学把数不胜数的事物区别开来，分门别类，次第纳入种、类的概念之下。这样，科学就为我们打开了认识普遍事物和特殊事物之门。

这种认识涵括无数单个之物，因为这种认识适用所有事物，我们也就用不着逐一考察个别的事物。科学以此方式让喜好探究的人得到了安慰和满足。

科学获得了涵括事物的概念。借助这些概念就掌握了个别之物，并且至少在某一限度之内预见到了事物在其范围内的种种可能，对于将要出现的事情心中能够感到踏实。

在真正的科学里，个别、特定之物是最确切、最可靠的东西，因为我们是透过直接感知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而普遍的真理却是首先从直接感知那里抽象出来的。

哲学如同从鲜花里提取的精华

翱翔在各门科学之上的却是哲学，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关于最普遍并因此是最重要内容（事物最普遍的一面）的学问，有望给予我们对事物的说明和解释，而其他学科则只是为走到这一步作准备功夫而已。

哲学在个别事物当中永远只看到属于普遍性的东西，而个别之物所发生的现象变化则被视为无关重要的。“哲学家是普遍性的朋友”。

但哲学家对生活抽丝剥茧，概括出成熟、完善的思想。在这一工作完成以后，哲学家现在就要求他的读者以哲学家本人同样的方式、以同等的程度思考事情。因此缘故，哲学家只有很小的读者群。

我们可以把文学家比作带给人们鲜花的人，而哲学家带给人们的则是从鲜花里提取的精华。

相比之下，某一哲学思想体系甫一露面，就已经睥睨着它的兄弟姐妹，处心积虑要毁灭它们，就像上台登基的亚洲国家的君主一样。

哲学体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孤独、不喜交际的，一如那些孤独守在丝网中央的蜘蛛：它们现在就静候苍蝇自投罗网。而一旦另一只蜘蛛向它靠近，那只是准备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文学作品和平共处，就像安静、平和吃草的绵羊，但哲学著作天生就是猛兽。那种破坏和毁灭一切的欲望使它们甚至成为首要是吞噬自己同类的蝎子、蜘蛛、昆虫幼体一类。

由于哲学体系具有这一争辩好斗的本性，所以，哲学家要获得认可和名气，其难度比文学家不知要大多少倍。

文学作品只要求读者进入为其提供娱乐消遣或者鼓舞升华的系列文字之中，为此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但哲学家的著作却试图使读者的整个思想模式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哲学著作要求读者宣布自己在此之前在这一门学科里所学过的、相信过的东西都是错的，所花的时间、精力全都白费了，现在必须从头开始学习。

如果我们考虑到哲学著作的读者群与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数是和愿意聆听教诲的读者与寻求消遣、娱乐的人数成正比，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出场能够得到多少帮助———这我们自己就可以下判断了。

当然，哲学家能够得到的酬劳是有思想者的击节赞赏和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出现的、不分国籍、为数不多的出类拔萃者的颔首同意。

而大众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凭借权威的力量，才学会敬重这位哲学家的名字。

据此，同时也因为哲学的进展对整个人类发挥着虽然缓慢，但却深远的影响，哲学家的历史与帝王的历史一道，自千百年来并肩排列。但归入前者的名字，却比后者的数目要少百倍之多。

哲学文章的作者是向导，他的读者则是旅游者。如果他们要想一齐抵达目的地，就首先必须一起出发。……作者紧牵着读者的手一步一步地引领他，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尽力登上云外的高处。

那些希望通过熟读哲学史成为哲学家的人，其实应该从其阅读的哲学史中了解到：哲学家就像文学家一样，只能是天生的，并且，前者比后者更加稀有。

对哲学的奇怪和糟糕的定义就是：哲学是一门由纯粹的概念组成的学问。

真正哲学的生成不可能依靠编织纯粹、抽象的概念，而只能以我们对外在和内在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为基础。

只是狡黠和机警或许使人具备一个怀疑论者的能力，但却无法造就一个哲学家。

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东西的同时，又承认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那我们的所知就有了双倍的价值和分量。

发自对事物的客观和直观认识，并以合乎逻辑推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不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这一世界观至多只是失于片面而已。

每一种这样的世界观所包含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对世界各自不一的把握只是在出于某一特定的立场、角度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正确的，就好比一幅图画所展现的风景只是出于某一审视角度一样。

但如果我们站在比此类体系的立场更高的角度审视事情，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体系所揭示的真理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片面的。只有最高的、把一切一览无遗并考虑进去的审视角度才可以为我们带来绝对的真理。

所有这些观点之所以都是真实和正确，原因就在于每一合乎逻辑推理、前后一致的观点都只是把我们对大自然的客观了解和直观把握以概念承载和固定下来。

一旦在我们的思想里出现了有违真实和现实情形的互相矛盾之处，那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不是出于对大自然的客观把握。

通常，妨碍我们发现真理的不是事物那诱人犯错的虚假外表，同时也不直接是我们悟性不足所致，而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这些虚假的先验之物———对抗着真理。

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就像是把船只吹往与惟一的陆地相反方向的逆风———对此，船橹和风帆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自己经过努力、独立发现的某一真理———尽管前贤已经发现了这一真理，但我们事前对此并不知情———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巨大的价值和用处。这是因为我们更加透彻了解自己想出来的道理，而不是只是从书本或者从别人嘴里学来的。

虽然哲学探究的对象是我们的经验，但哲学却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探究特定某一类经验。哲学探讨的对象是总体、普遍的经验本身。

智力的原初任务只是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这些对于为意欲服务的目的已经是足够的了。所以，智力本质上就是投向外在的，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智力也只是作用在表面的力。

智力无力从根本上理解和看透清楚显现出来的现实客体事物，哪怕是这些事物中最微小、最简单的一样东西。不管是每一样事物还是整体的事物，其包含的根本道理对于智力而言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哲学家比起任何其他人都更应该从直观知识———这是一切知识的源头———汲取素材。因此哲学家的眼睛应该永远注视着事物本身，让大自然、世事、人生，而不是书本成为他的思想的素材。

哲学家必须把所有现成的、流传下来的概念放在自然生活中检验和核实。因此，他不能把书本视为知识的源头，书本只是他的辅助工具而已。

从书本获得的知识只是经过了他人之手的二手货，并且，这些知识通常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失真、歪曲的。它们只是事物原型———这一世界———的反射、影像。并且反映事物的镜子很少是完全干净、无尘的。

哲学家必须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大自然显著、清晰的特征和它根本、主要的特性生发了哲学家要琢磨的问题。

哲学家考察的课题就是大自然普遍和重要的现象，亦即随时、随处可见的事物。

哲学家应该把某一专门的、稀有的、特定的、细微的或者转瞬即逝的事物现象留给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历史学家等。哲学家关注的是更加重要的事情。这一世界的整体、它的本质和根本真理是哲学家追随的更高目标。

所以，哲学家不能同时纠缠于微小的事情和琐碎的细节，正如从高山之巅审视全景的人不可能同时考察、断定山谷下面生长的植物一样———这些工作应该留给待在那里研究植物的人。

具备最出色头脑的人从来就不会完全献身给某一专门的知识分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认识整体的事物。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又怎么会置整体事物于不顾，只是局限于精确了解这整体事物中的某一支线、领域，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并以此得到满足？

世界首先经由我们头脑而呈现

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一客体（客观）世界及其秩序，根据我们的智力及其运作的理解，其存在并非不带条件并因此属于自在的存在；这一客体世界是经由我们头脑的功能作用而呈现，因此，它首先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

所以，通过这一智力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客观存在就只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它也就是现象、外表而已。

愚蠢是人类的母亲

智力不足、完全欠缺判断力、充满兽性的人类无数次让我感到厌恶，我也不得不同意古人的哀叹，愚蠢的确就是人类的母亲、保姆。

但在个别时候，这样的事实重又让我惊讶不已：形式多样的优美艺术和有用科学，尽管始终是出自例外的个人，却能够在这样的人类当中扎根、成长和完美起来。

我也很惊奇地看到人类在长达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以忠实的态度、持久的毅力保存着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他们把荷马、柏拉图、贺拉斯等人的作品抄录下来、小心保管，使它们得以经历人类历史的祸害、暴行而免遭毁灭。人类以此显示出他们认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

甚至大众群体也不时让我感到惊奇———那就是当他们发出巨大、完整的合音时，他们就能得出正确的判断。这就好比不曾经过训练的声音在一起唱和，如果是人多势众的话，那就会发出和谐的效果。

真理，总会有人站出来宣扬或保卫

学士院和哲学教席不过就是外在的门面，它们似乎是真理的化身。但同样，真理通常都拒绝在这些地方出现而另投别处。

只有真理才是永远不会过时，哪怕这一真理在某一时间内遭到误解或者扼杀。原因很简单，只要从人的内在生发出点点光明，从外在吹进点点自由的空气，那就总会有人站出来宣扬或者保卫这一真理。

真理好比磁石，它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指向某一绝对的、确切的方向。

天才的判断都直截了当、绝不含糊

从个别看到普遍———这正是天才的根本特征。正常人却只在个别事物中看到这一个别事物。

具备一流思想能力的人所带有的特质标记，就是他们所做出的判断都是直截了当、绝不含糊。

他们所表达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甚至表达其见解的方式也无一例外显示出这一点。

每个人在个别事物中只看到个别事物，抑或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了这个别事物所包含的这类事物的普遍特质，直至看出这类事物最普遍的特征———这其中的各级程度，就是衡量一个人与天才的距离的尺度。

天才的真正认识对象只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普遍性和总体。

这些人在思想的王国就像王侯一样地具有一种王者般的直截了当，而其他人却迂回拐弯、顾左右而言他———这一点从他们那缺少自己特性的表达风格就已经看得出来。

每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为思考的思想家就这一方面而言跟王侯相差无几：他的表达永远是单刀直入，从来不会躲躲闪闪、畏首畏尾。他的判断就像君王签发的命令，同样是发自自身充足的力量，同样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要评估一个天才，我们不应该盯着其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或者，根据这个天才的稍为逊色的作品而低估这个天才的价值。我们应该只看到他最出色的创造。

把天才区别开来的———这因此也就是评判他的标准———却是这一天才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所能飞升的高度。天才所达至的高度却是常规才具的人所永远无法达至的。

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

对于人来说，最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莫过于精神思想素质，因为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优势才优于动物。

在社会上，地位和财富可以期望获得人们的尊崇和爱戴，但思想智力的优势却永远不可以期望得到这种待遇。

有幸碰到的最好情形无非就是思想智力的优势遭到别人的漠视。假如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优越的精神思想就会被视为一种无礼和冒犯，或者人们就会认为这种优越精神的拥有者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取得他们所拥有的天赋，现在他们竟以此炫耀了！

伟大的思想者在其所在的短暂时代，就犹如一座大厦坐落在一狭窄的广场。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看到这座大厦的整体，因为人们距离这大厦太近了。

天才却经常在非常悲惨的条件下生存———这是因为天才为了客观的目标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安乐。

天才就是天才自身的奖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做到和成为自己的最好。

只有为数极少的非一般人物———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个人和实际的事务，而是客观的和理论性的东西———才可以认识事物和这一世界的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至高的真理，并且以某种方式把这一认识重现出来。

天才的这样一种对自身之外的客体所抱有的热切关注，对于人的本性来说是陌生的、非自然的和真正超自然的。

对于这种天才来说，他们所创作的图画、诗歌或者思想作品就是目的。但对于粗制滥造者而言，这些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庸才们一般来说也知道得很清楚应该如何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乖乖地依偎着同时代的大众，随时准备着为同时代人反复无常、变幻不定的需要效劳。

天才的作品贡献给各个时代，但这些作品通常只在后世才开始获得承认。

总而言之，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不管只是实际性的工作抑或理论性的作品———追求纯粹客观的目的，而不是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才是伟大的。

天才并没有谋取自身的利益———就凭这一点，那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伟大的了。

相比之下，所有指向个人目的的行为和努力都是渺小的，因为受这一目的驱使而活动起来的人只在微不足道和匆匆即逝的自身认出和发现自己。

而在每一样事物，因此亦即在全体事物中都能认出自身的人就是伟大的。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活在微观宇宙里面，他们其实还活在宏观宇宙里面。

事物的整体与这种天才息息相关，而他们也试图领会和理解这一整体，以便把它表现出来，或者对这一整体做出解释，或者在实际中对这一整体施加影响。

这一整体对这样的天才而言不是陌生的，他感觉到这一整体与自己有关。正因为他扩大了自己的范围，我们才把他称为伟大。

伟大就是表明这些人违反人的本性，并没有追逐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人而活着。

每个伟大的人物在相当长的一部分时间里都只能是一个凡人，眼里也只有他自己，而这就意味着渺小。这一相当正确的说法：“无人在自己的贴身仆人面前是一个英雄”正是基于这一道理，它并不是说这个仆人不懂得欣赏这个英雄。

只要天才意味着智力摆脱了为意欲服务这一天职，从而自发地活动起来，那它就是违反自然的。

天才就是智力不忠于自己的天然职责。与天才相关的种种缺点、不足就是由此而来。

与天才相比，平常人的智力因为受到为意欲服务这一目标牢固的束缚，所以，智力只是忙于接收和处理动因。大多数人脸上的干巴、严肃的表情就是由此而来。

而拥有不受约束的智力的天才却好比混在闻名的米兰木偶剧场中与那些巨大木偶一起表演的活人。在这些木偶当中，惟有这个活人能够看清一切。

甚至最明智、理性的人———我们几乎可以称他们为有智慧的人———跟天才也有很大的区别。

明智、理性人的智力保留着现实的方向，关注着从众多的目标和手段中挑选出最佳者。所以，他们的智力始终是为意欲服务。

那些能干，甚至在实际事务中可有一番很大作为的出众人物之所以是这样的人，正是由于事物强烈地刺激起他们的意欲，并驱使他们的智力不知疲倦地探询、了解这些事物的关联。因此，这些人的智力与他们的意欲紧密融为一体了。

但在天才客观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世界现象是作为某种陌生的、供我们观照的东西在我们的眼前和脑海里浮现———此时此刻，意欲活动被逐出了意识之外。

这两种能力———做出行动业绩与创作思想作品———的差别就在这里。后一种能力要求对事物有客观和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前提条件是智力与意欲完全分离；而前一种能力则需要应用知识、保持镇静的头脑、行事果断坚决———这些要求智力必须始终如一地为意欲服务。

理性、明智之人的智力则总是坚守岗位，监视着当时的情势及其需要。因此，这样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针对情况做出适当的决定并把这些决定付诸实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有荒唐、古怪的想法和行为，犯下人为的失误，甚至做出愚蠢的事情———而所有这些天才却很难避免得了，因为天才的智力并不是意欲专心一致的向导和守护者，纯粹客观的事物多多少少占用了他们的智力。

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天才与疯癫之间的相似之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智力与意欲的分离———这是天才的本质，但它却又是违反自然的。

实际事务的能手、行动家，只是具备了足够的智力配给，以应付强力意欲的需要，而大多数人却连这样的智力份额都不具备。但天才则拥有完全是非同寻常的超额智力，而多余的智力又不是为意欲服务所需。

能够创作出真正作品的天才要比做出实事的天才稀有千倍之多。

也正因为这种天才的智力非同寻常地超出常规，它才得以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并摆脱意欲的束缚。同时，它也忘记了自己的原初使命，出于自身的力量和弹性自由地活动起来。天才的创造也就由此产生。

天才意味着智力自由地展开活动。其结果就是天才的创造并不服务于任何有用的目的。

天才的作品可以是音乐、绘画、诗歌、哲学———它们并没有实际的用处。没有实际用处就是天才作品的特征。

所有其他的人力工作都是为了维持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减轻这一生存的负担，只有这些作品才是因为自身的缘故而存在。

天才的作品可被视为生存开出的花朵，或者说，从这生存获得的收成。

在享受天才的这些作品时，我们会心满意足，因为在享受的过程中，我们从那沉重的、全是需求和匮乏的浊世气氛中升腾了。

如果一个具有很高和相当稀有的才华的人被迫做一件只有实际用处的工作———而这工作连最普通的人都可以完成———那就等于把一个饰以最美丽的图案、价值连城的花瓶用作厨房用具。

有用的人与天才之比就跟砖头与钻石之比差不多。

天才缺少平淡、冷静，因为平淡、冷静意味着我们在事物当中只看到属于这些事物的东西，尤其是在涉及我们可能的目标方面。

没有一个平淡、冷静的人可以成为天才。

与天才时而梦幻一般的沉思、时而又激情洋溢的亢奋状态相比———正是天才的这些内在痛苦、折磨孕育了永恒不朽的作品———那些有着恰到好处的配备的正常人却表现出了何等的镇定自若、讲究理性、中规中矩和十足的确信、统揽全局的能力！

天才能够得到的最好运数就是免除实际行动，能够拥有闲暇从事创作，因为在实际行动的领域，他不可能做到如鱼得水。

虽然天才这一禀赋能让获得这一禀赋的人在某些时间受惠不少———他得以投入、沉浸其中，无拘无束地尽情享受其天才———但是，这种天才的认识力却根本不适宜为这种人铺平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事实上，它反倒妨碍了这一目的。

天才与周围外在也有一种不相协调，这是因为天才所从事的活动和做出的成就经常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但略具才华的人物却总会适时而至、应运而生。

庸才被自己时代的精神所刺激，并由这一时代的需要所催生，那么，这些人也就只具备满足这一时代需要的能力。

于是，庸才们与同时代发展的文化，或者某一专门的科学手挽手、肩并肩，步调一致地向前一齐进步。他们为此获得了报酬和喝彩声。

而天才出现在他的时代就像彗星闯进了行星的轨道———彗星古怪的运转轨迹对于行星那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轨道而言是奇怪和陌生的，天才很难与他同时代的文化步伐协调一致。

天才他把自己的作品远远地抛在前路上（就像一个做好准备赴死的将军：他把手中的长矛投向了敌人），而时间只在随后才赶上他的步子。

能人能够取得其他人无法取得的成就，但他们的成就不会超越常人的理解。这些成就马上就能找到赏识者。

而天才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出其他人的能力所为，而且还超乎他们的理解。其他人也不会直接意识到这种成就。

能人就像一个击中了无人可及的目标的弓箭手，天才也击中了他的目标，但这目标距离之远是其他人甚至无法看见的。

人们只是间接地、因而在以后才知道有关天才的事情，甚至对这些事情他们也是抱着尽管相信的心态。

由于对天才作品的认识总是姗姗来迟，所以，这些作品都很少被同时代人赏识。这些作品很少在仍然带有时代的新鲜色彩的时候被人们欣赏。相反，像无花果和枣子那样，它们更多的是在已成干果，而不是在新鲜的时候，供人们享用。

儿童与天才的相似，就是充裕的认识力超过了意欲的需要，由此导致的纯粹认知活动占据了优势。

谁要是在其一生中，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像一个大小孩，而是成为了一个严肃、认真、冷静、现实、成熟老练、明智和理性的人，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世上一个有用、能干的公民，但他却永远不会是一个天才。

每个人在年少时都有一种倾向于并且适宜于领悟、认识和学习的智力特性。一些人到了青年期仍然保持这种智力特性，但在这以后就和青春的美一样，消失不见了。

只有极少数得天独厚的人，才可以终其一生保留少年时的思想特性，或者青春的美。甚至到了高龄，这种思想特性或者年轻时的美貌风韵所留下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辨。这些是真正的天才。

天才所能获得的补偿却是自身———在获得补偿方面思想天才占有着优势———而不是别人怎样看他。

又有谁生活得比这种思想天才更真诚、更实在呢？这种人生活过的某些瞬间就留下了延绵千百年的回响，其音声在一片混乱噪音之中清晰可辨，经久不息。

天才相对其他人的优势，并不只是局限于他发挥其至高能力方面。这种情形就像一个有着异于常人的良好骨架、动作敏捷利索的人，这个人不仅能够格外轻便、灵活完成身体的动作，而且在这过程中愉快、惬意，因为他从施展自己的天赋所长中得到直接的快乐。

这一身体灵活的人不仅在跳绳或者跳舞的时候能够做出一般人无法做出的动作，就算是完成其他人也会的较为简单的舞步，甚至他走路的姿势动作，也无一例外地显露出常人少有的柔软弹性。

具有真正卓越头脑的人不仅产生和创作出其他人力不能及的思想和作品，他们的优越之处并不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他们还能够随时以认知和思考为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认知和思考活动本身就是一件轻松、自然的事情。

较为简单的、在其他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他们也能更加轻松、快捷、准确地把握。难怪他们能够从获得点滴新的知识、解答每一道难题得到直接和强烈的快乐，为每一含意丰富的见解，隽永、如珠的妙语而击节赞赏———不管这些出自自己抑或出自别人。

他们的头脑思想保持活泼、灵动而又不带其他别的目的，并因此成为了他们源源不断的快乐的源泉。而无聊———这一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人的恶魔———也就永远无法向他们靠近。

再者，就算是聪明头脑或者思想天才的想法与平庸之人的想法从根本上并无二致，但两者之间的比较就犹如色彩鲜艳、生动的油画与轮廓草图或者颜色淡弱的水彩画相比。

伟大的思想者经常更宁愿自我独白，而不是与世俗之人对话、交流。偶尔当他让自己与人对话时，空洞的谈话又会使他重回自我独白中去。

那些超越大众、被我们称为天才的人物，只是整个人类的“灵光闪现”。所以，这些人能够取得其他人绝对无法取得的成就。

两个天才人物之间可以在性格和精神思想方面截然不同。因此缘故，每一个天才都透过自己的作品奉献给这一世界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

由于人的能力有限，每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之所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人，其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人有其明显薄弱的一面———甚至在智力方面。

知识因反复斟酌而变得更有价值

大量的知识如果未经自己思想的细心加工处理，其价值也远远逊色于数量更少、但却经过头脑多方反复斟酌的知识。

只有通过把每一真实的知识相互比较，把我们的所知从各个方面和角度融会贯通以后，我们才算是完全掌握这些知识，它们也才真正地为自己所用。

孤独成就高贵

［奥地利］卡夫卡　著

叶廷芳　编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序言

叶廷芳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以来，文学内涵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文学与哲学“联姻”。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与哲学最初是没有界线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渐渐分道扬镳了！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论著《诗学》的问世，是这一变化的标志。但过了2000余年，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也许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使然，二者又出现互相趋近的倾向。狄德罗就明确提出：“诗人应该是哲学家。”（这里的“诗人”是广义的，泛指文学家。）事实上启蒙运动的一些重要扛鼎人物，除狄德罗外，还有诸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以及德国的莱辛等都是哲学与文学“双肩挑”的巨匠。19世纪上半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丹麦的克尔恺郭尔（1813—1855）更是集哲学、文学、美学于一身，其《勾引者的日记》就是自觉地用哲学去“勾引”文学并试图与之联姻这一过程譬喻。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尼采（1844—1900）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也是借古波斯拜火教创始人之口，通过瑰丽的语言和一系列精彩警句来表达自己崭新的哲学观点。这也是一部“三合一”的名作。德国另一位大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提倡“思与诗”的结合，很有时代性。法国的“无神论哲学家”萨特也是竭力融合文学与哲学的一个，他创作了不少小说、戏剧来演绎其哲学思想。如果单就理论语言的文学色彩来说，则恩格斯和叔本华都是有口皆碑的。

哲学与文学的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事实上文学对哲学也仰慕不已。捷克的昆德拉说：“尼采使哲学与文学接近，穆齐尔则使小说与哲学接近。”这一判断很是中肯。奥地利的这位堪与卡夫卡齐名的小说家穆齐尔（1980—1942）确实这样说过：“人们需要哲学就像人们需要宗教一样。”加缪（1913—1960）的文学成就比萨特高，是真正的文学家，他说：“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大戏剧家布莱希特（1897—1956）有好几部戏剧代表作致力于哲理性与辩证法的追求。在他的重要理论著作《娱乐剧还是教育剧》中他明确说：“戏剧变成哲学家们的事了。”意大利表现主义戏剧家、诺奖得主皮兰德娄（1867—1936）在谈到一批作家的时候曾这样说：“他们之所以写剧本，是因为感到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作家，不幸的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美术界也有这样的现象，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奥托·米勒有句名言：“有朝一日要为哲学家建造天堂。”这意味着艺术作品也要讲求哲学的品位。可见，在现代主义思潮中，哲学与文学乃至艺术双向合流的倾向确实十分明显。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思考的民族，所以德国成了一个公认的哲学大国。这一特点不能不反映在本来就与哲学难解难分的文学之中，何况德国的一些哲学巨子们几乎都是美学家：康德、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直至哈贝马斯莫不如此。于是德意志文学中的哲学浓度几乎就成了它的宿命，又是它的长处。歌德、席勒、赫尔德、施莱格尔、荷尔德林、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穆齐尔、保尔·策兰等等莫不如此。

从小就接受了德意志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的犹太人卡夫卡自然就成了文学与哲学联姻现象中突出的一个，而且这也是他的自觉追求。他的叙事作品、随笔、箴言乃至日记、书信普遍融入哲思，尤其善于运用悖谬思维，使其作品涵义深邃，令人回味不尽。卡夫卡的《城堡》是一个悲喜剧，很有象征意味。主人公K急需一份临时居住证，这样一件小事情，却奋斗终生而不得，等到他奄奄一息不需要时反而送到他手中了！这种悖谬性的黑色幽默岂不叫人啼笑皆非？而这正是他的那条有名箴言的写照：“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彷徨也。”他的短篇小说《在法的门前》，写一个农民想进法的大门，门警却告诉他：即使我让你进去了，下一道门岗也不会让你进去的，而这样的门岗里面还多着呢！结果这个农民等到老死也未能进入法的大门！这与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找不到路（即便有路则那无数道有人把着的门也把它阻断了），人的许多为实现某种愿望而做的努力都成了徒劳！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无疑在卡夫卡的作品里看到了人的生存的“粘兹”性和令人“恶心”的处境，把卡夫卡引为同道而大加赞赏。

哲学思考贯穿着卡夫卡一生的始终。除了长短篇小说、随笔、书信、日记以外，他还备有一种所谓“八开本笔记”，随时记录他的思想火花式的杂感、轶事、小品构思等文字，这样的本子一共记了“八部”。其中他自己辑选了哲学意味深奥的箴言109条，作为他思考的结晶。写箴言也可以说是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不少人都写过，如歌德。他在他的长篇小说力作《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就“植入”一组与全书故事情节并无直接联系的格言，以增加其小说的思想含量。

我想卡夫卡勤写哲理随感和箴言，其用意无非也是如此吧：即增加他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那么，把他的有关篇什加以选萃，集成一册，既吸取作者的思想精华，又满足读者的需要，作为一个卡夫卡研究者，也算尽了一点应尽的义务了。此为笔者编选这本《孤独成就高贵》的初衷。

2014新年伊始

目录

序言

第一辑　存在之思

箴言

真正的道路是用来绊人的

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你怀有的是恶魔的隐念

善是绝望的某种表现

人给自己套上了挽具

只有精神世界，没有其他

罪与信仰

受难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警句

写作是一种祈祷

恶是美的星空

不同的名字

第二辑　自我之思

他

他的感觉

瞬间的悟

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

两个对手

日记精选

刀在我心中转动的快乐

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

我所关心的唯有人类的法庭

永恒可不是时间上的静止

处于可怕的被抛弃状态

书简节选

我在你面前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

妇女是最终的裁决者

第三辑　即兴之思

特殊的怀疑

唯有沉默才可导致幸福

内心世界只能经历，不能描绘

婚姻与殉难

恶与原罪

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摧毁世界

永恒不是静止

我斗争得比其他人更甚

第四辑　哲理小说

在法的门前

谈谈法律问题

猎手格拉胡斯

豺和阿拉伯人

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

一道圣旨

往事一页

鹰鹫

我是一座桥

海妖们的沉默

一则小寓言

普罗米修斯

论譬喻

第五辑　轶事妙思

动身

夜晚

猫与鼠的谐谑

新郎与狼

国王与驸马

那时正好你转过身去

在这个春夜中阳台的门正敞开着

与一个巨人的搏斗

林中幻影

棺材

室内滂沱

放弃吧

招魂会议

中国人来访

爱的险境

绿龙的造访

歌声的诱惑

误入荆棘丛

少女的羞淫

无言的哀求

士兵的权力

包厢里的奇遇

恐惧

统治的魔力

信号

巷战

驯蛇

马戏场里的出水芙蓉

驯人的动物

切不开的面包

坑道下的家庭

K．的愣劲

夜行船的惊讶

在墓穴里做客

难念的家经

教堂里的“紫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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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1)

真正的道路是用来绊人的

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断，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

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

许多亡者的影子成天舔着冥河的浪潮，因为它是从我们这儿流去的，仍然含有我们的海洋的咸味。这条河流对此感到恶心不堪，于是翻腾倒流，把死者们冲回到生命中去。但他们却欣喜万分，唱起感恩歌，摸着这愤怒的河。

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这一点是能够到达的。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那些把以往的一切视为乌有的革命的精神运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

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恶”的最有效的诱惑手段之一是挑战。

恶犹如与女人们进行的、在床上结束的斗争。

A目空一切，他以为他在“善”方面远远超出了他人，因为他作为一个始终有诱惑力的物体，感到自己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来自各种至今不明方向的诱惑。

正确的解释却是，一个魔鬼上了他的身，无数小魔鬼就纷纷涌来为大魔鬼效劳。

观念的不同从一只苹果便可以看出来：小男孩的观念是，他必须伸直脖子，以便刚好能够看到放在桌面上的苹果；而家长的观念呢，他拿起苹果，随心所欲地递给同席者。

认识开始产生的第一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这种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而另一种又不可企及，人们不再为想死而羞愧；人们憎恨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人们将开始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这种想法包含着一点残余的信念：在押送途中，主人会偶尔穿过通道进来，看着这个囚徒，说：“这个人你们不要再关下去了，让他到我这儿来。”

假如你走过一片平原，假如你有良好的走的意愿，可是你却在往回走，那么这是件令人绝望的事情；但你如果是在攀登一座峭壁，它就像你自身从下往上看一样陡峭，那么倒退也可能是地理形态造成的，那你就不用绝望了。

你怀有的是恶魔的隐念

这个地方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呼吸与以往不同了，太阳旁闪耀着一颗星星，比太阳更加夺目。

如果当时有这种可能性：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

豹闯入寺院，把祭献的坛子一饮而空，此事一再发生，人们终于能够预先作打算了，于是这成了宗教仪式的一个部分。

真正的敌对者那里有无穷的勇气输入你的身上。

理解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出你双足的覆盖面。

除非逃到这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藏身处难以数计，而能使你获救的只有一处，但获救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地多。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

一旦自身接纳了恶魔，它就不再要求人们相信它了。

你自身接纳恶魔时所怀的隐念不是你的，而是恶魔的隐念。

善是绝望的某种表现

这头牲口夺过主人手中的皮鞭来鞭挞自己，意在成为主人，却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是由主人皮鞭上的一个新结产生的。

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

自我控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自我控制意味着：要在我的精神存在之无穷放射中任意找一处进行活动。如果不得不在我的周围画上这么一些圈圈，那么最佳办法莫过于：瞪大眼睛一心看着这巨大的组合体，什么也不做。相反，观看使我的力量得到增强，我带着这种增强了的力量回家就是。

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

殉道者们并不低估肉体，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高升。在这点上他们与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

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

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竟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

他对这一论断——他也许拥有，却不存在——的答复，仅仅是颤抖和心跳。

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但人们却在不停地试着这么做。

可以想象，亚历山大大帝尽管有着青年时代的赫赫战功，尽管有着他所训练的出色军队，尽管有着他自我感觉到的对付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他却在海勒斯彭特(2)（Hellespont）前停下了脚步，永远不能逾越，而这不是出于畏惧，不是出于犹豫，不是出于意志薄弱，而是由于大地的滞重。

人给自己套上了挽具

道路是没有尽头的，无所谓减少，无所谓增加，但每个人却都用自己儿戏般的尺码去丈量。“诚然，这一码尺的道路你还得走完，它将使你不能忘怀。”

仅仅是我们的时间概念让我们这样称呼最后的审判，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状态法。

世界的不正常关系好像令人宽慰地显现为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关系。

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正在飞速穿过一片片树林。

为了这个世界，你可笑地给自己套上了挽具。

他们可以选择，是成为国王还是成为国王们的信使。出于孩子的天性，他们全要当信使。所以世上尽是信使，他们匆匆赶路，穿越世界，互相叫喊，由于不存在国王，他们叫喊的都是些已经失去意义的消息。他们很想结束这种可悲的生活，但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他们不敢这么做。

相信进步意味着不相信进步已经发生。这其实不是相信。

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持续不断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潜伏着的。这种潜伏的表达方式之一便是相信一个自己的上帝。

需要由蛇来居中斡旋；恶魔能诱惑人，却无法变成人。

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

不可欺骗任何人，也不可欺骗世界——隐瞒它的胜利。

除了一个精神世界外，别的都不存在。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中的恶而已，而我们称之为恶者，不过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一个瞬间的必然。

最强烈的光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前面，世界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它会恼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

只有精神世界，没有其他

这一切都是骗局：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或寻求最高限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想要使善的获取变得过于容易，从而欺骗善；通过给恶提出过于不利的斗争条件而欺骗恶。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人们即使在尘世生活中也不追求善，从而欺骗善。在第三种情况下，人们通过尽可能远远避开善而欺骗善，并由于希望能通过把恶抬高到极限使它无所作为，从而欺骗恶。这么看来，比较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下善总是要被欺骗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恶没有受到欺骗，至少看上去如此。

除了感性世界外，语言只能暗示性地被使用着，而从来不曾，哪怕近似于比较性地被使用过，因为它（与感性世界相适应）仅仅与占有及其关系相联系。

人们尽可能少说谎，仅仅由于人们尽可能少说谎，而不是由于说谎的机会尽可能的少。

一级未被脚步踏得深深凹陷的楼梯台阶，就其自身看，只是木头的一种单调的拼凑。

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察觉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前提是：人们与他的本质是彼此相称的。

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界之内爱他人，那么这与在这个世界之内爱自己相比，既非更不正当亦非更正当。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第一点是否做得到。

只有一个精神世界而没有其他存在这一事实夺去了我们的希望而给我们以确切性。

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照得眼花缭乱的存在：那照在退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其他的都不真实。

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被逐出天堂已成定局，在尘世生活亦不可避免，尽管如此，过程的永恒性（或照尘俗的说法：过程的永恒的重复）却使我们不仅期望有一直留在天堂中的可能，而且事实上一直有留在那里的可能，不管我们在这里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

他是地球上一个自由的、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虽然被拴在一根链条上，但这根链条的长度容他自由出入地球上的空间，只是这根链条的长度毕竟有限，不容他越出地球的边界。同样，他也是天空的一个自由的、有保障的公民，因为他被拴在一根类似于空中的链条上。他想要到地球上去，天空中那根链条就会勒紧他的脖子，他想要到天空中去，地球上的那根就会勒住他。尽管如此，他拥有一切可能性，他也感觉到这一点。是的，他甚至拒绝把这整个情形归结于第一次被缚时所犯的一个错误。

有什么比信仰一个家神更为快活！

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的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去追求它。

不可摧毁性是一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它，同时它又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人际间存在着无与伦比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一个人的各种认识尽管截然不同，却有着同一个客体，于是又不得不回溯到同一个人心中的种种不同的主观上去。

假如天堂中应该被摧毁的东西是可摧毁的，那么这东西并不重要；但假如那是不可摧毁的，那么我们就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中了。

有这种感觉：“我不在这里抛锚。”——就马上感觉到周身浪潮起伏，浮力陡增！

一个突变。回答问题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怀着希望、窥测着方向，绝望地在问题的那不可接近的脸上探索着，跟着它踏上最荒唐、亦即为回答所避之唯恐不及的道路。

与人的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

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的时候，它才会自由。

性欲的爱模糊了圣洁的爱；它单独做不到这一点，但由于它自身无意识地含有圣洁的爱的因素，它便能做到。

罪与信仰

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

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认识之树的果子，还由于我们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恶无关。

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是为我们的享受而存在的，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改变呢？则没有人说出。

恶是人的意识在某种过渡状态的散发。它的表象并非感性世界，而是感性世界的恶，这恶在我们的眼里却呈现为感性世界。

自原罪以来，我们认识善与恶的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偏偏在这里寻找我们特殊的长处。但在这种认识的彼岸才开始出现真正的不同。这种相近的表象产生于下述原因：没有人仅仅获得这种认识便满足了，而一定要努力将这种认识付诸实施。但他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必须摧毁自己，即使要冒这样的风险：摧毁自己后甚至可能会得不到那必要的力量，但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作此最后的尝试（这也是吃认识之禁果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死亡威胁之真谛，也许这也是自然死亡的本来意义）。面临这种尝试时他畏惧了，他宁可退还对善与恶的认识（“原罪”这一概念可追溯到这种恐惧），但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倒退，而只能搅混。为此目的产生了种种动机，整个世界为它们所充斥，甚至整个可见的世界也许亦只不过是想要安宁片刻的人们的一种动机而已。这是一种伪造认识之事实的尝试，是将认识搞成目的的尝试。

一种信仰好比一把砍头的斧，这样重，又这样轻。

死亡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壁上一幅描写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要通过我们这一生的行动来使之暗淡或干脆磨灭它。

两种可能：把自己变得无穷小或本来就是这么小。第一种是开端，即行动；第二种是完成式，即无为。

为避免用词上的误解：需要以行动来摧毁的东西，在摧毁之前必须牢牢抓住；自行粉碎的东西正在粉碎，但却无法摧毁。

最早的偶像膜拜一定是对物的恐惧，但与此相关的是对物的必然性的恐惧，与后者关联的方是对物负有责任的恐惧。这种责任似乎非常重大，以至人们不敢把它交给任何非人的力量，因为即使通过一种生物的中介，人的责任仍不可能充分减轻，仅仅同一种生物交往，也将会留下责任的许多印证。所以人们让每一种物都自己负责；不仅如此，人们还让这些物对人相对地负起责任来。

受难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生命开端的两个任务：不断缩小你的圈子和再三检查你自己是否躲在你的圈子之外的什么地方。

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

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只有在这里，受难就是受难。那些在这里受难的并非在别的地方会由于这种受难而升腾，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受难的事，在另一个世界上（一成不变，仅仅摆脱了它的反面）是极乐。

关于宇宙的无限宽广和充实的想象是把艰辛的创造和自由的自我思索之混合推到极端的结果。

对我们尘世生活短暂性的理由的永恒辩护哪怕只有半点相信，也要比死心塌地相信我们当前的负罪状况令人压抑得多。忍受前一种相信的力量是纯洁的，并完全包容了后者，只有这种力量才是信仰的尺度。

有些人估计，除了那原始大欺骗(3)外，在第一件事情中都有一个独特的小骗局在针对着他们，这好比是：当一出爱情戏在舞台上演出时，女演员除了对她的情人堆起一副虚假的笑容外，还有一副特别隐蔽的笑容是留给最后一排楼座中完全特定的一个观众的。这可谓“想入非非”了。

关于魔鬼的知识可能是有的，但对魔鬼的信仰却没有，因为再没有比魔鬼更魔鬼的东西了。

罪愆总是公然来临，马上就会被感官抓住。这归结于它有许多根子，但这些根子并不是非拔出不可的。

我们周围的一切苦难我们都得忍受。我们大家并非共有一个身躯，却共有一个成长过程，它引导我们经历一切痛楚，不论是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就像孩子成长中经历生命的一切阶段，直至成为白发老人，直至死亡（而这个阶段从根本上看似乎是那以往的阶段——无论那个阶段是带着需求还是怀着畏惧——所无法接近的），我们同样在成长中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这同人类的关系并不比我们自己的关系浅）。在这一关系中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但也不容用对苦难的惧怕或将其作为一个功劳来阐述苦难。

你可以避开这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

谦卑给予每个人——包括孤独地绝望着的人——以最坚固的人际关系，而且立即生效，当然唯一的前提是，谦卑必须是彻底而持久的。谦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是真正的祈祷语言，同时是崇拜和最牢固的联系。人际关系是祈祷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是进取关系；从祈祷中汲取进取的力量。

一旦欺骗消除，你就不能朝那边看了，或者说你会变得呆若木鸡。

大家对A都非常友好，就像是人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一张出色的台球桌，连优秀的台球手都不让碰，直到那伟大的台球手到来，他仔细地检查桌面，不能容忍在他到来之前造成的任何损坏。然后，当他自己开始击球时，却以最无所顾忌的方式大肆发泄一通。

“然后他回到他的工作中去，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似的。”这是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记不清在多少旧小说中出现过，虽然它也许没有在任何小说中出现过。

“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单是我们的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在其信仰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这里面有一种信仰价值吗？人们总不能不生活。”“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

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了。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自愿现出原形，不会是别的，它将如醉如痴地在你面前飘动。

(1) 这里选译的近百条箴言都是卡夫卡自己生前从他的笔记中选出来的，他加以誊清并编了号，但未加总标题。这里的副标题《对罪恶、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原为卡夫卡的挚友、卡夫卡遗稿的整理者和编纂者马克斯·勃罗德所加。

(2) 即达达尼亚海峡的旧称。

(3) 可能指亚当、夏娃对上帝的欺骗。

警句

写作是一种祈祷

有一回折了腿。这是平生最美好的经历。

半轮残月，一片枫叶，两支焰火。

从我父亲那儿，我只继承了一个小小的作料罐。

什么也不是，光的残余从言词中横穿而过。

我有一把强有力的锤子，但我无法使用它，因为它的把烧得火红。

写作乃是祈祷的一种形式。

无所适从，仿佛春天的一粒粮食，春天的一个肺结核患者。

对夜的畏惧。对非夜的畏惧。

在精神斗争中把自己的和外人的分开毫无意义（此词流行得过分）。

堂·吉诃德的不幸不是他的幻想，而是桑柯·潘萨。

从一点开始不再有回头路，这一点是能够达到的。

人类史是一个漫步者的两个步子之间的瞬间。

别让恶使你相信，你在它之前保得住秘密。

从真正的对手那里无穷的勇气向你涌来。

懒散是一切恶癖的开端，一切美德的顶峰。

恶是美的星空

恶是美的星空。

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要帮助世界。

不能欺骗任何人，也不能从世界那儿骗取它的胜利。

天空是沉默的，只有在这沉默中响着回音。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见到真实，但每个人都是真实。

谁若寻找，便找不到，可是谁若不找，便会找到。

这里不会决定结局，但是决定结局的力量只在这里受到检验。

艺术的自我忘怀和自我升华：明明是逃亡，却被当成了散步和进攻。

这是从真正的认识下面路过去和一种天真幸福的站起来。

亚当被逐出天堂后蓄养的第一个家畜是蛇。

长时间躺着，睡不着，斗争意识产生。

为什么容易的事这么难？我想到了引诱。

生命意味着：处于生活的中间，用那种我创造了这种生活的眼光去看它。

我从未听说常规是什么样的。

远远地，远远地引进着世界史，你心灵的世界史。

生活是一种引开，它甚至不让你去想，它是从什么地方被引开的。

奇怪的是，连最保守的人也能使自己的追求达到极致。

不同的名字

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而已。

摧毁噩梦只是一种因失去信仰而产生的一种画面的绝望感。

不。人可以不这样做。原罪就是他有这种自由的证明。

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谁持有信仰，就不可能经历奇迹。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

悲哀，神经质，身体不适，对布拉格的恐惧，待在床上。

没有所有，只有存在，只有需要最后一次呼吸，需要窒息的存在。

他(1)

他的感觉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从来不因此而责备自己。因为，在这每时每刻都烦人地要求有准备的生活中，哪里又有时间准备呢？但即使有时间，在知道任务之前，又何从准备呢？换句话说，连是否能够完成一个自然的，而并非仅仅是人为造成的任务都没有人能保证。所以他早就被压在车轮底下了，对此他是最没有准备的了，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

他所干的一切，尽管在他眼里都特别新鲜，但与这不可思议的新鲜程度相应的是，这一切又特别浅薄，几乎没有一次是可以忍受的，无法拥有历史性，无法挣脱氏族的长链，首次把迄今至少感觉得到的世界之曲打断，打落到十八层地狱中去。有时他那高傲的心中对世界的担忧甚于对自己的担忧。

也许他会满足于一所监狱。作为一个囚徒终其一生，这满可以成为一个生活目标。但这却是个铁笼子。这世界的噪音大大咧咧地、专横粗暴地在铁栅间穿进穿出，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其实这个囚徒是自由的，他可以参与一切，外面的任何事都躲不过他。他甚至可以离开这个笼子，栅栏的铁条互相间间隔足有一米来宽，他甚至并没有被囚禁。

他有这个感觉，他通过他的存在堵住了自己的道路。由这一阻碍他又得到了证明，他活着。

他自己的额骨挡住了他的道路，他在自己的额头上敲打，把额头打得鲜血直流。

他感觉自己在这地球上被囚禁了，周围是这样挤，囚徒的悲伤、虚弱、疾病、胡思乱想在他身上爆发了，没有任何安慰可以安慰他，因为那只不过是安慰，面对粗暴的被囚事实而发的温柔的、令人头痛的安慰。可是如果有谁问他，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可就答不上来了，因为他（这是他最强有力的证明之一）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概念。

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而他则通过指出苦恼的存在来拒绝太阳。

所有生活的（无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自寻烦恼的、沉重的、往往长时间停滞不动的、究其根本永不停息的波浪运动使他痛苦万分，因为它总是夹带着没完没了的强迫他去思想的压力。有时他觉得，这种痛苦发生在事件之前。当他听说他的朋友将要得到一个孩子时，他认识到，他作为早期的思想家已经为此受过折磨了。

他看到两点：第一是那平静的、不可能没有一定舒适感的观察、思索、研究、倾诉。那些事的数量和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即使大墙嘎嘎响时也需要一条相当大的裂缝，以便于倒塌。那些工作根本不需要空间，哪怕在没有任何裂缝的地方，它们也会你拥我挤的，成千上万地生存着。这是第一点。第二却是被叫上来作出解释的瞬间，不发出一丁点儿声响，被抛回了别人的观察等等之中，但现在毫无指望，不能再唠唠叨叨，越来越不安，只需一个诅咒便能使他沉沦。

瞬间的悟

是这么回事儿：许多年以前，有一天我十分伤感地坐在劳伦茨山的山脊上，回顾着我在这一生中曾经有过的愿望。我发现其中最重要或者最有吸引力的愿望是获得一种人生观（还有，当然这是与此相关的，它能够通过书面表达使其他人信服），这种观念要能够做到——虽然人生仍保持其自然的大起大落——便能相当清晰地看出它是一种虚无，一场梦，一阵晃动。假如我真正对它有过愿望，那它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就像这么一种愿望：以非常正规的手工技艺锤打一张桌子，而同时无所事事，但并不能把这说成是：“锤打对于他来说是虚无。”而是：“锤打对他来说是真正的锤打，但同时是一种虚无。”一经这样解释，这锤打就会进行得更勇猛，更坚决，更真实，假如你愿意，也可以说更疯狂。

但他根本不能作此愿望，因为他的愿望不是愿望，它只是一种防卫，一种将虚无市民化，一丝儿他想要赋予虚无的活跃气息，那时他还刚刚向虚无中有意识地迈出头几步，就已经感觉到那是他自身的组成部分了。当时那是一种告别，向青春的虚伪世界告别。应该说，它从未直接欺骗过他，而只是听任他通过周围所有权威的言论上当。这个“愿望”的必要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他只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所有对手都能一下子就战胜他，但并不是通过反驳他（他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

人的结合的基础是，一个人通过其强有力的存在似乎反驳了其他本身不可反驳的个体。这对于这些个体来说是甜蜜和欣慰的，但是没有真实性，因而总是不能持久。

以前他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中的组成部分。在某个高出一截的中心点上以精心安排的顺序矗立着军界、艺术界、科学界和手工行业的象征性形象。他是这许多形象中的一个。现在这个群体早就解散了，或者至少是他离开了它，去闯他自己的生活之路了。连过去的职业也已经失去，甚至忘了他那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看来正是这种忘怀导致了一定的伤感、不踏实感、不安感，一种给现在蒙上阴影的对过去时光的向往。然而这种向往却是生命力的一种重要元素，或者也许就是生命力本身。

他不是为他个人的生活而活着，他不是为他个人的思想而思索。他好像在一个家庭的强制性之下生活着，思索着。这家庭虽然充溢着生命力和思想力，但是根据某个他所不知道的法则，他的存在对于这个家庭具有一种死板的必要性。由于这个他所不知的家庭和那些他所不知的法则，是不能放他走的。

原罪，人所犯的那个古老的过失，存在于人所发出的并且不放弃的那个谴责中：他受到了过失的伤害，他遭到了原罪的戕害。

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

在卡西内利的橱窗前，有两个孩子在东游西逛，一个大约六岁的男孩，一个七岁的女孩，穿得很多，正在谈论着上帝和罪孽。我在他们身后站了下来。这姑娘，也许是天主教徒，认为只有欺骗上帝才是真正的罪孽；那男孩，也许是新教教徒，以天真的固执劲儿追问，那么欺骗人或者盗窃又是什么呢？“也是一种很大的罪孽，”女孩说，“但不是最大的，只有对上帝犯罪是最大的犯罪。对人犯罪我们可以忏悔，当我忏悔时，天使马上出现在我身后，因为当我犯罪时，魔鬼就来到了我的身后，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他。”也许是严肃的谈话使她感到累了，为了制造一点轻松气氛，她转过头来，说道：“你看，我后面没人。”男孩也转过头来，看见了我。“你看，”他根本不管我是否能听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后面站着魔鬼。”“我也看到了他，”姑娘说，“可我说的不是他。”

他不要安慰，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要（谁又不想要呢），而是因为寻找安慰意味着：为此献出他的一生，始终生活在他的存在的边缘，几乎在这存在之外，几乎不再知道他在为谁寻找安慰。因此他甚至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安慰，这儿说的是有效的，而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

他抗拒同仁对他的定格。一个人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也只能是他的视力和注视的方式所能及的那个部分。他也像所有的人那样，但却是强烈得过了分地拥有一种欲望：把自己限制成同仁看他的视力所及的那种样子。假如鲁宾逊，无论是出于自慰还是自卑还是畏惧还是无知还是渴望，从来不曾离开过岛上的最高点或不如说最易被人看见之点，那么他也许很快就完蛋了。由于他不去考虑那些来往船只及其蹩脚的望远镜，而是开始对他的岛屿作全面的探索，并开始喜欢它，他保住了他的生命，而且最终由于理智必然导致的逻辑性而被人找到了。

“你将你的困苦变成一种美德。”

“第一，每个人都这么干；第二，偏偏我不是这么干。我让我的困苦依然故我，我不去晾干沼泽，而是生活在它那蒸腾不息的雾气中。”

“你正是从这之中表现你的美德。”

“像每个人那样，我已经说过了。而且我仅仅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为了使你始终对我好，我宁可让我的灵魂受到损害。”

对他来说一切都是许可的，只有忘记自我不行，这么一来，一切又都成了禁止的，只有在这一瞬间对全体来说是必要的一点属于例外。

意识的狭窄是一种社会要求。

所有美德都是个人的，所有恶癖都是社会的。被视为社会美德的，比如爱、无私、公正、牺牲精神，只不过是“令人惊讶地”弱化了的社会恶癖。

他对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是”与“否”的区别，对于他本来的说话对象来说相当于死与生的区别，他自己也只是似懂非懂。

后世对个人的判断比同时代人正确的原因存在于死者身上。人们在死后，在孤单一人的时候才得以以自己的方式发挥自己。死亡对于个人来说相当于星期六傍晚的烟囱清洁工，他们清洗肉体上的油烟，然后便可看出，是同时代人更多地伤害了他还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同时代人，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是一个伟人。

两个对手

否定的力量，不断变化、更新、死去活来的人类斗志高潮的这一最为自然的表达，是我们始终拥有的，但否定的勇气我们却没有。而实际上，生活就是否定，也就是说，否定就是肯定。

他并不随着他思想的死去而死去。这种死亡只是内心世界的一个现象（内心世界依然存在，即使说它只有一个思想），一个无异于其他自然现象的一个自然现象，既不可喜，也不可悲。

他逆流而上游去，水流是如此湍急，以至精神不太集中地游着的他有时会对这荒凉的寂静（他就在这寂静之中击打着水）感到绝望，因为在失败的一个瞬间他就被推回得非常非常之遥远。

他感到口渴，这时只有一丛灌木把他和泉水隔开。他一分为二，一个他纵览一切，看到他立于此地，而泉水就在一边；第二个他一无所知，顶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第一个他看见了一切。由于他一无所知，他也就喝不着水。

他既不勇敢也不轻率，也不胆小怕事。一种自由的生活不至于使他害怕。现在这样一种生活没有光临，但他并不为此担忧，他为自己根本就无所担忧。可是有一个他根本不知道是谁的某人为他，仅仅为他，怀着很大的、无休止的担忧。这个某人对他的担忧，尤其是这担忧的无休止，在宁静的时刻有时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头疼。

想要起来时，一种沉重感阻碍着他，这是一种安全感：感觉到一张床为他铺好了，而且只属于他；想要静卧时，一种不安阻碍着他，把他从床上赶起来，这是良心，是不停敲击着的心，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反驳他的要求。这一切不让他休息，于是他又起来了。这种起来卧倒和一些在其间所作的偶然的、仓促的、古怪的观察构成了他的生活。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来自他的发源地，从后面推挤着他；第二个挡着道，不让他向前走。他同时与两者斗争着。其实第一个支持他与第二个的斗争，因为他要把他往前推，而第二个同样支持他与第一个的斗争，因为他把他向后推。但是只是理论上如此，因为并非只有两个对手，而且还有他自己，但又有谁知道他的意图呢？无论如何他有这么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在一个无人看守的瞬间，比如一个空前黑暗的夜间，他得以一跃离开战线，由于他的斗争经验而被提拔为判决他那两个还在互相搏斗着的对手的法官。

(1) 这一组杂感写于1920年，选自德文版《他——弗兰茨·卡夫卡散文》，海因茨·波里策编，苏尔坎普出版社1984版。

日记精选

刀在我心中转动的快乐

在办公室口授一篇给一个区长官公署的较长的通告。在结尾时（本该一蹴而就的）却卡住了，我无可奈何地看着打字小姐K，她在这种时候总会特别活跃，挪动座椅，咳嗽，手指在桌上敲敲点点，弄得房间里的人全都注意到我的不幸。我寻找着的灵感现在具有使她静下来的价值，但它价值越高越是难以找到。我终于想出了“痛斥”一词及整个句子，但仍怀着一种厌恶和羞愧，把这些词句含在嘴里不肯吐出。仿佛它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体内割下的肉（我就是感到这么费劲）。我终于把它说了出来，但是大为吃惊：我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着，这么一种工作不啻是一种神仙般的消解和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而在办公室里，我却为了这么一件讨厌的公文，不得不从有能力获此幸福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

1911年10月13日

尽管咖啡馆的老主顾们和雇员们喜欢这些演员(1)，但是他们头脑中鄙视的成见吞没了敬意，他们轻蔑地将这些演员视为饿殍、流浪汉、犹太鬼子，就像在历史上的那些时代中一样。总跑堂要把勒韦扔出大厅，开门的侍者——一个过去的妓院雇员和现在的皮条客——大吼大叫，恨不得吃了奇西科，只不过因为她在看“狂野的人们”时出于激动想要把什么东西递给演员们。

1911年10月28日

今天早晨许久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想象一把刀在我心中转动的快乐。

1911年11月2日

前天做了个这样的梦：

到处在演戏。我一会儿在高高的楼座上，一会儿在舞台上。我几个月前喜欢过的一个姑娘也在演戏，她恐慌地紧紧抓着一个椅背，绷直了柔软的身体。我在楼座前指着那女扮男装的姑娘——我的同伴不喜欢她演的角色。一场戏中的布景那么大，以至于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舞台，看不见观众席，看不见黑暗，看不见舞台灯光，好像是所有的观众都在场景中，那么多人。场面表现的是旧环城路，像是从尼克拉斯大街的路口看出去的那样。尽管从这个角度本来看不见市府钟楼的广场和内环城路，但是通过舞台短暂的旋转和缓慢的晃动真好比从金斯基宫那个角度纵览内环城路了。要想尽可能把整个布景展示无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已经这么完美，要是错过了布景上的某一个地方，那是会叫人遗憾得要哭的。就我所知，这是地球上，也是有史以来最美的布景。秋天浓重的云控制着光线。被遮住的太阳的光分散地照射在广场东南角一些带画面的玻璃窗上。由于一切都跟实物大小一样，没有一点失真的地方，便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似乎有些窗门被不太强也不太弱的风吹得一开一翕，由于房子很高而听不见响声。广场倾斜度很大的路面几乎是黑的，台茵教堂在它的老地方，但它前面立着一座小皇宫，宫殿的前院里非常整齐地排列着原来立在广场各处的纪念物：玛丽亚纪念柱，市府大楼前面那古老的喷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它呢），尼克拉斯教堂前的喷泉，胡斯纪念碑破土处周围的木板围墙。

人们在观众席上容易忘记，当时仍在演戏，就像当初在舞台上和各道幕布中间一样，表演的是一场皇家庆典和一次革命。革命声势是那么大，巨大的人流在广场的斜面上上下下，在布拉格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人们显然是由于布景的关系才把场地移到了布拉格，本来这场革命应该发生在巴黎的。刚开始时看不见任何盛宴的场面，宫廷人员显然已经到宴会厅去了。这时革命爆发了，人民冲进了宫殿，我自己顺着前院里喷泉的台阶跑到了外面，皇宫的人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宫殿里去了。皇家马车一辆辆从爱森路那儿飞快地赶来，太快了，以至于不得不在离宫殿进口处老远的地方紧急刹车，僵滞不动的轮子在石铺路上擦了过去。这是在盛大节日或搬家时见过的那种车上面的人们所做的造型动作，四周环绕着花环，所以车面是平的，从平板上向四面垂下一块五彩的布帘，把轮子遮住。这样人们更意识到了他们的慌忙意味着恐惧，那些马在宫殿大门前竖起了前蹄，正是这些马无意识地把他们从爱森路飞快地拖到了这里。这时许多人从我身边经过，涌向广场，大多是观众，我见过他们从那条路上过来，他们也许现在刚好到场。他们中也有一个我认识的姑娘，但我不知道是谁，她旁边走着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穿着一件黄褐色小格子的双排扣大衣，右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他已向尼克拉斯大街走去。从这时候起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席勒在什么地方说过：关键的是（或者近乎关键的是）“把情绪化为性格”。

1911年11月9日

昨天在工厂(2)。坐电车回来，伸开腿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外面的人、商店点燃了的灯，有车驶过的高架桥，不断看到的唯有背影和脸庞。从城市前沿的商业街延伸出一条公路，路上除了回家的人们外没有任何人间味道。火车站区域的电灯切割出阴影，一家煤气厂低矮的成圆锥形的烟囱耸立在黑暗中，外国女歌手德·特列维尔演出的海报在墙边摸索着，拐入公墓旁的一条街道。从这里开始，我又从野外的寒冷中回到了城市居民住宅的温暖之中。人们默默地将陌生的城市作为事实来接受，那里的居民自顾自地生活着，无须渗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中，一如我们不能够渗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一样。但人们不得不加以比较，这是无可抗拒的。可是人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种比较没有道德上的价值，甚至连心理学的价值都没有。话说回来，人们也经常可以放弃这种比较，因为生活条件的太大的差别自动免除了我们这番辛劳。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城邦的前沿地区对于我们来说虽然也是陌生的，但在这里，进行比较是有价值的。半小时的散步总是能再一次向我们证实，这里的人一部分生活在我们的城市之内，一部分生活在可怜的、黑暗的、像一条庞大的山隘般布满了蚀痕的边缘上，尽管他们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共同利益圈子里，这是城市之外的任何群落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我每次步入城市前沿总带有一种混合的感情，掺杂着恐惧、孤独、同情、好奇、高傲、游兴、男子汉气概，回来时则怀着舒适、严肃和安闲，尤其是从齐茨可夫区回来时。

1911年11月18日

单身汉的不幸，无论真假，很容易被周围人猜出来；以至于他——如果他是出于爱好神秘而成为单身汉的——会诅咒自己的决定。当他走来走去时，尽管外衣纽扣扣得整整齐齐，双手插在高高的上装口袋里，胳膊肘成锐角，帽子掩着脸，一种虚假的、与生俱来的微笑掩饰着嘴巴，正如夹鼻眼镜遮掩眼睛一样，裤子之窄小超过了痩腿的美感要求，可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处境，谁都可以告诉他，他在受着什么煎熬。吹拂他的寒风发自他的内心，朝着他的内心注视的是他的双重面孔的另外那悲哀的一半。他简直是不停地搬着家，但每次总是期待一段时间，有其规律性。他走得离活人越远（最可恶的玩笑是他必须像个奴隶一般为这些活人干活，他对此是有意识的，却又不能表露这种意识），他就越感到只需要一个更小些的房间便满足了。当其他人必须被死神击倒时——即使他们一辈子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尽管由于他们的虚弱，他们早就该倒下了——但他们总还会抓住他们所爱的、强壮健康的血亲和姻亲；而他呢，这个单身汉从生命的中途开始便似乎出于自愿地只求越来越小的空间。一旦他死去，棺材对他正合适。

1911年12月3日

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

写日记的一个优点是，能够令人宽慰地、清楚地认识各种变化过程。人们永远避免不了这些变化，一般来说自然是相信它们，感觉到它们，并承认它们；但如果通过承认这些变化可换来希望或安宁，人们却又总是无意识地否定这些变化。在日记中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把观察结果写下来过，就是说这只右手像今天这样动作过。我们由于有可能纵览当时的境况而变得更聪明，但却更须承认我们当时在进行不知天高地厚的顽强努力时是无所畏惧的。

1911年12月3日

我写作时产生的虚假感可以用这么一种情景来描述：有个人在地面两个洞前等待着一个现象出现，而这个现象只会从右边这个洞里出来。恰恰是这个洞里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有什么东西堵塞着，以致现象出不来；从左边那个洞里却有现象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试图将等待者的目光吸引过去。而随着洞中冒出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目的便毫不吃力地达到了，该洞中冒出的现象最终把那正确的洞口也掩盖住了，无论人们如何抗拒亦无济于事。这时候，等待者却不愿离开这里，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他与现象结下了不解之缘。但由于冒出的一个个现象匆匆消逝，它们的力量在出现过程中便已消耗完了，等待者内心不能得到满足。如果这些现象因虚弱而停滞，等待者将用手往上掏，并朝四面八方驱散，以便让其他现象继续冒上来。这是因为长时间的持续观察使等待者心焦难耐，而且他们仍然抱着这个希望：在假的现象枯竭后，真的就会冒上来。上面这幅情景描绘得多么乏力。在真实的感觉与比喻的描写之间隔着一种无关联的前提，犹如架了一块木板。

1911年12月27日

不停地想象着两把宽阔的熏肉切刀，它极迅速地以机械般的均匀从一边切入我体内，切出很薄的片，它们在迅速的切削动作中几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

1912年5月4日

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致粉身碎骨呢？宁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强于将它留在或埋葬在我心中。我就是为这个而生存在世上的，我对此完全明白。

1912年6月21日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外几乎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对我已婚的妹妹和妹夫们，我除了跟他们生气压根儿就不说话。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事情要说。一切和文学无关的事情都让我感觉无聊，叫我憎恨，因为它打扰我，或者说它阻碍我，尽管这只是假定的。

今天得到了克尔恺郭尔(3)的《法官手册》一书。不出所料，他的情况与我尽管有重要的区别，但十分相似，至少他与我都处于世界的同一边，他像一个朋友那样与我心心相印。

1913年8月21日

读日记使我激动。这是因为当前我不再有一丝一毫安全了吗？一切在我看来皆属虚构。每一句别人的议论，每一次偶然的一瞥都在我心中把一切——甚至已经忘怀了的、完全不清晰的一切，统统向另一边掀过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知如何是好，能感觉到的只有生活的强大力量。我心中一片空虚迷茫，活像在夜里、在大山中一只失群的羊；或者像一只跟着这么一只羊跑的羊。如此失落孤独，却又没有诉苦的力量。

1913年11月19日

现在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读到了与我的“不幸存在”如此相像的地方。

1913年12月14日

供我施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这没问题，但它们在哪块石头底下压着呢？

被拽着向前，在马背上——

我所关心的唯有人类的法庭

青春的荒唐。对青春的畏惧，对荒唐的畏惧，对非人生活的无意义的增长的畏惧。

1914年1月12日

假如我没有搞错，那么我就是更接近目标了。这就像在什么地方的一片林中空地上正在进行一场精神战斗。我钻入森林，一无所见，由于虚弱便又匆匆钻出来。离开森林之际，我经常听见，或者自以为听见那场战斗中武器叮当作响。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正透过林中的黑暗在找寻我，但我对之所知甚少，或只知假象而已。

大雨如注。迎向大雨吧，让钢铁般的雨柱将你穿透；在水中滑行吧，它会载你漂去；不，待着别动，挺直身子，准备迎接那突如其来、且无穷无尽倾泻而下的阳光。

1914年5月27日

在回家途中我对马克斯说，躺在床上死去我会感到心满意足的，只要不痛得特别厉害。我当时忘了补充，后来又故意不再提起，因为我写的最佳作品的成功原因便在这种能够心满意足地死去的能力之中。所有这些杰出的、有强大说服力的段落总是写到某人的死亡，这个人死得十分痛苦，承受着某种不公正待遇或至少是某种冷酷的遭遇，这对于读者，至少在我看来，是有感染力的。但我却相信，诸如在等死的床上能够感到满足这类描写暗中具有游戏的性质。我希望能作为这么一个弥留者死去，所以有意识地利用读者集中在死亡上的注意力，头脑比他(4)清醒得多。我估计他会在等死的床上叫苦的，而我的倾诉是尽可能完美的，不像真的倾诉那样会突然中断，而是既美且纯地发展着。就像我总是向母亲倾吐苦经那样，实际上的痛苦远甚于所倾诉的。在母亲面前我当然不会像面对读者一样要用那么多艺术手法。

1914年12月13日

我总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几乎每一个有写作能力的人都能在痛苦中将痛苦客观化。比如说我在苦恼中（其时苦恼也许仍在脑袋里火烧火燎）竟能坐下来并书面告诉人家：我是苦恼的。是的，我还能更进一步，根据自己似乎与这苦恼完全无联系的才能选择各种华丽的辞藻，简单地或反思地奏响所有联想的管弦乐器让思路驰骋。而这样的表达绝非谎言，它平息不了痛苦，它只不过是力量的残余，是痛苦将我的一切力量挖出来并显然消耗得干干净净之时，出于仁慈而留下来的一点儿力量。那么这残余的是什么呢？……

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

1917年9月19日

一时的满足我还能从像《乡村医生》那样的作品中获得，前提是，这样的作品要能够写成功（机会飘忽不定）。至于幸福，却只有在我能够将世界升华到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才能获得。

1917年9月25日

倘若检验一下我的最终目的，就会发现，我所追求的并不是成为一个好人和符合最高法庭的要求，而是截然相反：纵览一下人与兽的群体，认识他们根本的嗜好、愿望、道德理想，追溯到它们的本源——那些简单的规范，我自己也尽快朝他们所去的方向发展，以求所有人对我都满意。这样使人满意（这里出现了飞跃），即我既不失去大家的爱又作为唯一不用下油锅的罪人，能够公开地，当着所有人的眼睛，将居于我内心的卑劣的东西抖搂出来。总而言之，我所关心的唯有人类的法庭，而且我想欺骗这个法庭，当然是无骗局的欺骗。

1917年9月28日

永恒可不是时间上的静止

长时间躺着，睡不着，斗争意识产生了。

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

永恒可不是时间上的静止。

在永恒的概念问题上令人烦难的是：那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解释必须在永恒中经历时间并从中得出我们自己的合理解释，就像我们这样。

一代一代的链条不是你的本质的链条，但确是现存的各种关系。——哪些关系？——一代代的死亡就像你一生的一个个瞬间。——区别就在这里面。

生活叫做：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

你在某种意义上否定这个世界的存在。你把生存解释为一种休息，一种运动中的休息。

你能够遏制世界的苦难，这是你分内的事，也是符合你的天性的，但也许还是这种遏制是你唯一能够避免的苦难。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我与生倶来拥有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2月4日(5)

老是同样的思想、欲望、恐惧。但是比以往平静，就好像有一项伟大的发展正在进行，而我感觉到了它在远处的震颤。说得太多了。

1919年7月6日

星期一是节日，是在果园、饭店、美术馆度过的。痛苦和欢乐、罪孽与无辜，犹如两只紧紧互握而分不开的手，必须把它们切开，在肉、血和骨头之间切开。

1919年12月8日

在生活中不能生气勃勃地对付生活的那种人需要用一只手把他的绝望稍稍挡在命运之上——这将是远远不够的，但他用另一只手可以将他在废墟下之所见记录下来，因为他之所见异于并多于其他人。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已是死了的啊，而同时又是幸存者。这里的先决条件是，他不需要将双手和超过他所拥有的力量全部用来同绝望作斗争。

1921年10月19日

最近这个星期就像遭遇一场崩溃，和两年前的一天夜里情况一模一样，这是未曾经历过的。一切好像都终结了，包括今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两样。这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而同时似乎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第一，谓之崩溃，即不可能睡，不可能醒，不可能忍受生活，更正确地说，忍受生活的连续性。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或者说着魔似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6)。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互相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内心行进的狂野可能有各种理由，最明显的理由是自我观察。它不让产生安静下来的想法，每一种想法都奋起追赶，以便尔后自己又作为新的自我观察的想法继续让人追赶。

1922年1月16日

处于可怕的被抛弃状态

没有先辈，没有婚姻，没有后代，怀着拥有先辈、婚姻和后代的热烈欲望，它们全都向我伸出手来：先辈、婚姻、后代，但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人工的、可怜的替代物：先辈，婚姻和后代都不例外。人们痉挛地创造了它，然后走开。如果痉挛不曾使人完蛋，那么替代物之令人丧气也会使人完蛋。……

出生前的踌躇。假如有轮回转世的话，那么我连最底下级台阶都还没踏上。我的生活是出生前的踌躇。……

说你抛弃了我，也许很不公道。但我处于被抛弃状态，有时处于可怕的被抛弃状态，这是真的。

1922年1月21日

写作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的慰藉：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观察事实。观察事实，在这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更高，而不是更尖锐。它越高，便越为“行列”之不可及，越无依赖性，越遵循自己的运动法则，它的道路便越是无法估量地、更加快乐地向上伸展。

1922年1月27日

划船时的恐惧，在平滑雪地上行走的战战兢兢，我今天读过的一个小故事又引起那个长期未予重视、却时时在我近旁的念头：我过去没落的原因是否仅仅确系极端的自私自利，确系那围绕着我的恐惧，诚非围绕更高的“我”的恐惧，而是围绕着我那平庸的舒适感的恐惧。这念头是如此确定不疑，以致我从我自身派出了复仇者（一个特别的现象：右——手——不——知——道——左——手——干——什——么）。在办公室里我一直还在盘算着，仿佛我的生活明天才开始，这期间我正处于终点。

1922年2月12日

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觉得比一个人时更孤单。如果他同另一个人在一起凑成了两个人，那第二个人将会来抓他，而他将只能听任摆布。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尽管整个人类都来抓他，但无数伸出来的胳膊将互相纠缠，于是一个也抓不着他。

1922年5月19日

(1) 指来自东欧的犹太剧演员。

(2) 指卡夫卡妹夫的工厂。

(3)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作家、神学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

(4) 指小说中垂死的人。

(5) 以上文字选自《八本八开本笔记》第四本，没有标明年份，从前面衔接看，当为1918年。

(6) 卡夫卡这里用形象的语言说的“两个时钟”可以理解为超验领域与经验领域，即他在超验领域（内心的时钟）思考得非常远，非常深，而经验领域（外部的时钟）却障碍重重，走不快。这实际上是表达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的矛盾。

书简节选

我在你面前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

致菲莉斯(1)：

最亲爱的，我的上帝，我是多么爱你啊！夜已很深，我把我的小故事(2)撂在了一边。为了它我已经两个晚上什么事都没干，而它已开始悄悄地生长成为一篇较大的故事。你要我寄给你阅读，我怎么能这么做呢？即使在它完成之后恐怕也还不行呢——写得相当潦草，难以卒读。也许这不至于成为障碍，因为我至今确实不曾以美丽整洁的书写惯坏你。即便如此，我仍然不愿把它寄给你读——我要朗读给你听。如果能给你念这个故事，该多好啊。不错，念给你听是美好的，同时必须握住你的手，因为这篇故事有点儿可怕。它叫《变形记》，会使你感到非常害怕，而你也许会为整个故事表示感谢，因为遗憾的是，每天我的信件都使你感到害怕。最亲爱的，让我们从这张比较好的信纸开始，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吧。我恰好在这时发现，写上一个句子时，我笔直地仰视上方，仿佛你在上面似的。假如你不是在上面（可惜事实如此），而是在下面低处，在我身边该多好。这确实是个深渊，你不必自欺欺人。从现在开始，我们越是平静地相互写信——愿上帝成全我们——你对这点就会看得越清楚。但你如果置之不顾，而仍然留在我身边该多好！也许是安宁和力量决定你留在那边，而悲哀的不安和孱弱在这边请求着。

现在我的心情太阴暗了，也许根本不该给你写信。我的小故事的主人公今天过得非常不好，而这只不过是他现在日益严重的不幸的最后一个梯级。我又怎么会特别快乐呢？但如果我的信即使只是作为一个榜样，能表明你不必把写给我的最短的字条撕掉，那么这封信就是一封好的、重要的信。此外，你不要以为我一直是这么忧伤的，并非如此，在到达一个点之前我至少丝毫没有可抱怨之处，一切在那无先例的黑点之前都可能变得好而美，甚至托你的福而变得辉煌。星期天，我若有时间和能力，我将好好向你倾诉一番，届时你可将双手放在膝上欣赏这份厚礼。最亲爱的，现在却是该上床的时候了，但愿你能获得一个美好的星期天，而我获得你的一些思念。

弗兰茨

1912年11月23日

最亲爱的！这确是一个格外恶心的故事(3)，现在我又将它搁置一边了，以求通过对你的思念换取一点儿休憩。它现在已经稍稍过半，一般说来我对它也并非不满，然而其恶心程度是无底的；而这样的东西，你看见吗，是从这么一颗心中跑出来的，而你就住在这颗心里，不得不将就地住着。别为此悲伤，因为，谁知道怎么回事，我写得越多，自身越解放，我对于你来说也许就更纯洁、更般配。但是当然还有许多东西可以从我肚子里掏出来。做这么一笔特别给人以快感的买卖，夜根本就不够长。

弗兰茨

1912年11月24日

……别再在晚上写信了，把夜里写的权利让给我吧，让我保留在夜间工作产生自豪感的小小的可能性，这是我在你面前唯一拥有的自豪感，没有它，我在你面前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了，而这样你也不会喜欢的。稍等一会儿，为了证明在任何地方（包括在中国）夜间工作都是男人的事，我要从书籍中（在隔壁房间）去拿一本书来，为你抄录一首短小的中国诗。拿来了（我父亲同我的外甥制造了多么大的噪声！）：它出于诗人袁子才(4)之手，我这里找到一段介绍他的文字：才华横溢，早熟，仕途亨通。无论作为人还是艺术家，他都表现得极其博学多才。为了读懂这首诗，有必要读一下这段注解：有钱的中国人在上床睡觉前都要用香水喷洒卧具。这首诗放在这里也许稍稍有点儿不合时宜，但它以许多美感取代了礼节。终于可以开始读它了：

寒夜(5)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衣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

问郎知是几更天？

这是一首值得回味的诗……

1912年11月24日星期天午饭后

……

最亲爱的，可别低估那个中国女人的坚定性(6)。直到清晨——我不知道时辰是否说明了，她一直清醒地躺在床上，书桌上的灯光使她不能入睡，但她保持安静，也许曾试图通过目光使那位学者离开书本，但这个忧郁的、忠实于她的男人毫无觉察，只有上帝知道，他没觉察是由于多么悲伤的原因，但他根本控制不了这些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在更高的意义是对她，只是对她效忠的。但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夺下了他的灯，这个行动从根本上说是完全正确的，有益于他的健康，但愿无损于他的学习，有益于爱情。这个行动引出了一首优美的诗，但归根结底是这个女人的一次自我欺骗。(7)

……

从星期四晚上以来，这几天我没有再去动我的长篇小说。今天也将什么都写不成。下午我得同马克斯聚会，还有韦尔弗，他明天将重返莱比锡。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欢这个小伙子。昨天我也同布伯聊过，他生气勃勃，俭朴，给人印象深刻，一点儿都看不出会写出那些温和的东西来。……

1913年1月19日星期天下午，坏时辰

我可怜的最亲爱的，既然那首中国诗对我们有着那么重大的意义，我就必须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发现，诗中谈的是那位学者的一个女友，而不是他的发妻，尽管这个学者肯定是个中年人，尽管论学识和年龄似乎都不适于结交一个女友。但这位诗人就是毫无顾忌地追求最终境界，置这种不现实于不顾。这是不是因为，他与其取不可能，宁可取不现实呢？倘若不是如此，那么是不是他也许担心，如果在诗中让那位学者在同样的境况中面对他的妻子，则这首诗便会失去一切趣味。而读者除了对这个妻子的抱怨给予同情之泪外将一无所获。诗中的这位女友做得并不过分，这回灯真的熄灭了，苦恼并不太大，而且还包含着足够的欢乐。但如果女主角是个妻子，而那个夜晚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个例子，当然不仅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个共同生活的例子，这种生活是一场围绕那盏灯的斗争，如果是这样，那么试问有哪个读者还能展颜一笑？诗中的女友之所以显得不讲理，是因为她这回赢了，而她只想赢一次，别无他求；由于她长得美丽而又只想赢一次，而一个学者却不可能凭一次就让人信服，所以连最严格的读者都会原谅她。一个妻子则永远有理，她所要求的不是一次胜利，而是她的存在，而这不是那个俯在书本上的男人能够给予她的。即使他只是整天整夜装模作样地看着书，而心里除了妻子外什么都不想，他爱她甚于一切，但偏偏是以他天生的无能爱着她；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济于事。女友在这方面显然比妻子更有眼光，她并不完全深入其境，她的头脑保持在上面。可是妻子这可怜的、不幸的生物却盲目地斗争着；她看不见眼前的景物，那横着一堵墙的地方，她暗地里以为，那里只不过拉着一根绳子，从绳子底下可以爬过去。至少在我父母的婚姻中情况就是如此，当然这里起作用的是完全不同于那首中国诗中的一些原因。

在我的藏书中，并非每一首中国诗里的学者都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只有在那些对他和善的诗中他才被称为“学者”，在别的诗中他被称为“书生”。与他相对的概念是“游侠”、经受着与危险的山地民族的战斗考验的英豪。他的妻子等待着他，心焦难耐，但一旦重逢便幸福无比，他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就像那些忠实的、相爱的并被允许相爱的人们那样。在他们那儿不存在女友出于好心和迫于内心的压力观察学者时的那种斜视的目光，在那里，有孩子们等待着，他们会蹦蹦跳跳地围住归来的父亲；而此时，“书生”的住所却是空空荡荡的，那里没有孩子。

最亲爱的，我也许从未想到过，这是一首多么可怕的诗。这首诗既然能够打开，那么人们也许也能踩碎它，跨过碎片，人的生活有许多楼层，眼睛看得见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心中则汇集着所有可能性。你是怎么看的呢，最亲爱的？

弗兰茨

1913年1月21至22日夜间

最亲爱的，我又写到这么晚了，每当将近夜深两点时我总要想起那位中国学者来。可惜啊，可惜唤醒我的不是那位女友，而是我要写给她的信。有一次你写道，你希望在我写作时能坐在我的身边，但这样我就写不了东西了，平时我也写不了许多，但这样我会一点儿也写不了的。写作意味着超越限度地敞开自己。特别的坦率和献身精神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似乎已经消逝了，人们在头脑还清醒时，总会在这两点面前退缩，因为每个人都想长生不死。但坦率和献身精神对于写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假如找不到更深的源泉而不得不把这个表面的东西纳入写作中去的话，那必将一事无成；当一个更为真实的感觉摇动地面时，表面的东西就会崩溃。因此人们在写作时越孤单越好，因此写作的时候越寂静越好，夜晚更具备夜晚的本色才好。人们的时间总是不够，因为道路漫长，人们又经常误入歧途，人们心中甚至会经常产生恐惧感，在没人逼迫、也没人引诱的情况下就想跑回去（这是一种事后总会受到严厉惩罚的想法），就好像突然被最亲爱的嘴吻了一下似的。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杜门闭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饭由人送来，放在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一次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不用费尽心思！因为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苦心思索的。只是这样做我也许坚持不了很久，第一次失败时（在这种情况下是免不了的）我就会突然发疯的。最亲爱的，你是怎么看的？但愿你在地窖居民面前毫无保留。

弗兰茨

1913年1月14至15日夜间

妇女是最终的裁决者

致密伦娜(8)

您怎么会对那些您所描写的可笑的人们（您是爱描写的，因此写得生动极了），还有那个问话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不感到厌烦呢？您有裁决的权利，妇女是最终的裁决者（关于帕里斯的传说使这一点黯淡了些，但哪怕是帕里斯也只是对女神的最终裁决中之最强者作出裁决）。这也许与可笑无关，可能只是一时的可笑，而从整体上讲它将会变得严肃而和善的，是否这一希望促成您留在这些人那儿？谁也不能声称自己知道女法官暗中在想什么，但我却有这么个印象：您对这些可笑现象采取了宽容的、理解的、爱的态度，并通过您的爱使它们变得高尚。这些可笑现象不啻是一群狗在东奔西窜，而主人则横贯着行走，并非正好走在中间，而是恰恰朝着那条小路所延伸的方向走去。尽管如此，您的爱将具有某种意义，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只是我对此不得不发问，并感到奇怪），这还使我想起我那公司里一个职员说的话（在这儿只是为了强调他的意见的可能性）。几年前我常去莫尔道河上的西冷特伦克，在那儿逆水划船，然后伸展四肢平躺在船上，顺流而下，从桥下穿过。因为我很痩，从桥上看一定很可笑。那个职员有一次从桥上看见了我，在充分强调了我的可笑样子后，可把他对我的印象归纳为：我看上去就像是在最后的审判时刻那样。这或许可以说像棺材盖已打开，而所有死人仍躺着不动的那个时刻。

我作了一次小小的旅游（不是我提到过的那次大型的旅游，那次大型的旅游吹了），回来后累得几乎有三天什么事都不能干（但这种累却并非不舒服的），甚至不能书写。三天里我只能阅读，读那封信，读那些文章(9)。我认为，这样的散文并不是为它们本身而存在，而是通向某条路上的一种路标。人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兴，直到在光线明亮的一瞬间才发现，根本没有向前走，而只是在他自己的迷宫中来回乱跑，只是比平时跑得更加激动，更加迷乱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写这些东西的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作家。读完之后，我对您的文笔的信任感与我对您本人的信任感几乎没有区别了。捷克语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一种语言的音乐，如波契娜·涅姆科娃使用的那种语言；而您的却是另一种音乐，但在坚定、热情、可爱，特别是目光敏锐和聪明方面与那种语言相近。这是近几年来才开始的吗？您以前也写吗？您当然可以说，我事先便怀着可笑的偏爱，您说得也有道理，我确实是有偏爱的……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我们的天性。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像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折磨人的误解正是由此产生的。密伦娜，对我的有些信您抱怨说，把它们朝各个方向都抖搂个遍也没有任何东西掉出来。但正是在这些信中，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的心离您那么近，浑身血液是那么驯服，那么驯服于您。在那么幽深的密林深处，在寂静中憩息，这时人们除了说说诸如“透过树丛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天空”之类的话外，别的什么也不会说，而在一个小时后人们又会重复同样的话。这些话中肯定“没有一句是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也不会持续很久，顶多一会儿，马上不眠之夜的鼓声又会响起。

您想想看，密伦娜，我是怎么走到您身边来的，我已经走过了怎样的三十八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更要漫长得多）。如果说我是在一个拐弯处偶然看见您的话（我从来没有指望过会见到您，到了现在这般年纪更不会有这指望），那么，密伦娜，我不能叫出声来，我心中已没有叫喊声了；我也不会说千百句傻话，我心中也没有这些东西（当然在其他时候我干过的傻事够多的了）。我会跪下来，也许这样我才会得知，您的双脚就在我的眼前，那么近，我会去抚摸它们的。

您不要要求我正直，密伦娜，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了。很多东西正从我身上消失呢，一点儿不假，也许一切都正在从我身上消失。但是这在狩猎场上鼓舞士气却鼓舞不了我的心。正相反，我会因此而迈不动步子。突然间一切都会变成骗局，被猎者会把猎人掐死。我就是走在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上，密伦娜。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人们在玩“小树、小树，换个个，小树”的游戏，我在阴影下从一棵树下潜行到另一棵树下。我正走在半路上，您向我呼叫，叫我当心危险，想给我以勇气，对我不稳的脚步感到惊恐，提醒我（我！）不要忘了这是游戏——但我不能，我倒下了，我已经躺下了。我不能同时倾听内心可怕的声音和您的声音，但我能听见那个声音并信赖您，您，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能信赖了。

您的F．

星期四

一早我收到了你星期五的信，稍晚又收到了星期五夜里的信。第一封是那么悲伤，正如你在火车站上那悲伤的面容。悲伤不完全因为它的内容，何况那内容已经过时了，就是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共步的树林，同游的城郊，同乘的旅车。但这些是不会消失的：那笔直的、我们共同的旅途线，沿着石子路往上漫步，穿过林阴道归来，沐浴着夕阳，永无休止。但说它无休无止，却又是个愚蠢的笑话。公文袋横七竖八地堆在这儿，还有一些我现在读完了的信，与经理互致问候（我没有被解雇），再就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与此同时，我耳朵里有一只小钟在鸣响：“她已经不在你身边了。”当然，天上什么地方还有一口大钟在鸣响：“她不会离开你的。”但那小钟确确实实是在耳中鸣响着。接着那封夜里写的信也来了。难以理解，怎么能去读它，难以理解，胸脯需要多大幅度的张与缩，才能呼吸这种空气，难以理解，怎么会离你那么遥远呢。

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抱怨。这一切都不是抱怨。我记着你的话。

现在叙述旅途的故事，完了还要说一句：你不是天使，因为我早就知道我们的奥地利签证其实（而又不能说“其实”）在两个月前就已到期。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过境根本不需要签证。果然在进入奥地利时确实没有受到刁难。所以我在维也纳把这一错误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在格蒙德的边防站上，一个官员（一个年轻人，很强硬）马上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我的护照被放在一边，别人都可以继续往前，走到海关检查站去，只有我不能走。这已经够糟了，还老被人打扰。这是我第一天上班，本来没有义务来听公务上的瞎扯，但是不断有人来找我，要把我从你身边推开，不，是把你从我身边推开，但这是办不到的，密伦娜，对吗？谁也办不到，永远办不到。情况就是这样。但你早就开始工作了。一个边防警察走了过来，友好、坦率，以奥地利方式同情而诚恳地领我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入边防站长室。有个在护照上犯了同样错误的罗马尼亚犹太女人也站在那儿。有趣的是，她也是被你友好地打发前来的，你这犹太人的天使。但是反对力量却要强得多，大个子站长和他的小个子助手都是一副固执相，因而越发显得又黄又痩，至少当时是如此。他们把护照接过去，站长只翻了一下，马上作出决定：“回维也纳去，到那儿的警察局办理签证！”我除了反复说几遍“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别的什么也说不出。站长讥讽而生气地同样说了几遍：“对你来说只能如此。”“不能打个电报取得证明吗？”“不行。”“一切费用由我负担呢？”“不行！”那个女人一直很镇静，她看到我这么苦恼，便请求站长把我放过去算了。多软弱的手段，密伦娜！你就是这样让我过不了关的。我将不得不沿着那漫长的路重返验证处去取我的行李，今天离开的打算彻底破灭了。现在我们一起坐在边防站长室里，除了延长车票的有效期外，这警察也不知怎么安慰我才好。站长说过决断性的话后，已回到他私人办公室去了，只有那个矮小的助手还在这儿。我算了一下：下一班去维也纳的火车晚上十点发车，将于夜间两点半到达维也纳。利瓦饭店的大虫子差点没咬死我，我在弗兰茨·约瑟夫车站旁的房间又如何是好呢？但是在那里我不会找到任何房间的，那么我就（在两点半的时候）到L．大街去请求给个房间（是的，那将是凌晨五点了）。不管最终情况如何，反正我要到星期一上午才能去办签证（我能马上得到吗？或者要到星期二才给我），然后到你那儿去。你打开门看见我一定会吓一跳。老天爷！我的思路中断了一下，稍作休息，便又继续下去。但是我还是度过了这么一个夜晚。这样长时间徒劳的坐车后将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当天晚上我又将坐上火车，再行驶十三个小时。我将怎样到达布拉格，又怎么对经理解释呢（我现在又得给他打电报请求延长签证了）？这一切你一定不希望发生，但是你究竟希望什么呢？别无他法。我突然想起，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我心情稍稍轻松一些：在格蒙德过夜，早晨再坐车去维也纳。我疲惫地问那安静的助手，早晨什么时候有去维也纳的火车。五点半开，上午十一点到。好吧，我将坐这辆车走，那个罗马尼亚女人和我一样也坐这辆车。这时谈话中突然出现了转折，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反正突然间这位矮小的助手表示愿意帮助我们了。假如我们在格蒙德过夜，他早晨单独在办公室里时将偷偷地放我们去坐开往布拉格的客车，那么我们便可以在下午四点到达布拉格。对站长我们则应该说，我们乘早班车去维也纳。太妙了！当然只是相对的妙，因为我还必须给布拉格拍电报。不管怎么样，站长进来了，我们围绕去维也纳的早班车演了一幕小小的喜剧，然后那助手就叫我们走。约好晚上我们再悄悄地来找他，商谈下一步的计划。在黑暗中摸索着的我觉得，这是你的神通在发挥作用，而实际上这只是敌对力量的最后一次进攻。现在我们——这女人和我——慢慢地向车站外走去（那辆本来应该载着我们继续前进的快车还在那儿，行李检查持续时间很长）。从这儿到城里有多远？一个小时。真是祸不单行。但是我们发现车站旁有两家旅馆，我们就向其中一家走去。旅馆旁边有一条轨道，我们必须跨过这铁道，但这时开来一辆货车，我还想跑过去，那女人拦住了我。好吧，这列货车干脆停在我们面前不动了，我们只能等着。这是不幸之上附加的一个小小的不幸，我们想。而这一等待恰恰是转折，没有它，我星期天就到不了布拉格了。就像你当时在西站旁从一家旅馆跑到另一家打听一样，现在一定是你从天堂的一道门跑到另一道门为我请求，因为这时你的警察沿着这足够长的路跑出车站，向我们跑来，叫喊着：“快回来，站长让你们走了！”这是真的吗？这个时刻我们的呼吸真的噎住了。我们请求这位警察足有十次之多，他才收下了我们的钱。现在该跑回去了，把行李从站长室取出来，带着它跑向护照检查处，再跑向海关检查处。可是现在你已安排好了一切，我不用提着行李走了，一个行李搬运工正好来到我身边。在护照检查处我挤进了人流中，不经检查警察就放我通过。在海关检查处我那装着一些金质衬衣扣的皮夹子掉到地上，我没有发现，一个官员看见了，把它交给了我。我们一上去火车就开了，我终于可以擦擦脸上和胸前的汗水了。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F．

星期一上午

对你昨天那封信再谈几句：

对你这封信我试着从另一个方面去看整体，这是我一直以来小心避免让自己去看的方面。从这方面去看问题，事情显得很奇特：

我并没有为了你而与你的丈夫去斗争，这一斗争只在你心中进行。假如事情取决于我与你丈夫之间的斗争，那么一切早就决定了。在此我并未过高地估计你的丈夫，很可能我倒是低估了他，这我是知道的；假如他爱我，这便是一个富人对穷人的爱（在你对我的关系中也有点这样的味道）。在你与他共同生活的气氛中，我实际上只是“大家庭”里的一只耗子。一年之中人们顶多只准许它公开地从地毯上跑过去一次。

事情就是如此，一点儿都不奇怪，我对此毫不惊讶。我感到惊讶并觉得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你，生活在这“大家庭”中的你，在所有意识中觉得自己是属于他的，从他身上汲取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那里伟大的女王，尽管如此——这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却不仅有可能喜欢我，而且有可能成为我的，在你自己的地毯上跑过。

但是这还不是最惊讶的，最惊讶的是：你，假如你要到我这儿来，也就是说假如你（从音乐的角度看）想要放弃整个世界，屈尊到我身边，降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从你那里不是只能看见一点儿，而是什么都看不见：为达到这一目的，——奇怪，奇怪，——你不是往下爬，却是以超人方式向远处高于你的地方抓去，如此使劲，以致你的身体可能会被撕裂，你会掉下去，消失掉（而我当然是同你在一起的）。而这仅仅是为了去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只有我坐在那里，既无幸福又无不幸，既无功又无罪，只是因为人们把我放在了那儿。在人类的阶梯上我大约相当于你的郊外的一个“战前小贩”（连卖艺乐师都不是，连这都不是），即使这地位是我斗争得来的——可这并不是我斗争得来的，这也不是什么功绩。

小时候，假如我干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但在大家眼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或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可是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却是很坏的事了（大家眼里不是坏事，这不是我的功德，而是世界的盲目和沉睡），那么我就会很惊奇，怎么一切还是一成不变地循着自己的道路走？那些大人，当然脸色显得阴沉了一些，并没有特别的变化，还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我从懂事时起就一直钦佩他们的嘴巴怎么老是那么安详，老是那么理所当然地紧闭着。这时他们的嘴也依然如故。观察了一会儿以后，我从这一切中得出结论：我显然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对此害怕是一种幼稚的误会。我又可以捡起刚才吓了一跳而停下来的事情，继续干下去了。后来这种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首先我开始相信，其他人对一切都洞悉了，他们的意见也表达得足够清楚，只是我至今还没有足够敏锐的目光来洞察这一切。打那以后我很快就获得了这种目光。第二，我感到其他人的坚定品格（即使这是真的存在的话）虽然还总是那么令人吃惊，但再也不是可以用来为我开脱的证明了。

好吧，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我的本质中什么也进入不了他们的世界。在他们看来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的本质的道路，也就是说我的道路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假如我的本质是一条大河，那么至少有一条强壮的胳膊从他们的世界伸展出来……

关于污秽，为什么我不能对它——我唯一的所有物（这是所有人唯一的所有物，只是我对此知道得不很确切）再三谈论呢？由于谦虚么？哦，这倒是唯一有理的借口啦。

你联想到死亡时感到害怕吗？我只对痛苦怕得要命，这是一个坏迹象。想死，却不想痛苦，这是个坏迹象。否则的话，人是敢于去死的。人们正是作为《圣经》中的鸽子被派遣出来的，还没有找到一片绿地，便又缩回到黑暗的诺亚方舟里去了。

你说，密伦娜，你对此不能理解。假如你把它看作疾病，你就试着去理解它吧。这是心理分析学自称揭示了奥秘的许多病理现象中的一种。我不把它叫作疾病，我把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学那一部分视为一种不可救药的迷误。这一切所谓的疾病（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悲惨）都是信仰上帝的事情，是处于危难中的人在任何一片感到亲切的土地上落脚扎根的现象。心理分析学者认为可用来解释每个人的“疾病”的东西，按照他们的看法也同样是宗教的起因，当然今天我们这里多半没有宗教团体。教派多如牛毛，可都局限于个人，也许这只是因为人们的目光受到当前环境的束缚，看不到那么多。

这些真正在土地上落脚扎根的现象，不是人们可以互相交换的个别财物，而是在人的本质中事先形成的，而且在事后还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塑造人的本质（和身体）。人们想要在此得到治疗吗？

我的境况可以设想有三个圈子，最里面的一圈是A，往外是B，再是C。核心的A向B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必须折磨自己，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他必须放弃（不是放弃，放弃将是很难做到的，只是必须放弃），为什么他不能活下去。在这层意义上狄奥根尼斯(10)不也病得很重吗？我们当中又有谁在亚历山大的目光终于俯视着他时会不感到幸福呢？狄奥根尼斯却固执地请求他释放太阳，那可怕的、在希腊不断燃烧着、逼得人发疯的太阳（这个桶里装满了鬼魂）。C，这个行动的人却什么解释都得不到，B只是对它下达命令。C在最苛刻的压力下行动，恐惧的冷汗直流（在别的情况下能看到这种从额头、面颊、太阳穴、头皮——一句话——从整个头骨周围一起流出来的恐惧的冷汗吗？在C那儿就是这样）。C行动着，与其说出于理解，不如说出于恐惧。他信任，他相信A把一切向B解释清楚了，B则正确地理解和转达了一切。

我不是不真诚的（当然我有这么个印象，我写的东西没有以前的坦率，清晰，是这样吗？），密伦娜，我是在“狱规”容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真诚，这就够意思了，而且“狱规”也越来越宽松。可是，“凭这个”我不能来，“凭这个”来是不可能的。我有一个特点，它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等级上把我与其他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俩都见过西方犹太人许许多多性格典型。就我所知，我是他们中最标准的西方犹太人。说得夸张一些，我没有获得哪怕一秒钟的赠予，我的一切都不是赠予的，一切都必须靠努力夺取，不仅当前和未来，就是过去也同样包括在内。也许每个人都是顺带得到了过去，而我却必须去争取，这也许是最困难的工作。如果地球向右旋转（我不知道它是否会这么做），那么我就必须向左旋转，去攫取过去。可是我却一点儿没有完成这些义务的精力。我不能把世界扛在肩上，我连自己的冬装都扛不动。倒不一定为没有力气叫苦，又有什么力量足以完成这些任务呢！每一种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切的尝试都是神经错乱，也只能得到神经错乱的报答。所以像你所写的那样，“凭这个来”是不可能的。靠自己我走不了想走的道路，甚至连走这条路的念头都不能有，我只能静静地呆着，不能想干别的，别的我什么都不想。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密伦娜夫人。今天我也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提笔的。我不想为不写信道歉。您也知道，我对信是多么痛恨。我一生的一切不幸（我在此并不想抱怨，只是想总结出一条普遍的教训来）都来自信件或者来自写信的可能性，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人们几乎没有欺骗过我，但是信总是在欺骗，并且不是别人的而正是我自己的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对此我不想多说了，但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在信件的连续性中，即在一封信证实着另一封信，并可将另一封信作为自己这一封的见证的连续性中成长。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干二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丰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为了尽可能把幽灵似的东西与人隔绝，为了达到自然的交往，获得心灵的安宁，他们发明了铁路、汽车和飞机，但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显然是些在毁灭过程中产生的发明；其对立面则更平静、更强大，它为邮政发明了电报、电话。幽灵们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灭亡。

我感到惊讶，怎么您还没有写到过这一点？并不是说要通过公开见解来阻止或者达到什么，这已经太晚了，但是至少要向“它们”显示，您是认出了它们的。

此外，从一些例外事情上可以认出“它们”来。有时他们让一封信不受阻碍地通过，这信会像一只友好的手那样到达目的地，轻柔而和善地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兴许也只是表面现象，这种情况也许是最危险的，对这种情况应比对其他情况更警惕。但如果这是一种错觉，那么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觉。

(1) 菲莉斯是卡夫卡的第一个未婚妻，卡夫卡在五年内曾先后两次和她订婚，后又两次解除了婚约。五年内卡夫卡写给她的信达517封。

(2) 指短篇小说《变形记》。

(3) 指《变形记》。

(4) 即袁枚（1716—1798），清代中叶的著名诗人。

(5) 系袁枚中文原诗。这首诗卡夫卡录自汉斯·海尔曼编译的《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卡夫卡非常喜欢这本书，“有时胜过爱其他所有的书”（勃罗德语）。

(6) (7) 指卡夫卡1912年11月24日关于袁枚那首诗的信。

(8) 这是卡夫卡在与两位姑娘缔结的三次婚约失败以后，与第三位女子产生热烈的爱情，这些情书喷发出大量思想火花。它们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文献价值。由于是与一位有夫之妇在“偷情”，故卡夫卡常常很含蓄，因此一般均未写明时间和地点。

(9) 指密伦娜用捷克语写的杂文、随笔一类的文章。

(10) 狄奥根尼斯（公元前412—公元前323），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特殊的怀疑

足智多谋的奥德赛

这里还有个附带的说法流传了下来。人们说，奥德赛是那么的足智多谋，狡如狐狸，甚至连命运女神都无法进入他的内心最深处。也许他，尽管这已经超出了人的理解力，实际上已经发现了塞壬们(2)的沉默，而他只不过将上述虚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幌子在她们和诸神面前演示一遍而已。

吉卜赛种的狗

我有三只狗：“拽住它”、“抓住它”和“绝不”。“拽住它”和“抓住它”是普通的小捕鼠犬，当它们单独在那儿的时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还有“绝不”呢。“绝不”是一只杂种狗，看上去，即使经过几百年精心的训练，对它也不起作用。“绝不”是吉卜赛种。

“绝不”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我实际上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在它的面前我却装出另一副样子。它在房间里东奔西跑，有时蹿到椅子上，用牙齿撕扯我给它的香肠块，最后用爪子把香肠向我弹来，然后又开始了它的东奔西跑。

我是一条猎犬

我是一只猎犬。我的名字是卡罗。我恨一切人，一切事物。我恨我的主人，那个猎人，尽管他，这个靠不住的人，并没有被我恨的资格。

是谁打扰了你

是谁打扰了你？

是什么使你的心失去了平衡？是什么在你的门把上摸索？什么从街道上呼喊你，最终却没有进入这敞开着的门？啊，正是那个你打扰的人，是那个你使他失去心理平衡的人，是你在他的门把上摸索的那个人，是你在街上呼喊他，却又不走进他敞开的门的那个人。

贪婪地卷着的浪

活跃的伙伴们沿河下驶。一个星期天的渔人。生活的无可复加的充实。打碎它们！死水中的木头。贪婪地卷着的浪。激起渴望。

与天空胸贴胸

新鲜的充实。突突涌出的水。暴风雨般的、平和的、高大的、舒展的成长。幸福的绿洲。一夜咆哮之后的清晨。与天空胸贴胸。

和平，和解，沉醉。

你的嘴里塞的不是吃的东西

让他大为惊讶的，你往你的嘴里塞的不是吃的东西，而是尽你的嘴的容量，想把尽可能多的匕首捏成一束塞进去。

特殊的怀疑

我自来对我自己有一种怀疑，就像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对他的养父母的那种怀疑，即使人们细心地注意让他相信养父母是他的亲生父母。那儿总有一种怀疑存在，即使养父母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温柔和耐心一点都不少，这种怀疑也许只不过在长时间的间歇后出现一瞬间，在一些偶然的小事上表现出来，但它毕竟是活的，没有消失，而是在积聚力量，在适当的时候从微不足道的不快一跃而起，成为庞大、野蛮、凶恶的、没有任何束缚的怀疑，冲动地把怀疑者和受怀疑者的一切统统摧毁。我感觉得到它的蠕动，就像怀孕者感觉到肚子里孩子的蠕动那样，而且我知道，他真正降生时就是我的末日。万岁，美丽的怀疑，伟大强悍的上帝，让我死去吧，让我这个生下你的人，这个你让她生下你的人死去吧。

思考力被一致性和清晰性堵住了

这是一个政治集会。奇怪的是，大多数大会都是在这个盖满马厩的场地上举行——在河岸旁。人的声音几乎无法从河流的咆哮中透出来。尽管我就坐在码头护墙上，离演说者很近（他们在一个由方石砌成的四方形的台基上居高临下地讲话），但我听明白的很少。当然我早就知道他们要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意见都一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一致的场面了，我也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这事情太清楚了，不知道说过了多少遍，始终像第一天那么清楚。一致性和清晰性让人心中发闷，思考力被一致性和清晰性堵住了。有时我宁可只去听河流的声音，别的什么也不要听。

唯有沉默才可导致幸福

他对传教士历来反感

一个秋日夜晚，天气晴朗而微凉。有个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的动作、服饰和轮廓全都模糊不清，一出来就想向右拐去。女房东穿着一件宽敞的女式旧大衣，倚在一根门柱上，对他悄悄地说了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却摇了摇头，继续向前走去。穿过电车轨道时，他由于没注意而挡住了电车的路，于是电车从他身上轧了过去。疼痛使他的脸和浑身的肌肉都抽紧了，以致电车过去后，几乎无法使缩小了的脸和抽紧了的肌肉再松开来。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看见在下一站有个姑娘下了车，转过身来招手，往回跑了几步，又停下了脚步，重新钻入了电车。当他经过一个教堂时，台阶上站着一个牧师，向他伸出手来，身子弯得那么靠前，几乎有一个跟斗栽下来的危险。但他没有去握那只手，他对传教士历来反感。那些孩子也使他恼火，他们在台阶上就像在一个游戏场上那样蹿来蹿去，互相喊着粗话，这些话的意思他们当然并不懂，他们只是吮吸这些粗话，因为没什么更好的东西——他把他上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继续走他的路。

一切都感觉到颈部被扼

在这个形象面前我一筹莫展：她坐在桌边，看着桌面。我围绕着她转圈，感到被她扼住了脖子。第三个人在围着我转圈，感到被我扼住了脖子。第四个人在围绕着第三个人转圈，感到被他扼住了脖子。就这样一直延伸开去，直到星星的运动，以至更远。一切都感觉到颈部被扼。

沾上舌尖的不是水，而是血

那是一个小池塘，我们在那儿饮水，肚子和胸部贴着地，由于狂饮的疲惫，前肢无力地浸泡在水中。可我们必须马上回去，考虑问题最多的那位忽然振作起来，叫道：“回去啦，弟兄们！”于是我们便往回跑。“你们上哪儿去啦？”他们问我们。“在小树林里。”“不对，你们在小池塘那儿。”“不，我们没在那儿。”“你们身上还滴着水呢，骗子！”

鞭子挥舞起来了。我们在充满月光的长长的走廊里猛跑，不时有一个挨上了鞭子，疼得一蹦好高。到了先祖廊那儿，追逐结束了，人们带上了门，把我们单独关在这儿。我们大家依然十分口渴，便互相舔着毛皮上和脸上的水，有时沾上舌尖的不是水，而是血，那来自鞭挞的伤口。

唯有沉默才可导致幸福

这抱怨是毫无意义的（他对谁抱怨），这欢呼是可笑的（窗上的五彩缤纷而已）。显然他只不过想成为第一个祈祷者。但接下来这犹太属性就显得不正派了，接下来他在诉苦时只需终其一生地反复说：“我——狗，我——狗……”便足够了，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他。然而沉默足以导致幸福，而且是唯有沉默可能导致幸福。

我离开坚实的土地已经太远了

说说看，你在那个世界过得怎么样？

对关于我的状况的问话，我以违反世俗的态度给予坦率而切实的回答。我过得很好，因为同以前不同，我生活在一个大社交圈子里，生活在众多的关系之中，有能力通过我的知识，通过回答向我身边挤来的人群的问题给我自己带来满足，至少可以说，他们总是像第一次那样狂热地向我涌来。而我也反复地说：“来吧，我永远为你们效劳。”尽管我并不是始终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但这也许根本就没有必要。我的存在对你们是重要的，所以我的言语也是重要的，它们能强调我的存在。我这个估计肯定错不了，所以我听由自己在我的回答之中漂浮，希望能以此给你们带来快乐。

你的答复中有些地方我们不太明白，你能否从头给我们解释一遍？

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这些彬彬有礼的人，你们这些孩子，尽管问吧，问吧！

你说到一个大社交圈子，而你就在那里面活动，那到底是个什么社交圈子？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就是你们这个一起吃饭的小社交圈子，在另一个城市里有另外一个，诸如此类许多城市里都有。

你把这称为社内活动。但是且慢，你说过，你是我们的老同学克里胡贝尔。你真的是吗？

不错，我是的。

原来如此，你作为我们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们，而我们，由于我们不能忘记你的损失，出于我们的心理要求把你拽到这里来，免去了你前来的艰难。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当然是的。

可是你过的曾是那样孤独的生活，我们不相信你在我们的城市之外还会有朋友或者熟人。你在那些城市里到底拜访的是什么人，又是谁把你叫到他们中间去的呢？我们把船靠上了岸。我登上了陆地，这是一个小码头，一个小地方。有些人在大理石地砖上逛来逛去，我跟他们搭话，可是却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这无疑是一种意大利方言。我把我的舵手叫了过来，他懂意大利语，可是他也听不懂这里的人说的话。他否认这是意大利语。但说实在的，我对此一点都不在乎，我唯一的愿望是在无穷无尽的航海中好歹休息一下，而对此目的来说，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一样好。我又到船上去了一次，做出必要的安排，我让所有的人暂时留在船上，只要舵手陪着我，我离开坚实的土地已经太久了，除了对它的渴望之外，我对它也怀有一定的、无法摆脱的畏惧，所以我要舵手陪着我。我也到底下的女舱里去了一下。我的太太正在那里喂我们最小的男孩吃奶。我抚摩了一下她那柔和、发热的脸，把我的意图告诉了她。她抬起头来给了我一个赞同的微笑。

与心理分析学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乐事(3)

我不得不继续纠缠您，尽管我很想避免。这种纠缠是从我对《施威格尔》的急不可耐的抗议开始的——那不是抗议，我还没有走得那么远，那只是一种抗拒——现在又卷土重来了。那天晚上的谈话事后沉重地压在我心上，通宵达旦，倘若不是第二天早晨有件偶然的事把我的注意力引开了些，那么我一定会马上就给您写信的。

从一开始我就看到那么一场谈话向我走来，从门一打开就开始了，糟透了，它几乎打消了我对您的来访的一切喜悦之情。那天晚上使我痛苦得翻来覆去的是，关于《施威格尔》其实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啰嗦了一通。当您就一些细节进行辩解时（讲得很出色，出乎意料之外，完全符合实情），我只是表现出执拗的劲头来。但您的辩解却不能说服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根本不可能被说服的，在想到细节前很久我就已是如此。假如说，尽管如此，我却无法把我的指责说得明白易懂（甚至我自己都无法理解），那么原因仅仅存在于我的弱点之中，这种弱点不仅反映在思维和言谈中，而且表现为一种醒着进入昏迷状态的现象。比如说，我试图说一些反对这个剧作的话，但从第二句话开始就出现了由问题组成的昏迷状态，如你在说些什么？关于什么？这是什么，是文学吗？它从何处来？有何益处？多么成问题的东西！在这个成问题上还得加上你的申辩带来的问题，于是长成了一个怪物。你怎么会走上这些高贵而毫无用处的道路的？对此值得提出严肃的问题，给予严肃的答复吗？也许是值得的，但不是由你提问和解答，这是更高的君主的事。快退回去吧！而这个退回去意味着，我立刻进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无论反驳者的帮助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都不能把我引导出去。您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似乎一无所知，尽管您写过《镜中人》。当然，即使在休息状态中，我也举手赞成那个插话者的意见，您有时对他太严厉了，他只不过是风，嬉弄着空气中的动体，延长着落叶的生命。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完全保持沉默，试着说说《施威格尔》中什么东西使我反感。

首先我感到那里遮着一层纱幕，从而将《施威格尔》降格成为无疑是可悲的孤独体，而这整个剧作中的现实条件却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如果有人在叙述一个童话，那么所有的人都明白，他把自己托付给了陌生的势力，而对当今的法庭一概置之度外，但在这个剧中人们却体会不到这点。这个剧想要唤起这么个印象：正是今天，正是这个晚上，施威格尔的情况偶然地而非有意识地发生了。而这一事件，比如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邻舍中也同样会发生。对这个剧的这种意图我却不能相信。如果说，在这个围绕着施威格尔耸立着的奥地利天主教城市中，在其他房子里也住着人，那么每幢房子里住着的必然都是施威格尔，而不是其他人。剧中其他人物也没有自己的住所，他们同施威格尔住在一起，是他的伴随现象。施威格尔和安娜甚至没有可能引证何处存在一对幸福的夫妻，这一点被诚实地默认了。也许他们所要做的事一般说来无实现之可能，也许剧中无人有力量来反驳这一点。多瑙河船上的那么多孩子来自何处是个谜。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个小城市，为什么是奥地利，在剧中沦落的孤独体是这些呢？

但是您还要把这孤独现象弄得更孤独。好像您如何将它孤独化都不过分似的。您虚构了杀害儿童的故事。我认为这是对一代人的痛苦的侮辱。谁说在这里除了心理分析学外无话可说，那就不要插嘴。与心理分析学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乐事，我尽可能跟它保持距离远一点，但它至少像这一代人一样存在着。犹太民族的痛苦和欢乐与其所属的“腊希注疏”(4)几乎同时是与生倶来的。这里同样如此。

内心世界只能经历，不能描绘

一切障碍在摧毁我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

共同的是这个“一切”。

世界出现在房子里面

承认，必要的承认，突然洞开的门，世界出现在房子里面，而其昏暗的反照至今仍卧在户外。

一个不完整的形象穿过林荫道

下述军事命令是在林荫道上秋天的落叶中找到的，无从得到它出自谁的手，是给谁的。

一个不完整的形象穿过林荫道，一件雨衣的碎片，一条腿，一顶帽子的前檐，匆匆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的雨。

一切程序统统变得多余而可笑

沃姆柏格先生，小城公民学校的老师，在火车站迎接我们。他是以开发那个洞穴为任务的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个好动、强壮、个头中等的先生，留着一绺在一定程度上疏淡得快要消失的黄色的尖胡子。车子还没停下，沃姆柏格已经站在我们这节车厢的踏板上了，我们中第一个人还没下车，他已经开始了致简短的欢迎词。他显然想要完成通常的所有欢迎程序，可是他所代表的事业的重要性使一切程序统统变得多余而可笑。

我能顶得住这个负担吗

这座城市的特点是它的空空荡荡。比如这宽广的环城路广场永远空无一人。穿越广场的电车永远空无一人，它们的铃声响亮地、清脆地响着，表达着从瞬间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的心情。从环城路广场开始，穿过许多屋宇向一条遥远的街道延伸的集市永远空无一人。咖啡馆设在室外，排列在集市入口处两边的许多桌子旁没有一个顾客就座。广场中央那古老的教堂的大门大大敞开着，但没有任何人进出。通往大门的大理石石阶竭尽全力把落在其上的阳光反射回去（米兰的主要广场，梦幻似的）。

这是我古老的故乡城市，我缓缓地、蹒跚着游荡在她的街巷之中。

又是跟同一个巨人进行的同样的搏斗。当然，他没有搏斗，只有我在搏斗，他只俯卧在我的身上，就像一个佣工趴在饭店桌子上那样，在我的胸脯上叉着胳膊，把下巴压在我的胳膊上。我能顶得住这个负担吗？

穿过城中的雾。在一条狭窄的小巷中，小巷的一侧是由爬满常青藤的墙构成的。

远古的朦胧

写下的和流传的世界历史往往通盘失误，人的预感能力虽然也经常引向误区，但总是在导引，并不弃人而去。比如流传在史书中的世界七大奇迹始终由一个谣传伴随着，即此外还有个第八奇迹。关于这第八个奇迹有着各种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说法，人们把这种没把握归因于远古的朦胧。

一切科学都是方法论

就绝对而言，一切科学都是方法论。所以对这明显是方法论之物的任何恐惧都是没有必要的。它是套筒，但是不适用于一切，只适用于一个。

没有自主的战争进行着

我们大家在进行同一场斗争（假如我受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攻击，而伸手到身后去抓取武器，我将无法在武器中选择，即使我能选择，我也只能拿“他人的”，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批武器储备）。我不能进行自己的斗争；如果何时我以为自己是自立的，发现周围没有别人，那么马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我不能立即到达，或根本不能到达大家的位置，我便必须接受现在这个岗位。当然，这并不排除先驱者、后来人、左右翼和战争的一切习惯和怪异特点的存在，但是的确没有自立的战争进行者。这是对虚荣心的打击？是的，但同时也是对其必要的、实事求是的鼓舞。

始终在悲惨结局的污秽中挣扎

总是在虚荣心和自我陶醉的爆发之后才得以喘口气。阅读《犹太人》中的那篇小说时如痴如醉。就像是笼子里的一只松鼠，对活动的幸福感，对空间狭窄的绝望，持续不断之令人发狂，外界的宁静之灾难感。同时这一切又是不断地更替着，始终在悲惨结局的污秽之中挣扎。

一个很糟糕的信号

对细节和自己的世界观进程的记忆之弱——一个很糟糕的信号。只是整体的残片。如果你不能这样地总结自己，在需要决断时把自己整个地握在手中，就像握着一块准备投出的石头，一把准备屠宰的利刃，那么，哪怕你只是想要触及那最伟大的任务，只是想企及它的临近，只是想梦到它的存在，只是想求得有它的梦，只是斗胆去学这种请求的字母，那又怎么做得到呢。另一方面，在拳拢双手之前，并没有向手心吐唾沫的必要。

内心世界只能经历，不能描绘

有可能想某种无可安慰的事吗？或者不如说在没有丝毫安慰的情况之下去想无可安慰的事？这里有一条出路：这么一种认识就是一种安慰。人们完全可能这么想：你必须排除你自己，人们完全可能不必篡改这种认识即保持不倒，保持这种意识：我认识到了。这将真的意味着，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沼泽。在肉体世界中可笑的东西，在精神世界中往往是可能的。重力定律在那儿是不起作用的（天使不会飞，他们没有任何重力需要克服，只不过我们这些世俗的观察者不懂得更好的思维方法），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只有在更高的层次上才能想象。与我对我的房间的认识相比，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多么可怜啊。为什么呢？对外界的观察是存在的，但对内心世界的观察不存在。至少描写心理学在整体上也许是一种人神同形同性论。是对界线的啃噬。内心世界只能经历，不能描绘。——心理学是世俗描写在天界中的影像，说得更正确些，是我们这些彻头彻尾的大地归属者之想象描写的影像，因为影像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大地，我们面对的也只是它。

我们犹如在隧道出轨的乘客

以沾上世俗的污斑的眼睛看，我们的处境相当于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出轨的火车的乘客，所处的地方恰恰是：来自隧道始端的光线再也看不到，而终端的光线微乎其微，以至于不得不不间断地用目光去搜索，去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目标，弄得连哪是始哪是终都没有把握了。可是，出于我们意识的混乱或是高度的敏感，我们周围尽是怪物，而且出于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和烦恼，不断演示着一个或是令人着迷，或是令人厌倦的万花筒。

只有从内部才能维护住自己

从外界，人们总是胜利地用理论把世界压入坑中，自己也一同掉进去，可是只有从内部才能够维护住自己并且使世界保持平静和真实。

魔怪有时获得善的外表

魔怪有时获得善的外表，甚或完全化身其中。如果它不在我面前暴露，我当然只有败北，因为这种善比真正的善更吸引人。可是如果它们不用伪装而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如果我在一场狩猎追逐中被魔鬼撵入善之中去呢？如果我作为厌恶的对象被周围的无数针尖翻入、逼入善之中去呢？如果肉眼可见的善的利爪纷纷向我抓来呢？我会后退一步，软弱而悲哀地进入恶之中去，它自始至终一直在我身后等待着我的决定。

恶有时会有出人意料的举动。它突然转过身来说道：“你误解了我。”也许真是这样。恶变成你的嘴唇，让你的牙齿咬它，而你用的新嘴唇（以前的嘴唇再没有比它对你的口腔更服帖的了）说出了善的话来，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堂吉诃德想要杀死已死的堂吉诃德

尽管桑柯·潘萨从来没有为此自我吹嘘，可他确实在这几年中通过提供一系列骑士和强盗小说，在晚上和夜间把他的魔鬼（他后来给他起名叫堂吉诃德）引了开去，那位于是毫无顾忌地做出了世上最疯狂的事情，但由于没有预先定下的对象（本来这个对象正应该是桑柯·潘萨），所以这些事情对谁都没有损害。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桑柯·潘萨始终跟随着堂吉诃德的行踪，也许是出于一定的责任心吧，从而得到莫大的、有益的消遣，直到生命的终了。

堂吉诃德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个比跟风车的斗争更重要的行动是：他的自杀。死者堂吉诃德想要杀死已死的堂吉诃德，但为了实施这一行动，他需要有一个活着的位置，他持着他的剑不断地而又徒劳地寻找着这个所在。在这一忙碌过程中，这两个死者以无休无止的、看上去分明是生龙活虎的翻跟头形象穿越整个时间。

一个魔鬼在他的内心坐下来

A非常自高自大，他认为在善的方面比其他人强得多，因为他明显地作为一个始终有诱惑力的对象，感到自己越来越多地经历着从他至今搞不清楚的各种方向涌来的诱惑。可是这一现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一个魔鬼在他内心坐镇下来，于是无数较小的魔鬼纷纷前来为大魔鬼效劳。

以冷对冷

假如有把剑刺入了心灵，就应该：目光冷静，滴血不流，以石头般的冷来接受剑的冷。通过剑刺，在剑刺之后不受伤。

这地方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呼吸变了样，在太阳旁边照耀着一颗星星，比太阳更炫目。

目的会有，道路却无

目的是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

信念的一种弱点

宣布并不见得是对信念的一种削弱（也不用为此而抱怨），但却是信念的一种弱点。

婚姻与殉难

殉道者与其敌人的一致性

殉道者们并未低估尸体，他们使之升起在十字架上。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

婚姻与殉难

独身和自杀立于相同的认识层次上，自杀和殉难却绝不是。也许婚姻和殉难是的。

疯子与濒临淹死者

疯子和濒临淹死者，两人都举起胳膊。前者制造的是与诸因素的和谐，后者制造的则是与诸因素的冲突。

受伤的虚荣

虚荣是丑恶的，本来它应该自杀，而它却仅仅自伤，于是成了“受伤的虚荣”。

弥赛亚将会到来

弥赛亚(5)将会到来，只要这个最无拘束的信念的个性主义成为可能——任何人都不毁灭这种可能性，任何人都不容忍这种毁灭，故坟墓会自行开启。这或许也是基督教的教义，它既体现在对事例，一个让人效法的个性主义的事例的真实阐述中，也体现在对中间人在每个人的心中复活的象征阐述中。

存在不可摧毁

信仰意味着：解放自己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解放自己。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即不可摧毁。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

弥赛亚在末日那天才会到来

到弥赛亚成为无必要时，他会到来的，他将在到达此地一天后才来，他将不是在最后一天到来，而是末日那天。

恶是永恒发展中的片刻需要

只有一个精神世界，别的都不存在，我们称为感性世界的，其实是精神世界中的恶，我们称为恶的，只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一个瞬间的必要。

这一切都是骗局：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寻求最高限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想要使善的获取变得过于容易，从而欺骗善；通过给恶提出过于不利的斗争条件而欺骗恶。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人们即使在尘世生活中也不追求善，从而欺骗善；并由于希望能通过把恶抬高到极限使它无所作为，从而欺骗恶。这么看来，比较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下善总是要被欺骗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至少看上去如此，恶没有受到欺骗。

彼岸之物不能跟随此岸之物

总有某种跨越时间的东西与每一个瞬间相应。一个彼岸之物不能跟随此岸之物，因为那彼岸是永恒的，所以不可能同这此岸之物发生时间上的接触。

良知即恶

在天堂里总是这样的：罪孽所造成的和罪孽所认识的是一回事。良知即恶，它是那么无往不胜，以至重复一次从左边跳到右边在它看来都是多余的。

恶与原罪

客体与主观

同一个人的各种认识尽管截然不同，但有着同一个客体，于是又不得不回溯到同一个人心中的种种不同的主观上去。

得不偿失

他猛吃着从他自己桌上掉下的残食；这样他虽然有一阵子肚子比谁都饱，但却耽误了吃桌上的东西；于是后来就再没有残食掉下来。

生命之树与原罪

我们的任务恰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大，这一点给予了他以无穷无尽的表象。

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生命之树，被逐了便吃不到它的果子了。

我们两面同上帝隔开了：原罪把我们与它隔开，生命之树把它与我们隔开。

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恶无关。

生命之树——生命的主人。

我们被逐出天堂，但它未被摧毁。被逐出天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因为，假如我们未被驱逐，也许天堂就必须被摧毁。

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是为我们的享用而存在的。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而改变呢，没有人说出。

上帝说，亚当必将在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天死去。按上帝的说法，吃知识之树的果子的结果是当场死亡，按蛇的说法（至少人们至此还能理解它），其结果则是与上帝比肩。二者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为不正确。人没有死，而是变成有死亡的，他们也没有变得与上帝同等，却获得了成为同等的不可或缺的能力。二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为正确的。不是人死去，而是天堂的人死去，他们没有成为上帝，但是得到了上帝的智慧。

恶与原罪

恶的无可救药的眼界：在认出善与恶之时他便认为看到了与上帝同等的地位。受贬丝毫不能使他的本质更糟：他将以他的肚子丈量道路的长度。

恶是人的意识在某些特定的过渡状态的散发。它的表象并非感性世界，而是感性世界的恶在我们的眼里构成为感性世界。

自原罪以来，我们认识善与恶的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偏偏在这里寻找我们特殊的长处。但在这种认识的彼岸才开始出现真正的不同。这种相反的表象产生于下述原因：没有人仅仅获得这种认识便满足了，而一定要努力将这种认识付诸实施。但他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必须摧毁自己，即使要冒风险；摧毁自己后甚至可能会得不到那必要的力量，但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做此最后的尝试（这也是吃认识禁果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死亡威胁之真谛，也许这也是自然死亡的本来意义）。面临这种尝试时他畏惧了（“原罪”这一概念可追溯到这种恐惧）。他宁可退换对善与恶的认识，但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倒退，而只能搅浑。为此目的产生了种种动机，整个世界为它们所充斥，甚至整个可见的世界也许亦只不过是想要安宁片刻的人们的一种动机而已。这是一种伪造认识之事实的尝试，是将认识搞成目的的尝试。

对于原罪有三种惩罚可能：最轻的是事实上那种，即逐出天堂。第二种是：摧毁天堂。第三种（这应该说是最严厉的一种）是：封锁永恒生命的道路，而保留其他一切。

艺术围绕着真实飞翔

对艺术和生活的立场就是在艺术家的心中也是各不相同的。

艺术围绕着真实飞翔，然而怀着坚定的意图：不让自身焚毁。它的能力是，在这片黑暗的空旷中找到一个地方，那儿能够在光线处于隐蔽状态的情况下，强有力地捕捉住它。

火光与神圣

在踏入最神圣的地方之前，你必须把鞋脱掉，可是不仅是鞋，而是一切，旅行服装和行李，然后是裸体和裸体下的一切，以及掩藏在这一切之下的一切，然后是核心的核心，然后是剩下的和残余，最后便是不灭之火的光。只有这火本身才被最神圣的所吸取，它也让它吸取，两者对之都无法抗拒。

可以粉碎，却无法摧毁

两种可能：把自己变得无穷小或本来就是这么小。第一种是开端，即行动；第二种是完成式，即无为。

为避免用词上的误解，需要以行动来摧毁的东西，在摧毁之前必须牢牢抓住；自行为粉碎的东西正在粉碎，却无法摧毁。

“假如……你就必须死”的含义是：认识是两方面的，通往永恒生命的阶梯设在它前面的是障碍。如果你在获得了认识之后想要到达永恒的生命（你也只能“想要”，因为认识是这方面的意志），那么你就必须摧毁自己这个障碍，以求能够建造那个阶梯（这就是摧毁的结果）。因此被逐出天堂不是行动，而是事件。

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摧毁世界

这个幼稚的世界在残忍中延续

通过赋予一种过大的责任或干脆所有责任你便是自找压力。最早的偶像崇拜一定是对物的恐惧，但与此关联的是对物的必然性的恐惧，与后者关联的是对物负有责任的恐惧。这种责任非常重大，以至人们不敢把它交给任何非人的力量，因为通过一种物的中介会给人的责任染上污点。所以人们让每一种物都由自己负责；不仅如此，人们还让这些物对人相对地负起责任来。人们不能够做出足够的努力来造就制衡力量，这个幼稚的世界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其幼稚性完全在残忍中延续下去。

我们不能摧毁这个我的误入的世界

只有第一，在世界是恶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与我们的意识相违背。第二，在我们有能力去摧毁它的情况下，摧毁这个世界才能成为我们的任务。第一点似乎是如此，第二点我们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我们不能摧毁这个世界，因为并不是我们把它作为某种自立的东西建立起来，而是我们误入了其中，还不止此：这世界是我们的失误，作为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不可摧毁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只能通过它走向终结，而不能通过对它的放弃来加以摧毁的东西，当然走向终结只能是摧毁的一个结果，但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之内。

对我们来说存在着另一种真理，就像通过认识之树和生命之树所描绘的那样。即行动者的真理和休憩者的真理。在第一者中，善与恶分离，在第二者中，只有善自己，无论对善还是恶，它都一无所知。第一个真理是真正交给了我们的，第二个只能去感觉。这是一幕可悲的景象。愉快的景象是：第一个真理属于当前，第二个真理属于永恒，所以第一个真理也在第二个的光中熄灭。

厌倦意味着不知足

厌倦不一定意味着信仰弱，要不真的有这种含义？厌倦无论如何意味着不知足。我在所有意味着自我中都感觉转不过身来，甚至我所意味着的永恒对我来说也太狭窄了。可是如果我比如说读一本好书，比如一本游记，它却能唤醒，满足我，使我知足。这便证明了，以前我没有把这本书纳入我的永恒之中，或没有使之逼进至能够感觉到这永恒的地方，然而永恒却是同样围绕着这本书的。——从认识的一定层次开始，厌倦、不知足、狭窄感和自我蔑视必然会消逝，这个层次就是我能够有力量把以前作为一种异体使我振奋，给我满足，使我解放，让我升华的认识为我自己的本质的时候。

但是如果它以前是被误认为是异体而具有那种效果的，而你在获得了这种新的认识后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会失去以往的那种慰藉呢？当然，它只是作为异体才具有那种效果，但并不仅仅是这种效果，而是通过它的继续作用把我推上了这更高的台阶。它没有停止作为异体存在，而是除此还开始成为自我。——可是你所身为的异体不再是陌生的。于是你便否认创始之说，从而否认了你自己。

永恒不是静止

欢迎永恒，但又使我悲伤

照理我是欢迎永恒的，找到永恒我又很悲伤。难道我应该通过永恒完全感觉到我自己，从而感觉到我被压在地上吗？

你说：我应该肯定这一感觉，你这是表达了你心中的一种信条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可是像你这样，仅仅听着这个信条，此外什么也不做，不可能只有一个信条被植入你的心中。这是一个持续的还是仅仅是暂时的信条呢？

这我无法断定，然而我相信，这是一个持续的信条，可是我仅仅是暂时地听到它。

你的根据是什么？

根据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听到了它，可是在我听不到它的时候，它是变成了本身无法让人听到，然而同时把对抗之音压了下去，或使之渐渐陷入痛苦，那对抗之音即是我对永恒感到索然无味的那个。

肯定也会如此，有时我甚至相信，除了那对抗之音外我什么也没听到，其余一切皆是梦，我让梦在白天出现。

为什么你把这内心的信条同一个梦相提并论？难道它也像梦那样，无意义，无衔接，不可避免，奇特，给人以无底的幸福感，或者令人害怕，不是对整体是间接的，迫使人去转述吗？

这一切都对；——无意义，因为只有在我无法追随它的时候，我才能在这里存在下去；无衔接，我不知道是谁提供它，它所针对的又是什么；不可避免，它在我全无准备的情况下降临，同梦对睡眠者的突如其来一样，当然，睡眠者在躺下时，还是有做梦的心理准备的。它是奇特的，或至少似乎如此，因为我无法跟上它，它不同真实搅和在一起，从而保持了它那不可侵犯的奇特性；它带来无底的幸福和恐惧，当然前者比后者要少得多；它不是直接的，因为它是无从捕捉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迫使人们去转述它。

可是永恒不是时间性的静止

想象永恒时的令人压抑之处是：时间在永恒中必然要求我们所无法理解的辩白和由此而来的我们自己的辩白，即我们本身。

即使是以往对我们的时间局限性的永恒的辩白之最弱的相信，也比对我们目前罪孽深重的状况的最坚定的相信要令人压抑得多。只不过忍受第一种相信的力量（它由于其纯洁性而完全包容了后者）是信仰的尺度。

自由如束缚，在其根本意义上是一个

自由和束缚在其根本意义上是一个。在什么根本意义上？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奴隶没有失去自由，故在某种角度看比自由人更自由。

世代之链不是你的本质之链，然而两者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一代又一代就像生命中的一个个瞬间那样接踵死去。——其中有何区别？

这是个古老的笑话：我们抱着世界抱怨说，是它抱住了我们。

你在一定意义上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你把存在解释为一种休息，一种在运动中的休息。

在世界的可逝性中与之斗争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特性是其可逝性。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一个个世纪并没有走在这个当前的瞬间前面。所以可逝性的延续不能给人任何安慰；新的生命从废墟中发芽开花，与其说证明了生命的坚韧，不如说证明了死亡的坚韧。如果我要与这个世界斗争，我就必须在它关键的特性中斗争，即在其可逝性中。我在此生中能够真正地，而不仅仅凭希望和信念做得到吗？

这就是说你要与这个世界斗争，而且是用武器，它缘于希望和信念的真实。这样的武器也许是有的，但它们只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是可认识的和可使用的。我先要看看，你是否具备这样的前提。

知识中存在着更多魔性

关于魔性的知识也许是有的，但是不存在对它的确信，因为没有比知识中存在着更多魔性的了。

自由意志的三点式

你的意志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当它想要穿越沙漠时，它是自由的，因为它可以选择穿越的道路，所以它是自由的，由于它可以选择走路的方式，所以它是自由的，可是它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不自由，因为无论哪条路，由于其谜一般的特点，必然令你触及这片沙漠的每一寸土地。

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自由的，因为他想要这个生命；现在他当然无法走回头路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初想要这个生命时的那个人了，他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执行他现在生活在其中的当初的意志。

第二，他是自由的，这体现在他能够选择这一生命的行走方式和道路。

第三，他是自由的，这体现在，他还将成为从前的那一个人，怀有这么个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走完这一生，通过这个方式最终回归自己，而这是通过一条虽然可以选择，但又是那么迷宫般的道路实现的，走在这条道路上，这个生命的任何角落都将被他踏遍。

这就是自由意志的三点式，但它也同时是一点式，而且从根本说是极端的一点式，以至于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某一种意志，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意志。

我只带来了人的普遍弱点

一种真正的前世的证明是：我以前曾经见过你，这是史前的和生命终结时的奇迹。

并不是惰性、恶意、笨拙（尽管所有这些都有一点关系，因为“这只害虫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使我干什么都失败或甚至连失败都不允许：家庭生活，友谊，婚姻，职业，文学，造成这一结果的其实是立足之地、空气、信条的缺乏。创造这些是我的任务，并不是说我这样可以把失去的补回来，而是这样我可以什么都不曾失去，因为这个任务像任何其他任务一样好。它甚至是最起始的任务或至少是它的余辉，就像人们攀登一个空气稀薄的高地时突然进入了遥远的太阳的光芒之中一样。它也不是例外的任务，而肯定是已经常提出来的了。当然是否也曾以这样的规模，我就不知道了。据我所知，我没有带来任何生活之要求，而只带来了人的普遍弱点。我用它（从这方面看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强有力地接纳了我的日子的负面，这一日子距我非常之近，我永远不会有与它斗争的权力，而只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它的权力。在那一点点正面和那最极端的、正在转化为正面的负面上，我没有继承到哪怕一星半点份额。我不是像克尔恺郭尔那样是被基督教那已经沉重地下垂的手引入生活的，也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抓住了正在飞去的犹太教袍的最后一个衣角。我是终结或开端。

死亡之最残忍之处

在一个人死后，即使在人世间，从死者的角度出发，在一段时间里也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舒适的寂静，那种人间的狂热静止了，看不到死亡的继续，一种误会似乎消除了。就连活着的也得以喘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死人的那间房子的窗子都打开的原因了，——直到这一切被证实是假象，痛苦和心酸重新开始。

死亡的残忍之处在于，它带来了终结时真正的痛苦，但未带来终结。

死亡的最残忍之处是，一种表面的终结引起一种真正的痛苦。

在死者床前的哭泣实际上是在哭泣这里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我们一如既往地不得不甘心于接受这种死亡，一如既往地把这游戏玩下去。

阳光灿烂的早晨。

人类的发展——死亡力量的增长。

我们的拯救是死亡，但不是这个死亡。

信仰的疯狂力量

每个人都面临两个信仰问题，一是究其生活信仰的可信性，二是究其目的信仰的可信性。两个问题都由每个人通过其生活之事实那么坚决而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这就让人吃不准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理解了。无论如何必须探索一下这个基本的肯定，因为在其表现下的深处，这些答复在这些问题的冲击下显然是混乱而又缩头缩脑的。

“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单是我们的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在其信仰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

“这里面有一种信仰的价值吗？人们总不能不生活吧。”

“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

悖谬的不可传达性

悖谬的不可传达性也许是存在的(6)，但并不表现为这么一种，因为亚伯拉罕自己也不明白。那么好吧，他不需要或者不应该明白，因此也不能为自己去解释它，但他在别人面前却是可以试着为其解释的。一般性在这意义上也不清楚，伊菲格尼事件表明，预言从来就是不清楚的。

一般的静止？一般的两可性。有时把一般解释为静止，在别的场合则解释为在个别和一般之间“一般的”来与往。静止才是真正的一般，但也是最终目的。

就好像是一般和个别之间的来与往在真正的舞台上演出，而一般的生活则仅仅被勾画在布景上。

不存在那种由我非常间接地使之毫无意义的、能使我感到厌倦的发展。这可逝的世界对于亚伯拉罕(7)的展望来说是不够的，因此他决定带着它进入永恒。不知是城门出口还是入口太窄，反正他那运家具的车过不去。他把这归咎于发号施令的嗓门太弱。这是他生活中的痛苦。

亚伯拉罕的精神贫困的笨拙是一种优势，它使他易于精神集中或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精神集中，当然这么一来他的这一优势便又失去了，因为这优势就在集中精神的力量之运用上。

亚伯拉罕陷入了这么一种误解之中：他无法忍受这个世界的单调。可是众所周知，世界是非常之丰富多彩的，这在任何时候，只需抓起一把世界拿到近处来看一看，就可以得到证实。这一点亚伯拉罕当然是知道的。因此对世界的单调的抱怨实际上是抱怨同这世界的丰富多彩掺和得不够深。所以说，这抱怨其实是跃入世界的跳板。

他拥有过多的精神

与他的援引证据并存着一种魔法。人们可以遁入魔法世界以躲开援引证据，可以遁入逻辑学以躲开魔法，可是两者同时压来，两者在一起便成了第三种东西，成了活的魔法或者成了对这个世界不是摧毁性的，而是建设性的摧毁。

他拥有过多的精神，他带着他的精神乘坐着一辆魔法车穿越大地，包括那些没有路的地方。他自己无法知道，那里是没有路的。这么一来，他为了继任的谦卑，请求便成了蛮横，而他那“在路上”的真诚信念成了狂妄。

是我撕碎了自己

如果我在不远的将来死去或完全失去生活能力（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我最近两个夜晚已连续咳出大量的血来），那我就可以说，是我撕碎了自己。如果说，我父亲以前在野蛮而空虚的威胁中习惯于这么说：我把你像一条鱼一样撕成碎片（实际上他一根手指都没动过我），那么现在这个威胁在与他毫不相干的情况下实现了。世界（F(8)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我在难分难解的争执中撕碎我的躯体。

我体内感觉到的是空虚

A：您所着手的，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件非常艰巨和危险的事情。当然也不能过高估计，因为世上还有更艰巨和更危险的事，而且也许就在人们根本没有估计到的地方而天真又毫无准备地着手去干的事。这真的是我的看法，但我当然并不想以此看法阻止你去实践这些计划，也不想贬低这些计划。绝不是这个意思。你的事业要求付出很大的力量，也值得付出大力。可是你感到自己有这种力量吗？

B：不，我不能这么说。我体内感觉得到的是空虚，而没有力量。

死亡可以，忍受痛苦却做不到

作出判断的思想饱受痛苦的折磨，在加强痛苦和一无所助的情况下上升。就好像是在终于将烧成灰烬的房子里，建筑学上的基本问题才首次提了出来。

死亡我是可以做到的，忍受痛苦却做不到；通过逃避痛苦的尝试我反而明显地加强了它；我可以顺从于死亡，却不能顺从于痛苦，我缺乏这种心灵运动，就像是一切都装好了，把已经系紧了的皮带痛苦地又一次系紧，而车却不启动。最糟糕的，就是这非致命的痛苦。

不让任何景象搅乱我的思维

有许多人在等待。一个在黑夜中无法看到尽头的人群。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显然想要提出某些特定的要求。我将倾听他们的要求，然后做出回答。可是我不到外面平台上去，而且即使想去，我也根本做不到。在冬天，平台的门是锁上的，钥匙又不在身边。可是窗前我也不去。我不想看任何人，不想让任何景象搅乱我的思维，我就坐在写字台边，这就是我的位置，把脑袋埋在双手之中，这就是我的姿势。

那条路失踪了

我在一个树林里完全地迷了路，不可理解地迷了路，因为就在不久前我虽然不是走在一条路上，但就在那条路附近，始终可以看见那条路。那条路失踪了，一切寻找它的企图统统宣告失败。我在一个树根上坐了下来，想要好好考虑一下目前的处境，可是我的精神集中不起来，总是想着一些其他的事而不去想最重要的事，思路总是在该忧虑的问题旁边擦身而过。接着我周围挂满了的黄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摘下一些来吃。

居住的痕迹被抹掉了

可怜的孤独的房子！你这儿是否从来就没有人住过？没有有关的传说流传下来。没有人研究你的历史。你里面是多深的寒冷。如果说曾经有人住过你这儿，那么居住的痕迹可以说是无法理解地、出色地给抹掉了。

我把我的理智埋在了手里

我把我的理智埋在了手里。我愉快地、理直气壮地扛着脑袋，可是手却疲惫地下垂着，理智把它向地面拽去。看看这只皮肤坚硬、血管直贯、高耸、掌纹密布、具备五指的小手，为能把理智搭救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容器中去可真是不错。特别有利的是，我有两只手。我像在儿童游戏中那样问道：我的理智在哪只手中？没人猜得出，因为我能通过掌纹在一瞬间把理智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中去。

丰富多彩的瞬间始终没有到头

丰富多彩性在我们生活着的一个瞬间的丰富多彩中丰富多彩地转动着。而这个瞬间始终没有到头，看吧！

我们处于午夜的寂静之中

世界上有畏惧、悲哀和荒凉，他是懂的，但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不太明确的、一般的仅及于表面的感觉而已。其他一切感觉他一概否认，他认为我们称之为感觉的只不过是表象、童话和经验与记忆的返照而已。

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真正的事件绝不可能为我们的感觉所达到，更别说超过了。我们只是在以自然性质的无法理解的高速度走过的真正的事件之前或者之后经历它们，它们是梦幻般的、仅仅局限于我们心中的虚构。我们处于午夜的寂静之中，然而只需我们向东方或西方转过身去，我们经历的便是日出和日落。

有些怀疑论者走上了结婚的道路

微弱的生命力、误会的教育和单身生活造就了怀疑论者，但并非必然。为了拯救怀疑，有些怀疑论者便走上了结婚的道路，至少在精神上，于是便获得了信仰。

大地像被逮住的动物一样颤抖着

在沉重的打击下，灯光向下照去，把那朝四面八方逃逸的织物撕成碎片，毫不容情地穿透那张残留的、大网眼的空网子。下面，大地像被逮住的动物一样颤抖着，一动不动地站着。在相互的魔力下，两者互相注视着。而第三者，害怕被碰上，躲到了一边。

神父的问题我几乎听不懂

该我忏悔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切忧虑烟消云散，透过半开着的教堂门可以看见那片广场，愉快的、安静的、没有任何太阳斑点的颤动展现在那里。我只能想起最近一段时间里有过烦恼，我要想出它那可恶的根源，但却不可能，我想不起任何烦恼，想不起任何在我身上的根子。神父的问题我几乎听不懂，当然那些话我是懂的，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没法听出这些话语与我有一星半点的关系。有些问题我请他再重复一遍，可是仍然无济于事，它们就像是我认识的熟人，但记忆力却没法帮我想起它们到底是什么人。

与狂热所向往的地方保持遥远的距离

保持冷静，与狂热所向往的地方保持遥远的距离；认识潮流并因而逆流游泳。出于被卷着走的快感而逆流游泳。

我斗争得比其他人更甚

新鲜的充实

这就是我赖以繁盛的营养。这就是那从年轻的根部上升的甜汁。

我从桌边一跃而出，酒杯还握在手中，我追逐着那个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

新鲜的充实。突突涌出的水。暴风雨般的、平和的、高大的、舒展的成长。幸福的绿洲。一夜咆哮之后的清晨。与天空胸贴胸。和平，和解，沉醉。

创造性的。前进！沿着道路过来！对我发表言论！让我发表言论！判决！杀戮！

合唱。——我们笑得痛快。我们年轻，日子美好，走廊是高大的，窗户外面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鲜花盛开的花园。有时那在我们背后走来走去的仆人会说一句话，要我们安静一些。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他，我们几乎听不明白他的话，只有他那在石砖上空空作响的脚步声使我察觉他遥远的警告的声音。

陌生的力量画着一朵高于月亮的花

我们说不上来，我们是否有去看看一个神秘画家的心理要求。情况是，一种自来就轻微地、难以察觉地存在着的心理要求，在注意力日益集中的情况下几乎就要消失了，而只是通过随之马上就出现的现实才又留在了属于它的位置上，就是这样，我们很久以来就怀着那么一种难以察觉的好奇心，想要看见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她们出自内心的、然而是陌生的力量画着一朵高于月亮的花，然后是深海植物，然后是留着巨大的发型、戴着头盔的变形的头颅，完全与本来面目不一样。

疾病怀着难以捉摸的意图蹲在树叶下

疾病怀着难以捉摸的意图蹲在树叶下。如果你弯下腰去看它，而它发现被你发现了，它就会蹦起来，这个瘦小沉默的坏蛋，它不想被你压碎，而想受到你的滋养。

倒在警察的胳膊上

这是一份委任状。根据我的个性，我只能接受一份委任状，即无人给我的那份。我生活在这个矛盾中，我永远只能生活在一个矛盾中。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如此，因为人们活着死去，死着生活。这就好比一个马戏场由帆布围着，任何人如果不在这帆布圈子里，就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有人在帆布上找到了一个孔，那他就能在外面看。当然，这是第二个当然，通过这么一个孔，人们多半只能看见立席中的观众的背脊。当然，这是第三个当然，音乐还是能够听到的，还有野兽的吼叫。直到人们最终由于惊恐而昏厥过去。倒在警察的胳膊上——那警察例行公事地在马戏场外转圈。仅仅轻轻地在你肩上拍了一下，提醒你如此紧张的窥视是不正当的，且没有付钱。

不要为寻找障碍耗费时间

有时似乎是：你得到了一个任务，具有完成它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力量（不太多，不太少，尽管你必须保持它，但又不必为之担惊受怕），你有足够的可以操纵的时间，工作的旺盛意志你也有。那么阻止这一巨大的任务成功完成的障碍又是什么呢？不要为寻找障碍耗费时间，也许一个都不存在。

压力的来由

我所承受的责任的压力从来不外乎其他人的存在、目光和判断所给予我的。

魔鬼不断被战胜，却从来不能被消灭

人的根本弱点不在于他不能取得胜利，而在于他不懂得利用胜利。青春战胜一切，战胜原始欺骗、隐藏的魔障，可没有人在那儿适时地捕捉那些胜利，使之变成活生生的东西，而新的青年则由于马上就要受到新的一轮进攻而痛苦，想要获得自己的胜利。于是魔鬼虽然不断地被战胜，但从来未能被消灭。

有朝一日欺骗被消灭

永远持怀疑态度的是人，他们认为，除了那个原始大欺骗以外，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一个专门针对他们的小欺骗，这就好像是，当一出爱情剧在舞台上上演时，那女演员除了对她的情人装出一副笑容外，还有一个暗藏专献给楼座最后一排的一个特定观众的笑容。愚蠢得自以为是。你除了欺骗外，难道还认识别的什么吗？倘若有朝一日欺骗被消灭，你就能再向那里看，或者你将变成盐柱。

这座城市里始终是凌晨

这座城市像个太阳，所有的光集聚在中间的一个圈子里，使人为之炫目，人们迷失方向，人们找不到街道和房子，一旦进入这里，人们就再也不会出现；在一个较大的圈子里，还是很狭窄拥挤，但不再有源源不断涌出的光，这里有昏暗的小巷，暗藏的通道，甚至有一些小广场，卧在朦胧和清凉之中。再外面的一个更大的圈子里，这里的光线已是那么的分散，以至人们必须去寻找它，庞大的城市笼罩在冷灰色的色调中，再往外就是宽广的原野了，光线暗淡，一派深秋色彩，光秃禿的，从来不见哪怕一点儿来自空中的光一闪而过。

这城市里始终是凌晨，几乎还没有开始的早晨，天空呈现一片呆板的、几乎不见空隙的灰色，街道空旷、洁净、寂静，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个没闩好的窗扇在缓缓地晃动着，不知什么地方有块从某个阳台垂到最底层的布的底端在飘动，不知什么地方有个窗帘在一扇敞开着的窗里轻轻地沙沙响，此外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他只是怀疑上帝化身的说法

一个人怀疑皇帝是上帝的化身，他说，皇帝理所当然地是我们最高的主人，他不怀疑皇帝是上帝派来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怀疑上帝化身一说。这些话当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假如海浪把一滴水拋到岸上，对海洋永恒的波浪运动并无影响，而且不如说这是波浪运动本身所规定的。

一个人被带到了皇帝所在城市的一个法官面前，他否认皇帝是神的化身。士兵们把他从他的家乡押到这里用了足足几个星期，他累得几乎无法坐着，两颊深陷，并且……

它那冷若冰霜的脸上

一个转折。答复等待时机地、战战兢兢地、满怀希望地回避着问题，在它那冷若冰霜的脸上拼命寻找着机会，通过最没有意义的途径（也就是尽可能避而不答的途径）跟随在问题的后面。

我想要抓住它们而不得

这是个平常的日子；它向我露出了牙齿，我也被牙齿给缠住了，无法脱身；我不知道它们是靠什么缠住我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咬合；我看到的也不是整齐的两排牙齿，而只是这儿几个，那儿几个。我想要抓住它们，从它们上面翻越出去，可就是办不到。

可望而不可即的憧憬

这是什么地方？我认不出来。这里一切互相呼应，一切柔和地互相融合。我知道这地方存在于某处，我甚至能看见它，可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也无法接近它。

人们必将沉沦

“这不是光秃秃的墙，而是压成墙状的最甜美的生活，一串又一串紧挨着的葡萄。”

“我不信。”

“尝尝看。”

“由于不相信，我不会去尝的。”

“那就沉沦吧！”

“我不是说过，面对这堵墙的光秃秃，人们必将沉沦吗？”

我不断地迷失方向

我不断地迷失方向。这是一条林中小路，可是十分容易辨认，只有在它的上空看得见一线天空，其他地方全都是林木茂密，一片昏黑。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断地、绝望地迷失着方向，而且，一旦我离开这条路一步，便意味着深入林中一千步，绝对的孤独，我真恨不得倒下去，永远不再爬起来。

自己对自己的厌恶

一个守卫！一个守卫！你在守卫什么？是谁派你来的？比那躺在石头底下，刚刚醒来的蛀墙水虱，你只多一样东西，那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厌恶。

你尽管使劲让蛀墙水虱理解你吧。一旦你告诉水虱应该怎么回答关于它的工作的意义的问题，你就等于是剿灭了水虱一族。

有些苦行僧是贪得无厌者

有些苦行僧是贪得无厌者，他们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绝食，想以此达到以下目的：

1．有一个声音说：够了，你斋戒得够了，现在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吃东西了，而这不算作你吃东西。

2．这同一个声音要同时说：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在压力下奉了那么长时间的斋了，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怀着快乐奉斋，这将比食物更甜美（同时你也将真的吃东西）。

3．这同一个声音要同时说：你战胜了世界，我给你解除它，解除吃和斋戒（可是你将同时既斋戒又吃东西）。

同时，那个从不间断对这些苦行僧说话的声音也在回响：尽管你斋戒不彻底，可是你有良好的意志，而这就够了。

心理分析学治疗的一个误区

你说，你对此不能理解。但你还是不妨试着去理解它，把它称为疾病吧。这是心理分析学家们自以为发现了许多病理现象之一。我不把这称为疾病，而将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学部分视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误区。所有这些所谓的疾病，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多么可悲，都是信念实体，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在某一块母亲之土上扎下的根；同样，心理分析学认为宗教的起源也无非在于单个的人的“疾病”之中。当然今天没有宗教的共同体，分支不计其数，而多半又局限于单个的人，可是这种看法也许跟受现实局限的视野有关。这种在真实的土地上的扎根也许并不是人的单个的财产，其实质是有先例的，而其后还将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造其实质（也包括其肉体）。难道要对此进行治疗吗？

三个圈子的设想

就我的情况而言，可以设想三个圈子，最里面的A圈，然后是B圈，然后是C圈。核心的A向B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自我折磨，这样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他要自暴自弃，为什么他不能生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比如说狄奥根尼(9)不是毛病很重吗？我们中有谁在亚历山大辉煌的目光下会不感到幸福呢？狄奥根尼却玩命地求他让出阳光来。这个桶里装满了幽灵。C这个行动者，不再得到任何解释，B仅仅是可怕地向他下达命令；C在严厉的压力下行动，可是与其说出于理解，不如说是出于害怕，他满怀信任，他相信A向B解释了一切，而B正确地理解了一切。

不要被画在墙上的启示所迷惑

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中度过的。

你必须用脑袋顶穿墙。顶穿它并不难，因为它是用一张薄薄的纸做的。困难的是，不要被已经画在墙上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去顶的启示所迷惑。那会引诱你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是不停地在顶穿它吗？”

我斗争得比其他人更甚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有些人感觉到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执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说我有点儿漫不经心，可是不多。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斗争得比其他人更甚，大多数人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就像在做梦时挥手赶走某个现象那样，可我确实是挺身而出，经过对如何充分利用我所有的力量的考虑而斗争着。为什么我会从这看上去闹哄哄，可是一涉及这方面就静得让人害怕的人从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现在会列在头号敌人的表上呢？我不知道。过另一种生活让我感到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把这种人称为天生的战士。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并不渴望胜利，并不是作为斗争的斗争给我带来快意，它只是作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给我带来快意。作为这么一种东西它给我的快意比我实际上能够享受到的多，比我能够奉献的多，也许我将不是在战斗中，而是在这种快意之中沉沦。

每个人都对另一个人强调其自由和权力

这是些陌生人，却又是我自己的人。他们刚得到释放，在翻译者的那种无知觉状态中滔滔不绝，有那么点陶醉，没有片刻时间来互相重新认识。他们互相说话时就像是一个主人对另一个主人那样，每个人都对另一个人强调其自由和权力。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改变，观念还是那些，动作和目光也同以前一样。当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无法抓住它，如果我说是被释放状态，那只能是一种应付性的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感觉到自己是被释放的人呢？所有的圈子和支派网络都保留了下来，每一个人和全体之间的紧张状况未受到破坏，每个人都仍然在他的位置上，都准备投入交代给他的斗争之中，你还要想问他想干什么吗？与以前的区别究竟在何处呢，我像一只狗似的围着他们嗅了半天，却仍然找不到那个区别。

只有在合唱中才可能有一定的真话

当野外工人晚上收工回家去时，他们在路面斜坡上看到一个缩成一团的老人。他半睁着眼睛在打瞌睡。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喝醉了，可他并没有喝醉。看上去，也不像生病了，也不是受了饥饿的折磨，也不是受了伤而筋疲力尽，至少他对所有这些问题一概报以摇头。“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人们终于问道。“我是一个大将军。”他头也不抬地说道。“原来如此。”人们说，“原来这就是你的痛苦。”“不。”他说，“我真的是的。”“没错。”人们说，“要不然你又能是谁呢？”“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他说，“我是上将。”“你瞧，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是想提醒你，在这儿夜里会冻坏的，所以你应该离开这儿。”“我走不了，再说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你为什么走不了？”“我走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是我能走，我在那一瞬间又将成为我的军队中的将军。”“他们把你扔了出来？”“扔一个将军？不，我是掉了下来。”“从哪掉下来？”“从天上。”“从那上面？”“对。”“你的军队在那上面？”“不。可是你们问得太多了。走你们的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生活的圈子有多大：一方面人类在其所记得的历史中，始终在言论的洪流中漂浮，而另一方面，只有在人们想要撒谎的那个地方，才有可能发表言论。

坦白和撒谎是一回事。为了能够坦白，人们便编造谎言。人们所是的，是无法表达的，因为这就是人们本身；人们所能够转述的，只是人们所不是的，也就是谎言。只有在大合唱中才可能有一定的真话。

我处在石棺般的空间里

这不是牢房，因为第四面的墙完全不存在。当然，如是设想一下，这一面的墙也是砌好了的，或者有可能砌好，那将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我所处的这个空间深仅一米，只比我高一点，简直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石头棺材。只不过它暂时没有被砌死，我可以自由地把双手伸出去，如果我抓住顶上的一个铁钩子，我还能小心地探出头去，当然只能是小心翼翼地，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小空间离地面有多高。它好像很高很高，至少我目力所及的下方只见灰蒙蒙的雾气，向左，向右，向远方望去，都是这种情景，只有上空雾气似乎不那么浓。这种景观就像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从一个塔上望出去那样。

我的房间里无处没有蛇

我本来对蛇并不反感，更不畏惧。直到现在，畏惧才事后潜入我心中。从我的状况看这也许是必然的。首先，在这整座城市里，除了展览馆或者个别商店里，根本就没有蛇，可是我的房间里它们却无处不在。事情是这么开始的，晚上我坐在我的桌边写一封信。我没有墨水瓶，而用一个大瓶子以代之。我刚要把笔再次伸进去，却看见一个小而柔的扁平脑袋在瓶颈里探起。它的身体在瓶子里下垂。下部消失在激烈运动着的墨水中。这很奇怪，可是我马上停止了凝视，因为当我想到，这可能会是一条毒蛇，因为它的舌头吞吐得很让人怀疑，而且有个吓人的三角形……

世界及其光线使你更加晕眩

情况并非是：你被埋在了矿井里，大量的岩石块把你与世界及其光线隔离了开来，而是：你在外面，想要突破到被埋在里面的人那儿去，面对着岩石块你感到晕眩，世界及其光线使你更加晕眩。而你想要救的那个人随时都可能窒息，所以你不得不发疯一样地干，而他实际上永远不会窒息，所以你永远也不能停止工作。

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

“我们的路走得没错吗？”我问我们的导游，一个希腊犹太人。在火炬的光照中，他向我转过他那苍白、柔和、悲伤的脸来。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对他似乎完全是无所谓的。我们怎么会找他做我们的导游的呢？到现在为止，他没有领我们穿过罗马时代的地下墓穴，而只是默不作声地跟着我们，无论我们往哪儿走。我站了下来等着，直到我们这一小队人全部聚集在一起。我问，是否有人掉队，没有任何人掉队。我对此不得不感到满意，因为这里面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在异乡，我们互相拥挤着跟着导游向地下墓穴走下去，这时我才开始试着与他们结识。

他始终在击打着同一个刻痕

他已为自己塑造了一座塑像，可实际上他始终在击打着同一个刻痕，出于固执，或更多的是出于绝望。

那里可以在高高的水层中伸展胸襟

一条鱼在中段水流中游动，胆怯而喜悦地向下看着，那里可以缩紧身躯在深深的泥中动弹，然后胆怯而喜悦地向上看，那里可以在高高的水层中伸展胸襟。

它车轮滚滚地到达你面前的瞬间

你不停地往前跑，拍打着空气的浪花，双手垂在两边犹如鱼鳍，在急速运动的半睡眠状态中你的目光掠过你所经过的一切，但这时也得停下来，等车子从你面前驶过。可是你一旦停下身来，以你目光的力量让根长得又深又广——什么也无法将你铲除，这实际上不是根，而仅仅是你凝注的目光的力量——然后你也将看到不变的昏暗的远方，从那里除了那辆车外不会有别的东西到来，大车轮滚滚向你驶来，越来越大，在到达你面前的瞬间，它将充斥整个世界，你陷入它温暖的怀抱，就像个孩子窝在旅游车的软垫中一般，它穿过暴风雨和深夜向前驶去。

它非常急迫，又似昏昏欲睡

这是一条河流，一片混沌的水，它非常地急迫，然而又似昏昏欲睡。过于有规则，推着低低的无声的浪向前翻滚。

人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

人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一旦兴奋起来，从整个图像上看，就好像是在这片沼泽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只小青蛙跳入了绿色的水中。

只要有一个人有此能力

只要有一个人有能力到达距离真实只有一句话的地方，那么每个人（我也处于这个咒语之中）都能超越真实一百句话之遥。

树林仿佛在月光中呼吸着

树林仿佛在月光中呼吸着，一会儿它收缩起来，变得很小，挤成一堆，树木高耸，一会儿它舒展胸脯，顺着所有的山坡向下展开，成了低矮的灌木，连这都谈不上，成了朦胧的遥远的影像。

我的势力建立在我的两个女人身上

A：“坦率一些！你什么时候还能像今天这样，在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知心朋友陪伴下畅饮啤酒呢？坦率地告诉我，你的强力何在？”

B：“我有强力吗？你所设想的是什么样的强力？”

A：“你想要避而不答。你这不诚实的家伙。也许你的强力就存在于你的不诚实中。”

B：“我的强力！也许就因为我坐在这家小酒馆里，碰到了一个老同学，他坐到了我的桌边来，于是我便成了强有力的了。”

A：“那么我换一种方式问你。你认为你是强有力的吗？这回你得老老实实回答，要不我马上就站起来，回家去。你认为你是强有力的吗？”

B：“不错，我认为我是强有力的。”

A：“你瞧。”

B：“可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事，任何人都看不到一星半点这种强大力量的痕迹，一点影子都见不着，就连我也见不着。”

A：“可你却认为你是强有力的。那么为什么你会认为自己是强有力的呢？”

B：“我认为我是强有力的，这么说不完全正确。这是夸大其词。就像现在这样苍老地、颓丧地、肮脏地坐在这里的我，并没有认为我是强有力的。那种我相信其存在着的强力并非由我在施加，而是其他人，而这些其他人听我的。这当然只能使我感到十分羞愧，而不能带给我丝毫自豪感。也许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出于大东主的游戏心理把我视为高于他们的主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还不算糟糕，因为一切仅仅是假象。但也许我真的注定是高于他们的主人，那么我这个可怜的无可救药的老家伙该怎么办呢？我要把杯子从桌子上拿起来，够到嘴边都没法让自己不哆嗦，那么现在我又怎么能够统治得了大江大河或者大海呢？”

A：“你看，你是多么强有力，而你却想要瞒着。可是大伙儿都认识你。就算你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也没用，这儿的老主顾都认得你。”

B：“那倒也是，老主顾们认得许多人，知道许多事，我只听到他们谈话的很小一部分，可我听到的却是我得到的唯一的金玉良言和信心。”

A：“这话怎么说？难道你是根据你在这里听到的话来统治的吗？”

B：“不，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你难道也是那些认为我在统治着的人中间的一个？”

A：“刚才是你自己这么说的。”

B：“我说过这种话了吗？不，我只是说，我认为我是强大的，可是我并不能操纵这种强力。我不能操纵它，是因为，尽管我的助手们已经来了，可是还没有到他们的岗位上去，而且永远也不会到那里去的。这是些轻浮的人，尽在他们不该去的地方转来转去，他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一切我都得同意，得不断地向他们点头。这样我难道还没有权利说我不是强有力的吗？别把我再看成不坦率的人啦。”

A：“你的势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B：“你认为我是有势力的吗？”

A：“我认为你非常有势力，几乎同样令我敬佩的是，你施展你的势力时所表现的保留态度，不自私，或者说你在对自己施加这种势力的时候所表现的果断和坚决。你不仅对外谨慎，而且你甚至斗争自己。对你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不想问，这是你自己的财产，我只想问你的势力是从何而来的。我之所以有问这事的权利，我认为是因为我看出了这种势力，至今为止许多人都没能看出，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威胁（由于你的自我抑制，它今天还没有走得更远），感觉到其不可抗拒。”

B：“你的问题我可以很容易地回答：我的势力是建立在我的两个女人身上的。”

A：“在你的女人们身上？”

B：“是的，你不是认识她们的吗？”

A：“你说的是那两个我昨天在你的厨房里看见的女人？”

B“是的。”

A：“那两个胖女人？”

B：“是的。”

A：“这两个女人。我几乎没有注意她们。她们看上去，对不起，像两个女厨子。可是她们不太干净，穿得很随便。”

B：“对，那就是她们。”

A：“嗬，你说什么，我总是马上就相信的，只是比起我不知道那两个女人的时候，我现在对你更不理解了。”

B：“可是这不是谜，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将试着向你叙述。我跟这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你在厨房里看见了她们，可是她们是很少做饭的，吃的多半是从对面饭店里取来的，这回采西去取，下回就是阿尔巴去取。谁也不反对在家做饭，但这太困难，因为这样她俩互相不能容忍，我就是说，她俩相处得非常好，但必须是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比如她们可以几个小时平静地挨着躺在狭窄的长沙发上而不睡，就她们胖的程度而言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是在干活方面她们互相不能容忍，马上就会爆发争吵，从争吵又发展成揪打。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她们如果理智的话是很愿意接受的），尽可能少干活。而且这也符合她们的天性。她们相信已经把房间打扫得特别干净了，而实际上房间里却是特别的脏，以致我踏上门槛就感到恶心，可是只要我走了进去，我也就很容易适应了。

“只要不干活，就不会有任何争吵，尤其是嫉妒对她们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嫉妒又从何而来呢？我几乎无法把她俩区分开来。也许阿尔巴的鼻子和嘴唇比采西更像黑人的，可是有时我又觉得恰恰相反。也许采西的头发比阿尔巴少一点，阿尔巴的头发本来就已经少得超过了允许的程度了，可是我会对此注意吗？我始终是无法把她俩区分开来。

“我工作完后也是晚上才回到家里，白天只有在礼拜天我才能较长时间地看到她们。我总是很晚回到家里，因为在工作后我总喜欢一个人东游西逛。为了节约，我们晚上不点灯。我真的没有这笔钱，养这两个女人已经用去了我所有的收入，她们有着毫不间断地挥霍东西的能力。晚上我在黑暗的住处前按响门铃，然后听到这两个女人气喘吁吁地向门边跑来。采西或者阿尔巴说：‘是他。’然后这两人气喘得更厉害了。如果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他非吓一跳不可。”

“然后她们打开了门，而我惯于开个玩笑，门刚开了一道缝，我就钻了进去，同时搂住两个人的脖子。‘你！’一个人说，这意思是：‘你是这么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两个人都用低沉的滚动喉音笑了起来。从这时开始她们只知道跟我纠缠，要不是我抽出一只手来关上门，这道门整个晚上都会开着。

“接下来总是穿过会客室，这是只有几步远却要花上一刻钟的路，这段路上她们几乎是抬着我走。在度过不容易的一天后我真的是累了，我一会儿把脑袋搁在采西的肩膀上，一会儿搁在阿尔巴的肩膀上。俩人都几乎是一丝不挂，只穿着衬衫，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也是这样的，只有在预告说有客人要来的时候，比如最近你来的那一次，她们才穿上几件褴褛肮脏的破衣服。

“然后我们进入我的房间，她们总是把我推进去，而她们则待在外面，然后关上门。这是一个游戏，因为这时她们为谁先进入而开始了斗争。这不是什么嫉妒，不是真正的斗争，只是游戏而已。我听见她们互相给予的轻而响亮的击打声、喘息声，现在这已经是意味着真正的呼吸困难，不时交换的一两句话。最终我自己把门打开，她们一下子就冲了进来，热烈，穿着撕碎的衬衣，带着呼吸中刺鼻的气味。然后我们倒在地毯上，于是一切渐渐地静了下来。”

A：“喂，你怎么不说下去了？”

B：“我忘了上下文了。刚才是怎么说的？你问我的所谓势力来自什么地方，而我说到这两个女人。没错，就是从这两个女人那儿产生了我的势力。”

A：“仅仅产生于与她们的同居吗？”

B：“产生于同居？”

A：“你变得这么沉默寡言。”

B：“你看到了，我的势力是有局限的。有某种力量在命令我沉默。再见。”

(1) 这些篇什散见于卡夫卡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约写于1917—1918年间。

(2) 人身鸟足的美女神。她们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毁灭。

(3) 这一篇是作者给他的朋友韦尔弗的剧作《施威格尔》写的一封讨论书稿，韦尔弗是作家和表现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4) 腊希（1040—1150），犹太学者，他编纂的犹太教希伯来语注疏和巴比伦塔木德注疏被公认为典籍。

(5) 弥赛亚是犹太教教义中的复国救主，也指基督教教义中的耶稣。

(6) 这段和以下几段是对克尔恺郭尔的《恐惧与战栗》而发的评论。再以下两段是对克氏的批评。

(7) 卡夫卡在原稿中曾用第一人称，后才改为亚伯拉罕。

(8) 指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

(9) 狄奥根尼（前400—约前328或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

在法的门前(1)

在法的门前站着一位门警。一位乡下人来到他的身边，请求进入法的大门。但门警说，他现在不能准许他进去。这个人考虑了一下，问道：那么他以后是否可以进去。“有可能，”门警说，“但现在不行。”由于法的大门一如往常总是敞开着，而门警也已走到了一旁，这人就躬下身去，以便透过大门看看内部情形。门警见此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就试试，不顾我的禁令，往里走好了。不过请注意：我是强大的。而我只不过是最低级的门警。但一个个大厅都站着门警，一个比一个强大。连我看到第三个就不敢再看了。”这样多的难关真是出乎乡下人的意外；他以为，法律嘛，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随时都可以进入它的大门的，但当他现在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穿着皮大衣的门警，看到他那高高的大鼻子，他那鞑靼人的稀稀拉拉、又长又黑的胡子，他决心宁可等下去，直到他获准进去为止。门警给了他一张小板凳，让他在门旁坐下。他在那里坐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做了很多次要求让他进去的尝试，门警都被他的请求弄疲倦了。门警时不时地对他进行三言两语的盘问，打听他是什么地方人，以及别的许多事情。但那都是些干巴巴的提问，仿佛都是些大老爷们在提似的。而末了总是对他说：他还是不让他进去。乡下人为这次出门带了很多很多东西，该花的都花了，不管如何，还得把贵重的留下，用来贿赂门警。门警呢，他什么都照收不误，但同时却说：“我收下这些仅仅是为了免得你以为耽误了什么。”在这年年岁岁的等待过程中，乡下人几乎从不间断观察这位门警。别的门警他都忘了，而这第一位似乎是他进法的大门的唯一障碍。他诅咒这个不幸的偶然性。在头几年里他毫无顾忌地大声咒骂，后来，他老了，还在喃喃讷讷地骂个不停。他变得幼稚可笑。由于他长年研究门警，连他皮领上的跳蚤都认得出来，他也请求跳蚤帮他忙，使门警改变态度。最后他的视力变弱了，他搞不清是他周围真的变暗了呢，抑或仅仅是他的眼睛造成的错觉。但是现在他倒确实认出了一道正从法的每一重大门发出的永不熄灭的光环。眼下他活不长了。在临终前，他在脑子里把一生的全部经验集聚成迄今尚未向门警启口的问题。由于他那僵硬身体已不能再站起来了，他只向他示个意。门警不得不深深躬下身去，因为两个人个子的差别正朝着对乡下人不利的方向变化。“你现在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呢？”门警问道，“你真是不知满足啊。”“人人都在追求法，”乡下人说道，“但在这么许多年里却没有一个人要求进法的大门，这是何故呢？”门警看出此人已经走到他的尽头了，为了让他正在消失的听觉还能听得见，他对他大声号叫道：“这里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因为这道大门仅仅是为你而开的。我现在就去把它关上。”

(1) 这篇譬喻性杰作是长篇小说《诉讼》（一译《审判》）中的一节，是该书的画龙点睛之作，写于1914年秋，1916年首次发表在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新创作年鉴《末日审判》上。后收入短篇集《乡村医生》。

谈谈法律问题

我们的法律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它们是一小股统治我们的贵族的秘密。我们深信，这些古老的法律被严格地遵循着，但是，依照人们不知道的法律而让人统治着，这毕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这里我所想到的，不是解释这些法律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也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而不是全体人员被允许参与解释法律时所带来的害处，它们也许并不是严重得不得了。这些法律由来已久，且非常古老，为了解释它们已经费了几百年的工夫，而且这种解释也许早已变成了法律本身，虽说对法律的解释至今还一直存在着某些可能的特权，但是它们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此外，贵族显然没有理由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受他们个人利益的左右，以致给我们带来不利。因为这些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为贵族制定的。贵族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正因为如此，法律显然只由贵族掌握！当然，这里面有智慧——有谁会怀疑这些古老法律的智慧呢？——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里面同样也有痛苦。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

再说，这些虚假的法律，说到底，说不定只是一种推测出来的名堂。法律存在着，而且被当做秘密托付给了贵族，这已形成为一种传统。但这仅仅是，也仅仅只能是一种古老的、随着时间而获得可信的传统而已，因为这些法律的性质也要求对它们的存在保守秘密。但是，如果我们老百姓自远古以来就严密注视着贵族的这些行为，拥有我们的祖先对这些行为所做的纪录，并认真地将它传承下去；如果我们老百姓能在无数的事实中看出某些能让我们推断出这种或那种历史命运的方针；如果我们试图按照这些经过极其缜密地筛选和整理而得出的结论，为目前和将来做出某种安排的话，那么，所有这一边都是无法确定的，很可能不过是一场智力竞赛罢了，因为我们在这里试图猜出的这些法律，说不定压根儿就不存在。有一小伙人确实持有这种看法，他们试图证明，如果存在着什么法律，它只能是这样：贵族的言行就是法律。这帮人只看到贵族的专横行为，他们摒弃民众的传统，在他们看来，民众的传统只会带来微小和偶然的益处，而多半却会带来严重的害处。因为它给人民一个虚假的蒙人的安全感，使他们在事件发生时轻举妄动。这种危害不容否认。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却认为，这害处的原因在于这民间传统还远远不够，所以还须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不错，它的材料表面上看好像庞大得很，但实际上却还远远不够，还得费几年的工夫才会使它齐全。对目前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暗淡的前景，只有这样的信念方能将它照亮，即一旦传统和对它的研究将轻松地叹口气了结自己的存在，一切又将变得明白无误，法律只属于人民，而贵族将会消失。这可不是怀着对贵族的憎恨而说的，根本不是，谁都没有这样说过。毋宁说我们憎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不配享有法律。这也正是那帮不相信真正法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帮人是极具有诱惑力的——始终如此少的原因，因为他们也充分肯定贵族及其存在的权利。

人们实在只能用一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来表白这一点：一个党，如果它除了相信这些法律以外，还排斥贵族，便会在自己的身后立即吸引来全体人民，但这样的党不会产生，因为谁也不敢排斥贵族。我们就对生活在这把刀子的锋刃上。从前有位作家这样概括地说过：那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唯一的、显而易见而又不容置疑的法律就是贵族，难道我们真的愿意从我们身上剥夺掉这唯一的法律吗？

猎手格拉胡斯(1)

两个男孩坐在码头围墙上掷色子。一个男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在那位挥剑英雄的阴影下读报；一位少女在井边用水桶打水；一个水果商贩躺在他的货物旁望着湖水；酒馆深处，透过敞开着的门洞和窗口只见两个男子在对饮，掌柜的则坐在前边的桌旁打瞌睡。一只小船仿佛被托起在水面上，轻轻地滑进小港里。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男子步上岸来，把缆绳拴进铁环里。船主身后又出现两个男子，他们穿着深蓝色的上衣，抬下一副担架来，上面盖着一块印有大型花卉图案、四周饰有流苏的绸布，绸布下面显然躺着一个人。

码头上谁也没有留意这拨人的到来。甚至在他们放下担架等候系船的船主时，仍不见有人上前提什么疑问，没有人瞧他们一眼。

领头的由于一个女人又耽搁了一会儿，她怀抱一个吃奶的孩子站在船上。然后船主走了过来，向左边方向指了指临湖而立的那幢浅黄色的三层楼。担架手重又抬起担架，走进那道低矮而又精致的细圆柱支撑的大门。一小男孩打开窗户恰好看见这群人进入楼内，便赶紧把窗子关上。此刻两扇精心制作的黑橡木大门也闭上了。一群始终围绕着钟楼飞翔的鸽子这时停落到楼前，纷纷聚集在门口，仿佛楼内贮存着它们的食物，其中的一只还飞上二层，去啄那窗玻璃。那是一群羽毛鲜亮、受到精心饲养的生气勃勃的禽类。女人从担架上大把地将谷物撒向它们，它们啄食着，然后向女人飞去。

一个男子头戴吊孝大礼帽，沿着狭长陡直的小巷走下来，小巷直通码头。他留心地环视着四周，一切都令他关心。当他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的垃圾上时，便扭歪了脸。纪念碑的台阶上撒落着果皮，他走过时用手杖将果皮拨下台阶去。到了小楼前他敲了敲门，同时摘下礼帽，由戴着黑手套的右手拿着。门马上开了，约莫五十来个小男孩排列在长长的门厅过道的两旁，躬身迎候他。

船主走下楼梯，欢迎来者，引着他上楼。他们在二层楼沿着简易而精巧的凉廊绕过了庭院，进入楼房后部一间宽敞凉爽的厅室。从窗口望出去，对面不再有其他楼房，只有一垛光秃灰黑的岩壁。那群男孩恭恭敬敬地保持一段距离，尾随其后。担架手正忙着在担架的两头插上几支蜡烛，并将它们点燃。烛光在四壁上闪烁，未能带来更多的亮光，不过是驱走了原先静谧的阴影。担架上的绸布揭去了，上面躺着一名男子，须发凌乱不堪，皮肤黝黑，像是猎手。他躺着纹丝不动，双目紧闭，仿佛没有了呼吸，尽管如此，也只有他周围的气氛才表明他可能是个死人。

这位先生走近担架，伸出一只手放在躺着的人的额上，然后跪下来祈祷。船主示意让担架手们离去。他们走出去，撵走了那群聚集在门外的男孩，把门关上。那先生似乎还嫌不够安静，眼睛看着船主，后者领会其意，便从一扇门边进了邻室。顷刻间担架上的男子睁开了双眼，痛楚地微笑着把脸转向这位先生，问道：“您是谁？”——先生毫不惊讶地缓缓站起身来，答道：“里瓦市(2)市长。”担架上的男子点点头，抬起虚弱无力的胳膊指着一张椅子，待市长坐下之后说：“这个我其实知道，市长先生。不过一开始我总是忘了一切，头脑里的东西都搅成了一团，所以还是问一声的好，虽说我都知道。您可能也知道我是猎手格拉胡斯。”

“是的，”市长说，“昨天夜晚我已经得知您的到来。当时我们早已睡下，半夜我妻子喊道：‘萨尔瓦多。’——这是我的名字——‘你看窗台上的鸽子！’一看果真有只鸽子，但大得像只公鸡。它飞到我耳边说：‘明天那已故的猎手格拉胡斯要来，请您代表全市去欢迎他。’”

猎手点了点头，舌尖伸出双唇间：“对，鸽子比我先行一步。市长先生，您是觉得我该留在里瓦吗？”

“这我还不好说，”市长答道，“您已经死了吗？”

“是的，”猎手说，“正如您所见到的。许多年前，肯定是不知多少年前了，当我在黑森林——这是德国——追猎一只羚羊时，从悬崖上摔了下去。从那以来我就死了。”

“但您也还活着呢。”市长说。

“也可以这样说吧，”猎手答道，“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活着。我的死亡之舟驶错了方向或者是船舵弄反了方向，或者是船主一时思想走神，也可能是被我家乡的美丽转移了注意力，我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只知道，我留在了人世，我的冥船从此航行在人间的江河湖海上。于是，原本只愿在山区生活的我，死后却周游列国了。”

“您与上界毫不沾边？”市长皱起眉头问道。

“我还一直停留在通向它的伟大阶梯上，”猎手说，“在那广阔无垠的露天阶梯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始终处在运动中。猎人都变成蝴蝶了，您可别笑。”“我没笑。”市长辩解道。

“这还明智，”猎手说，“我始终都在运动中。每当我竭尽全力作出最大的腾跃、甚至已能看见天府之门在上方闪耀时，就会醒来，发现自己依然躺在我的小船上，它正漂泊在人世间荒凉的水域上。在我的舱房中死神由于我的死因恶魔般围着我狞笑。船主的妻子尤莉雅将我们驶经国家沿岸的早点饮料送到我的担架旁。瞧见我那模样可不是件美事：我躺在一块床板上，穿一身肮脏的寿衣，黑灰色的胡须头发乱七八糟地缠作一团，腿上覆盖着一方偌大的女式绸巾，绸巾上印有花卉图案，四周垂着长长的流苏，两头有蜡烛为我照明。正面对着我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面上一看就是个布须曼人(3)，手中的长矛瞄准着我，他竭力隐身在一副盾牌后面，盾牌画得极其出色。在船上常能见到蹩脚的图画，这是最蠢的画图之一。除此之外，在我的木舱里便一无所有。侧壁上的一个小舱口吹来南国之夜的暖风，耳边响着浪拍船舷的声响。

“自从我这活生生的猎手在家乡黑森林为追猎一只羚羊而坠落山谷后，就一直躺在这里。当时一切都发生得有头有序：我追踪着，掉下崖去，在深谷中流血过多而死。这条小船本该载着我驶向另一个世界。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伸展四肢躺在这木床上时有多高兴，深山老林从未像这四堵昏暗的舱壁那样能听到我的歌声。

“我活得快活，死得快活。在我登上小船的前一刻，我欢天喜地地将长矛、口袋、猎枪等什物从面前抛进了水里。那猎枪曾是我的骄傲，我始终扛着它。接着我像新娘穿上婚纱一样迫不及待地钻进寿衣，然后就躺在这里等着。这时不幸就来临了。”

“多倒霉的命运啊，”市长说，护卫似的举起一只手，“对此您自己就没有一点过错？”

“没有，”猎手说，“我是猎人，这有什么错？我被推举出来，成了黑森林的猎手。当时那儿还有狼呢。我埋伏着，射击，击中目标，剥下狼皮，这是过错吗？我的劳动受到祝福，我被称为‘黑森林的伟大猎手’，这是过错吗？”

“我虽不负有对此作出评判的使命，”市长说，“但我也觉得这没有什么错处。那么究竟是谁该为此负责呢？”

“船主。”猎手回答，“谁也不会读到我在这里写下的东西，谁也不会前来解救我们；即使负有使命规定要帮助我，那么家家户户的大门都会紧锁，所有的窗门也会关闭，所有的人都会躲进被窝，用被子蒙住脑袋，整个大地都是黑夜的栖身地。这倒也说得通，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即使有人知道也摸不清我的逗留在何处，知道了我的逗留处也不知如何将我留住，因此也就不知道如何来帮助我。要帮助我的想法是一种疾病，必须卧床治疗。

“我知道这些，所以我不呼救，哪怕我在某些时刻，比如现在，会失去自控而产生强烈的呼救愿望。但是我只需四下里看看，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以及这几个世纪以来——这点我多半是敢断言的——我住在何地，就足以打消我这类念头了。”

“非同寻常，非同寻常。”市长感叹道，“这么说来您现在想留在我们里瓦了？”

“我并没有这个想法。”猎手微笑着说，为抵消他的嘲弄便将一只手搁在市长的膝盖上，“我只知道我在这儿，更多的我就无能为力了。我的小船没有舵，它借助于来自死亡最深处的阴风行驶。”

(1) 这篇小说写于1917年初，手稿见之于作者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于1931年初次问世。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2) 里瓦，意大利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小城，位于加尔达湖滨，人口一万三千。

(3) 布须曼人，非洲西南部的一个土著民族。

豺和阿拉伯人(1)

我们在一个绿洲扎宿营。旅伴们已经睡下。一个又高又白的阿拉伯人从我身旁走过；他安顿好了骆驼，向睡觉的地方走去。

我仰天躺到草地上，我想睡觉，我睡不着。远处传来一只豺的哀嗥，我又坐了起来。刚才还那么遥远的东西突然就到了跟前。我四周围了一群豺，一双双眼睛射出黯淡的金黄色光，一闪一闪，好像被一条鞭子抽打似的，它们很有节奏地、敏捷地摆动着瘦削的身躯。

一只豺从后面过来，挤过同伴，钻到我的胳臂下，紧贴着我，仿佛它需要我的体温暖它的身子，然后钻出来，转到我面前，几乎是面对面地对我说：“我是这一带最年长的豺。我还能在这儿欢迎你，很高兴。我差不多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因为我们等你等得太久了。我的母亲等过你，我母亲的母亲，我祖上世世代代的母亲，直至所有豺的始祖都等过你。你可要相信我的话！”

“这让我感到惊奇，”我说，忘了点燃那堆已经准备好、用它浓烟驱赶豺的柴火，“听了你这番话，我很惊讶。我只是偶然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里，作一次短暂的旅行。众位豺们，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好像我这几句也许过于亲切的夸张话让豺们增加了勇力，它们一个个向我靠近，缩小了包围圈，它们全都急促地喘着气，不时发出嗥叫。

“我们知道，”最年长的豺说，“你从北方来，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抱有希望。那里的人有理智，而在这里，在南方的这些阿拉伯人中找不到理智。你知道，矜持傲慢不可能发出理智的火花。他们屠杀动物，吃它们的肉，他们连腐尸都不放过。”

“别这么高声说话，”我说，“阿拉伯人就在附近睡觉。”

“你真是外地人，”老豺说，“否则你就会知道，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只豺怕过阿拉伯人。难道我们该怕他们吗？我们被赶到这种人中间，难道不已经是个大不幸吗？”

“也许是，也许是，”我说，“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我不妄加评论；看来这是一场古老的争端，原因可能在于血统，看来只能靠流血结束争端啦。”

“你非常聪明，”老豺说。豺们一个个呼吸得更加急促了，胸部起伏得很厉害，虽然它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从它们张开的嘴巴里喷出一股刺鼻的、有时咬紧牙关才能忍受的气味，“你非常聪明，你说的话符合我们古老的信条。所以，我们要抽干他们的血，结束这场争端。”

“噢！”我不禁喊了起来，“他们肯定会自卫，他们会用猎枪成群成群地打死你们。”

“你误解我们了，”他说，“我们采用人的方式，这种方式在遥远的北方也还没有消失。我们不会杀他们。尼罗河没有那么多水供我们洗澡。只要看到他们活的躯体，我们就跑开，跑到空气更加清新的地方，跑进荒漠，正因如此，荒漠才是我们的家。”

周围的所有豺们——期间又有许多豺从远方跑过来，加入它们的行列——听到这里，纷纷低下头，伸到两条前腿之间，用爪子擦自己的脑袋，仿佛要掩盖某种厌恶的感情似的，这种厌恶是如此可怕，以致我恨不能纵身一跳，逃出他们的包围。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问道，想站起来，但是我站不起来，两条小豺在我身后咬住了我的上衣和衬衣；我只好继续坐着。“它们抓住了你的后衣襟，”老豺严肃地向我解释，“这是表示尊敬。”“放开我！”我时而冲着老豺，时而冲着那两条小豺，高声喊道。“只要你有这个要求，”老豺说，“它们自然会放开你的。不过，这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它们按照我们的习俗咬得很深，只能慢慢地松开牙齿。你现在还是好好听一听我们的请求吧。”“你们的态度让我难以接受。”我说。“请不要因为我们笨拙而惩罚我们，”他说，第一次使用了天生悲苦的哭腔，以增加自己的感染力，“我们是些可怜的动物，我们只有一副牙齿；不管我们做什么事，好事也罢，坏事也好，我们惟有这副牙齿可用。”“那你要什么呢？”我问，口气稍稍缓和了一点。

“先生，”他大声说道，所有的豺都跟着嗥叫起来。我仿佛听到远处响起一首悦耳的曲子，“先生，你应该终止这场使世界不和的争端。我们的先祖们描述过那个会做这件事的人，看样子你就是。我们向阿拉伯人要的是和平；可以呼吸的空气；没有阿拉伯人干扰地眺望远处的地平线；听不到被阿拉伯人刺杀的绵羊的哀鸣；让所有牲畜平静地死去；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喝干它们的血，吃光它们的肉，只留下骨头。干净，除了干净，我们不要别的。”——这时，所有的豺都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你有高尚的心灵，健康的内脏，怎么能忍受世界上有这种事？他们的白衣是脏的；他们的黑衣是鞋的；他们的胡子让人害怕；看见他们的眼角就让我们禁不住要呕吐。他们抬起胳膊，就像腋窝下打开了地狱。所以，噢，先生，所以，噢，尊敬的先生，你有一双万能的手，请用你万能的双手拿起这把剪子，剪断他们的喉咙！”说到这里，他猛地摆动了一下头，一只豺就走了过来，嘴里叼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裁缝小剪。

“看，终于拿来了剪刀，这下该收场了！”我们商队的阿拉伯向导高声喊道，他已顶着风，轻手轻脚地来到了我们身旁，挥舞着他又粗又长的鞭子。

豺们赶紧四散逃跑，但在不远的地方又停了下来，他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蹲在地上，一动不动，那样子就像一道狭窄的、忽闪着点点鬼火的栅栏屏障。

“这一下，先生，这场戏你也看了，也听了。”阿拉伯人说着，开心地哈哈笑起来，不过，他开怀的程度没有超出他的部族克制的本性所许可的界限。“这么说，你知道这些畜生要干什么啰？”我问。“当然，先生，”他说，“这可是人人皆知的事；只要有阿拉伯人，这把剪刀就会跟踪他们穿越沙漠，直至世界末日。豺们会把它奉送给每个欧洲人，去从事那件伟大的事业。在它们看来，每个欧洲人都是受命担此大任的人。这些畜生抱有愚蠢的希望。它们是傻瓜，真正的傻瓜。所以我们喜欢它们，它们是我们的狗，比你们的狗更漂亮。你看，夜里死了一头骆驼，我让人把它拖到这了。”

四个人抬着沉重的骆驼尸体走过来，把它扔到我们面前。尸体一落地，豺们就发出叫声。它们仿佛被绳子牵着，扛不住诱惑，一个个肚子蹭着地面，爬爬停停地向我们踅过来。它们忘记了阿拉伯人，忘记了仇恨，眼前发出怪味的尸体抹去了一切界线，使它们沉醉入迷。很快就有一条豺扑到了骆驼的脖子上，一口咬断了动脉。它身体的每一条肌肉都像一台一定要扑灭凶猛的大火而又无法扑灭它、快速运转的小水泵，在各自所在的地方抽动着，颤抖着。刹那间，所有的豺都爬上尸体，从事同样的营生，那样子就像一座小山。

这时，向导抡起那根无情的鞭子，劈头盖脸地向豺们抽去。它们半醉半晕地抬起头，看见阿拉伯人站在它们面前，这时嘴巴挨了鞭子，一阵疼痛。它们一跃而起，向后退了一段距离。但是骆驼的血已经流了一大摊，冒着热气，尸体在好几个地方撕开了大口子。豺们经不住美餐的诱惑，它们又跑到了尸体跟前，向导又一次举起鞭子，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先生，你做得对，”他说，“我们还是让它们从事它们的职业吧。而且也到了动身的时候了。你已经看见，是些神奇的动物，对不对？可它们多么恨我们啊！”

(1) 本篇见之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一本，约写于1917年2月，1917年10月初次发表在马丁·布伯编的《犹太人》月刊上。1919年与其他十三个短篇一起收入《乡村医生》。

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1)

尊贵的科学院的先生们：

承蒙各位请求，我向贵院呈交一份关于我过去所经历的猴子生涯的报告，我深感荣幸。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无法满足诸位的要求。我脱离猴子生涯已将近五年，从日历上测算，这也许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要快马飞奔经历这段时间，就像我曾经所做的那样，却需要无限漫长的岁月，在我行经的路程上，每一程都有优秀的人士、忠告、喝彩和管弦乐，然而从根本上看来我是孤独的，因为所有的随行人员，为了表明他们与我不同，总是远远地离开栅栏。要是我执著地坚持自己的出身，执著于青年时代的回忆，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恰恰是放弃任何的固执，才是我给自己规定的最高准则。我，无拘无束的猴子，甘心接受这样的约束。但是这样一来，我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也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如果人们曾经愿意的话，我最初是完全可以穿越上天在地球上空筑起的那座大门，回复到原来的生活，可是与此同时，随着我被鞭策着向前进化，就是那扇大门也变得越来越低级和狭隘。我觉得自己在人类的世界里更加舒适而亲近；从我的过去向我身来的那股狂风减弱了。今天，它只是一股使我的脚踵凉快的清风，而远处的那个洞窟，即气流从中发出和我以往从中爬出的那个洞窟，已变得那么狭窄，即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想回到洞里，穿越入口时也非落个遍体鳞伤不可。老实说，尽管我很喜欢用形象的语言来说明这些事情，老实说，你们猴子般的生涯——先生们，只要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生涯——和你们现在之间的距离，不见得比我过去与目前之间的距离大多少。可是人世间的任何一个走兽都有搔脚跟的癖好：上至伟大的阿器里斯(2)，下至小小的黑猩猩。

然而，如果把话题限制在最狭小的范围之内，我也许完全能够回答诸位的询问，我甚至非常高兴为诸位效劳。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握手，握手表示坦诚。但愿今天，当我达到自己事业的顶点的时候，除了和诸位初次握手以外，还能开诚布公地说上几句话。我要告诉贵院的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能远远满足不了诸位的要求，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向诸位说明：一只过去的猴子通过什么样的准则，才能闯入人类的世界，并在那儿定居下来。但是，假如我对自己没有完全的把握，假如我的地位在文明世界的所有杂耍舞台上尚未达到牢不可破的地步，我是绝对不敢向诸位陈述下面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

我来自黄金海岸(3)。关于我是如何被捕获的这件事，我只得引用别人所写的报告来说明。哈根贝克公司派出的一个打猎探险队——顺便插一句，从那时以后，我与探险队的队长还一起干掉许多瓶上好的红葡萄酒呢——就埋伏在岸边的矮树丛里，恰巧我和一群同类傍晚时分跑来喝水。他们向我们开枪，我是唯一被击中的，我挨了两枪。

头一抢打中我的面颊，这一枪很轻，可是留下了一个大红疤，再也长不出毛毛。它给我带来了一个讨厌的、完全不恰当的名字，即红彼得。这名字显然是由一只猴子捏造出来的，仿佛是为了把我跟那只刚死不久的、远近闻名的和训练有素的猴子彼得区分开来，因为我跟他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的脸上有个红斑。不过，此乃插话而已。

第二枪打中我的大腿。这伤势严重，直到今天我的腿还有点瘸。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万只灵猩(4)中的某一只写的，这万只灵猩在报纸上对我大加议论，说我还没有完全克制住自己猴子的本性，证据是每逢参观者来访时，我总爱脱下裤子让他们看那颗子弹射入的地方。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小子，应该让子弹把他的手指一个一个地打断。至于我，只要我愿意，当然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脱下我的裤子，人们在那儿不会发现什么别的东西，只会发现一张梳理很好的毛皮和一颗子弹——请允许我为了某种目的在这里选用某一个兴许不会引起误解的词儿——一颗罪恶的子弹所造成的伤疤。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什么都不用隐瞒。每当涉及到真理的时候，任何具有高尚节操的人都会抛弃各种极其文雅的举止。相反地，要是那位作者敢于在来访者面前脱下裤子，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以理智的名义担保，他是不会这样干的。既然如此，他也用不着拿他的体贴来纠缠我！

在挨了那两枪之后，我醒来时——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开始恢复我自己的记忆的——发现自己被关在哈根贝克轮船统舱里的一只笼子里。这不是四面都是铁栅的那种笼子，而是钉在一只箱子上（箱子本身为一面、其余三面是铁栅的那种）。整个笼子低得我站不直，窄得我坐不下去。因此，我只得弯着一刻不停地颤抖的膝盖蹲着，也就是说，由于我最初也许不愿见到任何人，只想待在黑暗当中，所以我总是把脸朝向箱子，以致笼子的铁条都嵌进了我背部的皮肉。人们认为，在捉到野兽后的最初阶段，用这种方法保藏野兽是会带来好处的，我今天根据自己的经验也无法否认，从人道的意义上说，这的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生平第一次没有了出路，至少是没有简捷的出路；我直接面对的是那只箱子，一块块木板紧紧地接在一起。这些木板之间虽然有一个贯通的空隙，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还无知地满怀喜悦地吼叫了一声，对它表示欢迎呢，可是这个缝隙小得连尾巴都塞不进去，就是使出猴子的全身力气也休想把它撑大一些。

据说我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小，这也是后来有人告诉我的，人们从我微弱的声音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就是我很快就会死去，要就是假如我能成功地活过最初的危急时刻，就完全可以进行训练。我活过这危急的时刻。我低沉地啜泣，痛苦地捕捉跳蚤，厌倦地把一只椰子舐来舐去，不停地用脑袋叩打箱子的板条，遇到有人走近时就对他龇牙咧嘴，——这就是我在新生活中的最初活动。可是，尽管所有这一切，我只有一种感觉：没有出路。当然，我现在只能用人类的语言来描绘我当时像猴子似的感觉，并因此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虽然不再能够达到那原来的猴子的真实，我所作的描写至少在方向上最符合猴子的实情的，这点无须怀疑的。

迄今为止，我曾经的确有过许多出路，可现在一条也没有了。我寸步难行。就算我被钉死在一个地方，我的迁徙自由也不至于比现在更差。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就是抓破足趾间的肉，我也找不到这个原因。你就是用背死命地顶铁条，直到身子几乎被铁条分成两半，也还是找不到这个原因。我没有出路，但是我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否则我就活不下去。可是在哈根贝克公司的轮船上，猴子们是要面对这箱子的板壁——既然是这样，我只好不当猴子了。这真是一个明确而出色的想法，总之，我准是不知怎么地用肚子把它想出来的，因为猴子们是用肚子思考的。

我担心人们不会确切地理解我对出路的看法。我是就它最通俗也是最完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我故意不说自由。我指的并不是这种在各方面都自由自在的伟大的感觉。作为猴子我也许知道这一点，我也结识了一些渴望这种自由的人。可是就我来说，不论过去或是现在，我都不要求得到自由。顺便说明一下：在人们中间，有人常常拿自由欺骗自己。如同自由被视为最崇高的感情之一一样，相应的欺骗也被视为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好多次，在游乐场里，在我登台之前，我看到一对艺术家在紧挨天花板的吊架上做着空中飞人表演。他们在秋千上荡来荡去，然后向空中一跃，伸开双臂相互扑在一起，这一个用牙齿咬住那一个的头发。这时我就想：“这种飞扬跋扈的动作居然也称得上是人类的自由。”这是对神圣的自然的莫大讽剌！要是猴子们看到这种表演，游乐场的整个建筑不给他们笑坍才怪呢。

不，我不要自由。我要的是一条出路，右边、左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我不提别的要求；即使这条出路只是一种欺骗，那也无妨；我的要求很低，欺骗因此也不会更大。前进，继续前进！再也不要举着胳臂静静地站着，再也不要把身子紧贴在箱子的一块板壁上。

今天我懂得了，没有内心深处的极大平静，我是永远也逃不出这牢笼的。事实上，我也许应该把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归功于船上头几天所感到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我又该把它归功于船上的水手们，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些好人。直到今天，我还很高兴回忆他们那沉重的脚步声，这声音总是在我当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时发出回响。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不管干什么事，开始时总是慢吞吞的。比如说，一个人打算揉眼睛，他举手的时候就像举着一个悬着的杠铃。他们的玩笑非常粗野，却十分真诚。他们的笑声总是夹杂着一种听起来很吓人、但却无关紧要的咳嗽声。他们嘴里总有东西要吐出来，至于吐到什么地方他们是无所谓的。他们总是埋怨我把跳蚤传给他们，然而他们并不真的对我生气，因为他们知道，在我的毛皮里跳蚤容易生长，而跳蚤是跳跃动物，总是要跳的；所以，他们也只好容忍了。每当空闲的时候，他们中的某几个人往往围成半圆形坐在我周围。他们几乎不说话，而是相互叽里咕噜，伸展四肢躺在箱子上抽烟斗，只要我稍许动一动，他们就拍膝盖，时不时还有人拿根棍子来给我搔痒。要是今天有人邀请我随同这艘船作一次旅行，我肯定是会拒绝的，但是，同样肯定的是，我对那次在统舱里度过的日子的留恋的回忆倒也不全是可憎可厌的。

我在这些人当中得到了平静，这是我不想逃走的最主要原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至少已经预感到，要是我想活下去，我必须找到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靠逃跑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也不知道，是否有可能逃走，但我相信能够逃走；对一只猴子来说，逃走始终是可能的。今天，我用牙齿打开坚果时得多加小心，可是在那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准能用牙齿把门锁咬穿。可我并没有那样做。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刚刚把头探出去，人们又会把我捉住，关进更加糟糕的笼子里去，或者我悄悄地跑到其他的动物——例如我对面的蟒蛇——那儿去，但它们会把我缠得闷死过去的；或者我偷偷地溜上甲板，跳出船舷，然后在世界海洋上颠簸一阵子，接着就淹死在水里。这一切都是绝望的行动而已。我不会像人那样精打细算，但是在我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我的行为仿佛都是事先考虑好了似的。

我没有什么算计，不过我倒是从容地观察着。我看到这些人走来走去，老是这几张脸，老是这些动作，我常常觉得，这些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就这样不受阻挠地走着。一个崇高的目的渐渐在我心中升起。谁也没有向我许诺，假如我变得和他们一模一样，笼子上的铁条就可以撤走。人们是不会做出这种显然无法实现的许诺的。可是，如果人们履行自己的诺言，那么，这些诺言事后也只会在人们早先徒劳地寻求它们的地方出现。现在，我对这些人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假如我是上面提到的那种自由的拥护者，那么我宁愿葬身大海，而不愿选择这些人的忧郁的目光为我指出的出路。总而言之，我在想到这些事情之前，就已经把这些人观察了很久，是啊，就凭这些大量的观察，才促使我选择这条明确的道路。

模仿这些人，的确极其容易。就在最初几天，我就学会了吐唾沫。然后，我们就互相朝脸上吐唾沫，所不同的只是，事后我把脸舐干净，而人却不这样。很快，我抽起烟斗来就像个老头儿；而后，每逢我用大拇指压压烟袋锅，统舱里的全体船员就发出欢呼声，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分不清塞满烟丝的烟斗和空的烟斗。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烧酒瓶。这气味就够我难受，我尽量强迫自己喝酒，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勉强克服了不适之感。说来也很奇怪，水手们对我的这种内心的思想斗争，比对我身上的其他任何现象都更关心。我在自己的记忆中也分不清这些水手，不过有个水手我一直还把他记在心里，这人老是上我这来，有时单独来，有时和伙伴们一起来，白天来，晚上也来，随时随刻都来。他手拿烧酒瓶站到我的面前，给我授课。他不了解我，他要猜出我生存的谜。他慢慢地拔去瓶塞，然后注视着我，目的是想考查我是否听懂了他的话。我承认，我总是怀着狂热的感情和急切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类的老师能找到像我这样的人类的学生。瓶塞被拔去之后，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我的目光一直盯到了他的咽喉；他点点头，表示对我满意，又把瓶子放到唇边。我由于逐渐理解他的动作而欣喜若狂，便一边尖叫，一边上下左右地乱搔乱挠。他欢叫起来，把瓶子凑近嘴喝了一口。我急躁而绝望地极力效法他，结果不仅我，而且笼子，都给洒下的酒弄脏了，这又使他大为满意。在此之后，他把酒瓶从嘴边拿开，远远地伸向前面，随即又迅速地把它举到嘴边，做了一个夸张的有教育意义的动作，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气把酒喝干。我被他的严格要求弄得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跟他做下去，只是软绵绵地靠在铁栏上，而他呢，揉了揉肚子，咧着嘴笑了一下，以此结束了这堂理论课。

然后，才开始实际的练习。我不是已经被理论弄得精疲力竭了吗？也许是这样，太精疲力竭了。这是我的命运。尽管这样，我还是尽可能地拿起别人递给我的瓶子，我用颤抖的手拔去瓶塞，这个成功的动作逐渐给我带来新的力量。我几乎像老师那样举起瓶子，放到唇边，然后——然后就厌恶地、非常厌恶地把它甩到地上，虽然瓶子是空的，里面只有酒的气味。这不仅使我老师感到伤心，而且使我感到更加伤心；我在扔掉瓶子之后，的确并没有忘记用优雅的姿势抚摩一下我的肚子和咧嘴笑一下。但是，用这个办法，我无法使他和我自己感到满意。值得佩服的是，我的老师并没有生我的气；诚然，他有好几次把燃着的烟斗放到我的毛皮上，以致在几处我不易摸到的地方都开始冒烟了，但是他接着又用他那只慈爱的大手把火扑灭；他没有生我的气，他认识到，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反对猴子的本性而斗争，而我这方面则更任重道远。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举行庆祝晚会，有架留声机在播放音乐，一个军官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我趁人不备，悄悄地抓起一瓶由于疏忽而留在我笼子跟前的烧酒，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严格按规定地拔去瓶塞，然后把酒瓶放到嘴上，毫不犹豫地、嘴也不歪地像个内行的酒徒那样喝起酒来，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咕嘟咕嘟地把酒喝了个精光。之后，我不再像绝望者那样，而是像艺术家那样把酒瓶一扔。我虽然忘记了抚摩肚子，但却作为替代用人类的语言简短明确地发出了一声“哈罗”，因为我不会别的，因为我感到事情紧迫，因为我酩酊大醉、神志不清。随着这声叫唤，我跃入了人类社会。马上，传来了它的回音：“你们听，他说话了！”听到这一回音，我顿时感到我那整个汗淋淋的身子得到了一个亲吻。这对我的老师以及对我来说，是何等重大的胜利啊！

我重复一遍：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之所以模仿人类，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寻求一条出路。即使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胜利，我也没有取得多少。很快，我又失去了人类的声音，几个月之后又才重新获得，对烧酒瓶的反感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不过我所选择的方向倒是永远地定下来了。

当我在汉堡被移交给第一个驯兽者的时候，我很快就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两条出路：要么进动物园，要么进杂耍戏园子。我毫不犹豫，我对自己说：要想尽一切办法进杂耍戏园子，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是一只有栅栏的笼子，一进到这只新的笼子，你就算完了。

因此，先生们，我正在学习。啊，当你不得不学的时候，你就得好好地学；如果你想找一条出路，你就得学习，毫无顾忌地学习。你甚至会用鞭子监督自己。只要你稍有反抗，就会被撕得粉碎。猴性翻着筋斗匆匆地离我而去，以致我的启蒙老师却险些自个儿变成了猴子，他不得不放弃教学而进了一家疯人院。幸亏不久他又出院了。

可是，我却累坏了许多老师，有几个甚至是同时被我累坏了。当我对自己的能力更加有把握，公众追赶我的进步，我的未来开始闪耀的时候，我就自己收容老师，让他们坐在五间相互连接的房间里，自己不间断地从这间跳到那间，同时接受他们的教诲。

我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知识的光芒从四面八方渗入我那不断觉醒的脑子！我不否认：这使我很高兴。但是，我也承认：我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进步，当时不曾，现在更是没有。我以世上从来没有过的努力，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欧洲人的中等文化水平。这件事本身也许不值一提，然而正是它，帮助我走出了樊笼，为我创造了这条特殊的出路，这条人类的出路。有一句非常好的德国成语：溜之大吉。我正是这样做的，我已溜之大吉。我没有别的出路，其前提始终是：自由是无法选择的。

当我回顾自己的发展总结迄今达到的目标，我既不抱怨，也不自满。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桌子上放上一瓶葡萄酒，在摇椅上半躺半卧，望着窗外。有客人来，我就得体地接待他。我的舞台经理就坐在前堂里，我一按铃，他就进来听候我的吩咐。我几乎每晚都有演出，但演出效果总没有提高。每当我深夜从宴会、科学界的社交聚会以及愉快的聚会回家时，总有一只半驯服的小黑猩猩在等待着我，这时，我又像猴子那样，让自己从她那里得到无穷的快乐。在白天，我不愿见到她；因为在她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被训练搞得晕头转向的动物所特有的疯癫神情；这种神情只有我能看出来，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我还是达到了我想达到的目的。人们不会说，这事是不值得花费力气去做的。另外，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评价，我只想传播知识，我只做报告，对诸位来说，尊敬的科学院院士们，我也仅仅是做了一个报告。

(1) 这篇寓言小说写于1917年5、6月间，见于第二本《八本八开本笔记簿》，1917年10月发表于《犹太人》杂志。后于1917年收入短篇集《乡村医生》。

(2) 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3) 加纳的旧称。

(4) 一种身体细长、善于赛跑的狗，此处比喻无聊之人。

一道圣旨(1)

有这么一个传说：皇帝向你这位单独的可怜的臣仆，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他在弥留之际恰恰向你下了一道圣旨。他让使者跪在床前，悄声向他交代了旨意。皇帝如此重视他的圣旨，以至于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一遍。他点了点头，以示所述无误。他当着向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所有碍事的墙壁均已拆除，帝国的巨头们伫立在那摇摇晃晃的、又高又宽的玉墀之上，围成一圈——皇帝当着所有这些人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即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他就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家屋无止无休。如果是空旷的原野，他便会迅步如飞，那么不久你便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的力气白费一场。他仍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了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但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

(1) 这是《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一个片断，作者生前将它抽出单独成篇，收入小说集《乡村医生》，写于1917年3、4月间，初次发表于1919年9月24日布拉格的《自卫报》。

往事一页(1)

看来，在我们祖国的国防工作中，有很多事情被忽视了。迄今为止，我们对国防漠不关心，只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但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们心生忧虑。

我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开了一个鞋铺。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看见所有通向广场的胡同口都挤满了全副武装的人。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士兵，他们分明是从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我不解的是，他们一直推进到了首都，而首都离边界那么遥远。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到了这里。看样子，他们会一天比一天多。

他们按自己的习性在露天安营，他们讨厌住房。他们整天忙着磨剑，做箭头，练习骑术。他们把这个安静的、总是生怕弄脏而时刻保持清洁的广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厩。有时，我们从店铺里跑出来，至少想把那些最脏最臭的垃圾清除掉，但是这种事后来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的努力徒劳无益，况且还会给我们带来危险，让马踢伤或挨鞭打致伤。

至于和这些游牧民族谈话，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又几乎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像寒鸦那样互相交流。我们一再听到他们像寒鸦那样的聒噪声。同样，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各种机构设施，他们既无法理解，又毫不在乎。因此，对任何肢体语言，他们都采取拒绝的态度。哪怕你说破了嘴，双手做手势脱了臼，他们还是搞不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永远不会明白。他们常常做鬼脸，然后他们翻白眼，吐白沫，但是他们这样做，既不想以此说点什么，也不想吓唬你，他们这样做是本性使然。他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不能说他们动武。他们来拿时，你最好走开，任何东西都让他们拿。

从我的存货中，他们也拿了几双好鞋。可是，比起肉铺老板的损失，我就不用抱怨了。他的货一到，就被这些游牧民族一抢而空，吞进了肚子，连他们的马也吃肉。常常可以看到，骑兵躺在他的马旁，人马共吃同一块肉，各吃一头。肉铺老板胆小怕事，不敢停止供肉。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于是凑钱帮他。要是这些游牧民族得不到肉，谁知道他们会想出什么招数来，就是他们天天得到肉，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前不久，店老板想，他至少可以省点力，不屠宰了，于是一天早上牵来一头活公牛。这种事他不能再做了。那些游牧民族从四面八方向公牛扑过去，用牙齿一口一口咬下热乎乎的肉，疼得公牛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声。我不忍听牛的惨叫声，躲到鞋铺的尽后头，蒙上我所有的衣服、被子、垫子，躺在地板上大约一个小时。惨叫声停了很久以后，我才壮起胆子走出店铺；那些人精疲力竭，东倒西歪地躺在公牛残骸四周，就像酒鬼围着酒桶。

就在此刻，我似乎看见了皇帝本人站在皇宫的一扇窗户边。平时，他从不到这些靠外头的房间，他总是住在最里面的花园里，可是这一次——至少我觉得看见了——他却站在一扇窗户边，抬着头看着宫外发生的事情。

“以后会怎样？”我们大家都这样问自己，“这种负担和折磨，我们还能忍受多久？皇家宫殿招来了这些游牧人，皇室却没有能耐把他们赶走。宫门紧闭，以前总是穿着盛装、迈着雄壮的步伐进出宫门的卫队，如今都躲到了装着铁栅的窗户后面。拯救祖国的重任交给了我们这些工匠和商人，可是我们胜任不了这样的重担，我们也从来没有夸过口，说我们有这种能力。这是一个误会，我们将因此而毁灭。”

(1) 本篇见之于作者《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六本，约写于1917年3、4月份，发表于同年7、8月《玛尔斯雅斯》创刊号。

鹰鹫(1)

一只鹰鹫在啄凿我的双足。靴子和长袜早就被它撕得粉碎，现在啄食我的脚的本身。它总是猛地啄一下，然后不安地跟我盘旋一番，接着又继续啄下去。这时来了一位先生，他观望了片刻，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容忍这只恶鹰。“我手无寸铁啊，”我说，“它朝我飞来，开始啄凿我的脚的时候，我当然想把它赶走，甚至曾想办法把它绞死，可这畜生强悍得很，它还想要蹦到我的脸上呢，于是我只好宁可献出我的脚了。你看，现在我的两只脚几乎都被它撕烂了。”“你竟让它折磨成这样，”先生说，“砰的一枪，把它结果了不就得了。”“真的吗？”我问，“那您愿意帮我这个忙吗？”“很乐意，”先生说，“只是我得回家把枪拿来，您能等我半个钟头吗？”“这不好说，”我回答道，由于疼痛难忍，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无论如何请您试试吧。”“好，”先生说，“我快去快回。”在我们谈话期间，鹰隼静静地听着，眼珠子在我们两人间滚来滚去。现在我发现，它什么都听明白了，便腾地飞了起来，远远地把身子向后翘起，以便获得足够的冲力，然后像一个标枪手，把他的利嘴通过我的嘴巴深深插入我的体内。在仰翻倒下的那一刻，我像获得解救似的感觉到，它怎样无可挽救地淹死在我那灌满所有沟壑、溢出所有堤岸的血泊之中。

(1) 本篇约写于1920年秋末，1936年首次问世。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我是一座桥(1)

我又僵又冷，我是一座桥，横跨在一条深涧的上空。这边扎地的是我的两脚的足尖，那边是我的双手，全身死死地咬紧在破碎的黏土里。我上衣的下摆在我腰间飘动。深涧里奔流着冰冷的鳟鱼溪，哗哗作响。没有哪个旅游者会迷路来到这样的无路可寻的高山，这座桥还没有标上地图呢。——我就这样躺着，等待着，我只能等待。除非倒塌，没有哪座业已造好的桥可以停止作为桥而存在。

有一天，黄昏时分——是第一个还是第一千个黄昏，我不知道——我的思绪总是乱糟糟的，总是在打转。夏日的黄昏时分，溪水的哗哗声越来越闷，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向我走来，越来越近——桥啊，伸直你的身躯吧，你这无栏之桥啊，站好，准备扶住这个托付给你的人吧，悄悄地把他不稳的步伐弄平衡吧，但假如他左右摇摆，那就露一露你的本色，像山神那样把他拋到岸上去。

他来了，用他的手杖的铁尖敲击我，然后用它撩起我的上衣的下摆，并把它们弄整齐，搁在我身上。他用这个铁尖插入我浓密的头发，并让它——也许一边在贪婪地环眺四周的景色吧——久久地插在我的头发中。但接着——我正做梦般地随他翻山越谷——他用双脚一跃跳到我的身体中间来了。我浑身战栗，痛楚不已，一无所知。这是谁？一个孩子，一个体操运动员，一个拦路抢劫者，一个自杀者，一个诱惑者，一个破坏者？我转过身，想看看他。——桥在转动！没等我转过身去，我就已经倒塌，我倒塌了，全身破碎，并且被锐利的卵石刺穿，它们曾经一直是从奔流的水中安详地凝视着我的。

(1) 本篇写于1917年初，1931年首次发表。

海妖们的沉默(1)

手段即便有缺陷甚至幼稚，也能用来救人，以下可资证明。

为了抵御海妖们的诱惑，奥底修斯用蜡把自己的耳朵堵上，并让人用铁链把自己牢牢地绑在桅杆上。当然，自古以来所有的旅行者都这样做过，除了那些老远就受到女妖们的诱惑的旅行者之外，但全世界都知道，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海妖们的歌声能够穿透一切，而被诱惑者的激情可以炸毁比铁链和桅杆更多的东西。可是奥底修斯却没有想到这点，虽然他对此或许有所耳闻。他完全相信那一小撮蜡和一捆铁链，对他的小手段怀着儿童般的天真，喜滋滋地驶向海妖们的领域。

然而，海妖们现在有了比她们的歌声更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她们的沉默。虽然没有发生过，不过可以想象，有人也许逃脱过她们的歌声，却绝对逃脱不了她们的沉默。但人世间却有这种情绪，即单凭自己的力量并由此产生的横扫一切的傲慢可以战胜她们。

事实上，当奥底修斯到来时，这些强大的女歌手们确实没有歌唱，也许她们以为，只需用沉默就可以对付这个对手，也许她们看到一心想着蜡和铁链的奥底修斯得意洋洋、喜形于色，使她们忘了歌唱。

而奥底修斯——可以这样说的话——没有听到她们的歌唱，他以为她们正在歌唱，只是因为他有了防护而没有听到而已。他首先匆匆瞥了她们一眼，看到她们脖子的转动，深深的呼吸，泪汪汪的眼睛，半张着的嘴巴，但他相信，这些都是唱咏叹调的状貌，这些咏叹调他虽然听不见，却在他周围消散。但没过多久，这一切就从他朝向远方的视线中滑过去了，海妖们在他的坚定态度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就在他最靠近她们的那一瞬间，他对她们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

而她们呢，比任何时候都更漂亮了：她们伸展四肢，转动身姿，让那可怕的长发在风中任意飘拂，在岩石上自由地张开她们的利爪。她们不想再去诱惑人，只想尽可能长久地捉住奥底修斯那一对放射出光芒的大眼球。

倘若海妖们有意识的话，她们当时即被消灭了。但是她们依然存在着，仅仅是因为奥底修斯逃过了她们。

另，传说中对这个故事还有一点补充。有一种说法是，奥底修斯诡计多端，犹如一只狡猾的狐狸，连命运女神都无法看透他的心。也许——虽然人的理智已不再能理解这一点——奥底修斯真的发现了海妖们的沉默，于是他编造了上述虚假事件，作为对付海妖和众神的某种盾牌。

(1) 本篇写于1919年10月，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一则小寓言

“啊呀”，耗子说，“这世界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狭小了。起初，它大得让我害怕。我只顾往前跑啊跑，终于看到前方有两堵墙，我喜出望外。不想这两堵长长的墙很快就合拢来了，以至于我刚发现它们就已经置身于这最后的房间里了，墙角那边还放着一架捕鼠器，我正往那里跑进去。”“你只须改变一下跑的方向就好了。”猫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它吃掉。

普罗米修斯(1)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有四种说法：

第一，他为人类背叛了众神，被钉在高加索的一座悬崖上，众神派鹰鹫啄食他每日新生的肝脏。

第二，身子紧靠着岩石的普罗米修斯在鹰嘴的不断啄食下痛楚万分，以致日益陷进岩石，直至与它融而为一。

第三，数千年后，他的叛逆行为随着时光流逝逐渐被人遗忘，众神遗忘了，鹰隼遗忘了，他自己也遗忘了。

第四，留下的是那不可解释的山崖。这个传说试图对这不可解释之现象做出解释。由于它是从真实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后必定也以不可解释告终。

(1) 本篇见于《八本八开本笔记簿》第三本，写于1918年1月17日，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论譬喻(1)

不少人埋怨说，智者的话常常尽是些譬喻，但在日常生活中却用不上，而我们偏偏只有这种日常生活。当智者说“走过去”，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走到另一边去。倘若走这条路的结果确实值得，我们迟早会走到那边去的；他指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对面，某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对这个地方，他也没有作具体说明，所以，对我们来说，他的话一文不值。所有这些譬喻，说到底无非想说明，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不可理解的，这点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每天想方设法去做的，却是别的事情。

对此，有人曾经说过：“你们何必要抗拒呢？只要你们按照譬喻去做，你们自己也就变成譬喻了，这样就可免去日常的操劳。”

另一个人则说：“我敢打赌，这本身就是一个譬喻。”

第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遗憾得很，仅仅在譬喻方面。”

第一个人说：“不，在实际上；在譬喻方面，你倒是输了。”

(1) 本篇写于1922至1923年期间，1931年首次问世。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动身(1)

我叫仆人把我的马从马圈里牵出来。他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便亲自走近马圈，给马鞴上鞍，然后跨上马。远方传来了号角声，我问仆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闻。在大门口，他拦住了我，问道：“主人，你骑马上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经常地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你还没有带上干粮呢。”他说。“我不需要带什么干粮，”我说，“旅途漫长得很，假如我一路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非饿死不可。干粮是救不了我的。值得庆幸的是，这确确实实是一次惊人的旅行。”

(1) 本篇约写于1922年春，发表于1936年。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夜晚(1)

夜幕垂下。就像有时人们为了沉思垂下了头，夜幕也完全这样地垂落了下来。周围人们都在睡觉。这是一个小小的错觉，一种无辜的自我迷惑：他们以为都睡在房子里，在结实的床上，在坚固的屋顶下，伸展四肢或缩成一团躺在床褥上，头上裹着头巾，身上盖着被子，其实他们和以前先后经历过的一模一样，依旧聚集在荒凉之地，露天宿营，那是一大群老百姓，黑压压的一片，他们在寒冷的天空下，在冰冷的地面上，在从前站立过的地方，倒下就睡，额头压着胳膊，脸朝着地，平静地呼吸着。而你在放哨，你通过身旁柴堆里一块燃烧着的木头的挥动，找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放哨？据说得有个人放哨，得有个人在那儿。

(1) 本篇写于1920年秋末，1936年随着勃罗德所编的《卡夫卡全集》的出版而问世。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猫与鼠的谐谑

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你现在想要干什么？”老鼠问道，“你的眼睛真可怕。”“唉，”猫说，“我的眼睛总是这样的。你会习惯的。”“我宁可走开，”老鼠说，“我的孩子们在等着我。”“你的孩子们在等？”猫说，“那么就走吧，越快越好。”“我本来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就请问吧，时间确实已经很晚了。”

新郎与狼

彼得的未婚妻住在邻村。一天晚上他去找她，有许多事要商量，因为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商谈进行得很成功，一切都如他所愿地得到了安排。将近十点时，他嘴里叼着烟斗，心满意足地回家去。这条路他十分熟悉，他根本不在意。忽然，他在一片小树林里吓了一大跳，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看见了两只闪着金光的眼睛，一个声音说道：“我是狼。”“你想要什么？”彼得说，由于紧张，他张开胳膊站着，一只手攥着烟斗，另一只手攥着手杖。“要你，”狼说，“我找吃的找了一整天了。”“求求你，狼，”彼得说，“今天放过我吧，过一个礼拜就是我的婚礼日，让我经历这一天吧。”“这我可亏了，”狼说，“我从等待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过后你可以吃我俩，我和我的妻子。”彼得说。“婚礼前又有什么呢？”狼说，“在那之前我可也不能饿肚子啊。现在我已经对饥饿感到厌恶了，如果我不能马上得到什么，即使不愿意，我现在也得吃了你。”“求你了，”彼得说，“跟我来，我住得不远，这个礼拜我将拿兔子喂你。”“我至少还得得到一头羊。”“好的，一头羊。”“还有五只鸡。”

国王与驸马

我站在大厅的门旁，在离我很远的墙壁背面是国王的卧榻。一个温柔、年轻、体态轻盈的修女在他身边忙活着，把枕头放正，把一张放着各种饮料的小桌子推过去，从中为国王挑选饮料，胳膊肘下还夹着她刚刚朗读过的一本书。国王没有生病，否则他就回到卧室中去。但他必须躺下，某些激动的事把他给撂倒了，把他敏感的心带入了不安之中。一个仆人刚刚禀报了公主和她丈夫的到来，所以修女中断了朗读。我感到很困窘，因为现在也许将要听到亲密的谈话。但由于我已经身在此地，而谁也没有给我离开的任务，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因为我的微不足道而被忘记了，我便认为我有义务留在这里，只是退到了大厅最远的角落里。国王近处的一道小门打开了，公主和驸马一先一后躬着身走了进来，进厅后，公主挽住驸马的胳膊，一起走到国王面前。

“我不能再干下去了。”驸马说。“你在婚礼前庄严地接受了这个义务。”国王说。“我知道，”驸马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再干下去了。”“为什么不能？”国王问道。“那外面的空气我无法呼吸，”驸马说，“我无法忍受那儿的喧哗，我不是不会头晕的人，在那高处我感到难受，简而言之，我再也不能干下去了。”“最后一点还有点意义，当然是坏意义，”国王说，“其余全是借口。我的女儿意思怎样？”“驸马说得有理，”公主说，“他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是个负担，对他对我都是个负担。你可能没有好好地设身处地想一下，父亲。他必须始终准备着，实际上大约一周才发生一次，但他必须始终准备着。它会发生在最不可思议的时辰。比如我们在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坐着进餐，人们多少忘却了一切烦恼，天真地感到高兴。这时守卫闯了进来，呼唤驸马，这时当然一切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他必须脱下身上的衣服，钻进那套窄小的、花哨得令人讨厌的、像小丑的、几乎剥夺尊严的规定的制服中去，然后这可怜的人飞快地向外跑去。于是聚会被炸散了，客人纷纷离开。也幸亏如此，因为当驸马回来时，他已经没有能力讲话，没有能力在身边容忍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有时他的力量刚够他跨进门来，然后就倒在了地毯上。父亲，难道有可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吗？”“妇人之见，”国王说，“我不觉得奇怪，可是你，驸马，现在我明白了，居然听了妇人之见来向我推辞义务，这使我难受。”……

那时正好你转过身去

我跑过了第一个守卫的身边。过后我害怕了，我又跑了回去，对这个守卫说：“我从这里跑了过去，那时你正好转过身去。”守卫注视着前方，默然不语。“我当然不应该这么做的。”我说。守卫仍然不吭声。“你的沉默是不是意味着允许我通行？”

在这个春夜中阳台的门正敞开着

没有阳台，只是由一扇门取代了窗，在这四层楼上直接通往户外。在这个春夜中，它正敞开着。一个大学生读着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每当走到那扇门时，他总要把鞋跟在那个门槛上来回摩擦，就好像人们快速地在留作半夜享用的甜食上舔着那样。

与一个巨人的搏斗

又是跟那同一个巨人进行的同样的搏斗。当然，他没有搏斗，只有我在搏斗，他只俯卧在我的身上，就像一个佣工趴在饭店桌子上那样，在我的胸脯上叉着胳膊，把下巴压在我的胳膊上。我能顶得住这个负担吗？

林中幻影

当他越狱逃跑，进入树林，迷失了道路时，天色已经黄昏。林边有幢房子，一幢城市建筑，完全照城市里的样子盖的，有一个城市或城郊风味的挑楼、围着铁栅的屋前小花园，窗后挂着精致的窗纱。一幢城市建筑，却位于无边的寂寞孤独之中。这是个冬日的晚上，野外的天气是很冷的。但这不是野外，这里有城市的交通工具，角上有一辆电车在拐弯，可是这确实不是城里，因为这辆电车没开，而是很久很久以来就停在这里了，永远保持着这个姿势，好像它正在街角拐弯似的。它很久很久以来就是空的，并且根本就不是电车，而是一辆有四个轮子的车子，在透过薄雾朦胧地倾泻而下的月光中说它像什么它就像什么。这里铺着城市里的柏油路，标准平滑的柏油路面，但这只是迷蒙的树影在积雪的公路上漂浮。

棺材

一个棺材完工了，木匠把它装上了手推车，打算送到棺材铺去。从横街走来一位老先生，在棺材前站住，用手杖在上面画了一下，同木匠开始了一番关于棺材工业的短短的对话。一位拎着买菜包的妇人沿着主要街道走过来，碰了这位先生一下，接着认出他是个老相识，于是也站了一会儿。助手从工场里走出来，有几个关于他手头上的活儿的问题要问师傅。工场上方的一扇窗户中露出了木匠老婆，手中抱着最小的孩子，木匠开始远远地逗他的孩子，那位先生和提着买菜包的妇人也微笑着抬头看着。一只麻雀幻想着在这里找到什么吃的，飞落在棺材上，在那儿跳上跳下。一只狗在嗅着手推车的轮子。

这时忽然从里面猛烈地敲响了棺材盖。那只鸟飞了起来，害怕地在车子上空盘旋。狗狂叫起来，它是所有在场者中最激动的，好像是为失职而感到绝望似的。那位先生和那位妇人蹦到了一边，摊开着手等待着。那助手出于一个突然的决定，一下跃到棺材旁，坐在了那儿，他好像觉得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像看着棺材打开、敲击者钻出来那么可怕。也许他已经为这匆忙的举动感到后悔，但既然他已经坐在了上面，他就不敢再爬下来了，师傅怎么赶也赶他不下来。上面窗口的女人可能也听到了敲击声，但却无法判断来自何处，至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声音来自棺材，所以她完全理解不了下面的进程，惊讶地注视着。一个警察，在一种无以名状的心理要求的驱使下，又在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的阻止下，犹豫不决地慢慢踱了过来。

这时盖子被大力推开，那助手滑到了一边，一个短促的、异口同声的尖叫从所有的人口中发出，窗口里的女人消失了，显然她正抱着孩子顺着楼梯飞奔下来。

室内滂沱

他用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唇，目注前方，一动不动。“你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的生意不算太好，可也并不糟糕。再说，即使破了产——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你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出路，你又年轻又健康，学过经济学，人很能干，需要你操心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母亲，所以我要求你振作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大白天把我叫来，又为什么这个样子坐着？”接着出现了小小的间歇，这时我坐在窗台上，他坐在屋子中央一把椅子上。他终于开口了，说道：“好吧。我这就都告诉你。你所说的全都没错，可是你想想，从昨天开始雨一直下个不停，大概是从下午五点开始的吧。”他看了看表，“昨天开始下雨，而今天都四点了，还一直在下。这本来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的事。但是平时街上下雨，屋子里不下，这回好像全颠倒了。你看看窗外，看看，下面是干的，对不对？好吧。可这里的水位不断地上涨着。它爱涨就涨吧。这很糟糕，但我能够忍受。只要想开一点儿，这事还是可以忍受的，我只不过连同我的椅子漂得高一点儿，整个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所有东西都在漂，只不过我漂得更高一点儿。可是雨点儿在我头上的敲打使我无法忍受。这看上去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偏偏这件小事是我无法忍受的，或者不如说，这我也许甚至也能够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仅仅是我的束手无策。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我戴上一顶帽子，我撑开一把雨伞，我把一块木板顶在头上，全都是白费力气，不是这场雨穿透一切，就是在帽子下，雨伞下，木板下又下起了一场新的雨，雨点的敲击力丝毫不减。”

放弃吧(1)

大清早，我去火车站，只见街道整洁，空无一人。当我与一座钟楼上的钟对我的表时，我发现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得多，我得飞快地走，这一发现让我大吃一惊，使我难辨方向，我对这个城市还不大熟悉，幸亏附近有警察，我便向他跑去，气喘吁吁地向他问路。他笑嘻嘻地说：“你想向我问路？”“是的”，我说，“因为我自己找不到路。”“算了吧，算了吧。”他说着，便一个急转身，就像那些想独自发笑的人一样。

(1) 本篇写于1922年末，1936年首次发表。题目为勃罗德所加。

招魂会议(1)

在一个招魂会议上，有个新的幽灵来报到，下面就是与他的一段对话：

幽灵：对不起。

发言人：你是谁？

幽灵：对不起。

发言人：你要干什么？

幽灵：离开。

发言人：可你才刚到这儿。

幽灵：这是个误会。

发言人：不，这不是误会。你来了，就留在这里。

幽灵：我忽然不舒服了。

发言人：很厉害吗？

幽灵：很厉害。

发言人：身体上？

幽灵：身体上？

发言人：你用问话来回答问题，这是不对的。我们有惩罚你的办法，好好答话吧，要不然我们马上就开除你。

幽灵：马上吗？

发言人：马上。

幽灵：一分钟后？

发言人：别装得这么可怜。我们将开除你，如果我们……

(1) 本篇及以下诸篇轶事多见之于卡夫卡《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它们均于1953年由勃罗德收入《乡村婚事》一书。标题为译者所加。

中国人来访

午饭后，我苍老地，通体鼓胀，心脏略有些不舒服，躺在床上，一只脚垂在地上，阅读着一本历史读物。姑娘走了进来，两只手指抵在翘起的嘴唇上，通报一位客人的到来。

“谁啊？”我问道，在我等待下午的咖啡时来客使我感到烦恼。“一个中国人。”姑娘说，并且痉挛般地竭力把她的笑声压下去，以免给门外的客人听到。

“一个中国人？到我这儿来？他是穿着中国服装吗？”

姑娘点点头，还在强忍着笑。

“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再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是找我，在左邻右舍中我都是默默无闻的，更别说在中国了。”

姑娘悄悄走到我身边，轻声说道：“他只有一张名片，上而写着，他请求准许他进来。他不会说德语，说的是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我不敢从他手里把名片接过来。”

“让他进来！”我喊道，又陷入了由于心脏的毛病经常发生的激动之中，书掉在了地上，我诅咒着这女佣人办事的不力。我站了起来，从而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把来访者吓得够呛——接着便向门口走去。果然，这个中国人一看见我，就赶紧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他显然是个学者，又瘦又小，戴着一副里边眼镜，留着稀疏的、黑褐色的、硬邦邦的山羊胡子。这是个和善的小人儿，垂着脑袋，眯缝着眼睛微笑。

爱的险境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尖是向外的。无论何时，只要我想要接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这姑娘对此没有罪责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或不如说，我知道她是没有的。前面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围着的，而他们的矛尖是向内的，也就是说是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姑娘那里去时，我首先会撞在我的武士们的矛尖上，在这儿就已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将已是浑身鲜血，失去了知觉。

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待在那里吗？

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挠。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们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

绿龙的造访

门开了，绿色的龙进入房间里，精力充沛，两边圆滚滚的，没有足，用全部下部挪动进来。我请它全身进来。它表示遗憾说，它太长了，所以没法办到。于是不得不让门就这么开着，这是够难受的。它半不好意思，半带点狡猾地微笑着，开始说道：“由于你的渴望的感召，我从远方爬了过来，我身体下面都已擦伤了。可是我情愿。我乐意前来，乐意向你展示我。”

歌声的诱惑

有歌声从一家小酒馆里传出来，一扇窗开着，没有挂上钩子，在那里晃来晃去。这是一栋小小的平房，周围是一片空旷，这里已经离城相当远了。这时来了一位迟来的客人，悄悄地走来，他穿着一套紧身的衣服，像在一片漆黑之中向前摸索，其实这时月光十分明亮，他侧耳在窗前倾听，然后摇了摇头，弄不懂这么美妙的歌声怎么会从这么一家酒馆中传出来，他双手一按窗台，背向跃了上去，可是他够不小心的了，竟然没能在窗台上坐住，而是一下子掉进了屋里，但跌得并不深，因为有一张桌子紧挨着窗放着。酒杯飞落在地上，坐在桌旁的两个男人站了起来，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两脚还悬在窗外的新客人又从窗子里扔了出去。他掉在了柔软的草丛中，一个翻身就站了起来，再度侧耳倾听，可是歌声已经停止了。

误入荆棘丛

我误入了一片无法通过的荆棘丛中，只能大声叫喊公园管理员，他马上就来了，却无法穿过荆棘丛走到我身边来。“您是怎么跑到这片荆棘丛当中去的？”他喊道，“您不能沿着同一条路走出来吗？”“不可能，”我喊道，“我再也找不到那条路了。我刚才一边想着事一边平静地走着，突然就发现我在这个地方了，就好像是我走到这里来了以后，荆棘丛才长了出来似的。我再也走不出去了，我完了。”“您像个孩子，”管理员说，“您首先沿着一条禁止通行的路，愣穿过从来没人走过的树丛，然后您就叫起苦来。但您并不是在一个原始森林里，而是在一个公园里，人们会把您弄出来的。”“可是一个公园里根本不该有这样的树丛，”我说，“而且人们又怎样能救我呢？谁也进不来。如果人们要试试看的话，那就得抓紧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在这里过夜我可受不了，而且我已经给荆棘刮得遍体鳞伤，我的夹鼻眼镜又掉了下去，再也找不到了，没有眼镜我简直就是半个瞎子。”“这一切都很有道理，”管理员说，“可是您还是得忍耐一会儿，我总得先去把工人找来，让他们开出一条路来，而且在这之前还得获得公园主任的批准。稍稍拿出点耐心和男子汉气概来，好不好？”

少女的羞淫

—辆金色的车子的轮子在滚动，在石子路上吱吱嘎嘎叫着停了下来。一位姑娘想要下车，她的脚已经踏在踏板上了，这时她看见了我，便又缩回了车里。

无言的哀求

那是乡间的一个傍晚。我坐在我的阁楼里关着的窗后注视着那个牧牛人。他站在刚割过草的田野上，嘴里叼着烟锅，手杖插在地里，好像对在近处远处深沉的寂静中平静地吃草的牲口漠不关心似的。这时响起了敲打窗户的声音，我从沉醉中惊醒，镇静了一下，大声说：“没什么，是风在撼动窗户。”当敲打声再次响起时，我说：“我知道，那只不过是风。”但在第三次敲打时响起了一个请求放他进来的声音。“那确实只是风。”我说着拿来放在箱子上的灯，点燃了它，把窗帘也放了下来。这时整个窗子开始颤抖，一种卑屈的、无言的哀求。

士兵的权力

来了两个士兵，抓住了我。我挣扎着，可他们抓得很紧。他们把我押到他们的主人那儿，那是个军官。他的制服是多么的花！我说：“你们想要干什么？我是个老百姓。”那军官微笑着说：“你是个老百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抓你。军队拥有对一切的权力。”

包厢里的奇遇

我坐在包厢里，我妻子坐在我旁边。戏院里正在演一出激动人心的戏，戏的主题是嫉妒。在一座灯光辉煌、四周围绕柱子的大厅里，一个男子正高举匕首刺向缓步向大门走去的妻子。大家心情紧张地俯身在栏杆上，我的鬓角感觉到我妻子的鬈发。突然，我们猛地一下缩回身子，栏杆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们本以为是栏杆的丝绒软套，原来竟是一个瘦长男子的后背。这个男子的身体恰好和栏杆一样窄，迄今一直肚子朝下躺着，现在正慢慢转过身来，仿佛在寻找一个更舒适些的位置。我妻子战战兢兢地拉着我。紧挨着我面前的是那男子的脸，比我的手还窄，像一具蜡像那样，极其干净，蓄着黑山羊胡子。“您为什么吓唬我们？”我喊道，“您在这里干什么？”“对不起！”那男子说，“我是您妻子的爱慕者。感觉到她的胳膊肘搁在我的身体上，使我感到快活。”“埃米尔，我求你了，你要保护我！”我妻子大声说。“我也叫埃米尔，”那人说，用一只手支着脑袋，像是躺在一张沙发床上。“到我这儿来吧，美人儿。”“你这个流氓，”我说，“你敢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推到楼下正厅里去。”仿佛我确信这句话还未说出来，我就要把他推下去似的。可是这件事不那么简单，他似乎牢牢地固定在栏杆上，就像是砌在栏杆上似的，我想把他推开，却推不动。他只是笑了笑，说：“算了吧，你这个小傻瓜，别过早地耗尽了你的力气，战斗才开始，这场战斗当然会以你的妻子满足我的欲望而告终的。”“绝不会！”我的妻子喊道，随后便转过脸来对我说：“哎哟，你推他下去嘛。”“我推不动，”我大声说，“你看见了，我多么使劲，可是这事实在蹊跷，就是推不下去。”“唉，天哪，唉，天哪，”我的妻子哀叹道，“我可怎么办呀？”“你安静些，”我说，“我求你了，你一着急事情反而更糟了。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用我的那把刀子把这儿的丝绒割下来，然后把它和那家伙一同扔下去。”可是此刻我找不到我的刀子。“你知道我的刀子在哪儿吗？”我问。“我把它放在大衣口袋里了吧？”我几乎就要往衣帽间里跑去，还是我妻子使我头脑清醒过来。“现在你要把我一个人撇下吗，埃米尔？”她喊道。“可是我没有刀子呀。”我大声回答说。“拿我的。”她说，并颤抖着手指在她的小口袋里寻找着，但是后来她自然只掏出来一把微型珠母小刀。

恐惧

回过头来看蒙德利律师的暴死，首先能够确认的事实经过是：一天早晨将近4点半的时候，那是个美好的6月清晨。这时天已经很亮了，蒙德利太太从她四层楼上的居室中跑出来，在楼梯栏杆上弯下腰，张开臂膀叫喊，显然想要让整个房子里的人出来帮忙：“我的丈夫被谋杀了！老天啊！老天啊！我的好丈夫被人谋杀了！”第一个看到蒙德利夫人和听见她叫喊的是一个面包房小伙计，他正好在这个时候，两手提着装小面包的篮子，走在通往三楼的最后一段楼梯上。也是他在第一次审讯时断言，他牢牢记住了蒙德利太太叫喊的每一个字。可是在他后来面对蒙德利太太的时候，他却收回了自己的证言，声明说，他可能会搞错蒙德利太太说的话，因为在第一个瞬间他被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吓了一大跳。这当然是很可能的，因为在过了几周后，他在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还是那么激动，以至他用手和脚的过分动作陪伴着他的述说，使听众至少能够产生一种接近于他心中的那种感受的印象。根据他的陈述，蒙德利太太当时从门里跑了出来，他根本没有发觉门是怎么打开的，因此他相信门本来就是开着的。她一下子扯开了痉挛地握在脑袋上方的双手，飞快地奔向楼梯。她只穿着夜衣，系着一块灰色的布，这块布甚至未能把她的上身全部遮掩住。她的头发是散开的，一部分垂在脸前，这也是使她的叫喊模糊不清的原因之一。在她奔向楼梯时，她刚看见这个面包房伙计，就用颤抖的手把他一把拽了上来，跑到他的身后，把他作为一个掩体向前推，牢牢地搂着他的肩膀。在匆忙中小伙子根本就没有想到把装面包的篮子在什么地方放一下，于是整个过程中就没有脱手。他们便这样以快速然而很小的步子向女人的房门走去，这女人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把他越搂越紧。他们跨过了门槛，从昏暗而窄小的会客室里往前走。这女人的脸不时从小伙子的左边或者右边露出来，她似乎在等待着某种东西，某种马上就会出现的东西，有时她把小伙子往回拽，好像不可能再往前走了，但接下来她又以整个身体把他往前推。这女人用一只手打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门，而另一只手牢牢地从后面抓住小伙子的脖子。她看了看地板、墙壁、屋顶，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便让那道门开着，更坚决地向第二道门走去，仍然把小伙子推在前面。第二道门早就是大敞着的。刚进去时看得到的只有两张并列的床。房间里光线很暗，因为沉重的窗帘拉得很紧，只有狭小的缝隙中透出一点儿白昼的光。在进门后的第一张床旁的床头柜上有一小段残存的蜡烛在燃烧。这张床上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另一张床上。现在轮到小伙子不愿往前走了，可是这个女人用拳头和膝盖把他往前赶。在一次审讯时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会迟疑，是否害怕将会在床上看到的情景。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害怕，当时也没有害怕，但当时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躲在房间里，会突然地跳出来。对于这个他无法描述的“东西”，他要等它出来了才往前走。但由于这个女人如此急于到第二张床那里去，他终于让了步。

统治的魔力

人们羞于说，那位皇家军队上校是靠什么统治我们这座小山城的。我们如果想要动手，马上就能解除他那几个士兵的武装，即使他能够召唤援兵来（他哪能召唤呢），那也几天、几个星期都来不了。也就是说，他的处境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顺从，可他既不通过残暴手段来迫使我们，也不通过献殷勤来拉拢我们顺从。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容忍他这令人憎恶的统治存在下去呢？毫无疑问：仅仅由于他的目光。当人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一个世纪前这是我们这儿的长老们的议事厅），他一身戎装坐在写字台旁，手里握着钢笔。他不喜欢客套或者演戏，他不会继续写下去，让来访者干等着，而总是立即中断工作，身子靠回到椅背上去，当然钢笔仍然握在手里。于是，他便以这斜倚着的姿势，左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来访者。来访的请求者的印象是，上校看着的不仅仅是他这个短暂地从人群中冒出来的陌生人，否则上校为什么要这样仔细地、长时间地、一声不坑地看着他呢？再说，这也不是一种尖锐的、有穿透力的目光，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浮动的，然而却又绝不移开的目光，这是一种人们观察远处一群人移动时的那种目光。不间断地伴随着这种长时间的目光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一会儿像是嘲讽，一会儿又像是恍恍惚惚地沉浸在回忆之中。

信号

在教堂前的台阶上，孩子们像在一个游戏场上一样跑来跑去，互相喊着粗话，这些话他们当然并不懂，他们只是吸收，就像婴儿吮吸棒棒糖那样。一个教士走了出来，他把身后的僧衣撸平，在一个台阶上坐了下来。他想要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因为他们的叫喊在教堂里都能听见。可是他只能不时局部地做到这点，他把一个孩子拽到身边，那一群孩子却总是抓不住，他们仍然毫不考虑他的存在而继续玩耍着。他看不出这场游戏玩的是什么，即使努力从最遥远的孩子意识出发去看也看不出来。就像往地上拍的球一样，他们不知疲倦地、似乎也毫不费力地在所有台阶上蹦跳着，互相之间除了那些呼喊外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令人感到乏味，催人入眠。在昏昏欲睡之际他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小姑娘，把她前面的衣服稍稍掀开了一些——为此她开玩笑地轻轻打了他一个耳光——在那儿他看见了一个信号，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正是想到了的信号，于是他叫了一声“啊”，推开了这个孩子，喊了一声“呸”，吐出口水来，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十字，急忙向教堂里跑去。在门口他和一个年轻的女人撞在了一起，她赤着脚，穿着一条镶着白色图案的红裙子，一件白色的、衬衫式的、前面不经意地敞开着的胸衣，棕色的头发随便地盘着。“你是什么人？”他叫道，他的声音里还含着孩子们给他带来的激动。“你的妻子爱密丽尔。”她轻轻地说，慢慢地靠在他的胸口。他不再做声，倾听着她的心跳。

巷战

我们的部队终于从南门突入城池了。我们班驻扎在一个城郊花园里半烧焦了的樱桃树下，等待着命令。可是，当我们听到南门那儿传来高亢的军号声时，便再也忍耐不住了。顺手抓起身边的武器，毫无秩序地，胳膊搭着战友的肩膀，高喊着：“卡西拉！卡西拉！”我们这一长串的队伍便穿过沼泽，向城市方向涌去。在南门那儿我们看见的只有尸体和在地面上飘着笼罩一切的黄烟。可是我们不甘心坐享其成，立即便奔入那些狭窄的，至今未受到战斗波及的小巷中去。第一扇房门被我一脚踹得粉碎，我们疯狂般地冲入那走道，以致我们自己一时被互相撞得直打转。有个老头从这长长的、空空荡荡的走道那头迎面而来。这是个奇怪的老头，他有翅膀——宽宽地张开着的翅膀——翅膀的边缘比他的身子还要高。“他有翅膀！”我对战友们喊道。我们这些最前面的人向后退了几步，但退路被源源涌入的后来者堵住了。“你们感到奇怪，”老头说，“我们大家都有翅膀，但它们对我们毫无用处，要是能够把它们扯下来，我们早就那么干了。”“你们为什么不飞走？”我问道。“要我们飞离我们的城市？离开我们的家乡？离开亡者和诸神？”

驯蛇

可爱的蛇，你干吗离得那么远，过来，再近一点，行了，就待在那儿，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界限的。你不承认任何界限，我又怎么让你听命呢？那将是个艰巨的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你盘起身来。我说的是盘起来，可你却展了开来。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你显然听不懂。但我说得很明白啊：盘起来！不对，你没有明白。我用棍子指点给你看。你得先盘成一个大的圆圈，然后在里面紧挨着再盘上第二个，如此循环往复。如果说你现在还仰着小脑袋，那么待会儿，随着我吹出的笛子的旋律慢慢地沉下去，停止演奏时，你也就静下来了，届时你的脑袋将正好处于最里面那圈。

马戏场里的出水芙蓉

马戏场里今天将上演一出大型哑剧，一出水中哑剧，整个场子将沉入水中，波塞冬将带着他的随从在水下追逐，奥德赛的船将会出现，而塞壬们将会唱起歌来，然后维纳斯将赤裸裸地从波涛中升起，从这里开始将转化成在一个现代的家庭澡盆里的生活描述。经理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可还始终是个腰板挺直的马戏骑手，他保证这出哑剧会大获成功。成功也是非常必要的，去年情况很糟，一些失败的旅行造成了重大的亏损。现在人们来到了这座小城市。

驯人的动物

这就是那个拖着毛茸茸的尾巴的动物，一条长达好几米的尾巴，就像狐狸那样的。我很想把这尾巴抓到手里，可是办不到，这动物老是动个不停，尾巴老是甩来甩去。它像一只袋鼠，但它那几乎像人一样扁平的、椭圆形的小脸上无特点可言，只有它的牙齿颇有表达力，无论是遮掩着还是龇咧着。有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动物想要训练我，要不然它为什么总是在我下手去抓的时候把尾巴抽开，然后又静静地等着，直到我再度受到诱惑，它又一次跳走呢？

切不开的面包

桌上放着一大块面包。父亲拿着一把刀走了过来，想要把它切成两半。可是，尽管这把刀又重又快，这面包既不太软也不太硬，刀却怎么也切不进去。我们这群孩子惊讶地仰着脑袋看着父亲。他说：“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难道办成功一件事不比办不成一件事更怪吗？睡觉去，也许我到头来会成功的。”

我们躺下睡觉了，可是不时地，在夜间的不同时辰，我们中间总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从床上坐起来，伸长脖子，窥探父亲的动静。每回总是看到他，这个身着长外套的高大男人，仍然架着弓步，试着把刀子摁到面包里去。当我们清晨起来时，父亲刚刚把刀放下，他说：“你们看，我还是没有成功，这事情就是这么难。”我们想要表现自己，也都来试一试，他也允许我们试，但我们几乎没法子把这把刀、这把被父亲攥得火热滚烫的刀子拿起来，只能勉强地使它翘起来。父亲笑着说：“放下吧，现在我要进城去，晚上我还要试着把它切开。我就不信会让一个面包给耍了。最终它一定会让人把它切开的，只不过它有反抗的权利，那就让它反抗吧。”可是当他说完这番话，这个面包忽然开始收缩，就像一个下定决心面对一切的人的嘴巴那样收缩，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面包。

坑道下的家庭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地头。一根木杆斜斜地插在土里，顶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坑道”。我应该是到了目的地了，我猜测着，环顾四周。距我立足之地仅几步路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爬满绿藤的小木房，我听到那儿传来轻轻的盘碟碰击声。我走了过去，把脑袋从低矮的口子里探了进去，在里面的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仍然问候里面的人，并问道：“您知道这地板门由谁管的吗？”“我自己，为您效劳。”一个友好的声音说道，“我这就来。”现在我渐渐习惯了黑暗，辨认出了里面的人们，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三个额头几乎够不着桌面的孩子，一个拥在母亲怀里的婴儿。坐在小木屋深处的那个男人想马上就站起来，挤出来，那女人却恳求他先把饭吃完了，他指了指我，她又说，我会友好地等一会儿，而且会赏脸，同他们一起吃这顿可怜的午餐。而我呢，我真是恨透了自己，竟然会跑到这鬼地方来，把一个快乐的星期天搅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不得不说：“遗憾，遗憾，亲爱的夫人，可惜我不能接受邀请，因为我必须在此时此刻，确确实实就在此时此刻让人把我放下去。”“好极了，”那女人说，“偏偏挑个星期天，而且还是吃午饭的时候。世上的人真是不可捉摸。这种无休无止的苦役实在是没法说。”“您别这样嚷嚷，”我说，“我不是出于恶意要求您的丈夫这么做的，假如我知道这事该怎么做，我早就自己干了。”“别听这女人的，”那个男人说道，他这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旁，边说边拽着我走，“您别指望女人有理智。”

K．的愣劲(1)

当你想要有人引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时，你会先去找一个共同的熟人，请求他帮个忙。如果你一个都找不到，你会忍耐，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地方，这种机会是不会没有的。如果今天没有，那么明天一定会有。如果不出现这样的机会，那么你也不至于就这样动摇了世界的支柱。假如一个家庭能不在乎没有你，那么你至少不会更在乎没有这个家庭。

这些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只有K．无法理解。最近他心血来潮，想要闯入我们的地主家庭去，却不是通过社交的路线，而是愣干。也许他觉得通常的那条路太迂回漫长，这是对的，可是他想要走的那条路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此并不想夸大我们的地主的作用。他是个善于理解人的、勤劳的、值得尊敬的人，但也仅此而已。K．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呢？他想被雇用在地主庄园里吗？不，他没有这种想法，他自己是富有的，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是爱上了地主的女儿吗？不，不，他跟这种怀疑丝毫沾不上边。

(1) 这是长篇小说《城堡》的一段试笔。附在笔记本中的一页上写的年号是1920。标题为编者所加。

夜行船的惊讶

我站着把小船划进了一个小港口，那里空空荡荡的，在一个角落里停着两条挂帆的小舟，其他地方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小船。我轻而易举地为我的小船找到了一个停靠的地方，从那儿上了岸。这只是一个小港口，但有着结实的堤墙，维持得很好。

有一些小舟在水面上滑过。我呼喊其中的一艘。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头是船上的领班。我在上岸的台阶上犹豫了一会儿，他微笑着，我边注视着他边踏上了他的船。他向小船的头上指了指，我便在那里坐了下来。但我马上就蹦了起来，说道：“你们这里有大蝙蝠！”因为有大翅膀在我的头上掠过。“放心吧。”他说，同时已经开始操作起那对桨来，我们一下子就被推离了岸边，我差不多是被摔回到了我的板凳上。我没有告诉这位领班我要到哪里去，而只是问他是否知道，从他的点头上可以得出结论，他是知道的。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解脱，我伸开腿，把脑袋靠在后面，可是仍盯着这个领班看着，一边琢磨：“他知道你要到哪里去，这个脑壳后面知道这一点。他把桨往海里打，只是为了把你送到那里去的。你从那么多船里正好叫的就是他，当时上船前居然还犹豫不决。”于是我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在我看不见那人时至少还想听到他的声音，于是我问他：“像你那么大的年龄一定不想再工作了。你难道没有孩子吗？”“就你一个，”他说，“你是我唯一的孩子。只为了你我才走这一趟，然后我就把这艘船卖了，然后就不再干活儿了。”“你们这儿把乘客称为孩子吗？”我问道。“是的，”他说，“这是这里的风俗。而乘客把我们称为父亲。”“这可真够奇怪的，”我说，“那么母亲在哪里呢？”“在那儿，”他说，“在船舱里。”我直起身子，看到设在小船中间那船舱的圆形小窗里伸出一只手来向我致意，可见那里露出了一张用一条三角黑头巾裹着的强壮的妇女的脸。“是母亲吗？”我微笑着问道。“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她说。“可是你看上去比父亲要年轻得多。”我说。“是的，”她说，“是年轻得多，他可以当我的祖父，而你可以当我的丈夫。”“你知道吗，”我说，“当人们单独在夜里行舟，忽然出现了一个女人，是多么的令人惊讶。”

在墓穴里做客

我在死人那儿做客。这是个宽敞整洁的墓穴，有几个棺材已经停放在这里，可是还有许多空地，有两个棺材开着盖，里面看上去像是睡觉的人刚离开的乱糟糟的床。一张写字台放在靠边上的地方，所以我没有一眼就看到，一个身体壮实的男人坐在写字台后面。他右手拿着一支笔，好像他刚才还在写什么而现在正好停了下来似的，左手在背心前玩弄着一根闪闪发光的表链，脑袋低垂在表链上。一个女佣人在扫地，其实根本没什么可扫的。

不知出于哪门子的好奇心，我扯了一下那把她的脸完全裹住的头巾。这回我看清了她。这是个我一度认识的犹太姑娘。她长着一张饱满而很白的脸，细窄的深色的眼睛。她从把她弄得像个老妇人似的破布中向我露出笑脸，我说：“你们在演喜剧吧？”“是的，”她说，“有那么一点。你真是内行！”可是接下来她指了指坐在写字台边的那个男人，说：“你现在先到那里去向他问好，他是这里的主人。在你向他问过好之前，按理说我是不能跟你讲话的。”“他到底是什么人？”我轻轻地问。“一个法国贵族，”她说，“他叫德·波尔坦。”“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问。“这我不知道，”她说，“这里是一团糟。我们在等一个能整顿秩序的。你就是这个人吗？”“不，不。”我说。“这是很理智的，”她说，“现在还是到那位先生那儿去吧。”

于是我走了过去，鞠了个躬。由于他不抬头，我只能看到他乱七八糟的白头发，我道了晚安，可是他仍然一动不动，一只小猫沿着桌子边缘跑，它显然是从他的怀里蹿出来的，而现在又回到了那里去。也许他根本没在看着表链，而是在往桌子底下看着。我正想解释，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可这时我那个熟人扯了扯我的上衣，说道：“这已经够了。”

我对此很满意，我向她转过身去，我们挽着胳膊在这墓穴里走动起来。那把扫帚老是碍手碍脚的。“把这扫帚扔了。”我说。“不行，求你了，”她说，“让我拿着它吧。在这里扫地一点都不费劲，你一定已经发现了，对不对？这对我有些好处，我可不愿意放弃这些好处。你打算留在这里吗？”她转开了话题。“为了你的缘故我愿意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说。我们现在身子紧挨着，就像是一对情人。“留下吧，留下吧，”她说，“我是多么想你啊。这里不像你可能担心的那么坏。周围怎么样对我们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我们的胳膊互相松了开来，现在我们拥抱在一起了。我们走在干道上，左右两边都是棺材，这个墓穴非常之大，至少非常的长。这里虽然是昏暗的，但还不是伸手不见五指，这儿有一种微弱的光，在我们所到之处比别处更亮一些，在我们身边形成了一个光圈。她忽然说道：“来，我给你看我的棺材。”这使我惊讶。“你没有死啊！”我说。“没有，”她说，“可是我得承认，我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所以我对你能够来到这里感到特别高兴。很短的时间里你就能明白一切，现在你可能已经比我看得清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有个棺材。”我们向右拐进一条岔道，也是在两列棺材之间。这里的整个结构使我想起了一个我曾经见过的很大的藏酒地窖。在这条路上我们还经过了一条很小的、几乎不到一米宽的小溪，水流湍急。然后我们很快就到了这位姑娘的棺材旁。里面放着绣着精美的花边的枕头。这姑娘坐了进去，引我下去，与其说是用手指，不如说是用目光。“亲爱的姑娘。”我说，把她的头巾揭了下来，手停留在她松软的头发上，“我还不能待在你这儿。这墓穴里还有一个人，我必须跟他谈谈。你愿意帮我去找他吗？”“你必须跟他说话？这地方可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她说。“但我不是这里的人。”“你觉得你还是要离开这里吗？”“没错。”我说。“那么你就更不应该浪费时间了。”她说。接着她在枕头底下寻找起来，从那里拿出一件衬衣来。“这是我的丧服，”她说着从下面递给我，“可是我不穿它。”

难念的家经

一个农民在公路上拦住了我，请求我跟他到他家里去，他说，也许我能够帮助他，他同妻子发生了争执，这场争执使他生活得十分痛苦。他还有几个好动而脑子单纯的孩子，他们只会毫不懂事地往什么地方一站，要不就干脆跟你捣乱。我说，我愿意跟你去，但是实在是没有把握，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是否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孩子们我也许可以引导他们去干些什么，可是在你的老婆面前我可能会束手无策，因为老婆好斗的根源一般因丈夫的品质而来，由于你不想争执，你一定已经做出了改变自己的努力，但既然你都没有成功，那么我又能干什么？我顶多能把你老婆的好斗嗜好引到我身上来。这段话我与其说是对他讲，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可我接下来明确地问他，我如果为此做出努力，他将给我什么报酬。他说，这都好商量。只要我能起到一点作用，我就可以要什么就拿走什么。听了这话，我停下了脚步，我说，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不能满意，必须明确地商定，他每个月给我什么。他对我要求月薪感到惊讶。我对他的惊讶感到惊讶。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里处理好两个人该欠一辈子的账吗？难道他认为，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后背上一小麻袋豌豆作为给我的酬劳，感激地吻他的手，用我的破布裹住自己，然后继续在冰冷的公路上漫游下去吗？不行！这个农民低着头，一声不吭地，但却是紧张地听着。事实上，我说，我将长时间地待在他那儿，以求找到可以给事情带来改善的下手之处，然后我将不得不待更长的时间，以求尽可能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我就老了、疲倦了，将根本就不再离开，而是在那儿休养，享受他们大家的感激。

“这是不可能的，”农民说，“那样你就赖在我的房子里不走了，而最后还会把我赶走。这样我在我已经够重的负担上还得加上最重的一个。”“没有相互信任我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我说，“我不是也把我的信任给与你了吗？我需要的只是你的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你是完全可能会撕毁的。在我照你的愿望把事情处理好之后，你可能会不顾任何承诺而把我撵走。”农民看着我说道：“你不会让我把你撵走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说，“把我想成什么样都行，可是别忘了，我是像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那样友好地这么对你说的，即使你不带我去，你家里的情况你也忍受不了多久的。你怎么跟这个女人和这些孩子一起生活下去？如果你不敢马上带我到你家里去，那还不如放弃你的房子和你将会进一步面临的照料义务，跟我去吧，我们一起去流浪，我不会记恨你的不信任的。”“我不是个自由的人，”农民说，“我跟我的老婆已经一起过了十五年了，那日子是难受的，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尽管如此，我在做出一切使她变得能让人忍受的尝试之前还是不能离开她走我的。正在这时我在公路上看到了你，当时我就想，我可以跟你一起做最后一次伟大的尝试。跟我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我要的并不多，”我说，“我不想乘你之危。你可以始终把我当成雇工，我会干很多活，对你会很有用的。可是我不想成为和别的雇工一样的雇工，你不能命令我，必须是让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工作，这回干这个，下回干那个，然后又什么都不干，完全凭我的兴趣。你可以请求我干一个活儿，但不能纠缠不休。当你发现我不想干这个活儿时，你就得认了。钱我不需要，可是就像我现在穿着的外衣、内衣和靴子在需要的时候必须给我换新的。如果在村子里买不到这些东西，你就得进城去买。可是我对这些现在并不担心，我现在穿着的几年里还坏不了。雇工通常的伙食对我来说没问题，不过我每天得有肉吃。”“每天吗？”他立刻插嘴道，好像他对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意见似的。“每天。”我说。“你的牙很特别。”他说，以此对我的奇怪愿望表示谅解，他甚至把手伸进我的嘴里去摸我的牙齿。“那么尖利，”他说，“简直和狗牙差不多。”“一句话，每天我都得有肉吃，”我说，“啤酒和烧酒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这要求可是多了一点。”他说，“我喝得很多。”“那更好，”我说，“但是你可以限制你自己，那么我也可以限制我自己。可能你只不过因为家里的不幸才喝得那么多。”“不，”他说，“这扯得上吗？那么你可以得到和我一样多的酒，我们一起喝。”“不，”我说，“我不会跟任何人一起吃饭和喝酒的。我将永远一个人吃饭和喝酒。”“一个人？”农民惊讶地问道，“我心里已经在反对你的愿望了。”“那实际上并不多，”我说，“差不多就这些了。只有油还是我需要的，再来点一盏小油灯，它将通宵地在我身边点燃着。这盏小油灯就在我的包里，一盏很小的小灯，用油很少的。这本来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提到它只不过想要把话说得全一点，以免今后出现争执。在报酬方面我受不了任何争执。如果有人拒绝我们约定的事，那么我这个平时很好说话的人会变得很可怕的，咱们丑话说在头里。如果欠我的东西不给我，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就有本事在你睡着的时候在你的头顶上把房子点着。如果你不拒绝我们约定的这些，甚至不时出于爱再给我一些小礼物——也可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我对你将是忠心耿耿的，并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很有用的。除了我所说的以外，我不再要求别的了。只有在8月24日，我的命名日得给我五升装的一小桶罗姆酒。”“五升！”农民叫了起来，双手握在了一起。“没错，五升，”我说，“这并不多。你肯定想要降低我的份额。可是我已经限制了我的需求，当然是为你考虑，因为如果有第三者在一旁听着，我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在第三者面前我不可能这样对你说话。谁也不能知道我们今天谈的话。再说，也没人会相信。”可是这农民说道：“你还是走你的吧。我将一个人回去，自己试着跟老婆和解。最近我打她打得很多，现在我要稍微减少一些，她也许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孩子们我也打得很多，我总是从马厩里拿来鞭子揍他们，我将稍稍抑制一点，可能情况会好一点。当然我已经时常停止过，可是情况并没有改善。可是你所要求的我没办法承受，即使我也许能够承受，不，经济上承受不了的，不，不可能，每天有肉，五升罗姆酒，就算是可能的，我的老婆也不会答应，如果她不同意，我就不能干。”“那谈判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我说……

教堂里的“紫貂”

在我们的犹太教堂里生活着一只像紫貂般大小的动物。人们经常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它，它允许人们走到距离它顶多两米的地方。它的毛色是一种淡青色。它的毛皮还没有人摸过，这根本谈都不用谈，人们几乎认为，它毛皮的真实颜色是看不出来的，也许能够看见的颜色只是沾在毛上的灰尘和泥浆的颜色，这种颜色也确实像教堂内抹的灰浆颜色，只是淡一点而已。撇开它的畏怯不谈，这是一个非常安静和安分的动物。如果不是它经常被赶开，它也许几乎不会更换地方，它最爱待的地方是女人室的网格栅栏，它喜欢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抓住网格，探入脑袋，观察下面的祈祷室，这个勇敢的位置好像使它感到快乐。但是教堂仆人有个任务，就是不让它待在栅栏那儿。它可能会习惯于这个位置，可是由于那些害怕它的女人而不能允许它待在那里。为什么她们会害怕它就不清楚了。当然，第一眼看上去它是令人生畏的，尤其是那长脖子，三角脸，几乎呈水平状突出的上排牙，上唇上那一溜长长的、盖过牙齿的、显然很坚硬的、浅色的鬃毛，这一切是令人生畏的，可是人们很快就能看出，这一切看上去可怕的现象是毫无危险的。尤其是它总是避开人，比森林里的动物更胆小，而且看上去只受到这座建筑的约束，而它整个的不幸显然是：这座建筑物恰恰是一个犹太教堂，也就是说有时会很热闹。如果人们能够跟这个动物对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安慰它说，我们这座山区小城的教区一年小于一年，现在要筹集维修教堂的资金都困难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座教堂变成了一个粮仓或类似的场所，于是这个动物便得到了它现在痛苦地渴望着的安宁。

当然害怕这个动物的只是女人，男人早就无所谓了，一代人把它指给另一代人看，人们不断地看到它，最后人们看都不看它一眼了，甚至第一次见到它的孩子们也不会感到惊奇。它成了这座犹太教堂的家畜，为什么这座教堂不能有一个独特的、别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家畜呢？要不是那些女人，人们几乎要忘记了这个动物的存在。但即使是女人们对这个动物也并没有真正的畏惧，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老是害怕这么一个动物也就太离奇了。虽然她们以此为自己辩护：这个动物会跑到离她们比离男人们近得多的地方来，而这也是事实，它不敢下来到男人们的跟前，男人们从来不能看见它出现在地面上。当人们不让它趴在女人室的栅栏上的时候，它多半就待在栅栏对面墙上同样高度的地方。那里的墙壁有一条狭窄的突棱，顶多也就两指宽，这条突棱环绕着教堂的三面，这个动物有时在这条突棱上跑来跑去，但大多数时候它总是静静地蹲在面对女人们的一个地方。它能如此轻巧地利用这条如此狭窄的道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它在那上面尽头处折转方向的方式是值得一看的，这已经是一个很老的动物了，可是它仍然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最勇敢的空翻来，而且从来就没有失手过，它在空中转身，然后再沿着原路往回跑。当然，如果人们见过几次，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老是盯着看。其实使女人们躁动的既不是畏惧也不是好奇心，如果她们沉浸在祈祷中，她们可以完全忘却这个动物的存在，虔诚的女人们也确实如此，而其他女人——这却是大多数——她们总是想要引起人们对她们的注意，而这个动物就是一个受到她们欢迎的借口。如果她们能够的话，如果她们有这个胆量，她们就会把这个动物吸引得更近一些，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受到惊吓。但实际上这个动物根本不会向她们靠拢，如果它不受到攻击，它对她们同对男人们一样漠不关心，它最希望也许是始终生活在隐蔽的状态中，就像它在教堂开放的时间之外所过的那种生活——显然在某一个洞穴中，一个我们还不曾发现的洞穴——只有在祈祷开始后，它才出现，被噪音所惊醒。它是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是想要保持警惕，是想要保持自由之身，以便随时可以逃跑吗？它是出于恐惧而跑了出来，出于恐惧开始它的胡闹，而不敢退回去，直到对上帝的礼仪结束。它喜欢待在高处当然是因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栅栏上和墙壁突起处最有利于它的奔跑，但它绝不总是在那两个地方，有时它也跑到距离男人们更近的低处来，约柜(1)的幕布由一根闪亮的黄铜杆支撑着，这看来对这个动物有吸引力，它经常悄悄地潜到那里，但那里总是安静的，即使它离约柜很近，人们也不会说它带来了干扰，它以它那闪闪发亮的、总是张开着的、也许没有睫毛的眼睛似乎在看着教民们，其实它谁也没看，而只是迎视着它感到威胁着它的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到不久以前，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不比我们的女人们更好理解。有什么危险值得它害怕的？谁又企图动它了？它难道不是从很多年来一直自顾自地平安生活着吗？男人们不关心它的存在，大多数女人好像会为失去它而感到惆怅。而且它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个动物，所以根本就没有敌人。这一点从年复一年的历程中已经能看得出来。对上帝的礼仪连同它的噪音也许对于这个动物是可怕的，但它每天以有限的规模重复着，在节日扩大规模，总是保持着规律，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这个胆小的动物应该可以习惯于这种环境的，尤其是当它看到，这不是来自追逐者的噪音，而只是一种它根本不懂的噪音时。可它仍然害怕。这逛出于对早已过去的时代的回忆，或是对未来时代的预感？也许这个动物比每次汇集在教堂里的三代人知道得更多？

人们说，很多年前，人们确实尝试过把这个动物撵走。这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情，但更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有据可查的是，人们当时从宗教法的角度探讨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容忍这么一个动物待在上帝的殿堂里。人们请诸多著名的拉比做出鉴定，观点是不统一的，大多数认为应该把它赶走，重新为教堂举办开张仪式。但是从远处发号施令是容易的，在实际上却不可能抓住这个动物，所以也不可能把它撵走。因为只有抓住它，送到遥远的地方，才有一定的把握可以说是摆脱了它。

许多年前——人们说——人们真的尝试过把这个动物撵走。教堂仆人回忆说，他的祖父，当时也是教堂仆人，特别喜欢述说这一段往事。这个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听说摆脱不了这个动物的事了，他特别善于爬高，于是他的虚荣心膨胀了，在一个光线明亮的上午，这时整个教堂所有的角落都为阳光所笼罩，他悄悄地溜进了教堂，带着一根绳子、一个弹弓和一根曲棍。

(1) 宗教用语，犹太人用珍藏刻有摩西十诫的石块的柜子。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伟大和光荣的基础，是你个人的价值

朋友是人生最好、最漂亮的家具

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最好的东西

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

友谊的法则

从友谊中消除了敬重，也就消除了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

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时间被偷走了，老年来的比预期还要快

对愚者来说，老年只能是一种重负

鲁莽是年轻人的密友，谨慎是老年人的收成

可以在身体上变老，绝不能在精神上变老

老年的果实就是大量幸福的回忆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事物构成幸福

痛苦需要回避

美德不能忍受逃离灵魂

永恒的神推动宇宙，不朽的灵魂推动身体

自然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

理性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第一样东西

正义把所有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

追求正义和权力是人的本性

享受心灵的安宁和无忧无虑的自在

解除心中的焦虑

对美德追求的愿望能征服一切诱惑

最高的善就是顺从自然

智慧是众善之母

真正的荣耀具有真正的存在和清楚的轮廓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

自然是良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成功时的傲慢与失败时的泄气都是情感脆弱的表现

所有适当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公正的

不是选择最好的，而是选择最适合发挥的

欲望必须服从理性的约束

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益携手同行

自尊和自爱不可能为干坏事找到借口

自然抗拒一切不符合道义的事情

第二章　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每个国家都会有他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

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

和睦是国家最牢固的安全纽带

最糟糕的和平也要比最正义的战争要好

优秀人物的品格会在整个国家再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要贪婪的统治者

我们为荣誉和自由而生

我们要努力治愈国家的伤口

虚假的人不配成为人民的朋友

荣耀是通过高尚的行为赢得的赞扬

要么恢复自由，要么在奴役中死去

社会是条将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维护正确的事情，禁止错误的事情

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

平等正义的法律能让公民团结在一起

法律是正义和不正义之间的一条界线

公正的基础是诚信

一切仁慈的行为必须以公正为标来衡量

第三章　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医生

哲学是灵魂的医生

哲人摆脱一切灵魂的骚动

哲学使灵魂结出丰硕的果实

哲学是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

没有希腊学问的人不能理解哲学

理性在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被称作智慧

欺骗和精神上的黑暗笼罩着未受教导的灵魂

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心中没有神

神与哲学

占卜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信念

根本就没有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知

相信征兆的人没有一个能始终保持心灵的平静

身体上的障碍不能阻止灵魂察觉事物的本性

灵魂就是渗透到心脏里的血

身体犹如盛放灵魂的器皿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

灵魂的过分快乐就是完全的愚蠢

以最为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

在快乐的王国中，美德无法立足

绝不会有开端，也绝不会有结束

理性的自然法则

第四章　人总是渴望发光

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

我们需要发明语词

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

学习创造自我

将每一刻闲暇用来写作

没有智慧的雄辩不会有任何帮助

雄辩就是以适宜说服听众的方式来讲话

缺乏长期实践的演讲理论是无益的

声音质量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训练来获取

品味使每一个论题都能表达得纯洁和清晰

热衷在演讲发展的人没有理由抛弃希望

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完善的口才

成功的演讲具有支配人心的力量

拥有完善口才的人还应当把握逻辑学

演讲和哲学有密切的同盟关系

心灵天生包含着能够度量一切声音的能力

演讲中的技巧

成为一流的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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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4年）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又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演说结构严谨，文采斐然，他创造的文体被西方人称作“西塞罗文体”，成为历代演说家模仿的榜样；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曾大力呼吁创建拉丁文化，建构罗马人自己的哲学，为后世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哲学著作。经过历史的筛选，西塞罗的著作已成为西方文化经典宝库的重要库藏，其中有许多堪称世界名著，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阅读和研究西塞罗的著作，对于我们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塞罗生平概要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出生地是阿庇诺。此地现名阿尔皮诺，位于利里斯河的东岸，距离罗马东南方六十英里。

西塞罗的家庭属于那种比较富裕而且又有教养的骑士阶层。他的父亲爱好文学，但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在西塞罗和昆图斯这两个儿子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为了便于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担任公职，他特意在罗马的卡里奈购置一所房子。西塞罗的父亲据说死于公元前64年。西塞罗的母亲名叫赫尔维娅，但西塞罗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她。

西塞罗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在同学中有突出表现。西塞罗的老师很多，也很杂。他们出自各门各派，而且都有一定的声望。法律、修辞和哲学是当时罗马贵族青年实现政治理想的必修课。为了能够担任公职，西塞罗长期追随著名律师斯卡沃拉学习法律。

约于公元前84年，西塞罗开始从事实际的法律事务。公元前79年，西塞罗离开罗马，东渡雅典去与他的兄弟和侄女一起度长假。公元前80年或79年，即他赴雅典之前或稍后，他同特伦提娅结了婚。他们的女儿图利娅生于公元前76年左右。公元前77年，西塞罗返回罗马，重操律师旧业。由于才能出众，他很快成为罗马最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

西塞罗的政治生涯从他竞选公职开始。西塞罗于公元前76年当选财务官，具体工作由抽签决定。他受命前往西西里负责监管向罗马运送谷物的事务。一年任满后，他返回罗马重新当律师。公元前70年，他谋求市政官之职，以高票当选，担任此职直至公元前69年。公元前66年，西塞罗当上了执法官。这个位置的主要工作是法律事务，但拥有此职位者也可能被派往外地担任行省总督。西塞罗没有去外地，仍旧留在罗马处理法律事务。西塞罗于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时年42岁，为担任此职的最低年龄。由于西塞罗出身并不高贵，也没有在担任市政官时花费大量的钱财去讨好民众，更没有去外省当总督的经历，这样一位政治上的“新人”要谋求最高公职是相当困难的，但西塞罗还是获得了成功。公元前62年，他在主持当年的执政官选举期间成功地处理了所谓“喀提林阴谋”事件，受到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热情赞扬，被誉为“祖国之父”。公元前53年，西塞罗担任了占卜官，这个职务的职责是解释神意和征兆。尽管私下里他可能怀疑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他还是履行了公务。公元前51年，他服从了元老院的指令，去西里西亚当了一年地方总督。

公元前46年末，西塞罗完全脱离了政治事务。当时罗马政局发生剧烈动荡，恺撒已经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共和派人物则在酝酿推翻恺撒的独裁统治。西塞罗没有参与推翻恺撒的实际活动，而是埋头写书。他从现实政治活动转向哲学著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此时他个人生活上遇到的不幸与他对政局的失望交织在一起。他与妻子特伦提娅发生激烈争吵，最后以离婚告终；第二次婚姻也是一个失败；他的爱女图利娅也死去了。为了医治心灵的创伤，西塞罗沉浸在哲学研究中，短期内写出了一大批哲学文章。

公元前44年3月，以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人士刺杀了独裁者恺撒。西塞罗没有立即返回政坛，而是继续写他的书。恺撒被刺以后，他的部将安东尼成为实力最强的军事领袖。他俨然自命为恺撒的继承人，要为恺撒复仇。布鲁图等共和派领袖都逃亡到东部一些行省去组织武装，准备一场决死的斗争，而西塞罗却于同年9月返回罗马，希望能在元老院和屋大维的支持下挽救罗马共和制度。不幸的是，屋大维也想继承恺撒的事业。他于该年11月抛开元老院，与安东尼、雷必达结盟。一大批共和派人士以及被三巨头所猜忌的人被列入“公敌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被安东尼视为死敌的西塞罗。年底，西塞罗被捕杀。据说，在被捕时，他还在读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

二、西塞罗的著作与思想

西塞罗一生撰写了大量著作，绝大部分保存至今，译成中文约四百万字。从内容上看，他的现存著作总量的六分之一是修辞学著作，三分之一是演说词，三分之一是书信，还有六分之一是哲学著作。

在罗马共和国的政体下，能作生动有力的演说是从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有志于政治活动的人都很讲究修辞学和演讲术。西塞罗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和散文家。他知识渊博，舌辩滔滔，妙语连珠，用词得当，达意适切，传情得体，通达晓畅，音节匀称，韵脚和谐，平仄相对，交替错落，宛如珠走泉流，能抓住听众的情绪任意发挥。他留存至今的50多篇演说词都可以看作罗马演说词的精品，与希腊演说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塞罗的演说词和书信在罗马帝国初被人们编成各种集子，当作范文诵读。

除了参与大量的演讲实践，西塞罗还是一位修辞学理论家。他留给我们的修辞学著作多达十部。他的《论公共演讲的理论》是现有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罗马修辞学著作。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希腊、罗马修辞学发展的史料，还为我们留下了罗马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系统的修辞学技艺手册。

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中代表，古典理性主义是希腊哲学的精髓。在希腊罗马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希腊哲学进入罗马。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贵族文人已经了解了希腊哲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罗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实用的，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为那些曾经使伟大的希腊思想家着迷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和完善道德品性，以及怎样使那些他们接受的现存原则行之有效；他们也进行理性的思考，但只作为那些明显的实用目的的补充；他们对现存的各种希腊哲学的取舍取决于这个相对有限的目标。这种总体状况使得拉丁哲学家的思想尽管并非毫无创见，但从外观上看是对希腊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诠释，从思想来源上看是各种希腊哲学的混合或综合。最能反映这种拉丁精神文化特征的拉丁哲学家是西塞罗。

西塞罗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学哲学，在长期繁忙的政务中也没有放弃学习。到了晚年，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创建拉丁哲学的重任。良好的哲学修养使他有能力从整体上把握希腊哲学，并能通过对希腊哲学的诠释，创建一种高水平高层次的拉丁哲学。西塞罗的哲学以实用性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是忙着建立哲学体系，而是注重对希腊哲学的诠释。也正因为此，他能够以他丰富的知识、理解性的研究、大量的写作和运用拉丁语言的高超技艺，把希腊哲学当作一种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呈献给罗马世界，由此他指明了一条罗马人诠释希腊传统的道路。他的贡献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理论丰富了希腊哲学，而是把希腊哲学拉丁化，并引向政治、法律、伦理等实践领域，使其满足民众的需要。与希腊哲学家相比，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曾经具有西塞罗这样的鼓动宣传能力，也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曾经赋予如此众多的抽象哲学概念以实践推动力，更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能像西塞罗一样，以其丰富的阅历和饱满的生活热情使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理想富有生气，并且把它变成所有公民的实际行为准则。他是一位实践哲学家。

在西方古代文化研究中，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与拉丁文化（Latin Culture）经常被相提并论，视为西方文化的起源。然而，由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地中海世界曲折多变的历史进程，继续使用希腊文化或拉丁文化都已很难涵盖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后来便有了“希腊罗马文化”（Greek-Roman Culture）这样并列的称谓。至罗马帝国建立，以这两种民族文化为主干的罗马帝国文化有了统一的政治架构，开始发生整合。从那时起，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就不再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两种文化，而是一种开始整合的统一文化了。在此意义上，“希腊罗马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不是同义词，而是标识古代地中海世界文化发展两大阶段的名称。阅读了西塞罗的著作，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拉丁文化的变迁，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三、本书的编选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塞罗的著作经过中国学者的介绍和研究，逐渐为国人所了解，他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中文。

西塞罗的著述形式各异，长短不一。西塞罗的著作版本很多，无学界通用的标准页。在娄卜丛书的拉丁文本中，西塞罗篇幅较长的著作分为若干卷，卷下分为若干节，但这个“节”并不一定按内容划分；而英译文在每卷之下按内容划分为若干“章”（用拉丁数字表示）。由于拉丁文中的“节”与英译文中的“章”并不对应，容易引起误解，因此笔者翻译西塞罗著作采用“卷”与“章”两个层次，也就是说中译文的“章”相当于英译文中的“章”，但不同于拉丁文中的“节”。请读者切勿混淆。

第一章　伟大和光荣的基础，是你个人的价值

朋友是人生最好、最漂亮的家具

只要我们双方的年纪和健康允许，我将是你的同伴，如果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经常在一起，我们仍会享受我们相近的思想和相同的嗜好，就好像我们始终在一起。

一个人看着他真正的朋友，就好像看着他自己的肖像。因此，朋友哪怕不在场，也会与他同在；只要朋友是富有的，他也不会贫穷；只要朋友强大，他也不会弱小；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朋友活着，他也不会死；因为他死以后，他的朋友仍然会尊敬他，深深地怀念他。

朋友是人生最好、最漂亮的家具。在追求这些财物时，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谁，也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为了谁，因为这些东西最终都会落入强者之手；而每个人的友谊却是稳固的，确定的；如果说那些财物都是命运的恩赐，那么没有朋友安慰和陪伴的人生不可能快乐。

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下的动物，还是水中的动物，无论是野生的动物，还是驯养的动物，首先，它们都爱自己，这是一切生物的天性；其次，它们需要和追求它们可以依恋的同类，这样的期盼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人类的爱情；因此，依据自然法则，人类更加热爱自己，并且使用他的理性去寻找另外一个灵魂与自己十分契合的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

新朋友是否在任何时候比老朋友更值得结交，就好像我们喜欢小马而不喜欢老马？是人就不会这样想，因为友谊不像其他东西，它不会过量；美酒越陈越香，友谊犹如美酒，越是长久，越是令人愉快。

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最好的东西

我能做的一切只是敦促你们把友谊看作人生的头等大事；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友谊更适合我们的本性，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友谊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与自然本身塑造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无数联系相比，这种被称作友谊的东西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只有两个人能够有这种感情联系，或者最多只有几个人。

友谊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就是在所有事情上看法一致，无论是关于人的事情还是关于神的事情，并且相互之间有一种善意和挚爱，我倾向于认为，除了智慧以外，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最好的东西。

友谊有无数的目的。你无论走到哪里，友谊永远在你身旁，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它；它无处不在，而且永远不会不合时宜。因此，俗话说像“火与水”那样必需，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友谊是最合适的。我现在讲的不是日常的或普通的友谊——这种友谊也是令人愉快的，有好处的——而是那种纯洁无瑕的友谊，就像存在于少数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著名的友谊。因为友谊既能使成功增光添彩，也能通过分担来减轻灾难的重负。

由于友谊可以包含众多的好处，它无疑在这样一个方面超过其他一切事物：它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而绝不会使我们的精神萎靡不振。

我以诸神和凡人的名义起誓，有谁会希望过一种极其富有、极其幸福，但却不爱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爱的生活？这种生活确实是僭主的生活，我指的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爱情、没有信任的生活，不相信任何人的善意，每一行为都充满着怀疑和焦虑，根本没有友谊的立足之地。谁能爱一个自己感到害怕的人，或者谁能爱一个害怕自己的人？

唯有友谊，所有人的看法都一样，那些热心从政的人、那些在科学和哲学中寻找快乐的人、那些不从事公务只顾自己做生意的人，最后还有那些沉溺于感官快乐的人，他们全都认为，如果没有友谊，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或者说，他们至少相信，要想过一种自由人的生活就不能没有友谊。我不知道友谊是怎样潜入各种生活的，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没有友谊。

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

首先要防止朋友之间产生分歧，如果出现了不和的现象，也要使友谊自然消亡，而非断然绝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让友谊变成严重的敌意，这是争执、恶语和怒斥的根源。然而，哪怕出现这种情况，要是能够忍受，你们还是应当尽量忍受；要珍惜旧时的老友，哪怕他做了错事，你们也要宁可伤害别人，也不让他受到伤害。

在给予爱心方面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把爱心给予那些卑劣的人。交朋友要结交在灵魂和理性方面值得结交的人。这样的人现在确实十分罕见！卓越的东西总是稀少，寻找十全十美的东西更难。

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除非能给我们带来利益，他们对待朋友就像对待他们的牛羊，在他们的心目中，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收益的东西价值最高。因此，他们不可能得到最纯真、最具有自发性的友谊，这种友谊以友谊本身为目的；他们也不能从自己的经验中领略到这种友谊的力量、性质和范围。因为每个人爱自己不是因为可以从自己身上获利，而是因为他是他最亲的；除非把这样的情感转移到友谊中，否则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朋友；因为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

朋友间的交往是多样的，复杂的，猜疑和冒犯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不予理睬是明智的，有时候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候则要宽容为怀。但有的时候为了保存友谊和你的忠诚，就无法避免冒犯；因为朋友之间不仅要经常提醒，而且要经常告诫，只要朋友的告诫是出于善意，就应当欣然接受。

友谊的法则

友谊就其本性来说容不得半点虚假，它完全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因此我觉得，与其说友谊来源于需要，不如说友谊来源于本性，与其说友谊来源于利益的精细计算，不如说友谊来源于一种与爱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心灵倾向。

要在友谊中建立这样一条法则：既不能要求朋友去做可耻的事情，也不能去做朋友要你做的可耻的事情。任何人以为了朋友的缘故为借口，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辩护，无论是一般的罪行，还是叛国罪，都是可耻的，是不允许的。

如果不幸和这种人交上朋友，那么一定不要认为自己不能和那些背叛国家的朋友一刀两断；另一方面，坏人必然要受惩罚，无论是胁从还是首恶，一律严惩不贷。

让我们把这一点确定为友谊的第一法则：只要求朋友做好事，也只为朋友做好事，哪怕朋友并没有提出要求；让热心永存，让犹豫离场；要鼓足勇气，坦率地提出忠告；在友谊中，让能进忠言的朋友发挥最大的影响，这些建议不仅要坦诚，而且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还要尖锐，而当朋友提出这种劝告时，就应当听从。

在友谊中必须使用理性，必须小心谨慎。首先，提出劝告不要太尖刻；第二，进行责备时不要使用侮辱性的语言。

为了朋友可以犯下任何罪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相信你的美德才产生了友谊，如果你抛弃了美德，那么友谊也很难继续存在。如果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决定对朋友有求必应，或者从他们那里得到我们所希望的任何东西，那么只有假定双方都拥有完美的智慧，才不会造成危害。

善意的回报和互爱互助，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令人愉快。补充一下，物以类聚这句话用在友谊上是最恰当的，人们会怎么想？人们一定会承认这是事实：好人爱好人，好人喜欢与好人交往，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几乎就是一种天性。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追求自己的同类这种天性更加热切，乃至于更加贪婪。

不是友谊陪伴着利益，而是正好相反，利益陪伴着友谊。

从友谊中消除了敬重，也就消除了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

“危难时刻见诤友”，但绝大多数人会以两种方式暴露出他们的变化无常，要么是在自己飞黄腾达时瞧不起朋友，要么是在朋友有难时抛弃朋友。因此，谁要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表现出忠贞不变的友谊，就应当认为他属于世上极少的那一类人。啊，他们几乎就是神！

在友谊中保持地位优越者和地位低下者之间的平等是极为重要的。

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自己做一个好人；然后，找一个和自己品质相仿的人做朋友。在这样的人中间，稳固的友谊才能得到保证；当善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首先，他们会克服奴役他人的欲望；其次，他们会平等地对待他人，彼此倾心相助；他们不会要求他人去做有损荣耀和公正的事情，不仅相互珍惜和热爱，而且相互敬重。从友谊中消除了敬重，也就消除了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

就像朋友和亲戚之间具有的亲密关系，地位优越者应当平等地对待地位比他低下的人，所以后者也一定不能因为前者在理智、幸运、地位上超过自己而感到伤心。但是，后一类人中老是有许多人不断地发出抱怨，甚至发出指责，尤其是当他们想到自己付出了某些辛苦，履行了某种义务，为友谊做出了某种贡献的时候。他们确实老是在强调自己提供的服务，因而愤愤不平，但是这些服务应当由被服务者记在心里，而不应当由提供服务者自己来宣扬。因此，在友谊中，地位优越者应当谦卑，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位低下者的地位。

一般说来，人们要等到心灵和年纪都已经成熟和稳定以后才能在友谊问题上做出决断；人们一定不能把少年时期一同打猎或玩球时的好伙伴都当作亲密的朋友，因为少年时期他们相互喜爱只是因为有相同的爱好。

儿童之间的友情往往和童装一起被抛弃；这种友情即使保持到青年时期，往往也会由于成为情敌或争夺利益而破裂，在这样的竞争中，友谊的双方不可能同时成功。即使友谊的时间延续得更长，如果碰上职位竞争，那么友谊也经常会被摧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友谊最致命的打击是贪财；对上层人物而言，对友谊最致命的打击是竞求功名，它往往会使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大的仇敌。

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尽管我们的友谊可以产生许多利益，但是我们的爱不会起源于获利的希望。正像我们这个阶级的人是仁慈的和自由的，但我们慷慨行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因为我们没有根据利益来决定自己喜爱的对象，而是遵循一种慷慨豪爽的天性；所以我们相信友谊是值得希冀的，但并非因为日后能得到回报，而是因为它的全部利益就在于爱本身。

假定友谊要靠利益来维系，那么利益一旦消失，友谊就会解体；但由于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终生不渝地保持友谊是世上最难的事；利益的冲突、政见的不同、性格的变化，或者是由于遭到不幸，或者是由于年龄增长，这些事情的发生经常会中止友谊。

我越是思考友谊，我就越感到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是否由于虚弱或贫乏才祈求友谊，以便在双方的互惠中得到单凭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虽然这种互惠无法与友谊分离，但友谊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种原因更古老，更美好，更直接地源于自然本身。友谊（amicitia）这个拉丁词是从爱（amor）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而爱无疑导向善意。

通过善意的帮助，通过他人的关心，通过密切的交往，爱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些因素与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灵的最初冲动结合在一起，就会迸发出一种奇妙的爱慕之情。

我们在这世界上被创造出来，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关系，它把我们大家联结在一起，而且彼此越亲近，这种关系也就越牢固。所以我们喜爱自己的同胞甚于喜爱外国人，喜爱自己的亲戚甚于喜爱陌生人，因为自然本身使我们对自己的同胞和亲戚产生友谊，但这种友谊缺乏恒久性。因此，友谊胜过这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可以是没有善意的，而友谊则绝不能没有善意；如果你从友谊中消除了善意，那么友谊这个名字也不复存在；如果你从这种关系中消除善意，这种关系的名字仍旧留存。

时间被偷走了，老年来的比预期还要快〔1〕

对那些本身缺乏手段，无法过一种合乎美德的幸福生活的人来说，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是沉重的负担；而对那些寻求全善的人来说，自然法则施加于他们的事情没有一样是恶的。在这些事情中首当其冲的是老年：人人都希望长寿，而到了老年又都抱怨。人就是这样的愚蠢，这样的自相矛盾，这样的不合情理！

他们说自己的时间被人偷走了，老年的到来比预期的还要快。首先，谁在迫使他们形成错误的判断？从成年变成老年比从童年变成青年能快多少？其次，如果他们活到八百岁，他们的重负又会比他们八十岁的时候轻省多少？事实上，流逝的时间无论有多长，都不能安慰或抚慰愚蠢的老年。

我已经决定写一本论老年的书献给你，因为你我都已年迈，我当然乐意减轻由此带来的重负，如果说它还没有降临，那么它肯定也已经飞快地向我们逼近；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你会像处理其他事情一样，带着一颗冷静的、哲学的心，继续承受这一重担。

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写作令人如此愉快，不仅能抹去老年的所有烦恼，而且甚至能使老年成为一种轻省的、幸福的状态。因此，对哲学的赞扬从不为过，因为它能使服从它指令的人毫无烦恼地顺利度过生活的各个时期。

美德的原则和实践无疑能为老年做最适宜的辩护，如果美德在人生的各个时期得到培育，那么它会在漫长的、繁忙的生涯结束的时候带来神奇的结果，不仅因为美德绝不会在生命结束时辜负你——虽然这是一个高峰时刻——而且你也会由于意识到自己并未虚度此生和履行了诸多义务而感到无比欣慰。

假如你问一名农夫，无论他多么老，你在为谁耕种，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不朽的诸神，他们不仅希望我从祖先那里得到恩惠，而且也希望我把恩惠传给后人。”

说老年人缺少有用的活动是没有道理的，这就等于说舵手在航行中什么也没做，其他水手在爬桅杆、洗甲板、排积水，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船尾掌舵。他可能是没有做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但他的作用要大得多，重要得多。他完成大事不是凭着肌肉、速度、灵活，而是凭着思想、品格、判断；在老年阶段，这些品质通常不是比较缺乏，而是比较丰富。

对愚者来说，老年只能是一种重负

我的智慧其实就在于遵循自然，以自然为最好的向导，把自然当作神来服从。既然她已经恰当地安排了人生这场戏剧的其他剧情，那么她不会像懒散的诗人一样忽略这最后一幕。然而，最后一幕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季节到来时果园里的果实和成熟的谷物，会坠落和枯萎。但是，聪明人能够庄严地承受这种状态。而与自然抗衡，岂不就像巨灵向诸神开战吗？

他们（老年人）曾经悲叹说自己已经丧失了感官的快乐，而没有感官快乐的生活就根本不成其为生活，他们还抱怨说过去总是向他们献殷勤的人现在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而在我看来，他们责备的不是地方。因为他们抱怨的不幸是年老的结果，而同样的不幸也会落在我和其他老年人身上；但我知道，有许多这样的人承受着老年而没有发出抱怨，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情欲的锁链下解脱出来而感到不幸福，也没有受到他们的朋友的嘲笑。对于所有这样的抱怨，应当受责备的是品性，而不是年纪。有自制能力的老人会发现老年是可以忍受的，他们既不会粗野又不会没有教养；而另一方面，乖戾和刻薄的脾气使得人生的每一时期都会变得令人厌恶。

对于老年，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哪怕对聪明人来说，在极度匮乏中度过老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愚蠢者来说，哪怕极度富裕，老年也只能是一种重负。

老年人只要保持着他们对生活的兴趣，经常动脑筋想问题，就能保持良好的记忆力；在这方面，不仅在喧嚣的公共场合下是这样，而且在安静的私人生活中也是这样。

鲁莽是年轻人的密友，谨慎是老年人的收成

最伟大的国家经常被年轻人推翻，而被老人维持或恢复。

正如聪明人在他们老的时候会在有出息的年轻人中间得到快乐，年轻人的尊敬和爱戴能使老年人的重负变得轻省一样，年轻人也乐意聆听长者的教诲，在长者的指导下走上美德之路；我确实感到，你们在与我的交往中得到的愉悦不亚于我从与你们的交往中得到的愉悦。所以你们瞧，老年非但不是萎靡的、懒怠的，而是更加忙碌的一个时期，总是在做事，也就是说，总是在做某些一般由年轻人来做的事情。

鲁莽是年轻人的密友，审慎是老年人的收成。

有些老人还在不断地学习，增长他们的知识。索伦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他在诗中说自己老年的时候每天都在学习。我也一样，因为我到了老年的时候才开始学习希腊语，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就好像久旱逢甘霖，所以你瞧，我现在已经能在讨论时轻松自如地引用第一手资料了。

我担心演说家在老年的时候会精力不济，因为演说家的成功不仅依靠他的理智，而且依靠他的肺活量和体力。可以肯定的是，人到了老年嗓音一般会变得更加雄浑悦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看我这么大年纪了讲起话来还是那么洪亮；尽管如此，老年人还是适合运用平静温和的演讲风格，让雄辩的口才本身来赢得听众。

如果老年能使我们摆脱年轻时代最大的过错，那么老年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恩惠啊！

我经常和这些同伴一起吃饭，我们吃的非常简朴，但与我的年纪很适合，我年事渐高，寻求各种快乐的欲望也在逐日减退。我衡量这些社交集会的标准更多地不是身体上的快乐，而是与朋友见面与谈话的快乐。

灵魂在结束了与欲望、野心、情欲的搏斗以后回归自身，如谚语所说它在“独处”的时候，它是多么幸福啊！确实，它要是拥有某些学习和研究的能力，那么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老年的闲暇更好。

老年人对自己短暂的余生既不应过分留恋，也不应无故放弃。

有人批评说，老年人性格怪僻，脾气古怪，烦躁不安，不好相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考察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有些人还很贪婪。然而，这些都是性格的缺点，不是年纪的缺点。

老年没有定限，只要能够履行职责，轻视死亡，老年人就能很好地活着。因此，老年甚至比青年还要自信，还要勇敢。

至于老年人的贪婪，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图什么；这就好比一名旅行者，越接近旅程的终点，越想筹措更多的旅费，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可以在身体上变老，绝不能在精神上变老

通过锻炼和自我节制，一个人到了老年仍旧有可能保持强健的体魄。

假定老年人是缺乏体力的，但并没有人期待老年人身强体壮。法律和习俗都豁免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去履行没有体力就无法完成的公务。因此，我们不仅不需要去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而且也不需要去做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正如我赞赏老成的青年人一样，我也赞赏朝气蓬勃的老年人。能把青年和老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人可以在身体上变老，但绝不会在精神上变老。

像我这样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的人不会察觉到老年已经偷偷地逼近。因此，他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步入老年的，不像是在遭受一次突袭后投降，而像是在受到长期围困以后顺服。

我年轻的朋友们，抗拒老年，使它迟一些到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高度警觉，要想办法弥补老年有可能带来的缺陷；我们要像与疾病作斗争一样与老年作斗争；我们要采用健康的养生法；我们要进行适当的锻炼；我们要合理地饮食以保持体力，不要过量。我们确实也不能只关注身体，而应当更加关注我们的心灵和灵魂；因为它们也像油灯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昏暗，除非我们不断地添加灯油。还有，锻炼会使身体变得沉重和疲乏，而理智的活动会使心灵变得轻快。

老年人对感官快乐欲求降低不仅不应受责备，更是应当受到最高赞扬的根据。老年缺乏隆重的宴会，没有摆满美味佳肴的餐桌，没有斟满美酒的酒杯；因此它也不会醉酒、积食和失眠。

吃喝嫖赌的快乐怎么能与这些人享有的快乐相比？他们的快乐是一种学习的热情，而这种热情，至少在聪明人和训练良好的人身上，甚至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长；所以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梭伦的诗句说得对，活到老学到老，每日都要学习许多东西；确实，没有任何快乐能比心灵的快乐更大。

说实话，老年人离死亡确实不远了。但若一位老人活了一辈子，还不知道应当轻视死亡，那么真是太可悲了！如果死亡就是灵魂的彻底毁灭，那么死亡显然是可以轻视的；如果死亡能把灵魂带往永生之地，那么我们对死亡甚至求之不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

老年的果实就是大量幸福的回忆

演员为了赢得观众的称赞用不着把戏从头演到尾；他只要能把他扮演的角色演好就可以了；所以聪明人也不需要一直待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等到最后的落幕。哪怕你的寿命是短暂的，但只要活得光明磊落和体面也就可以了；但若你的寿命较长，你也没有更多的理由悲叹，就像农夫不应当为春季的逝去和夏秋的来临而悲叹。春天这个词象征着年轻，意味着将来的收获，而其他季节则表示果实的收集和储藏。

如果我死后命中注定要么不幸，要么是幸福的，那么我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有谁会如此愚蠢，哪怕他是个年轻人，竟敢保证自己一定能活到今天晚上？不，哪怕是年轻人，他们突然死亡的可能性比我们老年人还大；年轻人更容易生病，生起病来更厉害，治疗起来更困难。因此，只有少数人能活到老年；要不是这样的话，人生会更美好，也会更聪明。因为正是在老年人那里可以找到理智和良好的判断，要是没有老年人，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老年的果实就是对以往获得的大量幸福的回忆。还有，一切顺应自然的事情都应当算作好事；确实，还有什么事情比寿终正寝更顺应自然？当然了，年轻人也会死亡，但那是违反自然的。因此，我觉得年轻人的死亡犹如熊熊烈火被暴雨浇灭，而老年人去世就像一团火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逐渐烧尽而自行熄灭；苹果还在发青的时候很难从树上摘下，而熟透的苹果会自己落地；所以人就像苹果，年轻人的死亡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老年人的死亡是成熟后的结果。我感到这种邻近死亡的“成熟”是令人愉快的，离死亡越近，我越觉得像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航行以后终于见到了陆地，我乘坐的船就要在故乡的港口靠岸了。

老年是人生的最后一幕，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疲惫不堪，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也觉得已经活够了的时候，那就该谢幕了。

我本人从不相信，灵魂在人体中是活的，一旦离开身体就死了；我也不相信，灵魂离开不能思想的肉体以后反而不能思想了，倒不如说，它离开肉体以后就纯洁无瑕地存在，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是真正有智慧的。由于死亡，人的肉体分解成各种元素，它们去了哪里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原来从什么地方来，现在又都回到什么地方去；只有灵魂是不可见的，在肉体里的时候不可见，离开肉体时也不可见。

我的灵魂不甘寂寞，它的眼睛总是盯着后世，好像确信它只有离开身体之后才能开始过一种真正的生活。确实如此，要是灵魂不是不朽的，那么一切最优秀人物的灵魂就不会尽全力去努力追求不朽的荣耀。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事物构成幸福

我写了《图斯库兰讨论集》，弄清了导向幸福生活的最基本手段。因为它的第一卷讨论如何解除对死亡的恐惧，第二卷讨论如何忍受痛苦，第三卷讨论如何缓解灵魂的苦恼，第四卷讨论灵魂的其他错乱，第五卷讨论的主题给整个哲学领地带来最明亮的光，因为它要处理的是凭借美德足以获得幸福。

哲学的整个目的就是获得幸福；追求幸福的欲望是唯一动力，引导人们学习哲学。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事物构成幸福。按照你们学派的观点，幸福由快乐组成，与此相反，不幸则由痛苦组成。所以让我们开始考察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我假定你会承认，如果有一种东西叫幸福，那么它必须能够被哲人完全获得。如果曾经赢得的幸福可以失去，那么幸福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谁能对那些容易腐朽的东西和不稳定的东西充满自信，认为自己能够长久安全地占有它们？然而一个人拥有的东西的长久性不确定，他就必不可免地在某些时候失去它们，从而变得不幸。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感到不安的人没有一个能是幸福的。因此，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幸福。

任何一名仔细阅读过我的哲学著作的人都会宣布，我的著作没有哪一本比当前这本书更值得一读。在所有哲学论题中，有哪个论题能像生活那么重要，尤其是在这几卷书中提出的问题：为幸福生活和正确行为提供准则的目的，或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被自然当作最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被自然当作终极之恶想要避免的东西又是什么？最博学的哲学家对这个主题各持己见；所以，考察什么是最高的善，什么是生活的各种关系中最真实的规则，有谁认为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是在贬低我？

哲人始终处于安宁的状态，所以哲人始终是幸福的。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一切善物都令人喜悦，令人喜悦的东西值得信任和尊重。还有，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东西描述为荣耀的，如果它是荣耀的，那么它肯定值得赞扬。还有，值得赞扬的东西肯定也是正义的，因此，善的东西是正义的。

痛苦需要回避

尽管我从童年开始就在学习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快乐，从而使我一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能够在安宁的生活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如果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我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也不会比其他人遭受更大的痛苦，然而为了我的同胞公民们的安全，我会毫不动摇地去迎接无比强烈的风暴，乃至于甘愿接受雷击，让自己承受危险，使其他人获得安宁，这就是我的本性。

我们正在考察什么是最后的、终极的善，所有哲学家都同意这种最后的终极之善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是其他一切作为手段的目的，而它本身不是任何事物的手段。伊壁鸠鲁在快乐中寻找这种终极之善，他把快乐当作主要的善，把痛苦当作主要的恶。他的相关证明如下：动物一出生就寻找快乐，把快乐当作主要的善，而在痛苦面前动物会后退，因为痛苦是主要的恶，所以要尽一切可能回避痛苦。在自然公正诚实的判决的推动下，只要这一点不被推翻，结果就是这样。因此伊壁鸠鲁拒绝用任何论证或讨论来证明快乐值得向往，痛苦需要回避。

我要向你完整地解释这个体系，阐述这位伟大的真理探讨者、人类幸福的建筑师〔2〕的真实教导。没有人排斥、厌恶、回避快乐，因为它是快乐，但由于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合理地追求快乐，因此他们碰到的后果是极端的痛苦。还有，没有人热爱、向往、追求痛苦本身，因为它是痛苦，但在具体环境中，辛劳和痛苦会给他带来某些巨大的快乐。

伊壁鸠鲁就是以这种形式讲述他那“永远幸福的哲人”的：他的欲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蔑视死亡；他对神圣的本性拥有真观念，不受恐惧的玷污；如果那是一种比较好的境况，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今生。在有了这样的准备以后，他享受着永久的快乐，因为没有哪一刻他体验到的快乐不与痛苦保持平衡；因为他抱着感恩的心回忆过去，他充分理解和把握当前的幸福，他不依赖未来；他期待着未来，但能在当前找到他真正的快乐。还有，与那些傻瓜的生活相比较，他完全摆脱了我刚才提到的邪恶，在生活中获得巨大的快乐。还有，哲人可能面对的任何痛苦都不会过于激烈，他有更多的理由快乐而不是悲伤。

无论感到痛苦是不是恶，让斯多亚学派去解决，他们试图用一连串相关的、琐碎的三段论来证明痛苦不是恶，这样的证明不能给心灵留下任何印象。对我来说，无论痛苦是什么，我都不认为它有那么重要，我认为人们在想象中受到痛苦的虚假形象的过分影响，而一切痛苦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

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有无学问，人的性格是勇敢、高尚、坚韧，能忍受世事兴衰带来的痛苦；我们说不会有任何人认为以这种精神忍受痛苦的人不配受到赞扬。勇敢者需要这种忍耐，人们赞扬这种忍耐，所以回避痛苦的到来，不能忍受痛苦，不就是卑劣吗？

美德不能忍受逃离灵魂

人和神拥有相同的美德，而其他生灵都没有。然而，美德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无非就是完善和发展到顶点的本性，因此人和神有相似性。

让我们承认那些讨论生活原则的人是伟大的，他们提出来的原则确实是真理；让我们承认他们是博学的，是真理和美德的教师，只是我们不要忘记绝不能嘲笑另一门技艺，无论它是由那些有着各种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的人发明的，还是由那些博学者潜心思考加以发展的——我指的是政治的技艺和民众的训练，借此培养人们的能力和良好的品性，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事，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神圣的美德。如果有人相信在心灵生来就拥有的能力之上还要添加学问和更加丰富的知识，要通过处理公共事务来获得经验，如同记载在这篇论文中的参加讨论的这些人一样，那么每个人都必定会想到要把这些优于其他所有人的造诣结合起来。

我要说，幸福生活会让灵魂自己接受折磨，它会追随正义、节制，尤其是勇敢的足迹，灵魂的伟大和忍耐不会看到刽子手就停步不前，如我所说，当灵魂保持着大无畏的精神、所有美德面临考验的时候，灵魂不会站在监狱的门槛之外。没有幸福生活就没有美德，没有美德就没有幸福生活。所以美德不能忍受逃离灵魂，而会匆忙赶去与灵魂一道遭受任何痛苦和折磨。

人既是帮助的最大来源，又是伤害的最大来源，我把赢得人心、使人乐意服务确定为美德的特殊功能。

永恒的神推动宇宙，不朽的灵魂推动身体

不朽诸神的力量支配一切本性，或者说支配一切本性的是不朽诸神的本性、理性、力量、心灵、意志。

自然不仅赋予人敏锐的思想，而且赋予人侍卫和使者般的感觉，感觉向人揭示许多模糊不清的、未能充分显示的形象，我们可以把这些形象称作知识的基础；自然赋予我们一个与心灵极为适宜的形体。当自然使其他动物屈身向下取食的时候，她只把人造就为直立的，让人仰望天空，也就是说，人和天空有关系，那里是人的第一个家。

自然还把人的脸部造成特别的形状，使它能准确表现人内在的品性，不仅是眼睛能够清楚表现我们的内心活动，而且是除了人以外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有的面容也能表现性格。

可朽的不是你，可朽的只是你的身体。因为一个人的外表显示的不是你本人，真正的自我是灵魂，而不是可以用手指指出来的身体。所以你要知道，如果神就是有生命、感觉、记忆和预见，统治、管理、推动身体的那个东西，正如高于我们的至上神统治这个宇宙，那么你也是神。宇宙有些部分是可朽的，正如永恒的神推动宇宙，不朽的灵魂推动虚弱的身体。

共同拥有法律者也必定共同拥有正义；因此，共同拥有法律和正义者被当作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如果它们确实服从同样的权威和权力，那么它们是同一共同体的成员；而实际上，它们服从上天的秩序、神圣的心灵和具有超凡力量的神。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以诸神和凡人为其成员的共同体。就像在国家中确定法律地位的依据是家族的血缘关系一样，宇宙中也有相同的情形，只是更加广泛，更加美好；所以，凡人和诸神按照血缘和世系关系聚集在一起。

在所有各种生灵中，除了人，没有其他生灵拥有关于神的任何知识，而在人类中，不管哪个民族，无论它是高度文明的还是野蛮的，都知道必须信神，哪怕不知道自己应当相信什么样的神。因此很清楚，一个人认识神，乃是因为他记得或知道自己的起源。

被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动物生来拥有预见和敏锐的理智，情感复杂，善于观察，记忆力强，富有理性，十分精明，创造他们的至上神赋予他们一个确定的卓越的地位；因为在如此众多不同种类的活物中，人是唯一拥有理性和思想的，而其他所有种类都没有。

自然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

进一步说，理性拥有一种庄严和宏伟的内在成分，与其说它适宜服从，倒不如说它要求服从，它认为人的命运中的偶然事件不只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也是不重要的；理性拥有一种崇高的、庄严的品质，它不畏惧任何事物，永远不向任何东西屈服。

自然也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我们有闲暇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灵自由自在时，我们渴望获得知识，哪怕是天体的运动。这种原初的本能引导我们热爱诸如此类的所有真理，亦即所有值得信任的、简明的、一致的东西，仇恨那些不诚实的、虚假的、骗人的东西，比如诈骗、伪证、不公正。

有些人确实不够耐心，他们受制于某些有限的不变的观点，不得不支持与这些东西相一致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他们通常并不赞同；然而，我们有可能性的原则作指导，可以在真理得以显现自身的那些相似真理之处进一步前进；我们参加辩论而不固执己见，受到驳斥时也不感到愤怒。

如果在我们出生的时候，自然就赋予我们洞察力和知识，用来察觉她的能力，在她的杰出指引下完成生命的旅程，那么肯定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需要方法上的指导；然而，她已经给了我们某些虚假的洞察力，受到坏习惯和坏信仰的影响，我们内心的理智的火花很快熄灭，没有留下一丝自然之光。

如果人的心灵中有某种王权，那么必定要有某种单一的支配因素，这就是理性（因为理性是心灵最优秀的部分），如果理性居于支配地位，就不会给情欲、愤怒、仓促的行动留下余地。

让我们假定有一个杰出的人拥有最优秀的品质，让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设想这样一幅图景：首先，他必定拥有杰出的理智，因为在迟钝的心灵中不容易发现美德；第二，他必定拥有探索真理的热情，灵魂著名的三个产物由此产生：第一是关于宇宙的知识和揭示自然的奥秘；第二是在规范生活原则时区别什么东西要追求，什么东西要避免；第三是判断每一前提的后果，明白哪些东西与前提不合，其中包含什么样的论证和判断的真理。所以请你告诉我，聪明人终生过着这样的生活，在学习中度过他们的夜晚，这时候他们的灵魂该有多么激动和快乐！

理性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第一样东西

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比理性更好，由于理性既为人所拥有，又为神所拥有，所以理性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但是，共同拥有理性必定也共同拥有正确的理性。而法律就是正确的理性，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凡人和诸神共同拥有法律。

我并非一名研究哲学的新手。我从早年开始就对哲学研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我显得最与之格格不入的时期，我恰恰对哲学的追求最强烈，我的演讲中充满哲学格言就是一个明证，我和那些有学问的人保持着友谊，他们经常光顾我家，还有那些杰出的教师，狄奥多图、斐洛、安提奥库斯和波西多纽，曾是我的老师。如果一切哲学学说真的要有实际的体现，那么我可以说，无论是公开场合的行动还是私人的行为，我总是凭借理性和理论实践了这种哲学的教义。

那唯一把我们提升到其他动物之上、使我们能够推论、证明、反驳、讨论、解决问题、做结论的理性，确实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尽管所学的东西各不相同，但至少学习能力是一样的。

理性激励人为了他的种族而奋斗，理性使人的语言和习惯有一种天然的一致性，理性推动个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大他的利益，首先与他的同胞，然后再与全人类构成社会联系。理性提醒道，就像柏拉图在给阿尔基塔的信中所说，人并非生来只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亲人，他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自己。

深思熟虑之后，理性的最终判决将是：根本无所谓善，只有道德高尚，也无所谓恶，只有道德卑劣，其他所有事情要么完全不重要，要么它们只是被选择或被排斥；或者说，理性喜欢并加以承认的理论包括道德高尚的完美，它们会由于添加原初的自然对象以及生命的完全展开而变得更加丰富。如果理性能首先确定这些不同理论之间的争执是关于事实的，还是仅仅转变为语词上的分歧，那么她的判断会更加清楚。

自然和理性明确显示，人是唯一拥有秩序和礼节，知道如何节制言行的动物。所以，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其他动物都没有美、爱、和谐感；把这种比较从可感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自然和理性发现，思想和行动更应坚持美、一致、有序，所以同样的自然和理性小心谨慎，在思想和行动中不做任何不道德的或怯懦的事，不异想天开。

正义把所有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

相信包含在各个国家的习俗和法律中的一切都是正义的，这是最愚蠢的想法。

正义是统一，它把所有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它的依据是一种法律，亦即颁布命令与禁止的正确理性。若有谁不知道这种法律，无论这种法律是否成文，他也就没有正义。

如果正义就是服从成文法和民族的习俗，或者像那些人所声称的那样，一切都应当以功利为标准来衡量，那么任何人只要认为对自己有利，只要能做到，就会蔑视和违反这些法律。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正义不存在于本性之中，如果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可以被功利本身所推翻，那么正义根本不存在。如果不把本性视为正义的基础，那就意味着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美德遭到毁灭。那样的话，哪里还有宽宏大量、热爱祖国、忠诚可靠、乐于助人、感恩戴德？这些美德都源于我们热爱同胞的天然倾向，而这就是正义的基础。

只要以自然为标准，我们就能够察觉好的法律与坏的法律之间的差别；依据自然，不仅可以区别正义与非正义，而且也可以完全区分高尚与卑鄙。因为，为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理智使我们能认识事物，把事物印在我们心上，而德性使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高尚的，哪些事情是卑鄙的；只有疯子才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判断只是一些意见，而不是由自然确定的。即使我们错误地使用这个术语，说树的德性或马的德性，也不是一种意见，而是依据自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高尚和卑鄙的行为也一定要依据自然来区分。

正义和一切高尚的事物之所以值得追求，乃是因为它们自身。确实，所有好人都热爱公平和正义本身，对好人来说，爱上那些仅凭其自身不值得热爱的事物，犯这样的错误是不自然的。因此，必须为了正义本身而追求和培育正义；如果对正义来说是这样的，那么对公平来说也是这样，所有其他美德也都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而得到珍视。

自然把我们造就为相互之间共同拥有正义感，并将正义感传递给所有人。

自然赋予人的禀赋、人心拥有的最优秀的财富、我们出生并被安置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尽到的努力目的何在、人为什么要联合在一起、人中间有哪些天然的情谊，只有在这些事情都清楚地得到说明以后，才能发现法律和正义的源起。

追求正义和权力是人的本性

我们生来追求正义和权力的基础不是人的意见而是人的本性。

正义者最痛恨非正义，勇敢者最痛恨胆怯，自制者最痛恨放荡。因此，乐于行善和疾恶如仇是一个正直的人的特性。

由于自然是正义之源，所以利用邻人的无知来获利是违反自然的。生活中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戴着智慧面具的狡诈。有无数的例子，在其中有利似乎与道义发生冲突。确信干了坏事绝对不会被人发现，也没有受到惩罚的危险，但仍旧能够克制自己，不做坏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只要国王变得比以前不正义，他就会立刻变成一名暴君，我们无法想象还有比暴君更邪恶、更可怕，或者令诸神和凡人更加痛恨的人了。尽管国王拥有人的形体，然而他在性格的残忍上却远远超过最可怕的野兽。对一个不希望有正义的社团，在社会生活中与他的同胞公民，甚至与人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合作关系的人，怎么能正确地称之为人呢？

享受心灵的安宁和无忧无虑的自在

我们自己必须摆脱各种情绪的干扰，不仅要摆脱欲望和恐惧，而且还要摆脱过分的悲痛和欢乐，不要发怒，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心灵的安宁和无忧无虑的自在，这种状况才能导致道德上的稳定和品性上的尊严。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在追求我所说的心灵安宁时放弃公民义务，归隐山林。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一些哲学家，还有一些人虽然诚实而有思想，但无法忍受民众及其领导人的行为；还有一些人到乡下隐居，以经营自己的私产为乐。这些人有着和帝王一般的目标——不缺乏任何生活必需品，不受制于任何权威，享受自由，也就是说，能够随心所欲地生活。

如果所有事情都能用自然和不包含命运成分的运气来解释，那么翻来覆去地讲命运还有什么意义？

由于人的天性之间有差别，使得有些人喜欢甜食，有些人喜欢有点苦的食物，有些人放荡不羁，有些人容易发怒、残忍、骄傲，有些人竭力回避诸如此类的邪恶；因此，要是有人说一种本性和另一种本性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不同的原因会引起不同的结果，那又有什么可值得惊讶的呢？

心灵观察天空、大地、海洋、宇宙的本性，明白所有这些事物从哪里来，必定回到哪里去，命中注定何时灭亡，怎样灭亡，它们的哪些部分是可朽的和短暂的，哪些部分是神圣的和永恒的；它几乎明白了宇宙的统治者或总督，知道自己不是被关在某个用狭窄的围墙包围起来的地方，而是整个宇宙中的一位公民，而整个宇宙就像一座城市——然后，位于这个宇宙的中间，它带着这样一种视野和对自然的理解观察万物；不朽的诸神啊，按照彼提亚的阿波罗的箴言，它对自己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它将如何嘲笑和藐视那些被民众称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们视为一钱不值！

解除心中的焦虑

我要为这个国家提供服务，但还有什么样的服务能比教导和训练年轻人更好、更伟大！尤其是看到当前我们的年轻人由于道德松懈而走上邪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约束和指引他们走上正道。当然了，我不敢保证，甚至不敢期待他们都能回来做学问。但至少有一些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人虽然很少，但他们的活动却能对国家产生广泛的影响。

事实上，我的劳动正在得到某些报答，甚至从已经上了年纪的人那里，他们在我的书中找到安慰，而他们阅读我的著作的热情促使我每天更加努力地写作。我也知道，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还有，罗马人要在哲学领域中独立于希腊作家，再现哲学的名誉和荣耀，如果我当前的计划得以完成，一定能带来这一后果。

我从柏拉图那里，从哲学中尤其学到一件事，可以看到国家会发生某些革命；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实行君主制，一段时间里实行民主制，一段时间里实行僭主制。当最后一种命运落到我的国家头上时，我从前的活动已经无法进行，于是我开始重新研究这些学问，通过这些活动，我解除了心中的焦虑，与此同时我又能为我的同胞提供当前情况下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

引入可能偶然为真，也可能为假，或者恶意虚构的证据，不是哲学家的作为。

这个观点在斯多亚学派看来是前后一致的，他们说一切事物的发生皆由命运所决定，他们接受这种类型的神谕以及其他与占卜相关的所有事情，然而那些认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永真的人不会接受同样的看法，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所考虑的情况与斯多亚学派所考虑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的观点比较有限和狭窄，而斯多亚学派的理论是没有什么限制和约束的。

古代哲学家持有两种观点：有一派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均由命运决定，命运在这里起着必然性的作用，这是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亚里士多德坚持的观点；另一派认为心灵的运动是自动的，根本不受命运的控制。克律西波试图担当非正式的仲裁人，希望做出一种妥协，尽管事实上他倾向于认为心灵不受任何必然性支配的观点。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克律西波自己陷入了困境，与他的意愿相反，他不得不借助于命运的必然性。

那些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由命运所决定的古代哲学家曾经说过，表示同意就是迫不得已地接受必然性的结果。另一方面，那些与他们的看法有分歧的哲学家想要把表示同意从命运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认为要是连表示同意也要服从命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割断表示同意与必然的联系。

对美德追求的愿望能征服一切诱惑

仅仅拥有美德还不够，就好像它是某种技艺，除非你能使用它。尽管一门技艺，即使你从不加以运用，仍旧可以因为你对它的了解而继续拥有，然而美德却全然依赖于它的运用；而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国家的管理，事实上，美德的实现并不在于话语，不在于哲学家在他们的圈子里议论，并且不断地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些话语。

如果是惩罚、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罪行本身的邪恶使人不去过一种错误的生活，不犯罪，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作不义之人了，而恶人宁可被别人当作鲁莽之人；进一步说，我们中间那些不受美德本身影响的人是好人，而按照功利和有用的考虑来衡量，我们只是精明，而不是善良。

慷慨怎么样？慷慨是无偿的，还是寻求报答的？如果一个人是仁慈的，那么他的仁慈是无偿的，没有任何报酬；如果他接受报酬，那么他是在受雇用。那些被称作慷慨或仁慈的人无疑是在履行义务，而不是在获取酬劳。因此，公正也不需要任何赏赐或工钱；因此要为了公正本身而寻求公正。同样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一切美德的特点。

自然在人类中植入了对美德的强烈追求和保卫公共安全的巨大愿望，从而使这种力量能征服快乐与闲暇的一切诱惑。

一个人要是越过谦虚的限度，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厚颜无耻，乃至于更无耻。

如果寻求美德是为了获得其他利益，而不是为了美德本身，那么只会有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可以最恰当地称作罪恶。任何人以个人利益为自身一切行为的绝对的、唯一的标准，那么在此范围内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人，因此，那些用美德所带来的奖赏来衡量美德的人相信美德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罪恶。

如果为了获得其他利益而追求美德，那么必然还有某些比美德更好的东西。是金钱，职位、美貌、健康吗？当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时，它们并不具有多少意义，我们也不知道它们能在我们身上存留多久。或者说，是快乐？我们哪怕提到它都感到可耻。但正是对快乐的蔑视和鄙弃，能够最清晰地察觉美德。

最高的善就是顺从自然

最高的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标准，也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旨归。

某事物本身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手段，而其他一切事物都是该事物的手段，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目的”，亦即最高的、终极的或最后的善。

最高的善就是顺从自然，按照自然去生活，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意味着过一种合乎美德要求的生活，或者说顺从自然，按照自然法生活，如果我可以称之为自然法的话；换句话说，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尽一切努力去完成自然对我们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她希望我们合乎美德地生活，以此作为我们的法律。

如果快乐篡夺了主权，那么所有主要的美德必然会被赶下宝座，还有一系列与圣贤的品性不吻合的卑劣的品质难以证明，除非道德上的善应当是一条至高无上的自然法。

认为美德在于行为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就意味着终极之善本身也要寻求别的东西。

尽管所有正确的心灵状态也许都被称作美德，但这个术语并非适用于所有美德，而是所有美德都由于一种美德而得名，这种美德比其他美德更明亮，因为它来自“男人”这个词，美德这个词是从男人〔3〕这个词派生出来的；坚忍是男人特有的美德，它有两个作用，即蔑视死亡和蔑视痛苦。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证明自己拥有美德，我们必须练习，或者倒不如说，由于“美德”这个词是从“男人”这个词借用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是男人，我们必须加强练习。

所以，我们是人，是由灵魂和身体组成的，而灵魂和身体是有不同种类的。我们必须尊重灵魂和身体，这是我们最早的自然本能所要求的，我们必须依据灵魂和身体来构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主要的和终极的善。如果我们的前提正确，那么我们必须宣布这个目的就在于获得最多的、最重要的与自然相一致的事物。所以，这就是他们〔4〕坚持的目的，他们所相信的最高的善就是我已经相当详细地描述过的事物，而他们更为简洁地用“按照自然生活”这个公式来表达。

斯多亚学派〔5〕和逍遥学派之间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一个学派宣称唯有道德高尚才是善，另一个学派，在赋予道德迄今为止最大的价值时，仍旧认为某些身体的和外在的事物是善。这是一场光荣的、高水平的争论！因为整个争论转向道德的真正价值。

智慧是众善之母

心灵在获得了有关美德的知识和观念以后，放弃了对肉体的服从或对肉体的放纵，放弃了对快乐的追求，视快乐为可耻的污点，它摆脱对死亡或痛苦的所有恐惧，进入一种爱的合作关系，认识了因本性而和它联合在一起的其他人；当它接受对诸神的崇拜和纯洁的宗教时，它的眼睛和心灵都变得很明亮，所以它能选择善、排斥恶，这种德性被称作谨慎，因为它能预见。

智慧确实是众善之母，希腊人的所谓哲学，其含义就是“对智慧的热爱”。哲学是不朽的诸神赐给人类的最有用、最美好、最高尚的礼物。因为只有哲学，在其他所有智慧之外，把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认识我们自己——教给我们。

有罪之人受折磨并非像悲剧中那样被举着火把的复仇女神追踪，而是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以后心中产生的悔恨和精神上受到的折磨。

如果阻止人们做坏事的是惩罚而不是人的本性，那么在受惩罚的危险被消除以后，罪人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这些哲学家〔6〕看到：第一，我们生来就被造就为有一种认识和理解一般美德的能力，我指的是正义、节制，以及其他同类的美德（所有这些美德都在某些方面和技艺相同，而差异仅在于这些技艺所使用的材料和处理它们的方法），还有，哲学家们看到我们带着比追求艺术更高的热情追求美德；第二，我们拥有一种被植入的，或者说一种内在的对知识的嗜好；第三，我们天生拥有一种与我们的同胞一起过社会生活的倾向，由此整个人类结成团体和共同体。这些本能在人被赋予的最高本性中最清晰地展示出来。

美德的种子生来就在我们的性情中，如果允许它们生长成熟，自然自身就会引导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一旦进入阳光之下，有了知识，我们马上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充满错误信仰的邪恶的世界中，所以我们就好像喝了奶妈的奶，深深地受骗；当我们离开奶妈与父母在一起，然后被交给主人照管的时候，我们受到各种欺骗，真理让位给非实在，自然本身的声音让位给固定的偏见。

真正的荣耀具有真正的存在和清楚的轮廓

对荣誉的不完整的看法影响着那些没有受过哲学教育的大众，他们看不到荣誉的真正本质；所以，他们在名望和民众的决定的影响下发生动摇，以为大多数人都赞同荣耀的东西。

我曾说过我对这种荣耀的看法。如果赐予这种荣耀是不加选择的，那么我总是认为它是廉价的；如果赐予荣耀的目的在于解决某些困难，那么它是无足轻重的；但另一方面，就像现在这种情况，这种荣耀是你应得的，所以我认为你必须明白它的合理性。

真正的荣耀具有真正的实在和清楚的轮廓，而非虚假的幻影，这是善良者的一致意见，是真正无偏见的判断，荣耀诚实地确定了最卓越的功德问题；荣耀返回到美德，成为美德之音的回响；当荣耀公正地履行义务时，善人一般是不会加以蔑视的。然而，另一种荣耀是固执和自私，是真正的荣耀的副本，一般以谬误为支撑，凭借虚假的勇敢而获得荣耀之美名和公共的名声。人的这种虚幻的荣耀尽管拥有某些高贵的雄心，但它是盲目的，由于不知道应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或发现目标，它们中有些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彻底的毁灭，有些使自己垮台。这样的人在寻求卓越时受到误导，他们不注意确定目标，而且犯有方向错误。

如果灵魂摒弃了情感，那么人和田野里的兽类，不，人和石头、木头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还有什么两样？

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你必须爱我本人，而不是爱我的财产。

有些人喜欢财富，有些人喜欢健康，有些人喜欢权力，有些人喜欢官职，许多人甚至喜欢感官的快乐。这最后一种爱好是兽类的最高目的，而其他各种东西也是变幻无常的，与其说它们依靠人的远见，不如说取决于变幻莫测的命运。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

勇敢者是依靠自己的，“自信”被错误地在贬义上使用，尽管这个词派生于confidere（信任），其中含有褒义。依靠自己的人肯定不会过分地害怕，因为自信和胆怯肯定有差别。

“节制”成为包括勇敢、公正、审慎三种美德在内的美德（这是所有美德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它们全都相互联系、结合在一起）。因此，我把“节制”本身当作第四种美德。因为它的特别作用就是通过不断地反对欲望，在各种场合下保持克制，从而对灵魂的急切的冲动进行引导；与之相对的恶是“卑鄙”。

如果你爱别人、爱我们最亲的人，就像爱我们自己，那么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是一件正当的、公正的事，但是请你仔细考虑一下，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在友谊中也不应当这样想，我的朋友爱我应当胜过爱他自己，或者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如果能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生活及其所有义务的混乱。

想到自己命途多舛，有许多时候我开始对你的这种观点失去信心，并对人类的软弱感到极度恐惧。我害怕的是，自然赋予我们虚弱的身体，伴以无法治愈的疾病和无法忍受的痛苦，自然赋予我们灵魂，我们的灵魂分有身体的痛苦，此外还有灵魂自己的各种烦恼和不幸纠缠不清。我从其他人的软弱，或许还有我自己的软弱，而不是从美德本身对美德的力量形成判断，所以用这样的语气斥责自己。

正如没有风的吹拂，可以把大海视为安宁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灵魂烦恼，那么可以察觉到灵魂是安宁的。一个人不应当觊觎任何东西，他的灵魂也不应当有任何空幻的激情，如果有什么事情落在一个关注命运和其他一切琐事的人身上，而他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既不恐惧，也不感到焦虑，那么有什么理由他不应当幸福？如果美德使这成为可能，为什么仅有美德本身的力量不能使人幸福？

痛苦是幸福的主要障碍，我们要抗拒死亡，包括我们自己的死亡和我们亲人的死亡，还要抗拒我们的痛苦和灵魂的所有其他各种混乱；痛苦似乎又是美德最活跃的对手，它会朝着德性最猛烈地投出标枪，威胁着灵魂的勇敢、坚忍和耐心，使之瓦解。那么，美德必须让位于痛苦，哲人和坚定者的幸福生活必须屈服于痛苦吗？伟大的天神啊，这样想是何等的堕落！

自然是良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决定采取某种行动必须考虑三个方面：首先，人们要问这种想要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还是不当的，在这样的深入思考中，他们的心灵经常会导致极为不同的结论；其次，他们会考虑，这种想要采取的行为是否有助于生活上的舒适和幸福，是否有助于掌握工具和财富，是否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借此能够帮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这整个问题也就转化为是否有利的问题。当似乎有利的东西与道德上似乎正当的东西发生冲突时，第三类问题就产生了，因为有利似乎在把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拉，而道德上的正当似乎在把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拉，结果就是我们在深入的思考中会感到困惑，心烦意乱，无所适从。

有些人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忠诚、正直、公平和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品性高尚——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些人——让我们把这种人当作好人，他们也被认为过着一种良好的生活，所以让我们把他们称作好人，因为他们尽一切可能顺应自然，而自然是良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一切道德上正当的事情都产自下述四个来源之一： （1）充分领悟和明智地发展真理；（2）保存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他所应得之物，并使之忠实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3）具有一种伟大的、坚强的、高尚的和不可战胜的精神；（4）一切言行稳重而有条理，克己而有节制。

柏拉图说得好，我们生来并非只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有权拥有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朋友有权拥有我们的一部分；斯多葛学派认为，大地上产生的一切事物都是造出来供人使用的；人的出生也是为了人的缘故，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相互帮助；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以自然为向导，通过相互交换的仁慈行为，通过给予和接受，通过我们的技能和勤劳，为公共利益做贡献，使人类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团结。

成功时的傲慢与失败时的泄气都是情感脆弱的表现

我们越是获得成功，就越应当寻求朋友意见，越重视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必须高度警惕，不要让献媚者有机会对我们阿谀奉承。因为人在这种时候很容易欺骗自己，误以为自己完全应当受到这样的赞美；这样的心态会引发许许多多的错觉，在这种时候他会自以为了不起，忘乎所以地干出许多极其愚蠢的错事，从而使自己身败名裂，为世人耻笑。

很多人的权势也成为获得真诚友谊的障碍。因为命运不仅本身是盲目的，而且通常也使受其恩宠的人盲目；因此他们往往会忘乎所以，变得狂妄而任性；可以说，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幸运的傻瓜更令人难以忍受。我们确实经常可以看到，从前和蔼可亲的人一担任军职、掌握了权力、获得了成功，就嫌弃旧友而热衷于新交。更加愚蠢的是，人一获得大量的资源，有机会变得富裕的时候，就去追求那些用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比如马匹、奴隶、华丽的饰物和昂贵的器皿，而不去结交朋友。

其他无数名人，他们的英名沉寂得较慢；任何人只要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相似，不仅得到民众的赞誉，而且得到善人的真正认可，他就能充满自信地面对死亡；我们发现这样的死亡是最高的善，而没有任何恶隐藏其中。事业越是顺利，人越是希望死，因为继续积累成功已经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愉悦，而事业的衰退却会给人带来烦恼。

当我们鸿运高照、事事如愿的时候，让我们努力避免一切傲慢。因为成功时的傲慢与失败时的泄气一样，都是情感脆弱的表现。而在任何境况下都保持平和的脾气、不变的态度、同样的面孔，则是好的。

让我们停止对演说家的稀少表示惊讶，因为演讲术是所有这些事情的结果，任何人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都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让我们宁可鼓励我们的孩子，以及其他名誉和声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人，真正理解他们的伟大任务，不要相信依赖规则、教师和人人都在使用的练习方法就能实现他们渴望达到的目标，而要借助其他某些帮助来确信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

所有适当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公正的

我们在娱乐中也要遵守某些限制，必须小心，不要过分，不要忘乎所以，乃至于在情欲的推动下做出不光彩的事情。

自然指派给了我们的角色是坚定、节制、自控、体谅他人；自然还教导我们，不可忽视我们对自己同胞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是那种作为道德正确不可或缺的一般的“适当”有着广泛的运用范围，而且那些具体的“适当”也在美德的各个具体部分展示。这就好比有着匀称四肢的身体是俊美的，能吸引眼球，引起眼睛的关注，其原因就在于身体各部分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适当”也在我们的行为中展现，在我们对同胞的赞许中展现，在“适当”产生作用的有序、坚定、自控的每句话、每个行动中展现。

在一个人与同胞的关系上，公正和体谅之间也有一种差别。公正的作用是不对同胞做错事，体谅的作用是不伤害他们的感情，在这一点上，“适当”的本质看得最清楚。

凡是适当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公正的，凡是道德上公正的事情都是适当的。道德与“适当”之间的差别容易感受，而不容易表达。因为，无论何种适当，仅当存在道德上的正确的时候，才能显现为适当。

以适当为根源的义务所指引的第一条道路就是与自然和谐，以及忠实地遵守自然法则。如果我们以自然为向导，我们就绝不会误入歧途，但是我们还要追求对事理明确、透彻的认识（智慧），可用于促进和巩固社会的力量（正义），以及坚强和勇敢的精神（刚毅）。不过，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部分美德（节制）中可以看到“适当”的本质。因为，仅当它们与自然法则相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赞成那些活动，不仅是身体方面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开玩笑也不可以过分或放肆，而应当文雅而风趣。这就像我们不允许孩子们毫无节制地玩耍，而只让他们在并不违反良好品行的范围内享受自由，所以我们哪怕是在开玩笑，也要让纯真的本性放射光芒。

一般说来，玩笑有两种：一种是粗俗的、无礼的、恶意的、下流的；另一种是高雅的、温和的、聪慧的、风趣的。

不是选择最好的，而是选择最适合发挥的

每个人都应当恰如其分地估量自己的天赋能力，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应当让演员显得比我们更实际，更明智。他们不是选择最好的剧本，而是选择最适合发挥他们才能的剧本。

我们首先要决定的是做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是世上最难的问题。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判断力最不成熟的青年时期根据自己的特殊爱好来选择职业的。因此，当我们成熟到能够明智地决定什么职业最适合自己之前，我们已经在从事某种终身职业了。

我们应当致力于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环境有时迫使我们去做某种与自己志趣不合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应当尽心尽力地去做，尽管这样做算不上适当，但我们至少可以完成，并尽可能使之变得比较恰当；我们不必硬要在自然没有赋予我们卓越才能的地方做到卓越的程度，我们只要能努力改正自己的过错就行。

即使在社会关系中，义务也有非常明确的等级之分，人们很容易看出孰先孰后：我们的首要义务是对不朽诸神的义务；我们的第二条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我们的第三条义务是对父母的义务；依此类推，还有对其他人的义务，等等。

独特的地位使行政长官必须记住自己代表国家，他的义务是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执行法律，使所有公民都享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牢记这些职责都是国家托付给他的。

假如世上真有“适当”这种东西，那么它无非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历程及所有行动的始终一贯。而这种始终一贯是不可能通过模仿其他人的特点和消除自己的特点来做到的。这就好像我们必须说自己的本国语言，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讲话中老是夹杂一些希腊词，引人耻笑，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任何异质的东西引入自己的行为或全部生命。

欲望必须服从理性的约束

每一行动必须避免过分仓促或草率，我们也一定不要去做说不出任何合理动机的事情，用这些话我们实际上给出了义务的定义。

精神的基本活动是双层的：一种力量是欲望，它驱使人去做这做那；另一种力量是理性，它教导和解释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结果就是，理性指挥，欲望服从。

必须使欲望服从理性的约束，既不能让它跑在理性的前面，也不能让它没精打采或懒懒散散地落在理性后面。人们应当保持心灵的安宁，不为一切情欲所动。作为其结果，刚强的性格和自控会闪耀出它们的光彩。因为欲望一旦跨越它们的樊篱，无论是因为欲求还是因为厌恶，它们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不受理性控制，显然会超越所有界限和尺度；它们会把服从抛在脑后，拒绝接受理性的管束，而按照自然法则，它们应当接受理性的管束。这样的欲望不仅扰乱心灵，而且还会使身体失调。我们只要看一看人们在勃然大怒、情感亢奋、惊恐不安、欣喜若狂时的脸色和样子就够了；在这种时候，他们的面容、声音、动作和态度全都变了。

人的心灵通过学习和思考得到滋养；人总是在探究或者在行动，也会被视觉和听觉等方面的快乐俘虏。不，哪怕是超出一般水平的人也倾向于肉体快乐，当然了，只要他不把自己和野兽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因为有些人只在名义上是人，而实际上却不是人。

对于一个人来说，拿邻人的东西，靠邻人的损失来获利，比遭受死亡、贫穷、痛苦，或其他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任何不幸，更加违背自然。这是因为，首先，对于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来说，不公正是致命的。如果我们每个人为了获得某种个人利益而欺骗或伤害邻人，那么最符合自然法则的、维系人类社会的那些纽带必然会被摧毁。

假定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认为摄取相邻器官的精力就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那么整个身体就必然会衰亡；同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掠夺邻人的财产，彼此都将他人之物挪为己用，那么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必然会被摧毁。即使每个人更喜欢为自己而不是为邻人获取生活必需品，这样做与自然法则并不冲突，然而自然法则肯定不允许我们通过掠夺他人来增加自己的财产。

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益携手同行

便利〔7〕这个词在使用中已经被歪曲和滥用了，乃至于到了把道德正确与利益分离的地步，认为有德没有利，有利没有德。要是把这种理论引入人类生活，那就没有比它更有害的了。

私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私人关系中与同胞平等相处，既不奴颜婢膝，也不飞扬跋扈；其次，在国家事务中，为国家的太平和荣誉而努力，因为我们习惯上尊敬这样的人，并且称之为好公民。

常有这样的事，在某个特殊环境下，通常习惯被视为道德上错误的事情在道德上成了正确的。为了举例说明，让我们假设一个适用范围更广的特殊情况。还有什么罪行比杀死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自己的亲密朋友更加凶残？但若有人杀死一名僭主——这名僭主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可以问心无愧，难道不是吗？不管怎么说，至少罗马人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在一切荣耀的行为中，这种行为是最高尚的。那么，这是不是利益战胜了道德上的正直呢？完全不是，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益携手同行。

那些以好处和个人利益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拒绝把道德上的正直看得比这种利益更重要的人，在考虑问题时总是习惯于在道义和他们认为有利的东西之间进行权衡；而好人则不是这样的。

把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应当是所有人的主要目标。如果个人把本应用于公共福利的东西用于各种自私的目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就会全部被摧毁。

崇高而伟大的精神、谦恭、公正、慷慨也远比自私的享乐、财富和生命本身更符合自然；但是，在权衡后者，亦即自私的享乐、财富和生命本身，与公共福利孰轻孰重时，鄙视后者，将它们看作无足轻重的东西，是需要有勇气和魄力的。

有些人持有一种荒唐的看法，说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抢劫父母或兄弟的东西，但他们与其他公民的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人实际上主张他们与其他公民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彼此应尽的义务、社会联系或共同利益。这种态度毁坏了文明社会的整个结构。

还有一些人说应当尊重自己同胞的权利，但是外国人则另当别论，这是在摧毁人类的兄弟情谊；这种情感一旦毁灭，仁慈、慷慨、善良、公正必定完全死亡；所以必须把起这种破坏作用的人视为反叛诸神的邪恶者。

自尊和自爱不可能为干坏事找到借口

我必须在这样一个要点上为帕奈提乌〔8〕辩护：他不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真正有利的事情会与道义发生冲突（因为凭良心说，他不可能说这种话），而只是说貌似有利的事情可能会与道义发生冲突。因为他经常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凡真正有利的事情同时也是合乎道义的，凡合乎道义的事情同时也是有利的；他还说，对人类生活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把这两种观念分割开来的那些人的学说。所以，他所说的冲突是一种表面的冲突，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冲突；他引入这种冲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些情况下重利轻义，而是为了使我们在利和义发生冲突时能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

一切可恶的害人虫都应当清除出人类社会。采用恰当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像身体的某些器官由于表现出无血的迹象，实际上已经坏死，所以要摘除一样，若不摘除，就会影响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我们也应当把那些人面兽心的怪物从人类共同体中清除出去。

在这种所有物的转移中，自尊和自爱不可能为干坏事找到借口。如果在做决定时有这种认识，那么好人将始终履行自己的义务，增进我非常喜欢谈论的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有利与道德上正确之间有冲突的例子经常产生；所以我们要仔细考察，看它们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还是可以调和的。

卖粮食的商人不应当对罗得岛人隐瞒事实，售房者也不应当对买方隐瞒房子的缺点。尽管缄默并不直接构成隐瞒，但若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人，也就是说不让他人知道对他们有利的事情，那就是隐瞒。有谁察觉不出这种隐瞒的性质，什么人会做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公正、诚实、坦率、正直的人，而是一个卑鄙、狡猾、奸诈、阴险、歹毒的人，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一个人让自己背上所有这些恶名，以及其他许多恶名，这难道是有利的吗？

法律用一种方法对付狡诈，哲学家用另一种方法；法律用其强大的威慑力制止狡诈，哲学家们则通过启发人的理性和良知来防止狡诈。理性要求我们不做任何不公正、不诚实、弄虚作假的事情。

自然抗拒一切不符合道义的事情

当人们把有利和道德公正割裂开来的时候，他们就颠覆了自然设定的基本原则。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想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有利对我们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吸引。有谁会拒斥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呢？或者说，有谁不在为了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竭尽所能呢？但由于除了好名声、适当和道德上的公正，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发现对我们真正有利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三者看作是首要的和最高的努力目标，而被我们算作有利的东西，与其说它是我们的尊严的一种装饰品，不如说它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必要的附带物。

正如无论如何掩饰，道德上的错误绝无可能成为道德上的正确一样，凡是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也绝不可能成为有利的，因为自然拒斥和抗拒这种不符合道义的事情。

假定一个好人有这样一种能力，捻着手指头打一个响指，他的名字就会潜入富人的遗嘱，但他不会使用这种能力，哪怕他能够完全确定没有人会怀疑他这样做。另一方面，假定有人赋予马库斯·克拉苏〔9〕这种能力，只要他捻着手指头打一个响指，就能使自己列入继承人的名单，那么尽管他实际不是继承人，但我敢担保他肯定会乐得在广场上跳舞。但是，正直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人，绝不会为了使自己富裕而窃取其他人的东西。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做法显得像是有利的，另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这种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用来衡量有利和道德上的正确的标准是同一个。不接受这一真理的人，什么狡诈的事情和罪恶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因为他要是推论，“这样做固然是正当的，但那样做却是有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他的错误判断把两个自然使之合二为一的概念割裂开来；于是，这个魔鬼就打开了通向各种欺骗、作恶、犯罪的大门。

因为凡是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不可能同时是有利的；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它有利而符合道义，但它之所以有利却是因为它是符合道义的。

注释

〔1〕指西塞罗的老朋友提多·庞波纽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西塞罗撰写《论老年》时已经62岁，阿提库斯65岁，两人都已步入老年，对老年人的心理负担有切身体会。西塞罗采用对话体撰写《论老年》，题献给阿提库斯。

〔2〕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1年），希腊文化时期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方面发展了希腊早期原子论思想，在认识论上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在伦理学上提出：幸福快乐是人生的目的，求乐避苦是人与一切生物的本性。

〔3〕男人一词的拉丁文是vir，复数viri，同一词根的virtus美德的原意是坚忍、刚毅。

〔4〕指斯多亚学派哲学家。

〔5〕斯多亚学派是希腊化时期诞生的主要哲学流派之一，是整个希腊化时期社会影响最大的派别。该学派创始人是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 of Cyprus，公元前333－前261年）。

〔6〕指学园派哲学家。学园派（Academics），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哲学派别。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学园”（Academy）。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以后，他创立的学园由他的继承人掌管，继续活动，直至公元529年学园关闭。由柏拉图创立的这个学派被后人称作“学园派”，前后延续900多年。

〔7〕此处便利的拉丁原文是utilitas，意为利益、好处、福利、方便、权宜、私利。

〔8〕一位斯多亚学派哲学家。

〔9〕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公元前115－前53），罗马共和国末期军事领导人，政治家，前三头同盟成员之一。

第二章　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每个国家都会有他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

最有天才、最博学的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博学者和聪明人开始统治城邦的时候，或者当统治者把他们的所有精力用于学问和智慧的时候，城邦才能繁荣昌盛。他显然认为，权力和智慧的这种结合是城邦的救星——这种赐福在某一天也许会降临我们整个国家，就像它现在肯定已经降临于你的行省，因为你的行省已经有了一位从小全身心热情地浸润于哲学、德性、慈善原则的最高统治者。

每个国家都会有它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并且会表现出来。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不要让你的心灵退缩或衰退，不要让你自己被征服，就好像被大浪淹没，被你庞大的任务压倒，而要与此相反，振奋你的精神，面对你的责任，甚至要急匆匆地去面对。事实上，你管理的这个国家部门不是一个运气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而是一个合理的政策与勤奋相结合在其中起最大作用的部门；而要是我看到你延长了的任期正好发生某些巨大和危险的战争，那么我会在心里感到战栗，因为在我看来，在你的任期延长的同时，命运的力量对我们起作用的时间显然也已经延长了。

然而，一个命运不起作用的，或者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部门已经托付给你，在我看来，它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你的德性和自控。我想，我们不需要担心敌人的伏击、战斗中的刀光剑影、同盟者的反叛、缺少军饷或粮食供应、军队的哗变、降临到聪明人头上的邪恶，所以，正如最优秀的舵手也不能蔑视暴风雨的肆虐，他们不能蔑视命运的攻击。假定你得到完全的和平与安宁，那么这样的平静甚至能使舵手入睡，而要是他能保持清醒，就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你现在身处高位，你的德性受到普遍欢迎，这些城市里的人对待你就像对待神一样，那么好吧，在你所有的决定、法令和官方行动中，我肯定你会考虑面对人们对你的高度评价，面对他们的赞美你亏欠什么。你亏欠的是在心里记住所有人的利益，补救人们的疾苦，为他们提供福利，你要有雄心，不仅要让人们把你称作“亚细亚之父”，而且要让他们把你敬为“亚细亚之父”。

我们自己的国家〔1〕是由天才创建的，但这个天才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它的建立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由许多代人建立。

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

国家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某种随意聚集在一起的人的集合体，而是大量的民众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联合体。

一个抛弃了他的祖国的人有什么幸福可言，或者压迫其他人有什么幸福可言？如你所提醒我的那样，如果我在那本书（指《论国家》）中的说法是对的——除非是荣耀的，否则无物为善，除非是可耻的，否则无物为恶——那么他们双方肯定是不幸福的，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权力和私人利益置于国家的安全和荣耀之上。

这样的联合体在某个确定的地点建立，最初是为了提供住处，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要便于构筑堡垒，他们把这样的聚居地称作镇或城，还修建了神庙和集会场所作为公共财产。因此，其数量之众有如我描述的那样的人民，作为有序定居的城市，作为“人民的事业”的每一个国家，要想永久，必定要由某个审议性的组织来统治。

国家的指导者应以他的同胞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并且竭力使这种幸福生活富裕、充足、尊贵、荣耀。

自由的人民想要选择可以托付幸福的人，他们想要获得安全，所以他们会选择最优秀的人。因此，国家的安全必定取决于它的最优秀的人的智慧，尤其是，自然本身不仅使这些人的德性优良，让他们在精神上统治弱者，而且也使弱者愿意服从强者。

我确实希望这个国家的主要人士在我卸去执政官职务以后仍然活着，尽管我本人已经给他们让路，不再占据国家的主要位置！但在这个时候，在国家缺少坚定勇敢的执政官的时候，你们认为我会产生什么样的悲哀？我看到有些执政官政治上不忠诚，有些执政官处事轻率，有些执政官缺乏决断能力，有些执政官不以国家利益为其所持观点的依据，而是一会儿依据希望，一会儿依据担忧。

和睦是国家最牢固的安全纽带

当我提出我认为最好的政体时，我必须详细谈到国家的变化，尽管我认为这种变化不会轻易发生。首要的、最确定的变化发生在王权中；当国王变得不义时，这种政体马上就会终结，国王已经成了僭主。这是一种最糟的统治，尽管它与最好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像通常发生的那样，最优秀的人起来推翻国王，那么国家就进入它的三阶段中的第二阶段；这种政体与王权相似，只是由一些杰出人士组成元老院，为人民提供福利。如果人民自己杀死或驱逐了僭主，只要他们聪明和谨慎，那么他们的统治会相当有节制；由于对自己的政绩感到满意，他们努力维护自己建立的政府。如果人民造反，反抗一位正义的国王，剥夺他的王国，喝贵族的血，把整个国家置于他们自己的贪欲之下。

你问我这三种政体形式中我认为哪一种最好，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对单独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赞赏，而是认为由这三种政体混合而成的政体比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要好。

除了这样一项义务，当然不太会赋予他〔2〕其他义务，这项义务就是不断地考验和改善自己，敦促其他人模仿他，凭着卓越的生活和品性，把他自己当作他的同胞公民的一面镜子。正如演奏弦乐、管乐和声乐时需要保持各种不同乐音之间的某种和谐，精细的听觉会对它们的任何变音和不协调感到难以容忍，这种和声依靠对各种声音进行调整而协和一致，由上、中、下各种阶层协调意见组成的国家也像音乐，依靠各种不同因素的协和一致而发出协调的奏鸣。歌唱时音乐家们称之为和声的东西，在国家中称为和睦，这是每个国家的一种最紧密、最牢固的安全纽带，并且如果没有正义，这样的协和绝不可能存在。

但是，什么样的统治能比依据美德实施的统治更加高尚？因为统治者本身不是任何欲望的奴隶，而且已经在训练和召集同胞时为他本人获得了所有这些品质。这样的人不会把他本人不服从的法律强加在人民头上，而会把他自己的生活摆在他的同胞面前，作为他们的法律。

自由的人民拥有的平等合法权利不可能维持（因为人民本身，尽管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但由于把许多专门的权力赋予许多个人，也把荣誉授予他们，因此在他们中间形成很大的差别），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最不平等的。

最糟糕的和平也要比最正义的战争要好

努玛〔3〕一共统治了39年，使国家实现了和平与和谐；他对国家的稳定有两项最突出的贡献——宗教与安宁的精神。

我将努力使用柏拉图觉察到的那些同样的原则，然而我不会依据任何想象中的国家的影子，而是以一个真实强大的国家为依据，使用证明之权杖，向你们指出各种政治上的善与恶的原因。

有人为战争寻找借口。而我感到最糟糕的和平也要比最正义的战争要好。

以照料国家利益为职责的人切不可有这样的慷慨，把某个人的财产夺走，送给另一个人让他致富。首先，他们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过公正法律和法庭，保护每个人拥有的财产，使穷人不因其无助而受压迫，使妒忌不挡富人的路，让他们能够保持或重新获得理应属于他们的财产；他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增强国家的实力，扩大国家的疆域，增加国家的税收，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在战争时期。

我在元老院宣布，只要我拥有这个职位，我就是人民的执政官。对人民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和平更受欢迎？不仅那些拥有理性的动物会感到欢欣鼓舞，而且连房屋和田野在我看来都会喜乐。对人民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受欢迎？你们看到不仅人类盼望自由，而且连野兽也喜爱自由。对人民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安宁更受欢迎？你们的祖先、你们，还有最勇敢的人，都认为安宁是令人高兴的，为了能够在某些日子享受安宁，必须从事最艰巨的劳动，尤其是当这种安宁伴随着权威和尊严的时候。

我不拒绝和平，但我非常恐惧包裹着和平之名的战争。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享有和平，那么我们必须发动战争；如果我们拒绝战争，那么我们绝不能享有和平。

城邦建立以后，如何使人学会恪守信仰、遵循公正、习惯于自觉自愿地服从他人，而且相信不仅要为共同的利益工作，而且要为共同的利益献身？除非雄辩的话语能够说服人，使他们的同伴能够接受他们用理性发现的真理。在那个时候肯定有一种强大的、迷人的语言能使身体强健的人服从正义而不使用暴力，所以他才能与那些体力不如他的人平等，自愿放弃一种大家都已经同意的习俗，尤其是，这种习俗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依靠自然权利的力量形成的。这就是雄辩最初产生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在以后和平与战争的事业中，它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

优秀人物的品格会在整个国家再现

我注意到几乎每一位被希腊人称作“七贤”的人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因为，确实没有其他职业，可以让人的德行在建立新城邦或保护旧城邦的工作中发挥得更加接近诸神。

我还添加了一条规定：“议员应当熟悉公共事务。”这条规定含义很广，议员必须知道可以调动的军队的数量，国库的状况，谁是我们的同盟者，谁是我们的朋友，有哪些附属国，它们各自适用哪些法律、协议和条约。议员还必须熟悉立法程序，知道我们沿袭了祖宗的哪些先例。由此你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广博的知识、无比的勤奋、杰出的记忆力是一名打算履行自己职责的元老院议员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回首我们早期的历史，你会看到我们的优秀人物的品格会在整个国家再现。杰出人物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整个国家也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可以更加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这种理论比我们亲爱的柏拉图的理论更加健全。他认为，音乐品质的变化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品性。而我相信，贵族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发生变化，会导致一个民族的品性发生转变。由于这个原因，上层人士做坏事对国家特别危险，因为他们不仅放纵自己干下许多邪恶的勾当，而且用他们的邪恶影响整个国家；不仅因为他们是腐败的，而且还因为他们腐蚀别人，他们所起的坏榜样比他们的罪行带来的危害更大。

我相信那些凭借智谋和威望统治这座城市的人，甚至在智慧方面，也远远高于那些完全不参与国家事务的人。由于我们强烈地具有增加人类财富的紧迫感，由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思想和努力使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富裕，而自然本身也在鞭策我们实现这一愿望，所以让我们沿着以往所有杰出人士走过的道路前进，而不要听信那些想要后退的人的意见，他们甚至想召回已经走在前面的人。

我们整个谈话旨在推进国家的坚实基础、城邦的增强、民众疾病的治疗。由于这个原因，我想要特别小心，不要把未经明智思考和彻底考察的东西当作第一原则来确立。我当然不能期待这些原则会被普遍接受，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确实在寻求那些相信一切正确、高尚的事物因其自身的原因而被人们需要的所有人的赞同，除非某事物本身值得赞扬，否则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算作好的，或者说除非某事物能因其自身的原因得到正确的赞扬，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算作大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虽然政见不同，但彼此绝不敌视。

打算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不应忘记柏拉图所说的两条戒律：第一，一切行动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第二，考虑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不要为了某个派别的利益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政府的管理就像一个信托机构，一定要为委托方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受托方的利益着想。那些只关心一部分公民的利益而漠视另一部分公民的利益的人，把危险的因素引入了政府——意见分歧和派系斗争。结果就是，有些人是民主派的忠实支持者，有些人是贵族派的忠实支持者，很少有人关心整个国家。

在一个自由的民族中，在法律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学会和蔼可亲和所谓“心平气和”，因为，当有人在不适当的时候打扰我们，或者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就发火，那么我们就会养成一种乖戾暴躁的脾气，既伤害自己，又冒犯别人。不过，温和与坚忍虽然值得称赞，但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懂得适当的严厉对国家有好处，没有它，国家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还有，如果必须实施惩罚或矫正，也不要进行侮辱；实施惩罚或矫正的人应当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而不要图个人的满足。

这种党派精神在雅典引发过残酷的斗争，而在我们国家不但引起过纷争，而且还曾爆发过内战。所有爱国的、英勇的、适宜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公民都会以厌恶的心情避开这种事情。他会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国家，而不以自己的影响和权力为目标；他会把自己完全献给国家，以增进全体公民的利益。

拉选票、争官职当然是一种最卑劣的习俗。

革命一开始总是处于潜伏状态，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就会冲向毁灭的深渊。

我们应当只把那些手持武器反对国家的人看作敌人，而不应当把那些按其信念努力治国的人看作敌人。

不要贪婪的统治者

没有比贪婪更可恶的罪过了，尤其是身居要职、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利用国家谋取私利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有罪的，可耻的。

只要这个国家还在由国家自愿托付的人管理，我就会竭尽全力为国效劳，为国家着想。但是现在一切都处在一名暴君的绝对控制之下，我不再有任何参与国家管理或行使职权的机会，而且最终失去了曾经和我一起为国效力并享有很高地位的那些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悲痛欲绝，万念俱灰，要是此时我不同悲观情绪做斗争，我的精神支柱就会被摧毁；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沉湎于那种与哲学家不相称的追求肉体快乐的生活。

在所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最要紧的事情是丝毫不要被人怀疑有私心。

如果你在这个阶层中发现有人喜欢你本身，而不是喜欢你现在的地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那么你可以高兴地把他添加到你的朋友的行列中去；如果你难以确定，那么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过于亲密地与他们来往，因为他们这样做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找到一条发财的捷径，而不是想到一个人的好名声，所以想要和他在一起。

此外你还必须认真聆听各方面的意见，在做决定时要不偏不倚，让各种争执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就是靠着这样的行为，后来盖·屋大维使自己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可以说在他主持的法庭上，侍从官第一次不慌不忙，庭吏压低了嗓门，而每个人想讲几次就讲几次，想讲多久就讲多久。这样做有可能给人留下过于温和的印象，如果不是用下述事例中的严峻用来抵消这种温和：他强迫某些“苏拉的人”〔4〕归还他们用暴力和恐吓抢来的东西，这些官员通过了不公正的法令，而当他们自己是普通公民时，有义务服从这样的法令。可以说，要不是裹上糖衣，他的这种严峻就像要吞服的苦药。

当罗马人民的这个帝国以服务而非压迫来维护自身的时候，进行战争就是为了盟国的利益或维护我们的最高地位；各种仁慈的行为和把战争只限于必要的严酷程度表明了我们的战争目的；元老院是国王、部落和民族的避风港；我们的执政官和将领们的最大抱负就是公正而又体面地保卫我们的行省和同盟国。所以把我们的政府称作世界的保护者而不是统治者更加确切。

我们为荣誉和自由而生〔5〕

命运女神已经降下了灾难，所以我们要尽力忍受；如果灾难现在就降临，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奴役罗马人民就是违反神圣的法律，不朽的诸神要罗马人统治一切民族。事情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其要害是自由。罗马人啊，你们要么赢得胜利，而凭着忠诚和团结一致你们肯定能获胜；要么做其他事情而不是受奴役。其他民族能够忍受奴役；而罗马人民肯定拥有自由。

自然确实给所有人规定了死亡时间，然而罗马民族天生的、世代拥有的勇敢，一直在提供一种保护，反对残忍的、可耻的死亡。我请求你们紧紧地把握祖先遗传给你们的东西，把它当作传家宝。其他一切事情都是虚假的、不定的、有死的、变易的，只有勇敢深深地扎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或将它拔起。凭借这种勇敢，你们的祖先首先征服了意大利，然后荡平了迦太基〔6〕，征服了努米底亚〔7〕，使那些最强大的国王和最好战的民族顺服这个帝国。

我们为荣誉和自由而生，让我们要么保持荣誉和自由，要么庄严地去死。

罗莫洛〔8〕肯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某种神圣的启示，这座城市会有一天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中心，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建城都不可能更加容易保持我们当前广阔的疆域。

罗莫洛统治了37年，为我们的国家奠定了占卜团和元老院这两个坚实的基础，当他在一次日食中突然失去踪迹时，他的伟大成就使人相信他已经成为诸神中的一员；若非某个人以卓越的德行闻名于世，人们绝不会产生这样的看法。

关键时刻哪怕有最轻微的触动，天平也会完全倒向一边；不仅在公共事务的偶发事件中，而且主要是在战争中，更重要的是在内战中，战争形势经常受到意见和谣言的支配。

要让你的耳朵只能听到它们该听的事情，不要在利益驱动下对那些虚假的、涉及利害关系的谣传开放。不要让你的戒指图章成为某种用具，而要让它成为你本身的见证。

我们要努力治愈国家的伤口

你应当更加宽容地聆听我们讲话，以便使人们可以认识被诸多不利条件蒙蔽了的真相，让才能优秀的公正人士来还原真相；但若你作为法官不能为孤立无助者和困顿者提供保护，反抗暴力与私利，要是在这个法庭上审判案件的标准是权势的平衡，而不是事实真相的平衡，那么神圣与纯洁在这个国家确实已经不复存在，法官的权威和正直也不足以给卑微的公民提供任何安慰。

我们要努力治愈国家的伤口，使之恢复到最佳状态，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要是你们认为只有元老院赞同我的意见，而民众有别的倾向，那么你们错了。作为一名摆脱了一切野心，不受恶行困扰，在危险中极为审慎，在斗争中英勇的执政官，我想这种执政官的权威是所有希望安全的人都会服膺的。但若你们中有人为虚假的希望所激励，以为能够用扰乱政局的方法来使自己的名望提升，那么，第一，只要我是执政官，他的希望应当抛弃；第二，他应当以我为榜样，我出身于骑士阶层，现在担任执政官，他可以明白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确定地引导优秀公民走向荣誉和尊严。应征入伍的父老乡亲们，如果把你们维护共同尊严的热情应许给我，那么我肯定能够实现这个国家最热忱的希望。这样的统治，在我们祖先时代存在过，而现在，在长时间的间隔以后，可以看作国家复兴的象征。

一个人的所有财产被剥夺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此不公正的剥夺行为更加令人遗憾；受人欺骗是令人烦恼的，受亲戚的欺骗更加令人烦恼；被人赶出自己的庄园是倒霉的，被人赶出庄园还要加上羞辱更加倒霉；被勇士和高尚者所杀是灾难，被一个做生意的小商贩所杀更加是灾难；被平等者或优越者征服是可耻的，被低劣者征服更加可耻；把自己的财产交到他人手中是可悲的，把自己的财产交到敌人手中更加可悲；为一个人的生命而抗辩是令人敬畏的，在未听到审判之前就不得不抗辩更加令人敬畏。

我明白所有成果都要归功于诸神的意志，归功于罗马人民的热忱，归功于苏拉的智慧、最高权力和好运。至于以各种方式惩罚反对我们的人，在这方面我一定不要挑剔。我赞成奖励那些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特殊热情的人。我认为这场斗争的目的是要取得这些成果，我承认我对这个党派是忠诚的。但若我们的目的是使最低等级的民众也可以用武力致富，可以把他人的财产化为己有，如果对这样的事情不仅不能采取行动来防范，而且连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说，那么这场战争不仅不能重塑或再造罗马人民，而且会征服或摧残他们。先生们，要是你们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你们对这些人的抗拒不仅无损于高贵者的事业，而且正好相反，它会使高贵者获得额外的光荣。

虚假的人不配成为人民的朋友

在这个国家的特殊时期，由一个人掌握所有权力是必要的，但在他建立了安定和法律之后，每个人的义务和权力也就又恢复了。

假定有些人虚假地把土地许诺给罗马人民，使你们眼前充满希望，而在暗地里却做着某些不同的事情，那么这些人不配成为罗马人民的朋友。

要是你心中装的是人民的利益，那就要避免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一切嫌疑，表明你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利益，把执法的权柄留给他人执掌，让他人对你的青睐所表示的感恩成为你的奖赏。因为，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配成为自由的人民对你的精神和激情的奖赏。

在别的国家，尤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命运允许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功劳获得的权威和凭借他们的智慧赢得的尊重能够持续到生命的终结，这种人的生活在我看来是幸运的、幸福的。

我确实有理由感到悲伤，因为我自己进入这条生活之路太晚，在我的旅程结束之前，夜幕已经降临，黑暗笼罩着整个国家。然而你那些充满深情的来信给我提供了安慰，所以我仍旧在坚持。你在信中说我必须鼓足勇气，反思我已经完成的事业，它们不用我的话语就会代表我说话，在我死后它们仍旧会活着。要是这个国家能够幸存，那么它会为我所从事的事业做见证；要是这个国家覆灭了，那么它同样也见证了我的智慧。

我们对你们的亏欠是无法计算、无法测量的，你们用独特的忠心，在一个独特的时刻，采取一项联合行动，把父母对我们的情感、诸神给我们的馈赠、罗马人民授予我的地位还给我们，并且为我提供了许多证词。所以，我对你们的亏欠是巨大的，对罗马人民的亏欠是巨大的，对我们父母的亏欠是无限的，不朽的诸神使我们拥有了一切，从今以后我们成了所有对我们有恩的人的债务人，成了你们的债务人，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再次拥有了一切。

荣耀是通过高尚的行为赢得的赞扬

召唤我回国是你们权威的声音，是罗马人民的意愿，这个国家为我求援，团结的意大利用她的肩膀承担了让我回归的责任。我几乎可以说自己不能如此粗心大意，我现在虽然已经回归了，但凭我个人的努力我无法加以确保。我现在能够确定地说的就是，有许多东西我失而复得了，但我的美德和荣耀从来就没有失去。

我放弃了个人的安全，使国家可以不因我的缘故而使公民流血，他们想要阻止我返回，但他们凭借的不是罗马人民的投票，而是血流成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公民、同盟者，乃至于国王们，都在徒劳地等待你们。你们的陪审团不宣判，你们的公民大会不投票，你们的元老院不行使权威通过法案；你们的论坛变成了哑巴，你们的元老院不说话，整个国家低三下四，哑口无言。一名曾经在你们权威的支持下抵抗烈火和屠杀的人在这时候离开了你们，于是你们看到手持刀剑和盾牌的人在城里到处游荡，你们看到执政官的官邸被围攻，诸神的庙宇被焚烧，伟大人物和著名执政官的权杖被折断，高贵的保民官不仅受到人身侵犯，而且被刀剑砍伤或杀死。

公民们，对我进行攻击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人，他们是我的死敌，对共和国有深仇大恨，我为了保护这个共和国所做的工作与他们的愿望相悖；第二类人，他们和我有着虚假的友谊，但却会可耻地出卖我；第三类人，他们妒忌我的功劳和名声，但自己缺乏建功立业，赢得声望的能力；第四类由这样一些人组成，虽然他们的地位是共和国的保卫者，但我的昌盛，国家的安全，帝国的尊严在他们手中却是可以交换的东西。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犯下的众多罪行都将遭到报应。我将依据国家的法律惩罚那些不爱国的公民，我将认清我的假朋友的真面目，我将更多地献身于荣耀和美德，以此对付那些妒忌者；我要把那些在各个行省里从事非法买卖的人召回来，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

荣耀是通过高尚的行为赢得的赞扬，是为国家提供的巨大服务，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加以赞许的事情，也会得到大众的赞同。

你对获得荣耀的真正道路盲目无知，你以为手中掌握的权力超过所有人，让你的同胞公民害怕你就是荣耀。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你对获得荣耀的真正道路确实是完全盲目的。做一个好公民，对所有人亲善，很好地保护这个国家，由此受到赞扬、尊敬、热爱，这才是荣耀；而被别人害怕、仇恨，则是可恶的，是虚弱和衰落的证明。

要么恢复自由，要么在奴役中死去

我一直是和平的推进者，尤其是国内和平的推进者，我对所有忠诚的人士都是宝贵的，一直为他们所珍爱；我的所有活动都在讲坛上进行，在元老院里进行，为我的朋友们排忧解难，由此我得到了充分的荣誉和适度的财富，以及我现在拥有的等级。所以我要说，任何一位和平的精心培育者都不可能到达我这个程度；对于我的行动而言，我这样说并不显得傲慢，在国内和平没有实现时，我冒着危险讲话。

这些事情都会留下记录，都会进入人们的记忆，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这些事情。执政官们被赶出意大利，格奈乌斯·庞培〔9〕也被赶走，他那时是整个罗马人民的帝国的光明；只要身体还能忍受，所有执政官、执法官、前执法官、保民官、大部分元老院议员、我们的青年纷纷逃离，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国家已经从她自己的家中被驱逐出去。就好比种子含有草木的根源，你就是这场最可悲的战争的种子。元老院的议员们，你们对罗马人民的三支军队遭到覆灭感到悲伤，杀死他们的就是安东尼〔10〕。你们为失去最高贵的公民而感到悲痛，夺走他们生命的就是安东尼。我们这个等级的权威被颠覆，推翻它的也是安东尼。

有谁能够忍受这头最野蛮的野兽，怎样忍受？除了淫欲、残忍、蛮横、胆大妄为，在安东尼身上还有什么？他全身都已经充满了这些品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善良，节制、谦虚、朴实的迹象。然而，由于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我们必须决定他是否应当接受国家的惩罚，或者说，苍天在上，我们是否要成为奴隶！元老院的议员们，让我们最终能够本着我们父辈的精神和勇气，要么恢复罗马人这个民族的自由和名字，要么在奴役中死去。

无论今后我落得什么样的命运，我的坚强仍旧会留下某些证据，我已经得到了你们仁慈的关注和聆听。如果我还有机会而又不会给我和你们带来危险，那么我会加以利用；如果没有机会，那么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等候召唤，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对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度过的岁月几乎已经足够了，无论是年头还是名声。如果我的生命得以延长，那么它更多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们，为了国家。

为了回报你们的恩惠，我向你们真诚地保证，在实施我的公共政策时，我绝不会缺乏热忱；在保护国家不遭受危险和威胁时，我绝不会缺乏勇气；在诚实地表达我的信念时，我绝不会缺乏忠诚；在为了公共利益和私人理想而遭受挫折时，我绝不会缺乏自由；在忍受千辛万苦时，我绝不会缺乏力量；在努力增添你们的幸福时，我绝不会缺乏感恩的善意。同胞公民们，这个理想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上，你们把力量和不朽诸神的批准赋予我，不仅你们可以对我做出判断，而且你们的后代和所有民族都可以对我做出判断，就如整个国家已经通过投票充分表达了一致的信念：要是不能把我召回，整个国家就不可能重新赢得它自身值得骄傲的地位。

社会是条将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我们必须把自然确立的群体和社会的那些原则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根源。第一条原则建立在人类一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联系的纽带是理性和语言，通过教育和学习的过程，通过交流、讨论、推理的过程，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形成一种天然的友爱的联合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远远地摆脱了兽性；我们承认动物可能有勇敢（比如马和狮子），但我们不承认它们有公正、平等和善良，因为它们没有理性和语言。

就是这条最广泛的纽带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条纽带的维系下，人人都有权共享自然创造出来供人类使用的一切；人们还要明白，虽然根据法令和民法确定为私人财产的东西应当视为个人所有，但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当按照那句希腊谚语的精神来对待，“朋友之间的一切都应该是共同的”。

当你以一种理性的精神考察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会关系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能比那种把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的国家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更亲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和朋友也是亲爱的，但是故乡的土地拥抱着我们所有的爱。因此，如果牺牲自己能为国服务的话，有谁会不愿意为国捐躯呢？而那些用各种罪恶行径分裂祖国的人，那些正在从事和曾经从事颠覆自己祖国的阴谋活动的人，真是丧尽天良，可恨至极。

假如社会生活的协约未曾教导人们在一些大事上寻求同胞的帮助，人类最初怎么会有抵御严寒和纳凉避暑的房屋，或者在遭受暴风和地震等灾害以后，怎么会有对房屋的修建呢？想一想水渠、运河、防浪堤、人工港，没有人的劳动，我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从这些以及其他诸多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人的劳动，我们绝不可能从无生命的东西中得到任何利益。

在所有这些方面，人类的文明生活远远超过低等动物仅仅对舒适和需要的标准。还有，如果没有人与人的交往，城市就不可能建立和拥有居民。作为城市生活的结果，各种法律和习俗建立起来，后来又有了私人权利的公平分配和确定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建立以后，又有了一种更加人道的精神和对他人的体谅，结果就是，通过给予和接受，通过相互交换物品和提供方便，我们成功地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要。

我的兄弟就像我眼睛的瞳仁，你们把他还给了我，他和我非常亲密，你们把我还给了他。你们使父母与孩子相逢，使孩子与父母团聚；你们把荣誉、地位、财富、广阔的公共活动领域还给我们。你们把人类一切财产中最甜蜜的东西还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最后的一项，也是最大的一项，就是你们使我们恢复了自我。

维护正确的事情，禁止错误的事情

我从不寻求领导权，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请你们告诉我，我会期望更多的东西吗？依靠邪恶的投票不能征服我，依靠良好的投票也许可以征服我，因为我愿意被征服。

通过这个你称为恩惠，而事实表明只不过是贿赂和腐败的行动，你降低了你的国家的地位，减少了罗马民族的资源，削弱了我们的祖先用勇敢和智慧为我们构筑起来的力量，废除了我们帝国的权力，阻止我们的同盟者履行义务和遵守条约。

由于罗马的贪婪和不公正，我们所有行省都在悲泣，我们所有自由的社团都在抱怨，甚至那些附属国也在抗议。远至大洋沿岸，无论多么遥远，无论多么偏僻，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渗透着罗马人的放荡和压迫。不是与全世界的军队为敌，而是这些地方的呻吟、眼泪和悲伤使罗马无法延续。面对这样的事实，按照这样的道德标准，如果任何人受到指控并在他的罪行得到清楚的证明时说其他人也这样做，那么他真的会发现自己这样做是史无前例的；但若判处一名无赖无罪而由此开了先河，其他相同的人也不受惩罚，那么罗马会发现自己没有希望去摆脱毁灭。

在这个罗马国家的议事会上，谈论大批罗马公民被残忍地处死，我的话语仍旧会激起听众的义愤，哪怕听众的灵魂是野蛮人的灵魂，因为我们伟大的帝国是如此光荣，罗马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望，用这样残忍的方法对待我们的同胞显然越出了任何人的权力。

他依据的就是朱庇特〔11〕批准的法律，凡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都应当视为合法的，正确的；因为法律无非就是源于诸神意志的公正原则，维护正确的事情，禁止错误的事情。

哪怕我在这里谈的不是罗马公民，不是我们国家的朋友，不是那些听说过罗马的名字和名声的人，甚至哪怕我在谈的不是人，而是野兽，不，说得再极端一些，哪怕我谈的只是荒野中不知痛苦的石头，这种可怕的、残忍的、非正义的行为也会在这个不会说话的、无生命的世界里激起同情。由于我现在实际上是在对罗马的元老们讲话，你们是支撑我们的法律、法庭、公民权利的主要柱石，所以我可以向你们表明，威尔瑞斯〔12〕把一位罗马公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可能是一种恰当的惩罚，完全不合适。

你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不仅在罗马享有各种自由的权利，而且在设有保民官的地方，在有其他政府官员的地方，在我们拥挤的法庭上，在我们的元老院的权威存在的地方，在罗马的公民大会上公开发表意见，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不，无论在何处，无论处在何种民众之中，只要罗马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你们都会认为这是一件影响到所有罗马公民的自由和尊严的事情。

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

我相信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些杰出的人士，他们的传统功能就是向人民解释法律，回答相关问题；然而就是这些人，尽管声称自己承担如此重大的职责，但却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不重要的细节上。什么主题能像国法那么重大？什么事情能像提供法律咨询的任务那么细微？然而，这对人民来说是必要的。我不认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缺乏一般的法的概念，他们已经学习了所谓民法，以对人民有用为限度。然而就相关的学问而言，它算不上什么，尽管出于实用的目的，它是不可或缺的。

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不变的，永久的。它用命令召唤人们履行义务，用禁止抵御各种恶行。它不会徒劳无益地对善人下达命令或禁止，尽管它对恶人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试图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恶，试图废除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是不允许的，要完全废除它更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通过元老院或人民解除法律义务，也不需要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找法律的解释者。在罗马和在雅典不会有不同的法律，现在和将来不会有不同的法律，而只会有一个对所有民族、所有时代都永久不变的法律，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主人和统治者，那就是神，因为神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颁布者、实施这种法律的有强制力的法官。无论谁违反这种法律就等于变得不是他自己，就等于否定他自己的人性，由于这一原因，他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

按照他们给法律所下的似乎正确的定义：法律乃是植根于本性中的最高的理性，它命令人们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禁止人们做那些一定不能做的事情。这种在人心中牢牢扎根并充分发展的理性就是法律。所以他们相信法律就是理性，它的天然功能就是支配正确的行为和禁止错误的行为。他们认为，这种性质之所以在希腊人中得名源于把每个人应得的东西赋予他这样一种观念，而在我们的语言中，我相信这种性质的得名源于选择。〔13〕就像他们把公平的意思赋予法律这个词，而我们把选择的意思赋予法律这个词，尽管这两种意思都恰当地属于法律。如果这是正确的，就像我一般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可以在法律中找到正义的源起，因为法律是一种天然的力量；它是有理智的人的心灵和理性，是可以用来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由于我们整个讨论与民众的理性有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民众的方式说话，把那些以书面形式写成的、支配或禁止人们做某些事情的东西称为法律。这就是大众的法律定义。

平等正义的法律能让公民团结在一起

法律必须是一名改造者，纠正邪恶，教人向善，而从中可以推导出生活的指导原则。

由于法律是联系公民团体的纽带，通过法律实施的正义对所有人相同，所以，如果公民中没有平等，那么什么样的正义能够使公民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同意平均人们的财富，而人们的内在能力又不可能平等，那么至少同一国家的公民拥有的法律权利要平等。因为，国家如果不是公正的团体或合作关系，又能是什么呢？

但是在决定正义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从那种最高的法律开始，它的源起早于任何已经存在的书面法，或者早于任何已经建立的国家。

源自宇宙本性的理性确实存在，它在敦促人们正义地行动，阻止人们的错误行为，这种理性并非在它被写成文字时才成为法律，而是在它出现时就成为法律了；它的出现与神圣的心灵同时。因此至高无上的朱庇特的正确理性就是真正的、首要的法律，可以使人做到令行禁止。

法律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民众的任何决议，而是统治整个宇宙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凭借其智慧可以使人做到令行禁止。因此他们习惯地说，法律是神的首要的、终极的心智，神的理性指引和制约着一切事物。所以诸神赐予人类的法律理应受到赞扬，它就是聪明的立法者使人令行禁止的理性和心灵。

正如神的心灵是最高的法律，人身上的理性得以完善时，它也是法律；这种完善的理性存在于聪明人的心灵中；而那些根据情势的需要，为了指导国家而制定出来的各种规则之所以被称作法律，乃是由于人们的喜欢，而不是由于它们确实是法律。

法律是正义和不正义之间的一条界线

“法律”这一术语的定义就包含着把正义的、真实的东西挑选出来的意思和原则。

配得上法律这个名称的每一条法律都值得赞扬，下面的论证基本上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了，人们都认为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定，是为了让人过上安宁而幸福的生活。那些最早立法的人努力让他们的人民信服，把这样的法规写下来符合他们的意愿，只要接受和采用这些法规，使之生效，就能使他们过上高尚幸福的生活。在这些规定被制定出来并加以实施时，人们显然称之为“法律”。由此可以理解，那些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公正的法规的人什么都可以制定，只不过它们不是法律。

法律是正义和不正义的事物之间的一条界线，法律的产生顺从自然，与最古老的事物同时；制定人的法律要与自然法的标准相一致，要惩罚恶人，保护好人。

你不能像大多数人现在所认为的那样，认为法律知识来自执法官的法令，或者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认为法律知识来自十二铜板法〔14〕，而是认为法律知识来自哲学最深刻的奥义。

行政官的功能是统治，公正、有益地发布与法律相一致的政令。就像法律统治行政官，行政官统治人民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行政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法律是不说话的行政官。还有，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样的统治更符合正义的原则和自然的要求（当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法时，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指的是法律），没有这样的统治，家庭、城市、国家、人类、自然界，乃至宇宙本身，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陆地服从宇宙，人类的生活服从“最高法律”颁布的命令。

政令应当是正义的，公民有义务服从政令，不得抗拒。行政官员（magistrate）应使用罚款、监禁、鞭打等手段惩罚那些不顺从、有罪的公民，除非有同级或更高级的行政官员，或者人民，禁止这样做；公民有对他们上诉的权力。在行政官员做出处死或罚款的判决以后，要在民众前进行公审，最终决定是否给以罚款或其他惩罚。

我们的法律把表面的自由授予人民，同时保存了贵族的影响，消除了不同阶级之间发生争执的根源。

公正的基础是诚信

公正的基础是诚信，亦即恪守承诺和协议。

公正的首要功能是使人不伤害其他人，除非被邪恶所激怒；其次是引导人们将公共财产用于公共利益，将私有财产用于他们自己的私利。

阿尔皮诺〔15〕的土地被说成属于阿尔皮诺人，图斯库兰〔16〕的土地属于图斯库兰人；私人财产的获得情况类似。因此，就像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原本是公共财产的那些东西已经变成了私人财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保持现在属于他的那份财产；如果有人把不属于他的东西据为己有，他就违犯了人类社会的法规。

每当只有一个人能够出人头地，竞争就会变得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系友谊的确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还有某些人，要么一门心思打理自己的生意，要么出于对自己同胞的某种厌恶，声称自己只管自己的事，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但是，他们虽然避开了一种不公正，却陷入了另一种不公正；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叛徒，因为他们对社会生活没有做过任何贡献，没有为社会生活做过任何努力，没有为社会生活想过任何办法。

我们至少应当始终努力去争取一种不包含诡计在内的和平。如果我当时的建议受到重视，那么我们至少还有某种有组织的政府，哪怕它在世界上还不是最好的，而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们不仅要体谅那些被我们用武力征服的人，而且必须保护那些放下武器，向我们的将领乞求怜悯的人，如果表示投降的公羊已经被钉在他们的城墙上。在我们的国人中，这方面的公正得到自觉的遵守，按照我们祖先的习俗，那些承诺保护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国家或民族的人成为这些国家的保护人。

关于战争，罗马人民的神圣法典中有符合人性的法律条文，并以宗教为其全部担保；从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除非开战前提交过战书，发出过警告，并且有过正式的宣战。

当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主权和追求荣耀的时候，我们仍旧不能忘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动机，这是进行战争唯一正义的基础。以荣耀为目的的战争一定不要太残酷。比如，我们和一位同胞做斗争，如果他是敌人，我们就采用一种方式，如果他是一名竞争对手，我们就采用另一种方式；与竞争者进行的斗争是为了职务和地位，与敌人做斗争是为了生命和荣誉。

一切仁慈的行为必须以公正为标来衡量

即使对最卑贱的人我们也要公正。现在，奴隶的地位最低下，命运最凄惨。有人要求我们像对待雇工一样对待奴隶。奴隶必须工作，但也应当给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个建议并不坏。

需要谨慎的第二点是，现在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的人，经常为了使一些人富裕而对另一些人进行掠夺；他们帮助朋友致富，希望别人把他们视为对朋友仁慈，而不管用什么手段。然而，这样的行为与道德义务相差甚远，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样的行为更加违背义务。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在慷慨行善的时候我们只能帮助朋友，不能伤害其他任何人。

仁慈和慷慨，没有什么能比它们更能体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但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实施仁慈和慷慨需要谨慎：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仁慈既不能对我们仁慈的对象，也不能对其他人带来伤害；其次，实施仁慈不能超越自己的财力；最后，我们施恩的程度应当与受惠者本身相配，因为这是公正的基础，而一切仁慈的行为必须以公正为标来衡量。

实施仁慈不能超越自己的财力。那些不自量力的慷慨解囊者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对自己的亲属做了错事，因为他们把本该由他们的亲属使用或继承的财产送给了陌生人；第二，这样的慷慨经常激发一种掠夺或非法占有财富的欲望，以便为赠送厚礼提供钱财。我们还注意到，许多人做好事主要是想炫示自己的崇高，而不是出自内心的仁慈；这样的人不是真的慷慨，而是在某种野心的驱使下假装慷慨。这种伪装的姿态更接近于伪善，而不是慷慨或道德上的善。

有些人把有害的恩惠施予他们似乎想要去帮助的人，这样的人不能算作仁慈的施主，而是危险的奉承者；与此相同，为了向某人表示仁慈而伤害另一个人，这样的人同样也是不公正的，犹如把邻居的财产据为己有。

在行善中，我们应当衡量受惠者是否配得上我们的恩惠，加以区别对待；我们应当考虑他的道德品质、他对我们的态度、他和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我们共同的社会纽带，以及他曾经对我们有过什么帮助。上面所说的这些条件在一个人身上全部具备，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全都具备，那么我们应当给具备较多条件的人较多的恩惠。

对那些有可能热爱我们的人，我们要履行的首要义务就是：谁最爱我们，我们就为他们做最多的事；但我们不应当像青少年那样以情感的炽烈程度来衡量爱，而应当以情感的强度和持久来衡量爱。但是，假如我们已经蒙受了他人的恩惠，那么我们要做的首先不是施恩，而是报答，而且需要更加勤勉，因为没有哪项义务比证明自己的感恩更紧迫。

圣贤把他们的全部历史和格言告诉我们，甚至在他们的诗歌中要我们保持警惕，不要相信他人。我相信一个戒条“要提高警惕”，但无法接受另一个戒条，“不相信他人”。

在行善和报恩中，我们首先必须遵循的规则是：所提供的帮助最好与受助者的个人需要相称。然而许多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热心地为某个希望得到最大恩惠的人提供帮助，尽管他并没有实际的需要。

一个人只要表现出具有美德的痕迹，就不应当完全予以漠视；而一个人越是具有那些比较高尚的美德（节制、自控，以及我已经说了那么多的公正），就越是值得称赞。

若是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高昂斗志缺乏公正，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斗争，那么这是邪恶的；因为这里头不仅没有美德的成分，而且其本质是野蛮，与我们美好的情感大相径庭。凡是以背信弃义和阴谋诡计来获取勇敢名声的人不能获得真正的荣耀，因为缺乏公正，没有任何事情在道德上能是正当的。

注释

〔1〕指罗马共和国。

〔2〕指理想的政治家。

〔3〕努玛（Numa，公元前715－前673年），罗马的第二位国王，罗马历法与宗教体系的创建者。

〔4〕苏拉（Sulla，公元前138－前78年），罗马共和国末期军事领导人、马略的政敌。

〔5〕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身亡。这个专制暴君死后，西塞罗又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当时惟一的执政官安东尼继续奉行凯撒的路线，并与凯撒的外孙屋大维展开激烈斗争。西塞罗支持年轻的屋大维，反对安东尼。他连续发表14篇著名的演说辞，抨击安东尼。公元前43年10月，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西塞罗被列入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安东尼所派遣的刽子手杀害。他的“反腓力辞”是一个借用的名称。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德谟斯提尼曾发表一系列著名演说，反对马其顿国王腓力。这些演说辞被称为“反腓力辞”。西塞罗的“反腓力辞”实际内容是他反对安东尼的演说。

〔6〕迦太基：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

〔7〕努米底亚：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柏柏尔人王国，在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地区。

〔8〕罗莫洛（Romulus），古罗马传说中的罗马城的创建者，亦为罗马城邦建立后的国王。他的父母是战神玛斯与女祭司瑞亚·西尔维亚，他的双胞胎兄弟是瑞摩斯。他们出生以后被抛弃，由母狼哺乳长大。

〔9〕庞培（Pompey，公元前106－前48年），罗马共和国末期重要军事将领，因镇压奴隶起义而声名显赫，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前三头同盟”成员之一。

〔10〕安东尼（Antony，公元前82－前30年），罗马共和国末期重要军事将领。凯撒当政时，他与凯撒共同担任公元前44年执政官。凯撒死后，他与雷毕达、屋大维结成“后三头同盟”。他被西塞罗斥为共和制最险恶的敌人。击败罗马共和派势力后，他与埃及王后克莉奥帕特拉结婚。公元前31年与屋大维决战，于公元前30年战败后自杀。

〔11〕朱庇特（Jupiter），罗马主神，相当于希腊主神宙斯，众神之父。

〔12〕盖乌斯·威尔瑞斯（Gaius Verres）是罗马共和国西西里行省总督，在任期间犯下各种罪行。公元前70年的夏天，西塞罗代表西西里人民起诉他。当时把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对罪犯的一种处罚，不适用于罗马公民。

〔13〕西塞罗认为规定Normos一词源于分配nemo，法lex一词源于选择lego。

〔14〕十二铜板法（duodecim tabulae），罗马最早的法律，约公元前451－前450年制定，分刻在十二块板子上，有学者认为板子是铜的，有学者认为板子是木质的或大理石的，我国学者多译为“十二铜板法”。

〔15〕阿尔皮诺（Arpinum），西塞罗的出生地。

〔16〕图斯库兰（Tusculan），罗马近郊的一个地方，西塞罗在那里有一处庄园。

第三章　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医生

哲学是灵魂的医生

我们虽然不能从哲学的整个田野中收获大量的谷物，但这些果实能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欲望、困惑或恐惧。

我们无论如何要让人们相信，除非治愈灵魂，否则邪恶就没有终结，而没有哲学，灵魂的治疗是不可能的。因此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哲学手中接受治疗，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开端；如果我们愿意，那么我们将被治愈。

哲学是灵魂的医生，她在我们虚幻的心灵中除去困惑的重压，使我们从欲望中获得解放，驱逐我们的恐惧。但是哲学的影响不可能对所有人一模一样。如果掌握它的人具有相宜的品性，那么哲学的作用是巨大的。如古谚所说，“幸运帮助勇敢者”，其实哲学思想也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起作用，通过哲学的教导，人的品性得到增强，就如勇敢得到增强。

真正的哲学满足于少数评判者，它有意识地回避公众。因为对公众来说，哲学是令人厌恶的，可疑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攻击哲学，他能够得到公众的赞许；如果有人想要辱骂所有哲学，那么他可以获得公众的支持；如果他想攻击我们支持的学派，那么他可以从其他学派得到有力的支持。

由于这个原因，我鼓励一切有能力的人努力掌握希腊人在这个研究领域〔1〕取得的著名成果，把它输入这个城市，正好像我们的祖先凭着他们孜孜不倦的热情把所有其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传到这里来发扬光大。确实，我们在修辞学方面的名声从一个卑微的起点抵达一个高峰，其结果就像几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自然法则一样，有开端，有衰退，并且命中注定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归于无；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让哲学在拉丁典籍中诞生，让我们支持它，让我们准备陷入矛盾和接受驳斥。

只是我们要同意接受哲学的治疗，那么哲学就将宣布她的胜利。

治疗的第一步是提供安慰，告诉伤心者不存在恶或只有很少的恶；第二步是讨论人生的共同命运，讨论个别悲伤者的命运的特点；第三步是使伤心者认识到悲伤没有任何益处时指出悲伤是无用的，悲伤是非常愚蠢的。

哲人摆脱一切灵魂的骚动

坚定地按照理性的要求拥有确定的原则和生活规范的哲学家少之又少！认为自己学派的信条不是知识的展示，而是生活规范的哲学家少之又少！能控制自己、服从自己的教条的哲学家少之又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2〕的有些人非常轻薄和虚幻，就好像从来没有学过哲学。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人十分贪婪，不仅想要获得名声，而且还有许多人是欲望的奴隶，所以他们公开的讲话和他们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在我看来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就好比一名自称为语法学家的教师却犯下语法错误，一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音乐家来看待的人唱歌跑了调；在自认为有知识的主题中犯错误，这一事实增强了这种耻辱。同样，不能遵守他的生活原则的哲学家更加可耻，因为他没有能够履行他自己的教师的职责，尽管说他要提供生活原则，但他自己却在生活行为中犯错误。

我认为，在苏格拉底以前好几个世纪，一切现有哲学的源头都与生活和行为有关。

从早年开始，我就出于自己的选择，热情地投入了哲学的怀抱；而当前我灾难深重，就像在暴风雨中颠簸，我又在哲学中寻找避难所，就像我启航一样。啊，哲学，你是生活的指南、美德的发现者、邪恶的驱逐者！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整个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使城邦诞生，你使散居的个人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你首先用共同的习俗把他们联合起来，然后用婚姻约束他们，再用共同的文字和语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你发现了法律，你是道德和秩序的教师。我要到你那里避难，我要到你那里寻求帮助，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你。这种信任曾经是充分的，现在则是全心全意的。

哲学使灵魂结出丰硕的果实

正如一块土地，无论有多么好，未经耕种就没有收获，所以，未经教导，灵魂就没有产出。缺少教导，哲学就不会生效。耕种灵魂的是哲学；哲学把我们心中的邪恶连根拔掉，使我们的灵魂适合接受种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在灵魂中播种，让它长成以后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一直确信，以完善的形式表现的哲学能以圆满的、吸引人的风格处理最大的问题。

没有来自上天的激励，诗人不可能写出他的颂歌，没有某种上天的力量，演说家也不可能词句铿锵，思想横溢。至于哲学，一切技艺之母，又怎能例外地不是诸神的发明呢？柏拉图说它是神赐的礼物，我也这样认为。它首先指导我们崇拜诸神，其次教我们植根于人类的社会联合中的正义，最后教我们灵魂的节制和高尚，从而驱除蒙蔽心灵的黑暗，使我们看到所有天上和地下的事物，看到最先出现和最后出现的事物以及位于二者之间的事物。

我们从不反对批评，甚至衷心欢迎批评，因为即使在希腊哲学最繁荣的日子里，如果没有反对者和不同意见，哲学就不能保持活力，希腊哲学也绝不能取得如此崇高的荣誉。

哲学是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

以希腊文学为例，希腊诗人不仅有荷马、阿基洛库斯、索福克勒斯、品达，还有第二流的，甚至更低级的诗人。在哲学中，我敢肯定，柏拉图的伟大并没有妨碍亚里士多德的写作，亚里士多德的渊博也没有终结其他人的研究。

一些最博学的人认为，希腊人把“哲学”称作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和母亲，哲学过去确实起过这种作用，然而即使在哲学领域也很难数出有多少人是杰出的学问家，有多少人有着广博的研究，因为那些献身于哲学的人并非献身于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而是凭借科学的考察或者辩证法去掌握他们能够掌握的一切。

那些博学者的教导通常最令我吃惊的是：海上风平浪静时，他们说自己没有能力掌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门技艺，也不想掌握它；而同时他们又向我们保证，等到海上波涛翻滚时，他们会来掌舵。这就是他们的习惯，公开做出这样的宣称，甚至狂妄地吹嘘他们从来不学习建设或保卫国家的原则，也不教这方面的知识，他们认为这种知识不适宜博学者或聪明人学习，不如留给那些在处理国务时锻炼自己的人。因此，他们答应在紧迫情况下会帮助国家，而他们在没有紧急情况威胁的时候都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尽管这项任务比另一项任务要容易得多，但这样的说法如何可能合理呢？确实，如果聪明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自愿屈尊从他的崇高位置上下来掌握治国的技艺，而具体场景又迫使他从事这项工作，那么他不会拒绝这种义务；然而我认为他一定不能蔑视这种政治的知识，因为获得所有知识是他的义务，他必须知道一切，以便在将来某些时候加以使用。

我为了自身的提高总是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结合在一起，我不仅在哲学学习中这样做，而且也在修辞学的实践中这样做，所以我建议你〔3〕也这样做，这样你就可以对两门语言有同等的掌握。要是我没有弄错，正是在这个方面我对国人的帮助很大，不仅是那些不熟悉希腊文献的人，而且是那些有文化的人，都认为自己在演讲能力和精神训练方面受益匪浅。

没有希腊学问的人不能理解哲学

以完全否定的辩证法，亦即不做任何肯定判断的哲学方法为例。这种方法源于苏格拉底，中经阿凯西拉〔4〕使之复活，再经卡尔涅亚得〔5〕使之巩固，一直传到我们所处的时代都很兴旺；而我明白它在希腊现在已经像个弃儿。

在讨论中，权威的力量不应大于所需要的论证的力量。那些自称是教师的权威确实经常是那些想要学习的人的障碍。因为这些学生不再运用自己的判断，而是把他们选择的老师所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奉为定论。正因如此，我一直都不赞同人们传说中的毕泰戈拉学派的做法，当问到他们在争论中提出的论断的理由时，他们总是习惯说，“这是大师本人说的”，所谓的“大师本人”就是指毕泰戈拉。一种先入之见是如此强大，而这样的权威没有理性的支撑。

我看到哲学在希腊人的论文中已经得到最详尽的阐述，我认为我们民族对哲学感兴趣的任何人，如果是在希腊人的教导下学习的，那么他们会去读希腊文的著作，而不会去读拉丁文的著作；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畏惧希腊人的学问和体系，那么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哲学，因为没有希腊学问的人是不能理解哲学的；因此，我不愿写这些没有学问的人不可能理解、有学问的人又不会去读的东西。

不仅要醉心于阅读书籍，而且要献身于对整个哲学撰写论文。传授这个学科的各个部门和分支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写一篇论文，从总体上讨论它们的方法；因为哲学的论题全都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这是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论题与另一个论题相联系，所有论题都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

如果还有人问我是什么动机促使我到了暮年才提笔讨论这些教义，那么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问题更容易回答了。我此时已经过着一种悠闲的退隐生活，没有别的事可做，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独裁专制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我的同胞讲哲学，我首先认为它符合国家的利益，也是我的义务，在我看来，拥有如此重要而又崇高的思想对于国家的尊严和荣誉有重要贡献，也应当在拉丁文献中拥有它的地位；我对这件事不会后悔，因为我能清楚地觉察到，许多读者在我的激励下不仅热衷于学习，而且还自己成了作者。

理性在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被称作智慧

由于对生活中的正确行为产生影响的各门技艺的体系和指导方法都必然和以哲学为名的学习智慧有关，所以我感到通过撰写拉丁文的著作来推进这种学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做不是因为向希腊作家和教师学习哲学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我始终坚信，我们的国人在各个地方都比希腊人显得更有智慧，无论是在进行独立的发现，还是在改进从希腊人那里接受的东西——只要他们判定哪些事情值得他们付出巨大努力。

理性在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被称作智慧。

当它明白自己生来就要参与国家生活的时候，它〔6〕会认为自己不仅必须使用习惯的精巧的争论方法，而且还要运用更加丰富的连贯的风格；它要考虑，比如说，如何统治国家，建立法律，惩罚恶人，保护好人，表彰优秀公民，向同胞宣讲有助于他们幸福生活的法令，使他们能够接受；它还要考虑如何激发人们采取高尚的行动，号召他们远离恶行；它要安慰受到伤害的人，让勇敢者和聪明人的行为和见识流芳百世，让邪恶者遗臭万年。那些想要认识自己的人知道这样做会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而智慧便是他们的父母和抚育者。

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种类型的学问都配得上智慧这个名称，然而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一类人通过训诫和教导获得自然赋予人的礼物的滋养，而另一类人通过制度和法律。

如果智慧是能够获取的，那么让我们不仅赢得智慧而且享受智慧；如果获取智慧是难的，那么探求真理没有终结，直至真理被发现。我们追求的对象是可爱的，但在追求中悬挂休战旗则是卑劣的。如果我们确实喜欢写作，有谁能粗暴地阻止我们？如果我们发现写作是一种辛苦的劳动，有谁会给别人在这方面的努力设定限制？

欺骗和精神上的黑暗笼罩着未受教导的灵魂

我把探讨哲学既当作生活的指导原则，又当作理智的快乐；我同意柏拉图的格言，诸神赐给人类的天赋中没有比理智更伟大、更美好的了。但是我把对这种研究有兴趣的朋友送到希腊去，吩咐他们去找希腊人，让他们在源头畅饮，而不必在末流中缀汲。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教导这些学说，也没有人适合学习这些学说，而我已经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对自己获得的成就不甚满意），让我们的国人能了解它们。

哲学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服务，但她远未得到她应得的赞扬，大多数人对她无知，许多人还在滥用她。即使无法理解哲学，但又有谁有权滥用她，粗暴地玷污她，邪恶地对她不感恩，乃至于谴责必须受到尊重的她？如我所想，这种欺骗和精神上的黑暗笼罩着未受教导的灵魂，使它们无法回忆遥远的过去，也想不到人类的生活方式最早是由哲学家提供的。

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被自然本身隐藏于幽暗的奥秘之中揭示出来，虽然在他之前的所有哲学家都在从事哲学，但只有他才把哲学引向日常生活的主题，以便探索德性与恶行，以及普遍的善与恶，并使我们认识到，天上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知识遥不可及的还是别的什么，纵然完全为我们所知，也与善的生活毫无关系。

如果我的书中真有某些对哲学的赞扬，那么哲学的探索显然对所有品格最高尚的人都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这些被纳入这一等级的罗马人唯一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我们的私人学习侵蚀了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如果在担任公职，履行义务的时候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减少对公民大会的兴趣，而且就公共事务撰写文稿，如果我们不仅没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和迟钝，而且努力服务于更多的人，那么有谁能够批评我们的闲暇？

因此，你应该向当代最优秀的哲学家学习，要坚持学下去，想学多久就学多久，只要你对自己所取得的进步不满意，就要继续学下去。由于这些原因，如果你想读我的哲学著作，你会得到帮助的。我的哲学与逍遥学派的哲学差别不是很大，因为他们和我都自称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信徒。至于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留给你自己去判断，但是通过阅读我的哲学著作，你肯定能够更加完整地掌握拉丁语言。我绝不想让你认为我这样说是在吹牛，因为有许多人的哲学知识比我丰富；但是，如果我自称具有演说家的特殊才能，讲起话来言辞得体、条理清楚、风度优雅，那么我认为这样说是合理的，因为我一辈子都在从事这个职业。

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心中没有神

凭着自然的本能我们相信诸神的存在，凭着理性的推论我们学习和认识它们的本性，所以凭着全人类的共识，我们认为灵魂拥有永久的生命，我们必须依据理性来了解它们的居所和本性。对此无知，也就引发了虚构地下的世界和带来恐怖，你对此表示藐视似乎并非没有理由。身体倒地，用土掩埋，这就是我们埋葬〔7〕这个词的来源，于是人们就认为人死以后生活在地底下；这一信念经过诗人的夸张导致严重的误解。

人们说整个世界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心中没有诸神，许多人确实对诸神有错误的看法，但这通常是人的本性腐败的结果。无论如何，既然所有人都相信神力和神性的存在，它不是人的推论或虚构的产物，也不是通过规章和法律建立起来的信仰，而是世上各民族通过考察一致赞同的事情，所以它必须被视为自然法则。

在你们雅典人创建和贡献给人类生活的许多神圣组织中，没有比这些秘仪〔8〕更好的了。因为凭借这些仪式，我们摆脱了野蛮的生活方式，受到教育，在一个文明国家中优雅地生活；就好像参加这些仪式被称作“入会”，我们从这些仪式中学到如何开始生活，不仅得到幸福生活的力量，而且得到抱着较好的希望去死的力量。

我认为被希腊人称为“曼提克”（Mantike）的占卜的技艺确实存在，而占卜的一部分涉及对鸟类和其他征兆进行观察——这部分技艺也属于我们罗马人的占卜术。如果我们承认神存在、它们的意志统治着宇宙、它们关心人类、它们有能力把未来的事情用征兆告诉我们，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否定预言的存在。这些前提实际上是真的，所以我从这些前提推出的结论是必然的。

大多数思想家都肯定诸神的存在，这是一种最有可能成立的看法，而且我们在自身本性的引导下都会倾向于接受这种看法，但普罗泰戈拉声称自己对此不确定，而弥罗斯的狄亚戈拉斯和昔勒尼的塞奥多洛则认为诸神根本不存在。

关于诸神的外在形象、它们的家园和居所、它们的生活方式，哲学家们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并在他们中间广泛地开展争论，但是分歧最大的问题则是：诸神是否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关心，超然于世界之外，也不照料和管理这个世界；或者与此相反，一切最初由诸神创造出来并由诸神安排的事物都将永远由诸神来控制和运行。

神与哲学

有许多哲学部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而对诸神本性的考察，如你布鲁图所明白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困难和晦涩的问题，把它和灵魂理论联系起来非常有趣，而对于规范宗教又极为重要。

那些杰出的、著名的哲学家，相信神的理智和理性统治支配整个世界。不仅如此，诸神也关注着人的生活；大地产出谷物和其他果实，天气、季节、气候的种种变化使大地的产物生长、发育和成熟，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不朽的诸神对人类的恩赐。

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诸神不干预人的任何事务。如果它们的意见是真的，那么怎么会有虔诚、敬仰或宗教？我们之所以怀着纯洁和神圣之情供奉这些神圣的力量，并以此为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我们假定不朽的诸神会注意这些事情，它们也会为人类提供某些帮助。如果与此相反，诸神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帮助我们，如果它们根本不关心我们，也不留意我们的行为，如果它们对人的生活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那么我们崇拜荣耀不朽的诸神，或者向它们祈祷还有什么理由呢？

罪犯除了遭受犯罪所导致的后果外，还会遭受来自罪的本性的可怕的报复，罪的本性就是对犯罪本身最严厉的惩罚。那些人从来不是我个人的仇敌，除非他们憎恨祖国。我们看到他们时而充满贪婪，时而充满恐惧，时而感到悔恨，并且无论做什么事情，时而充满对诸神的恐惧，时而蔑视宗教和法庭。他们通过行贿推翻法庭的权威，但他们收买的只是人，而不是神。

进一步说，通过占卜能解决辩证法或物理学的问题吗？比如说，存在一个世界还是存在许多个世界？万物从中派生出来的基本元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属于物理学。

在科学或技艺的范围内也不需要任何预言。

占卜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信念

虔诚也像其他美德一样，要想长期维系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表现和伪装；虔诚一旦消失，敬仰和宗教必将随之消失。这些东西一消失，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无序，陷入混乱；对诸神的虔敬一旦消失，人们之间的忠诚、团结，以及正义本身，一切美德之女王，都极有可能随之消失。

没有哪个民族不认为未来的事件是有预兆的，无论这个民族有多么文明和富有知识，或者有多么野蛮和无知，有些人能认出这些预兆，在事件发生前作出预言。

占卜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信念，早自神话时代开始一直传到我们这里，罗马人和所有民族都相信占卜。

在两种情况下，人的心灵处于非理性、无意识的状态，一是出神，二是做梦，受到这样的激励，心灵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自主运动；他们相信，西彼拉〔9〕的话语主要是通过出神而得来的预兆，因此他们决定从国人中挑选十个人解释这些话语。属于同一类的还有那些占卜者和预言家出神状态下的预言，我们的祖先经常认为这些预言值得相信。

如果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应用的各种占卜是可信的，那么诸神存在，反过来说，如果诸神存在，那么就有人拥有占卜的能力。

仓促地接受一条错误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项如何衡量占卜、神圣祭仪、宗教仪式的考察中；如果我们轻视它们，那么我们是在冒险反对诸神，而如果我们赞同它们，我们又可能陷入乡间老妇的迷信。

如果一件将要发生的事情既可以按这样的方式发生，也可以按那样的方式发生，那么一般说来偶然性就占主导地位了，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确定的。如果说在某个场合将要对我发生的某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么占卜者对我说巨大的不幸在等着我对我又有什么帮助？

根本就没有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知

若你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断言当前或未来的一切事物的进程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永久性地决定了，那么你必须改变你的关于预言的定义，亦即你说的“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见和预告”。如果除了已经被永久性地决定了的必定会在某个确定时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发生、来临或将要发生，那么还会有什么偶然性？如果没有偶然性，那么还会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到被你说成是“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见和预告”的预言？你说一切存在的事物均受命运支配，这样说也是自相矛盾的！

我倾向于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占卜。

因为我们不能把“碰巧”“运气”“意外”“偶然”这些词用到那些经常发生，或根本不会发生，或会以其他方式发生的事情上。那么，预见或描述一个随意发生的事件，视之为盲目的偶然性或不稳定的偶然性的结果，这如何可能呢？通过运用理性，医生预见到疾病的进程，将军预见到敌人的计划，舵手预见到天气即将变坏。然而，即使那些使用精确推理得出结论的人也经常弄错。例如，看到橄榄树开花的时候，农夫期待着它们结果，这样的期盼完全合理，但有时他也会失望。

当问题是：什么是道德上的正确，什么是道德上的错误，或者什么是既非道德上的正确又非道德上的错误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请占卜者来解决我们的疑惑吗？我们在这种事情上经常向他们请教吗？不会，因为这类问题属于哲学家。还有，当问题是有关义务的时候，谁曾向占卜者请教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或朋友？或者应当如何使用他的财富、职位和权力？这样的事情通常与圣贤有关，而与占卜者无关。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像偶然性一样与理性和稳定相对立。因此在我看来，甚至连神本身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偶然或碰巧发生。如果神知道，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会发生；但若它肯定会发生，偶然性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偶然性确实存在，因此根本就没有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知。

相信征兆的人没有一个能始终保持心灵的平静

在各个国家广泛传播的迷信利用人类的弱点几乎对每个人的心灵都吐出咒语。我在《论神性》这篇论文中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我们当前讨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因为我想，要是我能把这种迷信连根拔掉，那么我就能提供大量的服务，既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国人。然而，我想要人们清楚地知道，摧毁迷信不等于摧毁宗教。因为我认为，保存我们祖先的神圣仪式，把我们祖先的制度保存下来，这样做是有智慧的表现。进一步说，天体的秩序和宇宙之美迫使我承认有某些卓越的、永恒的存在者，值得人类尊敬和崇拜。

和扩大与自然知识有密切联系的真宗教的影响是一种义务一样，把迷信之根统统拔掉也是一种义务。因为迷信一直在你的脚后跟催促你走，它会一直跟着你。当你听到预言的时候它在跟着你，当你看到预兆的时候它也在跟着你；当你献祭或者观察飞鸟的时候，当你向占星家或占卜者请教的时候，当天空打雷或闪电的时候，当某些所谓的神童诞生或者被造出来的时候，迷信都在跟着你。由于始终会有某些征兆必然出现，相信征兆的人没有一个能始终保持心灵的平静。

一切神灵和女神，请听我的诉说和祈祷：这个疯狂的无赖〔10〕公然向你们的圣地和神圣的崇拜发动了亵渎的、盗窃圣物的战争。当我对这个人提出指控并在本案中进行争辩时，我要兼顾我们的同盟者的根本利益、罗马的荣誉和我的良心的命令，如果说我的所有努力、关注和思想都在努力履行我的义务，并且仅仅如此，那么我接手这个案子的目的，我在处理这个案子时的正直，同样会激励这个法庭的成员对它做出判决。如果盖乌斯·威尔瑞斯的一切行为确实无比邪恶，无比可耻，无比丑陋，无比贪婪，无比残忍，是任何人都前所未闻的，那么愿这个法庭可以做出他的生活与行为应得的毁灭性判决；愿我的国家和我的良心允许我在担任本案的指控者以后能得到休息；愿从今以后我可以自由地为诚实人辩护，而不必被迫承担指控恶人的责任。

那些为子女的长寿而整日祈祷献祭，以便自己可以得到子女供养的人被称作“迷信的”（superstitious），这个词源于幸存者（superstes），尽管这个词后来已经获得更加广泛的含义。另一方面，那些一丝不苟地遵守并重复敬神仪式的人则被认为是“宗教的”（religious），这个词源于动词relegere（一遍又一遍地读），就好比elegant源自eligere（选择），diligent源自diligere（号召），intelligent源自intellegere（理解），因为所有这些词都含有religious这个词具有的选择（legere）的意思。因此，“迷信的”和“宗教的”这两个术语分别遭到否定和肯定。

身体上的障碍不能阻止灵魂察觉事物的本性

天体经过不断的变化和运行，迎来一个适宜播下人类种子的时候。当这些人的种子散落和播种到大地上以后，它得到了灵魂这一神授的礼物。构成人的其他成分来自可朽者，因而是脆弱的和可灭的，而神把灵魂植入到人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我们自己和那些天上的存在者有一种亲族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拥有共同的祖先或起源。

当灵魂自由地抵达它的自然家园时，它能够发现更加纯洁透明的东西。而在我们当前的状态中，尽管如人们所说，那些自然用高超的技艺塑造的从肉体到灵魂的孔道是开着的，然而它们被属土的东西包围着；而在除了灵魂没有其他东西时，便不会有任何身体上的障碍能够阻止灵魂察觉事物的本性。

当我思考灵魂的时候，我感到很难表达一个居住在并不属于它自己的家园里的灵魂的概念，这样的概念要比离开了身体、自由地进入天空、来到它自己的家园的灵魂概念还要可疑。如果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的本性，那么我们无疑可以理解神和无身体的神圣的灵魂。

灵魂就是渗透到心脏里的血

阿里司托森认为灵魂是自然物体的一种专门的调谐，类似声乐和器乐中的和谐。柏拉图设想灵魂有三重性质：居于统治地位的部分是理性，他把理性的处所放在头部，就像一个堡垒；其他两个部分，激情与欲望，他希望它们是顺从的；他也确定了它们的处所，激情位于胸部，欲望在横膈膜以下。塞诺克拉底否认灵魂有形体或任何基质，他说灵魂是数，就像很久以前毕泰戈拉说过的那样。斐瑞克拉底〔11〕争论说灵魂完全不存在，灵魂这个名字是没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在掌握了众所周知的万物根源的四类元素的观念以后，他考虑还有第五种，心灵从它而来；因为心灵能够反映、预见、学习、教导、发现、记忆，等等。他使用了第五种，但没有给灵魂起一个名字，他实际上把一个新的术语en-delecheia用于灵魂，指某种不间断的、永久的运动。

有些人认为灵魂实际上就是心脏（cor）。恩培多克勒〔12〕认为灵魂就是渗透到心脏里的血。有些人认为灵魂是脑的某个部分，有些人说心是灵魂的居所，有人说脑是灵魂的居所，有些人把灵魂（animus）等同于呼吸（amina）。“灵魂”这个词实际上来自拉丁文的“呼吸”；斯多亚学派的芝诺认为灵魂是火。这些看法，亦即灵魂是心、脑、生命气息、火，是人们一般的观点。

我们甚至并不是在用我们的眼睛区分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人体实际上没有知觉，而是像自然哲学家或医生们所清楚地看到和教导我们的那样，从灵魂的处所到眼睛、耳朵、鼻子有通道。我们知道，由于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或者生病，尽管睁着眼睛，张着耳朵，它们也没有受伤，但我们却看不见或听不见，由此可见，是灵魂在看和听，而不是有如灵魂窗口的那些部分在看和听，要是没有灵魂，它们什么也察觉不到，除非灵魂是积极的、精力集中的。

使用同样的心灵，我们所获得的事物的印象如此不同，比如颜色、滋味、冷热、气味、声音，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依靠它的五个信使，灵魂永远不能得到什么确定的印象，除非它自己是唯一的法官，判断一切。

身体犹如盛放灵魂的器皿

重要的问题在于明白，只有灵魂才能看见灵魂，“认识你自己”，阿波罗的这句箴言就是这个意思。这句箴言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我们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我在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对着你们的身体讲话。所以，当阿波罗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认识你的灵魂”。身体犹如盛放灵魂的一个器皿或灵魂的居所，你的灵魂的行动就是你的行动。

就好像你们看不到神，但无论如何可以通过神的创造认识神，你们尽管看不见人的心灵，但通过记忆和发现，通过心灵运动的迅捷，通过心灵中的德性的美丽，你们能够认识心灵的神圣力量。

就好像尽管你既不知道神的住处，也不知道神的相貌，但你可以认识神一样，你也应当能够认识你的灵魂，尽管你不知道它的处所和形状。

很清楚，自然在人出生时就赋予人以某种持久的、高尚的精神，使人可以俯视尘世间的事物，所以一篇反对死亡的讲话可以在一颗勇敢的灵魂中找到栖息地。

灵魂夜以继日的沉思产生了德尔斐〔13〕的神灵所喜欢的知识，心灵应当知道它本身，感受到它与神的心灵相连，这是永不停息的、圆满的欢乐的源泉。对诸神的力量和本性进行沉思，点燃了获得与神灵的永生相似的不朽的欲望，当它看到事物的原因一环扣一环，形成一条长链时，灵魂也不认为自己受这个短暂的生命的限制，但无论如何它们从永恒到永恒，前后相继，这是受理性和理智支配的。哲人凝视着这幅图景，他向上看，或者环顾四周，看着宇宙的所有部分和地区，这时他的灵魂是何等的安宁，然后他又转过来更加深刻地对人进行反思！于是他有了关于德性的知识。各种德性生长起来，他发现了什么样的本性可以当作善物之目的，而其对立面就是恶的东西，他找到了我们必须选择的义务的对象和生活中的行为规则。

我们可以用灵魂判断身体的疲乏和痛苦，而用身体无法明了灵魂的疾病。

只有当我们抛弃身体，摆脱欲望和妒忌时，我们才会真正幸福。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这样做，排除了各种忧虑，我们就会感到需要观察和关注某个对象，当我们自由自在时，我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观察和思考，因为自然在我们心中放入了一种永不餍足的对真理的期盼；对要去的那个天上的地方想象越多，认知的欲望越强烈，我们就越容易认识天上的事物。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

心灵的忍耐、勇敢、伟大不仅使整个灵魂服从，而且实际上减轻人的痛苦。

灵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拥有理性，而另一部分缺乏理性。我们受到指引，要做我们自己的主人，这种指引的意思是，理性应当约束鲁莽。作为一条规则，所有人的心灵天然地包含虚弱、消沉、奴性的成分，包含着软弱无力。如果人的本性不是别的什么，那么没有任何生灵比人更丑陋；但是理性，世界的女主人和女王，站在近旁扶持人，凭她的力量努力前进，她成为完善的美德。必须让这部分灵魂服从理性的统治，这是人的责任。

想一想灵魂的伟大吧，要尽一切可能提升灵魂，要嘲笑和蔑视痛苦，这是世上最公正的事情；你不要依赖公众的意见，也不用赢得他们的掌声，灵魂可以在自身中找到快乐。

灵魂发现了治疗身体这门技艺，人的构成和人的本性对于治疗身体有很大贡献，尽管并非所有身体都服从治疗，都能马上痊愈，而与之相反，灵魂打算接受治疗，服从哲人的指导，无疑能够被治愈，那么，我们能够接受灵魂不能治疗自己这种想法吗？确实有一门医治灵魂的技艺，我指的是哲学，寻求哲学的帮助治疗灵魂一定不能像治疗身体疾病那样向外寻求，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我们成为自己的医生。

会苦恼的人也会害怕，会有灵魂的沮丧和意气消沉。在人会受到这些情感影响的地方，也会有屈从的感觉，而承认自身受到打击的从容只会偶然地产生。承认这一点的人必须承认害怕和胆怯。勇敢者不受这些情感的影响，因此也不受苦恼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勇敢，那么他就不是聪明的。因此，聪明人不会受到苦恼的影响。还有，勇敢者也一定充满热情，充满热情的人必定不可征服，不可征服的人必定藐视世间琐事，认为这些事情不值一提。

灵魂的过分快乐就是完全的愚蠢

灵魂的一切骚动都是灵魂的某种运动，要么是由于缺乏理性，要么是由于轻视或不服从理性；灵魂的这种运动的激发有两种方式，要么由善的念头激起，要么由恶的念头激起；这样，我们就有了同等划分的四种骚动。从善的念头出发有两种行为：一种是过分的快乐，也就是说，由于某些巨大的善的念头而使快乐超过了限度；另一种是无节制地期盼一种假定的大善，这种期盼是对理性的不服从，可以正确地被定义为欲望或贪欲。因此，过分的快乐和贪欲这两类来自善的念头的骚动骚扰着灵魂，就像其余害怕和苦恼这两种来自恶的念头的骚动一样。

这样的美德的对立面是恶意；通过恶意，灵魂产生了混乱的骚动，如我们前面所说，产生了偏离理性的骚动，与心灵的宁静和安宁的生活相反。因为恶意引入了焦虑和严重的苦恼，压迫灵魂，使它感到恐惧；恶意还点燃了热烈的期待，我们在一个时候称之为欲望，另一个时候称之为淫欲，它们使灵魂无法做到节制和自控。灵魂一旦确定了它的欲望的目标，就会心荡神移，为所欲为，“不再有任何规矩”，诚如诗人所说，“灵魂的过分快乐就是完全的愚蠢。”对这样的恶意的治疗只能在美德中发现。

美德是灵魂的一种平和的气质，它使灵魂拥有可赞美的品质，并使其按照自身的性质值得赞扬，从美德中产生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良好的倾向、意见、行动和正确的理性，虽然美德本身可以很好地被总结为正确的理性。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命中注定的一生在安宁和平静中度过，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抗拒像恶灵一样愚蠢地对着人的生命发散和发射的骚动。

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众所周知的死亡本身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有些人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分离，而是灵魂和肉体一起灭亡，一起毁灭。在那些认为有灵魂分离的人中间，有些人认为灵魂一离开肉体就会在空中消散，有些人认为灵魂还会存在很长时间，有些人认为灵魂会永远存在下去。

以最为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

无论我陈述过的观点中哪一个观点是真的，死亡都不是恶，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死亡是一种积极的善。因为，如果灵魂是心、血、脑，那么由于它是物体性的，它会随着身体的安息而消亡；如果它是呼吸，那么它也许会消散在空中；如果它是火，那么它会熄灭；如果它是阿里司托森所说的和谐，那么它也会消失。我们还有必要提到狄凯亚库〔14〕吗？他说灵魂根本不存在。按照所有这些观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属于死后的人，因为感觉的力量随着生命一道失去。还有，对一个无感觉的存在者而言，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对它形成差别。其他教师的观点提供了希望，如果这正好令你感到高兴，灵魂在与身体分离的时候找到了上天之路，朝着它们的居所奔去。

死亡不能威胁一直关心着国家和家庭利益的哲人，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偶然情况发生，由于生命的短暂，死亡总是近在咫尺，而他虽然无法感知他的后裔，但他总是想着他们。

请你们相信我，让我们做好使自己脱离肉体的准备，也就是习惯死亡。这对我们在大地上旅居，过一种与天上相仿的生活是需要的，对我们摆脱这里的枷锁也是需要的，我们的灵魂在离开这里时不会感到犹豫。在获释时，一直戴着肉身的枷锁的灵魂行动会比较缓慢，如同多年被铁链捆绑的人一样。等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才算活着，而不是在此之前就活着，因为我们的今生确实是死亡，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我会为之痛哭。

在生命终结时如果能在所获得的各种名望中得到安慰，那么就能以最为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只要以完美的德性彻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不能说这样的人活得太短。我自己的一生就有过多次适宜死去的时候，但愿我能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继续获取了，生命的职责已经圆满地履行了，剩下的只有与命运的搏斗。

我们在期盼和悲伤中找到安慰。对于我们自己的悲伤或者感到的悲伤，我们应该有节制地忍受，不要使自己像是自我爱怜之人；如果相信我们珍爱的人会像普通民众想象的那样陷入邪恶的困境，那么这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希望能从自己心中彻底除去这种观念。

如果生命的最后一天给灵魂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换一个地方，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向往呢？另一方面，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灵魂遭到彻底的毁灭，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在人生艰辛的旅途中合上双眼，永久地睡去更好呢？

在快乐的王国中，美德无法立足

自然给予人的最致命的诅咒莫过于肉体的快乐，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会冲动地、毫无节制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从欲望中产生了叛国的阴谋和颠覆活动，产生了与国家的敌人秘密媾和。简言之，追求快乐的欲望会推动人们产生各种罪恶的目的，并采取邪恶的行动。确实，在快乐的诱惑下，而不是在其他东西的推动下，强奸、通奸以及其他各种罪过都会发生；由于理智是自然——或者某位神——赐予人类的最大的恩惠，因此对理智来说，没有比快乐更致命的敌人了；因为当欲望大行其道的时候，自我节制就没有了地位，而在快乐的王国中，美德根本无法立足。

法律规定了“要崇拜那些因功德而被接纳到天庭居住的神”，赫丘利以及其他神〔15〕，这就清楚地表明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不死的，而那些善良勇敢的人的灵魂是神圣的。把“理智、美德、虔诚、忠信”这些品质当作神来崇拜也是一件好事；在罗马，国家为每一种品质都建立了神庙，目的就在于使那些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所有好人都具有这些品质）相信神就在他们心中。

我有许多理由持续地对这些天才和我们国人的美德表示惊叹，我看到这些学问在很晚的时候才成为他们热望的目标，从希腊传入这个国家；因为，尽管从这个城市开端的时候，占卜、宗教祭仪、公民集会、诉讼、元老院、骑兵和步兵、整个军事体系，都已经按照惯例建立起来——在某些地方也依据法律——王政一度流行，而后来当这个共同体从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就取得了神奇的进步，并有了超越其他国家的信念。

一旦清楚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以及人与其同胞之间的团结，这一事实马上就能得到解释。没有任何一类事物之间会如此相似，某一个体完全是其他同类个体的副本，就像我们全都与其他人相同。

至于道德习俗、生活规范、家庭和家族事务的管理，我们的方式肯定更好，更有尊严；在政治统治和策略方面，我们的祖先无疑采用了比其他民族更好的规章和法律。在战争技艺方面我还需要说什么吗？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国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勇猛善战和纪律严明。

绝不会有开端，也绝不会有结束

假定人在性格倾向上的差别是由于自然的和先前的原因，但我们不能从中推论，我们的意志和意愿也是由于自然的和先前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意志自由了。尽管我们承认，是机灵还是迟钝，是强壮还是虚弱，这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但若有人据此推论，哪怕是在安静地坐着和行走之间做选择也是必然的，不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那么这样的人并没有弄清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即使我们承认，由于先前的原因，人生下来就有聪明和愚蠢、强壮和虚弱之分，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据此推断，我们坐下、行走，以及其他行为，也是由最初的原因决定了的。

始终在运动着的东西是永恒的，有些事物把运动传递给其他事物，而其自身要靠其他的力来推动，当这种运动结束时，它必然停止生存。因此只有那些自动的事物本身绝不会停止运动，因为它绝不会抛弃自身；不，倒不如说它是其他一切被动的事物的运动源泉和始因。但这个始因本身没有开端，因为一切事物均源于始因，而始因绝不能源于其他任何事物。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不是始因了，它的来源要归于其他事物。由于它绝不会有开端，因此它也绝不会有结束。如果始因被摧毁，它就绝不能从其他事物再生，也不能使其他事物产生。因为一切事物必定源于始因。由此可以推论，运动从那个自动者开始，但这个自动者既不能出生，也不能死亡，否则的话，由于不能得到来自始因的最初发出的力量，一切天空必然崩溃，一切自然必定灭亡。

事情很清楚，自动者是永恒的，谁能否认那就是灵魂的性质？因为任何由外力推动的东西都没有灵魂，而任何拥有灵魂的东西均由它自己的内力推动，因为这就是灵魂的独特本质和属性。既然灵魂是唯一自动的力量，那么灵魂肯定没有开端，是不朽的。因此，要在最优秀的事业中使用灵魂！保卫祖国是最好的任务，在这样的活动中受到训练的灵魂将会快速逃往这个永久的、适当的居所。当灵魂还被囚禁在身体中的时候，它向外观望，对在它之外的东西进行沉思。一旦能够离开身体，灵魂的逃亡会更加快捷。那些醉心于感官快乐、成为感官快乐的奴隶的人，他们的灵魂在臣服于快乐的欲望的唆使下，违反诸神的法律和凡人的法律——他们的灵魂在离开身体以后在野外漫游，而不是回到这里来，除非经受许多个时代的折磨。

正如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当作真的来谈论，认为它们在过去的某些时间里拥有真实性，所以我们也把将来的事情当作真的来谈论，因为它们在今后的时间里将拥有真实性。然而从每一陈述或真或假这一事实不能直接推论出存在着不可改变的原因，这些原因永久存在，是它们规定了事物的发生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

理性的自然法则

任何人都不应当愚蠢狂妄地认为，人身上有理性和理智，而天和宇宙没有或者认为人类理智的最高理性能力几乎无法理解那些根本不受理性指导的事物。事实上，如果星辰的有序运行、昼夜的交替、四季的更迭、大地产出供我们食用的各种果实都不能使一个人产生感激之情，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算得上是人呢？由于一切拥有理性的事物高于没有理性的事物，由于说某事物高于宇宙的本性是一种亵渎，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自然拥有理性。

为了人类的福祉和需要，自然慷慨地产出大量事物供人使用，她把这些东西作为礼物送给我们，而非随意产出。没错，肥沃的土地不仅丰产谷物和水果，而且还有动物。很清楚，有些动物被创造出来供人类役使，有些动物用它们的产品供人享用，有些动物本身就是人的食物。还有，在自然的教诲下，无数的技艺被人发现。正是因为熟练地模仿自然，理性才获得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除了自然——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加确定的起点？她生养的一切，不仅有动物，还有从土中长出来、依靠根部维持自己生命的东西，她都想要它们各从其类，日益完善。所以，树、藤，以及在地面上生长、不能离开土地的植物，有些冬夏常青，有些冬天落叶，春天发芽。如果没有外力的阻拦，那么在种子所包含的力量的推动下，任何植物都会有内部运动，鲜花盛开，果实累累，它们全都趋于完善，直抵它们本性的界限。但我们在动物身上更容易察觉到自然单纯而又简单的力量，因为自然赋予它们感觉；对那些有游泳能力的动物，自然让它们在水中安家；对那些飞鸟，自然让它们在空中自由飞翔；有些动物会爬，有些动物会走；自然让有些动物独处，让有些动物群居，让有些动物野蛮，让有些动物温顺，还有一些动物躲藏在地底下。还有，每一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的本能，它们遵循自然法则，不会过一种与其习性不同的生活。

注释

〔1〕指哲学。

〔2〕指伊壁鸠鲁学派。

〔3〕西塞罗在文中对他的儿子马库斯说话。

〔4〕阿凯西拉（Arcesilas，公元前316－前242年），希腊化时期学园派哲学家。他把怀疑主义引入学园派，开启学园派内部的怀疑主义思潮，因此被称作“中期学园派”（the Middle Academy）的创始人。

〔5〕卡尔涅亚得（Carneades，公元前214－前129年），希腊化时期学园派哲学家。他强调对判断的悬疑，强调或然性，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由他开启的学园派内部发展时期被称作“新学园”（the New Academy）。

〔6〕它指“心灵”，亦即指“人”。

〔7〕humare埋葬一词源于humus土。

〔8〕古代希腊有多种宗教并存，除正统宗教（奥林波斯教）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宗教，以举行秘密宗教仪式为其特色，如奥菲斯教。

〔9〕拉丁人的先知。

〔10〕指盖乌斯·威尔瑞斯。

〔11〕斐瑞克拉底（Pherecrates），希腊早期哲学家，西塞罗说“斐瑞克拉底是福昔奥提人，丢卡里翁的后裔，他争论说灵魂完全不存在，灵魂这个名字是没有意义的。”

〔12〕恩培多克勒：古希腊哲学家。

〔13〕德尔斐：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

〔14〕狄凯亚库（Dicaearchus），希腊哲学家，生卒年代不详。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阿里司托森的同学。

〔15〕赫丘利（Hercule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罗马人称之赫丘利，希腊人称之赫拉克勒斯（Heracles）。力大无比，创有所谓十二项英雄业绩。死后升入天庭，成为神。

第四章　人总是渴望发光

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

我始终感到困惑，极度轻视本土产品现在成为时尚，其根源何在。要寻找这种根源现在当然不是时候，但我认为，如我经常争论的那样，被人们通常认为词汇贫乏的拉丁语实际上比希腊语词汇更丰富。一旦我们自己有了能干的演说家和诗人，无论他们是否还在模仿，能说我们拉丁语缺乏修辞手段或纯洁的文风吗？

在找不到恰当诗句时，我经常翻译希腊诗人的作品，使拉丁人的口才在讨论中也可以不缺少这种修饰。但你注意到诗人带来的危害吗？他们让勇士哭泣，使我们的灵魂衰弱，除此之外，他们的做法相当迷人，不仅朗读，而且背诵。就这样，当诗人的影响与家庭的坏规矩、萎靡不振的隐退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对男人的力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柏拉图试图为共同体寻找最高的道德和最佳状况时，他正确地说要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然而我们无疑受过希腊式的教育，从幼年开始阅读和记忆诗人们的诗句，把这样的教导和教训当作一名自由人应当继承的遗产。

这些拉丁诗人不仅复制了希腊诗人的语词，而且再生了希腊诗人的意义。

我直接翻译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就像我们的诗人翻译希腊剧本一样，请你告诉我，把这些超凡的理智介绍给我的同胞难道不是一项爱国的服务吗？

我们需要发明语词

我相信自己在罗马人民任命我担任的岗位上，从事政治活动，付出辛勤劳动，冒着各种危险，履行了我的职责，所以我必定义不容辞，用我的热情和能力，竭尽全力，在我们的同胞中推进学问的发展。我不必过分关心那些宁愿读希腊文的人，只要他们真的在读希腊文，而不是假装这样做。我要为这样的人服务，他们乐意享有两种语言的文献，或者能得到拉丁文的书，因此并不感到特别需要希腊文书籍。

我们经常宣称，在词汇的丰富性上我们不仅没有被希腊人超越，而且实际上比他们还要强些。因此，我们必须这样说，不仅要在我们自己的技艺领域内这样说，而且要在那些属于希腊人的那些领域内这样说。然而，应当允许我们把那些我们的前辈一直在使用的希腊语词当作拉丁语词来使用，比如哲学、修辞学、逻辑、语法、几何、音乐，我们可以把这些词当作我们自己的词。这些词所代表的观念可以说是传入拉丁语的，但我们在使用中已经熟悉了这些希腊语词。

我们实际上需要发明语词，创造新的术语以表达新的观念。当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想到，日常生活实践之外的各个知识部门都要大量创造新词，要确定一个新词来表示一个科学部门正在处理的观念时，这种必然性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因此，逻辑和自然哲学都要使用连希腊人都不熟悉的术语，几何、音乐、语法也一样，它们有自己的语言习惯。甚至完全属于实践领域和世俗生活的修辞学手册，都要为了教育的目的而使用一种个别的、独特的措词。

人们经常感到难以给希腊词找到意思完全对应的拉丁词，但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寻找。拉丁语中找不到能比voluptas〔1〕更好地表达相应的希腊词的意思的词了。世上每一个懂拉丁文的人都会给这个词添上两个意思：心灵的快乐和身体的兴奋引起的快感。

我们同样不需要僵硬地规定，如果有人们比较熟悉的语词可以用来表达相同的意思，那么并非只能用一个语词来表达一个意思。这是一名笨拙的翻译者的办法。而确实，我自己的办法是，如果不能用一个词来表达希腊文用一个词表达的意思，那就用几个词来表达。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待遇，在没有现成的拉丁词可用的时候，就使用希腊词。

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

除了学习书本，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在其他方面的天赋根本无法与我们相比。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热忱，哪里能够找到如此坚强、伟大、诚实、忠心的灵魂，哪里能够找到拥有堪与我们祖先相比的各方面的优点的民族？希腊人在知识和文学的各个部门超过我们，因为在没有竞争的地方很容易获胜。

一旦这些研究向我们转移，我们将不再需要希腊图书馆，大批作家的写作使我们的图书馆拥有无数的书籍。许多人说过，希腊人想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这里也有大批作家进行这些研究，那么也会有这样的结果。

保存好你的书，别对我绝望，我能使它们成为我的书。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我会比克拉苏还要富有，也可以藐视任何人的庄园和牧场。

事实上，常规的编年史的记载本身使我们产生的兴趣很小，它就像历史事件的一个目录；而一名杰出政治家的不定的、多变的命运，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惊讶、悬念、兴奋、恼火、希望、恐惧。如果命运能以某种惊人的、圆满的结局告终，就能给心灵带来最大的满足，使心灵享受到一个读者所能享受的最完善的快乐。

我不怀疑某些人厌恶拉丁文的原因在于他们正好碰上了某些拙劣的作品，是希腊文的坏书的糟糕的拉丁译品。我不想和这些人争吵，除非他们也拒绝阅读主题相同的希腊作家的著作。如果论题高尚，文风精致、庄严、优雅，有谁不愿意读拉丁书籍？只有那些野心勃勃、彻头彻尾地推崇希腊文风的人不愿意读。

学习创造自我

通过获得学问和通过遵守祖先的习俗来使自己完善，无论如何都应当得到最高的荣誉。如果这两条通达智慧的道路只有一条可以选择，那么尽管过一种献身于学习最高尚技艺的安宁生活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更加快乐，但可以肯定政治家的生活更值得受到赞扬，更容易获得名望。

学习一门技艺不仅是掌握知识，而且也包括掌握技能。

年轻人为了赢得名声和显示能力而起诉，而这时候他们还不明白那些从来不起诉的人享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年纪较大，已经显示了力量和理智的人必须自觉约束我们的欲望，或者说我们绝不应当故意剥夺我们的这种自由，按照自己的选择引导我们的生活。

从前有些人在理论讨论中表现出娴熟的技艺，但人们发现他们在实践中一事无成；也还有其他一些人行动效率很高，但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却十分笨拙。

雕塑和绘画中也有某些完善的、卓越的东西，这是一种理智的型相，艺术家依据它来创造艺术品。但是这种型相并不对眼睛呈现，因此用耳朵我们只能接受型相的摹本，我们要用心灵感受完善的演讲术的型相。

我坚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美到不能被模仿它的东西超越，就好比面具是对脸孔的模仿。这种理想化的东西虽然不能被眼睛或耳朵察觉，也不能被其他感官察觉，但我们毕竟还能用心灵和想象来把握它。例如，斐狄亚斯〔2〕的雕像是我们见过的雕像中最完善的，我提到过的那些画像尽管很美，但我们还能想象其他更美的画像。伟大的雕塑家在创作朱庇特或密涅瓦的雕像时并不观看他的模特儿，而是在自己的心中有了精妙绝伦的美的景象。在创作时，他凝视着心中的美景，用心指引着他的艺术家之手，把美丽的神像塑造出来。

许多有造诣的研究希腊学问的学者不和他们的同胞交流学习心得，因为他们怀疑在教学中把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东西转化为拉丁语的可能性。然而，在文体方面，我相信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连有着丰富词汇的希腊人也不能超过我们。

我们学园派并不是那种思想游移不定、从来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原则的人。如果搁置一切推理的规则，甚至搁置一切生活的规则，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习惯，或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并非如此。但是其他有些学派认为有些事物是确定的，有些事物是不确定的。和他们不同，我们说有些事情是可能的，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将每一刻闲暇用来写作

根本不写和写得不如讲得好的原因绝不是一回事。有些演说家只是由于惰性而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作品，他们不愿意添加一项要在家里完成的任务，把他们在讲坛上的话写下来。当然了，大部分演说词是后来写的，不是写好以后拿去讲。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努力改善他们的风格（你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像写作一样有助于优秀的讲演），他们并不渴望后代能够牢牢地记住他们的技艺。他们满足于当时出名，并且认为，要是他们的作品不会落入评论者手中，那么他们的名气会更大。还有一些人不写作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讲的比写的好，才能杰出但训练不足的人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好比加尔巴。〔3〕

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我被卷入党争和危机的中心，我的全部时间都耗费在平息那些朝着我冲来的风潮，防止国家的毁灭。但无论政务多么繁忙，时间多么有限，我都会倾听学习的召唤。在防止敌人的出卖，完成我的朋友和我的政治义务对我的要求以后，剩下的每一刻闲暇我都会首先用来写作。

撰写历史应当从什么时期开始？我认为应当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因为关于那个时代已经有某种风格的记载，只是人们不再读它们。而人们宁可写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为的是能把他本人参与的那些事件包括在内。

人们很久以来就有一种愿望，或者倒不如说有一种要求，你应当写一部历史。因为人们想，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部门的学问中与希腊人一争高下了。我自己的看法是，你不仅对那些在学问中获得快乐的人的愿望负有这种义务，而且也对你的国家负有这种义务，为的是让这块你曾经拯救过的土地也能荣耀。因为我们国家的学问在历史上是有缺陷的，我本人明白这一点，也经常听你这样说。但是你肯定能够令人满意地弥补这个缺口，因为，至少你自己总是相信，学问的这个部门比其他任何部门都要更加接近演讲术。

人们对我近年来在较短时间内写了大量的著作有许多议论，评价各不相同。有些人对我突然对哲学产生这么大的热情感到好奇；有些人则急切地想要知道我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什么肯定的结论。我也注意到，还有许多人对我选择拥护这样一种在他们看来是剥夺这个世界的光明、使之陷入黑夜的哲学感到惊讶，对我竟然奋起捍卫一种已经被抛弃、长期被遗忘的思想体系感到困惑。

没有智慧的雄辩不会有任何帮助

开始学习演讲术的同时需要掌握许多知识，否则，演讲术就是空洞、可笑、杂乱的空话；然后要确立独特的风格，不仅要依靠对语词的选用，还要依靠对相同事物的排列；再次，对自然赋予人类的所有心灵的情感要有深刻的理解，因为演讲术的全部力量所起的作用就是平息或激发听众的感情。此外还应加上某些幽默、机敏、得体的绅士教养、向对手发起攻击时的镇定和言词的精炼，整个讲话都要拥有迷人的魅力和做到温文有礼。

经过长期的思考，在我看来，理性本身已经引导我得出这样一个首要的看法，没有雄辩的智慧能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而没有智慧的雄辩一般说来极为有害，不会有任何帮助。因此，如果有人忽略学习哲学和道德修养——这是最高尚、最光荣的事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练习演讲，那么他的公民生活就被培育成对自己无用、对国家有害的东西。要是这个人用雄辩的武器装备自己，不是用来攻击他的国家的幸福，而是捍卫它，那么我想，他是一个最有用的公民，对他自己和国家的利益都是最忠诚的。

要是不能掌握所有重要的学问和这门技艺的知识，那么一个人确实不会成为十全十美的演说家。因为演讲术的美妙和圆满必然从知识中产生，除非演讲者完全掌握和理解了相关的知识，否则他在演讲中必定会显得空洞和幼稚。

我的私人事务使我如此忙碌，乃至于找不到足够的时间来投入学习，有幸得到的那一丁点儿闲暇，我通常又宁可花在哲学上。然而，盖乌斯·赫瑞纽斯，你的意愿却激励我写一本关于公共讲演的理论的书，省得你会以为在这件你所关心的事情上我缺乏兴趣或是想逃避辛劳。其实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想要学习修辞学，并且有着良好的基础，如果心灵拥有恰当的知识和经受严格的训练，那么在表达方面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能做到词汇丰富而又才思敏捷。

当我考虑国家大事，在心中回想那些古代的伟大城邦的灾难时，我看到没有任何灾难是雄辩家带来的；而另一方面，当我开始在文献记录中搜寻我们这代人还能记得起来的这个时期之前的事件时，我发现许多城市已经建立，众多战争的火焰已经熄灭，而最坚强的同盟和最神圣的友谊不仅要依靠理性来建立，而且也会在雄辩的帮助下变得比较容易。

雄辩就是以适宜说服听众的方式来讲话

演讲术事实上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伟大，它的源泉存在于多门技艺和学问的分支之中。

政治学的科学体系包括许多重要科目。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在技艺规则之上的雄辩，被他们称作修辞学。我不同意那些认为政治科学不需要雄辩的看法，也坚决不同意仅在修辞学家的力量和技巧的意义上理解雄辩。因此我们把演讲的能力划分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分。雄辩的功能似乎就是以适宜说服听众的方式来讲话，而它的目的就是用语言进行劝说。功能与目的之间的差别在于：讲到功能，我们考虑的是应当做什么；讲到目的，我们考虑的是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例如，我们说医生的功能是以一种适宜治疗的方式处理病人，而医生的目的则是通过治疗治好病。所以讲到演说家，我们可以理解功能和目的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他必须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他的功能，当我们说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他的目的。

在进行辩护的时候，心灵会用辩证法来进行战斗，用科学来区别真伪，也就是说，用技艺来理解每一陈述的后果以及相反的陈述。

演讲者的首要功能是提出论题，他的目标是想方设法使那些他希望加以说服的人信服，激发他们的情感。他用论证来产生信服。论证来自论题，论题要么包含在案例本身的事实中，要么从外部获得。论题是可以存放论证的地方。论证是获得信念的一种似乎有理的方法。

每当我想起那些地位最高、能力最强的天才，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考察：为什么这样的人比那些仅仅从事演说的人更应当在其他所有学问上取得成就。因为，你的心灵和思想无论朝着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卓越的事物，不仅有日常的技艺，而且也有这些几乎是最伟大的学问。

演说需要控制身体的仪态、姿势、面部表情和嗓音的变化。演员的表演和舞台对白自身就能完全表明表达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领域，几乎所有人都在努力规范表达方式、声音和肢体运动。

缺乏长期实践的演讲理论是无益的

缺乏长期实践的演讲理论几乎是无益的，由此你亦可以明白，我在这里提供的理论信条必须用于实践。

所有这些能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获得：理论、模仿、实践。所谓理论指的是一套规则，能够提供一种确定的方法和讲话的秩序。所谓模仿是指推动着我们按照某种研究过的方法去获得某些讲话模式的有效性。所谓实践就是勤奋地进行演讲训练，从中获取经验。

开题应用于演讲的六个部分：开场白（introduction）、陈述事实（statement of facts）、划分（division）、证明（proof）、驳斥（refutation）、结论（conclusion）。开场白是演讲的开始，借此引起听众的注意，让听众的心灵做好准备。叙述（narration）或对事实的陈述提出已经发生的或将会发生的事件。借助划分的方法我们可以明白这一事件与什么事情一致，与什么事情相反，并宣布我们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观点。证明是发表我们的论证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驳斥就是摧毁对手的论证。结论就是演讲的结束，是按照这门技艺的原则形成的。

在特定的案例中，为了能够采用比较恰当的开场白，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案例属于哪一类。案例有四种类型：高尚的（honourable）、可耻的（discreditable）、可疑的（doubtful）、微不足道的（petty）。一个案例被当作高尚的，那么此时我们要么是在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应当为之辩护的事情作辩护，要么是在攻击那些所有人似乎都会认为有责任加以攻击的东西，例如，当我们在为一位英雄辩护或者在起诉一名叛国者时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被当作可耻的，也就是那些不名誉事情处在攻击之下，或者某些不名誉的事情得到辩护。一个有疑问的案例就是部分高尚，部分可耻。一个微不足道的案例就是提出来的事情被人们认为不重要。

开场白有两种：一种称作开门见山（the direct opening），另一种是所谓巧妙的方法（subtle approach）。开门见山的开场白可以直截了当地吸引听众，使他们专心聆听演讲，对我们抱有善意，乐于接受我们的看法，倾向于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的案例属于有疑问的那种类型，那么我们的开场白应当开门见山，从而使得这个案例的可耻部分不至于使听众产生偏见。如果我们的案例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我们要设法引起听众的关注。如果我们的案例属于可耻的那种类型，那么除非我们有办法通过攻击我们的对手来赢得听众的善意，否则我们就必须使用所谓巧妙的方法。最后，如果我们的案例属于高尚的类型，那么我们既可以用开门见山的开场白，也可以不用。

声音质量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训练来获取

许多人说过，对演讲者来说，表达的能力用处最大，对于说服听众最有价值。在我看来，我不打算说在这五种能力〔4〕中有哪一种最重要，而只想大胆地肯定表达有着巨大的有用性。因为若无表达，娴熟的题材建构、优雅的文体、演讲各部分的精心布局、细密的记忆，等等，其独立的价值都不能得到体现。

表达包括声音质量（voice quality）和身体的动作（physical movement）。声音质量有其自身特点，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训练来获取。它有三个方面：音量（volume）、稳定性（stability）、灵活性（flexibility）。音量主要是一种天赋，但后天的练习可以使音量增强，不过主要还是起维护作用。发音的稳定主要通过练习来获得；朗诵训练可以起一些作用，但主要还是起保护作用。发音的灵活性——在演讲中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语调的能力——主要通过朗诵训练获得。至于音量，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发音的稳定有关，因为它一方面是天赋的，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后天的教养习得，所以我们除了说应当向那些擅长这种技艺的人学习发音方法以外，提不出其他任何建议。

我们在演讲时要保持声音的稳定，在开场白中我们的发音要尽可能镇静。如果气管里充满剧烈迸发出来的声音，而又不能用柔软的语调来加以缓减，那么气管就会受到伤害。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嗓音，而不是长期不用——嗓音靠呼吸来更新，气管靠沉默来休息。在连续高声说话以后要松弛一下，转为平常说话的语调。因为，从练习的后果来看，你若在不经意间即可改用其他任何语调，那么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技巧。还有，我们必须避免刺耳的喊叫，过分尖锐颤抖的声音会伤害气管，圆润的发音也会由于一声吼叫而全部丧失。讲话结束时的深呼吸是适宜的，因为这样一来嗓子又变得温暖，发出各种语调的气管以及语音又会恢复原先那种单一连续的语调。

在开场白中使用镇定的语气有利于声音的稳定。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在开场白中使用高亢的语调更为不妥？短暂的停顿可以强化嗓音。暂停也可以使思想要点变得清晰，给听众留下时间思考。在连续使用高亢的语调后松弛下来可以保护嗓音，语调的多变也会给听众带来极大的快乐，因为娓娓动听的、谈话式的语调可以吸引听众，而高亢的语调更能激起听众的关注。尖锐的叫喊会伤害嗓音，也会使听众感到不悦，因为尖锐的喊声总是与某些卑劣的事情有关，女人可以尖声叫喊，而男人在演讲中尖声叫喊就会有损尊严。

品味使每一个论题都能表达得纯洁和清晰

一种恰当的、完美的文体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演讲者的目的，这样的文体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品味（taste）、艺术的创作（artistic composition）、特色（distinction）。品味使每一个论题都能表达得非常纯洁和清晰。品位又包括正确地写和说拉丁文（correct latinity），包括清澈（clarity）。

正确地说写拉丁语可以使语言保持纯洁，避免错误。会损坏拉丁语品质的语言错误有两种：语法错误（solecism）和不规范（barbarism）。如果在一句话中后面这个词与前面这个词不配，语法错误就发生了。如果语词说得不对，不规范的错误就发生了。

记忆有两类：一类是天然的；另一类是技艺的产物。天然的记忆就是埋藏在我们心里的记忆，与思想同时产生。人为的记忆是那些通过某种系统的训练和练习得以增强的记忆。但正如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天生的禀赋经常与习得的技能相匹配一样，技艺转过来又强化和发展了这种天赋的优点，在记忆的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力生来就特别强，那么他的天然的记忆经常与这种人为的记忆相仿；而反过来，这种人为的记忆又通过训练的方法得以保持和发展。因此，天然的记忆必须通过训练才能得到增强，变得格外优秀，而另一方面，这种通过训练得来的记忆也获得了天然的能力。这一例子比其他技艺更能说明知识在天赋能力的帮助下才能繁荣，而天赋能力的兴旺要靠技艺规则的帮助。

身体的动作包括对姿势（gesture）和风度（mien）的某些控制，从而使讲述的事情显得更为有理。面部表情应当显得稳重和有活力，所采取的姿势不应当由于过分雅致或粗俗而引人注目，免得给人留下我们是演员或雇工的印象。所以，规范身体动作的规则似乎必须与嗓音的各种语调相匹配。举例来说： （1）使用庄严的谈话语调，演讲者在讲话时必须保持身体的姿势，轻轻地移动他的右手，用手势表达一种与主题内容相应的情感——快乐、悲伤，或一种介于二者间的情感。（2）使用解释的谈话语调，我们的上身要略微前倾，当我们希望证明某个观点并吸引听众的注意时，这样的姿势当然就是距离听众最近的。（3）对于叙述的谈话语调，我刚才说过的使用庄严的谈话语调时采用的姿势对它也是适用的。（4）使用诙谐的谈话语调，我们应当用面部表情来表达某种快乐，但不必改变姿势。（5）对于持续的争论语调，我们可以使用快捷的手势、灵活的表情、热烈的眼神。（6）对于断续的争论语调，演讲者必须快速地挥动手臂，来回走动，偶尔也可跺跺右脚，同时眼睛紧盯着听众。（7）对于劝告的增强语调，适宜使用比较缓慢含蓄的手势，要么就采用持续的争论语调所用的手势。（8）对于哀婉动人的增强语调，我们必须拍大腿和捶脑门，但有的时候也可使用镇定的单一手势来表达悲哀和困顿。

热衷在演讲发展的人没有理由抛弃希望

我现在要开始为你们塑造一位演说家，首先要发现他的能力范围。我要让他成为一个拥有某些知识的人，已经听过某些课，读过某些书。我要试着对他进行某些适当的训练，并对他的语音、体能、生动、流利下判断。如果我发现他能够达到最高水平，那么我不仅要鼓励他实现目标，而且会积极地请他这样做，只要我认为他的性格也是健全的。如果我看到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那么这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但若在做了这些尝试以后，他仍旧只能达到一般演讲者的水平，那么我会让他自己做决定，而不再为他多操心。如果最终证明他完全不适宜做一名职业演说家，或者说他不具备基本素质，那么我会建议他放弃当演说家的理想，去从事其他职业。

在演说家中，特别是在希腊演说家中，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人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在德谟斯提尼〔5〕的年代，有许多演说家获得巨大的荣誉，此前的那个时期亦如此，而在后来的各个时代，伟大的演说家也没有死绝。因此，那些热衷于在演讲中谋求发展的人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希望或减少活动。我们一定不能对于成为最优秀的演说家感到绝望，在一项高尚的事业中，有许多人可以非常接近最优秀的。

让我们假定，哲学对于我们理想演说家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基本的，这一点以后会越来越清楚。哲学并非一切，但哲学可以帮助演说家，就像身体训练对演员有帮助一样（我们在比较事情大小时经常使用这个例子）。没有哲学，就不能以一种机智、雄辩的风格讨论各种宏大的主题，例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说，伯里克利超过其他演说家，因为他是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6〕的学生。

我承认，我的演说能力不是来自修辞学家的工作室，而是来自学园的广阔天地。那里确实是一个多样化的争论场所，而学园最先是由柏拉图用双脚踩出来的。他和其他哲学家在讨论中严厉地批判了演说家，而演说家也从中得到帮助——比如丰富的演讲风格，所谓演讲术的素材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但是演说家没有从哲学家那里得到法庭辩论的充分训练。他们把这件事留给了未开化的缪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法庭演讲受到哲学家的嘲笑和拒斥，从而使演讲者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帮助，但无论如何，这种演讲还是不怕少数人的厌恶和批判，带着夸夸其谈的外表和众多的格言自负地出现在大众面前。其结果就是，有学问的人缺乏说服民众的口才，而流利的演讲者由于缺乏健全的知识而变得粗俗。

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完善的口才

为了表达诸多重要思想，在风格上必须使用多样化的修饰，这在一定时候就包含那些被当作修辞学教师的人提供的独家教导。这样一来，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完善的口才，因为思想方面的训练是一门课，表达方面的训练是另一门课，而实际上我们从一组教师那里寻求事实方面的教导，从另一组教师那里寻求语言方面的教导。

有些演说家使用夸张的风格（grandiloqui）——要是我可以使用这个古词的话——表现出强大的思想能力和庄严的措词。他们的讲话铿锵有力，多才多艺，满腹经纶，威严庄重，受过良好的训练，善于激发和消除听众的情感。有些演说家使用一种古朴的、严峻的、粗犷的风格，但不使用固定的结构或圆周句。有些演说家使用平稳有序的句子结构，注重音调的抑扬顿挫。处于另一端的是一些平实的演说家，他们力求清楚明白地说明一切事情，但不强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风格朴素精练，没有任何修饰。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机智，故意不做修饰，就像那些未经训练、缺乏技艺的演讲者。有些人的风格虽然同样枯燥，但由于稍微使用了一些修饰而显得比较优雅，甚至活泼。

当然了，某些哲学家拥有一种华丽的风格，例如塞奥弗拉斯特〔7〕，由于他神奇而又华丽的语言得到他的名字，亚里士多德甚至可以向伊索克拉底〔8〕发起挑战，据说缪斯也曾用色诺芬的腔调说话，柏拉图的庄严与优雅可以轻而易举地位居一切作家或演说家之首，然而他们的风格缺乏演说家在公共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活力和刺激。他们的说话对象是学者，这些人的心灵他们宁可加以安抚，而不是给予激励；他们以这种方式谈论的主题不是激动人心的，引起争论的，他们的目的在于教导而不是捕获人心，不会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为了用他们的风格提供一点儿快乐而逾越某些界限。因此，很容易区别我们在本书中处理的雄辩和哲学家的风格。后者是温和的，学园式的，不必装备那些可以赢得大众青睐的语词或短语，也不必按照有韵律的环状结构去安排讲话，它的结构是松散的，其中没有愤怒、没有仇恨、没有残忍、没有怜悯、没有审慎，可以称之为一位纯洁的、有礼貌的少女。所以，它被称作谈话，而不是演说。一切谈话固然都是在讲话，但只有演说家的讲话才是演说这个专门名称所特指的。

成功的演讲具有支配人心的力量

赞美口才，指出演讲术的力量和它给那些拥有口才的人带来的荣誉，不是我当前的目的，这样做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不怕引来反对意见，我要大胆地肯定，无论口才是规则和理论的产物，还是依赖实践的技艺，还是依赖于天赋，它都是一种造诣，是一切造诣中最难达到的。我们说过，它由五个部分（即开题、排列、措词、行为、记忆。）组成，而它的每一部分都有权成为一门伟大的技艺。

希腊人对雄辩的口才充满热情，在这个方面长期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在这门活跃的雄辩术发展起来之前，希腊人已经发现了其他技艺，并且臻于成熟。阿提库斯，每当我想起希腊人，你们雅典人就会进入我的思绪，像灯塔一样闪闪发光。就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了演说家；就在这个地方，演讲术开始有了成文的记载。

这种风格的演说家是庄严巍峨、华丽多彩的，无疑拥有最伟大的力量。这个人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赢得各民族的敬仰，也使演讲在这个国家获得了最高地位。我指的是所有人敬仰和敬佩但却无法做到的这种演讲，它好像洪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这种演讲具有支配人心，使它们朝着任何可能的方向前进的力量。它一会儿倾注各种情感，一会儿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心；它植入各种新观念，把旧观念连根拔起。但这种风格与其他风格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一个人要是已经研究了朴素的、确定的风格，能够机智灵活地讲话，但还没有达到较高水准，而在这种风格中达到了完善的程度，那么他就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尽管不是最伟大的。他已经远离容易滑倒的地方，一旦站稳脚跟，他就永远不会再摔倒。

我希望的演说家是这样的：一听说他要演讲，人们就知道所有板凳都会坐满，法官的审判席上也是满的，庭吏忙碌着让人们就座，大批听众蜂拥而至，主审法官起立，宣布审判开始；演讲者站起来的时候全场安静下来，听众对他的讲话要么表示首肯，要么热烈鼓掌，演讲者想要他们笑的时候他们笑了，想要他们流泪的时候他们流泪了；此时只要远远一瞥，哪怕对案情一无所知，也能认出他的演说成功了，就像洛司基乌斯〔9〕上了舞台。

提供咨询意见的演说家以利益为目标是恰当的，他的全部演讲要定位于此。

拥有完善口才的人还应当把握逻辑学

没有哪一种演讲的优点在我们的演讲词中是找不到的，如果它们还不完善，那么至少也是尽了努力或者有所预示。我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我已经看清了我的目标。我现在不是在讨论自己，而是在讨论演讲术。在演讲术中，我对自己的工作还远远谈不上满意，这种工作如此讲究和困难，以至于我对德谟斯提尼也不满意。尽管他位于各种风格的演说家之首，但是仍旧并非总是能够令我的耳朵满意，耳朵是贪得无厌的，总是在呻吟着索取宏大的、无穷无尽的东西。

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耳朵渴望演讲类型的多样化，在各种风格中都展示多样性，无论我们自己多么渺小，我们已有的成就多么微不足道，但我们最先使民众对这种演讲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在我看来，拥有完善口才的人不仅应当拥有流畅丰富的语言能力，这是他的专门领地，而且还应当把握与演讲术相邻的逻辑学。尽管演讲是一回事，争论是另一回事，争论与演讲不同，但二者都与谈话有关。争论是逻辑家的功能，华丽地讲话是演说家的功能。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曾经给学生上课，指出过这两门技艺之间的差别。他握紧拳头说逻辑学就像拳头，然后张开，说演讲术就像手掌心。

我的建议是，被口才所能带来的荣耀吸引的人对这些后来的作者不能一无所知，而应当接受彻底的训练，既要掌握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又要掌握克律西波的新逻辑。

我们希望非常雄辩的这个人拥有给主题下定义的能力，但不需要像博学的哲学家一样在讨论中习惯于提出非常简洁密实的定义，而是更加清楚、更加圆满，在一定意义上更容易被普通人的判断和理智所接受。他要学会在需要时把主题中的“属”划分为确定的“种”，无一遗漏，也不会失之肤浅。

由于我们把刚才提到名字的这些人当作结构严密的散文的作者和发明者，所以它的起源就被发现了，现在我们必须寻找原因。这个原因如此明显，要是古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因，那么我会感到惊讶，尤其是因为他们会偶然地说出一些结构严密、有格律的句子来。而当这样的句子敲击人们的心灵和耳朵时，他们能够赞赏由此产生的令人愉悦的效果，我们可以认为古人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一般特点，再造他们自己的成功。

演讲和哲学有密切的同盟关系

一旦人们认识到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精心准备、精心阐述的演讲所具有的力量，演讲术的教师也就在顷刻间涌现了：林地尼的高尔吉亚、伽克敦的塞拉西马柯、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开奥斯的普罗狄科、埃利斯的希庇亚，全都在他们那个时代享有无上的荣耀。这些人和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其中肯定也有一些无知者，自称修辞学的教师，教人如何凭借演讲的力量，使较差的论证（这是他们的讲法）变得较好。与他们对立的是苏格拉底，他机智的论证使他很适宜驳斥他们的学说。从他丰富的讨论中产生了一群有学问的人，人们认为处理善与恶、人生与社会等问题的哲学就是由他们最先发现的，这种哲学与自然哲学有区别，自然哲学属于更早的一个时期。

布鲁图，我更加赞扬你的判断，你遵循各派哲学家，在他们的学说和教导中，逻辑讨论的方法和迷人、圆满的表达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逍遥学派和学园派的演讲习惯实际上绝不可能产生完善的演说家，但另一方面，离了它，完善的演说家也不能产生。斯多亚学派的演讲术对广大听众来说太密实，太紧凑，而他们在法庭和论坛上的用语又太自由散漫。你在哪里能够找到比柏拉图还要丰富多彩的作家？他们说，要是朱庇特会说希腊语，那么朱庇特也会用他的舌头讲话。你在哪里能够找到比亚里士多德更加生动的风格，比塞奥弗拉斯特更加迷人的魅力？有传闻说德谟斯提尼勤奋地阅读柏拉图，甚至有人说德谟斯提尼曾经是柏拉图的学生，从他的性格和用语的精致程度来看，这一点也很明显。事实上，德谟斯提尼本人在一封书信中的表白就是权威的见证。但是，他的风格，要是转移到哲学中去，就会显得太好战了，要是我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而他的风格要是转移到法庭上去，也会显得太平和。

我现在手头从事的研究并没有削弱我的演讲能力，而是增强了我的演讲能力。因为演讲和我追随的这种哲学体系有一种密切的同盟关系，演说家已经向学园派借用了一些东西，并以丰富流畅的演讲风格和修辞学的装饰手段作为补偿。情况就是这样，两个领域都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

哲学对一场圆满、丰富、能够吸引人的讨论来说是基本的，而哲学解释的主题在演讲中通常被处理得很模糊，例如宗教、死亡、爱国主义、善与恶、美德与邪恶、义务、痛苦、快乐，或者精神纷扰、错误等等。

心灵天生包含着能够度量一切声音的能力

我论证的是我的理想的演说家，不是我真实见过的演说家，我要回到我已经讲过的柏拉图的型相上来，尽管我们不能看见型相，但我们仍旧可以用心灵把握型相。我正在寻找的不是一个雄辩的“人”，也不是任何会死亡和腐朽的东西，而是绝对的本质，拥有这种本质使人成为雄辩的。它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抽象的雄辩，要看到它，我们只能用心灵的眼睛。

心灵接受了耳朵的信息，心灵自身包含着一种天生的、能够度量一切声音的能力。因此，它能够区别长音和短音，并且总是寻求完善与合乎比例：它能感到有些短语被缩短了，变得残缺不全，就好像这些短语受到了欺骗而没有履行它应尽的责职；它也能感到另外一些短语太长，超出了合理的界限，这样的短语会遭到耳朵的拒斥，因为过分比不足更加容易引起冒犯。同理，在诗歌的韵文中，确定的循环和格律可以通过耳朵的检验和思想者的观察被发现，而在散文中，循环和格律只能在相同本性的推动下被发现，当然了，时间上肯定要迟一些。

思想纲要在心灵中的形成并不快于语词开始汇集，作为世上最快捷事物的心灵会马上选配语词，使它们各就各位，由此产生格律。所有位于开始和中间的语词都应当看着结尾。演讲有时速度很快，有时速度很慢，有时稳步前进，所以你一开始就要考虑如何结束句子。散文的其他修饰手段都不会像格律这样，因为我们正在做的是和诗人一样的事情，但在散文中我们要避免与诗歌雷同。

我不能像农夫一样用新收的谷物报答你，因为我要检查一切新长成的东西，而干燥会使一切象征着丰盛的花朵枯萎。我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取出陈谷来报答你，它们躺在黑暗的地方，只有我有钥匙可以打开仓库的大门，找到它们。因此，我必须在未曾开垦的或荒芜的土地上播种，并且精心照料，使之有可能长出果实来报答你的仁慈；要是我的心灵也能像土地一样做出回应，那么在多年休闲之后一般来说会长出比较丰盛的果实。

我确实已经说明了怎样在各种类型的案例中寻找想法。我已经告诉你应当怎样配置这些类型才是恰当的。我已经揭示了表达的方法。我已经教导你怎样才能有个好记性。我已经解释了如何确保文体优雅的手段。如果我们遵循这些原则，那么我们的开题会非常敏捷，我们的配置会清晰有序，我们的表达会感人而又文雅，我们的记忆会长期可靠，我们的文体会鲜明动人。除此之外，修辞学没有别的内容。如果我们用勤奋的练习来补充这些理论教条，我们就能获得所有这些能力。

演讲中的技巧

修辞手法中第一种是拟声构词（onomatopoeia），一样事物没有名字或者有一个不恰当的名称，这种时候就需要由我们自己来确定一个适当的词，要么是为了模仿，要么是为了印象深刻。为了模仿，例如，我们的祖先说“roar”（咆哮声）、“bellow”（公牛的吼叫声）、“murmur”（低语声）、“hiss”（蛇的嘶嘶声、嘘声）；为了印象深刻，例如：“这头畜生攻击了共和国以后，这个国家的起初一片喧嚣（hullabaloo）。”这种手法要尽量少用，免得新造词的频繁出现引起人们的反感，但若偶尔恰当地使用，那么人们会感到新鲜而不会感到冒犯，从而给文体增加了特色。

转换称呼（antonomasia）或用代词指称（pronomination）就是在某个对象不能用它的专名加以称呼的时候使用某种外在的称号。比如，假定有人提起革拉古兄弟，他会说：“当然了，阿非利加努的孙子不会像这样行事！”又如，要是有人讲起他的对手，他会说：“陪审团，你们瞧，这个虚张声势的流氓在这里是怎样威胁我的。”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赞扬或批评的时候并非不优雅地用某些与身体形态、性格特点、外部环境有关的外在称号来代替确定的专名。

转喻（metonymy）是这样一种修辞手法，用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事物的名称或与之相关的表达法来表示某个事物，而不是用它的本名。好比在提到马其顿人的时候说：“长矛不会那么快就占领希腊”，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于高卢人，“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长矛不那么容易被赶出意大利”。或者用事情的原因来指代结果，或者用事情的结果来指代原因，好比我们把某种技艺称作懒惰的，因为它在人民中产生懒惰，或者说令人失去知觉的寒冷，因为寒冷使人失去知觉。内容可以用载体来指代，载体也可以用内容来指代，就好像有人想要给财富起个名字，就称它为金子、银子或象牙。

迂回（periphrasis）这种讲话方式就是曲折地表达一个简单的观念，比如：“西庇阿的预见摧毁了迦太基的力量。”在这里，如果讲话者不想对文体作修饰，那么他可以简单地说“西庇阿摧毁了迦太基”。

倒置（hyperbaton）就是用倒装（anastrophe）或互换（transposition）的方法颠倒词序。所谓倒装的例子有：“Hoc vobis deos immortals arbitror dedisse virtute pro vestra.”（“对此我把它视作不朽的诸神对你的恩赐，以奖赏你的美德。”）所谓互换的例子有：“Instabilis in istum plurimum fortuna valuit. Omnes invidiose eripuit bene vivendi casus facultates.”（“变化多端的命运女神对这个生灵实施了最大的权能。出于妒忌，他的所有生计都被夺走了。”）这种类型的互换不会使意思变得晦涩。

夸张（hyperbole）就是夸大真相的讲话方式，无论是为了强调事情的重要，还是为了削弱事情的重要。这种方式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在比较中使用。独立使用的例子有：“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就要用日出和日落来衡量我们庞大的帝国。”在比较中使用夸张既可以表示相同，也可以表示更加优越。表示相同的例子有：“他的身体像雪一样白，他的脸像火一样红。”表示更加优越的例子有：“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比蜜还要甜。”同类型的例子还有：“他的兵力如此强大，与之相比，太阳的光芒都黯然失色。”

举隅（synecdoche）发生在用部分喻指全体或者用全体喻指部分的时候。用部分喻指全体的例子有：“那些婚礼的笛声不是在提醒你他的婚姻吗？”在这里，整个结婚仪式是用一个象征，即笛声，来喻指的。用全体来喻指部分的例子，我们可以对一个用奢华的袍服或装饰品来炫耀自己的人说：“你向我们炫耀你的宝库，自夸你的富有。”

误用（catachresis）就是生硬地将语词用在不恰当的地方，比如：“人的权力是短的”、“小小的高度”、“人的长长的智慧”、“巨大的语言”、“从事小小的谈话”。很容易理解这些词在这里有相近的含义，但却不是同义词，它们的意义由于用法不准确而发生了转移。

比喻（metaphor）发生在把用于某个事物的语词移用到另一个事物，而由于相似性可以认为这种移用是正确的。使用比喻是为了创造一幅生动的精神图景，比如说“这场暴动用突如其来的恐怖唤醒了意大利”；也可以是为了简洁，比如说“最近抵达的这支部队突然抹去了这个国家”；也可以是为了避免猥亵，比如说“有谁的母亲会因为每天结婚而感到高兴”；也可以是为了夸大，比如说“人的悲伤和灾难都不能减轻这个畜生的敌意，也不能舒缓他可怕的残忍”；也可以是为了缩小，比如说“他吹牛说可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予巨大的帮助，但他只不过是在说风凉话”；也可以是为了修饰，比如说“总有一天，由于这些邪恶之徒而消退了的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会由于元老们的美德而再次到来”。有人说过，使用比喻必须加以约束，比喻和被喻的事物之间要有相似性，不能无限地、鲁莽地、仓促地跳跃到一个不相似的事物上去。

讽喻（allegory）是一种讲话的方式，有些是用语词来表现一件事，有些是用词意来表现一件事。讽喻有三个方面：比较、论证、对照。在使用这种讲话方式时把一些相同的比喻放在一起，这个时候讽喻就要通过比较来进行，比如说：“当狗在起着狼的作用时，请问，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牛群托付给什么样的看护者？”当比喻的相似性取自人、地方、物体，以彰显或削弱言说的对象时，讽喻就以论证的形式进行，比如，称德鲁苏斯为“革拉古兄弟的褪色了的再现”。讽喻也可以取自对照，比如嘲弄地把某人称作挥霍者和骄奢淫逸的吝啬鬼。基于对照的讽喻和基于比较的讽喻都可以通过比喻来进行论证。通过比较产生讽喻，比如“这个国王在说什么？说他是我们的阿伽门农，或者考虑到他的残忍，称他为我们的阿特柔斯？”出于对照产生讽喻，比如我们可以称某个殴打父亲的不孝之子为“埃涅阿斯”，称某个荒淫无耻的通奸犯为“希波吕特”。

成为一流的演说家

整个修辞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三部分：第一，演讲者的个人资源；第二，演讲；第三，问题。演讲者的个人资源包括素材（matter）和语言（language）。但是素材和语言都必须加以排列（arrangement）。尽管“开题”（invention）这个术语专门用于素材，“表达”（delivery）这个术语专门用于语言，但是排列虽然属于素材和语言，但却不能用于开题。与表达相联的还有嗓音、姿势、面部表情、一般的举止，所有这些都需要用到记忆。演讲分成四部分。其中两个部分，陈述事实和证明，用来建立案例；另外两个部分，绪言和结束语，用来影响听众的心灵。问题分成两部分：一是无限制的问题，我称之为论点（propositum）；另一是有限制的问题，我给它事例这个名称。

论证有两种：外在的证明，比如证人提供的证据；内在的论证，指那些内在于具体案例事实中的论证。

克拉苏的演讲总是充分准备，从容不迫，等待着听众的聆听与关注。他使用的每一句格言都是精心准备过的，因此人们对他的期待也很急迫。他的身体没有剧烈的运动，也没有频繁的跺脚，他的语言是激烈的，有时是愤怒的，带着正义的愤慨，他非常机智但始终保持尊严。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风格既华美又简洁。最后，在提起和参与争论方面他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几乎出现在各种类型的案例中，很早就得到人们的承认，成为第一流的演说家。

散文和诗歌都有材料和处理两方面的问题，所谓材料我指的是语词，而所谓处理我指的是语词的排列。这两个方面都有三个组成部分：在语词方面我们有比喻、新造、古词（因为我不需要提到在专门意义上使用的词）；语词排列这个名目下的主题有和谐、对称和格律。然而诗人在两方面都更加勤奋，在前一方面有着更大的自由，他们更加频繁、大胆地使用比喻，更加自由地使用古词和新词。但是格律就不一样了，他们在这方面受约束，乃至于必须遵循。然而我们可以察觉语词和格律在散文和诗歌中有巨大差别，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因此格律在散文中不像在韵文中那样显著，所谓散文中的格律并非总是产生于韵律，而是有时候也来自对称或语言的结构。

证据可以分为神的证据和人的证据。神的证据，例如神谕、占卜、预言，祭司、占卜官、预言家做出的回答；人的证据就是依据权威或人的喜好自愿或被迫说出来的观点，这种证据包括书面文件、誓言、许诺、发誓或受到拷问时做出的陈述。

内在的论证就是内在于事实本身的论证，例如定义、对照、相同或不同的事物、与事物本身及其对照一致或不一致的事物、作为与之相联系或相对立而存在的事物、所讨论的事物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的结果，亦即从原因中产生的事物、配置或者部分的类别、成分，亦即包含某些论证要素在内的作为先决条件的事物、事物的比较，亦即区分事物的大小或相同，在这一过程中，对事物的本质或能力进行比较。

注释

〔1〕voluptas，名词，意为快乐、享受、满足、感官享受、快感。

〔2〕斐狄亚斯（Pheidias，公元前500－前417年），希腊著名雕塑家。

〔3〕加尔巴（Galba），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在《布鲁图》中对他的演讲风格有详细描述。

〔4〕西塞罗认为演讲者应当拥有开题（invention）、布局（arrangement）、文体（style）、记忆（memory）、表达（delivery）这五种能力。

〔5〕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38年），最伟大的古希腊演说家，有六十篇演说词留传至今。

〔6〕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前428年），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公元前480年赴雅典，提出心灵是本原的哲学观点。

〔7〕塞奥弗拉斯特，原名提尔塔姆Tyrtamus，后来亚里士多德为他改名。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是一个复合词，由神theos和讲话phrazo两个词合成。

〔8〕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约公元前436－前338年），古希腊修辞学家，雅典十大演说家之一。

〔9〕洛司基乌斯（Roscius），是西塞罗时代最著名的演员。

译者序

“柏拉图对话”——古希腊文化的百科全书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教育家。他的思想对希腊哲学与整个希腊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把他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比作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孔子丝毫也不过分。

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古希伯来与古希腊。“柏拉图对话”是希腊文化宝库中最有代表性的宝藏。“柏拉图对话”不仅属于西方人，而且属于全人类。

一、柏拉图生平概要

公元前427年5月7日，柏拉图出生于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他的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和母亲珀克里提俄涅（Perictione）都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的谱系可以追溯到雅典最后一位君王科德鲁斯（Codrus），母亲出自梭伦（Solon）家族，柏拉图属于梭伦的第六代后裔。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据说，他的体育老师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阔，就把他叫作柏拉图，而在希腊文中“platon”的意思就是宽广。柏拉图有两个哥哥，阿得曼图（Adeimantus）和格劳孔（Glaucon），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波托妮（Potone）。柏拉图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改嫁给她的堂叔皮里兰佩（Pyrilampes），生子安提丰（Antiphon）。

柏拉图出生的时候，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柏拉图从小在继父家度过，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青年时期热衷于文艺创作，写过赞美酒神的颂诗和其他抒情诗，富有文学才能。

大约二十岁时，柏拉图追随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直到苏格拉底被雅典当局处死（公元前399年）为止，前后约有七八年时间。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志向。从他七十高龄时撰写的自传式的《第七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期热衷于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柏拉图外出游历。他到过麦加拉、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到公元前387年才返回雅典。他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研究了数学、天文、力学、音乐等理论和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回到雅典后，柏拉图便在朋友的资助下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一所学园。此地原为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墓地，设有花园和运动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综合性学校。柏拉图学园建校后园址长期不变，直到公元前86年罗马统帅苏拉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城内，以后一直存在，直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为止，前后持续达九百年之久。

为了能够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曾三次赴西西里岛与叙拉古统治者狄奥尼修一世（Dionysus I）打交道，希望说服后者制定新政，用最好的法律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最后还是遭到失败。从此以后，柏拉图放弃了参与政治实践，将全部精力用于办好学园。在学园里，柏拉图全面制定自己的哲学体系，传播他的学说，培养人才。希腊及世界大批有才华的青年慕名来到这里，他们聚集在柏拉图周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为后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柏拉图的后半生大都在这里度过。柏拉图学园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而创办学园则是柏拉图一生最重要的功绩。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在参加一次婚礼宴会时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岁，葬于耗费了他半生才华的学园。

二、柏拉图著作概况

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话。在希腊历史上，这种体裁虽然不是他第一个使用，但柏拉图使这种写作形式得到完善和极大地丰富。柏拉图的对话不仅是哲学著作，而且也是文学作品，和其他著名的希腊史诗及戏剧一样，有着非常优美的文采，又有极其感人的魅力。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他以前的所有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和某些重要学说都在对话中出现，他以前的希腊重要诗人、戏剧家的名字也多数出现在对话中。所以说，“柏拉图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从中得到精神的享受和文化的熏陶。

柏拉图现存长短不一的著作45种，书信（Letters）算一种，诗集（Epigrams）算一种。这些著作的真伪历来有争论。学界经过长期讨论，一般认为下列26种著作是柏拉图的真作：

一、早期对话：《申辩篇》（Apology）、《克里托篇》（Crito）、《拉凯斯篇》（Laches）、《吕西斯篇》（Lysis）、《卡尔米德篇》（Charmides）、《欧绪弗洛篇》（Euthyphro）、《小希庇亚篇》（Lesser Hippias）、《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高尔吉亚篇》（Gorgias）、《伊安篇》（Ion）。这些对话属于所谓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它们的主要论题和方法基本上属于苏格拉底，其哲学内容主要作为苏格拉底和智者的思想资料来引用，但也包括柏拉图在写作加工中掺入的部分思想。

二、中期对话：《欧绪德谟篇》（Euthydemus）、《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克拉底鲁篇》（Cratylus）、《美诺篇》（Meno）、《斐多篇》（Phaedo）、《会饮篇》（Symposium）、《国家篇》（Republic）、《斐德罗篇》（Phaedrus）。这个时期柏拉图已经摆脱苏格拉底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对话所表现的哲学内容可以视为柏拉图本人的思想。

三、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泰阿泰德篇》（Theatetus）、《智者篇》（Sophist）、《政治家篇》（Statesman）、《斐莱布篇》（Philebus）、《蒂迈欧篇》（Timaeus）、《克里底亚篇》（Critias）、《法篇》（Laws）。与中期对话相比，这个时期柏拉图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对中期思想进行了修正、发展和更新。

柏拉图现存书信13封，大部分学者认定第七封和第八封是柏拉图的真作，其他书信的真伪不能确定。

柏拉图的伪作有17种：《伊庇诺米篇》（Epinomis）、《大希庇亚篇》（Greater Hippias）、《阿基巴德上篇》（Alcibiades I）、《阿基巴德下篇》（Alcibiades II）、《希帕库斯篇》（Hipparchus）、《克利托丰篇》（Clitophon）、《塞亚革斯篇》（Theages）、《弥诺斯篇》（Minos）、《德谟多库篇》（Demodocus）、《西绪福斯篇》（Sisyphus）、《厄里西亚篇》（Eryxias）、《阿西俄库篇》（Axiochus）、《情敌篇》（Rival Lovers）、《论公正》（On Justice）、《论美德》（On Virtue）、《神翠鸟》（Halcyon）、《定义集》（Definitions）。

考虑到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尚无统一定论，本书的编选范围包括上述柏拉图全部著作，在具体筛选工作中，对那些伪作中能代表柏拉图本人思想的文本亦予以收录。

三、本书的编选

柏拉图著作的编纂从古代就已开始。但现在可知的最早版本是1483—1484年由斐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于佛罗伦萨出版的拉丁文版。最早的希腊文原版是由马努修斯（A. Manutius）1513年在威尼斯出版的。1578年，斯特方（H. Stephanus）在巴黎出版了希腊文版，他编定的分卷、页码和分栏（A, B, C, D, E）以后为各国学者广泛采用，成为标注柏拉图著作标准页的基准，大大方便了检索。例如《国家篇》429D，即指斯特方本第429页D栏。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柏拉图著作经过中国学者们的介绍和研究，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柏拉图的许多对话已被严群、朱光潜、陈康等著名学者翻译成中文。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批柏拉图著作新译本问世，笔者亦于2003年翻译出版了《柏拉图全集》。自全集出版以后，笔者一面收集各种读者意见，一面对全集进行修订，并且补充翻译了全集中未收入的“柏拉图伪作”。

柏拉图著作篇幅巨大，中国广大读者要加以通读并非易事。为能帮助读者把握柏拉图的思想，本书从柏拉图的全部著作中精选重要段落，按主题加以编排。本书所选文字以《柏拉图全集》原版译文为基础，对所选文字作了程度不同的修改。限于本书体例，修改之处在书中不能逐一注明，敬请谅解。

名家名译·大师人生智慧精华丛书总序

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诞生了为数不多的大师。我说为数不多，是指相对数字，两千多年里，世代更替，总有千亿生灵来人间走一趟了吧，而倘若世界历史级的大师仅数以百计，所占的比例就是极其微小的了。我说的大师，是指那些伟大的头脑和灵魂，他们的领域也许不同，有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等，但都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代表了人类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构成了人类精神宝库的核心部分，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属于每一个人，可是，唯有去读大师们的书，你才能把它们变成真正属于你的财富。

人们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依我看，读大师的书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最方便法子。事实上，每一位大师正是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才成为大师的。当然，我们多半成不了大师，而只是来人间走一趟的千亿卑微生灵之一员。但是，人的高贵在于拥有思考真的头脑，体验美的心灵，追求善的灵魂，在大师们的熏陶下，我们知道了人可以达到的高度，人生有了精神目标，卑微者就能成为人性意义上的高贵者。

然而，大师们的著作汗牛充栋，常常也篇幅巨大，普通读者如何去读？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摘录其精华，按主题加以编辑，力求既能反映大师的主要思想和精彩见解，又能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味，这便是本套丛书的宗旨。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主要收进西方大师的作品，因为若要收进中国大师的作品，古文为多，风格上就不统一了。也许有人会说，市面上这类作品不是很多了吗？不错，但你们去看一下吧，几乎都是外行传抄的，谬误甚多。因此，就更有必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本丛书的每一种都是由研究相关大师的专家执笔，基本上是从自己的译著中选编的，每位译者对相关大师的作品皆怀敬爱之心，长期玩赏之，浸染于其中，其质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国平

2014年9月2日

目　录

译者序　“柏拉图对话”——古希腊文化的百科全书

名家名译·大师人生智慧精华丛书总序

第一章　把幸福建立在自身基础上

把幸福建立在自身基础上

财富是为身体服务，身体为灵魂服务

除了求善，爱决不会企盼任何事物

爱就是对不朽的企盼

朋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

快乐不是第一位的财富

节制的本质就是认识自己

身心皆美者是最美的景观

天性的相同和不同

能够使别人也不作恶的人配得上双重荣耀

第二章　思考整个大地

要习惯于思考整个大地

灵魂通过追随理性和哲学来免除欲望

努力追求真正的存在是真正的爱知者的天性

不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

能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人就是一名辩证法家

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事物的本质

没有可见形体的存在具有最高的价值和重要性

美使事物是美的，而无论它们是否显得美

事物独立地保持着它们自己的本质

合乎理性地行事的人，一定看见过善的“型”

有两类存在，一类是灵魂，一类是物体

第三章　没有任何灵魂视学习为累赘

只有在知识的指引下，人的行为才能善良和正确

探索和学习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型”必须是相同的，但质料可以是多样的

视觉乃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源泉

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为它自身提供利益

科学与某些特定的事情有关

学到了被称作知识的东西，这就是“知道”的意思

诗人的才能绝不是来自技艺，而是来自灵感

遇到拥有智慧名声的人

第四章　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

真正的哲学家是半死的人

对真理的沉思是灵魂的营养

不能把事物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善

一切善恶，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

正义是智慧和德性

灵魂一旦获得了独立，就不再迷路

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

第五章　人类这个种族

从土中出生是一切人的法则

最初的人是球形的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

我们居住在大地的凹陷之处

在先前的岁月里，人类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

人类这个种族是时间的双生子和伴侣

把情感告诉别人不是一件易事

对任何生灵来说，出生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年纪老并不是遭受不幸的真正原因

人，只是被创造出来作为神的玩偶

第六章　教育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高幸福

用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胜过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

音乐和体育这两种技艺是某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

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

教育的总和与本质实际上就是正确的训练

人的性格确实是在幼年由习惯造成的

教育对每个母亲的儿子都是强制性的

成为一个自由民

失手杀人其罪尚小，误导他人其罪大矣

精神的助产术

第七章　幸福城邦的模型

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是相同的

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义务

统治者必须控制城邦的婚育

同甘共苦是维系城邦团结的纽带

内乱应当受到诅咒

确定一个幸福城邦的模型

团结是国家的最大幸福

所有变动全都起于统治阶级本身的意见分歧

一种政制就像一条船或一个有机体

行政监察是至关重要的

哲学必须做王，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第八章　法律从来不能约束所有人

法律从来不能约束所有人

关于神的法律

立法以最高的美德为目标

神圣不可侵犯的石头

人们生来就处于某种法律体系之下

我们不能同时提供两种平等

第九章　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活力

宇宙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活力

每一天体总是沿着相同的轨道前进

宇宙中心安放了灵魂

宇宙是一个由神的旨意赋予灵魂和理智的生物

宇宙的反向运动已经成为它的必然本性

灵魂先于物体

第十章　诸神是善良的

我们从来不曾窥见神，也不能充分察觉神

说服人们相信神，是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

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

以卑微、恭敬的态度密切追随神的法则的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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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把幸福建立在自身基础上

把幸福建立在自身基础上

把幸福全部或尽可能建立在自身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他人或听凭命运摆布的人，是最能应付生活的。

要是能运用辩证法来严肃地讨论这些话题，那就更高尚了。辩证法家会寻找一个正确类型的灵魂，把自己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话语种到灵魂中。这些话语既能为自己辩护，也能为种植它们的人辩护。它们不是华而不实的，而是可以开花结果的，可以在别的灵魂中生出许多新的话语来，生生不息，直至永远，也能使拥有这些话语的人享受到凡人所能享受的最高幸福。

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试探和劝导你们上，不论老少，使你们首要的、第一位的关注不是你们的身体或职业，而是你们灵魂的最高幸福。我每到一处便告诉人们，财富不会带来美德，但是美德会带来财富和其他各种幸福，既有个人的幸福，又有国家的幸福。

一个人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自给自足，使他有求于其他人的地方最少，那么他的生活是幸福的。

我的看法是，除了少数被拣选的人以外，人类要想获得极乐与幸福是不可能的。我想把这个说法限制在今生。只有尽力获得一切能使生活高尚的东西，并使我们的生活有相应的高尚目的，当今世的生活行将结束时，我们才会有美好的希望。

但是按照我的看法，恶人和作恶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幸福的。如果他没有遇上正义并接受惩罚，那么他就更加不幸福。如果他付出了代价，从诸神和凡人那里受到惩罚，那么他就要好些了。

我们已经证明心灵健全和有节制的人从各方面来看都必定是正义的、勇敢的、虔诚的、全善的。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必定是好的和恰当的，他做好事必定是快乐的、幸福的。而做坏事的坏人必定是不幸的，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有节制的人的反面，是不守纪律的。

我把这一点当作一个人应当终生寻求的目标，他应当把他自身和他的城邦的全部努力用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使正义和节制在他身上永驻，这样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

财富是为身体服务，身体为灵魂服务

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我们有充分的闲暇，也有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应，它要做的事情，就像个人一样，是生活得好，而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首先就是我们自己不犯罪，同时也不因他人的错误行为而受苦。要满足第一个条件不难，但要同时有力量避免伤害却非常难。确实，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这就是变成全善。对社会来说也一样，如果这个社会变成善的，那么它的生活就是一种和平；如果这个社会变成恶的，那么就会有内外战争。

富裕确实是一切社会最真实的善和荣耀，但财富是为身体服务的，就好像身体本身是为灵魂服务的一样。由于财富对实现这些善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它必定在身体之善和灵魂之善的后面占据第三的位置。从这个学说中我们应当明白，人应当以幸福生活为目的，而不应以获得财富为目的。但以正确的方式获得财富并将财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则是允许的。

贫穷和富裕这两个原因都能使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退化。

富裕导致奢侈和懒散并会改变原有状况，贫穷导致粗野和低劣，也会改变原有状况。

除了求善，爱决不会企盼任何事物

在爱情问题上，所有的行家在没有赢得心上人之前都十分谨慎，不对心上人滥加赞扬，因为他们担心事情的最后结果。再说，你的情人在受到过度的赞扬之后会变得傲慢和狂妄自大。

我宁可要一位好朋友，也不要世上最漂亮的鹌鹑或公鸡；我宁可要一位好朋友，也不要世上最名贵的马或狗。我相信，只要我得到一个朋友和伴侣，胜过得到大流士王（古代波斯国王）的全部黄金，也强过大流士王本人。所以，我喜欢友谊。

首先，有爱情的人一旦追求的对象到手，就会反悔以前付出的恩惠，而没有爱情人却没有机会反悔已经付出的东西。没有爱情的人在施予恩惠时不受爱情的约束，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会量力而行，同时也顾及自身的利益。其次，有爱情的人会算计他们的爱情能得到多少好处，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他们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去算计花费多久才能收支平衡。而没有爱情的人却不会为了爱情而忽略自己的事业，不用算计过去花费的心机，也不会与亲属发生争执。既然这些麻烦都不存在，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能够博取对方欢心的事情上。再次，有人争辩说，应当看重有爱情的人，因为有爱情的人对所爱的人特别好，会用各种言语和行动来讨得爱人的欢心，但这些言行会引起他人的厌恶。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有爱情的人显然也会为了明天的爱人而抛弃今天的爱人，如果新的爱人有这种要求，那么他无疑也会伤害过去的爱人。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爱情的人会阻止他的恋人与其他人交往，生怕有钱的情敌会用钱财把他的恋人夺走，或担心一个有文化的情敌在智力上超过他，因此他会始终对那些比他强的人保持高度戒备。

适当的做法不是把恩惠赐予那些要求最强烈的人，而是赐予那些最能对我们感恩图报的人；不是那些只贪图你的青春美色的人，而是那些在你老的时候仍旧能够与你共享安乐的人；不是那些达到目的就向外界夸耀的人，而是那些顾全体面、守口如瓶的人；不是那些贪图一时欢乐的人，而是那些愿意与你终身为友的人；不是那些情欲满足就恩将仇报的人，而是那些在你年老色衰时仍旧对你忠心耿耿的人。

人人都清楚地知道爱情是某种欲望，我们还知道有些人想要满足这种美好的欲望但又不想成为有爱情的人。那么如何区别一个人有无爱情呢？我们必须注意到，每个人都有一条所要遵循的主导原则。这样的原则有两种：一种是旨在追求快乐的天生的欲望，另一种是旨在追求至善的后天获得的判断力。这些内在的指导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不一致的；有时候这个原则占据上风，有时候那个原则占据上风。

假如说我们肯定会偏爱那些对我们要求最急迫、最强烈的人，那么在其他事情上我们也应当加以关照的不是那些境况最好的人，而是那些最贫困的人。因为他们的需求最大，一旦施予恩惠，他们就会对我们抱着最深的感激之情。

当追求美的享受的欲望控制了推动正确行为的判断力以后，当这种欲望从其他相关的欲望中获得竭力追求肉体之美的新力量时，这种力量就给这种最强烈的欲望提供了一个名称，叫作爱情。

我知道有人建议有爱情的人是那些寻找他们的另一半的人，但是在我看来，除了求善，爱决不会企盼任何事物的另一半或全部。因为，人们如果确信他们的手脚对他们来说是坏的，那么他们甚至会把它们砍去。我确实认为，只有在善属于我们自己，恶属于其他人的意义上，我们才会赞美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爱的对象是善的，我们只爱善的，不爱其他。

爱就是对不朽的企盼

爱的行为就是孕育美，既在身体中，又在灵魂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育能力，既在身体方面，又在灵魂方面。我们长到一定年纪，我们的天性就会催促我们生育。丑陋不能加速这种生育，只有美丽能够。我们知道，男女结合会怀孕。人的生育是神圣的，可朽的人具有不朽的性质，靠的就是生育，但它不能在不和谐的事物中实现。丑与神圣不能和谐，而美与神圣完全相配。所以在生育过程中，美是主宰交媾和分娩的女神。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凡有生育力的人一旦遇上美丽的爱人，马上就感到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很容易怀孕。但要是遇到丑陋的爱人，她就兴味索然，转身躲避，不肯上床，但仍要承受生育的痛苦。甚至在分娩的时候，美也在起着神奇的作用，美可以使分娩顺利结束。所以爱不是对美本身的企盼，而是美在爱的影响下企盼生育。

只有通过生育，凡人的生命才能延续和不朽。我们已经同意，有爱情的人企盼善能永远归自己所有，从中可以推论，我们一定会像企盼善一样企盼不朽，也就是说，爱就是对不朽的企盼。

一切可朽者都在尽力追求不朽。生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样才会有新一代不断地接替老一代。

这就是每个人延续自身生命的方式。人不能像神灵那样保持同一和永恒，只能留下新生命来填补自己死亡以后留下的空缺。身体和其他暂时的东西都以这种方式分有永恒，舍此别无他途。

那些在身体方面有生育能力的男人把他们爱的对象转向女人，生儿育女，建立家庭，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名字永远常青。但那些在心灵而非在身体方面有生育能力的人会在其他心灵中播下自己的种子。他们产下智慧以及其他各种美德。

一切事物渴求的东西都是它缺乏的东西，没有任何事物会去谋求它不缺乏的东西。

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智慧是统治社会的智慧，也就是所谓的正义和中庸。如果有人非常亲近神明，从小就在心灵中孕育这些美德，那么成年以后，他的第一个愿望也是生育，他会四处寻访，找一个美的对象来播种，但他决不会找一个丑陋的对象。所以他的生育会更容易被美丽的身体而不是病态的身体所吸引，但若他正好碰上一个有着美好、优秀、高尚心灵的人，那么他马上会迷上他。与这样的对象讨论什么是人类的幸福、有德之人该如何生活会很容易。简言之，这个过程也就是对他的恋人进行教育。

这样的男子有一种多情的气质，爱慕男童，依恋同性。因此，当爱恋男童的人，或有这种爱情的人，幸运地碰上了他的另一半，他们双方怎么不会陶醉在爱慕、友谊、爱情之中呢？对他们来说，哪怕是因为片刻分离而看不到对方都是无法忍受的。尽管很难说他们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这样的结合推动着他们终生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友谊中，那些纯粹的性快乐实在无法与他们从相互陪伴中获得的巨大快乐相比。他们的灵魂实际上都在寻求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叫不出名字来，只能用隐晦的话语和预言式的谜语道出。[1]

我们曾经说过，在善性、地位、贫富程度相当的人之间会产生依恋，在完全相反的人之间也会产生依恋，在这两种情况下当这种依恋感达到强烈的程度时，我们就称之为爱。现在假定两个完全相反的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但我们从中并非总能看到互惠性，而那些建立在相同或相似基础上的依恋却是平等的，始终具有互惠性。在这两种因素同时存在的地方，那么一方面很难察觉这种“爱”的主体到底在寻求什么，而另一方面这个主体由于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推动而感到困惑，无所适从，一种力量邀请他享受对象的美貌，另一种力量禁止他这样做。热爱肉欲和渴求美貌的人就像成熟的果实，他会告诉自己尽力去获得满足，而对自己心灵的奴仆状态不予思考。但若他轻视肉欲，对情欲进行思考，那么他希望得到的就确实是灵魂与灵魂的依恋，他会把肉体享受当作无耻的淫荡。作为一个注重贞洁、勇敢、伟大、智慧的人，一个敬畏与崇拜神的人，他会追求一种在身体和灵魂两方面都始终纯洁的生活。我们已经把包含上述两种因素的爱称作第三种爱。

注释：

[1]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朋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

朋友之间应当与人为善，不应当与人为恶。

朋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

我决不从任何朋友那里随便接受建议，除非经过思考表明它是理性提供的最佳办法。这并非我的新想法，而是我的一贯做法。

快乐不是第一位的财富

我的朋友们，这真是件怪事，这种感觉一般人称之为快乐！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它通常的对立面痛苦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它们不会同时来到某个人身上，但若你追求其中的一个，而且抓住了它，那么你也几乎总是会同时拥有另一个。它们就像附着在一个脑袋上的两个身子。

斐莱布说，享受、快乐、高兴，以及可以和谐地归入此类的事物构成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的善。而我们的论点是，这些事物并不是善，思想、理智、记忆以及与此相关的事物才是善。我们可以证明正确的意见和真正的推理比快乐更优秀、更有价值。正确的意见和真正的推理可以参与所有存在的事物，无论是现在活着的存在物还是将要出生的有生命的存在物，世上没有比参与这样的存在物更加有益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们可敬的理论的本质。

如果我们的本性中爱利和爱胜的欲望能够遵循知识和理性的引导，在它们的陪伴下追求快乐，只追求那些理性认可的快乐，那么由于它们追随真理，因此它们所得到的快乐将是它们有可能得到的快乐中最真实的快乐。假如最优秀也可以说成是最“特有”的话，那么这些快乐同时也是最适合它们的快乐和它们特有的快乐。

斐莱布认为快乐是一切生灵的恰当追求，一切生灵均以快乐为目标，他实际上说的是，一切事物之善是快乐而不是别的东西，快乐与善这两个术语可以恰当地用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存在。而另一方面，我苏格拉底认为它们不是一回事，而是两样东西，它们事实上不同，名称也不同。“善”与“快乐”相互不同，理智比快乐更有权被列为善。

但若我们前面有什么失误之处，那么要是有人愿意的话，现在是提出问题和重新把它说得更加正确的时候了。让他把记忆、理智、知识和真正的意见归为一类，问他自己若无这些东西，他能否得到或拥有他想要的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得到快乐了。快乐尽管可以是巨大的、极端强烈的，但是若无任何真正的意见，若无任何对其经验性质的认识，若无哪怕是片刻的记忆，他就不可能得到快乐。然后让他再对理智提出相同的问题，是否会有人选择不伴随任何快乐的理智，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快乐，而不是宁可选择那些伴随着快乐的理智，或者说是否会有人选择没有任何理智的快乐，而不是宁可选择那些伴随着理智的快乐。

快乐不是第一位的财富，也不是第二位的。倒不如说，第一位的财富已经被永远归于适度，用尺度、恰当，或用其他可敬的术语，都可以表明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性质。

即使所有牛马，以及每一存在的动物，依据它们对快乐的追求这样告诉我们快乐是第一位的，快乐也不是第一位的。当民众认定快乐对于我们的良好生活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占卜者依赖鸟类一样，是在以动物为理由，把动物的欲望当作权威的证据，而那些运用哲学缪斯的力量来推导真理的理性论证反倒被认为不是权威性的。

节制的本质就是认识自己

节制并非平静，节制的生活也并非平静的生活，因为人们都承认有节制的生活是好的，根据这种观点来看节制的生活肯定不是平静的生活。两种说法只有一种是对的，要么是平静的生活行为比灵巧敏捷的生活行为要好，但这几乎不可能是对的，我们至多只能假定有许多比较高尚的行为是平静的，也有许多比较高尚的行为是敏捷勇猛的。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在行走、谈话或者在其他行为中，行动平静也不会比行动灵活敏捷更好。由于我们已经把节制列为好的和高尚的事物，即使敏捷和平静一样好，平静的生活也不会比不平静的生活更加有节制。

节制的本质就是认识自己，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位在德尔斐神庙刻下“认识你自己”这句铭文的神的看法一致。“认识你自己”和“要节制”的意思在我看来是一样的，而随着这些语词的使用，人们以为它们是不同的。后来的贤人又添上“万勿过度”。所以，如果你不反对，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定义并加以证明：节制就是自我认识。

节制的运作和勇敢、智慧不一样，勇敢和智慧分别存在于构成城邦的不同部分，一部分是聪明的，另一部分是勇敢的。节制的运作不是这样，它延伸扩展到全体公民，把各种各样的公民联合到一起，无论是最强的、最弱的还是中等的，如果你乐意，你还可以说无论是在智慧方面，还是在体力方面，或按人数、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标准来判断的强弱。所以，在国家或个人的天性优秀部分和天性低劣部分中，应当由哪个部分来统治，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节制，我们对此加以肯定是非常正确的。

勇敢是一种高尚的品质。

勇敢是美德的一部分，除了勇敢，美德还有许多部分，所有这些部分加在一起叫作美德。

勇敢就是一种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那些由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有关可怕事物的信念，害怕什么，害怕什么样的事物。“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勇敢的人无论处于痛苦还是快乐，处于欲望还是恐惧，都不会从灵魂中排除这种信念。

我们会把节制的生活当作一种，还可以把智慧的生活算作另一种，还有一种是勇敢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是另一种，这样一共有四种生活。与此相对我们还可以提出另外四种生活，这就是放荡、愚蠢、胆怯、有病的生活。人们熟悉的一种意见和事实是，有节制的生活都是温和的。它所提供的痛苦和快乐都是不激烈的，它的欲望和情欲从来不会达到疯狂的地步，而是温和的。放荡的生活都是鲁莽的，它提供的痛苦和快乐都是猛烈的，它强烈的欲望和疯狂的情欲会狂热到极点。就大小、数量、强烈程度而言，在节制的生活中，痛苦被快乐所压倒；在放荡的生活中，快乐被痛苦所压倒。从中我们必然推论，前者是比较快乐的生活，后者是比较痛苦的生活，希望得到快乐生活的人必定不能选择放荡的生活。如果我们现在的推理是健全的，那么马上就可以明白放荡必定总是与放荡者自身的意愿相违背。大量的人生活无节制，其原因总是无知或缺乏自制，或同时具有两个原因。对于有病的生活与健康的生活我们也必须说同样的话，两种生活都既有快乐又有痛苦，但在健康的生活中快乐压倒痛苦，在有病的生活中痛苦压倒快乐。

在我们有机会发财的时候，我们中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多，或者说宁愿节制富裕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的性情完全相反，在追求欲望的满足时，他们完全超过了一切限度。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人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

我们经常说金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这样的解释就能说明一切了吗？不，也许我们无法发现我们赋予最高价值的东西，但是金子和其他一切辅助性的东西都是为了这个具有最高价值的东西。

身心皆美者是最美的景观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拥有美好的气质，他那有形的身体也具有一种与美好的气质相适应的和谐的美。在一位能够沉思的鉴赏家眼中，这样的身心皆美者是一个最美的景观。

当造物主用他的目光注视那个永恒自持者，并且用它作为模型，创造出事物的外形和性质，凡这样完成的作品必定是完美的。但若他注视的东西也是被造的，他使用的模型也是被造的，那么他的作品就不完美。

美本身在天外境界与它的伴侣同放异彩，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用最敏锐的感官来感受美，看到它是那样清晰，那样灿烂。视觉器官是肉体中最敏锐的感官，为身体导向，但我们却看不见智慧，也看不见其他可爱的对象，能被我们看见的只有美，因为只有美才被规定为最能向感官显现的，对感官来说，美是最可爱的。

你还记得我问的是美本身吗？美本身把美的性质赋予一切事物——石头、木头、人、神、一切行为和一切学问。

天性的相同和不同

天性不同的人不应当从事相同的职业，对这个原则我们虽然勇敢地坚持，并且就其字面含义加以争论，但我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心里想的天性究竟是多种多样的天性中的哪一种？这种天性又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给天性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职业，给相同天性的人规定相同的职业时，我们该如何定义这个天性。

我们只注意与职业本身相关的所谓天性的相同和不同，却没有设定天性的相同与不同的具体的含义。比如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有一颗医生的心灵，那么我们就说他们的天性相同。同理，如果男性和女性之间有某种不同的素质使之更适合从事某种技艺或职业，那么我们应当肯定，必须把这些职业分别赋予男性或女性。但若男性与女性的差别仅在于女性受精生子而男性授精，那么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没有证据表明男女有什么差别，我们要继续坚持说我们的卫士和他们的妻子必须从事相同的职业。

能够使别人也不作恶的人配得上双重荣耀

荣耀归于自己不作恶的人，但能够使别人也不作恶的人配得上双重荣耀，乃至更高的荣耀。第一重荣耀是不作恶的人方才配得上是一个人，第二重荣耀是把他人作的恶报告权柄，使许多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努力使人们服从权柄的人是伟大的完善的公民，美德的棕榈枝应当归于他。有些人把自己喜爱的节制、理智以及所有优良品质灌输给他人，对此我们也要作同样的评价。我们要把最高等级的荣耀赋予那些传播这些优良品质的人，不能传播这些品质但乐意这样做的人必须列入第二等。至于有人独善其身，在可能的情况下不与朋友分享这些优良品质，我们应当批评他这个人，但不要批评他拥有的品质，而要尽力使这种品质成为我们自己的。

我们首先必须肯定没有一个罪人可以用弥补的方式获得拯救。因为没有人会故意接受最大的恶，至少不会在他最珍贵的财产中接受这种恶。但是，每个人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他的灵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故意在这种最珍贵的东西中接受最大的恶，并终生与恶相伴。

陷于不幸时，我们应当抱着长久的希望，相信依靠神对我们的恩赐可以减轻我们碰到的麻烦，相信我们的处境在上苍的青睐下会变得比较好。这些就是我们的希望和相关的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生活在希望中，在工作中不畏艰难，使这些希望成为我们的邻居和我们自己的充满自信的回忆。

常言道：“你喜欢的事情我也不会厌恶。”[1]

未经我的许可，无人可以动用我的财产或把它分给别人。如果我是通情达理的，那么我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的财产。[2]

注释：

[1]　这句话的意思接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这个表述包含着伦理学的“黄金规则”。

第二章　思考整个大地

要习惯于思考整个大地

对那些并非真正皈依哲学而只是浅尝辄止的人来说，就好像人们用上衣遮太阳，一旦看到有许多科目需要学习，看到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有多么艰苦，遵循一种安排良好的生活方式又是如何不可或缺，他们就认为这个学习计划对他们来说即便是可能的，那也是困难的，所以他们不愿去证明自己能够实践哲学。他们中也有人会对自己说，已经学得够多了，不需要进一步学习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谈论和聆听哲学更加愉快，更不用说从中受益了。而那些日常谈话，比如你们这些人谈生意和金钱，令我感到兴味索然。当我的朋友们在做那些绝对没有价值的事情，而且还以为自己非常忙碌的时候，我真为他们感到遗憾。

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寻求一切人事和神事的整全，没有什么品质比思想狭隘与哲学家更加对立了。

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在法庭或其他地方，当哲学家被迫谈论他脚下或他眼前的东西时，所有人都会与那位女仆一道嘲笑他，好像他会闭着眼睛行走，坠入陷阱。他的笨拙使他显得格外愚蠢。他不会反唇相讥，因为他从来不研究他人的弱点，也不会说他人的坏话，因此在这种孤立无助的状况下，他就像个大傻瓜。当人们在吹嘘自己或他人的功劳时，他真挚的笑声引起他人的注目，被认为是轻浮的。

有人巨富，拥有上万亩土地，但在他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他习惯于思考整个大地。人们热衷于唠叨他们的出身，有人能够历数七代富有的祖先。他认为这样的吹嘘必定出自心灵迟钝之人，他们太无教养以至于不能从总体上思考问题，看不到任何人都有无数代祖先。其中必有许多富人，也有许多乞丐；有国王，也有奴隶；有希腊人，也有野蛮人。有人为自己是安菲特律翁之子赫拉克勒斯的二十五代后裔而感到自豪，在他看来这种自豪实在是太浅薄了。他会嘲笑不能放弃这种空洞想法的人，因为，安菲特律翁之前还有二十五代祖先，再往前还有五十代祖先，他们的幸运全是命运所致。然而在这些事情上，世人全都嘲笑哲学家，部分原因是他的固执，部分原因是他对日常生活茫然无知，张皇失措。

对有一丝一毫自尊的人来说，不是由于他自身的功绩，而是由于他祖先的功绩而受到赞扬，这是一种耻辱而不是光荣。

父母的光荣对子女来说是一个美丽而珍贵的宝库，但若子女只是使用宝库中的财富和光荣，而自己却既无钱财又无名声，不能为他们自己的后代留下任何东西的话，那么这样的子女是卑劣的、可耻的。

这种人并不比神更容易察觉。这些人，我指真正的而非假冒的哲学家，周游列邦，高高在上地俯视人寰。由于世人的盲目，他们以各种形象显现。有人说他们不值一提，有人说他们高于一切。有时候他们披着政治家的伪装，有时候以智者的面目出现，还有些时候看上去就像疯子。

灵魂通过追随理性和哲学来免除欲望

只有哲学家的灵魂可以恢复羽翼，这样说是对的，有道理的，因为哲学家的灵魂经常专注于对这些事情的回忆，而神之所以为神也正是对这些光辉景象的观照。如果一个人正确地运用回忆，不断地接近那完善的奥秘景象，他就可以变得全善，也只有他才是真正完善的。但这样的人既然漠视凡人所重视的事情，聚精会神地观照神明，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公众的谴责，被当作疯子，因为公众并不知道他其实是由神凭附着的。

每一个寻求智慧的人都知道，当哲学接管灵魂的时候，他的灵魂是一个无助的囚犯，手脚被捆绑在身体中，只能透过灵魂的囚室间接地看到实体，在无知的泥淖中打滚。哲学知道这个囚犯自己主动的欲望在狡猾地影响着这种监禁，对灵魂的监禁来说，使灵魂进监狱的首先就是灵魂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接管了灵魂，试图用温和的劝说来使灵魂自由。她向灵魂指出，用眼睛、耳朵以及其他所有感官做出的观察完全是一种欺骗，她敦促灵魂尽可能不要使用感官，除非迫不得已。她鼓励灵魂要精力集中，相信自己对物体的独立判断而不要相信别的东西，不要把灵魂间接得来的服从于多样性的东西当作真理，因为这样的物体是可感的和可见的，而灵魂自身看到的东西是理智的和肉眼不可见的。此时，真正哲学家的灵魂会感到一定不能拒绝这个解放的机会，因此灵魂尽可能节制快乐、欲望和悲伤，因为灵魂想到放纵快乐、欲望和悲伤的结果不是像人们所设想的那种微不足道的不幸，例如由于自我放纵而生病或浪费钱，而是一场受害者不知道的最可怕的灾难。

灵魂通过追随理性和做哲学的永久同伴来免除欲望，它通过对真实的、神圣的、不可推测的事物的沉思来从中吸取灵感，因为这样的灵魂相信这是它生活的正确方式，当肉身死后，它可以到达一个与它自身性质相关和相同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永远摆脱凡人的疾病。

哲学家能够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在多种多样的众多事物中迷失方向的人不是哲学家。

这些人从可以感受到的事物中产生出知识来，但在他们的心灵中没有鲜明的事物的原型，因此他们不能像画家观察模特儿一样凝视绝对真理，不能总是心怀这种原型，对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进行精确的思考，也不能思考美、正义和善的法则，并在需要的时候，守护这些已经建成的东西。

这是哲学家的天性方面的东西，他们永远酷爱那种能把永恒的本质揭示出来的知识，而不会在生成与死亡这两极动摇不定。

努力追求真正的存在是真正的爱知者的天性

热爱真理，永远不愿承认虚假的东西。哲学家痛恨谬误，热爱真理。

知识的真正热爱者一定最有可能从小开始就以各种方式追求真理。

那么我们也要肯定，智慧的爱好者热爱全部智慧，而不是爱一部分智慧，不爱其他部分智慧。

一个心灵有着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你想，这样的人会把个人的今生看得很重大吗？

哲学家的最优秀的精神确实对大多数人无用。但是，使他遭受这种谴责的不是因为这种比较优秀的精神，而是因为那些人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他们。

努力追求真正的存在是真正的爱知者的天性，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众多的个别事物上，在他心灵中的那个部分把握每一事物自身的本质之前，他的热情锋芒不会迟钝，他的愿望也不会降低。他心灵中的那个部分与实在是最接近的，也最能把握这种实在。通过心灵这个部分与事物的接近与交合，他产生出理智和真理，获得真正活生生的和生长着的知识，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他的灵魂的辛劳才会停止。

现在人们一般从青年时期就学习哲学，这个时候他们刚从儿童变成大人，要从事各种生计，还要成家立业。在这个阶段他们接触了哲学中最困难的部分，然后就放弃了哲学。他们把这些内容当作哲学的典型，而我所说的最困难的部分是指讨论哲学。再往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学够了哲学，只有受到邀请，他们才会屈尊去听别人讨论哲学。他们认为这种事只是业余活动。到了老年，他们的热情熄灭了，比赫拉克利特的太阳熄灭得还要彻底，无法再次点燃，只有极少数人例外。

不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我正在实践的哲学是一切技艺中最伟大的。

我是你们感恩的和忠心的仆人，但是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生命和能力，我将永不停止实践哲学，对你们进行规劝，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我将以我通常的方式继续说，我的好朋友，你是一名雅典人，属于这个以其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市。你只注意尽力获取金钱、名声或荣誉，而不注意或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你不感到可耻吗？

从这一源泉中，我们又获得了哲学，诸神已赐予或将赐予凡人的恩惠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如果我们真正实践哲学，那么我们将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获得某些关于神的知识，而我们说过凡人确实拥有这方面的禀赋。

学习哲学这件事对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极大的冒险。然而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关心这件事，寻求哲学和学习哲学，而宁可忽略其他所有学习。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学到这种知识，或者能找到一位老师把这种知识传授给他，那么他就能区别生活方式之善恶，并能在任何地方总是选择条件所允许的最佳生活方式，对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些事情进行估量，评价它们对善良生活的影响，懂得美貌如何与贫困或富裕混杂，懂得心灵与美貌结合对善恶有什么影响，懂得出身贵贱、地位高低、体质强弱、思想敏钝，以及一切诸如此类先天或后天养成的心灵习惯彼此联系在一起时对善恶有什么影响。

在一切好事物中，真理具有首要地位，这在诸神和凡人中都一样。有些人知道什么是幸福，我祝愿他从一开始就得到真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生活。这样的人是可信的，而那些自愿接受假象的人是不可信的。那些不自觉地喜欢假象的人则是傻瓜，他们的命运不值得羡慕。因为，背叛真理的人和傻瓜肯定都没有朋友。时间会发现他在生命终结接受审判时极端孤独，没有同伴和子女，无论他们是否还活着。

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

运动是“存在”和“变化”的源泉，静止是“非存在”和“毁灭”的源泉，有很好的证据加以支撑。比如，热或火，它们产生并支配其他所有事物，而其本身是通过移动和摩擦这两种变化形式产生的。

懒惰有害身体健康，而运动与锻炼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身体健康。灵魂的状况也是这样。依靠学习，灵魂获得知识，不断进步和改善，学习具有运动的性质。灵魂如果懒惰、迟钝，放弃练习，那么它就什么也学不到，并且会忘记从前学到的东西。

每个自由的公民都需要有序地安排他的所有时间，必须每天从早晨开始，不间断地一直执行到黄昏和日落。

能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人就是一名辩证法家

辩证法家必须指导立法家的工作。

辩证法家会寻找一个正确类型的灵魂，把自己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话语种到灵魂中，这些话语既能为自己辩护，也能为种植它们的人辩护。它们不是华而不实的，而是可以开花结果的，可以在别的灵魂中生出许多新的话语来，生生不息，直至永远，也能使拥有这些话语的人享受到凡人所能享受的最高幸福。

两样事物越是对立，它们相互之间就越是友好。每个事物都追求与它相反的东西，而不是追求与它相同的东西。干要湿，冷要热，苦要甜，利要钝，虚要盈。其他事物莫不如此。相异者是相异者的食粮，相同者不能从相同者那里得到益处。

有许多人甚至不由自主地跌到这个泥坑里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争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吵架而已，因为他们不能对讨论的主题做出划分和区别。他们只知道在字面上寻找矛盾之处，相互之间使用争论术而不是辩证法。

可知世界的另一部分是理性本身凭着辩证法的力量可以把握的东西。在这里，假设不被当作绝对的起点，而仅仅用作假设，也就是说假设是基础、立足点和跳板，以便能从这个暂时的起点一直上升到一个不是假设的地方，这个地方才是一切的起点。上升到这里并且从中获得第一原理以后，再回过头来把握那些依赖这个原理的东西，下降到结论。

当一个人根据辩证法企图只用推理而不要任何感觉以求达到每个事物本身，并且这样坚持下去，一直到他通过纯粹的思想而认识善本身的时候，他就达到了可理解的世界的极限，正像我们寓言中的另一个人最后达到了可见世界的极限一样。这个思想的过程叫作辩证法。

只有辩证法才是唯一的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它不需要假设而直接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并且就在那里得到证实。当灵魂的眼睛陷入奥菲斯教神话中的那个野蛮无知的泥坑时，辩证法能轻轻地把它拉出来，引导它向上，同时用我们列举过的那些学习或知识来帮助它们完成这个转变过程，这些学习和知识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科学。

我们要把辩证法当作盖顶石置于一切学科之上，没有别的学科能比它更高，适宜安置在辩证法的上面。

凡是能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人就是一名辩证法家，不能这样认识事物的人就不是。

有些实施辩证法的人堕落成无法无天的人。

辩证法的技艺绝不会苛求好听的名称，只要能够有个一般的名称将各种灵魂或理智的净化联系在一起，与其他各种净化区分开来。这就是辩证法想要达到的净化，我们应当把这一点当作它的目标。

唯一掌握这门辩证法的学问的大师是纯洁、正确的爱智者。

每个人显然都会承认我们现在讲的辩证法。我不怀疑存在于永恒不变的实在之中的辩证法可以被那些拥有一些理性天赋的人所掌握，他们的认识远比其他人更加真实。

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事物的本质

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事物的本质，因此在讨论时，他们把人们一致赞同的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搁在一边，还以为自己知道这个事物。而在耗费精力进行讨论之后，他们最终当然就会发现自己的看法既相互矛盾，又自相矛盾。

头一个步骤是把各种纷繁杂乱但又相互关联的事物置于一个类型下，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目的是使被选为叙述主题的东西清楚地显示出来。第二步看起来与第一步正好相反，顺应自然的关节，把整体划分为部分。我们不要像笨拙的屠夫一样，把任何部分弄破。我本人就是一名划分与综合的热爱者，因此我可以获得讲话和思想的力量。要是有人能察觉出事物的一与多，我就敬重他，追随他，就像追随神的足迹。进一步说，当前那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我称之为“辩证法家”。这样说是对还是错，只有神知道。

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你的技艺家得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擅长思辨，只有通过这些途径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升华，才能彻底实施你正在思考的这门技艺，这就是伯里克利为他的天赋所获得的补充。

若要进行科学研究，而不仅仅满足于经验，那么我们可以说，医学研究身体的本性，修辞学研究灵魂的本性，我们用医学和节食来保持健康和增强体力，我们也用语言和行为规则来培养信念和我们所向往的美德。

由于修辞的功能实际上在于影响人的灵魂，因此想要做修辞学家的人必须知道灵魂有哪些类型。

除非演说者一方面识别听众的不同性格，另一方面按本性划分事物的种类，然后把个别事物纳入一个普遍的类型，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否则就不可能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取得成功。不过，要想取得成功就不能不吃苦，聪明人会竭尽全力，但不是为了在言行上讨好他的同胞，而是为了一言一行都无愧于神明。

那些自以为留下了成文的作品便可以不朽的人，或那些接触了这些文字作品便以为它们确凿可靠的人，他们的头脑实在是太简单了。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文字除了能够起到一种提醒作用外还有什么用，那么他们肯定没有听懂阿蒙讲的意思。

一件事情一旦被文字写下来，无论写成什么样，就到处流传，传到能看懂它的人手里，也传到看不懂它的人手里，还传到与它无关的人手里。它不知该如何对好人说话，也不知该如何对坏人说话。如果受到曲解和虐待，它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自己却无力为自己辩护，也无力保卫自己。

没有可见形体的存在具有最高的价值和重要性

如果所有这些绝对的实体，比如我们老是在谈论的美和善，真的存在，如果被我们重新发现的我们从前的知识是关于它们的，我们把我们身体的所有感觉的对象都当作是对它们的范型的摹本，如果这些实体存在，那么由此岂不是可以推论出，我们的灵魂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也必定存在，如果它们不存在，我们的讨论岂不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将要看到的争论就好比一场诸神与巨人之间的战斗，他们就真实问题进行争论。有一方试图把一切事物从天上和不可见的世界拉到地上来，用他们的双手像握石头和树木那样去触摸，因为他们用力握着石头和木头并肯定真正的存在只属于那些坚挺的、可以用手把握和触摸的事物。他们把真实的存在定义为与形体相同的东西，一旦对立的一方断言没有形体的东西是真实的，他们就会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一句话也不愿再听下去。他们的反对者小心翼翼地从不可见的某个高处捍卫自己的观点，全力坚持真正的实在是由某些理智的、无形体的相组成。在论战中，他们把对手挥舞的形体打得粉碎，那些被他们的对手称为真正实在的东西，他们并不称之为真正的存在，而称之为变易的运动过程。两大阵营就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从那些认为真实的东西是相的人那里要得到些什么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比较文明。而从那些他们的暴力会将一切事物都拉到形体层面上来的人那里要得到些什么就难了，或者说根本不可能。然而，我想我找到了对付他们的正确途径。

对把知识之类的东西视为高于其他一切的哲学家来说，似乎只有一条道路畅通。他必须拒绝接受主张一切真实的存在都是不变的学说，无论这种学说是一种形式还是多种形式。他也必须拒绝听取另一派的观点，把真实的存在说成充满变化。就像一名乞求“两个都要”的儿童，他必须宣称，真实的事物或事物的总和同时处在动和静两种状态下，一切事物既是不变的，又是变化的。

我们做出下述论断：一、种类之间相互结合；二、存在和相异贯穿所有种类，并相互渗透；三、相异分有存在，相异由于分有存在而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并不是它分有的那个存在，而是与之不同的存在，由于相异与存在不同，所以它显然非常可能就是某个“不是”存在的事物；四、在相异中拥有某个部分的存在与其他所有种类都不同，由于相异与其他种类全都不同，所以相异不是其他种类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它们的总和，而只是相异本身，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无法驳倒的，存在不是亿万事物的堆积，其他种类也不是，无论是某些种类还是所有种类，在许多方面存在，在许多方面不存在。

感官所能把握的相似性是那些真实存在着的事物的性质，这些性质本身是容易理解的，因此要对这些存在物作解释，人们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他们可以轻而易举而又不费言辞地揭示这些可感的相似性。但对最高的、最重要的那一类存在来说，它们没有相应的可见的相似性，它们的性质不会清晰地展示给关注它们的人。在这些场合下，人们不可能指出可见的性质，以此满足探索者的心灵，教师也无法借助感官来指导学生对之进行领悟，使之在讨论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因此我们必须训练自己理解每一存在的事物，并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没有可见形体的存在具有最高的价值和重要性，只能用理性来加以证明，而不能借助其他手段来加以理解。我们当前所有讨论的目的就是训练我们把握这种最高类别的存在。

美使事物是美的，而无论它们是否显得美

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是使一切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美，与此相类似的是大，大使一切大的事物大。大也就是超过，一切大的事物由于超过而成为大的，即使它们并不显得大。美也一样，一切美的事物由于美而成为美的，无论它们是否显得美，是吗？美不可能是适宜，因为按照你自己的看法，适宜使事物显得比它本来面目更美，但却不能使事物按其真实面目显示为美的。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必须认为美使事物是美的，而无论它们是否显得美。我们试图定义它，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是美，那么我们就要界定它，看它是否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们要肯定，一方面，那些只看见许多美的事物但看不到美本身的人不能跟随他人的指导看到美本身，那些只看见许多正义的事物但看不到正义本身的人也不能跟随他人的指导看到正义本身，其他各种情况亦如此。对这样的人我们要说他们对各种事物都拥有见解，但他们对他们自己拥有见解的那些事物实际上一无所知。

我们还得说，一种人思考和关注的是作为知识对象的事物，而另一种人思考和关注的是作为意见对象的事物。有些人喜爱和关注声色之美，以及其他相似的事物，但他们绝对想不到美本身的真实存在。

如果有人认识许多美丽的事物，但他既不认识美本身，又不能追随他人的引导去认识美本身，那么你认为他的一生是在做梦还是清醒的呢？

有人能够认识美本身，能够区分美本身和分有美本身的具体事物，而又不会把美本身与分有美本身的具体事物相混淆，那么他的一生清醒得很。我们可以正确地把这种人的心智状态称作知道，也就是拥有知识，而把另一种人的心智状态称作有某种见解或看法。

事物独立地保持着它们自己的本质

什么是永恒存在而无生成的东西？什么是有生成而无存在的东西？前者是由理智来把握的，涉及合理的解释。它是不变的。后者是由意见来把握的，涉及非理性的感觉。它有生有灭，但决不会真正存在。

我们知道，凡是生成的东西必定由于某种原因方才产生，因为若无原因，没有任何东西能被创造出来。

有一种真正的学说[1]。它是我从前经常讲述的，与那些胆敢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我现在不得不加以重述。每一存在的事物都有三样东西，关于存在物的知识必定通过这三样东西而来。知识本身是第四样东西，我们还必须添上作为知识真实对象的那个真正的实在，当作第五样东西。所以，我们有：第一、名称；第二、描述；第三、形象；第四、关于对象的知识。

要想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事例，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以同样的方式用于每一对象。比如说，有一存在的事物叫作圆，它的名字就是我刚才说出来的这个词。第二样东西是关于它的描述，由名词和动词组成。例如，被我们称为圆圈、圆周、圆形的东西可以描述为：从每一端点到中心都相等的那个事物。第三样东西可以画出来，也可以擦去，可以通过旋转两脚规画出来，也可以把它毁掉，这些过程不会影响真正的圆，而其他的圆全都与这个真正的圆相关，因为这个圆与它们不一样。第四样东西是关于它们的知识、理智和正确的意见，我们必须把这些都当作一样东西，它既不存在于声音中，也不存在于形体中，而是存在于心灵中，因此它的性质显然不同于那个真正的圆，也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三样东西。在这四样东西中，理智就其亲缘性和相似性来说显然最接近第五样东西，即实在，而其他东西则离开实在较远。

如果事物并非与个人相关联，一切事物并非同等地在同一时刻属于所有人，并且始终如此，那么必须假定事物有它们自己专门的、永久的本质。它们并非与我们相连，或受我们影响，按我们的想象动摇不定，而是独立的，保持着它们自己的本质和自然给它们规定的联系。

大家也都同意存在着各种“型”[2]，与这些型同名的其他事物之所以得名的原因在于它们分有型。

对立面本身看起来并不相互接纳，但就任何事物来说，它们自己虽然不是对立面，但总是在它们中间拥有对立，这些对立同样也不接纳它们中存在的对立的型，而是当它的对立一逼近，它就停止存在，或在对立到达前退隐。

型的名称不仅永远可以用于这个型本身，而且也可以用于别的事物，这些事物不是型本身，但却多少不等地拥有这种型的特点。

进行这种尝试，最成功的人就是那个尽可能接近每个对象的人。他使用的理智没有其他感官的帮助，他的思考无需任何视觉，也不需要把其他任何感觉拉扯进来。这个人把他纯洁的、没有玷污的思想运用于纯洁的、没有玷污的对象，尽可能切断他自己与他的眼睛、耳朵以及他的身体的其他所有部分的联系，因为这些身体器官的在场会阻碍灵魂获得真理和清理思想。西米亚斯，如果有人能够抵达真实的存在，那么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就是这个人吗？

对于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以及其他所有的“型”来说，这个表述也能成立，也就是说，就它们自身而言，它们各自为一，但从它们与各种行为和事物相结合，以及从它们相互之间的结合来看，它们无处不在，各自呈现为一个多重的杂多。

如果有某个事物处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状态之中，那么这个事物就处于绝对、无限的存在和不存在二者之间。

把真理赋予知识对象的这个实在，使认知者拥有认识能力的这个实在，就是善的“型”，你必须把它当作知识和迄今为止所知的一切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好的，但是善的“型”比它们更美好，你这样想才是对的。至于知识和真理，你绝对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善，就好比我们刚才在比喻中提到光和看到太阳的视力，但绝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太阳。因此，我们在这里把知识和真理比作它们的相似物是可以的，但若将它们视为善，那就不对了。善的领地和所作所为具有更高的荣耀。

我说过有两样真实存在的东西，一个统治着理智的秩序和区域，另一个统治着眼球的世界。我们用世界这个词，而不说“天界”。你肯定明白这样两类事物：可见的和可理解的。请你画一条线来表示它们，把这条线分成不等的两部分，然后把它们按照同样的比例再分别分成两部分。假定原来的两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相当于可见世界，另一部分相当于可知世界，然后我们再根据其清晰程度来比较第二次分成的部分，这样你就会看到可见世界的一部分表示影像。所谓影像我指的首先是阴影，其次是在水里或表面光滑的物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可见世界的这两个部分的不同比例相当于不同程度的真实性，因而其中的摹本与原本之比正如意见世界与知识世界之比。把理智世界分成两部分，在一个部分中，人的灵魂被迫把可见世界中那些本身也有自己的影子的实际事物作为影像，从假设出发进行考察，但不是从假设上升到原则，而是从假设下降到结论。而在另一个部分中，人的灵魂则朝着另一方面前进，从假设上升到非假设的原则，并且不用在前一部分中所使用的影像，而只用“类型”，完全依据“类型”来取得系统的进展。

注释：

[1]　指柏拉图“不成文的学说”。

[2]　亦可译为相、型相、理念。

合乎理性地行事的人，一定看见过善的“型”

请你想象有这么一个地洞，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地面，和洞穴等宽的光线可以照进洞底。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个洞里，但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过头来，只能向前看洞穴的后壁。让我们再想象他们背后远处较高的地方有一些东西在燃烧，发出火光。火光和这些被囚禁的人之间筑有一道矮墙，沿着矮墙还有一条路，就好像演木偶戏的时候，演员们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有一道屏障，演员们把木偶举到这道屏障上面去表演。有一些人高举着各种东西从矮墙后面走过，这些东西是用木头、石头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假人和假兽。再假定这些人有些在说话，有些不吭声。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外，不能看到自己或同伴。他们会断定自己所看到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如果有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囚徒们会断定这个声音是在他们对面的洞壁上移动着的阴影发出的。他们都会认为实在无非就是这些人造物体的阴影。

如果某一天突然有一名囚徒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了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了那堆火。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他过去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虚假的，是对他的一种欺骗，而现在他接近了实在，转向比较真实的东西，看到比较真实的东西。如果强迫他看那火光，那么他的眼睛会感到疼痛，他会转身逃走，回到他能看得清的事物中去，并且认为这些事物确实比指给他看的那些事物更加清晰、更加精确。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他会很恼火地觉得这样被迫行走很痛苦。等他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根本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真实事物的东西。

要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他才能看见洞外高处的事物。首先最容易看见的是阴影，其次是那些人和其他事物在水中的倒影，再次是这些事物本身，经过这样一个适应过程，他会继续观察天象和天空本身，他会感到在夜里观察月光和星光比白天观察太阳和阳光要容易些。经过一番适应，他最后终于能观察太阳本身，看到太阳的真相了，不是通过水中的倒影或影像来看，也不借助于其他媒介，而是直接观察处在原位的太阳本身。这时候他会推论，认为正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并主宰着可见世界的所有事物，太阳也是他们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事物的原因。

我们必须把这番想象整个地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这名囚徒居住的地方就好比可见世界，而洞中的火光就好比太阳的力量。如果你假设从洞穴中上到地面并且看到那里的事物就是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那么你没有误解我的解释，因为这正是你想要听的。至于这个解释本身对不对，那只有神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在梦境中感到善的型乃是可知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东西，也是最难看到的东西。一旦善的型被我们看见了，它一定会向我们指出下述结论：它确实就是一切正义的、美好的事物的原因，它在可见世界中产生了光，是光的创造者，而它本身在可知世界里就是真理和理性的真正源泉，凡是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合乎理性地行事的人，一定看见过善的“型”。

有两类存在，一类是灵魂，一类是物体

我们习惯于为多种多样的同类事物确定一个类型，并用这个类型的名称来称呼这些事物。

制造床和桌子的匠人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它们的类型，把我们使用的床和桌子制造出来。

第一样东西我称作无限，第二样称作有限，第三样是从二者混合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至于第四样，我希望称它为混合与产生事物的原因。

作为人必须懂得如何使用“型”，用理性把杂多的观念整合在一起。

第一原理首先与万物之王相关，万物的存在取决于他的话语，这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原因。第一原理与第二类事物也有关，我指的是第二类存在物；第一原理与第三类事物也有关，即第三类存在物。而人的心灵，当它与这些事物发生联系时，努力想要获得关于这些事物性质的知识，关注那些自身与之拥有某些亲缘性的事物，然而这样做并不适宜。

有两类存在，一类是灵魂，一类是物体。两类存在都有无穷多个，相互之间各不相同，两类存在之间也不相同，没有共同的中介，灵魂比物体优秀。当然了，我们认为第一类存在是理智的，第二类存在是不理智的；第一类存在是主人，第二类存在是仆从；第一类存在是普遍的原因，第二类存在不能作为任何事物的有效原因。

第三章　没有任何灵魂视学习为累赘

只有在知识的指引下，人的行为才能善良和正确

那些自以为留下了成文的作品便可以不朽的人，或那些接受了这些文字作品便以为它们确凿可靠的人，他们的头脑实在是太简单了。

只有在知识的指引下，人的行为才能善良和正确。

重要的是使民众聪明，使他们分享知识，因为知识对他们有益，使他们幸福。

凡是我们内行的事，人们都会交给我们做，无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可以按我们的意愿行事，不会有人故意阻拦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还能支配其他东西，它们事实上是我们的财产，而我们可以享用它们。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没有什么知识，那么不会有人允许我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也不会有人把这些事托付给我们去做。他们反而会尽力阻碍我们，不仅是陌生人会阻拦，而且连我们的父母都会阻拦。

如果你获得了知识，所有人都会成为你的朋友，所有人都会依靠你，因为你是有用的和好的。如果你没有获得知识，那么你不会有朋友，甚至连你的父母，你的家庭成员都不会与你交朋友。

对那些能在各种情况下对永恒不变的事物本身进行沉思的人，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难道不应该说他们拥有知识而非只有意见吗？

知识生来就与存在相关，知识就是知道存在和知道存在者如何存在。

知识是一种功能，是一切功能中最强大的。

我们必须把与非存在相关的功能称作无知，而把与存在者相关的功能称作知识。

我们称之为意见的那个事物存在于知识和无知之间。

诸天之外的境界是真正的存在者的居所，真正的存在者没有颜色和形状，不可触摸，只有理智这个灵魂的舵手才能对它进行观照，而所有真正的知识就是关于它的知识。

如果有人对任何一门学问都想涉猎一下，乐意学习各种知识，不知满足，那么我们可以正确地称他为爱智者。

知识的真正热爱者一定最有可能从小开始就以各种方式追求真理。

感觉和知识不可能是一回事。

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实在的知识，这个世界的每个知识部门必定与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某个部门的事物相关。

智者对一切主题拥有用于争论的、表面的知识，而非真实的知识。

知识与知识不同，一种知识涉及有生灭的事物，另一种知识涉及的事物既无产生又无衰亡，而是永不变易，永不更替。按照其真实程度来考察它们，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后者比前者更真实。

因为痛苦与快乐确实是自然的一对孪生子，是许多事情的源泉。在适当的时候从正确的泉眼中适度取水的城邦、个人或任何生灵，是幸福的；而缺乏知识、不按规定季节取水的，其命运完全相反。

在一个自由民的城邦里，工匠决不能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欺骗那些不懂专业知识的人，从他们那里捞取好处，尽管知识本身应当说是一件诚实、公义的东西，受到这种伤害的人必须得到法律的补偿。

我问你的问题不是知识的对象是什么，也不是有多少种知识。我们不想数清知识的门类，而是想发现知识本身是什么。

知识无非就是感觉。在这一点上，三种伟大的学说是一致的：荷马、赫拉克利特，及其所有同类人的学说，一切事物都像河水那样流动；最聪明的人普罗泰戈拉的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有泰阿泰德依据这些学说得出的结论，知识就是感觉。

一旦你把知识等同于感觉，舌战中贪财的散兵就会乘机用成千上万这样的问题向你发起进攻。他会对听、嗅以及其他类似的感觉发起进攻，使你混乱不堪，他会连续向你进攻，让你苦不堪言，直至你钦佩他的娴熟的技艺，引颈受缚。

包括普罗泰戈拉本人在内的各方都在驳斥他的观点，或者倒不如说，普罗泰戈拉会附和众议，一旦承认与他观点相反的对手们的看法为真，普罗泰戈拉就得承认街上的一条狗或一个人不是万物的尺度，而这些事物是他不懂的。

我们可以相当合理地向你的老师指出，他必须承认某个人比其他人聪明，这个比较聪明的人是判断事物的尺度，就好比无论我是否喜欢，我们为普罗泰戈拉所作的辩护都在使我成为尺度，而像我这样无知的人在任何方面都一定不会成为尺度。

我们开始谈话时的目的并不是发现知识不是什么，而是知识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却已经进到这一步，明白了我们根本不能在感觉中寻找知识，而应当到心灵被事物充满时发生的事情中去寻找，而无论你把这种事情叫作什么。

我一定是在用悲剧的风格讲话。所谓“正确的意见被偷走”，我指的是有些人受到过分的劝说而放弃正确的意见，有些人遗忘了正确的意见，在一种情况下是时间，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论证，它们不知不觉地剥夺了人们原先的信念。

凡是带欺骗性的东西，都好像是在对心灵发出咒语。

探索和学习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身体用爱、欲望、恐惧以及各种想象和大量的胡说，充斥我们，结果使得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思考。发生各种战争、革命、争斗的根本原因都只能归结于身体和身体的欲望。

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从这个论证的角度来判断，只有在我们死去以后，而非在今生，我们才能获得我们心中想要得到的智慧。

一个人勇敢地面对死亡是因为他害怕落入某种更加糟糕的境地，不是吗？

我们两人同意没有什么比知识更强大的东西了，只要有知识就可以发现它对快乐和别的事情起支配作用。

当人们对快乐与痛苦，亦即善与恶，做出错误选择时，使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就是缺乏知识。

如果各门技艺都只是关于相同事物的知识，我们干吗要对技艺作区分呢？如果它们都能给我们相同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它们称作不同的呢？

既然灵魂是不朽的，重生过多次，已经在这里和世界各地见过所有事物，那么它已经学会了这些事物。如果灵魂能把关于美德的知识，以及其他曾经拥有过的知识回忆起来，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惊讶。一切自然物都是同类的，灵魂已经学会一切事物，所以当人回忆起某样知识的时候，用日常语言说，他学了一样知识的时候，那么没有理由说他不能发现其他所有知识，只要他持之以恒地探索，从不懈怠，因为探索和学习实际上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要么说他[1]在某个时候获得了他现在拥有的知识，要么说他始终拥有知识。如果他始终拥有知识，那么他必定始终知道。但另一方面，如果说他在从前某个时候没有获得知识，那么他今生就不可能拥有这种知识，除非某人教他几何学。他会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他所拥有的全部几何知识，对其他学问也是如此。

如果关于实在的真理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那么灵魂必定是不朽的，所以人们必须勇敢地尝试着去发现他不知道的东西，亦即进行回忆，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它及时回想起来。

如果去努力探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不是认为进行这种探索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绝不可能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更好、更勇敢、更积极。

如果你有一个未加捆绑的达代罗斯的作品，那么它不值什么钱，因为它会像一个逃跑的奴隶一样溜走。但是一件捆绑住的作品，那就非常值钱了，因为它们都是伟大的杰作。我可以说，正确的意见也一样。正确的意见只要能够固定在原处不动，那么它是一样好东西，可以用它来做各种好事。可惜的是它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它们会从人的心灵中逃走，所以不用理性来把它们捆住，它们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亲爱的美诺，这个过程就是回忆，我们在前面已经对此表示同意了。它们一旦被捆绑住，也就变成知识，成了稳定的东西。这就是知识有时候比正确意见更有价值的原因。有无捆绑是二者的区别。

人们实际上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学习”这个词：第一种是某人起初对某件事情没有知识，后来得到了知识；第二种是某个已经对某事物拥有知识的人使用这种知识来考察他要做的或谈论的相同事情。这第二种意义倒不如称作理解，而不是学习，不过人们有时候仍旧把它称作学习。

我爱好学习，树木和田园不会教我任何事情，而城里的人可以教我。

我要说，学习没有终结，只要生命在延续，就要努力学习，没有任何灵魂会把学习视为累赘。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到了最后，除了俯首听命于卑劣者的统治，或者被驱逐流放，不会有别的什么选择了，不改变那种产生卑劣者的政治体制，这样的命运必定会出现。

哪怕我们无须挖掘就能得到所有黄金，我们仍然一无所有，即使我们知道如何点石成金，这种知识仍然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除非我们也能知道如何使用黄金，否则拥有黄金没有任何好处。

这些分有二者的人比只从事政治或哲学的人要差，尽管他们确实是第三种人，他们想要人们把他们当作第一位的。我们一定不要由于他们的野心而对他们太严厉，一定不要生气，但我们必须相信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说的话是在向智慧接近，只要他勇敢地追随智慧，并为此而努力工作，我们都必须对他表示满意。

你难道不知道无论哪一行，愚蠢卑劣的人居多，严肃高尚的人极少？

智慧在任何地方都会使人拥有好运。我想，这是因为智慧决不会犯错误，而是永远正确，永远幸运，否则的话，它就不再是智慧了。

现在让我们复述一下我们一致同意的观点。我们认为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对立面，此外没有其他对立面。以相反的方式完成的事情是由相反的行为者完成的，愚蠢的行为与有节制的行为相反，有节制的行为是由行为者带着节制实施的，愚蠢的行为是由行为者带着愚蠢实施的。

关于名称的知识是知识的一大部分。

名称是自然的，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给事物起名称。

注释：

[1]　指参加对话的一名小奴隶。

“型”必须是相同的，但质料可以是多样的

不同的立法家不会使用相同的音节。因为尽管每个铁匠可以为同一目的而制造相同的工具，但他们绝不会从同一块铁里把它们都造出来。“型”必须是相同的，但质料可以是多样的，无论用什么样的铁，造出来的工具可以一样好，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外国，没有什么区别。

国王的儿子经常也是国王，优秀或高贵的君王会有优秀或高贵的儿子，同理，每个物种的后代在自然过程中都会与父母相似，因此拥有同样的名称。然而，表达同一事物的音节也可以被伪装起来，使无知者认不出它们的本来面目，以为它们表示不同事物。而实际上它们表示的事物是相同的，就好像我们中间有个人不认识处在不同颜色和气味伪装之下的相同的药，而对熟悉药性的医生来说，它们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增添了什么就认不出来。以同样的方式，词源学家并不会因为一两个字母的增加、换位、减少而认不出这个词来，哪怕字母全部发生了变化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都不会影响词的含义。

我相信最先提供这些名称的人在探讨事物的性质时，由于不停地转圈子而头晕目眩，这时候他们就想象这个世界也在朝着各个方向旋转和运动。他们把源于自身内在状况的这种现象假定为事物的真实性质，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稳定的或永久的，一切事物都在流动，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各种运动和变化。对这些名称的思考导致我产生这样的想法。

把我们不懂的名称说成是外来词，这样的回答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也有某些我们不懂的名称也可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它们的最初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不为我们所知。名称以各种方式发生着变化，如果与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相比较，古代语言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种野蛮的语言，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

第一种指称的方式，无论是用图像还是名称，我称之为正确的，当这种方式只用于名称时，我称之为既真实又正确；另一种方式提供了不同的名称和指称，我称之为错误的，当它只用于名称时，我称之为既虚假又错误。

如果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动之中，无物常住，那么我们也不能合理地说有知识。因为这样一来知识就不能继续是知识，除非它能始终常住和存在。但若知识的性质发生变化，在变化发生时它们就不是知识。如果变迁一直在进行，那么就一直没有知识。按照这个说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被知。但若知者和被知者一直存在，美、善和其他各种事物也存在，那么我认为它们不会像河流一样流动变化，就如我们刚才的假设一样。如果事物有无永恒的性质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那么没有一个聪明人会把自己置于名称的力量之下去接受教育。在此范围内他也不会相信名称或名称的给予者，不会相信任何一种把他自己和其他存在谴责为非实体的不健康状态的知识。他不会相信一切事物都像一口漏锅，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人在流鼻涕。这些看法也许是真的，但也极有可能不是真的，因此我不想让你轻易地接受它们。

任何作品，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无论是吕西亚斯还是别人写的，无论是私人作品还是国家官吏的立法建议，如果作者认为自己的作品包含着永远适用的重要真理，那么这种作品都会成为一种对作者的指责，无论这种指责有没有真的说出来。因为一个人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不正义，什么是善良和邪恶，不能辨认正义和善良的幻影和梦境，那么即使他得到民众的赞扬，仍旧不能逃避这种指责。

只有那些为了阐明正义、荣耀、善良，为了教诲而写下来的作品，才能做到清晰完美，具有庄重、完整、严肃等特征，才会对听众的灵魂起到矫正作用。

视觉乃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源泉

视觉乃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源泉，因为我们若是从来不曾见过星辰、太阳、月亮，那么我们有关宇宙的谈论一句也说不出来。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白天与黑夜，看到了月份和年岁的流转，这种运动创造了数，给了我们时间观念和研究宇宙性质的能力。

当事物的颜色不再被白天的阳光所照耀，而只是被夜晚的微光所照着的时候，物体会变得轮廓模糊，白天在阳光照耀下显然可见的颜色也不见了，这个时候眼睛几乎像瞎了一样，好像眼睛里的视觉已经不存在似的。当眼睛被引导着朝向那些阳光照耀的物体时，眼睛就看得很清楚，好像视力又恢复了似的。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把人的灵魂比作眼睛。当灵魂凝视着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区域时，灵魂就能够认识和理解，好像拥有理智似的，但当它转向那个黑暗的区域，那个有生有灭的世界时，物体便模糊起来，只能产生动荡不定的意见，又显得好像没有理智了。

因此，一旦有结构适宜被眼睛看的事物来到眼睛能看的范围之内，就有白与同源的白的感觉一道产生，而若被眼睛看的事物和眼睛接触其他事物，这种白和同源的白的感觉决不会产生。所以，作为来自眼睛的影像和来自事物的白结合起来，产生在二者之间活动的颜色，眼睛由此变得充满影像，能够看见。但眼睛不是变成影像，而是变成一只正在看的眼睛；而颜色的另一位父母[1]被白渗透，它没有变成白，而是变成白的东西，木头、石头，或其他东西，都有机会成为白的。

注释：

[1]　指被眼睛看到的事物。此处柏拉图把眼睛和被眼睛看到的事物比作颜色的父母。

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为它自身提供利益

处于最佳状态下的事物最不易被其他事物改变，无论这种最佳状态出自天性，还是通过技艺造就，或是二者兼有。

有些技艺主要是由行动构成的，而几乎不需要言语。有些技艺实际上并不需要言语，仅凭行动就可发挥其功能，例如绘画、雕刻，以及其他许多技艺。也有些技艺确实要完全通过言语来起作用，实际上不需要或几乎不需要行动。举例来说，算术、计算、几何、跳棋游戏以及其他技艺，其中有些技艺涉及的言语和行动一样多，有些技艺涉及的言语多于行动，它们的整个成就和影响一般说来可以归结为言语的作用。

身体和灵魂与两种技艺相对应。与灵魂相关的技艺我称之为政治的技艺，与身体相关的那门技艺我一下子还说不出一个现成的名称。但是这门照料身体的技艺由体育和医学两部分组成，在政治的技艺中与体育相对应的是立法，而医学的对应物是正义。在各门技艺下，医学对体育，正义对立法，这些组成部分是相互蚕食的，因为它们的领域相同，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之间还有差别。这四种技艺总是关注最好的，一对技艺照料身体，另一对技艺照料灵魂。

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为它自身提供利益，而是像我们很久前讲过的那样，各种技艺提供和规定了它的对象的利益，它谋求弱者的利益，而不是谋求强者的利益。

我现在想要发现的不是哪一种技艺或哪一种形式的知识在大小、有用等方面优于其他一切技艺或知识，而是哪一种技艺或知识最关注准确性、精确性，最关注最大限度地拥有真理。尽管这门技艺可以是很小的，或没有什么用处的，但这才是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东西。

人类有许多技艺，是人们凭着经验发明出来的，经验指引着我们走上技艺之路，而缺乏经验就只能在偶然性的道路上摸索。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分有这些不同的技艺，最优秀的人追随最优秀的技艺。

一切伟大而又美好的事物显然都是自然和命运的产物，只有技艺的产物是微不足道的。技艺从自然的手中取来已经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原始作品，然后对之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塑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称这些作品为人造的。

技艺的开端始于用一些真实的物体来制造某些玩具，技艺的产物就像技艺本身一样是一些幻影，这就是绘画、音乐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技艺的作品。如果说有某些技艺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那么这就是那些对自然起着辅助作用的技艺，比如医疗、农业、体育。政治家的技艺与自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技艺是一种纯粹的技艺。同样，立法完全是一件非自然的事情，是技艺，它的地位是不真实的。

追踪智者的技艺可以恰当地视为获取的技艺中的一个分支。它猎取活的、陆上的、驯服的动物。它以人为猎取对象，在私下里进行，受雇于人，收取金钱作回报。与教育相似，这种技艺称为智术，用于猎取富豪子弟。这就是结论。

科学与某些特定的事情有关

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并非因为它与使之成为科学的一般事物有关，而是因为它与某些特定的事情有关，比如像健康与疾病。正因如此，科学才不再是一般的科学，而是变成某种具体的科学，正因为添加了这一类特殊的事物，它才被称为医学。

只有当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能够彼此互相结合、互相关联，我们能够推论出它们的共同性质，使之与我们的目标相符时，这些研究才有价值，否则就是白费气力。

你必须使用这个区别把所有科学分成两类。亦即一类是“应用性的”，另一类是“纯粹的”。

我们可以宣称把整个理论科学正确地分成两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称为评价性的，另一部分称为指示性的。

学到了被称作知识的东西，这就是“知道”的意思

两组或两类事物中，你认为哪一类具有更纯粹的本质？一类是食物、饮料、肉，或者笼统地说就是营养；另一类是真正的意见、知识、理性。哪一类事物较为真实？一类倾向于不变、不朽、真理，它们自身具有这种性质并且是从具有这种性质的事物中产生的；另一类倾向于变化与可朽，并且是从变化和可朽的事物中产生的。

我们的时间实际上同样被划分为睡眠与清醒，在各种状况下，我们的心灵都在努力坚持对当时确定为真的事物的信念，所以我们对一个世界的真实性的肯定与对另一个世界的真实性的肯定在时间上是相同的，正如我们对这两个世界抱着同样的信心。

还剩下一些会发生虚假判断的情况。比如，我认识你和塞奥多洛，在我的蜡板上留有你们两人的印记，像图章盖印一样。我远远地、模糊不清地看见你们两人，匆忙之中却把你们各自专门的印记指定给专门的视觉印象，就好比把脚伸进它自己的脚印以求得确认，犯下把它们互换的错误，就好像一个人穿错了鞋子，把某个人的感觉用于另一个人的印记。我的这个错误还可以用镜子中的事物来说明，视线使事物的右边在镜中变换成事物的左边。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产生误解或虚假的判断。

有些人的心灵中有一块质地均匀、厚实平滑的好蜡板，通过感官而来的影像被印在这些“心”板上，这些印记是清晰的、深刻的，足以延续很长时间。

正如我们在前面想象我们的心灵中有一块蜡板，现在让我们再次设想每个心灵都有一个装有各种鸟的笼子。这些鸟儿有些三五成群，有些独栖一处，随处飞跃。我们以鸟比喻知识，如果我们还处在婴儿时期，我们就得说这时候鸟笼是空的。每当一个人获得某些知识，便将之关在鸟笼中，我们必须说他学到了或发现了被称作知识的东西，这就是“知道”的意思。

我们已经区分了拥有知识和持有知识，我们同意不拥有某个拥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结果，一个人会不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说，对他来说得到关于这件事情的虚假判断是可能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会持有关于那件事情的知识，但却会持有另一个不同的知识来替代。他在那些振翅扑腾的知识中捕捉某些具体知识，但他错过了他想要的知识，误捉了其他知识，就好像他本想捉一只鸽子，但却捉到一只斑鸠。当他捉到了他想要捕捉的那个知识，他就没有犯错误，而是正确地进行了思维。以这样的方式，虚假的判断和真实的判断都能存在，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障碍消除了。

感觉、真实的信念、真实的信仰加解释，都不是知识。

你可别疏忽任何一点思想狭隘的毛病。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寻求一切人事和神事的整全，没有什么品质比思想狭隘与哲学家更加对立了。

太阳不是视力，但它作为视力的原因又能被视力本身所看见。

当一个人的欲望在某个方面特别强烈时，他在其他方面的欲望就会削弱，就好比水流被引向了另一条渠道。

一个精神健全的人，既不贪财又不狭隘，既不自夸又不胆怯，这种人还会处事不公，待人刻薄吗？

诗人的才能绝不是来自技艺，而是来自灵感

使你擅长解说荷马的才能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它像欧里庇得斯[1]所说的磁石一样在推动着你。磁石也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赫拉克勒斯石”。这块磁石不仅自身具有吸铁的能力，而且能将磁力传给它吸住的铁环，使铁环也能像磁石一样吸引其他铁环，许多铁环悬挂在一起，由此形成一条很长的铁链。然而，这些铁环的吸力依赖于那块磁石。缪斯[2]也是这样。她首先使一些人产生灵感，然后通过这些有了灵感的人把灵感热情地传递出去，由此形成一条长链。那些创作史诗的诗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才能绝不是来自某一门技艺，而是来自灵感，他们在拥有灵感的时候，把那些令人敬佩的诗句全都说了出来。

抒情诗人创作出那些可爱的诗句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一旦登上和谐与韵律的征程，就被酒神所俘虏。酒神附在他们身上，就像酒神狂女凭着酒神附身就能从河水中汲取乳和蜜，但他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

诗歌就像光和长着翅膀的东西，是神圣的，只有在灵感的激励下超出自我，离开理智，才能创作诗歌，否则绝对不可能写出诗来。只有神灵附体，诗人才能作诗或发预言。

诗人本人除了知道如何模仿外一无所知，他只是在用语句向那些听众绘声绘色地描述各种技艺，而听众们和他一样对他描述的事物一无所知，只知道通过语辞来认识事物。无论描述的技艺是制鞋还是统兵，诗人总是按照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讲述，因此听众们认为诗人的言辞是最出色的。这些有着天然装饰的咒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若剥去诗歌的音乐色彩，只剩下诗歌本身，那么诗人的语言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你是知道的。

我们可以正当地把诗人抓来与画家并列，因为像画家一样，诗人的创造真实程度很低，因为事实上他的创作诉诸灵魂的低劣部分，而非诉诸灵魂的最佳部分，这是另一个相同点。我们终于可以说，不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是正确的，因为他会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而灵魂低劣成分的强化会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就好比把一个城邦的权力交给坏人，就会颠覆城邦，危害城邦里的好人。

那些为事物命名的古人并不把迷狂视为羞耻和丢脸，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这种预见未来的伟大技艺与“迷狂”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并把这种技艺称之为迷狂术了。他们把迷狂视为一份珍贵的礼物，是神灵的恩赐，这种技艺也就有了这个名称，而现在的人没有审美力，给迷狂术（manic）这个词增加一个字母，变成了预言术（mantic）。用鸟和其他征兆来测知未来的那种技艺的名称也是这么得来的，鸟占术这个名称最初是“oionoistic”，起先是个复合词，指的是通过纯粹的思想活动来做出或理解预言，这种活动属于人的理智本身，后人称之为“oionistic”，并把其中o这个元音拉长，使之发音更加响亮。所以，你看到古代的证据了。从名称和事实两方面来看，神灵附身做出的预言比依据征兆做出的预言要完善得多，前者具有更高的价值，上苍恩赐的迷狂也远胜于人为的神志清醒。

神灵附体或迷狂还有第三种形式，源于诗神。缪斯凭附于一颗温柔、贞洁的灵魂，激励它上升到神飞色舞的境界，尤其流露在各种抒情诗中，赞颂无数古代的丰功伟绩，为后世垂训。若是没有这种缪斯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大门，追求使他能成为一名好诗人的技艺，都是不可能的。与那些迷狂的诗人和诗歌相比，他和他神志清醒时的作品都黯然无光。你瞧，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种人的地位。

这种迷狂是诸神的馈赠，是上苍给人的最高恩赐。

我们又把神圣的迷狂分为四种，并把它们分别归因于四位神灵：预言的迷狂源于阿波罗神的凭附；秘仪的迷狂源于狄奥尼修斯；诗歌的迷狂源于缪斯；第四种是最高级的，爱的迷狂源于阿佛洛狄忒和厄洛斯。

注释：

[1]　Euripides，希腊悲剧家，生于公元前484年，死于公元前407年。

[2]　Muses是希腊神话中九位艺术和科学女神的通称。

遇到拥有智慧名声的人

我有自己的方法，别人说了些什么，我就密切注意他，尤其当说话的人在我看来是个聪明人的时候，我更是如此。抱着想要理解他的意思的愿望，我向他提问，把他说过的话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和分析，为的是使自己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但若说话的人在我看来是个新手，那我就不会向他提问，或自找麻烦了。按照这种方法，你可以知道我把哪些人当作聪明人，你显然明白我正在与之交谈的是一位聪明人，我专心听讲并向他提问，为的是能够向他学习以改善自己。

我向聪明人提问时是非常固执的。我想这是我唯一可取之处，因为我从头到脚都是缺点，总是把事情弄错。事实上，每当我遇到你们这种拥有智慧名声的人，我的缺点就被证实了，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你们的智慧是全体希腊人都可以作证的。总的说来，我和你几乎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否则又怎么能证明无知的我与聪明人有天壤之别呢？但我拥有一个良好的品质，这是我的救星。我不怕羞耻地学习，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对那些回答我的问题的人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从来不会忘了对他们表示感谢。当我学会了某样东西，我也决不诋毁我的老师，或者把学到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发现，我会赞扬老师的智慧，宣称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第四章　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

真正的哲学家是半死的人

一个真正把一生贡献给哲学的人在临死前感到欢乐是很自然的，他会充满自信地认为今生结束以后，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能发现最伟大的幸福。

那些以正确的方式真正献身于哲学的人实际上就是在自愿地为死亡作准备。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实际上终生都在期待死亡，因此，如果说他们在这种长期为之作准备和期盼的事真的到来时感到困惑，那么倒确实是荒谬的。

灵魂解脱的愿望主要，或者只有在真正的哲学家那里才能看到。事实上，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和分离出来。

只要我们还保留着不完善的身体和灵魂，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满意地达到我们的目标，亦即被我们肯定为真理的东西。首先，身体在寻求我们必需的营养时向我们提供了无数的诱惑，任何疾病向我们发起的进攻也在阻碍我们寻求真实的存在。此外，身体用爱、欲望、恐惧，以及各种想象和大量的胡说，充斥我们，结果使得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思考。发生各种战争、革命、争斗的根本原因都只能归结于身体和身体的欲望。所有战争都是为了掠夺财富，而我们想要获取财富的原因在于身体，因为我们是侍奉身体的奴隶。根据这些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哲学。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了某些闲暇，可以进行研究了，身体又会再次介入我们的研究，打断它，干扰它，把它引上歧途，阻碍我们获得对真理的观照。

只有在我们死后，而非今生，我们才能获得我们心中想要得到的智慧。如果有身体相伴就不可能有纯粹的知识，那么获得知识要么是完全不可能的，要么只有在死后才有可能，因为仅当灵魂与身体分离，独立于身体，获得知识才是可能的。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继续接近知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与身体的接触和联系，除非这种接触是绝对必要的，而不要允许自己受身体的性质的感染。我们要洗涤我们自己受到的身体的玷污，直至神本身来拯救我们。通过拒绝身体的罪恶使自己不受污染，以这种方式，我们有可能获得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为伴，得到纯洁无瑕的知识，亦即真理。不纯洁的人若能抵达纯洁的领域无疑是违反普遍公正的原则的。

真正的哲学家为他们的信念而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足以引起恐慌。

只要能认真仔细地考察事物本身，别为那些实践哲学的人担心，无论他们是好是坏。如果哲学在你看来是样坏东西，那么就让所有人都回避它，而不仅仅是你的儿子；若你对哲学的看法也和我一样，那么如谚语所说，让“你自己和你的家人”鼓足勇气去追求它，实践它。

这是哲学家的天性，他们永远酷爱那种能把永恒的本质揭示出来的知识，而不会在生成与死亡这两极动摇不定。

对真理的沉思是灵魂的营养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由自身推动的东西是不朽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就是灵魂的本质和定义，也就是说，灵魂的本质是自动。任何物体的运动如果来源于外部，那么这个事物是没有灵魂的。但若一个物体的运动源于自身，那么这个物体是有生命的，或有灵魂的，“有灵魂的”这个词就包含着我们上面说过的意思。如果我们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推动自己运动的东西”就是灵魂，那么我们必须从中推论：灵魂既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

尽管灵魂的形状在不断变化，但只要是灵魂，都要关照所有没有生命的东西，并在整个宇宙中穿行。

如果灵魂是完善的，羽翼丰满，它就在高天飞行，主宰全世界。但若有灵魂失去了羽翼，它就向下落，直到碰上坚硬的东西，然后它就附着于凡俗的肉体，由于灵魂拥有动力，这个被灵魂附着的肉体看上去就好像能够自动似的。这种灵魂和肉体的组合结构就叫作“生灵”。

羽翼的天然属性是带着沉重的东西向上飞升，使之能够抵达诸神居住的区域。羽翼比身体的其他部分拥有更多的神性，它是美丽的、聪明的、善良的，具有各种诸如此类的优点。依靠这些优秀品质，灵魂的羽翼才得到充分的滋养和成长，但若碰上相反的性质，比如丑和恶，那么灵魂的羽翼就会萎缩和毁损。你们瞧，众神之王宙斯驾着飞车在天上飞翔。他是诸神和精灵之主，也是众神之首，主宰和照料着万事万物。

在各重天界内，赏心悦目的景色和供诸神来往的路径都是说不尽的，极乐的神都在天上徜徉遨游，各尽职守，凡有能力又有愿心的灵魂都可以追随他们，因为诸神的队伍中没有妒忌存在。在前去赴宴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沿着那陡直的道路向上攀升，直抵诸天绝顶。

这个时候，极度的劳苦和艰辛在等着掉下地的灵魂。那些被称作不朽者的灵魂则已经抵达高天之巅，它们还要攀上天穹绝顶，让天穹载着它们运行，而它们则待在那里观照天外的景象。

诸天之外的境界是真正存在的居所，真正的存在没有颜色和形状，不可触摸，只有理智这个灵魂的舵手才能对它进行观照，而所有真正的知识就是关于它的知识。因此，甚至连神的心灵也要靠理智和知识来滋养。其他灵魂也一样，每个灵魂都要注意获得恰当的食物。因此，当灵魂终于看到真正的存在时，它怡然自得，而对真理的沉思也就成为灵魂的营养，使灵魂昌盛，直到天穹的运行满了一周，再把它带回原处。在天上运行时，灵魂看到了正义本身，还有节制和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与变化和杂多的物体为友的知识，我们一般把这些杂多的物体说成是存在，但是真正的知识是关于真正的存在的知识。当灵魂以同样的方式见到一切事物的真正存在以后，它又降回到天内。

其他那些最能紧紧追随一位神的灵魂，也最能命令它的驭手昂首天外，与诸神一道随着天穹运行，但由于受到顽劣之马的拖累，很难见到真正存在的事物。驭手驾驭不住这些劣马，灵魂也就时升时降，遇上真正的存在，也只能窥见其中的一部分。至于其他一些灵魂虽然渴望追随诸神攀高登顶，但它们有此心愿而无能力，天穹对它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它们困顿于下界扰攘中，彼此争前，时而互相践踏，时而互相碰撞，结果闹得纷纷乱闯，汗流浃背。由于驭手的无能，许多灵魂受了伤，羽翼受损。既然费尽辛劳也看不见整个存在的景象，它们就隐身远退，于是它们的营养只剩下貌似真理的意见了。

凡是紧随一位神而见到某些真理的灵魂，都不会感到悲伤，直到再次开始下一次运行。如果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它就可以永远不受伤害。但若它不能跟随神，什么真理都看不见，而只是碰到不幸，受到健忘和罪恶的拖累，并由于重负损伤了它的羽翼而坠落地面，那么它就会遵循这样一种法则沉沦。

在第一次再生时，灵魂不会投生于任何兽类，而会投生为人。那些看见了大多数真实存在的灵魂会进入婴儿体内，婴儿长大以后注定会成为智慧或美的追求者，或者说成为缪斯的追随者和热爱者。这是第一类灵魂。第二类灵魂看到的要少些，投生为人后会成为守法的国王，或者成为勇士和统治者。第三类灵魂投生为政治家、商人或生意人。第四类投生为运动员、教练或医生。第五类会过一种预言家或秘仪祭司的生活。第六类最适合成为诗人或其他模仿性的艺术家。第七类将会过一种匠人或农人的生活。第八类成为智者或蛊惑民众的政客。第九类则成为僭主。

在所有这些灵魂投生肉体的过程中，凡是依照正义生活的以后可以获得较好的命运，而不依正义生活的命运较差。每个灵魂要用一万年才能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因为它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恢复它的羽翼，除非灵魂真诚地追求智慧，或者将它的爱欲也用来追求智慧。这样的灵魂如果在千年一度的运行中连续三次选择了这种哲学的生活，那么到了三千年结束之时，它就可以恢复羽翼，高飞而去。而其他灵魂在过完它们的第一次生活后都要接受审判，审判以后有些灵魂下到地狱为其罪过受罚，而另一些则被公义之神带上某个天界，过一种足以酬报其在世功德的生活。

一千年终了后，这两批灵魂都要回来选择下一辈子的生活，每个灵魂的选择都是自愿的。也就是在这一时刻，本来是人的灵魂有些转为过一种兽类的生活，也有本来是人，由人转到兽，现在又转回到人。只有那些见过真理的灵魂才能投生为人，因此，理智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灵魂在前世与它们的神一道巡游时看到的那些事物的回忆，它们凭高俯视我们凡人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抬头凝视那真正的存在。

每个人的灵魂由于其本性使然都天然地观照过真正的存在，否则它就绝不可能进入人体，但要通过观看尘世间的事物来引发对上界事物的回忆，这对灵魂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有些灵魂曾经观照过上界的事物，但只是片刻拥有这些事物的景象；有些灵魂在落到地面上以后还沾染了尘世的罪恶，忘掉了上界的辉煌景象；剩下的只有少数人还能保持回忆的本领。这些人每逢见到上界事物在人界的摹本，就惊喜若狂而不能自制，但也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他们的知觉模糊不清。

没有淫欲的灵魂中有正义和智慧在尘世的摹本，还有灵魂所珍视的一切，但人用来接近它们的影像的器官是如此迟钝，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借助这些器官通过摹本看出真相，但对美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过去有一个时候，我们看到美本身是光辉灿烂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跟在宙斯的队伍里，其他灵魂跟在其他神的队伍里，幸福地见到过那种极乐的景象。然后我们全都加入了秘仪——这种秘仪在一切秘仪中是最有福分的。我们举行这种还没有被罪恶沾染、保持着本来真性的秘仪，而这种罪恶在将要到来的日子里等着我们。在那隆重的入教仪式中最后揭开给我们看的景象全是完整、单纯、静穆、欢喜的。我们沐浴在最纯洁的光辉之中，而我们自身也一样纯洁，还没有被埋葬在这个叫作身体的坟墓里，还没有像河蚌困在蚌壳里一样被束缚在肉体中。

我把每个灵魂划分为三部分，两个部分像两匹马，第三部分像一位驭手。现在仍依这种划分。我们说过，两匹马中一匹驯良，一匹顽劣。处在地位比较尊贵一边的那匹马身材挺直，颈项高举，鼻子像鹰钩，白毛黑眼。它爱好荣誉，但又有着谦逊和节制。由于它很懂事，要驾驭它并不需要鞭策，只消一声吆喝就行了。另一匹马身躯庞大，颈项短而粗，狮子鼻，皮毛黝黑，灰眼睛，容易冲动，不守规矩而又骄横，耳朵长满了乱毛，听不到声音，鞭打脚踢都很难使它听使唤。

天的形体是可见的，但灵魂是不可见的，分有理性与和谐，是用最优秀的理智造成的，具有永恒的性质，是被造物中最优秀的。

灵魂是一切事物的本性和力量，但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在这种普遍无知中，他们尤其不知道灵魂的起源，不知道灵魂在那些最初的事物中是头生的，先于一切形体和使形体发生变化和变异的最初根源。假如确实是这种情况，那么一切与灵魂同类的东西岂不是也必定先于形体一类的东西，因为灵魂本身先于身体。

我们确实可以相信较为优秀、较为原始、较为神圣的东西要胜过较为卑贱、较为晚近、较为凡俗的东西，任何地方的统治者都早于被统治者，任何地方的领导者都先于被领导者。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把灵魂先于肉体当作已经确定的事情。

“自然”这个词的意思是位于开端的东西，但若我们可以说明灵魂先于自然出现，灵魂既不是火也不是气，而是位于开端的东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正确地说，灵魂的存在是最“自然的”。

灵魂在指引一切事物旋转，我们也一定要说使宇宙得以有预见地、有序地运行的灵魂是至善。

关于星辰、月亮、年月、季节，它们全都一样，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灵魂，或灵魂们，和那些至善的好灵魂，是一切事物的原因。我们把这些灵魂当作神，无论它们居住在身体中指引宇宙，使它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一样，还是以其他方式行事。任何拥有信念的人听了这些话，还会说一切事物不充满神吗？

有一种动机源于我们的灵魂理论，我们说过，运动一旦有了一个起点，那么任何事物都从这种运动中获得它们持久的存在，我们还说，行星和其他天体在心灵的推动下有序地运动，心灵对事物作了安排，确立了整个框架。曾经仔细关注过这幅景象的人都不会在内心亵渎神灵，也不会拥有现在流行的那种与此相反的看法。这是那些整天忙于自身事务的人依据他们的天文学以及其他姐妹学科得出来的一般信仰，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件发生依据严格的必然性，而非出于一种趋向于善的意愿和目的。

自从那些观察者认为天体没有灵魂以来，他们的看法就确实被颠倒了。甚至在这种时候，天体的神奇仍在一些研究天体的学者心中产生疑惑，然后相信一种已有的学说，认为如果天体没有灵魂，因此也没有理智，那么它们绝不可能如此精确地运动，即使在那些日子里，也有人大胆地猜测天体的真实情况，断言使整个宇宙有序排列的是心灵。

但这些思想家在灵魂问题上误入了歧途，他们认为身体在灵魂之先，而非灵魂在身体之先。我可以说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把整幅图景弄颠倒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把他们自己弄翻了。因为，用一种近视的眼光看，所有运动着的天体好像都是石头、土块和其他无灵魂的物体，尽管它们是宇宙秩序的源泉！正因如此，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受到过许多指责，说他们不信仰宗教，他们的看法也不为民众所知，之后那些天才的诗人们谴责哲学家，把他们比作狂犬吠月，胡言乱语，但是我说了，今天的情况已经颠倒过来了。

地上出生的东西没有一样比天上出生的东西更荣耀，用刚才那种奇怪的想法欺骗自己的人并不懂得被他轻视的灵魂是极为珍贵的。当一个人使用卑劣手段谋得财富，或者对这种掠夺并不厌恶时，那么他并没有用这种供物真正地荣耀灵魂，而是使灵魂远离荣耀！为了一袋硬币他出卖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但地上或地下的所有黄金都不能与善等价交换。

人拥有的一切事物没有一样会像灵魂避恶求善那样天生的快捷，灵魂想要获得主要的善，并在余生中始终保持善。因此，我们赋予灵魂第二位的荣耀[1]。处于第三位的那种荣耀属于身体，这一点不管怎么看都很清楚。

克洛诺斯时代立下的一条关于人类的法律从那时起在诸神中一直保留下来：过着虔诚和正义生活的人死后要去福地中的福岛居住，过着完全幸福的生活而无任何疾苦；过着不虔诚、不正义生活的人死后要去一个受到报复和惩罚的监狱，他们称之为塔塔洛斯。在克洛诺斯时代，乃至于后来宙斯取得王权的时候，活人要对活人进行审判，也就是对那些将要死的人进行审判，因此这些审判不那么准确。普路托和他那些来自福岛的随从前来告诉宙斯，两个地方都有坏人去了。宙斯说：“好吧，我要停止这种做法。这样的审判不好，因为那些接受审判的人还穿着衣服，他们接受审判时还活着。有许多人灵魂邪恶，但却裹着漂亮的身体，有着高贵的世系和财富，他们接受审判时会有许多证人跑来证明他们的生活是正义的。这些情况使法官眼花缭乱，而法官们在进行审判时也穿着衣服，他们的眼睛、耳朵、整个身体就像屏风一样遮蔽着他们的灵魂。这些东西都成了他们审判的障碍，他们自己的衣服和接受审判者的衣服。”

所以，首先，人类必须停止预测他们的死亡，因为他们现在拥有预见的知识，普罗米修斯已被告知停止这种预见。其次，他们在受审前必须剥去所有的衣服，赤身裸体，死后才对他们进行审判。法官也必须是裸体的和死了的，能用他自己的灵魂去扫视那些刚死去的那些人的灵魂，而不管这些人有什么样的亲属，也不管他们留在世上的是什么样的打扮，这样的审判才是公正的。现在我当着你们的面把这些事确定下来，我已经任命了我的儿子做法官，两个来自亚细亚，弥诺斯和拉达曼堤斯，一个来自欧罗巴，埃阿科斯。他们死了以后，就会去掌管设在草地上的法庭，它位于两条道路的交会处，这两条路一条通往福地中的福岛，另一条通往塔塔洛斯。拉达曼堤斯负责审判来自亚细亚的亡灵，埃阿科斯负责审判来自欧罗巴的亡灵。我把上诉法庭交给弥诺斯掌管，如果其他两名法官有什么案子难以决断，就交由他处理，这样一来这些人该走哪条路就可以判决得非常公正了。

潘斐利亚人阿尔美纽斯之子厄尔死后复活，后来他对人们讲述了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所看到的情景。他说，他的灵魂离开躯体以后，便和一大群鬼魂结伴前行，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的地上有两个并排的洞口，而与这两个洞口相对的天上也有两个洞口。判官们就坐在这天地之间，灵魂逐个儿从他们面前经过，接受审判。凡正义的便被吩咐走右边的路上天，胸前贴着判决证书；凡不正义的便被命令走左边的路下地，背上也贴着表明其生前所作所为的标记。

灵魂在接受审判后纷纷离开，有的上天，有的下地，各走不同的洞口。也有灵魂从另一地下的洞口上来，风尘仆仆，形容污秽，同时也有灵魂从另一天上的洞口下来，干净而又纯洁。这些不断到来的灵魂看上去都像是经过了长途跋涉，现在欣然来到一片草地，驻扎在那里，好像准备过节似的。熟悉的互致问候，从地下上来的向从天上下来的询问那里的情况，而从天上下来的则询问对方在地下的情况。它们相互讲述自己的经历，地下上来的一边讲着一边就痛哭流涕，因为他们回想起自己的可怕经历和一路上在地下见到的恐怖事情，它们在地下已经待了一千年；那些从天上下来的则谈论那些难以言表的良辰美景。

灵魂受到欺骗而对真相一无所知，并在灵魂中一直保留着假象，这是任何人都最不愿接受的，也是最深恶痛绝的。

灵魂的这种内在力量是我们每个人用来理解事物的器官，确实可以比作灵魂的眼睛，但若整个身子不转过来，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理，这个思想的器官必须和整个灵魂一道转身离开这个变化的世界，就好像舞台上会旋转的布景，直到灵魂能够忍受直视最根本、最明亮的存在。而这就是我们说的善。

当整个灵魂接受灵魂的爱智部分的指导，内部没有纷争的时候，结果会是灵魂的每个部分都在各方面各负其责，都是正义的，每个部分同样也会享受到它们各自特有的、恰当的快乐，在可能的范围内享受最真实的快乐。

注释：

[1]　被赋予第一位荣耀的是神。

不能把事物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善

让我们遵循已经显明了的这个论证的指引，它告诉我们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在追求公义和其他一切美德中生，在追求公义和其他一切美德中死。我要说，让我们遵循这种生活方式吧，还要邀请别人也和我们一道遵循它，而不要去遵循你相信并向我推荐的那种生活方式，因为它是卑鄙的。

善还有一个特点必须予以强调，一切认识善的生灵都会寻求善，渴望成为善的。它们想要捕捉善，使善成为自己的东西，也只有包含这样或那样善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善来的东西才会引起它们的关心。

尽管美德多种多样，但它们至少全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而使它们成为美德。

如果你把正义和其他类似的东西称作美德的组成部分，那么从你自己的论述中可以推论出，正义就是按照正义的某个部分去采取行动。关键在于我想要你给我一个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德的解释，而不是要你告诉我任何表现出美德的某个部分的行为都是美德。就好比你已经告诉过我这个整体是什么，所以我不得不认为你正在把它砍成碎片。

正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恩惠，它使得整个人类的生活得以可能。

作恶比受恶更可耻，真正的正义就是平等地分享，这个观点不仅是习俗的，而且也是自然的。

善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只是好事物的原因，不能把事物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善。

好事物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凡俗的；一种是神圣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因此，一个接受了较大的好事物的城邦会顺带得到较小的好事物，而拒绝接受其中之一的城邦会同时失去二者。在这些较小的好事物中健康居首位，美貌居第二位，力气以及其他所有身体素质据第三位，占据第四位的是财富。关于神圣的好事物，首要的是智慧，其次是心灵的节制，第三位的是正义，它是智慧、节制与勇敢相结合的产物，而勇敢本身是第四位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排在前一类事物之先。当然了，立法者必定会注意到这种秩序，然后他会告诉他的公民，他的其他所有命令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在这些目标中，人们看着神圣的东西，而所有神圣的东西都看着它们的领袖，也就是智慧。

但是我认为，既然经验已经证明让所有这类事物裸露比遮遮掩掩要好，眼睛发出的嘲笑在被理性揭示出来的最优秀的事物面前将要消失，那么也就清楚地表明这种人讲的话乃是一派胡言：他们不认为邪恶是可笑的，倒认为别的事物都是可笑的；他们不去讽刺愚昧和邪恶，却用眼睛盯着别的事物加以嘲笑；他们一本正经地努力建立某种美的标准，却不以善为美的标准。

我肯定拥有财富是最有价值的，但并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而只对好人才这样。

诸多一日之魂，你们包含死亡的另一轮新生即将开始。决定你们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谁拈得第一号，谁就第一个挑选自己将来必定要过的生活。但是美德没有既定的主人，可以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美德重视到什么程度。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

一切善恶，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

一切善恶，无论是身体中的还是在整个人身上的，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就好像从头流向眼睛。因此要想头和身体健康，你们必须从治疗灵魂开始，灵魂是首要的，最根本的。我亲爱的年轻人，某些咒语的使用会影响到灵魂的治疗，这些咒语就是美妙的话语，通过这些话语，把节制种植在灵魂中。节制待在灵魂中，从那里出来，健康便迅速地从那里输出，不仅传到头部，而且传到整个身体。

通过对事物真实状态的揭示，可以使灵魂生活在平静与安宁之中，与真理在一起，以此拯救我们的生命。

灵魂比身体更珍贵，如果有人在灵魂上得了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那么这样的人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一个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部分和一个比较坏的部分，而做自己的主人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个较坏的部分受到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

一个人一定不能允许自己灵魂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做其他部分该做的事，而应当按照正义这个词的真实意义，安排好自己的事。首先要能够成为支配自己的人，能做到自身内部秩序良好，使灵魂的三个部分相互协调，就好像把最高音、最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个音符有序地安排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人，而不是许多人。

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一个知识的器官或工具，通过这样的学习可以使它纯洁和明亮，而学习那些日常事务却会使它毁坏或盲目。维护这个器官比维护一万只眼睛更重要，因为只有用这个器官才能看见真实的存在，要明白这一点可不是一件易事，而是极为困难的。

如果一个人的身心是健康的和明智的，那么他在入睡之前会用美好的言语和思想款待灵魂的理性部分，使之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至于灵魂的欲望部分，他既不使它过分饥饿，又不使它吃得过饱，以便能够安然入睡，不会用快乐或痛苦打扰灵魂其他较为优秀的部分，让后者可以相对较为纯洁地进行考察，把握和理解那些它所不知道的事情，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也用同样的方式驯服灵魂的激情部分，而不是在经过一番争吵后带着怒意进入梦乡。这样，灵魂的两个部分都趋于安宁，而理性所在的第三个部分则十分活跃。这你知道，人在这种状态下入睡最有可能把握真理，他在梦中得到的幻象不可能是非法的。

如果大家接受我的指点，那么我们要相信灵魂是不朽的，能够忍受一切极端的善与恶。无论是寓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今生，还是像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一样领取报酬的死后，让我们永远坚持走上升之路，追求正义和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自己和神的珍爱。只要按我说的去做，那么无论是今生今世，还是去赴我已经描述过的千年之旅，我们都能诸事顺遂。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构成了灵魂的善与恶，却知道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身体的善与恶，这确实是一种耻辱。

为了能够走向这件事的真理，我们要迈出的第一步是考察灵魂的性质，以及它的经验和活动，我们这里说的灵魂包括神的灵魂和人的灵魂。下面就是我们的论证：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的。那些要由其他事物来推动的事物会停止运动，因此也会停止生命，而只有那些自身运动的事物只要不放弃自身的性质就决不会停止运动。还有，这个自动者是其他被推动的事物的源泉和运动的第一原则。作为第一原则的这个事物不可能是产生出来的，因为一切事物的产生都必须源于第一原则，而第一原则本身则不可能源于其他任何事物，如果第一原则也有产生，那么它就不再是第一原则了。进一步说，由于第一原则不是产生出来的，因此它一定是不可朽的，因为如果说第一原则被摧毁，那么肯定就不会有任何东西从中产生出来，假定第一原则的产生需要其他事物，那么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能使第一原则本身重新存在。因此，自动者是运动的第一原则，它的灭亡就像它的产生一样，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整个宇宙，一切生成的事物都将崩溃，成为死寂的，要找到另一个能使之再次产生的运动源泉也绝不可能。

正义是智慧和德性

我既然已经证明正义是智慧和德性，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明正义比不正义更强大，因为不正义是无知，没有人会看不到这一点。

我绝对不能同意塞拉西马柯的观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在我看来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的另一个论断，不义之人比义人生活得更好。

不正义带来分裂、仇恨和争斗，而正义带来统一和友爱。

人们生前对任何人做过的每一件错事，死后都要受十倍的报应，也就是说他们每一百年要受一次惩罚，人的一生以百年计，因此他们所受到的惩罚十倍于所犯的罪恶。

无论城邦、家庭、军营，或在任何地方有不正义存在，它首先会造成分裂和差别，使其成员不能协作，其次使他们彼此为敌，也与对立的正义者为敌。

不正义在个人身上也会发挥它的全部本能。首先，使人无法完成任何工作，因为他处在内在的分裂和自相冲突之中；其次，使他与自己为敌，并与正义者为敌。

诸神也痛恨不正义的人，喜爱正义的人。

从正义的本质来看，做不正义的事会得到好处，承受不正义的行为要受害，但是承受不正义受到的危害要超过做不正义的事所得到的好处，因此，当人们在交往中既伤害他人又受到他人的伤害，两种味道都尝到以后，那些没有力量避免受害的人就觉得最好还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相互订立一个契约，既不要行不义之事，又不要受不正义之害，这就是人们之间立法和立约的开端，他们把守法践约叫作合法的、正义的。这就是正义的起源与本质，一种最好与最坏之间的折中，所谓最好就是干坏事而不受罚，而所谓最坏就是受了害而没能力报复。[1]

他们告诉我们说，正义是二者的折中，人们接受和赞成正义并非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善，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在没有力量去行不正义时的一件体面的事，因为任何一个真正有能力作恶的人绝不会愿意和别人订什么契约，答应既不害人也不受害，否则他就是个疯子。苏格拉底啊，按照这种理论，这就是正义的性质，正义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产生和形成的。[2]

那些实施正义的人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没有力量行不正义之事。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在思想上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把能够随心所欲行事的许可和能力赋予一个正义的人和一个不正义的人，然后在想象中跟随他们，观察欲望会把他们引向何方。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能看到，那个正义的人也会在行动中恢复到不正义的状态，与不正义的人一样行不正义之事，这是因为每个人生来都把私利当作善来追求，只是在法律的制约下才被迫尊重他人的平等权利。[3]

现在我们假定有两只这样的隐身戒指，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各戴一只，没有人能看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正义者不会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正义，也不会约束自己的双手不拿别人的东西，不碰别人的财物，即使在市场上他也不用害怕，要什么就拿什么。他还能随意穿门越户，奸淫妇女，杀人劫狱。总之，他的行为就像神一样，可以在人世间为所欲为。在这样行事的时候，他和那个不正义者就没有什么差别，而是一模一样了。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我们据此可说无人会自觉自愿地实行正义，人们实施正义总是由于受到约束。每个人都相信正义不是自己的私利，因此一旦知道自己有权作恶，他就会去做坏事。每个人都相信，而且真的相信，做不正义之事对个人来说比做正义之事更有利，这种理论的支持者都会坚持这一观点。如果有人拥有行不正义之事的权力而拒绝做坏事，不为非作歹，也不夺人钱财，那么人们会为他感到遗憾，把他当作大傻瓜。[4]

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正义在城邦里的性质，然后再到个别人身上考察正义，这就叫以大见小。

请你进一步考虑民众和诗人在涉及正义与不正义时还用过的另一类说法。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节制和正义是美好的、光荣的，但又肯定正义是不快乐的和辛苦的，而纵欲和不正义则是快乐的、容易取胜的，只不过在人们的意见和习俗中是可耻的罢了。他们说，不正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的报酬比正义多，他们并不顾忌说有钱有势的坏人有福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都尊敬这些坏人，而污辱和轻视那些弱者和穷人，甚至在承认弱者和穷人比那些坏人要好的时候也这样。[5]

我们需要的关于人的看法一定要以我们已经发现了的正义性质为前提，我们已经证明，无论拥有正义的人在其他人眼中是否正义，正义对他来说都是有益的。

我必须接着往下讲，苏格拉底，即使我用语粗俗，你也一定不要认为这些是我的本意，而要当作那些推崇不正义、贬抑正义的人在讲话。他们会说，正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将受到严刑拷打，戴着镣铐，烧瞎眼睛，受尽各种折磨，最后他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到临头他才明白做人不应该做一个真正正义的人，而应该做一个看起来是正义的人。[6]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一个较大的包含正义的事物，看到这个事物存在，那么我们要在个人身上发现正义的性质就会比较容易。这个较大的事物就是城邦，所以我们尽力建造了一个最好的城邦，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个好城邦里当然能够找到正义。现在我们要把在城邦里发现的东西应用于个人，如果二者是一致的，那么万事大吉。但若正义在个人身上的表现与在城邦中的表现不同，那么我们还得回到城邦中来，对正义再作考察，把个人身上的正义与城邦的正义两相对照，互相砥砺，就好比火石碰撞发出火星，照见了正义，当它这样显露出来时，我们就可以在心中确认它了。

所谓不正义就是灵魂三部分之间的内战，相互争吵和相互干涉。一个部分起来造反，企图在灵魂内部取得生来就不属于它的统治地位，而它本来应当像奴隶一样为作为灵魂统治者的那个部分服务。灵魂的各个部分产生了混淆，偏离了各自适当的运作过程，于是就有了不正义、不节制、懦怯、愚昧无知，总而言之，就有了这些邪恶。

当我们建立这个城邦时，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一条普遍原则，这条原则，或这条原则的某种形式，就是正义。这条原则就是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必须承担一项最适合他的天性的社会工作。

注释：

[1]　本段为对话人格老孔所表达的功利主义正义论的观点。

[2]　本段为对话人格老孔所表达的功利主义正义论的观点。

[3]　本段为对话人格老孔所表达的功利主义正义论的观点。

[4]　本段为对话人格老孔所表达的功利主义正义论的观点。

[5]　本段为对话人阿狄曼图所表达的功利主义正义论的观点。

[6]　本段为对话人格老孔所表达的功利主义正义论的观点。

灵魂一旦获得了独立，就不再迷路

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们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

当我服从神的命令进行考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有着极大声望的人几乎全都是有缺陷的，而那些被认为低劣的人在实际的理智方面倒比他们要好得多。

当灵魂自我反省的时候，它穿越多样性而进入纯粹、永久、不朽、不变的领域，这些事物与灵魂的本性是相近的。灵魂一旦获得了独立，摆脱了障碍，它就不再迷路，而是通过接触那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在绝对、永久、单一的王国里停留。灵魂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智慧。

我们要考察自己如何获得智慧，但这个问题本身就蕴含着我们大家都有能力获得智慧。然而一旦转向任何理智的部门，包括所谓的技艺、理智的形式，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想象的知识时，我们就感到困惑了。尽管这些东西没有一样配得上人的智慧的名称，人几乎无法发现这种能力到底是什么，这种能力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或者人如何掌握这种能力，然而人的灵魂却对此充满信心，抱有一种先知般的预见，深信自己拥有这样一种天生的本能。

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

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或者是一种湮灭，毫无知觉，或者如某些人所说，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转变，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人死时毫无知觉，而只是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收获。

如果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迁往另一处，如果我们听到的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如果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里，那么我们到哪里还能找到比死亡更大的幸福呢？

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对吗？死亡无非就是肉体本身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以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对吗？除此之外，死亡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带着肉体给它造成的污垢，因为灵魂在今生从来没有自愿与肉体联合，而只是在肉体中封闭自己，保持与肉身的分离，换句话说，如果灵魂按正确的方式追求哲学，并且真正地训练自己如何从容面对死亡，这岂不就是“实践死亡”的意思吗？

每一种快乐或痛苦都像一根铆钉，把灵魂牢牢地钉在肉体上，使之成为有形体的，把被身体肯定的任何东西都当作真实的来接受。我想，灵魂与身体一致，在相同的事情上寻找快乐，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灵魂必定会变得在性格和训练方面与肉身相同，这样它就决不能逃往不可见的世界，而是习惯于和肉身在一起，于是它在离开肉身后很快就又回到另一个肉身中，在那里扎根和生长。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它成为纯洁、单一、神圣事物的同伴的可能性就被完全排除了。

我们有清楚的证据表明灵魂是不朽的，我想这既是合理的意向，又是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因为这种冒险是高尚的。我们应当使用这种解释来激励我们自己的信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来讲这个故事的原因。

当一个人开始明白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会想一些过去不愿想的事。从前听到那些关于地下世界以及人在阳世作恶，死后到阴间受惩罚的故事，他会笑着把它们当作无稽之谈，而到了这种时候，他的灵魂就会生出疑心，认为这些故事有可能是真的。这也许是因为年老体弱，也许是因为比以前看得更清楚。

第五章　人类这个种族

从土中出生是一切人的法则

两性之间通过交媾繁殖后代显然不是那个时代人的天然禀赋。我们的传说告诉我们，从前有一种人是从土中产生的。危机爆发以后，就是这种人从土中复活。人们到现在还对此事保有记忆，因为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地把这件事传了下来。这些始祖的父母是从土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的生活年代直接与土中生长出来的人的生活年代相连，亦即前一宇宙旋转时期结束、现在这个宇宙旋转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祖先把人从土中生长出来的故事传给我们，健全的心灵应该相信这个故事，但现在确实有许多人不相信。

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关于宇宙的故事中接下去发生的事。我们只能认为，随着时光倒流、返老还童，新人也就产生了，这种新人来自那些死去的、在地下长眠的人，但后来却在母亲的子宫中孕育，得以再次重获生命。这种死者的复活与宇宙的变化保持一致，因为这时候一切被造物都发生了逆转。这个种族过去肯定是“从土中出生的”，此后才有了人的名字，才有了相关的传说。从土中出生是一切人的法则，只有少数被神改变了命运的人才会例外。

我们必须继续解释关于人在那个乐园中生活这个传说的起源。有一位神是他们的牧者，负责牧养他们，就像现在的人掌管比人低级的牲畜——因为人比它们更接近神。当神做人的牧者时，没有政治组织，也没有娶妻生子这些事。所有人都从土中复生，根本不记得从前的事。他们从树上和灌木丛中无限制地采摘果实，这些果树无需人的栽培就自己从地上生长起来。在大部分地方，人们在野外生活，不需要衣服和被褥，因为那时候的天气温暖宜人，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地上生长着茂盛的青草，为人们提供了柔软的卧榻。这就是克洛诺斯统治时代人们的生活。

最初的人是球形的

首先，我必须解释一下人的真正本性以及人的变化，因为最初的人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要知道，人本来分成三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除了像我们现在这样有男女这两种性别之外，还有第三种性别，既是男性又是女性。这第三种性别的人现在已经绝迹，但他们的名称仍保留至今。“阴阳人”这个词现在只用来表示轻蔑，但过去确实有一种不男不女，或半男半女的人。[1]

其次，先生们，最初的人是球形的，有着圆圆的背和两侧，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圆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圆圆的头，两张脸分别朝着前后不同的方向，还有四个耳朵，一对生殖器，其他身体各组成部分的数目也都加倍。他们直着身子行走，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但可以任意向前或向后行走，等到要快跑的时候，他们就像车轮一样向前翻滚。如果把手也算在内，他们实际上有八条腿，可想而知，他们能滚得非常快。[2]

我可以说，第三种性别的人是这样产生的。男人是太阳生的，女人是大地生的，阴阳人是具有两种性别特征的月亮生的。为什么阴阳人的形体和行走都是圆形的呢，这是从他们的父母月亮那里继承来的。先生们，他们的体力、精力、品性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实际上想要飞上天庭，造诸神的反。[3]

注释：

[1]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2]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3]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

宙斯和众神会商对付人的办法。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想用从前对付巨人的办法，用霹雳把他们全都打死，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对诸神进行献祭和崇拜了，但他们又不能容忍人类的蛮横无礼。宙斯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宙斯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削弱人类，既能消除动乱而又不至于把人全都毁灭。我提议把他们全都劈成两半，这是一石二鸟的妙计，一方面他们每个人就只有原来一半那么强大，另一方面他们的数目加倍，侍奉我们的人也就加倍了。宙斯还说，让他们以后就用两条腿直着走路，如果以后再发现他们捣乱，我就把他们再劈成两半，让他们用一条腿跳着走路。

宙斯说到做到，把人全都劈成了两半，就像你我切青果做果脯和用头发切鸡蛋一样。切完以后，他吩咐阿波罗把人的脸孔转过来，让他能用切开一半的脖子低下头来看到切开的这面身子，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再捣乱，然后再让阿波罗把他们的伤口都治好。阿波罗遵命把人的脸孔转了过来，又把切开的皮肤从两边拉到中间，拉到现在人的肚皮的地方，就好像用绳子扎上口袋，最后打了个结，我们现在把留下的这个小口子叫作肚脐。至于留下来的那些皱纹，阿波罗像鞋匠把皮子放在鞋模上打平一样全把它们给抹平了，只在肚脐周围留下一些皱纹，用来提醒我们人类很久以前受的苦。这些事都做完以后，那些被劈成两半的人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另一半，他们奔跑着来到一起，互相用胳膊搂着对方的脖子，不肯分开。他们什么都不想吃，也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另一半。时间一长，他们开始死于饥饿和虚脱。如果这一半死了，那一半还活着，活着的那一半就到处寻找配偶，碰上了就去搂抱，不管碰上的是半个女人还是半个男人，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人类就这样逐渐灭亡。[1]

幸运的是，宙斯起了怜悯心。他想了一个新办法，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使人可以通过男女交媾来繁殖，而从前人的生殖器都在后面，生殖不是靠男女交媾，而是像蚱蜢一样把卵下到土里。于是，宙斯就像我说的这样去做了，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让人们相互抱着交媾。他的主意是，如果抱着结合的是一男一女，那么就会怀孕生子，延续人类；如果抱着结合的是两个男人，也可以使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好让他把精力转向人生的日常工作。先生们，你们瞧，人与人彼此相爱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多么远啊，这种爱不断地使我们的情欲复苏，寻求与他人合为一体，由此成为沟通人与人之间鸿沟的桥梁。[2]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就像儿童们留作信物的半个硬币，也像一分为二的比目鱼。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求与自己相合的那一半。男人作为切开的阴阳人的一半当然就会受到女人的吸引，比如那些诱奸者；而作为切开的阴阳人的一半的女人也一样，也会追求男人，比如那些与他人通奸的妻子。凡是由原始女人切开而来的女人对男人则没有多大兴趣，只眷恋和自己同性的女人，这就是所谓女同性恋者。凡是由原始男人切开而来的男人是男人的追随者，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和男人交朋友，借此表现出男子气来，他们喜欢睡在一起，乃至于互相拥抱。这种人是国家最有希望的少年，因为他们最富有男子气质。[3]

所有这些事实际上都是人类原初状态的残余，我们本来是完整的，而我们现在正在企盼和追随这种原初的完整性，这就是所谓的爱情。我再重复一下，从前有个时候我们是一体的，但由于我们的罪过，神把我们驱散到各地。先生们，我们有理由感到恐惧，如果我们放弃对诸神的崇拜，那么他们会再次把我们劈成两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子要从鼻子正中剖成两半，用半个身子走路，就好像墓碑上的侧面浮雕。因此我们重要的责任是告诫我们的朋友敬畏神明，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确保平安，成为爱神军队中的一员，幸福地与爱人结合，在爱神的旗帜指引下前进。[4]

注释：

[1]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2]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3]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4]　本段是对话人阿里斯托芬讲述的故事。

我们居住在大地的凹陷之处

一位万能的工匠，能制造各种匠人所制造的一切。他不仅能够制造各种用具，而且还能制造一切植物和动物，包括他自己，此外还能制造天、地、诸神，还有天上的各种东西以及冥府间的一切。

流行的观点确实认为，对最高的神和整个宇宙进行研究，忙于解释它们，这样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亵渎神明，然而我的看法与此正好相反。我明白这种学习是细致认真的，对社会有益的，是神完全能够接受的，根本不可能要求人们放弃对这门学问的关注。

恒星被创造出来，它们是神圣的、永恒的、永远在同一地点按照同一方式进行运动的生物。其他星辰则是往来漫游、方向不一的，这种星辰被造的方式上面已经说过了。大地是我们的保姆，随着那条纵贯宇宙的枢轴旋转，大地也是诸神中最年长的，位于天穹最内里的地方，是白天与黑夜的卫士和制造者。我们用不着细说这些星辰如何像舞蹈一样在轨道上循环往复、相互穿插、交会相遇，又有多少星辰处于相反的位置，什么时候、什么星球被其他星球遮掩而发生星蚀，它们又在什么时候隐而复现，给那些不能计算它们运动规律的人送来关于未来事物的凶兆。如果不能再现这个天体系统，那么试图说明这一切是徒劳的。

如果大地是球形的，位于天空中央，那么它既不需要空气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类似的力量来支持它，使它不下坠，天空的均匀性和大地本身的均衡足以支持它。任何均衡的物体如果被安放在一个均匀的介质中，那么它就不会下沉、上升，或者朝各方偏斜，来自各方的均等的推动使它保持悬浮状态。这就是我的信念的第一部分。

尽管我们居住在大地的凹陷之处，但我们以为自己住在大地的表面，把气称作天，以为它就是星辰在其中运动的天空。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我们呆滞和虚弱，以至于不能抵达空气的顶端。如果有人抵达空气的顶端，或者长着翅膀飞到那里，那么他抬起头来就能看到上方的那个世界，就像海中的鱼抬起头来看我们的世界。如果他的本性是能够看的，那么他会认识到真正的天空、真正的光明、真正的大地。因为这个大地、它的石头以及所有我们居住的区域都已受到损害和侵蚀，就像海中的一切都受到海水的侵蚀一样。我们不必提起植物，它们鲜有任何程度的完善，只要看看那些洞穴、沙滩、沼泽以及大地各处的黏土就可以知道，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但是上面那个世界的事物远远胜过我们这个世界的事物。

位于天穹下的那个大地，那个真实的世界，从上往下看，就像是一个用十二块皮革制成的皮球，有各种不同的颜色。我们所知的颜色种类有限，就像画家用的颜料，但是整个大地的颜色比画家的颜色还要明亮和纯洁。一部分是极为美丽的紫色，另一部分是金黄色。白的部分比粉笔和雪还要白，有其他颜色的部分也要比我们看见的颜色更加鲜明和可爱。即使大地上的这些充满水和气的凹陷之处也有颜色，五彩缤纷地闪耀着，看起来就形成一个五光十色的连续的表面。生长在这个大地上的树木、花朵、果实之美是适度的。那里的山的坡度是适度的，岩石是透明的，它们的颜色更加可爱。水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非常昂贵，碧玉、红宝石、祖母绿以及其他宝石都是这种石头的残片，但它们都那么美丽，或者更加美丽。这是因为这些石头保持着它们的天然性质，没有像那些聚集在一起的沉淀物一样被咸水腐蚀或损害，咸水是引起石头、泥土、动物、植物残缺和疾病的原因。装点着大地本身的不仅有所有这些石头，而且有金、银等其他金属，大地各处都浮现出这些金属的矿脉，能够看到它们的眼睛真是有福的。

那个世界上有各种动物，还有人，有些动物住在内地，有些动物就像我们环绕大海居住一样围绕着空气居住，还有些动物住在空气环绕的岛屿上，但是接近大陆。简言之，我们有水和大海，他们有气；我们有气，他们有以太。那里的天气很好，完全不会得病，生活在那里寿命也要比我们长得多。他们的视觉、听觉、理智，以及其他所有能力，都远远优于我们，就好比在纯洁度方面，气优于水，以太优于气。他们也有圣地和神庙，并且真的住着诸神，还有神谕、预言、异象和所有各种与诸神面对面的交际。他们真的看见太阳、月亮、星辰，他们的其他幸福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大地本身，在它的所有表面，有许多低洼的区域。有些比我们居住的区域还要凹得更深，地方更大；有些凹得比我们的区域深，但地方较小；有些比我们的区域凹得浅，地方更大。这些地方都通过各种渠道连在一起，有些渠道较窄，有些渠道较宽。从一个盆地到另一个盆地，流动着大量的水，大量的地下河道永不止息地流动着热水和冷水。还有火，形成火河。河中还流动着许多泥沙。有些河比较清澈，有些河非常混浊，就好像西西里河在熔岩流入之前比较清澈，而熔岩本身是混浊的。熔岩流入西西里河以后，河水就变得非常混浊。由于有这些河流，某些区域就会周期性地被淹没。这些反复的运动是由大地内部的震荡所引起的，用一种自然的方式把震荡的力量携带出来，就像流水一样。

这个大地有一个洞穴不仅比其他洞穴要大，而且可以从大地的一端穿透到另一端。荷马和许多诗人都称之为塔塔洛斯。所有河流都注入这个深渊，又从那里流向各处，各自获得它所流经的区域的性质。在到达那些区域时，水会分开，形成海、湖、河、泉。然后又会渗入地下，有些渗透到更加遥远的地区，有些则比较近，这样水又流空了，再次进入塔塔洛斯，有些水落得比原来深，有些水只比它喷发出去时落得较深一点儿，但总的说来，它们都会比喷发出去时落得深。有些水流到它流出时所在之处的对面，另一些则流回原来的地方，有些则在环行，就像蛇一样绕着大地行走，在它们再次喷出水流之前尽可能下降得更深一些。下降得更深一些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变换流向，因为无论河水怎么流动，塔塔洛斯的四周都是陡峭的。

这就是大地及其河流的形成。当新的亡灵在它们各自的守护神的引导下抵达那里时，首先要被交付审判，无论它们生前是否过着一种善良和虔诚的生活。那些被判定为过一种中性生活的亡灵被送往阿刻戎，在那里登上那些等候它们的船只，被送往那个湖，在那里居住。在那里它们要经历涤罪，或者因为它们曾犯下的罪过而受惩罚，或者因为它们良好的行为而受奖励，每个亡灵都得到它们应得的一份。那些曾犯下大罪的亡灵被判定为不可救药，例如盗窃圣物、谋杀，以及其他类似的重罪，它们命中注定要被抛下塔塔洛斯深渊，再也不能重现。

每一群鬼魂在草地上只能住七天，第八天就要它们动身，继续上路。它们又走了四天，来到一个地方，从这里能看见一道笔直的光柱，自上而下贯通天地，颜色像彩虹，但比彩虹更加明亮和纯净。它们又朝着光柱的方向走了大约一天的路程，看见这道从天而降的光柱有两个端点。这光柱就是诸天的枢纽，好比海船的龙骨，把整个旋转着的碗形圆拱维系在一起。那个“必然”的纺锤吊在光柱的顶端，所有球形天体的运转都以这道光柱为轴心。光柱和它的挂钩是金刚石造的，圆拱是金刚石和其他合金的。

造物主看到宇宙这座为永恒诸神而建造的神龛活生生地运动起来，十分喜悦。因为喜悦他就思忖着把这个摹本造得更像那原型。他改变主意，制造一个永恒者的运动着的影像，于是他在整饬天宇的时候，为那留止于一的永恒造了依数运行的影像，这个影像我们称之为时间。日、夜、月、年在天被造出来之前并不存在，但当他在建构天的时候把它们也给造了出来。它们全都是时间的部分，过去和将来也是时间的生成形式，而我们不经意地将它们错误地用于永恒的存在，因为我们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等等，实际上只有说“现在是”才是恰当的，而“过去是”和“将来是”只能用来谈论有时间的生成变化。因为“过去是”和“将来是”都表示运动，而不动的永恒自持者不宜随时间变老或变少，也不能说它过去曾经怎样、现在变成怎样、以后将会怎样，并且总的说来它们也不属于以生成为原因的处于运动状态的那些感性事物。这些时间的生成形式模仿永恒性，并且依照数的法则运转。

时间和天在同一瞬间生成，一起被创造，神这样做为的是，如果它们也有解体的时候，那么它们也会一起分解。天是按照永恒的模型建构的，意在使之尽可能与永恒相似。这个模型是永恒的，所以被创造的天在过去、现在、将来的一切时间中都存在。这就是神在创造时间时的念头和想法。

神创造了太阳、月亮以及被称作行星的那五颗星辰，用来确定和保持时间方面的数。在把星辰的形体创造出来以后，神就把它们安放在“相异”的运动轨道上，七个星辰有七条轨道。首先是距离大地最近的月亮的轨道；其次是太阳，位于大地之上的第二条轨道；然后是金星和水星，它们的轨道速度与太阳相同，但运行方向与太阳相反，因此太阳、水星、金星有规律地你追我赶，互相超越。至于其他星辰，等我们将来有空时再来对它们作相应的说明。

当每一为创造时间所必需的星球上了各自恰当的轨道时，它们已经成了有形体的生灵，为生命之链所束缚，也了解给自己指定的任务。它们沿着不同的轨道运行，有些轨道较大，有些轨道较小，轨道较小的星辰运行较快，轨道较大的星辰运行较慢。由于相同的运动，运行最快的星辰似乎被运行最慢的星辰所超越，而实际上是前者超越后者，因为相同的运动使它们全都按照螺旋形自转，同时由于有些星辰走的是这条路，有些星辰走的是那条路，结果使得那些运行最慢的、离开运动最快的“相同”圈子的星辰看起来距离这个圈子最近。为了使这些星辰在八条轨道[1]的相对运行速度有某些可见的度量，神在大地之上的第二条轨道上点燃了一堆大火，我们称之为太阳，照亮整个天空，让世上所有生物都能从星辰相同和相似的运动中学会算术。

以此方式，并由于这些原因，黑夜和白天被创造出来，这是一个最合乎理智的旋转周期。月亮沿轨道运行一圈并赶上太阳，这就是“月”；而太阳走尽了它自己的轨道，这就是“年”。几乎毫无例外，人类还没有记下其他星辰在其轨道上运行一圈的周期，没有为之定名，也没有计算星辰间的相对度量，所以很难说他们知道星辰的漫游构成了时间，因为这些星辰数量庞大，形态复杂，令人敬畏。但是不难看到，当所有八个星辰以它们不同的相对速度运行时，它们可以同时完成循环，用相同者的旋转和相同的运动来测量，时间的完全数就成全在这个“完全年”[2]上。以这种方式，亦由于这些原因，星辰生成以后就在天空中循环运动，到最后，通过对永恒的模仿，被造的天也尽可能像那完善而又理智的生物。

大地把她丰硕的果实不仅充裕地提供给自己，而且也提供给人，后来她还产出橄榄，作为赐给她的子女的一种恩惠，慰藉他们的辛劳。把子女抚养长大后，她赐给他们诸神做他们的统治者和教师，诸神的名字是人所周知的，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这些神安排着我们的生活，把各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技艺传授给我们最初的人类，也教会我们获得和使用武器来保卫祖国。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星辰的宏伟。星辰并非如它们所显现的那样微小，任何星辰的体积都是巨大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相关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呃，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整个太阳比整个大地要大，事实上，每一运动着的星辰都无比巨大。

那些假定一切事物都在运动的人把大部分自然仅仅视为容器，他们说有一种力量渗透、贯穿于其中，这种力量是一切创造的工具，是最精细、最迅捷的元素，因为如果它不是最精细的、最迅捷的，不是一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的力量，能在其他事物呈现静止时穿越事物，那么它就不能渗透这个运动着的宇宙。

注释：

[1]　七个行星有各自的轨道，第八条轨道是大地随着宇宙的枢轴旋转的轨道。

[2]　又称“世界大年”，以全部行星从同一地点出发最后同时回到出发点为一周年。其历时多少有不同算法，柏拉图估计为36000年。

在先前的岁月里，人类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

在先前的岁月里，人类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由于大地不再自动地供给食粮，而此时人类却还不知道如何去为自己获得食物，因为在一切都很充裕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学习工具的制造和技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人类处在异乎寻常的窘迫中。正是为了适合这种需要，才有了古老传说中的诸神的馈赠，以及此类必不可少的教训和指点。

火是普罗米修斯[1]送给人类的礼物，赫淮斯托斯与他在技艺方面的同伴把技艺的奥秘揭示给人类，其他神祇则使人类有了关于种子和植物的知识。[2]有了这些馈赠，人类就以此谋生，因为神对人的监护已经停止了，人类不得不管理和照料自己的生活，用的是与整个宇宙被迫使用的方式相同的方式。就这样，与整个宇宙相同并追随宇宙永久的命运，在一个时代，我们的生活和生育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而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以那种方式进行的。

让我们假定有一次大洪水造成了人类的灭绝。当时躲过这场大灾难的少数人必定都是山里的牧人，由于住在高山上，他们成了人类之火的稀有余烬。这些人必定不熟悉各种技艺，尤其不懂那些城镇居民之间进行竞争和超越的技巧，以及他们相互伤害的诡计。当时位于低处和海边的城市全都毁灭了，所有工具都佚失了，任何有价值的发现，包括政治科学或其他各种专业全都佚失了。

人类在许多个世代里都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与大洪水之前的时代相比，或与我们当今时代相比，他们在各种技艺方面是未开化的、无知的，尤其是对那些战争技艺，比如像今天的陆战或水战，还有城市内部的战争，以讼争和派别的名义出现，凭着精心设计的多重诡计用言语和行动相互伤害和作恶。一般说来，他们比现在的人更加单纯、更富有男子气，因此也更加自制、更加正义。

诸神是我们的看护，我们人类是它们的一种财产。

注释：

[1]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神，从天上盗窃火种给人类。

[2]　赫淮斯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火和冶炼之神，技艺高超，被认为是工匠的始祖，他的技艺伙伴是雅典娜。种子是德墨忒耳的礼物，植物是狄奥尼修斯的礼物。

人类这个种族是时间的双生子和伴侣

男子应在年龄到达三十岁，并在三十五岁之前结婚，在此年龄段的人可以视为已经拥有不朽意识。人的本性使我们每个人以各种形式表现这种不朽意识，想要在世上赢得名声，不愿默默无闻地躺在坟墓里，就是这种不朽意识的表现。因此，人类这个种族是时间的双生子和伴侣，绝不能与时间分离，这就是人类不朽的性质。通过世代延续，这个种族保持同一，通过繁殖后代分有不朽。因此，虔诚断然禁止人们用自己的行为剥夺自己的欢乐，比如有些人不想要妻子和孩子，自愿地剥夺自己。所以对那些服从法律的人我们不会让他受到伤害，而对那些不服从法律，到了三十五岁还不结婚的人，那就让他每年交付若干数量的罚金，使他不能用他的单身状态作为赢利和偷闲的资源，让他失去年轻人经常给予长者的那些公共荣耀。

现在我们要提到孝敬仍旧在世的父母。宗教在这个方面要求人们适当地承担这种最早的、最沉重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我们所有义务中最神圣的。它要求一个人尽其所能和所有，侍奉那些养育他的人，尽力照顾他们的需要，首先是他们的食宿，其次是他们的身体，然后是他们的心灵。他们在年幼时得到的精心照料和长辈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就像一笔贷款，现在要由他们在长辈年老和迫切需要时加以偿还。还有，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应当对父母保持特别恭敬的态度，因为轻狂的话语会带来沉重的厄运。所以当父母发火时，应当顺从他们，要用言语和行动平息他们的愤怒。你们要理解，做父亲的认为自己受到儿子的伤害而勃然大怒其实是非常自然的。父母过世的时候，最有节制的葬礼是最好的。不应超越习俗，举行浮华的葬礼，但在祖宗墓地里埋葬死者时也不能缺少葬礼，还要遵守同样的规则每年祭奠死者。在花费适当的钱财祭祀祖先时，最重要的是在心中牢记死者，永远尊敬他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并按照这些规矩去生活，我们就能不断地得到上苍和更高力量的恩赐，我们的日子和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希望。

准备要结婚的人必须考虑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他必须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住在新家中，在那里生儿育女。在人生的所有想法中，总会有某些事情无法实现，当希望破灭时人的心思会集中在这一点上，久久不能忘怀，而永久的伴侣会给你带来温暖，使你很快忘掉不愉快的事。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年轻夫妇应当离开父母，离开新娘的亲戚，去他们的老宅居住，就像去一个殖民地定居。他们会回父母家探视，父母亲戚也会来探望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家中生育和抚养子女，由此把生命的火炬一代代传递下去，按照我们法律的要求，永远侍奉神。

奴隶和他的主人之间绝不会有友谊，卑贱者和高尚者之间也不会享有同样的荣耀。确实，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平等的对象，如果不用特定的比例来加以限制，就会以不平等的结果而告终。这两种情况事实上就是产生内乱的丰富源泉。有句古谚说得好：平等产生友谊。这条公理是非常合理的，令人敬佩的，但它没有清楚地说明什么样的平等会产生这种效果，如果对此模糊不清则会给我们带来浩劫。

任何人，男人、妇女、儿童，都决不要忘了尊重长者，诸神和想要永久幸福的人都应当这样想。因此，年轻人公开殴打长者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是上苍讨厌看到的景象。如果年轻人被年长者殴打，那么年轻人的合理态度应当是克制愤怒，保持温和，这样一来，这位年轻人自己到了老的时候也不会殴打年轻人。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规定如下：所有人都应当在言语和行动中对长者表示尊重。任何人面对一位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必须住手，就像面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他必须宽待一切年纪足以生下他来的人，这是对生育女神的一项义务。

在上苍眼中，没有比一位年迈的父亲或祖父，或者年迈的母亲或祖母更宝贵的形象了。如果人们崇拜他们，尊敬他们，那么连上苍也会感到快乐，或者说上苍就不会听到他们的祈求了。实际上，作为祖先的人是神的影像，他们胜过任何无生命的雕像。当我们崇拜这些活的影像时，他们总是我们的第二个祈祷者（指父母为子女祈祷）。如果我们对他们不孝，那么他们就会做出相反的祈祷，而做子女的既不能进行这样的祈祷，也不能进行相反的祈祷。所以，对父亲、祖父和其他祖先尽孝的找不到其他更加有效的影像可以保证为他得到上苍的青睐。

把情感告诉别人不是一件易事

当前的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和孩子一样，并且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把自己当作跟父亲一样的人，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只有这样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还有，外来的居民感到自己应当与本邦公民平等，而本邦公民也这样想，认为外国人和本国人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还有这样一些类似的事情。老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而学生反而轻视老师和他们的监护人。年轻人普遍冒充老资格，侃侃而谈，与老一辈分庭抗礼，而老一辈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只怕被年轻人视为坏脾气的老不死。

如果人类并不拥有一种共同情感，这种情感表现形式各异而实际内容相同，而是我们中的某些人体验到的独特情感不能为他人所分享，那么要我们中的某个人把他的情感告诉别人不是一件易事。

对任何生灵来说，出生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人从小到大不断地模仿，最后成为习惯，而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影响着人的言语和思想。

人的基本类型也有三个：爱智者（或哲学家）、爱胜者、爱利者。

对任何生灵来说，出生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首先，当一个人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必须熟悉那里的环境，真的出生以后还要进一步接受抚养和教育，这些过程全都有着难以言表的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如果我们不提痛苦，只讲尚可称得上满意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只有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人们一般认为人的中年可以算得上这样的时期，但老年的降临很快又使我们落入命运的控制。一想到老人的生活状况，那么凡是没有被儿童般的想象充斥头脑的人都不愿过这样的生活。

人的两只手做各种事的能力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而两只脚或两条腿有没有这样的差别人们就觉察不出来了。正是由于保姆和母亲们的愚蠢，所以我们全都是一只手残废的。实际上，自然把我们身体两侧的肢体造得一模一样，只是由于我们不正确的习惯，才使它们有了差别。

过多的睡眠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不利，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事实上，睡着了的人只能算一具尸体。人应当用各种身体和心灵的活动来尽可能保持清醒，只留下保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睡眠。如果有良好的习惯，这种必要的睡眠时间并不太多。

年纪老并不是遭受不幸的真正原因

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老头儿经常聚在一起，正应了一句古话，“同类相聚”。大多数人在这种场合会发出哀叹，说年轻时的快乐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回想起从前的种种快乐，美酒、女人、宴饮，等等，就坚信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失去，从前的生活才是良好的生活，而现在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有些人抱怨亲属朋友对老人不尊重，在悲哀的祈祷中把一切不幸都归罪于老年。而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们的责备是错误的，年纪老并不是遭受不幸的真正原因。[1]

年纪大了确实要清心寡欲，如果能这样做，那真是一种福气和解脱。当内心强烈的欲望平息下来，不再有更多的愿望时，我们确实摆脱了许多穷凶极恶的奴隶主的羁绊，这就是索福克勒斯的意思。

如果一个人是有节制的、心平气和的，那么年迈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痛苦。如果他的品性正好相反，那么，苏格拉底，无论年老还是年轻对他来说都同样难受。[2]

一个有理智的人同时忍受老年和贫困固然不易，但一个无理智的人即便富有，到了老年也仍旧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

年轻人显然不能对长者动武或动粗，也不能以任何方式羞辱他，除非统治者命令他们这样做。恐惧和敬畏这两种心态可以起到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的作用。敬畏可以使人不去动手冒犯长者，他们可能是他的父辈。恐惧使人害怕会有人来援助受害者，而援助者可能是他的儿子、兄弟或父辈。

注释：

[1]　国家篇的主要发言人是苏格拉底，以第一人称叙述，本段为苏格拉底叙述的讨论中发言人凯发卢斯的讲话。

[2]　国家篇的主要发言人是苏格拉底，以第一人称叙述，本段为苏格拉底叙述的讨论中发言人凯发卢斯的讲话。

人，只是被创造出来作为神的玩偶

一切有益的、严肃的努力都以神为真正的目标，而人，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是被创造出来作为神的玩偶，这实际上对人来说是最好的。

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神喜欢的，可以用来表明自己对神的追随？这样的行为只有一种，可以用一个古代的原则来概括：有特定尺度的事物“同类相亲”。因为，没有特定尺度的事物既不能相互亲爱，也不会得到那些有尺度的事物的爱。在你我看来，“神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胜过他们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第六章　教育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高幸福

用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胜过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

我们必须先对编故事的人进行审查，接受好故事，拒绝坏故事。然后我们要鼓励保姆和母亲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通过审查的故事，用这些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胜过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1]

年轻人分辨不清什么是寓言，什么不是寓言，无论什么见解对他们来说总是先入为主，成为根深蒂固、不易更改的定见。因此，我们也许要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他们最先听到的故事应当是最优美、最高尚的。

母亲们也不要在诗人们的影响下用有害的故事吓唬孩子，说什么诸神在夜里游荡，假装成远方来的异客，免得她们亵渎神明，同时还把孩子吓得胆战心惊，变成胆小鬼。

要想使我们的卫士敬神明、孝父母、重视朋友间的友谊，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亵渎诸神的故事存在，也不允许他们从小就听这类故事。

我们不仅必须对诗人进行监督，强迫他们在诗篇中培育具有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诗歌，而且必须监督其他艺人，禁止他们在绘画、雕塑、建筑或其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形象。如果不服从，那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不让他们在我们中间施展他们的技艺，否则我们的卫士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好比牛羊卧于毒草之中，咀嚼反刍，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便在心灵中铸成大错。我们必须寻找这样一些艺人，凭着优良的天赋，他们能够追随真正的美和善的踪迹，使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循此道路前进，进入健康之乡，那里的美好作品能给他们带来益处，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和他们的耳朵听到的都是美好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好比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从童年起就与美好的理智融合为一。

注释：

[1]　指当时用按摩推拿一类的方法对幼儿进行保育。

音乐和体育这两种技艺是某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

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会热爱身心皆美之人，而不会去爱那些身心不和谐的人。

在体育方面，我们的卫士也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乃至终生。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凭着它自身的优点并不一定能造就灵魂之善，相反，一个良好的灵魂凭着它自身的美德能使身体有可能变得很好。

在进行简单的体育锻炼之外还要过分关心身体是一种最大的障碍。这给家务、军务、城里的案牍公事都带来不少累赘。更有甚者，它使任何类型的教导、思维、沉思、冥想都变得困难，一天到晚老是怀疑自己头晕目眩，并把这些毛病的根源归咎于学哲学。这种品质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一种障碍。因为它使人老是觉得自己有病，整天为自己的身体担忧。

当一个人沉湎于音乐，让各种乐曲，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甜蜜的、柔软的、哭哭啼啼的音调，醍醐灌顶似的以耳朵为漏斗注入灵魂，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婉转悠扬的歌曲，如果他的灵魂中有激情这个部分，那么最初的效果就是使这个部分像铁一样由坚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而不像原先那样脆而无用了。倘若这样继续下去，他像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最后他会熔化和液化，直到他的激情完全烟消云散，他的灵魂萎靡不振，成为一名软弱的战士。

音乐和体育这两种技艺在我看来是某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它们服务于人的激情原则和爱智原则，用恰当的张力和松弛来调整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而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灵魂和身体，尽管附带的也有所顾及。

不要让那些音乐和体育的新花样搅乱了已有的秩序。他们一定要尽力防范这些东西，免得有人说“人们非常喜欢聆听这支歌曲，它每次都有如新谱的曲子动人心弦”，[1]要知道人们会误以为诗人在这里称赞的不是新歌，而是唱歌的新花样。但我们一定不要称赞这种事情，也不要误解诗人的意思。因为我们必须明白，音乐的花样翻新可能带来的危险是无法预测的。如果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大法没有变动，那么音乐的类型也决不能改变，这是达蒙说的，我相信他这话。

人们也认为它（音乐）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实际上它慢慢地向人的心灵渗透，悄悄地改变人的性格和习惯，再以逐渐增强的力量改变人们的处世方式，然后肆无忌惮地反抗法律和政治制度。苏格拉底，最终它会摧毁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方方面面。[2]

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那些更加符合法律的正当游戏，如果这些游戏变得违法，那么孩子们也会变得违法，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如果孩子们从小在玩耍中就通过音乐养成遵守法律和秩序的精神，那么与前一种假设相反的事情就会发生，这种守法精神会时时处处支配他们的行为，并影响他们的成长，一旦国家发生什么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

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已经决定了他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决定了他今后行为的性质。

好的计划确实是智慧的一种形式。人们能提出好的计划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拥有知识。

我们和我们要加以教育的卫士们都不能算是真正的音乐家，除非我们能够在包含和表现各种性质的复合事物中认识节制、勇敢、公正、高尚这些性质，以及与此相反的各种性质，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我们都能识别它们本身及其影像，无论表现在大事物中还是在小事物中都不忽视它们，相信认识它们本身及其影像属于同一种技艺和学习。

我们挑选战士，并对他们进行音乐教育和身体训练，这也是在尽力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努力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就是要他们信服和接受我们的法律，就好像给羊毛染色，由于他们有适当的天性和教养，所以他们的信仰和信念可以很快地染上一定的颜色，知道哪些事情是可怕的，也对其他所有事情抱有信念。他们的信念不会被快乐这种对信念具有强大漂白能力的碱水所洗褪，也不会被苦恼、恐惧和欲望这些具有比任何染料的染色能力都要强的染料染上别的颜色。灵魂的这种力量，坚持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这种合法而又正确的信仰，就是我所谓的勇敢。

注释：

[1]　荷马：《奥德赛》，第1卷，第351行。

[2]　本段为苏格拉底叙述的阿狄曼图的讲话。

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

良好的培养和教育在国家中造就公民良好的品质，而具有良好品质的公民再接受这种教育成长为比前辈更加优秀的人，这一看法既适用于其他目标，也适用于生育后代。这种情况即使在动物中也一样出现。

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

年少的时候，他们应当接受适合青少年的教育和文化。当身体正在发育成人的时候，他们应当注意身体，以便有充足的体力为今后从事理智活动提供基础和保证。随着年龄增长，灵魂进入成熟阶段，这时候他们应当强化心灵的锻炼。而当他们的体力转衰，过了从事政治和军务的年龄时，如果我们想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幸福，并且在死亡来临时仍旧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上同样幸福的生活，那么我们应当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逍遥自在，不再让他们承担繁重的工作，而只让他们从事哲学研究。

出于实用的目的，对儿童的教导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身体方面的教养，与身体有关；另一类是音乐，旨在心灵的卓越。

教育的总和与本质实际上就是正确的训练

我们应当把游戏当作教育孩子的工具，引导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使他们在成年以后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的总和与本质实际上就是正确的训练，要在游戏中有效地引导孩子们的灵魂去热爱他们将来要去成就的事业。

教育乃是从小在学校里接受善，使之抱着热情而又坚定的信念去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又懂得如何服从正义的统治。

我们的论证会把这种训练与其他训练分开，把教育这个名称完全归于它。任何以财富、身体的力气以及其他与理智和正义无关的事物为宗旨的训练，都是粗俗的、不高雅的，完全不配称作教育。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咬文嚼字，而要遵循我们刚才已经同意的立场，认为正确地接受教育就是接受我们所说的善。我们绝对不可以轻视教育的任何一个方面，因为教育是上苍恩赐给人类的最高幸福，最优秀的人所接受的恩赐最多。如果教育发生了错误的转向，我们都应当献出毕生精力来修正它。

判断音乐的标准是它所能提供的快乐，但音乐并非给任何人或每个听众都提供快乐。我们可以说，最优秀的音乐是那些能使最优秀的、恰当地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快乐的音乐，尤其是，它要能使在善与教育方面都非常卓越的人感到快乐。我们说，对音乐作判断需要善，其原因在于判决者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敢。一位真正的判决者一定不能随波逐流，顺从听众，一定不能在大众的喧嚣下丧失自己的判断力，也不能由于胆小怕事而软弱地宣布一个违背自己本意的判断，并在判决中借助诸神的名义来表明自己已经完成了职责。说实话，判决者的任务不是向听众学习，而是教育听众，反对那些以错误的、不恰当的方式给听众提供快乐的表演者。

教育实际上就是把儿童引导到由法律宣布为正确的规矩上来，其正确性为最优秀的人和最年长的人的共同一致的经验所证明。

婴儿最先获得的意识就是关于痛苦和快乐的意识，灵魂首先在这个地方获得美德或邪恶。因为一个人若是获得智慧和确定的真实信念，哪怕是在他老年时期获得的，也可以说他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在各种情况下，拥有智慧和真实信念的人同时也能得到与智慧和真实信念相伴的幸福，使人生状态圆满。因此，所谓教育，我指的就是善的获取，它的最初形式就是儿童所获得的那个样子。

我们的年轻人渴望跳舞和唱歌，而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认为事物在时间中变化，所以乐意看着他们游戏和欢乐。我们的身体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失去灵活性，所以我们乐意安排表演比赛，让表演者唤醒我们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他们（诗人）充满无限的想象力和追求快乐的欲望，把哀歌与颂歌、阿波罗颂歌、酒神颂歌全都拼凑在一起，他们实际上还用竖琴模仿笛子的旋律，创造出一种大杂烩。就这样，他们的愚蠢引导他们无意识地诽谤他们的职业，假设在音乐中无所谓对错，判断的正确标准就看能给听众提供多少快乐。为了能够创作出具有这种效果的音乐和谈话，他们当然要鼓励听众藐视音乐法，还把自己伪装成能干的法官。就这样，我们曾经一度安静的听众发现了一种声音，在说服他们要明白艺术中的善与恶，于是这个领域中的古代的“最优者的统治权”让位给了一种邪恶的“听众的统治权”。如果这样做的结果是民主制的产生，那么只要它还限制在艺术范围内，是自由民的创造，那么还不会有大害。但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音乐已经成为对普遍知识的总的欺骗和对法律以及追随其后的自由的藐视。

自信有了所谓的知识，恐惧也就被抛弃了，而失去恐惧也就产生了鲁莽。因为对判断的漠视必然产生毫无顾忌的过分自由，这种东西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应受严责的鲁莽。

人的性格确实是在幼年由习惯造成的

我们的男孩、女孩都已经出生了，下一步我们当然就要考虑如何抚养和教育他们。这个主题可不能在沉默中放过，但我们的处理将戴上指导和告诫的假面具，而非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从一般的观察来看，家庭生活的隐私表现为许多小事，儿童的痛苦、快乐、欲望都会轻易引发这些小事，而立法者不可能就这些小事逐一提出告诫，由此使我们公民的性格变成一堆大杂烩。这样做对全体公众是一种恶，而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错误频繁发生时，用法律来进行惩罚是不合适的，有损尊严的。这种法律，就像我们制定的法律一样，确实包含着一种危险，因为犯罪的习惯就是来自这些微不足道的错误的重复。因此，尽管我们无法针对这些小事立法，但要我们保持沉默也不可能。

自幼经受这种惊吓的心灵最有可能养成胆怯的习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承认，这种办法是在培养胆怯，而不是在培养勇敢。

鼓励儿童养成温和的脾气将会在道德品质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暴躁的脾气则会促使邪恶的产生。

娇宠儿童会使他们的脾气变得暴躁、乖戾，有一点儿小事就闹别扭，但若用相反的态度，非常严厉、非常霸道地对待他们，则会使他们无精打采、低三下四、闷闷不乐，使他们不适宜与他人交往，参与公共生活。

正确的生活道路既不是追求快乐，也不是无限地避免痛苦，而是想要达到一种中间状态，对此我刚才用了“仁慈”这个词，我们全都有可能借助神谕的力量把这种状态归于神本身。我认为，像神一样的人必定会追求这种心灵习惯，他肯定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快乐，也不会忘记自己要经历一份痛苦，我们也一定不要让他承受他人的痛苦。男女老少，或是新生婴儿，在其接触的范围之内，人的性格确实是在幼年由习惯造成的。呃，要不是我怕被你们误解为是在开玩笑，我会说得更彻底一些。我会下令派人专门监视那些生育期的妇女，要她们在怀孕期间不能有频繁激烈的快乐或痛苦，以保证她们养成仁慈、明智、安详的精神。

教育对每个母亲的儿子都是强制性的

我们的歌曲已经成了“经典”，以往时代的人也曾把某些弦琴的曲子称作经典，由此可见，他们对所谓经典的意思并非完全陌生。有些人可能在梦中看到真理，或者在醒着的时候看到异象。简言之，让我们假定有这样一条法规，任何人都不得违反有关歌曲、祭仪、青年歌舞表演的公共标准，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都不得超越我们法典的规定。

如果一个人自幼年起，直到有理智的责任年龄为止，一直熟悉严肃的古代音乐，那么他会排斥与之相反的音乐，斥之为野蛮的声音。但若他从小听着流行音乐长大，亦即令人发腻的那种音乐，那么他会感到与之相反的音乐是僵硬的、令人不快的。

教育对每个母亲的儿子都是强制性的，原因在于儿童比他们的父母更是国家的财富。

女孩子从小就要充分练习舞蹈和戴盔甲的战斗，长大了要参加军事指挥、集体操练，还要使用各种武器。如果没有别的原因的话，这样做的理由只在于一旦形势要求我们全体公民参加城外作战，那么保卫整座城市的任务就会落到儿童身上，女孩子也要能担当起这个任务。另一方面，如果有大量希腊人或外邦人入侵——这种情况并非绝对不可能——那么必定会有保卫城邦的激烈战斗，如果城邦的妇女没有训练好，乃至于连母鸡面对最危险的野兽或其他任何危险冒死保护小鸡那样的勇气都没有，如果她们只是朝着神庙狂奔，坐在祭坛和神龛前，那么这种表现确实是城邦的奇耻大辱，是人类最卑贱的表现。

成为一个自由民

在一切年轻的生灵中，男孩子是最难对付的。这是因为与其他生灵相比，他有一个还不能“清澈地流淌”的理智的源泉，他是最狡猾、最惹是生非、最不服管教的野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生灵要用不止一条马勒子来约束。他一离开母亲和保姆的怀抱，就要有人照看，这个时候他是幼稚无助的。等他长大一些，就要有许多老师来教育他，使他成为一个自由民。

他（教育官）一生坚信，只要年轻一代能够不断地健康成长，我们的国家这艘大船就会顺利地航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结果最好就不用提了。在我们建起来的这个城邦里，我们也一定要提防这些凶兆。

自由人还要继续学习三门课。数字和算术算一门；测量、画线，平面的和立体的，总起来算一门，这是第二门；第三门的内容是行星轨道及其相互之间的真正关系。不可能对所有人详尽地解释这些课程的每一个细节，学习这些细节的只能是少数挑选过的人。

任何人都不可以对我们扮演神祇或精灵的角色，也不能扮演英雄的角色，英雄是人类最严重的迷信。如果受神激励的人连三和二、奇数与偶数都分不清，也不会数数，甚至分不清昼夜，不知日月星辰的轨道，那么这样的人还能算是人吗？

等到法典与整个法律体系都已经具有了书面形式，这个时候也还不适宜对拥有杰出美德的公民发出最后赞扬，说他是一位好公民，说他已经表明自己是法律最好的仆人，完全服从法律。只有等到他终生以执行、批准或谴责的方式，无条件地服从立法者写下来的所有内容以后，才可以说他是最佳公民。这是可以送给公民的最真实的赞扬。一名真正的立法者不会把自己限于制定法规，他会进一步把他的法律条文与他对值得赞扬与不值得赞扬的事情所作的解释结合起来，而拥有优秀品德的公民一定会感到这些指示在约束自己，胜过法律的强制。

无人可以谩骂他人。参加辩论的任何人都应当听取对方的意见，也应该当着对方的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不能谩骂对方。当争论者像饶舌的泼妇一样开始用粗俗难听的话语辱骂对方的时候，这样的话语产生的最初结果就是播下仇恨的种子，尽管这些话语本身就像空气一样轻薄。激情是一种有着邪恶倾向的东西，说话人的愤怒毒害着他的激情，使他原来所受的合乎人性的教育和教养又一次转变为兽性，心中压抑着的积怨使他成为一头野兽，这就是他追求的激情回归给他带来的悲哀。此外，这样的争论经常转变为嘲笑对方，而这样做对自己决无帮助，因为在嘲笑对手的时候他自己的尊严中最重要的性质也失去了。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在任何神庙或公共献祭中都不能使用嘲笑的语言，在公共体育活动、市场、法庭，或其他公共场所都不能用。违反这条禁令要受到官方的制裁，有这种行为的人不能担任各种公职，因为这样的人不尊敬法律，不按立法者的吩咐办事。如果有人喜欢骂人，那么任何旁观的老人都可以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动手打他，使他的坏脾气变好。

失手杀人其罪尚小，误导他人其罪大矣

如果当灵魂渴的时候能有一样东西将它拉回来，就好像把一头口渴了去喝水的牲畜拉回来，那么这样东西一定是与渴不同的另一样东西。因为我们说过，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在同一时刻的同一行为上不可能有相反的举动。

同一事物显然决不会在同一方面同时实施或承受相反的东西。因此，只要我们发现心灵的功能出现这种相反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这不是同一事物在起作用，而是有许多不同的事物在起作用。

和一些既聪明又亲密的朋友在一起，讨论我们大家都关心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时候把真理讲出来，可以说是既安全又理直气壮。但要是像我现在这样，一边讲一边怀疑自己的看法，视之为一种探讨，那么这样做真是既可怕又危险。我怕的不是人家的嘲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一种幼稚。我怕的是迷失真理，在最不应该摔跤的地方摔个大跟斗，自己跌倒了还不算，还要使朋友们统统摔倒。所以，格老孔，我要向复仇女神涅墨西斯致敬，求她宽恕我将要说的话。因为我确实认为，失手杀人其罪尚小，而误导他人对荣耀、善良、正义的看法其罪大矣。

精神的助产术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要截取某一类事物中的一小部分，拿它来与其余剩下的所有重要部分对峙。我们必须在两个部分之间真正存在缝隙的地方分割。分割下来的部分一定要包括一个具体的种类。如果一个人能够将某一类事物直接从其他所有剩余部分中划分出来那就妙极了，也就是说，假定实体的结构能够允许这样直接的划分。你刚才心里想用这种直接划分的策略，把论证快速推向结论。你看到我们的探索已经涉及到人了，所以你认为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划分。但是，苏格拉底，像切薄片那样的划分是危险的，在分割的时候从中间下手才比较安全。用这种方法更有可能找到事物类型之间的真正缝隙，而与这些定义有关的整门技艺就在于发现这些缝隙。

事物相互之间是否具有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这种真正的关系，一个人通过考察一定要能够区分它们，否则就注定是个可怜虫。

我的助产术与产婆们的助产术总的说来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我的病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我关心的不是处在分娩剧痛中的身体，而是灵魂。我的技艺最高明的地方就是通过各种考查，证明一位青年的思想产物是一个虚假的怪胎，还是包含生命和真理的直觉。就我本人不能产出智慧来说，我和产婆是一样的，人们对我的普遍责备是对的，说我只管向别人提问，但自己却由于没有智慧而不能做出任何回答。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上苍强逼我接生，但禁止我生育。所以我自己没有任何种类的智慧，也不会有任何堪称我的灵魂之子的发现。那些与我为伴的人，有些人开始时显得笨拙，但随着我们不断地讨论问题，他们全都蒙上天之青睐而取得惊人的进步。别人感到奇怪，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向我学到过什么东西。由他们生育出来的许多奇妙的真理都是由他们自己从内心发现的，但接生是上苍的安排和我的工作。

第七章　幸福城邦的模型

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是相同的

我实际上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为你们辩护，使你们避免由于谴责我而误用神的礼物。如果处死了我，你们再要找一个人来继承我是不容易的。用一个听起来可笑，但实际上含义非常真实的比喻来说，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好像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虻子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正义的真正斗士，如果想要活下来，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也一定要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远离政治。

民众的有些意见肯定值得尊重，而另一些则不值得尊重。

一个人不应当尊重民众的所有意见，而只能尊重民众的某些意见，不尊重另一些意见。

所有现存的城邦都无一例外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好运气，否则是难以治理的。

我们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在于出生平等，而其他国家则是由处在不平等状况下的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因此他们的统治是不平等的，有僭主，也有寡头。在这些人的统治下，一部分人是奴隶，另一部分人是主人。但是我们的公民是兄弟，全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我们认为不互相把对方当作主人或奴隶是正确的。这种天生的平等也推动着我们去寻求法律上的平等。我们承认，除了美德和智慧的名声有差别外，没有谁能高人一等。

在我看来，城邦的起源从这样一个事实就能看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相对于我们自己的需要来说，每个人都缺乏许多东西。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们相互之间需要服务，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召集许多人来相互帮助。由于有种种需要，我们聚居在一起，成为伙伴和帮手，我们把聚居地称作城邦或国家。

这样人们之间就有了交换，一个人给别人提供一些东西，也从别人那里取得一些东西，每个人都认为这样有进有出对自己有好处。为了生存，我们第一位的需要是食物的供应，第二位的需要是住房，第三位的需要是衣服以及其他等等。城邦至少要有一名农夫、一名瓦匠、一名织匠、一名鞋匠以及其他一些照料身体需要的人。最小的城邦至少也要四五个人。

如果在各种情况下都能维持自身心灵的和谐与节奏，那么这样的人对他自己和对国家都是最有用的。如果一个人在童年、青年、成年各个时期都经受了考验，无懈可击，那么我们要把他立为国家的统治者和卫士，活着给他奖励，死后给他举行公葬和其他的纪念活动。至于其他类型的人我们则必须予以排斥。格老孔，我想这就是我们选择和任命统治者和卫士的办法，当然这仅仅是个大纲，没有列举细节。

对外警惕敌人，对内注意朋友，使后者不愿意做坏事，使前者不能做坏事，而我们先前称作卫士的那些年轻人现在要称为助手，在执行统治者的法令中起辅助作用。

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而其他任何人不能用谎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撒谎，我们就认为这是一桩大罪，这种罪行胜过病人对医生撒谎，或者运动员不把身体的真实情况告诉教练，或者水手欺骗舵手，不把船只以及他本人或其他水手的真实情况告诉舵手。

我们一定要寻找那些最优秀的卫士，他们心中坚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必须从他们幼年起就考察他们，并且给他们指定一些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人们最容易遗忘这一原则或者受骗上当。最后我们要接纳那些牢记这条原则、不会上当受骗的人，而把不能做到这些的人从我们的名单上划掉。

我们也要把年轻人放到艰难困苦、容易使他们产生恐惧的地方，然后再把他们放到锦衣玉食的环境中去，仔细观察他们，比用烈火制造金器还要小心，看他们受不受外界的诱惑，看他们能不能守身如玉，保护自己，看他们能不能保持自己已经接受过的文化教养。如果在各种情况下都能维持自身心灵的和谐与节奏，那么这样的人对他自己和对国家都是最有用的。如果一个人在童年、青年、成年各个时期都经受了考验，无懈可击，那么我们要把他立为国家的统治者或卫士，活着给他奖励，死后给他举行公葬和其他的纪念活动。这就是我们选择和任命统治者和卫士的办法。

尽管这个城邦里所有人都是兄弟，但神在塑造那些适宜担当统治重任的人时在他们身上掺了一些黄金，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最珍贵的。神在那些助手身上掺了一些白银，在农夫和其他手艺人身上掺了铁和铜。他们都有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父亲就会生下什么样的儿子，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金的父亲生下银的儿子，银的父亲生下金的儿子，其他人也有类似情况，可以互生。因此神给统治者下的命令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他们精心保护和关注自己的后代，不让他们的灵魂混入低贱的金属。如果他们儿子的灵魂中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那么他们决不能姑息迁就，而应当把这些儿子放到与其本性相对应的位置上去，安置在手艺人或农夫之中。还有，如果手艺人或农夫竟然生了一个金的或银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要重视这个儿子，提升他，让他担当卫士或助手的职责。须知有个神谕说，铜铁之人当政，国家便要倾覆。

如果要使卫士养成良好的品质，那么他们的住处和生活方式必须是我们下面说的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首先，除了生活必需品，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得再拥有什么私人财产。第二，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其他人不能随意进出的私房或仓库。城邦要按照一名智勇双全的战士所需要的数量来向他们提供食物，他们必须得到这些食物，作为他们担负卫士职责应得的报酬，其标准是到了年终既不会多余，也不会有任何短缺。他们必须住在一起，就像士兵在战场上扎营一样。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说，你们的灵魂中已经有了来自诸神的金银，所以不再需要凡人的金银了。你们不需要把神的金银同世俗的金银混在一起，使之受到玷污，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

我们必须对其他这些城邦使用一个更大的名称。因为它们各自都由许多城市组成，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城邦只有一个城市。在这些城邦中，相互敌对的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穷人的城邦，一种是富人的城邦，各自还可以分成许多部分。如果你把它们都当作一回事来处理，那么你就根本不可能命中目标。但若你能分别考虑，把财产、权力、民众分别赋予不同的部分，那么你就总是拥有最多的盟友和最少的敌人。只要你们的城邦按照刚才已经提出来的秩序得到良好的治理，她就能够成为最强大的城邦。

如果我们的城邦已经正确地建立起来，那么她是全善的。她显然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拒绝一切外国人入境和不允许任何本国居民去外国旅行，并非总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也许会使其他国家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野蛮的、缺乏人情味的，我们的公民也会被认为采取了错误的拒斥外国人的政策，具有不相容和不易接近的性格。但是，一个国家在外部世界的名声，无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决不能忽视。

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是相同的，使国家得以智慧的那种品质也就是使个人得以智慧的品质。同理，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样的勇敢，使个人得以勇敢的品质和使国家得以勇敢的品质是同样的，个人和国家的其他美德也都有这种关系。

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义务

管理国家的工作没有一件只适合女人干而专门属于女人，也没有一件只适合男人干而专门属于男人。各种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女性可以做任何事情，男性也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总的说来，女性比男性要弱一些。

女卫士必须裸体操练，因为她们以美德为衣。她们也必须同男人一起参战，还要履行保卫国家的其他义务，以此为她们唯一职责。但是在这些事务中，应当让她们承担较轻的工作，因为女性的体质总的说来比男性弱。女子裸体操练是一种最好的训练方法，如果有任何男子对此加以嘲笑，那么他就像是在“采摘不熟之果”，自己不智，反笑人愚，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和做什么。

这些女人应当归这些男人共有，没有一对男女可以独自成家。他们生育的孩子也是公有的，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孩子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

立法者既然已经挑选了一些男人，那么同样也会挑选出一些本性尽可能与之相同的女人交给这些男人。他们全都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但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可言。他们在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共同生活，共同锻炼，共同接受教育，在内在的必然性的引导下进行两性结合。

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允许两性行为的杂乱或其他方面的无序，国家的统治者也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

统治者必须控制城邦的婚育

我们显然应当把婚姻尽量安排得庄严神圣。最神圣的婚姻是最有益的婚姻。

要使人种尽可能完善，就要尽量让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住在一起，要尽量让最差的男人不和最差的女人住在一起，前者生育的后代必须抚养成长，而最差的男女生育的后代则一定不要抚养。还有，要使卫士们尽可能避免相互争吵，这种事情实施的方式只有统治者可以知道，其他人不能知道。

我们必须规定某些节日和献祭，在此期间让新郎和新娘举行婚礼。我们的诗人必须创作适宜的赞美诗到场致贺。至于有多少人可以结婚我们让统治者自己去考虑，他们要尽可能保持城邦原有的人数，要考虑到战争、疾病以及其他因素，总之不要让我们的城邦变得太大，也不要变得太小。

优秀者生了孩子，这些官员会把孩子送到育婴棚里去，那里有一些保姆，住在城里的某个区中。而那些卑劣者生了孩子，或其他人生下天生有缺陷的孩子，这些官员会秘密地对孩子作专门的处置，这样就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了。

女人应该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为国家生育儿女，男人应当从他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一直生到五十五岁。当男人和女人过了生育年龄，我们就给男人自由，让他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建立这样的关系，除了他的女儿和母亲，以及他的直系亲属中的女性。对女人来说也一样，只是不能与她的儿子和父亲，以及她的直系亲属中的男性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要事先警告他们不能生孩子，要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孕，我们不能抚养这样的后代。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从小学会骑马，然后带他们到战场上去看打仗。不过别让他们骑好战的劣马，而要让他们的坐骑既跑得快又容易驾驭。这样他们就可以很好地观看自己将来要做的事，一有危险，他们就跟着带队的大人迅速撤离。

结婚的机会应当更多地提供给优秀者，应当更多地选择优秀者做这种事，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由优秀者生下的孩子。

同甘共苦是维系城邦团结的纽带

当全体公民对于养生送死都能尽量做到同欢共悲时，这种同甘共苦就是维系城邦团结的纽带。

要是一个城邦的绝大多数人对同一事物能以同样的方式说出“是我的”或“不是我的”，那么它就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辅助者不能有自己的房屋、土地或其他任何私人财产，而只能从其他公民那里得到供养，作为他们担任卫士所提供的服务的报酬，大家一起消费。

辅助者中间不会再有彼此互控的事，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体，他们没有其他私人财产，他们的一切都是公有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财产、子女与亲属的私有引起的。

内乱应当受到诅咒

希腊人与希腊人是亲戚关系，他们之间的争执是内部事务。对希腊人来说，蛮族人是外人，他们之间的争执是外部事务。

希腊人对蛮族人开战，或蛮族人对希腊人开战，他们是天敌，因此战争是一个恰当的名词，适用于这种敌对和仇恨。希腊人之间即使有这种敌对行为，但他们在本质上仍旧是朋友，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族有病，由于内讧而分裂，我们必须把这种敌对行为称作内讧。

一旦发生了内讧，国家就会分裂成两部分，互相蹂躏对方的土地，焚烧对方的房屋，这样的内乱应当受到诅咒，双方都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否则他们就不会如此残忍地伤害作为自己衣食父母的祖国。如果胜利的一方只是把对方当年收获的粮食带走，那么他们的行为还是有节制的，合理的，因为这表明他们希望将来能够言归于好，停止没完没了的内战。

他们热爱所有希腊人，把整个希腊都当作自己的国家，不会在全体希腊人共同的圣地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

作为希腊人，他们不会蹂躏希腊人的土地，也不会焚烧希腊人的房屋，不会把希腊城邦的男女老少当作敌人，而会说任何时候都只有少数人是敌人，也就是那些挑起争端的罪魁祸首。出于上述各种考虑，他们不会让对方的土地荒芜，也不会摧毁房屋，因为那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参战是被迫的，只要能起到向对方施加压力的作用，使对方能知错悔改，他们也就算了。

他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兄弟，出身都是高贵的，并且都在自由中成长起来，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中都能完成许多闻名于全世界的高尚业绩。他们认为要用战斗来捍卫自由，所以他们可以为了希腊人的缘故而反对希腊人，也可以为了希腊人的共同利益而与野蛮人作战。

我们决不会被敌人征服，时至今日我们仍旧没有被敌人征服，但我们是自己的征服者，我们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打倒了。

战争和内讧都不是最好的，而是我们祈求加以避免的东西，和平与互惠才是最好的。这样看来，一个城邦战胜自己就变得不像是好事，而必定是一种坏事了。

确定一个幸福城邦的模型

我们活着的时候不一定荣耀，但我们宁可死得光荣，而不愿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带来耻辱，也不愿辱没我们自己的父亲和祖宗。我们认为，给他的种族带来耻辱的人纵然活着也等于死人，因为凡人也好，诸神也好，都不会友好地对待这种人，无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死后去下面那个世界。

年轻人看到长者到来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要注意发式、袍服鞋履穿着得体、行为举止得当，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注意。

在建立我们的城邦时，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这样构成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发现正义，就好像在一个统治得最差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一样，而我们一旦找到了正义和不正义，就能对我们长时间讨论的问题下判断了。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一个幸福城邦的模型，我们不能把城邦中的某一类人划出来确定他们的幸福，而要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一个按照自然原则建立起来的城邦，之所以能够整个地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因为她那个担负着领导和统治任务的最小和人数最少的部分，以及她所拥有的智慧。这个部分按照自然的原则人数最少，但在各种形式的知识中，只有这个部分所拥有的知识才配称为智慧。

统治者应当让城邦成长到还能保持统一为止，但不能再大了。

如果卫士的后裔变得低劣了，就应当把他降入其他等级，同样，如果较低等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就应当把他提升为卫士。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使每个公民承担适合其天性的工作，每个人都完成他自己的职责，不是一个人做许多项工作，而是一个人做一项工作。这样一来，使整个城邦不至于分裂，而是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没有受过教育和不懂真理的人都不适宜治理国家，那些被允许终生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也不适宜治理国家。这是因为，没受过教育的人缺乏一个生活目标来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那些文化人不愿意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因为他们在还活着的时候就相信自己将要离世，去那福岛了。

一个治理得非常好的国家必须要做到妻子儿女公有，并由国家来掌管全部教育，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男人和女人都要承担同样的职责，而他们的统治者或国王应是那些证明自己最擅长战争和哲学的人。

我们已经描述过该如何建立这个城邦，这个城邦是这种人的家，是一个理想的城邦，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也许在天上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模型，愿意的人可以对它进行沉思，并看着它思考自己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公民。至于它现在是否存在，或是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个城邦里才能参与政治，而不能在别的任何国家里参与。

大多数人谈论的和平只是一个空名，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城邦对其他所有城邦的常规态度就是未经公开宣布的战争。想到这些问题，你们就会发现我们克里特的立法者着眼于战争，为我们的公共惯例和私人习惯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纲领，又本着同样的精神把他的法传给我们，要求我们遵守。他确信，如果不能在战场上保持优势，那么任何财产或交往都不会带来什么利益，战败者的一切好处都将落入胜利者手中。[1]

人类处于一种公开的战争状态，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为敌；人类同时也处于一种秘密的战争状态，每个人都与自己为敌。[2]

当我们研究一个城邦在美德和邪恶两方面的进展时，我们通常会从某一点开始，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用这个起点作为国家的开端。我想这个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在这段时间里有成千上万个城邦诞生，也有许多城邦灭亡，各种形式的制度都在这个或那个城邦里反复出现。有的时候一个小城邦成长为大城邦，有的时候一个大城邦变成小城邦；有的时候一个坏城邦变成好城邦，有的时候一个好城邦变成坏城邦。

注释：

[1]　本段为对话人克利尼亚的观点。

[2]　本段为对话人克利尼亚的观点。

团结是国家的最大幸福

既然我连什么是正义都不知道，那么我就难以知道正义是不是一种德性，难以知道正义的拥有者是不是幸福。

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的幸福或痛苦都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幸福或痛苦，在这个国家里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种团结是国家的最大幸福，我们把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比作人的身体，各部分都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我们所关心的是使卫士成为名副其实的护卫者，他们要尽可能使整个国家幸福，而不是只关心为某个阶级谋利益。

假如世上现在有这样的社会，曾经有过，或者将来会有这样的社会——妻子、儿女以及一切财产公有——假如用某种方法消灭了我们生活中用“所有权”这个词来表示的一切事物，假如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我们天然拥有的东西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共财产，我的意思是，假如我们用来看、听、做的眼睛、耳朵和双手都服务于公共事务，还有，假如我们都能完全一致地表示赞同或表示谴责，从同样的源泉中产生快乐与痛苦，简言之，假如一种社会体制使其成员变得完全像一个人，那么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标准更真实、更好、更能衡量他们品质的标准了。假定在某个地方有这样的城邦，这个城邦的居民是诸神或诸神的子孙，他们在那里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

所有变动全都起于统治阶级本身的意见分歧

所谓四种政治体制，我是在通常意义上讲的。第一种是受到广泛赞扬的克里特政制或斯巴达政制；第二种是寡头政制，人们对它的赞扬次于第一种，因为它有许多害处；第三种在第二种之后产生，而且与之对立，叫作民主政制；最后一种是高贵的僭主政制，这第四种政制超过前三种，也是国家最后的祸害。我所谓其他类型指的是可以与上述类型明显区别开来的政制。无疑，还有世袭的王国和买来的王权，还有介于不同政制之间的类型，我们在野蛮人中比在希腊人中更能看到大量兼具不同政制特点的中间类型。

在各种统治形式中，所有变动全都起于统治阶级本身意见分歧。但若统治阶级本身意见是一致的，那么哪怕统治者人数很少，变革也是不可能的。

按赫西奥德所说，人的种类可以分为金种、银种、铜种、铁种。铁和银、铜和金之间的混杂会产生不一致、不平衡和不和谐。哪里有不一致与不和谐，哪里就有战争和仇恨。无论何时何地发生冲突，我们都必须明白它是由血统不一致引起的。

人们瞧不起安分守己的人，把他们当作笨蛋，而那些到处奔走专管闲事的人反而得到荣誉和赞扬。一方面耳濡目染外界的情况，另一方面听惯了父亲的话语，就近观察过父亲的举止行为，这个孩子发现他父亲的追求与别人大相径庭，于是两种力量就像拔河一样对他展开争夺。他的父亲向他的心灵灌输和培养理性的原则，其他人向他灌输和培养欲望和激情的原则。他的天性并不坏，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受了影响而坠入邪恶的泥坑。两种力量的争夺使他发生了变化，他灵魂的自律转变成野心和激情的中间状态，成了一个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

一个城邦里的某个党派由于有了国外盟友的支持，促成了这个城邦爆发革命，同样的道理，对一位年轻人来说，当他内心的某些欲望得到外来的同类欲望支持时，灵魂的革命也就发生了。

那些民众首领的所作所为也一样，他们控制轻信的民众，不是用手去抓流血的牺牲，而是用不公正的诬告使公民出庭受审，谋害他的性命。他们罪恶地舔尝同胞的鲜血，或者把他流放，或者判他死刑，或者取消债务，或者重分土地。这种人最后要么被他的敌人杀死，要么成为僭主，从一个人变成一条豺狼。

一种政制就像一条船或一个有机体

在这种民主制的国家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统治，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除非你自己愿意服从；如果别人在打仗，你可以参战，也可以不参战；别人要和平，你可以要和平，也可以不要和平，完全随你的心愿而定。还有，如果有什么法律阻止你掌权或担任法官，你完全可以不遵守法律而去得到那些职位。在这样的国家里，那些已经被判死刑或流放的罪犯像亡灵一样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

民主制具有宽容性，它对我们在建立理想国家时所提的那些琐碎要求不屑一顾，轻视我们宣布的那些庄严原则。我们说过，除了天分极高的人，一个人如果不从小就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游戏和接受良好的教养，是无法成为一个善人的，但民主制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向从政时声称自己热爱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

这些就是民主制展示的相应性质，它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统治形式，但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它把某种平等不加区别地赋予所有人，而不管他们实际上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各种体制有两个策源地，其他各种体制都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其中一个的名字是君主制，另一个的名字是民主制。第一种制度最完全的形式可以在波斯人中看到，第二种制度则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中看到。这两种制度是其他所有体制的主线，一般说来，其他各种体制都是在此基础上编织出来的。在自由、和平与智慧结合的地方必定要同时具有两类成分。不拥有这些成分的共同体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治理。我们提到过的一种社会表现出极端的、过分的对君主制原则的忠诚，而另一种社会则忠诚于自由体制，因此这两种社会都没有能够在二者间达到平衡。

波斯人的共同体还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因此他们就招募雇佣兵和外国人来打仗，指望这些人能救自己的命，就好像没有自己的军队似的。还有，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至此，我们可以结束论证，波斯人当前统治的病根在于过分的服从与过分的王权。

这就是我们要以最专制的和最自由的社会为例的原因，现在我们要问自己，哪一种社会的公共生活才是应有的。我们发现，当我们在两个例子中看到专制和自由各自拥有一定比例时，两种社会都会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而当事情在两个例子中都被推向极端，一个是极端服从，一个是极端的不服从，那么其结果在两个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

一艘船的船长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他的精力集中在为这艘船和水手们谋取真正的利益。他并没有制定什么书面规则，但却通过实际运用他那适用于航海的知识而提供了一套行为准则。以这样的方式，他保全了他那条船上的所有人的性命。如果统治者真的明白所谓统治就是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只要统治者具有这种健全的心灵状态，只要他们能够坚定地遵循这个伟大的原则，他们就不会犯什么错误，这个原则就是：在理智和统治技艺的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

当国王想要织造国家之网时，他会有一种清醒的见地。他决不会允许把具有温和品性的人与具有勇敢品性的人分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必须把国家织造得密密实实，首先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心中建立起共同的信念，使公众的荣誉和胜利服务于这一目的，最后，每一类型的人必须与其他类型的人建立联系，缔结庄严的婚约。

一个国家处理定居事务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整个定居点的成员有时候并非像一群蜜蜂似的从同一个地方迁来，相互之间保持友好，只是由于原来的领地不够大，生活必需品不够充分才迁徙到这里来。还有的时候，一个共同体会因为党派之争而用暴力驱逐部分成员，也有整个共同体由于受到外来的强大进攻而遭到驱逐。现在，有一种方式的定居和立法在各种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而另一种方式就比较难。种族、语言、体制方面的相同确实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友好情感，因为他们在宗教仪式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中会融为一体，但他们不会容忍与其原有法律和体制不同的新法律和新制度，也许，有的移民团体已经因为遵守坏的法律而结成派别，其成员出于习惯势力而拒不服从新城邦的创建者及其立法。另一方面，由各种不同因素汇合在一起的人也许比较愿意接受新法律，但这也是一件难事，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使其全体成员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同呼吸，共命运”。实际上，立法或建立一个社会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顶峰。

独裁制是最方便的起点，其次是君主制，再次是民主制，寡头制列在第四位。我们要承认，寡头制的发展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在这种制度中拥有重大影响的人很多。请注意，按照我们的看法，这种体制并非没有机会建成优秀的国家，但必须要有一位天生的真正的立法者，而且他要能与社会中大部分有影响的人分享权力。如果后一种人很少，但却是最强大的，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就像在君主制中一样，你们通常可以看到那里很容易发生革命。

独裁者想要改变公共生活的基调并不费劲，也不需要很长时间。他只需要沿着这条道路改变自己，以此为第一步，指导整个共同体，而无论这条道路是通向美德还是通向邪恶。他首先必须以他自己的行为作标准，奖励一种值得赞美的优秀行为，惩罚不值得赞美的行为，羞辱那些倔强的不服管教的行为。

竞争职位以后，胜利的一方以协议的方式规定了公共事务的运作，把权力归于自己，不让失败者分担任何工作，甚至也不让他们的后裔参与。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

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力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膂力、地位或家庭。我们认为，绝对服从已有法律的人才能对其同胞取得胜利，我们只能把诸神使臣的工作交给这样的人，让他担任最高职位。次一等的职位则通过竞选产生，其他职位也同样通过有序的选拔来确定。我刚才把权力称作法律的使臣，这样说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我深信社会的生存或毁灭主要取决于这一点，而非取决于其他事情。法律一旦被滥用或废除，共同体的毁灭也就不远了。但若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法律驯服的奴仆，那么人类的拯救和上苍对社会的赐福也就到来了。

要使全体武士习惯共同生活，共同战斗，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团体。人们既没有也不可能发现比这更好的规则和保证军队取胜的军事技艺了。在和平时期，我们从小开始就要接受这种训练，掌握这种指挥和被指挥的技艺。

一种政制就像一条船或一个有机体，使其机体产生瓦解的实际上是某种有着多种表现形式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名称，就好比支撑着有机体的肌、腱、韧带。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在政制中起着这样一种关键作用的东西，关系到它的保存和瓦解。

行政监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监察官比我们的行政官更优秀，能够公正完善地完成他们的工作，那么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都会繁荣昌盛，会享有真正的幸福。但若我们的行政监察也有问题，那么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这个社会有机体的每个部分都会削弱，每一种职能都会被另一种职能削弱，各个部门无法通力协作，整个国家将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内部充满争斗，最后导致灭亡。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行政监察是至关重要的，担任监察官的人必须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

国家公仆在履行公务时不能接受贿赂，他们既不能掩饰这种行为，也不能接受“无功不受禄，有功可受礼”的原则。公仆们要形成清醒的判断并遵守这条法律并非易事，但是“不要为了礼物才提供服务”，这是法律的要求，公仆们必须服从。违反这条法律的公仆，罪行一旦得到证实，就要被取消死后的葬礼。

那些将要被选举担任公职的人，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无疑都要接受彻底的考验，从他们的幼年一直到他们参选的时候为止。其次是那些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应当接受很好的法律训练，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方法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是候选人必然面临的两种命运。

我们要耐心等候，直到那些适合担任公职的人出现，他们从小就已经品尝到了担任公职的滋味，并准备长大以后在这个委员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请你们注意，一旦我们的观点得到承认，并有计划或方法能确保其实现，那么我相信通过一段间隙，以这样的方式规划出来的社会就有了生存的保证。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选举会产生一个介于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的体制，一种合理的制度必定要这样做。

也许需要有一个勇敢的人，他要能够公开表明他的真实信念，指出什么是国家与公民的真正利益，要能在一个普遍腐败的时代，为整个社会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法规。他要能够反对人们最强烈的欲望，忠于真理，独立自存，世上无人能够与他比肩而立。

按照古代希腊的规矩，当时不存在现今西西里和意大利风俗中的这些自由，把事情交给大多数听众来裁决，根据他们的投票来决定胜利者。这种做法既腐蚀了诗人，同样又腐蚀了听众的嗜好，因为诗人的创作标准以裁决者的嗜好为依据，听众成了他们实际上的老师。

如果有人说自身为善的神却成了恶的原因，那么我们对这种论调要加以迎头痛击，不能让任何人把这种论调传入城邦。假如城邦要得到良好的治理，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听到这种故事，无论老少，无论故事是用韵文写成的还是不押韵的，这些故事不可能是圣洁的，不仅对我们无益，而且自相矛盾。

我们的公民和城邦必须通过享有同样的快乐和过同样的生活来保持同一，他们全都要能说一样的话，享受一样的幸福和快乐。

在我们的考虑中，还有一个部门的官员要选举，这就是教育总监，他要对男女公民的教育事务总负责。同样，法律规定这个唯一的职位必须要由不低于五十岁的男性公民来担任，他必须是一个合法家庭的父亲。女性要担任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提名者和被提名者都必须牢记，这个职位是国家高级职位中最重要的。

哲学必须做王，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许多人对哲学产生恶感的根源在于那些冒牌的哲学家，他们闯进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领域，互相争吵，充满敌意，并且老是进行人身攻击。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行为与哲学更不相称了。

如果我们品行端正，那么人们对真正哲学的看法和评价会比较好；如果我们品行恶劣，那么结果正好相反。

如果你对哲学探讨没有丝毫敬意，那我就无话而说了。如果你仍旧敬重哲学，有其他人教你哲学，或者你自己已经找到一种比我的哲学更好的哲学，那么你就要敬重哲学。

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狄奥尼修拥有极大的权力，如果在他的帝国中哲学和政治权力能在一个人身上统一，那么帝国的光辉将照耀所有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在这样的光辉照耀下，他们自己就能够把真正的信仰带回家。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是否在其正义感的指引下生活，是否在圣人的控制下成长或接受正义的习俗，除非他能在正义法则的指引下过一种明智的生活，否则城邦或个人都不能获得幸福。

一般说来，人们都希望与大海为邻，但它毕竟是一个又咸又苦的邻居。它会使城市充斥商人和小贩，培育出易变和多疑的灵魂习惯，从而使得社会对自己不信任和不友好，也对全人类不信任和不友好。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从那里的物产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安慰。由于它崎岖不平，因此它显然不能一下子出产各种东西，也不能丰收。若有丰富的物产，那么大规模的出口就有可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城市就会有大量的金银流通。

一个共同体如果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由人来统治，那么其成员就不可能摆脱邪恶和不幸。我们应当竭尽全力——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寓意——再造克洛诺斯时代的生活，应当规范我们的私人家庭和公共社会，使之服从我们中间的不朽成分，并把法律的名称给予这种理智的约定。但若一个人、一种寡头制，或者一种民主制，用它自己的灵魂关注自己快乐、激情和欲望的满足，那么这样的灵魂就无法自持，而会处在长期的、贪得无厌的疾病控制下。当这样的人或体制把法律踩在脚下，对个人或社会发号施令，那么一切获救的希望就都消失了。

第八章　法律从来不能约束所有人

法律从来不能约束所有人

我认为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制定法律和宪法上，无论是一个治理得不好的国家，还是一个治理得良好的国家。因为在一种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无济于事，而在另一种国家里，无论谁都能自己发现某些类似法律和宪法的东西，而其他一些法律和宪法则会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探讨过程中自动产生。

每一种形式的政府都会按照统治者的利益来制定法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的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的法律，其他也一样。他们通过立法对被统治者宣布，正义就是对统治者有益，违反这条法律就是犯罪，就要受惩罚。

我们的法律将在各种情况下使这些人和平地居住在一起。

我们的立法不涉及这个国家中某个阶层的具体幸福，而是要为整个城邦造就一个环境，通过说服和强制的手段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合作，要求他们把各自能为集体提供的利益与他人分享。这种环境本身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不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各行其是，而是用他们来团结这个共同体。

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人与人之间有差异，人的行为有差异，人的经历各不相同，由此造成的不稳定使得无论何种技艺，无论何种统治，想要在所有时候良好地处理所有问题都是不可能的。

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基本原理，仅当以其他一切事物以之为目的的那个事物为唯一目的时，才有可能正确地制定法律，这样做必定会相伴产生多种多样的高尚的结果，并会轻视其他各种目的，无论它是财富还是别的什么与我具体指出过的目的相分离的东西。

如果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在立法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却把极为优秀的法律交给那些不合格的官员去执行，那么这些法律再好也不会起什么好的作用。不仅是这个国家会成为人们的笑柄，而且这样的社会肯定会发现它的法律是最大的伤害和不幸的源泉。

我们也许还不能说那个时候需要立法者，因为法律这种东西在当时还不是一件寻常事。实际上，那时候的人甚至还不知道字母，但却已经按照习俗和所谓“传统法”来规范他们的生活。

它将成为我们关于诸神的法律之一，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只是好事物的原因，讲故事要遵循这个标准，诗人的创作也要遵循这个标准。

这些法规涉及如何建造神庙，如何献祭，如何崇拜诸神、精灵和英雄，还有如何安葬死者以及荣耀死者所必须举行的仪式。这些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作为一个城邦的创建者，我们如果有头脑，也不会把关于这些事的规定委托给别的解释者而不托付给我们祖先的这位神祇。因为确实是这位神祇向全人类解释了人类祖先的宗教律令，这位大神的宝座设在位于大地中央的那块脐石上，他就是在那里作解释的。

法官们要想做出公正的审判，必须设法弄到相关的书籍，努力学习。如果法律确实是法律，能使较好的人成为法律的学生，那么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学习能像学习法律一样有用。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一步，我们明白各种社会的法律多如牛毛，诸多立法者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这一事实并不奇怪。一般说来，某些人的正义标准是对某些群体权力的约束，而无论在实际中这些群体比其他群体好或差；某些人的正义标准是获得财富，而无论是否要以奴役为代价；还有一些人则以“自由”为他们的努力目标，对此我们一定不要感到惊讶。还有，一些人在立法中把自由和征服其他社会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关注二者的实现。还有人同时追求所有这些目标，他们以为这样做是最聪明的，而不去确定某个适当的、具体的、可以为之献身的、可以作为其他一切追求目标的目标。

别相信会有比权威者的个人指导更快捷、更容易的改变共同体的法律的方式了，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不，我们并非要证明改变法律的不可能性和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那些在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出现决不会给社会带来无限的幸福。

关于神的法律

然而对祭司来说，我们必须让神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祭司的人选。只不过抽签决定了的祭司人选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审查，首先要审查他有无亵渎神灵的言行和合法的出生，其次要审查他的住宅是否洁净，他的生活是否纯洁，以及他的父母是否有血案，或有无诸如此类对宗教的冒犯。我们应当从德尔斐取来最普遍的宗教法规，让最先任命的官员负责解释。每个祭司的职位可以保持一年，不能再长。按照我们神圣的法律负责崇拜仪式的人不得低于六十岁，这条规定也适用于另一性别的祭司。

负责解释宗教法规的人要从四个部落中选举产生，每个部落每次选一人，共选三次。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要接受审查，由其余九人进行审查，他们必须去德尔斐聆听神谕，以便从每三人中指定一人负责一位候选人的审查。审查的规则和审查者的年龄要求与对祭司的要求相同。如有空缺出现，则由发生空缺的那个部落补选。至于神庙的库房管理和圣地界内土地的出产及租佃事宜，应当从最高财产等级的公民中为每个最大的圣地指定三人管理，为中等大小的圣地指定两人管理，为最小的圣地指定一人管理。这些管理者的选举程序和审查与将军的选举一样。关于宗教制度我们就谈这些。

立法以最高的美德为目标

在立法中除了以最高的美德为目标不会有其他目标。这种最高的美德就是塞奥格尼所讲的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忠诚，我们可以称之为完全的正义。

他们的立法以作为整体的美德为框架，而不是以其中最不值得考虑的部分为指向。他们旨在构思一套分类的法典，尽管他们的分类与我们当今法典的制定者的分类不同。今天的法典制定者在构思任何附加段落时都要寻找其必要性——这些法典一部分涉及财产及遗产继承，另一部分涉及人身攻击，以及其他相类似的部分，总数不定。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开始已经说过的立法者构思法律条文的程序是正确的。我毫无保留地赞同你对你们国家立法的评价。从美德开始，进一步解释这种美德是你们的立法者通过立法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你说他的整个立法只以某一部分美德为指向，这样说就太轻率了。

我们的立法者必须监管他的公民获取和消费财富的方法，注意这些过程是否符合正义，看它们是在增强还是化解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看他们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把荣誉授予依法行事的人，而对不守法者制定专门的惩罚。最终完成立法时，他必须决定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不同阶层的公民举行葬礼，如何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完成立法后，立法者会为整个法律体系设立卫士，有些卫士拥有智慧，有些卫士拥有真正的信仰，最后由理智来把整个体系融为一体，使之服从于节制与正义，而不是服从于财富或个人的要求。

如果你们的法确实是世上仅有的好法，那么我们必须定下这样一条法律：年轻人不得提出这些法应当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类问题，而应当一致认可它们是神的恩赐，是可敬畏的，不得有不同意的声音，在这个问题上要直截了当地拒绝听取任何争论。但若老年人有些想法，那么他必须在没有年轻人在场的时候把这些想法告诉与他年纪相仿的执政官。

如果有人建议给社会提供一套关于公共行为和共同生活的法律，然而却又在这些法律对私人事务形成压力时认为这些法律是肤浅的，认为想要规范一切是不恰当的，个人的私生活应当享有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孩子富足，但不是让他们拥有黄金，而是让他们拥有敬畏。我们以为在年轻人忘记节制时训斥他们，就能保证他们拥有敬畏这种遗产，就好比我们现在告诫年轻人“必须尊敬所有人”，但实际上这样做并不能取得成效。明智的立法家更有可能要求年纪大的人尊敬年轻人，要求他们决不要让年轻人看到或听到自己做了丑事，说了丑话，因为当年纪大的人忘了节制的时候，年轻人也会忘记节制，会变得极端无耻。教育年轻人和教育我们自己的最佳方式不是训诫，而是靠终生有形的实践，这才是一个人应当告诫他人的地方。

我们法律的目标是让我们的人民获得最大的幸福，相互忠诚，但若公民们在法律中有许多争讼，那就不会相互信赖了，还会犯下无数的过错，但这两种情况都比较少见。我们规定，我们的社会一定不要金银，也不要用手工技艺谋利，不能有高利贷，也不能容忍利欲熏心的小人，而只允许有限度的农耕，人们不能用它来谋利，以至于忘了拥有财产的目的。拥有财产是为了灵魂和身体的存在，没有身体的训练和自由的教育，财产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曾不止一次说过，在我们所推崇的事物序列中，财产所据的地位应当最低，因为人的普遍利益以三样东西为目标：正当地追求和获得财产是第三位的，最低的；身体的利益居第二位；灵魂的利益居第一位。对我们现在考虑的体制来说也一样，如果按照上述原则来规定荣誉，那么就可以正确制定国家的法律，但若有任何法律使公众对健康的推崇高于明智，或者对财富的推崇高于健康和明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法律的制定是错误的。所以，立法者应当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的意图是什么？我达到目的了吗？

神圣不可侵犯的石头

任何人不得私自移动邻居的地界，无论他的邻居是同城邦的公民，还是外国人。之所以涉及外国人是考虑到如果某人的土地正好在边境上，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私自移动地界这种行为实际上必须理解为“移动了不可移动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宁可冒险去移动不作地界的沉重的砾石，也不愿去移动被上苍的誓言神圣化了的作为地界的小石头，无论这块地是朋友的还是敌人的。因为，作为各部落共有之神的宙斯见证着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石头，当人们的权力意识苏醒，相互之间产生了巨大敌意时，宙斯会成为陌生人的保护者。遵守法律的人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而无视法律则是有罪的，将会受到来自不止一处的惩罚，首先最主要的惩罚来自上苍，其次来自法律。我说，没有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邻居的界石，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一旦发现就可以告上法庭。如果受到控告，这种行为将会被视为用隐秘的或暴力的手段谋求地产，法庭将确定给被告什么样的惩罚，而被告将接受惩罚或缴纳罚款。

法律的审判是真正的审判，它的目的决不是伤害人。它产生的效果无非是下面两种之一：一是使他变成较好的人；二是即使不能变好，他也不会变得更坏。

无论谁试图把法律和国家置于党派控制之下，使之服从个人的支配，并进一步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用革命的暴力挑起剧烈的内战，那么这种人一定要被当作整个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担任高级职位的公民，即使他本人没有参与这样的叛乱，但若忽视为他的国家向这种叛乱者复仇，无论他有没有发现叛乱者，或是确实发现了叛乱者，但由于怯懦而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那么其他公民一定会把这种人看作罪人，只是比叛乱者的罪略轻一些罢了。任何高尚的人，无论其地位多么卑微，都必须向执政官告发叛乱，把叛乱者送上法庭，指控他们造反和使用不合法的暴力。

法律将遵循这条路线对过失者进行教育和约束，无论过错大小，使他不再冒险重复这种错误行为或者少犯过错，此外，他必须对伤害做出弥补。因此，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言辞使人快乐或痛苦，给人荣誉或耻辱，使人达到痛恨不平等、热爱公正，甚至默认公正的境界。总而言之，无论采用什么方式，我们这样做了，也只有这样做，我们的法律才是一种有效的、完善的法律。

对那些在某种不幸的情欲之声的驱使下日夜不安，进而在夜晚醒来，想要去抢劫神庙的人，我们可以对他做出下列合理的劝告。我们要对他说：你这可怜的家伙，现在邪恶地催促你去抢劫神庙的动力既非来自人，又非来自神，而是来自你的内心，你很久以前犯下的罪恶在你心中滋生出来的迷恋久久不能得到根除，因此要走完它的命定过程。你必须高度警惕，使自己不受其害。那么你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来告诉你。当这样的念头在向你进攻时，你要赶紧去参加能够阻挡厄运的祭仪，要赶紧去那能够把你从迷惑中解救出来的诸神的祭坛，要赶紧去与那些有美德名声的人为伴。你要聆听他们的教诲，尽力在心中加以重温，并在各种行为中表现出对善与真理的敬畏。你要逃离邪恶，决不要再回头。如果这样的行为可以把你从疾病中解救出来，那么万事大吉；如果这样的行为还不能使你得到拯救，那么你要想一种比较好的死法，趁早结束你的生命。

我们可以说，法律有一部分是为有美德的人制定的，如果他们愿意和平善良地生活，那么法律可以教会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所要遵循的准则；法律也有一部分是为那些不接受教诲的人制定的，这些人顽固不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他们摆脱罪恶。我现在要说的话实际上是针对后者说的，面对这些人，立法家被迫执行一些法律，而就其本意而言，他希望这些法律根本就没有制定的必要。

在立法中，一旦成文，法律就要保留在记录中，当然，各种挑战性的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

在市场上无论出售什么货物，不能给同一样东西制定两种价格。卖方可以出一个价，如果买方不愿意买，卖方就应把货物取回，并且不能在同一天以更高或更低的价格出售这种货物。还有，卖方不能为了促销而赠送，也不能用誓言来保证货物的质量。违反这条法规，任何不小于三十岁的在场公民都可以以法律的名义痛打发誓的人，对这种事情置之不理的人要被当作叛徒受到法律的谴责。对于那些不能被我们当前的讨论所说服，继续出售假货的人，任何有识别真假商品知识的人一旦发现，就要向当局告发。卖假货的人如果是奴隶或外国侨民，那么假货就归告发者所有；如果知情者是公民，但没有告发这种欺诈行为，那么就要宣布他犯了欺骗上苍之罪；如果告发了，那么他可以公开地把这种货物献给市场之神。要没收出售假货者的货物，在市场上鞭打他，他的货物定价是多少德拉克玛，就鞭打几下，还要一边打一边宣布他的罪行。为了制止商家的欺诈行为，市场官员和执法官要向不同行业的专家咨询，制定具体规则，告诉商人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要把这些规则刻在柱石上，竖在市场官的衙门前面，使在市场上做生意的人更加有据可循。

出于商业的目的，有人在遥远的偏僻之处设立旅舍，款待饥饿的旅行者，给他们提供挡风避寒的住所。但接下去又怎么样呢？在那里，店主本来可以像对待朋友一样设宴招待客人，但实际上他的态度就像对待战败了的敌俘，要客人付出最苛刻的、最不公平的、最难以忍受的代价。

执法官需要向这个行业的各个部门的专家学习，像其他行业一样，防止各种欺骗行为。通过学习，他们要懂得从事某种行业的成本是多少，有多少盈利才是合理的，这种盈利标准应当公布，由市场官员和城乡官员在他们的辖地内强制执行。有了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期望我们的商业给全社会各阶层带来利益，而对从事商业的这个阶层带来的伤害则是最小的。

人们生来就处于某种法律体系之下

人们在生命将要终结时立下遗嘱，但有些遗嘱与法律有抵触。也有人会立下前后不一致的遗嘱，要么与亲属的意愿不符，要么与他自己较早的遗嘱不符。你要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濒临死亡时已经神志不清了。

假定这些人事实上只有一天好活了，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说：朋友们，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你们很难明白什么是你自己的财产，更难像德尔斐神庙的铭文说的那样，“认识你自己”。所以，作为一名立法者，我要向你们宣布，你们的人和你们的财产都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属于你的整个世系，过去的和未来的，再进一步说，世系和财产属于国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不能允许你在年迈体衰、神志不清时听了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就错误地安排遗产。我的法律着眼于整个社会和你的整个家族的最大利益，而具体某个人或某个人的事务，则是不重要的。安宁地离开我们吧，祝你一路上交好运，这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你留下的东西应当由我们来考虑，我们一定会本着公心，细心地加以安排。

人们生来就处于某种法律体系之下，而这种体系又在某种幸福的神旨保佑下长期稳定不变，因此没有人记得或曾经听说过有某个时代的事情与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整个灵魂充满着敬畏，不敢对已有的东西作任何改革。所以，立法者必须发明诸如此类的办法来保障共同体的利益。

人们全都以为儿童玩耍中的新花样只是一种游戏罢了，而不把它看作一种最严重的、最可悲的罪恶的源泉，而实际上它确实是罪恶的源泉。于是，人们并不想方设法去阻止这种改变，而是一边抱怨一边听之任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些玩新花样的儿童将来一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与从前时代不同的人，儿童身上的变化会诱使他们去寻求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追求一套不同的体制与法律。没有一个人想到由此带来的显著后果，因此我们刚才称之为共同体的最大不幸。其他方面的变化若仅仅是外在的，那么其后果当然不那么严重，但若对道德准则进行频繁的修正，则是一种最大的变化，需要我们认真防范。

任何诗人不得创作违反法律规定的不符合公共标准的作品，这些标准就是正确、高尚、优良。他们也不得在将其作品送交负责审查的官员和执法官审查并得到批准之前就随意向他人表演。这些审查官实际上是我们在选举负责音乐的官员和教育总监时任命的。

在一个社会里对家庭事务进行立法会受到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公共法律有稳固的基础是愚蠢的，而我们的主人和自由公民的心灵可能会通过聆听这些指示而承认真理。明白这个道理的公民会把我们现在做出的指示当作法律，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做了，他在管理自己的家庭和城邦时才能同样幸福。

我们不能同时提供两种平等

在这些大灾难发生以后，这些人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在各处，拥有自己的家宅。这样的社会由老人统治，因为他们继承了他们的父母亲的权威，其他人则追随他们，组成一个群体，就像许多鸟聚集在一起，处在家长的控制之下。这是各种王权统治中最公正的类型。下一步便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共同体的规模加大了，开始转向农业。起初在山区坡地上种植，发明制造了某种围栏，用来防范野兽，随后就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出现了一种较大的新型家宅。随着那些较小的、较为原始的家宅成长为较大的家宅，每个群体都带来了自己的家长统治者，以及某些自己的私人习俗——所谓私人的，我指的是这些群体的，因为它们互相隔离，几个群体被不同的祖先和养育者按照不同的对待神和人的行为习惯加以训练。如果祖先比较守纪律，那么他们的行为习惯也比较守纪律；如果祖先勇敢，那么他们也比较勇敢。因此我说，每个群体就这样变成了较大的有着自己专门法律的定居的团体，用他们自己的好恶影响着子女和后代。每个群体当然也会首先赞同自己的法，其次才是其他群体的法。下一步必定是这些联合在一起的群体选择一些代表，他们当然会核查所有的法律用语，公开而又明白地向各部落的首领和领袖——也可以称作他们的国王——说明自己赞同的内容，提出加以采纳的建议。因此，这些代表自己就是立法者，当他们任命首领做执政者的时候，这些家长制的群体就形成了贵族政制，或者也可能是君主制，在这种政治的转型期间代表们会监管各种事务。

我们必须以这种平等为目标，在建设我们新生的城邦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平等。如果有其他人能找到这样的社会，那么他们也会抱着同样的目的立法，不是着眼于少数独裁者或某个独裁者的利益，也不是着眼于富人对社会的主宰，而是着眼于正义去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这种正义在我们刚才的解释中就是一种真正的平等。然而，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为了避免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裂，在使用这些标准时毕竟也要作某些限制。你知道，平等和放纵总是在违反一种绝对完善的正义的统治。事实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使用某些抽签的平等来避免民众的不满，尽管当人们用这种办法处理最正义的事情时应当祈求神的保佑和好运的指点。所以你瞧，我们不能同时提供两种平等，因此我们在使用一种平等的时候一定要极为吝啬，因为这种平等的实现诉诸幸运。

在一个古老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中，一旦必须创立新法，那么革新和守旧都以某种方式证明了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剩下来可以做的事情只是抱着虔诚的意愿对已有法律的某些方面作缓慢的、小心翼翼的修正。总会有一些改革者拥有大量地产和大量负债人，如果不免除债务和重新分配财产，负债人就不可能以一种自由精神享有他们的权益，因此改革者希望他们获得某种适度的财产，确信贫困的产生更多地在于人们的贪婪，而不是更多地在于个人财产的减少。这样的信念确实是社会安全最稳定的根源，使人们保持这样的信念是后来建立一切政治制度的最稳固的基础。如果这些最初的条件不具备，那么政治家后续的行为总是困难重重。

事实上，在同一名称下有两种平等，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产生的结果正好相反。一种平等是数量和尺度的平等，任何社会和立法者都可以用抽签的方法简单地规定各种奖励，但是真正的、最优秀的平等很难用这种方法获得。对人世间的公共和私人事务，哪怕是宙斯给予的奖励也只能产生恩惠，不能产生平等。它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因为赐予要适合两种承受者的真正性质。尤其是授予两部分人的荣耀要合理，对高尚的人要授予较大的荣耀，而对与之相反的人则要授予与其相对应的荣耀。我们实际上也会发现这种纯粹的正义总是体现在政治体制中。

这个故事或学说，你可以随意怎么叫它，是从古代祭司那里传下来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种正义在监视着血亲仇杀，我们刚才讲过的内容无非就是要遵循这种公正的法律，它规定犯有这种罪行的人一定会受到同等的对待。如果有人杀害了他的父亲，那么终有一天他自己也会受到同样对待，在他的子女手中丧命；如果有人杀害了他的母亲，那么他在经历了死后的审判以后会在来世变成一名女子，会被他所生的子女杀死。如果这种罪孽已经渗入共同的血缘关系，那么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涤清这种罪孽，只有用那颗罪恶的灵魂以命抵命、血债血偿，否则被玷污的痕迹是不会褪色的，只有这样的赎罪祭才能使整个世系的怒火平息。

这种传统既不是制定出来的法律，也不是毫无规范的东西。它是一种体制的榫眼，是连接各种已经成文的法规的通道，通过这些不成文法以及那些有待记载的规定，真正的源于祖先的传统得以保存。这些规定的制定是正确的，并在实践中为人们所遵循。它们可以起到一块盾牌的作用，保护迄今为止已经成文的所有法规。但若不成文法背离了正确的界限，那么整个情况就好比撤去了支柱和挖去了基础的房屋。任何令人敬佩的建筑物一旦失去原来的支撑，一般的结果就是倒塌，一部分一部分地倒塌，或者是整个儿全部倒塌。克利尼亚，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要尽一切可能把你的城邦牢牢地铆接在一起，尽管它才刚开始建设。凡是可以称作法律、风俗或习惯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它们全都是社会的铆钉，少了一样东西，其他东西就不能永久长存。

第九章　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活力

宇宙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活力

保持同一、稳定、静止，是最神圣的事物才能拥有的特权。有形体的事物的本性并不属于这个等级。

天穹，或者我们所谓的宇宙，从神那里得到许多恩惠，得以产生，但它也被造就为分有形体的事物。因此，宇宙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可能没有变化。然而迄今为止，宇宙的运动只要一有可能就保持同一种方式在某一处发生。就这样，宇宙从神那里得到了一种反向的旋转——这是宇宙的专门运动中变化最小的运动。永远在相同意义上的旋转不属于任何事物，而只属于运动着的万物之主和首领，甚至连他也不能使宇宙一会儿在一种意义上运动，一会儿在另一种意义上运动——因为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对永恒尺度的一种藐视。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不能赞同许多关于这个宇宙的学说。

我们一定不能说宇宙自动，永远在同一种意义上旋转。我们不能说神一直在使宇宙处于两种对立的旋转的交替之中。我们也不能说有两个神灵在使宇宙处于两种对立的旋转的交替之中，因为一位神的心灵与另一位神的心灵是对立的。因此，我们必须肯定上面讲过的那种学说，只有这种说法才是可能的。在一个时代，超越的神圣的原因帮助宇宙运动，宇宙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活力，而神的制作是不朽的。在另一个时代，当宇宙被神释放了的时候，它就凭着内力而运动，宇宙在其被释放的瞬间积聚了巨大的力量，可以作无数次反方向的旋转，因为宇宙极其庞大，又能保持圆满的平衡，而其旋转的支点很小。

当宇宙发生这样的变化时，我们人类作为宇宙中的一部分也不得不发生巨大的改变。当任何一种巨大的变化在瞬间发生时，所有生物都会感到无比紧张，无法忍受，难道不是吗？所以当宇宙危机爆发时，人以外的一切生物都被摧毁，而人类也只剩下少数幸存者。这些幸存者会有许多新奇的经历，但有一种经历比其他所有经历都更加深刻。这种经历来自神第一次改变宇宙运动的方向，从那一刻起，宇宙旋转的方向倒了过来，变成现在旋转的这种方向。

首先，所有生物，无论处于什么生长阶段，都停止变老。所有可朽的存在物都停止生长并发生逆转，越长越年轻，越长越稚嫩。白发苍苍的老人又开始长出黑发，胡子拉碴的面颊又逐渐恢复了光润，返回久已逝去的青年时代。青年们的身体失去了成年男子的特征，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越长越小，在心灵和身体两方面都重返婴儿时代。再往后，他们就消退成不存在，一个接一个地消逝。

每一天体总是沿着相同的轨道前进

如果有人说，一个人站着不动，但他的手和头在动，因此可以说他既静又动，那么这种表达是不正确的，而应当说他的一部分在静止，一部分在运动。如果一只陀螺固定在某处旋转，整个陀螺同时既动又静，对其他任何围绕同一地点旋转的物体也都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也应当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静止和运动并非与这个物体的同一部分相关。我们会说，这些物体有一贯穿轴心的直线和边线，论及这条直线，如果它不向任何方向倾斜的活，那么它是静止的；如果着眼于边线，那么它在做圆周运动。但若物体的轴心线在转动时前后左右地摆动，那么这个物体也就无论如何谈不上静止了。

认为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是某种“漫游者”，这种信念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与之相反的看法才是对的，每一天体总是沿着相同的轨道前进，而不是有许多条轨道。还有，它们中运动最快捷的天体被人们错误地认为运动得最缓慢，而最缓慢的则被错误地认为最快捷。

有些事物运动，有些事物静止。处于运动中的动者和处于静止中的静者一样，都位于某一空间。有些事物在一个位置上运动，有些事物在不止一个位置上运动。在一个位置上运动时，运动着的事物中心不动，就好比陀螺的旋转。在几个位置上运动的事物指的是位移，物体每一刻都在改变位置。有些时候运动中的物体有一个支撑点，有些时候，在滚动的情况下，有不止一个支撑点。在运动中物体会相互发生碰撞，静止物体受到运动物体的撞击，形成新的结合。那些最初的成分之间也就是这样形成复合物。结合使复合物增大，而分离则使复合物变小，除非原先的物体仍旧保持着它的构成。如果物体不能保持它的构成，那么结合与分离都会引起化解。

生成显然是从某个起点开始获得增长，然后进入第二步，然后又进入下一步，通过这三步生成就可以被感知者察觉了。事物的生成靠的就是这样的运动变化和变形，只要这种情况在持续，它就拥有真实的存在。当事物的构成发生了改变，变得和原来不一样了，那么原来那个事物也就完全毁灭了。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运动形式，这种形式通常使别的事物运动，但它自身并不运动。作为一般运动的第二种形式，我们说这种形式通常使自己运动也使其他事物运动，就像结合与分离的过程中发生的运动一样，这样的运动通过增长及其对立面，亦即减少，或者通过生成或灭亡来进行，灭亡亦即失去存在。

能够自己运动的事物最先开始运动，此外不可能有其他变化的源泉，因为按照这个设定的前提，变化不可能预先存在于这个系统中。进一步推论，无论什么东西作为一切运动的源泉，乃是在一切静止和运动的东西中最初出现的东西。我们要宣布这种自动是一切变化中最先的和最有力的，而被其他事物替代或在别的事物推动下发生的运动乃是第二等的。

只要苍穹和太阳不断旋转，天地间万事万物就会不断前进。而一旦它们停止不动，万物就会毁灭，而且整个世界确实如谚语所说，也就上下颠倒了。

这个观点是，一切事物，如我们刚才说的那样，都处在运动之中，但是它们的运动有快有慢。慢的运动没有位置的变化，只有其自身范围之内的变化，从中产生结果。但是产生出来的结果运动很快，因为它们从一处移往另一处，它们的运动由位置的变化组成。[1]

它们确实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仅凭自身就具有任何存在，而是作为运动的产物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如他们所说，在任何事例中，不可能有“明确的观点”来区分它们哪个是主动的，哪个是被动的，就像明确它们是否存在一样。作用者不遇上承受者就不成其为作用者，而承受者不遇上作用者也不成其为承受者。还有，某事物可以和作为承受者的事物相遇，起作用者的作用，但若它在不同的时间与另一作为作用者的事物相遇，它也可起承受者的作用。

另一个学派的教导正好相反，认为“只有‘存在’始终不动，这是用来称呼一切的名称”，像麦里梭和巴门尼德这样的人更是反对其他所有人的看法，他们告诉我们，万物都是自身保持静止的个体，在其内部并无运动的余地。

注释：

[1]　本段为对话人苏格拉底所述的其他学派的哲学家的观点。

宇宙中心安放了灵魂

这个宇宙究竟是永恒存在、没有开端的呢？还是被造出来、有开端的？我的回答是，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形体。因此，可感的东西，以及一切可以被意见和感官所把握的事物，都处于一个创造的过程中，而且是被造出来的。

要找出这位宇宙之父和宇宙的创造者是一件难事，即使我们能够找到他，也难以把他告诉所有人。

让我来告诉你们这位创造者为什么要造出这个生成的世界。他是善的，没有一位善者会对任何东西产生妒忌。没有妒忌，他就希望一切都要尽可能地像他自己。这就是最真实意义上的创世的根源和宇宙的起源。

为了使这个宇宙成为唯一的，与那完善的生物相似，创造主没有创造两个宇宙或无数个宇宙，而只创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和天。它现在是唯一的，将来也是唯一的。

宇宙的形体从这四种元素中被创造出来，这些元素在比例上是和谐的，因此宇宙拥有友爱的精神，内部融洽，除了建构它的创造主以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解体。

创世把四种元素中的每一种全都用上了，因为创造主用了所有的火、所有的水、所有的气和所有的土建构宇宙，不让任何一种元素有一点儿微粒或能量遗漏在外。

作为造物主的神想要万物皆善，尽量无恶，因此，当他发现整个可见的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紊乱无序的运动中时，他就想到有序无论如何要比无序好，于是就把它从无序变为有序。

让我们假定，这个宇宙同那以一切其他生物的个体或者族类作为所属部分的生物最为相像。因为这个宇宙一开始就包含一切理智的存在者于自身，恰如这个世界包含我们和其他一切可见的生灵在内一样。由于神想要把这个宇宙造得与最美好、最完善的理智的存在者最为相像，因此就把这个宇宙建构成为一个包含所有本性上同种的生物于其自身之内的可见的生物。

造物主的用意是：第一、要尽可能使这个宇宙整体上完善，其部分也完善；第二、它应当是唯一的，因为没有剩下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创造另一个宇宙，并且它也不会衰老，不受疾病侵袭。造物主考虑到，如果炎热和寒冷，还有其他一切强大的力量，包围着这些合成的物体，并且从外部向它进攻，结果就会使它们提前分解，加诸它们的疾病和衰老也会使它们销蚀。

出于这样的考虑，创造主把宇宙造成一个整体，完全拥有每个部分，从而使宇宙完善，既不会衰老，也无病痛。他赋予宇宙适当而又自然的形体。对于这个要在其内部包容一切生物的生物来说，适当的形体应当是可以把其他一切形体包容于自身的形体。因此，他把宇宙造成圆形的，就像出自旋床一样圆，从中心到任何方向的边距都相等。在一切形状中，这种形状是最完美的。

这就是永恒的神创造宇宙的计划，他要把宇宙造就为神，他把宇宙造得表面平滑，从中心到各个边缘距离相等，使之成为一个由许多完善物体组成的完整而又完善的物体。他在宇宙中心安放了灵魂，灵魂从那里扩散到整个宇宙，又使之包裹整个宇宙的外表。他使宇宙成为唯一旋转的圆球，卓越无比，能够与自己交谈，因此不需要其他的朋友和伙伴。怀着这些意图，他把这个宇宙造成了一个有福的神。

创造主按自己的意愿造就灵魂以后，就在灵魂之中构造有形体的宇宙，并把二者放在一起，中心对中心。灵魂从宇宙中心扩散到各处，直抵宇宙的边缘，无处不在，又从宇宙的外缘包裹宇宙，而灵魂自身则不断运转，一个神圣的开端就从这里开始，这种有理性的生命永不休止，永世长存。

宇宙是一个由神的旨意赋予灵魂和理智的生物

这位“工匠”在创造这个宇宙时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永恒不变的，还是被造出来的？如果这个宇宙确实应当是美的，而且这位创造者又是善的，那么他显然一定会注视那永恒者，倘若不是这样，那么他所注视的必然是被创造出来的模型。但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创造主必定注视永恒者，因为这个宇宙是一切被造事物中最美的，而在一切原因中，创造主是最善的。既然宇宙以这种方式被创造出来，那么它就被造就为理性和心灵可以把握的这种样式，它必定是不变的，具有必然性。

至善者的行为绝不会是最不美的，或曾经是最不美的。创造者反思这些本性可见的事物，觉得没有一个无理智的生灵整个儿看来会比有理智的生灵更美，而理智不可能在缺乏灵魂的东西中出现。由于这个原因，当他建构这个宇宙时，就把理智放在灵魂里，而把灵魂放在身体里，他在用尽善尽美的本性进行工作。这样，就可能性而言，我们可以说这个生成的宇宙是一个由神的旨意赋予灵魂和理智的生物。

这个宇宙接受了可朽的和不可朽的生物，借着它们的生成，宇宙自身得以完成，成为一个包容许多可见生物在内的可见的事物。这个唯一被造的天是一位可以感知的神，它是理智的形象，是最伟大、最优秀、最美丽、最完善者的形象。

被造物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天上的诸神；第二种是飞翔在天上的鸟类；第三种是水族；第四种是在陆地上行走的生物。神用火创造了大部分神圣的天体，使它们成为可见的最明亮、最美丽的东西。他按照宇宙的样子把天体造成浑圆的形状，让它们追随至尊者的理智运动前进，把它们散布在天穹中，使整个天空闪闪发光，成为真正灿烂的宇宙。他赋予每个天体两种运动：一种是在同一地点按同一方式进行的原地运动，由此使之对同一事物怀有恒久不变的相同思想；另一种则是前进，即受相同与相异所支配而产生的运动。它们不受其运动的影响，为的是使它们中间的每一成员都可以达到最高的完美境界。

我相信大地的形体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居住的位于费西斯河与赫丘利柱石之间的区域只是大地的一小部分。我们沿着大海生活，就像蚂蚁或青蛙围绕着一个池塘。大地上有许多人居住在类似的区域。环绕着大地，还有许多凹陷的地方，地形和大小各异，水、雾、气汇集在这些地方。但是大地本身就像天穹上的繁星一样纯洁，我们的大多数权威把繁星密布的天穹称作以太。水、雾、气是这种以太的残渣，不断地被吸进大地的凹陷之处。我们不知道自己居住在这些凹地上，却以为自己住在大地的表面。想一想，假定有人住在大海深处，能透过水看到太阳和其他天体，那么这样的人会以为自己住在大海表面，会以为大海就是天空。他会非常呆滞和虚弱，决不会抵达大海的顶端，决不会上升到海面抬起头来从海上看到我们的这个世界，亲眼看到或从某些亲眼看到的人那里听到我们的这个世界比他的人民居住的那个世界更加纯洁和美丽。我们现在正好处在相同的位置。

神圣的星辰拥有最美丽的身体和最幸福、最美好的灵魂。我们还必须明确一下它们的命运。要么说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不灭的、永恒的、神圣的，要么说由于某种绝对必然性的存在，它们的寿命尽管非常漫长，长到超过它们自己的愿望，但每一星辰都有自己确定的寿限。

宇宙的反向运动已经成为它的必然本性

从前有一个时代，神在帮助宇宙运动，把旋转赋予宇宙，引导宇宙前进。还有一个时代，神放弃了他对宇宙的控制。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宇宙已经在神的指引下，在既定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圆周运动。然后，宇宙在其自身的推动下，开始相反意义上的旋转。因为宇宙是一个活物，神赋予它理性，并从一开始就使之成形。现在，宇宙的反向运动已经成为它的必然本性，其中的原因我必须讲明。

当事物的整个秩序进到它命定的终点时，必定会有再一次的宇宙变化。因为土中出生的种子此时已经疲乏了，每个灵魂经历了既定的若干次出生，也经历了命定的若干次回归，到土中成为种子。于是，宇宙这艘航船的舵手放开了舵柄而退隐到他那位于别处的尖塔上去了。然后，命运和这个世界的内在渴望再次控制了这个世界，使之发生逆转。此时，所有在最伟大的神的统治之下、在各自区域中实行统治的诸神马上察觉到所发生的事情，放弃了对他们所管辖区域的监管。由于老的控制停止而新的推动产生，把终点变成了开端，开端变成了终点，于是这个世界就在宇宙发生反向旋转的时候突然颤抖。由此引发出来的强烈震动毁灭了所有种类的生灵，就像前一时代所发生的危机一样。然后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它从骚动和混乱中平息下来，重新获得安宁，恢复了秩序，得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自身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记住了来自神的毁灭，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父亲。

这个世界把这场来自神的毁灭记得比较清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记忆就变得模糊了。构成这个世界的有形体的因素对这种失败要负责任。这种有形体的因素属于处于最原始状态的世界，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混沌无序的宇宙。这个世界在神为它确立秩序时从神那里得到所有它现今拥有的美德，这个世界产生的所有错误和邪恶都来自它的原始混沌状态，而这个世界中产生的邪恶又影响着世上的生灵。

神再次眷顾宇宙，首先是使之确立秩序。看到这个世界麻烦重重，神担心这个世界会在狂风暴雨中沉沦，被再次消解，坠入无底深渊，于是他再次掌握了舵柄。神治愈了宇宙先前的疾病，使先前那种在宇宙自身内在动力的推动下发生的旋转复归正常，通过对宇宙的指挥和校正，神为宇宙取得了永恒和不灭。

当这个宇宙在神圣的舵手指引下前进时，它在生灵身上产生并保持许多善，几乎没有恶。当宇宙必须在没有神的情况下运行时，在神放弃控制以后的头几年里，事物生长得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影响被遗忘了，古时候的混乱状况又大行其道。最后，随着这个宇宙时代走向终结，这种混乱也走到了尽头。世上所产生的少量好事物在巨大的邪恶中毁灭，最终，这个世界本身以及世上的一切生灵都遭到毁灭。

当最近的那一次宇宙危机发生，现存的宇宙秩序建立之时，人类的生命进程又一次出现，然后开始显现出变化，这种变化与伴随其他宇宙危机出现的那种变化意义相反。那些非常相近的因为微小而消失了的生灵又开始生长，从地底下长了出来。它们原先高大健壮，现在则长出了灰白的头发，然后死去，复归于土。由于宇宙发生了变化，所有事物都不得不改变，尤其是一种新的法则控制着整个宇宙中的孕育、诞生、哺育，因此也控制着一切生灵，它们必须要模仿这种方式。对生灵来说，以往那种依靠外在力量的构造行为使生灵从土中出生已经不再可能了。现在宇宙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来，控制宇宙的进程。所以，依靠相类似的一种控制，同样的冲动使它的构成元素要通过它们自身的力量来获得，在它们有可能做到的情况下，孕育、分娩、哺育后代。

灵魂先于物体

以“灵魂”为名称的这个事物的定义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用过的“能使之自动”这个短语，我们还能找到其他定义吗？

灵魂已经显示自己是一切变化与运动的最普遍的原因。我们发现灵魂是运动的源泉，是一切事物中最先出现的，我们的证明是绝对完善的。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性的、真实的、最终的论断，灵魂先于物体，物体是第二位的，是派生出来的，灵魂支配着事物的真正秩序，物体则服从这种统治。

如果能够证明灵魂先于物体，那么灵魂的性质必定也先于物体的性质。所以灵魂的气质和习惯、希望、计算、真正的判断、目的、记忆，全都先于物体的长、宽、高，因为灵魂本身先于物体。要是我们想把灵魂说成是一个普遍的原因，那么灵魂就是善与恶、聪明与愚蠢、正确与错误，乃至于所有对立面的原因。

如果内在的灵魂就这样控制着在宇宙中运动着的一切事物，那么我们也一定要说灵魂控制着宇宙本身。灵魂靠着它自身的运动推动着天空、大地、海洋中的一切事物，它的这些运动的名称是希望、思考、预见、建议、判断、真或假、快乐、痛苦、希望、恐惧、仇恨、热爱，我说的是灵魂用这些运动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或原初的运动推动着一切事物。接下去，它们又带来了第二类运动，即物体的运动，以及与这些物体相伴随的性质，热与冷、重与轻、硬与软、白与黑、干与湿，等等，以此指引着一切事物的增加和减少、分离与结合。智慧是灵魂的助手，借助这些工具和它的所有工具，灵魂使一切事物达到正确与快乐的境地，但若愚蠢成为灵魂的伴侣，那么结果就完全相反了。

如果整个天穹的路径和运动，以及其中的所有天体，也像智慧一样具有运动、旋转、计算的性质，并且是在灵魂之后开始运动的，那么我们显然可以说，为宇宙作预见并指导着宇宙沿着这条道路运动的是至善的灵魂。但若这个运行过程狂乱无序，那么指导着宇宙前进的是邪恶的灵魂。

第十章　诸神是善良的

我们从来不曾窥见神，也不能充分察觉神

天神使苍穹闪闪发光，使星辰沿着自己的轨道行进，为我们提供季节和日常食物，所以每个人都要追随他。是的，他把整个系列的数字作为礼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假定把其他理智和一切好东西赐给我们的也是他。一个人要是接受了他恩赐的数字，能用心叙述整个天穹的运行，那么这就是一切恩赐中最伟大的福分。

出于这个目的，神在天空中创造了月亮，让它盈亏圆缺。再把月份结合成年，使所有生灵凭借神的幸福旨意，开始对数之间的关系具有一个总的看法。如果风调雨顺，大地就会孕育和产出丰盛的果实，为一切生灵提供食粮；如果有什么事情不顺，那么该遭谴责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人类自己，应当怪我们自己没有正确地把生活安排好。

神不可能撒谎，否则便与其本性不合。

我们从来不曾窥见神，也不能充分察觉神，只能把神想象为一个不朽的生灵，永远兼具灵魂和肉体。

诸神是存在的，他们关心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任何恳求都不能使他们偏离正义之路。

命运三女神在监视着一切事物的发展，确保它们的过程得以全部实现，每一位神都有它自己的宿命。

说服人们相信神，是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

凡是精灵都介于神与人之间。精灵来往于天地之间，传递和解释消息，把我们的崇拜和祈祷送上天，把天上的应答和诫命传下地。由于居于两界之间，因此他们沟通天地，把整个乾坤联成一体。他们成了预言、祭仪、入会、咒语、占卜、算命的媒介，因为神祇不会直接与凡人相混杂，只有通过精灵的传递，凡人才能与诸神沟通，无论他们是醒是睡。精通这些法术的人被说成拥有精灵的力量，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只是寻常的工匠。精灵有很多，精灵的种类也很多，爱就是其中之一。

偷窃是一种肮脏的行为，公开抢劫更是罪大恶极。宙斯的儿子既不会偷，也不会抢，更不会对同类实施欺骗和暴力。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犯下这样的罪行，那么他受到惩罚是应该的，因为他竟然相信诗人和寓言家的谎言，以为偷窃与抢劫不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诸神自己也这样干。这种故事绝不是真理，也不像真理。犯有这种过失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任何神的儿子。

凡是服从法律而相信神的人，决不会故意做出渎神的行为或发表不法的言论。凡是有这种行为发生，必定出于下列原因之一：要么他们不相信神存在；要么他们相信神存在，但认为神不关心人类的事务；要么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神关心人事，人们也很容易用牺牲和祈祷来哄骗他们。

全人类，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事实上全都相信诸神是存在的。

坚持诸神存在，坚持诸神是善良的，尽力说服人们相信和敬重诸神，这是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

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

我的孩子，你还年轻，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就会引导你完全扭转当前的许多信念。所以，在对最高事物进行判断之前，你要等待未来的降临，其中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正确地思考诸神，以便良好地生活。否则的话，你的生活将一团糟。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向你保证，没有一个人在早年采用了这种诸神不存在学说而到了老年仍旧坚持这种信念，尽管有些人——不是很多，但确实有一些——坚持我们说过的另外两种态度，相信诸神存在，但诸神对人类的行为无动于衷，或者说诸神尽管关心人事，但很容易被献祭和祈祷所安抚。

这一派断言诸神并无真正的、自然的存在，而只有人造的存在，他们称之为一种合法的发明，因此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神，人们在立法的时候，每个不同的群体发明与自己的习俗相吻合的神。

这种学说认为不虔诚者的灵魂是一种产物，使一切事物产生和消灭的最初原因不是最初的，而是第二位的，而那第二位的原因反倒是最初的。于是他们就在诸神的真正存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谬误。

我说，那么神也不会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因为神既然是善的，它也就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对人类来说，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而不是大多数事物的原因。世上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而好事的原因只能是神。至于坏事的原因，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找，不能在神那儿找。

以卑微、恭敬的态度密切追随神的法则的人是幸福的

神是单一的，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加不会改变他的本相。

有某种神赐的灵异，从我小时候就一直和我在一起。它是一种声音，当我想要做某事的时候，它总是使我转向，但从来不规定什么。如果我的朋友向我询问，就会出现这种声音，其结果相同。它会发出禁令，不允许他这样做。

老人们常说，在神的手中常握着一切事物的开端、终结和中间，事物在自然的循环中运动，走向终结，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事物比背弃神的法则的事物更加正义。以卑微、恭敬的态度密切追随神的法则的人是幸福的，而那些空洞自傲的人，例如为财富、等级、年轻、美貌而感到自豪，陷入荒淫的火坑，既不接受管教又不要指导，反而要去指导别人，这样的人就会遭到神的离弃。这样的人被离弃后会聚集他的同类，用疯狂的行为制造混乱。在有些人眼里他似乎是伟大人物，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无限制地修改正确的东西，毁灭他自己，毁灭他的家庭，毁灭他的国家。

从前有一个时期只有诸神，而没有凡间的生物。后来创造这些生物的既定时刻到了，诸神便在大地上用土、水以及一些这两种元素的不同混合物把它们造了出来。等到这些生物已经造好，要把它们拿到日光下来的时候，诸神就指派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来装备它们，并且给它们逐个分配适宜的力量。

厄庇墨透斯把力量给了某些动物，但没有给它们速度，而把速度给了那些比较弱小的动物。他给某些动物装备了武器，而对那些没有武器的动物赋予其他能力，使它们能够自保。对那些形体较小的动物，他让它们能飞，或者让它们能在地底下居住，而对那些形体庞大的动物来说，它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他的整个分配遵循一种补偿的原则，用这些措施来确保没有一种动物会遭到毁灭。

厄庇墨透斯采取各种充分的措施，使动物免于相互屠杀。他又为动物提供能够抵御季节变化的装备，使动物长出密密的毛或坚硬的皮，足以抵挡严寒，也能抵挡酷暑，睡觉时还能用作天然的被褥。他还让有些动物脚上长蹄子，有些动物脚上长茧子，天然地起到鞋子的作用。然后他又给动物指定不同种类的食物，有些吃地上长的草，有些吃树上长的果子，有些吃植物的块根。他允许有些动物吞食其他动物，但使这些食肉动物不那么多育；而对这些动物的牺牲品，他使之多育，以便保存这个物种。

厄庇墨透斯不是特别能干，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竟然把人给忘了。他已经把一切能提供的力量都分配给了野兽，什么也没留给人。正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普罗米修斯来检查工作，发现别的动物都配备得很合适，只有人是赤裸裸的，没有鞋子，没有床，也没有防身的装备，而此时指定人出世的时间快要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才能救人，于是就从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了各种技艺，再加上火，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人，因为没有火，任何人就不可能拥有这些技艺，拥有了也无法使用。以这种方式，人有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充分资源，但是却没有政治智慧。这种智慧由宙斯保管着，而普罗米修斯不再拥有权力进入宙斯居住的天宫，再说那里有可怕的卫兵防守。但是，他偷偷地溜进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合用的密室，他们常常在里面练习心爱的技艺。他拿走了赫淮斯托斯的技艺、雅典娜的技艺以及火，把它们给了人类。通过这种馈赠，人便拥有了生活的手段。

从那时起，人有了一份神性。首先，人成为崇拜诸神的唯一动物，因为只有人与诸神有亲戚关系，只有人建立神坛，塑造神像。其次，由于人拥有技艺，他们马上就发明了有音节的语言和名称，并且发明了房屋、衣服、鞋子、床，从大地中取食。得到了这些供养，人类起初一群群地散居各处，没有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即被野兽吞食，因为同野兽相比，他们在各方面都非常孱弱，他们的技能虽然足以取得生活资料，但不足以使他们与野兽作战，他们并不拥有政治技艺，而战争技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寻求自保，他们聚集到城堡里来，但由于缺乏政治技艺，他们住在一起后又彼此为害，重陷分散和被吞食的状态。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因此而毁灭，于是派遣赫耳墨斯来到人间，把尊敬和正义带给人类，以此建立我们城市的秩序，创造出一条友谊和团结的纽带。

当整个大地都在出现和创造出各种驯服的动物和野兽的时候，作为我们母亲的这块国土却没有出现野蛮的怪兽，而是从各种动物中选择了人类在这里出生。人类不仅在智力上优于其他动物，而且也只有人类才有正义和宗教。

论人生

（英）培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序言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政务活动家、法务重臣，同时又是在哲学、文学、历史、法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的著名学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培根在哲学史、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誉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已成为全人类的座右铭。

一、培根的生平

培根于1561年生于伦敦的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父亲尼古拉·培根（Nicholas Bacon）是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的掌玺大臣；母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贵族妇女，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姨夫是伊丽莎白的重臣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培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早在孩提时代，培根就熟悉宫廷的仪节习尚，并因为少年老成的做派和出众的才华被伊丽莎白女王称为“朕的小掌玺大臣”。12岁时，他同哥哥安东尼（Anthony）一起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逻辑、数学和天文学等课程。他对所学的功课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当时位居学术研究主流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很是不满，认为它流于空论，却没有实际效益。在剑桥读了三年以后，他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到巴黎接受外交实务的训练，期间还把他观察到的大陆国家的政治状况写成了一篇《欧洲政情记》（Notes on the States of Europe）。1579年，父亲突然病故，培根不得已中止了他在驻法使馆的工作，奔丧回国。由于不是长子，他没有继承到多少遗产，只好自谋出路，进入格雷法学院学习法律，并在1582年通过考试成为了正式律师。1584年，年仅23岁的培根被选为国会议员，以出众的辩才闻名于国会和法庭。

成为律师后，培根的思想趋于成熟并立志把经验和实践引入认识论。在现实中，他四处求职，热衷于在宫廷中谋得显贵的职位，然而他独立思考的主见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在整个都铎王朝结束前，培根只是在1596年做过女王的特别法律顾问。至于个中缘由，很多学者认为是伯利嫉妒他的才华，从中作梗阻挠所致；其实是缘于他和伯利以及伊丽莎白在治国政策上存在的分歧，比如他反对炼金术，反对女王支持的用以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的税务法案等。直到女王去世，詹姆士一世（James I）即位后，培根的境遇才有了好转。

与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的恩怨也对培根的声名影响颇大。年轻的埃塞克斯伯爵曾是女王宠臣，曾先后三次举荐培根担任要职，但均未成功。作为补偿，伯爵将自己在特维克纳姆（Twickenham）的价值约两千英镑的田产赠予培根。后来，埃塞克斯因一次军事活动失败而策划推翻女王，终因事情泄露被判斩首。埃塞克斯受审期间，培根作为女王的法律顾问，对认定埃塞克斯伯爵犯有叛国罪起了积极的作用。培根在埃案中的做法数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批评者认为他忘恩负义，卖友求荣，将此事视为他道德上的一个重大污点；而同情者认为培根的抉择无可非议，因为他是将女王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事实上，培根并未因此受到奖赏和提拔。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驾崩，苏格兰王詹姆士即位。由于曾力主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而为新的国王所赞赏，已过天命之年的培根终于时来运转了。1613年，他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1617年当了掌玺大臣；1618年成为大法官，并授封为维鲁南男爵（Baron Verulam）；1620年又授封为圣阿尔班子爵（Viscount St. Albans），达到了仕宦生涯的巅峰。正当他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时，1621年却因卷入一起受贿案受到议会弹劾，被判处罚金4万镑，监禁于伦敦塔，罢免一切官职。虽然事后培根得到国王的从宽发落，在伦敦塔只关了四天，罚金也被豁免，但这也成为他仕途的终点。

罢官为民后，培根全力转入到了学术研究当中。1625年初，他不慎感染风寒而辞世，终年65岁。

二、培根的主要著述

培根矢志于推进人类知识与文明的进展。他雄心勃勃，企图将全部的科学、技术和知识进行改造和重建，撰述鸿篇巨著《伟大的复兴》（Great Instauration）。虽然他只完成了此项工程的第一、二部，即《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和《新工具》（Novum Organum），分别出版于1605年和1620年，但已足以对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思想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在《学术的进展》里，培根批判了贬损知识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功用和价值，为日后“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作出了准备。书中培根“提出了新的科学分类原则，即依据记忆、想象、理性三种人类理性能力，相应地把科学划分为历史、诗歌、哲学，并依此对全部人类知识做了一个系统的划分”。(1)“这部书在欧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阐发的科学分类，以及由此建立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结构，提供了当时人们不曾存想过的科学百科知识的全图；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18世纪百科全书的编纂都从中受到巨大的激励和启迪”。(2)

《新工具》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来的。所谓“新工具”，就是使用理性和实验，而非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新工具论》是近代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哲学著作，奠定了近代归纳学说的基础。它阐发的经验论认识原则，开创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先河。

培根还撰写过一部类似于科幻小说的作品《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描写的是海外的一个理想国。与当时流行的其他乌托邦作品不同，它没有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而是描绘了一个科学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图景。这部书对更好地把握培根的科学哲学思想以及社会伦理观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培根还撰述了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论著《论古人的智慧》（On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亨利第七朝史》（History of Henry Ⅶ）等。

尽管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理论著述，在普通读者当中，培根最受欢迎的作品却是他的《随笔》（Essays）。这部凝练了他人生经验的文集，以其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笔、简洁的语句和精妙的格言而流传于世，历经400余年，至今风行未歇。“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版的培根随笔序言的作者斯维顿（Oliphant Sweaton）称赞说，假如培根没有留下别的著作，仅此文集，他也会受到人们的感激。

《随笔》的成书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版出版于1597年，其中只有十篇短文，但却风靡一时，影响很大。自第一版面世后，培根便一直将此书带在身边，随着个人阅历的变化，不断地增删、修改，并于1612年和1625年先后出版了两个增订本。最后一个增订本收入随笔58篇。

随笔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法国散文家蒙田首创。蒙田在1580年出版了题名为Essai的文集，文笔轻松自然，亲切随意。培根则是首位英语随笔作家，他论述的话题有的与蒙田相近，如友谊、礼貌、虚荣等，写法却迥然不同。数百年来，蒙田的追随者大有人在，效仿培根者却少之又少，就是因为培根随笔所具有的那些常人难以复制的独特风格。

首先，结构谨严。培根的随笔没有大多数西方散文家作品中的那种散漫和随意，而是具有诗一般的凝练圆满，小说那样的布局谨严，如同他在《谈园林》（Of Gardens），《谈建房》（Of Building）里描绘的园林和建筑一样，呈现出一幅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画面。

其次，内容实用。培根的随笔不是文人的闲适小品和笔墨游戏，而是以政治家的身份为改革社会、富国利民而对仕宦们进行的说教，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讲求实用。58篇随笔涉及国家、人生各个方面，但每篇的核心都是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也就是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人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以知名度最高的《谈学养》（Of Studies）一文为例，开篇就谈学养的用途：“可助娱乐，可添文采，可长才干”。正文部分则是在具体地指导学习的原则，如“读书时不可一味批驳，不可轻易相信，不可寻章摘句，而要推敲研究”；对所读的书要区别对待，“有些书可以浅尝辄止，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少数书则要咀嚼消化”。在文章结尾，培根进而指出学养的又一功用——能治疗心理的疾病，“心智上的缺陷都可以对症下药”，如同运动能治身体疾病一样。

培根随笔的这种务实的文风，既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色，也充分体现了培根在科学上、哲学上讲求知识的价值和功用的主张。

第三，文字短隽。培根的随笔短小精悍，通常不超过千字，个别长文也只有五千多字。与那些空洞肤浅，絮聒繁冗的文字不同，培根随笔呈现出的是一种深刻老练，沉稳有力的风格，格言警句层见叠出，俯拾皆是。这些警句放在文首则显得雄奇有力，引人入胜，放在结尾则能概括全文，令人回味。有的篇目如《谈学养》，字字珠玑，几乎全篇都是由格言组成。

培根随笔行文客观冷静，读来仿佛是在聆听高人赐教、法官判案。这种文风得力于他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的深刻性、条理化，得益于他从事法律工作的文字准确性，还受到拉丁文的影响。培根的很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用拉丁化的句法写英文，精短隽永，组织严密。因此，一本由58篇短文组成的《随笔》就奠定了培根在世界文学史上伟大散文家的地位。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句话用在培根身上再合适不过。培根可以说是一个有言无德之人，他在文中宣扬节俭，自己却过着奢华的生活，还常常入不敷出；他主张廉洁，自己却弄贿丢官，身败名裂。虽然培根对自己宣扬的道理未能身体力行，但是他的蕴含着深刻智慧的哲言已成为人类的瑰宝，值得我们品味、珍藏。

三、本书的选编

本书所选录的绝大多数哲言都选自蒲隆先生翻译的《随笔》，部分选自《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新工具》（许宝骙译），以及《古人的智慧》，《致伯利勋爵的信》，《关于宗教的冥想——论异教邪说》等。其中，培根的随笔已有数个完整的中译本。上世纪50年代水天同先生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是半文言半白话的。在白话文的译本中，蒲隆先生依据亨利·刘易斯（Henry Lewis）的注释本翻译的《随笔》影响最大，目前已有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华文出版社，以及台湾远足文化等七个版本问世。

培根《随笔》的副标题为《道德与国事谏议》，它们都是近乎于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以此为线索，本书将培根哲言归纳为四个大类：修身、齐家、治国、哲学与宗教。“修身篇”以人自身为主题，收录培根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言论；“齐家篇”的主题是关于人与周围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治国篇”是培根针对国计民生的献策；关于人与非感官所及的世界的关系的文字都收录在“哲学与宗教篇”内。各篇之间的内容并非绝对独立，而是互有交叉。各篇内的选文依照原著的顺序排列。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培根四百年前关于宗教信仰的认识以及国计民生的时策自然已失去了时效，但它们客观上构成了培根思想的重要成分，值得读者从中合理地汲取。在《谈学养》中，培根说“有些书可以请人代读，再看看人家做的摘要”。这本《大师人生智慧精华·论人生》的功能恰恰就是如此，它采撷精华，为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无暇阅读大部头作品的人们提供了一份精致的茶点，以期为读者助娱乐，添文采，长才干。

卢波

2013年8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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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这两段话均引自《培根及其哲学》，余丽嫦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修身

念念不忘报复等于让自己的伤口开裂

阴暗底子上的明快图案更加喜人

掩饰是一种荏弱的策略或智谋

嫉妒总是离不开人的相互攀比

让爱情安守本位

胆大是愚昧和下贱的产儿

狡猾是歪门邪道上的聪明

过于自爱的人必定有害于公众

是否快捷应当以事情的进展来衡量

假聪明是做事的祸根

保持心灵健康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忠告

年富力强时的放浪形骸，到老年是要还的

孤陋寡闻的人就会疑神疑鬼

几乎所有预言都是无聊狡猾之徒事后瞎编乱造出来的

教育其实就是一种早年开始的习惯

一个人的愚蠢恰恰成了另一个人的幸运

青年就像“前思”，不像“后想”那么高明

举止美胜过容貌美

身有残疾反而会成为聪明人飞黄腾达的有利条件

学养终成性格

得体的举止是一封永久的推荐书

赞扬如过分虚假，同样会招致嫉妒和轻蔑

虚荣的人是其自吹自擂的奴隶

嫉妒是荣誉的溃疡

不管怎么愤懑，千万不要干无法挽回的事

第二章　齐家

子女增添了父母生的忧虑，却减轻了死的记怀

男人有了妻儿就等于向命运之神交了人质

想致富，花销应当是收入的三分之一

慎言胜过雄辩

财富是“德行的包袱”

在恶劣的地点建一幢美丽的房子等于把自己投入了监狱

在一切棘手的协商中，不可指望一下种就可收割

善于活动的人比聪明能干的人更有用处

不懂得请托的价值是头脑简单

第三章　治国

追求权力，丧失自由

有多少人破产，就有多少人支持动乱

君王最大的困难往往在他们自己心里

初生的幼崽总是其貌不扬，革新也莫不如此

给异族人最大限度的公民权

野心勃勃的人只能让其前进

坚决的少数也能将温和的多数搞的焦头烂额

一次错判比多次犯案的危害更大

单纯的异端邪说并不能引起国家的重大变革

第四章　哲学与宗教

追求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求婚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

宗教统一带给信徒无尽的福祚

行善的倾向印在人性深处

迷信一旦揭去面纱便是一个丑八怪

人的天性不生香卉，便长野草

仁爱是解除知识中毒素的药剂

学问使人文雅，无知使人粗野

时间如同河水和溪流

支配知识比起支配人的意志是更高的荣耀

机会机体都是从学问里吸取养分

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

一切的争辩来自于命题

对邪恶一无所知，就无法帮助邪恶的人改邪归正

追求公正之举，把未来留给天意

很少有人能忠实于自我

最便捷的道路往往泥泞肮脏

信仰比知识更加有价值

自然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高出若干倍

不愿意老兜圈子，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

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类王国的大门跟天国的大门没有多大区别

时间乃是众作家的作家

知识本身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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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报复等于让自己的伤口开裂

报复是一种野道，人性越是趋之若鹜，法律就越应将其铲除。因为头一个犯罪仅仅是触犯法律，而对该罪施加报复则是取代法律。毫无疑问，一个人如果采取报复行为，就等于跟他的仇人扯平拉齐；然而要是放他一马，他则高出仇人一筹；因为宽恕乃王者风范。所以所罗门有言：“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1)

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可挽回，明达之士则着眼于现在与未来；所以对往事耿耿于怀只是跟自己过不去而已。况且为作恶而作恶的人是绝对没有的，人作恶无非是要沽名、渔利、寻欢、作乐。因此我何苦要为一个人爱己胜过爱我而愤愤不平？如果一个人完全是出于生性凶恶而作恶，那又如何？充其量仅像荆棘刺玫，除了扎划勾擦，别无能耐。

有些冤情无法律可纠，如果报复，还情有可原；然而人们还得当心，他的报复也必须无法律惩处，否则他的仇人仍占上风，因为他和仇人受惩处的次数为二比一。有人报复时喜欢让对方明白报复的来由，这还比较豁达大度：因为其中的快乐似乎不在于伤人，而在于让对方悔罪；然而卑鄙狡猾的懦夫却像飞来的暗箭。

佛罗伦萨大公科斯莫(2)严辞抨击对朋友的背信弃义，仿佛这些罪行不可宽恕似的：“你会读到基督要我们宽恕我们的敌人的教导，却永远不会读到要我们宽恕我们的朋友的训诫。”然而约伯的精神格调更高一筹，他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3)推及朋友，情况亦然。

的确，一个人念念不忘报复，就等于让自己的伤口开裂，否则，它就会愈合的。

报公仇大多大运亨通，例如为恺撒(4)的死报仇，为佩提那克斯(5)的死报仇，为法王亨利三世的死复仇。然而报私仇却运道不佳，不仅如此，报仇心强的人，过的是巫婆的日子：由于他们心存害人，所以就不得好死。

(1)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9章第11节。

(2) 科斯莫（1519—1574），佛罗伦萨大公，统治佛罗伦萨达34年。

(3)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2章第10节。

(4) 恺撒（公元前101—前44）：古罗马独裁者，被布鲁图等人刺杀。布鲁图于公元前42年兵败于屋大维、安东尼联军。

(5) 佩提那克斯（126—193）：古罗马皇帝，为一帮哗变的禁卫军所杀，后来他的继位人塞普提缪斯·塞维鲁把他们处死。

阴暗底子上的明快图案更加喜人

塞内加有一句仿斯多葛派(1)的高论：“幸运的好处令人向往，厄运的好处叫人惊奇。”毫无疑问，如果奇迹就是统摄自然，那么它们大多在厄运中出现。他还有一句宏论比这还要高明：“集人的脆弱与神的旷达于一身，才是真正的伟大。”如果将此话写成诗，那就更加妙不可言，因为在诗里，豪言壮语更受赞许。的确，诗人一直潜心于此道，因为它其实就是古代诗人的奇谈中表现的那种东西，这种奇谈似乎并不乏玄秘，而且似乎与基督徒的境况相当接近，“赫拉克勒斯(2)去解放普罗米修斯(3)（他代表人性）时，他坐在一个瓦盆或瓦罐里渡过了大海”，基督徒驾着血肉的小舟穿越尘世的惊涛骇浪，这种决心，被它描绘得活灵活现。

用平实的语言讲，幸运产生的美德是节制，厄运造就的美德是坚忍。从道德上讲，后者更富有英雄气概。

幸运是《旧约》的恩泽，厄运则是《新约》的福祉，因为《新约》蕴涵着更大的祝福以及对神恩更加明确的昭示。然而，即便在《旧约》里，如果你聆听大卫的琴声，你就会听见像欢歌一样多的哀乐；圣灵的笔在描绘约伯的苦难之际比描绘所罗门的幸福之时更加用心良苦。

幸运并非没有诸多恐惧和灾殃，厄运也不是没有安慰与希望。在编织和刺绣中，阴暗的底子上明快的图案比明快的底子上阴沉的图案更加喜人。因此，从悦目来推断赏心吧。

无疑，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焚烧碾碎时最显芬芳：因为幸运最能揭露恶行，而厄运则最能发现美德。

(1) 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兴盛起来的一派思想。

(2) 即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希腊罗马传说中最著名的英雄。

(3) 希腊宗教中的提坦之一，是善用诈术的神和火神。他的名字意为“先知”。

掩饰是一种荏弱的策略或智谋

掩饰是一种荏弱的策略或智谋；因为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讲真话，什么时候该办实事，都需要强健的心智，因此孱弱的政治家都是掩饰大家。

计谋或韬略，掩饰或诡秘的此类性质的确是不同的习惯与才能，应当加以区分。如果一个人真有洞察秋毫的本领，能看出什么事应当公开，什么事应当保密，什么事应当显露的若明若暗，而且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化（这才是塔西佗真正的治国立身的要术），那么对他而言，掩饰的习惯是一种障碍，一种贫弱的表现；然而一个人如果达不到那种洞察秋毫的水平，他就只有事事保密，处处掩饰了。因为每当一个人在具体事情上无法选择、难以变通时，笼统地采取这种万无一失的举措实为上策，就好像眼神不好的人行路时蹑手蹑脚一样。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干练之才办事开诚布公，享有诚实可靠的美名。然而他们就像调教得当的马匹，因为他们明白何时该止步，何时当转弯，而且在他们认为情况确实需要掩饰时，假如他们果真掩饰了，那他们诚信、清廉的美名早已远扬，所以几乎不会受到怀疑。

自我掩饰可分三等：第一等是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他是何种人，叫人看不出破绽，抓不住把柄。第二等，消极掩饰。就是故意放出空气，说他并不是他就是的那种人。第三等，积极作假。就是处心积虑装成他不是的那种人。

关于第一等，秘而不宣。这的确是告解神甫的德行；守口如瓶的人无疑能听到很多告白。因为谁愿意向一个贫嘴长舌之人敞开心扉呢？如果一个人被认为能严守秘密，就会招人向他吐露隐私，就像密闭的空气能吸取开放的空气一样。忏悔时的袒露不是为了什么实际用处，而是为了减轻心里的负担，于是，严守秘密的人就用这种手段知道了很多事情。而人们与其说是交心，毋宁说是散心。简言之，秘密应为保密的习惯占有。况且（实话实说），裸露，无论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不雅观的，如果人们的举止不完全公开，就会增添不少尊严。至于碎嘴饶舌之辈，他们通常既愚蠢，又轻信。爱说知道的事情的人，也爱谈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可以断定：保密的习惯对治国修身都有裨益。就此而言，一个人的面孔最好让他的舌头讲话。因为一个人的自我由他的面部特征暴露出来是个大弱点，大泄露，要比由人的语言暴露出来不知引人注目、让人可信多少倍。

关于第二等，掩饰。掩饰必然与保密形影不离；因此谁要保密，谁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掩饰，因为人们太精明，不可能让一个人持骑墙态度，不可能既要保密又要不偏不倚。人们一定会用各种问题困扰他，引诱他，探他的口风，这样一来，除非他荒唐得拒不开口，否则一定会说出他的倾向来；即使他不说出来，人们从他的沉默中也会猜出一个大概，跟他说出来没什么两样。如果含糊其辞、故弄玄虚，那也无法坚持长久。所以谁也无法保密，除非他留给自己一点掩饰的余地，掩饰可以说是保密的裙裾。

关于第三等，做伪和假冒。我认为这种做法犯罪的成分多，谋略的成分少，除非它表现在重大而罕见的事情上。因此，作假的习惯（就是这最后一等）是一种恶习，起因不是生性虚伪，就是天生胆小，要不就是因为有重大的心理缺陷。因为这些弱点必须掩盖，就使一个人在别的事情上作假，以免生疏其技。

作假与掩饰有三大好处：其一，使对手高枕无忧，然后搞突然袭击。因为人的意图一公开，那就等于发出了唤醒反对者的警报。其二，给自己留有一条安全的退路。如果一个人发表了宣言，为了言而有信，他就必须一干到底，要么只有接受失败的下场。其三，更好地识破他人的居心。因为对于一个开诚布公的人，别人很难表示反对，就索性让他继续说下去，他们只好闭上嘴巴，心里做事。对此西班牙有句妙语：“谎后才可见真情，”仿佛除了作假再没有办法发现真情似的。

作假与掩饰也有三大弊端，结果扯成了平局。一、作假与掩饰总是面带惧色，这在做事时有碍一箭中的；二、它使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难以跟他合作，他只好单枪匹马去实现目标；三、这也是最大的弊端，它剥夺了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最重要的工具——信任。而最佳组合则是享有坦诚的美名；养成保密的习惯；适当使用掩饰；无可奈何时有能力作假。

嫉妒总是离不开人的相互攀比

除了爱与妒，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感情能使人着迷入魔的。这两种感情都有强烈的欲望；都容易制造出种种想象和联想；都容易进入眼睛，尤其在目击那些本身就具导致入魔的特点的对象的时候，假如有入魔那种东西的话。《圣经》中把嫉妒叫做“毒眼(1)”，占星家把不祥的星力叫“凶视”，所以好像总有人承认：嫉妒行为中有一种眼光的闪射。更有甚者，有些人喜欢探赜索隐，竟然注意到嫉妒的眼睛伤人最凶之际正是遭嫉妒的人荣耀风光之时，因为这种风光无异于给嫉妒火上浇油。况且在那种时候，遭嫉妒的人精神外露，最容易遭受打击。

一无所长的人总要嫉妒别人的长处，因为人的心灵不是靠自身的善滋养，就是以别人的恶为食。一个人缺此，必然要吞彼；一个人无望取得他人的长处，必然要压制别人的幸运来打个平手。

无事忙和包打听往往嫉妒心重。因为了解别人的事情绝不是因为这些麻烦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他肯定在窥探别人的祸福中得到了一种看戏的乐趣。一个只顾自己事物的人是找不到多少嫉妒的理由的，因为嫉妒是一种好动的情绪，喜欢逛大街，不肯在家待：“好事之徒没有不心怀叵测的。”(2)

人们注意到出身高贵的人对崛起的新人心存嫉妒，因为双方的距离有了变化。这就像视觉上的错觉一样，别人前进时，他们总以为自己在后退。

残疾人与阉人，老头子和私生子都嫉妒心重，因为自身的缺陷无法补救，就只有竭尽全力损害他人的长处，除非这些缺陷落在英雄豪杰身上，因为这种人要把自己的先天不足打造成一份荣誉，为了让人说，“那样子的宦官，那样子的瘸子，竟然树立了这等丰功伟业”，俨然是一种奇迹般的荣耀。宦官纳尔赛斯(3)和瘸子阿格西劳斯(4)、帖木儿(5)就是这样。

大灾大难后东山再起的人情况也是这样，因为他们跟愤世嫉俗的人一样，把别人受的损害看做自己苦难的抵偿。

由于见异思迁，爱慕虚荣而想事事出人头地的人总是嫉妒心强，因为他们不可能没有事干，而在许多事情上，总有一件有很多人可能胜过他们。这正是哈德良皇帝(6)的特点，他对诗人、画家、能工巧匠嫉妒得要命，因为在这些领域里，他也有争长取胜的天资。

最后，近亲、同事、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看到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人高升时最容易嫉妒。因为侪辈的高升等于指着他们的鼻子责备他们自己时运不佳，而且这种情况他们难免要屡屡想起，同样更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而言谈与名声总是进一步增强了嫉妒。该隐对他兄弟亚伯的嫉妒更为卑鄙、更为恶毒，因为亚伯的贡物被看中时，并没有人旁观。(7)

以下谈一谈或多或少遭人嫉妒的人。首先是优点突出的人，他们地位越高，遭到的嫉妒就越少，因为他们的好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嫉妒债务的支付，却有人嫉妒奖赏和慷慨的馈赠。何况，嫉妒总是离不开人的相互攀比，没有攀比就没有嫉妒，因此嫉妒国王的只有国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名鼠辈初次露脸的时候最遭人嫉妒，尔后境遇逐渐有所改善。相反，功名显赫的人福运长盛不衰，最受嫉妒，因为时间一长，虽然他们的德行依旧，但光彩已不那么耀眼，因为新人辈出已使它黯然失色。

王公贵族在高升时少有人嫉妒，因为按照他们的出身，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他们的幸运似乎已经无以复加了。嫉妒如同阳光，照在堤岸或拔地而起的陡坡上，比照在平地上热，同样的道理，循序渐进之辈比平步青云之徒少遭人嫉妒。

那些经历过大苦大难、千忧万险才获得荣耀的人是不大受人嫉妒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荣耀来之不易，有时候还会怜悯他们，而怜悯总能治愈妒病。因此你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城府很深、头脑清楚的政治家，功成名就时总是自嗟自叹他们的生活何等艰苦，一个劲地倾诉他们的苦情何等深重。并不是他们有这种感受，而仅仅为了挫伤嫉妒的锐气。不过，这可以理解为任务加身，身不由己，而不是无事找事，好大喜功。因为助长妒火的莫过于对事物毫无必要、野心勃勃地大包大揽。而对大人物来说，最能消除嫉妒的莫过于给下属保留充分的权力和突出的地位。因为这样做，他和嫉妒之间就树起了层层屏障。

最招人嫉妒的还是那些大红大紫而又盛气凌人者，因为这种人不大肆炫耀自己的伟大就心里难受，他们要么公开张扬，要么争强好胜。而聪明人却宁肯自己受点苦向嫉妒做出一点牺牲，有时候在关系不大的事情上故意受点委屈，甘拜下风。然而，如果一个人身居高位，态度举止平易坦荡（千万不要傲慢虚荣）要比使用狡诈手段少受人嫉妒。因为用后面一种办法，一个人只不过在极力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幸运之神一直在眷顾他，但他不配领受，好像意识到自己没有价值，从而叫别人来嫉妒自己。

我们一开始就说，嫉妒行为多少有点巫术的成分，所以根治嫉妒别无他法，只能用根治巫术的手段，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驱除邪气”，嫁祸于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一些明智的大人物往往另找一个人出台露面，把本来会降到自己身上的嫉妒转嫁到他人身上，嫁祸的对象有时是侍从、仆人，有时是同事、同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总有一些莽撞好事之徒代人受过，这些人只要能获得权势，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

现在谈谈公妒。公妒还有些许好处，而私妒却一无是处。因为公妒是一种陶片放逐制度(8)，使一些人权势太大时有所收敛，因此公妒也是对大人物的一种节制，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这是国家的一种疾病，就像传染病一样。如同传染病蔓延到健全的身体上将它败坏一样，嫉妒一旦侵入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好的国家行为也要遭到诋毁，把它们搞得臭不可闻，因此哪怕再兼施一些笼络民心的措施也于事无补，因为这正好说明软弱无能、害怕嫉妒，而怕字当头为害更甚，就像传染病期间常见的那样，你害怕它们就等于你在招引它们。

这些公妒似乎专攻大官重臣，而不涉及君王贵族。然而这是一条铁定的规律：如果对重臣的嫉妒严重，而他身上招致嫉妒的根由轻微，或者，对一国的全体重臣产生了全面的嫉妒，那么这种嫉妒（虽然是隐蔽的）实际上是针对国家本身的。

在所有的感情中，嫉妒是最缠磨、最持久的，因为别的感情是分场合的，偶尔出现的，因此古语说：“嫉妒从不休假。”因为它不是在这人就是在那人心上兴风作浪。人们还注意到爱情和嫉妒都使人憔悴，而别的感情则没有这种能耐，因为它们不是那样缠绵不绝。嫉妒也是最恶劣、最堕落的感情，所以它是魔鬼的固有属性。魔鬼被称做“夜里在麦田里种稗子的嫉妒者”(9)，因为嫉妒总是手段狡猾，暗中行事，损害麦子之类的好东西。

(1)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22节中的“毒眼”指的就是嫉妒。

(2) 原文为拉丁文，出自古罗马戏剧诗人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3）。

(3) 纳尔塞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宦官，曾为将军，战功卓著，死于568年。

(4) 阿格西劳斯（公元前444？—前360）：古希腊斯巴达国王（公元前399—前360在位），崇尚武功，精于谋略，被视为斯巴达尚武精神的化身。

(5) 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创建人，曾征服中亚、土耳其、波斯、印度等广大地区，人称跛子帖木儿。

(6) 哈德良（76—138）：117年起任古罗马皇帝，在位时编纂法典，奖励文艺，并修建了许多巨大的建筑工程。据说建筑师阿波罗多鲁斯对他的一个修建庙宇的方案颇有微词，他便将此人驱逐，最后处死。

(7)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章。

(8) 古希腊的一种政治措施。公民将自己认为危及国家安定者的名字写在陶片或贝壳上，举行现代意义上的投票，逾半数者被放逐五年或十年。

(9)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25节。

让爱情安守本位

舞台比人生更多地受惠于爱情。因为对舞台来说，爱情永远是喜剧，有时候还是悲剧。然而在人生中，它为祸甚烈，有时像个海上魔女，有时又像个复仇女神。你可以注意到，所有的伟人（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英名常在的），被爱情搞得疯疯癫癫的绝对没有，这就说明崇高的目标和伟大的事业是能够抑制这种柔弱的激情的。不过，你必须把坐过罗马帝国半壁江山的马可·安东尼(1)和十大执政官之一兼立法者亚壁·克劳狄(2)除外：前者确实是一个好色之徒，骄奢淫逸，后者却是个严肃明智的人物。因此，好像爱情不但可以进入一片敞开的心田，而且可以闯入一座壁垒牢固的灵府，如果防范不严的话。

除了在爱情中，言过其实在哪里都永远不合适，而且还不仅仅是“言”过其实的问题，因为常言说得好：“和所有小马屁精声应气求的大马屁精拍的其实就是他自己。”当然情人就不止于此了。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高傲，也决不像情人看重他所爱恋的人那样荒唐地看重自己。因此常言讲得好：“恋爱、明智实难两全。”由此可见，爱这种激情如此过火，而且它又是怎样糟蹋事物的性质和价值，真叫人不可思议。情人的这种弱点并非只是旁观者清，被爱者迷，而是被爱者看得最为分明，除非双方都是情挚爱笃。

爱总要得到回报，不是获得对方的情爱就是遭受暗藏在对方心里的轻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由此可见，对于这种感情，人们应当慎之又慎，因为它不仅会丧失别的东西，而且会丧失自己。

至于其他损失，诗人有绝妙的描述：“谁喜爱海伦，谁就会舍弃朱诺和帕拉斯(3)的礼物。”因为谁主张爱情至上，谁就会放弃财富和智慧。

这种情欲恰逢人们软弱之时，也就是人们走红运或触霉头的时候泛滥，不过后一种情况人们不甚注意。但两种情况都会点燃爱火，并且煽得更旺，以显示爱情就是愚蠢的产儿。

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接纳爱，却又让它安守本位，能把它与人生的重大事务截然分开，此人就算处理爱情的高手。因为如果爱干扰了人的事业，它就会危害人的幸福，使人无法持之以恒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的天性中就有一种爱人的暗流，这种爱若不倾注在一个或几个人身上，就自然会普及众人，使人变得仁慈，这种情况有时在僧侣身上可以看到。

夫妻之爱创造了人类，朋友之爱完善了人类，而淫乱之爱败坏、作践了人类。

(1) 马可·安东尼（约前82—前30），古罗马卓越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恺撒部将。恺撒被杀后与屋大维、李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公元前40年，安东尼获得罗马东部行省统治权后与屋大维形成对峙之势。公元前37年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结婚，宣称将罗马东部一些领土赠给女王和她的儿子，引起罗马元老院的不满，给屋大维以反对安东尼的良机。公元前32年，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祖国三敌”，向其宣战，公元前31年安东尼与女王在海战中败于屋大维，逃回埃及，次年绝望自杀。

(2) 亚壁·克劳狄，前471—前451年任罗马十执政之一，由于他看中百夫长维琪涅斯的女儿维琪妮娅的美貌，用计夺之，遂酿成平民叛乱。后被迫退位，死于狱中。史书中并无他如何明智的记载。

(3) 这里指的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帕里斯的裁判”。为了得到“赏给最美丽的人”的金苹果，帕拉斯·雅典娜愿意给帕里斯“智慧”，朱诺愿意给他“权力”，可是帕里斯选了维纳斯的“爱”的礼物。随后就抛弃了妻子与海伦私奔，导致了特洛伊战争。

胆大是愚昧和下贱的产儿

有人问狄摩西尼(1)，雄辩家主要的才具是什么？他答道，动作声情；其次呢？——动作声情；再其次呢？——动作声情。这是小学课本上的一段烂熟的故事，但值得智者深思。说这话的人对这个问题最有真知灼见，但在他所称道的事情上却是个先天不足的人。雄辩家的这种才具仅仅是表面文章，不过是戏子的特长，竟然被抬到创造、技巧等崇高才艺之上，而且几乎成了独一无二的因素，一切中的一切，岂不是咄咄怪事？然而，其中的道理极其明了：一般来说，人性中的愚蠢多于智慧，因此能够驱散人心头的愚暗的才干最有效力。

胆大是愚昧与下贱的产儿，与别的才能相比则天差地远，可是见识浅薄、胆气虚弱之辈，却能让它迷住心窍，捆住手脚。这种人占绝大多数，更有甚者，它还能把意志薄弱时的智者镇住。因而我们看见它在民主国家创造了奇迹，在元老院和君主专政的国家则缺乏那种神通。胆大的人物初露锋芒时咄咄逼人，随后声势就逐渐减杀。因为胆大不守信。有在人体上行骗的江湖郎中，也有在政体上行骗的江湖郎中。这些人堂而皇之，也许在两三次实验中侥幸成功，但由于缺乏科学根据，难以持久。而且你一定会看见一个胆大的人多次创造穆罕默德式的奇迹。穆罕默德让人们相信他能把一座山召唤到身旁，然后他在山顶上为他的信徒祈祷。人们聚集起来了，穆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地叫山过来，可是山却岿然不动，他却觍颜说道：“如果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儿来，穆罕默德就到山那儿去。”同样，那些人已经夸下了海口，却又惨遭失败（要是他们胆大包天的话），于是一笔轻轻带过，然后扭头就走，置之脑后。

毫无疑问，对于有真知灼见的人而言，胆大妄为之徒不过是一种供人观赏的小丑。就是对于凡夫俗子来说，胆大也未免有些滑稽可笑，因为荒唐如果是一种笑料，你就不用怀疑：胆大是难得没有荒唐之处的。尤其一个胆大妄为之徒当众出丑时那才有好戏看呢，因为他的脸必然会缩成一团，呆若木鸡。因为陷入窘境时一般人的思想还有回旋的余地，然而大胆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愣在那里，活像一盘棋陷入了僵局，虽然没有被将死，但无子可动了。但是最后这一点更适合写一篇讽刺文章，而不适合写一篇严肃评论。

胆大总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见危险和不便。所以它拙于计议，长于实干。因此要把胆大的人使用得当，就绝不能让他当主帅，只能让他当副手，听从别人的指挥。因为计议时必须看到危险，实干时却大可不必，除非危险太大。

(1) 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前322）：古雅典雄辩家。他七岁开始学习辩术，声音微弱，口齿不清，动作笨拙，但经过不懈努力，克服先天的不足，成为最伟大的雄辩家。

狡猾是歪门邪道上的聪明

狡猾是歪门邪道上的聪明。毫无疑问，狡猾人和聪明人是有天壤之别的，不仅表现在诚实上，而且表现在能力上。有些人会捣牌，但不善打牌；有些人是拉帮结派的高手，别的方面却稀松平常。何况，知人是一回事，懂事又是一回事。很多人能摸透人的脾性，但真正办一件事却没有多大能耐。琢磨人多、钻研书少的人莫不如此。那种只适合摆弄常务而不宜出谋划策的人只能驾轻就熟，如果面对新人，干脆就没辙儿了。所以要知贤愚，还要依照老规矩：“把两个人赤条条地送到生人中间去，你就会见分晓。”这种办法对这些狡猾人倒不大适用。因为他们就像小商小贩，不妨亮亮他们铺子里的家底。

耍滑的一种手段就是跟人说话时察言观色，耶稣会会士在训令中就是这么教的，因为很多聪明人都把心里的隐秘显露在脸上。然而察言观色时有时还要装出一副低眉赧颜的样子，这也正是耶稣会会士的做法。

另一种手段是，你有紧要的事相求时，用一些闲言碎语把对方哄得心里乐滋滋的，使他糊里糊涂，不能表示反对。我认识一个枢密院官员兼国务大臣(1)，他谒见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请她签署文件时，没有一次不是先引她议论国事的，这样一来她对文件就不甚留意了。

还可以趁对方急赤白脸、无法停下来仔细考虑问题时，你来个突然袭击，把问题提出来。

如果一个人想阻挠一件他担心别人会巧妙有效地提出的事情，那就让他装出一副希望它一帆风顺的样子，却用足以挫败它的方式自己提出来。

欲言又止，仿佛硬把话憋在心里，会大大刺激你与之商谈的人的兴趣，他总想知道底细。

任何事一旦从你嘴里问出来，效果似乎就比你主动讲出来要好，因此你不妨装出一副与平常不同的脸色，从而设下诱饵，让人发问。其目的是给人提供机会，问你怎么会变脸，就像尼希米所做的那样，“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2)遇到难言之隐、不快之事，最好让一个人先用皮相之谈打开僵局，然后让说话掷地有声的接上话茬，好像偶然插话的样子，这样别人就会问他对前面谈话的看法。

有些事情，如果一个人不想抛头露面，假借世人的名义倒是一个耍滑的手段，譬如说“人家都说”，或者“外面有传言”。

我认识一个人，他写信的时候，往往把最重要的事写在信尾附言里，仿佛那是一件一笔带过的小事似的。

我还认识一个人，该他讲话的时候，往往把最想说的避而不谈，东拉西扯一通后又回来再谈正事，仿佛那是一件差点儿忘掉的事情。

有些人专门等到他们想套住的人可能突然撞见自己的时候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故意叫人家看见手里拿着一封信，或者在做什么反常的事，目的就是让人家问及他们急于想说的事情。

自己说出一些话，存心让别人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借此从中捞得好处，这也是耍滑的一种手段。

有一种狡猾，我们英国人称之为“锅里翻饼”。那就是，本来是他对别人说的，他反而赖成是别人对他说的。说实话，两个人之间的话，要弄清楚究竟谁开的头，还真不容易。

有些人有一种办法，就是以否认的方式自我辩解，从而影射他人，好像说：“这种事我才不干呢。”就像提吉利努斯对布鲁斯所说的，“他别无目的，只是一心注意着皇上的安危”。(3)

有的人一开口就故事连连，凡是他们要含沙射影讲述的事情，无一不包在故事里面。这种故事既容易保护他们自己，也容易使别人更乐于接受传播。

用自己的语言和论点表露想要的回答是一种耍滑的妙方，因为这样做能使对方较少为难。

说来奇怪，有些人在讲心里要讲的事之前，先要打很长的埋伏，兜很大的圈子，东拉西扯一大堆不相干的事情。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耐心，可是用处也不少。

提出一个突然、大胆、出人意料的问题往往使人猝不及防，顿时就敞开心扉。这就像一个改名换姓的人在圣保罗大教堂(4)散步，有人突然走到他身后喊他的真名，他就立即回头看一样。

然而耍滑的这种小手腕儿是层出不穷的，列举出来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在一个国家里，为害之大莫过于狡猾人冒充聪明人了。

无疑有些人是知道事情的求安避危之道的，但就是不得其中三昧。就像一幢楼房有方便的楼梯和门户，却没有一间好房间。因此，你一定会发现他们在结论中连放好箭，但永远不能明察或辨证问题。然而他们通常善于利用自己的无能，往往被人看做引路的才子。有些人立身处世靠欺骗人，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靠耍弄别人，而不是靠自己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然而所罗门有言：“智者留心自己的脚步，愚者转脸去诈骗他人。”(5)

(1) 也许是指沃尔辛厄姆（1530？—1590），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务大臣，长于外交和组织间谍搜集情报活动。

(2) 参见《圣经·旧约·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

(3) 原文为拉丁文。语出塔西佗《编年史》第14卷第57章。提吉利努斯（？—69），尼禄皇帝的佞臣；布鲁斯（？—62），尼禄皇帝的近卫军长官。

(4) 当时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一处供人散步、聊天的公共场所。

(5)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14章第15节。

过于自爱的人必定有害于公众

蚂蚁是一种聪明的自为的动物，但在一片菜园里就是一种害虫了。同样，过于自爱的人必定有害于公众。仔细掌握爱己与为公的中间尺度，既要忠于自己，又不欺骗别人，尤其不能欺骗君王和祖国。一个人把自己看做行为的中心是很差劲的。

凡事都要归结于自我，这对一个君王倒情有可原，因为君王不仅仅代表自己，而且他们的善恶与民众的利害息息相关。然而，君王的臣仆或共和国的公民有这种表现则是极大的恶行，因为凡事一过这种人的手，他就会加以扭曲以适合自己的目的，往往与主上与国家的目的南辕北辙。因此，君王、国家决不能选用有这种习性的人做臣仆，除非有意让公事办成臣仆的顺水人情。危害更大的是，这样做使轻重缓急统统失调，置臣仆的利益于主公之先完全是本末倒置，而为了臣仆的小利，办事时违抗主公的大利则更是伤天害理。而贪官污吏、劣使恶将和其他奸臣赃官的情况正是这样，这完全是歪门邪道，以个人的蝇头小利、些微妒意去毁损主公的宏图大业。在大多数情况下，那种臣仆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他一己的幸福，而他为那种好处所造成的祸害却等于毁了他主公的幸福。放火烧房只图烤熟自己的几个鸡蛋，正是那些极端自爱者的本性。然而这些人往往得到主公的信任，因为他们孜孜钻营的就是讨得主人的欢心，谋求自己的私利。不管是哪一种居心，他都会置主人事务的利益于不顾。

利己之道尽管名目繁多，但却是一种歪门邪道：那是老鼠的门道，因为老鼠只知道在房子倒塌时逃之夭夭；那是狐狸的门道，因为狐狸只能把为它挖洞造窝的獾撵走；那是鳄鱼的门道，因为鳄鱼在吞噬人家时还要掉几滴眼泪。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非己不爱的人”往往下场不好，他们总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最终却成了无常的命运的牺牲品，他们本以为已经用利己之道绑住了命运的翅膀。

是否快捷应当以事情的进展来衡量

贪快求捷是做事时可能出现的最大危险之一。就像医生所谓的“预先消化”或“快速消化”，它肯定使体内填满了没有消化的食物，埋下了隐秘的病根。因此是否快捷不能以占用的时间来衡量，而应当以事情的进展来计算。比如赛跑，速度并不依赖步幅多大，抬脚多高。同样的道理，办事要快，靠的是抓得紧，而不是揽得宽。有些人一心想的是短期完工，或者把没办完的草率了结以求得办事快捷的美名。然而以简练求快是一回事，以省略求快又是一回事。这样几经会商，处理的事务进展总是反复无常，摇摆不定。

真正的快捷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时间是衡量办事的标准，就像金钱是衡量商品的尺度一样。不讲快捷的地方，办事的费用就高。

有人向你汇报事务的第一手情报时，应当仔细听取。宁可一开头就做出指示，也不要在人家正讲时把话头打断。因为讲话的顺序一旦打乱，人就要跋前踬后，搜索枯肠。这就比顺着自己的路子讲下去更加啰嗦。不过，有时候人们发现考问的比答辩的更令人生厌。

重复一般是浪费时间，然而一再重复问题的实质却最能节省时间，因为这样就可以排除一些闲言碎语。冗长而玄妙的讲话不利于快捷，就像长袍拖裙不利于赛跑一样。引言、承转、辩白和其他有关个人的言谈对时间都是极大的浪费。这些话虽然好像出自谦虚，实际上是浮华的表现。然而，人们抱有成见的时候，切不可单刀直入。因为心存偏见，就需要一段引子，就像热敷能使药膏渗入身体一样。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各个部分的顺序、安排、选择是快捷的生命，只要安排不过于错综复杂就好。因为不善分理的人永远不能深入事情的核心；分理过细，却永远不能爽利地脱手。选择时机就是节省时间，而不合时宜的行动就等于吹影镂尘，费日损工。办事分三步：准备，讨论或考察，完成。如果你想要快捷，中间一步可由多人参与，前后两步只能少数人工作。事先拟好一个议事日程多半有助于快捷，因为即便把它全盘推翻，那种否定也比漫无头绪方向明确，就像灰比土更有肥效一样。

假聪明是做事的祸根

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种看法：法国人实际比外表聪明，西班牙人外表比实际聪明。不管两个民族之间的情况如何，个人之间的情况的确如此。因为这就像使徒所说的虔敬，“有虔敬的外貌，却违背了虔敬的本意”(1)。所以世间有这么一些人，如果把他们聪明才干的情况加以考察，结果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虚张声势、不办实事的人，“出大力办小事”。

明察之士看见这些玩形式的高手所变的戏法，看见他们用什么样的立体镜能使平面貌似立体，有了深度和体积，真是荒唐透顶，完全可以写一篇讽刺诗文。有些人言行诡秘，好像不到暗处他的货色就不肯亮出来，总好像有什么藏着掖着。他们心里明白，他们说的正是自己不甚明了的事情，便含糊其词，给别人造成心中有数，但不便乱说的印象。有的人借助表情姿态，依赖手势来显示聪明，就像西塞罗形容庇索的那样，他回答问题时一道眉毛抬到额头上，一道眉毛弯到下巴上：“你一道眉毛抬到额头上，一道眉毛弯到下巴上，你还说你不赞成残忍。”(2)

有人认为口出狂言、头头是道可以压服人，便气势汹汹、滔滔不绝一直往下说，把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说成理所当然的正确。有的人遇到自己搞不懂的东西，就会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或者认为它不是毫不相干就是雕虫小技，而不当回事，这样使他们的无知俨然成了见识。有些人总爱独出心裁，往往巧言令色，哗众取宠，借此躲开正题。A．盖利乌斯说这种人是“用花言巧语来作践重大问题的蠢才”(3)。柏拉图也在《普罗泰戈拉篇》里引入普罗迪科斯作为这种人的例子来嘲笑，他让后者讲了一席话，从头到尾都是奇谈怪论。一般来说，这种人在辩论中总觉得否定别人比较容易，所以就用反对和刁难别人哗众取宠。因为提议一经否定，就等于一了百了；而如果予以采纳，就需要着手新的工作。所以假聪明是做事的祸根。总而言之，日渐败落的商人和金玉其外的乞丐，都千方百计要摆出一副富有的门面，但在这些草包为维护其才干的信誉而玩弄的诸多花招面前，却相形见绌。

假聪明可以想方设法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但大家千万不可任用他们，你宁可要一个榆木疙瘩也不要一个绣花枕头。

(1) 参见《圣经·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5节。

(2) 原文为拉丁文，参见西塞罗《斥庇索》第6节。此处培根用拉丁文重申了一遍。

(3) A．盖利乌斯是公元2世纪的一位古罗马作家。其实这句话出自著名的修辞学家昆体良（35？—96？）。

保持心灵健康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忠告

仰慕朝阳者众，欣赏落日者寡。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1)说这句话的人很难再把更多的真理和谬误糅合到这样的只言片语之中了。因为一个人若对社会天生就有一种隐秘的仇恨和反感，他多少总有一点野兽的性质，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如果说这种仇恨和反感具有什么神性，则是荒谬透顶的，除非他不是在孤独中寻找乐趣，而是想把自己与世隔绝，追求一种更高的交流。

在没有爱的地方成群并不等于结伴，一张张面孔只不过是一条画廊，交谈也无非是铙钹的铿锵。

那句拉丁谚语真有点儿一针见血的味道：“一座大城市就是一片大荒原。”因为在一座大城市里，朋友们也四零五散，因此大体上说，没有街坊邻里才有的那种友谊。然而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断言：缺乏真正的朋友是一种彻底、可悲的孤独，因为没有真正的朋友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片荒原。即便从孤独的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性情上与友谊格格不入的人，他接受的是野兽的性情，而不是人类的性情。

友谊的一个主要成效就是宣泄各种激情引起的心中的憋闷。我们知道憋堵之症对身体最为凶险，对精神也不例外。你可以服沙土养肝，服铁剂健脾，服硫华疏肺，服海狸香活脑，可是除了真正的朋友，没有一个处方可以开心。对于挚友，你可以在一种世俗的告解中，倾诉你的痛苦、欢乐、恐惧、希望、猜疑、规劝，以及压在心头的一切。

看到伟大的君王对我们所说的友谊的成效评价那么高，真令人感到奇怪。他们把友谊看得那么伟大，以致多次置自己的安全和伟大于不顾来换取友谊。因为君王的地位与臣民天差地远，他们是不能采集这种果实的，除非（为了使自己有这种能力）他们把有些人提拔到类似于同伴的地位上，即几乎能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但这样做往往会造成麻烦。现代语把这种人称为“宠信”或“私交”，仿佛它只不过是表现恩宠或交谊的产物，然而罗马人称之为“分忧之人”，这种叫法却反映了它的真正用途和起因，因为结成君臣友谊的恰恰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做这种事的不仅仅有懦弱多情的君王，而且有古往今来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他们往往跟臣仆结交，管臣仆叫朋友，也允许臣仆管他们叫朋友，使用私交之间交谈的语言。

毕达哥拉斯的格言虽然晦涩，但确实是至理名言——“勿食心”。的确，说句难听话，那些没有朋友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就是吞食自己的心的生番。不过有一件事情令人惊奇不已，那就是，向朋友倾诉衷肠可以产生两种效果：它使欢乐加倍，又使忧愁减半。因为把欢乐告诉朋友的人无不增加欢乐；把忧愁倾吐给朋友的人无不减轻忧愁。实际上，友谊对人的心灵产生的功效就像炼金术士常说的他们的炼金石对人体的功效一样：它在不同的方面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但仍然对人有益。然而，即便不去求助炼金术士，在平凡的自然现象中也有这种表现：身体上的结合可以增强、哺育任何自然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弱、缓和任何强烈的打压。心灵上的结合也具有这种功效。

如果说友谊的第一个成效是颐养感情，那么它的第二个成效就是助长理智。在感情上友谊可以化狂风暴雨为和风丽日，在理智上它可以拨开思想的云雾现出焕朗的天光。这不仅仅理解为一个人接受了朋友的忠告，而且还表现在一个人获得忠告以前，如果心乱如麻，要是能与他人交流，他的才思就会豁然贯通；他玩弄起思想来就更是易如反掌，把它们调拨得更加秩序井然，他可以看见思想被转变为语言时是什么模样。最后他独立思考时变得更加聪明。可见，一小时的交流比一整天的苦想更见成效。地米斯托克利(2)对波斯王说的话很有见地：“语言就像展开的花毯，图案显露得清楚了然，而思想就像卷起的花毯。”友谊的第二成效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能提忠告的朋友（这样的朋友的确最好），即便没有这样的朋友，一个人也可听见自己说话，暴露自己的思想，砥砺自己的智慧，就像在石头上磨刀一样，尽管石头没有切割的能力。总而言之，一个人就是对着一座雕像或者一幅图画去诉说自己，也比把自己的思想闷死在心里要好。

现在，为了把友谊的第二个成效讲完整，我们再追加一点更加显而易见、连凡夫俗子也不会忽视的观点，那就是朋友的忠告。赫拉克利特(3)在一条谜似的隐语中说得很好：“干光总是最好的。”毫无疑问，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忠告中叨到的光，要比从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中得到的更干，更纯，因为一个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总是渗透了自己的感情和习惯。因此朋友的忠告和自我的规劝迥然不同，就像朋友的忠言和吹捧者的奉承高下悬殊一样。因为一个人最大的吹捧者就是他自己。而根治自我标榜的良方莫过于朋友的直言。

忠告有两种：一种针对品格，一种涉及事业。谈到第一种，保持心灵健康的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忠告。一个人严厉自责，不失为一种药物，但有时候过于猛烈，副作用太大。读道德修养方面的好书有点儿枯燥无味，对照别人检查自己的缺点有时候与自己的情况不符，而最好的药方（我说的是最有效，最易服用的）就是朋友的规劝。许多人（尤其是一些伟人）正因为没有朋友进行规劝，竟然铸成大错，干出了荒谬绝伦的事情，结果使名声扫地，运气受损。看到这种情况真使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些人就如同圣雅各所说：“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目，转眼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4)。说到事业，人们可能会认为，两只眼看到的并不比一只眼多，局内人一定比旁观者看得清，或者认为暴跳如雷的人跟能想办法冷静下来的人一样明智，或者认为火枪端在手臂上和支在枪架上打得一样准。还有一些愚蠢的奇思异想，认为自己就是一切的一切。然而万般无奈的时候，忠言的帮助才能把事业拨乱反正。

如果有人认为他愿意听取建议，但必须分头听取，这件事上征求这个人的意见，那件事上又征求那个人的意见，这也不错（也就是说，也许比不征求强），但这样做有两个危险：一是他听不到忠言，因为除了莫逆之交，进言者大多是别有用心的；二是他得到的是有害而危险的建议（尽管用意良好），而且是利弊各半，这就像你要请一名医生，你认为他会治愈你的疾病，但他对你的身体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他一方面治好了你现在害的病，另一方面又损害了你的健康，结果是治好了病，要了人的命。然而对一个人的境况了如指掌的朋友则会在促进你当前事业的同时，提醒你注意如何不要碰上别的麻烦。因此千万不要听信拉拉杂杂的建议，它们分心、误导的时候多，安心、顺导的情况少。

友谊在这两种卓越的成效（平和感情，支持判断）之外，还有最后一种成效，这种成效就像石榴一样籽儿饱满。我指的是在一切活动和事务中的帮助与参与。如果要把友谊的多种用途生动地表现出来，最好的办法是估算一下，有多少事情是一个人不能亲手去做的。这样一来，古人的说法“朋友就是又一个自己”，就好像是皮相之谈了。因为一个朋友会远远超过自己。人生有限，很多人尚未了却一生的心愿就一命呜呼了，如子女的婚姻、工作的完成之类。如果有一位挚友，他就几乎可以安心瞑目了。因为身后之事有了依托，得以继续。这样一来，一个人在实现心愿方面，就好像又活了一辈子。一个人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又局限在一个地方，然而如果有了友谊，人生的一切事务好像就交给他和他的代理人了，因为他可以依靠他的朋友去办理。有多少事情一个人为了顾全脸面是不能亲口去说，不能亲手去做的！一个人要保持谦虚，就不好说自己的优点，更不要说给它们高唱赞歌了。有时候他也不能做摇尾乞怜的事情，诸如此类的事还真不少。这些事是自己羞于说出口的，但让朋友说出来却堂而皇之。还有，一个人还不得不讲究身份。跟儿子说话，要有父亲的尊严；跟妻子说话，要有丈夫的派头；对敌人说话，要讲究地位对等。而朋友呢，情况需要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不必讲究身份了。这种事情是不胜枚举的。我已经提出了这么一条规则——一个人在自己的角色演不好的情况下，要是再没有朋友，那他就只好下台了。

(1) 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章第1节。

(2) 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527—前460？）：古雅典执政官。实行民主改革，扩建海军，大败波斯舰队。

(3)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

(4) 参见《圣经·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23节。

年富力强时的放浪形骸，到老年是要还的

医规之外还有养生之道。一个人自己观察，发现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乃是最好的保健药品；然而下结论说“这个不适合我，因此我不会再用”，比说“我发现这样无害，因此我可以使用”要保险。年富力强时人往往放浪形骸，这笔欠账到老年是要偿还的。注意年龄的增长，不要老想着一如既往，因为年龄不饶人。饮食事关重大，切勿突然改变，如果非变不可，别的习惯也要相应改变。因为自然和政治都存在一种秘诀，多处改变比一处改变安全。检查一下你的饮食、睡眠、运动、穿衣等方面的习惯，将你认为有害的设法逐渐戒除。不过，如果改变给你带来了什么不便，你仍然可以恢复旧日的习惯。因为要把通行的健身习惯和与你自己的身体有益对口的具体做法区分开来十分困难。

吃饭、睡觉、运动时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是益寿延年的诀窍之一。谈及思想感情，嫉妒、忧虑、生闷气、钻牛角、欣喜欲狂、黯然神伤，都是要不得的。要满怀希望、心情愉快，切不可大喜过望；娱乐要多种多样，切不可造成乐极生悲的局面。要有惊羡之情和新奇之感；要有学问，使脑海里充满诸如历史、寓言、自然研究等光辉灿烂的事物。如果身体健康时完全摒弃药物，等你需要时，身体对药物就很不习惯；如果你平时药不离身，有病时它就没有特效。我倒主张随季节变换饮食，而不要经常服用药物。除非你已经养成了用药的习惯。因为不同的食物给身体带来的补益大，麻烦少。

身体上有什么新苗头，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而应当征求医生的意见。有病时，多着眼于健康，健康时，多着眼于活动。因为健康能使人体有耐力，偶染微恙只需注意饮食，稍加调养就可痊愈。塞尔苏斯(1)提出，一个人应当体验截然相反的生活习惯，但要倾向于更加宜人的一端，禁食和饱餐都不妨一试，但以饱食为主；守夜和睡眠都可以实行，但以睡眠为主；静坐与运动可以并举，但以运动为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认为这是健康长寿的一大秘诀，如果他不同时是一位哲人，他是绝不会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说这种话的。这样做不仅可以维护生理，而且可以增强体力。有些医生喜欢迎合病人的性情，却不努力真正治病；有些人对医术循规蹈矩，但对病人的情况不大注意。请医生还是请一位适中的，如果找不到一个二者兼备的人，那就各请一位，合二为一。不要忘记：不仅要请医学界最有名的，而且要请对你的身体最熟悉的。

(1) 塞尔苏斯：公元1世纪时最伟大的罗马医学作家，编纂过一部关于农业、军事艺术、修辞学、哲学、法律及医学的百科全书，但只有医学部分保存下来。《医学篇》现在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医学经典著作之一。

孤陋寡闻的人就会疑神疑鬼

思想中的猜疑犹如蝙蝠，它们总在暮色中飞翔。其实，猜疑是可以制止的，至少可以给予适当的限制。因为它蒙蔽心智，疏远朋友，干扰事务，使它不能持之以恒顺利进行。猜疑使君王暴虐，使丈夫嫉妒，使智者优柔寡断、悒悒不欢。猜疑不是心病，而是脑疾，性格最勇健的人也在所难免。英王亨利七世就是例证，他的多疑，他的勇健都堪称天下之最。对于这种气质的人，猜疑的危害并不很大，因为他们先要考察一番，以便确定猜疑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否则是不大会给它一席之地的。然而遇到胆小怕事的人，猜疑却会长驱直入。

一个人孤陋寡闻就会疑神疑鬼，因此人们应当用博闻广见来根治猜疑，千万不可将它闷在心里。人们到底想要什么？难道他们认为他们雇用、交往的都是圣人？难道他们认为这些人个个不谋私利，个个舍己为人？因此要节制猜疑，别无妙方，只有心里把它信以为真，做最坏的准备，眼里视之为假，抱最好的希望。因为一个人对付猜疑，只有做好准备，即便他的猜疑确有其事，也不能给他造成危害。自己头脑里凭空产生的猜疑不过是蚊蝇的嗡嗡之声，然而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有意繁衍、硬行塞进脑袋里的猜疑却带有毒刺。

毫无疑问，疑云密布之时，清道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跟怀疑的对象开诚相见。因为这样一来，你肯定会对实情有进一步的了解，也使对方更加谨慎小心，以免给人进一步生疑的依据。然而，这种办法对于卑鄙小人绝对不行，因为这种人一旦发现自己遭人猜疑，就永远不会真诚待人。意大利人说：“猜疑是信任的放行证。”仿佛猜疑真的给信任发了放行证似的，不过它应当燃起信任之火将自己焚毁才是。

几乎所有预言都是无聊狡猾之徒事后瞎编乱造出来的

我要谈的不是神的预告，不是异教徒的谶谕，也不是自然征兆，而仅仅是历史事实确凿、理由十分隐蔽的那种预言。

我的看法是，这些东西都不屑一顾，充其量也就是冬天炉边的闲谈资料。我说不屑一顾，只是说不可相信。从另一方面讲，对它们的散布、刊印却绝对不可不屑一顾，因为它危害极大。我看到为了制止它们已经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法规。

这些东西之所以叫人津津乐道，信以为真，有三个原因：一、人们只注意到应验的，而从来没有注意到落空的，梦的情况一般都是这样。二、可能性较大的推测或者含糊不清的传说往往变成了预言，而人们本来有喜欢预测未来的天性，所以以为把他们推测的东西预先讲出来，并没有什么危险。塞内加的那首诗就是这样。因为当时很多情况已经表明，地球在大西洋那边还有一大片地方，很有可能不是一片汪洋，再加上柏拉图《蒂迈欧篇》和他的《亚特兰蒂斯篇》中的传说，就助长人们把它变为预言。三、最后一个（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预言，由于不计其数，因此都是骗人的鬼话，而且都是无聊狡猾之徒在事后瞎编乱造出来的。

教育其实就是一种早年开始的习惯

人们的思想大多取决于自己的愿望，他们的言论取决于自己的学识和接受的见解，然而他们的行为依照的则是他们的习惯。所以马基雅弗利说得好（尽管说的是一件丑恶的事情），无论生性多么坚强，言辞多么动听，若没有习惯予以强化，都是靠不住的。他所说的事情是，为了实现一个重大阴谋，一个人不应当依赖任何人的凶猛天性或果断承诺，而应当选用一个双手曾经沾染过鲜血的人。不过马基雅弗利不知道有个修士克莱门，不知道有个拉瓦亚克，不知道有个若雷吉，也不知道有个巴尔塔萨·赫拉德(1)。然而他的法则仍然是适用的，天性或者语言承诺都不如习惯有力。

习惯的主宰力量随处可见，你会惊讶不已地听到人们表白、抗辩、允诺、夸口，然后又一如既往地行事，仿佛他们只不过是僵死的偶像和机械，只是被习惯的车辆驱动而已。

我们也能看到习惯的统治或独裁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印度人（我指的是他们的一派哲人）安安静静地躺在柴堆上引火自焚牺牲；不仅如此，他们的妻子还争着要与丈夫葬身火海(2)。古时候，斯巴达的青年经常在狄安娜的祭坛前接受鞭笞，毫不畏缩。我记得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初期，英国有一名爱尔兰叛逆被判死刑，他向总督提出请求，给他执行绞刑时用荆条而不用绞索，因为对以前的叛逆用的都是荆条。俄国的苦修僧人乐意在一盆冷水中坐一个通宵，直到把身体冻在冰里。

习惯势力左右人的身心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那就让人千方百计养成良好的习惯。

毫无疑问，从幼年开始的好习惯是最完美的，我们把这叫作“教育”，因为教育其实就是一种早年开始的习惯。所以我们看到与以后的时期相比，幼年学语言时，舌头学习表达方式和发音更柔顺，学各种技巧动作时关节更灵活。说真的，学习晚的人则不能那么倾心投入，除非有些人思想尚未僵化，仍然头脑开通，准备不断改进，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如果说单独的习惯势力强大，那么联合的习惯势力就更加强大了。因为那里有榜样教导，有同伴助长，有竞争加速，有荣耀激发，因此在这种地方，习惯势力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人性中美德的增长有赖于法制健全、纪律严明的社会。因为国家和良好的政府只是滋养萌生出来美德，而不大能改良种子。

(1) 克莱门于1589年刺杀法王亨利三世；拉瓦亚克于1610年刺杀法王亨利四世；若雷吉于1582年刺伤荷兰共和国创建者“沉默的威廉”；1582年歹徒巴尔塔萨·赫拉德再次行刺成功。

(2) 这里指一种叫“萨堤”的婆罗门和印度教提倡的寡妇殉葬制度，1829年在法律上予以废除。

一个人的愚蠢恰恰成了另一个人的幸运

不可否认，幸运大多是由外在的偶然事件促成的，如宠爱、机会、别人的死亡、巧合。然而，造成一个人的幸运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双手。诗人说：“人人都是自己幸运的设计师。”最常见的外在原因是，一个人的愚蠢恰恰成了另一个人的幸运。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暴发不是由别人的失误造成的，“蛇不吃蛇就不能变成龙”。

明显的优点招人赞扬，然而隐藏的优点却带来了幸运。有些表现自我的方式是没有名称的，西班牙人称之为“disemboltura(1)”。当一个人的天性中没有障碍，没有倔犟，而思想的车轮与幸运的车轮合辙同行的时候，disemboltura就表达了那些方式的一部分含义。李维(2)曾用这样的话描述老加图(3)：“此人体壮心强，所以无论他生在什么家庭，好像都会走运。”然后他又发现他有“多种才具”。因此一个人如果留心观察，他一定会看到幸运女神的，因为尽管她是盲目的，可却是能被人看见的。

幸运之路就像天空的银河，它是许许多多小星星的聚会或集结，这些小星星分开了是看不见的，但合在一起却会发光。同样，有一些很不显眼的小优点，或者才能和习惯，使人们走了运。其中有一些人很少想到，意大利人却注意到了。他们谈到一个做事万无一失的人时，会在此人的其他条件中加进一句：“他有一点儿傻。”无疑，再没有比“有一点儿傻”和“不是老实过了头”更幸运的品质了。因此极端爱国或极端爱主的人是永远不会幸运的，而且他也不可能幸运。因为一个人把自己置之度外，他就不会走自己的路了。

天上掉馅饼似的幸运造就冒失鬼、浪荡子，然而奋斗得到的幸运却造就人才。幸运之神应该受到尊敬，至少是为了她的儿女的“自信”和“声誉”。因为这两个都是幸运所生：前者生于一个人自己的心中，后者生于羡慕他的别人的心中。

聪明人为了减少人们对他们长处的妒忌，往往把这些长处归因于天意或幸运。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具有这些长处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况且一个人有神灵保佑才更见其伟大。所以恺撒在暴风雨中对水手说：“你载的是恺撒和他的幸运。”所以苏拉选用“幸运的”而不是“伟大的”为号。(4)而且人们注意到，那些公然把太多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人，都以不幸告终。据记载，雅典人提谟修斯(5)向国家报告他的政绩时，屡屡插入这样的话：“此事与幸运无关。”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任何建树。

(1) 意为“随机应变的能力”。

(2) 李维（前59—公元17）：古罗马历史家，著有《罗马史》49卷，大多佚失。

(3) 加图（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

(4) 苏拉在打败本都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前63）时，把他的成功归因于他所敬仰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5) 提谟修斯（？—前354）：古希腊政治家和将军。

青年就像“前思”，不像“后想”那么高明

一个人如果不浪费光阴，是可以做到少年老成的。然而这种情况难得一见。一般来说，青年就像“前思”，不像“后想”那么高明，因为不仅在年龄上，而且在思想上，都有青年时代。然而年轻人的发明创造能力比老年人活跃，脑海里丰富的想象源源而来，仿佛鬼使神差似的。

热情奔放、欲望强烈、烦恼无穷的人未过中年是成不了气候的。尤利乌斯·恺撒(1)和塞普提缪斯·塞维鲁(2)就是如此。关于后者，有人说过：“他度过的是一个充满错误，甚至充满疯狂的青春。”然而他可以说是所有罗马皇帝中最能干的一位。不过生性平和的人在年轻时则可以大有作为，奥古斯都·恺撒(3)、佛罗伦萨大公科斯莫(4)、加斯东·德·富瓦(5)等人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话又说回来，老年人的热情与活力则是成事的优秀气质。

年轻人适合发明而不适合判断，是干将，不是谋士，适合推行新计划，而不适合做已成定规的事务。至于老年人的经验，如果是对他经历过的那种事，就可以指导；如果是对新生事务，就会误导。

年轻人的错误败事有余，而老年人的错误充其量只不过成事不足。年轻人办事好大包大揽，贪多嚼不烂，喜欢轰轰烈烈，不喜欢扎扎实实；总想急于求成，不顾方法和步骤；碰上几条原则，就穷追不舍，贸然搞革新，结果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一开始就采用极端措施，结果错上加错，还死不承认，决不改正，就像一匹未上笼头的马，既不停步，又不回头。

老年人反对太多，谋算过久，冒险太少，后悔太快，办事不彻底，见好就收。

毫无疑问，最好是老少结合。因为任何一方的优点都可以纠正双方的缺点，也对未来有益。因为老年人干的时候，年轻人可以学。这对跑外交有好处，因为老年人有权威，年轻人得人心。

青年人的道德优势突出，老年人的政治手腕高明。《圣经》上说：“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6)有个拉比(7)由此推论，青年人比老年人更接近上帝。因为异象是比异梦更清楚的一种启示。世情如酒，越喝越醉人，老年人在理解能力方面见长，而不在意志感情方面取胜。

的确有一些少年老成的人，但这种早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其中有一种人锋芒毕露，但很快就会卷刃。修辞学家赫摩吉尼斯(8)就是这样，他的著作极其精辟，但后来变得十分愚钝。第二种人有一定天赋，这种天赋能使青春放光，却不能使老年生辉。如能言善辩只适合年轻人，不适合老年人。就像图利评说霍廷西乌斯(9)那样：“他跟过去一样，但却不很得当。”第三种是一开始调子唱得太高，年龄一大就跟不上去。李维说西庇阿·阿非利加“结尾不敌开头”，正是这种情况。

(1) 恺撒早年克服了极大的阻力和困难，于公元前59年出任高卢总督时已经41岁，在随后的15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 古罗马皇帝塞普提缪斯·塞维鲁于193年登基时年已47岁，他当了18年皇帝，在位期间功绩显赫，甚至在年老多病的情况下仍率军远征，取得辉煌战绩。

(3) 恺撒遇刺身亡时奥古斯都·恺撒年仅17岁，翌年出任执政官。

(4) 科斯莫在1540年年仅21岁时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首脑，成功担任此职34年，奖励文化、艺术、科学，功绩卓著。

(5) 加斯东·德·富瓦：内穆尔公爵，法王路易十二之甥。法王令他率军作战时，他年仅23岁（1511）。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于1512年阵亡。

(6) 参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7节。

(7) 指犹太学者阿布拉内尔，他写过《〈旧约〉评注》等许多神学作品，曾任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顾问，后来又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服务，1508年死于威尼斯。“拉比”是对犹太学者的尊称，相当于老师、夫子。

(8) 赫摩吉尼斯：公元2世纪的著名修辞学家，出生于土耳其的格尔苏斯。他15岁就成了著名的演说家，17岁出版了论修辞的专著，25岁时完全丧失记忆，成了一个弱智。

(9) 霍廷西乌斯（公元前114—前50）：著名的古罗马演说家图利·西塞罗的同事和对手。

举止美胜过容貌美

德行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处最佳。就人而言，五官虽不秀丽但体态娴雅，面貌虽不姣美但举止端庄，这种人身上的德行才是最好的。绝色美人且有大德者难得一见，仿佛大自然忙忙碌碌但求无过，却不肯辛辛苦苦栽培英物，因此才艺出众者品格不高贵。他们讲求举止而忽视德行。不过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奥古斯都·恺撒、提图斯·韦斯巴芗、美男子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四世、雅典的亚西比德(1)、波斯萨非伊斯梅尔(2)都是一代英豪，也是当世俊男。

论及美，容貌美胜过肤色美，文雅得体的举止美又胜过容貌美。美之极致图画无法描绘，一眼难以发现。

人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面孔，如果逐部审查，往往一无是处，倘若纵观整体，则个个楚楚动人。如若美的主体真是举止的得体，那么年长的人更加可爱，这就不足为奇了。“美到秋天依然美”，不客气地说，不考虑青春年少是否可以弥补美貌的不足，但可以说没有一个青少年能够担当得起美名的。美犹如夏天的水果，容易腐烂，难以持久。美往往使人青年时放荡，老年时愧悔。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美投入得当，它会使德行生辉，使劣迹赧颜。

(1) 亚西比德（前450—前404）：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

(2) 伊斯梅尔（1487—1524）：波斯国王，萨非王朝的创建者，1502—1524年在位。“萨非”为君主称号。

身有残疾反而会成为聪明人飞黄腾达的有利条件

残疾人一般跟造化打成了平手。造化待他们不仁，他们也就对造化不义。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正如《圣经》所言）是“无亲情”(1)的，所以便向造化报复。肉体和精神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契合，造化在一方有所失误，在另一方就要冒险行事。然而，由于人精神上有选择，肉体上有需求，所以天性的光芒有时也会被修养和才德的太阳遮暗。因此，最好不要把残疾看成一种更能骗人的标记，而要把它看成一种很难不产生结果的原因。

身上有一种去不掉的东西就会招人轻蔑，因此这种人就会永远激励自己从轻蔑中解救出来，因而，所有的残疾人都极其勇敢。这起初是为了在遭受轻蔑时自卫，但天长日久，就成了一种常有的习惯。它也能激发人的勤奋，尤其会激发这种人去注意观察别人的弱点，从而有种“彼此彼此”的感觉。再说，身患残疾，可以消除优越者对他们的嫉妒，把他们看成不屑一顾的人，也可以使竞争对手高枕无忧，因为他们绝不相信残疾人有出头之日。看到人家提升已定，他们才如梦初醒。所以总体上，对聪明人来说，身有残疾反而成了他们飞黄腾达的有利条件。

古代的帝王（也有某些国家当今的帝王）经常很宠信宦官，因为嫉妒大家的人更会臣服于一人。然而帝王信任宦官只不过把他们当成可靠的密探，而不是看成称职的官员。残疾人的情况也很类似。事实上，如果残疾人有志气，他们就会设法摆脱别人的轻蔑，不是借助德行，就是借助劣迹。因此如果有时候残疾人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决不要大惊小怪。阿格西劳斯(2)、苏莱曼之子赞吉尔(3)、伊索(4)、秘鲁总督加斯加(5)都是残疾人。苏格拉底(6)等也可以归入其中。

(1) 参见《圣经·新约·罗马书》第1章第31节。

(2) 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身材矮小，又是瘸腿，但战功辉煌。

(3) 苏莱曼一世（1495？—1566）是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苏丹，由于王后罗克珊拉娜的阴谋，他的一个儿子穆斯塔法被处死，弟弟赞吉尔退隐，后来伤心而死。

(4) 古希腊寓言作者伊索据说是个残疾人，但凭据不足。

(5) 加斯加：西班牙将领，1547年率军平息了皮萨罗的叛乱。

(6)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虽无残疾，但相貌奇丑。

学养终成性格

学养可助娱乐，可添文采，可长才干。助娱乐主要表现在闭门独处之际，添文采主要表现在交际谈论之时，长才干则表现在判断理事之中。有一技之长者可以一一处理、判断具体专门的事务，然而总体规划、全面运作则有赖于博学之士。

读书时不可一味批驳，不可轻易相信，不可寻章摘句，而要推敲研究。有些书可以浅尝辄止，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少数书则要咀嚼消化。也就是说，有些书只需读其中的一些段落，有些书只需大体涉猎一遍。而少数的书则需通读，勤读，细读。有些书可以请人代读，再看看人家做的摘要，但这只限于主题不太重要和品位低下的书籍，否则浓缩过的书就像普通的蒸馏水，淡而无味。阅读使人充实，谈论使人机敏，笔记使人精确。因此，人如果懒于提笔，就必须长于记忆；如果不爱讨论，就需要十分机敏；如果不爱读书，就必须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方能显不知为有知。

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韶秀，数学使人缜密，科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学养终成性格。”不仅如此，神智上的障碍皆可通过适当的学养来根治，恰如身体上的疾病，都有相应的运动来治愈。滚球有益于睾肾，射箭有益于胸肺，漫步有益于肠胃，骑马有益于头脑，如此等等，所以如果有人神思飘忽不定就让他去研究数学。因为在验算证明时稍一分心，他就必须从头再来。如果有的人头脑缺乏辨析能力，那就让他研究经院哲学，因为经院哲学家个个是“剖毫析芒之辈”。如果他不善博闻强记、触类旁通，不善由此及彼论证，那就让他去研究律师的案例。所以心智上的缺陷都可以对症下药。

得体的举止是一封永久的推荐书

凡是笃实的人，必须要有过人的才德，就好像不用装饰的宝石必然非常珍贵一样。如果一个人多加留心，他就会看到人博得赞扬的情况跟生财取利的情况是一样的。常言道出了真理：“小利可以生大财。”因为小利来得频繁，大利却偶尔一见，同样的道理，小事情会赢得大赞许，因为小事常有，所以常常引起人的注意，而施展大才大德的机会却像过节一样罕见。因此举止得体会推高一个人的声望，正如伊萨贝拉女王(1)所言，它是一封永久的推荐书。

要做到举止得体，只要不轻视它就可以了，因为不轻视，就会注意别人的举止，其余的就靠自己了，如果处心积虑地要表现一番，反而失去了它的优美；而优美应当是自然而然、不装腔作势的。有些人的举止就像一节诗，每个音节都经过推敲，一个人太斤斤计较于细节，怎么能理大事？一点不讲究礼貌，等于叫别人对你也不讲礼貌，这就会使别人对你不大尊重。对于生人和拘泥于礼仪的人，礼貌尤其不可忽视。然而一味地讲礼貌，把礼貌捧得比天高，就不仅显得无聊，而且会减少人们对说话人的信任。

人应当注意不要成为马屁精。因为不管他别的方面是怎样能干，嫉妒他的人肯定会说这是他的唯一特长，有损于他的更大的才德。做事的时候奉命唯谨或过分计较时间场合也是不可取的。所罗门有言：“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2)智者创造的机会比找到的更多。人的举止应当像身上的衣服，不可太紧，不可过于精当，而应宽松一点，便于活动。

(1) 伊莎贝拉女王（1451-1504）：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和阿拉贡王国王后，与其夫阿拉贡王国国王斐迪南实行联合统治，使两国合并，为统一西班牙奠定基础，曾资助哥伦布航海探险。

(2) 参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11章第4节。

赞扬如过分虚假，同样会招致嫉妒和轻蔑

赞扬是才德的反映，然而提供映像的却是镜子或其他物体。如果它来自凡夫俗子，那一般是虚假无用的，赞扬的对象与其说是真有才德的人，不如说是徒有虚名的人。因为许多大才大德，凡夫俗子是不明白的，最低级的才德他们赞不绝口，中等的才德使他们惊讶称奇，最高尚的才德他们浑然不觉。表面文章和貌似才德的假象最投合他们的脾胃。声名恰如一条河，清而虚者浮，重而实者沉。然而，倘使出身高贵、见识不凡的人交口称赞一个人，那正如《圣经》所言：“美名有如香膏。”(1)它香气四溢，却不易消散，因为香膏的芬芳比花卉的芬芳更持久。

赞扬的虚假成分太多，因此人们对它持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有些赞扬纯属吹捧，如果他是个一般的吹捧者，他吹的一般是人人皆宜的喇叭。要是他是个狡猾的吹捧者，那他就要效法那吹捧大王，也就是一个人自己了。(2)一个人自认他在某个方面最高明，吹捧者就在这一点上把他捧上天。如果吹捧者是个厚颜无耻的马屁精，注意！如果一个人感到他在某个方面最不行，觉得自惭形秽，那样一来，这个马屁精便偏要硬说他能行，搞得一个人“良心不安”。有些赞扬是出于好意和敬重，那是对君王和伟人的一种应有的礼貌，这是“以赞扬开导”。他告诉人们如何如何，其实是表示他们应当如何如何。有些人表面上最受赞扬，实际上是被人恶意中伤，借此来惹人对他们产生嫉妒之心，“最坏的敌人是谄媚之徒”。所以希腊人有句谚语：“谁被人恶意称赞，谁的鼻子上就生疹子。”我们也说：“说谎的人舌头上就会起疱。”当然，适度的赞扬，如果使用适时，而且又不俗气，倒是有好处的。所罗门有言：“清晨起来，大声称赞朋友的，就等于咒诅他。”(3)过分地夸大人或事就会挑起矛盾，招致嫉妒和轻蔑。

自我标榜除了在极少的情况下，都是不得体的。不过称赞一个人的职务和职业，倒可以做得体面大度。罗马的红衣主教都是神学家、托钵修会修士、经院哲学家，他们对于社会事务言辞不恭，把诸如战争、外交、司法之类的世俗工作统统称之为“Sbirrerie”，也就是“副官事务”，仿佛这些事只不过是副官和助理的事务一样，尽管这些“副官事务”往往比他们的高超的思辨更有裨益。圣保罗在自吹自擂的时候，往往穿插“恕我妄言”(4)，但在谈到自己的职业的时候却说：“我要敬重我的职分。”(5)

(1) 参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7章第1节的原话：“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

(2) 参见《谈友谊》：“一个人最大的吹捧者就是他自己。”

(3)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27章第14节。原话是：“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

(4) 参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1，23节。

(5) 参见《圣经·新约·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

虚荣的人是其自吹自擂的奴隶

伊索的构思实在美妙——苍蝇坐在战车的轮轴上说：“我扬起的尘土多大呀！”有些爱慕虚荣的人正是这样，无论什么事情，不管是自行产生的，还是由其他更大的动因驱动的，只要他们一插手，他们就认为是他们促成的。爱吹牛的人一定爱闹派性，因为口出狂言总要依赖比较。要夸海口就必然言行激烈，这种人也不能保密，因此办事就不会牢靠；按照法国的谚语来说，就是“声音大，成果小”。

然而，在政治事务中这种品性倒有一定用处：因为在这种场合，需要制造一种大才大德的好名声，这些人就是很好的吹鼓手。而且，正如李维在安条克(1)和埃特利亚人那里所注意到的那样，有时候互相矛盾的谎言是有奇效的。例如，一个人在两个君主之间游说，要引诱他们联合起来对付第三方，便竭力向一方虚张另一方的声势。有时候一个人在两个人之间斡旋，向一方吹嘘他在另一方的影响，从而在两个人心目中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这一类事件中往往能在虚中务出实来，因为谎言足以产生见解，见解可以带来实质性的结果。

对军官和士兵而言，虚荣心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铁可以把铁磨锋利，同样，借助于虚荣，勇气也是可以互相砥砺的。从事花销多、风险大的事业时，掺杂一些虚荣心强的人，的确能给事业注入活力。而生性稳重、头脑清醒的人发挥的则是压舱物的作用，而不是风帆的功能。学问的声名若不装点几根炫耀的羽毛，飞起来就十分缓慢。“那些著书立说贬斥虚荣的人还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扉页上。”(2)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3)都是爱炫耀的人。虚荣确实能帮助一个人青史留名，而才德从来不曾完全仰仗人性，落到间接接受自己应得的东西的地步。西塞罗、塞内加、小普林尼的声名之所以永世长存，也是与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分不开的。虚荣心就像油漆，不仅使屋内八面生辉，而且让它历久常新。

我说的虚荣并不是指塔西佗所说的穆西亚努斯的品质：“一个能用某种技艺突显自己的一切言行的人。”(4)因为虚荣并非出自虚荣心理，而是出自天生的豁达与谨慎；甚至在某些人身上，不仅显得得体，而且优雅。道歉、谦让、谦虚本身，如果掌握得当，都不过是炫耀之术。而在这些技术中，没有一个比小普林尼说得更加高明的了，如果别人正好有自己的所长，那就放开手脚赞扬别人，因为，小普林尼说得极其巧妙：“你赞扬别人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讨公道，因为你所赞扬的人在你所赞扬的方面，不是比你强就是比你差。要是比你差，如果他应当赞扬，那你就更该赞扬了；如果比你强，要是他不该赞扬，你就更不应当赞扬了。”

虚荣的人为智者鄙视，受愚人钦羡，是寄生者的偶像，也是他们自吹自擂的奴隶。

(1) 即安条克三世（前242—前187，前233—前187年在位，叙利亚塞琉西王国国王）。布匿战争结束后，当时流亡的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于公元前192年在以弗所拜见了他，极力说服他与罗马为敌。与此同时，埃特利亚人也派使者拜见安条克，敦促他干预希腊事务。使者陶阿斯的谎话促使安条克不顾汉尼拔的忠告，移师入侵希腊，结果导致了叙军在马格尼西亚的惨败。

(2) 原文为拉丁文。语出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辩》第1章第15节。

(3) 盖伦（130？一200？）：古希腊医师、生理学家和哲学家，从动物解剖推论人体构造，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阐述其功能。

(4)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80章。穆西亚努斯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古罗马将军和修辞学家，生活在奥托皇帝（32—69，69年1月—4月在位）和维特利乌斯皇帝（15—69）时代。

嫉妒是荣誉的溃疡

赢得荣誉只不过是一个人才德与价值的原原本本的显露，因为有的人做事就一心追求荣誉和名声。这种人别人口头议论的多，但心里佩服的少。有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竭力遮掩自己的才德，所以受到别人的轻视。

如果有人做的事前人没有尝试过，或者尝试过又半途而废，或者完成了却遭到周围的冷遇；而有人步别人的后尘完成了一件难度更大或功效更好的事业。两者相较，前者赢得的荣誉应当更多。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行动充分调和，以致用其中某个行动使方方面面的人都称心如意，那喇叭就会吹得更响。有的事办砸了臭名远扬，办成了风光有限，谁若办这种事，谁就不懂珍惜荣誉。战胜他人争得的荣誉就像切割成多面体的宝石，光彩最为夺目。所以要让一个人乐于压倒竞争对手去争荣誉，如有可能，偏要在名家的本行里战胜名家。谨言慎行的随从和仆人能帮助主人名声大噪，“一切名声出自家仆”。

嫉妒是荣誉的溃疡，若要将它彻底根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宣称自己的目的是建功而非出名，并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神助或幸运，而不是自己的才德和策略。

君王的荣誉真正排序如下：第一等是“开国之君”，如罗穆卢斯、居鲁士(1)、恺撒、奥斯曼(2)、伊斯梅尔。第二等是“立法之君”，也可以称第二开国君王，或“万世之君”，因为他们作古后仍靠他们的法令治国。如莱克格斯(3)、梭伦、查士丁尼(4)、埃德加(5)，制定《七章法典》的英明的卡斯蒂利亚王阿方索(6)。第三等是“解放之君”，或称“保国之君”，那些解除了内战的长期苦难，或者把国家从异族或暴君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国君，如奥古斯都·恺撒、韦斯巴芗、奥雷连(7)、狄奥多里克(8)、英王亨利七世、法王亨利四世。第四等是“扩国君”或称“卫国君”，那些在光荣的战争中扩张领土，或抵御侵略者的君主。最末一等是“国父”，即那些治国有道，在自己有生之年造成太平盛世的君主。后两等不必举例，因为这种君主人数太多。

臣民的荣誉等级如下：首先是“为主分忧之臣”，也就是君王委以重任的人，我们称之为君主的“右手”；其次是“战将”，即伟大的统帅，辅佐君王立下赫赫战功的人。第三等是“宠臣”，只以能慰君而不害民为限。第四等是“能臣”，即在君王之下身居高位，处理政务成效卓著的人。

还有一种荣誉，可以跻身于最高荣誉之列，但是非常罕见，那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万死不辞的人，如雷古卢斯(9)和德西乌斯父子(10)。

(1) 居鲁士（公元前599—前530）：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

(2) 奥斯曼（1258—约1326）：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

(3) 莱克格斯：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的法典制定者。

(4) 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庭皇帝，主持编纂《查士丁尼法典》。

(5) 埃德加（？—975）：英国国王（959—975在位）。

(6) 卡斯蒂利亚王国是11—15世纪时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封建王国，在阿方索十世统治时期（1252—1284）在科学文化上有很大发展。在阿方索十世（1221—1284）亲自领导下，编成了著名的《卡斯蒂利亚法典》，又称《七章法典》。

(7) 奥雷连（215？—275）：古罗马帝国皇帝（270—275在位）。恢复罗马帝国的统一，征服巴尔米拉，赢得了“世界光复者”的称号。

(8) 狄奥多里克（455—526）：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创建者。

(9) 雷古卢斯（？一前250）：古罗马将军，公元前267年—前256年任执政官。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迦太基人生俘，后被假释遣返罗马议和，劝告元老院拒绝接受敌方条件，回迦太基后被折磨致死。

(10) 德西乌斯：古罗马执政官。他于公元前341年在对萨莫奈人的战争中为国献身。其子和他同名，也是古罗马执政官，在公元前295年对高卢人的战争中效法父亲为国捐躯。最后罗马人获胜。

不管怎么愤懑，千万不要干无法挽回的事

力争消灭愤怒，这只不过是斯多葛派的豪言壮语。我们则有更高明的神示：“生气归生气，但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1)愤怒必须在程度和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我们首先谈谈发怒的性情和习惯怎样才可以得到缓和。

关于这一点，除了仔细考虑发怒的后果，它怎样给生活造成麻烦，别无他法。这样做的最好时机就是当怒气全消以后，回想一下发怒的情况。塞内加说得好：“怒气如倾圮的房屋，它在倒下的地方摔碎。”(2)《圣经》规劝我们：“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3)谁失去忍耐，谁就失去了灵魂。人切不可变成蜜蜂——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伤口上。(4)

愤怒是一种低劣表现，出现在它所主宰的臣民——妇孺老病者的弱点中。人必须当心的一点是，怒气攻心时要表示鄙夷而不可恐惧，这样他就不至于受到严重伤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他掌握住自己就行。

发怒的原因与动机主要有三个。首先，对伤害过于敏感，因为一个感觉不到自己受到伤害的人是不会发怒的。因此脆弱敏感的人常常发怒，他们总是烦心事儿不断，而这些事情，性格坚强一点的人是不大感觉到的；其次，觉察和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伤害中充满了轻蔑，轻蔑等于在怒火上浇油，影响跟伤害相当，甚至更胜一筹。因此，人如果敏于发现轻蔑的因素，就常常燃起怒火。最后，认为别人在揭自己人格之短最容易叫人怒火攻心。

压制愤怒的方法多种多样，最好的还是赢得时间，使自己相信，报复的时机尚未成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目前只能平心静气，等待秋后算账。

一个人虽然怒火中烧，但为了不惹祸，必须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不可恶语伤人，尤其不可用尖酸刻薄、切中要害的言词（谩骂倒不要紧）；还有，一个人发怒时切不可揭人的老底；因为这样会使他与社会格格不入。另外，却不可一气之下就撂挑子。不管你怎么表示愤懑，千万不要干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来。

至于使别人发怒或息怒，主要还在于选择时机。趁别人在最急躁或情绪最坏的时候激怒他们。再就是搜集（如前所说）一切能找到的材料来增强轻蔑。息怒的两种办法则刚好相反。首先是跟别人谈及一件惹人生气的事情时，选择好时机，因为第一印象十分重要；另外就是尽量说明虽然造成了伤害，但绝无轻蔑之意，把它归咎于误会、恐惧、冲动或随便什么原因。

(1) 参见《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

(2) 引自塞内加《论愤怒》第1章第1节。

(3)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1章第19节。

(4)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维吉尔《农事诗》第4节第238行。

子女增添了父母生的忧虑，却减轻了死的记怀

父母的欢乐藏而不露，他们的悲哀与恐惧也是这样。欢乐他们无法说，悲哀与恐惧则不肯说。子女使他们的辛苦变甜，也使他们的不幸更苦；子女增添了生的忧虑，却减轻了死的记怀。传宗接代是动物的通例，而名声、德行和功业则为人类独有。人们一定看到，丰功伟业总出自无儿无女的老绝户之手，因为这种人力图在他们肉体的形象后继无人的情况下表现他们精神的形象，所以没有后代的人反而最关心后代。创立家业的人对子女最纵容，因为他们把子女不仅看做家族的继承，而且还看做事业的延续。所以他们既是子女，又是造物。

父母疼爱子女时往往厚此薄彼，有时候心眼偏得没有道理，尤其是母亲。正如所罗门所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1)人们一定看到，有的家里儿女满堂，老大老二深受器重，老小备受娇惯，居中的几个好像被父母遗忘，然而事实往往证明他们最有出息。

父母对孩子的零用钱抠得太紧是个错误，必生祸患，这样做使他们变得卑贱，学会投机取巧，结交一些狐朋狗友，日后手头宽裕时，更会放浪形骸。因此当父母的权威用在严管子女，而不是严管钱包时，才有最好的结果。

人们有一种愚蠢的作风（父母、老师、仆人都是这样），就是挑动年幼的弟兄争强斗胜，结果成年后往往兄弟失和，家庭不安。

父母打算让子女从事何种职业，走什么道路，应趁早选定，因为小时候他们的可塑性最强。父母不必太拘泥儿女的爱好，别以为子女最爱做的就一定能做得最好。当然，如果子女的爱好和天赋非常突出，那就最好不要横加干预；不过一般来说，这句格言讲得很好：“选择最好的，习惯会使他变得轻松愉快。”

(1)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10章第1节。

男人有了妻儿就等于向命运之神交了人质

男人有了妻子儿女等于向命运之神交了人质，因为他们给丰功伟业造成了障碍，不管那些功业是福还是祸。所以为公众建立的最大功业总出自单身汉或老绝户之手，因为这种人在感情上等于娶公众为妻，把钱财交给公众做了彩礼。然而有了子女的人最操心的还是未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把最珍贵的抵押品交给它，这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有些人虽然过着独身生活，但他们考虑的还是自身的问题，认为未来与己无关。更有甚者，有的人把妻子儿女看做几项开销。还有一些愚蠢贪婪的富人以没有子女为荣，因为这样一来，别人就会以为他们更加富有。因为，他们或许听人说“莫某是个大富翁”，而另一个人则不敢苟同：“是啊，可是儿女拖累太大。”仿佛这样减少了他的财富似的。

有些人喜欢过独身生活，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自由，尤其是一些自得其乐、性情乖僻的人，他们受不了任何约束，几乎认为腰带袜带都是锁链。单身汉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不一定是最好的臣民，因为他们容易远走高飞，几乎所有的逃亡者都是单身汉。独身生活适合做僧侣，因为慈爱如果先须注满一己的池塘，就难以再浇灌周围的土地。法官和地方官则无可无不可，因为如果他们缺乏主见，贪赃枉法，仆人进谗言的作用则远胜枕边风。至于军人，我发现将军训话时，总要叫士兵想到妻小。我认为土耳其人轻视婚姻，这就使普通士兵变得更加卑劣。

毫无疑问，妻子儿女是对人道的一种修炼。单身汉虽然乐善好施，因为经济比较宽裕，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更加心狠手辣（做审判官倒好），因为很难唤起他们的温情。

性情严肃的男人由于受风俗熏陶，为人忠贞不渝，因而一般能做恩爱的丈夫。正如尤利西斯所言：“他爱老妻胜于爱长生。”

贞洁女人往往骄矜倔强，仿佛居功自傲似的。如果妻子认为丈夫聪明，那是她贞洁贤惠的最好的保证之一。但如果妻子发现丈夫嫉妒成性，她就决不认为他聪明了。

妻子是青年时的情人，中年时的伴侣，老年时的保姆，所以一个人只要愿意，总是有结婚的理由的。然而问及一个人应当什么时候结婚时，有人回答说：“年轻人时候未到，老年人全无必要。”此人被誉为智者之一。(1)

愚夫贤妻的现象屡见不鲜。不知道是丈夫的好处极少显露而更显珍贵，还是妻子对自己的耐心感到自豪。不过这种对自己耐心的自豪永远不可消减，如果愚夫是妻子不顾亲友的意见自己选中的话，一旦这种自豪有所消减，她们只能是证实自己干了蠢事。

(1) 这里指的是被称为古希腊七贤之一的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公元前624？—前564？）。据记载，他母亲催他跟一个他不中意的女人结婚，他先说太早，后来他母亲再催他，他又说太晚。

想致富，花销应当是收入的三分之一

有钱就要花，钱要花在功名和善行上，因而特别的花销应视事情的轻重而定。一个人为了祖国就像为了天国一样，不妨做一些自我牺牲。然而一般的花销应当量力而行、精打细算，不可勉强、铺张，千万不能受仆人的欺骗，要把事情办得十分体面，收到又好又省的效果。

如果一个人想收支平衡，一般花销应当只是收入的一半；如果他想致富，花销就应当是收入的三分之一。大人物屈尊清点一下自己的财产，也不见得就低人一等。有些人不肯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疏忽，而且害怕万一发现花销过大，心里烦恼。可是伤口不管是长不好的。那些干脆不过问自己财产的人，就要用人得当，而且要经常调换，因为新手胆子小，心眼儿也少。不常清点财产的人收支项目都应有明确的规定。

一个人如果在某种花销上大手大脚，他就要在别的花销上加倍节约。如果他在饮食上靡费，就应当在穿着上节省；如果在厅堂里讲究，就要在马厩里简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事事铺张浪费，那家境的败落就在所难免。在清偿债务的时候，急于求成和长期拖欠一样有害，因为草率变卖家产还账一般跟借钱背息还账一样不利。何况一次还清债务的人还会重蹈覆辙，因为发现自己走出困境就会故伎重演。然而如果一点一点还清了债务，他就会养成节俭的习惯，精神和财产都会长进。当然，人要顾全体面，就不可轻视小节，一般来说，减少小开销比汲汲于小收入体面一点。一个人设立开销项目时，应当小心谨慎，因为开销一旦起头，就要继续下去，不过在一生不会再来的事情上，不妨大方一些。

慎言胜过雄辩

有些人说话时一心想以能言善辩而博得机敏的美名，而不想以洞察真伪赢得明断的盛誉，仿佛知道可以说什么，不知道应该想什么倒是一件应当称道的事情似的。有些人善于老生常谈，总是老一套。这种贫乏大多令人生厌，一旦被人发现，就被传为笑谈。

谈话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引起话头，还要控制场面，转换话题，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就可以左右局面了。谈话时，应灵活多变，讲时事结合原则，夹叙夹议，既提问题，又谈见解，亦庄亦谐，因为无论什么事扯得太远，像我们现在说的，搞疲了，就显得枯燥无味。

说到谐谑，有几件事情应当避免，即宗教、国事、伟人、任何人目前的重要事务、任何应当怜悯的事情。然而有人认为不冲口说出一些尖酸刻薄、击中要害的话就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聪明机智，这种倾向应当予以约束。

一般来说，人们应当辨别苦与咸。毫无疑问，喜欢冷嘲热讽的人由于让别人害怕他的机智，他也不得不害怕别人的记忆。

问得多就学得多，而且也多得他人的欢心。如果他的问题针对的是对方的专长，上述情况就尤为突出。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给了他们以说话为乐的机会，而他自己则会不断地积累知识。不要提令人讨厌的问题，因为只有盘问者才会那样干。注意务必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仅如此，如果有人想垄断谈话，一说到底，他就要设法将这种人引开，好让其他人插进来，就像有人跳“加恋舞”时间太长时，乐师们所做的那样。

别人认为你懂得的事情，你有时佯装不懂，那么以后遇上你确实不懂的事情，别人也以为你懂。

谈话时应该少说自己，什么该说，要选择得当。我认识一个人，总是说话带刺，“他一定是个聪明人，因为他千言万语说不完自己”。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可以体体面面地赞扬自己，那就是赞扬他人的长处，尤其是他认为自己也有那种长处的时候。少说使别人敏感的话，因为谈话应当海阔天空，不必直奔任何人的家门。

慎言胜过雄辩。打交道时说得投机胜过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说得淋漓酣畅，若没有精彩的对答，则显得乏味。对答如流，随机应变，但不能作胸有成竹、洋洋洒洒的发言，则显得浅薄、虚弱。我们在动物身上看到，跑直道最弱的跑转弯最快，猎狗和野兔之间就有这种差别。切入正题前引言闲语大多令人厌烦；一句没有，则显得过于率直唐突。

财富是“德行的包袱”

我把财富称为“德行的包袱”，这最恰当不过了。财富之于德行，正如辎重之于军队。辎重不可或缺，也不可丢弃，但它妨碍行军，有时甚至为了照顾辎重，不是让胜利失之交臂，就是让它搅乱了胜局。

巨大的财富没有真正的用处，除非用来布施，剩下的就只有玄想了。所以所罗门说：“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消费者，财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一饱眼福而已。”(1)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是无法感受到由衷的喜悦的，他可以保管财富，他有权把它施舍捐赠，他可以因为有钱而名扬天下，但对财主而言，没有实在的用处。你难道没有看见世人对小石子儿和小稀罕儿漫天要价？难道没有看见有人为了使巨额财富似乎能派上用场而铺张扬厉？不过你会说财富可以买通关节，替人消灾；正如所罗门所言：“在富足人的想象中财物是他的坚城。”(2)这话妙不可言，只说“在想象中”，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毫无疑问，叫巨额财富卖了的人多，买活的人少。

不要追求耀眼的财富，而是去追求你可以正正当当地获得、合情合理地使用、高高兴兴地分配、心安理得地留下的那种财富，但也不要一概采取苦行僧式的鄙视态度，而要区别对待。西塞罗对于拉比里厄斯·波斯图玛斯有精辟的评述：“他亟亟生财，目的显然不在于满足贪欲，而是在寻求一种行善的资本。”(3)再听听所罗门的话，而不要急于敛财致富：“想要急于发财的不免受罚。”(4)诗人们编造说，财神普路托斯受朱庇特差遣时，步履蹒跚，行走缓慢，但受普路托(5)差遣时，拔腿就跑，健步如飞。这个故事的意思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诚实的劳动，发财致富是很慢的，但依赖别人的死亡（如通过继承、遗嘱等渠道）发财致富会一蹴而就。如果把普路托看做魔鬼，这个故事也同样适用：财富如果从魔鬼手中得来（如蒙骗欺压等不正当手段），就来得很快。

有人说小财难发，大财易得，此话不假。因为当一个人的资本大到可以坐等市价冲顶，能做常人无钱经营的买卖，而且还可以合伙经营年轻一代的产业，这种人只有发大财了。

做一般买卖、从事普通职业获取的财富是诚实的，这种财富的增加靠两条，一靠勤奋，二靠诚实公道的好名声。不过做生意赚钱还有可疑之处，如乘人之危专钻空子，指使仆人和其他人当托儿诱人上钩，耍手腕把别人的好买主拉走，以及诸如此类的狡诈卑鄙的伎俩。至于狠杀价格购买廉价物品，有人不是为了拥有，而是为了转手倒卖，这一般要在买主和卖主双方身上榨取双重的利润。合伙经营如果手段选择得当，是可以赚大钱的。高利贷是最保险的赚钱门道，不过也是最糟糕的门道之一。因为这种人是依靠别人“汗流满面”来糊口(6)，而且在礼拜日还要耕作(7)。放高利贷虽然保险，但也有漏洞，因为职员、掮客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想方设法把钱借给很不可靠的人。

如有幸率先搞出一项发明或获得一项专利，有时确实能大发横财，加那利群岛(8)上的第一个糖业老板就是这样。因此，如果一个人能成真正的逻辑学家，既有发明，又能判断，那他就可以干大事了，尤其是如果时世相随的话。专靠固定收入的人很难发大财，干孤注一掷的冒险买卖往往会落一个倾家荡产的下场。因此最好有固定的收入保证再去冒险，万一失败，还可以撑持局面。垄断和专卖如果不受限制，那就是发财致富的绝招；如果经营者信息灵通，事先知道什么东西会供不应求，便囤积居奇，成效尤佳。

任职得来的财富，即便是在王公贵族手下供职，如果这些财富是通过拍马逢迎和在其他奴颜婢膝的情况下得来的，也可以归入不义之财。至于捞取遗嘱和遗嘱执行权（正如塔西佗说塞内加：“遗嘱和无子嗣的人都被他像用猎网一样逮住。”）就更加下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趋附的人要比在供职中趋附的不知要低贱多少。

不要太相信那些貌似鄙薄财富的人，他们之所以鄙薄，是因为他们对发财感到无望；一旦发了财，还是跟常人一样。

不要攥住小钱不放。钱财长着翅膀，有时候会自行飞走；有时候必须让它飞走，好招来更多的钱财。

人们把财富除了遗留给亲属就是遗留给公众。不过无论对谁，数量适中效益最佳。把万贯家产留给后人，如果他的年龄和见识都不成熟，那就等于给他留下了一块肥肉，招引周围所有的食肉猛禽前来抢夺。同样，炫耀性的遗赠和基金就像无盐的祭牲，只不过是用施舍物粉饰过的坟墓，里面很快就开始腐烂。因此，不要以数量度量你的捐赠，而应让它用之有度。也不要把捐赠拖到死后，因为如果一个人好好掂量一番，他就会发现，这样做等于是慷他人之慨。

(1) 参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5章第11节。

(2)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18章第11节。

(3)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西塞罗《为拉比里厄斯申辩》第2篇。

(4)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28章第20节。

(5) 冥王。

(6) 这是反用《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章第19节：“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7) 礼拜日是到教堂做礼拜的日子，不该经商做工。

(8) 指大西洋中由七大火山岛屿组成的群岛，位于非洲西北海岸之外。

在恶劣的地点建一幢美丽的房子等于把自己投入了监狱

建房是为了住人，不是为了观赏。因此先求实用，再讲匀整，除非可以二者兼顾。如果单纯为了美观，那就把高超的建筑术交给诗人们造魔宫好了，因为他们造房子是不花钱的。

在恶劣的地点建造一幢美丽的房子等于把自己投入了监狱。我说的恶劣地点不光指空气不好，而且也指气象多变。你一定看见许多漂亮的别墅建在一座山包上，周围高山环绕，于是太阳的热量被困在里面，风好像聚在槽谷里一样，因此暴冷暴热，你好像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似的。恶劣的地点，不仅仅是空气恶劣造成的，还有交通不便、购物困难。你如果肯请教莫摩斯(1)，就还有邻居的恶劣。且不说许多别的东西，如缺水，缺树，缺荫蔽，缺乏肥地，多种土壤混杂；视野窄，平地少，近处又缺少打猎、放鹰、跑马的场所；离海不是太近就是太远，没有河流通航的便利，却有河水泛滥的麻烦；不是离大城市太远，办事不便，就是离得过近，花销大，东西贵；何处人可聚财，哪里人会受困。凡此种种，由于不可能碰在一个地方，所以就应该加以了解，给予考虑，这样就可以尽量扬长避短。如果一个人有几个住处，这样一安排，就可以让一个住处缺乏的东西在另一个住处有。庞培在卢卡拉斯(2)的一所住宅里看见宏伟壮丽的凉廊和宽敞明亮的房间，就问卢卡拉斯：“这无疑是一个消夏的好地方，可是你怎么过冬呢？”卢卡拉斯回答得好：“唉，鸟儿冬天来临时还要挪挪窝，难道你认为我就不如鸟儿聪明？”

(1) 古希腊神话中的嘲弄与非难指责之神。据传锻冶之神伍尔坎造了一个人，他嫌胸口没有小门不好窥视他内心的秘密；宙斯造了一头牛，他嫌角没有长在眼睛下面，看不见应当往哪儿顶；他还嫌雅典娜没有给房子安上轮子，如果遇上恶劣的邻居就不好搬走。

(2) 卢卡拉斯（公元前110？—前56）：古罗马大将，曾任财务官、行政长官等职，以宅第、宴饮豪华著称。

在一切棘手的协商中，不可指望一下种就可收割

一般来说，口头协商要比书面协商好，第三者斡旋要比亲自商谈强。有时候一个人想得到一份书面回答，有时候一个人过后要出示自己的信件为自己辩护，有时候口头商谈有被打断的危险，并且听不完整，在这些情况下，书面协商可取。有时候，一个人出面会引起对方的敬畏，上级召见下级一般都是这样；有时候情况微妙，一个人一面跟对方说话，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脸，可以把握说话的分寸。而且在有的地方，一个人想留有否认或解释的余地，在这些情况下，当面协商为宜。

在选择协商代理人时，最好用平实一些的人，因为他们肯办受托的事务，又肯如实汇报办事的结果，而不要用那些狡猾之徒，因为他们总谋算贪天之功为己有，并且汇报时巧言令色，好博得委托人的欢心。也可以用热心办理受托事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加快办事的进度。还要量才录用，如用大胆的人去规劝，用嘴甜的人去说服，用狡黠的人去探索，用倔强愚蠢的人去办那种师出无名的事情。在你托办过的事情上总是马到成功的人也要任用，因为这种情况使人信心十足，而且这种人也会尽量维持自己的业绩。

一开始，拐弯抹角探查对方的虚实比单刀直入好，除非你要用干脆利落的问题搞他个措手不及。跟一个胃口正旺的人打交道比跟如愿以偿的人好。如果你跟别人协商办一件事的条件，那么谁打头炮就是问题的关键，可是你又没有理由要求对方，除非事情的性质需要他率先起步，否则你就得说服对方这么干，办法是要么你许诺事成后还要在别的事情上延请他，要么抬举他，说他的诚信名气更大。

一切手段都是为了发现或利用。人们在受到信任、感情冲动、猝不及防，以及在有所需求，既想做一件事，又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借口的时候，就会暴露真面目。如果你想利用什么人，你要么得摸透他的性情和作风，以便诱导他；要么得知道他的目的，以便说服他；要么得了解他的弱点和欠缺，以便恐吓他；要么得发现对他有影响的人，以便左右他。跟狡猾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他们的目的，以便挑明他们的说法；而且最好少说话，要说就说他们最预料不到的。在一切棘手的协商中，不可指望一下种就可收割，而应当对事情有充分准备，让它逐渐成熟。

善于活动的人比聪明能干的人更有用处

代价很高的随从不会招人喜欢，怕的是一个人拖长了尾巴，却缩短了翅膀。我说的代价高，不单单指那些花钱多的人，而且也指那些讨人嫌、要求多的人。一般的随从提的条件不高，不外乎是寻求支持、推荐和庇护，免受他人欺负而已。拉帮结派的随从最要不得，因为这种人追随你不是因为跟你思想感情一致，而是对别人心怀不满。我们经常见到的要人之间的误会一般都是由此引起的。同样，那些好替主人大吹大擂的人爱惹是生非，由于不能保密，所以经常坏事。他们拿走的是一个人的荣誉，还给他的却是别人的嫉妒。还有一种随从，同样十分危险，因为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密探。他们刺探主人家的秘密，然后散布给别人，可是这种人往往受人宠信，因为他们十分殷勤，经常互通声气。

一位要人有一批跟他同行的随从（如征战过沙场的人有士兵当他们的随从等），从来都是件名正言顺的事情，即便在君主国家里，也是无可非议的，只是不要过于声势浩大就是了。不过众望所归、众心相随的必然是一种懂得使各色人等扬德显才的人。然而，在没有出类拔萃的人选的情况下，与其用那些能干的，还不如用那些过得去的。何况说句实话，在这种世风日下的时代，善于活动的人比聪明能干的人更有用处。

诚然，在行政管理中选用一个档次的人，最好一视同仁。因为破格起用会造成这些人的张狂，引发其余人的不满，因为大家有权要求待遇平等。相反，在罗致宠信上，区别使用、有所选择是可行的。这样做可以使受器重的更加感激，使其余的更加勤奋，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宠幸。

明智的办法是一开始不要太看重任何人，因为这种分寸很难把握长久。听任一个人的摆布（我们就是这么说的）很不安全，因为这样做就表现出个性软弱，而且容易叫人说长道短。那些不肯直接向主人提意见或搬弄是非的人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议论得宠的人，从而损害主人的声誉。但被许多人搞得手足无措就更加糟糕，因为这样就使人们屡屡变卦，脑子里只留下最后的印象。

能听取少数几个朋友的忠告总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不入低谷难显高山。人们常夸的友谊世界上就不多见，平级的人中间友谊更少。也就是说，友谊只存在于上下级之间，因为他们才是荣辱与共、相依为命的。

不懂得请托的价值是头脑简单

许多坏事都有人接手，私人求情可使公众利益遭殃。不少好事也有人承办，但办事人心怀鬼胎。我指的不仅是心术不正，而且是心计狡猾，原本就存心不想把事情办成。

有些人答应别人的请求，但从不打算一力成全。但如果看见事情经别人之手成功在望，他们倒乐得博取一番谢意，或者蹭得两分谢礼，或者至少在办事的过程中利用一下求情者的希望。有些人之所以接受请求，仅仅是为了跟另外一个人作梗，或者正好借此机会去通风报信，因为正愁找不到适当的借口上门，这一目的达到了，才不管人家托办的事情结局如何。或者在一般情况下，只不过把办别人的事情当做办自己的事情的由头；更有甚者，有的人接受请求完全是为了要把事情办砸，好讨好请托者的冤家仇敌或竞争对手。

毫无疑问，每起求情，可能都有个公道。如果事关双方争执的求情，就有个权衡的公道；如果是简单的求情，就存在奖掖的得当。如果一个人想徇情偏袒理屈的一方，那就让他赏个脸和个稀泥算了，但不要把事情做绝。如果一个人感情用事想奖掖庸才，那就让他去做，但不要诋毁伤害高才。托办的事情，如果不甚明了，不妨请教一个信得过、有见识的朋友，让他说说这样说情是否体面。不过这种裁判要选择得当，否则就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请托办事的人最讨厌拖延和欺骗，因此有些请求一开始就可以干脆拒绝，有些也可以如实讲明成功的希望如何，明白说出除了该给的答谢，别无所求。这种做法不仅值得尊敬，而且令人感激。请求照顾时，哪方先提出来无关紧要，就此而言，要考虑请托人对你的信赖，如果他提供的是从别人那里得不到的信息，切不可利用这一信息坑害人家，而应当让他另找门路，这也算是对人家向你交底的补偿。不懂请托的价值是头脑简单，而不明请托中的公正则是没有良心。

求情时保密是成功的一大诀窍，因为事情正在进展时大肆张扬成功在望，可以使某种求情人泄气，但可使另外一些求情人警觉，加紧活动步伐。不过掌握求情的时机是成功的关键。所谓掌握时机，我说的不仅是考虑答应请求的人，而且还指有可能从中作梗的人。物色办事的人选时，宁选最合适的，不选最显赫的；宁选专管具体事务的，不选统管全局的。如果一个人初次求情便遭到拒绝，他表现得既不沮丧，也不愤懑，下次再求，因遭拒而得到的补偿有时跟初次答应的一样。

一个人备受恩宠的地方，“多要方能给足”是一条有用的原则，但在情况相反的地方，最好顺着竿儿一点一点往上爬。因为人们一开头也许会贸然拒绝求情者，但不会等到最后既得罪人，又白费了先前给予的好处。人们认为求大人物最便当的莫过于求他写封推荐信。然而，如果信写得理由不充分，那就于写信人的声誉有碍。再没有比有求必应、大包大揽的钻营谋划者更糟糕的了，因为他们对于公共事业无疑是一种毒剂和瘟疫。

追求权力，丧失自由

人居高位三重仆——君王或国家之仆，声名之仆，事业之仆，所以他们在人身上、行动上、时间上都没有自由。追求权力，丧失自由；或者说追求的是治人权，丧失的是自治权，这真是一种离奇的欲望。

跻居高位历尽艰辛，惨淡经营了一场，落得个心劳体拙的下场。这有时无异于蝇营狗苟，用卑贱赢得尊严。这样的地位容易打滑，倒退一步，不是一败涂地，至少也会暗淡无光，这就十分可悲了。“雄风已不再，何故欲贪生。”(1)此言差矣，人欲退不能，应退又不肯，即便年老多病要隐退，仍不甘寂寞，好比城里的老人，总是在家门口枯坐，只能摆出一副老相，惹人笑话而已。

名公要员须借用他人的看法方能想到自己的快乐，如果按他们自己的感受判断，则无快乐可言。据认为，倘若他们想到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想到别人都亟于以自己为榜样，就会心花怒放——其实他们内心的感受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虽然最后看到自己的过错，却最先尝到自己的悲哀。无疑，显达之士对自己也感到陌生，他们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自己的身心健康。“一个人举世皆知，至死对自己却一无所知，对他而言，死亡的压力过于沉重。”(2)

身居高位，既能自由行善，又可随便作恶，而后者却招人诅咒。就作恶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不愿，其次才是不能。然而行善的权力则是奋发向上的真正、合法的目的，因为善意虽为上帝嘉许，但若不付诸实行，对于凡人，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要真正行善，非得要有权力地位这种有利的制高点不可。立德建功是人类行动的目的，感到功德有成方能心安理得。如果人能参与上帝的功业，他同样也能分享上帝的安息。“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3)接下来就是安息日了。

你走马上任之初，先要为自己树立一些光辉榜样，因为仿效中蕴藏着规诫。过些时候，再可以身作则，严格自查，看看是否开头没有上佳表现。同僚的败绩也不可忽视，不是为了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而是要引以为戒。

因此，履行改革不可大吹大擂，不可诽谤先代前辈，而应当沿袭旧制，再创良好先例。

凡事应追本穷源，考察它们衰退的情况；但仍须察古问今——古代什么最好，今朝什么最宜。

努力使你的进程有章可循，以便人们先有思想准备，但不可过严过死。自己若有越轨行为，必须说明原委。

身在其位，就要维护自己的职权，但权限问题不可提。与其大声疾呼提要求：发挑战，还不如不声不响地掌握实权。同样要维护下级的职权，通盘领导相比事事插手显然更加体面。

行使职权时，进言献策一律欢迎，切不可把提供信息的人看作好事之徒拒之门外，而应热情接待。

当权有四大弊端：拖拉、腐败、粗暴、耳朵软。若要避免拖拉，必须改变门难进、脸难看的状况，要信守约定时间，处理手头的事情要干脆利落，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若要防止腐败，不仅要约束自己或仆人的手不收，而且还要约束请求者的手不送。因为奉行廉洁是约束一方，而宣扬廉洁、公开厌弃贿赂则是约束另一方，所以不仅要防过，而且要避嫌。谁要是被人发现变化无常，有明显的变化，却无明显的原因，那就会招致腐败之嫌。所以，你的看法和行动如有更改，务必公开声明，并把改变的理由公之于众，切勿偷偷摸摸地做事。仆人或者亲信如果与你关系甚密，而又没有别的值得器重的明显理由，一般被人认为他是通向秘密贿赂的旁门左道。至于粗暴，由它引起不满大可不必。严厉酿成畏惧，而粗暴招致怨恨。即使作为上级，申斥时也应当严肃认真，不可冷嘲热讽。至于耳朵软，它比贿赂更加糟糕，因为贿赂只是偶尔为之，可是如果一个人能被无理要求或愚蠢动机牵着鼻子走，那他就永远无法脱身。正如所罗门所言：“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4)

古话讲得极是：“地位显露人格。”它把有些人显示得更好，把有些人暴露得更坏：“倘若他未做皇帝，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皇帝。”塔西佗是这样讲加尔巴的，而谈及韦斯巴芗时，他却说：“所有的皇帝中，独有韦斯巴芗变好了。”不过一个指的是能力，一个指的是品性。一个人跻身高位，修养亦有提高，足见其品格的高洁，因为高位是，或者应当是德行之位；如同天地万物以排山倒海之势奔向自己的位置，一旦就位，则沉稳安静。德行亦然。野心勃勃时张狂，大权在手时安静。跻身高位就是爬螺旋式楼梯，如有帮派，攀爬时不妨加入一派，一旦到位，则要不偏不倚。对于前任的名声要公平对待，多加尊重，否则这就成了一笔债，等你离职后必须偿还。如有同事，应该尊重，宁可出人意料地移樽就教，切不可别人求见时拒之门外。在日常谈话和私下答复请求者时不可念念不忘自己的地位，宁可让人说：“与他坐堂议政时判若两人。”

一个根本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家就是一种纯粹绝对的专制，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就是如此。因为贵族能节制君权，把百姓的视线从皇室稍稍引开一点。然而民主国家则不需要贵族。而且这些国家比有贵族的国家更加太平，更少叛乱，因为人们的眼睛盯的是事，而不是人。即便盯的是人，也是为了事，因为他们最适合办那种事，而不是为了徽号和血统。我们看到瑞士人的国家长治久安，尽管他们的宗教五花八门，行政区也很不一致。因为维系他们的纽带是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对个人的尊崇。低地国家的联省政府极其出色，因为哪里有平等，哪里的政府的决议也就更加公正，百姓缴税纳贡也比较乐意。一个强大的贵族阶层能增加君主的威严，却也能削减他的权力；给百姓注入了活力，却也压制了他们的运气。两全其美的办法则是，贵族不要大到威胁君权、侵犯国法，而要维持在一定高度上，这样下民的嚣张气焰，尚未干犯到君王的尊严，一碰贵族就遭到减杀。贵族人数太多，则造成国家的贫困与麻烦，因为开销太大。何况时移物易，许多贵族必然家道中落，造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局面。

看见一座尚未破败的古堡或古屋，或者看见一株郁郁葱葱的古木，那是一派让人肃然起敬的景象；而看见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饱经风雨沧桑仍旧岿然长存，则更是令人慕而仰止！因为新贵族只不过是权力所为，而老贵族则是时光造就。最初晋身为贵族的人较之于他们的后代往往能耐有余，率真不足。因为不用善恶兼施的手腕是很难爬上高位的。然而留给他们后代的则是对先人优点的记忆，他们的缺陷则与生俱灭，这倒在情理之中。

生就的贵族一般好逸恶劳，而好逸恶劳之徒则嫉妒吃苦耐劳之人。何况，生就的贵族再也不能升多高了：一个止步不前的人看见别人蒸蒸日上难免产生嫉妒之心；另一方面，贵族要消除别人对他们的嫉妒，因为他们享有荣耀。当然，拥有贵族能人的君王定会在使用这些人才中找到清闲自在，行使权力也会更加一帆风顺，因为百姓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们，以为他们天生就有权发号施令。

(1)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西塞罗《致好友书信集》第7卷第3篇。

(2)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作家塞内加的悲剧《提埃斯忒斯》第2幕第401行。

(3) 原文为拉丁文。出自《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31节。

(4)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28章第21节。

有多少人破产，就有多少人支持动乱

为民牧者应当预测国家未来的暴风骤雨。这种风雨一般在诸事不分高下、势均力敌之时最猛；自然风暴在春分秋分之际最猛，风暴来临时总是空谷起阵风，海底涌暗潮，同样，国家也有类似现象。

太阳也常常警告我们：动荡近在眼前，

阴谋和暗算随时会出现。(1)

对国家明目张胆大肆攻击，谣言四起，人们信以为真，这就是乱世的征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女神的家世时说她是巨人的妹妹：

地母因为恼恨天神，

最后让她出生，

就是巨人科乌斯和凯恩拉都斯的妹妹。(2)

谣言好像是过去叛乱的遗物，其实它倒是未来叛乱的前奏。然而维吉尔所言极是，叛乱的骚动和叛乱的谣言区别甚微，就像兄妹之间、男女之间的差异一样。尤其当国家最值得称道、最应深得民心的英明举措遭到恶意中伤时，更显得二者的区别不大，因为这就表明嫉妒极大，正如塔西佗所言：“一旦煽起公愤，他的举措无论好坏都要受到攻击。”(3)但这并不是说，因为谣言是动乱的征兆，所以制止动乱的灵丹妙方就是应当对谣言严封死堵。其实，对谣言置若罔闻往往能最有效地制止，千方百计封杀追查只会使人们心头的疑云长聚不散。

对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也要当心：“他们领饷当兵，但对长官的命令仍然乐于议论，懒于服从。”(4)对命令和指示争论不休，推三阻四，吹毛求疵，就是一种不服管束的行为和拒绝服从的尝试。如果在争论中赞成指示的人说话小心谨慎，反对指示的人出言大胆放肆，情况尤其如此。

君王本应是全民的父母，如果他们自成一党，偏向一方，那就像一条一侧过重而翻了的船。这种现象在法王亨利三世时代表现得非常清楚。他先加入神圣同盟要消灭新教徒，过了不久，这个同盟却反过来把矛头对向他自己。因为当王权被用做达到一个目的的帮手，而且出现比王权的纲维结扎得更加紧密的纲维时，君王就开始大权旁落了。

明争暗斗、拉帮结派明目张胆地进行时，那就是政府威信扫地的征兆。因为一个政府里要员的运动应当像“初始动力”(5)作用下的行星的运动。按照老派说法，每一颗行星在最高动力的支配下迅速运转，而又在轻轻地自转。因此，大人物自转过猛，如塔西佗所说，“放肆得目无主公”(6)的情况，那就是众星越轨的表示。尊崇是上帝授予君王的，所以他威胁着要予以解除，说：“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7)

谈及叛乱的因素，这是一个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因为防止叛乱的最妥善的办法（如果时势允许的话）就是釜底抽薪。如果柴薪现成，那就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冒出一粒火星燃起一场大火。叛乱的要素有二：一是贫困盛行，二是怨气冲天。有多少人破产，就有多少人支持动乱，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卢坎对内战前的罗马有过精辟的论述：

从此产生了狼吞虎咽的高利贷和驴打滚般的利润，

从此产生了信誉的动摇和对许多人有利的战争。(8)

这种“对许多人有利的战争”是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表明一个国家将出现叛乱和骚动。如果殷实人家的这种穷苦和破落与普通民众的啼饥号寒合为一体，那就要大祸临头了，因为肚子作乱是最难平息的。至于怨气，它在政体里就像人体里的体液，是容易蓄烧发火的。君王千万不可以这些怨气的正当与否来衡量它们的危险程度，因为这样就把民众想象得太理智了，其实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一脚踢开。也不可用他们叛乱引起的痛苦大小来衡量，因为在恐惧大于感情时发作的怨气是最危险的。“痛苦有限，恐惧无边。”(9)况且遇到高压，激发耐心的东西同样也能抵消勇气。然而，遇到恐惧，情况则不然。任何君王、任何国家也不可因怨气已司空见惯、日久天长，但未造成危险而掉以轻心。固然并非每一股雾气都能酿成暴风雨，可是尽管暴风雨大多一阵子就风流云散，但终究会倾盆而下的。西班牙谚语说得好：“绳子临了，一拉就断。”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如下：宗教改革，苛捐杂税，法律更改，习俗移易，特权破除，压迫普遍，小人得势，异族入侵，饥荒频仍，散兵行害，派系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还有其他形形色色激怒民众使他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现象。

至于根治的方法，有一些一般性的预防措施我们倒愿意谈谈。对症下药是根本的一条，所以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一概而论。

第一个根治或防止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排除我们前面说过的叛乱的根由，即国内的贫困。为此就必须维护贸易的开放与平衡，重视工业；消除游手好闲，推行节约法令，抑制铺张浪费，改良耕地，调整物价，减轻税赋，等等。总而言之，要有先见之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尤其在没有战争杀戮的情况下）不能超过该国供养人口的出产，而且人口不应当仅按数目来计算，因为人数虽少，但如果花销多、收入少，则要比人数多但生活水平低、收入多的人更容易把国家挖空。所以贵族显达的人数剧增，超过平民百姓的增长比例，就会加速国家的贫困。僧侣人数膨胀也会造成同样的恶果，因为他们都不增加出产。如果读书人多而职位少，也会出现类似局面。

同样应当记住的是，由于任何国家增加财富必须依赖外国人（因为任何东西有得必有失），那么一个国家只有三样东西可向他国出售：天然产物、工业制品、运输。所以，如果这三个轮子都能转动，财富就像一江春水滚滚而来。还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劳动比产品更宝贵”，即工作和运输比原材料更宝贵，更能使一个国家致富，荷兰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因为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地上矿藏。(10)

最为重要的是要推行良好的政策，以保证国家的钱财不要聚敛在少数人手里。否则，即便国家财力雄厚，国民仍然会食不果腹。金钱犹如粪肥，撒不开就没有功效。要做到这一点，主要靠查禁或者至少严管狼吞虎咽式的暴利贸易和垄断经营的大牧场之类。

至于消除不满情绪，或者至少消除不满情绪的危险成分，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两种臣民：贵族与平民。若其中之一表示不满，危险倒不是很大。因为平民百姓若没有上层贵族的挑唆，便迟迟无所行动。而广大群众没有自觉、自愿蓄势待发的行动，上层贵族则势单力薄。而上层贵族等到下层民众兴风作浪，他们随即表态相应，那才是真正的危险。诗人们编造说，众神本来要把朱庇特绑起来，可是朱庇特听见了风声，他听了帕拉斯的建议，召唤百手巨人布里阿柔斯前来保驾。这无疑是一则寓言，说明国君要确保民意支持才能长治久安。

给民众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发泄悲愤不满（只要这种发泄不要太肆无忌惮就行），倒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因为将苦水憋回肚里，把脓血堵进体内，就有生恶性溃疡和毒性脓疮的危险。

遇到不满的时候，厄庇墨透斯的作用倒很适合普罗米修斯，因为再没有比预防不满的更好的办法了。当痛苦和灾祸飞出来时，厄庇墨透斯终于合上了匣盖，把“希望”留在匣子底上。(11)毫无疑问，精心培育希望，将人们从希望引向希望是解不满之毒的灵丹妙药。当一个政府无力以有求必应的举措赢得民心时，如果尚能用希望将其笼络，而且处理事务时不至于显出邪恶当道、不可收拾的态势，而是还有解决的希望，那么这个政府仍不失为一个英明的政府。这一点不难办到，因为无论个人或党派都喜欢自我奉承，或者至少喜欢口是心非、巧言令色。

防患于未然，切忌出现使不满之徒可能趋之若鹜，并能聚众领军的合适的头目，这一点尽管人所共知，但仍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警戒之策。按我的理解，合适的头目即为一种大名鼎鼎的人物，为不满之徒众望所归，众目所仰，而且据认在自身利益上也心怀不满。这种人要么将其招安，归顺国家，而且手段要真诚可靠；要么让他跟同党中的反对派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一般来说，分化瓦解各个不利于国家的党派组织，使他们彼此疏远，或者至少相互猜忌，也不算一种下策。因为要是拥护国策者分崩离析，而反对者却团结一心，那就成了一种令人绝望的局面。

某些君王出言尖刻，结果点燃了叛乱之火。恺撒说：“苏拉(12)不通文采，所以不懂独裁。”此话等于引火烧身，祸害无穷，因为人们原本对他抱有希望：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放弃独裁，这番话使大家彻底绝望。加尔巴说：“他的习惯是征兵，而不是买兵。”这句话招来了杀身之祸，因为他使士兵断绝了获得犒赏的希望。普罗布斯(13)也因出言不慎而丧命，他说：“只要我活着，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因为此话使士兵极其绝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君王遇到棘手的问题和危急的时刻，必须出言谨慎，尤其是一些简言短语，词锋犀利，像投枪匕首一样飞出去，被认为出自肺腑。至于长篇大论，则显得枯燥无味，倒不甚引人注意。

君王为了预防不测，身旁不能没有一名或多名猛将，以便将叛乱平息在萌芽时期。因为没有这种人，动乱一起，满朝惊惶，国家就陷入塔西佗所说的危险境地：“人们的心态则是：此种伤天害理之恶行，敢为者寡，想为者众，容忍者悉数也。”(14)然而此类将军必须忠实可靠、德高望重，决不可是拉帮结派、哗众取宠之辈，而且能跟国内其他要员步调一致。如其不然，药则猛于病。

(1)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维吉尔《农事诗》第2卷第39章。

(2)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第4卷第119—181行。

(3) 原文为拉丁文。摘引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7章中语句的大意。

(4)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39章。

(5) 按照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体系说，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不动，其他天体环绕地球周日旋转。最远的星体之外还有第十重天，被称为“初始动力”，据认为是驱动所有星球运动的真正力量。每个星球还有自己的运动，但比“初始动力”传送给它们的强大快速的运动轻微徐缓。

(6)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塔西佗《编年史》第3卷第4章，但略有出入。

(7) 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

(8)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诗人卢坎（39—65）的叙事诗《法尔萨里亚》第1章第18行。

(9)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61—112？）的《书信集》第8卷第17封。

(10) 指工业和贸易。

(11) 按照希腊神话，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意为“先觉者”）从天上偷火种给人类的行为，便命令火神赫维斯托斯用泥土造一个女人，用她的美丽和魅力给人类带来灾难。于是众神给她各种天赋，把她取名为潘多拉，意为“有着一切天赋的人”。于是一位神袛领她去见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意为“后觉者”），并让她拿着一只装着一切害人的东西的匣子。厄庇墨透斯娶她为妻，打开匣子，飞出一大批灾害，但他及时关上匣子，把匣子底上的希望留住了。

(12) 苏拉（前138—前78），罗马将军和独裁官。

(13) 普罗布斯（约232—282），罗马皇帝，272—282年在位，被叛军所杀。

(14)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历史》第1卷第28章。

君王最大的困难往往在他们自己心里

渴望的东西少，恐惧的东西多，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心态。而帝王的情况一般都是这样。因为他们至高无上，无所希求，所以搞得他们精神更加萎靡；成天价疑神疑鬼，总觉得险象环生，又使得他们心理更加阴暗。这也就是造成《圣经》上说的“君王之心也猜不透”(1)的一个原因。

猜忌多端，却缺乏一种主要的渴求来引导、调整其余的渴求，这就使一个人的心难以测度。于是君王往往为自己设计一些欲望，把心思寄托在一些小枝上：有时迷恋于建筑，有时热衷于设立爵位，有时一心想提拔一个人，有时又打算精通一门技艺。如尼禄爱弹琴，图密善善骑射，康茂德好击剑，卡里卡拉能驾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这似乎难以置信，如果有人不明这样一种道理：那就是，在小事上无往不利比在大业上止步不前要令人欢喜雀跃、心情爽快。我们还看到有些帝王早年都吉星高照，南征北战，马到成功（因为不可能永远一往无前，总有流年不利，受阻碰壁的时候），到了晚年就变得迷信、忧郁，如亚历山大大帝(3)、戴克里先(4)，还有我们记忆中的查理五世(5)，等等。因为一贯一往无前的人，一旦停下脚步，就会自暴自弃，判若两人。

君权的真正结构是一种很难维持的东西。因为结构和解构都包含着矛盾对立，不过把矛盾对立融为一体是一回事，使它们交替轮换则是另一回事。阿波罗纽斯(6)回答韦斯巴芗的话意义极为深刻。韦斯巴芗问他：“尼禄为何覆灭？”他答道：“尼禄善于拨弦弄琴。然而在当政时他忽而把弦绷得太紧，忽而又放得太松。”忽而施行高压，忽而放任自流，这种权衡失当、时宜不和的权力变换对权威的破坏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近代君王的统治之道却是在危难临近时侥幸躲避、设法转移，而不是利用稳固的渠道防患于未然，这就等于在碰运气。因此人们要千万当心，不可忽视、容忍积蓄动乱的柴薪。因为谁也禁止不了火星，也说不上它会来自何方。君王事业中的困难又多又大，然而最大的困难往往还在他们自己的心里。正如塔西佗所言，君王总爱干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君王的欲望一般都很强烈，而且相互矛盾。”想达到目的，而又不忍采取手段，这就是权力的荒谬。

君王必须应付邻邦、后妃、子嗣、高级教士或僧侣、贵族、二等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和军人，如果稍有不慎，他们都会造成危险。

先说邻邦，由于形势变化无常，所以提不出一个总则，但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君王必须警戒不懈，提防邻国（或通过领土扩张，或通过贸易诱惑，或通过深沟高垒、层层设防、步步逼近等办法）增强国力，对自己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般是预见阻止这种事态的常务顾问的工作。

至于高级教士，在妄自尊大、气焰嚣张时也会造成危险。危险并非来自那个阶层本身，而是当它有国外势力指挥扶持，或者教士的进用不是由君王或有圣职授予权的人士遴选，而是由平民百姓推举时，才有危险。

至于绅士，因为他们是一个分散的群体，所以不会造成多大危险。他们有时候也口出狂言，但危害甚微。况且他们可以抵消贵族的势力，不致使贵族过于强大。最后，他们在有权势的人中最接近平民，因此能缓和民众的动乱。

至于商人，他们可算是“门静脉(7)”。如果他们不景气，一个国家尽管肢体完好，但血管空虚，营养就不足。对他们课税于君王的岁入好处甚微，因为这纯属贪小失大之举。税率有所增加，商贸总额反而减少。

至于平民，他们倒没有什么危险，除非他们有了伟大能干的首领，或者你对宗教问题，或者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妄加干涉。

至于军人，只要他们集体生活，长期驻扎，又有领犒赏的习惯，他们就是个危险阶层；这从土耳其新军和古罗马禁卫军身上可见一斑。然而训练士兵，将他们分地武装，分帅统领，不给犒赏，既有利于国防，又不会酿成危险。

一些经院派哲学家认为，人不犯我，我若犯人，便师出无名，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虽然尚未遭受打击，但大敌当前，危在旦夕，出于恐惧，先发制人，也算师出有名，这是没有问题的。

君王犹如天上的星宿，能带来清平时世，也能招致祸患年月。他们受万人景仰，但没有片刻的安宁。关于君王的种种警语其实可用两个“切记”囊括：“切记你是个人”和“切记你是个神”，或者“神的替身”。前者约束他的权力，后者扼制他的意志。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对提出的诤谏的信任。因为在别的信任中，人们把生活的一部分委托予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贷、某件事情，然而对那些被选为谏臣诤友的人，人们则把生活全部委托给他们了。由此可见，诤谏者更应当忠诚正直。明君切不可认为听从诤谏就会减损他们的伟大，贬低他们的能力。上帝本人也离不开诤谏，因此把“策士”定为圣子的一个尊号。所罗门也说“诤谏中有安定”(8)。事情要再三掂掇，如果不在争议中颠簸，就要在运气的浪头上翻腾，而且一波三折，成败不定，恰如一个醉汉踉跄行路一样。

君王与诤谏合为一体而又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君王明智、策略地纳谏的情况，古人都有形象的描述：一方面，他们说朱庇特娶了美蒂斯，美蒂斯就代表诤谏。他们借此有意表示君权与诤谏的合婚关系；另一方面(9)，后面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他们说，朱庇特与美蒂斯成婚以后，她便身怀六甲。但是朱庇特等不到她把孩子生下就将她吞进肚里，结果他却有了身孕，后来就从脑袋里生出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这个荒诞不经的寓言包含着君权的秘密，即君王应当怎样利用议会：首先，君王应当把事情交给朝臣策士议论（这就是受孕怀胎），但事务在议会的子宫里发育、成形，等成熟长大、准备出生的时候，君王就不能让议会发号施令、决断定夺，仿佛此事全仰仗它一样，而应把事务收回到自己手里，向世界表明那些敕令和最终指示（因为出台时审慎而有力，所以酷似全身披挂的帕拉斯）都是出自君王之口，不仅来自他们的权威，而且（为了增强自身的声望）出自他们的才智谋略。

求谏和纳谏时有三大弊病：一、暴露事由，难以保密；二、有损君王权威，仿佛他们不能完全做主似的；三、有听信谗言的危险，对进谏者利大，于纳谏者利小。

说到保密，君王不必事事都向议会通报，可以有所择取；征询应做何事者不必宣布欲做何事；但君王千万当心，自己不要泄密。至于秘密会议，“我漏洞百出”这句话可以做他们的警句。一个以碎嘴饶舌为荣的傻子会比许多知道保密有责的明白人危害还大。的确，有些事需要高度保密，除了君王，最多只能让一两个人知道。这样的诤谏不见得不好，因为除了有利于保密，这些诤谏一般总是大方向一致，没有分歧。不过那必须是一位能独立操作、埋头苦干的明主。而且那几个心腹也必须是明达之士，尤其对国王的旨意要忠心耿耿，英王亨利七世就是例子。至关重大的事情，他总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只对莫顿(10)和福克斯(11)透露一二。

无疑，“他在世上遇不见信德”(12)指的是时代的特征，并非个人的禀性。有些人生性忠诚、耿直，而不是狡诈、复杂，君王应当首先把这种人吸引到身边来。况且，通常谏官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彼此戒备，因此如果有人出于派性和私利进言，一般是要传到君王耳朵里来的。然而治病的灵丹妙药则是：如果君王了解谏臣如同谏臣了解君王，那么君王之大德在于知人。(13)

谏臣不应当过多地揣摩君王的为人。谏臣的真正品格是精通主公的事务而不是熟知他的脾性，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向他提出忠告，而不是投其所好。君王听取诤谏时若能做到个别与集体兼顾，那定会收到奇效。因为私下的诤谏较为随便，当众的诤谏则更顾及人望。在私下，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性情大胆进谏，在众人面前，人们更容易受到别人性情的影响。因此，还是兼听为善。听微臣的诤谏最好在私下，好让他们畅所欲言；听重臣的诤谏最好是当众，好让人家赢得体面。君王听取的诤谏如果只谈事不论人，那等于徒劳无功。因为事都是死的偶像，而办事的生命全赖于选人精当。

关于人的问题，如果用触类旁通的办法像处理一种概念或数学定义那样，只顾及那人应当是哪一种类型、哪一种性格，那是不够的；因为大错的铸成，明断的表现，都在人选上。“最好的谏官是死人。”“谏官吓白脸时，书籍却会直言。”这倒是真话。可见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

当今的议会大多是一种熟人的会面，对事情都是议而不辩。他们对议会的程序或法案草率行事。对于重大问题，最好是头一天先提出来，第二天再议。“夜里出良策”，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委员会就是这么做的，那是一个严肃认真、井然有序的会议。我建议为请愿安排固定的日期，因为这样既可以让请愿者心里有底：他们请愿会受到接待，也可以让会议有充分的时间讨论国家大事，以便“处理手头急务”。在议会选设提案委员会时，选用不偏不倚的人，胜于选用双方的死硬派，以造成不偏不倚的局面。我还建议设一些常务理事会，分别主管贸易、财政、战争、诉讼及一些专门事项。专业人员（如律师、水手、铸币人员之类）如有事呈报议会，先让理事会听取他们的诤谏，然后待时机成熟再提交议会。他们来时不可成群结伙，高声叫嚷。因为这样做等于到议会无理取闹，而不是有问题向它禀报。

君王主持会议，千万注意，在提出问题时不要过多地表明意向，否则谏臣就要望风使舵，不会畅所欲言，而只会唱“我主圣明”的赞歌。

(1)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25章第3节。

(2) 尼禄（37—68）、图密善（51—96）、康茂德（161—192）、卡里卡拉（188—217）皆为古罗马皇帝，都以暴虐著称。

(3)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

(4) 戴克里先（243—313）：古罗马皇帝。

(5) 查理五世（1500—1558）：即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在位）。

(6) 阿波罗纽斯：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自称有创造奇迹的本领。

(7) 一般指肝门静脉，把来自胃肠、胰、脾和胆囊的血液运到肝脏，分成毛细血管，然后汇成肝静脉注入下腔静脉。

(8)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20章第18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

(9) 一方面指“合为一体”，另一方面指“密不可分”。前者指君王把谏臣的诤谏合并过来。后者指一旦合并，就由君王宣布执行，仿佛是他自己的，与谏臣无关。

(10) 约翰·奠顿（约1420—1500），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红衣主教，亨利七世的机要大臣。

(11) 理查德·福克斯（约1448—1528），历任埃克塞特、温切斯特等教区主教。在亨利七世即位之前就已替他效犬马之劳，深得亨利七世赏识。

(12)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

(13)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40？—104？）《警句诗》第8节第15行。

初生的幼崽总是其貌不扬，革新也莫不如此

初生的幼崽总是其貌不扬，革新也莫不如此，因为它们都是时间的幼儿。尽管如此，第一个光耀门楣的人一般比大多后继者更可敬。同样，首创（如果是好的）总为模仿所难及，因为对于不正的人性来说，恶具有一种自然动力，继续的时候最强；而善作为一种强制动力，开始的时候最大。药物无疑都是革新，不用新药的就必然等着害新病，因为时间是最伟大的革新家。

如果时间在它的自然进程中使事务变坏，智慧和言论又不能将其变好，那将如何了结？的确，约定俗成的东西即便不好，至少还是可行的。那些长期共存的东西，好像形成了一种磨合，而新生事物就有方枘圆凿之势。它们虽靠用途发挥作用，却又因违拗而制造麻烦，何况它们就像陌生人，令人惊奇的多，叫人喜爱的少。

如果时光静止不动，这种情况都不会错。然而时日迁流，墨守成规跟革新创异一样令人讨厌，那些过于崇古的人就会在新时代传为笑谈。

人们在革新时最好以时间本身为榜样。时间日新月异，但不声不响，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否则新生事物都成了始料不及的东西。它有利也有弊：获益者认为是喜从天降，便感谢时运；受害者认为是横祸飞来，便归罪于革新者。除非势在必行，好处明显，国家最好不要搞实验。而且千万当心，应当是改革引起变化，而不应当是思变之心假改革之名。最后，标新立异的做法虽不被一概拒绝，但总叫人起疑，正如《圣经》所言：“我们应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1)

(1) 参见《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6章第16节。

给异族人最大限度的公民权

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的话由于过多地把功劳归于自己，所以显得居功自傲，如果全部用到别人身上，那就是一种严肃睿智的评论了。在一次宴会上，人们要他弹琴，他说：“我不会弄琴，但我能把一座小镇变成一座大城。”这番话（用一句比喻略加引申）可以表现处理国务的人的两种不同才能。如果对谋士权臣进行一番真正的考察，倒是可以发现有（尽管很少）能变小国为大邦而不会弄琴的。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发现善于弄琴却远远不能把小国变为大邦者大有人在，而这些人却另有所长——能把一个伟大强盛的国家变得衰败凋零。的确，许多谋士、权臣用来赢得主子宠信和百姓敬重的下作伎俩充其量只是个弄琴的名堂。因为这种东西仅讨得人一时的欢心，自己也出了风头，但对他所效力的国家的繁荣与进步却贡献甚微。毫无疑问，也有些谋士权臣可以说是很能干的、“称职的”，有理事能力，不至于把事情办到盲人瞎马的境地，但他们绝无强国富民、振兴国运的本领。

国家疆土的大小是可以测量的，财政收入的多少是可以计算的，人口可以由户籍册来显示，城镇的数目和大小可以由地图标明。然而在国家事务中没有比正确估计国家的力量更容易出错的了。天国没有被比作任何大的果仁或坚果，而是被比作一粒芥子(1)，因为它是最小的一种种子，但却有迅速生长蔓延的特点及活力。同理，有些国家幅员辽阔，却不能扩张称霸；有些国家只是块弹丸之地，却有成为强大帝国的基础。

城郭、武库、骏马、战车、大象、重炮，如果民众没有英勇尚武的精神，凡此种种，只不过是披着狮皮的绵羊。不仅如此，如果民众胆小如鼠，军队数量再大也无济于事。因此正如维吉尔所言：“狼从不在乎羊有多少。”

一个国家若要强大，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批英勇善战的人。有句皮相之谈说，金钱是战争的筋肉，如果萎靡阴柔的民众双臂的筋肉软弱无力，那种说法就不能成立了。克罗伊斯(2)向梭伦(3)炫耀他的金子时，梭伦说得好：“陛下，如果再来一个人，他是个比陛下更强的铁汉，那么他就成了这些金子的主人了。”所以，每个君王，每个国家，除非他们军队的战士个个优秀骁勇，否则一定要清醒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要千方百计地使尼布甲尼撒的王国的树干粗大到足以支撑枝杈的程度。(4)也就是说，君王或国家的本族臣民跟他们统治的异族臣民要比例适当。因此，凡是慨允异族人入籍归化的国家都适合成为帝国。据认为，一个小小的民族，以世界上最大的勇气和策略可以拥有太广的版图，这种局面可以维持一时，但会突然土崩瓦解。斯巴达人在异族归化这一点上是非常苛求的，因此，他们固守自己地盘的时候，地位是巩固的，一旦扩展开来，便显得枝大干小，就突然风流云散了。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像罗马人那样开通地把异族吸收进来，罗马人做得很恰当，他们变成了最大的帝国。他们给异族人入籍权（他们称之为“公民权”），而且在最大限度上给予这种权利，不仅给他们“贸易权、婚姻权、继承权”，而且给他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这些权利不仅给予个人，而且也给予全家，甚至还给予全市，有时候是全国。再加上罗马人有殖民的习惯，罗马人的秧苗就被移植进异国的土壤里去，把双方的法制合为一体，你会说不是罗马人扩散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散到罗马人中间；这才是可靠的强国之道。

犹大和以萨迦的福分是永远不会相合的(5)，所以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不会既是幼狮，又是驮驴。一个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族永远不会变得英勇善战。但是经国家同意征收的捐税则不会是那么挫伤人们的勇气。

毫无疑问，需要久坐的室内技艺和精密制作（需要手巧，不要臂强）的性质就与尚武精神背道而驰。一般来说，凡是好战的人都有点儿游手好闲，喜欢冒险，讨厌劳作。如果要保持他们的活力，就不可过分破坏他们的爱好。

不锻炼，身体就不会健康，不管是人体还是政体。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场正义和光荣的战争无疑是真正的锻炼。同室操戈就像害病发烧，而对外战争则像锻炼发热，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因为太平无事，精神就会萎靡，作风就会败坏。不管战争与国民的幸福关系如何，毫无疑问，对于国家的强大而言，大部分民众枕戈待旦是有好处的。一支不断行动着的久经沙场的部队（虽然是财政上的一大负担），就有力量发号施令，或者至少名震邻邦。

培植国家就像培植树木。你必须打算先折二十年的本，最后才能获利。

(1)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31，32节：“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2) 克罗伊斯（？—约前546），吕底亚末代国王，敛财成巨富。

(3) 梭伦（约前630—约前560）：古雅典政治家、诗人，古希腊七贤之一。他访问克罗伊斯的记载在很多方面具有神话色彩。

(4) 参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4章第10节：“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

(5) 犹太人的祖先雅各临终前把儿子叫来，预言将来之事。他说，犹大是只小狮子，以萨伽是头强壮的驴。参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49章。

野心勃勃的人只能让其前进

野心就像胆汁，它是一种体液，如果不受阻碍，能使人积极、认真、敏捷、活跃。它一旦受到阻碍，不能自由流动，就会变得焦枯，因而就凶险恶毒了。同样，有野心的人如果发现能扶摇直上，一往无前，他们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忙碌。然而他们的欲望如果受阻，他们就心怀不满，看人看事总带着一双毒眼，只有事情开了倒车，他们才会高兴。这是君王或国家的臣仆身上最恶劣的品质。因此君王如果任用野心勃勃的人，在处理事务时，只能让这种人前进，不能后退才行。然而这么做难免有诸多不便，因此还是干脆不用这种人为宜。如果说他们升了官但政务并无起色的话，一旦贬了职，肯定会采取手段让政务一落千丈。

战争中必须使用良将，不管他们的野心有多大。因为起用他们的好处可以弥补其他一切。而使用一个没有野心的军人就等于拔除了刺激他的马刺。有野心的人还有一大用处，就是为君王在危难和遭人嫉妒的事情上充当挡箭牌。因为没有人愿意充当这种角色，只有他像只缝合了眼皮的鸽子，越飞越高，因为他看不见周围的情况。还可以利用有野心的人把权高盖主的人拉下马。

出身微贱的野心家比出身高贵的危险小，生性严酷的比心肠好、得人心的危险小，新提拔的比老奸巨猾、权势巩固的危险小。

有人认为拥有宠臣爱将是君王的弱点，不过这倒不失为对付野心家的一个最好的手段。因为宠臣当着荣辱之道时，别人不可能有过大的权势。另一种约束他们的办法是使用跟他们一样倨傲的人与之抗衡，但必须用一些中立的谋臣稳定局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压舱物，船就会颠簸得过于厉害。至少，君王可以鼓动培养一些地位较低的人与野心家作对。至于有没有把野心家搞得身败名裂的可能性，如果他们是些胆小怕事的人，倒不妨一试。如果这些人强悍大胆，这种做法反而会加速他们的图谋，事实证明十分危险。至于赶他们下台，如果情势需要，又不能突然下手而万无一失，惟一的办法就是恩威并用，软硬兼施，长此以往，他们便心里没底，如坠五里雾中。

谈到野心，在大事上好胜的野心危害小，而事事都要逞强的野心危害大。因为后者会添乱，坏事。然而一个野心家在事务中搅和比带着声势浩大的帮凶共同作乱危险小。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还想处处拔尖，任务十分艰难，不过这对公众倒有好处。然而谋算在一大串零中充当惟一的有效数字的人则会败坏整个时代。

谋求显职有三个动机：一、取得尽忠报国的有利地位；二、寻找接近君王要人的门道；三、追求一己财富的增加。谁的抱负是这三种当中最好的，谁就是一个正人君子。做人君者如能发现别人怀有哪种抱负，他就是一位明君。一般说来，君王贵胄应选择有高度责任感而不是一心要向上爬的人为臣，选择将敬业精神放在心上而不是挂在嘴上的人为臣，必须把好事之情与拳拳之心区分开来。

坚决的少数也能将温和的多数搞的焦头烂额

许多人有一种不甚高明的见解，认为君主治国、要人主事，照顾各党派的利益是行政决策的主旨。其实不然。万全之策要么就是料理那些总体的、各党派一致同意的事务，要么就是一个一个地看人下菜碟，但我并不是说，就可以不考虑党派问题了。

地位低下的人在向上爬的过程中必须有所依附，但是有权有势的要人最好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初入仕途的人虽然要有所依附，但要有利有节，参加一个最能跟其它党派通融的党派，一般才能官运亨通。

地位低下、势单力薄的党派团结比较紧密，人们常常看到坚决的少数把温和的多数搞得焦头烂额。

党争中若有一派被消灭，剩下的一派就会分裂。

一些次要的党徒往往在本派分裂后变成党魁，但也常常变得微不足道而被人抛弃，因为许多人在对抗中才有力量，一旦失去对手，他也就毫无用处了。

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人们一旦得了势，就开始拉拢他们赖以进身的党派的反对派，这些人或许以为原来的好处他们已稳稳掌握在手里，现在该准备捞取更多的好处了。叛党分子容易沾光，因为事情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时，只要拉过来一个人就可以使一方获得优势，大家就对他万分感激。在两党中摆平并不总是出于中庸之道，往往是由于自私自利，想达到从双方渔利的目的。在意大利，教皇们把“众人之父”老挂在嘴上的时候，就说明人们对教皇总有点怀疑，而且把这种说法看成一种迹象：一个人想把一切统统归因于自己伟大的家世。

君王必须当心怎样才能不偏不倚，不要成为一党一派的成员，在国内结盟总对王权不利。因为党派要提出一项义务以高于对君王的义务，而且使君王“似乎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这从法国的神圣同盟中可见一斑。党争气焰高涨，激烈无比，就是君王软弱的迹象，这对君王的权威和事业都是一种侵犯。君王之下的党派活动应当像天文学家说的小行星的运转一样，它们自转，但仍然受“初始动力”这种更高的运转的无声的制约。

一次错判比多次犯案的危害更大

法官应当记住，他们的职责是jusdicere，而不是jusdare，即解释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或颁布法律。不然，其职责就会像罗马教会所声称拥有的那种权威。因为罗马教会以解释《圣经》为借口肆意添加篡改，宣布他们从中找不到的东西，貌似博古，实则标新。

法官应当学识渊博，不应当心眼活泛；应当德高望重，不应当哗众取宠；应当小心谨慎，不应当刚愎自用。至关重要的是，刚正不阿是他们的当行本色。律法说：“挪移地界的，必受咒诅。”(1)挪移界石的固然不对，然而不公的法官把地产的界限划错了时，则是挪移界石的主犯。一次错判比多次犯案为害更大，因为后者只不过污了流，而前者却是秽了源。所以所罗门有言：“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蹚浑之泉，弄浊之井。”(2)

《圣经》上说：“有的人使公平变为苦艾。”(3)确实也有人把公平变为酸醋，因为不公使审判变苦，拖延则使审判变酸。法官的主要责任是灭暴除诈，暴力在明火执仗时更为有害，而欺诈在秘密伪装时更为险恶。

法官应当为公正的判决铺平道路，就像上帝通常填沟削山为自己铺平道路一样。(4)所以诉讼中若有一方采用高压手段，栽赃诬告，撒刁取势，串供惑众，权势大，律师强，在这种时候法官若能使不平化为公平，方能显示出他的才德，他能把审判根植在一片平地上。

“扭鼻子必出血”(5)，葡萄压榨机压得太狠，就会造出一种涩酒来，带一股葡萄核的味道。法官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做强词夺理的解释，牵强附会的推断，因为没有比对法律的曲解更坏的曲解了。

在人命关天的案件中，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正执法时应当不忘慈悲，应以严厉的眼光看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

耐心、严肃地听取陈述是司法的一项基本条件，多嘴多舌的法官不是大响的钹(6)。法官把到时候可以在法庭上听到的事情先打听出来，或者过早地打断证词或律师的陈述，以显示自己敏察，或者用问题，哪怕是与案件相关的问题，阻挠控诉，都是不得体的表现。

法院是一块神圣的地方，所以不仅法官的坐席，就是放置法官坐席的台子，办事员侍立的地方，法官席前面的空地，也应当一尘不染，没有丑闻腐败的容身之所，因为《圣经》上说：“荆棘或蒺藜上是摘不出葡萄来的。”(7)在搜刮盘剥成性的书记员和办事员的荆棘丛中司法也肯定结不出甜美的果实。

办事员中容易产生四种坏人：第一，有些人煽风点火，鼓动人们打官司，结果将法院撑坏，把国家耗干；第二种人把法院拖进权限之争中去，这种人其实不是法院的朋友，而是法院的蠹虫。因为他们为了自身的蝇头小利，把法院吹得神乎其神，超出了它的权限；第三种人可以看成法院的左手，这种人诡计多端，能把法院的正道变歪，把司法引入邪道迷宫；第四种人堵截勒索诉讼费，人们通常把法院比作灌木丛，羊跑进去躲避狂风暴雨，难免要损失一部分羊毛。看来这种比喻并非没有道理。从另一方面讲，一名老书记员由于精通惯例，办事谨慎，通晓法院事务，则是法院的一把好手，往往能给法官指点迷津。

法官应当首先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8)的结论：“人民的安全才是最高的法律。”而且应当知道，法律若不以此为目标，那就只不过是拿捏人的工具，是没有神灵启示的神谕。

在很多情况下诉诸法律判决的事情虽是我的、你的之类的私事，而判决的前因和后果可能要涉及国事。我所谓的国事，不仅仅是君权的事务，而且是引起任何重大变革和危险先例的事情，或者明显地关系到一大部分人的事情。任何人不可轻率地认为公正的法律和切实的政策背道而驰，因为二者就像精神和筋肉，是相辅而行的。

(1) 参见《圣经·旧约·申命记》第27章第17节：“挪移邻居地界的，必受咒诅。”

(2) 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25章第26节。

(3) 参见《圣经·旧约·阿摩司书》第5章第7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茵陈，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4)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4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5) 原文为拉丁文，参见《圣经·旧约·箴言》第30章第33节。

(6) 参见《圣经·旧约·诗篇》第150篇第5节：“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

(7) 参见《圣经·旧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

(8) 古罗马共和国时代制定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因传说刻在十二块铜表上，于公元前451—前450年通过，立于广场公之于众而得名。不过引文却出自西塞罗的《论法律》第3章第8段。

单纯的异端邪说并不能引起国家的重大变革

人事的最大变革，还是宗教派别的变革。因为这些运转主宰着人的思想。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磐石上的，其余的则在时间的浪头上沉浮。

人们原来信仰的宗教因内讧而分崩离析之际，神圣的教士道德败坏、丑闻层出之时，世风又是愚昧野蛮的情况下，如果再有一个放肆诡异之人起来倡导，你就可以预料一个新宗派要崛起了。如果一个新教派没有以下两种特性，那就不要怕它，因为它是传播不开的：一是根除或反对现有的权威——因为没有比这更得民心的了；二是允许人们寻欢作乐，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因为异端邪说虽然对人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引起国家的重大变革，除非是靠了政治事件的帮助。

培植新宗派有三种方式：一靠异兆和奇迹的力量；二靠雄辩的演讲、高明的规劝；三靠刀剑。

要阻止新教派的兴起，最好的办法就是：改良弊端；化解小的分歧；采取怀柔政策，不可血腥镇压；招安擢升头目，使他们群龙无首，而不能用暴烈毒辣的手段激怒他们。

战争中的形势更是变化多端，然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争的地点或舞台，二是武器，三是战略战术。

如果世上野蛮民族几乎绝迹，那么人们除非掌握谋生之道，否则就不肯结婚生育（目前几乎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只有鞑靼地方除外），那就没有人口泛滥的危险。然而如果已经人满为患，还在一个劲地繁衍，而且不去预谋求生之道，那么这个民族不出两代就必然会把一部分移入他国。古代北方民族通常用抓阄的办法来处理，看哪一部分人应居留故土，哪一部分人该外出闯荡。一个好战的国家变得柔弱之时，战争就在所难免。因为，这一类国家到了衰颓的阶段往往变得非常富有，于是这块肥肉在招引一场战争，而他们斗志的低落也在鼓励别人打一场战争。

国家在青年时代，武功昌盛，一到中年，学术兴旺，然后文武共荣一个时期，到了没落的年龄，发达的则是工艺和商业了。学术开始时仅仅是它的婴儿期，几乎显得幼稚，到了青年时代便朝气蓬勃，一进壮年则厚积薄发，最后步入暮年便逐渐枯竭。然而变迁的转轮不宜看得太久，它会使我们头晕眼花。

追求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求婚

诚然，总有人喜欢朝三暮四，认定固守信仰无异于枷锁加身，所以无论行为思想均追求随心所欲。虽然此类哲人俱已往矣，但仍有巧舌如簧之士跟他们一脉相承，然而气血之刚烈已远逊于古人矣。

人们偏爱虚假，究其原因不仅由于寻求真理得不辞艰辛，也不仅由于发现真理后反而使人的思想作茧自缚，而且还源于人们的一种劣根性：嗜假成癖。

如果说诗人弄虚以寻欢，商人作假为牟利，那一般人就只有为虚假而爱虚假了，个中缘由我也难以相告，也许真理恰如磊落的天光，所有假象、盛典在烛光下显得典雅堂皇，但经它一照，则难免穷形尽相。真理也许等价于一颗珍珠，只有在日光映照下才尽显璀璨，但却赶不上钻石、红玉，它们在光怪陆离中大放异彩。掺假总能增添乐趣。倘若从人的头脑里除去愚蠢的见解、媚悦的憧憬、错误的估价、自欺欺人的幻想之类，那么所剩的就只是一些卑微贫乏的意念，充斥着忧郁、恶意，甚至自己也感到厌恶，对此恐怕无可置疑吧？有位先哲尖刻地将诗歌称为“魔鬼之酒(1)”，因为它填充人的想象，用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影子而已。然而有害的并不是掠过心田一晃而去的虚假，而是上文所说的沉积心底、安如磐石的虚假。

追求真理，是向它求爱求婚；认识真理，是与它相亲相依；相信真理，是用它尽兴尽欢，所以真理才是人性的至福至善。

有一位诗人(2)的话非常精辟：“伫立于岸边遥望舰船颠簸于海面可谓乐事，据守在城堡凭窗俯视两军将士鏖战脚下亦属乐事；然任何快乐与登临真理之巅（一座雄视万象的高山，空气永远清新、宁静），俯瞰下面谷中的谬误、彷徨、迷雾和风雨相比，皆会黯然失色。”但观望此景须怀悲天悯人之心，切勿现顾盼自雄之态。当然，如若人心能动于仁爱，安于天意，围绕真理之轴旋转，那人间就无异于天堂了。

做事光明正大乃人性之荣光，弄虚作假犹如金币和银币中的合金，它可以扩大金银的流通，但却贬损了它们的价值。这些迂曲拐弯的行径犹如蛇行。蛇不用脚走，而靠肚爬，行状甚为卑劣。人若被发现有阳奉阴违、背信弃义之嫌，那可是无以复加的奇耻大辱。蒙田(3)在探讨谎言为何可耻可恶时说得真好：“仔细想来，说人撒谎就等于说他蔑视上帝，惧怕凡人。因为谎言是直面上帝而逃避凡人的。”有人预言：基督再来时，他在世上将难遇诚信。(4)因此谎言是吁请上帝审判人类的最后钟声。此言对于虚伪和背信的劣迹真可谓描述得再高明不过了。

(1) 圣哲罗姆和圣奥古斯丁分别有“诗乃魔鬼之食”和“诗乃谬误之酒”的说法。

(2) 指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公元前95—前55）。

(3) 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家，此语出自他的《随笔集》第2卷第18章《论否认说谎》。

(4)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儿童天生的恐惧随着故事同步增长，成人情况亦然。静观死亡，将它视为罪恶的报应，(1)看作去另一世界的必由之路，当属神圣虔诚之见。然而，惧怕死亡，将其视为应向自然交纳的贡品，则是愚陋之谈。

其实，死亡时经历的苦痛比一肢受刑要轻松百倍，因为最致命的部位未必敏感。一位言者以哲人与凡人的双重身份说出如下妙语：“死亡的声势比死亡本身更为恐怖。”(2)呻吟，惊厥，面无血色，亲朋哭泣，黑衣黑幔，丧葬仪式，诸如此类使死亡显得怵目惊心。

值得注意的是，人心中的情感尽管脆弱，但并非不能抵御对死亡的恐惧。复仇战胜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渴望死亡，恐惧抢占死亡。

塞内加认为“苛求”和“腻烦”也会使人舍生求死：“想一想你将同样的事情做了多少遍，不仅勇敢和痛苦之辈想一死了之，连苛求之人也想一了百了。”一个人尽管既不勇敢也不痛苦，但反反复复做同一件事的腻烦也足以令他萌生死念。

有种说法更有道理：“他把生命的终结看做自然的一种恩赐。”(3)死与生同样自然，也许对婴孩而言，生与死同样痛苦。

人若死于孜孜追求之中或伤于热血沸腾之际，当时是不大感到疼痛的。因此一颗专一向善的心灵就能避免死亡的痛苦，尤其应当相信：一个人实现伟大目标和抱负时，最甜美的歌莫过于“如今请让你的仆人离去”。死亡还有一点，就是它能打开荣誉之门，熄灭嫉妒之火：“生前遭人妒忌者死后受人爱戴。”

(1) 参见《圣经·新约·罗马书》第6章第23节：“因为罪的代价乃是死。”

(2) 原文为拉丁文，为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原话的大意。

(3)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60？—140？）《讽刺诗》第10首第358行。

宗教统一带给信徒无尽的福祚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维系，若其自身能维持真正的统一，实为幸事一桩。围绕宗教产生的争执和分歧是异教徒闻所未闻的劣迹。这是因为异教徒的宗教并无任何恒定的信仰，只表现为各种典礼和仪式。他们的教士、神甫由诗人充当。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的信仰是一种怎样的宗教。然而，真正的上帝具有这样一种特性：他是一位“忌邪的神”(1)，所以他的崇拜与宗教既掺不得半点杂质，也不容他神分享。

宗教统一带给信徒的是和平。和平包含着无尽的福祚。它树立信仰，点燃爱心，并使外在的宗教和平净化为内在的平和心境：不必苦心孤诣钻研撰写论战檄文，转而致力于读写修行、祈祷的伟论。

明理善断之士有时会听见一些无知之徒争短论长，但他心里明白，这些殊异之谈指的是同一码事，然而他们自己却永远不会达成共识。倘若人与人之间由于判断的差异而出现上述情况，那我们还能认为洞悉人心的上帝就不能发现脆弱的人类尽管言词对立用意却完全一致，从而能接受双方的意见吗？这类争论的性质，圣保罗在他关于同一问题的告诫中已淋漓尽致地予以表达：“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视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2)人们向壁虚造种种矛盾冲突并赋予它们新的名号，这些名号已约定俗成，以致本来该受实义支配的名号，反而支配了实义。

和平或统一也有假的，表现有二：一种建立在蒙昧无知的基础之上，因为黑暗中白色相同；另一种是在坦率承认根本问题矛盾的基础之上拼凑起来的，因为在那些事情上的真与假，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大象脚趾上的铁和泥，可以粘在一起，却不能融为一体。(3)

至于谋求统一的手段，人们必须当心，在谋求或巩固宗教统一时，切不可废弛博爱的义方和人类社会的法度。基督徒有两口剑，宗教之剑和世俗之剑，在维护宗教时二者都有相应的职能和地位。然而我们不可拿起第三口剑，也就是说，不可借助干戈传教或以腥风血雨的迫害来胁迫人的良心，除非有明火执仗辱没宗教、亵渎神明，或者叛国谋反的情况出现。更不可放任滋生事端，认可阴谋叛乱，授民众以刀剑以及诸如此类意在颠覆神授的政权(4)的行为(5)。因为这样做无异于用第一块石牌撞击第二块石牌，(6)把两块统统撞碎，而且一心要视世人皆为基督徒，从而忘记了他们是人。

倘若宗教的目标堕落到谋杀君主、残害百姓、颠覆国家和政府这一类丧尽天良的行径，那跟亵渎行为相比又好在哪里？毫无疑问，这是把圣灵鸽子般的形象贬为兀鹰和乌鸦，这是在基督教会的船上挂起海盗和杀手的旗号。因此，教会必须靠教义、教令，君主必须靠武力、文治。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伦理的，好像借助墨丘利的神杖一样，都要把支持上述罪行的行为和看法统统打入地狱，并使它们万劫不复，如同大多已经做过的那样。毫无疑问，关于宗教讨论，那位使徒的话应当放在前面，“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正义”(7)。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睿智的前辈同样坦诚地表白：凡对良心施压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打算。

(1)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

(2) 参见《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20节。

(3) 参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2章。

(4) 这里似乎指《圣经·新约·罗马书》第13章第1—2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5) 培根暗中影射教皇开除伊丽莎白女王教籍的行为。

(6) 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过红海，抵西奈山，在那里传授上帝刻在两块石牌上的十戒，令希伯来人遵守。第一块石牌上是人对神的责任，第二块石牌上是人对人的责任。

(7) 参见《圣经·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20节。使徒指雅各。

行善的倾向印在人性深处

我认为“善”的意思就是造福于人的意向。希腊人称之为Philanthropia（慈善），时下通用的“人道”（humanity）一词表达“善”的意思略显不足。善我称之为习性，而性善则是倾向。在一切精神的高风亮节中这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神的品格。没有它，人就会成为一种碌碌无为、为非作歹的坏东西，并不比害虫强。善符合神学上的“仁爱”精神，它决不会走过头，但可能进误区。过度的权力欲导致了天使的堕落，过度的求知欲造成了人类的堕落，然而仁爱却无过度之虞。

行善的倾向印在人性的深处，它就是不向人类而发，也要施与其他生物。

努力向别人行善，但不可照别人的脸色行事，因为那样做只是柔顺随和而已，而这种表现恰恰捆住了老实人的手脚。你不要把宝石给伊索的公鸡，因为它要是能得到一颗麦粒反而会更高兴。

上帝的榜样给我们真切的教训：“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1)然而，他不能像下雨一样给人人平等的财富，也不能像日照一样，给个个同样的荣耀和德行。一般的好处人人有份，但特殊的好处却有所选择。而且千万当心，不要只图画像却把原物砸了。因为神已把爱造成了原物，爱人只不过是肖像。“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跟我走。”(2)然而，除非你跟我，千万不要变卖你所有的。也就是说，除非你有本事能用小钱跟用大钱一样行善，否则你就在用竭源去济流。

轻微的恶性只不过表现为爱作梗、死心眼、好顶牛、难对付之类。不过严重一些的就表现为嫉贤妒能和诽谤中伤。那种人好像总是幸灾乐祸，又常常对人落井下石，连舔拉撒路的疮的那些狗都不如(3)，只像那些总在烂东西上嗡嗡叫的苍蝇。恨世者的惯技就是叫人上吊，但却从来没有像泰门那样在花园里种一棵树供人上吊用。(4)这种性情是违背人性的，但却是造就大政客的最合适的材料，就像弯曲的木头，适合于做备受颠簸的船只，却不宜造稳固挺拔的房屋。

善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果一个人对异乡人彬彬有礼，那就表明他是个世界公民。他的心不是与别的陆地隔离的孤岛，而是一个与它们连成一片的大陆。如果他对别人的苦难怀有恻隐之心，那就表明他的心是一棵没药树，为了提供香膏，必须伤害自己。如果他轻易地宽恕罪过，那就说明他的心灵凌驾于伤害之上，所以是伤害不了的。如果他对涓滴恩惠感激涕零，那就表明他重视人们的心意，而不是他们的财物。然而，至为重要的是，如果他有圣保罗的至善，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兄弟而受基督的诅咒，那就表明他具有不少神性，与基督本人有一种契合。(5)

(1)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45节。

(2) 参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1节。

(3)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31节。

(4) 泰门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时期，失望和朋友的背信弃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普鲁塔克记述了有关的一则故事（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第5幕第2场中借用了这个故事）：有一次泰门在雅典人的集会上讲话说：“各位雅典人，我的前屋有一块小花园，园子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很多市民在这一棵树上自缢身亡。现在我要在这块地上盖房子，我想通知各位，如果有人想死，趁树还未砍倒，可以及时上吊。”

(5) 参见《圣经·新约·罗马书》第9章第3节：“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迷信一旦揭去面纱便是一个丑八怪

对于神，不置可否胜于说三道四，因为前者是不信，后者是糟践。毫无疑问，迷信就是对神的亵渎。

无神论让人依赖感知，依赖哲学，依赖天伦亲情，依赖法律，依赖名声。凡此种种，尽管没有宗教，也可以把人引向一种外在的美德。然而迷信却取而代之，在人的心里树立起一种绝对的君主专制。因此无神论从来不曾扰乱国家，因为它让人小心自重，不可鹰视狼顾。所以我们看到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如奥古都斯·恺撒时代）都是太平盛世。然而迷信却在许多国家兴风作浪，带来了一种新的“初始动力”，造就了政府的所有“天体”的离乱。

迷信的主导是民众。在一切迷信中，智者是追随愚人的，理论反而倒过来服从实践。在经院派理论占优势的特伦托公会议(1)上，一些高级教士意味深长地说，经院派哲学就像天文学家，为了自圆其说，天文学家杜撰了偏心轮、本轮和诸如此类的星球运行方式，而他们明明知道这纯属子虚乌有。同样，经院派哲学家编造了许多奥妙复杂的原理和定理来解释教会的做法。

引起迷信的原因如下：注重悦耳娱目的仪式；专注于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神圣；过度尊崇传统，结果只能加重教会负担；高级僧侣为个人野心和钱财而耍阴谋、施诡计；过于器重良好动机，结果为想入非非、标新立异开了方便之门；以人事来瞄准神事，只能滋生非分之想；最后一点是野蛮时期，尤其是多灾多难的野蛮时期频频出现。

迷信一旦揭去面纱便是一个丑八怪。猿猴太像人反而叫人觉得刁钻古怪，同样，迷信类似宗教反而更显得不伦不类。鲜肉腐烂了就会生蛆，同样，良好的礼仪规章也会堕落成一些繁文缛节。如果人们认为离原来的迷信越远越好，就反而出现了一种躲避迷信的迷信。因此切不可良莠不分，统统除掉（像猛药险方造成的情况那样）。

(1) 特伦托公会议是天主教会的第19次公会议。

人的天性不生香卉，便长野草

天性往往隐而不露，有时可以将它压服，但很难把它消灭。压力使天性的反抗力更强。纪律和教育能使天性规矩一点，但只有习惯才能改变、抑制天性。

人要想战胜天性，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因为任务过大，他就会屡遭失败而气馁；任务过小，虽然常常得手，但是进步甚微。起初练习时不妨有所借助，就像学游泳的人借助气囊或苇筏一样。过一个阶段，就应该在不利的条件下练习，就像学舞蹈的穿上厚底鞋练习一样。如果练习比运用还刻苦，那就会熟能生巧，达到完美的境界。

矫枉必须过正，这句古训不错，就是说把天性像棍子一样弯向相反的一面，放开以后刚好矫直。不过必须明白，那相反的一面不是恶习才行。

一个人不应当一鼓作气地硬要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而应当有所间断。因为这种停顿一则可以造成东山再起、旗开得胜的局面；二则假如他的做法并非总是尽善尽美，在一鼓作气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也锻炼了自己的错误，因此导致了一种将二者兼收并蓄的习惯。除了适时的间歇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补救这种局面。

一个人也不可过于相信他已经战胜了天性，因为天性的潜伏期很长，一有机会，一有诱惑，就会死灰复燃。因此一个人要么就完全避开这种机会，要么和它经常接触，让自己习以为常，不为所动。

一个人的天性在这几种情况下最容易显露出来：一是在私下里，因为这种场合用不着装模作样；二是在感情冲动时，因为感情一冲动他就忘乎所以；三是遇到新情况或新考验时，因为在这时候习惯已经不起作用。

天性与职业相辅相成的人是幸运者。相反，有些人干着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的灵魂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生客。”在学习上，一个人要强迫自己学违背天性的东西，必须规定时间，而如果学符合自己天性的东西，他就不要管什么规定的时间了。因为他会心驰神往，只要别的事情或学习留下的空闲时间够用就行。

人的天性不生香卉，便长野草。所以让他适时地给前者浇水，将后者铲除。

仁爱是解除知识中毒素的药剂

人类之所以堕落并不是由于他们企图掌握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纯粹知识，也不是由于乐园中的亚当因为拥有了知识，能够对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根据它们的特性加以命名。人类的堕落实际上是由于人类企图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企图自行其是，不再接受上帝的戒律，这才是人类堕落的本质。

人的心灵不仅乐于接受大千世界的万事万象，而且对大千世界背后的奥妙玄机也努力去寻找和发掘。

所罗门说，人的灵魂如同上帝的明灯，人类靠它来探索万物的奥秘。这说明世上万物都不能逃脱人类的探询和利用，人类在某些方面可以起支配作用。既然人的心灵具有无限的感知和接受能力，那么知识的范围和数量无论如何巨大，也不会危险到泛滥无边。实际上知识本身无论数量多少，如果不予严格的批评就接受，混进去一些毒素，这些毒素必然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发酵、繁殖，贻害后世。解除毒素的药剂就是仁爱，它使知识显示尊严。

有人认为正是知识造成了人类的堕落，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不是有关万物的自然知识造成了人类的堕落，而是能区分善恶的道德造成了人类的堕落。因为人类原来推想，善恶的本源并非来自上帝的戒律和禁令，而是另有源头，人类正是热切地想知道这些源头，才造成彻底地背叛上帝，完全地依赖自己。

如果言谈跟仁爱绝缘，与人类的公益无涉，就不是真正有实际价值的美德，而成了空洞、不足道的虚荣。

真理与善行的分别正如印章和印迹的区分，真理印出善行，而错误的乌云，则只会带来狂躁激荡的暴风雨。

学问使人文雅，无知使人粗野

对一个人来说，身体和心智的成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只不过身体的成熟来得早一点而已。对一个国家来说，军威和学术，一个对应于人的体力，一个来自于人的心智，往往共存共荣，或者在时间上相继相承。

如果学问像一种神秘的手术一样可能使人迷乱、犹豫不决，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教给人们清晰的规则，告诉人们何时、根据何种道理来解决问题，或者暂时搁置，等待时机再解决。如果说学问使人绝对或者拘泥，它同时告诉人们什么是事物的常态，什么是人们的推测，并教会人们如何对待差异和例外，注意原则和规则的适用范围。如果说学问因使用不均衡、异质的例证误导人们，它还教导人们留心环境的重要，小心比较时易犯的错误，叮嘱人们应用时须慎重的事项。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它带来的改善确比危害更为显著。

只有学者把工作当做合乎天性的行为而热爱。对学者来说，工作对心智的益处正如锻炼对身体的益处。

学问可以使人头脑冷静，避免闲散和享乐，否则享乐的习惯会在不知不觉间侵入人的心灵，既损害工作，也损害学问。

学问使人文雅、大方、易管理、顺从政府；而无知让人粗野、刚愎自用、桀骜不驯。

贫贱是道德的幸运，尽管贫贱有时是源于政治腐败和意外变故。

欺诈和轻信千变万化，欺诈是由于狡猾，轻信是由于头脑简单，但是两者往往同时发生。古诗云：“好间者多言，当远避之。”同样的道理，轻信的人也是一个欺诈者。以谣言为例，那些轻信谣言的人往往会添油加醋。

倘若一个人从确信开始，他将以怀疑为终结；可是如果他甘愿从怀疑开始，他将以确信为终结。

时间如同河水和溪流

时间跟河水和溪流的性质接近，它带给我们的往往是轻浮的、漂动的东西，那些沉重或者坚固的东西都已经沉没下去、淹没不见了。

支配知识比起支配人的意志是更高的荣耀

一般人之所以求知求学，有时是出于天生的好奇心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嗜好，有时是为了给心灵带来变化和愉悦，有时是为了光荣和名誉，有时是为了在智力上折服他人，但多数时候还是为了得到钱财和好职业，很少人求知是为了真正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上面。一些人求知就好像在寻找一张睡椅，让自己求索不息的灵魂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或者寻找一个阳台，使自己恍惚不定的心灵能够俯仰观赏，尽览美景；或者寻找一座高塔，让高傲的心灵高耸其上；或是寻找一块堡垒或高地，好使自己跟别人厮杀争斗；或者寻找一家商店，好为主人带来利润或生意。但是他们并不想寻找一座收藏丰富的仓库，来彰显造物主的荣耀，改善人类的境况。

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知识，求知都是为了剔除无益的玄想，摒除空虚无用的东西，保留和扩大那些可靠而有益的东西。知识不应当如同情妇似的，只是增加人的欢愉和虚荣，或者像女奴隶，只供主人占有和驱使，而应当如同配偶，是为了繁殖、结果和慰藉。

对于宗教和信仰，除了装饰和美化作用之外，自然科学和人类的知识还具有两种主要的责任和义务：第一，知识可以有效地促使人们赞美上帝的荣耀。圣歌和《圣经》中的其他经文都教导我们思考和赞美上帝伟大而奇妙的创造。如果我们只是止于研究这些创造物的外表，止于我们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地方，这对威严的上帝不啻是一种侮辱，这就好像只是根据优秀的珠宝商临街的陈设来估量和判断他的收藏一样。第二，知识能够对无信仰和错误提供非凡的救助和防治作用。

学问可以重塑我们的大脑，使其避免固定或陷入不完善的状态，而且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易于发展和革新。不好学的人不知道自己从先辈那里继承了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每天在进步，也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对于他们身上好的方面，他们将会完全展示出来，并加以熟练的运用，但是不再想如何增进这些优点。对于自身的短处，他们会学着去掩藏、去粉饰，但是却不愿花力气去改正。就像一个糟糕的刈草者，他不停地割草，却从不去磨镰刀。相反好学的人则不同，他不停地运用和利用自己的大脑，同时又不断地加以纠正和改善。

支配知识比支配人的意志是更高的荣耀，因为支配知识就是支配人的理智、信仰和理解，而这些是人的心理活动中最高级的部分，它们能指导意志的活动。在这个世界上，在人们的精神和灵魂中，在人们的思索、想象、观念、信仰中，除了知识和学问再没有什么可以声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知识和学问带来的乐趣和喜悦远远超过其他的乐事。在别的乐趣中会出现厌腻的情形，当人们习惯了这样的乐事以后，新鲜感就消失了。这正表明它们只是虚假的快乐，而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在这里只是新鲜感让人愉悦，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品性带给人快乐。我们常见骄奢淫逸的人变成了修道士，雄心勃勃的君主变成了忧郁的人。但是知识的乐趣没有厌足的时候，学问带来的是满足和欲望的交替，所以学问给予人的只有愉快，没有一点欺骗和意外。

一切工作的完成通常需要三个条件：丰厚的奖赏，合理的指挥，各方的配合。这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基础。第一个条件可以增加人们的努力，第二个条件防止出现错误，第三个条件用于弥补人们意志的薄弱。但是这些条件中主要的还是合理的指挥，因为“一个跛足的人如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也可以超过一个虽然善跑但偏离了正确方向的人”。

机会机体都是从学问里吸取养分

如果人们认为学问要以实用为旨归，这自然是合理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陷入了古代寓言上描述的错误。在寓言中，身体的其他部分认为肠胃太懒散，因为它不像四肢一样运动，也不像头脑一样感知外界。但是正是肠胃帮助消化，把营养分配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同样，如果人们认为研究哲学和普遍性是一种无价值的学问，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其他的学科都是从哲学那里吸收养分，才能为人们服务的。这种短视，我认为是妨碍学问进步的一大障碍。

创办大学的人是在培植，创办讲座的人是在灌溉。

教授科学的人们实际上就是看守储备的人，他们向人们提供科学知识，使实际应用科学的人得到需要的装备。

大自然在家庭之中创造出兄弟关系，机械技艺在社区中形成同业组织，神圣的涂油仪式能够为国君和主教的任职增添兄弟之谊。那么，既然上帝是一切启示和光明之父，人们在寻求学问和智慧时也理应形成一种互助友爱的关系。

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

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因为虽然神的启示和人的感受可能有所差异，但人的灵魂是相同的，因此对于神学也可以做同样的区分。因此神学包括三类内容：教会历史；寓言，即神的诗歌；神圣的教条和训导。至于预言，似乎超越了前三类，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它超越世俗历史的地方在于除了事后记录，还可以预先叙述事件。

历史的真正职责是陈述历史事件，提出忠告，从中引出的评议和结论还是留给他人来做出吧。把历史和议论混在一起是一种不合常规的做法，但是其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在很多时候是很受限制的，但在其他方面又是极端自由的，它实际上跟想象力有很大关系。诗歌并不需要紧随事物的逻辑，可以把自然状态中不相干的事情连接在一起，也可能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分隔开来，造成事物之间不合法的匹配和分离。诗人和画家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诗歌可以分为文辞和内容两方面。前者是风格的问题，属于修辞学的范畴：后者可看做是学问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历史。它可以采用韵文的形式，也可以采用散文的形式。

这种伪装的历史的功效在于，当自然不能给予人们满足时，它能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满足。在这种历史中，自然的世界与人的灵魂相比处于比较低下的位置。因此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的世界相比更广大、更仁慈、更多变化。如果真的历史中的行为和事件其庄重的程度无法让人的心灵得到满足，诗歌便虚构出更加伟大和宏伟的行为和事件来；如果真的历史中记述的事件其成功和结果不足以表达人们对善恶是非的评判，诗歌便虚构出更加公正、更加符合天意的事件作为补偿。真的历史叙述的故事平淡无奇，所以诗歌赋予它们更加罕见，更加难以预料、变化多端的特质。因此，诗歌似乎适合并有助于彰显崇高的行为，有助于宣扬道德规范，有助于人们的娱乐。因此，曾有人猜测诗歌活动中有神灵的参与。因为诗歌通过让事物假装服从人们的意愿，可以提升和塑造人们的心灵，而理性只能让人的心灵向事物的本性屈服。我们可以看出，在蒙昧时代和愚昧的地区，没有其他的学问，只有诗歌迎合人们的天性，利用人们好愉悦的特性，与音乐相呼应、相配而大行其道。

诗歌就如同不经正常播种，仅靠地力就能长出来的植物一样，它比起其他的植物来出现和扩散得都迅速得多。诗歌适合表达人们的感情、激情、腐化和习俗，它的功效比起哲学家的著作还要大。诗歌中体现的机智和口才，比起演说家的长篇大论一点也不逊色。

人类的知识如同水一样，有些从高处降落而来，有的从地下涌出。一种由自然的光亮来展示，另一种来自于神的启示。自然的光亮包括人心灵中的观念和感官的报告。人们通过教育得到的知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不是原始的。就好像一泓池水，除了本身的源泉，还需要其他的源泉和溪水注入。因此按照这两种不同的启发和源泉，知识首先可以分成神学和哲学两部分。

说到哲学，人们的思索或者深入至上帝的启示，或者局限于自然本身，或者反躬引到人类自身，这样便产生出三种知识：神学、自然哲学、人文学科。所有的事物都烙有这三种特性——上帝的权力、自然的分别、人类的效用。知识的分布和分割并不像几条线一样会在一个角上相遇，因此在一点上就可以触摸到全体，而是如同一个树干的树枝，在树干停止分成枝丫以前就具有一种完整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应当在进入细的分类之前，以第一的、原始的、综合的哲学的名义，创建一种普遍的科学，作为一种主要的、共同的大道，由此进入分岔的小路。

逻辑学关注的是我们头脑中观念的对应物，哲学则研究事物本身的特性：一种是研究事物的外观，一种是研究事物的实体。

上帝从未显示奇迹来使一个无神论者改变信仰，这是因为自然的光亮可能足以促使他相信并承认存在一个主宰，但是对于崇拜偶像者和迷信的人，上帝却须显示奇迹使他们改变信仰，这是因为没有自然之光能够向他们传达上帝的意旨以及何为对上帝的真正崇拜。

所有真正富有成效的自然哲学都具有双重尺度或阶梯，向上的和向下的。向上是指从实验出发上升到找出原因，向下是指根据原因设计新的实验。

人类的知识就如同金字塔一样，历史则是它们的基础。对于自然哲学来说，自然历史就是基础。紧挨着这个基础的便是物理学，紧挨着顶端的便是形而上学。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上帝自始至终的工作”，是自然的综合法则，我们不知道人类的探索能否到达这一顶端。

人类心智有一种天性（对知识具有极大的损害），就是喜欢无拘无束地作出概括性的论述，如在开阔的原野上奔跑一样，而不是限制在特殊事例的牢笼里。

人们在评价其他的技艺和学科时，大都是根据这些学科做了什么以及产生了什么杰出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根据它们的成功和结果。我们评价一个律师时，也是根据他答辩的功效而不是根据案件的输赢。我们评价船长要根据他指引航道的正确与否，而不是看航程中的机遇。至于医生也许还包括政治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可以显出他的能力，大多数时候只能用结果评价，而结果是因人而异的。谁能肯定地说病人会死掉还是要康复？一个国家是维持现状还是将要毁灭？是由于阴谋还是意外？因此在很多时候欺骗往往受到人们尊崇，有德之士却受到责备。

身体只是心灵的寄居地。

在各种特殊的知识领域，即逻辑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地带，创新和研究的方法或指导具有极大的功用。在这些领域人们常说“发明的技巧是随着发明成长的”。正像行路一样，我们不但跨越了身后的道路，还能更好地观察未走的路程。所以说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对未来产生启发，后人如果能借助这些启发和亮光提出问题，发现研究的题目，人们的努力就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知识就如同植物一样，如果只想利用这棵植物，这与根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要移植这棵植物，很显然就需要多依赖植物的根部，而不是插条。知识的传授（按照现在的方法）就好像从华丽的树身去掉根部似的，这样对木匠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种植者就不行了。如果人们希望科学进步，就要好好照料植物的根部，而不必太留意树干或树枝。

一切的争辩来自于命题

一切的争辩来自于命题，命题来自于词语，而词语只是有关万物的一般观念的通行符号或标记。

应当在雄辩和诡辩之间作出区分，前者好像善跑的猎狗，在奔跑时占有上风；后者就像野兔，在转弯时占有优势，这正是弱者的优势。

人的内心并不像一面干净平滑的镜子，能够按照事物真实的投射进行反射，实际上人的内心更像一面被施了魔法的镜子，如果不解除魔障，恢复真实的面目，里面就会充满迷信和欺骗。

在传授和教授知识方面还有一种观点，主张根据人们对所传授的内容的了解和假定来确定不同的方法。如果传授的知识是新的，跟大众的观点不相同的，就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传授大众一致接受和熟悉的知识的方法是不同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凝固在普通流行的观念之中，他只要进行证明或争论就行了，但是对于那些见解超凡脱俗的人来说，他就需要双重的辛劳。第一是使人们理解他的观点，第二是证明和阐释，因此他必须采用一些类比或比喻的方法来表达。因此，在学问刚开始的时期，在原始阶段，我们今天觉得微不足道的一些观念在当时却是新奇的，这时的学问充满了寓言和类比。否则人们就会漫不经心地让它们溜过去，或者在没有理解和判定之前，就因为它们荒谬不经而加以拋弃。

深奥的智慧可以帮助人得到好名声或赞美，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获胜的却是雄辩。

逻辑学的目的在于交给人们论辩的形式，从而来保障理智，而不是诱骗理智；道德学的目的在于促使情感服从理智，而不是侵害理智；修辞学的目的在于调动想象加强理智，而不是压抑理智。

如果雄辩的说服力不能设法把想象从情感的手中争取过来，在理性和想象之间建立同盟，共同反对情感，那么理智就会受到束缚，变得奴性十足。

情感只关注当前的事物；理智则更关注将来和历史。因此，如果在当前的事物中想象占据了优势，理智通常就会被击败，但是通过雄辩的力量，可以把将来和遥远的事物描绘得好像眼前的事物一样，然后依靠想象的反叛，理智才能获得胜利。

辩论的功效不仅在于证明，更在于让人们产生某种印象。有许多的辩论形式意义虽然相同，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不同的。正如使用一个尖锐的工具和一个钝秃的工具来刺穿某样东西，使用的力量虽然相同，结果却是大不相同。一个人要是听到“你的仇敌一定喜欢这样”，或是“我死了，伊萨卡可要欢喜，阿特柔斯的儿子们正花大力气想得到这一结果”，一定会比只是听到“这对你有害”更易受到触动。

对于高雅之士只能依靠信念或劝说来争取，对于普通的大众则只能靠奖赏和惩罚来改变。

塞内加对于雄辩曾给予深刻的谴责，他说：“如果一个人专爱雄辩而不管辩论的内容，这样的雄辩对辩者是有害的。”一切的教诲应当让人们热爱其中的教训，而不是热爱教师，应当使听众获得教益，而不应当只是让讲授者得到赞许。

对邪恶一无所知，就无法帮助邪恶的人改邪归正

在人生的舞台上，观看者的位子是只留给上帝和天使的。

在人生的事业中，在对目标的追求当中，有很多的变化，人们在实现他们的目标的过程中，能够体察到开创、进步、退缩、重新协调、逼近，到达等各种各样的快乐。古人说得好，“没有目标的生活是无生气的，摇摆不定的”。

欺骗和邪恶的魔法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先窥见它们，它们就会失去活力；如果它们先看到你，就会危及你的生命。

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对罪恶一无所知，想要帮助那些邪恶的人改邪归正也是不可能的。心术不正的人往往错误地认为，诚实是由于人们生性简单，过于相信牧师、教师以及人们表面的话语。因此，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我们对于他们内心深处堕落的想法心知肚明，他们注定要鄙视所有的道德。

追求公正之举，把未来留给天意

人们应当追求当前的公正之举，把未来留给神圣的天意来决定。

在人心的陶冶和治疗方面，有两种事物是不受我们的支配的：一种是天性，一种是命运。对于天性的顽固和命运的无常，我们的努力是有限的，受到牵制的。在这方面我们只有努力去适应，“用忍受来征服一切命运”，“用忍受来征服一切天性。”不过，我们所说的忍受，并不是指无聊又无意义的忍受，而是指一种明智而勤奋的忍受，在看起来不利和不好的情境中设法有所取有所得，这才是我们所说的适应或顺应的真正含义。

心理的疾病不外是情感所造成的紊乱和失调。我们知道古代共和国的政治家往往把人民比作大海，把演说家比作风，因为如果没有风的吹动，大海总是平静安详的，如果没有煽风点火的演说者煽动人民，人民也是和平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情感如果不是像风一样把人心搅乱、摇荡，人的本性应当是温和而安定的。

我们可以用一种情感去对抗另一种情感，用一种情感去控制另一种情感，如同用野兽来捕获野兽，用飞鸟来抓捕飞鸟一样，否则我们也许很难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共和政府的运行依赖于对奖赏和惩罚的巧妙运用，而对奖赏和惩罚的巧妙运用却是以情感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政府利用恐惧和希望这两种主要的情感，来抑制和约束其他的情感。因此，正如在政府事务中有时需要利用一个派别来压制另一个派别，对于内心的统治也需要利用一种情感来控制另一种情感。

越是令人愉快的酒，越能让人胡思乱想，越是华丽的象牙之门，越会生出虚幻的梦境。

很少有人能忠实于自我

如果人们太关注行为举止和外表的姿态，人们首先可能变得矫饰虚伪，另外如古人所说“把最可憎的演戏态度带到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的关注还没有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这种做法仍旧耗费了人们许多时间，占用了人们的许多精力。在指导年轻的学生时，我们劝诫他们不要交往过多，有这样一种说法，“朋友是时间的盗贼”。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过分注重行为的得体也是沉思的一种主要盗贼。此外，那些精于高雅举止的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行为，很少再去追求更高的美德；而拙于应对的人却希望凭借良好的声誉来获得吸引力。因为只要拥有了好名声，几乎一切都得体，但是如果缺少好名声，便只能用礼貌和恭维来弥补。再则，在行动上过于拘泥礼节、谨守规矩，就会失去良机，这才是极大的障碍。所罗门曾说过：“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对于每一个机会，人们一定要加以利用。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人们的行为只是心理的外衣，应当呈现出外衣的特征。它应当剪裁得合乎时宜，不应当过分新奇。它的形式要立足于传达心理的美好素质，并隐藏心理的缺陷。最重要的是，这件外衣不要过于狭窄或拘谨，影响到人们的运动或行走。

很少有人能够忠实于自我，做到坚定不移，而是有时候受热情支配，有时候大胆无畏，有时候仁慈善良，有时候头脑发昏，尽显出他们的本色。

如果要了解人的短处和缺点，要去找他们的敌手；如果要了解他们的美德和才能，要去找他们的朋友；如果要了解他们的习惯和活动规律，要去找他们的仆从；如果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则要去找他们亲近的朋友，那些跟他们交谈最多的人们。大众的传闻是轻率的，而地位较高或同辈人之间的看法也有欺骗性，这是因为这些人伪装得更深，因此“较真实的报告来自奴仆”。

在宗教方面我们应以上帝的话语作为神圣的镜子，在世俗世界我们应当以世上的情形或我们生活时期的情形作为一面镜子，来观察我们自己。

对于自身的能力和美德、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人们应当有公正的观察。而且对于自己的长处人们不要自夸，对于自己的缺陷人们也不可轻视。

最便捷的道路往往泥泞肮脏

在很好地了解和理解自身以后，随后的任务就是如何展示和显示自己。

古人曾说过，“肆意谩骂，一定会留下一些印象”。如果这话是对的，那么除非是你的话夸饰到十分荒谬的地位，“大胆地赞颂自己，总会留下一些印象”。尽管一些睿智位高的人会对这些赞颂一笑置之，会轻视它们，但一些比较无知和地位低下的人总会对你留下一些印象。如果你在很多人中树立了威信，少数人的轻蔑也就可以抵消了。如果你在称赞自己时做到庄重自持，自然惬意，机敏灵巧，或者把对自己的称赞混合在危险和不安全的情况中（如一些军人常做的那样）；或者是在他人最遭人怨恨的时候称赞自己；或者是称赞之前或之后加上一些轻松随意的话语，不要太长，也不要太正经；或者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也相应地责难自己一番；或者在击退或压服了他人对你的污辱或侮慢的时候，趁此良机赞扬自己，如此等等的做法，都会大大地增加个人的声誉。而那些性情呆板的人，缺少这种夸饰的本领，不能乘强风而进，终究会因他们的不温不火而受到些许损害，遭受一些不利影响。

能阻碍人们的幸福的，莫过于“在需要改变时，仍然一成不变”，当环境改变以后，人们仍旧保持老样子。

人们不仅应当随着时机而变动，还有善用时机，不要把他们的信誉和势力都用在异常坚固或极端困难的事情上，而是要行动中选择最可行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免于失败，避免在一件事情上投入太多精力，才能赢得中庸的好名声，使大家都很满意，并显示出此公诸事皆有好运。

“爱你的朋友时，要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你的敌人，恨你的仇人时，要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你的朋友。”这话并不是要教人背信弃义，而是教人谨慎从事，勿走极端。因为人们要是沉溺于倒霉的朋友关系，讨厌的怒气，幼稚而任性的妒嫉和竞争之中，就等于完全放弃了各种实利。

如果人们抛弃了仁慈正直的法则，他追求幸福的道路的确会更快速更便捷一些，但是人生就如同行路，最便捷的道路往往泥泞肮脏，大道才平坦无阻。

信仰比知识更加有价值

所有美德本身就是最大的报酬，所有罪恶本身就是最大的惩罚。

上帝对于世界的统治也是隐藏起来的，以至于看起来好像充满了许多偏差和混乱。灵魂对于身体的驾驭也是内在而深奥的，人们很难从中找出确凿的证据。

在自然界中存在着某些正义的源泉，所有的法律就像支流一样，都是从这里引出的。河水在流过一个地方时，就会混入那里土壤的特性和味道：各种国内法虽然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但是根据它们所施行的地区和政府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人们的首次思考是为了请求人们进行第二次的思考，现代的人应当向后人请求，这样的请求虽然不一定是必须的，但却是正当的。

如果认真加以思考，我们就会知道，信仰比知识更加有价值。因为在知识方面我们的心理会受到感官的影响，但是在信仰方面我们的心理是受精神支配，精神比起心理来拥有更多的权威，因此可以说，在信仰上我们的心理受到更有价值的力量的指引。相反，一旦人的地位变得荣耀，信仰就会停息，我们将会了解一切事物，就跟上帝了解我们一样。

宗教信条，如果离开了上帝的感召和启示，无论是在心灵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都是无法获得的。

人类的理性在宗教中的用途分为两类：第一是用来理解和把握上帝为我们揭示的奥妙；第二是用来从这些奥妙推引出一些教条和指导。前一种用途只涉及上帝的奥妙本身，采用的是启示的方法，而不是论证的方法，后者确实涉及到证明和论证。

宗教神学（按我们的习惯就叫做神学）只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与神迹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然之光基础上的。

离开基础越远，你的结论就越脆弱，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自然中你距离特殊性越远，你犯错误的危险就越大。同样在神学中你使用推论和推理离开《圣经》越远，你的观点就越脆弱和虚幻。

说到分散或随意的《圣经》解释，人们已经引进和发明了许多种方法。有一些方法只能说是古怪不可靠，很难称得上严肃和有证据。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圣经》是通过启示传给我们的，不是通过理性交给我们的，其他著作的作者跟《圣经》的作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对于解释者来说，所采用的方法也因此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收三种不同的成分：营养、药品，毒物。其中营养可以完全被人的特性所改变和制服，药品一方面被人的特性改变，一方面又改变人的特性。毒品可以彻底地改变人的特性，但是人的特性却对它没有任何作用。对于我们的心智而言，任何知识如果理性无法对它们产生影响，无法改变它们，则只是一种毒药，会危及到我们的智力和理解，造成它们的瓦解。

神学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是信仰和信念；二是侍奉和崇拜。前者是宗教的内在灵魂，后者是宗教的外在形体，后者受到前者的统治和指导。

自然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高出若干倍

在各种科学当中，几乎一切毛病的原因和根源都在这一点：我们于虚妄地称赞和颂扬人心的能力之余，却忽略了给它寻求真正的帮助。

自然的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远远高出若干倍，因此，人们所醉心的一切“像煞有介事”的沉思、揣想和诠释等等实如盲人暗摸，离题甚远，只是没有人在旁注视罢了。

三段论式为命题所组成，命题为字所组成，而字则是概念的符号。所以假如概念本身（这是这事情的根子）是混乱的以及是过于草率地从事实抽出来的，那么其上层建筑就不可能坚固。所以我们的唯一希望乃在一个真正的归纳法(1)。

探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2)

理解力如任其自流，就会自然采取与逻辑秩序正相吻合的那一进程（就是走前一道路）。因为心灵总是渴望跳到具有较高普遍性的地位，以便在那里停歇下来，而且这样之后不久就倦于实验。但这个毛病确又为逻辑所加重，因为逻辑的论辩有其秩序性和严正性。

理解力如任其自流，在一个清醒的、沉静的和严肃的心灵说来，特别是如果它没有被一些公认的学说所阻碍的话，它亦会在另一条即正确的道路上略略试步，但浅尝辄止，因为理解力这东西，除非得到指导和帮助，本是不足以匹敌，不配来对抗事物的奥秘的。

上述两条道路都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出发，都是止息于最高普通性的东西，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无限的不同。前者对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只是瞥眼而过，而后者则是适当地和按序地贯注于它们。还有，前者是开始时就一下子建立起某些抽象的、无用的、普遍的东西，而后者则是逐渐循级上升到自然秩序中先存在的而为人们知道得较明白的东西。

人心的假象和神意的理念二者之间有绝大的不同。这也就是说，某些空洞的教条和现象在自然中所见到的那样标示在创造上的一些真正的铭记与标志这二者之间有绝大的不同。

为区别清楚起见，人类理性以上述那种通用方式应用于自然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我名之为对自然的冒测（指其粗率和未成熟而言）；至于另一种经由一个正当的和有方法的过程而从事实抽出的理论，我名之为对自然的解释。

对于同意这一点说来，冒测颇是一个足够强固的根据；因为即使人们都疯了而都疯得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

就赢取同意而言，实在说来，冒测还远较解释为有力。因为冒测是搜集为数甚少而且其中大部分又是通常习见的事例而成，所以它能径直触动理解力并填充想象力。至于另一方面，解释则是随时随地搜集到处散见的各种各样的事实而成，所以它不能陡然地打动理解力，因而在当时的意见面前，它就不能不显得粗硬和不协调，很像信仰的一些神秘的东西一样。

建筑在意见和武断的一些科学当中，冒测和逻辑是有效用的，因为在那里目标乃是要迫人同意于命题，而不是要掌握事物。

若是使用冒测的办法，纵使尽聚古往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已造成的根本错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的。

(1) 这里培根第一次提到真正的归纳法。

(2) 参看约翰·密尔（J．S．Mill）对这条的批评，见他所著《逻辑》一书第六卷第五章第五节。

不愿意老兜圈子，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

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添加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

古代著作家——实在是一切古代著作家——的荣誉并未有所触动，因为我所挑起的较量并非属于智慧和才具，而是属于道路和方法，并且我所自任的角色又不是一个裁判官，而只是一个向导员。

即使只想把我所提出的东西对人们传授和解说明白，也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人们对于那本身其实是新的事物也总是要参照着旧的事物去领会。

保加（Borgia）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1)我亦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

(1) 克钦指出：这个保加就是亚力山大第六（Alexander VI）；所说法军征意一役是指查理第八（Charles VIII）于公元一四九四年，在五个月之内就征遍了意大利。

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类王国的大门跟天国的大门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除非人们预先得到危险警告而尽力增强自己以防御它们的猛攻。

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共有四类。为区分明晰起见，我各给以定名：第一类叫做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做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做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做剧场的假象。

以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概念和原理，这无疑乃是排除和肃清假象的对症良药。而首先指出这些假象，这亦有很大的效用；因为论述“假象”的学说之于“解释自然”正和驳斥“诡辩”的学说之于“普通逻辑”是一样的。

族类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并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

洞穴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穴的形成，或是由于这人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者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泰（Heraclitus）(1)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

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互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阻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事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

最后，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

人类理解力一经采取了一种意见之后（不论是作为已经公认的意见而加以采取或是作为合于己意的意见而加以采取），便会牵引一切其他事物来支持，来强合于那个意见。纵然在另一面可以找到更多的和更重的事例，它也不是把它们忽略了，蔑视了，就是借一点什么区分把它们撇开和排掉，竟将先入的判断持守到很大而有害的程度，为的是使原有结论的权威得以保持不受触犯。讲一个故事来作譬喻：有一次，有些人把一个庙中所悬的一幅《许愿得逃船祸图》指点给某人看，问他还承认不承认诸神的威力；这人却反问道：“不错，但那些许愿之后而仍然溺死的人又在哪里画着呢？”这句话乃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其实，一切迷信，不论占星、圆梦、预兆或者神签以及其他等等，亦都同出一辙。由于人们快意于那种虚想，于是就只记取那些相合的事件，其不合者，纵然遇到的多得多，也不予注意而忽略过去。至于在哲学和科学当中，这种祸患则潜入得远更诡巧；在那里，最先的结论总是要把一切后来的东西，纵使是好得多和健全得多的东西，染过一番而使它们与它自己符合一致。

人类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各种情绪的灌浸的；由此就出来了一些可以称为“如人所愿”的科学。大凡人对于他所愿其为真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去相信它。因此，他排拒困难的事物，由于不耐心于研究；他排拒清明的事物，因为它们对希望有所局限；他排拒自然中较深的事物，由于迷信；他排拒经验的光亮，由于自大和骄傲，唯恐自己的心灵看来似为琐屑无常的事物所占据；他排拒未为一般所相信的事物，由于要顺从流俗的意见。总之，情绪是有着无数的而且有时觉察不到的途径来沾染理解力的。

然而，人类理解力的最大障碍和歪曲还是由于感官的麻木迟钝、机能不全和错觉引起的，这是因为触动感官的事物压倒了不直接触动感官的事物，尽管后者更加重要。因此就出现了眼不见者心不念的局面，甚至于对看不见的事物很少观察或者根本不去观察。所以说，封闭在有形的躯体里的一切精神的作用就始终隐藏着，人们不予理会。因此，粗陋的物质中的一切细微的形态变化（一般称之为改动，其实是在极小的空间里的位置的移动）同样没有人注意到。然而，如果不把上述的两种事物探查出来，予以曝光，就功效而言，是不会取得实质性的伟大成就的。而且，普通空气的基本性质，以及比空气更为稀薄的一切物体（为数很多）的基本性质几乎无人了解。因为感官本身就是一种不牢靠、易出错的东西，况且把感官放大或使之敏锐的工具也帮不了多大忙。然而，对自然的比较真实的解释，借助于贴切的事例和实验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感官只决定触及实验，而实验则决定涉及那本质的要点和事物本身。

人类的理解力按其本性倾向于抽象，而且容易给转瞬即逝的事物赋予一种实质。然而把自然化解为抽象比把它切割为部分更远离我们的目的。德谟克利特(2)学派曾经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它比别的学派对自然的探讨更为深入。我们关注的对象应当是质料，而不是形式，也就是质料的结构和结构的变化、单纯的活动、活动或运动的规律；因为形式只是人类思想的虚构，除非你硬要把那些活动规律叫做形式。

上述情况都是假象，我称之为“部落假象”；它们产生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人类精神这种实体千篇一律，或者是因为它具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或者是因为它的狭隘，或者是因为它无休止的运动，或者是因为掺杂了感情色彩，或者是因为感官机能不全，或者是与印象方式有关。

“洞穴假象”的起因则是各人身心的特殊结构造成的；还有教育、习惯、偶然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类假象数量很大，种类繁多，我只举这样一些例子：一是若要指出它们必须格外小心的，二是对扰乱理解力影响最大的。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一知半解和苦思冥想，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这些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者，要么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呕心沥血已经入迷上瘾了。这种人如果致力于哲学和一种总体性的研究，他们一定会为了服从自己原有的幻想而把它们扭曲和上色。这种现象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尤其显著，因为他把他的自然哲学变成了他的逻辑学的奴仆，结果把它搞得富有争议，几乎成了一无所用的东西。而那种炼丹术士又从几次炼丹炉的实验中创建了一种荒诞的哲学，只涉及寥寥几件事物；还有吉伯(3)煞费苦心地研究过磁石以后，就立即着手建立一整套符合他心爱的课题的体系。

人心不同，所以在涉及哲学和科学时就有一种主要的甚或是根本的分歧，也就是说，有的人善于发现事物的差异，有的人则长于发现事物的相似。思想沉着敏锐的人能执着于他的研究，并能潜心于最细微的差异。思想高尚、长于思辨的人则能认出最精微、最一般的相似来，并把它们组合到一起。然而这两种人都容易走极端，犯错误。一种是抓变化，另一种是捕幻影。

人们发现，有的人崇古如神，有的人则嗜新成癖；然而很少有人能严守中庸之道：既不吹求古人的贡献，也不鄙薄今人的倡导。所以，这种风气大大危害了科学和哲学，因为这种崇古爱新之情纯属党派意气，决不是冷静的判断；而且追求真理不能托哪一个时代的福，因为这是不牢靠的，而是要借自然和经验的光，这才是万世永存的。因此必须消除派性，而且要小心谨慎，严防理智在派性催逼下贸然点头赞同。

考究自然和物体的简单形式会破坏、分散理解力，而研究它们的组合结构则会压垮、化解理解力。如果把留基伯(4)和德谟克利特的学派和其他哲学加以比较，这一分歧就一目了然了。因为这一学派只埋头研究微粒子，而无暇顾及结构，而其他学派则在结构中流连忘返，却摸不透简单的自然。因此这两种研究应当交替使用，以便使理解力变得既透彻又全面，使上面提及的弊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假象可以避免。

所以我们应当做好思想准备，在研究上谨慎从事，避免、排除“洞穴假象”，因为它主要是由以下情况引起的：要么对一门喜爱的学科看得过重，要么过于倾向于比较或区分，要么偏爱某些时代，要么对研究的对象贪大求精。一般来讲，研究自然的人都应把这一点看成一条准则——对你以特别满意的心情掌握并专注的东西都应表示怀疑，在处理那样一些问题时要更加小心，以保持理解力的平稳和清晰。

然而“市场假象”是所有假象中最麻烦的一种。它通过词和名称的结盟潜入理解力之中。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掌握着词，然而词对理解力有反作用，这也是事实。而正是这一点使哲学和科学变得强词夺理，死气沉沉。词通常是根据大众的能力来构想和运用的，因此总是沿着大众的理解力觉得最明显的分界线走。而每当一种更加敏锐的理解力或一种更加细致的观察力想改变这些界线以符合真正的自然分野时，词便成了拦路虎，抗拒这种改变。因此，学者高深而正式的讨论到头来往往陷入词和名称之争，按照数学家的习惯和才智，从词和名称之争开始倒更加慎重，这样可以借助定义把讨论进行得井然有序。然而在处理自然和物质的问题时，即便定义也根治不了这种弊端，既然定义本身就包含词，于是这些词又生出别的词。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回到个别事例上来，而且是那些连贯有序的事例。这一点我过会儿论及概念和原理的构成方法和方案时就要讲的。

词强加于理解力的假象有两种。它们不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由于观察不够，有些事物尚未命名，同样也有的名称来自荒诞的假设，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就是存在的事物的名称，都显得矛盾百出、界定含糊，而且都是顺手从实在中乱抓来的。属于前一种的有“幸运”、“原动者”、“行星轨道”、“火元素”，(5)以及起源于一些虚假空论的类似的虚构名称。这一类假象倒不难驱除，因为要排除它们，只消把这些理论作为淘汰的东西统统摒弃就是了。

然而，另一种假象则是错综复杂，根深蒂固，因为它是从一种错误而拙劣的抽象中冒出来的。我们不妨以“潮湿的”这个词为例，看看这个词用来表示的各种事物到底彼此一致到什么程度，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潮湿的”这个词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被人们胡乱用来指一种无法限制到任何一成不变的意义上的活动。因为它既指容易扩散到其他任何物体周围的东西，也指本身不确定而且不能变硬的东西，还指容易向各个方向顺从的东西、容易自行分散的东西、容易自行结合的东西、容易流动而且容易被驱动的东西、容易附着到其他物体上并将其浸湿的东西、容易化解成液体或者本身是固体但容易溶解的东西。因此，当你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如果你只用它的一种意义，那么火焰也是潮湿的；如果用它的另一种意义，那么空气也成不了潮湿的；如果再用一种意义，那么尘埃是潮湿的；如果再换一种意义，那么玻璃也是潮湿的。所以，显而易见的是，那种概念只不过是从水和一般液体通过抽象而未经适当证明得到的。

然而词里面还有某种程度的歪曲和错误。错误最少的一种是物质名称，尤其是最低级的种类和演绎得当的名称（如“白垩”和“泥”的概念就好，“土”的概念就差），错误较多的一种是动词，如“产生”、“毁坏”、“改变”等。错误最多的是表示属性（只有表示感官的直接对象的属性除外）的词，如“重”、“轻”、“稀”、“浓”之类。然而在这些例子中，有一些概念的必要性比另一些稍好一点，而且这种好与坏与进入人类感官范畴的事物种类的多与少成比例。

然而，“剧场假象”不是固有的，也不是悄悄潜入理解力中去的，而是从哲学体系的剧本和示范表演的颠三倒四的规律中明明白白地压印、接受到脑海里去的。企图在这种事情上进行辩驳，那将与我已经说过的话完全矛盾。我说过，既然我们在原则上和论证上没有共同的观点，那就没有辩论的余地。只要它不会触动古人的荣誉，这样做倒皆大欢喜。古人并未遭受诋毁——因为他们和我之间的问题只不过是途径不同而已。常言说，在正路上走的跛子也会超过在错路上跑的飞毛腿。不仅如此，一个人要是跑错了路，越是劲头足、速度快，就离目的地越远，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然而，我为科学发现提出的道路却不大注重才思的敏锐和力度，而是把所有的才思和理解力几乎都放到一个水平上。无论画一条直线还是一个正圆，如果只凭手画，那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手的平稳和熟练度，如果借助于直尺和圆规，那么手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我的计划与此如出一辙。尽管具体的批驳于事无补，但是涉及那种体系的派别和总体分类，我还得谈点看法，还要谈及显示这些体系不健全的表面迹象，最后还要谈及那种严重失误和谬种流传的原因。这样就会使接近真理减少艰难，而且人类的理解力也会更加心甘情愿地净化自己、驱除假象。

“剧场假象”或者体系假象有很多很多，而且还有增多的势头。千百年来，人们潜心于宗教和神学，国家政府、尤其是君主国家一向嫌弃那种标新立异的东西，甚至对思辨问题上的标新立异也表示反感，结果搞得在这些方面辛苦耕耘的人命蹇时乖——不仅得不到报偿，还时时遭受白眼。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无疑会有许多别的哲学学派脱颖而出，形成希腊人曾经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天体现象方面，可以构思出许许多多的假说，在哲学现象方面，同样（甚至更加）可以建立多种多样的教条。在这个哲学剧场的戏剧中，你可以看到在诗人剧场里能看到的同样的情况。为舞台创作的故事要比取自历史的真实故事更紧凑，更风雅，更合人意。

一般来说，在哲学取材上，不是从很少的事物中取得很多，就是从很多的事物中取得很少，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哲学都是建立在一个实验和博物学的过于狭小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根据为数寥寥的几个事例的权威来做决断。唯理派哲学家只从经验中抓取种种既未经认真核实、又没有仔细考察掂量的普通事例，然后就把其余的一切交给头脑去沉思、翻腾了。

还有一派哲学家，由于在几种实验上呕心沥血，便贸然从中推导建立起体系，硬是要把别的一切事实扭成奇形怪状来迎合那些体系。

还有第三种，他们出于信仰和崇敬之心，在自己的哲学中掺杂神学和传说，其中有些人虚妄透顶，竟然要在神灵中寻找科学的起源。综上所述，这种谬误的老祖宗——这种假哲学——可以分为三类：诡辩哲学、经验哲学和迷信哲学。

关于形形色色的假象及其附庸就谈这些。凡此种种，必须以坚定不移的决心予以摒弃，而理解力必须得到彻底的解放和净化；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类王国的大门跟天国的大门没有多大区别，除非像小孩一样，否则谁也无法进去。(6)

(1) 赫拉克利泰（约前536—约前470）：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并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造成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活火。”

(2)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古希腊哲学家，在宇宙原子论的发展方面占重要地位。

(3) 吉伯（1544—1603）：英国物理学家，研究电学和磁学的先驱，1600年提出了地球是一个有南北磁极的大磁体的理论。他一个把物质分成带电和不带电两种。培根对他的评论显然是不公正的。

(4) 留基伯（约前500—约前44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他的贡献和他的著名学生德谟克利特的贡献往往难以区别。哲学史中往往把他们两人并提。

(5) “原动者”指宇宙之外的一个可穿透的星球，据认为它推动了别的一切星球。“火元素”指一个纯粹的看不见的火区，据认为在大气之上存在。这两种概念显然没有观察依据。不过“行星轨道”倒是有的。培根也许指的是一种旧概念，存在一些行星都被安置其内的晶状圈。

(6)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第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时间乃是众作家的作家

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我们在逻辑中现有的论证不外是把世界做成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实在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因为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怎样。

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还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下面这点。大凡走路，如果目标本身没有摆正，要想取一条正确的途径是不可能的。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感到，他们只是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只偶然有智慧较敏、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而他这样做时多半是以自己的财产为牺牲。一般说来，人们绝无以扩增方术和科学的总量为己任之意，所以即在手边已有的总量当中，他们所取和所求的也不外那对他们的演讲有用，能使他们得利、得名或取得类此便宜的一点东西。即使在大群之中居然有人以诚实的爱情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他的对象也还是宁在五花八门的思辨和学说中而不在对真理的严肃而严格的搜求中。又即使偶然有人确以诚意来追求真理，他所自任的却又不外是那种替早经发现的事物安排原因以使人心和理解力得到满足的真理，而并不是那种足以导致事功的新保证和原理的新光亮的真理。这样说来，既然科学的目的还没有摆对，那么人们在办法上之发生错误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

说到所谓古，人们对它所怀抱的见解是很粗疏而且无当于这字眼本身的。因为只有世界的老迈年龄才算是真正的古，而这种高龄正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享有，并不属于古人所生活过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于我们说来虽是较老，从世界自身说来却是较幼的。我们向老年人而不向青年人求教有关人类事物的更多的知识和较成熟的判断，因为老年人经验丰富，所见所闻所思想的事物都是多而且博，这是很对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希望从我们的这个年代——只要它知道自己的力量并愿奋发表现出来——得到远多于从古代所能得到的东西，因为它正是这个世界的较高年龄，其中已堆积和贮藏着许多实验和观察。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人们的经常的远航和远游，自然中可能对哲学引进新光亮的许多事物已经摆明和发现出来，这一点也不能是毫无所谓的。很明确，在我们这时代，当物质的地球的方域——就是说，大地、海洋以及星宿等方域——业经大开和敞启，而我们智力的地球若仍自封于旧日一些发现的狭窄界限之内，那实在是很可羞的了。

至于说到权威一层，人们若如此折服于作家而却否认时间的权力，这只表明他智力薄弱，因为时间乃是众作家的作家，甚至是一切权威的作家。有人把真理称作时间之女，而不说是权威之女，这是很对的。

这样看来，人们的力量既经这样被古老、权威和同意这三种蛊术所禁制，他们于是就变得虚萎无力（像中了魔魇的人一样），不能追伴事物的性质，这也就不足诧异了。

还有一个不应忘记的情况，就是自然哲学在各个时代中都曾有一个麻烦而难对付的敌人，那就是迷信和对于宗教的盲目而过度的热情。在希腊人中间，我们看到，那首先向当时尚未开窍的听众陈说雷电风雨的自然原因的人们是算犯了不敬神明的大罪的。就是以后到了基督教时代，当有人以最能令人信服的根据（即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现在会想到去反对的那种根据）来主张大地为圆形并从而断言对蹠人的存在时，那基督教会的有些神父们也不曾表现较多的宽容。

此外，就现在情况而论，由于有了经院学者们的总结和体系，就使得关于自然的谈论更为困难和更多危险，因为那些经院学者们已经尽其所能把神学归成极有规则的一套，已经把神学规划成一种方术，结局并还把亚里斯多德的好争而多刺的哲学很不相称地和宗教的体系糅合在一起了。

再说，在学校中、学院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得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其实，在国事和方术之间分明是有很大区别的；由新运动而来的危险与由新见解而来的危险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国事方面，即使是旨在改善的变革也是不被信任的，因为这总会搅动那业经确立的东西，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依靠于权威、同意、信誉和意见，而不依靠于论证。而方术和科学则应如矿穴一样，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声。可是，这事情尽管在正当理性上说来是如此，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上述关于管理和管制学术各点，对于科学的进步是加上了一道严厉的限制。

进一步说，即使嫉视消除了，只要人们在科学园地中的努力和劳动得不到报酬，那仍是大足阻遏科学的成长的。现在的情况是耕耘科学和酬报科学两事不落在同一人身上。科学的成长是出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对科学的奖品和报酬则握在一般人民或大人物之手，而他们除极少数外是连中等学问都没有的。并且，这类的进步不止得不到奖品和实在的利益，就是连舆情赞扬都博不到。因为这种事情高于人们的一般水平，为他们所不能接受，而反要被舆论的狂风所压倒、所扑灭。这样说来，一个事物不被人尊崇就不会兴旺，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

在建立公理当中，我们必须规划一个有异于迄今所用的、另一形式的归纳法，其应用不应仅在证明和发现一些所谓第一性原则，也应用于证明和发现较低的原理，中级的原理，实在说就是一切的原理。那种以简单的枚举来进行的归纳法是幼稚的，其结论是不稳定的，大有从相反事例遭到攻袭的危险，其论断一般是建立在为数过少的事实上面，而且是建立在仅仅近在手边的事实上面。对于发现和论证科学方术真能得用的归纳法，必须以正当的排拒法和排除法来分析自然，有了足够数量的反面事例，然后再得出根据正面事例的结论。这种办法，除柏拉图一人而外——他是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形式的归纳法应用于讨论定义和理念的——至今还不曾有人实行过或者企图尝试过。但是为要对这种归纳法或论证作很好的和很适当的供应以便利它的工作，我们应当准备许许多多迄今还没有人想到的事物，因此我们也就必须在此中比迄今在三段论式中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还不要把这种归纳法仅仅用于发现原理，也要把它用于形成概念。正是这种归纳法才是我们的主要希望之所寄托。(1)

不尝试的损失与不成功的损失二者之间是无比较可言的：不尝试是根本抛弃了取得巨大利益的机会，不成功则不过损失了人们的小小一点劳力。

(1) 培根在这里述明了自己的真正归纳法。

知识本身就是力量

知识本身就是力量。

书本必须服从科学，而不是科学服从书本。

世界是一个气泡；人的生命不足一拃。

真正的哲学最能忠实贴切地反映世界的声音，仿佛是把世界的吩咐付诸于文字，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映像。

寓言中有哲学，哲学中也有寓言。

一个人的自尊自重是克服万恶的首要条件，而且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宗教。

内心的自我

［法］蒙田◎著

马振骋◎编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

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

每个人都是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

美德不能过分

心灵坚强有力，才能做到心情平静如镜

心灵的伟大不是实现在伟大中，而是实现在平凡中

囿于个人爱好而固执不变，这是在做自己的奴隶

习惯是第二天性，但不比第一天性弱

不让自己过于纵情欢乐，以免要收心时头破血流

有点儿耐性，许多烦恼可以消除

天性正常的人身上都有普遍理性的种子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

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

提醒大家认识自己意义重大

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

习惯的最大威力就是抓住我们不放，蹂躏我们

心灵里留住了哲学就会健康

记得自身还藏有许多弱点和缺陷，不要忘记人生的虚妄性

不为任何利益，只为与美德密切相关的荣誉

德操不同一般，比我们内心滋生的善意更为高贵

农民和国王，贵族和贱民，官员和平民，差异只是在裤子上

自视过高是一切谬误思想的根源

没有自知之明，才会被虚假的好话陶醉

心灵对待痛苦与享乐要同样节制

本性不可能根除，只能掩盖、隐藏

要求自己敢做的事就要敢说

人世中最重要的事是知道怎样属于自己

第二章　人生如果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既然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别人说到的事，我都能做到

丑事到处可见，好事了无影踪，病态满目皆是，健康则很罕见

我们都是偶然出生在信仰这个宗教的国家里

神的超自然力量和天上的圣事具有我们世俗社会的标志，因为信仰和祷告的是人

老老实实承认人的天然地位

任何东西都处于不同的光线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自然中没有无用的东西，即使无用的也有用

自然中除了怀疑以外不存在别的

按照自然的规律无人是贫困的，按照世人的意见人人都是贫困的

学问肇始于感觉，归结于感觉

我们这些世纪最主要、最著名的学问，不就是了解有学问的人的学问吗？

学问和艺术不是用模子铸造的，而是屡次三番琢磨切磋慢慢形成的

思想是一把伤人的利剑，即使对于佩剑者也是如此

命运不会迎合和屈从我们的推断与算计

不是法律让我们干得太久，而是让我们干得太晚

没有必要把事情都解释得那么透彻细致

我们所谓的真理与理性，其标准也只是凭借我们所处国家的主张与习俗而已

未知事物是招摇撞骗的真正领域与题目

适应各种环境，接受不同习俗

我们必须超越自己才能洞察未来

最适合各人的东西也是最符合天性的东西

让一个人一切都不劳而获，你这是在毁灭他

外出旅行，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但是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罗马在坟墓里也保持帝国气派

苏格拉底的真理像孩子般稚朴

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对有生命有感情的动物和树木花草都要有爱惜之情

第三章　与人交往是训练思想最有效最自然的方法

训练思想最有效与最自然的方法是与人交谈

友谊中掺入其他原因、目的和期望，就不是友谊了

友谊与交往则是人类生活中最令人满足与甜蜜的果实

假话远比沉默更难让人接近

沉默与谦虚是交谈中非常有用的品质

开心的事与人共享，伤心的事尽量抹掉

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

那人是心里幸福，这人是表面快乐

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

公事明天再办

高尚的人一切都光明正大，至少一切都非常人性

最好的沟通，前提在于不谋私利

恪守婚姻义务的人在历史上找不出十二个

她洁身自好，那他就决不会放弃追求

婚姻中的苦与甜，聪明人都不会对外说

笼外的鸟死命要往里钻，笼里的鸟又决意要往外飞

对于淫乱不合情理的痛恨，源于一种最虚妄、最暴虐的疾病，就是嫉妒

爱情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跟钟情的对象共同欢乐的渴望

父与子：唯有理智才可以指导我们的天性

以自己的美德、乐天知命、慈爱和善而受人尊敬

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从未与儿子有过内心的交流

无所事事是堕落的根源，会让人民养成不良的习惯

冲突大部分起于无谓的争执

一个有缺陷、不完善的人做不到有条理、节制和坚持

世上处处是陷阱，若要万无一失就要浅尝辄止

奥古斯都对有功的人赏赐非常慷慨，授勋则十分吝啬

赞扬一个人，却提出不合他身份的一些优点总有点像是嘲弄和侮辱

贤人得益于愚人，更多于愚人得益于贤人

人人都对别人的罪恶非常苛刻，而对自己的罪恶十分宽容

第四章　学习承受苦难的方法

书是人生旅途中最好的储粮

让心灵接受教育，学习承受苦难的方法

粗制滥造的书籍好像是乱世的一个症状

人生幸福取决于有教养者的安详和满足，练达者的果断与自信

与人交往，到国外游历，以促进学习

与生活在书籍与回忆中的人物交往

我在书籍中寻找的是一种岁月优游的乐趣

自古以来隐晦暧昧的文章何以长盛不衰

我写文章完全随自己个性，天生诙谐含蓄

一部旧账本不是一帖药，写成这样那样的还不至于造成危险

做真诚的人是大美德的开始

世人通过我的书了解我，又通过我了解我的书

心灵愈空愈没有分量，一有论点压上去，就会轻易下沉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

孩子应该学习他成了大人以后该做的事

教师要让学生自己筛选一切，不要仅仅因是权威之言而让他记在头脑里

调整他的习惯与意识，教育他认识自己，让他知道如何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

一位好父亲应该谨慎并富有爱心

普鲁塔克：把孩子交给父亲管教的做法是极端幼稚的

我们在经历死亡时都是门外汉

人类的一切智慧与逻辑，归根结蒂就是要我们学习不怕死

死亡给人最大的安慰就是它是公正与自然的

我们为死操心扰乱了生，又为生操心扰乱了死

不能没有主的正式命令而擅离世界

人的实质和事物的实质都没有恒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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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

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

有人责怪大家对未来事物总是充满向往，告诫我们要抓住眼前的财富，安心享用，因为我们对未来毫无把握，甚至比对过去更加无可奈何。大自然促动我们继续去做它未竟的事，在我们心灵上随同其他假象还印上了行动重于认知的假象，他们若敢称这为谬误的话，那么这些人点破了人类最普遍的谬误。我们从不安于现状，我们永远要超越自身。恐惧、欲望、期待都使我们朝向有待发生的事，败坏我们对现状的想法与重视，而对未来甚至我们已不存在时的事物忙碌不已。

“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这句重要的箴言往往归之于柏拉图。上下两句一般来说各自包含我们的责任，又好像相互依存。谁要做自己的事，必须看到他第一件要学的事是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他该做的事。人认识了自己，不会把外界的事揽在自己身上。自爱其人，自修其身，是头等大事。不做多余的事，排斥无益的想法与建议。

每个人都是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

其他人教育人，我则叙述人，描绘一个教育不良的个人。若由我重新塑造他，则会塑造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人来。但是一切已成定局。

我描述的面貌不会相差太远，虽然它一直变化不定。世界只是一个永动的秋千。这里的一切事物不停地摇摆：地球、高加索山地、埃及金字塔，随着“公摇”也“自摇”。所谓恒定其实只是一种较为有气无力的摇摆而已。

我不能保证我这个人永远不动。他带着天生的醉态稀里糊涂、跌跌撞撞往前走。我此时此刻关注他，也就画出此时此刻的他。我不描绘他的实质，我描绘他的过程，不是年龄变化的过程——如俗语说的，以七年一期——而是从这天到那天，从这分钟到那分钟。我的故事必须适时调整，我也时时刻刻会改变，不仅随世事变，也随意图变。这是时局变幻莫测，思想游移不定，有时还会自相矛盾。或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换了一个人，或是因为我从另外的位置与角度来看待这些事物。也许我有时会自我违背，但是实际上像狄马德斯说的，我决不会违背真情。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安定下来，我就不再试探，而是做出决定，但我的心灵常常处于学徒和试验阶段。

我描述的是一种平淡无奇的人生，如此而已。丰富多彩的人生中含有哲学伦理，平凡居家的人生中也含有哲学伦理，每个人都是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

著书者往往借助独特奇异的标签与大众沟通，而我，第一个向世人展现不是作为语言学家或诗人或法学家，而是他本人全貌的米歇尔·德·蒙田。如果世人抱怨我过多谈论自己，我则抱怨世人竟然不去思考自己。

同样，没有一件好事不叫天性善良的人喜欢的。确实，做好事会在我们心中感到一种难言的愉悦，伴随着心地磊落也会有一种慷慨自豪。不顾死活的坏人有时也会逍遥法外，但是决不会感到怡然自得。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受当今坏风气的影响，还可对自己说以下这样的话：“谁看了我的灵魂深处，也发现不了我有什么罪过。既没有让人痛苦和破产，也没有报复与嫉妒心理；既没有公开触犯法律，也没有标新立异制造混乱，或说谎造谣。虽然糜烂的时代教唆人胡作非为，我可没有侵占别人财产，把手伸进哪个法国人的钱包。不论战时与平时我都自力更生，也不曾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劳动。”能这样说可不是一桩小小的乐事，而是证明良心安宁，听了让人开心。这种来自天性的欢欣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也是唯一不会令我们失落的报酬。

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深居简出，心中必须树立一套行为准则，以此自律，根据这个准则自勉或自责。我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庭审判自己，有事在这里而不去别处告状。我根据别人的看法来约束我的行动，但根据自己的看法来扩展我的行动。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自己胆小还是残酷，忠心还是虔诚。别人看不透你，他们只是用不确定的假设来对你猜测。他们看得多的是你的表现，不是你的本性。因此不要在乎他们的判决，而在乎你自己的判决。

美德不能过分

我们身上仿佛有邪气，凡经我们触摸的东西，原本是美好的，也都成了丑恶的。美德是好事，假若我们怀着过分急切强烈的欲望去抓住它，就会变成坏事。有人说美德不能过分，因为过分就不是美德，他们玩起了文字游戏：

追求美德过了头，

理智的人可成疯子，正常的人可成痴子。

——贺拉斯

这是一条微妙的哲理。人可能太爱美德，又过分做好事。那句圣言就是用来纠正这个偏颇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新约·罗马书》）

朱利安皇帝有一天听到朝臣称赞他执法公正，说：“这些赞词若来自那些我做出相反判决时也敢指责与批评的人，我听了会感到由衷的骄傲。”

当亲王的一切真正的惠泽，其实跟小康人家没有什么区别（骑飞马，喝琼浆玉液，那是神的事）；他们的饮食与睡眠跟我们没有两样；他们的刀剑并不比我们防身的刀剑更锋利；他们的王冠既不遮阳也不挡雨。戴克里先当皇帝时受百姓爱戴，被命运宠幸，逊位退隐后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不久以后，国家又需要他回来重执朝政，他对劝进的人说：“如果你们看到我在自家的庭园里种的树多整齐，种的瓜多香甜，就不会这样劝我了。”

据阿那卡齐斯的看法，最好的执政之道是一切以美德为先，舍弃罪恶，其余都可以一视同仁。

当皮洛斯国王打算进军意大利，他的聪敏的谋士西奈斯劝他对自己的野心虚荣有自知之明，他问：“啊，陛下，策划这样的大行军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要当意大利的霸主。”国王回答干脆。

“那么然后呢？”西奈斯又问。

“我前往高卢和西班牙。”国王又说。

“然后呢？”

“我再去征服非洲。等我最后征服了全世界，我就可以休息，心满意足地生活了。”

“以上帝的名义，陛下，”西奈斯依然往下问，“跟我说说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心满意足地生活呢？为什么不从此刻起就上你想去的地方去安家呢？为什么在那时以前还去干那么多的工作，遭遇那么多的危险呢？”

这是他不知道给欲望设下界限，

真正的欢乐到哪里为止。

——卢克莱修

我觉得这句古诗对这个问题说得特别巧妙，并以此作为此文的终结：各人的性格铸就各人的命运。（科内利乌斯）

心灵坚强有力，才能做到心情平静如镜

退隐的人对日常的生活感到厌烦无趣，也必须以理性来调节，深思熟虑好好设计。他必须放弃任何种类、任何形式的劳动，避免感情冲动，做到清心寡欲，并且选择最合自己脾性的道路。

不论家务、学习、狩猎和其他任何活动，都要做得尽兴，但是也到此为止，越过界线就会遇上麻烦。我们保留工作与活动，也仅是保持良好状态，防止好逸恶劳造成了懒散。有些学问枯燥无味，艰深费解，大多数是迫于生计而勉为其难，这就让那些还在为尘世效力的人去做吧。至于我，只喜欢那些有趣易读的作品，让我精神舒畅，不然就是那些读了感到宽慰和劝导我如何处理生死大事的作品。

更贤明的人心灵坚强有力，能够做到心情平静如镜。我的心如同凡人，必须借助肉体的舒适才能支撑。岁月已经剥夺了我随心所欲追求快乐的能力，我必须针对这另一个人生季节树立和培育我的志趣。时光先后一个接一个夺走我们手中的人生乐趣，必须用牙齿和爪子把它们牢牢咬住抓住。

让你自己回到心里，但是首先要准备在心里接纳你自己。你若不知道自律，把你交给自己那就是一桩蠢事。个人独处和与人相处，都会处理不好的。直到你能够做到对待自己也不敢稍有怠慢，直到你对自己也会羞愧和尊敬，“让脑子里装满高尚的思想”（西塞罗），时刻不忘加图、福西昂、阿里斯蒂德斯，即使疯子在他们面前也行为规规矩矩，让他们来监督你的一言一行吧；若有不良意图，出于对他们的敬重也会加以纠正的。

他们会让你保持这样的心态，自得其乐，自力更生，把你的心思都花在某些有限的乐事上；确定了哪些是真正的财富，理解它们的同时又享受它们，心满意足，不要妄想长生不老和虚名浮誉。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天性的哲学应该提出的忠告。

心灵的伟大不是实现在伟大中，而是实现在平凡中

心灵的伟大不是实现在伟大中，而是实现在平凡中。因而从内在来评判我们的这些人，不看重我们在公开活动中的出色表现，认为这只是从淤泥河底溅上来的几颗小水珠。同样，那些从堂堂外表来评判我们的人，对我们的内在气质做出结论，无法以他们平庸凡俗的能力去触及惊世骇俗的才情，高下太悬殊了。

事情的对错与褒贬全在于我的判断。判断一旦错了，就永远错了，因为它几乎生来就是这样的：同样的倾向，同样的道路，同样的力量。对待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从童年就站在了我那时必须保持的立场上。

那些来势凶猛、猝不及防的罪恶，让我们暂且撇在一边。但是另一些罪恶，屡犯不改，有计划，有预谋，甚至可以说是职业性的天赋，我不相信它们没有理智和心计时时刻刻的酝酿和支持，怎么可能在这些有罪恶意识的人的心中存在那么久。他们宣称在某个时刻幡然悔悟，大谈悔恨的话语，我对此很难想象与苟同。

我不会把自己的过失或不幸去怪别人，而不怪自己。因为事实上，我很少采用别人的意见，除非出于礼节，或者我需要请教科学知识或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但是，在只是要求我作出判断的事情上，其他人提出的理由可以支持我的论点，但很少改变我的论点。他们说的我都会侧耳聆听，但是就我记得起的，迄今为止我还是只相信自己的意见。依我来说，这只是一些苍蝇或原子，来分散我的意志。

我不太赏识自己的意见，我同样不太赏识别人的意见。命运对我很宽厚。我不采纳人家的建议，我给人家的建议更少。请教我的人不多，相信我的人还要少。我也不知道哪件公众或个人事务是听了我的意见振兴和通过的。即使那些被命运拴在一起的人，乐意让自己听从其他人的头脑指挥。像我这个对自己的休息权利和自主权利同样珍惜的人，更喜欢这样去做。他们按照我表达的信念对待我，决不要勉强。我的信念是一切都取决于自己。不卷入其他人的事务，摆脱它们的约束，这对我是一大快事。

我讨厌随着老年而来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悔恨。一位古人说他感谢年岁增长使他摆脱了情欲，这个意见可是跟我的不一样。阳痿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决不会表示感激。“上帝决不会那么仇恨他的创造物，竟把性无能看作是一桩好事。”（昆体良）人到老年欲望衰退，此后又了无兴趣，这在我看来心灵不见得作如是想。忧愁与衰老强令我们遵守一种力不从心的美德。我们不应该让自然衰退带走一切，连带着判断力也衰退了。青春与恬乐在从前并没有让我忽视肉欲中的罪恶面目，同样此时此刻，年岁带来的厌世情绪也别让我忽略罪恶中的肉欲面目。

依我的看法，做人所以美妙是活得幸福，不是安提西尼说的死得幸福。我不曾想把一位哲学家的尾巴丑陋地续接在一个处于绝境的人的头或身体上，也不会让人生残局去否定和抹杀我大段的美好人生。我愿意让人把我通体融合统一来看。我若会重生，会照样再活一遍。我不埋怨过去，也不畏惧未来。我若不想欺骗自己，心里心外都一样表现。我对命运至为感激的一件事，就是我的身体状况跟岁月配合得恰到好处。我看到了人生的发芽、开花与结果，而今又看到枯萎。这也是件幸事，因为这顺乎自然。我较为平心静气地忍受着病痛，因为它们是按时来的，更有利于我去回忆从前的大好时光。

囿于个人爱好而固执不变，这是在做自己的奴隶

“人若不超越人性，是多么卑贱下流的东西!”这是一句有价值的话，一种有益的期望，但同样也是无稽之谈，因为拳头要大于巴掌，伸臂要超出臂长，希望迈步越过两腿的跨度，这不可能，这是胡思乱想。人也不可能超越自己，超越人性，因为他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观看，用自己的手抓取。只有上帝向他伸出特殊之手，他才会更上一层；只有他放弃自己的手段，借助纯属神的手段提高和前进，他才会更上一层。欲图完成这种神圣奇妙的变化，依靠的不是斯多葛的美德，而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人若看不到也不知道肉欲为何物，不体会它的风情、力量、极为迷人的魅力，那就不能吹嘘说自己轻视肉欲，战胜了肉欲。我对两个时期都有体会，有资格来谈一谈。但是我觉得，我们到了老年后心灵沾上的毛病与缺点，还比青年时更不易改掉。我年轻时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嘲笑我嘴上无毛。如今须眉花白给了我威严，我还是说这样的话。

我们常把脾气执拗、不满现实称为“智慧”。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抛弃罪恶，只是改变罪恶。按我的看法，还愈变愈坏。愚蠢老朽的傲慢，令人生厌的唠叨，难以相处的倔脾气，迷信，对于用不着的钱财锱铢必较的可笑心态，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觉得年老了比从前更嫉妒、更不公正、更狡猾。岁月在我们精神上留下的皱纹比面孔上的还多。人到老年不变得更加尖酸刻薄，不是绝无仅有就是很少见。人总是整个儿走向成长与衰退的。

人不应该按照自己的脾性与心意斤斤计较。我们的看家本领是懂得应付不同的局面。认定一种方式非此不可，这是存在，不是生活。最美丽的心灵是善于灵活适应的心灵。

若由我自己来培养自己，我不愿意在一件事上做得那么专注，以致放手不下。生活是一种不均匀、不规则、多形式的运动。一意孤行，囿于个人爱好固执不变，决不肯偏离和迁就，这不是在做自己的朋友，更不是主人，而是奴隶。

对于懂得自省与努力奋发的人，思考是一种深刻全面的学习。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而不是装满我的头脑。根据各人的心灵保持思想活动，这比什么工作都费力，也都不费力。最伟大的心灵都把思考作为天职，“对于它们，生活即是思想。”（西塞罗）因而大自然赋予心灵这样的特权，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得那么长久，同时又那么方便容易。亚里士多德说：“这是神做的事，他们的幸福与我们的幸福都是从中产生的。”书籍中的各种内容主要是启迪我的思维，促进我的判断，不是推动我的记忆。

让我们的心灵最放松与最自然的做法是最美的做法，最不勉强人的工作是最好的工作。我的上帝，智慧若使人能够量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才是对人做了一件好事！没有比这更有用的哲理了。“量力而行”，这是苏格拉底最爱最常说的一句话，内涵丰富。应该把我们的欲望导向和定位在最近、最轻易的事上。命运让我接触到我生活中千百件不可或缺的东西我就是不乐意，偏偏要去追求一两件我鞭长莫及的东西，或者甚至是一个非我所能冀求的怪念头，我岂不是愚蠢到了家？

习惯是第二天性，但不比第一天性弱

习惯是第二天性，但不比第一天性弱。我的习惯中缺少的东西，我认为也是我生命中缺少的东西。我在目前这个状态中生活了那么久，若有人要我紧缩和放弃，这不啻是让我盼着他们夺走我的生命。

我说我们每一个脆弱的生灵，认为在这个范围内的东西都是自己的，这情有可原，但是同样一出了这个范围都只是一片混乱。这是我们能够给予自己权利的最大空间。我们愈是扩大自己的需要，增加占有物，我们愈是易遭命运的冲击或灾难。我们应该给欲望的路途设立禁区，将其限制在最近最直接的好事上。此外这条路不应该设计在向外畅通无阻的直线上，而是按圆圈而行，路的两端经过一个简单的转弯，汇集在我们自己身上。这番曲折也可说是接近实质的反思，没有曲折的行动就像吝啬鬼、野心家和其他直奔目标的人的行动，他们可以冲在别人前面奔跑，但这是错误和病态的行为。

有些人的愤怒与仇恨超过了事件本身，大多数说明这来自其他的特殊原因，就像某人溃疡病治愈了，但高烧还是不退，这说明他另有一种隐病。事实是，只要公众事业损害的是大家与国家的利益，他们绝不会恨，只是当它损及了私利时他们才会恨得什么似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大动肝火，到了不顾正义与公理的程度。

不让自己过于纵情欢乐，以免要收心时头破血流

做人不应该疯狂追求情欲与利益。我年轻时爱情来得太快我就抵制，有意安排得不太愉快，以免沉湎其中，最后完全听从爱情的摆布。其他场合遇上精神过于亢奋时我也如法炮制。感到心像喝了酒似的跃跃欲试以求一醉时，我偏偏违反心意去做。我赶快逃避，不让自己过于纵情欢乐，以免要收回心时头破血流。

人的心灵糊里糊涂，看不透事情，坏事没有把它们害个够，就认为交上了好运。这也是一种精神麻风病，气色健康，即使哲学对这种健康也一点不小看。但是这也不是要把这个称为智慧的理由，像我们常做的那样。有位古人以此嘲笑第欧根尼，要在严冬三寒天，赤身裸体去拥抱一个雪人，考验自己的耐力。那个人遇到第欧根尼时他正处于这个状态。于是问：“现在你冷得很吧？”第欧根尼回答说：“一点不冷。”那人又说：“既然不冷，那你这样抱着怎么算是高难度的示范动作呢？”

有点儿耐性，许多烦恼可以消除

谁像我一样希望国家兴旺，而又不为之生溃疡病和消瘦，看到国家遭到破坏或经历一个破坏力并不稍减的时期，会不开心但不会发抖。

谁不张口结舌对君王的恩宠有所求，看作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看到他们面貌冷淡，接待怠慢，心思变化无常，也就不会太介意。谁不甘心为人奴似的溺爱儿女或追求名利，那么失去后也不会生活不自在。谁做好事主要为了自我满足，那么看到人家诋毁他的行为，攻击他的善举也就不会困扰。有点儿耐性，这些烦恼都是可以消除的。

天性正常的人身上都有普遍理性的种子

惊异是一切哲学的根本，探索是进步的基础，无知则是死胡同。从中也可看出，带着一种强烈的探索愿望的无知，在荣誉与勇气方面决不输于追求学问，理解这样的无知并不比理解学问更少学问。

我是不是顺便说一下：有一种经院式道德观念，只是流传在我们之间，在希望与恐惧的压力下权作为格言使用，它被我捧得过高了？我喜欢的不是由法律和宗教创造的，而是人性完善和认同的品德。任何天性正常的人身上都有这种普遍理性的种子，无需外界的帮助就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虚弱也最自负的是人。他看到自己落在蛮荒的瘴疠之地，四周是污泥杂草，生生死死在宇宙的最阴暗和死气沉沉的角落里，远离天穹，然而他心比天高，幻想自己翱翔在太空云海，把天空也踩在脚下。就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力，使人自比为神，自以为具有神性，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不同于其他创造物。动物其实是人的朋友和伴侣，人却对它们任意支配，还自以为是地分派给它们某种力量和某种特性。他凭自己的小聪明怎么会知道动物的内心思想和秘密？他对人与动物作了什么样的比较就下结论说动物是愚蠢的呢？

人类的瘟疫，是自以为懂事。这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宗教谆谆教导我们愚昧无知是信仰和服从的根本前提。“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就把你们掳去。”（《圣经·歌罗西书》）

在这件事上，所有学派的所有哲学家都是一致的：一切的根本在于心灵与肉体的宁静。但是到哪儿去得到宁静呢？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大自然为了安慰人类悲哀脆弱的处境，使我们每人都有一份自负。这就是爱比克泰德说的：人没有什么是自己固有的，除了自以为是以外。我们大家共同的东西是美梦和幻想。

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排斥记忆和遗忘过去，是不是无知的真正的必由之路？“无知只是我们痛苦的一张狗皮膏药。”（塞涅卡）我们还看到许多类似的格言：当健全的理智无能为力时，只得求助于庸俗，做一些无聊的表面文章，只要它们能使我们感到满足和安慰。当创伤不能治愈时，减轻痛苦和麻木的感觉也就令人心满意足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否定我的这句话：由于判断的缺点和弊病，使生活沉溺于欢乐和无所事事，如果哲学家在这样的生活中能够加强秩序和稳定，他们还是会接受这样做的。

从前那位最智慧的人（注：指苏格拉底），当有人问他知道什么，他回答说他知道的只有这件事，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还证实某人说的下面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知道的东西再多，也是占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中极小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我们以为有的知识，跟我们的无知相比，仅是沧海一粟。

知道自己无知，判断自己无知，谴责自己无知，这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可是，没有一个学派不是被迫允许它的贤人——如果他要活下去的话——接受不少未被理解、未被领悟、未被同意的东西。举例来说，当他去航海时，他依照某张海图，但并不知道这张图对他有没有用。同时他假定船是好的，船长是有经验的，季节是适当的——航行条件一切具备后，他就出海，听任事物的表面现象摆布，除非这些现象是明显矛盾的。他有一个肉体，他有一个心灵，感觉推动他，精神使他亢奋。他不能在心中找到某个固有的奇异的判断标准，他发现他不能对什么做出允诺，因为有的事情就是似是而非的，他还是充分地和自在地承担生活的责任。把学说建立在推测上更多于建立在知识上，辨别不清真与假，而只是追求表面现象，这样的学派有多少？皮浪派说，真与假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去寻找，但是没法用试金石去做出决定。

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

没有一种欲望比求知的欲望更自然。我们尝试一切可以满足求知欲的方法。当理智够不上时，我们就使用经验。

经验是一种较弱、较不受重视的方法，但是真理是这么一件大事，我们不应轻视任何指引我们通往真理的媒介。理智的形式五花八门，使我们不知道怎样取舍，经验的形式也不见得更少。看到事物的相似就从中得出结论是不可靠的，尤其因为事物总是不相似的。事物的面目中若说有什么普遍性的话，那就是它们各有差异，互不相同。

我们的日常语言用在其他方面都那么轻松，为什么一写上了合同与遗嘱就变得晦涩难懂？那个人不论口头与书写都清楚明白，为什么在法律上说个什么就没法不引起怀疑与反驳呢？要不就是精于此道的讼师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用词谨严，笔法圆滑，每个音节都要掂量，每个组合都要剖析以致细针密缕，话中有话，似有所指又无所指，对不上任何语言的规则和规定，叫人看了简直不知所云。

让我们对别人或自己猎取的知识感到满足，这只是个人的弱点使然，更有能耐的人是不会满足的。对于后来者总有空白要填补，是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也可另辟蹊径。我们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目的完成于另一个世界。当一个人满足时，这是智力衰退的表现，颓废的标志。心胸宽阔的人从不停顿，他总是有所求，奋力勇往直前，有了成就再接再厉。他若不前进、不紧迫、不后退、不冲撞，他会半死不活的。他的追求没有期限也没有固定形式；他的养料是赞赏、追逐与朦胧向往。阿波罗就是持这样的主张，他对我们说的神谕总是一语双关、模糊不清、转弯抹角，使我们得不到要领，但是又很感兴趣，忙个不停。这是一种不规则的行动，永远不停歇，没有先例，没有目标。

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凭自己的经验，若善于学习也足够使自己变得聪明。谁能回想起自己过去暴跳如雷、气昏了头的样子，那就比阅读亚里士多德更能看清这种情欲的丑恶，对它会更恰当地嫌弃。谁能记得他经历的苦难，受过的威胁，激起他情绪变化的小事情，那就可为今后的变化、自己的处境做出准备。

提醒大家认识自己意义重大

提醒大家认识自己，这应该是意义重大的事，既然知识与光明之神阿波罗把这句话刻在他的神庙的门楣上，好像包含了他对我们的一切忠告。柏拉图也说智慧无非是去实现这条训诫。在色诺芬的作品中苏格拉底对此详加说明。

每门知识的困难与晦涩之处，只有进入堂奥的人才能窥知。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聪明，知道自己毕竟是无知的，要推门才知道门对我们是关闭的。于是产生这句柏拉图妙言：知者不用探索，因为他已知；不知者也不会探索，因为要探索必须知道探索什么。然而在认识自己这个问题上，人人都那么自信和扬扬得意，人人都自忖理解得足够深刻，这说明没有人真正懂得。

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

不可避免的事应该学会去忍受。我们的生活犹如世界的和谐，都是由相反的事物、不同的色彩构成的：温和的与暴烈的，尖的与平的，柔弱的与严厉的。如果音乐家只喜欢一种音色，会表达出什么？他必须善于调配各种声音，合成交响。我们也是。善与恶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共生共存的，我们的存在不能没有这样的融合。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互都是同样必要的。

正如斯多葛派说的，罪恶存在的好处是凸显德操的价值与艰难，我们更有理由，也更少猜测地这样说，大自然让我们痛苦，是为了珍惜欢乐与无病无痛的时光。当苏格拉底被人卸去镣铐后，觉得铁器在两腿留下皮肤瘙痒的滋味好不快活。他乐滋滋地考虑起疼痛与快活的亲密联姻，好像它们实在有必要成双配对似的。它们时而前后相随，时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还对好人伊索大声说，他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构思，这太适合写出一篇美丽的寓言了。

但是我对人生还有另一种认识，觉得它可贵可亲，甚至在暮年还是非常执著于人生。大自然把生命交到我们手中，配有各种各样的花絮装饰，充满机遇。它若让我们感到紧迫，一无所获地溜了过去，这只能怪我们自己。“丧失理性的人生是徒劳的，它碌碌无为，一心向往着未来。”（塞涅卡）

然而我还是做到面对失去而不遗憾，不是因为它带来烦恼与麻烦，而是它原本是要失去的。所以这样说来只有乐于生活的人才不惮于死亡。享受生活需要技巧，我享受生活是别人的两倍，因为享受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生活的关注多与少。尤其此刻，我发觉自己来日无多，必须寸阴寸金地过。时间流逝得快，我出手抓得也快。我过得也卖力气，抵消日月如梭的匆忙。占有人生的时间愈短，我也愈要活得更深更充实。

其他人感觉到满足与兴旺的甜蜜，我跟他们同样感受，但是不应有过眼烟云的感慨。

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存在，这是神圣一般的绝对完美。我们寻求其他的处境，是因为不会利用自身的处境。我们要走出自己，是因为不知道自身的潜能。我们踩在高跷上也是徒然，因为高跷也要依靠我们的腿脚去走路的。即使世上最高的宝座，我们也是只坐在自己的屁股上。

依我看，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

习惯的最大威力就是抓住我们不放，蹂躏我们

意识的规律我们说是生自天然，其实是生自习俗。被周围大众同意并接受的意见与风俗，被每个人奉为神明，要摆脱则心有不甘，去追随则欢欣雀跃。

从前克里特岛岛民要诅咒一个人，就祈告神让他养成坏习惯。

然而习惯的最大威力就是抓住我们不放，蹂躏我们，以致我们靠自身力量很难摆脱，也很难恢复自我，对它的种种霸道做法进行反思与理论。说来也是，我们一出生，吮吸乳汁的同时也在吮吸霸道的汁液，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就是这副面目，就好像我们生来凡事就要按此办理。四周颇受重视的普遍想法，被父辈灌输到心灵中，我们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了。

心灵里留住了哲学就会健康

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事情竟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使对于有识之士，哲学也是个空洞虚幻的字眼，无论在大众心中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毫不实用，没有价值。我相信个中原因是诡辩学家霸占了通往哲学的道路。

心灵里留住了哲学就会健康，也会促进身体健康。心灵的安详平和也会反映在外，用哲学的模子塑造人的外表，最终使得他温雅自豪、轻捷活泼、满足和气。智慧的最显著的标志是长乐，犹如月亮王国里的事物，永远清朗。三段论的胡诌使学哲学的弟子沾上不白之冤，而哲学本身是无辜的，他们只凭道听途说而接触哲学。哲学的职责不是按照凭空想象的本轮说，而是通过自然、可以触摸的推理，去平息心灵的风暴，学习笑的渴求与热望。哲学的宗旨是美德，不是像经院派说的，高高竖立在陡峭的山顶上高不可攀。

接近过哲学的人，相反会认为它是种植在一片美丽肥沃、繁花如锦的平原上，从那里看所有的事物都一目了然。你若熟悉学习的路径，也可通过绿树成荫、花草点缀的道路，愉快地走在一条平坦的缓坡上，犹如走上了天穹之路。崇高的品德，美丽，昂扬，令人生爱，既温存又勇敢，跟尖刻、乖戾、害怕和束缚水火不相容，它以本性为指引，跟机缘和快活做朋友。有些人与品德从来无缘，因这个缺陷，于是把哲学说成是愚蠢、愁眉苦脸、爱吵架、痛苦、凶相毕露、阴沉的怪物，是伫立在偏僻山坡的荆棘丛里吓唬过路人的鬼魂。

我的教师认识到要让学生心中对美德充满敬意，还必须在心中充满同样或更多感情。要会对他说，诗人反映了大众的情操，让他就像手指碰上一样切实领会，奥林匹克诸神在通往爱神维纳斯小室的路上，比在通往智慧女神雅典娜小室的路上，要洒下更多的汗水。

人只能控制和压抑天性，却无力消灭天性。即使我们的普鲁塔克评论人的行为鞭辟入里，看到布鲁图斯和托尔夸杜斯杀死亲生子，也不禁怀疑这些人物是不是受其他情欲的操纵呢？人的德操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些异乎寻常的行动往往被描述得阴暗可怕，是因为我们的看法既不接受超过常性的行为，也不接受低于常性的行为的缘故。

记得自身还藏有许多弱点和缺陷，不要忘记人生的虚妄性

我要写的不是我的一举一动，而是我和我的本质。我主张议论自己要谨慎，提供证明要认真，不论褒与贬态度都应该毫无区别。我若觉得自己善良、智慧或差不多如此，我会大声说出来。有意少说，这是愚蠢，而不是谦虚。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低估自己是怯懦和吝啬。虚伪成不了美德，真实从来不是错误。高估自己，并不总是自负，经常还是出于愚蠢。过分沾沾自喜，不恰当地自怜自恋，按我的看法，才是这种恶习的本质。

谁自我陶醉，贬低别人，那请他转过眼睛朝向过去的世纪，看到历史上可以把他踩在脚下的英雄豪杰何止成千上万，他会自愧不如。他若自以为英勇无比，让他阅读两位西庇阿的传记，还有那些军队和民族的历史，远远把他抛在后面。没有什么单一的品质可使人踌躇满志，他必须记得自身还藏有许多弱点和缺陷，同时也不要忘记人生的虚妄性。

唯有苏格拉底曾经严肃地探究过他的神的训诫——人要自知。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认识到人要自贬，因而他才配称为贤人。他勇敢地通过自己的嘴剖析自己，才做到了自知。

不为任何利益，只为与美德密切相关的荣誉

我们的心灵并不是为了炫耀而尽自己的职责，而是为了心灵自身，这里面只有自己的一双眼睛才能窥透。心灵保护我们不怕死亡，不怕痛苦，甚至不怕羞辱。要我们忍受失去孩子、朋友和财富的痛苦。当时机到来，甚至让我们去冒战争的危险。“不为任何利益，只为与美德密切相关的荣誉。”（西塞罗）这种益处要比光荣与荣耀更重要、更值得期望和冀盼。荣誉不是别的，只是人家对你的一种好评而已。

我们说扩大名声，也就是让名字挂在许多人嘴上。我们要声名远播，从中得益。这也算是这个意图的最佳理由了吧。但是这种病发展到了极端，许多人就是力图让人家谈论他，不管用何种方式。特洛古斯，庞培谈到希罗斯特拉图斯，李维谈到曼利乌斯·卡庇托利努斯，都说他们追求的更多是名声大，而不是名声好。这个缺点是常有的。我们一心要大家谈论自己，而不是怎样谈论。让大家嘴里提到自己的名字，不论什么情况都可以。好像人出了名，他的生活与寿命都会得到其他人的保护。

目前来说，在这场死伤高达一万人的战争中，提到名字的只有十五人。这个人不能是弓箭手，而要是将领，还必须是命运促成功勋卓越或者意义深远，才会使他建立的功绩为人所知。杀死一人、两人或十人，不顾生死挺身而出，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确实了不起，因为这是玩命的事。但是对于世界来说，这些事平淡无奇，天天可以遇到，不知有多少。所以这类事必须积累到相当数目才能产生显著的效果，这就不是我们能够予以特殊关照的了。

过去一千五百年中，法国手执武器死去的勇士不知凡几，流传至今为人所知的不满一百。不但那些将领的名字，而且战役的详情与胜利的经过也都已湮没无闻。

半个多世界的生存史因为缺乏记载，都留在当地，不多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若掌握那些未为人知的资料，我想在任何例子里都很容易用它们来替代已知的事件。

即使在罗马与希腊，有那么多的作家与历史亲历者，那么多珍贵与高尚的功绩，其实流传至今的也还不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德操不同一般，比我们内心滋生的善意更为高贵

我觉得德操不同一般，比我们内心滋生的善意更为高贵。懂得自律和出身良好的灵魂总是遵循同一步伐，行为跟有德操的人难分上下。但是跟禀性善良、温情平和、依照理性办事相比，德操中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高贵和奋进。

有的人天性温良宽宏，不在乎遭受凌辱，自然是一件好事值得称道。然而有的人遭受凌辱勃然大怒，在理智的劝导下，压制了复仇的怒焰，经过一番思量终于自我克制，岂不是更值得称道。前者做事好，后者做事有德操。前者的行为是善良的行为，后者的行为是有德操的行为。因为德操这个词是以困难和对比为前提的，不可能不经过思想交锋而去完成。我们可以随意称颂上帝是善良的、强大的、慷慨的还有公正的，但是我们从不称上帝是有德操的。上帝的作为都是天生的，不需花费一点力气。

即使在执法方面，一切超过简单一死的做法都是纯粹的残忍，尤其我们基督徒很看重灵魂平静地升天。忍受折磨和酷刑后的灵魂是不可能平静的。

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内乱频仍，残酷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从古代历史中找不出我们天天看到的这种穷凶极恶的事。这决不能使我见多了而不以然。要不是亲眼看见真难以相信人间有这样的魔鬼，仅仅是为了取乐而任意杀人。用斧子砍下别人的四肢，绞尽脑汁去发明新的酷刑、新的死法，既不出于仇恨，也不出于利害，只是出于取乐的目的一要看一看一个人临死前的恐惧，他可怜巴巴的动作，他使人闻之泪下的呻吟和叫喊。这真是到了残忍的最大限度。

农民和国王，贵族和贱民，官员和平民，差异只是在裤子上

我们若看到了一个农民和一个国王，一个贵族和一个贱民，一个官员和一个平民，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立刻在我们眼里出现巨大差异，其实他们的差异可以说只是在裤子上而已。

我们的法律试图在饮食和衣着上限制挥霍无度，其方式好像与其目的适得其反。真正的办法是唤起人们对黄金与丝绸的蔑视，看成是虚荣与无用的东西。而我们却在宣扬它们的气派与珍贵，这样来要求大家舍弃实在是一种很荒谬的做法。因为宣扬只有王公国戚才吃鲜鱼、穿丝绒、佩金饰带，对老百姓则明令禁止，这岂不是抬高这些东西的身价，引得每个人都想享用吗？

让国王们毅然放弃显示高贵的标志，他们有的是其他标志。在这方面挥霍滥用，亲王比其他人更难辞其咎。兹举许多国家为例，我们可以学到足够的、从外表上突出我们地位的好方法（说实在的我认为这对于一个国家是必要的），而不让这类明显的腐败与弊端滋长成风。

我们法国用土地和封邑来称呼人，这是一个恶俗的习惯，造成的后果很坏，也比世上任何事更容易混淆和模糊家族的渊源。一个家族的幼子得到一块封地，他以这块封地命名，为人所知，不能正正当当把它放弃。他去世后过了十年，土地归了外人，这一位也照此办理，请想一想我们对这些人还能了解多少。我们不用往别处去寻找例子，只需看我们的王室，多少封邑，多少名上加名，可是谱系的本源却不得而知了。

这些变更那么随心所欲，以致到了我这个时代，谁要是福星高照，飞黄腾达，无一不是安上连他老爸也不知道的新谱系头衔，还往名门望族上靠。默默无闻的家族走了运，什么显赫的名字都能冒充。法国有多少贵族自称是王族一脉的？我看要超过其他国家。

自视过高是一切谬误思想的根源

我们常爱沾沾自喜，变得多么虚荣！天下最循规蹈矩的人为了克服头重脚轻，飘飘然不知所以的缺点，已足够忙碌的了。千人中难得有一人，一生中有一个时候站得笔挺，坐得笔直。我们甚至还可怀疑人的本性究竟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做到始终如一，这是人的最终的完美。我说即使没有大事，也有千百桩偶然事件使人失去理智。谁不认为苏格拉底若遇到中风还不是跟脚夫一样昏昏沉沉？有些人遭到疾病打击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有些人受了一点轻伤就失去判断能力。人不管如何智慧总是人，还有什么比人更易衰老，更可怜，更虚妄的吗？智慧对人的处境也不能强求。

此外还有一种虚荣，就是我们对自身评价过高。这是一种轻率的感情，使我们把自己看成另一种人。这就像恋爱的热情把钟情的对象说成花容月貌，丽质天姿，使热恋中的人糊里糊涂，在他看来他所爱的那位总跟实际不一样，更为完美。

我并不是要一个人生怕这方面看不准，从而误解自己，贬低自己。评判应该自始至终保持不偏不倚，这说明他看待这件事也像看待其他事，以实事求是为准。如果他是恺撒，那就不妨让他大胆自认为是世上最伟大的统帅吧。

我觉得人自视过高是助长一切——社会与个人的——谬误思想的根源。那些骑在墨丘利的本轮上，对天庭一览无遗的人，像拔错牙的庸医那样叫我受不了。因为在我以人为对象的学习中，发现人的判断五花八门，疑窦重重，简直是一座深不可测的迷宫，即使是研究同一种智慧的学派中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可以想一想，既然这些人对自己本身与处境的认识都不能取得一致——这些还是日夜展现在他们眼前、存在于他们心中的事，既然他们对自己掀起的讨论是怎样掀起的也说不清，对自己掌握、玩弄的学术机关不知如何描述解说，我怎么还能相信他们的论述呢？即使只是论述尼罗河潮涨潮落的原因。据《圣经》说，让人对事物产生好奇，这是神强加于人的一种“劳苦”。

没有自知之明，才会被虚假的好话陶醉

一生以荣誉与名望为目的的人，若戴了一副面具混迹人间，不让大众见到他的真面目，那他想获得什么呢？夸奖一个驼背身材好，他听了必然认为是侮辱。你若是个懦夫，被人当作勇士，大家说的是你吗？那是把你当成另一个人了。更让人觉得有趣的是一个人见到人家向他举帽致礼，便以为自己是什么头儿，其实他只是个卑微的随从而已。

马其顿国王阿基劳乌斯走在街上，有人向他身上泼水，随从说该惩罚这个人，国王说：“不过，他没有向我泼水，他是在向他认为我是的那个人泼水。”有人对苏格拉底说有人说了他坏话，他说：“不会吧，我没有他们所说的缺点。”就我来说，谁若说我是好船员，谦逊有礼，不近女色，我是不会领情的。同样，说我是叛徒、小偷或酒鬼，我也不感到被冒犯。没有自知之明，才会被虚假的好话陶醉，而我不会，我对自己的心灵深处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什么是自己有的。我希望人家对我少一点赞扬，只求对我多了解。人家会认为我在某种需要明智的情况下表现很明智，而我自己觉得那时很傻。

心灵对待痛苦与享乐要同样节制

心灵的伟大不是往上与往前，而是知道自立与自律。心灵认为合适就是伟大，喜爱中庸胜过卓越显出它的高超。最美最合理的事莫过于正正当当做人，最深刻的学问是知道自然地过好这一生，最险恶的疾病是漠视自身的存在。

纵欲是享乐的瘟疫，节制不会给享乐造成灾难，反而使它有滋有味。欧多克修斯宣扬享乐至高无上，他的朋友也把享乐看得极端重要，通过节制更把这个乐趣提高到无比美妙的境地，这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与典型。

我命令我的心灵对待痛苦与享乐要同样节制，“心灵在欢乐中张扬与在痛苦中颓唐，同样应该谴责。”（西塞罗）以同样坚定的目光，但是一个开心地，一个严厉地，同时依照心灵的能力，花同样的心思去缩小痛苦，扩大享乐。健康地看待好事也就能做到健康地看待坏事。痛苦缓慢初起时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而享乐过度结束时带有某种可以避免的东西。

柏拉图把这两者结合，认为与痛苦斗争，与沉湎其中不知自拔的享乐斗争，皆为勇敢的举动。这是两口井，不论是谁在适当时间从适当的那口汲取适当数量的水，对城市、对人、对牲畜都是幸运的卜。第一口井从生理需要出发，要予以精确计算；另一口井从干渴出发，要在陶醉前停止。ii苦、欢乐、爱、恨都是一个孩子的最初感觉。理智产生了，就要以理智为准绳，这就美德。

本性不可能根除，只能掩盖、隐藏

人的天性可以通过教育改进与加强，但是不会完全改变与消除。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子上万人通过相反的学说走上行善积德或是为非作歹的道路：

在囚笼中忘记自己的森林，

温顺的野兽失去了凶相，

接受人的驯服，但是有一滴鲜血

落进它们的嘴里，那时

又会野性大发，张开血盆大口，

连惊慌失措的主人也不放过。

——卢卡努

本性是不可能根除的，只能掩盖，只能隐藏。

要求自己敢做的事就要敢说

我讨厌满腹牢骚、愁眉苦脸的人，他们对生活的乐趣视而不见，牢牢抱住苦难不放。犹如苍蝇，在平洁光滑的物体上站不住，专找粗糙崎岖的地面停下；犹如水蛭，专门吮吸脓血。

此外，我还要求自己敢做的事就要敢说，不能公之于众的事想一想都不舒服。我最坏的行动与做法还不至于丑恶得连自己也不敢说。大家在忏悔时谨慎小心，其实应该在行动时谨慎小心。大胆做坏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胆忏悔的制衡与阻止。谁有义务把一切都说出来，也有义务不去做必须隐瞒的一切。但愿我这种毫无顾忌的言论，引导大家超越自身缺点造成的那些怯懦有害的美德而走向自由。凭我个人不加节制的想法，把大家带往理智的起点！

人世中最重要的事是知道怎样属于自己

我们一千个惯常的行动中，未必有一个跟我们有关。你看到那个人冒着乱箭，气得不顾死活爬到废墟顶上，另一个人全身伤痕，又冷又饿，脸色苍白，怎么也不给他开门，你以为他们在那里是为了自己吗？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另一个人，这人他们或许从未见过，正待在一边享乐，对他们的死活绝对不操一点心。

为他人度过了大部分岁月，把最后一段岁月留给自己。为我们自己和安逸多作考虑与打算。安度退隐生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既要使我们有事消闲，又不为其他事操心。因为上帝给我们留出了时间安排搬家，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整理行李，早日与亲友告别，摆脱对人对事的强烈依恋。必须解除这些束缚性的义务，此后可以爱这个或那个，但是不要太放在心上。

这就是说，让今后的一切属于自己，但是情意不要过于密切，以后分离时不致拉下我们身上的一块肉或一层皮。人世中最重要的事是知道怎样属于自己。

第二章　人生如果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既然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我觉得一切标新立异的做法不是来自真正的理智，而是来自疯狂与别有用心的做作。聪明人内心必须摆脱束缚，保持自由状态，具备自由判断事物的能力，但是行止上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公众社会不会理会我们在想些什么，至于我们的行动、工作、财富乃至生活本身，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和公众舆论，就像这位善良伟大的苏格拉底拒绝违抗法官来拯救自己的生命，即使那是一位非常不公正的法官。每个人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这是规则中的规则，法律中之大法。

每件事物都有不同的特点与境况，要看清和选择其中最有利的去做实在是不可能，这常使我们举棋不定和手足无措。当一切考虑都对我们不合适时，最可靠的方法依我来看，是采取最诚实与最正义的做法：既然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在人世种种痴心梦想中，最普遍认可的是名望与荣誉，为了得到它们有些人甚至不惜抛弃财产、安宁、生命与健康。其实后面这些才是实际有用的财富，而前者只是没有形体、不可捉摸的虚影与空谷回响：

名望用甜蜜的声音迷倒了

多少英雄好汉，那么美好，

其实只是一个回声、一个影子、一场梦，

风一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塔索

这属于人的劣根性，即使哲学家好像也对它情有独钟，迟迟不能摆脱。

说到对人的评价吧，妙的是世间万物都是以其本身价值来评价，唯独我们人除外。我们称赞一匹马矫健挺拔，而不是夸奖它的马具；一条猎兔犬要跑得快，不是由于它的项圈美；一只鸟需要的是强健的翅膀，而不是套绳和脚铃。为什么我们对人的评价不是根据他的本质呢？他有大批随从、一座华丽的宫殿，他有多大名气、多少年金，这些都是他身外之物，不是身内的品质。

事情可能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尺度和条件。但是事情临到我们，心灵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任意修饰。死亡对于西塞罗是可怕的，对于加图是可盼的，对于苏格拉底是无所谓的。健康、良心、权威、知识、财富、美以及与以上这些相反的东西，在进入心灵时都脱去了自己的衣衫，而接受心灵给予的新衣衫和它喜欢的花色：褐色的、绿色的，浅的、深的，刺目的、柔和的，深刻的、表面的。每个心灵都是各选各的，因为它们不是共同去检验它们的风格、规则和形式：各个心灵在自己的领土上都是王后。所以不要在事情的外在品质上找借口，责任在于我们本身。

别人说到的事，我都能做到

文字精雕细刻只对取悦大众有用，他们吃不下更有分量和营养的肉，塔西佗笔下的阿佩尔就是明证。萨摩斯岛的使者前来觐见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准备了一大篇声情并茂的演说词，要说服他对波利克拉特暴君发动战争。国王让他们把全文念完，对他们说：“你讲的话开头部分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也影响到了中段。只听到你们的结论，但那是我不愿意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回答，给喜欢掉书袋的人当头一棒。

另一人又怎么样呢？雅典人要在两位建筑师中选一人负责建造一项大工程。第一位装腔作势，针对这工程的主题事前准备了一篇美丽的演说词，争取到民众的好感。但是另一位，只说了三句话：“雅典各位大人，那位说到的事，我都能做到。”

不应该根据我们感觉的可信与不可信，去判断可能与不可能。自己不会做或不愿做的事，也就很难相信别人会去做，这是极大的错误，而大多数人都陷入这种错误。每个人都觉得最高的自然形式都在自己身上，其他一切形式都要以自己作为试金石，作为准绳。凡是不符合自己的方式，都是假的、不自然的。这多么愚昧无知！

丑事到处可见，好事了无影踪，病态满目皆是，健康则很罕见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养成了浮躁、爱出风头的性格，以致不再注意善良、节制、平等、恒心以及宁静无为的品质。丑事到处可见，好事了无影踪，病态满目皆是，健康则很罕见。令人高兴的事也就无法与令人伤心的事相比。把会议室里可做的事放在大庭广众面前做，把夜里能做的事放到白天中午做，同事可以做好的事恨不得自己来做，这样做都是为了沽名钓誉和个人利益，不是为了对工作有利。就像希腊某些外科大夫，用木板搭台，在行人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他们的外科手术，目的是以熟练的技术招揽顾客。他们认为大吹大擂才能让人听到事情得到良好解决。

若有医生为了表现他的医术而让我们得上瘟疫，不是应该抽鞭子吗？我绝没有这种不健康但颇为普遍的心理，希望这座城市动荡不安、百业凋敝，来显示我施政高明。我脚踏实地为市民的安居乐业贡献力量。我工作时按部就班，低调，静悄悄。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他无法阻止我有幸担任此职位时奉行属于我自己的工作作风。

我生来是这样的人，喜欢自己既幸运又聪明。有所成就既归功于上帝的恩宠，也有赖于自己的努力工作。我也曾苦口婆心向大众说到我才疏学浅难以担任这项公职。比才疏学浅更糟的是我并不嫌弃才疏学浅，也不思改变才疏学浅，因为我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我对自己的政绩也不满意，但是当初自己定下要做的事差不多都做了，对别人许愿要做的事还大大超过，因为我愿意答应的事要少于我能做的和希望完成的事。我要肯定自己没有留下冒犯和憎恨，至于对我的遗憾和希望，我至少知道自己并不十分在乎。

一般来说，人在传播自己的意见时聚精会神，当普通的做法不奏效时，就会使用命令、力量、铁与火。真理的最佳试金石竟是信徒的人数，这里面庸人远远超过贤人。到了这种局面可不是幸事。“仿佛什么都没有‘不辨是非’那么普遍。”（西塞罗）“一群庸人成了评判贤人的大权威！”（圣奥古斯丁）不顾大众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是困难的。从事情本身出发，首先说服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从那时起再借着数量的权威与时间的增长影响到能干的人身上。对我来说，一件我不相信的事一人说了我不信，一百零一人说了我也不信，我也不根据时间来作判断。

在我这个时代，那些人试图用新观点来纠正社会风气，这只是从表面上去改变罪恶。那些实质性的罪恶，他们若没有去增加，也是根本没有触动。增加倒是必须担心的。他们要去做其他好事，更乐意停留在这些夺人耳目的外表改革上，代价更小，更易讨好。这样也就不费多大工夫就满足了其他共生共灭的天然罪恶。

对于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不论其结果如何，我很少抱憾。它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发生，这个想法使我免除烦恼。如今它们已经进入宇宙的大循环、斯多葛的因果连锁应。你用开么方法祈求和想象，都不能改变一丝一毫，事物的顺序不会颠倒，不论过去与未来。

我们都是偶然出生在信仰这个宗教的国家里

从我们宗教的长处来说，我们应该出类拔萃，使其他人望尘莫及，大家不是常说：“他们就是那么公正，那么仁慈，那么善良吗？那么他们是基督徒了。”其他的表现在一切宗教中都是相同的：希望、信任、节日、仪式、救赎、殉道。我们的真理的特点是我们的德行，它也是最接近天道的标志，也是真理的最艰难、最可贵的成果。好心的圣路易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那位鞑靼国王皈依基督教后，计划到里昂来吻教皇的脚，亲眼来看我们风俗中的圣贤流韵，圣路易再三劝阻，害怕我们漫无节制的生活使他对神的信仰大失所望。

然而后来，有一个犹太人却出于相反的原因皈依了天主教。这个犹太人为了同样目的到罗马去，看到那个时候神职人员和老百姓生活的放荡，更坚定了他留在教内的决心。他认为在这些堕落和罪恶的人中间保持宗教的尊严和辉煌需要更大的力量和虔诚。

有的人要大家相信他们对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是相信的。有的人——占大多数——要自己相信自己是相信的，然而不知道深入探究什么是相信。

我们觉得奇怪，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对事件的发生和事态的变化都已习以为常了。这是因为我们只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所谓正义在交战的一方，这只是一种装饰和掩盖。在战争中援引正义，但是正义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接受、欢迎和信守。正义就像律师嘴里的字眼，不是信徒心中的信仰。上帝对信仰和宗教，而不是对我们的情欲给予神奇的帮助。人占了主导地位，在利用宗教。事情应该颠倒过来。

不妨想一想，如果宗教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岂不像用蜡去塑造多少不同的形状，跟不偏不倚的尺度是格格不入的。今天，在法国，这样的事看得还不够多吗？有的人这样解释，有的人那样解释；有的人说成是黑的，有的人说成是白的。然而都同样在利用宗教去完成暴力和野心的事业，在行为的暴戾和不义方面如出一辙。他们使人怀疑，他们在决定我们的生活行为和秩序等大事上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有分歧？即使在同一个学派内，又何曾看见过更为协调一致的做法？

还可以看一看我们是多么厚颜无耻地玩弄神圣的信仰，又多么亵渎神圣地根据政治风暴中变幻不定的命运，时而抛弃，时而接受这条庄严的宣言：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臣民可以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君王。首先让我们想一想，仅在去年哪一方把“赞成”作为本派的支柱，哪一方把“反对”作为本派的支柱，再来看看那些说“赞成”和“反对”的人现在又分属于哪个阵营。为这项事业是不是比为另一项事业少动干戈？有人说真理应该忍受我们需要的桎梏，我们就判处这样说的人火刑。在法国做的比说的又要坏多少？

还得说一说这个事实：即使从一支合法的、温和的军队中去抽调出纯属出于宗教热诚而冲锋陷阵的士兵，再抽调出为了保护国家的法律或效忠君王的士兵，他们的数量凑不成一个完整的连队。在公众服务中保持同样意志和同样进取心的人怎么竟会那么少？我们看到他们一会儿踱方步，一会儿快马加鞭。同是这些人一会儿粗暴贪婪，一会儿冷酷懒散。要不然就是在个人的和一时的利益驱使下蛮干，把我们的事情弄糟，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看得很清楚，我们只愿意承担满足自身情欲的宗教责任。没有一种仇恨像基督徒的仇恨那么深。我们在通向仇恨、残酷、野心、贪婪、诽谤、反叛的斜坡上劲头十足，若反过头来，除非出现奇迹或生来就是好脾性，没有人会朝善意、宽容和节制的道路直奔而去。

有人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柏拉图宣扬灵魂不灭，慷慨激昂，诱使他的几名弟子寻死，为了及早享受他暗示的希望。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们完全依照自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手来接受我们的宗教，其他宗教也是这样得到接受的。我们都是偶然出生在信仰这个宗教的国家里，或者是我们尊重和维护先辈的宗教传统和权威，或者是我们害怕宗教宣扬的不信教会遇到的威胁，或者是追随宗教的许诺。那些考虑对我们的信仰起了作用，但只是补充作用，这些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另一个地区，另一些人，用相似的许诺和威胁，可以使我们沿着同样的道路信仰另一个完全对立的宗教。

人引经据典地要我理解，人觉得自己大大胜过其他创造物是多么有根有据。然而是谁说服他相信，一望无际的美丽天空，终年流转不息的日月星辰，无垠海洋的惊涛骇浪，从开天辟地以来都是为了人类的便利和福祉而存在的？这个可怜脆弱的创造物，连自己都不能掌握，受万物的侵袭朝不保夕，却把自己说成是他既没有能力认识、更没有能力统率其一小部分的宇宙的主宰，还有比这个更可笑的狂想吗？人还自称在茫茫太空中唯有他独一无二，唯有他领会宇宙万物的美，唯有他可以向创造主表示感恩，计算大地的得失，这又是谁给了他这个特权？

神的超自然力量和天上的圣事具有我们世俗社会的标志，因为信仰和祷告的是人

古人谈到宗教时的各种看法，我觉得其中这种看法最接近本真，也最能为人所接受：它承认上帝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万物的创造主和保护者，一切善良和完美的体现，充满善意地接受人类不论以什么面目、以什么名义、以什么方式贡献的荣耀和崇敬。

世人自己创造的宗教不但是虚假的，也是不敬神的和有害的。

圣保罗在雅典看到许多宗教盛行，只有一座神坛，雅典人敬拜的是隐蔽的、未认识的神，他觉得这是最可以接受的。

毕达哥拉斯描述的东西最接近真理，他认为对这个万物之本、万众之神的认识应该是不确定的、不受限制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这不是别的，而只是我们的想象力向完美靠近所作的最大努力，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开拓思想。如果纽默企图把他的臣民的信仰纳入这种模式，使他们依附一个纯粹精神的宗教，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物质的内容，他的企图就会落空。人的思想不可能在一大堆不成形的想法上不着边际地漂移。必须把想法转化成他可以模拟的形象。神的威仪因而要在具体范围内体现：神的超自然力量和天上的圣事具有我们世俗社会的标志，对神的崇拜要通过诉之于感觉的仪式和祈祷，因为信仰和祷告的是人。

老老实实承认人的天然地位

人是不是有能力发现他寻找的东西？人那么多世纪以来寻找真理，是不是使自己获得了一些新的力量和坚实的真理？

我相信，他若说心里话，就会向我承认，他多年来追求所得到的，只是他懂得了认识自己的弱点。我们与生俱来的无知，经过我们长期的探索，得到了肯定和证明。真正有知识的人的成长过程，就像麦穗的成长过程：麦穗空的时候，麦子长得很快，麦穗骄傲地高高昂起；但是，当麦穗成熟饱满时，它们开始谦虚，垂下麦芒。同样的，人经过一切尝试和探索后，在一大堆洋洋洒洒的学问知识中，找不到一点扎实有分量的东西，发现的只是过眼烟云，也就不再自高自大，老老实实承认人的天然地位。

任何东西都处于不同的光线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目前，我们若从自身去归纳我们的伦理规则，会使自己陷入多大的混乱！因为我们的理智劝我们去做最实在的事，一般来说是要各人服从各国的法律，这是苏格拉底的看法，据他说这条看法是得到神的启示的。除了说我们的责任没有一定的规则以外，他这句话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真理的面貌应该是普天下一致的。如果人认识到正直与正义是真正有形有实质的，他就不会把它们跟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习惯条件拴在一起，美德的形成不取决于波斯人或印度人的遐想。

没有东西像法律那样多变。自从出世以来，我就看到我们的邻居英国人把法律改动了三四次，不但在政治问题上（这方面大家希望不是一成不变的），还在更重要的问题上，也就是宗教问题。我对这点感到羞耻和难过，尤因我们这里的人跟这个国家从前有过许多私人交往，在我的房里还存放着这些旧情谊的遗物。

即使在我们这里，我也看到从前要判死刑的事情成为合法的行为。我们这些有其他准则的人，在战火纷飞、变幻莫测的命运中，随时可能成为不是亵渎神明便是弑君犯上的罪犯，因为，我们的司法成了无法无天的空文，存在不到几年便面目全非。

阿波罗这位古老的神，怎么才能更明白地指出人的智慧就是缺乏对神的认识，对人说宗教只不过是用于促进社会团结的一种发明，向祭台前聆听训诫的信徒宣称，各人真正的祭礼是他的居住地所奉行的祭礼呢？

哦，上帝！我们多么感谢至高无上的创造主的善意，他让我们的信仰摆脱这些漫无目的、强制性的热诚，而建立在《圣经》的永久的基础上！

那么，哲学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应该遵循本国的法律吗？这一大堆众说纷纭的看法只是出自一个民族或一位亲王的意见，他们的情欲变化万千，法律也随之朝令夕改，叫人不得要领。我的判断力可没有这么灵活。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件好事，我昨天看到它还受人尊重，第二天便不当一回事，过了一条河又成了犯罪行为？

什么样的真理可以受到这些山岭的阻挡，越界以后又变成了谎言呢？

为了赋予法律某种可靠性，哲学家说存在固定、永久和不可更改的法律，他们称为自然法律，这是根据人的本质条件确定的，深深铭刻在人心中，他们说这话是很好笑的。这样的法律有的说有三项，有的说有四项，有的说多，有的说少，这就表明这件事跟其他的事一样令人可疑。他们真够不幸的（我除了说不幸以外还能说什么呢，在那些数不清的法律中他们竟找不出一项法律交上好运或得到机缘，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承认），我还说，他们也真够可怜的，就是这些中选的三项法律没有一项不受到——还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国家的——驳斥和否认。因而，要说到有什么自然法律，唯一令人信服的凭证是要得到普遍的同意。因为既是大自然对我们的真正要求，我们无疑会一致同意照着做，任何人企图违反法律行事，不但是国家，就是个人也会对这种压力和粗暴对待感到不满。哪一项法律具备这样的特征，让他们给我举个例吧。

存在自然法律，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在其他创造物中就有。但是在我们中间已经绝迹，因为这个高超的人类理智到处干预，企图主宰和操纵一切，它的自负和反复无常也模糊和混淆了事物的面目。“没有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称为我们的东西，只是一件人工的产物。”（西塞罗）

任何东西都处于不同的光线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因而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主要原因。一个国家看到事物的一面，以此为据；另一个国家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也以此为据。

吞食自己的父亲，还有什么比想起这个更叫人毛骨悚然呢？然而古代民族就有这样的习俗，还把这个习俗作为孝心和情谊的证据，试图说明在他们的后代身上举行最隆重、最光荣的墓葬，把父辈的遗骸如同圣物存放在自己的体内和骨髓内，通过消化和滋养，让他们的生命延续，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得到重生。把父母的尸体抛入荒郊，让野兽和蛆虫吞噬，对于坚信上述信仰的民族，那又是多么残酷可怕的事，这也是不难想象的。

叙古拉暴君大狄奥尼修斯赐给柏拉图一袭波斯长袍，镶金嵌银，熏过香料。柏拉图不接受，说他生为男人，不乐意穿女人的袍子。但是亚里斯提卜接受了，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任何奇装异服都沾染不了一颗纯洁勇敢的心。”他的朋友斥责他是胆小鬼，狄奥尼修斯在他的脸上吐唾沫也不在乎。他说：“渔夫为了捕捉鱼，被海浪打得全身湿透也得忍受。”第欧根尼在洗白菜，看到他走过，说：“如果你学会吃白菜过日子，也就不必阿谀奉承一位暴君了。”亚里斯提卜反驳说：“如果你学会跟人打交道，也就不必吃白菜过日子了。”这说明理智对事物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双耳罐，可以抓住左耳，也可以抓住右耳把它提起来。

有人责怪梭伦死了儿子，只是有气无力地洒上几滴无用的眼泪，他说：“正因为眼泪无用我才有气无力地洒上几滴。”而苏格拉底的妻子抢天呼地强烈表达痛苦：“哦，这些混蛋法官叫他死得好冤啊！”

苏格拉底回答：“你难道乐意他们叫我死得不冤吗？”

你若对一篇文章条分缕析，人的思想不会不在里面发现曲、直、苦、甜的意义和形貌。即使最简洁完美的文字，也会产生多少虚伪和谎言？哪个异教思想不可以在里面找到足够的基础和证据借以立足和存在？由于这个原因，犯有这类错误的作者从来不会舍弃这种依据：以文章的解说为证。

自然中没有无用的东西，即使无用的也有用

我们的制度，不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处处都不完美。但是自然中没有无用的东西，即使表面上无用的也有用，这个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无不有其位子。我们人身则由病态的品性黏合而成。野心、嫉妒、羡慕、报复、迷信、失望，在我们身上与生俱来，难以改变，也可从野兽身上看到其影子。残忍性——这个违反自然的恶行——也如此。因此，我们看到其他人受苦，内心不但不表同情，还会产生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幸灾乐祸的快感，这一点连孩子也体会得到。谁能从人身上消除这些品质的种子，也就摧毁了我们人生的基本条件。同样在我们的制度中，有一些必要的职能，不但是恶劣的，还是罪恶的。这些罪恶有它们的位子，还竭力在弥合我们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健康要靠毒药维持。尤其这些罪恶对我们是必要的，共同的需要也就抹去它们的实质，从而也变得情有可原了。这样的事应该让更有魄力、更无畏的公民去做，他们牺牲了荣誉与良心，就像有些古人牺牲生命去拯救自己的国家。我们这些弱者，还是去扮演一些更轻松、更少风险的角色。公众利益需要有人去背叛，去撒谎，去屠杀，我们不该叫那些较听话、较懦弱的人去担当如此重任。

自然中除了怀疑以外不存在别的

科学确实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大事业。轻视科学的人只是表明自己的愚蠢，但是我也不会把科学的价值夸大到某些人所说的程度，比如哲学家埃里吕斯，他认为科学包含至高无上的善，科学本身可使我们明智和满足。我也不相信有人所说的，科学是一切美德之母，任何罪恶都是无知的产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是值得详尽论述一番。

谨慎是对善与恶的选择，既然恶从来与上帝无缘，谨慎怎么可能用在他的身上呢？以理智和聪明为例，我们使用理智和聪明是为了辨明模糊不清的东西，既然上帝决不会模糊不清，理智和聪明又怎么样呢？正义，那是人的社会和集团的产物，把属于每人本分内的东西交给每人，上帝心中怎么会有它呢？节制又如何？它指肉欲的适度调节，这在神性中是没有位子的。在痛苦、劳累和危险中坚忍不拔，与他也是毫不相关的，因为他决不会遇上这三件事。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上帝跟美德和罪恶都是不沾边的。

我们要积极去认识真理，我们已经得到的认识，不管程度怎么样，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得到的。上帝已经对我们进行不少教育，通过选择平凡的人、心地单纯的人和无知的人作为证人，向我们显示他的惊人的秘密：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收获，纯粹是上帝的慷慨赠礼。我们不是通过的推理和领悟使自己接受了宗教，而是通过外界的权威和训诫。促成我们这样做的，得力于我们不强的判断力更多于强的判断力，盲目更多于明白。我们理解这些神圣的道理，是通过我们的无知更多于通过我们的学问。如果我们先天和后天的智力，不能想象这种超自然和天上的事，也不必大惊小怪，我们只要表示顺从和皈依。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把无穷无尽的漫漫长夜中闪光的这一刹那，我们永垂不朽的自然状态中停顿的这一瞬间，看作是生呢？死亡占据了这片刻的前前后后，也占据了这片刻的好大一部分。有的人，如墨利索斯的信徒，发誓说，不存在什么运动，什么都是不动的（因为，像柏拉图证明的，如果只是一，球形运动是不可能的，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易位运动也是不可能的）。另一些人说，自然中没有延续，也没有停顿。

毕达哥拉斯说，自然中除了怀疑以外不存在别的，对一切事物都可以讨论，甚至对于一切事物都可以讨论这一点也可以讨论。瑙西法纳斯说，在一切仿佛存在的事物中，不存在大于存在，唯有不确定是可以确定的。巴门尼德说，在一切仿佛存在的事物中，没有事物是普遍的，只有一。芝诺说，甚至一也是没有的，只有无。

按照自然的规律无人是贫困的，按照世人的意见人人都是贫困的

大自然的规律使我们学到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贤哲告诉我们，按照自然的规律无人是贫困的，按照世人的意见人人都是贫困的，他们还细致区分从自然而来的欲望和因我们胡思乱想而来的欲望。大家看得到底的欲望是来自自然的，在我们面前躲闪、让我们追赶不上的欲望是来自我们的。钱财的贫乏易治，而心灵的贫乏则不可治。

一切事物诞生时都是柔弱的。可是应该睁大眼睛看着初始之时。因为小时不发现它的危害性，大时就会找不到医治之药。

学问肇始于感觉，归结于感觉

学问肇始于感觉，归结于感觉。我们若不知道有声音、气味、光线、味道、尺寸、重量、柔软、坚硬、粗细、颜色、光洁度、宽度、深度，我们还不是与石头无异。这些才是我们学问建立的基石和原则。不错，有的人说学问不外乎是感知。谁要是逼迫我否认各种感觉的存在，他可以掐住我的咽喉，但是不会使我后退。感觉是人的认识的开始与结束。对感觉的作用可以尽量缩小，但是这点是不可回避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感觉的道路和媒介而输入的。

在感觉问题上，我的第一条看法是我怀疑人天生具备所有的天然感觉。我看到许多动物，有的没有视觉，有的没有听觉，依然不缺什么地过完一生，谁知道我们身上是不是也少了一种、两种、三种甚至更多的其他感觉？因为，纵使少了一种，我们靠推理也不会发现的。各种感觉的特权达到我们认知的极限为止。超越了感觉，我们再也不会发现什么，也就是一种感觉不能去发现另一种感觉。

我们这些世纪最主要、最著名的学问，不就是了解有学问的人的学问吗？

注释注释比注释事物更多事儿，写书的书比写其他题材的书更多问世。我们只是在相互说来说去。

书里的注释都密密麻麻，创作者则寥寥无几。

我们这些世纪最主要、最著名的学问，不就是了解有学问的人的学问吗？这不是一切学习的普遍与最终的目的吗？

我们的看法都相互嫁接。第一个看法作为第二个看法的植株，第二个又成为第三个看法的植株。我们这样一株接一株，从而最高的一株经常荣誉最“高”，其实功绩并不最大。因为它只不过比之前的一株高一节而已。

学问和艺术不是用模子铸造的，而是屡次三番琢磨切磋慢慢形成的

伊壁鸠鲁说，法律即使是最坏的，对于我们也是必要的，没有法律人会相互吞噬。柏拉图说的话也相差不远，没有法律我们会像野兽那样生活。他曾写过论文来证实这一点。我们的思想是一件不易驾驭、危险和爱惹是生非的工具，很难要它遵守秩序和尺度。在我的那个时代，那些出类拔萃、生龙活虎的人，差不多个个都高谈阔论，放浪不羁。遇到一位知书达礼的规矩人，可称为出现了奇迹。所以要对人的思想围上栏杆，不许越雷池一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学问上像在其他事上，必须计算和调整他的步子，必须划定他的狩猎范围。于是用宗教、法律、风俗、学说、箴言、生前死后的惩罚和奖励来束缚和钳制它，然而大家还是看到思想在得意忘形时会挣脱这些樊笼。这是一个无形的物体，不知道往哪里去抓，去打；这是一个畸异的物体，不知道在哪儿打个结，装个把手。当然，有的灵魂值得人家信任，凭着自己的判断，超越一般人的看法自由遐想，同时不忘适度和克制。但毕竟这种坚强、规矩和赤诚的灵魂不太多见，还是把灵魂置于控制下更为稳妥。

古代人思想自由活跃，在哲学和人文科学形成了许多见解不同的学派，每个学派要判断、要选择来确定自己的宗旨。但是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路上，“大家都依附和信守一定的不可更移的看法，即使他们不同意的东西也不得不为之辩护。”（西塞罗）我们学习各门学科也按照官方颁布的章程规则，以致学校也只有一种主导思想、相同的机构和限定的学科，大家不检验这些货币重多少、值多少，而是按照时尚的说法算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人计较什么含金量，只要能当多少使用就行。其他东西的情况与此一样。

限制我们的思想则没有作用，我们的思想充满好奇，贪多务得，没有理由不认为走得了五十步，也就走得了一千步。从经验上得知，一个人干不了的事，以后的人会干成；这一个世纪不知道的事，下一个世纪就会明白。学问和艺术不是用模子铸造的，而是屡次三番琢磨切磋慢慢形成的，像小熊的相貌是由它的熊妈妈从容不迫舔出来的。我没有能力发现的东西，还是要探索和试验，对新事物推敲斟酌，条分缕析，为后来者提供方便，使他们驾轻就熟更好掌握。后者就是这样受惠于前者。这说明为什么困难不会叫我绝望，我的无能也不会令我沮丧，因为这只是我个人的无能。

思想是一把伤人的利剑，即使对于佩剑者也是如此

思想是一把伤人的利剑，即使对于佩剑者也是如此，如果他不知道如何谨慎适当挥舞的话。犹如没有一头牲畜不需要戴上眼罩，要它的眼睛只看到脚前的这条道，不让它左右乱走，脱离习俗和法律给它确定的车辙。因而不论常规的路程是怎么样的，您不要偏离左右，对您来说，也比信口开河图一时之快的好。如果哪一位新派学者，不顾他自己和您的灵魂得救，企图在您面前卖弄才情，这就是紧急关头的一面保护伞，使您避免感染天天在您的院子里弥漫的这场危险的瘟疫，也防止毒素传染，伤害到您和您周围的人。

提奥弗拉斯特说，人的智慧是由感觉支配的，对事物的原因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要探究事物深远的本质，人的智慧必须适可而止，不然会由于自身的缺点或事物的难度而愚不可及。

命运不会迎合和屈从我们的推断与算计

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很有道理，事态的发展与结果，特别在战争中，很大部分取决于命运，命运不会迎合和屈从我们的推断与算计，如这几句诗说的：

经常，鲁莽者成功，谨慎者失败。

命运对理直气壮的诉状充耳不闻，

还像闭着眼睛在四下乱走。

冥冥中有一种力量，

支配、主宰、驱使世人受制于它的法则。

——马尼利乌斯

若能很好理解这几句诗，就会觉得我们的意见与决断也同样取决于命运，命运把它的混乱与不确定性带进我们对事物的判断。

对于人格是否完美，国人除了以自己的风俗习惯评判以外，没有其他的标准与规则，我认为这还情有可原。因为这是人的通病，不但庸人有，差不多人人都有，都以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来决定自己的看法与好恶。

我们的风尚变化既突然又迅速，即使全世界的裁缝都发明创造新的款式，也供应不了足够的新款新花样，必然是某些淘汰的款式经常会重新时兴，时兴的款式又会被淘汰。因而同样的看法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会有两三回不但是不同、还是截然相反的变动，而且还说变就变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中间还没有这样的聪明人，不被这种矛盾的说法说昏了头，迷糊了眼睛，迷糊了心。

我是命运提供给我什么就议论什么。对我来说一切论点都是好的，我也决不企图把它们说透，因为我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全貌。那些答应让我们看到全貌的人也做不到。每件事物都有几百副面孔和几百条肢体，我只能抓住其中之一，有时一眼带过，有时略加触摸，有时紧紧摁到骨头。我不往最宽处，但尽我所知往最深处探索。我经常喜欢从前人未加注意的方面着手。我对一个我不熟悉的命题，也会大胆深入探讨。这里写一句，那里写一句，算是各篇文章拆下来的样品，零零星星，没有计划，也不作承诺，也不在乎一定要写得好，也不因做来有趣就一成不变做下去。我还是依然怀疑与不确定，保持我的根本宗旨——这就是无知。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想，我们不论计划什么和干什么都求助于上帝。不管是什么样的需要，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由于自身的软弱而要求帮助，从不考虑时机合适还是不合适，就是要呼唤上帝。不管我们处于什么境地，有什么行动，即使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呼唤上帝及其法力。这种谬误的做法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上帝确是我们唯一的保护人，在每件事上都可以帮助我们。还让我们有幸订下那份天父与人的亲密盟约。主既公正又慈爱和万能，但是更多使用的是正义而不是权力，根据人间公理而不是个人要求来宠幸我们。

在色诺芬的著作中好像有这么一段话，他指出我们应该少向上帝祈祷，因为要祈祷就要聚精会神，满腔诚意，让心灵经常进入这种状态很不容易，不然我们的祈祷不但无用还有害。我们说：“原谅我们吧，就像我们原谅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不能向神献出一颗不记仇恨不抱怨的心时，这样说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还不就是在呼唤上帝帮助我们密谋做坏事，加入不义行动。

这些事你只能当面对神讲。

——柏修斯

守财奴为了徒然保存他那多余的财富祈祷上帝；野心家为了胜利与愿望的实现祈祷上帝；盗贼利用上帝帮助他克服实施罪恶勾当时遇到的险阻与困难，或者对自己轻而易举割断了过路人的脖子表示谢恩。他们站在他们即将越过或炸掉的房子墙角里，做他们的祈祷，用心和期望都是充满残酷、邪念和贪婪。

不是法律让我们干得太久，而是让我们干得太晚

让我们保持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法律的一个弊病。法律不让一个男人在二十五岁以前能够支配自己的财产，此后恐怕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支配自己的生活。奥古斯都把罗马旧法令中的规定提前了五年，宣布男人到了三十岁就可担任法官职务。塞维厄斯·塔利厄斯让年龄超过四十七岁的骑士免服兵役之劳。奥古斯都又把它减为四十五岁。让男人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以前退休，我觉得这没有多大道理。我的看法是从公众利益出发尽量延长我们的工作与雇用年限。但是我发现错误出在另一方面，就是没有更早投入工作。这位奥古斯都自己在十九岁已当上了万国大法官，却要别人到了三十岁才有资格去判决一根排水管该装在什么地方。

这次我埋怨法律，不是法律让我们干得太久，而是让我们干得太晚。我觉得，考虑到生命的脆弱，以及它暴露在多少日常与天然的暗礁之前，人不应该让出生、游闲与学习占去这么多时间。

没有必要把事情都解释得那么透彻细致

伸张正义的法律不包含若干不正义的成分就不能存在。柏拉图说，谁声称要剔除法律中的一切不合理不适当的东西，无异是在砍七头蛇妖许德拉的头。塔西佗说：“一切惩罚都对个人包含某种不公正，但公众由此得益则是对此事的补偿。”

同样，在处理世事与公众交往中，我们的思想会显出过分的纯洁与聪敏。凡事洞察秋毫也只是太多心与太好奇。应该使思想迟钝舒泰，更适应世俗规则，懵懂糊涂更匹配混浊人生。不慌不忙的平常心其实更善于、更适宜处理各种事务。崇高卓越的哲学思维遇到实际问题一筹莫展。心计敏锐，多疑善变，就会使商量难以进行。人世间大事的安排不妨粗枝大叶，让其中一部分由天命去决定其结果，没有必要把事情都解释得那么透彻细致。由于世象万千，那么多的角度与形式都各不相同，人人都会无从入手。

我们所谓的真理与理性，其标准也只是凭借我们所处国家的主张与习俗而已

诸多有关死者的法律中，我觉得最站得住脚的那条是君主身后功过留待他人评定。他们即使不是法律的主人，也是法律的伙伴。正义不能触动他们的人身，但触动他们的声誉或继任者的利益也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我们往往比生命本身还重视。遵守这一传统的国家可以获得很多出人意料的好处，贤君也很乐意这样做，不然会埋怨有人把他们跟昏王相提并论。我们在任何国王面前必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因为这涉及他们的职权，但是钦佩与爱戴与否则要看他们是否贤德。当他们的权威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可以耐心地容忍他们的无能，掩饰他们的罪恶，对他们的庸庸碌碌提出谏言。但是当这层关系不复存在，就没有理由不崇尚正义，不自由表达我们真正的情绪，尤其没有理由去抹杀忠良之臣深知君主昏庸，还是毕恭毕敬、忠心耿耿辅助他的功劳，这样会让后代失去这个贤良的楷模。有些人抱着个人恩怨，对一位昏君也妄称贤良，这是以私心在损害公道。泰特斯·李维说得对，在王朝中成长的人，说话总是充满夸张虚饰，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君主歌功颂德，捧上了天。

我们的理念给事物定出价值，这从许多事情中都可以看出。我们不是看了事物，而是看了自己定出价位，那就不妨先看自己。我们不考虑它们的品质，它们的用途，而是我们得到它们所花的代价，仿佛这才是它们的实质。我们并不是把它们所具有的东西称为价值，而是把我们带给它们的东西称为价值。在这方面我承认我们对自己的付出很善于管理。付出多大，就当作多大的付出来使用。我们的理念从不让事物白白流失。金刚钻的价值在于有人买，美德的价值在于实行难，虔诚的价值在于痛苦，而良药的价值在于难以下咽。

根据我听说的情况，任何国度都没有什么是野蛮和残酷的，除非大家把不合自己习俗的东西称为野蛮罢了。就像事实上，我们所谓的真理与理性，其标准也只是凭借我们所处国家的主张与习俗而已。我们这里的宗教是完美的，政体是完美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而他们都是野蛮的，就像我们把天然环境中按照自身进程成长的果子称为野生的一样。其实，应该称为野蛮的，倒是被我们人工歪曲了、脱离了共同秩序的那些人。在前面所说的那些人身上，真正的、有益的、天然的美德与特性更加强烈活跃；在后面所说的那些人身上，这些美德与特性都被磨灭了，而去迎合恶俗的情趣，追求快感。

生长在这些地域中的野生水果，味道鲜美可口，绝不比我们的逊色，完全符合我们高尚的口味。人工创造会胜过伟大万能的大自然母亲，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把自己的想象胡乱添加在美丽丰富的自然创造物上，已把它们闷得窒息。只要那里还闪烁着大自然的纯洁光芒，可使我们那些虚妄低俗的装饰黯然失色，令我们汗颜。

未知事物是招摇撞骗的真正领域与题目

未知事物是招摇撞骗的真正领域与题目。首先新奇本身叫人肃然起敬。其次这些内容非常人的理智所能理解，也让大家无从反驳。因此，柏拉图说，谈神的本质比谈人的本质容易讨好听者，因为听者对此一无所知，也就可以把一件玄妙的事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

由此形成这样的局面，愈鲜为人知的事愈有人深信不疑，愈是胡说八道的人愈装得煞有介事，如炼丹的、相面的、辨真伪的、看手相的、看病的“这一类人”（贺拉斯）。我还不怕冒昧加上另一些人，如解释神意的方士、术士，他们对每件意外的事都说得出原因，还看出人间万物不可理解的命理中含有的神旨秘密。虽然世事变化无常，矛盾不断，使他们从东方到西方四处奔走，他们还是不停地追逐这颗金球，用同一支笔画出白昼与黑夜。

我这人没有以己度人的通病，很容易去相信跟我想法不同的各种事物。我采取了一种形式，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要求大家跟自己一样。我相信，也想象得出，千百种形式不同的生活。跟大家相反的是，我还更容易相信我们之间的不同，而不是我们之间的雷同。绝对不要求别人跟着我按照同样的条件与原则生活，仅仅从他本身的模式去考虑他这个人，决不把别人扯在一起进行比较。

适应各种环境，接受不同习俗

我有和地球人同样的适应环境的体质和广泛的情趣。各国人情世故多种多样，就是由于其不同而使我感动。每种习惯就有它的道理。铁盘、木盘或陶盘，煮的或烤的，黄油、果仁油或橄榄油，热的或冷的，对我都一样。只是到了老年不一样了，我责怪这个来者不拒的天赋，反而需要挑肥拣瘦控制口腹之欲，有时是为了减轻胃部的负担。当我不在法国境内时，有人为了表示礼貌问我是不是要吃法国菜，我报以讪笑，总是冲向外国人最多的桌子。

我的同胞陶醉于这种愚蠢的心态，对不同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大惊小怪，叫我见了难为情。他们一走出自己的村子，就像离开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不论到哪里都抱着自己的习惯不放，憎恨一切外来的东西。他们在匈牙利遇到一个同胞，就用吃吃喝喝来庆祝这次奇遇。他们又结派成群，大骂他们看到那么多的野蛮风俗。不是法国的怎么会不野蛮呢？说得出坏话的人还是最有见识的人，他们毕竟把不同之处认了出来。大多数人都只是来了赶着又走了。他们旅行时裹得严严实实，谨小慎微不出声不交流，避免受异地空气的传染。

我对这些人的看法，使我想起有时在青年朝臣身上看到类似的东西。他们只关注同类的人，带着轻视或者可怜的神情把我们看成另一世界的人。他们除了宫阙秘闻这类谈话以外，也就没辙了，在我们看来也像他们看我们一样无能无经验。俗语说得好，有教养的人是兼收并蓄的人。

我在其他地方看到房屋的废墟、天神与凡人的雕像，都出自人之手。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然而巍峨雄伟的罗马城这座坟墓，我再看也不免赞叹与崇拜。我们受到嘱咐要怀念死者。我从童年起就得到罗马人的培养。我熟悉罗马的历史，远远在熟悉自己的家史以前。我知道卢浮宫以前就知道卡皮托利山上的朱庇特神殿，知道塞纳河以前就知道台伯河。卢库卢斯、麦特鲁斯、西庇阿的身世与命运，在我的头脑里比我们自己的历史人物还记得深刻。他们都已作古，我的父亲也是，跟他们一样了无影踪。他离开我和生命十八年，跟他们离开一千六百年毫无不同。可是我依然深深怀念他，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亲情交流，如同生前一样亲密无间。

我受意志驱使时做事雷厉风行，但是这却是坚韧不拔的大敌。谁根据我的特长使用我，那就给我分派需要活力与自由的工作，做法直率，历时不太久，可以有些风险，这样的事我可以有所作为。如果时间长，烦琐，辛苦，需要装模作样，转弯抹角，那不如另请高明了。

并不是一切重要的差使都是艰难的。事情如果确实需要，我会做出吃苦耐劳的准备。因为我还是尽本分去多做或做我不爱做的事。我自己知道，凡是我有责任去做的事不曾半途而废过。那些职责与野心不分的事，以职责的名义来掩盖野心的事，我很容易忘记。但往往是这些事情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人人皆大欢喜。可以出彩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表面文章。他们若听不到声音，还以为大家都睡着了。

我们必须超越自己才能洞察未来

斯多葛的信条：“我宁可愤怒，也不愿沉湎。”这是安提西尼说的话。塞克斯都对我们说，他宁可痛苦欲绝也不愿纸醉金迷。伊壁鸠鲁说风湿痛痒痒的叫他好受，不愿休息，不愿治疗，还兴高采烈向病痛挑战，瞧不起温和的痛苦，认为它不屑一提，不值一顾。他还宣称，甚至还希望，出现值得他去对付的大灾大难。

诗人也有这类情况，经常会对自己的作品赞赏不已，认不清自己如何会有这样的神来之笔。这也称为他们心中的激情和癖好。柏拉图说，沉着的人敲不开诗歌的大门；亚里士多德又说，哪一颗高尚的灵魂不带点疯狂。任何超过我们平时判断和日常言辞的奋进，不论如何值得赞扬，都有理由称为疯狂。尤其是智慧，这是我们心灵的调节器，以心灵为准则指导我们规规矩矩行动。

柏拉图还论证，洞察未来的秉性不是常人所能有的，我们必须超越自己才能洞察未来。那样，我们的谨慎小心，不是被睡眠或疾病堵塞，便是被灵感驱逐。

最适合各人的东西也是最符合天性的东西

真理的道路是单一的、单纯的，在公事上谋私利、投机取巧的道路是双重性的、非法的，充满不确定的因素。我在生活中经常看到这些装模作样的自由自在，绝大多数都不成功。让人觉得就像伊索寓言的那头驴子，为了跟狗争宠，竟然撒娇把两条前腿搁到主人的肩上。狗这样表示亲密会得到抚摸，可怜的驴子这样换到两倍的棍棒。“最适合各人的东西也是最符合天性的东西。”（西塞罗）

大家闺秀们要是相信我的话，我劝她们只需发挥自己的天生丽质就可以了。她们却用外来的美掩盖自身的美。还头脑简单地扑灭自身的光而借外界的光闪闪发亮。她们被矫揉造作葬送了。“个个都是从粉盒子里走出来的。”（塞涅卡）这是她们对自己认识不足。世上没有什么比她们更美了，应该由她们给艺术增光，给胭脂敷彩。

我们像动物那样吃喝，但是这些行为并不妨碍我们的精神活动，这是我们对动物占有的优势。但是“那件事”使其他思想都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专横独断，扰乱和打懵了柏拉图头脑中的全部神学和哲学。即使如此，他也毫不抱怨。你在其他地方都能够保持分寸，其他活动都要遵守老老实实的规则，唯有这件事在大家的想象中只能是淫荡或可笑的。你不妨找出一个明智与文雅的做法给大家看看？亚历山大常说，他主要通过这件事与睡眠认识到自己还是个凡人。睡眠窒息和停止我们的心灵功能，而这件事也同样使心灵功能荡然无存。当然，这不但标志我们的原罪，也标志我们的虚妄与邪念。

另一方面，大自然又把我们往那里推，既让这种欲望包含了最高尚、有用与愉悦的行为，又要我们把它看成是无礼与无耻的事加以谴责，远远躲开，为此脸红，又主张禁欲。

把我们赖以生存传种的行为称为禽兽行为，我们不正是蠢得像禽兽吗？

各族人民在宗教方面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做法，如祭祀、点灯、焚香、斋戒、上供，此外还有谴责性行为。各派意见在这点上取得了一致，包括在广大区域实行割礼，这也是对性行为的一种惩罚。可能我们有理由责备自己造出这么一件愚蠢的产品——人，称这种行为是耻行，完成这个任务的部位是耻部（此刻在下的这个耻部倒是实在耻为人知的了）。

让一个人一切都不劳而获，你这是在毁灭他

谁不亲身经历艰难辛苦，就不会真正体验艰难辛苦带来的荣誉与欢乐。掌握的权势大得什么都必须向他让步，这不是一件幸事。你的鸿运把你与同你交往的人远远隔开，使你成为孤家寡人。凡事唾手可得，众人逢迎，其实是一切乐趣的大敌。这是在坐轿子，不是迈动两腿走路。这是在睡觉，不是在生活。让一个人一切都不劳而获，你这是在毁灭他。必须给他施舍一些难题与阻挠，这是人的本质与天性中缺少的东西。

他们的好品质早已死亡与消失，因为好品质只是在比较中才会显露。大家都不让它们进行比较，只是众口一词地不停赞扬，他们听得连真正的赞扬也分辨不清了。他们跟最蠢的臣民打交道，也没有办法胜过他，他只要说一声：“他是国王我还能不比他蠢吗？”这就足够说明他留了一手才输的。

外出旅行，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但是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有人问我外出旅行的原因，我一般这样回答，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但是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如果有人跟我说外国人中间也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的风俗不见得比我们的更好，我回答：“首先，这不容易。其次，离开一个恶劣的地方去一个不肯定的地方，这总是会有所得吧，别人的苦难不像自己的苦难那么令我们揪心。”

我不愿意忘记这点，我决不会对法国那么反感，以致对巴黎也怒目相视。从童年以来我的心就向往巴黎，巴黎对我代表着许多美好事物。后来我见到的其他美丽的城市愈多，在我的感情中愈见巴黎的美丽。我爱巴黎这个样，爱上它原有的风貌胜过它所添加的外来的浮华。我温情地爱它，包括它的瑕疵与缺陷。

我由于这座大城市才认自己是法国人。人民伟大，地理位置优越，生活丰富多彩，尤其了不起和不可比拟的是：它是法国的光荣，全世界最绚丽的美都之一。上帝让法国人的分歧远离巴黎吧！巴黎团结完整，我发觉它把任何暴力拒之于城外。我提醒它，最坏的主意就是在巴黎内部制造分裂的主意。我担心它的是它自己。当然我担心它，同样也担心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只要巴黎存在下去，我就不会有后顾之虑，不会无葬身之地，这就足够让我不为失去其他退路而遗憾了。

罗马在坟墓里也保持帝国气派

我们看到的这座罗马城，值得大家去爱，自古以来以各种名义与我们的王朝结盟，也是唯一万众景仰的城市。城里的教宗同样得到其他地方的承认，这是全世界基督教国家的京都，西班牙人与法国人，到了那里也是回家。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君侯，不管来自哪儿，只要是基督徒就行。天下还没有一个地方受到天庭这么坚定不移的厚爱。即使废墟也辉煌灿烂，它在坟墓里也保持帝国皇家的气派。

苏格拉底的真理像孩子般稚朴

我们所有的看法差不多都是从权威与名人那里来的，这没有什么不妥。在这个衰落的世纪，由我们自己选择情况只会更糟。苏格拉底的朋友给我们留下他的言论，我们只是因公众的赞誉而欣赏其权威性，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认识，这些言论不是根据我们的生活而说的。如果今天有人说出类似的话，很少人会加以重视。

我们只看到显眼、胡闹和装腔作势的矫情。掩盖在天真纯朴之下的美，在我们这种俗人的眼里很容易一溜而过。这样的美精致隐蔽，必须以清纯的目光才能发现里面深藏的闪光点。在我们看来，天真不就是愚蠢的姐妹，是应该受到指责的缺点吗？

苏格拉底的心灵活动是自然的、世俗的。就像一个农民的说话，一个女人的说话。他嘴里谈的只是马车夫、木匠、鞋匠和泥瓦工。这些话都是从人的最平凡、最熟知的劳动中得出的归纳与比喻，谁都能听得懂。在这么一篇俚俗的文章里，我们绝对挑不出他高尚思想中的大智大慧。我们认为教义中不收取的思想都是平庸低下的，只有高谈阔论才是学识广博。我们的世界到处是招摇撞骗，人人吹足了气，一碰蹦蹦跳，像皮球。而苏格拉底决不无谓地胡思乱想，他的目的是向我们提出真正贴近生活、服务生活的金玉良言。

他又总是始终如一，不是靠说话尖刻而是靠人格魄力提升到力量的顶端。或者说得更好的是他不提升什么，而是予以下压，让一切回到最原始的天然状态，经受力量、艰辛、困难的考验。因为，在小加图身上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气度远在一般人之上。从他一生的丰功伟绩和死亡来看，大家总觉得他高高在上、目中无人。而苏格拉底脚踏实地，行止从容不迫，谈论最有道理的话题，面对死亡和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的荆棘挫折，在行为举止上都保持平常的生活心态。

……

把一个孩子的纯洁意想说得有条有理，不用改动和添加，就表现出我们心灵中最美丽的活动，这很了不起。他不把心灵描写得多么崇高丰满，他只说这样的心灵才是健康的，但这当然是一种轻松明快的健康。通过平凡自然的助力，通过日常普遍的想法，不感伤不激动，他确立了不但是最规范，而且是最高尚有力的信仰、行为与道德，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在天上蹉跎岁月的人间智慧取回来还给了人，再为人艰苦工作，做出最有用最有效的贡献。

且看他在法官面前怎样辩护；且看他用什么理由唤起自己的勇气，面对战争的危机；且看他用什么论据增强自己的毅力对抗诽谤、暴政和死亡，还有妻子虎着的脸。他不借助技巧与学问，最单纯的人也可从他那里学到他们需要的方法与力量。不往回走和往下走，即指出人性本身可以做出什么，这是他对人性做出的大好事。

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对有生命有感情的动物和树木花草都要有爱惜之情

我怕的是人性中生来有一种非人性的本能。看到动物相亲相爱，没有人会喜欢；看到动物相互残杀，没有人不兴高采烈。

为了使我对动物的同情不致遭到嘲笑，神学中也提到应该厚待动物，认为同一位主让我们住在一起，为主服务，它们跟我们都属于主的家庭。神学要我们对动物表示尊重和爱护是有道理的。

我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指出我们跟动物十分接近的相似点，它们具备我们大部分的特长，它们跟我们相比丝毫不见逊色。我要对我们这类自负的话大打折扣。对于有人夸口说我们胜过其他生物，我对这种想象的唯我独尊态度，从心底不敢苟同。

虽则对事情不能做得面面俱到，还是应该说存在着一种尊敬，或者说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不但对于有生命有感情的动物，并且对树木花草都要有爱惜之情。我们对人要讲正义，对其他需要爱护和珍惜的生物要爱护和珍惜。生物与我们之间有交往，有相互依赖。我毫不在乎说出自己天性中的幼稚温情。我的那条狗就是在不适宜的时刻跟我嬉戏，我也不会拒绝。

大自然为了让人看清和利用它的资源，不转弯抹角，显露自己每个层次，前前后后像没有帘子一样。我们的任务是树立我们的风俗习惯，不是编写书本；建立我们的行为秩序并促进和睦相处，不是攻城略地打胜仗。我们最伟大与光辉的业绩，是生活谐和。其他一切事情如统治、攒积财富、盖房子，最多只算是附属物与辅助品。

第三章　与人交往是训练思想最有效最自然的方法

训练思想最有效与最自然的方法是与人交谈

依我看，训练思想最有效与最自然的方法是与人交谈。我觉得这是生活中比其他所有行为都要温和的做法。所以我若被逼做出选择，我相信就是失去视力也不要失去听力与说话的能力。雅典人，还有罗马人，在他们的学院中这种交谈训练居于光荣的主课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大利人还保留了古代遗韵，这对他们大有裨益，这一点比较一下他们与我们的理解力就可以看出。

阅读书籍，这个行动迟缓，叫人冲动不起来。而讨论让人学到东西，同时又锻炼口才。我若跟一位有主见的人或强手讨论问题，他就会不断出手，令我难以招架。他的想象力会刺激我的想象力。嫉妒心、荣誉感、凝神专注的需要会催促我，推动我超越自己。在讨论中你唱我和意见一致，那是最没劲的。

我们的思想在跟俊彦人士切磋中得到磨炼提高，决不能说跟凡夫俗子日常不断的交往会使我们变得迟钝与衰退。这方面不存在传染与扩散。我从切身经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喜欢思想交锋与讨论，但是这是跟少数人，是为了我自己。在权贵面前拿腔作势，唯恐没有卖弄自己的才学与三寸不烂之舌，我觉得一位有识之士是不屑这样去做的。

愚蠢是一种坏品质，但是像我这样不能忍受，为之气恼与心烦，这也是另一种病，绝不比愚蠢本身更少叫人讨厌。这是我现在愿意自责的地方。

我这人非常自由随意地就会与人交谈与争论，尤其是在一种意见难以在我心中扎根的时候。什么建议都不会叫我吃惊，什么信仰都不会叫我生气，不管它们与我多么格格不入。我认为任何思想，不论如何荒谬离奇，毕竟都是符合人类精神成长过程的产物。

友谊中掺入其他原因、目的和期望，就不是友谊了

人与人相处是一项非常有用的学问。就像文雅与美丽，都有助于交际与最初的接触，从而向我们敞开大门，向其他人的楷模行为学习。若学到了有所启发和值得交流的东西，也可培养自己成为别人的楷模。

尽善尽美的交往就是友谊。一般来说，由欲念或利益，公共需要或个人需要建立和维持的一切交往都不很高尚美好。友谊中掺入了友谊之外的其他原因、目的和期望，就不像是友谊了。

通常所说的朋友与友谊，只是认识与交往，由某种机会或偶然性促成的，通过它我们的心灵进行交谈。而我说的友谊，则是两人心灵彼此密切交流，全面融为一体，觉不出是两颗心灵缝合在一起。如果有人逼着我说出我为什么爱他，我觉得不能够表达，只有回答：“因为这是他，因为这是我。”

除了我理解以及我能够予以明确说明的东西以外，促成他与我成为知交的还有我说不清的缘分。尚未谋面，只在别人嘴里听到对方的消息就超出常情地促进彼此的好感，就相互希望结识，我相信这里面有什么天意。我们没听到名字就先拥抱了。

偶然在城里的一次大集会上，我们初次相遇，真是一见如故，说话那么投机，彼此那么仰慕。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比我们更加知心了。他写了一首杰出的拉丁讽刺诗，后来发表了出来。诗中对我们相识不久就心领神会，那么迅速默契无间，都作了辩解与说明。生命易逝，相见又恨晚，因为我们两人都快近而立之年，他还比我长几岁，不能再让时光虚度，按照慢悠悠的正常交往模式，事前还进行长时间小心翼翼的交谈。

我们的友谊就是自成一格，除了友谊以外别无他想。这不是一种特殊的因素，也不是两种、三种、四种、一千种，而是所有这一切混合之后的精髓。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它控制了我的全部意志，带着它陷进和消失在他的意志中。它也控制了他的全部意志，带着它陷进和消失在我的意志中，并且怀着同样的饥渴，同样的激情。我说的消失，是真正的消失，属于我们自己的什么都没留下，不分是他的，还是我的。

友谊与交往则是人类生活中最令人满足与甜蜜的果实

希伦尤其指出这样的事实，他看出自己对一切相互的友谊与交往都是无缘的，而友谊与交往则是人类生活中最令人满足与甜蜜的果实。因为，如果某人的一切成就有意无意间都是我促成的，我能从他那里得到怎样的感激与善意的表示呢？看到他无力对我表示拒绝时，我能对他谦卑的言辞与彬彬有礼的敬意太当一回事吗？我们从心存畏惧的人那里得到的称颂算不上是称颂，这些敬意不是对我而生的，而是对王权而生的。

我不就是看到昏君与明君，被人恨的与被人爱的，得到的颂歌都不少。侍候前任的场面与礼仪，同样用于侍候后继者。我的臣民不非议我，这不说明他们爱戴我，既然他们要非议也不能非议，我怎么就把它往好里想呢？没有人由于我与他有友谊才追随我，因为没有充分的来往与共同点不可能做朋友。我身居高位使我无法与人交往，因为差异过于悬殊。他们出于礼貌与习惯追随我，而且追随的不是我而是我的财富，目的是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他们对我说的与做的一切都是表面文章。我凌驾他们的强大威力，处处在约束着他们的自由，我看到自己的身边人做什么都在掩人耳目。

假话远比沉默更难让人接近

说谎确是一个令人痛恨的恶习。我们只是有了语言才成了人，语言联结彼此的关系。如果对说谎的可恶可怕有所认识，就要对它比对其他罪行更加猛烈谴责。我觉得我们平时对小孩无所谓的错误随意给予了很不适当的惩罚，对他们并不造成严重后果的一时鲁莽过分指责，而说谎本身，稍轻一些的还有顽固，我觉得这些事都必须随时防止其产生与发展。这些缺点会跟着他们成长。一旦说话不诚实，革除这个习惯就会难得出奇。

假若谎言跟真理一样，只有一张面孔，我们的关系就会好处理多了，因为我们就可把与谎言相对立的话看成是真实的。但是真理的反面有千万张面孔和无限的范围。

毕达哥拉斯学派说，善是确定的和有限的，而恶是不确定的和无限的。走到目标的道路只有一条，走不到目标的道路有千条。但是依靠厚颜无耻和信誓旦旦的谎言，即使会躲过一场明显的大灾难，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会说得出来。

从前一位神父说，跟一条熟悉的狗也比跟一个语言不通的人在一起好。假话远比沉默更难让人接近。

说谎是一种奇耻大辱，一位古人描述自己说谎后深感惭愧，就像在证明自己轻视上帝同时又害怕人。这话把说谎的可恶、无耻与反常说得最透彻了。因为还有什么事比算计人或挑衅上帝更恶劣呢？人与人的沟通都是借语言这条唯一的途径来进行的。谁说假话，就是对公众交往的背叛。语言是我们的意愿与思想交流的唯一工具，我们的心灵的媒介。它若背离我们，我们就无法共事，无法相识。它若欺骗我们，会破坏我们一切的往来，切断一切社会联系。

沉默与谦虚是交谈中非常有用的品质

与人交往方面，我经常注意到这个缺陷：我们不去认识别人，而一心标榜自己；不思努力获取新知识，而是兜售自己的货色。沉默与谦虚是交谈中非常有用的品质。当这个孩子得到知识后，要教导他谦虚谨慎，有人在他面前说话不中听，听到不要怒形于色。因为抨击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这是极不礼貌的讨厌行为。让他乐于自我改正，不要自己不愿做的事都怪别人，不要跟大众的习俗背道而驰。

他要观察每个人的特长：放牛人、泥瓦匠、过路人。应该懂得利用一切，学习各人之所长，因为一切都是有用的。即使从别人的愚蠢和弱点中也可学到东西。仔细观察一个人的举止风度，心头就会产生想法，羡慕优雅的，鄙弃低俗的。

培养他锲而不舍、探究一切的好奇心。周围一切稀奇古怪的事都去看一看：一幢房子、一口井、一个人、古战场遗址、恺撒或查理大帝的行军道路：

怎样的土地在霜冻下变硬，在烈日下变沙粒，

怎样的风把帆船吹到意大利。

——普罗佩提乌斯

他还要了解各个君主的习惯、实力和盟约关系。这些东西学起来饶有兴趣，知道了十分有用。

我在这里跟一般群众打交道，就是向他们借用了更活泼更流畅的写作方法。

开心的事与人共享，伤心的事尽量抹掉

意见相左不会冒犯我，也不会损害我，它只会惊醒我，磨砺我。我们常常不思改正。其实应该挺身而出，迎头而上，尤其当批评以讨论的方式而不是训斥的方式提出来的时候。每次遇到相反的意见，我们不去注意它是不是正确，而是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我们不是伸开双臂，而是张开爪子。我可以忍受朋友对我粗声粗气地说：“你是个蠢人，你在做梦吧。”我喜欢文人学士之间说话有勇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应该增强听话的能力，善于辨别语言中的虚情假意。我喜欢豪爽随便的交往，友情深重，直来直去，不怕得罪对方，这就像爱情，难免会咬一口抓一把弄出血来。

友谊若不发生口角，若讲究文明与客套，若害怕冲突或缩手缩脚，就不够豪爽跌宕。

就我来说，我带来的氛围自由多于隽智，语言恰当多于创意，但是我的忍受能力无懈可击，因为经得住反击，不论尖刻还是不讲道理的话，听了都不会心烦。针对他人对我的进攻，我若仓促间不能马上予以还击，也不会随随便便顺着他的话锋，进行有气无力、令人烦闷的争论，显得顽固不化。我不会纠缠不清，高高兴兴认输，时机来时再作道理。天下没有只赚不亏的生意人。

大多数人理屈词穷时，都会变脸或拔高声音，恼羞成怒，这样不但不能报复对方，反而暴露自己的弱点与急躁。兴致好的时候，我们偶尔揶揄自己的缺点，拨动几根秘密的心弦，对彼此的缺陷好意暗示一下，但这类事在敛容正色时谈到不免有点冒失。

我知道，友谊的纽带长得可以绕地球一周，把我们串联在一起。尤其是这种友谊有来有往交流不断，使人记忆常新。斯多葛派说得好，贤人之间关系如此密切，在法国吃饭的人也可以向在埃及的朋友敬菜。谁只要伸出手指，不论指向哪方，地球上的贤人都觉得受了帮助。

从前，拉博埃西与我的离别也让我得到了益处与便利。我们天各一方，对人生的掌握却更充实和扩展。他生活，他享受，他为我看世界。我也为他看世界，他若与我一起也不过如此丰富。当我们在一起时，身上的一部分功能就会闲着，我们融合一起。分处两地则使我们的意志结合得更丰满。永不餍足地渴望形体的出现多少说明心灵的享受不足。

我每天跟自己讲道理，逐渐摆脱这种幼稚与非人性的做法，用自己的痛苦去博取朋友的同情与怜悯。我们夸大自己的不幸去赚取他们的眼泪。我们赞扬别人遭逢厄运时表现坚定，但是我们遭逢厄运时却责怪亲友无动于衷。他们听了我们的不幸感到难过，我们对此不满足，还要他们伤心苦恼。开心的事应该与人共享，伤心的事尽量抹掉。没有理由要人可怜的人，有了理由也无人可怜。就因为无人可怜，就总是要人可怜，也经常可怜巴巴的，以致谁都不认为他可怜了。

我们的行为是零星的行动组成的，“他们漠视欢乐，却怕受苦难；他们不慕荣华，却耻于身败名裂。”（西塞罗）我们追求一种虚情矫饰的荣誉。为美德而美德才能维持下去，如果我们有时戴上美德的面具去做其他的事，马上会暴露出真面目。美德一旦渗透灵魂，便与灵魂密不可分，若失去美德必然伤害到灵魂。所以，要判断一个人，必须长期地、好奇地追寻他的踪迹。“对于那个已经审察和选择了自己道路的人”（西塞罗），如果坚定不移不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如果环境的不同引起他的步子变化（我的意思是道路，因为步子可以轻快或滞重），那就由着他去跑吧。这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塔尔博特的箴言：只会随风飘荡。

当我们在本质上有了缺点，必然会呈现于表面。当我们克服了本质上的缺点，还需要努力，再去克服其他的缺点。因为不然就有这样的危险：为了原谅自己对天然责任的疏忽，凭空臆造一些新的责任，又把这两者混淆不清。这样的话就会看到以下情况：在错误是罪恶的地方，罪恶只是错误。在一些礼教较少、民风较松的民族，原始普遍的法则反而得到更好的遵守，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窒息、减弱、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对琐事的关注使得我们忽略了急事。哦，这些浅薄的人走的一条路，跟我们相比是多么轻松讨巧啊！我们相互掩盖，相互奉承，但是没有真正地付出，这都是虚情假意，在伟大的法官面前欠下更多的罪愆。他会撩起我们围在腰际破烂的遮羞布，毫不费力地就把我们最隐蔽秘密的丑事看个通透。我们处女的童贞若能不让他发现这个秘密，倒也不失为一桩有益的体面事。

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

追求生动使我们偏离内容，造成实质的损失。

使用奇装异服引人注目，是小气的行为。同样，语言上使用怪句子与生僻字，是出于一种幼稚迂腐的奢望。我只求使用巴黎的菜市场里说的话！语法学家亚里斯多芬对此一窍不通，还指责伊壁鸠鲁用词简单和他那只要求说得明白的演说目的。模仿说话很容易，所有人都能做到。模仿判断和创新，就不是那么快见效。大部分人找到了一件相似的袍子，就错误地认为他们都有相似的身材。

力量与灵气是借不来的，服饰与大衣可以借来借去。

对于惯常观察人的行为的人，最难的莫过于去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因为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有时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根据一个人的日常举止来评论他，那是一般的做法。但是，鉴于人的行为和看法天生不稳定，我经常觉得，即使是杰出的作家也往往失误，说什么我们有始终如一、坚韧不拔的心理组织。

他们选择一种公认的模式，然后按照这个模式，归纳和阐述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无法自圆其说，就说这个人虚伪矫饰。奥古斯都这人他们就无法评判，因为他一生中变化多端，出尔反尔，叫人无从捉摸，最大胆的法官也不敢妄下结论。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若把人的行为分割开来，就事论事，反而更能说到实处。

那人是心里幸福，这人是表面快乐

当人在社会动乱中遇上厄运，必然会走向迷信，向老天和前世去寻求他们不幸的原因。到了今日，他们做得那么成功，竟然说服了我。这犹如头脑灵活但又无所事事的人的消遣，精于奇门遁甲，反复揣摩，在任何书写的文字中，总能找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作者的高明之处是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夹杂怪异暧昧的术语，从不给予任何明确的意义，使得后世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理解。

这就像喜剧演员，你看他们在台上扮演公爵和皇帝，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又变成可怜的仆人和脚夫，这才是他们天然原始的身份。皇帝也是如此，虽然他在公众面前的排场让你眼花缭乱，到了幕布后面再看这位皇帝，只是个普通人，还可能比卑贱的小民还卑贱。“那人是心里幸福，这人是表面快乐。”（塞涅卡）胆怯、彷徨、野心、怨恨与嫉妒照样使他激动，跟别人没两样：

金银财宝、扈从侍卫

都驱散不了萦绕心头的

痛苦与不安。

——贺拉斯

他即使在自己的三军之中，也战战兢兢，心惊胆战，像被掐住了脖子。

畏惧与忧虑占据了人心，

刀光剑影，飞箭流矢也赶不跑，

大胆地活在帝王将相中间，

不会被金山银山骗倒。

——卢克莱修

发烧、头痛、痛风饶不了我们就饶得了他吗？当沉重的岁月压上他的肩头，皇家卫队中的弓箭手能给他卸下来吗？当死亡的恐惧使他全身僵硬，内阁大臣齐集在身旁能让他安心吗？当他醋性大发，恣意妄为，我们脱帽致敬能使他恢复常态吗？床顶盖上了金线珍珠幔帐，对他的恶性腹泻也无能为力。

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

我们那么容易表现出矛盾与变化，以致有的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另一些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种天性，永远伴随我们而又各行其是，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若只有一个灵魂或天性，绝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变化。

不但偶然事件的风吹得我任意摇摆，就是位置的更换也会骚扰我的心境。任何人略加注意，就会发现自己决不会两次处于同一个心境。按照观察的角度，一会儿看到灵魂的这一面，一会儿看到灵魂的那一面。如果我谈到自己时常常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时确也常常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都是从某个角度以某种方式而来的。怕羞、傲慢，纯洁、放纵，健谈、沉默，勤劳、文弱，机智、愚钝，忧愁、乐观，虚伪、真诚，博学、无知，慷慨、吝啬，挥霍……这一切，我在自己身上都看到一点，这要根据我朝哪个角度旋转。任何人仔细探索自己，都能看到自己身上，甚至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上，都有这个变幻不定、互不一致的地方。我也说不出自己身上哪一点是纯正的、完整的、坚定的，我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我的逻辑中的普遍信条各不相同。

公事明天再办

我正读到普鲁塔克谈自己的一个章节，他说拉斯蒂克斯参加他在罗马举行的一次演说会，会上收到皇帝送来的一包东西，拉斯蒂克斯直到会议结束才打开。（据他说）全体与会人员都高度赞扬这位人物的严肃。

但是我却怀疑他的谨慎态度是不是值得赞扬。因为意外接到的信函，尤其是皇帝的信函，迟迟不启封或许会造成损失。

在我父辈的时代，德·布尔蒂埃尔先生坐镇都灵城，有人交给他一封信，提到一桩劫夺这座城市的阴谋，当时他正与客人在宴席上吃得高兴，耽误了看，差点丢了城市。我也是在普鲁塔克的书里读到，如果朱利乌斯·恺撒被阴谋者杀害的那天，上元老院去的路上读一读人家交给他的密函，他就会逃过这场灾难。底比斯的暴君阿基亚斯也是如此。佩洛庇达要解放自己的国家，阴谋杀害他，另一位雅典人也叫阿基亚斯，给他写了一封信，把人家的策划一五一十告诉他，哪里知道晚上信送到时他正在用餐。他不立即打开，还说了一句话，以后成了希腊的一句名言：“公事明天再办。”

依我的看法，一位贤人如拉斯蒂克斯可以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想失礼中断会议，或者不想搁下一桩重要事件，立即去弄清人家给他捎来的消息，但是所有公务在身的人，为了他的个人利益或爱好，而不让人干扰他的宴席或打断他的好梦，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在古代罗马，被称为“执政官席”的是宴席的上座，居于最方便到达的位置，以让有事而来的人向坐在席上的人报告事宜。这说明，身在宴席上也要须臾不忘国家大事并时刻提防意外事件。

话虽这么说，用理智的推理来给人的行动确立一个正确的准则，又不让命运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很难两全的。

高尚的人一切都光明正大，至少一切都非常人性

在人际关系中，美起着巨大的引荐作用，是使人与人关系融洽的第一法宝，就是粗野孤郁的人也会被美的魅力打动。身体是我们存在的一个重大部分，占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它的结构与组织都必须慎重对待。谁要是把我们的两大主要部分分解，相互脱离，那就错了。相反，应该把它们结合配对。应该命令心灵不要自顾自置身事外，看不起肉体，把它抛在一边（或者让它除了拙劣模仿以外不会做别的），而是要与它结合，拥抱它，喜爱它，帮助它，监看它，训练它，给它出主意，当它误入歧途时劝它回头，与它结婚，做它的丈夫。以便它们的表现不相互对立矛盾，而要协调一致。

我们看到商人、村官、工匠打仗时英勇智慧，不输于贵族，不论在群体和单独作战中都非常出色。在我们的战争中他们战斗，保卫城市。在这样的老百姓中间，一位君主显不出表率作用。但他可以发扬人道、坦诚、正直、节制尤其公正，这些被人遗忘、抛弃、已很罕见的品质。只有人民的意志才能使他成就大事，最能鼓舞人民意志的就是下面这个品质，对他们要比什么都有用：“仁慈最得人心。”（西塞罗）

以此来说，我会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奇男子。若与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相比，我只是个平庸的侏儒。在那个时代，且不说有没有其他非常优秀的品质，至少经常见到一个人复仇时不心狠手辣，对人不睚眦必报，信守自己的诺言不口是心非，不见风使舵，不人云亦云，不投机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宁愿为工作折断脖子，不愿改变信仰为他们服务。

时今十分流行的虚伪和隐讳的新道德，我对之深恶痛绝，在所有的恶行中还没见过比这更加卑怯与低劣的。这是一种胆怯与奴性，把自己遮盖和隐藏在一副假面具后面，不敢让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我们这时代的人从中学会了背信弃义。由于说惯了假话，失信也不会引起良心不安。高尚的人不应该口是心非，他愿意让人看到心灵深处。一切都光明正大，至少一切都非常人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高尚就是爱憎分明，评论与说话开诚布公，为了真理不计较别人的赞成与反对。

阿珀洛尼厄斯说，奴隶才说假话，自由民要说真话。

最好的沟通，前提在于不谋私利

我也曾几次参与君王之间的谈判，在今日令我们相互厮杀的分歧与不和中进行斡旋。我竭力避免他们因我而产生误解，因我的假象而迷惑不解。樽俎折冲的人要不露声色，掩饰自己的心意，装得最中立最迎合别人的观点。而我却把自己最强烈的意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盘托出。我这个稚嫩的谈判新手，宁可完不成任务也不愿有违于自己的良心！

幸好直到今天为止，一切都那么顺利（肯定是靠了好运气）。斡旋于敌对双方的人很少比我受到更少的怀疑、更多的礼遇和亲善。我做事开诚布公，初次交往就深得人心，取得信任。不论在什么世纪，纯朴与真诚总有机会被人接受。而且，不谋私利的人心直口快，不会遭人怀疑和讨厌，真正可以用上伊比里德的那句话。雅典人埋怨他说话粗暴，他回答说：“先生们，不要看到我直言不讳，而要看到我直言不讳并不是在谋一己之利。”

全力为双方效劳的另一种方法，在于多凭良心，不是在于多加小心。双方都对你提供同样的礼遇，你为一方背叛另一方，另一方难道不知道你今后也会对他做同样的事吗？一方就会把你当做小人。他听你汇报时，就在算计利用你的不忠为他谋利。因为利用两面派的人目的就是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他们也会尽量防着不让两面派带走什么。

我对一方不能说的话，不会找个适应时机，变换一下腔调，对另一方去说。我只转述毫无区别或共知的事，或者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凡是有用的事我不用向他们说谎。交代我保密的事，我都深藏心底，但是也尽量少去沾边。君王的秘密对于知道了也无用的人来说，要保守也是很麻烦的事。我很乐意作这样的交易，我不好讲出去的事尽量跟我少讲，我向他们讲的事尽可大着胆子相信。结果我知道的事总比我要知道的多。

恪守婚姻义务的人在历史上找不出十二个

贞节确是一种美德，其道理人所共知。但是按照天性去对待和遵守实在很难，按照习俗、法律和礼仪去遵守则较为容易。最初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由已不易探究。我们的先师在讲授时不是泛泛而谈，就是不敢触动其本质，就慌忙当上了习俗的卫道士，自吹自擂，轻松获胜。

那些不甘心被逐出这种原始论调圈子的人，更是谬论百出，接受了野蛮人的论点，如克里西波斯，在著作里多次宣扬他对任何形式的乱伦行为都不以为意。

人所共知，恪守婚姻义务的人在历史上找不出十二个，因为婚姻是布满荆棘的交易，没有一个妇女会终身屈从。即使男人，他们的处境稍为有利，也觉得难以照办。

美满婚姻的试金石和真正考验，是看两人的结合是否长久，是否甜蜜、忠诚和愉悦。在我们这个世纪，妇女往往在失去丈夫以后，才对他们承担责任和表示热爱。只是到了那时她们才努力给她们心中存在的好意提供证明。真是迟到和不合时宜的证明！这恰恰证明了她们只是在丈夫成为亡夫的时候才爱上他们。

人生中不乏令人心烦的事：死亡、爱情和社交。犹如父亲不对子女流露自己的爱，妻子对丈夫也不流露自己的爱，以保持一种诚实的敬意。我对这种感情的微妙并不以为然！

她洁身自好，那他就决不会放弃追求

确实，我们把人类最艰苦卓绝的任务交给了女人，也让她们去独占光荣。可能是这一点奇异地促使她们更加坚定不移，这也成了向我们挑战的良好材料，把我们自称在价值与品德上超越她们的这种不符合实际的优越感踩在脚下。她们若加以注意，就会发现自己不但因此受到尊敬，还更加让人宠爱。风流男士遭到拒绝，只要不是被女人嫌弃，而是她洁身自好，那他就决不会放弃追求的。我们徒然发誓、威胁、埋怨，这都是在说谎，其实只会为此更加爱她们。明白事理，又不板着面孔皱眉头，这是再楚楚动人不过的了。面对憎恨与轻视还穷追不舍，这是愚蠢与卑贱？但如果对方只是执意保持美德与坚贞，还心存感激，那便是一颗高尚慷慨的心灵大展身手的时候了。她们可能接受我们献殷勤到一定的程度，真诚地让我们感到她们并不轻视我们。

谆谆教导女人，要因我们崇拜她们而嫌恶我们，因我们爱她们而恨我们，这样的法规毕竟太残忍，也很难实施。只要我们的提议与要求不越出谦逊的责任，她们为什么不能听一听呢？为什么要去猜疑这里面有没有不轨的心声？我们时代的一位王后说得好，拒绝爱的表白是软弱的证据，说明自己容易得手。一位没有受过诱惑的女人不能吹嘘自己贞洁。

婚姻中的苦与甜，聪明人都不会对外说

婚姻中的苦与甜，聪明人都不会对外说的。这里面自有许多麻烦事。对我这样一个爱唠叨的人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麻烦就是把自己知道与感觉的东西告诉别人，这在礼节上是不妥当的，有害的。

应该善待与交往的是心。给我一个没有热情的身体，我想到就害怕，我觉得这是几近失去理智的行为，就像那个男孩：普拉克西特勒斯塑造了一尊美丽的维纳斯像，男孩爱上了却去把它玷污了。或者像那个疯狂的埃及人：正给一具女尸涂抹香料并裹尸布时竟冲动起来，做出奸尸的行为。这件事后来促使埃及颁布了一条法律，年轻美女与名门望族的妇女，死后其尸体必须在家放置三天后，才能交到执行殡葬仪式的人手里。科林斯暴君倍里安德更是人面兽心，他的妻子梅丽萨逝世，还在她的尸体上继续享受（合法合理的）夫妻情缘。

生殖行为对于人是那么自然、必要、正当，但是怎么又会让大家不敢坦然议论，在严肃正经的谈论中从不提及呢？我们使用这些字眼时神气十足，如杀、偷、背叛，而那件事只敢在牙缝里嗫嗫嚅嚅地说。这是不是说我们愈是不用言辞表达的东西，愈是有权利在思想里夸大吗？

不管怎么说，结婚不是为了自己，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人丁兴旺。婚姻制度远远影响到我们以后的家族。故而通过第三者而不是通过自己选择配偶，按别人的心意而不是按自己的心意操办婚事，我是同意这种做法的。这一切跟爱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因而，像我好似在什么场合说过的，在这么一种崇敬神圣的联姻中掺杂你情我爱时的轻佻放肆，简直是一种乱伦行为。

笼外的鸟死命要往里钻，笼里的鸟又决意要往外飞

琴瑟和谐那么少见，正说明它的宝贵与价值。夫妻若圆满结合，彼此相敬，婚姻实在是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好的构件。我们少了它不行，但又时时在损害它。这就像看到鸟笼的情况，笼外的鸟死命要往里钻，笼里的鸟又决意要往外飞。

有人问娶妻与不娶妻哪样更好，苏格拉底说：“人不论做哪样，都会后悔。”

对于淫乱不合情理的痛恨，源于一种最虚妄、最暴虐的疾病，就是嫉妒

在我那个时代，只是对某个知己或唯一的朋友叙述自己的风流韵事（这种乐趣现在谈起来简直跟当时在做时同样有滋有味）。现今聚会与餐桌上的普通话题，就是吹嘘自己的艳福或提及那些夫人私下的放浪。温情女子被无情无义的花花公子傲慢地作弄、侮慢、贬低，让人感觉人心实在太卑劣低下了。

我们对于淫乱的这种不合情理的痛恨，源于一种最虚妄、最暴虐的疾病，它戕害人类的心灵，那就是嫉妒。

嫉妒，还有它的姐妹羡慕，我觉得是最要不得的两种情感。关于羡慕，我无话可说，这种情欲被人家说得那么强烈，承蒙它的好意，没有找上我。至于另一种情欲，我知道，而且还目睹过。连动物也有这种感情：牧羊人克拉提斯非常宠爱一头母羊，它的公羊趁他睡觉时，出于嫉妒冲过来用角撞得他头破血流。

我们曾提出某些野蛮民族的例子，描写这种情欲的过激。受文明约束的民族也会嫉妒，但有理智，还不致醋性大发失去控制。卢库卢斯、恺撒、庞培、安东尼、加图和其他一些英雄好汉都戴过绿帽子，他们听到这件事并未非得拼个你死我活。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叫雷必达的蠢人，为此事难过得死去。

我改正应用不当的错误，但是不改正符合应用习惯的错误。

爱情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跟钟情的对象共同欢乐的渴望

我最终认为爱情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跟钟情的对象共同欢乐的渴望，维纳斯也只是一种宣泄的乐趣，若不节制与谨慎是有害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爱情是由美撮合的繁殖欲望。多次看到这种趣事引起挠痒般的笑声，芝诺与克拉蒂普斯在激动时失魂落魄的荒谬动作，失态的狂怒，在爱情最甜蜜的时刻因兴奋与残暴而涨红的面孔，还有在疯狂中摆出这副庄重、严肃与出神的死样。这里面杂乱无章地并存着高尚与龌龊，人生至乐竟像痛苦那样既会使人全身僵硬，也会使人低声呻吟。我想到了柏拉图说“人是神的玩具”这句话，说得真对。这是大自然的嘲弄，给我们保留了这个最烦心又是最普遍的行为，在这方面对智者与愚者、人与兽都一视同仁。

父与子：唯有理智才可以指导我们的天性

既然上帝赐给我们理智，为了我们不像动物那样盲目接受一般规律的束缚，而是以自由意志和判断力去适应情况，我们应该向自然的权威做出让步，但是不是听任自然专横的摆布。唯有理智才可以指导我们的天性。

我本人对于不经过理性判断而在内心产生的这些意向，表示格外的淡漠。因为，在我所谈的那个问题上，有人抱着初生婴儿充满热情，而我对这个心灵既没有活动、形体还未定型也就谈不上可爱的小东西，决不会产生感情。我也不乐意有人在我面前给他们喂奶。随着我对他们有了认识，才会有一种真正的合宜的感情产生和发展。他们若值得爱，天性和理智相互推进，那时我们才会以一种真正的父爱爱他们。他们若不值得爱，尽管有天性的影响，我们还是以理智作为准则。

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较之于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有的父亲在孩子童年时不惜花钱买玩具，对他们成长后所需的费用却很吝啬。甚至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即将离开尘世的时候，看到他们成家立业享受人生会产生一种妒意，使我们对他们锱铢必较。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好像催促我们让道，我们会感到生气。因为，说实在的，他们能够存在和生活，会损及我们的存在和生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物规律。如果对此害怕，那就不应该当父亲。

以自己的美德、乐天知命、慈爱和善而受人尊敬

如果有人对我说，有一位明白事理的贵族守着自己的财产，不是为了别的，仅仅以此让儿辈尊重他和对他有所求。当岁月剥夺了他的其他一切力量时，这是他唯一掌握的手段以使自己在家庭内保持威严，不遭人唾弃。（其实，亚里士多德说过，不但是老年人，一切方面的软弱，都会使人吝啬）这确是一个问题，但这也是一种药，治疗一种我们必须避免的病痛。

一个父亲只是因为孩子对他有所求而爱他——若这也称为爱的话——也是够惨的了。

应该以自己的美德、乐天知命、慈爱和善而受人尊敬。真正贵重的物质成了灰也有其价值，德高者的遗骸我们一向对之敬重异常。一个人一生光明磊落，到了晚年也不会成为真正的老朽，他依然受到尊敬，尤其受到他的儿孙的尊敬。要他们的内心不忘责任，只有通过理智来教导，而不是以物质相诱惑，也不能以暴力相要挟。

训练一颗温柔的心灵向往荣誉和自由，我反对在教育中有任何粗暴行为。在强制行为中总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奴役味道。我的看法是：不能用理智、谨慎和计谋来完成的事，也无法用强力来完成。

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从未与儿子有过内心的交流

已故的德·蒙吕克元帅有一个儿子，是一位正直、年轻有为的贵族，不幸死于马德拉岛上。元帅丧子以后向我透露，他有许多遗憾，其中最令他痛心的是他觉得从未与儿子有过内心的交流。他摆出父亲的威严，使他永远失去了体会和了解儿子的心意的机会，向他表示自己对他深沉的爱和对他的品德的钦佩之情。他说：“这个可怜的孩子在我脸上看到的只是眉头皱紧，充满轻蔑的表情，始终认为我既不知道爱他也不知道正确评估他的才能。我心里对他怀着这种异常的感情，我还要留着给谁去发现呢？知道了又喜欢又感激的还不是他么？而我压抑和限制自己，摆出这张假装尊严的脸。我失去了跟他交谈、对他表示爱的乐趣，他对我也必然非常冷淡，既然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是严厉对待，感到我的态度犹如一名暴君。”

我觉得他的怨恨是有根据和有道理的。因为我从自身的经验来说，当我们失去朋友时，最大的安慰莫过于不曾忘记对他倾情相诉，跟他们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在罗马有一人名叫拉比努斯，勇武威严，有许多优点，还精通各种文学，我相信他是老拉比努斯的儿子。老拉比努斯是恺撒手下的第一大将，随他参加高卢战役，后来参加大庞培一党，对大庞培忠心耿耿，直至在西班牙被恺撒击溃。我谈的那个拉比努斯品德高尚，招来许多人的嫉妒，当时皇帝的宠臣好像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心直口快，还继承父志对专制政体进行抨击，这从他写的书籍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敌将他告上罗马法庭，胜诉后把他的许多著作付之一炬。这种焚书的新刑法肇始于此，后来又在罗马发生了好几起把书籍判处死刑的做法。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和行为来表示自己的残酷时，就迁怒于这些被大自然免除了任何感情和痛苦的东西，如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智慧产物，并针对缪斯的教导和锦绣文章大开杀戒。

可是拉比努斯不能忍受这场损失，不能在失去他的“爱子”后苟延残喘。他叫人把自己抬进祖先的墓穴，活活埋在里面，实行自杀和自我埋葬。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例子来表示深厚的父爱了。他的密友卡西乌斯·西维勒斯是一位能言善辩之士，看到他的书焚毁，大声喊说这同一条判决也可以把他烧死，因为他已把那些书的内容都铭记在心里了。

无所事事是堕落的根源，会让人民养成不良的习惯

我们的祖先法兰克人就是从日耳曼地区的内地出发，前来强占高卢，赶走了原住民。在布雷纳斯和其他时期，也是这样形成不断的人潮涌进了意大利。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也像今日占领希腊的民族，也是这样放弃他们的天然原住地，到别处更广阔的土地去居住。世界上只有两三处地方还没有受到这种迁徙的影响。

罗马人以这个方式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城市无限制地膨胀，要疏散那些不怎么需要的人口，遣送到征服的土地上居住与务农。有时他们也蓄意跟某些敌人打仗，是为了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无所事事是堕落的根源，会让他们养成不良的习惯。

同时，这也是为了给他们的共和国放血，让他们青年多余的热量散发掉一点，犹如给长得过于茂盛的树疏枝通风。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前就利用了对迦太基人的战争。

今日还是有不少人大谈这样的理论，希望我们中间的这份激情和狂热可以发泄到跟邻国的战争中去，似乎担心此刻控制我们身体的坏体液，若不排除出体外，会终日发烧不止，最终导致自我毁灭。说真的，打外战这个病要比打内战温和一点。但是我不相信上帝会同意这样一种不义的事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跟别人吵架找麻烦。

我们的祖先遇到侮辱只是反驳，遇到反驳只是还击，都是有尺度的。他们非常豪迈，不怕受辱的敌人活着对他们怎么样。我们看到敌人好好活着就心惊胆战，这样形成我们今天荒谬的做法，对伤害过我们的人与被我们伤害过的人不都是同样紧追不舍，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么？

冲突大部分起于无谓的争执

复仇是一种大快人心的情欲，生来就很强烈。我看得很清楚，虽然尚无亲身体验。最近，为了让一位年轻的亲王打消此意，我不跟他说有人打了你耳光你要把另一边腮帮伸给他，履行慈善的义务，也不跟他说诗歌中这种情欲引发的种种不幸事件。我不提复仇，而是饶有兴趣地要他体味如果去做相反的事情会有多美的前景：他的宽容与善良会带来怎样的荣誉、恩惠和好意。结果就是这么做成了。

引起我们最大纷争的动机与原因都很可笑。我们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为了一车子羊皮跟人吵架，造成了多少废墟？这颗地球遭受的最可怕的灾难，其最初的原因不就是为了一枚纹章的图案么？而庞培与恺撒只是前两位的后辈与效法者而已。我在自己那个时代见过国王议院中最智慧的人物，花费公帑大摆场面签订条约与协议，其实真正的决策取决于具有至高权威的夫人内阁的闲谈和几位小女人的爱好。诗人们深解其中真意，因而说为了一个苹果把希腊和亚洲陷于血泊火海之中。

一个有缺陷、不完善的人做不到有条理、节制和坚持

我从自身经验体会到，内心的瞬间冲动与日常的稳定习惯两者相去甚远。我看到的是我们无所不能，甚至超过神性，如塞涅卡说的，人已对自己麻木不仁，而不是处于自己的原生状态。人还把神的决心与信心掺和到自己的愚蠢中去。

但这些是断断续续的。这些古代英雄的生平，有时带上神奇色彩，好像他们具有我们无法企及的超自然力量。这是闪光的时刻。在崇高的情境下心灵会激越飞扬，要使之成为自然的日常状态，那是很难做得到的。我们只是血肉之躯，受到别人的言辞或榜样的鼓励，有时也会慷慨激昂，与平时相差很多。这是一种激情在推动和鼓舞我们的心灵，兴奋迷乱不能自已。但是这阵风暴过去后，我们看到它不知不觉就会松弛萎靡下来，即使不致低迷徘徊，至少有失风范。若在那时看到一只鸟飞走了，或一只玻璃杯打碎了，我们也会心情激动，差不多像个俗人了。

我认为一个有缺陷、不完善的人什么都能完成，就是做不到有条理、节制和坚持。

贤人说，为此，要正确判断一个人，主要是观察他的平时行为，以及在无意中看到的日常习惯。

世上处处是陷阱，若要万无一失就要浅尝辄止

跟一般人相比，让我感动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我留恋的事不多。事物只要不控制我们，而只是感动我们，那还是理智的。我通过学习与思考，花了很大心思去提高无知无觉的这份特权——这在我的天性中原本已很突出了。

我常做的事不多，因而热心的事也不多。我目光清晰，但专注在少数事物上。感觉细腻但不敏锐，理解与处事能力则鲁钝迂拙，进入状态比较缓慢。我对自己的事全力以赴，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克制一下感情，乐意不让它陷入太深，因为这个问题可由我控制但也容易受制于人，命运对此比我更有权利。从而，就是我十分珍视的健康，我对它也不过多祈求，煞费苦心注意，让我觉得生了病就非同小可。人应该在怕疼痛与爱享乐之间保持克制。柏拉图主张生活中要走两者的中间道路。

我立足于自己，一般来说对想望的东西想望得并不强烈，也想望得不多。忙工作干活儿也如此，次数不多，不慌不忙。他们要的事，他们管的事，让他们全心全意、满怀热忱去要去管。世上处处是陷阱，若要万无一失就要浅尝辄止。应该从表面上滑过，不要陷入太深。声色犬马之事，沉湎太深也会乐极生悲。

波尔多的先生们选我当他们城市的市长，我那时远离法国，更远离这个想法。我想请辞，但是有人跟我说我错了，国王也下旨敦促。这个职位除了其职责的荣誉以外没有薪俸也没有津贴，就显得格外崇高。任期两年，通过第二次选举可以连任，但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这出现在我的身上，从前还有过两次，几年前德·朗萨克先生做过，最近又有德·庇隆先生，法国元帅，我是接他的位子。我初次任职的位子留给了德·马蒂尼翁先生，也是法国元帅，我有这样显赫的同僚而感到风光十足。

到任后，我认认真真如实介绍自己，我觉得我是这么一个人：没有记性，没有警觉性，没有经验，没有魄力，同时也没有仇恨，没有野心，不吝啬，不粗暴。我告诉他们在我任上可以期待做到什么，让他们了解清楚。因为他们认识先父，对他的怀念使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还向他们清楚说明，他们召我来工作的就是当年父亲任职的地点，假若市政工作让我感到重负在身，就像当年父亲一样，我会非常不安。

波尔多市长与蒙田从前总是两个人，泾渭分明。作为律师与财政官员，不能不认清这类工作中的欺诈行为。正直的人跟他的职业中的罪恶或愚蠢是不相容的，可是不应该因此而拒绝从事这项工作，这是国家大事，有益于大众。人要靠世界过日子，尽量往最好的方面去做。但是一位皇帝要超越自己的帝国，不掺私心杂念高瞻远瞩，而本人也应该知道如何独自作乐，还要像个普通人那样心地坦白，至少对他自己如此。

我不会让自己全身陷得那么深。当我决心站到哪一方，决不至于偏激得不问是非。当此国家处于乱世时期，我没有因利益攸关而看不到我们对手中值得赞扬的优点，或者我追随的那些人身上应该谴责的缺点。他们对自己一方的事全都表扬，而我看到我方的大部分事都不能原谅。

奥古斯都对有功的人赏赐非常慷慨，授勋则十分吝啬

奥古斯都的传记作家，都强调他的一条治军方针：对有功的人赏赐非常慷慨，授勋则十分吝啬。不错，他自己还没有走上战场以前，他的叔叔已经授给他各种各样的军功勋章。

我们国家以及许多邻国的骑士团勋章，也是为这个目的而创立的。这实在是一项良好而有益的制度。用某种方法去承认极少数杰出人物的价值，使他们高兴和满足，花费的代价却并不增加群众的负担或动用国王的金库。从古人的经验，并从我们的历史中也可看到，优秀人物渴慕这类勋位要超过物质的奖励，这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如果一份纯粹的荣誉奖励，却附带物质钱财，这样只会弄巧成拙，贬低荣誉的价值。

因而对荣誉的奖赏也仅是荣誉而已，它们的价值和品位在于极少数人才能获得。若要使奖赏一文不值，那只需到处滥发。

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比从前有更多的人配得上这个荣誉，也不应该任意滥发，宁可让该得到的得不到。

赞扬一个人，却提出不合他身份的一些优点总有点像是嘲弄和侮辱

要赞扬一个人，却提出不合他身份的一些优点（虽然值得一提）和一些非主要的优点，这总有点像是嘲弄和侮辱。就像赞扬一位国王，说他是好画家、好建筑师、好火枪手或好夺标骑手。这些赞词只有与其他合适的赞词一起或随后提出，如称颂国王雄才大略、武功文治，否则就不会让他引以为荣。这样说了后再说居鲁士精通农业、查理大帝有口才和文才，才使他们觉得脸上有光。

我见到在我这个时代这种风气很盛行，那些以写作成名和作为天职的大人物，都否认自己刻苦学习，装得文理不通，有意不懂这种下等人才需要具备的本领，我们老百姓也认为俊彦人物要表现出其他更为卓绝的品质。

在晋谒腓力二世的使团中，有德摩斯梯尼的同伴赞扬这位国王长得美，能言善辩，好酒量。德摩斯梯尼说这些赞词适用于一个女子、一个律师和一块海绵，而不适用于一位国王。善不善于狩猎与跳舞，都不是国王的职责所在。

让别人学会打官司，用仪器测量

天体运动，命名金光闪闪的星星，

他的韬略是治国安邦平天下。

——维吉尔

普鲁塔克还进一步说，在这些非主要方面表现那么杰出，这无异是显出没有把余暇与学问放在正途上，而原本应该用在更为实际有用的地方。因此马其顿国王腓力听到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宴会上唱歌，跟最好的音乐家一较长短，对他说：“你唱得那么好，不觉得丢脸吗？”也是这一位腓力，跟一位音乐家讨论他的艺术时，音乐家这样对他说：“陛下，愿上帝保佑，对这样的事懂得比我还多，那是不幸之至。”

一位国王应该能够像伊菲克拉特那样回答。一位演说家骂骂咧咧地追问他：“你是什么，装得那么神气活现？你是军人吗？你是弓箭手吗？你是长矛兵吗？”“这些我都不是，但是我知道怎样指挥这些人。”

贤人得益于愚人，更多于愚人得益于贤人

我们的司法中有一条做法是杀一儆百。

人做错了事就定罪，柏拉图说这是愚蠢。因为做过的事已无法挽回，但是可以让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让别人不重蹈覆辙。

绞死的人无法改正，但可以通过绞死的人来改正别人。我也如此。正直的人做出示范的榜样让人受益，而我不让人学我的样而对别人有益。把我的缺点公之于众，有人见了就会害怕。最叫我自鸣得意的是自责，这比自吹还让我感到光荣。这说明我为什么常常乐此不疲。当一切都昭然若揭，再谈论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说自己差，人家就会信你；说自己好，人家就不会信你。

有人可能跟我的气质相同，从反例中比从范例中，从回避中比从追随中学到更多东西。这类教益来自大加图，他说贤人得益于愚人，更多于愚人得益于贤人。

人人都对别人的罪恶非常苛刻，而对自己的罪恶十分宽容

世界是错综复杂的，然而罪恶作为罪恶又是大同小异的，无疑这是伊壁鸠鲁学派对世界的理解。虽则罪恶说来都是罪恶，然而也有轻重之分。一个人走出界限百步，不见得比走出界限十步更坏，这句话是不可相信的。亵渎神圣的人不比偷菜的人更恶劣，也是如此。

其实罪恶是形形色色的，如同其他事物。混淆罪恶的性质和轻重是危险的，那样，杀人犯、叛徒、暴君就太占便宜了。也不能因为别人懒惰、好色或者不够虔诚，自己的良心就有理由减轻负担。人人都对别人的罪恶非常苛刻，而对自己的罪恶十分宽容。即使教士，我也觉得，不会区分罪恶的轻重。

苏格拉底说，智慧的主要责任是区分善与恶，而我们这些人，即使最好的人也都有罪恶。应该说还要会区分不同的罪恶，没有正确的区分，好人与坏人就会混淆不清，无从识别。

第四章　学习承受苦难的方法

书是人生旅途中最好的储粮

不论和平还是战争年代，我出门必带书籍。然而我会好几天、好几个月不翻一页。我说：“等会儿看，或者明天，喜欢看时再看。”时间飞快过去，我也不难过。这些书在我身边可以随时给我乐趣。认识到它们对我的生活有多大帮助，想到这里我就很难说清我如何心安理得，坦然过日子。我觉得这是人生旅途中最好的储粮。那些缺乏储粮的聪明人使我无限惋惜。其他任何消遣不管如何幼稚我也可以接受，好在我是永远不会断粮的。

居家时，我常转悠到书房里去，在那里用目光一扫，整个庭园尽在眼前。我面对着入口，看到下面的花园、饲养场、院子、大部分房屋。在这里我一时翻阅这一部书，一时又翻阅另一部书，毫无次序，毫无目的，读的文章也不连贯。我一会儿沉思，一会儿摘录散步时随口说出的种种遐想。

悲情故事总能打动我们的心灵。维吉尔和卡图鲁斯书中狄多、阿里阿德涅的哀怨悱恻，即使不相信其人其事的人读了也受感动。对此无动于衷说明天生硬心肠，就像说到波莱蒙的传奇故事，他被一条疯狗咬去一块腿肚肉居然面不改色。不论有多大智慧，单凭判断不能理解一个人悲伤到了极点的原因。他只能在现场依靠眼睛与耳朵的参与才能完成，然而眼睛与耳朵又只会反映外界无谓的干扰。

是不是这个道理使艺术利用我们天性中的愚蠢与笨拙而大谋其利呢？修辞学说，那位演说家在辩论的闹剧中，被自己的声调与装腔作势感动，也会受到自己所表达的热情欺骗。他会让自己沉浸在真正的来自心田的哀悼中，通过虚张声势让法官感染这份感情，但是法官就不是这么容易动感情的。就像丧礼上雇来增加悼念气氛的哭丧人，他们论斤计两出卖自己的眼泪与悲伤。虽然呼天抢地的样子都是装的，可以肯定的是要在这种场合应付自如，有时必须全力以赴，内心也会感到真正的忧伤。

让心灵接受教育，学习承受苦难的方法

有益的思想日趋充实与稳定的同时，也愈加成为羁绊与负担。罪恶、死亡、贫困和疾病都是重要的主题，令人感到沉重。必须让心灵接受教育，学习承受和战胜这些苦难的方法，学习好好生活与好好信仰的规则。经常还要在这种美好的学习中启发它，锻炼它。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心灵，还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果操之过急，会使它急得发疯。

有人说，性格活泼，身体健康，不适宜于进行这类严肃与隽智的思考。我现在处于另一种状态。迟暮之年对我屡敲警钟，也使我安分听话。我从轻举妄动陷入老成持重，反而更加有害。故而此刻有意稍稍放纵自己，有时让心灵停留在年轻人的虚无中想入非非。此后我只会是太沉着、太稳重、太成熟。年岁天天教育我要冷静，要节制。肉体对越轨行为又是躲又是怕。

现在轮到肉体带领着精神去进行改造了。轮到它更粗暴、更专横地管教，不论睡着或醒着，不让我有一小时不听到关于教育、死亡、耐性与悔罪的训诫。我防止自己克制就像从前防止自己放纵。克制把我往后拉到了发呆的程度。我要在各种意义上做自己的主人。明智也有过分的时候，也像疯狂一样需要节制。因而，在病痛留给我的间歇时刻，只怕自己精神枯竭，思想断流，谨小慎微得不敢有所行动了。

当然还需要在梦幻以外寻找另一种良药，跟自然对抗也仅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办法。大家所采取的延长寿命的种种措施，是最简单不过的。而我宁可老而速去而不要未老先衰。我要紧紧抓住遇到的任何细微的欢乐机会。听人说起好些温和、快活和正派的消遣，但是我听了并没能引起兴趣。

粗制滥造的书籍好像是乱世的一个症状

粗制滥造的书籍好像是乱世的一个症状。我们什么时候比动乱开始以后写得更多呢？罗马人什么时候像沉沦时那么爱做文章呢？除了表示思想精明，这并不意味社会跟着文明了。这类“无事忙”所以产生，是由于每个人不必认真工作，时间也就挪作他用了。对于本世纪的堕落，我们个个都做出了贡献。有权势的人背信弃义，抛弃信仰，施行暴政，贪婪、残酷；弱者，其中包括我，敬赠的则是愚蠢、虚荣、懒散。

眼看灾祸临头时，我觉得也是虚空之事兴隆的季节。当今到处都在做坏事，只是做些无用的事也像是值得称道的了。

马其顿腓力国王从各处搜罗来一批无赖恶棍，让他们住进一座专为他们建造、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里。我认为他们可用恶行作为手段建立彼此接受的政治结构，形成有法可依的社会。

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行为，或者三个行为，或者一百个行为，而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在非人道和无诚信方面（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罪恶）表现得如此邪恶，以致我无法想到而不毛骨悚然，叫我既憎恶也赞叹。这些臭名昭著的丑事的发生标志着心灵具有的威力，也说明心灵陷入的混乱。

人因彼此需要而和解，而聚合。这种偶然的结合经过法律而固定下来。可是有的法律非常严酷，实非出自人性的主张，然而它们的实质内容，却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能制订的法律同样有生命力，也同样长寿。

其实，所有这些政策的细则都形同虚设，荒谬可笑，难以付诸实施。关于最佳形式的社会、最具约束力的规章制度等，诸如此类的大争论，旷日持久，只是适合我们锻炼头脑。就像在艺术中也有许多主题，其要旨也是在于引起激情与争论，没有这些就没有了生命。这类政体的阐述可能适用于一个新世界，而我们接触的人是早已按照一定的风俗习惯培育出来的，并对此承担了义务。我们无法像皮拉(1)或像卡德摩斯(2)一样创造人。无论我们怎样有权力，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纠正和改造他们，我们绝不可能把他们从习俗中扳过来而不折断他们。有人问梭伦他是否竭其所能给雅典人制订了最好的法律，他回答说：“是的，从他们会接受的程度来说是最好的了。”

瓦罗也作过类似的辩解：他说若能把宗教重新改写，他会去写他相信的事，但是由于宗教已经成形并被大众接受，他也只是根据传统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写。

不从理论而从实际来说，对于每个国家来说最好的政体是那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体。它的主要形式与适应性取决于如何实施。我们对目前的状态自然不满意，但是我要坚持的是在一个平民国家里希望建立寡头政治，在王朝制下建立另一种政体，这是罪恶，这是疯狂。

一个国家受革新的逼迫，仓促改变会促生不正义与暴政。当某个零件松了，我们可以上紧。我们可以阻止事物自然的变质与销蚀去破坏最初的原则。但是试图把事情一锅端，改换一幢大厦的地基，这无异于让清洗的人把对象毁灭，让改良个别弊端的人掀起社会大乱，用死亡来治疗疾病，“只是希望改革政府而不是摧毁政府。”（西塞罗）

世界要治好是很难的，它被催得那么急而失去了耐性，不顾付出什么代价只想连根拔起。成千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害了自己。消除眼前的弊病若没有广泛的条件改善作为前提，那也不是痊愈。

注释：

(1) 据希腊神话，宙斯用洪水淹没人类时，只有皮拉和丈夫丢卡利翁（普罗米修斯之子）得到普罗米修斯的警告，乘船得以幸免，后遵神的指点，重新创造人类。

(2) 腓尼基神话中，底比斯王卡德摩斯奉阿波罗神谕建底比斯城，后首创字母。

人生幸福取决于有教养者的安详和满足，练达者的果断与自信

小孩都知道克里瑟斯国王的这个故事。他被居鲁士俘虏，正要处决时，他大喊：“哦，梭伦，梭伦！”这句话呈报给居鲁士，他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克里瑟斯通过传令官说，他以身受的灾难证实了梭伦从前对他提出的警告，那就是不论命运女神对他露出怎样美丽的面孔，人决不能自称是幸福的，只有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才见分晓，因为世事变化无常，稍有波动情况立刻起变化，与以前迥然不同。

梭伦这句金玉良言必须理性对待。但是他是哲学家，对于哲学家来说，命运的恩宠与失宠无所谓幸福与不幸福，荣名与权势都看得很淡漠。我认为实际上他看得更远，要说我们的人生幸福取决于有教养者的安详和满足，练达者的果断与自信，只要一个人尚未演完人生戏剧中的最后一幕——无疑也是最难的一幕——就不应当说他幸福或不幸福。

此外，凡事皆有掩饰。哲学中的漂亮言辞只是让我们做人体面；而那些意外也没有真正刺中要害，让我们还能保持神色不变。但是在死亡与我们之间的这场最后的对手戏，不是装腔作势所能对付的，必须实话实说，抖搂出罐底里装的真货色。

与人交往，到国外游历，以促进学习

最适宜于进行这种学习的是与人交往，还有就是到国外游历。不是像我们法国贵族那样，带回来的只是圣洛东达神殿有多少台阶，利维亚小姐的短裤多么精致，或是像另一些人一样议论从某些废墟出土的尼禄头像，比某个金币上的头像长多少或阔多少，而是要带回这些国家的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让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发生冲撞并相互磨砺。

不仅要磨砺他的心灵，还要锤炼他的筋骨。心灵若没有筋骨的辅助，会经不起重压，独自难以承受两副担子。对此我深有体会，我的心灵就因身子那么单薄娇弱，压得它步履艰难。我在学习中读到，我的老师也经常举例，谈起某个人铜筋铁骨，耐苦耐劳促成自己大智大勇。

与生活在书籍与回忆中的人物交往

与人交往中，我还要包括——这很重要——那些生活在书籍与回忆中的人物。通过历史了解伟大时代的伟大人物，看各人的意愿，可以是清闲的学习，也可以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如柏拉图说的，这是斯巴达人留给自己享用的唯一学习。在阅读普鲁塔克《名人传》时，他怎么不会大有收获呢？但是导师们必须记住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要让学生死记迦太基覆灭的日期，而要了解汉尼拔和西庇阿的性格；不要他知道马塞卢斯在何地丧命，而要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尽责才死在了那里。

老师不要学生学那么多的历史故事，而要他去判断。在我看来，我们的智慧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不同。我在李维的著作中读到的一百件事，别人没有读到；普鲁塔克从中读到的一百件事，我又没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作者的言外之意。对某些人来说，这是纯然的语法学习，对其他人是哲学剖析，从中深入到人性最奥秘的部位。

我这人博览群书，但是阅后即忘。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除了说明在此时此刻我有些什么认识。不要期望从我谈的事物中，而要从我谈事物的方式中去得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看我的引证是否选用得当，是否说明我的意图。因为，有时由于拙于辞令，有时由于思路不清，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我对引证不以数计，而以质胜。如果以数计的话，引证还会多出两倍。引证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出自古代名家，不用介绍也当为大家所熟识。鉴于要把这些道理和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跟我的说理和观念交织一起，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了。他们见到文章就攻击，特别是那些还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倒别人的观念和想法。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我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这些大人物身上。

我看到古代的杰出诗人毫不矫揉造作，不但没有西班牙人和彼特拉克信徒的那种夸大其词，也没有之后几世纪诗歌中篇篇都有的绵里藏针的刻薄话。好的评论家没有一位在这方面对古人有任何指摘。对卡图鲁斯清新自然、隽永明丽的短诗的欣赏，远远超过马提雅尔每首诗后的辛辣词句。出于我在上面说的同样理由，马提雅尔也这样说到自己：他不用花许多工夫，故事代替了才情。

前一类人不动声色，也不故作姿态，写出令人感动的作品，信手拈来都是笑料，不需要勉强自己挠痒痒。后一类人则需要添枝加叶，愈少才情愈需要情节。总要骑在马上，是因为两腿不够有力。就像在舞会上，舞艺差的教师表达不出贵族的气派和典雅时，就用危险的跳跃、像船夫摇摇晃晃的怪动作来引人注目。对于妇女来说也是这样，有的舞蹈时身子乱颤乱动，而有的只是轻步慢移，典雅自然舒展，保持日常本色，前者的体态要求比后者容易得多。我也看过出色的演员穿着日常服装，保持平时姿态，全凭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艺术享受。而那些没有达到高超修养的新手，必须脸上抹着厚厚的粉墨，穿上奇装异服，摇头晃脑扮鬼脸，才能引人发笑。

我阅读恺撒时，比阅读一般人的著作怀着更多的敬意和钦慕。有时对他的行动和彪炳千古的奇迹，有时对他纯洁优美、无与伦比的文笔肃然起敬。如西塞罗说的，不但其他所有历史学家，可能还包括西塞罗本人，也难出其右。恺撒谈到他的敌人时所作的评论诚恳之极。若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话，那是他除了对自己的罪恶事业和见不得人的野心文过饰非以外，就是对自己本身也讳莫如深。因为，他若只做了我们在他的书上读到的那点事情，他就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要不是非常纯朴，就是非常杰出。纯朴的历史学家决不会掺入自己的观点，只会把细心搜集的资料罗列汇总，既不选择，也不剔除，实心实意一切照收，让我们对事物的真相作全面的判断。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善良的让·傅华萨，他写史时态度诚恳纯真，哪一条史料失实，只要有人指出，他毫不在乎立刻承认并更正。他甚至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道听途说也照录不误。这是赤裸裸、不成型的历史材料，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各取所需。

杰出的历史学家有能力选择值得知道的事，从两份史料中辨别哪一份更为真实，从亲王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脾性，对他们的意图做出结论，并让他们说出适当的话。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只是极少数历史学家才享有的权威。在这两类历史学家之间还有人（那样的人占多数）只会给我们误事。他们什么都要给我们包办代替，擅自订立评论的原则，从而要历史去迁就自己的想象。因为自从评论向一边倾斜，后人叙述这段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企图选择读者应该知道的事物，经常隐瞒更改说明问题的某句话、某件私事，或者把自己不理解的事作为怪事删除，把自己无法用流畅的拉丁语或法语表达的东西也尽可能抹掉。他们尽可以大胆施展自己的雄辩和文采，尽可以妄下断言，但是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些未经删节和篡改的东西，容许我们在他们之后加以评论，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原封不动地保留历史事实。

尤其在这几个世纪，经常是一些平庸之辈，仅仅是会舞文弄墨而被选中编写历史，仿佛我们从历史中要学的是如何写文章！他们也有道理，既然是为这件事而被雇用的，出卖的是他们的嘴皮子，主要也操心那个方面了。所以他们把从城市十字路口听来的流言蜚语，用几句漂亮的话就串联成一篇美文。

秘事可以掩盖，但是对人所共知的事，尤其这些事对公众生活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忌口不谈是不可饶恕的缺点。

我在书籍中寻找的是一种岁月优游的乐趣

此外我还列入了多少是全凭体会的故事，谁愿意巧妙整理，不愁写不出无数的《随笔》。无论是这些故事，还是我的引证，都不是仅仅作为范例、权威或花絮使用的。我对它们的看法并不仅限于对我有用这一点，它们往往要超越我的议论，包含着更丰富更大胆的思想种子，还发出更悦耳的弦外之音，对我这个不愿借题发挥的人如此，对其他听懂我的曲调的人也是如此。再回头来谈谈说话的道德，我不觉得尽说坏话与尽说好话之间有什么选择余地。“说话四平八稳不是男子汉作风。”（塞涅卡）

先哲说，说到学问就是指哲学，说到行为就是指道德，一般来说这对所有门第和等级都是适用的。

我安排自己的论点，随心所欲没有章法，随着联翩浮想堆砌而成。这些想法有时蜂拥而来，有时循序渐进。我愿意走正常自然的步伐，尽管有点凌乱。当时心情如何也就如何去写。所以这些情况不容忽视，不然在谈论时就会信口开河和不着边际了。

我当然愿意对事物作一番全面的了解，但是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代价。我的目的是悠闲地而不是辛劳地度过余生。没有一样东西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即使做学问也不愿意，不论做学问是一桩多么光荣的事。我在书籍中寻找的也是一种岁月优游的乐趣。若搞研究，寻找的也只是如何认识自己，如何享受人生，如何从容离世的学问。

阅读时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为之绞尽脑汁。经过一次或两次的思考，得不到解答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为此而纠结，反会浪费精力和时间，因为我是个冲动型的人，一思不得其解，再思反而更加糊涂。我不是高高兴兴地就做不成事情，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反而使我判断不清半途而废。我的视觉模糊了，迷茫了，必须收回视线再度对准焦点，犹如观察红布的颜色，目光必须先放在红布上面，上下左右转动，眼睛眨上好几次才能看准。

自古以来隐晦暧昧的文章何以长盛不衰

许多无稽之谈就是通过这条道路深入人心的。星相家若有权力要大家翻阅他的文章，对他的每句话探赜索隐，没有一篇不可以让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理解，如女巫的神谕一样。这些文章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注释，一位聪明人在里面转弯抹角，总是可以针对自己的问题找到模棱两可的看法。

这说明自古以来隐晦暧昧的文章何以长盛不衰的道理！作者的用意无非是吸引后代人的关注。（文章本身的价值，或许更由于文章投合时人的兴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目前来说，出于愚蠢或出于精明，他显得闪烁其词，自相矛盾，这都无损于他！数不清的聪明人自会把他的文章披沙拣金，进行正面的、侧面的、反面的评价，一切都只会提高他的身份。他的门生的献礼使他富有，就像束脩节日里的教师。

这样使许多毫无价值的东西有了价值，让许多著作有了地位，还随心所欲地添上各种各样的含义。同一部书得到千百种各式各样应有尽有的不同反映和论述。荷马不可能说出一切人家要他说的话，也不会是那么一个千面人，然而神学家、法学家、将领、哲学家、形形色色的文人学士，不论他们的专长是多么不同或对立，都引用他的话，参考他的话。他是一切职务、行当、手艺的祖师爷，一切工程的总指挥。

我写文章完全随自己个性，天生诙谐含蓄

我写文章完全随自己个性，天生诙谐含蓄，与人议论则很拙劣，不管怎样我的语言就是太急促，凌乱，断断续续，与众不同。我不擅长写礼节性书信，除了一连串说得好听的客气话以外毫无实质性内容。我没有天赋，也不想写热情洋溢、殷勤周到的长信。我并不相信这套，也不喜欢说过头的话。这与现行的做法相去甚远。因为以前大家不是这样俗不可耐地滥用这些字眼，什么人生、心灵、虔诚、崇拜、农奴、奴隶，这些词俯拾即是，以致当他们再想让人感觉一种更为强烈、更为值得尊敬的意愿时，就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了。

我痛恨被人看得像个阿谀者，这使我很自然地说话语气干巴巴的，直率生硬，在不认识我的人看来还有点儿轻侮。我对我最敬重的人最不讲礼节，心里轻松走得就快，这样步子就忘了矜持，对我向往的人自豪地奉献绵薄之力，对我可与之推心置腹的人也最少自我表白。我觉得他们见了我的诚心就会知道这点，语言的表达反会歪曲我的用意。

欢迎光临、告辞、感谢、致意、愿意效劳，这些我们待人接客中的礼仪客套，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我更加笨口拙舌，找不到话说。

意大利人是尺牍的大出版家，我相信我已搜集了一百来种。我觉得阿尼巴尔·卡洛的书信集最佳。从前我在真正热情的激动下，也曾提笔给几位女士涂写过一些书信，若它们还存在世上的话，可能还可找出几页值得百无聊赖、神魂颠倒的青年一读。

我的书信总是即写即发，那么匆忙仓促，虽然书法潦草得叫人难以忍受，还是喜欢自己写而不劳他人代书。我找不到人能够追随我的思路的人，也不愿重新誊写一遍。我让认识我的大人物，容忍我的涂涂改改、不折叠、不留边白的信纸。我最费心写的信写得最糟糕。我若写得拖泥带水，这说明我心不在焉。

我愿意不打腹稿就起笔，第一句完了接上第二句。今日的书信里花絮与前言多于实质内容。由于我喜欢同时写两封信，而不是写完一封封好再写一封，总是把这个任务交给另一个人去做。因而，当信的内容写好后，我乐意让另一个人去添上这些冗长的致辞、建议、请求，附在信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有什么新的做法让我们免去这些啰嗦话，还有一连串的身份头衔。好几次为了不出差错，干脆空着不写这些东西，尤其是给司法与财政部门的官员写信时。

职务的变动那么频繁，不少荣誉职称孰大孰小叫人实在难以确定和排列，他们得来也都不容易，出错与遗漏都是一种冒犯。我还认为在我们印刷的书名页和扉页添上这些头衔，也是庸俗不堪。

我想说的是不论什么荒谬的想法，我都不会去有意掩饰，就像我的一张秃顶灰发的肖像画，画家画上的是我的脸，不要是一张十全十美的脸因为这里写的是我的想法与意见，我写出来的是我信仰的东西，不是要人相信的东西。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袒露自己，要是新学的东西使我改变的话，这个自己到了明天可能会不同了。我没有权力要人相信我，也不奢望这样的事。我觉得自己学识浅陋，不配去教育别人。

一部旧账本不是一帖药，写成这样那样的还不至于造成危险

我认为写古代事比写现代事少担风险，因为作家只是报告一件取自别人的事实。有人力促我写当代的事，认为我观察事物的目光跟别人相比较少感情色彩，也更贴近，因为命运让我有机会见到各方面的头面人物。但是他们没说的是，即使给我像历史学家萨卢斯特这样的荣耀，我也不会费这份心的。因为我是责任、勤奋和恒心的死敌，长篇大论的描述最不符合我的写作风格。我经常写写停停缺乏连贯，既无章法也不深入主题，对于日常事物还不如孩子知道怎样用词造句。

然而我知道说的事我会说得很好，以我的力量来操纵题材。我若由别人指挥着写什么，必然达不到他的要求。由于我这人的自由太自由，会按照自己的心意，根据事物的情理，发表出来一些人人口诛笔伐的悖论。普鲁塔克对我们谈到，他写文章时，举的例子都面面俱到，不容置疑，那是别人的作品；举的例子对后世有益，像一盏明灯照亮通往道德的道路，这是他的作品。

一部旧账本不是一帖药，写成这样那样的还不至于造成危险。

做真诚的人是大美德的开始

怎样写书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但是怎样写我这部书我是有过研究的。所谓研究也就是时而读这位作家，时而读另一位作家，前前后后翻阅和摘取几句，不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只是用以加强、佐证、阐述我的早已形成的看法。

但是当下世风不古，大家谈到自己时我们又能相信谁的呢？还由于谈到别人时我们也没有人或者很少人可以相信，这样说谎就失去了意义。风气腐败的第一特征就是排斥实话实说。因为正像品达说的，做真诚的人是大美德的开始，也是柏拉图对他的理想国统洽者的第一条要求。我们现时的真事，不是实际存在的事，而是要别人相信的事。就像我们所说的钱币，不仅是指法定的真币，也指在市上流通的假币。

世人通过我的书了解我，又通过我了解我的书

我在古人著作中似乎发现，直抒己见的人说问题比言不由衷的人更加生动有力。且听西塞罗谈热爱自由，再听布鲁图斯谈同一个问题，从文章就可以领会布鲁图斯是个不惜一死争取自由的人。西塞罗这位雄辩家谈论蔑视死亡，布鲁图斯也谈这个问题，前者论述拖泥带水，你觉得他要让你去相信他自己还没相信的事，一点不使你激动，因为他自己没有激动。另一个则使你心潮澎湃。我看书，即使是写美德与公职的书，从来不会不对作者进行一番好奇的探索，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由于才子的生花妙笔提高了语言的价值，他们不改头换面，也不生搬硬套弄得烦琐复杂。他们不使用新词，但是丰富自己的用词，加强加深其意义与用法，产生意料不到的感人效果，同时始终做得谨慎巧妙。从这个世纪那么多法国作家身上就可看到，只有极少人有这样的天赋。他们大胆倨傲，不愿随波逐流，但是缺乏创意与谨慎而不得成功。在他们的作品中只看到一种追求新奇的可怜做作，没有感情的荒谬的隐晦，不但不能使语言精练，反而流于庸俗。他们一意标新立异，反而收不到效果。为了造一个新词，却抛弃了常用词，其实常用词才更加生动有力。

我觉得我们的语言包容性很大，但是表达方式不多。我们从不使用狩猎与战争的用语，其实这是语言的肥沃土壤。说话方式犹如花卉，移植时得到改良和加强。我觉得法语足够丰富，但是不够灵活有力。它往往无法表达一个强有力的想法。当你振奋时，常常会觉得这个语言软弱乏力，无奈之下只能使用拉丁语救急，其他时刻也用希腊语。

在上面筛选的词句中，有些很难看到它们的力量了，因为滥用而损害和糟蹋了原有的风雅。犹如日常交谈中不乏精彩的句子与隐喻，因年代久远而风采全失，因庸俗使用而色彩黯淡。但是有鉴赏力的人还是可以体味其中之妙处，也无损于这些古代作家的荣誉，就像是他们首先使这些词句闪闪发光的。

搞学问会把这些事玩得过于精深玄妙，矫揉造作，跟日常自然的说法有了差别。我的跟班谈情说爱很在行。把莱翁•埃布洛与费西诺关于爱情的书念给他听，书中说的就是他，他的想法与行动全在里面，而他一点也听不懂。我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也认不出我所做的大部分日常行动。为了供学派欣赏他给它们盖上了一件袍子。我若是干这一行的，会尽量让做作恢复自然，犹如他们尽量把自然变成做作。发表了爱的论文的作者邦波主教与埃基科拉就不谈了。

当我写作时，手边不放书，也不去回忆书，生怕书会破坏我的状态。说实在的，优秀作家使我自叹不如，挫落我的勇气。我还是借用那个画家的诡计，他自己画鸡画得很差，就不让他的学徒把活鸡放进画室里。

为了给自己增光，我采用乐师昂蒂诺尼代斯的好主意，当他要演奏时，在前与在后都让其他拙劣歌手的演唱去灌满观众的耳朵。

但是我要摆脱普鲁塔克却不容易。他博大精深，任何时刻不论你谈到什么怪僻的论题，都可以加入你的工作，向你伸出慷慨之手，文采炳蔚，让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令我气恼的是人家在剽窃普鲁塔克时也很可能附带剽窃到我，我在转述他一点东西时也不免要偷上一只鸡腿或鸡翅。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选择在偏僻的家乡写作，那里没有人帮助我，指正我，那里我日常遇到的人看不懂《天主经》上的拉丁语，更不懂京城里说的法语。在别处我或许会写得更好，但是这样的作品就不完全是我写的了，我的主要目的和理想是做一番我自己。我会改正一个偶然的错误——这比比皆是——也写得不知所云，但是这些缺点也是我身上常有的，去掉这些缺点就不成其为我自己了。

当有人对我说，或者我自己说：“你的修辞太暗涩。那是个加斯科涅土话。这个句子用得很悬。（我一点不回避使用在法国街头听到的句子，常招来用语法反对习惯用法的人的嘲笑）这一个言论太无知。这一个言论太荒唐。那一个又太离谱。你经常爱打趣。人家会把你说着玩的话当真的。”我说，“是的，但是我改正应用不当的错误，但是不改正符合应用习惯的错误。我不就是这样说话的吗？这不是生活中的我吗？够了，我做了我要做的事。世人通过我的书了解我，又通过我了解我的书。”

心灵愈空愈没有分量，一有论点压上去，就会轻易下沉

轻易相信别人或被别人说服，被我们归之为单纯或无知，或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从前好像听说过，“相信”犹如心灵上的一道痕迹，心灵愈软愈松，愈易留下印记。

心灵愈空愈没有分量，一有论点压上去，就会轻易下沉。这就是为什么儿童、庸人、女人和病人最容易偏听偏信。但是另一方面的表现，对一切不易被理解的事都轻蔑地斥之为胡说，也是一种愚蠢的自大狂的表现。这是自认为智力过人者的通病。

我从前就是这样。当我听说死人还魂、卜算未来、蛊惑、巫术，或者我没法认真对待的故事时，我就对受这些荒唐事愚弄的小百姓深表同情。现在我觉得自己那时至少也同样值得可怜。并不是后来的经历使我的见解超过最初的轻信（这与我的好奇心无关），而是理智使我明白，一口咬定某件事是假的和不可能的，这就是在头脑里对上帝的意志和大自然母亲的威力预设了限度和界线，把它们纳入到我们自己有限的能力与知识范围内，这岂不是天大的愚笨。

丰满纯正的人生本来就寥若晨星，又加上我们教育的弊端，天天向我们介绍那些孤陋寡闻的笨蛋与庸才，只会拉我们往后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

按照我们接受教育的方式，学生虽然知识学了很多，但是不会变得更能干，这是不足为奇的。当今父辈花费心血与金钱，其实只是让我们的头脑灌满知识，至于判断力与品德则很少关注。

我们的学习只是让记忆装满，却让理解与意识仍旧保持空白。犹如鸟儿出去觅食，自己不尝一尝就衔了回来喂小鸟，我们的学究们也从书本里搜集知识，只是将之挂在嘴边，然后吐出来，不管被风吹往哪里。

但更糟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孩子都不以知识充实自己、滋养自己，只是把知识辗转相传，唯一的目的是炫耀自己，娱乐大众，当作谈话资料。像一枚不流通的筹码，除了计完个数扔掉以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我们的法院招聘人才，考官只测试他们的知识，另一些法院还加试一桩案例考查他们的判断力。我觉得后者的做法要好得多。其实这两种考试都不可或缺，应该并存，但是对知识的要求不及对判断的要求重要。有判断力可以不要知识，有知识不可不要判断力。但愿上帝为了司法的利益，让这些部门在具备知识以后，还多多培养兼有理解力和良心的人！“他们教育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传播。”（塞涅卡）因而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应该注入心灵里面；不应该拿它来喷洒，应该拿它来浸染。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使之趋向完美，最好还是就此作罢。这是一把危险的剑，如果掌握在不知使用的弱者手里，只会使主人碍手碍脚，受到伤害——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到（西塞罗）。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

孩子应该学习他成了大人以后该做的事

知识是这样的，即使走直线去获得，也只能教我们学到谨慎、清廉和坚定。应该一开始就让儿童接触实际生活，不是用道听途说的事来教育他们。而是用行动实验来教育他们。不仅用箴言警句，更多还要运用实例与实践，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培养和塑造他们。使这一切不是只记在心上，而且成为他们的思维与习惯；不单是后天养成的，还是先天具备的资质。对这个问题，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他主张孩子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说：“学习他成了大人以后该做的事。”难怪这样的教育产生那么卓越的成果。

我知道的只是，人文科学中最难与最伟大的学问似乎就是儿童的抚养与教育。

如同在农业中，播种前的耕作以及播种本身，方法都可靠简单，可是让种下的作物存活茁长，这里面就有无数的学问与困难。人也是这样，受孕怀胎不需要什么技巧，但是一旦到了人世，大家就要给他种种关怀，教育他，抚养他，需要终日操心与害怕。

教师要让学生自己筛选一切，不要仅仅因是权威之言而让他记在头脑里

有的教师不停地在我们的耳边絮聒，仿佛往漏斗里灌水。我们的任务只是重复他跟我们说的话。我希望这样的教师改正这种做法，一开始，根据他所教的人的智力，因势利导，教他体会事物，自己选择与辨别。有时给他指出道路，有时让他自己开拓道路。我不希望老师独自选择题目，独自讲解，我要他反过来听学生说话。苏格拉底，还有后来的阿凯西劳斯都是首先让弟子说话，然后再对弟子说话。

教师要让学生自己筛选一切，不要仅仅因是权威之言而让他记在头脑里。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对他就不是原则，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原则也不是。要把这些丰富多彩的学说都告诉他，他选择他能选择的，否则就存疑。只有疯子才会斩钉截铁地肯定。

因为，如果学生通过自己的理念接受色诺芬或柏拉图的学说，这些学说不再是他们的，而是他自己的了。学在人家后面的人，学不到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找到的人，是因为他没寻找。

至少让他知道他知道什么。他必须吸收他们的思想精华，而不是死背他们的警句。他可以大胆忘记从哪里学到的，但必须知道把道理为我所用。

真理与理智对谁都是一样的，不看谁说在前谁说在后。也不用区分是根据柏拉图说的还是我说的，只要他与我理解一致，看法一致。蜜蜂飞来飞去采花粉，最后酿的蜜汁才完全是它们自己的，不管原来是荚莲花还是牛至花的。这也像学自他人的知识，融会贯通，写成自己的一部作品，以此表达自己的主张。他的教育、他的工作和研究，都用于对自己的培养。

让他把学到的东西藏之于心，把创新的东西呈之于外。

调整他的习惯与意识，教育他认识自己，让他知道如何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

毕达哥拉斯说，我们的人生犹如民众大集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的人锻炼身体为了获取比赛的荣誉，有的人带了货物出售为了谋利。还有的人——那也不是不好——来此没有其他目标，只是观看事情怎么样了和为什么是这样进行的，做一个他人人生的观赏者，以此做出判断和调整自己的人生。

从这些例子都可以适当提取出一切有益的哲学观点，然后人的行为又可以哲学及其原则作为试金石。要告诉孩子，什么要知与什么要不知应该是学习的目的；什么是英勇，什么是克制与正义；雄心与贪婪、奴役与服从、放纵与自由之间有什么区别；怎样识别真正与切实的满足；对死亡、痛苦与耻辱应该怕到什么程度。

什么事促动我们前进？心中那么多波动又是什么道理？我觉得作为儿童启智的课文，其内容必须可以调整他的习惯与意识，教育他认识自己，让他知道如何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至于七门自由艺术，一开始应教授使我们心灵自由开放的艺术。

一位好父亲应该谨慎并富有爱心

先父竭尽个人之力，在学者和有识之士之间进行过各种研究，要创造一种良好的教育形式，同时发现了目前的流弊。有人对他说，我们现在花费多年去学习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轻易会说的语言，这是为什么我们达不到古希腊罗马人的博大精深的唯一原因。我不相信这是唯一原因。

好在父亲找到了替代办法，我还在吃奶和开口说话前，把我交给了一位德国人。那人不懂我们的语言但精通拉丁语，后来客死法国时已成了名医。父亲有意重金礼聘，要他对我日夜耳提面命。他还请了两个学问稍差的人跟随我左右，减轻德国人的工作。那些人对我只说拉丁语。至于家里其他人，父亲立下一条不可违背的规矩，就是他本人、母亲、仆人、侍女只要跟我一起，尽量用他们每人学到的拉丁词混在句子里跟我说话。

人人都获益匪浅。父亲与母亲学了足够的词汇可以让我听懂，足够应付日常需要，侍候我的其他仆人也是这样。总之，由于我们之间经常用拉丁语交谈，连带四邻的村庄也受到了影响，有不少工匠和工具的拉丁名称在当地生了根，沿用至今。我已过了六岁，听懂的法语或佩里戈尔方言不比阿拉伯语多。没有刻意去学，没有书本，没有语法或规则，没有鞭子，也没落过眼泪，我就学成了拉丁语，跟我的学校老师懂得一样多，因为我不可能把它混淆和篡改。因此，在学校规定的作文课上，给其他学生出的题目是用法语写的，给我是一篇用蹩脚拉丁语写的文章，由我改写成地道的拉丁语。

著有《论罗马人民集会》的尼古拉·格鲁奇，亚里士多德的注释者纪尧姆·盖朗特，苏格兰大诗人乔治·布坎南，法国与意大利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演说家马克•安东尼·缪莱，都做过我的家庭教师，经常对我说我自幼学习拉丁语，用来得心应手，他们简直不敢跟我交谈。布坎南后来做德·布里萨克元帅大人的幕僚时我们见过一面，他对我说他正准备写一部儿童教育的著作，要拿我的童年教育做例子，因为他那时正在调教元帅的儿子德·布里萨克伯爵，我们都知道他日后多么高尚勇敢。

至于希腊文，我几乎一窍不通。父亲计划让我通过一种游戏结合练习的新方法强化学习。我们两人对垒，交替背诵变格，就像有的人通过下棋来学习数学与几何。有人向父亲提过建议，其中一条是让我对学问与做人道理产生兴趣，不能强迫我的意志，而要我自己产生欲望，在温情与自由中培育心灵，不要严厉与束缚。有人认为早晨把孩子惊醒，从睡眠中突然强拉起来（孩子比我们睡得沉），会损害他们娇嫩的头脑，我要说父亲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要用一个什么乐器唤醒我，我身边也从不缺少一个演奏的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推知其余一切，并且借此推荐这样一位好父亲的谨慎与爱心，他做出这样细致的教育安排，若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那就不是他的过错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土地贫瘠，不宜种植。因为尽管我的身体结实健全，天性则温和好说话，同时却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以致人家没法叫我摆脱闲散，甚至叫我去玩也不行。眼睛看到的东西会很好理解。鲁钝的外表下，头脑里的想象却很大胆，看法也超过自己的年纪。思维慢，要我想到哪里就是哪里。理解迟钝，创见不多，最要不得的是记忆力差得令人没法相信。因此父亲在我身上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成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像病急乱投医的人，父亲到处去询问各种各样的看法。我的好父亲极度害怕他那么关心的事情会失败，最后竟附和大众的意见。也就是像一群鹤，总是跟着前面的飞。当那些曾经用他从意大利带回的启蒙课本教过他自己的人纷纷离开以后，他也就屈从习俗，六岁时把我送入了当时办得欣欣向荣，也是法国最好的居耶纳中学。

普鲁塔克：把孩子交给父亲管教的做法是极端幼稚的

普鲁塔克是个全才，在判断人的行为方面尤为突出。他在对利库尔戈斯和纽默的比较中所说的都是至理名言，他认为把孩子交给父亲管教的做法是极端幼稚的。

大多数民族——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都按照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方式，把妻子与孩子都交给男人让他随心所欲地去管教。唯有斯巴达人和克里特人依照法律来进行儿童教育。谁没看到国家的一切都取决于儿童的教育与培养？然而大家都极不慎重，把儿童教育交给父母，不管他们是多么愚蠢和卑劣。

没有一种激情像发怒那样搅乱判断的公正性。任何法官在盛怒之下判犯人有罪，都会毫不犹豫让他去尝死亡的滋味。那么为什么就允许父亲和教师在火头上鞭打和惩罚孩子呢？这不是令其悔改，而是报复。惩罚成了孩子的药物，但如果是医生怒气冲冲地对付病人，我们会容忍他这样做吗？

我们在经历死亡时都是门外汉

推理与学识，即使我们对这两种能力有意识地给予全部的信任，也不足以使我们获得行为的能力，去面对生活的历程，除非我们的心灵还经过实践的考验与培育。不然，一旦遇上事件，我们的心灵无疑会不知所措。

因而，那些企图获得更大成就的哲学家，不甘心在和平和荫庇中等待命运的严逼，害怕一旦命乖运蹇，在人生斗争中还是一个缺少经验的新手。他们走在事物前面，有意去接受困难的考验。有的人抛弃家产，心甘情愿过穷苦的生活；有的人去做工，节衣缩食，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还有人舍弃身体上最宝贵的器官，如眼睛和生殖器，只怕声色大马会软化他们的意志和腐蚀他们的灵魂。

死亡是我们一生中要完成的最大的事业，我们却无法对此身体力行。习惯与经验可以锤炼人，使他忍受痛苦、耻辱、清贫和其他逆运，但是死亡，我们只能试验一次。我们在经历死亡时都是门外汉。

人类的一切智慧与逻辑，归根结蒂就是要我们学习不怕死

西塞罗说，探讨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准备死亡。尤因探讨与静观可以说是让我们的灵魂脱离肉体而独自行动，有点儿像在学习与模拟死亡。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智慧与逻辑，归根结蒂就是要我们学习不怕死。

说实在的，理智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把目标定在我们的满足上。理智的工作，总的说是要人活得好，要我们如《圣经》所说的“终身喜乐行善”。快乐是我们的目标，世上人人都是这样看，尽管表达形式各有不同。不同的看法一出笼就被排斥，若有人说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受苦受难，那谁会去听呢？

其实，在一切事情上，天公若不助一臂之力，手段与心计都很难施展。我本性并不忧郁，但爱好空想。从小对什么事都没有像对死亡那样想得那么多，即使在放荡的岁月也是这样。

在女人堆里寻欢作乐时，有人以为我站在一旁醋性大发，或者抱着希望拿不定主意，其实我在想着今已不知是谁的那个人，他就在几天前突然发高烧一命呜呼了。当他离开这样一次盛会时，满脑子的闲情、爱欲和好时光，像我一样，耳边也响着同样的话：好时光即将消逝，消逝后再不回来。（卢克莱修）这个想法不会比其他事情更叫我皱眉头。最初想到这类事不可能没有感触，但是日子一久，翻来覆去想多了，无疑也就习以为常了，否则我会终日提心吊胆。因为从来没有人会轻易舍弃生命，没有人会不计较寿命的长短。直到今天，我一直精力充沛，极少生病，健康既没有使我对生命的期望增大，疾病也没有使我对生命的期望减少。我觉得自己每分钟都在逃过一劫。我不停地对自己唱：“另一天会发生的事，今天也会发生。”

说真的，意外与危险并不使我们更靠近死亡。如果我们想到，即使没有这桩好像威胁着我们的最大事件，还有成千上万桩其他事件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就会明白，不论精力充沛还是高烧难退，在海上还是在家里，在战场上还是休息中，死亡离我们都一样近。

我不能接受我们对寿命长短的看法。我注意到贤哲看待寿命比时下一般要短得多。加图对那些劝他不要自杀的人说：“我到了现在这把年纪，怎么还能怪我过早放弃生命呢？”那时他才四十八岁。

他认为这个年纪已很成熟，也算高寿，没有多少人达到这个岁数。有人议论我不知什么生命过程时，谈到他们所谓的天然寿命，还可以期望多活几年。人在自然环境中都会遭到种种不测，生命戛然中断。如果运气好躲过这些意外事件，就可以做到这点：活到年高力衰，然后寿终正寝。在我们的一生中确立这样的目标，那是多么美妙的梦想！因为这种形式的死亡其实在人生中极为罕见。

只有这种死亡我们称之为自然的，仿佛一个人跌倒折断脖子，在河里溺死，染上瘟疫或胸膜炎而死，都是违背自然的，仿佛我们日常的情境不会向我们提出这种种不便之事。我们不要听了这些好话而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把一般的、共同的、普遍的东西称为自然的。

寿终正寝，这是一种少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死亡，不及其他死亡自然，这是排在末位的终极死亡。离我们最远，因而也是我们最难期盼的。这其实是我们越不过的界限，也是自然法则设定的禁止通行的界限。让我们一直挨到那个时刻，已是极少给予的一种特权。这是命运格外开恩，才把这一豁免权在两三百年间赐给一个人，让他穿越漫长一生两端之间布下的重重障碍与困难。

死亡给人最大的安慰就是它是公正与自然的

死亡无疑是人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当我们判断他人必死无疑时，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每个人都很难相信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很少人在临死之前会完全接受这是他的最后时刻，恰在这时我们最易受希望的欺骗和玩弄了。希望不停地在我们的耳边唠叨：“别人病得更重也没有死啊？事情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绝望吧？情况再坏上帝也创造过神迹的啊。”

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觉得世间万物必然会为我们的消亡而难过，对我们的状况动感情。尤其我们的视野改变了，感觉周围的事物也会改变了，从而视野到达不了某些事物时，就认为事物不存在。就像海上的旅客，对他们来说高山、原野、城市、天和地都跟着他们移动。

谁的生命点点滴滴消逝，这是上帝对他的恩宠，也是年老的唯一好处。最后的死亡其实并不完整，伤害不大，只杀害人的一半或四分之一。我不久前掉了一颗牙，不痛也不费力，这是牙齿的天然寿命。我人的这部分与其他许多部分已经死亡，还有半死亡的，甚至还有我身强力壮时活跃在第一线的那部分也呈这个状态。我就是这样渐渐销声匿迹。生命的坠落已有一段时间，我还觉得这次下跌才是完全的崩溃，这样的理解有多么愚蠢！我不希望如此。

事实上，想到死亡时，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它是公正与自然的，从此以后再在这件事上提要求或希望命运的恩赐，都不符合情理。人们都相信以前的人身材更魁梧，寿命更长久。但是梭伦就是这些古老年代的人，充其量只活到七十岁。对待一切事物我都无比崇拜这句古训：“中庸为上”，也把折中措施当作最完美的措施，如何妄想做个老而不死的怪物呢？一切违背自然进程的事物都可能令人不快，一切符合自然进程的事物总是顺顺当当的。“符合自然规律的一切都应该视为好事。”（西塞罗）因此柏拉图这样说，伤害与疾病带来的死亡属于暴卒，但是老年带领我们走向的突然死亡，是最轻松也最美满的死亡。“年轻人丧失生命是早逝，老年人丧失生命是寿终。”（西塞罗）

我们为死操心扰乱了生，又为生操心扰乱了死

我们为死操心扰乱了生，又为生操心扰乱了死。前者使我们烦，后者又使我们怕。我们作准备不是为了对抗死，这是太短暂的一件事。一刻钟的无危害、无后果的苦难、不值得为之讲什么大道理。说实在的，我们作准备是对抗死的准备。

“哲学家的一生是对死亡的默想。”（西塞罗）可是我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不是目的。这是它的结局，它的极点，不是它的目标。生命应该有其自身的志向、意图。研究的正题是自律、自修与自足。安身立命这个总课题之中还包含许多其他的必修课，理解死亡就是其一。这原本是轻松的话题，如果我们不自扰来使它沉重的话。

从实用性与朴实真诚来说，提倡简单做人的学说并不比提倡博学的学说差，还正相反呢。人的情趣与力量各有不同，应该按照他们的实情，通过不同道路引导他们走向美好。

死是存在的一部分，在本质上不亚于生。由于死亡对于万物的嬗变衍生是不可或缺的，它在这个宇宙大家庭中带来的诞生与繁殖要多于失去与毁灭，大自然又为了什么要我们憎恨和害怕死亡呢？

不能没有主的正式命令而擅离世界

俗语说，贤人应该活多久是多久，不是能够活多久是多久。还说，大自然赐给我们最有利并且不必自我理怨的礼物，就是那把打开土地之门的钥匙。大自然规定生命的入口只有一个，生命的出口却有成千上万。

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土地生存，但是总有足够的土地死亡，像博约卡吕斯对罗马人说的，我们决不会缺少的。你为什么埋怨这个世界？它又不留你。如果你艰苦度日，原因全在于你的懦弱，死不死全凭你的意愿：

到处是归程：这是上帝的恩赐。

人人都可夺去个人的生命，然而不能免除人的死亡。

千条道路畅行无阻。

——塞涅卡

死亡不是治一病的药方，而是治百病的药方。这是一座可靠的港口，只要用心去找，不用怕找不到。人自己创造末日，还是忍受末日，走在日子前面，还是等待日子来临，结局都是一样的。末日不论来自何方，总是他的末日。线不论断在哪儿，必然全线松散。

心甘情愿的死是最美的死。生要依赖他人的意图，死只取决本人的心愿。在一切事物中，什么都不及死那么适合我们的脾性。声誉也影响不了这么一件大事，不作如是想的人是丧失了理智。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奴役。

但是这也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许多人认为我们由上帝安排在这里，不能没有主的正式命令而擅离世界这个岗位，上帝派我们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主的荣耀和为别人服务，到时候会批准我们离开的，不应该由我们自己做主。还有人认为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而生的，法官会从法律的利益要我们解释，又以杀人罪对我们起诉。不然，我们会在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像渎职者那样受到惩罚。

柏拉图在《法律篇》一书中主张，人人都是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谁既没受到公众评论的压迫，也没受到命运的可悲和不可避免的摧残，更没有遭遇不可忍受的耻辱，而让胆小怕事，怯懦软弱剥夺了那个最亲近的朋友的生命，切断了岁月的延续，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可耻的葬礼。

轻生的思想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的存在才是我们的一切。除非另有一个更可贵、更丰富的存在，可以否定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自我轻视，自我鄙薄是违反自然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病，在任何其他生物中看不到这种相互憎恨、相互轻视的现象。

以死的代价来换取这一生的安全、麻木、无动于衷、免除痛苦，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不能享受和平的人，避开了战争也是无用。不能体验安闲的人，避开了劳苦也是枉费心机。

即使在古代那些自杀的人中，立即死亡与延缓死亡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位残酷的罗马皇帝说到他的囚犯时，他要他们去感觉死亡。若有人在狱中自杀了，他会说：“这家伙逃脱了我的手掌。”他要延长死亡，用酷刑让人去感觉死亡。说真的，身心健康时决定自杀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采取行动以前很容易装出硬汉的模样。因而，世上最娘娘腔的男人埃利奥加伯勒斯，生活荒淫无度，曾计划万不得已时如何死得精致讲究。为了死亡跟自己的一生相配，他下令专门建造一座豪华的塔楼，塔底与塔身正面都是镀上黄金镶着宝石的木板，以便坠楼身亡。又下令做了几根金丝红绫的绳索以便自缢而死，还打了一支金剑以便自刎，还在宝石玉壶中盛了毒汁，以便自杀。他希望根据当时的心情选择用哪种方式去死。这个人准备工作做得如此细致周到，反而更像是一旦要他实施，会吓得鼻子出血。即使那些强悍的人下决心要去实施，也必须看一看（我说的）这一击是否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感觉后果。因为，看到生命渐渐逝去，躯体的感觉与心灵的感觉掺杂一起，自然会有可能引起反悔，那个时刻，是不是还能保持这种誓死不二的决心呢？

人的实质和事物的实质都没有恒定的存在

人一心一意要延长自己的存在，用尽一切方法去追求这个目的。保存肉体的是坟墓，保存名声的是荣誉。

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意，就千方百计去编造故事，重新塑造自己和支撑自己。灵魂由于自身的彷徨和软弱，不可能有立足点，它就要到异地去依附和扎根，到处寻求安慰、希望和基础。不论自我编造的东西如何无聊荒唐，灵魂还是得到了更为安全的依托，也就更加乐意沉溺其中。

灵魂不灭虽是那么合情合理和明白无误，但是对这种说法最执迷不悟的人也充满了疑惑，因为他们要以人的力量去证实总显得束手无策。一位古人说：“这是一个祈愿者的梦想，他不需要实证。”（西塞罗）从这条见证来说，人可以认出他个人发现的真理完全是出于偶然和侥幸，因为当真理落到他的手里时，他还无法抓住和掌握，他的理智也没有力量承受。

我们的理性创造的东西，正确的与虚假的皆有，都可以对它们表示怀疑和展开讨论。正是针对我们的骄傲和自负，我们的卑微和无能，上帝创造了巴别塔，引起混乱和差错。我们没有上帝的襄助所做的任何事，我们没有上帝恩惠的明灯所看到的东西，只是虚妄和疯狂。真理的本质是一致和恒久的，当命运赐给我们机会掌握它时，我们也会由于自己的软弱而把它糟蹋和玷污了。

人的实质和事物的实质都没有恒定的存在。我们，我们的判断，一切会消失的东西，都在不停地转动流逝。因而谁对谁都不能建立一个固定的关系，主体和客体在不断地变换更替。

我们与存在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人性永远处于生与死之间，它本身只是一个模糊的表面和影子，一个不确定和软弱的意见。如果你决意要探究人性的存在，这无异于用手抓水，水的本性是到处流动的，你的手抓得愈紧，愈是抓不住要抓的东西。因而，一切事物都会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变化，理性要在事物中寻找一个真正的存在会感到失望。不可能找到存在的和永久的东西，因为一切不是未生还不存在，便是刚生便已死亡。

那么什么是真正存在的呢？永久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时间也不给它带来任何变化的东西。因为时间是流动的，仿佛出现在阴影中，带着永远流动飘浮的物质，从不停滞也不长留。属于时间的只有这些词：“以前”，“以后”，“从前是”或“以后是”。这些词一眼看出这不是存在的东西；对于还没有存在或者已经停止存在的东西，要说它是存在的，那是极大的愚蠢和明显的虚伪。

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意志决定命运

名家名译·大师人生智慧精华丛书总序

译者序 叔本华：唯真理是务

目录

第一章 在各种可变外衣下，隐藏着同一个人

在各种可变外衣下，隐藏着同一个人

人比自己所相信的更加愚蠢

每个人内心都有着某种野蛮的兽性

永远不能从良好的智力推断出良好的意欲

良好的品性比智力更重要

嫉妒建起的高墙会被同情心完全推倒

金钱，吝啬之人抽象中的自我

挥霍付出了将来囊空如洗的凄凉代价

伤害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无能

所有人的行为都出自利己之心

幸灾乐祸是一种无能的残忍

嫉妒是破坏我们幸福的敌人

意欲只能通过智力这一缰绳加以引导

第二章 内在丰富才是拥有幸福的关键

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

我的拥有就在我身

闲暇是每个人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

快感和享受从未给予你它所许诺的东西

自己扛起命运给予的负担和痛苦

仁爱使人重新认出自己的本质

以理性的行动防止更大的罪恶发生

第三章 自己思考得来的真理才最鲜活

阅读就是看别人如何思考

别碰那些畅销书

报纸是危言耸听家的乐园

多一个角度看世界

身体语言通透出话语的精髓

从未知到已知的强有力的杠杆

把握事物之间的关联

自己思考得来的真理才最鲜活

第四章 有压舱物的人生才能走出笔直和稳定的航线

取消愿望才会终止苦痛

乐观主义是一种虚假的学说

享受此刻才是人生智慧

命运发牌，我们出牌

智力源自我们本质深处

生活就是一场假面舞会

财富不是寻欢作乐的许可证

一个染病的君王还不如一个健康的乞丐

生命无法忍受静止带来的无聊

意识越清晰的人，越需要睡眠

第五章 人的一生是场战斗

节制欲望，接受失意

诚、信构成了富人保障自己财产的基础

名声是喂养骄傲心和虚荣心的昂贵食物

造作源于匮乏带来的恐惧

谦虚是另一种虚伪

生活简单，幸福增进

我以前也有与你一样的想法

智慧得益于反省

不幸时，请坚信这是命运

希望与绝望

鲁莽诞生于意欲的不受控制

不是人人都能骄傲得起来

憎恨与鄙视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第六章 他人对你的看法毫无意义

每个人都有一副按自己个性定制的面具

社交如同烤火

他人对你的看法毫无价值

改变别人不如利用他们

别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太多

高贵与出众的头脑无法理解常人的思量

礼貌之于人，犹如温暖之于蜡

真正的朋友会与你感同身受

大部分人都脱离不了“自我”

第七章 只有经历孤独才能达到卓越

卓越者在独处中享受自由

没有什么事情绝对偶然

意欲将琐碎的记忆贯穿在一起

打算成就伟业，就不要迎合现世

真正钻研某一学问的人不会站在课堂上

第八章 茅棚或王宫，人生归根到底都一样

童年的每一天都那么冗长

青年总是忍受着渴望的折磨

人到老年，内在拥有更加重要

没有理由将死亡当作人的彻底毁灭

茅棚或王宫，人生归根到底都一样

女性终其一生都是个孩子

第九章 爱情与婚姻的本质是种属的意欲

爱情根植于性欲

恋人间的爱慕实际上是新个体的生命意欲

种属的意欲决定了男人的花心和女人的专一

每个人都会寻找与自己相合的异性

情欲无法满足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

情欲的满足也是一种错觉

婚姻的本质是实现种属的利益

性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第十章 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视野

不要只把书本放在孩子手中

抚养的责任包含着服从的义务

教育不是把前人的知识塞进头脑

比起说教，榜样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十一章 文化艺术让你的想象力活跃起来

历史的每一页都显示着同一样东西

用字词把想象力活动起来

表达越简朴，印象越深刻

世界、人生并不能给予我们真正的满足

翻译永远无法发挥原文的效果

本色演出最能入木三分

只把形式完美地表现

最单纯的造型艺术

音乐是向心的尽情倾诉

美丽的风景如音乐

有思想的作品总是清晰、明了

第十二章 哲学如同从鲜花里提取的精华

打开认识普遍和特殊事物的大门

哲学如同从鲜花里提取的精华

世界首先经由我们头脑而呈现

愚蠢是人类的母亲

真理，总会有人站出来宣扬或保卫

天才的判断都直截了当、绝不含糊

知识因反复斟酌而变得更有价值

孤独成就高贵

书名页

序言

目录

第一辑　存在之思

箴言

真正的道路是用来绊人的

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你怀有的是恶魔的隐念

善是绝望的某种表现

人给自己套上了挽具

只有精神世界，没有其他

罪与信仰

受难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警句

写作是一种祈祷

恶是美的星空

不同的名字

第二辑　自我之思

他

他的感觉

瞬间的悟

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

两个对手

日记精选

刀在我心中转动的快乐

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

我所关心的唯有人类的法庭

永恒可不是时间上的静止

处于可怕的被抛弃状态

书简节选

我在你面前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

妇女是最终的裁决者

第三辑　即兴之思

特殊的怀疑

唯有沉默才可导致幸福

内心世界只能经历，不能描绘

婚姻与殉难

恶与原罪

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摧毁世界

永恒不是静止

我斗争得比其他人更甚

第四辑　哲理小说

在法的门前

谈谈法律问题

猎手格拉胡斯

豺和阿拉伯人

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

一道圣旨

往事一页

鹰鹫

我是一座桥

海妖们的沉默

一则小寓言

普罗米修斯

论譬喻

第五辑　轶事妙思

动身

夜晚

猫与鼠的谐谑

新郎与狼

国王与驸马

那时正好你转过身去

在这个春夜中阳台的门正敞开着

与一个巨人的搏斗

林中幻影

棺材

室内滂沱

放弃吧

招魂会议

中国人来访

爱的险境

绿龙的造访

歌声的诱惑

误入荆棘丛

少女的羞淫

无言的哀求

士兵的权力

包厢里的奇遇

恐惧

统治的魔力

信号

巷战

驯蛇

马戏场里的出水芙蓉

驯人的动物

切不开的面包

坑道下的家庭

K．的愣劲

夜行船的惊讶

在墓穴里做客

难念的家经

教堂里的“紫貂”

理性、美德和灵魂的声音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伟大和光荣的基础，是你个人的价值

朋友是人生最好、最漂亮的家具

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最好的东西

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

友谊的法则

从友谊中消除了敬重，也就消除了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

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时间被偷走了，老年来的比预期还要快

对愚者来说，老年只能是一种重负

鲁莽是年轻人的密友，谨慎是老年人的收成

可以在身体上变老，绝不能在精神上变老

老年的果实就是大量幸福的回忆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事物构成幸福

痛苦需要回避

美德不能忍受逃离灵魂

永恒的神推动宇宙，不朽的灵魂推动身体

自然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

理性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第一样东西

正义把所有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

追求正义和权力是人的本性

享受心灵的安宁和无忧无虑的自在

解除心中的焦虑

对美德追求的愿望能征服一切诱惑

最高的善就是顺从自然

智慧是众善之母

真正的荣耀具有真正的存在和清楚的轮廓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

自然是良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成功时的傲慢与失败时的泄气都是情感脆弱的表现

所有适当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公正的

不是选择最好的，而是选择最适合发挥的

欲望必须服从理性的约束

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益携手同行

自尊和自爱不可能为干坏事找到借口

自然抗拒一切不符合道义的事情

第二章　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每个国家都会有他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

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

和睦是国家最牢固的安全纽带

最糟糕的和平也要比最正义的战争要好

优秀人物的品格会在整个国家再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要贪婪的统治者

我们为荣誉和自由而生

我们要努力治愈国家的伤口

虚假的人不配成为人民的朋友

荣耀是通过高尚的行为赢得的赞扬

要么恢复自由，要么在奴役中死去

社会是条将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维护正确的事情，禁止错误的事情

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

平等正义的法律能让公民团结在一起

法律是正义和不正义之间的一条界线

公正的基础是诚信

一切仁慈的行为必须以公正为标来衡量

第三章　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医生

哲学是灵魂的医生

哲人摆脱一切灵魂的骚动

哲学使灵魂结出丰硕的果实

哲学是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

没有希腊学问的人不能理解哲学

理性在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被称作智慧

欺骗和精神上的黑暗笼罩着未受教导的灵魂

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心中没有神

神与哲学

占卜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信念

根本就没有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知

相信征兆的人没有一个能始终保持心灵的平静

身体上的障碍不能阻止灵魂察觉事物的本性

灵魂就是渗透到心脏里的血

身体犹如盛放灵魂的器皿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

灵魂的过分快乐就是完全的愚蠢

以最为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

在快乐的王国中，美德无法立足

绝不会有开端，也绝不会有结束

理性的自然法则

第四章　人总是渴望发光

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

我们需要发明语词

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

学习创造自我

将每一刻闲暇用来写作

没有智慧的雄辩不会有任何帮助

雄辩就是以适宜说服听众的方式来讲话

缺乏长期实践的演讲理论是无益的

声音质量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训练来获取

品味使每一个论题都能表达得纯洁和清晰

热衷在演讲发展的人没有理由抛弃希望

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完善的口才

成功的演讲具有支配人心的力量

拥有完善口才的人还应当把握逻辑学

演讲和哲学有密切的同盟关系

心灵天生包含着能够度量一切声音的能力

演讲中的技巧

成为一流的演说家

认识你自己

书名页

译者序　“柏拉图对话”——古希腊文化的百科全书

名家名译·大师人生智慧精华丛书总序

目录

第一章　把幸福建立在自身基础上

把幸福建立在自身基础上

财富是为身体服务，身体为灵魂服务

除了求善，爱决不会企盼任何事物

爱就是对不朽的企盼

朋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

快乐不是第一位的财富

节制的本质就是认识自己

身心皆美者是最美的景观

天性的相同和不同

能够使别人也不作恶的人配得上双重荣耀

第二章　思考整个大地

要习惯于思考整个大地

灵魂通过追随理性和哲学来免除欲望

努力追求真正的存在是真正的爱知者的天性

不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

能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人就是一名辩证法家

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事物的本质

没有可见形体的存在具有最高的价值和重要性

美使事物是美的，而无论它们是否显得美

事物独立地保持着它们自己的本质

合乎理性地行事的人，一定看见过善的“型”

有两类存在，一类是灵魂，一类是物体

第三章　没有任何灵魂视学习为累赘

只有在知识的指引下，人的行为才能善良和正确

探索和学习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型”必须是相同的，但质料可以是多样的

视觉乃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源泉

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为它自身提供利益

科学与某些特定的事情有关

学到了被称作知识的东西，这就是“知道”的意思

诗人的才能绝不是来自技艺，而是来自灵感

遇到拥有智慧名声的人

第四章　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

真正的哲学家是半死的人

对真理的沉思是灵魂的营养

不能把事物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善

一切善恶，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

正义是智慧和德性

灵魂一旦获得了独立，就不再迷路

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

第五章　人类这个种族

从土中出生是一切人的法则

最初的人是球形的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

我们居住在大地的凹陷之处

在先前的岁月里，人类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

人类这个种族是时间的双生子和伴侣

把情感告诉别人不是一件易事

对任何生灵来说，出生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年纪老并不是遭受不幸的真正原因

人，只是被创造出来作为神的玩偶

第六章　教育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高幸福

用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胜过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

音乐和体育这两种技艺是某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

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

教育的总和与本质实际上就是正确的训练

人的性格确实是在幼年由习惯造成的

教育对每个母亲的儿子都是强制性的

成为一个自由民

失手杀人其罪尚小，误导他人其罪大矣

精神的助产术

第七章　幸福城邦的模型

国家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是相同的

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义务

统治者必须控制城邦的婚育

同甘共苦是维系城邦团结的纽带

内乱应当受到诅咒

确定一个幸福城邦的模型

团结是国家的最大幸福

所有变动全都起于统治阶级本身的意见分歧

一种政制就像一条船或一个有机体

行政监察是至关重要的

哲学必须做王，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第八章　法律从来不能约束所有人

法律从来不能约束所有人

关于神的法律

立法以最高的美德为目标

神圣不可侵犯的石头

人们生来就处于某种法律体系之下

我们不能同时提供两种平等

第九章　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活力

宇宙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活力

每一天体总是沿着相同的轨道前进

宇宙中心安放了灵魂

宇宙是一个由神的旨意赋予灵魂和理智的生物

宇宙的反向运动已经成为它的必然本性

灵魂先于物体

第十章　诸神是善良的

我们从来不曾窥见神，也不能充分察觉神

说服人们相信神，是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

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

以卑微、恭敬的态度密切追随神的法则的人是幸福的

论人生

书名页

序言

目录

第一章　修身

念念不忘报复等于让自己的伤口开裂

阴暗底子上的明快图案更加喜人

掩饰是一种荏弱的策略或智谋

嫉妒总是离不开人的相互攀比

让爱情安守本位

胆大是愚昧和下贱的产儿

狡猾是歪门邪道上的聪明

过于自爱的人必定有害于公众

是否快捷应当以事情的进展来衡量

假聪明是做事的祸根

保持心灵健康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忠告

年富力强时的放浪形骸，到老年是要还的

孤陋寡闻的人就会疑神疑鬼

几乎所有预言都是无聊狡猾之徒事后瞎编乱造出来的

教育其实就是一种早年开始的习惯

一个人的愚蠢恰恰成了另一个人的幸运

青年就像“前思”，不像“后想”那么高明

举止美胜过容貌美

身有残疾反而会成为聪明人飞黄腾达的有利条件

学养终成性格

得体的举止是一封永久的推荐书

赞扬如过分虚假，同样会招致嫉妒和轻蔑

虚荣的人是其自吹自擂的奴隶

嫉妒是荣誉的溃疡

不管怎么愤懑，千万不要干无法挽回的事

第二章　齐家

子女增添了父母生的忧虑，却减轻了死的记怀

男人有了妻儿就等于向命运之神交了人质

想致富，花销应当是收入的三分之一

慎言胜过雄辩

财富是“德行的包袱”

在恶劣的地点建一幢美丽的房子等于把自己投入了监狱

在一切棘手的协商中，不可指望一下种就可收割

善于活动的人比聪明能干的人更有用处

不懂得请托的价值是头脑简单

第三章　治国

追求权力，丧失自由

有多少人破产，就有多少人支持动乱

君王最大的困难往往在他们自己心里

初生的幼崽总是其貌不扬，革新也莫不如此

给异族人最大限度的公民权

野心勃勃的人只能让其前进

坚决的少数也能将温和的多数搞的焦头烂额

一次错判比多次犯案的危害更大

单纯的异端邪说并不能引起国家的重大变革

第四章　哲学与宗教

追求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求婚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

宗教统一带给信徒无尽的福祚

行善的倾向印在人性深处

迷信一旦揭去面纱便是一个丑八怪

人的天性不生香卉，便长野草

仁爱是解除知识中毒素的药剂

学问使人文雅，无知使人粗野

时间如同河水和溪流

支配知识比起支配人的意志是更高的荣耀

机会机体都是从学问里吸取养分

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

一切的争辩来自于命题

对邪恶一无所知，就无法帮助邪恶的人改邪归正

追求公正之举，把未来留给天意

很少有人能忠实于自我

最便捷的道路往往泥泞肮脏

信仰比知识更加有价值

自然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高出若干倍

不愿意老兜圈子，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

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类王国的大门跟天国的大门没有多大区别

时间乃是众作家的作家

知识本身就是力量

内心的自我

书名页

目录

第一章　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

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

每个人都是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

美德不能过分

心灵坚强有力，才能做到心情平静如镜

心灵的伟大不是实现在伟大中，而是实现在平凡中

囿于个人爱好而固执不变，这是在做自己的奴隶

习惯是第二天性，但不比第一天性弱

不让自己过于纵情欢乐，以免要收心时头破血流

有点儿耐性，许多烦恼可以消除

天性正常的人身上都有普遍理性的种子

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

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

提醒大家认识自己意义重大

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

习惯的最大威力就是抓住我们不放，蹂躏我们

心灵里留住了哲学就会健康

记得自身还藏有许多弱点和缺陷，不要忘记人生的虚妄性

不为任何利益，只为与美德密切相关的荣誉

德操不同一般，比我们内心滋生的善意更为高贵

农民和国王，贵族和贱民，官员和平民，差异只是在裤子上

自视过高是一切谬误思想的根源

没有自知之明，才会被虚假的好话陶醉

心灵对待痛苦与享乐要同样节制

本性不可能根除，只能掩盖、隐藏

要求自己敢做的事就要敢说

人世中最重要的事是知道怎样属于自己

第二章　人生如果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既然看不清最短的路，永远走最直的路

别人说到的事，我都能做到

丑事到处可见，好事了无影踪，病态满目皆是，健康则很罕见

我们都是偶然出生在信仰这个宗教的国家里

神的超自然力量和天上的圣事具有我们世俗社会的标志，因为信仰和祷告的是人

老老实实承认人的天然地位

任何东西都处于不同的光线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自然中没有无用的东西，即使无用的也有用

自然中除了怀疑以外不存在别的

按照自然的规律无人是贫困的，按照世人的意见人人都是贫困的

学问肇始于感觉，归结于感觉

我们这些世纪最主要、最著名的学问，不就是了解有学问的人的学问吗？

学问和艺术不是用模子铸造的，而是屡次三番琢磨切磋慢慢形成的

思想是一把伤人的利剑，即使对于佩剑者也是如此

命运不会迎合和屈从我们的推断与算计

不是法律让我们干得太久，而是让我们干得太晚

没有必要把事情都解释得那么透彻细致

我们所谓的真理与理性，其标准也只是凭借我们所处国家的主张与习俗而已

未知事物是招摇撞骗的真正领域与题目

适应各种环境，接受不同习俗

我们必须超越自己才能洞察未来

最适合各人的东西也是最符合天性的东西

让一个人一切都不劳而获，你这是在毁灭他

外出旅行，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但是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罗马在坟墓里也保持帝国气派

苏格拉底的真理像孩子般稚朴

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对有生命有感情的动物和树木花草都要有爱惜之情

第三章　与人交往是训练思想最有效最自然的方法

训练思想最有效与最自然的方法是与人交谈

友谊中掺入其他原因、目的和期望，就不是友谊了

友谊与交往则是人类生活中最令人满足与甜蜜的果实

假话远比沉默更难让人接近

沉默与谦虚是交谈中非常有用的品质

开心的事与人共享，伤心的事尽量抹掉

人的行为经常自相矛盾，难以逆料

那人是心里幸福，这人是表面快乐

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

公事明天再办

高尚的人一切都光明正大，至少一切都非常人性

最好的沟通，前提在于不谋私利

恪守婚姻义务的人在历史上找不出十二个

她洁身自好，那他就决不会放弃追求

婚姻中的苦与甜，聪明人都不会对外说

笼外的鸟死命要往里钻，笼里的鸟又决意要往外飞

对于淫乱不合情理的痛恨，源于一种最虚妄、最暴虐的疾病，就是嫉妒

爱情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跟钟情的对象共同欢乐的渴望

父与子：唯有理智才可以指导我们的天性

以自己的美德、乐天知命、慈爱和善而受人尊敬

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从未与儿子有过内心的交流

无所事事是堕落的根源，会让人民养成不良的习惯

冲突大部分起于无谓的争执

一个有缺陷、不完善的人做不到有条理、节制和坚持

世上处处是陷阱，若要万无一失就要浅尝辄止

奥古斯都对有功的人赏赐非常慷慨，授勋则十分吝啬

赞扬一个人，却提出不合他身份的一些优点总有点像是嘲弄和侮辱

贤人得益于愚人，更多于愚人得益于贤人

人人都对别人的罪恶非常苛刻，而对自己的罪恶十分宽容

第四章　学习承受苦难的方法

书是人生旅途中最好的储粮

让心灵接受教育，学习承受苦难的方法

粗制滥造的书籍好像是乱世的一个症状

人生幸福取决于有教养者的安详和满足，练达者的果断与自信

与人交往，到国外游历，以促进学习

与生活在书籍与回忆中的人物交往

我在书籍中寻找的是一种岁月优游的乐趣

自古以来隐晦暧昧的文章何以长盛不衰

我写文章完全随自己个性，天生诙谐含蓄

一部旧账本不是一帖药，写成这样那样的还不至于造成危险

做真诚的人是大美德的开始

世人通过我的书了解我，又通过我了解我的书

心灵愈空愈没有分量，一有论点压上去，就会轻易下沉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

孩子应该学习他成了大人以后该做的事

教师要让学生自己筛选一切，不要仅仅因是权威之言而让他记在头脑里

调整他的习惯与意识，教育他认识自己，让他知道如何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

一位好父亲应该谨慎并富有爱心

普鲁塔克：把孩子交给父亲管教的做法是极端幼稚的

我们在经历死亡时都是门外汉

人类的一切智慧与逻辑，归根结蒂就是要我们学习不怕死

死亡给人最大的安慰就是它是公正与自然的

我们为死操心扰乱了生，又为生操心扰乱了死

不能没有主的正式命令而擅离世界

人的实质和事物的实质都没有恒定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