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情报界的扛鼎之作！历经33年首度上市！揭秘情报界的百科全书！)
Author: 杰弗瑞•理查尔森
Date: 2018-06-30T16:00:00+00:00

版权信息

美国情报界/（美）杰弗瑞·理查尔森（Jeffrey T. Richelson）著；石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8.7

书名原文：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BN 978-7-5155-1682-0

Ⅰ .①美… Ⅱ .①杰…②石… Ⅲ .①情报工作－研究－美国 Ⅳ . ①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第088666号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eventh Edition by Jeffrey T. Richelson

Copyright © 2016 by Jeffrey T. Richel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old Wall Pres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an imprint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n Informa Busin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美国情报界

作　　者　[美] 杰弗瑞· 理查尔森

译　　者　石莉

责任编辑　李凯丽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5.25

字　　数　534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682-0

定　　价　150.00元（上下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100102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64210080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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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美国情报界（上）
美国情报界（下）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情报
情报活动

情报周期
情报信息的多样性
目标
情报的功效与用途
美国情报界

第二章 国家情报机构
中央情报局

美国国家安全局
特殊手段搜集局
国家侦察局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国家水下侦察局

第三章 国防部情报机构：国防部情报局特许授权历史
特许授权历史

概述
行动处
科技处
分析处
地区中心
情报处
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

第四章 军事情报机构
陆军情报机构

海军情报机构
空军情报机构
海军陆战队情报机构
海岸警卫队情报机构

第五章 文职情报机构
国务院情报机构

能源部情报机构
财政部情报机构
国土安全部情报机构
联邦调查局情报机构
美国缉毒署情报机构

第六章 联合司令部情报机构
非洲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
欧洲司令部
北方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
南方司令部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战略司令部
运输司令部

第七章 地理空间情报搜集、处理、开发利用和分送
搜集

处理、开发利用

分送

第八章 信号情报和网络搜集
目标

太空搜集
空中搜集
地面基地远程搜集
使领馆截听站
秘密途径信号情报
壁垒、肌肉发达和棱镜计划
水面舰艇
水下搜集

第九章 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
太空搜集

空中搜集
地面搜集
海船搜集
海底搜集

第十章 太空监控
专用SSN传感器

旁系传感器
特约SSN传感器
其他太空监控能力

序言

第七版《美国情报界》，似应更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美国情报界》扩充版。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的官方网站将美国情报界描述为“在一个行政部门内，由包括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内的17家机构和组织构成的一个联合体，以独立和协调运作的方式进行情报搜集与分析，这些情报对开展外交关系与国家安全活动是必要的”。这一描述造成了极大的误解，因为，诸多机构，包括国防情报局、空军第25联队以及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自身，都被认定为单一实体部门。事实上，它们自身内部还设有一定数量非同寻常的组织。另外，美国情报界确定的情报机构之外，现实中仍有相当数量的情报机构存在，执行、运作着大量的情报活动。因此，美国情报界所代表的，其实只是被称为“联邦情报企业”的一个子集。

尽管美国情报界之外的诸多情报机构以及情报活动未在本版中全部涉及，但如前几版一样，大量的相关内容还是被包括在本版之内。因为，以美国情报界的情报机构及情报活动的性质而言，忽略这些内容肯定会造成误解。于是，本书中所涉及的情报机构，包括联合司令部所属的情报部门，它们不隶属于美国情报界，但实际上负责并开展大量的战略测量和信号情报（MASINT），以及太空监视/跟踪活动。

本版在结构和标题方面有所变化。我将介绍文职情报机构和联合司令部情报机构的章节顺序进行了调换，只是申明一个事实，后者（联合司令部情报机构）并非美国情报界正式的组织部分。我将第七章的标题命名为“地理空间情报搜集、处理、开发利用和分送”，尽管本章主要内容依然涉及图像情报。第八章标题成为“信号情报和网络搜集”，是为了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即，除截听移动数据外，国家安全局至关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获取静止的数据”，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最初用来描述将储存在全世界的电脑中的信息取出来。正因为有爱德华·斯诺登，本章部分内容反映了重要的被泄露内容。除此以外，第十二章的标题为“公开资源、现场挖掘搜索和外国军备采购”，是为了将讨论安装传感器的内容移至探讨行为准则的章节。

本版内容既保留了第六版的整体结构，又增加了自第六版（2011年）出版后情报界的新发展。最突出的内容包括致本·拉登毙命的突袭行动、政府公布涉及针对目标的摧毁行动的白皮书，以及美国及盟国从事信号情报活动在媒体（或网络）的泄露，包括拦截网、《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德国《镜报》杂志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媒体。我在前十九章论述美国情报活动时尽力保持中立态度，特别是我发现，某些同类书籍声称客观，但其内容不断出现编者的片面意见，实在令人厌烦。

最后一章是对五个重要事务的探讨——美国在世界范围情报活动的扩展、针对恐怖组织的秘密（但却不是完全秘密的）战、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针对国内的监视/跟踪、国会监督，以及机密与泄露——从透明度及公民自由权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对情报界运作进行监督，实际上没有过度侧重于情报世界的独特环境，而是反映了政府各层面存在的大量官僚主义行为。

本书内容主要来源于：人物访问；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获得的官方文件；前情报官员、记者和学者撰写的专著；网站；贸易与技术期刊；报纸和杂志。

第一章　情报

美国政府相当数量的官员和机构部门依赖于情报（国内情报或国外情报）以履行他们的职责，不论他们的职责是制定政策或是执行政策。情报可以定义为“通过搜集、处理、整合、评估和分析，对所涉及的国家、敌对或潜在敌对势力或敌对分子、现实的区域行动或潜在的区域行动等现有的信息进行解读所获得的结果”。负责和参与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人员和机构部门迫切需求此类情报信息。因此，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所有成员、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财政部、最高法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所有成员、军方高级人员以及指挥全国的联合司令部的各级将军们，毋庸置疑，他们是国际情报和国内情报最显而易见的使用者。

今天，这些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人员和机构部门所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包括：情报能力、情报活动和财政状况，以及“基地”及其分支机构的计划方案、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恐怖组织；来自网络行动的威胁（包括计算机网络攻击和利用）；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以及相关的人员、朝鲜和部分其他国家；俄罗斯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中东地区部分国家的内部动乱；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还有国内恐怖威胁、从中东返回西方的伊斯兰圣战者所带来的威胁以及针对电网的威胁等诸多问题。

新千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充分证明了准确情报对美国官员的潜在重要价值以及糟糕或有限情报所带来的后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发生的成功与失败的恐怖袭击；导致本·拉登毙命的行动；追捕索马里青年党人员（al-Shabaab）的失败行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储备以及随后而至的叛乱；试图阻止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项目、伊朗和朝鲜核武器发射、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叙利亚从事核武器研究及维持其统治的地区性活动（包括使用化学武器）所遇到的重重困难；解救被“伊斯兰国”扣押的美国记者行动中表现出的无能为力。

除此以外，其他政策制定者们，即使在处理或制定非棘手事务过程中，对情报同样有需求。肩负处理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转让、能源、环境以及公共卫生事务的官员们也需要国外情报。外国政府和组织的行动既能够影响到该国能源资源的安全，也影响到美元的稳定。

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需要有关环境事故和外国政府遵守和执行国际环保条约情况等方面的情报信息以及环保问题极为敏感地区的动态信息。鉴于遵守环保条约，美国环境保护署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核废料处理问题、非法向海洋倾倒问题，以及动物和动物制品走私。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对国外技术发展和太空项目极为关注，对太空垃圾问题也非常关注，因为可能直接威胁美国的航天器——太空垃圾也有可能是由美国情报界所控制的某次反卫星试验而产生的。美国农业部长期关注外国政府遵守有关谈判条约、全球性贸易联盟发展、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等事务以及那些长期处于食品短缺国家的食品需求问题。

情报活动

情报活动分为四类：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活动和秘密行动。情报搜集——可以定义为对分析人员、使用者或行动者所期望的任何信息有目的地搜集，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或多种形式重复搜集：公开渠道搜集、人力情报搜集和审问以及技术搜集。公开渠道搜集包括获得公开或半公开的资料。公开渠道搜集的目标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报纸、杂志、技术和学术期刊或论文、书籍、非机密的官方报告或文件以及国防部官员或外交官员能够参与的公开性活动和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各类方方面面的内容。

人力情报（HUMINT），主要涉及军事、政治或经济，可能是通过招募某一外国人秘密地提供（或者接受某个条件而提供，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信息而获得的。人力情报搜集还包括对某一自愿者（或半自愿者）直截了当地问讯，或对敌方某一在押犯进行审讯。这种形式的问讯可以面对面进行或通过网络实施。

技术搜集有多种形式。地理空间信息搜集，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感装置（光电、红外线、雷达）以形成图像和地图。信号情报（SIGINT）的搜集，绝大多数依赖于安装在诸如潜水艇和卫星等不同平台上的天线装置，拦截通信信号、国外的仪器信号（包括导弹遥测信号）以及雷达辐射信号。另外，通过计算机网络开发（既可以远程控制，也可以直接接入）而实现的网络搜集，可以将存储在外国计算机系统内的数据转移出去。音频监控，或安置传感器，也能够搜集信号情报。事实上，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搜集代表了“其他所有”技术搜集活动，包括非成像红外技术、地震监测技术和音频采集。此类技术搜集活动可以远程控制，从数公里到数千公里范围，或者通过秘密安置在目标附近的传感装置进行搜集。

情报分析特指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与评估——也就是将原始信息加工为完整的情报。完整的情报可能是一份简单的事实陈述、另一国家军事力量能力的评估、针对某外国政治事件进程的预测，抑或是某恐怖组织能力与目标的分析。

反情报活动也包括所有情报信息获取以及旨在获得和渗透外国情报和秘密机构（包括恐怖组织）的所有活动，并破坏或削弱敌方情报能力。反情报搜集活动包括人力情报搜集、技术情报搜集和公开渠道搜集，同时也包括针对外国情报机构组织架构和活动的情报分析。针对外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情报搜集活动，此类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能够指导“否认与欺诈行动”（Denial and Deception Operation）。针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其活动的直接渗透和破坏行动也属于反情报活动范畴。

传统意义的秘密行动，包括旨在影响外国政府、人员或事件的一切行动，以达到支持受资助国家政府外交政策的目的，同时，要保证受资助国家对其支持行动予以保密。今天，恐怖组织亦成为秘密行动重中之重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有时甚至无需或不可能隐瞒对某些行动的资助——如：对试图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军队的支持，或“9·11”后使用武装无人机消灭“基地”人员的行动。秘密行动各具特色：黑色宣传（旨在散布非真实信息）；灰色宣传（真正信息源不予公开）；旨在推翻、削弱或支持某一政权的准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旨在阻止某一政权企图获得或开发先进武器的准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对个人或组织（政府部门、敌对势力、政治党派以及工会组织）的支持（援助、武器、培训）；经济行动；欺诈行动；定点清除。

情报周期

“情报周期”的概念，使人们对诸多形形色色情报机构实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活动有一个全面合理的认知，也就是说，此概念将情报活动与使用情报的政府官员们的需求联系起来。情报周期是一个理论上的序列，依次为信息需求、获取、加工成为完整情报和分发政策制定者或执行者。这一周期包含了六个步骤：计划与指导、搜集、信息处理与内容挖掘、分析与成报、分发和评估。

计划与指导涵盖全部情报活动的管理与控制，从数据需求的确定，到一份完整情报送到某一使用者。根据总统、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或财政部的需求，情报搜集要求可以启动情报周期。搜集，如上所述，包括情报获得，也就是通过多种途径、不同方式获得原始信息，最后的完整情报由此产生。下一步就是信息处理与内容挖掘，主要是将大量信息进行有系统汇编，整理为适合产生完整情报的形式。这一步骤可能涉及图像和信号的测量与说明，包括确认某图像中的核反应堆、确定某导弹精确性，或估算某核爆炸的当量。信息处理还可能需要语言文字的翻译、解码、主题分类或数据还原。分析与成报，是将基础信息转换成完整情报的过程，包括对全部现有数据的解释、评估和分析，以及为形成不同类别的情报产品而进行的准备。由于搜集的“原始情报”常常支离破碎，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分析专家们需要赋予它们含义和重要性。送达特指将完整情报分发给目标使用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正是他们的需求触发情报周期的全过程。最后的步骤还包括了情报使用者的反馈和评估。

这里对情报周期的概述与实际情况相比是非常简略的。某些情报搜集要求已成为固定需求。因此，美国情报界无需再被提醒搜集一切有关“基地”或黎巴嫩真主党、核武器扩散、中国或俄罗斯核武器能力或中东地区局势的情报信息。而且，政策制定者们无需明确详细提出需要搜集的特定信息（这种情况也可能令他们得以否认曾经批准使用某些特定技术或目标）。情报搜集者对如何获取必要情报以完成任务或满足使用者的需求负有全责。另外，情报搜集机构内部存在某些自身需求，通过获得情报信息以保证持续运用——这些情报信息与反情报活动和安全密切相关，对未来潜在的情报行动大有裨益。必须注意，决策者，尤其是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可能只需要精心加工处理过的情报信息。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唯有苏联在古巴境内和公海上活动的确凿报告才是纯粹至关重要的情报信息。

情报信息的多样性

人们能够区分不同形式的情报活动，同理，也能够辨别不同类型的情报信息。情报信息类别多种多样，囊括了政治、军事、科技、金融、经济、社会学和医学/生物领域。政治类情报信息既包括国外政治，也包括国内政治。显而易见，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确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可能涉及诸多问题：支持或反对美国针对伊朗、朝鲜或叙利亚的倡议行动、其他国家与上述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对待中东地区的态度和相关政策、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以及对美国领导地位及其政策的认知。另外，恐怖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均有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政策和策略，以指导各自的行动。

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不论是友好、中立还是敌对，也是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注意的。因为，国内纷争的解决方式——政变、内战或大选——都影响到该国未来在世界事务的态度与作用、区域强国势力均衡、美国对关键资源的获取，或者是美国军事力量或情报设施在该国的部署。不仅如此，恐怖组织也存在内部政治斗争，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其结果可能对美国有潜在至关重要意义。国内政治情报，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领导人的情报信息，重点是位高权重人物的品德、历史、权力、地位以及偏好（政治偏好和个人偏好）。

军事情报信息用途多、范围广。为确定军事情报搜集要求——不论是有关核武器、常规武器，还是特别行动——美国政府都必须在友好和潜在对手国家具备强大的、有效的情报获取能力。政府也要求军事情报机构掌握美国可能应邀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的需求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政府需要军事情报机构掌握某某两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比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韩国），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至于外国和国内的政治情报，军事情报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关军事领导集团方面的情报信息，包括军事官员的传记报告和有关他们官海沉浮方面的报告。科技情报，既包括民用，也包括军事相关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一个国家应用现代农业耕种技术，或有效提取能源资源的能力，足以影响该国的稳定。更多情况下，民用领域的技术开发也适于军事应用。典型范例包括信息与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反射镜与光学系统和激光技术。可以说，关乎国家进步或引进吸纳外国技术能力方面的情报信息，也直接关乎国家潜在军事能力。

原子能是科技能力的重要体现，关于原子能方面的情报信息70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除确定其他诸国是否在进行核武器开发这一显而易见的需求外，长期以来还有一个达成共识的需求，就是获得秘密情报信息，以支持涉及核技术相关出口政策的决策。1947年，中央情报局第一任局长曾经写道，美国“不能依赖于递呈上来的许可证上面的信息”，美国有必要“确定真实用途，并要竭力发现其改变用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所谓的“穷人的原子弹”——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科技专业知识，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情报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另外，恐怖组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危险，也是以保护美国领土和海外领地与设施为已任的人们的当务之急。

金融情报的重点是为某些组织、某些活动或某些有兴趣的设备提供资金支持而进行资金转移的个人和机构，包括恐怖组织、武器相关的技术买卖和核设施建设以及相关资金转移的数据与通信。此类情报为美国政府针对某些人或机构参与导致制裁的行为而提供依据。它在制止、阻止或中止恐怖活动中能够发挥作用。

经济情报也极具重要意义。构成部分之一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脆弱程度。对某国经济实力的充分认知，有助于理解该国应对冲突和矛盾的能力，然而，对其经济脆弱程度的深入了解，有可能是评估该国局势稳定程度的关键，也是判断经济制裁是否有可能导致该国政策变化的关键。经济情报还有一部分就是从石油到各类金属和矿物质等重要资源的可用性和定价。除此以外，经济情报落实在区域性组织和其他经济型组织、国家财政年度和金融政策以及国际支付机制。经济情报还涉及诸如破坏制裁、洗钱、贿赂与贪腐以及经济间谍等主题。

社会情报涉及国家的团体关系。团体间的关系，不论是种族之间、宗教之间或政治团体之间，对某一国家的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外交政策——正像过去20年伊拉克、叙利亚、南斯拉夫、非洲和俄罗斯发生的各种事件所证明的那样。

医学情报可以针对单个人的情况，也可以是针对人群的威胁。自冷战初期，确定外国领导人和其他政府要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一直是中央情报局职责之一。另外，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长期关注美国军事人员国外环境可能遭遇到的方方面面与医学相关的危险（从种种疾病到毒蛇），以及外国疾病传播。生物识别/身份识别相关的情报包括DNA样本，可以成为唯一的身份识别（不论生死）。

目标

美国情报界列出一份相当引人注目的情报搜集目标，主要分为三类，当然有些目标重叠：

●跨国目标

●区域目标

●国家目标

跨国目标分布多个区域，因此，在进行相关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时，可能需要采取非传统的方法，在确定此类情报搜集的情报机构时也同样如此。声名昭著的跨国目标都是国际恐怖分子或犯罪集团、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组织和行动、非法武器买卖或毒品交易。跨国目标也包括诸如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组织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有敌意的非政府组织，至少是潜在的目标。

虽然个别国家正在努力开发核武器，但是，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和利比亚，不但充分利用本土开发能力，而且依赖于强大的国际供应商网络以及外国政府的帮助。这与苏联和中国完全依赖自己的能力开发核武器的做法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同，叙利亚也依靠外国政府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努力，不断积蓄化学武器。

恐怖组织，不论是集聚在中东、非洲，还是亚洲，给全世界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伤害和破坏——纽约、华盛顿特区、马德里和伦敦以及非洲和印度尼西亚。此外，诸如此类的恐怖组织，一旦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认定其在某一特定地区已成为国家的严重负担，或他们成为报复的目标时，他们能够重新寻地转移安置。同样，南美洲犯罪集团、亚洲毒品集团以及俄罗斯黑手党，都已将其活动范围向本国以外的境外地区延伸。

其他跨国性的目标还包括网络能力开发、环境状况（包括向海洋倾倒有毒废弃物）、无法控制的难民移居、人口增长、通信技术、诸如艾滋病、埃博拉或禽流感等疾病的传播以及国际经济活动。

区域目标概念，特指世界某一特定地区的发展，可能由于个别政府的某些选择而受到遏止，更可能是因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而造成的。显而易见，中东地区、南亚地区或朝鲜半岛上的某场战争，能够说明此类区域目标的最极端性。区域目标包括边界争端、军备竞赛以及跨国武器和军队调配，这些都增加了战争可能性。因而，美国武器转让政策标准早已将“维护美国的区域稳定利益，尤其是在考虑涉及军事力量能力或引进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加速军备竞赛的设备”的条款重点考虑在内。

美国情报界关心的区域活动不局限于政府活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美国政府情报官员们的极大重视，因为，它潜在影响到国内政治发展变化、诸多国家的外贸活动，从根本上说，影响到了美国经济。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此异曲同工。

国家目标，也就是传统范畴，包括所有国家，其政策可能对美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从最友好的联盟到极端仇视的敌对方，当然，这类情报信息的需求以及获取这些情报信息的方式方法千差万别。中国属于重点国家目标，因为中国对诸多国际问题的影响，比如：国际贸易和金融，武器交易，有助于或有碍于缓解伊朗、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中的潜在作用，网络活动，逐步加紧的太空军事行动，太平洋上的空军和海军活动，与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之间的核合作，加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实施的转型——“具备从保卫领土的持久消耗战，到反击并赢得高科技强敌的短暂边境冲突的能力”。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其他极具重要性的国家目标还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也门和巴基斯坦。受到严重关切的问题包括：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伊朗对恐怖组织的支持、叙利亚政府遵守承诺移交化学武器储备、伊朗和朝鲜外交政策及其内部争端、也门境内恐怖活动，以及美国反恐行动导致也门政府垮台的后果和巴基斯坦政府稳定性及其核武器安全性。

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们最为关注的强大国家，而这一关注度近年来毫无疑问地不断提高。对于目前的俄罗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最感兴趣的话题包括：普京的身体健康及其个人行为、其他主要官员们的个性特征及他们的观点看法，俄罗斯民主前景，经济现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俄罗斯核武器安全，俄罗斯武装力量现状，战略武器计划现状，武器销售及技术转让活动，俄罗斯对伊朗，叙利亚、朝鲜、中国以及其他实体的政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以及俄罗斯针对美国的情报搜集活动。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R.Clapper Jr.）2015年曾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列举出美国情报界极为关注的若干个话题——毫无疑问，这只是太仓一粟。其中，他提到的全球性话题包括：全球网络威胁、未经授权秘密泄露、外国情报机构的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太空和反太空、有组织跨国犯罪、经济状况和国家资源、人类安全。克拉珀还确切指出了中东、北非、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东亚、俄罗斯和欧亚大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欧洲的威胁。

情报的功效与用途

情报活动的功效与用途，在这里狭义地理解为情报搜集和分析，取决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国家、部门和军方的决策者，以及有助于那些具体执行和实施决策者的政策和决定的人们。就这一点而言，有两个问题：情报以何种方式有助于这些人，哪些属性决定情报的有用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情报可以在五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对国家决策者发挥作用：政策制定、计划、处理危机局势（范围从谈判到战争）、预警和监控条约遵守情况。国家政策制定者，在履行其政策制定职责过程中，确定外交、国防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基本主要原则，对重要事项决定特殊行动。洛克菲勒委员会1975年的报告，就情报需求进行了归纳：“情报是为政策制定者们搜集的信息，为他们阐明解释可选择范围，以使他们进行判断。精准的情报未必导致英明的决策选择。但是，如果没有过硬的情报，国家政策的决策与行动绝不可能有效地应对现实情况和体现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充分有效保护国家安全。”

情报信息对政策的决策以及指导行动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它对计划决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某些计划决策可能涉及新武器的开发和部署。美国空军某项规定指出：“及时、准确和详尽的情报，是确立需求、制定与启动‘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Research, Development, Test&Evaluation）项目的关键要素，也是保持继续这一周期性努力的关键要素。”海军最新一项指示这样表述：“情报信息是我们了解外国武器和信息技术系统能力对我们构成现有和潜在威胁的关键，因而，是美国系统开发和决策过程不可或缺的。”

1968年曾发生过一起事故，足以说明情报信息在武器开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当时，美国海军监测到苏联一艘最古老级别的核潜艇，以时速超过34英里迅速行进，而且显然还具备提速的动力。这个速度显然已超过中央情报局以前对此级别潜艇的估计速度，致使中央情报局下令对苏联潜艇速度进行重新全面估算。重新修正过的估计速度，刺激了美国海军启动其历史上最大项目——SSN 688级攻击潜艇的制造生产。

与此同时，情报信息还使美国避免了不必要的研发和方案部署，由此节省了大笔经费。中央情报局拥有的几个重要的人力情报资源提供的情报信息，包括彼得·波波夫（Peter Popov）、阿道夫·托尔卡切夫（Adolf G.Tolkachev）和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Dmitri Polyakov），为美国政府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中央情报局两名前官员曾经写道，托尔卡切夫“早在苏联军用武器部署使用之前就提供了详细的情报，所以，提前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有关武器系统的信息。这些信息改变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研发方向，因此为美国政府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经费”。不仅如此，美国首个成功的照相侦察卫星系统，代号为“日冕”（CORONA），所获得信息消除了“导弹差距”引起的恐惧，从而使美国政府得以部署低空战略导弹，否则根本不可能完成。随后的系统，代号HEXAGON，在与苏联的军备控制协定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美国在战略武器系统开发支出设定了上限。

另一类计划决策涉及战争计划的制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8月）与“沙漠风暴”行动（1991年1月）开始之间的数月，美国搜集了有关伊拉克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电网设施、弹道导弹、空中防御系统、地面武装和空中武装力量等大量情报信息。获得的数据，使这场战争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完全以最新情报信息为基础。同样，美国1999年制定攻击塞尔维亚目标计划时，需要搜集和评估空防御力量的情报信息。2001年准备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11年5月在巴基斯坦猎杀本·拉登行动时，都付出了巨大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努力。

基于情报信息支持的其他决策，包括对外援助的终止和恢复、贸易制裁和禁运的实施，以及涉及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扩散相关交易的封锁。情报可以让决策者清楚地了解采取此类行动可能取得的效果，包括目标制裁国家的反应等。因此，当年卡特政府决定按照预定计划向沙特阿位伯出售飞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显示，如果美国退出这笔交易，沙特阿拉伯将直接从法国购买飞机。

美国之所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力，正是根据所获的相关情报信息。1992年，美国，基于情报显示伊朗“值得可疑的采购模式”，进而先发制人，买进伊朗可能用来启动核武器生产的相关设备。阿根廷终止了与伊朗的部分销售计划，因为，美国政府担心，销售计划中所涉及的设备，可使伊朗具备将天然铀加工转化为初级高浓缩铀的能力。以类似的方法，美国政府成功地游说某国政府终止向伊朗出售一部大型核反应堆的计划，因为，该反应堆销售中还包括提供浓缩燃料，并允许伊朗进行与核燃料循环相关的研究。

1998年1月，美国截获伊朗一名高官与某国一名中层官员之间的通信联络显示，伊朗正在谈判某种化学品的“永久性供应”，这种化学品可被用来将自然分解铀转化为高浓缩形式而用于核武器。高层官员通知华盛顿，合同事宜已暂停，正在重新考虑。2000年春天，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位于圣彼得堡的D.V.阿弗勒莫夫研究院（D.V. Efremov Institute）有计划向伊朗提供某种激光设备，以用于铀浓缩技术。美国官员一经意识到了这项拟议中的交易，就立即强烈要求俄罗斯官员取消交易，原因是，用美国某位官员的话说，“毫无疑问，这种一站式方案提供的设备显然是为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在筹备2000年9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高峰会面期间，这一话题再次被提起。俄罗斯官员告知白宫官员，该合同已暂停，正在重新审查。

情报在处理解决各类冲突过程中大有作为，最突出的就是处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随着总统决策第35号指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 35）的发布，即“情报需求”，克林顿政府明确指明情报“支持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行动以及行动计划与演习活动，即美国情报界的绝对优先的头等大事。不论作战计划制定得如何面面俱到，完美无缺，作战部队仍然需要有关敌方军队调配和行动方面的情报，需要有关对敌方设施和部队实施空中和其他打击效果的情报。因此，尽管“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前数月，已进行铺天盖地的密集情报搜集活动，在战争冲突期间，美国政府仍然需要开展高强度的情报搜集活动。同样，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作战行动需要广泛充分的情报资源支持。

情报在解决非军事冲突事件同样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任何或多或少可以受到利益冲突的国家，如军备控制谈判、贸易谈判或国际会议。情报可以预示美国政府在谈判中能够将对方逼到什么程度以及美方在什么程度上调整自己的立场。1969年，美国截获了日本的通信联络，内容涉及华盛顿特区与东京之间关于日本恢复对冲绳的控制权的谈判。美国在与苏联谈判过程中依赖通信情报，致使达成美苏间第一个“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trategic Limitation Treaty）。2003年，联合国就伊拉克问题进行辩论期间，美国也借助了通信情报。

情报还能够对任何即将发生的，针对美国或其盟国的敌对或不利的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提出预警。及时有效的预警，以保证作好充分准备、考虑应对策略和实施方案、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或军事行动，以达到阻止某行动或否认某行动的目的。1980年，根据人力情报信息，吉米·卡特总统警告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入侵波兰将引起严重后果。1991年3月，通信情报显示，伊拉克意图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叛乱武装。据此，美国政府警告伊拉克，美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2010年，美国破获并阻止也门密谋摧毁飞往美国境内的两架飞机，情报作用都功不可没。

情报对评估其他国家是否严格遵守各项国际义务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举例来说，美国政府希望了解俄罗斯或中国是否遵守目前已生效的军备控制条约。情报在监控违反核武器协议和限制核扩散与试验行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993年，据报道美国政府对某国政府公然违背许诺，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巡航导弹一事极为关注。2014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进行新一轮地面发射巡航导弹试验，足以得出结论，莫斯科“违背其中程核力量条约”。

情报必须解决相关的重要问题，且具备高质量和及时的属性，才能最大限度充分发挥作用。除非针对某一事件的情报评估，整理调整所有相关信息，否则，完整情报的质量可能受到影响。正如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ber）教授所论述的，“秘密情报是其他方式公开情报的延续。只要有些政府隐瞒其部分活动，其他政府，如果他们希望在完整和正确的信息基础之上制定其政策，就一定要设法揭开这些秘密。这无可避免地要采取多种不同手段和方法。然而，方式方法虽多种多样，结果却必须一致。因为，一定要这一结果符合我们可能称之为‘公开’情报的定义。也就是说，情报源于对公开或至少是现有资源的理性研究。事实上，情报是不可分割的。”

除了依赖于所有相关情报信息外，评估过程必须客观。正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73年向国会阐述的，“任何关心国家政策的人，一定津津乐道于深信情报报告，而不是遵循国家政策。”同时，情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及时送达决策者，以便他们果断决策——或是在某国政府针对某一特定事务采取外交或军事行动前发出警告，以免行动不可挽回，或是下令破坏或阻止诸如此类的行动。

美国情报界

大约40年前，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情报界，论其间谍技术、活动范围、超乎寻常的覆盖领域，以及诸多各类组织机构，可谓世界独一无二。”美国的情报活动，包括使用侦察卫星、飞机、船舶、地面站、安装传感器、计算机网络开发和海底监控/跟踪，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公开和秘密的人力资源从事情报信息搜集。它还包括获取和挖掘公开资源、外交材料，以及录像和文件资料。另外，美国情报界的工作人员，处理和分析运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和特殊开发的五花八门专业技术所获得的大量数据，去粗取精，分解提炼信息精华。国家情报计划（National Intelligence Program）和军事情报计划（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2016年的预算支出，预计分别达到539亿美元和179亿美元，用以资助超过10万名工作人员的美国情报界开展各项情报活动。

美国情报界官方正式包括17个机构：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军方所属五个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美国禁毒署情报部门、能源部情报部门、财政部情报部门和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所有情报机构可分为下列4个类别：

●国家情报机构

●国防部情报机构

●军事情报机构

●文职情报机构

此外，第五类情报机构——联合司令部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国家情报机构

美国情报界官方所属的17个机构中，4个属于国家级情报搜集和分析机构：中央情报局（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国家安全局（NSA,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国家侦察局（NRO,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从整体上说，这4家机构理论上的预算占据2013年度预算需求中的410亿美元（此为公开的最近年度预算请求）。另外两个未列入官方17个情报机构名单的国家级机构是特殊手段搜集局（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联合行动部门，其预算分别来自这两家机构）和国家水下侦察局（National Underwater Reconnaissance Office）。总体看，这些机构实际上拥有国家情报计划的全部预算，以及5万多名美国情报界的雇员。

中央情报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的建立，这是美国第一个核心的中央情报机构，其职能包括：间谍活动、秘密行动（从宣传活动到破坏行动）、反情报行动和情报分析。战略情报局标志着美国情报活动的一次革命，不仅仅是因为情报的诸多职能与功效完全由单一国家机构执行完成，还因为情报范围的广度更加宽泛以及由专家学者完成最后的完整情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鲁门（Harry D.Truman）总统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1945年10月1日正式停止办公。其秘密情报和反情报部门移交给美国陆军部，成立战略服务局，而其研究与分析部门并入美国国务院。

几乎就在下令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同一时间，杜鲁门总统授权进行战后美国对外情报机构和需求方面的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成立美国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uthority）及其行动部门中央情报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最初，中央情报组负责协调、综合军方情报部门和联邦调查局（FBI,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搜集来的情报信息，之后不久，就被赋予了秘密情报搜集职能和任务。

《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根据国家安全需求的综合考虑，在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之下，以独立机构的形式成立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取代了中央情报组，美国情报局被撤销。根据“国家安全法案”，中央情报局的五大职能为：

1.就政府部门和机构从事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提出建议；

2.就协调政府部门和机构从事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建议；

3.综合并评估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并将情报信息在政府内部指定分送和使用，酌情分送一些部门和机构；

4.利用现有情报机构优势，集中、有效地执行国家安全委会员确定的共同关注的其他情报服务；

5.履行影响国家安全的其他涉及情报活动的职能和责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间或对这类职能与责任发出指令。

行动条款和准则留下了相当大的解释空间。因此，第五条和最终的行动条款长期以来一直被认定授权实施秘密活动。事实上，该条款规定仅授权间谍活动。秘密行动最主要的法律基础，是总统指令和国会批准行动计划资金。

无论1947年时美国国会最初的意图是什么，中央情报局的成立确实符合绝大多数人对行动法案的一致理解和解释。因而，中央情报局成为了美国政府首个主要情报机构，致力于情报分析、秘密的人力情报搜集和隐蔽秘密行动。之后，中央情报局也开始在侦察和运用其他技术搜集手段获取图像和信号以及测量和信号情报中发挥主要作用。

罗纳德·里根总统第12333号行政命令，目前仍部分有效：允许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境内秘密地搜集“重大意义”的外国情报，只要这一切搜集活动不是以美国公民和企业在美国境内的活动为目标。这项总统令还授权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境内实施经总统批准的“特别活动”或秘密行动，只要这些活动意图不是影响美国政治进程、公众舆论或媒体。

中央情报局成立的法律基础，确立了中央情报主任的地位，是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同时指挥经营中央情报局。《2004年情报改革及恐怖主义预防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4）取消了中央情报主任一职，确立了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职位，全盘负责和指导美国情报界的一切情报活动。领导中央情报局的个人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地处华盛顿特区南部，中央情报局许多部门和办公室都分布在华盛顿特区地区，尤其是弗吉尼亚北部。1991年，中央情报局大约有20000多名雇员，但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后缩减，加之中央情报局的图像分析人员调转到美国国家图像与测绘局（National Imagery and Mapping Agency），致使雇员人数降至约16000。“9·11事件”促使中央情报局扩张；到2011年9月，其人员总数大概超过21000人的记录。中央情报局2013年财政年度申请的预算为147亿美元，大约五倍于1994年度的31亿美元。

图2.1　中央情报局组织架构图

如图2.1所示，除直接向局长、副局长和常务副局长汇报的办公室和各人员和部门外，截至2015年3月，中央情报局设有4个主要处级管理部门。国家秘密行动处（National Clandestine Service）和科技处（Directo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两个处全部或部分从事情报搜集活动；第三个是情报处（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负责情报分析；第四个处是后勤管理处（Directorate of Support），负责所有后勤支持和保障。

“国家秘密行动处”，此前为“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更早之前是“策划处”（Directorate of Plan），负责情报秘密搜集和秘密行动。秘密行动处成立于2005年，将组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防部人力情报局（Defense Humint Service）的秘密情报人员接收进来，巩固加强了人力情报搜集活动。国家秘密行动处最高首脑是处长，被授权管理中央情报局的人力情报搜集和秘密行动计划，并负责在“美国情报界内协调和评估人力情报活动及解决冲突”。秘密行动处处长配有两名副手，一名负责行动处所属分支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各中心的日常活动，另一名重点负责美国情报界内所有人力情报活动。后者，即专门负责美国情报界全部人力情报的秘密行动处副处长，监督管理“情报界人力情报协调中心”（Community Humint Coordination Center）和“国家人力情报需求任务中心”（National Humint Requirements Tasking Center），以及一个专责人力情报标准与实践的中心。

图2.1显示的是2015年中央情报局非机密组织机构图上秘密行动处的架构。图中注明若干个“技术支持处”的存在，或许是为了加强科技处的技术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the Technical Service）的工作。这些技术支持处的存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由时任行动处副处长的汤姆斯·特腾（Thomas Twetten）建立的技术小组。

秘密行动处的其他结构组成，包括7个地区处、1个负责全球行动的处和5个中心。国家资源处（National Resource Division）是1991年由外国资源处（Foreign Resource Division）和国家情报搜集处（National Collection Division）合并而成，其行动限于美国本土，在美国境内大约30个城市设有办公室。据报道，该部门因“为了行动原因”，已在2005年迁移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合并到国家资源处的两个部门成为该处的分支部门。外国资源处成立于1963年，当时是国内行动处，其任务是专门针对“（外国）秘密行动机构在美国境内实施的针对外国目标的秘密行动”。现在，外国资源部门（Foreign Resource Branch）负责锁定在美国居住的具备特定条件的外国人，并对他们进行招募，以使他们回国后（或调到其他外国）作为情报员效力中央情报局。为了锁定此类目标，外国资源部门与美国学术机构的大量研究人员，包括教职人员，建立了联系。这些研究人员对学生不进行任何招募试探，只是协助提供目标人的背景信息，有时作为中间人引见介绍。据一份报告透露，外国资源部门的关键行动（大约占据整个活动的30%），是对在美国的外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高管实施招募，提供电信通讯情报，或协助美国情报界获取类此情报。根据该报告，这项计划现在，或过去，被命名为“最大范围”（MAXSCOPE）。

国家情报搜集部门（the National Collection Branch NCB），此前为国家情报搜集处，分为国内搜集处（Domestic Collection Division）和国内联系中心（Domestic Contact Center），专门负责做赴国外工作的美国公民工作，从他们那里获得情报信息，包括从目标地区回来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技术人员和能源专家等。1982年，国内搜集处在美国290所大学，与大约900多人进行了接触。国家资源处的负责人（也许还包括国家情报搜集部门和外国资源部门的负责人）有权批准利用某机构员工或被邀请的人员，在美国境内利用展览活动、座谈会、小型研讨会或类似的商业或专业会议的机会，搜集重要和有价值的外国情报信息。此类活动仅对他们这类具备公开身份和角色的人开放，但对公众是不公开的。“9·11事件”后，该部门获得了额外资金，20世纪90年代被关闭的办公室得以重新恢复业务，使该部门的办公室总数达到30个。

地区处业务覆盖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欧处、拉丁美洲处、欧洲处、东亚处、近东处和非洲处。自中央情报局成立之日起，这些部门就是秘密情报搜集活动的核心，指导着中央情报局各地区站的情报搜集活动，在情报站工作的特工人员负责招募和经营情报关系，并负责实施秘密行动。

负责全球行动的处——特别行动处（Special Activities Division），负责实施准军事行动，例如20世纪80年代针对尼加拉瓜桑地纳政府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以及支持美国政府打击“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和废黜萨达姆·侯赛因等行动。特别行动处有一个部门，就是“全球反应人员”（Global Response Staff）。这个部门的人员“现在或过去担任过中央情报局间谍的武装警卫”，在某些情况下，也为其他情报机构的人员提供安全保卫，“包括在冲突地区安装传感设备或窃听装置的国家安全局小组人员”。全球反应人员部的工作人员有可能还要对潜在的秘密会见地点进行安全评估，甚至可能首先与目标接触，以确保执行任务的专案项目官不会落入对方设置的陷阱。特别行动处的人员来自诸多前身机构，包括“国际行动处”（International Activities）、“准军事部”（The Paramilitary）、“缉毒局”（Narcotics Staff）和“军事与特别计划处”（Military and Special Programs Division）。

秘密行动处所属五个中心，其中的“反恐中心”（Counterterrorism Center）和“反情报中心”（Counterintelligence Center）是在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1981年至1987年在任）和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1987年至1991年在任）任职期间，作为“局长直接领导的中心”分别成立的。其目的就是将反恐和反情报任务置于高度重视的地位，同时将美国情报界不同部门的力量汇聚综合起来，共同完成反恐反情报的使命。1997年，反恐中心内部建立了一个“恐怖主义预警小组”（Terrorism Warning Group），旨在向军政高层领导就特定的恐怖威胁提出预警。早在1996年，反恐中心就建立了一支特别小组，大约有25名成员，奉命驻扎在亚历克站（Alec Station），专门追踪本·拉登及其高级助手的行踪。该小组于2005年末撤销。反恐中心本身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后，由300人左右逐步发展扩大至1100多名情报分析专家和行动人员。

2005年6月，中央情报局总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的一份报告对反恐中心在“9·11袭击事件”前的表现予以了批评：“中央情报局从上至下的官员们，为打击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努力勤奋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却常常既没效率，也缺乏合作”。用该报告的话说，“在实施和处理关键流程、贯彻执行行动计划以及适当分享和分析至关重要数据等方面，出现多次失误”。这些评判，与“9·11袭击事件”前一个月总监察长办公室的另一份（秘密渠道）公布的报告，形成鲜明的反差。该报告的概要部分是这样开头的，“局长直接领导的反恐中心是一个完善管理经营的机构，执行完成中央情报局的反恐职责，成功获取并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情报，有效地打击和削弱了恐怖组织的能力。”大约10年后，2011年5月2日，反恐中心的分析专家“发现了一名信使的踪迹，使他们追踪到位于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的本·拉登藏身处”。2013年，反恐中心被形容为“美国在巴基斯坦、也门和其他地区——总统未来可能在这些地区挑起战争——实施定点清除行动的中心”。该中心专设巴基斯坦—阿富汗处，负责指挥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行动。也门和索马里的反恐行动进一步扩大，促使中心也成立了一个专门处，负责指挥管理在这些国家的行动。

反情报中心综合了“反情报局”（Counterintelligence Staff）、“外国情报能力局”（Foreign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Unit，该机构成立于1983年，致力于发现外国情报机构旨在影响美国情报界观点和认知的任何企图）职责，以及主管安全行政办公室和美国情报界的其他功能。反情报中心的主任同时还被授权负责反情报行动副处长助理的头衔。反情报中心“分析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企图和情报活动”。

反扩散中心（Counterproliferation Center）2010年8月宣布成立。反扩散中心的关键部门就是过去属于秘密行动处的反扩散处（Counterproliferation Division）。这个机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应对跨国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扩散处当时意图有利于中央情报局搜集涉及世界多个地区——如卡迪尔·汗（A.Q.Khan）的活动等——武器扩散或中止活动的情报信息，而无需动用若干个情报机构。反扩散中心由秘密行动处的一名秘密官员领导，负责中心的行动和情报分析，包括从情报处的“武器情报、非扩散和武器控制中心”（Weapons Intelligence,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Center）获得的情报信息。

信息行动中心（Information Operation Center），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承纳了科技处（Directo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秘密信息技术办公室（Clandest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成立于1996年）的部分功能。官方对该办公室职责的表述是：负责解决“不断涌现的信息技术的搜集能力”，现阶段包括网络。秘密行动处的第五个中心是“国家重新安置行动中心”（National Resettlement Operations Center），其成立的目的就是利用法律手段解决中央情报局在处理背叛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漏洞，诸如维塔利·尤尔琴科（Vitaly Yurchenko）这样变节再叛变者。秘密行动处基本组织架构如图2.2中所示。

图2.2　国家秘密行动处大致的组织架构图

科技处（Directo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拥有超过5000的员工，成立于1962年，最初是附属研究处，负责中央情报局技术搜集系统的开发和运用，特别是U-2和A-12牛车（OXCART A-12）间谍飞机和“日冕”侦察卫星（CORONA）。1963年附属科技处正式成立，1965年科技处正式成立。

科技处经历了数次重组，多年来曾经拥有，也失去过权势。1963年，科技处获得了原属于情报处的科技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的控制权。1976年，所有科学与技术分析职能重新回归情报处管理。国家图像解读中心（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1973年划归科技处负责，到1996年，被并入新成立了的“国家图像与测绘局”（National Imagery and Mapping Agency）。2005年，公开渠道情报搜集职责，包括对外广播信息服务局（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的活动，全部从科技处移交给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虽然该服务局行政上归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

“9·11事件”对科技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包括海外业务的大量增加，到2008年10月约增加150%。还有一个影响是，与借助远程传感装置获得情报信息相比较而言，科技处对“近身”搜集方式获得的信息更加重视了。另外，负责科技处的副局长2008年曾声称，“‘9·11事件’后，对追踪和定位技术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图2.1显示，科技处的某些机构前几年已被分离出去，包括“开发与工程技术办公室”（Office of Development and Engineering）、“特殊通信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Communications Programs）和“系统工程及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Analysis）。

开发与工程技术办公室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1963年成立的“特殊项目小组”（Special Projects Staff）。该部门负责中央情报局的卫星侦察业务，之后1965年改编为“特殊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1973年成为现在的开发与工程技术办公室。它参与了重大的技术搜集系统的研制，如：KH-11成像卫星，“现在（以及过去）提供重要设备的全部系统开发——从设计工程的需求定义、测式和评估，到实施、行动，甚至后勤支援和维修”。1992年国家侦察局重组之前，开发与工程技术办公室属于该局的B计划；重组后，负责派出中央情报局常驻国家侦察局工作的工作人员。

特殊通信项目办公室目前已不复存在。它成立于2003年，其职能是为中央情报局，以及更大范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不间断的数据传输，以支持美国以外地区的情报活动。鉴于担心国家侦察局越来越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2002年，系统工程及分析办公室成立，在侦察卫星开发领域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更加独立的情报搜集能力，以解决应对这一问题。

如图2.1所示，2015年初科技处的架构包括8个分处：任务资源处（Mission Resources）、技术情报官员开发处（TIO, Technical Intelligence Officer Development）、全球获取处（Global Access）、特别行动处（Special Activities）、技术搜集处（Technical Collection）、技术准备处（Technical Readiness）、技术服务处（Technical Service）和整合任务处（Integrated Missions）。其中，技术情报官员开发是科技处主要的一个职业发展机构（因为“技术情报官员”这一术语适用于科技处所有官员）。该部门下属的分支包括行动谍报技术、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分析。

根据中央情报局关于“全球获取处”这一部门一份解密的描述介绍，该部门成立于2003年，旨在满足“……需求，综合行动、分析和工程技术，应对在世界范围遭遇最严峻的技术搜集挑战”。描述还重复声明，该部门“整合分析、技术和谍报技术攻击最棘手的目标，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技术搜集能力”。同一年成立的“特别行动处”为战术和战略行动提供技术、工程、研究和分析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支持。这两个部门都是在现有处级建制上成立的。

“技术搜集处”是由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Office of SIGINT Operation）和特殊项目办公室合并而成。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负责“开发、运用和维护精密设备，用于执行搜集和分析任务”。技术搜集处人员将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成果提供给“特殊手段搜集局”。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及其前身“电子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Electronic Intelligence）参与了由中国和挪威操作使用的信号情报设备的建设，并在这些国家对其人员进行培训，在当地对设备进行维护。特殊项目办公室，其存在的最后期间，参与了一系列支持系统的开发和行动，包括安置专门搜集信号与测量情报、信号情报和核情报的传感系统。根据中央情报局一份文件描述，技术搜集处“针对特定的目标研制开发搜集系统”。它其中的一个部门被称为“秘密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行动协调中心”（Clandestine MASINT Operation Coordination Center），很有可能是负责监控预先安置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传感装置。技术搜集处还曾与“美国法警署”（U.S.Marshals Service）合作开发一项技术，能用于飞机上，以便于追踪手机，获得这些特定手机的注册信息。

“技术准备处”，也是2003年在现有的处级建制基础上成立的，负责向科技处技术人员和海外技术设备提供支持，包括建设、行动、维护处内的设备。根据情报百科（Intellipedia）的条目介绍，“技术战备办公室管理实战所必需的一切设备”。另外，该部门还负责对中央情报局的设施和能力进行伪装隐藏，属于谍报技术的一项辅助行动。

“技术服务处”过去曾经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技术服务科，1973年并入科技处。技术服务处的业务包括发明设计密写方法、加强录像录音技术和提供化学成像技术。1980年4月营救被困伊朗的美国人质之前，技术服务处就已发明了电池降落信号灯，可以在空中远程控制安放和开关。1988年9月“泛美103号”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爆炸空难后，技术服务处将定时装置改装适用于针对利比亚的反恐行动，该装置其中一部分在爆炸中未受损。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处将一个信号装置安装在特为奥斯马·亚托（Osman Ato）准备的一副手杖里，此人是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将军的军火供应商和财政支持者。美国三角洲部队作战人员利用这个信号装置在亚托开车通过摩加迪沙时将其擒获。1993年，技术服务处处长公布说，该处开发了一个定位系统，能够提供“特定目标的不间断实时地理定位信息”。

“9·11事件”后，第一批到达阿富汗坎大哈的中央情报局人员遭遇爆炸装置威胁，2001年末，技术服务处派出一个六人军械小组赴坎大哈帮助拆卸这些爆炸装置。该小组发现了一个重达2500磅的临时爆炸装置，并在它即将爆炸前成功将其拆除。

“整合任务处”成立于2009年，综合了系统工程和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Analysis）、IQT电信中心（In-Q-Tel Interface Center）和另一个部门的业务。根据科技处公布的内容，在过去的5年中，整合任务处各部门“为美国情报界面临的最棘手难解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提高了我们行动的基础设施和骨干支柱的效率，并使我们拥有了最前沿的商业技术”。IQT电信中心发挥了中央情报局内外各机构间的联络作用。中央情报局1999年创立了IQT电信中心，属于内部非盈利风险投资公司性质，调用2850万美元的情报基金予以支持。到2012年为止，该中心已向180多家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在87家公司拥有投资组合，其中三分之一位于硅谷。

IQT电信中心投资的某个项目涉及一个商业搜索引擎，名称是“网鹰”（NetOwl），它是依靠适当关键词的自然语言处理进行信息查找。IQT电信中心的资金对开发“总统情报通报系统”（Presidential Intelligence Briefing System）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系统用于制作《总统每日简报》（President’s Daily Briefing）。该系统不是通过数百条网线对情报进行分类整理，而是将这些网线置于一个Lotus Notes数据库内，进行各式各样分类不同的搜索和分析，之后直接将简报内容置于笔记本电脑。IQT电信中心参与的第三个项目是提高改进一款名为“三角男孩”（Triangle Boy）的软件，可以保证使用者匿名检查网页。

IQT电信中心最近参与资助的一些项目，包括支持“耳鸣医疗公司”（Sonitus Medical）。该公司开发一种微小的无限双向通信装置，可以隐藏在人的口腔里；还有“无限Z公司”（Infinite Z），专门研究全息模拟技术。最近获得IQT电信中心资金支持的是“富鲁达和银尾系统”（Fluidigm and Silver Tail Systems），分别研究生产分析基因样本的芯片和侦测政府网络可疑活动的系统。另外一些近期获得支持的项目包括“Lens Vector公司”，专门开发研究微型照相机技术；“3VR公司”，专门研究生产录像跟踪设备，可以分析出人脸、车牌和其他图像；“NetBase公司”，专门研究开发语义化搜索能力，能够阅读网上的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的各种贴子。2012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德雷乌斯（David Petraeus）报告说：“IQT电信中心支持的新兴公司正在实施的分析类项目，其实就是满足在全世界的社交媒体进行搜集和分析的需求，结合利用云计算或其他方法，对大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

科技处还参与秘密行动处所属“信息行动中心”（Information Operations Center）的一些活动。冷战结束后的数年间，情报处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重组，包括近期的2009年和2013年两次。自1981年以来，第一次主要的重组是在1996年进行的，当时从9个业务处减至6个。2009年之后，又有相当数量的业务处被取消（这些处的功能合并到其他机构），与此同时成立了几个新的办公室，其他业务部门更改名称以体现它们的职责与功能变化。被解散的业务处包括“犯罪与毒品中心”（Crime and Narcotics Center）和“跨国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Transnational Issues）。犯罪与毒品中心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的分析专家们组成，专门分析和提供有关毒品走私和国际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完整情报。犯罪与毒品中心成立于1989年，当时是局长直接领导下的反毒品中心；1994年更为现名，以体现其新增的搜集国际有组织犯罪情报信息的职能。

跨国事务办公室负责调查国际能源、贸易和金融相关的事务，以及诸如难民潮、食品安全、边界紧张局势等事务。该办公室的分析专家们还重点关注洗钱、非法资金流动、贪腐和违反制裁等。还有一些分析人员专门分析外国否认、预谋欺诈以及试图控制美国观念等行为。跨国事务办公室内部还设有“医疗与心理分析中心”（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Center），负责对全球健康相关事务（如疾病暴发）和外国领导的健康的进行评估。

如图2.1所示，2015年初有6个特定地理区域。2009年时仅有一个按地域的业务处建制——俄罗斯和欧洲分析处——目前仍然未变。其他按地域的业务处：非洲处、拉丁美洲和全球事务处（承担跨国事务办公室的职责和功能）、东亚和太平洋分析处、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分析处、北非、阿拉伯半岛和地区分析处和南亚分析处。

其他主要的业务处还有：反情报中心分析组（Counterintelligence Center Analysis Group）、信息行动中心分析组（Information Operation Center Analytical Group）、经济安全中心（Economic Security Center）、恐怖活动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Terrorism Analysis）、武器情报/防止扩散和军备控制中心（Weapon Intelligence,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Center）。反情报中心分析组侧重于反情报领域的两类特殊的威胁。第一类是跨国威胁，包括恐怖主义中的反情报部分，或由于新兴技术或技术变化而对美国政府、情报活动和美国政府信息系统构成的威胁。第二类是外国情报机构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信息行动中心分析组对来自外国——不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对美国计算机系统的威胁进行评估，尤其是至关重要的辅助支持基础设施。经济安全中心，最近成为情报处分析部门的附属机构，是彼德雷乌斯短暂担任局长期间（2011年9月—2012年11月）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没有发布任何有关这个中心职能的信息，但已显现出，除了其他职能外，该中心负责研究调查经济和与资源相关的事务以及对造成冲突和不稳定可能性的潜在影响。如果是这种情况，经济安全中心据说承担了原来分配给科技处和情报处联合成立的“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ruity）的职责（已于2012年解散），其任务包括研究调查沙漠化、海平面增高、人口迁徙和不断加剧的自然资源竞争等造成的影响。

恐怖活动分析办公室，属于国家秘密行动处反恐中心的分析部门。这个部门的分析人员追踪监控恐怖分子和资助他们的国家，分析评估他们的致命弱点，研究分析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能力以及他们的联盟和位置。分析人员还分析世界范围恐怖威胁相关的情报信息，试图发现蛛丝马迹，以便对计划中的恐怖活动提出预警。另外，他们要想方设法发现和确定新兴的和非传统意义的恐怖组织以及恐怖组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盟。最后，该办公室还参与“确认、中断、阻止支持恐怖组织网络和行动的国际金融交易”。

武器情报/防止扩散和军备控制中心，其核心部分是1991年9月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直接领导的“防止扩散中心”（Nonprofiferation Center）。当时，伊拉克生产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曝光，充分说明，美国情报界对伊拉克核项目的多样化和进程都有所低估。到1999年，防止扩散中心集聚了200多名情报分析专家和秘密行动人员，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员来自中央情报局以外的情报机构。该中心在世界范围针对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设计、零部分和整个军事建制的发展和收购行为进行监控。

防止扩散中心还制定战略方案，帮助指导美国政府应对武器扩散问题，并向情报搜集部门和执法部门提供相应的支持。该中心同时也开发情报搜集平台，并进行“差距”分析，以查找确定（涉及武器扩散的）情报搜集活动中的缺陷和不足。此外，防止扩散中心获得授权审查美国情报界在防止武器扩散活动方面的表现，并就相应的预算提出建议。

武器情报/防止扩散和军备控制中心，成立于2001年3月，是由防止扩散中心、“军备控制情报处”（Arms Control Intelligence Staff）和原属于跨国事务办公室的“武器情报处”（Weapons Intelligence Staff）合并而成。其职责：（1）“分析研究所有类别的威胁，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诸如激光、先进爆炸装置、装甲车等先进的常规武器以及各类各式导弹”；（2）“为美国政府致力的防止武器扩散、降低威胁和武器控制的努力提供情报支持”。

附属的情报业务处包括如下的办公室：情报编制和分送办公室（Analystic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企业资源办公室（Office of Corporate Resources）、搜集分析与战略办公室（Collection Analysis and Strategies），以及“舍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院”（Sherman Kent School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搜集分析与战略办公室协助情报处的分析专家充分利用各类搜集系统，并对未来搜集系统的开发提供指导。更明确地说，该部门的职责与功能包括向总统和其他最高层政策制定者通报美国情报搜集能力及其他情报搜集相关的事宜、管理特殊手段搜集行动、对当前搜集能力的运用和价值进行评估、指导未来搜集项目的发展以及为中央情报局行动中心的情报搜集活动提供24小时的支持。

后勤管理处下辖业务处和办公室包括企业经营办公室（Corporate Business）、设备支持办公室（之前称为全球基础设施）（Facilities Support-Global Instrastructure）、全球服务办公室（Global Services）、医疗服务办公室（Medical Services）、任务整合办公室（Mission Integration）、业务促进办公室（新建）（Business Acceleration）、人力资源办公室（Personnel Resources）以及安全办公室（Security）。所有这些部门中，历史最悠久的应属医疗服务办公室，长期以来一直负责中央情报局官员及随从人员赴海外执行任务的医疗检查和免疫以及保健教育、紧急医疗服务和心理精神保健。该部门还协助制定心理评估方案，以便于中央情报局招募、确定最佳人选，并参与编写完成涉及心理和医疗的情报信息。

安全办公室曾被分拆为分别负责人员安全和人身安全的两个处，现在重新合并，专门负责调查所有可能违反安全的行为和隐患，确保中央情报局设施和资产安全。后勤管理处所属其他各办公室，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提供方方面面的支持，发挥着关键性辅助功能作用，包括提供保障中央情报局总部与海外通信联络的设备、物流与运输、设备维护与维修、行动经费支付和确定情报人员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教育与培训。后勤管理处负责管理和经营中央情报局的培训机构，包括位于弗吉尼亚州佩里营的军事实验培训基地（Armed Forces Experimental Training Facility）和位于北卡罗莱纳州贺福特的哈维点国防检测基地（Harvey Point Defense Testing Activity）。中央情报局的某个武器仓库，据推测，应属于后勤管理处的资产，设计名称为“中西部仓库”，似乎就设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美军斯坦利营仓库（U.S.Army Camp Stanley Storage Activity）。

2015年3月初，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宣布一项重要的重组方案，涉及诸多要害部门的更名、10个混合行动中心的成立以及一个新处级机构的产生。特别是，情报处可能变成分析处，而国家秘密行动处可能恢复其从前的名称——行动处。此外，这两个处还是招募与培训的主要机构。所有分析与行动的职能（包括联络）和活动将转到10个中心（由助理局长分别负责管理），其中7个中心按地区分类，3个按职责功能分类。新组建的“数据创新处”（Directorate of Digital Innovation）将重点开发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

除七个地区中心外，按功能分类的中心中，有两个是在现有机构的基础上加以扩大组建——反扩散中心和反恐中心——第三个，很可能是反情报中心。数据创新处将接收秘密行动处的公开资源中心和信息行动中心。这个新组建的机构，还将协助中央情报局寻求运用数据方法说服目标提供秘密情报。另外，它还将帮助中央情报局官员在海外使用电话、计算机和自动取款机时规避侦察。

布伦南在解释新组建的这些中心时表示，“这些部门具备……优秀的团体精神，但确实有些故步自封，故而闭门造车”。他还表示，涉及美国威胁的关键数据仍然可能因部门不同而被贻误或张冠李戴送错地方。关于新组建的数据创新处，他强调指出，“数据世界在我们业内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中央情报局在迎接数据间谍世界的挑战方面亦然行动迟缓。

这项宣布留下一系列未解的问题，不是因为保密原因，而是因为布伦南暗示，重组已在进行中，可能需要数月时间完成。问题是：它将如何影响科技处和后勤管理处的组织架构（这两个处仍保留其名称）？国家秘密行动处所属各部门机构将会怎样（指那些无法确切地适合于某个地域的部门，如特别行动处、国家重新安置行动中心）？国家资源处是否划归某个地域中心？反情报中心是否成为第三个任务中心？

美国国家安全局

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是美国武装力量安全局（Armed Forces Secruity Agency），隶属于国防部，受命于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eifs of Staff），于1949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理论上说，武装力量安全局负责指挥军方所属的信号情报机构开展通信情报活动[当时信号情报机构包括陆军安全局（Army Security Agency）、海军安全大队（Naval Security Group）和空军安全局（Air Force Security Service）]。而在实际操作中，武装力量安全局几乎无任何权力，因为，其所有的功能和职责，根本不是按照情报机构所从事的活动而定义。

1952年10月24日，哈里·杜鲁门总统签发了一份8页的绝密备忘录（目前已解密），标题是“通信情报活动”，发至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该备忘录内容为撤销武装力量安全局，将其人员移交给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号情报指令草案》（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telligence Directive No.9）当天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该草案于当年12月正式通过）。

国家安全局1951年12月就已具雏形，一份由沃尔特·贝戴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呈递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詹姆斯·雷（James B.Lay）的备忘录中称，“事实已证明，对通信情报活动的控制、协调、搜集和处理毫无成效”，并建议针对通信情报活动展开一次调研。调研报告6个月之内即完成，表明在国家层面上迫切需求极大程度的协调和指挥。正如安全局名称更改所暗示的，国家安全局的作用就是要超越武装力量的范畴；因此，国家安全局被认为是“国防部内部的非国防部部分”。

尽管国家安全局成立于1952年，其存在的事实从来就不是秘密，然而《美国政府机构手册》（U.S.Government Organization Manual）在1957年以前，并没有注明该机构为“国防部内部的某个独立机构”“从事和发挥涉及国家安全的极端特定的技术活动和协调作用”。然而，国家安全局的存在至少在1954年初即已众所周知，当时华盛顿特区的多家报纸刊登数篇文章，报道了该机构在马里兰州的乔治·米德堡的新总部施工的消息。1954年底，国家安全局再一次在媒体曝光，因为该局一名雇员被发现将机密文件带回家。

国家安全局特许章程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指令。目前的指令——“信号情报”，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六号情报指令，指令国家安全局“根据中央情报委员主任提出的目标、需求和优先事务”提供信号情报。此指令自1972年1月17日以后一直未更新。该指令还授权国家安全局局长“根据任务和指示需求，下令指挥所有涉及信号情报行动的任何部门”，并规定“局长在本段描述的权限内所发出的一切指令必须执行，只能向国防部长上诉”。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六号情报指令，限定了信号情报搜集活动包括通信情报和电子情报。指令这样陈述，“通信情报活动应被解读为代表这些活动，即通过截获和处理外国通信而产生的通信情报……截获的过程包括范围估评、发射装置确定、信号分析、通信量分析、密码分析、解码、明码研究以及汇总和结果报告。这里定义的通信情报和通信情报活动不包括（1）截获和处理非加密的文字通信、报纸和宣传广播，或（2）审查。

国家安全局成立之时，并未获得授权开展电子情报行动，这项任务仍属于军方情报机构的职责，国家安全局1958年才获得这项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六号情报指令将电子情报定义为“出于情报目的，搜集和处理从外国的非常规通信渠道、非原子爆炸或放射源释放出来的电磁辐射截获的信息”。它是电子情报活动与技术的综合产物。该机构自成立之初，就主要与拦截雷达系统发射密切相关。遥测情报——拦截和探测外国导弹试验信号——最初属于电子情报的一个分支部门，1971年成为独立的情报部门。它随后成为了信号情报所属的新的第三个领域——外国仪器信号情报，包括遥测、导弹和卫星指令信号、无限发射台和计算机数据。

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任务及局长职责在2010年国防部长的一份指令中明确描述——“国家安全职责与中央安全职责”。国家安全局的具体职责是：

●出于情报和反情报的目的需求，搜集（包括运用秘密途径）、处理、分析、编写和分送信号情报和数据，以支持国家和国防部的行动……

●依照任务需求、优先程度和时间标准，为国防部长指令布置的军事行动提供信号情报支持；

●确定并实施有效的、统一的情报信号活动，包括行使国防部长指令的信号情报相关的职责；

●制定管理机密和非机密信号情报相关的章程、规则和标准……

●实施信号情报行动管控，为各部门和情报机构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和程序，以便执行和遵守，正确、适当地开展信号情报活动。

计算机网络开发和利用，是传统信号情报任务基础上增加的一个附加任务（不论是远程搜集，还是近距离的技术跟踪），已被定义为“使行动和情报搜集能够通过目标或敌方的自动化系统或网络获得数据”。此类开发利用能够用来获得信息，以支持情报搜集活动，或作为计算机网络攻击的前期准备。网络攻击是1997年3月国防部长授权给国家安全局实施。

国家安全局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信息保障。此一概念最初作为通信安全为人所熟知，20世纪80年代成为信息安全。为发挥其信息保障作用，国家安全局制定、审查并授权诸多政府机构和部门的通信程序，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这一职责还涵盖卫星系统安全数据和语音传输链接，包括国防通信卫星。同样，对于敏感的通信联络，联邦调查局特工使用带有特殊扰颇器的电话，需要每天从国家安全局获得不同的密码。国家安全局的信息保障职责，还包括确保战略武器系统的通信安全，以预防未授权的侵入、干扰和阻塞。另外，国家安全局还负责制定特殊密码，美国总统必须使用这些密码确认自己身份，以授权使用核武器。作为信息保障职责的主要部分，国家安全局还负责保护国家安全数据库和计算机，阻止未授权的任何个人或政府进入。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乔治·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拥有三座主体办公大楼，大约有2万至2.4万名雇员在此工作。国家安全局2013年度预算需求为108亿美元。这一数字没有将用于军事密码编制的资金计算在内，因为这是军方代表国家安全局实施窃听行动，其行动人员没有包括在国家安全局单位编制内。

国家安全局局长，除负责指导各项业务活动外，还负责监督指挥密码服务部门（Service Cryptologic Elements）的信号情报活动，包括海军舰队网络司令部（Navy Fleet Cyber Command）、海军陆战队（Marine Corps）后勤支援大队、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的部门、空军第25联队（25th Air Force）以及海岸警卫队负责情报的副助理司令官（Coast Guard Deputy Assistant Commander for Intelligence）。在执行这一职责时，国家安全局局长担任中央安全局（Central Security Service）局长一职。国家安全局担负中央安全职责，以及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同时担任中央安全局首脑一职，是1971年确定的，目的是“提供统一的，更经济有效的组织架构，进行密码研制和相关的行动（这些行动目前由军事部门负责执行）”。但中央安全局没有独立的雇员。

如图2.3所示，国家安全局有5个处（信号情报、信息保障、调研、技术和外国事务）和其他分支部门，然而其中两个最根本的重要职能部门是信号情报处（Directorate of Signals Intelligence）和信息保障处（Directorate of Information Assurance）。信号情报处（原“行动处”），其组织架构如图2.4所示，下辖三个处，高度概括了其三个重要使命：1.搜集信号情报（数据采集处，Directorate for Data Acquisition）；2.分析数据和撰写情报报告（分析和报告处，Directorate for Analysis and Production）；3.将报告送达国家安全局相关人员或政府其他部门（客户关系处，Directorate for Customer Relationships）。

图2.3国家安全局组织架构图

图2.4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处组织架构图

注：TSE：技术支持工程师/微型搜索引擎源代码（technical support engineer）。

ADD：解密文献文摘（Abstracts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数据采集处最重要的部门是：特定获取行动办公室（Office of 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负责计算机网络信息挖掘；全球获取行动办公室，负责执行各类不同的远程搜集行动（Office of Global Access Operations），包括卫星和卫星通讯截听站；特殊渠道来源行动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Sources），专门处理与各类公司实体的关系，包括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各类电信公司。分析和报告处的内部分为数个地区和跨地区的“情报报告生产线”部门，包括南亚、俄罗斯、反恐、外国反情报、防扩散和军备控制。

另一条情报报告生产线是武器与太空处，而这个处的关键部门就是“国防特殊导弹和太空中心”（Defense Special Missile and Aerospace Center），是根据1964年4月27日国防部长的一项秘密指令而成立的，当时名称为“国防特殊导弹和航天中心”（Defense Special Missile and Astronautics Center）。其目前的名称建制是根据2008年9月24日颁布的国防部S-5100.43号指令（Department of Defense Instruction S-5100.43）确定，体现出了2002年将名称中的“航天”改为“太空”。据报道，2001年，该中心拥有230多名雇员。

根据该中心的历史，其宗旨是“对外国导弹和太空活动实施24小时的监测和跟踪；向国防部针对外国导弹和太空活动的情报搜集系统作出预警和实施技术控制；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向国防部导弹和太空情报搜集活动提出预警以保证完成使命；根据侦测到的所有外国导弹和太空活动的始发现场报告，对事件发生之后72小时之内收到的所有信息来源进行分析，并报告侦测到的所有外国导弹和太空活动”。据国家安全局一位前副局长说，“国防特殊导弹和太空中心其实是‘国防部情报局’、军方部门和国家安全局的综合体。它具备这些高价值部门的全部精华，属于预警活动。他们或许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来自世界范围的针对这个国家的任何威胁，不论是导弹、航天器，还是公开的军事行动，且更准确更及时，比美国其他任何机构都更了如指掌。所以说，国防特殊导弹和太空中心不但是国家安全局的信息源，也是国防部情报局的信息源，中央情报局的信息源，白宫战情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的信息源以及所有人的信息源。”国防特殊导弹和太空中心接收伊朗、朝鲜、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射导弹和太空武器的相关数据信息。该中心相应地通知各情报搜集单位——从卫星到飞行器，到地面站——发射已迫在眉睫，使这些单位能够有时间准备对发射活动进行监测，最大限度地获取现有的情报信息。

信息保障处的宗旨是“涉及侦测、报告并应对来自网络的威胁；采取加密措施以保证系统间信息的安全传输；负责将信息保障措施直接安置用于新兴的全球信息系统（Global Information Grid）。它包括植入安全的音频和视频通信设备、研制干扰保护产品，以及提供可靠的微电子设备方案”。另外，该处的工作就是“必须努力测试客户系统的安全性、对行动安全提供辅助支持、对不符合国家固定标准的商业性硬件和软件进行评估，以更好地满足信息保障的需求”。图2.5显示的是信息保障处组织架构。

图2.5信息保障处组织架构图

注：综合接入设备（Integrated access devices）。

除信号情报处和信息保障处外，两个至关重要的中心是“国家安全行动中心”（National 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和“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威胁行动中心”（National Security Agence/Central Security Service Threat Operations Center）。国家安全行动中心，即过去的“国家信号情报行动中心”，负责监督、指挥任何危机事件中的信号情报活动。它24小时全天候运作，与国家安全局在全球的基地设施保持即时联系。任何情况下，当某一基地设施截获被认定是相当重要的信息时，该基地设施人员向国家安全行动中心提交一份《重要情报通报》（Critic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s）报告，并立即将信息传送给国家安全局局长。如果国家安全行动中心决策人员感觉此事件缺乏足够的重要性，他们会要求撤销《重要情报通报》。正是因为对信息化战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国家信号情报行动中心被重新更名为国家安全行动中心，继续履行之前的职责，而且现在负责管理保密手机，还包括信息防御行动办公室（Defensiv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Staff）。威胁行动中心，其雇员既有来自信号情报行动处，也有来自信息保障处，致力于确定、识别外国或恐怖组织针对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和军事设施计算机系统的网络威胁。

美国所有的情报搜集机构中，国家安全局在犹他州的威廉斯营，靠近布拉夫代尔的地方有一处主要的设施。这里被称为“犹他数据中心”（Utah Data Center）或“情报界网络安全初步数据中心”（Intelligence Community Cybersecurity Initiative Data Center），存储着国家安全局的国内工作站、海外监听站和卫星系统获得的超大量的数据。

特殊手段搜集局

特殊手段搜集局（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不属于构成美国情报界的17个情报机构之一，因为它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联合行动部门。但该局在马里兰州的贝尔茨维尔郊外确实有占地300英亩的总部综合办公大楼，触角遍布世界（第八章讨论）。特殊手段搜集局的存在并非秘密，其详细的全部行动任务，正如总部门口的牌上写的，“通信安全支持小组”（Communication Security Support Group）。

1976年初，中央情报局有两个部门实际参与信号情报行动：一个是科技处的电子情报处，另一个是行动处的D部门。后者最初建立时是作为通信情报单位分给中央情报局的，之后职能扩展，包括开展针对外国密码人员的工作和对使馆进行截听行动，目的是为中央情报局的专案特工及他们的秘密行动提供帮助与支持。到了1977年，电子情报处和D部门合并组成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当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查理·斯诺德格拉斯（Charlie Snodgrass）——据研究国家安全局历史的学者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说，此人“似乎在内心对中央情报局怀有不信任感”——展开了一项调研，重点是美国开展的信号情报活动。他得出的结论是，重叠过多，协调不足，权责不清。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指令置若罔闻，而显然，国家安全局局长才是所有的信号情报活动的负责人。迫于这项调研和国会压力，中央情报局不得不承认国家安全局负责信号情报活动的权威性。双方之间的一份合作备忘记录——或者按照约翰逊的说法叫“和平条约”——包括了联络、日常搜集活动和一系列其他相关事务。中央情报局还同意将其在使馆的截听行动与国家安全局的截听行动（截听的目的是向国家和军事决策者们提供情报支持）合二为一。

合并行动的细节是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的信号情报行动办公室负责人共同制定出来。他们同意，最初由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负责这一联合行动机构——被称为“特殊手段搜集局”，任期两年。特殊手段搜集局副局长由国家安全局选定，而当中央情报局官员任满期限后，由国家安全局的派出的官员担任特殊手段搜集局局长一职。该局局长一职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轮流担任，副局长接替局长。

2002年泄露的一份文件，描述了特殊手段搜集局卷入在美国政府驻外机构内部进行“秘密的信号情报搜集活动，尤其是美国驻外使领馆”，并声称“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组建特殊手段搜集局，其中，国家安全局雇员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从事信号情报搜集活动”。同一份文件还称，“特殊手段搜集站提供了大量有关领导人的通信联络的适时情报信息，绝大多数是依靠设在某国家首都的设备获得”。

到1983年底，美国三分之一的驻外使馆中设有特殊手段搜集部门。1988年，此类站点达到88个；到2002年，该数字缩减至65个，其中的原因被这样一个事实解释为“特殊手段搜集局一直根据生产能力建立和关闭工作站点”。特殊手段搜集局的团队，一般可能由两人或三人组成，创造了非凡的情报价值，特别是使馆建在高地；或靠近外交部、国防部或首都的其他重要机构。2010年，特殊手段搜集局共96个站点，分为五大类别：人员配备（74个）、远程无人配备（14个）、休眠状态（3个）、研究建立（3个）和技术支持活动（2项）。

根据其他几份材料，特殊搜集手段局的人员还参与了在无法表述的位置安装天线的活动，以及从事“黑袋行动”（Black-bag job）（美国情报界专用名词，特指进行非法的秘密搜查行动。——译者），因为“……直接闯入一座大楼，安装一个隐蔽的微型麦克风，于是就能够在加密之前获得信息，获得录音，有时这相当容易”。图2.6是特殊手段搜集局组织架构图。

图2.6特殊手段搜集局

国家侦察局

在1946年5月2日的一份报告《试验性环球宇宙飞船初步设计》（Preliminary Design for an Experiental World-Circling Spaceship）中，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Douglas Aircraft Corporation）研究分析了卫星在科技和军事用途的潜在价值，包括“观测”用途。几乎9年之后，1955年3月16日，美国空军发布了“常规作战需求第80号令”（General Operational Requirement No.80），正式确立先进侦察卫星的需求。在此之后的5年中，美国侦察卫星计划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演变。空军的计划最初被定名为先进侦察系统（Advanced Reconnaissance System），之后为“哨兵”（SENTRY），最后是“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Satellite Anti-missile Observation System）。

考虑到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实现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计划的最初目标——开发可以通过电子手段传回图像——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总统1958年2月批准将该计划列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项目。这一项目被命名为“日冕”（CORONA），其目标就是要研制开发可以通过胶卷筒传回图像的卫星。到1960年6月，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继续出现各类问题，迫使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重新审查这一计划。重新审查于1960年8月25日宣告结束，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会议上接受建议，简化该项目的管理程序。新的管理程序确立空军部长对项目总监垂直管理权力，取消了包括空军参谋在内的诸多中间官僚环节。

1960年8月31日，空军部长杜德利·夏普（Dudley C.Sharp）下令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部成立一个“导弹和卫星系统办公室”（Office of Missile and Satellite System），以帮助部长“免除其指挥、监督和控制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项目的责任”。同一天，夏普还指示在加利福尼亚的“空军弹道导弹联队”总部设立卫星反导弹观测系统项目办公室，作为空军部长办公室的现场分支。命令指示，“该办公室主任负责并直接向空军部长汇报”。

这些命令为空军计划确立了一套新的管理体系，但丝毫没有影响中央情报局的“日冕”计划管理体系。当然，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事变动促成了国家侦察机构的产生。其中包括两名重量级的总统科学顾问，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和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再看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在U-2、“牛车”和“日冕”的成功合作，正是这些项目推动两个机构实现了长期、制度化的合作。

随着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空军副部长约瑟夫·查理克（Joseph Charyk）应基里安和兰德要求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就卫星侦察成立国家统一的协调机构。7月中旬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要求查理克起草一份特别的文件，使其建议付诸实施。最初的原始建议，到最后文件形成过程中有一项关键性的改变，就是，这个协调机构的职责从卫星侦察扩展至禁区空中侦察，包括卫星侦察和选择性的人力操作和非人力操作的空中飞行系统等一系列职责。

1961年9月6日，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查尔斯·卡贝尔（Charles Pearre Cabell）将军和国防部副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共同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成立国家侦察局，作为中央情报局和空军的联合行动机构。1962年，美国海军空中侦察力量——GRAB电子情报卫星，并入该办公室。为保证最初“母体”的性质，未来30年国家侦察局架构的根本，包括一名局长（最终是一名副局长）、一个参谋部（由一名空军准将负责，直接向局长汇报）和三个项目部：“项目A”（位于埃尔塞贡多空军特殊项目办公室）；“项目B”（中央情报局的U-2，“牛车”和卫星活动）；“项目C”（海军，最初总部位于华盛顿州）。1963年初，空军的第二个重要部分——“项目D”立项，最初是为了完成当时被命名为R-12的项目（随后成为SR-71项目，是“牛车”的美国空军版）。“项目D”承担TAGBOARD/D-21无人驾驶侦察机项目和一个非侦察项目——R-12拦截机。“项目D”一直属于国家侦察局的一部分，直到1969年SR-71项目移交给空军战略司令部；1970年或1971年“项目D”正式解散。

作为一个机构秘密存在了30年之后，1992年，国家侦察局存在的“事实”得以解密。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面对参众两院情报监督委员的联合公开听证会，宣布了重组计划。他声称，“美国情报界机构将进行意义深远的内部重组，有责任设计、建立并实施我们的空中侦察能力。”

重组涉及三个主要业务处，替换以字母顺序编号的项目办公室——图像情报处、信号情报处，以及通信系统采办和行动处——每个处既负责情报获取，又负责监督合同研究和开发机构以及定购和运作相关的航天器和地面站。

国家侦察局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尚蒂伊，是一座具有四个办公区域的建筑，靠近杜勒斯国际机场。服务于国家侦察局的政府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来自空军、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海军。1997年，国家侦察局2753名雇员中，1456人来自空军（占53%）、649人来自中央情报局（占24%）、412人来自国家安全局（占15%），214人来自海军（占8%），还有22人来自其他部门，如国防部情报局和陆军（少于百分之一）。2006年3月，美国政府审计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估计，空军人员占据国家侦察局全部雇员的57%。随着开发与工程办公室解散，中央情报局委派在国家侦察局的人员被限定在科技处行动区域。今天，国家侦察局的政府工作人员全部大约2800人，虽然该局的合同承包人员达数千人，他们或者在国家侦察局总部工作，或者在承包商的公司里负责国家安分局的项目。国家侦察局2013年度预算需求是103亿美元。

正如过去以项目ABC的架构运营了数十年，国家侦察局同样是根据两份授权准许文件运营了数十年：一份是1964年国防部令，一份是1965年中央情报局长和国防部长联合签署的协议。2009年，凭借2010年度预算国会情报授权法案，国会批准授权国家情报总监和国防部长为国家侦察局制定一份新的章程，更新1965年双方签署的协议。

2010年9月21日，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二世（James R.Clapper Jr.）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签署一份关于国家侦察局的合作备忘录，明确详细说明，国家侦察局负责“研究和开发、获取、实施空中系统行动和相关数据的处理，以搜集情报”。合作协议还确切说明，国家侦察局长承担三个明确的职责：管理和运作国家侦察局各项任务、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的空中侦察首席顾问，以及共同分担“领导和管理国家安全航天部门”的责任。这份协议还确定，国家侦察局长必须建立并主持“空中侦察顾问小组”（Overhead Reconnaissance Advisory Group），担任国家侦察局长的空中侦察首席顾问。

2011年6月发布的一份更为详尽的国防部长令，被视为国家侦察局目前的行动章程。这份部长令重申协议中的任务使命，除其他主题外，还继续探讨组织机构管理、行动相关的责任与作用（包括为军方、情报界、安全和反情报部门提供支持）、成立空中侦察顾问小组和情报获取。该项命令中关键一条是对“空中侦察”的定义。这个术语传统意义既包括太空，也包括在禁入区实施飞越领空的空中侦察行动，说明国家侦察局参与了太空和空中侦察系统（载人和无人驾驶）的开发制定与实施。然而，该项命令将空中侦察定义为“以太空为基地而实施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开展，或能够开展情报搜集活动”，暗示国家侦察局在开发空中侦察系统方面将不发挥作用。这一定义还明确，空中侦察包括“联合研究与开发、获取、测试和评估和由卫星实施或通过卫星实施的侦察系统行动以及通讯、数据处理，航天及其装备的指令和控制”。不仅如此，命令明确规定，国家侦察局局长必须确定某一特殊通信焦点，以代表国家侦察局对国防部长直接领导的“特殊通信企业办公室”（Special Communications Enterprise Office）的特殊意义，反映国家侦察局数据过滤的重要作用——通过其卫星接收和传递传感器获得的数据。

目前的组织架构，如图2.7所示，体现了该机构的业务部门数量显著增加，反过来说明国家侦察局在完成和实施其任务战术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1992年和1993年成立的部门继续采取全始全终战术方法，即某个单一部门设计、开发、建造并运行卫星。而在随后的20年间，国家侦察局将这些功能分散到数个业务部门。

年6月，国家侦察局成立了一个反情报办公室以“提高对外国间谍对国家侦察局计划、设施和人员以及反情报活动的威胁的意识”。该部门主要职能包括研究与分析；国家侦察局、反情报机构和调查机构的内部协调；以及行动支持。2006年3月，国家侦察局局长宣布，反情报办公室重新合并划归安全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人即为安全与反情报办公室主任，直接向第一副局长汇报。

图2.7　国家侦察局组织架构图

图像情报系统获取与行动处（IMINT, Systems Acquisition and Operation Directorate）和信号系统获取与行动处（SIGINT, Systems Acquisition and Operations Directorate）更改为图像情报系统获取处（Imagery Intelligence Systems Acquisition Directorate）和信号情报系统获取处（Signals Intelligence Systems Acquisition Directorate），表明这两个处的职责仅仅就是太空侦察获取。轨道航天器运营的责任划归给“任务行动处”（Mission Operation Directorate），而负责控制地面站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的工作归由“地面企业处”（Ground Enterprise Directorate）负责。任务行动处的建立，代表在太空情报数据方面向客户提供单一联络，不必考虑获取信息数据的搜集系统。而地面企业处的建立，代表了国家侦察局的期望，争取对地面站的工作给予极大重视。

国家侦察局的其他三个关键业务处是：先进系统与技术处（Advanced Systems&Technology）、系统工程处（Systems Engineering）和任务支持处（Mission Support）。先进系统与技术处，在一个审议小组的建议下，于1997年成立，是在系统应用办公室（Office of Systems Applications）的功能职责基础上升级扩大组建，负责调查小型卫星实施侦察行动的可能性。该部门的任务就是调查和研究并开发与现有运营中的系统截然不同的侦察系统。

2006年10月15日，主管系统工程的副局长办公室被第五个处——系统整合与工程处——替换，目的是为系统工程制定标准、开发和协调国家侦察局其他业务处进行高层组织架构描述，以及“审查所有主要的取舍分析和建筑方案……之后才能向国家侦察局之外的机构介绍”。现在该部门的名称是“系统工程处”。

任务支持处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90年4月，当时设立了一个主管军事支援的副局长（Deputy Director for Military Support）职位，负责促进和帮助国家侦察局为军事指挥官提供支持。1996年末，主管国家后勤支持的副局长（Deputy Director for National Support）一职设立，以平衡主管军事支援副局长的职位。根据国家后勤支援副局长的岗位职责的表述，这一新职位是“与所有国家部门和机构的高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络，这些高级官员能够代表他们当前与未来太空为基础的空中侦察需求”。这个职位的产生，是为应对局内不断出现的对军事行动支援范围和重心扩大的担心。2006年，这两个职位合并为单一的主管军事支援的副局长。随后，这个职位被撤销，该职位的所有职能和责任划归为一个业务处。

国家侦察局的“企业员工处”（Corporate Staff）下辖若干办公室，其中之一是“安全与反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Security and Counterintelligence）。1992年6月，国家侦察局成立了一个反情报办公室以“提高对外国间谍对国家侦察局计划、设施和人员以及反情报活动的威胁的意识”。该部门主要职能包括研究与分析；国家侦察局、反情报机构和调查机构的内部协调；行动支持。2006年3月，国家侦察局局长宣布，反情报办公室重新合并划归安全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人即为安全与反情报办公室主任，直接向第一副局长汇报。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1992年4月，罗伯特·盖茨在参众院情报委员听证会前表示，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初成立的图像特别任务小组（Imagery Task Force），曾建议成立国家图像局（National Imagery Agency），吸纳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图像解读中心和国防绘图局。

特别任务小组关于国家图像局的设想，远不如国会听证会上某些议员们所建议的。后来这个设想形成了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书面立法提议。对国家图像局更深层次的设想，是要在实际中负责图像功能的全部内容、航天器使用决定、飞机侦察能力决定以及研究与开发支持这些决定、任务分配、搜集行动和分析。盖茨在听证会中拒绝他的特别任务小组和国会委员会的建议，部分原因在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希望国防部长维持对国防测绘局的控制权。然而，盖茨和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同意在不引起过多注意的情况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月后，国防部成立了“中央图像办公室”（Central Imagery Office）。此举意图消除某些共同的担心，即成立国家图像局的建议，包括国会苦于缺乏统一的成像管理、图像搜集和分送的两难境地以及波斯湾战争中显现出的一些问题——预算约束、军事行动后勤支持需求不断变化等。因此，中央图像办公室于1992年5月成立，授权来自国防部第5105.26指令和中央情报局局长2/9号令，作为国防部的一个实战后勤支援局。

与建议的备选国家图像机构相比，中央图像办公室没有获授权吸纳现有机构或接管这些机构的搜集和分析职能。相反，它的任务包括分配国家图像系统以保证向国防部、军事指挥官、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提供及时的图像支持，并就图像内容进行评估和提出建议。依照图像支持的条款和规定，中央图像办公室获得授权开发图像系统，特别是建立图像传送系统间互相操作的体系和标准，以及支持和开展研发活动。

建立中央图像办公室虽然延迟了组建一个国家级的图像和绘图机构，但并未阻止它成立。1995年4月，中央情报局长委托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告诉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如果确认，他将“立即采取行动将所有图像搜集、分析和分送加强统一管理”，并提出理由“以类似国家安全局对信号情报管理的方式方法，效率与成本都能够有所改进”。获得局长的肯定以后，多伊奇着手成立了“国家图像局领导小组”（National Imagery Agency Steering Group），后来获准成为国家图像局特别小组。这个特别小组为国家图像局列举十一种选择，从加强中央图像办公室，到高度集权的国家图像局，拥有计划、预算、管理权力等全部要素。1995年11月末，多伊奇和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J.Perry）向国会领袖和相关委员会呈送一封联合信，提交了他们的计划，将于1996年10月1日成立国家图像和测绘局，作为在国防部框架内的作战支持机构。他们的信强调，建议中的机构将强化这些部门的力量，包括：国防测绘局、中央图像办公室、国家图像解读中心和国防情报局的图像利用部门，以及具有图像获取和分送职能的国防空军侦察办公室和国家侦察局。

计划中的机构，将太空系统和地面站的获取和行动交给国家侦察局，但将情报机构的图像获取活动保留在自己的手中。根据这封信内容，特别小组建议拟议中的合并与加强是基于如下三个根本原因：

1.单一、简化、集中管理的机构能够最有效地服务于整个政府的多样化客户不断增长的图像和绘图局需求；

2.目前的图像和绘图局能力的配置和安排，无法使某一机构充分开发利用强大的搜集系统的巨大潜力；

3.信息技术革命使图像情报与绘图共生成为可能，这种合作共生可以通过高度集中管理得以实现。

前情报界的官员们（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国会中许多人都质疑该计划的明智性。最主要的担心在于，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国家图像解读中心人员移交到国防部图像部门为国家政策决策者们服务，可能会由于转为满足军方指挥者们的需求而有挫折感。然而，虽然反对意见不可能阻止新机构的成立，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确劝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修正立法允许国家图像和测绘局成立，并规定中央情报局长维持对国家成像系统使用分配权力，而国防部长必须获得中央情报局长的合作同意，才能任命国家成像和绘图局局长。另外，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同意修正国家安全法案，明确规定国家成像和绘图局的职责是向国家政策决策者提供情报支持。

国家图像和测绘局如期于1996年10月1日成立，综合了前一年11月底的陈述中提到的所有部门机构，再加上中央情报局情报处的图像分析办公室和国防发布计划办公室。它还将承担中央情报局的开发与工程局的一些活动。这一合并与加强行动创造出一个大约有9000名雇员的机构——大约2000名图像解读人员，7000多名来自国防绘图局。

正如中央图像办公室，国家图像和测绘局成立授权源自1996年10月11日国防部长5105.60号令“国家图像和测绘局”以及中央情报局长令。为突出强调这一事实，即该机构“将图像、地图、图表和环境数据合并，综合产生——地理空间情报——开发利用与分析图像和地理空间信息，以描述，评估和实际描绘出地球的物理性质和地理学的参考性活动”，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试图将国家成像和绘图局更名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2004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授权通过的一个备用选择，由时任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Bush）于2003年11月24日签字生效。

鉴于划归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各机构之间距离较远，该局最主要的部门最初并没有在同一地点办公，而是分散在许多地方，包括华盛顿海军工厂（国家图像解读中心办公地点）、华盛顿特区内（国防情报局所属的办公地点）、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国防绘图局总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国防绘图局的航天与航空生产基地）、弗吉尼亚州的贝尔沃堡（国家侦察局电子传送卫星地面站）。2011年1月，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开始搬进位于贝尔沃堡的新总部。当这个总部建成时，国家图像和测绘局有大约9000名雇员，但计划缩减至7500名。今天，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大约有16000雇员，绝大部分或者在贝尔沃堡，或者在圣路易斯基地工作。该局2013年预算需求为48亿美元。

目前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授权文件是2009年7月29日国防部长令，特别规定了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任务、组织机构和管理以及局长的职责和作用。它概括出局长的42项职责，涉及搜集地理空间情报、制定地理空间情报体系和标准、地理空间情报系统、地理空间情报培训和教育、地理空间情报职能管理和项目管理以及地理空间情报相关的国际项目。这些职责包括以下要求：

●提供及时、符合需求的地理空间情报、支持、服务和信息；

●负责地理空间情报计划、搜集、行动、分析、情报编制和分送；

●确定或整合国防部长的地理空间情报搜集需求，酌情分配或与国防部长直接负责的部门协调开展搜集行动，提供相关数据；

●监督和评估国防部部门开展地理空间情报计划、项目制定、任务分配、搜集活动、处理、情报编制、使用、分送和保存，以满足国家和军方地理空间情报的需求，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国家情报总监授权，监督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从事地理空间情报搜集活动；

●代表国防部长负责领导指挥制定地理空间情报标准和规定，地理空间情报相关的授权、执行准则与体系，以及地理空间情报任务分配、搜集、处理、利用和国际地理空间信息；

●制定完善的地理空间情报相关的系统架构体系，满足国家和国防信息基础设施的要求和标准；

●开发、购买、接管地理空间情报相关的系统设施；

●担任项目负责人，在国家情报计划框架内，负责国家地理空间情报计划；

●建立并保持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地理空间情报合作与计划。

如图2.8所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组织架构包含了五个业务处。分析处是图像解读专业人员的原本部门，重点放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以及诸多特别关注点，如预警、全球导航和反扩散。他们“向政策制定者、军事战略决策者提供地理空间情报和服务，并根据联邦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特定需要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服务”。信息来源行动和管理处（Sourc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Directorate）的主要职能由信息来源行动小组（Source Operations Group）完成。该小组负责美国图像卫星的任务分配；分类整理政府、军方和文职机构对图像情报目标的需求，以确定布置哪颗卫星针对特定目标，并选择高度和角度以获得图像情报。这些职责与数年前中央图像办公室的任务分配办公室和图像需求和利用委员会的职责完全相同。

图2.8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组织架构图

自1996年成立后经历更名和重组外，该机构还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高分辨度商业图像卫星的发展，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能够通过商业渠道获得超高清晰度图像，而过去只能通过国家侦察局的秘密系统才能获得。正是这一原因，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成为了利润极佳的商业图像领域里相当重要的供应商。“9·11恐怖袭击”促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在国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向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机构提供详尽清晰地图和图像，包括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安全局，以及涉及安全设施和国家特别活动和事件的安全保卫[如超级碗（Super Bowls）、总统就职仪式、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Major League Baseball All-star Games）和奥运会]。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成果还被用于美国及国外灾难救援行动，包括处理美国东南地区“卡特里娜”飓风废墟的行动、2004年亚洲海啸、2006年巴基斯坦地震、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以及2014年袭击美国中西部和南方的一系列龙卷风。在最后一个案例中，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提供55个地区近2000个建筑物的受损评估，覆盖阿肯色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阿拉巴马州、堪萨斯州。评估内容包括重要基础设施、公路和通信网络的受损状况。不仅如此，除提供图像成果外，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还安排专业人员在美国境内或国外，为安全行动、灾难救援行动以及军事行动提供现场支持。自2014年春天起，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开始向美国和其他参与分析或抗击非洲埃博拉病毒的机构提供帮助。它提供的地图显示医疗设备的位置，以及示例疾病扩散地域范围的其他图片。

2006年，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获得立法授权，在其空中图片库（通过卫星和飞机拍照获得）中增加了地面图片，包括静止图片和全动态录像。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军人提供信息，让他们看到从地面角度看目标设施是什么样子，而不仅仅看空中角度拍摄到的样子。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2010年一份评估报告的结论认为，这样的“成果必须妥善地纳入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数据库”。

国家水下侦察局

1969年，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海军协议同意，成立“水下侦察局”，作为与国家侦察局相匹配的机构，由海军部长约翰·沃纳（John Warner）担任首任局长。该机构的职责是实施潜艇情报任务行动。这些行动涉及打捞沉没的潜艇（苏联K-129）、截听苏联海底通讯电缆[常春藤钟声计划，（IVY BELLS Program）]、海底绘图以及通过潜艇进行图像情报和信号情报搜集。美国海军的某些秘密行动据说是在非前苏联国家领土的海域内实施的，有些行动获准允许，如瑞典，目的是检验国防。国家水下侦察局的存在自其成立之初就属于机密，直至今天。

除第二章中讨论的国防部所属国家情报机构外，国防部本身还有其自己的情报机构——国防情报局，作为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军事指挥官的行动支持，并直接参与情报的编写与制作。国防情报局在其组织内部设有人力搜集、技术搜集和情报编写与制作部门。

第三章　国防部情报机构：国防部情报局特许授权历史

特许授权历史

国防情报局是始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中央集权趋势的具体体现之一，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军方强化常规情报活动（即：非信号情报、非空中侦察、非系统化）的迫切需求。根据某位分析人士的说法，这一认知其实是当时“导弹差距”论争的一个附加的结果：面对军方各部门对苏联导弹实力南辕北辙的估量，而这一切被解释为各自争取武器预算的自私自利行为，美国情报委员会于1959年成立了一个“联合研究小组”（Joint Study Group），专门研究情报产生机构。

这个联合研究小组，由中央情报局的利曼·柯克帕特里克（Lyman Kirkpatrick）牵头，得出结论认为，国防情报活动重叠和重复现象极为严重，导致资源分布不均。正因为如此，“即使并非不可能，国防部对所有情报活动的全面指挥和管理也变得难上难。的确，情报活动的一盘散沙状况，为国防部内部几个情报部门之间情报信息的自由充分交流制造了‘障碍’”。联合研究小组建议，国防部长“应使国防部内部的军事情报部门完全符合1958年国防重组法案的原则”。

如何做到符合原则却成了一个争议矛盾的主题。联合研究小组的报告建议，国防部可以成立一个单一的情报机构，直接向国防部长汇报。然而，联合研究小组的结论认为，“总体来说，只要军方情报部门具备特殊技能和知识，这样整合情报活动的尝试就是不明智的。”

尽管联合研究小组得出这样的结论，1961年2月8日，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到，“看来，实施联合研究小组所建议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成立一个国防部情报局，可以将现有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目前由军方负责的情报搜集和反情报部门、助理部长办公室的情报职能和特别行动——都包括进去。”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在30天内提出一个国防部情报局概念，并草拟一份成立这样一个部门的命令以及实施时间方案。他还就制定计划提出一些初步指导方针，包括国防情报全部需求的彻底整合，根除情报搜集和产出过程中的多头重复。2月9日，联合参谋部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联合参谋部提出国防情报局的概念，与国防部长的备忘录一致，并将这个新机构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控制之下。

1961年3月2日，联合参谋部将他们的建议递呈国防部长，包括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框架内成立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概念。4月3日，麦克纳马拉就拟议中的情报机构所涉及的几个根本问题寻求建议，包括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指挥以及它所承担的特殊职能。10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联合参谋部为国防部长草拟的备忘录。备忘录依据《1958年国防部重组法案》——明确指定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战略计划制定和军事行动指挥以及完成这些职责而对必要的情报资产的控制——以此为根据将新机构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指挥之下。相比之下，如果将新机构置于国防部长办公室直接领导之下，可能“会使军事情报资产束之高阁，孤立、脱节于受命负责战略计划制定和军事行动指挥的机构部门”。

联合参谋部的备忘录还建议将国家安全局也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权力管辖之下。另外，备忘录提出，全部整合军方所有的情报活动或许不是良策。备忘录建议，委托新国防情报局长负责密切监督余下的其他情报活动，并授权该局长负责解决消除重叠和重复现象，审阅全部的情报计划和预算，以及布置确定军事情报优先搜集需求。

新成立的国防情报局其实是一个折衷的结果，虽然它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建议的相差无几。1961年7月5日，麦克纳马拉决定成立国防情报局，该局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汇报。8月1日，他通过国防部第5105.21号指令宣布成立国防情报局，确定其职责为：（1）组织、指挥、管理、控制国防部分配给或纳入国防部情报局的所有情报资源；（2）审阅和协调与国防部保留或分配给军事部门的情报职能；（3）监督其他所有获得批准授权，但未纳入国防部情报局职能范围的其他情报职能的活动计划、项目、政策、步骤；（4）最经济有效地对国防部情报资源进行分配和管理；（5）优先回应美国情报委员会的需求；（6）满足国防部主要部门的情报需求。由于国防部情报局的成立，负责情报的联合参谋长一职被取消，特别行动办公室——国防部长直接领导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情报分支——也同时被撤销。

1976年12月16日，国防部长就国防部情报局签署一项新的授权（即国防部第5105.21号指令的新版本），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国防部情报局行动的控制权限定在：（1）获取所需的情报信息以履行和实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法定职能和指定责任；（2）保证及时、准确、可靠的情报信息，以支持统一和特定的指挥命令。对于其他所有事宜，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通过负责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向国防部长汇报。国防部情报局的使命还能够更精确地表述为“满足或保证满足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诸部门以及其他获授权的机构对国外情报的需求，为国家情报总类贡献军事相关的情报”。

5个月之后，1977年5月19日，国防部长签署了国防部情报局新授权令，对机构组织和行政管理略做修改。根据新的授权令，国防部情报局长将同时向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汇报。除此之外，国防部情报局长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牵制，旨在（1）获取所需的情报信息以履行和实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法定职能和指定责任；（2）保证及时、准确、可靠的情报信息，以支持统一和特定的指挥命令。管理和指挥国防情报局雇员的职责，由负责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执行实施。

1990年2月，负责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成立国防部情报部门高级官员领导小组，审视检查国防情报系统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准备情况。此举被冠之“20世纪90年代的国防情报”，目的在于确定90年代潜在危机和预期机遇。1990年6月，该领导小组提交了一份绝密级简明扼要的报告草案，就参与人员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做了综合概述，并附上一份“问题”清单，就每个单一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

报告草案为最终的检查做好了铺垫。然而，由于国防部最高层的想法有所变化，最终的审视检查并没有完成，但是，检查研究的结果在1990年9月至12月间提交给国防部长、副部长和其他官员。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阿特伍德（Donald J.Atwood）发出了一份题为“加强国防情报能力”的备忘录强调，国防部高层官员已审视和检查了国防部的情报活动，要求详细的计划以争取实现各项目的，包括加强“国防情报局在情报需求、情报编制和管理程序方面的执行力和作用”。

备忘录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助理国防部长于1991年3月15日提出“国防情报重组方案”。关于国防部情报局，方案要求：

●加强国防部情报局作战支援机构的作用；

●提高国防部情报局的情报质量，通过简化程序和内部重组，着重于质量分析以加强提高判断能力以及重要情报的战略性上报；

●加强国防部情报局情报产出和分析的管理；

●指定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完成和监督基础百科数据的建设；

●在国防部情报局内部确立验证威胁性信息的能力，以保证互不关联的情报信息录入获取程序；

●在国防部情报局内部建立政策事务办公室，提高对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支持效率。

完成上述一切及方案中其他事项的绝大部分努力都是在詹姆斯·克拉珀中将负责期间进行的，此人1991年1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自1991年3月计划方案出台，将近6年之后，一项新的慎重体现国防部情报局主要职能与任务的指令终于发布。这项指令本身历经数年才得以出台，部分反映出国防部情报局的变化。1997年2月18日发布的国防部第5105.21指令“国防部情报局”，取代1977年的指令。2008年3月18日，新版5105.21号指令取代了1997年版指令。

新版指令或授权令详细说明了国防部情报局12大类任务或功能，以及局长承担的70项职责与功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职责包括：

●所有来源情报分析：向联合特混部队和作战部队指挥官，以及国防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提供所有来源的情报；

●人力情报：集中控制管理国防部范围的人力情报部门，并在世界范围开展国防部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

●联合参谋部情报：管理和指导联合参谋部情报处（Joint Staff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直接满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情报支持需求；

●技术手段搜集：制定整合计划、协调和实施国防部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活动，以及授权指定的技术搜集管理活动；

●反情报与安全：履行指定的反情报职能，执行“敏感隔绝信息”政策、安全级别研判和设施安全鉴定；

●国际关系：参与军方和军方有关的国际合作，以及与外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项目；

●资源管理：开发并管理国防部情报局的军事情报计划（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总体国防情报计划（General Defense Intelligence Program）、外国反情报情报计划（Foreign 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和国家情报计划（National Intelligence Program）的资源和能力。

概述

国防部情报局（前身为国防情报中心，Defense Intelligence Analysis Center）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安纳柯斯蒂亚-波林联合基地。国防部情报局在弗吉尼亚的雷斯顿还拥有一座双塔办公楼，还在靠近夏洛茨维尔有一处多功能情报大厦。该大厦是由国防部情报局的外勤支援处——里瓦那工作站负责管理。外勤支援处的负责人是“国防部情报局与国家地面情报中心、弗吉尼亚大学和大夏洛茨维尔社区沟通联络、相互合作的中心人物”。大约有800名国防部情报局的雇员在这座大厦内工作。国防部情报局雇有大约17000名员工，绝大多数是文官。数千名工作人员分布在世界124国家和240个工作站，包括作战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区司令部总部和武官处。国防部情报局2013年的预算需求为31.5亿美元（其中7.39亿美元用于“海外应急行动”）。

20世纪60至7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历经数次较大范围的重组；在此之后数年间偶尔进行过组织架构调整，与初期的重组相比影响不大。然而，1991年至1993年间，国防部情报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重组，目的就是要提高执行能力、处理委托代管员工问题和预算削减，使之适应和应对国际现实，更有效地协调军方情报活动，这正是1991年3月18日发布的“国防部情报局重组方案”的意图所在。重组成果之一就是成立三个中心：国家军事情报搜集中心（National Military Intelligency Collection Center）、国家军事情报编制中心（National Military Intelligency Production Center）和国家军事情报系统中心（National Military Intelligency Systems Center）。国防部情报局长克拉珀在任期间亲自建立了这三个中心，他退休后，中心的名称被更改。

2003年2月，国防部情报局长罗威尔·雅各布（Lowell Jacoby）又批准了一次重要的机构重组，成立了局长特别参谋办公室和七个主要行动部门：人力情报处、测量与信号和技术搜集处、分析处、信息管理处、对外关系处、参谋部情报支援处和行政处。其他架构变化还包括成立人力情报和反情报中心，以及国防情报行动协调中心的建立。

2012年7月，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中将就任国防部情报局长，此人以严厉批评美国在阿富汗的情报工作而著称，也着手对国防部情报局进行了大的变动，包括业务处的更名和一系列中心的建立（如图3.1所示）。

图3.1　国防部情报局组织架构图

行动处

国防部情报局开展人力情报搜集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长期以来不尽相同，既通过使馆的外交活动，又实施秘密搜集活动。1965年，国防部情报局开始承担军方武官处的任务，接受军方情报部门的监督管理。军方武官系统主要是在世界各国使馆内派驻公开身份的武官，这些武官们的活动延伸扩展与外国军方官员公开联系（也就是说，除其他信息外，允许他们提供这些外国军方官员个人背景和经历相关的信息）、应邀参加阅兵和军事演习时进行观察并照相、开展有利于美国政府情报分析师的公开资源或灰色文献的搜集。

国防部情报局的秘密搜集行动，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防部人力情报中心的成立，似乎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罗纳德·里根政府初期，副国防部长理查德·史迪威（Richard Stillwell）启动一系列项目计划，以建立全新的情报和谋略骗局部门。其中一项计划代号为“帝王之鹰”（MONARCH EAGLE），被赋予了期望，因为军方情报机构对中央情报局人力情报搜集优先权的极度不满，所以要成立国防部自己的人力情报机构。然而，国会否决了该计划，理由是，它与中央情报局的人力情报职能和搜集行动重叠，而且使敏感行动的控制更为复杂困难。

1992年12月，国防部第5200.37号令——“集中管理国防部人力情报行动”，将人力情报活动的决策权集中置于一名负责人力情报的官员之下，在作战司令部建立人力情报支持部门，要求统一加强人力情报的支持。1993年6月，为回应每年一度“情报计划联合审议”（Joint Review of Intelligence Programs）期间与中央情报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的探讨，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要求助理副国防部长制订一份计划，将国防部所属独立的所有人力情报部门集中合并成单一机构。

佩里在1993年11月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批准了“国防人力情报集中合并计划”。备忘录特别指定，助理副部长必须在1997年财政年度完成人力情报行动的集中合并，建立国防部人力情报中心。该计划还要求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将国防部人力情报局视为临时性机构，“1994年财政年度内，利用国防部和总体国防情报计划现有的人力情报资源和组织架构”，以及“按照时间段进度计划表，建立总部架构……辅之后勤支持、秘密行动和公开行动部门”。

于是，国防部情报局长负责将国防部情报局内小规模的秘密人力情报活动，与陆军、海军和空军的秘密人力情报活动集中合并。构成国防部人力情报局最大的部分来自陆军，特别是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所属的外国情报处（Foreign Intelligence Activity）。陆军在整个冷战时期维持相当规模的秘密人力情报行动能力。无需大惊小怪，强烈反对国防部人力情报局成立的声音都是陆军情报官员发出的。

1966年，海军成立了一个机构，最初被称为“海军外勤行动支援大队”（Naval Field Operations Support Group），之后被称为“特混舰队157”（Task Force 157），专门从事秘密和公开的情报搜集行动。这个机构于1977年被解散。与此同时，“特混舰队168”建立，专门从事公开的情报搜集行动。海军给国防部人力情报局的贡献，许多都是从特混舰队168的情报资源中转过来的，1993年由海军情报办公室收为已有，还包括一批秘密情报专案官（最多时曾有100人），是海军在1993年前后开始招募的。

空军给国防部人力情报局的贡献，都是前空军情报司令部所属的第696情报大队（Air Force Intelligence Command's 696th Intelligence Group）人员转调过去。这个情报大队，专门从事秘密情报搜集活动以及对投诚者进行问询，过去以“空军特别活动中心”（Air Force Special Activities Center）、“第7612空军情报大队”（7612th Air Intelligence Group）和“第1127外勤活动大队”（1127th Field Activities Group）的名义开展工作。第1127外勤活动大队被描述为“一个古怪部门”，是由各个特别情报大队混杂而成的，“在全世界从人力资源身上搜集情报”，第1127外勤活动大队的人员都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人们开口——从俄罗斯投诚者到北越战俘。

1995年10月，国防部人力情报局宣布已具备最初计划的行动能力，实际上已在“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100多个地区拥有了2000名工作人员”。该局1996年宣布已完全进入正常运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除华盛顿特区以外，国防部人力情报局情报搜集行动的主要部门是“人力情报支援部”（HUMINT Support Elements），分布在亚特兰大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总部以及统一司令部总部，以保证“向战士们提供支援”。人力情报支援部帮助“司令部制定、审核人力情报搜集要求，促进计划与协调国防部人力情报的支援”。人力情报支援部还“制定演习场景和指挥应急计划，以确保人力情报支援得以计划、实践，并随时用于部署”。

国防部人力情报局海外其他业务包括一大批行动基地。世纪之交时期，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是斯图加特行动基地，有15个独立的行动站。该基地是“国防部人力情报局部署支援联合行动人员最主要的来源”。2003年，国防部人力情报局重组，在人力情报活动之外成立了一个单独的人力情报处（Huma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其活动受制于情报行动处（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此次重组的结果之一，战略支援部（Strategic Support Branch）在国防部人力情报局内部成立。类似于人力情报支援部的职能，该部门的“战略支援小组”（Strategic Support Team），最初名为“人力情报加强小组”（HUMINT Augmentation Team），被部署在作战地区，向该战区的人力情报支援部提供情报支持。人力情报加强小组与美国特种部队成员协作配合，参与各种不同的情报搜集行动，包括审讯犯人、招募外国间谍和直接搜集情报。

由于国家秘密行动处的成立，国防部情报局人力情报处所负责的国防部人力情报部门即被撤销，其大部分人员和行动都移交到国家秘密行动处。之后，2008年7月，人力情报处负责集中指挥和管理国防部情报局的人力情报人员，被合并到国防部情报局一个更大的部门——国防反情报和人力情报中心（Defense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Human Intelligence Center），当时这个中心的成立是依据副国防部长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同时撤销了五角大楼备受争议的反情报实地外勤活动部门（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将这个部门的非执法职能移交给国防情报局，使反情报处得以成立。国防部一份指令取代备忘备，授权该中心成立。

随着国防部情报局人力情报架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防部人力情报局的解散，军方情报部门的人力情报活动重新恢复。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成立了陆军行动部（Army Operation Activity），而海军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建立了一个人力情报部门，这个部门随后被并入海军犯罪调查局。海军远征军作战司令部（Navy Expeditionary Combat Command）也建立了自己的人力情报部门。空军成立的人力情报部门规模较小，被称为第六分遣队，归属位于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Ohio），专门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飞机项目；2010年6月，该部门改编为“全球活动中队”（Global Activities Squadron）。另外，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的人力情报活动也急剧扩张，尤其是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的特别行动部门合作。

2012年4月，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签署一份秘密备忘录，标题是“成立国防秘密行动局”，反映出国防部决心建立自己的秘密行动部门，类似国家秘密行动处。国防秘密行动局成立之前不久，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刚刚完成的一项调研认为，国防部的人力情报职能，必需具有长远战略重心，除诸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术目标外，还要包括伊朗、中国、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研还发现，五角大楼有时疏忽对负责人力情报的专案官员的提升。指令详细提出，“国防秘密行动局应成为国防部授权的主要部门，专门从事秘密的人力情报行动，（正如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所定义的）以满足国家层次最优先的情报需求。”指令还陈述，“国防秘密行动局应在全球范围开展行动，包括高危（反情报）地区和政治敏感的环境。”

这个新成立局的人员应包括国防部情报局目前的专案官，他们不在美国驻外使馆内工作，接受国家秘密行动处的监督指挥；有些可能是从军方情报部门和特种部队的情报部门移交过来，包括三角洲部队（Delta Force）的人力情报人员。由于国防秘密行动局的建立，国防部情报专案官员的总人数预计“从数百人增加更多——据某一个估计从300人到600人，而另一个估计是从500人增加到1000人”。

指令公布后，国防秘密行动局面对来自国会以及国会各监督委员会抵制，部分原因是基于国防部过去作为秘密搜集行动监督者的经验。2012年6月，《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关于2013年财政年度预算，包括了一项条款，禁止国防部向秘密搜集行动部门投入更多的人员，并提出就秘密搜集行动所涉及的费用开展调查，要求负责情报的副部长于2013年2月1日前，向国会国防与情报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解释专案官员将被部署调配到什么地方和部署调配时间安排，并证明这些部署调配地方的可行性、每项任务目标概述以及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和国防情报局改进和提高情报专案官员的职业管理。

国防部必须越过的这些障碍栅栏，到2014年财政年度授权法案时已大大降低。国防部长必须向国会几个委员会作证说明，国防秘密行动局旨在“首要执行国防部重要任务，这些任务对国防部极其独特，其他方式无法完成；向美国情报界提供独一无二的情报能力”，否则该法案禁止将任何一笔资金的50%授权给国防秘密行动局。国防部长“限定了一个额度标准”，以保证国防秘密行动局只限于实施国防部特有的行动和其他方式无法完成的情报需求。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也在国会作证，支持国防秘密行动局。

科技处

2013年，国防部情报局长迈克尔·弗林中将，以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和技术搜集处（Directorate for MASINT and Technical Collection）为基础成立了科技处。测量情报和技术搜集处成立于2003年，是由中央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办公室（Central MASINT Office）和国防情报搜集小组两个部门合并而成，当时这两个部门都在国防部情报局情报行动处办公。国防部情报局长2003年在致全局人员的信中表示，测量与信号和技术搜集处的主要任务是“向国防部和美国情报界更多的部门提供令人鼓舞兴奋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向国防部提供情报搜集专业管理和特殊搜集手段”。

成立于1993年，中央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办公室到1999年已拥有大约40名雇员。该办公室被描述为“联合作战支援处，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中央情报局长直接负责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执行者，又是国防部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负责人”。因此，这个办公室的职能既列入1992年12月中央情报局长2/11指令，又列入在一份国防部长令上。

之后，国防部情报局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和技术搜集职能，在2008年3月18日国防部关于国防情报局任务的一份指令中特别明确地作出了描述。这份指令详细确定，国防部情报局，特指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和技术搜集处，负责：

●管理和执行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关于指定技术手段搜集的计划和政策；

●制定与执行提供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整合能力的标准、体系和程序；●制定、协调和提出国防情报在技术搜集需求、搜集能力和战略上的定位；搜集管理应用；未来搜集系统和体系；

●进行调查研究、开发、试验和评估活动以改进提高技术搜集手段；

●明确并向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展示国防部在技术情报搜集领域的强化地位；主持和运用一个委员会或小组对上述活动予以支持；

●执行国防部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搜集任务（除委派给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任务以外），以满足国家层面的情报搜集需求，并自始至终全程监督委派的情报搜集、处理、利用和报告以及客户满意度；

●代表国家情报总监和受其委托，与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协调，向情报界提供共同关注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服务；

●制定与实施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和技术搜集培训，以支持军事行动、反恐、镇压叛乱暴动行动和国土安全防御；

●运用空中、地面和海上系统实施近距离情报搜集和长期监视行动，以支持地区作战司令部；

●领导国防部特殊通信企业办公室，负责国家信号计划；

●管理并实施技术识别管理和生物测定计划与政策。

中央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办公室编制或参与编制如下文件：《美国光谱计划》（U.S.Spectral Plan）、《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计划》（MASINT Plan）、《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2010：21世纪的美国测量与信号系统计划》（MASINT 2010：Planning the U.S.MASINT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

作为科技处重组的成果之一，中央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办公室成为了科技处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小组，隶属于2000年10月组成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行动协调中心”（MASINT Operations Coordination Center）的一个部门。该中心24小时全天候运作，“向形形色色不同类别的客户，提供不间断路径以获得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产品、关注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活动以及在时间紧急情况下优化安装传感器的能力”。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行动协调中心编制《每日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概要》（Daily MASINT Summary），“向高层领导，同时也向分析专家们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包括目前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搜集和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资源情况有关信息。

搜集管理大队（Collection Management Group，2003年重组以前被称为国防搜集大队，Defense Collection Group）为军事部队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支持，主要是通过向情报机构和情报资源布置情报搜集需求、监测搜集反应，以及根据情报可靠程度、使用效果和搜集成本进行评估。该中心还负责24小时指挥管理“国防部搜集协调中心”（Defense Collection Coordination Center）。海湾战争期间，国防部搜集协调中心发挥了代理情报员的作用，为“沙漠风暴行动”提供全部国家图像。所有用于支持战争的空中俯拍图像，都是在协调中心精心计划和制作。科技处其他部门还包括“搜集行动大队”（Collection Operations Group）、“科技大队”（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国家识别计划”（National Signatures Program）和“空中非成像红外大队”（Overhead Non-imaging Infrared Group）。

“开发与工程办公室”（Office of Development and Engineering）也是作为科技处的一部分组建成立的。该办公室的南方分支曾与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合作，负责核武器爆炸探测感应器开发行动。

分析处

分析处是由“分析和情报编制处”（Directorate for Analysis and Production）与“政策支持处”（Directorate for Policy Support）的大多数部门合并而成。分析处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信息战，长期致力于计算机和控制论战、电子战、心理行动、谋略欺诈以及信息系统的物理销毁的研究。联合作战行动支持是分析处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根据行动环境、地理空间分析、否认与欺诈行动，以及战俘/战争失踪人员事务等等，提供所有来源的情报。

分析处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反恐分析，为国防部情报界进行恐怖行动评估和研究。分析处建立并维护国防部的恐怖行动数据库，包括20多万份涉及恐怖威胁、组织、事件、设施和人员的情报信息。分析处针对每年数百次国防部演习和部署行动进行恐怖行动审查与评估，长期负责提供恐怖行动相关的任何迹象、预警和危机处理情报支持，以及向美国国家军事指挥中心负责恐怖行动支持的部门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分析处编写制作每日《国防恐怖行动情报概要》（Defense Intelligence Terrorism Summary），“提供给高层决策者和指挥官、安全官员和战略制定者，作为恐怖行动相关分析和威胁信息的主要来源”。

毒品走私也是分析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撰写编辑《可卡因动向跨部门评估》（Interagency Assessment of Cocaine Movement）。分析处还安排5名分析人员协助哥伦比亚实施反毒行动。分析处在与联邦调查局共同合作“统治纪录”（DOMINANT CHRONICLE）行动期间，翻译使用了超过16万份文件。该部门还向东南亚和西南亚地区的反毒行动提供情报支持。

分析处的一项主要职能是撰写编制有关外军军事力量的各类情报，包括人数、驻地、现有地面作战能力、海军和空军武器系统；武器研发力量和状况、指挥、控制与通讯系统和设施；军规条律、军事演习；外国军事领导人的传记。

分析处其他工作人员分散在位于阿拉巴马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三个中心办公：导弹和太空情报中心（Missile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 Intelligence）和地下设施分析中心（Underground Facility Analysis Center）。

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提交1991年报告《1992财年情报授权法年度预算》（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 1992），强烈建议，“武装部队的医学情报中心和军队的导弹与太空情报中心……应整体移交给国防情报局，并成为国防情报局指定的外勤研究部门”。1992年初，国防部情报局制定出将这些中心移交自己掌握控制的计划，移交命令也已下达。

导弹与太空情报中心，位于靠近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红石兵工厂，拥有数百名雇员。1956年6月，陆军弹道导弹局（Army Ballistic Missile Agency）成立了特别安全办公室（Special Security Office），负责向该局指挥官提供导弹和太空情报数据。为了分析这些数据，该办公室特地成立了一个技术情报科（Technical Intelligence Division）。1958年3月，陆军在红石兵工厂的活动统一合并到“陆军军需导弹司令部”（Army Ordnance Missile Command）之后，技术情报科大约有50名人员重新安置到“负责导弹情报的助理参谋长办公室”。陆军军需导弹司令部于1962年被“陆军导弹司令部”（Army Missile Command）收编。而负责导弹情报的助理参谋长办公室又被改编为导弹情报处，并于1970年9月成为了导弹情报局；1985年8月1日再次被改编为美国陆军导弹和太空情报中心，其职能和任务就是“撰写编辑世界上所有地对空导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战略和战术）、反坦克制导导弹、反卫星导弹、定向能量武器和其他有关的太空计划/系统和指挥、控制、通讯和计算机等相关的科技情报”。

陆军导弹和太空情报中心撰写编辑完整成品情报，涉及地对空导弹、反坦克制导导弹、地面反卫星系统和短程弹道导弹的特点、性能和运行情况。该中心的分析人员就某种武器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分析，它如何工作，它的致命性，怎样才能破坏它。导弹和太空情报中心对地对空导弹极为关注，包括由单兵肩扛发射的导弹，以及可以在数百公里以外攻击目标的远程空中防御系统。该中心还与一些公司和机构共同研究设计空中生存能力的设备。另外，中心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密切关注部署能够攻击卫星的导弹或定向能量武器的地面武器。能够从数十英里到600英里范围攻击目标的短程弹道导弹是该中心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1982年，陆军“医学情报与信息局”（Medical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Agency），专门负责向整个国防系统提供医学方面的情报信息，被整编为“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Armed Force Medical Intelligence Center）。这个中心的成立可能源于对陆军医学情报与信息局的表现极大不满。1981年，国防部审计局人员和国防情报总体计划参谋部的负责人多次讨论表明，美国情报界对缺乏西南亚和第三世界国家医学方面的准确情报极为关注，“非常见疾病和环境状况造成的伤亡可能在这些地方发生”。

医学情报在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针对环境和流行性疾病与美国实际大不相同的地区，尤其至关重要。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撰写编辑保健和卫生、流行病学、环境因素、军事与民间医疗保健能力等方面的一般性医学情报，诸如《医学能力研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亚洲——印度尼西亚地震和海啸造成的健康影响》《欧洲毒蛇》等通过中心所属部门在内部发行。中心职能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撰写和制作所有与军事有关的基础和应用生物医学方面的医学科学和技术情报，包括生物学、化学、心理学和生物物理学方面的信息。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的报告《非电离电磁辐射——激光器的医学效应》，体现的就是上述职能。该中心还负责对外国生物医学研发情况以及它对医疗部队生理效应的影响进行评估，并针对外国医用材料的使用进行评估，这些外国医用材料是根据国防部“外国材料使用计划”采购的。

从2005年秋开始，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的活动，包括为《总统每日简报》撰写编辑了9篇文章和每周形势报告，供行动部队和决策者进行禽流感的风险评估。另外，中心还向北方司令部的飓风“卡特里娜”联合特混部队，以及2008年“纳尔吉斯”飓风重创缅甸后成立的联合特混部队提供支援。中心的分析专家也就伊拉克战场上氯增强型简易爆炸装置所造成的威胁进行评估。

2008年1月，国防情报局长在一份备忘录中，请求将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更名为国家医学情报中心，因为“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事实上，已是国家级的情报中心”。备忘录指出，“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是美国政府医学情报的主要制作者，提供有关传染病风险、军方和民间医疗系统、环境健康风险、医疗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完整医学情报成品，并且与国内其他情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国防情报局长还指出，此举与国防部成立“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National Media Exploitation Center）和“国家地面情报中心”（National Ground Intelligence Center）的举措是一致的。

2009年，国防部关于国家医学情报中心的指令，将中心的业务描述为“国防部医学情报的主要活动”，规定，“中心将准备并协调整合所有来源的情报，向国防部和政府其他部门以及国际机构提供外国健康和其他医学相关的情报信息，以保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新名称及国防部令的描述，反映了该中心授权承担更多的职能，特别明确了中心在国土安全公共健康防护方面的使命。2006年，国防部长指令国家医学情报中心增加额外责任和职能，就外国人健康对国土安全的威胁进行评估，并开始扩大与其他情报机构的联系。

国家医学情报中心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大约有150名雇员分属四个部门。“传染病科”（Infectious Disease Division）的使命是“了解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类型传染病的风险”，包括禽流感、西尼罗病毒、炭疽、埃博拉和瘟疫。与其他科一样，传染病科撰写编制《基线传染病风险评估》，并发布警报和传染病预测。“环境健康科”（Environmental Health Division）负责监测和评估全世界化学工业、材料和设施的风险，并撰写编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这个部门还制作放射危害地区模型。有些设施需要24小时监测。“全球健康系统科”（Global Health Systems Division）的职责包括了解每个国家的医疗能力以及供血质量。这个部门撰写编制《医疗能力评估》。“科学与技术科”（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的职责是了解每个国家抵御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核武器的医疗能力。国家医学情报中心和武装部队医学情报中心所属部门撰写编制的文件包括：《传染病风险评估——阿富汗》（2005年）、《基线传染病风险评估——海地》（2009年）、《世界范围：新的2009年H1N1流感病毒对美国军队构成潜在威胁》（2009年）、《海地：大地震相关的健康风险和健康系统影响》（2010年）。

地下设施分析中心成立于1997年，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赫恩登，致力于“探测、识别、定性和评估敌方废弃的地下设施或已封闭并深埋的目标”。这类目标包括司令部和指挥控制设施、人员安置中心、武器工厂和飞机与舰艇停泊场。该中心努力向国家政策制定者、武器开发专家以及关注地下设施性质或意图摧毁它们的军队提供情报和相关数据。

由于地下设施分析中心在国防情报局分析处办公，可以说，该中心属于一个跨部门合作，并且得到国家情报总监的支持。在这个中心工作的人员，来自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特别是来自科技处）、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国家安全局、美国地质调查局（U.S.Geological Survey）和美国战略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U.S.Strategic Command Join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enter）。另外，空军技术应用中心（Air Force Technical Applications Center）可能也有人员在这个中心工作。该中心建立之初有20名工作人员，到2009年，已增至240名。

地区中心

国防部情报局长弗林进行的重组，促成五个中心的建立，向军队提供帮助：“美国中心”（Americas Center）、“亚太中心”（Asia/Pacific Center）、“欧洲/欧亚中心”（Europe/Eurasia Center）、“中东/非洲中心”（Middle East/Africa Center）和“国防打击恐怖主义中心”（Defense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弗林表示，这些中心具备三个特性：（1）融合分析与搜集职责（基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经验，这种融合是情报产出与支持最成功的模式）；（2）灵活性，小组成员不再受制于部门界限；（3）整合，每个中心在整个情报界都有跨部门的介入，与作战司令部和情报机构都保持着密切关系。2013年9月，中东/非洲中心，与中央司令部、联合参谋部、国防部长办公室、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以及白宫密切协调合作，负责国防情报局对叙利亚危机的评估。国防打击恐怖主义中心的建立是国防情报局对反恐局势分析发展变化的成果。

2000年10月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遇袭后，国防情报局反恐办公室改组为“联合反恐分析中心”（Joint Terrorism Analysis Center）；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恐怖袭击后，联合反恐分析中心得到扩编，后来成为“联合情报特混部队——打击恐怖主义”（Joint Intelligence Task Force-Combating Terrorism）。2001年9月底，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向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纳递交了一份来自国防情报局长，海军上将托马斯·威尔逊的建议，提出建立一个加强型的联合情报特混部队。威尔逊的报告，将联合情报特混部队鼓动宣传为一场支持主动进攻、统一的全国性反恐战役，起到警示武装力量保护国土安全作用，以期建立单一集中的情报机构。它的使命就是“制作提供可实际操作的情报，通过暴露和利用恐怖分子的弱点和脆弱性，以推动计划和实施”，这份建议将特混部队描述定义为运作一个融合中心，从美国情报界、执法部门以及个别团体和联盟获取情报信息。威尔逊建议，特混部队必须在位于博林空军基地国防情报局总部内办公，目前是一个拥有700多专职人才的队伍。

威尔逊的建议获得准允，2012年，“联合情报特混部队——打击恐怖主义”变成“国防打击恐怖主义中心”。它集中了涉及与恐怖主义的全国所有渠道的情报，在美国情报界内作为国防部高级代表，向国防部各部门和作战司令部提供威胁预警、建议和协调预警。中心的分析专家撰写编制针对国防部人员和设施可能发生恐怖威胁的每日评估。这个特混部队针对审讯、问询、人力情报搜集和执法行动提供分析支持，包括试图阻止恐怖分子旅行的行动。它的开发部门还为参与审讯和问询的人员制定指导方针原则。

情报处

情报处实际上承担着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部门的职责。该部门负责评估、协调、编制、整合所有当前渠道的迹象和预警情报，提供给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国防部其他高官。它还负责编制《晨间要报》（Morning Summary）、《每日国防情报要点》（Daily Defense Intelligence Notice）以及情报评估，并向《世界情报评估》（Worldwide Intelligence Review）提供素材。

情报处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处共同管理和运作“国家联合行动和情报中心”（National Joint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Center），主要负责“不间断地监控全球局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提供国防部计划与危机应对能力”。国家联合行动和情报中心的情报部门保持维护着一个预警中心，由负责情报的副处长、作战司令部的地区参谋和每个情报机构、信号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组成。服务对象包括总统、国防部长、作战司令、部署军队、军方情报机构和其他部门。

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

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纳于2002年10月组建了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该中心位于弗吉尼亚州维也纳，2003年1月，国防部情报局成为该中心的主管上级。2005年，国防部情报局长迈克尔·梅普斯（Michael Maples）中将将“人力情报文件开发利用和翻译处”、“文件开发利用联合中心”和“综合媒体处理中心——卡塔尔”置于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的组织和管理之下，这样一来，将总部和外勤部门合并进一个机构。2008年10月，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成为独立的中心/处，直接向国防部情报局指挥部汇报。截至2013年，该中心拥有700多名工作人员，预算超过1亿美元。

顾名思义，该中心负责从纸质文献和电子及视觉媒体精炼提取情报信息，特别向军事指挥官和作战部队（如：联合废除简易爆炸装置机构）提供支持，也向情报界、执法机构和国土安全部提供支持。2005年11月，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获取了1.2TB的数据用于开发利用。到2008年，中心获取并开发利用的数据每月平均超过25TB。国家媒体开发利用中心的报告部门，每年编制情报信息报告超过1000份，同时中心的搜集管理部门还负责监管国土安全部和美国情报界的情报需求。

第四章　军事情报机构

1961年1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任期的最后数星期内仍在抱怨，美国军方至今仍然指挥运营着三个独立的主要情报机构，它们是：陆军、海军和空军。总统表示，就这一点而言，他将给继任者留下“灰烬的遗产”。尽管继任政府成立了国防部情报局，美国依然继续将巨额资金和大量人力资源投入到诸多军事情报机构的行动。

相比西方其他国家军事情报机构的作用演变，美国诸多军方情报机构持之以恒发挥的重要作用，部分是官僚政治作用，部分是立法作用，部分是美国军方情报需求和组织架构的结果。分布在全球、具备强大附属服务（负责研究、开发和采办）的部队和主要作战指挥司令部，能够在情报需求方面从情报机构获得更大的支持，因为，情报机构与这些附属服务部门和指挥作战司令部没有完全隔离独立。

20世纪整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每一个主要军兵种不但维持着独立的情报机构，还拥有他们自己的情报界——很明显，从地理位置上说，通常是分开独立的情报部门，由情报机构的第一把手负责管理指挥。然后，到1991年，各军兵种过去一直分开独立的情报部门开始纷纷解散、巩固或者合并。产生这些根本变化的原因，包括冷战后预算和人员削减以及来自国会各监督委员会的压力。根据1990年的一份报告，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注意到：

虽然，新的搜集需求以及持续增长的搜集系统成本，导致每份情报的成本增加，国防部还是拿出资金维持内部数量庞大的情报部门。每一层级的机构，从国防部长办公室，到供应部门，到联合司令部总司令及其下属机构，都有他们各自的有系统的情报分支。而对每一个情报机构，我们都需要提供单独的办公楼、单独的行政管理、单独的安全系统、单独的通信系统和单独的后勤支持。

过去数年，各界许多人和不计其数的报告，指责国防部已相当严重的业务重复叠加；信息整合和分享不充分；参差不齐的安全措施与规章制度；本位主义现象严重，局限于满足联合司令部的利益，而不是情报需求的共同利益；同时，尽管有大量的情报机构，但情报支持与需求范围之间仍存在缺口。

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联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同指示国防部长详细审查国防部的所有情报活动，要“尽最大可能统一合并或开始统一合并所有各类不同或多余的职能部门、计划项目和实体”。1992年3月15日，负责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提出了他的“国防情报改组计划”（Planning for Restructuring Defense Intelligence），指示每个军兵种必须“将现有情报指挥部、情报机构和情报部门，在本军兵种内统一合并为单一情报指挥”。虽然这一目标从未完全实现，每一主要军兵种的确着手做了大量的工作统一合并他们的情报活动。

陆军情报机构

美国陆军情报搜集与编制是副参谋长的主要职责。搜集行动由美国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U.S.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负责行动实施，而“国家地面情报中心”（National Ground Intelligence Center）负责撰写与编制科学技术类以及常规类军事情报。国家地面情报中心是美国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下属机构。

副参谋长制定陆军情报政策、监督美国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国家地面情报中心和陆军的其他情报活动，并以陆军情报代表的身份参与军队和国家情报界机制。副参谋长办公室设有六个处（外国联络处，行动与计划处，反情报、人力情报、安全与泄露处，资源整合处，情报界信息管理处，外国情报处）和两个办公室（陆军情报总体规划办公室和情报人员管理办公室），以及两个大队（指挥大队和计划大队）。图4.1显示副参谋长办公室机构架构图。

图4.1　副参谋长办公室组织架构图

外国情报处（Foreig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的主要职责是：向陆军、国防部和国家情报界提供情报评估支持；向陆军行动中心提供当前情报支持；就当前情报获取行动提供威胁情报支持。反情报、人力情报、情报安全与泄露处（Counterintelligence, Huma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isclosure Directorate），主要负责反情报、人力情报以及安全对策等方面的政策规划、计划、制定、监督和陈述建议。陆军外国联络处（Army Foreign Liaison Directorate）负责监督外国人造访陆军总部所属部门、向在华盛顿特区的外国武官提供支持帮助，并向陆军指挥官提供“外交礼仪指导”。外国联络处的人员还要向专门负责分析外军指挥官的专家提供他们所接触、交往的外国武官的个人信息。

1977年1月1日，美国陆军安全局（U.S.Army Security Agency）改编为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最终将美国陆军情报局（U.S.Army Intelligence Agency）、军队指挥部情报大队（Forces Command Intelligence Group）、情报威胁分析特遣队（Intelligence Threat Analysis Detachment）和图像解图中心（Imagery Interpretation Center）划归所有。后三个机构原属于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所指挥的外勤行动部门。另外，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获得承担了数个海外情报机构的指挥权：驻扎德国的“第66军事情报总队”、驻扎巴拿马的第470军事情报总队和驻扎日本的第500军事情报总队。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负责人是一名将军级的指挥官，既直接对陆军情报总管负责，又直接对中央安全署总管负责（在这里是指国家安全局长）。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人员负责管理众多海外基地的信号情报搜集。另外，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还从事测量和信号情报、图像情报的搜集行动以及进攻性的反情报行动。1992年，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授权负责监督“外国科学与技术中心”（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和“情报威胁分析中心”（Intelligence Threat Analysis Center）的情报搜集和编制活动。这两个中心后来合并成立了国家地面情报中心。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贝尔沃堡，2013年拥有1.7万名注册工作人员，大约年度预算为20亿美元。

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内部设有多名不同职责的助理参谋长，包括人事、安全、行动、后勤、信息管理和资源管理。负责安全的助理参谋长同时还负责协调和监督陆军的反情报和人力情报活动，它们是“陆军反情报协调局”（Army Counterintelligence Coordinating Authority）和“陆军人力情报行动中心”（Army HUMINT Operations Center）。负责行动的助理参谋长还管理指挥该司令部的人事、技术、网络和公开资源的搜集活动，以及情报撰写编制。

图4.2　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组织架构图

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主要活动都不在总部，而是分布在美国境内及海外地区的部队具体执行。如图4.2所示，所有这些具体执行部门划分为五大基本类别：信号情报部门；空中情报/监视/跟踪/侦察部门；职能部门；反情报/人力情报大队；作战军情营。其中一个信号情报部队是“第704军事情报联队”（704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igade），驻扎在马里兰州的乔治·米德堡，任务配置是向国家安全局提供支持服务，在米德堡和科罗拉多州的巴克利空军基地都有分支机构。其他的情报分支机构受命分配向各个陆军部队和联合司令部提供支持，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和美国陆军司令部。该联队的第741军情营派出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内部开展“信息优势”行动。第742军情营，通过“陆军技术控制和分析营”提供分析和报告。第742军情营驻扎在巴克利，是诸多卫星的一个地面接收站，“派出工作人员负责训练，并向技术指挥官提供帮助”。第706军情总队，即另一个信号情报部队，驻扎在佐治亚州的戈登堡，是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在佐治亚的东道主，“提供工作人员、情报资源和技术支持，进行信号情报行动……在佐治亚州……以及世界各地”。第三个信号情报部队，就是第780军情营，也驻扎在米德堡，开展信号情报、计算机网络行动以及实现针对陆军和国防部网络的“动态计算机网络防御”（Dynamic Computer Network Defense）。陆军情报与安全局的其他信号情报部队还有：日本三泽空军基地的“三泽安全行动中心”（Misawa 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和位于德国达姆施塔德的“欧洲密码中心”（European Cryptologic Center）。

陆军情报与安全局拥有两个空中开发利用部队——第206军情营和第306军情营——总部驻扎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但都部署在作战地区。一支特混部队（负责研究、侦察、确认和破坏）在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开展行动，动用“超级空中国王300”型载人飞机（King Air）和“MQ-12天空勇士”无人机（Sky Warrior）。这支特混部队曾在伊拉克执行过类似的任务。陆军还派出机组人员，在载有“联合跟踪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oint Surveillance and Target Attack Radar System）的飞机上服务，为“陆军地面部队进行跟踪与寻找目标的行动以及为世界各地的联合或特混部队的指挥官们”提供支持。这个联合跟踪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的地面基地就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地面站”（Army and Marine Corps Common Ground Station）。

陆军情报与安全局所属的反情报和人力情报部队，分别是第902军情大队（902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Group）和陆军行动大队（Army Operations Group）。第902军情大队驻扎在米德堡，提供直接、综合的反情报情报，以支持陆军和其他司令部的情报活动。它还向军方其他部队的反情报和情报部门、联合司令部、国防情报机构、国家反情报和安全部门和机构提供支持。第902军情大队所属的第308军情营“开展反情报调查、行动、搜集和分析，以侦察、发现和破坏/阻止外国情报设施、国际恐怖分子以及美国陆军部队、技术、信息和基础设施内部的威胁”。第310军情营“开展积极的技术性反情报行动和支持、反策反调查……以及分析和情报编制”。该大队所属的陆军反情报中心“针对外国情报机构和设施、恐怖分子和网络威胁进行评估”，目的是保护“陆军部队、设施、信息和技术”。

陆军行动大队2003年3月在某个临时基地成立，此前是“陆军行动局”（Army Operational Activity），目前驻扎在米德堡。陆军行动大队所开展并实施行动，“完全符合人力情报准则，从战略和战术方面向指挥官提供支持，也包括陆军各级部门，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及世界其他地区参与作战行动的部队”。陆军行动大队的建立及发展扩大，直接说明人力情报的再度回升，因为，国防部人力情报局成立后，陆军的人力情报行动被严格限制在公开人力情报的低水平。

陆军情报与安全局所属的作战军情营，如图4.2所示，分别为第66军情总队、第470军情总队、第500军情总队以及第513军情总队。这些部队的任务包括人力情报、信号情报和空中侦察。第66军情总队，总部位于德国的威斯巴登，2010年，超过1100人在此服役，向欧洲司令部提供情报支持。这支部队的工作人员曾为一系列行动提供支持与帮助——“坚持自由”（ENDURING FREEDOM）、“奥德赛黎明”（ODYSSEY DAWN）、“联合保护者”（UNIFIED PROTECTOR）和“自由伊拉克”（IRAQI FREEDOM），并向格鲁吉亚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和参与反恐怖活动。第470军情总队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山姆休斯顿堡，同样拥有1100多工作人员，负责向中央、北方和南方司令部提供情报支持。该总队所属的第204军情营，负责执行飞行信号情报行动，以支持南方司令部，而它所属的第314军情营驻扎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克兰空军基地，向部署在那里的美国部队提供信号情报支持。它所属的行动营（Operations Battalion）负责提供反间谍情报以支持应急行动。

第500军情总队，总部位于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兵营，拥有超过1300名工作人员，负责向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提供支持。它所属的第15军情营（负责空中搜索）驻扎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曾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提供支持和帮助，隶属于陆军的“空中情报、跟踪和侦察大队”（Army Aerial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Fleet）的组成部分，负责搜集空中图像情报和地面信号情报。该军情总队的第205军情营，驻扎在夏威夷的沙夫特堡，负责全方位的情报分析；2005年曾驻扎在伊拉克。第301军情营，总部设在亚利桑纳州的凤凰城，向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多种多样”的情报支持。第441军情营（临时性部队），驻扎在日本的座间基地，负责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反情报和人力情报活动。另外，这个总队的第715军情营，也驻扎在斯科菲尔德，按照国家安全局的指令和指挥，从事信号情报活动。

第501军情总队驻扎在韩国的首尔，拥有1300多工作人员，向美国在韩国驻军提供情报行动支持。该总队从事图像、信号、测量与信号和人力情报的搜集活动。它所属的第3军情营，驻扎在韩国平泽的陆军卫戍部队汉弗莱营，负责操作RC-12“护栏”电子侦察机和RC-7低空侦察机。第532军情营负责处理、分析、编制和分送情报。第719军情营负责管理在美国陆军卫戍部队汉弗莱营的韩国情报站，还同时在非军事区的三个站点搜集信号情报。第513军情总队，总部位于佐治亚州的戈登堡，自“沙漠盾牌”行动之后，为诸多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包括“坚持自由”和“自由伊拉克”行动。它所属的第202军情营，负责中央司令部整个战区的反间谍情报和人力情报的搜集。第224军情营，驻扎在亨特陆军机场，负责执行空中信号情报和图像情报搜集行动。该总队所属的第297军情营，向中央司令部所属区域的“联合部队地面司令部”（Coalition Forces Land Component Command）提供情报支持。

陆军情报与安全局的两个职能部门是“第一信息行动司令部（地面）”（1st Information Operations），位于贝尔沃堡和“国家地面情报中心”（National Ground Intelligence Center）。虽然行政上接受国家地面情报中心的领导指挥，第一信息行动司令部的所有行动却由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U.S.Army Cyber Command）直接指挥。陆军情报与安全局的一份刊物将第一信息行动司令部描述为“网络空间军事化操作，以及网络和信息行动整合与演变的重要部门”。

国家地面情报中心，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从事针对外国地面部队的分析工作。该中心作为“外国科技中心”（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成立于1962年，将陆军单独的技术情报部门，包括信号、军械、军需、工程和化学部门，进行了统一合并。1994年该中心变更为现在的国家地面情报中心，并于1995年将“情报威胁和分析中心”（Intelligence Threat and Analysis Center）纳入管辖之内。国家地面情报中心的职能包括：

●开发并维护地面部队情报数据；

●编制地面情报，提供给陆军部、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指挥官、陆军部队现代化共同体、国防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政策制定者；支持研究、开发和采办计划；

●发现针对美国地面部队安全的科技威胁；

●预测外国军事动向和发展，通过研究世界范围科技发展和已获得的常规军事情报；

●确认可以用于美国武器和器材系统的外国先进改进技术；

●确定外国武器的缺陷，以助于美国开发和利用相应的反措施；

●制定和实施美国陆军采办和利用外国材料的项目计划；

●提供帮助支持美国陆军科技情报搜集能力。

国家地面情报中心职能中，具体明确的重点包括：近战、火力支援、空战、机动支援、战场侦察、化学武器、生化技术、先进军事应用、军事技术、获取策略、新兴技术、信号、图像开发利用、生物测定学、简易爆炸装置和外国材料开发利用。

国家地面情报中心大约有900多名工作人员，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员驻扎在夏洛茨维尔的总部，其余人员分布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和阿伯丁实验场。

海军情报机构

军方所有情报机构中，只有美国海军的情报组织架构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最富于戏剧化的变革。1991年9月30日，美国海军共有七个独立的情报部门：海军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海军情报司令部（Naval Intelligence Command）、168特混部队（Task Force 168）、海军技术情报中心（Naval Technical Intelligence Center）、海军行动情报中心（Navy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er）、海军情报局（Naval Intelligence Activity）和海军安全大队指挥部（Naval Security Group Command）。1993年1月1日，海军只有两个机构部门：海军情报办公室和海军安全大队司令部。2005年12月，海军安全大队司令部被解散，它所属的信号情报职能移交给司令部承担更多的职责。

海军情报办公室代表海军情报界的最高指挥机构，负责管理、指挥和部分情报的编制。海军情报司令部属于第二级指挥机构，承担着各类不同的管理职责；其他机构，除海军安全大队司令部以外，都属于第三级指挥机构，向海军情报办公室汇报。168特混部队致力于公开的人力情报资源的搜集，并向舰队技术搜集行动提供支持。海军技术情报中心是海军的科技情报部门，主要重点是俄罗斯海军。海军行动情报中心，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国家和海军搜集系统获得的信号情报，对海军行动进行监控。海军情报局负责向海军情报机构提供数据自动处理支持。如上所述，海军安全大队司令部执行信息情报搜集任务。

1991年10月1日，168特混部队、海军行动情报中心和海军技术情报中心作为独立的部门被撤销，它们所有的功能和职责以及人员全部转到新成立的“海军海事情报中心”（Naval Maritime Intelligence Center）。在新的管理架构，过去由海军行动情报中心和海军技术情报中心承担的情报分析职能统一整合为海军海事情报中心的情报处。这一职能的加强合并旨在达到多个目的，包括执行国会和国防部关于加强和重组情报机构架构的指令，适应“针对海军力量威胁的当前变化和预期未来的变化以及预期的海军情报需求的重新定义”。1993年1月1日，海军情报机构进行了一场更极端的加强合并。海军情报司令部、海军海事情报中心和海军情报局全部解散；海军情报办公室接管了这些机构的职能和绝大部分人员。

虽然海军安全大队司令部与海军情报司令部的合并计划于1991年秋既已确定，但实际合并没有发生。因此，与陆军和空军截然不同，海军没有将其密码服务部门与海军情报机构所属的某个其他情报部门合并。然而，海军情报的加强合并，是情报机构中最复杂的加强合并。其他所有的情报职能都划归到新成立的海军情报办公室，没有任何下级指挥司令部，而且，所有办公活动都集中合并在一个办公地点——位于马里兰州休特兰的“国家海事情报中心”（National Maritime Intelligence Center）综合办公楼群，海军陆战队情报处（Marine Corps Intelligence Activity）、海岸自卫队情报协调中心（Coast Guard Intelligence Coordination Center）和海军信息战情报处（Naval Information Warfare Activity）的人员也在这个综合办公楼群内办公。

2013年2月，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和国防部情报局长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联合作证，确定海军情报界由三个机构组成：海军情报办公室、舰队情报办公室（Fleet Intelligence Office）和海军犯罪调查局（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

今天，海军情报办公室在全世界拥有超过3000名雇员，由文官、军人、后备役军人和合同人员组成。它的客户包括“舰队司令、行动人员和分析专家、作战战士、海军采办部门、国家情报界所属机构、执法部门以及外国机构和合作伙伴”。海军情报办公室对如下关注重点进行分析：

●世界范围科技发展；

●军火研究、开发、试验和评估；

●军火生产和扩散；

●军火系统特征和性能；

●外国海军部队领导机构、组织、战略、条例、战术、技术、程序和准备程度；

●商船运输确认与跟踪。

2009年2月，海军情报办公室进行重组，分为四个中心、若干办公室和一个业务处，如图4.3所示。“霍伯信息服务中心”（Hopper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将任务相关的信息技术和服务提供给……海军情报办公室……下属的司令部以及舰队和联合部队”；“肯尼迪非正规战中心”（Kennedy Irregular Warfare Center）向国防部、“海军特种战司令部”（Naval Special Warfare）和“海军远征作战司令部”（Naval Expeditionary Combat Command）提供有关非正规战相关的情报支持。

图4.3　海军情报局组织架构图

海军情报办公室下属的两个情报分析部门分别是“尼米兹行动情报中心”（Nimitz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er）和“法拉格特技术分析中心”（Farragut Technical Analysis Center）。尼米兹行动情报中心所属的“舰队支援部”（Fleet Support Department）包括若干按地理区域设置的情报小组和一个全球海事观察站（Global Maritime Watch）（配有自己的地区部门），共同“向舰队、国防部、国家情报机构、美国执法部门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和合作伙伴提供当前及长期外国海军和海事行动的分析”。该中心的“海军作战部”（Naval Warfare Department）下辖四个部门：“海面分析评估与报告处”、“打击规划与防空战研究处”、“潜艇战行动研究处”和“针对美国海军海事的电子战和C5ISR/网络威胁专业研究处”。（C5ISR概念是美国2009年提出的一个军事概念，代表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作战系统、情报、跟踪/监控和侦察能力”。C5是指五个“C”，代表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讯（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er）、作战系统（combat system）。[其余，I代表情报（intelligence），S代表跟踪/监控（surveillance），R代表侦察（reconnaissance）。——译者]正如这些部门名称所体现的，海面分析评估与报告处、打击规划与防空战研究处和潜艇战行动研究处，提供外国海军在海面、空中和潜艇军事能力、战术和行动的分析。而针对美国海军海事的电子战和C5ISR/网络威胁专业研究处，对“外国对美国海军力量的非动力学威胁的全部情报进行分析，对外国海军有关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作战系统、情报、跟踪/监控和侦察以及网络所存在的弱点和易攻击性进行评估分析”，以支持美国海军的行动。

尼米兹行动情报中心下辖的“跨国威胁处”（Transnational Threat Department）编制海上反扩散、反毒品和民用船舶活动分析。内容包括海上战略贸易分析、基础设施、环境和货运。跨国威胁处还负责维护国家商船运输数据库。中心下辖的“舰队图像支持小组”（Fleet Imagery Support Team）向海军指挥官派出图像分析专家。该小组由一个直接支持部门和一个战术水运和港口部门组成，控制管理着一个24小时警戒中心，利用从政府部门和民用搜集系统获得的图像资料，负责提供威胁迹象和预警信息。

技术分析中心负责编制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外国海军、海上平台和武器装备，外国未来能力战略评估，海军平台设施、标识特征、性能评估和规划分析，地理标识测量、建立模型与设计规划，声学和非声学传感能力分析，技术电子情报分析，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跟踪/监控和侦察能力评估，外国材料开发与利用，外国武器系统和工程系统评估、建立模型和设计规划，关键信息和基础设施保护威胁评估，声学情报。

如图4.4所示，法拉格特技术分析中心的主要部门是战略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Assessments），以及海军平台处（Naval Platform）、海军武器处（Naval Weapon）、信息优势处（Information Dominance）、C4ISR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跟踪/监控和侦察能力）和声学情报（Acoustic Intelligence）处。战略评估办公室负责“预测、规划美国海军将要面对的未来环境，分析、概括可能置美国海军力量于危险的任何外国努力”。海军平台处负责对所有水面舰艇、潜艇、飞机、无人驾驶飞行器和商船进行分析研究。海军武器处拥有一个外国材料实验室，专门研究鱼雷、水雷、海军舰炮、巡航和弹道导弹、地对空导弹和定向能量武器。

图4.4　法格拉特技术分析中心（TAC）组织架构图

C4ISR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跟踪/监控和侦察能力）负责分析外国传感装置和通信系统，包括雷达和光电传感装置、海底传感装置、电子战系统、C4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网络，以及情报、跟踪和侦察系统。信息优势处的职能是识别、分析、预警来自地面和海上对美国海军的网络威胁，也包括针对海军采办计划的网络威胁。信息优势处的分析既具有防御性，也具有进攻性。声学情报处，如其名称所言，负责对声学情报进行分析，如海军声音监测系统（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将在第九章中详细介绍）捕捉到的声学情报。

海军情报办公室的“情报搜集办公室”（Collections Office）以及它所下辖的技术搜集（Technical Collection）、情报需求管理（Requirements Management）、外国材料（Foreign Material）和知识信息中心库（Knowledge Center）等部门，“负责陈述并实施所有资源的情报搜集战略，以填补……由海军情报分析专家认定的信息空白”。“舰队情报搜集办公室”（Fleet Collection Office），曾是海军行动情报中心的一个部门，现在是单独的一个机构，直接向海军情报办公室汇报。该办公室成立于2009年，旨在提高海上行动情报官员和情报专家的图像解读能力。

图4.5　海军犯罪调查局总部组织架构图

海军犯罪调查局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地区办公室分布在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设有办事机构，特别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欧洲与非洲地区办公室），巴林的朱法尔（中东地区办事处），新加坡（新加坡地区办事处），日本的横须贺（远东地区办事处）。图4.5显示其总部组织图。

海军犯罪调查局官方网站将其职责描述为“联邦法律执行部门，受权执行调查涉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严重犯罪行为”，并“通过调查和采取行动识别确定并阻止针对海军部的外国情报活动、国际恐怖分子和网络威胁”。情报与信息分享处（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专门负责分析并分送涉及海军犯罪调查局或海军/海军陆战队所有行动的恐怖分子、外国情报机构和其他威胁。

官方网站并没有提及，自2009年起，海军犯罪调查局的海外行动包括了承担海军人力情报搜集任务。海军情报办公室于2009年1月获准将其人力情报部门移交给海军犯罪调查局，其前提是，此举的最大优势就是将海军的反间谍情报和人力情报行动置于同一部门负责管理。

从冷战初期直到2005年末，海军信号情报的搜集行动都是由海军安全小组指挥部负责实施。这个指挥部成立于1935年，是由“海军通信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Communication）所属的通信安全大队（Communications Security Group）派生出的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部门更名为“通信补充供应局”（Communications Supplementary Activities），1950年成为海军安全小组。1968年，该部门改编为海军安全大队指挥部。

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海军安全大队指挥部一直负责信号情报和通信安全。正因为如此，海军安全大队指挥部向地面基地的高频定向信息搜集站派驻人员，并负责在舰艇和潜艇上安装和操控信号情报搜集和通信安全设备，操作海军海上跟踪卫星系统下行地面站接收和通信安全监控系统。2005年9月30日，海军解散了海军安全大队指挥部，并将海军所有的信息行动归入统一指挥，因此，海军安全大队指挥部成为了海军网络战司令部（Naval Network Warfare Command）的信息行动处（Information Operations Directorate）。

今天，海军的密码行动部门附属在“海军信息优势部队”（Navy Information Dominance Force）。2012年的一份陈述材料确认，海军信息行动司令部所属负责执行信息情报行动的部门，其中一些随后也被解散。而海军信息行动司令部所属负责密码服务的部门分别驻扎在：曼威斯希尔站（CTG 1000.1）、佐治亚站（CTG 1000.5）、夏威夷站（CTG 1000.7）、得克萨斯站（CTG 1000.4）、马里兰站（CTG 1000.6CTG）和科罗拉多站（CTG 1000.8）。另外，海军信息行动支队还有澳大利亚艾丽斯泉站（CTG 1000.10）和韩国首尔站。

2014年9月末，海军作战部长下令成立新的海军情报机构——海军情报局（Naval Intelligence Activity，这个机构的名称与前文介绍的1991年解散的机构名称完全一致。——译者）。该机构的任务是“监督管理情报以及情报相关的活动，以保证海军情报机构满足海军、国防部和情报界的需求”。因此，海军情报局监督海军情报办公室和海军其他情报部门的活动，并在行政上控制海军情报办公室所属的各中心，尽管海军情报办公室主任负责指挥这些中心的日常行动。

空军情报机构

空军三个主要情报机构是：负责情报/跟踪/侦察的副参谋长办公室（Office of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空军第25联队（25th Air Force）和国家航天航空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另外，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Air Force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的职能包括反间谍情报。

1997年初，空军解散了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办公室，将其职能分配指派给负责航天和航空行动的副参谋长办公室（Office off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Air and Space Operation）直接领导的“情报/跟踪/侦察处”（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2005年，空军重新设置这个岗位，并升格为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之后重新命名为负责情报/跟踪/侦察的副参谋长办公室。

图4.6　负责情报/跟踪/侦察的副参谋长办公室组织架构图

来源：美国空军（USAF），截至2013年12月。

作为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所有部门和活动的监督管理机构，副参谋长办公室负责管理一个“超过30000名员工的大企业”。如图4.6所示，2013年，这个副参谋长办公室下辖五个处和两个一线外勤行动局。ISR处（ISR指情报、跟踪、侦察。——译者）监督ISR可用资源的表现和效益，指导实施计划与程序提高情报搜集、处理、开发利用和分送ISR数据的能力。ISR战略/计划/条例/部队开发处（Directorate of ISR Strategy, Plans, Doctrine and Force Development）负责制定开发空军ISR战略计划，以支持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ISR资源处（ISR Resources Directorate）代表空军处理与情报界和国防部委员会相关的政策、人力资源、资金和情报需求等事务。特别计划处（Special Programs Directorate）负责“行动的管理、监督和整合、研究与开发以及情报界内部的限制访问项目”。

“空军情报局外勤局”（Air Force Intelligence Agency Field-operating Agency）和空军第25联队是1971年受命成立，该指令是由空军部长下达，授权要求空军参谋部重新分配指挥和支持部门职能。为执行这一指令，“空军情报服务局”（Air Force Intelligence Service）于1972年6月27日成立。1988年，该局的地位获得提升，成为“空军情报局”（Air Force Intelligence Agency）。1991年10月1日，作为空军情报机构重组的一部分，它成为“空军情报支援局”（Air Force Intelligence Support Agency）。

空军情报支援局于1993年10月1日被撤销，2001年2月1日作为一个外勤行动局——空军情报局外勤局——重新启用。它的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阿纳卡斯蒂亚-波林联合基地，共拥有124名雇员。外勤局的任务是“提供情报、特别安全服务和成像情报”，同时分析外国空军和空军防御战术。该局还特别关注“与非法活动有联系或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外国民用航空相关的机构和设施”。空军情报局外勤局于2014年10月1日被撤销。

1991年重组的第二主要部分是“空军情报司令部”（Air Force Intelligence Command）的成立，将电子安全指挥部（Electronic Security Command）、空军系统指挥部的外国技术处（Foreign Technology Division）、空军特种行动中心（Air Force Special Activities Center）和空军情报局的其他一些部门合并为一。最终，空军成立了一个类似于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机构，将信号情报行动与情报编制和人力情报职能统一综合在同一个部门。同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一样，空军情报司令部在距其总部非常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中心，使用自己的伪装名称，编制科技情报。除完成负责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授权加强情报工作，满足国会诸多监督委员会以外，空军情报司令部受命提供“高价值的情报，支持履行作战职责的战区指挥官”。这个新的司令部还负责向国家情报机构提供空军支持。

1993年10月1日，空军情报机构进行了另一次重组。1993年6月15日授权发布美国空军计划行动指令93-8，“重组美国情报机构”，以及详细的空军方案计划93-01，“建立空军外勤行动局”。根据新的方案，空军情报司令部成为空军情报局（Air Force Intelligence Agency）。非技术性的人力情报行动移交给国防部人力情报局。另外，空军情报司令部其他余下的部门也进行了内部改组。2001年2月1日，空军情报局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属部门重新划归“空中作战司令部”（Air Combat Command）指挥。

1997年8月，空军情报局共有超过1.6万名军官和文职人员，分散在包括得克萨斯州的凯利空军基地在内的95个办公地点。到2006年初，该局人员数量降至12070名。之后，2007年6月15日，空军情报局成为“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Air Forc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Agency）。除名称不同外，新机构与原空军情报局的区别主要有两个。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是由一个以信号情报为中心的机构，改组转变成一个将重中之重落实在地理空间情报、图像、人力情报和信号情报的机构。另外，与空军情报局不同，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不属于空军作战司令部的附属机构，而是直接向空军负责情报/跟踪/侦察的副参谋长汇报。到2014年5月，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拥有16511名工作人员，部署在全世界大约75个站点。

2014年10月1日，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被解散，改组为ISR司令部——此举2006年就已被提出。新成立的空军第25联队，总部也设在圣安东尼奥—拉克兰联合基地（Joint Base San Antonio-Lackland），吸纳了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所属情报搜集支队（第480 ISR支队和第70 ISR支队），以及空军作战司令部的两个空中侦察部门。空军作战司令部现在是空军第25联队的直属上级司令部。“空军技术应用中心”（Air Force Technical Applications Center，原属于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和“空军锁定目标中心”（Air Force Targeting Center）也转归空军第25联队指挥，并计划将其改组成锁定目标和分析支队。

第480 ISR支队，拥有5000多名工作人员，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在诸多基地拥有下属部队：佐治亚州的戈登堡（第480大队）、兰利-尤斯蒂斯（第497大队）、加利福尼亚州比尔空军基地（第548大队）、夏威夷珍珠港（第692大队）、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第693大队）和韩国乌山空军基地（第694大队）。该支队的任务是“搜集、处理、发掘利用和分送ISR数据”，这些数据是通过多种空中情报资源获得的，包括U-2侦察机、RQ-4全球鹰无人机（RQ-4 Global Hawk）、MQ-1捕食者无人机（MQ-1 Predator）、MQ-9收割者无人机（MQ-9 Reaper）和MC-12以及其他飞机。

第70 ISR支队，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在许多基地拥有下属部队：日本三泽的第373大队、圣安东尼奥-拉克兰联合基地的第543大队、科罗拉多州彼德森空军基地的第544大队以及驻扎在米德堡的第659大队和第707大队。第70 ISR支队是空军的密码支队，在“世界范围执行实时信息情报搜集和信息保障任务”。它所属的第373大队，在日本三泽和阿拉斯加州的埃尔门多夫-理查德森堡联合基地有执行分队，向美国作战指挥官、联合和特种部队司令部以及国家情报机构和国防部高层“提供决定性至关重要的作战情报”。驻扎在米德堡的第659大队负责指挥管理的情报中队（第5中队、第37中队和第41中队），代表着美国空军最初的网络使命部队，隶属于美国网络司令部网络使命部队（Cyber Command Cyber Mission）一部分。

第70 ISR支队所属的第544大队，负责指挥管理的情报中队执行信号情报任务，包括针对外国太空行动的信号情报搜集。该支队所属重要的情报中队是驻扎在伯克利空军基地的第586中队，而这个中队在澳大利亚的艾丽斯泉设有一个执行任务的分遣队。这两个基地都是美国信号情报卫星的地面站。第544大队的第18情报中队驻扎在俄亥俄州的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分别在韩国的乌山和英国的费尔特韦尔设有执行任务的分遣队。

第70 ISR支队所属的第543大队，驻扎在圣安东尼奥-拉克兰联合基地，派出工作人员参与国家信号情报行动，并向国土安全部提供信号情报支持。第707大队有1900多名工作人员，执行国家信号情报行动，服务对象包括总统办公室、国防部长和各兵种作战司令。该大队“作为‘全球空中信号情报分析任务’（Global Air Analysis SIGINT Mission）的首要分析部门，负责分析和报告具有重要意义的空中活动”，并实施计算机网络行动。

移交给空军第25联队的空中侦察部队之一是第9侦察支队，总部设在贝尔空军基地。该侦察支队负责指挥飞行U-2、RQ-4和MC-12，共拥有4500名雇员，分散在贝尔基地和北达科他州的格兰福克，以及多个海外基地。第55支队总部设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佛特空军基地，是第二个移交给空军第25联队的空中侦察部队，既承担侦察任务，又实施电子攻击任务。该支队指挥飞行RC-135系列侦察飞机，执行信号情报和测量情报任务（第八章和第九章中详细介绍）。

2015年2月，第363 ISR支队，总部设在兰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也纳入空军第25联队，任务是“提供整合的跨域目标锁定和分析，为行动和战术层面的作战士兵编制针对性的整合分析和目标锁定信息”。该支队接管了“空军目标锁定中心”（Air Force Targeting Center），专门为中央司令部空军部门提供目标锁定和效果研究、为“隐形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Stealthy Joint Air-to-Surface Standoff Missile）和常规空中发射巡航导弹的攻击计划制作机场区域模型，以及制定培训和锁定目标培训材料。分别属于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作战中心”（Air Force Warfare Center）和佛罗里达州赫尔伯特空军基地的第361 ISR大队的两个情报中队也被纳入第363 ISR支队。

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原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后来成为空军情报局支持的一个机构，现在隶属于空军第25联队。最初作为“特别武器中队”成立于1948年，之后被称为“空军原子能办公室——第一部门”（Air Force Office of Atomic Energy, Section 1），1959年7月更名为现在的“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直到20世纪70年代，该中心的使命和任务仍属于保密范围，经过消密净化过的国会听证会上，该中心只被描述为“晴空计划”（Project CLEAR SKY）。

空军应用技术中心约有800多名工作人员，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帕特里克空军基地，负责操作管理原子能探测系统（Atomic Energy Detection System）。该系统运用太空、航空、地面和水声等传感装置在全世界范围探测核爆炸和核事故，获取相关信息，以判断区分地震和核爆炸，确认识别核武器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各种迹象。空军应用中心的行动，以及中心及其他机构对搜集来的数据所做的分析，与一系列不同的条约密切相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Test Ban Treaty，禁止所有大气层试验）、《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Threshold Test Ban Treaty，禁止地下超过150核千吨当量的试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禁止所有核试验）、《防核武器扩散条约》（Non Proliferation Treaty）、《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s Treaty）、《中程核力量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 Treaty）和《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空军应用技术中心还负责跟踪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后的残骸余害。该中心目前的任务，特别是要搜集伊朗、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核武器研究方面的数据。不仅如此，空军应用技术中心搜集和分析活动的重点是监测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项目，既是出于情报需求，也是要核实条约遵守情况。

空军应用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行动由总部机构部门负责指挥管理，如图4.7所示，由部署在不同地方的分支机构负责实施，将在第九章中详细介绍。

图4.7　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组织架构图

空军应用技术中心所属的“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负责制定计划、协调、实施行动和提交原子能探测系统运用“水下、地下、海上、空中和太空的传感装置”获取的数据报告。“中心的材料技术处”（Directorate of Materials Technology）负责实验室分析和评估通过搜集系统获取的各类不同的材料，并提交报告。它还向非军方政府部门提供涉及核武器走私、反恐调查以及核事故案件的法庭调查证据支持。“核条约监控处”（Directorate of Nuclear Treaty Monitoring）负责计划、管理和协调所有地震、水声、次声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提供给原子能探测系统和国家数据中心（National Data Center），用于监测遵守禁止核试验条约情况。“大气层和太空系统处”（Directorate of Atmospheric and Space Systems），“确定、开发和维护技术和程序，以保证处理和分析核爆炸后产生的核、光学、电磁辐射”。

空军应用技术中心编制的报告包括一份“每日原子能探测系统活动公告”（Daily AEDS Activity Bulletin），例行汇总中心报告的所有事件，从预警到处理过程；一份“原子能探测系统监测月报”（Monthly AEDS Monitoring Report）；一份“每月原子能探测系统成功案例报告”（Monthly AEDS Success Stories Report）；当某一事件足以引起高度怀疑时编制的“大地震公告”（Large Earthquake Notification Report）和“预警和特殊事件报告”（Alert and Special Event Reports）（AEDS是空间应用技术中心的英文缩写——译者）。空军情报、跟踪和侦察局中有一个部门没有划归到空军第25联队，就是“国家航天航空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该中心位于俄亥俄州怀特-彼德森空军基地。作为一个分析机构，国家航天航空情报中心成为负责情报/跟踪/侦察的副参谋长直接领导的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中心是1917年就成立的飞机工程部所属外国数据处的新版机构。这个外国数据处成立后不久就从华盛顿特区转到俄亥俄州戴顿，之后经过数次调整重组，包括“技术数据处”（1927年）、“技术数据实验室”（1942年）、“空军技术服务司令部T-2部门”（1945年）。1947年，所有非情报职能都从T-2部门移交出去，成为“航空材料司令部情报处”（Air Material Command Intelligence Department）。1951年，该情报处成为“航空技术情报中心”，到1961年，成为“空军系统司令部外国技术处”。

外国技术处的情报活动，目的就是要使美国预先了解任何最新技术、利用外国技术提高推进美国技术的发展、发现和确认外国武器系统的弱点，并从外国武器设计上的某些显著特征确认战略意图。根据1991年10月1日空军情报系统改组结果，外国技术处从空军系统司令部脱离，更名为“外国技术中心”（Foreign Technology Center），接受空军情报局的指挥。1992年，外国技术中心成为“外国空间科学与技术中心”（Foreign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作为空军情报局重组后的重要分支之一，“国家航空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Intelligence Center）成立于1993年10月1日，由外国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与第480情报大队机构合并而组建的。第480情报大队随后脱离了该中心，而成为空军情报局的下属部队。2003年2月15日，国家航空情报中心成为国家航天航空情报中心，反映出其参与搜集外国航天系统情报的职能。国家航天航空情报中心的总部仍设在俄亥俄州的怀特-彼德森空军基地，拥有大约3000名军人和文职官员，预算超过3.3亿美元。该中心大约有250名人员驻扎在海外工作站。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分析工作的职责分为以下4个组。

航天与网络空间情报大队（Air&Cyberspace Intelligence Group）负责“编制整合情报，详细描述阐释当前及未来航天和防务系统”，以支持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和决策过程。该大队的一个中队驻扎在得克萨斯的拉克兰空军基地，专门“提供至关重要的外国网络情报”。地理空间与信号情报大队（Geospatial&Signatures Intelligence Group）负责分析通过多种技术搜集系统获得的数据，包括成像卫星和地球同步红外系统，如国防支援系统和太空红外系统。太空导弹情报大队（Space, Missiles&Force Intelligence Group）编制的分析情报，大约占全国外国太空、空间对抗和弹道导弹科技情报评估的90%。

全球开发与利用情报大队（Global Exploitation Intelligence Group）由3个分析部门组成：信息开发与利用中队、外国材料中队（负责分析美国已购买或有条件获得的外国太空系统或系统部件）、信号分析中队。该大队所属另一个中队是全球活动中队，分别在科罗拉多、珍珠港、德国、华盛顿特区以及伊利诺斯设有分遣队。与其他中队不同，全球活动中队及所属分遣队负责人力情报搜集。这个中队任务的目标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潜在的美国对手。

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Air Force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成立于1948年8月1日，响应国会提出加强空军调查能力的建议，是海军犯罪调查局的空军版。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在全世界分为8个调查区域，在美国本土设有144个工作站，海外有63个工作站。到2014年5月，该办公室共有超过2348名全职、预备役和文职官员。它的任务是“确定、挖掘并终止针对美国空军、国防部和美国政府的罪犯、恐怖分子和情报威胁”。

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的特别项目办公室，秉承“保守人民的秘密”（Secretum Conservo Populi）的格言，在4个行动地点设有9个分遣队（包括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和若干个空军基地）。它的职责是“履行计划、检查、调查和反间谍职责”。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编制的情报包括外国情报机构和情报行动。2012年，该办公室共编制7000多份情报报告。

海军陆战队情报机构

海军陆战队情报活动的管理由陆战队的情报总监负责，这个情报总监是情报部（Intelligence Department）的负责人。情报部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授权于2000年4月成立的，目的是加强提高海军陆战队的情报能力。这名情报总监在美国情报界代表海军陆战队，指挥管理情报部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如图4.8所示，情报部包括一个情报计划处（Intelligence Plans Division），这个处的各个分部负责监督情报需求和搜集；计划、发展和整合；成像/地理空间和信号情报行动。情报行动处（Intelligence Operations Division）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反情报和人力情报。

直接向情报总监汇报的另一个部门是海军陆战队情报特别处（Marine Corps Intelligence Activity），其组织架构如图4.9所示。情报特别处分别在马里兰州休特兰的国家海事情报中心综合大厦和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设有办公室，最初作为“海军陆战队情报中心”（Marine Corps Intelligence Center）于1987年成立，是基于海军陆战队情报需求的研究。1993年1月1日，该中心改编为海军陆战队情报特别处，到1995年中，已有82名分析专家；1997年初，人数已达130名，到2002年已增250名；之后海军陆战队情报部门进一步重组，人数增加四倍，达到1000多名，包括海军陆战队员、文职官员和合同人员。

图4.8　海军陆战队情报处组织架构图

图4.9　海军陆战队情报部

海军陆战队情报特别处所属的“情报编制和分析中队办公室”（Office of Production and Analysis Company）的职责包括：

●向海军陆战队司令提供特定的情报分析和判断，以履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海军陆战队成员职责；

●编制特定的常规军事情报和科技情报；

●向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提供情报支持；

●提供特定的中、长期威胁分析、评估和判断，以支持远征军、海军和联合舰队，以及综合概念、计划和条例；

●制定海军陆战队计划的威胁因素，包括海军陆战队的长期计划。

“反情报和人力情报支持中队”（CI/HUMINT Support Company）成立的目的，是为负责保护人力情报活动和执行外国反情报计划行动的海军陆战队员提供行政后勤保障控制。“海军陆战队支援营”（Marine Corps Support Battalion）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为海军陆战队参与信号情报活动准备和提供精干的中队，委派到世界各地的外勤工作站。这些中队有：A队（科罗拉多州丹佛）、B队（马里兰州米德堡）、D队（佐治亚州戈登堡）、G队（英国曼威斯希尔站）、H队（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I队（夏威夷昆尼亚营）和L队（马里兰州休特兰）。

海岸警卫队情报机构

美国海岸警卫队，是国家第五大武装军事力量，1966年10月美国交通部成立后，划归交通部指挥；之后，2001年12月28日，成为国土安全部所属机构之一。海岸警卫队的三个主要使命都被列为国土安全部的使命。第一项使命是负责港口巡逻、漏洞评估、情报搜集和分析及其他活动，以“防止恐怖袭击，尽最大可能降低恐怖袭击所造成的损失伤害”。补充的国土安全使命还有战备防务（包括在港口内外部署小型武装快艇和其他舰只保护国防部队移防行动）和使用小型武装快艇和飞机实施移民封锁。海岸警卫队的非国土安全使命包括毒品封锁、海上交通支援、搜巡与援救、渔业执法、海事安全、破冰行动和海事环境保护。

海岸警卫队归属国土安全部的当天，海岸警卫队的情报部门（可以追溯到海岸警卫队1915年任命第一位首席情报官）就成为美国情报界成员之一，当时小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针对《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的修正案。2002年到2004年，海岸警卫队现役人员中，负责情报人员从194名增加到437名；到2005年8月，这个数字达到800名。

海岸警卫队情报部门，由负责情报和犯罪调查的助理司令指挥负责，直接向司令汇报。助理司令决定海岸警卫队的情报单位中，哪些参与国家情报部门活动，哪些参与执法机构的情报部门活动。海岸警卫队的情报单位包括“海岸警卫队调查局”（Coast Guard Investigative Service）、“海岸警卫队反情报局”（Coast Guard Counterintelligence Service）、“海岸警卫队密码大队”（Coast Guard Cryptologic Group）、“海岸警卫队情报协调中心”（Coast Guard Intelligence Coordination Center）、“大西洋和太平洋区情报处”（Atlantic and Pacific Area Intelligence Division）和“海事情报综合中心”（Maritime Intelligence Fusion Centers）。

海岸警卫队反情报局负责保护“海岸警卫队的行动、人员、系统、设施和信息不受到外国情报和安全局的威胁”；不受到恐怖组织、毒品走私集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体的情报机构的威胁；来自内部的威胁。该部门负责编制关于外国情报机构、恐怖分子和其他威胁的情报简报。海岸警卫队密码大队负责派出人员执行信号情报行动。

海岸警卫队情报协调中心，组织架构如图4.10显示，总部设在国家海事情报中心。这是海岸警卫队战略情报分析与情报编制中心，分析处理通过人力和技术搜集渠道获得的情报，以支持海岸警卫队的行动。该中心还负责保证“海岸警卫队对政府其他部门充分的情报支持”。它负责核实批准海岸警卫队使用国家搜集系统的请求，如侦察卫星，并将获批准的需求添加到国家搜集系统需求和任务处理系统。该中心还代表海岸警卫队进行跨部门评估以及指定的中心机构负责成像的开发和利用，以支持海事封锁、侦察和监控行动。

图4.10　海岸警卫队情报协调中心

海岸警卫队情报协调中心“海岸监视计划”（COASTWATCH Program），与海军情报办公室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U.S.Customers and Border Protection）合作，“识别确认值得注意，可能引起国家安全警惕的船只，特别是船上的人员或货物、商业运作，或船员或船主所属的行业协会。所配备的‘乘客-自动锁定目标系统’（Automated Targeting System-Passenger）能够实时核查数据，可以将信息提供给联邦调查局、海关与边境保卫局和国家反恐中心”。

1999年，海岸警卫队情报协调中心与海军情报办公室共同编制了《2020年海军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Threats and Challenges to Maritime Security 2020）。2005年12月，该中心所属的情报分析处（Intelligence Analysis Division），就建议中的英国“半岛-东方航运公司”被阿联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购行动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指出，“许多情报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担心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或半岛-东方航运公司支持恐怖行动的潜在可能，所以妨碍了针对这一潜在合并的全面威胁评估”。最近，该协调中心编制了一份非机密的报告《也门：2009年10月国内形势报告》。

自2003年9月起，海岸警卫队成立了两个机构，“海事情报综合中心——大西洋区”（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丹奈克），“海事情报综合中心——太平洋区”（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旨在提供全天候对海事运输交通与发展实时监控。这两个中心负责监控关注的海域、追踪事件、跟随关注的船只、编制分析报告和评估未来趋势。在大西洋区域的监控办公室，海岸警卫队人员通过各自的电脑观察研究，同时，一个巨大的显示屏显示跟踪图、站点位置、雷达和若干个新闻网络。大西洋中心编制每日情报简报，并与大西洋地区海岸警卫队的其他五个区域工作站分别通过电话会议交流情况。中心的报告也送交国防部人力情报局的情报与分析办公室，以及国家情报机构，同时上传到保密计算机网络。

第五章　文职情报机构

美国情报的大部分资源，不管是人力资源还是金钱，都掌握在国防部、军事机构和国家情报组织（包括文职的中央情报局）的手中。但是，执行情报和反情报活动的是国务院、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机构。这些活动的关注点将恐怖分子的组织、扩散、外交政策、军事力量、经济活动和毒品交易包含其中。这些机构不但向各部门的行动提供支持，也对国家情报事业作出了贡献。

国务院情报机构

二战后随着战略服务局的解散，其研究和分析职能被移交给国务院的一个临时研究和情报机构。两次改名之后，其最终于1957年成为了“情报和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情报和研究局2013年财政年度预算申请了7265万美元，涵盖了363名人员。

该局并不从事秘密搜集工作，但是它能够收到正常外交渠道的报告，也从事公开来源的收集工作，并接收其他机构通过人力和技术手段获得的情报。它确实在有关行动的工作中发挥着专有作用，是国务院和情报界之间的联络机构，确保其他情报机构的行动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在工作任务上，正如情报和研究局局长2009年所述，情报和研究局“作为国务院的一个机构和情报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两个主管”。一个主管是国家情报总监，因为情报和研究局参与了跨部门情报制作工作，比如“国家情报评估”。它“还是外交界和情报界之间的桥梁”。第二个主管就是国务卿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情报和分析局为此要准备大量的成品情报。给国务卿的《晨间要报》要告知国务卿本人或其重要副手当前事件和最新情报。情报和研究局在提供单一主题报告的同时，也会准备区域性的和各种功能性的简报。根据描述，其研究领域之广，“从索马里海盗和朝鲜导弹发射，到墨西哥毒品泛滥、新的网络威胁和传染疾病”都会涉及。

情报和分析局局长同时也是主管情报和研究的助理国务卿。正如图5.1中显示，助理国务卿的工作由首席副助理国务卿、主管分析的副助理国务卿、主管情报和协作的副助理国务卿协助完成。首席副助理国务卿监管情报和分析局的监控中心（INR Watch）、舆论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Opinions Research）、外联办公室（Office of Outreach）和执行局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情报和分析局的监控中心是全天候工作的国务院机构，负责“监视、评估、预警，并向国务院和局的主要领导简报具有时间敏感度的情报”，以及与情报界其他行动中心的联络工作。舆论研究办公室负有多项职能，包括掌管对外国公众和精英有关重大事件的民意调查和保持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全球公众舆论的跟踪。外联办公室“组织和资助与外界专家的分析交流，传递美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情报分析人员的想法”。

主管分析的副助理国务卿监管负责非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欧洲、西半球事务、近东和南亚、俄罗斯和欧亚的各分析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对政策制定者当前关注或将要关注的事务的发展进行分析。这些办公室也负责准备区域性和其他的特殊要报，并为情报界的评估报告尽职尽力。负责欧洲分析办公室的一名分析人员可能会被要求调查德国国内的状况，或是即将开始的法国大选的可能结果。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一名分析人员则可能关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

图5.1　国务院情报和分析局组织架构图

主管分析的副助理国务卿还负责监管经济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Analysis），地区和全球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Geographer and Global Issues），战略、扩散和军事事务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Analysis for Strategic, Proliferation, and Military Issues），以及恐怖主义、毒品和犯罪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Analysis for Terrorism, Narcotics, and Crime）。另外，分管分析效益的局长要向副助理国务卿汇报相关工作。经济分析办公室对国际经济事务进行评估，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安全、贸易、能源和恐怖分子的融资。地区和全球事务办公室特别关注于人道主义危机和多方干预、人权和战争犯罪、自然资源和能源问题，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战略、扩散和军事事务分析办公室从事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高级常规武器的国际运输、军备控制协议以及国务院客户们关心地区的军事冲突和平衡的分析。恐怖主义、毒品和犯罪分析办公室对某些问题进行评估，包括贩毒集团的架构和行动，以及这些集团对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主管情报政策和协作的副助理国务卿监管5个办公室：行政联络、反情报和领事支持、网络事务、情报行动和技术搜集事务。反情报和领事支持办公室（Office of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Consular Support）是情报和分析局与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联系机构，对国务院参与国家反情报政策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支持，对国务院针对被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个人进行签发或撤销签证的工作给予支持。网络事务办公室重点关注与网络相关的情报政策，分析美国对外网络行动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外国对美国网络政策和行动的反应。情报行动办公室作为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联络机构，负责协调国务院对敏感的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行动和项目的审查，并协调对外国领导人的传记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技术搜集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和其他联邦机构一起，在美国的技术搜集项目和政策以及与它国技术搜集机构的关系方面进行协作；为情报和分析局的分析人员、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们对技术搜集系统下达任务提供支持，并代表国务院参与跨部门机构的有关未来图像、信号情报和测量与信号情报体系结构的工作。1992年，技术搜集办公室前身的主任曾向国家侦察局建议如何处理即将面临的有关其存在的解密问题。

能源部情报机构

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的情报作用可追溯至1946年7月，当时的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在对外情报工作中有恰当的作用，授权其向情报顾问委员会陈述。1947年12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第1号情报指令“责任和义务”中确定了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职能。

《1974年能源重组法案》将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活动移交给了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而《1977年能源部法案》又将这部分职能移交给了新成立的能源部。1990年4月，能源部建立了情报办公室，将对外情报办公室、威胁评估办公室和反情报办公室纳入一个部门，强化了情报职能。1994年的另一次重组将该办公室重新设为能源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Energy Intelligence），将防扩散和国家安全办公室（Office of Nonprolife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纳入其中，将威胁评估办公室从这个新的情报单位移交给其他机构。

出于对能源部的安全效率的担心，根据1998年2月11日的61号总统指令“美国能源部反情报项目”，1998年又有一次重组，将能源情报办公室一分为二：情报办公室和反情报办公室。到了2005年末，正如能源部的一份材料所言：“能源部的各个情报单位从组织上是高度割裂的：一个致力于对外情报分析，另一个则致力于国家核安全委员会（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下属机构和组织的反情报行动，第三个则在为整个能源部的反情报工作服务的同时也负责能源部的非国家核安全委员会部分的反情报工作。”结果，2006年春天，情报办公室和反情报办公室重新改名为处，再次隶属于一个联合办公室：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到了2013年，除了情报处和反情报处，该办公室又增加了第三个主要机构：网络处。2012年时该办公室有199名联邦雇员。图5.2显示了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的组织架构图。

情报办公室的工作议题包括各种外国核武器项目。它为情报、军事计划、外交和条约监督等目的开展研究并撰写报告。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它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情报局提供了伊拉克核武器项目和核能力评估报告。它还关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战术和战略核武器的需求、控制和安全，前苏联境内核武器的拆除行动，对从这些武器上拆下的核材料的处置情况，以及苏联多个共和国潜在的核扩散可能性（通过“人才流失”）等方面的问题。

情报办公室还负责能源安全。它特别关注可能影响美国整体能源立场和战略石油储备的国际发展。该办公室还进行一系列特别研究，分析由于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而造成能源供给中断的可能性。另外，该办公室还分析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能源整体平衡状态，关注将会影响供求的能源总需求情况。还负责跟踪具有双重用途（民用和军用）的能源技术，以支持涉及能源部的“关键性重要军事技术清单”（Military Critical Technologies List）上相关的外国可利用能力研究。

图5.2　能源部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组织架构图

情报办公室的反恐怖主义职责，包括监控和分析涉及恐怖分子组织获得或制造核装置或放射性散布装置方面的发展（包括科技出版物）；监控和分析俄罗斯和其他核设施的安全；监控和分析任何获取核燃料的企图。该办公室负责的其他事务还包括影响国家或组织的核武器制造能力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

反情报办公室从事反情报风险评估，包括对能源部因经济间谍活动带来的损失评估。能源部的反情报报告包括了《外国造访能源部设施的统计分析》（1993年9月）和《信息掮客》（1994年8月）。反情报通信和快报则包含了诸如“能源部旅游者的目标”等内容。

该办公室下属的“内华达情报中心”（Nevada Intelligence Center），办公地点与其完全分开。它代表能源部在从事核试验和其他相关试验的内华达试验基地（Nevada Test Site）进行情报和反情报相关的工作，以及在托诺帕试验场（Tonopah Test Range）进行由能源部资助的相关活动。其特定职能包括情报监管、情报搜集管理（协助情报界在内华达试验基地和托诺帕试验场进行的活动）、对外情报（向国家核安全局/内华达基地办公室的客户们提供研究和分析资源），还有对该办公室的反情报部分给予支持以及对国家核安全局/内华达基地办公室的敏感信息隔离设施的管理。

内华达情报中心是13个外勤情报单位之一。余下的外勤情报单位都位于国家实验室或其他能源部设施，直接向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汇报。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情报工作由全球安全总处的Z项目负责。Z项目是1965年根据与中央情报局和当时的劳伦斯放射试验室的协议而成立的特别项目部门，职责是分析苏联的核武器项目，并在不久之后又增加了中国的项目。20世纪70年代中期，Z部门（当时的名称）开始分析更小国家的核扩散活动，其后则关注于“俄罗斯核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控制和问责”。2008年，因组织调整，Z部门改名为Z项目。在当时，它的研究目标中已经增加了生化武器扩散和信息对抗。所以，2006年5月，它登广告征求“有病毒学、微生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农业生物或其他与生物武器问题相关医学和科学领域背景的”生物医学专家。Z项目已经派去至少一名成员前往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国家生物防卫分析和对策中心（National Biodefens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Center）工作。

如图5.3所示，Z项目由4个主要部分组成：搜集系统创新、国际评估、信息对抗和分析、防扩散和行动情报支持。国际评估部分提供以下方面的核情报：

●潜在核扩散国家的国家能力评估；

●对可能被用于制造核燃料的最先进燃料循环技术进行分析，例如浓缩和回收；

●对全球范围内可获取的非核，对与之相关的武器技术进行评估，例如安全装备、点火和熔断系统；

●对涉及核贸易、防护和物理安全的核供应国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评估。

图5.3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Z项目组织机构

信息对抗和分析部分则关注外国的网络威胁。2002年6月，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主任宣称，Z部门“具备国内最强的分析和研究能力，针对外国的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外国技术的初期发展和获取、行动模式和它国的网络威胁”。

其他外勤情报部门的国家实验室或能源部组织有阿贡国家实验室、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堪萨斯城工厂、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潘特克斯工厂、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遥感实验室、萨凡纳河国家实验室和特殊技术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的现场情报部门是实验室的全球安全总处的威胁识别与反应部，负责“评估、监控和打击某些国家核扩散的能力”。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也有一个全球安全处，包含了橡树岭外勤情报部门，即橡树岭反情报单位，负责国际安全和分析。主管国际安全和分析项目的副主任管理“一个特别的能源部总部外勤部门，从事高度敏感的全球安全工作”。与此相同，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外勤情报部门也是在实验室的全国安全处的直接监管之下。

财政部情报机构

财政部的情报机构自“9·11”以来也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尤其是涉及恐怖分子活动的情报工作。“9·11”之前，正如一位曾经负责恐怖分子资金活动和金融犯罪的前助理部长所言，财政部“作为一个机构，在恐怖主义领域的作用一直微乎其微”。

2001年9月10日，财政部的情报机构是“情报支持办公室”（Office of Intelligence Support），由主管国家安全的部长特别助理牵头，由部长和副部长直接领导。情报支持办公室成立于1977年，前身是成立于1961年的国家安全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Security）。该办公室因1971年的总统备忘录成为财政部在情报界的代表，并于1972年成为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的成员。

该办公室与国务院合作，公开搜集外国的经济、金融和货币数据。其三个首要职能是：向财政部长和财政部其他官员提供与美国经济政策相关的情报，代表财政部参与情报界各委员会并与情报界其他机构保持联络，审查情报界与财政部任何办公室或局之间的支持关系提议。在情报支持办公室参与情报界各委员会并发挥联络作用的工作中，也要为财政部设计情报要求并广泛告之于相关的情报机构。

如今，财政部的资深情报官员是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领导着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Terrorism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该办公室根据《2004年综合拨款法案》于2005年建立的。根据财政部的说法，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统领财政部的情报和执法工作，两个并行的目标包括保卫金融系统免遭非法利用和打击流氓国家、恐怖分子支持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者、洗黑钱者、大毒枭和其他国家安全威胁”。

如图5.4所示，两位助理部长接受副部长的命令。一位助理部长负责指挥的情报和分析办公室（Office of Intelligence&Analysis），根据《2004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案》于2004年成立，以取代情报支持办公室，甚至早于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的建立。情报和分析办公室与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不同，它被指定为美国情报界的正式成员，并作为财政部的代表参加情报界的理事会和各委员。2010年，国家情报总监任命主管情报和分析的助理部长为主管威胁性金融的国家情报主管。《2004年情报授权法案》授权情报和分析办公室负责对与财政部行动和职责相关的情报和反情报信息进行接收、分析、核实和发布。具体而言，情报和分析办公室的任务就是提供“对恐怖分子组织、扩散者和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的金融和其他支持网络的分析报告和成品情报”，以及对经济、政治、安全问题的提供情报支持。该办公室还负责协调财政部内的情报分析。

图5.4　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组织架构

如图5.5所示，主管情报和分析的助理部长有3个助手，分别主管情报界整合、分析和编制以及安全。分析和情报编制的机构包括负责非法金融、经济和金融、反扩散和战略分析、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东/欧洲、非洲、制裁支持和分析的各个办公室。

情报和分析办公室的编制的成品包括实时情报（包括为财政部高层官员提供的“读本”）、网络和系统情报（包括网络结构绘制和筹资机制，漏洞识别以及对财政部瞄准关键节点和因素而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和风险和威胁评估（对可能威胁财政部人员、设施和系统的外部实体进行识别和评估）。情报和分析公办室还负责“制定指导财政部情报信息报告项目的政策和程序，并配合进行信息解密和分享，以向外国政府提供各类威胁预警”。

根据情报和分析办公室2012年《战略方向：2012-2015财政年度》，其情报支持将使客户们能够：

●在应对国际金融和国家安全问题时，获得有利于做出决定和制定战略的有用信息；

●预料非法金融和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

●减少非法金融和全球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漏洞；

●利用危险分子的金融、经济或组织漏洞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确定财政部的安全风险和漏洞；

●降低财政部的安全风险。

主管恐怖主义融资的助理部长监管恐怖分子融资和金融犯罪办公室（Office of Terrorist Financing and Financial Crime）和资产罚没执行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for Asset Forfeifure）。另外两个办公室，“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和“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由副部长和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进行领导。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成立于1990年4月，如其战略计划所言，它是“国家的金融情报单位”，负责对“依据‘银行保密法’搜集到的金融交易信息进行管理、分析、保卫和恰当分享”。

图5.5　财政部情报和分析办公室组织架构图

“9·11恐怖袭击”之后，财政部开发了恐怖分子金融跟踪项目，以“识别、跟踪和追捕可疑的外国恐怖分子……和他们的财务支持者们”。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对多个金融机构签发了传票，要求它们提供国际金融交易记录。其中一个机构就是位于比利时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该机构在美国有多个办公室，运营着一个国际性的信息系统进行银行交易信息传输。

有关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Terrorism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 TFI）的十个事实：

1.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恐怖分子融资和金融犯罪办公室，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财政部资产罚没执行办公室；

2.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被关注国家和个人涉及非法行为的（例如恐怖分子和毒贩）的组织强制实行金融和经济制裁项目；

3.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上现有5928个名字，而2001年时该名单上只有大约2000个名字；

4.恐怖分子融资和金融犯罪办公室制定政策和实施战略，强化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保护其免于因恐怖分子融资、洗钱活动、贩毒活动、有组织犯罪和扩散融资而受到损害；

5.自2004年以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全球网络实施了160多次相互评估。作为这个评估程序的一部分，事实上，所有这些国家都颁布了加强反洗钱反恐融资（AML/CFT）管理方面的立法；

6.情报和分析办公室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设立于财政机构的情报办公室；

7.自《外国毒枭指定法》通过以来，有超出1500名毒贩和洗钱者被禁止进入美国的金融体系；

8.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是美国的金融情报单位，针对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犯罪问题推动跨部门的和国际的合作，同时与执法机关协同开展调查工作；

9.财政部资产罚没执行办公室将被金融诈骗（如庞氏骗局或信用卡黑客）的罪魁祸首们掠夺的资产偿还给金融受害人。2013年财政年度，财政部资产罚没执行办公室将不少于7600万美元的罚没基金划拨给了金融受害人。财政部资产罚没执行办公室向执法机关提供资助，帮助其保持金融调查的前沿位置；

10.反恐和金融情报对伊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制裁，示范性地展示了我们的金融措施的力量和效率。

针对国家安全的每个威胁几乎都涉及重要的金融问题。要想有效地降低这些威胁，需要有创造性的思路来影响、施压、（往往）利用我们对手的金融漏洞。这正是反恐和金融情报的作用之处。

国土安全部情报机构

2003年1月，根据《2002年国土安全法案》，国土安全部成立，承担着对22个不同机构的管理责任。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机构包括美国海关和美国特工处（来自财政部），移民和归化局的一部分（来自司法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的一部分（来自农业部），美国海岸警卫队和运输安全管理局（来自运输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国土安全部的最初组织结构曾包括一个信息分析和基础设施保护处，负责“整合和分析来源于多个渠道的有关国土威胁的情报和其他信息”。这些来源包括了情报界成员（如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和政府的其他部门（如海关和运输部）。该处利用这些信息来“识别和评估当前和未来的国土威胁，标记对现阶段漏洞的威胁，签发及时的警告信息，并立即采取或启动正确的预防与防护行动”。这个处还负责评估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的漏洞，包括食品和水系统、应急服务、运输、能源和国家的名胜古迹。

一次重组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位，即主管情报和分析的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领导情报和分析办公室。随后，该职位升格，因此情报和分析办公室现在由国土安全部主管情报和分析的副部长负责管理。这位副部长除了指挥管理该办公室之外，还负责在组成国土安全部的若干个其他情报单位之间“协调和加强整合”，包括特工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运输安全管理局。

2009年9月，主管情报和分析的副部长，通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确认该办公室在情报分析的4个重点领域：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分析（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对暴力激进主义的研究（与国家反恐中心合作）、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分析（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和对卫生安全的分析（与卫生事务办公室和其他几个组织合作）。

2010年，据该副部长称，“我们的分析人员与国家反恐中心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共同应对来自国际和国内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对国土的威胁，同时也对恐怖分子的策略、手法和步骤进行分析，并通知相关部门从而改进国内的防范措施。”她还评论说，“情报和分析的首要职责是和情报界一起分析、评估针对国土重要基础设施的威胁，并将结果广而告之于相关部门。”她补充说，边境办公室和安全分析人员“不光要关注那些对美国边境附近的恐怖威胁，还要应对有关旅游、庇护和难民问题的趋势以及影响西南部边境的不断上升的暴力和不稳定因素”。与他们一起合作的另一些分析人员支持“对以游客身份进入美国的恐怖分子进行识别、跟踪、阻止和预防”的工作。在网络问题上，该办公室的分析人员“向网络安全的重要客户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情报分析框架”。

如图5.6所示，向该副部长汇报的是主管情报和分析的首席助副部长以及负责该办公室所属13个部门的3位助理副部长。情报和分析办公室2013财政年度预算需求为885名人员提供28433.2万美元经费。

主管计划、政策和绩效管理的助理副部长监管项目绩效管理部（Progr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Division）、战略、计划和政策部（Strategy, Plans&Policy Division）、信息分享和情报机构管理（Information Sharing&Intelligence Enterprise Management）。主管职责和任务支持（以前是行动）的助理副部长则监管5个部门：知识管理；任务支持；搜集和需求；外部行动；反情报项目。

图5.6　国土安全部情报和分析办公室组织架构

搜集和需求部审核对诸如国家侦察局、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提出的情报搜集需求，并将这些需求提交给情报界中负责向搜集系统分派任务的机构。国土安全部一份2005年1月至7月的情报和信息需求报告，将需求归纳为6大类：国土安全；爆炸材料、催化剂、建造简易爆炸装置（IEDs）组成部分的获取、移动（通过陆运、海运或空运）或实验的迹象；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和个人；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对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具体的分类和解释则占用了10页纸。反情报项目建立于2007年1月，“负责侦察和阻止外国情报机构、恐怖分子和外国犯罪集团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威胁”。

搜集和需求部工作的一个特别之处是运作“跨部门遥感协调组织”（Interagency Remote Sensing Coordination Cell），其成员包括，但不局限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陆军工程兵部队（Army Corps of Engineers）、民间空中巡逻队（Civil Air Patrol）、美国地质调查局（U.S.Geological Survey）、农业部、北方司令部和国家侦察局。其职责包括协调、同步、跟踪遥控数据获取行动和能力；确保“第一责任人、各州紧急事务主管和联邦政府的信息需求得以确立和解决”，并改进“对联邦遥感行动的管理”。

情报和分析办公室的分析工作由主管分析的助理副部长管理，由5个部门分担：网络基础设施和科学，生产管理，实时情报，连接安全，国土反恐。首席助理副部长直接领导的还有州和地方项目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支持州、地方、部落和联邦执法伙伴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包括72个联合中心，并协调来自国土安全部所有机构的支持。

2005年秋天，“9·11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本·沃尼斯特（Richard Ben-Veniste）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的小组联合听证会上，声称“目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情报和分析工作）还没达到要求”，还无法成为国土安全部的首要情报部门。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国土安全部没有一个集中和整合本部情报的数据库。作为补救这种状况的一次尝试，情报界高级官员查尔斯·艾伦（Charles Allen）被任命为该部的总情报官，他曾担任过主管预警的国家情报官和中央情报局主管搜集的助理局长。艾伦随后建立了国土安全情报委员会（Homeland Security Intelligence Council），由该部内部的情报单位的领导组成。到2014年9月，最新的意见则变成了“国土安全部高层官员的大批离去釜底抽薪地削弱了应对众多新兴威胁时的领先能力，这些威胁包括潜在的恐怖分子打击和网络攻击”。

联邦调查局情报机构

联邦调查局的职责主要是应对犯罪执法、国内反恐和国内反间谍领域，但该局在海外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其行动也偶尔会进入对外情报和反情报领域。

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结构极大地受到了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影响。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局长在2002年5月20日发给全体员工的信件中确认了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重点。前三个重点是“保护美国不受恐怖袭击”、“保护美国不被外国的情报活动和间谍活动所损害”和“保护美国远离网络攻击和高科技犯罪”。米勒在他的备忘录中宣称，该局的反恐目标是预防，这意味着“减少传统的执法活动，更多地投入到情报和分析中”。

恐怖袭击之后的调查发现，联邦调查局总部没有跟进由明尼阿波利斯和凤凰城分遣队发来的可能揭露“9·11”阴谋的预警信息。其实在袭击发生之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该组织效率的担心，因为联邦调查局的文化深深地根植于执法和迅速逮捕罪犯的行动，而不擅长于对间谍和恐怖分子的耐心监控。紧随“9·11”之后，不光有呼声要重组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安全工作，还有人建议要建立一个与英国安全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类似的全新反恐和反情报机构。

“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担心建立一个新的国内情报机构会分散那些负责反恐任务的官员们的精力，而此时威胁仍然严峻，因此建议采取一种不那么激进的改变。该委员会转而建议，“应该在联邦调查局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综合的国家安全有生力量，包括特工、分析人员、语言学家和侦察专家，通过招募、培训、奖励和再培训，使情报和国家安全的深入专业化渗透到机构文化中并推动其发展。”

2005年3月，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能力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建议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单独的执行助理局长，以确保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单位更好接受国家情报总监的指挥，并“充分利用联邦调查局的进展”。该委员会还建议这个新的机构要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反恐和反情报部门以及情报处。情报处建立于“9·11”之后，过去一直是情报办公室，职责是实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战略、监管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并负责分析人员招募和培训。后来，《2004年情报改革和反恐法案》将情报办公室改为情报处，该处的主要职责是“监管联邦调查局内所有国家情报工作的项目和活动”。

2005年6月29日，小布什总统在给负责国家安全的几位官员（包括司法部长）的备忘录中，下达了建立一个机构的命令，这个机构要“将联邦调查局的反恐、反情报和情报单位的任务、能力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备忘录还借用了“9·11委员会”调查报告的用词，指示司法部长“制定计划，建立一支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系统的有生力量”。

作为回应，2005年9月12日，联邦调查局正式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分局（National Security Branch），由负责反恐和反情报部门、情报处的执行助理局长领导。这个部门负责联邦调查局的所有情报功能，从总部进行管理，每个区域分部通过外勤情报小组（Field Intelligence Groups）开展工作，2014年3月时共有56个小组。2009年1月，该部门增加了一个地理空间情报单位。2006年7月26日，国家安全分局增加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据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说，这个处将“研究一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造成的后果，提高我们的备战水平，协调政府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措施”。2007年，联邦调查局对反情报部门进行了重组，合并了两个负责国际恐怖主义的单位——负责基地组织的和负责更老牌组织（如真主党）的，并通过熟悉特定世界区域和恐怖组织事务的主管官员开始传送原始情报和相关威胁信息。2011年7月，联邦调查局建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负责该局所有反扩散相关的调查，包括获取“将有助于外国政府建设、使用、分享或贩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发射系统和/或空间或高级常规武器或部件”的信息和技术。米勒局长2013年在国会作证时，宣称“这个中心将反情报部门的业务活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的专业知识，情报处的分析能力结合在了一起”。

除人力情报外，国家安全分局行使其国内情报搜集职责所采取的方法包括，互联网监控和电话通讯截听（借助其数据截听技术部门Data Intercept Technology Unit）、直升飞机跟踪（曾执行对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新使馆建设的拍摄任务）以及无人机。2013年7月，联邦调查局呈递给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的一封信中写道，“自2006年末以来，联邦调查局在八起犯罪案件和两起国家安全案件中使用无人机执行跟踪任务”。过去，联邦调查局所负责的外国情报活动相关的任务中，也包括直接针对华盛顿特区的外国使馆的窃听以及入室行动（属于“秘密进入行动”Surreptitious Entry Program的一部分）。联邦调查局对华盛顿特区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政府代表团的电话进行定期的监控。非共产主义国家政府的电话也被窃听，尤其是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那些国家，或者是正在经历高速发展的那些国家。联邦调查局曾一度对位于旧金山的某个盟国使团的电话也进行了窃听。另外，联邦调查局对诸多外国使馆实施了入室行动以获得密码资料和其他外国情报。这两类行动据报道仍在继续实施。

图5.7显示了国家安全分局目前的组织架构图。除了2个部、1个处和1个中心以外，还有一个恐怖分子筛查中心（Terrorist Screening Center）和高价值在押犯审讯小组（High-Value Detainee Interrogation Group）。中心的任务是强化联邦政府筛查恐怖分子的方法，并为已知或有嫌疑的恐怖分子建立一个单独的全面观察名单。中心还负责确保当地、州和联邦的筛查人员们“能迅速获得信息和专业知识”。高价值在押犯审讯小组是一个设在国家安全分局的跨部门机构，人员来自各种情报界组织。它的任务是“收集和调配国家最好的资源，从重要恐怖嫌疑人身上搜集情报，预防针对美国和其盟国的恐怖袭击”。2010年4月1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签发了《跨部门高价值在押犯审讯小组行动章程》。

图5.7　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分局组织架构图

1939年，罗斯福总统授权批准联邦调查局搜集西半球的情报，联邦调查局为了完成这项工作而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情报局（Special Intelligence Service）。特别情报局有近360名特工，大部分在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二战之后不久，虽然胡佛建议将该局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全世界，但该局还是失去了对外情报的职能，这个职能先后由战略服务处、当时的中央情报组和中央情报局承担。

截至1970年，联邦调查局一直在10个使馆中派驻代表担任法律随员。他们的正式职能是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与驻在国家警察机构进行联络，并处理美国公民遇到的法律难题。1970年这一年，联邦调查局派驻代表的使馆数量增加到20个，并要求特工搜集对外情报，尤其关注那些被海外特工认定为高层次的情报。某些材料通过非常规的渠道递交给高层官员们，包括基辛格。胡佛于1972年去世，在联邦调查局有关行动被曝光之后，这个项目被中止，联邦调查局派驻海外代表的使馆数量被减少到15个。

联邦调查局至少两次从事对外秘密搜集的尝试已被曝光。在对智利前国防部长奥兰多·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谋杀案的调查中，联邦调查局在智利经营了一名秘密特工。这名特工告诉联邦调查局，右翼势力的帕尔蒂亚·利伯塔德（Partia Libertad）雇佣智利的毒贩谋杀了勒特里尔。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特工后来被发现曾是美国缉毒署的线人，几年前因欺骗和道德败坏被中断联系并被列入了黑名单。相比之下，联邦调查局另一个较成功的行动是在20世纪70年代，曾将一名年轻女情报员安置在一个早期访华的左翼代表团中。

表5.1　主要法律随员办公室和职责领域

联邦调查局确实以法律随员的形式在海外保持着大量的存在。该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3个驻外办公室和70名特工开始，一直在扩大。1996年曾计划在之后的4年内再增加23个办公室和59名特工。到1998年年中时，已经在特拉维夫、比勒陀利亚、塔林、华沙、基辅建立了新的办公室，还有一些城市正在计划或考虑中。这种扩张的意图是与外国的同行组织建立联络，共同调查国际恐怖主义、贩毒和有组织犯罪。

2004年3月，联邦调查局在46个国家设有法律随员办公室，共有大约119名特工和75名后勤人员。2007年10月，联邦调查局有60个运作良好的法律随员办公室和15个办事处，共有165名特工和103名后勤人员。到2010年8月，该项目隶属于联邦调查局的国际行动和法律随员办公室，有60个办事处。司法部的一次审核认为，这些办事处的调查重点“总体上反映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和随员办公室的一级任务包括“对外情报、恐怖分子、直接威胁美国国家或经济安全的犯罪行为”。表5.1列出了随员办公室的位置和它们的职责领域。

虽然这些办公室不能搜集对外情报，但联邦调查局一直涉及的国内活动也产生对外情报。12333号行政命令允许联邦调查局“在总统指定的情报界官员提出要求时，在美国境内开展对外情报搜集活动，或支持情报界其他机构的对外情报搜集需求”。

1980年9月，联合参谋部向两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简述了支持对在伊朗的人质进行第二次营救尝试的要求。其中一名官员是主管情报的助理副部长，其职责是协调对在美非美籍人士从事有关情报目的的工作。联合参谋部要求联邦调查局官员协助搜集与营救任务相关的信息，命令他们“寻找任何可能与营救任务相关的信息”和“他们可能发现的任何可在计划中加以利用的伊朗方面的线索”。

2003年，伴随着美国入侵伊拉克，联邦调查局发起了“乌云行动”（Operation DARKENING CLOUDS），约谈居住在美国的伊拉克人，这个行动目的是搜集超过13万人的信息，因而必然会得到某些相关的外国情报信息。到2011年，随着美国开展直接针对卡扎菲政府的军事行动，联邦调查局特工查询了居住在美国的利比亚人，试图找出利比亚支持的间谍或恐怖分子，并收集对联合军事行动有帮助的信息。

美国缉毒署情报机构

美国缉毒署和联邦调查局一样隶属于司法部，其活动领域覆盖美国境内外。它有大约5000名特工，预算达20.02亿美元，在67个国家有86个对外办公室，有不少于680名情报分析人员分布在世界各地。美国缉毒署的情报活动由情报主任负责，负责指挥管理美国缉毒署的情报部（Intelligence Division）。该部的职责是：

●搜集和提供情报，为美国缉毒署署长和联邦政府其他州、地区机构提供服务；

●与所有提供或使用毒品情报的机构建立和保持紧密的工作关系；

●在上报、分析、存储、检索和交流这类信息方面提升效率，并对毒品情报进行持续性的回顾以发现和纠正不足。

美国缉毒署感兴趣的情报可分为三类：策略情报、调查情报和战略情报。第一类是“经过评估的情报，可作为逮捕、扣押、禁止这些即时执法行动的依据”。调查情报“为摧毁犯罪组织并获取来源而进行的调查和起诉提供分析支持”。战略情报“关注毒品交易从种植到贩卖的动态现状”，为制定管理决策、分配资源、策划政策服务。

如图5.8所示，美国缉毒署的情报部包括1个科、3个办公室和2个中心：战略情报科（Strategic Intelligence Section）；情报预警、计划和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Intelligence Warning, Plans&Programs）；特别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Intelligence）；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ONSI）；埃尔帕索情报中心（El Paso Intelligence Center, IPIC）；联合中心（Fusion Center）。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建立于2006年初，源于当时美国缉毒署的领导们希望“再次加入”情报界，这个想法是由国会、情报界、学术界和行政部门的一些人提出的。美国缉毒署的情报工作过去并没有被正式确认为情报界的一部分，只有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各自签发的行政命令之间的短暂时间除外。随着里根总统于1981年签发了第12333号行政命令，美国缉毒署留在了情报和执法之间那道无形的墙的执法那一边。2006年2月，由国家情报总监和司法部长签发的一份备忘录则指定该局的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为情报界的成员。

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负责提供与情报界需求相关的毒品类信息。该办公室负责建立和保持一个集中的需求任务分配体系，并对美国缉毒署在毒品执法行动过程中获得的国家安全信息进行分析。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也管理来自情报界的需求，不光包括美国缉毒署已有的信息，也包括美国缉毒署现有资源在实施执法任务时为情报界获取的信息。

对于美国缉毒署和情报界的关系，以及建立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的依据，解释如下：

图5.8　美国缉毒署情报部组织架构

美国缉毒署和情报界有合作的传统，目的是发现和瓦解非法的毒品交易。这种合作关系非常成功地促进了重要信息的交流和专业知识的互补。（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作为情报界的成员，有助于优化美国政府整体的禁毒和安全工作，增进机构间在防范毒品交易、人口偷渡/交易、移民犯罪、全球恐怖主义等威胁方面的协作。

这些跨国威胁中存在着某些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将美国缉毒署作为情报界的成员，能够更大开发其针对国际目标的情报能力。

美国缉毒署在2010年向国会提交的预算申请中要求了75.8万美元，根据国家对外情报工作重点用于支持特殊领域情报项目（Special Field Intelligence Programs），其解释是“美国缉毒署的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的一部分任务是主动提供对情报界有价值的对外情报报告”。该份预算申请还进一步称，特殊领域情报项目尤其希望：

●发现新兴的毒品交易组织和他们的运作方式；

●切断毒品交易或毒品交易组织与恐怖分子或其他叛乱组织（包括人口偷渡组织）之间的关系；

●发现所有形式的洗钱活动，包括大宗现金流动和毒品收益支出；

●切断非法毒品对恐怖分子或叛乱组织的资助渠道；

●开发协作者（Cooperating Individuals），完成缉毒署官员承担的由总部提出的信息搜集需求。

在2007财政年度中，美国缉毒署的罗马办事处提出了一个非洲前沿特殊领域情报项目（African Frontier Special Field Intelligence Program），希望解决“整个非洲大陆存在的各种重大情报缺口”和“缉毒署在欧洲和非洲参与范围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的人员问题，关注重点是在非洲进行可卡因、海洛因、易制毒化学品交易的组织和涉及毒品——恐怖主义和国际洗钱活动的组织”。

战略情报科根据国内外的情报来源，提供战略情报评估、研究、报告和预测。它评估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毒品状况，包括毒品生产能力和活动、运输体系、贩毒组织的构成、禁运的效果、当地对毒品交易的政治态度。

特别情报办公室负责计划、组织、协调和实施美国缉毒署的调查情报项目。该办公室调查情报科的可卡因调查组和海洛因调查组负责发现从事种植、生产、运输和贩卖、毒品收益洗钱的主要毒贩和组织。

埃尔帕索情报中心建立于1974年，当时一份司法部的研究报告《一个安全的边境：对司法部产生影响的事件分析》涉及了毒品和边境执法战略项目，并提出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情报中心，由移民和归化局、美国海关和美国缉毒署选派人员组成。如今，埃尔帕索情报中心仍然主要专注于毒品流动和非法移民，虽然其职责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大到所有西半球中“毒品和侨民流向美国的地区”。埃尔帕索情报中心要协调来自15个联邦机构、得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得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埃尔帕索县治安官办公室和两个铁路部门的警察，人数超出300名的分析人员、特工和后勤人员。按照美国缉毒署的说法，“对飞机、海船和全球网络的更多利用便利了毒品交易，使得埃尔帕索情报中心的关注点更广泛，业务范围变得更加国际化”；因此，埃尔帕索情报中心“支持全世界的外国同行组织所实施的执法工作”，并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达成了谅解备忘录。

2010年，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泄密外交电报而得到的一份评估称，美国缉毒署“已经转变为一个范围远超出毒品的全球性情报组织和一个扩张性的监听机构，其监听范围之广以至于不得不拒绝外国政治家用其来对付政治对手的要求”。美国缉毒署的监听单位是调查技术办公室（Office of Investigative Technology），它并不在情报部，而是在行动支持部（Operational Support Division）。

第二个不属于情报部却发挥情报作用的单位是特别行动部（Special Operations Division），是美国缉毒署的行动部（Operations Division）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行动部建立于1994年，人员从几十人已经发展为几百人。美国缉毒署2004年总结报告称，情报界认为特别行动部“在与其他机构进行情报数据分享和协调工作上，是最具前瞻性的单位之一”。情报界某位成员称，特别行动部提供的“线索”对其行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来自情报界、尤其是国家安全局的消息显示，特别行动部也提供其他方向的线索来协助犯罪调查。但这些线索被应用在“平行结构”中，通过重造一个调查痕迹来掩盖原始消息来源。该部早期目标是拉丁美洲的毒品垄断，在扩展之后还包括了毒品反恐、有组织犯罪和黑帮。

第六章　联合司令部情报机构

除了由美国国防部和军方总部管理的机构在执行情报任务外，各联合军事司令部内也一直进行着大量的情报工作。这些司令部的任务、责任、部队结构和职责地理区域在“联合司令部计划”（Unified Command Plan）中有详细的规定。该计划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由总统批准的。“联合司令部计划”的最新版本是两份总统备忘录的主题：第一个签发于2011年4月6日，批准了初版；第二个签发于2011年9月12日，批准了对计划的许多修改。

正如国家安全机构的其他部门一样，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对联合司令部计划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就在这次恐怖袭击的1个月内，据相关报道称，美国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全新的“美洲司令部”以强化西半球的防御能力，并考虑扩展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权力，使其可以实施条条块块，不只是简单地向区域司令官提供军事力量。除此之外，设想中“最激进和最富争议的变化”，是抛弃把世界分给4个区域司令官的结构。

这些区域司令部的司令官以前被称为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负责直接指挥实施职责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使用他们管辖下的下属司令部的军事力量。从技术上讲，命令由总统下达给国防部长，然后再下达给每个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官，无需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是在国防部长认为必要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负责监督。

虽然区域司令部存留了下来，自2002年初以来，又有两个指挥部被建立起来；另外有一个司令部被改组，一个被彻底废止，还有一个则被废止并被另一个司令部吸纳。到了2008年，“联合司令部计划”被签发，美国太空司令部（U.S.Space Command, SPACECOM）被撤销，其重点成员司令部——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Air Force Space Command）被划归进美国战略司令部（U.S.Strategic Command, STRATCOM）。由2011年总统备忘录批准的变更，包括重新调整北极区职责、将解散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U.S.Joint Forces Command, USJFC）的付诸文件、扩大战略司令部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的职责，以及把联合战争分析中心（Joint Warfare Analysis Center）的任务从联合部队司令部转移到战略司令部。那些更激进的建议还包括合并某些地理区域的司令部，并由联合特遣部队取而代之，但没有被采纳。

因此，目前共有6个区域指挥司令部：非洲司令部（Africa Command, AFRICOM）、中央司令部（Central Command, CENTCOM）、欧洲司令部（European Command, EUCOM）、北方司令部（Northern Command, NORTHCOM）、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 PACOM）和南方司令部（Southern Command, SOUTHCOM）。另有3个司令部具备全球范围职责：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和运输司令部（U.S.Transportation Command, TRANSCOM）。

联合司令部的情报职责，包括为司令部和更高当局提供情报分析，并对在司令部战区内从事的国家侦察和其他敏感搜集行动进行监管。直到1991年，情报分析职能通常会被分配给若干个统一或下属的司令部。但是，在《重组国防部情报计划》（Plan for Restructuring Defense Intelligence）中，国防部负责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助理部长特别要求将太平洋、大西洋和欧洲司令部及其成员司令部的分析中心合并为各联合情报中心，由各联合司令部的总司令直接领导。很明显，其他司令部也将按此行事。据认为，这样的举措“不仅能通过消除重复性工作节省资源，还能通过提高效率强化对总司令及其成员的支持”。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国家军事战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的描述，联合情报中心是“确保为作战总司令及战区军事力量提供高效情报的主要单位”。

联合情报中心的形成导致了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Fleet Intelligence Center, Pacific）、欧洲防御分析中心（European Defense Analysis Center），以及欧洲和大洋洲舰队情报中心的解散。它们的职责和人员被分配给新的联合情报机构。在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5个规模较大的情报组织，包括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都并入了太平洋联合情报中心（Joint Intelligence Center, Pacific）。

重组国防部情报计划，允许联合司令部和成员机构中的情报人员以J2/情报处的形式保留下来，其目的是为了“支持对实施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工作和提供有重点的情报需求清单”。1997年11月，大约有4000人服务于各种各样的联合情报中心；当时的减员10%的公告在近几年被撤销。2006年4月3日，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签发了一道指令，在国防情报局建立了一个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并且在每个联合司令部都要建立类似的机构，这样可以为作战司令官提供更好的情报支持。

2007年10月，根据《联合情报中心/联合分析中心军事情报项目实施研究》（Joint Intelligence Centers/Joint Analysis Center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 Implementation Study, JMIS），将联合司令部情报处（包括联合情报中心）的雇员移交给国防情报局的进程开始了。在该进程完成之前，超过4000人和20亿美元的可用资金被转入国防部情报局。

非洲司令部

2007年2月6日，小布什总统公布了建立一个统一作战司令部负责非洲大陆的计划（埃及除外，因为埃及被保留在中央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国会研究处的一份研究认为，这个新的非洲司令部“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国防部将非洲职责分配给3个区域司令部的担忧，据说这种分配会带来协调方面的挑战”。除此之外，据说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对欧洲和中央司令部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非洲司令部2007年10月1日成立时，是欧洲司令部的下一级司令部，于2008年10月1日变成了完整运作的司令部。根据其任务描述，“（司令部）与跨国机构和国际伙伴合作，应对危机，阻止和打击跨国威胁，发展美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2014年3月，非洲司令部司令官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确认了该司令部的“当务之急”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增强东非的稳定，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增强北非、西非的稳定性，保卫美国公民和设施的安全，增强几内亚湾的稳定，打击圣主抵抗军。

非洲司令部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凯利军营，由于非洲司令部负责的大多数国家以前由欧洲司令部负责，因而大多数负责非洲事务的人员都驻扎在斯图加特，还有一个原因是，非洲领导人不接受在非洲建立司令部。大约有2000人被派往这个司令部，包括军人、联邦文职雇员和承包商人员。他们当中有1500人在总部工作。其项目通过设置在大约38个国家的安全合作办公室和武官办公室进行协调。司令部联络官员还有驻扎在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总部、位于尼日利亚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总部和位于加纳的科菲安南国际维和部队培训中心。

非洲司令部的成员司令部包括了总部在意大利维琴察的美国非洲集团军和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美国海军非洲部队。海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和非洲伙伴的能力。还有两个军事机构位于斯图加特的美国空军非洲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非洲部队。最后两个成员司令部是有2000人的非洲之角联合特遣部队，其总部位于吉布提的雷蒙尼营，以及位于斯图加特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属的非洲特种作战司令部。

情报和知识发展处（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Directorate, J2）是非洲司令部总部的机构，组织结构如图6.1所示。其总部位于斯图加特，分部分别位于英国的莫尔斯沃思、佛罗里达州坦帕和华盛顿特区。该处“执行情报行动；为非洲司令部总部、下属机构和特定的伙伴机构管理情报搜集、分析、编制、分发和知识发展”。有200人被派往位于斯图加特的J2，253人被派往莫尔斯沃思。欧洲司令部的联合情报中心也位于此地（直到其迁往克劳登皇家空军基地，预期将于2016年开始联合情报中心的建设）。坦帕分部显然是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情报中心协作工作。

图6.1　非洲司令部J-2组织机构

中央司令部

美国中央司令部成立于1983年1月1日，是快速部署部队的继承者。其总部位于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设定的职责区域是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东北部非洲国家和西南亚洲国家。随着苏联的解体，它还负责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其职责区域还包括阿富汗、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2014年，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官向国会确认了十大优先级任务。前5个是：（1）从“坚持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转变，支持一个“区域一体化的、安全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中的”阿富汗；（2）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3）应对伊朗的不利影响；（4）管理和控制叙利亚内战的潜在后果和中东的其他“断层”冲突；（5）打击基地组织。

除了总部的处室，中央司令部有4个兵种成员司令部（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央司令部），以及另外3个下属实体（安全援助办公室、美国中心特别行动司令部、联合航空航天行动中心）。它的成员司令部中，陆军和空军司令部的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的索肖空军基地；美国海军司令部位于巴林岛的海军支持行动基地；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司令部位于麦克迪尔。在科威特和卡塔尔也有司令部和下属设施。中央司令部各部门中总部有2140人，兵种成员司令部有3268人，其他下属实体有589人。

到2014年6月，总部人员中有1169人为中央司令部的情报机构情报处和中央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Joint Intelligence Center, Central）工作。情报处通过“实施全资源搜集、分析、融合、测向、编制和分发”，向中央司令部司令官、成员司令部、美国使馆驻该国的小组、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威胁预警、测向情报和评估报告”。如图6.2所示的情报处组织架构图所示，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了5个分部：情报、监视和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行动；计划；资源和需求；反情报与安保部门（X），其主要致力于搜集工作。据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官称，该处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保持着一个“紧密的工作关系”。

图6.2　中央司令部情报处组织机构图

如图6.3所示，为司令部提供的分析性情报支持来自情报处和中央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其任务是为中央司令部司令官提供全源情报和预警、行动情报和评估，以满足战时和和平时期的需求，为成员司令官提供以任务为导向的情报支持，并制作和分发完整的情报。它的主要成员机构是分析和情报编制部门（南亚和中亚部、伊朗部、近东部、地区部和非国家威胁部）和测向和地理空间准备部门（联合定位因素部、地理空间情报部和作战序列部）。

图6.3　中央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JICCENT）组织架构图

欧洲司令部

欧洲司令部（EUCOM）负责包括51个国家的地理区域。如上所述，非洲司令部的建立解除了欧洲司令部对于非洲大陆国家的职责。在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司令部承担了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职责。它还负责以色列。

欧洲司令部总部设在斯图加特，是两个前沿部署区域作战司令部之一；它有5个成员司令部，人员超过9.4万（包括超过7.3万名军人和2万多名文职人员）：美国海军欧洲和非洲部队（位于那不勒斯的海军支援设施基地）、美国陆军欧洲和非洲部队（德国威斯巴登）、美国空军欧洲和非洲部队（德国拉姆施泰因）、美国海军陆战队欧洲和非洲分部（斯图加特）以及美国欧洲和非洲特种作战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在战区还有21个基地或站点。

欧洲司令部的J2部门负责管理欧洲联合情报行动中心（Join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enter-Europe）。据欧洲司令部的一份情况说明称，该部门“专注于优先为司令官提供预警、情况分析、相关预测评估，以及有关行动的‘动态安全’和方向战略的战略性内容”。这份情报说明还称，J2部门“平衡了战区战略决策者和行动司令官的需求”。如图6.4所示的组织架构图，欧洲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关键部门包括计划、行动和人力情报部和反情报部。

图6.4　欧洲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JIOCEUR）组织机构图

司令部的分析性情报编制是“联合分析中心”（Joint Analysis Center）的职责，位于莫尔斯沃斯（后搬迁至布劳登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直属于J2部门。联合分析中心的职能包括：

●战区范围的全源分析和评估；

●搜集管理；

●多资源情报处理、开发利用和分送；

●迹象和预警支持；

●目标情报支持；

●支持北约多国部队和美国联合特遣部队；

●情报成品的分发。

联合分析中心编制的报告包括：战区当前情报摘要；战区的区域评估；电子、空气、防御导弹和地面战斗序列；专题报告；迹象和预警报告；反恐、反情报和禁毒事件报告；演习分析和支持。

2005年3月，欧洲司令部司令官詹姆斯·L·琼斯将军（James L.Jones）对国会某个委员会说，欧洲司令部“为巴尔干半岛的维和行动、美国在高加索的决策者提供了支持，并为非洲的危机应对和反恐行动提供了支持”。此外，琼斯说，欧洲司令部“以反恐分析的形式支持了全球反恐战争，并将近乎四分之一的分析员临时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

欧洲司令部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处：支持处和情报处。如图6.5所示，情报处有5个下属部门：反恐（IDX）、欧洲/黎凡特（IDE）、欧亚大陆（IDR）、地理空间情报（IDG）和行动感知（IDO）。

图6.5　欧洲司令部联合分析中心组织架构

北方司令部

联合司令部结构方面的最大变化，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建立了北方司令部（NORTHCOM）。袭击发生之后不久，即出现了这个想法，得到了美国军方高层人士的支持。该司令部建立之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该指挥部是否要控制自己的军事力量或是依赖于其他司令部提供军事力量以及对于以执法为目的地使用军事力量的法律限制。早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建立这样一个指挥部的构想曾被提出过，但这个想法受到美国公民自由主义者和（据有关报道称）右翼民兵组织的抗议之后就被终止。

2002年4月17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成立美国北方司令部，将其他军事组织正在实施的国土防御和其他公民支持任务汇集到一个司令部。该司令部与北方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Norther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一起驻扎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于2002年10月1日具备了初始工作能力。

美国北方司令部有两个主要任务：

●实施行动，探测、预防和打击针对美国、美国领土和特定职责区域利益的威胁和所有侵略行动，其中包括通过空中、陆地和海洋方式到达美国大陆、阿拉斯加和周围约500海里的水域以及墨西哥湾、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

●在总统或国防部长的指令下，提供对文职部门的防御支持，包括后果影响控制。

在任务的执行过程中，美国北方司令部“实施海上行动以阻止恐怖行动和预防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攻击”。关于地面行动，司令部“安排和布置军队以制止和预防攻击”。2004年大选期间，美国北方司令部为边境安全工作提供帮助，实施机场隐患评估，并应国土安全部的要求部署受过辐射探测训练的军队。

除总部所属部门外，美国北方司令部还包括4个兵种成员司令部：美国舰队司令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美国海军陆战队北方司令部、美国空军北方部队（佛罗里达州廷德尔空军基地）以及美国陆军北方部队（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堡基地）。一个特别行动队于2013年成立。

此外，美国北方司令部下辖4个联合特遣部队。位于阿拉斯加州艾尔曼多夫空军基地的阿拉斯加联合特遣部队负责与其他政府机构协调，“阻止、预防和探测在阿拉斯加联合作战区域内的威胁”。北方联合特遣部队，位于得克萨斯州布里格斯堡陆军机场，“职责是支持联邦执法机构制止在美国大陆和通往美国大陆沿途的疑似跨国威胁”。华盛顿特区的麦克奈尔堡是国家首都地区联合特遣部队的总部，“负责陆基国土防御，对民政当局的防御支持……和国家首都地区的事件管理”。第4个特遣部队是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尤斯蒂斯堡的联合特遣部队文职支持组织，“策划和整合国防部对负责国内核生化爆（CBRNE）后果管理行动的支持”。

美国北方司令部的情报处（J2）同时也是北方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它的使命是“整合国防部和国家情报机构的能力，并启动作战空间的联合情报准备，为北方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策划、整合、指导、共同执行和管理持续性的情报行动”。如图6.6所示，它由5个部门组成：恐怖主义分析和预警、战略威胁、情报行动、墨西哥和任务支持。其中3个部门负责情报编制，而情报行动部门负责策划、协调和执行北方司令部的反情报和人力情报行动。

图6.6北方司令部情报处的组织架构图

情报行动处下属的是美国北方司令部联合侦察中心，是ISR（包括敏感侦察行动）职能对口单位，并且负责突发事件感知和评估的协调、计划、执行。

太平洋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PACOM）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1月1日，总部设在夏威夷H.M.史密斯营。其职责的地理区域包括印度洋和太平洋、日本、中国、蒙古、朝鲜和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亚洲大陆南部到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和关岛的西部边缘。太平洋司令部拥有联合司令部，也有下属的成员司令部。联合司令部包括美军驻日本部队、美军驻韩部队的阿拉斯加司令部和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成员司令部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和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

如上所述，太平洋司令部是获授权成立联合情报中心的三个司令部之一。1991年7月3日，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开始运作。它吸纳了太平洋情报中心（Intelligence Center, Pacific, IPAC）、第548侦察技术大队、太平洋168特遣部队前线支援小组（Task Force 168's Forward Area Support Team, Pacific, PACFAST）、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Fleet Intelligence Center, Pacific, FICPAC）和舰队海洋监视信息中心（Fleet Ocean Surveillance Information Center, FOSIC），建立了一个超过1200名人员的情报部门。这些部门负责对太平洋司令部职责区域内的国家开展情报分析、图像解释（第548侦察技术大队）、对舰队搜集行动的技术支持（太平洋168特遣部队前线支援小组）、外国海军能力和相关问题情报（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和海上活动监控（舰队海洋监视信息中心）。

除了编制港口指令、目标材料以支持常规和特种作战行动、战争破坏评估之外，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还运用多光谱图像以支持两栖和特种作战，并对目标系统进行分析。该中心还负责迹象和预警以及涉及海上活动的行动情报和第1阶段图像分析、实时情报编制。此外，它还编制有关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中国、日本、蒙古、澳门和香港等地区方向的政治和军事分析、综合军事情报和作战情报。南亚部门在20多个国家执行类似的任务，从印尼、越南和印度，到不丹、科摩罗、留尼旺岛。该中心也制作有关亚洲整个北部和南部区域的空中防御系统情报，并实施渗透和损耗分析，提供实时情报支持。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的成员组织也编制反恐和反情报，包括军事力量防卫分析情报、对行动的反情报和反恐支持、威胁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评估。

作为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改革的一部分，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被“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PACOM Join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enter, JIOC）所取代，如图6.7所示，其司令官接受太平洋司令部情报处（J2）的指挥。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任务是：

●实施情报行动（被定义为全面的、自始至终、双边、联合情报行动和职责，例如策划、分析、制作、分发、利用、搜集）；

●开发和实施战略思想（被定义为专注于情报事业的能力和长远计划的建立和保持的活动）；

●指导太平洋战区内所有防御情报单位的情报活动，使其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官的重点相一致。

如图6.7所示，该中心具有三个重点处：任务支持处行动处和战略成果处。行动处负责情报分析（中国部、东北亚部、东南亚部和南亚部）以及情报收集（行动部）和反情报（J2X部）。

图6.7　太平洋司令部情报处/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组织架构图

南方司令部

自1946年作为加勒比司令部成立以来，美国南方司令部（SOUTHCOM）一直负责美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军事活动。1995年对联合司令部结构的评估，使得美国南方司令部接替了美国大西洋司令部在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及其中的国家和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周边水域的职责。随着北方司令部的建立，其分担了墨西哥和部分加勒比地区的职责。如今，除了古巴，南方司令部的指挥管辖区域包含了31个国家和15个特殊任务地区，它们分布于墨西哥以南的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附近水域得以及加勒比、墨西哥湾和部分大西洋区域。

南方司令部的成员司令部包括美国陆军南方部队（得克萨斯州萨姆休斯顿堡）、第12空军（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美国海军南方司令部（佛罗里达州梅港海军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南方部队（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第5个成员司令部是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的霍姆斯特德空军储备基地。有3个特遣部队在其指挥下行动：布拉沃联合特遣部队（洪都拉斯的索托卡诺空军基地）、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海军场站）和南方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它们的职能分别包括：运行一个具备全天候日/夜空中运输能力的空军基地：实施拘禁和审讯行动：实施反毒品行动。

图6.8　南方司令部情报、监视和侦察处的组织架构图

作为重组的一部分，南方司令部于2008年成立了安全和情报处，从此取代了J2情报、监视和侦察处，其组织结构如图6.8所示。它的使命是“与战区、成员、国家的、跨部门的和伙伴国家组织完全同步和整合，执行全源的、多学科的情报行动”。其职责还“使高层领导人完全了解相关信息并强化其决策，使战区和地区作战计划和行动能够改变环境和实施ISR（包括敏感侦察）行动，从而支持美国南方司令官的工作重点”。2014年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官确认，重点工作是在关塔那摩“一直持续的人道主义和有尊严的拘禁行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建设伙伴能力和应急计划。南方司令部针对这些重点工作所开展的情报活动，包括：为财政部反威胁金融分支机构提供分析支持；与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一起合作打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umbia）和其他恐怖组织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支持针对贩毒集团和恐怖组织的特别行动；分析司令部职责区域内国家的政治发展。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1987年4月16日，根据1986年11月的《国际公法99-661》，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里根总统的授意下建立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以监督军事部门特种作战单位的活动，而这些特种作战单位成为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成员司令部。如今，这些兵种成员司令部包括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加利福尼亚州科罗纳海军基地）、空军特别作战司令部（佛罗里达州赫尔伯特空军基地）和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基地）。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的还有位于布拉格堡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

除了成员司令部以外，还有下一级的联合司令部，其人员从各兵种成员司令部抽调，接受各联合作战司令官的指挥，包括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佛罗里达州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非洲特种作战司令部（德国斯图加特）、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斯图加特）、中央特种作战司令部（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夏威夷史密斯营）、韩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韩国龙山）和美国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

1997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预算约为30亿美元，共有4.7万名人员：其中3万人为现役，1.4万人为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人员，3000人为文职官员。2007年，该司令部预算大约为80亿美元，人员大约有5.3万人左右。截至2014年，大约有2500人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工作，而司令部的兵力有6.6万人，并计划扩充至69700人。2012年初时，其预算达到了105亿美元。各个独立的司令部已确认的兵力是陆军2.9万人、海军8800人、空军1.8万人和海军陆战队3000人。剩下大约有4700人属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到2013年3月，特种作战部队，包括在美国重点使馆中的特种作战联络官，常驻于全球75个国家。2015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获得了100亿美元的可用资金。

最初，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被指定了10项任务：直接行动、战略侦察、非常规战争、外国内部防御、民政事务、心理战、反恐、人道主义援助、战区搜索和救援，以及其他由总统或国防部长委派的行动。表6.1提供了对这些最初的活动的描述。1995年5月，在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指示下，反扩散被加入了任务事项表中。最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资料列出司令部17个不同的活动：民政事务、镇压叛乱、反恐、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行动、外国内部防御、人质救助和找回、封锁和进攻性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军事信息支持、环境的准备、安全力量援助、特种作战部队作战支持、特种作战兵种作战支持、特别侦察、稳定、对重大作战行动的支持和非常规战争。

表6.1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活动描述

“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首要任务，尤其对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特别任务单位而言。联合司令部2008年的计划指定，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领导、策划、共同行动和按照指示执行打击恐怖分子网络的全球行动”。特别组建的特遣部队搜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搜查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追捕扎卡维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支海军特种作战部队实施了杀死本·拉登的突袭。除了在如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等国花费数年的计划，各部队还在也门和其他中东国家、非洲、中亚实施了行动计划，并在索马里加大了行动力度；一支特种作战部队在2009年实施袭击行动，击毙了所谓的基地组织东非分支负责人。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情报编制，由约有470人的情报处（J2）和隶属于该处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负责。情报处的任务是提供全源情报“以支持全球反恐战争”。联合情报中心的任务被描述为“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官、特种作战中心（Center for Special Operations）、特种作战司令部人员、成员司令部和下属单位提供情报；支持特种作战部队提出情报需求；与国家/战区情报机构进行对接；（监控/整合）增强情报能力以支持美国特种作战部队”。

图6.9和6.10显示了2010年情报处和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的组织架构。图中那些以“SOC”（特种作战司令部）开头的方框说明了有关部署在各地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属单位的一个关键事实：他们在战区命令的指挥控制下执行任务（如中央司令部或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官），而不是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官。组织架构图上还出现了全球任务支持中心和战略分析部。后者专注于对实施行动的战略环境进行评估，而不是对恐怖组织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带来的威胁进行评估。

图6.9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情报处2010年组织结构

图6.10　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的组织架构图

重要的情报活动，包括人力情报和秘密的信号情报，是由联合特种作战司令和其成员司令部中的某些单位来完成，包括第1特种部队三角洲行动分遣队（三角洲部队，也被称为战斗应用小组和陆军独立部门）、海军特种作战开发小组（原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第75游骑兵团、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第24特别战术中队，可能还有任务支持机构（Mission Support Activity，以前的情报支持机构ISA和美国陆军安全协调分遣队）。

联合情报旅（Joint Intelligence Brigade）属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情报单位，位于布拉格堡，有数百名分析人员，并对情报进行评估以支持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特别任务单位（比如三角洲特种部队）。联合特种作战司令另一个情报成员机构是位于弗吉尼亚州罗斯林的情报危机行动中心（Intelligence Crisis Action Center），据称它有50名雇员，并向联合特种作战司令的情报和安全处汇报工作，该处处长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首席情报官。除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情报能力，三角洲特种部队的行动支持队（Operational Support Troop）负责提前进入某个国家并收集相关情报。

一个特殊单位曾多年被称为情报支持机构（Intelligence Support Activity, ISA），最初于1980年成立时是外国行动组（Foreign Operating Group），以应对伊朗的人质危机；它负责实施秘密人力情报、信号情报搜集工作和其他行动，以支持各特种作战部队，尤其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属秘密单位。ISA的代号一直变更——在最近的代号中有中心尖刺（CENTRA SPIKE）和灰狐狸（GREY FOX），它自成立以来至少实施了9种不同类型的活动：（1）情报搜集；（2）探路任务；（3）外国领导安保；（4）安全和情报评估；（5）打击前的侦察；（6）行动支持；（7）对外国人员的培训；（8）人质救援；（9）获取外国武器系统。灰狐狸人员作为第20特遣部队的组成部分，参与了搜捕萨达姆·侯赛因的任务。显然，该单位最新的名称是任务支持机构，但它也被称为橙色特遣部队（Task Force Orange）。其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

2005年8月，海军作战部长批准建立了两个单位，为海军特种作战行动提供情报支持：海军特种作战第1组支持机构（加利福尼亚州科罗纳多海军基地）和海军特种作战第2组支持机构（弗吉尼亚州小溪海军两栖基地）。建立第1组支持机构是为了向海军特种作战第1组及其海豹小队（1队、3队、5队、7队）提供情报支持。建立第2组支持机构是为了向海军特种作战第2组及其海豹小队（2队、4队、8队、10队）提供情报支持。据称，这两个机构能够实施人力情报、信号情报、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行动。

2011年初，两个支持机构重新组合，与海军特种作战任务支持中心一起，新建了一个特种作战组，即海军特种作战第十组。这两个机构被更名为海军特种作战支持机构一和海军特种作战支持机构二，以“解除它们对某个特定海军特种作战组的依附关系”。

战略司令部

1991年9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解散战略空军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并创建两个新的司令部接管其职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行动将由空军作战司令部（Air Combat Command）负责指挥管理，而核目标锁定计划被划归新的美国战略司令部（U.S.Strategic Command）指挥。和战略空军司令部一样，战略司令部也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奥福特空军基地。

2002年6月底，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宣布了改革战略司令部的想法，使其吸纳另一个联合司令部——建立于1985年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太空司令部的职责是为美国军事（而不是侦察）太空活动提供全面指导。之前对联合司令部计划的评估曾经考虑过这一举措，因为这两个司令部都有在全球支持地区司令官的任务。2002年10月1日，合并如期生效。国防部一份新闻稿解释称，“战略司令部的任务（指挥军事太空行动、信息战、计算机网络战、太空作战规划）和战略司令部（核力量的指挥和控制）已经发展到某个时点，通过合并两家为一个单一实体以消除指挥结构的冗余并简化决策过程”。

如今，战略司令部负责战略威慑、全球打击和运作国防部全球信息网络。它还提供战略预警；综合导弹防御；全球指挥、控制和联络；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措施；情报、监视和侦察（ISR）。

诸多兵种成员司令部、职能司令部和特遣部队隶属于战略司令部。军兵种成员司令部包括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Air Force Global Strike Command）、美国陆军战略司令部（U.S.Army Forces Strategic Command），舰队司令部（Fleet Forces Command）、海军陆战队司令部（Marine Corps Forces Strategic Command）和空军太空司令部（Air Force Space Command）。职能司令部包括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 Command），全球打击联合部队作战司令部（Joint Forces Combatant Command）、太空联合部队作战司令部、综合导弹防御联合部队作战司令部、情报、监视和侦察联合部队作战司令部、美国战略司令部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心、清除行动各常设联合部队总部和联合作战分析中心。其下属的特遣部队负责空中联络、潜艇行动、战略轰炸机和侦察飞机、洲际弹道导弹、空中加油。

战略司令部的高级情报官是J2的情报主任，同时也是战略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STRATCOM Join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enter, STRATJIOC）的负责人，其组织结构如图6.11所示。表中，该中心的行动主任负责行动部、可重置战略目标部和区域部。第1个负责实时情报，情报、监视和侦察，并运作一个监视办公室。SRT部则负责提供不同区域的目标情报，这个目标可能是美国打击计划的对象。其他的情报分析是由区域部完成的，并制作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太空/网络问题的情报。直接向战略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主任汇报工作的是反情报和人力情报部，该部门负责与战略司令部相关的任务分配行动和冲突化解行动。

运输司令部

1986年2月28日，由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的美国国防管理特别委员会提议，建立一个单独的联合司令部，整合全球的空中、陆地和海洋的军事运输。4月1日，里根签署了国家安全决定第219号指令“落实总统的国防管理委员会的建议”，指示国防部长在禁止这类司令部的立法被废止时，“采取那些必要的步骤建立一个联合司令部，提供全球的空中、陆地和海洋运输”。

1986年末，《国防部重组法案》命令国防部长考虑建立一个联合运输司令部（Unified Transportation Command, UTC），并废除了阻碍这一举措的法律条款。1987年10月1日，美国运输司令部（U.S.Transportation Command, TRANSCOM）由联合运输司令部更名而得，在伊利诺伊州斯科特空军基地成立，拥有50名工作人员。1992年2月14日，国防部长强化了美国运输司令部的职责，使其“为国防部提供空中、陆地和海洋运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美国运输司令部的成员司令部包括陆军的地面部署和分布司令部、海军的军事海运司令部和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另外，联合实现能力司令部也隶属于美国运输司令部。

图6.11　战略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组织架构图

运输司令部的情报处（J2）同时也是美国运输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JIOC-TRANS）。如图6.12所述，该中心设有四个主要部门：情报行动、计划和项目、实时情报及反情报和人力情报。

情报行动部“实施全源的、多学科的情报分析和制作”，为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官和司令部成员组织提供支持。该部门编制的情报成品包括“联合特别报告，专题分析，信号灯规划图、GEOPORT（那些依赖于图像和其他数据的商业海港相关的产品）、商业海港基础设施信息”。计划和项目部负责美国运输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对军事情报计划内情报来源进行策划、设计和制定预算；它还编制和提交美国运输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年度情报计划目标备忘录。

实时情报部门负责实时情报、迹象和预警，“向运输运营者和策划者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可操作的全面实时情报、迹象和预警、威胁识别、态势感知和武装力量保护信息，以支持美国运输司令部的全球行动”。反情报/人力情报部的职能包括所有反情报/人力情报行动的冲突解决，协调司令部的兴趣区域内反情报/人力情报组织的任务分配，并确保“反情报/人力情报的需求清晰地表达了美国战略司令部的情报架构计划的发展”。

情报处主持美国运输司令部的季度威胁小组的工作，负责“分析和评估（运输司令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受到的全方面威胁，确保其人员和资产的安全”，并分送评估结果、报告或其他成果。

图6.12　运输司令部情报处组织架构图

第七章　地理空间情报搜集、处理、开发利用和分送

在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联邦就尝试利用气球方式获取南方邦联军队部署的俯视图，但是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1911年1月，圣地亚哥海滨成为第一个携带相机的飞机的拍摄目标。同年，美国陆军信号部队在其飞行训练学校的课程中添加了航空拍摄课。从1913年到1915年，美国军队在菲律宾和沿墨西哥边境飞行并执行视觉和照相侦察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量使用改造后的飞机进行航空拍摄。改造后的B-24被称为F-7，内部携带了6个相机，都通过操作员的遥控触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与苏联之间出现敌对关系，美国开始沿着苏联的边境进行拍摄任务，但飞机相机可以捕捉的图像范围只在飞行路径的几英里之内。在某些任务中，飞机实际进入了苏联领空，但这些任务也无法覆盖苏联的广阔内部。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开始认真探索获取整个苏联目标图像的更先进方法。因此带来了各种飞机和航天器的开发、生产和投入使用，这使得美国情报界能够通过高空图像密切监控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发展。

自美国开始运作这类系统之后的若干年中，他们的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提升。卫星现在有更长的寿命，产生更细致的图像，能够瞬间（“接近实时地”）传输图像。飞机也能够在获得图像时立刻将图像转送出去，无人驾驶飞行器能够长时间地徘徊探测并提供被监控事件的全动态视频。

此外，航天器和飞机的能力从限于黑白可见光拍摄发展到了使用电磁光谱的不同部分产生图像。因此，图像通常能够采集于标准可见光拍摄无法实现的环境中（黑暗，乌云覆盖）。此外，对电磁光谱不同部分的使用，无论是单独或是同时，都会扩展所能产生的目标信息。拍摄设备可以是胶片的也可以是电光的。传统的相机用胶片捕捉一个场景时，会记录场景中的所有不同物体反射的不同光级度。与之相反，电光相机则将不同的光级度转换成电子信号。每个信号被指定1个数值，这些数值被称为图像元素或像素。这个过程将一幅图像或模拟图像转换成一个可被电子传输至远处的数字图像。然后，信号可以从数字格式被重建为模拟格式。模拟信号可以显示在一个显示屏上或转化成一张照片。

除了电磁波谱中的可见光部分，人类眼睛看不见的近红外部分也可以被用来产生图像。近红外成像和可见光成像一样，依赖于反射阳光照射的物体，而非物体自身发出的光线。因此，这样的成像只能发生在白天和没有大量的云遮盖的情况。

产生于电磁波谱的中红外和远红外部分的热红外成像，纯粹是通过探测物体散发的热量而提供成像。因此，热红外系统可以探测潜伏构造，例如导弹发射井或地下建筑，这是由它们产生的热量造成的。由于热红外成像不需要可见光，它可以在黑暗的条件下成像，只要天空中没有云遮盖。

使用雷达（“无线电探测和测距”的缩写）后，在白天或夜晚有云遮盖的情况下也能采集到图像。雷达成像是通过接收从一个地区或一个物体反射的无线电波并利用反射回来的电波产生目标的图像。由于无线电波不会因大气中水蒸气而衰减，所以它们能够穿透云层。

来自搜集系统的成像被用来制作图像情报，其定义是“通过解释或分析的图像和辅助材料而获得的技术、地理和情报信息”。地理空间情报更为广泛，其定义是（强调）“对任何自然和人造特征、或者相关对象或相关活动的复原，以及与此同时获得的、具代表性的复原——位置数据”。

搜集

需要产生地理空间情报的图像或者成像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搜集系统获得，这些系统包括太空系统（政府和商业）和航空系统（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

太空系统

太空系统是美国情报界在制作成像时所使用的最重要的手段，这要归因于它们所能制作的数量、它们能够进入完全被拒绝范围的能力以及它们的回访能力。目前为了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用户而使用的成像航天器的三个重要运营者是：国家侦察局、商业公司和太空作战响应（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pace, ORS）办公室。

曾经，唯一（为美国）制作重要成像情报的航天器是由国家侦察局操控。自1960年8月发射的拍摄侦察航天器首次成功之后，各种各样此类航天器被启用。其中一些，如KH-8（锁眼KEYHOLE-8），能对特定目标拍摄精细度极高的照片。而相比之下，KH-9则能拍摄更广阔地区的图像，使成像解读者能检查大面积区域并选择需要实施更近距离侦察的目标。此外，许多KH-9航天器还携带了一个测绘照相机。1976年12月，KH-8和KH-9系统整合成KH-11，它在1984年10月18日最后一颗KH-9的任务结束之后一直到1988年12月2日这期间，是美国所操控的唯一情报成像卫星。

KH-11代表成像能力的巨大突破，与KH-8和KH-9不同，它可以近实时地返回图像。也就是说，KH-11是电光系统的，而不是将图像记录在胶片上，当一卷胶卷完全曝光后将胶卷容器脱离轨道。KH-11首先采用光敏二极管，然后是电荷耦合器件，其光学系统将图像转变为电子信号，信号被传输到椭圆轨道上的中继卫星，并传输到一个地面站，几乎瞬时地被转换回图像。

KH-11第一次发射时的代号为凯南（KENNEN），从1982年起又被称作晶体（CRYSTAL），其来源要追溯到美国卫星侦察计划的早期。情报和国防系统的官员们一直认为近实时返回的图像是可取的，尤其能够满足迹象和预警的目的。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技术的发展才使得这样的系统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1969年，由中央情报局长直接领导的“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Committee on Imagery Requirements and Exploitation, COMIREX）进行了一项研究，就近实时系统的潜在作用进行了检查与研究。该项研究审查了在古巴导弹危机、六日战争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这些数据本该如何被使用的问题。这项研究最终的结果是总统决定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发展近实时系统的建议。

1976年12月19日，第一颗KH-11的数字番号为5501，发射于范登堡空军基地，进入了一个164×329英里的轨道。另外4个第一代KH-11随后也成功进入轨道，1982年11月17日发射了最后一颗。卫星约有64英尺长，约3万磅重。他们沿经线方向飞行，光学系统的轴线与地球平行。KH-11的使用寿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返回胶卷式卫星，从第一颗卫星大约25个月的使用寿命增长到第一代其他四颗卫星的32至38个月，这主要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光学系统，不依赖于有限的胶卷供应。

卫星的倾角大约是97度，这意味着他们在太阳同步轨道上飞行，所以每一次卫星在某个目标之上时，太阳的角度都是相同的。在前方有一个俯视镜能够左右快速转动，允许即时调整观测的区域。这个功能带来了许多好处。一个是目标范围不光在航天器之下，还可以在航天器的侧面，或者前方数百英里。这个俯视镜除了扩展情报界监控指定目标的能力，还可以迷惑外国的否认和欺骗行动。它还能够产生立体图像，而且在较长的使用寿命下能够使“目标舱”增加1倍，从2万条输入增至4万条输入。

1978年底，吉米·卡特总统批准了一个改进版的KH-11，至少在开始时被称为“改进型凯南”（Improved KENNEN）。最初的三个“改进型凯南”卫星于1984年12月发射，首次携带电荷耦合装置，取代了光敏二极管。最后三个于1987年10月26日进入轨道，保持运行超过七年。

如今，有几个最初凯南卫星的后代仍在轨道上运行。一个可能来自于1988年11月至1996年12月之间发射的四颗卫星系列。这些卫星中的第二个被称为“改进型指标晶体”（Improved Metric CRYSTAL），首次携带了热红外成像系统，代号为“龙”，可以夜间成像。该卫星还携带改进的晶体指标系统，其在返回的图像上做了必要的标记，能够进行完整的地理定位以实现绘图目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也携带了龙系统，以及电光成像系统，分别发射于1995年12月5日和1996年12月20日。后者进入155×620英里的轨道，倾角为97.9度。所有四颗卫星都是从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使用“泰坦IV”助推器。2008年11月，发射于1995年的卫星脱离了轨道，但发射于1996年的卫星以97.5度倾角保持在了149×417英里的轨道中。

媒体报道和国会证词都将最新一代的后继卫星，即增强晶体系统（Enhanced CRYSTAL System, ECS）称为增强成像系统（Enhanced Imaging System）或“8X”，因为它为人称道的能力是捕捉图像的范围（800到1000平方英里）为前一代的凯南继承者的8倍。这种增强的功能是在1991年波斯海湾战争后开发的，当时因为美国无法同时监控战场的多个重要区域而带来了重大问题。据国防情报局某官员称，只有敌人的“大型静态防御战略才允许我们以可接收的准确度追踪他们的数量和部署”。缺乏广阔、概要、几乎同步的覆盖，使得很难确定某些伊拉克单位的编制表，导致对伊拉克军队数量的高估，使得北约国家在尝试完全清除可移动的飞毛腿导弹时遇到了困难。

ECS-1和ECS-2分别发射于2001年10月5日和2005年10月19日，后者进入了109×632英里的初始轨道，但是据说近地点将提高到171英里。除了携带“龙”红外系统和电光系统，这两颗卫星还能够延长在目标上方的停留时间和进行更快的数据传输。由于未来成像体系结构（Future Imagery Architecture, FIA）计划的推迟，第三颗ECS卫星利用备件于2006年开始建造。2011年1月20日，它装载于“德尔塔IV”重型发射火箭，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进入一个极地轨道。显然，后续系列“进化增强晶体系统”（Evolved Enhanced CRYSTAL System）的第一颗卫星于2011年1月20日从范登堡发射，紧随其后的第二颗卫星于2013年8月28日发射，它们以97度倾角在相近的163×607英里和167×593英里的轨道中运行。

美国太空成像卫星系列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包括了由一个最早被称为“靛蓝”（INDIGO），然后是“长曲棍球”（LACROSSE），最后是“缟玛瑙”（ONYX）的项目开发和部署的所有卫星。该项目的后一次更名是在第一次发射之前。这些卫星不使用电光系统，它们携带了成像雷达。最早被部署的两颗卫星为人所知的数字番号分别是“使命3101”和“使命3102”。这些卫星填补了美国的一个重要能力的空白，即使目标被云层覆盖，美国情报界也能够获得成像。“使命3101”于1988年12月2日从“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上发射；“使命3102”于1991年3月8日进入轨道，装载于“泰坦　Ⅳ”号运载火箭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两颗卫星分别以57度和68度倾角运行于约400英里的轨道中。“使命3101”于1997年初脱离轨道，同年10月24日，它的替代卫星成功地从范登堡基地发射进入轨道。第四颗和第五颗缟玛瑙卫星分别发射于2000年8月17日和2005年8月21日。

第四颗缟玛瑙卫星估计重约30000磅，从范登堡发射，而第五颗则是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角空军场站发射的。这颗卫星被部署在一个57度、445英里的圆形轨道中，它预期至少运行至2012年。发射于1997年10月的缟玛瑙卫星则应该比其前辈具备更大的分辨率。据说它的分辨率有2-3英尺，对于第一颗缟玛瑙卫星的3-5英尺分辨率有了提升，而第一颗据说已足以辨识直径6-10英尺的弹坑。

预设卫星的首要目的，是监控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防御系统，击败云层覆盖的影响和苏联的否认、欺骗措施。但缟玛瑙卫星被证明能够在广泛的任务领域中发挥作用，比如为1996年9月海军战斧导弹袭击伊拉克防空设施后爆炸破坏评估提供图像，监控伊拉克武器存储地点，追踪伊拉克军队动向（如在1998年初共和国卫队在受到美国攻击威胁时的疏散情况）。卫星还可能被用于判断运行在水下的潜艇是否能够通过雷达成像进行定位和追踪。更近时期，它们还可能被用于追踪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山区的车辆、探测伪装企图、识别地下工程的修建等尝试。

新一代雷达成像卫星被称为蜂鸟（TOPAZ，这是一个再启用的代号，曾用于荒废已久的空中侦察计划），开始发射于2010年9月21日，紧随其后的第二颗发射于2012年4月3日。两颗卫星都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进入620英里以上的近圆轨道。另有三颗卫星将组成第一个群，但某些功能改善被拖延至卫星的第二个群。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的成像卫星已经被用来监控世界各地的大量活动和设施。正如表7.1所示，它们提供了俄罗斯各类目标的图像；伊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朝鲜的核设施；利比亚两个处于建设早期阶段的化学战争设施；以色列和南非导弹开发活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建设；毒品生产设施。卫星成像的目标和使用情况可通过更多细节进行说明：

●1992年5月底，成像卫星被用于监控以色列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的活动，因为预期以色列可能会空袭真主党设施。然后卫星又监控了以色列于5月31日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坚塔营的余波；

●1996年，卫星在中国中部地区获得图像，显示出中国五个由B-6D轰炸机改为空中加油运油机其中的一个。据国防部情报局称，空中加油运油机使中国能够很顺利地飞入南海海域；

●中国南昌飞机公司军事综合设施的卫星照片，显示出1994年卖给中国用于民用的设备已经被转变为军用；

●1995年末，美国成像卫星探测到“印度位于拉贾斯坦邦沙漠的博格伦试验场有不寻常的异动”，“引发了对印度正计划测试某个核装置的担心”；

表7.1　美国成像卫星的目标（1990—2014）

●1995年，比尔·克林顿政府向外国领导人出示卫星图像，证明伊拉克一直在重建可以生产化学武器或导弹以及装甲车的工厂；

●1996年7月，卫星图片显示朝鲜沿着其与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内（DMZ）增添了火力更强劲、射程更远的大炮；

●卫星图片显示，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郊区的一个工厂布局与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M-11火箭设施很相似；

●1996年和1997年，成像卫星探测到俄罗斯在乌拉尔亚曼托山中正在修建一个巨大的地下军事综合设施以及在同一位置的第二个军事设施；

●1998年2月，据称卫星图片显示伊拉克全国的军事力量（共和国卫队和正规军部队）都在驻地内提高自己的实战准备；

●1999年10月，美国间谍卫星拍摄到（中国）在距离台湾岛275英里处，正在修建一个人民解放军导弹基地；

●1999年5月，国家侦察局的卫星拍摄到印度军队的主要防御性打击力量单位正在将坦克、大炮和其他重型设备装载到平板轨道车上；

●2001年初，美国间谍卫星拍摄到湖北远安一家工厂外面的一个火车运载的中国短程CSS-7弹道导弹；

●2002年5月，据称美国成像卫星探测到，伊朗军事部队已经将更多空军防御导弹转移到布什尔核反应堆附近；

●2002年7月，国家侦察局的卫星探测到伊拉克塔吉附近工厂的与伊拉克生物武器计划相关的活动；

●2003年1月，据称美国卫星发现朝鲜宁边核设施有卡车似乎在将8000核燃料棒移出仓库；

●2005年4月，国家侦察局的卫星探测到在疑似核试验地点的朝鲜北部吉州地区，正在挖掘一个隧道，与巴基斯坦在1998年进行核试验所用的隧道类似；

●2006年8月，美国的一颗侦察卫星探测到货箱被运上一架位于伊朗德黑兰附近的运输机，货箱中可能是C-802反舰导弹；

●2010年1月，国家侦察局的卫星发现了散发自巴基斯坦一个新的核反应堆冷却塔的几缕蒸汽；

●2010年10月，据报道美国一颗间谍卫星探测到“在朝鲜的主要核试验地点内人员和车辆的持续活动”；

●2012年2月，据称美国正在“使用卫星和其他监视设备监控叙利亚境内可疑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存储点”；

●2012年4月，据称美国一颗间谍卫星探测到朝鲜在以前进行核试验的地点挖掘了一条新的地下隧道；

●2013年1月，据称美国情报（显示通过卫星侦察手段）发现在朝鲜境内KN-08可移动导弹的移动；

●2014年5月，据称美国一颗间谍卫星探测到朝鲜“即将进行”核试验的迹象，包括覆盖试验地点某条隧道的防水油布图片。

当然，美国的成像卫星被着重用于巴尔干半岛、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冲突之前和期间的目标。巴尔干半岛冲突期间获得的攻击后图像包括军队驻地、一个雷达设施、一个爆炸物存储设施、一个汽油产品存储设施、一个通信站、一个地对空导弹站、各安全总部、一个修理基地、一个公路桥。在伊拉克拍到的目标中，有总统的宫殿、VIP设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地点、安全和情报设施以及如清真寺和炼油厂等平民地点。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侦察局新一代电光和雷达成像卫星构成“未来成像体系结构（FIA）计划”。然而，由于“未来成像体系结构计划”时间表的延迟和成本的不断攀升，国家情报总监约翰·内格罗蓬特取消了该计划中的电光部分，将建造ECS-3（增强晶体系统）卫星的合同给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蜂鸟（TOPAZ）项目留给了波音公司。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批准了新一代电光卫星计划，不仅由国家侦察局进行卫星定购（进化强化晶体系统），还增加了对商业成像的使用。2012年2月的一份预算文件要求2012和2013财政年度中有12亿美元用于以上项目。

除了国家侦察局的成像系统，还有军事机构已经开发或正在开发的系统，为军事力量提供战术成像支持。五角大楼的太空作战响应办公室（ORS）建造了ORS-1卫星，其携带的适用于太空行动的U-2高年级电光侦察系统（SENIOR YEAR Electro-optical Reconnaissance System, SYERS）相机为中央司令部提供成像。这颗卫星于2011年6月30日从弗吉尼亚州瓦勒普岛发射，进入一个40度倾角的轨道，大约在地球上方250英里。2012年1月初，它完全具备了工作能力。该卫星一进入轨道就重点关注阿富汗和伊拉克，2013年当CH-53直升机在一个偏远地点坠毁时，它向中央司令部提供了相关的图像。ORS-1预期将继续提供图像，直至2016年12月。

美国还从商业成像系统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成像。过去几年中，仅有的这类系统都是低分辨率的系统，如LANDSAT（Land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System）陆地遥感卫星系统，它确实具备多光谱成像能力这个优点，以及法国的SPOT（Satellite Pour l'Observation de la Terre）地球观测卫星，都只能获得分辨率约为33英尺的黑白成像。大多数新版LANDSAT能获得分辨率约16英尺的成像，而SPOT卫星分辨率仍是33英尺。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这两个系统都被用于各类不同的目的，包括识别地形的干扰（标出伊拉克军队的可能通道）和探测可能会降低前进速度的潮湿区域。

十多年来，在政府利益、放宽商业卫星分辨率限制、技术能力这几大推动力下，商业公司发射的卫星所拥有的分辨率已经能产生具有重大情报价值的成像。数字地球公司的快鸟（Quickbird）卫星发射于2001年10月，运行在280英里太阳同步轨道中（其将逐渐降至186英里，结束使用寿命），能产生最大23英寸分辨率的黑白图像。该公司的全球视界-1（Worldview-1）卫星发射于2007年9月，可以提供最低19.5英寸分辨率的黑白图像，运行于308英里的轨道中。其全球视界-2卫星发射于2009年10月，运行在477英里的轨道上并产生分辨率最低为18英寸的黑白图像。全球视界-2在单个周期内能够覆盖1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并具有快速重新锁定目标的能力。2014年8月发射的全球视界-3卫星运行于约383英里轨道中，其运行轨道低于全球视界-2，所以能产生分辨率为12英寸的图像。

数字地球公司还运营着另外三颗卫星，它们产生的成像都具备情报价值，这些卫星是公司与地球之眼GeoEye（早期的空间成像公司）合并之后继承的。伊利诺斯卫星发射于1999年9月，轨道高度423英里，返回的图像分辨率约为2.7英尺，可以直接向地面传输至十多个地面站。地球之眼-1（GeoEye-1）卫星发射于2008年9月6日，其轨道高度与伊利诺斯一致，返回的全色波段图像具备16英寸分辨率，一天能收集多达700000平方公里区域的图像。因为与数字地球公司合并，地球之眼-2的发射从2012年底推迟到2016年，其预期的分辨率为13英寸。

这类卫星不光增强了美国的情报能力，并且提供不受限地分享或公布的成像，比如叙利亚冲突、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伊朗建设深水护卫舰、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在埃博拉危机期间的生活模式或伊朗空军基地被爆炸破坏后的情况。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也提供了外国商业雷达成像卫星的产品，对来自国家侦察局雷达成像卫星的产品进行了补充。2009年12月，该局签订3个合同，可获得商业合成雷达成像数据和向地传输服务。提供成像卫星是意大利的COSMO-SkyMed卫星（其中3颗发射于2007年6月至2008年10月之间）、加拿大的RADARSAT-2卫星（发射于2007年12月）和德国的TerraSAR-X卫星（精度达0.1米）。南方司令部还获得了来自以色列的TecSAR卫星的雷达成像，从而得到了有关南美洲毒品活动的更多情报。

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Air Force Rapid Capabilities Office）开发的无人驾驶飞行器X-37B属于完全不同类别的太空系统，也能够很好地用于侦察目的。它只有航天飞机的四分之一大小，高度为9.5英尺，长度为29.4英尺，翼展达14.9英尺。到2014年以前，X-37B共执行过三次任务。2010年4月22日，轨道验证机-1（Orbital Test Vehicle-1，OTV-1）首次发射，使用“阿特拉斯V”火箭。224天之后，它于12月3日着陆于范登堡空军基地。第二次任务时，OTV-2于2011年3月5日发射，在轨运行469天后，于2012年6月16日在范登堡基地着陆。在轨时，它在约206英里的高度以42.79度倾角运行，无数次经过中东领域。第三次任务时，依然是通过阿特拉斯火箭发射并降落在范登堡，使用的是翻新的OTV-1飞行器。它发射于2012年12月11日，在轨运行675天后，于2014年10月17日返回地球。所有的任务细节是保密的，只被宣称是实验性质的，但飞行器可以携带数百磅有效载荷，所以有专家提出可能它们携带着成像或其他情报搜集传感器。

有人驾驶航空系统

美国还使用各种有人驾驶航空系统进行成像搜集。这类系统可以对卫星的覆盖区域形成补充，提供快速响应能力，所产生的图像能够比秘密的卫星成像得到更为广泛的分送。此外，与受卫星轨道和地球旋转综合限制的卫星覆盖区域相比，飞机的飞行路线可以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或轨道，从而能不受干扰地监控军队移动或难民流动。

多年来，最重要的航空系统一直是中央情报局和洛克希德公司于1954年开始开发的U-2侦察机。它于1956年被启用并于同年7月开始飞越苏联领空。U-2提供了关于机场、导弹测试和训练设施、核武器存储地点、潜艇生产地点、原子能设施的重要成像。1960年5月1日，1架U-2侦察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击落，此后终止了飞越苏联领空的任务。

尽管U-2侦察机对苏联的行动停止了，但飞机仍被用于其他各类目标，既有飞越领空的任务，也有在某个国家的边界执行外围任务。20世纪80年代，U-2侦察机定期在尼加拉瓜拍摄军事建设和军火库，以记录该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多架U-2侦察机执行了超过800次飞越波斯湾地区的任务，使美国的人员能够追踪伊拉克的军队和装备建设，评估爆炸破坏情况，调查伊拉克的核、化学和生物地点，监控波斯湾区域大规模漏油情况。U-2侦察机曾2次提供了对来袭的飞毛腿导弹的预警。2009年，多架U-2执行了超过300次飞越伊拉克的任务和大约600次飞越阿富汗的任务。2010年1月，U-2搜集到有关海地地震破坏情况的大范围图像。

如今，共有27架U-2飞机，包括了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操控的五架双座教练机和两架ER-2高空地球科学飞机。1992年，所有U-2侦察机都被称为U-2R，既包括了最初以TR-1为名制造的改进型飞机，也包括从1967年开始飞行的U-2R飞机。通过对机身、传感器和发动机的改造升级，所有的飞机又被重新称为U-2S。其翼展达105英尺，高度为16英尺，长度为63英尺。其标准速度为每小时超过410英里，最远航程可超7000英里，飞行高度可达7万英里以上。

这种飞机可以携带三种图像传感器，但不是一次性全部携带。其中一个传感器是一个500磅的高年级电光侦察系统（SYERS），它从一个双波段可见光/红外系统改进为一个多光谱系统。该系统的最新版本是SYERS-2C，可以在十个波段收集数据：六个可见光的，两个短波红外的和两个中波红外的。配备了SYERS的飞机还能够提供目标精确地理定位。它们具有可同时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搜集的能力，在探测简易爆炸装置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一个SYERS系统每小时可以搜集到约60个图像。

一架配备了SYERS系统的U-2侦察机为2010年收回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中部马尔杰镇的行动做出了贡献，该区域曾一直掌握在塔利班手中。U-2侦察机探测到埋在道路上和直升机着陆地点附近的约150个疑似炸弹。

第二个成像传感器是先进合成孔径雷达系统IIA（Advance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ystem IIA, ASARS-IIA），目前已经采购了9个，它是全天候的、不分昼夜的、抗干扰的成像系统，用于对地面目标进行探测、定位、分类和（在某些情况下）识别。ASARS被设计用于搜集和处理分辨率为10英尺的近实时雷达成像。ASARS-IIA也有增强地面移动目标指示器（Ground Moving Target Indicator, GMTI）模式。地面站的操作者可以从8个合成孔径雷达选项和两个GMTI选项中进行选择。ASARS还能探测到埋有地雷或爆炸装置地区的被扰动的地面。

可安置在U-2侦察机上的第三个成像传感器是光学条型照相机（Optical Bar Camera, OBC），这个30英寸的焦距全景照相机能够提供分辨率低于5英寸的黑白图像，一次最多可携带10500英尺胶卷，可以拍摄约10万平方英里的区域。

所有的U-2侦察机都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比尔空军基地的第9侦察联队指挥，自2014年10月起，该部成为了空军第25联队的一部分。海外的小组包括驻扎在塞浦路斯的皇家空军（RAF）阿克罗蒂里基地的第1分遣队（亦称为第1远征侦察中队ERS和橄榄收获行动）；驻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l Dharfa空军基地的第2分遣队（亦被称为第99ERS和第380远征联队）；驻扎在韩国乌山的第5侦察中队，飞机从这里飞越阿富汗和中东其他地区。

皇家空军阿克罗蒂里基地承担的飞行任务，包括重点关注中东地区的飞行任务、遵守条约监控飞行和在黎巴嫩上空监控真主党活动的飞行。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15架U-2侦察机从阿克罗蒂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l Dharfa和沙特阿拉伯的阿尔卡吉出发，共完成了169项任务。在主要作战行动的最后14天中，至少有一架U-2侦察机总是在空中，搜寻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机动导弹。2003年4月，美军巩固对巴格达控制的4天之前，一架从阿联酋起飞的U-2侦察机在城市的北部发现了伊拉克30门大炮和3辆坦克。一名分析师向行动中心提出了预警报告，该中心负责指挥飞机袭击目标，结果，10分钟内就完成了任务。负责中东和亚洲西南部任务的U-2侦察机发现了阿富汗的土壤出现异常情况（表明有道路爆炸物），还追踪了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动向，并沿着伊朗边境飞行和侦察。

乌山基地的3架U-2侦察机和那些可能来自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的U-2一起，重点关注朝鲜和中国边境，但是时有可能会遭遇中国的战斗机，就像2011年6月它们飞到台湾海峡时遇到的情况。第5侦察中队率先接收了配备有移动目标指示器的U-2侦察机，使得监控朝鲜导弹和重型迫击炮在山洞中进出动向的任务变得轻松起来。2011年3月，从乌山起飞的一架U-2侦察机被用于拍摄日本遭受地震和海啸袭击的某些地区的照片。

2011年，多架U-2侦察机为了支持新黎明行动（Operation NEW DAWN，取代“伊拉克自由”行动成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名称）共飞行了215架次，并为支持“坚持自由”行动执行了839次飞行任务。2012年，多架U-2侦察机为支持太平洋司令部执行了377次飞行任务，并为支持“坚持自由”行动、中央司令部、铜沙丘行动（Operation COPPER DUNE，美国在也门阿拉伯半岛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飞行了1522架次。

2014年，由于预算限制，美国空军宣布了系列计划中最新的U-2侦察机退役计划。空军作战司令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别无选择，只能牺牲U-2侦察机”，但是他也指出，U-2的替代机型（全球鹰）在8年内无法达到U-2侦察能力的90%。该计划要求整个机群在2016财政年度内退役，但是计划遭到了国会的反对，U-2计划被暂缓，而且2016—2018财政年度的资金也被恢复。

随着苏联解体，原先被用于和配备于探测和监控苏联潜艇的海军P-3C猎户座反潜机，也开始被应用于陆上成像任务。目前海军的清单中有基于12个侦察巡逻中队（VP）的大约85架P-3C，各中队具体位置见表7.2所示。根据某个说法，P-3C已经“成为监控波斯尼亚维和和追踪阿尔巴尼亚新危机的行动中至关重要的拍摄侦察工具”。在1996年和1997年中的14个月期间，P-3C被用于324次任务，检查了2425个目标。P-3C机组人员尝试侦测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为躲避美国2001年对阿富汗目标的袭击而逃到了巴基斯坦或伊朗。这些飞机也监控沿海的走私货船，这些船可能会夹带逃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到黎巴嫩、叙利亚、索马里或也门。2013年，P-3C也被用于也门任务。飞机还飞越菲律宾以支持反对阿布·萨耶夫组织的活动。它们也飞越巴格达、巴士拉和费卢杰。

表7.2　P-3C侦察巡逻中队（VP）的位置

P-3C飞机的底部携带着标准照相机、红外照相机（红外探测系统）和合成孔径雷达。但是，P-3C还能够提供全动态视频，有时会被用于监控护卫舰队前方50海里的活动。2007年，据称该视频经常显示出叛乱分子挖洞安放简易爆炸装置的活动。有一种小型的P-3C被称为鹰射手（EAGLE ARCHER），携带沿海监视雷达系统（Littoral Surveillance Radar System），该系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追捕叛乱分子时被证明是有效的。雷达可以追踪车辆和更小的对象，可能包括人。

海军目前正在用P-8A海神多用途海上飞机逐步取代P-3C。它所具备的传感器除了一个有源/无源声音传感器系统，还包括一个电光/红外传感器，一个逆合成孔径/合成孔径雷达，一个磁异常探测器。该飞机长度为129.5英尺，高度为42英尺，翼展为117英尺，速度为490海里每小时。它最大飞行高度能达到4.1万英尺，最远航程为1200海里，可在空中待命4个小时，能容纳9名机组人员。2019年之前计划制造109架P-8A。对现有的37架P-8A进行初步部署，产生了三个只配有P-8A的巡逻侦察中队（第5巡逻侦察中队、第16巡逻侦察中队、第45巡逻侦察中队），全部位于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P-8A还和P-3C一起部署于第30巡逻侦察中队，也位于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2013年12月，来自第16巡逻侦察中队的6架P-8A到达了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服务于第七舰队的巡逻和侦察行动。2014年，1架P-8A被用于搜寻从吉隆坡起飞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与U-2情况一样，2014年8月，一架P-8A与中国一架J-11战斗机发生了面对面的遭遇。

美国有人驾驶空中侦察机群的另一个成员是MC-12W自由飞机，一种中低高度、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它是豪客比奇飞机公司的空中国王350和空中国王350航程延长版（ER）的军用版本。其主要任务是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直接向地面军事力量提供支持。

MC-12W的翼展有近68英尺，长度超过46英尺，高度刚过14英尺，最高飞行高度为3.5万英尺。取决于原机型飞机是由350或350ER改装的，其最远航程分别为1500海里或2400海里。飞机携带一个电光红外传感器和“其他任务要求的传感器”，能够提供全动态视频。

到2012年6月，空军MC-12W机群有42架飞机。2009年6月，首架执行作战飞行的MC-12W从伊拉克巴拉德联合基地起飞，这里是第362远征侦察中队的驻地。6个月后，多架MC-12W开始抵达阿富汗。最终，共有四个MC-12W单位：位于巴拉德的第362远征侦察中队；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比尔空军基地的第489远征侦察中队；位于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第4远征侦察中队；位于坎大哈机场的第361远征侦察中队。2011年10月为止，第4远征侦察中队飞行超过1万架次，飞行达5万飞行小时，而且据空军的一份新闻稿称，飞行任务支持了地面行动，并因此抓获或清除了超过4万个目标。2010年5月成立的第361远征侦察中队执行作战飞行达11.5万小时，侦察覆盖超过8000英里。2014年9月，第361中队执行了最后一次任务后被撤销，留下第4远征侦察中队负责阿富汗的目标。然后，2014年10月1日，第4远征侦察中队在阿富汗执行了最后的MC-12W飞行任务。2015年2月，据称空中国民警卫队（Air National Guard）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威尔·罗杰斯空中国民警卫队基地成立了新的MC-12W行动单位，到年底之前所拥有的MC-12W飞机“有空军作战司令部舍弃的，也有通过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争取到的”。

美军正在开发一种自由类型的侦察飞机，即增强中高度侦察与监视系统（Enhanced Medium Altitude Reconnaissance and Surveillance System, EMARSS），将携带电光传感器。和某些MC-12W飞机一样，它也以豪客比奇飞机公司的空中国王350ER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为原型。

无人驾驶飞行器

无人驾驶飞行器（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的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无人机，它在美国战略和战术侦察中承担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1994年2月，中央情报局在亚得里亚海北部海岸阿尔巴尼亚的某个基地部署了一个无人驾驶飞行器单位，负责操控两个经过特别改装的通用原子公司的纳蚊（GNAT）750无人机。无人侦察飞机的主要任务是监控安置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大炮。

如今，有几个无人机项目正在运行中。GNAT 750-45更被人熟知的名字是捕食者（Predator），是1994年在中央情报局指挥下飞越波斯尼亚的无人机型的强化版。捕食者的原始版本是RQ-1，飞行航程近450英里，最大高度为2.5万英尺。它携带电光合成和红外成像系统，还有合成孔径雷达。

“9·11恐怖袭击”之后，空军为捕食者配备了地狱火（Hellfire）导弹，这项工作最早的代号是“夜晚的拳头”，然后是“积极的试验”，其目的是消除探测到目标和尝试摧毁目标之间的延误。由于捕食者的武装版成为一种多用途飞机，2002年被改称为MQ-1。

被改装成MQ-1之前，捕食者在东欧完成了大量的情报搜集任务。1995年7月至11月，有三架被部署到阿尔巴尼亚的吉亚德。1996年，另外三架被部署到匈牙利的塔萨尔。1996年的夏末和初秋，部署于塔萨尔的捕食者监控了萨拉热窝附近的集体坟坑。1996年9月，无人机还监控了波斯尼亚的大选活动，10月监控了维和部队的部署。成像可通过联合广播卫星（Joint Broadcast Satellites）被同时传输给在欧洲的地面指挥官和在美国的官员。1998年10月，捕食者被委派执行对科索沃的监督职责。

执行侦察任务的部队由130架MQ-1B捕食者组成。其翼展达55英尺，长度为27英尺，它们能够以81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巡航，并能够最高达到2.5万英尺高度（但正常的任务高度是地平面上1.5万英尺）。在最大载荷状态下，MQ-1B能够飞行16小时。目前的版本是“中海拔、长时程”飞机，续航时间为22小时。它携带多光谱测向系统（Multi-spectral Targeting System），将红外传感器、彩色/单色日光摄像机、成像强化摄像机、激光指示器和激光照明器整合成一个单独的传感器组件。来自每个视频传感器的全动态视频可作为单独视频组，或被融合后一起观看。操控捕食者的第15侦察中队和第17侦察中队，位于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

捕食者由空军和中央情报局控制，从不同的基地起飞，收集各种目标的情报。从坎大哈以及位于贾拉拉巴德城外和信丹德空军基地的各分遣队出发的无人机，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支持。它们曾被用于获取高分辨率图像，证明利比亚政府军挖洞进入平民社区以躲避北约空中攻击。2011年11月之后，捕食者从土耳其的吉利克空军基地起飞，执行名叫“流浪者影子”的行动。无人机在伊拉克上空飞行12个小时并向土耳其武装部队传输成像，以支持他们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2012年，多架MQ-1共飞行了7797架次以支持“坚持自由”行动，238架次以支持“流浪者影子”行动，1119架次以支持非洲司令部和“莲花点唱机”行动（这是美国对2012年美国公民在班加西遇袭事件采取的行动）。2013年初，美军先是在尼日尔的尼亚美，然后在吉布提（莱蒙尼尔营）和尼日尔为非武装的捕食者建立一个基地，用于协助法国与武装分子在马里的作战。2014年5月，美国派出一个捕食者小组到乍得，帮助搜索300名被博科圣地组织绑架的女学生。捕食者也从位于埃塞俄比亚、塞舌尔和巴基斯坦的基地起飞执行任务。

更为先进的全球鹰继续执行情报搜集和侦察的无武装飞行任务。RQ-4A的最初版本于2011年退役。更强大的RQ-4B有三种型号：Block 20、Block 30、Block 40。Block 20无人机配备了增强的电光情报有效载荷，Block 30有成像和信号情报有效载荷，而Block 40则具备先进的雷达监视能力。2013年9月，有两架Block 40无人机被部署执行任务。截至2014年3月，美国空军已购买了45架全球鹰无人机。

目前正在服役的RQ-4B由位于比尔空军基地的第12侦察中队操控，该中队隶属于第9侦察联队。RQ-4B的长度为47英尺，翼展达130英尺，巡航速度为357英里每小时，最大有效载荷为3000磅，飞行航程为8700海里。全球鹰能够在6万英尺的高空停留24小时（按飞行最大半径计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获得1900个2平方公里图像，覆盖面积达40000平方海里。数据可以被传送到下方的地面站，或传输到卫星再中继至美国或其他地点。

全球鹰的三个测试平台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不得不立即投入使用。2002年12月为止，全球鹰无人机为支持美国和盟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从阿联酋的基地起飞，执行了50多次任务，提供了1.5万个图像。2003年3月和4月，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全球鹰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提供了关于共和国卫队坦克、军队和大炮的持续而实时的图像。此外，无人机的雷达能穿过相当猛烈的沙漠风暴探测伊拉克的动向。截至2006年2月底，全球鹰完成了超过260个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任务，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400小时。

从2001年底开始，至少到2006年为止，全球鹰很显然针对阿富汗目标的鹰执行的另外某些任务是从关岛沿着朝鲜的海岸线飞行，拍摄该国境内的目标。全球鹰其他的任务则是从西西里岛的西戈奈拉空军基地起飞，监控北非和中东的目标。2011年，多架RQ-4飞行了61架次以支持“新曙光”行动和365架次以支持“坚持自由”行动。2013年9月，日本同意接受两到三架全球鹰无人机，首要飞行任务将是在朝鲜附近搜集情报。2014年5月，第一架抵达了三泽空军基地。这架无人机此前驻扎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5月到10月之间，无人机在三泽基地更利于飞行，因为这个期间台风频繁，关岛的飞行会因此受限。10月中旬，两架无人机从三泽返回了关岛。2014年5月，至少有一架全球鹰无人机被用于搜寻被博科圣地组织绑架的女学生们。一架全球鹰被用于搜集情报，支持针对伊拉克和“伊斯兰国”（ISIS）军队为目标的空中打击行动。

预计U-2侦察机将在2019年退役，对全球鹰的多方面的升级已经被确定，包括了一个气象雷达和一个通用有效载荷适配器，后者将使全球鹰能够携带更广泛的电光和红外传感器阵列，以及U-2侦察机的光学条型照相机。

MQ-9收割者无人机也是一种“中海拔、长时程”飞机，在2.5万—3万英尺高度内可飞行14个小时。它的翼展达66英尺，长度为36英尺，能够以23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巡航飞行。它携带MTS-B系统，其本质上和捕食者携带的MTS-A系统具有相同的功能。与捕食者一样，来自传感器的全动态视频可以分别观看也可以融合在一起观看。收割者由位于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的第17侦察中队和第42攻击中队，以及位于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的第9攻击中队负责操控。2010年8月，编制清单上共有104架收割者，而2014年10月，空军计划在2019年之前采购最多至346架。每个收割者系统包括了四架无人机，一个地面控制站，一个卫星通信终端和支持全天候行动的行动人员。

升级后的传感器系统“戈尔贡凝视”（Gorgon Stare），计划从2010年春天开始安装在MQ-9无人机上。2010年12月30日，空军作战司令部的第53联队提交的报告草案称，该系统“操作效率不高”和存在“重大局限降低其工作效能”，包括无法实时监控地面的人和向地面传输图像时存在延迟。空军于2011年1月底称，某些问题已得到解决。2014年7月，据称空军宣布“戈尔贡凝视”系统的升级版已可投入使用。据称升级后的系统分辨率翻倍，覆盖面积增长了四倍。该系统有9个照相机，以每秒2张的拍照速度产生城市全面的图像，以及特定目标的图像。“传感器是一个全局性的，广面积的动态图像系统，能够监视直径为2.4英里的全部视野。”

MQ-9无人机自2007年以来已经多次为“海外应急行动”执行飞行任务。2011年，MQ-9飞行了2227架次以支持“坚持自由”行动；2012年，它们飞行了1889架次以支持“坚持自由”行动和“铜沙丘”行动以及中央司令部。2013年7月，位于尼日尔尼亚美的两架收割者向美国分析人员提供源源不断的视频直播，这些分析人员与法国军事官员合作以支持法国在马里北部针对圣战主义者的工作。

RQ-170哨兵无人机，有一个非正式昵称“鬼魂”，它是无尾飞翼飞机，2009年在阿富汗境内被发现后即以“坎大哈的野兽”之名被行业媒体所知。显然它是所谓“沙漠徘徊者”（DESERT PROWLER）项目的一部分，这种隐身无人机由两个单位操控：位于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的空军作战司令部第432联队和第30侦察中队（从内华达的托诺帕测试场迁移而来）。显然，该机群包括20-30架无人机，翼展达45英尺，长度超过17英尺。该机型最初能够携带一个电光和红外成像组件。2009年，RQ-170配备了全动态视频。它们的工作高度是5万英尺。

RQ-170无人机一直由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出面操控。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的一段时间，它们就被发现在伊拉克上空飞行。RQ-170哨兵早于2007年就出现在阿富汗。2009年，它们还被部署到韩国。2010年，从阿联酋基地起飞的RQ-170哨兵无人机显然是要飞到伊朗上空。2011年5月，当美军实施“海神之矛”行动并突袭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院子时，一架RQ-170就在空中，提供了院子的全动态视频之后，又提供了袭击的成像，使突袭行动能够成为情报分析人员和任务策划人员的范例。

2011年底，中央情报局的一架RQ-170在伊朗坠毁，它出现在那里显然是试图监控伊朗的核设施，寻找可能与伊朗核项目相关的隧道和地下设施。尽管伊朗宣称击落了这架无人机，但美国官员称事故起因于机械故障。在考虑实施秘密任务以修复或摧毁这架RQ-170的计划之后，美国官员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认为伊朗没有能力完成无人机复原工程。随后伊朗声称已恢复无人机的数据。RQ-170还被用于支持于2012年10月18日进行的巨型钻地弹测验，该弹被设计用于摧毁隐埋和坚固的设施。

从隐蔽世界浮现的另一个无人机是隐形RQ-180，预期于2015年开始投入使用，其明显的重点是对禁入领域或争夺领域的目标实施监视，如伊朗和朝鲜。其翼展显然超过了130英尺。可预见的是，该无人机不仅可以用于情报搜集，还能够为特殊的军事任务和中央情报局任务提供支持，可能还有战斗机行动和轰炸机行动。

许多机身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成像无人机正在执行任务或正在研发中。捕食者的另一个版本MQ-1C灰鹰，是专为军队开发的；它将能够携带电光/红外和合成孔径雷达/地面移动目标指示器（GMTI）有效载荷。2013年2月，陆军参谋长批准将152架MQ-1C投入使用，这些无人机被分发给十个陆军部门、两个特种作战单位、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两个航空搜索营。2013年11月，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接收了12架灰鹰无人机。与此同时，作为“全球鹰”的一种变体，海军的MQ-4C海神无人机正在研发中，并预期作为海军的海上巡逻和侦察系统大家庭的一员，在全球的五个陆基地点执行任务。它最初配备的传感器将提供360度电光/红外覆盖，而且在未来几年中将被添加信号情报能力。2014年4月，若干个计划要求2028年之前共采购66架无人机，其中第一架的采购将在2016财政年度中完成。

处理、开发利用

如上所述，依靠电磁波谱的单独各部分（可见光、红外、无线电）或将许多波段组合成一个单独的图像（多光谱、高光谱，或超光谱），就能够获得成像。但是，获得成像后，成像还需要处理和开发，将其转换为情报数据。

计算机可以用来对所提取的信息进行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和改进。显然，数字电光成像的格式便利于这种操作，但即使是传统相机获得的模拟图像也能被转换成数字信号。总之，计算机将图片分解为数百万的电子脉冲，然后利用数学公式来处理色彩、对比度、每个点的亮度。每个图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以突出被隐藏在原始图像中的特征和目标。

计算机处理使图像解读人员能够：

●根据在光谱不同波段中拍摄的若干个照片，建立多色的单独图像，使图案更为清晰；

●通过调节视角和光学变形，恢复物体的形状；

●改变物体和背景之间的对比值；

●锐化模糊的图像；

●恢复被云层严重阻隔的地面细节；

●实施电子光学减法，较晚照片与较早照片相减，使场景中不变的物体消失，而新物体（比如正在建设的导弹发射井）就会保留下来；

●增强阴影；

●抑制闪光。

计算机处理，在减轻摄影测量人员和成像解读人员的负担方面作用重大。摄影测量人员负责利用物体投射的阴影（和其他数据一起），从空中图片中判断物体的尺寸和规模。成像解读人员提供照片中物体的本质，其依据的信息诸如：有哪种类型的板条箱能装载米格-29，或者中程弹道导弹（IRBM）地点，或光导纤维工厂从150英里的太空看上去是什么样。这类信息会在解读关键线索中体现，正如表7.3中所列出的。因此，解读人员可能在只有一些建筑物的图像中看到挖掘现场、矿井井架、起重机、废物堆、传送带、推土机和挖掘机。解读要领会认为这是一个矿。特殊类型的设备，废物堆和矿石堆的色调或颜色，当地的地质可能会更进一步说明这是一个铀矿。

任何电光、红外或雷达成像系统的最终效果基于几个因素，最突出的因素就是空间分辨率，是对物体可被测量和探测的最小尺寸的单纯测量。分辨率“越高”，从图像中提取的细节就越多。还应注意到的是，分辨率是多个因素的产物，这些因素包括传感器、大气条件和轨道参数。所需的分辨率程度取决于所需情报的特殊性。

表7.3　联合成像解读关键线索

数字卫星成像也可以被用于情报目的之外的目标设施或活动。这些数据与高程数据结合起来，可被用于制作目标区域地面景观的三维图像，比如伊拉克和尼日利亚的三维图像。这一功能是在喷气推进实验室里首次开发出来的，可以被用于了解某个特殊地理区域或特殊设施内的个人情况，从国家领导人到特别军事力量到秘密情报人员。

1994年的春天，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它的额外功能。当建立起某个区域的三维视图时，人们可以使用操纵杆在区域里漫步并进入三维建筑内。这种导向体验对于检查人员、情报官员和特种部队人员都非常有用，能够在真正进入建筑之前就进行预览，这种体验使他们受益匪浅。

五项不同的解读任务分门别类区分开来。探测指探明感兴趣的单位或目标或某个活动的类别。大体识别指判断某个大体的目标种类，而精细识别指在已知种类的目标种类中进行识别。描述指详细说明尺寸-规模、构造-布局、成员-结构、单位数量。技术情报是判断武器和设备的特定特征和表现能力。表7.4提供了对各解读任务所需要分辨率的估算。

除分辨率以外，评价某个成像系统功效的其他因素，包括覆盖速度、读取速度、分析速度、可靠性和增强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覆盖速度是指在既定时间内能测量出来的范围；读取速度是指将信息处理成对成像解读人员有意义的格式所需要的速度，而可靠性是系统产生有用数据所使用的那部分时间。强化能力指是否能够强化初步图像，提取出更多有用的数据。

表7.4　不同解读程度需要的分辨率

使用捕食者可以测试照片所包含的元数据，比如地理坐标。这类元数据不会出现在图像上，但可被计算机读取，它可以被用于“通过图形叠加来生成一个移动数字地形图，并显示在一个单独的屏幕”。

据称，中央情报局2009年投资于该项技术，试图使卫星成像和空中成像能够与地图合并，这样能够开发出成千上万的数据来源，以获得图像中关注点的信息。期待项目完成后，中央情报局人员可以点击视频中显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就会弹出各种信息，包括租户的身份和他们的电话号码、公司记录，公司和组织网站链接，以及关于该地点租户或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财产记录。

无人机可获得全动态视频，这导致了新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以找到能更有效传播和使用该成像的各种系统。到2010年6月，军方档案拥有捕食者无人机收集的40万小时的视频，但是由于分析人员没有搜索信息的手段，这些档案几乎毫无用处。2015年，据称空军情报、监视和侦察局一直以来每天会搜集大约1600小时视频，同时每天超过7TB的数据流经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Distributed Common Ground System）。2010年，空军和其他侦察专家与来自电视行业的专家一起工作，调整改变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和其他体育广播的方法，以期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内容和显示重放，并能为图像添加注释。

其他情报机构也资助了该领域的其他工作。2008年9月，Kitware，一家小软件公司，与19个合伙人一起，赢得了国防部高级项目研究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一项合同的初步阶段，要求建立监控直播视频传输和在大量存档视频中检索出感兴趣活动的能力。2009年8月，国防部信息系统局（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 Agency）代表（现已不存在的）联合部队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发起了一个名为“勇敢天使”（VALIANT ANGEL）的提议，包括雇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哈里斯广播公司“提交哈里斯软件的军方版本，该软件能为体育比赛实况转播人员和新闻广播员管理和重放视频”。目的是让情报用户们能够利用关键词、位置和时间来检索视频。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承担了另一项提高成像数据功能的工作。原型系统可以将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侦察航空器获得的原始的广域视频进行1000倍的压缩，大大提升了快速传输数据的能力。这个系统压缩的数据包括静止的背景图像、图像晃动和大气畸变。另外，该系统的运算法允许侦察系统“在自动搜寻……异常现象或预先选定目标的同时，能够全天候地‘盯住’关键人、车辆和位置”。

分送

曾几何时，当成像只能由胶卷相机制作时期，分送顺序相当简单。成像搭载已完成任务返回的太空舱或航空器返回到地面。胶卷被分送到相关的国家、部门、军队的或司令部的成像解读人员。然后，产生的成像解读报告，还有由成像推断出的情报的综合报告，被分送到适当机构和个人。在卫星侦察项目的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内，能够收到图像综合报告的人员非常有限，部分原因在于这个胶卷返回系统在战争白热化时非常不好用，因为目标成像和情报抵达军事司令部之间有很长的延误。

对于军事司令官和作战人员而言，实时数字成像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从国家系统中所获情报的潜在价值，因为技术能够为军事司令官提供有关敌军力量和动向的实时观察。甚至在第一颗KH-11于1976年12月被送入轨道之前，情报界已经开始研究如何使用该系统以支持战场上的军事力量。1976年1月，早在第一颗KH-11发射之前，战术国家情报接口研究（Tactical-Na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face Studies）系列研究中，《关于国家情报支持战场司令官的试点研究报告》就已经完成。

数字成像的分送顺序开始于来自航天器或航空器的原始成像被向地传输至地面站。某些情况下，向地传输是直接的；其他情况下，如果地面站不在卫星视野之内，该过程就会需要一个中继。对于“晶体”（CRYSTAL）卫星和“薄雾”（MISTY）卫星的各种版本来说，其首要地面站是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东部航空航天数据设施，位于华盛顿特区以南20英里处。这是一个大型的两层混凝土建筑，最初被称为国防通信电子设备评估测试机构（Defense Communications Electronics Evaluation Test Activity），也被称为第58区。虽然贝尔沃堡的地面站最初是KH-11唯一的向地传输站点，后来又增加了另外的站点，显然都位于夏威夷和欧洲。

信号从一个以上的中继卫星被中继到任务地面站点，所有的中继卫星从成像卫星接收电子信号并转发至某个地面站。开始时，只使用了空军的卫星数据系统（Satellite Data System, SDS）卫星，这些卫星都在高椭圆轨道中运行。1976年6月，最早的SDS航空器被发射进入一个240×24000英里63度倾角的轨道。1976年8月和1978年8月，以及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又接着发射了其他几颗卫星，都进入高椭圆轨道。再者，地球同步轨道中的国防卫星通信系统（Defens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的卫星可能已被用于中继改进的KH-11的数据。

因为SDS的卫星有许多额外的、与国家侦察局任务毫不相关的职能，包括在空军卫星设施的中央枢纽和其位于全世界的地面站之间中继通信，同时也帮助携带以前由空军操控的核爆探测器。但是，有若干个卫星在KH-11成像，需要被中继时却不在合适的位置，于是，参与国家侦察局（项目B）的中央情报局部门于1983年承担起这个职责。最后，中继卫星项目被称为“类星体”（QUASAR）（延用至今），该项目已经将高椭圆轨道卫星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都包括在内。

显然自1998年以来，共有7颗QUASAR卫星被放入轨道。两个航天器分别发射于1998年1月21日和2004年8月31日，进入高椭圆轨道，之后多达5颗卫星（包括2011年3月11日发射、2012年6月20日发射和2014年5月22日发射）则被安置在地球同步轨道上。据了解，所有的卫星都属于国家侦察局，依靠阿特拉斯助推器的某个或另一个版本进入轨道。

不同的是，来自缟玛瑙和蜂鸟雷达成像卫星的信号则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追踪和数据中继卫星系统（Tracking and Data Relay Satellite System）进行中继，该系统有6颗卫星与地球同步轨道。其中3颗随时可用；其他的则在可用的卫星失败时作为候补。信号被传输给位于新墨西哥白沙的西南部航空航天数据设施。

U-2、全球鹰、捕食者和收割者均能够将数据向地传输至空军的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Distributed Common Ground System, DCGS），该系统由空军第25联队的第480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联队行动中心操控。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由20个不同的联网站点组成，是可部署式地面站-1（Deployable Ground Station-1）的继承者，于1994年7月开始工作。除了空军系统，还有陆军的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接收来自陆军操控的空中监视力量的数据。

能够向地面、海上或空中的军事力量中继或传输成像的系统还有很多种。全球广播系统（Global Broadcast System）使用的是海军的超高频后继系统（Ultra High Frequency Follow-On, UFO）航天器，向更为广泛的用户提供近地转发国家侦察局成像的能力。国家侦察局帮助建立了1个“全球广播系统——阶段1”作为示范，负责将成像和其他数据传输给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军队。第1颗“全球广播系统——阶段2”卫星（UFO F8）（三颗卫星将组成一个星群）发射于1998年3月。通过夏威夷、弗里尼亚和欧洲的各地面站，成像能够被上传至卫星。那些通过全球广播系统终端接收数据的单位中，包括了参与阿富汗的“坚持自由”行动的美军。

海上执行任务的美军在过去数十年中也因改进分送能力的发展而大获其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航空母舰的舰队成像支持终端（Fleet Imagery Support Terminals）能够将来自岸上站点和舰上的成像传输到舰上，并进行舰对岸传输，还能直接接收来自太空系统的数据。2001年，（由国家侦察局）新开发的快速测向系统数据接收器被配置于海军的主要舰艇和位于阿富汗的前线地面指挥中心。2002年，在一次名为“辐射醚”的试验中，美国军舰“西奥多·罗斯福”号进行了接收国家情报数据的测试。

整个20世纪90年代，（军方）就诸多能够将成像（和信号情报）传输至飞机机舱的系统进行了测试。1993年4月，代号为“爪剑”（TALON SWORD）的系统进行测试，运用情报数据直接提示F-16和EA-6B将导弹瞄准模拟敌方雷达开火。“爪剑”的另一个阶段测式包括传输卫星情报至F-15E的驾舱，用激光制导导弹瞄准敌方的位置。而代号为“爪矛”（TALON LANCE）的项目，其目标是将某个计算机组件安装在飞机上，这个组件能够高速处理太空情报数据。被安装了“爪矛”的飞机有能力定位和识别地面或空中的敌人。然后，远在机上普通传感器探测到敌人之前，飞机机组人员就能够决定是否要攻击或是要避免接触。代号“爪枪手”（TALON SHOOTER）有若干个项目[其中有“打击（STRIKE）”项目]，为飞机机舱传送威胁、目标和天气信息，在B-1B和F-15E飞机上进行了测试。

第八章　信号情报和网络搜集

信号情报，由国防部定义为“所有通信情报、电子情报、外国设备信号以个体或者组合方式一起构成的情报，但是被传输的”。它包括三类组成：通信情报（COMINT）、电子情报（ELINT）和外国仪器信号情报（FISINT）。

通信情报是通过对外国政府或组织的电子通讯进行拦截、处理和分析而得的情报。这些通信在传统上（通常明确地）排除了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如今，它们不包括社交媒体网站上的留言。通信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声音（通过电话、标准或更先进的移动电话，黑莓设备、卫星电话、无线电电话和对讲机进行传输），互联网、莫尔斯密码或者传真——可能被不受阻碍地进行加密或传输。

电子情报搜集行动从军用和民用硬件中收集非通信的信号，不包括那些来自原子爆轰的信号。电子情报最早的目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空中国防系统。这个目标是收集足够的信息以识别雷达的位置和操作特征，然后在轰炸袭击期间（通过直接攻击或电子对抗）规避和压制它们。

虽然逻辑上外国仪器信号情报是电子情报的一个子类别，但几年前颁布的法令中界定了外国仪器信号情报属于信号情报的组成部分，与通信情报和各类电子情报处于平等的位置。外国仪器信号是与军用或民用航空航天、地面和地下系统的测试和行动相关的电磁排放。这类信号包括，但不局限于遥测、信标、电子审问、追踪/融合/瞄准指挥系统和视频数据链接的电磁排放。

外国仪器信号情报中的一个子类别是遥测情报（TELINT）。遥测是导弹或导弹组成部分在试飞期间发回状态数据所使用的信号组。被拦截的遥测情报提供的数据，能够被用于估算特定导弹所携带的弹头数量，其有效载荷和发射重量以及弹头的可能尺寸和引导导弹从分导飞行器到目标的精准度。通信信号或电子信号之所以易于拦截和解读，其中有三个主要因素：传输的手段、使用的频率和用于隐藏信号意义不被未授权人员所知的加密（或者说因为缺乏）。通信传输技术的变革造成了通信信号对拦截的易感性，也导致了对应的拦截技术的发展。苏联和其他受到关注的国家在长距离战略通信中使用的高频通信促使美国部署了天线系统，例如AN/FLR-9“象笼”（Elephant Cage）系统组成的“铁马”（IRON HORSE）网络，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众多地点，都是信号从大气反射后的到达处。随着二战结束和通信技术的变革，美国除保留一个以外，已经关闭了全部系统。

使用微波信号的通信系统与高频通信不同，不会从大气层反射回来，而是泄露到太空中，它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拦截的其他方法。微波信号可用两种方法拦截：（1）在连接两座微波塔的隐线附近的地面站，（2）太空搜集系统，只要传输区域在该系统的覆盖区域内。同理，太空系统也能够拦截泄露到太空中的甚高频（VHF）和超高频（UHF）通信。

通过追踪上传链接（uplink）或下传链接（downlink），卫星传输的通信也能被拦截。外国国内和国际通信对卫星系统的使用，致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大型项目，以拦截通过卫星传输的通信。通过将碟形卫星天线放置在合适的位置，技术人员能够拦截到巨大的通讯流量。虽然地面站天线能极为精准地将信号传送至卫星，但由于卫星天线较小，它们传送到地球的信号就无法精细聚焦，可能会覆盖几百平方英里。

通过电缆传输的通信或其他信号无法从空中获取，也不会泄露到太空中。对电缆通讯的拦截包括物理接入电缆，或将“感应”装置放在电缆的邻近处并使设备保持在接入点。这个方法对坚固而防守严密的内部陆上通信线可能毫无用处——这类线路传输的是极高优先的秘密指挥和控制通信。另一种可能性是当电缆从海面转换到陆地时，在相关通信公司或国家的合作下，能找到接入点。

无线电是最传统的传输信号方式，包括通讯、导弹遥测和外国仪器信号。拦截无线电信号的可行性通常取决于它们的传输频率和地理位置。以较低频率（极低频、甚低频、低频和高频）传输的消息从大气反射后会通过很长的距离，传下来的位置会远离发送位置和计划的接收位置。

与此相反，以较高频率发送的数据会“泄露”到整个大气层并进入太空。要拦截这类信号，拦截站必须要在无线电通信的瞄准线内。因此地球曲率使得从地基站点进行监控变得不可行。几年前，中央情报局主管情报的前副局长塞尔·史蒂文斯写道，位于萨雷沙甘的苏联弹道导弹防御测试中心“在苏联的深腹部，难于从边境沿线的外围情报收集站点进行监控……而从这些外部监控位置能够很好地实施低于无线电地平线的萨雷沙甘飞行行动”。

目标

目标的分类有多种方法。一种分类是不同的通讯链接（不管是个体链接还是分类链接），如上所述，都是拦截或其他搜集行动的焦点。另外两个分类是目标的不同身份（如外国领导人）或感兴趣的个体或组织的特定活动（如赌博、观看与色情相关的内容）。

通信情报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外国领导人。1994年9月，美国拦截了海地独裁者拉乌尔·塞德拉斯的通信，声称他将在美国公众对克林顿即将发表的美国对海地政策演讲的反应的基础上，决定就克林顿总统的要求如何做出反应。国家安全局的近期的一份材料列出了122个外国领导人，作为美国进行通信情报搜集的目标。因此，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英国出席G20峰会期间，国家安全局将其定为目标。其他的领导人目标还包括墨西哥总统和巴西总统。一份关于某个巴西电视节目的特别报告称，“[巴西总统]罗塞夫和她的主要顾问之间的通信以及顾问和其他人之间的通信，据说都受到了美国的监控”。更富争议的目标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移动电话，这是对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时将他的手机定为监控目标的延续。据称国家安全局监听了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的兄弟马默德·卡尔扎伊的通信，作为贪腐调查的一部分。

最传统的通信情报目标是外交通信，即那些从每个国家的首都到世界各国外交机构的通信以及发生在机构内部的通信。美国拦截和破译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和情报通信，例如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对其驻日使馆的通信以及1985年西柏林某家夜店爆炸事件之前利比亚与东柏林外交代表机构之间的通信。1996年和此后被拦截的外交通信引发了质疑，即中国是否试图向美国政治家贿赂金钱以支持他们的竞选。1997年1月，对以色列外交通信拦截导致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以色列渗透美国政府的可能性。欧洲盟国的使馆和使团并不被豁免，2013年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周刊》揭露了许多这类的事件。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某份材料列出了38个目标使馆和使团，被实施了大量的窃听手段。

2003年初，当联合国安全委员会在争论是否要批准对伊拉克使用军事行动时，美国加强了以委员会成员的通信为目标的工作。2013年8月25日，《明镜周刊》的一篇报导称，根据斯诺登揭露的材料，国家安全局在2012年监控并成功解密了联合国的视频会议。根据这篇文章所言，解密“极大地提升了来自视频会议的数据，并提高了解码数据通信的能力”。由于解密的成功，联合国遭到解密的通信数量在三周时间内从12个增加到458个。

美国还将许多政府和组织的不同成员机构之间的通信作为目标。某些情况下被监控的两个成员机构都在国境内；其他情况下，则至少有一方位于境外。通常作为目标的通信包括政府和军事官员或某个部长或机构与其在国内和国外的下属机构之间的通信；武器制造工厂与不同军事官员或政府官员之间的通信；军事单位与上级机构之间的通信（尤其是演习和行动期间）；警察和安全力量与其总部之间的通信。

美国的通信情报工作的目标还包括中国国防部与下属军事单位之间的通讯、俄罗斯政府与其军事单位之间的通信、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与巴基斯坦核设施之间的通信、埃及总统和其下属官员之间的通信（包括当埃及扣留“阿基莱·劳伦”号劫持者时）、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官员与以色列在西岸的代表之间的通信。近几年中，美国拦截和破译了伊朗情报机构的通信。美国还拦截了来自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各成员机构的通信，由此产生的情报不光有该政权的，也有ISIS的。

1968年，北京军区的语音通信被拦截，从而得知了第4装甲师的野外演习。1980年，美国对苏联通讯的拦截导致了对苏联将要入侵伊朗的担忧。通信情报在准备1982年对印度重水短缺的研究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83年的通信拦截使美国能够拼凑出一艘苏联潜艇在北太平洋下沉的细节，1998年时被截获的伊拉克军事通信使美国官员得出了结论，认为伊拉克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通信情报和其他情报报告显示，某些沙特领导人正考虑尝试贿赂萨达姆·侯赛因。1998年，通信拦截发现俄罗斯的对外情报机构为向伊朗出售俄罗斯导弹技术提供了便利。第二年，通信情报显示，南斯拉夫的高层官员发布了袭击科索沃拉察克镇的命令，结果造成45名无武装的阿尔巴尼亚平民遭到屠杀。

恐怖组织的通信，尤其是基地组织，是美国通信情报工作的重点目标。到2001年止，国家安全局一直在监听本·拉登在其便携式国际海事卫星（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tellite, INMARSAT）电话上的非加密通话。在被拦截的对话中，其中一个是本·拉登和塔利班头目奥马尔之间关于塔利班对种植罂粟的禁令的谈话。虽然拦截工作未能对“9·11袭击”提供预警，但它确实产生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本·拉登涉入了这次袭击以及较早前发生于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袭击。2002年，截获的某次卫星电话通话促成了阿布·穆萨布·卡扎维副手的被捕。

被用于识别恐怖头目和追踪其动向的通信拦截协助了美国的定点清除工作，包括2012年对基地组织高级指挥官哈桑·古尔的清除，此人曾是一名黑狱囚犯。其他的拦截和网络活动的目标是识别网上性行为，包括访问色情网站。网上赌博活动也受到监控，因为国家安全局认为放任赌博通信不受监控是有风险的，这类通讯形成了“目标丰富”的环境。

如上所述，政府的通信并不是通信情报目标的全部。涉及与先进武器发展相关技术售卖的政党和公司的通信也被列为目标。另外，恐怖组织的通信也是目标，可以了解组织发挥作用的方式和头目的个性特点，还可以预测其下一步的袭击目标和方式。

通信情报另一个重要的目标与经济活动（合法类和非法类）相关，例如国际金融公司和毒品贩子们的通信。1970年，美国缉毒署的前身通告国家安全局，它“需要了解任何和所有反映非法贩运毒品和危险药品的通信情报信息”。其感兴趣的特定领域包括从事毒品分销的组织和个人、种植和制作中心、控制毒品贩运的手段，以及所有违反美国与毒品相关法律的行为。

中国的目标包括胡锦涛主席、中国贸易部门、银行和电信公司。代号为“猎巨人”的特别行动是针对华为通信公司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份简报解释称“我们许多目标都是用华为生产的产品进行通讯”，而且需要“判断华为是否为中国搜集信号情报”。另外，该简报还称，“一旦我们能够确定华为的计划和意图，我们希望，这会使我们重新启动针对中国的计划和意图”。

20世纪50年代初，电子情报的主要目标是苏联集团（包括中国）的雷达。俄罗斯的雷达，诸如2012年在圣彼得堡地区投入使用的导弹预警雷达，或者2014年联机的四个沃罗涅什早期预警雷达，仍然是目标之一。从1972年签定《反弹道导弹条约》到美国废除该条约（因为该条约限制了在“反弹道导弹模式”下对雷达的使用），监控苏联/俄罗斯的雷达还兼具核查军备控制的意图。如今，伊朗、朝鲜和中国的雷达也属于首要目标。所需要的信息不但要能识别雷达的存在和位置，而且要提供有关每个雷达能力的技术情报，比如如何运营、能力和缺陷。所需的具体信息包括信号参数测量（频率、脉冲重复周期、主要的光束扫描模式、带宽、脉冲宽度），天线辐射图和功率。

有关航天器、导弹或航空器的电子情报数据也是需要的。就导弹相关信息，涉及结构应力、火箭发动机推力、燃料消耗、制导系统性能、操纵、周围环境的物理条件。传输对不同种类事件的各种测量的链接，可能也会成为目标：一次性事件[例如爆炸螺栓的引爆，或者再返大气层飞行器（Reentry Vehicles, RVs）从分导分行器上分离]、非连续性事件（例如在飞行过程中对制导系统的调整）和连续性事件（例如燃料流量、电机燃烧、助推阶段的导弹加速）。

美国电子信号情报的工作规模相当大，使用了太空和空中搜集器、地面站、秘密监听站、水面舰艇和潜艇来完成远程搜集行动。如今，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信号情报工作的其他方面（其中有一些不在正式的定义之内）是秘密信号情报（ClanSIG）和计算机网络开发，包括将音频或其他搜集装置放置在固定的、隐蔽的位置（包括计算机内）和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以提取计算机上的数据。

太空搜集

美国操控的信号卫星位于三种不同类型的轨道内：低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和高椭圆轨道（“闪电轨道”）。1960年6月，海军的第一颗银河辐射与背景（Galactic Radiation and Background, GRAB）电子情报卫星进入轨道，其主要目标是苏联的雷达系统。银河辐射与背景的后续卫星被称为“罂粟”（POPPY），于1962年首次进入轨道。该年2月，空军也开始操控低地轨道“雪貂”卫星，用于拦截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空中防御雷达、反弹道导弹雷达和早期预警雷达发出的信号。从第一次发射到1971年7月16日，共发射了三代16颗卫星，倾角范围从75度到82度。

1963年8月，第二级“雪貂”开始投入使用。第一级每个卫星在发射时都是首要有效载荷，而第二级卫星则是携带成像卫星的运载火箭上的附加载荷。两种卫星的轨道都演变成类似的形状，其初步轨道约为180×250英里，逐步变成300英里左右的近圆轨道。从1972年到1988年，所有发射的雪貂卫星都是第二级有效载荷。有一组雪貂卫星被称为“989”，其与KH-9成像卫星（发射于1971年至1984年之间）和一种被称为“折叠座椅”（JUMPSEAT）的信号情报卫星（详述见下文）一起发射。

1988年9月5日，由四颗卫星构成新的雪貂卫星星群，其中的第一颗被作为首要有效载荷，搭载“泰坦Ⅱ”号发射于范登堡空军基地，被放置于500英里、85度倾角的圆形轨道。其后，1989年9月5日和1992年4月25日，“泰坦Ⅱ”号又承担了类似的发射。但是，1993年，曾被指定给某个“秘密用户”使用的三个“泰坦Ⅱ”助推器被分配给了战略防御倡议组织（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即现在的导弹防御局Missile Defense Agency）。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角色和任务”报告的一份草案中提到，该举措代表了某个决策，即现存的两个国家卫星系统正在承担的任务，未来将由一个单独的全新系统承担。该系统将是命运三女神（PARCAE）电子情报海洋监视卫星高级版的后续。命运三女神（和高级命运三女神卫星群）首次发射于1976年，与它捆绑的地面站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不涉密的名称“一流奇才”（CLASSIC WIZARD）[随后又被称为“冰柜（ICEbox）”，其中ICE是“改进搜集设备（Improved Collection Equipment）”的首字母缩略语]。

正如海军安全大队司令部（Naval Security Group Command）的一份指令所提及的，“一流奇才”全球监视系统起源于美国海军1968年对某个专用海洋监视卫星系统的可行性调查研究。1970年，海军作战部长下令研究总体的海洋监视需求。这个项目产生了5卷的《海军研究实验室海洋监视需求研究》。反过来，该研究又推动产生了项目749，这是一个重点研究高分辨率、相控阵雷达的项目。该雷达能够进行全天候的海洋监视监控，并探测到低弹道的海上发射导弹。

不管这些初步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由此产生的海洋监视卫星项目——命运三女神缺乏雷达能力。它更像是一个被动的拦截者，装备了一个被动红外扫描器和多个毫米波辐射计，还有能力监控潜艇和舰艇的无线电通信和雷达释放的无线电频率。它使用被动干涉测量术（利用干涉现象）来判断舰艇的位置；也就是说，航天器能够根据若干个天线提供的有关雷达的数据或无线电信号计算出某个舰艇的位置。

命运三女神系统包括航天器主体和3个与其相连接的子卫星。命运三女神卫星发射于范登堡空军基地，进入近圆的、63度倾角轨道，其高度约为700英里。航天器在这个高度能够接收到来自2000英里以外的水面舰艇的信号。在每个航行之间位移约1866英里的情况下，命运三女神能够在后续的航行中提供重叠覆盖。

1976年至1987年5月15日，共有8个行动集群被放入轨道中。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率促使海军提出要求并得到了资金，用于所有“一流奇才”地面站的天线升级。与海军区域报告中心共同驻扎的地面站位于：英属印度洋领地迪戈加西亚岛；关岛；阿拉斯加州阿达克；缅因州冬港；苏格兰埃德泽尔。地面站收到的信息被快速传输给区域海洋监视中心，并通过卫星传输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主要的下行链接。近几年，所有这些地面站都被关闭，而在其他站点，陆军和空军的信号情报人员与海军的信号情报人员一起共同驻扎，这更进一步说明该系统不只聚焦于海军目标。陆军的参与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据是某个代号为“纯蓝”（TRUE BLUE）的项目（该项目也包括陆军参与到其他站点）。1995年，空军情报局第692情报大队的第1分遣队在关岛成立，参与“一流奇才”项目，该项目被空军情报局的某份报告称为“联合全球监视报告系统”。

第一个高级命运三女神系统投入使用，是在1990年6月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航天任务。第二个由“泰坦　Ⅳ”号承载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于1991年11月。两次发射的卫星都被放置在与命运三女神卫星相似的轨道上。1993年8月，范登堡空军基地的某次发射在起飞后不久就发生了爆炸，助推器和航天器都被炸毁。随后，1996年5月12日的发射成功了。

1993年的爆炸发生之后不久，据称国家侦察局和海军计划开发新一代、具备改进提高探测能力的航天器。新一代的代号为“侵入者”（INTRUDER），显然比前几代更像一个双重系统（针对陆基目标和海基目标），而且具备了某些通信情报的能力。第一次发射时间为2001年9月8日，随后的发射时间依次是：2003年12月2日；2005年2月3日；2007年6月15日；2011年4月14日。与前几代电子信号海洋监视卫星不同，新一代被发射进入轨道所搭载的是阿特拉斯运载火箭。新一代只使用轨道中的两个卫星，而不是三个。卫星的轨道与以前一样，也是63度倾角，位于地球上方约700英里的高度。对卫星的操控由国家安全局的项目运作协调组（Programs Operationas Coordination Group）负责。但是此时，所有最初与“一流奇才”相捆绑的地面站都被关闭了。显然，数据向地传输给了两个海外站点，一个位于日本的三泽空军基地，另一个位于德国的格里斯海姆基地。

“一流奇才”/“冰柜”数据的客户和“侵入者”数据的客户（例如美国舰队的指挥官们）都能够通过某个自动程序指定他们所需要的与感兴趣的区域、信号和单位相关的特殊数据。新一代的主要目标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平民和商船，尤其是那些疑似为恐怖组织和流氓政权运输武器或武器相关材料的船只。据某份报告称，来自卫星的信息传递给了西班牙政府后，突击队成功扣留了一艘开往也门、携带飞毛腿导弹的朝鲜船只。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国家侦察局开始将两个地球同步卫星项目的产品放入轨道：“峡谷”（CANYON）和“流纹岩”（RHYOLITE，后者随后改名为“水技表演”AQUACADE）。第一颗“峡谷”于1968年8月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进入近地点高度为19641英里、远地点高度为22853英里、9.9度倾角的轨道。卫星受德巴特艾布灵地面站控制，是美国的第一个高空信号情报系统和第一颗专用通信情报卫星。后续还进行了6次发射，最后的一次是在1977年。

1970年，四颗“流纹岩”航天器中的第一颗被放入轨道，而该轨道比“峡谷”的轨道更近似于对地静止轨道（0度倾角，近地点和远地点都是22300英里）。“流纹岩”针对通信信号，其主要功能是拦截苏联和中国的进攻和防御导弹测试、反卫星测试和太空发射的遥测。有一颗卫星明显位于东经69度非洲之角上方某处，负责收集发射于丘拉塔姆、沿东北方向对准堪察加半岛目标区域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ICBMs）传输的遥测信号。另一个是在东经115度婆罗洲上方，负责监控苏联的液体燃料导弹，如发射于普列谢茨克的SS-16ICBM和SS-20ICBM。

“流纹岩”卫星除了拦截苏联和中国导弹测试的遥测信号外，还具备重要的通信情报能力。这些卫星显然被用于拦截苏联和中国的超高频波段、甚高频波段和微波频波段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苏联军事演习中发生的对讲机通讯属于甚高频/超高频范围，也由“流纹岩”卫星进行定期监控，这些卫星事实上整体覆盖了西半球以外的整个世界，拦截来自中国、越南、印尼、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通信。

“流纹岩/水技表演”卫星提供有关中国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发展情况的情报。这些卫星中，不止一颗探测到空军上尉斯科特·奥格莱迪（Scott O'Grady）在波斯尼亚上空执行任务时被塞尔维亚军队击落后发出的求救信号。这些卫星还搜集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有关伊拉克GPS干扰系统、阿富汗武器系统、基地组织头目通信、飞毛腿导弹雷达等问题的多次交锋相关的情报。

“峡谷”和“流纹岩/水技表演”项目，最终分别产生了后续项目，最初的代号为“小木屋”（CHALET）和“大酒瓶”（MAGNUM）。1978年6月10日，第一颗“小木屋”卫星被放入与“峡谷”卫星所用相似的轨道。后来，该项目于1979年被媒体曝光后，被重命名为“漩涡”（VORTEX）。1987年，又一次被曝光后再次改名，这次是“水星”（MERCURY）。

“小木屋”最初的任务只限于通信情报。但是，在损失了伊朗地面站并发现“流纹岩”的信息被卖给了克格勃之后，“小木屋”卫星被允许拦截苏联的遥测信息。第一颗调整后的“小木屋”发射于1979年10月1日（当时它已被称为VORTEX）。后续的发射（不是全部成功）时间为：1981年10月1日；1984年1月31日；1988年9月2日；1989年5月10日；1989年9月4日。1998年发射的最后一颗“水星”卫星因发射失败被毁。

在项目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漩涡”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尤其包括了苏联的导弹和核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场地以及国防相关的各部委和国防产业的通讯。在“漩涡”工作高峰期，至少有三颗“漩涡”卫星在运行：一颗覆盖东欧和苏联西部，另一颗覆盖苏联中部，第三颗覆盖苏联东部。

每颗卫星也会覆盖在其工作区域内的非苏联目标，包括以色列、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因此，“漩涡”位于英国的曼威斯希尔地面站曾为“沙漠盾牌”行动和“沙漠风暴”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1989年，因“在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1日期间做出的杰出成绩”，该站收到了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授予的集体嘉奖，这个时间段正好与美国海军在波斯湾的行动时间吻合。

1985年1月25日，“大酒瓶”项目下研发的第一颗卫星从“发现”号航天飞机上发射，进入地球同步轨道。发射时，该项目被称为“猎户座”（ORION）。1989年11月22日，第二颗“猎户座”航天器也是从航天飞机上被放入轨道。据称，该卫星重量约6000磅，有两个巨大的抛物形天线。一颗准备拦截通信和遥测信号，另一颗准备将被拦截的信息材料中继至地球。第一颗“猎户座”卫星可能已在婆罗洲上方就位，而第二颗则在非洲之角上方就位。

另外6至7颗“猎户座”卫星也已被放入轨道，从1995年5月14日的“猎户座3”，到2014年4月10日的可能的“猎户座9”，都使用一次性运载火箭。尽管还有两个“水星”后续系统于1994年8月和1996年4月进入轨道运行，但“猎户座”网络已经成为首要的地球同步信号情报卫星群。

与低轨道卫星和地球同步卫星不同，第三级信号情报卫星并不是在地球同步轨道中运行。这个级别的第一代卫星代号为“折叠座椅”（JUMPSEAT），发射于范登堡空军基地，进入一个63度倾角的高椭圆轨道（200×24000英里）。显然，共发射了七颗“折叠座椅”卫星，其中第一颗发射于1971年3月20日，最后一颗发射于1987年。该项目的初始目的是监控苏联在萨雷沙甘的反弹道导弹测试场的信号和雷达系统的地理定位信号。后来，增加了一项通信情报任务，目标是苏联北部。在高椭圆轨道上，“折叠座椅”每次在苏联上空“徘徊”8至9个小时。“折叠座椅”与989雪貂卫星一起合作的组合，最初被称为“收益”（YIELD），自1982年起又被称为“柳树”（WILLOW）。

“折叠座椅”的更高级版本，代号是“号角”（TRUMPET），发射于1994年5月3日。随后两次发射的时间为1995年7月10日和1997年11月8日。卫星重约1万磅。与“折叠座椅”相同，“号角”运行在高度倾斜的椭圆轨道，但它的任务更为广泛。该项目最终被取消，让步于另一个成本更高的项目。这个昂贵的项目进行了至少三次发射，其中一次是在2006年6月27日，发射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由“德尔塔”火箭将卫星送入了62.4度倾角、690×23785英里的轨道。该卫星还携带了一个试验传感器，将用于天基红外系统（Space-Based Infrared System, SBIRS）。后续的发射也携带了天基红外系统有效载荷，时间为2008年3月13日和2014年12月12日，均发射于范登堡空军基地。

信号情报卫星行动得到了多个专业地面站的支持，这些站点分别位于：科罗拉多州巴克利空军基地；英国曼威斯希尔；澳大利亚松树谷。巴克利地面站可能是四个卫星项目的地面站：“猎户座”、“号角”及其后续项目“入侵者”，也许还有一个（地球同步系统）。虽然巴克利空军基地一直是与“猎户座”项目捆绑的三个地面站之一，但它显然是“号角”及其后续项目的唯一地面站，该项目的轨道使得其卫星在北半球上空时会在巴克利的视野内工作。巴克利是与另一个地球同步系统捆绑的两个地面站中最重要的一个，该系统非涉密名称为“推弹杆”（RAMROD）。巴克利“提供了全世界推弹杆系统所有上报量的70%的信息”。

自1972年到1974年，国家安全局开始扩大位于约克夏西8英里的曼威斯希尔监听站。该站占地562亩，包括一个大型的卫星追踪天线阵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使曼威斯希尔成为即将实施的“小木屋”系统的首要地面站。另外，曼威斯希尔也是“水星”后续项目的地面站。

建在澳大利亚松树谷的联合太空防御设施，就是位于婆罗洲上方的“流纹岩”卫星的地面控制站和向下链接，后来也为“猎户座”项目位于婆罗洲上方的卫星承担同样的任务。它可能还为“推弹杆”系统的某个卫星承担类似任务。该设施包括至少七个大型的雷达天线罩，一个大型的计算机室，约20座支持性建筑。这些雷达天线罩（第一个建于1968年）就像是被切掉底部的巨型高尔夫球，有机玻璃建造，安装在混凝土机构上。它们的用途是保护封闭天线不受尘土、风和雨的影响，并躲避苏联侦察卫星。

计算机室分为三大部门。轨道控制部门负责将卫星保持在地球同步轨道中，使其正确对准感兴趣的目标。信号处理办公室接收从卫星传输而来的信号，将其转换成信号分析部门能够使用的格式。1996年，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升级松树谷站点的多项计划。

卫星的日常任务分配是空中搜集管理中心（Overhead Collection Management Center, OCMC）的职责，它是国家安全局位于米德堡的所属部门。信号情报空中管理系统是一套硬件和软件工具，“帮助空中搜集管理中心根据国家信号情报搜集小组委员会建立的优先级别和指导原则，将指定的信号情报卫星对准情报目标”。

空中搜集

军方最大的三个情报系统都各自操控航空器进行信号情报搜集工作。空军第25联队的第55军情大队的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福特空军基地，负责操控RC-135侦察机群，多达20架飞机，其中有17架RC-135V/W“联合铆钉”飞机。这些型号的飞机总长度为135英尺，翼展达131英尺，整体高度为42英尺，工作高度为34990英尺。它们能飞行500英里每小时以上，不加油航程为3900英里。但是，它们在10小时之后必须进行空中加油。它们可在空中停留30小时，飞行的最高限度为5万英尺。飞机上可乘坐超过30个人，包括机舱成员、电子战官员、情报操作员和飞行中维修技术人员。

联合铆钉飞机的飞行任务被称为“燃烧的风”（BURNING WIND）和“模糊的风”（MISTY WIND），负责拦截通信和电子信号。该飞机携带电子发射器自动定位系统，扫描飞机两边，在数秒内能够识别雷达，但其精准度还不足以识别出智能武器。数据可以通过安全的语音线路（战术信息广播业务或战术数字信息线路）进行传输。飞机初期携带的多种通迅发射器定位系统，已经被平面刃型天线所取代。联合铆钉侦察机的起飞基地有：希腊克里特岛索达湾的奥福特空军基地；日本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阿尔卡吉的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第763远征侦察中队ERS）；卡塔尔多哈以西的阿尔乌代德空军基地。

随着冷战的结束，联合铆钉机群的目标有了显著的变化。1995年和1996年期间，79%的飞行任务为了支持联合特遣部队在中东（伊拉克）和波斯尼亚的行动。1995年2月22日，一架联合铆钉飞机执行了该项目的第1000次飞行任务，支持“南方守望”行动（Operation SOUTHERN WATCH），实施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1996年10月，一架来自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的联合铆钉飞机执行了第1000次亚德里亚海飞行任务，该任务开始于4年前，是为了支持“提供希望”行动（Operation PROVIDE PROMISE）。另有19%的飞行任务目标是古巴、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利比亚）、太平洋地区（包括朝鲜、中国和越南）。剩余的2%飞行任务是培训和演习。RC-135侦察机已经“成为攻击敌方电子防空系统的关键工具，该系统依赖于对来袭敌机具体位置的数据迅速交换”。自2000年以来，联合铆钉飞机多次执行支持“伊拉克自由”行动和阿富汗“坚持自由”行动的飞行任务。根据空军2009年一份情况说明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RC-135侦察机一直保持着在西南亚的持续存在”。2008年，第763远征侦察中队在执行阿富汗某项目过程，完成了50000飞行小时的记录。近期的飞行任务包括利比亚和乌克兰。2010年，多架联合铆钉飞越菲律宾，拦截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的通信。2011年，来自索达湾的多架联合铆钉监控了利比亚的空军和防空通信。那一年，它们出动了83架次，支持“奥德赛黎明”行动和“联合保护者”行动（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这些行动寻求在利比亚实现建立禁飞区和武器禁运。2014年12月，俄罗斯空军总司令抱怨，RC-135“几乎每天”都会数次出现在俄罗斯沿海的波罗的海地区，还声称2014年RC-135出现了140次，对比之下2013年只有22次。

其中某些次数应该归于两架RC-135U，它们被称为作战派送（Combat Sent）；它们与联合铆钉的速度和工作高度一致，但航程可达4000海里，最高飞行高度可在35000英尺以上。该机组包括两名飞行员，一名导航员，两名机载系统工程师，至少10名电子战官员和6名或更多任务区域专家。与联合铆钉飞机一样，作战派送携带发射器自动定位系统。作战派送飞机上携带的主要传感器是精密功率测量系统（Precision Power Measurement System），该系统判断选定目标的绝对功率、功率方向图和选定目标发射器的偏振。另外，在高分辨率相机与多个电视和雷达传感器上都配备了“指南针时代”（COMPASS ERA）系统，该系统包括红外热成像，一个干涉光谱仪和多个光谱辐射仪传感器。作战派送飞行任务的目标是对外国军事用地、雷达信号、海军雷达信号和机载雷达信号进行定位和识别。具体而言，这些飞行任务旨在提供“信号参数，用于开发雷达预警接收器、电子战（EW）系统、威胁系统模拟器和任务策划”。信号参数包括功率、脉冲和极化数据。2014年10月，据称一架RC-135U上的任务标记显示它曾被用于监控乌克兰危机的发展情况。

RC-135系列的最后一个成员是RC-135S型号，它被称为“眼镜蛇球”（Cobra Ball），行动代号被称为“燃料恒星”（BURNING STAR）。这类飞机有三架。“眼镜蛇球”飞机驻扎在阿拉斯加州艾尔森空军基地，经常从谢米亚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任务，直到1991年末，“眼镜蛇球”的相关任务被转到了奥福特空军基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眼镜蛇球”每年约执行100次任务，目标是获取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的导弹试验情报。因此，1994年1月，迪戈加西亚基地的一架“眼镜蛇球”被部署在孟加拉湾，监控印度即将举行的导弹试验。1996年，“眼镜蛇球”飞机监控中国在台湾地区附近进行的数次导弹试验、印度的几次导弹试验和俄罗斯的数次导弹试验。1997年5月，一架“眼镜蛇球”监控了朝鲜的一次反舰导弹试验。2003年3月初，朝鲜几架战斗机在朝鲜海岸线外约150英里处拦截了一架“眼镜蛇球”并命令其降落在朝鲜，美国飞行员对这些指令置若惘闻。

RC-135S飞机携带的系统中，配有高级遥测系统（Advanced TelemetrySystem, ATS），是自动搜索频带的一部分，为出现的所有信号制作一份数字记录。高级遥测系统的操作人员为重新进入链接分配搜集资源，并记录所有探测到的遥测信号。

海军的同类信号情报机群由EP-3E空中侦察综合电子系统（Airborne Reconnaissance Integrated Electronic System, ARIES Ⅱ） 飞机组成。1999年，12架飞机组成的机群被平均分配给了位于华盛顿州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的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Fleet Air Reconnaissance Squadron One, VQ-1），即“世界观察者”，和位于西班牙罗塔的第2舰队空中侦察中队（Fleet Air Reconnaissance Squadron Two, VQ-2）。VQ-1的职责区域从美国的西海岸延伸至非洲的东海岸和阿拉伯湾。其他分遣队位于：阿联酋巴林岛；日本三泽；日本嘉手纳；韩国乌山。

2005年9月，第2舰队空中侦察中队，包括所有飞机和450名人员从西班牙的罗塔迁至惠德比岛海军航空站，这样两支中队都将总部设在了这里。海军称，这次变动是“与海军正在进行的驻欧军力改革相符的”，并将使侦察中队具备“冲击全球”的能力。然后，2012年5月，海军取消了第2舰队空中侦察中队，其所属人员被转至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到2012年为止，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的机群共有16架飞机，但是有计划要将该数字降至12架。

EP-3E是长度116英尺的四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飞行高度略高于2.8万英尺，飞行速度为446英里每小时，航程为2738英里。该机与PC-3C的区别在于其机身下有1个扁平的圆形雷达天线罩，而且它的尾部没有长而薄的电磁异常探测器（Magnetic Anomaly Detector）尾桁。飞机由五人飞行机组驾驶，另有18个人负责不同的系统操作。该飞机的“故事书”（Story Book）系统具有通信情报信号获取、数据处理和数据整合的综合性能力，据称能够提供战术评估和实时传输。6名操作人员负责操控“经典故事”（Story Classic）系统，其提供升级的搜索和获取低波段信号能力。指挥员、通信专家和战术评估专家能够在他们各自的工作站直接获得由EP-3E搜集的数据，以及来自其他美国情报力量的数据（通过战术相关应用系统，战术数字信号交流系统，战术通迅广播系统及其他线路），因此他们能综合飞机搜集的数据和其他数据，提供一份全面的目标活动评估并将结论分送出去。

“世界观察者”行动包括外国水面和潜艇行动，以及陆基雷达和超高频/甚高频通信。1996年，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出动了1319架次，“不但承担国家和舰队指派的敏感侦察行动（Sensitive Reconnaissance Operations），也负责迹象和预警（Indications and Warning, I&W）任务，支持了‘沙漠打击’、‘南方守望’、‘警惕战士’和‘警惕哨兵’等行动”。其行动区域包括“北阿拉伯海，阿曼湾，阿拉伯湾，沙特阿拉伯，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印度洋，南中国海，中国东海，吕宋海峡，泰国湾，朝鲜内陆，西太平洋”。在这些区域实施行动之后，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拦截和处理了2911个来自目标国家的海军发射器、空中发射器和陆基发射器的具有战术重要性的信号”，并定位了72艘非友善的潜艇。1997年，第2舰队空中侦察中队所属多架EP-3E飞机从基地出发，监控阿尔巴尼亚危机。当时的任务还有监听北非（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军队、政府和警察的通信。

2001年，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派出了5架EP-3E（和3架P-3），行动区域包括波斯湾、南美洲、印度洋、韩国、泰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东海、泰国湾、沙特阿拉伯，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2001年4月1日，1架EP-3E在海南岛沿海执行任务时，与尾随的一架中国F-8拦截机发生半空碰撞而失去动力，迫降于海南岛。

“9·11恐怖袭击”后不久，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开始在西南亚执行任务，支持“坚持自由”行动。该中队也从事通信拦截行动，以支持“南方守望”行动和“哥伦比亚计划”。据其每年历史记录，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2001年搜集了6113个具有战术重要性的信号情报。2005年，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的分遣队，将位于巴林麦纳麦和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的行动包括在内。后来，巴林的分遣队迁到了卡塔尔。2008年，第1舰队空中侦察中队的EP-3飞机参加了“伊拉克自由”行动、“游牧阴影”（NOMAD SHADOW）行动（欧洲司令部实施的涉及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意愿精神”（WILLING SPIRIT）行动（解救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扣为人质的3个美国人的行动）和“印加黄金”（INCA GOLD）行动（南方司令部的1个禁毒行动）。

2001年到2005年之间，第2舰队空中侦察中队的飞行任务支持了坚持自由行动、联合锻造（JOINT FORGE）行动（南斯拉夫）、印加黄金行动、联合守护（JOINT GUARDIAN）行动（亚得里亚海）、北方守望行动（伊拉克）、南方守望行动（伊拉克）、伊拉克自由行动、美洲狮（MOUNTAIN LION）行动（阿富汗）、大山扫荡（MOUNTAIN SWEEP）行动（阿富汗）、海豚鹰（DOLPHIN EAGLE）行动（拉丁美洲）、加勒比盾牌（CARIBBEAN SHIELD）行动、阿特拉斯盾牌（ATLAS SHIELD）行动（南方司令部）、安全明天（SECURE TOMORROW）行动（欧洲司令部），以及海上拦截行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敏感侦察行动。另外，第2舰队空中侦察中队在2000年支持南方司令部的行动中，帮助捕获了54.1公吨的可卡因和大麻。

研制EP-3E继承者的计划EP-X被取消了。到2015年底，海军转而计划升级EP-3E以接受“螺旋3”，这是一个信号情报一揽子项目，具备中断敌方通信网络的能力。

除了具备成像能力外，U-2飞机还能配备信号情报传感器，据某位U-2专家称，“如今，几乎每架执行任务的U-2都携带了信号情报系统，以及成像系统”。过去，U-2的信号情报系统包括高级红宝石（Senior Ruby）系统，这是一个几乎实时的电子情报搜集、处理和上报系统，能提供U-2视线内雷达发射器的信息（包括类型和位置）；包括高级矛（Senior Spear）——也是几乎实时的通信情报搜集、处理和上报系统，能提供视线300海里以外的信号搜集。当前的系统则包括了远程航空电子系统（Remote Avionics System, RAS）-1R和高级信号情报有效载荷（Advanced Signals Intelligence Payload, ASIP）。

远程航空电子系统有两个附属系统，一个用于通信情报，另一个用于电子情报（其处理脉冲、持续波和特殊信号）。每个附属系统都能提供地理位置数据。自2008年开始，高级信号情报有效载荷就开始为U-2的行动提供服务。它的关键性特征包括“现代信号检测的高级演算法、高密度接入；大瞬时带宽和信号的同时性；车载信号处理，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数据链”。2010年，U-2中队用高级信号情报有效载荷系统取代了远程航空电子系统。

U-2一直都是从多个基地起飞执行信号情报任务，针对的目标各种各样。从佛罗里达州帕特里克空军基地起飞的U-2，执行针对古巴的搜集任务。主要目标是古巴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通信，所截获的情报被传输至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从皇家空军阿克罗蒂里基地起飞的U-2，负责拦截来自叙利亚、埃及和以色列的信号，然后将数据上传至空中远程操作设施。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的高级矛U-2，执行奥运会任务，拦截中国的通信和朝鲜的通迅，然后将截获的通迅下传至乌山的空军情报单位。

陆军操控两个更为先进的空中信号情报系统：RC-12护栏和EO-5C（以前的RC-7B）/空中侦察低级多功能（Airborne Reconnaissance Low-Mutlifunction, ARL-M）。RC-12是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最低飞行可达2万英尺，最高可达3.2万英尺，时速为130海里，最长可工作5小时。该飞机有许多型号，包括RC-12H、RC-12K、RC-12N、RC-12P、RC-12Q，携带遥控的地基拦截和测向系统，可以检测高频、甚高频和超高频的音频通迅。它们还携带GPS接收器，允许60英尺内的数据定位。RC-12的辅助系统是远程中继系统（Remote Relay System, RRS）。被截获的信号情报数据被下传到RRS，然后自动地被卫星中继传至任何位置，只要这些地方安置了适当的接收天线。RC-12系列部署在位于韩国、德国和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军事情报大队。

2011年，RC-12的升级版本RC-12X开始实际部署，可能包括高级信号情报有效载荷。另外，飞机能够针对某个目标进行地理定位，减少了侦测到目标和攻击之间的时间。按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所描述，RC-12X将能够“比当前部署的任何系统侦测到更多的现代不同信号，并找出更多高价值目标（HVTs）”。最早的两架RC-12X被部署在中东，而另外有10至12架（整个机群27架）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得到升级。预期该飞机机型将一直服役到2025年。

EO-5C/ARL-M是四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飞行高度在0.6万-2万英尺，时速为220海里，具备10小时持续飞行能力。ARL-M是空中侦察低级飞机的修正版，原来的飞机只能专用于成像或者专用于信号情报任务。它携带了高频、甚高频和超高频接收器，能够“拦截和定位无线电频率通信”。其最初被设计是为了满足南方司令部的情报需求，而且它的任务是“为禁毒工作提供低轮廓信号情报和成像搜集支持”。陆军的9架改进型ARL-M中，有三架（或者更多）被派到韩国。除了信号情报设备，它们还携带了大量的成像传感器（合成孔径雷达、移动目标指示器、红外、电光）。飞机的任务包括监视朝鲜半岛上非军事区附近军队和平民的动向。2014年底，一架EO-5C被发现出现在利比亚上空，显然是在监控ISIS营地的情况。

除国家安全局和军方密码部门执行空中信号情报飞行使命以外，20多年来，陆军的任务支持机构（Mission Support Activity，最初是情报支持机构）也一直在执行飞行任务。20世纪80年代，情报支持机构采购了比奇飞机和空中国王飞机，并配备了大量通信拦截设备，用于拦截尼加拉瓜桑地诺支持者的通信，以及萨尔瓦多左翼分子通信和洪都拉斯反叛分子通信。20世纪90年代初，情报支持机构的空中信号情报帮助追踪到哥伦比亚毒枭巴勃罗·埃斯科巴，2001年底还截获了逃走的塔利班头目通迅和基地组织头目通迅。

无人驾驶的空中飞行器（UAVs）除了用于成像、测量与信号特征情报，也被用于信号情报。全球鹰飞行器除了携带成像传感器，还携带了高级信号情报有效载荷，能够搜集通信和电子信号，以及“特殊信号”，并可被用于测向和地理定位。该载荷的升级版本的缩小版被开发出来用于MQ-1B捕食者和MQ-9收割者。

在MQ-4C/海神投入使用时，预期它将具备信号情报能力。这个无人驾驶的空中飞行器的电子支持测量（Electronic Support Measures）系统预计能探测、识别和地理定位雷达信号。据称海神可能已经作为EP-3E的继承者，成为海军的首要空中信号搜集飞行器。

地面基地远程搜集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开始建立监控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地面站。多年来该网络的组成发生了变化，并逐步有了以中国、越南、朝鲜、中东地区、中美洲及其他地区为目标的地面站。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通迅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国家安全局和军队密码通信单位操控下的海外网络被极大削减，尤其是在欧洲的网络。结果，美国在意大利、德国、英国和土耳其的大型信号情报设施都被关闭或移交给当地政府。

同时，国家安全局建立了三个区域性的信号情报行动中心，由来自三个主要军兵种密码通信机构的人员负责管理，有时也有来自海军陆战队支持营的人员，这些区域中心负责接收位于特殊地区的有人或无人信号情报站点传来的数据。它们位于得克萨斯州、夏威夷和佐治亚州。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得克萨斯站位于得克萨斯州拉克兰的麦地那附属基地，专注于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得克萨斯站中的单位，分别来自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第25航空队、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支持营H连。到2016年，该站预期将增加1000人。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夏威夷站位于夏威夷瓦希阿瓦，专注于亚洲，人员也是来自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代表。第三个区域性信号情报中心是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佐治亚站，位于佐治亚州戈登堡，专注于欧洲和中东地区。除了来自主要军兵种的代表外，该站还有来自海军陆战队支持营D连的人员。

现存的信号情报地面站网络中，包括了位于阿拉斯加、日本、英国、德国、泰国、韩国的地面站。谢米亚岛（也是眼镜蛇邓恩雷达所在地），从俄罗斯东海岸穿过白令海约400英里处，许多年来一直是（可能未来亦是）安德斯设施（Anders Facility）所在地。由本迪克斯安装工程公司（Bendix Field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为国家安全局管理，该设施的“推进者”（Pusher）天线监控俄罗斯在远东的通信。

埃尔门多夫-理查德森联合基地位于安克雷奇，是唯一现存的由美国操控的AN/FLR-9“象笼”天线所在地。该天线由3个圆形阵列组成，每个阵列由天线的构成部分围绕1个圆形反射屏形成。在3个阵列的中间是配备有电子设备的中心建筑，这些设备被用于形成测向波束，可进行监控和测向。整个系统直径约为900英尺。空军分遣队通过拦截声频、莫尔斯码和打印机信号监控远东的军事活动，此项工作可能仍在继续。

亚洲的三个站是无人站，分别位于泰国孔敬（代号“因陀罗”INDRA）、韩国大邱和中国台湾，截获的数据被传至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局夏威夷站。孔敬设施显然建立于1979年秋天，是为了在当年初爆发的中越战争期间，弥补情报匮乏的情况。大邱设施配备了一个推进者高频天线，以中国、朝鲜和越南的通信为目标。

第719军事情报营驻扎在韩国平泽，隶属于第501军事情报总队。它指挥控制三个分遣队：位于江华岛高丽山的J分遣队，距非军事区6英里的Kain-San的K分遣队和距非军事区1500米以内的Yawol-San的L分遣队，这些设施针对朝鲜各种通讯信号和电子信号目标。

拉丁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在里根政府时期成为日渐重要的目标。虽然中美洲现在失去了优先性，但古巴仍然是重要目标。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信号情报站，过去包括了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的一个海军安全大队机构（Naval Security Group Activity），负责监控古巴的高频军事通信。虽然霍姆斯特德已经被关闭，但位于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第749军事情报营和海军信号情报单位操控的天线仍然以古巴和加勒比地区为目标。

还有许多地面站是由美国和英美安全协定（UKUSA）盟国（见第十三章）操控，专门拦截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和其他的民用通信卫星的信号。这些地面站属于“梯队”（ECHELON）项目，该名称来自计算机软件的表现，能够根据关键词选择截获通信内容（尤其是打印材料，例如传真）。该软件，亦称“词典”（dictionaries），能够根据英美安全协定中任何国家适当的情报分析人员指定的关键词，检查被截获的通信流（尤其是打印的传真），并将带有关键词的通信内容自动转发给那些分析人员。

这个网络所包括的地面站有：位于波多黎各萨巴纳塞卡（卡洛琳，CORALINE）；澳大利亚的艾丽丝泉；弗吉尼亚州的苏格格罗夫（森林线，TIMBERLINE）；华盛顿州亚基马（折叠刀，JACKKNIFE）。除了艾丽丝泉的地面站，其他似乎全都被关闭了。泰国有一个外国卫星站点（柠檬木，LEMONWOOD）。后来加入“梯队”网络的是位于三泽空军基地的卫星拦截设备。以前三泽是“情妇”（LADYLOVE）项目的地面站，该项目拦截通过俄罗斯的几个卫星传输的通信，包括闪电（Molniya）卫星、彩虹（Raduga）卫星、地平线（Gorizont）卫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国家安全局一直在考虑将三泽转变为“梯队”的一个站点，后来确实如此。2007年，三泽装备了新的能力，代号为“植物现实”（BOTANICREALITY），负责拦截来自目标卫星的视频信号。冷战的最后几年中，位于曼威斯希尔的拦截设备截获了俄罗斯“月亮便士”（MOONPENNY）项目下的大量卫星通信。不知道那里的卫星通信拦截设备是否还以俄罗斯卫星为目标，或者是否被重新分派了关注民用通信卫星的任务。

若干不同的海军单位操控陆基信号情报传感器，指导高频测向（HF/DF）监控海军实施海洋监视和搜救行动。地面站通常使用AN/FRD-10天线阵列，名义上的范围达3000海里。该系统原来被称为“经典靶心”（CLASSIC BULLSEYE），在90年代初经历多年的现代化改进后改称为“经典活动龙骨”（CLASSIC CENTERBOARD）。这个变动使得整个网络重新命名为“瞄准线”（CROSSHAIR），同时将最终控制站的数量从三个（大西洋、太平洋和驻欧海军部队）减少为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西北。

虽然FRD-10网络停止工作，但许多搜集站点加入了“瞄准线”网络，包括位于土耳其和科威特的移动HF/DF系统。另外，位于德国巴德艾布灵、塞浦路斯、中国台湾和韩国大邱的高频拦截系统也加入到“瞄准线”项目。

使领馆截听站

除了上面所描述的、占地极广的地基监听站外，由特殊手段搜集局操控的监听站则位于美国使领馆的里面或屋顶。这类监听站使美国能够监听使馆或领馆所在国家的内部军事、政治、警察和经济的通迅。这些监听站被称为特殊手段搜集部门。

位于莫斯科的使馆监听站最为著名。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该站拦截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车在莫斯科大街上来往时的无线电话通话，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席尼可莱·波德戈尔内和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拦截所得的通信流被传输了距中央情报局弗吉尼亚兰利总部数英里之外中央情报局所属的一个特别设施。

最初，这些对话只需要进行翻译，因此没必要在传输中将它们改变频率或者加密。自1971年这项代号为“舷侧”（BROADSIDE）使命的有关情况被媒体曝光后，苏联人开始加密他们的车上通话。尽管如此，美国设法拦截和解码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Ⅰ）签订后不久的一次谈话。格列奇科向勃列日涅夫保证，建造中的重型SS-19导弹将适用于较轻型SS-11导弹的发射管，这样根据该条约SS-19导弹是获得许可的。

但是，通常情况下，所获得的情报并不具备深远意义。参与该行动的一名前情报官员称，中央情报局“没有找到需要的内容，比如对斯洛伐克的入侵。其他都是些闲话，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可能还有波德戈尔内的性生活”。而同时，该官员又称，该行动“提供了有关苏联高层领导人个人性格方面的极为有用的信息”。

不容置疑的是，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期间，监听站参与了对那些试图取代戈尔巴乔夫政府的人和反对政变的人之间通信的窃听工作。在被美国所监控的通信中，有的来自克格勃主席，也有的来自国防部长，他们都是政变策划者。

其他的秘密监听站，现在或者一直常设在美国驻北京使馆、驻特拉维夫使馆、驻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驻圣地亚哥使馆、驻特古西加尔巴使馆，驻巴西利亚使馆、驻卡拉奇使馆内。特拉维夫站一直以以色列的军队通迅和国家警察通迅为目标。因此，美国紧密跟踪着警察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美国监听站的存在对于以色列官员而言并不是毫无察觉，因为特拉维夫使馆屋顶上数量密集的天线非常显眼。

在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译者），特殊手段搜集局监控警察和军事的通信，同时也监控与政府作战的军事力量的通信。布宜诺斯艾利斯站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危机期间，一直以阿根廷总参谋部的通信为目标，搜集到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快速传输至英国。卡拉奇领馆的窃听行动产生的情报与贩毒、恐怖分子网络和巴基斯坦核计划相关。1996年，内罗毕的特殊手段搜集局小组开始拦截该市五个号码打进和打出的电话和传真信息，据认为这些号码属于基地组织成员。

如今，特殊手段搜集局位于巴西利亚和新德里的两个站点显然是用于监控外国的卫星。特殊手段搜集局站点在监听外国领导人的通信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意大利政府的高层官员。除了外国卫星信号，这些站点还能够拦截移动电话信号、微波和毫米波信号，以及无线网络。表8.1列出的特殊手段搜集局无人远程站点和有人位置。

秘密途径信号情报

秘密信号情报指安装监听装置和计算机植入，其中计算机植入是搜集信息或传输存储在计算机网络上数据的另一种方法。秘密信号情报还特指安装传感器以拦截电子信号，不论通信信号或非通信信号。

此类装置中，最古老的就是传统音频监听装置，能够被放入电话、公寓或办公室。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1961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称，“音频监听技术具有潜力，能够提供获取可靠、确凿情报的方法，而这些情报是政府用其他方式不可得的”。

表8.1　特殊手段搜集局无人远程站点和有人位置

音频技术搜集中，最著名且最老旧的两个方式就是窃听器和窃听电话。窃听器或音频装置由来自科技处的技术服务办公室的专家们和来自行动处的官员们进行安装，能够将某个房间内的所有对话传输到某个监控点。安装这样的装置的行动极为复杂。据《情报研究》上的某篇文章所述，“安装音频装置必须要执行‘完美犯罪’，它必须是完美的，不光在于你不会被抓住，而且在于从行动开始，到监听任务结束（有时是5年后），你都不留任何痕迹，这样的行动甚至经过深思熟虑；你的目标只要发现任何可能引起注意的蛛丝马迹，都会警告对手采取对策”。

这类行动涉及监视地点、获得建筑和地板设计图、判断内部装饰和墙饰的颜色。必须注意房间内人员的活动以及安全巡逻人员的走动情况。一旦获得这些信息并经过分析处理后，就必须考虑判断秘密进入的时间和安装装置所需的材料，以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安装音频装置的目标之一是南越总统阮文绍。中央情报局送给阮的礼物是电视机和家具，其中安装了音频装置，使中央情报局能够监控他的个人谈话。中央情报局还试图在南越派驻巴黎和谈的观察人员的办公室和起居室安装类似装置。另一个受到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技术渗透的亚洲盟国是韩国。足以定罪大量证据，都是来自韩国总统府邸内的谈话录音，指控朴东宣贿赂美国国会议员的企图。

霍华德·亨特在墨西哥城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对若干个铁幕国家的使馆安装了窃听器或截听电话。他在乌拉圭的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对使馆和关键人员的起居室进行了技术渗透。菲利普·阿吉在乌拉圭逗留期间，有七条电话线被监控。包括苏联和古巴的使馆、领馆和商务处的电话。

1982年或1983年，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所属的一个部门[当时被称为快速反应小组（Quick Reaction Team, QRT），后来被称为技术分析单位（Technical Analysis Unit）]将一个电子监听装置放入了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在巴拿马的一套公寓。通过向公寓的清洁女佣和守卫行贿，快速反应小组的一名成员得以将一个监听装置放入诺列加的会议室。此次行动获得了6段90分钟的录音，但没有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情报信息。快速反应小组还在古巴驻巴拿马的一名外交官的公寓里安装了窃听装置，当时趁这名外交官出门之际，特工们溜进他的公寓并装上了微型发射器，再次毫无收获。

1983年，快速反应小组利用苏联代表访问美国期间，在多个地方对代表进行了监听。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参观时，苏联官员的房间被快速反应小组特工安装了窃听器。苏联人前往丹佛时，又被安装了窃听器。这一次的结果更为有用；敏感的讨论被记录下来，信息可能指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199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期间，中央情报局给参会的伊拉克和伊朗代表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在后来的某次翻修中，装修工人在宾馆的墙内发现了窃听装置。据称，德国联邦情报局告诉其奥地利同事，中央情报局对各个代表团实施了窃听。1997年，美国驻奥地利使馆的1名官员（可能是中情局官员）因窃听朝鲜驻维也纳一名外交官的电话而被捕，之后便离开了这个国家。

2002年初，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一次联合行动被曝光，该行动试图将监听装置安装在一架波音767 300 ER飞机上，该飞机是为中国国家主席采购专用的，并在安东尼奥国际机场进行改装。2001年10月，临近飞机首航之前，中国的军队通信专家在飞机上发现了至少27个监听装置。

国家安全局和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GCHQ）的搜集活动包括使计算机感染恶意软件的行动，主要是三个目的：计算机网络攻击、计算机网络利用和计算机网络防御。行动的基础设施包括国家安全局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总部和英国（曼威斯希尔）和日本（三泽空军基地）的信号情报基地。另外，据曝光的消息称，国家安全局通过特定获取行动，在计算机装运过程中拦截了计算机服务器，将植入数据传输至国家安全局的装置。

该项工作包括了多种恶意软件工具的开发工作。“联合耙子”（UNITEDRAKE）能与各种“插件”一起使用，使国家安全局有能力对被感染的计算机完全控制。这些插件之一名为“着迷的听众”（CAPTIVATED AUDIENCE），能够控制计算机的麦克风，记录麦克风周围的谈话；另一个名为“树胶鱼”（GUMFISH），能够秘密篡夺计算机网络摄像头的控制，进而拍摄照片。第三个名为“雾谷”（FOGGYBOTTOM），可以记录互联网的浏览历史记录，收集登录细节和进入网址和电子邮件账户所用的密码。还有一个名为“野兔”（SAVAGERABBIT），秘密地向与被感染计算机连接的可移动存储装置泄露数据。“铁锤圣歌”（HAMMERCHANT）和“铁锤啤酒杯”（HAMMERSTEIN）被国家安全局插入到网络路由器中，能够对流经虚拟私人网络的数据进行拦截和实施挖掘式攻击。所谓虚拟私人网络指使用加密的“链接”，增强互联网对话的安全和私密性。

还有一项代号为“量子”（QUANTUM）的技术，可用于挖掘、攻击或防卫计算机。计算机网络挖掘利用的方式包括“量子插入”（QUANTUMINSERT），这是一项“隐藏者技术”（man-on-the-side technique），能暂时接入到恐怖分子网站的连接，并将目标引向另外一个服务器[被称作“狐狸迷药”（FOXACID）]，而这个服务器是由国家安全局的特定获取行动办公室操控。“量子天空”（QUANTUMSKY）是创立于2004年的计算机网络攻击方式，能够拒绝接入某个网页。

还有部分行动，包括代号为“骚动”（TURMOIL）和“涡轮”（TURBINE）的搜集技术能力。第一个指一组传感器，包括位于三泽和曼威斯希尔的传感器，能自动识别向被感染的计算机系统中泄露的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另外，这些传感器能向国家安全局发出警告，从而使该局启动相应的攻击。这类警告由涡轮接收，是一个自动化的系统，设计意图是“通过创造一个系统对植入分组而不是按个体地自动控制，使当前的植入网络能够扩增规模（数百万的植入）”。

表8.2描述不同的外交目标，以及用于获取数据的秘密信号情报技术。该表显示诸多使馆和联合国使团是秘密信号情报的目标，以及针对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搜集技术，包括使用计算机植入技术[代号“高地”（HIGHLANDS）]、计算机屏幕搜集[“流浪汉”（VAGRANT）]、硬盘驱动成像[“救生员”（LIFESAVER）]和对使用天线发射信号的被动搜集[“落入泥潭”（DROPMIRE）]。

表8.2　针对外交目标的秘密信号情报

秘密信号情报的另一种形式是安装定位的信号情报传感器。与安装在房间、电话上或计算机上的窃听器不同，这类传感器系统隐藏在目标设施附近，或者被置于适合拦截通信或其他电子信号的位置。1965年，中央情报局在印度的加瓦尔楠达德维峰顶部放置了一个依靠核动力驱动的装置，希望能监控来自中国中西部双城子试验中心的导弹测试。在一次雪崩卷走这个装置后，1967年又安装了第二个，这次放在了旁边的22400英尺高的楠达果德峰顶部。

中央情报局实施的另一个更为冒险的行动被称为CK/TAW，主要是窃听位于托木斯克的红帕赫拉核武器研究所的地下通迅线路，获得有关苏联粒子束和激光武器研究的情报。CK/TAW在1985年前后停止工作，可能已经被爱德华·李·霍华德或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或者两个人，出卖给了苏联。1999年，在另一次冒险行动中，中央情报局派出一个小组人员，秘密进入了阿富汗东南部，在靠近霍斯特镇的基地组织营地安装了一个远程控制的信号情报搜集系统。

壁垒、肌肉发达和棱镜计划

国家安全局搜集任务的一部分，整个行动被称为“壁垒”（RAMPART），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电缆窃听，或是秘密地与电缆所有者合作，或是秘密地通过与供应方或施工方的关系。据某份报道称，壁垒-A项目是“非常规的特别侵入项目，借力于第三方的伙伴关系”；该项目涉及外国合作伙伴，提供光纤电缆侵入，并有能力将美国的设备安置在“全世界主要信息拥塞点”，使美国能够拦截电子邮件、电话和网络聊天。该项目的相关站点的代号和信号情报邮箱有“天蓝凤凰”（AZUREPHOENEX, US-3127/VH）、“月光小路”（MOONLIGHT PATH, US-3145/KX）、“火鸟”（FIREBIRD, US-3190/21）。项目的某份报告引用了2010年的一份文件，称壁垒—A绝大部分的行动都是“以公开通信卫星项目为掩护”进行的，并指出德国和丹麦都是参与者。与壁垒-A相关联的还有“防风”（WINDSTOP）项目，其指由乙方为《英美安全协议》提供电缆通信流。

国家安全局的特别来源行动单位制作了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幻灯展示，主题就是对壁垒-A要如何融入“当今电缆项目”进行综述。它描述了“三种侵入组合”，一种是“团体”，指通过与电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合作的侵入，无论是否有法院命令为依据。第二种被称为“单边”，有五个部分组成，包括MYSTIC、RAMPART-I/X、RAMPART-T（秘密信号情报）。

国家安全局的搜集行动还包括“侵入连接雅虎和谷歌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的主要通信链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根据2013年1月的某份资料显示，国家安全局每天从雅虎和谷歌的内部网络获得数百万的记录，在最近的一个月中，外勤搜集人员处理和传递了181280466条新记录，包括元数据和存储信息（文本、视频和音频）。

《华盛顿邮报》报道还声称，谷歌和雅虎“在四大陆维护着如堡垒一般的数据中心，连接着成千上万英里的光纤电缆”；这些网络被称为云，“因为数据围绕着它们无缝移动”。根据国家安全局的某份内部资料，侵入谷歌和雅虎的云，使国家安全局能拦截实时通信，并获得“对目标的行动进行回顾式浏览”。

借助与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的合作，国家安全局从数据链接中获得数据的主要工具是一个代号为“肌肉发达”（MUSCULAR）的项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将所有获取的数据存入一个“缓冲器”，它能够存储3-5天的数据流，然后就必须删除数据以提供新的存储空间。由国家安全局设计的工具从“缓冲器”中打开并解码特殊的数据格式，这是一种双方在云里共用的格式。然后，数据通过一系列过滤器再筛选出国家安全局需要的信息，排除余下的信息。

国家安全局除了侵入雅虎和谷歌的数据中心，还借助“棱镜”（PRISM）项目，获得了至少9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流：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和苹果。通常，从服务商获得的材料包括电子邮件、聊天（视频，音频）、视频和照片、已存储的数据、网络电话、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目标活动的通知（包括登录）和线上社交网络细节。

其他有关“棱镜”大量材料说明，该项目的侵入行为不断增长，并提供了对该项目价值的估量。自2013年以来的备忘录显示，微软的Skydrive云储存服务已经成为标准“棱镜”存储通信搜集的一部分，Skype也是如此。另有一份材料将“棱镜”描述为“国家安全局甲方最终产品报告中最常被引用的搜集来源”，而这些报告所依赖的正是美国的拦截行动。同一份材料还称，有1477份报告来源于“棱镜”搜集活动，它们被引用到《总统每日简报》的条目，在《总统每日简报》条目中，信号情报报告比例占18%，使“棱镜”成为国家安全局最高的单独信息来源。

水面舰艇

美国使用水面舰艇搜集陆基和海基目标的信号情报，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被用在针对陆基目标的拦截行动中。1961年和1965年，分别部署了两类新型舰艇：辅助通用技术研究舰（Auxiliary General Technical Research, AGTR）和辅助通用环境研究舰（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GER）。将信息情报任务转交给这些舰艇是为了回应某些海军官员的担忧，他们担心将驱逐舰部署在外国沿海，尤其是敌对国家的沿海，会被视为某种挑畔。但是，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炸毁了执行辅助通用环境研究项目的美国军舰“自由”号（Liberty），朝鲜于1969年又扣押了美国军舰“普韦布洛”号（Pueblo），结果最终结束了这两个项目。

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使用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和护卫舰，执行搜集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情报的任务。重达7800吨的“德约”号（Deyo）和其姊妹舰“卡伦”号（Caron）被部署在丰塞卡湾。它们能监控可疑航运、拦截通信，并刺探其他国家的海岸监视和防御能力。两艘军舰分别于2003年和2001年退役。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约克城”号（Yorktown）在黑海活动，配备了能监控音频通信和雷达信号的电子设备。在1986年进入黑海的一次任务中，这些系统被用于判断近海区域是否被部署了新雷达，并查看苏联军队的准备情况。在此之前的一次航行中，“约克城”号上的装备还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于监控苏联境内的飞机动向。

20世纪80年代期间，两艘现已退役的海军护卫驱逐舰“布莱克利”号（Blakely）和“朱利叶斯·A·富勒”号（Julius A.Furer），执行针对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目标的行动。任务包括锁定并记录音频和信号通信、定位传输站、记录船只动向，以及研究船只的水线以帮助判断它们是否在进港时吃水深而出港时吃水浅，以预示着有货物被卸载。

护卫驱逐舰还被用于监控导弹试验的遥测。据称，1979年，“多艘配备敏感情报设备的美国舰艇在北大西洋巡逻，它们在这里搜集苏联在荷兰东北方向的白海进行的新型潜射导弹试验的遥测放送”。同样，1983年8月31日，当美国预计苏联将进行一次SS-X-24导弹的试验时，护卫驱逐舰“獾”号（Badger）被部署到了鄂霍次克海。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上配备的拦截设备被称为“经典小艇”（CLASSIC OUTBOARD）。20世纪90年代，海军开始在护卫驱逐舰、最新型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安装作战测向（COMBAT DF）系统。这个系统依赖建于舰体中的一个巨型天线，拦截信号并判断远程高频雷达的位置。

目前携带电子作战组件、正在服役的AN/SLQ-32（Ⅴ）（2）驱逐舰，是美国海军“罗斯”号（Ross），2014年9月与法国一艘信号情报船一起在黑海执行任务。目前正在服役的舰队中还有美国海军“韦拉湾”号（Vella Gulf），它也携带了AN/SLQ-32系统。海军的许多舰艇都携带了船舶信号利用设备（Ship's Signals Exploitation Equipment）系统，最新版本是增量F（Increment F）。2014年10月，制造商波音公司向海军交付了预订的设备，该设备被描述为“战术密码系统，具备所有必要的信号处理功能，能够获取、识别、定位和分析信号”。

水下搜集

利用潜艇进行情报搜集，起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几年。该项目有多个代号，其中最著名的是“磨石”（HOLYSTONE），它是最敏感的美国情报行动之一。“磨石“行动开始于1959年，运用装备了特殊电子设备”的潜艇搜集电子通信和图像情报。到1991年止，该项目的首要目标是苏联，但有时诸如越南和中国等国家也成为行动的目标，这些行动偶尔要突破苏联、中国和越南的三英里领土限制。

据称，1975年的每次任务要延续大约90天。到1975年，已执行的任务显然提供了有关苏联潜艇舰队的重要信息，包括其配置、能力、噪声图、导弹和导弹发射能力。每次任务包含获取苏联潜艇的“噪音图”。利用录制潜艇发动机和其他设备噪音的详细磁带，海军情报分析人员能够开发出一套方法，识别苏联不同的潜艇，即使对那些被远距离追踪的海洋深处潜艇也适用。然后，分析人员能够从潜艇的首次行动一直跟踪到它退役。

“磨石”行动还提供有关战区导弹和战略性海基导弹的信息。某些苏联海基导弹试验针对的是内陆目标，以便减少受到美国的监控。有时候，“磨石”行动的潜艇会侵入并靠近苏联领土以观察导弹发射，提供导弹飞行最初阶段的信息。据政府某位官员所言，任务中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对苏联技术人员在导弹发射前所执行的计算机演算和计算机信号的解读。除此之外，美国潜艇通过追踪导弹的飞行和最终的着陆点，传递制导和电子系统的持续信息，获得情报。

潜艇还能够带回有价值的图像，其中许多是通过潜艇的潜望镜拍摄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图像中出现了E级潜艇的下侧，显然是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内的。

更近期的行动多次动用了38艘鲟鱼级核动力潜艇中的某些潜艇，该潜艇的尺寸为292×31.7×26英尺，装载了107人（12名军官和95名在编人员）的补给，该潜艇能以水下至少30海里每小时的速度航行，并能下潜至1320英尺深处。另有一些行动动用了一些更为现代化的洛杉矶级攻击潜艇。该潜艇尺寸为362×33×32.3英尺，能以32海里每小时的速度航行，配备了133名人员。

“磨石”任务的特殊装备包括WLR-6水男孩信号情报系统（Waterboy Signals Intelligence System）。20世纪80年代，WLR-6被更先进的“海妖”（SEA NYMPH）系统所取代。某份资料将其描述为“高级自动的模块信号挖掘系统，用于对电子信号的持续性获取、识别、记录、分析和挖掘利用”。所有的鲟鱼级潜艇都具备基础的骨干系统，只有得到授权后才可以升级至完整功能。

有证据表明，“磨石”行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2月，美国海军“巴吞鲁日”号（Baton Rouge），一艘洛杉矶级攻击潜艇，在科拉半岛与苏联一艘潜艇发生冲突。据称，“巴吞鲁日”号正在执行针对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的情报收集任务。另一次冲突发生于1993年3月20日，当时鲟鱼级美国海军“格雷灵”号（Greyling）在摩尔曼斯克以北100英里的巴伦支海遇到了俄罗斯一艘德尔塔Ⅲ级弹道导弹潜艇。一个月后，克林顿总统在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峰会期间为这次事件道了歉。他还下令对潜艇侦察行动进行一次评估。

虽然这类涉及俄罗斯的行动可能暂时被缩减，但显然并没完全停止。1997年12月初，一艘俄罗斯台风（Typhoon）潜艇发射了20枚弹道导弹，这是根据1991年签订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ARTⅠ）进行的例行销毁。俄罗斯人指控称，一艘潜在水中的洛杉矶级潜艇监控了此次行动，但是美国海军官员表明不是美国潜艇（保留了可能是英国潜艇的猜疑）。

不管怎样，还是存在其他目标。仍在服役的洛杉矶级潜艇美国海军“托皮卡”号（Topeka）和“路易斯维尔”号（Louisville）分别于1992年11月和1993年1月到达了波斯湾。它们的任务是监视伊朗新的潜艇舰队。1995年美国飞行员斯科特·奥格莱迪在波斯尼亚上空被击落时，潜艇拦截了想要抓住奥格莱迪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通信。同一年，一艘潜艇被指派参与太平洋东部的禁毒工作，它截获了一艘可疑的拖网渔船上传输的信号，帮助美国海岸警卫队捕获了11吨可卡因。在更近期的行动中，长度为377英尺的第一艘新级别攻击潜艇美国海军“弗吉尼亚”号（Virginia）于2005年被派往了加勒比和南大西洋执行通信拦截任务。

截至2009年，代号为AQUADOR的系列潜艇侦察任务针对了各种各样的目标。某些情况下，潜艇监控伊朗海军在霍尔木兹湾的活动，目标是保护国际航运线。其他的任务则专注于监控被怀疑涉及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导弹技术运输的外国商业航运。此类任务中，比较早的一次是追踪朝鲜船只，因为美国分析人员认为，这些船只正将弹道导弹和支持设备运往叙利亚和伊朗。

其他潜艇还被委派执行在海底电缆上安装窃听装置的任务，这属于信号情报搜集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名为“常春藤铃”（IVY BELLS）的行动中，海军在苏联位于鄂霍次克海海底的军事通信电缆上放置了传感装置，并考虑在巴伦支海海底的类似电缆上再放置一个。更近期，一艘新的潜艇——美国海军“吉米·卡特”号经过改装后，被委派执行接入光纤电缆的行动。它取代了美国海军“鲷鱼”号（Parche），后者也是经特殊配备用于情报搜集。美国海军“吉米·卡特”号是第三艘，也是最后一艘海狼级潜艇，它重达130吨、长度为453英尺，潜入水中时，能够以至少25海里的时速航行。

另一艘参与当前信号情报行动的潜艇是美国海军“安纳波利斯”号（Annapolis），它在2014年3月至9月，在航行经过欧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管辖区域期间，完成了“四次对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任务”。它配备了“辐射宝石”（RADIANT GEMSTONE）系统，用于目标追踪、迹象和预警（I&W）。它在计算机网络行动中也能发挥作用。

第九章　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

图像情报和信号情报能够追踪他们的定义，至少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搜集科目。而使用“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作为一种分类来概括许多不同的搜集活动，则是更为近期的事。它被创造于20世纪70年代，情报界于1986年正式将它划分为一门搜集科目，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来监督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活动。

最新“国防部指导说明”中的有关内容，将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定义为“为了描述、定位和识别目标和事物，通过对其物理属性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而产生的信息”。它还称，“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利用多种现象学，支持信号开发和分析、实施技术分析以及探测、描述、定位和识别目标和事物”。另外，指导说明还提到，“对一个目标或事物物理现象本质进行专业的和技术衍生的测量就形成了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它包括使用定量信号来解释数据”。因此，与信号情报和传统的图像情报（包含可见光、雷达和红外线影像，而不包含多谱线、高光谱、超光谱影像）不同，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包含了所有的技术搜集。对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多种组成的认定揭示出了它的范围和多样性：

●雷达（视线，双基地，超视距）

●无线电频率（宽带电磁脉冲，无意识发射）

●地球物理数据（声学，地震，地磁）

●核放射物（X射线，伽马射线，中子）

●材料（废水，粒子，碎片）

●多谱线、高光谱、超光谱图像

●生物统计学（指纹，数字面部照相，语音识别和声音打印，虹膜扫描，DNA）

由于监控现象和监控手段的多样化，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可用于实现诸多战略和策略目标，这并不耸人听闻。因此，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任务领域包括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国防采办和军事力量现代化、军备控制和协议监督、扩散、反恐、环境情报、打击毒品。表9.1提供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分类。

某些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为人熟知，如探测来自潜艇的声波信号以便追踪和识别，搜集和分析来自核爆炸的地震信号，利用雷达探测和监视外国的导弹试验。其他的任务则较少为人所知，尤其是战术应用方面的。因此，搜集来自飞机排气的电光频谱信号、测量飞机的雷达截面、收集其声波信号可用来判断其范围、速度、加速度、爬升速率、稳定性、转弯半径、战术和熟练程度，所有这些在作战中是非常有用的。这类数据可被载入防空作战系统，协助对这类飞机进行定位瞄准。超光谱数据在识别军事力量前进附近出现的简易爆炸装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当注意的是，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组成缺乏如图像情报组成和信号情报组成一样的共性。可见光、红外线和雷达影像搜集都产生出一个可提取情报的图像。同理，任何形式的信号情报都涉及对一个传输信号的拦截，然后从内容中挖掘出情报价值。而多光谱图像和声波情报之间，或者利用雷达监控外国的导弹和探测来自核爆炸的X射线之间，就没有类似的共性。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在许多方面更像是对结果的描述，这个结果来自对大量搜集活动产生的数据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类型分析，而不是一种一致的搜集活动本身。

表9.1　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任务领域

另外，在解读和分析传统图像和信号情报数据的工作中，对目标的测量和对信号的识别占据了一大部分。虽然这类观测数据对于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工作的范围和组织结构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在全面考察产生可转变为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数据的搜集系统时，很大程度上会撇开这类观测数据。

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搜集系统在整个电磁波谱运行，可以存在于太空中、飞机上、地面站、水面舰艇上、海面以下。

太空搜集

美国政府运作了若干个携带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传感器的卫星系统。这些传感器分为两类：产生非成像红外数据的和携带专业核探测传感器的。与许多其他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传感器的情况一样，某些太空传感器产生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是为完成一个更为根本的任务的副产品，或者它们是专用的，作为有效载荷来携带，而且这些卫星通常不是由国家侦察局或情报界任何其他成员来运作的。

携带非成像红外传感器的卫星系统，包括国防支援计划（Defense Support Program, DSP）、天基红外系统（Space-Based Infrared System, SBIRS）和国家侦察局的高椭圆轨道运行的信号情报卫星。国防支援计划的卫星形成一个旧的遗留系统，正在被天基红外系统取代的过程中。另外，一个商业卫星已经为空军携带了一个非成像红外传感器。

国防支援计划卫星也装备了核爆（NUDET）探测传感器。另外，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卫星、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DMSP）和类星体（QUASAR）项目也可以携带核爆传感器，但是不同的卫星携带的传感器对应非常不同的核爆信号（如X射线、光学伽马射线）。再者，有好几个商业卫星携带了多光谱和高光谱的图像传感器。

国防支援计划卫星的首要任务是使用一个红外传感器监控导弹的羽流、探测洲际弹道导弹（ICBMs）和潜射弹道导弹（SLBMs）的发射。20世纪70年代，人们发现国防支援计划卫星还可以探测到中程弹道导弹（如飞毛腿）的发射。导弹发射可能属于一个研究和发展项目，或者是军事演习，或者是一场真实的军事冲突。国防支援计划搜集工作产生的数据是围绕这类行动和战争期间特定目标的。另外，对国防支援计划红外数据的分析能够判断出正在燃烧的燃料，识别出与不同导弹系统相关的光谱信号。国防支援计划卫星还提供能够产生足量红外辐射的有关陆地事件的情报，例如弹药库、某种工业程序、飞机爆炸和坠毁。再者，国防支援计划卫星还被用来监控使用尾燃器飞行的飞机，尤其是冷战期间的苏联海军逆火式轰炸机，此项工作被称为“慢行者”计划（SLOW WALKER）。

国防支援计划卫星还提供核爆的情报。红外传感器能够探测地表核试验产生的热，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和中国实施地上试验时就曾被探测到。另外，国防支援计划卫星携带了数个核爆传感器。高级辐射探测能力（Advanced Radiation Detection Capability, RADEC）Ⅰ型传感器系列包括辐射计、大气荧光探测器和一个X射线定位器系统。这种辐射计是一个光学传感器，其任务是探测一次核爆的火球所产生的明亮闪光。当高海拔或大气层外的核爆在地球大气层上部空间的低密度空气条件下造成热X射线之间相互作用，高级X射线荧光高度计传感器可记录到由此产生的可见（荧光）放射物的明亮脉冲。X射线定位器利用数个探测器测量来自近地大气层外核爆的X射线的方向和到达时间。由最新版定位器——高级大气爆炸定位器——提供的信息有助于估算出产额、位置、爆炸高度、爆炸次数和时间设置。这种估算比旧传感器产生的估算结果具有更小的不确定性，这些升级后的传感器能够探测到旧版本能达到的临界值以下的事件。而高级辐射探测能力Ⅱ型组件包括4个传感器：高级中子、高级瞬发伽马、高级缓发伽马和高级定向X射线光谱仪。

国防支援计划自1970年11月启动以来历经数代卫星。国防支援计划目前正在运行的卫星DSP-1号的长度为33英尺，直径为10英尺，重量为大约5300磅。完成探测工作的是直径39英寸、长度12英尺的施密特望远镜。它的焦点上有一个两维的硫化铅探测器列阵，可以探测到弹道导弹在飞行的加力阶段排气中散发出的能量。

卫星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进入地球同步轨道。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标准配置是三个卫星的星群，加上两个在轨的备用卫星，到了1984年则变为四个运行卫星的星群，分布在大西洋、欧洲、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位置。另外，如果一个运行卫星发生问题，则可能重新启用一至两个退役卫星。到2014年底，国防支援计划至少有两个卫星似乎仍在运行中，飞行器20号（2000年5月9日发射，占据太平洋位置）和飞行器22号（2004年2月14日发射，占据东半球位置）。国防支援计划的最后一次发射是DSP-23号，时间是2007年11月9日，但没能成功产生一个运行卫星。

1995年，国防部和空军在数次反复之后，决定开始国防支援计划的后续项目，即天基红外系统。与国防支援计划一样，天基红外系统计划包括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四个卫星和国家侦察局的两个高椭圆轨道卫星上的红外探测器。天基红外系统的第一个地球同步卫星GEO-1号于2011年5月7日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GEO-2号于2013年3月19日也从同一地点发射。GEO卫星在轨道上重约5600磅，部署后的大小为48.6英尺×22.4英尺×19.7英尺。GEO-1号于2013年5月宣布完全运行，而GEO-2号于2013年11月也达到了同样的状态。到了2014年底，它们分别占据了太平洋和欧洲上方的位置。如上所述，三个高椭圆轨道传感器被发射到于2006年6月27日、2008年3月13日和2014年12月12日入轨的国家侦察局信号情报卫星上。GEO-3号和GEO-4号计划于2015年和2016年发射。

天基红外系统卫星配备有一个扫描传感器和一个监视传感器。扫描传感器完成战略导弹预警和全球技术情报任务以及战略导弹防御任务的初始阶段工作。监视传感器完成战区导弹预警和防御任务以及作战空间感知任务和特定领域的技术情报。天基红外系统在高椭圆轨道里的装备重量是600磅，包括一个扫描传感器。

国防支援计划的地面段最初包括三个专用地面站，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州格里利的主要运行基地，负责运行六个地面移动终端，还有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州劳里空军基地（Lawry Air Force Base, AFB）的国防支援计划多功能设施。专用地面站包括：位于科罗拉多州巴克利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的美国本土（CONUS）地面站；位于澳大利亚伍默拉航空站的海外地面站（也被称为纳朗格联合防御设施）；位于德国卡普安的欧洲地面站。

1999年，位于纳朗格和卡普安的配备人员的地面站被关闭，由位于澳大利亚松树谷（太平洋中继站）和位于的英国曼威斯希尔（欧洲中继站）的无人管理“弯管”取而代之，后两者只是从国防支援计划卫星接收数据并转发给巴克利。位于巴克利的美国本土地面站已经被同样位于巴克利的天基红外系统的任务控制站（Mission Control Station, MCS）取代，由第2空间预警中队（Space Warning Squadron, SWS）管理。它也接收来自国防支援计划所有现存卫星的数据，或者直接接收或者通过卫星和/或电缆中转。巴克利基地还驻有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第45分遣队。驻扎巴克利的空军技术应用中心人员的职责，是处理由国防支援计划卫星提供的所有核爆数据。对高椭圆轨道段的地面控制，是由第11空间预警中队在位于科罗拉多州施里弗空军基地的备份任务控制站实施。国防支援计划/天基红外系统地面网络的其他组成还包括移动地面站，总部分别位于霍罗曼空军基地和新墨西哥（即将由天基红外系统生存持久进化项目所取代），以及位于欧洲和亚洲的联合战术地面站（JTAGs）。2013年，据称，联合战术地面站的职责将变为处理天基红外系统的数据。

巴克利接收到的数据会被转发给许多情报机构或预警中心，包括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联合太空行动中心（Joint Space Operations Center）、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防特别导弹和航天中心（Defense Special Missile and Aerospace Center）、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2012年，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指挥官称，“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官员们每天都在分析天基红外系统第一颗卫星发来的（监视传感器的）数据”。2013年，国会批准了额外的费用，对来自天基红外系统监视传感器的技术情报和作战空间感知数据加强开发利用。

全球定位系统（GPS）是一个卫星群，其首要职能是为全世界的军用或民间客户提供导航数据。GPS的卫星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在距地球约1.25万英里55度倾角的圆形轨道上运行。它们每12个小时环行地球一周。客户可以通过适当的装备使用GPS信号，可测定时间、位置和速度。这些信号“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可以将时间精确至百万分之一秒，将速度精确为零点几英里每小时，将位置精确为100英尺以内”。

名义上，GPS星群是作为有24颗卫星的一个系统来设计和运行的，6个轨道平面，每一个平面至少有4颗卫星。但是，到2014年初，共有31颗卫星在轨，一个原因在于美国政府承诺保持卫星运行概率达95%，另一个原因是有数个卫星已经超出了预期寿命。

GPS主控中心设在科罗拉多州施里弗空军基地，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还有一个候补主控中心。GPS地面段六个专用的监测站，十个国家空间情报局监测站和四个具备向上传输能力的地面站。主控中心操作这些卫星并定期更新它们的导航信息。

除了首要功能之外，GPS卫星也通过搭载的核爆探测系统提供了另一种监测核爆的途径。核爆探测系统包括一个X射线探测器（可能结合了一个爆炸探测放射剂量计），电磁脉冲传感器（即辐射计）和一个数据处理装置，它们能够检测到任何时间世界任何地方的一次核武器爆炸，并将其位置锁定在100英尺以内。施里弗空军基地除了设有主控中心，还设有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46分遣队，负责为GPS的核爆任务提供支持。据称，核爆数据直接下传给位于迭戈加西亚、瓜加林环礁、阿森松岛、夏威夷卡埃纳点的地面站。

GPS最新版本的BlockⅡF卫星已经发射了7次，距今最近的是2012年10月和2013年5月，然后是2014年2月20日、5月17日、8月1日和10月29日。预期在2015年3月之后的10个月内进行4次发射，完成BlockⅡF卫星的部署，而第一颗BlockⅢ卫星要到2017年才能放入轨道。ⅡF卫星上的核爆探测设备包括V传感器，这是一个运行于低至中甚高频率范围内的宽带甚高频接收器，用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地探测和地理定位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V传感器在贮存时只有一盒香烟大小，一旦安置完成则达到6.5英尺长。当被测信号的振幅超出了在接收器带宽范围内预定数量子带的预设振幅时，就会触发来自V传感器的数据搜集工作。触发技术和一个相关联的数字信号运算法则一起，使该设备（1）触发并探测到强干扰人为载体影响下的微弱信号，（2）辨别和区分电磁脉冲与其他人为和自然发生事件。

最近几年，安置GPS探测系统的另一个可行性方式已经被发明出来，这个方式甚至可探测到地下核试验。科学家们能够在数分钟内判断出朝鲜2009年核试验，在周边国家的十一个GPS站点记录了电离层电子密度的变化。在其他试验中，对GPS数据的检查产生了相似的结果。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产生自核试验的电离层干扰与那些因地震和采矿爆破而产生的电离层干扰区分开来。

美国已经利用至少两个另外的卫星系统来携带核爆传感器：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SP）和卫星数据系统（SDS）。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的卫星在过去几十年中曾携带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多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包括单边带（SSB）伽马追踪器（追踪大气中的放射性尘埃和核碎片）、单边带伽马X射线探测器和单边带/幅度X射线光谱仪（探测爆炸碎片散发的X射线和伽马射线）和若干个能够监测电磁辐射的传感器。通常情况下，国防气象卫星计划有两个卫星运行在450海里的圆形轨道上。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的地面站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新波士顿空军基地，格棱兰图勒空军基地，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和夏威夷卡埃纳点。这些地面站将数据传输给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福特空军基地的空军气象局。

在天基红外系统的传感器被安置于高椭圆轨道信号情报卫星上之前，这类卫星（“弹射座椅”和“号角”）携带的是代码为“遗产”的红外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的功能是要在比国防支援计划传感器更为狭窄的时间框架内探测到红外排放，从而使探测苏联/俄罗斯可能开发任何速燃的反弹道导弹成为可能。这些传感器向情报界提供了额外的非成像红外情报，它们中有一些可能仍在轨道中运行。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决定在“卫星数据系统”（现称“类星体”）的中继卫星上应用核爆探测传感——至少是辐射计，从1978年8月发射的第三颗卫星开始。如第七章所言，“类星体”项目发射的卫星有地球同步轨道的，也有高椭圆轨道的。不知道国防气象卫星计划，或者卫星数据系统和“类星体”是否仍然携带核爆传感器，因为2010年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指导说明中只提及两个卫星系统作为美国核爆探测系统（USNDS）的组成部分：国防支援计划和全球定位系统。图9.1显示了卫星探测到的大气层试验所得出的预警报告样本。

图9.1　大气层试验所得出的预警报告样本

“数字地球”（Digital Globe）公司运行着多个商业卫星，它们与美国政府的卫星不同，产生的是多光谱和高光谱的图像。发射于2001年10月的“快鸟卫星”（Quickbird）在一个与太阳同步的280英里轨道上运行，产生具备8英尺分辨率的多光谱图像。“地球之眼-1”（GeoEye-1）卫星并购于空间成像公司，于2008年9月6日发射，进入422英里轨道，传送回来的是13英尺分辨率的多光谱图像。“数字地球”公司的“全球视界-2”（Worldview-2）卫星发射于2009年10月，运行在477英里轨道上，也产生6英尺分辨率的多光谱图像。“全球视界-3”的轨道高度为380英里，8波段多光谱，分辨率最低为4英尺。

空中搜集

空中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系统应用于空军和海军的飞机上，这些飞机也同样是图像和/或信号情报传感器的平台；这些系统包括“RC-135S眼镜蛇球”侦察机（RC-3S Cobra Ball），“P-3C猎户座”反潜机（P-3C Orion），“P-3C铁甲衣”反潜机（P-3C Iron Clad），“P-8海神”反潜机（P-8 Poseidon），“MQ-1捕食者”无人攻击机（MQ-1 Predator）。另外还有许多飞机是探测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活动的传感器的平台。

目前空军的库存清单上有三架“眼镜蛇球”飞机，由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福特空军基地的空军第25联队的第55军情大队操控。其配备的机组人员来自同样位于奥福特空军基地的第45侦察中队和第97情报中队。机组人员至少要包括三名电子战官员，两名空中系统工程师，两名空中任务专家。飞机有135英尺长，42英尺高，飞行速度为500多英里每小时，不加油飞行的航程为3900英里。

除了第八章讨论的高级遥测系统，“眼镜蛇球”飞机还携带有两个中波红外阵列（Medium-Wave Infrared Array, MIRA），一个利用八个探测传感器和五个追踪传感器的组合来记录可见光图像的实时光学系统，和一个拥有12英寸焦距的大光圈追踪系统（Large Aperture Tracking System, LATS），可辨别由该系统捕捉到的小目标。每一个中波红外阵列系统有六个红外照相机，每一个照相机的视角边沿轻微重叠，产生一个接近180度的全景照片。最初的阵列被修改，使得探测更冷色调目标成为可能。一架“眼镜蛇球”定位一次导弹发射精度在100码以内，能追踪250英里以外的导弹飞行，能确定发动机是否燃尽并在数秒内测算出命中点。

对“眼镜蛇球”红外和光学传感器发回的数据进行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分析，可提供多个领域的情报。分析再入飞行器在与地球大气层摩擦生热时周边出现的颜色，可以确定该飞行器的构成材料和它是否具有能穿透深层目标的加固钛弹头。除此之外，画出弹头的飞行线路可以显示它的飞行速度和它是否可以机动避开防御导弹的截击。通过计算其速度/旋转比，可以估测出再入飞行器的稳定性和准确度。跟踪围绕在再入飞行器周围的碎片则允许分析人员推断出生产的工艺水平。苏联时代生产的导弹有些“粗糙和不洁”，弹头周围会有“大量的碎片”。

“眼镜蛇球”更新一步的任务包括监控伊朗和朝鲜的弹道导弹试验。2010年，三架“眼镜蛇球”中的两架部署飞行了34次，前往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岛和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俄罗斯的十一次导弹试验、中国的三次导弹试验和叙利亚的两次导弹试验，以及印度的十一次导弹试验。此外，飞机还收集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次试验和埃及的一次试验的数据。从卡塔尔出发的任务是直接针对巴基斯坦的三次导弹试验。“眼镜蛇球”飞机还可能被指定对外情报范畴之外的任务，例如2002年春天，它曾追踪重返大气层的国家航空航天局康普顿伽马射线观测站。

以希腊狩猎之神为名的“P-3C猎户座”飞机在广泛用于陆地图像侦察之前，主要是用于反潜作战的飞机。P-3C上最多可携带84个声纳浮标，属于可投入水中的消耗性声纳系纳。其中48个要在起飞前就预先设定好并装入外部发送管。余下的36个携带在飞机内部，在任务过程中再选择它们的工作渠道。多数声纳浮标可以选择工作深度和传输时间的长度。P-3C上的声音监听人员最多可以同时监听16个声纳浮标。一部声纳型记录仪可以记下所有声音数据供查询，以便再现任务的细节。

P-3C上除了声浮标以外，还有几种非声音的探测系统。它携带的磁异常探测器（Magnetic Anomaly Detector, MAD）与潜艇异常常探测器（Submarine Anomaly Detector）一起用来确定是否发现了已知潜艇的磁属性。为了取得良好的MAD读数，飞机必须在水面以上200-300英尺左右飞行。AN/APS-115型空中搜索雷达用于探测水面上船只或是潜艇反射回来的雷达回波，找出水线位置的潜望镜。

总共有5架P-3C飞机经过特殊设置用于收集、分析和记录有关苏联潜艇、声呐和水下通信设备的高品质声音数据。这些飞机代号为“熊陷阱”，飞行距离可达4000海里，工作高度为200-10000英尺，续航时间为12小时。在1994财政年度期间强化了“熊陷阱”的反潜战能力，重点在沿海/区域冲突环境下。

另一型号的P-3C飞机被称为“暗礁点”、“大三角帆”以及最新名称“铁甲衣”，它是一种四引擎的涡轮螺旋桨飞机，飞行高度可达28000英尺，飞行速度为250节，续航时间最多达12小时（但不可以空中加油）。它被描述为“利用多用传感器对海上和沿海目标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全球的科学和技术搜集”，以支持联合特遣部队、舰队和海上行动。过去，飞机上携带了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最近，飞机上的传感器还包括了定向低频分析和记录系统，能够依靠声浮标信号将目标定位在实际目标位置的10-15度之内，还包括了电光的战术光学监视系统。在自适应频谱侦察计划（Adaptive Spectral Reconnaissance Program）下，飞机还装备了高光谱传感器。

许多年来，四架“铁甲衣”飞机平均分配给了设在缅因州海军航空站的特别侦察巡逻中队-1（VPU-1）和设在夏威夷卡内奥赫湾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的特别侦察巡逻中队-2（VPU-2）。2011年，特别侦察巡逻中队-1重新驻扎于杰克逊维尔航空站。该中队主要进行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侦察任务，而特别侦察巡逻中队-2则负责太平洋和印度洋战区的侦察任务。2012年，特别侦察巡逻中队-1被解散，飞机和人员被移交给特别侦察巡逻中队-2。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铁甲衣”曾被用于拍摄伊拉克防御工事的照片，收集伊拉克的电子作战时间表数据，搜寻移动的飞毛腿导弹。它们还被用于监视中国和菲律宾对南沙群岛归属争议问题的发展。

如上所述，P-3C正在被“P-8A海神”多用途飞机逐步取代。P-8A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传感器包括一个“有源多基地和无源声音传感器系统”和一个数字磁异常探测器。

空中取样曾经被普遍用于探测大气层核爆炸所散发的或者地下核试验所“泄露出来”的原子微粒。空中取样行动采用的飞机包括U-2、P-3、WC-135和B-52。如今只有WC-135仍在执行这项任务。

空军的库存清单上有两架“WC-135不死凤凰”飞机，都位于奥福特空军基地。它们的欧洲任务被称为“希腊凤凰”，太平洋任务被称为“遥远的凤凰”。座舱机组人员选自奥福特的第45侦察中队，特殊设备操作员则来自同样驻扎在奥福特的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第一分遣队。飞机拥有“外部流入式装置以搜集滤纸上的微粒，还有一个压缩系统可搜集有效范围内整个空气的样本”。飞机长度超过139英尺，翼幅大于130英尺，高度达42英尺。飞机航程为4000海里，上升限度为40000英尺。

麦克科雷兰空军基地的第55气象侦察中队（WRS）派出的飞机被用来监控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泄露出来的核尘埃，这项任务被称为“特殊事件86-05”。这种飞机驻扎在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在德国、瑞士、意大利和地中海等地的上空执行飞行任务。1992年5月21日，中国在罗布泊进行的核实验产生了一大片放射性气体云，6月初时散布到了日本海上空。一架WC-l35飞入这片放射性气体云搜集了核微粒。WC-135可能也被用来监控西伯利亚核设施在1993年7月渗漏出钚元素带来的影响。1998年5月印度几个核装置爆炸发生之后，WC-135飞机被派往迭戈加西亚执行空中取样任务。2006年10月，朝鲜宣布实施了一次核试验后，WC-135接到命令从嘉手纳空军基地出发前往日本海上空收集大气样本。2011年3月，日本受到地震和海啸的打击，美国对此的反应措施之一就是启用WC-135。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事故产生影响的早期阶段中，WC-135执行了9次任务并分析了660份样本，这些样本被提交给了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以作进一步分析。2013年2月，WC-135被派去收集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产生的碎片。

2011年，雷神（Raytheon）公司向空军提交了被称为“AN-DGS-68”的第一个高光谱空中提示与探索系统（Airborne Cueing and Exploitation System Hyperspectral, ACES-HY），据说准备用于前往阿富汗执行任务的“MQ-1捕食者”。它能够搜集从近可见红外到中波红外边界频谱的数据，这使得它可以识别来自简易爆炸装置生产设施，包括“羽状物”或气溶胶的所有伪装。

地面搜集

从地面操作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搜集系统涉及大量不同的目标，并采用多种不同的传感器系统。而且，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系统的地面传感器有适用于战略目标的，也有适用于战术目标的。关键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地面收集系统，包括导弹探测追踪雷达和探测核爆的地震观测站。另外，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多年来一直运作着若干个战术性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收集系统。再者，秘密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行动包括将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系统的传感器放置于战略位置和对准特定目标。

空军有一至两个部门多年来一直操控着阿拉斯加州谢米亚岛的“眼镜蛇邓恩”（COBRA DANE）相控阵雷达。苏联解体之前，“眼镜蛇邓恩”的首要目标被描述为“获得正在开发中的苏联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精确雷达量测和信号数据，用于确定该武器系统的特性。苏联在堪察加半岛和太平洋进行的开发性实验，是美国在苏联开发性项目初期搜集到这类数据的主要来源”。1997年，它的任务被描述为“搜集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精确外大气层雷达量测和信号数据”。据估计，对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探测率接近100%。2011年11月，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同意终止“眼镜蛇邓恩”的情报任务的提案，并将其移交给了空军太空司令部，后者继续将其用于太空监视和导弹防御目的。“眼镜蛇邓恩”的导弹预警任务，使其成为整合战术预警和攻击评估网络的组成部分。它提供所有的“撞击地球目标物”预警，包括瞄准美国的导弹。它的第二个任务是太空目标物的追踪和识别——这个内容将在第十章中讨论。

另一种应用于苏联和俄罗斯导弹探测和追踪的雷达于1964年建立于塞浦路斯的奥林匹亚山。它被称为“眼镜蛇鞋子”，1994年时，它被描述为“地基高频超视距雷达，提供俄罗斯测试靶场的范围、距率、目标上空相对方位”。显然它也被用于监控伊拉克的导弹发射，可能还有来自中东其他国家的导弹发射，包括伊朗和以色列。

美国还运作了数个X波段雷达，监控亚洲和中东的导弹发射，为情报和导弹防御目的提供数据。这类雷达重达34吨，大约有43英尺长，能够区别超出620英里以外的不同种类的弹头。有一个雷达部署在日本青森县津轻的车力通信站点。2014年12月，国防部宣称将在日本中部地区的京丹后市部署第二个X波段雷达系统。这个将要部署的系统是为了监控朝鲜的导弹发射。美国还在以色列西南部的可人山（Mount Keren）顶部署了一个X波段雷达，指向东北方向的伊朗。这个地方配备了大约100名美国军队现役人员。到了2012年初，美国又在土耳其东南部部署了一个X波段雷达。

第二类地面站是由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操作，用于监控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执行情况并搜集核情报。《部分禁试条约》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门槛禁试条约》将核试验限定在核当量150千吨级以下的地下核试验，而《全面禁试条约》则禁止一切核试验。根据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官方历史记载，“美国原子能探测系统在探测地下核爆时，唯一真正有效的技术”是地震方面的技术。

地震探测所依据的事实是，核爆同地震一样，所产生的波能够通过地下（体波）或沿着地面（地面波）传播很远的距离。距离核爆点相当远距离（1240英里以上）的地震仪或地震探测阵列能够记录下远震的体波和地面波。当波到达地震观测站时，地震仪会记录由此带来的地面运动并生成地震图。

对数据的分析包含区分地震（由两大岩石板块的相互滑动而引起）和核爆（一个点源），滤除背景噪声和设备噪声，以及适时将地震信号变换成对爆炸当量的估算。进行这种变换不只要求应用数学公式，而且需要有关测试场地地质情况的数据，因为在比较稳定的地质结构中发生的扰动，比之消融的地质结构，会产生更强烈的体波。

当距离事件发生地625英里以内时，大于数千吨级当量的爆炸容易与地震区别开来。而距离再远时两者区分起来就变得困难得多。而且，对地震信号的实际记录会受到设备噪声和自然背景噪声的干扰，而后者限定了可探测性。这些限制条件需要额外费用，用于为观测站或设备选定合适的位置，并开发出在任何位置都能提高信噪比的技术。地基监控设备最简单的形式是地震仪，基本构成为一块固定在地面的磁铁和一个用弹簧悬吊起来的、带有电线圈的重物。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SIPRI）所定义的，“当地震波使地面及固定在地上的磁铁发生震动时，带电线圈的重物几乎不受影响。于是磁铁与线圈的相对运动就会在线圈上产生电流，电流的大小与它们之间的相对速度成正比。”提高信噪比的一种方法是将几个地震仪构成一个阵列。采用这种阵列能够用许多地震仪来记录地震波，增加可能分析的数据组。

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将以前由美国管理的地震观测站移交给了当地政府，根据双方的安排，依照《全面禁试条约》的条款规定，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可以获得来自更多站点的数据。《全面禁试条约》建立了一个国际监控系统（IMS），由各国家管理的站点组成，采用地震和其他相关技术。这些站点（例如挪威的ARCESS和芬兰的KEV）所获得的数据和提供的任何附加数据，全都要传输到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国际数据中心（IDC）。根据条约的条款规定，每个参与国都可以接收传输到国际数据中心的所有数据。早在签署《全面禁试条约》之前，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工作，就已开始从只依靠自己管理的站点转变为依赖于自己管理的和盟国政府机构管理的结合。大多数盟国的站点以前是由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管理，或由该中心为当地政府建立的部门管理。由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管理的地震阵列和地震仪分布在全世界。中心的每个分遣队都拥有宽带地震探测手段，负责每天24小时地探测、记录和分析发生在自己责任区域内的所有地震活动。

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地震探测工作由中心所属的“分布地下网络”（AFTAC Distributed Subsurface Network, ADSN）实施，这个网络由6个子系统和支持网络组成。分布地下网络的搜集单位是地震场子系统（Seismic Field Subsystem, SFS），其设备所在地包括：加拿大剑桥湾镇（设备位置EL079）、加拿大弗林弗伦（EL224）、德国拉姆斯坦因空军基地（第319分遣队）、日本横田空军基地（第402分遣队）、泰国清迈（第415分遣队，OL-CW在曼谷）、澳大利亚艾利斯斯普林斯（第421分遣队）、韩国原州航空站（第452分遣队）、阿拉斯加州艾尔森空军基地（第460分遣队）以及在拉吉塔斯、抄夫特尔和马拉松的美国南部站点（分别为EL190、191、I92）。

位于西班牙松塞卡的原第313分遣队已于1996年1月移交给了西班牙政府。根据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与西班牙国家地理学会之间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继续接收来自这个站点的数据，这个站点包括两个地震阵列：一个由19个仪器构成的短周期阵列覆盖了大约125平方公里的地区，另一个由6个仪器构成的长周期阵覆盖了大约1250平方公里的地区。

在泰国清迈的第415分遣队，实际是由泰国皇家海军（RTN）水文局管理，这是根据美国空军与泰国皇家海军之间签订的一个备忘录协议而决定的。这个分遣队有一个18个仪器组成的短周期阵列，用于探测垂直地动。一个5个仪器组成的长周期阵列既用于探测垂直地动，也用于探测水平地动。

艾尔森空军基地的第460分遣队一直管理着整个阿拉斯加州内7个阵列中的45个地震观测站，最远的站离艾尔森有2000英里。这个分遣队搜集的地质数据是供给美国原子能探测系统的数量中最大一部分的联合数据。韩国原州航空站的第452分遣队在非军事区以南50英里，它所管理的地震阵列是第二大阵列。阵列布置在韩国北部中央地区的600平方英里范围内。一个由19部仪器组成的短周期阵列，探测垂直质点运动用于波的能量测量。由6个地震仪器构成的一个长周期阵列，测量垂直与水平地质点运动，以进行事件识别和波能量测量。两个阵都有助于对地震量级做出精确计算。

在澳大利亚艾利斯斯普林斯的设施代号为“橡树”，由第421分遣队管理。这个设施的官方名称是联合地质和地理研究站（Joint G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Research Station），但是澳大利亚并没有参与其中。在这个分遣队的东北方向1.5英里处有一个地下地震阵列，由22个探测器排列成圆形组成，分布范围大约7英里。其中13个地震仪埋在地下大约200英尺的深处，用于接收穿过地表层传输的长周期波。余下的地震仪埋在深1.1英里的地下，用于检测在地表层和地心传输的短周期波。这些地震仪通过电缆连接到一个中央记录站，在这里将信号进行处理，显示出波的传播方向和速度以及地动的量级。

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还从其建立在南半球的观测站获得地震数据，但这些站点是由外国政府管理。最早名为“全球遥测地震网”（Global Telemetered Seismic Network, GTSN），后来被改称为“辅助地震网”（Auxiliary Seismic Network, ASN），现在被称为“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南部网”（AFTAC Southern Network, ASN）。全球遥测地震网于1995年1月投入使用，而现在的辅助地震网包括南美的4个站（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非洲4个站（南非、博茨瓦纳、中非共和国和象牙海岸）、南极洲1个站，还有1个位于阿尔伯克基地震实验室、用于测试和调试的实验站。

地震信号包括了来自“国际监控系统”（IMS）94个站点的所有信号，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新闻稿声称，这些信号也提供了有关朝鲜2013年2月核试验的证据，且显出它“大约有数千吨当量”。图9.2显示根据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地震观测站上报的数据完成的一份预警报告样本。

图9.2　预警报告文本样本：独联体/中国地下实验点事件

除了收集地震数据外，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各分地面站也属于一个微粒取样（或称作“地面过滤装置”Ground Filter Unit, GFU）网络，该网络是为了支持和加强空中取样而建立的。GFU是一种电力驱动的地基空气过滤装置。该装置将空气吸入一个过渡锥体，在其中空气会通过一张过滤纸，然后再重新回到大气层。留有微粒的滤纸被取出并用于分析和分类。

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设在艾尔森空军基地的第460分遣队属于GFU网络。它还运行着B/20-5，这是一种自动低温蒸馏设备，采用低温来分离大气中的稀有元素（气体）。该设备可以按预设的24小时（或是多个24小时）模式连续运转，最多可达7天。样本被收集在一个800cc的金属容器中以待后继分析。

对监控《全面禁试条约》履行情况的预期，导致了部署核爆探测监控附加系统的计划。为了支持全面禁试条约监控，需要建立的国际监视系统（IMS）预计有337个监控设施，包括地震学、放射性同位素、水声学和次声设施。计划在全世界建设80个地基放射性同位素搜集站点中，美国将负责其中的11个。这类站点的关键设备是放射性同位素悬浮微粒取样器/分析器（Radionuclide Aerosol Sampler/Snalyzers），它推动大量的空气穿过6卷过滤纸条，这些纸条在经过一个衰减期后，再由机械操作通过一个伽马射线探测器。滤纸会捕捉核爆释放于大气中的放射性元素，其在大气中会存留好几天。

雷达和地震观测站（无论是由美国管理的，还是由盟国管理的，或是属于某个国际体系）并不依赖于隐密的工作方式。另一类地基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传感器是固定或移动的秘密传感器，安置在目标附近搜集情报。中央情报局有一个代号为“CKABSORB”的项目，主要内容是将辐射探测装置秘密放置在穿越西伯利亚铁路的货物上，收集铁道附近的导弹散发的辐射，从而判断出每个导弹上的弹头数量。中央情报局更近时期的一次秘密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行动，可能是以伊朗位于弗多的核设施为目标，因为在那儿发现了一个伪装成岩石的监控装置（但是也可能是英国或以色列的行动）。

海船搜集

安装在美国海军“观察岛”号导弹观测舰上的“眼镜蛇朱迪”（COBRA JUDY），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是进行海上搜集的关键而有价值的系统。搜集计划由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进行管理，但是该舰是由承包商的人员操控（舰上有一名空军官员）。564英尺的舰只携带有一个机械操作的X波段雷达和S波段相控阵雷达。S波段雷达追踪正在加速的导弹，并通知X波段雷达向何处关注特别目标物。在舰只上部结构的顶部有两个直径32英尺的球形雷达罩，里面是国家安全局出资的一套无源接收天线。

配备“眼镜蛇朱迪”雷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监控苏联再入飞行器的最后近地飞行轨道，由于地球的视距限制，这一部分的飞行无法被“眼镜蛇邓恩”所监控。尤其是这些传感器还能够提供再入飞行器和弹头的雷达特征信号信息。为了增强这种能力，1985年又增加了一个采用圆盘天线的X波段雷达，以提高分辨率和目标分离，结果可能会提高辨别多弹头和突防装置（例如诱饵和金属箔片）的能力。“眼镜蛇朱迪”还用来进行导弹预警。2003年3月，“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这个雷达被用来探测伊拉克的“阿巴比尔-100”（Ababil-100）和“萨默德”（Al Samoud）导弹。导弹防御局（Missile Defense Agency）在太平洋上进行反导弹试验期间也使用了这个雷达。

2014年，“眼镜蛇朱迪”和美国海军“观察岛”号导弹观测舰退役，这正是“眼镜蛇朱迪”替代项目所设想的。2011年11月1日，空军指定替代雷达系统（包括一个X波段和S波段雷达）为“眼镜蛇王”（COBRA KING）。这个雷达安装在美国海军“霍华德·O·洛伦岑”号导弹观测舰（T-AGM25）上，该舰长534英尺，宽89英尺，速度为20海里/小时。在2013年4月的一次测试中，“眼镜蛇王”系统捕获和追踪了从卡纳维纳尔角发射的“擎天神五号”运载火箭的两个阶段，并“搜集了所有相关数据”。2014年8月，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宣布该系统已可投入使用。和“眼镜蛇朱迪”的情况一样，携带雷达的舰只由军事海运司令部（Military Sealift Command）管理，配备了13名来自民用承包商的人员和一名空军代表。

另一个设置在导弹观测舰上的雷达是“灰星”（GRAY STAR），也被称之为“眼镜蛇双子星座”（COBRA GEMINI）。安置在美国海军“无敌”号导弹观测舰（长224英尺，速度11海里/小时）上的“灰星”，是一个单天线双波段X和S波段雷达系统。它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国防部情报局对弹道导弹数据搜集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搜集需求，它曾被用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2014年末，据称该舰将赴波斯湾监控伊朗的导弹试验。

“战术辅助海洋监视”（Tactical Auxiliary Ocean Surveillance, T-AGOS）水面舰艇由军事海运司令部管理，由民间承包商操作，在执行极远距离收集外国潜艇声音情报任务时配备了拖曳阵列监视传感器系统（Surveillance Towed-Array Sensor System, SURTASS）。T-AGOS舰艇有美国海军“胜利”号（T-AGOS 19）、美国海军“能力”号（T-AGOS 20）、美国海军“有效”号（T-AGOS 21）、美国海军“忠诚”号（T-AGOS 22）、美国海军“完美”号（T-AGOS 23）。这些舰艇有281.5英尺长，拖曳阵列时的速度为3海里/小时，船员最多可达45人。

阵列收集声音情报是指：通过对潜艇有意识或无意识传播到周围海域的声波进行分析而得到情报。这类情报可以被用来判断那些舰只的“特征信号”，其方式与复制个人声音的方式非常相似。SURTASS在低频率波段运行，有有源和无源两种组成。其有源组成是一套18个低频率声音发射源组（被称为发射器），通过电缆与下面的T-AGOS舰艇连接。通过放置在船后拖曳的接收阵列上的水中听音器，无源组成探测从潜在水中的物体返回的回声，这些物体中包括了潜艇。

考虑到苏联潜艇的威胁，于是开发了SURTASS。但自从冷战结束后，其关注重点转为“区域冲突和近海水域中活动的柴油电力潜艇所带来的威胁”。尤其关注在亚洲水域中活动的中国和朝鲜的潜艇。

除了通常与船基搜集相关，海基搜集中也开始使用固定的离岸雷达系统。海基X波段（SBX）雷达有240英尺宽，390英尺长，可以安装在石油钻探平台上。它“捕获、追踪和辨别弹道导弹的飞行特性”以支持情报和弹道导弹防御任务。此雷达被用于监控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试验，以堪察加半岛上的克柳奇弹着区为目标。

海底搜集

远在SURTASS传感器存在之前，海军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固定的潜艇探测和追踪系统——一个大型而固定的海底听音器全球网络，被动收听潜艇发出的声音。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此后数十年中，其主要目标都是苏联的潜艇（能够发射各种射程弹道导弹和那些能够攻击在反潜战中部署的美国潜艇），这些潜艇显示出对美国战略核武库中大量水下组成的威胁。

水下阵列虽然总体被称为“声音监视系统”（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 SOSUS），但是只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完全属于SOSUS网络。另三分之一是或曾是同类系统的一部分。1979年，一位美国海军上将SOSUS形容为“我们反潜战（ASW）探测能力的支柱”。SOSUS和SURTASS一起，是综合海面下监视系统（Integrated Undersea Surveillance System, IUSS）的组成部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SIPRI）对该系统的描述如下：

每套SOSUS装置都包括一个由数百水中听音器组成的阵列，这些水中听音器或被放置在海底，或固定在传播传导性最好的海洋深处，与海底电缆连接在一起以便进行遥测信息的传输。远处潜艇发出的声波到达阵列后，会依据其到达的方向按不同水中听音器之间的几何关系依次被探测到。通过记录波被不同水中听音器检测到的顺序，即可以判断出波的方向。实际上，当在各水中听音器之间引入适当的时间延迟之后，增加几个单个水中听音器的信号即可将阵列的灵敏度提高好些倍。其结果就是，通过改变时间延迟的模式，监听“信号束”会被“定位”到不同的海洋扇区。通过测量声音射束在阵列内的分散情况，或者从相邻的阵列对其进行

三角测量，即可计算出阵列到声源的距离。

两个现象使得有效部署如SOSUS这样的系统成为可能：第一，在海洋中传播时，信号强度的衰退比在土地中传播时要少得多，因为声音能量在海水中的吸收率很低；第二，海洋中有一个低速声音层，即声波定位和测距通道（Sound Fixing and Ranging），它可以起“波导”的作用。声音能量在这个通道内水平移动，而不会向下传至海底，否则它与海底的相互作用就会使声音能量产生很大的衰减。而且，这种波导效应限制了声波的“几何扩散”。如此，扩散的影响只是随着声源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不会是按声源距离的平方增加（如地震体波一样）。

SOSUS的开发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到了1953年中时，海军决定在美国东海岸的大陆架安置一个阵列。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这个阵列被证明在对苏联潜艇的定位工作上极为有效。因此，美国决定扩大和升级这个网络。一个覆盖格陵兰-冰岛-英国之间海洋间隙（GIUK Gap）的阵列被建立起来，其属于大西洋，是驻扎在苏联东北部波利亚尔内潜艇基地的苏联潜艇前往美国的必经之地。而在同一个区域内联连安多亚岛、挪威和熊岛的阵列则提供了甚至更早的预警。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海军还决定在西海岸和夏威夷沿海建立阵列。到了60年代末时，在太平洋上建立了其他的阵列。一个升级后的阵列被安置于从阿拉斯加北端延伸至巴哈半岛的海域。远在太平洋上，一个长度为1300英里的圆形阵列（代号为“海蜘蛛”），环绕在夏威夷群岛周围。沿着千岛群岛的西边则有另一个阵列，能够探测位于彼得罗巴浦洛夫斯克或鄂霍次克海的海军基地的俄罗斯潜艇。

其他的阵列还有建立在非洲西海岸沿海的圣马丽亚岛之外的一个阵列，被用于追踪前往直布罗陀海峡和绕过好望角的苏联潜艇。一个位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阵列则探测驻扎在赛瓦斯托波尔的黑海港口的潜艇。还有一些阵列建立在台湾和菲律宾附近，以及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的附近。在土耳其、日本、波多黎各、巴巴多斯、加拿大、意大利、丹麦、巴拿马和关岛沿海还有其他的阵列。

阵列中的水听器被密封于容器中，每个容器中大约有24个水听器，电缆将数据传输给岸上的设施。此前的几十年中，搜集到的数据被发给许多的海军基地（Naval Facilities, NAVFACs），然后再发送给设于全世界的海军区域处理中心（Naval Regional Processing Centers, NRPCs）。现在数据则被传输给两个海军海洋处理基地（Naval Ocean Processing Facilities, NOPFs）。位于惠德比岛的基地也接收来自SURTASS搜集活动的数据。这个基地有大约325名在编人员，25名军官，有30名加拿大军人组成的一个分遣队，还有15名文职雇员。另一个基地位于弗吉尼亚州丹奈克，有222名在编人员以及来自美国海军、英国皇家海军、英国皇家空军的22名军官和7名文职雇员。两个基地的职能是集中化地上报、对照、定位和追踪潜艇目标。他们对水下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每天24小时地将数据传输给海军。

海军还在意大利和挪威运作了海平面下监视分遣队（Undersea Surveillance Detachments）。这些分遣队为战区反潜战司令官提供支持。它们负责“对潜艇的相关信息进行探测、分类、追踪和及时提供相关报告”，并且“搜集长期的海洋地理和海面下的地质信息”。

通过探测潜艇搜集来的所有数据（其声呐回声和发动机噪声、其散热系统和其推进器的运动）都会被转化为识别信号。可以判断出潜艇的与众不同的模式，不光是潜艇的特殊种类——例如，是“阿尔法级”攻击型潜艇而非“台风级”携带弹道导弹的潜艇，还有特定的潜艇。因此，当数据经过分析后，其作用就如同通过指纹或声纹识别个体一样。

苏联潜艇的重大变化逐渐降低了SOSUS的价值。苏联海基弹道导弹的前三代——SS-N-4蛇鲨（Snark）、SS-N-5塞尔布（Serb）、SS-N-6叶蜂（Sawfly），射程为350-1600海里。从1973年开始，随着射程为4200海里的SS-N-8的投入使用，苏联的潜艇不再需要离开苏联的领海就能打击在美国的目标。苏联在此方面的能力多年来一直在增强，射程达3500—4500海里的SS-N-18和SS-N-20也被投入使用。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年中，俄罗斯的配备弹道导弹的潜艇在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沿海的行动更少了，降低了覆盖这些区域的SOSUS阵列的价值。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的潜艇被发现出没于美国的每个海岸的沿海区域。2009年8月，据相关报道所称，两艘俄罗斯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一直在东部沿海地区游弋。

正如国防支援计划一样，虽然SOSUS建立时的设想是监控主要战略武器，但它更有能力提供活动方面的信息。另一个能力是对水面舰艇的探测和追踪。SOSUS显示出更让人惊讶的能力是对飞越海洋的飞机进行追踪和识别。这个能力是在1965年和1966年首次显现出来的，当时SOSUS挪威站探测到了飞越挪威海的苏联熊-D轰炸机。

同样，这些能力使得SOSUS在监控苏联潜艇的活动方面作用不凡，也使其能够探测到核爆和其他的爆炸，无论发生在水下还是海洋附近。因此，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曾经利用全世界的9个水声站来实现对北太平洋、大西洋和邻近南大西洋的南冰洋的覆盖。其中有8个站点是与SOSUS互相配合工作的。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的设备要尽可能近地与水中听音器电缆近终端连接在一起，最大程度地绕过主电子器件。然后，数字数据被转成密码，通过专用电路经由卫星通信线路传输给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总部的水声行动中心（Hydroacoustic Operations Center）。水声数据中心全天候工作，其任务是识别每一条波录音的来源。

1995年，太平洋中SOSUS阵列探测到了法国在穆鲁罗阿岛举行的核试验；它们还在无意中探测到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在2008年8月下沉之前毁灭性的内部爆炸。

海面下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搜集更为机动的形式，是设计得像鱼一样的搜集系统。20世纪9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技术办公室开发了名为“查理”的一种机器鲶鱼，“研究无人水下载体的可行性……出于情报搜集的目的”。查理的任务是秘密搜集水样本。2014年末，据有关报道称，海军根据“沉默的尼莫”（SILENT NEMO）项目，正在开发一个代号为“幽灵游泳者”（GHOSTSWIMMER）的载体，这个5英尺长、100磅重的水下载体看上去像一个蓝鳍金枪鱼（除了它像鲨鱼一样有一个背鳍），任务是秘密收集情报，包括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

第十章　太空监控

除了关注地球上的事件，美国情报界也关注外太空的事件，即“空间态势感知”。必须准确了解外国的太空能力和太空活动，是为了评估外国的整体军事和情报能力，为了选择和实施安全措施，为了针对威胁美国的或其他的空间系统（包括载人飞行器）的（国际或非国际）行动做出预警，为了开发出相关计划以拦截通信或通过卫星传输的其他信号以及为了监控各种条约的履行情况（包括《外太空条约》，其禁止将核武器放置在太空中）。

太空监视行动涉及探测、负载识别、登记和追踪。受到美国太空监视设施监控的特定外国太空行动包括：发射、送入轨道、任务、轨道参数、运行、部署子卫星、卫星的解体、卫星或碎片重返地球大气层。太空监视系统还被用来判断太空系统的规模、形状和其他特性。

冷战时期，美国太空监视活动背后的驱动力当然是苏联。主要关注的是苏联的侦察、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军事支持卫星。在制定为美国军事力量和研发工作提供行动安全的计划时，苏联侦察卫星的能力和轨道必须被考虑在内，包括美国军队1980年4月准备解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的行动，以及在内华达第51区的高度机密的航天活动。而且，苏联的反卫星试验也是美国军事官员们的关注重点。甚至那些非军事的太空活动，包括月球任务、对火星和金星的太空探索，也是情报界感兴趣的内容。

针对来自苏联图像卫星的威胁，美国于1966年提出了卫星侦察预先通告（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Advanced Notice, SATRAN）项目，其为人所知的代号是“流浪猫”（STRAY CAT）。卫星侦察预先通告项目成为“卫星侦察行动安全项目”（Satellite Reconnaissance Operations Security Program）的一部分。海军建立了一个补充项目：卫星隐患项目（Satellite Vulnerability Program）。到了1987年，海军太空监视系统（NAVSPASUR）向海军各单位提供了四类卫星隐患信息：

●大区域隐患报告（Large Area Vulnerability Reports, LAVR）向已存在的操作区域内的单位提供卫星隐患信息；

●卫星隐患报告（Satellite Vulnerability Reports, SVR）向处于过渡状态或在已存在的操作区域外工作的单位提供订制的隐患信息；

●安全窗口情报（Safe Window Intelligence, SWINT）报告提供有关单位不受侦察卫星覆盖范围影响的时间；

●单行查理根数使侦察卫星隐患计算机项目单位能够估算他们自己的卫星的隐患数据。

1988年，海军太空司令部设立了“上膛的子弹”（CHAMBEDED ROUND）项目，以支持舰队和舰载海军陆战队的部署。借助“上膛的子弹”项目，海军太空司令部为海军部队评估敌人的太空能力和对己方行动的特定反应。这种支持要适应各单位的特定装备、兴趣地理区域、预告部署检查期间或前往行动区域的中转过程中的意图。

虽然苏联的解体造成了俄罗斯军事太空项目的削减，但情报界及其太空监视力量仍然很关注俄罗斯保留下来的项目，例如他们曾追踪过2013年6月发射的俄罗斯“角色级”侦察卫星。同样，太空监视力量还曾追踪过俄罗斯于2014年12月发射的“莲花S”信号情报卫星。阻止俄罗斯图像卫星发现特别的敏感活动的行动安全措施仍在继续。同样，有关俄罗斯通信卫星的数据也是需要的，可用来支持美国的通信情报活动。

后冷战时期，利用卫星完成情报任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的第一颗照相侦察飞行器于1975年进入轨道，如今已发射了大量各类图像飞行器，其中有的使用了电光和合成孔径雷达传感器。中国部署的飞行器还带有电子情报、海洋、绘图、气象和通信任务。中国的太空探索活动也包括月球上无人飞行器的绕轨道飞行和后来的登陆。

自1995年，其他国家（包括法国、以色列、德国、意大利、印度和伊朗）带有图像情报能力的绕轨道飞行器得到了蓬勃发展，不光能力有所提升，而且随着图像雷达和电光传感器的应用，所使用的产生图像的传感器种类也得到了拓展。而且，商业图像系统的数量和能力也大大提高，其分辨率能够很好地为情报目的服务。其他国家也运行了各种其他用途的军事和民用卫星，包括通信、导航、气象、转播和信号情报。图10.1显示了运行太空系统的机构数量的增长。

外国的太空活动有时会威胁到美国的太空力量。2006年，中国使用了一个激光器来干扰美国侦察卫星的行动。未来，中国的某个反卫星系统将会实施这类干扰。2007年1月11日，在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中国成功地测试了这样一个系统，美国情报称之为“SC-19”。测试中，从四川省西昌发射场发射了一枚导弹。目标是中国的一颗气象卫星FY-1C，其发射于1999年，进入与太阳同步的500英里轨道。卫星在距离发射点715英里处被炸毁，造成了两组碎片。

然后，中国于2010年6月发射一颗卫星SJ-12，在进行了一系列轨道控制工作后，8月以极慢的速度向中国一颗更早的卫星SL-06F靠近。作为中国的一个轨道会合能力测试的结果，这两颗卫星可能真的连接到了一起。发展这一能力是建设太空站的前兆，也是检查或维修卫星、使卫星按照编队飞行、或者（更快地）发展反卫星能力所必不可少的。2013年5月可能还有一次高级反卫星系统的测试。2014年1月，据美国国务院称，中国进行了一次与反卫星武器相关的一个“非破坏性试验”。

图10.1　太空系统的组织数量的增长

2006年8月，对美国太空系统的威胁引起了小布什总统的担忧，他签署了一份政策指令，称美国将“采取那些必要的行动来保护其太空能力……并在必要时，阻止敌对国利用太空能力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随后由奥巴马总统于2010年6月签署的指令“美国国家太空政策”也有类似的表述，“美国将采取各种措施来帮助所有负责任的参与方确保对太空的利用，维护自我防御的根本权利，阻止他方的干扰和攻击，保卫我们的太空系统并为同盟国太空系统的防御做出贡献，而且在阻止行动失败的情况下，尽力打击敌人”。指令还提到，美国将“发展、保持和利用从商业、民用和国家安全来源获得空间态势感知（SSA）信息，以探测、识别和归类太空中与负责任利用和太空环境长期持续性相违背的行为”。

美国太空监控工作的中心，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隶属战略司令部的联合太空行动中心（Joint Space Operations Center, JSpOC，以前是夏延山空军基地的太空监视中心）。它维护“太空目录”，即在轨物体名单，并定期接收三类传感器（专用的、间接的、特约的）发来的数据，这些传感器组成了太空监控网络（Space Surveillance Network, SSN），它每天会产生大约38万至42万份观察报告。2012年12月时，JSpOC追踪着地球轨道中不少于2.2万个物体。其中大约1100个的用途是装备或卫星，而大约1750个是火箭箭体。这些物体中有超出1.9万个，占被是碎片或闲置的卫星，追踪物体的87%。

专用SSN传感器

专用SSN传感器是指主要任务是太空监控的传感器。它们完成了SSN对近地目标的探测工作的约70%，和SSN对外太空目标的探测工作的约90%。它们会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包括光学和红外探测、雷达、探测路过物体的“护栏”和无线电频率监控。这些传感器位于太空中和地面上，地面上的传感器有设在美国境内，也有在外国的。

美国运行主要任务为太空监视的三个卫星系统。一个是天基监控系统（Space-Based Surveillance System, SBSS），于2010年9月25日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2270磅重的SBSS探路者Block 10卫星进入了一个390英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但到2012年8月才实现工作状态。这颗卫星设计寿命为7年，携带了一个11.8英寸的望远镜，能够记录地球同步轨道中的卫星和高度更低的卫星的图像。该望远镜是可移动的而不是固定的，能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工作。而且，据说它能够探测对于其他系统而言是模糊的不完整物体，能够快速地从一个目标移向另一个目标，能够追踪正在移动的物体，如正在进入轨道的卫星。下一代的SBSS预期将于2016年开始开发，而首次发射预计将在2020年。

另一个是2014年初已解密项目：地球同步空间态势感知项目（Geosynchronous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Program, GSSAP）。最初的两颗卫星由2014年7月28日发射于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的“德尔塔　Ⅳ”火箭送入太空。2015年1月，它们通过了检验阶段，但初步工作能力的验收至少还需要好几个月。它们将在地球同步带上下漂移。空军的情况说明称，这个系统“在观察围绕地球近地同步轨道中常驻太空物体时，将具有清晰、通畅、独特的优势，而不会破坏气候和大气层，否则将对地基系统形成限制”。这两颗卫星预计还将具备对外国卫星实施特定式检查的能力。位于科罗拉多州施里弗太空基地的空军太空司令部（AFSPC）第50空中联队通过空军卫星操控网络（Air Force Satellite Control Network）操控这两颗卫星。计划将于2016年通过“宇宙神”火箭发射两颗替代卫星。

空军太空司令部还将一个原本为导弹防御局发射的卫星用于太空监视，其发射于2009年5月5日。高级技术风险降低（Advanced Technology Risk Reduction, ATRR）卫星发射自范登堡空军基地，被部署在一个低地（537英里×542英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中，然后于2011年被移交给了空军太空司令部。计划于2017年再发射另外一颗监控地球同步轨道中飞行器的卫星。这颗卫星被称为ORS-5，将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科特兰空军基地的空军太空作战响应办公室（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pace Office, ORS）的监督下设计和建造。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用于太空监控的主要专用地基电光传感器由一系列的贝克-努恩照相机组成，它们能够探测在地球表面为黄昏或黑暗时被太阳照亮的卫星。以已知星图为背景对卫星位置进行测量，会产生精确的位置数据。在项目进行中，贝克-努恩照相机被安置在将近12个地点，但是他们并非同时工作。

在美国整个太空监控网络中，贝克-努恩照相机的作用由地基电光外太空监控（Ground-Based Electro-optical Deep Space Surveillance, GEODSS）项目来承担，由位于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的空军太空司令部第21太空联队下属的第21行动小组的三个分遣队负责运行；第一分遣队（新墨西哥州索科罗，特指白沙导弹试验场的“种马直升机场”），第二分遣队（英属印度洋领地迭戈加西亚）和第三分遣队（夏威夷毛伊岛）。位于韩国崔钟山（音译，ChoeJong San）的站点因为不利的追踪条件于1993年被关闭。

GEODSS的站点使用了三个1米望远镜，其配备了被称为“深度凝视”（摄像管监控技术的进步和替代，Surveillance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nd Replacement for Ebsicons, STARE）的“高敏感度数字照相技术”，这些替代者是电荷耦合装置。这些望远镜可以分开使用或者一起使用，能够看见比人类眼睛所能探测的微弱10000倍的物体。据空军的情况说明称，“深度凝视”照相系统能够追踪视野中的多个卫星。望远镜迅速地对夜空中的卫星进行电子抓拍，显示在操控者的主控台上就像是细小条纹。然后计算机测量这些条纹，利用数据来估算卫星在轨道中的位置。一直固定的星图被用来作为参考或者三个中每个望远镜的校准点。然后，生成的量测观察数据被发往联合太空行动中心。

这个系统提供了光学追踪地球同步轨道外高于3000海里的物体的能力。在地球上方0.62万-2.8万英里处，有不少于2500个物体在轨道中运行。GEODSS的工作范围能够达到地球同步高度，这个能力是于1985年显现出来的，当时GEODSS的某个站点拍下了“海军舰队卫星通信”所属的一颗卫星的照片。GEODSS望远镜能够探测在地球同步高度的如足球般大小的反光物体。GEODSS还能够在一小时内搜索超过17400平方米的面积。再者，某些GEODSS装置挨得非常近，这样可以产生重叠的覆盖，这是当某个邻近站点出现坏天气时的一种解决方式。

如同贝克-努恩系统一样，GEODSS依赖于对被调查物体反射的光的收集，它只有在夜晚的好天气下才能发挥作用。而且，相反的大气条件会限制敏感度和分辨率。但是，GEODSS与以前的系统不同，通过由计算机管理的显示监控数据的即时视频，它能够提供实时数据。再者，该计算机自动地过滤了夜空背景中的星星，然后根据储存已知太空物体，判断是否出现新的或未知物体，并警示用户有关这类物体的发现时间。

在GEODSS韩国站点关闭之前，各站点的覆盖区域为：西经165—西经050属于“种马直升机场”；西经010-西经140属于夏威夷毛伊岛；东经10-东经130属于迭戈加西亚；东经070-东经178属于崔钟山。GEODSS传感器负责65%的外太空物体追踪和识别工作，所提供的数据几乎覆盖了整个赤道。

第二套长期专用传感器是空军太空监控系统（Air Force Space Surveillance System, AFSSS），自2013年10月1日起一直处于封存状态。这个系统从1961年开始工作，当时简称为NAVSPASUR。AFSSS包括了位于达尔格伦和弗吉尼亚的替补太空控制中心和空军太空护栏（Air Force Space Fence），后者是能够探测和追踪途经电子“护栏”的卫星，这个“护栏”包括了一个7500英里范围的扇形雷达束，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可以延伸到乔治亚州斯图尔堡。由于这个雷达束无法转弯，当某颗卫星通过这个光束并将其能量偏斜向地球时就会引发探测，地球上的几个偶级天线阵列负责进行探测，这类天线与传统电视天线类似，既便宜又简单。

这个光束的中心发射器位于得克萨斯州基卡普湖，在亚利桑那州希拉河和阿拉巴马州乔丹湖还有两个更小规模的发射站。6个接收站分别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新墨西哥州大象丘、阿肯色州红河、密西西比州银河、乔治亚州霍金斯维尔、乔治亚州塔特纳尔。正如发射站一样，接收站也部署在美国的整个南部地区，形成一个向赤道倾斜33度角的大圆。所有倾斜角度大于33度角的卫星占比为80%，它们每天会经过上述大圆两次，所得的数据被实时发射到达尔格伦。

倾斜角度更低轨道上的物体，包括地球同步卫星和以色列的“奥费克”侦察卫星，通常它们和非常缈小的物体一样，都不会被“护栏”探测到。它确实有很宽的经度跨度，从非洲（不到西经15度）延伸到夏威夷以外（超出西经165度），它能探测2.2万英里以外的物体。近如2012年，“太空护栏”每月会搜集到500万份以上有关太空物体的观察数据，其中大多数是关于近地轨道上的卫星。有不止100个卫星，只有“护栏”可以探测到，其他传感器都无法探测到，这个数量在太空监视网络（SSN）每月收集的1200万份观察数据中占据了40%以上。

2014年6月初，空军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了合同，修建一个全新的“太空护栏”。一个站点将位于夸贾林环礁，预计于2018年投入使用，而第二个站点则预计修建于西澳大利亚，计划于2022年开始工作。夸贾林站点的修建开始于2015年1月。这个“护栏”的最大覆盖区域计划达到2.48万英里，相比之下AFSSS的则是1.364万英里，新的“护栏”将能够探测1200英里远的1个垒球。如此，这个系统将能够追踪不少于20万个物体。

作为减轻信息损失的一种手段，其他太空追踪力量的工作也有了很多改变，包括位于北达科他州的一个AN/FPS-85雷达和一个辅助传感器。这个AN/FPS-85相控阵雷达由第20太空控制中队（以前的第20太空侦察中队）操控，其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但是雷达本身位于自由港市区附近，在基地向东大约35英里处。雷达建设于1967年，于1968年12月开始工作，高度为143英尺，长度为318英尺，有分开的发射和接收阵列。它的主要轴线跨过墨西哥湾对准正南方，能够在两边各扩展60度形成的扇形上进行接收和发射，其光束可达2500英里，大多数卫星会每天2次通过它的光束。该雷达提供位于低地轨道的太空物体的追踪信息，从1988年开始还具备了有限的外太空能力。由于其在低地轨道方面的能力，使得它能够让“战区作战人员提前了解敌人可用的情报收集卫星”，并且让“他们更多掌握这些卫星能向敌人提供的信息内容”。

这个雷达能追踪22000英里以外的如篮球般大小的物体。它能同时探测、追踪、识别多达200颗卫星。在任何一年中，它都会搜集超出1600万份卫星观察数据，占据了SSN总工作量的30%。它还能追踪太空垃圾；20世纪70年代末，它定位和追踪到了宇航员埃迪·怀特在一次太空漫步中丢失的手套。

另一个地基太空监视系统是美国的AN/FPS-129雷达，具有一个89英尺的机械天线，由空军太空司令部和挪威军事情报局作为联合项目共同操控。雷达最初位于范登堡空军基地时被称为“凝视器”（HAVE STARE），于1999年被安置到离俄罗斯边境40英里的挪威沃尔德，现在为人所知是它的挪威项目名称：“球Ⅱ”（GLOBUSⅡ）。据空军太空司令部的一位官员称，它“提供对近地和外太空卫星的量测追踪和成像”，提供覆盖东区0-90度的唯一全天候太空追踪能力。雷达还可被用于光谱数据搜集，例如读取喷气发动机的废气以判断飞机类型。雷达有获取俄罗斯弹头和诱饵详细图像的能力，而且它取代了美国设在挪威的以前用于相同目的的另一个雷达（溪图，CREEK CHART），这些引起了挪威和俄罗斯国内的怀疑和担忧，人们认为这个雷达系统的真正目的是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数据，美国和挪威都否认了这个指控。在2001年测试期间，这个雷达探测并成像了一颗俄罗斯在闪电轨道中运行的“奥诺”（Ono）卫星和俄罗斯在低地轨道中运行的一颗名为“钴”（Kobalt）侦察卫星。

另外两个专用传感器预期将设置在澳大利亚。一个位置待定，是太空监控望远镜（Space Surveillance Telescope, SST），由国防部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开发，在新墨西哥的白沙导弹试验场进行了测试。该望远镜将能够探测和追踪地球同步目标和低地轨道目标，能够进行比GEODSS更快、更准确和更敏锐的搜索。第二个传感器是一个C波段雷达，2014年6月从安提瓜被移到了位于埃克斯茅斯的哈罗德·E·霍尔特海军通信站；预计它将于2016年5月前后开始工作（由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1雷达和侦察分队操控），增加了对南半球的覆盖。它将由澳大利亚人管理，所具备追踪能力超过200个目标，其中包括了其他太空监控系统因过于模糊而无法探测的目标。另外，它特别适合于追踪亚洲的“高度关注”发射活动，比如中国，因为它将直接安置于中国卫星的最初飞行路径上。

旁系传感器

虽然旁系传感器是设计用来完成如导弹预警或情报等任务的，但它们也会用于太空监控。这类传感器在太空监控网络的近地目标探测工作中占比为大约25%，在太空监控网络的外太空目标探测工作中占比为5%。间接传感器包括三个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 BMEWS）的站点，两个保留的“攀爪”（即精确探测飞行器进入相控阵警戒系统，PAVE PAWS）站点，以及位于北达科他州卡瓦莱尔空军基地、夏威夷卡伊娜点和阿森松岛的搜集系统。

计划中，BMEWS的主要任务是追踪导弹并判断发射数量和预定目标。雷达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指挥部和控制中心提供实时信息，能够追踪距地球最远3000英里上方仅有4英寸大小的物体，其每一面可进行120度覆盖（总共可覆盖240度）。该系统被分散至三个站点：阿拉斯加州克里尔空军场站；格陵兰岛萨勒空军基地；英国皇家空军费林戴尔斯雷达站。

位于萨勒（站点Ⅰ）的第12太空预警中队曾操控AN/FPS-120相控阵雷达，在该站点的AN/FPS-123升级之后，现在操控的是AN/FPS-123升级早期预警雷达（Upgraded Early Warning Radar, UEWR）系统。另一个相同的升级早期预警雷达，则由位于阿拉斯加州克里尔空军场站（站点Ⅱ）的第13太空预警中队操控，该场站在费尔班克斯西南方向85英里处。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向北方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Norther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NORAD）提供有关海上发射导弹和洲际导弹的早期预警。

位于皇家空军费林戴尔斯的BMEWS站点Ⅲ是由英国管理的，美国空军在此派有一位联络官员作为代表。费林戴尔斯的UEWR多次在一天中追踪了多至55000个物体。其首要任务针对攻击英国和西欧的导弹提供预警；还协助提供对伊朗导弹发射的覆盖。第二项任务是提供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潜射弹道导弹（SLBM）预警。太空监视是它的第三项职能。除了空军太空司令部，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也会收到其提供的数据。该站点的另一项任务是为英国提供卫星预警服务，即“向英国军队提供有关潜在敌对卫星或外国卫星进行侦察活动的预警”，包括了军用和商用的情报收集卫星。

原先“攀爪”的四个站点中，两个分别位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多拉多航空站和佐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的站点处于过渡状态，相关联的太空预警中队被解散。埃尔多拉多的雷达被移交给了克里尔空军场站，取代了克里尔中队以前所操控的机械雷达。“攀爪”剩下的中队还有位于科德角空军基地的第6太空预警中队和位于比尔空军基地的第7太空预警中队，主要任务是探测潜射弹道导弹。

科德角预警中队操控了AN/FPS-123，其光束能够扫射240度，能够向外和向上达大约3000海里。在最远的距离它能探测到小汽车大小的物体，更近距离时则能探测到更小物体。正常的一天中，第6太空预警中队会完成大约2600次卫星追踪和大约9100份观察数据。雷达的更新改造开始于2013财政年度。比尔中队于2007年升级，现操控了一个AN/FPS-132雷达，也被整合进入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它提供对太平洋区域的覆盖，包括了朝鲜的导弹发射。科德角雷达可能会进行类似的升级。

环形搜索雷达特征鉴别系统（Perimeter Acquisition Radar Characterization System, PARCS）由位于北达科他州卡瓦莱尔航空站的第10太空预警中队操控，该系统是1975年被取消的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剩余部分。PARCS的范围可达3100英里远，是单面的相控阵雷达，站立高度为121英尺，能够同时追踪数百物体。其主要任务是提供ICBM和SLBM攻击的早期预警，但它也提供对大倾角物体和极轨物体的监视、追踪、上报和太空物体识别（Space Object Identification, SOI）。它能够提供近地量测和雷达截面测量。

夏威夷卡伊娜点的AN/FPQ-14机械雷达提供低地卫星的观察数据。这个雷达在有限支持太空监视任务的基础上，主要目标是需要即时观察数据的高优先级物体。这个站点由文职官员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操控。卡伊娜点向空军毛伊岛光学和超级计算站（Air Force Maui Optical and Supercomputing Site, AMOS）（将在下文中讨论）提供指向数据。

在阿森松岛上，有两个雷达座落在巴西东海岸和南非西海岸中间。主要的雷达是AN/FPQ-15追踪器，为东部太空和导弹中心（Eastern Space and Missile Center, ESMC）提供太空和导弹发射相关的支持，为联合太空行动中心提供近地卫星观察数据，为空军太空司令部情报部门提供窄波段太空物体识别（SOI）数据。第二个雷达是一个AN/TPQ-18追踪器。

特约SSN传感器

特约传感器是指根据合同或协议、按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总部的要求提供太空监视数据的传感器。它们在近地观察工作中的占比为5%，在外太空观察工作中的占比也是5%特约传感器包括了位于施姆亚岛的一个相控阵雷达、毛伊岛太空监视系统（MSSS）和位于夸贾林环礁的里根试验场和林肯太空监视综合站。

第九章中提到的相控阵“眼镜蛇邓恩”（AN/FPS-108）直到2012年都肩负着情报任务，也曾是它的主要任务。同时，它也是太空监视网络的一个特约传感器，而这个任务延续了下来。

扇形“眼镜蛇邓恩”系统包括了一个AN/FPS-108雷达设施，其底部大小为87英尺×107英尺；约有6层楼高或120英尺，其中一层附属楼层是87平方英尺的精确测量设备实验室。这个设施从萨姆亚岛西北部230英尺高的悬崖上俯瞰白令海。

“眼镜蛇邓恩”是一个相控阵雷达。对于依赖双眼或使用双筒望远镜的观察者来说，相控阵雷达只是一个休眠的结构，它有点类似于电子角锥体。这与那些更老式、更传统的天线形成明显对比，“沿着地平线向远方的物体扫射出微波辐射的光束”。“眼镜蛇邓恩”包括15360个辐射元件，占据了直径95英尺的雷达表面。每个元件发出一个信号，朝向各个方面。当这些信号被同时发出时，只有紧邻阵列垂直轴的目标才会被探测到。但是通过相继延迟信号波长的一小部分，就能“引导”光束触及远离垂直轴的物体。

“眼镜蛇邓恩”于1977年7月取得了初步工作能力，它能以136度的视野探测（99%的可能性）和追踪2000英里范围内篮球大小的物体，从库页岛北半部，差一点就到邻近白令海峡的俄罗斯最东端。它能提供物体的大小和形状，但是这种能力只能在以堪察加半岛上部为中心的44度范围内实现。在太空监视模式下，它能追踪多至200颗卫星。

“眼镜蛇邓恩”向北延伸成一个扇形，覆盖了从堪察加半岛到白令海峡的区域，其在L波段工作，可以被用来追踪3000英里以外的极地轨道卫星和绕级轨道卫星。到了2010年，它经过升级后，可以完成导弹防御任务（追踪弹道导弹，并且具备足够的精确度可以发射相应的干扰器），当然还有传统的情报任务和太空追踪任务。指派给“眼镜蛇邓恩”的任务来自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太空物体识别）和联合太空行动中心（量测和太空物体识别）。

夏威夷毛伊岛的特约传感器组成了毛伊岛太空监视系统（MSSS）。位于毛伊岛哈雷阿卡拉火山的空军毛伊岛光学和超级计算站（AMOS）是一个光度学和激光设施，属于空军军需司令部的菲利普斯实验室。该设施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全新和革新的电光传感器的研究和开发，向空军太空司令部提供支持。它也向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喷射推进实验室提供支持。AMOS的试验包括了对轨道碎片的探测和追踪，对航天飞机和卫星活动的观察和卫星激光照射。

哈雷阿卡拉火山高于海平面1万英尺，这使得AMOS的设备处于大部分的大气和相关干扰之上。设备包括一个5.2英尺的卡塞格伦望远镜，一个激光光束探测器和一个AMOS采集系统。AMOS的太空监视研究和开发工作包括量测、追踪、红外太空物体识别和补偿式成像。

AMOS的激光被用于夜晚时照射苏联的航天器，服务于望远镜拍照。它还被用于判断苏联核动力雷达海洋监视卫星在任务结束时是仍在工作还是完全停工。AMOS产生的卫星可见光波长图像清晰到足以显示出苏联航天器上正剧烈发光的反应堆。

AMOS的望远镜具备足够高的分辨率，能够识别太空航天飞机开放负载机舱中的物体。只要苏联的项目达到工作状态，这一能力可被用于获取有关苏联航天飞机使命的情报。它的望远镜可以识别地球同步轨道中直径小如3.1英寸的物体。另一个光学传感器是AMOS日光近红外成像系统，使AMOS的工作时间拓展为每天24小时。

与GEODSS和AMOS搭配工作的是毛伊岛光学追踪识别设施（Maui Optical Tracking Identification Facility, MOTIF），代号“水鸭蓝”（TEAL BLUE）。MOTIF包括了一个47英寸的望远镜，它（与一个光束探测器/追踪器一起）能够利用可见光和长波的红外成像对近地和外太空卫星进行追踪和物体识别。望远镜被主要用于红外测量和光强度测量。而另一个则被用于微光追踪和成像。对于在高度为3000英里或以下轨道运行的卫星，MOTIF的传感器能够测量反射率和散热，并提供图像。MOTIF已经识别出了地球同步轨道中只有8厘米的物体。

1997年，空军军需司令部的菲利普斯实验室开始测试毛伊岛综合站的另一个传感器：高级电光系统（Advanced Electro-optical System），它被充分用于卫星追踪和太空物体识别。它有一个3.64米宽的主镜，利用这个镜子能探测和追踪186英里范围内低地轨道上4英寸大小的碎片。2012年，空军完成了对这个系统的升级工作，这是由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完成的。另外，毛伊岛太空监视系统（MSSS）包括了一个现有的小型商用自主望远镜，被称为“乌鸦”。这个望远镜被MSSS用来完成大多数量测搜集任务。

另外一个特约传感器位于罗伊岛、那慕尔岛上的里根试验场，这两个岛是组成夸贾林环礁的100个岛屿中最大的两个岛。高级研究项目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的林肯C波段可观察雷达（ARPA Lincoln C-Band Observables Radar, ALCOR）由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操控，包括一个40英尺的天线，提供有关低地轨道卫星的宽带雷达成像数据以进行太空物体识别，以及提供雷达截面测量。

ALCOR观察到了中国于1970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助推火箭箭体的图像揭示出物体的规模尺寸，这对国防部而言是极有兴趣的信息，因为它提供了对中国洲际导弹的尺寸和负载能力的认知。在随后的一年里，ALCOR拍摄了苏联“礼炮号-1”太空站的图片。

罗伊岛-那慕尔岛上的第二个雷达是ARPA远程追踪和测量雷达（ARPA Long-Range Tracking and Instrumentation Radar, ALTAIR），由陆军太空和战略防御司令部操控。ALTAIR是一个150英尺抛物面天线，提供对近地和外太空航天器的量测数据。该雷达的太空监控模式每周工作128小时。它有同时针对近地和外太空物体的能力，能追踪覆盖三分之一的地球同步带。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的发射中，50%以上在成功进入轨道的路上会经过ALTAIR的覆盖区域。

罗伊岛-那慕尔岛上还有目标分辨和识别试验（Target Resolution and Discrimination Experiment, TRADEX）雷达和毫米波（Millimeter Wave, MMW）雷达。和ALTAIR一样，TRADEX也是一个低频圆盘天线雷达，能够立即捕捉到那些距离约2400英里进入夸贾林环礁范围的物体。它能同时追踪多至63个物体。如ALCOR一样，MMW工作于高频率，这使其能拍摄太空物体的图片。MMW是太空监控网络中的分辨率最高的成像雷达，能探测低地轨道中小如5英寸的物体和地球同步高度上16英尺的物体，这对于情报界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磨石”“干草堆”及“干草堆辅助”雷达位于大约半英里以外的马萨诸塞州韦斯特福德，由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在林肯太空监察综合站内进行操控。磨石山雷达是一个外太空、大型圆盘天线追踪雷达，能够追踪地球同步高度上1平方米大小的目标。1957年，它是第1个探测到了苏联“人造卫星1号”反射出的雷达信号的雷达。干草堆超宽带卫星成像雷达（Haystack Ultra-Wideband Satellite Imaging Radar, HUSIR）是一个高质量成像雷达，能够分辨低地轨道中直径为1英尺的物体。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相关叙述称它提供了“我们在其他位置无法得到的在轨卫星图像”。它是“能够对远距离、高海拔物体开展工作的雷达，能提供非常好的情报数据，而且现在还具备了实时操作上报能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利用来自该雷达的数据评估负载、任务和状态。部署干草堆辅助雷达，是为了在干草堆处于射电天文学工作模式时，太空监控工作不会受到影响。据称，它能产生“比干草堆（雷达）更好、更敏锐的卫星图像”。

其他太空监控能力

太空监控网络平均每天能观测到4.5万个在轨物体。这些物体和碎片中有20%无法进行可靠的追踪。有超过1.6万个物体已被编入目录。美国太空司令部（现已解散）总司令曾认为这个系统“是预测性的……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监控系统”。

针对外太空物体的持续性工作有时是很难维持的，因为光学和电光的传感器只限于夜晚天气晴朗时才能工作。但太空监视网络也会得到其他系统的支援。

美国多年来一直利用国家侦察局的系统来提供有关外国太空活动的情报。该机构于1965年或之前就拥有了使用美国成像卫星拍摄苏联卫星的能力，当时使用的是KH-4卫星。十几年之后，KH-11有时也会被用于“太空至太空”成像行动。

更为频繁的参与者是第九章中所谈到的国防支援计划（DSP）卫星，已被证实在监控外国卫星的工作中能发挥作用。DSP传感器被用于探测太空物体（包括卫星和它们的碎片），被称为“快行者”。大部分“快行者”的探测都是对外国航天器的日常观察数据。由DSP传感器通过航天器反射的太阳光而获得的红外读数，为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和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分析人员提供了航天器的特征信号和行动的数据。这类数据使得分析人员能够估算出卫星的路径和它的任务。

另外，DSP传感器还提供有关卫星和其他人造太空平台重返地球的数据。1978年1月，DSP传感器探测了苏联海洋侦察卫星“宇宙-954”的重返，当时苏联对其内部的核反应堆失去了控制。苏联无法将该卫星推入能将其留在太空中的轨道，只能眼看着卫星的轨道衰减，直到在某一点时开始重返地球。在航空航天公司，DSP对重返的追踪要接受数学分析，然后判断出落点。1979年，DSP传感器提供了“太空实验室”太空站的重返数据，其重达13万磅，它的重返威胁了多个人口居住区。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DSP探测的是与苏联反卫星项目相关的卫星运行和碎片。从1972年至1982年，苏联进行了16次反卫星试验。当一个干扰卫星被SL-11推进器放入轨道后，地面控制者会操纵卫星，使得一个或两个轨道接近目标卫星，近到足以使自己的导向系统能够夺取控制权。当处于射程内时，干扰载体上的炸药会被引爆，发出大量的高速弹片从而摧毁目标。DSP对发射、卫星运动、结果的监控，使美国对苏联项目的情报分析工作因此受益。1996年，DSP的两颗卫星探测到中国出故障的侦察卫星FSW-1重返地球并落入大西洋中。DSP的卫星还探测到中国于2007年1月11日的反卫星试验中使用的拦截器。

2009年，空军发射了两颗太空追踪和监视系统（Space Tracking and Surveillance System, STSS）原型卫星，进入一个840英里、倾斜58度的圆形轨道，以测试它们在导弹探测和追踪方面的能力。它们还可能会被用于支持太空监视任务。

即使是外星智能搜寻者和业余天文学家也对太空监视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据2012年有关报道称，空军太空司令部获得了来自“外星文明搜寻计划”（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SETI）艾伦望远镜阵列的帮助，该阵列有42个圆盘天线，属于在旧金山东北部310英里处的“热溪无线电天文台”。这些圆盘天线能提供低、中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数据。另外，国防部高级项目研究局（DARPA）的太空景观（SpaceView）项目属于另一个更大的DARPA项目（轨道前景，OrbitalOutlook），后者是为寻求太空监视网络（SSN）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的提升，而前者则招收了业余天文学家来帮助追踪轨道碎片和探测可能出现的卫星群。

目录

第十一章 人力情报
情报人员和外交人员

情报员与线人
叛逃者和流亡者
囚犯和战俘
旅游者和国防部人员

第十二章 公开资源、现场挖掘搜索和外国军备采购
公开资源

现场挖掘搜索

外国军备获取

第十三章 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
地理空间情报合作

信号情报合作
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合作
太空监控合作
人力情报合作
公开来源情报合作
反恐情报合作
反毒品情报合作
分析与数据交换

第十四章 情报分析
情报分析员

分析技术
动态情报
预警情报
情报预估
报告与分析
领导人档案
参考资料和数据库
国内情报分析

第十五章 反情报工作
外国情报机构的威胁

反情报调查
情报搜集
变节者和情报员的价值评估
调查研究、分析和其他成品
干扰与反制
反情报活动的技术支持功能

第十六章 秘密行动
阿富汗

“玄武岩”行动
伊朗
利比亚
巴基斯坦
索马里
叙利亚
也门

第十七章 国家情报机构管理与指导
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

国家情报总监及其副手们
委员会、董事会和理事会
情报界指令
美国国家情报计划
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国家反恐中心
国家反扩散中心
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
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

第十八章 国防情报的管理
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国防部长

军事情报项目
军事情报委员会与国防情报空间威胁委员会
国防预警委员会
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理事会
参谋长联席会议侦察行动处
国防情报官
国防部指令和指挥中心

第十九章 情报搜集管理、秘密行动和信息获取
卫星成像管理

信号情报管理
人力情报管理
秘密行动管理
信息准入管理

第二十章 美国情报界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遍及世界的间谍活动

打击恐怖活动
大规模信息搜集
机密、透明度及泄密
国会监督
政府各部门的共同问题

第十一章　人力情报

冷战期间，随着技术手段搜集情报的能力日益提高，在诸如导弹发射井坐标、战略轰炸机基地位置、导弹系统的技术指标等多个领域中，对人力渠道获得情报的依赖程度已经逐渐降低。尽管如此，当前人力情报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人力情报活动牵涉的人员类型较多，包括情报官及他们经营的特工、外交官、官方机构工作人员、叛逃者和流亡者、在押人员、旅游者、国防部门中与情报目标有联系的人员。

很多具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尤其是具有文件原件形式的情报，只能通过人力情报渠道的方式获取。灵活运用这些人力情报渠道，能够在有效弥补技术搜集系统的不足之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妥善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效阻断拦截监听和技术窃密。技术搜集系统无法对锁在保险柜中的政策文件或武器系统手册进行拍照，也无法获得武器系统或者零部件的实物。不仅如此，在没有人力情报支持的情况下，技术手段无法渗透被妥善防护的计算机系统。

如果仅单一使用技术搜集方式，一般很难全面掌握关于核武器、导弹、生化武器等某一具体项目的情况。根据已有的资料介绍，在情报官员的经验中，只有通过该项目的参与者提供准确信息，才能清楚地掌握具体项目的完整情况。

当某武器处于研发阶段时，可以很容易做到防范技术手段的侦察。如果该武器方案进入测试阶段，就可以使用多种技术搜集系统获得相关情报。但是，当武器尚处于研发初期，有关的特征属性仍处在讨论阶段，尤其相关信息受到严格保密管控的情况下，技术搜集手段就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虽然在武器系统测试阶段就掌握相关技术特征已经非常值得肯定，但是，搜集设计单位的所有进展信息同样非常重要。即使是大量进口武器的国家，也需要在进口型号的基础上开发适合本国国情的改进型产品。伊拉克在进口苏联飞毛腿导弹的基础上，开发了本国的导弹型号；巴基斯坦则根据朝鲜输出的武器装备开发出了本国的“普里特维”（Prithvi）导弹。

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情报搜集旨在掌握外国政府武器系统的部署情况和技术指标。美国情报机构希望能够同时掌握其他与美国敌对或友好国家在外交、国防、经济等领域的真实意图和计划方案。同时掌握对手和伙伴的相关情报，详细了解各个领域的发展动向，能够有助于美国更加准确地评估未来发展形势。很多数据和信息能够通过公开途径或者以通信监听为代表的技术手段获取，但是公开途径和技术手段获得情报信息的不足之处必须通过人力情报加以弥补。

人力情报在侦控恐怖主义组织人员和设施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利用卫星图像能够发现恐怖主义组织训练设施，但是与之相比，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人物定位以及恐怖组织下步行动意图和计划才是最具价值的关键信息。将人力情报与通迅监听技术情报、恐怖组织联络网络情报相结合，才能提高获取上述重要信息的成功率。

人力情报一般被定义为两个基本类型：秘密途径人力情报和公开途径人力情报。秘密途径人力情报既包括建立秘密关系的外国情报来源所提供的特定数据资料，也包括美国情报官通过直接渠道和秘密渠道搜集的情报信息。公开途径人力情报包括国防部门工作人员、国务院外交官从事的公开情报搜集活动以及通过移民、叛逃者以及旅游者搜集情报的活动。利用强化审讯在押人员的方式获得的情报也可以视为第三种类型的人力情报，即以强制手段获取的人力情报。

通过分析12份1994年的情报——虽然不是很全面——可以总结出一些当时人力情报的价值标准。在376件情报案例中，有205件将人力情报获取的成果认定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反恐领域，人力情报成果在关键成果中占比达到了75%。还有一些重要数据可供参考：在反毒品犯罪领域，人力情报发挥了50%以上的作用；在反扩散领域，人力情报占比达到了40%以上；而经济领域的人力情报占比在33%以上。

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人力情报被用于“即时指示、定位和摧毁伊拉克重要指挥、控制、通讯系统以及其他重要军事目标”。人力情报与卫星图像联合应用，不仅支援对军事设施的打击，还有效地帮助美军指挥官减少对清真寺、医院等民用设施的误伤。根据美国军事情报史料记载，某一情报来源提供的情报“对空袭作战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该情报成功地挽救相当数量的美军及联合国军士兵的生命”。

情报人员和外交人员

美国人力情报的核心组成人员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是美国公民，一般以美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利用外交身份掩护，情报官不仅可以获得安全交联手段（在使馆内部和其他地点）、妥善保护文件档案的条件，还能够享有外交豁免权。

作为“全球部署计划”（Global Deployment Initiative）的组成部分，除了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之外，还有以非官方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官可以利用商人身份，比如美国企业驻海外办公室员工。1995年曾有报道称，有110名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利用RJR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通用电气、IBM、美洲银行、泛美航空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的非官方身份开展工作，这些企业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派驻海外工作的岗位。“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曾计划将海外情报行动数量增加50%。

这些海外行动包括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Front Company），这些企业一般由6至9名项目官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组成。瓦莱里·普拉米（Valerie Plame）是中央情报局反扩散部门的官员，曾以“布鲁斯特·詹宁斯联合公司”（Brewster Jennings&Associates）雇员的身份在海外执行任务，该公司是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有一些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公司用于向在伊朗执行任务的情报官提供掩护，以便于情报官发现有关伊朗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项目的招募线索。

2008年曾有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关闭了“9·11事件”以后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建立的10家幌子公司，仅保留了2家。中央情报局方面似乎认为这些幌子公司在搜集恐怖组织以及非常规武器交易网络方面存在“设计目的不明确，而且无法妥善处理行动任务”等缺陷。2013年发布一份的报告，将该项目称为“巨大的失败”，并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经验不足、存在官僚主义以及缺乏语言技能。

中央情报局驻外国情报站由一名站长负责领导，不同的情报站在人员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工作人员数量从数名到数百名不等。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驻菲律宾情报站有150余名工作人员。在1998年驻内罗毕使馆遭到袭击后，中央情报局驻内罗毕情报站的人数大幅增加。“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中央情报局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报站均派驻了数百名工作人员。情报站的站长及其下属工作人员都会利用美国驻当地使馆各种工作人员的身份执行任务，比如政务参赞、使馆二秘以及经济事务随员等。

另外一套情报搜集系统是由国防部和军事部门组建的。驻美国使馆的武官和国防部秘密行动局（Defense Clandestine Service）的秘密探员（clandestine collector）直接向美国军事情报局汇报工作。除此之外，还包括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小组、海军犯罪调查局、空军第25全球反应中队（25th Air Force’s Global Activities Squadron）、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任务支援大队（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s Mission Support Group）以及其他从事人力情报工作的机构单位。

武官的任务包括：

●发现并建立确实具备情报工作能力的人力情报渠道；

●利用商务展览、军事展示、阅兵、专题研讨、评议会等机会，搜集情报信息；

●前往已确认的地标区域，通过实地观察、拍照等方式，按照情报信息最终使用者的要求搜集情报；

●从官阶、职位、从事工作等角度，从外国军队官员中发现具备提供情报信息的潜在条件，或者是在未来能够成长为高级将领的人员线索，逐步进行接触，并保持私下联系；

●观察并报告地区的政情、经情、社情、民情，以评估外国政府和军事力量的战略意图、计划、能力以及政权的稳定性；

●了解外国军事装备物资情况，掌握相关装备物资的采购及研发途径。

美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服务官员是人力情报的重要渠道。这些外交官员一般从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的工作。美国前副国务卿彼得·塔诺夫（Peter Tarnoff）1995年提交的国会证词中曾有以下表述：“外交机构是海外外交和情报搜集和报告的基本主体。”塔诺夫认为，外交机构的情报渠道在国家情报结构中发挥非比寻常的作用，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

美国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调查官员（或者他们的情报来源）同样能够提供人力情报，按照该机构的任务要求，这些情报中的大多数都是关于毒品非法交易的。这些情报不仅提供给美国缉毒署，也会提供给中央情报局。除此之外，美国缉毒署的一些情报也会与恐怖主义分子活动情况相关。在2008年的审计报告中，司法部的督察员发现，在81项抽查样本中，有三项事关恐怖主义。其中之一是关于恐怖主义集团出售毒刺导弹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用于攻击驻阿富汗的联军。另外两项中，一项是关于塔利班从事毒品非法交易，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金融支持，另一项是反映了恐怖主义分子在阿富汗某一地区的训练和行动线索。

驻外武官的特殊情报搜集成果有时能够作为公开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外国机构矛盾冲突。1987年年初，美国驻巴格达使馆武官马克·B·鲍威（Marc B.Powe）上校，被指控从事间谍行为，要求他在两周时间内离开伊拉克。他被指控在1986年12月期间，侦察了部署在科威特的大量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情况并拍摄照片。鲍威也曾在科威特使馆担任过武官，发现了苏联取道科威特向巴格达运输军事装备，科威特当局当场发现其拍摄这些运输队伍的照片并做文字记录。

1989年年初，两名美国使馆武官，上校克利福德·罗伯特·沃德（Clifford Robert Ward）和少校罗比特·西吉尔（Robert Siegel）接近了距离大马士革城外25英里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后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游击队员扣押。据称二人身上携带有照相机、地图、双筒望远镜和长焦镜头。

1995年和1996年均发生过涉及美国在华使馆武官随员的事件。1995年8月上旬，两名美国空军军官，上校约瑟夫·W·陈（Joseph Wei Chan）和上尉德维恩·哈佛·佛罗伦齐（Dwayne Howard Florenzie）被驱逐出境，他们被指控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管制区从事间谍活动，并在7月28日被中国政府羁押。这两名武官处官员常驻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从事情报活动，在被羁押后被指控非法进入军事管制区域，并且在“被中国军队士兵发现”之前“通过拍照和录像方式非法获取该区域军事情报”。

这两名武官7月23日以领事签证进入中国大陆，此行目的是与美国驻北京的使馆和广州领馆的官员商事。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两名随员当时骑着自行车，穿着平民的服装，携带摄影摄像装备。在被中国军队士兵扣押时，二人正在从事武官正常的“调研”和“商务活动”。但是据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监视中国军队在台湾以北地区的训练。两名官员的行为被认为是观察中国方面装备的一批苏-27战斗机，该批战斗机由广州转场至靠近台湾的沿海地区。

1996年1月8日，任助理武官的空军上校布兰德利·格迪思（Bradley Gerdes）和一名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在海南岛的一处军事管制区附近受到阻拦，此前二人曾非法潜入南海舰队司令部驻地湛江市的一处军用机场。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中国官方没收了录影资料。这两位武官可能已经验视了此前有关在海南岛临时部署苏-27战斗轰炸机的传闻，这些战斗轰炸机是首次参与1995年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

俄罗斯也因频发武官搜集情报的情况，并因此激怒了俄安全机构。1999年，联邦安全局针对助理武官皮特·霍夫曼（Pete Hoffman）中校的行为采取了针对措施。霍夫曼驾驶一辆租用的本地出租车，前往驻扎在斯韦特利村军事城（Svetlyl）的第242号空降兵训练中心。2008年，俄方驱逐了两名私自前往新西伯利亚航空器制造集团的武官，该企业参与制造苏霍伊-34型战斗轰炸机。

近期，东京使馆报告了日本国会关于核物质的观点和态度，相关信息主要来自2008年10月为使馆官员举行的招待宴会间的谈话。这些观点坚称，日本电力企业非常担忧核能的安全问题，而且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有意掩盖核安全事故。另外，日本国会议员还宣称，尚无永久性的高安全级别的核废料储存能力，也未找到妥善解决核废料储存问题的方法。

情报员与线人

一般来说，情报员是受雇于美国情报官或者自愿投靠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负责在其所在国或第三国搜集相关情报。冷战期间，虽然苏联执行封闭性管理，而且克格勃反情报机构在国内进行了严密监控，但是中央情报局对苏的情报工作仍然取得了相当一批非常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的奥列格·潘可夫斯基（Oleg Penkovskiy）上校。与其他很多苏联方面的情报渠道一样，潘可夫斯基是主动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事情报工作的。1961年至1962年期间，潘可夫斯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提供了一大批情报资料，所提供的情报包括苏联战略能力和核武器目标策略。他还提供了一份苏联中程弹道导弹手册正式文件的复印本，该份情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后的数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军事、外交重要部门都布建了间谍或线人，这些部门包括苏联外交部、国防部、苏军总参谋部、格鲁乌、克格勃以及至少一个军事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苏联公民，也向中央情报局提供过情报。在此类人中，最典型的是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电子工程专家阿道夫·托尔卡切夫。托尔卡切夫向美国政府泄露了苏联军事航空领域的研究成果，被美国官方评为“最具经济价值的特工之一”，帮助美国方面“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支出”。托尔卡切夫先后向美国方面提供了苏联在电子引导和对抗系统、先进雷达系统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保密技术。在托尔卡切夫的情报支持下，美国空军“彻底地将这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子系统设计方案反过来应用在一款最新型战斗机上。”由于中央情报局前官员爱德华·李·霍华德的出卖，托尔卡切夫在1985年被逮捕并处决。

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后，类似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完全终止。1995年9月，圣彼得堡一家苏联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被捕，理由是涉嫌向美国方面提供俄罗斯新型攻击潜艇的相关秘密情报。1997年，一名俄罗斯前外交官被判犯有间谍罪，经审查发现此人在1976年退休后开始从事间谍活动。

最近几年，俄罗斯多家法院对俄罗斯公民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帮助进行了定罪。2012年2月，普列塞茨克导弹测试中心的发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尼斯特瑞兹中校因“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俄罗斯最新型军用火箭复合结构重要测试数据”而被判处有罪。在尼斯特瑞兹提供的情报中，有关于俄罗斯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的详细信息。当年5月，叶卡捷琳堡地方法院以向美国方面泄露了最新型潜射弹道弹道——布拉瓦（Bulava）——相关情报的事实为依据，判处亚历山大·戈尼特耶夫（Alexander Gniteyev）罪名成立。同年五月，俄军退休军官弗拉基米尔·拉扎尔（Vladimir Lazar）上校因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7000份俄涉密军事地图，被判处12年监禁。2015年，俄罗斯一地方法院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卖涉密信息为依据，判处一名前警方官员15年监禁。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的情报人员也会从欧洲、非洲、中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国家的线人或潜在线人手中购买情报。1997年年初，德国政府驱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根据一份报告的记录，该官员被指控试图招募一名德国高级官员，利用其获取多个高科技项目的相关情报。根据另一份报告的记录，这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还搜集了关于第三国的情报，该第三国很可能是伊朗。之所以受到德国政府的驱逐，是因为该官员在德国境内从事的情报活动并未获得德国当局的允许。

有更多的证据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德国的情报活动也针对德国政府工作人员。据报道，2014年7月，德国联邦总检察院以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为由，调查德国国防部政策研究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此人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德国对外安全政策。除此之外，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招募了德国对外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第十五章有详述）。另一份报告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德国内政、经济、发展等很多联邦部门都安插了间谍。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3年曾将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ur）的顾问亨利·波拉诺尔（Henri Plagnol）作为招募目标，但是是否招募成功仍存在争议。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接触了蒂埃里·米勒（Thierry Mileo），此人掌握着法国通讯部的电信和卫星通信业务。中央情报局试图通过此人购买法国在电信事务方面的谈判战略。在另一个案例中，根据法国安全机构领土警戒局（Directorate of Territorial Surveillance）的调查发现，法国国营通讯公司（French Telecom）的一名雇员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招募，被要求“出卖有关法国国际通讯架构网络的相关文件和信息”。上述两个被招募对象都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为报告给了国土警戒局，该局鼓励二人继续与招募人员保持联系。经过后续的接触发现，中央情报局一名非官方身份的女性情报官负责上述招募，该情报官的掩护身份是一家关注世界经济的基金会工作人员，该基金会注册于得克萨斯。

欧洲另一个招募目标机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EAE）。根据一份报告的记录，美国中央情报局驻维也纳情报站的官员“受命发展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部的情报渠道，以掌握该机构的内部考虑。”

近期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活动主要针对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据披露，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外交部长纳吉·萨布里（Naji Sabri）受招募成为美国方面的间谍。萨布里的间谍职业生涯始于法国对外安全总部（Directorate General of External Security），之后，该机构在伊拉克战争发生6个月前，将萨布里转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搜集关于伊拉克核武器、生化武器项目的情报。据报道，萨布里向美国中央情报局透露的情报显示萨达姆·侯赛因曾计划重新启动核武器项目，不过该项目仅进行了研究工作，并没有实施。而伊拉克政府也没有生产或储备生物武器。在化学武器方面，萨布里透露的确存在一些化学武器，但是并没有掌握在伊拉克军队手中。

在入侵伊拉克前夕，中央情报局驻伊拉克情报行动小组组建了情报网络，招募了80余名间谍，该情报网络被称为“DB或摇滚明星（ROCKSTARS）”，DB是中央情报局对伊拉克的代号。每个间谍都配有卫星电话，用于向布置在伊拉克北部的一座山顶的交联站点发送情报信息。后来有一名间谍被捕，而且在伊拉克电视台报道中播送了该间谍使用的ThuRaya（舒拉亚）牌卫星电话的镜头。在此之后，“摇滚明星”网络（该网络共发展了87名线人）中有30名线人中断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联系。

“摇滚明星”线人网络包括在共和国卫队中招募的间谍。通过该网络获得的情报，包括地对地导弹、防空系统的部署信息，相关情报后经卫星影像情报加以确认。一名服务于“摇滚明星”网络的间谍指出了驻扎于Umm Quasr乌姆盖斯尔港的安全部队情况，并且提供了矿井和安全部队的位置信息，这些信息降低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续占领的难度。

伊拉克战争按计划开始的两天前，该网络的一名间谍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反映了位于巴格达北部的朵拉农场（Dora Farm）存在异常情况。该农场一般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妻子及其本人使用。所谓的异常情况是指，有人在该农场筹办食品供应和高级别安保准备（经卫星影像情报确认，在该农场停留了36辆汽车）。一名间谍报称，看见萨达姆本人离开该农场前往参加会议，后返回该农场休息。小布什总统根据该情报批准使用巡航导弹和F-117轰炸机对该目标进行了袭击，袭击目标是“斩首”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不过，萨达姆在空袭时未在该建筑内，得以生还。

1989年4月，多名伊朗军官被捕，被指控为美国方面从事间谍行为。在被发现之前，该情报网络接受来自法兰克福的指示，搜集关于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军事行动的相关情报，当时美国海军舰队正在该地区与伊朗军队对峙。

2004年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伊朗的一条情报渠道，获得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该电脑保存了一枚核弹头的主要研究数据，包括引爆核弹的球形雷管数据。相关文件也反映了在核弹头中设计重型球形核燃料装置的方法，以确保该弹头在投射至目标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另外，这些文件显示，该核弹头是设定在目标区域上空2000英尺的高度爆炸，这是核武器爆炸的理想高度。

这台电脑中保存的文件中还包括一份复杂的设计图纸，反映了一件深入至地下130英尺的探杆，并配有能够用于测试地下压力和温度的传感器。该设备用于地下核试验的数据测量。一支测控团队被安排在6英里外的监测点。相关资料还包括了用于制造四氟化铀（又称“绿盐”）的小型化装置设计方案和2003年2月的最新数据。四氟化铀是铀气化过程中的中间产品。但是这些文件中缺少建设指令和付款票据等证据，而只有这些证据才能证明核武器项目已经超越了前期设计阶段。

据报道称，2010年4月，伊朗发生的动乱“推动了该国官员倒向西方或向西方泄露情报，并且产生了一波关于伊朗核武器项目的情报高潮。”当年10月，伊朗官方对外宣称，一些能够接触该国核设施的个人向西方情报机构提供了秘密情报，以换取经济利益。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中央情报局利用在叙利亚军方研发生化武器项目的一名线人，搜集有关叙利亚方面使用病原体武器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在南亚地区的情报活动主要针对印度、阿富汗和“基地”组织。在印度，曾有6人在1977年因受美国方面指使从事间谍行动而被起诉。这些人不仅有条件从印度主战飞机的设计和生产中心获取有关情报，还能够获得苏制枪械、导弹和雷达的设计图。根据一名印度政府前高级官员的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一名印度高级公务人员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印度核武器项目的情报。印度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一名前官员称，“我们知道美国人在印度安插了线人。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线人不仅能够掌握印度核武器试验的计划，还能够阻挠印度核武器研发进程。”2006年，一名在微软集团工作的印度前情报官被捕，随后一名美国驻印度使馆的高级官员被驱逐。

199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有机会布置一条能够直接联系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渠道，当时此人身处也门。该渠道同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联邦调查局曾认定本·拉登当时有资助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的意图。《华盛顿邮报》曾报道称，该渠道提供的情报曾成功化解了一次恐怖袭击风险，当时恐怖分子密谋袭击共济会（Masonic）在洛杉矶的一次聚会。这名线人后在波斯尼亚（Bosnia）被“基地”组织暗杀。

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的数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了一个由15名阿富汗人组成的小组，在阿富汗长期跟踪本·拉登，获取了不同类型的情报。曾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小组查明了本·拉登出现在某处建筑中，该情报后经卫星图像和通信监听加以印证。“9·11事件”发生后，这些阿富汗籍线人使用卫星电话向美国政府方面报告了多个藏匿塔利班武装分子和军火物资据点建筑物的精确位置，这些据点分布于坎大哈市的西区，后美方根据这些情报于2001年10月5日对相关建筑实施了轰炸。

“9·11事件”发生几天后，一个代号为“JAWBREAKER”的中央情报局情报小组被派往阿富汗，与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协同工作，负责为即将前往阿富汗的美国战斗部队提供情报。该小组掌握的信息来源包括与北约方面共同招募的塔利班士兵，也有在北约控制区招募的平民，这些人在塔利班方面有朋友或亲戚关系，而且他们愿意冒险穿越敌人防线传递情报。2001年9月27日至10月26日期间，这些情报渠道产生了400余条情报信息，为美军战斗机空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大提高了供给精确度，并使空袭对目标周边的附带损害程度降至最低”。

2008年曾有报道称，“基地”组织仍对这种渗透破坏行为无动于衷。但是在一年半以后，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官员开始着手从恐怖组织内部招募发展更高级的间谍。中央情报局一名前官员曾提及“我们对基地组织的渗透。”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曾向记者透露，判定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风险的方法就是“渗透到恐怖组织内部去，掌握恐怖分子是否意图实施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中，渗透到恐怖组织内部的方法是招募在关塔那摩关押的犯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关塔那摩设有一处秘密设施，代号为“PENNY LANE”，用以安置已经同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但尚未“重返”基地组织的线人。在这些线人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代号为“PLEDGE”的账户获得报酬，帮助中央情报局掌握了数名基地组织高级成员的行踪，并利用捕食者无人机空袭予以消灭。

2011年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指示已经从事线人工作一年时间的巴基斯坦籍医生沙基尔·阿夫里迪（Shakeel Afridi），带人在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接种疫苗，重点关注该城市中可能藏匿本·拉登及其家族成员的居民区的乙肝病毒和15岁至45岁之间的妇女，通过分析DNA特征排查对比分析本·拉登及其家族成员的踪迹。阿夫里迪医生的一名助手设法混进了居民区，但是没能获得与本·拉登家族基因进行对比所需的样本。

在亚洲地区，中国是最重要的人力情报目标。至少有一项对中国某研究院的渗透工作发展了一条渠道，能够获取中国与多个国家存在核方面往来的相关情报。20世纪80年代，该渠道能够获取一批涉及敏感问题的情报，包括：中国向阿根廷和南非派遣核专家；中国技术人员援建巴基斯坦核武器开发项目；中国科技人员代表团在巴基斯坦的卡胡塔（Kahuta，巴基斯坦科技人员在该地从事铀浓缩工作）的一处离心机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1982年年底或1983年年初，位于瓦赫（Wah）一处保密设施的巴基斯坦科技人员向中国科学家展示了一份核武器设计方案，并征求改进此方案的建议以及核弹头的引爆技术（该技术与中国第四次核试验所使用的技术非常相近）。

1995年，一名自称是导弹专家的男性走进台湾安全局，并提供了随身携带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份20页的文件是1988年提交给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备忘录。该部负责导弹设计生产，并负责实施中国未来导弹力量发展的五年计划，该计划中就中国和美国的武器特征进行了对比。台湾方面将相关情报连同这名主动投靠者一并移送至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情报站。

这名主动投靠者频繁返回中国大陆，最终带回了超过700份文件，共计13000页。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翻译小组飞往台湾，着手翻译相关资料。同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测谎专家对这名主动投靠者进行了测试，通过测试结果判断此人主动愿意为外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的行为是否存在欺诈。该名专家在测试后返回美国，帮助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研判此次行动是否为中国情报机构的谋略设计。最终，虽然研判认为该主动投靠者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但是美国方面仍倾向于认为此人是双面间谍。

涉及台湾核项目的情报，出自长期为美国从事间谍工作的张宪义上校（原台湾核能研究所副主任）。张宪义在1987年任候补军官时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并变节。张宪义所提供的情报反映台湾当局曾秘密建设能够用于提炼钚的秘密设施。建设该设施的行为违背了台湾对美国做出的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承诺。美国方面施压台湾当局，要求终止该秘密设施的建设工作，并关闭了台湾最大的民用核反应堆（美国方面认为该反应堆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

美国也寻求从恐怖组织、贩毒集团和武器扩散网络等组织中发展线人，以应对相关领域跨国问题。乌尔斯·廷纳（Urs Tinner）就是此种类型的线人。廷纳的父亲自己拥有或参股多家瑞士的精密机械公司。廷纳本人自20世纪70年代起向巴基斯坦和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Q.Khan）提供零配件。2000年，廷纳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后又说服他的父亲和兄弟共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廷纳一家人得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伊朗和利比亚核武器项目的秘密情报，以换取总额可能近1000万美元的报酬。

2002年，廷纳前往马来西亚的精密仪器工程公司（SCOPE）工作，该公司由阿卜杜勒·卡迪尔·汗下属公司的名义创建，表面上从事生产用于石油工业的高科技零件。廷纳事实上发现该公司生产了离心机零件，并且运至一艘名为“中华号”的货船上，准备运往利比亚。廷纳将相关情报提供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而其他国家拦截了这艘货轮，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利比亚终止了核武项目，并向美国提供了有关本国核装置的情报。

服务于军方情报机构的公开和控制（如秘密渠道）的情报资源，能够提供各类多种情报。1993年财务年度，军方情报来源反映过波黑塞族针对波黑穆斯林的集体屠杀和暴行、德国新纳粹团体的兴起、阿尔及利亚前线伊斯兰教救世军（Algerian Front Islamique de Salvation）、巴拿马国家警察（Panama National Police）策划诸多针对美国利益和公民的暴力行动、俄罗斯主导的能源项目、古巴生化战项目发展情况、朝鲜采购高级地道掘进机以及俄罗斯支持阿富汗军事政变等情况。

叛逃者和流亡者

叛逃者和流亡者也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冷战期间，美国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叛逃者项目，由中央情报局的跨部门叛逃者委员会（Interagency Defector Committee）直接负责管理。

叛逃者能够解决通过技术搜集手段所获得的信息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瑕疵。在一个案例中，苏联一名叛逃者被要求“分析一张美国方面用摄影机偶然拍摄的照片，该照片中的一处重要位置被云团遮挡。专家们花费大量时间，试图分析出到底是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设施。美国空军一名军官称，‘维克多仅简单看了一眼，就肯定地判断我们分析认为存在严重威胁的地方事实上无关痛痒，同时指出了此前分析的滑稽之处，也给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

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包括一名尼加拉瓜叛逃者罗杰·米拉达·本格西亚（Roger Miranda Bengoechea）。本格西亚是高级军官，也是尼加拉瓜所有军事顾问的主要联络人，因此有条件获得有关古巴在这个国家的情报信息。在变节之前一周，本格西亚走遍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所有的军事基地，并且出于医疗原因频繁前往墨西哥，因此可能在变节前就已经向中央情报局传递了情报。根据尼加拉瓜国防部门的调查，米拉达复制了空军作战计划以及其他关于马那拉地区炮兵部队和其他设施的文件。

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叛逃者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情报，不过有相当一部分是伪造的。一位伊拉克籍高级科学家，阿卜杜拉·阿卜杜尔·阿巴斯·哈木扎（Khidhir Abdul Abas Hamza）1994年离开伊拉克，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伊拉克核项目的重要情报。哈木扎是来自巴格达方面变节的最高级别的科学家，能够利用直接的岗位条件提供有关外国供应方、伊拉克核科学家的待遇、伊拉克在铀浓缩等方面的相关情报。

根据国会一份报告，伊拉克主要反对派伊拉克国民大会在1994年10月“移交了一连串来自伊拉克军队和共和国卫队低职级主动叛逃者，这些人能够提供有趣的情报”。1995年夏季，萨达姆的两个女婿叛逃至约旦，并受到美国官员的讯问。其中一名叛逃者是侯赛因·凯穆尔·哈桑中将（Hussein Kamel Hassan），负责工业部和军事工业化项目，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项目。另一名叛逃者是萨达姆·凯穆尔·哈桑中校，负责总统安保事务（不出意料的是，在被遣返回伊拉克后，两名叛逃者都被处决）。

在最知名的伊拉克叛逃者中，一名代号为“弧线球”（CURVEBALL）的叛逃者居住在德国并受到德国联邦情报局保护。国防情报局的记录显示，弧线球自称是“伊拉克机动生化战”项目负责人，“能够掌握最直接的情报”并且“参与了机动生产设施的设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接触弧线球，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都不知道此人的名字是艾哈迈迪·哈桑·默罕默德（Ahmed Hassan Mohammed）。德国联邦情报局认为，最后证明这个来源情况不真实，弧线球不懂英语而且十分反美。武器情报、反扩散和军控中心的分析人员认可了“弧线球”在战前提供的情报，并且认为相关情报内容十分详尽，不可能出自伪造。

尽管情报机构在战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弧线球”的情况并不是其自称的那样，其提供的情报均属伪造。但是在2002年年初，另一名伊拉克籍的叛逃者也被证实是虚假的。此人是伊拉克情报机构的前主要成员，曾被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盘问过两次。此人称，伊拉克建立了移动实验室用以测试生化制剂。到了2002年5月，国防部情报局通过保密互联网方式就此人的情况发出了“虚假情报来源通告”（Frabrication Notice）。

至少有三名伊拉克籍叛逃者通过艾哈迈德·沙拉比（Ahamad Chalabi）的伊拉克国民大会移交至美国情报系统。其中一名自称是研究同位素分离的物理学家，在经过初步接触后就被抛弃。第二名叛逃者名为阿德南·伊赫桑·萨义德·沙拉比（Adnan Ihsan Saeed Chalabi），在土耳其与美国情报官员会面。第三名叛逃者名为穆罕默德·哈里斯（Mohammed Harith），在阿曼与美国情报官员会面。哈里斯自称参与机动生化武器研发的工作。

另一名来自中东国家的“叛逃者”被证明不可靠，自称为“艾哈迈迪·贝赫巴哈尼”（Ahamad Behbahani）。2000年，此人曾在《60分钟电视杂志》露面，宣称，1988年12月发生的泛美航空公司103号航班飞行至苏格兰洛克比镇上空爆炸的案件，是伊朗-利比亚联合行动的结果。但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认为，这名叛逃者并不是艾哈迈迪·贝赫巴哈尼，而且此人没有从事其自称的指使外国暗杀和恐怖主义活动。

目前，最有价值的叛逃者来自中国、朝鲜和伊朗。中国国防部外事局美大处处长徐俊平在2000年12月访美期间叛逃。据报道，徐在叛逃前曾豢养情妇。徐在1999年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兰德公司的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研究发现，“类似徐这样的级别的官员，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政治温床，有条件接触各种类型的信息，从关于军队和地方领导的流言蜚语，到解放军基层的日常情况。”该专家补充称，“徐掌握的所有信息，无论层次高低，对其招募者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因为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解放军基层日常情况十分有限。”

1997年，朝鲜两名高级官员叛逃。一名是朝鲜的重要思想家（“主体思想的设计者”）黄长烨（Hwang Jang Yop）叛逃至韩国，并经过美国特工的审讯后提供了有关朝鲜核武器战略、核武器和化学武器项目以及朝鲜派遣至韩国方面的特工身份等情报。不过，克林顿政府的一名官员仍然认为，“黄没有他预想的那么有价值”，而且“不直接掌握军事情报”。黄提供情报中的一部分都被研判为“陈旧、过时或虚假的”。

另一名更有价值的叛逃者是张成吉（Chang Sung Kil），1997年叛逃前任朝鲜驻埃及大使。据信，张成吉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份关于“朝鲜与中东地区国家敏感交易的有价值情报”。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朝鲜向埃及出售飞毛腿B型导弹（Scud-B），以及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其他军火的情报。有些情报是在其叛逃前就已经提供给美方；有报道称，美国在张成吉叛逃前就已招募成功。

其他朝鲜叛逃者中有二人分别是崔准豪（Choi Ju-Hwal）和阁养焕（Ko Young-Hwan），均曾是朝鲜人民军军官。二人向参议院某个委员会（据推测是中央情报局）透露了第四局生产和应用火箭的情报和第五局生产化学武器的情报，以及朝鲜导弹出口的情报。有报道称，2013年年末，一名与张成泽（金正恩的姑父，近期已被处决）关系紧密的高级军官叛逃。

有报道称，叛逃的伊朗科技人员（也可能是仍然身居幕后的人）在2004年提供了一批关于伊朗核项目的情报。这些叛逃事件是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人才外流”项目（Brain Drain）的结果，该项目计划引诱伊朗核武器科技人才叛逃。

2009年，一名科技人员在沙特阿拉伯期间叛逃，此人在伊朗工作期间就已经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沙赫拉姆·阿米里（shahram Amiri）一名核放射探测专家，曾在德黑兰Malek Ashtar大学工作，该大学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研究机构，并参与伊朗核武器研究。阿米里曾在多个伊朗核设施工作，如位于德黑兰的拉维桑（Lavizan）核设施。该设施在受到原子能监督人员质疑其保存高浓缩铀后，在2003年至2004年被拆除。据报道，阿米里提供的情报还反映了伊朗已经有能力开发出能够用于导弹发射的核弹头。

2010年，阿米里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其本人被中央情报局麻醉后绑架。阿米里做出公布视频行为的原因可能是其思乡心切，而且如果阿米里不返回伊朗的话，其家人在他叛逃后可能受到了来自伊朗政府的威胁（中央情报局未能将阿米里的家人一同迁往美国）。在公布视频后不久，阿米里返回了德黑兰，伊朗政府随后宣布阿米里是一名双面间谍。不过，美国官方坚称阿米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原件情报，而且已经被证实情况属实。”据报道，伊朗方面在2011年逮捕了阿米里。

除阿米里外，还有多名伊朗官员变节叛逃。其中之一是阿里·雷扎·阿斯加里（Ali Reza Asgari），曾任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并指挥伊斯兰革命卫队。据媒体报道，此人2007年2月在土耳其失踪，其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据伊朗一名异见人士称，阿斯加里“掌握关于伊朗核计划的重要情报”。一份报告称，阿斯加里抵达美国后便向美国方面的讯问人员交代称“我随身带了电脑，我全部身家性命都在这了。”这台电脑保存了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铀浓缩项目的文件。

另一名叛逃者是埃米尔·法尔沙德·易普拉西米（Amir Farshad Ebrahimi）。据《洛杉矶时报》报道，此人在2003年从伊朗叛逃至柏林，成为“西方情报机构的重要间谍和分析员，主要用于搜集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情报”。据报道称，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别精英部队圣城旅（QUDS）军官埃米尔·穆哈默德·设拉子上校在2007年3月脱离伊朗，当时此人居住在伊朗。

近年来，美国方面开始通过伊拉克和伊朗移民购买情报。2002年10月，国防部情报局承担了由美国国务院管理的“情报搜集项目”（Intelligence Collection Program，简称ICP）。该项目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接触能够提供建立或掌握可持续性情报战术情报或战略情报渠道的伊拉克公民，以此了解有关伊拉克，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情报”。

这些伊拉克公民的线索是由伊拉克反对派“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的，该组织有意愿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以支持美军入侵伊拉克。大概有20人被国防部情报局研判为虚假来源，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员是“伊拉克国民大会”已知为虚假来源但故意向国防部情报局提供的。不过也有一部分人员提供了有用的情报。伊拉克战争后，国防部情报局报告称“这些来源提供的情报种类繁多，在质量、精确度和价值方面良莠不齐”。在一些情况下，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的可靠情报与其他情报一起能够充实美军的情报库；而在其他情况下，其所提供的情报鲜有价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的情报能够指明敏感设施的位置，可以为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联军攻击提供参考。该组织还提供了恐怖分子利用伪造证件的情报和违反联合国制裁的相关情报。除此之外，伊拉克国民大会移交的一名情报来源还提供了一名基地组织高级成员的身份信息，并提供了该高级成员的照片以帮助美国方面实施抓捕，此前美国情报系统并不掌握相关情况。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的情报还帮助美国方面抓捕了2名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伊拉克高价值目标（美国方面确定的高价值目标共55人）。

长期以来，在洛杉矶的伊朗移民组织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洛杉矶情报站的重要目标，用以收集有关伊朗的情报。多年来，这个情报站与该组织多名成员建立联系，通过前往伊朗旅行或与伊朗国内亲属往来渠道搜集情报。

囚犯和战俘

历次战争结束后，战争中俘获的战俘都是潜在的情报来源，能够通过战俘获得敌方的计划和能力。不过，《日内瓦公约》为战俘提供了非常严密的制度保护。单个战俘一般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情报（例如姓名、军衔、序列号等），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在对待战俘问题上承担明确的义务和责任。

尽管如此，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仍然不把在美国反恐战争中俘获并关押的囚犯视为战俘，而是将这些囚犯定性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地方战斗人员。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在于基地组织成员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不穿军装制服，而且不归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塔利班武装人员同样不被视为战俘，理由是他们并未服务于合法的政府。因为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未被定性为合法的敌方武装人员，美国方面判定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拘捕的武装分子获得比战俘更多的情报，还可以对这些武装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审讯措施以榨取有价值的情报。

这些囚犯被关押在多个机构中，这些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并且由不同的单位管理。在阿富汗坎大哈和巴格拉姆的美军基地是最新一批仍在运行的关押机构。在这些基地中，美军人员负责审讯这些囚犯。在一段时期内，坎大哈基地曾关押了500多名囚犯。最知名的关押地点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湾，最初被称为“X区（Camp X-ray）”，后被称为“三角洲集中营（Camp Delta）”。最新的关押设施被命名为第四区。2005年6月，该地关押了500余名囚犯；2014年11月，此处关押着148名囚犯。

据报道，其他的囚犯被关押在位于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岛英美联合基地以及美国东北部的军事基地中。除此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管理了一批不为人所知的监狱设施（黑狱），2006年9月后有14名囚犯被转移至关塔那摩。2005年，有报道称在这些黑狱中关押着36名囚犯。2007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另一名基地组织领导人移交给美国国防部，此人自2006年秋季起被中央情报局方面关押。有多个国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关押囚犯的设施，包括阿富汗（在喀布尔附近，代号为“盐坑”）、泰国（位于泰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最初命名为“猫眼”）、罗马尼亚（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机场附近，代号为“明亮之光”或“灯箱”，2006年5月关闭）、立陶宛（2006年5月关闭）、毛里塔尼亚和波兰（设在波兰中北部村庄旧凯库蒂的情报机构内，代号“石英”，2003年9月关闭）。摩洛哥曾计划建立一处监狱设施，代号为“孟买”（Bombay），但是未投入使用。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索马里安全局基地设有秘密监狱，在那里关押索马里极端组织“伊斯兰青年运动”（Al-Shahab）成员。

2001年至2013年关闭了多处黑狱后，这些囚犯最早被转移关押在美国海军的军舰（美国海军的“圣安东尼奥”号驱逐舰和“博克瑟”号驱逐舰）以及远离居民区的岛屿上（如赞比亚卡拉巴湖中的无人岛）。

囚犯是通过很多种方式捕获的。有些是在传统军事行动中被捕，其他的囚犯是被特种部队士兵（比如由突击队员和特种部队组成的战斧特遣队被派遣横穿阿富汗追捕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领导人）抓捕的。也有一些囚犯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殊行动抓捕的，例如2003年8月，中央情报局与泰国联合行动抓捕基地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分支机构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的头目，或者中央情报局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联合行动。除此之外，外国政府也会将逮捕的嫌疑人移送给美国方面。

这些被羁押和审讯的囚犯或具有极大安全威胁，或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据一名原美军审讯人员介绍，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训练了上万名武装分子，“有数百名武装分子都是匿名的，其中一部分危害较小，而另一些则危害极大。”有一些囚犯被羁押是出于搜集情报的目的，这些情报不是全部准确，但是能够反映恐怖分子的活动情况。例如有一名名为贾巴拉·穆罕默德·曼苏尔（Jabarah Mohamed Mansur）的加拿大籍公民，曾作为恐怖组织成员参与策划袭击驻新加坡的以色列、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馆。被关押于关塔那摩的人员中，有一名商人1971年至1987年居住在美国，被指曾为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目标提供帮助，还有一名在阿富汗被捕的囚犯被认定是参与“9·11事件”的20名恐怖分子之一。

据美国国防部新闻稿披露，这名所谓的劫机恐怖分子名叫穆罕默德·卡赫塔尼（Mohamed al-Kahtani）。在关塔那摩关押期间，此人不仅指明了制造脏弹的何塞·帕迪拉（Jose Padilla）以及使用鞋子炸弹的理查德·雷德（Richard Reid）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提供了关于基地组织派遣恐怖分子通过防范薄弱的边境地区渗透的路线和方法，解释本·拉登是如何逃脱抓捕，并且提供了本·拉登本人身体状况的有关情报，还提供了关于本·拉登的30名保镖的详细信息。除此之外，据称有两名被关押人员曾辨认出本·拉登信使[化名阿布·艾哈迈德·科威特（Abu Ahmed al-Kuwaiti），其真名为艾库威提·库威蒂]身份，其中一名就是此人。辨认出本·拉登的信使是确定其藏身位置关键情报，之后，本·拉登于2011年5月被击毙。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黑狱中关押的人员被视为“高价值目标”，也可以说是除了基地组织高级领导者之外的潜在重要情报来源。这些情报可能通过那些负责后勤的或参与训练的武装分子获得。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份简要记录，事实上，2006年9月已送至关塔那摩的14个高价值目标多为技术辅助人员：阿济兹阿里（Ali Abd al-Aziz Ali，一名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的技术人员）、艾哈迈德·哈勒凡·盖兰尼（Ahmed Khalfan Ghailani，基地组织的伪造技术人员，并帮助运送恐怖分子）、汉巴里（Hambali，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祈祷团的负责技术工作的头目）、穆斯塔法·艾哈迈德·哈萨维（Mustafa Ahmad al-Hawsawi，负责财务管理）、穆罕默德·纳齐尔·本·（汉巴里的重要助手之一）、马吉德·汗[曾受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Archive指使负责领导设计向美国多处水库投毒的方案等工作]、阿布德·拉希姆·侯赛因·穆哈默德·阿布（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行动负责人）、阿布·法拉兹·利比（Abu Faraj al-Libi，是本·拉登的对外联络人）、阿布·祖贝达（Abu Zubaydah，据信是基地组织高级行动官员，后转为提供辅助工作）、拉姆齐·本·希布赫（Ramzi bin al-Shibh，是“9·11袭击”中重要的辅助人员）、祖贝尔（Zubair，伊斯兰祈祷团的行动策划者，受汉巴里领导）、瓦利德·本·阿塔希（Walid bin Attash，行动策划者）、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h Mohammed）、以及古尔德·哈桑·康拉德（伊斯兰团结组织在摩加迪沙后勤网络的负责人）。

审讯人员被授权在心理战术之外采取非正常的审讯方式，以达到从关押人员身上获取情报的目的。2006年秋天以前，美军审讯人员训练手册中主要有16种基本的审讯手段，但是禁止使用刑讯手段。但是，这些训练手册并不能约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人员，而且手册中也未就何种情况构成刑讯进行定义。美国中央情报局改进了审讯技术，并授权在反恐项目中应用（代号为“灰石”）。这些审讯方式包括坐水凳和水刑（这两种方式都是让被讯问者感受溺水的绝望）、剥夺睡眠、单独隔离、抑制睡眠、流质饮食、压迫体位、停供止疼药等。表11.1描述了相关细节。

据当时的审讯人员透露，有一名关押在坎大哈基地的囚犯供述了“关于德国汉堡基地组织分支的重要情报，出卖了很多武装分子，揭发了以前从未掌握的基地组织与北非伊斯兰团体联系情况”。另一名囚犯供出了曾经参与过策划对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投毒的袭击计划，根据该情报提供的线索抓获了8名摩洛哥人（这些摩洛哥人最终被无罪释放），并发现了8.8磅氰化物、一份美国大使馆游客地图以及多份大使馆周边地下管线设施位置图。还有另一名囚犯提供了基地组织在欧洲招募人员的名单、行动计划、以及本·拉登卫队的情报。

根据奥巴马总统的要求，无论是何种机构负责管理的审讯机构，都只能获准使用美军基地手册中的审讯技术。另外，按照奥巴马的要求，还建立了一个名为“高价值关押者审讯小组”（High Value Detainee Interrogation Group）的机构，负责管理对这些囚犯的审讯工作。该小组包括5个机动的审讯团队，相关人员主要是从联邦调查局抽调，也有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人员参与。2010年4月1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为该机构制定了章程，称之为“高价值囚犯审讯小组执行章程”。

11. 1　强化审讯技术

在刑讯措施改革实施之前，有一名叫做阿布·祖贝达的著名囚犯受到刑讯。根据一名美国官员的说法，此人在被抓捕后被运至“猫眼基地”，经审讯提供了很多被证明为“颇具价值”的情报。祖贝达提供的情报帮助美军在2002年抓捕了约瑟·帕迪拉（Jose Padilla），此人被指控计划使用脏弹袭击美国城市。经过此人的供述，还确认了哈利德·哈里发·默罕默德（Khaild Sheikh Mohammed）是“9·11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其提供的情报帮助抓获了“9·11事件”中的策划者拉姆兹·本·希布赫。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称，“阿布·祖贝达确认了基地组织主要的策划者和辅助人员。”穆斯林祈祷团的行动负责人汉巴里向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人员供述称，基地组织计划在曼谷袭击美国人管理的两所酒店以及使用国际机场的航班。这些情报促使相关航班调整了时间表。

中央情报局一份评估报告称，哈利德·哈里发·默罕默德在波兰被捕并经受水刑拷问，“供述了关于基地组织的行动计划、能力、人员身份和地点以及隶属的恐怖组织和网络”。根据哈利德的供述，中央情报局还掌握了大量基地组织“9·11事件”之后在西方国家招募人员的“面貌特征”细节。通过其供述，中央情报局了解了基地组织如何监视在美国境内的潜在目标。另外，此人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利用穆斯林祈祷团在西方行动网络的情报，根据相关情报“释放了多名扣押人员，还抓捕了除汉巴里、汉巴里的兄弟以及多名穆斯林祈祷团的核心行动人员”。根据哈利德和其他几名被关押人员提供的情报，美国方面了解到，在“9·11事件”之前，有一名“踪迹难寻的行动人员”受命袭击美国东海岸主要城市的金融机构。根据2003年由被关押者提供的情报，挫败了一起企图劫持希思罗机场起飞的商用航班的恐怖袭击计划。

叛逃者或被关押者提供的情报在2006年6月击毙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负责人）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来源供述称，扎卡维经常与一名名为哈里发·阿布都·拉希德·拉赫曼（Sheikh Abdel Rashid Rahman）的宗教指导师会面。因此，拉赫曼的行动是在人力情报、电子情报以及空中监视等手段监控之下的，其中前两种方法可能是由“任务支援单位”（Mission Support Activity）的特遣小组执行实施。最终，美国的特种部队确定了扎卡维停留在哈比卜村的一处房屋，该村距离巴格达以西8英里。美军向该房屋投掷了重达500磅的炸弹，将扎卡维击毙。

2010年5月，毛拉·阿卜杜尔·哈尼·巴拉达（Mullah Abdul Ghani Baradar）被关押在巴基斯坦，此人在当年1月被巴基斯坦部队逮捕，是目前被关押的塔利班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此人向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提供了关于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谈判策略的情报，并说明了塔利班用以避免平民损伤的新指挥密码。根据一份报告称，在第二年经过了在美国“博克瑟”号舰船上关押后，艾哈迈迪·阿卜杜尔·卡迪尔·瓦萨米（Ahmed Abdulkadir Warsame）“滔滔不绝”地向审讯人员提供了他与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奥拉基在一次无人机空袭中被击毙。）会面的情况，以及谢哈布（al-Shahab）与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进行大宗军火交易的情况。他还提供了关于两个恐怖组织的架构和能力的情报。一份报告称，他的供述可以作为“情报的分水岭”。2013年10月，另一名基地组织领导人，纳齐赫·阿卜杜勒-哈迈德·鲁盖[Nazih Abdul-Hamed al-Ruqai，其真名为阿布·阿纳斯·艾尔-利比（Abu Anas al-Liby）]在利比亚被捕，并在美国“圣安东尼”号舰上受到审讯。

旅游者和国防部人员

非官方情报身份的旅游人员往往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在美国研制出卫星监控苏联境内和其他无法进入的地区之前，旅游者所发挥的情报搜集作用比当今时代重要得多。

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驻欧洲空军部队曾实施过一个利用旅游者搜集情报的项目，名称为“CREEK GRAP”。根据美国驻欧洲空军所制定的项目制度记载，“和平时期，美国空军部队和空军司令部的非军事人员、其他美国籍雇员、承包商在履行正常业务或者纯属偶然的机会中，能够有机会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在战时和非战时，美国空军驻欧洲部队人员必须有能力把握任何预料之外的情报搜集机会。”

除旅游者以外，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属于潜在的情报提供人员中的一类，这些人经常与外国朋友、亲戚以及住在外国军机降落、起飞地点附近的人保持联系。美国驻欧洲空军的制度还规定了拍摄飞机的程序，必须是包括以下内容的照片才是有价值的：（1）驾驶座舱内部；（2）武器控制系统、操作台；（3）座椅；（4）武器装备；（5）电子系统（导航系统、雷达、黑匣子等等）；（6）推进系统（进气口、可变几何结构、燃料供给系统零件、油箱）；（7）文件和操作记录。

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的军方旅游者曾经在非洲负责搜集政治情报，以及有关维护美国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安全所需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对美国军事人员的威胁、一般安全威胁以及机场和港口的情况。如果某国发生政变，“这些途径需要提供有关该国周边五个邻国的大量数据，其中两个国家可以考虑作为美军部队的集结待命区域。美国军队一般会非常重视有关机场的情报信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资源处（National Resources Division）负责访谈商人、游客和专业人员，筛选条件是上述人员在境外期间接触过敏感人员或到过敏感地点（例如伊朗和中国）。该部门所关注的信息包括外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和政治态度、特定地区的军事活动，或外国科技发展情况。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访谈受邀前往中国会见中国方面核工业科技人员或访问核设施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包括乔治·基沃斯（George Keyworth，在1981年就任里根总统的科技顾问前夕受邀访华）、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Agnew，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在1989年访华）、丹尼·斯蒂尔曼（Danny Stillman，1990年至1999年先后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信息部负责人身份以及私人身份访华）。

苏利文（Sullivan）曾九次访华，前往中国多处核设施参观考察，参观时配备了录像摄像设备。在访问中国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时，苏利文和助手拍摄了大量核设施照片，相关设施此前因为受云层遮挡而未能被侦察卫星拍摄。苏利文参观过上海核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核设施，上述机构从事中子发生器和中子发生源的研究。苏利文等人还拜访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当于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利弗莫尔和桑迪亚核设施）的领导。除此之外，苏利文还参观了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该所从事核试验监控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并负责罗布泊的核武器测试。苏利文参观和访谈所得资料均提供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其中包括2000名在核武器研究设施工作的中国科技人员姓名。

2001年和200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了大约30名在美国国内居住但在伊拉克国内有亲戚的伊拉克人。这些伊拉克人同意返回伊拉克搜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相关情报。其中之一是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的萨乌桑·哈达德（Sawsan Al-haddad）医生。2012年5月，她受命前往伊拉克与其兄弟萨阿德·陶菲克（Saad Tawfiq）会面，此人在巴格达居住，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此人能够获得伊拉克核武器项目的关键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萨乌桑·哈达德了解一系列问题，培训她掌握了密写技术。哈达德医生的兄弟告诉她，虽然萨达姆计划在制裁终止后重启核武器项目，但是当时还没有已经启动的项目。

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官和特种部队都通过旅游者搜集情报。2009年，彼得雷乌斯将军（后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曾利用雇佣军、外国商人、学者和其他人员收集有关武装分子或恐怖分子情报和位置。另据报道称，2005年前后，美国特种部队曾“利用商务运输通道穿越伊拉克东部边境潜入伊朗境内，雇佣间谍使用收购水果等掩护名义穿越边境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

美国国防部人员的交友和日常活动，经过情报分析员问讯和分析后，也能够产生情报价值。国防部人力情报人员负责实施的“外国军事情报搜集行动”（FORMICS），就是对“有条件接触潜在外国情报的国防部工作人员进行公开的问讯”。

第十二章　公开资源、现场挖掘搜索和外国军备采购

除了技术和人力的情报搜集方式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有关外国政府和国内外组织的重要情报。公开渠道、检获的文件和视频以及外国军需物资都能够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来源。

公开资源获取是指利用合法方式获得口头、文字或电子形式的资料。除了由人力渠道或通过互联网获得的文件和视频之外，在已被美军或盟军占领的外国政府或恐怖组织区域和设施内，也能够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外国军备采购，包括武器系统或相关零件，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人员窃取、叛逃者携带或者秘密购买（由美国政府或者受政府委托的私人机构购买）。分析这些物资能够判断对手能力并制定对策。

公开资源

公开资源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不同类型间或有一定的交叉重叠。第一类是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第二类是互联网，包括在线出版物、博客、讨论组、公众传媒（民众用收集拍摄照片并上传）、Youtube网站和社交媒体网站（如脸书、推特和聊天网站）等多种来源。在对2014年6月马航17航班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事件、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叛乱、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的监控过程中，这些信息来源被证明能够发挥作用。国家情报公开资源中心一名负责人认为，Youtube网站能够提供“一些独一无二且准确可靠的情报”。

国防部1995年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政治视角敏锐性且亲临事件发生现场的观察者通过分析评估，能够提供独到见解以及有关政治活动组织计划和实施的情况；而从互联网对热点事件相关报道中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该报告还提出，“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都是不具备情报价值的无聊对话”，互联网上信息的准确性是存疑的，需要加以验证。因此，互联网的另一个用途是通过提醒可能存在的重要方面，并且允许我们更加准确地调整搜集方向，帮助我们找到更加可靠的美国情报搜集方式。

第三类是公开的政府数据，可以阅读印刷版本或在线查阅，相关形式有政府报告、预算、听证、电话簿、媒体发布会、网站和演说。除此之外，还有专业的学术出版物（期刊、会议、论文集、学术论文、学术演讲和学位论文）、商务数据（商业图像、金融和行业分析，以及简氏、律商联讯、法克提瓦、DIALOG系统、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等数据库）。还有所谓的灰色文献，即1995年由美国跨部门灰色文献工作组定义的“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国内外公开资料，但不适合通过正常渠道或系统加以出版、传播、书目管理或通过书商、签约代理商出售”的文献资料。灰色文献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报告、预印本、专利、工作底稿、商务文件、未发表作品、论文以及时事通讯。

一份报告认为，利用公开资源能够搜集以下情报：（1）提供突发危机和地区不稳定事件的初期信息；（2）详细研究主要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领导人以及恐怖分子和犯罪人员；（3）研究地理、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安全影响；（4）国内外政策调整的动向；（5）有关军事力量组织、装备和部署的情况；（6）分析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7）信息战应用战略；（8）调查犯罪组织。

1948年，时任当时的中央情报小组主任的罗斯科·希林科特（Roscoe Hillenkoeter）写道，“80%的情报都是来自外国图书、杂志、广播等普通的渠道，以及熟知国外事务人员提供的一般信息”。中央情报局专门负责搜索本·拉登的团队负责人认为，“公开资源情报在全部需要掌握的信息中占90%”，原国家情报副总监认可这一观点，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前高级成员则认为这一比例应达到95%。

国防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会收集外国科技出版物和军需物资、有关外国武器系统的出版物、训练条例手册、军事组织规划文件、地图以及城市规划。1992年的一项外国科技信息参考和摘要数据库收录了1000万条记录，其中有600万条是非保密的。到1992年末，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参与了8000多个商业数据库。

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可以通过阅读印刷版本或者在线浏览报纸、杂志、商业期刊、学术期刊和政府出版物等渠道，获得有关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的数据。通过已公开的资料能够获得关于拖垮欧洲政党的内部矛盾、法国或俄罗斯的军事发展、日本国防和贸易政策、激光和计算机技术先进发展等情况。

当然，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可用的公开信息就会非常少。有关这些国内政权、军事的报道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政府机构会对公开报道进行监督和惩戒。不过，即使在这种封闭的社会，也能够通过合法获得的文件（如报纸、杂志、演讲集、学术期刊甚至是有关军事事务的官方文件）掌握大量情报。不仅如此，大量的社会媒体机构也能够提供关于重大突发事件（比如游行示威和内战）的实时信息。

公开来源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沙漠盾牌”行动期间，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发现，通过分析电视台对萨达姆和其他伊拉克高官的报道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医疗和心理专家通过分析电视访谈节目，发现伊拉克领导人压力和焦虑的迹象。国防情报局的分析员研究了电视报道（尤其是来自巴格达的电视台的报道）背景中反映军事车辆的镜头。分析员会定格相关画面，将镜头中的车辆外形与计算机记录的伊拉克装备情况进行比对，以判断伊拉克军队是否装配了新型装备。

在南斯拉夫危机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曾研究冲突双方的广播电台播音记录，以此分析冲突的激烈程度。为了在战区或战术层面支持该地区美军，陆军第一步兵师的情报部门（其总部设在波斯尼亚西北部杜斯拉）负责监听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媒体。该部门编制每日《杜斯拉猫头鹰》报告，每期10页的篇幅反映该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媒体报道，例如《针对黑市的调查》《波斯尼亚人是否拥有化学武器？》以及《米洛舍维奇施压塞尔维亚社会党》。

目前，通过公开来源情报不仅能够了解敌对或友好国家（甚至是保密程度较高的国家）的情况，也能够帮助了解恐怖组织的活动。尽管恐怖主义组织都会严格限制其活动情况、位置和多数人员信息的知悉范围，但是他们也会出于自身目的而实施公开威胁，或者主动招募成员，激励已经接受其教条的人员。恐怖组织主要是通过多种互联网渠道实施公开宣传。

监视极端主义网站能够掌握恐怖分子向其信息接收方人员传递的信息内容以及主要恐怖分子的宣言。2006年，有超过4000个支持基地组织的网站、聊天室以及留言板，相关网络平台能够发挥招募成员、对外宣传、播报新闻的作用。名为《圣战回声》的在线出版物曾翻译并刊登了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演讲内容，并刊登暴力信息和图片。2010年10月，基地组织设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网站开始登载杂志《感悟》（Inspire）刊载的介绍加密技术（称该技术为“圣战士001号”）的文章以及介绍“如何在厨房中制造炸弹”。该杂志第二期，大约有74页的内容，鼓励极端分子使用枪支参与“独狼式”袭击，例如扫射华盛顿特区酒店的人群。第12期，出版于2014年3月，培训极端分子独自制造汽车炸弹技术，并建议袭击者攻击“密集人群”以及弗吉尼亚阿灵顿市、亚历山大市、华盛顿特区M大街的特定酒店和酒吧。该杂志2014年12月出版的一期建议袭击美国重要人士和商业航班。另一份恐怖分子的杂志《祈祷之声：圣战召唤》创刊于2013年。该刊第一期刊载文章，呼吁穆斯林在全世界范围内袭击美国的无人机。该刊还发布过对奥巴马的“追杀令”。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开始发行出版物《达比克》（Dabiq），该刊第一期登载的文章是讨论“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方向、招募方法、政治军事战略和部落联盟。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通过多个电视台（尤其是半岛电视台）发布的视频是另一个公开情报来源。相关视频能够反映与本·拉登、其副手艾曼·扎瓦希里（在其被击毙之前）、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有关的信息。分析员从上述信息中分析录像带制作的时间和地点、演讲者健康程度，以及判断是否会暗示即将发动袭击（这些指令会通过暗语传递出来）。2006年5月，有报道称，从基地组织三名领导人的视频录像带分析出该组织领导层内部存在不同的动机和政治利益，尤其是拉登和扎卡维之间可能出现了尖锐的矛盾。2010年10月上旬，激进分子网站发布了两段本·拉登评论时事的视频。

“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用一些镜头，宣称自己是“一支缺乏训练和装备的武装力量”但是“极具战斗力”，并用一些镜头表现“伊斯兰国组织的士兵袭击固定目标”。另有一段视频反映“伊斯兰国”组织士兵发射看似SA-7式单兵防空导弹和有线反坦克导弹的情景。分析员还通过斩首视频分析恐怖分子的个人信息——包括运用生物计量学分析的结果。

美国出生的也门神职人员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 Awlaki）利用Youtube网站发布信息，此人后在美国的无人机空袭中被击毙。奥拉基在700段视频中出现，被浏览350万次。中央情报局收集了这些视频，从中分析奥拉基的位置变化情况。通过推特网站也能获得有关恐怖分子活动的情报。塔利班组织在推特上注册官方账户@alemarahweb。@al_nukhba账户能够连接一个名叫“圣战传媒精粹”的阿拉伯语网站，通过其为基地组织及其在也门、北非和伊拉克的分支机构传播阿拉伯语的音视频。

2011年9月公开来源中心撰写的报告《专门报告：基地组织》是公开来源研究中较为突出的一份。该报告分析了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斯布阿拉伯区域所经历的六项“大叙记”，包括“伊斯兰之战”、“西方国家的代理人”、“灾难日”、“暴力极端分子”、“烈士的鲜血”、“重建阿拉伯帝国”。这份报告的素材来自书籍（《以先知为名的武士》和《全球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召唤》）、埃及报纸、视频、伊斯兰论坛以及多个极端主义分子网站。

通过中国公开来源也能够获取情报。2003年的一份评估报告就是介绍如何利用研究目录、百科全书和地址名录、专著、杂志期刊、电子数据库等公开信息来源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该报告作者认为，“通过公开信息来源的资料能够了解一般不透明的中国战略方向问题”，而且“中国的公开信息来源能够提供大量解放军内部的兵力计划数据和观点”。

可以作为情报来源的中国国内期刊有：《舰船知识》和《船舶制造》。20世纪80年代，《舰船知识》被认为一般提供低质量且不可信的海军信息，不过偶尔会包含一些有用的数据。该刊登载的一篇标题为《导弹快艇在战斗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决策者”正在考虑安排六艘编制的奥沙或柯马级导弹快艇中队的一至二艘负责承担防空任务。《船舶制造》主要关注舰艇发动机研究。根据一名分析师的研究，“该刊物能够提供有关中国舰艇发动机研究的最新信息，反映了中国技术发展是如何借鉴国外信息来源，以及在该领域实验的结果。”利用该来源的信息与其他情报可以“合理、准确地评估中国在该技术领域发展水平”。《当代军事》杂志也是情报分析人员关注的资料。该杂志会全面地关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威胁问题。近期发行的杂志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航天电子对抗》，该刊在2013年的首期中收录了15篇文章，其中有《对“全球鹰”及反制措施的思考》《早期预警卫星的定位模式及空间目标定位的误差分析》《有关聚式雷达信号分选的研究》。

关注报道解放军组织机构、行动动向、武器装备的国家媒体和网站也会获得有价值的情报。2011年春，多架中国无人飞行器在珠海航展上展出，而且中国国家网络媒体登载了中国首艘航空母舰以及歼-15舰载机的照片。2013年，中国政府批准媒体公布隐形战斗机歼-20及其武器舱、舱内空对空导弹的照片。2014年8月，一家中国的省级政府网站公布了有关东风-41多弹头弹道导弹的信息。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网站也受到情报部门的关注。除了提供该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外，该网站还公布有关研究项目、论文、组织机构、领导关系以及主要领导、专利、研发成果和主要实验室的情况。

通过分析多个公开情报来源，能够分析出中国在信息战、新军事革命、台湾问题、安全环境前景、高技术战争等方面的观点。这些公开情报来源包括《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国军事革命最新趋势》《信息战理念》《信息战及专业指挥员培训》《探索如何打赢信息战》。2010年，有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获得了一本2007年出版的《信息战理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校长编写。该书有助于“在全新层面理解中国军队的信息战规划。”

不仅中国公开发行的刊物数量大量增加，广播电视节目的数量也快速增多。1997年年底，全国约有700家广播电视台，3000个有线电视台和1000家广播电台。

在中国鼎新导弹试验中心和阎良试飞中心（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下属单位）拍摄的视频被上传至互联网上，反映了中国空军空对空、空对地导弹研究项目情况。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研究了中国霹雳-12型雷达引导空对空导弹和多型号空地-88空对地导弹的图片资料。

通过中国的博客文章可以了解有关中国国内发展（包括军事发展）的情报。一般来说，中央情报局的公开来源情报成品每周都会非常关注博客评论文章。2010年12月17日，多个博客发表文章，谴责“贩卖智障工人受奴役”行为，质疑土地法草案中没收或强制重新分配的条款，支持判处一名受贿的省级官员13年徒刑，而且还会关注评论维基解密网站创立者阿桑奇。

国家情报总监公开来源情报中心、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的亚洲研究分队的研究成果，都能够说明公开情报分析的多样性。公开来源情报中心2011年8月的报告《中国——国家安全部下属外交政策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简况》介绍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组成部门、人员、关注领域、出版物等情况。该报告的信息均来自现代院网站、新华社出版的期刊《瞭望》、非大陆发行的月刊、独立香港月刊、现代院的出版物《现代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多个中国国内媒体。

2010年11月的公开情报研究成品的主要素材来源有《教育教学研究》（成都大学发行的学术期刊）2010年2月刊登的文章、《南方都市报》刊发的文章、网上论坛信息、shoubo网（综合商业教育教育网站）的新闻报道以及吉林大学网站。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编写的报告有《2007年中国飞船研究联合会议演讲报告概要》和《中国飞船研究会》。相关报告的素材来源有会议演讲概要和《飞船技术简介》一书。在中国方面，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第501军情大队的亚洲研究分队依据公开来源情报，编制了多份报告，其中有多份是介绍中国地下设施（相关报告描述了中国海航战斗机地下机库、潜艇设施、二炮的洞穴和地下设施以及一处陆军仓库等情况）。

冷战期间，美国公开来源情报收集的主要目标是苏联。1985年引入的公开化制度以及苏联随后的解体为俄联邦，都大大提高了公开来源情报的可获得性。此后，公开来源获得的军事情报种类与苏联时期有很大区别。1993年8月，俄罗斯官方报纸《俄罗斯报》（Rossiyskaya Gazeta）报道了在卡普斯京亚尔靶场（Kapustin Yar）演示一款防空导弹的情况。1993年12月，在一次史无前例的公告中，俄罗斯政府披露了第一批四代攻击型潜艇（被命名为北德文斯克级）下水。1994年11月，《俄罗斯报》刊登了一篇专访，就俄罗斯战略军事力量未来发展问题专访了一名国防部科学家。1995年年初，《消息报》（Izvestia）“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竖井发射的白杨-M多弹头弹道导弹，介绍了该导弹的精度、发射指令下达至发射出井所需的时间。1997年年初，一名退休的俄罗斯上校在一篇刊登于发行量非常广的《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的文章中，阐述了俄军指挥控制系统的退化情况，相关内容附和了国防部部长罗季奥诺夫（Igor Rodionov）在写给总统普京的一封信中表达的观点。该文章后在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被引用，用以描述罗季奥诺夫对指挥控制的担忧。2013年年末，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了俄罗斯计划部署RS-24型移动式弹道导弹，还有一种新型导弹潜艇尚未服役的情况。一年以后，塔斯社报道了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计划2015年第14次发射的情况。2015年2月，《莫斯科时报》刊登了一篇介绍俄罗斯建设四艘核潜艇（其中两艘是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公开来源情报成品报告反映了俄罗斯参与伊朗的空间项目的情况，该成品情报的相关素材是通过访谈、媒体会以及Strana俄语新闻社收集的。国家情报总监公开资源情报中心在2010年撰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克林姆林宫方面不断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该报告的素材是通过俄语和非俄语的互联网网站、俄通社-塔斯社、俄国际文传电讯社以及《莫斯科时报》等途径搜集的。

俄罗斯公开情报来源还能够提供有关军官的情报，例如在2009年4月至2011年12月期间任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的亚历山大·舍里亚科奇拉夫（Alexander Shlyakhuturov）。国家情报总监公开资源情报中心是利用多个俄罗斯公开情报来源获得的素材编制此份报告，该报告介绍了舍里亚科奇拉夫被任命为格鲁乌局长、其前任被取代的原因、人员削减以及该机构的状况。

1985年1月，就在参与了阿拉伯卫星通讯组织首颗地球同步卫星（该卫星能够将国内和地区的电视信号转发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发射的时候，外国广播情报局便制定监听广播信号的计划。冷战后，监听阿拉伯电视台成为更为重要的任务。国家情报总监公开资源情报中心通过公开渠道了解到，曼塔尔（Al Mantar）电视台“用其新闻播报和有关政治、社会、文化话题的脱口秀、宗教教育节目推行黎巴嫩真主党亲巴勒斯坦意识，影响什叶派观众”。美国中央司令部和其他机构使用一套计算机系统监听曼塔尔新闻广播和其他阿拉伯电视台，并将相关内容实时翻译成英文。另外，该系统还会标注具有情报分析人员可能关注的重点信息和片段。

即使是控制严格的伊朗媒体也能够泄露出有关伊朗核政策及核战略的有用情报。2005年9月末，伊朗媒体刊登了一篇前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哈桑·鲁哈尼（Hassan Rohani）（2003年10月至2005年8月，后在2013年成为伊朗总统）在最高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题为《超越伊朗面对的挑战以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问题档案》。一个非官方组织认为，该演讲反映了伊朗国内的决策程序，并且再次证明了有关伊朗参与谈判的主要目标是拖延时间的观点。鲁哈尼向委员会报告称，在与欧洲三国（法国、德国、英国）谈判期间，伊朗只同意暂停没有进行技术试验地区的核活动，但是伊朗方面在谈判中期阶段就已经完成了伊斯法罕铀浓缩设施建设。

通过分析伊朗方面披露的视频曾揭露出伊朗报道成功发射潜射导弹的新闻存在造假情况，发布该视频的目的就是意图实施欺骗。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发现，视频中的导弹发射火焰及烟雾与此前中国的发射试验视频完全一致。一名五角大楼的官员称，“这就是同一次发射，发射尾焰和所有的情况都是相同的。”

2006年，公开资源情报中心负责人评论称，“大量博客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和影响力非常大，我们可以通过博客获取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了解更多的社会层面，从大众感受到其他人们只通过博客方式表达的信息。”当时，波斯语是博客作者使用的五大常用语言之一，而且通过了解有关年轻妇女是否应该遵守毛拉的法令穿着面纱和长袍的讨论，能够了解伊朗的公共社会氛围。

叙利亚内战的发展情况也是公开来源情报关注的重点。不同政见者编辑制作宣扬叙利亚政府垮台的视频，并将其上传至Youtube网站上，而该网站上已经上传了很多袭击叙利亚政府军的视频。推特被用来报道发射飞毛腿导弹。2013年起，很多叙利亚政府官员，包括总统阿萨德，都开通了在脸书、推特、Youtube和照片分享（Instagram）上的账号。

公开资源情报中心在2012年5月至少撰写了两份关于叙利亚的报告。第一份主要反映起义军的情况，其素材主要收集自泛阿拉伯主义的《中东日报》（Sharq Awsat）、《当今贝鲁特》（Beirut Now）、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叙利亚政府的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Syrian Arab News Agency）。另一份报告反映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的叙利亚极端组织快速发展情况及其活动。该报告分析了脸书的两个网页和一个主要关注叙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客，还引用了相关网页的浏览者和支持者的数量。2010年11月，公开资源情报中心撰写了一份关注巴基斯坦领导层变化的定期报告。该报告引用的信息来源中有伊斯兰日报类媒体（巴基斯坦当地主流媒体《Subah日报》《Ausaf日报》）《每日快报》《Intekhab日报》《时代日报》《黎明报》《阿扎迪报》英语报纸以及一档乌尔都语新闻对话类节目。

公开资源情报还可以用于监视朝鲜的发展情况。金正日晚年露面的报道——以及能够反映其健康状况的报道——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重点。因此，分析人员肯定关注到，在金正日缺席一次重要纪念活动后，朝鲜电视台连续一个月播放金正日与士兵交谈、观看军事训练的静态镜头期间，已经有传言称其突发中风。2010年，朝鲜情报收集获得的照片反映了李英浩将军坐在金正日和他的儿子金正恩中间，显示了该名将军的地位有所提升。

通过分析朝鲜媒体报道也能够发现有关其国内发展的线索，比如金正恩上台后的电力设施建设情况。金正恩上台初的新闻视频能够反映出他要处决自己的姑父张成泽。视频中金正恩身着朝鲜人民军将军制服，显示其即将掌握朝鲜军权。2011年起，朝鲜电视台的报道“朝鲜军队高层向金正恩敬礼”，并将其描述成国家“不可挑战的统治者”。2014年5月，朝鲜中央通讯社披露副元帅崔永海（朝鲜政府二号官员）已经被从办公室带走。2014年，金正恩缺席电视报道的公开活动，引起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下大力气研究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原因。

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健康问题也是美国领导人和医疗情报分析人员关注的主要目标。古巴政府公开报道卡斯特罗因健康原因临时让渡权力，相关照片和视频显示卡斯特罗颈部缠有绷带，而且运动服下还有一处隆起。绷带确信是包扎透析产生的伤口，而隆起则是结肠造瘘袋造成的。

现场挖掘搜索

利用文件和媒体（DOMEX）可以获得重要的情报——也就是在军事行动后的现场搜集未公开的文件、录像带、录音带、数字视频光盘。相关搜集的成果可能来自敏感或战术性的“现场搜索”行动。相关情报可能是从在战斗中被击毙或逮捕的士兵、恐怖分子身上获得的。

战术现场挖掘搜索是指“为识别文件、收集物资、保护人员而采取的措施以及为部署下步行动而进行的评估”。敏感地区搜索——所谓的敏感地区是“在外交、通讯、军事或经济方面对美国具有敏感性的地理受限区域”——通常是由若干机构联合采取行动的多类型行动，一般目的是“获取具有战术、技术情报价值，或者能够作为证据、犯罪调查线索的人员、文件、电子数据、物资”。

例如，在格林纳达、阿富汗、伊拉克、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军事行动中，现场搜索都获得重要文件。1983年10月25日，美国军队入侵格林纳达岛，以呼应强硬派推翻毛里斯·毕肖普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行动。当年11月，里根总统签署了112号国家安全行政命令，标题为《处理美军在格林纳达缴获的文件》，显示了相关文件的重要性。该命令宣布“美军在格林纳达获得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对相关文件给予充分保护和利用，以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

该命令还指出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相关文件（很多文件都与古巴的活动有关）以掌握更多情况。在该命令下达的几个月后，一份秘密备忘录记载，国防部情报局收到了4800份文件，另有3000份文件还在运送途中。该备忘录还记载，“除此之外还会搜集到数百份甚至更多数量的文件。”

根据这些文件形成分析成品中，有一份1983年12月19日的跨部门情报评估《格林纳达：外部势力卷入与管控初识》，其后的1984年8月20日还有一份附件备忘录。根据1984年8月的研究记载，1983年12月的评估的素材包括当时获得的3500份文件，而新的研究工作使用的素材是另外的8000份文件。

1984年8月的评估报告，包括了新宝石运动——特指推翻毕肖普的政变——中有关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灌输、与大公教会的关系的内容。该报告还分析了格林纳达革命武装力量（组织、战斗力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和内政部的情况。该报告重点分析了古巴对格林纳达的影响——古巴军事顾问、古巴利用格林纳达和萨林斯港机场。其中一节的标题为“不断增强的苏联影响”，另有一节分析了苏联与古巴间的合作。最后一节标题为“如何处理应对国家”，其关注的主要是越南和禁毒问题。

中央情报局和美军2001年在阿富汗实施军事行动获取的大量文件中，有大量阿拉伯语的手册，传授构建诱杀陷阱和简易爆炸装置的每一个步骤。另外，美军还缴获了一本记录了奥马尔、本·拉登以及基地组织多名高级指挥官手机号和传真号的电话本。2001年12月发现的多份文件描述了一名巴基斯坦科学家试图获得炭疽孢子和仪器，以生产生物武器。2001年发现的录音带显示本·拉登从一名沙特激进分子转化为全球威胁的演变过程，为了解圣战分子日常生活“打开了一扇窗”。

有一名举报者无意间购买到了原本属于基地组织二号、三号人物——扎瓦希里（Ayman Zawahiri）和阿提夫（Mohammed Atef）——的电脑，并将其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在硬盘中发现的通信来往文件显示基地组织计划购买生物武器：“细菌攻击通常在攻击实施后几天后才被发现，这就会增加袭击的杀伤性……防范此类武器非常困难……因此我想要强调一下我们此前讨论的问题：寻找一名专家是最快捷、最安全、成本最低的方法。”该电脑上的其他访谈内容显示基地组织雇佣了一名专家建立了初级实验室，并以一个慈善基金为幌子从事化学武器研究。

除了通信文件外，硬盘中还有“预算、招募人员训练手册、国际袭击目标侦察报告”；这些文件清晰地记录了“从人员事务和琐碎的行政事务，到意识形态争端以及自杀式行动的价值等内容”。电脑中还有“视频文件、照片、已读文件和网页记录”，能够从中分析出该组织在互联网上从事的宣传和招募工作。有报道称，在坎布尔一处房屋还发现了数百份基地组织文件，反映了基地组织有意制造核武器。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份20页的文件包含了有关核武器的信息，例如武器装置设计。

2003年12月底，美国501旅第一营在霍斯特省附近的战斗中击毙了多名叛军分子，缴获了10份文件、1份摄影底片、少量现金和三种药丸胶囊。这些缴获的文件显示，被击毙的武装分子是塔利班成员，从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米拉木·萨赫进入阿富汗，计划参与宣传活动，并执行暗杀或袭击行动。次月，从美军特种部队击毙的狙击手身上缴获的文件显示了与某些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联系的电话号码和指示，说明“巴基斯坦地区、阿富汗联邦管理的部落地区至贝尔马谷（Bermal Valley）地区存在着恐怖分子活动网络”。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美国方面获得了大量有关伊拉克决策、军事和情报设施、采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其他武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对外关系、财务状况等方面的文件。根据这些文件整理的情报成品有多卷的《2004年9月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专门综合报告——供中央情报局局长阅》。另外，在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帮助下，当时的联军司令部还完成了一份五卷，以节选形式下发的研究报告，标题为《萨达姆与恐怖主义：伊拉克缴获文件解读》。该份研究的素材是60万份缴获的文件。

虽然萨达姆政权已经被推翻，但是分析缴获文件和媒体资料不仅能够检验既往情报有效性和准确度，而且还能够获得政府、私营机构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支持恐怖组织和隐蔽财产等相关情报。

2007年1月，美军针对在伊拉克的两处伊朗目标（伊朗驻布里尔联络处和布里尔机场）实施突袭，以报复伊朗装备、资助和训练伊拉克军队。除了抓捕5名伊朗人之外，突袭部队还缴获了“大量文件和电脑数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分析人员在华盛顿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分析。

2008年初，“美国调查组”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和华盛顿特区分析哥伦比亚军队缴获的“马克思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笔记本电脑和硬盘。这些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政府资助马克思革命武装力量3亿美元，并向叛军提供了火箭武器。

据参与执行任务的一名人员称，2011年5月2日，对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本·拉登活动地区实施突袭中，执行任务的海豹第六小队不仅击毙了本·拉登，还缴获了所有电子文件——硬盘、存储卡、优盘和电脑。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说，他们缴获的资料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总量有10块硬盘、100个优盘和12部移动电话，除此之外还有DVD光盘、录像带、纸质文件和其他资料。临时组建跨部门特混小组负责研究相关材料，并在解散前的6个星期内编写了400多份报告。根据此次收获的情报，美国方面实施了数次行动，逮捕了多名嫌犯。

相关资料显示，本·拉登正在策划在“9·11事件纪念日”对美国国内的火车实施爆炸，并企图招募拥有合法护照和其他旅行文件的潜在袭击者。本·拉登还研究了袭击奥巴马总统和彼得雷乌斯将军的可能性。记录文件中还有本·拉登与其助手扎瓦希里以及本·拉登与基地组织军事指挥者拉赫曼的通讯往来。与拉赫曼的通讯资料说明其已经成为了基地组织的核心人员。

少量公开的文件也会帮助了解基地组织的某些方面。拉赫曼2010年发出的一条信息显示，他因中央情报局实施无人机袭击感受到挫败感，因为无人机空袭的基地组织目标的速度比重建的速度还快。另外，分析人员发现，本·拉登及其组织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吃紧问题，导致本·拉登要求其副手建立一个专门通过绑架外交人员索取赎金的方式筹措资金的机构。这些文件还显示本·拉登对美国的情报活动，例如电子侦听、卫星影像和人力情报非常担心——因此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反情报部门。2010年中，该部门的负责人抱怨称，基地组织已经在“间谍战”中落败，以目前的预算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此人还提出了减少人力渗透和电子侦听威胁的“设想”。

在2014年10月的一次联合突袭中，阿富汗情报人员和美军特种部队抓获了一名塔利班高级官员，并缴获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中的信息反映了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的活动情况。阿富汗和美国官方称，“情报成果帮助美军特种部队和阿富汗情报突击队实施了更多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夜袭。”

突袭摩苏尔附近的“伊斯兰国”的军事委员会，缴获了160块电脑闪存盘，相关文件分析重点就是“伊斯兰国”的活动情况。一份报告称，这些闪存盘中的文件有“外国武装分子的真名和化名、高级领导人和暗语、内设部门的首字母、组织财务账户”等。

外国军备获取

未使用或已使用的外国物资（如武器系统、通讯设备、其他军事信号设备）都是有价值的情报。在很多案例中，有关小型军备系统的情报无法通过卫星图像或信号情报方式获取。无论如何，获得实物也会在已经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信息。对获取的实物、材料物资、军事科技原件功能进行分析，能够帮助科技人员判断目标系统整体的能力水平，也能够判断实际进展情况。相关信息可以帮助美国方面改进系统并制定应对措施。

根据陆军制度381-26的定义，获取外国材料包括：

●支持军队和材料研发的科技情报成品；

●对外国技术、设计图纸、窃取美国技术成果为目的的科技发展；

●通过提供对手系统的情报评估美国系统的能力水平，以支持美国系统的研发和测试；

●为仿制外国系统而设计的方式方法。

获取材料的成果可以小至设备的小零件，大至导弹、坦克。因此，军事医疗情报中心（前身是国家医疗情报中心）1993年撰写的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其获取外国材料的成果，包括外国制药产品和医疗设备。该报告称，在所获材料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出外国医疗产业的整体情况，掌握应对化学武器的解毒剂和治疗方法，研发毒物探测技术和解毒药剂，了解外国应对化学武器战的能力，分析外国生物战能力，了解美国医疗系统的不足。

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获取的最重要的地面军事装备是苏联的T-72式坦克。1981年，军事情报支持行动中一次代号为“巨鹰”（Grand Falcon）的行动试图从伊拉克获取一辆T-72和其他装备（比如米格-25），代价是一具美国175毫米加农炮。最终，伊拉克官方同意了这次交易。198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尝试从罗马尼亚获取T-72，但是最终失败。另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是在1986年10月，美方承诺向伊朗方面提供美制机关枪，用以从伊郞交换从伊拉克缴获的一辆T-72坦克。但是，到了1987年3月，中央情报局已经获得了多辆T-72。

20世纪6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尼西亚实施代号为“HA/BRINK”的行动。在此次行动的一个阶段中，中央情报局的若干名间谍进入了储存苏制萨姆-2型导弹的仓库，从一具导弹上拆下了导弹制导系统，并且把这个部件带走了。此次行动的成果帮助美国空军在B-52s上装备了具有反制能力的部件。在另一个案例中，从罗马尼亚这个有名无实的苏联盟国处获得了苏联设备。在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最后十年里，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齐奥塞斯库的兄弟（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苏联军事技术。从罗马尼亚获得的设备有最新型的Shikla高炮防空系统、经罗马尼亚军方改进的移动火箭发射装置、用于多款防控武器识别目标和引导攻击的雷达系统。

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从巴基斯坦和乍得获取了多架先进的苏联军用武装直升机，尤其是米-24武装直升机。获得这些直升机是因为一名苏联飞行员在阿富汗和乍得与利比亚发生边界战争期间叛逃。获得直升机之后，美国方面研发了用响尾蛇地对空导弹攻击米-24防御系统的方法。1983年，助理副国防部长拒绝批准以100架休斯直升机为交换条件从伊拉克交换一架米-24直升机。他坚信，伊拉克中间人的背景说明“这笔交易将令美国政府十分难堪”。

美国方面还参与了多项回收任务，既有陆地上的，也有海上的。20世纪60年代，“月尘”（MOON DUST）项目，重点是“就收集任何国家产生的太空碎片（如火箭发射残骸）的情报信息，在国家层面进行协调”。在确认可以观测或实施回收后，团队成员分别执行监视任务和制定回收行动方案。20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从一架在日本海坠毁的苏联飞机上回收了一枚核武器，1971年，海军从一艘沉没渔船上回收了电子窃听设备，1972年的一次美英联合行动从当年早些时候坠毁在北海的一架飞机上回收了一套电子传动装置。1975年，“AZORIAN”项目中，中央情报局回收了一艘在夏威夷西北沉没的海狼-2型潜艇的部分船体。

“SAND DOLLAR”多次重复回收坠落在太平洋的苏联试验弹头。按照国际协议，苏联方面必须说明相关试验可能影响的地区。在美国水下探测系统（如声呐监听系统）的帮助下，美国雷达跟踪了这些弹头，准确判断其影响的地区。在试验完成后，民用钻井船被派遣至太平洋试验地区回收不能自毁的火箭前锥体。电脑系统配合美国卫星引导船只进入预定位置，同时用声呐和磁力计监视目标。空军外国技术部的科研人员分析这些回收的火箭前锥体的设计和构造。

1983年，在“BRIGHT STAR”行动期间，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第513军事情报小组人员能够监测评估苏联和其他国家遗留在索马里的通讯设备。相关人员检测并修复了81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通讯设备。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并没有降低对获取苏制、俄制武器系统的重视程度。除了提供关于当前俄罗斯武器系统创新方面的情报外，相关行动还能够防止未来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苏制、俄制武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军事装备的基础，而且俄罗斯不断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例如，1990年，苏联出口了多种高科技战斗机（苏-7、苏-24、米格-21、米格-23、米格-29、米-17、米-24）。1998年，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空军的大部分战机都是苏制飞机。

1991年3月，美国从伊拉克贾立巴（Jalibah）空军基地回收了Fulcrum-A型米格-29的机头部分。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分析员从该部件中拆解了“前卫-I”型雷达和Fulcrum的搜索追踪系统（一套热追踪设备），两个部件都非常值得研究。1991年4月，陆军从德国获取了T-55和T-72型坦克，多种信号通讯设备、小型战场武器、自动步枪和迫击炮，这些都是东德军队遗留的武器。1992年末，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参与了一项从苏联前加盟共和国购买先进技术的项目。1992年，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获取了一架Flogger型米格-23战斗机，这架战斗机最初由俄罗斯出售给一家芬兰公司，后经这家芬兰公司出售给一名美国公民。但是这架飞机被美国酒精烟草火器管理局扣押，理由是购买者非法携带飞机上的23毫米机炮入境。目前，这架飞机在该中心的外国物资仓库中保存了五年多。

1997年10月，美国与摩尔多瓦共和国签署了购买21架米格-29核打击战斗机的协议，协议标的包括：1架Fulcrum-B型教练机、6架Fulcrum-A型、14架改进型Fulcrum-C。此份协议的目的是阻止这些装备出售给伊朗，但是最终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极为成功的情报成果”，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成功获取米格-29战斗机。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将米格-29称为“当今世界最具威胁的战斗机”。这批飞机被拆解后运往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位于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总部，交由相关专家“研究这批飞机的战斗性能和不足”。据称，其核引线系统以及核防护部分都是分析人员研究的重点，因为美国方面获得的其他型号飞机都不能用来运输核武器。

1999年，国防部通过实施代号为“Bail”的项目，购买了数架苏-27喷气发动机用于测试和情报目的。当时，中国在台湾海峡部署了数百架苏-27战斗机。除了战斗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都装备了苏制坦克和地对空导弹。苏制地空导弹在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古巴以及朝鲜的装备中占有很大比例。

俄罗斯也对外出口其最先进的地空导弹系统，S-300 PMU型（美国称其为S-10 GRUMBLE）和S-300V（SA-12A/B GLADIATOR/GIANT）。不出预料，美国成功获取了这两种系统。在代号为“柳树沙”（Willow Sand）的项目中，美国还通过东欧国家政府获取了31套飞毛腿B导弹和4辆MAZ543型运输竖立发射车。这些导弹都已经用于试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是国防部情报局导弹与太空情报中心的情报获取目标。

当前，国防部外国物资获取和分析项目正在寻求“获得所有可能在未来冲突中使用俄罗斯和中国飞机”。该项目计划掌握全世界的地空导弹，以研发规避技术；掌握所有新型雷达，以便改进隐身技术；掌握所有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以便提高对饱和攻击的承受程度。在此项工作中，私营国防供应商承担了大部分任务。获取目标是两套俄制武器系统：VA-111型火箭鱼雷（Shkval torpedo）和3M80白蛉（Moskit）反舰导弹（北约代号为SS-N-22 SUNBYRN）。美国方面大概已经获得了SA-15B型雷达。

第十三章　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

尽管在技术和人力情报方面有大量投入，美国仍然需要将通过与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的联络与合作获取情报作为其情报体系的重要部分。正如时任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5年所说，“美国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源单方面地搜集所有需要的情报信息。我们必须借助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各类多样的情报共享加以弥补。”

美国能够通过与外国情报安全机构方方面面的合作关系中获益。如果合作伙伴的地理空间位置条件适合实施针对目标的多种技术收集行动，那么美国就能够增强国外监控突发重大事件的能力。美国方面经常会支持建立情报搜集站点，以换取所收集共享的信息。在当地缺少外交代表的情况下，合作的情报机构能够代替美国经营间谍。合作伙伴还能够提供额外的人力或设备，用于搜集或保存情报。另外，合作伙伴的分析人员提供的说明和分析能够增强对外国发展情况的理解。

合作也会伴随着风险。合作机构可能被对手渗透，从而使对手掌握美国的搜集活动和成果。20世纪70年代，国家侦察局将“CANYON COMINT”号卫星所获得的情报提供给了英国，交换条件是英方提供能够处理海量截获材料的解码器。杰弗里·普赖姆（Geoffrey Prime）是参与解码工作的人员之一，同时也是克格勃招募的间谍。1999年，澳大利亚国防部情报机构的图像解码员吉恩·菲利普·维斯皮莱尔（Jean Philippe Wispelaere）被指控企图将美国卫星图像出售给外国政府。2012年，加拿大海军特瑞尼特情报中心的杰弗里·德莱尔（Jeffrey Delisle）上尉（曾在渥太华加拿大国防情报总部工作）被披露自2007年起向俄罗斯情报部门提供美国的绝密情报数据。国家安全局一份情报文件报告称，情报数据显示，伊朗人可能与土耳其国家情报机构信号情报总监存在联系，而该机构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合作关系。

依靠联络关系可能导致合作方了解存在针对其本身的技术，正如国家安全局期刊登载的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对美英合作协议中的）第三方“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情报目标”。合作方也会向美国方面提供曲解的事实，试图以此影响决策使其更加符合本国利益。另外，美国设置于某国的情报搜集设施，那么所在国可能会有动机借此敲诈利益或寻求报复，例如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在军售问题上发生矛盾而关闭美国导弹监控设备。最后，合作国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合作，但是同时也会将美国行动数据提供给美国的目标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内务情报总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某些合作安排以非常正式的形式存在已久，涉及最为敏感的情报收集形式。其他的则是范围较小，反映出美国与该国的共同利益还较为有限，或者只是关注某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或目标。另外，交换安排可能涉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情报部门。某些安排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和某国的反情报机构合作，而其他的安排可能是与国家安全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合作，或者是服务性情报部门与其外国对应机构之间的合作。

合作关系会在实质上延伸至美国感兴趣的所有情报学科和应用：通信情报、人力情报、地理空间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太空侦察、公开来源情报、反恐行动、反毒品行动、分析与数据交换。另外，美国与外国的情报合作的总量可能会进一步推进合作关系的深化，也是美国与该国整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空间情报合作

多年以来，美国在制作目标区域卫星图像以及分析地理空间情报方面的能力是其重要资源——侦察卫星群——的成果体现。近年来，在该领域的能力持续强化。合作联盟国家能够获得美国卫星图像成品，例如英国可以获得“CORONA”图像，而以色列获准使用KH-11卫星图像。近年来，加拿大、以色列、日本、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等美国盟友也开始运行电子光学或雷达探测图像侦察卫星。

美国的空间飞行器不在目标区域时，这些合作国家的卫星能够提供补充，从而缩短覆盖重要目标的时间间隔。这些新增的能力可以增加外国采取防范、欺骗措施的难度，并压缩中止军事调动的预警时间。日本、以色列和其他盟友是否已经向美国提供卫星侦察图像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基础是临时性安排，还是已经达成图像共享安排协议等情况一般不对外公开。不过，考虑到美国曾经向这些国家提供过卫星图像情报，在这些国家的侦察卫星拍摄到与共同利益相关的目标时，美国方面也很有可能能够获得相关情报，例如通过日本获得有关朝鲜和中国的卫星影像，通过以色列获得有关伊朗和叙利亚的卫星影像。

不具备卫星影像能力的国家也可以提供图像解读支持，帮助分析解译美国卫星拍摄的大量图像数据，提供本国能够掌握的专业信息。因此，尽管在所谓的“五只眼”联盟（除了加拿大和美国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中只有加拿大和美国拥有卫星侦察能力，但是五国的地理空间情报机构都是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合作方。所有的五国——地理空间情报联盟体系成员——每个季度都能参加关于地理空间情报的视频会议。

1998年，原来归属澳大利亚国防情报局的图像情报职能被划归至新成立的澳大利亚图像情报局（AIO）。该局拥有分析数字图像的能力——这些图像是由美国电子光学图像卫星传回的。2000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该局与其他军事单位整合后组建了国防图像和地理空间情报局（DIGO）。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澳大利亚国防图像和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合作关系体现在前者在后者的总部设有办公室。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宣称，“我们在地形测量、航空和航海信息等方面存在合作需求。由于太平洋地区海域广阔，因此这种部门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在上述领域与澳大利亚方面合作紧密，通过此种合作能够利用海量的卫星侦察数据掌握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最优质地形测量结果。”当年，美国和澳大利亚还签署了加强部门间合作以及增加卫星和航空侦察情报交换的协议。美国驻堪培拉使馆发出的一份电报称该协议的签署，旨在“使两国在地理空间情报方面的合作达到与信号情报合作相同的水平。”澳大利亚也可以通过运行自己的影像卫星的方式参与合作。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在加拿大的合作部门是加拿大地理空间情报总局（DGI），该部门能够从事地图测绘、影响解析和气象学三方面的工作。2006年，加拿大军事联合影响中心（CFJIC，将整合为地理空间情报总局的一部分）帮助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解析有关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的影像资料。2006年，有两名加拿大联络官常驻在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总部。

2008年春夏期间，加拿大地理空间情报总局与英美两国的地理空间情报单位共同参与了阿富汗“RAMPANT LION2”行动，为加拿大部队和联军部队提供实时的地理空间情报支持。2010年1月海地地震后，应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要求，加拿大军事测绘机构（Forces Mapping and Charting Establishment）绘制了海地地区的测绘地图。具体的合作还包括美加两国地理空间情报机构互相派驻联络官。

新西兰的地理空间情报机构是新西兰地理空间情报局，该机构是由新西兰国防军事地理空间情报局和政府通讯安全局合并后组建。2012年7月，英国组建了国防部地理空间情报合作中心（Defense Geospatial and Intelligence Fusion Centre）。美国地理空间情报局为英国方面举办伦敦夏季奥运会提供援助，美方提供的资料有一份能够反映伦敦奥林匹克道路网络地图和奥林匹克公园集合场地的地图。

1994年，联邦德国国防军地理信息办公室（BGIO）与国防测绘局（DMA）建立合作关系，双方互换地形测量情报，两年后，国防测绘局并入美国国家图像与绘图局（NIMA）。2000年，联邦德国国防军地理信息办公室主任认为，德国应增加本国对国际地理空间数据的贡献作用，因此要求该机构在德国的奥伊斯基兴建立了新的情报设施。在国家图像与测绘局的支持下，联邦德国国防军地理信息办公室建立了一套用于开发测试数字情报处理能力的试验平台。2001年2月，美国国家图像与绘图局和联邦德国国防军地理信息办公室扩大了在地理空间情报方面的合作关系。

美国国家图像与绘图局和德国国防军地理信息办公室，于2004年9月14日签署了一项协议，就提供“双边共同搜集、交换和公开地理空间数据、情报”达成一致。根据此项协议安排，德国国防军地理信息办公室向美国国家图像与绘图局提供数字化数据，美国国家图像与绘图局将相关数据纳入地理空间情报数据库（GIFD）。有报道称，两家机构还形成了“以硬拷贝和数字化形式互换有关地理空间、航空、水道测量的数据”的合作。德国国防军地理信息办公室就此成为由28国组成的多国地理空间合作项目成员，该项目旨在整合高解析度矢量数据情报成果。2008年，两家机构的联络岗位设在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的美国国家图像与绘图局。2009年，美国国家影像绘图局官方会见了德国联邦情报局来访官员，共同讨论了德国方面提出的提高卫星侦察成果方面的计划。

以色列能够向美国方面提供以方自己搜集的卫星影像资料之前，以色列只能通过美国获得此类资料。尽管以色列曾多次请求美方提供能够获取实时影像的专用卫星或者地面站，但是美国方面并不是每次都能满足以方的要求。1976年，美国方面向以色列提供了有关乌干达恩德培市国际机场航空和卫星影像，弥补了以色列间谍获取相关信息的不足。相关情报被用于一次解救以色列人质任务。

威廉·约瑟夫·凯西任中央情报局长的前三年（1981年至1984年）里，向以色列方面提供了卫星影像和其他侦察数据，而在吉米·卡特政府期间则拒绝提供。1979年至1983年负责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的耶霍夏·萨吉（Yehoshua Saguy）少将在1984年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以色列提供了卫星侦察数据，内容既有情报信息也有相关照片。卡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Admiral Stansfield Turner）拒绝共享卫星影像资料，而1976年至1977年老布什任中央情报局长期间是同意共享相关资料的。

1981年以后，以色列情报机构经常能够获得美国方面提供的卫星照片，并将其称为“凯西的礼物”。以方认为这些照片的情报价值是无可估量的。1981年，以色列方面利用部分卫星照片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奥斯拉克（Osirak）核反应堆实施空袭，而且经调查发现，以色列方面已经掌握了位于利比亚、巴基斯坦以及其他距离以色列很远国家的目标图像资料。随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鲍伯·因曼（Bobby Ray Inman）把以色列获取目标照片的范围限制在其边界外的250英里以内。

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以色列通过情报交换向美方提供了伊拉克防空系统的数据，而美国则批准以色列获取美国相关卫星影像。同以前一样，以色列要求建立地面站以通过KH-11号卫星获取实时影像。美国与以色列合作的另一方面是共享有关伊拉克的卫星侦察情报，以发现与伊拉克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活动有关的更多细节。以色列的影像解析人员分析了美国U-2侦察机在执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任务期间拍摄的空中侦察照片，从中筛选出涉及多个目标的情报。

2012年7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法案》，该法案使美国方面能够扩大与以色列共享卫星情报的范围。其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美国要扩大与以色列的已有情报合作，包括卫星侦察。”

2010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韩国国防部下属国防情报局、国家情报局达成合作协议，形成了美韩间地理空间情报合作关系。该协议规定，“通过该协议交换或形成的地理空间情报信息和相关资料一般不是保密信息”，但是也允许交换保密信息。该协议将情报交换内容范围严格限制在朝鲜半岛和临近边界地区，须经过正式修订协议才能对此进行调整。不过该协议在与人道主义援助、救灾、韩国从事的防卫、人道主义和维和活动等相关的地理空间情报信息和材料方面做出了例外规定。作为合作内容之一，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向韩国军事地理空间情报局打包提供数据，由韩国方面编制最新的地图、数字打印文档以及归类特征数据，并将相关资料回传至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收入地理空间情报特征数据库。

根据2004年一份有关墨西哥情报工作的报告，墨西哥情报和国家安全中心与28个国家的40个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络关系。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机构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向墨西哥方面提供“有关毒品垄断组织的有价值情报”，其中包括能够反映墨西哥境内毒品生产的卫星侦察情报。根据2010年的一份情况说明记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向墨西哥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支持，以帮助墨西哥打击毒品垄断组织，消除其对墨西哥政府的影响，维护美国边境安全。”

美国方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供卫星影像情报，向理事会成员说明朝鲜方面违反其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企图秘密存储宁边核反应堆产生的核废料——核废料经过再处理可以提炼出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组织在维也纳举行了封闭会议。理事会成员们查验了一系列反映正在建设的一处存储设施的黑白照片，相关照片还反映了宁边地区另一处较旧设施，被尘土覆盖而且种上了树和灌木丛。相关照片旨在以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朝鲜方面用伪装的土堆填埋核废料，而且建造了一处新设施作为诱饵。理事会做出决议要求朝鲜方面“立即”接受有关核废料储存地点的调查。

1993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的调查员在伊朗核现场检查了一处此前未经查验的建筑，搜集有关伊朗核武器项目的证据。此次未经宣布的调查目标包括美国情报机构怀疑参与核相关工作的现场——是多处被高压电线包围采取严密安保措施的独立伪装建筑。

信号情报合作

二战期间的美英军事同盟，使情报的高度合作成为必须。作为欧洲和太平洋战区的主要西方国家，美国和英国都非常有必要在情报获取方面进行协调。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合作领域就是信号情报合作。1940年12月，两国达成了一项内容较为有限的信号情报合作协议。1941年1月，4名美国官员（其中2人是军事信号情报局成员）访问了英国政府信号密码学校。当年6月，美国和英国同意交换有关日本方面的信号情报。到1942年10月2日，两国又签署了一份在海军信号情报领域进行广泛合作的协议。1943年5月17日，两国签署了通称的《英美通讯情报协议》（BRUSA），推动美国军事信号情报机构与英国政府信号密码学校之间建立了广泛合作。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建立了信号情报合作。

二战期间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之间形成的情报合作关系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中断。相反，这些合作关系反而被机制化，而且得以巩固加强。二战结束时，美国与英国建立了针对苏联通讯信号的合作机制，其代号为“波旁”（BOURBON）。1946年3月5日，美英签署了最新的《英美通信情报协议》，该协议终止了代号“波旁”的合作。两国同意交换的情报成果包括：截获的外国通信信息、获取通信文件和设备、通信量分析、密码分析、通信机构业务及设备相关信息处理等。该协议规定，除了应任何一方要求进行的特殊调整之外，双方之间的情报交换不受限制。

该协议还规定了与第三方互动的形式，所谓的第三方就是除了美国、英国和英国主权地区之外的个人或政府。具体来说，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应同协议另一方协商实施针对第三方的活动。除非相关活动的适当性获得对方认可，否则不能实施相关活动。”同时还规定“任何一方都必须保证向对方告知相关活动的结果情况。”

1954年，应英国方面的要求，美国与英国、加拿大的双边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发展为UKUSA协议，亦称《UKUSA安全协议》或“秘密协议”。该协议最初的重点是划分第一阵营（美国）和第二阵营（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的信号情报搜集责任。参与的具体机构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澳大利亚信号情报总局（其前身是国防部信号总局）、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加拿大通讯安全局和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

在最初划分责任时，不仅没有建立互联网络，也没有卫星通信和空间信号情报收集。美国负责收集拉美、亚洲大部分地区、俄罗斯和中国北部的信号情报。澳大利亚的责任领域包括其邻国（如印度尼西亚）、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国家。英国负责区域包括非洲、俄罗斯乌拉尔以西地区。俄罗斯的极地区域由加拿大负责。新西兰负责的区域是西太平洋。《信号情报综合行动列表》规定了责任分配的条款。

虽然在最近的数年里，通信环境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协议的主要特点仍然被保留下来。所谓的“五只眼”中的美英安全协议部分已经不仅是协调情报活动和情报共享方面的协议。这种关系反而因以下原因而得以巩固：一是由于美国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地区建有相关设施，二是通过在适用英美安全协议的地区或协议之外地区实施联合行动（美英、澳美、英澳）；三是召开多边、双边会议；四是澳大利亚在信号情报总局的设施内接纳英国和美国人员。

除了划分信号情报搜集任务之外，该协议还明确了收集情报的方式以及有关处理数据的安全安排。该协议还规定了标准代号、所有机构雇员必须签署的安全协议、储存和传递标注代号材料的程序等。

因此，1967年公布的《通讯情报指引》要求英国所有获得机密授权的人员都必须签字声明“本人声明，本人完全理解英国政府和其他合作政府截取外国政府通讯的方式和范围。按照《1911年官方秘密法案》（已修订）第二章的规定，此种截取方式获取的情报属于通讯情报。”1967年第三版的《信号情报国际规则》中详细规定了标准化暗语（见第十九章）、安全防范、处理和传递信号情报资料的程序。

英美安全协议合作最佳范例是代号为“ECHELON”项目。如第八章所介绍的，尽管媒体报道称“ECHELON”项目不是英美合作情报搜集合作的全部内容，但是该项目是专门用以截取特定民事通信卫星信号，尤其是国际卫星通信机构在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英美合作协议各方的分析人员向不同站点的电脑系统输入搜索关键词，当电脑系统在截取到包含关键词的资料后自动传送给相关分析员。除了美国的截取设施外，澳大利亚信号总局（ASD，相关基站位于澳大利亚的杰拉尔顿，主要针对目标是朝鲜军事通讯、巴基斯坦核武器技术和日本商贸部计划）、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位于康沃尔的莫文斯托，在布德附近）和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位于威霍柏，代号为IRONSAND）都有部分基站参与了“ECHELON”项目。

除了“ECHELON”项目基站之外，美国参与英美情报合作协议的单位还管理一批额外的信号情报站点，能够以其独有的方式向合作成员提供情报。澳大利亚的站点中既有针对陆基活动的，也有针对海军活动的，后者已被纳入美国海洋侦察情报系统。

澳大利亚的陆基信号情报站点有位于科科斯群岛的截取站、位于瑞福利纳（新南威尔士州）附近的肖尔湾接收站、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哈曼卫星地面站、位于新南威尔士瓦加附近的莫兰达站、昆士兰图文巴附近的卡巴拉站、西澳大利亚的杰拉尔顿站。澳大利亚的海洋基站有：西澳大利亚的皮尔斯站、昆士兰的卡巴拉站、肖尔湾站。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卡巴拉站由澳大利亚信号总局负责管理，其主要职能是监听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通讯信号。皮尔斯站建立最初的目的是监听印度洋海上和空中信号。20世纪80年代初，该站安装了推杆式天线，用以对特定的高频无线电信号进行截取、监听、定向以及分析。监听东南亚的最重要站点是肖尔湾站，该站最初只有非常有限的定向能力。不过，该站通过1981年签订的协议获得了现代定向设备，使其有能力参与海洋监视信息系统。

澳大利亚信号情报活动的另一方面，是利用其大使馆实施“STATEROOM”。相关工作主要是针对无线电台、远程无线通信、互联网信息。具体的使馆站点并没有在斯诺登的泄密文件中披露，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中曾有过报道，其中有驻雅加达、曼谷、河内、北京、帝力的使馆。另外，截听设施也会设置在派驻吉隆坡和莫尔兹比港的特派使节团和其他外交岗位内。

加拿大目前的站点有加拿大军事预警站（针对俄罗斯北部、俄罗斯海军和导弹测试现场），以及设在夏洛特皇后岛马塞特站和设在纽芬兰的甘德站（针对的目标都位于拉丁美洲、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加拿大设在哈利法克斯的情报站以及位于阿森松岛的美英联合情报站（监视南大西洋的海军调动情况）都在监视大西洋地区的海军活动方面发挥作用。

虽然英美安全协议网络事实上是多边的，不过“五只眼”合作关系之下也包括了多种双边关系和活动。加拿大与美国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被称作加美协议（也是英美安全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最初起草于60多年以前。1950年9月15日，加拿大和美国互换了正式文书，确认建立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安全协议（该协议之后的2个月，美、英、加三方签署了信息交换协议）。

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美加在信号情报领域的合作主要是因为美国无力处理CANYON通信情报卫星搜集的数据。1968年4月，该项目发射了第一颗卫星，随后在1977年以前又成功发射了5颗卫星。尽管初期较为困难，这些卫星最终还是截获了大量通讯数据，美国方面招募安全评估中心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共同分析收获的数据，后又批准加拿大接触这些截获的通讯数据。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信号情报合作推动加拿大信号情报机构从事了一项利用驻外使馆从事窃听活动的可行性研究。所有项目代号为“PILGRIM”，涉及的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委内瑞拉、墨西哥、苏联、罗马尼亚、摩洛哥、牙买加以及象牙海岸地区。近年来，加拿大为美国提供了一份基于通信情报的情报分析成果，即1996年10月17日的《阿富汗：塔利班的挑战和地区关注》。2013年4月，国家安全局对“国家安全局—情报评估局合作关系”进行的绝密评估中，将加拿大机构描述为“极具价值的合作乙方”，将合作的“基本宗旨”定义为“除可能对双方国家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之外的全方面信号情报合作”。该评估还认为，这种合作关系包括“互派联络官员、联合项目、情报共享以及在互联网安全防范领域建立密切合作的强烈意愿”。

如前文所述，英国也参与了CANYON卫星截获数据的处理工作。近年来，英美双边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又加入了太空信号情报。英国决定终止本国的信号情报卫星项目（代号为ZIRCON），转而在1987年2月决定以7.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猎户座”系统的使用权。原来的ZIRCON项目最初是由政府通讯总局局长布莱恩·托维（Brian Tovey）批准的，目的是“维持良好的特殊合作关系，而且带领他管理的机构走向太空”。

英国通讯总局局长伊恩·劳邦（Iain Lobban）爵士在2013年4月30日至5月1日访问美国国家安全局时的“访问大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英信号情报合作关系。这份大纲反映了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英国通讯总局共享“棱镜”的数据。当时英国方面提出要无限制地获取“棱镜”数据，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管理层却认为应该继续对英国方面加以限制。有关这一项目的协议形成了“优先分配2.0”名单，与英国方面的要求非常接近。另一份简报和其他文件中记载，英国通讯总局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扩大了获取“棱镜”数据的范围，该工作被称为“奥运特权”。

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研究该机构与新西兰合作关系的一篇论文提到，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收集有关日本、朝鲜、越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和南美国家的外交通讯情报；有关法国政策和在新喀里多尼亚实施核试验的情报。根据一份泄密文件记载，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还参与了计算机网络情报搜集，而且拥有一套能够从电脑和智能电话中提取数据的恶意软件工具。

美国与英美安全协议之外的国家合作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因为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合作关系的外国信号情报机构也需要遵守英美安全协议的条款。2009年，美国国家安全局两名官员提到，“美方与第三方合作关系中获得的利益，是美方获得了更多地理空间信息以及获得目标通讯情报的优先权”，以及“对方对具体目标的专业知识”。另外，合作方能够“更具体地掌握其所在地区的特点，而且能够提高我们的外语能力”。国家安全局一篇题为《已核准的信号情报合作方》的绝密文件罗列了图13.1中确认的具备合作第三方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名单。

图13.1　美国的第三方合作国家和地区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探讨了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美国希望通过第三国合作关系获得什么；二是第三方情报机构希望从美国方面获得什么。该文件探讨了以下四个方面：（1）第三方合作关系是否满足了具体需求，或者具有长期关注方向；（2）国家安全局希望通过合作关系中获得什么（如渠道和专门知识）；（3）美国对外情报合作是否会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4）第三方国家希望通过美国获得什么。该文章研究认为，对美国来说，希望获得合作方的地理空间信息，掌握获得最优先目标通信情报的渠道以及合作方在特定方面掌握的专门知识。2013至2014年，披露的与美国建立信号情报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有：法国、德国、以色列、荷兰、挪威、沙特阿拉伯和瑞典。

2013年4月的一份国家安全局的“访问大纲”文件主要反映了法国对外情报机构——对外安全总局——的技术总监和国家情报安全局的局长即将访问美国的情况。这篇文件称，两名法国官员“将就2012年5月针对法国总统实施网络攻击问题进行技术讨论”。此次会面可能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帮助判断攻击来源，“可能会发现美国一个盟友与此相关”；二是法国方面还没有分享网络攻击的详细技术数据。

国家安全局2013年的一份报告回顾了与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情报合作发展过程，分析与德国在情报保障和互联网防御方面的合作关系，提及了三个主要问题，配以短评和若干成功案例，同时提出了“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分析主要问题的章节提出，“长期以来，德国联邦情报局极力说服德国政府对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加以解释，以争取更好的情报分享资源。”成功案例包括德国联邦情报局卫星情报搜集现代化发展过程，以及针对多个目标的持续性情报搜集（其中包括两个国家的外交部，但是具体国家名称被隐去了）。该报告还提到，“德国联邦情报局一直在争取德国政府放松对个人隐私法的解释，以争取更好的情报共享资源。”同时，德国方面使用的巴德艾博灵卫星通讯监听站还向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通讯数据。

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互联网通讯（尤其是电子邮件）和电话通讯的报道，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政府是否掌握针对德国公民进行情报搜集的情况。《明镜周刊》等媒体报道了美德在多个领域的情报合作。其中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分析与中东地区的互联网通讯方面向德国提供援助，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参与了巴德艾博灵卫星通讯监听站的工作。该站是美国方面移交给德国的，主要用于监听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使用的Thuraya卫星电话。被报道引用的一份文件称，德国方面从阿富汗截获的情报每天都会与美国方面共享。也有报道称，德国和美国方面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数字化数据接口收集了数百万份信息。

多份有关德国信号情报能力的文件反映，“德国宪法保护办公室装备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研发的XKeyscord项目技术，以加强与美国联合分析反恐目标的能力。”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了使用该项目的说明资料。

美国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向以色列提供了RHYOLITE卫星的数据，这是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已有的信号情报共享典型案例。尔后，在1985年“阿奇里·劳罗”号大型游艇劫持事件中，以色列多次为美国提供该游艇的定位信息、劫匪逃亡埃及后的定位信息以及劫匪逃离埃及时乘坐的航班的识别码和通信呼号。200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现了叙利亚和朝鲜之间存在大量可疑通话，也就是朝鲜首都平壤和叙利亚北部沙漠地区艾其巴市有一条通讯热线”。美国国家安全局将相关资料移交给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方面在2007年9月摧毁了位于艾其巴的地下核反应堆。

美国与以色列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具体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向以色列信号情报机构（代号8200单位或以色列国家信号情报单位）提供信号情报数据。这些数据未经美国机构处理，或者已将其中涉及美国人员身份的内容隐去。尽管美、以两国的情报机构达成协议，要求以色列遵守程序，但与美方人员执行的程序相比已经大为简化，但是备忘录却申明“并非有意创立法律强制性权利”或者是“根据国际法具有约束力的权利”。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份有关美以信号情报合作关系的历史记录文件，英国《卫报》报道，“平衡美以情报交换的需求是一项长期挑战。在最近的十年中，合作关系更加突出强调以色列安全的关注。“9·11事件”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第三国反恐情报合作关系，实际上一直由合作方以色列的需求所主导。因此，以色列的生存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无可置疑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以色列信号情报国家单位的合作关系基础是相互信任和共同目标，因此十分牢固。”

2013年4月的一份情报文件研究了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其代号为“STONE RUBY”。该文件概述了以下主要内容：美国国家安全局向以色列提供了什么、以色列向美国方面提供了什么、合作成功案例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该文件称，“两家机构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情报交换主要与中东地区对美国和以色列利益构成战略威胁的目标有关。”该文件称，这种协议对美国的好处之一是“能够获得以色列世界级的密码破译和信号情报分析专业能力”。另外，“两家机构近期多次成功的联合行动增强了针对伊朗核项目进行情报搜集的能力。”该文件还提到了以色列方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局“不情愿”共享“非直接与具体目标相关”的技术而感到不满，而且以色列还察觉到在某些领域的情报合作程度和数量都有所下降。

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荷兰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的内容之一，是荷兰方面在30余天内（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向美方提供了180万条电话和电子邮件信息。截获信息的机构是荷兰国家信号情报局（NSO），属于荷兰军事情报安全局（MIVD）下属机构。一篇阐述两国情报合作关系的文章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对荷兰方面提供的援助设置的代号为“US-985Y”。一名评论员称，大部分资料对外称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的，但实际上都是信号情报合作机构共同截获的。

美国与挪威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方面为挪威的陆军、海军信号情报设施提供援助，并利用其监视苏联导弹和海军活动。根据2013年12月的一份报告记载，挪威情报局信号情报工作为美国方面提供了“在科拉半岛的俄罗斯目标情况”和“关于俄罗斯民用目标（尤其是有关俄罗斯能源政策）的信号情报”。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向挪威方面提供了有关俄罗斯在挪威实施反情报行动的情报。

瑞典与其邻国挪威不同，不是北约成员国，而且在冷战期间保持中立。但是其在安全事务和情报方面绝对倾向于西方。瑞典一份报纸引述2006年的一份文件称，“与瑞典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因该国的中立政策而被严格保密。”

根据英美安全协议的规定，美国国家安全局与瑞典国防无线电通讯局（FRA）于1954年建立合作关系，而且英国政府通讯总局有义务参与通讯情报交换，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电子情报交换。2004年，经过瑞典国防无线电通讯局的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情报总局分别与瑞典达成了交换通讯情报和电子情报的双边协议。

美国国家安全局2013年的一份文件，将瑞典国防无线电通讯局描述为“非常有能力、技术创新实力超强且可信任的第三方合作对象”。该文件称，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而且在2011年起瑞典方面向美方提供“电子情报搜集成果”，具体成果反映了有关俄罗斯领导人、内部政策和能源问题等重要领域的内容。该文件还提到，瑞典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俄罗斯、波罗的海地区、中东地区和反恐领域”的具体情报成果，并且能够通过特殊来源获得重要的电子情报。

此份文件是瑞典年度战略规划会议前一周完成的。该文件讨论了有关“量子”行动、电报截取、报告及分析、互联网、反恐及俄罗斯的内容。文章提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要求瑞典方面“优先处理美国方面无法分析的瑞典语反恐通讯资料”，以及“通过瑞典特有渠道获取有关俄罗斯目标的电子情报”。

与沙特阿拉伯（主要是与沙特国防部无线侦察局）的电子情报合作是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的，但是，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评估认为相关合作内容较为有限。2012年12月1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批准扩大美国与沙特的第三方电子信号情报合作范围，使沙特国防部无线电侦察局成为合作机构。该报告称，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11年2月便已与该局就“一个敏感的情报使用计划”进行了合作。沙特方面提供了“针对影响共同利益的伊拉克革命卫队海军目标搜集到的非加密成果”。

美国与土耳其的信号情报合作可以追溯至1949年，当时中央情报局和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MIT）下属电子技术情报局（ETID）达成了口头协议，规定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和设备以换取原始通讯情报。1979年，该项援助项目交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美土情报合作的另一项内容是196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土耳其总参谋部（该部门的情报局把一般电子服务部作为其下属业务部门）之间达成的协议，授权美国使用设在土耳其境内的信号情报站点。

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合作关系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有关反恐的信号情报交换范围在2002年7月被扩大，纳入了“行动情报”。2007年再次扩大范围，纳入了针对库尔德人民议会（PKK，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前身）领导人在伊拉克北部活动的行动情报，其中包括该组织通讯音频文件。其他的反恐信号情报合作，是有关马列主义革命人民解放党（DHKP/C）、基地组织及其下属组织的。美国还通过土耳其掌握了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陆海空军及准军事目标的实时报告。

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合作

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合作，可以追溯至“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这一概念提出之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在核探测领域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变为美国建设、英国运营，设施在澳大利亚。美国与英国的合作同样也是基于禁止核试验的监督需要，随后在1964年进行了一系列技术讨论。一份草案协议对美国在英国设立站点并安装设备的设想进行了详细说明。“所有来自英国管理站点提供的数据将通过一条联络渠道快速传送给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而美国方面“将同样向英国方面提供美国探测设施发现的数据”。

加拿大也是“声音监视系统”的成员之一，而且是在其位于新斯科舍省谢尔港的第一批海军设施之一开放后作为首个成员加入该体系的。1972年，加拿大扩大了本国在声音监视系统中的作用，派出了一支小型特遣队与位于纽芬兰阿真舍的美国海军设施工作人员协同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方面的侦察能力显著增强，参与程度也不断提高，而且加拿大军事人员也被派往弗吉尼亚丹奈克和百慕大的海军海洋分析设施（Naval Ocean Processing Facility）以及总部、司令部、太平洋海底侦察、福特岛和夏威夷。在惠德比岛的海军设施也有一支加拿大的特遣队。1994年，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里法克斯的离岸侦察中心成立，能够分析处理阿真舍设施搜集的所有信息。

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合作还拓展到了太空领域，具体来说就是“防御支持项目”和“天基红外系统”，两个项目都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设有地面中继站。澳大利亚也能够接收这些系统的数据。2013年9月，美国空军宣布批准了与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的合同，向澳大利亚提供澳大利亚三相位任务处理芯片，该系统能够处理上述两项目产生的红外线数据。

太空监控合作

尽管美国方面部署了不少太空侦察间谍卫星，但是如第十章所说，美国不具备不间断监控外国卫星活动的能力。但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是少数有能力利用光学望远镜和多种雷达发现并实施太空侦察的组织之一。”但是，近年来，“掌握这种侦察能力或正在研发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的机构……有所增加。”

除了实用性原因之外，2009年2月的卫星撞击事件也是促使美国迫切需要获得外国太空态势感知数据的重要因素。当时，在距离地表490英里的高处，俄罗斯“宇宙”号（Cosmos）人造卫星撞击美国的一枚铱星卫星。当然，中国积极发展太空项目，尤其是反卫星部分内容，也是刺激美国的另一个因素。自2010年开始，美国与五个国家（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签署协议，互相交换太空侦察数据。

2010年11月，美国和澳大利亚国防负责人签署了一份关于“澳美宣布太空态势感知合作”的原则声明。该声明中有一项条款内容为调研“在澳大利亚联合建立和管理太空态势感知设施的潜在条件，以支持美国太空侦察网络和澳大利亚发展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另外，该声明提出共享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并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掌握在澳境内、经过澳领空或出自澳境内的任何活动”。这份原则声明还促成了2012年11月的进一步协议，即2014年重新在埃克斯茅斯的哈罗德·E·霍尔特海军通讯站部署C波段太空雷达。2013年11月，美澳双方同意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的太空望远镜移至埃克斯茅斯，并在2016年投入使用。

2011年2月，美国和法国——具体而言是国防部长和法国国防部长——签署了一份有关太空侦察的协议。根据法国国防部一名官员的介绍，该份协议主要涉及法国对太空监控的格拉夫雷达系统。该系统能够确认地球低空轨道至距地620英里的多种目标。

2012年5月，美国空军和加拿大国防部签署了共享轨道侦察数据的5年期协议，并且预留了延长协议期限的安排。蓝宝石（Sapphire）太空侦察卫星，是加拿大能够提供轨道数据的间谍卫星之一。该卫星及其计划中的后继卫星发射于2013年2月，2014年1月投入使用。蓝宝石卫星在距地465英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飞行，其携带的电子光学传感器能够侦察地球上方3720至24800英里范围内的目标。根据一名空军发言人的说法，相关数据将“有助于打造及时、完整、准确的态势感知情报能力”。据称，在发射之前，蓝宝石的地面部门——卫星传感系统操作中心——“将在蓝宝石系统和美国联合太空操作中心之间发挥连接作用。”

2013年12月26日，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另一份太空侦察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机构是美国国防部、加拿大国防部和加拿大军队。该协议内容是共享非保密的太空侦察信息。国防部与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主任、文部科学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意大利国防总参谋部、法国联合太空司令部司令等签署的协议中也有相同的条款。与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的合作协议分别在2013年的3月、4月、10月签署。与法国的合作协议是在2014年1月签署的。

上述五份协议中的第五条款，都规定根据协议规定不交换保密信息，这样规定的目的是避免发生冲突。太空侦察数据交换主要是为了解决空间飞行器异常、预测太空目标接近飞行、支持脱离轨道或再次入轨、支持清理或自毁、在轨信息以及电磁干扰调查等方面的问题。因为担心卫星会被用于反卫星试验或在返回地球时发生不可控情况，对某些国家的居民造成风险，这些信息偶尔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卫星运行情况，而这些情况是具有情报价值的。

2014年5月，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了进一步的太空情报合作协议。美国空军一名高级官员称，该协议为未来数年的太空态势感知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协议的具体细节还需要在未来数年内逐步敲定，但是可能主要涉及数据共享以及成员国间谍卫星的使用权问题。该份协议签署之后，2014年10月又签订了态势感知合作协议。之后，2015年1月初，又与欧洲太空总署和德国签订了态势感知合作协议。德国的国防部参谋部建立太空侦察中心，能够共享其设在波恩附近的机构行动跟踪和影像雷达太空侦察设施获取的数据。

人力情报合作

关于美英的情报合作关系，一名观察家写道，“与信号情报相比，人力情报更加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共享，更加强调严格的‘须知’条件”。人力情报合作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中央情报局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合作，尽管两国的国防人力情报机构也从事了一些情报交换活动（近期主要是通过美国国防部秘密行动局和英国国防部人力情报办公室）。

中央情报局负责分析和情报编制的前助理局长马克·洛温塔尔（Mark Lowenthal）认为，英国的人力情报在某一领域比美国更具优势。他认为，“英国的人力情报不能完全与美国的情报工作重叠，但是在英联邦成员国家中具有某些优势。”另外，有报道称，英国的人力情报在阻止利比亚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人力情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央情报局支持建立了盖伦组织（Gehlen Organization），该组织由希特勒时期对外军事情报机构原头目赖因哈德·盖伦负责管理，并直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汇报。随着西德从被占领区过渡为独立国家，盖伦组织也改组为德国联邦情报局。

2003年，尽管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德国联邦情报局还是向美国方面提供军事行动类情报。一份报告记载，2003年4月7日，德国军事情报人员在战前被派遣至巴格达，隐藏在曼苏尔区的一处炸鸡店内，观察到与萨达姆使用相同装甲车的一支车队。该情报通过德国联邦情报局传递给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美国方面据此在40分钟后派出了一架B-1空袭了该区域。此次空袭击毙了至少12人，其中既没有萨达姆本人，也没有他的两个儿子，令美国方面大失所望。

德国通过驻巴格达的情报官员提供的情报，在配合美军识别医院、外国使馆和宗教场所等民用设施方面发挥了作用，有效避免了上述场所遭到美军空袭。这些德国人还提供了有关美军一名失踪飞行员可能位置的情报。除此之外，《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德国驻巴格达的情报人员提供了一份萨达姆的巴格达防御计划复印件。相关情报帮助美国方面“清晰地掌握了伊拉克高层的考虑，其中包括萨达姆如何计划部署其最忠诚的部队”。该计划是2002年12月18日由萨达姆及其司令官的战略会议提出的。2003年2月，德国一名情报官员作为代表前往中央司令部，将此份情报交给国防部情报局驻当地官员。

这名联络官向美国方面提供了25份情报。根据美国与德国的情报交换机制，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前几个月，美国方面提出33个具体情报要求，这25份情报满足了其中18个。这些报告中，有8份涉及巴格达居民的情绪和供给情况，另有8份关注该城市的军队和警察情况，2份报告反映了有关军事调动的情况。

加拿大媒体一份报道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在阿富汗当地收集情报，在参与审讯大量被捕的塔利班武装分子过程中发挥了“长期的重要作用”。审讯人员主要关注对驻阿富汗的加拿大军队造成威胁的情况，而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也对这些信息感兴趣。加拿大国防部认为应该把相关情况告知阿富汗和北约官方人员。

1997年至2007年间，韩国国家情报局将通过访谈9000名朝鲜叛逃人员获得的情报转交给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相关信息主要涉及朝鲜政权的完整性、朝鲜政权垮台的可能性、侵犯人权的情况、改革项目、朝鲜如何收集有关韩国社会的情报等。

2005年7月，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就伊朗渠道提供的一条情报，向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高层官员做了简报（第十一章详述）。同时，美国希望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05年至2006年对伊朗的调查获得利益。2005年末，伊朗方面未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政府）的期望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反馈相关情况。不过，在10月和11月访问期间，调查员详细检查了位于德黑兰东南的帕琴（Parchin）基地的相关建筑，并在当地采集了环境样本。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人员的报告称，“在调查的建筑内没有发现异常活动”。他们还报告称，伊斯法罕的铀转化设施生产六氟化铀的活动“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与这些情报相反，另一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称，位于阿拉克的民用反应堆仍在运行。相关情报直接来自美国的间谍卫星。

2006年1月末，国际原子能机构做出了更多的贡献，通过间谍获得的数据令美国情报官员非常满意。伊朗向国际机构展示了60余份关于核材料的文件。其中有一份15页的文件，反映了把六氟化铀拆解成小块以及将富铀和贫铀铸成半球性的过程，相关情况都与制造核武器零件有关。伊朗官方称，该文件以及其他资料都是由阿巴杜·卡迪尔·汗的网络主动提供的。不过，伊朗方面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制作副本。伊朗还提供了一些有关其如何获取军民两用技术的文件，其中包括激光设备和电动设备。

公开来源情报合作

美国和英国在监听公开广播电视节目领域持续了50余年的合作，并按照地理分布划分监听区域，监听公开广播电视节目，监听内容主要是新闻和公共事务节目。具体的参与机构是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国际部的下属部门）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公开来源情报中心（OSC），其前身是对外广播新闻处（FBIS）。两家机构合作监听全世界大部分新闻报道和广播节目。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和公开来源情报中心建立了海外站点网络，按照不同密级的管理安排收集原始素材。

1947年，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办公室对外广播新闻处与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的负责人信件沟通的结果，美英上述两家机构正式建立了二战后的合作关系。1950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办公室对外广播新闻处与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互惠协议基本条款》（一份2页文件）中规定了两国合作的基本内容。该协议对少数几个以投入使用站点的监听责任进行了划分；同意派遣对外广播新闻处的工作人员常驻英国广播电视公司总部，负责筛选素材；要求对外广播新闻处根据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的要求提供物资。该协议还约定设立两家机构监听协调委员会。该文件还规定，“要使该合作安排发挥互补的作用，需要两家机构在监听站设点、配置监听范围、操作原则和程序标准化、通讯网络建设以及其他共同关注的问题方面，进行持续沟通和合作。”

上述两家机构的合作最初是对外公开，而且相关安排内容在《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年报（1948年至1949年）》中有详细的阐述：“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新闻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两家机构互设联络单位以便于充分的信息交换。”

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最初负责的地区与英国政府通讯总局信号情报搜集的区域基本相同，包括欧洲、非洲和俄罗斯西部。因此，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在英国驻维也纳使馆长期设立了远程控制监听站，以监听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射的特高频广播电视节目。该机构还在加纳首都阿克拉、象牙海岸的阿比让设立了监听站。1976年和1977年，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把监听远东地区广播电视的任务移交给美国对外广播新闻处。作为补偿，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监听部增加了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事件报道。

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的《世界广播电视概述》介绍，1979年至2009年间，新增新闻报道主要是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地区，而中东国家的新闻报道量则几乎没有变化。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的新闻报道量发生了下降，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报道量下降较为显著。

澳大利亚国家评估办公室的公开来源情报处也参与了美英公开来源情报合作。美国因参与国际公开来源情报工作而受益，该机构成员国有美国、德国、丹麦、荷兰、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典、以色列、澳大利亚、挪威、法国、比利时。这些国家通过opensource.gov门户网站共享公开来源情报，该网站由美国负责管理。

反恐情报合作

“9·11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在约24个国家建立了联合反恐情报中心，此前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两个中心，是为了监视和逮捕来自沙特阿拉伯、也门、埃及和车臣前往波斯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参与冲突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这些中心，美国和外国情报官员共同合作追踪和逮捕嫌疑恐怖分子，渗透或摧毁恐怖分子网络。合作反恐中心每天需要判断的问题是“在什么事件用何种方式逮捕嫌疑人，是否将逮捕的嫌疑人转移至其他国家进行审讯或羁押，如何破坏基地组织的后勤和资金补给”。欧洲、中东和亚洲都曾建立过反恐情报中心。一名前反恐官员认为，“为了整合、组织其他地区专门的联络关系，必须先成立反恐情报中心。”

联盟基地（Alliance Base）是在巴黎建立的联合反恐中心，有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是重要参与方，该中心还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的情报机构官员。巴黎中心负责选择案件，并且确定负责行动的主导国家，该国家的情报机构会负责行动指挥。

有报道称，“9·11恐怖袭击”后，雅克·希拉克总统命令法国情报机构无限制地与美国情报机构分享有关反恐的情报。2001年底至2005年年中期间，法国联合反恐情报中心抓获了60名嫌疑人。另外，法国方面还批准美国利用吉布提基地起飞掠食者武装无人机。作为回报，法国方面被获准接触关塔那摩的囚犯，法国审讯人员可以前往关塔那摩搜集证据，用于法国国内的诉讼。

中央情报局和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合作，包括秘密支持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政府打击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AQIM）。美法两家机构援助阿尔及利亚军事安全局逮捕或击毙了多名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领导人。两家机构向摩洛哥对外情报机构——“研究文献总局”提供相关情报，并为摩洛哥国内安全部门提供重要技术支持。相关援助帮助摩洛哥机构抓捕了多名反政府的穆斯林极端分子。

约旦也是反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参与国，而且是在“9·11事件”发生多年前就建立了合作关系。一份报告记载，“约旦情报总局已经超过以色列摩萨德，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高效的反恐情报机构。”一名中央情报局前行动官员解释称，“约旦情报总局能够从恐怖嫌疑人处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嫌疑人的语言、文化、关系人，并了解更多其所在的网络情况。”同一名官员称，“约旦人在极端激进分子组织和什叶派文化方面有专长，因此在审讯俘虏和招募间谍方面特别称职。”据报道，中央情报局与约旦情报总局的合作关系帮助挫败了多次恐怖袭击图谋。在发现和击毙前基地组织在伊拉克领导人阿布·穆萨·扎卡维的行动中，约旦情报总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与约旦的合作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约旦的情报机构实施了旨在削弱和颠覆阿布·尼达尔组织（Abu Nidal）的联合行动，阿布·尼达尔组织当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组织。该行动中，情报机构利用开设外国银行虚假账户，诱骗尼达尔认为其副手通过相关账户接受海外来源的神秘报酬。尼达尔因此处决了多名副手。2001年夏天，约旦方面向美国提供了截获的通讯情报，反映了一起即将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

约旦情报总局与美国方面存在引渡合作，将多名中央情报局抓获的人员引渡至约旦后进行了审讯。其中一个案例是被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关押在卡拉奇的也门公民贾马尔·马里（Jamal Mari）。此人被羁押在一处秘密监狱数周后，被移交给美国情报官员。美国方面相信此人在巴基斯坦为一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慈善组织工作。美国情报官员后将此人移送至约旦，在约旦经过数月审讯后，又再次交由美方羁押。

美国方面长期为约旦情报总局提供资金援助。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称，“对我们来说并不算一笔大钱，但是对约旦方面就非常有意义，可以帮助他们购买大量无法负担的设备和技术材料。”资金援助还包括支付双边行动中心所需费用，该中心是在“9·11袭击”之后建立的。2010年的一份报告记载，两家机构的合作关系发展良好，已经到了“中央情报局驻安曼联络人员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约旦情报总局防范严密的总部”——但是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拒绝了约旦提出的提供非武装掠食者无人机的要求。

“9·11事件”之后，美国方面向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撒出了大把美元”，总量相当于该机构预算的三分之一。巴基斯坦方面抓获或击毙激进分子可以获得报酬，这也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奖励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方面因抓获阿布·祖贝达获得了1000万美元，因为抓获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获得了2500万美元。另外，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官员还前往北卡罗莱纳的基地参与培训。

2010年2月，阿富汗塔利班二号人物巴拉达（Mullah Abdul Ghani Baradar）在卡拉奇的一次突袭中被捕。此次行动中，美国方面提供了相关情报，中央情报局也提供了支持。美国情报机构自2009年12月起开始密切追踪巴拉达的通讯和活动情况，并且获得了“预料之外的突破”。

到2011年年初，有报道称美巴情报机构的合作关系在最近几个月严重恶化，巴基斯坦方面不再为中央情报局的无人机空袭指示目标。合作关系恶化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方面质疑巴基斯坦在打击极端分子方面的承诺而激怒了巴基斯坦，而且巴基斯坦方面担心中央情报局为避免过度依赖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而建立自己的网络，同时美国方面认为巴基斯坦泄露了情报站负责人的姓名导致其被召回。另外，一名中央情报局的承包商因击毙了企图抢劫自己的劫匪而被逮捕，也加剧了紧张关系。

2011年4月，巴基斯坦官员拜访了华盛顿，要求中央情报局减少无人机导弹袭击（3月17日在瓦济里斯坦北部发生的无人机空袭导致了40多名平民死亡）。同时巴方还要求大量削减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人员，相关人员总数约335人。到当年5月，巴基斯坦政府通知美国方面，将关闭三处情报整合中心——两处在白沙瓦（Peshawar），一处在奎达（Quetta）——美国通过这些中心与负责打击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地面部队共享卫星影像、目标数据和其他情报。

2011年5月2日，美国海豹部队突袭了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住处，击毙拉登本人。此次行动说明美国方面怀疑巴基斯坦作为反恐合作方的可靠性，因此使合作关系更加紧张。2011年6月，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国和巴基斯坦同意恢复针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联合情报行动。但是当月，《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最近的数周，美国向巴基斯坦两次提供了空中侦察视频和其他情报，以及叛军炸弹制造设施的具体位置。但是提供相关情报导致在突袭发起之前信息走漏，极端分子已经人去楼空。”另外，美国方面共享了有关武器储存仓库等其他现场的情报，但是在突袭中发现仓库也已经被腾空。

2011年9月，有报道称，巴基斯坦方面逮捕了策划袭击美国目标的嫌疑人尤尼斯·毛利塔尼（Younis Mauritani），以及另外两名基地组织高级行动人员。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技术援助，可能是通讯情报，以支持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搜索相关目标。2012年8月，巴基斯坦新内务情报局局长查希尔·伊斯兰（Zahir ul-Islam）中将访问华盛顿，与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会面。有报道称，二人“探讨重建已经受损的反恐合作关系”。一名高级行政官员观察认为，“彼得雷乌斯将打造合作关系……我们有事做了。”

2011年3月，联邦调查局驻莫斯科法律参赞收到了一份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备忘录——在俄罗斯——该资料是与后来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炸弹袭击者塔梅尔兰·特萨尔纳伊夫（Tamerlan Tsarnaev）及其母亲有关。当年9月，俄罗斯斯联邦安全局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相同的资料。从联邦调查局翻译的版本（该版本中把塔梅尔兰·特萨尔纳伊夫的名字拼错了）看，俄罗斯斯联邦安全局将二人描述为极端伊斯兰信徒，并宣称特萨尔纳伊夫正在准备前往俄罗斯的达吉斯坦（俄罗斯联邦东南部自治共和国）和车臣参加不知名的“地下强盗组织”。这份资料还提供了二人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和联邦调查局要求提供的其他信息。2011年3月9日，联邦调查局驻莫斯科法律参赞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函确认收到了相关信息，并要求提供后续情报。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Hous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认为，该函缺乏“引人关注负面威胁信息”，而联邦调查局主导的联合恐怖工作小组不认为相关信息与恐怖主义存在联系。后来，这名法律事务参赞在8月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了两封函，其中第二封函件的内容是联邦调查局在收到俄方的警报后对特萨尔纳伊夫及其母亲的调查。两封信都要求俄罗斯安全部门提供掌握的其他信息，但是俄方对此没有给予回复。有报道称，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另一次警报是在特萨尔纳伊夫在2012年前往俄罗斯后发出的，称其在俄停留的6个月内与一名嫌疑极端分子会面。

近来，美俄情报机构主要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方面进行合作。2014年10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美俄就共享有关恐怖组织的情报达成协议。克里告知记者，考虑到有500余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来自俄罗斯，他建议两国加强有关“伊斯兰国”的情报共享，俄罗斯外交部也接受了这一建议。

沙特阿拉伯情报总局近年向美国提供了两次直接针对美国本土的谋划实施恐怖活动的相关情报。2010年10月初，负责沙特反情报工作的沙特王储纳伊夫（Nayef）警告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反情报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称，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正在谋划劫持一架或多架飞机实施恐怖袭击。当年10月28日，沙特情报总局向美国方面通报恐怖分子计划在货运航班上安置炸弹。该情报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官方机构部署了一次“疯狂的搜查”。英国和迪拜截获了从也门发来的两份包裹，该包裹将爆炸物包装成惠普打印机墨盒，寄送目的地为芝加哥的犹太教堂。

2012年，沙特情报总局的一名双面间谍提供了一起针对前往美国的航班实施内衣炸弹袭击计划的细节情报，计划中使用的装置比2009年12月的底特律航班爆炸未遂案中使用的更为复杂。这名双面间谍提供了袭击装置和“一批有关美国和其他政府的情报”，相关情报反映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头目个人信息、藏匿地点、方法和技术等情况。利用相关情报，无人机实施空袭，击毙了阿拉伯基地组织行动负责人法赫德·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库索（Fahd Mohammed Ahamd Quso），此人在也门参与了针对科尔号的恐怖袭击，导致17名美国海员丧生。

有报道称，美国还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设立了一处反恐中心，索马里人称其为“粉色小屋”。该机构由中央情报局负责和管理，联合特种行动司令部成员有权使用。一份报告称，“在该设施中，中央情报局为索马里情报机构特工和技术人员开展反恐培训项目，以帮助该国提高实施抓捕行动和打击伊斯兰青年运动的能力。”另外，“中央情报局还利用隐藏在索马里安全局总部的秘密监狱，关押伊斯兰青年运动组织嫌疑人以及与该组织有联系的嫌疑人。”

中央情报局还向苏丹国家情报安全局提供训练和电脑等装备，并实施联合行动，这也是联合反恐行动的内容之一。一名前情报官员将苏丹描述为“帮助我们反恐的优秀伙伴”。

两架MQ-9收割者侦察机被部署在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的某个基地，该基地建成于2013年，部署了120名美国空军人员。法国指挥部合作的美国分析人员通过无人机获取实时视频和数据。法国方面称，一次针对躲避在马里北部的沙漠的圣战分子的驱离行动（该行动持续了4个月）中，无人机侦察为行动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行动中，美国方面提供了标明军事目标的敏感情报。仅在一周内，收割者无人机就引导法军空袭了60次。在一月份实施的一次空袭中，阿尔及利亚天然气站人质袭击案件（该案中有38名雇员被劫持）的主导者贝尔摩塔尔（Mokhtar Belmokhtar）和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马里分支的指挥官扎伊德（Abou Zeid）可能被击毙。

2013年2月，有报道称，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和高级反恐官员提出加强与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队的情报共享，以“帮助安全部队抓捕或消灭阿尔及利亚和边界地区的激进分子”。

反毒品情报合作

221号国家安全决议令规定“毒品和国家安全”章节中，里根总统要求中央情报局长“适当加强对国际毒品走私，尤其是针对已知或涉嫌与恐怖组织或叛乱组织执法的情报支持”。另外，该决议令命令中央情报局长“协调情报机构特别关注收集、评估和共享涉及各种类型国际非法毒品交易的外国情报”。

墨西哥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反毒品行动和情报合作关系。2009年10月19日，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与墨西哥国防部长吉尔勒莫·加尔文（Guillermo Galvan）会面。加尔文建议通过增加美国情报支持，缩短武装部队和非军事单位进行反毒品合作所需要的时间。布莱尔认为，加强墨西哥已部署反毒品单位的能力，能够提升“这些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加尔文回应称，墨西哥很愿意接受美国政府提供的训练。

自2006年起，美国一直向墨西哥技术侦察系统提供了资助，以帮助墨西哥政府“截获、分析和利用墨西哥国内各类通讯系统产生的情报信息”。该系统能够做到实时监视，标明被监听电话的所在位置，并“用图形显示的方式把截取的通讯信息与事件联系起来”。该系统能够储存时长2.5万个小时的对话记录。

在2009年和2010年，美国方面多次通过提供情报的方式支持墨西哥反毒品行动。2009年12月的一次行动击毙了一名贩毒集团头目阿图托·贝尔特兰·莱瓦（Artuto Beltran Leyva），美国方面提供了莱瓦藏身地点的情报。美国情报还帮助墨西哥海军陆战队追踪了海湾贩毒集团头目安东尼奥·伊齐基尔·格伦（Antonio Ezequiel Guilen），并在2010年11月将其击毙。

2011年，有报道称，美国方面扩大了对墨西哥打击国内毒品集团行动的参与力度。在2010年蒙特雷附近发生一系列暴力活动之后，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向美国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情报要求。结果，美国在墨西哥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建立了情报设施（位于蒙特雷的14空军基地），中央情报局、美国缉毒署和北方司令部都有参与，其工作模式也参考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报整合中心。

中央情报局负责的一个代为“SCENIC”项目，主要内容是训练墨西哥人员如何发现和调查具备潜在招募条件间谍，同时也培训如何防范贩毒集团渗透墨西哥反毒品部门。在卡尔德龙任总统期间，美国方面在墨西哥启用了“高空间谍飞机”搜集情报的方式。北方司令部一项代号“LOWRIDER”项目也是空中侦察工作内容之一。该项目自2011年启动，主要是使用两架携带通讯情报和影像传感器的螺旋桨飞机搜集情报，相关情报被用于判断毒品走私集团高层人员的活动安排和日常活动。美国情报活动形成的情报成品包括手机定位和截获通讯。北方司令部的发言人在问及有关“LOWRIDER”的情况时称，“我们与墨西哥军方密切合作，并向他们提供了尽可能的援助……我们与墨西哥方面共享了设备和情报，也参与了其他活动。”

2013年5月，有报道称在卡尔德龙卸任后，美墨的情报合作关系发生恶化——美国官员被要求撤离蒙特雷的情报整合中心。另外，由于内务部的情报发生泄露，墨西哥政府计划弱化国内机构与美国方面联系的紧密程度。

分析与数据交换

“五只眼”国家也参与了有关国防情报分析的情报合作，定期就处理广泛的科技、国防问题召开例会。一名分析人员观察称，“五只眼国家的情报评估部门专业相互衔接，因信任而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国家评估机构的负责人至少每年会面一次，而且在需要解决共同关注的相关问题时会建立联合工作组。跨部门协调十分常见，因此在评估最终定稿之前都会进行广泛的沟通。”

美国分析人员已经参与了年度陆战技术情报会议、国际科技情报交流、中国导弹问题四国情报工作小组以及三方国防情报评估会议等机制。

1948年和1950年，美国和英国制定了伯恩斯-坦普勒协议（Burns-Templer agreements），时任美国副国防部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urns）和英军副总参谋长格雷德·坦普勒分别出任两国谈判代表，该协议也是以二人姓氏命名。最重要的协议内容是在1950年签署的，“允许两国情报机构整合各自的资源进行‘全面而坦率’的情报交换，并在最大程度上囊括所有类型的秘密军事情报。”根据目前仍然有效的1950年协议，两国分享有关苏联导弹技术和东方阵营军售的情报。

美国与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做出的联合评估主要内容是以苏军大规模攻击北美地区为假设，分析苏联的军事能力和可能的军事活动。此项应对性评估每年都会进行，至少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评估资料的标题为《美加对北美地区军事威胁的情报评估》。近年来，有报道称，加拿大枢密院办公室下属情报评估秘书处与美国情报研究局，通过共享情报评估和分析成果的方式进行合作。美国情报研究局与加拿大外交和国际商贸威胁评估情报局通过共享外交报告和威胁评估信息方式进行合作，也是两国合作补充。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代表定期参加年度三国海事情报会议。三国空军情报代表也举行会议就地对空导弹等主题进行研讨。另外，美国和英国军事情报代表均参与了英美化学武器情报会议和英美装甲会议（由中央情报局主办）。

国家医疗情报中心主要通过四方医疗情报交换机制，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进行情报交换，该机制还拥有自己的网站。国家医疗情报中心是四国医疗情报委员会成员。其他的成员有加拿大和美国医疗联络官员和澳大利亚科技参赞。1974年，美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就美国参与四方医疗情报交换机制问题写道，“我确信客观研究能够说明，美国已经占据领先优势，与其他成员国共享……分析成果能够帮助他们在更具创造性的领域投入资源。尽管……情报组织规模较小，但是他们形成的独一无二的分析成果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对我们很有帮助。”

美、澳、加、英在情报分析和数据交换领域开展合作的另一个典型成果是代号为“STONE GHOST”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收录了“全世界的情报成品、应用程序、数据库和服务”。“STONE GHOST”整合了美国38个情报机构、站点（分别由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和作战司令部负责）以及成员国军事情报组织负责管理的站点。这个数据库的密级被定为“最高机密\专用情报”，而且只有四国的保密授权人员才能使用。

第十四章　情报分析

美国和盟国情报机构搜集的海量信息数据需要经过特别技术进行分类和分析，形成多种不同类型的分析报告，提供给美国决策者、军方人员以及政策实施者。

情报分析员

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对外情报分析员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政治类、领导人类、医疗卫生分析员、生理或心理状况类、经济类、军事类、武器系统类、外国媒体类、恐怖主义类、犯罪类、毒品类以及对外情报行动类。

政治情报分析员是“评估外国政府和政治实体的目标和动机”，分析“文化、价值、社会和意识形态、资源和能力、政治人物和决策程序、战略的优劣，以及上述所有方面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领导人分析员“负责评估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文化领域的领导人和主要决策者”。

医疗卫生分析员是“分析和评估全球卫生问题的医疗专家，从事突发疾病分析、跟踪掌握外国领导人健康情况等工作”。生理和心理问题分析员负责分析外国领导者的情况，“研究、评估外国领导者身体情况、重大疾病灾害的社会影响以及决策群体情况”。他们还能够分析影响世界大事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经济分析员负责解析经济发展趋势，评估“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外国经济政策和金融问题——包括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金融活动”。不正当金融活动和网络调查主要针对与恐怖犯罪组织、武器扩散、伪造货币、政府和商业腐败相关的金融活动。

军事分析员负责评估武器系统、军事资源、外国政府以及恐怖、反叛组织的战争能力和意向。他们还负责调查维和行动、军民关系、军事谋略欺骗、地区安全部署、军控以及防扩散管理体制。科技和武器分析员负责调查外国武器发展、武器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战和新兴技术。外国媒体分析员负责“梳理和分析外国公开媒体渠道信息，包括互联网、报纸、新闻机构、电台、电视台以及专业出版物”，通过资料分析“发展趋势和具体做法”。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分析员开始关注社交媒体网站，如推特、脸书和Reddit新闻网站等等。

反恐分析员负责“监督和分析外国恐怖集团的领导组织、动机、行动计划和意图以及国家或非国家的资助者”。

犯罪与反毒品分析员负责“跟踪国际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以发现新兴趋势和犯罪方式”。

反情报威胁分析员负责“发现、监控和分析外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公民、机构和利益实施的活动，包括利用新兴技术威胁美国企业和利益”。

分析技术

过去，完成情报分析报告主要依靠分析员根据阅读大量数据资料做出的判断，而分析员需要研究的数据既可能是关于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数据，也可能是外国政策措施评论。其他研究可能会使用一些基础性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恐怖主义案件的数量和破坏严重程度）或少量使用贝叶斯分析法（Bayesian Analysis，用新增证据或资料来修订分析过程中的假设前提）来分析数据。

当今的情报分析成品运用了大量新型分析技术，尤其是在分析恐怖主义集团活动和组织结构方面。这些技术包括数据抓取（首先发现最具价值的数据）、关联性分析（在已知问题和未知因素之间建立联系）、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时间趋势）、可视化分析法（使用新形式表现复杂数据）以及自动化的数据库集合（减少保存数据的必要）。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各种类型的分析人员中认可“定向分析员”，即“利用网络化分析技术和专业工具发现和描述对美国主要威胁的分析人员”。

最著名的新技术是数据挖掘技术和社交网络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是利用专门算法，在大数据中发现以前未检测到但有效的模式和关联。最著名的数据挖掘技术是“ABLE DANGER”技术，由美国特种行动司令部在1999年年底研发，用于发现恐怖分子及其从事的恐怖活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开发了新型数据挖掘技术。社交网络分析也是用于支持反恐的一项技术，采用数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领域研究成果，发现社会人际网络联系——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人际关系内容来确定恐怖分子身份。

根据一份美国军事期刊记载，2003年12月抓捕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中，曾运用过社交网络分析法。新增信息“引导联军部队在叛军社交网络中发现并定位了多名重要成员”，其中不止有高度曝光的人员，也有“很少露面但是为叛军提供给养和支持的人员”。通过上述发现，美方掌握了萨达姆·侯赛因这名前伊拉克独裁者私人安保的详细情况，并绘制了相关人员间的关系图表。

2003年夏季，美国陆军第四步兵师的情报分析人员绘制了萨达姆家族血缘关系和部族人员关系图表。这些图表指引平叛武装关注那些与帮助萨达姆藏匿或者转移，但是血缘关系较远的亲戚和部族成员。随后，技术人员又挖掘出了反映萨达姆行踪的新情报，相关情报帮助指挥者通过“一系列的突袭行动抓获了多名前政权重要人物和领导人，之后又通过这些人获得了有关萨达姆行踪的情报”。

协同分析法是近期的创新成果之一。情报百科网站（Intellipedia）是此类方法的首个实际成果。该网站尝试创建了一个拥有三个层级的情报共同体维基百科：不得对外公开的最高机密信息、不得对外公开的机密信息和控制范围非加密信息。该成果肇始于一名中央情报局雇员撰写的论文，题为“维基与博客：面向可适应的情报共同体”，决策者可以参与情报百科网站。到了2008年9月，该网站已经拥有0.4万名注册用户和34.9万个可浏览网页。

A-space是限制更加严格的情报分析员工作区。该成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通用的协同工作区，为各地的情报界分析员提供协同工作的平台，以更加同步的方式，就同一个项目进行分析工作。在研发过程中，该平台允许发布“突发信息”，以使其他分析员能够及时了解并检验正在进行中的工作。2008年9月，A-space向9000名分析员开放。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报告称，2008年发生孟买恐怖袭击之后，一组临时召集的分析员在网站上“发布视频、招聘、卫星影像，并实时地就逐步披露的情况进行研讨”。“这些分析员利用数月前在A-space上发布和研讨的情报，发现是基地组织下属的极端组织实施了孟买恐怖袭击。”

动态情报

动态情报反映与短期利益相关的动态信息，例如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伦敦或马德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军事冲突、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边境地区开进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最新动向等等。这些情报一般不能像其他类型的情报那样有机会进行详尽的评估。这类情报一般是基于一个或者两个来源的信息，而不是由多渠道信息综合产生的情报成品。

不同类型的情报成品，其敏感度和使用群体截然不同，但是都可以归为动态情报。这类情报成品中限制最严格的，同样也是最具敏感性就是每周6期的《总统每日简报》，被认为是“对国家政策十分重要的动态情报汇编”。《总统每日简报》最初产生于约翰·肯尼迪政府时期，主要用以满足总统的日常情报需求。当时的名称为“总统情报清单”，后于1964年12月更改为现在的名称。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情报工作的一名前副局长称，“新总统就任后最先改变的内容之一，就是《总统每日简报》的格式。”由于《总统每日简报》内容大部分来自最敏感的美国情报渠道——其中有60%的内容都不可能在媒体公开报道——所以是限制最严格的动态情报成品，仅供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若干重要官员阅读。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前官员称，《总统每日简报》“能够有效吸引总统关注具有危机风险的地区，并且提醒总统关注需要快速调整政策的情况”。《总统每日简报》也被描述为“有助于决策官员了解过去24小时全世界发生的情况，以及未来24小时最有可能将要发生的情况”。

《总统每日简报》的篇幅、编排和表达方式会随着总统替换而改变。在福特总统时期，简报的篇幅非常长，但是在卡特总统期间被减少到最多15页，但是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经常在简报后附上更长的“趋势分析部分”。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简报篇幅约9页或12页文字和四色配图。在小布什任总统期间，简报包括6至8篇短文（一般是1页或2页），或者多种内容简介。简报的附件是《国家恐怖主义简报》，由国家反恐中心负责制作。

1998年12月4日的《总统每日简报》，有一篇题为“本·拉登准备劫持美国民航和其他袭击”。该文章认为，劫机计划的意图是“要求释放莎伊克·奥马尔、拉姆齐·优素福、穆罕默德·萨迪克·亚旺达等多名在押的恐怖分子”。2001年8月6日，简报中收录了一篇题为“本·拉登决定在美国本土实施恐怖袭击”的文章。在该文首段中写道：“秘密情报、外国政府和媒体报道称本·拉登自1997年就计划在美国本土实施恐怖袭击”。该文还认为：“基地组织成员，其中有一些还是美国公民，已经在美国定居或者旅居多年，并且维持了一套能够为恐怖袭击提供支持的框架。”图14.1是2001年8月6日总统简报的完整内容。

2001年9月21日的《总统每日简报》，重点关注伊拉克是否与“9·11恐怖袭击事件”存在联系。一份长篇文章介绍了阿布·祖贝达被捕的影响。2009年5月26日的《总统每日简报》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北美地区基地组织受训人员可能影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目标和策略”。2013年和2014年，《总统每日简报》收录了多篇文章，阐述伊拉克、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威胁。

“9·11事件”之后，《总统每日简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小布什总统每天要用一小时时间阅读简报摘要。美国中央情报局称：“总统和高级顾问收到简报后一般还会提出后续问题。”随后分析摘要团队成员会继续工作，布置情报人员根据提出的问题搜集情报。这些能够解答疑问的情报会编入“总统每日简报备忘录”。除此之外，分析人员还会继续研究总统重点关注的问题，这项工作被称为“深潜”。负责情报分析的前副局长经估算认为，到2008年9月，布什总统收到过将近100份“深潜”研究成果资料，相关工作由200多名分析员完成。此项工作最初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在设立国家情报总监后，该工作则转由其负责。

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总统每日简报》被上传至一台平板电脑上，不再使用纸张印刷，而且至少有一段时间是由国防部情报局分析员完成。最近，《总统每日简报》不再受限于固定篇幅，但是也很少有超过2页的文章，而且一般都会在文首编写2句或3句话的概要。

图14.1　2001年8月6日总统简报复印件

另一份动态情报成品是《世界情报评论》，之前被称为《高级官员情报简报》，更早以前被称为《国家情报日报》。每份《高级官员情报简报》收录6至8篇短文和摘要，关注的内容与《总统每日简报》相似。中央情报局负责协调其他情报机构共同完成此项工作。该成品可以下发给数百名行政机构的决策者，所以相关摘要内容没有保密限制，不过该成品中没有类似《总统每日简报》中的敏感信息。这些成品也会收集不同的观点。

2001年2月6日的《高级官员情报简报》提到了“沙特恐怖分子威胁增加”的情报；2001年5月23日的简报中有题为“恐怖主义：恐怖集团意图合作策划劫持人质”的文章的情报；2001年6月30日简报中有题为“恐怖主义：本·拉登策划实施引人注目的恐怖袭击”的情报；2001年7月13日简报中有题为“恐怖主义：本·拉登的计划被推迟而非放弃”的情报；2001年10月18日简报中有题为“伊拉克：与核武器相关的采购活动”的情报；2002年1月26日简报中有题为“黎巴嫩：多名嫌疑暗杀者”；2002年5月18日简报中有题为“正在确认哥伦比亚革命军和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之间发生冲突加剧”；2003年3月21日的简报中有题为“伊拉克：战争之初，恐怖主义是美军重大威胁”的情报；2003年3月21日的简报中有题为“伊拉克：俄罗斯、法国石油公司谋求战后利益”的情报。

《世界情报评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同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情报与分析局编写的，是中央情报局的“每日（除周日）综合出版物，提供给内阁副部长和副部长级别的行政部门、军队以及情报界分析员，级别低于《总统每日简报》的阅读者”。《世界情报评论》的典型情报有以下内容：2012年6月11日收录的题为“利比亚：英国外交车队遭袭击凸显西方利益威胁”的情报；2012年8月1日收录的题为“利比亚：近期袭击说明利比亚东部存在持续性威胁”的情报；2012年8月29日收录的题为“利比亚：建立有效的国内安全体系”的情报；2013年3月29日收录的题为“利比亚：应修订进攻班加西的计划和能力”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其他动态情报成品还有以下类别：《高级官员文献》（Senior Executive Article），该成品的格式与《世界情报评论》相同，但是“由于来源敏感或涉及重大利益，仅供少数官员阅读”；《经济情报简报》主要研究“经济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另外两种成品是《形势报告》和《热点评论》。《形势报告》的内容多样，主要反映“有关重要事件和形势发展的最新情报和分析”。《热点评论》是帮助阅读《总统每日简报》的官员“跟踪政变、自然灾害等重要事件”。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建立了一个动态情报网站，名为“今日情报”。有份报告称，一个21人的团队通过保密网络查阅来自29个情报机构和63个分析网站的情报信息，从中筛选“最佳”情报，按照主题、地域分类整理，制作成数十页的日常出版物。该网站有一个反馈机制，也就是“允许决策者提出评论、问题或就具体的情报成品申请获得额外的信息”。

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局编制了每周七期的《国务卿晨报概要》成品。该摘要囊括了12份附评论的简报和三四篇长篇报告，相关文章都与政策问题相关。另有一份增刊“周末版”，其内容多为详细介绍特定问题。该成品收录的典型文章有：1991年2月9—10日收录的题为“中国展望：已然阴云密布，或有暴风骤雨”的文章；1991年6月29—30日收录的题为“中国国防的变化：是否吸取苏联的教训”。除了在国务院少量分送外，《晨报概要》还会提供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主要驻外大使。

国防部最早的情报成品是《国防情报摘要》，后更名为《军事情报摘要》。该摘要成品每周一至周五以杂志的形式印刷出刊，主要关注出刊前一至二天的重大事件，或者可能在后续几天发生的情况。作为一份由国防情报局、军事情报机构以及联合司令部合作编写的成品，该刊包括国家决策者关注的军事或军事相关问题。共同关注的领域有地区安全、核安全、武器扩散、战略和资源。1997年1月24日，该摘要收录一份报告反映了俄罗斯代号为FOLIANT的项目，涉及一项致命性神经毒气生产计划。1998年2月2收录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伊拉克：无人驾驶航空器项目”。2009年4月7日，该刊收录了一份原关塔那摩关押的囚犯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名单。2012年的摘要中有一篇文章研究了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创立。

国防部另外两份动态情报成品是《国家军事联合情报中心执行重点》和《国防部恐怖主义情报概要》。前者是周一至周五出刊，主要素材源自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其内容重点关注发生危机和即将发生危机情况。2000年9月7日，该刊登载了一篇关于俄罗斯在新地岛（Novaya Zemlya）进行武器试验的文章。2002年2月12日的一期上登载了题为“尼日尔与伊拉克方面签订了年销售500吨铀矿石”的文章。该刊主要供国防部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官员阅读，为其掌握情况发展以及制定应对措施提供参考。

《国防部恐怖主义情报概要》是综合情报分析成品，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可能影响国防部人员、设施等利益的恐怖威胁及其发展。“恐怖主义情报概要”收录的文章都是关于恐怖主义、地区恐怖主义发展以及深入的个案分析。该刊还包括由战区指挥部提供的恐怖主义月度回顾。2002年的一份刊物研究了伊拉克境内的生化武器训练。《国防部恐怖主义情报概要》每周一至周五在华盛顿特区出刊，在本地区发送复印件，同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地区外的军事指挥部。

两份最特别的动态情报成品是《国家通信档案》（1997年10月之前名为《通信调查》）和《世界影像报告》。前者是工作日在华盛顿特区发送复印版和电子版，其主要内容是最重要的每日电子信号情报。“影像报告”是视频形式的动态情报，其素材来自搜集到的影像情报。

其他的动态情报也是应用视频形式，而不用纸质或电子形式。到20世纪9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通过国防部情报网络传送电视视频的方式发送情报成品，该网络就是联合全球情报沟通系统。该网络以每周5天、每天12个小时的密度向五角大楼、国防部情报和行动系统官员以及美国的19个美军司令部的传送最高机密级的情报。

除了编制情报成品外，国防部情报网络还会提供卫星侦察图像、拦截通讯信号、国防部海外人员传回等方式获得的情报。上午6点15分会首先开始播报30分钟时长的“全球最新信息”。6点45分开始，由国防部情报局J2负责人主持，对已经报告了事态发展情况的简报人员进行45分钟专访。8点整开始重新播送“全球最新信息”，之后每个小时的前半小时都会滚动播放一次，并即时更新和补充信息。另外，定期的数据更新包括“地区情报回顾”和“军事趋势和能力”等内容。

预警情报

预警情报成品“识别，并特别关注对美国安全或政策产生短期负面影响的情况变化”。每周的《战略预警委员会的待观察风险清单》，旨在提供国家级预警性情报，主要跟踪和识别未来6个月内可能影响美国安全和政治利益的潜在威胁。2000年9月15日，该成品预警了哥伦比亚存在“爆发暴力叛乱和经济衰退”的风险。战略预警委员会还制作《战略预警委员会暴力观察清单》。另一份预警情报成品是《预警备忘录》，相当于特别预警通报，关注“对美国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威胁发展情况”。

国防部情报局刊发若干定期或非定期的预警情报，供全球范围内的美军指挥机构使用。《每周情报前瞻》和《每周预警报告》包括来自多个指挥机构的评估信息。另外《季度情报前瞻》会回顾可能影响美国安全利益的一系列诸多潜在事件。国防部情报局和指挥机构还刊印两类关注具体突发事件的情报成品：“预警报告”，关注的风险情况需要华盛顿方面高级官员立即应对；“观察条件变化”，负责通报具体的预警情况的威胁层次的变化。

国防部预警系统的预测评估成果会编制成系列国防部期刊，提供针对周期内可能达到威胁水平的重要威胁事件的评估成果。《每周预警前瞻》关注将在未来两周发生的事件，而《季度预警前瞻》则关注将在未来一年发生的事件。这些预测成果会以复印件的形式发放给国防部预警系统和华盛顿方面的其他决策者，同时通过信件形式发送给其他阅读者。

情报预估

最著名的情报预估分析情报成品是《国家情报预估》。该成品将已有的军事、政治、经济趋势转化为数据并进行评估，为决策者提供趋势分析评估成果。1980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评价《国家情报预估》是“对外交环境中能够关系到外交、经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因素进行彻底的评估，并预测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和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一份出自国会研究局的报告认为，《国家情报预估》“展现出了美国情报界从事战略分析的最高、最严谨水平”。这些成品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判断未来将发生情况的可能性。

另一份出自国会研究局的备忘录认为，《国家情报预估》“不仅体现出了情报界综合研判水平，更展现了国家情报总监在国家安全领域情报预估的最高权威性”。另外，该备忘录还写道：“《国家情报预估》不仅尝试通过综合协调研判解决跨部门的难题，还提高了主要研判观点的可信程度，而且对其信息来源进行了严格的绩效考评。”

依据情报界提供数据和信息，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制《国家情报预估》，旨在为从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其他高级决策者和一般分析员的多层次阅读者提供参考。该刊在2000年至2006年重点关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恐怖主义，其典型的内容包括“全球生物武器项目：趋势和展望”（2000年12月）、“伊拉克继续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2002年10月）、“2003年外国导弹研发和弹道导弹威胁预测”（2003年2月）、“至2007以前对美国本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预测”（2002年11月），以及“全球恐怖主义发展趋势：对美国的影响”（2006年4月）。

《国家情报预估》2007年刊发了题为“恐怖主义者威胁美国本土”、“伊拉克政权稳定性前景：局部安全领域有所进展，但政治重建仍前景不明”、“伊朗：核武器发展意图及能力”等三篇文章。第一篇预估文章提出，“在未来3年内，美国本土将面临连续不断升级的恐怖威胁”，而且“主要威胁都来自于伊斯兰恐怖集团和组织，尤其是基地组织”。该份《国家情报预估》还提出，“经评估认为，基地组织会持续不断地争取获得化学、生物、放射性以及核材料，并将其应用于发动恐怖袭击”。预估伊拉克政权稳定性的文章提出，“联军方面持续发动针对叛军的行动，并指导和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从某种程度上说将推动伊拉克安全局势在未来半年至一年内得以持续改善。伊拉克政府将继续努力争取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和解，并逐渐提高对局势的掌控能力。”

《国家情报预估》在2007年11月关于伊朗核能力的观点后被证明是存在争议的。在其内容之外，该份预估中还说明了预估使用的语言和各术语的关系（如“远端”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概念定义）。2003年秋季，伊朗暂停其核武器研发计划——其中的术语“核武器项目”是指核武器设计、武器化研究、秘密的核转化以及铀浓缩相关工作。

2010年6月，情报界完成了一份关于最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国家情报预估。当年晚些时候，多份有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情况的国家情报预估报告完成。这些评估的主要观点是，巴基斯坦政府不愿终止给予阿富汗塔利班势力的部分秘密支持，此举增加了美国实现阿富汗战略目标的难度，根据媒体报道，因为这股塔利班势力对美军进行袭击。2011年年初，一份更新的国家情报预估涉及了伊朗核武器开发项目，认为伊朗统治阶层在是否继续研发核武器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较大分歧。

较新的一份国家情报预估文章题为“全球网络威胁美国信息基础设施”。该文章提出：“我们有较大把握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以及服务于美国信息技术供应链和服务行业的外国人人数不断扩大，发生持久、隐蔽破坏力的风险就会不断增加。”另有若干份较新的国家情报预估中，有一份关注了外国激光武器威胁美国影像和电子侦察卫星的情况，其他几份都是与阿富汗局势有关。

国家情报预估经过精编后，编制成一份单独的概要供总统阅读，相关内容会提供给参与最高外交决策的官员。国家安全预估其他的成品还有《情报研判特刊》和《更新补充备忘录》。前者曾用的名称为《国家情报预估特刊》，主要刊载的是“篇幅较短，关注问题较为具体的文章，旨在短时间内为阅读者提供政策相关的分析研判”。后者的内容主要是已刊发的国家情报预估的补充资料，即已刊发内容又出现的新证据、新的分析结论和新的观点。另外，还有一项被称为“缩略版国家情报预估”的《国家情报预估备忘录》，其篇幅比《国家情报预估特刊》长，但是比《国家情报预估》短。一份1994年的《国家情报预估特刊》关注了俄罗斯政府未能阻止俄军火及武器技术扩散的问题。

《情报界简报》是一份篇幅较短的预估成品。该成品编制时间较短，总篇幅在6页左右，主要关注具体问题。一名国家情报官（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为其提供支持，并希望通过该成品就已关注问题获得不同观点，或者发现尚未关注的新问题。该成品的典型报告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全球和美国农业领域的威胁”（2001年3月）、“天花：怎样的传播程度才构成威胁？”（2001年12月）、“伊拉克：为应对美国主导的战役而采取的非常规后勤措施”（2002年5月）。

1969年年底至1970年年初，国防部情报局编制了《国防部情报预估》和《国防部情报预估特刊》，其关注内容经常与《国家情报预估》和《国家情报预估特刊》重合，但是会更加突出对军事领域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国防部情报预估》和《国防部情报预估特刊》被《国防部情报分析》取代，新成品从多元化的规划和政策层次出发，“以5至25页篇幅综合分析政治相关事件、形式、问题及其发展，满足更广泛的阅读需求”。

国防部情报分析关注伊拉克或基地组织的内容有以下典型例子：“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情报行动”（1999年9月）、“伊拉克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导弹项目：进展、前景和政策隐患”（2000年5月）、“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后‘9·11’”（2002年1月）、“伊拉克国内重现核武器项目”（2002年9月22日）。由国防部情报局医疗情报国家中心编写的一份国防部情报分析文章题为“全球问题：新型H1N1流感病毒对美军构成潜在威胁”（2009年5月1日）。有关伊拉克重新出现核武器项目的分析文章篇幅近20页，包括核查力度不足、铀浓缩设施、核武器和零件设计制造（包括中子发生器、带有导弹投送系统的核弹头组装部分内容）进展、存在外国援助的可能（巴基斯坦）、核武器生产时限等诸多部分内容。

国防部情报局的另一个预估分析成品是《国防部情报报告》，是“一份服务高层决策者和指挥人员的精炼报告”。医疗情报国家中心在2010年1月编写的一份报告，题为“海地：卫生风险和大地震对医疗系统的影响”。2012年6月的一份国防部情报报告题为“利比亚：恐怖分子目前将美国和西方利益作为袭击目标”。

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编制的情报分析成果偶尔会整编入该局的《情报研究报告》，但是一般会以备忘录的形式在该局内部使用。美国药品管理局也会编制情报预估成品《毒品情报年度分析》，关注全球毒品生产、运输以及非法交易的趋势和估测等情况。

2008年1月，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情报协调中心编制了一份长达63页的情报分析成品，题为“国家战时恐怖主义威胁评估”。该文包括比较分析、分析假设、四种威胁（国际恐怖分子、国内极端分子、独狼式袭击者、内部破坏者）以及未来展望这四部分内容。

报告与分析

情报界还编写多种各类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是对政策、经济、军事和社会等领域的分析研究成果。情报界的分析成品包括《情报界评估报告》（20至30页篇幅，其内容是详细分析重要国家安全问题的逻辑脉络）和《情报界备忘录研究》（评估当前阶段或每日事件的单页备忘录）。

《情报界评估报告》自1998年起刊发，内容精粹包括：“外国生化武器对美国的威胁”（1998年7月）；“伊拉克：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能力”（2000年12月）；“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地区影响”（2003年1月）；“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主要挑战”（2003年1月）；“全球水资源安全”（2012年2月）。《情报界备忘录研究》的典型文章有“伊拉克：萨达姆的下一步动作”（1999年3月4日）和“尼日尔：近期未向伊拉克出售铀矿石”（2003年8月5日）。

自1995年起，中央情报局与国防部情报局联合编制了跨部门情报研究成品《情报备忘录》，其报送的内容包括：“中国核试验：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间竞赛”（1994年10月5日）；1995年10月19日中央情报央跨部门驻巴尔干半岛特别小组报送的题为“克罗地亚：托米斯拉夫·梅迪奇在大屠杀中的作用”，该资料由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和中央司令部共同研究形成最终成果；中央情报局、国家图像与绘图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人员合作完成了“伊拉克：“沙漠之狐行动”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交付能力”。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2003年5月共同完成的一份材料，题为“基地组织策划突破美国移民检查”。

原子能联合情报委员会编写的成品有：“伊拉克的核武器项目：武器化能力建设”（1993年2月）；“伊拉克核武器项目：重建工作的必备要素”（1994年9月）；“伊拉克核武器项目重建：续报”（1997年10月）；“伊拉克核武器项目重建：沙漠之狐行动后的情况”（1999年6月）。

2005年，对情报界分析成品的一次审查确认了四种类型的情报分析成品，包括：《情报评估》（IA，25页篇幅，其主要内容是深入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研究成果也有较为微观的综合研究成果）、《战略透视系列》（SPS，关注重要战略问题，经常打破分析情报的原则和领域，例如曾阐述欧盟和中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问题）、《短篇连载》（SF，是内容短小、简明的备忘录式成品，一般篇幅较少，仅关注与当前形势关系密切的一个主题）。《研究项目和论文》是除了前三种成品之外的第四类分析成品，这种形式一般用于新的分析研究领域，相关内容会作为首篇稿件收录在前三种成品中。

中央情报局的成品有《情报评估》（IA）、《情报备忘录》（IM）和《情报报告》（IN）。《情报评估》一般有5页或稍长的篇幅，每页有一项主要研究章节和可选附件。《情报备忘录》一般有2页或5页，其内容是短篇概要，而《情报报告》的内容是为了回答决策者提出的问题而编写的备忘录。2000年以来，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和研究成品包括：“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的可可产业发展迅速”（2000年8月17日）；“阿富汗：国际怖主义的孵化器”（2001年3月27日）；“抓捕本·拉登的财务指标”（2001年4月）；“发现基地组织的捐资人和募资人”（2002年2月27日）；“伊拉克和基地组织诠释二者之间的模糊关系”（2002年6月21日）；“伊拉克：提升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能力使威胁程度不断加剧”（2002年8月1日）；“伊拉克大量采购铝管：重启铀浓缩项目的证据”（2002年9月）；“萨达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间轴”（2002年10月）；“苏丹的基地组织，1992年至1996年：引向危险之路”（2003年3月10日）；“参与‘9·11事件’的阿富汗的主要训练营：基地组织能否在转移过程中训练人员？”（2003年6月20日）；“误解的意图：伊拉克对伪造欺诈照片核查的反应”（2005年1月5日）；“利比亚：基地组织建立避难所”（2012年7月6日）。

《红细胞特别备忘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编制的报告，由中央情报局的“红细胞小组”负责此项工作。该小组可以使用“创造性”的方法激发思维，并提出可供选择的观点。2010年2月5日的一份报告题为“如果外国人将美国视为恐怖主义输出国会怎样？”，该文探讨了美国出生的个人参加针对非美国目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2010年3月完成的另一份红细胞备忘录，题为“阿富汗：维持西欧国家对北约行动的支持——为什么已经不能无动于衷？”。

国防部情报局编制的研究成品是《国防部分析报告——恐怖主义系列》，主要内容是根据关塔那摩关被押囚犯供述编写的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情况。2009年1月的报告记载，“国防部把531名囚犯移送至关塔那摩监狱，其中18人已经核实再次参加恐怖主义活动，另有43人涉嫌再次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近期的报告涉及朝鲜核武器项目，重点探讨了朝鲜是否具备了将核弹头与弹道导弹相结合的能力。

国防部情报局所属各个中心也编制各自领域的研究报告：导弹和太空情报、医疗健康情报和地下设施。导弹和太空情报中心的研究报告有：“埃及：反坦克导弹系统的存量和采购”（2013年9月23日）、“西北风导弹系统介绍”（2013年9月24日）；“FN-6推进器”（2013年9月4日）、“萨姆-14防控导弹介绍”（2013年10月1日）；“CH-LS-13激光武器系统简介”（2013年10月7日）；“萨姆-16导弹简介”（2013年10月9日）；“CSA-9远程防空导弹系统”（2013年10月21日）。

多年来，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的分析研究成果有三类：《趋势分析》《评估与研究》《政策评估》。这些研究关注近期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评估发展前景和未来6个月内的影响，分析后续政策的条件和结果，或者评估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这些不同的研究系列后被统一整合为《情报研究报告系列》，不过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仍然将不同内容分类标注为“评估”或“简报”。1998年以来，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的成品包括：“本·拉登的圣战：政治背景”（1998年8月28日）；“阿富汗：塔利班的外部野心”（1998年10月28日）；“冰岛：挚友，与气候和鲸鱼无关”（2001年8月6日）；“尼日尔：不可能向伊拉克出售铀矿石”（2002年3月1日）；“波兰：面对秘密羁押中心的负面影响”。

美国能源部的情报成品有《能源部技术情报报告》，其典型内容有：“伊拉克：大力采购铝管”（2001年4月11日）；“伊拉克气态离心机项目：是否为重启核项目？”（2001年8月17日）；“伊拉克：再次寻求采购铝管”（2001年12月）；“伊拉克：气态离心机项目详述”（2002年11月8日）。Z部门编写的情报成品有“印度研发先进核武器的挑战”（1998年11月）和“巴基斯坦研究先进核武器的挑战”（1999年5月）。

军事情报机构也编制本部门的研究报告，或者按照国防部情报局布置完成的内容编入国防部情报成品项目。国土情报中心（NGIC）关注伊拉克的情报成品有：“伊拉克：专用铝管存在欺诈”（2002年11月25）；“伊拉克：当前的化学武器实战能力”（2001年10月23日）；“复杂的环境：第一次费卢杰战役”（2004年4月）。另外，还有《国土情报中心评估》的形式，其内容有：“中国：关于电磁脉冲和高能微波雷达系统的生物作用效果的研究”（2005年8月17日）；“外国本土军事力量的训练评估：中国广州军区——2003年1月至2004年12月”（2005年9月12日）；“中国：武直-10型攻击直升机项目——2007年最新介绍”（2008年5月21日）。

海军情报办公室编写过以下成品：“中国的空基遥感项目和地面转化能力”（1994年9月）；“世界范围内对美国海军及陆战队的威胁因素（第二版）：国别研究——中国”（1993年12月）；“中国961台湾海峡军演：1996年3月8日至25日”（1996年5月）。1995年，该机构还编写了特别情报研究，包括：“阿尔及利亚”；“防空力量：伊拉克对海军的威胁——95”；“古巴机降行动、训练与战术”；“战争生存能力——伊朗”。近几年，海军情报办公室还编写了多份长篇非保密研究报告，包括：“中国海军2007：人民解放军海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海军”（2009年8月）；“伊朗海军力量：从游击战争到现代海军战略”（2009年秋季）。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定期编写非保密性质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报告》。2001年编写了研究报告“中国军事力量评估——空军”，2002年编写了秘密报告“中远程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评估——中国篇”。2005年1月编写了保密的分析报告“中国的F-11侧卫项目的发展前景”。2009年至2010年，该机构的成品有公开渠道研究报告“中国飞行器研究协会”（2009年6月2日）和“中国目前的飞行器应用及前景”（2010年3月23日）。

美国药品管理局的非保密情报研究报告有：“中国：国家简况”（2004年2月）、“俄罗斯东部动乱地区的海洛因非法交易”（2003年10月）、“加勒比地区的毒品交易：威胁评估”（2003年9月）、“安迪斯地区的可卡因生产动态”（2002年6月）、“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集团”（2002年1月）、“海洛因特征标识项目——2011年”。

联合司令部情报机构编写的研究报告有：“利比亚：极端组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12年9月5日由非洲司令部情报机构编写）、“委内瑞拉：查韦斯干的坏事”（2003年8月15日由南方司令部情报机构编写）。

领导人档案

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收集外国政府和军队主要官员的自然信息，并编制传记式的个人情况概要。这些所谓的情况概要一般作为参考资料和分析文件，提供被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以探究分析其兴趣和动机，试图解释其过去或未来行为的内在动因。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档案一般是为特定的会面而编写的。

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制了《传记手册》，收录了苏联负责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主要官员的个人情况，其中也包括少量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1977年4月的《传记手册——苏联增补第四版》中收录了21名官员的情况，其中包括《真理报》主编、建设部部长、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等。197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制了曾连任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履历报告。该报告包括七部分内容，分别是“总理”、“开国先贤的后辈”、“军事鹰派和政治鸽派”、“将军出任大使”、“出埃及记的英雄”、“信念坚定又谨小慎微”和“奋斗的家族”。

1991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制了《伊拉克政治及人物手册》，该资料调查了萨达姆政府统治下的伊拉克情况（尤其是政府结构、复兴党和安全机构情况）、萨达姆本人的内心及外在表现和主要军事将领情况。12年后，国防部情报局编制了《伊拉克政权主要人物》，该资料收录了美国方面希望抓捕的重点目标人员的个人情况。其中，有关萨达姆科技顾问埃米尔·哈姆迪·哈桑·萨迪（Amir-Hamudi Hasan al-Sadi）的词条描述称，萨迪“了解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和人员……监督国家监督委员会与联合国调查人员的互动情况……拥有伦敦大学化学工程学博士学位”。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编写的档案（2页稍多的篇幅）标题为《奥萨马·本·拉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金主》。该资料调查了本·拉登的背景、在反抗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的活动、在苏丹居住期间情况以及其为伊斯兰圣战主义者训练和行动提供的支持。

国防部情报局负责编写外国军事机构高级将领和低级官员档案（以前成为传记概要）。该机构在1966年4月之前编制了第一份军事人物基本描述，是关于时任巴拉圭装甲部队指挥官的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Andres Rodriguez）。1989年2月，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发动政变，推翻了长期对巴拉圭实施独裁统治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在相关档案中，每份概要都包括若干份单独的资料，能够提供有关对象职位、地位、政策、个人情况、生活情况、职业履历等方面的信息。2003年10月的一份档案是关于曹刚川将军，该资料记录了其担任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并且描述称“曹刚川只关心军事，不关心政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该资料还称“曹刚川强调在科技领域践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武器装备的新发展”。图14.2是该词条的影印图。

图14.2　曹刚川个人档案词条复印件

海湾战争爆发之前，关于伊拉克军事官员的基本描述就已经完成了。相关资料研究对象包括时任总参谋长的侯赛因·拉希德·穆罕默德·哈桑（Husayn Rahsid Mohammad Hasan）中将（1990年12月18日）和时任伊拉克革命卫队司令的伊亚德·甫塔伊·哈里发·阿拉维（Ayyad Futayih Khalifa al Rawi）中将。

参考资料和数据库

国防部情报局还编写或委托编写《国防部情报参考资料》系列。《国防部情报参考资料》针对军事武装与战斗力、组织架构、设施、系统、装备，或者附加研究军事计划和行动等主题，进行一次性或反复研究（一般是百科全书式地研究）。相关资料还会配有插图以提高参考价值。

1995年5月的《国防部情报参考资料》由国家地面情报中心编写，题为“世界非致命性技术研究”。这份81页的资料介绍了化学、生物技术、声波、电磁、动能以及信息领域的多种非致命性技术。关于电磁效果的章节介绍了激光武器在英国、法国、中国、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情况。近年的《国防部情报参考资料》还有以下内容：“中国射频武器能力评估”（2001年4月）；“中国地面推进技术”（2002年7月）。“中国射频武器能力评估”一文，在中国射频武器研发项目和假定情景上，介绍了研究中国高能射频武器磁化系数和传播。而“中国地面推进技术”一文，则综述了中国发动机和军用地面推进动力装置、发动机子系统、发动机规格和参数等情况。海军情报办公室在1996年撰写了“外国海洋学研究和海军应用发展——中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撰写了“伊拉克L29无人机改造”（1999年12月30日）和“外国武装无人飞行器”（2001年12月）。后者介绍了电子战系统、无人攻击机系统、无人战斗飞行器和先进理念。

海军陆战队情报处负责编制另一类参考文献：《国情手册》（Country Handbook）。每本手册都会介绍某一国家的“地理、历史、政府、军事力量、通讯和运输网络”情况。手册旨在“帮助军事人员熟悉当地习俗和当地知识”。这类手册一般有300页，目前已编制了介绍阿富汗、科威特、马来西亚、越南、波斯瓦纳、中国、挪威、秘鲁和其他多个国家的手册。

“恐怖分子识别数据库环境”收集了情报界确认对美国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个人情况。数据库里的被监视者名单发送给航空、执法、边境管理以及领事部门。该数据库自2003年建立时就已经收录了10万条个人信息，到2007年已经增加到了43.5万条。2013年年底，该数据库已经收集了100万条信息。作为美国政府的强化监视列表，恐怖分子扫描数据库数据量略小，2014年收集了68万条人员信息。

国家情报图书馆是由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的数据库，旨在“收集各种可获得的情报成品建立一个权威的资源库”，并将其打造成为情报研究数据库。截至2008年9月，该数据库收录了75万份情报成品，而且每周都会新增2万份。

数据库也包括特征信号库和期刊。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杰伊·波拉德（Jonathan Jay Pollard）泄露的材料中有RASIN（电子信号记录）期刊，该资料“罗列了各种已知信号的物理特征以及已知的通信关系情况（该资料后被苏联方面利用）”。其他的图书馆数据库还有：化学标记库（可供分析人员识别生产特定化学物质的实验室或工厂）以及与之类似的核材料材料标记库和外国仪表信号数据库等。

由于搜索工具的应用，数据库和资料库的作用被显著扩大。搜索技术能够帮助分析人员快速地将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海量数据加以分类处理。国家情报总监支持开发的“数据发现和分送项目”，旨在“使分析员获得前所未有的利用大量复杂数据的能力，产出具有可操作意义的情报”。“多类型情报自动化基础分析和简介可视化项目”是国家情报总监支持的另一个数据库项目，该项目旨在“使分析人员能够搜索大量视频数据，并且快捷准确地从中抓取能够反映具体事件信息的片段”。

国家安全局开发的搜索引擎名为“ICREACH”，供美国23个政府机构超过1000名情报分析员使用。该搜索引擎的数据库收集了8500亿条电话、邮件、移动电话定位、互联网聊天记录数据。该搜索引擎是在2007年之前，由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药品管理局组成的核心团队负责开发的。中央情报局后通过亚马逊互联网服务公司（Amazon Web Services）开发了该机构的云计算能力。有报道称，情报界2014年7月可以使用该云计算服务。

国内情报分析

多家机构都独立编制国内情报成品：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北方司令部。在其他情况下，也有一家或多家机构联合从事国内情报分析。

联邦调查局完成的情报成品有《情报评估》（结合各种可用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对某一问题或威胁进行分析并做出结论）、《情报公告》（该材料信息在聚焦程度和深度上相对有限，但更强调突出新的发展趋势）、《情报研究》（在分析各种可用信息的基础上，反映有关问题或威胁的综合分析结论）。各种评估和研究之间的区别在于：《情报评估》“适用于满足情报消费者的需求”，并且要兼具“时效性和前瞻性”。除此之外，联邦调查局的成品还有《情报备忘录》和《威胁事件专项评估》。《情报备忘录》是供高级行政官员阅读的，其内容是简明扼要的报告和分析。《威胁事件专项评估》主要是向执法和安全部门通报潜在威胁事件的地点或参与人员。

2004年4月15日，一份“秘密/谨慎管理”级情报标题为“恐怖分子威胁美国本土：联邦调查局的一项评估”，主要内容为外国或本土恐怖分子再次实施恐怖袭击的风险，并在具体章节中阐述了基地组织、逊尼派极端势力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国内恐怖组织和国内伊斯兰恐怖分子发展趋势。

联邦调查局的另一份评估出自2007年9月，题为“国内恐怖主义威胁评估（2005-2006）”。这份32页的评估报告涵盖了无政府主义者、动物权利极端分子和环保恐怖主义分子、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的活动情况，并提出了“2005年至2006年间，动物权利极端分子和环保恐怖主义分子从事的犯罪案件占了所有犯罪案件中的绝大多数”。

联邦调查局编制的其他评估有：“环保主义恐怖分子反执法部门调查的策略”（2004年4月15日）；“白人至上主义者渗透执法机构的情况”（2006年10月17日）；“国内民族主义者极端分子的活动情况介绍”（2006年12月13日）；“白人至上主义：自杀式恐怖主义的限制及背景”（2007年4月20日）；“‘9·11事件’后白人至上主义者对军事人员的招募活动”（2008年7月7日）。2006年10月的《情报公报》题为“鬼魅外衣：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路径”（2006年10月17日）。

国土安全部的情报分析办公室编制了多份情报成品。《今日国土情报》是非保密的每日情报，主要提供给部长和行动部门负责人，以及“负有国土安全相关分析和报告责任”的其他联邦部门。《情报评估》有从不保密到绝密的不同级别类型，对诸多影响美国本土安全的主题进行战略分析，或者就单项或多项内容进行分析。《国土安全报告》也有从不保密到绝密的不同级别类型，其内容能够反映近期或当前大事的发生或发展情况。同时，《国土安全情报网络动态和地方利益共同体情报预警》又称《国土安全情报网络动态和地方利益共同体情报通报》反映“将对国土安全产生影响且发展迅速的事件或形势。此类文件是非保密的”。

《名单发布》（Roll Call Release）主要是为帮助一线执法官员“关注可能在其辖区遭遇的紧急恐怖案件、犯罪技术和犯罪模式”。而《警戒线》（Fire line）是《清单公告》的姊妹成品，旨在为消防、救援和从事应急处置的人员在策划及采取应对、减缓措施方面提供支持。《参考工具》（Reference Aid）是对案件的发展、主要数据和最新形势进行报告行动综述。《名单发告》和《警戒线》都是非保密资料，而《参考工具》则有从非保密到绝密的不同级别类型。

《情报评估》包括以下典型内容：“左翼极端分子可能在未来10年内加强对网络攻击手段的应用”（2009年1月26日）、“高校运动场、娱乐场馆及周边地区的威胁”（2009年1月26日）、“右翼极端主义：当前的经济和政策环境对激进主义及其人员招募产生刺激作用”（2009年4月7日）、“墨西哥：在索诺拉省地区的美国边境安全威胁因素”（2010年8月26日）、“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对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的威胁提高”（2014年7月22日）、“带有伊斯兰国背景的西方国家恐怖袭击活动的可能策略及潜在目标”（2014年10月17日）、“主权公民运动极端思想将助长国内外和政府机构的暴力活动”（2015年2月5日）。

有一份保密/谨慎保存级别的评估报告，题为“国土安全威胁评估：威胁评估，2009-2014年”。该报告主要评估化学、生物、放射性以及核威胁；针对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和爆炸攻击威胁；卫生安全威胁；跨国和国内恐怖主义；非法入境和非法移民；非法边境活动等重要领域的威胁因素。该报告还评估了大型城市中心遭遇炭疽袭击、大型流感疾病爆发、国家电力供应系统的网络攻击、国家失败造成的核武器启动等具体情形。

《国土安全报告》的典型内容有：“2009年7月4日安全预警”（2009年6月30日）、“互联网站为详细目标侦察和袭击前策划提供了条件”（2010年8月12日）、“针对公共设施的国内威胁”（2011年7月18日）、“自我认同的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针对市区“中产阶级”场所实施纵火”（2013年7月23日）。《国土安全情报网络动态和地方利益共同体情报预警》的一份典型内容是“印度：伊斯兰圣战运动宣称对印度高级法院炸弹案负责”（2011年9月7日）。

《名单发布》成品的典型内容有：“纵火装置：可能的恐怖袭击方法”（2010年4月18日）、“嫌疑活动报告：侦察与监视情况”（2012年10月15日）、“尸体中藏有简易爆炸装置”（2013年5月23日）、“俄罗斯多起袭击案件显示恐怖分子可能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工具袭击平民”（2014年1月9日）。《警戒线》的典型内容有：“氰化物：关注潜在威胁”（2012年10月31日）、“恐怖分子的情报技术——乔装术：使用失窃车辆或复制、编造牌照车辆”（2013年1月18日）。两份典型的《参考工具》分别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2013年9月26日）和“暴力极端主义者档案：瓦尔特·艾德蒙·邦德”（2013年10月24日）。瓦尔特·艾德蒙·邦德因纵火袭击三家经营动物制品的企业而被判监禁12年，在该资料中介绍了此人的个人背景、申诉情况和思想影响。

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的其他成品有：《国土安全监控》（有关该领域的文集）、《国土情报报告》（非分析性内容，主要关注即将发生的事件或案件）、《每日情报关注》（向联邦、州或地方官员提供情报信息，主要内容是已有或潜在安全漏洞的风险）、《资料简介》（主要介绍策略、技术和新发生事件的过程）。除了《每日情报关注》可以被定级为绝密之外，其他三种成品均为非保密资料。

北方司令部情报中心也编制有关本土安全的情报成品，如关注具体事件评估的秘密/谨慎保存资料《2009年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评估（2009年1月15日至24日）》和《航天飞机发射的基准评估》。后者反映了“2009财年内与航天飞机发射活动相关静态漏洞和一般威胁”。

《联合情报公告》是国土安全部与联邦调查局联合编制的情报成品，旨在反映重大新兴威胁及其发展。该资料有非保密和秘密级两种。2011年5月以后的资料曾关注基地组织有意袭击火车、本·拉登被击毙后有“独狼”实施报复性袭击的可能性、基地组织对航空活动的威胁、阿富汗国内形势引发美国境内暴力活动的可能性、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指示意义、“伊斯兰国”社交信息对西方青年人的影响等。

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多个联邦、州和地方机构还联合制作了另一个系列的联合情报成品，其中包括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2009年和2011年的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2011年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的安全威胁评估。所有情报成品都是非保密的，但仅供官方机构使用。关于总统就职仪式的评估是由国家反恐中心、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北方司令部、多个地区联合中心以及美国国会警察共同完成的。该成品综合评估了美国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和犯罪活动威胁程度、外国情报机构和网络威胁程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程度、设施威胁程度、交通威胁程度，以及其他与就职相关的环节中存在的风险。

对2011年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当年7月12日在凤凰城的大通球场举行）的联合评估，是由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凤凰城警察局、亚利桑那州反恐情报中心和马里科帕郡治安官办公室联合完成。该成品评估了国际恐怖主义、国内恐怖主义、独狼行动、外国情报机构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当地犯罪活动趋势，犯罪活动、网络和交通系统风险程度以及情报误差。所有案件都存在一个共性，就是缺少可靠的威胁情报。

第十五章　反情报工作

外国情报行动可能包括以下方式：刺探美国国家安全秘密；通过捏造情报或采取秘密谋略影响行动的方式，向美国决策者释放捏造的事实或虚假情报，对决策产生误导；侦察、干扰并反制美国国家安全行动（包括秘密情报搜集和特种行动）；获取重要技术和其他情报，以加强本国的军事能力或取得经济成果。

2008年修订的12333号总统行政命令中就反情报做出了相关规定，即“为达到对外国政府、机构、个人或国际恐怖组织及恐怖主义活动实施间谍行为，或其他情报活动、破坏、暗杀等活动进行调查、实施欺骗、利用、干扰或针对性防范的目的，而采取的情报收集和行动措施。”从该条文中可以得出反情报工作的六种方式：

●对已发现为外国政府或恐怖组织的情报组织工作美国公民进行调查；

●通过公开和秘密途径搜集有关外国（也包括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安全机构及其活动的情况；

●评估叛逃者和可能发展为间谍的人员情况；

●通过情报研究分析掌握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的组织架构、人员和行动情况，并形成相关情报成品；

●瓦解或压制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对美国实施的不利活动及其影响；

●通过提供功能性服务，支持其他情报工作或秘密行动。

在2009年版本的《美国国家反情报战略》中明确了为实现国家反情报战略目标，可实施以下工作：

●保护国土免遭外国间谍和电子渗透；

●保护美国情报系统的完整性；

●支持国家推行政策和实施决策；

●保护美国经济优势、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

●支持美国武装力量。

外国情报机构的威胁

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及其活动——既包括友好国家也包括敌对国家——是美国诸多情报安全组织进行情报搜集和研究分析对象。从事此项工作的美国机构，包括但不局限于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安全局、陆军反情报中心、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的第902军事反情报小组、海军犯罪调查局、空军特种调查办公室。因此，反情报界的组成与美国情报界有一定的重合，但是也包括情报界之外的一些机构。

在美国的盟国中，有些国家也会安排其情报机构从事不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活动，例如工业间谍。法国外国安全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External Security）曾渗透美国多家企业，如IBM、得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贝尔直升机公司（Bell Textron）。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取的法国政府一份文件记载了针对多家美国航空公司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德国、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等盟国也参与过经济间谍或工业间谍活动。根据国防部安全局在2013年撰写的一份报告记载，这些间谍活动的目标包括有关美国信息系统、电子技术、激光、光学、传感器、航空自动化系统等领域的技术。

当然，某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也从事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俄罗斯、以色列、韩国、古巴和中国的情报机构，通过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海军情报办公室以及国家安全其他机构的内部渠道搜集情报。相关情况在多起已破获的间谍案中有所反映，例如埃姆斯案（中央情报局）、尼科尔森案（中央情报局）、金无怠案（中央情报局）、汉森案（联邦调查局）、皮茨案（中央情报局）、米勒案（联邦调查局）、蒙特斯案（国防部情报局）、迈尔斯案（国务院情报研究局）、波拉德案（海军犯罪调查局）、沃克案（美国海军）、方德伦案（太平洋司令部）、毕绍普案（太平洋司令部供应商）、李弘毅案（Peter Lee，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2005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方面曾企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渗透。格伦·达菲·施赖弗（Glenn Duffie Shriver）于2010年在弗吉尼亚东区被提起诉讼，被控在2007年的职位申请和2010年的面试中向中央情报局做了虚假陈述。施赖弗承认自己2004年在上海留学期间，被三名中国情报官员招募，并按照指令渗透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构。施赖弗也承认，自己此前声称没有与外国政府建立联系，也没有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陈述是撒谎。检方指控施赖弗多次与中国情报官员会面，并且从相关人员处获得了7万美元资助。

埃姆斯、尼科尔森、皮茨和汉森都泄露了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相关人员身份、技术监控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身份等情报。波拉德曾向以色列科学联络局（Israel’s Scientific Liaison Bureau）提供大量文件，包括800份绝密级文件和其主动窃取的1500份情报简介。相关文件反映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指挥机构、突尼斯和利比亚防空系统的特别能力、伊拉克核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制造能力（包括详细的卫星影像）、苏联向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武器运输、海军力量、港口设施、米格-29战斗机以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这些文件中还有一份对以色列军事能力的评估。蒙特斯提供的情报反映了美国针对古巴实施的高度敏感的情报行动。金无怠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国广播信息局工作，负责“综合、翻译和分析人力途径和技术途径搜集的公开、秘密文件”，而李弘毅（此处原文应该有误，窃取潜艇机密的是麦大志Chi Mak。——译者）负责研究通过雷达侦察水下潜艇。这两个人都是把自己工作中获得的情报泄露给中国情报机构。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在美国经营了一个由11名非法间谍组成的小组，其中部分人员是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美国，直到2010年6月才被逮捕，但是联邦调查局早在10年前就已经察觉了这些人的活动情况。这些非法间谍的任务是实现“美国化”，从其能够渗透的美国决策机构中招募情报员，收集情报后传递回俄罗斯外国情报局。这些被捕人员被指控涉嫌洗钱或被确认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同时涉嫌），而非从事间谍行为，这也说明上述人员并没有成功获取机密信息。这些被捕人员可能很快被用来交换四名俄罗斯人。后在这11人之外又发现一名嫌疑人，并将其驱逐出境。

2012年，另有一个11人组成的俄罗斯情报小组遭到起诉，被指控为未经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并将美国的微电子芯片走私出境。2015年1月，有3名俄罗斯人在纽约遭到起诉，被指控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秘密代理人，但是有两人具有外交身份。叶夫根尼·布里亚科夫（Evgeny Buryakov）是三人中没有官方身份掩护的，其掩护身份为一家俄罗斯银行驻曼哈顿办事处的雇员，被指控企图“破坏市场秩序”并搜集有关自动交易程序的情报。

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在1999年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通过情报活动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国际维和行动。另外，有报道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不仅在联合国派往伊拉克调查履行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能力的特遣团中安插间谍，而且将所收集的情报通报给伊拉克方面。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以后，联军司令部研究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了美军作战计划和部队调动情况，不过有些情况是不准确的。除此之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从科技机构中招募俄罗斯科技人员，用以培训伊朗科技人员支持导弹开发。

苏联，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长期维持运营设在古巴卢尔德斯的通讯情报站。该站是美国反情报工作的重要目标。该通讯情报站是世界最大的监听设施，能够监听美国本土以及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通讯信号。俄罗斯总统否认了有关该监听设施将重启的报道，但是俄罗斯的电子侦察船的确在美国设施附近实施侦察活动，例如乔治亚金湾的潜艇基地。

目前，在古巴还有一处中国的通讯监听设施。毋庸置疑，中国的监听设施所截取的目标有一部分与卢尔德斯监听站相同。这些通讯情报设施和其他多个情报活动（有些也是美国的盟国所从事的），其中也包括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都是美国反情报部门关注的目标。例如，法国曾在美国有系统地监听商业往来的通话和电报信息。其他国家出于获得经济、商业和工业情报的目的，也运营了通讯情报监听地面站，以截取监听美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通讯。

近年来，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的国家情报机构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根据中央情报局长约翰·多伊奇的一份证词记载，伊朗间谍曾以多种方式与管理哈萨克斯坦核设施官方机构联系，企图获取核相关材料。1992年，伊朗企图通过乌尔巴冶金厂获得浓缩铀，但是该行动未能成功。次年，三名据信与伊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伊朗人在土耳其被捕，原因是三人意图通过当地获取从前苏联走私的核材料。

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的一份报告称，1995年曾发生了多起可疑身份的伊朗人监视美国人员和海外机构的情况。该报告还称，这些事件中均采用了无耻的技术手段，尤其是频繁运用定位技术跟踪外交车辆。这种监视更倾向于施加压力，而非策划恐怖袭击，但是对海外设施监视所得的情报很可能为恐怖袭击提供便利。

1997年有报道称，伊朗派驻波斯尼亚的间谍人员实施了大量行动，并对美军培训波斯尼亚军队的项目进行渗透。另外，伊朗情报与安全部连续几年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实施针对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暗杀，并致多人死亡。相关暗杀活动是在特种行动委员会的精心安排下完成的，该委员会成员有伊朗精神领袖、总统、外交部长和高级安全官员。

2011年有报道称，伊朗企图暗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该行动代号为CHEVEROLET），并计划对以色列和沙特驻华盛顿特区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实施炸弹袭击，据称圣城旅副司令员参与了相关计划。2012年，有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驻阿塞拜疆使馆人员实施暗杀。

巴基斯坦的内务部情报总局也将美国作为主要目标。虽然内务部情报局高层将主要精力放在打击塔利班上，但是其底层官员并未忠实执行命令。有报道称，该机构主要负责对印度和阿富汗实施行动的“S局”（S Wing）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有泄露的文件称，巴基斯坦政府批准内务部情报总局代表“与塔利班方面直接会面召开秘密战略会议，商讨建立军事派别网络以协调对驻阿富汗美军实施袭击”。更为露骨的是，截至2011年年中，该机构在过去的20年内花费400万美元，秘密影响美国关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政策。相关活动包括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和总统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

分析发现本·拉登的过程后可以提出一个疑问：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总局的什么人掌握了本·拉登的行踪？根据一份报告记载，“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总局设置了专门控制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独立工作，由一名能够拥有决策权的官员负责指挥。”该份报告称，中央情报局方面担忧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总局会向本·拉登预警有关2011年5月的突袭，因此未在行动前向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通报相关情况。

巴基斯坦在美国的情报行动既有情报搜集也有暴力胁迫。2011年，巴基斯坦驻纽约领馆随员默罕默德·塔斯利姆（Mohammed Tasleem）被确认为巴基斯坦内务部情报与安全局的秘密行动人员。有报道称，此人伪装成联邦调查局特工通过定居在美国的巴基斯坦人搜集情报，并用威胁的方式打击公开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行为。

费尔法克斯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东北部）的默罕默德·安娜·苏埃德（Mohammad Ana Soueid）于2011年被起诉并指控为叙利亚军事情报局和叙利亚情报总局服务。审理认定，苏埃德负责拍摄和录制音视频，记录美国国内反叙利亚政府和反阿萨德政权的抗议活动，以此记录个别抗议人员的言行，并收集相关人员的姓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情报机构和恐怖主义或叛军组织的活动——包括人力情报活动、公开途径情报活动和技术情报——尤其是基地组织、塔利班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是美国反情报机构重点关注的对象。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女性官员被判处有罪，理由是非法获取政府电脑系统中有关黎巴嫩真主党的保密信息（但是经过案件审理未确定此人已将相关情报传递给黎巴嫩真主党）。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事件是，在阿富汗东部的霍斯特省（Khost）的中央情报局基地内，一名能够接触基地组织且看似颇具情报价值的情报来源，以自杀式爆炸的方式杀死了四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三名机构承包商和一名约旦情报官。有迹象表明，该袭击是由基地组织精心安排的。

除了使用人力情报途径之外，中国、伊朗、俄罗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会实施计算机网络窃密活动。2009年，有报道称，计算机间谍闯入五角大楼价值3000亿美元的联合强击战斗机项目。此次渗透活动窃取关于设计和电子系统的相关数据，泄露的总数据量达到了数万亿字节。根据一份报告记载，此次渗透活动在2007年前就已经开始。在2013年的报告中，国防部安全局提出外国机构意图窃取的高级技术主要包括信息系统、电子系统、激光、光学、传感器、航空自动化系统技术，主要的窃密方式是网络间谍手段窃取相关电子数据。

在从事人力反情报工作的同时，多个机构也参与网络空间的反情报工作，并由国防部负责跨部门协调和制定相关工作机制。相关参与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反情报部门（包括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和其他军事机构）。

反情报调查

反情报调查工作的定义是“正式调查具体人员是否存在参与外国间谍组织、为外国政权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叛国、暴动、颠覆、暗杀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行为，并采取适当措施阻止相关活动。”启动调查活动需要具备多种因素。人力情报渠道可能被捕或失踪，技术和人力行动可能会被外国安全机构终止，之前可靠的情报来源可能会开始提供明显存在欺诈的资料。可疑的旅行活动和无法合理解释的收入都会引起反情报部门的关注，并怀疑相关行为人与外国情报机构发生联系。

危险警告也可能来自变节人员。1985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驻罗马情报站电告兰利总部，叛徒维塔利·尤尔琴科（Vitaly Yurchenko）掌握一名为克格勃工作的美方人员情况，此人代号为罗伯特先生。“罗伯特先生”向克格勃透露了阿道夫·托尔卡切夫（Adolf Tolkachev）的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身份，并向克格勃透露托尔卡切夫为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实施的技术行动，以及中央情报局针对苏联实施的另一项技术行动。尤尔琴科提供的有关“罗伯特先生”的情报——其中重要线索显示此人曾是中央情报局官员，后在1983年至1984年期间因不恰当行为和测谎问题而被开除——导致爱德华·李·霍华德（Edward Lee Howard）身份暴露，霍华德后潜逃至苏联最终死于俄罗斯。

罗马情报站报称，尤尔琴科还揭露了已被克格勃招募的一名国家安全局雇员，此人向克格勃提供了国家安全局实施针对苏联北海潜艇部队行动的详细情报。尤尔琴科泄露的此条线索导致罗纳德·佩尔顿（Ronald Pelton）被捕并被判有罪。国防部情报局的反情报分析人员在1996年就开始怀疑安娜·贝兰·蒙特斯（Ana Belen Montes）的忠诚度，这一事实说明，判断可疑人员身份“并非只是由于一次偶然因素或观察，而是通过多次细微因素和观察的积累后作出的综合判断”。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情报界有……理由相信……一名古巴间谍已经打入内部，或许就在华盛顿的重要核心部位”。

如果不能准确地判断情报泄露的途径，反情报调查人员就要调查有条件掌握这些情报的具体人员（情报来源的身份或在执行的技术行动具体情况），收集他们在境内外的活动情况，检查其在财务方面的变化，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弱点，然后采取监视措施或诱捕主要嫌疑人。同时，必须分析外国情报来源出于掩盖情报泄露真实渠道而提供迷惑性情报的可能性。例如克格勃为了掩盖与埃姆斯存在情报合作关系，使用了一名被中央情报局称为“GTPROLOGUE”的人。

不过，该项反情报调查最终的结果是埃姆斯因泄露12名美国人力情报渠道（其中大部分被处决）以及与其本人有关的多项技术情报搜集行动情况而被捕，同时还为针对其他嫌疑人的进一步调查提供线索。对埃姆斯和蒙特斯的怀疑最初来自其同事的直觉。与蒙特斯案情况不同的是，在埃姆斯案中，埃姆斯的同事观察到埃姆斯的生活方式在其完成一次海外任务返回华盛顿后突然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对其的怀疑。所谓的变化包括埃姆斯购买了一套价值超过50万美元的房屋，并计划进行大幅改造。

对埃姆斯的调查包括了解其本人及其妻子财产的可能来源、调查其所购买的房屋是否使用抵押贷款、信用调查、测谎以及对其住所实施搜查。通过更广泛的调查发现了6名可能的嫌疑人后，一个由10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将相关嫌疑人按照嫌疑程度从高到低进行打分排序，每次调查中排序最靠前的嫌疑人打6分，对排序对靠后的嫌疑人每次打1分，最后根据嫌疑程度打分得出的总分对嫌疑人进行排序。埃姆斯在第一轮调查中被打了21分，但是调查组决定排查所有打分在15分以上的嫌疑人。随后的调查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分析泄密案件的档案、编制所有已退休、辞退或者在1985年至1986年死亡的中央情报局雇员名单、访谈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情报站工作人员、调查可能存在接触克格勃官员的出境情况、分析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关可能存在渗透活动的报告、重新报告变节人员和固定情报来源。在调查组发现埃姆斯在会见一名克格勃官员后银行存款显著增加后，加强了将其作为重点嫌疑人的判断。

情报搜集

了解外国情报和安全部门，所需的情报包括：相关设施的数据、领导组织、总部及实地指挥人员、交联方法、行动方式、关注的领域等，这些情报最终被用于压制针对美国的敌对情报活动。相关情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

与友好机构和敌对机构的公开交流途径可以获得政府文件（如电话簿、手册、年度报告、国会听证、调查项目报告等）、网站、书籍和文章（由相关机构的前官员撰写）和报纸。例如曾有俄罗斯的报纸刊登了有关国家侦察卫星的文章、一名以色列摩萨德组织前官员撰写的著作、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调查报告以及大量外国情报部门的官方网站。

一条绝对预料之外的公开渠道案例，是关于中国情报活动的，其内容为某位解放军将军的内部讲座视频。视频中，该将军讨论了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间谍的情况。该视频时长数小时，在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前被上传至多个网站。监管部门所采取的撤下视频的措施未能阻止该视频通过YouTube网站浏览。

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部一份关于伊朗情报安全局的报告，阐述了传统公开来源对获得有关敌对国家、封闭社会情报方面的重要程度。利用英语和波斯语来源（包括报纸、博客、广播、伊朗对内对外电视）获得的信息，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部撰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伊朗情报安全部的历史背景、组织机构、重要领导、指挥系统、司令和控制体系、成员和招募、行动和策略、情报能力、主要行动领域、财务状况、外国设施和支持、通信方式应用等情况。

伊朗的媒体也报道过关于国防部披露的新型侦察无人机的情况。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社报道称，“弗特罗斯”（Fotros）无人机航程达到1250英里（能够覆盖中东地区大部），并且可携带空对地导弹。互联网上的一条解说视频介绍了一款中国产无人机，并展示了卫星上传链和合成孔径雷达。

由私营机构撰写的关于利用公开渠道情报的两份报告，阐述了近年来外国计算机网络窃密组织情况及其主要活动。第一份报告是由2049计划研究所完成的，论述了多家机构——某部和某计算中心——在网络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另一份报告是由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完成的，也是介绍了某部的活动情况。

涉及友好机构的情报主要是通过交流和培训方式获得的。1978年，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军事联络办公室成员，通过意大利政府一些内部来源获得了有关意大利新建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军事安全情报局、国内安全情报局）工作低效的情报。此人根据相关情况向国防部情报局呈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报告，指出为军事安全情报局的反恐行动提供的资源不可能高效地发挥反间谍作用，国内安全情报局的指挥官不能胜任其职位，而且两机构的工作表现极差。

2009年11月，由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发出一份电报，根据该使馆官员的报告，介绍了墨西哥的情报系统。该文的开头写道，“总统卡尔德隆（Calderon）的安全战略缺少高效的情报系统，因此无法获得高质量情报，也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情报行动。”该文还讨论了墨西哥政府的情报战略，包括参与情报管理和执行情报活动的组织机构、存在的挑战、“改变情报工作不利现状的措施”。经过分析和观察，该文的最后得出了一个评价意见，即“墨西哥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够建成自给自足的内行情报系统”。

通过与盟国情报机构的联络也可以获得有关敌对机构活动的情报。例如，法国本土警戒局（DST）曾通过其安插在克格勃的代号Farewell的间谍——弗拉基米尔·维特罗夫（Vladimir Vetrov）获得情报后，将相关情报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81年开始，Farewell向法国方面提供了4000份有关苏联科技间谍活动的情报，其中包括有关苏联计划窃取西方技术秘密的情报和有关苏联秘密技术窃取活动的内部评估。值得特别说明的是，Farewell还提供了以下内容：（1）一份完整且详尽的苏联参与科技情报活动的机构名单；（2）有关苏联计划制定、完成情况以及非法科技窃密外国科技情报给各类军工行业节约的成本的报告文件；（3）在世界各地参与科技情报活动的克格勃官员名单；（4）“X条线”（冷战期间负责科技情报搜集的克格勃部门）官员在10个西方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西德、法国）招募的主要间谍的身份清单。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1981年将有关Farewell的情况告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并交给里根总统一份由维特罗夫获取的样品材料。几周后，法国本土警戒局的负责人马塞尔·沙莱（Marcel Chalet）访问华盛顿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会面，共同讨论Farewell的情况。

多种人力渠道也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第一种就是在敌对机构正式岗位任职的间谍。此类间谍既可能是“鼹鼠”（招募成功后打入敌对机构），也可能是“就地发展的叛逃者”（已经加入敌对机构后同意提供情报，例如Farewell）。间谍同意提供情报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或经济原因，也可能是被掌握了不正常两性关系或者从事经济违法活动的证据而被强迫或勒索提供情报。

冷战期间，美国方面曾多次成功地对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实施渗透活动。格鲁乌上校奥列格·潘可夫斯基（在第十一章有过介绍）提供了反间谍情报和其他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通过格鲁乌军官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Dmitri Polyakov）收集情报。波利亚科夫曾官至少将，后因被埃姆斯出卖而暴露，于1988年被处决。2002年11月，俄罗斯军事法庭判处俄罗斯情报官员亚力山大·塞帕契夫（Alexander Sypachev）上校从事间谍活动。塞帕契夫被指控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俄罗斯情报人员的报告，总篇幅为2页。

2013年， 两次意图明显的招募企图， 反映出美国情报部门在招募俄罗斯情报官员中特别关注重点。当年1月，使馆雇员本杰明·狄龙（Benjamin Dillon）在试图招募一名俄罗斯反情报部门官员时被捕。当年5月，使馆政治处三秘瑞恩·C·福格尔（Ryan C. Fogle）在一次招募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反恐部门官员的过程中被拘捕。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情况是福格尔当时携带技术设备，并携有承诺初次资助10万美元以及后续合作每年支付100万美元的信件。

2012年6月的一份报道，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渗透进入中国国家安全部。该报道称，中国政府拘捕了一名涉嫌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的国家干部。该名干部是一名秘书，时年38岁。一份报告称，此人中了中央情报局布置的美人计，而后接受美国方面的招募和培训。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对印度研究分析局（RAW）进行渗透，该部门是印度的主要对外情报机构。1987年，印度研究分析局高级官员乌尼克里希南（K.V. Unnikrishnan）被派往马德拉斯邦负责协调处理泰米尔猛虎组织叛乱活动。乌尼克里希南因被拍摄到与“女管家”在一起的照片而被勒索。近期的案例是关于印度研究分析局官员拉宾德·辛格（Rabinder Singh）。据报道，此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后在2004年实施抓捕前失踪。

据报道，对古巴情报总部（DGI）的渗透帮助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三起古巴在美国间谍活动大案，包括蒙特斯案、迈尔斯案（Walter Myers）以及“古巴五人组”案。古巴情报机构的密码翻译员罗兰多·沙拉夫·特鲁希略（Rolando Sarraff Trujillo）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帮助美国情报机构破译了古巴情报机构发给在美国间谍的信息。此人于1995年被捕，后在2014年被用于交换美方关押的三名“古巴五人组”成员。

2014年披露了一起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实施的最具争议的渗透活动。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一名（前西德）联邦情报局成员建立了秘密关系。相关报道称，此人在联邦情报局地区行动和对外关系处的文件收发室任职，向美国方面提供了200余份文件，其中至少包括一份文件反映了德国联邦情报局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活动的情况。此人因此获得了3.4万美元的报酬。

第二类人力情报类型是叛逃者。叛逃者能够提供有关情报或安全部门组织架构、行动情况、领导层等多方面的情报。1983年叛变的尼加拉瓜国家安全总部的亨特·博拉尼奥斯（Hunter Bolanos）少校，就可以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收获的情报富矿。自1980年1月至1983年5月7日，博拉尼奥斯专门负责监视美国使馆以及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国内的活动。博拉尼奥斯提供的情报反映了尼加拉瓜国家安全总部的组织架构、人员数量、尼加拉瓜政府解聘的外国顾问人数、苏联提供的窃听设备等情况。

同样的，从古巴叛逃的高级情报官员也会提供有关本国的情报与反间谍活动。1987年6月，古巴情报总部弗洛伦蒂诺·奥皮拉哥·伦巴第（Florentino Apillaga Lombard）少校叛变，并向中央情报局官员提供情报，反映美国在古巴境内安插的绝大多数间谍都是为古巴政府工作的双面间谍。

冷战期间，美国从克格勃和格鲁乌的大量叛逃人员提供的情报中获益匪浅。正因如此，中央情报局才有能力详细（但不完整）掌握上述两个机构的组织架构和活动情况。如前所述，尤尔琴科二次叛逃之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渗透美国情报界的信息。美国方面据此发现了中央情报局前官员霍华德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佩尔顿向苏联方面提供情报的情况。尤尔琴科称，佩尔顿和海军间谍沃克是克格勃在美国最具价值的间谍。

1986年6月，有报道称，克格勃在北非地区行动负责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络人奥列格·阿格兰涅茨（Oleg Agraniants）叛逃至美国。阿格兰涅茨在叛逃之前，已经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年时间，并向美国方面提供了克格勃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的间谍名单。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国内局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导致大量克格勃官员叛逃。1990年，克格勃驻比利时情报站负责人伊戈尔·克钦斯基（Igor Cherpinski）叛逃。1991年，克格勃驻意大利热那亚上校军官谢尔盖·伊拉里奥诺夫（Sergei Illarionov）叛逃，并帮助西方国家情报机构掌握了克格勃在欧洲的情报网络。代号为“AVENGER”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叛逃官员，帮助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另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后者提供了有关罗伯特·汉森的情报。2000年或2001年年初，俄罗斯大使高级助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员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ykov）叛逃。

2011年6月的11名俄罗斯间谍网案是由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S部美国处副处长提供情报才得以破获。该部门负责从事非法间谍活动（区别于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情报活动）。该情报来源最初被认为是谢尔巴科夫（Shcherbakov）上校。不过，后来有报道称，美国方面早在谢尔巴科夫上校叛逃前就已通过亚历山大·波提耶夫（Aleksandr Poteyev）上校获得了相关情报，此人比谢尔巴科夫更早叛逃。被抓获的11名间谍被用于交换被俄罗斯关押的囚犯。2011年6月，莫斯科军事法院缺席判宣判波提耶夫有罪。

第三类反情报信息来源是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人员的监控活动。1999年，有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安排大量人员在德国法兰克福监视伊朗情报人员活动，据信，伊朗情报人员将法兰克福作为在欧洲行动的基地。

垮台或被推翻政权的情报机构流散的文件可能成为能够反映该政权或者其同盟成员实施情报行动和秘密采购活动的有价值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花费100万至15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一条来源手中获得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文件。相关情报帮助中央情报局确认了散布在全世界的数千名东德间谍，其中有些间谍已经转向为其他敌对国家服务。

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刚刚崩溃的伊拉克情报局获取了大量档案资料。根据2003年的一份报告记载，这些收获“有助于美国方面调查伊拉克采购武器的渠道网络，并掌握了从萨达姆政府获得经济资助的重要间谍的相关情况”。相关档案记录了所有伊拉克情报官员及其所经营间谍的姓名，这些档案文件如果首尾相接平铺有94英里长。200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分析了特别安全组织（Special Security Organization）的档案。

除了人力来源和档案文件，技术手段搜集也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反情报数据。截获国内或驻外大使馆的通讯信息能够反映国内安全活动或对外情报活动。例如，美国与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截获苏联通讯信息，通过VENONA项目部分破译，取得了较大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至东德政权垮台期间，东德国家安全部是美国陆军驻柏林监听站的目标之一。最大可能是，许多国内安全部门的通讯，都是美国驻外使馆内特殊手段搜集局执行部门的目标。不仅如此，截获外国侦察卫星的信号也能够掌握这些卫星侦察目标的图像。

计算机网络窃密行动也已经与其他传统情报一样被用于搜集情报，以掌握外国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通讯联系以及活动情况。即使外国情报机构的计算机未连接互联网，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也能够从这些电脑中获取信息——通过间谍人员下载相关信息，或者利用这些电脑的漏洞。

在反情报方面，卫星影像的价值低于人力来源、公开来源或通讯情报。但是，卫星影像情报可以反映情报和安全机构的精确的位置和布局。如果授权针对上述机构进行直接攻击，这些信息就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支持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侦察航拍情报确定了伊拉克特种安全机构地区中心的位置，美国侦察卫星拍摄到了该机构的指挥部和伊拉克情报局所在位置，并且反映了空袭前后的图像对比。

另外，卫星成像情报也能够反映通讯设施和地面基站的现状和运营能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中国通讯设施、1981年和1983年发现的克格勃和格鲁乌的通讯情报收集站、以及苏联或俄罗斯的“GRU LOW EAR”系统接收天线。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图像解读中心1981年撰写的一份题为《苏联克格勃系统设施》报告，反映了苏联从事高频信号收集的31处站点，其中大部分在2012年5月前都还在发挥作用。该机构1983年撰写的关于克格勃通讯情报搜集站的报告，也反映了对11个站点的卫星影像分析结果。其后的报告提供了有关站点的名称、位置、天线和建筑物情况。该报告也记录了在上一份报告之后的新增建筑和在建工程情况。从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情况来看，即使在此份报告完成后的30年，大部分站点都还在发挥作用。2013年以来的其他的商业卫星图像与秘密卫星图像完全一致，能够反映中国方面设在昌吉市附近的卫星通讯拦截站。

变节者和情报员的价值评估

评估和审讯有关叛逃人员的情况，是反情报机构的另一项使命任务。美国方面为俄罗斯、尼加拉瓜、古巴以及多个东欧国家的叛逃官员提供政治庇护。自2005年起，有多名伊朗官员（阿里·莱扎·阿斯格里、埃米尔·穆罕默德·什拉兹上校）叛逃，并向西方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相关内容已在第十一章介绍。

情报审讯能够通过叛逃人员提供的情报掌握政府部门（尤其是敌对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员配置、政策、能力和活动情况，以及叛逃人员在脱离原机构的活动情况。除了提炼有价值的情报外，负责审讯的人员还需要判断所获得情报的可靠程度。

在处理叛逃人员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必须判断叛逃人员所掌握情况的来龙去脉。在出现情报枯竭时，叛逃人员可能会夸大或造假。审讯工作之所以具有极高的复杂性，就是因为很多叛逃者都会保留有价值的情报，以换取继续提供保护的承诺。

根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前官员的介绍，1989年叛逃的原克格勃官员谢尔盖·帕普申（Sergei Papushin）“经过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发现其掌握的有关克格勃反制美方措施的情报非常有限。对我们没有多大价值”。由于没有受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重视，谢尔盖·帕普申感到非常沮丧，但是又提供了一些情报并担保情报准确，以博取信任。这次他声称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只“鼹鼠”。不过，“随着审讯不断深入，谢尔盖·帕普申捏造的谎言不断被拆穿。他供述的情况都经不起推敲”。

无法判断叛逃者的忠诚度，会导致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情报搜集行动陷入瘫痪：一是无端怀疑会损害情报官员的职业前途；二是会导致无法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情报；三是可能会依据虚假情报进行决策或军事部署。1962年，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戈利岑（Anatoli Golitsin）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叛逃，加上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官员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对内部间谍的长期怀疑，据此情报发起了一场发现鼹鼠的调查，毁掉了多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职业生涯，引起了对其他多名克格勃叛逃官员的怀疑，也导致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秘密情报搜集行动陷入停滞。

在尤尔琴科案中，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官员和分析人员需要评估其究竟是后来改变主意的正常叛逃，还是苏联方面派遣的间谍。从1975年8月至1980年8月，尤尔琴科任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安全官，负责该使馆设施和苏联公民的安全、信息保密和审查外国旅客。1980年9月，他出任第一局K部门的负责人，直至1985年3月。他在这个岗位上负责调查有关克格勃人员的间谍嫌疑案件和有关该局的泄密案件。自1985年4月至7月，尤尔琴科任第一局副局长，该局负责在美大地区实施情报行动。

叛逃3个月后，尤尔琴科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的一次媒体会上露面，声称自己遭到麻醉绑架，而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隔离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菲德里克斯堡的安全屋里。按照尤尔琴科的说法，他是利用了追捕者的“短暂疏忽”的机会逃走的。事实上，他是从乔治敦的一所旅馆走出来的，根本没有受到中央情报局看守人员的阻挠。两天以后，美国官员拜访了尤尔琴科，以判断其是否受到胁迫，然后尤尔琴科乘坐飞机返回莫斯科，并在当地举行了两个小时的媒体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尤尔琴科和苏联官员指责美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之后有关尤尔琴科被处决的消息被证明是失实的，当时他被目击行走在莫斯科街头。

尤尔琴科叛逃之后，美国官方分析了其叛逃的原因，如果尤尔琴科是最开始就计划了再次叛逃的间谍，那么克格勃应该是企图通过尤尔琴科收集有关中央情报局如何处理和审讯叛逃者，或者是让中央情报局难堪，并以此阻止其接受苏联的叛逃人员。里根总统和参议员帕崔克·莱西（时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其他认为尤尔琴科所提供情报“过于陈旧”的官员，都认为尤尔琴科是苏联派出的间谍。

其他人则认为，尤尔琴科最初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叛逃人员，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尤尔琴科发生根本转变的原因中，妻子（驻加拿大官员）的反对、公众的关注以及对祖国俄罗斯的思念是一般苏联叛逃人员都经历过的，而尤尔琴科也非常渴望与家人团聚，尤其想念自己16岁的儿子。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威廉·韦伯斯特怀疑尤尔琴科假装叛逃回苏联，而且认定尤尔琴科已经向美国提供了有关霍华德和皮尔顿的情报。

1993年初，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称，中央情报局已经认定尤尔琴科是一名正常的叛逃者。盖茨表示，“这既是我的态度，也是在座所有人的态度。尤尔琴科是真诚投靠的。我对尤尔琴科的判断是，他提供了非常特殊的信息，其中有反情报领域的情报，非常有价值，因此不可能是苏联派遣间谍”。

近年来，中国、伊拉克和伊朗的相关案件也都说明，判断间谍叛逃人员是否真心投靠，评估间谍人员所提供的情报是否真实以及是否能够发挥稳定作用，都是非常有必要的。1995年，美国方面收到了一名主动投靠的台湾“安全局”人员提供的文件。此人自称是导弹专家，提供的文件中有一份是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88年编制的20页备忘录。该文件反映了导弹设计者和生产者名单、中国未来发展导弹力量的五年战略，还描述了中国和美国的武器特点。台湾方面将相关情报和这名主动投靠人员一并移送至中央情报局驻台湾情报站。

这名主动投靠者频繁返回中国，在前往美国后会带来更多的文件——超过700份共13000页。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翻译团队被派往台湾翻译这些资料。同时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的测谎专家用提问的方式对这名主动投靠者进行测谎，以判断此人是否为执行外国情报机构的欺诈任务。此人后被送往美国，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判断整个行动是否为中国情报部门所主导。最后的结论是，此人很可能是双重间谍——不过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2001年，国防部情报局审讯了多名自称能够提供萨达姆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的叛逃人员。其中一人告诉审讯人员一项所谓的“替代设施”项目，内容是利用国有企业建筑物、私人别墅和地下洞穴掩藏储存和生产设备。另一名叛逃者是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转移来的，他提供了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成果以及伊拉克支持外国恐怖组织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研判认为此人修饰并夸大了自己的情报条件。

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夕，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向美国情报代表移交了多名叛逃人员。在一份有关美军情报工作以及战争情况的报告中，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指出，经过国防部情报局审讯，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移交人员所提供的情报有真有假。该报告认为，入侵伊拉克后，国防部情报局报告称相关来源提供的情报“包括了各种信息，在质量、准确性和价值方面参差不齐。在某些个案中，相关来源所提供的情能够印证其他情报，或者能够补充美军情报数据库的不足。但是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几乎或者完全没有价值”。

一名代号为“弧线球”的叛逃者是发挥突出情报价值的叛逃人员之一，不仅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发挥配合作用，还提供了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动的线索。此人最初叛逃至德国，由德国情报总局负责羁押。“弧线球”透露了伊拉克当时正在研发移动式的生化武器实验室。该情报印证了其他情报，并且被时任国务卿鲍威尔作为其2003年2月5日联合国演讲的重要内容。由于德国情报总局拒绝批准联邦调查局直接接触“弧线球”，而且谎称“弧线球”不会说英语而且反美，因此对其进行评估的过程非常艰难曲折。

尤尔琴科案件往事使人联想起，伊朗核武器科学家沙赫拉姆·阿米里（在第十一章中有过介绍）在2009年叛逃，后在向美国方面透露了伊朗核活动相关情报后于2010年再次叛逃。与尤尔琴科一样，阿米里声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其实施虐待和刑讯，安排特工评估其叛逃的动机，并研判其提供情报的可靠程度。

最具戏剧性同时其最终结局也是最不幸的案例，是对一名能够成为间谍的人真实动机的误判，该人名为胡曼·哈利勒·阿布木拉尔·巴拉维（Human Khalil Abu-Mulal Balawi）。2009年12月30日，约旦情报总局将约旦籍医生巴拉维移送至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称其已经提供了“经过独立核实”的情报，而中央情报局方面确信其能够接近基地组织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艾曼·扎瓦希里）。在美军驻阿富汗霍斯特省的基地，此人引爆了自杀式炸弹。在一份事先录制的自杀视频中，此人声称已经将美国和约旦情报机构的秘密提供给了“激进分子”。此次爆炸导致了巴拉维本人及其他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联络官、基地指挥官詹妮弗·马修斯（Jennifer Matthews）、分析员伊丽莎白·汉森（Elizabeth Hanson）、3名中央情报局雇员以及一名约旦情报官员。一个调查小组研究认为，巴拉维是“未经彻底审查，也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防范措施”。在完成相关调查后，反恐怖主义中心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反恐情报审查小组，主要负责参与对高风险/高价值的间谍的工作，评估其潜在风险。

调查研究、分析和其他成品

对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来说，必须有专门的人员能够破译、理解并且报告有关其他国家情报安全机构的人员、组织架构、设施、情报技术、过去及当前行动的情况。只有通过有组织的主动情报搜集行动，才能够高效地掌握相关信息。同样，只有掌握了相关情报，才能有效地实施渗透、干扰和压制行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其前身是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的报告，是美国情报界从事有关外国情报机构研究的重要成品。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研究针对存在利害关系的情报机构，既有敌对国家也有友好国家。这些报告中的一部分能够详细介绍相关情报机构的起源、组织结构、任务职能、行动模式、上级管理等情况。例如，完成于1977年3月的一份47页研究报告，标题为《以色列：对外情报和安全机构》。该报告的第一章介绍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背景和发展、目标、组织架构、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以及专业标准。第二、三、四章介绍了以色列3个主要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摩萨德、安全总局、情报总局。在每个部分中，报告介绍了该部门的职能、组织形式、行政管理（包括培训）、行动方式。另外，该报告还介绍了以色列情报部门与外国情报部门的联系情况。随后的三节介绍了外交部研究政策中心、国家警察署以及主要官员情况，最后一节就主要情况进行了评述。

其后，有关以色列的反情报成品是中央情报局于2006年7月25日完成的报告《以色列反情报环境评估》，该报告保密程度更高。该报告分析了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和技术侦查等内容以及限制中央情报局收集有关其政治、军事发展情报的反情报工作成果。

1985年，中央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编制了一份24页的研究报告，题为《伊拉克：对外情报和安全机构》。该报告概括性地研究了伊拉克情报机构的发展和背景，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重要人物，另有章节分别介绍伊拉克情报局、军事情报总部、国家安全总部的职能、组织以及实践活动。图15.1，为该报告的目录。

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都需要更新相关情况，即使美国方面一直参与其中。2006年6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告知负责情报工作的副部长斯蒂芬·坎博内（Stephen Cambone），“我对伊拉克的情报一无所知”，而且“我们需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担心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或者是什么都没做，或者是我们对已经做了的事情很不满意。”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翰·阿比扎伊（John Abizaid）将军的回忆录记载，不到一个星期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再次写道：“我对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的情报能力一无所知”，而且“我将批准更新相关信息”。

图15.1《伊拉克：对外情报和安全机构》目录

一项1984年题为《苏联情报：克格勃和格鲁乌》研究，专门介绍了苏联两家情报机构的背景和发展、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关系、内部安全及反情报措施。

俄罗斯的情报和安全结构在诸多方面与苏联时期存在显著区别。当前，俄罗斯主要有3个情报机构：对外情报局、联邦安全局、俄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所有关于俄罗斯安全机构的研究，都会分析他们对苏联模式的传承、从苏联模式向后苏联初期模式以及当前模式的过渡过程（包括创建新机构、取消旧部门、部门整合以及主要机构的重命名）、当前组织、规模、目标和主要人员。

这些研究比1992年9月的中央情报局解密报告《俄罗斯安全机构：片段整理》更加详细地介绍了相关问题。这份7页的报告介绍了苏联情报机构（格鲁乌除外）在1991年8月至1992年9月间的变化过程，简略介绍了该报告编写时的苏联情报机构组织以及机构负责人的个人简介。

国防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安全机构也会从事反情报研究。国防部情报局撰写的1978年12月15日情报评估《意大利：情报安全机构重组》，研究了意大利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背景、主要人物、情报改革以及对未来的展望。1998年至1999年间，国防部情报局撰写了多份《外国情报威胁评估》文件，内容包括来自以色列、日本、韩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古巴、墨西哥、沙特、肯尼亚、埃及的情报威胁评估。军事情报风险中心（该机构在1995年被国土情报中心合并）撰写的研究报告有：《意大利：反情报评估》（1984年4月），综述了该国情报和安全组织情况以及其在恐怖主义、战时破坏以及间谍活动方面造成的威胁；《法国领土监视局：不断变革的机构》（1986年9月）、《法国：反情报评估》（1981年6月）、《格鲁乌在华盛顿特区的活动情况》（1983年4月）以及《巴拿马的古巴情报威胁》（1978年5月）。

《伊拉克叛军和极端组织反制美国的反简易爆炸装置系统的情报能力》（2006年）和《反遥控简易爆炸装置电子战系统的情报威胁评估》（2007年），这两份报告是陆军反情报中心的成品。不过，该机构最著名的成品是2008年撰写的《维基解密网站：外国情报机构、叛军和恐怖组织的在线参考》，不过这是其预料之外的收获。该报告分析了维基解密网站给安全防范、反情报、行动安全和信息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认为近期违规泄露的国防部保密信息可能会给外国情报机构、恐怖组织、叛军组织以及其他外国敌对势力实施针对美军的袭击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报。该报告建议，“对现任雇员或前雇员、泄密者、主动告密者采用调查、曝光、解雇以及其他司法手段，能够有利于制止其他人员利用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相关信息。”

国防部安全局也编写许多情报成品。自2011年起，国防部安全局开始编制一份保密性的月度报告《绯红之盾》（The Crimson Shield）。该成品收集重要的反情报、情报文献以及与承包商相关的安全问题。该机构还编写一份公开发行的季刊《猩红哨兵》（Scarlet Sentinel）以及保密报告《瞄准美国科技：国防工业互联网情况报告的趋势分析》。另外，该机构还编制了一份非保密性的年度报告，标题为《瞄准美国科技：国防工业报告趋势分析》。

干扰与反制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对外国情报机构活动的反制作用。对敌对组织的渗透既能够收集情报，又能够破坏敌对组织的日常管理活动。1980年，波兰非军方情报和安全机构——波兰国家安全局（SB，波兰语词汇），开始通过硅谷工程师詹姆斯·D·哈珀（James D.Harper）收集保密信息。哈珀在一家南加州的国防部供应商工作，将掌握的总重一百多磅的保密报告出卖给波兰国家安全局，换取了25万美元报酬。相关文件中大部分是涉及导弹和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机密或秘密级文件，其中有1978年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研究》（报告终稿）、1981年的《美国弹道弹道防御特遣部队报告》、1978年由马丁-玛丽埃塔公司撰写的研究报告《大气层内非核武类杀伤技术需求及释义研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对波兰国家安全局的渗透发现了哈珀的活动。在被捕时，哈珀正准备再发出重达150磅至200磅文件。

反制敌对情报机构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向第三国提供情报，促使该国对敌对情报机构的官员和间谍采取行动。在很多案例中，中央情报局会通过与友好机构的联络渠道自然地提供此类情报。例如，中央情报局曾向英国安全局提供了有关东德情报机构在英国活动的情报。派驻希腊的格鲁乌官员谢尔盖·布哈拉（Sergei Bokhane，代号为GTBLIZZARD）叛逃时，提供了至少3名希腊人参与苏联间谍活动的线索。其中有迈克·米迦罗科诺莫斯（Michael Megalokonomos）。在被抓获时，此人掌握一份密码本、一件缩微胶片阅读设备、一架能够接受专门频率的电台以及一本介绍如何发报的说明书。另一名被布哈拉指认的间谍名叫尼克斯·皮匹索利斯（Nikos Pipitsoulis），此人向苏联官员出售了一台电子设备，获取了4.3万美元的报酬。另外，在希腊国防指挥部负责数据分析的一名少校，将其所掌握的数据提供给苏联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布哈拉提供的上述线索转交给希腊安全部门，促使这3名间谍被捕。

在其他情况下，相关信息也可能会提供给敌对国家。1983年春，伊朗共产党被取缔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伊朗的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政权及安全部门提供了一份苏联间谍和伊朗国内通敌者的名单。结果，18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200名嫌疑人被处决，伊朗共产党领导人被监禁。

另一种反制方法是运用双面间谍。对海军上校尼古拉·彼得洛维奇·阿尔塔莫诺夫（Nikolai Federovich Artamonov）的运用，是中央情报局操作但最终事与愿违的双面间谍行动。阿尔塔莫诺夫是苏联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巡洋舰指挥官，1959年在瑞典叛逃。阿尔塔莫诺夫后被海军情报办公室成功招募，之后前往美国。在审讯中，阿尔塔莫诺夫向海军情报办公室提供了有关苏联方面利用旅居人员从事情报搜集的信息、苏联核武器战略、苏联巡洋舰的反潜艇策略。后来，此人将姓名更改为尼古拉斯·沙德林（Nicholas Shadrin），在海军科技情报中心任翻译。1966年，沙德林调至国防部情报局工作，有苏联情报官员预期接触并试图实施招募。沙德林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自己受到招募的情况，而联邦调查局则说服其成为双面间谍（其本人最初很不情愿），假意接受苏联方面的招募，并故意向克格勃提供中央情报局篡改后的情报。

假意为克格勃工作数年后，沙德林开始出境与其联络人会面。但是在1975年12月20日于维也纳会面后，沙德林再没有返回美国。据尤尔琴科的透露，沙德林在维也纳遭遇了苏联间谍绑架，在一辆四门汽车后排座上发生过厮打，但是后来被苏联间谍用氯仿麻醉。

军队机构也会实施进攻性的反情报行动，针对“有嫌疑或者已知从属于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其他个人”进行打击，以反制“恐怖主义、间谍活动或其他能够威胁美国国防部安全的秘密情报活动”。此类行动既可能是运用被控制的反情报来源（CI controlled source），也可能是运用双面间谍。根据1982年陆军的一项相关规定，运用双面间谍“可能会采取非传统的措施和行动”。这些非传统的行动方式可能与军事机构已有的标准和方法发生冲突。因此，这些措施只有在获得反情报部门负责人或更高部门授权时才能够运用。2008年，一份国防部指导文件要求“经国防部部长命令批准组建联合反情报机构，有权授权实施进攻性的反情报措施”。该机构主要按照作战命令在冲突地区从事“策略性和操作性的反情报任务”。

一般是在美国军事机构的人员报告遭遇外国情报官员接触后，才能开始实施双面间谍行动。1984年，有481起士兵遭遇可疑的苏联情报官员或其支持者接触的情况。在反情报部门的指挥下，这些机构的人员会与外国情报官员保持联系，向其提供一些真假参半但看似有价值的低级别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由军事机构提供的。此类措施是故意向外国情报官员和间谍提供经得起鉴别的情报，以此消耗敌对机构的资源，也可获准提供一些有关美军能力和计划的假情报。

有一次招募行动的对象是亚诺什·斯摩卡（Janos Szmolka）准尉。此人从匈牙利移民前往美国，后加入美国陆军。1978年至1979年派驻西德时，斯摩卡获准前往布达佩斯探望母亲。在他第三次前往布达佩斯时，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主动会面，并提出保证为斯摩卡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以换取斯摩卡提供情报。

斯摩卡返回西德后向上级报告了上述情况。在此后的4年内，陆军反情报官员指导斯摩卡在欧洲和美国与匈牙利情报人员保持联系。1980年，通过正常的流转程序，斯摩卡被调回美国。1982年，美国陆军要揭露匈牙利在美国的情报网络，安排斯摩卡用密码信联系匈牙利人，称自己要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982年4月17日，斯摩卡前往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市的南方纪念碑附近，与一名匈牙利情报人员会面。联邦特工当时逮捕了这位名叫奥托·基尔伯特的（Otto A.Gilbert）匈牙利移民（已加入美国国籍），并起诉其从事间谍活动。基尔伯特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匈牙利情报机构的信息，以此换取了减刑。

招募外国情报官员的尝试可能会招募成功，至少也会引起目标机构对其产生怀疑。冷战后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实施的代号“COURSHIP”行动，意在招募克格勃和格鲁乌官员。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利用已掌握的有关苏联情报官员的信息以及心理分析结果，从中筛选招募对象。该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联邦调查局方面招募了格鲁乌官员瓦莱里·马丁诺夫（Valery Martynov），此人在中央情报局使用代号为“GTGENTILE”，在联邦调查局方面的代号为“PIMENTA”。埃姆斯和汉森都向苏联方面泄露了此案相关情况。

在乔治·特纳掌管美国中央情报局期间，该机构实施了针对伊朗情报安全部的干扰活动。该机构官员与伊朗情报安全部的官员接触——在大街上遭遇或任何机会——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或者提供情报。特纳认为，这种接触“毫无疑问会破坏一部分人的职业生涯”，不过偶尔也会产生情报成果。

干扰和反制不仅针对外国机构的情报搜集行为，也会针对外国机构（军事和非军事部门都会实施相关活动）窃取技术的活动。“Farewell”提供的情报帮助中央情报局实施了一次针对克格勃“X条线”的行动，导致其窃取了伪造的产品，包括假造的计算机芯片、有缺陷的涡轮机以及有关隐形飞机和太空防御的假情报。

反情报活动的技术支持功能

反情报技术支持功能包括技术侦察对抗、测谎和可信度评估、行为科学、网络攻防。技术侦察对抗是指“发现、反制以及攻击多种用于非法获取保密和敏感信息的外国渗透技术”，其中包括用于探测办公室窃听装置、检测计算机是否被破坏的技术。

测谎和可信度评估包括长期对情报界工作的雇员进行“测谎”，以此起到制止其不当行为、叛逃，或者鼓励其承认存在破坏行为。可信度评估是“利用现有以及潜在的技术和程序评估忠诚”。

行为科学包括研究参与间谍活动动机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行为表现。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编制的1993年1月号《反情报趋势》中收录了一篇《人们为什么做间谍：监狱研究项目报告》。该文在访谈25名被捕美国间谍的基础上，研究了这些人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该文提出，愤怒和报复是最常见的间谍行为动机。

网络攻防包括数据取证——为确定既遂或未遂计算机侵入残留的数据指纹进行的调查活动。网络漏洞评估，如其字面含义，就是发现计算机系统是否存在可能被攻击或破坏的漏洞。

第十六章　秘密行动

传统上，美国政府不便直接出面时，就以秘密行动的方式影响外国政府、重大项目、组织或个人，以服务美国对外政策。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期间，“公开或秘密行动”被频繁使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针对尼加拉瓜左派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的颠覆活动和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期间，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这种曾经被认为是秘密行动的做法已经公开实施。

冷战期间，美国的秘密行动包括以下方面：（1）政策咨询和建议；（2）向个人提供经济资助；（3）向政治派别或团体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4）向劳工组织和企业等私营部门提供支持；（5）秘密宣传；（6）对个人进行培训；（7）经济行动；（8）为颠覆或扶植政权而采取的政治行动或准军事行动；（9）未遂的暗杀活动。准军事行动或政治行动等都是很明显可见的，一般被用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颠覆政权或者打击叛乱武装。很多幕后的政治活动和秘密宣传活动也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例如在选举中打击某一候选人或党派。

其他不易观察到的行动，如秘密宣传或者针对个别人员、组织的援助，一般是为了实现美国的长期目标以及反制苏联方面的同类行动，而不是为了实现某一具体的短期目标。进而言之，一些显而易见的行动可能在实施时就没有预期“成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开始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援助，当时就没有将促使苏联撤军预期目标，而仅仅是为了消耗苏联方面的资源，并且吸引国际社会关注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自1946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开展了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支持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派别和劳工组织；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团体；策划颠覆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府；针对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军事行动（包括暗杀）；意图阻止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竞选智利总统的政治行动以及在其当选后的颠覆行动；针对苏联在欧洲部署SS-20型弹道导弹以及尼加拉瓜共和国左派桑地诺政权的秘密反宣活动；在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的准军事行动；在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政治支持行动。

冷战结束之后至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前，可以划为后冷战时期秘密行动的第一阶段。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在西欧和其他地区支持秘密行动印制出版物宣扬西方民主价值的主要原因，其目的是为了削弱苏联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权对外宣传活动效果。相较而言，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拉克、朝鲜和利比亚之间并没有与美苏之间相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

除此之外，早期的秘密行动，例如支持政治派别或广播电台，现在都基本公开化了。因此，在1990年的大选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为尼加拉瓜国内反桑地诺政府的政治派别提供支持。1989年9月22日的总统国家安全令宣布，“国务院有责任为自由、平等的选举程序提供强有力的公开援助。在遵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任何方式支持与桑地诺政权竞争的民主反对派。”该总统令还进一步指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不应采取秘密行动的方式支持任何政治派别或其他利益集团。”

199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开始为印度尼西亚人权事业和自由言论团体（其中包括由一名印度尼西亚民主运动领导人主导的印度尼西亚法律援助协会）提供经济援助，截至1998年总额已达到2600万美元。除此之外，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向30个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在2000年塞尔维亚大选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民主基金会为学生团体、劳工组织、独立媒体以及参加街头集会的塞尔维亚重金属乐队（以吸引选民参与投票）提供支持。与之类似，一些接受资助的广播电台项目，例如（经1997年国会批准）亚洲自由广播（Radio Free Asia）和波斯语法尔达电台（Radio Farda），都已为公众所熟知，而不再被认为是秘密行动。

新出现的多个流氓国家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苏联未解体时，这些国家受到苏联的约束。虽然在政治上削弱这些国家是美国秘密行动的政策目标，但是同等重要的目标是阻止这些国家获得能够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同时阻止其建设能够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

在这个时期，主要针对三大跨国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毒品非法交易。武器扩散的形式可以是从欧洲（通过物理或电子方法运输至目的国）获得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和情报，然后在目的国制造相关武器产品。同样，恐怖主义可以是在黎巴嫩和阿富汗策划，经过瑞士的资金提供资助，最后在伦敦、巴黎或者非洲实施恐怖活动。最后，毒品非法交易的整个实施过程中，指挥、生产、运输、储存、交接以及派送等环节都可能散布在不同国家。在每个案件中，可能会直接针对一系列部位采取措施，也会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以达到瓦解或消灭此类活动的目的。

除以上情况外，冷战后第一阶段的秘密行动还有其他重要内容。出于避免空中侦察和保护设施免受攻击的目的，地下建筑被广泛应用。因此，为了破坏这些地下目标，就必须更多地运用准军事行动的方式。这些目标可能是指挥和控制设施、导弹制造厂、飞机掩体、潜艇基地或者核设施。

另外，秘密行动部门也能够运用很多新的手段。网络武器可以算是众多重要新型技术中佼佼者。网络武器可以用来夺取敌方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或购买大规模杀伤武器技术的金融资源，或者也可以用于直接破坏敌方设施。一份报告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命对塞尔维亚政治强权人物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银行账户实施网络欺诈行动。1997年，国防部长授权国家安全局从事计算机网络攻击行动。2003年，“五角大楼的策划人员设计了旨在破坏伊拉克金融设施的网络攻击方案”，不过这些方案并未得以真正实施。

行动目标和使用技术的变化，意味着秘密行动的策划和执行主体不再仅局限于中央情报局，其他机构也可以从事秘密行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军事电子信号情报机构也负有从事网络军事行动的责任。除此之外，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及其辅助机构（详见第六章）在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毒品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8年发生袭击美国在非洲的大使馆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授权采取秘密行动，对基地组织策划的恐怖活动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破坏。克林顿总统签发了3项通知备忘录（Memoranda of Notification, MON），第一条授权击毙本·拉登，第二条将此授权扩大适用于基地组织的多名高级领导人，第三条是授权击落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用航空器。

“9·11事件”开启了秘密行动的新纪元。上文中所提到的冷战后第一阶段的秘密行动方式仍然得以沿用。但是美国却发现自己在全世界范围内面对一个全新意识形态冲突——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是激进伊斯兰主义或伊斯兰极权主义。如果说在“9·11事件”后这种冲突尚未立即显露的话，经过之后的若干年发展，这种矛盾已经非常凸显，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之后变得尤为突出。

“9·11事件”不仅推动了非常规引渡的广泛运用，也增强了消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坚定意愿。小布什总统签署了总统调查令，授权采取任何有必要的方式达到消灭本·拉登及其组织的目的。本·拉登的通讯网络、安全组织、组织架构都受到了破坏。基于两份秘密备忘录（其中一份是在1998年签署的，另一份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签署的），小布什政府提出，禁止采用暗杀手段的行政命令不适用于正在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战争行为的人员。根据相关要求，美国建立了庞大的无人机基地，并利用“捕食者”无人机和“收割者”无人机实施情报收集或空袭行动。无人机基地一般设在阿富汗、吉布提、卡塔尔（阿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埃塞俄比亚、塞舌尔和巴基斯坦。

2009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向奥巴马总统呈交了一份包含14项正在实施的秘密行动项目名单，包括以下几类：

●在60多个国家秘密实施的进攻性反恐行动；

●阻止或迟滞伊朗核武器研发；

●阻止朝鲜建设核武器制造厂；

●针对特定国家实施防扩散行动，防止其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配合驻阿富汗美军或独立实施攻击性或非攻击性的行动；

●在伊拉克实施多种攻击性行动；

●为阻止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提供秘密援助；

●向土耳其提供情报和其他援助，以阻止土耳其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建立根据地；

●阻止毒品生产及走私；

●实施准军事行动；

●非常规引渡、扣押和审讯。

除了这些由中央情报局实施的行动之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在2010年9月30日还签署了非常规战争联合作战命令。据报道，该命令旨在建立一系列网络以实现“渗透、干扰、击溃或消灭”基地组织和其他武装组织的目标，同时能够为美军及当地部队实施后续攻击“创造条件”。

阿富汗

自1998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北部部署人员，向北方联盟的领导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提供了一大笔经费，说服其调动军队参与抓捕或击毙本·拉登行动。招募马苏德后，实施了一次针对本·拉登巡航导弹袭击，但是此次袭击以失败告终。不过，按照本·拉登的安排，当时他应该在遭空袭地点会见二三百名基地组织成员。1999年，特种行动部成员秘密进入阿富汗境内，准备在捕获本·拉登后利用沙漠飞机跑道返回，或者在美军的部落盟友陷入绝境时利用该机场脱困。

“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决定消灭基地组织以及为其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中心（CTC）制定了一项计划，即派遣反恐中心的特种行动小组和特种部队成员前往阿富汗多个地区，与北方联盟以及其他阿富汗反对派共同作战。这些小组由会说波斯语或达里语的军官负责指挥，一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任副手。

9月26日晚，第一支“JAWBREAKER”小组，也被称作北方联盟联络小队，抵达阿富汗北方的潘杰希尔峡谷。该小组的任务包括为美军提供情报，支援北方联盟，以及进行电讯情报搜集。同时，该小组还承担了秘密行动任务：说服北方联盟允许美军进入该地区，并为北方联盟提供经济支持。

该小组向北方联盟的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法希姆·罕（Mohammad Fahim Khan）将军提供了100万美元，支持其军队准备参加后续的战斗。该小组还向北方联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提供了50万美元，后又在10月中旬再次向法希姆将军和北方联盟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博士（Dr.Abdullah Abdullah）提供了170万美元。上述提供的资金中，有75万美元用于帮助法希姆的部队提供军事补给，25万美元用于向战场附近平民发放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另外，还有25万美元准备支付给北方联盟高级指挥官奥萨德·阿塔将军（Osad Atta）。还有45万美元用于北方联盟情报机构的日常运营以及收买塔利班指挥官投靠北方联盟。

2001年10月上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ECHO小队在阿富汗南部与哈米德·卡尔扎伊会面。卡尔扎伊曾是一名很有名望的部族领袖，后被迫逃离阿富汗，并在巴基斯坦组织力量抵抗塔利班组织。卡尔扎伊是第一位与美国合作的普什图族领导人，在阿富汗南部共同建立抵抗组织。在此次会面中，ECHO小队和卡尔扎伊筹划支持其重返阿富汗，并安排向卡尔扎伊的支持者空投武器弹药。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向南部地区的反塔利班组织援助AK-47突击步枪和其他轻武器以及服装和食品。这些接受援助的组织包括卡尔扎伊的部队和前坎大哈省长领导的武装组织。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与其他部族领导人建立联系，提供武器、资金，并输送其他利益，以劝说其加入反塔利班阵营。中央情报局人员还利用金钱引诱和威胁手段，争取塔利班组织中持不同政见的指挥官叛变。

在阿富汗实施的定点清除行动成败兼有。2002年5月，阿富汗前总理、强硬派伊斯兰组织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遭到“捕食者”无人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袭击。希克马蒂亚尔计划袭击卡尔扎伊政府以及卡尔扎伊本人。这枚“地狱火”导弹未能击毙希克马蒂亚尔本人，但是击毙了多名随从人员。一名政府官员称，该导弹瞄准的是该组织多名成员，而非仅针对希克马蒂亚尔一人，因此“不幸地”使希克马蒂亚尔逃过一劫。

2009年和2010年间，美国方面在阿富汗成功地实施了200余次无人机空袭，2011年这一数字为300次。2012年空袭次数上升至506次。2012年7月，一次空袭击毙了3名塔利班领导人，并摧毁了三人乘坐的SUV汽车，阻挡该车行进的平民也未能幸免。2012年9月库纳尔省玛拉瓦拉县的一次空袭中，两名塔利班指挥官被击毙，此二人曾使用路边炸弹破坏当地秩序，并威胁杀死向美军提供协助的阿富汗人。

除了使用“捕食者”无人机发动空袭之外，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也会采用收买塔利班武装分子或者对其发动地面进攻。有报道称，2010年年初，美国陆军突击队、海豹突击队以及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门派出多个小队秘密实施“猎杀-捕俘任务”（Kill-Capture Mission）——一次行动捕获一名或两名武装分子。根据一份报告的记载，过去一年多时间，这些突击小队的数量就从2009年的4支增加到了2011年的20支，小队的人数规模从10人至200人不等。2010年4月24日至2011年4月15日期间，美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实施了11500次行动，击毙或俘获1500名叛军领导人，捕获8000名叛军成员，并击毙了3200人。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在获得了小布什总统的授权后，培训并部署了总规模为3000人，主要由阿富汗人组成的准军事力量，这些人员组成的队伍被称作“反恐追剿队”（Counterterrorism Pursuit Teams）。其中的一支武装被称作“帕蒂塔防卫军”（Paktita Dense Force），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六支阿富汗军队之一，在阿富汗全境对武装分子实施特种行动”。该武装部队最初被用于猎杀或缉捕塔利班叛军分子，不过也被用于执行和平行动或越境进入巴基斯坦实施行动。

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被称为“霍斯特守备军”（Khost Protection Force），据称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准军事武装，十多年来一直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实施行动”。2014年10月的一次行动中，该武装突袭了一处据称藏匿自杀式袭击者的房屋，击毙三人。当时，这些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已经计划于2015年移交给阿富汗国家安全局（ANDS）。

“玄武岩”行动

2001年9月17日，小布什总统授权实施全球性的反恐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包含数十个子项目。该项目代号为“玄武岩”（GREYSTONE），其内容为缉捕并关押可疑的基地组织头目、秘密囚禁（黑狱）以及使用“加强审讯技术”（后两部分详见第十一章）。“玄武岩”计划还包括提高中央情报局筛查国际金融数据和全球监听可疑人员通讯的能力。该授权还允许建立准军事组织，用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击毙既定目标人员。

有很多途径能够捕获基地组织嫌犯：中央情报局人员实施的绑架；外国政府俘获后移交给美国方面；与外国派驻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的情报机构、特种部队合作突袭行动。以2002年3月的一次行动为例，巴基斯坦特种部队俘获了基地组织头目阿布·祖贝达（Abu Zubaydah）后移交给美国方面；另一次由美国与巴基斯坦实施的联合行动抓获了“9·11事件”主要策划者哈利德·谢赫·默罕默德。存在最多争议的是非正式引渡，因为恐怖嫌犯在引渡至其他国家后未经过合理的司法程序便受到羁押和审讯。

2001年11月，默罕默德·萨阿迪·伊克巴尔·玛尼（Mohammed Saad Iqbal Madni）被印尼国家情报局逮捕，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印尼方面提供的情报称，玛尼是基地组织的技术人员，且与鞋弹制造者理查德·雷德（Richard Reid）合作。玛尼在被捕后很快被送往埃及接受审讯。2002年，中央情报局由于身份误认而逮捕了当时正在马其顿旅行的黎巴嫩裔德国人哈利德·马斯里（Khalid al Masri），并送往阿富汗接受讯问。2003年2月，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米兰市的大街上绑架了激进穆斯林教士哈桑·穆斯塔法·奥萨马·纳斯尔（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又名阿布·奥萨马。

2001年10月，因与美国“科尔”号（COLE）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遭恐怖袭击有关而被通缉的微生物学专业学生贾米勒·卡西姆·萨义德·默罕默德（Jamil Qasim Saeed Mohammed），乘坐一架美国注册的湾流喷气式飞机，从巴基斯坦被移送至约旦。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将此人引渡给美国驻卡拉奇的官方机构。这架湾流喷气式飞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有的26架湾流飞机之一，另有10架是在2001年以后装备的。这些飞机以空壳公司（没有任何雇员）的名义持有，由中央情报局控制公司负责运营。除了两架不同型号的湾流喷气式飞机外，这个机队还拥有一架波音商务喷气式飞机、一架DC-3型双引擎客机、一架大力神运输机、一架德·哈维兰的“双水獭”飞机、一架里尔35喷气式飞机，以及一架“超级空中大王”200型飞机。一份欧洲议会于2006年春季公布的报告评估认为，这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机队执行了上千架次飞行任务。

2011年12月，厄立特里亚籍公民默罕默德·伊布拉西姆·艾哈迈迪（Mohamed Ibrahim Ahmed）在联邦法院的一次庭审后获释。此前，此人在未获告知米兰达权利的情况下，在尼日利亚的监狱里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讯问。有3名因意图穿越吉布提国境而被捕并引渡的嫌犯被裁定为支持沙巴布伊斯兰民兵（Islamist Shabab Militia）。其中两人是瑞士人，一人是英国公民。认定有罪后，三人转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羁押，并已送至美国。

最著名的非正式引渡案件发生在2003年2月，该案使多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受到意大利司法系统的追诉。当时一支情报人员组成的小队绑架了受米兰警方监控的激进派伊玛目阿布·奥马尔，并通过海路将其运送至埃及接受审讯，后将其释放。

在“玄武岩”计划中，另有70名被捕或绑架的嫌犯被交由外国政府羁押。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塔、乌兹别克斯坦、摩洛哥、埃及、约旦等国都接受并审讯过美国方面移交的嫌犯。

伊朗

里根总统时期，“伊朗门事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实施的一次秘密行动，受到广泛关注。但是这次行动只是无数次针对伊朗实施的秘密行动中的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期间，受命对伊朗准军事组织和流亡组织提供援助，以反制苏联对伊朗的影响，并且准备在应对霍梅尼政权垮台问题上发挥作用。最初阶段的目标是将流亡组织以及仍在伊朗国内的支持者整合为一个联盟，待时机成熟，将该联盟打造成影响伊朗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该行动内容包括向活动在土耳其东部地区的伊朗流亡组织提供数百万美元。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人员规模在6000至8000人，由伊朗前海军司令少将艾哈迈迪·马达尼（Ahmad Madani）指挥，此人曾被巴列维王朝的军事法庭认定为“从事反政府行为”，后出任霍梅尼政府的第一任国防部长。第二大的准军事组织人员数量不到2000，由巴列维王朝时期的陆军参谋长巴赫拉姆·阿里亚纳（Bahram Aryana）将军指挥。按照行动计划，这些准军事组织能够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是如果苏联入侵伊朗，这些军事力量能够袭击苏联军队的侧翼；二是如果伊朗爆发内战，这些组织能够进入伊朗支持和保护中间派力量。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伊朗流亡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大多在法国和埃及活动。美国方面不仅支持左翼势力[但不包括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Abolhassan Beni Sadr）]，也支持右翼势力（不包括君主主义分支）。

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在埃及建立了广播台，用于播放反霍梅尼的信息。1987年，该台定期播放的内容包括排长队购买食品的报道、反对派以及针对神职人员和革命卫队的小规模暴动、政府的刑讯和迫害行为、伊朗共产党和苏联特工的活动等。1986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便携式的小型电视信号发射器，以帮助巴列维国王的儿子从事秘密电视播放。当年9月5日晚上9点，该设备播放的信号持续干扰伊朗国家电视台达11分钟。

除此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秘密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引导伊拉克轰炸伊朗石油管道和发电站。1984年，有人担忧伊朗会颠覆伊拉克政权，而此时美国提供的情报使伊拉克具备了使用芥子气攻击伊朗地面部队的能力。1985年年初，伊拉克开始从美国方面定期获得空中侦察情报，尤其是在伊拉克袭击伊朗输油管道之后。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伊拉克方面是否通过卫星照片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不管怎样，1986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绝密级的华盛顿至巴格达联络渠道，向伊拉克方面提供更加准确的空中侦察情报。伊拉克方面因此能够在实施轰炸后几个小时内评估破坏程度，并计划后续的袭击。至1986年12月，伊拉克方面已经能够使用“锁眼”KH-11卫星和SR-71黑鸟战略侦察机拍摄的相关照片。据报告记载，由于当时苏联军队在伊朗边境地区部署力量不断扩大，美国方面为坚定伊拉克方面进攻的信心，故意提供部分不完整或者经过篡改的情报和图像。

近年来，美国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项目主要着眼于迟滞其开发核武器的进程。其中一项行动是关于阻止向伊朗出售铀浓缩离心机使用的高质量真空泵（详见第十一章）。这些真空泵在德国生产，第一手买家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但是后来经过调试会在运行情况下发生故障。2010年的一项研究认为，伊朗的离心机只有20%的运行效率。一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认为，纳坦兹地区在运行的铀浓缩离心机有3936台，但是未运行的有4592台。从土耳其购买的发电机也是破坏行动的牺牲品。2006年，伊朗在纳坦兹地区的核设施安装的发电机组导致了50台离心机发生爆炸。

另一项行动的目标是在伊朗获取发展核武器所必需的部件——TBA-480点火器过程中掺杂伪劣材料。苏联的核武器项目使用该型号点火器引爆核弹。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扩散部在1996年9月发现并招募了一名具有核武器研发背景（主要是电器工程和引爆器方面）的俄罗斯移民，利用此人向伊朗核武器研发项目提供“帮助”。当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了一名可以发挥管道作用的对象并且招募成功，代号为“梅林”（MERLIN）。该对象在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Arzamas-16）的核武器研制绝密实验室工作。

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向伊朗方面提供有瑕疵但是技术前景较好的点火系统情报，以实现浪费伊朗核武器研发时间和资金的目的。这些具有瑕疵的技术方案是在美国能源部下属多家国家实验室专家的支持下完成制定的。一份备忘录记载，国家实验室一名工作人员认为，“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个先进的设计方案不适用于简单的武器。”这句话的意思是，伊朗计划制造的引爆装置适用于苏联制造的先进武器，而不适用于伊朗制造的“初级”核弹。

在此项欺骗计划实施后的几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一批伊朗人员和机构列为欺骗计划的目标，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例如，以这名俄罗斯移民的名义为伊朗核武器研究项目提供情报。2000年3月，“梅林”向伊朗方面提供了有大量设计图纸，并向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提供了一封信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记载，伊朗方面非常重视这些情报，并且把这些资料带回国内。一份已经解密的2003年3月的中央情报局备忘录标题为“为某保密项目使用一号途径监视A市伊朗人员”。不过，“梅林”在伊朗派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露面后，伊朗国内就没有再接触“梅林”。

2009年，小布什总统授权针对与伊朗核武器项目相关的电力系统、计算机系统以及其他网络实施破坏性的秘密行动。该行动的成果之一是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实施的计算机网络攻击，代号为“OLYMPIC GAMES”，制造了著名的“震网”蠕虫病毒。该病毒是针对伊朗离心机设计的，能够改变离心机的马达转速，使马达转速时快时慢，从而导致离心机产生强烈振动变形，进而损坏离心机。这种蠕虫病毒还能够破坏西门子公司的软件系统，摧毁工业控制软件系统，不仅感染了伊朗60%的计算机，也感染了印度、印尼甚至美国的计算机。

其余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主要是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的。有报道称，2011年，美军和情报机构高层成功争取到了一项旨在削弱伊朗在伊拉克影响力的秘密行动计划授权。行动方案计划加强在伊朗和伊拉克接壤地区的封锁，阻止伊朗方面的武器走私活动。

2011年和2012年，白宫批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训练伊拉克反恐局（Iraq’s Counterterrorism Service），该工作原由美军负责。伊拉克反恐局由从伊拉克国防部和内务部抽调的精锐部队组成。中央情报局负责训练的决定，是希望在美军撤出伊拉克后，“仍由美国方面秘密帮助伊拉克提高其实施反恐行动的能力”。一名官员称，“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提高伊拉克独立应对其国内恐怖威胁的能力，改变完全依靠美军或中央情报局的局面。”

利比亚

除了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实施误导性情报行动之外，里根总统还批准美国中央情报局采取削弱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秘密行动。该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中央情报局援助北非和中东地区反对卡扎菲的国家。1985年秋的一份总统指令提出，该项目的首要目标是干扰、阻挠卡扎菲的恐怖破坏活动计划，并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在这些计划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希望能够引诱卡扎菲对其他国家实施冒险性举动或者恐怖行动，以此为利比亚军队中逐渐成长的卡扎菲反对派势力提供夺取权力的机会，或者诱发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中央情报局实施的另一个秘密行动代号为“TULIP”，其主要内容是援助“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National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Libya）等反卡扎菲的流亡运动以及埃及等国家的反卡扎菲行动。

198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利用美国训练的利比亚人突击队开展秘密行动，以达到破坏卡扎菲政权稳定的目的。该项目在里根总统任期内的最后几个月内开始实施，主要是利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郊区的军事基地为600名原利比亚军队士兵提供军事援助和训练。这支利比亚人的武装主要由1988年利比亚与乍得边境冲突中被俘的利比亚士兵组成。不过，这些突击队从未真正实施过严格意义上的军事行动。乍得政府1990年12月下台之后，该武装转移至扎伊尔，后又转移至肯尼亚。这支武装在离开乍得前就被解除了武装，最终是被永久解散。

虽然美国与利比亚的关系在卡扎菲2003年宣布终止核武器研发计划后显著改善，但是在卡扎菲2011年镇压反抗组织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准为利比亚的反抗组织提供援助。中央情报局向利比亚局部地区派遣了工作人员，为美军和联军实施空中打击提供情报，并与反抗组织建立联系。

巴基斯坦

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并装备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近60名特种部队士兵，利用他们协助搜寻和击毙本·拉登。该项行动是克林顿政府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及其情报部门负责人共同运作的，以经济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谢里夫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当年，该计划被终止。继任谢里夫上台的穆沙拉夫将军拒绝继续实施该项目。通讯监听情报显示，相关的训练计划也受到了拖累。

近年来，在巴基斯坦实施的秘密行动主要是利用“捕食者”无人机携带地狱火导弹袭击基地组织领导人。“捕食者”无人机在2004年6月针对瓦济里斯坦省南部地区一次众所周知的空袭中，击毙了一名塔利班组织前指挥官纳·穆罕默德（Nek Mohammed）以及其他五人。2005年5月10日，阿布·法拉吉·利比的潜在权力继承人海赛姆·叶梅尼（Haitham al-Yemeni）在巴基斯坦被“地狱火”导弹击毙。2005年12月，美国方面确认的基地组织国际行动负责人哈姆扎·拉比耶（hamza Rabia），在巴基斯坦西部的一处安全屋内被“地狱火”导弹击毙。

2006年1月，情报反映本·拉登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来到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村庄。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使用“地狱火”导弹消灭扎瓦希里，并在1月13日中午12点30分袭击了达马多拉（Damadola）村中的目标。当地官员称，有18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有至少11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其中有7名阿拉伯游击队员，另有4名来自旁遮普省的巴基斯坦籍武装分子）。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官方称，虽然死者中未发现扎瓦希里，但是至少可以确认打死了2至3名基地组织高级成员以及扎瓦希里的女婿。在死者中，有一人名叫米德哈特·穆尔西·萨义德·奥马尔[Midhat Mursi al-Sayid Umar，又名阿布·哈巴布·马斯里（Abu Khabab Masri）]，是一名爆破和毒物专家，曾被列入美国“头号通缉”名单。此人负责管理阿富汗东部的一处基地组织据点，并且编制了介绍如何使用生化武器的手册。另一名已确认死亡的人名叫阿布·奥贝达·米斯里（Abu Ubayda al-Misri），是阿富汗南部库纳尔省叛军行动负责人。扎瓦希里的女婿在该地区负责基地组织的宣传工作。

自2008年起，针对在巴基斯坦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头目及训练设施实施的无人机袭击数量逐渐增多，无人机袭击已经成为常用手段。2004年至2007年间，共实施了4次无人机攻击。2008年共袭击34次。2009年，仅在巴基斯坦境内已进行99次无人机袭击，使用的机型包括捕食者型无人机和收割者型无人机。2010年仅前9个月就实施了74次无人机袭击。有报道称，到2010年12月中旬，当年已经使用“捕食者”无人机实施了百余次空袭。无人机空袭架次增加的原因是在2008年进行了政策调整，新的政策获准攻击的范围扩大，不仅局限于原来已批准的目标，还可以根据“生命分析模式”（pattern of life analysis）进行攻击。

无人机攻击已经击毙了一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高级头目。2009年年初，有报道称基地组织的20名领导人中已有9名被击毙。无人机空袭持续不断地在击毙或抓捕基地组织负责头目的行动中取得成果。2010年5月，谢赫·萨义德·马斯里（Sheikh Said al-Masri）被击毙，此人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据信是纽约地铁爆炸实施者纳吉布拉·扎西（Najibullah Zazi）的幕后指使，还向3名“9·11事件”中的劫机实施者提供资金。由于有情报反映存在针对欧洲的恐怖计划，美国方面在2010年10月加大在巴基斯坦部族地区实施无人机空袭的频率。这些袭击成功击毙了多名德国籍恐怖分子。一名名为伊木拉姆·阿马尼（Imram al Amani）的德国籍炸弹袭击者在10月初的空袭中被击毙。根据军方确认，2010年实施的117次无人机空袭共击毙581人。

2011年的无人机空袭击毙了多个武装派别的头目。2011年6月，“313旅”（313 Brigade）头目、巴基斯坦前特勤局成员伊利亚斯·卡什米里（Ilyas Kashmiri）在巴基斯坦南部的瓦济里斯坦被击毙，其领导的武装派别是基地组织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后援团”成员。当年8月，基地组织主要行动策划者阿亚提·阿布德·拉哈曼（Atiyah Hbd al-Sahman）在无人机空袭中被击毙。当年9月，被称为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最高行动负责人阿布·哈夫斯·夏里里（Abu Hafs al-ShaririR）在同样的空袭中被击毙。在此之后，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的高级领导人杨巴兹·扎德兰（Janbaz Zadran）也在瓦济里斯坦北部的空袭中被击毙。

2011年11月中旬至2012年年初，由于巴基斯坦方面在误炸等事件（一次误炸导致了24名巴基斯坦士兵丧生）的反应强烈，无人机空袭中止了一段时间，后在2012年1月起恢复空袭。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距离边境城市米拉木·萨赫（Miram Shah）1英里的一次空袭中，有4名嫌疑武装人员被击毙，当地是伊斯兰武装组织活动的主要区域。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最高领导人班达尔·曼苏尔（Bandar Mansoor）在当年2月的空袭中被击毙。3名哈卡尼网络的武装分子在当年4月的空袭中被击毙，同年6月的空袭还击毙了重要人物阿布·亚哈·利比（Abu Yahya al-Libi）。一份报告称，“此人被视为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而且是“基地组织最具才干的领导人”。

2013年初，穆阿维·纳齐尔（Mualvi Nazir）和五名随员在驾车经过巴基斯坦安哥安达地区（Angoor Adda）时遭遇空袭丧生。纳齐尔是瓦齐尔部落的领导人（Ahmadzai Wazir Tribe），其领导的武装人员经常穿越阿富汗边境参与袭击美军的活动。2014年9月和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一系列无人机空袭击在巴基斯坦多地毙了11名可疑武装分子。表16.1详细说明了空袭击毙的人员身份。

表16.1　空袭击毙人员身份

索马里

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索马里实施的秘密行动有多个目标，包括消灭藏匿在索马里的少量基地组织成员。中央情报局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情报站负责实施秘密行动，主要负责向索马里世俗派军阀提供资金，目的是消灭或抓捕基地组织嫌疑分子。在实施秘密行动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派驻内罗毕的情报官偶尔会前往摩加迪沙军阀控制的机场，携带大量现金输送给索马里军阀。

资助索马里军阀的计划，需要在当地部署相当数量的美方人员；1994年抓捕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的行动中，有18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丧生，后美方人员从该国撤离。2002年11月起，美方代表与索马里家族成员建立了联系，通过该渠道获得索马里基地组织嫌疑人员的情报。结果，2003年4月基地组织嫌疑分子苏莱曼·阿卜杜拉·萨利姆·哈米德（Suleiman Abdalla Salim Hemed）被移交给美方。不过，这项计划没能获得更多成果，伊斯兰武装分子在2006年6月取得了该国政权。不过这个政权十分短命。当年12月，在美国军队的秘密支持下，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索马里，该政权倒台。

2007年1月上旬，一架AC-130空中炮艇向索马里南部的基地组织成员发动袭击。此次袭击的目标中，有与本·拉登关系密切的爆破专家阿布·阿拉·苏丹尼（Abu Tallha al-Sudani），还有支持基地组织的摩加迪沙网络头目古莱德·哈桑·康拉德（Gouled Hassan Courad）的贴身助理。有观点认为苏丹尼负责为1998年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的实施炸弹攻击的袭击者提供资金。

到了2010年，除实施无人机袭击外，美国对索马里实施的秘密行动又增加了支持当地组织。据联合国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监督组2012年的报告称，美国方面还通过秘密行动项目支持索马里当地安全部队攻击伊斯兰青年党（Al-Shahab）。一项有中央情报局官员参与的项目支持索马里普特兰政府，派遣美国特种部队与普特兰政府士兵共同作战，但是该地区的半自治性质尚未获得美国官方承认。普特兰政府领导人的公共传媒顾问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普特兰情报机构提供了非杀伤性的援助。美国方面还向索马里国家安全局提供援助，该机构负责运营的“阿尔法小组”，实质上是美国在政府控制地区实施情报行动的代理机构。

2011年6月下旬，联合特种行动指挥部针对数名索马里基地组织成员实施无人机空袭，是2009年以来实施的首次空袭行动。2012年1月，另一起无人机空袭击毙了协助基地组织作战的外籍指挥官比拉尔·巴扎维（Bilalal Barjawi）。2013年9月，伊斯兰青年党组织的创立者之一艾哈迈迪·戈达尼（Ahmed Godane）被无人机空袭击毙。2014年以及2015年2月、3月的无人机空袭击毙了该组织多名情报和对外行动负责人，以及一名帮助该组织策划2013年袭击尼日利亚购物中心的高级领导人。

叙利亚

美国在叙利亚实施的秘密行动，主要是中央情报局下辖特种部队在2008年10月实施的空降袭击。该次袭击中，特种部队跨越伊拉克进入叙利亚东部，击毙了基地组织后勤负责人阿布·戈迪亚（Abu Ghadiya）。此次行动是从叙利亚向伊拉克非法运输武器、资金以及外籍战斗人员支持伊拉克叛军。

近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旨在通过多种方式提供援助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武装力量。2012年中，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土耳其南部帮助盟友甄别可以给予军火援助的反对派武装，提供的军火包括自动化枪械、火箭发射器以及弹药和反坦克武器等。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向反对派提供情报，并利用间谍协助反对派武装。

据报道，针对叙利亚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2013年中央情报局增加了应急计划，包括进行情报搜集，为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实施无人机攻击做准备。另外，中央情报局还向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提供情报，以支持其对抗政府军。根据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指挥官的介绍，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法国、约旦的情报机构在约旦的一处基地内，合作对反对派人员进行多类型武器使用培训。中央情报局还支持阿拉伯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运送武器，然后通过空降等方式输送给反对派武装。

2014年夏季，“伊斯兰国”组织席卷叙利亚，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欧洲、阿拉伯国家盟友的合作，通过土耳其和约旦边境增加了对叙利亚北部反政府武装的武器弹药和资金援助。援助反政府武装的联合机构服从军事行动司令部的命令（Military Operation Command）。援助活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向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提供的武器主要是轻型武器，而不包括反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目的在于帮助其保护自己的实力和安全。反对派一名武装官员称，“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生存3年所需的武器，但是不足以支持我们取得进一步发展。”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在当年秋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由于对伊斯兰国组织实施的轰炸，美国方面在叙利亚境内找不到可靠的合作伙伴”。

多份报告称，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初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低效做法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中央情报局援助的武装派别……都被伊斯兰国组织分支“胜利阵线”（Al-Nusra）和基地组织的主力打得溃不成军。”不仅如此，“所有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包括‘只有数百人’通过严苛培训的武装人员在内，或转向投靠了伊斯兰组织武装，或放弃战斗，或已经无影无踪。”据报道，中央情报局“除维持对少数可靠的指挥者的援助外，暂停了对其他所有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援助”。

也门

2002年11月2日，一枚由“捕食者”无人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在沙漠中击毁了一辆载有6人的汽车。此次袭击发生在距离也门首都萨那以东100英里的地方。在“捕食者”无人机发现该车时，该车正行驶在通往马里卜（Marib）的高速公路上。车上6人全部被击毙，包括袭击目标加伊德·萨利姆·希南·哈热斯（Qaed Salim Sinan al-Harethi）。据信此人是也门基地组织领导人，也是参与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恐袭爆炸案的嫌疑人。据美国官方称，被击毙的其余5人中有一名是美国公民，其他都是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根据另一份报告的记载，4人是亚丁伊斯兰军（Aden-Ayben Islamic Army）的成员，该组织是与基地组织有紧密联系的恐怖主义分支。联邦调查局官员称，在该次袭击中丧生的美国公民曾招募穆斯林加入基地组织的训练营。

2009年年底和2010年上半年，美军在中央情报局的无人机空袭的配合下，对也门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数次袭击，以消灭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成员。这些目标曾参与2009年圣诞节飞往美国的航班爆炸未遂案。2009年12月17日，一枚巡航导弹据信击毁了基地组织在阿比扬省（Abyan）的训练设施。一周后，也就是12月24日，一枚巡航导弹击毙了5名基地组织成员，但是未击中其既定目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及其副手。当年3月的一次袭击中，在阿布亚省（Abyan）穆蒂亚（Mudiyah）镇的基地组织技术人员贾麦尔·安巴力（Jamil al-Anbari）被击毙。而在当年5月25日的袭击中，原本的袭击目标是一队基地组织成员，但却杀死了该省副省长。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春季的袭击中，也门政府在美国提供情报和其他援助配合下，发动了一次空袭，击毙了包括该组织军事指挥官在内的5名阿拉伯半岛基地高级成员。

据报道，2010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特种行动部队在也门和其他国家部署了无人机和空中侦察设备，用以配合针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行动。当年11月，据报道美国官方宣布“掠食者型无人机在也门上空侦察数月，搜寻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和技术人员”，但是在当年年初实施系列巡航导弹攻击以后，所有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都“地遁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2002年首次在也门实施无人机空袭以后，至2011年仍未停止。由联合特种行动指挥部实施的一次空袭在也门夏卜瓦省（Shabwa）击毙2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技术人员。此次袭击之后，另一次针对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空袭却失败了。安瓦尔·奥拉基是一名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传教士，据信曾直接参与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此人与胡德堡枪击案、2009年圣诞节美国航班爆炸未遂案以及一宗炸毁美国运输机恐怖袭击计划有关。美国司法部在2010年7月将安瓦尔·奥拉基列为“特别关注的全球恐怖主义分子”。在2010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同联合特种行动指挥部在也门实施无人机空袭——这标志着美国方面明显加大了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打击力度。

7月中旬，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斗机袭击可疑的基地组织分支武装，击毙了8名在已占据的警察局中休息的武装分子。9月，在被称作2002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实施的首次无人机空袭，成功击毙了奥拉基（Awlaki）以及长期跟随其左右的《Inspire》编辑萨米尔·汗（Samir Khan，此人曾撰写了“如何利用妈妈的厨房制造炸弹”、“如何实施圣战”等文章并发表在该杂志上）。击毙奥拉基被视为足以由奥巴马总统宣布的重大成果，奥巴马称其“沉重打击”了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

奥拉基2011年被击毙之后，美国方面在2012年进一步开展无人机空袭活动。2012年3月，联合特种行动指挥部实施的无人机空袭击毙了一名基地组织中级指挥官以及随其进行训练的22名嫌疑武装分子。另一个空袭成果是在当年5月击毙了法赫德·库索（Fahd al-Quso），此人涉嫌向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上运送炸弹背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15年1月实施的一次袭击中击毙了多名基地组织技术人员。2015年2月上旬，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哈里斯·纳德哈里（Harith al-Nadhari）在也门南部驾驶汽车途中被击毙。

第十七章　国家情报机构管理与指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首次建立了国家级别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此之前，尽管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从事经联邦政府授权开展的情报活动，但这些活动都只是由各个部门自主开展，听受所属部门领导指挥，从事情报活动的部门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

二战结束后，随着中央情报主任的出现，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中央情报局两个部门的设立，情报活动的层级也正式由各部门扩展到国家层面。美国总统负责发布行政命令以指导情报活动的开展，还负责审批敏感的情报搜集任务和秘密行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发布指令，指导情报活动的实施。中央情报主任被赋予重要职责——代表总统和国家领导整个美国情报界，但没有命令的权利。

为完成这项任务，中央情报主任建立了包括不同机构、理事会、委员会等在内的一整套运作方式，还有权力向所有情报活动发出指令，这使得中央情报局以及整个情报系统的所有部门都要听令于中央情报主任。中央情报主任（DCI）还直接管理着几个肩负重大国家使命的机构，例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恐怖主义威胁情报整合中心（TTIC, Terrorist Threat Integration Center）以及美国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NCC,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此外，中央情报主任还对美国国家侦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机构的活动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但并不拥有直接控制权。

之后，受“9·11事件”以及《“9·11事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影响，中央情报主任的职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拥有更大权力的国家情报总监——但国家情报总监并不负责掌管中央情报局。原本中央情报主任下属的人员许多都直接调动到国家情报总监麾下工作，剩下的人都另寻他路了。与此同时，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仍然拥有对情报活动的指挥权。

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

美国总统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和指令来指挥美国的情报活动，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负责审查和评价美国的情报活动及其成果。

总统发布的最引人注意的与情报活动相关的文件都是一些未加密级的行政命令（unclassified executive orders）。福特总统、卡特总统、里根总统、乔治·W·布什总统均曾经发布这样的总统行政命令。其中，小布什总统所发布的行政命令是对里根总统发布的“总统行政命令·美利坚合众国的情报活动”（第12333号总统行政命令，发布于1981年12月4日）的一次广泛的修正，该项修正案在《联邦公报》中共占用了18页。

当时的情况是，小布什总统下令将里根总统行政命令的第一自然段全部删掉，并在该行政命令的第一部分内容中任命国家情报总监为情报系统的总负责人，同时还担任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事务的主要顾问。该命令还阐述了国家情报总监的责任与义务，包括为整个情报系统设立主要目标和任务，与外国政府共同制定情报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的相关政策，并防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泄露情报来源和情报活动方式。此外，该命令还允许国家情报总监建立职能主管和业务主管制度，并任命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局长作为他们各自部门的职能主管。该命令还规定，国家情报总监“应监督和管理国家情报计划（NIP）的预算”，情报系统的各个负责人也“应提供全部项目清单和预算信息以帮助国家情报总监更好地完善美国国家情报计划的预算安排。”

修改后的第一部分还具体阐述了美国情报系统的各组成部门职能、各组成部门负责人的任务以及涉及情报工作的各行政部门的职责。中央情报局在国家情报总监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并按要求“做好美利坚合众国情报系统与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情报安全部门之间的情报与反间谍活动的实施与协调工作”。该命令还规定，美国国务院“应（公开或通过其他有效途径）搜集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的信息”，美国能源部也“应为情报系统的各部门提供专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发挥分析和研究能力以助力情报工作的开展”。

美国总统还有权发布总统决策和研究指令（presidential decision and study directives），这些指令通常都是机密信息（classified）。里根总统执政在任期间，这些指令被称为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s,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s）和国家安全研究指令（NSSDs,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Directives）；乔治·H·W·布什政府时期，这些指令被称为国家安全指令（NSDs, 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和国家安全评审（NSR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s）；随后在克林顿总统任职期间，又被称为总统决策指令（PDDs, 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s）和总统评审指令（PRDs, Presidential Review Directives）；在乔治·W·布什（即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他以“国家安全总统指令”（NSPDs,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s）代替了之前的总统决策指令和总统评审指令；自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又恢复了两项指令的惯例，分别设立了总统政策指令（PPDs, 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s）和总统研究指令（PSDs, Presidential Research Directives）。

尽管这些指令都仅仅是某一届政府的产物，但只要不被取消或被下一届政府的新指令所代替，这些指令都会一直具有效力。在里根政府所发布的众多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中，其中至少有9项指令涉及情报事务。1982年1月29日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22号令，内容涉及“任命有权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搜集外国情报的情报官”；1982年7月4日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42号令，部分内容则涉及太空侦察（Space reconnaissance）；1983年3月11日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84号令“捍卫国家安全信息”，规定了全新的安全审查要求——该审查要求主要针对能够接触密码词（code word）信息的人员；1985年1月18日发布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159号令规定了“秘密行动计划的批准与协调程序”；1985年11月1日，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196号令发布，题目为“反情报/反制行动实施特遣队”（counterintelligence/countermeasure implementation task force）；1985年11月24日发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204号令——“美国情报搜集任务批准权的让渡”。

国家安全指令在乔治·H·W·布什政府时期设立，在这些指令中，涉及情报事务的包括：1989年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指令“美国太空政策”；1990年8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指令直接策划了在伊拉克的一次秘密行动；1990年10月5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指令第47号令“反情报和安全事务对策”；1991年10月21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指令第63号令“单一领域背景调查”（Single Scope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s）；1992年3月30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指令（NSDs）第67号令——“1992年至2005年的美国情报能力”。克林顿政府时期，有两项总统决策指令与情报事务直接相关，分别是：（1）总统决策指令第24号令“美国反情报活动的实效”，该指令的结论来源于在总统评审指令第44号令的要求下执行的一项跨部门审查活动；（2）总统决策指令第35号令，该指令确定了情报需求的优先等级，共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

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仅有两个国家安全总统指令是人们所熟知的，分别是：（1）于2001年5月9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总统指令第5号令，该指令授权对美国情报界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审查；（2）于2003年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总统指令第26号令关注“情报信息优先等级”。由国家安全总统指令第5号令所授权的全面审查活动，最终得到了一份长达10页（页面上的文字密密麻麻）报告，操刀此份报告的是前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该报告共分为3部分，分别是“势在必行的改变”、“政府要求下的行动”和“行动时机的把握”。相比前几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发布指令方面要保守得多，但也至少有3个指令全部或部分涉及了情报事务：2012年10月发布的未标注密级的总统政策指令第19号令，“对能够接触到涉密信息的检举者的保护”；2012年10月16日发布的总统政策指令第20号令，标注绝密级的“美国网络作战战略”；2014年1月17日发布的总统政策指令第28号令，未标注密级的“信号情报活动”，也正是该指令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奥巴马政府对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的处理策略。

发布，这也是现行的全部八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里最新的版本。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一直想要出版一部囊括所有总统政策指令的总集，但没有人能够完成。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考虑使这些指令合乎时代潮流，但后来还是决定通过由中央情报主任指令（内容来自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经过修改、丰富而派生出新的指导性文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被废除。表十七-1列出了该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的号码和名称。

其实，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有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它对情报活动的各个方面内容几乎都进行了更加详尽且系统性的阐述。最初的指令完成之后，它不断地被修改和完善，直到1972年2月17日被重新发布，这也是现行的全部8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里最新的版本。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一直想要出版一部囊括所有总统政策指令的总集，但没有人能够完成。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考虑使这些指令合乎时代潮流，但后来还是决定通过由中央情报主任指令（内容来自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经过修改、丰富而派生出新的指导性文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被废除。表17.1列出了该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的号码和名称。

表17.1　1972年2月17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

194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的第一条是“基本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版的“基本的责任与义务”规定了情报系统负责人的四项主要责任：

●计划、审查和评价全部情报活动并负责全部情报资源的分配；

●根据总统和情报使用者的要求进行情报活动并产生情报成果；

●领导并任职于全部涉及情报的咨询性部门；

●根据预算安排制定对于情报活动的要求，并适当调整和情报活动的优先等级。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一条还规定：（1）要求中央情报主任制定并向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提供一份整理完好的预算方案；（2）批准中央情报主任指令，将其作为实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的一种方式；（3）指导中央情报主任保护情报资源和情报活动方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二条是“公开行动的相互协调”。该条指令规定：（1）中央情报主任有责任制定计划，力求充分发挥各个政府部门公开搜集情报和上报情报的能力；（2）出于为全体人员共同的考虑，中央情报局有责任实施无线电广播信号监控。美国国务院也应开展公开渠道的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情报搜集活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三条是“情报搜集工作的协调配合”，该条规定：（1）美国国务院应负责帮助搜集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情报以及“自由世界”国家的经济情报；（2）美国国防部负责搜集与国防部及其下设机构有关的军事情报和科学技术情报；（3）中央情报局负责搜集经济和科学技术情报以及为开展中央情报局工作而需要获取的任何情报。实际上，这一条款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的搜集，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此外，整个情报系统的各个机构都有义务搜集与原子能有关的情报。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四条是“变节者事务”，该条指令主要涉及变节者叛国的动机、诱因以及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相关情报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五条是“美国在海外的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该条指令授权中央情报主任“建立和完善完成任务目标和协调工作所必需的办事程序（包括对比评估行动的潜在风险与实际价值），此外还要确保敏感的行动要严格遵照指令进行。”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六条“信号情报”一直被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纲领性文件。这份1972年2月份出版的文件明确了信号情报活动的本质，并指导国家安全局局长遵照中央情报主任和美国情报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Board）的指令，树立明确目标并严格遵守工作要求和工作优先等级。这项指令还授权国家安全局局长“可以直接向任何参与信号情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分配工作任务或发出命令。所有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出的命令都是强制性的，仅在国防部长上诉要求撤回时才有可能发生变更。”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七条是“重要情报通讯”（Critic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这条指令使得美国建立起了“要情通讯”体系（CRITIC），它规定了将尤其重要的情报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报送给政府高层——包括美国总统——的程序和准则。所谓“重要情报”，可能是一次即将发生的政变（例如1973年发生在智利的推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可能是刺杀某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可能是像1983年大韩航空007号航班被击落的那种空难事件。这类重要情报信息可以通过信号情报、人工智能或图像情报获得。国家安全局的目标便是在重要事件发生之前将一份相关的“要情通讯”情报放到总统的办公桌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第八条是“图像解读”，它承袭了美国成像解读中心的建制，后来又被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收编，同时也受到了中央情报主任的特别关注。该指令还明确规定，国家国像解读中心的负责人要由中央情报主任和国防部长共同选择。

美国总统监督和指导情报活动还有另外两个途径，一是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PIAB），该机构于1956年成立，取代了当时美国总统海外情报活动咨询委员会（PBCFIA）的作用；二是在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之后建立的总统海外情报咨询委员会（PFIA）。2008年，小布什总统发布第13462号总统行政命令，重新命名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名称的改变，突出美国的情报工作既包含国外情报也包含国内情报。该总统行政命令明确指出，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应当“评价情报搜集、情报分析与预测、反间谍活动以及其他情报活动的质量、数量和适当性”。该命令还建立了美国情报监督委员会（IOB），专门负责向总统揭发那些他们认为涉嫌违法或有违总统行政命令或总统指令的情报活动。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又对该指令做出了几处小的修改。

国家情报总监及其副手们

自从1947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着关于它管理职能相互矛盾的争议，原因在于现有的一些情报机构及其下设部门都在寻求保护他们各自已有的势力范围，并且人们也担心，中央情报局长越来越大的权力会对军方的情报部门产生影响，使军方渐渐失去对其的控制。

中央情报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曾奋力争取，成功地把由美国各情报组织负责人组成的情报咨询委员会（IAC）塑造成了真正提供咨询建议的机构，而不再只是一个摆设，这算是那些年来最值得关注的几个里程碑式事件之一。此外，于1953年至1961年期间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也曾通过艰难的斗争成功地避免美国国防部从情报部门手中夺走关键的情报搜集项目和分析机构。杜勒斯的继任者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也卷入了中央情报局科技处和国家侦察局之间因为卫星侦察项目管辖权的归属而产生的激烈斗争中。在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es）担任中央情报局长期间（1966-1973），他也满腹牢骚，虽然表面看上去他掌管了整个美国情报系统的全部活动，但实际上他仅仅支配着其中15%的资源，其余85%的资源都掌握在国防部长手中。

多年以来，美国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中央情报局长的权力，这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对于美国情报系统工作模式和成果的研究。早在1949年，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便开始了对美国情报系统工作能力以及表现的调查，这些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都是由各单位、各部门指定的，包括中央情报主任、跨部门组织、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中央情报局内部专家小组、国会各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通常情况下，被选派出来对美国情报系统进行调查的人中都会包括一些激进分子，这些人提出的对策建议常常会比政府的意见更加激进，也正是在这些对策建议中，他们创造了一个独揽情报大权的职位——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在后来的日子中，国家情报总监将取代中央情报主任成为美国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并负责美国情报系统的一切活动。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Congressional Joint Inquiry, CJI）和“针对恐怖袭击活动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又称“9·11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两家机构调查了美国情报组织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建议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在两个委员会给出的建议中，国家情报总监将主要承担两方面责任：（1）监督和管理美国政府控制的、具有特定领域专业分析能力的情报中心；（2）管理美国国家情报计划并监督各情报机构。

其实，设立国家情报总监仅仅是该委员会的众多重要提议之一。该提议最终得到了布什政府的支持，却因遭到了五角大楼和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无法通过立法程序。经过多方周旋，双方最终于2004年12月6日达成了妥协，正式设立国家情报总监。

尽管2004年的《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2004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IRTPA）并没有完全赋予国家情报总监全面控制国家侦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等机构的权力，这些机构也还是由美国国防部负责管理，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布什总统正在给国家情报总监越来越大的权力，并且相对于其他几个部门来说，国家情报总监在多个领域内都得到了更多的便利。根据该法案规定，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局长仅听命于国家情报总监，负责分配国会拨款和管理在财政部与各个内各层级机构之间的资金流动，这其中就包括情报界的一些机构。因此，国家情报总监能够很容易地控制预算使用的速度，并且只把资金拨给遵从自己所设定的支出优先等级的部门。对于子内阁机构（subcabinet agency）和内阁各部，国家情报总监有权直接向其分配拨款，这使得国家情报总监又多了一个控制开支的方法。《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IRTPA）还规定，当一个部门负责人拒绝遵守国家情报总监所制定的标准时，国家情报总监有义务告知国会。然而，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长却不拥有这样的权力。

国家情报总监还应“负责提出并制定国家情报计划预算（National Intelligence Program budget）”，确保其有效执行并监督其执行情况。此外，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还准许国家情报总监单方面将某个项目或机构的经费转让给另一个项目或机构，最大数额可以达到1.5亿美元——前提是被转让的总数额小于转出方总预算的5%。而此前的中央情报主任在转让经费时必须经过转出方负责人的同意，而且单单是谈判的过程就会持续数月。

国家情报总监还可以单方面进行人事调动，最长期限为两年，而且无需得到被调动人员所在单位的同意，而中央情报主任需要得到被调动人员所在单位的同意才能进行人事调动。如果国家情报总监在现有的两个情报中心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新的情报中心（他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再建第四个情报中心），国家情报总监有权从现有的两个情报中心里挑选多达一百位工作人员去为新情报中心服务。

关于任命，各机构或部门对具有司法权的负责人的任命必须要征求国家情报总监的同意，否则任命无效。国家情报总监还对主要的采购事务有批准权。尽管国家情报总监在过去对一些（主要是与卫星侦察有关的）采购的决定起到重要的影响，但他/她并没有法定的权力。而通过立法，现在的国家情报总监已经对重要的采购活动拥有绝对的权威。这里有一个例外，即在与美国国防部计划有关的收购项目中，国家情报总监并不享有绝对权力，而是要与国防部长共同做出决定——当两人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则交由总统来解决。

2004年的《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规定：“国家情报总监……有权力批准请求、化解冲突……管理和指挥全国的情报搜集、分析、产生与宣传活动……”，这使得国家情报总监在中央情报主任的权力基础上又增加了组织任务与分配任务的权力。2010年，国家情报总监与国防部长达成协议：至2013年以前，整个美国国家情报计划均在国家情报总监的管辖权限以内。然而，国会阻止了这项协议的实施。

2010年10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2010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情报总监的权力。该法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评估情报系统各机构全体人员的能力水平，将结果上交国会，并对每一个重要的系统进行初步的脆弱性评估；该法令还使得国家情报总监有权力对重要系统的是否提高预算做评估；有权力对情报系统的个人或机构进行责任审查。

国家情报总监共有大约1500名下属：副总监、助理副总监、任务管理人员及普通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个反间谍组织及两个经由《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批准创建的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图17.1显示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的组织系统图。国家情报首席副总监和分管情报整合（Intelligence Integration）的国家情报副总监（该职位吸收了分管情报搜集和分管情报分析的助理国家情报总监的职责）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情报副总监。分管情报整合的国家情报副总监的职责是推动形成“一个完全整合的情报系统”。国家情报副总监的直属部门有：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及国家情报经理、国家情报委员会、总统每日简报汇报者以及任务整合部门。

图17.1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组织系统图

委员会、董事会和理事会

国家情报总监控制着情报系统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董事会和理事会，这些机构向国家安全总监提供政策建议与咨询，有一些涉及情报系统的总体工作，还有一些涉及具体的职责范围。这些机构中有一些是中央情报主任时期的遗产，有一些则是由国家情报总监设立的。

执行委员会（EXCOM）是高级别的咨询机构，由国家情报总监和16位情报系统下设机构的负责人组成。根据国家情报总监的情况简报（DNI fact sheet）描述，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有：（1）负责为国家情报总监提供建议并支持其工作；（2）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情报支持和恐怖主义所获得的资金支持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3）进行妥当的资源分配。

国家情报董事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Board）是国家对外情报董事会（National Foreign Intelligence Board）和美国情报董事会（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Board）的继任者。它的职能包括：（1）在情报整编、情报审查和情报机构协调配合等问题上向国家情报总监提供政策建议；（2）推动国家情报数据在跨部门之间的交换使用；（3）与外国政府分享情报系统的成果；（4）保护情报来源和情报活动的方式；（5）将情报活动的重点放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或是国家情报总监特别提及的问题上。该机构的成员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担任主席；国家情报首席副总监；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分管情报整合的国家情报副总监；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家反情报执行长官（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安全部门；美国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负责情报分析的助理部长；美国能源部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国防部主管情报的助理副部长。

情报系统联合委员会（JICC）的成员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担任主席，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首席检察官（the U.S.Attorney General）以及由美国总统任命的其他一些人员。情报系统联合委员会协助国家情报总监制定并执行一套统一的情报工作标准，其职能包括：（1）向国家情报总监提出建议；（2）制定预算、管理财务并监督和评价情报系统的表现；（3）确保国家情报总监的计划、政策和指令得以及时落实。

国家反情报政策委员会于1994年5月由总统决策指令（PDDs）第24号令批准成立，成员由来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含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能源部等单位的高级执行代表（Senior Executive Representative）组成。该委员会经过缜密思考和初步计划，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提出可行的反情报政策和计划指令建议。该委员会下设美国国家反情报行动委员会（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Operations Board）。

现有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委员会包括：文档与媒体开发委员会（DOMEX）、外国语言执行委员会、国家整合技术跟踪对策委员会（National Integrated Technical Surveillance Countermeasures, TSCM/NITC）、外国否认与欺诈委员会（Foreign Denial and Deception Committee）以及国家情报科学技术委员会。

文档与媒体开发委员会（DOMEX）由情报系统指令（ICD）第302号令批准成立，其职能是为分管公开来源情报的国家情报助理副总监提供关于“履行责任和提出指导性意见”的建议，以协助推动情报系统的文档与媒体的开发利用活动。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国家媒体开发中心（NMEC）、美国国防部情报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国防部网络犯罪中心（DCCC）、美国陆军、美国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美国缉毒署以及其他由国家情报助理副总监决定的部门及人员。

国家整合技术跟踪侦查对策委员会由国家情报总监经情报系统指令（ICD）第702号令许可成立，负责为所有涉及情报系统的技术跟踪对策提供“政策、战略和程序上的指导”。该委员会主席由负责安全事务的国家情报助理副总监担任，副主席则由国家反情报执行长官担任。国家整体技术侦查对策委员会（NITC）的主席主要负责每年向国家情报总监报告情报系统各部门遵守情报系统指令的情况。

国家情报总监直接领导的外国语言委员会（DCI Foreign Language Committee）已经重设，成为现在的国家情报总监直接领导的外国语言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作为（主管人力资本的）国家情报助理总监的高级咨询机构，向其提供涉及系统内外语人才及相关事务的对策建议。该委员会的主席由情报系统内的资深语言权威人士担任。

外国否认与欺诈委员会（Foreign Denial and Deception Committee）的主席由主管科技情报的国家情报官担任。该委员会对于别国通过否认和欺诈的方式来阻挠美国海外活动的行为向国家情报总监提供建议与帮助，还负责有效运用情报系统资源来对别国所做的拒绝与欺瞒进行还击，它同时也是国家情报总监的四个生产委员会之一。

情报界指令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NSCIDs）于1947年首次发布，它最初的目的是为美国情报界提供广泛的政策性指导，但在与它相关的问题上，人们确实需要更加详细的指导。能够提供这样的指导内容的主要机制就是中央情报主任指令（DCID），它一般是以“DCID x/y”的形式发布的，“x”代表中央情报主任指令所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y”代表了中央情报主任指令的序数。

有一次，吉米·卡特颁布了一项涉及情报活动的总统行政命令，内容涵盖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中没有提到的一些问题，这引起了是否需要对总统行政命令进行修改的内部讨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第12333号行政命令上。然而，最终还是通过了决议，无论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和总统行政命令之间是否有任何不匹配的内容，都可以发布中央情报主任指令。事实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最初是中央情报主任指令颁布的基础，而现在中央情报主任指令已经从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指令中彻底分离出来。

设立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之后，国家情报总监创立了3个系列的文件：情报系统政策备忘录（ICPMs）、情报系统政策导引（ICPG）和情报系统指令（ICD）。情报系统政策备忘录在情报系统指令之前发布，旨在为情报系统提供在同一问题上的政策导向。随着时间的推移，ICDs取代了在ODNI刚刚设立时所发布的ICPMs。ICPG是ICD的附带内容，提供了更详尽的执行信息。

除一些早期的ICDs以外，ICPMs和ICDs都被分为了9个系列，涵盖下列主题：

●100：企业管理

●200：情报分析

●300：情报搜集

●400：情报使用者的反馈

●500：信息管理

●600：人力资本

●700：安全与反间谍

●800：科学与技术

●900：任务管理

2007年9月发布的ICD第204号指令废除了中央情报主任指令（DCID）第DCID 2/3号指令，并阐明了国家情报优先架构（NIPF）的地位与责任。该指令规定，“国家情报优先架构（NIPF）是国家情报总监设立国家情报优先权的唯一机制”，国家情报优先架构由下列几部分构成：由总统批准的情报搜集主题、向情报搜集相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设置不同的优先级的过程以及一个展示优先级的模型。

2009年12月23日发布的ICD第402号指令被标注了“SECRET/NOFORN”（不准向外国公民发布）的密级，其内容涉及国家情报总监代表的责任。该指令的主体内容涉及国家情报总监的海外代表，详细阐述“国家情报总监负责决定其代表在组织机构或各个位置中的需求，这是由不断变化的情报任务与情报需求决定的”。这引发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与中央情报局的争斗，争斗的焦点是到底由谁来任命派驻在美国驻外大使馆的首席情报代表。该指令附录中的一项内容还涉及国家情报总监代表在美国的实验性项目，它明确提出，国家情报总监代表要驻扎在联邦调查局在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和华盛顿的地方办公室，并赋予其一系列的职能，包括协助并监督“国家情报总监指令、政策的执行情况”。

“全球海洋与航空情报集成”是2009年1月发布的ICD第902号指令，它规定，要为情报系统各个组成部门的协同行动和情报共享提供政策指导，从而发展、提高并加强对于领海、领空的保护，以便及时有效地识别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并尽快做出反应。该指令规定，将在国家海洋情报中心（National Maritime Intelligence Center）建立一座国家情报中心，用以整合全国的海洋战略性情报。

美国国家情报计划

直到2005年，美国海外情报计划（NFIP）还管理着美国情报活动资源的分配。美国海外情报计划下设的非军事组成部门有：中央情报局计划、美国国防部情报计划、情报系统管理部门、联邦调查局的情报部门、能源部以及财政部。有5个是国防部的组成部分：统一密码程序计划（CCP）、整体国防情报计划（GDIP）、海军特别侦察活动、国家侦察计划（NRP）以及国防部海外反情报计划。

由美国国家安全局经营的统一密码程序计划（CCP），包含了美国海外情报计划中的所有信号情报。整体国防情报计划则涵盖了所有非信号情报、非侦察计划。具体来讲，整体国防情报计划包含8项活动：整体军事情报整编、图像收集与处理、人力情报、核监控、研究与开发、政府采购、现场支援以及科学技术情报整编。统一密码程序计划（CCP）与整体国防情报计划（GDIP）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统一国防情报计划（Consolidated Defense Intelligence Program）。海军特别行动计划可以分配攻击型潜水艇（SSNs）和其他船只来完成较为敏感的反情报任务。国家侦察计划（NRP）对美国国家侦查局的经费支出、政府采购项目以及反间谍行动的执行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2004年的《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将美国海外情报计划（NFIP）重新命名为美国国家情报计划（NIP），此举突出了国家情报总监在国内情报活动中的作用。现在，美国国家情报计划（NIP）包括以下几个部门：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情报系统管理账户（Community Management Account）、能源部计划、国土安全部计划、司法部计划、国务院计划以及财政部计划。此外，它还包括五个国防部的计划，分别是：统一密码程序计划（CCP）、整体国防情报计划（GDIP）、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计划、国家侦察计划（NRP）和特别侦察计划（SRP）。

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

国家情报主管人（National Intelligence Manager）一职于2005年设立，其总部设在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 Council）。所以任务管理人（mission managers）都是国家情报总监的主要顾问，负责情报系统内部各自领域活动的监督与协调。他们负责整合各自领域、属地、职能的情报搜集与研究分析工作，时刻了解情报系统活动，并理解情报搜集的范围与要求。他们还要保持与情报、政策制定和军事部门高层的联系，以确保其所负责领域的情报能够满足各个部门的要求。

任务管理人这一职位最早出现在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和古巴。现在，美国有15位任务管理人，他们负责的领域包括：防扩散、网络金融威胁、军事活动、科学技术、经济、反恐和反间谍等。负责经济、军事活动、科学技术的国家情报官（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s）（后文详述）还担任任务管理人之职。其他的任务管理人负责西半球、近东、欧洲与欧亚大陆、非洲、伊朗、南亚和东亚地区。在这些职能中，国家情报主管人提出了联合情报战略（Unifying Intelligence Strategy），“意图将情报界在各地区、各个国家，或者任务使命区域的所有情报工作联合起来”。

任务整合部门（Mission Integration Division）努力发挥情报界的分析、搜集和其他能力，提升国家情报主管人的优先权，开发“情报系统的共同努力以完成国家情报主管人的任务和事业挑战，处理已确认的情报分歧并就情报系统优先级进行评估”。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经是中央情报主任的一支主要力量，负责制定国家情报预测、特别预测和跨部门情报备忘录。现在，该委员会代表国家情报总监完成预测工作。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历史最早追述到1950年中央情报局成立的国家预测办公室。该办公室由国家预测委员会（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及其工作人员组成，负责起草国家预测报告。国家预测委员会由7至12名高级官员组成，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最早自学术界遴选产生，后来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内部选派。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时期，国家预测办公室出于种种原因遭到信誉危机，影响力大大降低，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许多各界人士都对该办公室起草的国家预测报告嗤之以鼻。1973年6月，国家预测委员会主席被迫引咎辞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决定不为其寻找继任者，而是废除了国家预测办公室。对于这个决定，科尔比给出了两个原因：

第一，现在国家预测办公室所起草的预测报告质量下降，内容上不断地作出让步，寻找折中的说辞，见解不再像以前那么敏锐、犀利。第二，我需要报告的撰写者是某些重要问题领域的专家，而不只是预测问题，而且这些预测的问题要涉及广泛的情报领域。也就是说，他们得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看到涉及情报的所有问题，比如：我们搜集的情报足够多吗？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原始数据了吗？我们是不是花费了过多的资金？我们的运作机制存在问题吗？

科尔比创立了国家情报官（NIO）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个专家只负责对其专门从事研究的领域作出预测。198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美国海外预测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对此国家情报副总监理查德·J·科尔评论道：

在我看来，国家情报官的角色非常重要。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估过程需要参与研究的机构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但要清晰地理解内容需求方所同意的方面，还要正视争论的部分。为了与那种不健康的达成一致意见

的方式作斗争，国家情报官必须要摆正位置，把自己看作是整个过程的管理者，是确保棘手的问题得以解决的那个人，这样才能保证最后所达成的一致成为大家真正的共识。不要掩盖分歧，要让少数派的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

最初，人们有意不给国家情报官分配工作人员，而是希望他们能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INR）以及其他分析部门遴选人员来起草预测报告。1980年1月1日国家情报委员会建立之后，国家情报官的职能不仅限于搜集情报，还增加了分析职能。

国家情报官是国家情报主管人团队的“负责情报分析的左膀右臂”，他们的核心任务是：

●促进分析性的间谍情报技术和标准的示范性使用，包括替代分析、新的分析工具与技巧，以及情报系统内更广泛的协作；

●向高层政策制定者提供情报系统的整体观点；

●使情报系统负责人有所准备，能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和副手参加的会议中代表情报系统发出声音；

●在学界和私营部门寻找并聘任非政府机构的专家学者，以丰富情报系统的知识和见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领导层的3名官员分别是主席、副主席和情报分析整编部门的负责人。在委员会内，总共有15名国家情报官，其中9人负责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非洲、东非、欧洲、伊朗、近东、朝鲜、俄罗斯-欧亚大陆地区、南亚以及西半球。其余6人则专注于具体的领域：网络安全、经济问题、军事问题、科学技术问题、跨国威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样的人员构成和责任分工与2010年相比有4处改变，而且当时的情报委员会也只设有13名国家情报官（NIO）。

这4处改变分别是：取消了警示情报官（NIO for Warning）这一职位；针对伊朗和朝鲜这两个具体关注的国家，分别设立了伊朗问题情报官和朝鲜问题情报官；还设立了网络问题情报官（NIO for Cyber Issues）。朝鲜问题情报官的职责包括但不局限于：监督整个情报系统内涉及朝鲜的情报产出（intelligence production）与情报的分析、评估与协调工作。向情报系统的高级官员、政策制定者和军方决策者介绍情报界对朝鲜问题的分析与评估，审查和指挥针对朝鲜问题开展的调研与情报汇编工作。

网络事务情报官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网络事务分析主管。该角色主要负责精心策划并指导整个情报系统的中长期战略分析，并推动网络行动的开展，包括网络安全、网络运行以及其他范围更广的目标。国家情报官的主要职责是监督整个情报系统的情报产出，并负责国家情报预测报告与其他系统内文件的沟通协调工作，这些文件的内容都涉及总统、国家情报官和其他高层政策制定者比较担心的网络安全问题。

当罗伯特·盖茨将国家情报委员会移出情报高层的同时，他还把中央情报主任的3个跨部门情报编制委员会加入到国家情报委员会中，这3个委员会分别是：联合原子能情报委员会（JAEIC）、武器与空间系统情报委员会（WSSIC）以及科学技术情报委员会（STIC）。

联合原子能情报委员会创立的宗旨是“促进、形成并保持在原子能情报领域的相互协作的情报系统工作方式，推动跨部门之间的联络，激励和支持个人机构的发展”。它的具体职能包括：评估美国核情报计划的充分性及其有效监督国家遵守不同核试验条约的能力；在预测别国核试验爆炸物的当量做出预测后，评价其所使用的方法；评估别国核武器力量的主要发展；评估无核国家发展核力量可能带来的影响；就美国政府是否批准核能领域的对外贸易等问题向政府高层决策者提供建议；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该委员会将会对政府高层发出提醒或警告等。

联合原子能情报委员会的主要成果有：1976年的“苏联原子能计划”评估报告，1989年的有关伊拉克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评估报告，以及1992年的“辛格尔地下核试验场的地质情况”的研究报告。该委员会还可以委派工作，例如委派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一个情报部门编写一份关于俄罗斯核材料安全性的研究报告等。联合原子能情报委员会下设两个部门，包括核试验情报附属委员会和核武器后勤工作组。

2002年，联合原子能情报委员会没能成功召集第二次会议以查验美国情报系统对于伊拉克购买铝管所蕴含深意的不同观点，这次失败也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随后，该委员会原本安排在2002年8月和9月的三次会议也先后取消。

武器与空间系统情报委员会创立于1956年，其前身是导弹情报委员会（Guided Missil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和导弹与航空情报委员会。在冷战期间，该机构在负责协调美国的导弹情报与航空情报活动的同时，还负责对苏联导弹进行技术研究，这些研究文件还被提供给整个情报界作为参考。武器与空间系统情报委员会还选派了责任人，并为这一工作机制选取代号。

武器与空间系统情报委员会生化战争工作组审查一切可以获取的关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事件的情报——人们怀疑在那次事件中有人使用了生化武器。情报信息显示，有很大可能性苏联还在继续实行他的生化武器计划。武器与空间系统情报委员会较早获得的情报信息内容涉及苏联对新型坦克的研发进度、搭载核武器的地对空导弹的防空能力以及对苏联洲际导弹发射井防护能力的评估。1977年，该委员会提交报告并得出结论：由中国提供给巴基斯坦的M-11型近程地地战术导弹已经可以投入使用。

科学技术情报委员会就涉及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的产出、协调与评价工作，负责向国家情报总监提供建议与支持——所涉及的情报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情报委员会的情报成果包括：“苏联粒子束武器的研究与发展”（1976年10月），“情报搜集指导：来自中国重要科研机构的学生和访学者正寻求得到重要的技术”（1986年），“对苏联动能武器（Kinetic Energy Weapons）技术的初步评估”（1986年）。在1991财政年度，情报搜集附属委员会（Collection Subcommittee）调查了用于搜集科技信息的已有的或计划中的方法，并为科技情报搜集问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

美国国家情报编制委员会隶属于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其前身为情报编制者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由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兼任，其成员为情报系统内部的高级情报编制主管人，这其中包括国家情报总监的情报编制委员会的主席们。除就情报编制问题向国家情报总监提出建议以外，该委员会还负责监督情报系统的几个项目，重点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并将情报效益最大化。

国家反恐中心

2003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宣布在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架构之外建立恐怖主义威胁情报集成中心（TTIC），直接向中央情报主任汇报工作。随后，中央情报主任指令（DCID）第DCID 2/4号指令发布，正式建立了恐怖主义威胁综合中心，并规定了它的具体职能。2003年5月1日，该中心正式开始运营，50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以及情报界各个部门。在2004年5月搬入新的办公地点之前，该中心工作人员的数量将有望达到数百人，新的工作地点也将与联邦调查局的反恐部门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主义中心共同使用。

恐怖主义威胁综合中心共有四项重要任务：一是向美国国家领导人提供恐怖主义威胁的评估报告，二是确保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三是整合与恐怖主义威胁有关的国内外情报信息，四是要优化反恐信息、技术和能力的使用，更好地完成恐怖主义威胁分析，指导情报搜集战略。到2003年12月，恐怖主义威胁综合中心每天都会制作一个恐怖主义威胁模型，向管理层提供一份恐怖主义威胁报告，一份反应恐怖主义势力现状的报告，焦点问题评述，恐怖主义威胁警示，情报系统评估以及一份特别分析报告。

恐怖主义威胁综合中心发布的其中一份报告促成了布什总统的行动。由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率领的专家小组起草了这份报告，并在报告中向布什总统建议，应在现有的中央情报局反恐怖主义中心的基础上，扩大成员规模，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该中心应向中央情报主任汇报，并对联邦政府负责。该报告中还描述了许多应当赋予该中心的职能，包括搜集、分析和分享所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海外情报，无论该情报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恐怖主义威胁综合中心主任将在中央情报主任的领导下负责日常运营，并就海外情报搜集要求和情报优先级提出要求。

现在使用的“恐怖主义威胁情报集成中心（TTIC）”这一名称是在斯考克罗夫特所率领的专家小组的建议下提出的。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的建议出现在2004年7月份的报告中，当时他们建议在恐怖主义威胁情报集成中心的基础上设立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在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的预想中，新成立的中心将不仅仅是联合情报部门，还应是联合行动部门，工作人员由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的人员组成。

在情报方面，委员会表示，“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NCTC）应领导战略分析、整合各种源头的国内外情报，包括与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跨国恐怖组织有关的情报。”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认为，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应该进行经评估，将恐怖主义组织的能量与美国国防水平和反制措施进行对比，向联邦政府提出警示，并在国内外提供用于情报搜集的便利条件。

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建议，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NCTC）的职能应包括将任务职责分配至不同的部门，例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作战司令部以及国土安全部。虽然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不直接负责指挥实际行动，但仍然跟踪各部门的任务完成情况，除此之外，该委员会还时刻关注国内任务与国外任务的差别以及不同部门完成任务的差别，以便及时按照实际情况改进任务方案。

应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的建议，布什总统于2004年8月下旬发布了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建立了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并责成中央情报主任对该中心进行监督管理。在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的建议下，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将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组织，分析和整合除“纯国内反恐情报”以外的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一切反恐情报。此外，该委员会还建议，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将负责制定反恐怖主义行动战略，并将行使智库的职能，将所得信息进行分享，供其他部门参考。

两个月后，国会通过了《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这实际上将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从之前的中央情报主任办公室转变成为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根据《法案》规定，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的主要任务与总统行政命令中所要求的内容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在反恐行动计划方面，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要向总统直接汇报；而在反恐中心的预算、计划和情报理事会的活动等问题上，该中心将向国家情报总监汇报。

如图17.4所示，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的两个重要官员分别是中心主任和常务副主任，该中心除情报理事会和国家情报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外，还有其他三个理事会。

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主任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做定期的涉密或非涉密评估。例如，2011年9月，中心主任向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作报告《“9·11事件”十周年：我们比以前更加安全了吗？》，内容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的演变、基地组织分支的形成，以及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的角色定位、活动和其所面临的挑战。

情报理事会（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负责“指挥美国联邦政府反恐怖主义形势的分析和整合”。主要内容包括评估恐怖主义势力的安全港、分析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推进全球反恐合作以及分析地区公布注意组织等，这些工作的开展都要求整个情报系统的相互协调配合。

图17.4　美国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组织结构图

追击小组（Pursuit Group）是情报理事会的一个部门，于2010年1月创建。该小组主要负责追踪恐怖主义行踪，尤其侧重于那些有可能威胁到美国或其在海外利益的恐怖主义行踪。追击小组的分析师们追踪“恐怖主义威胁与美国之间的不明显的或不明原因的联系，辨别未知的、已知的或有嫌疑的恐怖分子，并深究那些看上去并不重要的细节，以防止其对美国利益产生危害”。除此之外，情报理事会的组成部门还包括（或曾经包括）：激进或极端信息小组，武器、战术与目标小组以及基地组织和逊尼派极端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内部都活跃着很多曾在情报系统各个机构工作过的分析师们。

战略行动计划理事会（Directorate of Strategic Operational Planning）负责指导联邦政府的计划——动用国家的一切力量抗击恐怖主义威胁。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主任于2011年表示，该委员会整合了计划周期的全部过程——提出计划、监督实施、评估其有效性与资源分布情况——并创造了协调整合计划并实施计划的利益共同体。行动支持理事会（Directorate of Operational Support）负责向反恐怖主义部门提供全天候的情报作战视图（common intelligence picture），以帮助各部门了解反恐态势、恐怖分子威胁以及对全球、全国突发事件的跟踪报告。

恐怖分子身份资料理事会（Directorate of Terrorist Identities）（前身为信息共享与发展理事会）巩固了其作为信息资源库的职能，主要负责搜集全球恐怖分子的身份信息，并确保联邦政府机构能够获取他们需要的恐怖分子身份信息。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NCTC）在2012年5月发布的名为“信息共享规则与渠道”的文件中规定，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将与共同致力于反恐怖主义活动的兄弟机构共享资源信息。

恐怖分子资料理事会的一份文件描述了2013年实施完成的两项任务，即：成功地建立了100万人的恐怖分子资料数据库环境（Terrorist Identities Datamart Environment）和Kingfisher图片处理库源代码扫屏工具的扩展，该工具“可以综合大量数据的格式以有助于提高现有恐怖分子资料信息的用途”。国家反恐中心还指定恐怖分子资料理事会负责向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调查提供支持，并为生物鉴定报告的制作提供支持，以及帮助恐怖分子资料数据库环境的进行分类指导。这些都是国家反恐中心所取得的成就。

国家情报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的前身为情报任务管理理事会。该办公室现在主要负责与反恐怖主义情报和任务有关的战略管理，并决定情报分析和搜集任务的优先级，同时负责间谍情报技术的分析与培训，并制定战略计划、评估计划完成效果与安排预算。

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还与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共同参与了联合反恐评估小组（Joint Counterterrorism Assessment Team）。联合反恐评估小组建立于2013年4月，前身是2007年成立的跨部门恐怖主义威胁评估协调小组。联合反恐评估小组的指责是产出联邦协调情报，内容涉及“有可能影响当地或地区公共安全状况的重大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国家反扩散中心

国家恐怖袭击委员会向联邦政府建议，设立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心，并归国家情报总监领导。在其2005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能力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明确建议，总统应成立一个国家反扩散中心（NCPC），其机构规模应相对较小（工作人员少于100人），负责在整个情报界范围内管理和协调与核武器、生化武器相关的情报。

即使是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2004年《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的一个条款已经明确规定，美国总统应在该法案生效的18个月内成立一个国家反扩散中心（NCPC），并成为分析和整合一切与核扩散有关的情报的主要部门，确保美国各部门能够及时获得情报支持并帮助其开展反扩散行动，协调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反扩散计划和行动以及为美国政府机构执行战略性反扩散行动。该法案还为美国总统放弃一些对提升美国反扩散能力没有帮助的条款提供了法律保障。2005年8月8日，根据《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的规定，国家情报总监约翰·内格罗蓬特任命肯尼斯·布里尔为反扩散任务负责人（Counter-proliferation Mission Manager）和即将成立的国家反扩散中心主任，这使得布里尔成为国家情报总监在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的主要顾问。

由于布什总统放弃了一些新的条款，新建立的反扩散中心并不完全是情报改革方案内容中所要求的那样。因此，该中心并没有取代中央情报局武器情报、防扩散和军备控制中心。新建立的中心主要负责在情报系统内部协调战略计划，并为美国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阻止武器和原材料的运输以及相关技术流通提供情报支持。国家反扩散中心还被允许与情报界协作，辨别情报搜集、分析与运用过程中关键的情报缺口与不足，并为改善或弥补这样的情报缺口提出解决方案。该中心还要负责鉴别远期的扩散威胁，并提出工作要求以便确保情报系统能够妥善处理这些威胁和难题。国家反扩散中心还要保持与情报系统内外不同机构、组织的联系，这有助于中心发现新的工作方法或获得新技术，帮助提高情报系统工作能力，在未来有效地发现和阻止核扩散威胁。这要求反扩散中心与情报系统不同部门、其他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以及商界人士取得很好的沟通。图17.5是国家反扩散中心的组织架构图。

图17.5　国家反扩散中心组织架构图

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

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 NCSC）于2014年12月1日成立，它是国家反情报执行局（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 NCIX）（1995年成立）的延续。2002年颁布的《反情报促进法案》指定反情报执行官为国家反情报执行办公室（ONCIX）的负责人，并使他/她负责美国政府的反情报与安全工作。2004年的《情报改革与防范恐怖主义法案》规定国家反间谍执行局（NCIX）和国家反情报执行办公室归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管理。

NCSC负责编制《国家威胁识别和优先级评估报告》（NTIPA）、其他反情报分析材料以及美国国家反情报战略。此外，该中心还负责为反间谍情报的搜集、对间谍活动的调查以及反间谍行动等工作设置优先级。其工作职能还包括监督和管理反情报计划预算和成果评估以及培训和提高反情报意识（counterintelligence awareness）。此外，该中心还负责进行损害评估（damage assessment），其中就包括安娜·贝兰·蒙特斯事件——这位供职于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的高级古巴情报分析员向古巴情报部门提供了情报。

2010年，国家反情报执行局吸收了国家情报总监特别安全中心（DNI Special Security Center）——该中心后来整合为国家反情报执行办公室特别安全理事会（ONCIX Special Security Directorate, SSD）——和安全评估中心（CSE）两个部门。国家反情报执行办公室特别安全理事会（ONCIX SSD）的职能包括制定、管理和监督情报系统的密级评级系统，并作为国家情报局与安全管理部门的对接单位。图17.6是美国国家反情报执行局组织结构图。安全评估中心负责在情报系统和国务院之间协调情报相关事务。

图17.6　美国国家反情报执行局组织结构图

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

2015年2月28日，依照奥巴马总统在备忘录中的指示，国家情报总监成立了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Center, CTIIC）。在此之前，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办公室的某位工作人员曾提出过应成立类似部门的建议，但被一些机构否决。2014年11月，索尼影业的计算机系统被黑客入侵，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整合相关信息并对这次入侵事件进行分析，这促使奥巴马总统作出了成立网络威胁情报集成中心的决定。

该备忘录阐述了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的五个职责，其中第一个职责就是“整合各个源头的情报，并对外来网络威胁或有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分析”。备忘录还规定，该中心应为一些网络组织提供技术支持，这些组织包括国家网络安全与通讯集成中心、国家网络调查工作小组、美国网络指挥部等。

此外，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还要监督情报共享能力的开发与实施，强化特定情况下的情报意识，这使得相关人员有意识发现和识别网络攻击，或涉嫌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事件。该中心还要通过情报渠道对网络攻击和涉嫌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甚至是私营组织的网络事件做出提示。最后，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要促进和支持跨部门之间的合作，以便抗击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威胁。人们期待，在中心成立之时，将有大约50名员工和35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

第十八章　国防情报的管理

在中央情报主任作为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和情报系统总负责人的那些年里，情报系统包括了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些国家情报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国家成像与绘图局以及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即使是1977之后，中央情报主任有权批准这些部门的经费预案，国防部长和他任命的负责情报的其他官员还是实际负责这些机构的日常运营。

在那些日子里，国防部长和他的几个重要的助手负责管理隶属于国防部的国家情报机构以及国防部自有的情报部门，尤其是重点经营着美国国防部情报局。20世纪70年代，国防部设有主管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一职，之后又任命了一名副国防部长，负责情报、指挥、控制和通讯。2001年，时任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议设立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国防部长，该提议被国会批准。

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还以其他方式管理情报活动，这些方式包括：军事情报计划（包含一系列的理事会和委员会）、侦察部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情报指挥官、指令以及法规等。

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国防部长

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上任不久便意识到，在他的管理体系中需要一名直接听令于他且专职负责国防部情报工作的官员。两个事件促使拉姆斯菲尔德得出这一结论：一是2001年4月份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有11名来自不同的军方情报部门的官员出席，讨论EP-3型飞机在中国迫降后的情报损失；二是中央情报主任在预算问题上一直拒绝与国防部长属下低级别官员打交道。

2002年8月，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他需要一名更加资深的官员负责处理国防部的情报工作。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也站出来表示，如果有一位新的副国防部长负责处理国防部情报部门的预算工作，将是国防部工作的一大进步，因为这些工作“确实耗费了国防部长太多的时间”。

约翰·麦科恩在担任中央情报局长（1961-1965）时一直认为，如果国防部能有一位官员来帮助处理情报工作，那么他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2002年春天，拉姆斯菲尔德试图说服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J·特纳，表示自己希望能够设置一个职位官员，专门负责与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在情报政策与情报资源事务上的沟通工作。这样的提议引起了一系列的担忧：有些人害怕这样一名官员可能会最终成为中央情报局长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有些负责国防情报的官员害怕会因此失去一部分权力和自主权。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国会还是在《200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批准设立该职位，随后在2003年3月份，拉姆斯菲尔德提名史蒂芬·坎博纳出任这一职位。其工作职责在名为“调整国防情报及相关事务实施指导”的备忘录中有详细论述，而且该备忘录中还明确规定这名副部长办公室将拥有114名雇员。后来这份备忘录中的要求被2005年11月23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部指令第5143.01号指令所取代，这份指令由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家情报总监共同签署。国防部指令第5143.01号指令后来在2014年10月又被修订并重新发布。

这份重新修改的21页的指令与修订之前的国防部指令相比内容多很多，它具体规定，这名国防情报副部长作为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主要助理和顾问，处理情报、反情报、安全、敏感活动以及其他情报相关事务，其具体职责包括代表国防部长行使监督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家侦察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部门的职责。该指令还反映了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在2007年5月签署的协议：主管情报的副国防部长还应同时被任命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内的国防部情报局长。国防部情报局长应负责提出国防部的国防情报搜集要求，推动国家情报活动和国防情报活动的合作、协调与冲突的消除，为同步和整合国防部与情报系统的情报职能提出建议与支持。该指令还规定，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要负责监督和指导各种情报活动，如国防情报分析、国防人力情报、技术搜集情报、公开来源情报、国防部反间谍情报、国防部安全计划、国际情报合作、情报信息共享等。

除国防情报副部长和首席国防情报助理副部长以外，国防情报副部长（USD）办公室还有四名国防情报助理副部长，分别负责：（1）情报与战争支持，（2）情报准备与警示，（3）反情报与安全事务，（4）情报政策、资源与搜集要求。2008年6月，国防情报副部长办公室在四个基本职能的基础上进行重组——联合行动、技术情报、情报计划与资源、人力情报与反间谍，这次重组是在时任国防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詹姆斯·克拉珀的要求下进行的。同年早些时候，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组建了一支情报、监视、侦查特别小组（ISR Task Force）以发现和修正军事行动和反恐行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2010年，盖茨将这支特别小组纳入国防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管理范围内，并在2010年、2013年年底和2014年年初组建了更多类似的组织。

2014年的重组遵循的原则是一份内部评估和来自国防部长查克·黑格尔的指导，以及国会的指示（涉及降低副国防部长帮办职务事宜）。如图18.1所示，有四名国防情报主管归负责情报的副部长管理。盖茨部长建立的情报、监视、侦查特别小组（ISR Task Force）被纳入了主管战争情报的国防情报主管的管理范围之内。

根据该组织结构图还可以看出，主管情报与安全事务的国防情报主管所负责的反情报和安全职能被合二为一，该主管主要负责监督、管理人力情报、敏感活动以及国防情报分析。技术搜集与分析部门被技术搜集与特别计划理事会所取代，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国家安全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科学技术理事会等部门的监管。

图18.1　国防部负责情报副部长办公室架构图

军事情报项目

联合军事情报计划（Joint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 JMIP）于1995年设立，“旨在提高国防部情报活动的实效，此举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这些情报活动运用的资源不仅来源于国防部，还来源于其他很多部门；二是使用这些情报数据的工作人员不仅是国防部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其他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三是集中化的规划、管理、协调与监督有利于提高情报工作效率”。

联合军事情报计划（JMIP）之下还有三项重要的子计划：国防密码计划（Defense Cryptologic Program）、国防影像与制图计划（Defense Imagery and Mapping Program, DIMP），以及国防综合情报与应用计划（Defense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Program, DGIAP）。每个项目都包含之前由战术情报与相关活动计划（T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ated Activities Program, TIARA）所支持的资源。国防综合情报与应用计划由以下几个分计划组成：国防空中侦察计划、国防情报禁毒计划、国防情报总局战术计划、国防空间侦查计划以及国防情报特别技术计划。

联合军事情报计划（JMIP）建立在战术情报与相关活动计划（TIARA）里三个计划的其中两个的基础上——国防空间侦查计划（前身是国防侦察支持计划）与战术密码逻辑计划，仅留下了侦察、监视与目标获取计划。2005年9月1日，国防部通过由代理国防部长签署的一份备忘录——“军事情报建立计划”——整合了联合军事情报计划与战术情报与相关活动计划，形成军事情报计划（MIP）。

军事情报委员会与国防情报空间威胁委员会

军事情报委员会（MIB）成立于1961年8月15日，委员会主席由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担任，其主要职责是辅助国防部情报局的启动计划以及为该机构的识人用人提供建议。在其建立的最初30年中，该委员会不定期召开会议，是国防部情报事务人员的议事协调机制，这些情报事务人员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情报联合参谋部部长、秘密情报参谋部参谋（service intelligence chiefs）。在“沙漠盾牌”与“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将军事情报委员会重新整编为一个顾问与决策机构，由他本人担任委员会主任，并且纳入了许多新成员，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之外，军事情报委员会的委员还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以及秘密情报参谋部参谋。该委员会一般每周召开一次会议。此外，还有3家机构与军事情报委员会有关，但不隶属于军事情报委员会，分别是：国防情报工作者理事会（Council of Defense Intelligence Producers），军事目标情报委员会以及机构职能管理理事会（Council of Functional Management）。

军事情报委员会为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并举办论坛讨论和提出协调军事情报工作等问题。它监督和指导国防情报局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情报搜集、情报产出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还为国家图像与绘图局的实施计划、四年一期的《国防评论》、国家情报预测、欧洲司令部以及“沙漠风暴”、“联合努力”、“坚持自由”等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

1994年，前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表示，在海湾战争期间，军事情报委员会在促进军事情报领域更广泛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体现了其自身的价值。自那以后，军事情报委员会几乎每周都要开会并为情报领域的高级官员组织论坛，内容涉及监督各项计划的进展情况、审查联合计划和经费预算情况、解决计划推进过程中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处理实质性的情报难题。

军事情报委员会不设置行政机关。委员会主席的建议或行动不会影响由国防部长批准的行动、责任、职能、权威与资源。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国防部长也可能参加或主持军事情报委员会的一些特殊会议。

国防情报空间威胁委员会（Defense Intelligence Space Threat Committee, DISTC）是一个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机构，委员会主席由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的代表担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协调各种复杂的空间/反空间分析活动。该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正值空间/反空间情报要求正在被重新评估、重新确定优先性和重新修改之时，以便使空间/反空间情报更加明确地为情报系统服务。

国防预警委员会

2013年12月5日发布的国防部指令第3115.16号指令“国防预警网络”中规定，国防部预警任务是对来自敌国的威胁、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等问题做出识别和预警。其工作任务有二：一是对可能要求或导致美国和其盟友使用武力的不友善行为提出预警，二是辨别和告知对美国利益、目标和正在实施的行动的威胁以及对自身的弱点的提醒。此外，预警的目地就是要“通报国防部内部的情报用户和行动部门的争论和决策”。

前文提到的国防部指令第3115.16号指令将国防预警网络（DWN）定义为一个“由国防部不同机构组成的具有合作性的综合网络”，它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有关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情报信息。该网络旨在为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供充足的情报信息，并为其留出充足时间以便对正在出现的挑战做出积极应对，从而减少或避免外来威胁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的影响。

网络监督是国防预警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国防预警网络相关事务上协调行动与达成共识的最初平台，比如对特定情况发出预警、新的作战信息命令，或者向国防部高层领导提出的建议”。国防预警委员会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导。该委员会的其他具有表决权的成员包括负责情报的副国防部长、美国安全局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长、国防部情报局长、军方各部部长和作战部门司令官。

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理事会

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理事会是国防部管理公开来源情报（DoD OSINT）的主要机制，其会长由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任命。理事会其他成员包括：由主管情报的副国防部长任命的一名代表、国家安全局代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代表、军方代表、作战司令部的司令、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国防部长以及负责网络与信息整合的助理国防部长。该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1）在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计划和活动的实施过程中负责事务协调与化解冲突；（2）负责协调与国家公开来源情报委员会开展的活动并提供建议；（3）为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的搜集要求设置优先级别；（4）为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的搜集制定战略指导。它有权建立工作小组帮助推动具体计划的协调与执行。该理事会还负责向主管情报的副国防部长汇报工作，并为促进国防部公开来源情报计划、活动和制度的效果和效率提出建设性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侦察行动处

卫星侦察活动相对来说是属于非入侵性的，因为它不要求实际进入目标国的领空。而且，除俄罗斯和中国以外，没有国家有能力摧毁美国的卫星。即使是在冷战期间的苏联，用这种明显的方式执行卫星侦察活动，其成本也是要远远超过潜在利益的。

即使是使用飞机飞越天空、海洋或是用潜水艇接近别国国界，都很有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在冷战初期，使用侦察机接近或穿越苏联东欧领土实施针对苏联的侦察活动或是搜集各种情报的行为，也是伴随着巨大风险的。

多年以来，由空中或海上侦查任务导致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架U-2侦察机偏离航线进入苏联领空，而另一架飞机则在飞越古巴境内时被击落；1967年，美国“自由”号间谍船在搜集信号情报过程中被以色列空军击沉；1968年，美国“普韦布洛”号通用环境研究舰在朝鲜东海海域搜集信号情报时被朝鲜击沉；1969年，美国“EC-121型”侦察机在同一海域被朝鲜击落。此外，还有前文提到的朝鲜曾不断尝试击落“SR-71型”侦察机，后来又在2003年试图将“RC-135型”侦察机迫降在朝鲜。在前文的第七和第八章中提到的美国侦察机多次遭遇中国战斗机，包括：中国战斗机迫使美国EP-3型侦察机降落在海南机场，2011年U-2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台湾海峡遭遇等。以及2014年的一次事件，当时，中国一架歼-11在海南岛上空与P-8反潜侦察机遭遇，两机飞行间距小于90英尺。另外，若干事件涉及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潜艇，包括与苏联/俄罗斯潜艇的碰撞事件。

对于这样敏感行动的管理引发了很多思考。很多任务的提出与执行都是为了满足联合军事司令部的工作需要，而其他的一些任务则是为了搜集对本国有利的情报。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情报搜集活动都有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因此需要国家层面的批准与监督。

出于联合司令部要求而进行的情报搜集任务都要经过监管办公室和部门的层层审批，这样的审批是从司令部的联合侦查中心开始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联合侦查中心（JRC）都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实际操作部门，与国家联合军事情报中心共同工作。联合侦查中心建立于1960年10月24日，在此之前的1960年5月1日，美国在苏联损失了一架U-2侦察机，后来在1960年7月1日又在巴伦支海损失了一架RB-47型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为防止类似惨剧不断重复发生，因此设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侦查中心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处，与国家联合军事情报中心共同工作。联合侦查中心扮演者侦查计划的审批机关的角色。该中心还制作了一份“厚达几英寸、内容充满了技术数据与图片”的联合侦查行动计划表，用以监视任务进程，并向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提供实时的军事力量部署、任务活动情况等与侦查相关的信息。图18.2参谋长联席会议侦查部门组织架构图。

图18.2　参谋长联席会议侦查部门组织架构图

联合侦查中心行使以下几个职能：

●就联合司令部长官提出的和其他政府机构提出的侦查计划、项目和日程等进行接收、审查、评估，并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请批准；

●为特别重要或敏感度高的侦查行动的执行提供计划指引；

●审查情报支持计划，为服务于跨部门合作的打击行动的事前侦查活动准备政策指引、计划并进行分析和审查；

●监视联合侦查中心批准的任务，确保所有事项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

●展示和平时期军事侦查和其他一些敏感行动。

国防情报官

1974年，国防情报局局长丹尼尔·O·格拉汉姆中将组建了一支由国防情报官所组成的队伍，这是与1973年中央情报局长威廉·科尔比所建立的国家情报官体系相对应的机制。国防情报官队伍是国防情报局局长在重要情报事务上的高级代表。至2003年，受“9·11事件”和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影响，国防情报局正面临转型，国防情报官的角色作用因此被削弱。国防情报局局长洛维尔·雅各布分解了国防情报官队伍的职能，并将其职责移交给情报分析处（Directorate of Analysis）。

2008年7月，国防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梅普尔恢复了国防情报官队伍。2012年，国防情报局副局长具体解释了国防情报官队伍的三项主要职能。国防情报官队伍是国防情报局情报事务的主要顾问，他们主要负责提供情报分析、了解情报搜集要求以及情报缺口所在以及有效利用现有情报。此外，在国会和政府机构面前，国防情报官队伍是重要的国防情报代表，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与国家情报总监下属的国家情报主管人相对应。

至2012年春天，国防情报官队伍中有8位成员，所负责的地区和领域分别为拉丁美洲、欧洲与北约国家、南亚、欧亚大陆、东亚、中东与北非、非洲以及网络社会。在此之前，这8位国防情报官分别就职于国防情报局、作战司令部以及其他情报系统部门。

国防部指令和指挥中心

国防部涉及情报事务的最重要的管理规则是国防部指令、指示与指令型备忘录（DTMs），它们关系到情报活动（如人力情报）和具体组织（如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政策、工作程序与工作职责。国防部于1983年11月18日发布的国防部第C-5230.23号指令“情报信息披露政策”具体规定了不同国防部官员在情报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同职责，例如，国防情报局局长“应做好国防部内部协调工作，并协调向高级别外交官披露涉密情报的事宜”，国防部主管政策研究的副国防部长“应在国防部各部门因为机密情报向高级别外交官披露的事宜而产生冲突时，妥善解决冲突”——这项工作后来毫无疑问地被转交给了主管情报工作的副国防部长。

其他与海外情报政策及海外情报活动有关的国防部指令、指示和指令型备忘录（DTMs）还包括《国防部情报活动指令》（发布于2007年8月27日的第5240.1号指令）；《国防部存疑情报活动与重要/高敏感事务报告制度指引的备忘录》（发布于2009年6月17日的第DTM 08-052号指令型备忘录）；《国防部情报活动及情报相关敏感活动的监督、协调、评估与报告的指示》（发布于2011年9月27日的O-5100.94号指示）；《信号情报指令》（发布于2008年9月15日的O-3115.07号指令）；《测量情报与署名情报指示》（发布于2009年4月22日的5105.58号指示）；《军事情报计划指令》（发布于2008年11月14日的5205.12号指令）；《公开来源情报指示》（发布于2010年8月24日的3115.12号指示）；《民用航空情报指示》（发布于2011年7月29日的3115.14号指示）；《地理空间情报指示》（发布于2011年11月6日的3115.15号指示）；《国防部生物计量情报（BEI）与司法鉴定情报（FEI）的指示》（发布于2012年5月25日的O-3300.04号指示）；《国防部海外军事情报搜集活动（FORMICA）指示》（发布于2009年1月22日的C-5205.01号指示）；《海外材料计划的指令》（发布于2011年12月30日的S-3325.01号指令）；《国家情报搜集权利转移的指令》（发布于2009年3月16日的S-3325.02号指令）；《国防部文档和媒体的开发与利用（DOMEX）的指令》（发布于2011年1月1日的3300.03号指令）。

与人力情报相关的指令、指示和指令型备忘录（DTMs）包括：《国防掩护计划指引的备忘录》（发布于2009年3月31日的第08-050号指令型备忘录）；《国防人力情报的管理与执行的指令》（发布于2009年2月9日的第S-5200.37号指令）；《国防部人力来源情报批准的执行指引》（发布于2009年6月22日的第S-3325.07号指示）；《国防部人力情报与相关情报活动指示》（发布于2009年12月8日的第S-5200.42号指示）；《情报商业活动指示》（发布于2010年4月21日的第S-5240.12号指示）；《国防部对具有重要价值的羁押人员的审讯小组的支持指令》（发布于2010年12月9日的第3115.13号指令）；《国防部情报审讯、盘问与问话技巧的指令》（发布于2012年10月11日的第3115.09号指令）；《国防部秘密来源情报的监督、管理与执行指令》（发布于2013年1月9日的第S-3325.09号指令）；《网络空间的人力情报活动的指令》（发布于2013年6月6日的第S-3325.10号指令）；《国防部掩护与掩护支持活动》（发布于2014年7月15日的第S-5105.61号指令）。

其他的指令或指示与反情报活动有关，包括：《反情报指令》（发布于2007年12月20日的第O-5240.02号指令）；《进攻性反情报行动指示》（发布于2008年10月29日的第5240.09号指示）；《反情报调查指示》（发布于2009年2月2日的第5240.04号指示）；《反情报问询指示》（发布于2009年5月14日的第O-5240.21号指示）；《支持反情报活动并推动国家及公民利益保护的指示》（发布于2009年9月24日的第5240.22号指示）；《反间谍情报分析与整理的指示》（发布于2009年11月17日的第5240.18号指示）；《网络空间的反情报活动的指示》（发布于2010年12月13日的第S-5240.23号指示）；《反情报意识与汇报工作的指令》（发布于2011年5月17日的第5240.06号指令）；《作战司令部与国防部下设部门的反情报活动指示》（发布于2011年10月5日的5240.10号指示）；《国防部的反情报职能的指示》（发布于2012年8月27日的第5240.16号指示）；《对国防部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反情报支持的指示》（发布于2014年1月31日的第5240.19号指示）；《反间谍情报搜集活动的指示》（发布于2014年3月14日的第S-5240.17号指示）。

还有一些国防部指令或指示具体规定了一些职位和机构的工作任务与职能，这些职位和机构包括：国防部主管情报的首席副国防部长（2010年8月18日发布的第5143.02号指令）；国家侦察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第5105.23号指令）；国家安全局（2010年1月26日发布的第5100.20号指令）；国防部情报局（2008年3月18日发布的第5105.21号指令）；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2009年7月29日发布的第5105.60号指令）；国家医学情报中心（2009年3月20日发布的第6240.1号指令）；国防部特殊导弹与航天中心（2008年9月24日发布的第5100.43号指令）。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情报事务的规章制度。一些管理情报活动的陆军管理法规（Army Regulations, AR）包括：《美国陆军情报活动》（2007年5月3日的陆军管理法规第381-10条）；《反情报技术》（2002年9月30日的陆军管理法规第381-14条）；《陆军反情报计划》（2010年5月26日的陆军管理法规第381-20条）；《陆军海外材料开发利用计划》（1991年5月27日的陆军管理法规第381-26条）；《进攻性反情报行动》（2013年9月27日的陆军管理法规第381-47条）；《陆军人力情报搜集计划》（1988年5月15日的陆军管理法规第381-100条）；《美国陆军身份掩护计划》（2000年12月29日的陆军管理法规第281-102条）。

美国空军涉及情报活动的条例包括：《敏感侦察计划》（1994年4月29日，10-1103）；《情报活动的监督》（2012年4月23日，14-04）；《国际情报协议》（2013年4月29日，14-102）；《对生命周期获取的情报支持》（2010年5月18日）；《对军队保护的情报支持》（2012年5月4日，14-119）；《空军公开来源情报》（2012年5月18日，14-130）；《敏感情报信息划分的控制、保护与宣传》（1997年1月18日，14-302）；《RC135单位情报搜集程序》（2013年9月4日，14-2RC135，Vol.3）；《人力情报》（2011年11月7日，14-127）；《地理空间情报》（2012年8月10日，14-132）。

第十九章　情报搜集管理、秘密行动和信息获取

对四种不同类型情报搜集工作（卫星成像、信号情报、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人力情报）的管理，反映了情报界所采取的行动和搜集系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成像大多由卫星和飞机搜集，而信号情报和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所依赖的，除了航空航天系统外，还有地基平台、海基平台，以及海底平台。而人力情报则是非常不同的搜集渠道。

秘密行动管理是情报管理工作的另一个方面。不充分的管理不光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正如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4月的猪湾行动失败后所发现的。更进一步的管理工作是控制有关情报搜集和秘密行动的信息获取。

卫星成像管理

多年来，通过解读成像搜集的总体优先顺序，为各系统针对各种装置或活动确定目标，是“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Committee on Imagery Requirements and Exploitation, COMIREX）的工作职责，该委员会根据中央情报主任指令于1967年7月1日建立。它代替了“空中侦察委员会”（Committee on Overhead Reconnaissance, COMOR），后者的职责包括协调搜集需求，以实现对所有成像卫星的开发和操控。随着项目的发展，照片的数量大幅增长，造成了成像利用活动的严重重复。解决方法之一是用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取代空中侦察委员会。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各机构的代表，以及来自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情报主管。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来自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

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前主席罗兰·英洛（Roland Inlow）（1969年至1979年在位）曾将该委员会的职能总结为：“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行使跨部门的协调和管理职能，这是指导拍照卫星的侦察所必需的，包括了决定拍摄目标和决定哪些机构获得哪些照片以进行分析的过程。它还评估拍照侦察的需求和结果，监督用于保护照片和源于未授权披露照片的信息的安全控制。”

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解决三个与建立目标和优先权有关的问题：（1）什么装置/区域/活动应该被成像？（2）什么系统应该被用于特定装置/区域/活动目标？（3）覆盖频率应该是什么？

1985年至1988年，当时美国操控单独的一种成像卫星系统（KH-11），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对第二个问题的决定很简单，但是当不同的KH-11变体如“缟玛瑙”（ONYX）卫星和“薄雾”（MISTY）卫星加入到星群中时，决定就变得更复杂了。有两个因素甚至使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高分辨率商业成像的出现和盟国操控成像卫星的激增。

总之，客户之间总会在优先权和目标选择的问题上有争夺的重要领域。另外，有关问题（1）和（2）的决定必须要考虑大量的技术问题，包括获得成像的角度和高度。

对卫星成像选定目标优先权的争论起因于各种原因。实时情报需求可能会与长期需求产生冲突——正如1980至1988年时关注两伊战争的战场，就意味着忽视了监控伊拉克核计划的机会。战略情报的需求也可能与战术情报的需求发生冲突。通过日复一日的侦察，发现军队或武器的动向和各种能力的细微变化，军事司令官们可能会对此感兴趣；但在国家层面上，当没有出现危机时，这类信息并不受重视。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负责考虑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军事机构和其他顾客的需求的优先顺序，目的是合理分配极为有限的资源，基本满足几个竞争性机构的正当需要。

在成像利用领域，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将解读任务指派给国家图像解读中心、中央情报局的成像分析办公室、国防部情报局的成像开发成员单位、军事机构的情报组织和各作战司令部。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的国家成像处理和利用任务分配计划（National Tasking Plan for Imagery Processing and Exploitation），清晰说明了基本的工作分配。随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吸纳了国家图像解读中心、中央情报局的成像分析办公室和国防部情报局的成像开发成员单位后，现在就由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来决定哪些解读任务由其自己承担，哪些指派给军事机构的情报组织。

中央成像办公室（Central Imagery Office, CIO）建立于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承担了为卫星和利用成员单位分配任务的职责。根据1992年6月1日的中央情报主任指令（DCID）2/9，“对国家成像情报进行管理”，中央成像办公室要“履行那些以前归属于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的情报界职责”。中央成像任务分配机构“根据和平时期由中央情报主任和战争时期由国防部长建立的情报需求”来完成任务分配工作。中央成像办公室还要制定国家成像开发任务分配政策，在不同部门之间指派解读任务。

国家成像与绘图局的中央成像任务分配办公室，是中央成像办公室的后继者。如今，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来源行动和管理处（Source Operations&Management Directorate），尤其是其来源行动组，负责分配来自情报界内和外机构的卫星成像覆盖需求。然后，该处负责向国家侦察局的成像卫星和商业成像卫星（美国政府能够获得其成果的）指派任务。

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成像任务分配工作创新中包括了成像需求和开发委员会的自动管理系统（COMIREX Automated Management System, CAMS），其使用行动研究程序，接受来自不同客户的需求并建立任务分配计划以优化卫星行动，满足那些需求和已确立的优先顺序。1996年，国家成像与绘图局建立了需求管理系统（Requirements Management System），取代了这套自动管理系统。到1998年，全世界80多个位置可以使用需求管理系统。

信号情报管理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指令（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telligence Directive, NSCID）第6号，对美国信号情报工作的管理归属于国家安全局局长。该指令的最新版本发表于1972年2月17日，目前仍在生效。除了界定了信号情报的组成，该指令还宣称，

国防部长被指定为根据本指令条款实施信号情报活动的政府执行代理人，也是指导、监督、出资、维护和操控国家安全局的政府执行代理人。国家安全局长要向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工作。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内部，国防部长可以完全或部分地代表国家安全局长行使权力。

为美国的信号情报任务提供支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一体化组织并控制所有美国信号情报搜集和处理活动，根据中央情报主任委员会（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Board）制定的目标、需求和优先权来制作信号情报，这些就是国家安全局长的责任。

除了本指令所提及的机构，其他组织不得参与信号情报活动。不包括本指令段落5和段落6（有关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独特职责）所提及的内容，国家安全局长应该执行对所有信号情报搜集和处理活动的完全控制……国家安全局长有权力对任何参与信号情报行动的任何行动单位签发行动所需的指令和任务。本段中提及的国家安全局长在授权下签署的所有指令都是强制性的，只受制于向国防部长提出的申诉……

武装力量与其他部门和机构通常要求及时和有效的信号情报。国家安全局长应该提供这类的信号情报……

单个部门和机构的情报单位可以就中央情报主任制定的需求和优先权的解读和引申问题继续实行与国家安全局的直接联系。

以NSCID第6号和其他的指导性文件为基础，信号情报还要根据国防部的有关信号情报的一份指令来进行管理。与NSCID第6号一致，该指令指定主管情报的副国防部长为国防部长的信号情报执行代理人，以及与国家情报总监协调信号情报职责的国防部高层官员。除此之外，它分配给这名副国防部长还有对国家安全局长“行使职权、指导和控制的职责”。该副国防部长额外的信号情报职责中，有一项是“为了与国家安全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其他参与信号情报活动的成员单位的共同未来”而开发信号情报路线图。

信号情报系统管理，是通过国家安全局长签发的美国信号情报指令（U.S.Signals Intelligence Directives, USSIDs）来进行管理。这些指令的编号方式曾经是根据其涵盖的不同种类的主题而定的：政策（1-99），搜集（100-199），处理（200-299），分析和上报（300-399），标准（400-499），行政管理（500-599），培训（600-699），自动数据处理（700-799），任务分配（800-899）。表19.1列出了到1990年以前的美国信号情报指令。

目前的美国信号情报指令则由主题的缩写来命名，包括“SP”指“信号情报政策”，“FA”指“外交”。这类美国信号情报指令有USSID SP0018，《法规遵守和美国人最小化程序》（2011年1月25日）；有USSID SP0018J，《监控可疑国际毒贩无线电通信的程序》（1986年4月24日）；有USSID SP0019，《国家安全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信号情报指令—监督与合规》（2012年11月13日）。第一个规定和发布了美国信号情报系统最小化政策和程序，“对于保护美国人的私人权利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个“是以可疑国际毒贩的无线电通信为目标的，美国信号情报系统的某些通信情报活动的管理规定”。第三个“概述了管理在国家安全局长指挥下工作的美国信号系统各单位的信号活动的有关监督和合规的政策和程序”。

表19.1　美国信号情报指令

其他的美国信号情报指令还有：USSID AP2231，《海上舰艇信号情报定向》（2008年12月9日）；USSID FA6001，《信号情报关系第二方》（2012年8月22日）；USSID FA6101，《信号情报关系第三方》（2007年10月31日）；USSID CR610，《信号情报制作和原始信号情报获取》（2005年8月25日）；USSID SP0009，《东道国搜集》（2011年10月28日）；USSIDDA3110，《搜集管理程序》；USSID DA3620，《搜集到的信号数据格式》。

虽然国防部长是执行代理人，但副国防部长被指定代表他行使职权，而且国家安全局长是美国信号情报活动、需求和优先权的项目管理人，这两点是由执行委员会和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设定的。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是一系列前任委员会的继承者。1950年之前，在国家安全局建立以前，该项工作被分给了武装力量安全机构委员会的情报需求委员会（Armed Forces Security Agency Council’s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Committee, AFSAC/IRC），和美国通信情报委员会的情报委员会（U.S.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Board’s Intelligence Committee, USCIB/IC）。AFSAC/IRC主要负责为拦截军事通信量确定目标和优先权；后者则主要关注非军事的通信量。

随着国家安全局的建立，发布于1952年12月9日的NSCID第9号重新设定USCIB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讯情报特别委员会指导下工作，该特别委员会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组成，由中央情报局长负责协助工作。1958年，USCIB和情报顾问委员会（Intelligence Advisory Committee）被并入美国情报董事会，成立了两个新的委员会：通信情报委员会和电子情报委员会（依据于1958年10月21日签发的两个不同的指令，DCID 6/1和DCID 6/2）。1962年5月31日签发的DCID 6/1将ELINT委员会和通讯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信号情报委员会。

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的职责（如现在所知）是广泛的，如图19.1中翻印的1982年5月12日DCID 6/1所示。这些职责包括了为信号情报搜集需求制定具体规划，监控美国和外国合作信号情报机构的响应能力，制定实施信号情报联络和安全获取信号情报信息的政策。在1993财政年度，信号情报委员会的重点活动包括为信号情报卫星开发了新的架构，评估和批准了选定的盟友关系，评估了外国军售需求，还进行了几次特殊的评估。

图19.1　中央情报主任指令（DCID）6/1，《信号情报委员会》

依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第102项的条款和行政命令第12333号，现成立信号情报委员会。

1.使命

信号情报委员会的使命是为中央情报局长和国家安全局局长提供咨询和协助，按照行政命令第12333号所规定的，分担他们的信号情报职责与责任，并且监控和协助情报界内部完成DCI所制定目标的协调工作，以及提高情报界信号情报资源的利用效率。

2.职能

在中央情报副主任的总体指导下，信号情报委员会应该：
a.为中央情报局长制定信号情报需求、优先性和目标提供咨询；
b.根据DCI的目标和优先性，制定对通讯情报、电子情报、外国仪器信号，非红外成像，相干光，非核电磁脉冲（EMP）等来源的搜集需要和利用需要的说明。

（这些说明将为资源项目规划、任务策划和上报提供指导。每份说明必须要考虑实践限制，成本和风险等因素。）
c.监控和评估当前和规划中的美国和外国合作信号情报资源对美国情报信息需求的响应能力；
d.监控情报用户提出的信息需求对信号情报项目的影响；
e.为信号情报或从中获取信息的传播和清除以及将信号情报或从中获取信息的披露公布给外国政府或有美国政府参与的国际组织，提供咨询和建议。

f.制定并推荐中央情报局长政策、指令和指导，以实施与它国政府的信号情报安排；
g.向中央情报局长评估和报告向外国政府提供密码协助对当前和未来的美国信号情报能力的潜在影响；
h.审查、制定和推荐中央情报局长政策，通过分类和区分，以保护通讯情报，电子情报和其它信号情报，或者保护有关它们的信息或获取自它们的信息，以及审查、制定和推荐使美国政府的情报界外机构能够接收和使用信号情报的程序。

3.情报界职责

应委员会主席的要求，情报界成员单位应该在中央情报局长批准的安全保护原则内，提供与委员会使命和职能相关的信息。

4.组织结构

委员会主席将由中央情报局长任命。

委员会成员将由情报界负责人指定的代表组成。

主席将根据需要建立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

在获得中央情报局长同意下，委员会主席可以酌情邀请美国政府相关机构的代表参与工作。

委员会将设立1个支持性的执行秘书处。

密级确定：中央情报局局长

解密：由原制作机构决定（OADR）

威廉·J.凯西

中央情报局局长

1973年中东战争之前，USIB信号情报委员会建议，一旦敌对状态爆发，中东应该成为情报搜集的优先目标。国家安全局被要求评估搜集到的情报，并判断适当的目标。战争爆发时，国家安全局在信号情报委员会的指导下实施这些政策。该委员会讨论并批准了国防部情报局的建议，改变了某个搜集设备的首要目标。除了确认需求和向搜集力量布置任务，信号情报委员会要检查美国的信号情报机构和外国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此，1972年，该委员会针对与日本的信号情报关系制定了一组新的目标。

信号情报委员会多年来一直与两个常设小组委员会一起工作：“信号情报需求确认和评估小组委员会”（SIGINT Requirements Validation and Evaluation Subcommittee, SIRVES）和“信号情报空中侦察小组委员会”（SIGINT Overhead Reconnaissance Subcommittee, SORS）。信号情报需求确认和评估小组委员会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是评估小组委员会的继承者，除其他方面以外，还负责监督全国信号情报需求系统（National SIGINT Requirements System）。信号情报需求确认和评估小组委员会调整了针对前苏联和东欧的信号情报重点需求。信号情报空中侦察小组委员会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正是启动卫星信号情报搜集工作之时。信号情报空中侦察小组委员会“负责接收、批准和提出全新的情报指导，以回应针对全国资源的任务”并“继续监控需求，提供长期需求和短期需求的搜集和处理指导”。

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了两个新的工作小组：“武器和太空系统咨询小组”（Weapons and Space Systems Advisory Group, WSSAG）和“国家发射体情报小组委员会”（National Emitter Intelligence Subcommittee, NEIS）。武器和太空系统咨询小组负责“协调有关外国武器和太空系统的信号情报”，而国家发射体情报小组委员会则关注于有关外国雷达和其他非通信信号的信号情报工作。国家发射体情报小组委员会还可以利用各种短期的工作小组和任务小组，例如1972年出现的第三方特别工作小组。

2004年3月，中央情报主任签署了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的新章程。因此，信号情报需求确认和评估小组委员会变成了“国家信号情报分析和生产小组委员会”（National SIGINT Analysis and Production Subcommittee），而信号情报空中侦察小组委员会则变成了“国家信号情报搜集小组委员会”（National SIGINT Collection Subcommittee），负责提供有关信号情报搜集力量相对优势的观点。此外，两个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组被并入了国家发射体，武器和太空小组委员会（National Emitter, Weapons, and Space Subcommittee）。

如上所述，在得到美国情报董事会的批准之后，1975年建立了全国信号情报需求系统。在此系统下，在每项需求被验证并列入国家信号情报需求名单（National SIGINT Requirements List, NSRL）之前，必须要经过情报界正式的审查和批准程序。如今，国家信号情报需求名单是国家安全局的基础指导性文件，其根据定义明确的优先权详细说明了信号情报的目标，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如国家情报优先权框架National Intelligence Priorities Framework）和其他的国家需求文件互为参考。但是该系统并不禁止国家安全局长在完成需求任务时决定拦截哪些特定信号。它也不禁止国务卿、国防部长，或者军事司令官们在危机发生时直接向国家安全局布置任务，然后再通知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信号情报委员会。

人力情报管理

在整个冷战时期，甚至冷战之后，对美国人力情报行动（秘密的和公开的）的基础性指导方针包括在1972年2月17日（当前仍然有效的版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指令（NSCID）第5号《美国海外间谍活动和反情报活动》中，以及其他源于此指令的中央情报主任指令（DCID）中。

那些涵盖人力情报工作各个方面的中央情报主任指令，包括DCID 5/1《海外的间谍活动和反情报活动》（1984年12月19日）和DCID 3/2《海外公开搜集的协调工作》（2001年11月26日），根据情报界指令（Intelligence Community Directive, ICD）304被部分或完全撤销了，而ICD 304最初签发于2008年3月，2009年7月又进行了修订。情报界指令304的当前版本“描述了国家情报总监（DNI）、国家人力情报管理人（National HUMINT Manager, NHM）和从事人力情报活动（包括使用人力来源的反情报活动）的首要机构或部门的作用和职责”，其中尤其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

该指令使主管搜集的国家情报副总监（Deputy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DNI）（其职责已由主管情报整合的副总监承担），在为国家人力情报活动建立目标、优先权和指导方针以及解决搜集需求冲突和评价国家人力情报活动效率等方面，被赋予了国家情报总监的职权和职责。此外，该指令还指定主管搜集的副总监和其他官员一起协作，负责在国家情报计划和军事情报计划中分配人力情报资源的问题上向国家情报总监提出建议。

该指令还指定中央情报局局长为国家人力情报管理人（NHM），该职位由中情局局长委托给行动处处长。国家人力情报管理人的职责包括制定包含目的和业绩目标的综合性国家人力情报计划、整合国家人力情报搜集能力并归之于国家情报协调中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ordination Center），建立和实施人力情报活动的管理标准（包括来源验证、培训、搜集需求、评价、上报和掩护支持）。

国家人力情报管理人的其他职责有：制定和实施相关程序，解决情报界机构从事的或由国家情报计划提供资金的人力情报行动和活动的冲突，还有与“以秘密方式从事搜集活动或通过人力情报或反情报活动搜集情报的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协商相关的书面协议，例如2005年6月的《有关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海外和本土活动的理解备忘录》。

20世纪90年代以及“9·11事件”之后，启动了几个议案以提高秘密搜集工作的协调力度。1992年，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处内成立了一个“国家人力情报需求任务分配中心”（National HUMINT Requirements Tasking Center, NHRTC），负责在搜集机构之间分配任务。当时，中央情报局长罗伯特·盖茨将该中心称之为“整合的跨部门机制，将人力情报需求分配给有最好条件并能最小代价和风险获取信息的情报界某些机构”。该中心由国防部情报局、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的代表组成，配备12名从军队和中央情报局的三个处（情报、行动和科技）抽调的工作人员。其有三个重点领域职责：

●鉴定来自决策者、军队、各种科技中心、执法部门和分析人员的信息需求；

●为搜集和上报工作建立搜集优先顺序；

●将需求分配给最适合的收集者，充分利用其能力以回应这些需求。

根据国家人力情报需求任务分配中心的指导方针，国务院1993年的某份电报要求各使馆提供有关“所在国政府关于加密的法律和政策”信息。国务院希望这些信息能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美国商业加密政策的研究提供“关键能用信息”。重点主题包括对“加密芯片”提案的回应，对公共加密的总体政策，经济和贸易问题。

该中心的首要产品包括国家人力情报搜集工作指令（National HUMINT Collection Directives, NHCDs），其明确了人力情报搜集需求和任务分配工作。这些指令意图锁定随后的两年时间，但许多会进行定期更新。到1997年底，有不止100份涉及各国和跨国问题的实时国家人力情报搜集工作指令。指令中覆盖的问题包括军事行动支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高级常规武器和反恐。

2010年，由于维基泄密很多指令可以公开获得，包括那些有关联合国、保加利亚、巴拉圭、巴勒斯坦问题、罗马尼亚和非洲萨赫勒地带的指令。有关联合国的指令要求国务院官员提供外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详细简历信息，并详细列出了关于联合国的优先问题，有近期关注（例如伊朗和朝鲜），也有持续性问题（例如联合国安全委员会改革问题，中东和平进程），还有联合国大会策略和投票群体问题。

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国家人力情报搜集工作指令，要求提供有关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进程、巴勒斯坦领导层和治理，巴勒斯坦内部安全和控制，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活动等的信息。另外，该指令还要求提供：巴勒斯坦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以色列政府的计划，政策和行动；电信系统方面的信息。如果某份国家人力情报搜集工作指令的主题需要更多的细节信息，这种情报可能多发生在技术性主题上如扩散问题，情报界的分析人员会撰写一份搜集支持简要说明（Collection Support Brief, CSB），作为该指令的附件。

国家人力情报需求任务分配中心的指导方针，对行动处的秘密和公开人力情报搜集单位以及国防部秘密行动局（Defense Clandestine Service）都具有约束效力。它对于情报界以外的搜集单位则只具有参考效用，例如商务部外国商务署（Foreign Commercial Service）和国务院使馆上报部门。因此，国务院的官员们并不理睬联合国国家人力情报搜集工作指令中要求他们搜集它国外交官的个人和技术信息（包括移动电话和航空公司常旅客号码）的内容。

如第二章所言，国家人力情报需求任务分配中心和情报界人力情报协调中心由中央情报局的国家秘密行动处主管情报界人力情报的副处长负责管理。协调中心负责解决行动处、国防部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队反情报单位、联合司令部的人力情报活动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

秘密行动管理

《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的《休斯-瑞恩修正案》要求，启动秘密行动时需要总统调查令。按照该修正案和后续立法的规定，调查令必须说明总统已经确定“在外国采取的行动，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是重要的”，然后要描述行动范围（被作为目标的某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和行动须知。调查令还必须详细说明将重点参与项目实施的每个美国政府机构以及是否有重点参与项目的第三方；调查令不可以授权违背宪法或美国的任何法规。自1991年以来，根据《国家安全法案》的标题五，总统调查令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而且不可以授权对秘密活动进行追溯，紧急时刻除外，因为此时的口头调查令只有最多24小时效力。图19.2显示了某调查令，其支持与伊朗“温和派”建立联系的尝试。

图19.2　关于伊朗的总统调查令

调查令最初由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处来准备，这是行动处某个提议的结果，也是对中央情报局局长所提要求的回应，而中央情报局长反过来则要回应国家情报总监或总统的要求。1986年，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研究》上有篇文章称，任何一份被提交的调查令离开行动处之前，要经过秘密行动策划小组（Covert Action Planning Group, CAPG）的审查，该小组是由助理副处长、高层部门领导和那些实际负责调查令及其最终实施的个人组成的理事会。调查令得到秘密行动策划小组的批准之后，将被发送给中央情报局的最高管理层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然后再发送给局长，最后再发送给国家情报总监。

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如果中央情报局长批准了提交的调查令，该调查令将被送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和协调小组（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Group, PCG），该小组由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的高层代表组成。如果计划协调小组支持该调查令，它会将赞同的意见发送给国家安全计划小组（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 Group, NSPG）。然后由该小组批准将最终产生总统调查令。第159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SDD）《秘密行动政策批准和协调程序》签发于1985年1月18日，指出了所有的情报调查令都要以书面形式上交给国家安全计划小组的8个成员传阅，然后才能生效。

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总统指令《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的组织机构》签发于2001年2月13日，维持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委员会（继承于前一届政府的）的存在，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政策问题的跨部门研讨论坛”，这些问题中包含了秘密行动。正式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总统的办公厅主任，并由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担任委员会主席。

第1号总统政策指令《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的组织机构》签发于2009年2月13日，要求主管委员会“继续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政策问题的跨部门研讨论坛”。该指令还规定该委员会由国家安全顾问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国土安全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总统办公厅主任、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信息准入管理

管理或控制情报信息准入的基础性方法是分级系统，其界定了不同级别的敏感程度，只有属于该级别并且“需要知道”的人才能获得准入。分级和散播所依据的指导方针来自不同形式的行政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指令、中央情报主任令和情报界指令以及各机构（如国家侦察局、国家安全局和海军情报办公室）主管所发的指导方针。

最广为人知的分级是被用于限制国家安全信息广泛准入的分级：秘密、机密和绝密。正如最近（2009年）的《有密级的国家安全信息》行政命令中所定义的，秘密信息是“某种信息，在合理预期下，对其进行非授权披露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是最初制定分级的机构能够识别或描述的”。机密信息与秘密信息的不同之处在于可预见的损害将是“严重的”。而对于绝密信息而言，损害将是“异常严重的”。

至少在理论上，个人获得某个级别的准入进一步限定了个人为完成他或她的工作所需要知道的信息（但是，对于个人需要知道的信息有不同的解读）。某些情况下，区分将使“需要知道”原则得以实现。因此，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的攻击性反情报项目被指定了特别代码词，限制有关这些行动的信息准入。而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实施的类似行动则被指名为“七道门”（SEVEN DOORS）。

除了详细说明了传统的三个分级，有关国家安全信息的行政命令还允许国家情报总监继续其长期以来的实践，建立有关情报来源、方法和活动的特别准入项目。该行政命令要求项目的数量要保持“在绝对最小数”，并提出这类项目的建立只能是因为“特定信息的漏洞或对特定信息的威胁是罕见的”而且“决定适用于同级别密级信息准入资格的正常标准被认为不足以保护信息不被非法披露”。

情报界特别准入项目所涵盖的信息已知为敏感的分类信息（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SCI）。1984年，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的安全委员会（Security Committee, SECOM）报告将敏感的分类信息描述为：

用来搜集情报的复杂的技术系统的数据和用这些系统搜集到的信息。这些系统的特点促成了敏感的分类信息项目的发展，包括（1）与使用人力来源的情报活动相比，有更多的人必须知道敏感信息，以开发、建立和操作这些系统，并分析搜集到的材料；（2）它们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准确而详细的情报，正是高层策划者和决策者所需要和所依赖的，同时这些情报在本质上是极其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在于其会泄露搜集系统的特点；（3）它们非常容易因对手对抗措施而受到损害，如阻断和欺骗。

如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的安全委员会1984年所描述的，产生敏感的分类信息的这些系统包括了空中成像、信号情报和测量与特征信号系统，涉及海军特别侦察活动的潜艇，拦截信号的其他系统。此外，如该委员会指出的，产生敏感的分类信息的系统，涉及该系统的许多相关信息也被归入敏感的分类信息类。

有关这类信息存在的第一次公开线索，出现在1964年对东京湾决议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当时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姆斯·J·富布赖特追问了某份报告的来源，该份报告称北越的巡逻艇将在1964年8月4日晚攻击美国海军“特纳·乔伊”号。富布赖特、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议员富兰克·劳希和艾伯特·戈尔参与了以下对话：

麦克纳马拉：我们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委员会）工作人员不能接触某些情报。

劳希：我不明白。工作人员不能接触吗？

富布赖特：所有参与这项目工作的人员，但是他指的是某个特殊密级的情报通信。

戈尔：主席，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什么特殊密级吗？我没听说过这个超级密级。

麦克纳马拉：对有关现状的特殊信息的高于绝密准入。

“高于绝密”类对应的是通信情报而非情报通信，而且麦克纳马拉泄露了其被称为特殊情报（Special Intelligence, SI）。这个类别的机制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美国和英国对轴心国信号的拦截和解码。通过解码日本外交信息得到的情报被称为魔术（MAGIC），而对这类情报的准入被高度限制在“位居前列的”官员。解码日本军事通信产生了几个分类：DEXTER（最高密级的被截获信息），CORRAL（较少敏感性的被截获信息），RABID（从通信流分析中获得的情报）。

英国也制定了代号系统来保护他们正在解码德国和意大利通信的事实。在试用了许多代号后，他们选定了两个：ULTRA和PINUP。1943年5月，英美签订了《通信情报协议》，它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信号情报程序标准化，ULTRA成为了每个与军事相关的分类的前缀，使得美国的变成了双重代码词：ULTRA DEXTER, ULTRA CORRAL, ULTRA RABID。

多年来，特殊情报用三个主要分类（UMBRA, SPOKE, MORAY）来表示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其敏感程度由每个代码词附加的前缀来显示：TOP SECRET for UMBRA（绝密UMBRA）和SECRET for SPOKE and MORAY（机密SPOKE和机密MORAY）。UMBRA开始于1968年，成为了二战后特殊情报的各种代码词（总是5个字母长度）的继承者，包括CREAM, EIDER, DINAR, TRINE。UMBRA类别可能指源于苏联或中国通信截获信息的情报，而较少敏感性的SPOKE类别则涵盖了尤其来源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信截获信息的数据。

1998年，中央情报局长决定UMBRA、SPOKE、MORAY这些代码词将不再分密级，但是它们保护的信息仍应该分密级。然后，根据1999年5月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的一项决定，这些代码词被一起淘汰。过去被划分为TOP SECRET UMBRA（绝密UMBRA）的信息变成了TOP SECRET COMINT（绝密通信情报），而SECRET SPOKE（机密SPOKE）或者SECRET MORAY（机密MORAY）类则变成了SECRET COMINT（机密通信情报）。

目前，特殊情报属于出现在2013年12月国家情报总监的《情报界标识系统：登记和指南》中六种敏感的分类信息控制系统中的一个，其目的是“保护源自对外国通信信号的监控、而非有意接收的技术信息和情报信息”。根据指南，特殊信息控制系统“保护源自特殊情报的信息和与特殊信息活动、能力、技术、过程和程序相关的信息”。这个指南还指出，以前就使用的COMINT作为特殊情报的替代称谓，“具有更长的有效期”，该称谓出现在了斯诺登泄露的许多材料中。

特殊信息内有GAMMA类别，其本身可能还有下属分类。GAMMA显然在1956年至1957年之间开始使用，一直被用于特别敏感的通信情报。“当信息扩散会暴露异常敏感的方式或位置”或“某项异常复杂的信号情报技术”时，这种敏感度会随之产生。或者，“当某个特定机构（除了国家安全局以外的）认为有限定条件的保护措施对于保护某个敏感搜集方式是必要的时，或者当报告的存在或内容会泄露搜集方式时，相关安全限制条件”就引发了这类敏感度。最后将通信情报归于GAMMA类别的两个催化因素被认定为“敏感的实质性内容”和“某个敏感的目标”。

直到1969年，GAMMA只被用于源自苏联通信截获信息的情报。但在那一年，国家安全局接受了利用同样的方式和程序监控美国反战头目的指令。在某个时刻，至少有20个GAMMA下属类别存在，包括GILT、GOAT、GANT、GUPY、GABE、GULT、GYRO、GOUT，每个代码词适用于某个特定的行动或方式。正如第八章所述，GAMMA GUPY指的是对苏联领导人乘专车出现在莫斯科周围时进行无线电话交谈的拦截行动。

除了GAMMA，还有另外两个信号情报类别名称躲过了国家信号情报委员会1999年5月的淘汰工作：严格限制知识（Very Restricted Knowledge, VRK）和异常受控信息（Exceptionally Controlled Information, ECI）。VRK类别由国家安全局长建立于1974年11月，“为了限制对具备独特敏感性信号情报活动和项目的信息准入”。在国防部的某份材料中将ECI描述为是通信情报的一个下属类别，而在国家侦察局的某份材料中则是“国家安全局行政管理的一面旗帜”。其中至少有1个类别曾被用于保护与国家安全局监视项目（如PRISM）合作的公司的信息。而另有1个类别REDHARVEST保护了有关参与RAMPART-A电缆窃听工作的外国合作伙伴的信息。WHIPGENIE ECI类别保护了与国家安全局特殊来源行动单位和合作公司之间的关系相关的信息。

表19.2列出了到2013年9月为止的ECI类别。其中包括了RAGTIME。因此，“9·11”之后不久，由布什总统授权的电话和互联网数据搜集工作的第一个代号是STARBUST，很快被STELLARWIND所取代。该项目后来又被称为RAGTIME，包含了四个组成：RAGTIME-A（美国对所有外国与外国之间与反恐相关数据的拦截），RAGTIME-B（经过美国的外国政府数据），RAGTIME-C（其目标是反扩散数据），RAGTIME-P。“P”代表PATRIOT法案，指对一端在美国国内的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拦截。

附加于信号情报材料的另一套代码词表示这些信号情报获取自第三方截获的信息。DRUID被用于识别第三方截获的某个信息，而用于识别特定方的代码词包括了JAEGER（奥地利），ISHTAR（日本），SETTEE（韩国），DYNAMO（丹麦），RICHTER（德国），DIKTER（挪威），还有SEABOOT, KEYRUT, FRONTO。

第二个长期存在敏感的分类信息控制系统是TALENT-KEYHOLE（TK），其“被设计用于保护的信息和活动，与成像情报、信号情报、测量和特征信号情报的天基搜集工作相关，与特定产品、处理和利用技术相关，与侦察卫星的设计、采购和操作相关”。该系统在开始时被称为TALENT控制系统（TCS），保护始于1956年的U-2侦察机针对苏联的任务成果，到1960年时该系统的保护对象被扩展至美国拍摄侦察卫星的成果。

表19.2　异常受控信息（ECI）分类和密级

表19.2　续1

表19.2　续2

表19.2　续3

自建立以来的多年间，TK控制系统的变化有两个方面。多年来它操作了3个重要的四字母分类：RUFF, ZARF, CHESS。RUFF与各成像卫星（ARGON/KH-5绘图卫星不在此列，其成果被称为DAFF）产生的信息相关。ZARF表示卫星搜集到的ELINT，而CHESS被用于特指某些空中成像（例如SR-71和U-2飞机所产生的）。因此，1986年，中央情报局所属的“移动导弹特遣部队情报需求和分析工作小组”（Mobile Missile Task Force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and Analysis Working Group）的最终报告被划分的类别为TOP SECRET（绝密级）RUFF ZARF UMBRA。1999年5月，ZARF作为代码词被取消，显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RUFF和CHESS也被取消了。

第二个变化是延续了覆盖产生数据卫星相关信息的控制系统，1961年至2005年期间，该项工作还是BYEMAN控制系统的目的。在BYEMAN系统的前30年期间，每个卫星项目由特定的一个代码词来代表（该措施仍然存在），信息准入的授予所依据的是系统的不同。1993年，根据BYEMAN密级重组研究，设立了1个单独的重要密级，依据需要知道原则来授予对特定项目的准入。然后，2005年初，国家侦察局长告诉中央情报局长，他希望看到BYEMAN系统退休，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障碍，阻止了各种鼓励更大范围分享国家侦察局的能力和资源的提议”。这个要求获得了批准，与此同时国家侦查局局长制定了计划，“将所有BYEMAN信息实质性移交到TALENT-KEYHOLE（TK）系统中，TK准入人员如需要知道则可以获得这些信息”。与当前和过去的上空系统相关的代码词陈列在表19.3中。

表19.3　空中成像系统代码词

国家侦察局局长建立RESERVE控制系统的另一个计划也得到批准，该系统“保护与突破技术和特定缺陷研究和开发相关的极少量信息，为开发和采购收集最大程度的前置期”。RESERVE类别的信息被转换为TK，要“在尽早的适当时间，以促进跨部门合作和成果效用”。在2013年12月的指南中提出了3个更进一步的敏感的分类信息控制系统：KLONDIKE控制系统（KCS），ENDSEAL（EL），HCS。KLONDIKE（KDK）最初建立于2007年2月，是临时性的，被称为ALCHEMY，“被设计用于保护敏感的地理空间情报”。KLONDIKE有3个分类，BLUEFISH、IDITAROD、KANDIK，它们每1个又可以有自己的下属分类。指南并没有指出这些分类之间的不同敏感程度，或指出它们覆盖的地理情报的哪些特殊方面。指南中提到的另一个敏感的分类信息系统显示，1984年安全委员会对敏感的分类信息的解读现在已经有点过时，因此该系统HCS是HUMINT控制系统的缩写，在描述中该系统“由2个分类组成，行动（O）和成果（P），试图被用于向异常脆弱的人力情报来源、方式、活动提供强化的保护，所依据的是信息的评估值、批判性和脆弱性”。指南还指出，“情报界的秘密搜集机构，可以在获得国家秘密行动处处长的同意下，有选择地使用HCS来保护其最敏感的人力情报信息”。

ENDSEAL控制系统始于1962年，在2013年12月的指南中只是被描述为保护其两个分类所含信息的系统，称其为“被设计用来保护为某些人员建立的准入级别的一个敏感分类信息控制系统，这些人员的职责只需要有关ECRU和NONBOOK材料的综述知识、不定期准入、或行政处置工作”。两个分类都“被用于意图向情报界客户们传播的成果”。但是，相关指导文件的信号情报关联性质，对ENDSEAL只能与绝密和特殊情报一起使用的要求，以及国家安全局和海军作战部长之间已有的理解备忘录（其解密版本包含了局部编辑后的标题），都决定了这个控制系统可能与信号情报和潜艇活动相关，或者是美国信号情报和其他技术搜集行动获取的信息，或者是信号情报和与外国潜艇动向相关的其他技术信息。

其他的敏感的分类信息控制系统可能被认为过于敏感，不适于包含在无密级的指南中。因此，即使在绝密/代码词2013财政年度预算需求中，有一个条目只提及了“专用侦察项目”，尤其是考虑到与海军的联系，就是过去所谓的特殊海军活动的更为委婉的说辞。曾经有两个系统（或称号）与这类活动相关：特殊海军控制项目（Special Navy Control Program, SNCP），其包含使用潜艇进行情报搜集（包括在苏联领海内），还有MEDITATE，其包含与IVY BELLS类行动相关的数据。后来，“海军活动支持项目”（Naval Activities Support Program）和“国家情报总监的特殊准入项目”（DNI’s Special Access Program）分别取代了SNCP和MEDITATE。

其他的许多代码词，包括PANGRAM和VERDANT，显然与海军项目是相关的。有三个代码词不容置疑地相关，它们是AZORIAN、MATADOR、JENNIFER。第一个指代的是修复1968年沉没于太平洋，携带有核导弹的苏联K-129潜艇的项目。第二个指代的是从未启动的修复第一项工作遗留碎片的第二项工作。最后一个是用于控制与AZORIAN相关信息的控制系统的代码词。

其他代码词则与秘密行动或反恐活动相关。一个“9·11”之前的代码词SPECTRE涉及有关恐怖分子活动的情报。两个控制秘密行动项目信息的代码词是VEIL（20世纪80年代期间）和PEARL。一份被定为绝密的PEARL命令，授权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在阿富汗开展“自由而充分”的工作。与定点清除基地组织成员相关的代码词包括SYLVAN和MAGNOLIA。

代码词GREYSTONE（GST）包含了中央情报局各种引渡、审讯和反恐项目。它有十多种次级分类，每个被指定一个数字（如GST-001）。在GREYSTONE的所有分类中，有与中央情报局的黑狱和涉及运输犯人的后勤（包括飞机）相关的多个分类。

用代码词表示敏感的分类信息的分类的同时，还要用标示符号来控制情报信息的散播。某些标示符号规定“信息散播和提取受控于原作者”（ORCON），或者该信息不得向外国公民公布（NOFORN）。1995年，一份中央情报主任令解释称，NOFORN应该被用于这样的情报，即一旦被外国政府或公民获知，“会使情报来源或方式陷入危险，或者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当属于NOFORN材料——1977年中央情报局的研究报告《外国情报和安全机构：以色列》——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被没收后即被公之于众，使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非常尴尬，因为该报告宣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为了获取敏感信息，对美国政府雇员进行勒索、窃听、电话窃听，并试图进行贿赂。以色列一名发言人宣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

其他的散播控制表明了一个特殊国家（以三字符来指代）、一组国家或组织接收情报的特定项目的资格。因此，只能告知加拿大和英国的绝密特殊情报会被标示为TOP SECRET//SI//REL TO CAN GBR。如果这类情报可以向所有“五只眼”情报联盟国家公布，它将会被标注为TOP SECRET//SI//REL TO FVEY。因此，国家安全局特殊来源行动的1张幻灯片“以PRISM（US-984XN）为基础的报告：2012年1月-5月”被划分密级为TOP SECRET//SI//ORCON/NOFORN，而有关遵从极小化程序内容的USSID SP0018则是SECRET//SI/REL TO FVEY。

情报信息的准入还涉及人员和身体安全的政策，尤其与敏感的分类信息相关的。传统上，要想获得绝密信息准入必须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这个逻辑是，如果要拒绝绝密准入，需要找出存在的明确特性或个性缺陷，而这些缺陷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当涉及敏感的分类信息时，不能容忍任何风险，那些获得绝密准入的个人也可能不能获得敏感的分类信息准入的批准”。1991年10月21日的第63号国家安全指令，建立了单领域背景调查实践，其允许为绝密和敏感的分类信息的背景调查设定同样的最低标准。但该指令没有禁止敏感的分类信息准入实行更严格的要求。因此，敏感的分类信息的筛选面试可以深入到某个人的家庭、财政、性、毒品、犯罪、政治、旅行、精神健康和身体经历。

诸多情报界指令及其派生材料论述了涉及敏感的分类信息的人员和身体安全。第703号情报界指令《对有密级的国家情报的保护，包括敏感分类信息》规定保护有密级的国家情报不被非授权披露的政策，包括敏感的分类信息。它还详细说明了实施该政策的步骤，界定了情报界官员的角色和职责。

2008年10月1日的第704号情报界指令《管理敏感分类信息和其他受控准入项目信息的准入资格的人员安全标准和程序》，提供了国家情报总监对该主题的指导原则。它授权情报界各单位的主管，根据该指令中陈述的总体政策、人员安全标准、标准的例外和各类官员的职责，来批准敏感的分类信息的准入。签发于同年10月2日的1份情报界政策指导方针文件涉及了敏感的分类信息准入的拒绝或撤消，并且包含1份文件和信息说明，这些文件和信息将在准入被拒绝或撤消时提供给个人。

签发于2010年5月的第705号情报界指令则关注存储敏感的分类信息的设施。它陈述了与设施相关的国家情报总监的政策，包括“所有敏感的分类信息必须经过处理、存储、使用或讨论”，“所有敏感的分类信息设施在被用于敏感的分类信息处理、存储、使用或讨论之前要经过认证”。签发于2010年9月的情报界标准（ICS）705-1《敏感分类信息设施的物理和技术安全标准》和ICS 705-2《敏感分类信息的认证标准和互用标准》中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指导原则。标准705-1包含了授权、目的、适用性、互用、风险、管理、敏感的分类信息设施策划和设计、物理和技术安全标准、豁免、行动和管理、角色和职责。技术安全标准部分包含了边界安全、准入控制系统、入侵探测、无密级电信系统和便携式电子装置。

第二十章　美国情报界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美国情报界，特别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一些行为，成为近年引发激烈争议的焦点。在爱德华·斯诺登向新闻界披露文件后争议尤甚。争议之一是美国情报行动的范围，涉及这些行动的目标及情报搜集的手段。另一项争议涉及中央情报局打击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所使用的手段，包括定点清除、引渡和强化审讯手段及其法律正当性。中央情报局与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就该委员会报告中披露中央情报局引渡、囚禁及审讯手段的争斗，成为近来争议的热点。

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搜集美国个人使用电话和互联网数据的行动，也是引发激烈争辩的话题。这些搜集数据行动的范围及相关的符合宪法问题，成为调查和评论的关注点。斯诺登披露文件所引发的一个相关问题涉及国会监督情报工作的实质，特别是有关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能够提供对于情报界行动的批评性评估。

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就非授权披露国家安全机密的连续争斗，最新上演的一幕就是斯诺登案和奥巴马政府对泄密者和新闻工作者所采取的空前的法律行动和调查。另一个并非毫不相干的问题是透明度，即美国政府或情报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向公众披露了解情报工作的信息，不管是主动披露还是按照《信息自由法案》披露。

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在有些方面，比如限制个人隐私和公众自由，拒绝行动或决策的透明度，并非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所独有，这是深入了解美国情报界一些做法的前提。确实，这些问题对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并非罕见。

遍及世界的间谍活动

毫无疑问，美国尤其是其特殊手段搜集局，一直监听德国首相默克尔的手机联系，是斯诺登引发的最大争议的披露事件。美国针对其他122位外国领导人通信的相同行动也是争议的起因，争议的内容主要是目标人物的身份及其表达反对这种行动的意愿。

许多反对声音，尤其是德国，来自这样一个前提：盟国之间不应互搞间谍活动。然而，情报史载明，不仅对盟国（至少对大多数盟国）的间谍活动并非没有先例，而且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与以色列虽是战略盟国，针对对方的情报搜集行动却已持续了数十年。约纳森·杰·波拉德案即是以色列这类行动最为人知的事件。其他方面也时常有报道，包括以色列搜集科技情报的活动。2015年年初，有报道称，以色列针对美国-伊朗核谈判开展了对通信和个人的情报搜集行动。而美方则利用间谍卫星和间谍飞机对以色列的军事与核设施进行拍照，并利用信号情报搜集卫星和特殊手段搜集局据点来截获以色列的通信活动。在门维斯山监测站出现“特别阿拉伯语”（又称希伯来语）译员，即说明美国针对以色列的通信活动利用了空中信号情报搜集卫星资源。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在以色列大使馆安装了窃听器。20世纪80年代，中央情报局还从以色列国防军获得至少一名内线的情报员。

实际上，除了最亲密的盟国，美国安全利益也许需要针对位于某盟国的目标进行情报搜集行动，不管目标是政府还是私人。从该盟国获得必要协助也许是不可能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出于安全和法律机构的法律限制，实力亦或资源限制，政治限制，或者是利益冲突。就德国案例而言，该国情报部门不被允许与美国分享可能用于无人机打击的信息。也许还有其他疑虑，如某盟国不能完成其军事承诺或保护与其分享的敏感信息，或者该国正在计划发动军事行动。

除了法律限制之外，德国还提供了一些案例来说明美国偶尔单方面采取针对德国目标的情报行动。“汉堡细胞”这两个词提醒人们，攻击美国的“9·11事件”的某些关键参与者，正是身处德国某城市时策划这一袭击行动的。数年之后，在2003年临近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德国联邦情报局在一名伊拉克叛逃者问题上欺骗了中央情报局。该叛逃者代号为“曲线球”，其供词似乎证实了美国对伊拉克生物武器行动的指控。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欺骗行为包括虚称该叛逃者仇恨美国，而且不会讲英语。此外，德国一些公司一直愿意向伊朗和伊拉克出售先进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伊朗和伊拉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至少有一家德国公司被披露“为伊朗公司做成价值10亿美元的生意，这些公司与伊朗的常规军事和弹道导弹采购项目有关，包括被美国、联合国和欧盟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德国公司也许还帮助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项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德国或其他“五只眼”同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之外国家的每个可能的目标，都可接受或适用每一种情报技术。任何一个特定国家都包含多层次的潜在目标类型，如领导层、军事通信渠道、恐怖分子组织，以及专长于某种技术的公司。每项分类中都有特定的潜在目标。与此同时，多种级别的情报技术可用来搜集情报，如影像、信号情报搜集卫星、测量及特征信号，还有人力情报。这些级别包含大量不同的技术。如信号情报搜集卫星可从太空、设在大使馆的监听站，或者置于住宅内（包括卧室）的音响设备，远距离截获情报。人力情报则可从政府某部的低级成员或者某总理的一名职员处获取。

潜在选择可由一个大型矩阵来描述，即以各种技术手段对应国家和目标。对每一个选中的“细胞”，都要做出是否采取行动的选择。事涉盟国的许多情况，当目标涉及监听某亲密盟国首相的电话时，不采取行动的决定也许最为恰当。但这并不意味着采取行动的决定对该首相所处国家的另一个目标不恰当，例如与伊朗做生意的某德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样，在某盟国的国防军队中使用内线是顺理成章的，而在其总理办公室中埋伏特工则被视为过分。

打击恐怖活动

相较于美国对盟国的间谍活动，引起更大争议的是自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尤其是使用强化审讯技术。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有些人将某些审讯手段称为折磨。另外，利用无人机实施定点清除的一些行动也引起了强烈反对。

为了从三名基地组织领导人获取口供，美国使用了水刑。这些领导人包括“9·11事件”的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行动指挥阿布·祖贝达。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以及熟知使用强化审讯手段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包括何塞·罗德里格兹，断言他们获得了有关基地组织的有价值的信息。罗德里格兹指责道，“几乎每个否定强化审讯手段的批评者，都是过去和现在从没有接触到审讯被拘留者所获全部成果的人”。

使用强化审讯手段的批评者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军官、联邦调查局特工、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反对的根据是实效和道德。参与审讯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阿里·索芬认为，得到批准的审讯手段甚至更严酷的审讯手段并不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因为“恐怖分子受过抵抗折磨的训练……即他们预料的一旦被独裁国家逮捕所受的那种折磨”，包括“狗咬、鸡奸以及当面强奸其亲属”。因此，以索芬所见，“用剥夺睡眠和裸体对付一个正规的恐怖分子都难以奏效，更不要说对付祖贝达那样有气度和经验的人”。索芬写了一本有关联邦调查局应对恐怖活动的书。他完全否认有那种定时炸弹即将爆炸的情景，认为实施折磨的正当性是电视剧或电影所为。他认为，“那种情景过去从未发生过”。

对于水刑或其他严酷手段究竟产生了多少有价值的情报，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官员已经销毁了那些劝降录像。可以确定的是，有些被羁押者愿意交谈，而另一些则更易对亲善温和的态度做出回应。也可以认为，在一地应付一大群被羁押者时，避免使用严厉手段会产生“更好”的总体效果（以质量和时效来衡量）。

然而，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许多批评者表示折磨根本不起作用，因此说他们不愿认可强化审讯技术手段的成功根本就是错误的。的确，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拘留和审讯所做的既耗时又有诸多争议的报告，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方案没有获得可用情报，这种推论远非显而易见。正如中央情报局及几位前任局长和一些参与此方案的官员的反对而产生了有价值的情报，以及该报告因偏见而存在致命缺陷（包括该委员会主席戴安·费恩斯坦的偏见），这些都遭到忽视。

偏见的一个迹象是，即便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之前，当然也在供评析之前，该报告的预期结论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毫无保留的接受。同样是一些有充分理由不愿接受费恩斯坦参议员再次肯定国家安全局实施大规模搜集情报的人，却毫无异议地支持她及其助手对中央情报局审讯方案的说法。

极度缺乏客观证明的更多疑虑，来自那些批评使用强化审讯技术的难以置信的说法。一个难以置信的说法是，如果恐怖分子了解某些审讯手段或更严厉的审讯手段，他就会有抵抗力。其实预知将要发生的事与亲自体验，二者是有差异的。恐怖分子明了审讯者的心理诡计可令其少受伤害，有人认为这个论点更可信。不存在定时炸弹即将爆炸情景的说法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个星球上（而不是在另一宇宙空间策划的科幻场景），每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阴谋，不管是驾驶劫持飞机撞击或者在伦敦或马德里引爆炸弹，都是包含某种意义的情景。

说利用那些审讯手段所获的信息完全不可靠也不可置信。许多信息是可能得到证实的，例如某恐怖分子身藏何处，拼凑爆炸装置的制作地点，某人在何处跨越边境以及下一个袭击目标等。坚称强化审讯手段或更强硬手段对恐怖分子不起作用，并且这些手段并不能获得可靠信息，只能说明提出此论点的批评者是出于对这些手段的憎恶或专业性反对，而且接受毫无评判的支持这种观点的主张。

无人机打击行动也引发了另一个争议话题。它涉及无辜者丧生，打击的标准和特定时机以及针对美国公民等。众多报道都指出，美国政府宣布的平民死亡数字和其他团体宣布的数字存在差异。在美国希望尽量减少平民死亡及估计死亡人数，而遭到无人机打击的团体尽量扩大估计伤亡人数的情况下，两者的宣布都无法确定。但在无人机打击行动增加和目标扩大的情况下，平民死亡人数肯定会上升。

针对美国人目标的问题尤其棘手，同时也提供了事例，说明政府律师试图变换词汇令这一政策显得符合法律规定。一些批评者质疑总统是否有权批准定点击杀美国公民，如安瓦尔·奥拉基。他们反对类似行动，认为其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为简便起见，奥巴马政府宣称总统考虑过击杀个人的法律意义，因此符合正当程序规定，尽管没有涉及司法程序。

另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观点是，某人加入了正在与美国打仗的恐怖组织，移居到不易被引渡或抓获的某地（即不会对美国人员造成显著威胁或有逃离拘留的可能），参与了支持该恐怖组织的实际行动，那么他就丧失了正当程序的权利。可以设想的相似事例是，美国某核科学家在1941年移居德国并为德国的核武计划效力。那么，处死该科学家与处死现在参与基地组织实际行动的美国人是否或多或少可以接受呢？

另一个更有价值的反对观点是关注美国政府有关无人机打击行动法律文件对“迫切性”的定义。这些文件将迫切威胁与现存威胁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被指定的任何基地组织或恐怖组织官员在任何时候都是迫切威胁。按照这一对“迫切性”的定义，何时发动或不发动无人机打击都会产生难题。按情报机构所指，在无辜人群中的某基地组织官员正要拨通导致恐怖袭击的电话号码，即可视为迫切威胁，由此而丧失某些无辜者性命可视为正当。然而，如果情报机构没有指出此人正要打电话，据此无人机打击就可推迟。因推迟打击而丧失无辜者性命是无法确定的，而发动打击行动则必然会丧失无辜者性命。

大规模信息搜集

美国针对涉嫌恐怖联系进行未经许可的监听行动在2005年12月被披露后，引发了批评。批评指责美国政府藐视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条款，以及创立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法规。但报道说监听行动的目标每次只涉及数百人。而在2013年6月首次被披露的大规模信息搜集方案，监听目标可能针对每一个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给他人拨打电话的人。如果该方案未终止收集每个人每个电话的通话数据，那就涉及上千万个电话通话的数据收集。

除了对该方案的存在和性质弄虚作假，这项行动至少有三个方面令人不安。首先是政府试图一再保证该方案并不涉及实际监听普通电话通话，但却似乎有意回避了要害，即分析通话数据比仅仅偶尔监听某通电话可能发现更多信息。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通话数据能够识别个人或组织通话的频率、时段和时长。这些数据可暴露医疗事项、个人亲密关系、心理事项以及政治活动。收集此类信息意味着侵犯隐私，即使这些信息还未被审查。

除此之外，依靠最高法院裁决的努力在某些关键方面与大规模信息搜集行动的合法性没有真正关系，而且在秘密法庭上进行相关诉求时，反对的意见无缘呈堂。可资参考的案例是1979年的史密斯诉马里兰州政府案。该案事涉巴尔的摩市警方发现一名盗窃嫌犯和受害者，该受害者说她接到一名自称小偷的人打来的电话。警方据此信息要求有关电话公司提供该嫌犯的通话数据。该电话公司照办并由此确认该嫌犯给受害者打过电话。警方随即申请许可证并在得到批准后搜查了嫌犯的公寓住宅，由此嫌犯被定罪。最高法院以5:3的票数驳回了被告人称在其电话上放置描笔式记发器是违宪搜查的上诉，依据是由于该数据可由第三方（即该电话公司）随意获取，他没有指望相关通话数据的隐私权。

然而，对该案的诚实评价与期望获得大量通话记录，两者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差异。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并未因应对现行犯罪威胁而要求授权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接触每个巴尔的摩人的通话数据，以及可能的后续要求。假如该警察局这样做了，其要求很可能会遭到快速并断然的拒绝。

进一步讲，第三方说法有明显缺陷。向第三方提供信息并非等同于预期信息掌握者可以随时随意转给第三方，不像波特·斯图尔特对史密斯诉马里兰州政府案的异见中的说法。如果众多公司的消费者交易数据可由感兴趣的非当事人任意获取，可以问问那些消费者将如何反应。设想一下，假如某电话公司允许任何人（收费或免费）进入信息库的电话号码并接收该号码的通话数据，或者某信用卡公司允许查看任何持卡人的购物信息，出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的消费者就会反对其隐私权受到粗暴侵犯，因为他们相信那些公司应为其个人行为保密，或至少对向何方提供何种信息加以限制。

机密、透明度及泄密

在媒体与行政部门之间就非授权披露（即泄露）机密信息的长期对抗中，奥巴马政府代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尽管行政部门的某些行动并非奥巴马政府的产物，而是其内部文化和政策的产物。

不过，奥巴马政府起诉和囚禁的泄密者人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政府的总和。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在面对公众反对而后退的同时，试图授权各部门以《信息自由法案》下的请求来取代“格洛玛”应对方式，即以谎称记录不存在来拒绝承认或否认所请求记录的存在。奥巴马政府在某些时候也支持国家保密特权，该特权允许行政部门拒绝在法庭上向公民提供机密文件或信息。

奥巴马政府还面对布莱德利（现名切尔西）·曼宁和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事件。前者被成功起诉，后者则逃脱了要捉拿他的多个政府部门的手掌。这两个案件都伴随造成巨大损害的常见指控，尽管对美国的实际伤害来说，最终造成甚或能否造成巨大损害都无法确定。这种结果并非没有先例。过去对不管是授权或非授权的披露事件，损害国家的指控都很随意，而且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证据，甚至那些知道更多内情的部门，其指控也缺乏证据。在许多事例中，其中之一是国会独立委员会审议国家侦察局的2000年报告。该报告描绘出1992年国家侦察局行动解密前的保密黄金时代，尽管事实上涉及该局存在和实例的间谍事例早在1992年之前很久就发生了，包括RHYOLITE信号情报和KH-11型成像卫星。近年，布什政府指称《纽约时报》对无线窃听的披露会告知恐怖分子尚未知道的事——其通信会被监视，但该指称无视恐怖分子已充分意识到可能被监视的大量证据。

与此同时，披露信息的潜在价值常被忽略。对东京湾事件缺乏证据的泄密，可能在美国升级越南战争行动以及向越南派遣更多征兵方面束缚了约翰逊总统的手脚。同样明确无误的是，没有斯诺登泄密就不会有国家安全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文件的解密，不会有特派的审议小组及其报告，不会有隐私与公民自由监督委员会对那些有争议方案的报告，当然也不会有限制那些行动的改革或立法建议。

在提供信息方面，情报界的许多部门（当然不是全部）已明显后退，不管是应对《信息自由法案》还是法定解密审议的请求。情报界不仅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后退了，甚至也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后退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小布什政府披露了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和恐怖主义问题的国家情报评估的存在及主要评价，而奥巴马政府则未发布任何有关评估的信息。除了缺少自行决定的信息发布，看来也没有应信息自由法案请求而发布国家评估。至于“2009-2012年国家情报评估或跨情报部门备忘录中标有‘网络’、‘网络战’及‘网络战争’字样”的信息披露请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答复，相关文件在档，但“必须完整留存”。

近年，向全国情报委员会提供信息的网站完全消失了。国防部情报局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应《信息自由法案》的请求自动发布其组织和功能指南，而现在只上传一幅其整个机构的图表，却没有有关内容的进一步信息。国防情报局的保密状况进一步强化。其近任局长迈克尔·弗林在其离任讲话中谈到需要透明度时，下令停止出版非保密的内部期刊《公报》。该期刊提供有关国防部情报局组织和行动的有价值的信息，并可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轻松获得。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也对其组织结构信息采取了相似作法。从上述事例中可见，该局依靠国会授权以任意封闭其组织信息。这就证明，某些情报部门将滥用现有的豁免权，而国会的行动则可以阻碍而非推进透明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在获得国会授权后，干脆要求不适当的信息自由豁免权，拒绝公布其未经标明的组织机构图表。该司令部最近断言，因图表包含类似国家侦察局等机构的代表名单而不能公布，似乎该司令部没听说过公布单独信息的要求，也没有办法遮蔽有关名单。

中央情报局经常采取的策略是，宣布被要求公布的文件享有完整性豁免权，也就是说一个句子都不能公布。其习惯说法是，完整文件被豁免公开的原因是其信息的机密性，若公开可泄露有关来源和方法。中央情报局近年宣布，目前已不起作用的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中心证书，以及该中心制作的五页报告，都有完整性豁免权。中央情报局还宣称，其《情报研究》期刊的许多文章都有完整性豁免权，包括有关特别行动办公室的创立（20世纪40年代后期设立）、对美国运输司令部的情报支持以及核情报来源的文章。这些说法的荒谬之处，是中央情报局在一起不相干诉讼中显示出来的。在这起诉讼终结时，中央情报局公布了那些文章，大部分内容是明确非保密的，而且有标注。中央情报局在应对《信息自由法案》请求以及面对法官时能躲则躲，这并非中央情报局在披露信息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头一例。与此相似的是，司法部拒绝完整公布该部检察长有关联邦调查局报告的请求。该请求的依据是《200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案修正案》第702条款。然而，在面对《纽约时报》诉诸的一项法律行动中，中央情报局却不得不公布了这份284页文件的大部分内容。

对于缺乏透明度及口是心非，解决之道部分来自政府对内对外对透明度的坚定承诺。但政府各部门对披露信息的抵抗，却能藐视或破坏来自支持透明度或预设可披露信息的广泛指令。因此，禁止各部门在未获特别豁免时对某些信息加以保密或拒绝披露，在某种情况下也许是必要的。此外，对秘密决定和《信息自由法案》请求的答复进行审议，有必要成为各检察长人员充足的办公室的一个授权。这些检察长都坚定支持信息披露，并有权保证诚实行为和遵守指令。

国会监督

过去数年发生的一些大事，尤其是在让公众对接受上百亿美元纳税人款项的政府情报部门知情方面，令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和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及其局限性成为关注焦点。

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参院特别委员会就有关入侵伊拉克决策的美国情报行动提出了一系列详细报告。近来，对班加西、波士顿马拉松爆炸等事件，以及上述委员会报告中对中央情报局引渡、拘押和审讯计划的大量执行情况总结，两院特别委员会都举行了听证会。两委员会还以声明和听证会对斯诺登泄密事件做出了反应。结果是，两委员会为公众提供了有用的知识，让他们来判断情报界的某些行动是否明智和有效。

但总体来看，与早前两院特别委员会相比较，目前国会的监督纪录显得乏善可陈。特别委员会当初是为应对指控中央情报局国内行动不当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当时参议院丘奇委员会和众议院派克委员会对情报界行动举行了公众调查听证会，让新信息进入了公众视线。然而，两委员会现在的成员更像是为情报界的行动进行蹩脚的辩护，而不是评审。例如，众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起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斯诺登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后来又称斯诺登应被控以谋杀罪。罗杰斯还断言，只要国家安全局当时不知情，其大规模信息搜集行动就没有侵犯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同样，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也谴责了斯诺登，并就大规模信息搜集行动发表了虚假无力的看法。正如众议员布什·霍尔特（新泽西州民主党）和美国科学家联盟政府机密项目主任斯蒂文·阿弗特古德就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所写，“那就是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发怒的限度：让它恼火的不是国家安全局滥权，而是滥用信息披露”。

在推进透明度和解密方面，两院特别委员会的纪录也不佳。在推动情报部门更加透明或更好响应《信息自由法案》请求，以及更主动披露信息方面，两委员会似乎并不感兴趣。它们对监督程序也不透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曾阻止一位前职员向新闻界谈及监督程序。相反，它们起了加强保密的作用。它们更感兴趣的是泄密调查以及通过立法让封存数据远离公众变得更容易。（一个明显例外是，1991年，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推动下，国家侦察局存在的“事实”得以解密。尽管此事据今已有20载。）

特别委员会的条例使其实际上无法提醒公众注意所出现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某方案所用款项，还是可能威胁隐私权和公民自由。当第三枚“迷雾”型隐形卫星的耗资上升到大约100亿美元时，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有关成员只能对一项“主要采购计划”耗资巨大发出抱怨。即使政府行政机构对《爱国法案》第215条款的解释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信息搜集方案令参议员罗恩·怀登（俄勒冈州民主党）和马克·乌达尔（康涅狄格州民主党）感到困扰，他们也只能发出含糊的警告。其中之一出现在2011年8月参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对《2012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案》的报告中。他们写道，“白宫决定隐瞒美国政府对这项法律意义的官方解释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只是在斯诺登泄密事件出现之后，政府的解释才被披露出来，而且后果严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会两委员会中，只有极少成员发出含糊的抱怨。在效果上，它们更像是代表了另一层行政机构的看法，而不是保护其选民的公民自由、隐私权益和纳税款项。

政府各部门的共同问题

对隐私权和公民自由以及透明度的敌视，并非只限于联邦政府的情报和国家安全部门，或者只限于联邦政府。无论是在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哪个层面，可预料的是，不管是态度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府，都支持想要搜集更多公民信息的部门，以及在没有法院批准的情况下获得更多行动授权。

近年，在更多引人注目的最高法院案件中，有一件是美国政府诉琼斯案。该案事涉未经法院许可部署执法设施，即在一名贩毒嫌犯的车上安置全球卫星定位追踪器，当时该车停放在嫌犯的宅院里。最高法院在2012年1月裁决，这一行动等同于《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搜查。其后，上诉庭认为类似搜查需要得到法庭许可。在早前的另一案（凯洛诉美国政府）中，联邦政府一名特工为地方警察提供了一套热成像装置，该装置被用来测定某大麻种植嫌犯住宅的高热水平。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裁决，这种行动等同于《第四修正案》中的搜查，从而推翻了最终的罪名。

对公民行为实施大规模信息搜集行动。不仅限于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自从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签署《银行保密法》后，美国所有金融机构都被强制要求提交货币交易报告，列明每笔超过1万美元现金往来的每一位顾客的姓名、住址、银行账户数据以及社会保险号。据报道，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在2013年要求得到各银行的记录，以及至少1000万名消费者的购物信息。这一行动堪与国家安全局比肩。搜集的数据包括信用卡、房屋抵押贷款信息以及诸如撤销贷款、活期存款透支等金融产品。报道还称，“金融消费者保护局通常在检查各美国银行时要求提交这些报告，强令它们遵从要求，否则可能面临法律制裁”。该局局长的论调与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大规模信息搜集方案的辩护者类似：“说我们跟踪个人消费者或者侵犯其隐私权，这个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最高法院在2014年裁定一案（瑞利诉加利福尼亚州）。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州长开明，首席检察官更为开明）辩称警察未经法官批准有权搜查任何被捕者的手机。最高法院以9:0表决一致驳回了加州政府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论点，并告知该州执法部门，如要检查手机通信内容则必须不厌其烦得到搜查许可。其后，在2014年9月下旬，加州州长否决了要求警方使用无人机监视必须获得许可证的法律提案。他说，原因是该法律允许紧急情况下使用无人机监视的规定过于严格。

以市政府的名义进行监视或提出侵扰性的信息要求，也可成为居民或商户的问题。洛杉矶市、奥克兰市和纽约市的提议都要求急剧扩大使用监控和信息搜集技术，以支持高犯罪率城区中的执法行动。这些技术包括洛杉矶警察局获得的闭路电视、面孔识别软件、安装在警车或屋顶上的车牌阅读器，以及附着在民用飞机上的比警方直升机捕捉范围大10000倍的照相机。纽约警察局则“拥有连接3000台监视照相机的大型数据系统，这些照相机配备车牌阅读器、辐射感应器、犯罪数据库和恐怖嫌犯名单”。

洛杉矶市的汽车旅店和酒店的经营者都要面对一项城市法令，要求他们在没有得到许可证的情况下交出房客记录。该法令还规定经营者记录房客的姓名和住址，其汽车的制造厂家和牌号，进住的日期和时间，预定离店日期，房间号码，付款方式，以及为该房客登记的雇员姓名。违反这项法令可导致6个月监禁及1000美元罚款。2013年后期，第九上诉巡回法庭以7:4表决裁定该法令违宪，因为它侵犯了经营者而不是房客的权利。2014年10月，最高法院同意接受洛杉矶市的上诉。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各级政府机构对保密和不透明的偏好可能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类似披露会揭示官员们不愿公开讨论的失败、失职、浪费或行为。因此，奥巴马政府不愿与诸如不良资产救助方案、索林德拉公司困局以及犯罪片《速度与激情》场面等方面的信息沾上边。美国环境保护署实际上不愿发表据说可支持其决策的科学研究结果。政府各部门也力图让揭发者和那些提供与特定部门“通讯联络”办公室不同观点的人保持沉默。2006年，一名客机便衣警察向记者透露远程航班削减保安计划后被开除。此事经披露后，促使国会采取行动阻止了该削减计划。2011年，一位资深科学家警告汉福德设施处理放射性废料有设计缺陷，他就被派到缺少家具和电话的地下室工作。2014年，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指令一名与媒体谈话的官员“立即结束并停止”这样做。

不仅是对公众缺乏透明度，即便对行政部门的监督者也是如此。以至于在2014年8月初，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和高级委员以及众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的47位总监写道：“最近对查阅记录的严格限制，妨碍了和平队、环境保护局和司法部的工作。”

内华达州政府社会保障司有关平价医疗法案申请者指导员犯罪历史的档案，有人打了一场官司才得以见到。2014年10月，纽约公众电台总裁抱怨，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在就职日誓言“一个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但该承诺从未落实；而对纳税人要求公开该州长的州外旅行支出记录的请求，却只给出了一份“被大肆编改得毫无意义的文件”。州立大学也有同样行为。一种说法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董事会例行在暗室中处理校务，避开公众审视”。

在地方政府层面，记者在报道弗吉尼亚州北部警察局时发现，信息一般由其他部门公布，包括事故报告，记者却得不到。一位前警官将此情形称为各部门之间“显著缺乏透明度”。另有报道说，一名警务记者认为“费尔法克斯县警察局的缺位就是拒绝所有对信息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警察在抓人时都宣读“隐私权利”，但力图阻止拍照这些抓捕行动。

地方政府抗拒披露信息的另一事例发生在2010年的加利福尼亚州。透露给新闻界的消息揭示，“洛杉矶县在管护方面的一连串行政缺失导致儿童丧生”，包括一名社会工作者在获知一名11岁男童想要自杀后，却将他单独留在家中。洛杉矶县监事会的反应是下令对泄露事件展开调查。该县儿童和家庭服务局局长抱怨道，泄露此事为其同事们制造了一个道德问题。在2011年后期，安纳海姆市计划局官员在《公共记录法案》请求公开市政委员会成员与计划局的通信记录后，据说他们警告雇员删除那些可能让职员、官员和开发商难堪的电脑文档。

在美国的另一端，很开明的纽约市政府因没有落实其透明度承诺而受到责难。该市警察局在2013年后期对其77个辖区下令，停止向媒体提供发生在各自街区的犯罪信息。根据纽约市公共利益倡导者办公室2013年的报告，该市接到的《信息自由法案》请求中，有三分之一被置之不理。此外，该市还拒绝了提供接受或拒绝标准的正式文件的请求。

上述事例只是冰山的一角。它说明，在情报和安全部门主张豁免透明度和尊重隐私权时，我们至少应持怀疑态度，而不是因为情报和安全行动的特殊要求或情况就假设其主张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