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  名　美国博物馆：创新者和先驱

作  者　【美】亚历山大(Alexander,E.P.)

译  者　陈双双

责任编辑　陈双双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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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玛丽·谢伦·亚历山大。本书的部分研究工作得到了她的帮助。正是由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奉献精神，本书才得以出版。

爱德华·P.亚历山大

Edward P.Alexander

关于作者

爱德华·P.亚历山大于193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美国历史博士学位。他曾先后担任纽约州历史协会旗下泰孔德罗加和库珀斯敦两地博物馆的馆长（并在库珀斯敦负责季刊《纽约历史》的编辑工作），在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历史杂志》担任编辑。后来，他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威廉斯堡，担任该馆教育部门主任，后晋升为副主席，并于26年后退休。退休那天是星期五，而紧接着的下周一，他即前往纽瓦克市特拉华大学开始教授博物馆学课程。他的学生超过300人，现在多数都在美国或加拿大的博物馆任职。爱德华·P.亚历山大的一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曾参观过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博物馆。

他曾是美国州和地方历史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还曾担任美国博物馆协会（现更名为“美国博物馆联盟”）主席。

中文版序

现代意义的博物馆理念，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欧洲，发展于20世纪以来的美国。尽管最初以欧洲模式建立，但自诞生之日起，美国博物馆的开路者就从未停止对博物馆本质、基本职能等核心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悠悠百余年，得益于先驱们的智慧和积累，当今美国博物馆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世界博物馆发展潮流的引导者，其理念、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博物馆业界，包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和认可。

《美国博物馆：创新者和先驱》一书即介绍了美国博物馆形成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13位博物馆领军人物如何将私人收藏打造成各类公共博物馆的这段历史。这群开拓者或个人魅力强大，得到赞助人支持；或单枪匹马，义无反顾；甚或愤而辞职，结怨结仇……但为了博物馆理想的实现，他们无一不披荆斩棘，孜孜以求。正因为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引领作用，很多组织成长起来，更多人加入进来，博物馆和相关协会、专业团体也开始逐步壮大，才有了今日美国博物馆的蓬勃发展和国际影响力。

品读此书，我也无时无刻不在叹服于前辈们的超前理念。尽管已过去百年，他们关于机构管理、巡展和特展的利弊、吸引新老观众的方法、观众参与和互动等很多思考和做法依然在为当今博物馆的发展指明道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师们都是知识的承载者和阐释者，他们极为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笃信博物馆是交流的重要媒介。正如作者爱德华·亚历山大在开篇“引言”中指出的那样：“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这些博物馆界的领导者如何把‘重视公众的教育和娱乐’（在一定的程度上）当作他们的首要宗旨，将其置于‘为学者和专家的研究而收集藏品’之上。”

这本书不仅记录了美国博物馆的开拓者们从初辟草莱到蔚成气象的开创、精进之功，更是梳理了博物馆发展进程中必然会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了解和研究博物馆历史和理念的又一权威之作。以史明志，以史为鉴，以史为进，希望这本书的引进和出版能够为中国博物馆学和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借鉴。

陈建明

湖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

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英文版序

大多数美国人既不去博物馆，也不爱读书，这一点显而易见；而电视和电脑却吸引着成百上千万的观众。大约几年前，电视收视率就已经开始影响博物馆的观众数量，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只是尚未经相关数据证实。为此，博物馆想方设法，投入大量资金，通过各种途径来吸引公众。最终的结果是，很多展览设计华而不实，复杂而乏味，并未取得任何积极效果。但好的一面是，人们可以从全新角度来审视“阐释”（interpretation）。迄今为止，只有后者得以继续存在，因为前者不仅成本巨大、周期较短，而且不切实际。公共资金日益缩减，博物馆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无论怎样，博物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博物馆相关机构需要回顾过去，寻找出工作中的基本要素，才能够帮助其重新考虑未来发展方向。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本书应运而生。通过讲述那些塑造和界定美国博物馆的先驱，爱德华·P.亚历山大找到了这些基本要素。这13位美国博物馆的创新者和先驱都极度热衷于探索新观点，而且一生涉猎广泛。可以说，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集子。

举例来说，卡尔·伊森·埃克利（1864—1926），一个在旷野中追逐星星的人。作为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他曾跟随西奥多·罗斯福前往非洲热带雨林。罗斯福的儿子克米特曾枪杀了一头幼象，令人不忍。之后，这头幼象被制成标本、上蜡并添加装饰物，和它的父母和同类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警报”（Alarm）展览中展出。读到这里，我们当代读者的心情或许久久不得平静。但是，在彼时彼刻，我们不得不诚服，就如亚历山大描述的那样：“埃克利充满青春热情，富有活力。”正是他对非洲的热爱（他称之为“绚烂非洲”），埃克利才得以在芝加哥和纽约创建了著名的非洲动物大展厅。

小艾尔弗雷德·巴尔（1902—1981）一生致力于推广现代艺术，他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关系尤为密切。亚历山大指出，巴尔的努力“使得现代艺术在其他博物馆中获得了更高地位”，而之前很多博物馆并不看好现代艺术。鲁本·戈尔德·思韦茨（1853—1913）让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蓬勃发展起来。这一历史悠久的协会成立于1846年。思韦茨曾是一位报纸编辑，后来成为亚历山大所称的“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历史学会会长”。

威廉·萨姆纳·阿普尔顿（1874—1947）于1910年创建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后更名为新英格兰历史协会）并担任主席，他负责管理和保护历史古建筑，并将很多古建筑从被拆除的危难中拯救出来。他热衷收集各种古董—从墙纸到锁，不一而足。基于此，他在美国创建了一些最早、最持久的历史古迹保护方面的准则。弗兰克·奥本海默（1912—1985）是旧金山探索馆的创始人；在科学博物馆的大众化教育领域，他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约翰·基纳德（1936—1989）曾是史密森博物学院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的馆长，该馆位于华盛顿市。尽管基纳德平时有点夸夸其谈，但也正是他，让美国民众开始看到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凯瑟琳·科菲（1900—1972）曾是纽瓦克博物馆的馆长，她倾注其所有职业技能，让这座位于市中心平民区的博物馆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日益繁荣。在种族骚乱的背景下，该馆依然能够让所有观众受益。她和基纳德一样，相信特展的力量—吸引和教育公众；更为重要的是，特展能够体现博物馆的意义：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

爱德华·P.亚历山大所描述的人物，都清楚地知晓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大多是创建者，能够有效地说服其赞助人，从而为自己的项目获取稳固支持。但是，他们的想法有时候也会遭到反对和拒绝，导致他们做出一些惊人之举。比如，在亚历山大的描述中，有些人因此大发雷霆，或申请辞职，或与人结仇。但是，这些人都坚持他们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其他人在遭遇困难时，则往往做出让步，放弃自己的目标。这13位创新者中，大多都是单枪匹马，无视旁枝末节的干扰，奋力实现目标。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多机构逐渐成长，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进来，共同追求他们最初的目标。

与其说他们是艺术家，不如说他们是教育家；他们充满创意，善于教育，必要时还会宣讲布道。亚历山大所描述的博物馆大师们是知识的承载者和阐释者，他们笃信博物馆是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与学校相比，他们认为博物馆更具有普世性，在应用方面的影响也更加持久。教室课堂中的紧张氛围，反而会削弱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在博物馆学习中，不存在及格或不及格的说法，”亚历山大写道。在他所列举的这些值得纪念的人物当中，安娜·比林斯·盖洛普（1872—1956）认为，针对儿童观众的博物馆，应当以“纯粹的乐趣”为中心，因为“它是神奇的钥匙，可以开启智慧之门；它是奇妙的魔杖，可以给学习过程带来愉悦；它是磁石，可以吸引大批观众；它是引擎，可以让观众乐此不疲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去”。

在爱德华·P.亚历山大的带领下，我们重温这些大师们的故事。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能偶尔会莞尔一笑，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这些先驱如果在当今博物馆界会遭遇怎样的境地。依照现在的博物馆认证准则，他们的愤怒或抗议都将被视为无理取闹。政治正确则会影响他们的独立感。这些还只是表象，亚历山大关注的是那些普适性的问题。他给我们讲述大师们独特的人生故事。从本质和职业层面而言，他们是开拓者，我们都是他们的后辈。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而言，他们都是“现代人”—而且有些的确十分激进—他们对他们的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我们也殷切期盼自己能够对我们的时代产生重大影响。

本书其实遗漏了一位重要的人物：亚历山大本人。当然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亚历山大也是美国博物馆界的一位重要创新者，他完全可以与这13位先驱并列，成为第14位先驱。本书英文版出版之际，他已90岁高龄。本书是他漫长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成就，在历史阐释史上，本书将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历山大曾经连续5年担任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的会长，这是该领域的最高职位；而在1946年，他申请辞职，毅然踏上一个新的职业道路，前往刚刚修复的威廉斯堡（位于弗吉尼亚州），担任该馆教育部门主任。

当时，殖民地威廉斯堡[1]刚刚经历修复，还不到20年。它是一个以保护建筑为目标的项目，旨在反映“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好的过去”，传递着怀旧情怀。当今学术界依然有许多历史学家对历史故居和露天博物馆持怀疑态度。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学术界对此完全是蔑视或轻视态度。他们认为，历史仅仅属于讲座和文字。研究历史的资料仅仅存在于书面文件中—而物件是不会说话的，无法传递信息。那些试图从物件中聆听信息的人，就如同与布娃娃玩耍。

但是，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承担起了阐释威廉斯堡的重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历山大在这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开辟出新的道路。亚历山大的努力为18世纪生活状貌的重现增添了一个新维度，这就是历史。在这里，一切得到重现，包括做饭、劈柴、坐马车等，颇为引人注目。但随之而来的，则是观念上的挑战。这一殖民城镇，要表现什么样的理念和哲学？这些人物都是谁？他们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他们为创建这个新国家而做出的努力的？当时沿海的殖民地，到底是怎样的情景？

亚历山大从麦迪逊转到威廉斯堡，可以说是美国博物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我们所有的历史故居、议会大厦、法院大楼，以及其他现存的博物馆展览，都是以亚历山大所制定的标准为典范。实际上，还有一些机构，以超越亚历山大所制定的标准而引以为豪。

爱德华·P.亚历山大的《美国博物馆：创新者和先驱》是对本领域的一大贡献。让我们一起跟随亚历山大，聆听他讲述这些和他一样伟大的创新者和先驱的故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美国博物馆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状貌。

威廉·西尔

引言 美国博物馆的定义

美国博物馆的数量增长之快十分惊人，从殖民时期的6座博物馆到现在，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座，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博物馆数量。早期的博物馆主要收藏奇珍异宝，一般为私人所拥有，而且主要以门票收入来维持生存。但是有一座博物馆例外。1876年，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创建费城博物馆，以展示自然历史为主。博物馆内展示了250多幅肖像画和其他油画，主要出自皮尔和其家人之手，另外还收藏了很多文物。费城博物馆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收藏极为丰富，吸引了众多学者，尤其是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皮尔采用林奈的双命名法（Linnean nomenclature）来标注藏品。此外，他也会给观众提供“适当娱乐”，比如展示发电机、化学实验、管风琴独奏和一个可以捕捉观众轮廓的测量设备“physiognotrace”。他还会举办很多体验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来参观他的博物馆。[2]

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博物馆属于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并由他们管理和运营。他们收集野兽和蛇的标本、人物蜡像和发电机（触摸发电机时会有轻微的电击感）。这些博物馆还会展出滑稽戏、歌舞，以及杂耍表演等，犹如剧院一般，深受观众欢迎，且价格便宜。此类博物馆包括纽约的美国博物馆、波士顿的哥伦布博物馆和辛辛那提的西部博物馆（内有惊悚的“地狱”景象展览）。另一方面，更加学术化的博物馆逐渐发展起来，它们的收藏推动了人们对自然历史、科学和技术、历史，甚至艺术的研究，比如费城自然科学学院、纽约历史学会和耶鲁大学内的特朗布尔美术馆。它们一般由理事会管理，而理事会通常会任命一位通晓博物馆收藏的人士担任主管或馆长。曾有一段时期，以提供娱乐为核心的博物馆占据上风。菲尼亚斯·T.巴纳姆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他是公共关系和宣传领域的大师。1841年，他收购纽约的美国博物馆，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尽管他曾经收集和展示了一些珍贵的自然历史藏品，但是他的重点却在纯粹娱乐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他管理的几座博物馆都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火灾等灾难。为此，巴纳姆于1870年决定退出博物馆界，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马戏团上。

大约在那一时期，随着一些重要的一流机构的诞生，美国博物馆界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些机构包括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以及芝加哥艺术学院。很快，各个领域中更加学术化的博物馆开始在全国涌现出来。如今，美国的博物馆在规模、财政资源和功能等方面，可谓千差万别。有些大型博物馆，其藏品数量、每年观众人数，以及财政预算，都达到了上百万之多；它们拥有几千名博物馆员工，对外开放的时间也相对较长。然而，还有大约3,000座小型博物馆，各馆都只有一个人在管理（通常还是一位志愿者），财政资源十分有限，而且每周只能开放两到三个下午。

在我的另一部著作《博物馆大师：他们的博物馆和他们的影响》中，我已经介绍过一些美国博物馆界的领导者，包括查尔斯·威尔逊·皮尔（1741—1827）及其家人以及他创建的费城博物馆；乔治·布朗·古德（1851—1896），来自史密森博物学院的美国国立博物馆；安·帕梅拉·坎宁安（1816—1875），来自弗农山庄妇女协会；以及富有创新和激进精神的约翰·科顿·达纳（1856—1929），来自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博物馆。古德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主张像史密森博物学院这样的公众机构，“不是为了少数人而存在，而应该为广大公众提供启蒙和教育”。他强调以下两点的重要性：展览必须有意义；标签必须能够被观众理解。坎宁安是历史故居保护领域的先驱，她加固和保护乔治·华盛顿的弗农山庄种植园，使其一直保持历史原貌。达纳运用特展和无数教育活动，来吸引社区中的每位成员以及社区之外的观众来参观他的博物馆。他不仅把藏品出借给该地区的学校、图书馆、俱乐部和其他组织，还派遣博物馆员工深入到这些组织中去。他还创建了学徒制度，为博物馆领域培养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这些博物馆界的领导者如何把“重视公众的教育和娱乐”（在一定的程度上）当作他们的首要宗旨，将其置于“为学者和专家的研究而收集藏品”之上。我审视了几种知名类型的博物馆，并考虑了“博物馆研究”这一主题。

我首先介绍的是两位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领导者。第一位是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1857—1935），在他42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将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打造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典范，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该领域的另一位大师是卡尔·伊森·埃克利（1864—1926），他是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曾先后在多家博物馆任职：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完善了生境群展（habitat group exhibition）这一展览形式，该形式后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生境群展，就是展示自然状态下的动物及生境类群中其他的物体，比如石头、土壤、植物，以及动物的栖息地；展览背景则多为描绘动物原生境群的大型弧形绘画，放置在展品的后方。

然后，我介绍了两位艺术博物馆界的领导者。亨利·沃森·肯特（1866—1948）是一位卓越的行政人员，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20世纪开始引入藏品登录、入藏、目录编排、通讯交流和出版物方面的科学方法。而且，他还成功说服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博物馆也统一采用这种专业方法。小艾尔弗雷德·汉密尔顿·巴尔（1902—1981）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他举办的展览富有学术气息，以面向普通大众为主，在展览目录小册子和书籍中对展品有详细说明，这逐渐激发了公众对现代艺术的兴趣，也影响其他博物馆越来越重视现代艺术。

其次是历史博物馆领域。鲁本·戈尔德·思韦茨（1853—1913）是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的会长。在他的领导下，该协会为威斯康星州的所有民众提供服务。他也成为美国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会会长。另一位历史博物馆的领导者是威廉·萨姆纳·阿普尔顿（1874—1947），他是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后更名为新英格兰历史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曾经拯救了新英格兰地区50多座重要的历史建筑和遗址，使其免受破坏。

另外还有其他专业领域的4位大师。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博士（1912—1985）创建了一座科学和技术博物馆，并将其命名为“探索馆”。他设计了几百个互动式、“动手操作式”（hands-on）展品，这些展品都需要观众的参与，能够帮助观众理解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安娜·比林斯·盖洛普（1872—1956）是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CURATOR[3]，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CURATOR。她的阐释富有激情，享誉国内外。在她的影响下，全球各地开始涌现儿童博物馆。约翰·罗伯特·基纳德（1936—1989）曾是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的馆长，这是一座组合式的博物馆，它是文化艺术中心，是社区团体的集会之地，也是青少年技能培训实验室。基纳德扩展了该馆的功能。它颇具影响力的民权宣传，以及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艺术和文化项目，使该馆在美国乃至全球都享有盛名。凯瑟琳·科菲（1900—1972）把（新泽西州）纽瓦克博物馆打造成为一座综合性博物馆（自然科学、艺术、历史和技术），该馆推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教育项目，深受整个社区的欢迎。

植物园和动物园是收藏活体物件的博物馆。查尔斯·斯普拉格·萨金特（1841—1927）在波士顿附近创建了阿诺德树木园，并将其打造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卓越的植物园之一。这是一座收藏植物的博物馆，一座科学考察站，一座受观众欢迎的教育基地。威廉·坦普尔·霍纳迪（1854—1937）是纽约动物学会（后更名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首任会长，他负责管理布朗克斯动物园。他搜集了很多外来的珍奇动物，并任其在动物园的巨大圈地内自由觅食，而不是把它们拘禁于笼内或小围场中。

最后一位博物馆界的专业人士是保罗·约瑟夫·萨克斯（1878—1961），他来自哈佛大学，主管福格艺术博物馆。他教授一门博物馆学方向的课程，内容涵盖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哲学、历史、建筑、行政管理、收藏、艺术界名流、政治和伦理道德等。他的很多学生都成为了美国艺术博物馆界的领导者。

本书所介绍的这13位领导者都付出了极大努力，并最终改变了美国人对博物馆宗旨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藏品或标本收集固然是重要的，然而，与藏品或标本的保存和布局相比，对公众的教育以及对社区的服务更为重要。学习和研究藏品，有时的确可以为提升人们对自然科学、艺术、历史或技术领域某一主题的认识做出贡献。但是作为CURATOR，不应当仅仅投身于收藏和对收藏的研究（把学者和专家当作最主要的观众）—这种傲慢态度是不可取的。相反，CURATOR应当积极参与博物馆的教育项目；CURATOR、教育员、设计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应当成为一个团队，齐心协力扩大整座博物馆的教育影响力。他们应当为青少年、家庭观众和老年人设计展览和其他学习活动、举办讲座、开展示范活动；与学校密切合作，使学校组织的博物馆团体参观活动与课堂学习衔接起来；参观学校、图书馆、俱乐部，以及其他社区机构，提供建议，安排借展，举办电影放映活动，参与广播或电视节目……通过这样的方式，博物馆可以找到其恰当而合适的位置，为观众和社区提供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

1 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
Henry Fairfield Osborn
打造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典范

Ⅰ

1891年，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34岁，是一位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他离开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岗位，接受了另外两份任职，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另一个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新建部门—哺乳动物古生物学部的CURATOR。他身兼双职，使得博物馆和大学能够同时聚焦自然历史领域。在随后的许多年里，这两座机构合作更加紧密，大学教授经常在研究中使用博物馆的藏品，而博物馆的CURATOR也经常被邀请去大学任教。

奥斯本教授所在的这座美国博物馆始建于1869年。这要得益于艾伯特·史密斯·比克莫尔的先见之明和富有感染力的激情。比克莫尔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路易斯·阿伽西，并在其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工作。比克莫尔认为，剑桥地方太小，不适合创建他所设想的一座伟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后来选择了纽约，认为这是最佳地点。他得到了这座大都市的富豪们的支持，包括老西奥多·罗斯福，即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父亲；约瑟夫·H.乔特，一位律师；莫里斯·K.杰瑟普和J.皮尔庞特·摩根，两位银行家；罗伯特·科尔盖特，因经营香皂生意而成为商界大亨；亚历山大·T.斯图尔特，百货公司实业家。他们担心在文化成就方面，纽约会落后于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和芝加哥。为此，他们从纽约州立法机关得到一份特许状，任命比克莫尔为这座博物馆的监管者（Superintendent，这是著名的大英博物馆所用的头衔），并说服中央公园委员会同意他们在该公园的旧军械库大楼的二楼和三楼放置展品。当时中央公园委员会的主席是安德鲁·H.格林，他富有想象力，且抱有合作态度。后来，该委员会在中央公园西路和79街划拨了大约18英亩土地，用于建设该馆的永久性馆舍。[4]

1871年，这座美国博物馆的理事们和刚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理事们一起向州立法机构请愿，请求纽约市征税50万美元，用于为这两座博物馆建造一栋大楼。为了获得支持，他们递呈的请愿书上有成百上千位产权人的集体签名。这一运动最终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纽约市政府同意出资建造两座独立的大楼，支付相关的维修费用和保安费用，并享有所有权；而理事会则出资用于收藏、藏品保护和阐释。从那时起，有百余座城市开始模仿这种公众支持与私人支持相结合的形式，用以创建它们的博物馆。

起初，美国博物馆把重心放在公众指导（public instruction）方面，而不是科学研究。它宣称这座博物馆“将会举世无双”，“寓教于乐，让我们的青少年们来欣赏我们造物主（上帝）所创造的杰作”。[5]比克莫尔并不是一位优秀的行政管理者。1881年，他辞去博物馆监管者的职务，转身致力于为公立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做讲座。不久之后，他成为该馆公众教育部门的主任。他是一位能言善辩、充满吸引力的演说家，在讲座过程中，常使用投影仪展示手绘的幻灯片。

莫里斯·K.杰瑟普是一位著名的银行家，还是一位铁路设备供应商，拥有数百万家产。1881年，他成为该馆理事会的主席，接管博物馆管理工作。他每天都会去办公室，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认为，财务流程应准确无误，博物馆建筑应干净整齐，展览策划应面向广大公众。他强调：“我是一位讲求实际的商人；我要求给展品贴上标签，这样我能够理解它们，相信其他人也能够理解它们。”[6]后来他逐渐开始看重博物馆CURATOR在科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考虑提供资金支持他们的工作。当时的很多理事依然认为博物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所以经常希望能够出资举办那种场景盛大而绚丽的展览，而并不一定以科学研究或教育为主。尽管面临这样的情况，杰瑟普还是成功说服了理事会来支持研究项目和远征考察。杰瑟普于1894年邀请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博物馆的馆长弗雷德里克·沃德·帕特南来美国博物馆担任兼职工作，组建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部门。当时，帕特南任命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弗朗兹·博阿兹为他的助理。杰瑟普也曾个人出资赞助了几个项目，其中包括1897年由博阿兹主持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远程考察”，时间长达6年之久。在他们的一生以及遗嘱中，杰瑟普夫妇向博物馆赞助的资金达700万美元，主要投放于捐赠基金，这是该馆有史以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

奥斯本教授不仅给这座博物馆带来了浓厚的科研气息，而且也为该馆的公众展览注入了很多富有创意的想法。杰瑟普主席非常赏识奥斯本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贡献，并且对奥斯本处理人事和业务方面的主动性和热情印象深刻。因此，在1899年，杰瑟普邀请奥斯本成为其行政助理。从那时起，奥斯本在这座博物馆就身兼两职：既是CURATOR/科学家，又是行政管理者。

Ⅱ

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市一个社会名望较高的富豪家庭。他的父亲威廉·亨利·奥斯本是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的创始人和长期当权的主席。他的母亲里德·斯特奇斯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坚强果断，富有慈善之心，是奥斯本小时候最亲密的伙伴。奥斯本的大部分童年是在纽约度过的。他就读于哥伦比亚语法学校（据他称这所学校纪律严明），然后又就读于里昂中学。他父亲在纽约州加里森建造了一座避暑别墅，取名为“巨石城堡”（后来成为奥斯本教授最喜爱的居住地）。它位于一个小山顶，可以俯瞰哈德逊河。他父亲还增添了一个“林中小屋”作为附属建筑物，这样小奥斯本就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各种事情。在奥斯本14岁的时候，他已出版了16期《男孩杂志》（The Boys'Journal），其中的文章、插图和编辑都出自他一人之手。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奥斯本是亲密好友，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

1873年，奥斯本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师从阿诺德·盖约特博士学习地质学，还跟富有活力的校长詹姆斯·麦科什学习哲学。麦科什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也是第一批接受进化论的学者之一。他曾在地质学博物馆做过一些艰苦的体力活，曾帮助组建过一个由学生组成的自然科学协会，组织过一次地质野营探险活动—当时是大三学期的暑假，他和另外两名同学前往凯茨奇尔探险。在毕业之前，这3位同学经历了两次夏季野外探险之旅去收集化石，一次在科罗拉多州，另一次在怀俄明州。从1878年至1879年，奥斯本在贝尔维尤医学院和内科及外科医师学院学习解剖学和（生物）组织学，师从威廉·H.韦尔希博士。韦尔希博士认为奥斯本是他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第二年，奥斯本放弃去德国的机会而前往英国，师从剑桥的弗朗西斯·梅特兰·鲍尔弗和伦敦的托马斯·赫胥黎，完成他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方向的毕业生实验室工作。赫胥黎夫妇邀请奥斯本参加他们每周日的傍晚茶点聚会。在此期间，赫胥黎曾向奥斯本抱怨自己在家中尽受孩子和妻子的压迫。经赫胥黎介绍，奥斯本结识了达尔文，对他充满敬畏之情。此后，他还结识了很多其他著名的科学家。1881年，奥斯本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取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教学生涯。他尝试运用鲍尔弗和赫胥黎的教学方法—课堂上活跃的非正式讨论以及之后的在密切监督下的实验室工作。他告诫学生不能只记住事实，而是要去培养观察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他后来晋升为比较解剖学教授。1891年，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解剖学和动物学，并成为自然科学学院的系主任。在这两所大学，奥斯本曾教授了28个本科生班和研究生班。他喜欢称自己的学生们为“生物学之子”，这些学生遍布海内外，教授更多年轻一代的“生物学之子”。[7]

1880年，奥斯本参加了一次野外考察，前往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寻找美洲鳄化石以及其他长尾巴的两栖动物化石。但他最终失望而归，归因于野外考察设备的缺乏。他曾说道：“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不适合做某事，这是件好事，因为他/她就可以转向其所适合做的事情，从而取得更好的发展。如果在研究中，某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就转向另外一条道路，就有可能走向成功。”[8]这句话颇有哲学意味。

1881年，奥斯本和A.J.佩里将军的女儿柳克丽霞·撒切尔·佩里结婚。奥斯本夫妇幽默风趣，经常招待他们的朋友和熟人，但在节假日期间，他们一般不会邀请客人。有一次，奥斯本租下一艘蒸汽船，邀请优生学国际会议的所有与会者到“巨石城堡”参加招待会。柳克丽霞育有5个儿女。她后来还撰写了3本书，据奥斯本介绍，其中一本是乔治·华盛顿的传记。

在普林斯顿大学，奥斯本开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古生物学家。他认为“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新的原理”，而不是机械地搜集事实。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喜欢根据准确的科学观察和推理来进行归纳总结，而且他所用的语言通俗易懂。他认为自己的古生物学观察一般都会得到认可，如果某些结论存在争议，他也并不在意。他说：“如果新的原理是有根有据的，那么它们终究会被广泛接受；如果某些原理有争议，还未被广泛接受，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9]他研读约瑟夫·莱迪的著作。莱迪是美国第一位古生物学家。奥斯本还熟识耶鲁大学的爱德华·德林克·科普和丹尼尔·查尔斯·马什。这两位都是美国著名的化石收藏家，但彼此视对方为死敌。奥斯本和科普曾在费城自然科学学院一起密切地工作，两人保持了良好的朋友关系。科普为人争强好胜，有一次，他与一位好友殴打起来。第二天，科普告诉奥斯本：“如果你觉得我的眼睛被打黑了，那你更应该看看今天早上弗雷泽的样子。”[10]除了研究在美国发现的化石之外，奥斯本还于1886年前往欧洲，研究中生代时期的小型动物的化石。他派遣自己的研究生巴纳姆·布朗（当时是美国博物馆的员工）去怀俄明州的科摩崖（Como Bluff）寻找化石；这导致了他和马什教授的一场唇枪舌战，因为马什教授指责奥斯本侵犯了他的研究领域。但是，奥斯本继续派遣他的助手们开展各种远征考察，足迹遍布美国和欧洲。最终，美国博物馆所收藏的史前脊椎动物化石成为该领域全球最丰富的收藏。

作为一位古生物学家，奥斯本对展览的看法十分新颖，甚至有些激进，他希望把史前大型动物的巨型骨架组装起来，然后向公众展示。这一观点遭到馆内外科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化石骨架应当按照顺序，存放于橱柜之中，只能让专家用于研究目的。当然，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奥斯本的想法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恐龙”一词家喻户晓，而且时至今日，这些大型化石展览依然是所有博物馆展览中令观众印象最深刻、最受欢迎的展览。

在奥斯本成为杰瑟普的助理之后不久，杰瑟普这位年事已高的理事长便不再过多管理行政事务。1901年，在奥斯本的提议下，杰瑟普聘请布朗大学和伍兹霍尔生物实验室的赫尔曼·凯里·邦珀斯博士担任他的全职助理。不久之后，又任命他为该馆的第一任馆长。恰逢此时，奥斯本被选入理事会，并成为理事会的第二任副理事长。邦珀斯为该馆的教育项目做出了极大贡献，比如，把“自然标本储物柜”（nature cabinets）这种小型收藏出借给学校；很快，该馆每年接待的学生观众数量便突破了100万人次。由于杰瑟普身体每况愈下，他只能偶尔坐着轮椅来一趟博物馆。最后，该馆的真正行政大权不是在邦珀斯手中，而是在深谋远虑的奥斯本手中。1905年，奥斯本被选为著名的史密森博物学院的秘书，但奥斯本本人并未接受。1906年，杰瑟普去世，奥斯本顺理成章地成为博物馆理事会的理事长。从那以后，他辞去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职务。

奥斯本掌控着整座博物馆，对此邦珀斯深感嫉妒，他公开谴责奥斯本“财政管理不善”以及“行为不端”。[11]1910年，理事会进行调查，发现奥斯本是无辜的，决定开除邦珀斯。随后，奥斯本任命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原馆长弗雷德里克·A.卢卡斯为美国博物馆的新馆长。两人之间的合作十分融洽。当然，重大决策还是出自奥斯本之手。卢卡斯博士在其晚年开始撰写和回顾他50年的博物馆生涯，其中悔恨地写道：“一座大型博物馆的馆长，通常只是一位名义上的馆长。”[12]

Ⅲ

理事长奥斯本管理美国博物馆长达27年之久。在此期间，美国博物馆成为一座享誉国内外的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博物馆的辉煌时期：得益于每年100多个远征考察活动，藏品数量日益增加；优秀的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另有强大的科学研究和出版物以及丰富多彩的教育项目，不仅能够服务于学校的学生，还服务于家庭观众和社会团体。这座博物馆的确已经成为自然历史领域的一个典范。它远远超越了自己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史密森博物学院的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且，它还能够与伦敦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媲美。

这座博物馆的财政来源与其他博物馆不同，颇为零碎：它主要来源于理事们和奥斯本朋友的捐款。奥斯本不领取任何薪水，他甚至还出资4万美元，丰富馆内的化石收藏。J.皮尔庞特·摩根的第一位妻子是奥斯本的姑姑，为此摩根曾每年向古生物学项目捐资1.5万美元，这个秘密奥斯本一直都未对外公开。摩根还出资赞助查尔斯·R.奈特的作品。奈特是一位自由画家和雕塑家，在奥斯本的劝说下，奈特创作了很多关于史前动物的壁画，以及其他绘画作品和模型，它们都栩栩如生。奥斯本获得私人资金，用于支持重要的远征考察活动，比如资助卡尔·埃克利获取标本，创建他规划的非洲展厅；资助马丁的几次考察之旅；以及资助奥萨·约翰逊来获得非洲动物的动态和静态照片。该馆还出资赞助了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的3次远征考察—分别是去往中国（西藏等地）、缅甸和蒙古。去蒙古考察时有一个车队跟随，还有125头骆驼；最终于1943年，安德鲁斯在戈壁沙漠找到了700万年前的恐龙蛋（其中有些恐龙蛋尚未孵化），以及其他珍稀物种的化石。听到这一消息后，奥斯本万分高兴，因为他在1900年所说的预言—在亚洲可以找到大量史前哺乳动物的化石—得到了证实。为此，他和妻子立即赶往考察地。在这次途中，奥斯本凭借敏锐的观察力，还发现了一个稀有哺乳动物的牙齿。

尽管如此，奥斯本依然认为博物馆的首要宗旨是教育，而不是收藏。一座优秀的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一个圣殿或避难所，一个存放奇珍异宝的保险库”，相反，它应当是“一股进步的教育力量”，“只有教育观众，它才能取得成功”。早在美国博物馆协会[13]之前，奥斯本于1917年就宣称“博物馆人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人员”，他用如下语言阐释了这一观点：

我们致力于践行一种最有挑战性的教育形式，它的理念是从视觉角度展示自然规律和艺术法则，一方面是为了教育观众，另一方面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换句话说，博物馆人员……难以有机会直接与他们的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和理念，全部蕴含在他们所安排的展览中。成功的博物馆“教师”，应当是一位教而不言的人，犹如自然教师或艺术教师一样。他只能通过标本的标签来传递他的思想。[14]

这座博物馆的展览十分出众。埃克利于1909年成为该馆员工，担任动物标本剥制师和设计者，负责设计生境群展以及针对北美洲、南美洲和南亚地区哺乳动物的精美新展厅。在1880年至1915年期间，该馆的教育项目日益扩展，其中包括在博物馆举办针对学校教师的讲座；把自然研究的收藏和幻灯片出借给学校；参观学校课堂教学；组织专门针对盲人的特殊展示；派遣博物馆员工去学校演讲。1906年，乔治·H.舍伍德成为公共教育部的CURATOR，后又晋升为该馆的执行馆长。1926年，他估计教育项目每年将惠及600万人。该馆还在熊山（Bear Mountain）创建了一座路边博物馆（Trailside Museum），附近有通向自然风景区的小径。奥斯本特别喜欢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参观这座博物馆，他经常会询问孩子们对这座博物馆的印象。有一次，他曾与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在电梯中对话：“这座博物馆里边，你最喜欢什么？”那个小男孩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鱼类化石。”[15]每每谈及这一经历，他都开怀大笑。

奥斯本经常鼓励他的员工进行科学研究，还帮助创建出版物，让馆内员工和馆外学者在出版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出版物包括《新闻简报》（1881年）、《科研报告》（1893年）、《人类学论文集》（1907年）和《实习生》（1921年）。1900年，他开始出版发行杂志《自然历史》（起初叫《美国博物馆杂志》），收录了很多针对博物馆员工和广大公众的科普文章。他还把自己私人图书馆中的7,000册图书捐赠给这座博物馆。但是，一些生物学家（尤其是遗传学和生理学领域的学者）认为这座博物馆的研究过于陈旧，其员工大多都是行政管理者和野外考察人员，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研究生教育，所以该馆也没有出版太多有价值的出版物。

奥斯本自己在研究和发表出版物方面倾注良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撰写了940篇文章，约有1.2万页。这些文章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神经学、人类学、进化论、生物学、教育、森林保护、哺乳动物保护，以及科学家和文人的传记，等等。他有两部最重要的古生物学原创著作：一部是《古代怀俄明州、达科他州和堪萨斯州的（古生物）雷兽（主要是马和犀牛的化石）》，由美国地质调查局于1929年分两卷出版；第二部是《长鼻类哺乳动物（大象和猛犸象的化石）：进化、种系发生和分类》，在奥斯本逝世后分两卷出版。他还有很多受大众欢迎的书籍，包括《从古希腊人到达尔文》（1894年），《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哺乳动物的时代》（1910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他们的环境、生活和艺术》（1915年），《生命的起源和进化》（1917年），《进化与宗教》（1923年），《伟大的自然主义者的思想》（1924年），《教育中的进化和宗教》（1926年），《学校、大学和博物馆中的创新教育》（1927年）。他也由此获得了很多荣誉—12枚奖章、9个荣誉学位、15个国家61个学术团体的会员资格。

总而言之，在奥斯本担任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期间，美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扩大了一倍，市政府财政拨款增至3倍，捐款基金增至7倍，科学领域的员工增至将近3倍，博物馆会员增至4倍之多。他成功地扩大了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最后该馆扩展至拥有将近20栋相互连通的建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要数入口处纪念西奥多·罗斯福的雕塑，它是由纽约市出资建成的。雕塑高30英尺，展现的是罗斯福骑在一匹马上，保护一位美洲印第安人和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在其晚年，奥斯本最喜爱的一项规划是在中央公园开辟一条大道，宽160英尺，把美国博物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连接起来。但是，最后该规划未能实施。奥斯本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奥斯本的兴趣十分广泛，他总是能够让博物馆与美国民众的主流生活联系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要求所有男员工在停车场开展军事演习和刺刀操练，保卫博物馆“免受日耳曼人的入侵”。[16]在20世纪20年代，他反对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并支持在田纳西州学校教授进化论的运动（最后导致“斯科普斯审判”[17]的发生）。奥斯本坚持去教堂做礼拜并领圣餐，却被舆论公开称为“颠覆性的无神论者”，将其与伏尔泰、托马斯·佩因、罗伯特·英格索尔并为一类，这让奥斯本本人大为吃惊。纽约一座大教堂的牧师在描绘了某些戏剧中的不雅图片以及城市里逐渐蔓延的道德败坏景象后问道：“这种道德败坏和兽性主义，是谁导致的？谁是罪魁祸首呢？”答案是：“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18]

奥斯本曾经卷入一场更为严重的争端—起源于优生学运动。麦迪逊·格兰特是奥斯本的好友，也是该馆的一位理事。格兰特在1916年撰文《伟大时代的消逝》，声称北欧人种要优于欧洲其他人种、黑人和东方人。他认为，美国应当否定其充满情感基调的夸张言论—即“不分民族、信仰和肤色”，甚至写道“美国的终结”。伤感的浪漫主义使得美国成为“被压迫者的避难所”，这正在导致这个国家走向种族深渊。[19]格兰特继续阐释道，他本人具有强烈的反犹主义和反黑人主义倾向，并且坚信（所谓）“劣等”民族的绝育（和灭亡）。奥斯本为格兰特的这本书作序，称格兰特的科学方法“十分正确”，还宣称优生学的真正精神能够让遗传中精神、道德、智商和身体方面的最佳特征得以保存和发展，从而保持美国机构在未来的完整性。

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博物馆召开，亨利·奥斯本是大会主席。他公开宣称“战争让很多国家的优秀种族人数大减，这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绝种”，“随着其他种族的到来，我们这一种族也面临同样的威胁”。1923年，他在全国移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依然持这种态度。他认为，军队中的智力测验已经表明黑人“智力低下”，而“东方文明，东方人，则从根本上就与美国人有差异”；而且北欧国家的种族要优于意大利人或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人。因此，政府应当派遣优秀的特工，去审查那些希望移民美国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移民带来的灾难—移民人口会占据美国人口三分之一，使美国成为一座“精神病院”。[20]

奥斯本和很多其他理事一致认为，美国博物馆应当针对移民提供恰当的教育。他希望把这座博物馆打造成为一座塑造“国民性格的机构”，保持美国乡村和历史上的美德，以此来抗衡移民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与格兰特相比，奥斯本的种族偏见还不算那么严重。为了实际需要，他于1910年邀请一位犹太人—费利克斯·沃伯格加入博物馆理事会，他发现沃伯格精明能干，而且具有奉献精神。奥斯本曾公开参与限制移民的运动，其中有两篇新闻报道与他有关，其标题分别为“奥斯本认为美国是欧洲的垃圾站”和“瞧！可怜的北欧人：奥斯本教授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奥斯本也有点反女权主义者倾向，他曾坚持认为女教师的教学质量要比男教师的教学质量低下。奥斯本从这座博物馆退休以后，曾于1934年去德国参观，甚至极力称赞纳粹的激进思想。次年，奥斯本在他加里森的家中与世长辞。

Ⅳ

玛格丽特·米德博士是这座博物馆的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她曾公允地评判了理事长奥斯本教授和他的个性。她说：

奥斯本操控着整座博物馆。从那时起，理事长一直……还算正常。但是，在奥斯本晚年，他却变得反复无常。他这个人非常强势，令人难以捉摸。由于他这种变幻莫测的个性，员工之间的工资，有的相差几千美元。奥斯本是个颇具魅力、令人又爱又恨的老家伙。这座博物馆就是他的梦想，也正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他十分专断，而且固执己见……他家财万贯，同时也是一位科学探险家……如果没有奥斯本，我们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这座博物馆。[21]

舍伍德博士是奥斯本的部下，曾担任CURATOR和馆长。有人批评舍伍德对奥斯本阿谀奉承。舍伍德认为奥斯本教授的主要特点是：深谋远虑、刚强坚毅、思想丰富、关爱青少年以及保有永恒的乐观态度。或许，他还可以再增加一条“精力充沛”。

奥斯本认为一位科学家应当兼顾三方面：研究调查、教学和在创新性机构中工作，不能失之偏颇。在他的科学生涯当中，奥斯本认为研究是最高目标，但他也强调在创新性机构中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当这座机构的主要宗旨是收集材料，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分支提供原创性研究，以及为这些领域的青年们提供灵感和训练”。[22]就奥斯本个人而言，这些创新性机构不仅包括美国博物馆（以及有一段时间的哥伦比亚大学），还包括纽约动物学会（已更名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当时所创办的布朗克斯动物园。1895年，他成为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创办人之一，与麦迪逊·格兰特一同担任执行委员。从1909年至1924年，他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工作勤勤恳恳。[23]

从1881年至1933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其两任理事长杰瑟普和奥斯本掌管长达50年之久。总体而言，他们的工作都十分出色；但是由于权力过度集中，他们变得有些专断和不可理喻，尤其是奥斯本。该馆的财政来源很不稳定，因为主要来源多为理事会成员和朋友们心血来潮的捐款。在大萧条时期，奥斯本退休，这导致博物馆大幅度减少馆内项目。从那时候起，理事长和理事会一般只关心筹集资金和批准大政方针，馆长负责日常的行政管理、制定政策和处理人事问题（包括人事任免），CURATOR则负责收藏、保护、研究、展览、教育、为理事会提供政策建议等各种博物馆职能。但最近几年，和其他一些大型的美国博物馆一样，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聘任理事会理事长，并提供薪金，其主要职能为筹集资金以及其他财政方面的问题；而博物馆馆长则由一位通晓博物馆收藏方面的专家担任。毋庸置疑，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肯定会欣然赞同这样的安排。

2 卡尔·伊森·埃克利
Carl Ethan Akeley
完善生境群展

Ⅰ

19世纪70年代，卡尔·埃克利还是一位年轻人，他深深迷恋上了动物标本剥制术。依据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剥制术是极其原始而简单的。兽皮被放入一种混合液（内含盐、明矾和砷皂）中浸泡，然后晾干、硝皮，被倒挂起来。动物尸体内填塞稻草或破布，再放入稀奇古怪的、包裹着的动物腿骨。这个过程可以消灭寄生虫，但由于要经过硝的处理，兽皮会收缩变小，造成动物面孔形成一种滑稽可笑的景象，而且尸体一般都会被填塞得过于臃肿。无论怎样，动物看起来都并不自然。埃克利曾断言，动物标本剥制术最早是由家具装饰用品商发明的。有一次，他和朋友威廉·惠勒看到一个无比臃肿的猞猁标本，经过填塞，这个标本达到猞猁正常体积的四倍大，它的眼睛凸起，视角十分荒谬可笑，两人当时都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不久之后，埃克利开始尝试如何让他所剥制的动物标本看起来更加自然。在纽约罗切斯特市的沃德自然科学所，他将一个石膏模型放置在斑马标本体内，成功地防止了腿部兽皮变形。但是他的同仁们都比较传统守旧，把埃克利的实验品扔进了垃圾堆。在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内，埃克利成功设计了一个麝鼠栖息地，并配有恰当的水元素。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境群展，至今仍在展出。后来，在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他经过不断改进，终于开创了现代动物标本剥制术。曾有一段时间，埃克利困扰于如何用轻盈的纸质模型和金属丝布替代笨重的石膏模型。有一天，他乘坐有轨电车去博物馆，突然灵感乍现，不禁大喊一声“我有主意了！”引来在场乘客的一片笑声。

他最终的方法要求动物标本剥制师不仅要研究动物的野外生存环境，还要研究动物解剖学。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动物尸体进行详细而全面地拍照，制作死亡动物的面部模型和其他部位的模型。整个剥皮过程小心翼翼，首先在动物腹部切开一个小缝，这样在剥取动物股骨的时候，就不会撕裂或破坏其腿部皮毛。剥制出整张动物皮之后再晾干。所有东西都装入钉锌条的箱子里，用二硫化碳进行消毒。动物生存环境中的植物群，包括树叶、树干、苔藓和花朵等，都放在福尔马林中保存，或者用石膏模型仿制，并贴上彩色标签。对动物生存环境进行素描，这些素描材料可以被用来彩绘背景。

在博物馆的工作室，埃克利制作了一个泥塑模型，能够显示动物的每一块肌肉和肌腱，另外还有截面的石膏模型，上面有胶水，并镶有平纹细布。当胶水晾干以后，借助石膏模型再制作出纸质模型，并用金属丝布加固，然后再放入水中，把胶水融化掉。这样制作出来的就是一个轻盈但结实的动物模型。对动物皮毛进行处理，用植物鞣剂让它变软，再把皮毛套在动物模型之上，用虫胶清漆涂刷，以此防潮。模型内部有动物骨架或金属材料，可以当作支架，支撑动物模型。这样，这件动物标本就可以永久保存了。埃克利还发明了用金属模具灌注蜡来仿制动物栖息地的各种植物。

正是由于埃克利这种“对精美动物标本剥制术的持续热爱”，才能制作出十分逼真的动物物种生境群。在配有人工光线的展柜或者前部镶嵌有玻璃的标本立体模型仿真展览中，观众可以欣赏到动物真实的肌理和各种栩栩如生的姿态。在前景中，会有很多塑料仿制模型，包括石头、土壤、各种植物等其他相关材料，再现了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而在背景中，则是一个弧形油画，描绘着动物真实的生存场景。[24]他的好友惠勒这样描述埃克利：

他坚决相信，只有经过极其严谨的动物学家之手，且只有在展示过程中传递出动物的真正特征，动物标本才有意义。动物的真正特征，也可以理解为动物的习性，是在特定自然环境中，它所表现出的特定行为。[25]

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的馆长亨利·L.沃德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埃克利“为美国动物标本剥制术做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菲尔德博物馆动物学首席CURATOR威尔弗雷德·H.奥斯古德博士指出，“通过运用雕塑家所使用的方法，并结合他自己发明的精巧装置，埃克利给动物标本剥制术带来了一场革命，提升了地位，使其成为了一种极其高雅的艺术”。另外，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也曾说道，他希望：

美国所有的博物馆都要永远感谢这位杰出人才所做出的毕生贡献。不仅是这座博物馆，还有美国其他所有的博物馆所制定的标准都要归功于埃克利的贡献。正是他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我们才有了这种全新的理解，来展示哺乳动物王国和近距离展现自然环境中动物的生境群。想到这些，我们就大概能感受到埃克利对博物馆带来的影响之大。

奥斯本教授还告诉他的员工：“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座博物馆的发展得益于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埃克利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天才。”[26]

埃克利的妻子玛丽指出，埃克利在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设计的麝鼠标本展览是“第一个真正的生境群展”。不过这有点夸大其词。因为之前有几位策展人已经制作或正在制作博物馆中的生境群展。在18世纪，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在费城博物馆展示自然情境中的鸟类和其他小动物，展览已配有环境特征，包括仿制的植物和栩栩如生的绘画背景。相对而言，其他生境群展则不是那么逼真，比如，1867年朱尔斯·韦罗在巴黎博览会上推出的“被群狮攻击的阿拉伯使者”展览。1879年，威廉·坦普尔·霍纳迪在沃德自然科学所工作，他参加了一次去往印度和婆罗洲[27]的远征考察，捕捉到5只大猩猩，然后把它们展出，展览名为“树顶上的战争”。当他将此展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展出时，曾轰动一时。后来，霍纳迪成为史密森博物学院美国国家博物馆的首席动物标本剥制师，他又增加了一些非常著名的生境群展，所运用的原则和后来埃克利所用的原则如出一辙。[28]

Ⅱ

1864年5月20日，卡尔·伊森·埃克利出生于美国奥尔良县的一个农场。奥尔良县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西部。埃克利的父亲丹尼尔·韦伯斯特·埃克利来自佛蒙特州；他的母亲朱莉娅·格利登出生于罗切斯特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埃克利在乡村学校读书，平时也会在农场干活。他对狩猎非常感兴趣，也喜欢各种鸟类动物。12岁那年，埃克利在“青年伴侣”（Youth's Companion）杂志上读到一则广告，是一本关于动物标本剥制术的书籍介绍，定价1美元。埃克利最后想方设法从一位大男孩那里借到了这本书。他曾经为一位女士制作了一个金丝雀的标本。在16岁的时候，埃克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商务名片，上面印刷着：“卡尔·E.埃克利—精通艺术标本剥制术的各个领域。”他曾在附近的镇上学习绘画。后来大约有6周的时间，埃克利白天去布洛克波特师范学校上课，晚上则去观摩英国人戴维·布鲁斯的工作。布鲁斯是一位画家、装饰家和业余动物标本剥制师。

布鲁斯建议埃克利去拜访亨利·A.沃德教授。沃德当时负责管理罗切斯特市的沃德自然科学所。这所机构收集标本和其他物件，并向大学和博物馆出售。科学所还雇用了几位动物标本剥制师，包括弗雷德里克·A.卢卡斯。卢卡斯后来担任过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馆长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霍纳迪评论沃德时说道“他精力充沛，犹如一台电动机；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能够与拿破仑相比；他的收集能力惊人，犹如章鱼之腕足，能捕捉到各种物件；他气质非凡，有着切斯特菲尔德国王的风度”。[29]当时，埃克利徒步3英里，坐火车到罗切斯特市，走进一个巨大拱门（是用抹香鲸的颌制作而成的），经过一个大猩猩标本，终于来到沃德自然科学所的门前。这座机构由15栋建筑构成。埃克利有些腼腆，在外面徘徊许久，最后才下定决心走进沃德的办公室。而当他一进门，听到的是一句粗鲁的问话：“你是来干什么的？”最终，沃德雇用了他，同意让他做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学徒，周薪仅有3.5美元，而他的膳宿费用就有4美元。

埃克利结识了很多其他的动物标本剥制师，并且与来自密尔沃基的威廉·诺思·惠勒成为亲密好友。两个人当时都是19岁。沃德给惠勒的工资是每周9美元。这两个年轻人经常一起朗读经典书籍，散步，做礼拜，听讲座。有一次，他们听了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的演讲“选择哪一条路？”，都认为这次讲座充满智慧，并深受启发。在其漫长而又成功的职业生涯当中，惠勒结识了很多科学家，他后来指出，“就我所认知的人当中，卡尔可以说是天赋才能最广泛、最丰富的一个”。[30]埃克利在沃德自然科学所工作了4年，然而他在动物标本剥制术方面的很多试验性方法很少得到赏识。在工作的第一年，沃德就曾开除过埃克利，在随后的6个月里，埃克利在约翰·华莱士的动物标本剥制工作坊（位于纽约）工作。后来，沃德又重新雇用埃克利，声称之前是因为一些虚假报道才开除了他。

埃克利决定，他要报考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学院，但他在入学考试中名落孙山。当时，惠勒已经回到密尔沃基，在德国学院教书。他邀请埃克利到此学院就读，并同意担任他的导师。但埃克利迟迟没有离开沃德自然科学所，因为P. T.巴纳姆所饲养的一头著名的大象“巨无霸”（Jumpo）在加拿大被一列火车撞死，其尸体被交由沃德自然科学所来处理。这个重任交给了埃克利。作为领头人物，他需要制作一个巨大的大象标本，以供和巴纳姆的马戏团一起展出（后来被塔夫斯大学的博物馆所收藏）。另外，他还需要把大象的骨架全部拼接在一起，转交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31]

1886年秋季，埃克利搬至密尔沃基，并在一个谷仓（属于惠勒母亲的财产）中建立了动物标本剥制工作坊。他为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做了很多工作，后来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员工，而惠勒当时已经成为了这座博物馆的监护人。埃克利不仅研究动物解剖学，而且尝试根据固定好的动物标本制作动物模型。这座博物馆的一位理事得到了一架来自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北端地区）的雪橇。埃克利制作了一个驯鹿模型，把它放在拉雪橇的位置，然后又制作了穿着真正拉普兰人服饰的拉普拉人模型，模型的脸部和手部都是用蜡制成的。他还设计了关于来自婆罗洲的猩猩的生境群展，并策划了关于威斯康星州毛皮动物的一系列展览。1893年，他完成“美国麝鼠”展览。随后，他在自己的工作坊为史密森博物学院制作了一匹马的标本，以便在芝加哥的哥伦布博览会上展出。他还制作了一只雄鹿的头部标本，取名为“挑战”，这件标本在纽约“运动爱好者展”上赢得了一等奖（碰巧，西奥多·罗斯福是其中的一位评委）。埃克利在密尔沃基工作了8年。他后来之所以离开这个地方与他的好友惠勒有关。惠勒在欧洲旅游期间，拜访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威廉·福勒爵士，并告诉福勒自己的好友在动物标本剥制术方面技术精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威廉·福勒爵士给埃克利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32]

1895年，埃克利离开密尔沃基准备前往伦敦。途中，他在芝加哥的菲尔德哥伦布博物馆停留了一段时间。动物学部门的CURATOR丹尼尔·吉劳德·埃利奥特博士委托埃克利制作几件动物标本，埃克利接受了委托。第二年，他和埃利奥特博士一同去往非洲，踏上一次以收集为目标的远征探险。在芝加哥，埃克利完善了制作生境群展的步骤。他设计了关于弗吉尼亚州鹿的一系列生境群展—与实物一般大小的透视图画，展现春、夏、秋、冬四季中的鹿。他为菲尔德博物馆的新馆策划了几个大型的生境群展厅，但是由于未能获得资金支持而宣告失败。1909年，他前往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里一直工作到离世。不过，他依然和菲尔德博物馆保持联系，使得这两座博物馆能够经常开展项目合作。[33]

1902年，埃克利和来自威斯康星州比弗丹市的迪莉娅·J.丹宁结婚。当时埃克利还在芝加哥工作。丹宁曾陪同埃克利两次前往非洲参与远征探险。有一次，埃克利遭到一头大象的袭击，几乎丧命，全靠丹宁照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恶化，双方分居生活。埃克利和两位同伴一同搬到纽约的单身公寓居住。这两位同伴是探险家维嘉马尔·斯蒂芬森和赫伯特·J.斯平登。罗伯特·库什曼·墨菲后来回忆道，一群作家、画家、学者和富有创新精神的重要人物在“世界俱乐部”聊至深夜，他们经常让埃克利讲述他丰富的人生经历。[34]墨菲所回忆的场景很可能就发生在埃克利住在单身公寓的这段时间。1923年3月，迪莉娅指责埃克利精神虐待，双方经过一场唇枪舌战，最终宣告离婚。1924年10月，埃克利和玛丽·L.乔布结婚。当时埃克利已经60岁，而玛丽38岁。玛丽是一位拥有丰富经验的登山运动员和探险家，她曾7次深入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参与探险活动。为此，加拿大政府还专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座高峰，即“乔布山峰”。夏季，她在康涅狄格州米斯蒂克村举办“米斯蒂克野营”活动，主要是教授年轻女孩如何保持身体健康以及锻炼野外生存技能。[35]1922年，斯蒂芬森带着她去美国博物馆与埃克利会面。埃克利当时正在设计关于大猩猩的生境群展。玛丽这样描述埃克利工作时的状貌：

卡尔进来了。他当时正用一团粗麻布擦手。他的袖子挽到了肘关节以上，衣服则到处沾满了石膏。眼镜上也有石膏溅的小点。他面带微笑—可以看出充满了愉悦之情。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想到，以后我们竟会一起去他所深爱的非洲，共同攀登植被丰茂的高山。[36]

埃克利善于和年轻人打交道。他曾培养了几位博物馆员工成为动物标本剥制师。路易斯·P.乔纳斯曾和埃克利一起共事，在美国博物馆工作了3年。乔纳斯敬佩埃克利，认为他“能够源源不断地提出很多惊人的想法”，并赞誉道：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人。他工作的时候，身穿一条破旧的卡其布裤子，嘴中叼着一只用玉米棒做成的烟斗，常常由于沉浸在工作中，烟斗都灭了。对我而言，那时就和现在一样，埃克利当时给很多年轻的动物标本剥制者以鼓励和灵感，这可以说是他赠送给同仁们的最珍贵的礼物。他的这一贡献给与他共事的人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37]

在他最后一次非洲远征探险中，埃克利亲口告诉玛丽：“我想健健康康再活20年，好好工作。这样，非洲展厅（他为美国博物馆所设计的宏伟规划）就差不多能够完成，而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他们了解我的方法，就能够将这一规划进行到底。”[38]埃克利在这次非洲远征探险中与世长辞。他未竟的梦想最终由詹姆斯·L.克拉克、罗伯特·H.罗克韦尔、理查德·G.拉达茨等人实现了。

埃克利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发明家。1909年，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当时位于曾经举办过哥伦布博览会的一栋旧建筑内。这座建筑里的墙面已大面积脱落。埃克利在制作动物模型的时候用过一种空气喷枪。他把这种空气喷枪进行改造，往墙面上喷刷液态水泥，使墙面焕然一新。他的这一水泥喷枪申请了专利，后来被用于巴拿马运河和其他很多项目中。1909年至1910年，他曾前往非洲探险，归来之后，他发现当时的电影摄影机有很大局限性。为此，他设计了埃克利摄影机，并申请了专利。他的摄影机可以移动拍摄，包括上下、左右或对角式移动。它的镜头更便于伸缩，快门的速度更快，即使在光线不强的情况下，也能够摄影。埃克利用自己的这种新摄影机拍摄大象、狮子、大猩猩和非洲的其他野生动物。美国博物馆派遣的马丁和奥萨·约翰逊探险队也用这个摄影机，拍摄他们非洲的探险之旅。这一摄影机，还拍摄了“斗士”（Man O'War，著名赛马）的最后一场比赛，以及登普西和卡彭铁尔之间的重量级拳击比赛。罗伯特·L.弗莱厄蒂用它拍摄了《北方的纳努克》[39]和《摩拉湾》[40]两部纪录片。后来，这一摄影机成为很多纪录片制作人的最爱。位于费城的富兰克林学会授予埃克利斯科特奖章，奖励他发明的水泥喷枪，又授予他约翰·普赖斯·韦瑟里尔奖章，奖励他所发明的摄影机。[4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克利曾经是一名工程兵，年薪仅有1美元，即领取象征性微薪为国家服务。他解决了很多难题。他的摄影机拍摄了很多战争场面，他所发明的水泥喷枪也被用于加固战壕。他还尝试制造水泥船，但最后没有成功。他还大力改进大型探照灯，给它们配备镜像系统，并改进坦克性能。航运局、标准局、军械部和国家研究委员要求埃克利随时待命，经常找他解决难题。出现问题时，工程兵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先问问埃克利是什么想法。”[42]

Ⅲ

卡尔·埃克利是一个幸运者。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的非凡才能在多个领域内得到了施展。与动物标本剥制术和雕塑艺术相比，他在机械发明方面的才能也毫不逊色。但是，他对非洲和非洲野生动植物的热爱逐渐成为了他人生的主导力量。有人称非洲是“黑暗的大陆”，对此埃克利表示强烈反感，他把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在绚烂的非洲》（In Brightest Africa）。他强调，大猩猩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凶猛和富有攻击性，它们一般都非常温和，只有当幼崽受到威胁之时，它们才可能会攻击人类。大象则常常躲避与猎人之间的冲突。勇猛的狮子犹如“一位绅士”，没有一点恶意，若说狮子“吃人”，更是罕见。埃克利很快忘记了非洲的艰苦条件：吸血的蚊子、肆虐的疟疾、热带地区令人窒息的闷热、高山地区的严寒和暴雨。在比属刚果[43]高地的基伍地区，当埃克利看到3座冒着烟的火山锥—比苏奇火山、卡里辛比火山和米凯诺火山，他感到欣喜若狂。在那里，他告诉自己的妻子：“终于到了基伍地区。仿佛一场最美的戏剧，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古老的森林吗？”他经常提到，希望自己“能够在工作中死去”，让自己的身躯“埋葬在非洲”。[44]

1896年，埃克利踏上第一次非洲之旅，前往英属索马里兰[45]，当时他身为埃利奥特博士的助手，受菲尔德博物馆的派遣前往非洲。在那里，他看到成群结队的动物，为此深深陶醉。他并没有随意猎杀动物，而仅仅在寻找用于博物馆标本的动物，为探险队提供食物，或捕捉诱饵时才会猎杀动物。在这次探险之旅中，他获得了15个大型生境群的标本。回到博物馆之后，他把这些采集的动物都制作成了标本，其中包括非洲水牛、山薮羚、斯氏小羚、罕见的沙羚、小羚羊、野驴、斑马、疣猪、带有斑点和条纹的鬣狗、胡狼、猎豹、豹子、白色尾巴的牛羚、黑白疣猴、非洲食蚁兽、黑色大林猪、大羚羊和黑马羚。这次探险旅行中，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一幕：埃克利赤手空拳与一只豹子搏斗。当时埃克利在猎捕鸵鸟，一只豹子突然向他扑过来，把埃克利的枪扑掉在地。豹子扑过来的瞬间，埃克利开了一枪，打中了豹子的一只爪子。豹子咬住埃克利的胳膊，但是他用另一只手扣住了豹子的脖子，阻止它咬其他部位。他一边依靠臂力，紧紧勒住它的脖子，一边把豹子猛地扑倒在地，压碎了豹子的几根肋骨，最后借助一把土著搬运工的刀子，杀死了豹子。埃克利的手臂被撕裂了一些口子，遍体鳞伤，不得不往各个伤口处涂抹了大量的消毒剂。[46]

1905年至1906年，埃克利第二次前往非洲，这次是去英属东非[47]。这次狩猎远征，他找到一位吉库尤人少年做向导，他的名字叫尤以姆巴·吉昆古，十二三岁的样子。埃克利叫他“比尔”，比尔成为他此行的得力助手，主要负责扛枪。比尔称呼埃克利为“主人”，在最后一次狩猎远征时，称呼玛丽·埃克利为“夫人”。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埃克利带领白人猎手理查德·J.坎宁安一同狩猎，并教他如何猎杀大象。之后，他独自一人前往乌干达，为菲尔德博物馆的非洲展厅搜集到13种动物的标本。他归来之后，把两头大象制作成标本并展示出来，即现在菲尔德博物馆进馆大厅内的“决斗中的公象”展览，十分醒目。[48]

1909至1910年，埃克利踏上第三次非洲之旅，这次是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标本。他主要研究大象、狮子，以及当地土著人是如何用长矛捕猎狮子的。他希望能够捕杀到大象，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创建一个杰出的生境群展。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儿子克米特当时也在非洲狩猎远征，两个探险队曾有一段时间共同狩猎。西奥多·罗斯福为埃克利所设想的生境群展猎杀了一头母象，而克米特猎杀了一头幼象。与此同时，埃克利猎捕到一头巨大的老公象和一头年幼的公象。当埃克利回到纽约之后，他展出这四大壮观的生境群展览，并命名为“警报”。

詹姆斯·L.克拉克是美国博物馆的员工，曾被派遣去芝加哥跟随埃克利学习。克拉克后来也被派往非洲与埃克利会合。当得知埃克利已经获得3具象皮，并且保存得完好无损，克拉克感到十分震惊，他评论说：“埃克利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不得而知。在我们来到非洲与他会合之前，埃克利已经得到了这3具巨大的象皮。我想他应该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并且得到了土著人的帮助。”[49]如此充沛的精力正是埃克利的一大特征，无论是在野外或者是在博物馆内布置标本展览，埃克利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在这次狩猎远征中，埃克利遭到一头公象的袭击，几乎丧命，因为当时他的枪卡壳了。他当时十分镇定，牢牢抓住大象的两个象牙，在两个象牙中间来回晃动，但是大象用它的鼻子击中了埃克利的胸部，它还猛地用象牙撞击地面，试图将埃克利撞死。幸运的是，象牙撞击到一块大石头上或其他障碍物上。大象最终放弃了埃克利，转而去攻击探险队其他随行的搬运工。在随后的6个小时里，埃克利一直昏迷不醒；土著人都以为埃克利已经丧命，出于当地迷信，没人敢去碰他。土著人和营地取得了联系，迪莉娅·埃克利连夜赶往埃克利身旁。他的鼻子被撞断，脸颊上划出一道口子，延长至牙齿处，一只眼睛遭到重创，无法睁开，他的前额在流血，而且断了几根肋骨，挤压插入到了胸腔。他身体的康复过程长达好几个月。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从这次遭受袭击以后，埃克利的工作步伐将永远放慢下来了。但是这次惊险也产生了一个良好的结果：埃克利回到美国，虽然仍在康复期间，他就开始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规划建造一个宏伟的非洲展厅。[50]

1921年至1922年，埃克利第四次前往非洲。目的地是比属刚果，那里有很多大猩猩。陪同埃克利一同前往的人员还包括来自芝加哥的赫伯特·E.布拉德利夫妇、他们5岁的女儿艾丽斯、一位家庭女教师和一位女秘书。埃克利带领这几位妇女儿童参观非洲，目的是向她们展示非洲有大猩猩，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埃克利希望在这次狩猎远征中获得大猩猩标本，为他的非洲展厅创建一个高山大猩猩生境群展。布拉德利猎杀到一只巨大的公猩猩，它被称为“卡里辛比的巨物”，而埃克利捕捉到一只年幼的公猩猩、一只母猩猩和它4岁的幼崽。埃克利猎杀这只公猩猩之后，猩猩从一个陡坡上滚下来，被一棵树挂住，位置十分险峻。而埃克利就是在陡坡的这棵树上，剥制出了大猩猩的皮。在猎杀那只母猩猩的时候，埃克利也碰到类似的情况，那只母猩猩跌入一个深洞中，要想得到它的皮，困难重重。

布拉德利夫人十分担心埃克利的身体状况，她写道：

当我们回到营地的时候，发现埃克利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看起来十分疲惫。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一个人完成了10个人要做的工作。他刚开始还在发烧，并且感染了沙蚤病……他在那些险峻的地方，猎杀到了大猩猩；而这些地方，连他的随从土著人都不愿意前往。猎杀之后，埃克利就马不停蹄地动手剥制大猩猩的皮，制作骨骼标本，并解剖。而现在他已经筋疲力尽，没有任何食欲。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为他感到担忧。但是一顿美餐……使他慢慢得到恢复。[51]

埃克利被基伍火山区的美景所征服，他发誓将来会重返这里，搜集生境群展所用的地面材料和各种植物，并且会带一位艺术家把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描绘下来，作为展览的背景。他回到博物馆之后，就开始把这4只大猩猩在其自然生存环境中展出，其中那只老的公猩猩标本摆出的是捶胸的姿态。[52]

在随后的几年中，埃克利为其非洲展厅完成了很多图纸、蓝图和一个缩尺模型。主展厅将有152英尺长，60英尺宽，30英尺高。在主展厅中央位置，放置一个展台，展示巨大的大象生境群展览“警报”，展台的另外两端分别为黑犀牛展和白犀牛展。在这期间，埃克利已经成为一位技术精湛的雕塑家。他计划安置真人大小的青铜像，展示3个（东非的）南迪族人手持长矛猎杀狮子的场景。其中一个铜像中，两个土著人已经掷出长矛，伤到其中一头狮子，而第三位土著人则准备好发起进攻。另一个铜像表现的是一头公狮子和一头母狮子向前冲的景象。第三个铜像中，描绘的是猎手们围着死去的野兽，唱着挽歌。菲尔德博物馆的理事长斯坦利·菲尔德看到这些雕塑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同意出资，购买仿制件—每一个石膏原件—并仿制出两个青铜雕塑。这样两个非洲展厅就可以分别各自展出一套。在美国博物馆的装置的另一端，还可以看到埃克利的其他雕塑作品—一头狮子和一头水牛的决斗；“陷入困境”，表现一头大象落入陷阱的情景；“丛林足球”，表现四头幼象在玩一个泥球，这个泥球其实是一个被太阳烤干了的蚁冢的一部分。

这个展厅内的光线设计以暗光线为主。一共有40个配备良好照明设施的生境群展被玻璃密封在展厅的走廊中，这样就可以实现恒定的温度和湿度。这些生境群展占据上下两层楼。在一楼展厅的4个角落有4个大型的生境群展，它们分别展现赤道地区塔纳河流域的一些物种；一个平原生境群展，其中有狒狒、斑马和大羚羊；一个刚果森林，里面有大猩猩、俄卡皮鹿和黑猩猩；还有一个沙漠水坑，其中一只网纹长颈鹿正在饮水，而旁边围满了其他各种正在饮水的动物。在二楼展厅，一个由24块雕版构成的青铜浮雕展现的是非洲土著居民、他们的村庄、饲养的家畜，还有他们狩猎的场景。

美国博物馆的奥斯本理事长大力支持埃克利对这一新展厅的规划，他还同意向纽约市政府申请资金建造博物馆侧翼建筑，来容纳这一非洲展厅。他还督促埃克利寻找资金来源，用于开展新的非洲之旅，捕捉动物。丹尼尔·E.波默罗伊来自纽约，是埃克利的一位好友。1925年，他带领埃克利去会见乔治·伊斯门—柯达相机和胶卷的创始人。伊斯门也十分热衷于打猎。埃克利以极大的热情向伊斯门讲述了他的项目，并当场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伊斯门能够出资100万美元赞助。最后的结果是伊斯门同意出资10万美元，用于创建4个生境群展，波默罗伊出资2.5万美元，用于创建1个生境群展，伊斯门的好友丹尼尔·B.温茨上校（来自费城）出资2.5万美元，用于创建另外1个生境群展。他们3位将陪同埃克利，一同前往非洲狩猎远征，为他们的生境群展寻找动物。但不幸的是，在他们启程之前，温茨上校就逝世了。不过，温茨所捐助的2.5万美元继续有效。美国博物馆还指派两名动物标本剥制师：罗伯特·H.罗克韦尔和理查德·C.拉达茨，以及两名艺术家阿瑟·A.詹森和威廉·R.利来绘画背景场景。[53]

1926年1月，埃克利和玛丽（这是她第一次去往非洲）先去往伦敦，在那里备齐所有物资。然后他们又前往布鲁塞尔，觐见国王艾伯特。1922年，埃克利向国王提议，在基伍地区划拨一块10英里长、10英里宽的土地，建设一个针对高山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植物的自然保护区。于是在1925年，国王建立艾伯特国家公园。如今，国王邀请埃克利在此次远征考察中，帮助勘测这一保护区，并同意派遣比利时动物学家琼·M.德沙伊德陪同埃克利一同前往非洲。

埃克利夫妇经由热那亚、苏伊士运河、蒙巴萨，最后抵达肯尼亚的内罗毕。在那里，他们很快与伊斯门和波默罗伊会合，另外还有两位拍摄非洲动物的摄影师马丁和奥萨·约翰逊。埃克利夫妇的这次探险队有3辆卡车和1辆雪佛兰牌汽车。当他们开始搜集标本时，埃克利发现，由于农民、象牙偷猎者以及贪婪的猎手们的大肆猎杀，野生动物正在逐渐消失。对此，埃克利十分沮丧。埃克利夫妇曾遇到一位布尔人[54]，他强烈希望能够把“斑马这一祸害”赶尽杀绝。他们试图在塔纳河流域猎杀水牛，但是无果而终。埃克利说道：“经历过这一次令人痛心的狩猎远征之后……我觉得继续建设非洲展厅已经没有什么必要性了。那过去的场景，以及我们所希望讲述的故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过10年，见到过那些场景的人也将不复存在。”[55]

这次远征探险中也有一些轻松愉快的时刻，比如，5月份埃克利过生日，玛丽安排了一场惊喜聚会，准备了精美的蛋糕。威廉·利采集了很多野花，制作成一个大花束，詹森绘制了漂亮的座位姓名卡，拉达茨调制了特殊酒水。[56]他们在远征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玛丽·埃克利是一位良好的管理人（她称自己是“一位称职的狩猎远征管理者和杂役总管”），不久之后，由她来负责与随行的土著搬运工打交道，这是一件极有难度的工作。埃克利猎杀了一只巨大的网纹长颈鹿（公鹿），还有一只母长颈鹿。在坦噶尼喀，他们一共看到146头狮子，埃克利借此拍摄到了很多精美的画面。扛枪的男孩比尔发现了一头长着黑色鬃毛的狮子，最后由“夫人”（玛丽·埃克利）枪杀了它。但是到了8月，埃克利发起高烧，明显是得了伤寒，他的身体极度虚弱。玛丽把他搬上一辆卡车，这辆卡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300多英里，最后把他们载到内罗毕。在这个过程中，玛丽一直陪伴在埃克利的左右。他在一家内罗毕的医院中得到治疗，然后在肯尼亚疗养院居住3周时间，对此埃克利还极不情愿。

10月14日，无论玛丽怎样反对，埃克利坚持说自己身体已经康复。两人开始重返基伍地区。当然，埃克利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在远征途中，他总是远远跑在玛丽的前面，他告诉玛丽，自己的秘诀是“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一个办法。低下头，勇往直前”。10月18日，他们共同庆祝第二个结婚纪念日。土著搬运工为他们唱赞歌，并且获得了赏钱。11月，远征队抵达基伍地区，但是埃克利却经常需要躺在吊床上，让搬运工抬着前行，而玛丽步行陪在他的身旁。11月13日，埃克利卧病在床一整天，到11月17日，他与世长辞，死因可能是肺炎、痢疾或精疲力竭。他被埋在米凯诺火山上。火山石比较松软，随行人员挖了一个深8英尺的墓葬，用当地的桃花心木制作了一个棺材，埋葬之后，在坟墓上竖立了一块混凝土板，上面简单地写着：“卡尔·埃克利/1926年11月17日。”

后来，动物标本剥制师罗克韦尔和艺术家威廉·利写了几本书描述这次狩猎远征。他们两人都深深迷恋上非洲的旷野风景，也十分敬佩埃克利的为人和他坚强的决心。罗克韦尔说道：“卡尔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使命，就是保护这片绚烂大陆上所有动物群的生存和延续。我也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投身于这位创意天才所设定的崇高目标。”[57]利说：“自己与一位伟人为伍，这位伟人气质非凡……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是新道路的开辟者。”他还补充道：“像埃克利这样的人才，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他有着非凡的气质—因为非凡超群，几乎不被人所理解或欣赏—他将全部投入到艺术中。艺术就是他的上帝。”[58]两人都发现，埃克利与伊斯门相处得并不融洽。伊斯门曾拒绝向埃克利的项目赞助另外50万美元。罗克韦尔描述每个人的个性都十分到位。他认为波默罗伊开朗活泼，相反，伊斯门则略显忧郁、严肃和沉默寡言。他觉得“奥萨·约翰逊有点女性化，却是他见过的最勇于铤而走险的人”。[59]埃克利给罗克韦尔安排了很多工作，不仅让他收集生境群展所需的植物和其他环境材料，还让他帮助猎杀动物。

玛丽·埃克利下定决心，坚持完成这次狩猎远征，她成为了领队。她后来写道：“我们必须要对埃克利信守诺言，因为他如此相信我们。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埃克利曾经为他的大猩猩生境群展找到了一个绘画展览背景的地点（他认为这是“非洲最壮美的地方”）。玛丽带领其他人找到了这个地点，她让威廉·利绘制图画，而拉达茨和玛丽则拍摄岩石、树木和各种植被的叶子，他们把很多样本放在福尔马林或石膏模型中保存，以便动物标本剥制师能够创造出一个精准的（展览）前景。1927年4月，埃克利—伊斯门—波默罗伊狩猎远征队回到美国，这次活动持续了16个月。[60]

美国博物馆和菲尔德博物馆的埃克利非洲展厅都是由埃克利所提议而创建的，而且其中部分展览也是由其亲自设计的。这两个展厅于1927年开始动工修建，而纽约的这一展厅直到1938年才基本完成，并对外开放。玛丽·埃克利做了大量工作，记录下她丈夫埃克利的故事。她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作家，她所描述的非洲美景引人入胜，文笔优美程度远超埃克利之上。从1929年至1951年，她撰写出7本优秀的著作，其中大多都是关于埃克利的工作，她以埃克利的日志和她自己的日记作为写作的参考资料。迪莉娅·埃克利曾威胁要以诽谤罪指控玛丽，因为玛丽在讲述埃克利遭受一头公象致命袭击的故事中，将那位连夜赶往现场拯救埃克利的人写成了比尔—那个扛枪的男孩，而不是迪莉娅。埃克利的第一任妻子迪莉娅·埃克利于1925年独自前往非洲，后来她写了一本关于这次经历的著作。她早期还有一本著作，专门描述一只宠物猴，它的名字叫“J.T.,Jr”，这是埃克利和迪莉娅在一次狩猎远征途中捕获的。因此，埃克利的两任妻子都借助她们非洲之旅的经历来从埃克利的名气中分到“一杯羹”。

玛丽·埃克利对比属刚果的艾伯特国家公园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929年，国王艾伯特举办正式典礼宣布它的成立，这座公园面积已经大大扩展至50万英亩。针对这座公园还创建了一个美国委员会，奥斯本理事长就是其中的委员之一，玛丽·埃克利则担任秘书。比利时国王授予她比利时皇冠骑士十字勋章。她后来又两次踏上非洲之旅，一次是去南非，考察野生动物保护区；另外一次是去刚果，在此期间，她重访了埃克利的墓地。[61]

卡尔·埃克利对博物馆界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他完善了生境群展，以更加准确、有效和长久的方式展出动物和它们的生存环境。他对动物解剖学和生境群中的石头、土壤和植物特征以及风景进行细致研究，以确保展览更加自然和逼真。在整个展览中，他注意使用持久性材料，装置安全照明，保持恒定温度和湿度，以确保展览永久保存。美国和全球很多著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都已经采用卡尔·埃克利所设计的生境群展。

但是，埃克利有一个更加崇高的个人目标。他那富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他的善良，以及他怪诞的幽默感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正如他的朋友波默罗伊所指出：“埃克利为非洲而活，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非洲。他了解原始的非洲，而且亲眼看到它遭受毁坏。为子孙后代而保护非洲和描绘非洲，成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目标。他要把非洲介绍给美国民众，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奉献出自己的一生。”[62]任何一位观众，在参观完位于芝加哥和纽约的两座非洲纪念展厅之后，都一定会认为埃克利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

3 亨利·沃森·肯特
Henry Watson Kent
使艺术博物馆的功能标准化

Ⅰ

1905年，亨利·沃森·肯特由罗伯特·W.德福雷斯特聘请，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助理秘书。德福雷斯特有“纽约第一位市民”之称，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重组过程中，曾担任理事会的理事和秘书。路易吉·迪·切斯诺拉“将军”（1832—1904）是该馆的前任理事和秘书。从1879年起直至去世，切斯诺拉一直担任该馆的第一任受薪馆长。他是一位善于推销自己的大师（比如，在美国内战期间，虽然他只是一个上校，却自我标榜为“将军”）。在他担任美国驻塞浦路斯领事期间，他试图把自己发掘出的两大收藏（包括腓尼基人、希腊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文物）卖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以失败告终。切斯诺拉工作兢兢业业，他在博物馆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是在管理员工方面，他过于独断，且反复无常。有人曾指责他不加区分地把塞浦路斯收藏中雕像的头、臂膀、腿和其他部位混放在一处。他曾坚决反对博物馆在周日下午开放。

但在1891年，理事们最终还是不情愿地同意周日下午开放。切斯诺拉态度生硬，引起其他理事、员工和公众的对抗与反感，年轻的理事厌恶他的种种行为。1895年，他们下定决心要辞退切斯诺拉—不过，切斯诺拉最后还是渡过了这次难关。[63]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在1870年的《章程》中，同意创建一座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鼓励和推动精美艺术的研究以及将艺术应用到制造业和实际生活，为公众提供教育和娱乐。尽管理事们口头承诺让这座博物馆服务于社区，但是在教育领域，他们并未做出任何大的努力。曾有一段时间，他们向学生提供一些入门级别的艺术课程，偶尔也举办讲座和特展。

切斯诺拉去世以后，大都会博物馆进行了重组，规模和运营范围大大增加。不久之后，J.皮尔庞特·摩根成为理事长。在当时，他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金融大亨，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收藏家。他劝说一些富有的朋友加入理事会。当出现年度财政赤字时，他在理事会会议室内来回踱步。他那对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呼吁理事们踊跃捐款。他聘请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即现在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原馆长卡斯帕·珀登·克拉克爵士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馆长。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原馆长爱德华·鲁宾逊，成为该馆的助理馆长。克拉克爵士主要是名义上的馆长，鲁宾逊则是这座博物馆的首席执行者。1910年，鲁宾逊成为馆长，日常行政事务由肯特负责（德福雷斯特是他的坚强后盾）。摩根卸任以后，德福雷斯特成为理事长。肯特和德福雷斯特两家距离很近，所以肯特经常在上班路上，顺道在德福雷斯特家共进一顿工作早餐。

肯特发现该馆的体制极不完善，对此他深感震惊。切斯诺拉曾试图一人独揽大权。当时馆内只有一台打字机和一部电话（在图书馆），没有设置问讯处，他本人与员工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三位CURATOR之间也各怀敌意，甚至偶尔大打出手。肯特设立常规化的业务流程，并自诩是“所有议案发起人、理事和员工之间的协调者”。[64]他在如下领域建立起科学的方法，包括（藏品）登录、入藏、目录编目、通讯和出版。德福雷斯特和他都下定决心，将这座博物馆打造成为一所教育机构。纽瓦克博物馆的馆长约翰·科顿·达纳是肯特的一位挚友。肯特曾指出，两人之间的友谊“让自己在公共关系领域受益匪浅，达纳是这方面的一位大师”。[65]两人也曾相互较量，看谁能够让自己的博物馆为它所在的社区提供更多服务。1920年，达纳讥讽肯特，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观众人数还不到100万，和纽瓦克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年度观众人数相差无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位于“一个被上帝所抛弃的城市（这是很多人的看法）；一个被上帝所抛弃的州（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所以，它是一座无关紧要的博物馆”。[66]

在策展领域，肯特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是在美国文物收藏方面，他最后创建了美国翼展厅（American Wing）。与此同时，摩根和德福雷斯特出资赞助前往埃及的远征考察活动，由此获得了很多其他著名的收藏，这使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逐渐成为一座国内外举足轻重的博物馆。该馆逐渐除藏了大量塞浦路斯收藏中的藏品以及很多石膏模型。

总而言之，肯特在很多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博物馆教育领域的“泰斗人物”。他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为公众而艺术……让公众获得娱乐，让公众学习，让公众受益”。卡尔文·汤姆金斯曾指出：“毫无疑问，他（肯特）是他那一代中最伟大的博物馆人。”[67]他所说的话，很可能是对的。

Ⅱ

1866年9月28日，亨利·沃森·肯特诞生于波士顿，他的父亲是罗伯特·雷斯蒂奥·肯特，母亲是伊丽莎·沃森·肯特。他出生于一个家教严谨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家庭。他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1881年，转校就读于康涅狄格州的诺威奇自由学院。他和妹妹曾寄宿在查尔斯·T.韦策尔牧师家中，而肯特也向他学习德语。1884年夏季，他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工作；那年秋天，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学习图书馆科学试验课程，师从梅尔维尔·杜威，从此踏上“图书馆管理员事业”。杜威的学生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担任实习生，他们对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程序了如指掌，包括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肯特后来指出，杜威培养的图书馆学生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公共服务人员，而当时很多博物馆的CURATOR和馆长都没有这类教育背景，所以“他们认为这些知识都是无关紧要的”[68]。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肯特不得不休学一段时间。1886年，他前往佛罗里达州休养。两年之后他重返校园，在该校图书馆的卡片目录部门工作。当时，威廉·R.韦尔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他给肯特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肯特应当尝试博物馆工作。1888年，肯特的机会来了：康涅狄格州诺威奇自由学院的佩克图书馆招聘他为图书管理员，并兼任那里刚成立的斯莱特纪念博物馆的CURATOR。这两座机构都位于雄伟的斯莱特纪念大楼内，内有教室和一个大礼堂。大礼堂向社区开放，可以承办讲座和音乐会，或供小型学习小组使用。

该馆当时邀请时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古典收藏CURATOR、知识渊博的学者爱德华·鲁宾逊来帮助挑选和购买藏品，并以时间顺序对这些藏品进行布展，包括124件希腊雕塑和建筑的石膏模型，103件意大利雕塑和建筑的石膏模型，其中一些藏品被安置在可以旋转的底座上。这些藏品构成了该馆的主体收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希腊古钱币的电铸版、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型石膏模型、大量绘画照片和欧洲建筑的照片。在开幕式上，一位发言者指出，这座博物馆的收藏“是美国所有大学博物馆中最卓越的收藏，是无与伦比的”。[69]肯特上任时，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寻找到一位石膏师，赶在博物馆开馆之前，把所有的石膏雕塑都恰如其分地装饰上石膏无花果树叶[70]。

肯特在诺威奇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长达12年之久，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项目。他策划了27场特展，以此来吸引社区人员参观，还吸引了很多来自其他州和国家的观众。特展的主题包括巴比松画派的绘画，地毯、挂毯、刺绣和织锦，诺威奇早期居民的肖像画，本地的银器，诺威奇的出版物，儿童图书及书籍的精美装帧等。当时，这座博物馆每年吸引的观众人数高达1.2万人次。

这所学院创建了一所艺术学校、一所师范学校和一个手工训练部门，它们都和博物馆保持密切合作关系。艺术课程侧重设计和其在工业中的应用。学院的有些毕业生成为纺织厂和珠宝制造厂的设计师。这类工厂在该地区十分常见。肯特教授为学院和艺术学校开设的各类课程经常是在博物馆的展厅内进行的，涉及艺术史、雕塑史和希腊雕塑。在他的劝说下，学院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出版社。他还开设了一门关于印刷的课程，为博物馆制作（展览）标签和做一些杂活。有一次，他帮助学生们展出七大（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都节选自《伊利亚特》。学生们自己动手制作服装道具，还制作了一把古希腊椅子。

肯特还组织了几次公立学校课堂访问，这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博物馆活动。一年级的学生依据石膏模型进行素描，并参观博物馆。有一次，一个黑人小男孩睁大眼睛，用手指着一个巨大的半人半马怪雕塑小声说道：“这是上帝！”[71]其他小朋友都被“惊得几乎鸦雀无声”。高年级的同学参观博物馆，可以参与周六上午的艺术课，学习石膏模型素描和聆听与它们相关的故事。肯特并没有疏忽佩克图书馆的工作。在他的经营下，该馆收藏了1.2万卷图书，65种期刊和报纸，并且配有作者和书名目录。学生经常使用图书馆，而公众每天下午也可以进入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当时全美藏书最丰富的大学图书馆之一。在艺术领域，它也是屈指可数的。

与此同时，肯特学习早期美国历史、建筑、艺术和手工艺，这些都深受当地社区的重视。他还会见了很多著名的装饰艺术领域的早期收藏家，其中包括波士顿的H.尤金·博尔斯和德怀特·布莱尼、新伦敦的乔治·S.帕尔默以及纽约的哈里·哈克尼斯·弗拉格勒。他们收集绘画、家具、银器、纺织品和其他美国文物，而当时美国的艺术博物馆则几乎全都把精力用在收藏从远古时代到19世纪的欧洲和近东地区艺术品。1883年，肯特踏上一次欧洲之旅，为期8个月，足迹遍布欧洲很多地方。他参观了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博物馆，就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目录编目、展览布展和出版物等方面做了很多笔记，并配有素描说明。另外，他还记录了很多实际问题，比如椅子、长凳、（雕塑）基座和布告栏。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苏黎世、纽伦堡和慕尼黑所看到的历史时代展室，这些展览都试图带领观众踏上一次历史穿越之旅。威廉·博德馆长设计的时代展室和柏林的其他一些创新做法也给肯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肯特回到美国之后，很多博物馆邀请他就收藏和石膏模型布展方面提供建议，比如罗得岛设计学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曾派遣石膏模型方面的专业委员会前往诺威奇，让肯特来安排展览），布法罗艺术学院，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城市图书馆协会（在这里他结识了约翰·科顿·达纳），以及后来匹兹堡的卡内基学院。

当时，艺术史学家普遍认为古代雕塑原件已无法获得，因此美国博物馆应当致力于打造全面的石膏模型收藏，为学习艺术的学生、有抱负的艺术家以及高中和大学内很多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生等提供服务。188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集石膏模型的建筑师皮埃尔·勒布龙表达了这种普遍观点，他写道：

很多老社区都开始收藏石膏模型，它们能够提供一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而这是那些收藏文物原件的博物馆所不具备的。毫无疑问，对我们美国的艺术机构而言，这类收藏将成为它们赖以生存的支柱……我们无法奢望搜集到大量的文物。搜集到文物原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将来会更加困难。[72]

这类预言低估和忽视了如下几方面的因素：考古探险活动方面的努力；博物馆收藏范围的扩大，涵盖了东方的和欧洲的藏品，甚至包括美国的装饰艺术品；美国财富迅猛激增，使得收藏家和博物馆能够趁欧洲动荡变革之际购买到欧洲外流出的藏品，而人们原本以为这些文物宝藏将永远留在欧洲大陆。

作为一位行政管理者，肯特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十分关注细节以及项目的完成情况。他的这种性格给德福雷斯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肯特最终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聘用。他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人：作为一个单身汉，他以严峻、矜持和严格自律而著称。在诺威奇社区，他有一大批好友。在这一地区的美国文物界的收藏家中，他也结识了很多朋友。他还认识很多图书收藏者，他们对精美装帧和书籍制作艺术充满兴趣。他与学生（尤其是年轻的女学生）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后来他还招聘了几位自己的学生进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

1900年，肯特离开诺威奇，成为纽约格罗利尔俱乐部的助理图书馆员。该组织成立于1884年，旨在推动图书制作艺术的发展，提升对优质纸张、印刷术、印刷品、插图和装帧的使用。它的创始人有可能是精美印刷领域的学生，或者印刷行业的践行者。他们赞赏法国人在这个领域里所取得的进步，所以将俱乐部命名为“格罗利尔”—一位法国16世纪的图书收藏者。这些成员都十分富有，他们建造了一座舒适的俱乐部会所，并在里面逐渐打造出一座卓越的图书馆。他们还举办讲座（配投影仪）和特展，吸引了大量观众，并发行装帧精美的出版物。

肯特坦诚地说，他去格罗利尔俱乐部任职，“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73]不过，他对与书目相关的工作也深感兴趣。1903年，他成为该俱乐部的图书管理员。他与当时很多知名的书商成为挚友，包括轮转印刷机制造商罗伯特·霍，纽约历史印刷品收藏家威廉·洛林·安德鲁斯，以及成功的艺术品中间商和慈善家塞缪尔·P.埃弗里。肯特还结识了一些杰出的印刷术专家和排版专家，包括退休了的西奥多·L.迪瓦恩、丹尼尔·伯克利·厄普代克、布鲁斯·罗杰斯和卡尔·P.罗林斯。他还认识镌版师鲁道夫·鲁兹卡和奥古斯特·扎卡西。后来，肯特在发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出版物之时运用到了这些才能。

肯特喜欢居住在纽约。他加入世纪俱乐部，还一度加入了玩家俱乐部。在格罗利尔俱乐部任职期间是肯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对印刷艺术的兴趣一生都未减弱。他担任格罗利尔俱乐部的主席长达6年之久，担任美国平面设计协会的主席达3年之久。1930年，该协会授予他金质奖章，“奖励他给平面艺术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对印刷排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74]1938年，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关于印刷的特展，展览由肯特监督和管理。该图书馆称赞肯特道：“他提升了机构印刷品的标准，使其成为一种精美艺术。”[75]要想了解肯特广泛的兴趣和影响力，可以参阅他的自传（英文书名为What I Am Pleased to Call My Education），在参考文献部分，列有他的出版物名录。这是由洛伊丝·莱顿·科明斯所搜集整理的，共有185个条目，其中有75个条目都与图书制作艺术有关。

Ⅲ

作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助理秘书，肯特负责记录理事会的会议纪要，由此他对政策都十分了解，并且得以让其他理事认识并赏识他的工作。他到馆任职不久，就开始针对日常活动制定有条理的制度。他不仅把助理秘书这一职务增添至员工行列，而且还增加了一位（藏品）登录员和一位摄影师。如果有人捐赠或遗赠一个物件，那么需要馆长、相关CURATOR和理事会委员会提供推荐。理事会同意接收后，肯特会通知馆长，并发送抄送文件，一并告知CURATOR和登录员（他/她已经得到这一物件）入藏册上和物件上的编号，包括年代和数字（标注它在年度入藏中的顺序）。然后准备一张目录卡片，背面配有一张藏品照片。秘书、登录员、摄影师、CURATOR和销售部门都可以看到这张卡片，并可附加信息，增加他们所需的条目。藏品收购程序与此类似，只不过藏品的价格会记录在案。1911年，肯特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博物馆协会年度会议上详细介绍了这一体制，并督促与会者在他们自己的博物馆中使用这一排列方法，他们还可以向肯特寻求建议，以便改进。[76]

肯特在博物馆入口处设置了一个问询处，安排人员来回答博物馆会员和观众的问题，出售明信片、照片、幻灯片和博物馆出版物。由他编辑的博物馆《通讯》（Bulletin）于1905年底开始出版发行，收录的文章涉及由CURATOR所撰写的获藏和艺术史问题，还有教育活动的详细介绍，使得博物馆会员、员工和其他博物馆能够了解最新信息。起初它是季刊，但是因为太受读者欢迎，所以不到1年，它变成了双月刊，然后又更改为月刊，最后的发行量达1.6万册。肯特还创设了一个小型出版社，印刷展览标签、布告、菜单等等。他安排优秀的设计师和印刷师来设计和制作《通讯》和其他大型印刷材料（包括图书）。从1921年开始，博物馆每年都有一本或多本图书入选由美国平面设计协会所评选的“年度最佳50本图书”。摩根图书馆针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出版物举办过特展，该图书馆指出肯特“把推动博物馆出版社的发展视为自己重要职责之一……他富有热情，对精美印刷有着真正的热爱，正因为此，这个出版社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具有艺术特色的资产”。[77]

阅读肯特任期期间的《通讯》，就可以看出他关注细致入微的细节。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他的关爱之心，比如为残障人士提供轮椅，后来还聘请人员来为残障观众推轮椅，时薪为50美分。更换了馆内电线，以及重新翻修洗手间。经常有通告宣称博物馆餐馆将有所改观，最后，餐馆被改为自助餐厅。博物馆展厅内设置座椅，用于缓解观众的“博物馆疲劳感”。更重要的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员工协会得以创建。几年之后，为了庆祝德福雷斯特的80大寿，该协会推出一个吟游表演，还为员工的艺术作品举办了几次特展。肯特精心负责所有细节，并认为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78]

肯特为推出一个强大的教育项目所付出的努力，通常会得到德福雷斯特的支持。首先，他分析了博物馆的观众，并将其归为如下几类：

1.拥有闲暇时间和感兴趣的观众，他们在节假日期间陪同朋友一起来参观，看看博物馆里都有什么。

2.带着学习的渴望而来参观博物馆的观众。

3.艺术和考古学方向的学生们，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学习。

4.公立学校的师生们，他们之所以来参观博物馆，是因为学校理事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5.以追求实用为目的的观众，包括制造商和设计师，他们将在自己的工作中运用到艺术设计。

6.希望拓宽自己知识面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上的）模仿者。

7.博物馆会员，他们通过缴纳会费获得特权，或继承特权。[79]

依据他的分析，肯特很快就着手改善针对观众的设施。比如，就学校这一方面而言，和蔼友善的克拉克爵士曾在一个周六向高中的英语教师阐述博物馆如何为他们的学生提供帮助，后来还针对经济学教师和历史教师举办过一次类似的讲座。肯特还建造了一间能够容纳250—300人的大教室，配有投影仪设备、黑板和画架，供教师和学生团体使用。教师和学生可以免费使用这间教室，而普通观众则一般需要支付费用。还有一座新的讲堂，配有改进的音响设备，能够容纳400位听众。1908年，肯特招聘了一位专业的导览员，负责学校参观团，主要带领学生学习艺术、历史、服饰制作以及关于收藏的应用设计。学校参观团可以免费参加，而个人观众则需要支付25美分的费用。肯特还模仿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做法—在前一年，该馆设立了一个“讲解员”职位。随着参观人数的增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又增加了1名导览员，他/她也需要深入学校。学生参观团活动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比如，“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来？”以及“我昨天来过这里，而且亲眼看到了这套盔甲，现在我是带妈妈来看它的”。[80]肯特还开始把幻灯片、装裱的照片、纺织品、石膏模型和其他物件出借给学校，供课堂使用，并且还通过问讯处将这些材料出借给图书馆、医院和其他社区中心，但会收取少许费用。管理学校的市政当局与博物馆通力合作，并派遣负责高中艺术课程的督学詹姆斯·P.黑尼博士与博物馆展开协作。

肯特开创了主题广泛的讲座项目，旨在吸引所有不同的观众。它覆盖的人员包括博物馆会员、会员的子女、普通公众—通过举办每周六的艺术史讲座和周日的非正式演讲（这项活动深受观众喜爱），吸引了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纽约艺术学校的学生、有抱负的设计师、百货商店的顾客以及销售人员等。每周六上午，博物馆专门针对儿童观众设有讲故事时段，还有针对残障人士的特殊课堂。演讲者都是博物馆的员工—比如，鲁宾逊馆长讲述希腊艺术，共6次讲座；艾伯特·利思戈和赫伯特·温洛克讲述关于埃及考古挖掘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些是国内外来访的权威人士。教师们可以听到著名教育专家的讲座，比如克拉克大学的校长G.斯坦利·霍尔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朱伊特·马瑟教授。他们还可以了解该领域中其他博物馆的动态，这方面的演讲者包括路易丝·康诺利（来自达纳的纽瓦克博物馆）和魅力超凡的安娜·比林斯·盖洛普（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CURATOR）。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城市学院在这座博物馆推出课程，并收取学费。1918年，某些周六的晚上，这座博物馆还会举办音乐会，乐队的指挥是戴维·曼内斯，该活动最受观众欢迎。它是由私人捐款所资助的活动，主要的捐款人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81]

依据博物馆的章程，肯特借助博物馆为工业设计提供帮助，对此他十分热衷。他不仅为设计师、家具制造商、室内装潢设计师、纺织工人、其他手工艺者以及百货商店的监管者和售货员提供讲座，而且还开始举办一系列的工业展览。第13届的工业展览于1934年举办，在63天的时间内，吸引了139,296位观众，创下了这个时间跨度内吸引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肯特也开始尝试广泛地出借博物馆的材料。起初，他通过美国艺术联盟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举办巡回展览。肯特计划建造一座分馆，但是因未能获得资金赞助而宣告失败。1935年，他在纽约的社区团体中举办巡回展览，展品主要是关于中国和日本艺术、欧洲的盔甲和古埃及藏品。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连锁形式的分支展览中心。到1938年，巡回展览的收藏有7个，并由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人来提供服务，场地包括1所学院、4所高中、1座图书馆分馆、1座博物馆和1座分馆，吸引的观众总人数达474,912人。这些社区展览是博物馆有意识地做出努力来满足对博物馆收藏的去中心化的需求。这些展览还包括电影—很多都是博物馆自己所制作的。博物馆还把无线电广播纳入到其延伸活动之中。[82]

教育项目的扩展进一步提升了肯特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地位。1907年，他被任命为博物馆教育部门的监管人。6年之后，德福雷斯特成为理事长，而肯特则被提升为秘书。他还担任工业关系部门的主任。肯特的工作量极大，后来他招聘到两位得力助手，第一位是理查德·F.巴赫，他之前在哥伦比亚建筑学院工作，于1918年到博物馆入职，负责应对行业杂志、制造商和设计师；第二位是休格·埃利奥特，他之前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博物馆工业艺术学院的院长，于1925年到博物馆入职，负责博物馆教育。肯特还聘请乔治·劳德·格林韦担任助理秘书。[83]

肯特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充沛的精力改变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整个宗旨。他刚刚到馆工作时，大都会还只是一座传统的艺术博物馆，致力于对艺术品的收藏、保护和研究。但是德福雷斯特和肯特一起，将提供视觉教育（visual instruction）定为其最首要的目标。正如巴赫所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由此成为了一座服务型的博物馆，一座让人们日常使用的博物馆，一座为工业提供帮助的博物馆，一座教育型的博物馆。《纽约时报》曾公开评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23年的年度报告：

（它）清晰地表明这座博物馆不仅仅只是收藏众多文明之珍宝的贮藏室，它还是一股充满活力的教育力量。它不仅仅只是藏品保护和记录的地方，它还是一所教育机构，通过馆藏来引导观众（对艺术）的热爱……以最高级的形式来传播艺术，不仅对学生和各行各业的手艺匠人有益，而且“能够直接给那些讲求实际和勤劳的人们赋予更多人情味，给他们以教育，提高他们的修养”。[84]

肯特下定决心，他秉持的这一博物馆新理念应当得到国内外博物馆界的理解。早在1908年，在第三届国际艺术大会（International Art Congress）上，肯特就组织了一个伦敦会议的小分会，内容是关于博物馆和学校。发言者包括来自伦敦的罗杰·弗里、来自汉堡的阿尔弗雷德·理赤塔克等。休德利子爵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这次会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成功说服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为伦敦的博物馆指派导览讲师，并特别强调对教师和学校学生的重视。肯特曾多次参加英国博物馆协会的会议，并且还派遣埃利奥特和巴赫参加其他各种会议，比如在布拉格举办的第六届国际艺术教育大会。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肯特曾在其创建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定期参加该协会的年会。在《通讯》中，肯特追踪报道美国和欧洲博物馆的活动、它们的年度会议以及专业组织的特殊专题研讨会。他一心想看到美国和全球博物馆行业能够发展得更加成熟和规范。[85]

肯特通常把收藏和研究方面的工作，交由馆长和CURATOR来负责。不过，肯特曾做出极大努力，说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集美国绘画和装饰艺术品并在时代展室中展出。他是其中最重要的倡导者。在诺威奇的时候，他就开始对美国文物感兴趣，而且熟知这一领域的主要收藏家。1909年，纽约举办哈德逊—富尔顿庆典活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决定推出一期特展，主要以荷兰大师的杰作为主，包括伦勃朗、哈尔斯、维米尔和其他大师，还有一些装饰艺术品。肯特指出，这一展览还应当展出一些美国文物，因为富尔顿是美国人。但当时爱德华·鲁宾逊（不久之后成为了馆长）反对肯特的观点，因为他和当时艺术史学家的观点一致，即认为欧洲或古代的艺术要远远优于美国的艺术。鲁宾逊向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工作的老同事和朋友们寻求建议，他们都支持鲁宾逊的观点。但是，肯特说服了担任纪念委员会委员的德福雷斯特，告知他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并向其保证这一展览将能够激发公众的热情，观众人数会大大增加。最后的结果是，该馆从当时著名的收藏家中租借到1625年至1825年间美国的绘画、家具、银器和其他艺术品，并在博物馆展厅的墙壁上一一排列展出。这次展览也成为纽约市所举办的第一场美国藏品展览。展览为期41天，它激发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观众数量远远超过荷兰大师绘画展览。

在展览期间，H.尤金·博尔斯告诉肯特，他愿意将出借给这次展览的藏品出售。肯特立即行动起来，他邀请德福雷斯特夫妇和R.T.海恩斯·哈尔西作为宾客，一同前往新英格兰旅行。他们在波士顿与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的CURATOR乔治·弗朗西斯·道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又参观了3个美国开拓者时期的时代展室，肯特在1907年曾参观过这里，当时他担任位于塞勒姆的埃塞克斯学会[86]的CURATOR。他们在丹弗斯、托普斯菲尔德、贝弗利和波士顿参观了其他诸如此类的装置展览。当他们旅行归来之后，罗素·塞奇夫人（德福雷斯特是她的律师）同意出资，为这座博物馆购买博尔斯的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时也已经开始收购这类展室，要求室内建筑保存完好。哈尔西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收藏家，他后来成为了博物馆的一位理事，并担任美国装饰艺术品委员会的主席。在收集这类材料过程中，他是带头人。

1922年，德福雷斯特夫妇（德福雷斯特夫人的父亲是这座博物馆的第一任理事长）宣布他们将为该馆建造一栋侧翼建筑，来安置这些美国的时代展室，全部资金由他们承担，无需市政府出资。他们购买下位于华尔街的美国金属化验所（原美国银行分行所在地）1822年至1824年的旧楼建筑正面部件，并将其赠送给博物馆作为新侧翼建筑的入口通道。肯特精心研究这些规划，并以瑞士和德国的博物馆作为参考先例。1924年，美国翼展厅对外开放，其中有10多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时代展室，还有两个从马萨诸塞州购买来的仿制17世纪的时代展室。在工作中，哈尔西、肯特和德福雷斯特的关系十分融洽。哈尔西担任这一项目的首席设计师和CURATOR。美国翼开放之后，立刻火爆起来，深受观众的喜爱，它还给很多历史故居（后来成为博物馆并对外开放）、艺术博物馆、后来的殖民地威廉斯堡以及亨利·弗朗西斯·杜庞特的温特图尔博物馆带来了深远的影响。[87]

肯特支持乔治·格雷·巴纳德和他的中世纪修道院收藏，当得知小约翰·D.洛克菲勒出资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下这一收藏之时，肯特十分高兴。1938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修道院分馆对外开放，它坐落于地势较高的特赖恩堡公园内，俯瞰哈德逊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于1916年对外开放，肯特曾担任其顾问，协助设计博物馆建筑和规划其收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当涉及当代艺术之时，肯特则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他警示道：“对于当代艺术，购买太急，悔之莫及。”[88]肯特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后期职业生涯中收获了很多荣誉。纽约建筑联盟授予他迈克尔·弗里德曼奖章，奖励“他为工业艺术所做出的贡献”。1909年，在他的推动下，沃波尔鉴赏家学会得以成立，他还是其中的领导者之一。他还被选为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副主席。汉密尔顿学院和布朗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很多艺术博物馆都曾试图聘请他去担任馆长，包括位于波士顿、费城、布法罗、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克利夫兰的艺术博物馆，威廉斯学院也曾试图聘请他来担任图书馆馆长。[89]

尽管肯特收获了这么多的荣誉，但还是有令人失望之处。肯特为人矜持，说一口高贵的英国腔，经常有人指责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伪君子；而他的那些年轻的女性助理，都自称是他“顺从的奴隶”，这也成为了公众的笑料。刚一开始，肯特十分欢迎威廉·W.艾文斯的到来，艾文斯担任该馆第一任印刷品CURATOR，他们两人志同道合，对精美印刷都很感兴趣。但后来两人关系恶化，曾激烈地争吵。肯特的一位年轻女助理曾前往伦敦、维也纳、柏林和巴黎去学习博物馆方法，为此肯特写过一封介绍信，其中谈到“她将在这些城市中获得新生”。就在这封信中还有对艾文斯的恶意诽谤。更严重的是，艾文斯曾有一次指控肯特，声称肯特将其从出租车上推了下来，导致他跌倒在路边上。艾伦·普里斯特是东方艺术的CURATOR，他经常喜欢搞恶作剧，肯特也不得不忍受他。普里斯特得知肯特将从欧洲归国，了解到他所坐的是哪艘轮船，便向移民局官员写信，举报称这艘轮船上有一位臭名昭著的毒品走私贩，并提供了肯特的详细相貌特征，包括他的白发和小胡子。最后致使肯特不得不接受了一次从头到脚的全面搜身检查。[90]

1940年，弗朗西斯·亨利·泰勒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从此之后，肯特的处境日益糟糕。泰勒曾在伍斯特艺术博物馆任职，有着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他在那里举办过很多精彩的特展，不仅获得了公众的青睐，还激发了博物馆界专业人士的兴趣。但是，泰勒为人外向直爽，善于讲幽默故事（很多并不太文雅），与74岁的肯特相比，两人性格迥异。对于博物馆行政管理，泰勒也有很多积极的想法，他认为肯特的方法已经过时，且过于讲究。泰勒任命劳伦斯·S.哈里森为他的业务管理员，让他汇报博物馆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肯特要求查看针对他所在部门的报告内容，而哈里森指出必须要泰勒批准。肯特去找了泰勒，但是几天之后，他就递交了辞呈，并从年底开始生效。理事会极不情愿地批准了肯特的辞呈，还授予他荣誉退休秘书，称赞他的“无私、敬业、充沛的精力、富有智慧和建设性的远见”。不过理事会偶尔还会向肯特寻求建议。肯特在该馆工作长达35年，毫无疑问，他肯定感觉到自己如今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但是肯特矜持的本色未改，他在自传中只字未提对此事的抱怨。1948年8月28日，在他经常去的夏日酒店内，肯特因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91]

肯特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博物馆人之一。他付出巨大努力，使教育成为了美国博物馆的首要目标，但他并未忽视博物馆的收藏、保护和研究这几大功能。实际上，对于引入的商业化组织变革，他理应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在他入职的时候，这正是该馆所急缺的。肯特还花大力气把行业标准引入到博物馆事业中，不仅引入到了他自己所在的机构，而且还有很多国内和国际的机构。1940年，肯特退休，这个时候的博物馆界与50年前大为不同，已有巨大的改变。而在这一过程中，肯特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富有责任心，且勇于担当。直到最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远大理想，即基于“成就和矜持”之上的“所有心理素质中最朴实无华的优雅”。[92]

4 小艾尔弗雷德·汉密尔顿·巴尔
Alfred Hamilton Barr Jr.
把现代艺术带进博物馆

Ⅰ

1929年11月7日下午，纽约的一座新博物馆对外开放。它坐落于赫克斯赫大楼（位于第五大道和57街）的第12层，共有6间小展厅，里面正举办着一场借展，名为“塞尚、高更、修拉和梵高”，以此拉开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简称MoMA）的序幕。第一天下午，该馆只对受邀嘉宾开放；第二天，它就开始接纳蜂拥而至的公众。博物馆一开始就以这种特展形式向公众开放，这被认为是一种十分高雅的社会活动，所以很多观众都身着盛装。这座新机构时运不济，因为就在它开放的前一个月，股市暴跌，最后崩盘，引起了恐慌，这也预示着美国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的开始。但是，博物馆创始人和参与的公众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工业和社会大萧条居然能够波及全球，并且，10年之后还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

这座新博物馆的创始人是三位女性，被熟称为“那些女士们”（The Ladies）。她们都是非常富有的收藏家，其藏品覆盖19世纪后期至她们所处时代的艺术品。利利·P.布利斯小姐（经常被称为“莉齐”）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纺织品商人和制造商。她曾于1913年参加著名的军械库展览会[93]，该展览会致力于展出当时欧洲高级的艺术品。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件展品是马塞尔·杜尚的画作《下楼梯的裸体女人》。阿瑟·B.戴维斯是这一展览的首席组织者，利利小姐非常羡慕这位浪漫的艺术家，在他的指导下，还购买了五幅绘画—两幅雷东的作品、两幅德加的作品和一幅雷诺阿的作品。她后来又继续购买了这些艺术家的其他作品，另外还有塞尚、修拉、马蒂斯、毕加索和图卢兹—洛特雷克的作品，一共有100多件。利利小姐为人腼腆，不善社交，但可以说她是这三位创始人中的思想领袖。

第二位女士是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夫人），她的父亲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哥哥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丈夫则是美国最富有的慈善家。很多年以来，她都在收集美国和欧洲现代艺术家们的作品。因为她的丈夫更偏重传统艺术作品，所以她以自己“奥尔德里奇”的资金来购买艺术品。她在家中的楼上建造了一间私人展厅，为自己和她的孩子们提供启迪和愉悦之美。洛克菲勒夫人是这三位创始人当中能力最强的组织者，她还是一位精力充沛、善于解决问题的高手，一位稳重、热心而善于交际的女士。第三位女士是玛丽·奎因·沙利文（科尔内留斯·J.沙利文的夫人）。很多年以来，她一直教授艺术课程。40岁的时候，她和一位成功的律师结婚。利利·布利斯是她的亲密朋友，她们曾一起出资帮助戴维斯举办军械库展览会，并且倾听了他的恳求—创建一座致力于推动新艺术的博物馆。玛丽·奎因是三位创始人当中最富有激情的，她的一位朋友曾形容她是一个“高速炮弹”和“火花塞”。[94]

1928年冬季，利利·布利斯和阿比·洛克菲勒在埃及度假，她们讨论了关于创建这座新博物馆的事宜。第二年的春季，洛克菲勒夫人从欧洲乘船回美国，当时沙利文夫人也在那艘船上，她们就此事交换了意见。回到美国之后，三位女士继续商讨此事。5月份，洛克菲勒夫人邀请A.康格·古德伊尔共进午宴。古德伊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上校，在布法罗有商业利益。他对现代艺术十分热衷，拥有庞大的收藏，这吸引了三位女士的关注。他曾担任布法罗奥尔布赖特美术馆的理事，有段时间还成为了理事长，但是在他为美术馆购买了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之后，理事会便投票不再让他担任理事。在午宴过程中，洛克菲勒夫人代表三位女士邀请古德伊尔担任委员会主席，筹划在纽约组建“一座新的美术馆或博物馆，展览现代派的艺术作品”。[95]古德伊尔请求给他一周的考虑时间。不过第二天他就打来电话，同意接受任命。

这位新主席给委员会增添了三位成员—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名利场》杂志的编辑，一位收集现代绘画和雕塑的收藏家，同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关人员；保罗·约瑟夫·萨克斯教授，哈佛大学“博物馆课程”的知名教师，福格博物馆的CURATOR，也是一位杰出的绘画收藏家；约瑟芬·博德曼·克兰（温思罗普·默里的夫人），她的丈夫曾是克兰纸业公司的主管，并曾担任过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是一位美国的参议员。该委员会决定采纳“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名称，并向纽约州立大学校务委员会理事会提出申请，希望获得一份特许状。他们宣称这座新机构的宗旨是“在纽约创建和维护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鼓励和推动对现代艺术的研究，促进现代艺术在制造业和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并给公众提供教育和指导”。9月19日，校务委员会理事会颁发了一份临时的特许状。成为合法团体之后，他们的理事会又增加了几位新成员，都是现代艺术领域的著名收藏家：斯蒂芬·C.克拉克、塞缪尔·A.拉维生、切斯特·戴尔、来自华盛顿的邓肯·菲利普斯以及另外三位人士。其中，只有克拉克和拉维生在这座新博物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两年，理事们每年筹集资金达11.5万美元，并在赫克斯赫大楼内租下几间展厅，租金为每年1.2万美元。[96]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任命一位馆长。萨克斯教授对艺术博物馆领域十分了解，而且他培养了很多该领域的员工，他推荐了27岁的小艾尔弗雷德·汉密尔顿·巴尔。当时巴尔在韦尔斯利学院教授艺术史课程。洛克菲勒夫人的避暑别墅位于锡尔港，巴尔曾两次前往那里去拜访她。1929年，巴尔被任命为馆长，并成为理事会成员，年薪为1万美金，外加2500美元的差旅费。他的朋友杰雷·阿博特成为副馆长，另外还有三名正式员工和一名志愿者。

古德伊尔远赴国外为这次法国作品展租借作品。但是，他本人、克劳宁希尔德、萨克斯和巴尔都希望能在开馆之时展出现代美国艺术家的作品。然而，三位创始人女士却坚决要求举办法国作品展。展览一共展出了35件塞尚的作品、26件高更的作品、17件修拉的作品和27件梵高的作品，等待观看的观众排成长队，导致赫克斯赫大楼内的电梯超负荷运转。一个月之后，展览结束，吸引的观众总人数达4.7万人。各大报纸和艺术批评家都认为这场展览十分精彩。而巴尔正是这场展览的重要负责人，他不仅负责精美的展览布置，还负责设计精美的展品目录，内有每件展品的图片，并配有详细释文。他还为目录撰写了一篇前言，见解精辟而深刻。

Ⅱ

1902年1月28日，小艾尔弗雷德·汉密尔顿·巴尔出生于底特律，他的父亲是老巴尔，母亲是安妮·伊丽莎白·威尔逊·巴尔。老巴尔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母亲安妮曾在瓦萨学院就读了两年。他们在家庭教育中重视对孩子智识发展的培养，使小巴尔有着学者般的缜密思维和对知识的渴望。1911年，他们举家搬至巴尔的摩，在那里，艾尔弗雷德就读于一所拉丁男校。他收集锡制玩具兵（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模拟葛底斯堡和滑铁卢战役的场景），下国际象棋，而且特别热衷于观鸟。他是校报《墨水池》的编辑。1918年，他以优等成绩毕业，并作为优等生，代表全班发表毕业演说。当年秋季，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获得了为期4年的奖学金。第二年，他决定选择艺术为专业，主要是因为他曾选修过查尔斯·鲁弗斯·莫里教授的中世纪艺术课程，这门课程涉及建筑、雕塑、绘画、小型艺术和手工艺品。他后来选修了弗兰克·朱伊特·马瑟教授的现代绘画课程，并就马蒂斯作品的长处与马瑟进行过争论。1922年，巴尔毕业，并获得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授予的很高荣誉。次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1923年，巴尔开始在瓦萨学院教授艺术史课程。第二年春季，他从纽约的艺术品中间商那里借到61件作品，用于举办展览“欧洲现代艺术展”。那年的夏季，他是在欧洲度过的。秋季，他成为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和助教。他选修了萨克斯教授的几门课程，涉及古代大师们的绘画、雕刻和蚀刻。1925年春，他通过了博士生招生的口试，萨克斯教授向莫里教授写信，祝贺他“培养出了巴尔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萨克斯认为“这是他教书生涯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优秀的学生”，“巴尔对整个艺术史领域的见解深刻，并且涉猎广泛”。[97]

当年秋季，巴尔重返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艺术和考古方向的导师，为期1年。1926年，他成为韦尔斯利学院艺术史方向的副教授。他当时住在剑桥市，并继续去上萨克斯教授的“博物馆课程”。他还为福格博物馆组织过一场关于现代艺术的展览。1927年春，巴尔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来教授美国历史上第一门针对本科生而开设的现代艺术课程，内容涉及建筑、平面造型设计、摄影、音乐、戏剧、电影、装饰艺术和手工艺术。他为这门课程设计了一份独特的入学考试试卷。他称自己所招收的7名女学生为自己的“孩子”。他在韦尔斯利的法恩斯沃思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前进中的现代绘画—从柯罗到杜米埃再到后立体派”展览，一共展出了35幅绘画。

1927年秋季，巴尔前往欧洲，在那里待了一年，这得益于萨克斯教授提供的一项研究经费，同行的还有杰雷·阿博特。他们走访了伦敦、荷兰和德国。他们在位于德绍的包豪斯学院停留了4天，该学院把以下领域都融汇在了一起：绘画、平面造型设计、建筑、手工艺、印刷术、剧院、影院、摄影术和工业设计等。他们后来去往俄国（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华沙、维也纳和巴黎，一路上参观各地的博物馆，并仔细观察当地的建筑。巴尔归国以后，在韦尔斯利学院又教了一年课。春季，他获得了著名的卡内基研究员（Carnegie fellowship）身份，准备前往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但是，在他还未去那里开展工作之前，他就接受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职务的任命。[98]

毫无疑问，基于他的大学教育和教学经历，巴尔对现代艺术有着深刻的了解。（多年后，他获得哈佛大学所颁发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就是其关于毕加索的专著。）他参观过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也知道如何为举办展览而租借到艺术品，他能够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布展，还能够设计出引人入胜的展览目录。尽管他为人低调，而且有点腼腆，但是他的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对现代艺术有着无限的热爱。

阿格尼丝·林格教授在瓦萨学院教授艺术课程，她曾带领自己的同事和好友玛格丽特·斯科拉里一同参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幕展览，并把她介绍给了巴尔。斯科拉里是意大利人，她的父亲维尔吉利奥是罗马的一位古董中间商，她的母亲玛丽·菲茨莫里斯是爱尔兰人。巴尔后来称呼她为“马尔加”。她精通欧洲多国语言，当时在瓦萨学院教授意大利语。她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艺术史学家。1930年5月，马尔加和艾尔弗雷德结婚，由纽约治安法官见证了他们的婚礼。不过，为了满足巴尔母亲的要求，两人前往巴黎，在那里的美国教堂又举办了一次婚礼。马尔加是巴尔的得力助手，因为巴尔并不擅长外语。当巴尔与欧洲的艺术家、收藏家、博物馆馆长和CURATOR以及艺术品中间商们进行商谈之时，马尔加就担任他们的翻译。她在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及善于交际的性格使其成为巴尔团队中一名不可多得的队员。除此之外，她还要负责家务以及共同承担经济负担。从1943年开始，她在斯彭斯学校教授艺术课程，教学生涯长达37年。巴尔夫妇育有一女，名字叫维多利亚，但是两人与女儿的关系并不亲密。巴尔将关于毕加索的那本著作献给马尔加，感谢她所提供的巨大帮助以及为马蒂斯那一章所做的翻译工作。在结尾处，他幽默地写道：“实际上，要是没有她的话，恐怕本书作者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已驾鹤西去了。”[99]

Ⅲ

从一开始，特展就一直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重心，理事们和几位博物馆员工拼命地工作，在1929年的最后两个月，举办了两场特展，第二年则展出了6场特展。那一年的夏季，艾尔弗雷德和马尔加前往欧洲，为未来的展览寻求展品。第二场展览“19位在世美国艺术家绘画”吸引到的观众数量还不到开馆之际第一场展览的一半，而且遭到艺术界（当然，包括那些没有受邀展出作品的艺术家）的大肆批判。接下来的展览“美国收藏中的巴黎绘画”—亮点展品包括毕加索和马蒂斯的作品—使得该馆重新受到公众的欢迎。不过，“46位35岁以下的画家和雕塑家以及在世美国艺术家绘画和雕塑”展吸引到的观众却寥寥无几，而且招致了大量恶意抨击。然而，每个人都会认同这一看法，即这座博物馆所举办的展览令人振奋，尽管有些展览存在争议。巴尔的渊博学识和善于表达的能力让广大的观众开始认识这种新艺术。

但是这座博物馆不只希望成为一个举办特展的美术馆。《创始人宣言》中规定，在开馆的前两年，要举办一系列美国和欧洲艺术家现代作品展，宗旨是“创建一座永久性的公共博物馆，不定期地收集最佳现代艺术品”。[100]某些艺术品经过时间的证明，具有永久性收藏价值，那么，是否应将此类艺术品转售给以传统艺术为重心的博物馆—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如同卢森堡画廊将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藏品转售给了巴黎的卢浮宫一样—便成了博物馆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博物馆理事和员工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最终，关于建立这种合作关系的想法暂被搁置一边。不过，古德伊尔谈到，收藏就如同一条河流，时不时有新的艺术品加入，而原来的艺术品则会去往他处。与此同时，巴尔则把理想化的永久性收藏比喻为一个鱼雷，它的前端“一直勇往直前，象征着现在，而它的末端，逐渐退去，代表着过去”。他后来说道：

这座博物馆认识到，它在收集藏品过程中有可能会犯错误。当它收集到12幅近期的绘画时，那么在10年之后，如果有3幅依然值得观赏，或者在20年之后，有1幅还值得观赏，这就很值得庆幸了。对于未来而言，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够收集到那1幅作品，其他9幅则无关紧要……可以忘掉。但是，我们生活在当下，就当下而言，其他9幅作品看起来都有收藏的必要，都有用处，只要它们的艺术生命还存在，它们就会被加入到展览中，发挥它们的作用。时间迟早会将它们消灭掉。[101]

刚开始，该馆的永久性收藏少之又少—只有5幅绘画和8件雕塑—巴尔提议将它们在一间单独的展厅内展出，但遭到否决。1931年，利利·布利斯去世，她把自己的精美收藏遗赠给这座博物馆。遗赠所要求的一项条件是，博物馆必须在3年内筹集到一笔可观的捐赠基金，确保这一收藏的延续性。起初，遗嘱执行人将捐赠基金的目标设定为100万美元，但是后来由于经济大萧条，缩减至60万美元，最后理事们成功地筹集到了这笔基金。[102]

1932年，洛克菲勒夫妇捐赠了位于53街的老约翰·D.洛克菲勒故居，博物馆得以从赫克斯赫大楼拥挤的展厅内搬迁至了那里。那个时候，巴尔由于工作过度，几乎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几位员工的协助下，巴尔组织了16场展览，设计了16本展览目录，规划缜密，文字引人入胜，配有精美插图。理事们明智地决定，给巴尔一年的带薪休假（薪水减半），巴尔夫妇在欧洲度过了这一年。他们拜访艺术家、收藏家和参观博物馆，依然在为未来的展览做安排。希特勒当时刚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下令销毁了许多现代艺术品，对此巴尔十分震惊。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标题为《希特勒与9位缪斯女神》，表达他的忧虑。但是，仅有一篇文章得以发表在哈佛大学的一本小杂志《猎犬与号角》上，主办人是林肯·柯尔斯坦。[103]

193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梵高作品展，吸引了12.5万名观众，这次展览收取门票，每位观众25美分（这是该馆首次收取门票），带来了2万美元的收入。由于队伍太长，博物馆不得不请来警察协助维持秩序。百货商店借机出售梵高绘画颜色的彩色透明片和女装。展览还在太平洋沿岸巡展一轮，吸引的观众总人数将近90万人。[104]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经常激起争议，尤其是1936年举办的两场展览，“立体派和抽象艺术”和“奇幻艺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第二场展览中，展出了梅雷·奥本海姆的《覆盖着皮毛的茶杯》（The Fur-lined Teacup），茶托和茶杯全部穿上了皮毛饰物；还展出了杜尚的《为何不打喷嚏》，是一个小笼子，里面放着方糖和一个温度计。在这一展览目录的前言中，巴尔解释道“作为一场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事件，对许多人而言，它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项事业，我们当代最卓越的画家和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事业当中”。但是，各大报纸和公众却得到了一次尽情嘲笑的机会。在该展览将要巡展之前，古德伊尔和其他几位理事试图让巴尔取消展出几件他们所认为的荒唐滑稽的展品，但巴尔拒绝这么做。博物馆有政策规定，不得干预馆长在任何一场展览中所做出的决定，无论理事会有多么不情愿，这一政策得到了坚持。[105]

1938年，由古德伊尔出面，经过6年的协商，该馆把“美国艺术300年”展览送到巴黎卢浮宫的网球场美术馆[106]展出。除了由古德伊尔所挑选的常规的艺术作品之外，该展览还包括建筑、电影和摄影方面的展品。法国批评家针对展览中历史的和现代的绘画以及雕塑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他们认为建筑方面的展品富有启迪意义，并称赞了巴尔设计的展品目录。电影放映活动（每天5次）吸引了排成长队的观众，被认为是美国所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但可惜的是，主展览吸引到的观众数量寥寥无几。[107]

早在1929年，巴尔就曾向理事会提议扩展博物馆的活动范围至建筑、工业设计、摄影、舞台布景、装饰艺术和电影。他在韦尔斯利学院给本科生授课时，就曾给现代艺术下过这一宽泛的定义。多次的欧洲之旅，使他非常羡慕包豪斯学院在这一观念上所取得的成就。理事会推迟了这一计划，但在1932年，巴尔就开始实施它。他和好友菲利普·约翰逊以及亨利—罗素·希契科克一起举办展览“现代建筑：国际展览”，展出的都是巴尔所称的“国际风格”展品。为举办这次展览，他们的准备工作长达两年时间。展览包括50多位现代建筑师的设计作品，包括赖特、格罗皮厄斯、勒科比西耶、奥德和凡德罗。展览突出强调了新功能主义，配有很多模型和图片。这是该馆的第一个巡回展览，它在另外11座博物馆和1家百货商店巡回展出。结果，巴尔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新的建筑部门，由菲利普·约翰逊担任主任（不受薪）。[108]

这一宏大艺术计划的其他部分则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得到实现。新部门的组建，往往伴随着重大特展。展览“电影，1914—1934”，促成了影片资料馆的诞生。不久之后，该馆就开始在礼堂播映老电影。几场小型的摄影展和后来的“摄影，1839—1937”展览促使了摄影部门的创建。菲利普·约翰逊于1934年推出“机器艺术”展，后来又举办了一系列工业设计方面的展览，其中第一场为“5美元以内的实用生活用品”，促使工业艺术部门于1940年诞生。[109]

1935年，该馆创建巡展部，并任命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生埃洛迪·考特尔为主任。该部门主要负责把展览送往遍布全国的学院、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和百货商店，展览内容由巴尔本人亲自批准。在该部门成立之初的前6年，巡回展览将近100场，展出上千次，展地遍布美国（夏威夷）和加拿大的222个城市。由此，成千上万的观众观赏到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其中大多数是对此很感兴趣的大学生。博物馆还设计了很多针对学校的教育活动，不过巴尔本人对这一领域并不感兴趣。1937年，维克托·达米科成为该馆的一名员工，他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艺术教育员。他把展品和幻灯片送往纽约的各个高中，并为高中学生提供博物馆内的参观导览。他创建了一个青年画廊（Young People's Gallery），举办周六课堂活动。他还帮助组建了一个艺术教育全国委员会，这提升了该地区很多学校的艺术教育的水平。[110]

1939年，该馆搬迁至一个面积巨大的馆舍。洛克菲勒故居被拆掉，由一座华丽、现代和功能齐全的建筑取代。它共有6层，地下室还有大礼堂和休息室。有3层楼都配有专为展览设计的移动隔墙和灵活的照明设备。有两层是图书馆、影片资料馆和办公室。还有一间带有露台的顶层房间是会员休息室。从大楼内还可以看到后面的雕塑公园。菲利普·L.古德温是该馆的一位理事，他是首席建筑师，不过他的传统主义风格被他的助理进行了调整。这位助理是年轻的爱德华·达雷尔·斯通，一位坚定的现代主义者。巴尔当时在巴黎，他曾许诺短时期聘用凡德罗为建筑师，但是古德伊尔和纳尔逊·A.洛克菲勒却选择了一位美国建筑师。巴尔退出建造委员会以示抗议，不过他的观点继续通过员工而得到传达。巴尔主张在博物馆的入口处使用一种新型半透明材料（Thermolux），在整个博物馆内采用自然光。建造委员会和设计师们都反对这种做法。由于Thermolux是半透明材料，导致光线过强，所以最后不得不建造一层假墙。[111]

新馆开幕的前两天，理事会举办了一次晚宴，进行了一次人事变动。古德伊尔（很可能极不情愿地）和洛克菲勒夫人分别辞去了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的职务。斯蒂芬·克拉克成为了主席，而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为了理事长。在理事会中，萨克斯教授是巴尔的坚强后盾，他督促理事会在接下来的10年间将更多精力和资金投入到电影、建筑、摄影、图书馆和创建一个精美的永久性收藏中。他警告说要抵制“胆怯所带来的危险”，博物馆“应当继续冒险”和“继续成为开拓者……勇往直前，毫不妥协”。在政策方面，古德伊尔常常反对巴尔的意见，他在这次晚宴中说道：

众所周知，脑下垂体对身体的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它，骨骼就无法发育。如果它的功能衰退，就会导致身体发胖以及心理缺陷。我们博物馆的脑下垂体就是艾尔弗雷德·巴尔……艾尔弗雷德为我们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我想说的是，看看你们的四周，就明白了。[112]

理事会领导层的人事变动也正是巴尔陷入困境的开始。理事们一向喜欢插手博物馆的行政管理，对此巴尔表示反对。年轻的爱德华·M.M.沃伯格于1932年被任命为博物馆的理事，他曾主张理事会不应干预馆长在展览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认为“洛克菲勒夫人、古德伊尔、塞缪尔·拉维生以及其他人士都是受挫的博物馆馆长”。[113]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为新理事长，他邀请一些效率专家来对员工进行分析，检查是否能够缩减开支。结果，两名高层博物馆员工被辞退，还有一名员工辞职。对于此事，巴尔毫不知情，他当时恰巧在巴黎。1940年，洛克菲勒前往华盛顿，担任泛美事务办公室的协调员，约翰··海惠特尼成为新的理事长。1942年，惠特尼加入空军，由斯蒂芬·克拉克兼任主席和理事长。[114]

克拉克先生沉默寡言，有些内向，他与巴尔存在沟通障碍，也不理解巴尔。作为一位收藏家和鉴赏家，他认为巴尔的品位变幻无常，有时候很轻浮，尤其是当巴尔展出乔·米洛内的由金属箔所装饰的奇特擦鞋摊时。克拉克也是一位优秀的商人，他极度关注博物馆的财政状况，并坚信巴尔是一个散漫的行政管理者。就巴尔来说，他缄默不言，难以沟通。古德伊尔则与巴尔的意大利助手（巴尔夫人）沟通。有些批评家指出，在巴尔与理事们之间的关系中，巴尔就是一位斯文加利[115]或塔利朗[116]，而实际上，巴尔通常并不会察言观色，也不圆滑。尽管克拉克担心财政，巴尔依然要求为员工加薪，甚至还为自己要求1.5万美元的年薪（克拉克大为震惊，一口否决，随后巴尔取消了这一请求）。1943年10月16日，两人的对峙状态到了危急关头，克拉克致信巴尔：“在这艰难时期，你所做的工作无关紧要，所以不配领取1.2万美元的年薪。”他应当给巴尔更多时间来撰写著作以及“让他担任顾问董事，年薪6,000美元”。[117]那些更加活跃和有影响力的理事们批准了这一信函。洛克菲勒夫人试图缓和此事对巴尔的打击，她劝说巴尔应当就现代艺术这一领域撰写定论性的著作，这对现代艺术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他试图申请一间博物馆内的办公室，但遭到了拒绝—显而易见，大家希望他在家写作。但巴尔拒绝离开，他在图书馆内隔出一间小房间。他向自己的导师萨克斯写信，称他对降职一事“怀恨在心”，并反问：“所有这些规划、所有的展览、我所购买下的绘画，以及我所为之而奋斗的标准—难道都是别人的功劳吗？”[118]

大部分员工继续向巴尔寻求咨询，似乎还把他视为馆长。1946年该馆举办年会时，克拉克对巴尔的敌意已经大大降低。他的报告指出，让巴尔从日常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正是理事们所期盼的。巴尔组织了一场绘画和雕塑收藏方面的精美展览；他关于毕加索的专著即将出版；他将去布林·莫尔学院做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他还为企鹅出版社“美国艺术家丛书”系列提供编辑审查工作。克拉克说道，总而言之，巴尔继续贡献于“严格维持博物馆的完整性和艺术标准，这一方面，无人可比”。[119]1946年6月，克拉克退休，不再担任主席和理事长，由约翰·海·惠特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接任。

巴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能够以清晰易懂的语言表达他的创新观点。他为博物馆展览而撰写的展览目录以精彩文字阐释了现代艺术的方方面面，国内外的艺术博物馆都争相搜集他的展览目录，所以它们很快就绝版了。巴尔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对他而言，写作是一份十分艰难的工作。他必须要修改很多遍，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所以他经常拖延，甚至延误期限。他没能够写出一本针对现代艺术及其历史和意义的权威性和综合性专著，但是却写了一本48页的精彩小册子，于1943年出版，标题是《什么是现代绘画？》。该书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打破了现代艺术和普通人之间的障碍，受到学者们的称赞，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巴尔成功地撰写出两本完整且具定论性的杰作—《毕加索：艺术50年》（于1946年出版）和《马蒂斯：他的艺术和他的公众》（于1951年出版）。[120]

1944年，勒内·达农科特成为该馆的一名员工。随着他的到来，巴尔的地位开始得到大幅度提升。达农科特起初担任副理事长，负责外事活动，这是一个独特的头衔，他还担任手工业部门的主任。他曾是奥地利的一位伯爵，是墨西哥和美国印第安人艺术领域的权威，极其擅长博物馆布展。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性格温和的巨人”（身高有2米多，体重达200多斤），善解人意，并知道如何在一个机构内营造和谐的氛围。他的社会地位给理事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也逐渐获得员工们的敬重。他欣赏巴尔的卓越才能，并强烈要求巴尔成为其协调委员会（共5人组成）的一员，从1946年至（3年后）达农科特晋升为馆长期间，协调委员会执掌着博物馆的大权。[121]

高层领导中的一位女性理事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艾尔弗雷德是博物馆的真正支柱。任何人来担任博物馆的馆长，都必须要让艾尔弗雷德感到高兴且发挥作用。勒内开始恢复他的原职，并以他为核心来开展所有工作。勒内能够应对艾尔弗雷德，而且他还能够把不听指挥的一群人管理好。众所周知，像博物馆CURATOR这样的专家，都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对任何差错都十分敏感。对他们来说，如期完成任务是艰难的。他们兢兢业业，但是性格急躁。勒内营造出一种热闹而戏剧性的氛围，提升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巴尔本人也曾指出：

我非常敬重勒内这个人，而且很欣赏他。这里就如同一个疯人院，每个人压力都很大，任何事情大家都想插一手，还有性情暴躁的理事和员工。勒内能够把这些人团结起来……我认为他是我所遇见的最有耐心的人—真正有林肯的风格—而且我这个人特别擅长考验别人的耐心，因为我为人一向暴躁，常常需要有人聆听我的抱怨。[122]

Ⅳ

1947年，在达农科特的强烈推荐之下，巴尔被任命为收藏部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长达20年，直至退休。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绘画和雕塑部门，所有藏品的入藏都由他来判定。当然，他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建筑、工业设计、摄影和电影。尽管巴尔有时候依然对降职怀恨在心，但是在这一新的岗位上，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他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人、一个给人以启迪的创新者和一位质量标准的捍卫者。他从行政管理的琐事中被解放出来，而那是他并不擅长的领域。

博物馆从获得利利·布利斯的遗赠之后开始重视收藏。后来，洛克菲勒夫人捐赠了大量绘画、油画和雕塑，并给博物馆提供了第一笔巨额的（藏品）购买基金，高达3万多美元。另一位慷慨的捐款者是西蒙·古根海姆夫人，她于1937年主动拜访巴尔，并开始为巴尔的某些具体藏品收购提供资助，比如毕加索的《镜子》《三个音乐家》和《母山羊》青铜雕塑；卢梭的《睡眠中的吉卜赛人》和夏加尔的《我和乡村》。她为诸如此类的藏品收购赞助的资金共计200多万美元。理事们和其他一些收藏家也把越来越多的现代艺术杰作捐赠给该馆。巴尔和博物馆其他员工一直乐于为那些认真的收藏家提供建议和帮助，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以捐赠作品或遗赠作品的形式向该馆表示感谢。[123]

很多年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这座博物馆，即是否可将艺术作品转售给其他博物馆。1934年，理事长古德伊尔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理事长威廉·斯隆·科芬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科芬提议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赫恩基金（Hearn Fund）应该由两馆共同组建的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该基金每年有1.5万美元，专门用于购买美国在世艺术家的绘画。任何一件购买的绘画都应当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10年或更久，之后如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愿意接手，就转交给它。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理事们同意科芬所提出的安排，但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理事们尚未展开对此事的讨论之前，科芬去世，所以此事无果而终。[124]

1944年，在斯蒂芬·克拉克主政期间，博物馆决定公开拍卖馆藏中被认为是非永久性的藏品，部分原因是该馆财政状况不佳。通过藏品出售而获得的资金将被用于购买20世纪的现代艺术，主要是在世艺术家的作品。这次拍卖中不涉及任何北美或南美在世艺术家的作品。除藏的藏品共计108件，其中有63件是理事们从他们自己的收藏中拿出来的。该馆除藏的藏品包括4幅塞尚的油画和水彩画、2幅修拉的绘画和1幅马蒂斯的作品。此次拍卖，博物馆仅得到55,189美元，令人失望。[125]

1940年，亨利·弗朗西斯·泰勒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他开始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惠特尼博物馆展开对话，试图协调它们之间的收藏和实际展览。泰勒与巴尔的性格迥异，他幽默风趣，时常以粗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曾把现代艺术博物馆比喻为“53街上的妓院”，里面都是“一些脂粉气的男子”。不过，泰勒将与其他博物馆的谈判事宜交由他的理事长罗兰·L.雷德蒙来处理。雷德蒙是一位资深律师。斯蒂芬·克拉克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两人都兼任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理事。雷德蒙与巴尔和惠特尼博物馆的朱丽安娜·福斯密切合作，最后成功签署《1947年三座博物馆协议》。协议规定，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专注于古典艺术；惠特尼博物馆专注于美国艺术；而现代艺术博物馆专注于美国和国际现代艺术。为举办特展，三座博物馆应互相交换收藏中的藏品。现代艺术博物馆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售26件艺术品，价值19.1万美元，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则向现代艺术博物馆长期出借马约尔的雕塑《被锁链系住的行动》和毕加索的《格特鲁德·斯坦肖像画》。该协议为期5年，中间历经波折。惠特尼博物馆希望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旁边建馆，但是后来出现分歧，一年后就从该协议中退出。1952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决定不再续签协议，主要原因在于该馆认识到，很多重要的捐赠者把珍贵的艺术杰作捐赠给该馆，但不希望看到它们被流转至其他机构。博物馆承诺在自己的展厅中展出现代艺术运动的杰作。但是，如果作品被判定质量不过关，依然会被出售或用于交换。《三座博物馆协议》的失败并没有影响现代艺术事业的发展，因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打造自己的现代艺术收藏，另外两座博物馆也继续在现代艺术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126]

1967年，巴尔退休，职业生涯长达38年，理事会任命他为该馆的顾问，所以他偶尔还会就各种问题提供建议。他获得了很多荣誉，艺术博物馆界在做出重大决定之时也经常会寻求他的建议。他曾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这一直让他十分受益。但不幸的是，到晚年，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并且还遭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尽管马尔加一直对他悉心照料，并尝试各种努力来寻求治疗，但巴尔还是被迫在一个疗养院内度过了人生最后的6年时光。1981年8月15日，巴尔在疗养院内去世。

巴尔做出了一番非凡的事业。在1929年那个时候，美国的艺术界、公众以及大部分艺术家都对现代艺术持贬低态度。迪安·英奇认为“现代派的作品糟糕透顶”，就如同“一个讨厌的小孩所创作的东西，或一个非洲野人首次创作的东西，或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因精神混乱而产生的幻觉”，[127]很多人都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巴尔举办法国印象派艺术家和后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展，还印制展览目录，语言清晰，阐释合理，激发了公众的兴趣和热情。同样地，美国19世纪的艺术家大多也都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包括霍默、赖德、伊肯斯、惠斯勒和乔治·凯莱布·宾厄姆。通过举办这类展览，该馆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这为它日后举办激进作品展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展览包括立体派、抽象艺术、奇幻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巴尔做出的巨大贡献使整个艺术界大为改观。在他退休的时候，《新闻周刊》评论道：“在过去，一座博物馆就如同一座庄严的纪念碑，纪念那些已经逝去的天才们。那时的博物馆，弥漫着寂静和神圣的氛围。巴尔改变了这一切，他凭借自己的表达能力和非凡才能，把街头的公众引入博物馆内。”萨克斯教授谈到，这座博物馆已经成为“普通教育领域的一个教育工具”，它“使我们每一座著名的博物馆的政策开放化……甚至包括那些自鸣得意的博物馆”。希尔顿·克雷默于1987年写道，巴尔给艺术博物馆带来了一个新的角色：它不再被视为一个远离当代生活之冲突和争议的避难所。从此以后，它在这传统与创新交汇之地肩负起它的使命，不仅指导观众了解过去，还指导他们了解现在。[128]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成功也促使其他博物馆更好地对待现代艺术。在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1930年）和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1937年）诞生了，它们坚定地致力于现代艺术运动。194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了自己的当代艺术部（如今更名为20世纪艺术部）。在美国其他地区，以友好态度对待现代艺术的博物馆在不断发展壮大，比如芝加哥艺术学院、布法罗的奥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华盛顿的菲利普斯美术馆以及波士顿的当代艺术学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十分巨大。有时候，美国游客会惊奇地发现，很多欧洲人认为该馆是美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该馆的国际委员会将其展览送往亚洲、非洲、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和欧洲，并把艺术品出借给美国驻各国的大使，这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观众对该馆的印象。所有这些发展，使巴尔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博物馆大师之一，也使博物馆在美国兴盛起来。

5 鲁本·戈尔德·思韦茨
Reuben Gold Thwaites
建设一个面向民众的历史学会

Ⅰ

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和美国宪法生效不久，美国就出现了一些历史学会。它们旨在收集图书、报纸、手稿和物件，起初还涵盖自然科学和历史，以此来保护美国所经历的一切。它们通过举办会议和发行出版物在美国全境甚至国外宣传美国历史。早期的组织包括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1791年）、纽约历史学会（1804年）和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美国古文物学会（1812年）。到1876年费城举办美国独立百年纪念博览会的时候，美国已有70多个历史学会，从得克萨斯州一直遍布到大西洋沿岸的各个州。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会都是独立团体，拥有私人会员，由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管理，财政主要来源于会员的会费和捐款。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和美国古文物学会有一点不同寻常，因为它们是依据个人的学术成果或出版物来选挑会员的。[129]这3个早期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创建研究型图书馆上，在起步阶段也都以收集博物馆材料为主。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收集“自然奇物的标本和人工制作的珍品。无论是从实体或政治角度来看，只要物件能够增进或推动我们国家的历史知识，那么就应当收集”。[130]纽约历史学会的章程规定，它的宗旨“在于发现、获得和保护与美国（尤其是纽约州）的自然史、公民史、文学史和教会史相关的物件”，它承诺不仅要收集图书馆材料，还要收集“美洲大陆及其附近岛屿所拥有的各种东西，比如动物、植物和矿物质……只要它们值得收藏”。[131]美国古文物学会希望“保护那些可以移动的美国文物以及收集和保护全球其他地区的可移动文物”和“配有文字解释的化石标本与土著居民的手工艺品”。[132]曾有一段时间，该学会积极收集物品，尤其是美国印第安人考古和古代生活领域的物品。

只有纽约历史学会一直坚持收集博物馆材料。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把很多藏品都转送他处，仅保留了肖像画和一些珍贵的新英格兰历史文物。古文物学会赞同其图书馆馆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鲍德温提出的观点：“一座图书馆，只能够收集图书、钱币、雕塑和绘画……而堆积旧办公桌和大箱子，并在里面塞满旧衣物、帽子和高跟鞋是十分荒谬的。”[133]到1854年，图书馆将其自然历史和人类学的收藏赠与其他机构。纽约历史学会从成立之初就收集美国肖像画和绘画、装饰艺术品和其他历史物件，但该学会经常扩大收藏范围。它获得的物件包括大草原印第安人的人工制品、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人工制品、鲁曼·里德的大量绘画收藏（很多都是欧洲绘画）、詹姆斯·莱诺克斯的13座来自尼尼微[134]的巨型大理石雕塑、亨利·阿博特博士的埃及收藏（当时是美国最卓越的收藏，有1,100件藏品，包括3头木乃伊化的公牛）以及托马斯·杰斐逊·布赖恩基督教艺术美术馆的438幅油画。一直到20世纪，该学会才开始除藏那些不相关的物件。东部地区大部分的历史学会专注于收集图书馆材料；发表关于州和地方历史相关的文章与书籍；举办会议、讲座和特殊活动。但是，这些年来，很多历史学会都拥有历史故居（常常将其设为学会总部所在地）、收集装饰艺术品（用它们来装饰历史故居），有时候还会收到区域性博物馆所赠送的综合性收藏。

1846年，威斯康星州组建了一个私立的州历史学会。两年后，它成为一个公共机构。曾有一段时间，该学会很有可能会采用东部地区独立的组织类型，而且其中一个强势的派别试图将其打造为一个私人俱乐部，仅招纳具有学术兴趣的会员，或是采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和美国古文物学会那种严格招纳会员的模式。但是，莱曼·科普兰·德雷珀（1815—1891）来到麦迪逊之后改变了这一切。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收藏家，收集手稿、报纸、图书、访谈材料和跨阿勒格尼[135]开拓疆域的材料。1854年，他为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成功获得一份特许状和章程，其中规定学会可在全州范围内招纳业余爱好者会员。只要每年支付1美元的会费，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会员。尽管如此，该学会的会员人数依然很少。德雷珀担任学会的信函秘书，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充沛的精力和富有感染力的热情，运用各种宣传方法（包括荣誉会员、国内外交流）来建造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型图书馆、一间肖像画展厅和一间博物馆性质的小展室。1854年，州立法机关给学会拨款500美元，用于购买图书和其他材料。第二年，拨款达1,000美元，其中500美元是德雷珀的薪水。威斯康星州是第一个为其历史学会进行每年定期拨款的州，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现在。

德雷珀的主要兴趣在于该学会的图书馆，不过就博物馆领域而言，他也建造了一个值得称赞的肖像画展厅。他向很多美国艺术家赠送印制精美的证书，邀请他们成为学会的荣誉会员，并请求他们回赠艺术作品。例如，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罗伯特·M.萨利把他所创作的很多作品赠送给了该学会，包括布莱克·霍克[136]的画像、布莱克·霍克儿子的画像、温纳贝戈的巫医兼预言家那眼神怒视的画像以及一幅别出心裁的波卡洪塔斯[137]的画像（她头戴花朵，耳饰珍珠）。德雷珀说服萨利来威斯康星州担任该学会的驻地艺术家，但不幸的是，在前来的途中，萨利在纽约布法罗的一次醉酒狂欢中去世。之后，德雷珀又成功请到塞缪尔·M.布鲁克斯和托马斯·H.史蒂文森（出生于英国，但居住在密尔沃基）担任官方合作艺术家。他劝说很多州长和其他政界、工商界和文化界的领袖将他们的画像赠送给该学会，还出资赞助艺术家为几位印第安人酋长创作肖像画。1886年，该学会的展厅收集到135件作品，主要是肖像画，但也有一些描绘威斯康星州城镇、运河和黑鹰战争[138]场景的图画，它们记录了早期威斯康星州的状貌。另外，从实际角度来看，这些画像有助于帮助学会获得领导者们的立法支持，因为他们的画像就悬挂在学会的展厅内。其他博物馆材料则并不多，主要包括一些钱币、奖章、印第安人的文物（尤其是珀金斯收藏—稀奇的铜质工具）、早期拓荒者生活的物件和美国内战期间的武器装备。

作为历史学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德雷珀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建造的历史图书馆是美国顶级的历史图书馆之一；招纳的会员人数不多，但他们在全州有影响力；获得州政府的持续拨款。德雷珀任职长达33年，1886年底退休。他谨慎地选择了鲁本·戈尔德·思韦茨来担任继承者。思韦茨是麦迪逊的一位报纸编辑，他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历史学会会长。[139]

Ⅱ

1853年5月15日，鲁本·戈尔德·思韦茨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父母为乔治和萨拉·比布斯·思韦茨，他们都是英格兰约克郡人士，于1850年来到马萨诸塞州。鲁本就读于多切斯特的公立学校，在他13岁的时候，举家搬迁至欧姆罗的一个农场，距离威斯康星州的奥什科什市不远。鲁本曾在农场担任雇工，后来又去公立学校读书。他教授小学课程，同时系统化地自修大学课程。他还为当地的报纸撰稿。1872年，作为奥什科什《时报》的员工，他报道了在巴尔的摩举办的民主党总统大会。他还是一位“好斗的农夫”，支持他的姐夫约瑟夫·H.奥斯本。奥斯本管理威斯康星州农场，距离奥什科什很近。思韦茨还认识威斯康星州的一些印第安人酋长，1876年，他为《时代》撰写一文，标题为“奥什科什—最后的梅诺米尼部落酋长”。

1874—1875年，这位年轻的记者成为耶鲁大学的一位特殊学生，他攻读英语文学、经济史和国际法方向的研究生课程。他十分敬佩自己的一位老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1876年，思韦茨前往麦迪逊，担任共和党《威斯康星州日报》的本地新闻编辑（后来晋升为主编），当时的主编是戴维·阿特伍德将军。思韦茨负责报道立法程序和政治会议，由此认识了很多州政府的公务人员。他为东部地区的报纸撰写威斯康星州的新闻，后来为芝加哥的《论坛报》报道州立法方面的动态。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并积极参与社交生活。他还成为麦迪逊文学俱乐部的早期会员，该俱乐部不轻易吸收新成员。他曾撰写文章，报道该俱乐部前10年的发展状貌。他也是欧克莱尔市湖城卫队的副官。1881年，州长威廉·E.史密斯命令该卫队帮助镇压磨坊工人和内河船上水手们的暴乱，这些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每日12小时工作制。

1882年，思韦茨与杰西·英伍德·特维尔结婚，特维尔也是英国移民的后裔，他们于1883年生下一子，名字叫弗雷德里克。他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地质学，曾有一段时间还担任该大学地质博物馆的CURATOR。思韦茨一家的夏日庄园“特维尔伍德”位于莫诺纳湖畔。思韦茨夫人热情好客，经常招待他们的访友，包括很多印第安人。她还是一位热忱的植物学家和园艺家。后来，她和儿子经常陪同思韦茨一同旅行。

1884—1885年，思韦茨一家参观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并考虑在那里创办一份报纸。他曾向自己的好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议此事，并邀请他一同创办。特纳当时是大学里一位崭露头角的历史学家。但是，当莱曼·德雷珀说服他来担任州历史学会的助理信函秘书之后，思韦茨改变了他的事业目标。1887年1月，他接替德雷珀的职务，成为秘书（后来成为主管）。[140]

在他从事报纸行业期间，思韦茨已经成为一个文笔流畅的作家和编辑。他知道如何以清晰易懂的语言阐释复杂问题和情况的要旨。因为常常有截稿日期的要求，他锻炼出迅速撰写文章和故事的能力。他在语法和句法方面一丝不苟。正如路易斯·凯洛格后来所言：“他无论再忙，也能够抽出时间来讨论正确使用一个逗号的价值。”[141]他善解人意，能够理解他人的动因和情感。所有这些特征，使他成为一位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者和领导。他许下承诺，会尽最大努力把州历史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面向威斯康星州所有民众的机构。

Ⅲ

莱曼·德雷珀退休时，该历史学会坐落于州政府广场的州议会大厦内，房间拥挤不堪，且是非防火建筑。它的馆藏资料多达118,666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美国历史的图书、报纸合订本、美国专利报告、宗谱、纹章、莎士比亚文学作品、地图与图册等。每年新添资料约2,500件。与跨阿勒格尼开拓疆域相关的最丰富的手稿收藏来自德雷珀的私人财产，只有经过他本人许可，研究人员才可以查阅。德雷珀还编辑了10卷《收藏》，主要包括与威斯康星州历史相关的文献、纹章和访谈材料。

该学会的财政来源于政府拨款和私人捐助。州立法机关每年拨款5,000美元的普通基金[142]，用于支付德雷珀和两位助理薪水，另外还要用于印刷、邮费、快递、图书装订和图书购买等方面的开支。私人的有约束力基金，主要来源于会员的年费、终身会员所缴纳的费用和复制品出售所获的收入，共计约1.7万美元。[143]

长期以来，卢西恩·S. 汉克斯一直担任该学会的CURATOR，后来晋升为财务主管。他曾写道：“精力，你的名字就是思韦茨。”这种描述，的确符合新上任的信函秘书，因为思韦茨把现代商业实践应用到整个学会，这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行政管理者。思韦茨系统化地收集图书馆材料，并且密切关注与其他国内和国际机构之间的交流。他针对图书制作了卡片目录，也对报纸进行了更合理的编排。他不辞辛劳地搜集与威斯康星州有关的手稿，而之前德雷珀很少关注这一领域。思韦茨每年到处参观威斯康星州的古迹，收集与威斯康星州相关的材料，还与印第安人、早期的商人和开拓者进行访谈。他说服威斯康星州新闻协会让它要求自己的会员把早期的印刷品、零件印刷品[144]样本和报纸赠送给该学会。他还鼓励特纳教授将其大学历史课放在图书馆里一个舒适的专题研讨室内进行。他在学会的《会刊》中发表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他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收集威斯康星州外籍人员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他曾亲自拜访上述人员。他认为，与美国其他州相比较而言，威斯康星州外籍人员的群体类别最丰富—有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挪威人、瑞典人、芬兰人和冰岛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波希米亚人，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比利时人等。他让学会的图书馆收集威斯康星州作家的材料和与美国劳工史相关的材料，其间得到了理查德·T. 埃利教授的帮助。到思韦茨卸任之时，学会的图书馆规模增至3倍。[145]

通过精心培养，思韦茨成功地建立起一支由年轻女性组成的领导队伍，她们聪明能干又勤勤恳恳，帮助思韦茨开展学会的各种活动。通过让她们参与学会出版物的编辑工作，思韦茨让她们体会到自己的工作的趣味。安妮·阿梅莉亚·纳恩斯是学会的一位出色员工，她于1899年入职，不久之后，她就经常加班加点，通常熬至深夜，编著73卷本的《耶稣会报导》（Jesuit Relations）和32卷本的《早期的西部旅行》（Early Western Travels）；她后来成为思韦茨的执行秘书。思韦茨去世以后，安妮在后来连续3位接班人的管理下担任助理主管，一直到她于1942年去世。1897年，玛丽·S. 福斯特和伊娃·A.韦尔什入职，开始在图书馆工作，她们在那里工作长达47年。退休之前，玛丽已经晋升为参考部门的主管，而伊娃则担任首席编目员。1902年，路易斯·费尔普斯·凯洛格博士以编辑的身份开始帮助思韦茨。她后来被晋升为高级研究助理，每年要回答成千上万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学会所收集的材料和德雷珀收集的手稿。此外她还撰写了10多本关于早期威斯康星州和美国中西部历史方面的重要著作和无数篇论文。她所取得的杰出研究成果得到了认可。她成为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协会（现已更名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第一位女性会长，也是第一位获得威斯康星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女性。思韦茨渊博的历史知识、温和的性格和幽默感，让这些女性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实际上，这也使得他后来两届的继任者难以从她们那里获得同等程度的忠诚。[146]

由于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图书馆，所以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资金极度匮乏，需要依赖会员和赞助人的捐款。美术馆继续专注于威斯康星州方面的物件，而博物馆的收藏范围则一直十分广泛。鉴于威斯康星大学拥有自然历史和地质方面的收藏，思韦茨认为该学会应当把收藏范围局限于人种学、考古学和历史。然而最终入藏的物件包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株丝兰属植物、中国的筷子、一个来自安特卫普的马蹄铁、菲律宾叛乱者所穿的一件制服、一个绞刑架（约翰·布朗就是被它所绞死）、一个铁炭架（来自约翰·布朗的出生地）以及其他来自意大利、日本、朝鲜和墨西哥的物件。思韦茨多次前往英国旅行，带回一些砖块、燧石和陶器；他从锡尔切斯特附近的维鲁拉米恩，带回一些古罗马时期的遗物；他还从科克带回来一个黑刺李木手杖和一块“布拉尼石”[147]。博物馆收集如此广泛的物件，很可能是因为博物馆偶尔需要向在校大学生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它也积累了很多有关威斯康星州的珍贵材料，比如1696年美国西部法军将领尼古拉斯·佩罗在迪皮尔市赠送给圣弗朗西斯·格扎维埃传教团的银质圣体瞻仰台（由天主教教堂权威人士赠送给博物馆）、几座温纳贝戈和奇珀瓦的拱顶小屋、一条温纳贝戈的独木舟和来自第一座州议会大厦的炉子。该学会感到最引以为豪的是收藏到了丹尼尔·布恩的火药筒（用牛角制成）。博物馆深受公众欢迎，吸引的观众包括立法机构成员、大学教师和学生、无数的公立学校班级参观团以及来到州首府城市观光的游客。很快，该馆每年观众总人数达到6万人。[148]

思韦茨取得的第一个巨大成功是为该学会获得一栋位于大学校园内的新建筑，它十分雄伟，至今依然是学会的所在地。1881年，德雷珀曾试图筹集5万美元，用于修建一个新的总部大楼，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又试图以建造内战纪念馆的名义来修建这样的一栋大楼，但是遭到立法机关的否决。1890年，托马斯·C. 张伯伦校长和思韦茨开始商讨建造一栋共享的建筑。思韦茨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认为校园内的一栋建筑能够彰显“学会是一个教育机构”，可以把读者吸引到学会的图书馆。“把博物馆安置在科学馆的收藏附近”，这样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博物馆观众。学会的CURATOR理事会一致同意这一想法，“前提条件是这栋建筑要以学会的名字命名，而学会是作为州的信托人”。为了帮助获得立法支持，思韦茨成功地邀请到28位美国图书馆和历史领域的著名权威人士撰写推荐书，阐明该历史学会工作的巨大价值。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就在受邀之列。立法法案1895年规定，大学提供一栋建筑，以学会的名字来命名。建造委员会花费1个多月的时间参观了华盛顿、费城、普林斯顿、纽约、布鲁克林、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绍斯波特、纽黑文、普罗维登斯、波士顿、剑桥、奥尔巴尼、布法罗、匹兹堡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的图书馆。1900年10月，爱德华·斯科菲尔德州长、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校长和思韦茨学会秘书出席为这栋新建筑举行的落成典礼并发表演讲。新建筑的防火性能极好。（该学会搬迁至这一新址可谓十分幸运，因为在1904年，州议会大厦毁于一场大火。）[149]

尽管思韦茨认为图书馆比博物馆更加重要，但他也意识到了博物馆的价值。他于1891年写道：

对这个世界而言，图书馆是迄今为止最为珍贵的；它是学者们的工作舞台，而学者们是文明的核心。就国外影响力而言，仅仅凭借学会的图书馆和它所开展的原创性研究，就给它带来了显赫声誉。但是，如果把博物馆建设得更加引人注目，那么学会就可以针对普通公众开展非凡的“传教工作”。另外尤其要考虑它作为公共教育的一支力量所能够带来的各种可能性。[150]

1903年，他承认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博物馆）这一部门，主要是吸引普通公众。作为大众教育的一支力量，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151]

这栋新建筑的一个侧翼用于安置学会的图书馆，而另一个侧翼则安置大学的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位于顶楼第四层，使用天窗采光。

内有许多不同的展厅，分别布置了人种学展品、战争历史展品、镶有相框的照片和版画、零星的装饰品和古玩等。绘画都挂在墙上，而雕塑则摆在其下方。博物馆仅有一位职员，即忠实的锡兰·C. 林肯，在议会大厦的时候，他就一直担任学会的门卫。州政府推迟修建西北侧翼建筑，不久之后，学会告知州立法机关，它急需更多的建筑空间。由于修建这栋新建筑，学会开支不断增加，尽管大学同意共同承担公共设施、保洁和保安这几大方面的开支，各付一半，但州政府还是不得不增加对该学会的拨款。该学会的普通基金增加到1.5万美元，还有一项单独的州政府基金5,000美元，用于图书馆购买资料。

在财政方面，思韦茨依然面临巨大困难，因为新拨款无法满足学会搬迁至新建筑内所产生的所有费用。但是，从1907年开始，立法机关给普通基金增加了5,000美元的拨款，并且从那以后，不断增加拨款金额，确保学会在财政方面不至于举步维艰。到1913年，学会从州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达70,948美元，私人捐助的资金达73,638美元。1891年，德雷珀去世，他在遗嘱中把他的手稿、图书、住宅和其他财产都遗赠给学会。他的住宅被出售以后，德雷珀基金的金额已超过1.1万美元，被用于装订德雷珀的手稿以及支付该收藏的出版费用和其他开支。[152]

大部分资金依然流向了图书馆，而博物馆主要依赖于捐赠来获得入藏物件或举办特殊活动。但是，它也取得了一些发展。罗伯特·L.麦考密克主席捐赠了两幅经过精心研究的大型绘画，创作者是纽约的埃德温·威拉德·戴明。一幅是《让·尼科莱登陆威斯康星》（1634年），另一幅是《布拉多克的战败》（1775年）。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埃伦·A.斯通小姐赠与该学会将近200件殖民时期的厨房用具，这些原本属于她的曾祖父。思韦茨在波士顿地区参观了几间现存的殖民时期的厨房，然后选择其中一座为蓝本，为学会仿建了一间殖民时期的厨房。它深受观众的欢迎，为此思韦茨考虑再建造一间开拓者时期的小木屋。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博士和他夫人捐赠了大量的图书、绘画和博物馆藏品，而亚当斯夫人通过出售自己的珠宝而创建了玛丽·M.亚当斯艺术基金。博物馆的收藏依然十分广泛，不同展厅内展示各种各样的展品，包括皮拉内西的蚀刻画和阿伦德尔的印刷品、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陶器的大型展览、一支日本笛子以及爱斯基摩人的人工制品。博物馆的墙壁得到改善，装置了饰有布料的板材。在1902年至1903年之间，麦迪逊艺术协会在这座博物馆内举办了3场特展，并提供相关主题的讲座，之后每年它都会举办类似活动。这些特展曾展出与乔治·华盛顿相关的材料、东方手工艺品、欧洲的陶器和菲律宾的武器。[153]

1908年，博物馆的发展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即任命查尔斯·E.布朗为博物馆主管。布朗兼任威斯康星考古学会秘书和该学会季刊的编辑，他要把三分之一的精力投入到考古学会，而把另外三分之二的精力投入到历史学会。上任伊始，他就开始对收藏进行分类和重新布展，增添奇珀瓦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材料，他撰写了一份关于博物馆教育的宣传册和一份教师指导手册，并继续做出极大努力来保护和标记本州的印第安人土丘。查理·布朗善于与人相处，他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演说家。布朗也喜欢旅行。他把所有的自然历史标本转交给这座大学，并开始举办许多小型的特展。各个单独的展柜内和隔墙上展出威斯康星州的拓居地、教育、农业、宗教、伐木业、采矿业、制造业、商业和医药概况。1911年所举办的特展主要涉及威斯康星州的先驱科学家英克里斯·A.拉帕姆，詹姆士国王钦定版《圣经》三百周年纪念，火药筒（其中当然包括丹尼尔·布恩的那一件），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地等。第二年，该馆举办了15场展览，每场展览持续1至3周；展览包括查尔斯·狄更斯的诞辰百年纪念，印第安人黑曜岩用具，传统的情人节等。备受争议的肯辛顿符文石在该馆仅展出1天，据说这块石头是1362年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旅行时，把它留在了明尼苏达州。针对公立学校和大学课堂而设计的教育项目大量增加，而特殊活动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比如由50名大学生演出的印第安人丰收舞，设计精心，表演生动；在门多塔湖附近组织暑期学校旅行活动，参观印第安人的土丘。[154]

找到这样一位能力极强的专家来负责博物馆，思韦茨和学会官员对他们的明智选择深感满意。1909年，学会请求立法机关每年给予一笔特殊的拨款，金额为3,500美元，专门用于保证博物馆更好地管理和发展。这一请求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两年后，立法机关批准每年拨款2,000元，另拨1,500美元给考古学会。私人捐助的古文物基金的用途也得到修订，可以被用于“博物馆的日常行政管理”。针对博物馆藏品制作了一份卡片目录，共有9,000个条目，展品包括扇子、邮票、农业和园艺、海军准将佩里在伊利湖战役胜利的百年纪念和日本木版印刷的图画。[155]

所有这些种类繁多的活动使得博物馆的藏品不断增加（每年增加的物件多达4,000件），观众人数也不断攀升，达到每年10万人。1911年，立法机关批准拨款16.2万美元，以3年分期付款形式发放，用于修建建筑的西北侧翼。当然，这也会扩大第四层楼上博物馆的面积。可惜该项目一直到思韦茨去世的第二年才完工。1913年10月22日，即学会年度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思韦茨突然去世。按照惯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包括撰写了那篇执行委员会报告。理事会大为震惊，他们仅仅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业务会议便宣布休会，直至12月19日，在州议会大厦的会堂举行了追悼会，由州长弗朗西斯·F.麦戈文主持，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发表了追悼词。[156]

Ⅳ

思韦茨开拓创新，使学会的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这些进步并不直接关系到学会的博物馆，但是它们让更多的威斯康星州市民以及很多国内外历史领域的领导者关注到了该学会以及它的收藏和发展。威斯康星州1907年档案法规定，州政府的档案材料交由该学会保管。思韦茨还支持对历史遗迹的保护，提议重建地区首府贝尔蒙特，并标记该州所有的古迹，该项目也正是联邦妇女俱乐部所倡导的。他创建了由美国一家历史学会所开展的最全面的出版项目之一。为了让学会的年会更加引人入胜，思韦茨于1899年尝试在格林贝市举办为期两天的田野会议，与会者可以徒步游历。这项活动后来在密尔沃基也举办过一次，第三次则又回到格林贝市举办。在他的努力下，州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鼓励创建附属于州历史学会的地方性历史分会，前两个分别位于格林贝市和里彭市。不久之后，全州共建立起15个地方性历史分会。他发行《信息通讯》，用于鼓励和指导地方性历史分会和博物馆，而后者也经常邀请思韦茨和查理·布朗出席他们的会议并发表演讲。思韦茨的理念—让学会来服务整个威斯康星州，与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斯康星理念”不谋而合。该理念指出大学对该州负有义务，它的全体教员应当提供支持和公正的建议来解决本州的问题。他的理念也符合当时席卷全国的进步运动[157]，该运动在威斯康星州开展得如火如荼，其强有力的领导者是罗伯特·M.拉福莱特。[158]

思韦茨的足迹遍布威斯康星州，他收集手稿、博物馆物件和其他材料，采访印第安人和老年人。他在这一地区曾多次以乘坐独木舟的形式踏上漫长之旅。有一次，他与妻子和10岁的儿子一起乘坐独木舟，顺莫农格希拉河而下，去往匹兹堡；还有一次，他顺着俄亥俄河一直抵达伊利诺伊州的凯罗市（位于密西西比河畔）。他与妻子曾两次前往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地区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改进学会的交流安排，还在伦敦和巴黎的档案馆中复制与威斯康星州相关的材料。后来他去攀登落基山脉，重走刘易斯和克拉克所走过的路线；他还去过伯克利，在那里他建议加利福尼亚大学收购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思韦茨每年都如期参加由美国图书馆协会所举办的年会，并曾于1899年担任该协会主席；他还定期参加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年会，在协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59]

特纳教授和思韦茨密切合作，共同推动该学会和大学的发展。特纳继续在学会举办他的高级研讨会。与此同时，他还是学会中的活跃的理事，在几个重要的委员会里任职，并时常担任各个委员会的主席—顾问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印刷和出版委员会等。1893年，美国历史协会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举办年会，作为哥伦布博览会活动的一部分，思韦茨和特纳两人在一次分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思韦茨的论文标题是《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早期的铅矿开采》，特纳的论文标题是《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这两篇文章在美国史学年鉴中非常有名，对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还有人查阅和引用文章内容。[160]

特纳教授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思韦茨对整个历史学会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该历史学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状貌，思韦茨功不可没。他是一位卓越的业务行政管理者，一位勤奋的收藏家，一位技术娴熟的编辑。他通过实践自己的方法，不仅改变了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还影响了其他历史学会……影响了其他州的历史学会和学校；他使这一切得到极大改观。他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学会的理念。[161]

思韦茨和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的确促使很多其他州建立起类似的历史学会并开展广泛的项目，如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它们也参加历史学会全国大会，而思韦茨曾于1904年在该大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该大会每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冬季年会上举行。1940年，它成为一个独立而具影响力的机构—美国州和地方历史协会。1907年，这些州历史学会还帮助创建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协会（如今更名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五年后，思韦茨担任该协会的主席。[162]

最后提一件与思韦茨相关的轶事。1914年，米洛·M.奎夫博士接替思韦茨，成为学会的主管，他曾与本尼·巴茨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对话。巴茨本是一个奴隶，不过很多年以前，思韦茨就雇用他为送信人。如今，他已是一位老人，负责学会洗手间的保洁工作。他说：“博士（思韦茨）每天来到图书馆之后，总是会换上一双拖鞋—在白天一直穿着。”与此同时，本尼会把思韦茨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奎夫年纪尚轻，认为这一习惯过于盛气凌人，所以把它终止了。但一想到思韦茨穿着拖鞋，在学会的建筑内来回行走，还是会让人感到非常有趣。[163]

6 威廉·萨姆纳·阿普尔顿
William Sumner Appleton
保存新英格兰的重要遗址

Ⅰ

在20世纪初的那几年，萨姆纳·阿普尔顿过着忧郁的日子。尽管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且曾游历欧洲，社交生活非常丰富，对艺术、戏剧、音乐和体育运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十分孤寂，经常陷入忧郁。他非常想念自己的3位姐姐，但她们都已经嫁人，而他经营的房地产企业也未能获得成功。他很少有财政上的烦恼，因为1903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他遗留了一笔可观的信托基金。但是他那段时间所过的生活充满着徒劳无益的事情。他做任何事情都浅尝辄止，缺乏毅力。

萨姆纳了解旧大陆[164]的建筑和著名的博物馆，因为在他13岁的时候，曾和家人在欧洲居住过一年。后来在1896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与他所敬仰的一位导师一同遍游欧洲大陆。他也游历了美国的很多地方，包括芝加哥于1893年所举办的哥伦布博览会、内华达州的采矿营地、地震灾后重建的旧金山以及魅力小镇安纳波利斯和它那精美的古建筑群。他曾踏上一次摄影之旅，拍摄新英格兰很多尚存的文物建筑。

萨姆纳·阿普尔顿最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那是在1905年，他31岁，担任一个委员会的秘书。该委员会成功地拯救和重修了位于波士顿的保罗·里维尔故居。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保护17世纪至19世纪初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著名古建筑，不仅是在波士顿市，而是遍布整个新英格兰地区。[165]

1909年年底至1910年年初，阿普尔顿会见了波士顿著名的文化领军人物查尔斯·诺尔斯·博尔顿，并劝说他来担任一个新历史保护组织的主席。1910年4月2日，阿普尔顿、博尔顿和16位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士（他们都是该社区的重要成员）共同创建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缩写为“SPNEA”，如今已更名为新英格兰历史协会）。萨姆纳担任信函秘书，起初是该协会唯一的员工（他在该协会工作长达37年，从未领取任何薪水，反而几乎每天都向协会捐赠物件和资金）。他的办公地点仅占半间房屋，狭小而拥挤。上任之后，他立即着手编辑《通讯》（后来更名为《往昔的新英格兰》），及时向协会会员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报道新英格兰以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保护项目。

第一期《通讯》（1910年5月）阐述了阿普尔顿为该协会拟定的宗旨，内容如下：

我们新英格兰的古迹正在迅速消亡，但尚未有一个学会专门致力于对它们的保护。这也正是本协会得以创建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大型且强有力的学会来采取积极行动。它要能够覆盖整个区域，而且只要有需要，就能够立刻采取行动来保护那些著名的文物建筑和历史古迹。这也正是创建本协会的宗旨。

这一新组织也欢迎其他学会会员的加入。另外，任何人，无论是其居住地、出生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新英格兰存在关系，都可以加入该协会。该协会旨在保护的对象包括碉堡、堡式房屋、早期开拓者的住宅、17世纪的住宅（其二楼向外突出）、乔治王时代的宅邸、独立战争之后的市政厅、酒馆、文学协会的建筑、战场和古道等。此外，该组织还公布了一项新的宣言：“那些漂亮而独特”的建筑，与那些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古建筑同等重要。“该协会提议，通过接受捐赠、购买或其他方式来获得这些建筑，对它们进行保护、修复，最后在合理的限制条款前提下，把它们租赁给承租人，除非当地条件要求采用其他处理办法。”协会会员可以在规定时段内参观这些建筑。协会还将创建一座博物馆，用于存放被毁古建筑的残存物件、装饰艺术品和各种各样的历史材料，它们可以展示新英格兰的文化发展状貌，就如同纽伦堡的日耳曼博物馆和慕尼黑的国家博物馆所做的那样。协会的非正式会员需要交纳2美元会费；活跃会员需要交纳5美元会费；而终身会员需要交纳50美元会费。从终身会员那里所得的捐赠基金可以用于购买故居。阿普尔顿希望“能够将祖先给我们遗留下的文物完好无损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166]

美国的历史保护大约始于1850年，当时纽约州购买下乔纳森·哈斯布鲁克位于纽约的纽堡市的住宅，它曾被华盛顿用作指挥部。安·帕梅拉·坎宁安和弗农山庄妇女协会拯救了华盛顿的种植园—弗农山庄位于波托马克河畔。从那之后，又出现了大约20到30座其他的历史故居博物馆。汽车出现以后，迅速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促使更多此类博物馆的诞生。艾丽斯·温切斯特针对该协会写道：“但是，在如此广泛的基础上开展这样的工作，而且要覆盖如此广阔的一片区域—整个新英格兰地区，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要致力于保护早期的建筑，还要致力于保护该地区能够表现过去生活的所有物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167]她所言极是。

萨姆纳·阿普尔顿担任信函秘书（他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头衔“房地产经理”）长达37年，他把每年的年度报告发表在《通讯》和《往昔的新英格兰》中。对于协会的财务状况，他一直十分坦诚。他罗列协会的众多需求，并且计算出所需的捐赠资金数额，以此来请求会员和其他读者提供捐赠或遗赠。他曾非常乐观地认为，依靠每年的会费、终身会员的捐赠基金以及当地的支持，协会就可以每年购买下两座古建筑，对它们进行修理和修复。如果能够吸纳2,000个会员，那么就可以获得会费6,000美元，足以提供维修所需的资金；另外，可以把大部分的建筑用作住宅租赁出去，这样也有一部分收入；还可以建成博物馆，获得门票收入；或者把少部分建筑改造成为茶馆、古玩店、社区中心或其他实用性的建筑。以上述这些方式来运营这些古建筑，将能够确保它们大部分都不会出现财政赤字。[168]

然而，五年之后，协会的会员还不到1,500名，而终身会员的捐赠基金只有8,450美元。该协会为很多社区组织提供帮助，包括历史学会、博物馆、家庭协会和感兴趣的个人，每年至少救护一两座建筑。尽管如此，该协会却只拥有三座建筑，其中两座建筑处于被抵押状态。协会仅有两名员工（阿普尔顿和他那位能力极强的秘书E.弗洛伦丝·艾迪生）和两间房间，位于新英格兰历史宗谱学会的一栋防火建筑内。而阿普尔顿认为，该协会需要两间房间用于博物馆收藏，两间用于借展，一间作为图书馆，还有两间作为办公室。1918年，他报道指出：“拥有和维护分散在各地的历史故居，并且在保持它们原始状貌的基础上发挥其实际用途，这在美国是一种尝试。我们没有‘路标'来指引，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需要摸索着前进。”他之前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修理和修复建筑。后来他改变了这一想法，转而把重点放在为每一座建筑筹集到至少5,000美元的捐款，以此支付其日常检修的开支。[169]

阿普尔顿也同样关注该协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功能。它的博物馆不仅应当保护建筑构件和墙纸，还应保护室内陈设、纺织品（衣物）、工具、玩具娃娃、玩具和其他物件，以此来展示该地区的文化发展。它应当经常举办借展。早期的借展包括一间布置着家具和室内陈设的殖民时期的客厅、刺绣样品、缝织物、图片、纪念珠宝、剪影画、蜡像和微型画以及纹章。就图书馆而言，阿普尔顿认为只需要收集一些参考书就可以，大部分精力应当投入到对如下材料的收集：新英格兰建筑和社会生活的照片、明信片、摄影底片、素描、实测图、规划图和其他视觉材料。托马斯·T.沃特曼是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建筑师，阿普尔顿说服他一同参观这些故居，并让他制作实测图，用于协会收藏（到阿普尔顿去世之际，协会的图画收藏已经超过60万件）。博物馆和图书馆都需要更多的空间，博物馆需要展柜，图书馆需要文件柜。刚一开始，都是由志愿者来做这些工作。但显而易见，不久之后，协会就需要雇用领取薪水的专业人员。[170]

阿普尔顿曾尝试为新英格兰建造一座室外或露天博物馆，但未能取得成功。他十分羡慕先驱者们在这一领域所付出的努力，包括位于斯德哥尔摩的斯堪森博物馆、位于挪威利勒哈默尔市的桑德威格收藏以及欧洲其他诸如此类的收藏机构，它们都有恰当的室内陈设和协调的景观，并配有身穿奇装异服的阐释员和手工艺演示员。在他1919年的报告中，阿普尔顿描述了他的规划，内容如下：

这意味着，60个小村庄构成一组，展示新英格兰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变化。每一座村庄的礼拜堂坐落于村庄绿地广场上，或对着村庄广场，四周则环绕着它那个时期的典型建筑。……或许其中一流的建筑并不多，但是我们协会必须坚持保护这些原址上的建筑。对于那些重要程度相对较低的建筑而言，它们也值得保护，因为将来可用于建造一座室外博物馆。……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地方，迟早会建立起一座这样的博物馆。如果能够在我们协会的主办下创建这座露天博物馆，绝对是一件幸事。

在他最后一次的年度报告（1946—1947）中，阿普尔顿还提议从英格兰进口一些曾对新英格兰村庄产生过影响的建筑，以此建造一座新英格兰村庄。[171]

到1919年协会成立10周年时，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拥有7座历史建筑，包括哈里森·格雷·奥蒂斯故居（1795年）。它位于波士顿，后来成为了该协会的总部所在地。同年，协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招纳了一位新员工—乔治·弗朗西斯·道，他在该协会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乔治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也是当地一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负责监管博物馆，编辑杂志，历史知识渊博。他也是历史保护运动中的一位先驱，曾担任位于塞勒姆市的埃塞克斯学院的CURATOR和秘书。1907年，基于严谨的研究，他布置了三间时代展室（1750—1800）。后来，他扩大学院的后院，用于安放塞勒姆市最古老的一栋建筑，即约翰·沃德故居（1684年），以此作为一种微型的室外博物馆。他还为托普斯菲尔德历史学会修复帕森·卡彭故居。之后，他也曾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美国翼重建了两间17世纪的房间。[172]

总而言之，在这10年的时间里，阿普尔顿把这个学会建设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历史保护组织。随着它的总部搬迁新址以及足智多谋的乔治·弗朗西斯·道的加盟，该学会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做好了准备。

Ⅱ

1874年5月29日，小威廉·萨姆纳·阿普尔顿出生于波士顿比肯街的一个住宅内。这栋住宅是由他的爷爷内森·阿普尔顿所建造。内森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品商人和棉布制造商，他给自己的儿子老威廉·萨姆纳·阿普尔顿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老威廉就读于哈佛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法学学士），攻读历史和艺术。他与自己的堂妹伊迪丝·斯图尔特·阿普尔顿结婚。小萨姆纳曾在波士顿的加兰学校、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圣保罗学校和波士顿的霍普金森学校等就读。他体弱多病，坐在轮椅上参加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因为之前患上白喉，身体正在恢复中）。在哈佛大学，他攻读法语、历史、艺术、拉丁语、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英语。他还参加周六晚上的舞蹈班。他曾与一位朋友打赌，如果谁说一句脏话，就要向对方支付5美分，但是他们约定有一句脏话除外，就是“让耶鲁大学见鬼去吧”。萨姆纳是学生杂志《倡导》（Advocate）的编辑。但因为他患有严重弱视，为了准备考试，需要有人为他读材料。毕业之后，他依然是一位坚定的哈佛大学支持者，加入了波士顿和纽约的哈佛俱乐部，并且经常购买其足球赛季票。

欧洲大陆之旅归来以后，萨姆纳于1898年和隆巴德·威尔逊共同投身于房地产生意，但三年后，由于他几乎遭受一次精神崩溃，所以就退出了。恢复期间，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市附近的斯夸姆湖月亮岛上度夏，玩网球、划独木舟和游泳。在家中，他经常邀请年轻的女士陪他跳四对舞、打台球、看戏剧或听音乐会（她们称他为“萨姆纳大叔”）。他通常周日下午去邀请这些女士，自己则身穿礼服大衣，头戴丝质大礼帽，手拿手杖。他效法他的两位叔叔，终生未娶。

1905年，萨姆纳·阿普尔顿结识了一个委员会，一起拯救位于波士顿的州议会建筑—因为要修地铁，该建筑面临被毁坏的可能。之后，他开始与保罗·里维尔协会通力合作。1906年至1907年，萨姆纳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植物学、采矿、冶金和建筑。他开始系统化地参观马萨诸塞州的历史古迹—包括塞勒姆、纽堡、贝德福德和列克星敦。他在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工作长达37年直到去世。1947年11月24日，萨姆纳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病逝。[173]

每一位认识萨姆纳·阿普尔顿的人，都认为他为人谦逊、认真、热情、民主、聪慧而富有耐心。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CURATOR爱德华·J.希普吉斯说道：“对他而言，用文字来评价他的目标或他的成功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他为人有点腼腆，对他人所写的内容或所演讲的内容并不甚理解。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行动中。”[174]查尔斯·诺尔斯·博尔顿与萨姆纳在该协会一起共事22年，他回忆道：“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他从未发过脾气。但是，在我担任主席的时候，当他不认同我的言行时，他的脸上就会表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伦勃朗或弗朗兹·哈尔斯可以捕捉得到。”[175]萨姆纳的日常工作都是非常规的，有时候他沉浸于一个问题之中，都忘记了时间的存在，有可能会在半夜给员工或理事打电话。《纽约太阳报》的文物编辑查尔斯·梅瑟·斯托非常了解萨姆纳。他认为“萨姆纳的伟大之处，并非来源于炫耀地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而是来源于他以默默的、谦逊的姿态所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则意义重大”。斯托幽默地说道：“有时候，萨姆纳被认为是一个吝啬鬼，因为他经常为了5分镍币的小费和出租车司机争执半天，令司机深感不满。”他对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用以下语言来描述：“从出身、直觉、偏爱和职业上来说，他都是一位新英格兰人。”[176]

Ⅲ

萨姆纳·阿普尔顿的最高目标是，协会能够收购和保护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的建筑。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要确定这座历史建筑是真实的。他聘请当地的历史学家和古文物研究者对建筑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经常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通讯》或《往昔的新英格兰》上。而他本人则经常开展建筑研究。为了调查那些有可能值得救护的建筑，他的足迹遍布新英格兰。他学会从建筑的室外和室内取下样本，然后研究这些年来该建筑都经历了哪些变化。他能够取下墙纸并阐释上面所印刷的图案，还能够刮掉涂漆层以便找到原本的颜色。“拍照、测量和记录”，这些都是主要规则。他认为，无需任何修复而能够保存下的建筑是最完美的，当然如有必要，则应把修复工作降低到最小，而且要把所修复的地方进行标记和记录。他称自己“是一位最保守的修复员……如果一座建筑由我来负责，那么它就是在可靠的人手中了”。他还向经验丰富的古文物建筑师寻求建议，比如诺曼·莫里森·艾沙姆和约瑟夫·埃弗雷特·钱德勒。1940年，查尔斯·诺尔斯·博尔顿总结道：“在过去的这30年间，阿普尔顿先生已经积累了关于建筑施工细节的大量知识。”而且，该协会收购的任何一座建筑，都必须要达到他所规定的高标准。[177]

协会购买下一座建筑，对其进行修理和修复，确保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接下来的一步，是探索该建筑有哪些实际用途，以便获得资金来对其进行维护。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租赁，比如位于纽伯里的斯韦特—艾斯利故居（1670年），这是协会所购买的第一座建筑（此处所罗列的建筑都位于马萨诸塞州，除非另有标注）。它被租赁出去，成为了一座茶馆。协会购买的第二座建筑是位于丹弗斯的塞缪尔·福勒故居（1810年），由于承租人的“生命权”期限终止[178]，所以它又重新回到协会的管理之中。曾有一段时间，它成为协会的第二座博物馆。第三座建筑是位于剑桥市的库珀—弗罗斯特—奥斯汀故居（1657年），它被租赁为一间茶馆和一间古玩店，租金为每月50美元。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市的昆西纪念馆（1804年）和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伯勒市的荒凉山庄（Bleakhouse，大约1796年）都是这种长期租赁方法的范例。另一个常用的方法是由一位监护人或监护人全家，居住在故居中，向所有进来参观的观众收取门票，而协会会员免费，肖特故居（1733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缅因州南贝里克的萨拉·奥恩·朱伊特纪念馆（1774年）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以此来纪念那位作家；它附近的西奥多·伊斯门纪念馆（1851年）成为了一个社区中心。该协会不仅把哈里森·格雷·奥蒂斯故居当作其总部所在地，而且还将位于沃特敦的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的谷仓当作储藏室。位于汤森的斯波尔丁·格里斯特的磨坊（大约1840年）和制桶作坊（大约1825年）都是由斯波尔丁纤维制品公司捐赠给该协会的。皮博迪家族墓地和伊莱亚斯·史密斯墓地（两者都是1775年）位于米德尔敦市，协会从乔治·奥古斯特·皮博迪遗产中获得了1万美元的捐款，用于维护这两处墓地。[179]

正如查尔斯·霍斯默所说的那样，阿普尔顿在救护一座建筑的时候，不仅足智多谋，而且还非常固执。1915年，沃特敦的亚伯拉罕·布朗故居（大约1663年）已经破败不堪，即将被拆掉。阿普尔顿呼吁各方对该建筑进行保护，但未能吸引他们的兴趣，其中包括：布朗的后人、沃特敦历史学会、一位纽约的建筑师以及他的理事们。阿普尔顿希望以理事会的名义举办一次特殊募捐运动，以便筹集1万美元，但遭到否决。后来，阿普尔顿自己出资4,000美元作为订金，购买下这座古建筑。最后，几位会员筹集资金，用于支付该建筑的购买费用和修复费用。1922年，理事会最终同意接手该建筑。阿普尔顿曾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谈到布朗故居：

它就是我自己的一座丰碑。它之所以能够屹立到今天，那是因为当时我为之发狂，坚持认为它不应当被拆毁。但实不相瞒，这么做风险巨大，如果我的努力付之东流，那我就要自己掏腰包，支付几千美元的费用。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要变卖所有家当才能够承担。[180]

这些例子表明，该协会所收购的建筑类型丰富多样。阿普尔顿还想到许多巧妙而独特的方法来帮助维护它们。到阿普尔顿去世之际，该协会拥有56座故居，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故居都是17世纪的建筑。它们大部分都位于马萨诸塞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康涅狄格州每州有3座故居；罗得岛州有两座故居；佛蒙特州则没有。这56座故居中，其中15座是捐赠的，12座是遗赠的，4座是正常购买的，还有4座是通过特殊募捐运动而获得的。[181]

如果一座历史故居在其他组织手中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阿普尔顿一向乐于帮助该组织来获得这一故居。比如尽管他非常不情愿，但还是把一座古建筑转交给了联邦政府。1936年，阿普尔顿让协会把位于塞勒姆的理查德·德比故居（1762年）移交给国家公园管理局，成为塞勒姆海洋国家历史古迹的一部分。新罕布什尔州沙伦的劳斯故居（大约1803年）则被移交给沙伦艺术中心。191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温特沃思—加德纳故居（1760年），并计划将其整体或部分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搬迁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美国翼展厅。对此，阿普尔顿表示强烈反对。鉴于阿普尔顿的抗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意将该建筑转售给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协会管理这一故居长达8年之久，但由于未能筹集到足够的款项，它于1940年批准将该故居和旁边的托拜厄斯·利尔故居（大约1740年）一同转手给一个当地的朴次茅斯组织。另外一次合作的例子发生于1935年，在一次为期5天的旋风募捐运动中，阿普尔顿发挥主导作用，最后筹集到7.5万美元，购买位于沃尔瑟姆的克里斯托弗·戈尔故居（1805年）。协会开始承诺出资5,000美元，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州殖民地学会、公共保护理事会和马萨诸塞州建筑师学会都同意投入巨大资金，用于支付定金。阿普尔顿经常在当地团体面前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劝说很多社区组织来保护故居。为此，协会有时候会向它们提供资金帮助。市政府偶尔也会提供帮助，例如，1916年，罗得岛纽波特的市长批示要保护布里克旧市场（1762年）。[182]

该协会还向很多其他地方的古迹保护项目提供建议，包括查尔斯顿、巴尔的摩、费城、萨凡纳和加拿大的几座城市。一个新泽西州的组织曾经向该协会寻求资金帮助，该协会没有同意，但是它将此事报道出来，希望新泽西州能够建立自己的古迹保护学会。阿普尔顿还曾经为很多著名的项目提供建议和援助，包括弗吉尼亚州的弗农山庄和韦斯托弗庄园、查尔斯顿的布鲁顿·普林格尔故居和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基思州长的格雷姆公园。[183]

1924年，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共建筑保护学会向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寻求资金帮助。按照原则，协会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它在《往昔的新英格兰》上发表并描述了这些有价值的英国项目，希望它们能够吸引到私人的捐款。这本杂志经常刊发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1896年）的新闻，该信托是仿照马萨诸塞州的公共保护理事会（1891年）而创建的，协会为此感到骄傲。英国其他组织的活动—例如，公共用地、步道和开放空间保护学会，以及教堂呼吁为了修理和修复而寻求帮助的信息—都被刊发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担心欧洲的名胜古迹会遭到破坏，该协会向威尔逊总统提交决议，督促总统对它们进行保护，并把那些可移动的艺术品运送到美国来进行安全保存。古建筑保护学会反对将著名的英国古建筑搬迁至美国，例如沃里克修道院和阿格克罗夫特故居。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对此抗议表示支持。[184]

阿普尔顿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古迹保护的帮助。他认同爱国者祖先们和地方历史学会所开展的一线工作，但在1919年，他提议让4个大型区域组织统领全国的古迹保护事业—弗吉尼亚州古迹保护协会[185]、（纽约）美国名胜古迹保护学会[186]和美国考古研究所[187]，当然还有阿普尔顿的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它们应当建立捐赠基金，以便用于购买具有珍贵建筑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故居，然后立契约转让给当地的机构，交由它们来管理。到1926年，他督促美国考古研究所采纳另一种方案，内容如下：

我们这个国家需要这样一个理事会，它们掌管着一笔资金，比如说，500万美元，并且有权支配这笔资金，以用于全国范围内古迹保护最急需的地方，以便把最好的古迹保护下来。或许，最有效的方法是资助购买一座建筑，并且激发当地人士的兴趣一起参与购买。提供资助往往是最费钱、也是这个事业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在特定时间内，对一座建筑进行购买，然后寻找当地组织来经营和管理这座建筑，所以它总能够发挥其作用。[188]

阿普尔顿的全国性计划并没有获得成功，或许因为没有任何一家私人组织能够开展规模如此宏大的计划。即使是1949年经特许而建立的国家历史保护信托（位于华盛顿），在购买建筑或资助地方机构购买建筑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巨大成功。1935年的《历史古迹法案》规定，国家公园管理局有权获得和维护重要的历史建筑和古迹。从那以后，联邦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促使一个更加强大的全国历史保护系统由此诞生。

迄今为止，该协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问题。起初，阿普尔顿认为一个庞大的会员群体就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1929年，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大声的呼吁，该协会招纳了3,000名会员。他们每年所缴纳的会费总计约1万美元。但是，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会员人数很快就缩减至一半。早在1913年，理事会就决定，可以向会员呼吁缴纳高于会费金额的特殊捐款，而且针对那些精心准备的项目，每年可以开展3次募捐运动。他们每次一般只需筹集到4,000美元或5,000美元，但有时候则需要筹集更高数额的资金，比如用于购买协会的总部所在地—奥蒂斯故居（22,725美元）。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还处于经济大萧条，这样的特殊募捐运动有几次就未能筹集到所需的金额。1913年，海伦·F.金博尔捐助1,500美元，作为应急基金；三年后，海伦·科拉莫尔向该协会遗赠5,000美元，用于维护协会的建筑。从那以后，捐赠和遗赠逐渐增加。还有一小部分收入来源于这些古建筑的门票费和《往昔的新英格兰》的广告费（广告必须用词古雅）。在获取资金方面，阿普尔顿运用了很多巧妙的方法，的确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到1947年阿普尔顿去世，该协会所拥有的建筑，总价值达85.77万美元，它的捐赠基金达50.78万美元。[189]

该协会的另一个迫切需求是为其迅速增加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提供空间。协会购买下奥蒂斯故居，十年后，波士顿市政府决定加宽该故居所对着的街道。于是协会出资购买故居后边的4块场地，将奥蒂斯故居向后整体迁移40英尺，并向一侧挪移35英尺，这样就只占据了其中两块场地。协会把其他场地上的两座建筑加入其中，组建成一座防火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办公室建筑群。之后，协会开始在奥蒂斯故居内创建时代展室，另外还在该故居和其他建筑内举办特殊借展。1932年，协会展出家具和其他华盛顿文物来纪念华盛顿诞辰200周年。第二年，协会展出来自弗吉尼亚州殖民地威廉斯堡的绘画和照片。阿普尔顿评论道：“威廉斯堡的群体建筑修复工作与我们分散在各处的古建筑保护工作十分类似，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是我们最为感兴趣的，可以说比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团体都感兴趣。”[190]

该协会举办了两次重要的周年纪念活动。1935年，它举办25周年纪念活动。当年18位创办人中，只有12位在世，其中7位再度演示了1910年4月16日的第一次会议的情景，当天会议上的女士们都身穿盛装。“所有参与者都非常入戏，”会议的报告记录道，“他们热情洋溢，给观众们带来了欢声笑语，当时奥蒂斯故居地下室的整个大厅，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威廉·克劳宁希尔德·恩迪科特是该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创办人之一，在协会的前20年，他担任财务主管。他说道：“用通俗的话来说，威廉·萨姆纳·阿普尔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梦想得到实现。如果没有他以及他的热情，协会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的。”[191]

1940年，协会举办30周年纪念活动，以此向阿普尔顿表示敬意。还有7位创办人健在，但只有4位出席这次活动。查尔斯·诺尔斯·博尔顿追溯了协会的历史以及阿普尔顿在其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然后提议将他们在奥蒂斯故居开会的那间房间命名为“阿普尔顿大厅”，并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安装一块合适的匾额，“用于纪念阿普尔顿向该协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然，该提议获得一致通过。后来，协会对阿普尔顿大厅进行了精美布置。[192]

为了让自己在协会所付出的努力得到延续，阿普尔顿明智地选择了一位接班人。来自波士顿的伯特伦·K.利特尔，具有极强的业务能力，熟知新英格兰的历史知识，他的妻子尼娜·弗莱彻·利特尔，非常热衷于收藏新英格兰现存的文物。1932年，利特尔成为阿普尔顿的首席助理以及实际上的副会长，他还兼任理事会的理事和记录秘书。他担任这些职务长达15年之久，加上他的学术功底深厚，所以在阿普尔顿去世以后，他顺理成章地接替会长和信函秘书的职务。在接下来的23年中，利特尔兢兢业业，力求创新，使协会的工作达到了更高的水平。[193]

在美国历史保护领域，萨姆纳·阿普尔顿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所制定的那些合理的原则已经被该领域所接受并成为标准。他在美国全境甚至国外大力宣传历史保护—他参观古建筑、向保护组织发表演讲、在《往昔的新英格兰》发表文笔犀利的文章以及撰写大量的信函。他总是随时待命，如有需求，他立刻就带领建筑师、建筑产权人或公法学家一起去参观具有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的瑰宝，用三维的证据来说明他的观点。阿普尔顿所做出的贡献得到高度认可。1944年，公共保护理事会授予他“历史保护杰出贡献奖”，并赠送他一个精美的银质托盘。1946年，（纽约）美国名胜古迹保护学会在一次感人的仪式上，授予他乔治·麦克阿内尼奖章。后来，有一期《文物》（Antiques）杂志全部刊登与该协会相关的信息，其中高度称赞阿普尔顿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和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的好友查尔斯·梅瑟·斯托曾向他说道：“你所取得的成功，和你所遇到的挫折是成正比的。但是历史保护方面的胜利，经常是站在你这一边，所以全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向你致敬。”查尔斯·霍斯默认为阿普尔顿是“20世纪第一位全职的历史保护者”[194]，事实上的确如此。

7 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
Frank Friedman Oppenheimer
让观众参与到博物馆实践中

I

1950年，弗兰克·奥本海默开始在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物理学。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构想建造一座新型的科学和技术博物馆。他和同事马尔科姆·科雷尔在一个宽敞的顶楼房间内组建了一座“实验馆”，将其用于激发学生兴趣和热情的教学中，之后他们把这些物件放置在学校的走廊内，便于本科生来操作、研究，从中获得乐趣。最终，这座图书馆收罗了大约80件实验装置，全部都需要观众的动手参与。这种参与不只是按下按钮或打开电源开关，而是真正启动实验，需要依靠观众的感官知觉—视觉、听觉、嗅觉或触觉—以及做出各种努力来探索实验的局限性。学生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展品，经常“玩得非常开心”（playfulness）—这是奥本海默所强调的。在这些参与性的展品上，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标签，如“转动仪表盘上的指针；操控；动一动操纵装置；自己动手”等。参与者经常评论道：“能够参观一座鼓励观众进行触摸的博物馆，真的很棒。”[195]

1965年，奥本海默获得一笔古根海姆研究基金[196]，这使他能够于第二年前往伦敦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参观了欧洲著名的科学技术中心和博物馆。在伦敦，位于南肯辛顿区的科学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供观众亲自动手的实验、儿童展厅以及它在英国全境所举办的互动展品巡回展览。在巴黎，他看到大学生在发现宫担任演示员。对此，他十分赞赏。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毋庸置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和工业博物馆，有着数量庞大的实验装置，观众可透过玻璃观看技术员和工匠工作的情形，在暑假期间或学期中间还为学校教师提供培训项目，这令奥本海默赞叹不已。但是，奥本海默认为这座博物馆对物理学的分类过于死板。奥本海默一生都热衷于参观博物馆，并把他所观察到的有益做法立刻应用到他自己的实践中。所以，在他自己的项目中，他感谢得到如下机构的帮助：科科伦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华盛顿的史密森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费城的富兰克林学会、多伦多的安大略科学中心、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哥本哈根的国家艺术博物馆、位于佛蒙特州的一座小型历史故居和旧金山的斯坦哈特水族馆。[197]

1969年，奥本海默向科罗拉多大学申请休假，然后前往旧金山，在旧的精美艺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奥本海默将其更名为艺术和科学宫，即Palace of Arts and Science），建造一座拥有“动手操作式”展品的博物馆。当年9月，该馆向公众开放。这座艺术和科学宫有一间洞穴状的巨大展厅，面积达8.6万平方英尺—1,000英尺长、40英尺高、120英尺宽—是为了举办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而建造的，而那场博览会是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的竣工。它是一栋半圆形的仿古典装饰风格的建筑，有科林斯式圆柱，设计师为伯纳德·拉尔夫·梅贝克。这栋建筑靠近马里纳城，面朝栽有树木的大道，直接通向金门大桥。自从博览会结束以后，这座宫殿建筑在不同时期被用于不同的用途，比如用于容纳18个网球场、1个军用汽车调度场、两个消防部门、海外货物运输的仓库以及电话号码簿的贮藏库。如今，市政府花费巨额资金将其修复，然后租赁给这座博物馆，每年租金为1美元。奥本海默不喜欢“博物馆”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对很多人而言，这个词有消极的一面，所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探索馆”（Exploratorium）。位于伦敦的英国当代艺术学会筹备了一场展览，名为“控制论命运”，在科科伦美术馆的帮助下，奥本海默将该展览在探索馆开幕式上展出，另外，他还从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获得一个模型，并将其放在开幕式上展出。探索馆的核心在于那些互动型、动态的和富有趣味的实验装置（很快就多达300件），这些装置分散在这个宽敞展厅的各处，不久之后，每年探索馆所吸引的观众，总人数就突破了30万人。[198]

Ⅱ

探索馆的主要宗旨并不在于对藏品的收藏，相反，是通过互动型和亲自动手的实验来让观众明白科学和技术的原理。这和奥本海默在科罗拉多大学所创建的那座图书馆类似。“魔法之树”（Enchanted Tree）这件展品在无人观看的时候，其貌不扬，但是只要有人鼓掌、吹口哨或对着它大声喊叫，就能够通过一台声敏微型电脑让它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这一实验表现了声能是如何转化为电能、再转化为光能的。“扭曲的房间”（Distorted Room）第一眼看上去是长方形的，而实际上它的地板是倾斜的，如果一个人从中穿行而过，从侧面的缝隙中看过去，穿行的人就从一个高个子变成了一个小矮人。由此，观众可以学到关于视觉感知和视觉角度的知识。其中最受欢迎的演示之一是用锋利的剃刀来解剖母牛的一只眼睛。刚一开始，观众对这一实验感到厌恶，但是当演示员取出清澈透明的圆形晶状体，把它传递给观众，让他们透过晶状体看一看，观众顿时惊讶不已。“悬链线形拱”（Catenary Arch），可以用一组相同形状的木块与一条悬垂链条逆向悬挂。如果观众站在“回音管”（Echo Tube）前面鼓掌，就能够听到如子弹弹回的声音。“每个人都是你和我”（Everyone Is You and Me）可以让观看者和其伙伴两人的面容投影为一张面孔。“影子盒”（Shadow Box）有闪光灯，当孩子们在它前面跳跃、舞蹈和翻跟头的时候，就能够激活发磷光的后背荧屏，捕捉孩子们瞬间的影子，展现出鲜明的轮廓。还有一个可供观众走进去的“万花筒”（Kaleidoscope），它能够把3位少年的身影投射出一群人的影像。有一台“脚踏发电机”（Pedal Generator）需要观众快速蹬脚踏板，这样才能够让3个电灯发出亮光。“动力机器”（Momentum Generator）能够把一个人转得晕头转向。当一个观众对着一个麦克风说话或唱歌时，“示波器”（Vidium）就能够产生各种颜色和图案。除这些之外，还有激光、频闪观测器、全息摄影、“计算机作诗”、宇宙飞船模型、一台大型的陀螺仪和阴极射线管等。上述这些仅仅是成百上千个实验装置中的一部分，它们不仅适合成人观众，也适合三四岁以上的儿童观众。它们可以让观众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其乐无穷。每一件展品旁边都配有两张卡片；一张描述科学现象，而另一张则注明如何操作该实验装置。[199]

奥本海姆自幼就对艺术和艺术博物馆充满兴趣。他认为，为了描述和理解世界的本质，艺术和科学两者同等重要。因此，他界定探索馆是一座科学、艺术和人类感知的博物馆。他的员工队伍中，不但有科学家，还有艺术家。1973年，他获得一笔拨款，用于赞助为期1年的驻馆艺术家项目，它也成为该馆一个永久性的教育特色。不同的艺术家在此创建了多个精彩的展品。罗伯特·米勒的“太阳绘画”（Sun Painting），利用的是一个旋转的镜子，把屋顶投射进的太阳光反射到一系列的棱镜和镜子上，然后将这一缕阳光分散成不同的混合色调和具有细微差别的纯色。奥古斯特·科波拉创建的“触觉穹顶”（Tactile Dome）是最受观众喜爱的展品。它有一个网格状球顶，直径为30英尺，里面一片漆黑，观众可以在墙上、地板上和天花板上攀登、爬行和匍匐前进，体验高温和低温、粗糙和光滑的表面、狭隘和宽敞的空间、绳网、紧贴身子的管子以及灯芯绒、毛皮等的质地和手感。道格拉斯·霍利斯创建的“风鸣琴”（Aeolian Harp）被安置在博物馆某个入口处建筑的屋顶上。它是由风启动的，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从轻轻的嗡嗡声到狂风所引发的复杂和声。奥本海默所收集的互动型展品旨在让观众了解艺术和科学。[200]

这座新博物馆由艺术和科学宫基金会来管理，其中包括23位理事，里面有8位科学家（3位是诺贝尔奖得主），其他的理事分别来自商界、工人阶层、平民阶层和艺术界。理事长是家园矿业公司的总裁；两位副理事长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财务主管是从欧文斯伊利诺伊州玻璃公司退休的一位员工；秘书曾担任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工会的财务秘书。该馆的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私人基金会、法人团体、个人捐赠以及260位会员的贡献。起初，该馆不仅免费对外开放，而且停车厂也让观众免费使用。不过，观众可以捐赠资金：向一个小盒子内投入一枚硬币，就能激活一个声音和光的演示，这个设计深得观众喜爱，为了再次观看这个演示，他们会紧接着再投入一枚硬币。探索馆的开放时间是每周三至周五的下午1点至5点；每周三夜晚开放时间为7点至9点半；周六日开放时间为中午12点至下午5点。上午时段专门针对学校儿童开放，他们是工作日最主要的观众群体，而成人是周六日最主要的观众群体。197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2.6万名观众来自提前预约的学校团体，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其中超过50%的观众来自五六年级。该馆每年接纳的观众总人数达30万人，其中50%的观众在21岁以上；25%的观众在10岁以下；30%的观众来自旧金山，还有40%来自旧金山湾区，剩余的30%则来自该地区之外的地方。[201]

探索馆的实验装置一般是在它的木工手艺、机器和电子工作坊中制造出来的。艺术家、技术员和工匠在这些工作坊内工作，而观众在大厅的另一端能够看到他们工作的情形。该馆一直欢迎公众提供关于新展品的想法。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界人士、联邦机构、艺术家、科学家和参观的学生为此出谋献策。展品在初次落地做成以后，看起来外观普通，制作粗糙。然后，该馆会密切观察公众对展品的反应，进而做出改进，最后再制作出一个永久性的展品。它可能会再次或多次检验展品，直到员工感到满意为止。[202]

探索馆没有专门的看守员（guards）或导游（guides），但是有“阐释员”（explainers），他们身穿亮丽的红色夹克衫。该馆是模仿巴黎发现宫的演示员而设置的这一职务，阐释员大多是高中生，每小时可获2.25美元的薪水。其中10位阐释员为全职（每周20小时），在工作日工作，另外还有10位兼职阐释员，在周末工作，每天工作8个小时。阐释员队伍中，男女比例平衡，一半以上是东方人、黑人以及拉美裔美国人。博物馆对申请人进行面试，依据他们的沟通能力择优录取，然后对他们进行8小时的入职培训，周末还经常举办两小时的讲座，帮助他们了解最新信息。阐释员照看展品，避免它们遭到故意破坏。他们在展厅内四处走动，回答观众的问题，帮助他们操作实验。此外，每年夏季，该馆还会招纳6名高中生，帮助制造和维修展品。[203]

针对旧金山和马林县公立学校的高中和初中教师，奥本海默创办了一所探索馆学校（英文简写“SITE”）。它是仿照德意志博物馆内针对教师的学校而创建的，旨在让教师熟悉科学现象并培养他们观察事物的意识。1974—1975学年，有600名教师参加了每周1天的培训（共计5周）或每周2小时的培训（为期8周）。他们运用亲自动手的方法，比如在学习“视觉”中，他们操作母牛眼睛的解剖实验，还对透镜、棱镜、放大镜、灯光角度、滤光镜进行实验。奥本海默邀请艺术家给教师做演讲，曾有一位诗人应邀论述词语中的音乐特征。参加过培训课程以后，教师们可以把“出借馆”中的小道具和便携式展品带进他们的课堂，鼓励学生创造他们自己的实验。学生家长经常对该培训课程表现出极大兴趣，比如，他们曾筹集资金，让其他班级也参与到该项目之中。[204]

1979年，该馆举办“医学技术”系列展览，在6个月内吸引了5万名观众。该项目由当地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共同策划，并邀请志愿者健康技师帮助参与者使用设备。每个专题为期1个月，其中包括“语言与听力”“视觉”“心脏—肺”“运动与身体”“身体影响：从X光到超声波”和“治疗技术：癌症治疗”等。参与者可以平躺在X光诊断台上，观察他们自己的心电图。在相应的月份中，他们可以参与听力检查、学前儿童和成人视力检查、肺活量和压力检查以及足部检查。医学研究人员向观众演示和解释如何使用设备，志愿者健康专业人员则鼓励观众进行体验、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分析设备所得出的结论。项目结束后，观众填写一份问卷调查。该调查表明，参与者来到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出于好奇，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们自身或他们的亲戚患病，这类观众的兴趣最为浓厚。探索馆鼓励其他博物馆也开展类似的项目。[205]

由凯洛格基金会支持的“传播项目”（Dissemination Program）为期5年，它向125位博物馆专业人员（81位来自美国，44位来自其他国家）

提供为期2—5周的实习机会，让他们研究探索馆内的展品，并经过调整，将它们运用到自己所在的博物馆中。一场科学和媒体大会不仅吸引了来自博物馆和大学的科学家，还吸引了来自电视、报纸、杂志、图书出版和图书馆的代表人士。另一场关于代码设计元素的大会也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探索馆出版了3本《细则手册》，详细解释了201件展品的制作和仿制方法。由此，它把自身的专业技术分享给科学中心和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很多学术界的大学教师参加了这类活动。之后，他们把探索馆的实践带回到自己所在的学校和社区。[206]

总而言之，奥本海默成功地创建了一种新类型的博物馆，该馆不断创新，不久之后就吸引了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作为科学和技术博物馆领域的先进和创新的领军者，探索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Ⅲ

1912年8月14日，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是朱利叶斯和埃拉·弗里德曼·奥本海默。他在纽约长大，经常参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后来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他就读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于1933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开始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研究粒子，还参观过意大利国立天体物理研究院。他回到美国以后，在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原子核研究，并于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了两年的研究助理，后来去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与欧内斯特·O.劳伦斯一同工作，研究铀同位素的电磁分离。1943年，他又转往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市的武器实验室。他的哥哥罗伯特也是一位原子物理学家，担任武器实验室的主管。作为曼哈顿计划[207]的一部分，弗兰克负责监管在特里尼蒂试验场地第一次成功核爆炸的实施。他经常开玩笑地说他是“原子弹叔叔”。[208]

1936年，奥本海默与雅克奈特·伊冯娜·“雅姬”·匡特结婚。两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深感失落，试图寻找“世界上最富有和生产力最高的国家的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于是，1937年，两人加入共产党，但于3年半之后选择了退出。不过，他们依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45年，奥本海默成为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ALAS）的领导者，该协会旨在“为了人类的最佳利益，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和应用”。它后来发展成为美国科学家全国联盟。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出现以后，他们为世界的未来感到担忧，所以力图建立某种民间的或国际上的控制规则。尽管他们没能获得成功，但是奥本海默从未放弃努力。1965年，他作为特约编辑，为《星期六评论》撰写一篇社论，评论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其中指出核武器使得未来的战争变得不可想象，军备竞赛已经失控，必须立刻找到一个途径，解决世界问题，而避免诉诸于武力。[209]

1947年，奥本海默退出曼哈顿工程项目，前往明尼苏达大学担任物理学助理教授。他在那里针对宇宙射线开展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还乘坐氢气球横跨明尼苏达州的田野以及后来穿越加勒比海。这些氢气球可以上升到20英里的高度，帮助他成为宇宙射线重核成分的发现者之一。但是，1949年，奥本海默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中断，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210]对他展开审查。他承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并坦白所有行动，但是他坚定地拒绝指认其他共产党成员（很多都是他的朋友），“因为这可能会被用于怀疑其他成员的忠诚，我认为他们没有值得怀疑之处”。他曾在橡树岭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工作，这给他帮了大忙，因为这些实验的主管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为他所做的工作写了一封表扬信，所以委员会不敢轻视他。不过，他被迫辞去明尼苏达的工作，而其他大学或研究所都不敢雇用他。同年，他参加在爱达荷州斯普林斯举办的丹佛国际宇宙射线研讨会，他的论文“博得听众几次自发的热烈鼓掌”。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宣布罗伯特（弗兰克的哥哥）为危险人物，因为他试图控制原子武器，但是在理事们的大力支持下，罗伯特仍继续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211]

1949年，奥本海默决定与妻子和两个孩子（朱迪，9岁；麦克，6岁）举家搬迁至一个畜牧场，面积有380英亩，位于帕戈萨斯普林斯附近，属于科罗拉多州布兰科盆地的高处。他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匠人（木匠、水管工和机械工），也是一位成功的牧场主。他被选为当地牧场主协会的会长。他说自己“没有因为曾加入共产党一事而受到任何人的骚扰”。1957年，奥本海默开始在帕戈萨斯普林斯的一所乡村小学给一个班学生教授科学课。他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真正关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甚至曾在当地一处废品旧货站给孩子们上课。杰斐逊县的督学罗伯特·H.约翰逊对他的工作印象深刻，并邀请他教授一个特殊物理学班级，其中有26名学生，他们都是来自该县8所高中的尖子生。他再次大获成功，然后开始管理科罗拉多大学针对物理教师而举办的暑期研修班。尽管他继续担任该县学校的顾问，不过很快，在1959年，他就搬迁至博尔德市（他的女儿朱迪在那里已经成为大二学生），担任科罗拉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并创建有实验装置的图书馆，该馆就是探索馆的前身。他对教育越来越感兴趣，1969年，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他的新理念中，即创建一座博物馆。[212]

因此，奥本海默经历过各种辉煌的职业生涯，他是原子射线和宇宙射线研究员，也是小学、高中、学院和大学的优秀科学教师。他将自己人生剩余的17年时光投入到一座新型的教育博物馆中。在这项活动中，他的妻子雅姬是他的全面合作伙伴，并成为探索馆制图部门的主任，她擅长将科学语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公众。奥本海默在不同领域的原创性贡献使他获得巨大的声誉。1973年，他在美国物理教师协会上发表罗伯特·A.米利肯系列的演讲；1979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授予他“柯克伍德杰出贡献奖”；不久之后，科罗拉多大学和美国博物馆协会也都相继授予他类似的奖项。他还是新星电视节目的话题人物，该节目由史密森博物学院赞助播出。1985年2月3日，奥本海默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的家中去世。但是，他那些关于教育和博物馆的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观点在探索馆得到了继承与发扬。[213]

Ⅳ

弗兰克·奥本海默不仅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也是一位深邃的思想者，总是探究表面现象的背后，试图发现它们的真正意义。因此，为了理解他思想的发展，按照时间顺序来查阅他的演讲和文章将大有收获。这一过程也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探索馆，它的确是一个长期知识探索的结晶。1966年，史密森博物学院在伯灵顿的佛蒙特大学举办博物馆与教育大会，奥本海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初次赢得博物馆界的关注。在一次关于科学和技术博物馆的正式演讲中，他声称这些博物馆让人们意识到我们文化的整体性，科学和技术与艺术和历史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此类科学博物馆造价昂贵，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秘诀可寻（不过，德意志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一个拥有10万人或以上的中等城市，通过收集演示设备、模型和重要实验装置的复制品，就可以创建一座这样的博物馆。巴黎的科学博物馆、科罗拉多大学的演示实验室和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巡回展览都值得学习借鉴。科学博物馆深受观众的欢迎，包括那些闲逛者、由讲解员带领的学校参观团体以及儿童和成人观众；这里也适合举办社区教育项目和函授学校课程。当地的企业可以帮助创建展品，并鼓励它们的员工来使用。或许美国人身边到处都充满着科学和技术的氛围，并不需要太多这样的博物馆，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此类博物馆尤为重要，应当大力支持实验室设备的购买和教师培训课程的创设。[214]

在大会的讨论期间，奥本海默的一段即席讲话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尽管他说自己是一位非博物馆人，但他认为博物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弥补个人体验空白，把各种各样的物件综合在一起展示出来。艺术和科学都能够让人认识其周围的环境，改变“一个人观察自己和其余整个世界的方式”。两者都越来越关注不可及的东西，并努力寻找新的方法来实现它。[215]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馆长艾伯特·艾德·帕尔博士退休之后，担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高级科学家，并曾就博物馆的意义多次发表演说，还撰写了多篇文章。他当时参加了那场会议，奥本海默的讲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点。奥本海默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骑自行车，尽管他的双腿还不够长，无法踩着脚踏板完整地转一圈。之后，他高兴地教邻里街区的其他小朋友如何骑自行车。帕尔在挪威长大，也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曾穿越海湾为家人买鱼。他记得自己在闲逛中从成年人的谈话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逛过商店、市政建筑、消防站和博物馆。如今很多孩子的家都位于郊区，远离城市中心，而且都市里到处都是汽车，所以闲逛对孩子们而言充满危险，对此他表示遗憾。帕尔认为奥本海默所构想出的这座博物馆，提供了通过体验来学习的一种代替途径。在探索馆创建之际，帕尔曾拜访奥本海默，并凭借他广阔的背景，帮助把它打造成为一支强大的教育力量。[216]

帕尔鼓励奥本海默阐释他将要创办探索馆的理念，于是在1968年，奥本海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杂志Curator上发表一了篇文章。首先，人们需要理解科学和技术，因为它们在这个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图书、杂志文章、电视、电影和学校的普通科学课程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它们缺乏道具—即那些人们可以用来操作的设备。在无道具的情况下来试图探索科学和技术，就如同告诉一个人如何游泳却不让他下水一样。奥本海默勾勒出一座探索馆或科学中心的大致状貌，其中包括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关于听觉，包括乐器；每天所听到的声音和噪音；声音的物理现象—振动、振幅、共振、干扰和反射；耳朵的生理机能；工业技术，比如扬声器、麦克风、音响、助听器、电话、收音机和声呐等。第二部分关于视觉，包括光的物理性质；眼睛；颜料制造；电视；摄影；红外光和紫外光；激光等。第三部分关于味觉和嗅觉，包括食物；香水；相关的化学物质；食品和化妆品行业等。第四部分主要包括衣服和住房；对热、冷和粗糙度的感知；热量的物理性质；纤维和建筑材料等。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身体的控制，涉及跳舞、运动和骑自行车；肌肉和神经；半规管等。

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创建一座这样的博物馆：收集和使用科技博览会上的展品；获取科学教育电视节目上所展出的设备；把学校和大学所研发的实验室设备放置在一个中心位置；从工业和科学组织获取物件。他总结这样一座博物馆的目标为：

一座博物馆不应当是一所学校或一间教室的替代物，而应当是这样一个地方—公众可以来这里教育和学习。观众应当感到它激发人的兴趣，使人精神振奋。最重要的是，它应当是值得信赖的。它要向观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科学和技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深深根植于人类的价值和愿望中。[217]

在他探索馆的职业生涯中，奥本海默继续拓展他关于博物馆和博物馆教育领域的理念。他运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阐释探索馆。他曾说道：“我计划建造一片充满自然气息的‘森林'，经过精心组织和挑选，公众可以在其中踏上各种不同的‘道路'。这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种课程。”[218]他坚持认为“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传播文化，而博物馆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认为保护文化与通过教育传播文化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219]探索馆从来都不需要一位教育部主任，因为整座博物馆都致力于教育。一位评论家认为奥本海默“为人和蔼而坚毅，他带着一个使命：让公众理解和欣赏科学，从而丰富他们的人生”。[220]

探索馆所运用的方法在实验装置和它们的操作方式上得到了最佳的诠释。奥本海默认为展览材料：

应当给观众提供探索和操纵它们的机会。每一件展品……必须在多个不同的层次都能够体现一定价值，从相对简单的观察到一种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展品必须提供多种多样的互动主线和方法，以供观众挑选。[221]

对展品的简单观察或仅仅是在馆内闲逛都非坏事。我们必须记住，对马可·波罗或达尔文而言，观察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激励。但是，奥本海默同时指出：“从观察事物如何运动中只能够获得有限的理解，我们还必须要观察，如果变动参数，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展品要有可变通性，可以被用来玩”。他多次强调应当鼓励观众去玩耍，并且还指出动物和儿童都是从玩耍中学到很多东西的。[222]

奥本海默尤其喜欢对比学校与博物馆之间教育实践的差异。他认为，学校承载着过高的期望，并罗列出学校被期望要做到的10件事：让学习看起来有真正价值；教授技能；培养价值观；传播文化；培养富有创新能力的人；通过体育运动来促进身心健康；让有天赋的学生以及残障学生都能够充分展现出他们的能力；确保青少年不会流落街头以及不会给自己的父母带来麻烦；消除偏见；为学生就业或继续教育而颁发毕业证书。[223]一名好教师必须能够创设有助于学习的环境和情境，如果学生对某些东西不理解，那么教师要帮助学生将其弄懂。但是，绝大多数的课堂教学都是二维的，只用到讲义、黑板、电视节目和电影。而博物馆提供“一种可逆的和可偏离的三维教育形式”。参观的学生不受学习紧张感的影响。博物馆内没有不及格的说法，而且参观一座博物馆也并不是参观其他某座博物馆的先决条件。但是，很多博物馆往往未能理解它们的教育宗旨。它们的展品忽视了触觉和动觉，而公众往往认为参观博物馆只是一种休闲的活动。不过，探索馆的理论基础就是“创建一组核心的参与式展品和演示，阐明人类感官知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的机制”。它旨在“提供一种课堂教学情境之外的学习环境，在这里，个人可以了解到人类的感官知觉”。最重要的是，博物馆界和学术界应当朝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224]

由此，奥本海默为博物馆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他的参与式探索馆建设顺利，并且为科学中心甚至艺术和历史博物馆带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观点依然显得非常前卫。比如，他认为城市应当设置博物馆区（Museum Districts），就如同设置学区一样。他还倡议设置图书馆区、休闲和公园区以及教育电视区。不过，他总是满怀希望地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多花点时间去参观博物馆，那么这将会改变课堂中的教学”。[225]

弗兰克·奥本海默的探索馆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罗伯特·L.怀特博士曾是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教授，他接任奥本海默的职务，担任探索馆的馆长。他仍然认为探索馆的使命“是让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可以理解和变得更有趣味”。该馆展品很快达到750件，每年吸引观众的数量达50万人。它带来了全球性的影响，如今在纽约、巴黎、香港、俄克拉何马、赫尔辛基、亚特兰大、北京、圣迭戈、斯德哥尔摩、密尔沃基、巴塞罗那、安阿伯、大阪、菲尼克斯、多伦多、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科学展览和科学博物馆。

因为展品的增多以及储藏需求提升，原本位于旧金山的探索馆需要更多的新空间。它的建筑面积增长一倍，还新建了一个可容纳750辆车的单独的室内停车场。而且，它的财政状况日益改善。奥本海默起初不得不主要依赖政府和基金会偶尔的拨款赞助和收入，但之后来自集团和个人的捐资每年都大大增加，提供了稳定的资金。该馆减少了原来那种个人化的管理，而采纳更加传统的管理组织和风格。不过，奥本海默所构想的愿景以及创新实践一直沿用至今，它们给科学界和整个博物馆界继续带来很多有意义的变化。[226]

8 安娜·比林斯·盖洛普
Anna Billings Gallup
普及第一家儿童博物馆

Ⅰ

1899年，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精美艺术CURATOR威廉·亨利·古德伊尔教授从欧洲旅行归来。他参观了位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博物馆，其中的自然历史展品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观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向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富兰克林·威廉·胡珀提出建议，在亚当斯故居创建一座展示自然历史的儿童博物馆。这座故居位于漂亮的小贝德福德公园（后更名为布劳尔公园）内，学院之前把它当作仓库使用。胡珀喜欢这一想法，而市政府也同意把这栋旧建筑租赁给他们，只象征性地收取极少的租金。这栋建筑被改造并重新装修，还安装上了电灯。1899年12月16日，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它是世界上第一家儿童博物馆。

这座新博物馆计划囊括自然历史的方方面面，力图“让前来参观的儿童寓教于乐”以及“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反思能力”。它希望成为“孩子们的奇妙屋”，并且旨在：

通过它的收藏、图书馆、CURATOR和助理……让儿童或青少年（无论其是否已经上学）直接接触到他们日常生活中、学校作业中、阅读中、游戏中、田野漫步中以及与儿童有关的行业中最令他们感兴趣和最重要的东西。

起初，这座博物馆仅有两间展室，但不久之后就扩大至6间，且都在一楼。[227]模型展室内有图表、彩色卡通以及花费大约92美元从巴黎的埃米尔·戴罗勒手中所购买的自然历史标本。此外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比如一只柔嫩的桑蚕（有5英尺长）和一只蜗牛（3.5英尺，可以把蜗牛和它背上的壳分开）。动物展室内既有现今的一些动物模型，也有乳齿象模型；植物展室内有42朵可以解剖的巨型花朵；解剖展室内有人类心脏和耳朵的放大模型，它们都可以被分割为不同的小块。演讲室内有40个座位，还配有一台幻灯放映机，主管人是该馆的第一位CURATOR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考尔博士，他是一位受过训练且十分热情的科学教师，负责展品的布置及管理标签，并且还举办各种讲座。这座建筑的二楼是一间图书馆，起初仅有300卷自然历史方面的书籍，还有一间CURATOR的办公室。顶楼的一个塔中，则有气象仪器。

Ⅱ

1902年5月，安娜·比林斯·盖洛普加入儿童博物馆，担任助理CURATOR，从那以后，该馆作为一所教育机构的职能开始扩展。1872年11月9日，盖洛普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莱迪亚德市，父母是克里斯托弗·M.盖洛普和汉娜·伊莉莎·兰姆·盖洛普。她的母亲是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埃尔德·威廉·布鲁斯特的后裔，对此盖洛普深感自豪。她曾就读于莱迪亚德的公立学校和诺威奇自由学院。1889年，她考入新不列颠的康涅狄格州师范学校，4年后毕业。随后，她在汉普顿师范和农业学院（弗吉尼亚州）教授了4年生物学课程。她后来考入麻省理工学院，停止了教书工作。1901年，她获得理学学士。在来到儿童博物馆之前，她还在普罗维登斯的罗得岛州师范学校教授了1年的生物学。那年她30岁，是一位富有想象力、充满激情而富有说服力的科学教师。[228]卡罗琳·斯潘塞曾这样描述盖洛普：

在所有这些活动背后，都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眼睛黑亮、和蔼可亲的女士。她的声音柔和悦耳，总是保持微笑。她时刻准备着为孩子们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以鼓励和安慰，并激发他们的兴趣。安娜·比林斯·盖洛普女士就是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指路明灯”。[229]

入职之后，她就开始针对从二年级至语法学校的儿童而举办演讲，用图片做辅助，每次半个小时，以植物为主题，比如“秋季的小流浪者”（指枫树种子等）。不过，她很快就开始学会如何把博物馆展品应用到教育指导中。她设计制作的展览标签，内容简短，语言简单，字体巨大，清晰易读。她还考虑到把博物馆内的桌台和展柜的高度降低至适合青少年的高度。展览标签贴在从展柜上悬挂下来的带有铰链的板子上，这样儿童拿着它，在适当的距离内就可方便阅读。她针对鸟儿制作了一个日历，上面标注出在旁边的普罗斯佩克特公园每个月可以见到哪些种类的鸟儿，她还给这座公园内的植物和树木制作了标签。她制作植物标本并给其添加标签，用于建设一个植物标本室；举办自然研究和洪堡俱乐部的会议；带领观众在公园内游玩……她喜欢带领观众参观博物馆的展览室，在这个过程中，她会打开展柜，让儿童触摸展品，抚摸活体动物。

后来，盖洛普谈到这座博物馆“在进步教育[230]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

简而言之，儿童博物馆内的学习方式是“纯粹的乐趣”。这种方式，就是神奇的钥匙，可以开启智慧之门；它就是神奇魔杖，可以给各种学习过程带来愉悦；它就是磁石，可以吸引大批观众；它就是引擎，可以让观众乐此不疲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去。[231]

第二年夏季，作为纽约和哈佛大学社团的一员，盖洛普在位于百慕大的海洋生物学实验室度假，研究和收集材料。她带回来很多东西，包括珊瑚、蜥蜴、海绵（一种海洋动物）、鱼、软体动物、海藻和一只巨大的苏里南负子蟾。她当时举办的演讲不仅涉及动物学，还涉及声音、高音调和低音调、乐器、人的声音和耳朵、气压计、空气压力和摩擦电等。1904年，盖洛普晋升为CURATOR，而玛丽·戴·李成为助理CURATOR，她接受过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训练。她指导一些男孩子实验天文学设备和无线电报，并参与演讲项目。不久之后，阿格尼丝·E.鲍恩也担任了一个类似职务，负责历史领域。

这座博物馆的收藏不断扩展，包括艺术、技术、地理和历史。1903年，盖洛普在欧洲游览观光4个月，参观了很多家博物馆。F.A.布劳尔博士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位CURATOR，还是英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杂志》的编辑，他帮助盖洛普规划了这次游览。[232]回国之后，盖洛普举办新的演讲，主题包括阿尔卑斯山脉、俄国、意大利、荷兰、伦敦和巴黎。第二年，她让六年级的学生来了解安第斯山脉、亚马孙河、阿根廷、智利、日本、中国和韩国；让七年级的学生学习旧金山、芝加哥、新奥尔良和波士顿；让八年级的学生了解金字塔、神庙、雕塑和狮身人面像。与此同时，年龄较小的学生则学习鸣鸟、蜂鸟、巴尔的摩的金莺和猩红比蓝雀，还有蚂蚁、大黄蜂、蜘蛛和蝴蝶。她还举办具有实际功用的演讲，比如“养鱼缸的护理”，还曾邀请一位科学家来解释“如何收集和保存昆虫”。她推出季节性讲座，包括“圣诞节的起源以及全球其他各地如何庆祝圣诞节”“殖民地的感恩节”以及在国家法定假日开展关于林肯和华盛顿的讨论活动。

盖洛普对活体动物的收藏极为感兴趣。她收集了一只蟾蜍，取名为“邦尼”，它是自己闯入博物馆内的；“绒毛”，一只温顺的猫头鹰；“科尔国王”，一只乌鸦；“格林将军和他的夫人”，两只青蛙；“佩蒂”和“迪基”，两只白鼠；一只来自南美洲的蜘蛛猴，在庆祝它到馆1周年纪念的时候，享受了一顿盛宴—花生糖和马拉加葡萄；无数条蛇和无数种昆虫；还有博物馆水族箱内的鱼；蜜蜂被饲养在一个供于观察的蜂箱内；一群蚂蚁被圈养在一个玻璃展柜里。一个男孩组建了一个天文学小组，他们获准使用楼顶的两架望远镜。还有另外15个男孩，创建了一个无线电报站，可以与他们的家里和100英里范围以内的其他无线电操作员进行通讯，甚至能与巴黎和夏威夷的檀香山取得联络。奥斯汀·M.柯蒂斯和劳埃德·埃斯平席德担任这一小组的领导者。这些男孩们还为博物馆更换保险丝、维修设备以及安装电话系统。

Ⅲ

课堂上，教师们发现一些学生开始对学习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就问他们是从哪儿获得这些新知识的。一个9岁的孩子迅速回答道：“是从儿童博物馆学到的，而且我希望将来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233]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教师纷纷开始带领他们的学生参观这座博物馆。例如，1906年，有561个班级参观了该馆，它们分别来自125所学校，参加讲座的学生人数达17,351人。而在1910年，全年的观众人数达187,612人。

该馆招聘了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担任讲解员，主要负责接待青少年观众；找出儿童的主要兴趣，无论是鸟类、昆虫、矿物质或地理；带领观众进行参观，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与其互动。有时候，讲解员会组织颇具竞争性的博物馆游戏，比如，依据儿童的年级来设置问题并写在卡片上，然后发给孩子们，让他们通过仔细观察展品及其标签和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比如在20分钟内，谁回答的问题最多且准确无误，谁就是冠军。另外还有拼图玩具，供儿童进行组装。最终，布鲁克林教育委员会决定派遣4名全职教师在这座博物馆进行全天工作。在周末和节假日，学生们经常去儿童博物馆玩一整天，去附近的公园吃午餐。对于该馆的课外活动，盖洛普感到尤为自豪。其中有一间实验室，里面有各种矿物质，还有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实验。在“勤劳小蜜蜂展室”内，年龄较小的儿童们通过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标本。该馆推出了8个主题课程，为期数周，参与者可以获得学分，并赢得刻有文字的银质奖章。学生们为他们的植物标本室压制植物标本并制作标签、对矿物质进行分类以及制作昆虫标本。这些课外的“小学者们”组建了10个俱乐部，分别涉及蜜蜂、木工手艺、手工艺、初级和高级科学、文学戏剧与历史协会、显微镜、摄影、凿与锤（木工工具）以及邮票小组。还有一个广受欢迎的儿童博物馆联盟，青少年们可在此开展讨论活动，并举办关于自然物体的讲座。他们支付10美分，就可以获得一个圆形小徽章，取得终身会员资格。这座博物馆还是童子军的自然项目的大本营。[234]盖洛普认为课外的工作：

吸引孩子们参与到积极的休闲活动中，这体现了最高教育价值。它以真正的物件和美的物体来挑战他们的思维，激发他们的兴趣。……而最好的是，它能挖掘出孩子们的潜能，给他们以体验，让他们尊重自己的工作，向他们展示价值标准，并培养他们形成这样一种意识—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235]

经常参观这座博物馆的学生在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这要得益于他们对博物馆的热爱。其中一位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曾通过自己学习到的知识，使印第安纳州的小麦作物免受一场虫灾。还有一位学生成为康奈尔大学植物育种方向的教授。曾参与电报活动的三个孩子后来成为远洋轮船上的无线电操作员，他们的足迹遍布美国南部、波多黎各和欧洲。还有奥斯汀·柯蒂斯，他在南美洲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收集了源自巴西和阿根廷的大量蝴蝶和飞蛾，他将这一收藏捐赠给了儿童博物馆，此外还从哥伦比亚运送了一只蜘蛛猴“普拉托”给该馆。劳埃德·埃斯平席德则成为无线电系统领域的一位著名研究者，他的儿子小劳埃德经常来参观这座博物馆。[236]

盖洛普晋升为CURATOR，尽管她接受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院及其院长的监管，但她就是实际上的行政主管。在工作了大约22年之后，她似乎已成为首席CURATOR（她自己提出的头衔）。据说，市政委员会拒绝她提出的预算申请，为了缓和对她的打击，主管人员提出，可以帮她实现她最想要的一件东西，于是她选择了这个头衔—首席CURATOR。40多年来，这座博物馆一直保持这个头衔。在盖洛普退休很多年之后，儿童博物馆取得独立，拥有了自己的理事会，最终将该头衔改为馆长。[237]

这么多年以来，该馆一直不断增添设施，举办更多的活动。演讲室扩建之后，能够容纳100个座位，配备多台改进的幻灯放映机和电影放映机。除了拥挤的周日和节假日，该馆每天都播映教育电影。图书馆不断扩展，占据多个房间，收藏图书8,000卷。天文学部增添一台天象仪，放置在楼顶的望远镜旁边。该馆欢迎残障儿童，并让他们参与“请触摸”之旅。历史展室内有各种模型，比如亨利·哈德逊的“半个月亮”和罗伯特·富尔顿的“克莱蒙特”，还有关于政治历史和军事事件的立体模型，娃娃屋，以及身穿各国服饰的布娃娃。该馆创办了一份期刊，它不断扩展，还刊发布鲁克林学院的新闻。它主要是在该市的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内流通。该馆的借用展品多达5,000件，包括鸟类标本、蝴蝶、矿物质和穿着特种服装的布娃娃，另外还有3万件经装裱的图片。该馆用自己的卡车运送展品，将其出借给学校、图书馆、教堂、俱乐部以及其他社区团体。每一位儿童都可以把鸟类、昆虫以及其他精心制作的各种标本放进盒子带回家，以便学习。到1929年，每年有100万人使用到这些借用展品。博物馆还举办关于鸟类、树木、历史、矿物质和水生生物的有奖竞赛活动。1917年，有来自30所学校的80名儿童报名参加竞赛。一年后，该馆开始加入一个“美国化项目”（Americanization Program），即帮助移民家庭成为美国公民。[238]

Ⅳ

盖洛普尽自己的职责，激发观众的兴趣，有时候还帮助博物馆获取财政支持。她向不同的组织或团体发表演讲，包括布鲁克林的母亲俱乐部，在康奈尔大学举办的纽约州科学教师大会，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会，来自5所教师讲习所的1,000名公立学校教师、校长和督学团体，州图书馆协会及许多其他团体等。她担心博物馆的资金问题，因为市政府仅仅支付员工的薪金和有限的运营开支。她一再指出该馆需要一间面积更大的演讲室。尽管它已经得到扩建，但是面积依然太小。1919年，她举办了6次关于林肯的演讲，接纳的儿童听众总计721人；而玛丽·戴·李则举办多次关于华盛顿的演讲，接纳的学生听众总计973人。儿童排成长队，等待很长时间，却经常得不到进入演讲室的机会。一位校长打电话投诉说，他有20名学生因为排队过长而错过听演讲的机会。盖洛普曾多次感到失望，比如在1915年，她申请建造一座防火的新建筑，其中有一间大礼堂，可以容纳至少500个座位，但是市政府不予批准。[239]

1916年，盖洛普迈出巨大的一步，她找到海伦·巴特菲尔德·斯洪霍芬（即约翰·J.斯洪霍芬的夫人），共同创建了儿童博物馆的妇女协助会。当时，斯洪霍芬宣称：“我们的追求是，对一个伟大目标的充分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教育中一个持久理念的不断坚守。”这个协助会针对教师和校长举办茶话会；赞助每年一次的桥牌比赛，其中有很多名人参加，包括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和亨德里克·房龙；以及通过其他巧妙的方法来筹集资金。这让很多新的项目得以付诸实践。斯洪霍芬建造了一个强大的组织，共有2,500位活跃能干的妇女—领导者是艾达·维莱茨·科芬主席（I.舍伍德的夫人）—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全体会员、社会救助委员会、美国化委员会以及一个蓬勃发展的演讲者部门很快整合组建为一个教育委员会，共有15位委员。协助会说服妇女俱乐部、民间团体、学校主管人员和教师以及很多个人捐赠者捐资赞助它的活动。1917年，各个社区的妇女俱乐部开始购买由德怀特·富兰克林创作的10个模型或立体模型，用于地理展室。这些立体模型包括爱斯基摩人用鱼叉捕杀鲸鱼，拉普人在他们的驯鹿群旁边扎营，荒凉而严寒的南极洲的企鹅、海豹和海鸥，澳大利亚土著人猎捕袋鼠，在巴西的加勒比印第安人悄悄接近猴群，撒哈拉沙漠一个绿洲上的贝都因人和他们的骆驼，英属东非的马萨伊人正在攻击闯入他们村庄的一头狮子，等等。后来，有25件立体模型增添至世界历史展室，其中的一些模型包括原始人的狩猎、腓尼基的贸易者、马可·波罗、《大宪章》、航海家亨利王子、哥伦布、古腾堡、乔治·华盛顿以及怀特兄弟在基蒂霍克操作他们的飞行机器。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教师筹集到资金，用于购买另外30个立体模型，其中很多都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狄克逊·瑞安·福克斯教授所挑选的。不久之后，它们就出现在美国历史展室内。[240]

1920年，协助会给该馆资助1万美元，用于创立一个富兰克林·W.胡珀借用展品基金，旨在纪念他在创办第一座儿童博物馆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时，盖洛普发表讲话，谈到这座博物馆“向儿童敞开了一扇知识的大门，里面有世界上很多奇妙的东西”。其他捐赠资金用于以下方面的开支：聘用一位兼职科学CURATOR、开展夏季野外旅行（每年可多达36次）、创建一个电影图书馆、购置一辆汽车（把博物馆的演讲者送到学校）以及帮助创建一个捐赠基金。1930年，捐赠基金达1.2万美元。[241]

协助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说服市政府出资近50万美元，购买下旁边的一块地，并使这栋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走向现代化，这样就帮助该馆满足了它迫切的空间需求。这栋新建筑内有一间扩大的图书馆、一间更加宽敞的大礼堂、借用展品、普通社区会议的会议室和男童子军办公室。不久以后，协助会的成员捐款8,000美元，为这栋3层楼的建筑安装一台电梯。[242]

1929年6月4日，妇女协助会在其每年一度的儿童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仪式。时任纽约州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夫人）在贝德福德公园接待500名儿童。他们手持五颜六色的气球，上面写着“参观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然后，她在该馆刚刚购买下的一座附近的建筑内，向协助会的会员发表讲话，表达她对该馆工作的大力赞赏。那天是协助会值得纪念的日子。[243]

在盖洛普35年的博物馆工作中，她把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打造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教育力量。她成功阻止了这样一个计划—把博物馆搬迁至布鲁克林学院的主建筑内，因为她坚持认为儿童必须感觉到他们的机构仅仅只属于他们。她总结自己对于此事的看法，内容如下：

一座博物馆可以让孩子们受益巨大。对于那些喜爱博物馆的儿童来说，它能够有效地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对于博物馆为儿童所做的工作，他们深感骄傲，而且也喜欢与博物馆之间的联系。为了激发儿童对博物馆产生热爱和自豪感，必须让儿童感觉到，儿童博物馆是为他们所创建且因他们而存在的。儿童博物馆的所有计划都应该首先考虑儿童，即把他们放在第一位。孩子们必须感觉到整个布置都是为他们而设计的，并且提供给他们的东西都是最佳的，因为儿童博物馆深信儿童有能力来使用这一切。他们能够参观所有的展厅，并且永远是受欢迎的参观者，而不是侵入者。[244]

在另外一个场合，盖洛普说：“就知识本身而言，所有儿童都喜爱。他们不感兴趣的是为获取知识而付出的劳动。把欢乐注入到学习过程中，就可以把儿童的学习变成具有教育意义的玩耍。”而且，就如何举办有效的展览和活动，盖洛普有一条基本原则，它十分简单，即“以孩子为中心”。因此，在这座博物馆，盖洛普坚持认为“任何新的项目，只有等孩子们宣布它充满趣味，才能够被接受”。曾有一位青少年向一位成人朋友建议道：“要是你带着一个小孩来，或许你就有机会进入演讲室。”[245]

盖洛普一直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演讲者，她对宣传儿童博物馆充满热情，并且概述“一座城镇如何建造一座儿童博物馆”。一个社区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找到一些理事，再仔细挑选一位馆长，并筹集到资金用于支付馆长的薪水，然后在城镇里寻找一栋废弃但仍可使用的建筑。孩子们就会蜂拥而至，如果他们玩得开心，还会带领他们的家长来参观，从而获得成年人的支持，并让他们感到自豪。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成功促使其他一些博物馆开始关注儿童群体—史密森博物学院的儿童展室、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加的夫市的威尔士国家博物馆，还有位于圣约翰斯伯里（佛蒙特州）、伦敦的斯特普尼自治市、密尔沃基、查尔斯顿、旧金山、克利夫兰、柏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其他博物馆。其他诸如此类的美国博物馆（到20世纪30年代，共有22座）相继诞生，它们分别位于波士顿、底特律、印第安纳波利斯（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博物馆）、沃思堡、科珀斯克里斯蒂、小石城、杰克逊维尔、波特兰、西雅图以及纽约州伦斯勒县特洛伊。很多年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青少年博物馆协会成立，会员很快就超过了200个。[246]

1937年，盖洛普退休，在那个时候，儿童博物馆每年接待的观众已达到60万人。她在全国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作为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她定期参加该协会的年会并经常在会上发表讲话。1937年，她说服美国博物馆协会建立了一个儿童博物馆分会。斯洪霍芬和由协助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时常陪同盖洛普参加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年会。早在1909年，哈德逊—富尔顿庆典活动举办方就给她颁发过一枚奖章。而在1930年，全国社会科学学会给她颁发一枚金质奖章，以表彰“她担任首席CURATOR这一职务期间（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为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英国《博物馆杂志》一直密切关注盖洛普的职业发展情况，记载了她对这座博物馆的深深感激之情。她希望“一个激励人心的理念得到公众的认可”，她还希望这座博物馆能够“把儿童博物馆的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断拓展，为更多的儿童提供服务”。《博物馆杂志》评论道：“盖洛普是整个博物馆界的典范和楷模，将这一荣誉颁发给她，我们的读者也十分高兴。”[247]

来自美国各地的博物馆工作者前来拜访盖洛普和参观这座儿童博物馆，其中很多人都希望建造一座自己的儿童博物馆。博物馆研究课程的人员也前来参观；查尔斯顿博物馆的劳拉·M.布拉格把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教的一个班级带到儿童博物馆；纽瓦克博物馆培训项目的学徒们也曾两次参观这里。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人士与儿童博物馆保持信函联系，并且经常亲临该馆。[248]在1955年，即她去世的前一年，盖洛普荣获威廉·霍纳迪纪念奖，以表彰她在青少年博物馆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和发挥的带头作用。同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邀请她参加建馆30周年派对活动。她自己感觉身体不适，无法成行，于是写了一封信，对此表示遗憾，其中说道：“我们儿童博物馆日益发展壮大，资金充沛，对此我表示非常高兴。经过我们多年来的努力，人们才理解我们所宣传的内容—我们要为美国创建一种新型博物馆。”[249]

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依然在盖洛普所规划的道路上前进着，并且在该领域发挥着强有力的带头作用。1969年，该馆的两栋维多利亚时期的旧建筑，因为无法达到城市房屋建筑标准，所以必须拆除。博物馆临时搬迁到一个新址，即位于皇冠高地的一栋古建筑内。这座建筑被称为“缪斯”，之前曾是台球房和汽车展厅。该馆每天开放12个小时，它丰富多彩和趣味浓厚的项目，继续吸引着感兴趣的青少年观众。劳埃德·赫齐卡亚出生于特立尼达，接受过良好教育，他担任儿童博物馆的馆长。1976年，在他的领导下，儿童博物馆从“缪斯”迁出，重新回到位于贝德福德公园内的旧址，迎接他们的是一栋崭新且富有创意的建筑，造价350万美元。而“缪斯”则被改造成为一座社区的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这座新建筑位于地下，深度达40英尺，它的入口位于顶层，可以从之前的一个地铁站入口进入。它的“人行管道”穿山而过，长度达180英尺，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它的大礼堂可以容纳250人。主要的展览包括“事物的神秘”，涉及它们的形状、样式、颜色和材质；“夜晚之旅”，探索睡眠和梦；“觅食的动物”，展示它们的食物链、栖息地和环境；“尸骨堆”，包含人类和动物的尸骨；“你的脚下”，是关于地质学以及地下的动物和昆虫的生活；还有“儿童资源馆内的收藏关联”。最后这一个展览允许儿童开展他们自己的研究，不仅可以使用阅读材料、视听材料和计算机，还可以使用物件研究箱，里面装有硬币和蝴蝶，或者是与以下主题相关的物件：大草原印第安人、非洲和犹太人的传统。[250]如果她能够看到自己梦想的一栋新建筑建造得如此精美，而且被用于如此新颖的用途，安娜·比林斯·盖洛普肯定会深感欣慰。

9 约翰·罗伯特·基纳德
John Robert Kinard
发展邻里博物馆

Ⅰ

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该馆的约翰·罗伯特·基纳德馆长指出：“这个地方能够把那些从来不参观博物馆的观众吸引过来。”[251]该馆常常是依据“意见箱中的建议”而举办各种展览，“这让当地居民真正感觉到这是‘我们的地盘'”。在这座博物馆，邻居们可以“汇聚一堂，讨论当地的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该馆的展品和项目表现了阿纳卡斯蒂亚体验的方方面面—心理的、精神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此，这样的一座博物馆能够吸引各个阶层的社区民众前来参观，满足它所在社区的实际需求。最后，基纳德强调，这样的一座博物馆应当关注普通民众：

我们的国家以及它的博物馆从未向我们展示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一点令人感到愤慨。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关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这一切也正是由他们所撰写。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研究和撰写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对我们社会的描述，主要聚焦在歌舞升平的生活以及对成就和征服的赞颂。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些并不是他们所感兴趣的内容，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每个人都不断拼搏，努力去实现自我认同，并从日常生活中实现人生的意义。[252]

S.狄龙·里普利博士是史密森博物学院的秘书，他一直富有创新精神，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正是他梦想的结晶。在1966年，他开始考虑创办一个实验性的“店面”或一座邻里博物馆，来作为史密森博物学院的一个分支机构。“大阿纳卡斯蒂亚民众组织”是一个由公民所组成的团体，它说服史密森在阿纳卡斯蒂亚创办这一分支机构。该团体位于华盛顿哥伦市阿纳卡斯蒂亚河以东地区，是黑人聚居区，人口约25.7万人。当地90多位公民汇聚在一起，组建了邻里顾问委员会；史密森派遣出两位人员，一位是时任其教育和培训部门主任的查尔斯·布利策，另一位是华盛顿市娱乐和公园管理局的顾问卡里尔·马什女士，她一直致力于解决邻里街区的社会问题。此外，史密森还派遣了一些技术人员，协同上述两位人员与邻里顾问委员会，共同把一座年久失修且遭废弃的卡弗电影院改造成为一座博物馆。它位于一条主街道上，即尼科尔斯大街（现已更名为小马丁·路德·金大街）。这次改造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斯坦利·J.安德森、埃尔默·M.戴尔、玛丽安·康诺弗·霍普女士和奥尔顿·琼斯，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253]

霍普女士为这座新博物馆找到了一位馆长。她推荐自己儿子的好友约翰·基纳德去拜访布利策。基纳德当时30岁，是一位黑人社区工作者，他充满活力，做事果断，给布利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布利策让他去拜访狄龙·里普利。里普利见到基纳德之时，第一句问候就是“谢谢你接受这份工作”，让基纳德感到十分意外。基纳德对博物馆一无所知，不过他后来回忆道：“我当时想，不管那么多了。每个人在他/她的一生中，总得要有一次大的跳跃—只管往前跳，并不知道自己将会降落在何处。”[254]

1967年9月15日，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开馆欢庆会，吸引了大约4,000名来自整个大都会区的居民。欢庆会包括一个弦乐队、两个爵士乐团以及一个丰富多彩的街区居民联谊会（其中有充满活力的服务生提供茶点和饮料）。该馆从史密森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和国立动物园等机构借来展品。展品包括1895年早期阿纳卡斯蒂亚的一间商店（以及一间邮局）；金属玩具、奶油搅拌器、冰淇淋机、咖啡机和水泵；还有猴子、一只体型硕大的绿色鹦鹉及其他鸟类和一条黑色的蛇。“开路先锋”是由当地年轻的艺术家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在附近的栅栏上绘制了一幅壁画，内容是非洲原始人的生活。该馆对面的空地上，放置有一具恐龙模型，名叫“比斯利叔叔”，孩子们都喜欢爬到它上面去。博物馆内有一架投影仪，并配有幻灯片。另外还有很多陈列柜，展出很多小的自然历史展品，包括鸟类、动物皮毛、壳和化石，以便观众欣赏。这个社区将这座博物馆视为自己的机构，对其精心维护。在华盛顿种族暴动期间，该馆并未遭到任何侵扰，也没有任何人为破坏而带来的损失。据估计，这座博物馆每年的运转成本为12.5万至15万美元。起初，由史密森的私募基金和基金会拨款来支付。但是，这个数字远远不足以覆盖支出，为此当地社区还筹集到7,000美元。这7,000美元全部来自个人的捐赠，从5美分到1美元不等。当地的一位商人还提供了一辆巴士，用于载着孩子们去市中心的史密森博物学院，参加那里举办的周六上午课堂。

Ⅱ

1936年11月22日，约翰·罗伯特·爱德华·基纳德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父亲是罗伯特·弗朗西斯·基纳德，母亲是杰西·比拉·科温顿·基纳德。1955年，他从斯普林嘉恩高中毕业，后来在霍华德大学就读了一年半。之后，他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索尔兹伯里市，攻读历史专业。

1960年，他顺利毕业，获得利文斯顿学院颁发的文学学士学位。1963年，他获得胡德神学院所授予的神学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曾在坦桑尼亚度过一个夏天，参与非洲交流促进会的项目，帮助修建一栋学生食堂和一栋学生宿舍楼。在非洲交流促进会创始人詹姆斯·鲁宾逊博士的督促下，基纳德以一位受薪员工的身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志愿者们一起重返非洲，他们与坦桑尼亚、肯尼亚和桑给巴尔岛的当地学生一起，共同致力于自助项目。后来，基纳德被任命为从开罗至津巴布韦所有非洲交流促进会项目的协调员。1964年，他回到华盛顿市，担任邻里青年组织的顾问、东南邻里住宅组织的组织者以及马里兰州东部海岸各县的社会项目分析家。

1964年11月14日，基纳德与玛乔丽·安·威廉斯结婚。玛乔丽是基纳德的同学，他们曾一同就读于利文斯顿学院。这对夫妇育有3个女儿—萨拉、乔伊和霍普。1966年，基纳德成为约翰·卫斯理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锡安教会（位于华盛顿市的西北部）的助理牧师。他还兼任很多地方的教育和文化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华盛顿市表演艺术学会和科科伦艺术博物馆。1974年，《华盛顿杂志》评选基纳德为“华盛顿年度人物”。但不幸的是，1989年8月5日，约翰·R.基纳德英年早逝，享年52岁。他曾长期患有骨髓纤维化疾病。正如时任史密森主席的罗伯特·马克·亚当斯博士所言：“基纳德是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的创始馆长，他犹如一盏指明灯……每个人都习惯性地称该馆是他（基纳德）的博物馆，时间长达22年之久。”[255]另外，据英国专家肯尼思·赫德森所言：“基纳德把阿纳卡斯蒂亚博物馆打造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座有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256]

Ⅲ

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主要的教育方式是举办特展。该馆与博物馆青少年顾问理事会的大约20名青少年一起举办了一场早期的特展“这个东西叫爵士乐”，并且得到了来自史密森的CURATOR和展览专家的帮助。展览期间，还有讲座和讨论会、爵士音乐表演以及福音歌曲演唱。另一场特展“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阿纳卡斯蒂亚的圣者，1817—1895”展现了这位开拓创新的黑人领袖以及他的世界；后来，史密森巡展服务部（SITES）将该特展推广至全美巡回展出。华盛顿市少年联盟给该馆捐赠了一笔专款，用于创建一个移动分馆，并配有一辆颜色艳丽的蓝色大货车，另外还有一位教育员。这个分馆将简化的展览、演说家、学习工具和书籍带到学校、图书馆、运动场、教堂、医院和其他的社区组织。其中著名的展示包括“美国革命中的黑人爱国志士”，7,000本关于该话题的小册子被发送给学校；“走向自由：1954年以来的民权运动”；以及深受观众喜爱的“洛顿管教所：超越时光”，它展现了由管教所的少年犯积极参与并呈现的节目；管教所的乐队和福音合唱团表演了一场原创戏剧；还有一些音乐会活动。“老鼠：人类自己招致的灾难”可以说是这座博物馆所举办的最精彩的展览，它把活老鼠放置在展柜中，并向观众提供消灭家庭老鼠的多种建议。该展览巡回展出，后来迁移至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它在那里同样获得巨大成功。在这座博物馆建馆之后的前8个年头里，它举办的大型展览就超过35场，上述展览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257]

在基纳德管理期间，该馆接连不断地举办展览。后期的一些展览包括“西进运动中的黑人”（由史密森巡展服务部将5个复制展览在30个州内巡回展出）、“黑人女性：历经艰辛而取得的成就”、“阿纳卡斯蒂亚故事：1608—1930”、“走出非洲：从西部非洲王国到殖民时代”、“黑人肖像画：杰出的美国黑人”、“文艺复兴：20世纪20年代的黑人艺术”、“黑色之翼：航空领域的美国黑人”（从史密森航空航天博物馆借展并重新设计）、“真正的麦科伊：非洲裔美国人的发明与创造，1619—1930”以及“攀登天梯：黑人教堂在美国东部城市的崛起，1740—1877”。[258]

这些展览吸引了大批来自华盛顿区的观众，另外还有很多来自美国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观众。他们前来参观展览，并向基纳德请教问题。众多的小型教育项目使得这座博物馆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社区中心。基纳德认为，他的责任在于把该馆建设成为一个集博物馆、文化艺术中心、社区团体的聚会场地以及青少年的技能培训中心为一体的机构。教育主管是佐拉·B.马丁，即后来的佐拉·马丁—费尔顿，她从建馆之初就开始与基纳德通力合作。她为移动式分馆构思并制定了一份成功的拨款方案，她也是那些“老鼠”展览的构思者和策展人。很早之前，她就开始在圣诞节期间雇用黑人来装扮成圣诞老人。她还和一个社区委员会一起，为非洲裔美国人“宽扎”文化节设计服装。阿纳卡斯蒂亚每年一度的艺术文化节，精彩纷呈，包括滑稽短剧、戏剧、音乐会和舞蹈表演。其他每年一度的展览还包括由哥伦比亚特区艺术协会所创作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还有一些学生艺术作品展。

当地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市民认为这个街区的主要问题包括犯罪、毒品、住房、失业以及教育问题，博物馆所举办的展览和项目要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该馆针对造型艺术和其他手工艺设立了“自己动手做”空间。这是一个展览设计和制作实验室，旨在为阿纳卡斯蒂亚的年轻人培训博物馆工作。1976年，它从100名申请人当中挑选出了10名受训人员。在展览区有一间儿童展室，它提供了一个开发实验性项目的机会，并且可以向孩子们展示如何制作香皂、黄油、冰淇淋、太妃糖和蜡烛。某些展览还配有木偶戏。在社区的帮助下，青少年顾问理事会的3名成员被派遣到非洲，还有其他一些成员，被派遣到波多黎各、巴哈马和海地。[259]

该馆在那座翻修的电影院内举办的最后一次展览是在1985—1986年；1987年年初，该馆搬迁至斯坦顿堡公园内，而早在1976年，其设计和制作部就已经搬迁至此。这一新址包括一间展览大厅、多功能厅和办公区域，博物馆外侧的树木茂盛，里面有野餐桌和长凳。在建馆20周年之际，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更名，简化为“阿纳卡斯蒂亚博物馆”。鉴于它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艺术和文化的聚焦与展示以及对民权的强烈倡导，该馆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性机构发展成为一座在国内和国际都享有盛誉的博物馆。它开展的项目多种多样，包括深受观众喜爱的家庭日活动、“午餐袋”论坛系列讲座、音乐会和戏剧表演，继续吸引着大批社区人员的参与。该馆举办的特殊活动也旨在帮助阐释它的展览：例如，为期4天的工作坊项目，让教师们了解黑人教堂的历史；“针对非专业人员的文物保存研讨会”则吸引了很多教会历史学家、档案保管员和其他人士。该馆还就其永久性收藏，完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藏品清单。[260]

Ⅳ

基纳德在阿纳卡斯蒂亚博物馆的经历，让他对博物馆有了很多清晰的认识。首先，他确信那种把重心放在收藏、保护、研究甚至阐释和展览上的旧类型博物馆是不足取的。相反，一座博物馆应当时刻强调社会变革和公共服务，它的展览和教育项目应当能够使一个社区更好地理解当今的问题并解决它们。一座博物馆不应当是文物的“坟墓”，而应当如尼尔·哈里斯所言的那样，“致力于吸引大量观众，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增长他们的知识，并塑造其对可能性的感知”。[261]在国际博物馆协会上的一次演讲中，基纳德指出一座博物馆应当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是“那些奢华和高贵的玩物以及过去那些最美好的东西”。[262]

对于阿纳卡斯蒂亚博物馆所取得的成就，基纳德从未感到满足—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完成。博物馆应当理解那些不参观博物馆的人士的需求、问题和想法。在1977年，基纳德告诉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教育员们：

我们忽略了我们公共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即针对那些不参观博物馆的人士，我们应当对自己进行评估。评估的结论—激发我们进行深思、让我们保持清醒以及对我们提出批评—或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给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未来能做出的最好的贡献。[263]

该馆1981年“使命宣言修订版”中强调了这一观点：

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应当继续是一座邻里街区的机构，一方面，它应当关注阿纳卡斯蒂亚这一地方社区的历史和文化并收集与此相关的物件；另一方面，它尤其要成为一个实验中心，即博物馆尝试各种途径来吸引那些它们还尚未接触到的观众。[264]

里普利指派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座博物馆，并撰写了这份宣言，但对于宣言中的部分用语，基纳德感到有些不满意。他认为，其中的一些措辞把该馆局限于它所在的这个社区，而实际上这座博物馆凭借它对非洲裔美国人遗产以及整个民权领域的关注已经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地和国外的观众。这么多年来，各种展览都聚焦这些话题，例如“这是非洲”“非洲：众多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展览。这些项目使得该馆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机构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这些项目常常伴有参与式的特殊活动，比如“一个下午的加纳文化”包括击鼓表演、舞蹈、非洲服饰时尚展览、“非洲食品博览会”、讲座、电影以及教师研讨会。[265]

基纳德为路易丝·丹尼尔·哈钦森的著作《走出非洲：从西部非洲王国到殖民时代》（1979年）撰写序言，其中谈到他对博物馆工作广阔领域的坚定信念：

在时间长河中，非洲产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理念、美好的事情、资源、财富和人民。从很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他们共同地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走向富饶。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游行、自由之行、静坐、祈祷示威实际上不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那么美国黑人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和遗产，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塑他的未来……正如阿瑟·朔姆堡所言：“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一个群体的传统必须弥补偏见。奴隶制所带走的东西，历史必须要保存下来。因为奴隶制所造成的损伤正是当下这一代人所要修复的。”[266]

基纳德丰富多彩的理念、独具魅力的个性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都深受他同事们的敬佩。佐拉·马丁—费尔顿自从建馆以来，就一直和基纳德密切合作，她说道：“在这座博物馆，约翰做了很多工作，从制作展览到用吸尘器打扫卫生。他深深地感动了我们。”[267]巴尼特—阿登美术馆的CURATOR阿道弗斯·伊利感谢基纳德曾对这座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一场展览的关心和提供的帮助，并称他是“永远的朋友”。[268]路易丝·哈钦森撰写了一本关于阿纳卡斯蒂亚历史的书，其中夸赞“这样一个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和鼓励，并继续打开多扇大门和提供机会，让他的员工得到成长和发展”。[269]纽约州和社区关系组织的主席拉尔夫·比尔冈在一次关于邻里博物馆的研讨会上总结道：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像约翰·基纳德这样的人，因为他能够理解社区中不同的声音……约翰，如果我俩挨家挨户去敲门（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们肯定是先和你说话，而不是先和我说话。[270]

基纳德对美国博物馆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经常参加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全国性会议并发表讲话，在1981年至1982年，他还曾担任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副主席。他是美国博物馆协会东北博物馆大会（现已更名为中大西洋博物馆协会）的理事会成员。1978年，在底特律创办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协会之时，基纳德曾发挥主导作用，从1982年至1983年，他还担任该协会的财务主管。他参观过美国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出席了很多博物馆会议，他那外向的性格和感人的演讲总是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来自各地的博物馆领导者都来向他寻求建议和灵感。[271]“约翰·基纳德是改变美国博物馆状貌的人士之一，”史密森博物学院的博物馆领域助理秘书汤姆·弗罗伊登海姆说道，“他不仅策划了一个个富有创意和充满活力的项目……而且……阿纳卡斯蒂亚博物馆成为美国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的典范—实际上也成为其他针对少数族群的博物馆的典范”。纽约城市学院黑人研究部门的伦纳德·杰弗里斯描述基纳德是“一位导师、一位牧师以及一位反对种族主义战争中的战士”。[272]

基纳德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1971年，他在巴黎的国际博物馆协会每三年一次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后来还参加了由英国迪奇雷基金会所赞助的一次会议。他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德高望重的乔治斯·亨利·里维埃秘书会面，两人成为了挚友。里维埃曾从法国前往华盛顿，亲自探索一座邻里博物馆，而且他和基纳德对新型的生态博物馆都十分感兴趣。生态博物馆力图把博物馆与它们所在的社区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解决当地的问题。这一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最早始于加拿大，很快就传播到法国、墨西哥、西班牙和葡萄牙。1985年，基纳德为国际博物馆协会撰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邻里博物馆—变革的催化剂》。[273]他曾被邀请在欧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很多博物馆会议上发表演讲。其中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基纳德于1987年在彼得马里茨堡举办的南非博物馆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博物馆”，他公开抨击南非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演讲结束之后，一位白人国家行政人员声称“这是有史以来他听到过对南非白人最严厉和最恶劣的抨击之一”。因此，有大约70名与会代表（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离开会场，以示对这位行政人员长篇大论的反对以及对基纳德的支持。对于这一事件，基纳德后来开玩笑说道，他就犹如是“狐狸被放到了鸡笼里”。[274]

1989年7月，在他患病的最后日子里，基纳德处于巨大疼痛之中，体重减轻了60磅。他接受了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后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阿纳卡斯蒂亚博物馆的雄狮：约翰·基纳德馆长和他一生的良心使命》，其中谈到他对史密森博物学院和罗伯特·马克·亚当斯（里普利的继任者）的强烈愤慨，因为他们没有给阿纳卡斯蒂亚博物馆提供充足的资源，导致基纳德无法开展他的项目，也无法在阿纳卡斯蒂亚河畔的波普勒波因特建造一座空间宽敞的总部。基纳德还大力支持在华盛顿广场建造一座全新的综合性的国立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他直言不讳地批判道，这些项目被忽视，主要是因为“种族主义”，并宣称亚当斯就是一位“暗地里的种族主义者”，他虐待和轻视黑人。亚当斯回应道，史密森在这些领域已经实现了一些变化，取得了进步，但他也承认“约翰的这一观点，需要在机构内部表达出来”，而作为秘书，亚当斯“当然从未尝试让他降低批评的调子”。前任秘书里普利懊悔地写道：“这个人（基纳德）需要我们所能提供的全部支持和鼓励，但我们却无法做到，对此我只能深表遗憾。”

基纳德则指出，“对于他所不喜欢或者不认同的观点，亚当斯都能够容忍，而且不会打击报复—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就能够完成”。亚当斯提议将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的主体部分从纽约迁移至华盛顿广场附近，这一计划耗资巨大，基纳德对此深感忧虑。

基纳德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华盛顿邮报》对他的采访：

我并非经过竞选而得到这个位置。我也没有主动去寻求它。是这份工作找到了我……我深信我来此处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旨意。我是一位仆人，遵从这个旨意。因此，当我摆脱了尘世的烦恼之后，如果别人能够评论我说“他是一个好仆人”，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只是扮演我的角色，当我走了之后，其他人将会走来，接替我所遗留下的工作。我所梦想的，仅仅是成为一个好仆人。[275]

在那个7月，史密森的一位年轻女士拜访基纳德，她希望采访他并形成口述历史。她原本计划再对基纳德进行多次的采访，但还没来得及开展这些工作，基纳德就去世了。[276]

最后，我知道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有点冒风险，但我还是想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结束本章。我曾多次在美国博物馆协会的集会上遇见约翰·基纳德。大约1970年，我邀请他来参观殖民地威廉斯堡，随行的还有佐拉·马丁和其他几位核心员工，他们与我们各个部门的主管一同商议我们应该如何对待18世纪威廉斯堡的黑人和奴隶制这两个话题。我对于这些话题的阐释深度并不满意，尤其是因为黑人占据威廉斯堡殖民时期总人口的50%。当然，约翰和他的团队对我们的问题深感震惊，而且坦率地告诉了我们。1971年，佐拉针对他们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大量黑人学校的儿童前来参观我们的威廉斯堡，但是佐拉认为，开端的影片（正是我们所引以为豪的）仅展现了“开心的、营养充足的和衣着得体的黑人在田野中或在高大的种植园宅邸周围工作”，而“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满”。在这个项目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黑人员工都在做一些体力劳动，比如担任服务员、勤杂工或花匠，却没有一位黑人讲解员或阐释员。那些带领观众进行参观的白人女解说员们很少提及奴隶制或黑人。佐拉总结指出：“参观威廉斯堡，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陈旧的观念—黑人的参与程度被降至最低，只剩下一些微笑的脸庞。”[277]

1972年，我从殖民地威廉斯堡退休，然后前往特拉华大学，教授博物馆学方向的课程。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我招收的学生大约有360名，大部分都是研究生，我每年都曾邀请约翰来给我的学生们讲解“邻里博物馆”。尽管约翰把一部分时间投入到博物馆领域之中，但他的主要兴趣显然是在于民权运动，这一点让我一直感到非常有趣。不过，我认为让学生从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视角来听听这一话题还是大有裨益的。有时候，约翰会带上一位助手，其中有一次是一位即将高中毕业的年轻黑人学生，整个课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78]

形容约翰·基纳德，最佳的一个词就是“超凡魅力”。他那渊博的知识、无穷的活力、丰富的幽默感以及富有想象力的演讲使他广受欢迎。但他英年早逝，这对博物馆界而言，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10 凯瑟琳·科菲
Katherine Coffey
把社区民众吸引到综合性博物馆

Ⅰ

凯瑟琳·科菲曾担任巴纳德学院女校友协会的执行秘书。1925年，她辞掉这份工作，前往位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博物馆担任助理，当时她25岁。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她有机会与约翰·科顿·达纳紧密合作。达纳是这座博物馆的创始人，也是美国最激进、最富有创新意识的博物馆馆长之一。路易斯·班伯格理事拥有纽瓦克最大的百货商店，他计划给该馆捐赠一栋大楼。科菲开始帮助达纳规划这栋新建筑的建设。达纳欣赏“科菲的可靠技能”，认为她能力卓越，而且易于共事。1926年3月，漂亮的博物馆新总部大楼正式对外开放，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并有围墙包围。很快，科菲承担起大量的工作，包括艺术、历史和自然科学特展的设计与布展，同时还要开展其他教育活动。它们吸引了该市的许多家庭观众—蓝领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们、具有移民背景的观众以及富人群体。科菲还主管博物馆新创的培训项目，即每年招收大约9名大学毕业生，让他们以实习生的身份在博物馆的各个部门内工作。[279]

科菲认为，在纽瓦克博物馆工作令人感到兴奋。达纳是法律专业出身，喜欢推理和辩论。他招纳了几位能干的女士来帮助他管理这座博物馆。比阿特丽斯·温泽是他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和博物馆助理馆长，她是一位强有力的行政管理者，业务娴熟，负责该馆的日常事务。她的两位助手分别是玛格丽特·盖茨和艾丽斯·W.肯德尔。路易莎·康诺利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教育员，她曾参观过美国的65家博物馆，报道它们的教育项目，并向纽瓦克博物馆就这一领域提供建议。她也是该馆培训项目的教师之一。达纳激发科菲的想象力并鼓励她发挥出最大的能力。科菲所在的团队群英荟萃，她们共同开展了很多卓越的项目。因此，能够与这样一位精力充沛的馆长和这样一个精英团队共事，科菲是幸运的。[280]

Ⅱ

1900年5月15日，凯瑟琳·科菲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是约翰·J.科菲和玛丽·华莱士·科菲。她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1922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53年，她获得拉特格斯大学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她还分别获得拉特格斯大学和西顿霍尔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她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曾担任新生希腊运动会委员会的主席，大二班级的班长以及本科生协会的副主席。1923年至1924年，她担任女校友协会的要职—执行秘书。

在纽瓦克博物馆，1929年达纳去世之后，比阿特丽斯·温泽接替他的职位，成为博物馆馆长和图书馆管理员；两年后，科菲晋升为CURATOR，负责展览、教育项目和博物馆培训。1936年，她获得来自卡尔·舒尔茨基金会奥伯兰德信托基金机构的一笔奖励金，得以前往欧洲，考察研究那里的博物馆。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海外从事后勤饮食工作，隶属工程兵第86部队。1947年，温泽卸任馆长，艾丽斯·W.肯德尔继任成为新的馆长，而科菲晋升为助理馆长。两年后，肯德尔退休，科菲成为馆长。她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68年退休。在她担任馆长期间，科菲还做了大量馆外的工作。1953年至1956年，她担任美国博物馆协会理事会的成员，还曾连续两年担任东北博物馆大会（现已更名为中大西洋博物馆协会）的主席。她是新泽西州博物馆委员会的组织者和第一任主席。她还被选举为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会员。她也是美国博物馆协会一个重要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说服史密森博物学院接管位于纽约的库珀联盟学院博物馆，即现在的库珀·休伊特国立设计博物馆。[281]

在科菲退休的6个月之前，塞缪尔·C.米勒成为她的接班人，后来继任为馆长。米勒曾是奥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位于布法罗市）的助理馆长。之后，科菲当选为该馆理事；为了纪念她，该馆还创建了凯瑟琳·科菲捐赠基金，金额达10万美元。退休之后，科菲一直居住在纽约，依然十分活跃，担任了新泽西州历史学会的顾问，还是刚成立的美国博物馆协会认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972年4月4日，她突然去世。[282]

Ⅲ

要了解科菲对纽瓦克博物馆的贡献，我们有必要审视她所主要负责的三大领域—特展、教育活动和博物馆培训。从1926年至1968年，在科菲的博物馆职业生涯中，纽瓦克博物馆一共举办了大约150场重大展览，平均下来，每年举办约3.5场展览。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小型展览。在举办展览过程中，科菲起着主导作用，而该馆的六七位CURATOR，通常负责撰写展览目录，他们会得到助手们的帮助，因为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由助手们来进行的。绘画和雕塑的CURATOR小威廉·H.格茨曾撰写了很多展览目录。[283]

这座博物馆对宣传当代艺术事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科菲主管期间，重要展览包括“在世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1926年），“现代美国水彩画”（1930年、1948年），“彩色摄影”（1940年），“当代美国黑人艺术”

（1944年，展出了30位著名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当代版画”（1946年），“绘画和雕塑中品位的变化，1795—1946”以及“从1910年至今的抽象艺术”（1956年）。

这座博物馆高度重视新泽西州的艺术家。从1952年开始至1968年，该馆每3年举办一次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展。其他一些展览则介绍一些知名度相对不高的新泽西州艺术家，包括“本地人才”（1948年）、“新泽西州的现代建筑”（1955年）以及由博物馆员工所罗列出的1,000多位“新泽西州早期的艺术家，1783—1920”（1957年）并展出110件作品。针对新泽西州3个世纪的历史而精心举办的庆祝活动（1966年），共包括8场展览。

该馆曾说服霍尔格·卡希尔在美国举办第一次展览“美国原始绘画”（1930年），这一展览后来在芝加哥、托莱多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博物馆巡回展出，该馆对此感到十分骄傲。第二年，这座博物馆推出先锋展“美国民间雕塑”，展品包括船头雕饰、雪茄店印第安人雕塑、风向标、鸟类和动物雕塑。

达纳开始在博物馆内展出新泽西州的工业产品，一方面旨在吸引新泽西州工业领域的经理们、工人们以及所有社区民众来参观这座博物馆，另一方面旨在让他们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在科菲管理期间，与工业领域相关的展览包括“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皮革”（1926年）、“纽瓦克出产的珠宝”（1929年）、“航空：纽瓦克的工业”（1932年，主要展出纽瓦克飞机场）、“现代奇迹：化学改变世界”（1934年，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泽西州在美国的化学工业领域排行第二）、“战争与和平：纽瓦克地区的工业领域”（1945年，其中有56家公司参展）以及“世界贸易中的纽瓦克”（1949年）。

通过展现“低价位的商品也可以是精心设计的”，这座博物馆不仅吸引到当地的公司，还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精心设计且物美价廉的物品”（1928年和1929年）展出的物件，价格在10美分至50美分之间，它们都是从小杂货店和百货商店内所购得的。“圣诞节礼物：精美礼物的建议”（1950年）展示出的商品，价格在10美分至10美元不等。该馆经常举办类似展览，从1956年之后，这种展览还展出和出售由新泽西州艺术家和手艺人所创作的物件。

该馆举办过很多关于全球不同地区的艺术的展览。它所拥有的西藏艺术收藏，是美国最好的收藏之一，并曾在“西藏的生活和文化”（1949年）展览中展出。该馆举办“非洲原始艺术”展（1928年），时隔多年，又举办“非洲生活中的艺术”展（1954年），主要展现非洲部落对艺术的概念—将艺术视为一种宗教。还有两个展览分别是“犹太教中的艺术”（1957年）和“佛教中的艺术”（1958年）。“日本的版画以及它们的影响”展（1953年）举办过之后，紧随的是“日本的艺术”（1954年）；“太平洋上的岛屿”（1939年）和“南太平洋诸岛上的艺术”（1967年）则主要展现大洋洲。“战区”展览（1943年）利用博物馆的人种学收藏和东方收藏，再现美国部队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情形。“20世纪的印度艺术”（1956年）聚焦印度，而“波斯和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的绘画”则聚焦伊朗。“南部的三个邻邦—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1941年）是一场拉丁美洲“友好邻邦”展览。还有一些展览分别聚焦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艺术。

该馆的科学收藏被用于以下展览：“新泽西州的地质情况”（1951年）；“物理科学”（1960年）让观众自己动手操作展览装置，从而展现光、电、磁性和声音的奥秘；“自然科学”（1968年）展现新泽西州的鸟类、化石和矿物质。这座博物馆还关注技术的进步，举办的相关展览有：“从徒步到16个汽缸”（1930年）展现汽车的兴起，“原子能”（1948年），“飞向火星”（1956年）以及“卫星科学”（1958年）。

迄今为止，该馆吸引观众的最佳亮点就是特展。它们所吸引的大批观众，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对特展的主题极为感兴趣的新观众，还有一大批稳定的“回头客”。这些展览的举办，主要是利用博物馆内不断丰富的收藏，此外也会偶尔从其他博物馆借入展品。

科菲先是博物馆的一位员工，后来成为馆长，所以博物馆其他教育活动的开展都与她有着密切的关系。[284]该馆举办的展览，经常伴有其他配套项目，包括讲座、展示、讨论会或工作坊，它们吸引了许多社区民众前来参与。该馆还针对盲人创设了特殊参观之旅，允许他们用手触摸陶瓷和篮筐。新馆大楼落成以后，该馆建立教育部门，与学校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并把学生的博物馆参观之旅融入到学校课程中。该馆还把展品送往学校展出，它的展品出借部门共有1万件展品。博物馆员工也会深入学校、俱乐部和其他社区组织，给他们举办讲座或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该馆的参考书阅览室向博物馆员工和公众开放，它还与全国各地的其他机构交换出版物。教师可以在这座博物馆内攻读学分制课程，并且使用由当地一所州立师范学院提供的博物馆物品。该项目获得了纽瓦克教育委员会的支持。

很早之前，该馆就创建了一个青少年博物馆，拥有自己的展品，还有素描班、绘画班、模具班、手工艺班以及一个博物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终身会员会费仅为10美分，旨在鼓励青少儿收集邮票、钱币、自然历史标本和其他物件。这些活动吸引了很多学生在放学之后或周末前来参与。青少年博物馆理事会由众多青少年俱乐部的代表们所组成，它曾每年举办一次盛装游行活动（后改为每年举办一场针对其藏品的展览）。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市政府给该馆的拨款大幅度削减，但是博物馆员工依然能够维持他们的常规活动，并开始给成年人（很多都是失业者）提供这些周日下午的培训课：素描、模具和自然研究。尽管没有任何报酬，博物馆员工依然志愿来负责监督该项目；还有一些客座讲师也经常参与该项目。在这些培训课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纽瓦克自然俱乐部、纽瓦克科学工作坊和成人学员艺术工作坊，它们提供的课程包括编织、绘画、陶瓷、雕塑等。1933年起，博物馆从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每月举办一场音乐会。

1953年，伦纳德·德赖弗斯夫妇出资建造了一座新的斯皮茨天文馆，将其捐赠给了纽瓦克博物馆。天文馆对外开放后，定期举办天文方面的展览。这对夫妇还出资5万美元，用于维护天文馆。1960年，博物馆又增加了一个光学天文台。1977年，该馆买下隔壁的约翰·H.巴兰坦故居，并在馆舍后方扩建了一部分，共有4层楼，安置了青少年博物馆、展品出借部门、成人学员艺术工作坊和参考书阅览室。这座故居经过重新翻修以后，内置时代展室，陈设新泽西州装饰艺术品。博物馆购买的另外两座建筑，一座是纽瓦克校舍，建于1784年，里面布置恰当，于1939年被迁移至博物馆宽阔的花园内；另一座是纽瓦克消防博物馆，它于1967年创建于巴兰坦马车车库中，后来也搬迁至博物馆的花园内。

1969年，博物馆的会员数量已达2,173人，他们享有很多特权，包括听讲座、参加特殊活动、观看电影以及参与家庭旅行活动等。该馆每月给会员邮寄一份月刊《新闻笔记》，另外每季度邮寄一份季刊《博物馆》，里面收录有关于收藏和当地历史的文章。1950年，该馆设立一个会员室，并邀请会员来借绘画和版画作品—他们可以将其带回家或自己的办公室。该馆鼓励整个社区来使用研究性的收藏和咨询服务；用于巡回展出的绘画和版画作品，还被送往各个教育机构。

在她1959年的报告中，科菲罗列了博物馆的活动并指出：

我们十分幸运，因为这座博物馆的创始人所制定的发展方向十分灵活，这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以及社区需求。就其收藏、项目或者活动而言，这座博物馆是动态发展的；唯一保持不变的是它的宗旨。[285]

科菲所提到的“不断变化的时代”，从纽瓦克人口组成的变化就能看出来。在1909年博物馆成立之际，纽瓦克的人口构成包括大约20个欧洲的民族：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匈牙利人等，黑人非常少（仅占纽瓦克总人口的2.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黑人开始迁居到这座城市，尽管当时他们在这里只能找到卑微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黑人从南方迁居到这里。到科菲退休之时，黑人已占纽瓦克总人口的近60%。白人都迁至纽瓦克的郊区，其中包括很多向上层社会发展的欧洲民族，这都使得纽瓦克成为了一座黑人之城。黑人遭受了种族隔离，受尽屈辱，他们居住在环境极为恶劣的贫民窟中，犯罪率高，性病和结核病肆虐，婴儿死亡率高，还有铅中毒和毒品滥用等诸多问题。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接受政府救济，而16岁至25岁之间的青年人，失业率高达40%。

1967年7月，警察枪杀了一个正在犯罪的黑人。黑人群体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最后引发了为期5天的暴乱，市中心的商店和其他地方被掠夺和焚毁。州长调集州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动用了警棍和枪支，才得以平息暴乱，恢复秩序。在这场混战中，共有23名黑人死亡。尽管这座博物馆位于市中心，但是在这次暴乱中，它却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该馆努力为整个社区提供服务，它曾接待过很多黑人观众。针对黑人文化，它曾举办过4场重要的展览，其中有一场展览，展出了30名黑人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而另外3场展览，则聚焦非洲艺术并将其视为黑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286]

1969年2月，博物馆遇到另一个难关，当时恰逢科菲退休之际。纽瓦克市议会投票，一致同意市政府于4月1日停止给以下两座机构拨款：公共图书馆（拨款约1,200万美元）和纽瓦克博物馆（拨款将近80万美元）。这一决策出台之时，该馆正在举办非洲艺术节，其中包括一场规模宏大的展览“非洲艺术”和其他一些小型展览，比如“照片展—非洲人民”、版画展和绘画展，还有拼贴画展览（由当地的艺术家们所创作，自称“黑色运动”）。这个文化节还包括电影、时尚秀、音乐、舞蹈和击鼓表演；它不仅吸引了黑人观众和白人观众，还吸引了非洲许多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大部分代表都身着自己国家的本土服饰，前来参加这个文化节。

关于停止拨款的议案，市议会举办了为期1天的听证会，当时有来自社区各个地方的400多名市民，涌向市议会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强烈反对这一议案。种族平等委员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纽瓦克都市联盟、新泽西州图书馆协会、大学和学院的发言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士都大力支持博物馆和图书馆，示威者还前往新泽西州的首府托伦顿市，恳求州长理查德·J.休斯和州立法机关增加州政府的拨款。（市政府停止拨款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希望获得州和县的更大的支持。）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市议会宣布撤销2月份的议案。州政府增加对博物馆的支持力度，拨款数额占博物馆总拨款的三分之一，还有一个县给博物馆拨款5万美元。从那时起，博物馆继续提供由社区所支持的项目；1970年，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位黑人工程师肯尼思·吉布森被选为市长，主持市政府的工作。黑人群体一直给该馆提供不断的支持。[287]

Ⅳ

1925年2月5日，达纳宣布这座博物馆将于当年秋季创办“博物馆工作者学校”，学习年限长达9个月，招收大学毕业生，名额不超过12人，主要是学习博物馆的管理。每周会有大约10个小时的正规授课时间，学生们还要在博物馆不同的部门内承担实际工作，并且为该馆的特展担任阐释员或讲解员。从一开始，该项目就获得巨大成功，第二年春季，9位女学生毕业，其中8位都去了各个博物馆任职，前途光明。

科菲是这一培训课程的监督者，她在选拔学生、监督学习过程和帮助学生找工作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生们认为她为人苛刻，但做事公平。[288]在第五年，50名学生申请，最终录取了8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7个州和6所学院。截至1942年，由于战争原因，培训课程中断。该馆一共培养了108名年轻人，他们绝大部分都在美国或加拿大的博物馆内工作。1961年，科菲宣布重新启动这一培训项目。[289]

在当时的美国，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博物馆培训项目，纽瓦克博物馆的培训课程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保罗·约瑟夫·萨克斯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教授的课程，主要研究艺术博物馆。不久之后，很多地方都开始开设博物馆研究的课程，不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秘书和达纳的亲密好友亨利·沃森·肯特认为，他们很多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试图讲解艺术史或其他论题。肯特坚持认为，优秀的博物馆研究的课程，应当教授博物馆管理或博物馆经济管理，而关于主题的讲解，则应留给学院和大学来做。纽瓦克博物馆正是遵循了这一实践原则。[290]

在她给《博物馆新闻》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科菲清晰地阐释了她的博物馆理念；当时对博物馆工作中研究、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地位，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91]她在开篇中，赞扬已逝的乔治·布朗·古德（曾任职于史密森美国国家博物馆）曾经对博物馆所下的定义：“博物馆是一所保护如下物件的机构，那些物件能够最佳地阐释自然现象和人工制品，使用这些物件可以增加人类的知识和文化，并给人类带来启迪。”[292]她还赞同古德从亨利·科尔爵士（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创始人）那里所引用的一段话，内容如下：

如果你希望科学方向和艺术方向的学校能够有效地培养人才，如果你希望自己身心健康、所呼吸的空气和所吃的食物有益健康，如果你希望长命百岁，如果你希望制造业得到发展，如果你希望贸易增长，如果你希望国民素质提高，那么就必须要有科学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因为它们能够阐释生命、健康、自然、艺术和美的法则。[293]

科菲强调，一座博物馆的宗旨不仅仅在于收藏和保护物件，它的主要功能是研究、展览和教育。拥有大量科学和艺术收藏的博物馆，通常都位于大城市之中，这些博物馆具有双重责任，一方面开展深入的主题研究，另一方面教育它们所吸引到的大批观众。小型博物馆可以减少主题研究，而应当主要致力于教育和公共服务，开展深入的教育研究。大学的博物馆，与一般公众的教育关系不大，它们主要为学者和学生提供服务，主题研究尤为重要。

科菲总结指出，每一座博物馆都应当明确而清晰地阐明其宗旨，让理事和员工都能够理解，实现博物馆员工的职业化。CURATOR不仅要对他们的收藏和藏品鉴赏感兴趣，还应当对教育感兴趣；而教育员也应当了解对CURATOR而言那些十分重要的主题。馆长应当是一位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理解博物馆的总体目标和博物馆的所有功能，并且知晓如何激励CURATOR与教育员们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博物馆的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科菲坚持不懈地努力，确保纽瓦克博物馆一直是一个强大的社区教育和文化资源中心。

凯瑟琳·科菲在纽瓦克博物馆工作了大约43年，其中担任馆长将近有20年。她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博物馆女馆长之一。她在纽瓦克博物馆的卓越工作使其享有盛誉，深受人们的敬仰。中大西洋博物馆协会（科菲曾担任该协会主席，业绩突出）于1972年设立了著名的凯瑟琳·科菲奖，每年颁发给“在博物馆行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科菲的名字和她的贡献，被公正地载入了美国博物馆发展史册。

11 查尔斯·斯普拉格·萨金特
Charles Sprague Sargent
创建一座卓越的植物园

Ⅰ

詹姆斯·阿诺德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一位富有的商人，他的庄园面积达11英亩，其中有一座秀丽的英式植物园，阿诺德本人对园艺有着浓厚的兴趣。1863年，阿诺德逝世，他将剩余财产的一部分，交由3位理事来管理，用于“推动农业和园艺业的发展，或者用于其他哲学目的，或者慈善目的”。[294]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理事乔治·B.埃默森是一位业余的植物学家，他曾撰写著作《马萨诸塞州森林中的野生树木和灌木》（1846年）。在1872年，他劝说另外两位理事将遗赠捐给哈佛大学，用于建造一座阿诺德树木园。哈佛大学决定留出137英亩的土地，位于波士顿西侧的牙买加平原，距离哈佛大学6英里远。阿诺德的遗赠共计大约5万美元，但刚一开始，每年收入仅有3，000美元。根据理事们和大学之间的协议，树木园内包括“尽可能多的、无论是本土的抑或国外的、所有可以在牙买加平原露天生长的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295]查尔斯·斯普拉格·萨金特被任命为哈佛植物园的园长、园艺学教授和这座新树木园的园长。[296]

1841年4月5日，萨金特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父母分别为伊格内修斯·萨金特和亨丽埃塔·格雷·萨金特。伊格内修斯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与妻子都出身名门，是波士顿上层社会名流中的成员。1845年，伊格内修斯购买下霍尔姆·利庄园（“内陆岛牧场”），这是一个位于布鲁克莱恩市、面积达130英亩的庄园。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出色的植物园。青少年时期的查尔斯，被送往埃普斯·萨金特·迪克斯维尔男子学校就读。1858年，他考入哈佛大学，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化学、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和4门修辞学的课程（但他未能习得公开演讲的能力）。他没有选修植物学。他并不是个优秀生，曾有一段时间他差点被学校开除，因为他过于懒散，但他最后坚持了下来并于1862年毕业。全班一共90名学生，他排名第88位。

毕业后不久，萨金特加入联邦军队，担任路易斯安那州第二步兵部队的中尉。在新奥尔良，他担任纳撒尼尔·P.班克斯将军的副官，并参与了如下战役：红河战役、围攻哈德逊港和占领莫比尔。后来，他晋升为陆军少校，这是表彰他在莫比尔战役中所取得的“赫赫战功”和表现出的“忠诚”；1865年，他光荣退役。随后的3年，他在欧洲旅行。归国之后，他似乎无法决定自己将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所以就暂时将精力投入到管理霍尔姆·利庄园中。在那里，他开始对植物学和园艺学产生兴趣，还十分认真地记住这些植物的拉丁文名称。

哈佛大学为什么给萨金特提供了上述3个职位，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的学习成绩不尽人意，经验也非常有限，尽管他当时是波士顿上层社会的一员。他的邻居弗朗西斯·帕克曼是一位历史学家，非常喜欢萨金特。帕克曼对园艺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在哈佛大学园艺学专业担任了1年的教授。有可能是他推荐萨金特作为自己的接任者。[297]

从那之后不久，萨金特收获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他与玛丽·艾伦·罗伯逊成婚。玛丽比萨金特小十几岁，她的父亲拥有几个生意兴隆的棉纺厂。萨金特为人严肃，沉默寡言且不善交际，而玛丽一向十分开朗，为人随和。她也具有艺术天赋，后来给萨金特的树林收藏绘制水彩画的插图。他们共育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玛丽与他们关系融洽，并保护他们免受萨金特暴躁脾气的影响。

1874年，萨金特夫妇前往欧洲度蜜月，这也是一次公务旅行。位于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萨金特认为它甚至超越了邱园。他与邱园的园长约瑟夫·胡克爵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威廉·西塞尔顿—戴尔是胡克爵士的女婿，并且最后成为了他的接任者，威廉与萨金特年纪相仿，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还前往日内瓦和巴黎，分别拜访了瑞士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勒和巴黎植物园的约瑟夫·德凯纳。萨金特认为，与世界顶级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会面，并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一点十分重要。

萨金特与哈佛大学的阿萨·格雷教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在植物学方面，格雷就是萨金特的导师。萨金特大大改进了哈佛大学的植物园，并在苗圃中培育了很多植物，他计划将来把这些植物种植到树木园中。1877年，在他还尚未教过一堂课之前，哈佛大学就辞去了他园艺学教授的职务，不久之后，他放弃植物园的发展，转而把精力都集中到树木园上。在树木园50周年纪念之际，萨金特写道：

他发现自己接管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农场，其中有一部分野生的植物和当地的树木，但是由于过度放牧，也遭到了破坏。为了发展这个地方，每年获得的资金还不足3,000美元。他没有设备，也没有公众的支持和鼓励，而且他对树木园一无所知，也不清楚自己应当往什么样的目标去努力。[298]

后来，萨金特采取了一项措施，大大提升了树木园走向成功的可能性。园林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为波士顿市提出了一个建议—开发一个绵延数英里的公园系统，从波士顿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大约7英里之外。树木园恰好位于这一开发项目的范围内，所以奥姆斯特德邀请萨金特加入进来，把树木园建设成为这个公园系统的一部分。它将向波士顿市民开放，提供娱乐活动，而作为回报，波士顿市政府会出资修建公路和园区内的小径，维护树木园并对其巡逻，还将为其提供一个供水系统。萨金特热情地支持这一计划，他邀请阿萨·格雷一起说服对此不太情愿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让他接受该计划。市议会投票，否决了这一开发项目。但萨金特机智多谋，他组织了一场请愿活动，并且获得了1,305位最有影响力的纳税人的签名。市议会最终撤销了之前的决议，在1882年，哈佛大学把树木园中120英亩的土地，转让给波士顿市；而该市又另外购买了45英亩土地，用于建设这一公园系统。该市将所有这片土地，租赁给哈佛大学，期限为1，000年，而且将来可以再次续约这么长时间，租赁费用仅为每年1美元。

萨金特立即开始花大力气开发他的项目。他所规划的树木园，具备四大功能—一座活体植物的博物馆、一个科学研究站、一所林业和树木栽培学校（未能实现）和一个受公众欢迎的教育基地。他对树木园进行了考察，发现其中仅有123种木本植物。他悄无声息地删除了1872年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即种植草本植物。他开始种植新的树木，并以群类的方式来表明它们的自然顺序，通常是每一种树木种植12棵标本。到树木园15周年之时，萨金特已经种植了12万棵树木和灌木。萨金特在挑选助理方面十分精明；他招聘到的最重要的一位助理就是杰克逊·道森。道森被任命为监管者，负责树木园内的苗圃。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非凡的树苗培育家，为树木园尽忠效劳，一直到1916年去世。

为了把这座树木园建设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站，萨金特开始收集标本，建造一座植物标本馆。在他给好友乔治·恩格尔曼博士所写的一封信中，萨金特建议植物标本馆内仅收集“北美洲（最为优先）以及整个温带地区的树木和灌木”。[299]乔治·恩格尔曼是一位在德国接受过训练的内科医生和植物学家，他当时正在圣路易斯市帮助亨利·肖建设密苏里植物园。萨金特还开始收集一些重要（经常是善本）的书籍，用于建设一座图书馆。植物标本馆和图书馆都是他的私人财产，萨金特将它们安置在霍尔姆·利庄园的一个房间里。1910年，他把这两个机构捐赠给了树木园，当时植物标本馆共有1,000件标本，图书馆藏书6,000卷。霍拉肖·霍利斯·亨尼韦尔给树木园出资建造了一座新的行政大楼，植物标本馆和图书馆被迁移至这栋大楼内。这栋新建筑欢迎植物学家、园林设计师、公园监管者、苗圃工人和学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房间，可以在里面研究标本或阅读书籍。萨金特本人经常与他们一同探讨问题，并给他们提供建议；查尔斯·爱德华·法克森是一位学者型的博物学家，他的办公室就在这栋大楼内。法克森也是一位CURATOR和一位造诣深厚的植物艺术家，他为萨金特的各种著作提供插图绘画；他在树木园一直工作到1918年去世。

在教育领域，树木园取得了稳步的发展。1886年，萨金特招聘了一位年轻的加拿大植物学家约翰·乔治·杰克，任命他为第三首席助理，负责举办树木栽培方面的讲座以及开设田野课程。杰克知识渊博，授课富有激情，他带领观众在树木园中的漫步之旅很快就获得了成功。1888年，萨金特还创办了一份周刊《花园和森林》，他自己担任负责人，而编辑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威廉·奥古斯塔斯·斯泰尔斯。这位负责人经常撰写短篇文章，包括《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植物》（通常还配有版画或图片）、《美国树木纵览》、《日本森林中的动物群概述》，还有书评以及未署名的社论，这些都支撑了他对林业各个方面的兴趣。这份杂志在纽约出版，尽管它并未得到树木园的资金赞助，但该杂志却大力支持树木园的项目。不幸的是，这份杂志逐年亏损（大部分都靠萨金特的资金支撑），最终于10年后停刊。

在树木园，萨金特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短缺。捐赠资金每年最多给树木园提供大约8,000美元，而树木园的支出经常是这个数额的两倍。萨金特自掏腰包，捐赠给树木园很多资金（在他的一生中，捐给树木园的资金约有25万美元），而且他还经常呼吁好友捐款。当资金短缺的时候，萨金特就会举办一场宴会，在宴会上向宾客介绍所遇到的难题以及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宾客一般都会同意捐款。他坦言，他的所有助理薪酬过低；尽管他们会抱怨，但都十分忠诚。

在萨金特的管理下，树木园就是一个人的机构。在办公室，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包括周末和节假日。他需要阅读和回复堆积如山的信函。他的助理们非常敬仰这位“教授”和他的专注执着与奉献精神。不过，萨金特有时候脾气粗暴，十分霸道，是一位真正的独裁者，也是一位明智的独裁者。他欣赏和信任自己的员工，却并没有把他们视为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也从未邀请他们去霍尔姆·利庄园参加宴会。

Ⅱ

在树木园刚刚建设起步阶段，萨金特开始考察北美洲的森林，成为了保护森林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一本出版物《关于树木种植的几点建议》于1875年出版，马萨诸塞州农业促进学会（萨金特是其中的一位理事）将其印制了1万册，用于出售给公众。该学会选举萨金特为主席，不久之后，学会每年向树木园提供至少2,500美元的资金。

阿萨·格雷向美国内政部推荐萨金特，让他提供关于森林方面的报告，用于1880年的人口普查。萨金特同意承担这项巨大而困难的工程。他招募了一批植物学家，考察规定区域内的树木，他还说服政府出版他的《北美洲林木的目录》初期完成稿，以便给他们提供参考。1880年夏季，他与好友恩格尔曼和查尔斯·C.佩里前往美国西部，“考察犹他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山区中的树木”。当时，恩格尔曼已经70岁了，患有风湿病，而且身体肥胖；佩里指出恩格尔曼“精力充沛，但是他不喜欢萨金特的推推搡搡和催促”。恩格尔曼向格雷写道“萨金特一刻都停不下来，他那旺盛的精力，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很少会用超过5分钟的时间做什么事情，也很少允许我们用超过5分钟的时间去做什么……总之，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度过了一段辉煌的时光”。[300]最后，萨金特的报告《关于北美洲森林的报告（墨西哥除外）》，让他在全国一举成名。报告长达612页，广泛地考察了412种树木、它们的特性以及用途。其中谈到了森林火灾的问题；萨金特督促联邦政府研究森林对河流所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份报告仍是关于北美洲林业最重要的报告之一，很多年以来，它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政府及其在美国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萨金特持有一种反对和不信任的态度。1898年，他在给好友西塞尔顿—戴尔的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我居住在英格兰，那么我可能会是一个侵略主义者。教化世界和对劣等民族发号施令，这是英格兰的事情。我们不具备做这种事情的能力……我们有普选权这个魔咒—这是一个架在美国脖子上的巨大重担—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对小型的社区而言，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而且是诚实的。但是，在我们的大城市中，这却是一个悲惨的失败，因为它的存在，导致我们无法拥有一种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管理方面相媲美的公共服务。美国人有能力完成很多好的事情；但是，这都是由社团和个人来完成的，而不是政府。最能够证明这一观点正确性的例子就是，政府所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远远不如大学所取得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迟早有一天，美国会陷入困境。无数民众将会被杀害，而大量的财富将被浪费一空。如果最终能够带来具有限制性的选举权，那么上述代价也是值得付出的。[301]

显而易见，萨金特是一位19世纪的维多利亚人，轻松自在地享受自己的财富，埋头沉浸于一个成功的科学职业，并且确信富有责任感的个人主义远远胜过几个政客操纵之下的任何可能的政府监督。萨金特的祖先，是在殖民时期从英国迁移而来的，因此对于从欧洲各个国家到美国的不断增长的移民，萨金特总是持怀疑态度，他蔑视“劣等民族”，而且畏惧“普选权”。

1883年，萨金特将普查报告提交给华盛顿首府之后，作为北部横贯大陆考察项目的一位成员，立即赶往蒙大拿州，该项目由铁路方面的利益集团所赞助。考察队翻越落基山脉，穿越华盛顿州北部地区、跨过喀斯喀特山脉，最后抵达波特兰。由于后期铁路利益集团对该项目失去兴趣，所以考察队的研究成果未能得到出版，不过萨金特曾给《国家》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首次提议创建现在的冰川国家公园。他强调这一地区的风景美不胜收，并且指出对该地区的森林进行保护，就可以保护北美洲的三大河流—密苏里河、哥伦比亚河和萨斯喀彻温河。[302]最终，这座公园在1910年建成。

1883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长莫里斯·K.杰瑟普说服萨金特带领一个考察团来研究一套方案，指导纽约州政府如何来管理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州政府在那里已经拥有4万英亩的土地，此外对于拒不纳税的个人，州政府将其土地没收，并入到这一森林保护区。考察团于1885年完成一份报告（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萨金特的心血），强调森林的价值，并且警示要防范森林中的多次火灾和效率低下的伐木做法。它反对政府的管控，而支持由3位非受薪人员组成一个非政治性的委员会，让该委员会管理森林，并且在州政府所属的土地和私人土地上，实施防火措施和高效率的伐木作业。这一地区的居民、与伐木相关的利益集团和运输木材的铁路集团最终成功地抵制了该报告。最后双方妥协，由5位受薪人员组建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委员会，但对森林防火和伐木业的约束力微弱。萨金特对此感到深恶痛绝，这让他进一步坚信，政府在这些区域所采取的措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无果而终的。

与此同时，杰瑟普理事长提出一个新的构想—在美国博物馆增加一个新的北美洲林木收藏，他邀请萨金特为此收集藏品。杰瑟普起初给萨金特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和能力超强的行政管理者，“他希望自己的资金能够得到最佳的使用，不是把它们挥霍到漂亮的房子和品位庸俗的图片上，而是花在更好的事物上。这样的美国人少之又少，而杰瑟普就是其中的一员”。[303]萨金特收集到大约106种树木的标本。他把6英尺高的参天树干恰如其分地切割，并进行打磨和抛光，从而展现木材的垂直切面、水平切面和对角线切面；它们还配有与实物一般大小的水彩画—描绘了树木的树叶、花儿和果实，基本上都是由玛丽·萨金特所创作。所有这些日益激增的费用和开支都由杰瑟普来支付。在这15年间，两个人密切合作，但是也常有争执发生，因为萨金特坚持要打造一个全面和详尽的科学收藏，而杰瑟普则希望能降低巨额的成本开支。1885年，杰瑟普的收藏对外开放，它赢得了来自媒体的赞誉，但是却未能吸引公众的兴趣。让萨金特感到慰藉的一点是，他自己获得了一个林木小型标本的收藏，并将其安置在树木园内的博物馆中。

随后，萨金特决定撰写一部关于北美洲森林的森林志巨著，作为普查报告的延续项目。他认为美国急需一本描述国家林木的科学著作。他曾多次前往美国西北部进行考察，收集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树木种子和植物；他开始系统化地考察西印度群岛、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得克萨斯州，收集标本和做笔记。有时候，他会带领法克森一同前往，让法克森画素描；其他一些考察之旅中，他的妻子与他相伴。他还考察过墨西哥东北部、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林木。1891年，《森林志》第一卷出版，“谨以此书献给阿萨·格雷—朋友兼大师”。《森林志》最终完成，一共包括14卷，内容涉及585件标本和740张插图。在序言中，萨金特写道：

要想真正地了解林木，就必须深入森林中去研究；因此……从加拿大到格兰德河的河畔和亚利桑那州的山区，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到佛罗里达州南部的群岛，我都在它们的野生环境中对美洲的林木进行了考察。其中很多林木，我在美国的植物园以及欧洲的植物园内都曾经看到过，几乎所有这些林木……我都看到过它们生长着的状态。[304]

评论家们对这本著作非常感兴趣。纳撒尼尔·L.布里顿预言道：“它将会被纳入到全球重要的科学和艺术著作的行列。”约翰·缪尔是一位博物学家，后来成为萨金特的一位挚友，他给《大西洋月刊》撰写过一篇辞藻华丽的评论，其中谈道：“尽管我也考察过无数的林木，不过不是书本上的林木，但是这本著作我从头到尾读了两遍，感觉它犹如一本小说，真希望它的内容还能够更长一些。”[305]

1894年，美国内政部部长指示（美国）国家科学院制定“一项针对美国林地的合理的森林政策”。[306]萨金特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另外还有3位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吉福德·平肖并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但萨金特把他也加入到了调查委员会之中。后来，萨金特对这一做法深感懊悔。这个团队沿着加拿大边境线，穿越北部落基山脉，后来又穿越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最终抵达科罗拉多州。早在1897年，他们就撰写了一份初步报告，督促克利夫兰总统宣布成立13个新的森林保护区，总面积达2，100万英亩。克利夫兰总统即将卸任，但是他不畏艰难，颁布了这项宣言。美国西部各州和国会强烈反对这一宣言，并对新上任的总统麦金利施加压力，要求他撤销这项宣言。不过，萨金特获得了一次与麦金利总统面谈的机会，最终说服总统保持这项宣言。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呼吁，要实施良好的森林管理和保护方法；并且在一支训练有素的森林部队建立之前，可以调用联邦军队。报告还建议成立雷尼尔山公园和大峡谷公园。国会拒绝通过上述任何一项立法提议。更糟糕的是，尽管平肖已经在报告上签字，但他在几天之后却得到内政部部长的许可，允许他“为美国疆域准备一个被称为切实可行的计划”。[307]萨金特十分恼怒，他认为平肖背叛了调查委员会。他放弃了任何努力，不再为制定一项合理的森林政策而奔波，转而把精力都投入到建设树木园和撰写关于森林和树木的科学著作中。

Ⅲ

在建设树木园的活体植物收藏之时，萨金特起初仅仅只关注美国的植物。但不久之后，依据理事们和哈佛大学所签署的协议，萨金特做出如下决定：所有的树木和灌木，无论它们是本土的还是异域的，只要能够在新英格兰的气候条件下生长，树木园都应当种植。马萨诸塞州农业学院的前任校长威廉·S.克拉克从日本给萨金特邮寄了很多种子；圣彼得堡的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博士则给萨金特送去了很多中国北方的树种。1892年，萨金特决定亲自去往日本。很早之前，格雷教授就发现“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植物群和日本的植物群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性”。[308]萨金特和他年轻的侄子菲利普·科德曼（当时正在攻读园林建筑学，师从奥姆斯特德）在日本的两大岛屿北海道和本州岛，度过了10周。他们参观森林、植物园和苗圃，并且有幸结识了札幌学院的一位植物学家—金吾·米亚比教授。他们还与年轻的詹姆斯·赫伯特·维奇（他的叔叔是英国一家著名苗圃公司的总裁），一起攀登了八甲田山。

萨金特给树木园带回来200多种植物和1,225件植物标本。他以一种幽默风趣和非正式文体风格的形式记录下这次日本之旅，并在《花园和森林》期刊上发表，后来又以书籍的形式再次出版。[309]萨金特强调，日本需要进行洪水控制，它也需要建筑材料；日本可以向中国和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口木材，这些都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出口产品。树木园的活体植物收藏大大增加，这要得益于萨金特的日本之旅，他带回来很多新的物种，例如：槭树、日本小檗、柳叶木兰和日本杜鹃。1903年，萨金特和他的儿子罗伯逊以及他的老朋友约翰·缪尔，共同踏上一次为期6个月的环球之旅，其间萨金特再访日本。他们首先去往英国，穿越欧洲各国，抵达圣彼得堡，然后是莫斯科和克里米亚半岛，他们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达中国东北、北京，之后又去往朝鲜和日本，从日本又前往上海（缪尔在这里与萨金特分道扬镳，开启自己一个人的旅行）、新加坡和爪哇岛，最后回到美国。

在这段时期，萨金特也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探索中国，用于树木园的建设。他与英国的维奇保持着联系；维奇挑选出来一位年轻的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后来外号叫“中国通”），帮助萨金特采集植物。在苗圃领域，威尔逊接受过良好的培训；他在大学期间攻读的就是植物学。1899年，他启程前往中国，不过他的第一站是波士顿，在那里的5天中，他和萨金特教授会面，参观树木园以及霍尔姆·利庄园和其中的花园。在威尔逊的眼中，萨金特就是一位英雄。当时的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局动荡，但是威尔逊与中国人相处融洽，成功抵达中国的中部地区。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02年，采集了很多珙桐树的种子，这也正是维奇希望他能够找到的物种。他后来回到伦敦，带回了上百种其他植物的种子和将近2,600件植物标本。1903年，他第二次前往中国，旨在采集全缘叶绿绒蒿，这次他以西藏附近的罗山为基地，深入中国的西部地区。他经历无数次的危险之旅，找到了足够多的全缘叶绿绒蒿的种子，还采集了2,000种其他物种的种子，收集了5,000件植物标本。

1905年至1906年，在罗伯逊的陪同下，萨金特在南美洲的西部地区度过了6个月，游历了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在归途中，他们绕道英国，在那里他们说服威尔逊再次前往中国，为树木园采集植物，并且提供威尔逊更加丰厚的报酬。1907年，威尔逊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给树木园邮寄了2,262包种子、1,473种活体植物、2,500种植物的标本和720件摄影底片。1909年，他回到波士顿；第二年，他又再次踏上路途。他给萨金特邮寄了1,285包种子，但有一次主干道上发生山体滑坡，威尔逊的一条腿遭受重伤；到1911年春季，他才得以回到波士顿。由于中国战乱不断，威尔逊无法继续前往中国；不过他又两次去往日本，带回来50种漂亮的久留米杜鹃。他还游历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在1920年，他参观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肯尼亚、罗得西亚和南非。威尔逊曾7次前往中国，为英国和美国引入了1,000多种新物种，“成功地采集和引入了大量的植物，这是其他任何一位采集者都无法企及的”。[310]

萨金特还曾派遣其他几位植物探险家前往中国。其中能力最强的要数来自奥地利的一位经验丰富的植物学家和收藏家—约瑟夫·弗朗西斯。查尔斯·罗克是一位研究夏威夷植物群的专家，他会说中文。1924年，他动身前往中国，探索中国西北部和西藏南部的山区。他没有找到太多的树种，不过却采集到一些结实材质的植物的种子和插条，它们能够在新英格兰存活和生长。但是，等到他回到波士顿的时候，萨金特已经去世。

Ⅳ

1922年，萨金特回顾树木园在建成之后第一个50年的历程，他认为树木园已经成为当时耐寒树木和灌木领域规模最巨大的收藏，其中很多新的植物都是通过探险活动而得到的。当然，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比如：收集全球各地的林木的信息；考察热带森林，它们很多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而消失。活体植物收藏的扩大，大大提升了树木园作为一所科学机构的地位。萨金特认为，树木园的植物标本馆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植物标本馆，植物标本总计约20万件。图书馆内收藏37,000多册书籍和8,400本小册子，可以说是该领域资料最丰富的图书馆。这些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认真的学生，他们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还可以得到友好的帮助。在展望未来之时，萨金特提议创建三个新部门：一个专门研究林木疾病的部门；一个研究危险害虫及其控制的部门；一个培育新物种的部门。

在教育领域，树木园力图给学者和公众提供教育服务。1911年，萨金特开始出版《流行资讯简报》（后来更名为《阿诺迪亚》），里面是关于开花期植物的短篇文章和其他时事新闻；1919年，他创办一份科学季刊《阿诺德树木园杂志》，为员工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尽管萨金特名义上是编辑，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艾尔弗雷德·雷德尔所承担的。雷德尔是一位德国移民，1898年，他成为树木园的一位临时工，萨金特让他负责《布拉德利参考书目》，这是一本关于世界上木本植物的指南书。雷德尔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学者，他取得斐然成绩，在他任职期间，撰写了1,000多篇文章；法克森去世以后，雷德尔成为一名CURATOR。

萨金特本人继续出版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两本是：《北美洲林木指南》和《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植物》。他曾经与弗农山庄妇女协会有过一次有趣的经历。在弗农山庄董事的邀请下，萨金特于1901年参观弗农山庄，并帮助分析和重现乔治·华盛顿在世时期的树木的原貌。他慷慨大度，拒不接受任何薪酬；但是当他请求在该项目中拥有自由决定权之时，倔强的妇女们拒绝了他的帮助。1914年，弗农山庄的一位新董事说服萨金特再次出面，与他共同合作，排除那些爱争吵的妇女委员们所造成的困难。华盛顿的日记中，记录了每棵树所在的位置。萨金特基于这本日记而制订了一个计划，最后大大提升了弗农山庄的历史真实性。在这次事件中，和他之前与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的经历一样，萨金特无法理解的一点是：为什么这些机构会邀请一位专家提供建议，而最后却又拒不采纳这些建议。

萨金特在植物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信函，而且还慷慨地给他人提供种子、植物和建议。从1914年至1927年他去世，萨金特给纽约州罗切斯特公园系统的员工写了328封信。在这些信中，他争取到与他们开展密切合作、请求他们提供各种植物的信息、告知他们关于“中国·威尔逊”的探险活动、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种子和植物以及就他们国内之旅提供建议。但是，他坚持认为，树木园也必须要帮助那些普通的园丁和植物爱好者，让他们了解关于树木和灌木及其用途的更多知识。就公众教育而言，他主要是依赖于这些植物。这些植物在一年四季中经历不同的变化，不仅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波士顿市民，他们认为这座树木园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景点。

1922年，萨金特认为树木园最大的需求就是更多资金。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树木园的捐赠资金从103,838美元增加至808,176美元，而且它还获得一笔额外的建设基金，有129,257美元，这笔资金可以随时支配，用于改进树木园。（1926年，捐赠资金最终超过了100万美元。）在总结树木园第一个50年的历程中，萨金特指出：

阿诺德树木园……是一个供人们研究树木的基地，每个人参观树木园，或是出于科学探究、经济利益、文化需求或其他方面的原因……管理树木园，不仅仅只是把它视为一座新英格兰的博物馆，它还是一所国家的和国际的机构，旨在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地的树木，增长他们的知识；同时，它不仅愿意帮助马萨诸塞州的学生，也乐意帮助全球任何地方的学生，例如塔斯马尼亚岛或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学生。一所具有如此宏大宗旨的机构，必须能够回答人们所可能提出的、关于全球各个地方的树木的所有问题。在阿诺德树木园的第一个50年中，我们仅仅是为打造这样一所机构而奠定基础。[311]

萨金特未能幸福地安享晚年。1918年，他的儿子罗伯逊突然去世，这是他的一位亲密伴侣；两年之后，玛丽·萨金特也离开人世，享年66岁。在随后的7年里，萨金特孑然一人，在孤寂中度过；尽管他长期患有痛风，但他的身体总体十分健康。他在树木园工作了55年，在最后的那两年，他来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在树木园参观的时候，他需要乘坐汽车。最后，在1927年3月22日，萨金特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给树木园遗留了一笔资金，有3万美元，其中的2万美元用于树木园的图书馆，而另外的1万美元只能用于投资，以便慢慢增长，期限为100年。最后，新获得的利润，都可以用于树木园的运营开支，但1万美元的本金不得动用，要再次投资另一个100年。

萨金特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事业。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精心的策划和一种强烈的秩序感、良好的管理和员工选拔机制、与植物园的合作以及与该领域顶级科学家的合作，萨金特获得了他所需要的植物学和园艺学知识。而他乐于和他人分享技术，并且赠予他人种子和植物，这都大大有助于确立他的领导地位。

从那以后，树木园继续保持着它作为一座国家和国际植物园的领先地位；如今人类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这更使得这座树木园变得弥足珍贵。自萨金特管理以来，它的规模不断扩大，阿诺德树木园依然坚持践行着萨金特所制定的高标准和宏大宗旨。

12 威廉·坦普尔·霍纳迪
William Temple Hornaday
创建一座多样化而受欢迎的动物园

Ⅰ

1854年12月1日，威廉·坦普尔·霍纳迪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普莱恩菲尔德市的一个农场，他的父母分别是威廉·霍纳迪和玛莎·瓦尔纳·霍纳迪；后来他们全家搬迁至艾奥瓦州。霍纳迪的孩提时代是在印第安纳州和艾奥瓦州两个地方度过的。在印第安纳州，他接触到海龟、金鲈、莓鲈、松鼠和小绿鹭；在艾奥瓦州，他接触到草原榛鸡、鹌鹑、地松鼠和囊鼠。他的哥哥卡尔文教他如何打猎。霍纳迪后来说，他只猎杀过一只北美灰色大松鼠、一只冠蓝鸦、一只小绿鹭、两只草原榛鸡和一只啄木鸟，目的在于进行科学研究。他本人支持对野生动植物进行保护。他谈到，现代枪支使得猎杀猎物变得过于容易，而他猎杀动物，仅仅是为了获取科学标本。

14岁的时候，霍纳迪的父母双亡。他先是就读于艾奥瓦州诺克斯维尔市的一所公立学校，后来在1870年，他在奥斯卡卢萨学院攻读了1年。在那里，他在英语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有助于他后来流畅地撰写许多著作和文章。他有一次获得允许，观看一位教授剥制一只乌鸦的皮并做成标本固定起来。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霍纳迪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安布罗斯·巴尔韦格的猎物商店内看到两件制作精美的鸭子标本，但他无法弄清楚这两件动物标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1871年，霍纳迪考入位于埃姆斯的艾奥瓦州立学院。他攻读植物学、动物学、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地质学。学院的沃尔什院长观看霍纳迪成功地制作了一件大白鹭的标本，所以聘请他在学院的博物馆内工作，薪酬是每小时9美分。事实上霍纳迪仅仅凭借他记忆中的那件乌鸦标本和奥杜邦[312]所刻的一只鹭的雕版画，就制作出了那件大白鹭的标本。在他大学二年级结束时，霍纳迪下定决心，专攻博物馆学，尤其是动物标本剥制术，将来以此为业，并放弃了经商赚钱的机会。[313]

但是，他决定不再继续完成大学的剩余两年学业，而是前往亨利·A.沃德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所创建的沃德自然科学所，该机构享誉全球。霍纳迪成为那里的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学徒。沃德聘用了他，薪酬是每周6美元。由此，这位年轻人得以看到很多经验丰富的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工作过程，这让他欣喜若狂。这些剥制师包括：弗雷德里克·S.韦伯斯特，一位擅长制作鸟类标本的专家；约翰·马滕斯，来自汉堡，发明了方形铁，可以将动物标本的铁支架固定在上面。霍纳迪结识了几位亲密的朋友，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A.卢卡斯（他后来成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有一些性格敦厚的学徒，给霍纳迪摆半裸的造型，帮助他制作猩猩群的标本；他偶尔也会给朋友带来不少乐趣，比如有一次他从南美洲邮寄回来一只水豚，它有两对左腿，一前一后。

1874年，沃德教授派遣霍纳迪外出收集标本，期限为6年：首先去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古巴、巴巴多斯岛、特立尼达岛、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然后去往印度、锡兰[314]、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在霍纳迪的印度之旅中，沃德教授曾与他相伴了一段时间，他们一方面收集自然历史标本，另一方面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足迹遍布利物浦、伦敦、巴黎和6座意大利的城市。在远东地区，霍纳迪的狩猎范围十分广阔，他与当地人相处融洽，让他们帮助收集动物标本并提供报酬；他精心保护好所有的标本，最后满载而归，带回来了最丰富的动物收藏—大量的动物皮毛、骨架、哺乳动物的头盖骨、鸟类、爬行动物、鱼类、甲壳纲动物、海星、珊瑚和一些昆虫，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动物标本采集者都未能超越的。他撰写了一本著作《丛林中的两年》，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他的旅行，这本书曾多次再版。[315]

当霍纳迪从东印度群岛回来之后，他于1879年9月11日和来自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市的约瑟芬·张伯伦（被开玩笑地称为“约瑟芬皇后”[316]）成婚。他将自己的那本关于丛林的著作“献给我的好妻子约瑟芬，无论她是否在我身边，她一直都是我生命中的阳光”。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霍纳迪逝世；他们有一个女儿，后来给他们生育了3个外孙。霍纳迪是一个顾家的男人，对此他感到十分自豪。[317]

1880年，这位年轻的动物标本剥制师从婆罗洲收集了几只猩猩，他计划制作一个猩猩群的生境群展，这在当时属于首创；他的同事们帮助塑造模型。这个展览被命名为“树顶上的战争”，当他将此展览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位于萨拉托加市）展出时，引起了轰动。霍纳迪和另外7位人员创建了美国动物标本剥制师学会。不久之后，该学会在罗切斯特、波士顿和纽约多次举办展览大赛。在最后一次大赛中（1883年），霍纳迪提供了两个参展作品：第一个叫“关键时刻”，是一个生境群展，里面有1条猎狗和6只山鹑，该展览获得了一枚特殊奖牌；第二个叫“大象芒戈”，他是根据自己发明的人造模型程序而制作出来的，该展览获得银奖，被称为“整个展览当中最出色的一个”。[318]

1882年，霍纳迪成为史密森博物学院的美国国家博物馆的首席动物标本剥制师。在工作上，他与博物馆的馆长乔治·布朗·古德和史密森博物学院的秘书斯潘塞·富勒顿·贝尔德的相处，十分融洽和开心。他大大改进了动物标本剥制术这门科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进是：在人造模型的外部，用粘土作为填充材料，这样就可以把动物的皮毛粘在上面，并且呈现出原来活体动物的自然曲线和凹痕。人造模型中间包括一个木质板，上面的金属丝将其和动物的四肢连在一起，全部用细刨花包裹住，并用细绳固定，最后用粘土覆盖表面。经过这些改进，剥制师得以制作出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霍纳迪认为，博物馆内的动物标本展览标签上，应该标注其剥制师的名字；布朗·古德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内采纳了这一建议。[319]

霍纳迪付出巨大努力，推广“生境群展”这一理念，如今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广泛采用这一方法。大约在1886年，他完成了一个小型的生境群展—自然环境中的3只北美郊狼；很多人都来研习该展览，对它大加赞赏。1886年秋季和冬季，霍纳迪前往蒙大拿州的“大旱灾的荒地”，踏上为期3个月的打猎之旅，旨在获得美洲野牛的动物标本；他的野牛生境群展包括野牛草和真实自然环境中的其他物种。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理事长莫里斯·K.杰瑟普，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参观北美郊狼和北美野牛这两大生境群展。[320]

另外，霍纳迪希望将史密森博物学院建筑附件的小围场（仅有少量的活体动物）扩建成为一座真正的动物园。1888年，美国国会拨款20万美元，用于创建岩溪公园，其面积达168英亩；不久之后，国家动物园成立，由史密森博物学院负责运营，霍纳迪担任设计师兼园长。他希望这座动物园不仅能够吸引专业的动物学家和收藏家，还能够吸引公众，而且他坚持这样一种做法，即让动物在公园的广阔土地上自由活动。他用钢丝网栅栏把动物圈养起来，同时还能让公众观看到它们。但遗憾的是，霍纳迪与贝尔德的接任者—史密森博物学院秘书塞缪尔·P.兰利的相处并不融洽。据布朗·古德所言：“兰利希望霍纳迪服从他的指挥，而霍纳迪并不乐意这样做。”所以在1890年，霍纳迪辞职，原因是“对兰利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和“建造一座伟大动物园的计划的落空”。据说，他从那之后再未涉足动物学和动物标本剥制术。他后来搬迁至布法罗，成为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联盟土地交换”的秘书。[321]

在告别这一行业之际，霍纳迪为动物科学做出另外一个贡献—撰写著作《动物标本剥制术和动物标本收集》（1891年），“对业余标本剥制师、收藏家、地质学家、博物馆建造者、户外运动爱好者和旅行者来说，这是一本完整而详尽的指南手册”。这本书长达362页，涵盖了狩猎和标本收集、标本的挑选与研究、野外条件下动物皮毛标本的护理以及实验室内固定标本的全过程，条理清晰，语言引人入胜。霍纳迪将此书献给G.布朗·古德，“他那自由而宽松的政策，大大促进了美国动物标本剥制术的发展”。这本书被公认为动物标本剥制术领域的经典之作，到1909年，它已经被印刷了17次。

Ⅱ

纽约动物学会成立于1895年，这要得益于麦迪逊·格兰特所倡导的一次运动。格兰特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下定决心要保护美国的大型动物，使它们免遭无情的屠杀和潜在的物种灭绝。布恩和克罗克特俱乐部由富有而关心野生动物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所组成，俱乐部的主席是西奥多·罗斯福；1888年，该俱乐部希望，从在纽约所购买下的几座公园中挑选出一座，用于创建一座动物园。后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走进格兰特的办公室，主动提出帮助格兰特建造这座动物园，这极大地推动了该计划的发展。该学会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条“新的原则”，即大型野生动物“不应当被关在小围场中，而应在广阔的园内自由活动。森林、岩石和自然地貌则会给观众带来这样一个印象：这里就是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这里有着不同动物的不同自然环境”。不久之后，纽约州立法机关和纽约市政府批准成立纽约动物学会，由此，任命一位执行董事成为当务之急。霍纳迪曾在国家动物园工作，业绩十分突出；经过奥斯本和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彻底调查，霍纳迪被任命为该学会的执行会长，并于1896年4月正式上任。[322]

纽约动物学会有三位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领导者：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奥斯本教授、担任秘书的麦迪逊·格兰特以及霍纳迪。但有时候，三个人的意见会出现巨大分歧。当霍纳迪与公众发生争辩之时，奥斯本和格兰特就是他的强大后盾，他们还非常欣赏霍纳迪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所采取的积极而有力的行动。但霍纳迪为人耿直，说话直言不讳，而且偶尔会大发雷霆。格兰特认为霍纳迪难以相处，不久之后就开始向奥斯本抱怨此事；奥斯本通过刚柔相济的策略，说服霍纳迪去做他们认为最适宜做的事情。有一次，格兰特向奥斯本写信道：“最好的办法是让霍纳迪先生自由表达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再私下会面，决定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323]

这位新的园长所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参观纽约州不同的公园，并从中挑选出来一座，用于创建一座动物园。当他在布朗克斯公园的南部（这座公园的北部已经被划拨给一座植物园）考察了一天之后，看到了一大片未遭受人类破坏的荒野，那里有原生态的森林，有一望无垠的草地，还有岩石峭壁、无数的池塘、沼泽和溪流，对此霍纳迪感到惊喜万分，他深深爱上了这片面积达264英亩的土地。一个专家委员会之前曾建议将动物园选址定在范科特兰公园，霍纳迪对此表示反对，并极力推荐将选址改为布朗克斯公园。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霍纳迪的选址方案，随后派遣他前往欧洲购买动物，并且给他拨款1.3万美元。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参观了15座动物园，足迹遍布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法国，并且详细记录下这些动物园的管理、经费来源、建筑、展览方式、游乐场和餐馆、动物园地图和平面图。欧洲一些动物园的园长告诉他：“纽约给你提供了那么好的用地和巨额资金，你可以任意挑选和购买各种动物。”霍纳迪受到很大的鼓舞。[324]

在随后的一年，纽约市批准纽约动物学会在3年内筹集资金25万美元，用于购买各种动物和修建动物园内的建筑，这些建筑归属市政府所有。市政府负责出资修建动物园所需的公路、筑平路面、修建栅栏、提供水源以及警方保护。这座动物园每周有5天免费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是，该学会必须负责员工的招聘和管理，并且全权负责动物园的所有管理事宜。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这种安排和纽约几家博物馆的安排极为类似，即市政府负责馆舍修建、维护以及警力保护，而私立董事会则负责提供和管理收藏、博物馆和教育项目。[325]

霍纳迪为这座动物园制订了一份计划，几位专家和执行委员会对该计划进行严格审查，最后仅仅做出轻微修改。该计划里包括一座贝尔德庭院，环绕其四周的是一座狮子园（仿照伦敦）、大象园（仿照安特卫普）、羚羊园（仿照法兰克福）以及爬行动物园（仿照伦敦，但进行了一些改进）。动物园内很多设施在设计和总体布置方面，都具有全新的功能，包括鸟园、猴子园、亚热带园、冬季鸟类园、行政大楼、熊兽舍、狼和狐狸兽舍、鳄鱼池、穴居啮齿类动物的栖息地、松鼠园、河狸池塘以及水栖啮齿类动物的池塘，霍纳迪对此感到十分自豪。园内还有一个“鸟语林”，长150英尺，宽75英尺，高50英尺，生长着树木，还有一条小溪穿流而过。[326]

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是建立一支能力较强的员工队伍以及购买动物。霍纳迪招聘了3位才能出众的青年员工，让他们担任助理园长，主要负责招聘动物饲养员、照料动物以及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J.奥尔登·洛林负责照料动物，他曾在“生物调查”机构工作8年，担任野外博物学家，后来他在伦敦动物园担任了两年的动物饲养员。雷蒙德·李·迪特马斯负责照料爬行动物，他曾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助理以及《纽约时报》的记者，他还将自己所收藏的40件爬行动物标本捐赠给纽约动物学会。查尔斯·威廉·毕比是奥斯本教授所带过的一位研究生，他精力充沛，对鸟类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由他来负责管理所有鸟类。霍纳迪任命自己的外甥H.雷蒙德·米切尔担任动物园的首席记账员（后来成为经理），负责所有财务事宜；米切尔曾担任圣菲铁路公司的记账员、出纳员和经纪人。霍纳迪还招聘了一些其他重要的专业人员—兽医、摄影师以及一名动物食堂厨师（专门为动物准备食物）。[327]

霍纳迪是一位“独裁者”，他以铁腕手段严格管理员工，对他们进行紧密监督，稍有差错，就大肆指责。不过，他极力支持骨干员工的决策，并且努力给他们争取丰厚的薪水（尽管他们的薪水依然远远低于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工资水平），他还关心员工的私人生活。在人事管理方面，他偶尔与格兰特和奥斯本存在分歧。洛林正式入职几个月后，格兰特发现他在照料动物的时候“漫不经心”。在1900年11月，霍纳迪前往西部购买动物；与此同时，格兰特征求奥斯本的同意后，勒令洛林停职。当园长听到此事之后，他给奥斯本写了一封信，其中言辞激烈；信中指出两位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未给我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干涉动物园的行政管理事务，“这简直就是疯狂之举”。但是这一停职的决定，已经无法改变。查尔斯·毕比接管了工作，他不仅要负责鸟类动物，还要照料其他动物。现代的博物馆专业人员都很同情霍纳迪，因为格兰特和奥斯本（尽管他们十分热衷于该学会的事务）过多干涉了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务，而这理应属于园长的职责。[328]

1899年5月，霍纳迪开始把很多动物引入到这座动物园，有些是捐赠的，有些是购买的。最先入园的两个动物是有着白色尾巴的草原土拨鼠。然后入园的是大量鸟类和其他小型动物，还有一些稀有动物，包括1头巨大的食蚁兽（来自委内瑞拉）、3只灰狼、4只加利福尼亚州海狮、9头美洲驼鹿、6只叉角羚、3只幼年猩猩（霍纳迪夫人把它们带回家中照料）、1只孟加拉虎、两头北极熊以及两条巨型的网纹蟒（一条长26英尺，另一条长22英尺）。霍纳迪对美洲野牛非常感兴趣，他开始创建一个数量庞大的野牛群，它们可以在一个面积达20英亩的广阔围场内自由驰骋。

但是，霍纳迪在培育如下几类动物群方面，未能获得成功，包括叉角羚、美洲驼鹿、北美驯鹿或骡鹿；所以他总结指出：让这些动物适应大西洋沿岸的环境，是极其困难的。在两座山脊之间，有一片自然的沼泽地，那里建立了一个漂亮的河狸池塘，但是这个展示未能获得观众的欢迎，因为河狸是夜间活动的动物，观众白天来参观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它们。动物逃出动物园，此类事件经常备受公众关注。一只年幼的母狼逃逸后，整个社区在恐慌中度过了5天。警察向它开枪，但没有击中。它躲入一个地下室，最终被抓获。海狮从它们的池塘中逃出，其中一只海狮逃到了布朗克斯河，3周后动物园才把它捉回。霍纳迪曾亲自上阵，帮助员工一起制伏一头婆罗洲太阳熊，自己的手部都被这头熊咬伤了；不幸的是，这头熊因为体力消耗过度，最终衰竭而死。[329]

1899年11月8日，动物园举办开园仪式，吸引了大约2，000人，其中包括市政府的领导、来自其他博物馆和高等教育机构的代表以及富有的捐资者（主要是看看动物园用他们的资金都买了些什么）。奥斯本教授是首席发言人，他指出这座动物园将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远远超过欧洲那些小型的和封闭式的动物园。[330]霍纳迪本人并未发言，但是看着自己所经营的动物园稳步发展，他心中一定感到非常欢喜。他有许多主意，还有充沛的精力，这一切都得到了回报。他那严格但富有创意的行政管理；他所亲自处理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信函；他那有影响力的访谈、给媒体和公众的信件以及撰写的杂志文章，使得这座动物园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并且通常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印象。霍纳迪致力于为公众积累和传播与动物有关的知识。尽管这座动物园向专家和收藏家开放，但是在文章撰写、摄影、编辑、印刷、讲座和广播中，它强调面向公众的动物学。退休之后，霍纳迪曾撰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园长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有可能建设好这样的一座机构，也有可能毁掉这样一座机构。霍纳迪最担心的事情是动物的死亡，最开心的事情是为动物园增添新的动物物种；而他受到的最高赞赏是：“你管理的动物，看起来都非常不错。”[331]

Ⅲ

霍纳迪是一位积极向上的人，却经常固执己见、咄咄逼人和争强好胜。他认为所有与动物园或他本人有关的事务，都必须用笔记录下来—比如他给所有员工所下达的命令，他所回复的信函，他所撰写的报纸公告以及各种评论，等等。霍纳迪坚持要求他的CURATOR把所有公众信函都交付给他，由他负责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信函和备忘录，他亲笔回信或口述回信。他还向编辑写过很多信件以及杂志文章；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大约20部内容详尽的著作。他精力旺盛，可以每天在办公室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周末和节假日他在家中也依然工作。在与奥斯本和格兰特的意见分歧中，霍纳迪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往往遭到否决，但最终获胜的一方却依然是霍纳迪，因为他处于主要负责地位、做事果断且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就CURATOR和其他园内的员工而言，霍纳迪对他们紧密监督；在1923年，员工恳求每周六休息半天，但考虑到运营成本，霍纳迪断然拒绝了员工的请求，虽然他有点不太情愿这么做。他还紧密监督针对CURATOR的报纸采访或他们所撰写的文章。他们的名字不能够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因为所有的荣誉都应归功于纽约动物学会，或者说它的园长。

霍纳迪经常与报纸记者发生争执。霍纳迪希望他们能够记住并使用“纽约动物学会”或“公园”字样，而决不能使用“布朗克斯动物园”，因为它听起来十分低俗。记者经常编造关于该园内动物的一些荒唐可笑的故事，霍纳迪对此大力谴责，他经常告诫记者们：真相经常比小说故事还扑朔迷离。公众在参观这座动物园的时候，也要遵守霍纳迪所制定的规则。第一条，禁止拍照；这条禁令导致许多争议，但霍纳迪坚持认为只有学会才可以拍照和出售照片，从而获得一笔经费来源。后来，他因动物园的“邻居”而苦恼：成群的狗闯进动物园，袭击园内的鹿；一些无业游民进入园内，射杀鸟儿。最后，还爆发了一场垃圾之战，因为观众随手把纸盒和其他垃圾丢弃在园内的小路上。为此，霍纳迪设计了一种3英尺高的垃圾桶，外形如同树桩，他在园内分散地安装了200个这样的垃圾桶。他还要忍受公众的很多愚蠢之举。有人说园内的长颈鹿患有扁桃体炎，通西林制药公司就伸出援助之手，给动物园送来一瓶自产的药物。还出现过一次气味之战：一位出于好意的记者，坚持说他能够消除在小型动物兽舍内麝猫所分泌出来的那种古怪的麝香味。但无论如何，公众对这座动物园及其园内的动物都非常感兴趣。[332]

园内的动物也经常引发争议。在1904年，来自印度的大象“贡达”开始变得难以驾驭，尤其是在发情期内，它处于狂暴状态。它撞倒一位饲养员，还差点弄死另外一位饲养员。动物管理员用鞭子抽打象鼻，将它的四肢用铁链子捆绑在笼子的底部。公众对此表示抗议，他们在报纸上指出动物管理员是在虐待这头大象。为此，霍纳迪解释了采取这种措施的必要性和原因，但抗议并未停止。后来“贡达”的行为越来越难以控制，动物园不得不将其击毙。来自青尼罗河（东非河流）流域的一头大象“喀土穆”，特别喜欢撞倒园内的所有栅栏和门；后来霍纳迪在一些关键位置安装了4567个尖尖的大长钉，才阻止了它的这种行为。霍纳迪在对待大象和其他动物方面，是否过于残忍了呢？依照现代的标准来看，或许是有些残忍，但在当时有这样一个共识，即动物必须要服从它们的管理员。[333]

1906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奥塔·本加是来自刚果的非洲俾格米人[334]，动物园将其放置在笼子中，和黑猩猩以及其他类人猿一起展出（霍纳迪更喜欢用“雇用”这个词），他可以在笼中和黑猩猩以及其他类人猿一起玩耍。这一做法实施不到一周就停止了，因为黑人牧师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例典型的种族歧视案件。奥塔·本加被送往有色人种孤儿院，后来还转到其他几个地方，但最终他自杀身亡。戴维·加尼特在1924年推出小说《动物园中的一个人》，一位纽约人读过此书之后，主动向动物园提出，志愿与动物一起展示给观众，但遭到霍纳迪的拒绝。霍纳迪指出，这本书揭开了他那“痛苦的回忆”“—他第一次犯错误，把一个人当作灵长类动物来展示”。[335]

从1918年至1920年，约翰·F.海兰市长带领坦马尼领导班子和他的审计委员戴维·赫希菲尔德，对纽约动物学会进行查账。该学会将餐馆、观众骑乘动物、照片等其他方面的收入全部纳为己有，对此市长表示反对，因为其他城市的公园将这些运营权授予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而这些投标人则会把利润上缴至市政府。所以他们认为，这座动物园应当由市政府依据纽约市公务员委员会所制定的法规来运营。该学会则援引1897年的法律授予书，并且指出它向这座动物园提供了超过70万美元的捐款，还监督把市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用在正当用途上。迄今为止，它已经接待过将近2500万名观众，给他们提供教育和娱乐。《赫希菲尔德报告》指出：“在管理这座动物园和市政府的公园用地方面，霍纳迪就如同一位独裁者—在他的领地内扮演着君王的角色—而他对普通公众，则持鄙视的态度。”一位目击者谈及园内的员工：“每个人见到霍纳迪，都会战栗不已。”但是纽约的报纸在这次事件中却力挺霍纳迪和纽约动物学会，尽管之前它们经常和霍纳迪争执不断。报纸以嘲笑的口吻写道：“我们是否应当让海兰市长接管这座动物园？”并且指出这显然是一场权力争夺战。这个查账过程，经常令人感到不快，但是动物园和它的园长却得到了绝大多数纽约人的支持和喜爱，程度之高，前所未有。[336]

这些年来，这座动物园和该学会坚持认为他们运营的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动物园。霍纳迪稳步发展，获得资金修建园内馆舍，完成了他最初的计划；此外，他还增添了很多新的功能。1900年，这座动物园率先聘请了一位兽医，照顾园内的动物；不久之后，W.里德·布莱尔博士加入到该园的员工队伍，他毕业于麦吉尔大学，专门从事动物医学研究；后来，他晋升为助理园长，等到霍纳迪卸任以后，他成为该园的园长。该学会接管位于巴特里市城堡花园内的水族馆，并任命霍纳迪推荐的人担任水族馆的馆长。在动物园内，霍纳迪经常给予艺术家、雕塑家、动物学家和学生一些特权。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来自德国的卡尔·朗吉尔斯、查尔斯·P.奈特以及其他人员，负责针对不同的建筑绘制壁画和创作雕塑。曾有一段时间，这座动物园内有一座美术馆，由动物园的会员提供资金支持。格兰特和霍纳迪还热衷于创建一个古典风格的“兽首和兽角国家收藏”，并为此筹集到1万美元；他们还捐赠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大量收藏。但是，公众对园内的美术馆和兽首、兽角的收藏，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动物园将这两个工程取消了。[337]

在研究领域，霍纳迪于1907年创办《动物学刊：纽约动物学会的科学论文》。威廉·毕比是这一期刊的主要撰稿人，他经验丰富，是一位多产的研究员和创作者，撰写了大量科学论文和著作。但1919年，威廉·毕比与动物园之间的关系减弱，他成为鸟类领域的荣誉研究员之后，转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位于英属圭亚那的热带研究站。李·桑德斯·克兰德尔是毕比的助理，他于1908年成为该园的一名员工，起初担任饲养员学徒，不领取任何薪水；毕比走后，克兰德尔成为接任者，他在这座动物园工作长达61年，贡献巨大。[338]

动物学会在教育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迪特马斯曾担任《纽约时报》的记者，他给媒体界的朋友们撰写了很多关于这座动物园及其动物的稿件，故事引人入胜，且信息真实可靠。他还非常擅于制作电影，创作了43个电影胶片卷盘—“活生生的自然历史”系列，它们在这座动物园内以及全国的影院和学校内公开放映。1925年，霍纳迪批示：他本人及园内员工可以参与美国无线电公司所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后来偶尔还有一些CURATOR继续出现在这些节目上。但是，直到1939年，布莱尔博士担任园长期间，该园才招聘了一位负责教育活动的CURATOR。[339]

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霍纳迪采取了一系列的爱国主义行动，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试图减少动物的粮食配给，但看到动物变瘦以后，霍纳迪又放弃了这一措施，不过他在动物的粮食内加入了价格便宜的玉米面包。而狮子园的一半，则交由红十字会来管理。他还组建了动物园护卫队的A连队，统一着装，全部配有步枪；他们经常进行军事演习，并且从日出到日落，持枪巡逻。霍纳迪加入了7个防御组织，撰写了很多宣传小册子，例如《对准德国的一台探照灯》（发行了5万份，并且在13家报纸上重印）和《醒来吧！美国》。他呼吁动物园不要支持德国的经纪人，而且希望该学会停止订阅德国的书籍和期刊（理事长格兰特对此表示反对）。战争结束之后，该园给安特卫普动物园提供动物物种的补充，向其运送了329只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340]

在他1920年的《年度报告》中，霍纳迪用如下语言阐述了他关于动物园的基本理念：

每一座动物园首要的、最终的以及最核心的业务，就是收集和展示健康生活着的动物（包括稀有动物）。其次的职责是在条件许可下，接待尽可能多的观众，并让他们在参观过程中感到舒适和满意。与上述两个目标相比，其他的都属于次要的、第三位的或第四位的。野生动物的繁殖和培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能够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则十分吸引人。但是，这些必须要从属于动物园的前两个主要目标。[341]

毫无疑问，霍纳迪实现了他的主要目标。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这座动物园已经收集了4，729个动物，动物种类达1，290种；到1926年霍纳迪退休之时，动物园每年接待的观众人数达250万人。

不过，最近肯尼思·J.波拉考斯基指出：

这些年（大约1985年），很多动物园开始逐渐偏离传统的目标—即在积累众多动物种类和动物数量的同时，为观众休闲和娱乐。如今，衡量一座动物园的好坏，不再看重其园内动物的数量，而是动物展览的质量、教育项目、动物繁殖情况以及研究成果和动物保护活动。[342]

因此，与当今的动物园园长们相比，霍纳迪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上述不同的动物园功能上。当然，从霍纳迪那个时候起，地球上那些原始地区的野生动物数量骤减，所以现代的动物园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物种的保护中心和繁殖中心。

霍纳迪也没有采取最新的野生动物展览方法。1907年，卡尔·哈根贝克在德国汉堡的斯特林肯建立起一座私人动物园，里面很少有栅栏和兽笼；取而代之的是壕沟，它将捕食动物和它们的猎物分隔开来，也将动物和参观的公众分隔开来。霍纳迪曾夸赞哈根贝克“有胆识来创建……一座如此漂亮和吸引公众的私人动物园”，并且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园创办者。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霍纳迪有着强烈的反德国情绪，所以在1919年，他建议圣路易斯动物园的园长不要修建带壕沟、无栅栏的熊坑。在1899年霍纳迪修建熊兽舍之时，哈根贝克就曾强烈建议霍纳迪采用他的方法，但遭到拒绝，因为霍纳迪指出其中最大的弊端：“观众在参观之时，与熊隔开的距离达60英尺甚至70英尺”；他更喜欢使用钢丝网栅栏。（圣路易斯动物园还是修建了带有壕沟的熊坑，并用仿真水泥石头进行美化。）霍纳迪还成功阻止了布莱尔博士尝试修建壕沟的愿望。但从那之后，布莱尔的继任者在园内广泛运用了这种带壕沟的动物展览方法，比如“非洲平原”展览中的“狮子岛”，还有“热带的亚洲”等。[343]

在霍纳迪后期管理的那些年，该动物园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上其他锐意进取的动物园，这一点并未言过其实。幸运的是，该园的新理事长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和随后几任富有创新意识的园长，励精图治，再次帮它夺回昔日的荣耀。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布朗克斯动物园、圣地亚哥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公园以及位于华盛顿市的国家动物园，是美国的几大顶级动物园。[344]

Ⅳ

很早之前，霍纳迪就已经决定他在纽约动物学会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保护美国的野生动物。1905年，他成为美国野牛协会的首席执行者，帮助在俄克拉何马、蒙大拿和南达科他州培育野牛群。户外运动爱好者、赏金猎人、羽毛采集者和鸟蛋收集者大肆捕杀鸟类和其他动物，对此霍纳迪表示强烈反对。他付出巨大努力，敦促纽约州和美国立法以及国际社会缔结国际条约，来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他试图要求联邦政府立法，在国有森林中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但以失败而告终。他撰写了两部著作《濒临消失的野生动物》（1913年）和《30年：为野生动物而战》（1931年），文笔犀利，语言坦诚。退休以后，霍纳迪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各种动物保护工程中。[345]

1930年，《户外生活》杂志总结道：

在这漫长而又令人疲惫不堪的动物保护岁月中，霍纳迪博士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但他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点无人能比。他做事坚决而果断，从不回避对手或向对手屈服，而是直面他们并将其击败，所以霍纳迪身后结下无数仇敌—但他义无反顾。他遭受身居要职人士的背叛，还遭到声称以保护动物为宗旨的组织的冷落，甚至被品行端正和出于善意的领导者们所抛弃（因为他们认为霍纳迪在当时过于激进，且争强好胜），所以霍纳迪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大多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在他获得成功之时，让我们谨记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吧。[346]

从学徒时期一直到他退休去世，霍纳迪在这一领域活跃了64年；他给美国乃至世界的动物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进了动物标本剥制术领域的理论和做法、创建了一座卓越的动物园、保护了那些濒临灭绝的野生物种。他获得了无数个荣誉—金质奖章、荣誉学位以及全球许多动物园和动物保护组织的荣誉会员称号。黄石公园内，有一个高1万英尺的山峰，被命名为“霍纳迪峰”。艾奥瓦州立学院为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它在学院图书馆前放置了一块巨石，上面有一块铜匾，公允地写着“霍纳迪在动物学和动物保护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让美国受益无穷”。[347]

13 保罗·约瑟夫·萨克斯
Paul Joseph Sachs
教授博物馆研究中的首创课程

Ⅰ

在美国，保罗·约瑟夫·萨克斯是博物馆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教师之一。他的教书生涯长达近25年；从1921年开始，他就在哈佛大学开创博物馆课程，并主管福格艺术博物馆；他教过的学生，后来很多成为了美国著名艺术博物馆的CURATOR和馆长。学生们私下里喜欢称呼他为“保罗叔叔”。他的性格与众不同，尽管身高不足一米六，却总是衣着整洁，打着领带，戴着镶嵌珍珠的别针。他极度热衷于收藏大师们的绘画作品且很有先见之明，还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但脾气十分暴躁。萨克斯热爱艺术，为人热情且慷慨大方，所以在艺术界，他能够结交众多朋友；他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因为他帮助学生并把他们安排到有前途的工作岗位上，热心关注学生们的职场生涯。曾有一场专门庆祝萨克斯70大寿的展览，一位观众这样描述萨克斯：“他留着平头，这与他的眉毛和胡子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他那浓重的黑色眉毛和茂密的灰白色胡子，和格劳乔·马克斯[348]极为相似；在那副无框眼镜的后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尤其在观赏艺术品时，这双眼睛充满着智慧之光。”[349]

在萨克斯教授之前，还有几位博物馆教育研究领域的先驱。萨拉·约克·史蒂文森夫人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如今更名为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一位助理CURATOR。在1908年，她开始为具备高中毕业文凭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提供培训课程，旨在帮助他们获得艺术博物馆的工作。她提供关于博物馆技术的讲座，要求学生参观费城的所有博物馆并撰写批评性报告，以及要求学生在她的博物馆内完成某些具体任务。不久之后，培训课程延长为两年的学习项目，其中一年主要学习艺术史，该课程一直持续到1921年史蒂文森夫人去世。

霍默·K.迪尔教授是艾奥瓦州立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于1908年尝试创办了一个博物馆研究方向的课程；三年内，它发展成为一个为期四年的专业，毕业生可以获得自然科学方向的学位。但该项目涉及博物馆工作并不多，仅包括动物标本剥制术、展览技巧、徒手绘图和模型制造。该课程的毕业生，都能够顺利地找到工作。时至今日，这所大学依然提供该课程。

1910年，韦尔斯利学院法恩斯沃思博物馆的默蒂拉·埃弗里女士，在她的“博物馆和艺术图书馆方法”课程中，培养青年女士成为艺术博物馆的助理。学生们要学习教育、图书馆、文书工作和展览方面的技能。然而，毕业之后，这些学生依然难以获得博物馆内的工作。这门课程经历了多次取消和重开，最终于1941年被彻底取消了。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博物馆研究课程，是新泽西州纽瓦克公共图书馆馆长兼公共博物馆馆长约翰·科顿·达纳于1925年所创办的。它与萨克斯的课程几乎处于同一时代。该课程由达纳的助理凯瑟琳·科菲直接监管，采用学徒制。它仅招收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学生，并且每月给他们发放薪水。在整个学年中，他们听取关于博物馆各个阶段工作的讲座，并且帮助博物馆内不同的部门开展工作。两个学期之间，有为期两周的假期，学生们要去参观其他博物馆。刚开始时，所有的学徒都是女生，后来逐渐有男生加入。到1942年，该课程已经培养了108名毕业生，他们大部分就职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博物馆。

但是，总而言之，绝大多数博物馆理事和馆长认同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A.卢卡斯的观点—他于1910年提出CURATOR“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所以仅靠培训课程无法培养出CURATOR，因为这必须是“天赋秉性和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博物馆馆长和CURATOR依然大部分出身于专业学科类课程（最好是毕业于研究生院），直到入职以后，才开始学习博物馆工作的具体细节。[350]

萨克斯教授要求他的学生，在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博物馆课程中，要培养艺术史方向的主题能力，充分掌握如下知识：博物馆的历史、功能和道德规范。在这一学年，他每周给学生教授“博物馆工作和博物馆中的问题”课程，而且通常是在他位于林荫山的家中进行。这门课程涵盖艺术博物馆的历史和哲学、组织和管理、建筑、收藏、布展、藏品保护和储藏功能、记录保管、教育政策和博物馆道德规范等。每次课程的规定时长为3个小时，但由于萨克斯在授课过程中充满激情，授课方式新颖巧妙并且鼓励学生开展激烈的讨论，所以授课时间经常会延长一两个小时。来自福格艺术博物馆、美国其他知名博物馆以及全球各地著名博物馆的馆长和CURATOR，偶尔也会到此给学生们提供讲座并带领他们一起讨论。在大学寒假和春假期间，萨克斯带领学生去参观博物馆（尤其是进入后台参观）、拜访私人收藏家、经纪人和拍卖行。每年，学生负责在福格艺术博物馆举办两场展览，他们要完成展览的研究、布展、标签和展品目录。每个学生必须购买一件价值达50美元的艺术品，作为自己的收藏。萨克斯曾告诉他的研究助理阿格尼丝·蒙根：“当你自掏腰包的时候，就会考虑得更加仔细；如果是别人出资赞助，你可能会粗心大意。”[351]另外，学生参观一座美术馆之后，必须要撰写一篇论文，阐述其中他们最想为自己博物馆而收藏的两三件绘画。总而言之，这门课程激发学生们的思维，开拓视野，并且富有挑战，的确令人难忘。

Ⅱ

1878年11月27日，保罗·约瑟夫·萨克斯出生于美国纽约，他的父母分别是塞缪尔·萨克斯和路易莎·戈德曼·萨克斯。[352]保罗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亲是国际银行公司高盛公司的合伙人，母亲是该公司另一位合伙人亨利·戈德曼的侄女。8岁时，保罗开始就读于他叔叔朱利叶斯所创办的学校；保罗后来把这所学校描述为“第二个家，一个天堂”。[353]1894年，他的父亲带他去了欧洲，在那期间，他参观了很多著名的博物馆。第二年，他参加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通过了德语、法语和历史，但在拉丁语、希腊语、代数、几何和物理的考试中却失利了。1896年，他成功地通过了所有考试，被哈佛大学所录取，攻读法语、其他现代语言、哲学和美术（尤其是美术，大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的授课老师包括查尔斯·赫伯特·穆尔（一位技术精湛的艺术家）和马丁·莫厄尔（“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去观赏”[354]）。萨克斯参加过一次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在其家中举办的欢迎会，当时萨克斯还十分腼腆。受人尊敬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是美国高校中第一位艺术教师，他的家就在林荫山，后来萨克斯也迁居至此。

在1900年萨克斯毕业之时，穆尔教授给他提供了一份助教的职务，但是月薪仅有750美元；而萨克斯的父亲拒绝向他提供补贴。结果，这位年轻人只好到高盛公司工作，并被派往了波士顿。他在那里取得的第一次大成功是出售了一些铁路债券，而他把佣金主要都花在购买自己导师（即穆尔教授）所创作的一幅肖像画上了。第二年，他被调回纽约。到1904年，他成为该公司的一位合伙人。他与玛塔·波拉克结婚，两人一起参观博物馆，拜访版画经纪人。波拉克为人开朗，和蔼可亲，这让来他们家拜访的宾客感到十分温馨舒适；而萨克斯则为人腼腆，少言寡语，两人的性格形成巨大反差。

在孩提时代，萨克斯就开始收集邮票；他卧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印制的木版画，都是他从杂志和拍卖目录上剪切下来的。在大学期间，他开始购买版画和素描画；每年过生日之时，他爷爷就会赠送他25美元作为生日礼物，由此萨克斯一共积攒了700美元。他用这笔钱购买了丢勒、克拉纳赫、伦勃朗、克劳德所创作的蚀刻版画。艾尔弗雷德·巴尔后来回忆道，萨克斯曾经告诉他的学生，在一次竞拍中，他出价高于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和德累斯顿博物馆，进而成功购得彭布鲁克伯爵所出售的安东尼奥·德尔·波拉约洛的素描画《裸体搏斗》。有一次，他发现自己购买了一幅丢勒的赝品《天启四骑士》，对此大为懊恼；不过他保留了这份赝品，并借助它来培养学生们甄别赝品的能力。[355]

1909年，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成为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馆长。[356]他是一位富有的收藏家。虽然他不修边幅，耽于幻想，但他下定决心要把福格博物馆建造成为美国最卓越的大学艺术博物馆。他意志坚强且足智多谋，是一位能力非凡的筹款人。在他接管福格博物馆之时，这座博物馆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方—“在它的建筑内，”他说道，“有一个讲堂，却不能举办讲座；有一间展厅，却不能观赏艺术品；有工作室，却不能在里面工作；屋顶漏雨严重，犹如筛子一般”。[357]1911年，福布斯说服萨克斯加入到这座博物馆的巡视委员会，不久之后，萨克斯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尽管两人的性格迥异，但他们的合作十分顺利。福布斯很快督促萨克斯担任他的助理馆长。1914年12月，哈佛大学董事会正式发出邀请，于是萨克斯辞掉原来的工作，不再担任高盛公司的合伙人。他在意大利和美国度过数月，专门研究博物馆。之后他带领玛塔和三个年幼的女儿，举家搬迁至位于剑桥的林荫山。萨克斯称赞福布斯，并坚称“多亏了他，我才能够在哈佛大学任职，这期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358]

Ⅲ

保罗·萨克斯的第二份职业主要朝着三个方向发展：教学、博物馆管理和收藏。他到哈佛大学任职不久，美国考古研究所邀请他去做一次讲座；他犹豫是否要接受这次邀请，最后在玛塔的督促下，萨克斯才同意了。后来，其中的一些听众邀请他前往韦尔斯利学院授课并担任艺术专业的讲师。从1916年至1917年，萨克斯在该学院授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红十字会的上尉，后被晋升为少校（由于身材矮小，他无法加入正规军）。哈佛大学后来任命他为美术专业的助理教授。在他开设的课程“法国艺术”与“素描画和版画”中，萨克斯经常在教室里来回踱步，他援引大量资料，使用幻灯片和教鞭。如果助理展示了一张错误的幻灯片，萨克斯可能会大发雷霆；到下课时，地板上就会有一根折断的教鞭。但他的教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因为他激情饱满，且有能力教会学生欣赏艺术品。

萨克斯在职场上稳步高升，从助理教授到教授，再到系主任。他获得了很多特殊荣誉；1929年，他在哈佛大学举办洛厄尔系列演讲；1932年至1933年，他在巴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曾去柏林和波恩做讲座；1942年，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鉴于他“是一位美术的热爱者，放弃商业生涯的发展，转而成为一名造诣深厚的教师”。[359]1945年，他从福格艺术博物馆退休，又继续在哈佛大学授课了三年。

萨克斯最为擅长博物馆管理领域。因为有过商业领域的经历，他精通前期规划，做事井井有条，敏捷干练，精力充沛，坚定果断。在福布斯和萨克斯的共同管理下，福格博物馆得以顺利而高效地运转。他们把大量精力和财富都投入到这座博物馆，但两人在授课内容方面则各有侧重。福布斯主要教授艺术品的保护，而萨克斯主要培养学生的策展能力。

两人都擅长筹集资金：从1923年开始，他们发起一场筹资活动，为哈佛大学筹集到1,0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的200万美元，用于修建福格博物馆的新馆大楼（于1927年对外开放）和成立捐赠基金。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称福布斯和萨克斯是“两个精力旺盛的‘化缘者'，犹如一对双胞胎”。[360]他们两人慷慨大方，把很多珍贵的艺术品都捐赠给了这座博物馆，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一栋雄伟的博物馆建筑、一个卓越的收藏、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内有大量幻灯片和照片）以及良好的科研声誉（得益于他们两人的努力以及馆内员工和学生的努力）。

萨克斯是一位成功的博物馆管理者，这给他带来很多兼职事务。1939年，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成立，萨克斯正是该馆的7位创始人之一。该馆的馆长小艾尔弗雷德·汉密尔顿·巴尔和平面造型艺术的CURATOR威廉·S.利伯曼，都是萨克斯的学生；而该馆指定萨克斯负责版画展厅和素描画展厅。他在敦巴顿橡树园[361]管理委员会担任理事长达25年，在《艺术简报》编辑委员会任职达20多年。很多国内外博物馆的理事和馆长以及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曾向萨克斯寻求建议。他还担任如下机构的理事：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辛辛那提博物馆、史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他还任职于一些卫生组织和全国城市联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曾邀请他担任该馆新建的版画部门的主管（而且借此机会，他很有可能成为该馆的馆长），但是萨克斯推荐他的亲密好友威廉·M.艾文斯担任了该职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很多其他博物馆都曾认真考虑让他担任馆长，但萨克斯选择一直留在哈佛大学。

作为一名收藏家，萨克斯热衷于观察艺术品的质量。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培养出对艺术品质量的敏锐观察能力和理解力，要得益于两位导师的指导：卢浮宫的卡尔·德雷富斯和法国画家莱昂·博纳（萨克斯经常拜访他）。他指出，一位年轻的学生，“通过与一位年纪较长、经验丰富和充满热情的收藏家接触”[362]，能够受益匪浅。在他来哈佛大学和福格博物馆任职的时候，萨克斯已经收藏了大量的版画和素描画。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集大师们的绘画作品和雕塑，但是大师们的版画和素描画却有很多，而且价格适宜。他开始让自己的学生轮流观赏他的收藏。不过他发现，在福格博物馆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内，有很多和他内容一样的版画。所以他决定集中精力收集素描画。他卖掉自己所收集的版画，并用这笔钱购买了更多的素描画。当时，这一领域的美国收藏家寥寥无几，萨克斯遂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伟大的鉴赏家。萨克斯让人们得以欣赏和珍视大师们的素描画，他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这些年来，萨克斯十分慷慨，把他的版画和素描画捐赠给了福格博物馆；很早之前，他就决定将自己的所有收藏最终都捐给这座博物馆。但他坚持要求，在借展展品或捐赠物件的标签或展品目录中，不得标注对他的致谢。（对于学习或旅行奖学金，他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即以匿名的方式把很多奖学金给了学生。）他还收集书籍（其中很多都是善本），并把它们捐赠给福格博物馆或哈佛大学；在他搬出林荫山之时，他把4,000册图书捐赠给了哈佛大学。萨克斯为人低调，当为他而举办的一次纪念展览的目录出版之时，人们才得以知晓萨克斯收藏范围之广以及他向福格博物馆所赠物品之多，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们都感到震惊。捐赠清单上一共罗列了2,690多件艺术品，这还不包括纺织品和家具。[363]

1945年，萨克斯退休，辞去福格博物馆的助理馆长职务（他和福布斯同时退休）。三年后，恰逢他70大寿之际，人们为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欢庆会和展览。不久以后，他和玛塔从林荫山搬迁至一所条件舒适的公寓中，在那里可以俯瞰查尔斯河。但他并未停止收藏，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曾有一段时间，另一位版画鉴赏家W.G.罗素·艾伦经常和萨克斯一起收集艺术品。艾伦身高达一米九，十分魁梧，所以正如阿格尼丝·蒙根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两人在参观博物馆、拜访经纪人和参加拍卖会的时候，是“十分独特而醒目的一对伙伴”。[364]尽管萨克斯搬到了公寓居住，他的学生们仍然前来拜访他，给他带来艺术界和博物馆界的最新消息。1961年，玛塔去世，享年81岁；而萨克斯于1965年2月17日早晨去世，享年82岁。他在自己的图书室内，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四周都是他的图书、版画、素描画和其他艺术品。

Ⅳ

1921年，萨克斯尝试开设一门博物馆课程；两年后，这门课程成为常设课程被固定下来，萨克斯一直教授这门课程至1944—1945学年。他开设这门课程，很有可能是源于他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秘书亨利·沃森·肯特在一起乘火车时的一次谈话。这门课程涵盖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艺术领域的名人，但它也强调艺术史和艺术品。萨克斯告诉阿格尼丝·蒙根（他最喜欢的一位合作者）：“首先用眼睛观察，运用你的感官能力，其次才是运用书本知识。”[365]这门课程是小班授课，学生一般在24人左右。他们经常在林荫山上课，在萨克斯教授的讲桌前面，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一把舒适的椅子。每次课结束以后，助理将油印的详细笔记发给学生，内容包括课堂知识、讨论和通知。

在第一堂课上，萨克斯罗列出基本要求。每个学生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专长，但还应当熟悉和了解整个艺术史领域，包括它的参考文献。学生应当了解福格博物馆的方方面面，并且要与很多经纪人建立私人交往。学生应当做到如下几点：培养视觉记忆的能力、阅读读书清单中的所有著作、把每期的《艺术新闻》当作教材以及培养记笔记的习惯。萨克斯强调学生论文应当条理清楚，他曾失望地指出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下降。萨克斯十分大方，允许学生使用他的图书室（位于林荫山）。

萨克斯给学生们布置大量的作业。就他们所读的书籍和期刊、著名博物馆的历史、参观博物馆以及与经纪人的谈话，学生都必须要写书面报告。他们必须撰写书评，且达到在《星期六评论》上发表的水平；或给《艺术》杂志撰写关于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件艺术品的文章。福格博物馆提供大量的项目—绘制建筑平面图；为照片编目；决定是否允许哈佛大学或福格博物馆出借艺术类图书；移动和重组展柜并给其张贴标签；就地面、椅子和灯光提供意见；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任务，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在课程结束之时，学生们提出了改进意见，他们希望减少书面报告的写作。萨克斯回复指出，这门课程没有考试，他是故意给学生们布置大量的作业，因为博物馆工作者必须要适应工作负担过重的职务。

萨克斯与学生们分享他自己博物馆内的问题。他会把自己所收到的一些信函带到教室，给学生两三天时间，让他们思考如何写回信。他要求学生向主管部门撰写一份陈述报告，请求给现代艺术博物馆建造一栋新馆大楼；在课堂上充分讨论之后，他把这份报告提交给该博物馆的执行委员会（他是其中的一位委员）。他要求志愿者调查博物馆内的一个实际问题，撰写解决方案，与班级内同学讨论并最终向该机构的理事会商讨这一结果。萨克斯还向学生们展示了成百上千张关于艺术品的幻灯片，要求学生进行鉴别并说出它们的来历。他还亲手给艺术界无数的收藏家、经纪人以及其他名人绘制了许多幅速写图。在课程结束之时，他要求学生罗列出过去一年内在美国以及全球艺术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上述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大大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并使他们感到自己就是博物馆社区的一员，而这正是他们毕业后要从事的领域。[366]

萨克斯认为，这门课程所培养出的最理想的毕业生，应当是一名学者型的鉴赏家，一方面能够观察和欣赏艺术品的质量，另一方面能够就它们的物理特征和历史来源开展准确的研究。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教学和管理，但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能力却有些欠缺。他对阿格尼丝·蒙根十分赞赏，两人经常一起合写著作，萨克斯称赞她的“热情从不松懈以及她那超强的研究能力”。[367]他的一名学生约翰·沃克指出：“萨克斯让我们真正地想成为一名收藏家，这一点是其他人都做不到的。其他教师能够教授艺术史，但保罗让我们真正想成为收藏家。”[368]萨克斯认为，视觉记忆对艺术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而言至关重要，所以他要求学生记下福格博物馆所展出的每一件艺术品。在他林荫山的家中，萨克斯有时候会随手拿起客厅中的任何一件艺术品，要求学生鉴别它们并说出它们的历史出处。

艺术界的很多领军人物都曾前来拜访萨克斯，包括柏林大学的阿道夫·戈尔德施密特博士、大英博物馆的A.M.欣德教授以及伦敦国家美术馆的W.G.康斯特布尔。他们也会参与萨克斯的课堂教学。后来，萨克斯邀请一些成名的学生来参与他的课堂教学。萨克斯还是一位知名的美食家，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一个人宣称自己对美术感兴趣，却对味蕾所带来的快乐享受不屑一顾，那么我对他持怀疑态度。”[369]玛塔和保罗在林荫山所举办的宴会十分有名，他们还时不时地邀请学生参加，共享美食，并一起讨论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内容。斯特拉文斯基[370]曾在这里参加晚宴，之后他谱写了一首曲子，专门纪念那个夜晚。其他参加过萨克斯夫妇晚宴的文化界名流还有考陶尔德、肯尼思·克拉克、埃尔温·帕诺夫斯基和西格弗里德·吉迪恩等。

萨克斯放弃寒假和春假的休息时间，以便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私人收藏和拍卖行以及拜访经纪人。他们曾拜访知名的收藏家，比如罗伯特·勒曼夫妇、格伦维尔·温思罗普、洛德·杜维恩、斯蒂芬·克拉克夫妇、菲利普·勒曼夫妇、萨姆·莱文森夫妇、约翰·D.洛克菲勒夫妇、小约瑟夫·怀德纳、卡罗尔·泰森夫妇以及亨利·麦基尔亨尼等。

学生们十分重视他们在福格博物馆所举办的展览，他们亲自组织，以便能够尽可能多地从中学到东西。在1944年学生团队所举办的展览“从布莱克到比尔兹利：英国插图百年”中，威廉·S.利伯曼担任主管，理查德·麦克拉纳森担任秘书，费利斯·斯坦普弗担任展品目录的监督者。萨克斯要求，类似的项目必须规划清晰，而且要密切监督；很多机构所提供的实习机会，其实只是让学生在一座大型博物馆中无所事事，“犹如一个多余的零部件”[371]，萨克斯对这些实习机会表示怀疑。

萨克斯认为，任何一位博物馆馆长都必须要接受curatorship（策展）方面的培训，“他只有通过curatorial（策展）之门，才能够成为馆长”。假设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人，担任一座小型博物馆的馆长，然后再逐渐承担起更大的职责，却不精通艺术史，也没有一双受过培训的慧眼，且无法真正理解艺术品，那么萨克斯对这样的人持不信任态度。“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能干的CURATOR来辅佐，他就不了解他们的工作，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做那些工作”，萨克斯说道。另一方面，他认为他的学生“应当高度重视一座博物馆的教育部门，如果要成为未来的CURATOR，就要把教育当作他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应当一头钻进晦涩难懂的学术圈，或目空一切般地轻视博物馆的教育员、负责公共关系的职员甚至馆长。他们要时刻高举“质量”这把火炬，并时刻牢记“博物馆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娱乐和教育，还应该追求一种卓越的品质”[372]。

考虑到博物馆广义范畴的宗旨，萨克斯用如下语言总结了他的理念：

博物馆应当高度重视收藏高质量和有用的藏品，并且就藏品的阐释而设定最高的curatorial（策展的）和学术标准。我们应当牢记，博物馆是一个社会工具，它在大众化教育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非常有用，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我们博物馆的第一需求是通过学术化的途径来指引观众。……有些人担心，如果让学者们来管控博物馆，那么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无法实现—即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开展良好的大众化教育。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大可不必担心。[373]

还有一次，萨克斯针对博物馆质量下滑而提出建议。他写道：

有些人持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应当降低我们的工作价值并把我们的工作变得通俗化。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上述方式，博物馆就能够有效地吸引更广泛的观众。对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抵制来自这方面的压力。这是一个特别容易犯的错误，因为在美国很多机构争相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竞争激烈。如果降低价值和标准，那么最终这座机构将会走向平庸。[374]

在学习期间，萨克斯和学生们的关系并非一直都很亲密。他的学生约翰·沃克曾抱怨说道：“他总是记不住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来哈佛大学就读，就是对他慕名而来。”[375]但是当林肯·柯尔斯坦、爱德华·M.M.沃伯格和沃克在哈佛大学共同组建当代艺术学会的时候，萨克斯与福布斯一起帮助他们筹集资金，并且让福格博物馆的员工帮助包装和运输他们的展品。萨克斯还是他们理事会的成员，其他成员包括莉齐·布利斯女士、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夫人以及康格·古德伊尔，他们都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重要创始人。波士顿的赞助人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都鄙视现代艺术，比如毕加索、马蒂斯、莫利亚尼、布拉克以及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与此相比，萨克斯同意加入当代艺术学会，实属开明和勇敢之举。萨克斯的主要兴趣在于更早时期的欧洲艺术，但他心胸开阔，支持他的学生们推荐更多的当代艺术家。

就学生们的博物馆职业生涯而言，萨克斯给他们设定了严格的标准。他们必须时时刻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所在的机构而努力工作。阿格尼丝·蒙根从布林茅尔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从史密斯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她毕业后在国外居住了一年。1928年，萨克斯聘任她担任福格博物馆的研究助理，并告诉她说：“我不会过问你是否有空闲时间，也不会过问你如何度过自己的时间。我将会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你为在我们工作，那么无论你身处何地，做何种事情，你都是在为了福格博物馆的利益而工作。”[376]她后来发现，萨克斯在哈佛大学和福格博物馆任职期间，也遵循着这一原则。

在学生出国或求职的时候，萨克斯能够给他们提供巨大帮助。有一次，一位学生前往欧洲旅行，萨克斯给他写了103封介绍信和107张介绍卡。萨克斯本人就如同一个职业介绍中心，他经常给学生们提供就业机会。比如，1928年，伊迪丝·斯坦登罗列了萨克斯所推荐的5个职位空缺：圣路易斯博物馆、辛辛那提博物馆和西雅图博物馆的3个职位以及阿默斯特学院和匹兹堡大学的两个教职。萨克斯亲笔给学生们写推荐信，内容充实，字迹优美，有时候甚至会陪同求职的学生，一起会见博物馆的理事会。如果他的学生在工作上遇到难题，萨克斯也会给他们提供建议和支持。他推荐小艾尔弗雷德·巴尔担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当巴尔与理事会意见出现分歧之时，萨克斯则力挺巴尔；他还帮助巴尔在员工中树立威信。佩里·拉思伯恩毕业之后，曾担任底特律艺术学会的会长、圣路易斯博物馆的馆长以及最终担任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在他步步高升期间，他与萨克斯经常有书信往来。

萨克斯的很多学生在艺术博物馆界担任高级的curatorial职务或馆长职务，其中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詹姆斯·J.罗里默和伊迪丝·斯坦登，国家美术馆的约翰·沃克，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巴尔和利伯曼，佩里·拉思伯恩，福格博物馆的约翰·库利奇，加拿大国家美术馆的琼·S.博格斯，伯明翰艺术博物馆的理查德·霍华德，加利福尼亚荣誉军团宫的托马斯·豪，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奥托·维特曼，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亨利·特鲁布纳，沃兹沃思学会[377]的A.埃弗里特·奥斯汀，芝加哥艺术学院的查尔斯·C.坎宁安和约翰·M.马克森，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的费利斯·斯坦普弗，弗吉尼亚艺术博物馆的小莱斯莉·奇克，美国博物馆协会的理查德·麦克拉纳森，以及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会的塞缪尔·萨克斯二世（保罗的侄孙）。正如莱斯莉·奇克所言，早期毕业的学生构成了一个艺术博物馆界专业人士的关系网，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378]

保罗·萨克斯的确应当为他的博物馆课程而感到自豪。他所培养的几十位青年学生，成为美国和加拿大艺术博物馆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扮演着主导者。萨克斯坚持要求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艺术史和理解艺术品，还要亲自体验博物馆工作的具体细节和实际工作。萨克斯以身作则，给学生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让他们感觉到在这一行业工作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另外，他还为后来美国博物馆研究领域的教师们制定了合理的、极高的标准。

结语 美国博物馆的发展

展望未来，美国博物馆应当重视以下几条原则。首先，每一座博物馆都应当清晰界定它的使命，并确保它的理事会、馆长和员工能够充分理解这个使命。其次，博物馆要认真界定上述各方的职责：理事会负责筹措资金、任命馆长以及决定所有的大政方针；馆长聘选员工以及管理博物馆的日常行政事务；而全体员工要负责博物馆的收藏、保护、研究、展览和教育的功能。博物馆员工必须要努力向高度职业化方向发展，一方面要接受培训，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区域性的、全国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博物馆组织的最新活动。博物馆应当在其社区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将公共服务定为其教育项目的核心目标。

如果美国博物馆能够遵循上述几条原则并获得巨大成功，那么它们必定会迎来辉煌的未来。

附录一 职务翻译对照表

Administrator 行政人员

Antiquarian Architect 古迹建筑师

Archivist 档案保管员

Assistant 助理

Assistant Director 助理馆长

Assistant Secretary 助理秘书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助理主管

Associate Director 副馆长

Attendant 管理员

Business Administrator 商务管理员

Chairman 主席

Chief Assistant 首席助理

Chief Clerk 首席记账员

Chief Executive 首席执行者

Counselor 顾问

Corresponding Secretary 信函秘书

Craftsman 工匠

Custodian 监护人

Demonstrator 演示员

Docent 讲解员

Executive 主管

Executive Secretary 执行秘书

Explainer/Interpreter 阐释员

Guard 看守员

Guide 导览员

Guide Lecturer 导览讲师

Janitor 看门人

Librarian 图书馆管理员

Preservationist 历史保护者

President 理事长/（协会的）主席

Recording Secretary 记录秘书

Registrar 登录员

Research Associate 研究助理

Restorer 修复员

Secretary 秘书

Superintendent 监管者

Supervisor 监督者

Technician 技术员

Treasurer 财务主管

Trustee 理事

附录二 机构组织翻译对照表

A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 费城自然科学学院

African American Museums Association 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协会

Albright Gallery 奥尔布赖特美术馆

Albright-Knox Gallery 奥尔布赖特— 诺克斯美术馆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美国古文物学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美国州和地方历史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美国科学促进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美国博物馆协会（现已更名为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美国博物馆联盟）

American Bison Society 美国野牛协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Arts 美国艺术联盟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美国历史协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 美国平面设计协会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美国图书馆协会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美国哲学学会

American Scenic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Society of New York （纽约）美国名胜古迹保护学会

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 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

Antwerp Zoo 安特卫普动物园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美国考古研究所

Architectural League of New York 纽约建筑联盟

Arnold Arboretum 阿诺德树木园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芝加哥艺术学院

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

Association of Los Alamos Scientists 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Youth Museums 青少年博物馆协会

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Virginia Antiquities 弗吉尼亚州古迹保护协会

B

Barnett-Aden Gallery 巴尼特— 阿登美术馆

Birmingham Museum of Art 伯明翰艺术博物馆

Boston Public Library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

Bronx Zoo 布朗克斯动物园

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 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

Brookly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院

Buffalo Fine Arts Academy 布法罗艺术学院

Buffalo Science Museum 布法罗科学博物馆

C

California Palace of the Legion of Honor 加利福尼亚荣誉军团宫

Carnegie Institute 卡内基学院

Charleston Museum 查尔斯顿博物馆

Chicago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Cincinnati Museum 辛辛那提博物馆

City Library Association in Springfield 斯普林菲尔德城市图书馆协会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Columbian Museum 哥伦布博物馆

Colonial Williamsburg 殖民地威廉斯堡

Cooper-Hewitt National Museum of Design 库珀— 休伊特国立设计博物馆

Corcoran Gallery 科科伦美术馆

Corcoran Museum of Art 科科伦艺术博物馆

D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 底特律艺术学会

Deutsches Museum 德意志博物馆

E

Exploratorium 探索馆

F

Farnsworth Museum 法恩斯沃思博物馆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Fogg Art Museum 福格艺术博物馆

Franklin Institute/Institution 富兰克林学会

G

Germanic Museum 日耳曼博物馆

H

Hampton Normal and Agricultural Institute 汉普顿师范和农业学院

Historic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历史协会

I

Indianapolis Children's Museum 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Boston) 当代艺术学院（波士顿）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London) 当代艺术学会（伦敦）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 国际博物馆协会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nd Warehousemen's Union 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工会

J

Jeu de Paume 网球场（美术馆）

L

Luxembourg Gallery 卢森堡画廊

M

Madison Art Association 麦迪逊艺术协会

Manchester Museum 曼彻斯特博物馆

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 海洋生物学实验室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

Massachusetts Society of Colonial Dames 马萨诸塞州殖民地学会

Massachusetts Society of Architects 马萨诸塞州建筑师学会

Metropolitan Museum Employees Association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员工协会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id-Atlantic Association of Museums 中大西洋博物馆协会

Milwaukee Public Museum 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会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Association 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协会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密苏里植物园

Mount Vernon Ladies' Association 弗农山庄妇女协会

Museum Council of New Jersey 新泽西州博物馆委员会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比较动物学博物馆

Museum of Fine Arts in Boston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New York) 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

Museums Association （英国）博物馆协会

N

National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美国科学家全国联盟

National Gallery （英国）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加拿大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全国社会科学学会

National Museum of Wales 威尔士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Park Service 国家公园管理局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国家历史保护信托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 （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

National Zoo 国家动物园（华盛顿市）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 国家动物园

New Jersey Historical Society 新泽西州历史学会

Newark Museum 纽瓦克博物馆

New England Historic Genealogical Society 新英格兰历史宗谱学会

New York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纽约州历史协会

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 纽约动物学会

Norwich Free Academy 诺威奇自由学院

O

Ontario Science Center 安大略科学中心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

P

Palace of Arts and Science Foundation 艺术和科学宫基金会

Palais de la Decouverte （巴黎）发现宫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博物馆

Philadelphia Museum 费城博物馆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费城艺术博物馆

Phillips Gallery 菲利普斯美术馆

R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罗得岛设计学院

S

San Diego Zoo and Wild Animal Park 圣地亚哥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公园

Seattle Art Museum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Slater Memorial Museum 斯莱特纪念博物馆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史密森博物学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raveling Exhibit Service（SITES） 史密森博物学院巡展服务部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史密森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英国）古建筑保护学会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ommons, Footpaths and Open Spaces （英国）公共用地、步道和开放空间保护学会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ew England Antiquities 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Buildings （英国）公共建筑保护学会

Society of American Taxidermists 美国动物标本剥制师学会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

South African Museums Association 南非博物馆协会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State Art Museum 国家艺术博物馆（哥本哈根）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Steinhart Aquarium 斯坦哈特水族馆

St. Louis Museum 圣路易斯博物馆

St. Louis Zoo 圣路易斯动物园

T

The Cloisters （museum） 修道院（博物馆）

Toledo Museum of Art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

Topsfield Historical Society 托普斯菲尔德历史学会

Trailside Museum 路边博物馆

Trumbull Gallery 特朗布尔画廊

Trustees of Public Reservations 公共保护理事会

V

Van Cortlandt Park 范科特兰公园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rginia Museum of Fine Arts 弗吉尼亚艺术博物馆

W

Wadsworth Atheneum 沃兹沃思学会

Walpole Society of Connoisseurs 沃波尔鉴赏家学会

Ward's Natural Science Establishment 沃德自然科学所

Watertown Historical Society 沃特敦历史学会

Western Museum 西部博物馆

Whitney Museum 惠特尼博物馆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Winterthur Museum 温特图尔博物馆

Wisconsi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威斯康星考古学会

Wood's Hole Biological Laboratory 伍兹霍尔生物实验室

Worcester Art Museum 伍斯特艺术博物馆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公共事业振兴署

注释

英文版序

[1]殖民地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是一家生态博物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内，由小约翰·洛克菲勒夫妇捐资，于1927年开始修复，力求将该古镇恢复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风貌。——译注

引言 美国博物馆的定义

[2]本章主要参考文献，参见：Edward P.Alexander,Museum Masters: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Nashville: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3):41—77;“Early American Museums:From Collection of Curiosities to Popula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6(1987):337—351;“The American Museum Movement Chooses Education,” Curator 31(March 1988):61—80。

[3]“CURATOR”包含策展人、研究员、管理者、主管、馆长等多重含义，暂无适当中文对应词。综合考虑，本书在全文中保留了英文原词。——编注

1 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
Henry Fairfield Osborn
打造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典范

[4]本章主要参考文献：William Adams Brown,Morris Ketchum Jesup:A Character Sketch(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0);Madison Grant,The Passing of a Great Race,or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4th rev.e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9);William King Gregory,“Henry Fairfield Osbor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roceedings 76(1936):395—408;Gregory,“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1935,”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iographical Memoirs 19(1938):50—119;Gregory,“Henry Fairfield Osborn:An Appreciation,”Scientific Monthly41(Dec.1935):567—569;Geoffrey T.Hellman,Bankers,Bones &Beetles: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Garden City,N.Y.:Natural History Press,1969);Henry Fairfield Osborn,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Its Origin,Its History,the Growth of Its Departments to December 31,1909,2nd edition(New York:Irving Press,1911);Osborn,Creative Education in School,College,University,and Museum: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Half-Century,1877—1927(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Osborn,Fifty-two Years of Research,Observation and Publication,1877—1929:A Life Adventure in Breadth and Depth,ed.by Florence Milliga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0);Osborn,Impressions of Great Naturalists:Darwin,Wallace,Huxley,Leidy,Cope,Balfour,Roosevelt,and Others,2nd edition revise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8);Nina J.Root,“The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 9(Apr.1980):587—591;etc。

[5]Osborn,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1.

[6]Brown,Jesup,153.

[7]Osborn,Creative Education,4—5.

[8]Gregory,“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1935,” 61.

[9]Osborn,Fifty-two Years,63.

[10]Henry Fairfield Osborn,Impressions of Great Naturalists:Darwin,Wallace,Huxley,Leidy,Cope,Balfour,Roosevelt,and Others,2nd edition revise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8):179.

[11]Geoffrey T.Hellman,Bankers,Bones &Beetles: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New York:Natural History Press,1969):112.

[12]Hellman,152.

[13]美国博物馆协会，1906年创立，2012年更名为美国博物馆联盟。——编注

[14]Henry Fairfield Osbor,Creative Education in School,College,University,and Museum: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Half-Century,1877—1927(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235,242—246.

[15]Osborn,Creative Education,235,242—246.

[16]Nina J.Root,“The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 9(1980):589.

[17]斯科普斯审判，即著名的“猴子审判案”（Monkey Trial），发生于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涉及进化论与神创论之争。——译注

[18]William King Gregory,“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7—1935,” i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iographical Memoirs 19(1938) :5;Osborn,Impressions of Great Naturalists,163.

[19]Madison Grant,The Passing of a Great Race,or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4th rev.e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9):263.

[20]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Annual Report.1921:31—33;Henry Fairfield Osborn,“The Approach to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through Science,” National Immigr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Dec.13—14,1923):3—11.（奥斯本的许多思想言论颇具争议性，在肯定其在博物馆事业上的成功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思想上的局限性。——编注）

[21]Hellman,Bankers,Bones &Beetles,204.

[22]Osborn,Fifty-two Years,62.

[23]William 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4).

2 卡尔·伊森·埃克利
Carl Ethan Akeley
完善生境群展

[24]Carl E.Akeley,In Brightest Africa,memorial edition(Garden City,N.Y.: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1932),4—5;Mary Jobe Akeley,Carl Akeley's Africa:The Account of the Akeley Eastman-Pomeroy African Hall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New York:Dodd,Mead &Co.,1929),300—308;Mary Akeley,The Wilderness Lives Again:Carl Akeley and the Great Adventure(New York:Dodd,Mead &Co.,1940),14—19,196—199,223—224;“Akeley's African Hall,” Mentor 13(Jan.1926):1—52;“Akeley Memorial Number,” Natural History 27(1927):133—160;Nancy Oestrich Lurie,A Special Style:The Milwaukee Public Museum(Milwaukee:Milwaukee Public Museum,1983),14—20;Robert Cushman Murphy,“Carl Ethan Akeley,1864—1926,” Curator 7(Dec.1964):307—320;Douglas J.Preston,Dinosaurs in the Attic:An Excursion into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78—93;Mary L.Jobe Akeley Papers,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6 boxes.

[25]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35.

[26]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76,361—362;Murphy,“Carl Ethan Akeley,” 307.

[27]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译注

[28]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30—32;Edward P Alexander,Museum Masters: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e(Nashville: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3),43—77;William Temple Hornaday,Taxidermy and Ecological Collecting:A Complete Handbook(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1),99—178,218—304.关于“被群狮攻击的阿拉伯使者”展览的更多信息，参见： Curator 6(1963):178。

[29]Sally Gregory Kohlstadt,“Henry A.Ward:The Merchant Naturalist and American Museu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 9(Apr.1980):651.

[30]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0—21;William Morton Wheeler,“Carl Akeley's Early Boyhood and Environment,” Natural History 27(1927):135.

[31]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1—8;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Again,4—12,39—101;“Carl Ethan Akeley,”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1:132—133.

[32]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8—10;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2—39;Nancy Oestrich Lurie,A Special Style:The Milwaukee Public Museum(Milwaukee:Milwaukee Public Museum,1983):14—20.

[33]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10—19;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12—26,202—07;Chesly Manly,One Billion Years on Our Doorstep...Six Articles on the Chicag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Chicago:Chicag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59):55—64.

[34]Robert Cushman Murphy,“Carl Ethan Akeley,1864—1926,” Curator 7(Dec.1964):308.

[35]New York Times,Oct.21,1923;New York World,Oct.19,1924;New York Herald,Oct.19,1924;New York Herald Tribune,Apr.15,1927;Lewis E.Akeley to Roy Chapman Andrews,Dec.12,1936.

[36]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189—201;Preston,Dinosaurs in the Attic,86—88;“Mary Jobe Akeley,” Geographical Journal 12(Dec.1966):597—598;Notable American Women:The Modern Perio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8—10.

[37]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15,362—363.

[38]同上，第220页，第378—385页。

[39]一部讲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的影片。——译注

[40]一部关于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土著居民的影片。——译注

[41]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164—168;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114—116,141—143;F.Trubee Davidson,“Akeley,the Inventor,” Natural History 27(1927):124—129;Clyde Fisher,“Carl Akeley and His Work,” Scientific Monthl 24(Feb.1927):109—111.

[42]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168—172;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10—212.

[43]非洲中部的比利时前殖民地，1908—1960年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译注

[44]Mary Akeley,Carl Akeley's Africa,189—190.

[45]现为索马里北部省份。——译注

[46]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63—67,97—103,114—138;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39—59;Mary Akeley,Carl Akeley's Africa,1—4;Carl Akeley and Mary L.Jobe Akeley,Adventures in the African Jungle(New York:Dodd,Mead &Company,1930),68—95;Carl and Mary Akeley,Lions,Gorillas,and Their Neighbors(New York:Dodd,Mead &Company,1933),217—236.

[47]原英国在东非地区殖民地的总称，包括现今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地区。——译注

[48]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131—133;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78—101;Carl and Mary Akeley,Adventures in the African Jungle,25—46;Manly,One Billion Years,55—64.

[49]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105.

[50]Carl Akeley,“Elephants,”World's Work 41(Nov.1920):77—92;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103—107,119—126,135—37;Carl and Mary Akeley,Adventures in the African Jungle,1—24,180—194.

[51]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181.

[52]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188—210,221—224,229—232;Carl and Mary Akeley,Lions,Gorillas and Their Neighbors,124—148;Mary Hastings Bradley,“In Africa with Akeley,” Natural History 27(1927):161—173.

[53]Carl Akeley,Brightest Africa,251—267;Akeley,“African Hall:A Monument to Primitive Africa,”Mentor13(Jan.1926):10—22;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08—212,223—243,378—385.

[54]居住于南非境内荷兰、法国与德国白人移民后裔所形成的混合民族，现称“阿非利卡人”。——译注

[55]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90.

[56]Robert E.Rockwell,My Way of Becoming a Hunter(New York:W.W.Norton &.Co.,1955),216—218.

[57]Robert E.Rockwell,My Way of Becoming a Hunter(New York:W.W.Norton &.Co.,1955),216—218.

[58]William R.Leigh,Frontiers of Enchantment:An Artist's Adventures in Afric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38),6,252.

[59]Rockwell,Becoming a Hunter,208—209,232.

[60]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44—314,322—323,340—341.

[61]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44—314,322—323,340—341.Mary Akeley,Carl Akeley's Africa,247—258;Manly,One Billion Years,55—64;“Akeley Memorial African Hall,” 1—89;Carl Akeley,“African Hall” and “Have a Heart:A Statement and Plea for Fair Game Sport in Africa,” Mentor 13(Jan,1926):10—22,47—50;Baron de Cartier de Marchienne,“Akeley,the Conservationist,” Natural History 27(1927):115—117;Fisher,“Akeley and His Work,” 117;“Mary Jobe Akeley,” Geographical Journal 112(Dec.1966):597—598;Delia J.Akeley's books are “J.T,Jr.,” The Biography of an African Monkey(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28) and Jungle Portraits with Original Photographs(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30).“She Feels Safer in the Jungle!” Kansas City Journal-Post,July 15,1928.Mary Akeley',Restless Jungle:With Many Illustrations(New York:R.N.McBride and Company,1936);Rumble of a Distant Drum:A True Story of the African Hinterland(London:George C.Harrap &Co.,1948);Congo Men: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cientific Aspects of the Great.Game Sanctuaries of the Belgian Cong(London:Victor Gallancz,1951).

[62]Mary Akeley,Wilderness Lives Again,223—224.

3 亨利·沃森·肯特
Henry Watson Kent
使艺术博物馆的功能标准化

[63]Nathaniel Burt,Palaces for the People: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Art Museums(Boston:Little,Brown,1977);Stephen Mark Dobbs,“Dana and Kent and Early Museum Education,” Museum News 50(October 1971):38—41;Howard Hibbard,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Harper &Row,1980);Winifred E.Howe,A Hi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 vols.(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13,1946);Henry Watson Kent,What I Am Pleased to Call My Education,edited by Lois Leighton Comings(New York.Grolier Club,1949);Henry Watson Kent and Florence N.Levy,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of American Paintings,Furniture,Silver,and Other Objects of Art,1625—1825(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09);Leo Lerman,The Museum: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Viking Press,1969);Calvin 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The 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E.P Dutton,1970).（本书中文版为《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美国]卡尔文·汤姆金斯著，张建新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编注）Elizabeth McFadden,The Glitter and the Gold:A Spirited Accoun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First Director,the Audacious and High-Handed Luigi Palma di Cesnola(New York:Dial Press,1971).

[64]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116.

[65]Kent,My Education,102;Edward P Alexander,“John Cotton Dana and the Newark Museum:The Museum of Community Service,” in Museum Masters: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Nashville,Tennessee: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3),377—411.

[66]Dobbs,“Dana and Kent,” 40.

[67]Dobbs,“Dana and Kent,” 40.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115.

[68]Kent,My Education,17.

[69]Kent,My Education,49.

[70]用于遮盖裸体塑像等的私处。——译注

[71]Kent,My Education,63.

[72]Kent,My Education,108—109.

[73]Kent,My Education,114;Brander Matthews,“The Grolier Club,” Century 39(Nov.1889):86—97.

[74]Kent,My Education,132—133.

[75]Kent,My Education,152.

[76]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2(1907):54—57;6(1911):169—170;Kent,My Education,141—143.

[77]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33(1938):265—267.

[78]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2(1907):85;3(1908):233;4(1909):85—86,140;5(1910):100;7(1912):198—199;10(1915):34;13(1918):227—228;17(1922):221;20(1925):111;23(1928):166;30(1935):254;38(1939):25—26.

[79]Kent,My Education,144—145.

[80]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6(1911):63—64;2(1907):85;3(1908):46—47,180;5(1910):63—64,201—207;6(1911):148,176;7(1912):158—161;8(1913 supplement.—Sept.):6;9(1914):223;12(1917):205—206;21(1926):202—217;Kent,My Education,146—147.

[81]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3(1908):46—47;4(1909):230—231;5(1910):6364;6(1911):63—64,240;7(1912):20—21,158—161;8(1913):110—111,252,supplement(Sept.),6—11;9(1914):132,190—194;10(1915):112,128—129,241—242;11(1916):182—204;13(1918):52,290;15(1920):169;16(1921):39;17(1922):86;Kent,My Education,147—149.

[82]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4(1909):231;6(1911):158;9(1914):132;10(1915):33;11(1916):111,189;12(1917):93—94,121;13(1918):205—206,290;18(1923):311—312;21(1926):20,202—217;22(1927):61;23(1928):59;24(1929):96—97,158—167;28(1933):183—184;29(1934):186,162,182—184;30(1935):18,92—93;31(1936):148—149;33(1938):249—252;35(1940):74—76;Howe,Metropolitan Museum History,203—205;Kent,My Education,153—158.

[83]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3(1908):46—47;13(1918):288;20(1925):137;27(1932):147;Kent,My Education,135,156—157;Howe,Metropolitan Museum History,2:22,69,177.

[84]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19(1924):91—92;22(1927):238.

[85]Kent,My Education,145—146;Metropolitan Museum BulIetin 22(1927):224—225;31(1936) :149.

[86]该学会存在于1848—1992年。1992年，它与位于塞勒姆的皮博迪博物馆合并，共同组建为皮博迪 · 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又称迪美博物馆。——译注

[87]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4(1909):75—76,181—183,189,196—197,219—220,230—231;5(1910):5—16,60;17(1922,part II):1—23;19(1924):251—265;Kent,My Education,83—84,160—164;Kent and Levy,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Howe,Metropolitan Museum History,2:22,35—38;Wendy Kaplan,“R.T.H.Halsey:An Ideology of Collecting American Decorative Arts,” Winterthur Portfolio 17(Spring 1987):43—53;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195—204.

[88]Metropolitan Museum Bulletin 20(1925):166—177;21(1926):114—120;30(1935):98—100;Kent,My Education,164—165;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249—250.

[89]Metropolitan MuseumBulletin20(1925):189;27(1932):262;29(1934):183—184;31(1936):149;Kent,My Education,161—162,165—166.

[90]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212—213,241—242,279.

[91]同注释28，第266—276页。

[92]Kent,My Education,167—168.

4 小艾尔弗雷德·汉密尔顿·巴尔
Alfred Hamilton Barr Jr.
把现代艺术带进博物馆

[93]军械库展览会（Armory Show），正式名称为国际现代艺术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1913年在纽约市第69兵团军械库举行。——译注

[94]关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及巴尔的更多信息，参见：Alfred H.Barr Jr.,Defining Modern Art:Selected Writings of Alfred H.Barr Jr.,edited by Irving Sandler and Amy Newman(New York:Abrams,1986);Barr,Painting and Sculpture in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1929—1967(New York:MoMA,1977);Margaret Scolari Barr,“Our Campaigns,” New Criterion(Summer 1987):23—74;Contemporary Authors: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urrent Authors and Their Work,edited by Clara D.Kinsman(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75),vols.49—52:47—48;Emily Genauer,“The Fur-lined Museum,” Harper's Magazine 189(July 1944):129—138;A.Conger Goodyear,The Museum of Modern Art:The First Ten Years(New York:MoMA,1943);Geoffrey T.Hellman,“Imperturbable Noble:Rene d'Harnoncourt,” New Yorker 36(May 7,1960):49—112;Hellman,“Profile of a Museum,”Art in America 40(Feb.1964):27—64;Hilton Kramer,“Alfred Barr at MaMA:An Introduction,” New Criterion(Summer 1987):i—iii;Russell Lynes,Good Old Modern:The Museum of Modern Art(New York:Atheneum,1973);Dwight Macdonald,“Profiles:Action on West Fifty-Third Street,”New Yorker 29(Dec.12,1953):49—82;New Yorker 29(Dec.19,1953):35—72;Alice Goldfarb Marquis,Alfred H.Barr Jr.:Missionary for the Modern(Chicago:Contemporary Books,1989);Museum of Modern Art Bulletin 1—30(1933—1962);Museum of Modern Art,The Lillie B.Bliss Collection,1934(New York:MaMA,1934);Museum of Modern Art,The Museum of Modern Art,New York:The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on(New York:Abrams,1984);Rona Roob,“1936:The Museum Selects an Architect,”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 23,No.1(1983):22—30;Roob,“Alfred H.Barr Jr.:A Chronicle of the Years 1902—1929,” New Criterion(Summer 1987):1—19;John Russell,“Visionary Curator,Cautionary Tale,” New York Times,July 26,1989。

[95]Lynes,Good Old Modern,9.

[96]Goodyear,First Ten Years,12,16.

[97]Lynes,Good Old Modern,20;Marquis,Barr,chaP.2.

[98]Marquis,Barr,2—3,chaP.3;Roob,“Barr,1902—1929,” 1—19.

[99]Margaret Barr,“Our Campaigns,” 24;“MargaretScolari Barr,” New York Times,Dec.31,1987;Marquis,Barr,71—76,161—162,269—270;Roob,“Barr,1902—1929,” 19.

[100]Goodyear,First Ten Years,15,84.

[101]Hellman,“Profile of a Museum,” 27;Marquis,Barr,116—117.

[102]Barr,Modern Museum Painting and Sculpture,xi;Goodyear,First Ten Years,82;Marquis,Barr,115—116.

[103]Magazine of Art(Oct.1945):212—222;Marquis,Barr,102—109.

[104]Goodyear,First Ten Years,54—57;Lynes,Good Old Modern,132—136;Marquis,Barr,131—135.

[105]Goodyear,First Ten Years,57—59,62—64(quotation on P.63);Lynes,Good Old Modern,137—146;Marquis,Barr,149—161.

[106]法国国家网球场美术馆，位于巴黎杜勒丽花园的西北角，与卢浮宫相临。建筑建于1861年，最初用作室内网球场。1940—1944年间，用于存放纳粹在法国掠夺的艺术品。战后成为陈列印象派画作的网球场博物馆，这些画作后来成为奥赛博物馆的收藏。1989—1991年，博物馆经过改扩建后重新对外开放，成为“法国第一座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译注

[107]Goodyear,First Ten Years,73—82;Lynes,Good Old Modern,183—185;Marquis,Barr,161—167.

[108]Margaret Barr,“Our Campaigns,” 28;Goodyear,First Ten Years,137—139;Lynes,Good Old Modern,285;Marquis,Barr,85—87.

[109]Lynes,Good Old Modern,180—181,318.

[110]Goodyear,First Ten Years,93;Lynes,Good Old Modern,117—120,260—261;Marquis,Barr,122—123,161.

[111]Goodyear,First Ten Years,125—132;Lynes,Good Old Modern,171,193—195,355;Marquis,Barr,167—170;Museum of Modern Art,History and Collection,19;Roob,“Museum Selects an Architect,” 22—30.

[112]Goodyear,First Ten Years,96;Lynes,Good Old Modern 199—203(quotations on pP.200—201);Marquis,Barr,171—173.

[113]Lynes,Good Old Modern,153.

[114]Margaret Barr,“Our Campaigns,” 54—56,60,64;Genauer,“Fur-lined Museum,” 132;Lynes,Good Old Modern,213—214,222—224.

[115]斯文加利，英国小说家杜穆里埃的小说《翠尔比》中的人物，他使用催眠术，使人对其唯命是从。——译注

[116]塔利朗，拿破仑执政时期的法国外交大臣，以圆滑世故、贪得无厌而著称。——译注

[117]Margaret Barr,“Our Campaigns,” 68,67—73;Lynes,Good Old Modern,240—243;Marquis,Barr,200—210.

[118]Lynes,Good Old Modern,246—247.27 Marquis,Barr,211—212;Museum of Modern Art Bulletin 13(Feb.1946):4,20.

[119]Marquis,Barr,211—212;Museum of Modern Art Bulletin 13(Feb.1946):4,20.

[120]Hellman,“Rene d'Harnoncourt,” Marquis,Barr,91—92,215—218,265—267;Matisse:His Art and His Public(New York:MoMA,1951);Picasso:Fifty Years of His Art(New York:MoMA,1946);What is Modern Painting?(New York:MoMA,1943).

[121]Lynes,Good Old Modern,265—271;Marquis,Barr,284—286,345;Museum of Modern Art Bulletin 15,NO.4(1948):25.

[122]Hellman,“Rene d'Harnoncourt,” 27,50,52.

[123]Lynes,Good Old Modern,295—296;Marquis,Barr,11,117—118.

[124]Goodyear,First Ten Years,39—40.

[125]Margaret Barr,“Our Campaigns,” 73;Lynes,Good Old Modern,295—97;Marquis,Barr,223—224

[126]Lynes,Good Old Modern,250,287—91;Marquis,Barr,245—247;Museum of Modern Art Bulletin 15(Fall 1947):20;Tomkins,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304—310.

[127]Goodyear,The First Ten Years,26;Marquis,Barr,347,355—356.

[128]Lynes,Good Old Modern,352,405.

5 鲁本·戈尔德·思韦茨
Reuben Gold Thwaites
建设一个面向民众的历史学会

[129]关于美国的历史学会的发展历程，参见：Stephen T.Riley,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791—1959(Boston,The Society,1959);R.W G.Vail,Knickerbocker Birthday:A Sesqui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1804—1954(New York:The Society,1954);Cliffold K.Shipton,“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Williamand Mary Quarterly 2(1945):164—172;Shipton,“The Museum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in Whitfield J.Bell and others,A Cabinet of Curiosities:Five Episodes i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Museum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67),35—48;Julian P Boyd,“State and Local Historical Socie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0(Oct.1934):1037;Leslie W.Dunlap,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ies,1790—1860(Philadelphia:Porcupine Press,1974);Walter Muir Whitehill,Independent Historical Societies:An Enquiry into Their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Functions and Their Financial Future(Boston:Boston Athenaeum,1962)。

[130]Whitehill,Independent Historical Societies,8.

[131]Vail,Knickerbocker Birthday,31,33.

[132]Shipton,“Museum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36;Whitehill,Independent Historical Societies,68.

[133]Shipton,“Museum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40—41.

[134]尼尼微（Nineveh），西亚古城，是早期亚述、中期亚述的重镇和亚述帝国的都城。——译注

[135]跨阿勒格尼（Trans-Allegheny），即阿巴拉契西部的广袤土地。——译注

[136]布莱克·霍克（Black Hawk），意译为“黑鹰”，北美印第安人部族索克和福克斯的酋长。——译注

[137]波卡洪塔斯（1595—1617），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尔冈京印第安人一位重要酋长的女儿。——译注

[138]1831—1832年发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一场战争，美国正规军、民兵和印第安人盟军击败由“黑鹰”率领、企图收复失地的原住民部落联合军队。——译注

[139]了解更多有关德雷珀和思韦茨的资料，可参见：William B.Hesseltine,Pioneers Mission:The Story of Lyman Copeland Draper(Madis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1954);Clifford L.Lord and Carl Ubbelhode,Clio's Servant:A History of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Madison:The Society,1967)，这两部著作里都收录了大量原始手稿资料，极具参考价值。另参见： Edward P.Alexander,“An Art Gallery in Frontier Wisconsin,”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29(Mar.1946):281—300。

[140]Hesseltine,Pioneer's Mission;Charles F Lamb,“Sawdust Campaign,”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22(SeP.1938):12;Clifford L.Lord,Keepers of the Past(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5) :53—66;Lord,“Reuben Gold Thwaites,”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47(Autumn 1963):3—11;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Robert McCluggage,“Joseph H.Osborn,Grange Leader,”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35(Spring 1952):12;Frederick Jackson Turner,Reuben Gold Thwaites:A Memorial Address(Madis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1914).

[141]David Kinnett,“Miss Kellogg's Quiet Passion,”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62(Summer 1979):277.

[142]不指定用途的资金。——译注

[143]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Proceedings,1887—1913,28 vols.Proceedings,1887:10—13;1902:10;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Collections,1885—1888,10 vols.

[144]指发票、单据等小件印刷品。——译注

[145]Proceedings,1889:13—24,26—28,40,47;1890:50,57—63;1891(Dec.):70—71;1893:34;1894:33,34;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84—100.

[146]“Annie Amelia Nunns,1868—1942,”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25(Mar.1942):261—263;“Louise Phelps Kellogg,1862—1942,”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26(SeP.1942):6—7;“Mr.Brown,Miss Foster,Miss Welsh,”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28(Dec.1944):132—134;Kinnett,“Miss Kellogg's Quiet Passion,” 267—299;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85—86.

[147]Blarney stone，又译“巧言石”，是爱尔兰科克郡布拉尼城堡的一块石头，相传吻此石后即善于花言巧语和奉承。——译注

[148]Proceedings,1889:40—47;1890:56—57;1891(Jan.):52,61—63,68—70;1892:68—72;1895:49,1897:43,1898:31;1900:77—78;1903:72—75;1904:88—91.

[149]Proceedings,1889:48—50;1894:73—84;1895:54—60;1896:29;1897:7—11,47,50;1898:7—10;1899:24—25;1900:32—34;Vernon Carstensen,“Adventure in Cooperation,”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34(Winter 1950):95—99;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01—110,122—126;Reuben Gold Thwaites,ed.,Exercises at the Dedication of Its New Building,October 19,1900 ...(Madison:Democrat Printing Co.,1901);Jackson E.Towne,“President Adams and the University Library,”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35(Summer 1952):257—261.

[150]Proceedings,1891(Dec.):66.

[151]Proceedings,1903:34.

[152]Proceedings,1891(Dec.):31—37;1893:35—36;1896:19,40—42;1900:9—12,29;1901:18,30—31;1902:24—29;1907:22—24;1913:23—28;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78—179,190—192.

[153]Proceedings,1901:13,18,27—29,89—90;1903:35—36;1904:37—40,89—91;1905:43—47;1906:54—56;1907:51—52;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79—180.

[154]Proceedings,1908:41,48—53;1909:34—36;1910:30—32;1911:30—33;1912:3137;1913:36—41;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81—187.

[155]Proceedings,1909:34—36;1910:30—33;1911:13,23;1912:36;1913:36—41.

[156]Proceedings,1911:3—14,42—43;1913:11—12;1914:45—46;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46—147,197—198.

[157]美国史学界一般把二十世纪初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为进步运动。——译注

[158]Proceedings,1899:5,44,52,103—108;1900:16,26—27;1901:20—21,96;1907:38—39,102;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40,142—145,152—154,167,172—178.

[159]Proceedings,1891(Jan.):32—33;1897:46—47;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64;Reuben Gold Thwaites,Historic Waterways:Six Hundred Miles of Canoeing down the Rock,Fox,and .Wisconsin Rivers(Chicago:A.C.McClurg,1888);Thwaites,Our Cycling Tour in England:From Canterbury to·Dartmoor Forest,and Backby Way of Bath,Oxford and the Thames Valley(Chicago:A.C.McClurg,1892);Thwaites,A Float on the Ohio:An Historical Pilgrimage of a Thousand Miles in a Skiff,from Redstone to Cairo(Chicago:May and Williams,1897);Thwaites,A Brief History of Rocky Mountain Exploration,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xpedition of Lewis and Clark(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904);Thwaites,The Bancroft Library: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and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05).

[160]Proceedings,1890:4;1893:79—112;Ray Allen Billington,Frederick Jackson Turner:Historian,Scholar,Teach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26—127.

[161]Billington,The Genesis of the Frontier Thesis:A Study in Historical Creativity(San Marino,Cal.:Huntington Library,1971),214;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94—195.

[162]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Apr.1903):493—494;11(Apr.1906):502—505;Lord and Ubbelhode,Clio's Servant,156—167.

[163]Milo M.Quaife,“Some Memories of Forty Years,”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38(Summer 1955):252.

6 威廉·萨姆纳·阿普尔顿
William Sumner Appleton
保存新英格兰的重要遗址

[164]一般泛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所认识的世界，包括欧洲、亚洲和非洲。——译注

[165]本章主要参考文献：“Special Issue: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ew England Antiquities,” Antiques Magazine 97(May 1960),with articles by Alice Winchester,464—465,Bertram K.Little,466—468,and Abbott Lowell Cummings and Helen Comstock,469—475;Charles Hosmer,Jr.:Presence of the Past:A History of the Preservatio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illiamsburg(New York:G.P Putnam's Sons,1965);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From Williamsburg to the National Trust,1926—1949,2 vols.(Charlottesville.Va.: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1);Bertram K.Little,“William Sumner Appleton,” in Clifford L.Lord,Keepers of the Past(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5),215—222.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69(Oct.1947 May 1950) 70—80;Old-Time New England 30(Apr.1940):106—110;38(Apr.194.8):70—80;and Katherine H.Rich,“Beacon,” OldTime New England 66(Jan—June 1976):42—60;Who Was Who in America,1945—1950(Chicago:A.N.Marquis,1950),2:29。

[166]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ew England Antiquities Bulletin 1(May 1910):4—7;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12,238—244;Little in Keepers of the Past,216—218.

[167]Edward P.Alexander,Museum Masters: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e(Nashville,Tenn.: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3),177—204;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35—37,41—62;Winchester,“Special Issue:SPNEA,” 466.

[168]SPNEA Bulletin 3(July 1912):12—21.

[169]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41,242;Hosmer,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1:138—139;SPNEA Bulletin 6(Apr.1915):18—22;9(Nov.1918):24—25.

[170]William Sumner Appleton,“Destru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Old Buildings in New England,” Art and Archaeology.8(May—June 1919):177—179;Cummings and Comstock,“Special Issue:SPNEA,”469—475;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41;Campbell Kaynor,“Thomas Tileston Waterman:Student of America's Colonial Architecture,” Winterthur Portfolio 20(Summer/Autumn 1985):105—106;Little,“Special Issue:SPNEA,” 422—425;SPNEA Bulletin 3(Aug.1913):14;6(Apr.1915):18—22.

[171]Laurence Vail Coleman,Historic House Museums:With a Directory(Washington,D.C.: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33),105,133,135;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46,255—256;Hosmer,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1:161,167—168;Old-Time New England 22(July 1933):3—13,38(Oct.1947):50;SPNEA Bulletin 10(Oct.1919):23—24.

[172]Coleman,Historic House Museums,134;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13,216,250—251;Hosmer,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1:136;Old-Time New England 11(July 1920):40;(Apr.1921):187,SPNEA Bulletin 9(Nov.1918):6—16;(Feb.1919):1—3.

[173]Little,“Appleton,” in Lord,Keepers of the Past,215—222.

[174]Old-Time New England 34(Jan 1944):53.

[175]Old-Time New England 30(Apr.1940):107—110.

[176]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57;Old-Time New England 38(Apr.1948):75—77.

[177]Hosmer,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1:133;Little,in Keepers of the Past,220 and “Special Issue:SPNEA,” 469;Old-Time New England 30(Apr.1940):107—110;SPNEA Bulletin 3(July 1912):14—15;(Feb.1913):12—18,20—24.

[178]委婉语，此处表示承租人已去世。——译注

[179]SPNEA Bulletin 2(Aug.1911):9—13;(Mar.1912),1—9;3(July 1912):1—7;9(Nov.1918):6—16;Old-Time New England 12(Apr.1922):163—166;19(July 1928):ix;22(July 1931):47—48;(Apr.1932):192;24(July 1933):17—25;28(July 1937):25—26;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41—242,246—250.

[180]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46—250;Old-Time New England 13(Apr.1923):181—182.

[181]Little,“Special Issue:SPNEA,” 466;Old-Time New England 32(July 1941):11—12;(Apr.1942):115;33(Apr.1943):44;39(Oct.1948):52—60.

[182]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22—231;Hosmer,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1:143,147—150,201—206;Old-Time New England 27(July 1936):25;28(July 1937):25—26;(Apr.1938):133—134,146—147;30(July 1939):34;(Apr.1940):137;40(Apr.1950):219—226;SPNEA Bulletin 6(Jan.1916):2—1l.

[183]Appleton,“Old Buildings in New England,” 179—181,183;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52—255;Old-Time New England 11(Apr.1921):182;12(Apr.1922):181—182;24(July 1933):30—31.

[184]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55—256;Little,in Keepers Of the Past,220;Old-Time New England 15(Oct.1924):91—92;16(Apr.1926):173—174;18(July 1927):48;(Jan.1928):141—143;21(Oct.1930):85—87;SPNEA Bul.letin 5(Dec.1914):19.

[185]弗吉尼亚州古迹保护协会，成立于1889年，是美国第一个州立古迹保护团体，2003年更名为“APVA Preservation Virginia”，2009年确定名称为“Preservation Virginia”。——编注

[186]美国名胜古迹保护学会，成立于1895年，纽约第一个古迹保护组织，大约于20世纪70年代解散。——编注

[187]美国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879年，其办公室位于纽约的波士顿大学。——编注

[188]Edward P.Alexander,“SixtyYears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ew England Antiquities,” Old-Time New England 61(Summer 1970):14—19;Appleton,“Old Buildings of New England,” 179—183;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73—297.

[189]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44—45;Old-Time New England 12(Apr.1922):187;15(July 1924):44—45;27(July 1937):25—26;28(Apr.1938):153;29(Apr.1929):149;39(July 1948):28;SPNEA Bulletin 3(Feb.1913):11;4(Aug.1913):15;7(Dec.1916):2;8(Mar.1917):1—16;9(Nov.1918):25.

[190]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51;Old-Time New England 17(Oct.1926):90—96;18(Oct.1927):95—96;22(Apr.1932):152—161;23(Jan,1933):127;24(July 1933):30—31;27(Apr.1937):155—157.

[191]Old-Time New England 26(July 1935):32—33.

[192]Old-Time New England 30(Apr.1940):107—110.

[193]Hosmer,Presence of the Past,257;Hosmer,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1:179—182;Old Time New England 23(July 1932):iii;39(July 1948):12—14;(Oct.1948):52—60;61(July—SeP.1970);14—25.

[194]Hosmer,Preservation Comes of Age,1:133;Old-Time New England 34(June 1944):49—53;38(Apr.1948):73—77;“Special Issue:SPNEA,” 464—502.

7 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
Frank Friedman Oppenheimer
让观众参与到博物馆实践中

[195]本章主要参考文献：Hilde Hein,The Exploratorium:The Museum as Laboratory(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0);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Washington,D.C.:AAM,1984);K.C.Cole,“The Art of Discovery in San Francisco Exploratorium,” Saturday Review 55(Oct.14,1972):40—43;Victor J.Danilov,“The Exploratorium of San Francisco Twenty Years Later,” Museum 163(1989):155—159;Judy Diamond,Terry Vergason,and Gaile Ramey,“Exploratoriums Medical Technology Series,” Curator 22(Dec.1979):281—298;Kenneth W.Ford,“The Robert A.Millikan Award,1973,”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41(Dec.1973):1309—1310;Marvin Grosswirth,“San Francisco's Exploratorium Makes You Part of the Action:Its Exhibits Give New Meaning to the Concept of the Hands-on Visitor,” Science Digest 7(June 1980):60—64;Sherwood Davidson Kohn,“It's OK to Touch at the New-Style Hands-on Exhibits,” Smithsonian 9(Sept.1978):78—83;Eric Larrabee,ed.,Museums and Education(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68);Mary Ellen Munley,Catalysts for Change:The Kellogg Projects in Museum Education(Washington,D.C.:Kellogg Projects,1986),7—20;Barbara Y.Newsom and Adele Z.Silver,eds.,The Art Museum as Educat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299—305,440—442,697—698;Frank Oppenheimer,“Aesthetics and the 'Right Answer',” Humanist 39(Mar./Apr.1979):18—26;Oppenheimer,“The Exploratorium:A Playful Museum Combines Perception and Art in Science Edu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40(July 1972):978—984;Oppenheimer,“A Rationale for a Science Museum,” Curator 11(Sept.1968):206—209;Oppenheimer,“Schools Are Not for Sightseeing” and “Som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Exploratorium,” in KatherineJ.Goldman,ed.,Opportunities for Extending Museum Contributions to Pre-College Science Education(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70),7—11,115—118;Oppenheimer,“A Study of Perception as a Part of Teaching Physics,” AmericanJournal of Physics 42(July 1974):531—537;Oppenheimer,“Teaching and Learning,” AmericanJournal of Physics 41(Dec.1973):1310—1313;Paul Preuss et al,“Education with an Ed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Educational Programs at the Exploratorium,” Physics Teacher 21(Nov.1983):514—519;Al Richmond,“Doctor Oppenheimer's Exploratorium,” Nation 211(July,1970):69;Evelyn Shaw,“The Exploratorium,” Curator 15(1972):39—52;Kenneth Starr and Oppenheimer,.“Exploratorium and Culture:Oppenheimer Receives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Museum News 61(Nov./Dec.1982):36—45。

[196]由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提供给作家、艺术家、学者的研究基金。——译注

[197]Hein,Exploratorium,4—5;Oppenheimer,“Schools Are Not for Sightseeing,” 7—11;Starr and Oppenheimer,“Exploratorium and Culture,” 43—45.

[198]Hein,Exploratorium,1,32—39;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um as Educator,697—698;Oppenheimer,“Aesthetics and the ‘Right Answer',” 22;Oppenheimer,“Exploratorium:Playful Museum,” 978—984;Richmond,“Doctor Oppenheimer's Exploratorium,” 6—9;Shaw,“Exploratorium,” 39—40.

[199]Hein,Exploratorium,71—123,146,147—170;Cole,“Art of Discovery,” 40—43;Grosswirth,“San Francisco's Exploratorium,” 61;“How Do Lasers Work? What Is Eye Logic? Exploratorium,” Sunset 154(Feb.1974):40;Munley,Catalysts for Change,10;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um as Educator,299—300;Oppenheimer,“Aesthetics and the ‘Right Answer',” 24—26;Preuss et al,“Education with an Edge,” 518;Shaw,“Exploratorium,” 46,48—49.

[200]Hein,Exploratorium,147—170.

[201]Grosswirth,“San Francisco's Exploratorium,” 63;Hein,Exploratorium,20—21;.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wn as Educator,697—698;Richmond,“Doctor Oppenheimer's Exploratorium,” 6—9;“San Francisco Museum Stresses Involvement,” Physics Today 24(June,1971):62.

[202]Hein,Exploratorium,45—70;Oppenheimer,“Exploratorium:Playful Museum,” 978—979;Shaw,“Exploratorium,” 48.

[203]Hein,Exploratorium,135—139;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um as Educator,44—42.

[204]Hein,Exploratorium,129—135;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um as Educator,299—305;Preuss et al,“Education with an Edge,” 518.

[205]Diamond et al,“Exploratoriums Medical Technology Series,” 281—298.

[206]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94;Raymond Bruman,Exploratorium Cookbook I(San Francisco:Exploratorium,1975);Ron Hipschmann,Exploratorium Cookbook II,III(San Francisco:Exploratorium,1981,1987);Danilov,“Exploratorium Twenty Years Later,” 158;Hein,Exploratorium,187—188,210—211;Munley,Catalysts for Change,7—20.

[207]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译注

[208]Ford,“Millikan Lecture Award,” 1309—1310;Grosswirth,“San Francisco's Exploratorium,” 60;David Hawkins,“Frank Oppenheimer(obituary),” Physics Today 38(Nov.1985):122;Hein,Exploratorium,7;Who Was Who in America(Chicago:A.N.Marquis Company,1985),8(1982—1985):308.

[209]Hein,Exploratorium,9,11;“An Ex-Red Oppenheimer,” Newsweek 33(June 27,1949):25—26;Frank Oppenheimer,“The Mathematics of Destruction,” Saturday Review 48(Jan.16.1965):20;Alice Kimball Smith,A Peril and A Hope:The Scientists' Movement in America,1945—1947(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115.

[210]1938年成立，1969年更名为“众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1975年废除。——编注

[211]“Condon and Oppenheimer at International Cosmic Ray Meeting,” Science News Letter 56(July 9,1949):21;“Ex—Red Oppenheimer,” 25—26;Ford,“Millikan Lecture Award,” 1309—1310;Hawkins,“Frank Oppenheimer,” 122—124;Hein,Exploratorium,11;“Investigation of the Brothers,” Time 53(June 27,1949):14—15.

[212]Ford,“Millikan Lecture Award,” 1309—1310;Hawkins,“Frank Oppenheimer,” 122—124;Hein,Exploratorium,11—14;“Return from Exile,” Newsweek 54(Sept.14,1959):72.

[213]Ford,“Millikan Lecture Award,” 1309—1310;Hein,Exploratorium,62—63;Oppenheimer,“Study of Perception,” 531—537;Starr and Oppenheimer,“Exploratorium and Culture,” 36—45.

[214]Labaree,ed.,Museums and Education,167—168.

[215]Labaree,ed.,Museums and Education,207,213—216.

[216]Oppenheimer,“Teaching and Learning,” 1312;A.E.Parr,“The Child in the City:Urbanity and the Urban Scene,” Landscape 16(Spring 1967);Starr and Oppenheimer,“Exploratorium and Culture,” 40—41.

[217]Oppenheimer,“Rationale for Science Museum,” 206—209.

[218]Kohn,“It's OK to Touch,” 81.

[219]Grosswirth,“San Francisco's Exploratorium,” 61;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57.

[220]Ford,“Millikan Lecture Award,” 1309;Starr and Oppenheimer,“Exploratorium and Culture,” 38.27 Shaw,“Exploratorium,” 42—43.

[221]Shaw,“Exploratorium,” 42—43.

[222]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um asEducator,268—269,300;Oppenheimer,“Aesthetics and the ‘Right Answer',” 25;Oppenheimer,“Exploratorium:A Playful Museum,” 979—983;Oppenheimer,“Schools Are Not for Sightseeing,” 9.

[223]Frank Oppenheimer,“The Exploratorium and Other Ways of Teaching Physics,” Physics Today 28(SeP.1975):9.

[224]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um as Educator,698;Oppenheimer,“Som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Exploratorium,” 115;Oppenheimer,“Schools Are Not for Sightseeing,” 711;Oppenheimer,“Teaching and Learning,” 1311;Starr and Oppenheimer,“Exploratorium and Culture,” 45.

[225]Newsom and Silver,eds.,Art Museum as Educator,304;Oppenheimer,“Exploratorium and Other Ways of Teaching Physics,” 11.

[226]Danilov,“Exploratorium Twenty Years Later,” 158—159.

8 安娜·比林斯·盖洛普
Anna Billings Gallup
普及第一家儿童博物馆

[227]本章主要参考文献：“The Children's Museum of the Brooklyn Institute,” Scientific American 82(May 12,1900):296—297;Peter Farb,“An Island of Nature,” National Parent-Teacher 54(Apr.1960):10—12;Anna Billings Gallup,“A Children's Museum and How Any Town Can Get On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Addresses and Proceedings 64(1926):951—953;Gallup,Address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 Club,Washington,D.C.,Feb.7,1930;Gallup,Radio Broadcast on Children's Museums,Education and Fun,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Oct.20,1937(transcript):Gallup,“A Museum for Childre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3(1917):107—109;William Henry Goodyear to Franklin W.Hooper,Jan.17,1899,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 MSS.:Herbert and.Marjorie Katz,Museums U.S.A.:A History and Guide(Garden.City,N.Y.:Doubleday,1963),209—212;Philip Mershon,The 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The Story of a Pioneer(Brooklyn: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1959);Gabrielle V.Pohle,“The Children's Museum as Collector,” Museum News 85(Nov.—Dec.1979):32—37;Smithsonian Institution,Womens Changing Roles in Museums:Conference Proceedings(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6);Melinda Young Frye,“Women Pioneers in the Public Museum Movement,” 11—17;Jean M.Weber,“Images of Women in Museums,” 20—26。

[228]American Women:· The Official Who's Wh among the Women of the Nation(Los Angeles:Richard Blank,1935),1;Mershon,Children's Museum,4;Who Was Who in America(Chicago:A.N.Marquis,1935),3:310;Who Was Who in America(Chicago,A.N.Marquis,1940),1:21;Who's Who in the East(Washington:Mayflower,1930),797—798;Barbara Fletcher Zucker,Children's Museums,Zoos,and Discovery Rooms: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Guide(New York:Greenwood,1987),153—156.

[229]Carolyn Spencer,“Miss Gallup,Curator of Children's Museum,Introduces Youngsters to Wonders of Nature,” 摘自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档案资料。

[230]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教育革新思潮，提供“儿童中心”的学校，强调教育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促使儿童自由地和自然地发展。——译注

[231]Gallup,Radio Broadcast,1937:1.

[232]关于盖洛普欧洲之行的新闻报道，参见：Childrens Museum Bulletin 1—18(Oct.1902—Mar.1904);Childrens Museum News 1—8(Apr.1904—Mar.1905);Museum News(Apr.1905—May 1913);Childrens Museum News,vols.1—24(Oct.1913—May 1937)。

[233]Gallup,Radio Broadcast,1937:1;Children's Museum News 10(Feb.1923):37.

[234]“A Children's Museum,” Scientific American112(Mar.13,1915):250;Laurence Vail Coleman,The Museum In America:A Critical Study,3 vols.(Washington: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39),2:253;Miriam S.Draper,“The Children's Museum in Brooklyn,” Library Journal 35(Apr.1910):154;Anna Billings Gallup,“The Children's Museum as Educator,”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72(Apr.1908):371—379;Gallup,Congressional Club,1930:3—6;Gallup,“A Museum for Children,” 109;Catharine Kneeland,“Museum for Children,” Hygeia 17(Aug.1939):743;Mershon,Childrens Museum,3,8;Museums Journal 30(Aug.1930):65;(June 1931):291;Sydney Reid,“Children's Wonder House,” Independent 72(Jan.4,1912):30—36.

[235]Brooklyn Institute Museum News 3(Oct.1907):13;5(Jan.1910):55—57;(May 1910):119;Anna B.Gallup,“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 School and Society 32(Dec.27,1930):865—866.

[236]Children's Museum News 10(Feb.1923):37;12(Oct.1924):121;Draper,“Children's Museum,” 153—154;Gallup,“A Children's Musuem,' 952—953;Gallup,“Children's Museum as Educator,” 371—379.

[237]Mershon,Children's Museum,4,9.

[238]Brooklyn Institute Museum News 2(Feb.1907):84—85;3(Feb.1908):88;4(Feb.1917):102—103;5(Oct.1917);6(Jan.1918):30;7(Feb.1920):25—29;Children's Museum News 10(Feb.1923):37;12(Oct.1924):121;Rose Mary Daly,“Films for Fledglings,”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32(Nov.19,1949):58;Draper,“Children's Museum,” 153—154;Gallup,Congressional Club,1930:5;Gallup,“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 865—866;Katz and Katz,Museums U.S.A.,210—211;Mershon,Children's Museum,4,9—10;“Museums and Visual Instruction:World History Series of Models,”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30(June 1930):722;Zucker,Children's Museums,151—156.

[239]Auxiliary of 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25th Anniversary(Brooklyn,1941):16;“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 Proposed New Building,” School and Society 41(Feb.16,1935):226;Brooklyn Institute Museum News 3(Feb.1908):89;4(Oct.1916):71;(Dec.1916):88;5(Feb/Mar.1918):36—38;7(Feb.1920) 18—20;Draper,“Children's Museum,” 153;Anna B.Gallup,“The Workof the Children's Museu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Proceedings 1(1907):144—147;Gallup,Congressional Club,1930:5;Mershon,Children's Museum,7—8;“Museums and Visual Instruction,” 722;Museums Journal 14(May 1915):357—358;New York Times,Dec.4,1939,201;Reid,“Children's Museum House,” 35—36.

[240]Children's Museum News 11(Mar.1924):100;14(Oct./Dec.1928):66—68;18(Oct.1930):6;20(Jan.1933):29,(Mar.1933):36;21(Apr,1934):11,24;22(Mar.1935):1—7.

[241]Children's Museum News 7(Feb.1920):18—20;18(Feb.1931):38.

[242]Brooklyn Children's Museum,The Geographical Models(Brooklyn,1917) :16;Children's Museum Auxiliary,25th Anniversary,16;Children's Museum News 11(Feb./Mar.1924):98;12(Oct.1924):124—125;(Oct./Dec.1928):70;18(Nov.1930):12;Mershon,Children's Museum,10.

[243]Children's Museum News 17(Oct.1929):77.

[244]Gallup,“A Children's Museum,” 951.

[245]Anna Billings Gallup,“Memories and Satisfactions,” Children's Museum News 27(Dec.1939/Jan.1940);Eleanor M.Moore,Youth in Museum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41),8,51—54,56.

[246]Draper,“Children's Museum,” 150;Gallup,“A Children's Museum,” 953;Gallup,“Children's Museum as Educator,” 379;“Growth of Children's Museums,” Hobbies 53(Mar.1948):26;Sherwood Davidson Kohn,“It's OK to Touch at the New-Style Hands-on Exhibits,” Smithsonian 9(SeP.1978):81—83;Kneeland,“Museums for Children,” 743;Nancy Kriplen,Keep an Eye on That Mummy:A History of the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Indianapolis:The Museum,1982);Pohle,“Children's Museum as Collector,” 32—37;Reid,“The Children's Wonder House,” 36;“Youth Museums Number,” History News 44(Nov/Dec.1989).

[247]Children's Museum News 10(May 1923):61—63;12(Oct.1924):121;13(Oct.1925),294;14(Oct.1926):4;16(Oct.1930);18(Apr.1931):54;24(May 1937);Frye,“Women Pioneers,” 13—15;Mershon,Children's Museum,10;Museums Journal 30(July 1930):25;Who Was Who,3:310.

[248]Children's Museum News 7(Oct.1919):6,(Nov.1919):12;10(Nov./Dec.1922):16,(Feb.1923):37;13(Mar./Apr.1926):229;14(Oct.1926):4,(Feb./Mar.1927):36.

[249]Gallup,“Children's Museums,' 951—953;Kriplen,Keep an Eye on That Mummy,94.

[250]Ellen Perry Berkeley,“MUSE:Bedford-Lincoln Neighborhood Museum,Brooklyn,” Architectural Forum 129(SeP.1968);Kohn,“It's OK to Touch,” 81—83;Pohle,“Children's Museum as Collector,” 32—37;Zucker,Children's Museums,152—153.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收藏部 CURATOR南希·佩因女士慷慨地提供了许多最新信息，并对本章内容提出了许多建议。

9 约翰·罗伯特·基纳德
John Robert Kinard
发展邻里博物馆

[251]“Museums:Opening Eyes in the Ghettos,” Time(June 21,1968):78;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Smithsonian Institution,Sept.15,1972 [Fifth Anniversary](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72),1—2;John Kinard in Smithsonian Year: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9:565.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阿纳卡斯蒂亚邻里博物馆的佐拉·马丁—费尔顿、盖尔·S.洛以及我的女儿玛丽·谢伦·亚历山大，她仔细阅读了本章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与查尔斯·布利策和斯蒂芬·E.韦尔的访问亦对本文有所启发。

[252]John Kinard,“The Visitor Versus the Museum,” in The Visitor and the Museum,edited by Linda Draper(Seattle:Museum Educator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77),4.

[253]Smithsonian Year,1969:6—12;1988:6—11;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6-1967(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77),ii,1—3;John R.Kinard and Esther Nighbert,“The Anacostia Museu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Museum 24,no.2(1972):108;Caryl Marsh,“A Neighborhood Museum that Works,” Museum News 47(Oct.1968):14—16;Zora MartinFelton and Gail S.Lowe,A Different Drummer:John Kinard and the Anacostia Museum,1967—1989(Washington:Anacostia Museum,1989),17—19.

[254]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20—21;Washington Post(July 19,1989):D10.

[255]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 [Fifth Anniversary],9,43;John R.E.Kinard,1936—1989:A Memorial Tribute(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89),4;John R.Kinard,“The Neighborhood Museum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Museum 148(1985):217;“John R.Kinard”(obituary),New York Times(Aug.7,1989)II:6;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1—4,7—12,21—22,26—27,28—30,69—70;Museums:Their New Audience:A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Washington: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72),Ⅲ;“Oral History Project:Interview with John R.Kinard,Director,Anacostia Museum,July,1989”(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41;“Tribute for John Kinard,” The Torch,Smithsonian Institution Monthly Newspaper 89(Sept.9,1989):8;Michael Welzenbach,“Lion of the Anacostia Museum:Director John Kinard and His Lifetime Mission of Conscience,” Washington Post(July 19,1989):D1,D10—11;Who's Who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1973—1974(Chicago:Marquis Who's Who,1974),403.

[256]Smithsonian Year,1989:31,101;Kenneth Hudson,Museums of Influ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70—181;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51—56,59.

[257]Smithsonian Year,1969:565—567;1970:108—109;1971:103—104;1972:19,119;1973:14,158—160;1974:219—221;1975:251—255;Kinard and Nighbert,“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 102—109;Marsh,“Neighborhood Museum,” 14—15;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23—28.

[258]Smithsonian Year,1975:251—253;1976:248—250;1977:160—169;1978:210—213;1979:268—270;1980:265—266;1981:251—253;1982:270—272;1984:179;80;1985:102;1986:20;1987:102;1988:98;1989:100—102;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27—28,36—38.

[259]Smithsonian Year,1969:565—567;1972:19;1973:158—160;1979:268—270;1980:265—266;The Torch 80:8;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23—24,56—57.

[260]Smithsonian Year,1985:27;1986:20;1987:102;1988:98;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32—33,37.

[261]Kinard,“Neighborhood Museum as Catalyst,” 217—221;Neil Harris,“Museums,Merchandizing,and Popular Taste:The Struggle for Influence,” in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fe,edited by IanM.O.Quimby(New York:W.W.Norton,1976),142.

[262]John Kinard,“To Meet the Needs of Todays Audience,” Museum News 50(May 1972):15—16.

[263]Kinard,“Visitor Versus Museum,” 44.

[264]Smithsonian Year,1981:283.

[265]Smithsonian Year,1987:102;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33.

[266]Louise Daniel Hutchinson,Out of Africa:From West African Kingdoms to Colonization(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79),11—12.

[267]The Torch,80:8.

[268]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The Barnett-Aden Collection(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79),13.

[269]Louise Daniel Hutchinson,The Anacostia Story(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77),xv.

[270]Emily Denis Harvey and Bernard Friedberg,eds.,A Museum for the People:A 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Seminar on Neighborhood Museums,Held November 21,22,23,1968(New York:Arno Press,1971),31.

[271]The Torch 89:8.

[272]The Torch 89:8;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41—50.

[273]Kinard,“Neighborhood Museum as Catalyst,” 217—223;Kinard,“To Meet the Needs of Todays Audience,” 15—16.

[274]The Torch 89:1;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12—14;基纳德的这句玩笑是对我的女儿玛丽说的。

[275]Washington Post(July 19,1989):D1,D10—11.

[276]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 [Fifth Anniversary],9,43;John R.E.Kinard,1936—1989:A Memorial Tribute(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89),4;John R.Kinard,“The Neighborhood Museum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Museum 148(1985):217;“John R.Kinard”(obituary),New York Times(Aug.7,1989)II:6;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1—4,7—12,21—22,26—27,28—30,69—70;Museums:Their New Audience:A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Washington: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72),Ⅲ;“Oral History Project:Interview with John R.Kinard,Director,Anacostia Museum,July,1989”(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41;“Tribute for John Kinard,” The Torch,Smithsonian Institution Monthly Newspaper 89(Sept.9,1989):8;Michael Welzenbach,“Lion of the Anacostia Museum:Director John Kinard and His Lifetime Mission of Conscience,” Washington Post(July 19,1989):D1,D10—11;Who's Who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1973—1974(Chicago:Marquis Who's Who,1974),403.

[277]Zora Martin,“Colonial Williamsburg-A Black Perspective,” in Museum Education Anthology(Washington:Museum Education Roundtable,1984),83—85;Zora Martin-Felton,“And Afterward,1983,” in Museum Education Anthology,85—86.

[278]Martin-Felton and Lowe,Different Drummer,72—74.

10 凯瑟琳·科菲
Katherine Coffey
把社区民众吸引到综合性博物馆

[279]Katherine Coffey,“Op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Museum,” Museum News 40(Oct.1961):26—29;Museologist,125(Oct.1972);Museum News 50(June 1972):60;Newark Museum News Notes(May 1972):1—2;Who's Who in America(Chicago:A.N.Marquis,1956) 28(1954—1955):513;Frank Kingdon,John Cotton Dana:A Life(Newark,N.j.:Public Library and Museum,1940),161—162.

[280]Kingdon,Dana,161—162.

[281]Museum News 40(Oct.1961):16;42(Jan.1964):37—38;44(Nov.1965):6;47(Sept.1968):6;50(June 1977):60.

[282]Museum News 47(Sept.1968):6;(May 1969):27.

[283]关于纽瓦克博物馆的展览，参见： A Survey:50 Years of the Newark Museum(Newark,N.J.: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1959);The Newark Museum,Collections and Exhibitions,1959—1968:Survey 60(Newark,N.J.:Newark Museum,1969);Art Digest 18(Apr.15,1944):20;Museum News 38(1960—1961) and 47(1967—1968);38(Feb.1960):4;42(Mar.1964):37,44。关于小威廉·H.格茨的更多信息，参见：A Survey:50 Years,29—32;Museum News 45(Sept.1966):49。

[284]Katherine Coffey,“Service,” A Survey:50 Years,23—25;The Newark Museum:A Chronicle of the Founding Years,1909—1934(Newark,N.J.: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1934),14—15,20,26,31—34,36—38;Newark Museum,A Museum in Action:Presenting the Museum's Activities(Newark,N.J.:Newark Museum,1944);Museum News 42(Mar.1964):37.

[285]A Survey:50 Years,25.

[286]Daniel Gaby,“Newark:The Promise of Survival,” Nation 219(Dec.14,1974):619—622;Tom Hayden,Rebellion in Newark:Official Violence and Ghetto Respons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Kenneth T.and Barbara B.Jackson,“The Black Experience in Newark:The Growth of the Ghetto,1870—1970,” in NewJersey since 1960:New Fi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edited by William C.Wright(Trenton:New Jersey Historical Commission,1972),36—56;Ron Perambo,No Cause for Indictment:An Autopsy of Newark(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2);Clement A.Price,“The BeleaguredCity as Promised Land:Blacks in Newark,1917—1947,” in Urban New Jersey since 1970,edited by William C.Wright(Trenton:New Jersey Historical Commission,1975),10—45;Ralph Whitehead,“Behind the Violence in Newark:Anatomy of a Riot,” Commonwealth 86(Aug.11,1967):492—494.

[287]Samuel C.Miller,“An African Festival at the Newark Museum,” Museum News 47(May 1969):25—27;“Crisis in Newark,” Library Journal 94(Mar.15,1969):1081;“Newark City Council Votes to Drop Library,” Library Journal 94(Mar.15,1969):1083;“Newark CityCouncil Rescinds Library Budget Slash,” Library Journal 94(Apr.1,1969):1403—1404;Russell Lynes,“After Hours:How to Make Politics from Art and Vice Versa,” Harper's Magazine 239(Aug.1969):21—24;Museum News 47(Apr.1969):3;“Victory from the Jaws of Defeat:A Tribute to the Newark Public Library,”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45(Apr.1969):740—747.

[288]参见伊丽莎白·杜森伯里在1990年中大西洋博物馆协会年会上的发言：“The Legacy ofJohn Cotton Dana,” Mid-Atlantic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90 Annual Meeting(Oct.31,1990),18。

[289]American Museum of Art 20(Dec.1929):710;21(Dec.1930):726—729;Museum News 39(June 1961):7;(Oct.1961):4;Newark Museum,A Museum 1(May 1925):42—43;(Sept.Dec.1925):67;2(Jan.1927):117.

[290]Henry Watson Kent,What I Am Pleased to Cal1 My Education(New York:Grolier Club,1949):165—166.

[291]Museum News 40(Oct.1961):26—29;42(Jan.1964):37—38;44(Nov.1965):6;46(Oct.1967):42.

[292]Museum News 40(Oct.1961):27.

[293]Museum News 40(Oct.1961):27,第26页。

11 查尔斯·斯普拉格·萨金特
Charles Sprague Sargent
创建一座卓越的植物园

[294]Stephane Barry Sutton,Charles Sprague Sargent and the Arnold Arboretu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30.

[295]Charles S.Sargent,“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the Arnold Arboretum,” 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rrm 3(Jan.1922):127—171.

[296]关于萨金特以及阿诺德树木园的更多资料，参见：Arnold Arboretum,Bulletin of Popular Information(May 2,1911—Dec.13,1940),8 vols.;Arnold Arboretum,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m 1(July1919);W T.Councilman,“Charles Sprague Sargent,1841—1927,” in M.A.De Wolfe Howe,ed.,Later Years of the Saturday Club,1870—1920(Freeport,N.Y.: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68;first published,1927),286—294;A.DesCares,A Treatise on Pruning Forest and Ornamental Trees,introduction by Charles S.Sargent,3rd ed.(Boston:A.Williams,1881);Frances Duncan,“Professor Charles Sprague Sargent and the Arnold Arboretum,” Critic 47(Aug.1905):115—119;Garden and Forest:A Journal of Horticulture,Landscape Artand Forestry(Feb.9,1888—Dec.29,1897),10 vols;Richard A.Howard,“The Arnold Arboretum at the Century Mark,” Longwood Program Seminars 3(Dec.1971):33—35;Alfred Rehder,The Bradley Bibliography: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Woody Plants of the World(Cambridge,Mass.:Riverside Press,1911—1918),5 vols.;Charles Sprague Sargent,Excerpts:Letters of,to Rochester Park Personnel(Rochester,N.Y.Rochester Chapbooks,1961);Sargent,Forest Flora of Japan:Notes on(Boston:Houghton,Mifflin,1894);Sargent,Manual of the Trees of North America(Exclusive of Mexico) 2nd ed.enlarged(Boston:Houghton,Mifflin,1933;first ed.,1905);Sargent,ed.,Plantae Wilsonianae:...Woody Plants Collected in Western China for the Arnold Arboretum ...1907,1908,and 1910 by E.H.Wil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1917),3 vols.;Sargent,Report on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Exclusive of Mexico)(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4);Sargent,ed.,Scientific Papers of Asa Gra(Boston:Houghton,Mifflin,1889),2 vols.;Sargent,The Silva of North America:...Trees Which Grow Naturally in North America Exciusive of Mexico(Boston:Houghton,Mifflin,189—1902),14 vols.;Sargent,ed.,Trees and Shrubs of New or Little Known Ligneous Plants(Boston:Houghton,Mifflin,1905,1913),2 vols.;Sargent,The Trees of Mount Vernon,rev.ed.(Mount Vernon:Ladies' Association,1926);Sargent,The Wood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ir Structure,Qualities,and Uses(New York:D.Appleton,1885);Stephane Barry Sutton,The Arnold Arboretum:The First Century(Jamaica Plain:Arnold Arboretum,1971);Elswyth Thane,Mount Vernon:The Legacy(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967);E.H.Wilson,America's Greatest Garden:The Arnold Arboretum(Boston:Stratford,1925);Wilson,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introduction by Charles Sprague Sargent(New York:Doubleday,Page,1913),2 vols.;Donald Wyman,The Arnold Arboretum Garden Book(New York:D.Van Nostrand,1954)。

[297]Sutton,Sargent,28—29.

[298]Sargent,“First Fifty Years,” 132.

[299]转引自Sutton,Sargent,64。

[300]转引自Sutton,Sargent,87—88。

[301]转引自Sutton,Sargent,192—193。

[302]Nation 37(Sept.6,1883):201.

[303]转引自Sutton,Sargent,106。

[304]Sargent,Silva,1:ⅴ.

[305]Garden and Forest· 3(Dec.3,1890);John Muir,Atlantic Monthly 92(July 1903):9—10.

[306]转引自Sutton,Sargent,159。

[307]转引自Sutton,Sargent,167。

[308]C.S.Sargent,“Asa Gray,” Garden and Forest 1(Feb.29,1888):1.

[309]Sargent,Forest Flora of Japan.

[310]Alfred Rehder,“Ernest Henry Wilson,” 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m 2(Oct.1920):185.

[311]Sargent,“First Fifty Years,” 168—169.

12 威廉·坦普尔·霍纳迪
William Temple Hornaday
创建一座多样化而受欢迎的动物园

[312]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1851），美国著名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美国国宝”。——译注

[313]关于霍纳迪的早年经历，参见： William T.Hornaday,“My Fifty-Four Years of Animal Life:Personal Reflections of a Big Game Hunter and Naturalist,” Mentor 17(May 1929):3—5;Hornaday,Camp-Fires on Desert and Lava(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3;original edition,1908),xxiii—xxiv;Hornaday,Taxidermy and Zoological Collecting(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1),62—64;“William Temple Hornaday,” Who Was Who in America(Chicago:A.N.Marquis Company,1942),1(1897—1942):588;“Dr.Hornaday”(obituary),Commonwealth 25(Mar.19,1937):583;Fairfield Osborn,“William Temple Hornaday”(obituary),Science 85(Mar.7,1937):445—446;Edward A Preble,“William Temple Hornaday:An Appreciation”(obituary),Nature Magazine 29(May 1937):303—304;William 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New York:Harper &Row,1974),20—24。

[314]斯里兰卡的旧称。——译注

[315]William T.Hornaday,“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Bird Taxidermy,” Scribner's Magazine 78(Sept.1925):262—263;Hornaday,Two Years in the Jungle:The Experiences of a Hunter and Naturalist in India,Ceylon,the Malay Peninsula,and Borneo(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5);Hornaday,“My Fifty-Four Years,” 5—6;Hornaday,Desert and Lava,xxiii—xxiv;Hornaday,Taxidermy and Zoological Collecting,10,52,135,175,195—196,221—224,272;Osborn,“Hornaday,” 445;Preble,“Hornaday,” 303;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21.

[316]约瑟芬皇后（1763—1814），全名约瑟芬·博阿尔内，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第一位皇后。——译注

[317]Hornaday,“My Fifty-Four Years,” 7;Hornaday,Two Years in the Jungle,iii;Who Was Who,1:588;Preble,“Hornaday,” 304.

[318]William T.Homaday.“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Taxidermy,” Scribner's Magazine 72(July 1927):6;Hornaday,Taxidermy and Zoological Collecting,221—222,230—233.

[319]Hornaday,“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Bird Taxidermy,” 272;Hornaday,Taxidermy and Zoological Collecting,112—113,127,130—131,140—142,163,174,211,213—214;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22.

[320]Hornaday “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Bird Taxidermy,” 265—266;Hornaday,“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Taxidermy” 8—9;Hornaday,Taxidermy and Zoological Collecting,233—235,245—246.

[321]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17,20,24,55—56;Hornaday,“My Fifty-Four Years,” 7;William T.Hornaday,Thirty Years Warfor Wild Life:Gains and Lossesin a Thankless Task(New York:Arno and the New York Times,1970;original edition,1931),167—168;Osborn,“Hornaday,” 445—446.

[322]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1—30.

[323]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43—44,64—68,79—82,300;“Dr.Hornaday's Retirement as Director of the New York Zoological Park,” Scientific Monthly23(July 1926):88—93.

[324]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40(quotation);29—40,130—131;William T.Hornaday,“The New York Zoological Park,” Century Magazine 39(Nov.1900):85—102.

[325]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36—37;William T.Hornaday,“The New York Plan for Zoological Parks,” Scribner's Magazine 46(Nov.1909):590—605.

[326]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40—42,46—50,86,118.

[327]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57—64,76—77;Raymond L.Ditmars,The Making of a Scientist(New York:Macmillan,1937),11—48;Robert Henry Welker,Natural Man:The Life of William Beeb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5).

[328]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64—67.

[329]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68—76,82—84;William T.Hornaday,“Behind the Scenes in a Great Zoo,” Mentor 15(Aug.1927):3—4.

[330]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89—98.

[331]Hornaday,“Behind the Scenes,” 8.

[332]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172—191,362—363,406;Hornaday,“Behind the Scenes,” 9—10.

[333]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231—232,247—256;Hornaday,“Behind the Scenes,” 5.

[334]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一带的身材矮小的人种。——译注

[335]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223—230,388.

[336]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338—345.

[337]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141—164,306—313,329—333,337—338;Hornaday,“My Fifty—Four Years,” 9;William T.Hornaday,“Wild Animal Models at the Zoo:How New York Painters and Sculptors Work from Nature in Their Representations of Wild Life,” Scientific Monthly122(Feb.7,1920):134.

[338]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290—305,388—397;Lee Saunders Crandall,The Management of Wild Animals in Captiv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Crandall in collaboration with Bridges,A Zoo Man's Notebook(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1—5.

[339]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402—405,417,425;Ditmars,Confessions of a Scientist,221—241.

[340]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364,369—379.

[341]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414.

[342]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362;Kenneth J.Polakowski,Zoo Design,The Reality of Wild Illus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1987),5,21—22.

[343]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377,387—388,411—413;Polakowski,Zoo Design,8,82—83.

[344]关于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更多信息，参见：Bernard Livingston,Zoo Animals:People,Places(New York:Arbor House,1974),263—279。

[345]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04—206,257—273,276—278;William T.Hornaday,Campfires in the Canadian Rockie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6),7—8,213—264;Hornaday,“My Fifty-Four Years,” 9;William Temple Hornaday,Our Vanishing Wild Life:Its Extermination and Protection(New York: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1913),x,208—397;Hornaday,Thirty Years War,150—156,168—170,179—181,199—206,223—230.

[346]Hornaday,Thirty Years War,IV.

[347]Bridges,Gathering of Animals,409—410,440;“Dr.Hornaday,” Commonwealth 25(Mar.19,1937):583;Hornaday,“Behind the Scenes,” 5;“Hornaday-Conservationist,” Nature Magazine 21(May 1933):256;“Dr.Hornaday's Retirement,” 88—93;Osborn,“Hornaday,” 445—446;Preble,“Hornaday,” 303—304.

13 保罗·约瑟夫·萨克斯
Paul Joseph Sachs
教授博物馆研究中的首创课程

[348]格劳乔·马克斯（1890—1977）是美国的喜剧演员与电影明星。他的特征十分鲜明：显眼的胡须、眉毛以及眼镜。——译注

[349]“Paul Joseph Sachs”(New York Times,Feb.19,1965),35.

[350]Karen Cushman,“Museum Studies:The Beginnings,1900—1926,” Museum Studies Journal 1(Spring 1984):8—16;Melinda Young Fry,“Women Pioneers in the Public Museum Movement,” i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Women's Changing Roles in Museums:Feb./April Proceedings(Washington:Smithsonian,1986),11—17;Jane R.Glaser,“Museum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Coming a Long Way in a Long Time,” Museum 156(1987):268—274.关于约翰·科顿·达纳的更多信息，参见： Edward P Alexander,Museum Masters: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e(Nashville: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3),377—411。

[351]Ada V.Ciniglio,“Pioneers in American Museums:Paul J.Sachs,” Museum News 55(Sept / Oct,1976):70.

[352]关于萨克斯教授及其职业生涯的更多资料，参见：Edward P Alexander,“A Handhold on the Curatorial Ladder,” Museum News 52(May 1974):23—25;Ciniglio,“Paul J.Sachs,” 48—51,68—71;Cushman,“Museum Studies,” 12—13;Agnes Mongan,Memorial Exhibition:Works of Art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aul J.Sachs,1878—196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Fogg Art Museum,1965),7—13;Mongan,“Paul Joseph Sachs(1878—1965),” Art Journal 25(Fall 1965):50—52;New York Times,Feb.13,1965;Paul J.Sachs,Modern Prints &Drawings:A Guid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Draughtsmanship(New York:Alfred A.Knopf,1954);Sachs,Museum Course,Typescript Copy of Notes(1930),243;Sachs,“Preparation for Art Museum Work,” Museum News 24(Sept.1,1946):6—8。

[353]Ciniglio,“Paul J.Sachs,” 49.

[354]Ciniglio,“Paul J.Sachs,” 50.

[355]Ciniglio,“Paul J.Sachs,” 50.

[356]Harvard University,William Hayes Fogg Art Museum,Edward Waldo Forbes:Yankee Vision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1971).

[357]Harvard University,William Hayes Fogg Art Museum,Edward Waldo Forbes:Yankee Vision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1971).

[358]Agnes Mongan and Paul J.Sachs,Drawings in the Fogg Museum of Art:A Critical Catalogue,3 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0),1:xii.

[359]Ciniglio,“Paul J.Sachs,” 69.

[360]New York Times,Feb.19,1965.

[361]敦巴顿橡树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庄园，1944年8月至10月，中、美、英、苏四国代表曾在此讨论建立联合国并草拟联合国机构组织草案。——译注

[362]Mongan and Sachs,Drawings in the Fogg Museum,1:ⅴ—ⅴ.

[363]Mongan,Memorial Exhibition,199—214.

[364]Mongan,Memorial Exhibition,7—13.

[365]Ciniglio,“Paul J.Sachs,” 69.

[366]Sachs,Museum Course Typescript,1930.

[367]Mongan and Sachs,Drawings in the Fogg Museum,1:xii.

[368]Ciniglio,“Paul J.Sachs,” 69.

[369]New York Times,Feb.19,1965.

[370]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译注

[371]Sachs,“Preparation for Art Museum Work,” 6—8.

[372]Sachs,“Preparation for Art Museum Work,” 6—8.

[373]Ciniglio,“Paul J.Sachs,” 71.

[374]New York Times,Feb.19,1965.

[375]John Walker,Self-Portrait with Donors:Confessions of an Art Collector(Boston:Little,Brown,1974),24—25;Ciniglio,“Paul J.Sachs,” 70—71.

[376]Mongan,Memorial Exhibition,13.

[377]美国最古老的公共艺术博物馆，于1870年正式开放，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译注

[378]Park Rouse,Living by Design:Leslie Cheek and the Arts,a Photobiography(Williamsburg,Va.:Society of the Alumni of William and Mary College,198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