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伟大和光荣的基础，是你个人的价值

朋友是人生最好、最漂亮的家具

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最好的东西

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

友谊的法则

从友谊中消除了敬重，也就消除了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

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时间被偷走了，老年来的比预期还要快

对愚者来说，老年只能是一种重负

鲁莽是年轻人的密友，谨慎是老年人的收成

可以在身体上变老，绝不能在精神上变老

老年的果实就是大量幸福的回忆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事物构成幸福

痛苦需要回避

美德不能忍受逃离灵魂

永恒的神推动宇宙，不朽的灵魂推动身体

自然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

理性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第一样东西

正义把所有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

追求正义和权力是人的本性

享受心灵的安宁和无忧无虑的自在

解除心中的焦虑

对美德追求的愿望能征服一切诱惑

最高的善就是顺从自然

智慧是众善之母

真正的荣耀具有真正的存在和清楚的轮廓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

自然是良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成功时的傲慢与失败时的泄气都是情感脆弱的表现

所有适当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公正的

不是选择最好的，而是选择最适合发挥的

欲望必须服从理性的约束

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益携手同行

自尊和自爱不可能为干坏事找到借口

自然抗拒一切不符合道义的事情

第二章　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每个国家都会有他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

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

和睦是国家最牢固的安全纽带

最糟糕的和平也要比最正义的战争要好

优秀人物的品格会在整个国家再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要贪婪的统治者

我们为荣誉和自由而生

我们要努力治愈国家的伤口

虚假的人不配成为人民的朋友

荣耀是通过高尚的行为赢得的赞扬

要么恢复自由，要么在奴役中死去

社会是条将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维护正确的事情，禁止错误的事情

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

平等正义的法律能让公民团结在一起

法律是正义和不正义之间的一条界线

公正的基础是诚信

一切仁慈的行为必须以公正为标来衡量

第三章　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医生

哲学是灵魂的医生

哲人摆脱一切灵魂的骚动

哲学使灵魂结出丰硕的果实

哲学是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

没有希腊学问的人不能理解哲学

理性在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被称作智慧

欺骗和精神上的黑暗笼罩着未受教导的灵魂

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心中没有神

神与哲学

占卜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信念

根本就没有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知

相信征兆的人没有一个能始终保持心灵的平静

身体上的障碍不能阻止灵魂察觉事物的本性

灵魂就是渗透到心脏里的血

身体犹如盛放灵魂的器皿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

灵魂的过分快乐就是完全的愚蠢

以最为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

在快乐的王国中，美德无法立足

绝不会有开端，也绝不会有结束

理性的自然法则

第四章　人总是渴望发光

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

我们需要发明语词

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

学习创造自我

将每一刻闲暇用来写作

没有智慧的雄辩不会有任何帮助

雄辩就是以适宜说服听众的方式来讲话

缺乏长期实践的演讲理论是无益的

声音质量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训练来获取

品味使每一个论题都能表达得纯洁和清晰

热衷在演讲发展的人没有理由抛弃希望

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完善的口才

成功的演讲具有支配人心的力量

拥有完善口才的人还应当把握逻辑学

演讲和哲学有密切的同盟关系

心灵天生包含着能够度量一切声音的能力

演讲中的技巧

成为一流的演说家

序　言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4年）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又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他的演说结构严谨，文采斐然，他创造的文体被西方人称作“西塞罗文体”，成为历代演说家模仿的榜样；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曾大力呼吁创建拉丁文化，建构罗马人自己的哲学，为后世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哲学著作。经过历史的筛选，西塞罗的著作已成为西方文化经典宝库的重要库藏，其中有许多堪称世界名著，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阅读和研究西塞罗的著作，对于我们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塞罗生平概要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出生地是阿庇诺。此地现名阿尔皮诺，位于利里斯河的东岸，距离罗马东南方六十英里。

西塞罗的家庭属于那种比较富裕而且又有教养的骑士阶层。他的父亲爱好文学，但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在西塞罗和昆图斯这两个儿子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为了便于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担任公职，他特意在罗马的卡里奈购置一所房子。西塞罗的父亲据说死于公元前64年。西塞罗的母亲名叫赫尔维娅，但西塞罗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她。

西塞罗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在同学中有突出表现。西塞罗的老师很多，也很杂。他们出自各门各派，而且都有一定的声望。法律、修辞和哲学是当时罗马贵族青年实现政治理想的必修课。为了能够担任公职，西塞罗长期追随著名律师斯卡沃拉学习法律。

约于公元前84年，西塞罗开始从事实际的法律事务。公元前79年，西塞罗离开罗马，东渡雅典去与他的兄弟和侄女一起度长假。公元前80年或79年，即他赴雅典之前或稍后，他同特伦提娅结了婚。他们的女儿图利娅生于公元前76年左右。公元前77年，西塞罗返回罗马，重操律师旧业。由于才能出众，他很快成为罗马最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

西塞罗的政治生涯从他竞选公职开始。西塞罗于公元前76年当选财务官，具体工作由抽签决定。他受命前往西西里负责监管向罗马运送谷物的事务。一年任满后，他返回罗马重新当律师。公元前70年，他谋求市政官之职，以高票当选，担任此职直至公元前69年。公元前66年，西塞罗当上了执法官。这个位置的主要工作是法律事务，但拥有此职位者也可能被派往外地担任行省总督。西塞罗没有去外地，仍旧留在罗马处理法律事务。西塞罗于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时年42岁，为担任此职的最低年龄。由于西塞罗出身并不高贵，也没有在担任市政官时花费大量的钱财去讨好民众，更没有去外省当总督的经历，这样一位政治上的“新人”要谋求最高公职是相当困难的，但西塞罗还是获得了成功。公元前62年，他在主持当年的执政官选举期间成功地处理了所谓“喀提林阴谋”事件，受到元老院和罗马市民的热情赞扬，被誉为“祖国之父”。公元前53年，西塞罗担任了占卜官，这个职务的职责是解释神意和征兆。尽管私下里他可能怀疑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他还是履行了公务。公元前51年，他服从了元老院的指令，去西里西亚当了一年地方总督。

公元前46年末，西塞罗完全脱离了政治事务。当时罗马政局发生剧烈动荡，恺撒已经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共和派人物则在酝酿推翻恺撒的独裁统治。西塞罗没有参与推翻恺撒的实际活动，而是埋头写书。他从现实政治活动转向哲学著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此时他个人生活上遇到的不幸与他对政局的失望交织在一起。他与妻子特伦提娅发生激烈争吵，最后以离婚告终；第二次婚姻也是一个失败；他的爱女图利娅也死去了。为了医治心灵的创伤，西塞罗沉浸在哲学研究中，短期内写出了一大批哲学文章。

公元前44年3月，以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人士刺杀了独裁者恺撒。西塞罗没有立即返回政坛，而是继续写他的书。恺撒被刺以后，他的部将安东尼成为实力最强的军事领袖。他俨然自命为恺撒的继承人，要为恺撒复仇。布鲁图等共和派领袖都逃亡到东部一些行省去组织武装，准备一场决死的斗争，而西塞罗却于同年9月返回罗马，希望能在元老院和屋大维的支持下挽救罗马共和制度。不幸的是，屋大维也想继承恺撒的事业。他于该年11月抛开元老院，与安东尼、雷必达结盟。一大批共和派人士以及被三巨头所猜忌的人被列入“公敌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被安东尼视为死敌的西塞罗。年底，西塞罗被捕杀。据说，在被捕时，他还在读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

二、西塞罗的著作与思想

西塞罗一生撰写了大量著作，绝大部分保存至今，译成中文约四百万字。从内容上看，他的现存著作总量的六分之一是修辞学著作，三分之一是演说词，三分之一是书信，还有六分之一是哲学著作。

在罗马共和国的政体下，能作生动有力的演说是从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在共和时期的罗马，有志于政治活动的人都很讲究修辞学和演讲术。西塞罗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和散文家。他知识渊博，舌辩滔滔，妙语连珠，用词得当，达意适切，传情得体，通达晓畅，音节匀称，韵脚和谐，平仄相对，交替错落，宛如珠走泉流，能抓住听众的情绪任意发挥。他留存至今的50多篇演说词都可以看作罗马演说词的精品，与希腊演说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塞罗的演说词和书信在罗马帝国初被人们编成各种集子，当作范文诵读。

除了参与大量的演讲实践，西塞罗还是一位修辞学理论家。他留给我们的修辞学著作多达十部。他的《论公共演讲的理论》是现有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罗马修辞学著作。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希腊、罗马修辞学发展的史料，还为我们留下了罗马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系统的修辞学技艺手册。

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中代表，古典理性主义是希腊哲学的精髓。在希腊罗马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希腊哲学进入罗马。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贵族文人已经了解了希腊哲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罗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实用的，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为那些曾经使伟大的希腊思想家着迷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和完善道德品性，以及怎样使那些他们接受的现存原则行之有效；他们也进行理性的思考，但只作为那些明显的实用目的的补充；他们对现存的各种希腊哲学的取舍取决于这个相对有限的目标。这种总体状况使得拉丁哲学家的思想尽管并非毫无创见，但从外观上看是对希腊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诠释，从思想来源上看是各种希腊哲学的混合或综合。最能反映这种拉丁精神文化特征的拉丁哲学家是西塞罗。

西塞罗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学哲学，在长期繁忙的政务中也没有放弃学习。到了晚年，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创建拉丁哲学的重任。良好的哲学修养使他有能力从整体上把握希腊哲学，并能通过对希腊哲学的诠释，创建一种高水平高层次的拉丁哲学。西塞罗的哲学以实用性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是忙着建立哲学体系，而是注重对希腊哲学的诠释。也正因为此，他能够以他丰富的知识、理解性的研究、大量的写作和运用拉丁语言的高超技艺，把希腊哲学当作一种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呈献给罗马世界，由此他指明了一条罗马人诠释希腊传统的道路。他的贡献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理论丰富了希腊哲学，而是把希腊哲学拉丁化，并引向政治、法律、伦理等实践领域，使其满足民众的需要。与希腊哲学家相比，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曾经具有西塞罗这样的鼓动宣传能力，也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曾经赋予如此众多的抽象哲学概念以实践推动力，更没有哪一位希腊哲人能像西塞罗一样，以其丰富的阅历和饱满的生活热情使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理想富有生气，并且把它变成所有公民的实际行为准则。他是一位实践哲学家。

在西方古代文化研究中，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与拉丁文化（Latin Culture）经常被相提并论，视为西方文化的起源。然而，由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地中海世界曲折多变的历史进程，继续使用希腊文化或拉丁文化都已很难涵盖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后来便有了“希腊罗马文化”（Greek-Roman Culture）这样并列的称谓。至罗马帝国建立，以这两种民族文化为主干的罗马帝国文化有了统一的政治架构，开始发生整合。从那时起，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就不再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两种文化，而是一种开始整合的统一文化了。在此意义上，“希腊罗马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不是同义词，而是标识古代地中海世界文化发展两大阶段的名称。阅读了西塞罗的著作，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拉丁文化的变迁，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三、本书的编选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塞罗的著作经过中国学者的介绍和研究，逐渐为国人所了解，他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中文。

西塞罗的著述形式各异，长短不一。西塞罗的著作版本很多，无学界通用的标准页。在娄卜丛书的拉丁文本中，西塞罗篇幅较长的著作分为若干卷，卷下分为若干节，但这个“节”并不一定按内容划分；而英译文在每卷之下按内容划分为若干“章”（用拉丁数字表示）。由于拉丁文中的“节”与英译文中的“章”并不对应，容易引起误解，因此笔者翻译西塞罗著作采用“卷”与“章”两个层次，也就是说中译文的“章”相当于英译文中的“章”，但不同于拉丁文中的“节”。请读者切勿混淆。

第一章　伟大和光荣的基础，是你个人的价值

朋友是人生最好、最漂亮的家具

只要我们双方的年纪和健康允许，我将是你的同伴，如果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经常在一起，我们仍会享受我们相近的思想和相同的嗜好，就好像我们始终在一起。

一个人看着他真正的朋友，就好像看着他自己的肖像。因此，朋友哪怕不在场，也会与他同在；只要朋友是富有的，他也不会贫穷；只要朋友强大，他也不会弱小；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朋友活着，他也不会死；因为他死以后，他的朋友仍然会尊敬他，深深地怀念他。

朋友是人生最好、最漂亮的家具。在追求这些财物时，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谁，也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为了谁，因为这些东西最终都会落入强者之手；而每个人的友谊却是稳固的，确定的；如果说那些财物都是命运的恩赐，那么没有朋友安慰和陪伴的人生不可能快乐。

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下的动物，还是水中的动物，无论是野生的动物，还是驯养的动物，首先，它们都爱自己，这是一切生物的天性；其次，它们需要和追求它们可以依恋的同类，这样的期盼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人类的爱情；因此，依据自然法则，人类更加热爱自己，并且使用他的理性去寻找另外一个灵魂与自己十分契合的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

新朋友是否在任何时候比老朋友更值得结交，就好像我们喜欢小马而不喜欢老马？是人就不会这样想，因为友谊不像其他东西，它不会过量；美酒越陈越香，友谊犹如美酒，越是长久，越是令人愉快。

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最好的东西

我能做的一切只是敦促你们把友谊看作人生的头等大事；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友谊更适合我们的本性，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友谊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与自然本身塑造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无数联系相比，这种被称作友谊的东西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只有两个人能够有这种感情联系，或者最多只有几个人。

友谊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就是在所有事情上看法一致，无论是关于人的事情还是关于神的事情，并且相互之间有一种善意和挚爱，我倾向于认为，除了智慧以外，友谊是不朽的神灵赐予人类最好的东西。

友谊有无数的目的。你无论走到哪里，友谊永远在你身旁，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它；它无处不在，而且永远不会不合时宜。因此，俗话说像“火与水”那样必需，我们用这句话来形容友谊是最合适的。我现在讲的不是日常的或普通的友谊——这种友谊也是令人愉快的，有好处的——而是那种纯洁无瑕的友谊，就像存在于少数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著名的友谊。因为友谊既能使成功增光添彩，也能通过分担来减轻灾难的重负。

由于友谊可以包含众多的好处，它无疑在这样一个方面超过其他一切事物：它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而绝不会使我们的精神萎靡不振。

我以诸神和凡人的名义起誓，有谁会希望过一种极其富有、极其幸福，但却不爱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爱的生活？这种生活确实是僭主的生活，我指的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爱情、没有信任的生活，不相信任何人的善意，每一行为都充满着怀疑和焦虑，根本没有友谊的立足之地。谁能爱一个自己感到害怕的人，或者谁能爱一个害怕自己的人？

唯有友谊，所有人的看法都一样，那些热心从政的人、那些在科学和哲学中寻找快乐的人、那些不从事公务只顾自己做生意的人，最后还有那些沉溺于感官快乐的人，他们全都认为，如果没有友谊，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或者说，他们至少相信，要想过一种自由人的生活就不能没有友谊。我不知道友谊是怎样潜入各种生活的，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没有友谊。

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

首先要防止朋友之间产生分歧，如果出现了不和的现象，也要使友谊自然消亡，而非断然绝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让友谊变成严重的敌意，这是争执、恶语和怒斥的根源。然而，哪怕出现这种情况，要是能够忍受，你们还是应当尽量忍受；要珍惜旧时的老友，哪怕他做了错事，你们也要宁可伤害别人，也不让他受到伤害。

在给予爱心方面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把爱心给予那些卑劣的人。交朋友要结交在灵魂和理性方面值得结交的人。这样的人现在确实十分罕见！卓越的东西总是稀少，寻找十全十美的东西更难。

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除非能给我们带来利益，他们对待朋友就像对待他们的牛羊，在他们的心目中，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收益的东西价值最高。因此，他们不可能得到最纯真、最具有自发性的友谊，这种友谊以友谊本身为目的；他们也不能从自己的经验中领略到这种友谊的力量、性质和范围。因为每个人爱自己不是因为可以从自己身上获利，而是因为他是他最亲的；除非把这样的情感转移到友谊中，否则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朋友；因为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

朋友间的交往是多样的，复杂的，猜疑和冒犯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不予理睬是明智的，有时候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候则要宽容为怀。但有的时候为了保存友谊和你的忠诚，就无法避免冒犯；因为朋友之间不仅要经常提醒，而且要经常告诫，只要朋友的告诫是出于善意，就应当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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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法则

友谊就其本性来说容不得半点虚假，它完全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因此我觉得，与其说友谊来源于需要，不如说友谊来源于本性，与其说友谊来源于利益的精细计算，不如说友谊来源于一种与爱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心灵倾向。

要在友谊中建立这样一条法则：既不能要求朋友去做可耻的事情，也不能去做朋友要你做的可耻的事情。任何人以为了朋友的缘故为借口，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辩护，无论是一般的罪行，还是叛国罪，都是可耻的，是不允许的。

如果不幸和这种人交上朋友，那么一定不要认为自己不能和那些背叛国家的朋友一刀两断；另一方面，坏人必然要受惩罚，无论是胁从还是首恶，一律严惩不贷。

让我们把这一点确定为友谊的第一法则：只要求朋友做好事，也只为朋友做好事，哪怕朋友并没有提出要求；让热心永存，让犹豫离场；要鼓足勇气，坦率地提出忠告；在友谊中，让能进忠言的朋友发挥最大的影响，这些建议不仅要坦诚，而且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还要尖锐，而当朋友提出这种劝告时，就应当听从。

在友谊中必须使用理性，必须小心谨慎。首先，提出劝告不要太尖刻；第二，进行责备时不要使用侮辱性的语言。

为了朋友可以犯下任何罪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相信你的美德才产生了友谊，如果你抛弃了美德，那么友谊也很难继续存在。如果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决定对朋友有求必应，或者从他们那里得到我们所希望的任何东西，那么只有假定双方都拥有完美的智慧，才不会造成危害。

善意的回报和互爱互助，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令人愉快。补充一下，物以类聚这句话用在友谊上是最恰当的，人们会怎么想？人们一定会承认这是事实：好人爱好人，好人喜欢与好人交往，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几乎就是一种天性。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追求自己的同类这种天性更加热切，乃至于更加贪婪。

不是友谊陪伴着利益，而是正好相反，利益陪伴着友谊。

从友谊中消除了敬重，也就消除了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

“危难时刻见诤友”，但绝大多数人会以两种方式暴露出他们的变化无常，要么是在自己飞黄腾达时瞧不起朋友，要么是在朋友有难时抛弃朋友。因此，谁要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表现出忠贞不变的友谊，就应当认为他属于世上极少的那一类人。啊，他们几乎就是神！

在友谊中保持地位优越者和地位低下者之间的平等是极为重要的。

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自己做一个好人；然后，找一个和自己品质相仿的人做朋友。在这样的人中间，稳固的友谊才能得到保证；当善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首先，他们会克服奴役他人的欲望；其次，他们会平等地对待他人，彼此倾心相助；他们不会要求他人去做有损荣耀和公正的事情，不仅相互珍惜和热爱，而且相互敬重。从友谊中消除了敬重，也就消除了友谊中最明亮的珠宝。

就像朋友和亲戚之间具有的亲密关系，地位优越者应当平等地对待地位比他低下的人，所以后者也一定不能因为前者在理智、幸运、地位上超过自己而感到伤心。但是，后一类人中老是有许多人不断地发出抱怨，甚至发出指责，尤其是当他们想到自己付出了某些辛苦，履行了某种义务，为友谊做出了某种贡献的时候。他们确实老是在强调自己提供的服务，因而愤愤不平，但是这些服务应当由被服务者记在心里，而不应当由提供服务者自己来宣扬。因此，在友谊中，地位优越者应当谦卑，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位低下者的地位。

一般说来，人们要等到心灵和年纪都已经成熟和稳定以后才能在友谊问题上做出决断；人们一定不能把少年时期一同打猎或玩球时的好伙伴都当作亲密的朋友，因为少年时期他们相互喜爱只是因为有相同的爱好。

儿童之间的友情往往和童装一起被抛弃；这种友情即使保持到青年时期，往往也会由于成为情敌或争夺利益而破裂，在这样的竞争中，友谊的双方不可能同时成功。即使友谊的时间延续得更长，如果碰上职位竞争，那么友谊也经常会被摧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友谊最致命的打击是贪财；对上层人物而言，对友谊最致命的打击是竞求功名，它往往会使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大的仇敌。

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尽管我们的友谊可以产生许多利益，但是我们的爱不会起源于获利的希望。正像我们这个阶级的人是仁慈的和自由的，但我们慷慨行善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因为我们没有根据利益来决定自己喜爱的对象，而是遵循一种慷慨豪爽的天性；所以我们相信友谊是值得希冀的，但并非因为日后能得到回报，而是因为它的全部利益就在于爱本身。

假定友谊要靠利益来维系，那么利益一旦消失，友谊就会解体；但由于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真正的友谊是永恒的。

终生不渝地保持友谊是世上最难的事；利益的冲突、政见的不同、性格的变化，或者是由于遭到不幸，或者是由于年龄增长，这些事情的发生经常会中止友谊。

我越是思考友谊，我就越感到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是否由于虚弱或贫乏才祈求友谊，以便在双方的互惠中得到单凭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虽然这种互惠无法与友谊分离，但友谊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种原因更古老，更美好，更直接地源于自然本身。友谊（amicitia）这个拉丁词是从爱（amor）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而爱无疑导向善意。

通过善意的帮助，通过他人的关心，通过密切的交往，爱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些因素与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灵的最初冲动结合在一起，就会迸发出一种奇妙的爱慕之情。

我们在这世界上被创造出来，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关系，它把我们大家联结在一起，而且彼此越亲近，这种关系也就越牢固。所以我们喜爱自己的同胞甚于喜爱外国人，喜爱自己的亲戚甚于喜爱陌生人，因为自然本身使我们对自己的同胞和亲戚产生友谊，但这种友谊缺乏恒久性。因此，友谊胜过这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可以是没有善意的，而友谊则绝不能没有善意；如果你从友谊中消除了善意，那么友谊这个名字也不复存在；如果你从这种关系中消除善意，这种关系的名字仍旧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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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被偷走了，老年来的比预期还要快〔1〕

对那些本身缺乏手段，无法过一种合乎美德的幸福生活的人来说，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是沉重的负担；而对那些寻求全善的人来说，自然法则施加于他们的事情没有一样是恶的。在这些事情中首当其冲的是老年：人人都希望长寿，而到了老年又都抱怨。人就是这样的愚蠢，这样的自相矛盾，这样的不合情理！

他们说自己的时间被人偷走了，老年的到来比预期的还要快。首先，谁在迫使他们形成错误的判断？从成年变成老年比从童年变成青年能快多少？其次，如果他们活到八百岁，他们的重负又会比他们八十岁的时候轻省多少？事实上，流逝的时间无论有多长，都不能安慰或抚慰愚蠢的老年。

我已经决定写一本论老年的书献给你，因为你我都已年迈，我当然乐意减轻由此带来的重负，如果说它还没有降临，那么它肯定也已经飞快地向我们逼近；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你会像处理其他事情一样，带着一颗冷静的、哲学的心，继续承受这一重担。

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写作令人如此愉快，不仅能抹去老年的所有烦恼，而且甚至能使老年成为一种轻省的、幸福的状态。因此，对哲学的赞扬从不为过，因为它能使服从它指令的人毫无烦恼地顺利度过生活的各个时期。

美德的原则和实践无疑能为老年做最适宜的辩护，如果美德在人生的各个时期得到培育，那么它会在漫长的、繁忙的生涯结束的时候带来神奇的结果，不仅因为美德绝不会在生命结束时辜负你——虽然这是一个高峰时刻——而且你也会由于意识到自己并未虚度此生和履行了诸多义务而感到无比欣慰。

假如你问一名农夫，无论他多么老，你在为谁耕种，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不朽的诸神，他们不仅希望我从祖先那里得到恩惠，而且也希望我把恩惠传给后人。”

说老年人缺少有用的活动是没有道理的，这就等于说舵手在航行中什么也没做，其他水手在爬桅杆、洗甲板、排积水，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船尾掌舵。他可能是没有做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但他的作用要大得多，重要得多。他完成大事不是凭着肌肉、速度、灵活，而是凭着思想、品格、判断；在老年阶段，这些品质通常不是比较缺乏，而是比较丰富。

对愚者来说，老年只能是一种重负

我的智慧其实就在于遵循自然，以自然为最好的向导，把自然当作神来服从。既然她已经恰当地安排了人生这场戏剧的其他剧情，那么她不会像懒散的诗人一样忽略这最后一幕。然而，最后一幕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季节到来时果园里的果实和成熟的谷物，会坠落和枯萎。但是，聪明人能够庄严地承受这种状态。而与自然抗衡，岂不就像巨灵向诸神开战吗？

他们（老年人）曾经悲叹说自己已经丧失了感官的快乐，而没有感官快乐的生活就根本不成其为生活，他们还抱怨说过去总是向他们献殷勤的人现在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而在我看来，他们责备的不是地方。因为他们抱怨的不幸是年老的结果，而同样的不幸也会落在我和其他老年人身上；但我知道，有许多这样的人承受着老年而没有发出抱怨，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情欲的锁链下解脱出来而感到不幸福，也没有受到他们的朋友的嘲笑。对于所有这样的抱怨，应当受责备的是品性，而不是年纪。有自制能力的老人会发现老年是可以忍受的，他们既不会粗野又不会没有教养；而另一方面，乖戾和刻薄的脾气使得人生的每一时期都会变得令人厌恶。

对于老年，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哪怕对聪明人来说，在极度匮乏中度过老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愚蠢者来说，哪怕极度富裕，老年也只能是一种重负。

老年人只要保持着他们对生活的兴趣，经常动脑筋想问题，就能保持良好的记忆力；在这方面，不仅在喧嚣的公共场合下是这样，而且在安静的私人生活中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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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莽是年轻人的密友，谨慎是老年人的收成

最伟大的国家经常被年轻人推翻，而被老人维持或恢复。

正如聪明人在他们老的时候会在有出息的年轻人中间得到快乐，年轻人的尊敬和爱戴能使老年人的重负变得轻省一样，年轻人也乐意聆听长者的教诲，在长者的指导下走上美德之路；我确实感到，你们在与我的交往中得到的愉悦不亚于我从与你们的交往中得到的愉悦。所以你们瞧，老年非但不是萎靡的、懒怠的，而是更加忙碌的一个时期，总是在做事，也就是说，总是在做某些一般由年轻人来做的事情。

鲁莽是年轻人的密友，审慎是老年人的收成。

有些老人还在不断地学习，增长他们的知识。索伦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他在诗中说自己老年的时候每天都在学习。我也一样，因为我到了老年的时候才开始学习希腊语，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就好像久旱逢甘霖，所以你瞧，我现在已经能在讨论时轻松自如地引用第一手资料了。

我担心演说家在老年的时候会精力不济，因为演说家的成功不仅依靠他的理智，而且依靠他的肺活量和体力。可以肯定的是，人到了老年嗓音一般会变得更加雄浑悦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看我这么大年纪了讲起话来还是那么洪亮；尽管如此，老年人还是适合运用平静温和的演讲风格，让雄辩的口才本身来赢得听众。

如果老年能使我们摆脱年轻时代最大的过错，那么老年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恩惠啊！

我经常和这些同伴一起吃饭，我们吃的非常简朴，但与我的年纪很适合，我年事渐高，寻求各种快乐的欲望也在逐日减退。我衡量这些社交集会的标准更多地不是身体上的快乐，而是与朋友见面与谈话的快乐。

灵魂在结束了与欲望、野心、情欲的搏斗以后回归自身，如谚语所说它在“独处”的时候，它是多么幸福啊！确实，它要是拥有某些学习和研究的能力，那么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老年的闲暇更好。

老年人对自己短暂的余生既不应过分留恋，也不应无故放弃。

有人批评说，老年人性格怪僻，脾气古怪，烦躁不安，不好相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考察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有些人还很贪婪。然而，这些都是性格的缺点，不是年纪的缺点。

老年没有定限，只要能够履行职责，轻视死亡，老年人就能很好地活着。因此，老年甚至比青年还要自信，还要勇敢。

至于老年人的贪婪，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图什么；这就好比一名旅行者，越接近旅程的终点，越想筹措更多的旅费，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可以在身体上变老，绝不能在精神上变老

通过锻炼和自我节制，一个人到了老年仍旧有可能保持强健的体魄。

假定老年人是缺乏体力的，但并没有人期待老年人身强体壮。法律和习俗都豁免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去履行没有体力就无法完成的公务。因此，我们不仅不需要去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而且也不需要去做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正如我赞赏老成的青年人一样，我也赞赏朝气蓬勃的老年人。能把青年和老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人可以在身体上变老，但绝不会在精神上变老。

像我这样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的人不会察觉到老年已经偷偷地逼近。因此，他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步入老年的，不像是在遭受一次突袭后投降，而像是在受到长期围困以后顺服。

我年轻的朋友们，抗拒老年，使它迟一些到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高度警觉，要想办法弥补老年有可能带来的缺陷；我们要像与疾病作斗争一样与老年作斗争；我们要采用健康的养生法；我们要进行适当的锻炼；我们要合理地饮食以保持体力，不要过量。我们确实也不能只关注身体，而应当更加关注我们的心灵和灵魂；因为它们也像油灯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昏暗，除非我们不断地添加灯油。还有，锻炼会使身体变得沉重和疲乏，而理智的活动会使心灵变得轻快。

老年人对感官快乐欲求降低不仅不应受责备，更是应当受到最高赞扬的根据。老年缺乏隆重的宴会，没有摆满美味佳肴的餐桌，没有斟满美酒的酒杯；因此它也不会醉酒、积食和失眠。

吃喝嫖赌的快乐怎么能与这些人享有的快乐相比？他们的快乐是一种学习的热情，而这种热情，至少在聪明人和训练良好的人身上，甚至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长；所以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梭伦的诗句说得对，活到老学到老，每日都要学习许多东西；确实，没有任何快乐能比心灵的快乐更大。

说实话，老年人离死亡确实不远了。但若一位老人活了一辈子，还不知道应当轻视死亡，那么真是太可悲了！如果死亡就是灵魂的彻底毁灭，那么死亡显然是可以轻视的；如果死亡能把灵魂带往永生之地，那么我们对死亡甚至求之不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

老年的果实就是大量幸福的回忆

演员为了赢得观众的称赞用不着把戏从头演到尾；他只要能把他扮演的角色演好就可以了；所以聪明人也不需要一直待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等到最后的落幕。哪怕你的寿命是短暂的，但只要活得光明磊落和体面也就可以了；但若你的寿命较长，你也没有更多的理由悲叹，就像农夫不应当为春季的逝去和夏秋的来临而悲叹。春天这个词象征着年轻，意味着将来的收获，而其他季节则表示果实的收集和储藏。

如果我死后命中注定要么不幸，要么是幸福的，那么我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有谁会如此愚蠢，哪怕他是个年轻人，竟敢保证自己一定能活到今天晚上？不，哪怕是年轻人，他们突然死亡的可能性比我们老年人还大；年轻人更容易生病，生起病来更厉害，治疗起来更困难。因此，只有少数人能活到老年；要不是这样的话，人生会更美好，也会更聪明。因为正是在老年人那里可以找到理智和良好的判断，要是没有老年人，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老年的果实就是对以往获得的大量幸福的回忆。还有，一切顺应自然的事情都应当算作好事；确实，还有什么事情比寿终正寝更顺应自然？当然了，年轻人也会死亡，但那是违反自然的。因此，我觉得年轻人的死亡犹如熊熊烈火被暴雨浇灭，而老年人去世就像一团火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逐渐烧尽而自行熄灭；苹果还在发青的时候很难从树上摘下，而熟透的苹果会自己落地；所以人就像苹果，年轻人的死亡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老年人的死亡是成熟后的结果。我感到这种邻近死亡的“成熟”是令人愉快的，离死亡越近，我越觉得像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航行以后终于见到了陆地，我乘坐的船就要在故乡的港口靠岸了。

老年是人生的最后一幕，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疲惫不堪，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也觉得已经活够了的时候，那就该谢幕了。

我本人从不相信，灵魂在人体中是活的，一旦离开身体就死了；我也不相信，灵魂离开不能思想的肉体以后反而不能思想了，倒不如说，它离开肉体以后就纯洁无瑕地存在，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是真正有智慧的。由于死亡，人的肉体分解成各种元素，它们去了哪里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原来从什么地方来，现在又都回到什么地方去；只有灵魂是不可见的，在肉体里的时候不可见，离开肉体时也不可见。

我的灵魂不甘寂寞，它的眼睛总是盯着后世，好像确信它只有离开身体之后才能开始过一种真正的生活。确实如此，要是灵魂不是不朽的，那么一切最优秀人物的灵魂就不会尽全力去努力追求不朽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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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事物构成幸福

我写了《图斯库兰讨论集》，弄清了导向幸福生活的最基本手段。因为它的第一卷讨论如何解除对死亡的恐惧，第二卷讨论如何忍受痛苦，第三卷讨论如何缓解灵魂的苦恼，第四卷讨论灵魂的其他错乱，第五卷讨论的主题给整个哲学领地带来最明亮的光，因为它要处理的是凭借美德足以获得幸福。

哲学的整个目的就是获得幸福；追求幸福的欲望是唯一动力，引导人们学习哲学。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事物构成幸福。按照你们学派的观点，幸福由快乐组成，与此相反，不幸则由痛苦组成。所以让我们开始考察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我假定你会承认，如果有一种东西叫幸福，那么它必须能够被哲人完全获得。如果曾经赢得的幸福可以失去，那么幸福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谁能对那些容易腐朽的东西和不稳定的东西充满自信，认为自己能够长久安全地占有它们？然而一个人拥有的东西的长久性不确定，他就必不可免地在某些时候失去它们，从而变得不幸。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感到不安的人没有一个能是幸福的。因此，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幸福。

任何一名仔细阅读过我的哲学著作的人都会宣布，我的著作没有哪一本比当前这本书更值得一读。在所有哲学论题中，有哪个论题能像生活那么重要，尤其是在这几卷书中提出的问题：为幸福生活和正确行为提供准则的目的，或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被自然当作最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被自然当作终极之恶想要避免的东西又是什么？最博学的哲学家对这个主题各持己见；所以，考察什么是最高的善，什么是生活的各种关系中最真实的规则，有谁认为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是在贬低我？

哲人始终处于安宁的状态，所以哲人始终是幸福的。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一切善物都令人喜悦，令人喜悦的东西值得信任和尊重。还有，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东西描述为荣耀的，如果它是荣耀的，那么它肯定值得赞扬。还有，值得赞扬的东西肯定也是正义的，因此，善的东西是正义的。

痛苦需要回避

尽管我从童年开始就在学习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快乐，从而使我一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能够在安宁的生活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如果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我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也不会比其他人遭受更大的痛苦，然而为了我的同胞公民们的安全，我会毫不动摇地去迎接无比强烈的风暴，乃至于甘愿接受雷击，让自己承受危险，使其他人获得安宁，这就是我的本性。

我们正在考察什么是最后的、终极的善，所有哲学家都同意这种最后的终极之善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是其他一切作为手段的目的，而它本身不是任何事物的手段。伊壁鸠鲁在快乐中寻找这种终极之善，他把快乐当作主要的善，把痛苦当作主要的恶。他的相关证明如下：动物一出生就寻找快乐，把快乐当作主要的善，而在痛苦面前动物会后退，因为痛苦是主要的恶，所以要尽一切可能回避痛苦。在自然公正诚实的判决的推动下，只要这一点不被推翻，结果就是这样。因此伊壁鸠鲁拒绝用任何论证或讨论来证明快乐值得向往，痛苦需要回避。

我要向你完整地解释这个体系，阐述这位伟大的真理探讨者、人类幸福的建筑师〔2〕的真实教导。没有人排斥、厌恶、回避快乐，因为它是快乐，但由于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合理地追求快乐，因此他们碰到的后果是极端的痛苦。还有，没有人热爱、向往、追求痛苦本身，因为它是痛苦，但在具体环境中，辛劳和痛苦会给他带来某些巨大的快乐。

伊壁鸠鲁就是以这种形式讲述他那“永远幸福的哲人”的：他的欲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他蔑视死亡；他对神圣的本性拥有真观念，不受恐惧的玷污；如果那是一种比较好的境况，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今生。在有了这样的准备以后，他享受着永久的快乐，因为没有哪一刻他体验到的快乐不与痛苦保持平衡；因为他抱着感恩的心回忆过去，他充分理解和把握当前的幸福，他不依赖未来；他期待着未来，但能在当前找到他真正的快乐。还有，与那些傻瓜的生活相比较，他完全摆脱了我刚才提到的邪恶，在生活中获得巨大的快乐。还有，哲人可能面对的任何痛苦都不会过于激烈，他有更多的理由快乐而不是悲伤。

无论感到痛苦是不是恶，让斯多亚学派去解决，他们试图用一连串相关的、琐碎的三段论来证明痛苦不是恶，这样的证明不能给心灵留下任何印象。对我来说，无论痛苦是什么，我都不认为它有那么重要，我认为人们在想象中受到痛苦的虚假形象的过分影响，而一切痛苦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

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有无学问，人的性格是勇敢、高尚、坚韧，能忍受世事兴衰带来的痛苦；我们说不会有任何人认为以这种精神忍受痛苦的人不配受到赞扬。勇敢者需要这种忍耐，人们赞扬这种忍耐，所以回避痛苦的到来，不能忍受痛苦，不就是卑劣吗？

美德不能忍受逃离灵魂

人和神拥有相同的美德，而其他生灵都没有。然而，美德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无非就是完善和发展到顶点的本性，因此人和神有相似性。

让我们承认那些讨论生活原则的人是伟大的，他们提出来的原则确实是真理；让我们承认他们是博学的，是真理和美德的教师，只是我们不要忘记绝不能嘲笑另一门技艺，无论它是由那些有着各种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的人发明的，还是由那些博学者潜心思考加以发展的——我指的是政治的技艺和民众的训练，借此培养人们的能力和良好的品性，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事，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神圣的美德。如果有人相信在心灵生来就拥有的能力之上还要添加学问和更加丰富的知识，要通过处理公共事务来获得经验，如同记载在这篇论文中的参加讨论的这些人一样，那么每个人都必定会想到要把这些优于其他所有人的造诣结合起来。

我要说，幸福生活会让灵魂自己接受折磨，它会追随正义、节制，尤其是勇敢的足迹，灵魂的伟大和忍耐不会看到刽子手就停步不前，如我所说，当灵魂保持着大无畏的精神、所有美德面临考验的时候，灵魂不会站在监狱的门槛之外。没有幸福生活就没有美德，没有美德就没有幸福生活。所以美德不能忍受逃离灵魂，而会匆忙赶去与灵魂一道遭受任何痛苦和折磨。

人既是帮助的最大来源，又是伤害的最大来源，我把赢得人心、使人乐意服务确定为美德的特殊功能。

永恒的神推动宇宙，不朽的灵魂推动身体

不朽诸神的力量支配一切本性，或者说支配一切本性的是不朽诸神的本性、理性、力量、心灵、意志。

自然不仅赋予人敏锐的思想，而且赋予人侍卫和使者般的感觉，感觉向人揭示许多模糊不清的、未能充分显示的形象，我们可以把这些形象称作知识的基础；自然赋予我们一个与心灵极为适宜的形体。当自然使其他动物屈身向下取食的时候，她只把人造就为直立的，让人仰望天空，也就是说，人和天空有关系，那里是人的第一个家。

自然还把人的脸部造成特别的形状，使它能准确表现人内在的品性，不仅是眼睛能够清楚表现我们的内心活动，而且是除了人以外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有的面容也能表现性格。

可朽的不是你，可朽的只是你的身体。因为一个人的外表显示的不是你本人，真正的自我是灵魂，而不是可以用手指指出来的身体。所以你要知道，如果神就是有生命、感觉、记忆和预见，统治、管理、推动身体的那个东西，正如高于我们的至上神统治这个宇宙，那么你也是神。宇宙有些部分是可朽的，正如永恒的神推动宇宙，不朽的灵魂推动虚弱的身体。

共同拥有法律者也必定共同拥有正义；因此，共同拥有法律和正义者被当作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如果它们确实服从同样的权威和权力，那么它们是同一共同体的成员；而实际上，它们服从上天的秩序、神圣的心灵和具有超凡力量的神。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以诸神和凡人为其成员的共同体。就像在国家中确定法律地位的依据是家族的血缘关系一样，宇宙中也有相同的情形，只是更加广泛，更加美好；所以，凡人和诸神按照血缘和世系关系聚集在一起。

在所有各种生灵中，除了人，没有其他生灵拥有关于神的任何知识，而在人类中，不管哪个民族，无论它是高度文明的还是野蛮的，都知道必须信神，哪怕不知道自己应当相信什么样的神。因此很清楚，一个人认识神，乃是因为他记得或知道自己的起源。

被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动物生来拥有预见和敏锐的理智，情感复杂，善于观察，记忆力强，富有理性，十分精明，创造他们的至上神赋予他们一个确定的卓越的地位；因为在如此众多不同种类的活物中，人是唯一拥有理性和思想的，而其他所有种类都没有。

自然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

进一步说，理性拥有一种庄严和宏伟的内在成分，与其说它适宜服从，倒不如说它要求服从，它认为人的命运中的偶然事件不只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也是不重要的；理性拥有一种崇高的、庄严的品质，它不畏惧任何事物，永远不向任何东西屈服。

自然也赋予人类沉思真理的愿望。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我们有闲暇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灵自由自在时，我们渴望获得知识，哪怕是天体的运动。这种原初的本能引导我们热爱诸如此类的所有真理，亦即所有值得信任的、简明的、一致的东西，仇恨那些不诚实的、虚假的、骗人的东西，比如诈骗、伪证、不公正。

有些人确实不够耐心，他们受制于某些有限的不变的观点，不得不支持与这些东西相一致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他们通常并不赞同；然而，我们有可能性的原则作指导，可以在真理得以显现自身的那些相似真理之处进一步前进；我们参加辩论而不固执己见，受到驳斥时也不感到愤怒。

如果在我们出生的时候，自然就赋予我们洞察力和知识，用来察觉她的能力，在她的杰出指引下完成生命的旅程，那么肯定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需要方法上的指导；然而，她已经给了我们某些虚假的洞察力，受到坏习惯和坏信仰的影响，我们内心的理智的火花很快熄灭，没有留下一丝自然之光。

如果人的心灵中有某种王权，那么必定要有某种单一的支配因素，这就是理性（因为理性是心灵最优秀的部分），如果理性居于支配地位，就不会给情欲、愤怒、仓促的行动留下余地。

让我们假定有一个杰出的人拥有最优秀的品质，让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设想这样一幅图景：首先，他必定拥有杰出的理智，因为在迟钝的心灵中不容易发现美德；第二，他必定拥有探索真理的热情，灵魂著名的三个产物由此产生：第一是关于宇宙的知识和揭示自然的奥秘；第二是在规范生活原则时区别什么东西要追求，什么东西要避免；第三是判断每一前提的后果，明白哪些东西与前提不合，其中包含什么样的论证和判断的真理。所以请你告诉我，聪明人终生过着这样的生活，在学习中度过他们的夜晚，这时候他们的灵魂该有多么激动和快乐！

理性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第一样东西

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比理性更好，由于理性既为人所拥有，又为神所拥有，所以理性是人和神共同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但是，共同拥有理性必定也共同拥有正确的理性。而法律就是正确的理性，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凡人和诸神共同拥有法律。

我并非一名研究哲学的新手。我从早年开始就对哲学研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我显得最与之格格不入的时期，我恰恰对哲学的追求最强烈，我的演讲中充满哲学格言就是一个明证，我和那些有学问的人保持着友谊，他们经常光顾我家，还有那些杰出的教师，狄奥多图、斐洛、安提奥库斯和波西多纽，曾是我的老师。如果一切哲学学说真的要有实际的体现，那么我可以说，无论是公开场合的行动还是私人的行为，我总是凭借理性和理论实践了这种哲学的教义。

那唯一把我们提升到其他动物之上、使我们能够推论、证明、反驳、讨论、解决问题、做结论的理性，确实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尽管所学的东西各不相同，但至少学习能力是一样的。

理性激励人为了他的种族而奋斗，理性使人的语言和习惯有一种天然的一致性，理性推动个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大他的利益，首先与他的同胞，然后再与全人类构成社会联系。理性提醒道，就像柏拉图在给阿尔基塔的信中所说，人并非生来只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亲人，他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自己。

深思熟虑之后，理性的最终判决将是：根本无所谓善，只有道德高尚，也无所谓恶，只有道德卑劣，其他所有事情要么完全不重要，要么它们只是被选择或被排斥；或者说，理性喜欢并加以承认的理论包括道德高尚的完美，它们会由于添加原初的自然对象以及生命的完全展开而变得更加丰富。如果理性能首先确定这些不同理论之间的争执是关于事实的，还是仅仅转变为语词上的分歧，那么她的判断会更加清楚。

自然和理性明确显示，人是唯一拥有秩序和礼节，知道如何节制言行的动物。所以，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其他动物都没有美、爱、和谐感；把这种比较从可感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自然和理性发现，思想和行动更应坚持美、一致、有序，所以同样的自然和理性小心谨慎，在思想和行动中不做任何不道德的或怯懦的事，不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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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把所有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

相信包含在各个国家的习俗和法律中的一切都是正义的，这是最愚蠢的想法。

正义是统一，它把所有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它的依据是一种法律，亦即颁布命令与禁止的正确理性。若有谁不知道这种法律，无论这种法律是否成文，他也就没有正义。

如果正义就是服从成文法和民族的习俗，或者像那些人所声称的那样，一切都应当以功利为标准来衡量，那么任何人只要认为对自己有利，只要能做到，就会蔑视和违反这些法律。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正义不存在于本性之中，如果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可以被功利本身所推翻，那么正义根本不存在。如果不把本性视为正义的基础，那就意味着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美德遭到毁灭。那样的话，哪里还有宽宏大量、热爱祖国、忠诚可靠、乐于助人、感恩戴德？这些美德都源于我们热爱同胞的天然倾向，而这就是正义的基础。

只要以自然为标准，我们就能够察觉好的法律与坏的法律之间的差别；依据自然，不仅可以区别正义与非正义，而且也可以完全区分高尚与卑鄙。因为，为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理智使我们能认识事物，把事物印在我们心上，而德性使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高尚的，哪些事情是卑鄙的；只有疯子才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判断只是一些意见，而不是由自然确定的。即使我们错误地使用这个术语，说树的德性或马的德性，也不是一种意见，而是依据自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高尚和卑鄙的行为也一定要依据自然来区分。

正义和一切高尚的事物之所以值得追求，乃是因为它们自身。确实，所有好人都热爱公平和正义本身，对好人来说，爱上那些仅凭其自身不值得热爱的事物，犯这样的错误是不自然的。因此，必须为了正义本身而追求和培育正义；如果对正义来说是这样的，那么对公平来说也是这样，所有其他美德也都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而得到珍视。

自然把我们造就为相互之间共同拥有正义感，并将正义感传递给所有人。

自然赋予人的禀赋、人心拥有的最优秀的财富、我们出生并被安置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尽到的努力目的何在、人为什么要联合在一起、人中间有哪些天然的情谊，只有在这些事情都清楚地得到说明以后，才能发现法律和正义的源起。

追求正义和权力是人的本性

我们生来追求正义和权力的基础不是人的意见而是人的本性。

正义者最痛恨非正义，勇敢者最痛恨胆怯，自制者最痛恨放荡。因此，乐于行善和疾恶如仇是一个正直的人的特性。

由于自然是正义之源，所以利用邻人的无知来获利是违反自然的。生活中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戴着智慧面具的狡诈。有无数的例子，在其中有利似乎与道义发生冲突。确信干了坏事绝对不会被人发现，也没有受到惩罚的危险，但仍旧能够克制自己，不做坏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只要国王变得比以前不正义，他就会立刻变成一名暴君，我们无法想象还有比暴君更邪恶、更可怕，或者令诸神和凡人更加痛恨的人了。尽管国王拥有人的形体，然而他在性格的残忍上却远远超过最可怕的野兽。对一个不希望有正义的社团，在社会生活中与他的同胞公民，甚至与人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合作关系的人，怎么能正确地称之为人呢？

享受心灵的安宁和无忧无虑的自在

我们自己必须摆脱各种情绪的干扰，不仅要摆脱欲望和恐惧，而且还要摆脱过分的悲痛和欢乐，不要发怒，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心灵的安宁和无忧无虑的自在，这种状况才能导致道德上的稳定和品性上的尊严。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在追求我所说的心灵安宁时放弃公民义务，归隐山林。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一些哲学家，还有一些人虽然诚实而有思想，但无法忍受民众及其领导人的行为；还有一些人到乡下隐居，以经营自己的私产为乐。这些人有着和帝王一般的目标——不缺乏任何生活必需品，不受制于任何权威，享受自由，也就是说，能够随心所欲地生活。

如果所有事情都能用自然和不包含命运成分的运气来解释，那么翻来覆去地讲命运还有什么意义？

由于人的天性之间有差别，使得有些人喜欢甜食，有些人喜欢有点苦的食物，有些人放荡不羁，有些人容易发怒、残忍、骄傲，有些人竭力回避诸如此类的邪恶；因此，要是有人说一种本性和另一种本性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不同的原因会引起不同的结果，那又有什么可值得惊讶的呢？

心灵观察天空、大地、海洋、宇宙的本性，明白所有这些事物从哪里来，必定回到哪里去，命中注定何时灭亡，怎样灭亡，它们的哪些部分是可朽的和短暂的，哪些部分是神圣的和永恒的；它几乎明白了宇宙的统治者或总督，知道自己不是被关在某个用狭窄的围墙包围起来的地方，而是整个宇宙中的一位公民，而整个宇宙就像一座城市——然后，位于这个宇宙的中间，它带着这样一种视野和对自然的理解观察万物；不朽的诸神啊，按照彼提亚的阿波罗的箴言，它对自己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它将如何嘲笑和藐视那些被民众称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们视为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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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心中的焦虑

我要为这个国家提供服务，但还有什么样的服务能比教导和训练年轻人更好、更伟大！尤其是看到当前我们的年轻人由于道德松懈而走上邪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约束和指引他们走上正道。当然了，我不敢保证，甚至不敢期待他们都能回来做学问。但至少有一些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人虽然很少，但他们的活动却能对国家产生广泛的影响。

事实上，我的劳动正在得到某些报答，甚至从已经上了年纪的人那里，他们在我的书中找到安慰，而他们阅读我的著作的热情促使我每天更加努力地写作。我也知道，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还有，罗马人要在哲学领域中独立于希腊作家，再现哲学的名誉和荣耀，如果我当前的计划得以完成，一定能带来这一后果。

我从柏拉图那里，从哲学中尤其学到一件事，可以看到国家会发生某些革命；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实行君主制，一段时间里实行民主制，一段时间里实行僭主制。当最后一种命运落到我的国家头上时，我从前的活动已经无法进行，于是我开始重新研究这些学问，通过这些活动，我解除了心中的焦虑，与此同时我又能为我的同胞提供当前情况下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

引入可能偶然为真，也可能为假，或者恶意虚构的证据，不是哲学家的作为。

这个观点在斯多亚学派看来是前后一致的，他们说一切事物的发生皆由命运所决定，他们接受这种类型的神谕以及其他与占卜相关的所有事情，然而那些认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永真的人不会接受同样的看法，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所考虑的情况与斯多亚学派所考虑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的观点比较有限和狭窄，而斯多亚学派的理论是没有什么限制和约束的。

古代哲学家持有两种观点：有一派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均由命运决定，命运在这里起着必然性的作用，这是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亚里士多德坚持的观点；另一派认为心灵的运动是自动的，根本不受命运的控制。克律西波试图担当非正式的仲裁人，希望做出一种妥协，尽管事实上他倾向于认为心灵不受任何必然性支配的观点。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克律西波自己陷入了困境，与他的意愿相反，他不得不借助于命运的必然性。

那些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由命运所决定的古代哲学家曾经说过，表示同意就是迫不得已地接受必然性的结果。另一方面，那些与他们的看法有分歧的哲学家想要把表示同意从命运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认为要是连表示同意也要服从命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割断表示同意与必然的联系。

对美德追求的愿望能征服一切诱惑

仅仅拥有美德还不够，就好像它是某种技艺，除非你能使用它。尽管一门技艺，即使你从不加以运用，仍旧可以因为你对它的了解而继续拥有，然而美德却全然依赖于它的运用；而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国家的管理，事实上，美德的实现并不在于话语，不在于哲学家在他们的圈子里议论，并且不断地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些话语。

如果是惩罚、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罪行本身的邪恶使人不去过一种错误的生活，不犯罪，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作不义之人了，而恶人宁可被别人当作鲁莽之人；进一步说，我们中间那些不受美德本身影响的人是好人，而按照功利和有用的考虑来衡量，我们只是精明，而不是善良。

慷慨怎么样？慷慨是无偿的，还是寻求报答的？如果一个人是仁慈的，那么他的仁慈是无偿的，没有任何报酬；如果他接受报酬，那么他是在受雇用。那些被称作慷慨或仁慈的人无疑是在履行义务，而不是在获取酬劳。因此，公正也不需要任何赏赐或工钱；因此要为了公正本身而寻求公正。同样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一切美德的特点。

自然在人类中植入了对美德的强烈追求和保卫公共安全的巨大愿望，从而使这种力量能征服快乐与闲暇的一切诱惑。

一个人要是越过谦虚的限度，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厚颜无耻，乃至于更无耻。

如果寻求美德是为了获得其他利益，而不是为了美德本身，那么只会有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可以最恰当地称作罪恶。任何人以个人利益为自身一切行为的绝对的、唯一的标准，那么在此范围内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人，因此，那些用美德所带来的奖赏来衡量美德的人相信美德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罪恶。

如果为了获得其他利益而追求美德，那么必然还有某些比美德更好的东西。是金钱，职位、美貌、健康吗？当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时，它们并不具有多少意义，我们也不知道它们能在我们身上存留多久。或者说，是快乐？我们哪怕提到它都感到可耻。但正是对快乐的蔑视和鄙弃，能够最清晰地察觉美德。

最高的善就是顺从自然

最高的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标准，也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旨归。

某事物本身不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手段，而其他一切事物都是该事物的手段，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目的”，亦即最高的、终极的或最后的善。

最高的善就是顺从自然，按照自然去生活，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意味着过一种合乎美德要求的生活，或者说顺从自然，按照自然法生活，如果我可以称之为自然法的话；换句话说，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尽一切努力去完成自然对我们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她希望我们合乎美德地生活，以此作为我们的法律。

如果快乐篡夺了主权，那么所有主要的美德必然会被赶下宝座，还有一系列与圣贤的品性不吻合的卑劣的品质难以证明，除非道德上的善应当是一条至高无上的自然法。

认为美德在于行为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就意味着终极之善本身也要寻求别的东西。

尽管所有正确的心灵状态也许都被称作美德，但这个术语并非适用于所有美德，而是所有美德都由于一种美德而得名，这种美德比其他美德更明亮，因为它来自“男人”这个词，美德这个词是从男人〔3〕这个词派生出来的；坚忍是男人特有的美德，它有两个作用，即蔑视死亡和蔑视痛苦。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证明自己拥有美德，我们必须练习，或者倒不如说，由于“美德”这个词是从“男人”这个词借用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是男人，我们必须加强练习。

所以，我们是人，是由灵魂和身体组成的，而灵魂和身体是有不同种类的。我们必须尊重灵魂和身体，这是我们最早的自然本能所要求的，我们必须依据灵魂和身体来构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主要的和终极的善。如果我们的前提正确，那么我们必须宣布这个目的就在于获得最多的、最重要的与自然相一致的事物。所以，这就是他们〔4〕坚持的目的，他们所相信的最高的善就是我已经相当详细地描述过的事物，而他们更为简洁地用“按照自然生活”这个公式来表达。

斯多亚学派〔5〕和逍遥学派之间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一个学派宣称唯有道德高尚才是善，另一个学派，在赋予道德迄今为止最大的价值时，仍旧认为某些身体的和外在的事物是善。这是一场光荣的、高水平的争论！因为整个争论转向道德的真正价值。

智慧是众善之母

心灵在获得了有关美德的知识和观念以后，放弃了对肉体的服从或对肉体的放纵，放弃了对快乐的追求，视快乐为可耻的污点，它摆脱对死亡或痛苦的所有恐惧，进入一种爱的合作关系，认识了因本性而和它联合在一起的其他人；当它接受对诸神的崇拜和纯洁的宗教时，它的眼睛和心灵都变得很明亮，所以它能选择善、排斥恶，这种德性被称作谨慎，因为它能预见。

智慧确实是众善之母，希腊人的所谓哲学，其含义就是“对智慧的热爱”。哲学是不朽的诸神赐给人类的最有用、最美好、最高尚的礼物。因为只有哲学，在其他所有智慧之外，把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认识我们自己——教给我们。

有罪之人受折磨并非像悲剧中那样被举着火把的复仇女神追踪，而是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以后心中产生的悔恨和精神上受到的折磨。

如果阻止人们做坏事的是惩罚而不是人的本性，那么在受惩罚的危险被消除以后，罪人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这些哲学家〔6〕看到：第一，我们生来就被造就为有一种认识和理解一般美德的能力，我指的是正义、节制，以及其他同类的美德（所有这些美德都在某些方面和技艺相同，而差异仅在于这些技艺所使用的材料和处理它们的方法），还有，哲学家们看到我们带着比追求艺术更高的热情追求美德；第二，我们拥有一种被植入的，或者说一种内在的对知识的嗜好；第三，我们天生拥有一种与我们的同胞一起过社会生活的倾向，由此整个人类结成团体和共同体。这些本能在人被赋予的最高本性中最清晰地展示出来。

美德的种子生来就在我们的性情中，如果允许它们生长成熟，自然自身就会引导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一旦进入阳光之下，有了知识，我们马上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充满错误信仰的邪恶的世界中，所以我们就好像喝了奶妈的奶，深深地受骗；当我们离开奶妈与父母在一起，然后被交给主人照管的时候，我们受到各种欺骗，真理让位给非实在，自然本身的声音让位给固定的偏见。

真正的荣耀具有真正的存在和清楚的轮廓

对荣誉的不完整的看法影响着那些没有受过哲学教育的大众，他们看不到荣誉的真正本质；所以，他们在名望和民众的决定的影响下发生动摇，以为大多数人都赞同荣耀的东西。

我曾说过我对这种荣耀的看法。如果赐予这种荣耀是不加选择的，那么我总是认为它是廉价的；如果赐予荣耀的目的在于解决某些困难，那么它是无足轻重的；但另一方面，就像现在这种情况，这种荣耀是你应得的，所以我认为你必须明白它的合理性。

真正的荣耀具有真正的实在和清楚的轮廓，而非虚假的幻影，这是善良者的一致意见，是真正无偏见的判断，荣耀诚实地确定了最卓越的功德问题；荣耀返回到美德，成为美德之音的回响；当荣耀公正地履行义务时，善人一般是不会加以蔑视的。然而，另一种荣耀是固执和自私，是真正的荣耀的副本，一般以谬误为支撑，凭借虚假的勇敢而获得荣耀之美名和公共的名声。人的这种虚幻的荣耀尽管拥有某些高贵的雄心，但它是盲目的，由于不知道应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或发现目标，它们中有些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彻底的毁灭，有些使自己垮台。这样的人在寻求卓越时受到误导，他们不注意确定目标，而且犯有方向错误。

如果灵魂摒弃了情感，那么人和田野里的兽类，不，人和石头、木头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还有什么两样？

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你必须爱我本人，而不是爱我的财产。

有些人喜欢财富，有些人喜欢健康，有些人喜欢权力，有些人喜欢官职，许多人甚至喜欢感官的快乐。这最后一种爱好是兽类的最高目的，而其他各种东西也是变幻无常的，与其说它们依靠人的远见，不如说取决于变幻莫测的命运。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

勇敢者是依靠自己的，“自信”被错误地在贬义上使用，尽管这个词派生于confidere（信任），其中含有褒义。依靠自己的人肯定不会过分地害怕，因为自信和胆怯肯定有差别。

“节制”成为包括勇敢、公正、审慎三种美德在内的美德（这是所有美德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它们全都相互联系、结合在一起）。因此，我把“节制”本身当作第四种美德。因为它的特别作用就是通过不断地反对欲望，在各种场合下保持克制，从而对灵魂的急切的冲动进行引导；与之相对的恶是“卑鄙”。

如果你爱别人、爱我们最亲的人，就像爱我们自己，那么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是一件正当的、公正的事，但是请你仔细考虑一下，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是不可能的。在友谊中也不应当这样想，我的朋友爱我应当胜过爱他自己，或者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如果能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生活及其所有义务的混乱。

想到自己命途多舛，有许多时候我开始对你的这种观点失去信心，并对人类的软弱感到极度恐惧。我害怕的是，自然赋予我们虚弱的身体，伴以无法治愈的疾病和无法忍受的痛苦，自然赋予我们灵魂，我们的灵魂分有身体的痛苦，此外还有灵魂自己的各种烦恼和不幸纠缠不清。我从其他人的软弱，或许还有我自己的软弱，而不是从美德本身对美德的力量形成判断，所以用这样的语气斥责自己。

正如没有风的吹拂，可以把大海视为安宁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灵魂烦恼，那么可以察觉到灵魂是安宁的。一个人不应当觊觎任何东西，他的灵魂也不应当有任何空幻的激情，如果有什么事情落在一个关注命运和其他一切琐事的人身上，而他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既不恐惧，也不感到焦虑，那么有什么理由他不应当幸福？如果美德使这成为可能，为什么仅有美德本身的力量不能使人幸福？

痛苦是幸福的主要障碍，我们要抗拒死亡，包括我们自己的死亡和我们亲人的死亡，还要抗拒我们的痛苦和灵魂的所有其他各种混乱；痛苦似乎又是美德最活跃的对手，它会朝着德性最猛烈地投出标枪，威胁着灵魂的勇敢、坚忍和耐心，使之瓦解。那么，美德必须让位于痛苦，哲人和坚定者的幸福生活必须屈服于痛苦吗？伟大的天神啊，这样想是何等的堕落！

自然是良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决定采取某种行动必须考虑三个方面：首先，人们要问这种想要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还是不当的，在这样的深入思考中，他们的心灵经常会导致极为不同的结论；其次，他们会考虑，这种想要采取的行为是否有助于生活上的舒适和幸福，是否有助于掌握工具和财富，是否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借此能够帮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这整个问题也就转化为是否有利的问题。当似乎有利的东西与道德上似乎正当的东西发生冲突时，第三类问题就产生了，因为有利似乎在把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拉，而道德上的正当似乎在把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拉，结果就是我们在深入的思考中会感到困惑，心烦意乱，无所适从。

有些人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忠诚、正直、公平和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品性高尚——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那些人——让我们把这种人当作好人，他们也被认为过着一种良好的生活，所以让我们把他们称作好人，因为他们尽一切可能顺应自然，而自然是良好人生的最佳向导。

一切道德上正当的事情都产自下述四个来源之一： （1）充分领悟和明智地发展真理；（2）保存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他所应得之物，并使之忠实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3）具有一种伟大的、坚强的、高尚的和不可战胜的精神；（4）一切言行稳重而有条理，克己而有节制。

柏拉图说得好，我们生来并非只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有权拥有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朋友有权拥有我们的一部分；斯多葛学派认为，大地上产生的一切事物都是造出来供人使用的；人的出生也是为了人的缘故，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相互帮助；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以自然为向导，通过相互交换的仁慈行为，通过给予和接受，通过我们的技能和勤劳，为公共利益做贡献，使人类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团结。

成功时的傲慢与失败时的泄气都是情感脆弱的表现

我们越是获得成功，就越应当寻求朋友意见，越重视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必须高度警惕，不要让献媚者有机会对我们阿谀奉承。因为人在这种时候很容易欺骗自己，误以为自己完全应当受到这样的赞美；这样的心态会引发许许多多的错觉，在这种时候他会自以为了不起，忘乎所以地干出许多极其愚蠢的错事，从而使自己身败名裂，为世人耻笑。

很多人的权势也成为获得真诚友谊的障碍。因为命运不仅本身是盲目的，而且通常也使受其恩宠的人盲目；因此他们往往会忘乎所以，变得狂妄而任性；可以说，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幸运的傻瓜更令人难以忍受。我们确实经常可以看到，从前和蔼可亲的人一担任军职、掌握了权力、获得了成功，就嫌弃旧友而热衷于新交。更加愚蠢的是，人一获得大量的资源，有机会变得富裕的时候，就去追求那些用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比如马匹、奴隶、华丽的饰物和昂贵的器皿，而不去结交朋友。

其他无数名人，他们的英名沉寂得较慢；任何人只要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相似，不仅得到民众的赞誉，而且得到善人的真正认可，他就能充满自信地面对死亡；我们发现这样的死亡是最高的善，而没有任何恶隐藏其中。事业越是顺利，人越是希望死，因为继续积累成功已经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愉悦，而事业的衰退却会给人带来烦恼。

当我们鸿运高照、事事如愿的时候，让我们努力避免一切傲慢。因为成功时的傲慢与失败时的泄气一样，都是情感脆弱的表现。而在任何境况下都保持平和的脾气、不变的态度、同样的面孔，则是好的。

让我们停止对演说家的稀少表示惊讶，因为演讲术是所有这些事情的结果，任何人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都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让我们宁可鼓励我们的孩子，以及其他名誉和声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人，真正理解他们的伟大任务，不要相信依赖规则、教师和人人都在使用的练习方法就能实现他们渴望达到的目标，而要借助其他某些帮助来确信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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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适当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公正的

我们在娱乐中也要遵守某些限制，必须小心，不要过分，不要忘乎所以，乃至于在情欲的推动下做出不光彩的事情。

自然指派给了我们的角色是坚定、节制、自控、体谅他人；自然还教导我们，不可忽视我们对自己同胞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是那种作为道德正确不可或缺的一般的“适当”有着广泛的运用范围，而且那些具体的“适当”也在美德的各个具体部分展示。这就好比有着匀称四肢的身体是俊美的，能吸引眼球，引起眼睛的关注，其原因就在于身体各部分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适当”也在我们的行为中展现，在我们对同胞的赞许中展现，在“适当”产生作用的有序、坚定、自控的每句话、每个行动中展现。

在一个人与同胞的关系上，公正和体谅之间也有一种差别。公正的作用是不对同胞做错事，体谅的作用是不伤害他们的感情，在这一点上，“适当”的本质看得最清楚。

凡是适当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公正的，凡是道德上公正的事情都是适当的。道德与“适当”之间的差别容易感受，而不容易表达。因为，无论何种适当，仅当存在道德上的正确的时候，才能显现为适当。

以适当为根源的义务所指引的第一条道路就是与自然和谐，以及忠实地遵守自然法则。如果我们以自然为向导，我们就绝不会误入歧途，但是我们还要追求对事理明确、透彻的认识（智慧），可用于促进和巩固社会的力量（正义），以及坚强和勇敢的精神（刚毅）。不过，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部分美德（节制）中可以看到“适当”的本质。因为，仅当它们与自然法则相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赞成那些活动，不仅是身体方面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开玩笑也不可以过分或放肆，而应当文雅而风趣。这就像我们不允许孩子们毫无节制地玩耍，而只让他们在并不违反良好品行的范围内享受自由，所以我们哪怕是在开玩笑，也要让纯真的本性放射光芒。

一般说来，玩笑有两种：一种是粗俗的、无礼的、恶意的、下流的；另一种是高雅的、温和的、聪慧的、风趣的。

不是选择最好的，而是选择最适合发挥的

每个人都应当恰如其分地估量自己的天赋能力，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应当让演员显得比我们更实际，更明智。他们不是选择最好的剧本，而是选择最适合发挥他们才能的剧本。

我们首先要决定的是做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是世上最难的问题。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判断力最不成熟的青年时期根据自己的特殊爱好来选择职业的。因此，当我们成熟到能够明智地决定什么职业最适合自己之前，我们已经在从事某种终身职业了。

我们应当致力于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环境有时迫使我们去做某种与自己志趣不合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应当尽心尽力地去做，尽管这样做算不上适当，但我们至少可以完成，并尽可能使之变得比较恰当；我们不必硬要在自然没有赋予我们卓越才能的地方做到卓越的程度，我们只要能努力改正自己的过错就行。

即使在社会关系中，义务也有非常明确的等级之分，人们很容易看出孰先孰后：我们的首要义务是对不朽诸神的义务；我们的第二条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我们的第三条义务是对父母的义务；依此类推，还有对其他人的义务，等等。

独特的地位使行政长官必须记住自己代表国家，他的义务是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执行法律，使所有公民都享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牢记这些职责都是国家托付给他的。

假如世上真有“适当”这种东西，那么它无非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历程及所有行动的始终一贯。而这种始终一贯是不可能通过模仿其他人的特点和消除自己的特点来做到的。这就好像我们必须说自己的本国语言，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讲话中老是夹杂一些希腊词，引人耻笑，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任何异质的东西引入自己的行为或全部生命。

欲望必须服从理性的约束

每一行动必须避免过分仓促或草率，我们也一定不要去做说不出任何合理动机的事情，用这些话我们实际上给出了义务的定义。

精神的基本活动是双层的：一种力量是欲望，它驱使人去做这做那；另一种力量是理性，它教导和解释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结果就是，理性指挥，欲望服从。

必须使欲望服从理性的约束，既不能让它跑在理性的前面，也不能让它没精打采或懒懒散散地落在理性后面。人们应当保持心灵的安宁，不为一切情欲所动。作为其结果，刚强的性格和自控会闪耀出它们的光彩。因为欲望一旦跨越它们的樊篱，无论是因为欲求还是因为厌恶，它们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不受理性控制，显然会超越所有界限和尺度；它们会把服从抛在脑后，拒绝接受理性的管束，而按照自然法则，它们应当接受理性的管束。这样的欲望不仅扰乱心灵，而且还会使身体失调。我们只要看一看人们在勃然大怒、情感亢奋、惊恐不安、欣喜若狂时的脸色和样子就够了；在这种时候，他们的面容、声音、动作和态度全都变了。

人的心灵通过学习和思考得到滋养；人总是在探究或者在行动，也会被视觉和听觉等方面的快乐俘虏。不，哪怕是超出一般水平的人也倾向于肉体快乐，当然了，只要他不把自己和野兽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因为有些人只在名义上是人，而实际上却不是人。

对于一个人来说，拿邻人的东西，靠邻人的损失来获利，比遭受死亡、贫穷、痛苦，或其他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任何不幸，更加违背自然。这是因为，首先，对于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来说，不公正是致命的。如果我们每个人为了获得某种个人利益而欺骗或伤害邻人，那么最符合自然法则的、维系人类社会的那些纽带必然会被摧毁。

假定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认为摄取相邻器官的精力就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那么整个身体就必然会衰亡；同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掠夺邻人的财产，彼此都将他人之物挪为己用，那么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必然会被摧毁。即使每个人更喜欢为自己而不是为邻人获取生活必需品，这样做与自然法则并不冲突，然而自然法则肯定不允许我们通过掠夺他人来增加自己的财产。

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益携手同行

便利〔7〕这个词在使用中已经被歪曲和滥用了，乃至于到了把道德正确与利益分离的地步，认为有德没有利，有利没有德。要是把这种理论引入人类生活，那就没有比它更有害的了。

私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私人关系中与同胞平等相处，既不奴颜婢膝，也不飞扬跋扈；其次，在国家事务中，为国家的太平和荣誉而努力，因为我们习惯上尊敬这样的人，并且称之为好公民。

常有这样的事，在某个特殊环境下，通常习惯被视为道德上错误的事情在道德上成了正确的。为了举例说明，让我们假设一个适用范围更广的特殊情况。还有什么罪行比杀死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自己的亲密朋友更加凶残？但若有人杀死一名僭主——这名僭主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可以问心无愧，难道不是吗？不管怎么说，至少罗马人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在一切荣耀的行为中，这种行为是最高尚的。那么，这是不是利益战胜了道德上的正直呢？完全不是，道德上的正直与利益携手同行。

那些以好处和个人利益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拒绝把道德上的正直看得比这种利益更重要的人，在考虑问题时总是习惯于在道义和他们认为有利的东西之间进行权衡；而好人则不是这样的。

把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应当是所有人的主要目标。如果个人把本应用于公共福利的东西用于各种自私的目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就会全部被摧毁。

崇高而伟大的精神、谦恭、公正、慷慨也远比自私的享乐、财富和生命本身更符合自然；但是，在权衡后者，亦即自私的享乐、财富和生命本身，与公共福利孰轻孰重时，鄙视后者，将它们看作无足轻重的东西，是需要有勇气和魄力的。

有些人持有一种荒唐的看法，说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抢劫父母或兄弟的东西，但他们与其他公民的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人实际上主张他们与其他公民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彼此应尽的义务、社会联系或共同利益。这种态度毁坏了文明社会的整个结构。

还有一些人说应当尊重自己同胞的权利，但是外国人则另当别论，这是在摧毁人类的兄弟情谊；这种情感一旦毁灭，仁慈、慷慨、善良、公正必定完全死亡；所以必须把起这种破坏作用的人视为反叛诸神的邪恶者。

自尊和自爱不可能为干坏事找到借口

我必须在这样一个要点上为帕奈提乌〔8〕辩护：他不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真正有利的事情会与道义发生冲突（因为凭良心说，他不可能说这种话），而只是说貌似有利的事情可能会与道义发生冲突。因为他经常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凡真正有利的事情同时也是合乎道义的，凡合乎道义的事情同时也是有利的；他还说，对人类生活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把这两种观念分割开来的那些人的学说。所以，他所说的冲突是一种表面的冲突，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冲突；他引入这种冲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些情况下重利轻义，而是为了使我们在利和义发生冲突时能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

一切可恶的害人虫都应当清除出人类社会。采用恰当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像身体的某些器官由于表现出无血的迹象，实际上已经坏死，所以要摘除一样，若不摘除，就会影响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我们也应当把那些人面兽心的怪物从人类共同体中清除出去。

在这种所有物的转移中，自尊和自爱不可能为干坏事找到借口。如果在做决定时有这种认识，那么好人将始终履行自己的义务，增进我非常喜欢谈论的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有利与道德上正确之间有冲突的例子经常产生；所以我们要仔细考察，看它们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还是可以调和的。

卖粮食的商人不应当对罗得岛人隐瞒事实，售房者也不应当对买方隐瞒房子的缺点。尽管缄默并不直接构成隐瞒，但若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人，也就是说不让他人知道对他们有利的事情，那就是隐瞒。有谁察觉不出这种隐瞒的性质，什么人会做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公正、诚实、坦率、正直的人，而是一个卑鄙、狡猾、奸诈、阴险、歹毒的人，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一个人让自己背上所有这些恶名，以及其他许多恶名，这难道是有利的吗？

法律用一种方法对付狡诈，哲学家用另一种方法；法律用其强大的威慑力制止狡诈，哲学家们则通过启发人的理性和良知来防止狡诈。理性要求我们不做任何不公正、不诚实、弄虚作假的事情。

自然抗拒一切不符合道义的事情

当人们把有利和道德公正割裂开来的时候，他们就颠覆了自然设定的基本原则。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想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有利对我们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吸引。有谁会拒斥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呢？或者说，有谁不在为了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竭尽所能呢？但由于除了好名声、适当和道德上的公正，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发现对我们真正有利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三者看作是首要的和最高的努力目标，而被我们算作有利的东西，与其说它是我们的尊严的一种装饰品，不如说它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必要的附带物。

正如无论如何掩饰，道德上的错误绝无可能成为道德上的正确一样，凡是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也绝不可能成为有利的，因为自然拒斥和抗拒这种不符合道义的事情。

假定一个好人有这样一种能力，捻着手指头打一个响指，他的名字就会潜入富人的遗嘱，但他不会使用这种能力，哪怕他能够完全确定没有人会怀疑他这样做。另一方面，假定有人赋予马库斯·克拉苏〔9〕这种能力，只要他捻着手指头打一个响指，就能使自己列入继承人的名单，那么尽管他实际不是继承人，但我敢担保他肯定会乐得在广场上跳舞。但是，正直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人，绝不会为了使自己富裕而窃取其他人的东西。

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做法显得像是有利的，另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这种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用来衡量有利和道德上的正确的标准是同一个。不接受这一真理的人，什么狡诈的事情和罪恶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因为他要是推论，“这样做固然是正当的，但那样做却是有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他的错误判断把两个自然使之合二为一的概念割裂开来；于是，这个魔鬼就打开了通向各种欺骗、作恶、犯罪的大门。

因为凡是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不可能同时是有利的；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它有利而符合道义，但它之所以有利却是因为它是符合道义的。

注释

〔1〕指西塞罗的老朋友提多·庞波纽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西塞罗撰写《论老年》时已经62岁，阿提库斯65岁，两人都已步入老年，对老年人的心理负担有切身体会。西塞罗采用对话体撰写《论老年》，题献给阿提库斯。

〔2〕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1年），希腊文化时期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方面发展了希腊早期原子论思想，在认识论上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在伦理学上提出：幸福快乐是人生的目的，求乐避苦是人与一切生物的本性。

〔3〕男人一词的拉丁文是vir，复数viri，同一词根的virtus美德的原意是坚忍、刚毅。

〔4〕指斯多亚学派哲学家。

〔5〕斯多亚学派是希腊化时期诞生的主要哲学流派之一，是整个希腊化时期社会影响最大的派别。该学派创始人是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 of Cyprus，公元前333－前261年）。

〔6〕指学园派哲学家。学园派（Academics），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哲学派别。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学园”（Academy）。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以后，他创立的学园由他的继承人掌管，继续活动，直至公元529年学园关闭。由柏拉图创立的这个学派被后人称作“学园派”，前后延续900多年。

〔7〕此处便利的拉丁原文是utilitas，意为利益、好处、福利、方便、权宜、私利。

〔8〕一位斯多亚学派哲学家。

〔9〕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公元前115－前53），罗马共和国末期军事领导人，政治家，前三头同盟成员之一。

第二章　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每个国家都会有他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

最有天才、最博学的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博学者和聪明人开始统治城邦的时候，或者当统治者把他们的所有精力用于学问和智慧的时候，城邦才能繁荣昌盛。他显然认为，权力和智慧的这种结合是城邦的救星——这种赐福在某一天也许会降临我们整个国家，就像它现在肯定已经降临于你的行省，因为你的行省已经有了一位从小全身心热情地浸润于哲学、德性、慈善原则的最高统治者。

每个国家都会有它的统治者那样的性格，并且会表现出来。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不要让你的心灵退缩或衰退，不要让你自己被征服，就好像被大浪淹没，被你庞大的任务压倒，而要与此相反，振奋你的精神，面对你的责任，甚至要急匆匆地去面对。事实上，你管理的这个国家部门不是一个运气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而是一个合理的政策与勤奋相结合在其中起最大作用的部门；而要是我看到你延长了的任期正好发生某些巨大和危险的战争，那么我会在心里感到战栗，因为在我看来，在你的任期延长的同时，命运的力量对我们起作用的时间显然也已经延长了。

然而，一个命运不起作用的，或者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部门已经托付给你，在我看来，它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你的德性和自控。我想，我们不需要担心敌人的伏击、战斗中的刀光剑影、同盟者的反叛、缺少军饷或粮食供应、军队的哗变、降临到聪明人头上的邪恶，所以，正如最优秀的舵手也不能蔑视暴风雨的肆虐，他们不能蔑视命运的攻击。假定你得到完全的和平与安宁，那么这样的平静甚至能使舵手入睡，而要是他能保持清醒，就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你现在身处高位，你的德性受到普遍欢迎，这些城市里的人对待你就像对待神一样，那么好吧，在你所有的决定、法令和官方行动中，我肯定你会考虑面对人们对你的高度评价，面对他们的赞美你亏欠什么。你亏欠的是在心里记住所有人的利益，补救人们的疾苦，为他们提供福利，你要有雄心，不仅要让人们把你称作“亚细亚之父”，而且要让他们把你敬为“亚细亚之父”。

我们自己的国家〔1〕是由天才创建的，但这个天才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它的建立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由许多代人建立。

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

国家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某种随意聚集在一起的人的集合体，而是大量的民众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联合体。

一个抛弃了他的祖国的人有什么幸福可言，或者压迫其他人有什么幸福可言？如你所提醒我的那样，如果我在那本书（指《论国家》）中的说法是对的——除非是荣耀的，否则无物为善，除非是可耻的，否则无物为恶——那么他们双方肯定是不幸福的，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权力和私人利益置于国家的安全和荣耀之上。

这样的联合体在某个确定的地点建立，最初是为了提供住处，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要便于构筑堡垒，他们把这样的聚居地称作镇或城，还修建了神庙和集会场所作为公共财产。因此，其数量之众有如我描述的那样的人民，作为有序定居的城市，作为“人民的事业”的每一个国家，要想永久，必定要由某个审议性的组织来统治。

国家的指导者应以他的同胞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并且竭力使这种幸福生活富裕、充足、尊贵、荣耀。

自由的人民想要选择可以托付幸福的人，他们想要获得安全，所以他们会选择最优秀的人。因此，国家的安全必定取决于它的最优秀的人的智慧，尤其是，自然本身不仅使这些人的德性优良，让他们在精神上统治弱者，而且也使弱者愿意服从强者。

我确实希望这个国家的主要人士在我卸去执政官职务以后仍然活着，尽管我本人已经给他们让路，不再占据国家的主要位置！但在这个时候，在国家缺少坚定勇敢的执政官的时候，你们认为我会产生什么样的悲哀？我看到有些执政官政治上不忠诚，有些执政官处事轻率，有些执政官缺乏决断能力，有些执政官不以国家利益为其所持观点的依据，而是一会儿依据希望，一会儿依据担忧。

和睦是国家最牢固的安全纽带

当我提出我认为最好的政体时，我必须详细谈到国家的变化，尽管我认为这种变化不会轻易发生。首要的、最确定的变化发生在王权中；当国王变得不义时，这种政体马上就会终结，国王已经成了僭主。这是一种最糟的统治，尽管它与最好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像通常发生的那样，最优秀的人起来推翻国王，那么国家就进入它的三阶段中的第二阶段；这种政体与王权相似，只是由一些杰出人士组成元老院，为人民提供福利。如果人民自己杀死或驱逐了僭主，只要他们聪明和谨慎，那么他们的统治会相当有节制；由于对自己的政绩感到满意，他们努力维护自己建立的政府。如果人民造反，反抗一位正义的国王，剥夺他的王国，喝贵族的血，把整个国家置于他们自己的贪欲之下。

你问我这三种政体形式中我认为哪一种最好，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对单独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赞赏，而是认为由这三种政体混合而成的政体比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要好。

除了这样一项义务，当然不太会赋予他〔2〕其他义务，这项义务就是不断地考验和改善自己，敦促其他人模仿他，凭着卓越的生活和品性，把他自己当作他的同胞公民的一面镜子。正如演奏弦乐、管乐和声乐时需要保持各种不同乐音之间的某种和谐，精细的听觉会对它们的任何变音和不协调感到难以容忍，这种和声依靠对各种声音进行调整而协和一致，由上、中、下各种阶层协调意见组成的国家也像音乐，依靠各种不同因素的协和一致而发出协调的奏鸣。歌唱时音乐家们称之为和声的东西，在国家中称为和睦，这是每个国家的一种最紧密、最牢固的安全纽带，并且如果没有正义，这样的协和绝不可能存在。

但是，什么样的统治能比依据美德实施的统治更加高尚？因为统治者本身不是任何欲望的奴隶，而且已经在训练和召集同胞时为他本人获得了所有这些品质。这样的人不会把他本人不服从的法律强加在人民头上，而会把他自己的生活摆在他的同胞面前，作为他们的法律。

自由的人民拥有的平等合法权利不可能维持（因为人民本身，尽管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但由于把许多专门的权力赋予许多个人，也把荣誉授予他们，因此在他们中间形成很大的差别），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最不平等的。

最糟糕的和平也要比最正义的战争要好

努玛〔3〕一共统治了39年，使国家实现了和平与和谐；他对国家的稳定有两项最突出的贡献——宗教与安宁的精神。

我将努力使用柏拉图觉察到的那些同样的原则，然而我不会依据任何想象中的国家的影子，而是以一个真实强大的国家为依据，使用证明之权杖，向你们指出各种政治上的善与恶的原因。

有人为战争寻找借口。而我感到最糟糕的和平也要比最正义的战争要好。

以照料国家利益为职责的人切不可有这样的慷慨，把某个人的财产夺走，送给另一个人让他致富。首先，他们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过公正法律和法庭，保护每个人拥有的财产，使穷人不因其无助而受压迫，使妒忌不挡富人的路，让他们能够保持或重新获得理应属于他们的财产；他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增强国家的实力，扩大国家的疆域，增加国家的税收，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在战争时期。

我在元老院宣布，只要我拥有这个职位，我就是人民的执政官。对人民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和平更受欢迎？不仅那些拥有理性的动物会感到欢欣鼓舞，而且连房屋和田野在我看来都会喜乐。对人民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受欢迎？你们看到不仅人类盼望自由，而且连野兽也喜爱自由。对人民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比安宁更受欢迎？你们的祖先、你们，还有最勇敢的人，都认为安宁是令人高兴的，为了能够在某些日子享受安宁，必须从事最艰巨的劳动，尤其是当这种安宁伴随着权威和尊严的时候。

我不拒绝和平，但我非常恐惧包裹着和平之名的战争。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享有和平，那么我们必须发动战争；如果我们拒绝战争，那么我们绝不能享有和平。

城邦建立以后，如何使人学会恪守信仰、遵循公正、习惯于自觉自愿地服从他人，而且相信不仅要为共同的利益工作，而且要为共同的利益献身？除非雄辩的话语能够说服人，使他们的同伴能够接受他们用理性发现的真理。在那个时候肯定有一种强大的、迷人的语言能使身体强健的人服从正义而不使用暴力，所以他才能与那些体力不如他的人平等，自愿放弃一种大家都已经同意的习俗，尤其是，这种习俗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依靠自然权利的力量形成的。这就是雄辩最初产生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在以后和平与战争的事业中，它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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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人物的品格会在整个国家再现

我注意到几乎每一位被希腊人称作“七贤”的人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因为，确实没有其他职业，可以让人的德行在建立新城邦或保护旧城邦的工作中发挥得更加接近诸神。

我还添加了一条规定：“议员应当熟悉公共事务。”这条规定含义很广，议员必须知道可以调动的军队的数量，国库的状况，谁是我们的同盟者，谁是我们的朋友，有哪些附属国，它们各自适用哪些法律、协议和条约。议员还必须熟悉立法程序，知道我们沿袭了祖宗的哪些先例。由此你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广博的知识、无比的勤奋、杰出的记忆力是一名打算履行自己职责的元老院议员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回首我们早期的历史，你会看到我们的优秀人物的品格会在整个国家再现。杰出人物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整个国家也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可以更加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这种理论比我们亲爱的柏拉图的理论更加健全。他认为，音乐品质的变化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品性。而我相信，贵族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发生变化，会导致一个民族的品性发生转变。由于这个原因，上层人士做坏事对国家特别危险，因为他们不仅放纵自己干下许多邪恶的勾当，而且用他们的邪恶影响整个国家；不仅因为他们是腐败的，而且还因为他们腐蚀别人，他们所起的坏榜样比他们的罪行带来的危害更大。

我相信那些凭借智谋和威望统治这座城市的人，甚至在智慧方面，也远远高于那些完全不参与国家事务的人。由于我们强烈地具有增加人类财富的紧迫感，由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思想和努力使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富裕，而自然本身也在鞭策我们实现这一愿望，所以让我们沿着以往所有杰出人士走过的道路前进，而不要听信那些想要后退的人的意见，他们甚至想召回已经走在前面的人。

我们整个谈话旨在推进国家的坚实基础、城邦的增强、民众疾病的治疗。由于这个原因，我想要特别小心，不要把未经明智思考和彻底考察的东西当作第一原则来确立。我当然不能期待这些原则会被普遍接受，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确实在寻求那些相信一切正确、高尚的事物因其自身的原因而被人们需要的所有人的赞同，除非某事物本身值得赞扬，否则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算作好的，或者说除非某事物能因其自身的原因得到正确的赞扬，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算作大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虽然政见不同，但彼此绝不敌视。

打算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不应忘记柏拉图所说的两条戒律：第一，一切行动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第二，考虑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不要为了某个派别的利益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政府的管理就像一个信托机构，一定要为委托方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受托方的利益着想。那些只关心一部分公民的利益而漠视另一部分公民的利益的人，把危险的因素引入了政府——意见分歧和派系斗争。结果就是，有些人是民主派的忠实支持者，有些人是贵族派的忠实支持者，很少有人关心整个国家。

在一个自由的民族中，在法律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学会和蔼可亲和所谓“心平气和”，因为，当有人在不适当的时候打扰我们，或者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就发火，那么我们就会养成一种乖戾暴躁的脾气，既伤害自己，又冒犯别人。不过，温和与坚忍虽然值得称赞，但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懂得适当的严厉对国家有好处，没有它，国家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还有，如果必须实施惩罚或矫正，也不要进行侮辱；实施惩罚或矫正的人应当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而不要图个人的满足。

这种党派精神在雅典引发过残酷的斗争，而在我们国家不但引起过纷争，而且还曾爆发过内战。所有爱国的、英勇的、适宜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公民都会以厌恶的心情避开这种事情。他会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国家，而不以自己的影响和权力为目标；他会把自己完全献给国家，以增进全体公民的利益。

拉选票、争官职当然是一种最卑劣的习俗。

革命一开始总是处于潜伏状态，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就会冲向毁灭的深渊。

我们应当只把那些手持武器反对国家的人看作敌人，而不应当把那些按其信念努力治国的人看作敌人。

不要贪婪的统治者

没有比贪婪更可恶的罪过了，尤其是身居要职、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利用国家谋取私利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有罪的，可耻的。

只要这个国家还在由国家自愿托付的人管理，我就会竭尽全力为国效劳，为国家着想。但是现在一切都处在一名暴君的绝对控制之下，我不再有任何参与国家管理或行使职权的机会，而且最终失去了曾经和我一起为国效力并享有很高地位的那些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悲痛欲绝，万念俱灰，要是此时我不同悲观情绪做斗争，我的精神支柱就会被摧毁；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沉湎于那种与哲学家不相称的追求肉体快乐的生活。

在所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最要紧的事情是丝毫不要被人怀疑有私心。

如果你在这个阶层中发现有人喜欢你本身，而不是喜欢你现在的地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那么你可以高兴地把他添加到你的朋友的行列中去；如果你难以确定，那么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过于亲密地与他们来往，因为他们这样做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找到一条发财的捷径，而不是想到一个人的好名声，所以想要和他在一起。

此外你还必须认真聆听各方面的意见，在做决定时要不偏不倚，让各种争执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就是靠着这样的行为，后来盖·屋大维使自己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可以说在他主持的法庭上，侍从官第一次不慌不忙，庭吏压低了嗓门，而每个人想讲几次就讲几次，想讲多久就讲多久。这样做有可能给人留下过于温和的印象，如果不是用下述事例中的严峻用来抵消这种温和：他强迫某些“苏拉的人”〔4〕归还他们用暴力和恐吓抢来的东西，这些官员通过了不公正的法令，而当他们自己是普通公民时，有义务服从这样的法令。可以说，要不是裹上糖衣，他的这种严峻就像要吞服的苦药。

当罗马人民的这个帝国以服务而非压迫来维护自身的时候，进行战争就是为了盟国的利益或维护我们的最高地位；各种仁慈的行为和把战争只限于必要的严酷程度表明了我们的战争目的；元老院是国王、部落和民族的避风港；我们的执政官和将领们的最大抱负就是公正而又体面地保卫我们的行省和同盟国。所以把我们的政府称作世界的保护者而不是统治者更加确切。

我们为荣誉和自由而生〔5〕

命运女神已经降下了灾难，所以我们要尽力忍受；如果灾难现在就降临，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奴役罗马人民就是违反神圣的法律，不朽的诸神要罗马人统治一切民族。事情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其要害是自由。罗马人啊，你们要么赢得胜利，而凭着忠诚和团结一致你们肯定能获胜；要么做其他事情而不是受奴役。其他民族能够忍受奴役；而罗马人民肯定拥有自由。

自然确实给所有人规定了死亡时间，然而罗马民族天生的、世代拥有的勇敢，一直在提供一种保护，反对残忍的、可耻的死亡。我请求你们紧紧地把握祖先遗传给你们的东西，把它当作传家宝。其他一切事情都是虚假的、不定的、有死的、变易的，只有勇敢深深地扎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或将它拔起。凭借这种勇敢，你们的祖先首先征服了意大利，然后荡平了迦太基〔6〕，征服了努米底亚〔7〕，使那些最强大的国王和最好战的民族顺服这个帝国。

我们为荣誉和自由而生，让我们要么保持荣誉和自由，要么庄严地去死。

罗莫洛〔8〕肯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某种神圣的启示，这座城市会有一天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中心，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建城都不可能更加容易保持我们当前广阔的疆域。

罗莫洛统治了37年，为我们的国家奠定了占卜团和元老院这两个坚实的基础，当他在一次日食中突然失去踪迹时，他的伟大成就使人相信他已经成为诸神中的一员；若非某个人以卓越的德行闻名于世，人们绝不会产生这样的看法。

关键时刻哪怕有最轻微的触动，天平也会完全倒向一边；不仅在公共事务的偶发事件中，而且主要是在战争中，更重要的是在内战中，战争形势经常受到意见和谣言的支配。

要让你的耳朵只能听到它们该听的事情，不要在利益驱动下对那些虚假的、涉及利害关系的谣传开放。不要让你的戒指图章成为某种用具，而要让它成为你本身的见证。

我们要努力治愈国家的伤口

你应当更加宽容地聆听我们讲话，以便使人们可以认识被诸多不利条件蒙蔽了的真相，让才能优秀的公正人士来还原真相；但若你作为法官不能为孤立无助者和困顿者提供保护，反抗暴力与私利，要是在这个法庭上审判案件的标准是权势的平衡，而不是事实真相的平衡，那么神圣与纯洁在这个国家确实已经不复存在，法官的权威和正直也不足以给卑微的公民提供任何安慰。

我们要努力治愈国家的伤口，使之恢复到最佳状态，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要是你们认为只有元老院赞同我的意见，而民众有别的倾向，那么你们错了。作为一名摆脱了一切野心，不受恶行困扰，在危险中极为审慎，在斗争中英勇的执政官，我想这种执政官的权威是所有希望安全的人都会服膺的。但若你们中有人为虚假的希望所激励，以为能够用扰乱政局的方法来使自己的名望提升，那么，第一，只要我是执政官，他的希望应当抛弃；第二，他应当以我为榜样，我出身于骑士阶层，现在担任执政官，他可以明白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确定地引导优秀公民走向荣誉和尊严。应征入伍的父老乡亲们，如果把你们维护共同尊严的热情应许给我，那么我肯定能够实现这个国家最热忱的希望。这样的统治，在我们祖先时代存在过，而现在，在长时间的间隔以后，可以看作国家复兴的象征。

一个人的所有财产被剥夺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此不公正的剥夺行为更加令人遗憾；受人欺骗是令人烦恼的，受亲戚的欺骗更加令人烦恼；被人赶出自己的庄园是倒霉的，被人赶出庄园还要加上羞辱更加倒霉；被勇士和高尚者所杀是灾难，被一个做生意的小商贩所杀更加是灾难；被平等者或优越者征服是可耻的，被低劣者征服更加可耻；把自己的财产交到他人手中是可悲的，把自己的财产交到敌人手中更加可悲；为一个人的生命而抗辩是令人敬畏的，在未听到审判之前就不得不抗辩更加令人敬畏。

我明白所有成果都要归功于诸神的意志，归功于罗马人民的热忱，归功于苏拉的智慧、最高权力和好运。至于以各种方式惩罚反对我们的人，在这方面我一定不要挑剔。我赞成奖励那些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特殊热情的人。我认为这场斗争的目的是要取得这些成果，我承认我对这个党派是忠诚的。但若我们的目的是使最低等级的民众也可以用武力致富，可以把他人的财产化为己有，如果对这样的事情不仅不能采取行动来防范，而且连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说，那么这场战争不仅不能重塑或再造罗马人民，而且会征服或摧残他们。先生们，要是你们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你们对这些人的抗拒不仅无损于高贵者的事业，而且正好相反，它会使高贵者获得额外的光荣。

虚假的人不配成为人民的朋友

在这个国家的特殊时期，由一个人掌握所有权力是必要的，但在他建立了安定和法律之后，每个人的义务和权力也就又恢复了。

假定有些人虚假地把土地许诺给罗马人民，使你们眼前充满希望，而在暗地里却做着某些不同的事情，那么这些人不配成为罗马人民的朋友。

要是你心中装的是人民的利益，那就要避免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一切嫌疑，表明你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为自己谋求任何利益，把执法的权柄留给他人执掌，让他人对你的青睐所表示的感恩成为你的奖赏。因为，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配成为自由的人民对你的精神和激情的奖赏。

在别的国家，尤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命运允许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功劳获得的权威和凭借他们的智慧赢得的尊重能够持续到生命的终结，这种人的生活在我看来是幸运的、幸福的。

我确实有理由感到悲伤，因为我自己进入这条生活之路太晚，在我的旅程结束之前，夜幕已经降临，黑暗笼罩着整个国家。然而你那些充满深情的来信给我提供了安慰，所以我仍旧在坚持。你在信中说我必须鼓足勇气，反思我已经完成的事业，它们不用我的话语就会代表我说话，在我死后它们仍旧会活着。要是这个国家能够幸存，那么它会为我所从事的事业做见证；要是这个国家覆灭了，那么它同样也见证了我的智慧。

我们对你们的亏欠是无法计算、无法测量的，你们用独特的忠心，在一个独特的时刻，采取一项联合行动，把父母对我们的情感、诸神给我们的馈赠、罗马人民授予我的地位还给我们，并且为我提供了许多证词。所以，我对你们的亏欠是巨大的，对罗马人民的亏欠是巨大的，对我们父母的亏欠是无限的，不朽的诸神使我们拥有了一切，从今以后我们成了所有对我们有恩的人的债务人，成了你们的债务人，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再次拥有了一切。

荣耀是通过高尚的行为赢得的赞扬

召唤我回国是你们权威的声音，是罗马人民的意愿，这个国家为我求援，团结的意大利用她的肩膀承担了让我回归的责任。我几乎可以说自己不能如此粗心大意，我现在虽然已经回归了，但凭我个人的努力我无法加以确保。我现在能够确定地说的就是，有许多东西我失而复得了，但我的美德和荣耀从来就没有失去。

我放弃了个人的安全，使国家可以不因我的缘故而使公民流血，他们想要阻止我返回，但他们凭借的不是罗马人民的投票，而是血流成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公民、同盟者，乃至于国王们，都在徒劳地等待你们。你们的陪审团不宣判，你们的公民大会不投票，你们的元老院不行使权威通过法案；你们的论坛变成了哑巴，你们的元老院不说话，整个国家低三下四，哑口无言。一名曾经在你们权威的支持下抵抗烈火和屠杀的人在这时候离开了你们，于是你们看到手持刀剑和盾牌的人在城里到处游荡，你们看到执政官的官邸被围攻，诸神的庙宇被焚烧，伟大人物和著名执政官的权杖被折断，高贵的保民官不仅受到人身侵犯，而且被刀剑砍伤或杀死。

公民们，对我进行攻击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人，他们是我的死敌，对共和国有深仇大恨，我为了保护这个共和国所做的工作与他们的愿望相悖；第二类人，他们和我有着虚假的友谊，但却会可耻地出卖我；第三类人，他们妒忌我的功劳和名声，但自己缺乏建功立业，赢得声望的能力；第四类由这样一些人组成，虽然他们的地位是共和国的保卫者，但我的昌盛，国家的安全，帝国的尊严在他们手中却是可以交换的东西。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犯下的众多罪行都将遭到报应。我将依据国家的法律惩罚那些不爱国的公民，我将认清我的假朋友的真面目，我将更多地献身于荣耀和美德，以此对付那些妒忌者；我要把那些在各个行省里从事非法买卖的人召回来，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

荣耀是通过高尚的行为赢得的赞扬，是为国家提供的巨大服务，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加以赞许的事情，也会得到大众的赞同。

你对获得荣耀的真正道路盲目无知，你以为手中掌握的权力超过所有人，让你的同胞公民害怕你就是荣耀。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你对获得荣耀的真正道路确实是完全盲目的。做一个好公民，对所有人亲善，很好地保护这个国家，由此受到赞扬、尊敬、热爱，这才是荣耀；而被别人害怕、仇恨，则是可恶的，是虚弱和衰落的证明。

要么恢复自由，要么在奴役中死去

我一直是和平的推进者，尤其是国内和平的推进者，我对所有忠诚的人士都是宝贵的，一直为他们所珍爱；我的所有活动都在讲坛上进行，在元老院里进行，为我的朋友们排忧解难，由此我得到了充分的荣誉和适度的财富，以及我现在拥有的等级。所以我要说，任何一位和平的精心培育者都不可能到达我这个程度；对于我的行动而言，我这样说并不显得傲慢，在国内和平没有实现时，我冒着危险讲话。

这些事情都会留下记录，都会进入人们的记忆，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这些事情。执政官们被赶出意大利，格奈乌斯·庞培〔9〕也被赶走，他那时是整个罗马人民的帝国的光明；只要身体还能忍受，所有执政官、执法官、前执法官、保民官、大部分元老院议员、我们的青年纷纷逃离，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国家已经从她自己的家中被驱逐出去。就好比种子含有草木的根源，你就是这场最可悲的战争的种子。元老院的议员们，你们对罗马人民的三支军队遭到覆灭感到悲伤，杀死他们的就是安东尼〔10〕。你们为失去最高贵的公民而感到悲痛，夺走他们生命的就是安东尼。我们这个等级的权威被颠覆，推翻它的也是安东尼。

有谁能够忍受这头最野蛮的野兽，怎样忍受？除了淫欲、残忍、蛮横、胆大妄为，在安东尼身上还有什么？他全身都已经充满了这些品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善良，节制、谦虚、朴实的迹象。然而，由于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我们必须决定他是否应当接受国家的惩罚，或者说，苍天在上，我们是否要成为奴隶！元老院的议员们，让我们最终能够本着我们父辈的精神和勇气，要么恢复罗马人这个民族的自由和名字，要么在奴役中死去。

无论今后我落得什么样的命运，我的坚强仍旧会留下某些证据，我已经得到了你们仁慈的关注和聆听。如果我还有机会而又不会给我和你们带来危险，那么我会加以利用；如果没有机会，那么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等候召唤，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对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度过的岁月几乎已经足够了，无论是年头还是名声。如果我的生命得以延长，那么它更多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们，为了国家。

为了回报你们的恩惠，我向你们真诚地保证，在实施我的公共政策时，我绝不会缺乏热忱；在保护国家不遭受危险和威胁时，我绝不会缺乏勇气；在诚实地表达我的信念时，我绝不会缺乏忠诚；在为了公共利益和私人理想而遭受挫折时，我绝不会缺乏自由；在忍受千辛万苦时，我绝不会缺乏力量；在努力增添你们的幸福时，我绝不会缺乏感恩的善意。同胞公民们，这个理想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上，你们把力量和不朽诸神的批准赋予我，不仅你们可以对我做出判断，而且你们的后代和所有民族都可以对我做出判断，就如整个国家已经通过投票充分表达了一致的信念：要是不能把我召回，整个国家就不可能重新赢得它自身值得骄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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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条将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我们必须把自然确立的群体和社会的那些原则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根源。第一条原则建立在人类一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联系的纽带是理性和语言，通过教育和学习的过程，通过交流、讨论、推理的过程，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形成一种天然的友爱的联合体。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远远地摆脱了兽性；我们承认动物可能有勇敢（比如马和狮子），但我们不承认它们有公正、平等和善良，因为它们没有理性和语言。

就是这条最广泛的纽带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把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条纽带的维系下，人人都有权共享自然创造出来供人类使用的一切；人们还要明白，虽然根据法令和民法确定为私人财产的东西应当视为个人所有，但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当按照那句希腊谚语的精神来对待，“朋友之间的一切都应该是共同的”。

当你以一种理性的精神考察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会关系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能比那种把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的国家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更亲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和朋友也是亲爱的，但是故乡的土地拥抱着我们所有的爱。因此，如果牺牲自己能为国服务的话，有谁会不愿意为国捐躯呢？而那些用各种罪恶行径分裂祖国的人，那些正在从事和曾经从事颠覆自己祖国的阴谋活动的人，真是丧尽天良，可恨至极。

假如社会生活的协约未曾教导人们在一些大事上寻求同胞的帮助，人类最初怎么会有抵御严寒和纳凉避暑的房屋，或者在遭受暴风和地震等灾害以后，怎么会有对房屋的修建呢？想一想水渠、运河、防浪堤、人工港，没有人的劳动，我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从这些以及其他诸多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人的劳动，我们绝不可能从无生命的东西中得到任何利益。

在所有这些方面，人类的文明生活远远超过低等动物仅仅对舒适和需要的标准。还有，如果没有人与人的交往，城市就不可能建立和拥有居民。作为城市生活的结果，各种法律和习俗建立起来，后来又有了私人权利的公平分配和确定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建立以后，又有了一种更加人道的精神和对他人的体谅，结果就是，通过给予和接受，通过相互交换物品和提供方便，我们成功地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要。

我的兄弟就像我眼睛的瞳仁，你们把他还给了我，他和我非常亲密，你们把我还给了他。你们使父母与孩子相逢，使孩子与父母团聚；你们把荣誉、地位、财富、广阔的公共活动领域还给我们。你们把人类一切财产中最甜蜜的东西还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最后的一项，也是最大的一项，就是你们使我们恢复了自我。

维护正确的事情，禁止错误的事情

我从不寻求领导权，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请你们告诉我，我会期望更多的东西吗？依靠邪恶的投票不能征服我，依靠良好的投票也许可以征服我，因为我愿意被征服。

通过这个你称为恩惠，而事实表明只不过是贿赂和腐败的行动，你降低了你的国家的地位，减少了罗马民族的资源，削弱了我们的祖先用勇敢和智慧为我们构筑起来的力量，废除了我们帝国的权力，阻止我们的同盟者履行义务和遵守条约。

由于罗马的贪婪和不公正，我们所有行省都在悲泣，我们所有自由的社团都在抱怨，甚至那些附属国也在抗议。远至大洋沿岸，无论多么遥远，无论多么偏僻，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渗透着罗马人的放荡和压迫。不是与全世界的军队为敌，而是这些地方的呻吟、眼泪和悲伤使罗马无法延续。面对这样的事实，按照这样的道德标准，如果任何人受到指控并在他的罪行得到清楚的证明时说其他人也这样做，那么他真的会发现自己这样做是史无前例的；但若判处一名无赖无罪而由此开了先河，其他相同的人也不受惩罚，那么罗马会发现自己没有希望去摆脱毁灭。

在这个罗马国家的议事会上，谈论大批罗马公民被残忍地处死，我的话语仍旧会激起听众的义愤，哪怕听众的灵魂是野蛮人的灵魂，因为我们伟大的帝国是如此光荣，罗马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望，用这样残忍的方法对待我们的同胞显然越出了任何人的权力。

他依据的就是朱庇特〔11〕批准的法律，凡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都应当视为合法的，正确的；因为法律无非就是源于诸神意志的公正原则，维护正确的事情，禁止错误的事情。

哪怕我在这里谈的不是罗马公民，不是我们国家的朋友，不是那些听说过罗马的名字和名声的人，甚至哪怕我在谈的不是人，而是野兽，不，说得再极端一些，哪怕我谈的只是荒野中不知痛苦的石头，这种可怕的、残忍的、非正义的行为也会在这个不会说话的、无生命的世界里激起同情。由于我现在实际上是在对罗马的元老们讲话，你们是支撑我们的法律、法庭、公民权利的主要柱石，所以我可以向你们表明，威尔瑞斯〔12〕把一位罗马公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可能是一种恰当的惩罚，完全不合适。

你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不仅在罗马享有各种自由的权利，而且在设有保民官的地方，在有其他政府官员的地方，在我们拥挤的法庭上，在我们的元老院的权威存在的地方，在罗马的公民大会上公开发表意见，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不，无论在何处，无论处在何种民众之中，只要罗马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你们都会认为这是一件影响到所有罗马公民的自由和尊严的事情。

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

我相信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些杰出的人士，他们的传统功能就是向人民解释法律，回答相关问题；然而就是这些人，尽管声称自己承担如此重大的职责，但却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不重要的细节上。什么主题能像国法那么重大？什么事情能像提供法律咨询的任务那么细微？然而，这对人民来说是必要的。我不认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缺乏一般的法的概念，他们已经学习了所谓民法，以对人民有用为限度。然而就相关的学问而言，它算不上什么，尽管出于实用的目的，它是不可或缺的。

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不变的，永久的。它用命令召唤人们履行义务，用禁止抵御各种恶行。它不会徒劳无益地对善人下达命令或禁止，尽管它对恶人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试图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恶，试图废除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是不允许的，要完全废除它更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通过元老院或人民解除法律义务，也不需要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找法律的解释者。在罗马和在雅典不会有不同的法律，现在和将来不会有不同的法律，而只会有一个对所有民族、所有时代都永久不变的法律，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主人和统治者，那就是神，因为神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颁布者、实施这种法律的有强制力的法官。无论谁违反这种法律就等于变得不是他自己，就等于否定他自己的人性，由于这一原因，他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

按照他们给法律所下的似乎正确的定义：法律乃是植根于本性中的最高的理性，它命令人们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禁止人们做那些一定不能做的事情。这种在人心中牢牢扎根并充分发展的理性就是法律。所以他们相信法律就是理性，它的天然功能就是支配正确的行为和禁止错误的行为。他们认为，这种性质之所以在希腊人中得名源于把每个人应得的东西赋予他这样一种观念，而在我们的语言中，我相信这种性质的得名源于选择。〔13〕就像他们把公平的意思赋予法律这个词，而我们把选择的意思赋予法律这个词，尽管这两种意思都恰当地属于法律。如果这是正确的，就像我一般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可以在法律中找到正义的源起，因为法律是一种天然的力量；它是有理智的人的心灵和理性，是可以用来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由于我们整个讨论与民众的理性有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民众的方式说话，把那些以书面形式写成的、支配或禁止人们做某些事情的东西称为法律。这就是大众的法律定义。

平等正义的法律能让公民团结在一起

法律必须是一名改造者，纠正邪恶，教人向善，而从中可以推导出生活的指导原则。

由于法律是联系公民团体的纽带，通过法律实施的正义对所有人相同，所以，如果公民中没有平等，那么什么样的正义能够使公民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同意平均人们的财富，而人们的内在能力又不可能平等，那么至少同一国家的公民拥有的法律权利要平等。因为，国家如果不是公正的团体或合作关系，又能是什么呢？

但是在决定正义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从那种最高的法律开始，它的源起早于任何已经存在的书面法，或者早于任何已经建立的国家。

源自宇宙本性的理性确实存在，它在敦促人们正义地行动，阻止人们的错误行为，这种理性并非在它被写成文字时才成为法律，而是在它出现时就成为法律了；它的出现与神圣的心灵同时。因此至高无上的朱庇特的正确理性就是真正的、首要的法律，可以使人做到令行禁止。

法律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民众的任何决议，而是统治整个宇宙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凭借其智慧可以使人做到令行禁止。因此他们习惯地说，法律是神的首要的、终极的心智，神的理性指引和制约着一切事物。所以诸神赐予人类的法律理应受到赞扬，它就是聪明的立法者使人令行禁止的理性和心灵。

正如神的心灵是最高的法律，人身上的理性得以完善时，它也是法律；这种完善的理性存在于聪明人的心灵中；而那些根据情势的需要，为了指导国家而制定出来的各种规则之所以被称作法律，乃是由于人们的喜欢，而不是由于它们确实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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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正义和不正义之间的一条界线

“法律”这一术语的定义就包含着把正义的、真实的东西挑选出来的意思和原则。

配得上法律这个名称的每一条法律都值得赞扬，下面的论证基本上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了，人们都认为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定，是为了让人过上安宁而幸福的生活。那些最早立法的人努力让他们的人民信服，把这样的法规写下来符合他们的意愿，只要接受和采用这些法规，使之生效，就能使他们过上高尚幸福的生活。在这些规定被制定出来并加以实施时，人们显然称之为“法律”。由此可以理解，那些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公正的法规的人什么都可以制定，只不过它们不是法律。

法律是正义和不正义的事物之间的一条界线，法律的产生顺从自然，与最古老的事物同时；制定人的法律要与自然法的标准相一致，要惩罚恶人，保护好人。

你不能像大多数人现在所认为的那样，认为法律知识来自执法官的法令，或者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认为法律知识来自十二铜板法〔14〕，而是认为法律知识来自哲学最深刻的奥义。

行政官的功能是统治，公正、有益地发布与法律相一致的政令。就像法律统治行政官，行政官统治人民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行政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法律是不说话的行政官。还有，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样的统治更符合正义的原则和自然的要求（当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法时，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指的是法律），没有这样的统治，家庭、城市、国家、人类、自然界，乃至宇宙本身，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陆地服从宇宙，人类的生活服从“最高法律”颁布的命令。

政令应当是正义的，公民有义务服从政令，不得抗拒。行政官员（magistrate）应使用罚款、监禁、鞭打等手段惩罚那些不顺从、有罪的公民，除非有同级或更高级的行政官员，或者人民，禁止这样做；公民有对他们上诉的权力。在行政官员做出处死或罚款的判决以后，要在民众前进行公审，最终决定是否给以罚款或其他惩罚。

我们的法律把表面的自由授予人民，同时保存了贵族的影响，消除了不同阶级之间发生争执的根源。

公正的基础是诚信

公正的基础是诚信，亦即恪守承诺和协议。

公正的首要功能是使人不伤害其他人，除非被邪恶所激怒；其次是引导人们将公共财产用于公共利益，将私有财产用于他们自己的私利。

阿尔皮诺〔15〕的土地被说成属于阿尔皮诺人，图斯库兰〔16〕的土地属于图斯库兰人；私人财产的获得情况类似。因此，就像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原本是公共财产的那些东西已经变成了私人财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保持现在属于他的那份财产；如果有人把不属于他的东西据为己有，他就违犯了人类社会的法规。

每当只有一个人能够出人头地，竞争就会变得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系友谊的确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还有某些人，要么一门心思打理自己的生意，要么出于对自己同胞的某种厌恶，声称自己只管自己的事，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但是，他们虽然避开了一种不公正，却陷入了另一种不公正；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叛徒，因为他们对社会生活没有做过任何贡献，没有为社会生活做过任何努力，没有为社会生活想过任何办法。

我们至少应当始终努力去争取一种不包含诡计在内的和平。如果我当时的建议受到重视，那么我们至少还有某种有组织的政府，哪怕它在世界上还不是最好的，而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们不仅要体谅那些被我们用武力征服的人，而且必须保护那些放下武器，向我们的将领乞求怜悯的人，如果表示投降的公羊已经被钉在他们的城墙上。在我们的国人中，这方面的公正得到自觉的遵守，按照我们祖先的习俗，那些承诺保护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国家或民族的人成为这些国家的保护人。

关于战争，罗马人民的神圣法典中有符合人性的法律条文，并以宗教为其全部担保；从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除非开战前提交过战书，发出过警告，并且有过正式的宣战。

当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主权和追求荣耀的时候，我们仍旧不能忘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动机，这是进行战争唯一正义的基础。以荣耀为目的的战争一定不要太残酷。比如，我们和一位同胞做斗争，如果他是敌人，我们就采用一种方式，如果他是一名竞争对手，我们就采用另一种方式；与竞争者进行的斗争是为了职务和地位，与敌人做斗争是为了生命和荣誉。

一切仁慈的行为必须以公正为标来衡量

即使对最卑贱的人我们也要公正。现在，奴隶的地位最低下，命运最凄惨。有人要求我们像对待雇工一样对待奴隶。奴隶必须工作，但也应当给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个建议并不坏。

需要谨慎的第二点是，现在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的人，经常为了使一些人富裕而对另一些人进行掠夺；他们帮助朋友致富，希望别人把他们视为对朋友仁慈，而不管用什么手段。然而，这样的行为与道德义务相差甚远，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样的行为更加违背义务。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在慷慨行善的时候我们只能帮助朋友，不能伤害其他任何人。

仁慈和慷慨，没有什么能比它们更能体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但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实施仁慈和慷慨需要谨慎：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仁慈既不能对我们仁慈的对象，也不能对其他人带来伤害；其次，实施仁慈不能超越自己的财力；最后，我们施恩的程度应当与受惠者本身相配，因为这是公正的基础，而一切仁慈的行为必须以公正为标来衡量。

实施仁慈不能超越自己的财力。那些不自量力的慷慨解囊者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对自己的亲属做了错事，因为他们把本该由他们的亲属使用或继承的财产送给了陌生人；第二，这样的慷慨经常激发一种掠夺或非法占有财富的欲望，以便为赠送厚礼提供钱财。我们还注意到，许多人做好事主要是想炫示自己的崇高，而不是出自内心的仁慈；这样的人不是真的慷慨，而是在某种野心的驱使下假装慷慨。这种伪装的姿态更接近于伪善，而不是慷慨或道德上的善。

有些人把有害的恩惠施予他们似乎想要去帮助的人，这样的人不能算作仁慈的施主，而是危险的奉承者；与此相同，为了向某人表示仁慈而伤害另一个人，这样的人同样也是不公正的，犹如把邻居的财产据为己有。

在行善中，我们应当衡量受惠者是否配得上我们的恩惠，加以区别对待；我们应当考虑他的道德品质、他对我们的态度、他和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我们共同的社会纽带，以及他曾经对我们有过什么帮助。上面所说的这些条件在一个人身上全部具备，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全都具备，那么我们应当给具备较多条件的人较多的恩惠。

对那些有可能热爱我们的人，我们要履行的首要义务就是：谁最爱我们，我们就为他们做最多的事；但我们不应当像青少年那样以情感的炽烈程度来衡量爱，而应当以情感的强度和持久来衡量爱。但是，假如我们已经蒙受了他人的恩惠，那么我们要做的首先不是施恩，而是报答，而且需要更加勤勉，因为没有哪项义务比证明自己的感恩更紧迫。

圣贤把他们的全部历史和格言告诉我们，甚至在他们的诗歌中要我们保持警惕，不要相信他人。我相信一个戒条“要提高警惕”，但无法接受另一个戒条，“不相信他人”。

在行善和报恩中，我们首先必须遵循的规则是：所提供的帮助最好与受助者的个人需要相称。然而许多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热心地为某个希望得到最大恩惠的人提供帮助，尽管他并没有实际的需要。

一个人只要表现出具有美德的痕迹，就不应当完全予以漠视；而一个人越是具有那些比较高尚的美德（节制、自控，以及我已经说了那么多的公正），就越是值得称赞。

若是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高昂斗志缺乏公正，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斗争，那么这是邪恶的；因为这里头不仅没有美德的成分，而且其本质是野蛮，与我们美好的情感大相径庭。凡是以背信弃义和阴谋诡计来获取勇敢名声的人不能获得真正的荣耀，因为缺乏公正，没有任何事情在道德上能是正当的。

注释

〔1〕指罗马共和国。

〔2〕指理想的政治家。

〔3〕努玛（Numa，公元前715－前673年），罗马的第二位国王，罗马历法与宗教体系的创建者。

〔4〕苏拉（Sulla，公元前138－前78年），罗马共和国末期军事领导人、马略的政敌。

〔5〕公元前44年，凯撒被刺身亡。这个专制暴君死后，西塞罗又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当时惟一的执政官安东尼继续奉行凯撒的路线，并与凯撒的外孙屋大维展开激烈斗争。西塞罗支持年轻的屋大维，反对安东尼。他连续发表14篇著名的演说辞，抨击安东尼。公元前43年10月，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西塞罗被列入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安东尼所派遣的刽子手杀害。他的“反腓力辞”是一个借用的名称。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德谟斯提尼曾发表一系列著名演说，反对马其顿国王腓力。这些演说辞被称为“反腓力辞”。西塞罗的“反腓力辞”实际内容是他反对安东尼的演说。

〔6〕迦太基：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

〔7〕努米底亚：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柏柏尔人王国，在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地区。

〔8〕罗莫洛（Romulus），古罗马传说中的罗马城的创建者，亦为罗马城邦建立后的国王。他的父母是战神玛斯与女祭司瑞亚·西尔维亚，他的双胞胎兄弟是瑞摩斯。他们出生以后被抛弃，由母狼哺乳长大。

〔9〕庞培（Pompey，公元前106－前48年），罗马共和国末期重要军事将领，因镇压奴隶起义而声名显赫，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前三头同盟”成员之一。

〔10〕安东尼（Antony，公元前82－前30年），罗马共和国末期重要军事将领。凯撒当政时，他与凯撒共同担任公元前44年执政官。凯撒死后，他与雷毕达、屋大维结成“后三头同盟”。他被西塞罗斥为共和制最险恶的敌人。击败罗马共和派势力后，他与埃及王后克莉奥帕特拉结婚。公元前31年与屋大维决战，于公元前30年战败后自杀。

〔11〕朱庇特（Jupiter），罗马主神，相当于希腊主神宙斯，众神之父。

〔12〕盖乌斯·威尔瑞斯（Gaius Verres）是罗马共和国西西里行省总督，在任期间犯下各种罪行。公元前70年的夏天，西塞罗代表西西里人民起诉他。当时把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对罪犯的一种处罚，不适用于罗马公民。

〔13〕西塞罗认为规定Normos一词源于分配nemo，法lex一词源于选择lego。

〔14〕十二铜板法（duodecim tabulae），罗马最早的法律，约公元前451－前450年制定，分刻在十二块板子上，有学者认为板子是铜的，有学者认为板子是木质的或大理石的，我国学者多译为“十二铜板法”。

〔15〕阿尔皮诺（Arpinum），西塞罗的出生地。

〔16〕图斯库兰（Tusculan），罗马近郊的一个地方，西塞罗在那里有一处庄园。

第三章　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医生

哲学是灵魂的医生

我们虽然不能从哲学的整个田野中收获大量的谷物，但这些果实能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欲望、困惑或恐惧。

我们无论如何要让人们相信，除非治愈灵魂，否则邪恶就没有终结，而没有哲学，灵魂的治疗是不可能的。因此让我们把自己放在哲学手中接受治疗，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开端；如果我们愿意，那么我们将被治愈。

哲学是灵魂的医生，她在我们虚幻的心灵中除去困惑的重压，使我们从欲望中获得解放，驱逐我们的恐惧。但是哲学的影响不可能对所有人一模一样。如果掌握它的人具有相宜的品性，那么哲学的作用是巨大的。如古谚所说，“幸运帮助勇敢者”，其实哲学思想也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起作用，通过哲学的教导，人的品性得到增强，就如勇敢得到增强。

真正的哲学满足于少数评判者，它有意识地回避公众。因为对公众来说，哲学是令人厌恶的，可疑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攻击哲学，他能够得到公众的赞许；如果有人想要辱骂所有哲学，那么他可以获得公众的支持；如果他想攻击我们支持的学派，那么他可以从其他学派得到有力的支持。

由于这个原因，我鼓励一切有能力的人努力掌握希腊人在这个研究领域〔1〕取得的著名成果，把它输入这个城市，正好像我们的祖先凭着他们孜孜不倦的热情把所有其他真正需要的东西传到这里来发扬光大。确实，我们在修辞学方面的名声从一个卑微的起点抵达一个高峰，其结果就像几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自然法则一样，有开端，有衰退，并且命中注定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归于无；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让哲学在拉丁典籍中诞生，让我们支持它，让我们准备陷入矛盾和接受驳斥。

只是我们要同意接受哲学的治疗，那么哲学就将宣布她的胜利。

治疗的第一步是提供安慰，告诉伤心者不存在恶或只有很少的恶；第二步是讨论人生的共同命运，讨论个别悲伤者的命运的特点；第三步是使伤心者认识到悲伤没有任何益处时指出悲伤是无用的，悲伤是非常愚蠢的。

哲人摆脱一切灵魂的骚动

坚定地按照理性的要求拥有确定的原则和生活规范的哲学家少之又少！认为自己学派的信条不是知识的展示，而是生活规范的哲学家少之又少！能控制自己、服从自己的教条的哲学家少之又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2〕的有些人非常轻薄和虚幻，就好像从来没有学过哲学。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人十分贪婪，不仅想要获得名声，而且还有许多人是欲望的奴隶，所以他们公开的讲话和他们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在我看来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就好比一名自称为语法学家的教师却犯下语法错误，一名希望别人把他当作音乐家来看待的人唱歌跑了调；在自认为有知识的主题中犯错误，这一事实增强了这种耻辱。同样，不能遵守他的生活原则的哲学家更加可耻，因为他没有能够履行他自己的教师的职责，尽管说他要提供生活原则，但他自己却在生活行为中犯错误。

我认为，在苏格拉底以前好几个世纪，一切现有哲学的源头都与生活和行为有关。

从早年开始，我就出于自己的选择，热情地投入了哲学的怀抱；而当前我灾难深重，就像在暴风雨中颠簸，我又在哲学中寻找避难所，就像我启航一样。啊，哲学，你是生活的指南、美德的发现者、邪恶的驱逐者！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整个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使城邦诞生，你使散居的个人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你首先用共同的习俗把他们联合起来，然后用婚姻约束他们，再用共同的文字和语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你发现了法律，你是道德和秩序的教师。我要到你那里避难，我要到你那里寻求帮助，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你。这种信任曾经是充分的，现在则是全心全意的。

哲学使灵魂结出丰硕的果实

正如一块土地，无论有多么好，未经耕种就没有收获，所以，未经教导，灵魂就没有产出。缺少教导，哲学就不会生效。耕种灵魂的是哲学；哲学把我们心中的邪恶连根拔掉，使我们的灵魂适合接受种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在灵魂中播种，让它长成以后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一直确信，以完善的形式表现的哲学能以圆满的、吸引人的风格处理最大的问题。

没有来自上天的激励，诗人不可能写出他的颂歌，没有某种上天的力量，演说家也不可能词句铿锵，思想横溢。至于哲学，一切技艺之母，又怎能例外地不是诸神的发明呢？柏拉图说它是神赐的礼物，我也这样认为。它首先指导我们崇拜诸神，其次教我们植根于人类的社会联合中的正义，最后教我们灵魂的节制和高尚，从而驱除蒙蔽心灵的黑暗，使我们看到所有天上和地下的事物，看到最先出现和最后出现的事物以及位于二者之间的事物。

我们从不反对批评，甚至衷心欢迎批评，因为即使在希腊哲学最繁荣的日子里，如果没有反对者和不同意见，哲学就不能保持活力，希腊哲学也绝不能取得如此崇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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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

以希腊文学为例，希腊诗人不仅有荷马、阿基洛库斯、索福克勒斯、品达，还有第二流的，甚至更低级的诗人。在哲学中，我敢肯定，柏拉图的伟大并没有妨碍亚里士多德的写作，亚里士多德的渊博也没有终结其他人的研究。

一些最博学的人认为，希腊人把“哲学”称作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和母亲，哲学过去确实起过这种作用，然而即使在哲学领域也很难数出有多少人是杰出的学问家，有多少人有着广博的研究，因为那些献身于哲学的人并非献身于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而是凭借科学的考察或者辩证法去掌握他们能够掌握的一切。

那些博学者的教导通常最令我吃惊的是：海上风平浪静时，他们说自己没有能力掌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门技艺，也不想掌握它；而同时他们又向我们保证，等到海上波涛翻滚时，他们会来掌舵。这就是他们的习惯，公开做出这样的宣称，甚至狂妄地吹嘘他们从来不学习建设或保卫国家的原则，也不教这方面的知识，他们认为这种知识不适宜博学者或聪明人学习，不如留给那些在处理国务时锻炼自己的人。因此，他们答应在紧迫情况下会帮助国家，而他们在没有紧急情况威胁的时候都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尽管这项任务比另一项任务要容易得多，但这样的说法如何可能合理呢？确实，如果聪明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自愿屈尊从他的崇高位置上下来掌握治国的技艺，而具体场景又迫使他从事这项工作，那么他不会拒绝这种义务；然而我认为他一定不能蔑视这种政治的知识，因为获得所有知识是他的义务，他必须知道一切，以便在将来某些时候加以使用。

我为了自身的提高总是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结合在一起，我不仅在哲学学习中这样做，而且也在修辞学的实践中这样做，所以我建议你〔3〕也这样做，这样你就可以对两门语言有同等的掌握。要是我没有弄错，正是在这个方面我对国人的帮助很大，不仅是那些不熟悉希腊文献的人，而且是那些有文化的人，都认为自己在演讲能力和精神训练方面受益匪浅。

没有希腊学问的人不能理解哲学

以完全否定的辩证法，亦即不做任何肯定判断的哲学方法为例。这种方法源于苏格拉底，中经阿凯西拉〔4〕使之复活，再经卡尔涅亚得〔5〕使之巩固，一直传到我们所处的时代都很兴旺；而我明白它在希腊现在已经像个弃儿。

在讨论中，权威的力量不应大于所需要的论证的力量。那些自称是教师的权威确实经常是那些想要学习的人的障碍。因为这些学生不再运用自己的判断，而是把他们选择的老师所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奉为定论。正因如此，我一直都不赞同人们传说中的毕泰戈拉学派的做法，当问到他们在争论中提出的论断的理由时，他们总是习惯说，“这是大师本人说的”，所谓的“大师本人”就是指毕泰戈拉。一种先入之见是如此强大，而这样的权威没有理性的支撑。

我看到哲学在希腊人的论文中已经得到最详尽的阐述，我认为我们民族对哲学感兴趣的任何人，如果是在希腊人的教导下学习的，那么他们会去读希腊文的著作，而不会去读拉丁文的著作；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畏惧希腊人的学问和体系，那么他们甚至不会注意哲学，因为没有希腊学问的人是不能理解哲学的；因此，我不愿写这些没有学问的人不可能理解、有学问的人又不会去读的东西。

不仅要醉心于阅读书籍，而且要献身于对整个哲学撰写论文。传授这个学科的各个部门和分支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写一篇论文，从总体上讨论它们的方法；因为哲学的论题全都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这是哲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论题与另一个论题相联系，所有论题都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

如果还有人问我是什么动机促使我到了暮年才提笔讨论这些教义，那么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问题更容易回答了。我此时已经过着一种悠闲的退隐生活，没有别的事可做，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独裁专制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我的同胞讲哲学，我首先认为它符合国家的利益，也是我的义务，在我看来，拥有如此重要而又崇高的思想对于国家的尊严和荣誉有重要贡献，也应当在拉丁文献中拥有它的地位；我对这件事不会后悔，因为我能清楚地觉察到，许多读者在我的激励下不仅热衷于学习，而且还自己成了作者。

理性在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被称作智慧

由于对生活中的正确行为产生影响的各门技艺的体系和指导方法都必然和以哲学为名的学习智慧有关，所以我感到通过撰写拉丁文的著作来推进这种学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做不是因为向希腊作家和教师学习哲学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我始终坚信，我们的国人在各个地方都比希腊人显得更有智慧，无论是在进行独立的发现，还是在改进从希腊人那里接受的东西——只要他们判定哪些事情值得他们付出巨大努力。

理性在充分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可以正确地被称作智慧。

当它明白自己生来就要参与国家生活的时候，它〔6〕会认为自己不仅必须使用习惯的精巧的争论方法，而且还要运用更加丰富的连贯的风格；它要考虑，比如说，如何统治国家，建立法律，惩罚恶人，保护好人，表彰优秀公民，向同胞宣讲有助于他们幸福生活的法令，使他们能够接受；它还要考虑如何激发人们采取高尚的行动，号召他们远离恶行；它要安慰受到伤害的人，让勇敢者和聪明人的行为和见识流芳百世，让邪恶者遗臭万年。那些想要认识自己的人知道这样做会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而智慧便是他们的父母和抚育者。

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种类型的学问都配得上智慧这个名称，然而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一类人通过训诫和教导获得自然赋予人的礼物的滋养，而另一类人通过制度和法律。

如果智慧是能够获取的，那么让我们不仅赢得智慧而且享受智慧；如果获取智慧是难的，那么探求真理没有终结，直至真理被发现。我们追求的对象是可爱的，但在追求中悬挂休战旗则是卑劣的。如果我们确实喜欢写作，有谁能粗暴地阻止我们？如果我们发现写作是一种辛苦的劳动，有谁会给别人在这方面的努力设定限制？

欺骗和精神上的黑暗笼罩着未受教导的灵魂

我把探讨哲学既当作生活的指导原则，又当作理智的快乐；我同意柏拉图的格言，诸神赐给人类的天赋中没有比理智更伟大、更美好的了。但是我把对这种研究有兴趣的朋友送到希腊去，吩咐他们去找希腊人，让他们在源头畅饮，而不必在末流中缀汲。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教导这些学说，也没有人适合学习这些学说，而我已经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对自己获得的成就不甚满意），让我们的国人能了解它们。

哲学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服务，但她远未得到她应得的赞扬，大多数人对她无知，许多人还在滥用她。即使无法理解哲学，但又有谁有权滥用她，粗暴地玷污她，邪恶地对她不感恩，乃至于谴责必须受到尊重的她？如我所想，这种欺骗和精神上的黑暗笼罩着未受教导的灵魂，使它们无法回忆遥远的过去，也想不到人类的生活方式最早是由哲学家提供的。

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被自然本身隐藏于幽暗的奥秘之中揭示出来，虽然在他之前的所有哲学家都在从事哲学，但只有他才把哲学引向日常生活的主题，以便探索德性与恶行，以及普遍的善与恶，并使我们认识到，天上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知识遥不可及的还是别的什么，纵然完全为我们所知，也与善的生活毫无关系。

如果我的书中真有某些对哲学的赞扬，那么哲学的探索显然对所有品格最高尚的人都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这些被纳入这一等级的罗马人唯一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我们的私人学习侵蚀了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如果在担任公职，履行义务的时候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减少对公民大会的兴趣，而且就公共事务撰写文稿，如果我们不仅没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和迟钝，而且努力服务于更多的人，那么有谁能够批评我们的闲暇？

因此，你应该向当代最优秀的哲学家学习，要坚持学下去，想学多久就学多久，只要你对自己所取得的进步不满意，就要继续学下去。由于这些原因，如果你想读我的哲学著作，你会得到帮助的。我的哲学与逍遥学派的哲学差别不是很大，因为他们和我都自称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信徒。至于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留给你自己去判断，但是通过阅读我的哲学著作，你肯定能够更加完整地掌握拉丁语言。我绝不想让你认为我这样说是在吹牛，因为有许多人的哲学知识比我丰富；但是，如果我自称具有演说家的特殊才能，讲起话来言辞得体、条理清楚、风度优雅，那么我认为这样说是合理的，因为我一辈子都在从事这个职业。

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心中没有神

凭着自然的本能我们相信诸神的存在，凭着理性的推论我们学习和认识它们的本性，所以凭着全人类的共识，我们认为灵魂拥有永久的生命，我们必须依据理性来了解它们的居所和本性。对此无知，也就引发了虚构地下的世界和带来恐怖，你对此表示藐视似乎并非没有理由。身体倒地，用土掩埋，这就是我们埋葬〔7〕这个词的来源，于是人们就认为人死以后生活在地底下；这一信念经过诗人的夸张导致严重的误解。

人们说整个世界没有哪个民族野蛮到心中没有诸神，许多人确实对诸神有错误的看法，但这通常是人的本性腐败的结果。无论如何，既然所有人都相信神力和神性的存在，它不是人的推论或虚构的产物，也不是通过规章和法律建立起来的信仰，而是世上各民族通过考察一致赞同的事情，所以它必须被视为自然法则。

在你们雅典人创建和贡献给人类生活的许多神圣组织中，没有比这些秘仪〔8〕更好的了。因为凭借这些仪式，我们摆脱了野蛮的生活方式，受到教育，在一个文明国家中优雅地生活；就好像参加这些仪式被称作“入会”，我们从这些仪式中学到如何开始生活，不仅得到幸福生活的力量，而且得到抱着较好的希望去死的力量。

我认为被希腊人称为“曼提克”（Mantike）的占卜的技艺确实存在，而占卜的一部分涉及对鸟类和其他征兆进行观察——这部分技艺也属于我们罗马人的占卜术。如果我们承认神存在、它们的意志统治着宇宙、它们关心人类、它们有能力把未来的事情用征兆告诉我们，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否定预言的存在。这些前提实际上是真的，所以我从这些前提推出的结论是必然的。

大多数思想家都肯定诸神的存在，这是一种最有可能成立的看法，而且我们在自身本性的引导下都会倾向于接受这种看法，但普罗泰戈拉声称自己对此不确定，而弥罗斯的狄亚戈拉斯和昔勒尼的塞奥多洛则认为诸神根本不存在。

关于诸神的外在形象、它们的家园和居所、它们的生活方式，哲学家们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并在他们中间广泛地开展争论，但是分歧最大的问题则是：诸神是否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关心，超然于世界之外，也不照料和管理这个世界；或者与此相反，一切最初由诸神创造出来并由诸神安排的事物都将永远由诸神来控制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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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哲学

有许多哲学部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而对诸神本性的考察，如你布鲁图所明白的那样，是一个非常困难和晦涩的问题，把它和灵魂理论联系起来非常有趣，而对于规范宗教又极为重要。

那些杰出的、著名的哲学家，相信神的理智和理性统治支配整个世界。不仅如此，诸神也关注着人的生活；大地产出谷物和其他果实，天气、季节、气候的种种变化使大地的产物生长、发育和成熟，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不朽的诸神对人类的恩赐。

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诸神不干预人的任何事务。如果它们的意见是真的，那么怎么会有虔诚、敬仰或宗教？我们之所以怀着纯洁和神圣之情供奉这些神圣的力量，并以此为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我们假定不朽的诸神会注意这些事情，它们也会为人类提供某些帮助。如果与此相反，诸神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帮助我们，如果它们根本不关心我们，也不留意我们的行为，如果它们对人的生活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那么我们崇拜荣耀不朽的诸神，或者向它们祈祷还有什么理由呢？

罪犯除了遭受犯罪所导致的后果外，还会遭受来自罪的本性的可怕的报复，罪的本性就是对犯罪本身最严厉的惩罚。那些人从来不是我个人的仇敌，除非他们憎恨祖国。我们看到他们时而充满贪婪，时而充满恐惧，时而感到悔恨，并且无论做什么事情，时而充满对诸神的恐惧，时而蔑视宗教和法庭。他们通过行贿推翻法庭的权威，但他们收买的只是人，而不是神。

进一步说，通过占卜能解决辩证法或物理学的问题吗？比如说，存在一个世界还是存在许多个世界？万物从中派生出来的基本元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属于物理学。

在科学或技艺的范围内也不需要任何预言。

占卜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信念

虔诚也像其他美德一样，要想长期维系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表现和伪装；虔诚一旦消失，敬仰和宗教必将随之消失。这些东西一消失，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无序，陷入混乱；对诸神的虔敬一旦消失，人们之间的忠诚、团结，以及正义本身，一切美德之女王，都极有可能随之消失。

没有哪个民族不认为未来的事件是有预兆的，无论这个民族有多么文明和富有知识，或者有多么野蛮和无知，有些人能认出这些预兆，在事件发生前作出预言。

占卜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信念，早自神话时代开始一直传到我们这里，罗马人和所有民族都相信占卜。

在两种情况下，人的心灵处于非理性、无意识的状态，一是出神，二是做梦，受到这样的激励，心灵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自主运动；他们相信，西彼拉〔9〕的话语主要是通过出神而得来的预兆，因此他们决定从国人中挑选十个人解释这些话语。属于同一类的还有那些占卜者和预言家出神状态下的预言，我们的祖先经常认为这些预言值得相信。

如果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应用的各种占卜是可信的，那么诸神存在，反过来说，如果诸神存在，那么就有人拥有占卜的能力。

仓促地接受一条错误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项如何衡量占卜、神圣祭仪、宗教仪式的考察中；如果我们轻视它们，那么我们是在冒险反对诸神，而如果我们赞同它们，我们又可能陷入乡间老妇的迷信。

如果一件将要发生的事情既可以按这样的方式发生，也可以按那样的方式发生，那么一般说来偶然性就占主导地位了，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确定的。如果说在某个场合将要对我发生的某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么占卜者对我说巨大的不幸在等着我对我又有什么帮助？

根本就没有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知

若你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断言当前或未来的一切事物的进程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永久性地决定了，那么你必须改变你的关于预言的定义，亦即你说的“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见和预告”。如果除了已经被永久性地决定了的必定会在某个确定时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发生、来临或将要发生，那么还会有什么偶然性？如果没有偶然性，那么还会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到被你说成是“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见和预告”的预言？你说一切存在的事物均受命运支配，这样说也是自相矛盾的！

我倾向于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占卜。

因为我们不能把“碰巧”“运气”“意外”“偶然”这些词用到那些经常发生，或根本不会发生，或会以其他方式发生的事情上。那么，预见或描述一个随意发生的事件，视之为盲目的偶然性或不稳定的偶然性的结果，这如何可能呢？通过运用理性，医生预见到疾病的进程，将军预见到敌人的计划，舵手预见到天气即将变坏。然而，即使那些使用精确推理得出结论的人也经常弄错。例如，看到橄榄树开花的时候，农夫期待着它们结果，这样的期盼完全合理，但有时他也会失望。

当问题是：什么是道德上的正确，什么是道德上的错误，或者什么是既非道德上的正确又非道德上的错误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请占卜者来解决我们的疑惑吗？我们在这种事情上经常向他们请教吗？不会，因为这类问题属于哲学家。还有，当问题是有关义务的时候，谁曾向占卜者请教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或朋友？或者应当如何使用他的财富、职位和权力？这样的事情通常与圣贤有关，而与占卜者无关。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像偶然性一样与理性和稳定相对立。因此在我看来，甚至连神本身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偶然或碰巧发生。如果神知道，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会发生；但若它肯定会发生，偶然性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偶然性确实存在，因此根本就没有对偶然发生的事情的预知。

相信征兆的人没有一个能始终保持心灵的平静

在各个国家广泛传播的迷信利用人类的弱点几乎对每个人的心灵都吐出咒语。我在《论神性》这篇论文中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我们当前讨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因为我想，要是我能把这种迷信连根拔掉，那么我就能提供大量的服务，既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国人。然而，我想要人们清楚地知道，摧毁迷信不等于摧毁宗教。因为我认为，保存我们祖先的神圣仪式，把我们祖先的制度保存下来，这样做是有智慧的表现。进一步说，天体的秩序和宇宙之美迫使我承认有某些卓越的、永恒的存在者，值得人类尊敬和崇拜。

和扩大与自然知识有密切联系的真宗教的影响是一种义务一样，把迷信之根统统拔掉也是一种义务。因为迷信一直在你的脚后跟催促你走，它会一直跟着你。当你听到预言的时候它在跟着你，当你看到预兆的时候它也在跟着你；当你献祭或者观察飞鸟的时候，当你向占星家或占卜者请教的时候，当天空打雷或闪电的时候，当某些所谓的神童诞生或者被造出来的时候，迷信都在跟着你。由于始终会有某些征兆必然出现，相信征兆的人没有一个能始终保持心灵的平静。

一切神灵和女神，请听我的诉说和祈祷：这个疯狂的无赖〔10〕公然向你们的圣地和神圣的崇拜发动了亵渎的、盗窃圣物的战争。当我对这个人提出指控并在本案中进行争辩时，我要兼顾我们的同盟者的根本利益、罗马的荣誉和我的良心的命令，如果说我的所有努力、关注和思想都在努力履行我的义务，并且仅仅如此，那么我接手这个案子的目的，我在处理这个案子时的正直，同样会激励这个法庭的成员对它做出判决。如果盖乌斯·威尔瑞斯的一切行为确实无比邪恶，无比可耻，无比丑陋，无比贪婪，无比残忍，是任何人都前所未闻的，那么愿这个法庭可以做出他的生活与行为应得的毁灭性判决；愿我的国家和我的良心允许我在担任本案的指控者以后能得到休息；愿从今以后我可以自由地为诚实人辩护，而不必被迫承担指控恶人的责任。

那些为子女的长寿而整日祈祷献祭，以便自己可以得到子女供养的人被称作“迷信的”（superstitious），这个词源于幸存者（superstes），尽管这个词后来已经获得更加广泛的含义。另一方面，那些一丝不苟地遵守并重复敬神仪式的人则被认为是“宗教的”（religious），这个词源于动词relegere（一遍又一遍地读），就好比elegant源自eligere（选择），diligent源自diligere（号召），intelligent源自intellegere（理解），因为所有这些词都含有religious这个词具有的选择（legere）的意思。因此，“迷信的”和“宗教的”这两个术语分别遭到否定和肯定。

身体上的障碍不能阻止灵魂察觉事物的本性

天体经过不断的变化和运行，迎来一个适宜播下人类种子的时候。当这些人的种子散落和播种到大地上以后，它得到了灵魂这一神授的礼物。构成人的其他成分来自可朽者，因而是脆弱的和可灭的，而神把灵魂植入到人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我们自己和那些天上的存在者有一种亲族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拥有共同的祖先或起源。

当灵魂自由地抵达它的自然家园时，它能够发现更加纯洁透明的东西。而在我们当前的状态中，尽管如人们所说，那些自然用高超的技艺塑造的从肉体到灵魂的孔道是开着的，然而它们被属土的东西包围着；而在除了灵魂没有其他东西时，便不会有任何身体上的障碍能够阻止灵魂察觉事物的本性。

当我思考灵魂的时候，我感到很难表达一个居住在并不属于它自己的家园里的灵魂的概念，这样的概念要比离开了身体、自由地进入天空、来到它自己的家园的灵魂概念还要可疑。如果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的本性，那么我们无疑可以理解神和无身体的神圣的灵魂。

灵魂就是渗透到心脏里的血

阿里司托森认为灵魂是自然物体的一种专门的调谐，类似声乐和器乐中的和谐。柏拉图设想灵魂有三重性质：居于统治地位的部分是理性，他把理性的处所放在头部，就像一个堡垒；其他两个部分，激情与欲望，他希望它们是顺从的；他也确定了它们的处所，激情位于胸部，欲望在横膈膜以下。塞诺克拉底否认灵魂有形体或任何基质，他说灵魂是数，就像很久以前毕泰戈拉说过的那样。斐瑞克拉底〔11〕争论说灵魂完全不存在，灵魂这个名字是没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在掌握了众所周知的万物根源的四类元素的观念以后，他考虑还有第五种，心灵从它而来；因为心灵能够反映、预见、学习、教导、发现、记忆，等等。他使用了第五种，但没有给灵魂起一个名字，他实际上把一个新的术语en-delecheia用于灵魂，指某种不间断的、永久的运动。

有些人认为灵魂实际上就是心脏（cor）。恩培多克勒〔12〕认为灵魂就是渗透到心脏里的血。有些人认为灵魂是脑的某个部分，有些人说心是灵魂的居所，有人说脑是灵魂的居所，有些人把灵魂（animus）等同于呼吸（amina）。“灵魂”这个词实际上来自拉丁文的“呼吸”；斯多亚学派的芝诺认为灵魂是火。这些看法，亦即灵魂是心、脑、生命气息、火，是人们一般的观点。

我们甚至并不是在用我们的眼睛区分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人体实际上没有知觉，而是像自然哲学家或医生们所清楚地看到和教导我们的那样，从灵魂的处所到眼睛、耳朵、鼻子有通道。我们知道，由于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或者生病，尽管睁着眼睛，张着耳朵，它们也没有受伤，但我们却看不见或听不见，由此可见，是灵魂在看和听，而不是有如灵魂窗口的那些部分在看和听，要是没有灵魂，它们什么也察觉不到，除非灵魂是积极的、精力集中的。

使用同样的心灵，我们所获得的事物的印象如此不同，比如颜色、滋味、冷热、气味、声音，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依靠它的五个信使，灵魂永远不能得到什么确定的印象，除非它自己是唯一的法官，判断一切。

身体犹如盛放灵魂的器皿

重要的问题在于明白，只有灵魂才能看见灵魂，“认识你自己”，阿波罗的这句箴言就是这个意思。这句箴言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我们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我在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对着你们的身体讲话。所以，当阿波罗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认识你的灵魂”。身体犹如盛放灵魂的一个器皿或灵魂的居所，你的灵魂的行动就是你的行动。

就好像你们看不到神，但无论如何可以通过神的创造认识神，你们尽管看不见人的心灵，但通过记忆和发现，通过心灵运动的迅捷，通过心灵中的德性的美丽，你们能够认识心灵的神圣力量。

就好像尽管你既不知道神的住处，也不知道神的相貌，但你可以认识神一样，你也应当能够认识你的灵魂，尽管你不知道它的处所和形状。

很清楚，自然在人出生时就赋予人以某种持久的、高尚的精神，使人可以俯视尘世间的事物，所以一篇反对死亡的讲话可以在一颗勇敢的灵魂中找到栖息地。

灵魂夜以继日的沉思产生了德尔斐〔13〕的神灵所喜欢的知识，心灵应当知道它本身，感受到它与神的心灵相连，这是永不停息的、圆满的欢乐的源泉。对诸神的力量和本性进行沉思，点燃了获得与神灵的永生相似的不朽的欲望，当它看到事物的原因一环扣一环，形成一条长链时，灵魂也不认为自己受这个短暂的生命的限制，但无论如何它们从永恒到永恒，前后相继，这是受理性和理智支配的。哲人凝视着这幅图景，他向上看，或者环顾四周，看着宇宙的所有部分和地区，这时他的灵魂是何等的安宁，然后他又转过来更加深刻地对人进行反思！于是他有了关于德性的知识。各种德性生长起来，他发现了什么样的本性可以当作善物之目的，而其对立面就是恶的东西，他找到了我们必须选择的义务的对象和生活中的行为规则。

我们可以用灵魂判断身体的疲乏和痛苦，而用身体无法明了灵魂的疾病。

只有当我们抛弃身体，摆脱欲望和妒忌时，我们才会真正幸福。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这样做，排除了各种忧虑，我们就会感到需要观察和关注某个对象，当我们自由自在时，我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观察和思考，因为自然在我们心中放入了一种永不餍足的对真理的期盼；对要去的那个天上的地方想象越多，认知的欲望越强烈，我们就越容易认识天上的事物。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

心灵的忍耐、勇敢、伟大不仅使整个灵魂服从，而且实际上减轻人的痛苦。

灵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拥有理性，而另一部分缺乏理性。我们受到指引，要做我们自己的主人，这种指引的意思是，理性应当约束鲁莽。作为一条规则，所有人的心灵天然地包含虚弱、消沉、奴性的成分，包含着软弱无力。如果人的本性不是别的什么，那么没有任何生灵比人更丑陋；但是理性，世界的女主人和女王，站在近旁扶持人，凭她的力量努力前进，她成为完善的美德。必须让这部分灵魂服从理性的统治，这是人的责任。

想一想灵魂的伟大吧，要尽一切可能提升灵魂，要嘲笑和蔑视痛苦，这是世上最公正的事情；你不要依赖公众的意见，也不用赢得他们的掌声，灵魂可以在自身中找到快乐。

灵魂发现了治疗身体这门技艺，人的构成和人的本性对于治疗身体有很大贡献，尽管并非所有身体都服从治疗，都能马上痊愈，而与之相反，灵魂打算接受治疗，服从哲人的指导，无疑能够被治愈，那么，我们能够接受灵魂不能治疗自己这种想法吗？确实有一门医治灵魂的技艺，我指的是哲学，寻求哲学的帮助治疗灵魂一定不能像治疗身体疾病那样向外寻求，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我们成为自己的医生。

会苦恼的人也会害怕，会有灵魂的沮丧和意气消沉。在人会受到这些情感影响的地方，也会有屈从的感觉，而承认自身受到打击的从容只会偶然地产生。承认这一点的人必须承认害怕和胆怯。勇敢者不受这些情感的影响，因此也不受苦恼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勇敢，那么他就不是聪明的。因此，聪明人不会受到苦恼的影响。还有，勇敢者也一定充满热情，充满热情的人必定不可征服，不可征服的人必定藐视世间琐事，认为这些事情不值一提。

灵魂的过分快乐就是完全的愚蠢

灵魂的一切骚动都是灵魂的某种运动，要么是由于缺乏理性，要么是由于轻视或不服从理性；灵魂的这种运动的激发有两种方式，要么由善的念头激起，要么由恶的念头激起；这样，我们就有了同等划分的四种骚动。从善的念头出发有两种行为：一种是过分的快乐，也就是说，由于某些巨大的善的念头而使快乐超过了限度；另一种是无节制地期盼一种假定的大善，这种期盼是对理性的不服从，可以正确地被定义为欲望或贪欲。因此，过分的快乐和贪欲这两类来自善的念头的骚动骚扰着灵魂，就像其余害怕和苦恼这两种来自恶的念头的骚动一样。

这样的美德的对立面是恶意；通过恶意，灵魂产生了混乱的骚动，如我们前面所说，产生了偏离理性的骚动，与心灵的宁静和安宁的生活相反。因为恶意引入了焦虑和严重的苦恼，压迫灵魂，使它感到恐惧；恶意还点燃了热烈的期待，我们在一个时候称之为欲望，另一个时候称之为淫欲，它们使灵魂无法做到节制和自控。灵魂一旦确定了它的欲望的目标，就会心荡神移，为所欲为，“不再有任何规矩”，诚如诗人所说，“灵魂的过分快乐就是完全的愚蠢。”对这样的恶意的治疗只能在美德中发现。

美德是灵魂的一种平和的气质，它使灵魂拥有可赞美的品质，并使其按照自身的性质值得赞扬，从美德中产生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良好的倾向、意见、行动和正确的理性，虽然美德本身可以很好地被总结为正确的理性。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命中注定的一生在安宁和平静中度过，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抗拒像恶灵一样愚蠢地对着人的生命发散和发射的骚动。

我们首先必须考虑众所周知的死亡本身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有些人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分离，而是灵魂和肉体一起灭亡，一起毁灭。在那些认为有灵魂分离的人中间，有些人认为灵魂一离开肉体就会在空中消散，有些人认为灵魂还会存在很长时间，有些人认为灵魂会永远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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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为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

无论我陈述过的观点中哪一个观点是真的，死亡都不是恶，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死亡是一种积极的善。因为，如果灵魂是心、血、脑，那么由于它是物体性的，它会随着身体的安息而消亡；如果它是呼吸，那么它也许会消散在空中；如果它是火，那么它会熄灭；如果它是阿里司托森所说的和谐，那么它也会消失。我们还有必要提到狄凯亚库〔14〕吗？他说灵魂根本不存在。按照所有这些观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属于死后的人，因为感觉的力量随着生命一道失去。还有，对一个无感觉的存在者而言，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对它形成差别。其他教师的观点提供了希望，如果这正好令你感到高兴，灵魂在与身体分离的时候找到了上天之路，朝着它们的居所奔去。

死亡不能威胁一直关心着国家和家庭利益的哲人，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偶然情况发生，由于生命的短暂，死亡总是近在咫尺，而他虽然无法感知他的后裔，但他总是想着他们。

请你们相信我，让我们做好使自己脱离肉体的准备，也就是习惯死亡。这对我们在大地上旅居，过一种与天上相仿的生活是需要的，对我们摆脱这里的枷锁也是需要的，我们的灵魂在离开这里时不会感到犹豫。在获释时，一直戴着肉身的枷锁的灵魂行动会比较缓慢，如同多年被铁链捆绑的人一样。等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才算活着，而不是在此之前就活着，因为我们的今生确实是死亡，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我会为之痛哭。

在生命终结时如果能在所获得的各种名望中得到安慰，那么就能以最为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只要以完美的德性彻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不能说这样的人活得太短。我自己的一生就有过多次适宜死去的时候，但愿我能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继续获取了，生命的职责已经圆满地履行了，剩下的只有与命运的搏斗。

我们在期盼和悲伤中找到安慰。对于我们自己的悲伤或者感到的悲伤，我们应该有节制地忍受，不要使自己像是自我爱怜之人；如果相信我们珍爱的人会像普通民众想象的那样陷入邪恶的困境，那么这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希望能从自己心中彻底除去这种观念。

如果生命的最后一天给灵魂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换一个地方，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向往呢？另一方面，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灵魂遭到彻底的毁灭，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在人生艰辛的旅途中合上双眼，永久地睡去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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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乐的王国中，美德无法立足

自然给予人的最致命的诅咒莫过于肉体的快乐，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会冲动地、毫无节制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从欲望中产生了叛国的阴谋和颠覆活动，产生了与国家的敌人秘密媾和。简言之，追求快乐的欲望会推动人们产生各种罪恶的目的，并采取邪恶的行动。确实，在快乐的诱惑下，而不是在其他东西的推动下，强奸、通奸以及其他各种罪过都会发生；由于理智是自然——或者某位神——赐予人类的最大的恩惠，因此对理智来说，没有比快乐更致命的敌人了；因为当欲望大行其道的时候，自我节制就没有了地位，而在快乐的王国中，美德根本无法立足。

法律规定了“要崇拜那些因功德而被接纳到天庭居住的神”，赫丘利以及其他神〔15〕，这就清楚地表明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不死的，而那些善良勇敢的人的灵魂是神圣的。把“理智、美德、虔诚、忠信”这些品质当作神来崇拜也是一件好事；在罗马，国家为每一种品质都建立了神庙，目的就在于使那些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所有好人都具有这些品质）相信神就在他们心中。

我有许多理由持续地对这些天才和我们国人的美德表示惊叹，我看到这些学问在很晚的时候才成为他们热望的目标，从希腊传入这个国家；因为，尽管从这个城市开端的时候，占卜、宗教祭仪、公民集会、诉讼、元老院、骑兵和步兵、整个军事体系，都已经按照惯例建立起来——在某些地方也依据法律——王政一度流行，而后来当这个共同体从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就取得了神奇的进步，并有了超越其他国家的信念。

一旦清楚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以及人与其同胞之间的团结，这一事实马上就能得到解释。没有任何一类事物之间会如此相似，某一个体完全是其他同类个体的副本，就像我们全都与其他人相同。

至于道德习俗、生活规范、家庭和家族事务的管理，我们的方式肯定更好，更有尊严；在政治统治和策略方面，我们的祖先无疑采用了比其他民族更好的规章和法律。在战争技艺方面我还需要说什么吗？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国人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勇猛善战和纪律严明。

绝不会有开端，也绝不会有结束

假定人在性格倾向上的差别是由于自然的和先前的原因，但我们不能从中推论，我们的意志和意愿也是由于自然的和先前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意志自由了。尽管我们承认，是机灵还是迟钝，是强壮还是虚弱，这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但若有人据此推论，哪怕是在安静地坐着和行走之间做选择也是必然的，不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那么这样的人并没有弄清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真正关系。即使我们承认，由于先前的原因，人生下来就有聪明和愚蠢、强壮和虚弱之分，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据此推断，我们坐下、行走，以及其他行为，也是由最初的原因决定了的。

始终在运动着的东西是永恒的，有些事物把运动传递给其他事物，而其自身要靠其他的力来推动，当这种运动结束时，它必然停止生存。因此只有那些自动的事物本身绝不会停止运动，因为它绝不会抛弃自身；不，倒不如说它是其他一切被动的事物的运动源泉和始因。但这个始因本身没有开端，因为一切事物均源于始因，而始因绝不能源于其他任何事物。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不是始因了，它的来源要归于其他事物。由于它绝不会有开端，因此它也绝不会有结束。如果始因被摧毁，它就绝不能从其他事物再生，也不能使其他事物产生。因为一切事物必定源于始因。由此可以推论，运动从那个自动者开始，但这个自动者既不能出生，也不能死亡，否则的话，由于不能得到来自始因的最初发出的力量，一切天空必然崩溃，一切自然必定灭亡。

事情很清楚，自动者是永恒的，谁能否认那就是灵魂的性质？因为任何由外力推动的东西都没有灵魂，而任何拥有灵魂的东西均由它自己的内力推动，因为这就是灵魂的独特本质和属性。既然灵魂是唯一自动的力量，那么灵魂肯定没有开端，是不朽的。因此，要在最优秀的事业中使用灵魂！保卫祖国是最好的任务，在这样的活动中受到训练的灵魂将会快速逃往这个永久的、适当的居所。当灵魂还被囚禁在身体中的时候，它向外观望，对在它之外的东西进行沉思。一旦能够离开身体，灵魂的逃亡会更加快捷。那些醉心于感官快乐、成为感官快乐的奴隶的人，他们的灵魂在臣服于快乐的欲望的唆使下，违反诸神的法律和凡人的法律——他们的灵魂在离开身体以后在野外漫游，而不是回到这里来，除非经受许多个时代的折磨。

正如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当作真的来谈论，认为它们在过去的某些时间里拥有真实性，所以我们也把将来的事情当作真的来谈论，因为它们在今后的时间里将拥有真实性。然而从每一陈述或真或假这一事实不能直接推论出存在着不可改变的原因，这些原因永久存在，是它们规定了事物的发生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

理性的自然法则

任何人都不应当愚蠢狂妄地认为，人身上有理性和理智，而天和宇宙没有或者认为人类理智的最高理性能力几乎无法理解那些根本不受理性指导的事物。事实上，如果星辰的有序运行、昼夜的交替、四季的更迭、大地产出供我们食用的各种果实都不能使一个人产生感激之情，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算得上是人呢？由于一切拥有理性的事物高于没有理性的事物，由于说某事物高于宇宙的本性是一种亵渎，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自然拥有理性。

为了人类的福祉和需要，自然慷慨地产出大量事物供人使用，她把这些东西作为礼物送给我们，而非随意产出。没错，肥沃的土地不仅丰产谷物和水果，而且还有动物。很清楚，有些动物被创造出来供人类役使，有些动物用它们的产品供人享用，有些动物本身就是人的食物。还有，在自然的教诲下，无数的技艺被人发现。正是因为熟练地模仿自然，理性才获得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除了自然——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加确定的起点？她生养的一切，不仅有动物，还有从土中长出来、依靠根部维持自己生命的东西，她都想要它们各从其类，日益完善。所以，树、藤，以及在地面上生长、不能离开土地的植物，有些冬夏常青，有些冬天落叶，春天发芽。如果没有外力的阻拦，那么在种子所包含的力量的推动下，任何植物都会有内部运动，鲜花盛开，果实累累，它们全都趋于完善，直抵它们本性的界限。但我们在动物身上更容易察觉到自然单纯而又简单的力量，因为自然赋予它们感觉；对那些有游泳能力的动物，自然让它们在水中安家；对那些飞鸟，自然让它们在空中自由飞翔；有些动物会爬，有些动物会走；自然让有些动物独处，让有些动物群居，让有些动物野蛮，让有些动物温顺，还有一些动物躲藏在地底下。还有，每一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的本能，它们遵循自然法则，不会过一种与其习性不同的生活。

注释

〔1〕指哲学。

〔2〕指伊壁鸠鲁学派。

〔3〕西塞罗在文中对他的儿子马库斯说话。

〔4〕阿凯西拉（Arcesilas，公元前316－前242年），希腊化时期学园派哲学家。他把怀疑主义引入学园派，开启学园派内部的怀疑主义思潮，因此被称作“中期学园派”（the Middle Academy）的创始人。

〔5〕卡尔涅亚得（Carneades，公元前214－前129年），希腊化时期学园派哲学家。他强调对判断的悬疑，强调或然性，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由他开启的学园派内部发展时期被称作“新学园”（the New Academy）。

〔6〕它指“心灵”，亦即指“人”。

〔7〕humare埋葬一词源于humus土。

〔8〕古代希腊有多种宗教并存，除正统宗教（奥林波斯教）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宗教，以举行秘密宗教仪式为其特色，如奥菲斯教。

〔9〕拉丁人的先知。

〔10〕指盖乌斯·威尔瑞斯。

〔11〕斐瑞克拉底（Pherecrates），希腊早期哲学家，西塞罗说“斐瑞克拉底是福昔奥提人，丢卡里翁的后裔，他争论说灵魂完全不存在，灵魂这个名字是没有意义的。”

〔12〕恩培多克勒：古希腊哲学家。

〔13〕德尔斐：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

〔14〕狄凯亚库（Dicaearchus），希腊哲学家，生卒年代不详。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阿里司托森的同学。

〔15〕赫丘利（Hercule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罗马人称之赫丘利，希腊人称之赫拉克勒斯（Heracles）。力大无比，创有所谓十二项英雄业绩。死后升入天庭，成为神。

第四章　人总是渴望发光

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

我始终感到困惑，极度轻视本土产品现在成为时尚，其根源何在。要寻找这种根源现在当然不是时候，但我认为，如我经常争论的那样，被人们通常认为词汇贫乏的拉丁语实际上比希腊语词汇更丰富。一旦我们自己有了能干的演说家和诗人，无论他们是否还在模仿，能说我们拉丁语缺乏修辞手段或纯洁的文风吗？

在找不到恰当诗句时，我经常翻译希腊诗人的作品，使拉丁人的口才在讨论中也可以不缺少这种修饰。但你注意到诗人带来的危害吗？他们让勇士哭泣，使我们的灵魂衰弱，除此之外，他们的做法相当迷人，不仅朗读，而且背诵。就这样，当诗人的影响与家庭的坏规矩、萎靡不振的隐退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对男人的力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柏拉图试图为共同体寻找最高的道德和最佳状况时，他正确地说要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然而我们无疑受过希腊式的教育，从幼年开始阅读和记忆诗人们的诗句，把这样的教导和教训当作一名自由人应当继承的遗产。

这些拉丁诗人不仅复制了希腊诗人的语词，而且再生了希腊诗人的意义。

我直接翻译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就像我们的诗人翻译希腊剧本一样，请你告诉我，把这些超凡的理智介绍给我的同胞难道不是一项爱国的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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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发明语词

我相信自己在罗马人民任命我担任的岗位上，从事政治活动，付出辛勤劳动，冒着各种危险，履行了我的职责，所以我必定义不容辞，用我的热情和能力，竭尽全力，在我们的同胞中推进学问的发展。我不必过分关心那些宁愿读希腊文的人，只要他们真的在读希腊文，而不是假装这样做。我要为这样的人服务，他们乐意享有两种语言的文献，或者能得到拉丁文的书，因此并不感到特别需要希腊文书籍。

我们经常宣称，在词汇的丰富性上我们不仅没有被希腊人超越，而且实际上比他们还要强些。因此，我们必须这样说，不仅要在我们自己的技艺领域内这样说，而且要在那些属于希腊人的那些领域内这样说。然而，应当允许我们把那些我们的前辈一直在使用的希腊语词当作拉丁语词来使用，比如哲学、修辞学、逻辑、语法、几何、音乐，我们可以把这些词当作我们自己的词。这些词所代表的观念可以说是传入拉丁语的，但我们在使用中已经熟悉了这些希腊语词。

我们实际上需要发明语词，创造新的术语以表达新的观念。当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想到，日常生活实践之外的各个知识部门都要大量创造新词，要确定一个新词来表示一个科学部门正在处理的观念时，这种必然性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因此，逻辑和自然哲学都要使用连希腊人都不熟悉的术语，几何、音乐、语法也一样，它们有自己的语言习惯。甚至完全属于实践领域和世俗生活的修辞学手册，都要为了教育的目的而使用一种个别的、独特的措词。

人们经常感到难以给希腊词找到意思完全对应的拉丁词，但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寻找。拉丁语中找不到能比voluptas〔1〕更好地表达相应的希腊词的意思的词了。世上每一个懂拉丁文的人都会给这个词添上两个意思：心灵的快乐和身体的兴奋引起的快感。

我们同样不需要僵硬地规定，如果有人们比较熟悉的语词可以用来表达相同的意思，那么并非只能用一个语词来表达一个意思。这是一名笨拙的翻译者的办法。而确实，我自己的办法是，如果不能用一个词来表达希腊文用一个词表达的意思，那就用几个词来表达。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待遇，在没有现成的拉丁词可用的时候，就使用希腊词。

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

除了学习书本，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在其他方面的天赋根本无法与我们相比。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热忱，哪里能够找到如此坚强、伟大、诚实、忠心的灵魂，哪里能够找到拥有堪与我们祖先相比的各方面的优点的民族？希腊人在知识和文学的各个部门超过我们，因为在没有竞争的地方很容易获胜。

一旦这些研究向我们转移，我们将不再需要希腊图书馆，大批作家的写作使我们的图书馆拥有无数的书籍。许多人说过，希腊人想用书本塞满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这里也有大批作家进行这些研究，那么也会有这样的结果。

保存好你的书，别对我绝望，我能使它们成为我的书。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我会比克拉苏还要富有，也可以藐视任何人的庄园和牧场。

事实上，常规的编年史的记载本身使我们产生的兴趣很小，它就像历史事件的一个目录；而一名杰出政治家的不定的、多变的命运，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惊讶、悬念、兴奋、恼火、希望、恐惧。如果命运能以某种惊人的、圆满的结局告终，就能给心灵带来最大的满足，使心灵享受到一个读者所能享受的最完善的快乐。

我不怀疑某些人厌恶拉丁文的原因在于他们正好碰上了某些拙劣的作品，是希腊文的坏书的糟糕的拉丁译品。我不想和这些人争吵，除非他们也拒绝阅读主题相同的希腊作家的著作。如果论题高尚，文风精致、庄严、优雅，有谁不愿意读拉丁书籍？只有那些野心勃勃、彻头彻尾地推崇希腊文风的人不愿意读。

学习创造自我

通过获得学问和通过遵守祖先的习俗来使自己完善，无论如何都应当得到最高的荣誉。如果这两条通达智慧的道路只有一条可以选择，那么尽管过一种献身于学习最高尚技艺的安宁生活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更加快乐，但可以肯定政治家的生活更值得受到赞扬，更容易获得名望。

学习一门技艺不仅是掌握知识，而且也包括掌握技能。

年轻人为了赢得名声和显示能力而起诉，而这时候他们还不明白那些从来不起诉的人享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年纪较大，已经显示了力量和理智的人必须自觉约束我们的欲望，或者说我们绝不应当故意剥夺我们的这种自由，按照自己的选择引导我们的生活。

从前有些人在理论讨论中表现出娴熟的技艺，但人们发现他们在实践中一事无成；也还有其他一些人行动效率很高，但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却十分笨拙。

雕塑和绘画中也有某些完善的、卓越的东西，这是一种理智的型相，艺术家依据它来创造艺术品。但是这种型相并不对眼睛呈现，因此用耳朵我们只能接受型相的摹本，我们要用心灵感受完善的演讲术的型相。

我坚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美到不能被模仿它的东西超越，就好比面具是对脸孔的模仿。这种理想化的东西虽然不能被眼睛或耳朵察觉，也不能被其他感官察觉，但我们毕竟还能用心灵和想象来把握它。例如，斐狄亚斯〔2〕的雕像是我们见过的雕像中最完善的，我提到过的那些画像尽管很美，但我们还能想象其他更美的画像。伟大的雕塑家在创作朱庇特或密涅瓦的雕像时并不观看他的模特儿，而是在自己的心中有了精妙绝伦的美的景象。在创作时，他凝视着心中的美景，用心指引着他的艺术家之手，把美丽的神像塑造出来。

许多有造诣的研究希腊学问的学者不和他们的同胞交流学习心得，因为他们怀疑在教学中把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东西转化为拉丁语的可能性。然而，在文体方面，我相信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连有着丰富词汇的希腊人也不能超过我们。

我们学园派并不是那种思想游移不定、从来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原则的人。如果搁置一切推理的规则，甚至搁置一切生活的规则，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习惯，或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并非如此。但是其他有些学派认为有些事物是确定的，有些事物是不确定的。和他们不同，我们说有些事情是可能的，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将每一刻闲暇用来写作

根本不写和写得不如讲得好的原因绝不是一回事。有些演说家只是由于惰性而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作品，他们不愿意添加一项要在家里完成的任务，把他们在讲坛上的话写下来。当然了，大部分演说词是后来写的，不是写好以后拿去讲。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努力改善他们的风格（你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像写作一样有助于优秀的讲演），他们并不渴望后代能够牢牢地记住他们的技艺。他们满足于当时出名，并且认为，要是他们的作品不会落入评论者手中，那么他们的名气会更大。还有一些人不写作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讲的比写的好，才能杰出但训练不足的人经常有这种情况，就好比加尔巴。〔3〕

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我被卷入党争和危机的中心，我的全部时间都耗费在平息那些朝着我冲来的风潮，防止国家的毁灭。但无论政务多么繁忙，时间多么有限，我都会倾听学习的召唤。在防止敌人的出卖，完成我的朋友和我的政治义务对我的要求以后，剩下的每一刻闲暇我都会首先用来写作。

撰写历史应当从什么时期开始？我认为应当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因为关于那个时代已经有某种风格的记载，只是人们不再读它们。而人们宁可写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为的是能把他本人参与的那些事件包括在内。

人们很久以来就有一种愿望，或者倒不如说有一种要求，你应当写一部历史。因为人们想，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部门的学问中与希腊人一争高下了。我自己的看法是，你不仅对那些在学问中获得快乐的人的愿望负有这种义务，而且也对你的国家负有这种义务，为的是让这块你曾经拯救过的土地也能荣耀。因为我们国家的学问在历史上是有缺陷的，我本人明白这一点，也经常听你这样说。但是你肯定能够令人满意地弥补这个缺口，因为，至少你自己总是相信，学问的这个部门比其他任何部门都要更加接近演讲术。

人们对我近年来在较短时间内写了大量的著作有许多议论，评价各不相同。有些人对我突然对哲学产生这么大的热情感到好奇；有些人则急切地想要知道我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什么肯定的结论。我也注意到，还有许多人对我选择拥护这样一种在他们看来是剥夺这个世界的光明、使之陷入黑夜的哲学感到惊讶，对我竟然奋起捍卫一种已经被抛弃、长期被遗忘的思想体系感到困惑。

没有智慧的雄辩不会有任何帮助

开始学习演讲术的同时需要掌握许多知识，否则，演讲术就是空洞、可笑、杂乱的空话；然后要确立独特的风格，不仅要依靠对语词的选用，还要依靠对相同事物的排列；再次，对自然赋予人类的所有心灵的情感要有深刻的理解，因为演讲术的全部力量所起的作用就是平息或激发听众的感情。此外还应加上某些幽默、机敏、得体的绅士教养、向对手发起攻击时的镇定和言词的精炼，整个讲话都要拥有迷人的魅力和做到温文有礼。

经过长期的思考，在我看来，理性本身已经引导我得出这样一个首要的看法，没有雄辩的智慧能给国家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而没有智慧的雄辩一般说来极为有害，不会有任何帮助。因此，如果有人忽略学习哲学和道德修养——这是最高尚、最光荣的事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练习演讲，那么他的公民生活就被培育成对自己无用、对国家有害的东西。要是这个人用雄辩的武器装备自己，不是用来攻击他的国家的幸福，而是捍卫它，那么我想，他是一个最有用的公民，对他自己和国家的利益都是最忠诚的。

要是不能掌握所有重要的学问和这门技艺的知识，那么一个人确实不会成为十全十美的演说家。因为演讲术的美妙和圆满必然从知识中产生，除非演讲者完全掌握和理解了相关的知识，否则他在演讲中必定会显得空洞和幼稚。

我的私人事务使我如此忙碌，乃至于找不到足够的时间来投入学习，有幸得到的那一丁点儿闲暇，我通常又宁可花在哲学上。然而，盖乌斯·赫瑞纽斯，你的意愿却激励我写一本关于公共讲演的理论的书，省得你会以为在这件你所关心的事情上我缺乏兴趣或是想逃避辛劳。其实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想要学习修辞学，并且有着良好的基础，如果心灵拥有恰当的知识和经受严格的训练，那么在表达方面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能做到词汇丰富而又才思敏捷。

当我考虑国家大事，在心中回想那些古代的伟大城邦的灾难时，我看到没有任何灾难是雄辩家带来的；而另一方面，当我开始在文献记录中搜寻我们这代人还能记得起来的这个时期之前的事件时，我发现许多城市已经建立，众多战争的火焰已经熄灭，而最坚强的同盟和最神圣的友谊不仅要依靠理性来建立，而且也会在雄辩的帮助下变得比较容易。

雄辩就是以适宜说服听众的方式来讲话

演讲术事实上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伟大，它的源泉存在于多门技艺和学问的分支之中。

政治学的科学体系包括许多重要科目。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在技艺规则之上的雄辩，被他们称作修辞学。我不同意那些认为政治科学不需要雄辩的看法，也坚决不同意仅在修辞学家的力量和技巧的意义上理解雄辩。因此我们把演讲的能力划分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分。雄辩的功能似乎就是以适宜说服听众的方式来讲话，而它的目的就是用语言进行劝说。功能与目的之间的差别在于：讲到功能，我们考虑的是应当做什么；讲到目的，我们考虑的是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例如，我们说医生的功能是以一种适宜治疗的方式处理病人，而医生的目的则是通过治疗治好病。所以讲到演说家，我们可以理解功能和目的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他必须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他的功能，当我们说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他的目的。

在进行辩护的时候，心灵会用辩证法来进行战斗，用科学来区别真伪，也就是说，用技艺来理解每一陈述的后果以及相反的陈述。

演讲者的首要功能是提出论题，他的目标是想方设法使那些他希望加以说服的人信服，激发他们的情感。他用论证来产生信服。论证来自论题，论题要么包含在案例本身的事实中，要么从外部获得。论题是可以存放论证的地方。论证是获得信念的一种似乎有理的方法。

每当我想起那些地位最高、能力最强的天才，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考察：为什么这样的人比那些仅仅从事演说的人更应当在其他所有学问上取得成就。因为，你的心灵和思想无论朝着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卓越的事物，不仅有日常的技艺，而且也有这些几乎是最伟大的学问。

演说需要控制身体的仪态、姿势、面部表情和嗓音的变化。演员的表演和舞台对白自身就能完全表明表达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领域，几乎所有人都在努力规范表达方式、声音和肢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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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长期实践的演讲理论是无益的

缺乏长期实践的演讲理论几乎是无益的，由此你亦可以明白，我在这里提供的理论信条必须用于实践。

所有这些能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获得：理论、模仿、实践。所谓理论指的是一套规则，能够提供一种确定的方法和讲话的秩序。所谓模仿是指推动着我们按照某种研究过的方法去获得某些讲话模式的有效性。所谓实践就是勤奋地进行演讲训练，从中获取经验。

开题应用于演讲的六个部分：开场白（introduction）、陈述事实（statement of facts）、划分（division）、证明（proof）、驳斥（refutation）、结论（conclusion）。开场白是演讲的开始，借此引起听众的注意，让听众的心灵做好准备。叙述（narration）或对事实的陈述提出已经发生的或将会发生的事件。借助划分的方法我们可以明白这一事件与什么事情一致，与什么事情相反，并宣布我们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观点。证明是发表我们的论证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驳斥就是摧毁对手的论证。结论就是演讲的结束，是按照这门技艺的原则形成的。

在特定的案例中，为了能够采用比较恰当的开场白，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案例属于哪一类。案例有四种类型：高尚的（honourable）、可耻的（discreditable）、可疑的（doubtful）、微不足道的（petty）。一个案例被当作高尚的，那么此时我们要么是在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应当为之辩护的事情作辩护，要么是在攻击那些所有人似乎都会认为有责任加以攻击的东西，例如，当我们在为一位英雄辩护或者在起诉一名叛国者时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被当作可耻的，也就是那些不名誉事情处在攻击之下，或者某些不名誉的事情得到辩护。一个有疑问的案例就是部分高尚，部分可耻。一个微不足道的案例就是提出来的事情被人们认为不重要。

开场白有两种：一种称作开门见山（the direct opening），另一种是所谓巧妙的方法（subtle approach）。开门见山的开场白可以直截了当地吸引听众，使他们专心聆听演讲，对我们抱有善意，乐于接受我们的看法，倾向于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的案例属于有疑问的那种类型，那么我们的开场白应当开门见山，从而使得这个案例的可耻部分不至于使听众产生偏见。如果我们的案例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我们要设法引起听众的关注。如果我们的案例属于可耻的那种类型，那么除非我们有办法通过攻击我们的对手来赢得听众的善意，否则我们就必须使用所谓巧妙的方法。最后，如果我们的案例属于高尚的类型，那么我们既可以用开门见山的开场白，也可以不用。

声音质量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训练来获取

许多人说过，对演讲者来说，表达的能力用处最大，对于说服听众最有价值。在我看来，我不打算说在这五种能力〔4〕中有哪一种最重要，而只想大胆地肯定表达有着巨大的有用性。因为若无表达，娴熟的题材建构、优雅的文体、演讲各部分的精心布局、细密的记忆，等等，其独立的价值都不能得到体现。

表达包括声音质量（voice quality）和身体的动作（physical movement）。声音质量有其自身特点，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和训练来获取。它有三个方面：音量（volume）、稳定性（stability）、灵活性（flexibility）。音量主要是一种天赋，但后天的练习可以使音量增强，不过主要还是起维护作用。发音的稳定主要通过练习来获得；朗诵训练可以起一些作用，但主要还是起保护作用。发音的灵活性——在演讲中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语调的能力——主要通过朗诵训练获得。至于音量，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发音的稳定有关，因为它一方面是天赋的，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后天的教养习得，所以我们除了说应当向那些擅长这种技艺的人学习发音方法以外，提不出其他任何建议。

我们在演讲时要保持声音的稳定，在开场白中我们的发音要尽可能镇静。如果气管里充满剧烈迸发出来的声音，而又不能用柔软的语调来加以缓减，那么气管就会受到伤害。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嗓音，而不是长期不用——嗓音靠呼吸来更新，气管靠沉默来休息。在连续高声说话以后要松弛一下，转为平常说话的语调。因为，从练习的后果来看，你若在不经意间即可改用其他任何语调，那么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技巧。还有，我们必须避免刺耳的喊叫，过分尖锐颤抖的声音会伤害气管，圆润的发音也会由于一声吼叫而全部丧失。讲话结束时的深呼吸是适宜的，因为这样一来嗓子又变得温暖，发出各种语调的气管以及语音又会恢复原先那种单一连续的语调。

在开场白中使用镇定的语气有利于声音的稳定。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在开场白中使用高亢的语调更为不妥？短暂的停顿可以强化嗓音。暂停也可以使思想要点变得清晰，给听众留下时间思考。在连续使用高亢的语调后松弛下来可以保护嗓音，语调的多变也会给听众带来极大的快乐，因为娓娓动听的、谈话式的语调可以吸引听众，而高亢的语调更能激起听众的关注。尖锐的叫喊会伤害嗓音，也会使听众感到不悦，因为尖锐的喊声总是与某些卑劣的事情有关，女人可以尖声叫喊，而男人在演讲中尖声叫喊就会有损尊严。

品味使每一个论题都能表达得纯洁和清晰

一种恰当的、完美的文体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演讲者的目的，这样的文体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品味（taste）、艺术的创作（artistic composition）、特色（distinction）。品味使每一个论题都能表达得非常纯洁和清晰。品位又包括正确地写和说拉丁文（correct latinity），包括清澈（clarity）。

正确地说写拉丁语可以使语言保持纯洁，避免错误。会损坏拉丁语品质的语言错误有两种：语法错误（solecism）和不规范（barbarism）。如果在一句话中后面这个词与前面这个词不配，语法错误就发生了。如果语词说得不对，不规范的错误就发生了。

记忆有两类：一类是天然的；另一类是技艺的产物。天然的记忆就是埋藏在我们心里的记忆，与思想同时产生。人为的记忆是那些通过某种系统的训练和练习得以增强的记忆。但正如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天生的禀赋经常与习得的技能相匹配一样，技艺转过来又强化和发展了这种天赋的优点，在记忆的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力生来就特别强，那么他的天然的记忆经常与这种人为的记忆相仿；而反过来，这种人为的记忆又通过训练的方法得以保持和发展。因此，天然的记忆必须通过训练才能得到增强，变得格外优秀，而另一方面，这种通过训练得来的记忆也获得了天然的能力。这一例子比其他技艺更能说明知识在天赋能力的帮助下才能繁荣，而天赋能力的兴旺要靠技艺规则的帮助。

身体的动作包括对姿势（gesture）和风度（mien）的某些控制，从而使讲述的事情显得更为有理。面部表情应当显得稳重和有活力，所采取的姿势不应当由于过分雅致或粗俗而引人注目，免得给人留下我们是演员或雇工的印象。所以，规范身体动作的规则似乎必须与嗓音的各种语调相匹配。举例来说： （1）使用庄严的谈话语调，演讲者在讲话时必须保持身体的姿势，轻轻地移动他的右手，用手势表达一种与主题内容相应的情感——快乐、悲伤，或一种介于二者间的情感。（2）使用解释的谈话语调，我们的上身要略微前倾，当我们希望证明某个观点并吸引听众的注意时，这样的姿势当然就是距离听众最近的。（3）对于叙述的谈话语调，我刚才说过的使用庄严的谈话语调时采用的姿势对它也是适用的。（4）使用诙谐的谈话语调，我们应当用面部表情来表达某种快乐，但不必改变姿势。（5）对于持续的争论语调，我们可以使用快捷的手势、灵活的表情、热烈的眼神。（6）对于断续的争论语调，演讲者必须快速地挥动手臂，来回走动，偶尔也可跺跺右脚，同时眼睛紧盯着听众。（7）对于劝告的增强语调，适宜使用比较缓慢含蓄的手势，要么就采用持续的争论语调所用的手势。（8）对于哀婉动人的增强语调，我们必须拍大腿和捶脑门，但有的时候也可使用镇定的单一手势来表达悲哀和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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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在演讲发展的人没有理由抛弃希望

我现在要开始为你们塑造一位演说家，首先要发现他的能力范围。我要让他成为一个拥有某些知识的人，已经听过某些课，读过某些书。我要试着对他进行某些适当的训练，并对他的语音、体能、生动、流利下判断。如果我发现他能够达到最高水平，那么我不仅要鼓励他实现目标，而且会积极地请他这样做，只要我认为他的性格也是健全的。如果我看到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那么这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但若在做了这些尝试以后，他仍旧只能达到一般演讲者的水平，那么我会让他自己做决定，而不再为他多操心。如果最终证明他完全不适宜做一名职业演说家，或者说他不具备基本素质，那么我会建议他放弃当演说家的理想，去从事其他职业。

在演说家中，特别是在希腊演说家中，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人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在德谟斯提尼〔5〕的年代，有许多演说家获得巨大的荣誉，此前的那个时期亦如此，而在后来的各个时代，伟大的演说家也没有死绝。因此，那些热衷于在演讲中谋求发展的人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的希望或减少活动。我们一定不能对于成为最优秀的演说家感到绝望，在一项高尚的事业中，有许多人可以非常接近最优秀的。

让我们假定，哲学对于我们理想演说家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基本的，这一点以后会越来越清楚。哲学并非一切，但哲学可以帮助演说家，就像身体训练对演员有帮助一样（我们在比较事情大小时经常使用这个例子）。没有哲学，就不能以一种机智、雄辩的风格讨论各种宏大的主题，例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说，伯里克利超过其他演说家，因为他是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6〕的学生。

我承认，我的演说能力不是来自修辞学家的工作室，而是来自学园的广阔天地。那里确实是一个多样化的争论场所，而学园最先是由柏拉图用双脚踩出来的。他和其他哲学家在讨论中严厉地批判了演说家，而演说家也从中得到帮助——比如丰富的演讲风格，所谓演讲术的素材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但是演说家没有从哲学家那里得到法庭辩论的充分训练。他们把这件事留给了未开化的缪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法庭演讲受到哲学家的嘲笑和拒斥，从而使演讲者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帮助，但无论如何，这种演讲还是不怕少数人的厌恶和批判，带着夸夸其谈的外表和众多的格言自负地出现在大众面前。其结果就是，有学问的人缺乏说服民众的口才，而流利的演讲者由于缺乏健全的知识而变得粗俗。

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完善的口才

为了表达诸多重要思想，在风格上必须使用多样化的修饰，这在一定时候就包含那些被当作修辞学教师的人提供的独家教导。这样一来，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完善的口才，因为思想方面的训练是一门课，表达方面的训练是另一门课，而实际上我们从一组教师那里寻求事实方面的教导，从另一组教师那里寻求语言方面的教导。

有些演说家使用夸张的风格（grandiloqui）——要是我可以使用这个古词的话——表现出强大的思想能力和庄严的措词。他们的讲话铿锵有力，多才多艺，满腹经纶，威严庄重，受过良好的训练，善于激发和消除听众的情感。有些演说家使用一种古朴的、严峻的、粗犷的风格，但不使用固定的结构或圆周句。有些演说家使用平稳有序的句子结构，注重音调的抑扬顿挫。处于另一端的是一些平实的演说家，他们力求清楚明白地说明一切事情，但不强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风格朴素精练，没有任何修饰。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机智，故意不做修饰，就像那些未经训练、缺乏技艺的演讲者。有些人的风格虽然同样枯燥，但由于稍微使用了一些修饰而显得比较优雅，甚至活泼。

当然了，某些哲学家拥有一种华丽的风格，例如塞奥弗拉斯特〔7〕，由于他神奇而又华丽的语言得到他的名字，亚里士多德甚至可以向伊索克拉底〔8〕发起挑战，据说缪斯也曾用色诺芬的腔调说话，柏拉图的庄严与优雅可以轻而易举地位居一切作家或演说家之首，然而他们的风格缺乏演说家在公共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活力和刺激。他们的说话对象是学者，这些人的心灵他们宁可加以安抚，而不是给予激励；他们以这种方式谈论的主题不是激动人心的，引起争论的，他们的目的在于教导而不是捕获人心，不会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为了用他们的风格提供一点儿快乐而逾越某些界限。因此，很容易区别我们在本书中处理的雄辩和哲学家的风格。后者是温和的，学园式的，不必装备那些可以赢得大众青睐的语词或短语，也不必按照有韵律的环状结构去安排讲话，它的结构是松散的，其中没有愤怒、没有仇恨、没有残忍、没有怜悯、没有审慎，可以称之为一位纯洁的、有礼貌的少女。所以，它被称作谈话，而不是演说。一切谈话固然都是在讲话，但只有演说家的讲话才是演说这个专门名称所特指的。

成功的演讲具有支配人心的力量

赞美口才，指出演讲术的力量和它给那些拥有口才的人带来的荣誉，不是我当前的目的，这样做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不怕引来反对意见，我要大胆地肯定，无论口才是规则和理论的产物，还是依赖实践的技艺，还是依赖于天赋，它都是一种造诣，是一切造诣中最难达到的。我们说过，它由五个部分（即开题、排列、措词、行为、记忆。）组成，而它的每一部分都有权成为一门伟大的技艺。

希腊人对雄辩的口才充满热情，在这个方面长期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在这门活跃的雄辩术发展起来之前，希腊人已经发现了其他技艺，并且臻于成熟。阿提库斯，每当我想起希腊人，你们雅典人就会进入我的思绪，像灯塔一样闪闪发光。就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了演说家；就在这个地方，演讲术开始有了成文的记载。

这种风格的演说家是庄严巍峨、华丽多彩的，无疑拥有最伟大的力量。这个人满腹经纶、才华横溢，赢得各民族的敬仰，也使演讲在这个国家获得了最高地位。我指的是所有人敬仰和敬佩但却无法做到的这种演讲，它好像洪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这种演讲具有支配人心，使它们朝着任何可能的方向前进的力量。它一会儿倾注各种情感，一会儿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心；它植入各种新观念，把旧观念连根拔起。但这种风格与其他风格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一个人要是已经研究了朴素的、确定的风格，能够机智灵活地讲话，但还没有达到较高水准，而在这种风格中达到了完善的程度，那么他就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尽管不是最伟大的。他已经远离容易滑倒的地方，一旦站稳脚跟，他就永远不会再摔倒。

我希望的演说家是这样的：一听说他要演讲，人们就知道所有板凳都会坐满，法官的审判席上也是满的，庭吏忙碌着让人们就座，大批听众蜂拥而至，主审法官起立，宣布审判开始；演讲者站起来的时候全场安静下来，听众对他的讲话要么表示首肯，要么热烈鼓掌，演讲者想要他们笑的时候他们笑了，想要他们流泪的时候他们流泪了；此时只要远远一瞥，哪怕对案情一无所知，也能认出他的演说成功了，就像洛司基乌斯〔9〕上了舞台。

提供咨询意见的演说家以利益为目标是恰当的，他的全部演讲要定位于此。

拥有完善口才的人还应当把握逻辑学

没有哪一种演讲的优点在我们的演讲词中是找不到的，如果它们还不完善，那么至少也是尽了努力或者有所预示。我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我已经看清了我的目标。我现在不是在讨论自己，而是在讨论演讲术。在演讲术中，我对自己的工作还远远谈不上满意，这种工作如此讲究和困难，以至于我对德谟斯提尼也不满意。尽管他位于各种风格的演说家之首，但是仍旧并非总是能够令我的耳朵满意，耳朵是贪得无厌的，总是在呻吟着索取宏大的、无穷无尽的东西。

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耳朵渴望演讲类型的多样化，在各种风格中都展示多样性，无论我们自己多么渺小，我们已有的成就多么微不足道，但我们最先使民众对这种演讲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在我看来，拥有完善口才的人不仅应当拥有流畅丰富的语言能力，这是他的专门领地，而且还应当把握与演讲术相邻的逻辑学。尽管演讲是一回事，争论是另一回事，争论与演讲不同，但二者都与谈话有关。争论是逻辑家的功能，华丽地讲话是演说家的功能。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曾经给学生上课，指出过这两门技艺之间的差别。他握紧拳头说逻辑学就像拳头，然后张开，说演讲术就像手掌心。

我的建议是，被口才所能带来的荣耀吸引的人对这些后来的作者不能一无所知，而应当接受彻底的训练，既要掌握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又要掌握克律西波的新逻辑。

我们希望非常雄辩的这个人拥有给主题下定义的能力，但不需要像博学的哲学家一样在讨论中习惯于提出非常简洁密实的定义，而是更加清楚、更加圆满，在一定意义上更容易被普通人的判断和理智所接受。他要学会在需要时把主题中的“属”划分为确定的“种”，无一遗漏，也不会失之肤浅。

由于我们把刚才提到名字的这些人当作结构严密的散文的作者和发明者，所以它的起源就被发现了，现在我们必须寻找原因。这个原因如此明显，要是古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因，那么我会感到惊讶，尤其是因为他们会偶然地说出一些结构严密、有格律的句子来。而当这样的句子敲击人们的心灵和耳朵时，他们能够赞赏由此产生的令人愉悦的效果，我们可以认为古人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一般特点，再造他们自己的成功。

演讲和哲学有密切的同盟关系

一旦人们认识到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精心准备、精心阐述的演讲所具有的力量，演讲术的教师也就在顷刻间涌现了：林地尼的高尔吉亚、伽克敦的塞拉西马柯、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开奥斯的普罗狄科、埃利斯的希庇亚，全都在他们那个时代享有无上的荣耀。这些人和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其中肯定也有一些无知者，自称修辞学的教师，教人如何凭借演讲的力量，使较差的论证（这是他们的讲法）变得较好。与他们对立的是苏格拉底，他机智的论证使他很适宜驳斥他们的学说。从他丰富的讨论中产生了一群有学问的人，人们认为处理善与恶、人生与社会等问题的哲学就是由他们最先发现的，这种哲学与自然哲学有区别，自然哲学属于更早的一个时期。

布鲁图，我更加赞扬你的判断，你遵循各派哲学家，在他们的学说和教导中，逻辑讨论的方法和迷人、圆满的表达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逍遥学派和学园派的演讲习惯实际上绝不可能产生完善的演说家，但另一方面，离了它，完善的演说家也不能产生。斯多亚学派的演讲术对广大听众来说太密实，太紧凑，而他们在法庭和论坛上的用语又太自由散漫。你在哪里能够找到比柏拉图还要丰富多彩的作家？他们说，要是朱庇特会说希腊语，那么朱庇特也会用他的舌头讲话。你在哪里能够找到比亚里士多德更加生动的风格，比塞奥弗拉斯特更加迷人的魅力？有传闻说德谟斯提尼勤奋地阅读柏拉图，甚至有人说德谟斯提尼曾经是柏拉图的学生，从他的性格和用语的精致程度来看，这一点也很明显。事实上，德谟斯提尼本人在一封书信中的表白就是权威的见证。但是，他的风格，要是转移到哲学中去，就会显得太好战了，要是我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而他的风格要是转移到法庭上去，也会显得太平和。

我现在手头从事的研究并没有削弱我的演讲能力，而是增强了我的演讲能力。因为演讲和我追随的这种哲学体系有一种密切的同盟关系，演说家已经向学园派借用了一些东西，并以丰富流畅的演讲风格和修辞学的装饰手段作为补偿。情况就是这样，两个领域都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

哲学对一场圆满、丰富、能够吸引人的讨论来说是基本的，而哲学解释的主题在演讲中通常被处理得很模糊，例如宗教、死亡、爱国主义、善与恶、美德与邪恶、义务、痛苦、快乐，或者精神纷扰、错误等等。

心灵天生包含着能够度量一切声音的能力

我论证的是我的理想的演说家，不是我真实见过的演说家，我要回到我已经讲过的柏拉图的型相上来，尽管我们不能看见型相，但我们仍旧可以用心灵把握型相。我正在寻找的不是一个雄辩的“人”，也不是任何会死亡和腐朽的东西，而是绝对的本质，拥有这种本质使人成为雄辩的。它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抽象的雄辩，要看到它，我们只能用心灵的眼睛。

心灵接受了耳朵的信息，心灵自身包含着一种天生的、能够度量一切声音的能力。因此，它能够区别长音和短音，并且总是寻求完善与合乎比例：它能感到有些短语被缩短了，变得残缺不全，就好像这些短语受到了欺骗而没有履行它应尽的责职；它也能感到另外一些短语太长，超出了合理的界限，这样的短语会遭到耳朵的拒斥，因为过分比不足更加容易引起冒犯。同理，在诗歌的韵文中，确定的循环和格律可以通过耳朵的检验和思想者的观察被发现，而在散文中，循环和格律只能在相同本性的推动下被发现，当然了，时间上肯定要迟一些。

思想纲要在心灵中的形成并不快于语词开始汇集，作为世上最快捷事物的心灵会马上选配语词，使它们各就各位，由此产生格律。所有位于开始和中间的语词都应当看着结尾。演讲有时速度很快，有时速度很慢，有时稳步前进，所以你一开始就要考虑如何结束句子。散文的其他修饰手段都不会像格律这样，因为我们正在做的是和诗人一样的事情，但在散文中我们要避免与诗歌雷同。

我不能像农夫一样用新收的谷物报答你，因为我要检查一切新长成的东西，而干燥会使一切象征着丰盛的花朵枯萎。我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取出陈谷来报答你，它们躺在黑暗的地方，只有我有钥匙可以打开仓库的大门，找到它们。因此，我必须在未曾开垦的或荒芜的土地上播种，并且精心照料，使之有可能长出果实来报答你的仁慈；要是我的心灵也能像土地一样做出回应，那么在多年休闲之后一般来说会长出比较丰盛的果实。

我确实已经说明了怎样在各种类型的案例中寻找想法。我已经告诉你应当怎样配置这些类型才是恰当的。我已经揭示了表达的方法。我已经教导你怎样才能有个好记性。我已经解释了如何确保文体优雅的手段。如果我们遵循这些原则，那么我们的开题会非常敏捷，我们的配置会清晰有序，我们的表达会感人而又文雅，我们的记忆会长期可靠，我们的文体会鲜明动人。除此之外，修辞学没有别的内容。如果我们用勤奋的练习来补充这些理论教条，我们就能获得所有这些能力。

演讲中的技巧

修辞手法中第一种是拟声构词（onomatopoeia），一样事物没有名字或者有一个不恰当的名称，这种时候就需要由我们自己来确定一个适当的词，要么是为了模仿，要么是为了印象深刻。为了模仿，例如，我们的祖先说“roar”（咆哮声）、“bellow”（公牛的吼叫声）、“murmur”（低语声）、“hiss”（蛇的嘶嘶声、嘘声）；为了印象深刻，例如：“这头畜生攻击了共和国以后，这个国家的起初一片喧嚣（hullabaloo）。”这种手法要尽量少用，免得新造词的频繁出现引起人们的反感，但若偶尔恰当地使用，那么人们会感到新鲜而不会感到冒犯，从而给文体增加了特色。

转换称呼（antonomasia）或用代词指称（pronomination）就是在某个对象不能用它的专名加以称呼的时候使用某种外在的称号。比如，假定有人提起革拉古兄弟，他会说：“当然了，阿非利加努的孙子不会像这样行事！”又如，要是有人讲起他的对手，他会说：“陪审团，你们瞧，这个虚张声势的流氓在这里是怎样威胁我的。”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赞扬或批评的时候并非不优雅地用某些与身体形态、性格特点、外部环境有关的外在称号来代替确定的专名。

转喻（metonymy）是这样一种修辞手法，用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事物的名称或与之相关的表达法来表示某个事物，而不是用它的本名。好比在提到马其顿人的时候说：“长矛不会那么快就占领希腊”，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于高卢人，“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长矛不那么容易被赶出意大利”。或者用事情的原因来指代结果，或者用事情的结果来指代原因，好比我们把某种技艺称作懒惰的，因为它在人民中产生懒惰，或者说令人失去知觉的寒冷，因为寒冷使人失去知觉。内容可以用载体来指代，载体也可以用内容来指代，就好像有人想要给财富起个名字，就称它为金子、银子或象牙。

迂回（periphrasis）这种讲话方式就是曲折地表达一个简单的观念，比如：“西庇阿的预见摧毁了迦太基的力量。”在这里，如果讲话者不想对文体作修饰，那么他可以简单地说“西庇阿摧毁了迦太基”。

倒置（hyperbaton）就是用倒装（anastrophe）或互换（transposition）的方法颠倒词序。所谓倒装的例子有：“Hoc vobis deos immortals arbitror dedisse virtute pro vestra.”（“对此我把它视作不朽的诸神对你的恩赐，以奖赏你的美德。”）所谓互换的例子有：“Instabilis in istum plurimum fortuna valuit. Omnes invidiose eripuit bene vivendi casus facultates.”（“变化多端的命运女神对这个生灵实施了最大的权能。出于妒忌，他的所有生计都被夺走了。”）这种类型的互换不会使意思变得晦涩。

夸张（hyperbole）就是夸大真相的讲话方式，无论是为了强调事情的重要，还是为了削弱事情的重要。这种方式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在比较中使用。独立使用的例子有：“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就要用日出和日落来衡量我们庞大的帝国。”在比较中使用夸张既可以表示相同，也可以表示更加优越。表示相同的例子有：“他的身体像雪一样白，他的脸像火一样红。”表示更加优越的例子有：“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比蜜还要甜。”同类型的例子还有：“他的兵力如此强大，与之相比，太阳的光芒都黯然失色。”

举隅（synecdoche）发生在用部分喻指全体或者用全体喻指部分的时候。用部分喻指全体的例子有：“那些婚礼的笛声不是在提醒你他的婚姻吗？”在这里，整个结婚仪式是用一个象征，即笛声，来喻指的。用全体来喻指部分的例子，我们可以对一个用奢华的袍服或装饰品来炫耀自己的人说：“你向我们炫耀你的宝库，自夸你的富有。”

误用（catachresis）就是生硬地将语词用在不恰当的地方，比如：“人的权力是短的”、“小小的高度”、“人的长长的智慧”、“巨大的语言”、“从事小小的谈话”。很容易理解这些词在这里有相近的含义，但却不是同义词，它们的意义由于用法不准确而发生了转移。

比喻（metaphor）发生在把用于某个事物的语词移用到另一个事物，而由于相似性可以认为这种移用是正确的。使用比喻是为了创造一幅生动的精神图景，比如说“这场暴动用突如其来的恐怖唤醒了意大利”；也可以是为了简洁，比如说“最近抵达的这支部队突然抹去了这个国家”；也可以是为了避免猥亵，比如说“有谁的母亲会因为每天结婚而感到高兴”；也可以是为了夸大，比如说“人的悲伤和灾难都不能减轻这个畜生的敌意，也不能舒缓他可怕的残忍”；也可以是为了缩小，比如说“他吹牛说可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予巨大的帮助，但他只不过是在说风凉话”；也可以是为了修饰，比如说“总有一天，由于这些邪恶之徒而消退了的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会由于元老们的美德而再次到来”。有人说过，使用比喻必须加以约束，比喻和被喻的事物之间要有相似性，不能无限地、鲁莽地、仓促地跳跃到一个不相似的事物上去。

讽喻（allegory）是一种讲话的方式，有些是用语词来表现一件事，有些是用词意来表现一件事。讽喻有三个方面：比较、论证、对照。在使用这种讲话方式时把一些相同的比喻放在一起，这个时候讽喻就要通过比较来进行，比如说：“当狗在起着狼的作用时，请问，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牛群托付给什么样的看护者？”当比喻的相似性取自人、地方、物体，以彰显或削弱言说的对象时，讽喻就以论证的形式进行，比如，称德鲁苏斯为“革拉古兄弟的褪色了的再现”。讽喻也可以取自对照，比如嘲弄地把某人称作挥霍者和骄奢淫逸的吝啬鬼。基于对照的讽喻和基于比较的讽喻都可以通过比喻来进行论证。通过比较产生讽喻，比如“这个国王在说什么？说他是我们的阿伽门农，或者考虑到他的残忍，称他为我们的阿特柔斯？”出于对照产生讽喻，比如我们可以称某个殴打父亲的不孝之子为“埃涅阿斯”，称某个荒淫无耻的通奸犯为“希波吕特”。

成为一流的演说家

整个修辞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三部分：第一，演讲者的个人资源；第二，演讲；第三，问题。演讲者的个人资源包括素材（matter）和语言（language）。但是素材和语言都必须加以排列（arrangement）。尽管“开题”（invention）这个术语专门用于素材，“表达”（delivery）这个术语专门用于语言，但是排列虽然属于素材和语言，但却不能用于开题。与表达相联的还有嗓音、姿势、面部表情、一般的举止，所有这些都需要用到记忆。演讲分成四部分。其中两个部分，陈述事实和证明，用来建立案例；另外两个部分，绪言和结束语，用来影响听众的心灵。问题分成两部分：一是无限制的问题，我称之为论点（propositum）；另一是有限制的问题，我给它事例这个名称。

论证有两种：外在的证明，比如证人提供的证据；内在的论证，指那些内在于具体案例事实中的论证。

克拉苏的演讲总是充分准备，从容不迫，等待着听众的聆听与关注。他使用的每一句格言都是精心准备过的，因此人们对他的期待也很急迫。他的身体没有剧烈的运动，也没有频繁的跺脚，他的语言是激烈的，有时是愤怒的，带着正义的愤慨，他非常机智但始终保持尊严。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风格既华美又简洁。最后，在提起和参与争论方面他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几乎出现在各种类型的案例中，很早就得到人们的承认，成为第一流的演说家。

散文和诗歌都有材料和处理两方面的问题，所谓材料我指的是语词，而所谓处理我指的是语词的排列。这两个方面都有三个组成部分：在语词方面我们有比喻、新造、古词（因为我不需要提到在专门意义上使用的词）；语词排列这个名目下的主题有和谐、对称和格律。然而诗人在两方面都更加勤奋，在前一方面有着更大的自由，他们更加频繁、大胆地使用比喻，更加自由地使用古词和新词。但是格律就不一样了，他们在这方面受约束，乃至于必须遵循。然而我们可以察觉语词和格律在散文和诗歌中有巨大差别，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因此格律在散文中不像在韵文中那样显著，所谓散文中的格律并非总是产生于韵律，而是有时候也来自对称或语言的结构。

证据可以分为神的证据和人的证据。神的证据，例如神谕、占卜、预言，祭司、占卜官、预言家做出的回答；人的证据就是依据权威或人的喜好自愿或被迫说出来的观点，这种证据包括书面文件、誓言、许诺、发誓或受到拷问时做出的陈述。

内在的论证就是内在于事实本身的论证，例如定义、对照、相同或不同的事物、与事物本身及其对照一致或不一致的事物、作为与之相联系或相对立而存在的事物、所讨论的事物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的结果，亦即从原因中产生的事物、配置或者部分的类别、成分，亦即包含某些论证要素在内的作为先决条件的事物、事物的比较，亦即区分事物的大小或相同，在这一过程中，对事物的本质或能力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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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voluptas，名词，意为快乐、享受、满足、感官享受、快感。

〔2〕斐狄亚斯（Pheidias，公元前500－前417年），希腊著名雕塑家。

〔3〕加尔巴（Galba），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在《布鲁图》中对他的演讲风格有详细描述。

〔4〕西塞罗认为演讲者应当拥有开题（invention）、布局（arrangement）、文体（style）、记忆（memory）、表达（delivery）这五种能力。

〔5〕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38年），最伟大的古希腊演说家，有六十篇演说词留传至今。

〔6〕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前428年），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公元前480年赴雅典，提出心灵是本原的哲学观点。

〔7〕塞奥弗拉斯特，原名提尔塔姆Tyrtamus，后来亚里士多德为他改名。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是一个复合词，由神theos和讲话phrazo两个词合成。

〔8〕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约公元前436－前338年），古希腊修辞学家，雅典十大演说家之一。

〔9〕洛司基乌斯（Roscius），是西塞罗时代最著名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