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历史在发展，人们在不断地改造世界的同时，人类的认知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阅读历史，我们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几分闪烁，也许这正是史家们的难言之隐。而那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真像和历史疑问呢？有哪些史事被误读了呢？

《历史非常档案：揭秘历史背后的那些事儿》就是着眼于这类历史事件的一本书。本书收录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有研究价值和最被广泛关注的历史事件，内容涉及野史传奇、帝王身世、战争悬案、宫廷政变、神秘宝藏、历史奇案等。作者从文献资料、考古发现、民间传说、学术论证、最新观点等多种角度，全面详细地探讨悬案的来龙去脉，科学严谨地分析其成因，深入解读历史，力争给读者提供有关悬案最权威、最丰富、最全面的信息，用现代眼光揭开历史悬案。阅读此书，您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而且还可以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以历史为借鉴，据此推未来。

书中的历史秘闻或轶事对于特定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比如，为秦始皇所梦想追求的“不死仙药”竟然是野生猕猴桃、黄河花园口大决堤的策划竟然是德国人、在洋玩意儿众多的年代大清子民唯钟情于鸦片的原因、独得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最终没有称后、秦始皇或许并不是兵马俑的真正主人等等。

本书主要以人物为线索，向读者描绘出一副丰富生动的古代人物长卷，这些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人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婚姻，他们异于常人的癖好，都通过本书生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用黑色的眼睛，去发现彩色的历史；用轻松的方式，去讲述严肃的话题。本书以大众为阅读对象，所辑录的文章正说历史，注重通俗化与可读性，拒绝枯燥。将知识性、考证性、故事性、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阅读此书，跟随着作者的调查、考证和探索，透过那些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您犹如穿越时光隧道，走进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新奇、惊异，获得新知的刺激感不断产生，您好像感触到了历史那曾经跳动的脉搏和呼吸……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书籍，虽内容都是边角史料，但足以颠覆你的历史观。许多内容乍看似曾相识，但自己阅读又有意外收获。可“看”、可“用”、可“藏”，雅俗共赏，既可作为大众了解世界历史的普及读本，又可以作为大中学生的课外书籍，还可以成为专业人士进行教学研究的参考。

本书中的精彩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形象地描画出中国历史进程的轮廓。此外，本文动感现代的文笔、别出心裁的结构、突破陈规的解读和枝繁叶茂的细节，更增加了阅读的魅力。

这是一本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大众历史文化读物。本书通过发掘历史碎片，正解历史故事，解密历史档案，再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作品以通俗但饶有趣味的语言讲述了很多教科书中见不到的东西，让人耳目一新，或许得到一些有趣的启示。总之，作为一本历史普及读物，无论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普及还是弘扬爱国主义，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编者

2009.09.01

壹　非常秘密

秦始皇的“不死药”竟是野生猕猴桃

徐福渡海为秦始皇寻找不死药的传说，由来已久。日本方面有研究说，不死药名叫“千岁”，就出产在地处濑户内海的祝岛，更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它正在进行人工种植。

在中国和日本流传着一个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徐福为秦始皇求不死药而东渡的传奇。

徐福，在中国古籍中，是一个头脑聪明、胆大心细的骗子，因为当过“方士”，大概还是个早期化学家。秦始皇完成了他一统天下和建造长城的伟业，便开始憧憬不老不死的神奇。于是，徐福在公元前219年来到秦王的宫廷，声称《山海经》上面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就在东方海中。他愿意为秦王去那里取来不死之药。第一次东渡徐福并没有带回长生之药。他告诉始皇，东方的确有神药，但是神仙要三千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拦路，他要强弓劲弩射退大鱼。秦始皇全盘答应条件，助他再次东渡。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在东方“平原广泽之地”自立为王，再也不回来复命了。根据考证，徐福并非传说人物。1982年，更考证出他的故乡正是今天江苏省连云港郊外的徐阜村。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生疑，秦始皇何许人也？荆轲那样的职业刺客都死在他的手里，怎么会上徐福的大当？除非……除非他能让秦始皇相信东方真的有仙山，仙山上真的有不死药？

传说中的仙岛，倒并不全是虚妄，仙没有，岛是有的。按照日本的记载，徐福所说的就是日本的本州岛、四国、九州岛三岛。日本的文字史料中，对徐福的记载含糊不清。这也不能责怪日本人，因为徐福登陆的时代，日本还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呢！但是按照部分日本史学界人士的观点，徐福，就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神武天皇，他登陆日本的地点，便在日本的关西平原。“神武东征”横扫日本的传说就是基于徐福登陆日本，南征北战的事迹。

日本人的思维比较独特，因此他们在考证徐福问题的时候，想法也一样富有个性。他们通过分析古代墓葬遗骨证明，徐福东渡时期，日本关西近畿地区的居民平均身高骤然升高了5厘米，由此推断，这很可能是徐福和他的部属登陆后造成的局部人种改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日本科学家发现日本人的基因里，有1%来自中国云南地区，而日语训读发音（土语发音）也和云南纳西族的语音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徐福东渡，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根据中国方面的史籍记载，徐福要求的三千童男童女，秦始皇也没法一下子凑齐，这个时候，秦军刚巧征服了西南夷，于是秦始皇就下令这些被征服的部族提供所需要的童男童女。西南夷，就是现代云南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如果这些西南夷的后代借徐福东渡融入日本人种，带给日本人1%的云南基因便有据可循了。

在日本，有徐福传说的地方至少有20处，北到富士山所在的静冈，南到九州岛的熊野、鹿儿岛以及关西地区，它们都涉及两个主题：蓬莱和不死药。

秦始皇从来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若徐福全靠造谣生事，怎能骗得了这位精明过人的千古一帝？那可是统一六国的一代枭雄啊！就算是求药心切，徐福第一次的失败，难道不会引起他的怀疑？而徐福也很奇怪，如果他从来没有到过日本，他怎么知道一直往东航行就可以到达日本？而且依靠几千人加强弓劲弩的高技术兵器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他显然对日本有一定的了解。

假如日本真的一直是传说中的仙药产地，而且徐福善于花言巧语鼓吹一番，骗取秦始皇信任，再得到所需要的人员和装备，就比较符合逻辑了。否则，在生土上种花，要想让秦始皇拿出血本来，只怕更大的可能是忽悠掉自己的脑袋。

问题在于，古代日本真的有“不死药”存在吗？幸运的是，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日本“徐福会”理事重村定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这种神奇的不死药，不但存在，而且就出产在他的故乡祝岛，更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它依然留下了孑遗。

祝岛，地处濑户内海，在九州岛、本州岛、四国三岛环绕之间，人烟稀少。自古以来就流传，在它的深谷腹地有一种神奇的植物果实，俗名“窠窠”，日本古书中名为“千岁”，大小如核桃，汁浓，味甘。据说食用可保千年不死，即使闻一闻也可以增寿3年3个月。

19世纪末，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曾经慕名前往，经过艰苦工作，采到了“千岁”的标本，并欣喜若狂地给友人写信：“这是我最弥足珍贵的发现，它的价值无法形容。”在祝岛民间，还有用这种植物的枝条制作手杖的习惯，称为蓬莱杖。

如果“千岁”的传说曾经在当年传入中土，徐福家住东海之滨，听到它应该不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传说，加以附会，通过其他途径传入秦始皇耳朵里并非不可能，那么此时徐福就会极有说服力了。甚至，祝岛的人至今相信徐福曾经光顾过他们的岛屿，因为在海湾的岩石上，留有一副石刻的棋盘，当地人讲，就是徐福所留。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假说，那就是当年徐福为秦始皇寻找的不死药，很可能就是出产在祝岛的神奇之果——“千岁”——它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野生猕猴桃”。

鉴于秦始皇的老家，陕西秦岭一带就是野生猕猴桃的产地之一，这东西只怕皇上经常用它来开胃，……难怪徐福找到了“长生不死药”，也不敢归国了。

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竟因一个弥天大谎

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它盘踞在重峦叠嶂之间，蜿蜒在沙漠之上，气势磅礴，坚固雄伟，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权威人士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长墙，这道长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但今天的人们在感叹其浩大伟岸的同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出其背后的辛酸。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听起来颇为荒唐。

“亡秦者胡也”，万里长城因一句谎言而修。

一提到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们的印象里，长城与秦始皇有着不解的渊源，提到长城就不能不说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感的帝王。当上皇帝之后，他并没有因一统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忡忡。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农民起义从未间断。如何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病，这件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

大秦帝国在将新政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获得民众对大秦帝国的认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不断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点先是选择在秦国境内，试行一年之后，逐步推广到秦国以外的领地。始皇二十八年，他从咸阳出发，经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到达海边，又转经江苏、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阳，其行程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即便是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长得令人生畏。

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识受到很大冲击，思维方式也受到很大影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处于西部边陲，论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论发达程度，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与齐国等中原核心地带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虽然辛苦却也令秦始皇大开眼界，一种流行于齐地的方术吸引了他，使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方术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名为卢生的方士逐渐成为秦始皇的宠臣，他就是那位编造谎言引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主角。卢生原本燕人，虽然仅为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历史学家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的始作俑者都是卢生。

按理说，当时正值壮年的秦始皇不应该对生死问题有那么紧迫的危机感，但长生不老似乎与长治久安有着天然的关系。为了寻求不死药，秦始皇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物力，求仙、封禅无所不用其极，最为典型的是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却一去杳无音信。

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术之道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反而越来越大。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不过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袭击。这一次的打击更甚前次，当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这一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连京城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他内心的无奈与恐慌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急于想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和有关自身安危的确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派卢生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回来后，他对秦始皇大肆歌功颂德，吹拍溜须，言辞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人们的阿谀奉承，秦始皇已听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强烈渴望的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录图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秘密：“亡秦者胡也”。

一直渴望对手的秦始皇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打击的目标，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便要迅速释放。卢生一句搪塞责任的话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秦始皇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止辽东，绵延万里大规模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

胡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威胁，使得秦始皇如此兴师动众？

卢生所传“亡秦者胡也”中的“胡”为何人？他们对秦帝国的威胁究竟何在？秦始皇为何要下此血本豪赌明天？

秦时指的胡人，就是以后的匈奴。追溯历史渊源，匈奴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秦国而言，其早期的建国史堪称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中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

战国中后期，胡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令中原国家头疼不已。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革新武装，在与胡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又有所增强。匈奴首领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单于”是广大的意思，中原人习惯上将他们简称为单于。

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所处的形势险恶，他们西临大月氏，东接东胡，南面强秦，三面都有强敌存在，匈奴不敢轻举妄动。

按照当时的情势判断，如果秦帝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

他在庙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议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认为与匈奴交战有弊而无利，他分析双方的情势之后，给出了不可攻击匈奴的几条理由：

第一，匈奴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制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城池居住，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根本不怕攻击。

第二，攻击匈奴，大秦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派轻骑兵速战速决，粮草供应问题很难解决；而如果派辎重大兵压境，则部队的机动灵活程度受损，很可能追击不上匈奴。

第三，即便取胜匈奴，结果也是无利可图。匈奴地处蛮荒，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没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获的匈奴民众也不好驾驭，弄不好还是安全隐患。但若将他们杀掉，那更不是天下苍生和陛下所愿意看到的事。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劳师远征匈奴只会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没有实际收益，不利于秦国的长远发展。

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相当有见地，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

一晃6年过去了，中原的稳定并没有如期望中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胁反而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常常是莫名的，因为不知秦国的未来如何，因为无处发泄内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当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的图谶时，秦始皇的情绪为之一振，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时机到了，消除大秦帝国隐患的时机来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北击匈奴，秦帝国很可能会亡于日益壮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强悍的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

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

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

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12000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秦始皇修筑长城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长城功过万古评说，秦究竟因何而亡？

秦始皇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他所倾力打造的长城也是争议不断。关于长城的功过，或褒或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

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长城青睐有加，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家对此却并不苟同。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大明是修建长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终免不了被外族所灭的命运。

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朝兵部尚书刘焘对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说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其弱点显而易见。

清朝入关以后，决定不再修筑长城。康熙时，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继位，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使得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般的解释，我们权且一笑听之。但笑过之后不免疑惑，大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是谁灭亡了大秦帝国？

赵高三年搞垮大秦帝国的内幕

秦始皇病重，不能处理祭山川之事。于是，他派出了内政大臣蒙毅代替自己来行使此事。直到他死，蒙毅也没有回来。这是为什么呢？蒙毅本是大将蒙恬的弟弟，蒙恬为将军主攻伐，蒙毅为上卿主内政，位在李斯之上。秦始皇巡游，蒙毅始终跟随。可就在最后一次，他居然被秦始皇外派。这只是个偶然事件，但却使赵高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假设，如果蒙毅不走，接受遗诏的肯定是赵高、李斯与蒙毅。且不说蒙毅的政治觉悟，赵高想要谋害他的哥哥蒙恬，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

据此看来，秦始皇的遗诏本可以明示天下，而今天，我们只能假想这种光明了。假设蒙毅不离开秦始皇，假设扶苏不死，假设蒙恬不放兵权，秦帝国的历史必将改写。

但是，这道第一个皇帝的第一份遗诏居然走进了黑暗，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黑暗，并以雷霆之势冲向灭亡。

赵高登上秦帝国的舞台后，先是哄骗胡亥脱离朝政，疏远朝臣。他对胡亥说：“天子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不能常见人面。群臣不能见到您的面，是为神秘，天子就是神秘的代名词，所以称为‘朕’。”

胡亥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赵高独揽了朝中大权，朝臣怨声载道，然而无论如何都见不到神秘的胡亥。

接着，他又怂恿胡亥肆意纵乐，把秦始皇时的严刑苛法更推进一步。于是，法令诛罚日益严酷，群臣人人自危，文官想要逃跑，武将想要造反。

最后，他将秦室的宗亲全部剪除，他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都很怀疑，而诸公子都是您的兄长，大臣们又都是先帝时的臣子，您刚刚坐江山，还没有稳当，我很担心他们会搞鬼。”

胡亥惊讶，赵高立即让他安心：“全交由我处置。”

于是，赵高将秦始皇的12个公子和10个公主全部处死，秦始皇辛苦撒下的种子还没有长成大树，就被赵高一一砍断。想必秦始皇在地下肯定是咬牙切齿、怒目圆睁的。

在各地农民起义烽火连天时，帝国最伟大的将军纷纷被赵高弄死，蒙恬、章邯等，这些本可以暂时挽救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死在了赵高与胡亥的手里。由此，秦朝的中枢系统被破坏殆尽，等待秦朝的只有灭亡。

为了验证自己的努力，赵高玩起了指鹿为马的把戏，对其中敢指鹿为鹿的大臣一一打击，于是，群臣都对他恐惧不已，到了这种地步，胡亥也只能身不由己了。

秦始皇经营30多年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统一的江山，还有足以维持一个帝国的文臣武将，而赵高只用了3年时间就将这一切破坏掉。一个没有了臣子的帝国，已经不能称为帝国，支撑帝国的柱子早被赵高抽走了。

秦始皇死后才1年，帝国就烽火连天了。一方面是这些被压迫了很久的百姓武装从外部攻击这个帝国；另一方面赵高从内部挖掘这个帝国的地基，二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赵高在帝国的内部，不容易被清除；可百姓在外部，却能有效地预防他们“犯上”。秦始皇死后，帝国虽然危机四伏，但当时的情势也并非完全不可挽救。每一新任皇帝都会给百姓带来希望，新主继位，有着良好的政治的客观条件，只要统治政策略作调整，省刑轻徭，社会危机就会大大减缓。

让人可惜的是，我们那位二世皇帝胡亥像是很怕自己的皇位传给三世一样，他选择了肆意纵乐，在赵高的操纵下，他领着帝国迅速地走向深渊。

秦朝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到奇怪的朝代。历来略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对它的迅速强盛与迅速衰败震惊不已。就像是一只从森林里冲出来的威风凛凛的老虎，人们还没来得及欣赏它的雄伟风姿，老虎就突然倒地死掉了。事实上，秦朝的灭亡并非是短时间的事。这样一个大帝国即使有胡亥那样的人来折腾，凭借惯性，它也能走得更远。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一直激战了两年，秦帝国才宣告灭亡。

有人说，它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也有人说是因为它的军队的主力在南方，北方的造反大军才能屡屡得胜；还有人说，它的灭亡只不过是因为赵高和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

帝国未来的光明与黑暗只在一线间，可它是如何走向黑暗的？

关键是什么？

无疑，秦始皇是中华民族的伟人，至少是帝制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

第一，他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历史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第二，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留下的遗嘱并没有错，秦帝国以法立国，以法治国，走到他要死的那步时，已经举步维艰。秦始皇在最后的时刻，或许悟透了这一点。即使他没有悟透这一点，他把江山传给扶苏，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无可指摘的。秦朝疆域关键就在，这道遗诏能否顺利地实现他的想法和价值。

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赵高会篡改遗诏，而赵高之所以敢篡改遗诏，贪欲之心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对扶苏的态度。尤为关键的是，赵高太了解秦始皇与扶苏的一切。

对赵高篡改遗诏的事件，许多人都认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如果不是秦始皇把自己喜欢的小儿子胡亥带在身边，还有掌管印玺的赵高陪同，那么，沙丘政变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如果没有象征着皇帝权力的印玺，政变也不可能成功。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赵高曾经被蒙毅审查过，险些丧命，所以他对蒙氏成员怀着很大愤恨，借此机会来铲除蒙氏成员。这样的分析结果就给人一种感觉：沙丘政变只是赵高个人的心血来潮、机诈权变的结果。

但无论是李斯还是赵高，都知道扶苏与自己不是同路中人，扶苏的那一套俨然是把百姓全部当做好人来指导。许多年后，我们知道了牧民之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指斥不如指导。在李斯看来，倘若辅臣卖力，扶苏肯定能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治世帝王。但当他们看到秦始皇怒气冲冲地将扶苏赶到荒芜的上郡时，他们就不对这个储君抱有希望了，甚至都不想多看一眼，多想一想。赵高对扶苏的了解还不仅限于此，他曾对李斯说，扶苏孝心可鉴，父亲让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做。而对于蒙恬，赵高更是一语中的：他只听皇帝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给了赵高篡改诏书的勇气。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关键的，人心难测。一个人的性格并不可靠，人往往在危机来临时，会做出逆于平时的行为。赵高虽然对扶苏与蒙恬的性格了解，但这并非是他敢篡改诏书的最根本原因。

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的暗箱政治，这一政治形式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的始终。当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就跟赵高说：“这儿离咸阳还很远，不是一两天能赶到的。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开了，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倒不如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赶回咸阳再作处理。”

于是，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车门，放下窗帷子，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为了掩盖尸体发出的臭味，他们还特地买了一大批咸鱼，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都放一筐。就这样，车队周围的咸鱼气味，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如果我们假设，秦始皇死的消息被立即公布，扶苏还会自杀吗？

帝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暗箱政治的存在的合理性。君主集权专制，秉承上天旨意治理天下，无论是什么事都不希望百姓知晓。孔子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帝王的行事尽可能地少人知为最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稳定暂时的局势，但弊端显而易见。秦始皇的遗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游戏，参加游戏的第一个人偷偷地说给第二个人一句话，第二个人再把这句话传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最后一个人时，要他把那句话说出来，结果肯定不是第一个人说的那句。

这是一种信息的单方面传递，即使是没有恶意的传递都能发生问题，更何况是传递的人不怀好意呢！

事实上，秦始皇所创建的帝国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我们知道，在秦大一统前，中国是四分五裂的。也正是因为国家林立，疆域狭小，所以，任何一个君主，只要不是太昏庸，治理起国家来就并非是难事。在秦始皇之前，没有人能统治这么辽阔的疆域，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秦始皇心里没底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秦始皇对帝国未来（他死后）的走向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他吞并天下后，曾召集群臣说道：“古时五帝把位子禅让给别人，三王却是让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位置，诸位以为如何？我该怎么做？”

许多人都不敢应对，只有一人回答道：“五帝禅让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成了一个官职，三王玩继承是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秦始皇听了这一解释，就仰天长叹：“我德要比五帝高尚，我想玩禅让，诸位有什么人选吗（吾德出自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讲话的人嘲讽道：“陛下您行桀、纣之道，却想行五帝之禅，怎么可以呢？”

秦始皇险些就跳了起来，怒道：“你给我滚过来！敢说我是行桀、纣之道，解释给我听，如果不耐听，杀你！”

那人就慢慢解释道：“陛下您大兴土木，把各地美女都招进后宫，又在骊山累死人命无数，依我之见，天下苦您久矣，即使您真想禅让他人，弄得这样半残的天下，谁敢接受？”

秦始皇默然良久，叹息作罢。

记载于《说苑·至公》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秦始皇自己创建的大一统帝国面前，对未来江山之主的设计蓝图并没有展开。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述秦始皇遗嘱的前因后果，那就是，由于创建的帝国制度并没有达到十全十美的完善程度，尤其是在挑选继承人这方面，他更是没有经验，所以，秦朝由此走向死亡。

祸国殃民：荒唐皇帝汉灵帝如何亡国

汉灵帝（156-189）刘宏，东汉皇帝，公元168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

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口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自己，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宫中众常侍及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帝对他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勃海王刘恢，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你杀死。现在宋皇后和刘恢都到天帝那儿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灵帝被惊醒了，梦中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将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之状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灵帝终究没有听从许永的话。不过梦是心境的外显，可见在内心的深处他多少也有一些愧疚。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但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亭亭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灯下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不久王氏怀了孕，被晋封为美人。在汉朝宫廷妃媵制度里美人比贵人要低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之入骨，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愤怒难遏，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宦官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从此心生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因而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宦官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此时也显得无精打采，热衷的淫欲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市中有数枝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有几十枝丫，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灵帝到来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尊何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称制。何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并州牧董卓带兵入洛阳，诛杀了宫廷里全部的宦官，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为皇帝。不久何后与她的母亲舞阳君也被董卓逼迫而死。这时的汉朝实质上已经灭亡，汉献帝刘协成了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傀儡。一个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忽必烈东征日本为何失败

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要求或许是最苛烦的，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4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9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日本海盗利用高丽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但是高丽王室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宣战。他们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作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忽必烈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

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

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

忽必烈的征日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命令高丽人制造船只，运送他的军队横跨日本海，从日本列岛的最南端发起攻击。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1.5万人的军队和6000～8000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他们并不想参加这场战役），由大约7000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在现在的韩国釜山附近）出发，开往日本。蒙古军分乘300艘大船和四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

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岛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岛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器。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岛东岸的博德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人毫无招架之力。第一晚的战斗就使日本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但大自然为日本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往海上，直到风暴消退。否则，他们的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德撤退。一些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的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击成了碎片。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1.3万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蒙古人的远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回了老家，向忽必烈报告了这次惨败。

由于大汗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征服南宋的战役中，他无法腾出手来立即向日本人复仇。相反，1275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一个使团，由杜世忠和何文着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日本当局正因为最近的军事胜利而趾高气扬，并相信他们的神拯救了他们，于是把不幸的使节处死，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王朝的嫌隙。对蒙古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可恨的了。忽必烈决不能允许这样一种暴行逃过惩罚。但是，直到好几年后他才腾出手来再次兴兵讨伐日本。

13世纪70年代中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高丽，甚至把他们变成了征日战役中的帮手，尽管高丽人并不情愿这样做。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手法降伏日本人。他在别处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他的帝国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中亚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必须首先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人了。

明教与明朝是什么关系？大明国号之谜

朱元璋在凤阳老家种地的时候，对自己贫穷的生活是束手无策的。当瘟疫、旱灾和蝗灾来临时，他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死去，他家穷得连埋葬亲人的地方也没有，在哀伤之余，他埋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所以，当他做了三年游方僧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然而，汤和一封信让他明白：这个时代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竟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他在义军中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朱元璋也逐渐明白：有朝一日，他可以改变整个天下。

无论朱元璋后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对当年在社会底层的种种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自然会分外体恤百姓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再过他当年的日子，并非因为他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他的道德良心不允许他忘记过去。因此，朱元璋要使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他不用发明什么新的理论武器，民间世代流传的——不论是传说中所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教义里所描述的，各式各样理想社会的蓝图已经够诱人的了。而最能让朱元璋信服并愿意付诸实现的，就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刘伯温这些人当年不是随便出山的，他们作为儒者，不仅要帮助朱元璋夺天下，而且还希望借以实现他们的儒家理想。这些，最终都成了朱元璋的理论武器，他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各支文化的精神营养。那么，他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呢？

国号，也许是诠释一位开国皇帝政治理想最简捷的途径。在以往王朝的国号中，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有的国号也寄托了开国者的理想，比如元朝，其国号取自《周易》中“大哉乾元”这一句。这个顶天立地的“元”，不仅表明了元世祖的胸襟，也正是元朝最明显的特征——元朝疆域之辽阔，在中国历代皇朝中可谓空前绝后了。那么，明朝的“明”是什么意思，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实，人们很容易想到，明朝的“明”，来自于元朝末年的小明王。朱元璋最初投到郭子兴麾下，郭子兴的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后来，即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在大宋政权的旗号下先被封为吴国公，后又称吴王，在这期间他所用的年号都是大宋龙凤年号。“龙凤”，就是小明王韩林儿所用的年号。所以，明朝的“明”来自小明王的“明”，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为什么朱元璋抛弃了小明王，却要留下“明”字作为国号呢？那我们就首先说说，小明王的“明”字从何而来。

自唐朝以来，有那么一群又一群“吃菜事魔”的人，夜聚晓散，参拜着一个不为寻常人所知的“魔”。几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都希望摆脱现实的黑暗，他们祈求的是一个光明世界，在那里，人人相恤相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吃菜”就是吃素，那么这个“魔”是谁呢？就是明教崇拜的是光明之神。这个被称为“魔”的光明之神，与佛祖一样，也是外来的神，但它不像佛那样消极退让，因此为不满于现实的人提供了精神武器。对现实不满的人侍奉这个神，就是用他来组织民众、对抗政府。因而，他们一再被打入地下，只能夜聚晓散。为了保护自己，教众们用各种各样土生的以及外来的口号、形式装扮自己，但永远也不能改变与现实对抗、与官府对抗的本质。

小明王韩林儿本为韩山童之子，而韩山童则是元末活动于河南、河北一带的白莲教首领。《元史·顺帝本纪》记载：栾城人韩山童的祖父，曾以白莲会烧香惑众，遭到处罚后，被迁到广平府永年县去了。到了韩山童这一辈，他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及江淮一带的民众都翕然信从。与此同时，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也散布传言，说韩山童本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为中国主。于是，刘福通等聚众，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计划共同起兵造反。事情不慎泄露，地方官紧急搜捕，刘福通于是迅速起兵。韩山童被捕后，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往武安。

韩山童等人为了号召民众，还暗中雕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刻了“石人一眼，天下四反”几个字，埋在河道里，结果被修河民夫挖出来，民众大为惊诧，更加相信“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之说。韩山童等约定起兵，以红巾为标志，造反的队伍被称为“红巾军”或者“红军”，这就是元末的红巾大起义。

摩尼教经典在唐朝武则天统治时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我国。当时，明教先是传入了回鹘，并且在回鹘获得很高的地位。大唐朝廷为了笼络回鹘，不得不优待明教，加上唐朝本来对于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因而明教一度在唐朝很得势。后来，唐朝击败了回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摩尼教也遭到了严厉禁止。从此，明教的活动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组织。

后梁年间（公元907～923年），明教曾发动起义，但遭到镇压。后晋时（公元936～946年），明教又开始在民间秘密传播。北宋时，《二宗三际经》被编入《道藏》，明教一度广泛流传。但是，只要民间一遇水旱饥馑，百姓不满时，富有斗争精神的明教便会被利用来聚众造反，所以政府又不能不对它加以镇压。

红巾军以明教为起事的招牌，很自然要有一个现实的人来作为偶像，也就是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明王。但明王毕竟是神，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于是，为了增强号召力，义军又不得不给明王再加上一道光环，即称他为宋朝皇室之后——天下本是大宋的，只是后来被蒙古贵族夺去了。按照普通中原老百姓的理解，宋朝皇室之后有理由出来重掌天下。人们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不仅要消除阶级压迫，还应该消除民族压迫，于是，小明王就有了双重身份。

明王出世，战胜黑暗，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无疑，幸福生活是所有人向往的。世道越黑暗，幸福生活对穷苦老百姓的诱惑力就越强烈，他们迫切期盼明王出世。而在元朝，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则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统治者，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光明世界。所以，小明王又以大宋政权的旗号作为号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他们以此将各种反元势力和穷苦百姓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红巾军要壮大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小明王就成为最好的招牌。

红巾军大起义以白莲社为聚众手段，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汝、颖、蕲、黄诸州，进而蔓延到钟离、定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朱元璋作为僧人云游四方时，所到之地正是彭莹玉、杜遵道传教布道的地区，因此他也接触到了白莲教。

郭子兴、孙德崖等以白莲社烧香聚众，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濠州起兵。其时朱元璋已二十五岁，在走投无路之际投入红巾军就是很自然的了。郭子兴要增强自己的权威，就要借小明王的牌子，遥奉大宋小明王为主。郭子兴死后，大宋政权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他们都是小明王的部下。这样，朱元璋便与“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也因为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但是，为什么他直到建了国、当了皇帝后还离不开这个“明”字呢？

朱元璋的队伍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历史上，儒家学说多次与佛、道发生激烈冲突，邪神、杂教更是儒生们抨击的对象，摩尼教（明教）、白莲社这样的秘密宗教会社更为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前面我们讲过，刘伯温就强烈反对朱元璋在元旦时向韩林儿御座行礼。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么做固然有其用心所在，而在刘伯温看来，身为孔门弟子，凭什么要向一个“邪教教主”下拜！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此与红巾军本来所依托的明教、白莲社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也就是大宋龙凤十二年，朱元璋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就说，元末农民起义是“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倡言之妄诞，误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而且“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从这番言辞激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以前的兄弟们划清界限了。

也就是在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部将廖永忠将小明王韩林儿从徐州接到应天来。在瓜州渡江的时候，廖永忠凿沉小明王御座之船，韩林儿就稀里糊涂地淹死了。从此，朱元璋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的红巾军完全脱离关系了。

但是，朱元璋在称帝后却仍然将“明”字定为国号，那些儒生怎么会容忍拿这么一个与“邪教”渊源甚深的字作为国号呢？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原因：

一方面，朱元璋终究还是不能将反元起义的旧部人马一脚踢开，朱元璋军队及其归附者的主要成分是原红巾军将士，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投奔“明王”或者迎接“明王”出世，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抛弃原来的迷信思想。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失望，以“大明”立国，就回应了“明王出世”之说，暗示自己就是明王，地位无可取代。

另外一方面，面对儒生们，这个“明”字又有了另外一番解释：明，义为光明，分为日、月，合则为明。历朝统治者所遵行的正统祭礼，都有“大明”“朝日”“夕月”这样的祭礼，这就使得“明”这个国号看起来堂堂正正，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日月齐光。再者，按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之说，新朝建立在南方，南方属火，为祝融氏；北方属水，为玄冥氏。元起自北方，北方为水德，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正合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而且，朱元璋的姓氏，“朱”字也与祝融氏拉上了关系。朱姓本是从远古祝融氏而来。祝融，本是颛顼帝之子，是帝喾（kù）的火正，就是掌管火的官。在远古，管火可是很重要的职务，因为祝融为天下安定立了大功，就被另行划分为一个姓氏，这就是祝融氏的来由。祝融掌管火，火就是光明。明朝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为国号。为了宣扬朱元璋的大明王朝起自火德和火德之盛，明代的官私记载都对此大加渲染。《明实录》中对此一再加以夸大的记述描绘，民间的传说则越传越玄，总之，都是为了证明明朝乃是受命于天，兴于火德。

这一番附会真是说得有板有眼，明受于天命，合于五行，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作为国号，也得到了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的认可。

明朝建立以后，一再下令严禁白莲社，并将其写入《大明律》：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神佛，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此规定，为的是防止别人再借此来聚集民众，窥伺皇帝宝座，但白莲社还是在民间流传，并且仍有人声称“弥勒佛下世”，僭“明王”之号起而造反。这也正可看出朱元璋自己占据“明王”的位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韩林儿靠明教聚众造反，为什么自称“小明王”呢？作为皇帝，却被称为“小明王”，这是极不寻常的。前有大元，后有大明，这“小明王”的称呼是怎么来的，这中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明朝人认为，国号前面加大字始于元朝。前面说过，元朝国号称作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既然推倒了大元，继之者必然也要冠以大，因而称作“大明”。但反过来看，为什么韩林儿做皇帝却要称为“小明王”？既然朱元璋要建立大明国，“大明”二字就只能由朱元璋独享，韩林儿就不能不屈居于“小明王”的地位，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大明”天子。

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前一年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年号，但这个年号只有一个字，“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一个字做年号的。朱元璋身边有不少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不会连这点也不清楚。但，就是这一个字的年号，使朱元璋的来历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一年朱元璋仍然使用着大宋龙凤，也就是“小明王”的年号。不久，由于小明王被淹死，龙凤纪年便显得无所依附了。这时新朝还没有建立，当然新的年号也就无法建立。既然这时朱元璋是吴王，便索性以“吴”作为纪年。尽管这个年号有些不伦不类，但总算有了纪年的标志。“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两个词所表露出的正是当时政局风云变幻的痕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其中许多记载都是后来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精心编写的。“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些不合常理的字眼，值得人们玩味。

史上和绅死得最谈定

和绅得罪身死的前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出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资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绅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绅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绅兄弟：“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干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特别长于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绅去处理，和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的全面政治才华。这是和绅从政生涯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唯有和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满、汉文。此分颁给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历代被处死的贪污犯中，和绅的死是最谈定的一个。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绅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实上，对和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作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绅说，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止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关系沟通技巧外，和绅身上还有许多其它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和绅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拴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和绅还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万两白银，他规定每月1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万两。

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一大发明。

缘何咸丰在位时慈禧斗不过慈安

慈安皇太后，俗称东太后，简称慈安，死后谥为孝贞显皇后。

提起慈安，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慈禧。长期以来，慈安给人一种过于忠厚老实，缺乏政治才干，事事依赖慈禧的印象。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她成为中宫皇后的10年中间，清王朝遭遇了空前的外患内忧，使她在忧患中成熟，在忧患中增长阅历。在美女如云的皇宫，在多情的咸丰帝身边，能保持10荣宠不衰，除了凭借她本人的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作比较，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道，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

那么历史上的慈安太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还要从头说起。走上政坛，两个女人一台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请两位太后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后宫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的临终遗命，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制造矛盾的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多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日常朝政中的表现。有书记载，慈安“及与孝钦后（慈禧）垂帘听政，首简恭王入军机处。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臣工，咨访利弊，悉中款会”。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兴”。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发挥己长，励精图治，在朝内重用奕、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指慈安——笔者）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二、慈安端裕皇太后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三、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经17岁了，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由上可见，慈安皇太后不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决不糊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的震慑作用的。但是，天不假年，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戌时，慈安崩逝于钟粹宫，终年45岁。

李鸿章挨一枪换得白银1亿两

一件黄马褂，血染东瀛，让50万纽约人追捧，也让百年后的我们看清了李鸿章的真实面影……

黄马褂本来只是清代官服的一种。清昭连《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中说：“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干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为什么侍卫穿马褂？因为马褂衣长只及股，袖长至肘。行动起来利索。为什么后来唯独清朝能将“黄马褂”这个符号普及到“文武百官”？是因为满清好这个。说到底清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根据清官规定，三类人可以穿黄马褂：

第一类是皇帝出行时，各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随从，必须穿着黄色的马褂以壮行色。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职褂子”，没有花纹及图案。因为是因职而穿，所以离开工作岗位，或者不与皇帝同行时便不能穿。

第二类是皇帝狩猎校射时所赏赐的。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围褂子”，按规定只有跟随皇帝狩猎时才可以穿。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是可以被治罪的。

最后一种黄马褂是因特殊功勋而得到的奖赏。这种赏赐又称“武功褂子”，得赏的人可以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这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赐穿黄马褂”。据考证，这种赏赐方式在清初并不盛行，大概是在道光或咸丰以后才开始出现。特别在对太平军作战时候，赏赐了不少黄马褂给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有功者。后来慈禧太后把规矩给坏了。一次，慈禧太后一高兴，生生地将一件黄马褂赏赐给了为她开火车的司机。

李鸿章的这件黄马褂和这根三眼孔雀花翎故事非常多。当李鸿章过七十大寿时，“两宫赐寿，赏戴三眼花翎”。《异辞录》有一段话说：“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七十大寿这个时候，是李鸿章事业的颠峰，朝廷给他的荣誉和实惠，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

但是这一切因为一场战争刹那间被“拔去”和“褫去”了。

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光绪皇帝一气之下，给李鸿章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相当于现在的“行政记大过”“严重警告”处分。“戴罪立功”的李鸿章后来还是没打赢仗，黄海海战爆发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让人家从海陆两路夹击攻占了辽东，威胁京畿。

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派代表赴日本谈判，日本不予接待。1895年2月12日慈禧看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的东京来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2月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有一篇报道叫《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报道说：“李鸿章黄马褂被褫夺，算不上什么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可被视为大清朝廷力图以加强法纪来整合民心所用权术的一个范例。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本想弄明白如下事实，即为什么李鸿章在头天被任命为清军最高统帅，而次日甚至同日又被褫夺清国贵族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赋予清国臣民身着‘黄马褂’的权力，而这种‘黄马褂’据说是大清皇族专用服装，禁止非皇族人员穿用。这个矛盾的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熟悉清国人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指出，“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同时撤销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圣旨。虽然李只能穿他的普通官服，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清军统帅。如此看来，黄马褂的回收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警惕，在抗击日本军队时必须有上好的表现。如果成功了，他可以指望重获黄马褂的殊荣，这无疑将是对他丰功伟绩的最高奖赏；但如果失败了，等待着他的可能是割掉他的马尾辫子甚至砍掉脑袋。”

差一点掉脑袋的败将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和伊藤博文“媾和”谈判。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第三轮谈判结束过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然后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今天，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正殿内，有一个紫檀木制成的玻璃橱，玻璃橱中陈列着一件染满暗黑血迹的李鸿章黄马褂，应该就是马关的这件。

小山丰太郎用的可能是土枪吧，威力不够大。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73，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一颗子弹换回1亿两白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3亿两降到2亿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他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作调兵姿态，吓得日本不得不接受中国3000万两白银的“补偿”，放弃了辽东。毕竟日本打败清国后，自己也累得只剩一口气了。

李鸿章血染风采的这档子事儿，欧美的报纸都有实时的详细报道。李鸿章和“yellow jacket”（黄马褂）多次上了他们的版面。

他的黄马褂、三眼花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而且还有一股子血腥味，这些让西方读者浮想联翩：原来，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一个将军打败了，只要脱去他的黄马褂，就等于责罚了他。当黄马褂被重新还回，就意味着一个官员重新被信任。原来血袍可以“报国”。

袁世凯为称帝在新华门修厕所

袁世凯在闹帝制的时候，曾于新华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国会议员、国民党政府国史馆馆长刘成禺，曾写了《洪宪纪事诗本末》一书，书中记载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丑事。书成之后，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序。章氏读完后，说：“论载比较真实，诗也写得不错，但尚缺袁氏于新华宫门建厕所一事，应补入。”刘成禺对章氏提议甚为赞成，随即补咏一首：

休言麟定说公孙，鲁语能污帝阙尊。

蜡炬满前君莫笑，沛公入厕在鸿门。

章太炎读后，抚掌大笑曰好诗，遂提笔为刘氏之书作序。

袁世凯因何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厕所呢？说来荒唐可笑。

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组金碧辉煌的古代建筑群，殿宇重重，楼阁层层，巍峨庄严，这就是有名的北京紫禁城，又名“大内”，也就是中外驰名的故宫。其为世界上最优异、最辉煌、并最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东方格调的建筑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

北京原为元之都城，明太祖洪武初年，欲于此建都，修撰鲍频力谏而止，乃改大兴府为北平府，二年，立北平中书省，三年，封燕王。明成祖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言，谓：“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至此，乃以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在明成祖朱棣称帝的3年内，先后5次从南京、浙江、山西等9省移民几十万到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派泰宁侯陈主持北京宫殿的修建。其规模设计是以南京宫殿为蓝本，沿用元大都大内的旧址建造的，只是由北向南推移了近400米。皇宫建在北京古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南北为主，左右对称。

皇城的天坛建筑多采取圆形，而地坛的建筑多采取方形，其基本理念也来自于天圆地方，显然这种形制与古人的宇宙观有关。我国古人在观测天象时，把天空分为四大区域对星辰进行观测。其中把东方的星体想象为龙，西方想象为虎，南方想象为鸟，北方想象为龟蛇，这就是四象。明代北京宫城的北门称玄武门，玄武即龟蛇，其名即来自四象。

古人还把星空分成三个大区，分称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故宫之后以称紫禁城，即源自紫微垣一名。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以及端门，其名称起源也来自星象。《史记·天官书第五》在叙述太微垣时说：“太微，三光之庭。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所以故宫外朝东为文华殿，西为武英殿；北京内城的南门，东为崇文、西为宣武，这些名称和位置与《史记》所说均相合。在二十八宿中，昴宿与毕宿间称为天街，所以明清时期，天安门前的街道也称为天街。

修筑皇城时，由大江南北各省征调各种工匠和民夫到北京轮流服役，每次达10万人之多。这座建筑群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在明清两代，明朝有14个皇帝，清朝有10个皇帝，都先后居住于这座宫殿。

袁世凯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袁世凯即由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搬进了中南海，办公室设在了居仁堂。当其复辟帝制之决心难下之际，一面靠杨度、胡瑛、严复等组织筹安会，制造舆论，一面用迷信卜筮登基之吉凶。其子袁克定，因其欲当太子，亦极欲袁世凯登基，也设法鼓动袁，最后，袁终于下了登基的决心。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操纵的“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袁世凯，“劝进”袁称帝，参议院欣然接受委托，恭上了“总推戴书”，当日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附以半推半就的回文。次日，袁世凯发布申令，表示接受帝位。12月19日，袁称帝大典筹备处的招牌公开挂出。21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关于国体问题的文件，除法律规定者外，所有公私文电一律予以销毁。31日，大典筹备处通告，翌年改为“洪宪元年”。袁世凯还下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

袁世凯一宣布称帝，立即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反对，蔡锷首先于云南发难，接着，西南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把袁世凯搞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袁又求助于迷信。就在这时，袁之长子袁克定向袁举荐了一位山东的叫贾兴连的风水先生，说这人的风水看得如何如何好，袁世凯正因称帝后被举国上下攻击得内焦外困，便下旨召贾兴连入京，让其看明清两代皇城的气数。

很快，贾兴连便奉旨入京。

前文述过，袁世凯是个极爱风水阴阳的人，接触的风水阴阳先生也多，所以，他要亲自考察考察这位贾先生的本事是真还是假。

贾兴连被带进袁世凯的办公室。这个贾兴连果与其他风水先生不同，一般风水先生都是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鼻梁架铜腿圆片镜，而贾兴连却身穿西服革履，一副洋派。他不仅接了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衣钵，还上过西洋学校，懂得英文。赐坐之后，袁世凯说：“听说你看阴阳宅上很有些本事？”

跑江湖的大都爱夸海口，这个贾先生因系中西结合型，更与众不同了，虽然在大总统面前，却依然侃侃而谈，牛皮吹的面色不改，其大言不惭地说：“对堪舆之学有所研究，受过异人传授。”

袁世凯所见的多是传统式风水先生，对这个“现代派”的风水先生很感兴趣，遂道：“我想听你谈谈风水学。”

贾兴连说：“关于风水一学，以前叫做‘堪舆’，堪舆两字，最早出现于淮南王刘安所写的《淮南子》一书。这并不是说风水开始于此时，这个时候他除了提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之外，没再提出什么。而对天道也、地道也之说，还是别人的注解。接下来就是秦末汉初的黄石公传给了赤松子。黄石公是张良的老师。这位黄老先生传给赤松子的是《青囊经》。又是谁传给黄石公的呢？有说孔圣人的，有说周公的，还有说是黄帝的，这都是万流归宗吧，黄石公的《青囊经》又是根据什么写的？没人知晓。不过其中的干支及八卦符号，可以追溯到伏羲氏。赤松子得了《青囊经》又传给了谁？也无记载。辗转间到了晋朝，郭璞得到了此书。结果郭璞的一个学生把此书偷走了，还没读又被火烧了。这《青囊经》就羽化了。后人只从《郭璞传》中得知有这部《青囊经》的书，至于内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袁世凯听到此说：“清朝的蒋大鸿不是补撰了《青囊经》吗？”

贾兴连说：“不止清朝，唐朝的杨筠松也写了《青囊奥语》，似乎杨筠松也看到过《青囊经》一书。这是风水学渊源的一笔烂账。不过，自杨筠松之后，堪舆学的著作如雪片般出现。从《青囊经》《葬经》《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以及《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充斥书坊的风水书，不可不谓桃李满天下，可最后的结论还是不知祖宗是谁。若用最通俗的交代法，还是将堪舆学的始祖推给黄帝。我们的信史只能远溯到殷商时代，至于商朝以前的部分全由传说得知。其中经过一个大洪水时代。从黄帝时代到殷商中间到底经过多少年代，并无可信的证据。”

袁世凯听到此，打断贾兴连的话说：“有1000多年。”

贾兴连说：“那为史书记载，若根据命历序的说法，则少说也有40万年。我们并不能轻易断言，人类以前绝没有过比现在还进步的文明，说不定人类已经过了好几度的高度文明，又好几度毁在自己的文明之下，后又几度重新开始也未可知。试看古代传说的天子能御车游云，有什么羽盖云车，今在世界上不是也有了飞机吗。这种说法若是可能，则中国古来从天干地支八卦所发展出来的学术，包括风水一学，其来头就有头有脸了。”

袁世凯听得很感兴趣，也听得很认真，贾兴连继续侃道：“通常被我们称呼的‘风水’，按我多年所得，把风水术翻成现代化的字眼，应该叫‘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中国古代的风水，从内容说，应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讲究峦头形势，另一部分是讲究方位理气。峦头形势怎么解释，通俗地讲，就是追究与人类发生关系的水土结构，例如山川的形势或者建筑的结构。追究何种结构适合人类居住，什么结构能对人类有精神物质的帮助。而今的一些维新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些西方教育，就完全否定了自己祖先的遗产，心浮气躁地指责斥风水为神鬼荒诞学说，其实，有无神鬼尚待为研究的课题，而对含有磁场学说的风水，斥为荒诞更不应该。退一步说，古人若在毫无由来的条件下扯下了风水这么一个庞杂而深奥的大工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对风水一学，绝不能置于漫不经心的态度。”贾兴连谈到此，见袁世凯眯着眼极认真地听着，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维新以来，一些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教育，就认为中国的文化成就除了历史上杰出的文人著作，各朝代所遗留下的古迹、古董以及伟大的儒家思想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至于对风水学的看法，就更不以为然了。认为黄石公的《青囊经》，不过是秦末汉初的著作，杨筠松的《撼龙经》，不过是唐僖宗时代的产品。这些书的内容同外来文明，外来生物，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事实上，风水之学，既不始创于汉朝黄石公，也不始创唐朝的杨筠松，他们的著作，都是这套学问的体系和理论的进一步完整。”

袁世凯打断贾兴连的话说：“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有许多珍贵的文明遗产都不知来自何处。”

贾兴连说：“中国人治学的最大缺点是秘而不宣。10年前，我跟一位李先生看风水，那位李先生有一把自制的探穴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前无古人的探穴尺，这尺子是金属打造的。我随他到一面山坡地，这地上面有好多坟墓，其中有五个并排的小坟，另外两个是大坟，从坟的规模上，看出是大户人家的。会看风水的，都能从附近的山形水势知道此地是结穴之地，可真要点中正穴就不容易了。这些坟都是奔这穴而来的，可惜都点歪了。李先生要我用他的探穴尺探真穴所在。我按照他的指导，在两个大坟和四周几个地方都屡试不爽，最后，我走到五个小坟的矮墙，在矮墙上走了两步，一股强大的吸力，把我手中的尺柄吸了过去，这才是真穴所在。”说到这儿，贾兴连见袁世凯睁大了眼睛，听得十分入神，遂又道：“风水先生寻真穴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登山涉水不说，而且需要真确的眼力和判断力。没想到这个探穴尺，竟如此之神。我问李先生探穴尺如何打造，可惜他秘而不宣。”

贾兴连说到这儿，袁世凯急不可耐地说：“那个李先生现在哪里？”

贾兴连说：“3年前就死了。”

袁世凯又急急问：“那个探穴尺呢？”

贾兴连道：“也不知到了哪里。”又道：“中国的许多宝贵东西就这样失传了。”

袁世凯听了很泄气。又问了贾兴连几句就让他去看紫禁城的风水。

贾兴连一连看了3天，便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禀报了一番。说：紫禁城的布局，是按天上的星宿三垣安排的。星宿三垣为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中垣，又称紫微宫、紫宫，在北斗星的东北方，乃天帝居住之所。皇帝乃人间之帝，故也用了‘紫’字，皇宫又为禁地，故名‘紫禁城’。当初建宫时，天上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人们视为三座门，名为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为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紫禁城前也设了三座门，即端门，还有午门东西两侧的左掖门、右掖门。紫禁城的核心位置，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开始，经过内城正阳门，进入宫廷广场中华门，穿过广场，便是皇城的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承天门内有端门，端门内为午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东面是天坛，西面是山川坛（后改先农坛）。

进了午门，所有建筑都为对称排列。最中心的是前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三宫的干清宫、交泰殿和绅宁宫，每座大殿的蟠龙宝座，都坐落在中轴线上。“贾兴连又道：北京乃古幽燕之地，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为西接太行，东临碣石，巨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幽燕之地，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桂文襄谓幽燕之地，形胜甲天下，康山带海，有金汤之固。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扼尤着。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贾兴连说到此，稍停又道：明太祖克元都后，置北平布政司，曾亲策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如何？’翰林修撰鲍频说，‘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明遂建都南京。到了明成祖初年，龙潜于北平，奠安神鼎，乃建为北京，始称万世鸿基。明朝沸人岳文肃公正有《都城郊望》诗云，‘神鼎当年定蓟门，舆图遍览此方尊。天文析木三河近，王气全燕万古存。水绕郊畿襟带合，山环宫阙虎龙蹲。何须百二夸周汉？一统今归圣子孙。’明朝济南李攀龙有《帝京篇》，谓，燕京豪侠地，杯洒为君陈。双阙西山下，诸陵北海滨。蓟门行雨雪，黍谷变阳春。驺衍忉临碣，荆轲故入秦。黄金来骏马，白璧售佳人。定鼎还先帝，千年正紫宸。贾兴连摇头晃脑地说到这儿，面孔严肃地对袁克定说：紫禁城经元初建，又历经明清两代的修葺，其设计与结构，气足神圆，可保皇帝江山万代。唯有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正位之后，难免出现一些波折。

袁克定急问道：“有甚可救办法吗？”

贾兴连道：“办法是有，只要在新华宫左侧修建一个厕所，聚收秽气，问题便可解决。”

袁克定道：“在那里修厕所，实在不雅了。”

贾兴连道：“美雅之存在是表，而内在靠的是气，若气不旺美雅又如何？”说着，贾兴连举了陕西骊山的例子。贾兴连道：“陕西骊山风景幽美，是名胜之地，而这风景秀美之处却是一凶险之地。”贾兴连见袁克定听得认真，接着又说：“唐朝安史之乱以前，玄宗李隆基在骊山建了行宫，经常带着杨玉环女士前往洗澡宴乐，而这杨玉环又与安禄山不清楚，故以后几朝皇帝和大臣都把骊山与安禄山反叛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凶险之地。唐朝第十六任皇帝李湛不信，要到骊山去洗温泉澡，众朝臣群起进谏。有个叫张权舆的谏官，匍匐在朝堂上叩头说，‘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李湛不听，还是跑到骊山泡了一次温泉。哪知1年后，他竟被宦官宰掉，死时年仅18岁。当时朝臣们都说张权舆的话应验啦！”贾兴连说到此，稍停又道：“骊山美而有秽气，新华宫也美而有秽气，在新华门修厕所收的就是秽气。”

袁克定听得连连点头，便进“宫中”把将贾兴连看皇宫的气数向袁世凯禀报了一番，特别说到要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厕所一事。新华宫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刚刚下旨改名的，如今要在这富丽堂皇的宫门旁修个厕所，实在不太雅观。可他想到他自称帝后，反对之声浪四起，使自己内焦外困，为了皇图永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于是，袁氏便接受了贾兴连的建议，在贾的指导之下，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

厕所虽然修好了，可举国反袁的声浪愈加高涨。袁世凯终于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呜呼哀哉了。然其下旨在新华宫门修厕所的荒唐事，成了后人的笑料。

黄河花园口大决堤原是德国人策划的

1938年6月9日上午8时，随着几声巨响，滚滚黄河水夺堤而出。顿时，上百万人死于洪水，500万人流亡他乡……当时，沿陇海线积极西进的日军只得转向南京、安庆，沿江而上以攻武汉。而早已布防在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则逐次进行抵抗。直到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多月才攻占武汉。据敌方的报道：“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蒋介石实施以水代兵的计划后，密令程潜对外宣传为“敌机炸毁黄河堤”。但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即大白于天下，以致其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其实，建议黄河决口的是一个德国人：法肯豪森。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1966），德国陆军上将。1900年，法肯豪森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的英勇气概令法肯豪森感到震惊，而中国的文化更让他倾慕之至。从此，他的心里有了个中国情结。回国后，法肯豪森先后入参谋大学、柏林东方学院学习，并曾出任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武官。1930年，法肯豪森退休。1934年，法肯豪森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

1935年7月，法肯豪森奉命起草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为将来的中日战争构思战略框架。他先开门见山地将中日矛盾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接着，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认为领袖如无抵抗的意志，会影响人民抗日的决心。法肯豪森预测未来的中日战争：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华北即面临直接的危险。若中方不战而放弃，则纵贯南北的平汉、津浦铁路和连接的陇海铁路及沿线的重要城市开封、巩县、洛阳皆面临直接危险，黄河防线有被敌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而下的可能。

在海上，敌进入的路线有三：上海、乍浦和镇海，该三处俱在长江流域。敌如沿长江而上，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水路，抗战大局将无法收拾。因此，“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即南京，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如此，敌军必欲打通平汉线，由郑州直达武汉，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沧州、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万一敌军打到开封、郑州之时，法肯豪森建议：“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3年以后，中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按照法肯豪森的设想进行。

1938年，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国会中公开发表袒护日本的演说，并宣布承认“满洲国”。5月下旬，德国驻中国大使托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召回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7月8日，法肯豪森和20多名顾问被迫离开了中国。

回国后的法肯豪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国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陆军司令，后因涉嫌谋杀希特勒事件而被捕入狱。1966年死于柏林。

沉重打击中国领先地位的七次历史事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前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产生便不觉得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地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样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得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他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0年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是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费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像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费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得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朝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迁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习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它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地使日本成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笔者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郎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去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做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100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唯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贰　历史质疑

蜀后主刘禅并非庸劣之辈

刘禅并非凡下之主

一般人认为刘禅是庸劣之主，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确认。

第一，刘禅亲政后信小人远君子。但是，古代有哪个皇帝身边没有几个小人呢？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刘禅是个昏君，那显然就太不公道了。就是他老子——刘备身边也有小人，那个小人已被定型多年，名字叫法正。

第二，不战而降。当时的形势不得不让刘禅做出被后人抓住把柄的事情，要么彻底灭亡，要么苟且求活，他选择了后一种。但这也并不能说他就是个昏君，中国的皇帝不战而降的很多。当时，他跟不肯投降的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大臣都说要投降，你却仗血气之勇，想要让满城流血吗？”这样看来，刘禅还是一个仁君。

第三，忘恩负义。这一方面就要追溯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那个歇后语上了。还有，赵云从乱军中把刘禅救了出来，但后来在追谥前朝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时，偏偏忘了追谥赵云。这是大恩情，而刘禅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真是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事实却是，他不追谥赵云，其实是继承了他父亲刘备对赵云的待遇。刘备当时封将军的时候封了四个，他们分别是：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而赵云并未在其中，但后来，姜维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刘禅欣然接受，追谥了赵云。

第四，没心没肺。蜀国被司马昭灭掉后，刘禅作为亡国之君被带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以后，司马昭设宴招待他，而宴会上所演奏的音乐是蜀国的，舞伎跳的舞蹈也是蜀国的。但内容不怎么好，有点像当年韩信玩的四面楚歌。当时蜀国投降的大臣都痛哭流涕，可刘禅却谈笑自若。司马昭当时就跟旁边的人说，我还没有见过有人没心没肺到这个地步的呢！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此时的刘禅已为“鱼肉”，这种“没心没肺”未尝不是一种明哲保身。

由此看来，刘禅并非是人们印象中的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不但不是这样，如果遇到好的执政环境，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代英主。

刘备临死前，曾给刘禅留下一道遗诏，在这道遗诏中，刘备对刘禅说，丞相曾说你智量甚大，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忧愁的了。

知子莫如父，或者说，诸葛亮也不是那种拍马屁的人。他们说刘禅的智量甚大，总该不会是自欺欺人。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投降曹魏，称帝41年。其在位的时间，在三国时期所有的国君中是最长的。当时社会动乱，能执政如此之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的。或许有人会说，他当这么长时间皇帝，完全是诸葛亮的辅佐，可是，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皇帝，似难以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

如果不从时间上来讲，有这么几件事也可以证明刘禅非庸劣之辈。

魏国大将夏侯霸因遭到曹爽的株连而逃亡入蜀。他的父亲夏侯渊就是被蜀将黄忠所杀掉的，他能逃到蜀国来，足见其已是走投无路了。但刘禅在接见他时，却只淡淡地说：“你父亲是被反间计所杀，并非是我先人直接谋害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就让夏侯霸放下心来。

诸葛亮死后，安汉将军李邈上书，含沙射影地诋毁诸葛亮有不轨之心，他本以为这样做会迎合主忌权臣的心理。谁知刘禅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李邈处死。

同样是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立即就废除了丞相制度。然后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又任命费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职务和权力，一分为二，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我们现在无从得知，这到底是谁给他出的主意。但如果无法得知，那应该就是刘禅所为。试想，能做出这样一种政治安排的人难道会是庸劣之主吗？

既然刘禅不是庸劣之主，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什么迟迟不还政给刘禅呢？

难道是刘备的遗嘱中另有玄机？还是诸葛亮另有苦衷？

何以不交权？

诸葛亮从刘备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但这个烂摊子经过他几年的整治后开始出现了生机。而当初刘备托孤说得也很清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很显然，刘备表面上是告诉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辅佐刘禅你就辅佐，如果不能辅佐，你就取代他。当然，这纯粹是扯淡。首先，刘备知道刘禅可以辅佐；其次，诸葛亮不会做出取代刘禅帝位的事情来。

事情也正如刘备所说的那样，刘禅是个可以辅佐的人。但是，“辅佐”一词与“取代”完全是两回事，诸葛亮从刘备死后独揽大权一直到死，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权力。刘禅等于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才是真正的蜀国执政者。有人说，诸葛亮之所以不放下权力，是因为刘禅对朝政不熟。这又是无稽之谈了。首先，刘禅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太子教育，但跟随刘备多年，总有些耳濡目染，绝不至于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在朝政上一无是处。

任何一个帝王的治国经验都是在实践中得到的，诸葛亮不会笨到不知道这一点。他越是这样就越会让后人觉得他有私心，可诸葛亮的确没有私心，在刘备那样的人手下办事，如果有半点私心，早就被清除出去了。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直到死才把政权还给刘禅呢？大概有如下原因。

第一，诸葛亮的确是任重而道远，刘备战败而死，不仅仅是丢了一个荆州那么点代价。蜀国自刘备死后，人心不安，士兵数量急剧下降。这都是一个国家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诸葛亮的《出师表》里谈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这段话很有深意，诸葛亮自我解释了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他，因为他谨慎小心。此时的蜀国必须要由这样一位谨慎小心的人来主持，才能转危为安。所以，诸葛亮不敢放手。

第二，此时的蜀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出师表》也谈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可不是小题大做之人，他能这样说，就说明现实的确如此。当时，诸葛亮不但面临着“北边有曹魏，虎视眈眈；东边有孙吴，不怀好意”的外部压力，还有很让人担心的内部压力。

此时的蜀国，随着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先后去世而变得人才匮缺。三国时期，谁用人才，谁就能占据优势，诸葛亮当然深知这一点。而蜀汉政权的最主要问题就在于它内部的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所以诸葛亮成为辅臣后，一方面要处理好和刘禅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更要处理好自己与蜀汉政权当中他的同僚们——那些来自不同阵营、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集团利益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诸葛亮和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之间的严重分歧，最后导致李严被废。所以，诸葛亮无论如何是不能把政权交给刘禅的。

而李严的被废则成为刘备遗嘱破产的最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刘备的政治遗嘱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

终结：李严被废

也许，刘备让李严辅助诸葛亮共同辅佐刘禅本身就是一个错。李严是南阳人，曾经在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下面做官，干练精明，很得刘表和刘璋的信任，是一个老于世故、才能出众的官僚。

公元212年，刘备准备进攻成都，但军事实力不够。公元213年，刘璋派李严指挥驻扎在绵竹的各路军队，抵御刘备的进攻。谁想，这位一向以“忠心”著称的前线指挥官却率领军队和一些官员投降了刘备。刘备经过几次大战，最终攻占了成都。

李严的投降对刘备集团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李严得到刘备的信任是理所应当的。但这的确不是他成为刘备托孤大臣的主要原因。而真正让他成为辅臣的原因是他作为刘璋根据地的旧人这一身份，刘备为了笼络刘璋集团，扩大新建立的蜀汉政权的基础，只能对李严另眼相看。就在他死的前一年，他任命李严为尚书令，死时，又让李严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可是，他同时又让李严担任中都护，驻守永安。

也就是说，李严名义上是托孤大臣，但他最主要的职责是镇守边疆。从古到今，没有一个辅臣是在中央之外的。仅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对于后主刘禅的影响似乎都是间接的，从难以接近皇帝而言，李严确实是空有托孤虚名，并无照顾刘禅之实。

那么，是他不想照顾吗？是他真的不想有托孤实名吗？

当然不是。因为刘备根本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们看李严的官职，分别为光禄勋、中都护、尚书令。而诸葛亮的官职为丞相、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并在地方上还兼益州牧。

蜀国的政治制度是两汉的延续，中枢机要为三公九卿，其中丞相本为三公之一，而光禄勋却为九卿之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皇宫卫队长，那么，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与作为卫队长的李严，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李世民因何不杀武则天

自古以来美丽就是女人改变命运的重要资本。杨夫人看着女儿丰丽的小脸，也不禁开始动起重振家声的念头。她一有这个念头，整个杨氏家族就开始行动了。当时，杨氏一族至少有两三个姑娘都正当着太宗的妃嫔，这些人就开始在宫里宣传起武则天的美貌来。一来二去，当然就传到了唐太宗的耳朵里。唐太宗当时正是后宫寂寞，决定征召她进宫当才人。那正是：武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才人”是个什么称号呢？古代普通男子有妻有妾，皇宫里呢，当然也有高下贵贱之分。皇帝的嫡妻，也就是大老婆，叫皇后。在皇后之下，皇帝的小老婆们也就是妃嫔，也是分等级的，并且每个等级都有固定的员额。第一等叫妃，有4人，为一品；妃之下是二品的嫔，共9人；嫔之下，第三等是婕妤，9人；婕妤之下是四品的美人，也是9人；再往下就是第五品的才人，还是9个人。

进宫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很难说清楚。一方面，14岁的小姑娘，进宫就封为五品才人，确实是很荣耀的事情。另一方面，“后宫佳丽三千人”，皇帝身边的女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够得宠的人却寥寥无几，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中奖率很低啊。大部分妃嫔都是寂寥一生，出头的指望很小，所以一般的父母都不舍得让女儿去冒险。杨夫人虽有心让女儿改变命运，但事到临头还是难以割舍，听到这个消息后，日夜啼哭。但是武则天不是这么想，她觉得家里的生活前景很暗淡，如果进了宫，也许会有新的机会。大概是她父亲武士彟喜欢冒险的基因遗传给了她吧，她愿意去冒险。

就这样，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武则天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正式进入了宏伟壮丽的大唐宫殿。刚进宫的时候，唐太宗确实喜欢过她，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武媚娘”。透过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出，武则天在唐太宗心目中，就是可以随玩随丢的一个小玩意儿。喜欢了一段时间以后，军国大事一忙，太宗就把她丢到脑后去了。

狮子骢事件

狮子骢是一匹马的名字，由于鬈毛像狮子似的，所以叫做狮子骢。这匹马长得高大威猛，神骏异常，但是性子暴烈，没有人能驯得了它。唐太宗是个爱马之人，为此很是着急。

有一天，风和日丽的，唐太宗在一群妃嫔的拥簇之下来看马来了。这之中就有武则天，她进宫许久，还没引起皇帝的格外关注呢。太宗围着狮子骢转了一圈，不由得叹息：这真是一匹好马呀，可惜就是没人能驯得了。其他的妃嫔都默不作声，一片寂静。突然，武才人挺身而出，说：陛下，我能治服它！唐太宗吃了一惊。武则天款款地说道：不过，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铁鞭；第二，铁锤；第三，匕首。唐太宗说：这可不是驯马的东西啊，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啊？武则天笑道：陛下，这马如此暴烈，必须用特殊手段。我先用铁鞭抽它，如果它不服，我就用铁锤锤它脑袋，如果它还不服，我就一匕首捅了它。哎呀！唐太宗听了心里是哇凉哇凉的：面前这个娇弱如花的小姑娘，怎么说起话来这么狠呢！一时半会儿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会儿，太宗终于讷讷地说了一句：你真了不起。说完之后呢？这事儿就没了下文，既没有封官，也没有赏赐。可见，武则天在太宗面前的第一次表现以失败而告终。

李淳风预言女主武王

李淳风，陕西岐山人，公元602年生，公元670年卒。李淳风是个神秘人物，但历史上的确是实有其人。李淳风以《推背图》闻名，但他更是一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李淳风家世也神秘，《旧唐书》上说：“李淳风）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

公元622年，李淳风任秘阁郎中，奏请编新历，644年编成《甲子元历》，对后世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他还着有《法象志》，共7卷，论“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公元641年负担了编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总指导责任，为《晋书》亲自撰写了《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保存了古代天象变化及自然灾害史料。

唐太宗晚年的时候，宫外忽然开始流传“女主武王”的预言，说唐三代之后，当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本来是一个民间的流言，后来就传到宫廷里了，李世民听了这个话很难受。他秘密地把李淳风（时任太史令）召到宫里，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唐代的太史令管天文历法，相当于现在的占星术大师。李淳风说，臣夜观天象，发现有太白经天，这意味着有女主要兴起。又说，我经过一番推算，发现这个女人已经在陛下的宫里，是陛下的眷属。不出30年后，她就要取代陛下，代掌陛下的大好河山，而且还要诛杀李唐皇室的子孙。李世民听了非常紧张啊，说，那怎么办呢，既然预言和天象都一致了，就这样吧，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我要在宫里头清理清理，凡是姓武的、跟武沾边的我们都杀了算了。李淳风说，这可不大好啊。有一句话叫王者不死。上天既然派这么一个人下来，就会保护她，您恐怕轻易杀她不得，而且会殃及众多无辜，上天会怪罪的。退一步说，就算您把她杀了，上天的意思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他还会再派一个人来。这个人我刚刚说是陛下的眷属，已经在陛下的宫里了，现在是个成年人了，30年之后就是老年人了。老年人心地比较仁慈，可能对陛下的子孙会留有余地。如果您现在把她杀了，上天又生出一个新的人来，那这个人30年之后可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心狠，杀起陛下的子孙恐怕就毫不留情了，所以您还是别杀了吧。这是一个说法。

谁当了武则天的替死鬼？

《太平广记》还记载了一个更离奇的说法，说唐太宗在李淳风观星象之后，曾经让他到宫里指认一下这传言中的武王。李淳风说，陛下后宫的女人太多了，臣怕老眼昏花看不准。唐太宗说，这还不容易吗？马上就把宫人100人编成一队，先让李淳风看这个人在哪一队中。李淳风就指了一队。太宗说，这目标也太多啦，再细化一下！于是，又把这100人分成两组，各50人，李淳风又指出了一组。武则天就在这一组里。唐太宗觉得50人也还是太多了，让李淳风再明确一些，李淳风却说天机不可泄露，让唐太宗自己猜。唐太宗说这怎么猜呀！再说，也用不着那么费事，干脆，把这50人都杀掉算了。可是李淳风说这样违反天意，恐怕后果更加严重。最后唐太宗没有动手，但是，他由此存了一份防范之心。

他这一存杀心不要紧，有个人就当了替死鬼。谁呢？此人姓李名君羡，是玄武门的一员守将。玄武门是唐代长安城的正北门，扼守皇帝居住的大内，位置相当重要。唐太宗当年就是在玄武门设下伏兵，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再用武力逼迫父皇李渊退位，自己当上了皇帝。这个事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所以玄武门历来为人所重，它的守将都非常骁勇。

李君羡的岗位在玄武门，他的职位则是左武卫将军，这是唐代府兵制十六卫中左武卫的一员大将。有官有职，李君羡还有爵位，他的爵位是武连郡公。而他本人又是武安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武安市人。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已经四个“武”字了。这还不算，真正要他命的是他自己说的一句话。有一天，唐太宗很高兴，在宫内宴请武将开派对。酒酣耳热之际，太宗想活跃一下气氛，说，我们别这么闷头坐着，说说笑话，各自报上自己的小名，博大家一笑嘛。武将纷纷响应，报上小名，说得是千奇百怪。比如有的武将站起来说，臣小名和尚。再有的武将呢？说臣小名秃子。大家哈哈大笑。到了李君羡这儿，他说：“臣小名五娘子。”这下爆发出哄堂大笑。一个牛高马大、胡子拉碴的将军，小名竟叫五娘子，这可是个小女人的名字啊，太不协调了。大家都笑，可是有一个人却怎么也笑不起来。这人是谁呢？唐太宗啊。他心里打了一个激灵，突然想起了“女主武王”的预言。玄武门守将、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武安人五娘子，而且还是武将！他觉得这个人可能要谋反。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把李君羡给杀了。这下，唐太宗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事儿就算完了，没有再追究下去，武则天因此躲过了一劫。这事儿是真是假呢？这恐怕是武则天当皇帝前后造神运动的一个产物。她要宣传自己：我就是受命于天，王者不死。即便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我的名字都要呼之欲出了，还有人出来为我做替死鬼。为了坐实这件事，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还煞有介事地替李君羡平反。经过这么一番努力，神话终于流传开来，百姓也相信了武则天天生就是皇帝，这时候，武则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那么，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抛开这些神话不说，武则天在唐太宗一朝，处境究竟是怎样的呢？一言以蔽之：她在太宗一朝郁郁不得志。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进宫当才人，到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漫漫12年过去了，武则天已经由14岁的青涩少女长成了26岁的成熟少妇，她的职位还是才人，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杨贵妃终老日本了吗

杨贵妃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又叫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姿质丰艳，善于歌舞，通音律，有“羞花”之貌，传说杨玉环在御花园观赏牡丹时，百花失色，羞愧不及玉环美貌，遂闭上花瓣。“羞花”一词由此而来。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她被纳为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这时的杨贵妃只有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公元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公元745年，唐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第二年，队伍途经马嵬驿的时候，军队哗变，逼唐玄宗诛杀杨国忠和杨玉环。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赐杨贵妃自尽，时年杨玉环只有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是正史的记载。如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引杨贵妃被缢的史料更为详细：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仗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

不仅正史这样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冬，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他的好友陈鸿和王质也寓居该县。一天，他们游览仙游寺，谈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异常感慨，王质建议白居易以此为题写诗，白居易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陈鸿是位史学家，在写杨贵妃缢于马嵬驿一节时他是这样记叙道：杨国忠处后，“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仅袂掩面，使牵之而云，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

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杨贵妃不是自缢而死，而是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除此之外，也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说法。比如刘禹锡曾写过《马嵬行》一诗。他在诗中这样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然而，陈寅恪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杨贵妃没有自杀，而是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而且，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传闻。白居易的《长恨歌》中这样写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着》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关于杨贵妃的下落，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唐玄宗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甚至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杨贵妃并没有去日本，而是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然而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代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应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史料是比较翔实的，且已得到公认。但是，杨贵妃出逃当女道士和亡命日本的说法，也言之成理，证之有据，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切都有待于新的史料发掘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历史上真有杨门女将吗

据报载，曾统领欧洲盟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初访问中国，外事活动之余，他对中国方面安排他看的一出京剧《杨门女将》大惑不解，通过翻译，蒙翁提出质疑，认为女人当元帅不可能。中方工作人员年轻气盛，同时也因为对杨门女将故事深信不疑，遂回敬了一句：“怎么不可能，你们的女王不就是三军统帅吗？”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很显然，除了犯有外交礼仪上的错误以外，这位工作人员还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相信杨门女将于史有证，从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误区：

杨门女将系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及《杨家将》二书附会而来，主要人物有佘太君、王怀女、穆桂英等。这些人物中有的因为艺术形象塑造得好，深为老百姓所喜爱，但考诸正史，却都属“子虚乌有”。

为了说明《杨门女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杨家将”。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

第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继业有八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名杨延昭，又名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怀玉。

这些印象都可靠吗？

我们的看法是：

一、杨继业历史上真有其人，但民间盛传的他与潘仁美之间的恩恩怨怨却大多是假的，不妨以史为证。

《宋史·杨业传》：“杨业（杨继业），并州太原人。……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宋）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既而孤垒甚危，业劝其主继元降，以保生聚。继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业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避敌，当为诸公先！’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其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美即与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巳。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有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俯膺大恸，再率帐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极，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业与潘美（小说家笔下作“潘仁美”）并非有仇。陈家谷口逼杨业进军，后又将接应部队撤走的人是王而非潘美。按《宋史·王传》，王字秘权，开封浚仪人，其父王朴，曾任后周枢密使，因上筹边之策而名噪一时。王虽系名门之后，本人也有战功，但其为人“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坐除名，配隶金州”。

那位在小说家笔下坏透了顶的潘仁美（潘美）并没有那么坏，至少，他在陈家谷口并没有算计杨业，更没有像通俗小说或电视剧里所描写的那样，按兵不动，射杀杨七郎。倘若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也仅是因为他误信了王之言而已。

惟其如此，所以，宋太宗赵光义在事后处理参战人员时，仅把潘美降三级使用，而对负有主要责任的监军王则“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二、杨业共有七个儿子，而不是八个。

小说《杨家将》和电视剧《杨家将》中，杨业共有八个儿子，这也不完全对。据《宋史》记载，杨业共有七个儿子，他们是：

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

其中杨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一战殉国，其余六子，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

这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余皆善终。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三、杨六郎应为杨大郎，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在“杨家将”的传记中，杨府男性主角，除了老令公杨继业以外，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

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杨六郎者，杨大郎之谓也。他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他卒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史》上说他：“智勇善战。所得赏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

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宋史》记载，文广系杨延昭之子。他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北宋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宣抚陕西时“与语奇之”，曾把他收为部下，后又随狄青南征，最后官至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侯。

“杨家将”既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呢？

“杨门女将”纯属子虚。

中国古代虽然向有“男尊女卑”的传统，但女将女帅倒也并非没有。

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载：王莽新王朝天凤元年（公元14年），山东琅琊就出了个奇女子，此人名吕母，后来成为统领一方的女将军。《后汉书》上说：“吕母之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

吕母以后，有名的女将还有隋末唐初的平阳公主。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平阳公主逃到户县，散家财招纳南山的亡命之徒，得到好几百人以响应李渊。又派遣家奴马三宝招降义军领袖何潘仁，与他合兵一处，攻克户县。接着又陆续收降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人，连克周至、武功、始平等县。“勒兵七万，威振关中”。

李渊渡过黄河以后，平阳公主领精兵一万与李世民会师渭北，并开设幕府，俨然行军主师“分定京师，号‘娘子军’”。

这些都是见诸信史的。

十分遗憾的是，在小说和电视剧里轰轰烈烈的“杨门女将”，正史中却连点儿影子都没有。

《宋史·杨业传》中只收录杨业及其子延昭等七人，和其孙文广一人，并无一字提及女眷。

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烈女传》也会记载。

但我们仔细地查找了《宋史·烈女传》，该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是：

朱娥、张氏、彭列女、郝节娥、朱氏、崔氏、赵氏、丁氏、项氏、王氏二妇、徐氏、荣氏、何氏、董氏、谭氏、刘氏、张氏、师氏、陈堂妻、节妇廖氏、刘当可母、曾氏妇、王袤妻、涂端友妻、詹氏女、刘生妻、谢泌妻、谢枋得妻、王贞妇、赵淮妾、谭氏妇、吴中孚妻、吕仲洙女、林氏女、童氏女、韩氏女、王氏妇、刘仝子妻。

没有一个人出自杨门。

“杨门女将”纯属子虚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千万莫把文学当成历史。

吴三桂谋反乃是被康熙皇帝所逼

康熙年间的吴三桂，实力声望功业权势，尚可喜不能比，耿精忠更不能比，动则要从长计议，暂不动他为宜。云南苗蛮杂处，形势复杂，吴三桂长居此地，情况熟，底子厚，继续治理也不是坏事。另外，用八旗换防，路途遥远，复杂艰险得很。况且所有对吴三桂忠诚度的怀疑均系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贸然强行撤藩，恐不能令人心服。

讲得很有道理！可以说，绝大多数朝臣对马上撤吴，都是投了反对票的，包括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重臣显臣，只有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撤，但那时的大事件并非议会制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反对者多也没用。

康熙力排众议，大手一挥，撤藩之奏一律恩准，三藩同撤，马上行动！众臣愕然，这可是他们认为的下下策啊！吴三桂们更是愕然，绝没想到，当初的如意算盘，结果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怎么能这样？圣明何在？

谁让你们认识不到狡兔死的道理呢？这么多年了，还执迷不悟。就说你老吴，历来同类者，要么再占个自家独立山头，要么交出一切安当钓鱼公，有几个两头摆、走中间路线能成功的？明代沐家？毕竟是少数，何况条件还不一样，人家和皇上啥关系！

还想打小算盘？一般的皇上也就算了，可现在你们面对的可是那千年一帝，能不与众不同吗？

什么轻率冒进、意气用事、偏狭固执、独断专行，一样不少，都端出来让你们瞧瞧，不要以为咱康熙大帝只想做个高大全平面的人，他也渴望多层面、多棱角、有立体感的，这样更有魅力嘛。

只是这次，康熙大帝另一面表现得不是时候。军国大事岂能儿戏？他想得太单纯、太幼稚了，纯稚得让人不可理解，简直匪夷所思。

他对实际情况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更未静下心来设身处地感受一下三藩们的真实想法，迫切、冒进、固执、专断，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竟天真地以为，只要他的圣旨一到，他们马上会卷着铺盖回老家，困扰朝廷十几年的问题立刻就解决了。

也许有人会诘责，这分明是对康熙大帝的诬蔑之词，圣明之君岂会如此？史书上明确记载，康熙大帝曾经说过：“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怎么讲呢，这清史类的东西，一旦针对帝王，向来都是极尽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之能事，圣祖尤甚。

人家尚可喜，明明率先提出撤藩在前，大乱中至死未叛在后，对大清那个忠诚，日月可鉴也，怎能说蓄谋已久？再说吴三桂，前面分析了，哪有的事，就是狂贬他的清史书上，其实也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看，一切更加豁然也。

耿精忠暂且不提，且说吴三桂，接到皇上恩准撤藩的圣旨，简直当头挨了一棒，可想而知那是啥滋味。热血疆场上的出生入死、云贵高原上的苦心经营、荣华在手的富贵人生、权势在握的叱咤风云、昔日君主的皇恩浩荡、今日圣上的恩断义绝，等等，犹如过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内心翻江倒海、痛苦不解、委屈愤怒、犹豫彷徨。

手下那帮随着他西讨南征的铁杆文臣武将们，更是震惊愤慨！既然皇上如此绝情，干脆反了得了，咱兵精将勇，怕他啥？老吴本还在徘徊犹豫，今见部属们拥戴，反复衡量后，也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其实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别看朝廷现在话说得好，对撤藩工作也抓得紧，事无巨细，周密安排，力求给吴三桂们一个最温暖最舒适最可靠的安乐窝，可一旦真撤后，地盘没有了，兵权也无了，像吴三桂这等风云人物，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古往今来，政治上过河拆桥的事情太多了。

老吴有否此种想法，不得而知，反正决心已定时，他是自信满满的。比较一下，他以为自己文韬武略天下已无双，将士们又是百战之锐、忠心之辈，要是起兵无不从命；所据云南也是经营多年，地险财富；另有一批过去的老部下如现任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虽已调走，却可作为外应。

简说老吴的文武之才：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和卫朴，都是一时才俊，或文或武或文武双全；另外武有吴国贵、吴应期、马宝、王屏藩、张国柱、高得捷等，文有方光琛、刘茂遐（字玄初）等，个个顶呱呱。

再看朝廷，皇上年方二十，乳臭未干，不堪大任，过去平定中原的名将大都凋零，剩下的及新起的一代岂是他的对手？其实老吴主观了点，事后也证实，康熙是没啥大本事，可清军新一代统帅有厉害的角儿，八旗依然很强，绿营同样不弱。另外，他也忘了，时间如果让人家凋零，自己与老部下们十一年来不也要走同样的路吗？

还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满汉之争。明亡清兴至今不过三十年，大陆抗清之火被扑灭也只在九年前（1664年），汉人的故国之思岂能说忘就忘？就连做汉奸已很久的吴三桂，手下不也有胸怀反清复明之士？他的女婿、臂膀之一胡国柱就是。

而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之争，不仅让三藩内部凝聚力更强，也是日后大乱爆发初期，虽然发动者是为人所不齿的昔日背叛者，大江南北的汉人响应者仍众的原因之所在。

切入正题。这边吴三桂们真的开始磨刀霍霍了，而康熙那边却还浑然不知，全力做着撤藩的前期准备工作，好几万人呢，漫漫长路，线路怎么走，沿途怎么接待，到目的地后又怎么安置，浩大的工程啊。

康熙忙得不亦乐乎，其间有很多专门御批，足以体现他对撤藩之事的重视与对被撤之众的关切，但从他的着眼点来看，倒能明确一个真相。

原来他忙了半天，没有一件触及假如吴三桂们有啥异常如何防范的问题，虽然《圣祖实录》之类书上有不少事后弥补这方面不足的大帝语录及其他相关言辞，但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当时朝廷哪怕有一点实际举措的证据。

这也侧证了康熙当初决定三藩同撤时，想的就是那么简单，认为圣旨一到，一切OK，大臣们想这想那，还分几步走，纯粹多虑。什么“撤亦反，不撤亦反”，事后遁词也。

吴三桂们谋反之箭已在弦上，岂能不发？经过一番精心谋划，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终于正式反了！

老吴也从此进入了人生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他前不见古人后不知是否有来者的奇诡人生也至此奠定。

大清子民为何钟情于鸦片

八股文、小脚女人、鸦片，近代中国三大陋习。三大陋习中，八股与缠足乃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鸦片属于完整意义上的舶来品。鸦片起先是药品，后来在中外人民的“集体智慧”下，演变成天朝上下的最爱。在此前后，英国人往天朝输入过钢琴、饭叉、睡衣、玻璃、钟表甚至上帝等各种洋玩意儿，但天朝人民并不怎么接受：1674年，英国商人来华，流泪赔本大甩卖，只卖了11匹布；1699年，英国的毛织品来华，东印度公司大班发现，没有中国人想买它；刀子、钟表，赔本能卖出去一些；钢琴、刀叉，赔大本也没有人买；至于睡衣、睡帽，更卖不出去了……

按有些中国学者的解释，英国商品卖不出手，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但是这些学者解释不了，为什么对于鸦片，天朝人民就没有天然抵抗力了。相反，天朝人民热烈拥抱鸦片！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并不禁烟，因为英国臣民并没有迷上这玩意儿。鸦片战争前后，每年流入英国本土300箱鸦片，成为城市中下层阶级的麻醉剂。但是英国政府及民众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因为面对众多酒鬼，几个鸦片鬼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当中国鸦片正泛滥的时候，英国的海岸缉私队也没闲着，50艘快船6000名缉私队员在英伦三岛周围忙着禁酒呢。在白酒与鸦片面前，英国人选择的是前者，中国人选择的是后者。而日本，与中国同样的条件下，也没有拥抱鸦片。所以，鸦片应该还有一个民族偏好因素在内，这是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的。难道说，鸦片，天朝人民就爱这一口？

近代中国到底出了多少烟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黄仁宇先生说过，中国向来缺少数字化管理，所以我们只能像民间百姓分萝卜那样撮堆算：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中国有1250万人在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认为有400万人；1881年，赫德估计为200万人；1890年，有人提出为1500万；1906年，有人提出为2000万。不管具体多少吧，估计天朝百姓与鸦片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国的诗词中，甚至把鸦片称作相思草。天朝人民相信一种传说：印度在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男女捆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的鲜血流出，浇灌给罂粟。也许，这是天朝人民为自己离不开鸦片所想象出来的最佳理由吧。当然，鸦片有诸多好处，治病祛痛这是众所周知的，精神迷醉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人把它当作睡觉的催眠药、采花时的春药、延年益寿的长寿药。甚至有人认为，鸦片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除了以上原因外，鸦片在中国的风行，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天朝人民后来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凡是能种鸦片的地方，都种了。鸦片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薯和玉米：鸦片生产的利润极高，鸦片的产值和利润远高于一般经济作物，比红薯、玉米、棉花等强多了；种植鸦片的劳动强度相对来讲比较小，妇男老幼皆能干；鸦片具有货币功能，而且能够保值，这种货币，除了不会贬值外，携带起来还方便、安全，所以旅行者和商人宁愿带着鸦片上路而不愿意直接携带容易引人注目、吸引歹徒的钱银，甚至天朝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也往往携带鸦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费用。

我发现，中国某些学者在涉及这些层面时都小心翼翼，有些学者干脆违背市场规律，说什么鸦片与其他商品不同，不是由需求决定供应的。这种怪论之所以能出来，我估计跟学者的移情有关。也就是说，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浸入其中，把自己整成爱新觉罗家的后代了。这些后代估计没看过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续记》。书中主人公鲁滨孙在续记里已经是商人身份了，曾经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而他在中国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贩卖鸦片：“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狠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笛福这个小说家，做过生意，办过报纸，住过监狱，做过记者。正是生意破产后，他才拿起了笔，而且做生意的时候只去过欧洲，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来过中国。但是，他的小说里已经反映天朝人民喜欢鸦片——需求决定供应了，所以在笛福笔下，中国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当然可悲了，英国送来恁多西洋玩意儿，中国人却独独爱上了鸦片！中国政府禁教能成功，禁鸦片却愣是禁不住！

鸦片来自罂粟，而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它的原产地到底在哪儿，至今众说纷纭。好多人偏向于认定原产地在希腊。不管在哪儿吧，但首产地不在天朝，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花朵惊人的美丽，果实惊人的丑陋——坚硬的黑色小球球。谁也想不到，这丑陋的果实，能迷醉整个天朝！

人类最初发现罂粟医学价值的，是公元前5世纪西方医学祖师希腊人郗保克拉底斯。制造鸦片的罂粟，中国唐代（7世纪）的文献中就出现过。至于划破罂粟壳提取纯的汁浆加以炼制成鸦片的方法，最早见于王玺1488年的《医林集要》中，他做过20年的甘肃总督。马士猜测，在那里他同回教徒接触，可能学到阿拉伯的工艺和制造。16世纪，李挺的《医学入门》也描述了同样的制作鸦片的方法。在他的书中，给鸦片起名叫“阿芙蓉”，据说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从阿拉伯语中的鸦片一词音译过来的。于是，中国对鸦片有了两种称呼，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叫鸦片；从阿拉伯语过来的，叫阿芙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鸦片，这个让天朝大触霉头的药品，倒堪称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见证，而交流的桥梁，仍然是全世界文明的使者——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西方，同时，不经意间把鸦片传到了中国。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对阿拉伯人作任何的道德谴责。因为长期以来，鸦片在中国，只是药铺里默默无闻的一种药材。一句话，人家传播过来的是切菜刀，你要愣用它杀人或者自杀，就是自己的事儿了。

澳门葡萄牙人1589年的一份《陆饷货物税则例》显示，那时的鸦片是作为药材进口的：“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时。”据说有人化验过万历（1573-1620）皇帝的骨头，发现里面有吗啡，证明他是吃鸦片的。有人考证过，这个传说大半属假，但即使是真的，也顶多是一种个例。总之，养在药铺人未识，几百年里，鸦片没有成为中国百姓的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因为鸦片很臭，特别是某些晒制的办法让鸦片有一种尿液发酵后的味道。这种味道，挡住了不少人。因为不管是像服金丹那样直接吞食，还是和其它药煎汤服饮，没有点喜欢喝尿或者逐臭的情趣与偏好，一般人是不会尝食这种玩意儿的，所以，鸦片还不至于成为公害。直到一种绝妙的吸食方法传遍神州大地，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躺在烟榻上拿着烟枪就着烟灯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的那种场景。

这种享受的极致，也就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发明出来。马士说：“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人民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吸食，不但把鸦片的尿味给逼跑了，反而让鸦片发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儿！

当然，吸食法在中国，应该有个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一、初级阶段是水管吸食法，水中溶入鸦片吸之，有说此种吸食方法乃波斯人发明的，有说是印度人发明的，如何传入中国，有两种说法：一说，荷兰人从它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带到了台湾，台湾又传到了大陆。一说，元世祖忽必烈远征印度带回的战利品之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为止，人家印度人食用鸦片的方法仍然是将鸦片放在饮料中，或者直接吞服，发明吸食方法的屎盆子似乎不能扣人家印度人头上！

二、中级阶段是就灯吸食法的发明，也是两种说法：一说，李圭的《鸦片事略》载，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为膏，镶土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几年流行各省，其至开馆卖烟”。看李圭的意思，就灯吸食，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具体是谁发明，不得而知。一说，据徐珂的《清稗类钞》，乾隆年间，粤东巨富家一个小寡妇，为守节做了尼姑。但由于寂寞与苦闷，小寡妇瘫痪了，娘家亲戚多为巨富，一亲友乃是十三行行商，给小寡妇送来了下列小东西：西洋人玩的竹棍一枝，花露水瓶一个，舞会上的玻璃灯一具，还有一盒鸦片膏。小尼闲来无事，点着灯，用头上的簪子挑了鸦片膏在灯上烧，又用竹棍点了鸦片膏顶破玻璃瓶就着灯烧……就这么玩来玩去，竟然玩出了名堂：她闻到了香味，发明了烟枪吸食方法的雏形。更关键的是，多日吸食，她的瘫痪竟然好了。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一里传十里，十里传百里。

三、高级阶段是烟枪吸食法。谁第一个发明烟枪的，不得而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朝人民在有关鸦片的营销观念、工艺制作和享受情趣方面发挥到了极致：专门制作鸦片膏的作坊出来了；烟灯很快有了名牌的，比如太谷灯与胶州灯；烟枪更是品种繁多，既有供给穷人的工艺简单、实用的陶竹制品，又有供给富人的工艺复杂的镶金镶银制品；烟榻比“贵妃”牌沙发也差不到哪里去，旁边还立个点烟的男妾或者女妾，烟大爷、烟二奶们千姿百态。这种境况，跟天朝在整个国际上的状态与形象倒是比较符合的：自得其乐，自我陶醉！据天朝一个烟鬼交待，烟后是如此的舒服：“其气芬芳，其味清甜……短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增，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鸦片啊鸦片，为什么大清人民就那么爱你呢？

孝庄是否用“美人计”诱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是明朝的重臣，以蓟辽总督率兵援辽，朝中文武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松山城破之后，洪承畴及其部将祖大乐被俘。皇太极派席赖、查塔、钟古、商吉图等前往松山，谕请围困松山的皇太极长子、多罗郡王豪格，代善的孙子、多罗郡王阿达礼，努尔哈赤的十五子、多罗贝勒多铎等说，松山所获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之弟祖大乐，可送入盛京；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如不降，可处死；祖大名、祖大成放入锦州。于是，豪格、阿达礼等对被俘人员以不同的待遇：将洪承畴、祖大乐两人送往沈阳；对明朝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先进行劝降，遭到拒绝以后，当即把他们就地处死，其下部将100余人、士兵3000余人，也全部被杀害；将祖大寿的另外两个弟弟游击祖大名、祖大成，却放回锦州，实际是让他们去做祖大寿的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皇太极很有心计，同时也说明他虽然比较宽厚，但对汉人的屠杀也是十分残酷的。被俘明将仅洪承畴、祖大乐送沈阳。祖大乐是祖大寿的弟弟，为争取祖大寿，自然要保护；而洪承畴是明朝重臣，加以文韬武略闻名，如能争取洪承畴归顺清廷，对清朝以后形势发展将起重大作用。

洪承畴于三月到沈阳以后，据说被幽禁在大清门左边旧有的三官庙内，距宫门很近。清廷一再劝降，洪承畴坚决不降。劝降的满将见洪承畴怒目而视，死不开口，就举刀欲杀承畴，他竟“延颈承刃，始终不屈”。那么，洪承畴后来为什么投降呢？史书说法不一，据《清朝全史》上记载：

汲修主人（礼亲王）谈太宗襟度有曰：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即承畴），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言不休。太宗乃命诸文臣劝勉之，洪一语不答。太宗乃亲至洪之馆，解貂裘而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太宗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太宗大悦，即日赏赍无算，陈百戏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仅一羁囚，何待之重乎？”太宗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竟欲何为乎？”众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众乃服。

据《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

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着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这两处所说的一个共同点是，洪承畴被俘之初，确实坚决不降。其他史料，也证明这一点。《明季北略》里说他被俘后，不屈，命之跪，承畴曰：“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

朝鲜的王子李写的《沈馆录》里也说，清廷无奈，就把他“拘锁北馆”，不给饭吃，“只给菽水喝”，想用虐待的办法来消磨他的意志。然而洪承畴并不惧怕，反而以绝食相抗，“米浆不入口者七日”，不过仍然是“求死不得”。《清朝全史》和《清史稿》里所说的洪承畴降清的关键之举，都是由于皇太极亲自去看他，并把自己的貂裘亲手给洪承畴披上，洪承畴受到感动，才归顺了清朝。应当说洪承畴从坚决不降到决定降清，是皇太极招降政策的结果。皇太极为此费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比较有作为的汉臣，如范文程、张存仁，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洪承畴也从皇太极的礼贤下士和宽广胸怀中，看到清朝有可能成功，而明朝的腐败已很难重振基业，这大概也是洪承畴决心降清的原因之一。至于民间广泛流传着洪承畴的降清，是由于皇太极的爱妃博尔济吉特氏做工作的结果，似乎并无根据。《清史演义》中第十回里关于洪承畴降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桩好色的奇癖。这日正幽在别室，他是立意待死，毫无他念，到了巳牌，红日满窗，几明室净。听门外叮当一声，开去了锁，半扉渐辟，进来了一个青年美妇，袅袅婷婷地走近前来，顿觉一种异香扑入鼻中。承畴不由得抬头一望，但见这美妇真是绝色，髻云高拥，鬟凤低垂，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更有一双纤纤玉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手中捧着一把玉壶，映着柔荑，格外洁白。承畴暗讶不已，正是胡思乱想，那美妇樱口半开，瓠犀微启，轻轻的呼出“将军”二字。承畴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轻轻的应了一声。这一声相应，引出那美妇问长道短，先把承畴被掳的情形，问了一遍。承畴约略相告。随后美妇又问起承畴家眷，知承畴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却佯作凄惶的情状，一双俏眼，含泪两眶，顿令承畴思家心动，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美妇又设词劝慰，随即提起玉壶，令承畴喝饮。承畴此时，已觉口渴，又被她美色所迷，便张开嘴喝了数口，把味一辨，乃是参汤。美妇知已入彀，索性与他畅说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怜将军而来。将军今日死，于国无益，于家有害。”承畴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难道真个降清不成？”美妇道：“实告将军，我家皇帝，并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屡次投书，与明议和，怎奈明帝轻信邪言，屡与此地反对，因此，常要打仗。今请将军暂时降顺，为我家皇帝主持和议，两下息争，一面请将军作一密书，报知明帝，说是身在满洲，心在本国。现在明朝内乱相寻，闻知将军为国调停，断不至与将军家属为难。那时家也保了，国也报了，将来两国议和，将军在此固可，回国亦可，岂不是两全之计么？”这一席话，说得承畴心悦诚服，不由得叹息道：“语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这般举动否？”美妇道：“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复提起玉壶，与承畴喝了数口，令承畴说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地出去。这美妇便是太宗最宠爱的庄妃。因闻承畴不肯投降，她在太宗前毛遂自荐，不料她竟劝降承畴，立了一个大大的功劳。

《清史演义》这个记述，在民间广泛流传。但审阅有关洪承畴降清的所有能看到的史料，绝无“演义”中记述的这些内容。“演义”属小说类，情节可以根据作者爱憎进行编造，本不足信。显然，这些编述的目的，在贬低洪承畴和贬损庄妃。

事实上，庄妃是不可能独自一人去看望洪承畴的，起码会有宫女随从；而且，沈阳的清宫院落不是很大，皇太极住的清宁宫，与庄妃所住宫室在一个院落，庄妃的一举一动其他嫔妃也能看得到。皇太极为顾及自己的颜面，也不会同意庄妃去用“美人计”说降洪承畴，这是一般常识。况且，《清史演义》在讲这个内容的第一句话就是：“原来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一桩好色的奇癖。”这话自然是丑化洪承畴的。实际上，洪承畴在个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并没有什么风流之举。庄妃说降洪承畴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庄妃聪明贤慧，为皇太极出了劝降洪承畴的主意，倒还是有可能的。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微妙的关系

西太后、义和团与外国公使夫人，是三个不能同时相容的东西。西太后信任义和团之时，就是公使夫人们受难之日，在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使馆的枪炮声里，夫人们不惟提心吊胆，有的还丢了丈夫，有的受了伤。反过来，当西太后跟公使夫人握手言欢的时候，义和团就被镇压得呜呼哀哉，不死的不是逃奔他乡，就是改换门庭做了洋教的教民，而教民恰是当年他们拼了命要杀的主儿。

按常理，西太后跟义和团与公使夫人都应该搭不上界。于前者，清朝的政治文化多少有点理学的味道，对于义和团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向来是排斥的，断没有流靡一气的道理。于后者，西太后虽然不像她老公咸丰那样看见老外就头痛，但对洋鬼子也没有太多的好感。在庚子之前，总理衙门拟好的接见外国公使的章程，也是只见公使不见夫人，所以，做太后的单独接见公使夫人好像只有一次，说实在的，作为一个挑剔的老太婆，对于那些穿着怪里怪气的公使夫人，不可能有多大的兴趣。

西太后与义和团扯上瓜葛，说起来还是戊戌变法惹的祸，出于担心失去权力，西太后出手镇压了维新派，然后就只能被守旧派牵着鼻子走，西太后发动政变之后也并不想尽废新政，但人家告诉她，不废新政，则训政（即西太后再度直接掌权）无由。于是她本来同意的新政就一股脑儿全废了，只剩下一个京师大学堂没动，实际上也停了没办。可是，一旦得势，守旧派的脚步就不可能停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会向后走得更远，直到回到封闭状态去，这样一来，难免要惹得西方列强不乐意，中西关系在平稳多年之后出现了紧张，下层反洋人的运动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变得异常活跃。守旧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跟外国人抗衡，这时开始主张借助“民气”，其实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义和团之类民间团体刀枪不入的“神术”，相信借助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就可以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为了让西太后坚定地做他们的“首领”，守旧派还不断地给西太后拱火，甚至不惜伪造列强要求西太后交权给光绪的“照会”。

尽管西太后对外国人干涉他们的“家事”十分恼怒，但对于义和团的神术能不能靠得住，还是心存疑虑，虽然这个时候，宫里宫外已经把义和团大师兄的超人功夫传得跟真事一样。西太后还是派了两个她认为信得着的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前往驻扎在涿州的义和团，看一看团民刀枪不入法术的真假。按说，这两位都在刑部干过，刚毅还曾是刑部秋审处的“八大圣人”之一，向有公正刚直之名，理当具有较强的判断力和辨识能力，可是，也许是刚毅他们本身就倾向守旧派，眼睛出了问题，也许是义和团大师兄袒着肚子，拿火枪啪啪地朝上着家伙，表现特别出色，最后俩人回去汇报，居然言之凿凿地认为，刀枪不入确有其事（也有一说是，赵舒翘还有所怀疑，但在刚毅的坚持下，没有说真话）。结果自然是很可怕的，清政府由此发布了自近代以来第一份“宣战诏书”，向来连一国都打不赢的大清，居然向所有的西方列强宣战。

还没等八国联军打到门口，西太后实际上已经明白了她是上了刚毅、赵舒翘加义和团的当。在经过了颠沛流离跑到西安之后，她总算明白外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意谁是这个国家的头，以及这个头是公是母。在彻底明白也彻底服气之后，西太后对于西方表现出了出奇的热情。原来死活看不上眼的外国公使夫人，在回京以后，竟然频繁地成为西太后的座上客。据经常出入宫廷的美国女医生赫德兰夫人说，西太后往往给予这些公使夫人过高的礼遇，往往是公使夫人落座之后，光绪皇帝才能坐下，而且还欠着半个屁股。西太后不仅让皇帝对这些过去看不上的外国娘们儿迁尊降贵，自己的架子也放下了许多，时常拉住这些洋女人的手嘘寒问暖，让人感至到眼前就是一个慈祥的中国老太婆。赫德兰夫人是这样描写在公使夫人面前的西太后的：“只有在私下接受某外国公使夫人的勤见时，这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才会表现出她的机智，她的女人味儿，和她作为女主人的吸引力与魅力。她与每一位客人握手，非常关切地嘘寒问暖；她也抱怨天气的炎热或寒冷；如果茶点不合我们的口味，她会非常着急。她十分真诚地说，能和我们见面是她的一种福气。她还有办法让每一位客人都为她着迷，即使她们以前对她存有偏见。她对每一个客人都很关照，这也充分表现了她作为一朝之主的能力。”（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有的时候，这些不谙宫廷礼仪的洋女人忍不住乱摸乱动，甚至抄点什么走，吃饭的时候，面对盛宴，有人居然挑三捡四，说些难听的话，西太后也真像个佛爷似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人家主动要礼物，自然尽量满足。一次，据说一位非常尊贵的公使夫人，居然看上了老佛爷用的碗（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跟西太后讨要，西太后说这是用过的，就不给了，按中国人的习惯，送礼送双，可以给你另外两个这样的碗。

跟外国公使夫人打交道，义和团的话题虽然尴尬，但有时候还是逃不掉。有一次，西太后发现一个公使夫人佩带着勋章，她就问这个东西的来由，公使夫人答道，这个勋章是因为我在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时候受伤，我们国家奖给我的。西太后马上双手握着这位夫人的手，似乎显得很激动地说：“对那次动乱中所发生的事我深表遗憾，义和团匪民一度势力盖过朝廷，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大炮架到了紫禁城的城墙上，这类事情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如果赫德兰夫人所记录的西太后这段话不错的话，西太后当然是在撒谎。那时候，在北京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炮，更别提架在紫禁城墙上了。当时的义和团势力虽大，但并没有真正成为北京城的主人，西太后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没有她的支持，义和团根本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不过，事过境迁，不把屎盆子扣在义和团头上，老佛爷怎么下台？

跟外国公使夫人的接触，也导致了西太后自身的某些变化，在晚清最后的几年里，西太后对所有的西方事物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汽车坐得，望远镜望得。现在西太后留下来的许多照片，包括摆拍出来的许多“艺术照”（比如她扮观音，李莲英扮韦驮的那张），都是这时候的产品。西太后还在美国公使夫人的劝说下，同意把自己的画像送往圣刘易斯博览会展览，因为公使夫人说，各国首相的画像都在那儿展出。为此，西太后请外国画师一连画了几个月的像。当然，西太后跟那些“洋鬼子”妇女也有些小小的抵悟，比如说，她很看不上外国妇女束胸的习惯，背后总是出言不逊，始终坚持自己的满人服装连同她的六英寸高的满式高跟鞋，是世界上最好的服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太后跟公使夫人的合影，依然一边是满族桶式的旗袍，一边是束胸的西式长裙。

在西太后跟外国公使夫人打得火热之际，朝廷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茶式地开展。几年前的守旧派首领，如今变成了改革的当家人，只是变革的方案，却是抄人家康梁的。不过抄可是抄，康梁却不能平反。不仅不能平反，连看到康梁的名字，西太后都要神经过敏，开经济特科，第一名梁士诒，只因为有人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就被西太后刷掉。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对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活生生造出了一个历史的大别扭，不为别的，只因为自己的脸面。

对于一个垂了近50年的帘、操纵了两任儿皇帝、安排了一任孙皇帝的人来说，脸皮的确是很金贵。不过，在她和她的脸皮进了棺材以后，大清的气数也就尽了。

兵权在握，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湖南双峰荷叶乡）人。23岁取秀才，入县；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其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几乎就是天下第一家了，弟弟做到总督，哥哥是大士兼两江总督，天下半数督抚出于他门下，至于军队实力更不用说，直辖兵力十几万。当时的满清八旗部队早就不堪一击。曾氏集团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后，声望实力达到顶峰，李秀成被俘自白，如果曾国藩这个时候选择赵匡胤式“黄袍加身”，勾联李秀成，以湘军为骨干，辅以太平军试问谁能抵挡？

曾国藩有过造反想法吗？他为什么没有造反？

据“湘军志”和时人记载，上述两人正是对曾“劝进”的积极分子。据记载，曾国荃、彭玉麟等10余名湘军大将曾联合上书对曾劝进。曾国藩手书“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对联表示自己无意造反。

曾国藩一生患皮癣，浑身都是鳞片一样的东西，有人附会说这是龙鳞，是帝王之相。曾国藩能不动心吗？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最终，曾国藩成了满清的最后一块柱石，死后追谥文正。

前思后想，认为曾国藩之所以没有造反，原因大概有这几条：

一、个人问题。曾国藩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宁可“求阙”，也不求全。忠君卫道思想严重，主观造反愿望不够强烈。

二、时机问题。湘军鼎盛时期十几万人，但是一朝攻破天京，那些彪悍的湘勇就成了大肆掳掠，等待早日衣锦还乡的匹夫了。当年姜维鼓动钟会造反，司马昭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那些士兵人心思归不会为主将卖命。

三、李秀成势力是个双刃剑。虽然有军事价值，但是一旦加以利用，对曾国藩的声望影响太大。曾氏集团的下属官宦都是恪守封建教义的地主阶级，一旦要与这些他们心中的“逆匪”“长毛”共事，恐怕没等清政府来剿，内部先乱了。

四、湘军内部不统一，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这两大巨头肯定不会对曾国藩死心塌地。瓜田李下，为了洗脱嫌疑，一旦曾氏造反，打得最积极的恐怕就是这些羽翼已丰的门生。

五、曾国藩嫡系势力没有人才。湘军最有才干的几个已经自立门户，其他的嫡系分子如曾国荃，鲍超等要么实力有限，要么是一介匹夫，根本不是开国元勋的料。

六、当时是个烂摊子外因就很简单了，造反即使成功，还要面对清军残余势力，捻军，各地民间武装，以及湘军内部的分裂，更关键的是外国的侵略威胁。曾国藩打天平天国比较恨，对付外国人比他的门生差多了。

七、清政府早有防范：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占武昌，皇帝很高兴，准备封赏，不过有大臣密奏说曾国藩一介闲官居然能招募数万兵众，不是朝廷之福。这就动了满清害怕汉人的心病，从这时起，已经开始防范曾国藩势力。天京陷落，清政府不允许曾国荃八百里红旗报捷，继而赖掉咸丰帝“取江宁者封王”的许诺，只给了一等候的爵位，同时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的责任。并且在天京周围布下满蒙重兵，如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

综合这些因素，曾国藩不是没有想过造反，而是没有机会，否则历史就改写了。

叁　重返现场

高祖尸骨未寒，单于写信调戏吕后

匈奴单于头曼的太子叫冒顿，后来头曼喜欢小儿子，就想废掉冒顿。他想了一个馊主意：派冒顿去月氏做人质，转过头来头曼却马上进攻月氏。月氏当然要杀掉冒顿这个人质。冒顿可不是任人宰割之辈，趁乱盗了一匹好马，连夜逃回了匈奴。头曼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太子不简单，就给了他1万骑兵。

冒顿制作了鸣镝，一种带着哨音的箭簇，对手下说：“鸣镝射向的目标大家都要射，不射的杀！”会猎的时候冒顿就用这个办法训练手下。有一次，冒顿故意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结果手下有的不敢射，冒顿立刻把这些人杀掉，毫不手软。又有一次，出猎的时候，趁父亲头曼不在，冒顿将鸣镝射向父亲的坐骑，手下也跟着全部命中目标。久而久之，冒顿的手下被他训练成了死士，一切听从冒顿的鸣镝。冒顿看时机已经成熟，遂跟随父亲头曼出猎，冷不防将鸣镝射向头曼，手下都跟着鸣镝而射。就这样射死了头曼，冒顿自立为单于，篡了父亲的位。

强盛的东胡听说冒顿弑父自立，就想趁虚而入，找了一个由头，说头曼有有匹千里马，东胡想要。冒顿征询群臣的意见，大家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怎么能给东胡呢？冒顿却不听这一套，说：“咱们国家和人家相邻，应当和人修好，干吗吝惜一匹马呢？”于是把千里马给了东胡。东胡一看冒顿好欺负，得寸进尺，又派使者告诉冒顿，想得到他的一个阏氏（单于的妻妾）。群臣大怒，纷纷斥责东胡太过分了，要求和东胡作战。冒顿又说：“干吗吝惜一个女人呢？”于是把最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东胡王愈来愈骄横，开始向西侵扰匈奴。两国之间有一块1000多里的空地，没人居住，边界地带两国都修有哨所。东胡又派使者向冒顿索要这块空地，欲全部占为己有。冒顿征询群臣的意见，有人说：“这本来就是块废弃的空地，给他们也行，不给也行。”

没想到这一回单于勃然大怒：“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杀了所有同意割让的人，然后尽出国中之兵，向东进攻东胡。东胡因为轻视单于，毫无防备，遂大破东胡，杀了东胡王，掳走了大批的人畜。冒顿乘胜追击，吞并了周围的部落，不仅收复了秦将蒙恬夺去的匈奴地，而且一直向南推进到燕、代一带。此时，刘邦正和项羽打内战，自顾不暇，遂使匈奴做大。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匈奴大举进攻代地，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御驾亲征，时在隆冬，大寒雨雪。

这是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会战。冒顿假装败走，把精兵隐藏起来，以老弱残卒引诱32万汉兵追击，冒顿却亲自率领40万精兵杀了个回马枪，把刘邦围困在白登山上七日七夜，史称“白登之围”。当此时，只见漫天遍野都是匈奴的铁骑：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骢马，北方全是黑骊马，南方全是赤黄马。刘邦听从了谋士的建议，派使者偷偷去重重贿赂单于的阏氏，阏氏向单于下说辞，单于于是网开一面，解围一角，汉高祖刘邦才得以全身而退。

脱围后，刘邦只好和亲匈奴，以“宗室女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并和冒顿结为兄弟，开了汉朝和亲的先河。汉文帝时，“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汉景帝时，“遣翁主如故约”。如此和亲模式，都是汉朝不得已的妥协行为，以求换取短暂的安宁。

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年仅17岁，母亲吕雉垂帘听政。

汉朝政局未稳，冒顿更加骄横起来。他亲自给吕后写了一封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陛下你现在孤身一人，和我一样都是独居。两主失去了配偶，都不快乐，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娱乐的，我愿意拿我所有的，换取您没有的。“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是性关系的隐语。显然，冒顿单于真的以弟自居，愿意帮助兄长的妻子解决独居寂寞的问题。

匈奴是游牧民族，有兄死弟继，甚至父死子继的传统，可是这封信到了吕后手中，两国习俗不同，吕后大怒，把这封信视为对自己的侮辱，准备立即出兵攻打匈奴。诸将对“白登之围”心有余悸，纷纷劝阻吕后说：“像高祖那样圣明和神武，尚且被困在白登山上。”言下之意是吕后您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这份奇耻大辱您就哑巴吃黄连，生生吞下去吧。吕后很有自知之明，最后只得选择与匈奴和亲。

玄武门：唐代宫廷政变的源头

说到大唐，免不了就要提到玄武门。玄武门这地儿不太平，唐代政变中先后有三次“玄武门之变”。最著名的一次是秦王李世民发动的。所以，后来的人一提到“玄武门之变”，就是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这次政变也是一桩皇室兄弟间自相残杀的血案。

唐初的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是保卫皇宫的禁卫军驻扎重地，也是出入内宫的必经之地。而太极宫是唐初的政治中心，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主要在这里活动。太极宫的北门是玄武门，而南门是正门，又叫承天门。它正对长安城的中轴线天街和朱雀大街。门外与皇城之间，是一个宽达440米的广场。唐王朝的许多重大朝外活动都在此举行，譬如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和受俘等时，皇帝都是登上承天门，文武百官群集广场，场面非常雄伟壮观。

所以玄武门不邪门儿，而是一个战略要地，一旦发动政变，谁占领这个宫门，谁就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

每一桩血案，每一次宫廷政变都有一个或多个诱因。那么玄武门血案的诱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皇族兄弟间的残杀？这得从皇子们的爹娘说起。

咱们先说李渊，他出身贵族，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杨坚是他的姨夫。隋炀帝即位后，十分器重李渊。李渊也不含糊，做过刺史，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做了荥阳、楼烦两个郡的太守，这两个地方，一个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一个在今天的山西静乐县，后来，李渊还担任过殿内少监、卫尉少卿。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这个时期，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郡，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县。在这个地方，李渊广交天下豪杰，引起隋炀帝的猜疑。于是，公元615年，李渊被调任山西、河东，到达龙门时，遇上了毋端儿农民起义，李渊领兵击败了起义军，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从此落脚太原，经营后来的起家之地。

到了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隋炀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勒死了隋炀帝。然后立当时的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大丞相。随后领兵10万北上，但被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败走魏县（今河北大名东），毒死杨浩，自己称帝，建立郑国，第二年，过了一把皇帝瘾的宇文化及在聊城被窦建德杀死。

隋炀帝一死，李渊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逼隋恭帝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在建立唐朝一统江山的险恶斗争中，李渊的子女一直跟随他一同战斗。李渊和皇后窦氏共生了四子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李元吉，女儿是平阳公主。四个儿子当中，三子李元霸不幸早早地夭折了。

李渊的夫人皇后窦氏也出身名门。窦氏的父亲窦毅在北周是上柱国，上柱国相当于大将军，是军事武装的高级统帅。而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窦氏也是武帝的外甥女。这个窦氏不得了。在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曾恨恨地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别胡说！这是灭门之罪！”

后来，窦氏大了要出嫁，知女莫若父，窦毅很清楚自个儿这千金不是个等闲之辈。什么样儿的男人才配得上她呢？琢磨来琢磨去，窦毅想了个辙——比武招亲。他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参赛人员不少，李渊也在。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到李渊这儿两箭都射中了。窦毅很欣慰，便让女儿嫁给了李渊。

这桩婚事蛮不错，李渊和窦氏堪称绝配。窦氏既聪明又有远见。有一回，隋炀帝看到李渊皱纹满脸，便随口开玩笑说李渊是“阿婆”。意思就是说李渊像个老太婆。李渊揣了一肚子闷气回到家，把事儿跟窦氏一说，窦氏喜滋滋道：“这是吉兆啊，你继承的是唐国公，‘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隋炀帝。而且，这说明隋炀帝对李渊不存戒备，谁会担心一个老太婆造反呢？窦氏这个文字游戏让李渊很开心。

还有一回，李渊得了不少骏马，窦氏劝他将马献给隋炀帝，说皇上喜欢鹰和马，您是知道的，现在应该把骏马献给皇上，不该自己留着，招人闲言诬陷。李渊有点儿抠，舍不得这些骏马，后来果真被隋炀帝责问。窦氏在45岁时去世，李渊琢磨亡妻的话，越琢磨越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送鹰犬，隋炀帝果然非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李渊流着泪对儿子们说：“我如果早点听你们母亲的话，早就当上将军了。”

想想看，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造就出来的孩子必然非比寻常，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包括李元吉，都有巨大的抱负和能力。说句公道话，李渊的这三个儿子，都具有继承皇位，治理国家的能力。但咱也知道一道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三个儿子都是能人，可一山不容二虎，何况三虎？为了皇位，三兄弟死掐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玄武门血案的诱因之一。

另一个诱因则在李渊身上。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个儿子，都是他的最爱。李世民，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七月率军攻打王世充的时候，才22岁。别看年纪轻，却能知人善任，有雄才有胆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大破王世充、生擒窦建德，平定河南、河北。为统一大唐江山立下赫赫战功。而李建成也相当精明强干，由于他的身份是太子，主要协助李渊处理京城内的政事，才干主要显示在处理政务上，功绩也不小。

单论战功，李世民是明显大于太子李建成的，在军政各界威望很高。李世民当然不甘心只当一个区区的秦王，他的内心对皇位充满了渴望。李渊心里明镜似的，态度却实在叫人无奈。这位当爹的选择了中立。

这里有一个插曲。唐旧史里记载，说在晋阳起兵时，李渊曾向李世民许诺：“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大白话就是：如果战斗胜利，天下是你打下来的，我就废了太子李建成，封你为太子。客观地说，这个记载基本上不可信。当初密谋起兵，连胜负都无法预料，怎么就把废立太子的事儿提到会议上来了？

因此，李渊没给过李世民任何允诺，但他知道儿子的欲望。明摆着，秦王功勋卓著，才能出众。要不是必须按照嫡长子继位制安排继承人，李世民继承皇位也是名正言顺的。可偏偏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你李世民再强，也只能当秦王，一等的亲王爵，你要觊觎皇位就叫贪婪，就叫狼子野心。为了满足孩子的野心，也为了抢救两兄弟日益恶化的关系，李渊别出心裁，给李世民搞了个“天策上将”封号，这个头衔，不过就是一个独立的向皇帝负责的军事策略参谋官，是一种拥有武将品阶的文官。仨锦旗改一被面儿，光环巨亮不值什么，与太子的封号相比，压根儿就不在一个档次。

李渊这一手并没有从根本上安抚李世民。为了缩短太子和李世民在军功上的差距，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时候，李渊特意派李建成去讨伐引突厥入侵大唐的刘黑闼。

刘黑闼原是河北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部将，早在武德五年（公元621年），窦建德失败后，残余部下推刘黑闼为首领，重整旗鼓，起兵反唐。刘黑闼善战，很神勇，击败了李神通军，又大破李世绩军，仅仅半年时间，窦建德失去的故地就被他收复了。而后，他派遣使者勾结北方突厥，得到豪帅徐圆朗的援助。在武德六年（公元622年）在洺州，今天的河北永年县东南，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年号天造。这一次，太子李建成奉旨征讨，刘黑闼败逃到饶阳，今天的河北饶阳，被自个儿部下给俘虏了，送到李建成军中，被处死。

征讨刘黑闼，李渊打的主意就是让李建成建功。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压制李世民的野心。别以为只有你能立军功，瞧瞧你哥哥，剿灭了刘黑闼，如今也是功勋显耀。人不光能打仗，处理政务也是一把好手，属于德智体全面发展。

按理这让李世民无话可说。可惜，天不遂人愿。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的时候，出了一个突发事件——太子一系的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这时候，李渊正在长安以北宜君县仁智宫避暑，李世民、李元吉随从。李建成则留守京师。突然，有密报传给李渊，说子李建成暗通庆州都督杨文干，正筹集军械谋反。这还了得！李渊立即召李建成往仁智宫见驾。李建成可慌了神儿，有的部下劝他据城起兵，有的劝他孤身请罪。李建成到底还是选择了孤身请罪。他见到李渊倒地便拜，磕头差点磕得昏厥过去。其实，李建成没有准备谋反，他是趁李渊出皇宫避暑，集聚军械，以抗衡秦王的势力。李渊知道以后，盛怒难平，就把李建成拘押起来，只供给粗食。

而后，李渊令人传杨文干觐见，传令的人却把将李渊获悉密谋之事告诉了杨文干，杨文干干脆起兵。李渊便让李世民亲自出兵征剿。这一次，李渊开口了，他许诺说，如果得胜还朝后，就废太子，改立李世民。李世民满怀希望，率兵出征。他的大军还没到，杨文干军就已经溃乱，杨文干死于部下之手。

可李世民万万没想到的是，父皇李渊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李渊把“杨文干事件”的罪过，算到太子和秦王两兄弟头上，认为正是兄弟不睦，才引发这一事件。于是，他再一次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将太子府的王珪、韦挺，以及秦王府的曹参军杜淹等人，一同流放到远方。

李世民觉得冤啊，自己带兵平叛，得到的回报却是部下被流放。父皇说话没个准谱，心眼儿也太偏。

从李渊内心来说，当然不愿意儿子自相残杀，他更怕隋文帝杨坚废立太子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当年隋文帝废了太子杨勇改立杨广，而后被害于仁寿宫中。李渊可不想蹈这个覆辙。所以，他始终采取中立态度，尽可能的息事宁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在儿子们中间周旋。站在父亲的角度，他要制止太子伤害李世民；站在皇帝的角度，他又不愿废黜太子改立李世民。

你可以是一个好皇帝，也可以是一个好父亲，但你不可以既是好皇帝又是好父亲。这就像夹在婆媳矛盾中的男人，整个儿一双面胶。

李渊的处境比双面胶更糟糕，因为小儿子李元吉也不是庸人，秦王李世民手下有二十五员大将，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元吉。算得上元帅级人物。后来，李世民继承皇位，开创贞观盛世，在一些史书的记载中，故意丑化李元吉，说他有勇无谋，而且一肚子坏水。可见，谁手里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有了话语权。历来如此。

说实在的，李元吉的智商并不差劲。一开始，李元吉和他的二哥李世民并肩作战。在当初平定窦建德的战役中，李元吉一直跟随李世民。李世民对他这个弟弟也很器重。因此，李元吉一直是李世民这边的。可是到了武德五年，高祖李渊派遣太子李建成讨伐刘黑闼，李元吉跟随前往，在这次征讨中，李元吉投靠了大哥李建成。

李元吉的这个举措，既不偶然也不突然。他倒向李建成一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两个哥哥对于皇位继承的争斗，已经半公开化。论战功，他不如二哥李世民；论政治资本和名声，他不如大哥李建成。如果要图谋皇位，就必须投靠更有势力一方，联合起来击溃另一方，回头再与胜方较量。

于是，李元吉评估李建成和李世民两方的势力。

首先，李建成是嫡长子，名正言顺的太子，东宫整体实力很强；而秦王府虽拥有谋士良将，但毕竟没有一块光鲜的牌坊。很显然，东宫的含金量比秦王府高。齐王府与东宫联合，其优势明显大大胜过秦王府。

其次，李建成的性情相对温和、宽厚，容易相处；而李世民执法严明，眼里不揉沙子，一盆火似的性格。李元吉放荡散漫惯了，在李世民手下混事儿很难。

这么一盘算，李元吉决定下注——投靠太子政治集团。

对于这场赌博，李元吉是有信心赢的。身边又有小人忽悠他，说您这“元吉”二字，合起来就是个“唐”字，什么是天意？这就是天意。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您才是大唐的真龙天子。李元吉不禁就有些得意。父亲李渊爱太子和李世民，显然胜过对他的爱。说功绩说威望说名分，太子和秦王都让他都望尘莫及。被小觑和蔑视过的人，抑郁而不得志的人，久居人下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暗含一种报复心态。或许，正是这种报复心态形成了李元吉的政治野心。

就这样，李元吉和李建成联合，共同对付李世民。

到了武德九年，太子集团和秦王的集团的斗争在进入了白热化。作为皇帝的李渊，很清楚事态的发展，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分开。他召见李世民说：你平定海内，功劳很大，我是想立你作继承人。但你想想，建成年岁大了，当太子也很久了，我不忍心夺去他的地位。你们兄弟又不相容，同住在京城必定要争斗，我派你回到陕西道大行台，驻扎洛阳，以后陕西以东都归你，仍然准你建立天子旌旗。

李世民听后跪地哭泣，以不想远离父亲为理由推辞。李渊却说：天下两个家，东、西两个都城，距离很近，我思念你就去看你，你思念我就来看我，不必悲伤。

要说李渊这主意不算釜底抽薪，好歹也是扬汤止沸，天下分给你们哥俩儿，一人一半儿，谁也别跟谁抢，好好过日子。

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得顺从父亲的安排。可就在他即将启程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李世民如果到了洛阳，又有土地又有兵。他要在京城呆着，势单力孤，咱还能控制他，要办他也容易，这一去猛虎入林，后患无穷。

两兄弟这么一合计，决定想办法让李渊放弃这个做法。于是，他们暗中派人给李渊上密奏，说李世民知道要驻扎洛阳，欢天喜地。看他的样子，是不再回来了，笃定要自己称帝。同时，又派李渊亲近的宠臣去游说李渊，说明利害关系。李渊最终改变了决定。派李世民去洛阳的事就搁了下来。

这时候的李世民已经被逼上了绝路，无论他有没有夺取太子之位的野心，都必须拼死一战。李世民不是没实力，也不是毫无准备任人宰割。看看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的实力，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先说秦王府，真是人才济济，武将谋臣个顶个儿的厉害。武将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程知节、秦叔宝、侯君集等人。谋臣则以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孔颖达等十八学士为主。这十八学士，不仅仅是博学多才的知识份子，也是军事方面的智囊之士。一个团队，能力是一方面，关键得上下拧成一股绳，这才有战斗力。李世民团队也具备这种战斗力。历史上有句话，说是“自隋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而且，这些人相当忠诚，譬如程知节那样的忠良，抗旨也宁死不离开秦王府。

太子府也不是一帮乌合之众。在李建成的手下，杰出的谋士有魏征、王珪等人。并且还拥有2000千长林兵，屯驻在东宫的长林门，东宫是李建成一方的基本阵营。

两方对比，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李建成身边实际上没有心腹，有重大事情要决断，并不是先同魏征、王珪等人商议，而是和李元吉讨论。就是说，谋划一个事情，李建成的谋士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所以，太子集团只是靠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兄弟的智慧，而李世民这边就不同了，他身边始终围绕着三个心腹——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都是人精，两个人精抵得过四个人精么？

再看双方的兵士。玄武门之变当日，东宫太子府这边有2000精兵，而李世民一方就很弱。旧唐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六月初四，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9个人对垒2000人，这也太悬殊了吧。好在还有另一段记载：“六月初四，建成既死，敬德引七十骑蹑踵继至。”掰指头算算，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手下的武将谋臣和兵士加在一起，也不过80余人。但是最终他赢了，他以少胜多。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次战斗，而是一次谋杀。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兄弟间的相互谋杀，对亲情的残暴屠杀。

不得不说，太子府和秦王府兵将谋士的实力，仅仅是双方力量对比之一。还有另一种力量，就是后宫的力量。在这方面，李世民完全不是李建成的对手。这和他们父亲李渊密切相关。李渊晚年的时候，有很多内宠和嫔妃。其中有两个宠妃是李渊的最爱，一个是张婕妤，一个是尹德妃。对于父皇李渊的这两个宠妃，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迥然不同，李建成利用太子的身份和她们结交，讨她们喜欢；而据旧史记载，李世民对她们从不曲意奉承。单就这一点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性格里，都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儿，但李世民更坦荡、更大气、更男人。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是真理，却真的有道理。

太子齐王与他势不两立，后宫两名长舌妇争相诋毁。危机四伏！秦王府的幕僚们很害怕。骨干之一的房玄龄，当时任行台考功郎。精明的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一旦祸乱发生，就会血染宫廷，实在是国家的忧患，不如劝秦王“行周公之事”，使国家安定。这里的“行周公之事”说的是西周成王初继位时，因成王年少，由周公摄政。结果周公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不服，发动叛乱。周公经过一番讨伐，诛杀了管叔，将蔡叔流放。

房玄龄把这意思先跟长孙无忌说了，长孙无忌当即赞同，说自己心中也早有此意，只是不敢说出来，如今你说了，正合我心意，应当好好地告诉秦王。

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一起去找李世民商议，说秦王功盖天地，应当继承帝业，今日的忧患恰恰是天助的机会，希望大王不要迟疑。

而与此同时，太子李建成一方来了一手更为露骨的——瓦解秦王府的整体实力。

首先是利诱，争对秦王骁勇的部将。李建成方派人装了一车金银器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而尉迟敬德当场就拒绝了李建成。他说秦王对自己有再世之恩，如今在秦王府做事，应当效命报答，如果我与殿下私交，就是贪利忘义，殿下会用一个贪利忘义的人吗？

李建成又气又臊。

接着，尉迟敬德把这个事情向李世民做了报告。李世民很信任尉迟敬德，说你的忠心像山岳一样牢固，就算给你的金子像北斗星一样多，你也不会动摇，太子送你东西，你就接受，这样可以知道他的阴谋。否则，灾祸就会降临到你头上。

果不其然，这事过去不久，齐王李元吉就派人在夜里去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是什么样的人物？那是贴门上辟邪的门神。他察觉到有刺客，就打开各层的门，安卧于床，一动不动。刺客屡次到了他的庭前，就是不敢进入。

搞不定尉迟敬德，李建成又派人用金帛去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同样遭到拒绝。

笼络引诱不成，李建成换了一招，说起来也是老把戏——他指使李元吉向李渊进谗言，诬陷尉迟敬德，企图让李渊下诏将其诛杀，在李世民的坚决请求下，才保住尉迟敬德性命。紧接着，李建成又谮毁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要将他调离京城，到康州去做刺史。程知节抗旨冒死不肯离开。这还不够，李建成和李元吉分析，这秦王府里的谋士，关键人物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于是又向李渊谮毁，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逐出了秦王府。如此一来，李世民的心腹谋士就只有长孙无忌留在秦王府中。形势非常严峻。

走到这一步，难道李世民就一直没采取任何手段，只是一味退让吗？李世民没有坐以待毙，他干了两件顶重要的事儿。

第一件：通过妻子长孙氏争取到李渊嫔妃的支持，收买东宫集团的心腹人物。

第二件：收买了玄武门的值班将士常何。

准确地说，对于夺取皇位继承权，李世民一直是有准备没决心。虽然他蓄谋已久，但何时夺位，以何种形式夺位，一直是不明确的，只能说句大白话，没逼到那份儿上，逼狠了咱也不怵。

两兄弟的箭都搭在弦上，都想站在所谓正义的一面，等待一个契机，一个突发的动力，将毒箭射向对方，置对方于死地。

这个契机还真来了。

武德九年，东突厥郁射设率领数万骑兵，屯兵黄河以东。侵入大唐边塞，围攻乌城。李建成向李渊推荐李元吉带军北上征讨。李渊听从了李建成的建议。敕令李元吉为都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大将军张瑾等人去援救乌城。李元吉这时就使了鬼心眼儿，他请求调用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右三统将军秦叔宝等猛将同行，而且，还挑选秦王府里的精锐士兵来补充军力，全部编入出征的部队。

这是一副猛药，先把你掏空，然后再杀你，让你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对比后宫力量和朝廷势力，东宫集团和秦王集团的悬殊很大。只有战斗实力有得一拼，这下可好，战斗实力也给你挖空了。

先前说过，李世民通过妻子长孙氏争取到李渊嫔妃的支持，收买了东宫集团的心腹人物。这个心腹人物就是太子宫率更丞王晊。他向李世民秘密报告，说太子告诉齐王：“现在，你已兼并秦王的精兵猛将，拥有数万之众。我与秦王在昆明池与你践行，就在践行宴席上，派壮士将秦王杀死。然后上奏父皇，就说秦王患急病死去，父皇不会不信。到时候，我再派人进宫游说，要父皇把国事大劝移交给我。而尉迟敬德等人也落到了你手里，正好将他们全部坑杀，谁敢不服？”

李世民立即把王晊的密报告诉给长孙无忌等人，至此，李世民决心坚定定，命令长孙无忌去召集房玄龄和杜如晦。在场的幕僚们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房玄龄和杜如晦已经遵旨不再侍奉秦王，私下来见是死罪，恐怕他们不敢来。李世民拿了自己的佩刀给尉迟敬德，嘱咐说：你去看他们的态度，他们若不肯来，就把他们的头砍来！

李世民此时已下了鱼死网破的决心。

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一同去房玄龄和杜如晦，告诉他们，秦王已决定大计，你们应急速入府共同商议。房、杜二人便穿上道士的衣服，秘密回到秦王府。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清晨。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人，在玄武门埋下伏兵。

还记得李世民收买了两个人吧。一个是太子宫率更丞王晊，另一个是玄武门的值班将士常何。正是这个常何，使李世民等人顺利进宫。

此时，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密奏里的内容。她急速通报太子和元吉。李建成遇事就找李元吉商量，今儿也一样。李元吉的意见是，咱们应该率领东宫、齐王府的兵马，托病不上朝，看情况再说。李建成则认为兵防都已齐备，应该同去上朝。李元吉的意见，李建成几乎都予以采纳，唯独这一回他没听从。

这就是命！

那么，李渊这时在做什么呢？他打算召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询问关于太子和李元吉的事情。

李建成和李元吉从玄武门进宫去面见父皇李渊，到了临湖殿，发现殿周围人马闪动，感觉情况不妙。要说这两兄弟反应也够快的，立刻掉转马头，飞一般往回疾驰，打算返回东宫府。但是，已经晚了。李世民拍马追来，高喊李建成“大哥”，这是李世民最后一次呼唤自己的哥哥。李元吉看出李世民的意图，举起弓箭要射杀李世民，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另有缘故，拉了三次也没把弓拉满，箭在中途落地。李世民举箭瞄准李建成，嗖一箭过去，将李建成射死于马下。紧接着，尉迟敬德率领七十骑赶到，射杀李元吉，李元吉坠马。此时，李世民的马忽然受惊，直奔树林，被树枝挂倒，半天没站起来。李元吉很快朝李世民跑来，夺了李世民的弓企图将他扼杀。危急时刻，尉迟敬德追来，李元吉才放过李世民，往武德殿奔逃，尉迟敬德赶上，射杀了李元吉。

此时，皇帝李渊还丁点儿不知道玄武门的事情。突然，尉迟敬德全身披甲，手持长矛，闯入宫中。李渊很吃惊，大叫谁在作乱？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作乱谋反，秦王派兵讨伐，现已将二人诛杀，恐怕惊动陛下，所以怕我来保卫陛下。

事已至此，李渊没有任何办法。他问裴寂等人：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没有到他们兄弟之间，竟是这样一个结局，现在应该怎么办？

心里一直支持而不敢公开的萧瑀、陈叔达等人回答：当初，建成和元吉没有参加起义，对于帝国的建立没有功劳，因而他们嫉妒秦王，共同设下毒计，要加害秦王，如今秦王讨伐他们，已将他们诛杀，秦王功盖过世，全国归心，陛下若封他为太子，将国事交付于他，就不会发生事端来，天下就太平了。

此刻的李渊，既遭受丧子之痛的打击，又遭受突变带来的震惊。极度悲伤、震惊中的李渊，已然没了主意。只得听从近臣的建议。说这样很好，这也是我的心愿。

事情平息之后，李渊召见李世民，对他进行安抚。他抚摩着李世民的头说：这些日子以来，朕差点被人言所误。

李世民跪在地上，脸庞紧贴着父亲的胸膛，泣不成声，长久痛哭。他真的伤心，真的痛苦。他终于获取了皇位，终于能执掌朝政国事，而得到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何其巨大。可悲的是，这一切值得还是不值得，由不得他做主。他忽然感到无比的空虚和悲恸，他为他的父亲哭泣，为他的兄弟哭泣，也为自己哭泣。

唐太宗靠权势强取《兰亭序》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少有的全能型人物，上马能指挥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下马能安邦定国，兴国利民。更难能可贵之处是他还练得一手好字，书法造诣可与唐朝的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比肩，所以他头上的三顶帽子——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个个都不是虚的。

不过，金无足赤，一生勤政爱民的李世民也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他通过欺骗的手段搞来《兰亭序》一事极其不厚道，堪称人生中的一大污点。关于这件事，画圣阎立本还专门做了一幅《萧翼取兰亭图》，现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的即兴之作，说来也巧，这年他正好33岁。《兰亭序》共28行，324字，无论是文笔还是书法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是一件集艺术性和视觉性于一体的精品，无怪乎后人评价为“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据说王羲之写完之后，对自己这件作品也是相当满意，曾经反复重写了好几遍，但总是达不到自己第一次的水平。对此，他本人也不无感叹地说：“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对于这件神仙馈赠的礼物，视为传家宝，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后来他的七代孙智永出家做了和尚，临死前将《兰亭序》传给自己的弟子辩才。中国人普遍对书画珍品都有独占心理，自己欣赏是可以的，拿出共享是没门的。占有了不行，还要让自己的名字随着这些宝贝流传百世，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很多书画古董的时候，总能见到上面盖满了大大小小、有圆有方的戳子。辩才和尚也不例外，他把《兰亭序》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为了长久地占有，就在卧室房梁上凿了一个洞，藏入其中。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独自欣赏一番。

唐太宗平定天下后，拿刀的机会少了，拿纸笔的机会就多了。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尤其崇拜王羲之。当玄奘取经回国后，他特意造了一座大雁塔，想用王羲之的字体刻在塔上，于是想尽各种办法从民间搜集了1300余帖王羲之的真迹。既然是收藏，就一定要收到最好的藏品，找到《兰亭序》就成了唐太宗的终极梦想。皇帝想打听东西自然不是难事，很快他就知道了《兰亭序》的下落。此后，他多次派人去和辩才和尚谈判，每谈一次，价格抬高一次。

作为一个出家人，辩才的愿望除了早点成仙，就是多占两天《兰亭序》。对于第一个要求，唐太宗当然满足不了，辩才和尚总是以不知真迹下落为回应手段。唐太宗号称“天可汗”，名声好得要命，对于死不合作的辩才当然不能明抢。他想到了一个人——御史萧翼。这人平时点子多，曾为自己立下不少功劳，做这种事是手到擒来。萧翼也不推辞，和唐太宗要了几幅王羲之的真迹就上路了。

萧翼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抛砖引玉”，所谓砖，就是他手中的几幅真迹。他化装成一介书生，坐船来到辩才所在的湘潭永欣寺游玩。辩才懂书法，他也懂书法，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话友。

曾经有一次，辩才和他做抽字赋诗的游戏。辩才抽到了“来”，随口吟道：

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把云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然灰。

萧翼则抽到了“招”，毫不示弱地回道：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仪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自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

两人打了个平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两人如此投机，很快就从话友升级成了莫逆之交。萧翼经常出入辩才房中，其他小和尚也见怪不怪了。

眼见时机成熟，萧翼终于亮出了手里的“砖头”。一天，两人聊来聊去就聊到了书法上，萧翼说自己有几幅祖上传下来的王羲之杂帖，不知道是真是假，希望辩才鉴别一下。辩才看了看，得意扬扬地告诉他，真迹是真迹，可惜不是王羲之最好的作品，我有《兰亭序》，你有吗？看到鱼上钩了，萧翼故意装出不信的样子，说什么此帖历经200年，说不定是赝品。辩才火了，让他明天来看。

第二天，萧翼按时赴约，辩才蠢老头子当着他的面从房梁上取下铁匣子，拿出《兰亭序》给萧翼过过眼。萧翼记下了藏帖的位置，趁某天辩才离开的机会，骗看门的小和尚说辩才忘了带净巾，让自己来取，然后混进卧室中，手脚麻利地偷走了老和尚的命根子，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唐太宗手里。皇帝大人龙颜大阅，提升萧翼做了员外郎。对于丢了宝贝的辩才和尚，他装作心胸宽大的样子，赦免了欺君之罪，额外赏赐了绸缎3000匹，稻谷3000石。没了命根子，要一堆钱有什么用？过了1年多，老和尚就气死了。

虽说手段不厚道，但毕竟得到了自己的心爱之物，唐太宗心中的喜悦早已淹没了愧疚。剩下的生命里，他一直占有着《兰亭序》，死后又下诏带进自己的棺材里。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温韬掘开了唐太宗的昭陵，从此《兰亭序》下落不明。

千年前的对日大捷

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3000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16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如果没有中华民族亿万之众的浴血抗击，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

其实，远在1300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2万多（汉军1万多，新罗军不到1万），对倭军、百济联军7万多（倭军5万，百济军2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船400多艘，四战皆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堑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123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个小国稍加留意。

半岛也三国——高丽、百济、新罗与唐朝的关系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这些话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100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杀死。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6万，水军4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兵15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本准备集30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连兵，攻取新罗30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

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58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5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35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但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1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400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400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1万多倭奴军全都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踪。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臣服了中华天朝。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1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绩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176城、69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2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900年，唐军主师李绩时年80。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公元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经过了数年，出来一个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公元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之母。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1000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对抗。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北宋王朝第一血案

血溅田舍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登州地界某村，长相奇丑、只有几亩薄田的老光棍韦大用几担子粮食当聘礼，从邻村换回来一个13岁的水嫩媳妇，过几天媳妇就能进门了……，韦大想着美事，渐渐的鼾声大作。月黑风高，四野只有蟋蟀的低吟，和夜猫子时而恐怖的啼叫，突然，一个瘦小的黑影出现在了韦大的田舍门前，轻轻的推开了虚掩的柴门，摸索着靠近了熟睡中的韦大，静默片刻，黑影突然拔出了一把柴刀，稍一犹豫，便狠命地向韦大的全身乱砍下去，韦大从梦中惊醒，他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傻了，几乎搞不清楚是梦魇还是现实，他下意识的用手阻挡，突然他手指的钻心剧痛让他痛苦的发出了一声长嚎，黑影倒退几步，转身冲出了田舍，消失在了如漆的黑夜中。

天刚亮，该县主管治安工作的县尉，就赶到韦家勘察现场侦破案情，韦大身中10多刀，但大多是不致命的轻伤，唯一的重伤处是他在挡刀时，手指和刀刃相碰，被砍掉了一个手指，县尉询问了韦大和周围的邻居，得知韦大因相貌丑陋，极少有人愿意与其来往，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仇家。再勘察现场，从门前的脚印和出刀的力量上，县尉判断凶手是一个年幼的女人，女人？和这个老光棍有瓜葛的女人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韦大的未婚妻，那个13岁的女孩——阿云！

县尉让手下人将犯罪嫌疑人阿云传讯到了县衙，县尉对这个年纪尚幼楚楚可怜的女孩说，说说吧，昨晚你干了什么，撒谎的话，小心大刑伺候。父母双亡，被叔叔用几担粮食的聘礼就卖给了别人的阿云，此时已经万念俱灰，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作案经过叙述了一遍。一起杀人未遂案件仅用了几个小时就侦破了，县尉等人不由得弹冠相庆，很快县令就依照宋朝的律例《宋刑统》做了判决，阿云弑夫的罪行，属于十恶大罪，是所谓十恶不赦，这是要判死刑的。接下来，便是认罪签字画押，但是，宋代的法律还规定，死刑并不是地方政府就能执行的，要逐级上报，并得到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的批准，绝不草菅人命，这一规定可以说非常的超前，近些年，我们当代的政府才出台了这一法律制度，因此，历史上有种说法“宋代似今”。按照规定，判决书首先呈送到了地区最高一级的长官，登州知州——许遵的手里。

清官判案

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对优秀的官员评价只有一个字：清。所谓的清官并不光指清廉，而且还指这个官员的思维清晰且执行能力强，否则他即使清廉的人，也不过是个庸官。而许遵这个人，应当就是老百姓说的清官。他是个从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派到地方挂职锻炼的官员，这样的人一般到地方镀镀金，即使不做什么政绩，只要四平八稳地度过短暂的挂职期，回到中央就会得到升迁，许遵不是那样的庸官，他没有按照程序把案宗往上级一交了事，他看到了这个案子，在同情阿云不幸的遭遇的同时，以他多年办案的经验和司法干部专业的思维认为，阿云罪不该死。他在向大理寺报告案件的同时，对这起案件作出了改判。

许遵认为，阿云在母亲守丧期未满的情况下，被叔叔嫁到了韦家，按照法律规定，守丧期内的婚约不仅无效，而且违法，不仅当事人而且媒人都要被判处3年徒刑。但这样同时也说明了，阿云的身份并不是韦大的媳妇，她对于韦大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样就不存在杀夫这样不赦的死罪。

案宗呈到了审刑院和大理寺，而这两个高等司法机构，却又在法律中找出了，“杀人以伤者绞”这样的条文，说阿云即使不是韦大的媳妇是个普通人，但是这样的谋杀未遂但伤人的罪一样是死罪，要判阿云绞刑。

阿云不知前世修得什么因果，与她素昧平生的官员许遵已经铁了心为她作法律援助，作她的律师，为她把这个官司打到底。许遵在翻找法律条文的时候，发现了就在阿云案件发生不久，朝廷就以皇帝敕书的形式下发过一个法律补充条文“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也就是说，谋杀未遂但伤人的案犯如果自首，谋杀罪就减二等，这几乎就是为阿云案量身定做的敕书。如果案件适用这一敕书条文，阿云最多是几十年的有期徒刑。

案件升级

许遵继续向最高级的司法部门——刑部上诉，但是刑部同样维持原判，就在此时，许遵得到了升迁令，他被升任为大理寺卿，这样许遵以职务之便即可改判，阿云的生命似乎出现了转机。但是，很快作为纪检部门的御史台，以许遵借职务之便枉法的名义，弹劾许遵，要求其引咎辞职，许遵不服，在朝堂上向宋神宗阐述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并奏请把这个案例下发，让翰林士们讨论，皇帝也是凡人，而且宋神宗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与妇人之手”的人，这样人的性格往往比较软弱，但比较容易有恻隐之心，从事情以后的发展来看，宋神宗此时肯定也在怜悯阿云的遭遇，他采纳了许遵的建议，让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著名的翰林士负责讨论这一案件。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就此悄然升级。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见上是死对头，在这样一个刑事案件的讨论中竟也是水火不容，王安石赞同许遵的判决，而司马光赞同刑部的判决，一时针锋相对，朝堂上两个人为了自己的观点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皇帝实在是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争吵辩论，他让翰林院和几个相关部门组成一个临时专案组，由吕公着等官员重新组织讨论判决，最终的讨论结果是支持王安石，也就是许遵的判决。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为这个事情又御批了一个字，“可”事情似乎结束了，但是第二天，分管司法的齐恢等几名官员又联名上奏，请皇帝收回成命，他们要和王安石继续辩论，皇帝无法，只得同意，一时间阿云这个卑微的女孩的名字，不断回响在金碧辉煌的朝堂中，她的生死竟一时成为了帝王臣公们最热心的事情。

那些老爷们关心的真的是她的生死么，非也。这只是朝中两种势力的对决，案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阿云是否算自首，再进一步她自首后的量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还是皇帝敕书的规定，如果是法律为大，那么法律要求自首后，只是不追究产生伤人的原因罪行，比如入室盗窃被户主发现，盗贼伤害了户主，盗贼如果自首，只是免除他的盗窃罪，而阿云是为了谋杀而伤人，没有原因罪，也就无罪可以赦免减刑。

而王安石认为，既然皇帝有敕书说，伤了人的罪犯只要自首，就可以减刑。敕书对自首的条文新的解释说明的效力，王安石们是以皇权为尊敕书为大，皇帝的命令就是金口玉言，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皇帝可以对任何一项法令作出制定与废除，并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而司马光一派认为，法律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皇帝想改变法律，也要和士大夫阶层商议，不能干罡独断，任意更改破坏法律的严肃性。这就是所谓的“律敕之争”。猛地一看，司马光等这些人貌似很有点现代的法律精神，但也并非如此，他所要维护的是守旧派士大夫阶层的势力，他所鼓吹的法律不可更改的进一步，就是制度不能改革，他想借此来限制王安石准备推行的改革，这又是所谓的“党争”。同时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个案子是涉嫌谋杀亲夫，这种和杀父弑君一样的忤逆大罪，是他们这样卫道士所不能容忍的。

争论还在继续，枢密院和中书省也被搅了进来，也就是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都卷入这场争论，在这期间，宋神宗一度想对犯罪嫌疑人自首的界定和量刑重新作出解释，诏书从翰林院刚交到中书省，就被以这样内容的诏书不合法为名打了回来。谁说中国人对皇权唯命是从，谁说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谁又说中国人自古没有法律意识？说这样话的人，都是仅仅看到了清朝而已。

尘埃落定

皇帝终于失去了耐心，民主是需要集中的，宋神宗最终支持许遵和王安石的意见，并亲自下诏书赦免了阿云的死罪，改为有期徒刑的劳改。不久，阿云遇上了天下大赦，很快又恢复了自由身。以后她又重新嫁人生子。这个故事似乎要结束了。但是，17年后，宋哲宗继位，司马光又重新得势，他上台后旧事重提，继续纠缠起这个事情，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很快斩首示众。司马光似乎终于出了一口曾经输给王安石的恶气。

阿云，这个普通的登州女孩，无意中卷入了北宋中期的这场变法与守旧的党争和皇权和相权权力之争，她的死也终于为这场斗争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明朝，我国能造世界最先进的大炮

事实上，中国在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曾经铸造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大炮。但是，这短暂的辉煌却在清朝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落。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惨败于努尔哈赤。而此时精通西学的徐光启在朝中得到重用，他积极向西洋传教士学习关于火炮的知识。

后金大军主要武力为骑兵与步兵，而此时明朝则拥有新武器——“红夷大炮”。其名称由来，缘自此炮为荷兰人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时被大量使用。

红夷大炮的设计比明代原先使用的“大将军炮”先进许多。大将军炮的外形有如大铁管，炮身加上铁箍以防炸膛。而红夷大炮的前头管壁较薄，后方管壁较厚，可承受爆炸时的冲击力；炮旁则有两个“铳耳”，可用以调整炮身角度，并有准星和炮门，使射击更为精准。

明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取得“宁远（今兴城）大捷”，红夷大炮功不可没。宁远城设有11座红夷大炮。在这次战役中，明军击败努尔哈赤大军11万人，并将努尔哈赤本人打伤，最后郁郁而终。

中国红夷大炮哪里来？最早是由打捞沉没于东南沿海欧洲商船上的大炮而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荷兰海船在广东曲江近海沉没，地方当局派人下海打捞。在那个没有潜水装备的时代，人们的打捞方式相当巧妙。他们先将一艘大船载满砂石，使吃水加深，再将大船航至沉船之上，潜水将铁链系在大炮的铳耳上，之后将砂石抛入海中，借船身的浮力将大炮与沉船分开，再以绞车绞起。经过3个月的努力，除了中小铳外，共捞得大铳36门。其中24门运送进京。第二年，又从另外两艘沉船上打捞出一批大炮。

这些沉船“大铳”中，有一些出现在宁远的城墙上，将后金的八旗铁骑打得大败。

当然，先进的红夷大炮并不全是来自打捞，天启四年（1624年），中国南方已开始自造红夷火炮，虎门白沙巡检何儒就铸造了14门，其中几门也被带去宁远。能如此迅速进行量产，与中国当时铸铁技术优秀有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门“定辽大将军”大炮，是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捐资铸造，全长约380厘米，内径为10厘米，可能是中国大陆现存的红夷炮中最长的一门。

在不断的仿造中，明代工匠改进了铸炮技术，使用铁芯铜体铸造法。它巧妙地利用铜之熔点（1083度）远低于铁（1538度）的物理性质，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型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与先前的铁炮或铜炮相比，此种新型火器不仅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而且比较耐用。

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藏有崇祯元年（1628年）所造的前装滑膛红夷型火炮一门，从炮口可见其管壁为铁芯铜体，有准星、照门和炮耳。

皇太极自从在火炮上吃了大亏后，就开始募集汉人工匠，最后终于制造出超越明军水平的大炮。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现藏一门于崇德八年（1643年）铸造的“神威大将军”，重3600斤，内径达14厘米，全长263厘米。

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介绍，美国军官托马斯·罗德曼（Thomas.J.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采用中空的模型，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5倍至数十倍。铁芯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原理很接近罗德曼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定辽大将军”比罗德曼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尽管明军对红夷火炮的仿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操作方法却一直是当时许多明军炮手的弱点。

16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家已经用数学知识发明许多简明实用的仪器工具，这与中国全凭经验发射火炮的传统方式，形成强烈对比。

这些工具有增进瞄准技术的“炮规”，这是最早的计算尺，它能将火炮发射所需的复杂数学和物理知识，变成简单的标尺刻画，可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的距离测量和角度定位；此外，还有“铳尺”，可帮助炮手迅速计算出不同材质的炮弹和不同口径的炮身所应填装的火药量。

耶稣会教士将这些先进技术输入中国，徐光启最先学习。而他的学生孙元化于崇祯三年（1630年）获授登莱巡抚。他起用王征、张焘等信教官员或将领，并装备大量的西洋火器，还聘请了以葡萄牙军官特谢拉·科雷亚为首的顾问团。铳规、铳尺和矩度仪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技巧的掌握，都是当时孙军中相当重要的训练内容，这些也是一般明朝军队所最欠缺的。最终，孙元化的部队成为一支受西式训练、采用西方武器的中国军队。

这支本应该受到重视的精锐部队，竟然最后因为一只鸡的缘故集体兵变，直接导致了明清军事力量的对比。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进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孙元化急令部下孔有德以800骑赶赴前线增援。

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至吴桥时，风雪交加，百姓惧兵，纷纷闭门罢市。一士兵不耐饥寒，偷了当地望族王象春的一只鸡。对方要求孔有德将此士兵“穿箭游街”，引发军队不满，遂拥戴孔有德为主，发动吴桥兵变。

次年，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3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但最终还是被朝廷斩首弃市。徐光启多年经营的事业就此毁于一旦，1年之后郁郁辞世。

崇祯六年（1633年），孔、耿二人投降后金，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孔有德的归顺，不仅令后金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全套铸弹制药的技术以及瞄准的知识与仪具。经搭配八旗步骑兵后，在当时即形成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

直到16世纪末，明末传入中国的火炮技术尚能与西方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威胁的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结果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年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征送到北京。

火器知识和技术的传承断裂，表现在许多方面。嘉庆四年（1799年），朝廷曾改造160门明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

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由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内藏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榴霰弹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乾隆皇帝大年夜吃些什么

每年的春节是汉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除夕夜的年夜饭代表着全家的团圆与幸福，汉族老百姓过年的历史源远流长，那么，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是不是也过年？除夕晚上皇家的年夜饭究竟吃什么？有何特别的讲究吗？

清朝的帝王们大都喜寒怕热，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畅春园”“圆明园”等园林里度过的，只有到了每年的春节，才起驾回到宫中过年。皇帝一般在腊月二十六日就“封笔”“封玺”，停止办公，在正月初一的大典上重新“开笔”“开玺”。

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正月初一早晨天刚亮，百官要齐集太和殿广场给皇帝拜年。那天，广场上排列着銮驾仪仗，大殿屋檐下排列着皇家乐队和金钟、玉磬等乐器。到了辰时（7点），钦天监官员宣布时刻已到，午门上鸣钟击鼓，乐队奏响音乐，皇帝登上太和殿宝座，銮仪卫官员甩响静鞭，赞礼官高喊“排班”。百官依照广场上摆放的铜制“品级山”所标注的品级位置，列队下跪。这时由两名大学士跪捧贺表，由宣表官宣读。读毕，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皇帝赐座赐茶，百官又要叩头谢恩。茶毕，静鞭再鸣，乐队再奏，皇帝下殿，百官退朝，贺岁拜年的大典就算完成了。这时，皇帝便将早已备好的装有“如意”的荷包，赐给身边的八旗子弟、宫女、太监们。而荷包里的“如意”通常有金如意、银如意、玉如意和银钱几种。乾隆皇帝登上太和殿接受百官拜年之前，通常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里饮一杯屠苏酒。他专用的酒杯重达1斤，用黄金镶嵌珠宝特制，称为“金瓯永固杯”。金瓯寓意江山，“金瓯永固”意即“江山永固”。

清代《国朝宫史续编》记载，乾隆皇帝每年正月初一上午都要去北海阐福寺，登上大佛楼进香敛福，然后回到他当皇帝之前住过的重华宫，用刻有“赐福苍生”、号称“万年青管”的黑漆杆毛笔，蘸着朱砂书写福字。他每年书写的头一张福字都要郑重封存，永不开启，以示留住福气。接下来书写的福字，则赏赐给王公大臣。儒家经典《尚书》阐释了“福”字的含义：一是长寿，二是富有，三是康宁，四是具有美德，五是老有善终。按此说法，享福的前提是要长寿。乾隆皇帝寿达89岁，儿孙五代同堂，居历代帝王之首，所以他晚年自认为五福俱全，自称是“五福五代古稀天子”。

除此之外，在过年的时候，皇帝也会放鞭炮、贴对联，不过，皇家过年时用的对联采用挂的方式，而非民间人们常用的粘贴。这样不仅用起来干净，而且如果保存得法的话，可以多次使用。

老百姓过年最讲究的是年夜饭，清朝皇帝也不例外。皇帝一家平日里是难得在一起用膳的。只有年节，才特许后妃们陪宴。除夕早上，皇帝与皇后、妃嫔们在重华宫共进早膳。早膳一般有拉拉（黄米饭）、饽饽、年糕等，花样多至十品到二十品，但这不是正式的除夕大宴。除夕团圆年饭要于申正（下午4时）举行。实际上，在中午12点就开始摆桌布置凉菜、点心了。晚宴摆在保和殿或干清宫，皇帝一人一桌，桌子是“金龙大宴桌”，桌边围上黄金绣的桌围子。大宴桌与皇帝的“宝座”之间设一“长几”，菜点都摆在大宴桌上，皇帝吃时再由人取到长几上。

年夜饭备办的烹饪原料主要是满族传统食物。如在清宫的膳食档案中记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举办除夕筵宴中所用的物料的数额，其中乾隆皇帝御桌酒宴所用的物料数额为：猪肉65斤，肥鸭1只，菜鸭3只，肥鸡3只，菜鸡7只，猪肘子3个，猪肚2个，小肚子8个，膳子15根，野猪肉25斤，关东鹅5只，羊肉20斤，鹿肉15斤，野鸡6只，鱼20斤，鹿尾4个，大小猪肠各3根。另外，制点心用白面5斤4两、白糖6两。这些物料大多是“关东”所产，反映出满族的固有食俗。

大宴桌上的菜点由外到里分成八路，有各式荤素甜咸点心，有冷膳，有热膳，共六十三品，还有两副雕漆果盒，四座苏糕、鲍螺等果品、面食。各种膳点在餐桌上的位置，彼此间的距离也都有尺寸要求。所谓“鲍螺”并非今日宴席所吃的鲍鱼、海螺，清朝皇帝很少吃海鲜，偶尔吃鱼，也只吃松花江进贡来的银鱼、鲟鳇鱼。这里的鲍螺，是一种海产品晾干后磨成粉做成的点心。

大菜之外有果钟八品，及奶子、小点心、炉食、敖尔布哈、鸭子馅包子、米面点心等小吃分东西排列，其中“敖尔布哈”系一种满族油炸的面食，还有四品南北小菜。皇宫中的规矩，各个嫔妃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平时单独开伙。但是年夜饭，妃嫔们也有幸来陪皇上吃饭。除了皇帝的家室之外，还有六桌陪客，每桌冷热菜点一共二十四品，比起皇上就少多了，而且盛菜的碗也降格为瓷碗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随着鼓乐声，皇帝和妃嫔入座。太监们先给乾隆进汤膳。汤膳用对盒盛装，“对盒”即两盒合一，取成双成对吉祥之意。皇上的对盒是两副，左一盒为燕窝红白鸭子腰烫膳一品，粳米干膳一品。右一盒为燕窝鸭腰汤一品，鸭子豆腐汤一品。接着，太监们给嫔妃们送汤，虽然也用对盒，但数量减半，每人一副，内装粳米膳一品，羊肉卧蛋粉汤一品。而且也有规矩，按照等级送完一个，再送第二个。

汤品用过后，奏乐停止，开始转宴。所谓转宴，就是将宴席上的各类膳品、陈设（花瓶、筷子、果盒除外），从皇帝桌前开始，在陪桌上转一遍，意为全家共同享用。转宴之后，摆酒宴。皇帝酒膳一桌分五路共四十品，后妃酒膳每桌十五品。皇帝在丹升大东乐声中进第一杯酒，后妃接次一一进酒。酒后进果茶，接着后妃起座，皇帝离宴，祝颂之乐奏起，家宴始告结束。

年夜饭结束后，皇上下令把自己吃过的饭甚至连盘子、碗、碟子、勺子、筷子一块儿都赏给亲近的大臣和亲王、郡王们。大家一起观看“庆隆舞”。“庆隆舞”作为最具满族风味的节目，一直以来都是年宴上的保留节目。“庆隆舞”又称“马虎舞”，是满族早期的民族舞蹈。该舞蹈分两方阵营，一方舞者头戴兽面具，身披兽皮，扮作动物；另一方舞者身着满族服装，扮作狩猎者，后来狩猎者的服饰变成当时八旗的服装。舞蹈的结局，通常是狩猎者成功猎取动物。

家宴环境虽然也表现出封建礼仪制度，但总体上表现得较为随便。康熙帝曾于干清宫行宴作诗，描述了皇帝与后妃们一起，在佳节之时欢聚一堂、喜庆节日的情景，并写出宴饮时气氛和谐、情绪热烈的心情。诗中写道：“今夕丹帷宴，联翩集懿亲。传柑宜令节，行苇乐芳春。香泛红螺重，光摇绦蜡新。不须歌湛露，明月足留人。”百姓在过年的时候，讲究团圆和祝福，皇帝家过新年，也有一套礼数。皇家的礼数虽然排场，但是宗旨也和平民百姓一样，图的是喜庆和吉祥。

解密慈禧老佛爷登峰造极的“出恭”程序

慈禧太后的“出恭”在一些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太后说要传官房，几个宫女就去分头准备，一个去叫管官房的太监，一个去拿铺垫，一个去拿手纸。太后官房是用檀香木做成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恭”了。官房里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把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的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捧着送进净房里，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地上，把官房放在油布上，再把手纸放进壁虎嘴里；太后完事后，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套包好，举到头上顶出去，清除完脏物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下一次使用。

宫中虽然可以如此，羁旅途中自然不能这样烦琐，一路车马，也不方便端来端去的。1903年3月，慈禧以恭谒西陵为名，要乘上火车抖抖威风。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即是大小便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粪便落入不见痕迹。桶外用宫锦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像一个绣花坐墩。

清史家孟森的描述是：“车中备铁床、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幔围之，床身购诸肆，嫌柱稍高，截其脚而移高其床面。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车身亦（遍）套黄绒，而以缎贴里。”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

清代官吏摆谱的排场到底有多大

清朝官吏有许多坏习气，其中之一就是摆官谱、讲官派。所谓官谱、官派，就是做官的排场、派头。民国时有位深知清代官吏此习的人评说道：“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版，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实际上，清朝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表现还有很多，包括衣食住行、说话办事等各方面。官场中人的普遍看法是：做官就应当有官谱、官派，不然算什么官？所以，一旦为官，便要摆谱、讲派。即使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办法硬摆穷讲。下分六个方面来看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情况。

一、官员出门时鸣锣开道、仪仗威武的排场，尤能体现官谱官派。《官场现形记》里的钱典史说到州县官要靠鸣锣开道显示官的身份：“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清制，各省文武官员自督抚到知县，外出时皆有仪仗，仪仗依官品分等级。督抚的仪仗是所谓“八座之仪”，即：以小红亭（头亭）为前导，次为红伞（避雨之用）、绿扇（障日之用）及鸣锣者4人，其后为肃静、回避木牌各2及官衔牌，再次为红黑帽皂役各4人，呼喝不绝，再后面是骑而导者1人（俗呼顶马）及提香炉者4人，然后是本官所乘绿围红障泥大轿，4人抬之，4人左右扶之（即八抬大轿），轿后为戈什哈（巡捕）2人和跟马2骑。《歧路灯》里写学台出行时其仪仗走过的情景：“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回避、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一对又一对，过了半天。……金瓜开其先，尾枪拥其后，一柄题衔大乌扇，一张三檐大黄伞儿，罩着一顶八抬大轿，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脸上挂着镜看书的一位理学名臣。”如果官员出行走水路，则必择高大楼船，舱门贴红纸字条，旗、牌、伞、扇插列舱面，也鸣锣开道，锣声一响，行舟让路，两岸肃然。出行鸣锣的次数，依官职而不同，其含义也不同。州县官出行鸣锣，打3响或7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意为“让开”“军民人等齐闪开”（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道府出行鸣锣，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打十三棒锣，意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无之，则被认为不成体统。如郑板桥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时人对此都看不惯，他的朋友郑方坤说他“奇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

二、京官到衙署时，皂隶要在门口迎接侍候。如是堂官，则有4名皂隶在前面扬声喝导而进；如是司郎官，则有1名皂隶导引，只作遏声。清前因居士咏此官派云：“京官体统亦尊荣，舆从临衙皂隶迎。分引诸司惟有遏，堂官对导共扬声。”

三、住宅要讲官派，表现之一是讲求宅第宏敞气派。如李慈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愿出高价租赁宏敞的大宅。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租居位于北京保安寺街的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其邸有屋20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气派阔绰。当时他的年收入是123两银子，而房租就达48两。表现之二是在宅门上贴上可以显示官派官威的“封条”。北京宣南一带官宅多贴有标有官衔和禁人“喧哗”字样的“封条”，以壮观瞻，以示荣耀，以警行人。有两首竹枝词是咏封条上标有官衔的：“陆海官居各表之，衔条比户贴参差。长班领客无须问，但到门前便得知。”《日下新讴》注云：“京城内外有职者，于所居临街大门之上，各贴官衔封条。”“居官流寓仕京朝，门示头衔壁上标。待得春秋亲校士，红笺添并两封条。”《燕京杂咏》注云：“官宅禁示闲人。”红条书主考官姓名、职务：“贴大门以示荣”。又有两首竹枝词咏贴封条禁人喧哗。其一：“封条处处禁喧哗，小小门楼也宦家。为问何人曾入仕？舍亲始祖作官衙。”《草珠一串》其二：“每做京员势必添，两条四块甚威严。喧哗禁止偏难止，多半门前壮仰瞻。”《增补都门杂咏》关于禁喧哗的字样和所谓“两条四块”，《官场现形记》描写道：京官吴赞善家的“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4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

四、吃饭讲排场，讲派头。一些官员食必方丈，根本吃不了。待客时，客已停箸，菜肴却仍在上桌。知县大老爷吃饭的仪节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

五、摆官谱、讲官派对于官瘾十足的人来说，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的求官者官位还没到手，就摆起了官谱；有的官却在已经失掉官职后，仍在摆官谱。《官场现形记》里有个黄某，祖上办盐，“到他手里，官兴发作，一心一意地只想做官。没有事在家里，朝着几个家人还要‘来啊来’的闹官派”。某都统被革职回到家乡，但官习不改。每天起床后吸鼻烟时，便有仆人持官衔手本数十份，立在旁边，依次呼手本上的姓名：“某大人拜会——”，“某老爷禀见——”，然后躬身待命。都统吸完烟，便挥手令仆人出去。仆人走至中门，再大声呼曰：“道乏——”（拒见客人的客气话，意谓你辛苦了一趟）。如此程序，就像演戏一样。每日行之，都统便觉得心神舒泰，否则便寝食不安，如患心病一样。

六、许多官僚自己摆谱还不够，家人婚丧做寿也要大讲排场。晚清上海知县叶廷眷上任3年，其母做寿的排场一年比一年大。以寿筵为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烧烤2席、鱼翅13席、次等鱼翅12席；十二年变为烧烤2席、燕菜2席、鱼翅14席、次等鱼翅10席；十三年又变为烧烤3席、燕菜3席、鱼翅21席，另送同乡30席（中等鱼翅5席、次等鱼翅13席、海参12席）。对本衙和外衙随官前来贺寿的差役仆人也请吃寿面、给赏钱，连县狱里的犯人也赏面赏肉。有一年请吃寿面的数目竟达2050碗。

北洋政府四位总统下野后的最终归宿

黎元洪：息影津门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1864年出生，1911年武昌起义时被革命军抓来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兼总司令，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领导人，1912年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在民国初期政坛上，黎元洪向来是北洋军阀操纵利用的工具。袁世凯当道时，他被软禁在大院里当装聋作哑的“黎菩萨”。袁死后，继任大总统，无兵无权的他，只有做北洋政府的橡皮章，听从段祺瑞的摆布，稍有不从，段就请来张勋的辫子军，搞了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把戏，被赶下了台。1922年又被曹锟放到了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上对抗广东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久就被曹锟轰了下去。

下野后，黎元洪在天津的住宅内建了一个网球场，经常在下午打1小时的网球。冬天到来时，网球场改为滑冰场。黎元洪一向爱好书法，归隐后更是乐此不疲，各方仰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他对武昌起义纪念日非常重视，每逢这天，都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让群众在他的寓所内共同欢庆。黎元洪注重实业投资，投资兴办了数十家企业，并向银行贷款。1924年，因为银行追索本息，被迫将北京东厂胡同的住宅出卖。

1926年，黎元洪突患脑溢血，次年好转。1928年初夏，偕同夫人到英租界看马赛，旧病复发，不能言语，6月3日去世，终年64岁。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黎元洪成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的第一人。

冯国璋：解甲归田

冯国璋，河北河间人，1859年生，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的创始者，1917年出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10月，代理期满下台。他一向善于敛财，经营活动大多集中在金融和地产上。在老家拥有良田千亩，在江苏南通与人合办盐垦公司，占地70万亩。1919年集资1000万元拟办开源实业公司，并先后开办兵工厂、铁矿和电灯公司。同时，念念不忘联络旧部筹建新党。死后发现他的军火库有价值60万大洋的武器，有一半是冯国璋以前打仗的战利品，一半是他用私人财产购买的毛瑟枪。担任代理大总统时，冯国璋用了25节车皮运到沧州存放。1919年12月12日，与朋友会谈时，冯国璋突然发病，28日去世，享年62岁。国务会议决议花京钞5.8万元为冯国璋治丧。1920年2月2日，灵枢归葬河间原籍。

徐世昌：退耕修道

徐世昌，天津人，1855年出生在河南，袁世凯的老朋友，晚清政府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1918年当选为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为了表示解甲归田，他在住宅内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并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住宅占地10亩左右，其中空地很多，他命佣人开畦种菜，有时还自己动手锄草。此外，他的夫人曾在河南辉县购置田地，准备徐世昌归隐，只是从没有派上用场。日常生活中，徐世昌精心修道，每天叩头100个从不间断。徐世昌工诗善画，大部分时间用于写字作画，以文会友。编辑出版了《清儒案》《退耕堂政略》等10多种书籍。

汉奸王克敏、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多次劝说徐世昌出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闭门不见，并从此装病。不料弄假成真，1938年冬天，患膀胱瘤，1939年6月5日病死，终年85岁。临终遗嘱，不发讣告，归葬河南辉县，不修墓工，衰土树石。但是由于战乱，灵柩一直未能归葬河南。

曹锟：跌为平民

曹锟，1862年出生，天津人，贫苦人家，卖布出身，但在这四位总统中算是最有实力的。1923年以贿选手段当上民国大总统，1924年10月，冯玉祥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限曹锟交出印玺，通电辞职。1926年曹锟想复职的念头彻底破灭，只好过起了寓居生活。跌为平民的曹锟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童年的身影，许多穷邻居找上门来，和他交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的、拉洋车的、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还千方百计拉曹锟当傀儡。曹锟在夫人的劝导下，发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伪河北省省长前来当说客，都被曹锟夫妇轰走。

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被曹锟夫人拒绝。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史记中的几个著名饭局

最早将请客吃饭作为革命手段的是公子光。

公子光是一代枭雄，他的事业和伍子胥有关系。当年，伍子胥背负血海深仇从楚国逃亡到吴国，他的心被仇恨所炙烤，父兄的死如同巨石时时刻刻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食不甘味，度日如年。

但是，伍子胥很快就发现，吴国当时的大环境根本不适合他报仇。公子光是吴国政坛的实力人物，在伍子胥看来，公子光在国内有夺取王位的企图，因为每当伍子胥提倡议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公子光总是冷冷地说：“那个伍员，父亲、哥哥都是被楚国杀死的，伍员才讲攻打楚国，他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伍子胥的报仇愿望被吴公子光给彻底搅黄了。为了自己的复仇目标，伍子胥决定先帮公子光，然后再让公子光帮助自己实现自己报复楚国的计划，因此，伍子胥就将刺客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

让我们先来看看公子光到底为什么有夺取王位的野心：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余祭、夷、季子札。在吴王的几个弟弟中，季子札最年轻也最为贤明，因此深受吴王诸樊的喜欢。在吴王的心里有一个埋得最深的秘密，那就是，无论如何将来都要让贤明的季子札当上吴王。于是他决定采用“兄终弟及”的王位传递方式，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递下去。反正季子札还年轻得很，将来一定有机会做吴王。主意打定，吴王诸樊就坚决不立太子，死后就把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死后，王位传给了夷。夷死后本当传给季子札，季子札却逃避不肯就任。吴国人没办法，只好拥立夷的儿子僚为国君。

别人都无所谓，但公子光却受不了了。本来他的老爹是吴王，按正常的程序，吴王的位子非他莫属，谁知道，老爹却突然打破了正常的程序，弄什么“兄终弟及”，“及”来“及”去，王位却“及”到了本来不相干的另外一个人头上去了。他这个正宗的吴公子最后却被动出局，成了一无所有的旁观者。他心中暗骂：“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谁能说公子光说得没有道理？

心怀失落的公子光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有了队伍就有了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这一等就是将近十年的工夫。

吴王僚九年，楚平王呜呼哀哉。吴王僚决定乘人之危，派弟弟盖余、属庸率领大军围攻楚国都城，不料却被楚军断了后路。

公子光心中暗喜，出头之日终于到了。外无救兵，内无忠臣，吴王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公子光决定在此时“请客吃饭”——请吴王僚吃饭。

公子光为这次宴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宴会地点——公子光家；主菜——水煮鱼；服务生——专诸；还有备用男服务生若干。吴王僚也做了精心的准备，为防公子光施展阴谋诡计，吴王僚不惜采用人海战术——从王宫一直到公子光的宅第，密密麻麻布满了王僚的卫兵，门户、台阶两旁，也全都是王僚的亲信。夹道站立的侍卫，都手持长矛，虎视眈眈。

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之下，谁也不会相信将有意外发生。

就在大家都有些松懈的时候，公子光以脚部疼痛为由请求暂时离席。在公子光的安排之下，主菜水煮鱼随即就被服务生专诸端到了餐桌之上。不就是一个侍从嘛，专诸的出现显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专诸平静地把鱼放在餐桌之上，如同变戏法一样，他突然从水煮鱼的肚子里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王僚还没反应过来，就已命丧专诸之手。

反应过来的吴王僚的侍卫人员在第一时间杀死了专诸。局面大乱，公子光趁机放出埋伏的武士攻击吴王僚的部下，很快将他们全部消灭。于是，公子光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吴王阖闾。

你看，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请自己的敌人吃饭，然后革掉那人的命，代替那人做国王。仅仅是请了一次客，费了一顿饭，革命就成功了，多么便当的一件事情啊！如果考虑到主人也消耗了自己准备的饭菜，那这场客请得就更加划算。

如果不是以请客的方式，公子光能够接近吴王僚吗？公子光所养的刺客能够面对吴王僚痛下毒手吗？因此，在某种情况下，请客就是最好的革命，最经济的革命，最实惠的革命。

鸿门宴是“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一个可算可不算的案例。

鸿门宴虽然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但鸿门宴却算不上经典的请客吃饭案例。鸿门宴只是一场匆匆忙忙的宴会，是不速之客与毫无准备的主人之间的一次小聚。

当时，刘邦率先进入关中。根据事前的约定，先击败秦军进入咸阳的就有资格在关中称王。令社会各界大跌眼镜的是，综合实力远远不如项羽的刘邦却率先进入了秦都咸阳，更令社会各界大跌眼镜的是，刘邦进入咸阳之后，居然远财宝，避美女，并且还和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刘邦的重大转变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他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由流氓转变为了君子？他转变为君子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但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刘邦这样做显示了他不同寻常的志向。有了这样的结论，项羽就起了杀心，他决定向刘邦发起致命的攻击。其时，刘邦麾下有十万大军，项羽麾下则有四十万大军，刘邦的劣势非常明显，他的生命悬于一线。对于项羽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刘邦却丝毫不知。

幸亏项伯通风报信及时，项伯通风报信是为了报答张良。

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任楚军的左尹，早年张良曾经救过项伯的性命，因此两人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为了避免自己的朋友蒙受灭顶之灾，项伯就暗中将楚军将要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向刘邦手下的张良做了通报。

张良却把项伯置于了尴尬之中，因为得知这一绝密情报的张良马上将这一信息报告给了刘邦。刘邦大惊，他深知自己此时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活命要紧啊，因此，他只好接受项伯和张良的建议，硬着头皮前去项羽的军营作深刻检讨。

因此，我们要理解项羽，理解项羽为什么要备下酒宴招待刘邦。这场后来被命名为“鸿门宴”的宴会，并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斩首行动，而仅仅是一场临时动议。自己的对手前来赔罪，项羽尽一尽地主之谊也是人之常情。虽然有些仓促，虽然是临时安排，这场宴会却准确地显示了项羽的贵族风度。也许这种风度妨碍了项羽成就事业，却是项羽的性格必然。

显然，这是一场仓促的宴会，项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项羽的智囊团也没作任何准备，因此，他们对于宴会的议程、宴会的祝酒词、宴会的用餐标准、酒的档次……都几乎没有作任何安排。然而，客人刘邦的准备却相当充分，他掌握了项羽的底牌，也知道项羽的真实态度，有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刘邦就知道了该如何应对，该如何说第一句话，酒席之上该如何调节气氛，该如何控制局面……所以，对于宾主双方来说，这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宴会。由于有了这样的不对称，才会出现刚一见面，项羽就出现了不小的社交失误。

刘邦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委屈之情的：“我进驻函谷关以后，丝毫不敢有所犯，登记官民户口，查封各类仓库，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您的到来，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对于您，我没有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其他心思。我想，一定是有小人说了我的什么坏话，才使得您和我之间产生了误会。”因为项羽没有任何准备，他的思路就一直跟着刘邦的思路在走。听完刘邦的话，项羽突然感到十分惭愧，是啊是啊，我怎么就误解起刘邦了呢？作为一种正常的自我解脱心理，他很自然地说道：“那些话都是您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怎么会这样！”很显然，在潜意识之中，项羽是在为自己辩解——不是我有意要误解你刘邦，而是你刘邦自己阵营的人过来离间。我这里没有问题，是你们内部的人造成了这种局面，因此，不要来问我怎么回事，要问就问你们自己人去好了。

其实，这句话刚一出口，项羽就感到十分不妥，这岂不是要害死为自己提供情报的曹无伤吗？就这样，从二人见面的那一刻起，占了天时地利的项羽就一直在心理上处于被动状态，为了缓解这种状况，他决定置办酒席，跟刘邦喝酒。他知道，刘邦酒量很差，项羽决计要在酒桌上找回自己的自信。因为存了这样的念头，项羽处处显示出盛气凌人的样子。

项羽一上来就一屁股坐在了主位，下面就是整个酒席的座位安排：项羽和叔父项伯在上席，坐西面东，首席智囊范增面朝南坐，刘邦面朝北坐，张良面朝西陪侍。宴会进行中间，范增好几次给项王递眼色，又好几次举起身上佩戴的玉向项羽示意，其意思就是让项羽干掉刘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项羽却一直保持沉默，一点反应都没有。也许是事前准备不足，也许是配合还不默契，项羽的思维一直处于僵硬状态。实在忍无可忍的范增只好亲自出去叫来项庄面授机宜：“该你露一手了，你进去上前献酒祝寿，然后请求舞剑，趁机刺死刘邦那小子。切记切记！”

然后，就是著名的“项庄舞剑”，就如同后来的那句成语所说的那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就是刘邦。项庄的那把剑舞得虎虎生风，凛凛寒光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杀机，局面惊心动魄，刘邦岌岌可危。可是，每当项庄将要出剑的一刹那，项伯的身影总是及时出现。多亏项伯常常用身体掩护，刘邦才得以逃过生死大劫。

见此情景，张良只好借如厕之机找来樊哙。樊哙是刘邦的连襟，听说里面情况危急，他靠着自己的一股蛮劲，带着宝剑拿着盾牌闯进项羽刘邦他们饮酒的雅间。一心救主的樊哙，其身体自然是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因此，周身洋溢着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满座各怀心事的众人相比，樊哙显得雄姿英发，英雄相惜，项羽不由为樊哙的虎虎英气所吸引，由衷地赞叹道：“真乃壮士！赐他一杯酒！”手下的人给他递上来一大杯酒。樊哙将满碗高度酒一饮而尽，场面出现了一次小高潮。

可以想像，在樊哙进来之前，整个酒席之上的气氛是沉默的，诡异的，一边是刘邦点头哈腰，低眉顺眼；一边是项羽颐指气使，爱理不理；一边是范增老谋深算，暗含杀机；一边是张良冷眼旁观，沉着应对；一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边是项伯挺身而出，及时搭救……这不是宴会，这是生死场；这不是把酒言欢，这是斗智斗勇。但是樊哙的出现，使得场面稍微有些活跃了，因此，项羽有了眼睛一亮的感觉，他看着豪放的樊哙，大声说道：“再赏给他一只肘子！”手下的人递过来一整只猪肘子。樊哙把盾牌反扣在地上，把猪肘放在上面，拔出剑来边切边吃。此时，场上的气氛更加活跃，项羽喝彩道：“好一位壮士！还能再喝吗？”樊哙从容答道：“我连死都不在乎，一杯酒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樊哙让项羽来了兴致，是啊，酒不咸不淡地喝了半天，气氛却压抑得要命。喝酒的男人都知道，酒席之上，真正让男人佩服的就是对方的酒量，项羽似乎被樊哙的酒量所折服，几乎有了和樊哙一拼酒量的念头。然而樊哙却突然开始发表演讲：“关于秦始皇，我有几句话要说。他有着虎狼一样的凶狠之心，杀人无数，好像惟恐杀不完；给人加刑，好像惟恐用不尽，结果弄得众叛亲离。今天，沛公如此劳苦功高，您不仅没有给他丝毫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害有功之人。请问这和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区别，这不是走秦朝灭亡的老路又是什么！”

刚才还在兴头上的项羽没有想到樊哙还有这么一手，顿时张口结舌，只好一个劲儿地说：“坐！坐！”

宴会上的气氛更加扑朔迷离，樊哙的演讲揭开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弄得大家尴尬不已，项羽更是被弄得心乱如麻，刘邦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借上厕所的机会悄悄逃离了杀机四伏的宴会，撒丫子跑回了自己的军营，顿时有了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因此，鸿门宴既不是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它又是革命，又是请客吃饭，只是命没有革好，饭也没有吃好。这是一个反面案例，长期被研究革命与吃饭关系的学者教授挂在嘴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令后人品味不已。

吕后就从中受到过启发。

作为刘邦的亲密战友，吕后对于“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了然于胸，学得也是炉火纯青。

作为帝国公开的秘密，世人都知道，第一夫人吕后最恨的人就是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恨戚夫人是因为戚夫人夺去了刘邦的爱，恨赵王刘如意，是因为刘如意差一点夺去自己亲生儿子的太子名号。因此，刘邦去世之后，掌握了政权的吕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让吕后大显身手的是这样一件事。

汉惠帝二年，楚元王刘交、齐悼惠王刘肥前来朝见。十月，有一天惠帝与齐王在太后面前宴饮，惠帝因为齐王是兄长，就按家人的礼节，请他坐上座。看到居然有人敢坐在自己的儿子、当今的皇上的上座，吕太后大怒，马上暗示手下斟了两杯毒酒放在齐王面前，命令齐王起来向她献酒祝寿。齐王站了起来，不知深浅的汉惠帝也站起来，端起酒杯要一起向太后祝酒。太后大惊，为防万一，急忙站起来倒掉了惠帝手里的那杯酒。齐王是刘邦的私生子，看到吕后奇怪的举动，当然也就留了个心眼，没敢喝太后的这杯酒，假装喝醉离开了坐席。事后打听，才知道太后所赐的那杯酒含有剧毒。齐王恐惧不已，揣测自己将不能从长安脱身，内心异常焦虑。手下人为他这样出谋划策：“如今大王您拥有七十多座城池，而太后的爱女鲁元公主却只享食几座城的贡赋。大王如果能把一个郡的封地献给太后，来作公主的汤沐邑，供公主收取赋税自用，太后一定高兴，您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再担心了。”齐王认为有理，于是就向吕太后和鲁元公主献上了城阳郡。为了讨好太后，还违背常礼，尊自己的异母妹鲁元公主为王太后，用对待母亲的礼节来对待鲁元公主。吕太后因此十分高兴，齐王的危机才得以化解。

吕后就这样巧妙地利用请客吃饭，制服了自己的敌人，达到了革命的。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一个反面典型是窦婴无意之中制造出来的。窦婴是一个弄巧成拙的主。

窦婴和田是汉武帝时代的官僚，只是两个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两个人分属两个阵营：窦婴是太皇太后窦氏一系的人马，田则是皇太后王氏一派的主力。同时，窦婴是退居二线的官员，而田则是如日中天的当朝丞相。需要提及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灌夫，灌夫和窦婴是好朋友，也是靠边站的人物。

田曾经派人索取魏其侯在城南的田地。魏其侯明确拒绝并且十分怨恨地说：“我虽然被废弃不用，将军虽然显贵，也不能如此仗势硬夺我的田地呀！”灌夫听说后，也大骂田仗势欺人。田与窦婴、灌夫因此更加矛盾重重。

后来，田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太后因此下了诏令，让上流社会的人士都前去祝贺。为了缓和与田之间的矛盾，窦婴对此事显得十分热心，不仅自己跃跃欲试，积极主动，而且还拉着自己的好朋友灌夫前去捧场。

宴会如期开始，东道主田率先敬酒。丞相敬酒，在座的宾客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但轮到窦婴敬酒之时，景象就大为不同了，只有他的老朋友象征性地离开席位表示礼貌，大多数人照常坐在那里，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这就是在职干部和离休干部的不同待遇，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灌夫却为窦婴鸣不平，毕竟自己是窦婴的好朋友。于是，灌夫也起身依次敬酒，当然先敬田，谁知田根本就没有把灌夫敬酒当成一回事，照常坐在那里，淡淡地说：“我可不能喝满杯。”本来就一肚子火气的灌夫难免话带讥刺，但田就是不给面子。窝了一肚子火的灌夫只好在别人身上撒气，逮着谁骂谁，好好的一场宴会被灌夫搅和得不三不四。本来窦婴还准备利用这次饭局和田套套近乎呢，谁知平地波澜，不但窦婴与田的矛盾不能解开，反而有更加激化的可能。

果不其然，看着借酒发疯的灌夫，田突然在沉默中爆发了，叫来卫兵扣住了灌夫。因为宴会是奉太后之命筹办的，灌夫在席间的无礼行为就显得情节十分严重，最后灌夫以“不敬”的罪名被捕入狱，面临掉脑袋的危险。

这次轮到窦婴不好意思了。灌夫本来不在受邀请之列，完全可以不来参加这次宴会，是自己强拉过来捧场的。这下可好，一下子被田上纲上线地给逮捕了，这场戏如何收呢？大家都等着看好戏，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灌夫之所以借酒发疯，其实全是为窦婴出头。

窦婴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反而需要出钱活动，让宾客向田求情，最终也于事无补。不仅于事无补，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部被处决，窦婴也被处以死刑，在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

这是一场宴会引发的血案，可以看作是“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反面典型。

我觉得真正在高层次上洞悉了“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真谛的是一代伟人刘邦。

公元前195年的冬天，淮南王黥布叛乱，刘邦亲自披挂上阵，将黥布打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叛乱平定，刘邦心情很好。

得胜凯旋，途经故乡。再次返乡的刘邦已经不是从前的亭长，不是从前游手好闲的刘三，此时他已是天下的主人，实现了他早年对着秦始皇的车马威仪所发出的宏伟志向——大丈夫当如此也！

那句话说得好，“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如今天下平定，海内一统，正是还乡的好时候。兴致勃勃的刘邦，路过故乡沛县时停留下来，在沛宫置备盛大的酒席，把老友新知、父老子弟请来一起纵情畅饮。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过舒服的日子吗？

刘邦特别有创意，亲自在当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少年儿童，教他们唱歌。在稚气的童声合唱中，历历往事如在眼前：自己以一介平民起事，戎马倥偬，东奔西杀，最后居然成了新一代的统治者，成了超越秦始皇的一代帝王。如果这还称不上成功，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成功？如果这都不算富贵，那么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富贵？童声合唱越来越美妙，越来越令人陶醉，刘邦百感交集地说：一生中能有几次这样的夜晚？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刘邦心里最为软弱的地方，历来最讨厌诗人的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有了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于是他自然地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唱起自己编的歌谣：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一遍遍唱着，和着童音，盛大的宴会突然安静了下来，满座都停止了饮酒，他们为伟大领袖的才艺所折服，为伟大领袖浪漫的情怀所感染，于是他们也和着领袖的节拍唱了起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啊——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啊啊——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啊啊——

在全场的伴奏声中，刘邦如痴如醉，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自编的舞蹈。他有些醉意，但心里却无比清醒，革命已经成功，同志们已不需努力！

宴会一直持续了十多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盛大的宴会场景。

革命是手段，请客吃饭是目的；请客吃饭是生产力解放之后胃口的极度狂欢；请客吃饭是革命成功之后胜利者精神的极大放松。刘邦以自己的请客吃饭将革命的意义给予了界定，显示了革命家的旷达豪放，显示了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肆　破解谜团

到底谁是秦始皇的生父

《史记》能让一般的人也读得津津有味的一个原因，是太史公很喜欢讲述一些奇闻逸事。比如，按他的说法，秦始皇帝居然是个没有嬴家血统的私生子。据他说，吕不韦在赵国邯郸与一名美貌舞女（后人称为赵姬）同居，后者有了身孕。有一次吕不韦请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喝酒，子楚喜欢上了赵姬，向吕不韦索要。吕不韦先是大怒，后来考虑到已经破费了大笔家财结交子楚，于是就把赵姬献给了子楚。赵姬向子楚隐瞒了自己已怀孕一事。12个月后，在第二年的正月，赵姬逾期产下一子，被子楚立为夫人。这个小孩取名为政（“政”通“正”，表示是正月生的），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但汉朝的人认为嬴政其实是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所以干脆又把他叫做吕政。

后来的史家也都沿用这个说法（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到明朝时，有几位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或者是吕不韦编造出来保护自己的，或者是秦始皇的仇家捏造出来泄愤的。现代的史学家有的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有的认为司马迁的记述不可能空穴来风，于是秦始皇生父是谁，就成了一个谜了。现在的小说、影视，都还是把吕不韦当成秦始皇的生父。文艺作品喜欢传奇，无可厚非。

嬴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秦昭王是嬴政的曾祖父，中间还隔着祖父秦孝文王和父亲秦庄襄王即子楚。子楚当时还只是秦昭王众多孙子中被抛弃的一个，几乎没有可能继承王位，吕不韦把宝押在他身上已是匪夷所思，更何况是子楚的继承者？孝文王和庄襄王碰巧都很短命，一个只在位1年，一个只在位3年，嬴政才因此早早登上了王位。吕不韦如果能预见这种巧合，那可真是神仙了。

从科学的角度看，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问题更大了。很显然，嬴政是在赵姬嫁给子楚1年以后出生的，后人为了把嬴政说成吕不韦的儿子，才有怀孕12个月这种离奇的传说。人类妊娠时间从受孕之日算起平均不足9个月，仅为266天。古人因为不知道女性的受孕时间，有了“怀胎十月”这种不准确的说法。如果真的怀胎十月，对胎儿是相当危险的，更不要说怀胎12个月了。

吕不韦因为组织编撰《吕氏春秋》而广为人知。

因此，子楚根据赵姬生子的时间判断嬴政是自己的儿子，是非常合理的。

总之，根据医学常识我们可以断定秦始皇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虽然有关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的说法不见于《战国策》等其他史料，是《史记》首先提出来的，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不敢否定甚至去肯定这种说法，是因为相信司马迁，以为太史公不会胡写。

其实以现代的眼光看，《史记》算不上严谨的史书，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就拿吕不韦这事来说吧，《史记》既说赵姬是委身吕不韦的舞女，又说赵姬是赵国有势力的豪家女，身份如此悬殊，前后矛盾。又如，《史记》叙述吕不韦与子楚商议如何争取让安国君（后来的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嫡嗣，绘声绘色地记录两人的对话。读者读起来固然很过瘾，但是这是两个人私下里极为机密的密谋，具体内容他人如何得知？不过是司马迁的文学虚拟而已。再如，赵姬婚前怀孕一事，乃是她与吕不韦两个人的天大秘密，连赵姬的丈夫都瞒过了，他人又如何得知？明显是编造出来的。在吕不韦生前，秦始皇显然从未听说过吕不韦是其生父的传言，所以在决定除掉吕不韦时，还责问他：“君何亲于秦？”

我们是相信科学、理性，还是迷信古代的权威？即使是学习历史，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杨贵妃为何没能称后

杨贵妃（719-756），名玉环，字太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美女，也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位后妃。

杨贵妃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生于容州（今广西玉林容县），出身宦门世家。她不仅天生丽质、仪态万方，而且通晓音律、能歌善舞，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三千宠爱在一身，后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来形容杨贵妃受宠的程度。正史《旧唐书》也这样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可见唐玄宗的确是被杨贵妃的美艳多情迷住了，以至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不仅封杨玉环为贵妃，还重重提拔了杨贵妃的亲戚家人，叔父杨玄、兄长杨锜、杨国忠等都被任命了重要的官职，她的三位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由朝廷供应俸禄，可谓家族显赫。但是有一个疑问始终困扰着后世学人，那就是既然当时唐玄宗这么迷恋杨玉环，杨玉环却为什么一直是个贵妃，而没有成为皇后呢？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有关记载中发现和挖掘线索，进行相关论证和推测。从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来看，唐玄宗之所以没有册封杨玉环为皇后，很可能与他得到杨玉环的卑下手段有关。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杨玉环原为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唐玄宗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儿子手中抢过来的。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七月，李瑁与杨玉环一见钟情，在武惠妃（李瑁之母）的再三请求下，唐玄宗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甜美异常，而这时唐玄宗并没有见到杨玉环。

5年之后，唐玄宗才看见了杨玉环，并且一见之下便被杨玉环的姿色深深迷住了，而这时她已经嫁给寿王李瑁差不多5年了。但唐玄宗却不管这么多，他设计了一番表面文章，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便下诏令杨玉环出家做道士，并赐道号“太真”，命令杨玉环搬出了寿王府，住进了太真宫。然后，他将大臣韦昭训的女儿许配给寿王李瑁，并立为妃，以此来安抚寿王。5年之后杨玉环守戒期满，唐玄宗便下诏让杨玉环还俗，并接入宫中，正式册封为贵妃，自己养了起来。

这件事情自然给寿王李瑁以深重的伤害，但抢走爱妃的是自己的父皇，自己只能敢怒不敢言。对此，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在诗歌《骊山有感·咏杨妃》中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此诗说明了当时唐玄宗抢走儿媳妇后，寿王李瑁的郁闷和唐玄宗的尴尬，然而杨玉环实在是太漂亮了，唐玄宗为了得到她，这一切都不顾了，由此也可见杨贵妃的迷人之处。另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的朝代，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各种外来风俗在大唐落地开花，封建伦理等级制度得到弱化，因此唐玄宗这样做并没有引来太大的反对。

但抢夺儿子王妃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寿王李瑁虽然表面不敢说，暗地里肯定是耿耿于怀的，所以唐玄宗虽然极其宠爱杨贵妃，将所有的恩惠都施加到她身上，连她的亲戚朋友都提拔为重要官员，由朝廷俸禄包养起来，甚至于民间产生了“不重生男重生女”的风气，但却一直不肯加封她为皇后。一来是从儿子手中抢来的贵妃毕竟有违伦理，虽然其时风俗开化，但纲纪伦常的主体还是存在的，让这么得来的妇人做了皇后显然无法“母仪天下”。二来是如果封杨玉环为皇后，势必将寿王李瑁心中压抑的怒气激发出来，到时候发生政变也很有可能。其三是杨贵妃得宠后仙及鸡犬，她的兄妹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已经发展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再封她为皇后，必将引起大臣的反对和权力的倾斜，这对维护稳定是很不利的，所以唐玄宗一直不肯封杨贵妃为皇后。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唐玄宗不能封杨贵妃为皇后，这就是杨贵妃跟随唐玄宗后一直没有子嗣。至于杨贵妃为什么没有生育，我们无从得知，但没有儿子肯定是封她为皇后的一大障碍，因为古代册立皇后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君臣参与，诏示天下，册立的皇后必须是懿德懿容，能起到垂范万众、母仪天下的作用，她所生的儿子也将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因此皇后与太子一般应当是母以子显或是子以母显的，但当时太子已立多年，而且成长正常，杨贵妃又迟迟没能生个儿子出来，所以就没有理由封她为皇后。如果强弓硬上马，立杨贵妃为皇后，很可能引起太子、寿王李瑁甚至朝廷大臣的反对，发生宫廷政变，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唐玄宗断然不会去冒这个险。

事实上，杨贵妃虽然没有成为皇后，但她享受的待遇规格早就是皇后的标准了。她一入宫便集“三千宠爱在一身”，民间还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传说，可见杨贵妃地位之高，承运之深，宫中的仪体规制都是为她而设了。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而且比一般的皇后更受尊宠。杨贵妃也比较聪明，没有反复请求唐玄宗立自己为皇后。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

唐中宗是韦氏母女合谋害死的吗

按照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唐中宗李显是被毒死的。《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餤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按照这个说法，韦皇后的两个情人杨均和马秦客害怕和皇后私通的事情败露，韦皇后想当皇帝，而安乐公主想让母亲先当皇帝，自己再当皇太女，几方势力都觉得唐中宗碍手碍脚。于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主谋，杨均和马秦客运用专业特长，一个负责做饼，一个负责往里面配毒药，几个人分工合作，一下子就搞出了一碗香喷喷的毒汤饼。这碗毒饼是怎么送给中宗的呢？《资治通鉴》里没说，好多影视剧就发挥想象了。最常见的一种想象是唐中宗半夜批奏表，忽然感到肚子饿了，正想吃东西的时候，安乐公主笑吟吟地出现了，手里托着一碗汤饼，说父皇饿了吧，我给您送夜宵来了。唐中宗一看女儿如此体贴，大为感动，一口气吃了个精光，结果吃完没多久，就腹痛不止，七窍流血，一命呜呼。大体情节特别类似于《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毒杀武大郎那一出。

为了增强这个说法的合理性，《资治通鉴》在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的五月——也就是唐中宗去世的前1个月还特意加上一笔：“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有人状告皇后淫乱，公主、驸马和大臣谋逆，这可是大事，中宗当然要把告状人燕钦融找来当面盘问。如果他告状属实，那是国家的政治灾难，必须慎重对待；当然如果是诬告，告状者本人就要万劫不复了。面对中宗声色俱厉的盘问，燕钦融坚持原告，大义凛然。

其实，中宗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见，现在眼看着朝廷这些丑事连地方小官都知道了，也觉得挺没面子的，于是就默默无语，把燕钦融给放了。没想到燕钦融才出大殿，就被韦皇后的死党——宰相宗楚客派人杀死在殿前。仗义敢言的臣子血溅殿阶，中宗虽然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是却头一次对妻子女儿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愤怒。韦皇后和她的党羽这才担心起来，开始想对策了。那他们到底想出什么对策呢？那就是下毒害死唐中宗。

按照这种说法，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为了争夺权力、掩盖罪行，一个谋杀亲夫，一个谋杀慈父，真是丧尽天良，罪不容诛。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又是以后宫廷斗争的失败者，被剥夺了话语权。所以我们就不免要怀疑一下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笔者认为，虽然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对权力的热爱有目共睹，虽然史书没有之前中宗患病的记录，此时死亡显得有点儿突然，虽然目前所有的史书都众口一词地说，中宗是被妻子和女儿毒死的，但我还是认为，中宗应该不是被毒死的。为什么呢？

第一个理由是在现存史书中，第一次提到唐中宗李显被韦皇后谋杀，是在此后半个多月的一场针对韦皇后的政变中，带有明显的军事动员色彩。就在中宗去世18天后，太平公主和相王的三儿子李隆基联合发动了针对韦皇后的政变。当时一个政变的将军对手下的士兵说：“韦皇后毒死先帝，我们今天要杀死韦后，为先帝报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说韦皇后毒死中宗只是给政变找一个充分的理由，也是激励士卒的一种手段，不足以作为了解事实的依据。

第二个理由，在《旧唐书·安乐公主传》里，根本没提到她曾经参与毒死中宗。按照《资治通鉴》上述的记载，安乐公主是毒死中宗的主谋之一。但是，奇怪的是，完全把安乐公主作为反面教材来对待的《旧唐书》提到了公主想当皇太女、修定昆池等作威作福的许多细节，但是却根本没提到她还给中宗下过毒。显然，这样的重大遗漏，绝不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袒护安乐公主，只能说在当时人们还不认可安乐公主投毒这件事。

第三个理由，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在死后都以礼改葬。在唐中宗死后半个多月，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也死于政变。虽然政变打出的旗号是她们两个人毒死中宗罪该万死，但是在政变结束后不久，她们两个却还是被以礼改葬了。所谓“以礼改葬”，就是按照她们皇后和公主的身份下葬。而皇后和公主的身份恰恰来源于她们是中宗的妻子和女儿。试想，如果他们真的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那在唐朝就属于十恶不赦的罪行了，怎么还能认可她们这种身份呢？所以，以礼改葬本身就是承认她们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四个理由，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当时并没有毒死中宗的现实需要。毒死丈夫、父亲和毒死皇帝都是最大的罪，没有十足的必要，谁也不会去冒这个风险。虽然当时不断有人告韦皇后淫乱干政，告安乐公主夫妇图谋不轨，但是唐中宗并没有深究，顶多稍稍流露出不悦之情。韦皇后包养情人之事，唐中宗早就知道了。哪一个妻子会因为自己的丈夫表现出一点不高兴，就想要把他杀死？安乐公主更是这样，唐中宗没有任何对不起她的地方啊。有人会说，她们母女不是想当皇帝吗？唐中宗占着那个位置就是对不起她们啊。不错，韦皇后和安乐公主都想当皇帝，但是当时她们的准备还非常不充分，如果唐中宗在，她们还可以背靠大树，在他的保护下进一步发展势力，根本不可能脑残到想要毒死靠山。

这样看来，说韦皇后母女狗急跳墙，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毒死皇帝的记载并不可信，属于时利者的谎言。

那么，唐中宗既然不是被毒死的，他怎么会死得如此突然呢？为什么死前没有一点征兆？我想，这就要考虑李显的家族遗传病史了。众所周知，李唐家族有心脑血管的遗传病史，唐高祖、唐太宗、长孙皇后、唐高宗统统患有“气疾”“风疾”一类的毛病，这在古代都指心脑血管类疾病。正因为如此，李唐王朝的皇帝们并不长寿，太宗活了52岁，唐高宗活了56岁，对比父亲和爷爷的寿数，李显55岁死亡尚属正常。另外，虽然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表现出明显的病症，并且持续发病很长时间，像当年的唐高宗李治那样，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缠绵病榻。但是，也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是以发病急、死亡率高为特征的，这类病症即使到今天也常常令医生束手无策，何况是1000多年前的唐朝呢！所以李显在事先没有表现出什么疾病症状的情况下忽然暴卒，也符合心脑血管疾病的一般规律。这样看来，史书上说韦后母女毒死中宗是一个千古冤案。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个推测。

但是，无论如何，唐中宗的死，对于当时派系林立、波诡云谲的政坛来说又是一场大地震。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宗在死之前并没有确立太子。那么，李唐这艘大船以后将会由谁来掌舵呢？唐朝又将会发生怎样的政治变幻呢？动荡的李唐王朝将会驶向何方呢？

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谜

公元976年，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湘山野录》中说，兴平元年（公元976年）十月，一个雪夜里，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赵光义入宫，兄弟二人在寝宫对饮，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

《烬余录》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了地。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

《涑水纪闻》里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另外，据说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见。说是杜太后临终时，曾对赵匡胤说：“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纲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根据。

这一切，都使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

一是赵匡胤死时的“烛光斧影”。

按说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以及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一一都告诉人们，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

二是王继恩假传圣旨。

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吗？

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三是“金匮之盟”的真伪。

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值壮年，他的儿子德昭14岁了。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7岁孤儿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之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才列举证人、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公布出来呢？

还有一些疑点，也使人们对赵光义有非议。

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就打破常规的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已“正名”。

是不是他心里有鬼？

逼杀赵匡胤的长子德昭（当时已30岁），赵匡胤幼子德芳（26岁）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些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即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情了。

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惊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7年了。

这恰恰说明了：赵构承认了祖先的罪孽，也给了赵匡胤之死一个基本的答案。

契丹族的人间蒸发真相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契丹人究竟去了那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

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据说，辽国灭亡的时候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

《科技日报》载文指出，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同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也就是说，契丹民族如同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那么，这些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回来吗？

就在专家们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一个叫达斡尔的少数民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

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与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DNA技术揭开千古之谜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兴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揭开600年传说之谜

湖南皆杀

话说朱元璋从一个和尚当上了大明皇帝，夫荣妻贵，当过丫头的大脚婆马氏，册立了正宫娘娘。在南京登基之日，臣民欢庆之时，南京有条湖南街，装了一台故事灯，一匹马上，骑了一个大脚婆婆娘，后面跟着一个人，捧着个大南瓜，被彩灯锣鼓簇拥着在街上。有善于拍马邀功好事之徒，向洪武皇帝密报说：湖南街人特意讽刺当今皇帝，胆大包天，罪该万死。他的分析是：骑马者，暗指姓马也；大脚也者，讽刺马氏皇后也；捧南瓜者，攻击朱元璋的明朝江山是从他原来的主子小明王韩林儿那里篡夺来的。原来史载，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部将，廖永忠假以迎接之名，将韩林儿沉于瓜步（今江苏省六合县南瓜捍）江中，于是主洪武当上了皇帝。

朱洪武闻之大怒：连呼“湖南街杀”。领旨的武官顿时荒了手脚，误听为“湖南皆杀”。等到有人报告时，已经杀到常宁州。皇帝猛然一怔，立即传旨，快马追止。追止人追到常宁庙前以上时才追到，这时天已经亮了，所以这个地方名叫赶火埔。由于这一音之误，演出一场“血洗湖南”的惨案。

随着，这个《湖南血洗故事》，一些地方也传说在血洗时躲塘口眼逃生出来的遗民。随着“洪武血洗”的传说，更有“扯江西，填湖南”的传说。虽然细节各异，但内容大体相同，一直在常宁民间口头流传600余年。成了600年传说之谜。

扫境空虚矣

笔者读遍《明史》，不但不见“洪武血洗”一案，即“扯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史迹也不见踪影，而地方族谱方志，却不胜枚举。略载数例：

《同志常宁志》：“常宁自洪武甘八年峒寇窃发，民无孓遗，荡平之后，移民安插，调衡州卫中之军丁守卫御。永乐二年，诏军丁垦田”。

又载：“明洪武廿八年，邓良奉平峒寇有功，留填溪洞，世其籍”。

《厚雅田王氏谱》记：“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又说：“时湖南丁大乱之后，人烟稀少，朝廷调江西户口于衡，至者，各插标以记，谓之‘安插户’……时安插户，屯户，军民阡陌，杂错不睦。”

《吕氏宗谱》记：“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调镇常。”

《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族谱，堪称民间档案，方志也是一方之史，它们常补国史之不足。从中可见，由江西移民，应有其实。

江西老表遍湖南

我爷爷的爷爷……湖南人喊江西老表，不知几百年了。特别由于近10年各地出现的修志热，修谱热，寻跟热，根据已俯拾皆是：报载毛泽东属韶山毛氏第20代，宋代爱国名将岳飞后裔，他们也是从江西徙来的，落籍南岳。（俱见毛、岳二姓族谱）。

《沅湘耆旧集》载攸县彭友信的《流民叹》一诗得到印证：一群来自禾川（今江西莲花县）的“流民”，因为“传道湖南多荒塍，开荒三载无科征”，他们便“忍抛墙屋弃乡土，逐岁逐日逃此生”。

《攸县方言志》记：“江西移居攸县人数最多，其实最集中的要算元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靖州乡土志》记载了县境46支氏族的来源，便有14支来自江西，时间多为元末明初。至于常宁四境的衡阳，祁阳，贵阳，耒阳等县，很多就是明初由江西移民同时落籍这些县的，有的姓氏还是由这些县在迁入常宁的。当然也由常宁再迁到那些县的，有的姓氏还是由这些县再迁入常宁的。当然也有由常宁再迁到那些县的。民国时期，各族修谱，仍在合修或赠换新谱，甚至清明扫墓还在往来。

可见元末明初，湖南移民来于江西确有其事。

血洗不尽是洪武皇帝朱元璋

元朝时，常宁人口还有69420人，比宋朝的99031人虽说减少了3万之多，但是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军民户总计才剩下7699人，仅及元代人口的1/10。这种巨减，自然要算血洗了。但是这次血洗，不能说被朱元璋杀死的，应该称为洪武时期的血洗。远在元末、明初的37年间，载之元史大事者，常宁周围遭受的天灾，战火，就有10次之多。

元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路旱蝗死者一九。”37年间，仅瑶人起义攻常宁临县的道州，衡州，耒阳就达6次之多。元至正二年（1342年），元朝下旨：湖广行省统领河南，浙江，湖广几个省的军队来镇压道州瑶民起义，可见当时战之烈。1337年一年，红巾军打道州，衡州就有两次。

《又嘉庆一统志》载：“元至正年间（1341～1367年）红巾寇起。县人王汝荣督义兵万人守御”。可见战争规模之大。

又《同治常宁志》载：“元至正十六年八月（1356年）”湖南陷，知州以下弃城走。常宁居民诣学正署，请学生刘焘荪权行州事，外援不至死之“州官大人逃了，”教育局长代为守城，也被杀了。当时攻常宁城的属红巾军徐寿辉部倪文俊。城切破，杀戮之众，可见一斑。

从史料分析，元末明初是改朝换代，群雄竞起，争权掠地，刀光剑火之下，人民惨遭屠戮，这次常宁血洗的，而应理解为洪武年间因战乱而血洗的。

但是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到二十八年（1395年）这次血洗，才是真正的洪武血洗。据《同治常宁志》记载：“明时卫在衡州，而所在常宁，其兵悉屯田于常宁者，盖湖南大遭屠戮后，调江西户口安插，时各处安插已遍，唯常宁，贵阳，于廿八年遭奉虎满之乱，又屠将半，故有隙地以为屯，且为捍御瑶人之所，此衡郡诸邑皆无而常宁独有之者也。”

有《嘉庆常宁志》记：洪武“廿八年，常宁又遭奉虎满，夏奇结峒瑶为乱，朝廷派杨景来讨，命自板桥进剿，邑有上下板桥，贼巢距上板桥南又20里，军士误认从下板桥起，遂至血流，玉石俱焚”。

这次屠杀后，军队便驻守常宁。盛时在城东北有营房454间，城北建演武坪，坪名至今尤存。下面黄茅堡，杉树堡也有驻军。常宁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的7699人，到永乐十年（1412年）的5887人这21年间，人口又减少了1812人。

据明《嘉靖衡州府志》载，衡州卫驻军共6861名，常宁一个现就驻了2637名。可见当时常宁军事之重要在湘南首屈一指，这些军队到明永乐二年（1404年），皇帝才下令要军丁垦民间荒地为田，分屯四乡，垦荒自给，叫做军屯户。后来有军籍户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条令，军籍户为了争取仕途，便纷纷传为民籍，成了常宁永久居民。

当然在战火纷飞中，流亡他乡者有之，死于疫疠者也有之。还有为了逃避税赋和劳役，隐瞒人口不报者也大有人在。

这样就揭开了“洪武血洗”传说600年之谜。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谜

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朱棣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朱棣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事情还没有完，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40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官场，有两种经历的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呆过，二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当辅臣，由言官而晋升为封疆大吏或方面重臣。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20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他们也都成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与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们都很年轻，与朱棣的“靖难”无关，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但不能像对待萧仪那样，一概杀之。他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其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中国的中世纪的政治，便是在这种滑稽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朱元璋于1368年创立大明王朝，虽然定都南京，但似乎从一开始，朱元璋就觉得南京不是很合适。因为它偏安江南，对控制辽阔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个诏书，言道：“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大梁即今天的开封。朱元璋出于战略考虑，提出设南、北两个都城。还有一说就是袭汉唐的旧制，将长安（今西安）列为都城。朱元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迁的任务，便将希望寄托在懿文太子身上。谁知懿文太子早夭，定都关中的计划落空。方孝孺的《懿文皇太子挽诗》写道：“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望翠华临。”讲的就是太子曾去西安做迁都前期筹备工作的事。

自秦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以长安的时间最长。南方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处，亦曾做过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这皆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明，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温文尔雅怎抵挡得住“胡人”的铁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

朱元璋灭元之后，却没有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直接定为首都，仍然选中金陵营造他的皇城。这大概是因为朱元璋出生淮右，而且骨子里头视“胡元”为异端，因此对元朝的都城从感情上厌恶。但是，从洪武二年（1369年）起，他就对定都金陵产生了动摇。

朱元璋的迁都念头，虽然从没有打消过，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为解决西北和东北的异族入侵，他不是采取迁都北方就近指挥防御的办法，而是改用“封王”制，即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北方各边，担负起剿抚夷狄的任务。

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都有虏患。朱元璋于此分封9个儿子，统兵御虏。天下的军权，多半都在自己的儿子们手上，所以，生性谨慎的郑晓也微讽“似乎过制”。这9位亲王，都曾经与虏敌交过手。但真正对稳定北方控制强虏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时为北平燕王的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他是最能干的一个。

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之后，朱元璋安排他同另外几个未成年的藩王一道回到老家凤阳读了几年书。他21岁就藩，所谓就藩，就是前往分封地居住。朱棣到了北平后，经常率兵从这里出发，到东北或西北与“戎虏”作战。多年的沙场生涯，培植了他君临天下的胸襟。他的父亲朱元璋驾崩之后，传位于太孙朱允，是为建文帝。这位年轻人斯文儒雅，但缺乏谋略与胆气。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治国，同样也会弄出纸上谈兵的悲剧。因此，朱棣对侄儿登基后的所作所为，不但嗤之以鼻，而且深为不满。传说朱允即位的第一年冬天，朱棣在北平的燕王府邸大宴宾客，其时天寒地冻，朱棣出一上联让人对：“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在座的姚广孝应声而对：“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这好比挠痒痒挠到了正处，一直有夺位之心的朱棣听罢大喜，便暗地里进行着夺位的准备。

不管怎么说，朱棣夺位是为“篡”，情形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差不多，但朱棣给自己篡位下的定义是“靖难”。那些跟着他从北平打到南京的将佐，个个都变成了靖难功臣。

朱棣夺位成功，改年号为永乐。在其执政期间，做了几件大事。如派遣太监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等，还有一个最大的政绩，便是迁都北京。

北京在唐代之前，一直属于幽州。赵宋政权期间，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北京在其内。经宋一朝，北京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政权所控制。公元938年，也就是辽太宗会同元年，幽州改为南京，亦称燕京。金与宋共同灭辽后，金占据燕京，直到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先灭金，后灭宋，建立统一的元朝，分裂了数百余年的国土再度统一。忽必烈再次更名为燕京，到了至元元年（1264年）又恢复中都称号。后来于此扩建皇城，改称为元大都。

元朝国祚短暂，不到100年，但对于北京的建设，却是功不可没。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人，既当过和尚，也当过道士，还精通《周易》，因此得到忽必烈的信任。1256年，他受命在滦河上游修建开平城。他在建城中显露的才华深得忽必烈赏识。于是在1267年刘秉忠再次被任命为元大都的营缮官，即建城总指挥。1276年，元大都建成。这一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陷落，赵宋政权灭亡。

据张清常先生考证，刘秉忠并非纯儒，又得蒙古族皇帝信任，所以他敢突破旧制，提出独特的建城方案，当时民间都知道刘太保（秉忠）设计的章法是哪咤城。哪咤是佛教传说中的护法神之一，又称哪咤太子。刘秉忠把元大都设计成长方形。如果从高空俯瞰，会发现元大都形似三头六臂双足蹬着风火轮的哪咤形象。

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元顺帝弃元大都逃走。八月徐达攻入城中，改大都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改北平府为北京。

朱棣迁都北京，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北方虏患不绝，建都在北京，便于就近制御。当然，西安、开封都可选择，但朱棣在北京住了20多年，对这里有感情。而且，到了明朝，西北的少数民族如匈奴、回纥等都已式微，而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鞑靼都仍存在着骚扰中原的能力，对付东北的“虏患”，北京显然比西安更具有地理优势；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再继续呆在南京做皇帝，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他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迁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是北京经过元末的战火，毁坏严重，重建皇城，并非朝夕之事；二是初登皇位，立刻提出迁都，会让人误会他“胆怯”，而不敢在南京皇宫内号令天下；三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北京定为首都，所需钱粮，还得仰仗江南，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这也是个不易克服的困难。

不过，朱棣委实不喜欢南京，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他让太子留在南京监国，自己则在北京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则成为行在。实际上，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

据传，明北京城及皇宫的设计者是姚广孝。这个姚广孝同元朝的刘秉忠一样，也是和尚出身。所不同的是，姚广孝到死也没有还俗。

姚广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建北京城。他没有保持“哪咤城”，而是按儒家的观点，把北京建成一座方城。而皇城（紫禁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

北京城的建设，整整进行了15年。这期间，为配合迁都，朱棣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江南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二是疏浚运河，打通南北的运输干线。据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通过海运由南输往北方的粮赋只有7万石，永乐六年（1408年），就增至65万石。永乐十二年（1414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增至50万石，另还有40万石由海运输入。到了十六年（1418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就已高达460万石。

当北京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都不成问题时，朱棣就发出迁都的诏令。北京不再是“行在”而变成了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

迁都的正式实施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此前，朱棣封赏所有参与都城兴建的人员，其中有一个苏州匠人蒯祥，封为工部侍郎。如果说姚广孝是明北京城的总设计师，这个蒯祥就是总工程师了，所以功劳很大。

迁都最初的几年，围绕该不该迁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朱棣为了压制反对派意见，杀过几个人，包括前面提到的萧仪。

自从萧仪死后，朱棣再没有为迁都的事杀过人了。这是因为那一次雨中跪辩，所有的部院大臣与科道言官都看清了朱棣的决心：迁都不容置疑，哪怕老天爷震怒，再雷劈十座奉天殿，朱棣也决不会把金銮殿搬回到南京去。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死。他的儿子仁宗继位。次年改元洪熙。仁宗同他的爷爷朱元璋一样，喜欢南京，登基之后，他决定把首都再搬回南京。但刚有这个想法，他就死了，在位还不到一年。仁宗的儿子宣宗继位，他是朱棣生前最喜欢的皇太孙。宣宗同朱棣一样喜欢北京，于是更改父皇的旨意，作出了暂不迁都的决定。这个“暂”字是为了给父皇一个面子，其实宣宗压根儿就不想迁都。

所以说，某一个地方的兴衰，的确与政治家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北京城碰到了忽必烈和朱棣这样两个皇帝，对它情有独钟。此外，负责修城的刘秉忠与姚广孝，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设计师，没有他们，北京城不可能有令世界瞩目的帝京气象。

剖析郑和宝船五大谜团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郑和下西洋的漫漫之旅给后辈们留下许多未解之谜。传说中的大号宝船究竟长得什么样？这样的“海上巨无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它又是如何航行的？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郑明为记者剖析了有关郑和宝船的五大疑问。

疑问一：大号宝船是否存在？

据史料记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载重量800吨。它的铁舵，需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按照今天的测量方法来看，这艘宝船长将近138米，宽56米。一些学者认为如此巨型的木帆船在中国明代不可能出现。另外，有专家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

对此，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北京郑和下西洋学会副理事长郑明认为，大号宝船是存在的，但没有出海。郑明认为，大号宝船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船只，它不应该是下西洋船队中的一员。那么大号宝船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他推测，大号宝船不被郑和使用，但作为皇帝御用的可能性很大。

疑问二：大号宝船有多大？

学术界对大号宝船“长44丈4尺，阔18丈”的尺度仍存质疑。有学者认为，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44丈4尺，阔18丈”，长宽比大致为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现存的中外船舶绝没有腰身如此之“粗”的，这也使人对宝船的形状产生怀疑。

宝船究竟有多大？这还有赖于实物考证。南京中保村明代宝船厂遗址是目前国内已知唯一的明代官办造船基地遗址。1957年，有村民曾在南京宝船厂遗址发掘出一根长11.07米的舵杆；1965年，又在遗址地捞出了一段长2.21米的绞关木，据专家考证，两米多长的绞关木，需要五六个人一起操作，能够绞起500公斤左右重的铁锚。2003年到2004年间，南京市博物馆在对中保村明代宝船厂遗址第六作塘考古发掘时，又发现两根长度分别为10.1米和11米的木舵杆。

但这些尚不足以精确推算出造船厂船只的准确规模，只能印证史料记载的明代海船的巨大规模。

疑问三：大号宝船只是摆设？

《天妃经》卷首插图显示郑和下西洋船队雄姿，图中的船型和《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记载船型，当是下西洋主要船型，却均不是大号宝船，而是长约61.2米，宽13.8米的二千料船型宝船或更小的海船。这两幅下西洋文献插图可证明二千料船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主要船型，才被描绘在明代史籍中。而大号宝船既巨大，又重要，理应充当“主角”，反而不被描绘。

如果大号宝船只是摆设，那么，当年郑和乘坐的旗舰到底是什么呢？郑明发现，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郑鹤声先生在静海寺厨房的墙壁上拓下的静海寺残碑碑文中，多次提到官军驾乘船只中最大的是“二千料海船”。

“这种‘二千料海船’才是真正的下西洋旗舰。”郑明说，“料”是一种容积单位。参照明代史料记载的宁波府400和500料战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应该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000余吨。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记载当时造船“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因此郑明认为“二千料海船”应为6桅木帆船。

疑问四：船队是怎样编队的？

郑和下西洋的舰船总数在48到208艘之间。郑和带领的如此庞大的船队在海上究竟如何编队航行，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

航行的安全距离取决于海船的航行速度，速度越快距离应该越大，速度越小则相反。就目前的航海技术来看，海上航行时船与船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一般大约应该保持在555米。如果按当时200艘左右的船队来计划，整个船队的编队应该在海面上占据10平方公里的面积。

由于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基本对此没有什么记载，所以给考证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有专家推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航行是鱼形编队，也有人推测说是燕形编队。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推测都不是历史学家和航海学家得出的定论，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

疑问五：庞大船队如何利用风力行进？

中国古代的木制帆船以风力为航行动力，风帆一侧固定于船桅之上，航行者通过调整风帆的角度，以获得最大的风力。古代帆船在中低纬度的海面上航行，季风的作用非常重要。航海者需要对风向的季节性变化规律非常熟悉，按照不同的季节，组织不同的航行，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同时间的盛行风，尽量达到顺风航行的目的。但是如何让如此庞大的船队都充分利用到季风，按船队的预定航线行进是很值得研究。

据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邓辉博士观点，郑和下西洋先后要利用北半球的亚热带东北季风、热带东北季风，南半球的热带西北季风、热带东南季风，北半球的热带东北季风和热带西南季风，而完成这些季风转变的最短时间是1年半。邓辉博士解释，为了尽可能多地访问一些国家和地区，就需要派遣分支船队代替主船队去访问这些国家和地区。

郑和船队的构成

据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多艘海船组成的一支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五类海船，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指挥船、战船、补给运输船、交通船等。宝船的船体最大，上层建筑豪华壮观，为郑和、王景弘等领导成员乘坐的旗舰，也为使团的重要成员、外国使节所乘坐。马船，为中型宝船，是一种运输船，其功用与当时所谓的运输马匹的船相同，还兼有预备水军出征的功能。粮船，规模仅次于中号宝船，是装运粮食或食物的船，郑和使团每次奉命出使海外，往返需两三年，必须带足两万多人的粮食。战船，是船队用来自卫的船，能防海盗袭击，也兼有作战的性能，但广大官兵随郑和下西洋毕竟不是海外军事远征，因而战船较多时间作坐船运输士兵。坐船，是士兵所乘坐的船。

1498年达迦马远航印度的船队有4艘船，最大载重120吨，长约25米，不足郑和大号宝船的1/5。

大号宝船共8层

大号宝船共分8层。为了保证船行平稳，最底下的一层全部放置砂石，俗称压仓。据估算，这样一条大号宝船光压仓砂石就要用505吨。上面的二三两层是两个长80米、宽36米、高2米的大型货舱，是载货和食物用的。这两层船舱是整个航行的“补给中枢”。第4层是顶到甲板的一层。这层沿船舷两侧设有20个炮位。中间3280平方米的空间是船上826名士兵和下级官员住的地方。每人的空间可以达到4平方米。再上面就是甲板了。甲板上的活动空间被分为前后两部分，船头有前舱1层，主要是船上108名水手生活工作的地方。而整个舰队的“大脑”则在宝船船尾的舵楼上。这个舵楼共有四层，一楼是舵工的操作间和医官的医务室；二楼叫官厅，是郑和等中高级官员和各国使节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三楼是一个神堂，用来供奉妈祖诸神，并有4个阴阳官专门管理。舵楼最上面则是指挥、气象观测、信号联络等场地。在前后楼之间的甲板上除了火炮、操帆绞盘外还特地留出了2个篮球场大小的空间，专门供习操活动之用。据推算，整个船上共载有各色人员1000多人。

郑和大号宝船、故宫太和殿及哥伦布远航船对比大号宝船近138米长、56米宽，有9桅12帆。其体态巍峨，既违背礼制，也超越了那个年代的造船条件。故成为目前颇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太和殿在明代称奉天殿，殿高35.05米，宽63.96米，深37.20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其体量宏伟，造型庄重，具备了故宫主殿应有的崇高庄严和形象，但其长度尚不及郑和大号宝船的一半。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与郑和宝船的含义

宝船之“宝”既有物质性的内容，如宝船所载皇帝赏赐各国的珍贵礼品及朝贡贸易的精美商品，对外国君民说都是宝物；又能带回外国首领所赠的珍奇动植物、礼品及郑和船队从各地采购的中国当时稀缺的手工业原料、草药、农作物种子等，对中国说也是宝物。因此宝船就是载宝之船，是继承发扬和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的船。

雍正死亡真相

雍正之死，始终是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官书对雍正之死的记载非常简单，所以，历来对其死因猜测颇多。有传说是被吕四娘刺杀的，还有说是被宫女、太监缢死的。除此之外，许多学者猜测是被丹药毒死的。

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的死亡，史料没有记载。据雍正的心腹大臣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就引起人们的疑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各种不得好死的说法就产生了。

一种说法认为，是被吕留良案中逃脱的吕四娘入宫刺死的。此说到今天仍颇为风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被打开，雍正有尸身而无头。

那么，吕四娘的来历究竟如何？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有的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学武艺，后来潜入宫中，杀掉了雍正。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

金恒源先生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方为奴。乾隆时，吕家的后代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后，改发配黑龙江为奴，后住齐齐哈尔。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不能替祖上报仇了。

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着称，他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逃出的，他自然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心怀畏惧，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完全不会让主犯的子孙逃脱。

被宫女、太监在其熟睡时用绳缢之说，是民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

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

金恒源先生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世宗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

没有资料表明雍正被谋刺过，倒是雍正的孙子嘉庆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版本。

雍正对道家的长生成仙非常痴迷，丹药中毒的猜测是否可信？

清末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当代学者杨乃济先生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金恒源先生认为，杨乃济先生的论述是客观、可信的。

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做了皇帝后，他求仙访道、企求长生，更是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以上宾为他炼丹、服用，还希望自己住的皇宫能像有名望的佛寺、得道仙观，包括周边环境制成模型以利仿建，可见他对道家的长生成仙说已经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

有一份史料上说，雍正宾天时“七孔流血”。七孔流血是严重中毒的反应，雍正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之丹及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丹药中汞、铅、朱砂等矿石含量较高，又都是高温烧煅而成，热性很大。十三阿哥允祥去世后，为渴求长生不老，雍正加大剂量服用丹药终致中毒，是情理中事。

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前，已急急传谕驱逐宫中道士，可见雍正之死同道士有密切关系，因为乾隆深知丹毒之害，才会把驱逐宫中道士放在诸多国事之上立马行之。

长期贪图女色，乃至乱服春药可能是导致雍正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之一。

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称帝执政13年，基本上处在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雍正的身体状况，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儿“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

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

概括起来，雍正之死同他多年勤政之累的体力透支有很大关系；同他心神长期不得安宁、夜不能寝、惧怕报应有很大关系；更同他长期以来不断服用丹药、体力大量积毒有关；他晚年为求长生加大剂量服用丹药，乃至乱服春药更是导致他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将雍正之死单一归结为纯被工作“累死”未必全面。民间所传吕四娘复仇、斩雍正之头云云纯系民间想象之说，没有可靠证据，不是历史事实。

故宫太和殿等为何无满文

到故宫参观游览时人们会发现，乾清宫、坤宁宫、宁寿宫、神武门等内廷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等外朝宫殿、宫门上的匾额只是用汉文书写，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明朝的时候，紫禁城所有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是用汉文书写的。到了清代，皇帝是满族，就把满文定成了国文，并在全国通用。顺治皇帝住进紫禁城以后，便把皇宫中所有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改成用汉满两种文字并列书写，少数匾额上还有蒙文，一般是满文在左，汉文在右边，这是由于人们习惯上都以左为上右为下，所以满文都写在了左边。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宣统皇帝也被迫退了位，但他仍然住在后廷里，也就是乾清门以北的宫中。而外朝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范围就交给了民国政府使用。不久，北洋军阀袁世凯施展权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但他依然不满足，还要恢复帝制，想当皇帝。经过他的一番计划还真当上了，自封年号“洪宪”。他刚一复辟帝制，就立刻受到老百姓的痛骂，人们的反帝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袁世凯被吓得连宫门都不敢出。他深知自己太不得人心了，这个皇帝恐怕也当不了多久。可他不死心，于是就把一个叫王景泰的心腹召到寝室，商量对策。

袁世凯先向王景泰询问外边的老百姓都说了他什么坏话。王景泰说主要是对他恢复帝制，取消民国不满，还要反清讨袁。袁世凯坐立不安，就打算先想个法子稳定人心。他苦思苦想了三天，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最后还是王景泰想出一个主意，便对袁世凯说：“陛下，这老百姓不是要反清吗，咱们就给他们做个样子看看。这紫禁城所有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是用汉满两种文字并列书写的，那满文就是代表清朝，咱们何不就把那满文去掉，只留下汉文，以表示咱们不是为了复辟清朝，咱也反对清朝。老百姓一看宫里连满文都去掉了，兴许就不反对您当皇帝了。”袁世凯一听，此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眼下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先试试看吧，也许那些反对的人知道紫禁城里满文没了，说不定就开始拥护我了。想到这儿，他急忙写了一道“圣旨”，要在10日之内，把紫禁城内所有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可“圣旨”刚要往下发，他又改变了主意，那内廷里还住着宣统皇帝和清廷的遗老遗少们，他们刚被推翻没多久，在全国的势力还不小，我要是把内廷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也去掉，是否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呢？这宫外还没平息，再招来宫内的不满，麻烦可就大了。想到这儿，他将“圣旨”改了一下，写成了“把外朝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这样清廷的遗老们不到外朝来，自然也就不知道外朝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没了，也就不会对我的举动有所反感。

王景泰接了“圣旨”后，就连忙带着一帮人把外朝所有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了，改成汉文单书了。

尽管袁世凯把外朝所有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并派人到宫外宣扬一番，还上了大报、小报。可老百姓不买他的账，讨袁的呼声仍是越来越大，结果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被推翻了，成了历史的罪人。虽然袁世凯被赶下了台，但紫禁城中被他改过的外朝宫殿、宫门上的匾额却都保留了下来，成为他窃国的见证。

揭开李莲英的死亡之谜

关于李莲英之死，野史语焉不详，以“病故”，“及死去”言之。1908年10月，慈禧太后去世，据《李氏家谱》载：“百日孝满，出宫养老”，李莲英搬进北京棉花胡同家中，整日吃斋念佛，闭门不出。3年后，李莲英去世。据李家后人之说，李莲英是病死的，病因是痢疾不治，得病后三四天即殁。但是，清史档案和墓志铭，则用了一个“殒”字，模棱两可。直到近几十年，才峰回路转，引出大段公案。

事情的起因，则是1966年初夏，原北京“六一”学校的赵广智等老师，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挖开了原清朝恩济庄太监坟地（恩济庄太监坟地之名为雍正所赐，当年皇帝曾拨银万两修建，据说该坟地所埋太监共有2700余人）中的李莲英墓。令人吃惊的是，李莲英棺椁里，只有一颗骷髅头，却不见尸骨。李莲英的躯干在哪里呢，他又为什么会身首异处？关于这一段往事，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节目曾有上下两集的片子，予以记述。

总之，只有头骨而没有尸身的李莲英，不可能是病死的。唯一的原因，他可能死于“他杀”。民间传说，也有大量李莲英被杀的说法。1985年，学者佟洵女士发表《李莲英死因之谜》，1990年，北京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颜仪民在《纵横》杂志发表《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从而引发学界争论。

李莲英究竟为何人所杀，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

一是为革命党人所杀。盖因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争斗之中，支持太后，而打击帝党，甚至有人认为正是他下手毒死了光绪皇帝。但是，也有学者反对，认为李莲英并没有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他也不可能得罪革命党人。关键之点，他临死之时，早已出宫3年，对于政事没有影响，杀他没任何意义。

二是为江朝宗和小德张所杀。此说法，主要是颜仪民先生的观点。他甚至在文章中，引用了江朝宗儿子提供的“细节”，说时任九门提督的江朝宗请李莲英吃饭，然后派人杀其于北京后海。支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江朝宗是袁世凯的亲信，小德张则是李莲英的后任。两个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杀了李莲英。李莲英曾得罪袁世凯，这是事实，因此袁有可能授意亲信下手；而小德张则为了争夺其遗产之事，而萌生杀人动机。但是，立即有人反对此说。

有学者考据说，江朝宗宣统二年（1910年）正在陕西汉中镇总兵任上，直到民国二年（1912年）才回北京担任北洋政府北京卫戍司令。江朝宗远在几千里之外，并不在所谓的“九门提督”任上，怎么可能请李莲英吃饭并设局杀之呢？同时，也有人认为，小德张同李莲英，并没有共过事，两人没有利害冲突，杀人动机不存在。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人说，一般杀人，都是提着首级走的，哪有提着身子走的呢？三是在去山东讨债途中被悍匪所杀。这一观点，也被无数专家质疑。以李莲英的财富地位，他怎么可能亲自出门讨要债务呢？但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另有新说。他们说，李莲英曾有一个侄孙女，嫁到了山东省无棣县。

他曾去山东探望侄孙女，顺便到泰山一游，走到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地方被人杀死。当时跟随的两个侍从吓得失魂落魄，只把李的头颅用包袱兜回了北京。同这一观点相近的说法，还有人称，李莲英出宫隐居之后，也是要出门的，比如，他对慈禧太后，总是感恩戴德，每年都要去东陵拜谒慈禧陵寝，结果在半路被人杀死。他的首级，被人扔到了北京李莲英家的门口。

从这些传说和观点中，大致可以理出下列头绪：一，李莲英死于他杀，是事实，病死之说，仅仅是其家人说法，不足信。二，李莲英死于仇敌。尽管李莲英圆滑机警，却仍有大量仇家。“权倾朝右”之人，肯定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的。仇家可以是革命党人，也可以是宫中同道，亦可以是袁世凯授意之人。其实，最有可能杀他的人，则是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其时任监国摄政，权倾一时，他杀人的动机也是有的，因为有人说正是李莲英下手毒死了光绪皇帝，报哥哥被杀之仇，顺理成章。至于悍匪劫杀之说，则有点牵强。三，李莲英被杀地点，并无确切之说。因此，极有可能是杀人者扔还了李莲英的首级。李家之人，找不到尸体，只好将其脑袋壳下葬了。

解码光绪的死亡真相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1908年）傍晚，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冷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离开了人间。第二天下午，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

传闻：光绪被害致死？

晚清文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和徐珂编着的《清稗类钞》中摘抄的清代笔记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期间，害怕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令人将光绪害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仗着慈禧的权势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怕慈禧死后光绪清算他们的罪孽，于是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曾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民国时期的杂志《逸经》第29期上发表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3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秘档：光绪临终病情

由于种种传闻，光绪之死成为清末历史上一大疑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还是让我们看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当年光绪病情档案是如何记载的吧。

档案一：光绪37岁时的《病原》说，他遗精将近20年，腰腿肩背经常酸沉，耳鸣也有近10年。可见，光绪一直身体不好。

档案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脉案》记载，从这时起，光绪的病情不断恶化。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光绪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壮年夭亡的直接原因。

档案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脉案》，御医曹元恒写下，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到了无药可用的严重程度。

档案四：同年五月初十《脉案》，御医陈秉钧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也表示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说明医生们对光绪的病已无能为力了。

档案五：同年九月《脉案》，此时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全部失调。

档案六：同年十月十七，3名御医会诊《脉案》，这时光绪的病情已进入危急阶段，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御医会诊后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4日，必有危险。”

档案七：同年十月十九，光绪的《脉案》，光绪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全身乏力的症状，御医们“甚感棘手”。

档案八：同年十月二十，光绪的《脉案》，当晚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神志昏迷。

档案九：同年十月二十一，光绪《脉案》，当天中午，光绪脉搏似有似无，张嘴倒气，傍晚，光绪怀着满腔怨恨与世长辞。

从光绪去世前8年的档案记录来看，光绪病状是一步步恶化的，应该属于正常病死。

历史回顾：光绪继位真相

清宫秘档告诉人们，光绪的确是病死的。但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看看光绪不幸的婚姻和他苦闷的皇帝生涯，也就可以理解人们的种种猜测了。

光绪与慈禧虽以“母子”相称，但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名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出生在北京醇郡王府。

醇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他的母亲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妹妹。因此，光绪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的深夜，慈禧的独生子同治皇帝因患天花突然去世。由于临终没有留下遗命，慈禧太后压制了其他一切意见，坚持由4岁的载湉，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入宫来继承皇位。

载湉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一方面因为同治皇帝没有留下儿子，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想找个儿皇帝，为她再次垂帘听政创造机会。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4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牢牢抓在手里，当作争夺权力的工具。

婚后短暂幸福

光绪虽然当了皇帝，但自从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烦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的严厉训斥中长大的，没有母爱，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按照清朝祖上留下的规矩，皇帝到了16岁就要亲政。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他的大婚和亲政日期逐渐临近，慈禧把大权交给光绪皇帝已不可回避。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19岁的光绪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皇后和两个妃子都是慈禧选的，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这位皇后长得实在不漂亮，瘦弱驼背，光绪极为不满，但也无奈。慈禧之所以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就是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瑾妃相貌一般，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

珍妃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她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而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帝后权力之争

光绪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一如既往地把握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

慈禧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往颐和园向她汇报政务，听候训示。光绪经常披着星星来，顶着月亮去，饱受奔波之苦，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光绪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日久天长，精神抑郁，旧病不去，又添新愁。

从光绪的《脉案》看，相当一段时间内，光绪体质没有见好，但是看病和吃药的次数却相对减少。这主要是光绪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整天忙于政务，另外，他还要随时应付慈禧的训斥，无暇顾及看病吃药。这就更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光绪疾病缠身的一生中在政治上最大的举动，就是戊戌变法了。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和珍妃的支持下，光绪试图改革政治，富国强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改革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里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激烈的斗争。

光绪亲政的10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10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重创：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活到此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10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光绪挚爱的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一条规矩：今后不许再见皇上。慈禧重新出面训政，多方凌辱折磨光绪。起初，慈禧想过要谋害光绪，后来又想把他废掉。

光绪深知慈禧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他对天长叹：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病情日益加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初二，御医在光绪的《脉案》中写下：皇上脉搏微弱，面色发黄，鼻子溃疡，吃饭不香，消化不良，心情烦躁，时常叹息，气短而懒得说话，精神恍惚，常常半夜醒来，对墙无故发笑。皇上本来身体就不好，气血双亏，心肾两虚，现在又胸中郁闷，虚火上升，造成脾胃不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相传她临行前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这件事情在正史上没有记载，但珍妃确实是那时死的，因为从那以后再没见过有关珍妃的记载。而且后来有个太监有一个回忆录，专门谈到了珍妃被慈禧害死的情况。当光绪得知珍妃死讯，旧病复发，再也无法康复了。

由此可见，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得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谈来，民间传说慈禧害死光绪并非全无道理。

尽管从光绪《脉案》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光绪属于正常病逝，但人们总觉得他只比慈禧早死一天，这太奇怪了。光绪当时身体很弱不假，但为什么这一天也拖不过去呢？是慈禧手下最后几天在药里下了什么东西，还是做了别的手脚？这些只是猜测，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伍　名人轶事

刘邦真是天生龙种吗

刘邦何许人也？

刘邦出身寒素，排行第三，人唤刘季。他的大号“刘邦”据说是当了皇帝之后才让叔孙通等儒臣帮助取的，以便观瞻。

刘妈妈一次在湖边休息，梦中与龙交合。这以后，刘妈妈肚子慢慢就大了，随后产下刘邦。便有人说不准刘邦究竟是沛县丰邑中阳里农民刘老爹的血脉，还是天上见首不见尾的神奇的龙种。

长大以后的刘邦，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突起的上额，高高的鼻梁，一把美髯飘在颔下，七十二颗黑痣左腿里藏，倒是不无几分龙种模样。

刘邦性情豁达，心胸开阔，恢弘大度，乐善好施，不拘小节，伶俐敏捷，尤其善于驾驭各色人等。平素游手好闲东游西逛，什么家务事和农活都不愿意沾手。刘老爹看不过眼，经常批评三儿子不务正业，并拿干农活的好把式、辛勤劳作慢慢挣下一份家当渐臻小康的小二子现身说法，作为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榜样。但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人各有志，老三根本听不进去。他对此不屑一顾，依旧吃喝玩乐，斗鸡走狗，到处游荡。成年以后，刘邦试着弄一小官做做，结果当了个泗水亭亭长，大概跟《水浒传》中晁盖“智取生辰纲”以前做的“保正”差不多大小，是最基层的吏役。秦朝施行郡县制，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每10里设一亭，亭设亭长，负责管理该地面民间的争讼和国家的征丁征粮等事务，不属公务员编制。他跟县里各个衙门的小吏们走得很近乎，经常戏弄他们，以此取乐。

有一次，刘邦到秦都咸阳服徭役，恰巧碰到秦始皇出巡，破例开恩不清场，准许老百姓在旁边观看。刘邦挤在人山人海中，目睹了皇帝的威风和排场。他不禁感叹道：“唉，大丈夫就该像这个样子啊！”

30年来说旧交，萧何跟刘邦早就是哥们儿。

刘老三在愤青时期，多次惹出麻烦，萧何屡次利用职权，袒护他化灾解难。当刘邦向体制内靠拢、当了亭长后，萧何更是常常给他出主意，并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刘邦到咸阳服徭役，其他官吏都资送俸钱300，唯独萧何一人送了500。一般而言，刘邦这个人是颇为念旧、蛮讲哥们儿义气的，萧何这点心意一直让他感念不忘，并在日后连本带利作了很够意思的回报。

刘邦最喜欢两样东西：美酒和美女。他呼朋引类，隔三岔五就去王老太或是武大娘开的酒店喝个痛快，醉了歪头便睡，还经常赊账。不过他到哪儿，哪儿人气就旺，营业额要比平时多出几倍，来晚了的客人有时还要排上队等候空桌。于是老板娘们都把他当作贵宾，迎来送往小心侍候。年关结账时，老板娘往往主动请刘三吃顿迎新酒，将他的欠条撕掉，旧账一笔勾销。

据说，江山和美女最终常常落到浪子手里。别人姑且不论，对于刘邦而言，这种说法还是基本靠谱的。如何夺取江山，后文会渐次说到，这里先说说刘邦是怎样空手套白狼、抱得美人归的。

单父县的富豪吕公，跟沛县的县令是好友。他为了躲避仇家，一度到县令家中做客，后来干脆将家也搬了过来，在沛县落地生根。新居落成后，县里的一众官吏和乡绅豪杰们都前来为县老爷的贵客道贺捧场。那时萧何还在县里做主吏掾，由他负责接受贺礼和招待客人。萧何的想法是礼多人不怪，他对客人们说：“贺礼不满1000钱的，请坐在堂下，超过的请上坐。”

这等场合自然少不了泗水亭长刘季刘老三。刘邦一向瞧不起那些蝇营狗苟溜须拍马的伙计，他大摇大摆扬长而入，对看门人抛下一句：“快去通报，老子送1万！”这可是一份罕见的巨礼。其实他腰包里一个子儿也没带，不名一文。

吕公闻讯后大吃一惊，急忙起身出门迎接。此老好相术，他看刘邦仪表非凡，举止大度，心中顿生好感，客客气气地将他请到堂上雅座入席。萧何是刘邦的老朋友，了解他的为人，觑个空子悄悄提醒吕公说：“刘邦这个人向来喜欢吹牛，能做成的事很少，也没多少钱，他的话恐怕靠不住。”吕公一边耳朵进一边耳朵出，不以为意。刘邦高坐首席，谈笑自如，对其他客人很是轻慢。单看他那副派头，倒真像是一个鹤立鸡群、既富有又慷慨的主。

吕公非常欣赏刘老三。酒阑人散时，他示意刘邦单独留下，两人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继续交谈。吕公试探出刘邦尚未婚配时，喜出望外，当即大大方方地说：“老汉我一向喜欢给人看相，阅人无数。像你这样品相高贵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希望你努力自爱！我有个最疼爱的女儿，人品模样倒还周正，如果你不嫌弃，我打算将她许配给你。”

刘邦的信息很灵通。他早就听说吕公家财万贯，五个儿女也是人物，个个了得：两个儿子吕泽、吕释之为人强梁，都是一等一的好汉；三个女儿除长女长已经出嫁外，老二吕雉和小妹吕须都是美人儿，也很能干。自己一句即兴而发的空口大话，不但人五人六胡吃海喝了一顿，而且居然还从天上掉下一个吕妹妹来，这等好事，求之不得，岂容错过！再说，他已经老大不小，对那种生张熟魏眠花宿柳的放荡生活已经有些厌倦，也想成家了。他深知机不可失，夜长梦多，当即跪拜，认定了岳丈。

吕老太认为老伴的做法过于轻率。刘邦走后，她向吕公抱怨说：“你总是另眼看待二丫头，说她会嫁给贵人。县令跟你是老朋友，要跟我们做亲家，你都不肯，怎么稀里糊涂将女儿许配给了刘邦这种穷光蛋？他除了一张油嘴，还有什么？”吕公唾了老伴一口，说：“妇道人家，懂个啥！”

吕公坚持将二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这个女人不寻常：她就是历史上名气很大、评价则众说纷纭的吕后。她为刘邦生了一对儿女，儿子即惠帝刘盈，女儿便是鲁元公主。作为大汉开国皇后，吕雉费尽心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势使吕氏家族鸡犬升天，几乎取代刘氏成为帝国新的统治者；不料在其身后，这却为她的娘家人带来了灭族的惨祸。

刘邦当亭长时，经常偷空溜回家，享受老婆儿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一天，吕雉带着两个小孩在田间除草，有个过路的老头向她讨水喝，她对那人很客气，还留他吃了顿便饭。老头端详了吕雉好一会儿，说：“看夫人的相貌，应该是天下的贵人。”吕雉很高兴，又让他给两个小孩看相。老头先看了男孩，说：“夫人以后能够大富大贵，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的缘故。”吕雉将这话牢记在心，又让他看女儿，也说是贵人之相。老头刚走，刘邦刚好从邻居家串门回来，吕雉便喜滋滋地把刚才的事说给他听。刘邦问：“那老头呢？”吕雉说：“还没走出多远。”刘邦拔腿出门，追上老头，向他请教。老头说：“刚才给你的夫人和小孩都看过相了，他们都跟你差不离。你的相貌，贵不可言！”刘邦听了大喜，便向老头道谢说：“如果真能像你说的那样，我决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恩德！”后来，刘邦果真贵为天子，派人找那老头，可是杳无音信，没有结果。

一次，刘邦以亭长的身份为县里押送一批民工去骊山服役，启程不久就不断有人逃跑。他在心头掂量，照这个样子下去，等走到骊山，民工恐怕就剩不下几个，自己也逃脱不了干系。傍晚到了丰邑西边的湖沼地带，大家停下来喝酒歇脚。夜间，刘邦干脆把民工们全部释放了。他说：“你们各走各的路，自求多福吧，我从此也远走高飞了！”大家欢天喜地一哄而散。其中有十几条精壮汉子佩服刘邦的为人，自愿留下来跟老大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刘老三的铁杆死党。

刘邦乘着酒兴，连夜率领他的小队人马抄小路赶往附近的芒砀山，认为往深山逃亡安全系数较大。他派了一个壮士走在前头开路，走着走着，那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咱们是不是往回走？”

酒壮英雄胆。酒力在刘邦体内发散，他正处在高度兴奋状态，于是满不在乎地说：“好汉走路，有什么可怕的！”径直走上前去，拔剑将蛇斩为两段，路就通了。又走了一会儿，酒劲发作，他在路旁一歪，倒下去就打起鼾来。

后面的人经过刘邦斩蛇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太婆在哀哀哭泣。问她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有人杀了我的儿子。”又问她儿子怎么被人杀了，回答说：“我的儿子本是白帝的儿子，化为一条蛇，挡住道路，刚才被赤帝的儿子杀了。”问话的人以为这是疯老婆子胡说八道作弄人寻开心，正打算上去教训教训她，老太婆忽然一下子不见影了。于是他们继续赶路。

后队赶上来时，刘邦已经酒醒。听小伙子们说了刚才遇到的事情，他心里暗暗高兴，越发觉得自己是个不平凡、有来历、了不起的人，跟随者也对他更为敬畏了。刘邦在山里站稳了脚跟，并派人潜回老家，与萧何、吕泽等人保持联系。

子不语怪力乱神。看相啊，龙种啊，斩蛇呀，白帝赤帝呀，还有什么云气之类，其实都属于怪力乱神之列，跟陈胜导演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如出一辙，完全是一个路数。但当时老百姓还真就是信这个。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蕲县（今安徽宿州）大泽乡率领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却因雨失期、按律当斩的900余名贫苦民众铤而走险死里求生，“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点燃了暴力抗秦的火花。陈胜自立为陈王，国号“张楚”，一时间力量发展神速，所向披靡，秦王朝受到沉重打击，统治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天下英雄豪杰，跃跃欲试，群起响应，很多郡县都有人起事，杀死官吏投靠陈胜。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

沛县县令感觉到时局的变化，心中有些恐慌，想采取主动，率领沛县子弟响应张楚陈王。萧何、曹参对他说：“你是秦朝命官，又是外地人，要率众造反，恐怕大家未必肯听从。本县逃亡在外的精壮人口先后有几百人，不如把他们召回来，作为基本力量，再去号令民众，大伙儿就会乖乖从命了。刘邦是这些人的头。”县令大喜，就派樊哙去召他的连襟刘邦回来共襄大计，这时刘邦已在山上聚集了近百号人。

刘邦登上历史舞台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神医扁鹊真有透视人体的特异功能吗

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在有些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扁鹊堪称神医，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手到病除，最为神奇的就是他能够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具有特异功能。那么，扁鹊真的具有这种特异功能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呢？

《史记》记载：扁鹊年轻时做舍长，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客馆来，行为与众不同，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悄悄和扁鹊说：“我有禁方，我年老了，想传留给你，你不要泄漏出去。”扁鹊说：“好吧，遵命。”长桑君这才从怀中拿出一种药给扁鹊，并说：“用上池之水送服这种药，三十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情（当知物矣）。”接着，他拿出全部秘方都给了扁鹊。话说完，长桑君忽然间就不见了，扁鹊觉得他更神奇了，心想，大概他不是凡人吧。扁鹊按照长桑君说的方法连续服药三十天，奇迹出现了！“视见垣一方人”，意思是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因此诊视别人的疾病时，能看到病人五脏内所有的病症，只是表面上还在为病人切脉。

这个故事太神奇了，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照这样说，扁鹊真有特异功能？这可能吗？不少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不相信人有特异功能，因此论述扁鹊时往往一带而过，甚至不提这件事。当然也有人认为，具有特异功能的人是存在的，扁鹊就是。

如何理解这段记载呢？笔者认为，所谓扁鹊有特异功能，也就是“视见垣一方人”这件事，估计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也就是说，由于扁鹊诊病非常地准，他解除了许多病人的痛苦，尤其他对病人的病症说得非常准确，所以后人就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啊？于是就加上了一段，说他有透视人的腹脏的这个功能。不过这个故事表现了古人追求治病的最佳境界——“尽见五脏症结”。这里的“尽见”，并非只看见心肝脾肺，而是指各种病灶，它实际是指中医四诊之一“望”的最高水平。

中医诊病的高境界就是要发现并检测到隐藏在身体内部的病症。故中医有“脏象学说”。所谓“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联系的学说。古代“脏”与“藏”字相通，又称“藏”象学说。“藏”指人体内的内脏，“象”指脏腑的功能活动和病理变化反映于体外的各种征象。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它是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概括总结而成的，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见五脏症结”的故事实际说的是扁鹊通过“望”断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目前还不能简单说是“特异功能”。

扁鹊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

扁鹊是中医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医学家，为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被后世的医生尊为祖师。自古医药是一家，但凡中医名家对中草药都是十分精通的。因此，民间流传着许多大医药学家与中草药的故事，扁鹊发现牛黄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那么，这其中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牛黄真的是扁鹊发现的吗？

据说有一天，扁鹊正从药罐中取出炮制好的青礞石，准备为一位名叫阳文的邻居治疗中风偏瘫。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扁鹊一打听，原来是阳文家中养的一头十几年的老黄牛，不知何故，近来日见消瘦，以致不能耕作，阳文的儿子阳宝一看牛没用了，就请人把牛宰了。

谁知剖开牛肚子，发现牛胆里有块石头，大家都不知怎么回事。扁鹊得知后，对此颇感兴趣，就让阳宝把石头留下，准备进一步研究。阳宝就把石头拿给扁鹊，扁鹊接过来，随手把石头和桌上的青礞石放在了一起。

正在这时，阳文的病又发作起来，阳宝请扁鹊过去看看，扁鹊赶到，只见阳文双眼上翻，肢冷气急，十分危急。他一边扎针一边叮嘱阳宝：“快！去我家把桌上的青礞石拿来！”阳宝气喘吁吁地拿来药，扁鹊也未细察，很快研为细末，给阳文灌下。不一会儿，病人停止了抽搐，气息平稳。待扁鹊回到自己的屋里，发现青礞石还在桌上，而牛结石不见了，忙问家人：“何人动了牛结石？”家人回答：“刚才阳宝取过！”

这个偶然的差错却给扁鹊带来了深思：“难道牛的结石也有祛痰定惊的作用？”于是，第二天他有意识地将阳文药里的青礞石改换为牛结石使用。三天后，阳文竟奇迹般地痊愈。喜得阳文连声称谢。扁鹊说：“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家公子呢。”于是将阳宝错拿牛结石代青礞石的经过讲了一遍，并说：“此石久浸于胆汁中，苦凉入心肝，能清心开窍，镇肝熄风。”阳文问道：“这药叫什么名字呢？”扁鹊思索片刻：“此结石生在牛身上，凝于肝胆而成黄，可称它为‘牛黄’。”然后又说：“牛黄有此神效，堪称一宝，牛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叫‘丑宝’吧。”

由于牛黄能治许多病，疗效极好，人们不禁想到，一定是扁鹊最早发现了它，于是编出了这个故事。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还有生活依据可以推断的话，那么，扁鹊换心的故事就绝对称得上是奇谈怪事了。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该怎样解读呢？以战国时代的科技水平，真的会发生换心术这样的事吗？

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两个人，一个是鲁国的公扈，一个是赵国的齐婴，两人都有病，于是一块儿找扁鹊医治。经过治疗，两人的病同时好了。

扁鹊对二人说：“你们以前的病，是外界干扰内脏引起的，因此用草药石针就能治好，这几天我发现你们身上还潜伏着一种病，那是从娘胎里带出来，并随同你们身体的发育而一道生长的。这种病很危险，我愿意再给你们治一下，怎么样？”

公扈和齐婴回答道：“我们想听听这种病有些什么症状，然后再作决定。”

于是，扁鹊先对公扈说：“你有远大的抱负，又善于思考问题，遇事能有很多的办法，但遗憾的是气质较为柔弱，在关键时刻往往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坐失良机。”接着，他又转向齐婴：“那么你呢？则正好与公扈相反。你对未来缺乏长远的打算，思想比较简单，然而气质却很刚强，为人处事少用心计，却喜欢独断专行。”最后，扁鹊对二人说：“现在如果让我将你们的心来个互换，你们就都可以变得完美无缺了。”

公扈和齐婴听了扁鹊的分析之后，都表示愿意接受换心手术。于是，扁鹊让二人分别喝下一种麻醉药酒，致使他们昏迷三天不醒。在这其间，扁鹊便将二人的胸腔打开，取出心来，交换安放。手术完毕之后，又在伤口处敷上神药，等他们醒转后，仍如术前一样健康强壮。他们辞谢扁鹊之后，就各自回家了。

可是，由于心已互换，结果公扈就回到了齐婴的家，而齐婴则回到了公扈的家。这两家的老婆孩子都不认识回家的人，于是都发生了争吵。公扈、齐婴无法可想，只好请扁鹊出面解释。扁鹊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这两家人，这样才使争吵得以平息。

从这个故事本身看，无疑是神话，扁鹊换心，依当时的科学技术能力是不可能的。

“换心”这个故事更主要的是一种教育意义。

第一，古代人就曾经想过器官移植这件事，我感觉当时充其量是一种想象，当时的科技水平、药物的能力还达不到移植器官的要求。

第二，它本身是个寓言，它告诉人们，要相互取长补短，这样人才能成功，它本身有教育的意义。

所以，我们觉得换心术是人们当时有了一种想法，觉得谁能够换心呢？扁鹊。所以，就把扁鹊作为换心手术的实施者，这反映出人们对扁鹊还是一种敬仰。

在扁鹊那个时代，医生是社会上平民阶层的人物，并不被人们特别尊重。并且许多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也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为何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他在民间的声望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

扁鹊名震天下，他的名气怎么来的？

第一，判断准确。

第二，医学上的多面手。

扁鹊医术精深，还是医学多面手。他到各地行医，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要求治病。在赵国邯郸时，发现那里的妇女得病的很多，他就当“带下医”，即妇科医生。到了洛阳，听说那里尊敬老年人，而老年人患眼病、耳病的人较普遍，他就当“耳目痹医”，（五官科医生），治好了许多老人的五官病，使不少老人从耳聋眼花中恢复了健康。到了秦国首都咸阳，看到当地儿童的发病率很高，就研究儿童发病原因，当了“小儿医”，治好了许多儿童的多发病。由此可见，扁鹊不仅精通内科，还兼通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甚至外科；他在诊断上，不仅精通“切脉”，而且善于“望色、听声、写形”；在治法上，不仅精通针灸，还善于用砭石、熨帖、按摩、手术、汤药等，可谓一位多面手的民间医生。司马迁说他是“随俗为变”。我们现在真需要这样的大夫，真需要能够对各种病症都能了解和治疗的大夫。扁鹊之所以被人们尊敬，跟他这种医疗技术的全面有直接的关系。

从扁鹊的行医路线看，他的足迹是由东到西，也就是从山东到河北、河南、山西，一直到陕西。一路上都留下了许多治病救人的故事。他医德高尚，人们怀念他，纷纷修墓、建庙以示纪念，扁鹊墓不下十处。各地人民都认为扁鹊和自己有关系，这种名人情结反映了人民对做过好事的人的怀念。

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然而，一生救死扶伤的扁鹊，最终却是死于非命。那么，一代神医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终结的呢？

咸阳是他最后到达的地方，据《战国策》记载，扁鹊在秦国时，秦武王（公元前310～307年）请扁鹊看病。扁鹊认为，没问题，建议及早医治。这时秦武王左右近臣却说扁鹊坏话：“大王您的病在耳朵前面，眼睛下面，让扁鹊治疗未必能治好，弄不好反而会使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明。”

武王把这话告诉了扁鹊，说不吃扁鹊开的药。扁鹊听了非常生气，把治病的砭石（针）一丢，说：“君王同懂医术的人商量治病，又同不懂医道的人一道讨论，干扰治疗，就凭这，可以了解到秦国的内政，你与有知识的人共事可以得天下，治天下，与无知之辈同谋，将会失去天下。从今天这件事可以推知秦国的事，如果再这样下去，君王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扁鹊的话批评了秦武王，也得罪了一些近臣。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对扁鹊怀恨在心，就在扁鹊离开咸阳东归的路上，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一代名医死于非命，令人叹息！

扁鹊是司马迁《史记》里的第一位医生，也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医生，司马迁对扁鹊给予深切同情，扁鹊无端受害，司马迁自己也有相同的遭遇呀！所以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太史公感慨道：“女人无论美与丑，住进宫中就会被人嫉妒；士人无论贤与不贤，进入朝廷就会遭人疑忌。扁鹊因为他的医术遭殃……所以，老子说‘美好的东西都是不吉祥之物’，说的就是扁鹊这样的人呀！”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给扁鹊作一个总结。扁鹊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生，他满腔热情，治病救人，后来人们崇拜他，尊敬他，热爱他，于是就在他身上不断添加了许多传说的神奇的故事。扁鹊对祖国医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扁鹊永远不会被人民所忘记。

北宋第一大帅哥狄青到底帅到何种地步

狄青是北宋第一大帅哥。

到底有多帅？帅到上战场不敢以真面目视人，怕敌人看到狄青长得太过秀美，嘲笑宋军无人，派了个奶油小生来打仗。

在延州前后4年，狄青参加了大小战役25次，中流矢8次，每次战斗狄青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屡立战功。战场上的狄青装束非常独特，披头散发，戴上青面獠牙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后来的小说家称，狄青的面具太过狰狞恐怖，敌军乍见，常以为是妖魔鬼怪，还没交战，魂魄早已吓掉三分，因此狄青每战必胜。

按说，狄青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帅到要戴上面具才敢上战场的美男子。400余年前，有一位兰陵王也是“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不过兰陵王并非兰陵的一位国王，而是东魏权臣、北齐奠基人高欢的孙子，兰陵王是他的爵位。一次大胜后，为庆祝胜利，武士们为兰陵王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所有人戴着兰陵王那样的面具边歌边舞。《兰陵王》后来还演变成了一个曲牌，宋人常常用来填词演唱当时的流行歌曲。

听说有位神奇的面具将军将从前线凯旋京城，京城士女早已传说纷纭，热切地期盼着一睹英雄的风采。回到京城，狄青每次上街，都能吸引大批民众的围观，导致交通堵塞，其派头绝不亚于今天的超级偶像、天王巨星。

渐渐地有人认出了这位俊美的狄将军。京中纷纷议论，原来狄将军就是早年皇家仪仗队的骑兵狄二郎啊，那时就因为长得太帅，马又骑得好，被皇上看中当了近卫骑的骑兵呢。听说后来犯了什么事，才到前线去打仗的呢，没想到仗也打得好……听说狄将军没考过进士，不过看来比考上状元还有前途呢……

面具将军狄二郎的英俊潇洒，不但俘获了京城无数少女少妇的春心，就是皇宫中的贵妇公主也毫不例外。这样的传奇一直延续到狄将军的下一代。多年以后，宋哲宗时，皇帝为神宗的大长公主挑选夫婿，在文官圈子找来找去没有满意的。负责做媒的官员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向皇帝探听公主心目中的驸马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皇帝告诉他们，“就是要长得狄咏那个样子”。这个狄咏就是老帅哥狄青的儿子，当时在宫廷里充当卫士。从此以后，小帅哥狄咏就被宋人称作“人样子”，就是“标准帅哥”的意思。

王羲之写字换鹅

在“王马共天下”的东晋时期，王氏是高级的士族。王导、王敦家族的子弟，都当上了大小的官员，他们大多数是庸庸碌碌的官僚，但在他们当中，也出了一个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他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从小喜爱写字。据说他平时走路的时候，也随时用手指比画着练字，日子一久，连衣服都划破了。经过勤学苦练，王羲之的书法就达到很高的水平。

因为他出身士族，加上他的才华出众，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推荐他做官。他做过刺史，也当过右军将军（人们也称他王右军）。后来又在会稽郡做官。他不爱住在繁华的京城，见到会稽的风景秀丽，非常喜爱，一有空，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游览山水。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在会稽郡山阴的兰亭举行宴会。大家一面喝酒，一面写诗。最后由王羲之当场挥笔，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次宴会，这就是有名的《兰亭集序》。那幅由王羲之亲笔书写的《兰亭集序》，历来被认为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可惜它的真迹已经失传了。

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当时的人都把他写的字当宝贝看待。据说有一次，他到他门生家里去，门生很热情地接待他。他坐在一个新的几案旁，看到几案的面又光滑又干净，引起了他写字的兴趣，叫门生拿笔墨来。

那个门生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把笔墨拿来给王羲之。王羲之在几案上写了几行字，留作纪念，就回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门生有事出门去了。他的父亲进书房收拾，一看新几案给墨迹弄脏了，就用刀把字刮掉。等门生回来，几案上的字迹已经不见了。门生为这件事懊恼了好几天。

又有一次，王羲之到一个村子去。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

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5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

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只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

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许多艺术家都有各自的爱好，有的爱种花，有的爱养鸟。但是王羲之却有他特殊的癖好。不管哪里有好鹅，他都有兴趣去看，或者把它买回来玩赏。

山阴地方有一个道士，他想要王羲之给他写一卷《道德经》。可是他知道王羲之是不肯轻易替人抄写经书的。后来，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特地养了一批品种好的鹅。

王羲之听说道士家有好鹅，真的跑去看了。当他走近那道士屋旁，正见到河里有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浮游着，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逗人喜爱。

王羲之在河边看着看看，简直舍不得离开，就派人去找道士，要求把这群鹅卖给他。

那道士笑着说：“既然王公这样喜爱，就用不着破费，我把这群鹅全部送您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替我写一卷经。”

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给道士抄写了一卷经，那群鹅就被王羲之带回去了。

郭子仪单骑退回纥

郭子仪手下有一名大将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立过战功。他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发动叛变，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联络，欺骗他们说，郭子仪已经被宦官鱼朝恩杀害，要他们联合反对唐朝。

公元765年，仆固怀恩带引回纥、吐蕃几十万大军进攻长安。仆固怀恩到了半途上，得急病死了。回纥和吐蕃大军继续进攻，唐军抵抗不住，回纥、吐蕃联军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今陕西泾阳），长安也受到威胁。

唐代宗和朝廷上下都震动了。宦官鱼朝恩劝代宗再一次逃出长安。由于大臣反对，才没有逃走。大家都认为，要打退回纥、吐蕃，只有指望郭子仪。

那时候，郭子仪正在泾阳驻守，手下没有多少兵力。他一面吩咐将士构筑防御工事，不许跟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去侦察敌军的情况。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回纥和吐蕃两支大军虽说是联军，但是也在闹不团结。他们本来是仆固怀恩引进来的，仆固怀恩一死。谁也不愿听谁的指挥，两股力量捏不到一块儿去。

郭子仪知道这个情况，决定采取分化敌人的办法。回纥的将领过去跟郭子仪一起打过安史叛军，有点老关系。郭子仪就决定先把回纥将领拉过来。

当天晚上，郭子仪派他的部将李光瓒偷偷地到了回纥的大营，去见回纥都督药葛罗。

李光瓒跟药葛罗说：“郭令公派我来问你，回纥本来和唐朝友好，为什么要听坏人的话，来进攻我们呢？”

药葛罗奇怪地说：“郭令公还活着？听说郭令公早已被杀，你别骗人了。”

李光瓒告诉药葛罗，郭令公现在就在泾阳。但是回纥将领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说：要是郭令公真在这里，那就请他亲自来见个面。

李光瓒回到唐营，把回纥人的怀疑向郭子仪回报了。郭子仪说：“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去走一趟，也许能劝说回纥退兵。”

将领们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又认为让元帅亲自到敌营去太冒险。有人提出，派500个精锐的骑兵跟郭子仪一起去，万一回纥人动起手来，也有人保护。

郭子仪说：“不行！带了这样多兵去，反而会坏事。我只要几个人陪我一起去就可以了。”

说着，就命令兵士给他牵过战马来。

郭上前拦住他的马说：“您老人家现在是国家元帅，怎么能这样到虎口去冒险呢。”

郭子仪说：“现在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要真的打起来，不但我们父子两人生命难保，国家也要遭难。我这回去，如果和他们谈判成功，那就是国家的幸运；即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还有你们在嘛！”

说着，他跳上了马，扬起鞭子把郭拦马的手打了一下。

郭一缩手，马就撒开蹄子跑了。

郭子仪带着几个随从兵士，骑马出了城，向回纥营的方向走去。兵士们一面走，一面叫喊：“郭令公来了！”“郭令公来了！”

回纥兵士远远望见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又隐约地听见兵士的吆喝声，连忙报告药葛罗。药葛罗和回纥将领们大吃一惊，命令兵士摆开阵势，拈弓搭箭，准备迎战。

郭子仪带着随从兵士到了阵前，他们摘下头盔，卸掉铁甲，把枪扔在地上，拉紧马缰，缓缓向回纥营靠近。

药葛罗和将领们目不转睛望着来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啊，真是令公他老人家！”说着，大伙一起翻身下马，围住郭子仪下拜行礼。

郭子仪跳下马来，走上去握住药葛罗的手，和气地对他说：“你们回纥人曾经给唐朝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为什么要帮助仆固怀恩闹叛乱呢。我今天到这儿来，就为了劝你们悬崖勒马。我现在是单身到这儿，准备被你们杀掉，但是我的将士会跟你们拼命的。”

药葛罗很抱歉地说：“令公别这样说。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骗，以为皇帝和令公都已经死去，中原没有主人，才跟着他上这里来。现在知道令公还在，哪会同您打仗呢？”郭子仪说：“吐蕃和唐朝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掠夺我们百姓财物，实在太不应该啦！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帮我们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

药葛罗听了郭子仪的话，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将功补过。”

郭子仪和药葛罗正在谈话的时候，两边回纥将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了拢来。郭子仪的随从一看回纥兵靠近，有点紧张起来，也挨到郭子仪身边，想保护他。

郭子仪挥了挥手，叫随从让开，接着就叫药葛罗派人拿酒来。药葛罗的左右送上酒，郭子仪先端起一杯，把酒洒在地上，起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军将领万岁！打现在起，谁要违反盟约，叫他死在阵上！”

药葛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洒了酒。双方订立了盟约。

郭子仪单骑访回纥营的消息，传到吐蕃营里，吐蕃的将领们害怕唐军和回纥联合起来袭击他们，连夜带着大军撤走了。

辛弃疾活捉叛徒

在完颜亮大举南下的时候，北方和中原人民趁金朝后方空虚，纷纷起义。济南府有一个农民叫耿京，也聚集了几十个人举行起义，先后攻占了莱芜、泰安（都在今山东省）两座县城。耿京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几万人，成为各地起义军中最大的一支队伍。

投奔耿京起义军的人，大多是在金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贫苦农民，也有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辛弃疾。

辛弃疾是南宋时期杰出的词人，济南人。他出生的时候，家乡已经沦陷在金朝统治者的手里。祖父辛赞虽然在金朝占领区里做过几年地方官，但是心里却一直向着宋朝。辛赞常常给小孙子讲北宋灭亡的惨痛历史，带着辛弃疾登上高山，眺望祖国的大好河山，给辛弃疾留下很深的印象。

辛弃疾长大后，因为文才出众，被金朝的济南官府推荐到燕京去参加进士考试。临走的时候，辛赞叮嘱他在到燕京去的路上，注意沿路的地理形势和金朝内部的政治情况。辛弃疾到了燕京，没有考取进士，但是对祖父叮嘱的事情倒很留心观察。过了3年，他又到燕京去参加考试，对金朝内部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

辛赞没有能盼到南宋恢复中原就死了。辛弃疾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到了第二年，完颜亮发动南侵，22岁的辛弃疾眼看机会到来，就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投奔耿京。

在耿京的起义队伍里，像辛弃疾那样有文才的人是少有的。耿京见他前来投奔，十分欢迎，派他负责起义军的文书工作，掌管起义军的大印。

辛弃疾告诉耿京，在济南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是他熟悉的一个和尚，名叫义端，懂得兵法。耿京听了很高兴，就派辛弃疾去跟义端联络。不多几天，义端就带着队伍参加了耿京的起义军。

义端到了起义军后，凭着老相识的关系，跟辛弃疾很接近，辛弃疾对义端也没有怀疑。哪知义端不怀好意，一天晚上，趁辛弃疾不防备，偷走了他保管的起义军大印，逃奔金军。

耿京认为辛弃疾引进了奸细，大为发火，马上要把辛弃疾处死。

辛弃疾恳切地说：“义端偷印逃跑，我当然应当负责。请您给我3天时间，让我把义端抓回来。如果到了限期我不能把他抓到，愿意接受重刑。”

辛弃疾得到耿京同意，就快马加鞭向金营追去，赶了一段路，果然追上了义端。辛弃疾抓住义端，那叛徒吓得哆哆嗦嗦，跪在地上求饶。辛弃疾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当场砍了义端的头，把它拴在马背上，回到耿京营里。

耿京不但不办辛弃疾的罪，反而对他更加器重。

采石大战之后，金兵被迫北撤。金世宗一面跟南宋讲和，一面在北方使用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段，企图瓦解北方抗金的义军。耿京的义军受到了严重威胁。

辛弃疾跟耿京说：“为了抗金，咱们一定要和朝廷取得联系，南北呼应；万一咱们在这里呆不住，也可以把人马拉到南边去。”

耿京接受了辛弃疾的意见，就派义军总提领贾瑞做代表，到建康去见宋高宗。贾瑞是个不识字的武将，不懂得朝见礼节，要求耿京派辛弃疾跟他一起去。耿京同意了。

1162年，贾瑞、辛弃疾带着十几个随从人员到了建康。宋高宗听说山东义军派人来归附，十分高兴，当天就在行官里召见他们。辛弃疾陪同贾瑞上朝，从容不迫地宣读了他代义军起草的奏章，报告北方义军的抗金情况。

宋高宗立刻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也各封了一个官衔，要他们回去向耿京传达。

贾瑞和辛弃疾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地离开建康回去。不料，在经过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的时候，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在他们离开义军的那段时间，耿京被人杀害了。

杀害耿京的是个义军的将领张安国。在金朝官府加紧他们的诱降活动以后，张安国为了贪图金人的赏赐，勾结耿京手下另一个部将，趁耿京没防备，闯进营帐把耿京杀了。张安国投奔金军后，金朝把这个叛徒封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的州官。义军失去了首领，又不甘心跟张安国投降金军，大多散伙走了。

辛弃疾听到这个消息，又是痛心，又是气愤，一定要除掉叛贼，为耿京报仇。他跟海州的守将一商量，就有不少将士自动要求跟辛弃疾去除奸。辛弃疾带了50名勇士，一起骑马奔向济州。

辛弃疾的队伍到了济州官府，叛徒张安国正在里面设宴请客，一听是辛弃疾来了，有点心虚，但是一时还弄不清他们的来意，就吩咐兵士让他们进来。

辛弃疾和同去的勇士闯进大厅，看见张安国跟一些叛将正在宴席上喝酒作乐，气得眼都红了。他们也不跟张安国说话，拥了上去，七手八脚把张安国捆绑起来，拉出衙门。等济州兵士赶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张安国缚在马上。

济州的兵士见了辛弃疾威严的神色，没人敢动手。辛弃疾当场向兵士们宣布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来了。大家谁愿意抗金的，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吧！”

济州的兵士多数原来跟过耿京，听到辛弃疾一号召，有上万人愿意跟他们走。辛弃疾立刻带着义军，押着叛徒，直奔南方。

辛弃疾把叛徒押到建康行营，南宋朝廷审清楚张安国的罪行，立刻把他砍头示众。

辛弃疾回到南方后，被派到江阴做官。他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好几次向朝廷提出抗金的主张，可惜都没有被采纳。后来，虽然做了几任地方官，还创建过一支“飞虎军”，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北伐中原的愿望。在他42岁那年，竟受朝廷官僚打击，被迫退休。他一生写下了许多反映他的豪放性格和爱国热情的词。他的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李清照，家徒四壁仍贪杯

风光得意时候的李清照，除了好赌、好色之外，还有一样什么爱好，让她在宋代的美女群、才女群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甚至成为一些道学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呢？

其实，这样爱好，说来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常常“酒色财气”连在一起说——“色”，李清照的“风流好色”我们已经证明过了；“财”，李清照贪不贪财，我们留到以后再去讨论；“气”，原本就是斗气赌狠的意思，李清照的“赌徒”经历不就是斗气赌狠的最好证明？其实无酒不成赌，何况李清照自称结婚后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家徒四壁，家里穷得叮当响，还要经常出入当铺，现金和存款估计不多，但绝对不缺酒和骰子。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又要有个疑问了：你不是说李清照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吗？怎么会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还要经常出入当铺呢？难道她嫁的丈夫赵明诚是个穷光蛋，落魄秀才？难道他们俩也是私订终身后花园，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理说，古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是讲究门当户对的，除非像卓文君那样私奔，否则富家小姐怎么可能下嫁穷光蛋呢？那李清照的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说清楚这桩子事儿，还得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说起。

李清照的婚姻确实是父母包办。李清照嫁给赵明诚的时候正好18岁，当时她的父亲李格非，正在北宋的都城东京（河南开封）做礼部员外郎。在宋朝，礼部主管国家祭祀大典、外交礼仪，还主管各级科考，统管文化教育，职权范围比今天的教育部还要大。而李格非担任的礼部员外郎，大约就相当于今天教育部某个司长。按说，这个官职不小了，而且还是个油水部门，但李格非这个人，天生的犟驴子脾气，常在河边走，偏偏不湿脚，还真算得上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有这么一件事，可以说明李格非的清正廉明。

要说这件事，还得退回到18年前，李清照刚刚出生的时候，当时李格非还在山东郓城做一个叫“郓城教授”的小官。郓城虽小，在后来的文学史上也还是出了点小名，《水浒传》里的头号人物宋江就是郓城人氏。所谓“教授”可不能同今天的大学教授相比，现在的大学教授，级别待遇相当于正处级，而“郓城教授”，大约只不过是郓城这个小镇主管文教卫的副镇长，级别只相当于副科，而且还是清水衙门的副科级。虽然北宋朝廷的文官俸禄相当优厚，但“郓城教授”这个官实在太小，还不够让李格非一家子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的。宋代有规定：当官的可以兼职兼薪，挂好几个单位的职务，拿好几份薪水，这在当时很普遍。当地的地方官看李格非家境实在有点贫寒，就想跟他介绍个兼职的工作，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可李格非就偏偏是个书呆子，为了证明自己清正廉洁，硬是谢绝了上司的好意。可宋代官僚不欣赏这一套。那么，宋代当官的喜欢过什么日子呢？

宋代人最典型的生活观念就是“笑贫不笑娼”。就像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告诫他的开国功臣一样，过日子要“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多养几个小老婆，天天在一起喝酒唱歌，好好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所谓上行下效啊，皇帝都这么说了，只要你不抢他的皇位，他愿意“高薪养廉”啊！你们这些当臣子的，拿着丰厚的薪水，好好享受酒色财气去吧。

于是宋朝的风气，官员们除了争着比谁的文章写得更好，还要比谁过得更加富贵风流。从李清照师爷爷的师爷爷，北宋初年的著名宰相晏殊，到李清照的师祖，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再到她的师爷爷苏轼，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养一大帮子歌儿舞女，还不时要到歌楼妓院去娱乐娱乐、休闲休闲？

这其中，最著名的还是那位因为写了一句绝妙好词：“红杏枝头春意闹”，而被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宋祁。宋祁和李格非一样，也经历了从一贫如洗到大富大贵的转折。没中进士之前，宋祁和他哥哥在学校里读书，冬至的时候穷得没钱吃饭，把祖传宝剑剑鞘上包的一点儿银子刮下来，换了点酒菜。宋祁还满不在乎地说：冬至吃剑鞘，到过年就该把剑都吃掉了。后来，兄弟两人都中了进士，当了大官，宋祁常常左拥右抱，通宵达旦地歌舞醉饮，他哥哥派人去批评他，你这样穷极奢侈，难道已经忘了当年在学校里喝野菜稀饭的日子吗？宋祁哈哈大笑，当即回复，当然记得！不过当年在学校喝野菜稀饭又是为了啥？言下之意，当年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天天酒色无度嘛！

人家是官照当，文章照写，该风流的时候风流，该喝酒的时候喝酒。李格非虽然也是才子，却不是什么“风流”才子。哪怕是几年后李格非的官越做越大，到李清照出嫁之年，还当了礼部员外郎的官，钱也越挣越多，但是节约的好习惯还是没大改变，并且这种好习惯还被他的女儿李清照继承了下来，带到了她后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别看李清照是贵族子弟，但她从来不爱戴什么金银珠宝、贵重首饰，也从来不贪吃什么人参燕窝、山珍海味，是典型的贵而不娇、富而不侈的本色女人！这在当时的贵族人家，即便不算绝无仅有，也算得上是很有个性了。

再来看看她嫁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的门第比起李清照就更加煊赫了。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当时正在做吏部侍郎的官儿，吏部侍郎，大约相当于今天国家人事部副部长，后来，赵挺之还当上了当朝宰相，那可就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总理了。就算在当时，这人事部副部长也比教育部司长的权势大多了，权力更大，当然钱也更多。按说，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婚姻应该是锦衣玉食，不愁吃不愁穿的。就算两袖清风的李格非没给李清照什么值钱的嫁妆，赵挺之可总不会亏待自己的小儿子，怎么就至于要让李清照夫妻俩穷得差点喝西北风，要经常出入当铺呢？

原来，李清照夫妻的穷，还真不能怪他们的父母袖手旁观，见“穷”不救。原因呢，出在赵明诚身上。李清照出嫁的时候，赵明诚还只有21岁。虽然没有收入，靠双方父母的资助，就算不是财大气粗的“太子党”，生活上也绝对不至于要当了衣服才能换口饭吃。可赵明诚偏偏有一个特耗钱的爱好——文物收藏。

文物可不比一般的收藏，动辄价值连城啊。而且赵明诚对于文物收藏还不是一般的业余爱好，他从小就痴迷这个，那可是达到了专业水准的。他编写的三十卷著作《金石录》，后人把它跟欧阳修的《集古录》相提并论，两人并称欧赵。为了收集有价值的文物古董，赵明诚是挥金如土，花钱如流水，自己不能挣钱，却特能花钱。因为收购大量的金石古玩，几乎耗尽了夫妻俩所有的财产。

就在这样的穷日子里，李清照还没断了她的好赌成性、好酒成性！李清照本人倒没写过什么专门的文章，说她对酒文化如何如何精通，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海量，就像她写自己好赌一样——废寝忘食、每赌必赢——不过，李清照虽然没有专文写自己好酒，在她的词里面蛛丝马迹可是多着呢。我们如今能读到的清照的词共有58首（含存疑之作），提到酒和喝酒的就有28首。别看她赌钱从来不输，喝酒却没那么大本事——不是从来不醉，而是一喝必醉！

最出格的一次，她和伙伴们踏青春游，在家乡济南大明湖上一边划着小船欣赏美景，一边喝酒行令，喝得醉醺醺的，竟然不小心闯进了一望无际的荷花丛中，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这哪里还像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简直就是调皮任性的“问题少女”嘛！估计因为这好酒的“毛病”，李清照就给她的家人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没结婚的时候，有亲人的宠爱；出嫁以后，又有丈夫的纵容，李清照“好酒贪杯”的毛病非但没改，反而变本加厉了。她不但好酒，而且还好喝烈酒！李清照写过一句词：“险韵诗成，扶头酒醒”。这句词也明显地有自我吹捧的嫌疑：一方面吹嘘自己有才气，敢作“险韵”的诗，也就是专门找一些不经常用的生僻字来押韵写诗；一方面还吹嘘自己有酒胆，敢喝烈酒。“扶头酒”并不是一种酒的名字，像今天的五粮液酒、茅台酒一样，而是指酒性很烈，让人容易喝醉的酒。古人有句诗：“易醉扶头酒”，就是说这种烈酒喝了很容易醉。那为啥叫“扶头酒”呢？

喝醉过的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喝醉了酒不是头昏眼花、头重脚轻、头疼脑热吗？所以醉酒的人常常要用手扶住东倒西歪的头，于是烈性酒就有了个外号，叫“扶头酒”。

李清照自己酒量不咋的，还非要逞能喝烈性酒，这一喝，就常常不省人事，睡一宿还醒不了酒。李清照不是有句很有名的词吗？“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就是说，昨天刮了一晚上的狂风，下了一晚上的暴雨，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晚，一觉醒来，昨天喝的酒还没醒呢。

老是喝醉酒的女人，哪还有什么风度气质可言呢？不管你是大家闺秀，绝代佳人，还是第一女才子，喝了酒可都只有一个反应——晕！可在文学作品中，醉酒的女子，偏偏一个个都是风姿绰约，醉态可掬。不用说京剧《贵妃醉酒》里那个风情万种的杨贵妃了，就是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的故事，也够风雅的了——传说寿阳公主在梅花下睡着了，梅花轻轻地飘落在她的额上，额头上于是形成了梅花形状的花纹，好几天都没有消掉。后来，天下的女人就都学着寿阳公主，在额头上画朵梅花，成了古代女子常用的“梅花妆”。想想看，以公主的金贵之身，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睡到梅花树底下去？正常情况下，解释不通嘛。但是酒后呢？那可就难说了……《红楼梦》的一个女主角儿史湘云，也是喝多了酒，趁姐妹丫鬟们不注意，偷偷溜出去，一不小心就醉倒在花园里，落了一身的花瓣，惹得蝴蝶蜜蜂都围着她转，说着梦话还在行酒令呢：“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

瞧见了吧？是才女，是美女，就算喝醉了酒，也要醉得风雅，醉得脱俗，醉得楚楚动人，醉得流芳千古……可才女是流芳千古了，才女身边的丈夫却要受苦了。

柳永，史上第一真性情好男人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

柳永是一个很难定断的男人。的确有才，才情上达天阙，下至黎民；所做曲词风传天下，号称“杨柳岸边，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那是个没有电话，没有E-mail，没有电视报纸，没有媒体炒作的年代，一首好词的流行，从此处到彼处，必定口耳相传。一个人的红，要经过经年累月的积累；还应有貌，混迹于红香绿玉之间，深获女心，这柳郎不是潘安、宋玉，起码也不会长得有碍观瞻吧。

他的红，连东坡也羡慕。南宋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能令才大如海的苏轼起一时雄竞之心，柳永之才可见一斑。可惜，获天下芳心，亦有才名，却获不了圣眷。宋仁宗一句“汝自去浅斟低唱，要功名何用”，御笔四字“且去填词”，断送了他的三十功名。从此后他八千里路云和月，不是天涯羁旅，就是勾栏瓦肆，从心底与那庙堂决裂了。

他也不是没有做过当官的梦。祖父柳崇以儒学名世，父亲柳宣先任南唐监察御史，入宋后为沂州费县令，后为国子博士，官终工部侍郎。两位哥哥柳三复、柳三接也都进士及第。所以仍是清嘉的世族子弟，骨子里有清气仙骨，怎么能像七仙女坠凡尘一样，一下子就抽去那根仙骨，堕落人间呢？

他初名柳三变，因为得罪仁宗，后来改名柳永，参加科举考试，也曾为仕途不顺挣扎折腾过，也曾想过走偏门。据传那首《望海潮》就是为求见孙何而作。柳永与孙何为布衣交，孙官居两浙转运使，驻节杭州，门禁甚严。柳永功名失意，流浪江湖，欲见孙何而无由，乃作《望海潮》词，乞相熟的歌妓在宴会上献唱以达孙何。以柳七之才相求，歌妓当然应允。孙何即日迎柳永饮宴。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那妓人轻舒云板，慢展歌喉，唱的是杭城民康物阜，胜景如画。词是绝妙好词。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此词流传至江北，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原来金兵南侵，却是由柳永的词而起。若是真的，柳永当是第一个因词改变时事的词人了，也不枉他自封“白衣卿相”。然而这是野老乡谈引出来的遐想，在历史上做不得准的。

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性情，直直戳中封建伪道学的痛处。所以柳永一生为人所忌，皇帝不喜欢他，朝臣抑压他，士人排挤他。即便他词中滴落出的情感如金似玉，也依然为礼教所不容。

晚年的柳永落魄潦倒，身无分文，但他的死却是轰轰烈烈，荡气回肠。相传柳永死时，“葬资竟无所出”，妓女们集资安葬了他。此后，每逢清明，都有歌妓舞妓载酒于柳永墓前，祭奠他，时人谓之“吊柳会”，也叫“上风流冢”。渐渐形成一种风俗，没有入“吊柳会”、上“风流冢”者，甚至不敢到乐游原上踏青。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柳永笔下流传千古的名句，深情宛然可绘。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获得尊重是每个人的情感渴求。草色烟光残照里，我若遇上柳七，也会备下清酒佳肴，共他浅斟低吟。不会让他一人把栏杆拍遍，感叹无言谁会凭阑意。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有妓女而没有青楼文化，有嫖客而没有柳七，很多事早已变得麻木索然。

我只是不知，当时他在旁听到“千骑拥高牙”，“归去凤池夸”时，会不会觉得心酸？我柳永一身才气，竟要做此谄媚之辞，那香艳的酒喝到嘴里，是涩还是香？

人世真是这样，可以是华丽深邃，亦可以幽苦艰绝。不是你该走的路，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勉强挤上独木桥，眼见得许多不如自己的人轻松过河，登堂入室，自己却也走不到头。柳永一直是科场失意，宦游各处。他大约50岁时进士及第，一生只做过一次小官，在任期间，清廉正直，官声甚好，却也没因此有什么大作为。

有一次，他在《西江月》中说：“纵教匹绢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不曾想又招来祸端。他的放荡疏豪惹来当朝丞相吕夷简的嫉恨，上奏弹劾，宋仁宗因此罢免了他。

多年坎坷，柳永终于灰了心，认清自己的命途，顺应天意。他遂以妓为家，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中华大国文明泱泱，敬天恪物，大到时势变换，星月轮转，小到一家一人的生情死意，都要候上天的安排；虽有个天意无常在，但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可以是安然平顺的。这种承受也是一种力量。既然登天无路，不如谨守天意，“且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人生若能一路欢歌，到底也不枉桐花万里。

他便真流连于这烟花地不去了，与伶人妓女相来相往。不是他自绝与上，甘于“下流”。事实上，我也从不觉得柳永的词是下流的俚俗，相反自有一种才子的放荡不羁，豁达明艳的境界。严有翼《艺苑雌黄》评柳词曰：“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蝶之语。”这话太难听。叵耐严有翼自假清高，我倒不见他有片言只句被人传诵。

无论道学家们怎么诋毁，也无法改变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的事实。他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承李煜余绪，注重抒发个人真切细微的感受，而境界更广大；他大量创作慢词，彻底改变了以往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

柳永以前，慢词总共不过10余首，而他一人就创作了132首。他将赋法移植入词，故其抒情词往往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雨霖铃》就像一曲长亭送别的独幕剧，事中有人，情由事生，后来的秦观、周邦彦亦多用此法而变化之。他对后世词坛有深邃悠远的影响。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真是令人快意的赞誉。

我觉得柳词愈是风花雪月，愈见得情谊深长，也不用刻意去追求境界辽阔高远，因为柳永的胸襟比之寻常男人已是霁光月明了，词自然是堂庑特大。

那些酸腐文人平日泡秦楼楚馆的不少，多半是闻香下马，摸黑上床。下了床不要说是有真情意，在别的地界见到，能装做不认识，不语带讥讽就不错了。妓女只是男人的玩物，是一些下贱的女人，甚至连人也不是，只是物品，和骡马同列。

最恨，是古时的男子不懂得尊重女人。《诗经》里一篇又一篇的弃妇诗叫人不忍卒读。寻常女子，颜老色衰，尚被负心的夫君休下堂去；至于妓女，更是低贱。戏文里，薄幸男子功成名就后背弃曾经捐助他们妓女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而为妓女舍弃功名的却只有柳七。

“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对妓女的爱，换来了妓女的真情与崇拜。在妓女的心中，能见上柳永一面，自己的名字能被他叫一声，使柳永为自己填词一首，即便立即死去，也心甘情愿。

平时，谁肯真心的为她们写下一字半句？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才是真正的过客，一腔的苦无法倾诉，生命结束就结束了。所以若有一个人，天生敏感，绝顶聪明，博学多才，妙解音律，肯低下心来，听她们的哀曲，是几世求得的福分？这个人，老天派来了，他就是柳永。

“唯本色英雄方能到此，是飘零儿女莫问人家。”这一联赠柳七正好。他是真性情的好男儿。他的词大多是为妓女作的，他用词来歌颂她们，把她们比作梅花，芙蓉，海棠。女子都是娇媚的，都需要有人怜惜与疼爱。不是柳郎才高，而是柳郎心低，他肯低下身来俯就这些女子，他肯看她们心上的伤痕，对她们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纯洁而不染烟尘的；他肯用一阕清词，一句温言博红颜一笑，甚至于将妓女从倡与文人出仕相提并论。他对女子的感情稀贵而真诚，即使隔了千年看去，仍是脉脉动人。

告诉你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

纪晓岚名纪昀（1724-1805），晓岚是其表字，今河北献县人，清代的大学者和文学家。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并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着有《纪文达公遗集》。另撰有《阅微草堂笔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笔记小说，不少研究者对其评价甚至还在“聊斋”之上。

实际上，历史上的纪晓岚并不如电视剧那样，是一个清廉而英勇的斗士；他其实是一个圆滑练达、谨小慎微的官僚，一个置身浑浊的官场而又渴望着清静的文人生活的士大夫。

与和坤结怨

纪昀入翰林院的同年秋天，乾隆东巡祭奠祖陵。善于察颜观色的纪昀揣测着乾隆的心理：因康雍乾三世以来，基业兴旺，疆土宏阔，乾隆暗中是要自比汉唐。当时乾隆学习其祖，正提倡骈文俪体，于是他就仿效西汉散体大赋，鸿篇巨制，韵散间出，写成了随皇帝祭祖的3600余言《圣驾东巡恭谒祖陵赋》，交太子太傅刘统勋阅。次日于养心殿，刘统勋呈于皇上。乾隆展开一看，见文句工丽，气势磅礴，处处将自己比作汉唐明君，顿时龙颜大悦。从此，乾隆游历南国，登高泰山，游戏避暑山庄，均让纪昀伴驾。他很快成了皇帝的近臣和重臣。

纪昀身居官场，当然知道大清帝国在巩固了全国统治地位后，已由着重镇压武装反抗，转向思想统治；对危害清朝的言论思想，动辄加以取缔和镇压。乾隆那时大兴的“文字狱”，迫害了一大批宣扬反清的汉族知识分子，许多人并未反清，竟也因文字而获罪。这使得文化人的精神处于恐怖状态。

纪昀常随帝王左右，尤需小心谨慎，稍有差错，就可能大祸临头。他平时幽默诙谐，但这不过是借以存身的护身符罢了。

纪晓岚的仕途命运确与他同朝的另一人物密切相联，那就是深受乾隆皇帝宠爱的和坤。和坤权势赫赫，高官做遍，集国家官吏升迁任免、财政开支、诉讼裁判大权于一身，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

和坤进入官场后，除了给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敛财以外，身兼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三部执掌（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等职，这为他利用职权聚财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侵占大批房屋、出租房屋、收取高额房租，以及放高利贷，是他聚财的三大途径。当时有传言“侯门深似海，和府财如山”。

就在和坤最得意之时，乾隆又赐给他地皮，准许他在德胜门内正黄旗领地什刹海畔另盖新宅。和坤于是大兴土木，兴师动众，建造起宏伟庞大的和府。

一日，纪晓岚正在家中歇息，和坤突然来访，要他也为自己题一匾额。纪晓岚当然不敢得罪这个正在走红的大人物，便在当日赶到新盖的豪华和府，参观了一遍亭台楼阁、假山水榭，就在蓊郁的南竹与花草树木间，书下“竹苞”二字。和坤为此十分得意，常常向人炫耀。

乾隆某日闲得无事，想起和坤刚盖了新公馆，便来这和宅看看。在一片楼台亭阁间的翠竹前，专好自鸣高人一等的乾隆望着那块“竹苞”匾额，微笑地问：“此匾何人所书？”随后又哈哈大笑道：“竹字拆开，为个个；苞，是做草包解。这不是说你和家的人，个个都是草包吗？”经他这一解析，和坤那白皙的脸刷地一下变红了。从此以后，这个专会巴结奉承的权臣，便在心里跟纪昀结下了私仇。

差一点被害了性命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纪昀受诏续编《通志》。这平静的文字生涯，对纪昀来说是安宁惬意的，但是忽然间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搅得纪府全家人等都如坐针毡般惶惶然：两淮盐运史卢见曾，由于理财不善，又好排场应酬，以致亏空公帑，朝廷要抄卢的家财充公。这卢见曾与纪昀为姻亲，纪昀的长女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

纪昀回到家来便告诉了妻妾马氏和郭氏。他对卢见曾也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不住地吸着烟袋道：“堂堂朝廷命官，干这等渎职枉法之事，该当问罪！”

嫁给卢家的女儿为纪昀侧室郭氏所生，因涉及亲生女儿，郭氏格外担心。她哭哭啼啼地恳求纪昀快想想办法。纪昀并非不想通知卢家，但只怕行事不慎，惹祸上身。无奈妻妾怂恿，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便传来仆人张凯，将一个用布包好的木匣交他，吩咐说：“这是件罕见古器，你送到卢府，快去快回！”

张凯奇怪道：“书信呢？”

“书信不用写了，你亲手交与卢老爷就行了。”

张凯刚走出屋去，马氏便走出内室，埋怨说：“附上一信，又费你什么工夫呀？”纪昀拿下嘴里的烟袋，申斥道：“夫人如何又糊涂起来！若附上一信，一旦事败，岂不等于我自投罗网？”

卢见曾收到木匣。他很小心地打开木匣，却不由得诧异了：原来匣子里并没有什么宝物。搜索一会儿，才在木匣的绸子里层，翻出一个信封，捏了捏，往手心里一倒，是一撮茶叶和几颗盐粒。

卢见曾嘴里叨念着：“盐茶，盐茶，莫非是‘严查’？莫非是我的案子犯啦？……”

突然，他惊悸了。他心里顿时明白：“八成是有人告我盐政亏空，朝廷要派人严查，这是通知我事先作个准备啊！……”

几天后，在紫禁城的养心殿里，和坤在乾隆身边附耳低言：“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已将财产转移一空，家无长物，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了。”

乾隆听后发火了，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吼道：“大胆！不是有人走漏风声，他卢见曾何以能转移资产？”

和坤急忙奉迎说：“皇上圣明！”接着放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回禀皇上，这暗中通风报信的事，臣倒是探听出一点消息来了……”

乾隆急切地问：“谁？快说！”

和坤这才痛快淋漓地说：“就是侍读学士纪昀。卢见曾是纪昀的姻家，臣探得抄家前夜，纪昀曾派家人急入卢宅。”

乾隆听了和坤这话，怒不可遏，说：“立即将纪昀监禁宫牢！”

原来，和坤早就派出家奴，暗中跟踪。他无时无刻不想抓住纪昀的纰漏以报自己的私仇。

虎坊桥的纪宅，完全失掉了往日的宁静。纪昀当夜即被逮捕入狱。

不久，乾隆宣纪晓岚进殿，问：“你的姻家卢见曾，亏空公帑，按律应予籍没，你可知道？”

纪昀连忙回答：“臣知道。”

“据报，是你暗中向他通报消息，可有此事？”

纪昀慌忙跪在地上，辩解着说：“臣实在未透露一个字啊！”

乾隆严厉地一拍桌案，怒斥道：“朕今日就是要知道，你未写一字，究竟是用何手段泄密给卢见曾的？从实讲来！”

纪昀知道躲不过，低下头，如实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乾隆望着跪在地上的纪昀，沉思良久。他轻轻地摇摇头，重重地长出一口气，提起笔，在案卷上批写出一行小字：“从轻谪戍乌鲁木齐。”

乾隆皇帝也曾迷恋西洋自动玩具

乾隆皇帝从小喜欢西洋玩具。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艺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说：“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进贡几件来！”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

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艺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进口原装：“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

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皇帝的兴趣。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他命传教士魏继晋与鲁仲贤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估计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了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下异国风情。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商业总管”“百灵”的“禀文”。

这封禀文极具“中国特色”，内容如下：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先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唯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

这封从天边不知名国家寄来的信语气真的极为“恭顺”。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没赶上，他们国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地赶着今年来给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还“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真是懂得礼数。皇帝阅后极为满意。

不过，问题是，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个方向？多远多大？禀文中提到了“佛兰西”，难道与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有点关系？

皇帝命人搬来8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

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皇帝十分高兴。这既意味他将收到大批西洋贵重玩艺儿，更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

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

来了自然不能空手，他们带着本国最好的土特产，恭恭敬敬献给中国皇帝。这标志着他们向先进文明的致礼，也标志着对中华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就叫朝贡国，又称属国。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王朝以合法性。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们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大清王朝的属国数量自然也不少。因为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根本上是礼仪性的，中国是君，外国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部来划片儿管理。东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鲜、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苏禄、缅甸以及西洋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即意大利）等，归礼部管。而归理藩院管辖的，主要是西北陆上属地及国家，比如哈萨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人一厢情愿中的“属国俄罗斯”等。

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大动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属国数量在乾隆年间增长最速，主要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这一战使“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均“同属内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

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

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桩大喜事吗？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很久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杨乃武的主编生涯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发生在余杭。冤案平反后，主人公杨乃武淡泊功名，实指望能平平常常了此残生，可谁知他因冤案名声更振，又惹出种种事端，产生了不少新的传说。

闯大祸逃离《申报》

杨乃武在蒙冤期间，上海《申报》上曾发表过不少主持公道的报道，给杨乃武许多安慰。为此，杨乃武出狱后，便专程前往上海，去向《申报》致谢。

《申报》当时的老板是美国人，头脑相当灵光。他一见杨乃武，就感到此人大有利用价值，因这场官司轰动全国，使得杨乃武极具新闻价值，若能将他留在报馆，必定奇货可居。于是，那美国老板便力邀杨乃武加盟报馆，充当新闻编辑。杨乃武历经磨难，本不想再抛头露面，无奈盛情难却，只得勉强答应了下来。

这杨乃武本是举人出身，又长期帮人家打官司，文笔相当不错，在报馆里不到半个月便可独当一面，深得主笔欣赏。加上这“杨乃武”三字的广告效益，使得《申报》的发行量成倍猛增，喜得那美国老板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可哪里晓得，不出3个月，杨乃武便闯下了一桩大祸。

这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那天，杨乃武收到一份英国报纸的记者写来的文章，说是大清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伦敦请人画像时丑态百出，要求画师将他官帽后的花翎画入。杨乃武看到后，也是一时开心，竟大笔一挥将此文编发见报。可哪里晓得，这篇文章竟是英国一小报记者愚人节时瞎造的，完全没有这一回事。偏偏登这篇文章的那份《申报》给郭嵩焘本人看到了，这下好了，合该杨乃武倒霉，那郭嵩焘见报勃然大怒，当即从英国请了一位著名的律师，专程赶往上海，要与《申报》打官司，要报馆交出编辑和作者。

这一下，《申报》的美国老板慌了，他与杨乃武私交不错，况且杨乃武是自己聘用的，若是将杨乃武交出，不但对杨乃武不利，就是对自己也不利。于是，他连夜找杨乃武，给了他300元光洋，要他连夜逃出上海。杨乃武本是惊弓之鸟，闻听此事不由得魂飞魄散，连随身行李都顾不上收拾，便匆匆忙忙逃出《申报》馆，回余杭老家去了。

第二天，那美国老板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报上刊登了大幅致歉启事，承认报道失实，诚意向郭嵩焘认错；另一方面又花重金请来了英国驻上海的领事，要他出面说情。那郭嵩焘见报考馆已登报认错，编辑已吓得逃之夭夭，见自己目的已经达到，便看在英国领事的面上，放弃了这场诉讼。

杨乃武惊了一场，真是百感交集。事后，虽然报馆数次来函邀他回去重操旧业，可是，杨乃武却“吃了秤砣铁了心”，再也不愿意踏是非之地了。

夺竹山重进牢房

在杨乃武蒙冤期间，余杭县城有几个无赖总认为此次铁案难翻，杨乃武必死无疑。于是，几个人一商量，竟将杨家的十几亩毛竹山统统霸占了去。杨乃武回到家乡，发觉自家的山地被无赖霸占，心中大怒。但经历了漫长的官司及《申报》风波的他性情大为改变，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便托人出面去要回山地，言语十分婉转。可哪晓得那几个无赖见杨乃武自己没有出面，误认为杨乃武吃官司吃怕了，已经软弱可欺。于是便串通一气反咬杨乃武恶语伤人，并扬言要去衙门告他。杨乃武火了，他想息事宁人，谁知道人家却要爬到他头上来拉屎了，这口气他怎么忍得下去。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即提笔写了状纸，告到了县衙门。

新上任的余杭知县看了状纸颇感为难，因为双方都不是好对付之人，他沉思良久，想出了一个主意，将此桩案子移至杭州知府处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再说那个杭州知府也是新上任的，他一见“杨乃武”的名字就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的几位官场友好均因杨乃武一案遭到了革职。如今，杨乃武落到了他的手上，他存心要好好地刁难一番，为革职的朋友出一口恶气。当然，这知府也晓得杨乃武并非等闲之辈，所以装出一副公正的样子，细细盘问了一通，然后便以“事实不清，收案待审”为由，将杨乃武关进监狱。

杨乃武重入牢房，心中气愤异常，但又无法可想，那知府用的是“软刀子”，那“收案待审”说得堂堂皇皇，毫无空子可抓，无奈，只得强忍火气等候审理。可哪里晓得，一连3天过去了却丝毫动静也没有，杨乃武晓得不对了，这知府一定是在刁难他了。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主意，买通了看守他的狱卒，托那狱卒每天早上去买一根油条。买来的油条杨乃武并不去吃它，而是将油条偷偷地放在干燥的墙角头，上面还用一些破棉花胎盖好。就这样，一连十几天过去了，那十几根油条全部变得十分干燥，那些盖在油条上的破棉花也变得油渍斑斑。

这天晚上，机会来了。一个狱卒坐在杨乃武的牢房前吸旱烟，吸完后，他将烟锅中的烟灰“笃笃笃”地敲在地上，自己掸掸屁股走了。杨乃武一看，烟灰中尚还有不少火星，故待狱卒一走，他当即将火星挑进了牢房，放到那油渍斑斑的棉花胎上，“呼呼……”地轻轻吹了起来。火很快被引着了，杨乃武马上拿出了那十余根干燥的油条，一根根地点着，并把它们抛到栅栏四周，不一会，大火便烧断了栅栏。等到狱卒们发现起火匆匆赶来，那大火早已透天，狱中的犯人逃得踪影全无。闻讯赶来的杭州知府急得双脚直跳，当即下令兵分两路，一路去捕捉犯人，一路留下来救火。两路兵马七手八脚地忙了一夜，那大火总算扑灭。可是，逃走的犯人却连一个都未能抓到。

第二天，那杭州知府不由望着那被大火夷为平地的监狱发呆。这下完了，这是杭州唯一的一所监狱呀，如今烧了监狱跑了犯人，如何向上面交代呀？

正在这时，有衙役来报，说是杨乃武投案来了。那知府顿感奇怪，人家逃脱牢笼巴不得走得远远，可这杨乃武为何会来投案？他理不出头绪，当即召见杨乃武，询问实情。他疑虑地问道：“杨乃武，人家都远走高飞，你为何重投罗网？”杨乃武一听，不由哈哈大笑：“大人差矣，乃武并无犯罪，无非是遵大人所命等候审理。若是我真的远走高飞，不是没罪也变成有罪了吗。”

那知府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又问道：“杨乃武，那昨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

杨乃武双手一拱：“禀大人，昨夜乃武从睡梦中惊醒，见一帮江洋大盗放火劫狱，救他们的几个喽罗。因大火逼人，生死关头我不得不离开监狱，今天火灭了，我重新回来等候大人审理我那件案子。”

那知府听后一言不发，暗暗佩服这杨乃武果然厉害，说得全都带刺，看来不好再难为他了。再说，自己只得按照杨乃武的说法上报，反正这监狱中是关有几个强盗。想到这里，那知府便将这场大火推到了江洋大盗身上，然后，重新审理乃武的那场官司。这一次，知府处理得十分爽快，将那十几亩毛竹山重新判回给杨乃武，而那几个无赖，却每人挨到了五十大板。

就这样，杨乃武再次赢得了官司。

中国最会做官的人——从穷书生做到大总统

从晚清进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然金榜题名，而且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和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之外，自己也许还可以混个饱肚子，家人仆役未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都算是丢人，自降身价。

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压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压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实际上，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自从跟对了人之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满族亲贵要当家作主，排挤袁世凯出局，但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位，作为太傅衔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做了若干台诗钟，未及两年，终于熬不住了，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官瘾极大的他，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其实，有什么样的幕僚，就有什么样的东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人，才官运亨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样子”上，至少在上级看来，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

陆　风月故事

一生被五个君主宠爱过的绝代佳人萧皇后

历史上风流一时、迷君倾国的红颜女子不计其数，然而能像萧皇后那样数经改朝换代，总伴君王之侧的女人却是寥寥无几。她自13岁做了晋王妃后，便开始不断地被迫更换身份，历经隋炀帝的皇后、宇文化及的淑妃、窦建德的宠妾、两代突厥番王的王妃，最后又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昭容，历尽千般沧桑，尽展万种风流，道不尽的艰辛，说不完的荣耀。

萧氏是南朝梁明帝的女儿，天保二十年（公元581年）二月十九日卯时出生于后梁国都江陵。当时著名的占卜奇人袁天纲曾为她的相貌而惊奇不已，仔细推算了她的生辰八字，最后得出八个字的结论：“母仪天下，命带桃花。”

萧氏刚满9岁入隋宫，在宫中读书、作文、绘画、弹筝、唱歌、跳舞等。

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商议决定，为其儿子杨广和萧氏女完成了婚事。杨广这年是25岁，新娘才刚满13岁。以现在的习惯看来，13岁的新娘实在太小了，但在古代，十三四岁出嫁的女子是很普遍的。

杨广得到如花似玉的萧氏女，千般爱怜，万般情怀，也抱着无穷的希望，因为替他们合婚的人袁天纲曾经私下向杨广透露说：“萧女命中注定要入主中宫，母仪天下。”杨广想，萧氏女既然要母仪天下，那么他这个做丈夫的不就是一朝天子了吗？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虽然他此时不是太子，但他仍然觉得希望就在前方。

但是，要想当皇上，必先当太子。因为有了萧妃这颗希望之星，杨广开始有计划地与大哥杨勇展开储位之争。杨勇是太子，却因冷落了正房而宠爱偏房，引起了大权在握、正在严治后宫的母亲——独孤皇后的不高兴，并对杨勇有了不好的看法。杨广非常聪明，看出了其中的奥秘，立即乘虚而入，故意在母亲面前极力装出一副仁孝正派、言听计从的样子，还有意做出疏远萧妃不恋男女之情、专心政务的姿态；而聪明识体的萧妃也一本正经地与他配合，假戏真唱，还不时到独孤皇后那里哭哭啼啼，说杨广只顾政务冷落了自己。他们夫妻一唱一和整整演了7年的“苦情戏”，终于使得独孤皇后下决心，废除了杨勇太子之位，把杨广推上了太子宝座。

杨广登太子位1年后，铁腕治后宫的独孤皇后因病去世。这个独孤皇后是位标准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崇尚者，她不许自己的丈夫纳妾。她死后没有了约束的隋文帝开始沉溺于酒色，无心管理朝政，把行政大权托付给了太子杨广。事实上，从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以后，太子杨广就开始掌有皇帝之权，行使皇上的权力了。

杨坚到底年老，经不起声色折腾，不久染病在床，杨广趁机调戏父亲的宠妃、风华绝代的宣华夫人，杨坚听说后哀叹道：“畜生何足托大事，独孤误我！”隋文帝要废杨广，结果被杨广用毒药害死。不久，杨广即位，即历史上荒淫无道的隋炀帝。短短十几年间，杨广便将其父杨坚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大隋帝国折腾得摇摇欲坠。

萧妃随着杨广水涨船高自然升为了皇后，印证了袁天纲说她将“母仪天下”的预言，这时杨广36岁，萧皇后才24岁。隋炀帝觊觎已久的皇位终于到手，至高无上，再也没有谁能约束他了，因此就彻底露出他贪欢好色的面目来。

为了饱览江南秀色，隋炀帝下令凿通了连及苏杭的大运河，然后带领萧皇后及众多佳丽浩浩荡荡游江都。隋炀帝下江南时，运河中舢舻相接绵延200余里；骑兵沿岸护卫，旌旗蔽野；龙船摇橹拉纤的都是年轻的宫女，柳腰款摆，姿态曼妙，让隋炀帝大饱眼福，谓之“秀色可餐”；而宫女们梳妆洗下的脂粉流满了运河，香气数月都没散尽。

然而，这种艳丽奢侈的享受，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引得民愤四起。因而，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秋天，隋炀帝准备偕萧皇后第三次游江都时，众大臣苦苦劝谏：“若再纵情游乐，天下恐生变故！”隋炀帝不以为然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年过半百不为天。”他觉得只需自己享尽了繁华，即使国破人亡也不足惜。

隋炀帝把一切军国大事全忘了。萧皇后对此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作了一篇《述志赋》，婉转地劝规皇夫有所节制，注意身体，用心国政，然而一点效果也没有。

萧皇后后来也明智了，顺着他，因为位极至尊的皇帝反正也管不了，不去惹他反而保全了自己。正因为萧皇后的忍让，所以隋炀帝对她一直还十分礼敬，自己享乐也不忘了萧皇后。隋炀帝风流万种，萧皇后却寂寞度日。

不久，海山殿的护卫校尉宇文化及年轻英俊、魁梧的身影深深映入了她的眼帘，也逐渐激荡她孤寂的心底，于是她无所顾忌，不时对他递送秋波，施以恩爱。后来二人便频频幽会。

好景不长，天下大乱。太原留守李渊举兵攻下长安，宇文化及与其兄长宇文智及在扬州起兵造反，率兵进入离宫，隋炀帝在寝殿被缢杀，那年他刚满50岁，这就是昏庸无道之君的悲惨下场。

这时，宇文化及已经升为右屯卫将军了，好几年不曾单独与萧皇后相处相欢，他迅速杀死隋炀帝，也是出于迫不及待地想与萧皇后重续旧好。但是，萧皇后万万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领兵作乱、杀死皇夫的是自己昔日的情人。她责备宇文化及恩将仇报，愤怒地要求他为隋炀帝按天子之制举行葬礼。宇文化及满足了她的要求，在一切妥当之后，萧皇后无可奈何地成了宇文化及的偏房。

宇文化及得到了萧皇后，竟然忘了政治扩张。这时，在中原一带起兵的窦建德，势力快速增长，其兵马长驱直入，节节胜利，直逼江都。宇文化及抵挡不住，连连败退，最后带着萧皇后退守魏县，急忙自立为许帝，萧皇后被封为淑妃。但很快，魏县又被攻破，他们仓皇退往聊城，窦建德率军紧追，最后攻下聊城，杀死了宇文化及。

窦建德俘获了萧皇后。萧皇后的美艳姿容和高贵气质以及温柔情怀立即把取得暂时胜利的窦建德迷住了，窦建德立即收她为妾，纵情于声色之娱，把自己逐鹿中原的初衷几乎忘到了九霄云外。

这时北方突厥人的势力迅猛地发展起来，大有直取中原的势头。原来远嫁给突厥可汗和亲的隋炀帝的妹妹、萧皇后的小姑义成公主，听到李渊已在长安称帝，又打听到萧皇后的下落，就派使者来到乐寿迎接萧皇后。

窦建德不敢与突厥人正面对抗，只好乖乖地把萧皇后及皇族的人交给来使。

战乱使萧皇后日夜不宁，她的丈夫及情人相继被杀使她胆战心惊，夜夜做噩梦，更时常被噩梦惊醒。她心灰意懒，几乎没有活下去的意念了。当小姑来接她时，她愿意远走高飞，飞到大漠，离开这令她伤心的地方，更希望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于是，她随突厥使者离开中原，走向野蛮之地。

突厥可汗见到了萧皇后，他顿感天下之美都集于此女一身。无可奈何中，萧氏便由隋天子的皇后变成了番王的爱妃。到了这种地步，生命已经不属于她了，命运已经不能由她自己掌握，那也就只有听天由命吧！反正当初袁天纲就预言她命带桃花，在劫难逃。

后来，老番王死了，由颉利可汗继位。按突厥人的风俗，老番王的妻妾——义成公主与萧皇后姑嫂两人又被新任番王接纳，成为他的妻妾。虽说萧皇后比义成公主年长，但由于她有一股中原人的新鲜汁味，还有那绰约迷人的风韵，颉利可汗更钟情于她。

10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派大将李靖打败突厥，要回了萧皇后。

这时萧皇后已是48岁的半老徐娘了，而唐太宗李世民才33岁。萧皇后入朝时，李世民见她没有一丝老态，云髻高耸，雾鬓低垂，腰似杨柳，脸似牡丹，美眸流盼，仪态万千，依然吊人口味、诱人心弦，令李世民一见倾心。才华盖世、一世英明的李世民望着比一般的少女又多了一分成熟、多了一分大方、多了一分深沉、鲜果般诱人的萧皇后，不禁为之心旌摇曳；萧氏饱经离乱而孕育出来的楚楚可怜的情态，更加令李世民爱怜。

李世民在萧皇后身上体会到成熟女人的一种风韵、一种魅力、一种激情、一种实实在在的浪漫，更感受到一种类似姐姐与小母亲般的温馨，这使他为繁重国事所累的心得到抚慰。他顾不得年龄的悬殊，更不在乎外人的说三道四，就这样，唐太宗封萧皇后为昭容，萧皇后又成了大唐天子李世民的爱姬。

李世民毕竟是一代明君，他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勤政廉洁，励精图治，日子过得十分节俭。但是萧皇后来到宫中时，他还是破格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来欢迎她，以表达对她的重视和爱意。唐太宗以为这种场面已够豪华了，因此问身旁的萧昭容：“卿以为眼前场面与隋宫相比如何？”

其实，眼下这点排场距离隋宫的豪奢情形差得远了！对此，萧昭容只是平静地说道：“陛下乃开基立业的君王，何必要与亡国之君相比呢！”

这一句话，说得唐太宗万分惊讶。唐太宗立即明白了她话中的含义，他不仅被她的容貌所深深吸引，也深为她的明晓事理和言语得体而折服，对她愈加敬重和疼爱了。

萧皇后在唐宫中度过了18年平静的岁月。

诸葛亮的妻子真的很丑吗

诸葛亮到隆中没有沉寂多久，就弄出个动静来：娶了黄承彦以丑闻名的女儿为妻。

黄丑丫究竟丑不丑？人家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知道是俊是丑？那么是谁放出风来，说黄承彦的女儿奇丑无比？一种可能是吃不着葡萄的人，另外就是黄丑丫的父亲黄承彦了。

黄承彦是多有城府的人，他为什么要对外宣传女儿奇丑无比呢？还不是不让别人惦记着，而由他这个当爹的来左右女儿的婚事？当他替女儿选中了如意郎君，便主动将女儿送上了门。

这是从黄承彦这方面讲。凡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搞对象必须要两厢情愿。自古结婚追求的是郎才女貌，英雄爱美人。在外人都认为黄承彦的女儿奇丑无比的情况下，诸葛亮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呢？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比较，才作出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我们来作几个假设，供大家选择：首先，假使黄丑丫真的奇丑无比，诸葛亮会娶她吗？不会。

假使黄丑丫确实很丑，但她是自己恩师的爱女，诸葛亮能娶她吗？犹豫，很难同意。

假使黄丑丫确实很丑，但她极有才华，而她的才华是诸葛亮所不具有的，又是恩师的爱女，怎么样？动心，可以考虑，如果丑得不是那么可怕。

假使黄丑丫确实很丑，但她是名门贵族，家庭成员极有权势，又是恩师的女儿，其本人不仅极有才华，还可以帮助自己进入上流社会，为自己驰骋天下提供非常有利的机会与条件，怎么样？倾心。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无盐女钟离春不就是很好的先例，为什么不答应呢？

诸葛亮一口答应丑丫的这门婚事，顿时成了襄阳百姓饭后茶余谈论的话题。诸葛亮又一次成为襄阳地区议论的焦点。

俗话说，成家才能立业，诸葛亮成家以后，确实为自己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诸葛亮17岁时，抚养他的叔父诸葛玄死了，他成了真正的孤儿。

诸葛玄从南昌辗转来到襄阳，也许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缘故，让他和哥哥诸葛一样，患上了咳血的毛病。大约是在豫章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他的精神十分郁闷。刘表虽然没有给他安排什么位置，但是每月的银两钱粮，却让下边人按时送到府上。他整日闭门不出，待在家中长吁短叹，甚至将郎中也拒之门外。这样勉强支撑了1年多，诸葛玄撒手人寰。

都说诸葛亮娶的媳妇奇丑无比，与诸葛亮站到一起极不般配。叔父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这段婚姻对他来说，究竟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其中是否有什么难言的隐情？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表章中说：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刘备在隆中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按照罗贯中先生的描述是，诸葛亮“身高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而对黄氏的容貌仅用了四个字表达：“黄发黑肤”，既没有谈到黄氏的五官长相，也没有说到她的身材如何。

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不解：黄头发是丑的标准吗？皮肤黑就没有美的元素？这样的断语未免牵强。或许在那个时代，大家普遍都是黑头发，黄皮肤，而这位怎么黄头发，黑皮肤呢？

让很多人不解的是：罗贯中为什么这么描述诸葛亮的妻子呢？目的无非是让读者为诸葛亮打抱不平，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干嘛偏找了这么一副尊容的女人为妻呢？罗贯中不愧是小说大家，应当说，这个目的，他达到了。在人们的印象中，诸葛亮的媳妇很丑，似乎已经是定论了。

过去讲，郎才女貌，那是一般人理想当中的婚姻。男儿才貌双全，女人奇丑无比，这一对怎么会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呢？

对黄氏而言，诸葛亮是模范丈夫吗？有史书为证，诸葛亮与黄氏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孩子。在东吴的哥哥诸葛，特意将自己的儿子送给诸葛亮为养子。有了养子以后，夫妻二人也不知道怎么“理顺关系”了，开始了生儿育女。不过，诸葛亮在蜀国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也还是纳了妾。由此，不能不让人推断，他们的婚姻不一定美满。

有人讲，诸葛亮与黄氏结婚，纯粹是上了老师黄承彦一当。黄承彦在襄阳属于社会名流，经常出入于上层社会，与诸葛亮是亦师亦友。经过观察，黄承彦看诸葛亮小伙子不错，要才有才，要模样有模样，说不定将来能有什么大一点的出息；加之诸葛亮父母双亡，家庭没有什么负担，在襄阳除了姐弟之外也没有什么亲戚，这不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吗？何不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呢？于是，老谋深算的黄承彦一步步采取行动，让诸葛亮一步步就范。

诸葛亮当时在襄阳的的处境，不说举目无亲，也是没有什么依靠。他知道，要打算在襄阳安身立命，出人头地，就得有个依靠，就得有个家。黄老先生既然有意，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当诸葛亮一表示同意，黄承彦生怕夜长梦多，立马将女儿给送到了卧龙岗。简直是急不可耐，或许是担心诸葛亮醒过梦来反悔。这样一来，生米熟饭，小子，你就踏踏实实当黄家的姑爷吧！

黄承彦的这一手，不说是拉郎配，也是欺负人家诸葛亮在襄阳人地两生。黄家丑丫头拣了个大便宜不说，让当年的襄阳城街谈巷议，把诸葛亮当作傻小子，是上当成婚的反面教材。

诸葛亮在与黄丑丫的婚姻上吃亏了吗？诸葛亮真的在择妻问题上冒了一回傻气？诸葛亮是什么人，他能干亏本的买卖吗？有人说，诸葛亮娶黄丑丫为妻是一点也不亏，要说般配，那也是一点不假。因为，若论诸葛亮当时的自身条件，没打光棍就相当不错了。

为什么呢？你想，诸葛亮当时要权没权，要势没势，要钱也没有几文。一个山野村夫，襄阳郊外的农民，高攀一个大家闺秀，那还不是天上掉馅饼？让诸葛亮自个儿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是说：咱一个普通老百姓，靠种地活着，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能保着命就不错了，哪还有什么非分之想？

还有人说，诸葛亮是受齐文化的影响过重，中了流毒。诸葛亮祖籍琅琊郡阳都县，乃春秋时齐国故地。他娶丑媳妇，是学齐宣王，娶丑女无盐的典故。古今中外，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政治家、军事家不乏其人，有道是“英雄爱美人”。历史上为了美人丢了江山的也大有人在。

当然，对于有志向有理想的年轻后生，如果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把实现理想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一切都围绕着实现理想而运作，包括谈恋爱，找媳妇。那自然会让人刮目相看，或者是街谈巷议了。笔者写这些不是让有志青年都通过婚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大家都如此那这个世界还何谈爱情？对于婚姻与爱情的选择没有定式，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取决于很多的现实的因素，也很难说对错。

单就诸葛亮娶黄承彦之女来说，应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不说老丈人为女婿有一个锦绣前程竭尽全力，黄丑丫为日后蜀国军队科技进步作出贡献，单是通过与刘表、蔡氏集团的这种姻亲关系，诸葛亮至少可以经常接触荆襄地区的上层人士，洞悉天下大事和荆襄军政人物的动向，了解和掌握各个政治集团的厉害关系，快捷地获取全国形势的资讯。

正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才让他对天下形势有了一个正确的估价，为刘备提出重整河山“三分天下”的战略设想提供重要基础。

笔者在这里毫不夸张地说，诸葛亮娶黄丑丫60%是政治婚姻。

唯一让曹操落泪的竟是一个风尘女子

提起曹操，不知道的人恐怕不多；提起来莺儿来如果你不知道，那是毫不奇怪的。然而，来莺儿是唯一让曹操流泪的女人，你知道吗？

无论戏剧还是小说，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大多把曹操描绘成一个白脸奸臣，阴险多疑，手段毒辣，诡计多端，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

其实，历史上的曹操确确实实是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才气过人的一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有所体现。在汉献帝虎落平阳、无依无靠、到处流浪的时候，是他慧眼独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汉献帝迎接到了许昌，正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在汉末天灾人祸之时，世间离乱、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情况下，是他召募流民，提供工具，推行屯田制度，使黄河流域的生产得到恢复；在万马齐喑，政治黑暗时，是他破除门第观念，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使大将许褚、典韦、曹洪这些出身贫寒之人脱颖而出，立下赫赫战功；又是他，作《龟虽寿》《观沧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佳句。诗中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热爱人生的态度。《观沧海》体现出一种包罗天地宇宙的雄心和胸怀，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若干年以后的毛泽东来到这里，产生同样的心境，与曹操呼应：“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还是他，官渡之战，他以少胜多，打败袁绍，奠定统一北方的基础……

可惜的是他败于赤壁之战，于是造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当然，作为一代英雄，曹操他不可能不为权力而斗争，他必须争权夺势，才能实现其政治目标。为此他杀死亲人，排除异己，躲明枪，防暗箭。但直到他死，他也没有称帝，这似乎是他的明智之举。正如他自己所说，要不是他出来的话，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皇，那将更是战乱不止。

关于曹操，历史上褒贬不一。毛泽东讲，对曹操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现在让我们通过来莺儿看看曹操的另一面。

来莺儿是洛阳城里色艺俱佳的名歌舞伎，她当时住在东汉帝都洛阳，过着“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日子。

曹操不仅爱江山爱人才，更爱美女，他久闻来莺儿的大名，就想见识她一下。曹操乔装打扮一番就去洛阳城里找来莺儿。来莺儿婉转的歌喉与曼妙的舞姿，征服了曹操的心。

来莺儿早就非常崇拜曹操，曹操不仅是乱世中的英雄，还是一位诗人，特别是他的那些气魄宏伟而有苍凉之感的诗，曾深深打动了她的心。这会儿，来莺儿又仔细看了曹操一眼，果然不同一般的凡夫俗子，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成熟男人。当曹操说，他就是曹操，他为她赎身，要来莺儿跟他走时，来莺儿心动了。

曹操南征北战，来莺儿一直跟随着他。当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生活，但是天下战乱纷纷，她到哪里安身立命呢？只能听天由命，如此罢了！来莺儿在战争的空隙里，以她的动听的歌喉与美妙的舞姿，为曹操带来了欢乐，扫去了他心中的寂寞。

来莺儿和曹操谈不上感情，更谈不上爱情。正在这时，一个英俊的身影闯进了来莺儿的眼帘，深入心底。这人是曹操府中的一名侍卫。她很快爱上了他，不顾一切。曹操正忙于军国大计，南征北战，也周旋于众多美女之间，并不知道来莺儿的事情。

来莺儿喜欢的这个侍卫叫做王图，魁梧而机警，一表人才，在丞相府中颇得曹操的赏识，经常受到曹操表扬和嘉奖。一次，曹操派他带领一组人马，深入敌境，杀敌立功。王图的具体任务是深入敌境，窥探敌人的虚实以及囤粮的处所。这是一件十分危险、艰巨的任务，是否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全身而退，把握不大。王图把情况告诉了来莺儿，面对生离死别的情人，想到不可预测的未来，来莺儿泪流满面地抱着王图不放，不觉鸡啼天晓，已经错过了深夜出发的时间。

然而，军令如山。王图被绳索捆绑押入大牢，准备斩首示众。

来莺儿知道王图被抓了起来，为救王图，她跪在曹操的面前反复讲：

“愿代王图一死。”曹操问，你为什么要代王图死？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来莺儿说出她与王图的私情。

其实，一个人死是容易的，但活着的人敢于将自己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公之于众，尤其是把“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说出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意味着来莺儿已经下定了与情人王图共赴黄泉的决心。

再说曹操，在官场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文学上诗文并茂，极负盛名，然而，在他的雄才大略背后也隐藏着极大的孤独。他曾经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他自然对人世间的至情和至性，有着超乎常人的鉴别能力。对来莺儿的真情流露，他不但没有嫉妒，没有气愤，而且是十分感动。

曹操为了进一步试探来莺儿的真情挚爱，他叫来莺儿在1个月内训练出一个小型歌舞班，只要她能做到他就同意来莺儿可以代情人一死。

来莺儿愉快而坦诚地接受了任务。她当时的想法是，除了救情郎的命以外，她也希望在自己死后，有人来接自己的班，为曹操分忧解难，以报答曹操的收养之恩。多么重情重意的女子！

在曹操的丞相府，一个小型的歌舞训练班开始紧张地训练。来莺儿为了救王图的命，夜以继日地进行训练，毫不保留地传授。很快，这些歌舞侍女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有个叫潘巧儿的侍女，更是出类拔萃，几乎能与来莺儿并驾齐驱。这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曹操给她的规定，曹操本以为完成不了的，想不到她竟完成了。

来莺儿到了曹操的面前请求代王图一死。曹操看着这些天来消瘦了的来莺儿，有一丝怜悯袭上心头，不禁脱口而出：“其实你可以不死啊！”

这一线生机，来莺儿根本不敢奢求，只是幽幽地说：“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身犯重罪可以逍遥法外，不但本身难以自处，丞相又如何统驭群下；再说我已做了对不起你的事，面对你的厚恩，我也无脸苟活人间。”曹操这时非常激动，眼前的女子，已经大难临头，还为别人着想，为曹操着想，真奇女也！

曹操默然良久，问道：“你想不想与王图再见一面？”

万万没有想到，来莺儿自有她的一套爱情逻辑，她说：“当我决心代情人去死时，我与他的情感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先走一步，在天堂等他，以后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所以，我现在不见他！”

曹操顿时惊讶万分，非常感动。他心想，自己位高权重，却没有一个心甘情愿为自己慷慨赴死的红粉知己。看来，拥有权力并不意味着拥有一切。他长叹了一口气，说：“等我放了王图，再来处置你。”

曹操迅速传见了王图，王图却坦率地告诉曹操：他对于来莺儿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曹操一听，火冒三丈，一脚踢倒王图，说：“来莺儿对你一片真情，你却这样对她。我答应了来莺儿不杀你，趁我现在还没改变主意前，你立马给我滚。”曹操将王图逐出丞相府。

曹操没有把这真相告诉来莺儿。如果曹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来莺儿，即使能够阻止她赴死的决心，勉强地活下去，但她一定会比去死更痛苦。曹操打定了主意后，只对来莺儿说：“王图已经释放，逐回家乡，念在你一片真情，且训练歌舞伎有功，将功折罪，可以不死。你走吧！”

来莺儿感谢曹操成全她和王图的爱情，却不愿接受曹操饶她不死的恩惠。她说只有死才能洗清自己的罪过。她郑重地向曹操行了跪拜大礼之后，转身而去。她去得那样坚决，去得那样坦然，去得那样义无反顾……望着她的背影，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大风大浪，不知经过多少悲欢离合，不知经过多少生生死死，不知经过多少恩恩爱爱的曹操，此时此刻，这个坚强无比的男人，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凄切，流下了两行泪水。这是他第一次为女人流泪，也是最后一次为女人流泪。

正是：

风絮飘残已化萍，莲泥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

情到浓时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

杨玉环究竟有多胖

唐人“丰肥浓丽、热烈放姿”，以肥为美，世人公认。唐朝第一美人杨贵妃身材就很丰腴，据野史考证称：杨贵妃身高1.64米，体重138斤，也有说杨贵妃身高1.55米，体重120斤的，但杨贵妃究竟有多胖，至今无法考证，只能从唐代诗词、书画、雕塑、陶俑及各类艺术作品中寻得一丝痕迹。比如唐人绘制的“贵妃出浴图”就给后人留下了尺幅春光。

另有“环肥燕瘦”这一成语的来源，也与杨贵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身材是丰腴的，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身材是清瘦的，这两位历史上有名的美人的胖与瘦，被苏轼老先生用来比喻书法作品风格各有所长，据苏轼的《孙莘老求墨妙言诗》言：“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瘦谁敢憎。”美人的胖瘦本与书法隔着十万八千里，居然也被苏老先生联系到了一块，真是够别出心裁。此后，“环肥燕瘦”这一成语也就流传开了，不过慢慢跟书法毫无瓜葛了，回归到它最本真的含义，说的就是女人的身材。

另有白居易的《长恨歌》，虽说对杨贵妃肥与不肥没多的描述，但一句“温泉水滑洗凝脂”，可让人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杨贵妃的丰腴。

唐朝是个富有的朝代，杜甫有诗记载“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国家繁荣昌盛，人们丰衣足食，大多可放开肚皮畅快淋漓地吃香的喝辣的，具备了身强体胖的外在条件，也就保持了健康丰满的体格。

“环肥”之美，兴于盛唐，起自北方。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大贵族独孤如愿，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一半是鲜卑血统，李唐王室由鲜卑游牧部落的关陇军事集团起家入主中原后，依然是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一些习性的，喜欢欣赏牡丹，热爱肥臀大马，崇尚壮硕之美。而鲜卑族的游牧生活需要的就是剽悍、健硕的体魄，丰腴的杨贵妃受欢迎，得到宠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唐人自信，无忧患，当时的唐代是高度开放的国家，与130多个国家交往着。唐代的长安城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都城，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是东方文明的中心，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旅行家、者和不同信仰的宗教徒。譬如波斯就与唐朝交往很是密切，唐长安城里有着大量的波斯人居住。

随着西域人大量涌入，长安城中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变化，模仿“胡人”成为时尚。比如在服饰上，长安受西域风气的影响就较深，远自波斯、吐火罗，近至突厥、吐谷浑和吐蕃都为唐人模仿的对象。而西域人的块头都比较大，估计唐朝的“以肥为美”与此也有着一定的关联。

现在想来，那个丰乳肥臀的唐朝令那么多人怀想，以胖为美也没什么不好的。胖美人杨玉环，都美得皇帝连朝政都不想理了，那么胖应该始终是有着它独特的魅力的吧。

武则天首席男宠暴死瑶光殿之谜

有人说，武则天包养男宠是心理需要，有人说是生理需要，有人说是二者兼顾。从历史年表看，唐高宗李治死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这一年，武则天61岁。事实上，在李治驾崩前的二圣临朝时期，武则天就没有正常的性生活了。

李治人到中年，就患上了头痛病，发作时十分剧烈。这个病对肠胃系统也有很大的影响，吃睡不香，精神自然也焦虑。到后来，李治的视力也开始下降，终日只能躺在御榻上养神，看上去是一个颓唐、死期将至的老人。这种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既不能让自己产生房事冲动，也唤不醒武则天的情欲。

按时间计算，李治当权的后期到垂拱初年，也就是公元685年，长达10年左右，武则天的性生活一片空白。她的精力都集中在平息叛乱、消除隐患、施行酷吏政治，追逐权力上面。因此，恰恰是对权力争斗的投入，使她容光焕发，精力充沛，重返青春。

李治死后，武则天只是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情，就是追逐权力，这之中的兴奋和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武则天内心的孤寂感，她不是一般市井中的寡妇。

可是，即便你再认真，再专注，对某一件事再投入，时间一长，难免都会感到厌倦和疲惫。很长一段时间，武则天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在政治上取得优势以后，她猛然松弛下来，感到无比的空虚和疲倦。这时的她，渴望从年轻貌美的男人那里追忆自己的青春时光，需要用性欢乐来填补心灵的空虚。

作为帝王，你需要什么，自然就有人为你奉献什么。这是帝王的权利，朝臣的义务。献媚也罢，效忠也罢，总之都是讨好。于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为母亲献上了一个帅哥，他的名字叫冯小宝。

这个冯小宝，是洛阳市井卖假药的小货郎，终日走街串巷，沿途叫卖。干这行当，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能说会道，身体健壮，否则吃不了这碗饭。冯小宝行，天生就是卖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冯小宝结识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见冯小宝高大魁梧，肌肉发达。于是，冯小宝就这样被一个孝顺的女儿，当礼物孝敬给了她的母亲。旧唐书《薛怀义》中记载，太平公主在向武则天介绍冯小宝时说：“小宝有非常材，可以近侍。”

礼是好礼，武则天一见也喜欢，可不敢伸手接。毕竟高宗尸骨未寒，就算寒了，作为太后怎么也得注意点影响，直接让这礼物进宫不大妥当。武则天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让冯小宝先出家，然后入宫。因为在唐朝，僧人道士出入宫廷是很平常的事。于是，武则天就令冯小宝出家为僧，还赐给他一个名字，叫怀义。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这冯小宝的出身太低微了，一个江湖卖药郎，太不靠谱，就算出了家，出身还是改不了，弄进宫来仍不像话。这时，武则天想到太平公主的丈夫，也就是自己的女婿薛绍，她让薛绍认冯小宝当叔叔。这么一搞，世上从此再没有了冯小宝，只有改装版的薛怀义。

薛怀义这个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开始频繁出入太后的寝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风韵犹存权势显赫的寡妇，和一个出身卑贱的午夜牛郎之间，会产生传说中的爱情吗？这是一个问题。

准确地说，两个人的感情是不对等的。怎么不对等呢？因为，武则天对薛怀义没有爱情，只有爱慕；薛怀义对武则天也没有爱情，只有仰慕。这两种不同的情感搅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种含混的爱恋状态。

薛怀义从一个市井小商贩，变成武则天的首席男宠，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版“灰小伙”童话。当他飞黄腾达以后，在市井中养成的恶习就暴露出来了。《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录：说这薛怀义出入宫禁时，乘坐的是天子的车马，身边有十几个宦官侍奉陪同，百姓遇到了，都奔走逃避，如果有人胆敢靠近马车，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打完抛弃在地，根本不管人的死活。

薛怀义嚣张至极，以至于那些朝廷显贵都跪地爬行，向他敬礼拜，就连武承嗣、武三思都以童仆的礼节来侍奉他，为他拉缰绳赶马车。可薛怀义压根儿没把这些人放眼里。并且，他还纠集了一批市井无赖少年，把这些小流氓都剃发为僧，纵容他们为非作歹。当时没人敢言语，只有右台御史冯思勖站出来主张正义，以国家法令来处理违法行为。薛怀义从此记恨在心，在路上遇到冯思勖，便命令随从殴打，险些将冯思勖打死。

这样的货色谁不痛恨呢？可你没辙，人家是当权者的小情人，你不服也无济于事。

那么，薛怀义是如何就博取武则天的欢心，从而飞黄腾达成为朝廷重臣了呢？

首先，我们知道，薛怀义和武则天不是单纯的肉体关系，他们之间，是相互爱恋的。既是爱恋，在很大程度就是心贴心。这薛怀义还真是武则天的贴心人，太后喜他喜，太后愁他愁，太后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

其次，还得知道，这是什么时期，正是武则天为称帝准备的一段时期。李显被废，流放房州当庐陵王。李旦被软禁东宫。这朝廷政务一大摊子事儿，全由武则天一手掌管操持。这时候，谁最可信任？谁最可分忧？当然是枕边男宠，得叫他做事，不做事没有提拔基础。升官得有政绩，这是官场法则之一。于是，武则天给薛怀义安排了一个白天干的活，到阳光下干点透明工程。什么工程呢？修建明堂。

明堂是儒教的宗教建筑。古代文化的中心在宗教，而明堂则是以宗教为中心，集宗教、政事、教化为一体的所在，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大本营”。无论哪种说法，明堂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个神圣的建筑。武则天很叛逆，她居然让一个男宠去主管修建工程。

可武则天的优势就在于善用人。不到1年时间，薛怀义就修建起一座崭新宏伟的明堂，这座明堂高294尺，300见方，共分3层，下层模仿四时，中层模仿十二时辰；上层是园盖，有9只龙拱捧着，设有铁制的凤鸟，高有1丈，外表用黄金涂饰。是历代明堂中最为壮观的，号称“万象神宫”。允许百姓进入观赏。接着，又在明堂的北面造了一座天堂，更为雄伟，一共5层，到第三层就可以俯看明堂了，这个天堂专门用来供奉佛像，佛像超大，他的一根小指里就能容纳几十个人。

武则天觉得很风光，在明堂祭拜，各种珍禽异兽、宝物排列在祭坛前，文物车骑众多，气派十足。在唐朝是史无前例的。

气派归气派，可真是劳民伤财，天堂初建的时候，被风吹坏了，又再建造，每天要用上万的工人，到长江山区去采办木材。耗时几年，费用上亿。

国库几乎都空了。薛怀义花钱如流水，颇有视钱财如粪土的架势，武则天也不过问，由着他折腾。武则天为什么要这么不惜代价这么干呢？这里面有两个情结。一是薛怀义是和尚，她有宗教情结；二是武则天想利用佛教来为自己服务的情结。

薛怀义在建筑业方面的成功，使他官拜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既然是大将军，势必就要建立军功。于是，武则天又给她的这个小情人派了一个差事——讨伐突厥。薛怀义原本是个小商贩，花钱搞建筑尚可胜任，叫他带兵去打仗，真有点儿让人匪夷所思。武则天怎么想的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一年是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是武则天称帝的前1年，她正忙着改朝换代，北部的突厥不开眼，时常来骚扰边疆，这个非常时期，她对武将是不大信任的，再加上有心让小情人立军功，于是就派了薛怀义前去讨伐。

平行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内瓤就是个卖药的混混儿冯小宝。他哪儿会打仗呀，可他胆大，还真就带兵去了。到前线一看，没有突厥的一兵一卒。怎么回事？这突厥是游牧民族，有个特点，善于游击作战，草上飞似的，来无影去无踪。冯小宝像韦小宝一样有狗屎运，他带兵到的时候，突厥军队刚好不在，不知游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凯旋而归。见到武则天，口气那叫一个大。说那些突厥，听到我名字就闻风丧胆，一下跑没了影儿。武则天乐，好，有才，你太有才了。一高兴，又给薛怀义升官，封他为二品辅国大将军。

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突厥可汗骨笃禄死了，他的儿子尚小，于是他的弟弟默啜就自立可汗，带兵入侵灵州。

武则天又派薛怀义前去征讨，这次他的名号是代北道大总管。同年三月，又改任朔方道大总管。这次征讨可比上一次的阵势大多了。武则天安排长史李昭德，司马苏味作为薛怀义的参谋，同时诏令曹仁师、沙咤忠义等18位将军一同出征。这一次，薛怀义的运气更好，还未出发，突厥就退兵走了。世上没这么节约成本的仗，光准备一下就赢了。武则天问起原因，薛怀义还是老词儿：那些突厥，听到我名字就闻风丧胆，一下跑没了影儿。就这样，薛怀义屡立大功，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红得发紫。

说起薛怀义的死，十分蹊跷，也是一桩疑案。这得从他吃醋说起。有一个叫沈南醪的御医，常常给武则天看病，一来二去日子长了，武则天就喜欢上了沈御医。这让薛怀义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你这个老太婆，我对你体贴又贴体，我修明堂，打突厥，陪上床，功劳一大把，你怎么可以移情别恋呢？

薛怀义没看清楚自己终究是个玩具型奴才，他对自个儿的定位太高太离谱。一腔酸溜溜的情绪无处宣泄，就跑去和那些流氓小和尚胡闹，闹来闹去，闹出一些事端。这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但仍念及旧情，有意袒护他。可这薛怀义毫不收敛，反而更猖狂，接下来，他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致命大错。他完全没搞明白武则天豢养男宠的本质，就连今天的一些男人们，也没搞明白这个问题。

从本质上说，武则天豢养男宠是离经叛道和报复心理作祟。平心而论，这两者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离经叛道，不过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报复心理也值得同情，当她称帝以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她要享受男皇帝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包括后宫待遇。她报复的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她曾经被逼迫削发为尼的凄凉遭遇，而是整个男权社会。她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挑战，一个打击男权社会的永恒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则天独一无二。这是其一。

其二，一个女人，先在后宫中斗争以博取受宠地位，而后在清冷的感业寺里孤苦悲伤几乎万念俱灰。到了中年，总算享受了一些快乐，可很快丈夫就不行了，她的全部精力又用在追逐权力和与人的斗争。丈夫死了，她成了寡妇，皇位到手，她也老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她的性欲真有那么强吗？由此可见，武则天豢养男宠，心理需求占70%，生理需求占30%。武则天和薛怀义在一起，更多的，应该是言语，是心灵的沟通。

一旦薛怀义在心灵上不能和武则天沟通，那么他的死期就到了。不管他犯没犯错，犯错只是让他死得更迅猛。因为他已经没有价值。薛怀义本是有功劳的，无论这功劳水分有多大，但总是和武则天心贴心的。可是，薛怀义在公元695年正月十六这天，干了一件蠢事，让武则天伤心至极，二人感情破裂。而引发正月十六事件的是正月十五发生的一件事，前后相隔一天。

正月十五，是上元佳节，传统节日势必要有一些活动。武则天的活动是在明堂开法会。薛怀义为这活动积极地准备，他命人在明堂的地下挖了一个5丈深的大坑，然后把佛像埋在里面，又用丝绸彩带搭了一座模拟宫殿，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机关。等武则天一到明堂，佛像由人从坑底拉起，拉到模拟的宫殿之中。这一现场直播从侧面看，仿佛佛像从地底涌出，很有创意也很神奇。薛怀义唯恐这个画面还不足以震撼武则天，他又想了一招——杀了一头牛，用牛血画了一个高200尺的大佛，挂在天津桥南，对武则天声称，这是他刺破了腿，用自己的鲜血画成的。武则天哪儿信啊，你要流这么多血，早就死掉了，脸色岂能如此红润？所以她没有理会薛怀义，没有显露出半点的感动。

薛怀义认为，武则天的心已经给了御医沈南醪。他失恋了。

失恋的人要么把自己灌醉，要么把这个世界灌醉。薛怀义选的是后者。正月十六夜里，薛怀义纵火，焚烧天堂，火势迅猛很快蔓延到明堂，大火熊熊把神都的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亮堂。到天明时，天堂和明堂一同化为灰烬。昔日气派壮丽的建筑转瞬成了一片焦黑的残渣。

这是薛怀义对武则天冷落自己的报复。蠢到极致无药可救的人，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想法，那就是他们在受到冷落时，会干出一件惊人之事，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哪知道这样只会让对方厌恶，没有别的。

在这一点上，薛怀义既不懂人情，更不懂武则天的心。明堂和天堂不是一般的高级建筑，它是一个政治的标志，是武则天大周王朝的象征。她在那里祭祀，接受朝廷百官拜谒，风光且神圣。你薛怀义毒，争风吃醋宣泄怨气挑这个地方，让武则天知道，什么叫最爱你的人伤害你最深。

纵火犯薛怀义也知道不妙。他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拿不准武则天会怎样处置他。可是几天过去，武则天没有动作。薛怀义就犯嘀咕了，以他对武则天的了解，这个事儿不仅不会饶他，而且不会轻饶他。以女皇说翻脸就翻脸的个性应当是雷厉风行，怎么会没动静？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安宁吗？

对明堂和天堂失火一事，朝廷大臣当然要议论，有的意思是，这是上天给予的警示，武则天应该下课。还有的是拍马屁，这是祥瑞，吉祥的预兆。怎么呢？有根据，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在过河的时候天降大火，后来周武王果然打败了商纣王。由此推理，大周也必定兴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搞得武则天心里也不安，谁都愿意听好话，可好话的真实成分有多大？武则天更相信这是上天的警示。因此，薛怀义这一把火不单烧毁了大周王朝的标志性建筑，还给武则天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

表面上是一派风平浪静。薛怀义毛发未损，纳闷中度日。

半个月后，就在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二月四日这天，薛怀义突然死了。

不用说，所有人这时都会想到，一定是武则天秘密杀害了情人小宝。她不公开杀，是因为怕丢脸。薛怀义纵火烧毁的明堂和天堂，罪大恶极应当处死，这合情合理，可问题是，他纵火的理由是和御医沈南醪争风吃醋。这要是公之于众，武则天的脸往哪儿搁。看来女皇帝的待遇到底还是不如男皇帝，没听说女嫔妃争宠对男皇帝有什么影响，可对武则天来说，影响就比较坏了。

这时候，一个叫宜都内人的宫女给武则天讲了一通阴阳之道，说男为阳，女为阴，豢养男宠，是以阴求阳，是走向毁灭，所以一定要除掉男宠。武则天惊出冷汗一身，随即雇凶将薛怀义暗杀。这个段子出自于李商隐的《宜都内人传》，这是一本小说。小说是什么玩意儿大伙儿都知道，除了虚构就是虚构，可信度非常有限，只能当段子听。

那么，薛怀义被杀案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案发现场在哪儿？作案凶手是谁？

此案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

案发现场：洛阳宫城内瑶光殿

案发时间：夜晚

作案凶手：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率领的一帮武士案发过程：武则天召唤薛怀义当晚到瑶光殿幽会。当晚，薛怀义赴约，却未见武则天，见到另一个女人张夫人，张夫人身后还有一帮武士，如狼似虎扑过来，把薛怀义按翻，拳打脚踢，一顿暴打，将他活活打死。

案情记录：《旧唐书》

版本二：

案发现场：洛阳宫城内瑶光殿

案发时间：夜晚

作案凶手：武则天堂侄武攸宁

案发过程：武则天派人召唤薛怀义当晚到瑶光殿幽会。当晚，薛怀义赴约，却未见武则天，见到一个男人武攸宁，武攸宁身后还有一帮武士，如狼似虎扑过来，把薛怀义按翻，拳打脚踢，一顿暴打，将他活活打死。

案情记录：《资治通鉴》

分析这两个版本，首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薛怀义够倒霉的。其次，《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录的案发现场、案发时间和案发过程都如出一辙。只是作案主犯不同，一个是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一个是武则天堂侄武攸宁。哪一个更适合作案，或者说更值得武则天信任，而被派去作案呢？

我认为，应当是太平公主。

第一，亲属关系上看，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武攸宁只是堂侄。要说信任，武则天当然更信任太平公主，指派她去干这件事更为妥当。

第二，太平公主行事谨慎，有头脑有权谋，深得武则天喜爱。

第三，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和薛怀义的介绍人，她去收场自然是再合适不过。暗杀行动要的就是一个“暗”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太平公主自然知道内情，那么何必要让堂侄武攸宁也知道呢！从这一点来看，就算不受武则天指使，太平公主也会产生干掉薛怀义的想法。虽然，薛怀义得宠时并没有深入过国家政治，也不是宰相，但他恃宠而骄，彻底伤透了武则天。自己作为介绍人，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不如派自己的乳母带人去暗杀，一了百了，既遂了母亲武则天的心愿，自己也很安全。当然，这一点仅仅是分析。

薛怀义死后，武则天派人把他的尸体运回了白马寺，尸首在寺内被焚烧，建塔一座。

唐伯虎究竟点没点过秋香

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二月初四，唐伯虎出生于吴县（今苏州市）阊门内皋桥吴趋里一个商人家庭里。这一年岁次庚寅，他恰好生在寅时，父亲便为他取名唐寅。十二地支中寅为虎，他是长子，故取字为伯虎，读书后又因“虎”而取字子畏。

自从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问世以来，由于民间艺人和戏曲的渲染，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伯虎也成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民间传说中，唐伯虎成了妻妾成群、风流倜傥的富豪。其实，这大大地歪曲了唐伯虎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的唐伯虎，不仅没有传说中的风流韵事，而且生活清贫，一生坎坷。

少年时期的唐伯虎能诗善文，他十三岁时，父亲花重金为他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塾师。在塾师的指导下，唐伯虎进步很大。一天，他对着墙上陶母剪发图中陶母手中的金钏，对老师说：“金钏可以用来换酒，剪头发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小小年纪问出这种问题，令老师惊叹不已。十四五岁时，唐伯虎拜著名画家周东村为师，画艺日趋精湛。几年后，唐伯虎的山水、人物、仕女、花鸟画都已经出类拔萃。他也与当时著名文人和书画家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并称“吴门四才子”。唐伯虎十六岁时，一举夺得了苏州府府试头名秀才的桂冠，一时誉满江南，“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

正当唐伯虎踌躇满志，立志有一番作为时，不幸却悄悄降临。父亲突然中风过世，母亲因太悲伤也随父亲而去。不久，妻子在生育孩子时，产后热盛，悄然离世。而小婴儿在出世3天后，也随亲娘而去。亲人接连病故，对唐伯虎打击甚大，料理完4位亲人的后事以后，唐伯虎把身边唯一的亲人、待字闺中的妹妹远嫁他乡，但是没过多久，又惊闻妹妹在夫家丧亡，这使得唐伯虎意志消沉。他在《答文征明书》中这样写道：“不意今老，事集于外，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殁，丧车屡驾，黄口嗷嗷。”但是后来在好友祝枝山、文征明的鼓励下，唐伯虎重拾古文，发愤苦读，“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结果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时名遍南京城，他也自诩为“江南第一才子”。

唐伯虎27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唐伯虎受到科举舞弊案的牵连，吃了一连串冤枉官司，从此科举无门，功名路断。何氏见唐伯虎失去仕进希望，与唐伯虎日日争吵，唐伯虎一纸休书将何氏送回娘家。后来，唐伯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俩人情投意合，唐伯虎自此也潜心作画，在丹青上大有进展。唐伯虎31岁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闵、赣七省，贫困之下以卖画为生。唐伯虎擅画山水及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唐画”为后世画家所宗。他的传世作品有《牡丹仕女图》《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诗词散文有《六如居士全集》。

明正德四年（1509年），唐伯虎在苏州城北建成桃花坞，他自称桃花坞主，曾作《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唐伯虎的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桃花坞，一生中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唐伯虎坎坷一生，晚年生活贫困凄苦，享年54岁。

既然唐伯虎并没有娶秋香为妻，那么“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又从何而来？秋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吗？

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耳谈》中叙述了另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与唐伯虎点秋香一模一样的故事：“元，少年倜傥不羁，尝与客登虎丘，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笑而顾己，悦之。令人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佣书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师大惊，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惟汝所择’。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贵公子，何自贱若此？’曰：‘汝昔笑顾我，不能忘情耳！’”这个故事到了明末冯梦龙手上，就变成了《警世通言》中的《唐解元一笑姻缘》。而在戏曲中的唐伯虎故事，最早有明末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杂剧。乾隆、嘉庆以后，苏州评弹艺人口中常唱的弹词有《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间开始流传弹词唱本《九美图》，开始有了唐伯虎娶9个貌美如花老婆的说法。

故事的女主角秋香也确有其人。唐伯虎那个年代确实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有点名气，不过她并非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吴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堕入青楼，从良嫁人后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在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题诗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秋香虽与唐伯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据考证，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唐伯虎16岁出道时，很难与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产生感情。唐伯虎点秋香只不过是后人把一些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附会到他们身上罢了。

文学题材中的华太师与真实的华太师也有出入。据《明史》记载，华太师其实比唐伯虎小27岁。他原名华察，字子潜，号鸿山，明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当时才30岁。华鸿山后任兵部郎中，入为翰林院修撰，曾奉命出使朝鲜，赐一品服。和《三笑》中描述的情况恰恰相反，华鸿山平时的生活很俭朴，饮食非常简单，家中也没有侍婢，他年老归隐时，“家本素封，林园甲江表，而食不三豆，室内无侍媵，文词清削”。而且华鸿山的两个儿子也不是弱智，据《西神客话》载，其子“少有隽才，甫冠即登科第”。

为什么“陈公子点秋香”这么一个爱情故事会变成“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呢？这可能是因为唐伯虎生于明代，是苏州人，是很有名的才子。而这个故事的原型陈元超，也是明代苏州人，也是才子。两个人的身份基本一致，加之唐伯虎同一时代也的确存在着秋香一人，明末的冯梦龙便写出了“唐伯虎点秋香”这么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

吴三桂初次遇见陈圆圆时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吴三桂正在当朝贵戚田弘遇府上做客，主人备佳肴盛馔，殷切款待。

三桂一直坚守宁远，何以到京师，又何以有此闲情在田家做客？原来，还在上年秋，关外清太宗派他的七兄阿巴泰率大军征明，一直深入到山东兖州等地，铁骑踏遍河北、山东等地。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吴三桂奉命，迅即率部驰援京师。同他入援的，还有山海关总兵马科、山东总兵刘泽清等数镇兵马。大学士周延儒督师，集结官兵，在螺山（怀柔县北）附近，同清兵展开激战。大多将领不战而逃，唯三桂、马科所部敢战，屡有斩获。五月十二日，崇祯指示兵部：“如各总兵入援，至近郊许陛见。”

十五日，崇祯把入援的三桂、刘泽清、马科等请入宫中，在武英殿设宴，慰劳他们。崇祯特别看重三桂，把他视为关外的保障，赏赐独厚，赐上方剑，寄以重托。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诩也”。这时，清兵正从冷口北退，警报解除，三桂也不能久留京师，略事休息后，准备返宁远。忽然，京城大富豪、皇亲田弘遇请他到府上“观家乐”田弘遇，原是山西人，曾在扬州任千总小官，娶扬州吴氏为妻，故又视为广陵人（江苏扬州），他的养女嫁给了崇祯为妃，称皇贵妃，她“能书，最机警”，很受崇祯的宠爱。田弘遇从此身价十倍，官封右都督。因为他是皇亲，人们习惯称他为“田戚畹”。他仰仗女儿得宠，“窃弄威权”，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敢怒不敢言，心里无不痛恨他。他作为崇祯的宠臣，当然也最了解国势已危急到何等地步！农民军日益向京畿逼近，不能不引起他对自身安全与家室财富的忧虑。田贵妃已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病逝，田弘遇失去内援，更感孤立。他看到三桂年轻有为，又受到皇帝的器重，便有心与之交结，欲把他当做自己的保护人。于是，就趁三桂进京陛见之机，请至府上，博取欢心。

吴三桂接到邀请，欣然前往。因为田弘遇如此有权势，他能得到这位皇亲的青睐，心里自是感到高兴。再说，他长期生活在烽火连天的关外，趁此时在京之际，看看歌舞，听几支小曲，享受一点晏平之福，何乐而不往！

田弘遇亲自降阶躬迎，接入豪华的客厅，陈列各式珍馐，令人赏心悦目。他礼仪更周，显得十分虔敬，频频让酒。至酒兴正浓时，田弘遇唤出本府一群歌妓，个个盛装艳丽，如出水芙蓉，随着悠扬的丝竹声，三桂魂魄已被摄入仙境。在这群歌妓中，为首有一美女，天生丽质，穿着素淡，先自唱了起来，边唱边舞。其舞姿，体态轻盈，飘飘欲飞；其歌声，音质清丽，恰似夜莺啼鸣。三桂看得“神移心荡”，忽对田弘遇说：“这位不就是人们说的圆圆吗？真有倾城之色！”田弘遇听到三桂夸他的歌妓，一时高兴，命圆圆给他斟酒。三桂停酒，不住地顾盼。他在关外，无日不忙于军务，或者打仗，整天听到的是，军中特有的金鼓及各式号角之声；看到的是，千军万马，山头上报警的狼烟，除了带给他激昂、准备厮杀的情绪以外，还能得到什么？但在这里，远离战场的京师繁华之地，一个有权势的豪奢的府第，亲眼看到了世上最美的女人，听到了与军号完全不同的江南靡靡之音，对他这位30刚出头的青年将军来说，这也许是平生第一次吧！他大饱眼福，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这个为首的最美的青年女子，正是陈圆圆。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何时何地相遇，说法很多。要而言之，有两说。一说，圆圆为外戚周奎所得，周为结交三桂，宴请家中，故三桂得见陈圆圆。一说，遇于田弘遇家，其经过情节，同周奎。考之两说，以后说为是。其根据有吴梅村诗《圆圆曲》：“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刘健《庭闻录》亦认定三桂得圆圆于田家，并考各说，认为“唯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又有张岱《石匮书后集》载，田弘遇曾去江南掠美女，其时间、情节与他书所载暗合，足证陈圆圆为田氏所得。此点，本书将在正文中详证。刘健之父为三桂属吏，知吴事最详；吴梅村与吴是同时代的人，故能得其真。而其他传闻不足证明。至于三桂何时至京，众书多系含混之词。考之史实，明亡前夕，三桂进京，一次是在癸未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一次是应诏勤王，时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刚进关，京师已陷，便回师关上。三桂见圆圆只能是前一次。

在谈话间，三桂已流露出钟情于圆圆的意思。田弘遇自思自己已年迈，不如赠三桂，以尽其拉拢之意。想到这，田弘遇即以圆圆慷慨相赠。三桂喜不自胜，得一美女，绝代佳人，是他人生一愿。他为实现此愿，禁不住喜形于色。不过，三桂也不想白要，他从崇祯所赏银两中拿出千金付给了田弘遇。至于圆圆，不用问，心里也很愿意。因为跟一个年迈的老人怎比得上同一个年轻有为的将军在一起生活更合心意呢！虽然陈圆圆只能做他的侍妾，这对一个沦落风尘的青年女子来说，也是不易得的事。吴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进京供职，一时无法迎娶，也不便带到烽火连天的关外，于是就暂居在田弘遇家。正是：许将戚里空侯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三桂得了圆圆，免不了产生某种眷恋之情。就在田家宴后，从关外不断传来警报，崇祯催促三桂从速离京。三桂不敢违，驰马出京，又奔向宁远战地去了。他哪里会料到，此一去，竟是他与崇祯诀别，他所报效的大明政权一朝垮台，而他的爱姬也因此遭到种种磨难……

为何孟小冬抛弃梅兰芳转嫁杜月笙

梅兰芳与京剧名伶孟小冬有过3年短暂的婚姻。

孟小冬是上海人，于1908年1月出生于一个梨园世家。因为她出生于冬腊月，取名小冬，成名后由于饰演老生名震剧坛，被誉为“冬皇”，意为“小冬是须生之皇”。

孟小冬是位坤伶须生，7岁登台演出，9岁开始向姑父仇月祥学习孙（菊仙）派老生。她本人长得极为漂亮，称得上国色天香，扮相更是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而且嗓音宽亮，唱功精湛，为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1925年她到北平发展。京剧在北平具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观众欣赏口味高，对外地来京演出的演员多有挑剔，可是孟小冬刚一登台，就博得了掌声，一炮打红。这一年的8月，京剧名伶举行义务献演，孟小冬有机会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虽然梅兰芳出演压轴戏，孟小冬在他之前演出，他们在换场的当儿有机会相识了。

次年，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王克敏庆贺50岁大寿时，梅兰芳和孟小冬都被请来演出堂会，预先告诉她与梅兰芳合演《四郎探母》。不料，寿筵开始时，却临时改让他们合演《游龙戏凤》。孟小冬虽然学过这出戏，但没有演出过，排演也肯定来不及了，她的师傅担心她演砸锅，为她捏着一把汗。可孟小冬却毫不畏惧，很爽快地说：“台上见。”这出“现抓”的戏，演出效果非常好，博得了大家的喝彩和热烈的掌声。大家私下议论：这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梅兰芳的戏迷们也开始操持为他们撮合婚事。

通过合作演出，梅兰芳感到与孟小冬配合默契，很欣赏这位坤伶须生，尤其为她的美貌倾倒。可是孟小冬却有些迟疑。因为梅兰芳已经有两房妻子，像她这样的妙龄女子，而又是享誉剧坛的名角，怎能甘心当小妾呢！但孟小冬很仰慕梅兰芳的才华，她没有计较二人相差14岁的年龄，就应允下来。在1927年的春节过后，他们就走上了红地毯，结为秦晋之好。

孟小冬与梅兰芳结婚后，单独居于一所住宅里，也不再登台演出。这一年的9月，有位名叫张汉举的社会名流在家里宴请梅兰芳和孟小冬。席间，家人告知有位先生要见梅先生，张汉举以为是梅兰芳的戏迷，就出面搪塞。他刚到大门口，就连中数枪，当场死于不治。后经警方破案方知，这个凶手本是孟小冬的戏迷，凡是孟小冬演戏，他每场必到。现在孟小冬成了梅兰芳的夫人，看不到她的演出，就想杀死梅兰芳，以解心头之恨。无辜的张汉举成了替死鬼。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梅兰芳名誉有很大损伤，更激起了梅夫人福芝芳的不满。

1930年8月，梅兰芳的大伯母（即祧母）过世，按风俗，梅兰芳的妻子们都应该披麻戴孝，在灵堂接待吊唁宾客。当孟小冬赶来守灵时，却被福芝芳派人拦在门口，不允许她进门。梅兰芳百般相劝，福芝芳无动于衷；转而又劝孟小冬，让她先回家。孟小冬怒而返家。梅兰芳晚上冒雨去找她，她没有给他开门。第二天孟小冬就到了天津，隐居起来。他们的婚姻也就宣告终结了。

杜月笙是上海川沙县人。幼年父母双亡，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14岁时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为人不守本分，嗜赌成性，常与一些流氓、歹徒厮混。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经陈世昌举荐，拜在黄金荣门下，成为其亲信，成为上海青帮的显要人物。

杜月笙是个京剧票友，他的四房夫人有两房都是京剧名伶。早在孟小冬刚出道时，杜月笙就经常看她的戏，早就有拥怀纳抱之意。可是孟小冬到北平发展后，与梅兰芳结婚，他也只好放弃了奢望。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之后，拜余叔岩为师继续学戏。出徒后，杜月笙邀请孟小冬来上海演出。杜月笙的四夫人姚玉兰也是京剧须生坤伶，曾与孟小冬结为金兰之好。这次孟小冬回到上海，自然与姚玉兰往来密切，杜月笙也趁机靠近孟小冬。后来孟小冬还得知，在她与梅兰芳婚变后，杜月笙曾几次报复梅兰芳，为她出气。

情况是这样的，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登报声明，指责梅兰芳。杜月笙闻讯后，为讨好孟小冬，对来上海演出的梅兰芳处处为难，先是与上海各报馆打招呼，不准报道梅兰芳演出的消息，接着又在梅兰芳演出时起哄捣乱，弄得梅兰芳演出受挫，经济亏损很大，甚至连返回北平的路费都凑不齐，只得典当行头，才得以离开。

或许是孟小冬对杜月笙心存感激，也或许是她意识到有杜月笙这样的“老大”作保护，自己后顾无忧，经姚玉兰说合，孟小冬与杜月笙同居了。此时的杜月笙，是个“跺一跺脚上海就得颤三颤”的人物，他得到了早就钟情的孟小冬，呵护有加，钟爱无比，的确过了几年浓情蜜意，情深意重的恩爱时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家眷来到香港。这时的杜月笙已经60出头，身体每况愈下。不过有孟小冬伺候左右，对杜月笙来说，也是极大的精神慰藉。1950年广州解放后，杜月笙对定居香港产生了不安全感，就决定移居欧洲。杜月笙要侍从办护照时，按人头计算到孟小冬时，她说：“我跟了去，算什么呀？”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当天晚上，这位63岁的新郎就与42岁的孟小冬举行了婚礼。移居欧洲后的第二年，杜月笙病逝，孟小冬带着分得的两万美元遗产回到香港，课徒授业以度余生，1967年移居台湾，1977年因病不治逝世。

张恨水被媒人调包娶丑女

1913年秋，皖北潜山盼来一个久违的丰年，天柱山下的村村寨寨都邀约班子唱开大戏。锣鼓管弦声里，一位30出头的妇人走进黄岭村“老三房”家的客堂。

一落座，那妇人便欢欢喜喜地告诉女主人戴信兰：“信兰嫂子，前几天你说过的那件事已经办成了，我托亲戚在娘家徐家牌楼为你家大相公挑中了一位姑娘。姑娘名叫徐大毛，今年16岁，贤淑知礼，粗细活一把抓。”

“家世怎么样？”戴信兰劈头就问。她的公公曾任清军正三品顶戴参将，丈夫生前也曾任税吏，因此对媳妇家根基格外讲究。

客人清楚戴信兰话意，笑道：“门当户对着呢，祖上出过做官的，现如今家境虽差些，不过姑娘她爹也是个教书先生，大名叫徐海山，写得一手好对子。”

“姑娘模样呢？”

客人道：“这我倒不太清楚。我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娘家，没见过这个姑娘。明天，徐家牌楼唱大戏，我设法让你见上她一面，自己看看。”

戴信兰一直以丈夫张钰未抱上孙儿即辞世为憾事。她害怕步其后尘，加之家务活繁重，需要找个帮手，所以急切地拿定讨房媳妇的主意。媒人一走，她便把18岁的长子张心远招呼到面前，告知自己的打算。

这位张心远，便是后来名播四海的张恨水。张恨水生长在江西，一年前，其父暴病身亡，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他不得不中断学业，随母亲及弟妹返回潜山老家，守着几亩薄田和数间破屋糊口度日。困守乡野的他依然做着求学梦，根本无意这么早就与一个村姑成亲，可是面对寡母慈爱的面孔，他嗫嚅再三，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最后只道：“先看看再说吧。”

次日，在徐家牌楼戏台下，媒人的那位亲戚指着不远处说：“喏，就是那姑娘。”戴信兰和张恨水一起抬眼望去，那边正坐着位很俊俏的女孩子。

张、徐两家迅速订下这桩婚事。

事实上，张家中了别人的调包计。戴信兰和张恨水相中的那个姑娘是徐大毛的表妹，徐大毛本人当时倒也确实在场，但那位亲戚巧妙地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

很快，张家用花轿迎娶了徐大毛。洞房中，面对低垂颈项、一身大红地坐在床沿上的新娘，张恨水心如撞兔。他用颤抖的手抓起秤杆子，缓缓掀去新娘盖头。然而，出现在面前的徐大毛却是一个翘嘴唇、塌鼻梁、身材矮胖的姑娘，正做着才子佳人梦的他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满意的婚配令张恨水郁郁寡欢。张家老屋空闲的房多，他打扫出一间窗临院中桂花树的房间作为书屋，终日关在里面翻阅线装书。

“月圆之夕，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家人尽睡，予常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这句话取自张恨水的散文《桂窗之夜》，回忆的正是这段新婚生活。窗下的张恨水，正在月色下寂寞地思索着什么？独守空房的徐文淑，是否也正睁大双眼凝望冷冰冰的明月，无奈地想念近在咫尺却又相距遥远的夫君？

不久，张恨水模仿魏秀仁的《花月痕》创作了长篇小说《青衫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徐氏的不满。

婚后，徐大毛易名为徐文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与她并未圆房。戴信兰与长媳相处了数载，感情渐深。戴信兰觉得徐文淑仅仅是模样差点儿，心眼倒不坏，向长子求情道：娶妻娶德不娶色。你应该让文淑有后呀，也好让她老了有个依靠。

张恨水再次未违拗母亲意愿。不久，徐文淑产下一女，却不幸夭折。

张恨水与徐文淑的新婚同居生活仅仅维持了五六个月，转过年来的春暖花开时节，他只身外出，开始长达4载的漂泊，其间只是逢春节才回家。1919年，他在北京报界站住脚，与这位元配夫人愈加难得见面。这一时期，徐文淑尽到了为人媳为人嫂的职责。亲友们多年后提起徐氏来，无不夸她是个善良的好人。

1926年，徐文淑随张家移居北京城，与丈夫团聚。张恨水已在京另娶了一位名叫胡秋霞的女子，并且生下一个叫作大宝的闺女。对此，拙于言辞的徐文淑没有什么抱怨，与胡秋霞相处得如同姐妹一般。

这个时候，戴信兰仍然念念不忘让徐文淑老来有靠，常劝长子到徐文淑屋里去，“你给他个孩子吧。”

大约是1927年，徐文淑产下一子，不料刚出世便停止了呼吸。张恨水去给母亲磕头谢罪，此后很少进徐文淑的房间。

自己没有孩子，徐文淑便拿张恨水的子女当作亲生孩子。1928年，胡秋霞产下长子张晓水。由于是早产，匆忙间找不到接生婆，胎儿落地居然不会哭。徐文淑当即把孩子搂进怀里，暖了好几个钟头，他终于哭出了第一声，捡回一条命。张晓水晚年常念叨：“我的命是大妈救的。”

不久后的一天，胡秋霞白天太劳累，睡得挺沉，旁边躺着的张晓水醒过来，小嘴哭，小腿蹬，她也未听见，而张恨水当时正在书房写稿，并不知情。结果，张晓水连人带被滚落到地面。隔壁尚未睡熟的徐文淑闻声而至，喊道：“秋霞妹，秋霞妹，小安子（注：晓水乳名）掉地上了！”胡秋霞被惊醒，赶紧下床抱起儿子。徐文淑笑道：“你真是个孩子！让你这个大孩子带两个小孩子，也实在是太为难你。我反正没什么事情，闲着也是闲着。今后，把大宝、小安子交一个给我带吧。”打这一天起，徐文淑便常常帮助胡秋霞照料张晓水。

在北京城里，徐文淑度过了她成为张家媳妇后最快乐的10年；抗战前夕，她和婆母一道返回潜山，后又定居安庆。张恨水身处异地，坚持按月给她汇去足够的生活费。她乐得逢人便说：“我嫁了棵‘摇钱树’呢！”

解放前夕，徐文淑再次回到潜山。她把张恨水给的钱积攒起来，买了大约可以播种一担种子的土地，佃给同村人耕种，用作防老。在潜山这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方，这点土地算是一大块田地，加之划分成分得考虑本人是否参加劳动，结果，她被划为地主。

作为被管制和监督劳动对象，徐文淑不久便偷偷离开家乡，躲进安庆市元宁巷3号的一栋两层小楼，深居简出。1955年，张恨水曾回南方看望她。

徐文淑无儿无女，好不孤单寂寞。她便把妹妹的女儿接到身边相伴，日日吃斋念佛。她早年跟随大姑张其范读书习字，阅读一些浅显的佛经并不费难。

在徐文淑的心目中，张晓水永远是他的半个儿子，心里时刻惦记着他。1958年，已逾花甲的她外出给张晓水寄信，跌倒在街头中风。路人围上前来，她已经无法说话，只是指指自己的衣兜。根据信封上落的寄信人地址，路人找到了她家，并把她送往安庆市人民医院抢救。然而，一切补救措施均已经无济于事。

噩耗传来时，张恨水因周南正要做手术，无法分身。他交给长子张晓水700元钱，委派长子代为前往料理后事，嘱咐要将徐文淑安葬在张家的祖坟山上。张晓水日夜兼程，四餐粒米未进，赶到安庆将她妥善安葬。

1989年，张家后人又为徐文淑立了一块新墓碑，碑上刻有“张母徐老孺人文淑之墓”；后人的名字处落着“男晓水”。墓地座落在青山之上，碧水之畔。

大特务戴笠与电影皇后胡蝶的那段情

电影皇后胡蝶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上海走红了。

戴笠那时刚到上海滩混饭吃，尽管有时吃饭都成问题，但只要有胡蝶演的电影他是每场必看。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后，戴笠仍旧对胡蝶演的电影喜爱有加。当时，南京的白天鹅电影院里，经常有戴笠的身影。他曾多次对人说，胡蝶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了，可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虽然戴笠对胡蝶极为迷恋，但由于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距离太大，就是与胡蝶见一面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说到头，此时的戴笠只能是个“胡蝶迷”。过后，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特别是日本人进驻上海后，戴笠也就没有了在银幕上欣赏胡蝶的机会。

但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随着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命运之神竟然悄悄地把胡蝶送到了他的身边。

上海失陷后，胡蝶与丈夫潘有声带着女儿去了香港。潘有声是从事搪瓷制造业的商人，为了能在香港发展生意，他用胡蝶的头像作为搪瓷产品的商标，深受香港人的喜爱。见丈夫的生意做得火红，耐不住寂寞的胡蝶在香港电影界也活跃开了。可没想到，香港不久也沦陷了，而且日本人知道胡蝶在香港后多次登门，要胡蝶为日本人拍电影。胡蝶与当时在香港的梅兰芳先生一样，毅然拒绝了与日本人的合作，并作好了秘密潜逃回广东的准备。行前，胡蝶夫妇把历年积存的财物分装成30个大箱，并把这些箱子托付给了当时在香港的杨惠敏女士。杨惠敏是淞沪抗战时冒着弹雨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学生，后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她到香港做接运抗日爱国人士到大后方工作，与胡蝶夫妇交往很深。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杨惠敏雇用来运送这30箱财物的帆船于东江途中，被一伙强盗用快艇拦截抢走了。当经过艰难跋涉到达广东曲江（韶关）的胡蝶夫妇得知此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向广东当局报了案。因当时正值战乱，没人能顾得上去追查他们的财物。对此胡蝶极为伤心，因为那些被劫的箱子里有她去欧洲时与好些名人的合影和签字，还有好些特制的纪念品和相当珍贵的首饰。几经周折，胡蝶终于找到了在上海认识的杜月笙，杜月笙把此事转告给了已是军统局老板并兼任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处长的戴笠。此时的戴笠早已不同往日，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势使他不但答应立即调查此案，并发函邀请胡蝶夫妇来了重庆，而且腾出自己在中四路的公馆让他们居住。这公馆里，家具、卫生设施以及所需的各种物品齐备，甚至连勤杂和服务人员也一应俱全。这对过惯了优越生活而今成了落魄之人的胡蝶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

胡蝶又恢复了青春的样子，她说这得要感谢戴笠。

这已是1943年的年底了。

胡蝶的到来重又勾起了戴笠心底里对她的迷恋和崇拜，为了取悦于胡蝶，这年的除夕夜戴笠把胡蝶一家请到了曾家岩公馆吃年夜饭。酒宴开始后，戴笠的脸上完全没有了往日的严肃和冷峻，他满脸春色谈笑风生，那兴奋的样子就像个天真的大孩子。散席后，戴笠还与胡蝶的小孩玩起了纸牌，出牌时不时地做着各种怪模样，逗得孩子大笑不止。过后，他又带着胡蝶的孩子到园子里放起了烟花……这些胡蝶全看在了眼里，而且对眼前这个身材中等而壮实有力的男人自然有了很好的感觉。临离去时，胡蝶握了戴笠的手，顿时有了令男人喜爱的红晕。这红晕，使戴笠增添了征服这女人的欲望。

新年过后不久，戴笠推荐胡蝶丈夫潘有声去了昆明，担任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潘有声心里清楚这是个肥缺，但如此地远离自己的女人心里不那么踏实，对戴笠的殷勤他总觉得是另有所图。可是潘有声面对胡蝶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只好认命离家而去。几乎与潘有声去广东的同时，戴笠下令把杨惠敏和她的丈夫押解到了重庆军统看守所。紧接着，戴笠又要求广东各地的军统机构调查发生在东江的抢劫案。但由于时间已过半年多，尽管戴笠手下的人格外卖力，要如数追回胡蝶的财物已不可能。戴笠为不使胡蝶失望，按胡蝶开列的所丢失珍宝和物品的清单，指派专人从国外购置，而后亲自送到胡蝶的住处，谎说是追回的一部分财物。胡蝶见所归还的财物虽然与自己原有的大致相同，但却是全新的而且贴有美国的商标，她对戴笠的用心全都明白了。

戴笠终于成功了，胡蝶成了他的女人。

在胡蝶还没有成为戴笠生活的重要部分时，戴笠的周围有着许多的女人，而当他有了胡蝶后，才真正体验到了男女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的情爱，从而使他远离了所有的女人。为了避人耳目，戴笠与胡蝶先幽居于重庆的杨家山公馆，后又为胡蝶修建了神仙洞公馆，公馆内所服务的人员全是戴笠从他江山老家招来的。自从胡蝶到重庆后，文艺界的人士不但不断地上门来看望，还经常地邀请她参加援助抗战的义演活动。而且就在胡蝶与戴笠正式有了关系之前，她还接手了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电影拍摄。为此，胡蝶想与戴笠背着人同居，或者说戴笠要把胡蝶深藏起来都难。作为仍然红极一时的胡蝶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而权势和地位都极重的戴笠也不例外。加上此时胡蝶与丈夫还没有离婚，戴笠也不愿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可如果要让戴笠与胡蝶分离开来，这时的他已经做不到了。戴笠觉得自己活了40多岁才好不容易得到了意中人，他是不会轻易放弃胡蝶的。戴笠与胡蝶在婚姻的事情上深谈过多次，在选择了多种方案后，最后俩人商定抗战一结束胡蝶就与丈夫办理离婚，而后戴笠正式迎娶胡蝶。

这是戴笠情感世界里一个完美的梦，他觉得这个梦正慢慢地朝自己走来……

柒　考古发现

司母戊鼎的主人是谁

司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发现的。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人们即使锯断了鼎的足也难以搬运，又担心被日本人掠夺，便把鼎又埋了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才又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

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鼎大得可以做马槽，又俗称“马槽鼎”。

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工艺精巧。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俗称虎咬人头纹。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中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鼎的制作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一时。在当时，鼎“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即所谓的“藏礼于器”。青铜鼎作为重要的礼器成为了祭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绩，而古代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贵族死后又常常用鼎来随葬。

司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其腹内壁铸造的铭文“司母戊”究竟是何意呢？对铭文的解释也成为我们了解司母戊鼎用途的关键。

第一种说法认为“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司”读“祀”，即祭祀的意思。认为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母戊是商王文丁（属于殷墟三期）之母的庙号，该鼎即为商王文丁所铸，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考古人员通过形制确定司母戊鼎属于殷墟二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因此此说很快被否定。一般情况下，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要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地层关系的基础上，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是司母戊鼎重现于世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对于司母戊鼎年代的判断，只能从器物形制着手。专家们把200多年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越细长。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

第二种说法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商人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的，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tài）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了，那么这里的“戊”究竟是谁的妻子呢？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给出了我们答案。妇好乃商武丁的一个王后，史载她主持祭祀、打猎、英勇善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考古学家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司母辛鼎，而通过对比，发现司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司母戊鼎一致，两鼎之间的合金配比情况也极其相似，这就有力地证明司母戊鼎确属殷墟二期。这也帮助我们断定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此鼎乃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

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祭祀之后，此鼎便随葬于其母墓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同为武丁王的王后，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则是它的6倍。不久，考古人员在当年司母戊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在殷墟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仅次于商王。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只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这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

中国首个女将军古墓，千年未被盗之谜

当你真正埋首历史书籍的时候，你时常会感到不寒而栗。不是因为书中记录的历史事件，而是因为记录历史事件的方式。时间实在是太可怕，它会销蚀我们的所有记忆，让一切变得模糊而不可靠，即使有些东西已经写在了纸上。

我们发现了3000多年前有一个接近于绝对真实的女人，她叫妇好，商朝君王武丁的妻子。

我之所以敢相信妇好，是因为她曾经的生活已经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976年，在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妇好墓发掘时，有了惊人的发现：以司母戊大方鼎为代表的200多件青铜礼器，以铜钺为代表的130余件青铜兵器，150多件酒器，700多件产自新疆等地的玉器佩饰，16名殉葬者、6条殉葬狗，甚至还有4面铜镜，等等。

安阳曾经埋葬过11位殷商朝代的大君，但在历朝历代盗墓者的不懈“努力”下，如今只剩下了11座空陵。冥冥之中，神灵保佑住了妇好墓，得以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一位真实的女人。

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的铭文，与殷商甲骨文卜辞所记录的有关妇好的内容基本吻合。我们知道，甲骨文记载的内容都是当时占卜用的卦辞，我们的祖先，至少在这种场合，曾经不敢说谎，因为他们毕竟对上天心存敬畏。所以，尽管妇好不见于任何正史，却比任何文字记载的人物都更可信。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大致能够了解妇好不平凡的一生。

妇好的名字如果按今人的解释，既好听又贴切。但“妇”既不是她的姓，“好”也不是她的名。“妇”是亲属称谓；“好”则是她的氏名，卜辞的写法是左子右女，读如“子”。有学者认为，商王的配偶都是来自商朝所管辖的方国部族或者是城邑，因此这些女人的妇名就是在家乡的名字上加个“女”旁，据此有人认为妇好是来自于子方国。铜器铭文中也把妇好称为“后母辛”，是因为她的庙号称辛，后来商王祖庚、祖甲所称的“母辛”也是指她。

妇好的丈夫商王武丁，是中国早期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王。他是商朝第二十位君王盘庚的侄儿。盘庚继位时，商王朝内忧外患严峻，为了摆脱困境，盘庚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史称殷商。盘庚死后，其弟弟小辛、小乙分别做了接班人。小乙死后，将商王位子传给了自己儿子武丁。在武丁执政的近60年时间里，商朝中兴并进入极盛时期。

武丁据说寿至百岁，其见于文献的“诸妇”多达60多位，其中3人拥有法定的王后地位，妇好是其一。依据礼制，正常情况下君王的地位其实是由母亲的族系决定的，因为出自低等妃嫔的儿子不能继承王位。一个女子要成为君王之后，她的儿子需要继承王位，那么她也必须要出身于高等贵族之家。据此，妇好肯定是子方国王公的女儿。

而且，妇好在武丁众多女人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卜辞曾记：“呼妇好见多妇于徉。”意即妇好在一个叫徉的地方接见了武丁其他的妾妃，可见妇好的身份要高于他人。卜辞还曾记录“妇好允见有老”。意即妇好被委托接见商朝中德高望重的长老。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活动，武丁竟然也派妇好去做，足见妇好几乎就是能与夫君平起平坐的“二把手”。

越往前追溯历史，会发现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大。妇好嫁给商王武丁后，没有变成一只在后宫依人的小鸟，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足以让我们今人瞠目结舌：妇好有自己的封地，享有封地上土地、奴隶的所有权和获益权。她并不经常在王宫陪着夫君，而是在自己的封地处理日常事务。甚至，她还有一支多达3000人的私人武装。

妇好要按时向丈夫武丁交纳贡品。据卜辞记录：“妇好示十屯。”意为妇好进贡了20片牛肩胛骨。（屯同纯，是甲骨的计量单位，左右两片牛肩胛骨为一纯）又有“好入五十”。据学者考证，卜辞中凡是说多少屯（纯）的是卜骨，仅说数字不说量词的则是卜甲，就是占卜用的龟甲。龟甲在古代非常昂贵，被称为“宝龟”。妇好一次进贡了50件龟甲，这表明妇好当时财大气粗。

对于武丁来说，妇好不像是老婆，倒更像是一方的诸侯。

在国家事务中，妇好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古时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妇好是商王朝的最高祭司。据甲骨文记载，妇好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等类最重大的祭典活动，并任占卜之官，这证明她当时的社会地位极高。

至于征战四方，更是妇好的强项，人们公认妇好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两件刻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大钺，其中一件重达9公斤。由此，大部分人以为妇好肯定是力大无穷，在战场上双手舞钺冲锋陷阵。这可能是误解。我感觉这种钺更像是现代战争中用的指挥刀，并不是真正使用的兵器，而是象征着指挥权力的仪仗。也许，不在一线拼杀，更能体现妇好作为女军事家的出色才智。

有学者从现存的卜辞记录中统计，妇好就曾率兵征伐过5个方国（一说20多个方国），遍及商朝的东南西北。在讨伐印方（一说巴方）的战争中，武丁亲自出征，让妇好等做配合接应，布阵设伏，断印方军退路。武丁自东面进攻敌军，将其驱入伏地，予以歼灭。这被认为是中国战争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伏击战。

妇好最为后人称颂的一件事，是曾统领一支1.3万人的庞大队伍去征讨敌国，这是有史料记载商代对外征伐中用兵最多的一次。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卜辞记载，这次只是从妇好的封邑征集了她的3000私人武装，又从其他地方凑出了1万“民兵”，不能足以证明这场仗是妇好率领打的，她只是参与了征发兵员而已。

其实，笔者以为史料记载最为感人的，倒不是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妇好，而是妇好和武丁的那份夫妻感情。据说，妇好每次出征凯旋，武丁都要带着大臣出城十几里欢迎。有一次夫妻相见时，武丁居然忘情到不顾尊卑礼法，当着大臣们的面与妇好同马驱骋，这在当年绝对是惊世骇俗之举。

武丁与妇好笃深的情感，我们从留存至今的片断甲骨卜辞里就可以略窥一斑。

妇好出征了，武丁会占卜“妇好亡咎”？——妇好没有灾祸吧？

妇好凯旋了，武丁会占卜“妇好其来？妇好不其来”？——妇好是不是该回来了？

妇好要生育，武丁就占卜“妇好娩嘉”？——妇好分娩顺利吗？

妇好生病了，武丁则占卜“妇好其延有疾”？——妇好的病是否还会拖延下去呢？

卜辞里还有一条说“妇好嚏，惟出疾”？——妇好打喷嚏了，是不是能去除疾病了？

甚至妇好死后，武丁还在占卜“王梦妇好，不惟孽”？——梦到妇好了，她不会有什么灾祸吧？

仅在安阳殷墟YH127甲骨穴中出土的1万余片甲骨中，就记录着有关妇好的卜辞200多条，内容涉及妇好的公务、征战、生育、疾病，甚至她去世后的状况。我敢说，正是因为甲骨上曾经记录了武丁的这些卜辞，才使这些丑陋的兽骨变得可爱，甚至散发出浓郁的人情味儿。武丁的这些卜辞，恰似委托冥冥上苍传递的思念和祝福。

在现存于世的甲骨文献中，记录了大量妇好疾病的情况，这说明她的身体并不好，加之长期征战且忙于政务，妇好的寿命不会很长。有文章称她30多岁就死了，不知依据何在。现存的卜辞中记录了妇好10多次生育和难产的情况，如果说妇好最后是死于难产，那么这个年龄还算可信。不管怎样，与在商王君位上都坐了59年的丈夫武丁相比，妇好死得实在有些太早。

妇好死后，武丁将她葬于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的宫室旁，让妻子随时陪伴着自己。每当国家有战事和庆典活动，武丁都要亲率子孙大臣，为妇好举行大规模的祭礼，请求她的保佑。由于商人敬重死去的祖先，武丁还为妇好举行了3次冥婚，将她的魂灵分别许配给了武丁的六世祖祖乙、十一世祖大甲和十三世祖成汤，请求这3位雄武有力的先人照顾妇好。

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商朝从中兴走向极盛，武丁居功至伟。直到2000年后妇好墓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武丁的身后，竟然躺着这样一个伟大的女人！

剥开深埋地下的秦陵之谜

千百年来，有关秦始皇陵的传说纷纭而又神秘。如今全面勘测终于告一段落，部分陪葬坑的试探发掘也已收尾。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总算可以坐在窗前，细细回味近几年来的挫折和喜悦，勾勒秦王朝不为人知的画面：

秦始皇的地宫是否真的存在？

秦始皇的地宫是否真的存于封土之下，2000年来众说纷纭。历史上不可胜数的记载和传说让秦陵地宫成为千古之谜，并且头绪越来越复杂。有人推测封土下并非真正的地宫所在，更有人臆断他的墓室在南部的骊山里。当然，多数人还是认为墓室就在封土之下。但是，没有科学的根据，所有的说法都只是推测而已。

结束推测的时间始于2002年11月，中国地质调查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联合对秦始皇陵区进行物理探测，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863”高科技计划。

本次探测动用了重力法、磁法、电法、放射性法、弹性波法、核磁共振法、地温法、测汞法等8大类22项物探手段。结果显示了由于地宫开挖后回填夯土引起的明显重力异常等现象。

同时，考古工作者在厚达四五十米的封土堆上艰难地用洛阳铲持续勘探，以传统方法验证高科技手段在秦陵的应用。所有勘测结果都表明，秦陵地宫就存在于现封土堆之下。

如今，无可辩驳的数据为我们勾勒出秦陵地宫的精确形制。当初开挖的墓圹（坑穴）主体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开挖范围和墓室均呈长方形；在墓圹边沿建造有一圈巨大而且精细的夯土宫墙，高出地面竟达30米，顶部距封土表面最浅处只有1米左右。这一围绕墓室筑就的细夯土墙，在所有其他陵墓中从未发现过，无疑是秦始皇陵的一个创举。更令人惊奇的是，外墙面的9级台阶上（每级宽2米），都钻探出残瓦碎片——难道埋入土下的墙侧台阶上，竟然还修建了9圈长廊？

如此庞大的地面建筑竟会藏在封土之下《汉书》曾载秦陵“下彻三泉……中成观游，上成山林”，其中“中成观游”始终让人不知所云。如果封土之内有9圈廊房或者其他建筑，以便让秦始皇的灵魂参观游览，那么古人的记录就言之成理。若不是钻探发现残瓦，谁又能想得到如此庞大的地面建筑竟会藏在封土之下。

从墓圹外要经由墓道进入地宫，根据西汉以前陵墓的考古经验和“端门四达”的理念，只有至尊身份的人才使用四条墓道，过去所有专家都相信秦陵地宫至少有四条墓道，而且每侧还不止一条。但经过遥测和考古钻探确认，地宫只有东西两侧各一条墓道，而南北两侧尚未发现类似结构。这一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因为最有资格使用四墓道的秦始皇陵，竟然只有两条。

百里外的巨石承担起地宫墓顶的重压，水银造的百川江海和土石机弩一起，阻挡着盗墓之徒的入侵，秦陵地宫得以在2000年后依然完好无损……

通过物探遥测，我们的目光终于能够深入到地宫核心。秦始皇的墓室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空间高度15米，墓底距离封土顶72米。墓室或墓道的顶部可能为青石结构，这种石材明显不同于陵墓南侧骊山上的石质，也不同于封土堆中夹杂的自然石块，却与距秦陵六七十公里外的渭北诸山一带的石灰岩相同。晋人潘岳在《关中记》中的记载得到了验证：“骊山无此大石，运取于渭北诸山。故其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相钩。’”但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墓顶宽达50米的跨度当年是如何解决的。要知道，兵马俑陪葬坑中使用的青砖表明，当时的工匠尚不清楚两砖之间需要错缝这一关键技术，至少错缝技术还没有成为每个工匠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

巨石、水银和土石机弩一起，阻挡着盗墓入侵至于墓室内部的细节情况，我们至今还知道得不多。不过，关于史料中记载的秦陵地宫里水银造的“百川江河大海”，这次物探结果再次给了我们信心——秦陵地宫中的汞含量的确高得异常。能流动的水银百川江海，不仅可以让地宫中富丽堂皇，还能够有效地防腐防盗。高浓度的汞蒸汽一旦被人体吸入，轻则肌肉瘫痪、精神失常，重则一命呜呼。在重重机关和强弓弩箭之外，不知秦始皇及其工程师是否就是将水银江海设计为另一重防盗设施。不论怎样，2000多年来这些防护陷阱好像一直没派上用场。

司马迁、班固等古人告诉我们，项羽入关中以后，一把大火烧毁了秦始皇留下的所有宫殿建筑，又大肆抢夺秦陵地宫中的珍宝，30万兵力30日都没有运完；又有传说因为羊钻入秦陵的洞穴，牧童打着火把找羊时失火烧了地宫的棺椁宝藏；还有史载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后赵国君石季龙和唐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都曾盗掘过秦始皇陵。近几十年，人们依然关心秦陵地宫是否真的被盗。全面勘测后，我们发现周围陪葬坑中，项羽时代焚烧破坏的痕迹着实不少，但封土堆下的地宫却完好无损，至今尚未找到大规模盗掘的有力证据。

看来深入地下数十米的地宫足以防患盗掘的人祸，但天灾的破坏和时间的力量永远考验着秦陵的核心。尤其秦陵南部是山洪经常爆发的区域，多层的地下潜水时刻威胁着地宫的安全，何况《史记》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秦陵是“穿三泉”而建的。幸好这次物探资料表明地宫的墓室尚未坍塌，也没有进水。而所向披靡的洛阳铲有力地穿过历史尘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要归功于一套地下的大型水利工程。

地下阻排水系统，让全世界所有的工程专家都叹为观止秦陵地区的地层中存在有多层自东南向西北流动的地下潜水。因此在地宫修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一个困难，就是当下挖至潜水层以后如何排导多层的地下水，而且还要考虑地宫建成后的防水措施。此次勘探出的一套地下阻排水系统，让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也让全世界所有的工程专家都叹为观止。联想到同时代都江堰、灵渠等同样有如鬼斧神工的水利工程，笔者对秦帝国建设者的高超智慧钦佩不已。

这组地下阻排水系统随陵园的自然地势而精心布设，可以看出当年的设计者和施工者，对陵区地质状况的了解已达到相当程度，并具备极为高超的测量技术。将近绕陵一周的阻排水渠，环行在高低不平的地貌上，渠底的水平掌握需要测量得非常精确。勘探表明阻排水渠的底面高差在1米左右，这样则保证了渠中的水能够按照设计意图流向一处，排出陵园。后来选用青膏泥作为前段下层的封堵材料也十分高明，而且所用的青膏泥之多、夯层之厚，确乎超出想象。仅此一个秦陵地下阻排水系统，就足以充分说明秦代大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已臻化境。

这一系统的功效让人十分满意。地宫的建成本身就说明了排水系统的成功。而阻水系统，更是经历了2200多年的时间检验。此次物探中，利用自然电场法和核磁共振法测出，在所推断的墓室和地宫范围内为不含水区，而阻排水渠外侧（南段之南）的相同深度为含水区，从而证实这个地下阻排水工程迄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与之呼应的是地上排水系统。在陵园内不论是墙脚楼旁、封土周围，均列有整齐的排水管道，形成一整套纵横交错的地表排水设施。它们能将生活用水、地表雨水迅速排到地势低洼处，并引向陵园外。陵园外的防水工程乃是骊山山麓前筑就的防洪大堤，以防范源自山间的洪水对陵园的破坏，时至今日，它依然高高隆出地面，长久以来被当地人称为“五岭”。

谁才是兵马俑真正的主人

1974年2月，一群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偶然发现了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从此，一个埋藏了2000多年的地下博物馆被挖掘出来。至今，兵马俑已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其中一号坑为“右军”，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样大的陶俑、陶马约6千件；二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编组的军阵；三号坑有武士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一奇迹被认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几乎成为一种“公论”，甚至美国《焦点》杂志在介绍兵马俑时也称：“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驾崩之前统一了中国，下令修建长城，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他当时唯一惧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为此下令修建一座庞大的陵墓，让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绘武士守卫。”但近些年来，有学者却对这一“公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此论一出，立即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兵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呢？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谁呢？

对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南京建筑学家陈景元，1961年他曾参与秦始皇陵的保护规划，1984年他就曾发表文章质疑兵马俑的真正主人是否是秦始皇，但未得到重视。2006年，他又在《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第2期发表了《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一文，首先对秦始皇葬于骊山脚下提出了质疑。

现在认为秦始皇葬于骊山脚下，最主要依据是《史记》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说，“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说秦始皇死后埋在了骊山，二是说他刚一即位就在骊山建造皇陵。

陈景元认为《史记》的记载未必真实。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河北邢台，要回咸阳的一条捷径是向南过黄河向洛阳，再到西安；另一条路线如秦俑馆里所记载的：向西经井陉，过娘子关到太原，再向北到包头转至西安。无论是哪条路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到咸阳，而在夏天要保证赵高、李斯为“篡权”所要求的“秘不发丧”，保证尸体不腐烂也是非常难的。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尸骨其实是出不了河北省的，即使到了骊山，也只能做个衣冠冢。而从陕西省文管会1960年初到当地进行现场调查后所写的调查报告来看，位于现在秦始皇陵北面的大量夯土地基上什么都没有，作为宫殿建筑群主要部分的这一地块当时根本就还没有进行施工建设，内城、外城及封土等都是死后的工程。而骊山上洪水严重，几乎每隔3年就会下一场暴雨，开挖的地宫也不可能不顾积水而在秦始皇死前几十年就预修。

既然秦始皇陵不在骊山，那么位于骊山脚下的兵马俑又是谁的呢？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其实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的。

秦宣太后，姓芈，楚国王族，后嫁于秦惠文王。她在秦国统治了41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权治国的女国君，甚至有人称她为2000多年前的“慈禧太后”。为何说兵马俑不是秦始皇而是她的陪葬呢？

陈景元认为历史上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但秦时的“三百丈”只有690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东近2公里的兵马俑，不可能被包括在这一个“三百丈”的界址之中，因而也不可能成为秦始皇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史记·正义》及《陕西通志》《临潼县志》等史料中，都有“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16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10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14里”的记载。雍州新丰县的县城，也就是今天临潼县新丰镇的东北不远处，根据上述明确的方位和里程，很容易判断出秦宣太后陵，就在秦始皇陵的东侧偏南、距骊山山脚约2里处的西杨村、下和村一带，也就是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秦俑坑附近。

此外，在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一些奇怪之处：一些兵俑的头顶，梳有苗裔楚人特有的、偏于一侧的歪髻；秦俑所着衣服，非常鲜艳，与秦王朝的尚黑制度，有显着差别；在一些陶俑身上还发现了“芈”字，疑为秦宣太后的姓。

如果兵马俑真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呢？但目前考古学者还没有发现足以与兵马俑匹配的宣太后墓。考据学上强调“孤证不立”，就是单独的一个例子是不能证明一个事物的真实性的，至少凭借现有证据而断定“兵马俑的主人是宣太后而非秦始皇”为时尚早。这也使得陈景元的质疑更多地停留在猜疑假设阶段，也说明当前的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孟姜女真的哭倒了长城吗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间传说，它以戏剧、歌谣、诗文、说唱等形式，广泛流传，可谓家喻户晓。这个故事大致梗概是这样的：秦朝时期，秦始皇发动八十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苏州有个书生叫万喜良，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四处躲藏，误入孟家花园，无意中发现了孟姜女正在洗澡。古人贞操观念极重，信守女儿之体只能为丈夫所见，故二人乃结为夫妻。然而新婚不到三天，万喜良就被公差抓去修长城了。半年过去了，万喜良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时已是深秋季节，孟姜女惦记丈夫，就启程到万里长城寻夫。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谁知到了工地后才知道万喜良已经累死了，尸骨被填进了城墙里。听到这个的消息，孟姜女伤心地痛哭起来，直哭得天愁地惨，日月无光。忽然听得一声巨响，长城崩塌了几十里，露出了数不清的尸骨。孟姜女咬破手指，把血滴在一具具的尸骨上，她心里暗暗祷告：如果是丈夫的尸骨，血就会渗进骨头，如果不是，血就会流向四方。最后，孟姜女用这种方法找到了丈夫的尸骨。这就是我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当然，根据常识来判断，孟姜女哭倒长城是不可能的。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怎样产生、流传与演变的呢？

有人认为，孟姜女的故事发生在齐国。齐为姜太公的封国，《东周列国志》等书中出现的“姜”，一般是齐国人。孟姜者，姜氏之长女也。所以，他们认为，孟姜女传说的雏形是《左传》记载的孟姜。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杞梁于公元前549年在莒战死，齐庄公在效外见到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拒绝接受，于是庄公专门到她家里进行了吊唁。孟姜除了知礼外还有善哭的记载，淳于髡曰：“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在齐地产生了孟姜哭调。严格说来，这时的孟姜女故事和杞梁妻故事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首先，杞梁的身份与万喜良的身份不同，一个是齐国的贵族战将，一个是苏州的书生、秦国的筑城役人。其次，从二者行为的性质看，贵族杞梁不贪敌贿，战死疆场；万喜良则是不堪辛苦，偷偷逃走。再次，从二位女人哭的原因来看，同样是哀哭崩城，贵族杞梁之妻是表达心中悲哀；民女孟仲姿则是为寻求被筑在城中的丈夫遗骸，哭到长城崩倒、白骨尽出。最后，从二人哭的地点看，杞梁妻是在城郊等候迎接亡夫的棺柩，再抚而哭；孟姜女则自己前往长城，哭倒长城。

随着故事的流传，情节进一步增加和完善。西汉刘向的《说苑》，增加了“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的情节。他的《列女传》中，又添了“投淄水”的情节。这样，杞梁妻的故事到了汉代，开始接近于孟姜女了。到东汉时期，王充的《论衡》、邯郸淳的《曹娥碑》进一步演义，说杞梁妻哭崩的是杞城，并且哭崩了五丈。西晋时期崔豹的《古今注》继续夸大，说整个杞城被孟姜女哭倒。到西晋时，杞梁妻的故事已经走出了史实的范围，演变成文学作品了。到了唐代，杞梁妻更加接近孟姜女。诗僧贯休在诗歌《杞梁妻》中，把春秋时期的事情挪到了秦代，把临淄的事搬到了长城内外，把城墙演化成长城。这样，杞梁妻的故事开始向“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靠近。到了明代，政府大修长城，招致民怨沸腾。老百姓为了发泄对封建统治者的不瞒，又改杞梁妻为“孟姜女”，改杞梁为“万喜梁”，加了诸如招亲、夫妻恩爱、千里送寒衣等情节，创造出全新的“孟姜女哭长城”传说。

有些人不同意杞梁妻演化成孟姜女这种观点，他们的根据是现在山东北部长城铺村的传说。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在泰山西边有一条由齐国通往鲁国的交通要道，在这条大道的咽喉处，南北排列着几个村庄，最南边的叫界首，中间的叫皮家店，最再往北的村庄叫铺子。当时这里正是齐鲁两国的交界点，鲁国为了防御强大的齐国，就在边界一带由西向东修建了一道边防寨墙，只在路口处留有寨门，并屯兵把守。不久，就形成了一个村庄，取名就叫界首。以后为了经商的方便，齐国商人便把货物运到两国边界附近的地方安顿下来，并在这里建商铺客店，很快形成了村落，村名也就被称为“铺子”和“店子”。

这个传说并非没有任何根据。杞梁妻哭夫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549年，这时的秦长城还没有修建。而根据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齐长城西段早在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557年）就已完成。《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可见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至于山海关附近的孟姜女墓，已有史可查，是清朝把一座贞女坟改成的孟姜女墓。齐长城考察队对齐长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孟姜女的原型就是杞梁妻，孟姜女埋完丈夫后，回到长城铺，痛哭一场，投村东红石江（现有殉情遗址）。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到底是谁，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顾颉刚是我国研究孟姜女故事的专家，他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写出了《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对孟姜女的传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所以顾颉刚提出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由春秋时杞梁之妻演化而来的说法，即第一种观点。不少学者同意顾颉刚的上述论点。例如钟敬文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正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孟姜女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全国，它的变化多姿是必然的。”“孟姜女传说，由原来的齐国杞梁之妻，逐渐演变，到了隋唐之前，急剧转变为孟姜女哭倒埋夫尸的万里长城，正是口头文学这种规律的表现。”

当然，并非所有的专家都同意顾颉刚的观点。李福清在1961年出版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指出：“顾颉刚在分析各种有关孟姜女的作品时，并没有把民间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近期，国内部分文物专家聚会山东省长清县齐长城遗址，参加“中国齐长城文化艺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确认了在我国流传久远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境内。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专家尚且存在争议，我们就更不清楚她到底是谁了。

董卓盗墓未果反受辱

从中国盗墓史上的一般规律来看，墓冢在100年至200年内被盗的占80%以上。前有厚葬之风，后必出现盗墓高潮。厚葬之风到西汉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汉灭亡后也会在中国盗墓史上形成盗墓第一波。

事实证明，这种推测是客观存在的。

在中国历史上三大盗墓高潮中的第一次，即出现在西汉末年至南北朝这一段时间。这一历史时期，小朝小廷如玩游戏般地交替频繁，世道很乱，饥民遍野。你盗我亦盗，大家一起盗，民间盗墓成风。

这一时期，盗墓狂人出现比较集中，除了掘墓大盗曹操外，还有董卓、黄巢等人。不同的是，董卓没有曹操那样专业，但董卓手下能人多，规模亦很大，西、东两汉的帝王陵墓多被他盗掘了，与其为人一样，“恶”名在外。

董卓原为汉时河东太守，曾带兵征讨黄巾军，官至西凉刺史（相当于省部级行政首长）。公元189年，即汉少帝光熹元年，董卓在大将军何进授意之下进京铲除宦官，可何进却被杀了，让董卓得了一个大便宜，借机收编何进部队。又采李儒之计赠赤兔马，收伏吕布。从此，董卓称霸朝野，不可一世。

董卓生性残暴，滥杀生灵，最受史学家指责的是废汉帝一事，当时少帝刘辩登上龙座仅5个月，就让董卓废为弘农，改立刘协为献帝，朝臣碍于淫威也敢怒不敢言。董卓最后中了“美人计”，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婵所害。司徒王允将貂禅许给吕布，再献董卓，离间这对“父子”，致二人反目，最后王允与吕布合谋杀死了董卓。

西汉最有为作为，也是中国众多帝王颇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的茂陵被掘开，董卓就是最大的罪人之一。自茂陵地宫封上那一刻起，不少盗墓者便盯上了，有记载的第一盗是东汉初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干的。

盗掘茂陵前，赤眉军先把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掘开，已盗走了大量财宝。掘开茂陵后，陵内财宝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的陪葬品太多了。到东汉末年，同为军饷发愁的董卓也盯上了茂陵，盗墓执行人就是他手下第一大将吕布。茂陵营建了54年，地宫巨大，为西汉皇陵中最大的一座。虽然之前已让赤眉军光顾，但吕布进去后，发现陪葬品仍是堆放满地，吕布满载而归，把刘彻的棺椁翻得乱七八糟。

董卓在盗掘西汉诸陵之前，董卓已命令吕布盗掘了东汉帝王陵。在挟天子西入关中后。进入茂陵后吕布为何要乱翻刘彻的棺椁？据说是受命寻找可能陪葬的治哑巴秘方。董卓有个孙女叫董白，聪明伶俐，10岁就被封为渭阳君，但却是残疾人，天生哑巴。董卓极疼爱她，想尽了办法，遍请名医都治不了。

董卓想到了刘彻陵中陪葬品可能有失传秘方一说，要吕布特别留意寻找。可没有翻到秘方，却找到了一卷黄绢，上书“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原来这是一句咒语，“千里草”“十日卜”不就是一个“董卓”吗？“不得生”，是骂董卓不得好死呢！没有找到秘方，反而遭到戏弄咒骂，董卓胆从“恶”边生，一怒之下欲把刘彻的尸骨拖出棺外“晒尸”，取辱一番，后经中国古代的音乐家蔡文姬之父、一代名儒蔡邕的苦劝方罢。

但想取代汉帝做皇帝的董卓十分迷信，怕弄坏地脉风水，坏了霸业，竟然还派人将搬出来的部分陪葬品放了回去，又把陵重修了一下。董卓盗墓在正史上并无准确记载，演义小说里多有描述，所谓的“千里草”仍附会之说，刘彻再聪明也不可能想到300年后会出现董卓这个盗墓恶贼的。

曹操之墓为何与儿媳相连

关于曹操安葬的地点，后人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陵位于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写成的《彰德府志》上就明确标着，魏武帝陵在灵芝村，而在其南，紧邻着甄后的朝阳陵。

甄后，即曹丕之妻甄文昭。她原为袁绍二儿子袁熙之妻。曹操打败袁绍进入邺城后，曹丕捷足先登，入袁府，见其美貌绝伦，遂纳之为妻。后甄氏失宠，被曹丕赐死，葬于邺城。

曹操之墓为何与其儿媳墓连在一起呢？这中间还有些故事呢。原来，曹操在攻打袁绍之前，早已听说了甄氏的美貌，但其子曹丕捷足先登，作为父亲，怎能夺儿子之美呢？再说，曹操和袁绍同辈，若娶其儿媳为妻，岂不贻笑于天下！

虽然甄氏被儿子娶走，但做父亲的还是念念不忘。曹操与甄氏的关系还真有些微妙，至于二人是否有私情，不敢妄加断语，但从一些现象分析，似乎能找出点线索来。

《后汉书·孔融传》中写道：孔融系名门出身，为孔子二十世孙，自少誉满清流，为人恃才傲物，最后被曹操所杀。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嘲笑曹丕纳甄氏乃是“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未解其意，询问之。孔融答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这“侮漫之辞”，揭了曹操家丑，因为曹操一向以周文公自诩。曹操听了这话，认为孔融是在讲自己，所以盛怒之下，孔融人头落地。

还有一个根据，即是曹丕的表现。曹丕娶甄氏时，是十分喜爱的，但曹操一死，马上就冷落了她。据《魏书》记载，甄氏对曹丕的新宠说了一些不满的话，曹丕知道了甚为震怒，对其百般虐待，最后又下诏书，赐之以毒酒，令她自杀。甄氏不喝毒酒，曹丕的新宠妃子郭氏就用糠塞于其口，趁其喘息之时，强行灌下毒酒，将其害死。另外，曹操死后，曹丕将其父的妃嫔全部召来，供自己玩乐。一次曹丕生病了，其母卞太后前去看望。她掀起门帘一看，见曹丕床侧坐着的女子都是曹操生前的贴心宫妃。太后惊奇地问：“这些人何时被召到你房中来的？”曹丕回答：“父亲刚死，我就召她们来了。”说话时脸上毫无羞愧之色。卞太后见此情形，气愤地说：“你这样做，死了连狗鼠都不吃你！”

从这两点看，曹操似乎与甄氏有暧昧之情，所以才导致了孔融之死和曹丕的报复。也许，正是因为曹操的这段丑事，清朝的学究们才故意将两个人的坟墓绘制在了一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并无事实根据。

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1991年第5期《风景名胜》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魏武故里话曹操》的文章。文章认为，曹家孤堆即是曹操陵，其理由有三：

其一，《魏书·文帝纪》载：“庚子（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父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曹丕（魏文帝）为何不去邺而返故里？说明曹丕此行目的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

其二，《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处。曹操31岁时曾返乡在此建筑了精舍，而曹丕也于187年生于此处。所以曹丕祠谯陵，其意有二，一不忘所生之地，二祭先王之陵。

其三，亳州有庞大的曹操宗族墓群，其中包括曹操祖父曹腾墓，其父曹嵩墓等，曹操长女曹宪墓也在此处发现，综上可知，曹操之陵亦当在此。

但是这种说法纰漏甚多。其中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把曹丕的几次祭祀作为证明曹操之陵在亳州的证据。其实，历代皇帝的祭祀，并不见得只是祭父，更多的是祭祖，如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派懂得风水的大官到其出生地泗州选址，为其高祖、曾祖、祖父造陵，所以曹丕之于祠谯，只是一种祭拜祖先的活动，并不能证明曹操墓即在此处。至于曹家祖坟在此，曹操之墓也必在此的说法就更显得苍白无力了。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尴尬局面，后人不由得发出了“生前欺天，死后欺人”的感叹，而对曹操为人之奸诈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曹操一生节俭，力主并亲身实践“薄葬”，这在历史上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曹操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其采用隐秘的办法处置后事，也是迫不得已。而且这种办法，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使诸多的盗墓贼无从下手，一次次徒劳无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操又是十分明智的。

从曹操入葬至今，时光已流逝了1000多年，曹操的真正陵寝还没有找到踪迹，也许人们是永远找不着了。

万人挖不动武则天墓

如果问世界上那个皇帝的陵墓最难挖，那么，毫无疑问，是武则天的“万年寿域”——乾陵。她的陵墓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轰过，1200多年之中，有名有姓的盗乾陵者就有17人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人数40万之多，乾陵所在的梁山几乎被挖走了一半。然而时至今日，乾陵依然恪尽职守地保护着主人武则天和丈夫李治的遗体。我们不禁要问，汉武帝的茂陵被搬空了，唐太宗的昭陵被扫荡了，康熙大帝连骨头都凑不齐了，为什么单单武则天的乾陵可以独善其身？

这事得从乾陵的修建说起。乾陵位于陕西省干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公元684年，历经23年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梁山是一座自然形成的石灰岩质的山峰，三峰耸立，北峰最高，海拔1047.3米，南二峰较低，东西对峙。从乾陵东边西望，梁山就像一位女性的躯体仰卧大地，北峰为头，南二峰为胸，人们常说它是女皇武则天的绝妙象征。唐时的堪舆家（风水先生）认为，梁山大有利于女主。所以女皇武则天便把梁山选为其夫唐高宗和自己百年后的“万年寿域”。唐高宗病逝后，武则天昭令当时朝野闻名的大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要他们为皇上选址风水宝地。二人分别遍游九州岛，回来后交旨都说选在了好县（今乾县）的梁山上。武则天便派使臣去察看，到了梁山顶，袁天罡说他在这里埋下一枚铜钱，李淳风说他在这里钉下一枚铁钉。刨开土，李的铁钉正好扎在袁所埋的铜方孔中，在场的人无不拍手惊奇。于是，武则天便把陵址选在了梁山，即现在的乾陵。单从风水来说，乾陵就超过了唐朝所有帝陵。

乾陵修建的时候，正值盛唐，国力充盈，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唐初，太宗李世民汲取从古至今，没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的历史教训，从他与长孙皇后的昭陵起，开创了“因山为陵”的葬制，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设计，陵墓由建筑群与雕刻群像结合，参差布置于有“龙盘凤翥”之势的山峦之上。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发展、完善了昭陵的形制，陵园仿唐都长安城的格局营建，分为皇城、宫城和外郭城，其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文献记载，乾陵陵园“周八十里”，原有城垣两重，内城置四门，东曰青龙门，南曰朱雀门，西曰白虎门，北曰玄武门。经考古工作者勘察得知，陵园内城约为正方形，其南北墙各长1450米，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狄仁杰等60朝臣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至于里面的宝贝，经过多年的探测考察，一位文物工作者推算最少有500吨！在前后通道的两侧，又各有4间石洞，洞里装满了盛唐时最值钱的宝贝。在通向金刚墙的近百米过道两旁，摆满了各种金银祭器。而最让世人感兴趣的就是那件顶尖级国宝——《兰亭序》。史书记载，《兰亭序》在李世民遗诏里说是要枕在他脑袋下边。那就是说，这件宝贝应该在昭陵，而不在乾陵。可是，五代耀州刺史温韬把昭陵盗了，但在他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却并没有《兰亭序》，那么十有八九《兰亭序》就藏在乾陵里面。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中，早就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

如此丰厚的宝藏使得乾陵像花粉一样吸引着职业盗墓者、封疆大吏、土匪、军阀，甚至是农民起义军，纷纷抄着铁锹、锄头前来刨上几下。从武则天躺进乾陵的一刻，梁山就没消停过。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历代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中，他的反动程度仅次于明末的张献忠。这位盐贩子率领60万大军攻进长安后，先是痛痛快快地烧杀抢掠一番，待土匪瘾过足了，他突然发现自己无事可干了。这时，有人告诉了他一件事，在梁山西侧黄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碎石。这个消息就是在暗示黄巢，唐陵中最富有的乾陵的入口很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那些碎石大概就是修筑完乾陵后剩余的原料。黄巢大喜，立即调出40万士兵，跑到梁山西侧开始挖掘。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对铁铲铁锹的运用熟练得很，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乾陵就像是根本没有入口一样，后来，唐王朝军队集结向长安发起反攻，黄巢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空手而逃。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愚蠢之极，他根本不知道乾陵是坐北朝南的。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产生的碎石埋在离墓道口300多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挖错了方向。

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但他的理想在此破灭。和黄巢一样，他也兴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整编师，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锄头、铁锹，而是开山劈石如切菜的机枪大炮。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他带领部下，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三层竖立石条，正准备进入时，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天昏地暗，走石飞沙，七个山西籍士兵首当其冲，立即吐血身亡，其他人哪里还敢再向前，一声喊叫跑了出来。据说，孙将军的一个团生还者寥寥。当地人流传“因武则天是山西人，他最恨老家的人来掘她的墓，所以那七个山西兵必死无疑。”就这样，乾陵终于躲过最后一劫。

到了建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农民发现了乾陵的墓道。1960年，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并于4月3日开始发掘乾陵地宫墓道。发掘显示：乾陵地宫墓道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堑壕深17米，全部用长1.25米，宽0.4至0.6米的石条填塞。墓道呈斜坡形，全长63.1米，南宽北窄，平均宽3.9米。石条由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平面裸露410块，39层约用石条8000块。石条之间用燕尾形细腰铁栓板拉固，上下之间凿洞用铁棍贯穿，以熔化锡铁汁灌注，与石条熔为一体。挖掘情况与《旧唐书·严善思传》“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的记载相同。另外，考古工作者在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和被扰乱的痕迹，从而证明乾陵是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

武则天是一个善于用时间打败一切的人。她14岁入宫，先是用18年时间当上了皇后，然后又用35年时间当上了皇帝，死后又用120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陵墓的坚固以及其魅力的不朽。就连郭沫若先生去世前，都还念念不忘中央批准发掘乾陵。可以说武则天是生前征服了天下，死后征服了历史。

元代皇帝为何没有陵墓

每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都有陵墓，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这是一个千古历史之谜。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元朝皇帝驾山崩，“用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南宋文人的笔记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万马踏平”后，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会悲痛地流泪。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蒙古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绝对不是光靠着武力，也同样依靠着很高的智慧。依靠骆驼寻找祖宗坟墓的说法，是建立在封建时代汉族统治者对蒙古民族的歧视和排斥的基础上的荒谬论调。骆驼是一种牲畜，它的寿命不会比人的寿命更长，依靠骆驼寻找坟墓的说法并不可信。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而元朝皇族，特别是皇帝死后和一般的皇族及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汉族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元朝在皇帝下葬地点上的史书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元朝皇帝忽必烈在位期间，为自己也为后代子孙找出了陵墓不被盗掘的方法，为此他对于元朝皇帝陵墓作出了周密的安排：选择一个人口稀少的风水宝地作为陵寝的埋葬地，然后将当地的所有人口进行迁移，让这个地方变成无人知晓的空白地。下葬时，不允许汉族官员参加元朝皇帝的送葬仪式和到达下葬地点；皇帝去世后，对外宣称皇帝遗体运回漠北进行安葬，并且在历史的记录中加以记载，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让盗墓贼无法下手；陵墓不做过多的建筑，不设置过多的随葬品，不设置墓碑，使得皇陵外表看起来和普通的墓葬没有区别；在记录皇陵时只记录蒙古贵族和皇族清楚的地名，让外人很难察觉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骗局。

记录的不完整和多不为外界所了解，有意的编造使得元朝这个汉族以外的朝代越来越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加上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性的不同，这就使后代很难了解历史的真相。这或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缘由。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慈禧陵墓被盗，慈禧脖子挨刀

1928年5月17日上午，清皇陵被盗，这起盗陵案是由军阀孙殿英主谋，授意他手下两个师长谭温江、柴云升查勘策划，由工兵营带头动手爆破的。事后清室虽一再请求缉凶，可是有如石沉大海，迄无踪迹可寻。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警宪跟踪、加紧查究情形之下，主犯虽被免脱，可是终于缉获了人犯两名，一姓纪，一姓王，两人都是谭部亲信，参加盗陵工作的主要干部。此案交由当时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审讯。

戴少仑（系绥靖主任何雪竹表弟）时任军法官，审讯时随手札记，故对于盗陵的前因后果知道得非常清楚。公余无俚，他就把盗陵案当作醒睡破闷的聊天资料了。据他说：孙殿英认为康乾慈禧殉葬宝物必多，又都葬在东陵，都是自己泛地，决定先从东陵下手。可是进入地宫的墓道石门，金扉严扃，无法打开，且石门杼轴是嵌在石壁里面的，剜刨均毫无所用，只好由爆破手用炸药来轰炸了。一霎时石块乱飞，烟雾升腾，用了一两百斤炸药，也不过炸开一个仅可通人的洞穴。

大家摸索蛇行而进，迎面是一条三十多级汉白玉台阶的墓道，里面湮窒凄清，森然可怖。用电筒照射，前方又是一座铁门，炸开铁门，一阵惨惨阴风从门里吹出来。走不数步是一座敞厅，一字排列着八口棺木，里面不少珠宝首饰，可是都不是什么稀世之珍，衣着方面固然也都锦衣璀璨，至于气势排场不像有慈禧太后的遗体在内。于是大家在享堂之内，东打打，西敲敲，终于发现正中玉石屏风响声有异，果然石屏后面有一座暗门，金扉启处是一座两夏重棼的寝宫。殿内丹楹石柱，飞甍雕翠，弘敞辉煌之极，正中停放一具巨型葫芦头（满式棺木前方都有一木制葫芦头）朱红亮漆金棺，比一般寿材要高大两倍有余。大家一看这种殿堂严丽的势派，一致认定是慈禧的金棺无疑。

梓盖一掀，顿觉异香馥郁，飞光闪烁，只见一老妇在棺中仰卧，渊雅温润，体态安详，仿佛酣睡一般。身上盖着星编珠聚八仙过海锦衾，稍一撬弄，衾套就粉碎成灰。整个尸体埋在玉果璇珠琳琅莹之中，霞光流碧，冷焰袭人。慈禧口中含有鸽蛋大小椭圆形夜明珠一颗，金芒四射，宝光辉煌。匪众有识货的伸手就拿，谁知腮颊看虽完整，实际早已腐朽，稍一着力，立刻滑落嗓子里头，在你抢我夺一阵撕掳之下，慈禧终于颈项挨了一刀，那颗稀世瑰宝的夜明珠，也不知哪位快手将军揣进私囊了。这次盗陵所得殉葬珠宝，除了珠翠钻石珍玩外，最名贵的是一座白玉雕琢的九级玲珑宝塔，另外一件就是名闻中外那只黑子红瓤绿皮的翡翠西瓜，望之鲜美，色可逼真。大家洗劫搜索，为了囊括垫棺材底的珍宝，甚至不惜把慈禧遗体抬出棺外，放在梓盖上面（宝熙于役东陵日记里，称慈禧面与身发酵，生白毛及寸，地宫阴湿郁闷，又当盛暑，暴尸近五十天，无怪有此现象）。大家带进地宫的容器实在装不下了，才陆续退出。

在慈禧定东陵被盗同时，谭温江手下另一位辎重营营长韩某也展开了挖掘胜水峪乾隆裕陵工作。乾隆生前虽然富贵寿考，死后所遭浩劫，比诸慈禧老佛爷尤为惨烈。乾隆裕陵有五位后妃附葬。根据清室善后委员实地查勘时，新旧骸骨狼藉墓道内外，晕珠残玉俯拾皆是，有的尸骨散不成形，有几具金棺已劈成残片。据当地一位乡民述说，有两位士兵掀开一具棺木，宫装峨峨，绚丽涵秀，美晰如生，瑁簪珠履，九色斑龙。两人打算抬出棺外，扒下这件满缀珠翠蟒袍，哪知尸一离棺，仿佛听见一声呻吟，玉容微粲，两人吓得胆裂魂飞，立刻瘫在地下，不但神志丧失，而且口不能言。因为当时一人扶头，一人抬脚，一个抓住珠冠宝带，一个紧攒花盆鞋底，由这些断锦碎帻，才探索出那位面貌如生的敢情是嘉庆生母孝仪皇后，所占地脉正是灵气所钟，所以百年不腐。

抗战时期，有个盗匪曹志福原系冀东一带的青皮混混儿，他七拼八凑成立了支杂牌队伍，近水楼台，于是脑筋也动到皇陵上，选定先盗景陵。爆破手把石墙炸碎后，走不几步又有一道飞檐重柱高耸的石门，大家正在犹豫是否再用炸药，突然有人发现石门左侧，窗槛之间有一道石槽，镝杵鎏金，有人认出那是启闭石门的主钥。有几位巧手盗匪，摘下来用扁鸭嘴一头，在门框地轴之间三拨五弄，里面顶门石球，居然松动。大家合力一推，石球归在槽，石门迓然而启。玉门琼构，一共五道，如前炮制，一一应手而启，再前就进入玉清金阙康熙寝殿式地宫了。寝宫正中是一座巨大汉白玉石床，康熙金棺居左，其余后妃金棺依序排列，床前设有玉案，所谓康熙四宝就陈列在玉案之上。大家正在忙于打开棺木，有两个盗墓有经验的积匪，早就看准天家珍异，把四宝拿起揣在事先准备好的洋面口袋里了。

这次盗墓据说金器论斤，珠宝以香炉为单位来分配，事后追查四宝，只在一姓穆的家里搜出一只翡翠狮子，曹志福以姓穆的队长胆敢私藏国宝为由，捏个罪名把他枪毙，狮子没归己有。至于其他珍异流落何方就无人知晓啦！曹匪食髓知味，咸丰的定陵、同治的青陵，也都一一洗劫。只有顺治的孝陵，传说顺治逃禅剃度为僧，坐化翠微，孝陵只是衣冠之葬，并没有殉藏宝物。所以东陵五帝陵寝，只有顺治孝陵没有遭殃。

后记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由于所涉及的资料和图片选取来源范围较广，兼时间仓促，所选取部分资料未能注明来源及联系版权拥有者并支付稿酬，希望版权拥有者在见到本书及声明后及时与我们联系（E-mail：haoxuan_li@sohu.com），我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宜，在此表示感谢与歉意，并真诚地感谢他们为本书所作出的贡献。

最后，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如书中出现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谅解指正！

编者

2009年9月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序言

壹　非常秘密

秦始皇的“不死药”竟是野生猕猴桃

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竟因一个弥天大谎

赵高三年搞垮大秦帝国的内幕

祸国殃民：荒唐皇帝汉灵帝如何亡国

忽必烈东征日本为何失败

明教与明朝是什么关系？大明国号之谜

史上和绅死得最谈定

缘何咸丰在位时慈禧斗不过慈安

李鸿章挨一枪换得白银1亿两

袁世凯为称帝在新华门修厕所

黄河花园口大决堤原是德国人策划的

沉重打击中国领先地位的七次历史事件

贰　历史质疑

蜀后主刘禅并非庸劣之辈

李世民因何不杀武则天

杨贵妃终老日本了吗

历史上真有杨门女将吗

吴三桂谋反乃是被康熙皇帝所逼

大清子民为何钟情于鸦片

孝庄是否用“美人计”诱洪承畴降清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微妙的关系

兵权在握，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

叁　重返现场

高祖尸骨未寒，单于写信调戏吕后

玄武门：唐代宫廷政变的源头

唐太宗靠权势强取《兰亭序》

千年前的对日大捷

北宋王朝第一血案

明朝，我国能造世界最先进的大炮

乾隆皇帝大年夜吃些什么

解密慈禧老佛爷登峰造极的“出恭”程序

清代官吏摆谱的排场到底有多大

北洋政府四位总统下野后的最终归宿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史记中的几个著名饭局

肆　破解谜团

到底谁是秦始皇的生父

杨贵妃为何没能称后

唐中宗是韦氏母女合谋害死的吗

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谜

契丹族的人间蒸发真相

揭开600年传说之谜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谜

剖析郑和宝船五大谜团

雍正死亡真相

故宫太和殿等为何无满文

揭开李莲英的死亡之谜

解码光绪的死亡真相

伍　名人轶事

刘邦真是天生龙种吗

神医扁鹊真有透视人体的特异功能吗

北宋第一大帅哥狄青到底帅到何种地步

王羲之写字换鹅

郭子仪单骑退回纥

辛弃疾活捉叛徒

李清照，家徒四壁仍贪杯

柳永，史上第一真性情好男人

告诉你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

乾隆皇帝也曾迷恋西洋自动玩具

杨乃武的主编生涯

中国最会做官的人——从穷书生做到大总统

陆　风月故事

一生被五个君主宠爱过的绝代佳人萧皇后

诸葛亮的妻子真的很丑吗

唯一让曹操落泪的竟是一个风尘女子

杨玉环究竟有多胖

武则天首席男宠暴死瑶光殿之谜

唐伯虎究竟点没点过秋香

吴三桂初次遇见陈圆圆时发生了什么

为何孟小冬抛弃梅兰芳转嫁杜月笙

张恨水被媒人调包娶丑女

大特务戴笠与电影皇后胡蝶的那段情

柒　考古发现

司母戊鼎的主人是谁

中国首个女将军古墓，千年未被盗之谜

剥开深埋地下的秦陵之谜

谁才是兵马俑真正的主人

孟姜女真的哭倒了长城吗

董卓盗墓未果反受辱

曹操之墓为何与儿媳相连

万人挖不动武则天墓

元代皇帝为何没有陵墓

慈禧陵墓被盗，慈禧脖子挨刀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