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

——亚伯拉罕·林肯
致国会的年度咨文

1862年12月1日

目录

致谢

前言

事件梗概

资料来源

战前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准备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谋杀

掠夺

私人传记

不合时宜

人们记得什么？

集体的责任

对资料的新诠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通敌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为了一种新的史学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如果没有纽约的雅各布·贝克（Jacob Baker）拉比和华沙的安德烈·帕奇考维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教授的帮助，本书无法完成。我十分感谢雅各布·贝克拉比允许我在书中使用他拍摄的照片，也感谢泰·罗格斯（Ty Rogers）律师帮助我与耶德瓦布内过去的居民及其后代取得联系。

我还要感谢一些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的人们。我会在本书后记中提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斯蒂芬妮·史泰克（Stephanie Steiker）为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以及她对我在情感上的支持，也要感谢瓦莱丽·史泰克（Valerie Steiker）和玛格达·格罗斯（Magda Gross）提出的许多有用的编辑意见。我要向劳伦·莱波（Lauren Lepow）表达深深的谢意，是她用高超的编辑技巧编审了本书的终稿。

我想要谢谢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任命我为2000年春季的研究员，这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书稿。研究所主任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读者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和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给出了非常有用的评论，我很感激他们。最后，我想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历史编辑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尔（Brigitta van Rheinberg）从始至终都以出色的编辑技巧和极大的热情审读本书稿。

我谨以《邻人》纪念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

2000年6月
于纽约

前言

20世纪的欧洲经两个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为我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除此以外，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¹

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其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曾有一度，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人与农民对立，中农与贫农对立，儿童与父母对立，青年与老人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对立。秘密警察怂恿人们公开指责彼此，前者的队伍靠着这些冲突而不断壮大：“分而治之”的策略昭然若揭。此外，由于政府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极权主义统治者还在他们所征服的疆土上实施了一种新的侵占模式。其结果就是，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写，“纳粹最早的帮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²事实证明，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准确地定义这种关系。“collaboration”（合作 / 通敌）这个词语—其令人不快的“与敌人勾结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开始使用的。³鉴于武装冲突、征服、战争、侵占、镇压、领土扩张以及伴随这些行动而来的后果史不绝书，你可能会好奇，“二战”期间德军的侵占现象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竟能催生出一个新的概念？⁴对这个问题的全面性回答，要去一系列德国侵占体系的研究中寻找。

战后，几乎所有欧洲人民都表现出了对与纳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接触之极度反感（毫无疑问，这种反应是出于自利，且往往欠缺严谨的思考）。“要想准确计算遭到‘战后报复’（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几百万人，即先前在德国占领下人口的2%—3%，”伊斯特 万·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写道，“对有罪者的惩处各式各样，从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私刑，到战后的死刑判决、监禁或苦役，不一而足。除此以外，还会将‘通敌’定罪为‘国耻’，剥夺‘通敌者’的公民权利，以及 / 或对其施以罚款。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驱逐、警察监督、剥夺他们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权利、撤职、剥夺退休金权利等。”⁵引用海达·科瓦莉[1]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欧洲社会在20世纪后半叶中的政治结构和命运，但波兰受其影响尤为深刻。正是在1939年以前的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希特勒和斯大林首次结成了同盟（苏德于1939年8月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包含了一条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之后一场恶战才在二者之间逐渐展开，直至其中一方彻底覆灭才得以告终。波兰因此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近20% 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这个国家失去了其少数族群——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因战后国界变动或人口迁移而离开。所有领域的波兰精英都急剧减少。战争接近尾声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都失踪了。55%的律师、40%的医生、三分之一的大学教授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死亡了。⁷

波兰曾被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历史学家称为“上帝的游乐场”，但在“二战”期间，“恶魔的屠宰场”或许更合适。

我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内容之厚重，在我看来，与这本小书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1941年7月的一天，东欧一个小镇里一半的居民谋杀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在这个故事之后，我将会在许多不同主题的语境下详细描述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杀人犯们，这些讨论都将围绕一个短语进行：“‘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⁹。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将这本书视为一次对于主流“二战”史的挑战，这即是说，我假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时历史——一种历史是属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历史则属于屈服于纳粹统治的欧洲国家的所有民众。考虑到波兰犹太人的数量之大及其所占社会空间的范围之广，战时的波兰历史显得尤为不可靠。“二战”前夕，波兰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犹太人口，仅次于美国。战前，有约10%的波兰居民自我认同为犹太人——无论是因为他们信仰犹太教，还是因为他们的母语为意第绪语。近三分之一的波兰城市人口是犹太人。然而，历史学家们竟然认为波兰犹太人所经历的大屠杀只是一起特殊的、独立的事件，没有对波兰社会造成直接影响。人们也仍然普遍认为，在波兰社会里，只有一些“社会边缘化”的个体与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那些专门敲诈犹太人的所谓“敲诈者”（szmalcownik）¹⁰ 或“人渣”（scum），或是那些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要在这里详细讨论为什么这些观点站不住脚，似乎不太合适。或许，花哪怕一点儿笔墨来讲这件事都是没必要的。毕竟，波兰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杀这件事是波兰现代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页，这点根本毋庸置疑。不管怎样，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什么高深的方法论知识就能立刻明白，当一个镇上一半的波兰人口谋杀了其另一半犹太人口时，我们所面对的这起事件毫无疑问就已经推翻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鲜有交叠之处”的观点。

本书读者必须牢记的第二个要点是：主流分析认为，维系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是一些外力，即纳粹和苏联人。这个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没错。纳粹分子和苏联人的确曾在他们各自在战时所侵占的波兰领土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在侵占者的严管下，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自治动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由此，我会将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镇上谁按照谁的命令做了什么，都细细道来。

众所周知，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其中的秘密条款划定了这两位独裁者在中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月后，波兰的领土就被第三帝国和苏联瓜分了。耶德瓦布内最初被划在苏联的占领区内，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又被纳粹“接管”。苏联红军自1939年9月起占领了半个波兰，此后，苏联对这块地域进行了为期21个月的统治。因而我认为，主流史学对在此期间的苏维埃—犹太关系的观点和分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质疑。不过，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¹¹我们只需记得，根据目前的刻板印象，当时犹太人似乎和苏维埃占领者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曾有传闻称，犹太人不惜牺牲波兰人，与苏联人勾结，因而在纳粹进攻苏联期间，在一些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波兰土地上，可能曾经爆发过极为可怕的反犹情绪，仿佛是对纳粹这场进攻行动的回应。因此，我意图探明，发生在苏联占据时期（1939年9月—1941年6月）的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与日后随即发生的一切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还涉及了史学上关于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传统观念——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这起事件也进一步触及了以下两个议题：战后波兰社会（或者说整个东欧社会）的广大阶层内反犹情绪的出现，以及犹太人在东欧斯大林主义的构建与巩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谈及这项研究的资料来源时，我会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也会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回顾相关问题。

在犹太大屠杀研究的更广泛的背景下，本书不应该被简单地置于一个功能主义—意向论的层面。本书偏离了这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杀历史学研究领域内被模糊化了，被归为另一种专门抨击“犯罪者—受害人—旁观者”坐标的研究范畴，“直到最近才得到学界一定的注意”。¹²但这本书也证明了，这些范畴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们，大屠杀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有其独特的情景动力学（situational dynamics）。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意味着，在每一个片段情节中，其场景中的不同演员都会做出许多特定的、独立的判断，他们对剧情的走向和结果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证明耶德瓦布内的悲剧并不是个案。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设想，如果那些“演员”当时做出了不一样的抉择，那么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幸存。

然而，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上，本书却是一本很典型的关于大屠杀的书。因为不像有关其他问题的历史研究，关于大屠杀，我的结论是开放式的。换言之，读者在结束阅读时，恐怕不会得到知识获取上的满足感；我在完成写作时，也同样没有这种感觉。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无法对自己说出“嗯，我现在能理解了”这样的话，我想我的读者也不会。

当然，在写书的过程中，你必须做出阐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样，还要在书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释性的史料内容。但我认为，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必须提出疑问——这样如何？那样如何？——这是深入这个题材之骨髓的特质。同样，在直面大屠杀时，能缓解我们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提出这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问题，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寻求答案。因此，大屠杀实则是人类从其经验中吸取教训的一个起点，而绝非终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大屠杀为何会发生，但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前因后果牵动着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现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将永远是反映人之境况的重要议题。

注释

1.海达·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1919—2010），捷克作家、译者，出生于布拉格。1944年与父母一同遭纳粹逮捕、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父母被送入了毒气室，而她则被转送往他处做苦工。科瓦莉著有回忆录《在一颗残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Under A Cruel Star –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等。——译者注（后文中所有页下注皆为译者注，不再另做说明。）

事件梗概

1949年1月8日，在耶德瓦布内，一个距离沃姆扎（Łomża）—后者位于波兰历史悠久的省份马佐夫舍（Mazowsze）——约19公里的小镇，安全警察扣押了15名男子。我们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份文件有个不祥的标题：“清算报告”（Raport likwidacyjny）。它和许多所谓的“控制—调查”档案（aktakontrolno-śledcze）存放在一起，由安全警察保管，以便监控他们在每项调查中的进度。¹在被抓捕的人中，小农和季节工占多数，还有两名鞋匠、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两名锁匠、一名信差和一名前市政厅接待员。他们中一些人是有家室的（其中一个是六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有四个孩子），一些人单身。最年轻的27岁，最年长的64岁。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男人。²

那时，耶德瓦布内的居民总共不过2000人左右，警察一时间拘捕了这么多当地居民，一定让镇上的人都震惊不已。³四个月后，即5月16日和17日，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Bolesław Ramotowski）及其他21名共同被告在沃姆扎的地方法院受审，直到这时，人们才对整起事件有了一些认识。起诉书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波兰犹太历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描述了耶德瓦布内居民的犯罪行为，即参与谋杀犹太人民，该材料中的证词由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陈述，陈述人目击了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⁴

犹太历史研究院（JHI）并没有记录能告诉我们瓦瑟什塔因的证词是如何以及何时被递交至检察机关的。同样，根据庭审档案，我们也无法得知全部细节，比如，法院是何时知道耶德瓦布内所发生的事件的？为何这项指控延迟了如此之久？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它们也不是很有说服力。⁵无论如何，1945年4月5日，瓦瑟什塔因就向犹太历史委员会（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提供了他的证词。他的原话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有1600名犹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内，但战后只有7人幸存，他们都是被一名住在附近的波兰妇女维日科夫斯卡（Wyrzykowska）营救的。

1941年6月23日礼拜一的晚上，德国人进驻镇子。从25日开始，波兰居民中的一群地方暴徒就开始进行反犹屠杀了。其中的两个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Wacek Borowski）（也有可能是叫波罗夫维克[Borowiuk]）和他兄弟米特克（Mietek），在犹太人的住房之间徘徊，其他暴徒则拉着手风琴、吹着笛子，以此来掩盖犹太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我亲眼看见这些刽子手杀害了夏基亚·瓦瑟什塔因（Chajcia Wasersztajn）、73岁的雅各布·凯克（Jakub Kac）和埃利阿斯·克（Eliasz Krawiecki）。

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凯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克拉维基在极度痛苦中挣扎了12个小时才死去。

在同一天里，我还目睹了另一个可怕的场景。28岁的夏雅·库布日斯卡（Chaja Kubrzańska）和26岁的巴西亚·比恩什塔因（Baśia Binsztajn）都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她们看到刚刚那一幕之后，立刻奔向池塘，想要带着孩子一起投河自尽，以免落入那群暴徒的手里。她们将自己的孩子放入水中，亲手溺死了他们。接着，比恩什塔因跳入池中，立即沉入池底，库布日斯卡却在水中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在池边聚众围观的流氓们都目睹了她的惨状。他们建议她面朝下没入水中，这样就能淹死得快些。最终，在看见孩子真的已经死去之后，她更用力地将自己投入水中，终于死了。

第二天，当地一位神父介入了，他解释说，他们应该停止这场屠杀，德国人会自己处理他们需要处理的事情。他的话奏效了，屠杀停止了。从这天起，当地人不再向犹太人出售食物，这使得后者的处境变得极其艰难。与此同时，谣言四起，说德国人将会下达命令铲除所有犹太人。

德国人是在1941年7月10日下达这项命令的。虽说是德国人下的令，但执行任务的却是波兰流氓，他们使用了最可怕的招数。在极尽折磨和羞辱之后，他们将所有的犹太人烧死在一间谷仓中。在第一次屠杀和之后的血洗期间，下面这些恶棍最为残暴：施莱茨斯基（Szleziński）、卡罗拉克（Karolak）、米特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瓦奇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耶玛沃夫斯基（Jermałowski）、拉姆托夫斯基·博莱克（Ramutowski Bolek）、罗加尔斯基·博莱克（Rogalski Bolek）、施拉瓦·斯坦尼斯瓦夫（Szelawa Stanisław）、施拉瓦·弗朗齐歇克（Szelawa Franciszek）、科兹沃夫斯基·甘尼克（Kozłowski Geniek）、恰斯卡（Trzaska）、塔尔诺齐克·耶日克（Tarnoczek Jerzyk）、劳丹斯基·尤雷克（Laudański Jurek）、拉茨齐·切斯瓦夫（Laciecz Czesław）。

1941年7月10日早晨，八名盖世太保来到镇上，与镇政府代表开了一个会。当盖世太保问到，在犹太人的问题上他们有什么计划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当德国人提出，每个行业可以留一家犹太人的活口时，当地的木匠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Bronisław Śleszyński，他当时在场）答道：我们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我们一定要铲除所有犹太人，一个活口都不留。镇长卡罗拉克和在场的其余所有人都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为此，斯莱辛斯基还“贡献”了他在不远处的谷仓。会议结束后，血洗就开始了。

当地的流氓们操着斧子、插着钉子的棍棒以及其他用于折磨和摧毁的武器，将所有犹太人都赶到了街上。他们选了75名最年轻、最健康的犹太人作为他们恶毒本性的第一批受害者，命令这些犹太人搬运一尊巨大的列宁纪念碑——那是苏联人建在镇中心的。石碑重得根本没可能抬起来，但在波兰人的拳打脚踢之下，犹太人不得不搬。在搬运石碑的过程中，他们还被要求唱歌，一直到他们将石碑搬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命令挖一个大坑，并将石碑扔进去。之后这些犹太人都被杀死，并被丢入同一个坑中。

这些刽子手的另一项暴行是命令每个犹太人都挖一个坑，埋葬之前被杀死的犹太人，接着这些人又被杀死、被埋葬，如此往复。要想一一列举出这些流氓的残暴行径，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也再难找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行为了。

犹太老人的胡子被焚烧，犹太儿童在他们母亲的怀中被残杀，人们被往死里打，还被逼着唱歌跳舞。最后，他们开始了最主要的行动—烧。整个镇子被守卫保卫，以确保没人能逃脱。接着，犹太人被命令排成纵队，四人一行，一位90岁的拉比和一位屠宰师[1]站在最前面，他们被要求举着一面红色的横幅。所有人都被赶入谷仓，还被命令唱歌。一路上，那群流氓像野兽一样殴打他们。谷仓大门附近站着几个暴徒，演奏着各种乐器，就为了让乐声掩盖受害者的惨叫声。一些犹太人极力自卫，但他们早已没了防御能力。他们满身鲜血，遍体鳞伤，被推入了谷仓。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并点燃，那群暴徒则四处搜查犹太人的家，寻找留在家中的病人或儿童。他们将找到的病人押往谷仓，至于小孩子——他们将小孩子的脚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着用干草叉叉起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热的炭上烧烤。

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尚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极尽所能地破坏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⁶

对于瓦瑟什塔因证词的读者而言，事实已经显而易见：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因波兰人的暴行而被赶尽杀绝。然而，在当时，想要完全厘清他证词中的意思还是有些困难的。从他呈上证词到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中间间隔了四年，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惊讶。从我本人在犹太历史研究院发现他这份陈述到完全相信和理解其中的真实性，基本上也用了四年。1998年秋天，我受邀为一位专攻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地区（Białystok）战时历史的知名历史学家，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Tomasz Strzembosz）教授的纪念论文集撰文，于是我决定用耶德瓦布内的例子来描述波兰居民对他们犹太邻人的虐待。然而彼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在瓦瑟什塔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杀戮和暴行之后，所有剩下的犹太人最终都被活活烧死于一间谷仓中。（我在阅读证词时一定以为这只是个假设性的比喻，并认为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是那样遇害的。）在我交稿的几个月后，我看了纪录片《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的原片。该片由阿格涅丝卡·阿诺德（Agnieszka Arnold）执导，片中他作为访问者之一，与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女儿进行了交谈。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瓦瑟什塔因所陈述的每字每句都应该被严肃对待。

鉴于那本论文集尚未出版，我开始考虑撤回我写的那篇文章。然而，我最终决定不做改动，原样发表，因为耶德瓦布内故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波兰人对他们犯下的骇人听闻之罪行的后知后觉。这起事件为何（或者也可以说为何没能）在包括我在内的战时史学家的意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耶德瓦布内之后的三代居民在得知这些杀戮后是如何生活的？当这起事件成为公开的信息，波兰的全体公民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披露它？

不论如何，一旦我们意识到那些看似无法想象的事情竟然真实发生过，历史学家很快就会发现：整个故事其实有详尽的记载，事件的目击者仍然活着，这起罪行的记忆在耶德瓦布内会代代流传。

注释

1.即犹太教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和犹太教食物屠宰师。

资料来源

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最好的资料来源应该能对他所研究的事件提供一种同时性的（contemporaneous）解读[1]，并且还应经得起仔细的审视。因此，我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在耶德瓦布内区域内“清扫”犹太人的德国文档记录。这种文档可能存在于某处，但我没办法找到。我采访、询问了许多活跃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但他们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地名感到很陌生。按理，在记录了德国特别行动部队（Einsatzgruppen）在东部战场（Eastern Front）活动的日常概述报告中，应该会有这类信息，但耶德瓦布内也没有在其中被提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7月10日，早先活跃于沃姆扎一带的特别行动B分队已经到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Minsk）¹附近了。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机会找到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时期拍摄的德国纪录片录像。²

目前看来，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第一份，也是最全面的一份报告，就是施姆尔·瓦瑟什塔因于1945年所做的陈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即1949年5月和1953年11月沃姆扎庭审期间的记录。1980年，一本纪念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书出版了，书中收录了不少事件目击者对他们家乡这场悲剧的描述。1998年，制片人阿格涅丝卡·阿诺德就此事采访了一些耶德瓦布内居民。不久以后，我得到一个机会，与该镇先前的一些居民讨论这些事。³这就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在我们开始处理耶德瓦布内的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如何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料。

首先，我们需要记住，犹太人关于大屠杀的证词都得到了完整的记录，以便为这场灾难提供一个精确而全面的解释。那个时代出版过的许多回忆录和犹太人日记都证明了这一点。据说在伟大的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Riga）被驱逐出境以前，曾经号召他的犹太同胞们“将‘事情’全都写下来”，这种可能只是传言的劝诫却在许多犹太回忆录作家心底激了涟漪。这样的呼吁也让一个族群做出了集体性的努力；我们很了解，也很敬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他们为记录和提供证据而做出的谨慎而机智的尝试——艾曼纽·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在华沙犹太区发起的“安息日聚会”档案整理工作，或是科夫诺（Kovno）犹太区的档案管理员所完成的艰巨工作，这些我都铭记于心。⁴要想救下那些在纳粹屠杀计划刀口下的犹太人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犹太记录保管者们心中都产生了一股使命感（他们清楚、反复地描述过这种感觉）：最起码，他们得保存好这场毁灭性灾难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了解了他们曾做出的这些努力，我们应该形成一种直觉：只要存在关于纳粹恶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份，人们就能有力地反对甚至阻挠纳粹的犹太清洗计划。纳粹罪行的受害者显然相信，将整个事件牢牢铭记并让其在子孙后代中口口相传，能有效地击中纳粹的要害。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当然，每一个证人都可能犯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故事都应该与其他故事进行核对以确认其真实性。但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案件的犹太证人不可能因为对他们的波兰邻人怀有恶意而去伪造证词。

不过，本书所运用的主要文献并非来自犹太受害者，而是来自那些犯下恶行之人，且为庭审记录。处理这样的材料时，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在这种受到控方仔细审视的境况之下，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想要尽可能地弱化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会试图弱化事件本身。我们必须记住，法律无法迫使被告在口供中道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证人即便已经起誓“所言即事实，只有事实”，也可能选择性地道出他们所记得的东西，并对某些问题仅做简短生硬的回答。舍此以外，在证据资料（来自证人或被告）以及历史学家拥有的已经整理过的资料之间，有一位“调解者”（因此调查报告与日记或回忆录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让读者能够与资料来 源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位调解者可能是调查员、法官、辩方律师或原告律师，他会建立和编写档案——他或多或少有些才智，受过教育，或致力于找寻事情的真相。因此，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取自庭审材料的证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的目的和彻底性，以及这场审判本身的方向。

只要简单地研究一下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庭审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审判进行得十分仓促。用“仓促”一词甚至还太轻描淡写了，因为针对全部22名被告人的庭审程序仅在一天内就结束了：案件于1949年5月16日在沃姆扎地方法庭公开审理，次日所有判决就已下达。22名被告人中有8名被判无罪。1953年才受审的约瑟夫·索布塔（Józef Sobuta）也被判无罪释放。

对以上这类细节的掌握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评估这些资料来源，因为在1949年和1953年，波兰国土上都弥漫着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在那些年间，波兰的司法部和官方调查机构（所谓的安全部，Urząd Bezpieczeństwa，简称“UB”）简直声名狼藉。此外，在法庭上，被告人都透露出了他们是被屈打成招的信息——由于那段时期安全部成员常常会刑讯逼供，因此被告人的这种控诉听上去可信度很高。

纵观整个调查的操作方式，我推测，在那段时期，这种暴力取供的手段被用在了几乎所有被沃姆扎安全部收押的犯人身上。无论如何，在这起案件的被告人的供述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信息，也无法推断出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共谋关系，或是否存在将他们所有人联系起来的秘密组织。被告人在庭审期间会突然“失忆”——无法记起他们在审讯中提及过的许多细节，比对他们早前对7月10日事件巨细靡遗的描述，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似乎非常不具有说服力。⁶毕竟，我们知道，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七月屠杀”的各种情景，在该事件之后一直都是小镇居民们的谈资。

如果我们审读拉莫托夫斯基案调查期间收集的所有材料，很快会发现，其余的22名被告人，除了少数例外，几乎人人都留下了口供。口供记录非常简要，且都围绕三个相同的问题展开：1941年7月你住在哪儿？你参与了7月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吗？还有谁也参与了谋杀和围捕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活动？记录这些口供主要部分的都是同一种笔迹，并由同一位调查官格热戈日·玛图耶维奇（Grzegorz Matujewicz）签署。除了一些补充的纪要，这些口供记录都是在1月8日至1月22日之间完成的。换言之，整个调查事实上是在两周内完成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沃姆扎安全部而言，这不是一起高优先级的案子，用在此案上的人力物力也相对较少。

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指控的措辞也反映了官方对此案的敷衍了事。我们从档案记录中可以得知，他们被指控“协助德国政府，即于1941年6月25日，在沃姆扎地区的耶德瓦布内镇中参与了对1200名左右犹太裔居民的逮捕；这些居民在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被德国人烧死”。⁷如今，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却变成发生在7月10日，调查期间收集的大量口供都反映了这一事实。然而，原告坚持认为事情发生在瓦瑟什塔因证词中提到的那个日期：6月25日。几个月中，控方和法庭都没有纠正这个错误。在控方向最高法院提起最终上诉之后所下达的判决书中，我们才发现了对于案件发生日期的澄清说明：“耶德瓦布内屠杀的实际发生日期比沃姆扎地方法院所认定的日期晚了几天”—事实上是晚了超过两周！⁸

我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信息，无论主次，都呈现在这里，为的是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一起政治案件。的确，那些“控制—调查”档案的内容反映了沃姆扎安全部的观点和计划，它们都证实了我对此案的评估。在前文提及过的1949年1月24日的《清算报告》（“Liquidation Report”）中，用红色印刷的第五条为“未来作战活动计划”。在这份报告中，这条内容并不是特别重要。从这份档案以及所有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未来作战活动计划”显然很常规。毕竟，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是斯大林掀起的反犹狂潮达到巅峰的时期，这股狂潮也直接导致了扫荡了整个所谓的“人民民主”阵营的政治迫害。⁹显然，在被斯大林主义席卷的波兰，强调战时犹太人在波兰人手中所遭受的苦痛，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推测，之所以必须对拉莫托夫斯基等人提出控告，是因为已经有一份证词被归档在案，司法体制内的行政机关必须对其进行处理。但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出此案被仓促对待，草草了结。另外，由于这不是一桩政治案件，因此，调查期间收集的各种材料能够帮助我们重构事件的真实面貌，尽管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被告人的证词很可能弱化了事件本身以及被告人对事件的参与程度。¹⁰

注释

1.“同时性的解读”的意思是，在事件发生同时代中对该事件的诠释。

战前

耶德瓦布内坐落在纳雷夫河（Narew）与别布扎河（Biebrza）的交汇之处。这两条河每年春天都会溢出河床，其流域周围的地区因优美的湿地风光以及栖息、生长于湿地之上的各种水鸟和茂盛植被而闻名。1979年，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就修建在这片区域内。¹然而，就算耶德瓦布内周围的景色再美，这个小镇本身仍然是丑陋的。

自古以来，木材和稻草一直是这片地区最便宜也是最唾手可得的建筑材料，因此当地居民一直受到火灾的困扰。人们记忆中最可怕的一场火灾发生在1916年，那场火灾将整个小镇的四分之三都化为了灰烬。耶德瓦布内曾经有一座美轮美奂的18世纪木结构犹太教堂，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被烧毁了。²几十年后，一位居民在为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撰文时回忆道，每晚临睡前，人们都会朝北方投去最后一瞥，在地平线之外的那个方向，就是邻镇拉兹沃夫（Radziłów）。如果夜空中泛起微弱的粉色光晕，他们就会立刻驾起装满必需品的马车，飞奔前去营救。同样，拉兹沃夫的犹太人也密切关注着耶德瓦布内的情况。火灾很频繁，邻乡的居民们，通常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同呼吸共命运，并且不吝与对方分享他们有限的资源。

耶德瓦布内在1736年获得了城镇特许状（town charter）[1]，尽管彼时这个小镇建成已至少300年了。犹太人从蒂科钦（Tykocin或Tiktin）迁徙至耶德瓦布内，最初服从于蒂科钦的犹太社区体系（Jewish communal authority）。1770年，当美丽的木结构犹太教堂在耶德瓦布内建成时，镇内共有387名犹太居民，在总人口（450人）中占了绝大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耶德瓦布内人口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约3000人。很快，1916年，因战时造成的破坏和沙俄颁布的“重新安置犹太人”政策（沙俄政府怀疑犹太人亲同盟国）——他们将战事前线附近地域内的犹太人迁移至其他地方，镇内人口骤减至700左右。

“一战”过后，被迁走的大部分犹太居民都回到了耶德瓦布内，这个镇子的人口开始慢慢恢复。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镇人口数在那时达到了2167，其中有超过60%的居民承认自己是犹太人。镇上其余的人口，包括镇郊的社区（gmina，波兰最小的土地行政单位）内的居民，都是波兰裔的。

1933年，耶德瓦布内共有144名在籍工匠，包括35名裁缝和26名鞋匠，其中从事服务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是犹太人。当然，还有很多从事这类职业的人，但他们太穷，无法缴纳登记注册营业执照的费用。茨波拉·罗斯齐尔德（Tsiporah Rothchild）回忆道：“在我们的村子里，所有的生产都由工匠完成，他们的家人会帮助他们。我还记得有一次很不寻常的‘劳动纠纷’。雷布·纳舒姆·莫伊舍·品特柯瓦斯基（Reb Nachum Moishe Pyontkowski）的儿子阿里耶（Aryeh）决定罢工以反对他的父亲。雷布·纳舒姆用铁轮箍揍他儿子的时候，这个小伙子痛苦地喊着，想让他父亲知道：‘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想在晚上超时工作！’另外，耶德瓦布内也有‘乡村裁缝’，他们会去其他村子谋事。”³

流动的商人和工匠继续寻找收入丰厚的工作机会，通常一份工作的工期为数月。每年，总会有不少人在“找工作”的旅途中。这片区域内的犹太群体曾经用各种各样的昵称来称呼彼此。比如，拉兹沃夫的犹太人就被唤作“Radzilower Kozes”，即拉兹沃夫山羊，这是一个友好的、带有些微嘲弄意味的称呼；沃姆扎犹太人的昵称是“Lomzer Baaloonim”，意思是挑剔的、自命不凡的、有些贪图享乐的人；科诺（Kolno）的犹太人被称为“Kolner Pekelch Pekewach”，意为肩负重担、爱发牢骚；而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昵称则是“Jedwabne Krichers”，大概是指他们是好事之人，四处搬迁，喜欢干涉别人的事。⁴

年轻的拉比雅各布·贝克在沃姆扎著名的授业座[2]开始了自己的宗教学习，在离开耶德瓦布内之前，他都沉浸在《塔木德》（Talmud）研究中，并且使用“皮卡兹”（Piekarz）作为自己的姓氏，即“贝克”在波兰语中的写法。回忆起战前与那些波兰邻居的交往，雅各布·贝克仍备感亲切。他与他的母亲、祖母和两个兄弟住在一起，这个家庭结构和希拉瓦（Sielawa）家差不多。和这个社区中的其他人一样，皮卡兹家的孩子们偶尔会在席拉瓦家的井里打水，大家都认为他们很能干。“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看到邻居席拉瓦家的小女儿给瑞泽雷[Reizele，雅各布·贝克的祖母]送了一点点用来喂牛的土豆皮，而瑞泽雷立刻给了她整整一加仑的牛奶作为答谢。当我问及为何要做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时，瑞泽雷解释道：‘从她送来的那一点点土豆皮我们就能推测出他们家的晚饭少得可怜。’”⁵战后50年，阿格涅丝卡·阿诺德访问了一位来自耶德瓦布内的年长的波兰药剂师，后者也回忆到波兰和犹太邻里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在观念上或者其他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因为在这个小镇上，犹太人与波兰人关系十分和睦。他们依赖对方，彼此间都亲近到可以直呼其名：雅内克（Janek）、伊采克（Icek）……我敢说，在这里，生活就是田园牧歌。”⁶

邻里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十分频繁。犹太人对周遭人群中潜在的敌意总是非常敏感，尤其是考虑到整个区域在政治上都坚定地支持着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cratic party）⁷，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月中，即便在耶德瓦布内的暗处流动着谨慎或警惕的情绪，公开的对峙和冲突也会被避免；一些本来很可能会升级成危险事件的场面，幸而也都被平息了。

当然，面对反复爆发的反犹主义浪潮，犹太人往往无力招架。在很久以前，当地的绅士阶层会定期召开地方性的集会，将人们以及一大群侍从和学徒召集于某处。在那个时代，常常会发生口角、酗酒和殴打当地犹太人的事件。在复活节期间，神父会在他们的布道词中将犹太人描绘为杀死上帝之人，因而复活节也成了一年一度反犹主义暴行爆发的时间。当然了，由于某些意料之外的巧合，悲剧性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比如，1934年，在耶德瓦布内，一名犹太妇女被杀害；几天后，在邻镇的市集日上，一名农民被人开枪打死。一个传言不胫而走，说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就此要开始报复波兰人了。约纳·罗斯齐尔德（Jona Rothchild）是当地教堂重建项目中钢铁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他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在阿维格多·比阿沃斯托茨基（Avigdor Białostocki）拉比和他一起拜访了耶德瓦布内的神父之后，（人们都期待发生的）犹太大屠杀的势头被遏制住了。

这段插曲完美地嵌入了犹太人存在的“界线”中，他们已经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大屠杀（正如“二战”期间，犹太隔离区的居民几乎总能提前预知德国人将要采取的“行动”[Aktion]）。犹太人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应该安抚所有的世俗和宗教部门，并借助它们的力量阻止危险的临近，这些应该都是理所当然的。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在缴纳一笔额外的税款，就是为了能在这种时刻得到保护。而且，几个世纪以来，克希拉（kehillas，即犹太社团）也一直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存有一些特殊基金。⁸

“二战”爆发之前，耶德瓦布内一直是一座安静的镇子，那里的犹太人和波兰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区别。非要说区别的话，可能就是他们过得比其他犹太人更好。无论是国家的分裂，还是旷日持久的冲突，都没有影响到这个犹太共同体。耶德瓦布内住着一些“哈西典”[3]，而这个犹太社区中的成员都认可，他们的精神领袖是虔诚的、受人尊敬的拉比阿维格多·比阿洛斯托茨基。战争开始前几年，一位新的教区神父马里安·舒莫瓦斯基（Marian Szumowski）被委派到这个小镇，他支持民族主义党派（nationalist party）。但直到那时，比阿洛斯托茨基拉比和耶德瓦布内的天主教神父都相安无事，相处和睦。⁹此外，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也恰巧是一位得体又正直之人，他维持着这个小镇的秩序，不遗余力地追捕闹事者，不论那些人的政治面貌和种族背景是什么，都一视同仁。而在此之后，战争爆发了。

注释

1.城镇特许状，一种确认市政机关——如市或镇——成立的文件。这个概念源自中世纪的欧洲。

2.授业座（Yeshiva），一种犹太教育机构，主要教授传统的宗教经文《塔木德》和《摩西五经》（《圣经》中的首五卷）。

3.哈西典（Chasids），犹太教的虔敬派信徒。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1939年8月23日，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与苏联外交部长瓦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史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虽然实质上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契约。这份条约是希特勒的“二战之旅”的起点，签订了它，希特勒就能毫无顾忌地军事入侵波兰，不必担心位处东方的苏联会成为抵御德方侵略的“第二前线”。

在这份条约的秘密协议中，两个独裁者瓜分了苏德两国之间的土地。“如果波兰领土发生土地和政治变动，”秘密协议的第二条这样写道，“苏德双方的利益范围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的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为分界线。”因此，1939年9月，超过一半的波兰领土都被苏联军队占领了。¹希特勒的军队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苏联红军则在1939年9月17日跨过了波兰的东部边界。紧接着，苏德双方的势力范围就被最终划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于9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

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个密集的日程看出，在最开始的时候，波兰的哪块地归希特勒，哪块地归斯大林，还不是最清楚。因此，在1939年的秋天，耶德瓦布内曾被德国国防军短暂地占领过，紧接着，根据双方划定的势力边界，这个小镇又由德方让与苏联当局。

由于全镇人口中一半以上都是犹太人，无疑他们也会在镇上新成立的行政部门，或是由苏联当局设立的国营企业和制造业工厂中任职。东波兰军队（所谓的“安德斯部队”[Anders Army]）的历史办公室曾让125位沃姆扎区域内的证人做过调查问卷，以这125份问卷为基础写成了一份长报告，描述了苏联治下的沃姆扎郡的历史，但这份报告中仅仅包含了三条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笼统评价，比如他们对苏联统治的热衷和支持。²这份报告涉及了整个沃姆扎郡，即概括了大约17万人的生活经历。125份问卷中，只有16份是由以前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填写的。因此，很遗憾，我们无法真正从中了解有关当时耶德瓦布内镇内生活的任何细节。³

不过，在苏联统治的20个月内，耶德瓦布内中犹太居民和其余居民之间的敌对关系，并不是特例。在对这个小镇最详细的研究中，位于比亚为斯托克的波兰国家档案馆的前主任、该地区的历史学家亨里克·梅耶茨基（Henryk Majecki）提供了当时在耶德瓦布内的苏联行政机关中任职的最重要的五位官员的姓名：“耶德瓦布内中，区（raion，苏联治下的最小行政地区单位）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是丹尼尔·基雷耶维奇·苏卡霍夫（Danil Kireyevich Sukachov），一位知名的激进分子，属于战前的西白俄罗斯共产党”；区党委书记是马克·季莫费耶维奇·里达歇恩柯（Mark Timofeevich Rydachenko）；书记处的成员有彼得·伊万诺维奇·贝斯特罗夫（Piotr Ivanovich Bystrov）和迪米特里·鲍里索维奇·尤斯季洛夫斯基（Dymitri Borisovich Ustilovski）；最后还有亚历山大·尼基弗洛维奇·马雷舍夫（Aleksandr Nikiforovich Malyshev），他是共青团（Komsomol）的团委书记。⁴耶德瓦布内就位于最接近苏德势力边界的区域，我们可以推测，苏联当局没有雇用当地人员，而是委托了派遣自苏联国内的资深官员来管理当地的行政机关。

正如我先前所提及的，苏方于1939年9月所“接管”的波兰领土上的居民常常将犹太人描述为“亲苏”的群体。尤其是当波兰证人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到苏联红军的情景时，他们总会声称，犹太人为苏联人的到来欢呼雀跃。⁵我只找到了一份有相关详细记载的报告，上面描述了1939年9月苏军入驻时耶德瓦布内居民对他们的接待和“欢迎”。阿格涅丝卡·阿诺德拍摄采访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女儿时（1941年7月，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就是在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被烧死的），她道出了关于苏军入驻时的回忆：

你知道，我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是怎么进来的。他们沿着普日兹尔斯卡街（Przystrzelska Street）进来，那条街上有一家面包店，一对犹太男女从店里拿出了一张桌子，上面铺着红色的桌布，你知道吗？红色的桌布。还有一家波兰人。是两家波兰人，因为战前他们有人是共产主义者……就这样，一共有三家人去迎接苏联士兵，为他们献上面包和盐。这就是我看到的。有两幢楼之间拉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是几个很大的字：“我们欢迎您”，白色的，大写的字。他们还为苏联人献上自己的妻子。之后，军队在广场，那里现在是个公园了，他们在那儿解散了。那时候我16岁，街上还有其他孩子。只有孩子，因为成年人都没有出来，只是远远看着，他们都很害怕。但孩子们肯定是到处乱跑的。嗯……我也不算是个年轻气盛的孩子，但我们都去那儿了。⁶[1]

这种描述无意中就成了对一个相当典型的场景的生动叙述——在苏军进驻镇子时，人们纷纷出来看热闹，大多数是满怀好奇的年轻人，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 人。阿格涅丝卡·阿诺德于耶德瓦布内录下的另一个访谈，也反映了人们对“犹太人对苏军态度谄媚”的刻板印象始终存在。这次的访谈对象是当地一位年长的药剂师，他试图解释犹太人和苏联在耶德瓦布内设立的行政机关之间的勾连所造成的影响：“你知道，我没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在说一个，怎么说呢，算是公开的秘密吧。大家都这么说。嗯……总有人会和他们串通一气的吧。但我不能拿什么保证……其实我没有亲眼见到任何人这么做，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识有谁这样。”⁷换言之，“犹太人与苏军之间的勾连”只是一种刻板印象，一句陈词滥调，任何事都能成为证据——比如一群犹太孩童在街上欢快地玩耍，或是一个犹太人在邮局（即一个官方机构内）工作，或是某个犹太青年在街上或在商场的队伍里对他人出言不逊。诚然，在犹太人中的确存在“通敌者”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间谍，但众所周知，这些情况也不只存在于犹太群体中——以及耶德瓦布内—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犹太人甚至不是主要的“通敌者”。

但在一个方面，耶德瓦布内的历史和其他大多数苏联所占领的地区不同。早前，这个小镇上就成立了一个大型的反苏联地下组织。1940年6月，苏联秘密警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查到了该组织并将其捣毁。首先，该组织在科比尔诺森林（Kobielno Forest）附近的总部受到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军队的压倒性袭击，战斗双方的伤亡人数巨大。接着，由于组织的所有文件都被苏方从科比尔诺查出，后者在整个地区内进行了无数逮捕。根据德高望重的波兰历史学家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的研究，耶德瓦布内、拉兹沃夫和维兹纳（Wizna）区域内大约有250人因此被捕入狱。⁸而更多的组织成员因担心遭遇不测，离家而行，躲进周围的森林和沼泽地中。自然，一位调查这个地区的暴力案件审判的历史学家会想知道，在下面这两起非同寻常的事件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1940年6月苏联军队对波兰地下组织的摧毁，和1941年7月波兰人对犹太人施行的大屠杀。⁹

说来也巧，从那个时期保存至今的两份重要证词为这个故事提供了有趣的解释。安东尼·鲍拉瓦斯基（Antoni Borawski）下士来自维季尼村（Witynie），该村庄离耶德瓦布内约四公里¹⁰，他留下了一份很长的叙述简历：《我在1940—1941年的自传》（“My Biography for1940-1941”），由安德斯军队的历史办公室保存。鲍拉瓦斯基于7月4日被捕，大约是在科比尔诺森林枪战的两周之后，被捕后他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审讯。但他在监禁中活了下来，并最终道出了这个关于背叛的故事，解释了为何苏联秘密警察能查到并捣毁他们的地下组织。下面就是安东尼·鲍拉瓦斯基在他的“自传”中讲述的故事：

总部有一个家伙，是来自考沃兹亚村（Kołodzieja）的东布罗夫斯基（Dąbrowski）。一开始的时候东布罗夫斯基是一个波兰模范好市民。他为总部提供武器装备—他走100公里路前往齐尔沃尼 - 波尔村（Czerwony Bór），波兰军队将装备储存在这个村子，他从那里带回了自动武器和弹药。如果他没办法搞到免费的武器，就会付钱，能付多少付多少。东布罗夫斯基是巴特基村（Bartki）的维希涅夫斯基（Wiśniewski）的女婿，维希涅夫斯基是苏联治下一个社区的乡长，于是这对岳父和女婿达成了共识，维希涅夫斯基保证了苏联人不会逮捕东布罗夫斯基。后者供出了总部的位置和其他所有的事情，比如总部的计划，还有总部想要攻击苏军并将他们解除武装的想法。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东布罗夫斯基逃离了总部。很快，总部的成员就开始成对行动，他们意识到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此开始向奥古斯托夫森林（Augustów forest）转移，但仍有大约20人留了下来。5架机枪、弹药、100枚手榴弹和卡宾枪等武器都被带进了奥古斯托夫森林。我的老乡们还在总部没走。他们开始在会造成威胁的路线上站岗放哨。接着呢？东布罗夫斯基联系了他岳父维希涅夫斯基，后者将情报报告给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随后内务委员会迅速在比亚韦斯托克紧急待命。不久以后，苏军以40辆卡车的阵势进攻了，他们将卡车停在10公里开外的地方，包围了森林和沼泽，并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逼近总部。唯有从希利尼村（Chyliny）方向来的路是畅通的。哨兵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苏联人就在200米开外的地方，因此他狂奔300米来给我们的前哨站报信，于是我们正式开火了。那天是1940年6月22日。苏军的攻势猛烈：他们没有任何掩护，像野猪一般直冲前哨站。他们伤亡惨重，据说有36人死亡，90人受伤。我们这边是6人死亡，2人受伤，还有2名妇女被杀了……对考比内（Kobielne）总部的肃清之后发生了什么？我问地区指挥官我们该做什么，他告诉我们，别担心，所有的书籍和档案都被销毁了，苏军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我们没有危险。苏军肃清我们的总部后，他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周，为的就是寻找武器和档案。苏军袭击时，我们的人将档案都带走，并将它们埋在不远处的一棵灌木下面。苏军找到了我们所有的档案，上面记录了每个人的姓、名和化名，还记录了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苏军找到那本名册后，就立刻包围了我们组织所在的所有村庄，抓捕了所有的农民，挨个对照名册：在册的就关进牢里，不在册的就放走。“大逮捕”开始了，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他们来抓。夜幕降临后，我们，组织的所有成员立刻离开家，向外逃了几公里。两周里，我们每夜都在躲藏。¹¹

7月4日，鲍拉瓦斯基被捕。他在自己的证词中指认了大约六名叛徒——其中一名他曾在狱中见过，因为抓捕他的人安排他们进行对质——而六人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鲍拉瓦斯基被逮捕时，先前工作的公司的经理，一个姓雷维诺维奇（Lewinowicz）的人，就在耶德瓦布内。这是整起事件中，唯一一个被提到的犹太名字，雷维诺维奇也是唯一一个记录在案的与此事有关联的人。¹²

但我们还有与此事有关的其他有趣的材料。1941年年初，科比尔诺事件之后大约六个月，比亚为斯托克地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米索雷夫上校（Colonel Misiuriew）写了一份记录给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Bolsheviks of Belorussia，简称“CP(b)B”]驻比亚为斯托克委员会的党委书记，后者姓波波夫（Popov）。在这份报告中，米索雷夫概括并评估了波兰反苏联地下组织在耶德瓦布内地区进行的活动，他还提供了一份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用于镇压叛乱者的手段的评价。他在这份记录中写了许多细节，其中包括下面这件事：在地下组织的科比尔诺总部被捣毁之后一段时间，苏联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称所有愿意现身并承认自己身份的地下组织成员都将被赦免。米索雷夫称，至12月25日，106人借此机会脱险。然后他写道：“在这百余人中，我们聘用了25人，他们目前仍在做情报工作。”¹³这个信息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有趣，它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之后，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资料来源中，它还会再一次出现。不论如何，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完全没有被牵涉进整起事件中。

注释

1.此段为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女儿的口述记录，她的英语不好，原文中有许多语法错误和表述不明的情况。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苏德战争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发生在同年的7月10日，在此之间的差不多两周时间里，耶德瓦布内发生了什么？我们没办法确切说明。关于这段时间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就是瓦瑟什塔因的证词，外加其他证人的一些评价。确实有一些人被杀害了，但彼时犹太人面临的主要威胁还不是生命危险，而是殴打、财产的没收和侮辱——比如，波兰居民会在街上抓住犹太男人，命令他们徒手清洗厕所。¹

苏军对这片地区的占领持续了20个月，从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这段时间对当地居民而言是一场深重的磨难。他们被卷入“苏维埃化”（sovietization）的进程中，这个进程影响了来自所有民族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苏方的政治宣传和镇压不断冲击着波兰。地方上的精英都被拘捕或驱逐出境了，苏联当局慢慢“接管”了波兰国民的私人财产。期间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世俗化运动（campaign of secularization），所有的宗教机构和部门都成了这场运动的攻击目标。最后，1941年夏天，当地人民热烈地“欢迎”了入侵的德军（犹太人除外，因为相较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更害怕纳粹分子），耶德瓦布内人也不例外。²

1953年约瑟夫·索布塔案审理期间，检方希望重现当地共产主义者切斯瓦夫·库比茨基（Czesław Kupiecki）被杀时的场景。库比茨基是苏联民兵组织的成员，1941年夏天，和那片区域中的许多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他的身份立刻被揭发给德军。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到底是谁指认了库比茨基，但显然，自德军占领该地区起，当地百姓就开始协助德军辨认和恐吓这些受害者了。因此，在1941年6月22日，卡罗尔·巴登（Karol Bardoń）³在耶德瓦布内的主广场看见一群浑身是血的人，他们站在那儿，

举着双手。头一个就是库比茨基，前苏联民兵组织志愿者，接着是维希涅夫斯基，苏联村子的前主席，第三个是维希涅夫斯基家的另一个人，苏联书记——这些人是巴特基村的兄弟，巴特基村是耶德瓦布内附近的一个社区，距离耶德瓦布内镇大约10公里。[毫无疑问，这三人就是先前在鲍拉瓦斯基证词中被提及的人][1]——再往后是三个犹太人，其中一个是耶德瓦布内一家面包店的店主，他家的面包店就开在广场的一角，普日兹尔斯卡街上[可能就是1939年9月欢迎苏军的人之一]。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德国佬围着这六个血淋淋的人。德国佬面前站着一些手持大棒的民众，一个德国人向他们下令：不要一次打死，要慢慢地折磨他们。我没看到那些民众怎么打人的，因为一群德国佬把他们围住了。⁴

恐惧的氛围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中与日俱增，这主要是因为大屠杀的传闻在附近地区已经成真。梅纳赫姆·芬克什塔因（Menachem Finkelsztajn）是一名来自拉兹沃夫的犹太人，根据他的记录，1941年7月7日，在他的家乡约有1500名犹太人惨遭杀害。两天前，即7月5日，在邻镇翁索什（Wąsosz），有1200名犹太人被杀。关于耶德瓦布内，芬克什塔因写道，在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屠杀中，约有3300名犹太人在那里被杀害。芬克什塔因称行凶之人为“地方流氓”，他们所犯的恶行都得到了德军的默许。芬克什塔因所记录的数字可能是真实情况的两倍：我在下面将引用一长段证词，这段文字是用普通文字记录的（而非速记），是他在犹太历史研究院所留下的证词的一部分，在其中，他说拉兹沃夫的犹太受害者人数为800人，而非1500人，而他在上面的记录中提到的耶德瓦布内受害者人数也太高了。但他提供的数字很好地反映出这些可怕事件的规模之大——那就是，被杀害的不是区区十几二十人，而是成百上千人。⁵

1941年6月22日，炮火声振聋发聩，吵醒了格拉耶沃郡（Grajewo）拉兹沃夫镇上的居民。20公里外就是德国边界，烟雾从那个方向飘来，在地平线上形成了巨大的云幕，这意味着某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苏德之间战争打响的消息以野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村中的800名犹太居民立刻明白了自己当前处境之严峻。嗜血的敌人正在逼近，这使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6月23日，一些犹太人成功地从村子逃到了比亚为斯托克。所有其他犹太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躲进田野和邻近村庄中，以避免与嗜血的敌人照面——后者对犹太人的清洗计划已众所周知。农民对犹太人的态度极其恶劣，他们甚至不让犹太人进入他们的农场。德国人到达的那一天，农民赶走了犹太人，诅咒、威胁他们。犹太人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附近的波兰人都奚落那些被吓坏了的犹太人，他们佯装掐着自己脖子，嘴里念念有词：“现在轮到犹大待宰了”[波兰语：Teraz będzie rżnij Jude]。波兰人立刻开始对德国人奉承拍马，他们建了一座胜利拱门来欢迎德军，拱门上有万字符卐、希特勒的肖像和一句标语：“德军万岁，德军将我们从犹太公社中解放出来了！”地方流氓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杀犹太人吗？德国人当然给了他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于是他们立即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他们开始造谣，说犹太人的坏话，进一步挑拨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德国人残忍地殴打犹太人，抢夺他们的财产，接着将这些抢来的财物分发给波兰人。然后他们下了一条令：“不要卖任何吃的东西给犹太人。”因此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愈发悲惨。德国人为了镇压犹太人，将他们的奶牛都分给了波兰人。还有一件事广为人知：那些波兰土匪杀了一个犹太女孩，他们锯下她的头，将她的尸身扔进沼泽，首先是双腿……

6月24日，德国人下令，所有男性都要到犹太教堂附近集合。人们立即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开始从镇上逃跑，但波兰人派人看守着所有的道路，把逃跑者都抓了回来。只有一些人成功逃脱了，其中就有我和我父亲。与此同时，德国士兵正当着许多受召集而来的波兰人的面，给犹太人上“礼仪课”。

士兵们命令犹太人将所有《圣经》书册和经书从教堂和祈祷所拿出来，并烧毁它们。如果犹太人抗命不从，德国人就命令他们打开经书，将其浸泡在煤油里，然后由德国人点燃。他们命令犹太人围绕着巨大的火堆唱歌跳舞。波兰人则在这些跳着舞的犹太人周围，骂骂咧咧，随心所欲地对他们拳打脚踢。焚烧经书的火堆渐渐熄灭后，他们又用索具将犹太人套在马车上，自己则坐在车上，一边鞭打他们，一边命令他们拉车，犹太人不得不拉着他们环镇而行。空气中弥漫着痛苦的惨叫，但伴随着这些惨叫声，人们还能听见那些坐在车上的波兰和德国虐待狂所发出的兴奋喊声。波兰人和德国人继续折磨这些犹太人，直到将他们赶到了小镇附近的一片小沼泽。他们命令犹太人脱光衣服走入河中，直到淤泥漫至头颈。无法照做的病弱老人在遭受毒打后被扔进了更深的沼泽中。

……从这天起，犹太人开始经受一系列灾难和折磨。波兰人是主要的施暴者，他们惨无人道地痛打男人、女人和儿童，不分老幼。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通过含沙射影的挑拨离间，引来德国人。于是，在6月26日，星期五晚上，他们找了一群德国士兵到我们家来。这群恶徒像野兽一样在房子里散开，四处搜查，看到什么就砸什么。但凡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放上等在房子前面的马车里。他们欢呼着，用笨重的靴子使劲踩踏着被他们摔在地上的物什，食物也都被他们扔出来，浸在煤油里。

波兰人总是跟着德国人，他们的头儿叫亨里克·哲考恩斯基（Henryk Dziekoński），他之后也露出了残暴的嘴脸。他更加凶残地进行破坏，砸烂桌子、橱柜、烛台。等到他们砸够了，停手了，他们就开始殴打我父亲。逃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家已经被士兵包围了……

那天晚上，比皮肉伤和财物的毁损更令人痛苦的，是我们意识到，由于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敌意，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境地。而这些波兰人对我们的迫害，只会更为明目张胆、变本加厉。

翌日早晨，一群颇有声望的镇居民和我们的熟人沃尔夫·什雷朋（Wolf Szlepen）[ ？]来到了我们家，后者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家、演说家。大家都尽力安抚着我们，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并没有解决的方法。政治新闻铺天盖地……即便我们都相信德国最终会被打败，但大家都看得出，这将是一场持久战。谁能从这场战争中活下来？犹太人就像狼群中的一只待宰的羔羊。我们可以感觉到，很明显，波兰人已经磨刀霍霍，就等待着大屠杀的开始。这就是为何我们一致决定，让我母亲去恳求当地的神父亚历山大·多雷格夫斯基（Aleksander Dolegowski）。我们和他很熟，我们希望他作为这个社区的精神领袖，能够对信徒产生一些影响，让他们不要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但结果让我们大失所望—神父生气地答道：“众所周知，每个犹太人，从最年轻的到那些六十几岁的，都是共产主义者。”他还说，他对维护犹太人没有任何兴趣。我母亲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他的立场是错的，哪怕有人应该受到惩罚，妇女和幼童也肯定是无辜的，不是吗？她恳求他发发善心，去阻止心理阴暗的群众犯下各种残忍的暴行，这些行为将来必然会成为波兰民族的耻辱，因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但神父冷酷的心没有被打动，最后他说，他不会为犹太人说任何好话，因为他的信徒会唾弃他。犹太人也向镇上其他颇有声望的天主教徒发出了求援，但他们都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天主教徒拒绝援助犹太人的后果很快就出现了。第二天，一群年轻的波兰人自发组成了一支队伍，其成员有：考斯玛切夫斯基（Kosmaczewski）兄弟——约瑟夫·安东（Józef Anton）和列昂（Leon）——费利克斯·莫达歇维茨基（Feliks Mordaszewicz）、科萨克（Kosak）、路德维卡·维什切夫斯基（Ludwik Weszczewski）[？]等，他们让那些受惊的可怜犹太人又一次遭受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巨大痛苦。从早到晚，他们不断地将背着经书的老迈犹太人带往附近的一条河边。成群的天主教徒——男人、女人和儿童——跟着这些犹太老人。到达河边后，那些犹太人不得不将经书丢进水中。他们还被命令躺下、起身、埋头、游泳，以及做其他愚蠢的动作。围观的群众大声哄笑、鼓掌。那群刽子手就监视着他们的俘虏，一旦犹太人不执行命令，他们就报以毒打。他们还抓了妇女和女孩，命令她们到河里去弄湿自己。

在回程的路上，拿着木棍和铁棒的波兰青年围绕着已经精疲力尽、奄奄一息的犹太人，又给了他们一顿痛打。其中一个犹太人发出了抗议，拒不从命，并威胁、诅咒他们，说他们会因此被拘捕。于是波兰人立刻挥棒，把他打到昏迷。夜幕降临之后，这支波兰队伍开始侵扰在家中的犹太人，砸破他们的门窗。他们将犹太人赶出屋子，对他们拳打脚踢，直至他们倒在血泊之中。妇女、儿童，甚至怀抱新生儿的母亲都不能幸免于难。他们时不时就会将犹太人从家中赶到广场上殴打。惨叫声不绝于耳，令人难以承受。波兰男人、女人和儿童围绕在受害者四周，发出嘲笑，而可怜的犹太人则在恶徒的殴打中倒下。波兰人的“狂欢”过后，留下了无数身受重伤、气息奄奄的犹太人。伤亡人数与日俱增。镇上唯一的波兰医生杨·马祖雷克（Jan Mazurek）拒绝向被打的人提供任何医疗援助。

情势日益严峻。犹太人变成了波兰人手中的玩物。德军已经继续行进，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官方授权，也没有将权力移交给任何人。

唯一有影响力并能下达一些命令的人就是神父，他在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中斡旋。目前的情势已经不仅仅是“没有人关心犹太人”这么简单了。德方的政治宣传从波兰上层社会开始散播，已经影响了广大群众。宣传说：是时候找那些害死耶稣基督的人算账了，他们用天主教徒的血做犹太逾越节薄饼，他们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源头，他们就是犹太人，不要再和犹太人玩游戏了，是时候将这些害虫和吸血鬼从波兰大地上彻底清除了。仇恨的种子落进肥沃的土壤，正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多年来培育着这土壤。

此刻，野蛮、嗜血的暴民仿佛接受了一项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除掉犹太人。占有犹太人财产的欲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无时无刻不在刺激他们贪婪的神经。

由于一个德国人都不在，波兰人掌握了权力。7月6日星期天的中午，邻镇翁索什的许多波兰人都来到了。人们立刻知道，来者已经用水管[？]和小刀凶残地杀害了他们自己镇上的所有犹太人，一个活口也没留下，哪怕是妇女和儿童。恐慌在镇上蔓延开来。人们明白，这是一个象征毁灭的悲剧性讯号。所有犹太人，从小孩到老人，都立即向邻近的田野和森林逃亡。没有任何天主教徒让犹太人到自己家中躲避或是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一家也逃进了田野，天色变暗后，我们躲进了一片麦地中。下半夜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低微的呼救声。我们尽力隐蔽，因为我们知道，就在附近，有一个犹太生命正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呼声愈发微弱，最终消失。虽然心中有千言万语，但我和家人一句话都没说。不论说什么都无法让我们重振精神，因此沉默似乎是此刻最好的选择。我们很确信，一些犹太人被杀害了。谁杀了他们？波兰凶手，来自地狱的肮脏双手，被杀戮和抢劫的兽性本能侵蚀了的盲目之人，几十年来都在受反动的神职人员灌输种族仇恨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做错了什么？这是最令我们痛苦的问题，它不断折磨着我们，但我们无处控诉。我们能和谁说我们是无辜的，说历史对我们是极不公正的？清晨，波兰人四处散播着消息：来自翁索什的杀人犯已经被赶走了，犹太人可以安全地回家了。精疲力竭的犹太人以为消息是真的，于是他们穿过田野，走向镇子，但当他们看到眼前的可怕景象时，他们不禁浑身战栗。

摩西·雷兹内尔（Moses Reznel）[？]及其女儿的尸体（前一天晚上，我们听到的正是他们二人在被杀时发出的呼救声）被拖到了镇子附近，之后被带往了镇广场——之后，正是在这个广场上，他们处决了全镇的犹太人。看到这两个被波兰杀人犯乱棍打死的受害者，所有的波兰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开始奔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这一幕在旁观者眼中简直是一幕可怖的奇景。在被掩埋之前，那个女孩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显然，她之前只是被打晕了——但杀人犯们毫不在意，将她和她父亲的尸体一起埋了。

新组建的镇政府由神父、医生、社区前书记斯坦尼斯瓦夫·格日考夫斯基（Stanisław Grzymkowski），以及其他一些颇有名望的波兰人组成。一个犹太代表团被派往镇政府，去请求他们出面阻止镇上那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但政府官员表示对此他们无能为力，还让这些犹太人去找那些暴徒谈判。后者则说，犹太人应该补偿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放过所有人。犹太人认为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于是开始给沃尔夫·什雷朋[？]送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瓷器、西装、缝纫机[？]、金银制品等；他们还答应把自己藏起来的牛全都上缴。但这一切都是杀人犯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拉兹沃夫的犹太人注定难逃厄运。正如我们之后所知道的，波兰人提前一天就知道犹太人会在何时、如何遭到清洗，但没有人……

在这段陈述之后，芬克什塔因用铅笔记录了半页文字，其中有关于拉兹沃夫的犹太大屠杀的部分，但这些字都已看不清了。接下去的一页，亦即最后一页，也保存得不是很完整。芬克什塔因以下面这段话为整个叙述画上了句号：

波兰人的所作所为究竟有多可怕？连德国人都发出声明，表示波兰人做得太过火了。德国人的到来“拯救”了18名犹太人，他们躲了起来，逃过了屠杀。其中有一个8岁的男孩，他本来已经被活埋了，但苏醒过来之后拼命从地下爬了出来……如此，拉兹沃夫的犹太社群，在存在了500年之后，被彻彻底底地从地球上抹除了。随着犹太人的消失，这个镇上所有与犹太民族、犹太教有关的东西也相继被摧毁：学习室、教堂、墓地。⁶

60年后，在无意之中，芬克什塔因的叙述被证实了。2000年7月，一位拉兹沃夫的老居民（他坚持要匿名）道出了关于大屠杀的回忆：“不论是这一天（大屠杀发生的那天）还是第二天，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德国人从外面进入拉兹沃夫。一个宪兵站在瞭望台上，看着这一切。但都是我们的人干的。事实上，在前一天，也就是7月6日星期天，有很多人乘着马车从翁索什来到拉兹沃夫，翁索什在前一天已经发生了一场屠杀。”另一位来自拉兹沃夫附近的波兰老人斯坦尼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也证实了，人们其实前一天就知道会发生大屠杀，是一个来自切尔沃恩基（Czerwonki）、姓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人告诉他的，因此他才能事先通知、救下一些犹太朋友，其中还有他后来的妻子。⁷

这些屠杀事件的结果就是，许多临近村镇的犹太人，包括我的受访人之一维克多·涅瓦维茨基（Wiktor Nieławicki），在那段时间都前往耶德瓦布内寻找庇护之所。涅瓦维茨基来自维兹纳，在那儿，德军在入驻之后立刻处决了大量犹太男性。但由于维兹纳的犹太人不是哈西典，长相也与波兰人很接近，德军需要当地波兰线人提供情报，才能辨别目标。德军从轰炸后仍未毁损屋舍中挑选出大约70名犹太男性（他们的轰炸目标是镇广场附近区域，因为犹太人集中居住在那里），他们将这些男人击毙在附近的一条壕沟中。许多犹太家庭都躲藏在斯雷波瓦斯卡街（Srebrowska Street）上一位铁匠的家中，德军又在那里射杀了十余人。犹太人疯狂地四处逃窜，以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许多人最终选择了耶德瓦布内。

涅瓦维茨基也是逃亡人群中的一个，他与父母一起逃到了耶德瓦布内，把他舅舅佩茨诺维奇（Pecynowicz）的家当作一个暂时的庇护所。“耶德瓦布内当时还很安静。”他在耶德瓦布内回忆录中写道。犹太社群的领袖给沃姆扎天主教送去了银烛台，希望可以得到他的保证，即他不会允许大屠杀在耶德瓦布内发生，且会代表犹太社群干涉德军的行动。“是的，这个承诺主教遵守了一段时间。但犹太人对他的诺言太过相信，根本听不进一些善意的非犹太邻居不断向他们发出的警告。我告诉了我舅舅和他富有的兄弟厄里亚（Eliyahu）维兹纳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就算那里发生了这种事情，’他们说，‘耶德瓦布内也是安全的，因为主教已经答应要保护我们了。’”⁸

注释

1.引文中方括号里宋体字句为作者所加的解释说明，后文同。

准备

在同一时间，耶德瓦布内的镇政府正在重组。马里安·卡罗拉克（Marian Karolak）成为了镇长，他最亲近的共事者有瓦西莱夫斯基（Wasilewski）和约瑟夫·索布塔。¹镇政府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事，我们仍然无法详细列举，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与德军协商并最终对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

当地的波兰居民很清楚即将发生什么（就如拉兹沃夫的波兰人提前知道大屠杀将发生一样）。涅瓦维茨基的表妹朵拉·佩茨诺维奇（Dvojra Pecynowicz）和米特克·奥歇维克（Mietek Olszewick）（瓦瑟什塔因证词中提到的七名犹太人之一，他后来藏在了维日考夫斯基[Wyrzykowski]家）都收到了他们波兰朋友发出的警告：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16岁的涅瓦维茨基力劝他舅舅严肃对待这些警告，去躲起来，但他们驳回了他的提议，并指出犹太人已经在被德军占领的华沙生活了两年，还嘲笑他净说胡话。但在屠杀行动施行之前，许多当地居民肯定都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否则邻村的农民不会于7月10日的黄昏时分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耶德瓦布内，就像来赶集一样（而那天并不是赶集日）。²

7月10日那天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残杀，是由镇长马里安·卡罗拉克组织的。几乎每一份证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他向其他人下达命令，他本人也全程参与了屠杀行动。他绝对是主导这场悲剧的恶魔。其他一些被指认为主谋的人，也是镇议会的成员。一个道路看守人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Mieczysław Gerwad）简明扼要地说道：“整个镇议会都参与了这场犹太大屠杀。”³

大屠杀行动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是德军（如瓦瑟什塔因的说辞“这个命令是由德国人下达的”），还是耶德瓦布内镇议会的成员——已经无法说清楚。但这也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双方显然在这件事及其实施手段上迅速达成了一致。“在我哥哥齐格蒙特·劳丹斯基（Zygmunt Laudański）的指示下，我开始为耶德瓦布内的宪兵队工作。”陈述者是耶日·劳丹斯基（Jerzy Laudański），事发时他只有9岁，是当时最年幼的，也是最凶残的参与者之一。以下是他的陈述：

1941年的一天，四五个盖世太保乘着一辆出租车来了，他们开始在镇政厅讲话，我们不知道当时他们说了什么。过了一段时间，镇长马里安·卡罗拉克告诉我们，要把所有的波兰居民都召到镇政厅来。叫来波兰居民之后，他命令他们把犹太人赶到广场上去，假装让他们工作，他们都照做了。那时候我也参与了这事。⁴

盖世太保曾到过耶德瓦布内的事在很多资料里都得到了证实，但在细节上不尽相同，比如，他们是在大屠杀当天来的，还是前一天？“在大屠杀开始之前，”卡罗尔·巴登写道，“我在耶德瓦布内镇政厅前面看到了一些盖世太保，但我不记得这是在大屠杀当天还是前一天了。”⁵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Henryk Krystowczyk）也告诉我们，镇议会“与盖世太保签署了某个协议”，是关于烧死犹太人的，但他并未亲眼目睹此事，而只是重复了他“从很多人”那里听来的话。⁶我们也无法再从其他证人或参与者口中得知任何关于这份协议的信息，因为唯一一个留下证词的镇议会成员是约瑟夫·索布塔，他证词中的可用信息实在不多。不论如何，镇议会和德国人在谋杀耶德瓦布内犹太人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他们所达成的共识的具体细节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件事。耶德瓦布内的波兰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自己邻居的杀意，这不仅体现在镇议会成员与德国人的口头交流上，还体现在镇居民的所作所为上。德方很可能给了镇政府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对犹太人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如果参考我在下面将引用的一名宪兵长官的愤怒申斥，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是八小时。⁷然而，我们想尽可能详细了解的是这几个问题：德军在大屠杀的施行中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当天有多少德国士兵在镇上？他们做了什么？

德国宪兵队在耶德瓦布内设有一个前哨站，由11人组成。⁸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推断，在屠杀行动的当天或前一天，一群盖世太保乘着出租车抵达镇上。据约瑟夫·日卢克（Józef Żyluk）所言，“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时正在铡干草，耶德瓦布内的镇长卡罗拉克从草原上走过来跟我说，去把所有犹太人带到广场上去。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了。”⁹

在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宪兵们”这个词（或者更频繁出现的“一个宪兵”）经常会出现，用来解释为何拉莫托夫斯基一案的一些被告人会出现在市集广场或者谷仓附近。因此，在一份更为典型的证词中，切斯瓦夫·利品斯基（Czesław Lipiński）告诉法庭，尤雷克·劳丹斯基、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Eugeniusz Kalinowski）和“一个德国人”是如何来找他，然后他又是如何和他们一起去把犹太人召集到广场上的¹⁰；卡罗拉克和瓦西莱夫斯基还找到了费利克斯·塔纳茨基（Feliks Tarnacki），让他看好那些犹太人，前者“和一个盖世太保一起把我赶到广场上”。¹¹这天，宪兵前哨站雇了米茨尤拉（Miciura）来做一些木工活儿，其间一名宪兵叫他“去广场上看守犹太人”。德国宪兵独自一人下令让某人参与行动的情况，仅此一例。宪兵通常会和一些镇议会成员一起巡视。¹²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大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更广义的背景。其时，在耶德瓦布内掌管着生杀大权的，毋庸置疑是德国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许可，任何持续的有组织的活动都不可能发生。¹³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决定犹太人命运的人，他们也随时都可以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但他们没有介入。就算他们曾建议波兰人放过一些犹太家庭，肯定也没有提出过违反者会受到严惩的警告，因为所有犹太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讽刺的是，事发当天，对犹太人而言，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竟然成了整个镇子上最安全的地方，一些犹太人幸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当时恰巧身处前哨站。但无疑，如果德军没有占领耶德瓦布内，这个小镇上的犹太人也不会遭受自己邻人的屠戮。这个结论并非毫无意义的废话——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悲剧正是希特勒针对犹太人所发起的残暴战争中的一个插曲。然而，我们必须承认，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所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中，德国人的直接参与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仅仅是在一旁拍照。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爱德华·斯莱辛斯基（Edward Śleszyński）说：“在我父亲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许多犹太人被烧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因为那天我一直待在烘焙房里，但我当时从耶德瓦布内其他居民口中得知，全程都是波兰人在动手，德国人所做的只不过是拍拍照片。”¹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说：“我想要强调，德国人并没有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戮，他们只是站在一旁，拍下了记录波兰人是如何虐杀犹太人的照片。”²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说：“犹太人是被波兰民众谋杀的。”³

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Julia Sokołowska）彼时是德国宪兵队的厨娘。在调查拉莫托夫斯基案期间，她也接受了询问。她在1949年1月11日给出了以下证词：

1941年，德国占领军入侵波兰领土之后几天，耶德瓦布内的居民，伙同德国人，就开始残杀他们的犹太邻人。他们在镇上杀害了超过1500名犹太裔居民。我要强调的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德国人殴打犹太人。德军甚至把三名犹太妇女带到他们的宪兵前哨站，并向她们保证她们不会被杀，所以我把她们锁了起来，把钥匙交给那个让我做这件事的宪兵。他还命令我给她们提供食物，所以我做了些吃的给她们。当事情结束，一切平息后，这些犹太妇女就被放走了，她们住进了宪兵队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为前哨站工作。德国人没有打过犹太人；波兰人却残忍地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后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波兰人是怎么杀犹太人的。⁴

索克沃夫斯卡接着历数了参与屠杀的15个人或家族的名字（比如父亲和儿子，或者两兄弟）。她指出了谁用木棒打了犹太人，谁用了“橡胶（短棍）”，她还补充了一个关于德国人对那天事件的参与的有趣细节：“那时我是宪兵队的厨娘。我看见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来找宪兵队的指挥官，请后者分配给他一些武器，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他没有明说到底是谁不愿意去。队长立刻站起来说，我不会给你武器的，你想干吗就干吗去吧。接着卡里诺夫斯基转身离开，他迅速跑出镇子，继续去追杀犹太人了。”⁵

有趣的是，四个月后，即在5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诉公开审理时，证人的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审期间只提供了很少的陈述，他们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讯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极不愿意出庭做证，她最终说出了这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事发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我为他们烧了晚饭。有这么多宪兵在镇上，因为他们是从其他前哨站来的。”⁶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大屠杀发生的当日，耶德瓦布内有这么多德国官兵。提供这个信息的人为他们做了一顿饭，因此她应该不会记错。

对于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态度的转变，我没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毕竟，不论是1949年5月在沃姆扎的法庭上，还是四个月前在调查扣押期间，他们都只能听任安全警察的摆布。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对当局而言，此案并非一起重点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说的话会让自己的罪名坐实，也会“牵连”彼此。除此之外，在开庭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向其他证人施压，毕竟这是一个很小的乡村社会。

在德军占据的最后几年里，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波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民族武装部队（National Armed Forces，简称“NSZ”）—在这片区域内非常活跃，许多人在战后依然“待在树林里”。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场残酷的“类内战”（quasi-civil war）在比亚韦斯托克省持续了数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内就被一支名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队占领了几个小时。⁷在官方宣布“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波兰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和“树林里的男孩们”依然很惧怕这片区域的居民。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一名年老女仆，即一个小镇社区中地位较低的人，很可能被说服而去更改她的证词—这份证词本来会牵涉镇中的大量居民。⁸舍此以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姆扎安全部的检方对这起案子并不是很上心。

不过，不论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压，她在庭上的证词并非无人质疑。1949年8月9日，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罗尔·巴登对他先前在沃姆扎地方法庭的上诉做了一次“补充陈述”：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内宪兵队前哨站的前厨娘，做出声明说，在犹太大屠杀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和同等数量的宪兵在镇上，她还为他们做了晚饭。这份陈述是伪证，因为那天我就在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工作，我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我去了[当地一个贵族的]庄园里的工具棚好几次，我经过了他们召集犹太人的那个广场，在那儿也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另外，她说用一个小炉子为60人准备晚饭，这也很荒谬。

对犹太人的屠杀开始之后，一些平民冲进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他们想要抓走三个正在劈木柴的犹太人，当时我正在维修一辆汽车。接着，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Adamy）走了出来说：“难道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做你们想做的事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知，犹太大屠杀并不是由盖世太保施行的，因为我在那天并没有看到他们。残杀犹太人的是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地民众。⁹

三年后，巴登在一部非常有趣的自传中重新提起了这个片段——他后来把这部自传作为他上诉寻求豁免的一个附件，寄给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这一次，他可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这起事件：“在前哨站的院子里有很多附属建筑，如果有60个盖世太保和60个宪兵来到镇上参与屠杀，其中一些人必定会出现在院子里。”接着他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整部自传：“屠杀发生的当日，我三次步行前往距离前哨站约350—400米的工具棚，在晚饭时间也在街道上往返，但我连一个陌生人都没见到，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¹⁰我认为，一个寻求缓刑的囚犯不会仅仅为了得到波兰总理的同情，就将这些事情写进他的上诉书中。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去指认德国人而非他的同胞杀害了犹太人，显然会更有效。

据我统计，本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共提到了92个参与了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人的名字（而且往往是带有家庭住址的）。也许并非全部人都该被贴上杀人犯的标签—毕竟，在沃姆扎法庭上被起诉的被告人中就有9人最后被宣判无罪。¹¹很多当时在广场上看守犹太人的居民，可能只是站在那儿而已，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力行动。¹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这些被提及姓名的人只是当时在场者中的一部分，而非所有人。“在被召集的犹太人周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另一个被告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Władysław Miciura）陈述道，“有很多人，不仅是耶德瓦布内的当地居民，还有从附近赶来的人。”¹³劳丹斯基（父亲）告诉我们：“许多在场者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我一想起来就会告诉他们。”¹⁴劳丹斯基和他的两个儿子当天非常活跃。犹太人被成群赶往谷仓（他们之后在那里被烧为灰烬）时，参与犯罪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正如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本人所言，“在我们把他们赶向谷仓时，我都看不清路了，因为周围全是人。”¹⁵

被告人在战时全都居住在耶德瓦布内，很多参与者他们都无法指认，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当日涌入镇上的邻村农民。“当时有很多从我根本没听说过的村子过来的农民，”米茨尤拉解释道，“大多数是年轻男人，他们非常享受抓捕和折磨犹太人的过程。”¹⁶

换言之，有大量的民众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起大屠杀事件。“大屠杀”的意义是两个层面上的——既有大量受害者，也有大量施害者。92名参与者的姓名被提及，他们都是成年男子，耶德瓦布内镇的居民。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

我们仍然记得，这个小镇在战前共有约2500名居民，犹太人占了三分之二。如果将波兰裔人口按性别分成两半，那么男性波兰居民，不论老幼，就有450人。如果我们再将这个数字分成两半，就能得出结论：大约50% 的耶德瓦布内成年男性居民被指认为大屠杀的参与者。

屠杀是如何被执行的？根据一位至今仍然健在的耶德瓦布内居民所言，这是一起极其残忍的事件。阿格涅丝卡·阿诺德所访问过的耶德瓦布内药剂师（我在前文曾引述过）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们已经从其他证人口中听到的话：“是一位名叫考兹沃夫斯基先生（Mr.Kozłowski）的绅士告诉我的，他已经过世了。他生前是个屠夫，一个非常正派的好人。他的女婿在战前是一位检察官，家世很好。考兹沃夫斯基先生告诉我，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去看。”¹⁷另一位波兰老人哈利娜·波皮奥韦克（Halina Popiołek），她在事件发生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姑娘，在她最近接受《波斯卡报》（Gazeta Pomorska）的记者采访时，特意用她“什么都没看到”来作为开场白。但她曾做过相当详细的说明：“他们杀犹太人的头或者用刺刀刺死他们的时候我不在场。我也没看到我们的人是如何命令犹太人自己去池塘里溺死的。但我母亲的姐姐看到了，她回来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泪流满面。我看到他们命令犹太男孩们推倒列宁的纪念碑，后者被逼迫拖着纪念碑，一边走还要一边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我看到人们用橡胶短棍殴打他们，看到犹太人在犹太教堂中被残杀，还看到遍体鳞伤的莱维纽克（Lewiniuk）—他当时还有呼吸—被我们的人活埋了……他们把犹太人都赶进了一间谷仓中，把煤油倒在周围。一切都只发生在两分钟之内，但那凄厉的惨叫……至今仍然回绕在我耳边，挥之不去。”¹⁸

因此可以说，并不只有残杀犹太人的场景让人难以忍受。身受折磨的人们所发出的惨叫声、他们烧焦的身体所散发的气味，都同样让人头脑麻木。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屠戮持续了整整一天，事发现场甚至不会超过一个体育场的大小。在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这场大屠杀的大部分受害者于当天下午被烧死，而这间谷仓距离镇中心的广场不过一箭之地。还有许多受害者在犹太墓地里被刀砍、棒打、石砸至死，这片墓地与广场也就相隔了一条马路。因此，每个当时在镇上，看到、闻到或听到事件发生的人，都参与或见证了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惨死。

谋杀

我们记得，一切开始于7月10日早上的召集会议—所有波兰成年男子都被召集于耶德瓦布内的镇政厅。但早于那时，关于谋划攻击犹太人的谣言就传开了。否则，载满邻镇居民的马车就不会自当日凌晨起就源源不断地驶入镇子。我怀疑，从其他地方赶来的人中，有一部分已经参与过发生在邻镇的屠杀行动。当“屠杀的浪潮”席卷某些区域时，除了本地人会参与其中，一群核心的“掠夺者”也会不断迁移，参与该区域每一个地方上发生的案件，这种模式是很典型的。¹

“某天，在卡罗拉克和索布塔的要求下，几十个男人在镇政厅前集合，德国宪兵队和卡罗拉克及索布塔给了他们武器：鞭子和棍棒。接着卡罗拉克和索布塔命令这群男人把耶德瓦布内所有的犹太人都带到镇政厅前面的广场上去。”在一份较早记录的证词中，证人达诺夫斯基（Danowski）为他的叙述补充了一个细节，虽然没有其他人证实其真实性：他指出人们当时还得到了伏特加。²

差不多在波兰人被召集到镇政厅的同一时间，犹太人也被召集到广场上，去做据说是清洁任务的事情。丽芙卡·福格尔（Rivka Fogel）记得她本来打算带一把扫帚。由于犹太人之前就被迫做过这种下等的清洁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一开始波兰人只打算进行一个惯常的“羞辱项目”。“我丈夫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去了那儿。我在家多待了一会儿，打算把家务都打理好，关好门窗。”³但是，很快人们就明白，那天的情况与往常不太一样。福格尔太太没有跟着她丈夫和孩子去广场上，而是与她的邻居普拉福德太太（Mrs.Pravde）一起躲进了附近一位贵族的庄园的花园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听到那里传来了一个小伙子的惨叫，那是约瑟夫·莱温（Joseph Lewin），波兰人把他活活打死了”⁴。

因为机缘巧合，我们从卡罗尔·巴登的证词中得知（他在片刻之后恰好路过附近），莱温被乱石砸死了。我们记得，巴登当天早上正在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修理一辆汽车，他必须去那位贵族的庄园的工具棚（上面两名妇女正是躲在这个庄园的花园里）。“在工具棚附近的铸造车间的拐角处，站着耶德瓦布内的一个居民，维希涅夫斯基……维希涅夫斯基叫住了我，我走近他，他指给我看一个信犹太教的小伙子被杀害后的尸体，那个小伙子22岁，名字叫莱温。维希涅夫斯基告诉我，太太，看啊，我们用石头砸死了这个狗娘养的……维希涅夫斯基给我看了一块重12到14千克的石头，说：‘我用这块石头狠狠地砸他，他再也爬不起来了。”⁵这件事发生在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如巴登所写的，在他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到只有约100名犹太人在广场上，而当他返回时，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

在镇子的另外一角，文岑蒂·高希茨基（Wincenty Gościcki）刚从守夜的岗位上回到家中。“早上，当我正打算上床睡觉时，我的妻子来把我叫了起来，她说有坏事发生了。在我们家附近有人正在用棍子殴打犹太人。于是我爬起来，走到屋子外面去一探究竟。接着我听到厄巴诺维斯基（Urbanowski）叫我，他和我说，看看都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带我去看了四具犹太人的尸体。这些人是：菲什曼（Fiszman）、斯季雅考夫斯基斯（Styjakowskis）[？]家的两个人和布鲁伯特（Blubert）。于是我立刻躲进了屋子。”⁶

那天一早，犹太人就明白了他们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许多人想要逃进邻近的田野中，但只有一些人成功了。要逃出镇子而不被发现，实在很难，因为周围有许多由农民组成的“义务警察”队伍在巡逻，试图搜捕逃走或者躲起来的犹太人。十几名少年抓住了涅瓦维茨基，屠杀行动开始时，后者已经在田野里了，他本想偷偷穿过田地，逃往维兹纳。涅瓦维茨基遭到了殴打并被带到了广场上。无独有偶，奥尔歇维奇（Olszewicz）也在田野里被年轻的农民抓住、毒打并带回镇上。大约有100—200人成功逃脱、躲藏，活过了那天——正如我们所知，其中有涅瓦维茨基和奥尔歇维奇。但其他很多人都在他们被抓时就立刻被“就地正法”了。在巴登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见“在庄园的田地上，道路的左边，一群平民[作者标记为重点]骑在马上，手中拿着粗重的木棍”，正在那片区域巡逻。⁷一个骑马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躲藏在田地中的人并追上他们。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劫难逃。

在这一天，暴力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小镇。人们无组织却不约而同地极尽残忍，对于这一切，卡罗拉克和镇议会仅仅做了一般的监督和管理（例如，我们记得，他们在广场上招募看守犹太人的人）。后者控制了整个过程，并在关键时刻激化了这场集体迫害的最终目标。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民众肯定也会极尽所能地为所欲为。

当天的晚些时候，当巴登再一次去工具棚时，他偶然发现维希涅夫斯基还在原地，即莱温的尸体旁边。

我知道维希涅夫斯基是在那儿等什么。我从工具棚拿了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去工具棚时就看到过的两个小伙子[他后来指出这两个人是耶日·劳丹斯基和凯诺夫斯基（Kainowski）]。我知道他们是去莱温被杀的地方找维希涅夫斯基，他们还带着另一个名叫赫什·卓耶夫维奇（Hersh Zdrojewicz）的已婚犹太人，他是一间机械厂的工厂主。我在1939年3月以前一直在那间工厂里工作。他们用胳膊夹着他，血从他头上汩汩流下，流到他的脖子和身上。卓耶夫维奇对我说：“救救我，巴登先生。”因为很害怕这些杀人犯，我回答他：“我什么也帮不了你。”然后我就走了过去。⁸

因此，在小镇的另外一隅，劳丹斯基伙同维希涅夫斯基和凯诺夫斯基，用石头砸死了莱温和卓耶夫维奇；在高希茨基的房子前面，四名犹太人被其他人乱棍打死；在沃姆兹斯卡街（Łomżyńska Street）附近的池塘里，“一个名叫瓦迪斯瓦夫·伍巴（Władysław Łuba）的人……溺死了两个犹太铁匠”⁹；在另一处，切斯瓦夫·梅热耶夫斯基（Czesław Mierzejewski）奸杀了瑞德·伊布拉姆（Judes Ibram）¹⁰；镇上玛拉梅德（melamed，犹太学校的教师）最小的女儿，美丽的吉特蕾·纳多尔尼（Gitele Nadolny）——每个人都认识她，因为他们要在她家跟着她父亲学习——被砍了头，我们得知，那些刽子手后来还把她的头颅踢来踢去¹¹；在广场上，“多布若赞斯卡（Dobrzańska）问他们要水喝[那天是个炎热的夏日]，接着就晕倒了，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帮她，她母亲因为试图拿水给她而被杀害；[与此同时]贝特卡·布若佐夫斯卡（Betka Brzozowska）和她怀里的婴儿一起被杀了。”¹²犹太人一刻不停地遭受着毒打，而在同一时刻，他们的家也在被掠夺。

在多起独立案件发生的同时，许多有组织的犯罪也在吞噬着犹太受害者，后者被成群地赶往墓地，成群地杀害。“他们把比较健康的男人赶到墓地，命令他们挖坑，等挖好之后，他们用各种方式残杀犹太人，用铁锹打死一个，用小刀捅死一个，用棍子打死一个。”¹⁴“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Stanisław Szelawa）用铁锹打死了一个，还用匕首捅一个人的肚子。证人[即施姆尔·瓦瑟什塔因，我现在正在引用的就是他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的证词 ]当时躲藏在灌木丛中。他听见了尖叫声。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杀死了28个男人，这28人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中最强壮的。歇拉瓦带走了一个犹太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接着就是一阵漫长的沉默。”¹⁵那些刽子手越来越兴奋，杀人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疯狂。“我站在普若兹图斯卡街（Przytulska Street）上，”一位名叫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Bronisława Kalinowska）的老妇人说，“耶德瓦布内的居民耶日·劳丹斯基正沿着街狂奔，他说他已经杀了两三个犹太人；他看上去非常紧张地跑走了。”¹⁶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一天之内肯定杀不光1500人。因此这些暴徒决定将所有的犹太人一次杀光——把他们一起烧死。几天以前，在拉兹沃夫发生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中，波兰人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方案没能提前实施，因为人们对实施地点意见不一。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Józef Chrzanowski）的话证明了这一点：“我到达广场的时候，他们[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叫我把我的谷仓腾出来，用来当作烧死犹太人的场地。但我立即恳求他们不要用我的谷仓，后来他们同意了，只叫我帮他们把犹太人赶到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里去。”¹⁷

这些刽子手下定决心要在夺取犹太受害者的生命之前，先羞辱他们一番。“我看见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从人群中挑出了几十名犹太人，命令他们做一些可笑的体操动作。”¹⁸在犹太人踏上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从镇中心广场到他们的葬身之所谷仓——之前，索布塔及其同伙发起了一个“余兴节目”。在苏军占据时期，他们曾在主广场旁边建造了一座列宁雕像。因此“一小群犹太人被带往边上的小广场，去推倒列宁像。当雕像终于被打破，他们又命令这些犹太人将雕像碎块放在一些木板上，拖着这些木板到处走。他们让拉比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上面挂着他的帽子。所有人都被迫一路高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包括这些拖着雕像的人在内，所有犹太人都被赶到了那个谷仓里。谷仓被汽油淋透，接着被点燃。1500名犹太人就这样灰飞烟灭”。¹⁹

我们记得，在离谷仓不远的地方，一大群人开始殴打、推挤已然遍体鳞伤、惊恐万分的犹太人，试图将他们推进谷仓中。“我们把犹太人赶进谷仓里，”后来切斯瓦夫·劳丹斯基（Czesław Laudański）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命令他们往里走，犹太人不得不进去。”²⁰

关于谷仓里所发生的事，我们听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米哈乌·库洛帕特瓦（Michał Kuropatwa）的马车夫的，他早前曾帮一位波兰官兵逃过了苏军的追捕。当这场屠杀行动的所谓的“领导者”在犹太人群中发现库洛帕特瓦后，他们把他叫了出来，并告诉他，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一位波兰官兵，所以他现在可以回家了。但库洛帕特瓦毅然拒绝，他选择与自己的族人同生共死。²¹

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煤油来自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Anotoni Niebrzydowski）的仓库，他把东西给了他兄弟耶日·卡利诺夫斯基（Jerzy Kalinowski）和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他们带着我给他们的八升煤油去了现场，将其浇在挤满了犹太人的谷仓上，并把它点着了。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²²但我们知道接下去发生的事——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了。在最后一刻，雅内克·诺伊马克（Janek Neumark）逃出了这个地狱。一股炙热的空气顶开了谷仓的门，诺伊马克、他姐姐和她五岁的女儿当时就在门口。斯塔歇克·希拉瓦（Staszek Sielawa）手持斧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诺伊马克奋力击落了他的武器，他们三人成功逃走，躲进了墓地。他在谷仓中所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已被火舌吞噬的老父亲。²³

火势应该不是均匀地向外发展的，它实际上是根据风向而由东向西蔓延的。事发之后，在谷仓里的东侧，人们发现了一些焦炭状的尸体；但在中心位置，有更多的尸体，而在西侧，死人甚至堆成了山。在尸堆上层的人都是被烧死的，但那些在最底下的则是被压死或窒息而亡的，很多人的衣服甚至都还完好无损。“他们彼此交缠得太紧，以至于尸体都无法被分开。”一名年长的农民回忆道。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在事发之后和一群当地的男人被一起派去掩埋死尸。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无意中证实了瓦瑟什塔因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尽管事发之后已经一片惨状，这些人还是要去搜刮死者身上的财物，因为这些犹太人生前可能会将值钱的东西缝进衣服里。我摸到了一个布罗林牌（Brolin）鞋油的盒子，它叮当作响。我用铁锹将盒子撬开，一些闪闪发光的硬币掉了出来——我想应该是一些沙皇时期的面值为五卢布的金币。人们立刻聚拢过来捡这些钱，这也引起了德国宪兵的注意。他们搜查了每一具尸体。如果有人试图把找到的财物放进自己口袋里，他们会立即将其夺过去，并给那个人一铁锹。但有些人把找到的东西藏在鞋子里，就没有被发现。”²⁴

整起事件中最恶劣的刽子手，恐怕是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Kobrzyniecki）的人。也有一些证人告诉我们，他才是点燃谷仓的人。“后来人们说，大多数犹太人都是被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的人杀死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证人爱德华·斯莱辛斯基回忆道—当天，正是在他父亲的谷仓中，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他一个人至少杀了18名犹太人，还参与了放火烧谷仓。”²⁵家庭主妇亚历珊德拉·卡沃夫斯卡（Aleksandra Karwowska）从考布日涅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他“用刀杀死了18名犹太人。他是在我的公寓里告诉我这件事的，当时他正在生炉子”。

那是7月里一个极其炎热的中午，被烧死和在火中窒息而亡的受害者尸体必须尽快被掩埋。但在镇上，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了，波兰人没法再指使任何人去完成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文岑蒂·高希茨基回忆道：“晚上，我被德国人带去掩埋那些烧焦的尸体。但我实在做不了，因为当我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就开始呕吐，于是他们就放我走了。”²⁷很显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派去做这项工作的人，因为巴登告诉我们：“在屠杀过后的第二或第三天，我和卡罗拉克镇长正在离耶德瓦布内的德国哨兵前哨站不远的广场上，阿达米走了过来，他语带强调地问镇长：所以说杀人放火都是你指使的，是吗？但没人想要埋掉他们，是吗？到明天早上之前，所有尸体都必须被掩埋！听明白了吗？”²⁸当地宪兵队指挥官突然爆发的怒火迅速成为镇上热议的话题。60年后，耶德瓦布内附近小镇普热斯德泽雷（Przestrzele）的居民列昂·杰齐茨（Leon Dziedzic）仍能一字不差地引述他的话：“‘你之前坚持说自己能处理好犹太人[̇że zrobicie porządek z Żydami]，但我看你对怎么处理根本一窍不通。’他[德国宪兵]担心会爆发传染病，因为天气非常热，而野狗已经开始吃[尸体的腐肉]了。”²⁹但正如列昂·杰齐茨在另一个访谈中进一步强调的，这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堆积成山的犹太受害者的尸体彼此交缠，“像一棵大树的根茎。有人提出，我们应该把尸体都弄成碎块，再扔进挖好的坑里。他们带来了干草叉，我们极尽所能地肢解尸体：这儿有一个头，那儿有一条腿”。³⁰

7月10日之后，德方不再允许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随意屠杀犹太人。德国占领军当局重新定了规定。一些幸存者回到了镇上。他们在镇上待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在宪兵前哨站工作——最终都被纳粹抓进了沃姆扎的集中营。大约有12人一直活到了战后，其中7人一直躲藏在附近的雅恩切沃村（Janczewo），受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的照料和帮助。

掠夺

我们所征引的资料和证词中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耶德瓦布内犹太居民的财产后来都去哪儿了？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失去了一切。而对于那些掠夺了或者被分配到他们财产的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在回忆录中并未对此着墨过多。在1949年和1953年的案件审讯期间，证人和被告人都没有被问及有关犹太人财产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获得的资料和信息也十分有限。

根据埃利亚斯·格劳多夫斯基（Eliasz Grądowski）提供的信息，下面这些人在屠杀事件期间和事件之后曾抢夺犹太人的财产：杰内克·考兹沃夫斯基（Gienek Kozłowski）、约瑟夫·索布塔、罗扎利娅·斯莱辛斯卡（Rozalia Śleszyńska）和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Józef Chrzanowski）。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补充了以下名字到这个名单：卡罗尔·巴登、弗莱德克·斯蒂芬尼（Fredek Stefany）、卡齐米日·卡尔沃夫斯基（Kazimierz Karwowski）和考布日涅基（Kobrzenieckis）家的两个人。阿布拉姆·鲍卢什采克（Abram Boruszczak）说，还有劳丹斯基兄弟和安娜·波考夫斯卡（Anna Polkowska）。¹但所有这些证词都缺乏细节，对于大屠杀的行凶者将犹太人财产占为己有一事，仅仅做了一个模糊的指认。约瑟夫·索布塔的妻子斯坦尼斯瓦娃（Stanisława）在她丈夫案件的庭审期间，提供了更加具体的信息：“搬进了一幢‘遗留的’犹太住宅[斯特恩（Stern）家的房子]，屋子的主人已经被杀了，他的儿子因为害怕一个人住，请求我们住进来。”²证人苏雷夫斯基（Sulewski）表示，他“并不知道”索布塔夫妇接管犹太人的房子是出于谁的许可，他还补充道，“据我所知，遗留的犹太住宅是可以被随意‘认领’的，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³

在我看来，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假装无知，那一定是十分天真。事实上，斯达尼斯瓦夫·歇拉瓦的妻子对“遗留的”犹太人财产的问题，做出了更普遍的概括，她指出，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正是在事发之后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的人（我们还记得，瓦瑟什塔因和诺伊马克的证词都提到了希拉瓦兄弟，指认他们为大屠杀事件最积极的参与者）。“我从当地人那里听说——但我不记得具体是从谁那里了——约瑟夫·索布塔和耶德瓦布内的镇长卡罗拉克，在对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残杀结束之后[证词中的这个波兰短语—po wymordowaniu Żydów w Jedwabnym——也可以被翻译为‘在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之后’]，参与了将犹太遗留财产运输到某个仓库的行动，但我不知道运输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我也不知道约瑟夫·索布塔有没有将某些犹太遗留财产据为己有。”⁴在庭上做证时，她的证词更加详细了：“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运输犹太财产的，但被告人[即索布塔]只是站在载满财物的马车旁，我不知道被告是否与此事有关[作者标记为重点；czy oskarżony należał do tego interesu]。”⁵

还有一些证词应该在这里提到，仍然是关于斯莱辛斯基的谷仓的。1949年1月11日，即对镇上大批居民的逮捕之后，沃姆扎安全部（UB）立刻收到了一封来自名为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之人的信。克里斯托夫奇克写道，他利用这次对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调查所创造的机会，提出另一件事：“1945年4月，我兄弟齐格蒙特·克里斯托夫奇克（Zygmunt Krystowczyk）被暗杀了，因为作为一名波兰工人党[Polish Workers’Party，简称‘PPR’，波兰共产党当时的名字]的成员，他被委派去组建一个ZSCh[一种农民合作社]——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他担任这个农民合作社的主席期间，他开始翻修普日兹尔斯卡街附近的一座蒸汽工厂，那是犹太遗留财产。”克里斯托夫奇克接着描述了他兄弟被谋杀时的情况，谁参与了这起谋杀，以及罪犯想要接管工厂的事。他解释道，他兄弟是一名专业的木工，他提供了翻修工厂所用的建筑材料。“翻修所用的木材取自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我们把木板拆卸下来了，因为那是德国人为他新建的，旧的那间被他‘贡献’出来烧犹太人了，也被大火一起烧毁了。”⁶

因此，正如我们所见，一直到1949年，所谓的“犹太遗留财产”仍然是这座小镇上人们竞相争夺的东西，暗杀和举报因此而起。在当时秘密警察留下的不少文件中，都有此类记载。最初向安全部寄去的举报材料记录了战后在华沙的某个街道上见到镇长卡罗拉克的场景： “据我所知，他从犹太人那里搜刮了大量财物，却没有分给德国人，因而被德国当局逮捕了。”另一封匿名举报信是关于劳丹斯基一家所参与的多起交易的：举报人声称，耶日·劳丹斯基在走私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珠宝时，被德军逮捕了。这封信还描述了劳丹斯基家的某个人在战后高调地穿着一件优雅的“犹太”毛皮大衣，四处炫耀。⁷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因为烧杀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与在某个地区投放中子弹[1]所造成的后果无异：人的存在被抹杀了，他们的财物房产却完好无损。因此，对那些参与者而言，这是一桩相当有利可图的“生意”。

我们已经慢慢认清了下面这个重要事实：人们迫害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占有他们的财产；因此，我认为，卡罗拉克及其同伙渴望彻底地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又意外获得了这么做的机会，这恐怕就是他们组织屠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反犹主义者。大屠杀过后半个世纪，耶德瓦布内人显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在耶德瓦布内，人人都知道事情[屠杀犹太人]的真相，但人们过去从未公开谈论过。[2000年 ]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体为祖国祈祷的弥撒中，当地神父号召教区居民也为那些战争的受难者祈祷，他们因某些人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和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了生命。”⁸

注释

1.中子弹，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中子弹是特种战术核武器，爆炸波效应减弱，辐射增强。只杀伤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很小，也不会带来长期放射性污染。

私人传记

在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同伙的庭审档案中，除了我们找到的证人和被告人的问询记录，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在庭审的不同阶段被呈给法庭。比如，我先前就引用了卡罗尔·巴登在其豁免请愿书中的文字。我通过最初的评估所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群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每份问询记录第一页的摘要。但除了这群被告人的年龄、子女数量和职业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关于他们的更多信息。

1949年1月第一批人被逮捕之后，他们的妻子开始往沃姆扎安全部寄请愿书，讲述了一些特殊情况，她们希望这能淡化他们的丈夫在反犹迫害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梳理出一些关于被告人的有趣的个人信息。亚历山大的妻子伊雷娜·雅诺夫斯卡（Irena Janowska）在1月28日写道：“在事发当天，德国宪兵队与镇长和[镇议会]书记瓦西莱夫斯基一起四处走动，将男人派去看守广场上的犹太人群。他们也到我们家来了，找到了我丈夫，厉声命令他到广场上去，还举枪威胁他。我丈夫很害怕，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干什么，甚至十分担忧自己的安危，因为他曾在一家苏联治下的牛奶合作社当监管员。”¹三天后，雅尼娜·日卢克（Janina Żyluk）代表她被捕的丈夫（他被许多证人指认为主犯之一）写了一封请愿书：“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之前，我丈夫一直在苏联政府的税收机关做主管。因此，1941年德国人入侵之后，他不得不躲起来，因为每个为苏联人工作过的人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²

我们知道，波兰的国家官僚组织架构在苏联治下大幅扩张了，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去为占领者工作。被斯大林主义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会认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为苏联政府工作，可能会改善他的处境，这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在材料中有了关于这类文本的新发现，我最多只会把这两个传记性的片段当作奇闻逸事。事实证明，这些文本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以卡罗尔·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获判死刑的人—的自白书为例：

在苏联红军入驻比亚韦斯托克省、1939年10月苏联政府成立之后，到1940年4月20日之前，我偶尔会做修理钟表的工作，也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他苏联政府部门做各种我专业领域内的活儿。其中包括开钥匙遗失的保险箱、换锁、配新钥匙、修理打字机，等等。1940年4月20日，我成了主任机械师，也担任机械拖拉机站[Mechanical Tractor Station，简称“MTS”]的修理店的店长。我修理拖拉机的轮子及履带、农用机器，还有各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马车。在这个机械中心，我是第一班组的领导，也是技术总监。同时，我还是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的苏维埃代表（gorsoviet）。³

巴登无疑是一个很出色的机械师。但仅凭专业技能本身是无法让他获得苏联机关中的这些职位的。显然，他深受苏方信任。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出“重头戏”——事发当日最恶劣的犯人之一，劳丹斯基家的哥哥齐格蒙特的自传所揭露的真相。下面的文字是他于1949年7月4日在奥斯特维兹（Ostrowiec）监狱中写给“华沙安全警察署司法部”（Do Ministerstwa Sprawiedliwości U.B.P.w Warszawie）的请愿书：

我们的领土被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BSSR）之后，我为了躲避苏联当局而躲藏了约六个月……在我为了不被驱逐出境而逃亡的过程中，我没有加入那段时间在我们领土组建起来的逃犯团体，但我给斯大林大元帅寄去了一封请求信，由莫斯科检察院（普什金斯卡街[Puszkinska Street]15号）转寄给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前者随信附了一道审阅令。在问询和调查之后，他们证明了对我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我的损失，我被允许不用再四处躲藏，并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对我进行考察之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让我参与清算反苏势力的工作。[看起来，劳丹斯基可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上校米索雷夫的线人之一。]当时，我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着书信往来（我在信中没有使用化名）。在此期间，为了让我更有效地工作，我的上司命令我（为了避免被反动势力侦查到）假装是反苏分子，因为当局已经认识我了。1941年，苏德战争[原文中，“苏”为大写，“德”为小写]突然打响之后，内务人民委员会没能摧毁所有的档案，我很害怕，不敢出门，仅仅去偷偷确认了[通过立即派自己的弟弟进入德国宪兵队工作！]，最重要的档案已经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院子里被焚毁了……我觉得我在整个审判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我的怀疑都是诬告，因为在我与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联络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今[即战后]，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集团，而是在社区里的农民自助社中工作，还持续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加入波兰工人党之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因民主精神而得到了升华；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作者标记此句为重点]。我在此声明，我其实是含冤入狱的，因为如果我亲苏的立场为人所知，那么就算德国人不动手，反动集团也会将我和我的家人灭口。⁴

初读这份陈述时，我们被陈述人那固执的盲从震惊了。显然，他曾试图预测这个世代相继掌权的吃人政体最渴望从其治下的国民那里获得什么，因而陷入了极端的狂热之中，试图顺应、讨好政府——最初是通过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协作者，接着又为纳粹党干着杀犹太人的脏活儿，最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PPR）。法语里有一个短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生存模式：fuite en avant[1]，意思是一场与命运的角逐。

上文提及的这四个人都被证实曾协助苏联政府，之后又转投德方（其中的两个被告——耶日·劳丹斯基和卡罗尔·巴登——除了在迫害行动中屠杀犹太人，事后还加入了德国宪兵队）。我认为，关于此四人的这些传记片段，不仅是一些恶人的个人行为、心理轨迹，还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在这起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中，最显著的问题不只是人的品格，还有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下，人们可能遭遇的“诱因的逻辑”（logic of incentives）。我会在本书的最后章节中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对战争时期和战后波兰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尚未被充分探究过。

与此同时，我打算让这次与耶德瓦布内的反英雄们的“亲密接触”进入尾声，我将引用劳丹斯基家最年轻的弟弟发自内心的控诉来为此章画上句点。人人都说，他是所有被告人中最残忍、凶恶的刽子手。他想必是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子，精力旺盛。在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所有被告人都以34种特征被描述，在“声音”一栏里，劳丹斯基被描述为“响亮、清晰、文雅”。其他被告人在此项上基本都被形容为“声音轻”。⁵1956年，所有沃姆扎审判中的被告人都仍在监狱时，劳丹斯基提交了一封请求信。在信中，他不知廉耻地展现出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愚昧无知，他问道：“其实我不是德国人的帮凶，而是一个真正的波兰爱国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我所生长的地方一直存在着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战时，德国人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大肆屠杀犹太人。我是这个案子中最年轻的被告人，我是在战前[在波兰]成长起来的，凭什么恰恰是我—只有我—要受到最严厉法律惩罚？毕竟从读书时起，对我的教导就一直是指向单一的，因此，在国家被侵占时，我只会专注于与我的民族、我的祖国相关的事情。战时，要我为了祖国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时，我没有半点犹豫，这就是明证。我加入了一个名为“波兰起义协会”[Polski Związek Powstańczy，波兰家乡军（Home Army，简称“AK”）的前身]的地下密谋组织，1941年秋天在波雷巴（Poręba），奥斯楚夫-马佐维奇郡（Ostrów Mazowiecki）的布格河（Bug）附近的一个小镇，我们奋力抵抗侵略者。我在这次抵抗行动中的职责是运送地下报纸和其他物品。1941年5月，盖世太保逮捕了我，将我关进了帕维阿克（Pawiak）监狱[华沙最主要的监狱]，后来又将我押往集中营—奥斯维辛、罗森（Gross-Rosen）、奥拉宁堡（Oranienburg）—在那里，我和另一个波兰人以及一个政治犯一起忍受了三年的煎熬。等到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我们之后，一些人抛弃了他们已经遍体鳞伤的祖国，到西方去过更轻松的生活，之后又作为间谍或破坏分子回来—我没有与这些人为伍。一刻也没有犹豫，我回到了已被摧毁的祖国，我的国家，我曾为它献出我20岁的年轻生命，来奋勇抵御入侵者。然而，法庭丝毫未曾考虑过我的上述作为—这些作为证明了我绝不可能是侵略者的同谋，也绝对不是沃姆扎安全部在调查中给我强加的形象，而我却因为这个不公的调查获判了如此漫长的刑期。在回去[回到波兰]之后，我一直在国家机关里工作。⁶

尽管方式不当，但这个男人有效地证明了一个论点。毕竟，对他的判决是为了惩罚他通敌德军，而并没有太多的确切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当然，在他自己的想法里，他从未与任何侵占者合作过，最多是和他自己的邻居。1957年2月18日，耶日·劳丹斯基被假释了，他是此案的被告人中最后一个被假释的。⁷

在耶德瓦布内，普通的波兰人屠杀了犹太人，和风纪警察101大队[2]在约瑟 所为别无二致，克里斯多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记录了后一起事件。他们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男人，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场，父与子协力合作；有人曾被诱导——为了响应镇政府的号召——说他们是好公民（考虑到他们所犯下恶事的可怕程度，此处也很有可能是嘲讽）。犹太人所看见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令他们感到极度惊恐以及，我敢说，无法理解。不是穿着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战争机器中的冰冷齿轮，也不是执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邻人，他们选择拿起屠刀，投身血腥的残杀—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群刽子手。

注释

1.这个短语如直译，意为“向着终点不顾一切的冲刺”。

2.风纪警察101大队（Ordnungspolizei Batallion no.101），纳粹德国的一支准军事部队，隶属于德国党卫队。1942年7月，整支队伍在波兰小镇约瑟佛夫（Jozefów）出动，进行大规模的射杀，该起事件共造成1500名犹太人遇难。

不合时宜

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让我这个研究现代波兰的历史学家迷惑不解，试图追问解释。在学术文献中，从未有过此类事件的记载。在我不顾一切想要厘清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许多来自遥远过去的图景涌入记忆，用似曾相识的感觉制造了一种假象：我们已经理解了我们获悉的事情。也许拉兹沃夫和耶德瓦布内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是不合时宜的，应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人们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想法：那些邪恶的、不可思议的农民暴徒仿佛是亨利克·显克维奇的17世纪战争“三部曲”[1]中的人物，他们从书页中走了出来，在1941年的夏天踏上了比亚韦斯托克省的土地。自赫梅利尼茨基[2]领导的农民战争发生时起（在犹太人遥远的记忆中，这场战争等同于一个可怕的词汇“Khurban”，意为灾难，是“二战”犹太大屠杀的前兆），犹太人就一直遭受着敌对一切“异类”的恶意势力的折磨，后者埋伏在乡间，时不时就突然出现，爆发一般地对犹太人施暴。显然，屠杀者和掠夺者（rzeź i rabacja）一直保留着在这种事件中集体行动的“传统”，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不断上演着同样的把戏。¹

这种爆炸性的潜力从何而来？我们必须知道，反犹太暴力的大背景中，总是包含了对活人祭祀的怀疑：天主教徒相信犹太人会用无辜的天主教孩子的鲜血来制作犹太逾越节薄饼。这种成见在许多波兰天主教徒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而且不限于偏远地区的居民。即便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关于犹太人参与这种祭祀仪式的谣言也能随时将大批愤怒的民众召集到波兰城市的大街上。正是这种机制导致了两起最臭名昭著的战后集体迫害，分别发生于1945年的克拉科夫（Cracow）和1946年的凯尔采（Kielce）。²但不论是犹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还是战后的犹太幸存者都无所畏惧，哪怕是一位忧心忡忡的天主教父母不止一次到他们的社区去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³

在学术文献中，犹太大屠杀被描绘为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现象。我们非常清楚，想要杀死几百万人，必须有一个极富效率的官僚系统，以及一套（相对）高级的技术。但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残杀揭示了整个计划中更深、更古老的层面。我指的不仅仅是杀人者的动机—毕竟，即便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和沃姆扎郡的农民杀人都是出于自愿，且为作案做了充足准备，也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纳粹的反犹太宣传的洗脑——还是指原始的、古老的杀人方法和作案凶器：石块、木棍、铁棒、火、水，以及杀人组织的存在形式。显然，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促使我们必须将一般意义上的犹太大屠杀视为一个复杂的、异质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必须将其解释为一个体系，它根据一个早有预谋的（尽管不断演变的）计划运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视其为一个个分离事件的相互镶嵌，由地方决策人即兴发挥，在自然行为中运行，以天知道是什么的动机为基础，且当时所有在案发现场的人都参与其中。这种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这起大屠杀的追责，以及计算犹太人存活概率的结果。

注释

1.亨利克·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波兰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优美流畅，深受群众欢迎，素有“波兰语言大师”之称。其描述17世纪战争的历史小说三部曲为《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2.赫梅利尼茨基（Khmielnicki，1595—1657），乌克兰哥萨克首领，1648—1654年反抗波兰统治的乌克兰民族起义领袖。显克维奇在他的小说《火与剑》中，把赫梅利尼茨基塑造成了一个奸诈不羁、倔强狂妄、野心勃勃、仇内媚外的混世魔王。

人们记得什么？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在1996年回到了他的家乡，一个在切尔诺维兹（Czernovitz）附近的村庄，他曾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前八年半，直到1941年6月离开。“一个八岁半的孩子记得什么？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但神奇的是，这个‘几乎什么都不记得’的想法多年来一直为我提供着养分。离开家后时间一天都没有过去。在我移居的国家以色列，我写了30本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我童年时生活的村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几乎什么都不记得’就是我不断汲取养分的源头，它似乎永远不会干涸。”因此，55年后，当阿佩菲尔德重返故里，乡间景色之优美及其带来的奇怪的熟悉感又一次唤起了他心中的幸福和无忧无虑的快乐。“谁能想象，在某个周六，我们的安息日，这个村庄的62条生命，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会在干草叉和厨刀下丧生？而我，因为我当时在一间里屋，才得以逃往玉米地，躲藏起来。”¹

阿佩菲尔德与他的妻子以及一个电影剧组一起回到了这个村庄，当时剧组在跟拍他的返乡之旅。一群当地人聚集过来看这些陌生人。当阿佩菲尔德问及战时被杀害的犹太人被埋葬何处时，似乎没有人能回答他。但过了一段时间，当人们得知他幼时曾居住此地，接着，某个他曾经的同学也认出了他。最终，“一个高大的农民走上前来，村民们向他解释我正打探的事情，仿佛一个古老的仪式。他举起手臂指向某处：就在那里，在山上。接着是一片寂静之后爆发出的喧闹和议论，我并不能理解眼前的状况”。

阿佩菲尔德继续说：“事实证明，村民们试图向我隐瞒的事情，其实他们都很清楚，哪怕是儿童也知道。我问了一些在栅栏附近站着看我们的小孩子，问他们犹太人的墓地在哪儿。他们立刻就伸出手指给我看。”于是他们都去了那座山，一路上没有太多言语，直到“其中一个终于说道：‘这里就是墓地了。’他指向一片荒野。‘你确定吗？’我问道。‘是我当时埋了他们。’那个农民回答道。他还补充了一句：‘那年我16岁。’”²

阿佩菲尔德在他母亲在这个村子被残忍杀害的半个世纪之后，找到了她的坟墓。同样，另一位作家亨里克·格林贝格（Henryk Grynberg）在他们全家人当时在波兰的藏身处附近找到了他父亲的骸骨，后者死于1944年的春天。当地村民很清楚谁在何时为什么杀了老格林贝格，也知道尸体被埋在何处。波兰电影的观众可以在帕维乌·沃金斯基（PawełŁoziński）的获奖纪录片《出生地》（The Place of Birth）中看到故事的全貌。在该片中，一台手持摄像机伴随着格林贝格完成了他寻找父亲墓地的旅程。当然，耶德瓦布内的所有居民也非常清楚，1941年7月10日在他们镇上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发生过犹太屠杀的每个城镇、每个村庄都一定保留了关于那个年代的详细记忆。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些亲眼目睹了如此可怕悲剧的人，的确会变得麻木不仁——如果他们始终无法忘记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但这也是一个诅咒，因为大部分当地居民不仅目睹了他们的犹太邻居的死状，还亲身参与了对他们的残杀。不然，我们要如何解释冒着生命危险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波兰人——大屠杀纪念馆后来将他们认定为“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st Nations）—普遍害怕在他们的邻居面前承认，他们曾经在德国治下庇护过犹太人？³

我们从一些与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历史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我在此不会重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在“二战”期间营救瓦瑟什塔因及其他六名犹太人的完整故事。但解放后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话题相关。

我，亚历山大·维日考夫斯基，与我的妻子安东尼娅，希望做出如下证词。苏联红军解放波兰之后，这些犹太殉难者自由了，我们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第一个人回到自己家，但他的家人都死了，因此他又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剩下的几个人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地方。某个周日，我注意到一群游击队员来了，他们说：“我们今天要来铲除犹太人”，另一群人说他们要在晚上杀光所有人。从这天起，我们家的犹太人每晚就睡在田里一个放土豆的坑里，我给了他一个枕头和我的大衣。我还给其他犹太人发去了警告，他们也开始躲藏。游击队员没对其中两人的未婚妻做什么，但他们告诉两个女孩儿，如果她们未婚夫来了，不要告诉他们游击队在。当天晚上，他们到我们家来抓犹太人，他们说，交出他，他们会杀了他，之后就不会再来烦我了。我妻子回答说，我去我妹妹家了，犹太人已经去沃姆扎了，不会再回来。于是他们开始殴打我妻子，打到她遍体鳞伤，浑身淤青。他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让她驾车送他们回去。我妻子驾马车把他们送到了耶德瓦布内附近。她回到家的时候，犹太人从藏身处出来，看到她浑身是伤。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犹太人雅内克·库布若赞斯基（Janek Kubrzański）来了。之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从这个地方逃走。我们在沃姆扎定居。我妻子将我们的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送去了她父母那里。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后来又从沃姆扎搬到了比亚韦斯托克……1946年，我们搬到了别尔斯克 -波拉斯基（Bielsk Podlaski）。但几年以后，当地人又发现了我们过去做的事，我们不得不再次迁离。

曾经在战时帮助犹太人的“污点”永远跟随着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代到下一代。⁵安东尼娅·维日考夫斯卡（Antonia Wyrzykowska）最终漂洋过海，在芝加哥定居。安东尼娅·维日考夫斯卡侄女的儿子仍然住在耶德瓦布内附近，他的玩伴一旦生起气来，就会叫他“犹太人”。

集体的责任

虽然纳粹构想出的清洗犹太民族计划从核心上来说始终是个谜，但我们对于“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1]的不同机制已经有了不少认识。我们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特别行动队、德国的警察支队，以及那些曾经执行“最终解决”的公职人员都没有强迫当地民众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谋杀。血腥的集体迫害不但被容许，甚至有时还被鼓励，尤其是在苏德开战之后——在那之后，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下达了一道特殊的指令，加剧了这种情况。¹许多关于犹太人的禁令也颁布了。比如，在被侵占的波兰，人们不得向躲藏在德方指定的犹太居民区之外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违者可处以死刑。尽管存在一些虐待狂，尤其是在集中营里，他们可能会强迫囚犯互相残杀，但总的来说，没有人是被迫去杀犹太人的。换言之，所谓的“被卷入犹太大屠杀的当地民众”都是出于自愿行事的。

如果说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当地波兰人杀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这么做，而不是迫于无奈才如此，这个印象已经根深蒂固，那么犹太人必然会认为，波兰人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一个身穿制服的刽子手在执行命令时，终归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人们甚至可能会假定他对自己所服从的命令是持保留态度的或是不认可的。然而，对一个自愿杀害另一个人的平民而言却不是如此——这样的作恶者毫无疑问，只能是一个杀人犯。

整个“二战”期间，波兰人在与犹太人的频繁交互中不断伤害他们。这不仅仅是指人们在对那个时期的回忆中所强调的屠杀。你可能会记得，在今日波兰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米哈乌·格沃维恩斯基（Michał Głowiński）所写的令人震撼的回忆录中，有一篇自传式散文《点心店里过去的一刻钟》，文中描述的一些妇女就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德国侵占波兰时期，格沃维恩斯基还是一个小男孩。某天，他的一个姑姑把他独自一人留在华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待了15分钟；她哄他在桌前坐好，桌上有一块点心，她则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姑姑一离开咖啡馆，这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儿就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对他投去审视的目光，还有一大群妇女不断质问他，她们本可以不打扰他的。²在这则逸事与耶德瓦布内屠杀事件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所有交集，尽管场合、情景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隐含着对犹太人而言致命的后果。

在反思那个时代时，我们绝不能将责任推卸给集体。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头脑，才能记住，要为每一起杀戮负责的，只是某一个或某一群特定的凶手。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去调查，是什么使一整个民族（比如“德国人”这个词所代表的共同体）能够犯下这些罪行。或者，这些暴行会被暂时甚至彻底遗忘吗？我们能随意地从一个民族的遗产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并宣布其为唯一的传统吗？还是说恰恰相反：如果人与人之间果真有精神的羁绊——我能想到的是某种扎根于世代共通的历史经验的民族自豪感——他们难道不该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所犯下的罪恶负责吗？今天，一个德国青年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时，能忽略他的国家在那12年间（1933—1945）的所作所为，能忽略他祖先的历史吗？

即便在构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人无可避免会做出一些选择（一个人不可能将“所有事”都刻入自我形象中，因为没有人知道“所有事”，况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出发点是好的，要回忆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但就此——为了保持真实——而出现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疆界，也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状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应有权挑战这种身份的结构，应有权质问某起事件，或一系列的事件，或自先祖历史中的一个时代是如何融入一个民族的“自我形象”设定中的。

通常来说，集体性的身份认同来自一些特殊的、惊人的或异乎寻常的事件中。换句话说，集体身份是由超越常规的、异常的行为构建起来的。虽然他们只是区区个体，是某个弗莱德里克，某个简，或某个米科瓦耶，某个确实参与了事件的人，但作为集体身份的组成部分，他们也都属于那个集体性的“我们”。因此波兰音乐理所当然会为“我们的”肖邦骄傲；波兰科学为“我们的”哥白尼骄傲；波兰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堡垒”（przedmurze chrześcijaństwa），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扬·索别斯基国王2在维也纳附近的一场重要战役中打败了土耳其人。因此，我们有理由发问：像劳丹斯基和卡罗拉克这样的人所做的种种恶事——这些事也同样是惊人且不寻常的—是否也成了构成波兰集体身份的一股力量？

显而易见，我的问题是个反问句，因为我们很清楚，规模如此之大的屠杀行动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影响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波兰最大的日报之一《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曾引发的一场公开讨论。作者在文中讨论了1944年夏天，在“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期间，若干犹太人被一支波兰家乡军支队杀害的事件。³公众反应十分激烈——文章刊载后，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编辑部—这足以说明，一群毫无良知的年轻人所犯下的恶行，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波兰人。那么耶德瓦布内发生的大屠杀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它可是超出了我们先前关于战时波兰—犹太关系中阴暗面的所有想象啊。

注释

1.“最后解决”，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也泛指任何一种种族灭绝运动。

2.扬·索别斯基（Jan III Sobieski，1629—1696），波兰立陶宛联邦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又称约翰三世·索别斯基（1674—1696年在位）。他在大洪水时代曾为拯救波兰而奋力挣扎，也曾经因为解除1683年解维也纳之围而被称为“波兰之狮”。

对资料的新诠释

以1941年夏天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为起点，我们重新开启了“二战”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史学。五十余年来，历史学家和记者们关于此事给出的镇静剂一般的说辞，如今必然不可继续相信了。说战时在波兰杀害犹太人的只有德国人（他们在执行那些悚人的任务时，偶尔会得到辅警的协助），肯定是不对的。辅警的主要成员是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或某些卡尔美克人（Kalmuk），当然还有那些众所周知的“堕落的家伙”，即专门勒索那些想要逃走或藏身的犹太人的“敲诈者”—他们遭到所有人的谴责，因他们犯下恶行却轻易就逃脱了责任。历史学家和其他声音挑出这些人，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并声称，每个社会都有“人渣”存在，这些人只是一些“社会边缘人”，他们已经受到了地下法庭的制裁—如此就轻易为这起事件结案了。¹

在耶德瓦布内事件之后，人们就再也不能用这种虚伪的套话来敷衍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问题了。的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战时的波兰历史，还有战后的；我们还应该重新评估某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重要议题：对那些年月里人们的态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后果的解释。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材料的诠释方法。在分析幸存者的证词时，我们对他们所提供证据的评估的立论前提，应该从一种先验的批判转为一种本能性的肯定。在发现某份证词的具有说服力的反证之前，我们应承认其内容为事实；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在采用相反的方式诠释材料时可能犯下的错误。所谓“相反的方式”，是指在我们为证词内容找到中立的第三方确认之前，始终对其抱有谨慎的怀疑主义态度。灾难越深重，幸存者越稀少。我们必须去倾听来自深渊的孤独声音，比如在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出版前，瓦瑟什塔因提供的证词，或者是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犹太大屠杀的证词。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观点的。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言，我花了四年时间来理解瓦瑟什塔因在他证词中想要传达的信息。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出相同的结论：一方面，在找到反证之前，我们应该承认犹太人关于受到当地民众暴行欺凌的证词为真；另一方面，在波兰史学研究中，他们对波兰裔族群参与杀害波兰犹太人只字未提，故而这个结论已不言自明。有大量文件可以证明，对证词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仅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院，我们就能找到超过7万份证词，它们都是在战后立即向大屠杀幸存者收集而来的；这些证词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波兰人相互勾结密谋，参与杀害他们的犹太邻人。但这些证词基本上只来自那些有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可说的幸存证人—就如瓦瑟什塔因和芬克什塔因一样。因此，我极力主张放下我们的怀疑。

然而，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改变诠释材料的方法，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我们（作为研究那个时期的史家群体）的专业技能有所欠缺。关于波兰犹太大屠杀这起我们无可回避的事件的所有证据，都有一个内在的特征，方法论上的规则应该以这个特征为基础而产生。

我们——通过证人所说的事实——所了解的大屠杀，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遭遇里，并不具有代表性。我们所了解到的，都是一些“有偏差”、有倾向性的证据：这些故事都有较为圆满的结局。因为讲故事的人都极为幸运——他们活了下来。即便是未能幸存的证人做出的陈述也是如此——因为这些陈述因叙述者的死亡中断，而叙述者留下的往往只是他们愿意说的部分。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只是叙述者生前写下的东西。然而，关于“黑暗之心”（亦即他们经历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关于他们最终的背叛、关于战前90% 波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我们都永远无法了解了。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分析我们所能利用的所有信息碎片，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相比现有的、基于幸存者提供的证据而对大屠杀进行的描述，真正发生在犹太群体身上的悲剧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所有社会中，战争都是一种可以创造传说的经历。然而，在东欧、中欧和南欧，战争不断为一些生动的、往往极其可怕的合法叙述提供着素材。关于“二战”期间，集体的、民族的殉道史的记忆（确切来说，是一些符号），对于波兰社会在20世纪的自我认知至为重要。¹每座城镇都有纪念恐怖行动受害者的“圣地”，每个家庭都有其关于处决、监禁和流放的可怕故事。我们要如何将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融入这幅图景中？毕竟，耶德瓦布内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尽管它可能是所有波兰人残杀犹太人事件中最极端的案例之一（人们一定希望它就是最极端的，没有之一）。这就促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拥有独特的集体身份认同的群体，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后现代世界中，此类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当然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集体经验的问题，已经有了类似的答案。当同盟国最终攻下德国，并“发现”了集中营，他们努力地对抗每一个了解纳粹暴行的德国人，这成为他们去纳粹化运动（denazification campaign）的一部分。德国公共舆论对此做出的回应出人意料：“可怜的德国”（Armes Deutschland）。²这就是德国在战时犯下罪行的消息在德国社会中产生的回响：世界将会因为纳粹党的所作所为而痛恨我们。德国民众中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受害感”（victimization），因为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会减轻他们对战争和无数受难者所遭遇之痛苦的责任。

但是，这种对互相矛盾的叙述的堆砌，往往会引起冲突和争辩。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德国发生的一场持久的公共论战，那次论战因一个关于犹太大屠杀中的德国国防军（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1941bis1944）的摄影展而起，该展览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主办。每个适龄的德国男性都应服役于国防军，（根据目前公众的共识）这支军队本不应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显然，德国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支军队参与了这些暴行，因此也在他们的研究和著作中如实记录了。尽管如此，广大民众并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些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认知的证据。波兰公众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受害感”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从容地、自然地接受波兰人也该为那段时期各种恶行负责的事实吗？

战后身处德国难民营（displaced persons camp）的犹太人—据我们所知，1945年后有20万犹太人逃离了波兰，大部分都去了这些难民营——曾经说过，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对他们做的事。我们想知道，同样的模式，是否也适用于解释战后波兰的反犹主义情绪？或许这种解释会比人们常常提起的一些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著名犹太裔共产主义领袖的名字（以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和希拉里·闵克[Hilary Minc]为代表³，他们的恶行被认为导致了波兰公众对犹太人的负面态度）更具说服力？战后，波兰民众对犹太人的反感迅速蔓延，且充满了攻击性，但这种现象是否源自在波兰国内盛行的一种对战后政治格局的冷静、抽离的分析？这点我们很难证明。我们的评估不能以某些过于敏感的回忆录作者所记录的对话为基础，也不能以对某人视角的主观回应或是一个随意的评述为基础。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思考一个社会现象：工人的罢工运动。大量民众毫无疑问自发地参与到这种持久的、危险的政治示威中，以表明他们不容置疑的信仰。

优秀的研究著作《1945—1948年间发生在波兰的工人罢工》（Workers’ Strikes in Poland in the Years1945-1948）出版于1999年⁴，作者武卡什·卡明斯基（Łukasz Kamiński）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这部作品就是当一位勤奋的学者接触到所有与他研究议题相关的材料后的产物。该书巨细靡遗地记载了战后那段岁月里席卷了波兰的所有工人抗议浪潮。那个时期的波兰曾发生过许多抗议活动。共产党当局不断削弱自治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势力，其中包括工会和具有悠久传统的大型政党，比如当时由齐格蒙特·茹瓦夫斯基（Zygmunt Żuławski）领导的波兰社会党（PPS）和由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斯坦尼斯瓦夫·梅日瓦（Stanisław Mierzwa）及斯特凡·克日邦斯基（Stefan Korboński）领导的波兰农民党（PSL）。及至1948年，波兰的自治机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已经大致完成了。这些机构或被共产党支持的组织吞并，或被彻底查禁，其领导人都被拘捕、流放或禁言了。事实证明，在这期间，波兰的工人阶级放下手中的工具，继续进行罢工示威，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自身的温饱问题，仅有一次除外：那一次是为了抗议波兰报纸上登载对凯尔采屠杀案的联名谴责声明。这起大屠杀发生于1946年7月4日，在凯尔采，一名波兰暴徒在一天之内杀害了42名犹太人。⁵

乍看之下，这起罢工事件很难理解。因此，容我简单地引用一段卡明斯基著作中的话：

[1946年]7月10日，罗兹（Łódź）的许多工厂都召开了会议，为的是谴责凯尔采屠杀案的罪犯。人们很不情愿地在公开谴责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尽管如此，这些谴责声明还是在第二天被登载在了各大报纸上。这导致了多起抗议罢工。首先发起罢工的是罗兹线厂的工人们，紧随其后的是舍布勒（Scheibler）和格罗曼（Grohman）工厂的工人，之后布勒（Buhle）、齐麦曼（Zimmerman）、瓦日塔（Warta）、坦波 -拉斯科（Tempo Rasik）、霍弗里赫特（Hofrichter）、甘佩（Gampe）、阿尔布雷赫特（Albrecht）、古特曼（Gutman）、迪泽尔（Dietzel）、拉德兹耶夫斯基（Radziejewski）、维雅赫（Wejrach）、金德曼（Kinderman）、沃岑卡（Wólczanka）工 厂，以及两家切割工作坊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一开始，罢工的工人们要求报纸更正其登载的错误信息[关于工厂工人联名签署谴责声明这件事]；随后，他们又要求释放那些被谴责的罪犯[根据庭审记录所示，14人在这起案件中被判死刑]。抗议者们骚动不断；若是有人提出复工，则会被施以暴力……对这个国家的民众而言，工人们会做出这种反应并不反常。许多工厂的员工都拒绝对谴责屠杀案罪犯一事进行投票表决。在卢布林（Lublin），为此事召开了的一次有1500名铁路工人参加的大型集会，会上许多人都叫嚷着“打倒犹太人”“真可耻，他们竟然维护犹太人”“贝鲁特[时任波兰总统]绝不敢判他们死刑”“维尔诺（Wilno）和罗夫（Lwów）必须是我们的土地”。⁶

在那些年里，有许多抗议共产党管制波兰的声音。但是，这显然不是凯尔采大屠杀之后波兰人掀起罢工潮的根本原因。这些罢工事件如果是为了抗议某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犹太教公社”（Judeo-commune），那是说不通的，但如果把它们看作波兰人对自身挫败感的一种表达，就很好理解了：波兰人再也不能义正词严地从犹太人的“魔爪”下保护无辜的天主教儿童了。这类抱怨是一名在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杀案中受伤的犹太妇女无意中听见的，当时她正在被送往医院急救室的路上：

在救护车里，我听到了护卫队士兵和护士正在谈论我们，他们称我们为“犹太渣滓”，他们不得不救，但他们不应该救我们，因为我们谋杀儿童，我们所有人都该被枪毙。我们被送往科佩尼卡街（Kopernika Street）上的圣拉撒路医院。我是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手术之后，一个士兵来了，他说，手术结束后，他会把所有人都关进牢里。他殴打了一个正在候诊的受伤犹太人。他握着一支竖起的枪，看守着我们，一口水也不许我们喝。过了一会儿，两个铁路工人来了，其中一个说：“一个波兰人要是连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的胆子都没有，绝对会遭人耻笑”，说着他就打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一个医院的病人用拐杖打了我。女人们，包括护士，都站在门后，威胁我们说，她们都在等着手术结束之后把我们五马分尸。⁷

换言之，战后的反犹主义情绪蔓延广泛，且先于共产主义势力在波兰的崛起，因为反犹主义早已因为波兰人对中世纪时犹太教祭祀谋杀的偏见而根深蒂固了。这种情绪也嵌入了他们的战争经验。

为什么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当初非逃离自家的农场不可？“赫谢尔，你还活着？”—当赫谢尔·皮卡兹（Hershel Piekarz）从他在树林中的藏身之处现身时，他听到有人用怀疑和轻蔑的语气这样问他。⁸同样，人们有这类反应并非因为他们相信有什么传说中的“犹太教公社”，也不是因为得到苏联援助的共产党管制波兰（这得到了犹太人的支持）让他们愤怒。赫谢尔·皮卡兹以及其他和他一样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以及其他和他们一样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藏匿的英勇波兰人，在战后都不得不继续对他们的邻居掩饰这些事情——他们遭人痛恨、惧怕，并不是因为人们将他们看作秘密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波兰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罪行的目击证人，这点才最令人难堪。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仍在继续享受这些罪行为他们带来的非法物质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谴责，尖刻地质问着人们的良知，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通敌

通敌，是一个经典的战时主题，但就我们所知，在研究那个时期的波兰史学中，这个主题是一个空白。¹毕竟，1941年6月，希特勒运用闪电战对抗苏联军队时，德军是被前波兰领地上（该地区于1939年被并入苏联）的当地居民当作“解放军”接待的！地下波兰家乡军的指挥官，格洛特 - 洛维奇将军（Grot-Rowecki）在1941年7月8日派遣了一个支队前往伦敦，将整个波兰东部边境地区（Kresy Wschodnie）的民众友好招待德军一事告知流亡中的波兰政府。²“德国人攻打苏军时，”比亚韦斯托克省的一个农民写道，“这些地区的波兰民众热烈欢迎着德军的到来，却没有意识到后者其实是波兰最大的敌人。在很多小镇上，人们甚至手捧鲜花欢迎德军……有一个居民的妹妹那时刚从比亚韦斯托克回来，她告诉我们，德国人在那个城市得到了波兰居民的热情接待。”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另一个居民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开始谈论苏德之间即将打响的战争，他们都极其渴望这场战争，希望德国人能将苏联人赶走，如此我们就能留在原来居住的地方，苏联人就没办法再驱逐我们了……最终，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几天之后苏联人就投降了。一直以来都在躲避苏方追查的人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会被放逐去苏联了。遇到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时，人们的第一句话都是：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苏军撤退的那天，恰好相邻教区的一位神父路过我们村子，他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说：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将大批波兰人放逐至苏联，恐怕是苏联人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苏军此举，导致波兰的地方民众对他们的恨意日渐加深。”³

的确，及至1941年6月和7月，超过一半的战前波兰领土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了，当地民众——当然，除了犹太人——都热烈地迎接了德国国防军，这表示他们已经承认了被解放的事实。当地居民迅速建立了与德军合作的行政机关，并参与到了以“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直接目标的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中。⁴毕竟，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所以受审，就是因为“他们为德国谋利”云云。

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一个对于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很有吸引力的议题：这一时期发生的两个片段在集体记忆中的重叠。这片领土两次被占领，1939年被苏联红军，1941年被德国国防军；在现有的叙述记载中，这两段被占领的记忆互相交缠。简言之，犹太人对入侵的苏联红军的热烈回应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纵观1939—1941年间犹太人与苏军之间的协作，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这是独属于犹太群体的行为。⁵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却在1941年热烈地欢迎了入侵波兰的德国国防军，并普遍与德军合作，其中甚至有屠杀犹太人的行动。

因此，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在他们的叙述中，似乎将自己在1941年对德军的态度（这一点始终是个禁忌，在波兰史学中从未被研究过）投射在了1939年的犹太人身上，认为后者当时也是这样公然欢迎苏军的。芬克什塔因的证词中提到了拉兹沃夫的波兰民众接待德军的场景，这段叙述读起来像极了广为流传的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在1939年接待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故事。

米索雷夫上校称，苏联军队曾从波兰地下活动者中招募与他们合作的秘密警察，这一点也在劳丹斯基的传记（自传）中被证实了，这段历史又怎么解释呢？有没有可能，这是这个时代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做出妥协而与一个专制政权合作的人，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接管这片地区的专制政权的合作者？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对新统治者及其政策表现出热情友好的态度，以此提前博取当权者的信任，以防他们为前任政府服务的事情暴露。除此以外，他们同意协作还有可能是因为，一旦他们过往的个人记录被新政府查到，他们就成了对方威胁勒索的最佳目标。让我们重申一下，纳粹党，根据德国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说法，是一个不断挖掘人类邪恶本能的组织——不仅因为它将“乌合之众”（rabble）拔升到掌权的位置，还因为“简单的人，只要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里出现骚动和混乱，社会组织溃散，他们就会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⁶

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准确地说，“二战”导致的苏联与德国对波兰的侵占，第一次将波兰的乡镇暴露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一个饱受苦难的社会在面对挑战时变得脆弱、动摇，对于两次侵占的集体经验导致了极端的道德沦丧（demoralization），这都是意料之中的。想要理解这些事情的本质，我们甚至不需要参考那些阅历深广的知识分子对此事做出的精密分析，比如文学学者卡齐米日·维卡（Kazimierz Wyka）关于战争对波兰社会之影响的精彩研究。⁷当时的任何资料都能证明战时盗窃和酗酒现象之普遍，光是回忆一下这些现象，就足够了。为了进一步说明，让我们再来看看1948年波兰齐特尼克出版社（Czytelnik）举办的一个公开“竞赛”收集而来的材料，许多农民向这个竞赛投稿，他们的战时经历因此被编成选集。克雷斯蒂娜·克斯滕（Krystyna Kersten）与托马什·沙罗塔（Tomasz Szarota）编辑出版了《波兰农村，1939—1948》（Polish Countryside,1939-1948）一书，该书共四大卷，收录了约1.5万人的投稿。⁸

对我来说，那段时期中道德崩解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华达维斯（Wadowice）附近某个村庄的一个农妇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不谋杀无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彻底瓦解了。这个故事是一首爱与无私牺牲的赞美诗，在其中，没有人被杀害。卡洛奇娅·萨佩托娃（Karolcia Sapetowa），一个“前女仆”，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了下面这份证词，它目前藏于华沙犹太历史研究院：

我们家由三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组成。最小的孩子萨米·霍赫瑟（Sammy Hochheiser）是个小女孩，昵称叫萨莉（Sally），最大的孩子叫伊兹（Izzy）。战争第一年，孩子们的父亲就被杀害了。所有犹太人都被集中隔离进犹太居民区之后，我与他们分开了。每天我都要带着我能带的所有东西去犹太居民区，因为我实在非常想念那些孩子，我视他们如己出。犹太居民区的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把孩子们接到我的住处与我同住，直到骚乱平息。他们在我家感到舒服自在。1943年3月，犹太居民区遭到肃清。最小的男孩儿那天刚巧在我家。我来到犹太区的大门前，那里站满了德国党卫军和乌克兰人[即德军的辅警，由以前的苏联公民组成，波兰人有时会将他们统称为“乌克兰人”]。人们发疯似的到处乱跑。带着孩子的母亲无助地聚集在大门附近。突然，我看到萨莉、伊兹和他们的母亲。后者也看到了我，她悄悄地在小女孩的耳边说“快去卡洛奇娅身边”。萨莉想也没想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在乌克兰人的高筒靴中穿梭着挤了出来，奇迹是，那些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她无助地张开双手，奔向我。我浑身因恐惧而僵硬了。我与萨莉和一个阿姨一起回到了我的村子，华达维斯附近的维塔诺维采村（Witanowice）。伊兹和他母亲被重新安置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生活艰难不堪，我们必须相信，只有奇迹救得了这些孩子。

一开始，孩子们还能到屋外去，但随着战事日渐紧张，我不得不把他们藏在家里。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当地人知道我藏匿了犹太儿童，因此不断威胁我，困难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威胁我，这些孩子必须交给盖世太保，如果不这样，整个村子都会因此受牵连，德军可能会报复性地烧村或屠村，等等。村长是站在我这边的，这时常能给我以慰藉。对于那些较为激进或固执的村民，我偶尔会送去礼物或直接用钱来平复他们的情绪。

但好景不长。德国党卫军总是在附近巡查，村内的反对声音又起。有一天，他们告诉我，我们必须把这些孩子除掉，他们已经想好了计划：把孩子带到谷仓里，趁他们睡着时，用斧子砍掉他们的脑袋。

我像疯了一样四处奔走。我年迈的父亲完全不知所措。该怎么办？我能做什么？两个可怜的孩子什么都知道，睡觉前他们恳求我们：“卡洛奇娅，今天不要杀我们。不要是今天。”听到这话，我觉得自己都呆滞了。我下定决心，不论付出任何代价，绝不会放弃这两个孩子。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让孩子们坐在一辆牛车里，然后告诉所有人，我要把他们带去溺死。我驾车绕着整个村子走了一圈，让每个村民都看到并相信。等到入夜之后，我又带着孩子们回去……⁹

这个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那两个孩子幸存了下来，萨佩托娃带着深深的情感说，不论他们到哪儿，她都会跟着他们，因为她爱他们胜过世上的一切。而我们却惊恐地意识到，克拉科夫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竟然在他们的一个邻居说服他们自己已经谋杀了两个幼小的犹太儿童后，才如释重负。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回忆录作者齐格蒙特·克鲁考夫斯基（Zygmunt Klukowski）医生，位于扎莫希奇（Zamość）附近什切布热辛村（Szczebrzeszyn）的郡医院院长，曾结合波兰农民对犹太人的态度，对战时道德沦丧在这个群体中的呈现做出过极具说服力的描述。什切布热辛村的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害了，克鲁考夫斯基在其作品《扎莫希奇地区被侵占岁月的日记》（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 szczyzny）中巨细靡遗地记录了整个过程。1942年11月26日，他在绝望中写下了如下记录：“害怕被德国人报复的农民在村庄里四处抓捕犹太人，将他们带到镇上，或直接就地将他们杀害。总的来说，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人们陷入了某种可怕的道德沦丧。他们都陷入了一种精神错乱之中，竟和德国人一样，不把犹太人当人看，而是把他们视为病犬恶鼠、洪水猛兽，须用尽一切办法铲除。”¹⁰

因此，1941年夏天，通过参与迫害犹太人，这些地区的居民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还从他们的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显而易见，屠杀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能先于他人挑选犹太遇害者的财产），同时农民们也抒发他们长久以来对犹太人固有的愤恨，可谓“一举三得”。除了这些原因，纳粹的怂恿以及在民众中轻易就能煽动起来的复仇情绪——为了苏联侵占时期他们所遭受的侮辱而要与“犹太公社”秋后算账——都促使波兰人对犹太人施暴。这么多因素杂糅在一起，谁能在如此强大、邪恶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¹¹当然，有一些先决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的残暴化、道德沦丧，以及德军对一般民众使用暴力的准许。但两次侵占期间，苏、德政府都使用过这些手段和机制。不难想象，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合作者（在米索雷夫上校写给党委书记波波夫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和劳丹斯基是一类人；后者在其自传中曾一笔带过：他在为德国人残杀犹太人之前，曾经为苏联政府做过间谍。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然而，时间并没有停在1941年。如果我们承认我在上文提及的“机制”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都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有趣的假设，该假设关乎1945——1948年间共产主义政权在波兰上台执政和建立根基的过程。鉴于前文所述，我在此大胆提出以下观点：战后，在共产党接管波兰的过程中，它在地方上的天然盟友，就是在德国侵占期间通敌的那些人。

我们当然知道，对许多人而言，共产主义是他们真正愿意投身的事业；许多人在战前、战后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见风使舵，也不是因为当时苏联红军驻守在波兰的每个角落。但除了从这样一群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信仰者中获得支持，20世纪的波兰政府往往还会利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源。在当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员和心腹亲信中，也不乏毫无原则、信仰的人。很多学生已经论述过这一点。¹

沃格林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时的波兰为纳粹干尽脏活累活）怎么就不能在五年后成为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器的中流砥柱？如我们所知，共产主义者的忠实拥护者在波兰少之又少，我认为他们是这台权力机器的核心，而其外层，就是这些乌合之众。他们有什么非遵守不可的原则会让他们拒绝为新的主人服务？他们怎么会放弃在参与当地（恐怖）权力机器运作时将得到的特权？比起去警察学校，难道他们更愿意坐牢吗？劳丹斯基在写下“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这样的话时，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正是这类人吗？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而非权力机器的角度来思考共产主义政权扩张的过程，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视角。在这个层面，在我看来，战时有犹太人被当地居民杀害的社区，在苏维埃化进程面前，会显得尤为脆弱、易动摇。如此，问题就很简单了：一个刚刚被卷入过谋害自己近邻的地方共同体，能够对刚刚上台的政府做出这种反抗的回应吗？谁能相信一群残杀过同类或被指责为刽子手的人？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曾经充当过暴力的工具，我们又有什么立场去反对同样用暴力来对付我们的人？

这个问题最好作为事实性问题，由实证分析来解决。但在目前阶段，这个问题暗示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战后，协助苏联式政权在波兰扎稳根基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反犹主义者。这个假设颠覆了关于那个时期的公共认知。毕竟，战后，在波兰的许多区县、郡、小镇、城市里，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因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都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2但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总得有人负责。那么，正如列宁在近百年前问的，谁要为谁负责（kto kavo）？如果仅仅是因为波兰的意识形态演变——最终导致了1968年3月波兰国内反犹主义情绪的爆发3—我不会如此彻底地驳斥该观点：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柱并非犹太人，而是这个国家本土的流氓无产阶级。

为了一种新的史学

这个所谓的波兰—犹太战时关系的问题，在关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中，犹如一根松弛的线头。如果我们抓住并拉紧它，这块精致的绣毯就会全部散开。于我而言，反犹主义污染了整个20世纪波兰历史版图中的每一块，并将它们变成了禁忌话题，引来各式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如同一块遮羞布，欲掩盖真实发生的一切。

然而，一个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集体传记。正如一部传记是由不同篇章组成的，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方方面面也彼此相连，休戚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部集体传记中出现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它之后记录的所有事，也都丧失了真实性，时时要为真相被揭露担惊受怕。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将无法好好生活，而是时时多疑地回头张望，想要知道别人对其所作所为的想法。他们必须刻意回避那些已经深埋于过去的耻辱历史，并坚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捍卫波兰的美名”。他们会把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苦难，都认为是他们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导致的。在这方面，波兰并不是欧洲国家中的例外。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为了矫正它的历史，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自己的过去重新讲述一遍。

一块记忆碎片将会在耶德瓦布内——还能在哪儿？——被发现。那里有两块战争纪念碑，其上镌刻着一些碑文。其中一块碑上的碑文就是一个纯粹的谎言，说1600名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都是被纳粹杀害的。另一块石碑是1989年以后建造的，其碑文更引人深思。它写道 ：“纪念1939—1956年间在耶德瓦布内地区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纳粹和秘密警察[UB]杀害的约180人，其中包括2位神父。”署名为“社会”（społeczeństwo）。如此，这块纪念碑若不是在暗示耶德瓦布内没有任何犹太人，就是在无意中供认了战时的罪行。因为，实际上，杀死那1600名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不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相反，如今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耶德瓦布内镇的居民也都知道，杀死这些犹太人的，正是他们的邻人。

后记

2000年4月，阿格涅丝卡·阿诺德的纪录片《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播出了，片中包含了他与施莱茨斯基女儿的对谈片段；5月，安杰伊·卡琴斯基（Andrzej Kaczyński）为《波兰共和日报》（Rzeczpospolita）做了一系列精彩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的公开，使得耶德瓦布内事件在大众媒体上不断曝光。卡琴斯基在2000年5月5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大屠杀》（“Całopalenie”），完全是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登载在《波兰共和日报》的头版；该报纸在全国的发行量高达几十万份。第二篇文章发表于两周后的5月19日。同日，《邻人》的波兰语译本出现在华沙国际书展上。

正如卡琴斯基的报告所证实的，耶德瓦布内的居民非常清楚，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是被他们的邻人所杀。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此外，在接下去的几周里，耶德瓦布内镇长、居民、耶德瓦布内与沃姆扎天主教堂的代表、华沙犹太社群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进行了几次谈话，他们逐渐达成了如下共识：应该重新找到战时掩埋犹太受害者的地点，并将其改建为一个正式的墓园；耶德瓦布内镇上的纪念碑以及其上的碑文必须进行修正，以忠于事实；整起事件必须被详细地调查并公之于世。波兰政府新成立了国家回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该机构有权力对“有害国家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2000年8月，国家回忆研究所宣布，他们将开启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事件的调查，并审判任何仍然存活的或仍能负刑事责任的罪犯。总而言之，我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门槛前，跨过这道门槛，就是在波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他们从小就拥有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已做好充分的准备，来面对波兰—犹太战时关系的真实历史了。

注释

前言

1.这个词组是保利娜·普赖斯（Paulina Preis）在她的著作《极权官僚主义》（Biurokracja totalna，Paris：Instytut Literacki，1969）一书中生造的。

想要了解关于作为“掠夺政府”（spoiler state）的极权主义，可参见拙作 Revolution from Abroad: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Belorussi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的终章。

2.Hannah Arendt,“Organized Guilt and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in Essaysin Understanding,1930–1954(New York: Harcourt,Brace,and Co.,1994),p.126.

3.1940年10月24日，贝当（Pétain）与希特勒在蒙图瓦尔（Montoire）会面之后，公开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collaboration”这个词首次出现。年迈的法国元首在广播中向他的同胞呼吁：“合作是两国之间的设想……（Une collaboration a été envisagée entre nos deux pays）我在原则上是同意的（J’en ai accepté le principe）。”(Gerhard Hirschfeld,“Collaboration in Nazi Occupied France: Some Introductory Remarks,” in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1940–1944,ed.G.Hirschfeld and P.Marsh[Oxford: Berg,1989],p.2)参考词典编纂者们留下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词如此褊狭的定义（受到“二战”时期德国侵占波兰的情况的限制）几乎直接成为在各种不同语言中的这个词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在战前的最后一个版本（1933）中，“collaboration”的词条下，并没有出现如今最吸引我们兴趣的那个意思。在这个版本中（2：613，1961年再版）的定义是“与其他人共同工作，尤其是在文学或艺术等类似创作的过程中”。罗伯特（Robert）在1953年编纂的辞典对“collaboration”（这个词在法语中的含义通常也与艺术追求有关）的一个特殊含义做了如下说明：“德军侵法时期（1940—1944），法国曾希望与德国共同合作以振兴法兰西。（Mouvementdes Francais qui durant occupation Allemande[1940–1944]désiraient travailler auredressement de la France en cooperation avec l’Allemagne.）”（p.819）巴塔利亚（Bataglia）在1964年编纂的意大利语词典中，将“collaboration”的第四个含义（3:279）定为与占领军当局有所勾连、合作，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德军之间的协作。（“per lo più con riferimento alperiodo d’occupazione tedesca durante 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1970年版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ockhaus）对这个词的定义也主要是指涉法国贝当政府在战时的做法；尽管这部百科全书的印刷量很小，但它也告诉读者，这个词可以在更广泛的语境下使用。

4.见我的文章“Themes for a Social History of War Experience andCollabor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ed.Istvan Deák,Jan T.Gross,and Tony Jud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32。

5.Istvan Deák,“Introduction,”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4.

6.Heda Margolius Kovaly,Under a Cruel Star: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NewYork: Holmes and Meier,1997),p.45.

7.想要了解关于相关主题的一般讨论，参见我的著作 Polish Societyunder German Occupation—Generalgouvernement,1939–1944(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9)。

8.Norman Davies,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2).

9.在此前的一部研究著作中，我已质疑过在波兰史学中对这个主题的普遍的刻板印象，参见 Upiorna dekada.Trzy eseje o stereotypach na tematŻydów,Polaków,Niemców,i komunistów(Cracow: Universitas,1998)。本书有英译删节版：“A Tangled Web: Confronting Stereotyp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between Poles,Germans,Jews,and Communists,”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74–129。因此，在此我只言简意赅地提几个要点，以引导读者理解，接下去的叙述，是为了对这种传统观点引发的疑问做出回应。

10.“敲诈者”（szmalcownik）是波兰语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咒骂之词。它尤其指涉那些在“二战”时期的德据波兰，以敲诈勒索试图“逃”往雅利安地区的犹太人为专职的人。这种出逃在当时是会被德军当局判处死刑的罪行。“szmalcownik”这个词本身来自“szmalec”，字面意思是猪油，但在口语中也用作“现金、战利品”之意。

11.我在 Upiorna dekada 一书中对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立场和观点做了批判分析。

12.在此我指的研究是 Raul Hilberg,Perpetrators,Victims,Bystanders: TheJewish Catastrophe,1933-1945(New York: Aaron Asher Books,1992)。当然，其中的区别，长久以来在大屠杀研究中都有明确的呈现。然而，希尔伯格（Hilberg）用心良苦地让我们去注意大屠杀发生的情境（situationalcontext）。引号里的这句话引自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给他最近为“重写历史”书系编辑的一册书所写的导言：The Holocaust:Origins,Implementation,Aftermath(London: Routledge,2000),p.8。

事件梗概

1.这份日期为1949年1月24日的报告目前与其他“控制—调查”档案一起，藏于位于比亚韦斯托克的国家安全部(Wydział Ewidencji iArchiwum Delegatury Urzędu Ochrony Państwa,后称为 UOP)档案室内的沃姆扎公共安全办公室(Urzad Bezpieczeństwa Publicznego w Łomży)中。我们从中还得知，除了在耶德瓦布内被捕的15人，“还有7人未被拘捕，因为他们藏身于未知地点”。

2.这个表述转引自一部先锋性的研究著作：Christopher Browning,Ordinary Men: Reserve Battalion101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New York:Harper and Collins,1992).

3.从一份油印刊物 Głos Jedwabnego 的1986年6月号刊上，我们得知，1949年，该镇与卡耶塔诺沃（Kajetanowo）、考萨基（Kossaki）、比茨基（Biczki）三镇郊区的总居民数共2150人。

4.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两起庭审案件的档案，这些档案都由危害波兰国家犯罪行为调查主委会（Główna Komisja Badania Zbrodni PrzeciwkoNarodowi Polskiemu,此后称为“MC”）的档案室保管。该机构在2000年并入了新建立的国家记忆研究所（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资料被归档于编号为 SOŁ123的目录下；约瑟夫·索布塔案—1953年审理，也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相关—的资料被归档于编号为 SWB145的目录下。在这些档案中，是一页接一页的工作表（而非像书籍内页那样的左右纸页），都是人工编号的。这里引用的句子来自 MC,SOŁ123,p.3（在之后的注释中，我会用123/3来表示同一资料来源）。

我要向安杰伊·帕茨考夫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教授致谢，在主委会并入新近（1999）建立的国家记忆研究所之前整理打包之际，是他让我有机会进入他们的档案室。我还要感谢他和他在华沙的波兰科学院政治学院（ISP PAN）的现代后期（Najnowszej）波兰历史实验室的同僚，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展示和讨论我在研究中的初期发现。

5.在一份名为“关于案件调查起始的报告”（Meldunek o wszczęciurozpracowania sprawy）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些信息，在红字“发起调查的历史”（historia wszczęcia rozpracowania）之下：“犹太妇女卡尔卡·米格达夫（Calka Migdał）向司法部寄了一封信，这名妇女在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发生时逃离了，她亲眼看见了1941年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所有事，也参与其中。”但她的信并没有被收入这些档案中，我们不知道它是在何时被寄往司法部的。这些档案中还有一份材料，日期为1947年12月30日，提醒安全部注意战时在耶德瓦布内的犯罪行为。该材料题为“报告”，其内容如下：“我在此报告德据时期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居民、镇长卡罗拉克·马里安的情况。他的外貌：体格魁梧，圆脸，曾经是深色头发如今几乎灰白，约六尺高，面部干净，无明显疤痕。在他仍为德方工作时期，他被德国当局拘捕，据我所知是由于他私占犹太人财产，没有平均分给德军。他被释放后又被德军逮捕，之后便消失了。最近，即1949年12月1日，我在华沙的格罗肖夫斯卡（Grochowska）区亲眼见到卡罗拉克·马里安走在街上。他一看到我，就消失了。我想向民警或其他机关报告他的行踪，但当时没人在那条街上……”（UOP）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安全部都没能找到并拘捕卡罗拉克。

6.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JHI)in Warsaw,collection no.301,documentno.152(301/152).在翻译这段证词时，我试图保留所引原文件中语法、拼写的错误。犹太历史研究院的第301号卷宗，名为“个人证词”，收录了超过7000份证词，都是由当时建立的犹太历史委员会在战后立刻从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处收集而来的。因为这些证词几乎是事件发生同时代搜集的，因此对大屠杀时期波兰研究而言，它们可能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犹太历史委员会在很多当时有犹太人居住的大城镇（即波兰的各个省会）都设有支会。因此，比如说，瓦瑟什塔因的证词就是1945年4月5日在比亚韦斯托克的犹太历史委员会被记录下来的。在这页资料的底部，我们发现了一条补充注释：“证人施姆尔·瓦瑟什塔因，由 E.什特曼（E.Sztejman）笔录；省犹太历史委员会主席 M.图雷克（M.Turek）；由 M.瓦特尔（M.Kwater）从意第绪语即兴翻译。”我们还应该注意，许多人都留下了数份记录他们经历的证词，这些证词的细节可能互相矛盾。比如，瓦瑟什塔因的另一份证词，收录在犹太历史研究院301/613中，该资料提到，15名年轻的犹太人在墓园里被杀害，共有18名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7.该影片于2000年4月在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得到了众多影评人的好评。在时长为63分钟的纪录单元中，耶德瓦布内事件只占了2分钟。我想要感谢阿格涅丝卡·阿诺德让我有机会阅读她在耶德瓦布内所做采访的文字稿，也要感谢她没有反对我用“邻人”作为本书的标题—她一直想用这个标题来命名她拍的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纪录片。

资料来源

1.这些报告的标题为“苏联事件报告”（Ereignismeldung UdSSR），由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RSHA）发行的日报在1941年6月22日公开。目前被收录于位于科布伦茨的德国联邦档案馆中，编目 R58/214下。这些报告的节选 ：The Einsatzgruppen Reports,ed.YitzhakArad,Shmuel Krakowski,and Shmuel Spector,(New York: The Holocaust Library,1989)。戴维·恩格尔（David Engel）和克里斯多夫·布朗宁（ChristopherBrowning）都是那个时期德国档案的专家，但二人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镇名不甚熟悉。

2.维克多·涅瓦维茨基（战后他定居于以色列，并改名为阿维格多·科哈夫）从大屠杀中幸存，之后，他假装拥有波兰裔背景，加入了一支反纳粹游击队。1944年，他与两名战友从游击队返回比亚韦斯托克省。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了耶德瓦布内的路牌，他的同伴想起，1941年他在华沙看的一部德国新闻纪录片中，曾出现过这个镇名。他记得，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在苏德之战打响，德军侵占该镇后，波兰人是如何谋害当地犹太人的（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此外，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我们在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之后我会更详细地引用她的证词）的证词中发现了如下句子：“德国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后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波兰人是怎么杀犹太人的。”（MC,SOŁ123/630）联系涅瓦维茨基陈述的语境，我认为她的意思肯定是，德国人之后将小镇中大屠杀的影像公开了，而不是，比如说，办了一次摄影展。

3.不少前耶德瓦布内犹太居民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仍然健在，我与他们聊了战前小镇内的犹太生活，以及1941年7月大屠杀的情境。他们是：雅各布·贝克（皮卡兹）拉比，他在1938年离开了耶德瓦布内，也是多亏了他，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才得以出版；他的弟弟赫舍尔·贝克，他因躲在耶德瓦布内附近而幸免于难；阿维格多·科哈夫（维克多·涅瓦维茨基），他来自维兹纳，在1941年7月10日身处耶德瓦布内；米特克·奥歇维克，他也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幸存，是之后得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帮助的七个犹太人之一；他当时的未婚妻埃拉·索斯诺夫斯卡（Ela Sosnowska），以及另一名女子蕾雅·库布若赞斯卡（库布若恩），两人也受到了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的帮助才得以藏身；施姆尔·瓦瑟什塔因（逝于2000年2月9日）。我还与以下人士进行了谈话：安东尼娜·维日考夫斯卡太太（她的孩子亲切地唤她为安托莎）；来自沃姆扎的杨·茨特里诺维奇（JanCytrynowicz）先生，他的家族战前在维兹纳转信了天主教；来自耶德瓦布内的亚当奇克太太（Mrs.Adamczyk）。我在耶德瓦布内拜访了许多镇上老一辈的居民，他们如不是不记得大屠杀当日的场景，就是那天碰巧不在镇上。

4.目前藏于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的林格本档案（The RingelblumArchive），是在诺沃莉彭基街（Nowolipki Street）68号的华沙犹太区的废墟中被发现的一系列档案。1946年9月，在赫尔谢·瓦塞尔（HerszWasser）所提供情报的引导下，装有档案第一部分的10个金属盒子被挖掘出来了。赫尔谢·瓦塞尔是这本档案集汇编组的成员之一。四年后，即1950年12月，修复工作进行期间，档案的第二部分被找到了，它们被藏于两个很大的金属牛奶罐中。被埋于希维托耶斯卡街（Świętojerska Street）34号的档案第三部分丢失了，可能永远无法找回。

林格本档案中包含近6000份档案（有些是一式两或三份），主要以波兰语、意第绪语和德语写成。它们是一个名为“犹太区档案”（秘密名称为“安息日聚会”[Oneg Shabbat]）的地下机构留下的遗产，在1940年秋季至1942年夏季这段时间内被汇编而成。艾曼纽·林格本生于1900年11月，在1944年3月遭纳粹杀害。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教师、社会及政治运动家。“安息日聚会”小组是他成立的，其工作由他协调管理，这不仅仅是一个档案记录中心，他们还会利用现代社会研究手段做调查、收集信息。这个机构的目标是：建立关于“二战”时期波兰犹太社群灭亡的全景和过程的全面、综合的档案。

5.拉莫托夫斯基案最终的判决如下：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马里安·日卢克、切斯瓦夫·劳丹斯基、文岑蒂·高希茨基、罗曼·扎瓦兹基（Roman Zawadzki）、亚历山大·沃耶夫斯基（AleksanderŁojewski）、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和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被判无罪；卡罗尔·巴登被判死刑；耶日·劳丹斯基被判15年有期徒刑；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和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被判12年有期徒刑；斯坦尼斯瓦夫·泽耶尔和切斯瓦夫·利品斯基被判10年有期徒刑；尤瑟夫·日卢克、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瓦迪斯瓦夫·多布若夫斯基（Władysław Dąbrowski）、费利克斯·塔纳茨基和罗曼·高尔斯基（Roman Górski）被判8年有期徒刑。

档案记录中包含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这些分歧点都是关于究竟有哪些人出席了庭审。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庭审记录中，我们发现了一份手写的《主案调查书》（Protokół rozprawy głównej），是一位法庭速记员姆罗茨考夫斯卡（Cz.Mroczkowska）在1949年5月16日整理出来的。在这份文件中，我们读到了这句话：“庭审期间，所有被告人都在场。”这句话后紧跟着一个20人的名单，包含每个被告人的个人信息（MC,SOŁ123/200—202）。另一方面，在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关于庭审的进行与结果的报告》（Raport o przebiegu i wyniku rozprawy sądowej），该报告的递交日期正是《主案调查书》日期的后一天，即1949年5月17日，由沃姆扎地方递交给更高一级的机关，比亚韦斯托克省安全部。这份报告只列出了16个被告人的名字。除此以外，这张名单提到了亚历山大·亚诺夫斯基（Aleksander Janowski），此人仅作为证人出庭过（他起先于1949年1月8日被捕，但随后从防御性拘禁中释放）。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份文件结果是有所重叠的—对于谁被判有罪，获判多少刑期，这两份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是一致的。

对于如何解释这些分歧，我感到很茫然。于我而言，一份公开备案的庭审记录应该比一份秘密警察报告更可信。到头来，这种信息上的矛盾可能只是又一个暗示：耶德瓦布内屠杀案的审判只是走走形式，安全警察只是草率对待，因此他们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在此也应该简略一提约瑟夫·索布塔案。在拉莫托夫斯基案审理期间，索布塔已经在接受调查了，但他没作为被告出庭，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很显然，沃姆扎安全部（UB）不想延后开庭时间，因此在1949年3月24日告知检方，索布塔一出院，他们就会逮捕他。

索布塔的精神病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出院之后，他并没有被捕；相反，他在沃兹市（Łódż）定居，在那里经营一家商铺，后来他因试图贿赂国家公务人员而被判罚12个月的劳动改造。1953年，两位精神病医生鉴定了他的精神状态，评估他是否有能力出庭。在医学鉴定的过程中，索布塔无法说出他先前被控告的罪名。当被问及他何时离开劳改营时，他答道：“当大门打开的时候”，因此总体上给人留下了一种他精神受损的印象。但两位医生认为他有能力出庭（MC,SWB145/205）。在他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他照例坚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但对有一件有可能让他陷入严重危机的事—许多证人指出，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期间，他是摧毁列宁纪念碑的主要煽动者—他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谎言（MC,SWP145/267—270）。基于索布塔案和1949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多份证词，我很确信他是那次集体迫害行动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但他为何被判无罪了？

1953年，索布塔面临着两桩起诉。他被控“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此举也说明他在1941年6月22日至1944年6月期间协助了德国希特勒政权；他还被控为德国宪兵队指认了民兵组织的一位工作人员、波兰共产党的一位成员，谢斯瓦夫·克鲁品斯基（Czesław Krupiński）（或姓库比茨基[Kupiecki]），后者后来遭德国宪兵杀害”（MC,SWB145/199）。比亚韦斯托克省的调查官维克多·乔姆奇克（Wiktor Chomczyk）在1953年10月2日得出调查结论：无理由以“为德军指认谢斯瓦夫·库皮奇，一名苏据时期（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耶德瓦布内属于受到苏联统治的波兰领土）的前民兵”为罪名起诉索布塔。在此之后，整个案子立刻失去了推进力，索布塔也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MC,SWB145/274）。很显然，如果没有更恶劣的罪行，在战时“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并不是一个值得斯大林主义司法机关提出正式控诉的罪名。

6.为什么被告人早前会说漏嘴，而不去，比如说，将罪名推给德军？首先，一个人在被抓时总会感到震惊，在被警察盘问时也总会感到惧怕。其次，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因为大屠杀已成为一个公开的、公众的事件，人人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向沃姆扎安全部的调查官说谎，后者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胆敢说谎，调查官肯定会殴打他们。因此，他们自然只能尝试淡化自己在这起事件所扮演的角色。但这起事件的总轮廓是无法被否认或恶意歪曲的。

7.MC,SOŁ123/2.

8.MC,SOŁ123/296.

9.我想到的不仅是苏联所谓的“大清洗”（Doctor’s Plot），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案的反犹背景，而是从那时开始自莫斯科辐射出去的意识形态浪潮。尼古拉斯·韦特（Nicolas Werth）在他发表于《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比较历史与记忆》（Stalinisme et nazisme.histoire et mémoire comparées）的一系列精彩论文中，曾论及此主题。“在1939年至1949年的这10年中，随着领土扩张、战争、占领地的苏维埃化的发生，共有约320万人民被驱逐出境。

大部分人是因族裔背景而被驱逐的，而不是像‘去富农化’（de -kulakization）时期那样按阶层筛选被驱逐者。”我要补充的是，那段时期中，很大比例的被驱逐者，是波兰裔的。“显然，敌人在第二次斯大林主义浪潮[即战后]中改变了他们的外表。这段时期的特征即不合时宜的、倒退性的蒙昧主义，比如反犹主义（在第一代布尔什维克领袖中，这种思想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以及仇外心理，这种情绪在对‘伟大祖国俄罗斯’的赞颂这种形式中以各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个时期，人们以族裔为标准，来定义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Nicolas Werth,“Logiques de violence dans l’URSS stalinienne,” in Stalinisme etnazisme,histoire et memoire comparées,ed.HenryRousso,[Brussels:Editions Complexe,1999],pp.122,123）。

10.在这一点上，被告人对宽大处理和假释的申诉显得格外有趣。

在这起案件中，这类要求非常多，因此沃姆扎地方法庭在1954年4月2日给比亚韦斯托克省法庭寄去了一封信函，要求由他们保管档案：“因为本案中有11人被判长期监禁，所以地方检察院有责任监督刑罚执行情况；且犯人常常提出申诉以求宽大处理、假释或其他。”（MC,SWB145/786）。

战前

1.Łomża,topographical map of Poland no.N -34-105/106(Warsaw:Wojskowe Zakłady Kartograficzne,1997),verso.

2.Kazimierz and Maria Piechotkowie,Bramynieba: bóżnice drewniane naziemiach dawnej Rzeczypospolitej(Warsaw: Krupski i S - ka,1996),pp.231—232.关于耶德瓦布内的历史以及战前犹太社群生活的信息主要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 Yedwabne: Historyand Memorial Book，ed.Julius L.Baker and Jacob L.Baker(Jerusalem and New York: The Yedwabner Societie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1980)（下文简写为 Yedwabne）。其二是亨里克·梅耶茨基的一部未命名打字稿，梅耶茨基是比亚韦斯托克的国家档案馆前馆长，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历史的著作。正如梅耶茨基所写，“关于耶德瓦布内战时历史的文献少之又少。镇政厅和社区办公室的档案都没有被保存下来，镇上各种社会机关或地方学校的档案也是一样。没有任何关于这段时期耶德瓦布内的回忆录，耶德瓦布内先后所属的科诺郡和沃姆扎郡的档案馆也没有保存任何资料。”

3.Yedwabne,p.8.

4.同上书，p.20。一位在1998年仍然住在镇上的年迈的波兰药师回忆道，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之中，“没有任何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intelligentsia）。所有人都是工匠、只会某种简单技能的工人或马车夫”（电影《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中采访脚本[Gdzie jestmój brat Kain?,unpublished script]，p.489）。

5.在我们于纽约的谈话中，他以爱称“弗兰内克（Franek）和斯塔舍克（Stashek）”来称呼希拉瓦兄弟。这二人在瓦瑟什塔因所提及的最恐怖的刽子手之列。斯坦尼斯瓦夫·希拉瓦是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被告人之一。希拉瓦家的小妹妹所提及的“土豆皮逸事”，可参见Yedwabne,pp.55,56。

6.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89.

7.民族民主党是战时波兰最大的（从入党人数上看）政党，其政策方案有很强烈的反犹倾向。

8.格申·戴维·洪德特（Gershon David Hundert）写过一部非常有趣的著述，关于18世纪阿巴托（Opatów）的犹太社群，在该书中，他提供了关于1728—1784年间犹太社群支付这类特殊“礼物”（基金）的详细信息：The Jews in a Private Polish Town: The Case of Opatów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98-104。

9.沃姆扎郡及附近地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政治立场上与民主民主党格外一致。塔德乌什·弗拉切克（Tadeusz Frączek）在他最近完成的博士论文中（“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łostocczyźniew latach1939-1956,”WojskowyInsty tut Historyczny[Military Historical Institute],Warsaw,file no.76）写到了，沃姆扎的主教斯坦尼斯瓦夫·乌考姆斯基（Stanisław Łukomski）在1928年4月，恰逢一次重要的选举前夕，给他的教区居民写了许多私人信件，告诉他们“不要投票给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所谓的农民党支持者”。选举结束之后，他禁止那些支持农民党的教区举行复活节巡游活动（pp.36—37）。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1.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ed.R.J.Sontag(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7:247.

2.1939年9月，超过一半的波兰领土被苏联军队占领后，波兰迎来了为期20个月的苏联战区时期，在此期间，数十万波兰民众被驱逐、流放至苏维埃境内。接着，在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滞留苏联的波兰民众被“赦免”，一支波兰军队在苏联领土上成立了。1942年，约12万人—新组建的军队士兵及他们的家人—被疏散至伊朗。其中许多人都接受了采访和调查，讲述他们在苏联政体下的经历。采访这些流亡者，搜集证据的想法来自新上任的波兰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Stanisław Kot）教授，这个想法当时得到了波兰东部军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Anders，该军队在民间被称为“安德斯军”）将军的全力支持。许多问卷被发放给了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调查顺利进行，之后，调查结果由波兰东部军的独立历史部编汇，之后又由所谓的档案办公室（Bureau of Documents）完善。1943年4月，完成的问卷应该移交伦敦的民政当局保管，波兰流亡政府当时就在那里。约1.2万份调查书被送往在伦敦成立的一个研究部，该部门由维克多·苏基尼奇（WiktorSukiennicki）教授主持领导。

如需更详细的描述，或要了解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所做的苏联占据研究，可参见拙作《来自城外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road）。在该书中，我提到了苏基尼奇教授的员工整理的沃姆扎郡报告，关于耶德瓦布内的情况，可见 pp.14,45,99。波兰的郡报告和个人调查问卷藏于加利福尼亚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归档于两个卷宗内：波兰政府编汇和安德斯编汇。

3.雅内克·诺伊马克曾于1939年在德据地区被捕，他在耶德瓦布内仍在苏联治下时回到该地。他回忆道，当他意识到苏军没收了很多财产并拘捕了许多犹太人时，心中满是失望。（Jedwabne,p.112）

4.Majecki,typescript,p.56.作者没有写明他是从什么文献中得到这个信息的。另有一份几乎相同的名单（剔除了马维歇[Małyszew]，加上了阿法纳西·费多罗维奇·索波列夫[Afanasi Fedorovich Sobolev]），可参见 annex no.3,“Wykaz obsady kadrowej radzieckich władz terenowych wregionie łomżyńskim w latach1939–1941,” in Michał Gniatowski,W radzieckichokowach.Studium o agresji17wrzeçnia1939r.i radzieckiej polityce w regionie łomżyńskimw latach1939-1941(Łomża: Łomżyńskie Towarzystwo Naukowe im.Wagów,1997),p.296。

5.如需阅读关于这种刻板印象的分析，可参见拙作“ATangledWeb,”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6.Where Is MyOlder Brother Cain?,pp.158,159.

7.同上书，p.491。

8.Krzysztof Jasiewicz,Tomasz Strzembosz,and Marek Wierzbicki eds.,Okupacja sowiecka(1939-1941)wświetle tajnych dokumentów(Warsaw: ISP PAN,1996),p.212.斯得泽姆鲍兹还写了一篇长文，在其中引用了一些20世纪80年记录下来的访谈的片段，访谈对象都是这些时间的参与者或目击者，见“Uroczysko Kobielno,” Karta,no.5(May - July1991):3-27。吉亚托夫斯基（Gniatowski）也描写了这个地下组织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铲除的过程（W radzieckich okowach,pp.125-127）。

9.我很感谢达留什·斯托拉（Dariusz Stola）博士为我理解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科比尔诺地下组织之后，他们逮捕了很多人，因此当地的精英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被肃清了，以至于在1941年7月，在这个地区里，已再无人有足够的权威能组织反犹暴力的发生。这个假设可能已经比较接近真相了。然而，来自拉兹沃夫的芬克什塔因的证词（我在下文会引用）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地的精英人士是否真的会坚决反对该地区内的反犹暴力。

10.鲍拉瓦斯基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兄弟住在耶德瓦布内。由于瓦瑟什塔因的原证词是意第绪语的，其中提及的一些名字的音译后都不太准确，因此瓦瑟什塔因所提到的波洛夫斯基兄弟和波罗夫维克兄弟也许就是相同的人。

11.Jan T.Gross and Irena G.Gross,eds.,“W czterdziestym nas matko na Sibirzesłali...”(London: Aneks,1983),pp.330-332.

12.受到斯得泽姆鲍兹采访的人给出了另一些可能是线人和叛徒的人的名字，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名字（Strzembosz,“UroczyskoKobielno,”pp.10,11,12,15,16,19,21）。马雷克·维日比茨基（MarekWierzbicki）在他关于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波兰—犹太关系的著作中写道：“1939—1941年，在波兰民众之中给也有公开谴责的现象，尤其在比亚韦斯托克省西部那些主要是波兰裔居住的地区。”（MarekWierzbicki,“Stosunki polsko-żydowskie na Zachodniej Białorusi(1939-1941).Rozważania wstępne”[manuscript,1999-2000],p.15）吉亚托夫斯基引用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中的许多数据，以说明在这个地区的波兰地下组织中并无犹太成员（W radzieckich okowach,p.120）。

Jasiewicz,Strzembosz,andWierzbicki,Okupacja sowiecka(1939-1941),pp.238-241.也见 Gniatowski,W radzieckich okowach,p.127。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1.与维克多·涅瓦维茨基的对话。涅瓦维茨基在16岁时从耶德瓦布内逃往维兹纳，德军入侵维兹纳后，立刻在那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导致许多平民丧生。

2.如需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广泛的论述，可见本书“通敌”一章。

3.卡罗尔·巴登的个性比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其他被告人更鲜明。在一定程度上，这和他的写作能力有关：相比其他被告人，他能更有效地传达自己的意思，他写的材料也比其他人多。但我认为，他也比其他人更善良；他表达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痛悔，而且在他生命中许多关键的转折点上，他似乎都“很倒霉”。在本案的所有被告人中，法院对他的判罚最重，但在案发当日他显然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我甚至倾向于相信他的说法：那天他几乎都没有出现在镇广场上。他最终获判死刑，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在服刑了—他因自1942年起加入德国宪兵而获判六年有期徒刑。

他一开始会倒霉是因为他来自西里西亚（Siliesia），且自幼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出于这个原因，他自然就成了德国人和耶德瓦布内当地居民之间的“媒介”，并最终加入了德国的警察机关。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个钟表匠。老巴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效力于奥匈帝国军队，之后在钟表厂里做机械工学徒，工作时有时无，直到1936年，他定居在了耶德瓦布内，在那里的机械工厂工作。1939年3月，老巴登又丢了工作，当时他有七个孩子要养活。（MC,SOŁ123/496-499）

4.MC,SOŁ123/499.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提供了类似的证词：“德国人接管了这片地区后，切斯瓦夫·库比茨基被当地居民毒打一顿并交送给德国宪兵队；他们把他和一些其他犹太人一起枪毙了。我不知道具体是谁殴打和揭发了库比茨基，因为当时我不在场，我是事后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些细节的。”（MC,SWB145/34）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尤利安·索克沃夫斯基（Julian Sokołowski）说：“我看见库比茨基举着双手站在一堵墙边，德国人用橡胶警棍打他。有一些波兰人和德国人在一起：卡利诺夫斯基也打了库比茨基。前者后来因为加入某个帮派被安全部（UB）枪毙了。”（MC,SWB145/193）也参见最高法院对拉莫托夫斯基上诉的裁决：MC,SOŁ123/296。

5.Voivodeship 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 in Białystok,14.IV.1946,testimony by Menachem Finkelsztajn,“Zagłada Żydów w powiecie grajewskim iłomżyńskim w lipcu1941r,”ŻIH.芬克什塔因提供了多份证词，描述他的经历以及他对这个时期拉兹沃夫周边所发生的事件的了解。我之后会大篇幅引用他第二份证词中的内容，该证词的标题为“在拉兹沃夫被毁灭的犹太社群”（“Zburzenie gminy żydowskiej w Radziłowie”）。

6.ŻIH,301/974.芬克什塔因的意第绪语证词被收录于格拉耶沃郡犹太人纪念册中，在这份证词中，他描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细节；他在证词最后写道：拉兹沃夫的犹太人首先被召集到广场上，遭到毒打，其中一些被杀害，之后剩余的人都被带往某个姓米特考夫斯基（Mitkowski）的人家的一间偏远的谷仓中，并在那里被烧死。（Grayeveyizker-bukh,ed.G.Gorin,Hayman Blum,and Sol Fishbayn[New York: Aroysgegebnfun Fareyniktn Grayever hilfs - komitet,1950],pp.228-231）芬克什塔因提供的关于屠杀过程的描述如下：首先是广场上的犹太人群遭到惨无人道的殴打，接着所有犹太人，大约“60个几代同堂的家庭，包括孩子、父母和祖父母”被赶进一间谷仓被烧死。这段描述在安杰伊·卡琴斯基对一位匿名的波兰人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见 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我要感谢胡赛·古斯坦（Jose Gustein）律师，他是拉兹沃夫犹太家族的后人，感谢他为我翻译了芬克什塔因的意第绪语证词。

7.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8.Yedwabne,p.100.涅瓦维茨基的一个舅舅（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也和犹太代表团一起去了沃姆扎。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先例。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利沃夫（Lwów）之后，大屠杀席卷了这个小镇。当地的犹太教拉比拜访了镇上希腊天主教堂的主教麦乔珀利特·安杰伊·谢普提奇（Metropolite Andrzej Szeptycki），恳求他阻止这场屠杀。

准备

1.在索布塔案的庭审期间，他本人坚持他在镇政厅不担任公职，只是偶尔去那里做一些修理工作。但不少证人称他为卡罗拉克的“副手”，或是镇议会的“书记”（比如，可参见拉莫托夫斯基和吉尔瓦德的证词，MC,SWB145/217,226）。索布塔被判无罪，如前文所解释的，是因为无法将他与库比茨基的死扯上关系。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在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中，如拉莫托夫斯基、高尔斯基、涅布日多夫斯基、劳丹斯基、米茨尤拉、赫扎诺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等人的证词。（MC,SOŁ123/610,611,615,618,653,655）

2.茨诺维奇兄弟和奥尔歇维奇的父母都忽略他们孩子和侄子发出的警告。老一辈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世界末日随时可能降临的事实。年轻人藏在田野中度过了这一夜，清晨时分，他们看见农民步行或乘坐马车进入了镇子，一种只有在赶集日才会出现的景象。一段时间以后，大屠杀就开始了。（Yedwabne,p.100;conversation with M.Olszewicz,October1999）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65.

5.MC,SWB145/506.

6.“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当时是副市长，他和市长一起与盖世太保签了一份协议，要烧死犹太人……关于市长和副市长签协议这回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MC,SWB145/213）我想特别指出，1941年7月10日犹太大屠杀的情况，是镇上居民时常谈论的话题。因此，人们对他们并未亲眼所见的细节也十分了解。比如，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就写道：“当地居民常常谈起在希里维奇谷仓里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他们会告诉彼此谁在这场屠杀案中表现得最积极。”（MC,SWB145/235）即便是今天，在耶德瓦布内的酒吧，我们依然能听见人们（大多数是战后出生的）谈论这些事件（也见 Andrzej Kaczyński,“Całopalenie” in Rzeczpospolita,May5,2000）。我认为，如果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不断告诉彼此谁以什么方式谋杀了多少犹太人，那么他们恐怕就再无暇谈论其他话题了。因此，耶德瓦布内的镇民仿佛受到了“点金术”（Midas touch）的诅咒：犹太人和大屠杀永远萦绕于他们的记忆中（而他们想要彻底摆脱的恰恰是犹太人的身影）。安托莎·维日考夫斯卡说，战争结束多年之后，当她再次造访这个小镇时，她的内心仍然充满恐惧。

7.关于瓦瑟什塔因和格劳多夫斯基证词中提到的对话（他们只是重复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在场），我们只能推测其中的一点，即德军究竟有没有提出放一些犹太工匠一条活路的建议，以及他们有没有被布罗尼斯沃夫“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这样的说辞说服。涅瓦维茨基在去谷仓的路上从犹太人群中逃脱了，他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根据他的版本，德国人是在谷仓附近提出这个建议的。据说，在那里，波兰组织者许诺将让所有德军将来可能会用上的劳动力为他们效力，而这些劳动力将全部都是波兰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在亚当·威尔玛（AdamWilma）所做的一次采访中，一个年迈的波兰农民列昂·兹兹克（LeonDziedzic）也证实了这个故事（不过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见Gazeta Pomorska on August4,2000。

8.这个数字是巴登提供的，他曾在德国宪兵站工作，后来也成了一名宪兵。据涅瓦维茨基估计，镇上的警力在10人左右（MC,SOŁ123/505;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

9.MC,SOŁ123/621.10.MC,SOŁ123/607.11.MC,SOŁ123/612.12.MC,SOŁ123/619.13.正如约瑟夫·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安全部安排的一次他与索布塔的对质中所说：“德国人也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只是发号施令，或者对波兰人所做的各种决定表示许可。”（MC,SWB145/265）。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1.MC,SOŁ123/685.

2.MC,SOŁ123/727.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30.

5.MC,SOŁ123/631.巴登（见下文）、涅瓦维茨基和库布若恩确认了，当时身处德国宪兵站的犹太人都保住了性命（Yedwabne,p.107;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涅瓦维茨基还做证，大屠杀过程中没有枪支被使用，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人中未见身穿制服之人。

6.MC,SOŁ123/210.

7.“退伍老兵”部队“进入了耶德瓦布内镇。当地的民兵前哨站被迫展开自卫。在此期间，‘退伍老兵’的人洗劫了当地的公司、镇政厅和邮局。在这些行动中，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对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呼吁他们反抗政府”。（Henryk Majecki,Białostocczyzna w pierwszych latach władzy ludowej1944–1948[Warsaw: PWN,1977],p.181）

8.战后，许多反德游击队仍然活跃，他们如今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支持的政府机关。民族武装部队（NSZ）、民族军事组织（NationalMilitary Organization，简称“NOW”）以及民族军事联盟（NationalMilitary Association，简称“NZW”）在这片区域最为活跃，他们杀了无数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他们认为有害的人。弗拉切克的博士论文（“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łostocczyźnie w latach1939-1956”）—我在前文曾引用过—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游击队的战后活动的信息。（见 pp.150—151,187,194,254,297）我们得知，在这些游击队的杀戮受害者中，有尤利娅·卡罗拉克（Julia Karolak）及其女儿，前者是镇上一家店铺的店主。1945年9月24日，她们被一支由代号“秃鹫”（Sęp）之人所领导的部队杀害。（p.385）这究竟是打劫不成而谋财害命，还是一次有预谋的清算，我们目前还无法断言，但这个小镇上的每个居民在战后必然都感觉到了，反共地下组织想要施行“惩罚”，其中也包括“死刑”。正如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所写，“在这片土地上，……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并不是5年或6年（1939—1949，1939—1945），而是10年甚或13年（1939—1949，1939—1952），在某些地方甚至更长……在离别布扎（Biebrza）河沿岸和耶德瓦布内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庄，耶兹奥克（Jeziorko）；1957年，一个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游击队的模仿者（代号为“鱼”[Ryba]）在那里被杀害。”（Strzembosz,“Uroczysko Kobielno,” p.5）

9.MC,SOŁ123/309.巴登在他写于1952年的自传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个片段。他写道，此事是在傍晚时分发生的，当时谷仓已经被点燃了。突然之间，在宪兵队的院子里“出现了三个我不认识的平民，是22岁的青年—一个夺取了其中一个犹太人的柴刀，并把他强制押往广场；另外两个刽子手分别去抓另外两个劈柴的犹太人。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听到院子里传来尖叫声，冲了出来，对这些暴徒说：‘所以说，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为所欲为，居然敢跑到这里来。滚出去！’他将这些凶杀犯赶出了前哨站，两名劈柴的犹太人得以留下，但另一个已经被带走了。”（MC,SOŁ123/504,505）

10.在这段话之前，巴登写道：“我一整天都与多姆布罗夫斯基（Dombrowski）在院子中工作，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陌生的宪兵或盖世太保。”（MC,SOŁ123/506）

11.指尤瑟夫·索布塔和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八个被告人。

12.比如，一位名为切斯瓦夫·利品斯基的人告诉我们：“我手里拿着一根木杖[ 在广场上 ]坐了差不多15分钟，但他们杀人的场景令我不忍直视，因此我回家了。”但他在回家的路上肯定在哪里停下脚步，也参与到那天发生的暴行中了，因为在这起案件中，不可能有人仅仅因为拿着“一根木杖”在广场上坐了15分钟就获判了10年刑期。（MC,SOŁ123/607）

13.MC,SOŁ123/655.

14.MC,SOŁ123/668.

15.MC,SOŁ123/726.

16.MC,SOŁ123/620.

17.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90.一位老妇人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证人席上陈述道：“1941年，德国侵略者的军队踏上耶德瓦布内镇的土地上之后，当地民众就开始谋杀犹太人，而且他们折磨犹太人的方式实在不堪入目。”（MC,SOŁ123/686）阿达姆茨克太太（Mrs.Adamczyk）在事件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那天家人让她待在家里。我与她谈话时，她以一种非常夸张的姿势抓着头，努力回想那天窗外传来的凄惨叫声，以及焚烧中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也见前文提及过的文章“Całopalenie,” in the May5,2000,issue of Rzeczpospolita）

18.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谋杀

1.对小镇居民在这种境况下会做出何种行径的阐释，可见下面这本书中“1942年4月13日”一节：Zygmunt Klukowski,Dziennik latokupacji zamojszczyzny(Lublin: Ludowa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1958)。作者写道：“在犹太人之中恐慌蔓延得更快。从那天早晨开始，他们就在等待宪兵和盖世太保的到来……各类下层阶级的人都从小镇附近探出头来了；许多马车从乡村驶来，他们一整天都在等待，等待他们可以开始掠夺的那个时刻的来临。我们从各方得到消息，得知了波兰民众那些可耻的行径，以及他们抢夺犹太人住宅的事实。在这种事上，我们的村子肯定不会落后于别人。”（p.255）若要了解“屠杀的浪潮”这一现象，可见 pp.235-236注释1，它解释了1919年席卷了考布肖瓦（Kolbuszowa）区域的一次屠杀浪潮。若要了解同一群人接连参与不同的屠杀行动的现象，也可见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事件的证词。

2.我这里所引用的是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8月提供的证词。（MC,SWB,145/238）在1952年12月31日的证词中，他描述了镇政厅前分发伏特加的事。从庭审档案中我们可以得知，达诺夫斯基是个酒鬼。那么，免费的伏特加的确很可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MC,SWB145/185,186,279）

3.Yedwabne,p.102.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他们的房屋如果无人照管，很可能会被人闯空门。比如，涅瓦维茨基那天逃进田野之前穿上了他最好的两条裤子和两件衬衫，因为他认为等他回去，他家一定已经被洗劫了。我们还从劳丹斯基那里得知，波兰人是打着做清洁工作的幌子把犹太人聚集在广场上的。

4.同上书，p.103。

5.MC,SOŁ123/503.

6.MC,SOŁ123/734.

7.MC,SOŁ123/503.

8.MC,SOŁ123/503,504.

9.MC SOŁ123/683.

10.MC,SOŁ123/675.

11.Yedwabne,p.103.

12.ŻIH,301/6.

13.MC,SOŁ123/675;ŻIH,301/613（这是瓦瑟什塔因的第二份证词）。我问涅瓦维茨基当他被带到广场上时他观察到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当时没有环视四周，而是试图挤进人群的中心，因为犹太人群被一圈手持棍棒和钝器的人紧紧围着，他们会殴打任何试图向外走的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被我引述过证词的不少证人都记得在广场上犹太人所遭遇的惨绝人寰的殴打，他们都说这个场景“不堪入目”。

14.MC,SOŁ123/681.

15.ŻIH,301/613.

16.MC,SOŁ123/686.

17.MC,SOŁ123/614.

18.MC,SOŁ123/653.

19.MC,SWB145/255.关于这个片段，除了亚当·格拉波夫斯基（Adam Grabowski），还有其他一些证人以及犯罪者也提供了类似的描述。尤里安·索克沃夫斯基说：“我记得，犹太人被赶[ 向谷仓 ]的时候，索布塔把自己手里的棍子给了拉比，命令他把他的帽子挂在棍子上，还要同时大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MC,SWB145/192）；也见耶日·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5）；斯坦尼斯瓦夫·达诺夫斯基的证词（MC,SWB145/186）；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7）。

20.MC,SOŁ123/666.

21.Yedwabne,p.103.

22.MC,SOŁ123/618.巴登也参与了将煤油从仓库“运出”的工作，他可能曾经在那间仓库里做过机械工。但他在证词中表示，他派涅布日多夫斯基去运送煤油是出于“技术目的而不是为了要烧死一谷仓的人”。（MC,SOŁ123/505）

23.Yedwabne,p.113.

24.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25.MC,SOŁ123/685.也见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的证词，他说：“从很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约瑟夫·考布日涅基，他当时正在谷仓边上点火。”（MC,SOŁ123/655）

26.MC,SOŁ123/684.

27.MC,SOŁ123/734.

28.MC,SOŁ123/506.

29.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30.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掠夺

1.MC,SOŁ123/631,632,675,676,677,682,683.

2.MC,SWB145/168.

3.MC,SWB145/164,165.

4.MC,SWB145/253.索布塔当然否认了自己侵吞犹太人财产的行为。“在犹太大屠杀之后，我占用了一间遗留的犹太公寓，因为我自己没有房子。我搬进那间遗留的犹太公寓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其他东西，因此我就这样住下了。所有犹太人遗留的财物都被交至镇政厅了，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东西的。”（MC,SWB145/267）

值得注意的是，挪用、侵吞他人财产的现象催生了相应的语言。波兰语中很快出现了“pożydowski”和“poniemiecki”这样的词，波兰人很快就明白其意思是“犹太人遗留的”或“德国人遗留的”财产。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用“poangielski”或“pofrancuski”这样的词，波兰人会认为用这种词的人犯了个错误—更为确切地说，是把波兰语俄语化了—正确的词法应该是“po angielsku”或“po francusku”，意思是“英语的（或法语的）”。人们不能用这两个词组来形容英国人遗留的或法国人遗留的财产。简而言之，由于历史的机缘，只有犹太和德国这两个民族的财产能被波兰人侵吞、占用。

5.MC,SWB145/165.

6.MC,SOŁ123/728.

7.想要了解关于卡罗拉克的更多信息，可见本书【209—210（译者：原书页码）】页的注释5。题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华沙中央委员会”（“Do Komitetu Centralnego P.P.R.w Warszawie”）的文件中提到了劳丹斯基一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控制委员会（Central Control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于1948年10月2日收到了这份文件，之后毫无疑问将其被转交给国家安全机构。这份文件目前归于沃姆扎安全部（UOP）的“控制—调查”档案中。

8.2000年5月19日，在《波兰共和日报》—波兰境内发行量第二大的日报（仅次于《波斯卡报》）—上，安杰伊·卡琴斯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精彩的第二份调查报告《纯化的记忆》（“Oczyszczanie pamięci”）。

私人传记

1.MC,SOŁ123/718.

2.MC,SOŁ123/712.

3.MC,SOŁ123/498.

4.MC,SOŁ123/273—274.

5.这一大段对耶日·劳丹斯基的刻画出现在一份题为“档案信息表‘卷宗’中的反国家犯罪嫌疑人”（Arkusz informacyjny ‘dossier’ napodejrzanych o przestępstwa przeciwko Państwu）的文件中，该文件目前与沃姆扎公共安全部的其他材料一起，藏于沃姆扎安全部的比亚魏斯托克档案处。

6.MC,SOŁ123/809.

7.MC,SOŁ123/702.

不合时宜

1.比如，这里就有一段描述，是写“1919年春在前加利西亚省的东部地区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大量惨无人道（potężne i bestialskie）的反犹农民运动发生在那片地区，让人想起在1846年春由雅各布·谢拉（Jakub Szela）领导的一次运动中，此地所经受的‘屠杀与掠夺’。”我引用的这段描写来自科尔布肖瓦镇（Kolbuszowa）的一位历史教师和地方爱国者所写的文章，这位作者并没有对犹太人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大群农民一时之间聚集起来，男人、女人、青年；他们手持短棍，乘驾马车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殴打犹太人，掠夺他们的财务，洗劫他们的店铺和家……在那段时间，波兰的天主教徒相信，”作者继续写道，“那些讨厌天主教徒并称他们为‘外邦人’的犹太人，会在制作逾越节薄饼时往里面加一点天主教儿童的血……没人知道这种观念是怎么出现的，但天主教徒母亲那时常常以这种传说来教训、吓唬调皮捣蛋的孩子，告诉他们，如果不乖乖听话，犹太人就会来杀掉他们。（我记得我就被我奶奶教训过，她过去常常说，如果我不学乖，吉卜赛人就会来把我抓走。）在格利尼克（Glinik），一个小女孩失踪之后，一群农民就开始攻击犹太家庭，殴打甚至杀害犹太人，还洗劫了他们的店铺和房子。这种骇人听闻的传闻（即犹太人为了制作逾越节薄饼杀了一个女孩儿）迅速在许多地区的乡村居民中扩散开来，导致农民发起了大量具有攻击性甚至十分残忍的行动（olbrzymiei agresywne,niezmiernie okrutne,akcje chłopskie）自（1919年）5月1日起，大批持短棍、斧子、草耙和其他类似工具的人群袭击了犹太人的居所……这最终演变成大型的屠杀和掠夺行动。”（Halina Dudzińska,“Kolbuszowa i kolbuszowianie w okresie narodzin II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iwalki o ustalenie jej granic,” Rocznik Kolbuszowski,no.3[Kolbuszowa,1994]:129）

2.这场大屠杀持续了几乎一整天（1946年7月4日），有数百名凯尔采居民参与其中，导致42名犹太人丧生。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年轻男孩在其父亲的怂恿下，编造了一桩指控，称他被抓进凯尔采犹太幸存者和归乡者居住的大楼，被关在大楼地下室数日（想必是为了用他的血在仪式上献祭）—顺便一提，这幢大楼根本没有地下室。一队公民民兵（Citizens’ Militia，简称“MO”）被派遣去搜查房屋，调查此事，接着大屠杀就开始了。民兵和穿制服的士兵都参与了杀戮。安全部队在应对不断恶化的事件时显然有许多玩忽职守或逾越职权的行为，可能还有违规的暴行。波兰历史学家和记者在描写这起事件时（虽然他们可能只是隐晦提及，因为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这起事件是被视为禁忌的存在）产生的主要矛盾在于，这场暴乱是不是安全警察刻意煽动的。关于凯尔采大屠杀的最佳研究，可见 Bożena Szaynok，Pogrom Żydów w Kielcach4VII1946r.(Warsaw:Wydawnictwo Bellona,1991)。如需阅读关于克拉科夫大屠杀的详细研究，可见亚捷隆大学的一篇未发表文科硕士论文：Anna Cichopek,“Z dziejówpowojennego antysemityzmu—pogrom w Krakowie11sierpnia1945r.”(Cracow,1998)。

3.1946年8月，谢斯托肖瓦（Częstochowa）的犹太委员会主任布雷纳（Brener）写道：“近来，11岁的天主教孩童与他的母亲一同走在加里鲍迪大街（Garibaldi Street）上，很多犹太人都住在那个街区，他指认了一栋房子，据说犹太人在那儿将他关押了两天。此时，天主教居民认为他荒谬无稽，将他赶走了……即便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心灵渐渐平复，这个小插曲仍然在我们街区留下了糟糕的影响。人们开始关闭店铺，锁上房门，打算逃离此地。逃去哪儿呢？没人知道，没人说得出。”（Głos Bundu,no.1[Warsaw,August1946]）也见Upiorna dekada,pp.104,105。

人们记得什么？

1.Aharon Appelfeld,“Buried Homeland,” New Yorker,November23,1998,pp.48,51,52.

2.同上书，p.54。

3.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是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个人证词，在霍赫贝格·玛丽安斯卡（Hochberg - Mariańska）为该书所作的导读中，我们读到，不少在战时帮助过犹太人的波兰人都希望保持匿名，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在战时所做的事被公开，会招致来自他们自己族群中的敌意。（Maria Hochberg-Mariańska’s introductionto Dzieci oskarżają[Cracow: Centralna Żydowska Komisja Historyczna w Polsce,1947]）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也见 Nechama Tec 的回忆录Dry Tears: The Story of a Lost Childhoo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题—为什么那些应该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的人，会如此恐惧他们自己的邻人发现他们在战时曾帮助过犹太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害怕被抢劫。在大众想象中，犹太人总是与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坚信，那些在战时庇护犹太人的家庭必然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但还有一个原因。日后的“国际义人”在战时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公认的准则，说明了他们与其他人都不同，因此他们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隐患。他们的存在对他人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就是证人。他们可能会告诉当地犹太人曾经发生了什么，因为—不论从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从他们不合作的态度来看—他们不属于对这起事件保持沉默的共同体。

4.正如本书第【229，原书页码】页注释8中所解释的，地下组织在战后仍然存在，且其行动已远超出对德军的袭击。

5.维日考夫斯基家的侄子，雅罗斯瓦夫·卡尔沃夫斯基（JarosławKarwowski）于1962年5月2日在米拉努韦克（Milanówek）写下了这份证词。（ŻIH,301/5825,conversation with Wyrzykowska,October1999）

集体的责任

1.Richard Breitman,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New York: Alfred Knopf,1991),pp.171-173.

2.“玛利亚得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一家小点心店，因为她觉得那里有一台电话。然而，事实上那家店里并没有电话。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决定把我留在店里几分钟，她给我买了一块点心，选了一张在黑暗角落里最不显眼位置的桌子，然后告诉我她打完电话就回来。

她对给我们上菜的人也说了同样的话，毫无疑问那人是店主……我吃着点心，那些女人（店里没有男人）在聊什么我并不在意。但过了一会儿后，我无法不去注意，她们已经炸开了锅。毋庸置疑，我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些妇女—有服务员，也有食客—围着那个店主，交头接耳，同时刻意地瞟我。作为一个到处躲藏的犹太儿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事，因此立刻就明白这情况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们注视的目光……那些妇女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可怕的怪兽，我的存在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仿佛他们马上就会决定要怎么处置我，因为他们不能就这么放任我在这里存在……我听到他们说：‘一个犹太人，绝对不会错，一个犹太人’……

‘她肯定不是，但他—一个犹太人’……‘她让他混在我们之中’……那些妇女仔细地思考如何处置我。店主打开通往里间的门，里面应该是厨房，然后叫道：‘赫拉，赫拉，快过来看看。’过了一会儿她口中的赫拉出现了，她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很显然刚刚是在工作中。她们等待她的评断，很显然她们都很期待她的看法。可能在点心店的范围内，她在很多事上都是权威，甚至可能是个种族问题的专家，而这家点心店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了。不论如何，审视我的眼睛又多了一双……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处境愈发糟糕。那些妇女已不满于仅仅从远处观察我……也许她们想要得到确认，想要一个能促使他们达成最终决断（很可能她们已经达成了）的评判。因为我听见其中一人说：‘我们得报警。’

“对这件事的讨论显然激起了这群女人的好奇心，她们慢慢走近，靠近我坐的位置。接着她们开始盘问我。第一个人问了我的姓名。我有伪造的身份证件，我也熟记自己伪造的身份—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与带我来这儿的女人的关系很好奇—我也回答了，不过这次说的是实话……她们的问题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从哪里来，我最近去过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等。她们努力地以温和的态度发问，有时甚至很温柔。

然而，她们的伪善的语调骗不过我，因为要听出这种语调背后隐藏的怒气和攻击性，并不困难。她们像对一个小孩那样对我说话—但转眼间又像对待一个被告人甚至一个公开的罪犯那样。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如今我不认为她们这种举动是出于单纯的怨或恨。相反，她们是对凭空出现在她们面前的‘问题’感到恐惧，她们做了要做任何事来尽快解决问题的准备—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

“那些女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已经不再做出回答，只是偶尔嘟哝‘是’或‘否’……但我听到的不仅是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女人在一边轻声做出的评论，好像这些评论只是说给她们自己听的似的，但它们仍然会钻入我的耳朵。她们最常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词就是‘犹太人’，但更可怕的是她们不断重复的句子：‘我们得报警’。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恨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她们吃苦耐劳，毫无疑问也曾在战时的艰难岁月中努力地照顾她们的家人。我也不会否认，她们可能是模范母亲和妻子，可能非常虔诚，德行出众。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引来麻烦和威胁，因此她们想要直面形势。尽管她们没有想过，直面这个处境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许这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范围—尽管她们肯定知道如果她们真的‘报警’，事情会如何收场—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Michał Głowiński,“Kwardans spędzonyw cukierni,” in Czarne Sezony[Warsaw:Open,1998],pp.93-95;translated by Marci Shore）

3.Michał Cichy,“Polacy - Żydzi: czarne karty Powstania Warszawskiego,”Gazeta Wyborcza,January29-30,1994.

对资料的新诠释

1.1987年，一位杰出的文学学者杨·布翁斯基（Jan Błoński）发表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散文，题为“可怜的波兰人望着犹太区”（影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的诗歌《可怜的基督徒望着犹太区》）。在文中，布翁斯基认为，对于犹太人所遭遇的种族清洗，波兰人也应承担责任。但他特别指出了一个区别，即他公开否认了波兰人曾参与种族清洗的暴行。他写道：“一个人可以在不参与一桩罪行的情况下对其负有责任。我们对其负有责任，是因为我们退缩不前，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制止悲剧发生。”这篇文章发表于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周刊《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一经刊登就收到了来自读者的雪片般的抗议信，因此周刊编辑部不得不刊登了由一位著名律师的来信《对杨·布翁斯基的回应》。该律师曾经在多起政治案件审判中为反对党人士辩护，并于20世纪50年代被一个斯大林主义法庭判决死刑。他感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有义务捍卫自己同胞的“好名声”，他认为布翁斯基在其阐述中给他的同胞们贴了个集体标签。杨·布翁斯基和瓦迪斯瓦夫·西瓦 - 诺维奇（WładysławSiła-Nowicki，即上文中的律师）的文章、《普世周刊》之后陆续刊登的一些回应布翁斯基的文章，以及一年后在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上展开的关于此事的讨论，都被收录进一本英语文集中：“My Brother’sKeeper?” Recent Polish Debates on the Holocaust,ed.AntonyPolonsky(London: Routledge,1990)。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1.参见拙作“A Tangled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

2.Atina Grossman,“Trauma,Memory,and Motherhood: Germans and JewishDisplaced Persons in Post - Nazi Germany,1945-1949,”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8(1998):215-239。尤其可以参考该书的序章“Introduction: DifferentVoices on ‘Armes Deutschland,’” pp.215-217。也见汉娜·阿伦特早期的一篇文章：Hannah Arendt,“The Aftermath of Nazi Rule,” Commentary,October1950,pp.342-353。

德国民众普遍怀有“受害感”还有一些其他理由，比如苏联红军士兵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在德国国内普遍、反复发生，再比如来自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the Sudetenland）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所遭遇的命运。见 Norman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Belknap Press,1995)。

3.如需了解关于“老共产党人”的详细介绍，尤其是雅各布·伯曼（1901—1984）和希拉里·闵克（1905—1974），见 Teresa Torańska,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London: Collins Harvill,1987)。伯曼和闵克二人都出身于犹太家庭，战时身处苏联，并在共产党机关中升迁为高层领导。20世纪40年代晚期、50年代早期，他们在波兰共产党政治局中任职，伯曼司掌安全机关，而闵克负责社会经济的控制。

4.Łukasz Kamiń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 latach1945-1948(Wrocław:GAIT Wydawnictwo s.c.,1999).

5.本书【236—237，原书页码】页注释2有关于凯尔采大屠杀情况的简短笔记。

6.Kamiń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 latach1945-1948,p.46.

7.转引自 Gross,“A Tangled 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111。

8.Yedwabne,p.98.

通敌

1.如需阅读关于“通敌”这个概念之应用语境的简史，可见拙作“Social History of War and Occupation in Europe,”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23-32。

2.Krystyna Kersten,Narodzinysy stemu władzy.Polska1943-1948(Paryż:Libella,1986),p.172.

3.这两段引用都来自1948年一个回忆录写作竞赛的参赛文章，该竞赛由波兰齐特尼克出版社主办，他们邀请读者来稿讲述“二战”那10年，在他们的村子里发生的故事。25年后，所有的参赛文章都被集结成册，编成四卷本，以“波兰农村，1939—1948”为题出版：Wieś polska1939-1948,materiały konkursowe,ed.Krystyna Kersten and TomaszSzarota(Warsaw: PWN,1971)。我所引用的这两个片段被波兰国家审查局（Censors’ Office）删节了，因此没有出现在成书中。我通过该书编辑托马什·沙罗塔教授的关系，读到了未删节版的参赛文章。1945年之后，沙罗塔教授在波兰科学院担任波兰历史实验室的主任，这些资料就藏于该科室。我非常感谢他提供的帮助。

顺带一提，1948年，普通百姓会将自己的回忆性文章寄往官方机构，其坦诚和开放令人惊讶，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与当时官方对时事遮遮掩掩的态度截然不同。上文中引用的片段摘自 manuscriptsno.20(931),p.4,and72(1584),p.5。

另一个资料来源，即一个以德国国防军在波兰东部边境参与犹太大屠杀为主题的著名摄影展的目录（The German Army and the Genocide,ed.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9],p.81），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德国士兵，四周围着一群微笑的年轻女子，正给他递去食物和饮料。

照片的说明文字写道：“乌克兰女人在提供点心。”这个画面和苏维埃当局力图描绘的场景非常相似，他们曾试图用图画、照片表明，1939年9月苏联红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款待。

关于1941年夏天德国国防军在这片区域行进中得到友好接待一事，在吕特·贝克尔曼（Ruth Beckermann）执导的纪录片《战争之东》（East of War）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录。上文提到的摄影展巡展至维也纳时，贝克尔曼去看了，她用摄影机录下了她对一些在展馆中遇见的年长者的采访。这些人大多都是德国国防军的退伍老兵，他们告诉了她一些有趣的故事。

4.比如说，这里有一段摘自《苏联事件报告》第21号，1941年7月13日条目下的文字，特别提到了比亚韦斯托克的情况：“‘灭绝战争’一直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声势却并没有减弱。波兰民众非常配合、支持德国安全局的行动，他们不断揭发犹太裔、俄裔甚至波兰裔的布尔什维克党人。”（Einsatzgruppen Reports,p.23）

5.我关于这个主题做过更为全面的论述，见“A TangledWeb,”in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6.Eric Voegelin,Hitler and the Germans(Columbia: Universityof MissouriPress,1999),p.105.

7.KazimierzWyka,Życie na niby.Pamiętnik po klęsce(Cracow: WydawnictwoLiterackie,1984).

8.这两段引文来自比亚斯托克省：“我们村子以及周围的居民在战争的九年里都彻底道德沦丧了。人们不再工作，嘴边常常挂着一句新的俗语：让愚蠢的人去工作，我会为了生计不择手段[ja będękombinował]。他们于是酿了几千升的烈酒。”另一个农民回忆起耶德瓦布内的邻村，格拉耶沃郡的克洛肖夫卡村（Kroszówka）在苏联治下的岁月，他大致描述了当时村上的邻里关系：“嗜酒的风气在村子里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是斗酒、打架、抢劫。人们一旦和别人发生争执，或者有旧账要算，就会跑到安全局去‘告发’别人，说别人在战前‘有政治倾向’。当局于是开展了逮捕行动，人们非常恐惧，不知自己会为何原因而被捕。”（Kersten and Szarota,Wieś polska1939-1948,materiałykonkursowe,pp.125,66）

9.ŻIH,301/579.

10.Klukowski,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szczyzny,p.299.

11.在1939年12月8日从苏联占据地区寄往伦敦的一份报告中，我们读到：“在苏联占据期间，犹太人不断地迫害、压迫波兰人和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东西……因此一有机会，波兰人，哪怕是老幼妇孺，就会对犹太人进行凶狠的报复，这种报复是任何反犹分子都无法想象的。”（Gross,Upiorna dekada,p.92）作为对现实的描绘，这个文本显然存在很大的错误，但作为对之后所发生事件的预测，它无疑很有先见之明。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1.关于这一点，让我再引用一次沃格林的话：“我们的问题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哪怕是最高位置上，都有一些无用之人……因此我建议用一个中立的词语‘乌合之众’来形容这些人。乌合之众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不是精神（spirit）领袖，也不是理性（reason）

权威，在理性或精神出现指引、警醒他们时，他们也没有能力对其做出回应……要想理解为何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极其困难。但它确实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Hitler and the Germans,p.89）

2.关于战后犹太幸存者从小城镇或偏远地区逃往大型的城市中心，可参考 Gross,Upiorna dekada,pp.102,103。

3.在1968年所谓的“三月事件”前夕和期间，波兰共产党的活跃分子曾公然发动一场反犹运动，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在他的著作《政治日记》中对该事件做了完整详尽的同期记录。（Dzienniki polityczne,1967-1968,Warsaw: Iskry,1999）拉科夫斯基当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苏联集团最好的舆论周刊《政策》（Polityka）的主编。因此他真的可以获得关于1967—1968年被官方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事件的一手资料。

索引

（以下按原词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页码为原书页码，即中文版页边码）

Adamy,阿达米102—103

Anders Army questionnaires,安德斯军问卷43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for,推卸~的责任133—135;collective memory on events of,关于~事件的集体记忆122—123,235n.1;“left-over” Jewish property motive for,因“遗留”的犹太人财产而导致的~105—107,110,234n.4;link between sovietization and,苏维埃化与~的关系164—167;Polish moral disintegration and,波兰人的道德崩解与~157—163;post-World War II Polish,“二战”后的波兰~150—151,247n.3;ritual murder belief and,祭祀谋杀的观念与~123—124,150,236n.1;sources

of violent,有关暴力~的文献123—125;vulnerable to outbursts of,在~爆发面前毫无防备38—39。也见 Jewish pogroms 犹太大屠杀

anti-Soviet underground(Jedwabne),反苏地下组织（耶德瓦布内）47—53

Appelfeld,Aharon,阿哈龙•阿佩菲尔德126—128

Arendt,Hannah,汉娜·阿伦特4

Armes Deutschland(“Poor Germany”)response,“可怜的德国”回应144—145

Arnold,Agnieszka,阿格涅丝卡·阿诺德22,24,37,46,88,171,211n.7

Baker,Rabbi Jacob,拉比雅各布•贝克37

Bardoń,Karol 卡罗尔·巴登:clemency petition filed by,~写的豁免请愿书83—85,111;confessional text by,~写的自白书113—114;German collaborationby,~与德军的合作117;Jedwabne massacre described by,~描述的耶德瓦布内大屠杀56,92—93,95;Jedwabne massacre role by,~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94,102;Jewish property taken by,~侵吞的犹太人财产106;massacre role by,~在大屠杀中的角色233n.22;personality andbackground of,~的个性和个人背景223n.3;on visit of Gestapo to Jedwabne,~讲述盖世太保对耶德瓦布内的造访75

Białystok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P(b)B,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驻比亚为斯托克委员会52

Białostocki,Rabbi Avigdor,拉比阿维格多·比阿沃斯托茨基39,40

Binsztajn,Baśia,巴西亚·比恩什塔因17

Borawski,Antoni,安东尼·鲍拉瓦斯基48—52

Borowiuk(Borowski?),Mietek,米特克·波洛夫维克（波洛夫斯基？）18

Borowiuk(Borowski?),Waclaw,瓦克拉夫·波洛夫维克（波洛夫斯基？）18

Borowski(Borwiuk?),Wacek,瓦奇克·波洛夫维克（波洛夫斯基？）16

Browning,Christopher,克里斯多夫·勃朗宁120

Brzozowska,Betka,贝特卡·布若佐夫斯卡96

BSSR(Beloruss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5。也见苏联占据（1939—1941）Soviet occupation(1939—1941)

Bystrov,Piotr Ivanovich,彼得·伊万诺维奇·贝斯特罗夫44

“Całopalenie”(Kaczyński),《大屠杀》（卡琴斯基著）171

Catholic clergy,天主教神职人员219n.9

Chrzanowski,Józef,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98,106

collaboration 通敌（合作）: alleged Jewish-Soviet,所谓的犹太—苏联~10—11,46—47,155,246n.11;Borawski testimony on Soviet,鲍拉瓦斯基关于苏联的证词49—51;conventional wisdom on szmalcownicy 关于敲诈犹太人的传统看法,8;defining,~的定义205n.3;denunciation phenomenonand,公开指责的现象与~222n.12;fuite en avant and,与命运的角逐117;historiography regarding szmalcownicy,关于敲诈犹太人的史学8,139,207n.10;by Jedwabne massacre participants,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参与者的~行为16—20,115—118,163;Laudański’s(Zygmunt)petition describing,齐格蒙特·劳丹斯基描述~的请愿书114—117;totalitarian logic of incentivesfor,极权主义下诱因的逻辑117—118;World War II context of,~的“二战”背景5

Communist Party of Western Belorussia,西白俄罗斯的共产党44

Cooperative of Peasant Self-Help,农民自助社116

Cracow pogrom(1945),克拉科夫大屠杀（1945）149—150

Czytelnik memoir contest(1948),齐特尼克出版社的回忆录竞赛（1948）157—158,244n.3

Dąbrowski,东布罗夫斯基49—50

Danowski testimony,达诺夫斯基的证词91,231n.2

Deák,Istvan,伊斯特万·戴阿克6

denunciation phenomenon,公开指责的现象222n.12

Dobrzańska,多布若赞斯卡96

documentation 文献材料:by Aleksander Wyrzykowski,亚历山大·维日考夫斯基的~130—131;Anders Army questionnaires,安德斯军的问卷43;Borawski’s testimony,鲍拉瓦斯基的证词49—51;used to challenge Jedwabnemassacre historiography,用于质疑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史学的~138—142;critical appraisal of,对~的批判性评价27—28;Ereignismeldung UdSSR reports,苏联事件报告211n.1;on prewar Jedwabne,关于战前耶德瓦布内的~218n.2;Ringelblum Archive,林格本档案213n.4;Wasersztajn deposition,瓦瑟什塔因的证词15—22,24,97,101,140。也见 Jedwabne massacredocumentation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文献资料 ;Jedwabne massacre trial 耶德瓦布内屠杀案审判 ;Jewish testimonies 犹太人的证词

Dolegowski,Father Aleksander,神父亚历山大·多雷格夫斯基62—63

Dubnow,Simon,西蒙·都布诺25

Dziedzic,Leon,列昂·杰齐茨103

Dziekoński,Henryk,亨里克·哲考恩斯基61

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szczyzny(Klukowski),《扎莫希奇地区被侵占岁月的日记》（克鲁考夫斯基著）161—162

Einsatzgruppen(German police detachments),德国特别行动部队（德国警察支队）23—24,132

Ereignismeldung UdSSR reports,苏联事件报告211n.1,245n.4

“final solution”最终解决见 Holocaust 大屠杀

Finkelsztajn,Menachem,梅纳赫姆·芬克什塔因57—69,141,155,224n.5,225n.6

Fogel,Rivka,丽芙卡·福格尔91—92

fuite en avant,一场与命运的角逐117

Gazeta Pomorska(newspaper),《波斯卡报》（报纸）88

Gazeta Wyborcza(newspaper),《选举日报》（报纸）137

Geniek,Kozłowski,科兹沃夫斯基·甘尼克18

German occupation(1941)德国占据（1941）: communist sympathizers denouncedduring,~期间被揭发的共产党人55—56;Finkelsztajn testimony on,芬克什塔因关于~的证词57—69;Jewish pogroms during,~期间的犹太大屠杀56;Kupiechki,Wiśniewski brothers murdered during,56;Polish friendlyresponse to,152—154,245n.3;prohibitions concerning Jews during,132—133。也见 collaboration 通敌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German-Soviet Boundary and Friendship Treaty(1939),《苏德边境友好条约》（1939）42

German-Soviet Treaty of Non-Aggression(1939),《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10,41—42

Germany 德国:Armes Deutschland response by,“可怜的德国”144—145;Boundary and Friendship Treaty with USSR,《苏德边境友好条约》42;controversy over German army’s role in Holocaust in,关于德军在参与犹太大屠杀的争议145;Jedwabne occupation by,~占领下的耶德瓦布内10,42;Non-Aggression Treaty with USSR,《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0,41—42;sense of victimization by,~的受害感243n.2.。也见 Gestapo 盖世太保 ;Nazis 纳粹

Gerwad,Mieczysław,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73

Gestapo 盖世太保:additional testimonies on,关于~的补充证词227n.7;Bardoń testimony on role by,巴登关于~的证词84—85;Śliwecki testimony on role by,希里维奇关于~的证词226n.6;索克沃夫斯卡关于~的证词Sokołwska testimony on role by,74—76,77—78。也见 Nazis 纳粹

Ghetto Archive(Oneg Shabbat),犹太人区档案（“安息日聚会”）213n.4

Głowiński,Michał,米哈乌·格沃维恩斯基134,239n.2

Gościcki,Wincenty,文岑蒂·高希茨基93,96,102

Grądowski,Eliasz,埃利亚斯·格劳多夫斯基105

Grot-Rowecki,General(AK forces),格洛特·洛维奇将军152

Grynberg,Henryk,亨里克·格林贝格128

Grzymkowski,Stanisław,斯坦尼斯瓦夫·格日考夫斯基67

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汉堡社会研究所145

Heydrich,Reinhardt,莱因哈特·海德里希132

Historical Bureau of the Anders Army 安德斯军的历史办公室:Borawski testimony kept by,~保存的鲍拉瓦斯基证词48—51;Soviet occupation questionnaires of,43~的苏联占据时期调查问卷historiography 史学:challenging standard Jedwabne massacre,质疑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传统论点的~138—142;challenging standard World War II,质疑“二战”史传统论点的~7—8;Holocaust,犹太大屠杀11—12;of Polish martyrology,波兰殉教史143—151;regarding szmalcownicy collaborators,关于敲诈犹太人的通敌者的~8,139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3,4,6,10,41,78,152

Hochheiser,Izzy,伊兹·霍赫瑟158,159

Hochheiser,Sally,萨莉·霍赫瑟158,159

Hochheiser,Sammy,萨米·霍赫瑟158

Holocaust大屠杀:Armes Deutschland(“Poor Germany”)response to,“可怜的德国”144—145;controversy over German army’s role in,关于德国军队参与~的争议145;functionalist-intentionalist spectrum of,功能主义—意向论层面的~11—12;as heterogeneous phenomenon,作为异质现象的~124—125;inability to attain closure on,~引发了无穷无尽的问题12—13;Jewish testimonies recording the,关于~的犹太人证词24—26,141—142;Polish demographic catastrophe from,~导致的波兰人口学灾难6—7。也见Jewish pogroms 犹太大屠杀 ;The Shoah phenomenon 大屠杀现象

Ibram,Judes,瑞德·伊布拉姆96

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国家回忆研究所172

Janowaka,Irena,伊雷娜·雅诺夫斯卡112

Janowski,Aleksander,亚历山大·雅诺夫斯基112

Jedwabne 耶德瓦布内:anti-Soviet underground in,~的反苏联地下组织47—53;fires historically plaguing,~历史上的火灾33—34;history of Jewish population in,~的犹太人口历史34—35,218nn.2,4;impact of Soviet occupation on,苏联侵占对~的影响54—55;incidents of anti-semitism in,~发生的反犹事件38—39;Jewish families seeking refugee in,逃难至~的犹太家庭70—71;location of,~的地理位置33;occupations of Jewish population in,~中犹太人口比例35—36;prewar Polish-Jewish relations in,战前~的波兰—犹太关系37—38,212n.3,218n.2;recorded reception of Soviets in,历史记载中苏联军队在~得到的接待45—47;shifting Soviet/Nazi occupation of,苏德易手~10,42—53;Sovie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in,~中的苏联行政官员44;stigma attached to aiding the Jews in,在~帮助犹太人导致的污名130—131;war-time population of,战时~的人口15。也见 Jadwabne massacre(July1941)耶德瓦布内大屠杀（1941年7月）

Jedwabne Jewry memorial book,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回忆录34,140

Jedwabne Jews(Jedwabne Krichers),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36

Jedwabne massacre(July1941)耶德瓦布内大屠杀（1941年7月）: advanc eknowledge/warnings of,对~的预警72—73,90,226n.2;arrests(1949)following,~之后的一系列逮捕（1949）112—113,208n.1;burial of victim sof,掩埋~的受害者102—103;challenging standard historiography of,质疑对~的传统观点138—142;common knowledge regarding,关于~的普遍认知226n.6;destruction of anti-Soviet underground and,反苏联地下组织的捣毁与~47—53;events just prior to,~前夕发生的事件54—55;eyewitness accounts on cruelty of,目击证人对~残忍程度的阐述88—89,91—103;few survivors of,~的少数生还者103—104;German photographi crecord of,德国人对~的影像记录78,79,80,211n.2;Gestapo role in,盖世太保在~中起的作用74—76,77—78,226n.6,227n.7;Jewish propert yplundered during,~过程中被掠夺的犹太人财产105—110;Jews burne dalive in Śleszyński’s barn,在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被活活烧死的犹太人19—20,89,98,99—101,229n.9;“left-over” Jewish property motive behind,~背后意图侵吞犹太人“遗留”财产的动机105—107,110,234n.4;locatin gdocumentation on,对~的文献记录23—32;mayor/town council complicit yin,~中镇长与镇政厅的合谋73—76;official investigation of,对~的官方调查29—30;participants in,对~的参与86—88;Polish awareness of,波兰人对~的认知22,28—29;Polish-Jewish relations context of,在~背景下的犹太—波兰关系7;Raport likwidacyjny(liquidation report)on,关于~的清算报告14—15;reopening investigation(2000)of,对~的重新调查（2000）172—173;stigma attached to aiding Jews during,~期间帮助犹太人导致的污名130—131;two stone monuments commemorating,两座纪念~的石碑169—170;Wasersztajn’s testimony describing,瓦瑟什塔因描述~的证词15—22,24,97,101,140。也见 Jewish pogroms 犹太大屠杀

Jedwabne massacre documentation 犹太大屠杀文献档案:Bardoń’s confessiona ltext,巴登的自白文本113—114;eyewitness accounts as,目击证人的阐述88—89,91—103;from court trials,来自庭审记录的~26—32,214n.5;Jerzy Laudański’s petition,耶日·劳丹斯基的请愿书118—120;Jewis htestimonies as,犹太人的证词24—25;JHI(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collection of,犹太历史研究院的~收藏15,21,57,97,141,158,210n.6;Nieławicki testimony on,涅瓦维茨基关于~的证词70,71,72,73,93—94,211n.2,225n.1,232n.13;petitions from wives of arrested men,被捕者妻子的请愿书112—113;search for,寻找~23—24,209n.5;on stigma attached to aidin gJews,关于帮助犹太人而导致的污名的~130—131;two stone monument sas,两座石碑169—170;Wasersztajn’s testimony as,瓦瑟什塔因的证词15—22,24,97,101,140,141;Zygmunt Laudański’s petition,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的请愿书114—116

Jedwabne massacre participants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参与者:arrests(1949)of,对 ~的逮捕（1949）111,208n.1;confessions by,~的自白216n.6;described,对 ~的描述86—88;description of speech by,对~的声音的描述118;Laudańsk ipetition from,劳丹斯基的请愿书114—116;as “ordinary men,”作为“普 通人”的~120—121;petitions from wives(1949)of,~妻子的请愿书（1949）112—113;Soviet and German collaboration by,~与苏军、德军的合 作16—20,115—118,163;trial verdicts on,对~的庭审判决27,214n.5

Jedwabne massacre trial 耶德瓦布内屠杀案的审判:community amnesia during ,~期间社区居民的失忆28;defendant confessions/appeals during,~期间被告人的陈述和上诉29,79—85,111,216n.6,217n.10;demeanor of witness /defendants during,~期间证人和被告人的态度81—82;deposition o nmayor/town council complicity,关于镇长和镇政厅密谋的证词73—76;documentation from,来自~的文献档案26—32,214n.5;haste and verdict sin,~的草率和判决27,214n.5。也见 Jedwabne massacre documentation 犹太大屠杀文献档案

Jermałowski,耶玛沃夫斯基18

Jewish collective memory 犹太人的集体记忆:on free will/responsibility for violence,关于暴力的自由意志和责任的~133—135;on violence against Jews,关于犹太人所遭受暴力的~122—123,235n.1

Jewish pogroms 犹太大屠杀:conducted by local free will,当地居民自愿进行的~132—134;illustration of,对~的阐释231n.1;Kielce(1946),凯尔采 ~（1946）148,149,236nn.2and3;ritual murder belief as trigger for,对宗教祭祀谋杀的偏见作为~的动机123—124,150,236n.1;in surrounding villages ,在周围村子中的~70—71;testimony on Radziłow( July1941),关于拉兹沃夫~（1941）的证词57—69;in Wąsosz,发生在翁索什的~69,70。也见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Holocaust 大屠杀 ;Jedwabne massacre(Jul y1941)耶德瓦布内大屠杀（1941年7月）

Jewish population 犹太民众:alleged Soviet collaboration by,所谓的~与苏联政府的合作10—11,46—47,155,246n.11;collective memory on violence against ,对~遭受的暴力的集体记忆122—123,133—135;German prohibitin gassistance to,德方禁止人们对~提供援助133;history of Jedwabne,耶德瓦布内的历史34—35,218nn.2and4;Holocaust catastrophe suffered by,~遭受的大屠杀灾难6—7;Holocaust catastrophe suffered by Polish,波兰人遭受的大屠杀灾难6—7;occupations of Jedwabne,对耶德瓦布内的侵占35—36;prewar boundaries of existence by,战前~的存在39—40;pre-Worl dWar II,“二战”之前8;recorded reception of Soviets by,历史记载中~对苏联军队的接待45—47;Shoah episodes testimonies by,~提供的大屠杀相关事件的证词24—25,57—69;sources of violence against,关于~遭受的暴力的资料来源123—125;during Soviet occupation,苏联占据时期的 ~43—53;stigma attaching to those aiding,帮助~的人得到的污名129—131,238n.3;vulnerable to antisemitism by,在反犹主义力量面前毫无还手之力38—39;World War II hisoriography of,关于~的“二战”史学8。也见Polish-Jewish relations 波兰—犹太关系

Jewish property,犹太人的财产105—107,110,234n.4

Jewish testimonies 犹太人的证词:by Aharon Appelfeld,阿哈龙•阿佩菲尔德的证词126—128;by Chajcia Wasersztajn,夏基亚·瓦瑟什塔因的证词15—22,24,97,101,130,140,141;by Cracow pogrom victim,克拉科夫大屠杀受害者的证词149—150;JHI collection of Holocaust,犹太历史研究所对大屠杀证词的收集141;by Karolcia Sapetowa,卡洛奇娅·萨佩托娃的证词158—161;by Menachem Finkelsztajn,梅纳赫姆·芬克什塔因的证词57—69,141,155,224n.5,225n.6;by Nieławicki,涅瓦维茨基的证词70,71,72,73,93—94,211n.2,225n.1,232n.13;as obligation to record evidence,作为义务而被当作证据记录下来的~24—25;principle affirmative approac hto,对~的正面理解139—142;recording the Holocaust,记录了大屠杀的~24—26,141—142;on Righteous Gentiles,关于国际义人的~238n.3;b yRivka Fogel,丽芙卡·福格尔的证词91—92;survivor perspective of,~中的幸存者视角141—142;by Szmul Wasersztajn,施姆尔·瓦瑟什塔因的证词15—22,24,97,101,140。也见 documentation 档案文献

JHI(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犹太历史研究所15,21,57,97,141,158,210n.6

Kac,Jakub,雅各布·凯克16

Kaczyński,Andrzej,安杰伊·卡琴斯基171,172

Kalinowska,Bronisława,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97

Kalinowski,Eugeniusz,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77,81,95,100

Kamiński,Łukasz,武卡什·卡明斯基147

Karolak,Marian,马利安·卡罗拉克18,72,74,77,85,91,94,107,109,110

Karwowska,Aleksandra,亚历珊德拉·卡沃夫斯卡102

Karwowski,Kazimierz,卡齐米日·卡尔沃夫斯基106

Kersten,Krystyna,克雷斯蒂娜·克斯滕157,244n.3

Khmielnicki’s peasant wars,123赫梅利尼茨基农民战争

Khurban(foreshadowing of Shoah),灾难（犹太大屠杀的前兆）123

Kielce pogrom(1946),凯尔采大屠杀（1946）148,149,236nn.2and3

Klukowski,Zygmunt,齐格蒙特·克鲁考夫斯基161

Kobrzyniecki,Józef,约瑟夫·考布日涅茨基101—102,106,233n.25

Kobrzyniecki brothers,考布日涅茨基兄弟101—102,106

Kolno Jews(Kolner Pekelach-Pekewach),科诺的犹太人36

Komsomol(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Youth),共青团44

Korboński,Stefan,斯特凡·克日邦斯基147

Kosak,科萨克63

Kosmaczewski,Józef Anton,约瑟夫·安东·考斯玛切夫斯基63

Kosmaczewski,Leon,列昂·考斯玛切夫斯基63

Kovaly,Heda,海达·科瓦莉6

Kozłowski,Gienek,杰内克·考兹沃夫斯基105

Kozłowski,Mr.,考兹沃夫斯基先生88

Krawiecki,Eliasz,埃利阿斯·克拉维基16

Krystowczyk,Henryk,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75,108

Krystowczyk,Zygmunt,齐格蒙特·克里斯托夫奇克108

Kubrzańska,Chaja,夏雅·库布日斯卡17

Kubrzański,Janek,雅内克·库布若赞斯基131

Kupiecki,Czesław,切斯瓦夫·库比茨基55,56,224n.4

Kuropatwa,Michał,米哈乌·库洛帕特瓦99

Laciecz,Czesław,拉茨齐·切斯瓦夫18

Laudański,Czesław,切斯瓦夫·劳丹斯基99

Laudański,Jerzy,耶日·劳丹斯基18,74,76,95,97,109,117,118—120

Laudański,Zygmunt,齐格蒙特·劳丹斯基74,114—116,165

Laudański brothers,劳丹斯基兄弟106

Laudański family,劳丹斯基一家109

Laudański(Jerzy)petition(1949),耶日·劳丹斯基的请愿书（1949）118—120

Laudański(Zygmunt)petition(1949),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的请愿书（1949）114—116

“leftover” Jewish property,“遗留”的犹太人财产105—107,110,234n.4

Lenin,Vladimir Ilich,列宁167

Lewin,Joseph,约瑟夫·莱温92,95,96

Lewiniuk,莱维纽克89

Lewinowicz,雷维诺维奇52

Lipiński,Czesław,76,230n.12

Łódź Thread Factory,罗兹线厂148

Łomża Jews(Lomzer Baaloonim),沃姆扎的犹太人36

Łomża Security Office investigation,沃姆扎安全部所做的调查29—30

Łomża Yeshiva,沃姆扎授业座37

Łoziński,Paweł,帕维乌·沃金斯基128

Łuba,Władysław,瓦迪斯瓦夫·伍巴96

Majecki,Henryk,亨里克·梅耶茨基44

Malinowski,马利诺夫斯基70

Malyshev,Aleksandr Nikiforovich,亚历山大·尼基弗洛维奇·马雷舍夫44

material expropriation motive,占有财产的动机105—107,110,234n.4

Matujewicz,Grzegorz,格热戈日·玛图耶维奇29

Mazurek,Jan,杨·马祖雷克64

Miciura,Władysław,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77,86,87

Mierzejewski,Czesław,切斯瓦夫·梅热耶夫斯基96

Mierzwa,Stanisław,斯坦尼斯瓦夫·梅日瓦147

Mikołajczyk,Stanisław,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147

Misiuriew(NKVD colonel),米索雷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上校）52,115,156

Moishe,Reb Nachum,雷布·纳舒姆·莫伊舍36

Molotov,Vyacheslav,瓦切斯拉夫·莫洛托夫41

Mordaszewicz,Feliks,费利克斯·莫达歇维茨基63

MTS(Mechinical Tractor Station),机械拖拉机站114

“My Biography for1940—1941”(Borawski),《我在1940—1941年的自传》（鲍拉瓦斯基著）48—51

Nadolny(Nadolnik),Gitele,吉特蕾·纳多尔尼96

national heritage/identity 民族遗产 / 身份认同。见 Polish collective identity 波兰人的集体身份认同

Nazis 纳粹: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 with,与~的合作关系4—5;Jedwabne massacre ordered by,~命令的耶德瓦布内大屠杀17—18;postwar retribution against,战后对~的报复5—6。也见 Gestapo 盖世太保

Neumark,Janek,雅内克·诺伊马克100

Niebrzydowski,Antoni,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99—100

Niebrzydowski,Jerzy,耶日·卡利诺夫斯基100

Nieławicki,Wiktor,维克多·涅瓦维茨基70,71,72,73,93—94,211n.2,225n.1,232n.13

NKVD(Soviet secret police),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秘密警察）47,50,52,115,116,170

NSZ(National Armed Forces)民族武装部队。见 Polish underground波兰地下组织

Olszewicz,Mietek,米特克·奥尔歇维奇72,94

Oneg Shabbat initiative(Ringelblum),“安息日聚会”计划（林格本）25,213n.4

Ordinary Men(Browning),《普通人》（克里斯多弗·勃朗宁著）120

Ordnungspolizei Batallion no.101,风纪警察101大队120

Pecynowicz,Dvojra,朵拉·佩茨诺维奇71,72

Piekarz,Hershel,赫谢尔·皮卡兹151

The Place of Birth(film documentary),《出生地》（纪录片）128—129

Poland 波兰: Communist rule(1945—1948)/Stalinism of,共产主义政权（1945—1948）/~的斯大林主义164—167;examining collective identity of,~的集体身份认同135—137;invaded by USSR(1939),被苏联入侵的~（1939）42;moral disintegration of,~的道德沦丧157—163;political sympathies o fCatholic clergy in,~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政治倾向219n.9;post-World Wa rII antsemitism,“二战”后的反犹主义150—151;post-World War II workers ’strikes in,“二战”后的~工人罢工147—149;World War II demographi ccatastrophe suffered by,~在“二战”中经历的人口学灾难6—7。也见German occupation(1941)德国占据（1941）;Polish population 波兰民众 ;Soviet occupation(1939—1941)苏联占据（1939—1941）

Polish Association for Insurrection(Polski Związek Powstańczy),波兰起义协会119Polish collective identity 波兰人的集体身份认同:comm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sand,共同历史经验与~135;impact of mass murder on,大屠杀对~的影响136—137;selectivity in creating authentic,在创造真实的~时有所选择135—136;wartime martyrology as part of,战时殉道史成为~的一部分143—151

Polish Communism 波兰的共产主义:antisemitic role in,~中的反犹主义167,247n.3;nature of people supporting,人们支持~的本性164—166

Polish Communist Party,波兰共产党164—167

Polish Countryside,1939-1948(Kersten and Szarota),《波兰农村，1939—1948》（克斯滕与沙罗塔编）157—158

Polish-Jewish relations 波兰—犹太关系:antisemitism as part of,反犹主义作为~的一部分38—39;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in,在~中分配责任133—135;autonomous dynamics in,~中的自主动能9—10;boundaries of prewar,战前的~39—40;challenging historiography of,对~史学的质疑138—142;Finkelsztajn testimony relating,芬克什塔因关于~的证词58—69;inheren tdanger for Jews in,~中犹太人始终面临的危险133—134;Jedwabn emassacre in context of,~背景下的耶德瓦布内大屠杀7;Polish mora ldisintegration and,波兰人的道德沦丧与~157—163;post-World War II,“二战”后的~146—151;recollections of prewar Jedwabne,对战前耶德瓦布内的回忆37—38,212n.3,218n.2;reconciling Polish martyrology with,使波兰殉道史与~一致143—151;during Soviet occupation,苏联占据时期的 ~43—53

Polish Jewry 波兰犹太人。见 Jewish population 犹太民众

Polish population 波兰民众:friendly reception to German army by,~对德军的热烈欢迎152—154,245n.3;impact of totalitarianism on,极权主义对~的影响157—161;Jewish pogroms conducted by,~执行的犹太大屠杀132—134;moral disintegration of,~的道德沦丧157—163;responsible participatio nin atrocities by,~所犯暴行的责任242n.1;Soviet deportation of,苏联政府对~的放逐217n.9,220n.2。也见 Jedwabne massacre participants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参与者 ;Poland 波兰

Polish underground 波兰地下组织:activities near Jedwabne by,~在耶德瓦布内附近的活动47,83,228n.7,229n.8;Jedwabne massacre and destruction of,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与~的毁灭47—53;Jerzy Laudański’s membership in,耶日·劳丹斯基作为~的成员119;on Polish reception to Germany army,波兰人对德军的接待152—154;Soviet collaborators within,~中通敌苏方的人155—156

Polish workers’ strikes 波兰工人罢工:following Kielce pogrom,凯尔采大屠杀之后的~148—149;Kamiński’s research on,卡明斯基关于~的研究147—149

Polkowska,Anna,安娜·波考夫斯卡106

Popiołek,Halina,哈利娜·波皮奥韦克88

PPR(Polish Workers’ Party),波兰工人党108,116,117

PPS(Polish Socialist Party),波兰社会党147

Pravde,Mrs.,普拉福德太太92

PSL(Polish Peasant Party),波兰农民党147

Pyontkowski,Aryeh,阿里耶·品特柯瓦斯基35—36

Pyontkowski,Nachum Moishe,纳舒姆·莫伊舍·品特柯瓦斯基35—36

“A Quarter-Hour Passed in a Pastry Shop”(Głowiński memoir),《点心店里过去的一刻钟》（格沃维恩斯基的回忆录）134

Radziłów Jews(Radzilower Kozes),拉兹沃夫犹太人36

Radziłów pogrom(July1941),拉兹沃夫大屠杀（1941年7月）57—69,97,140

Radziłów Polish population,拉兹沃夫的波兰民众155

raion party committee,区党委44

Ramotowski,Bolesław 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on German photographin gof massacre,~提到德国人为大屠杀场景拍照79;on number of massacr eparticipants,~提到大屠杀参与者的人数86—87;phrasing of accusatio nagainst,对~控诉的措辞29—30;Sokołowska testimony against,索克沃夫斯卡指控~的证词80;trial of,~案15,27,154

Ramotowski,Stanisław,斯坦尼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69—70

Ramotowski trial 拉莫托夫斯基案。见 Jedwabne massacre trial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审判

Ramutowski,Bolek,拉姆托夫斯基·博莱克18

Raport likwidacyjny(liquidation report),清算报告14—15

Reznel[?],Moses,摩西·雷兹内尔[？]67

Ribbentrop,Joachim von,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41

Ribbentrop-Molotov Pact(1939),《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1939）10,41—42

Righteous Amongst Nations,国际义人129,238n.3

Ringelblum,Emanuel,艾曼纽·林格本25

Ringelblum Archive(Oneg Shabbat group),林格本档案（“安息日聚会”小组）25,213n.4

ritual murder belief,对宗教祭祀谋杀的偏见123—124,150,236n.1

Rogalski,Bolek,罗加尔斯基·博莱克18

Rothchild,Jona,约纳·罗斯齐尔德39

Rothchild,Tsiporah,茨波拉·罗斯齐尔德35

Russo-German War(1941),苏德战争（1941）54,132

Rydachenko,Mark Timofeevich,马克·季莫费耶维奇·里达歇恩柯44

Rzeczpospolita newspaper,《波兰共和日报》（报纸）171

Sapetowa,Karolcia,卡洛奇娅·萨佩托娃158—161

Secret Additional Protocol(Ribbentrop-Molotov Pact),苏德秘密协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42

The Shoah phenomenon 大屠杀现象:context of,~的背景207n.12;Khurba n(foreshadowing)of,~先兆123;as rooted in modernity,植根于现代性的 —124—125;testimonies on,关于~的证词24—25。也见 Holocaust 大屠杀 ;

Jewish pogroms 犹太大屠杀

Sielawa,Stanisław,斯坦尼斯瓦夫·希拉瓦106,107,219n.5

Sielawa,Staszek,斯塔歇克·希拉瓦100,107,219n.5

Sienkiewicz,Henryk,亨利克·显克维奇122

Śleszyńska,Rozalia,罗扎利娅·希雷辛斯卡106,171

Śleszyński,Bronisław,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22,79

Śleszyński,Edward,爱德华·斯莱辛斯基79,101

Śleszyński’s barn 斯莱辛斯基的谷仓:Jews buried alive in,犹太人在~中被活活烧死19—20,89,98,99—101,229n.9;rebuilt by Germans,德国人重建了~107—109

Śliwecki,Eugeniusz,欧根纽什·希里维奇226n.6

Sobieski,Jan,扬·索别斯基136

Sobuta,Józef,约瑟夫·索布塔27,55—56,72,91,98,106,107,215n.5,225n.1,234n.4

Sobuta,Stanisława,斯坦尼斯瓦娃·索布塔106

Sokołowska,Julia,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79—82,83,84,106

Soviet-Jewish relations 苏联—犹太关系:alleged collaboration in,所谓的~之中的合作46—47,155,246n.11;current stereotype of,目前对~的刻板印象10—11Soviet occupation(1939—1941)苏联占据（1939—1941）: alleged Jewis hcollaboration during~时期所谓的犹太通敌,10—11,46—47,155,246n.11;Bardoń’s official positions under~时期巴登的官方职务,113—114;deportation of Poles during,~时期波兰人遭受的流放217n.9,220n.2;fiv emost important officials of,~时期的五位重要官员44;impact on Jedwabn eby,~对耶德瓦布内的影响54—55;investigative/judiciary authorities during ,~时期的调查 / 司法机关28;of Jedwabne,对耶德瓦布内的侵占42—53;Jedwabne anti-Soviet underground during,~时期耶德瓦布内的反苏地下组织47—53;Laudański’s(Zygmunt)petition on collaboration during ,齐格蒙特·劳丹斯基关于自身在~时期通敌的陈词114—117;linkage between Jedwabne massacre and,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与~之间的关联10;Polish response to ending of,波兰人对~结束的回应152—154;Polish-Soviet collaboration during,~时期波兰人与苏方的合作155—157;recorded Jedwabne reception of,有记录的耶德瓦布内对~的接受45—47。也见 USSR 苏联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Stalin,Joseph,约瑟夫·斯大林3,4,6,10,41,115

Stefany,Fredek,弗莱德克·斯蒂芬尼106

Strzembosz,Tomasz,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21,47

Sukachov,Danil Kireyevich,丹尼尔·基雷耶维奇·苏卡霍夫44

Szarota,Tomasz,托马什·沙罗塔157,244n.3

Szczebrzeszyn Jews,什切布热辛的犹太人161—162

Szelawa,Franciszek,斯坦尼斯瓦夫·施拉瓦18

Szelawa,Stanisław,斯坦尼斯瓦夫·施拉瓦18,97

Szlepen[?],Wolf,沃尔夫·什雷朋62,68

Szleziński,Bronisław,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18

szmalcownicy,敲诈者8,139,207n.10

Szumowski,Father Marian,马里安·舒莫瓦斯基40

Tarnacki,Feliks,77

Tarnoczek,Jerzyk,耶日克·塔尔诺齐克18

testimonies 证词。见 Jewish testimonies 犹太人的证词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crippling impact of,~所造成的严重后果4;implemented by Hitler and Stalin,希特勒与斯大林施行的~3;logi cof collaboration incentives in,~中诱因的逻辑117—118;pattern o foccupation imposed by,~使用的侵占模式4—5;type of individua lsupporting,支持~的个体类型165—166,246n.1;World War I Iexposure of Poland to,“二战”将波兰暴露在~之下157—161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Pact of1939(Germany-USSR),《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10,41—42

trial 审判。见 Jedwabne massacre trial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审判

Trilogy(Sienkiewicz),《三部曲》（显克维奇著）123

Trzaska,恰斯卡18

UB(Urząd Bezpieczeństwa),安全部28

Urbanowski,厄巴诺维斯基93

USSR 苏联:Boundary and Friendship Treaty with Germany,与德国签署的《边境友好条约》42;German Blitzkrieg(1941)against,德国闪电战对~的攻击152—153;invasion of Poland(1939)by,~对波兰的入侵（1939）42;Non -Aggression Treaty with Germany,《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10,41—42;Polish occupation by,~对波兰的侵占10,42。也见 Soviet occupation(1939—1941)苏联占据（1939—1941）

Ustilovski,Dymitri Borisovich,迪米特里·鲍里索维奇·尤斯季洛夫斯基44

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1941bis1944controversy,关于德国国防军参与1941—1944年犹太大屠杀的争议145

Voegelin,Eric,埃里克·沃格林156

Warsaw Uprising(1944),华沙起义（1944）137

Wasersztajn,Chajcia,夏基亚·瓦瑟什塔因16,130,140,141

Wasersztajn,Szmul,施姆尔·瓦瑟什塔因15,16,24,97

Wasersztajn deposition 瓦瑟什塔因的证词:on the Jedwabne massacre,关于耶德瓦布内屠 杀15—20,24,97,140,141;meaning of,~意义21—22;testimony confirming truth of,证实~为真的其他证词101

Weszezewski[?],Ludwik,路德维卡·维什切夫斯基63,72,77,98

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documentary film),《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纪录片）22,171,211n.7,230n.17

“Wiarus”(“Old Veteran”),“退伍老兵”部队83

Wiśniewski,维希涅夫斯基49,50,56,92,95

Wiśniewski(brother),维希涅夫斯基（兄弟）56

Wizna pogrom,维兹纳大屠杀69,70

Workers’ Strikes in Poland in the Years1945-1948(Kamiński),《1945—1948年间发生在波兰的工人罢工》（卡明斯基著）147,148—149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political/social legacy of,~的政治 / 社会遗产6—7;Ribbentrop-Molotov Pact(1939)as beginning of,《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作为~的开始10,41—42。也见 collaboration 通敌 / 合作 ;German occupation(1941)德国占据（1941）;Soviet occupation(1939—1941)苏联占据（1939—1941）

World War II historiography “二战”的史学:Armes Deutschland(“Poor Germany”)response and,“可怜的德国”与~144—145;challenging Jedwabne massacre,质疑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138—142;challenging the standard,质疑主流的~7—8;Holocaust,大屠杀11—12;regarding szmalcownicy collaborators,关于敲诈者、通敌者的~8

Wyka,Kazimierz,卡齐米日·维卡157

Wyrzykowski,Aleksander,亚历山大·维日考夫斯基130—131

Wyrzykowska,Antonia,安东尼娅·维日考夫斯卡130—131

Wyrzykowski family,维日考夫斯基一家104,129—131,151

Yad Vashem authority,大屠杀纪念馆129

Zdrojewicz,Hersh,赫什·卓耶夫维奇95,96

ZSCh(peasant cooperative),农村合作社108

Żuławski,Zygmunt,齐格蒙特·茹瓦夫斯基147

Żyluk,Janina,雅尼娜·日卢克112—113

Żyluk,Józef,约瑟夫·日卢克76

Table of Contents

致谢

前言

事件梗概

资料来源

战前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准备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谋杀

掠夺

私人传记

不合时宜

人们记得什么？

集体的责任

对资料的新诠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通敌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为了一种新的史学

后记

注释

索引